合肥師管區的軍官把壯丁押運到吉林後,交給第60軍新兵團。新兵團要驗收新兵,身體不好的不要。驗收結果,一些壯丁被刷了下來。
壯丁們都為他們慶倖,以為他們能回家了。
哪想到,合肥師管區的軍官們嫌這些壯丁是“累贅”,更“不願”掏送他們回家的路費,於是,借月黑風高,把他們全部槍殺在一道山溝裏。
起義官兵淚血大控訴3:榨幹油水抓壯丁
國民黨士兵都吃過被抓壯丁的苦頭。
壯丁苦不分貧富,不分民族,只要是壯丁,都有一段辛酸苦難的經歷。
根據國民黨政府1939年的頒佈新“兵役法”,各省設立龐大的兵役機構,按人口徵兵。當時,雲南省設軍管區司令部,滇東、滇西分設師管區司令部,其下再設團管區,專司徵兵和新兵訓練。
在國民黨的兵役制度下,徵兵是地方鄉長、保長們和兵役機構軍官們榨取錢財的良機。兵役制規定“三丁抽一”、“五丁抽二”,有錢人可以賄賂他們,免去兵役。如果有錢無勢,那麼,雖然第一年能花錢逃脫兵役,第二年他們還要以各種藉口繼續派這家人的壯丁,直到油水榨幹為止。到那時,還得去當兵服役。
家住雲南省洱源縣的李繼先,當兵前,家裏三兄弟,他排行老大。兵役法規定滿18歲服兵役,李繼先17歲時就被拉去檢查身體,一連3年,均因個頭太小,體質太弱,被刷了下來。
1942年,李繼先“驗上兵了”。
那時,李繼先家雖不算富裕,但好賴在山上養了幾匹牲口。李繼先父親賣了一匹牲口,給負責徵兵的鄉長、保長和縣兵役科的人送去200塊銀圓。幾天後復查身體時,縣兵役科的人找了個理由將李繼先打發回家。
李繼先父親花了錢,本以為可以高枕無憂,沒想到,一年後的徵兵,又派到了李繼先頭上。
李繼先父親找到保長:
“去年我家已經花過錢了,今年怎麼還派我兒子?再說我兒子剛結婚。”
保長攤開雙手,做出無可奈何的表情:
“我也沒辦法,今年來我們這徵兵的換了個大官,是大理師管區的一位少校視察官。人家按戶口本查到你兒子頭上了。”
李繼先父親知道躲不過去了,於是,緩和了口氣,又問保長:
“能不能再通融一下?”
“可以,不過今年不比以往,人家明碼實價,400塊大洋。”
保長的話嚇了李繼先父親一大跳:
“我哪來那麼多錢?”
保長“嘿嘿”一笑:“嫌錢多?我有一個花錢少的辦法,不知道你願不願意?”
李繼先父親一聽,急忙央求:“快說說,如果成的話,我一定重重謝謝你。”
“我打聽好了,這次征的兵多數要送往前線,少數留在離咱這只有幾十裏的大理師管區。你先讓你兒子去當兵,然後給少校視察官送去百把塊錢,求他把你兒子留在師管區不就行啦?”
李繼先上路那天,父親將一頭騾子牽給他,囑咐:“到了大理,你把這頭騾子賣了,賣的錢你自己少留一點,買個衣服什麼的,其餘的錢全部給視察官。”
上路第一天,走了20多公里,晚上,在一家旅館住下時,視察官問李繼先:“你帶了多少錢?”
“沒帶錢。我就牽了這頭騾子,準備賣了以後把錢給你,我自己少留一點。”李繼先把父親的交代如實告訴了視察官。
“嗯?說好了400塊錢,這匹騾子值幾個錢?”視察官火了。
李繼先牽來的騾子確實不太值錢。騾子的後蹄是往後翻的,當地叫“滾蹄騾子”。這騾子雖然有毛病,但百十塊大洋還是值的。
李繼先茫然地望著視察員不知所措了。視察官見李繼先傻站在那裏沒說話,便把韁繩搶了過去:“媽個×的,說好了400元,為啥不帶?你回去弄錢去。”
李繼先回家後,沒有送錢去。不知為啥,視察官也沒來找。
又過了一年,徵兵的又來了。李繼先聞訊躲了起來,風聲過去才回家。保長得知後,便登門來找李繼先:
“徵兵的都走了,因為你不在,所以沒派你的壯丁。不過,你得跟我們到縣兵役科去解釋一下,我也好交個差。”
保長和李繼先多少有點親戚關係,李繼先沒多想,跟著去了。
豈知,一到縣城,李繼先就被縣兵役科的人用繩子捆了起來,送進警察局的牢房。本來,從各鄉抓來的壯丁都關在玉皇觀的大廟裏,由縣保安團派兵看守。李繼先沒有被送進玉皇觀,顯然另有意圖:保長和縣兵役科的人勾結起來,想吃錢。
果然,第二天來了個當官的,把李繼先提出牢房,直言不諱地問道:
“你願不願出錢?願出,就捎信叫家裏送錢來。不願,我們立刻把你送往玉皇觀。”
幾天後,父親來了,愁眉不展地沉吟了好一陣子才開口:
“你現在已經長大了,媳婦娶了,兒子也生了。家裏的情況你都知道,還有一個妹妹、兩個弟弟,你奶奶還有病,全家8口人要生活呀!這幾年,為你逃兵的事,每年都要花出去幾百塊錢,如果你再不去,把東西都賣光了,家裏人怎麼生活?”
為了一家人的生活,萬般無奈的李繼先只好進了兵營。
管兵役的鄉長、保長,有的笑裏藏刀,對老百姓連唬帶騙;有的不露聲色,變著法子讓你主動給他送錢。
雲南省嵩明縣阿子營鄉鄉長、保長則是兇相畢露、明火執仗地勒索錢財。該鄉龍家村的龍培回憶,那年月,鄉長、保長叫誰去當壯丁,誰就得去。
不去?保長帶了一幫五大三粗的兇神惡煞,三天兩頭到你家去“抓人”。一去,這家人就得管飯,吃差了不行。吃完飯,把嘴邊的油一抹,再伸手管你要“草鞋錢”:到你家抓人,撲了空,總不能讓這哥兒幾個白跑吧?每人一塊銀圓!
仗勢欺人貪得無厭的鄉丁接過銀圓,抬腿離開之前,還要丟下一句話:“過幾天,我們再來看看。”
用不了多久,這家人的財產就要被折騰得一乾二淨。
整垮了幾家後,再也沒有人敢躲避壯丁了,或者按保長開的價出錢,或者去人當兵打仗,別無選擇。
龍培17歲那年,雖然沒夠服兵役的年齡,但由於害怕家裏出不起鄉丁的“草鞋錢”,老老實實地去當了壯丁。
抓壯丁通常的辦法是先打聽好情況,趁人在家時派去鄉丁,把人堵在家裏,然後,綁走壯丁。
路南縣鹿阜鎮的李德鈺,祿勸縣普模鄉的尹大忠,都是這樣被抓去的。還有一種十分普遍的方法,就是把壯丁的父母抓去關起來當人質,逼著你要麼交現大洋,要麼當壯丁,要麼背上“不孝之子”的惡名。
1944年冬徵兵的時候,雲南省武定縣已衣鄉17歲的李開國因為走親戚不在家,鄉公所便把李開國的父親抓去關了起來。李開國聞訊急忙從外地趕回來,直奔鄉公所,替換了牢房裏的父親。
父親出牢房就被拉去訓了一頓,臨回家前,流著眼淚囑咐兒子:“到了隊伍上,千萬別開小差。開了小差,你就是死罪,咱家也會被整得傾家蕩產。”父親沒說怎樣被整得傾家蕩產,但李開國銘記在心。他知道,那幫為非作歹的鄉丁什麼事都做得出來。
李開國進監房時,裏面只有兩個人,一個是年輕的壯丁,另一個是老頭兒。老年人本來應該關在另外一個地方,因為塞不下了,才關到這邊。李開國他們被押走時,老頭兒還沒放出來。
牢房裏集中了14個年輕人時,鄉公所派了3名鄉丁,手持兩枝火藥槍、一把大砍刀,把他們押上了路。從鄉公所到縣城要走兩天,每人都要背一袋米,鄉丁怕壯丁逃跑,拿來一捆繩子,要把14名壯丁一一捆上,綁成一串兒。
正要捆,一個高高壯壯的壯丁嚷了起來:“你們抓我們父母,逼我們來,說好了不准開小差,開了小差就要整得我們傾家蕩產。我們敢跑嗎?
不行,不能綁,綁了我們就不走!”
鄉丁沒道理可說,又有點畏懼這位大個子壯丁,只好作罷。
上路後,李開國才知道,大個子壯丁是一位專吃“壯丁飯”的“壯丁油子”,難怪如狼似虎的鄉丁們都讓他三分。那年月,不少富家子弟為了逃避兵役,除了行賄外,還有一種辦法,就是花錢雇一個窮人去冒名頂替,充當派到自己頭上的壯丁。於是,有些膽大的流氓無產者就操起了這種以自己生命為本錢的“生意”,先把自己賣給富戶當壯丁,到了部隊,再開小差逃回來。逃回來後,再“賣”。越“賣”,膽子越大,越跑,路子越熟。
這種人本來家裏就窮得“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根本不怕鄉長、保長之流“讓你傾家蕩產”式的敲詐。那位“壯丁油子”家裏惟一的親人是白髮蒼蒼的老母親,老母親守著的財產只有一間四壁透風的破草棚、一口破鍋。別的一無所有。鄉長、保長拿他沒辦法。每次抓壯丁,只要在我手上不跑就行,交給師管區後,隨你便,被人整死也好,逃回家也罷,都與我無關!
當然,這些吸血鬼也不傻,面對張冠李戴活生生的冒名壯丁,他們雖然閉上一隻“秉公執法”的眼睛,但另一隻“生財有道”的眼睛卻睜著,不但睜著,還瞪得大大的,目不轉睛地盯著人家的錢口袋:要我不說破這欺騙國家的勾當?可以,拿錢來!
窮人、富人,兩頭的錢全吃!
壯丁被抓去後,一般先關在鄉公所。那時的鄉公所都有牢房,龍培在鄉公所時,關他的地方是地牢。關在鄉公所裏的人湊夠了數,就往區公所送。區公所的壯丁數差不多了,再往縣裏送。
在縣裏,眾多的壯丁通常都擠在一些很大的房子裏,躺下去翻身都困難,窗子是封死的,只留個門洞,屋子中間放一隻解大小便的馬桶,屋裏臭氣薰天。16歲的羅珠成被抓進石屏縣城後,親眼看到因為關人的房子不夠,一些壯丁被梆在大木樁上。
縣城的壯丁集中得差不多了,再往師管區或部隊送。都是一路有人“持槍押送”,壯丁們被繩子捆成一串一串的,很難跑脫。
也有逃跑的。
跑了的壯丁不被抓住則已,一旦被抓回,很少有人能活下來不去見閻王。
沒逃跑的,也有被送去見了閻王。
整訓期間,東北軍區政治部文工團演出反映抓壯丁內容的歌劇《血淚仇》,在起義官兵中反響最為強烈。
安徽省肥西縣三河鄉周家小村的黃金明,1947年夏天,被鄉公所“派”了壯丁。
黃金明不在家,就把黃金明父親抓去關了將近一個月,一直關到黃金明祖母把黃金明找回來,再由鄉公所把黃金明送到合肥師管區後,才把黃金明父親放出來。
解放後黃金明才知道,他家兩兄弟都未成年,本來,壯丁應該派到一戶地主家,地主行了賄,才抓到他頭上。
壯丁集中後,交給合肥師管區,從陸路押往上海,準備從上海海運到葫蘆島,再由鐵路輸送到吉林,補充給第60軍。
在押往上海的途中,壯丁一律用繩子捆著,一個班捆成一串,用槍押著。
行軍、吃飯、睡覺,繩子都不解開,拉屎也是一串一串地去。
“媽個×的,狗日的國民黨根本不把我們這些當兵的當作人!”說到這段歷史,黃金明幾乎每說上一二十句話,就要咬牙切齒地痛駡一句國民黨。
路上吃的、住的,連豬、狗都不如。
有些壯丁生了病,走不動路了,就打,讓你硬挺著繼續走。個別壯丁本來就病魔纏身,受此番折磨,上路沒幾天就不行了,再怎麼打也挺不起來。
遇到這樣的人,軍官索性割斷繩子,把奄奄一息的壯丁丟在路旁,是死是活就不管了。
黃金明說,有一個壯丁被扔在路旁後,大家看見他“哼、哼、哼”地還有口氣,就央求當官的:“長官,他還沒斷氣呢,丟在路旁沒人照顧就活不成了,讓我們背著他走吧!”
軍官嫌生病的壯丁帶著麻煩,吼了一聲:“不行!”
黃金明所在的壯丁連有一百七、八十人,黃金明親眼看見被扔在路旁不管死活的壯丁,有6人。
到達上海頓船後,全部壯丁被塞進底艙,拉屎、撒尿全在裏面,根本不讓你上來。撒尿必須班長批准。若班長不高興,叫你“憋著”,你就得憋,實在憋不住了,只好往自己的鞋子裏撒。不能撒在地上,因為大家都在艙內躺著、坐著,擠得緊緊的。
壯丁被集中到合肥師管區之初,每人發了一頂草帽,白天用來遮日擋雨,晚上睡覺墊在身下當“褥子”用。
登船後,又多了一項用途,就是當便盆。壯丁要拉屎,只能拉在自己的草帽上,拉完以後,再把草帽上的大便倒掉。
草帽還得撿回來。不撿回來,下次解大便怎麼辦?
再說,睡覺還指望用它當墊子呢!
由於艙門不讓打開,艙內空氣十分污濁,加上潮濕,不少人都生了病,又得不到治療。押運壯丁的軍官怕傳染病流行,所以,只要他們認為“不行了”,就派人把生病的壯丁活活扔進大海。
黃金明親眼看見有5人被扔進大海。
有一個壯丁在被抬上甲板的時候,一邊哭叫,一邊求饒:“長官,求求你們,不要把我扔了!你們不管我不要緊,我自己回家,我會要著飯回家!”
“要飯?要什麼飯?去你媽個×吧!”軍官一邊罵,一邊把擔架上病重的壯丁掀下大海。
“我們這些人看見了都掉淚啊!
今天是他,明天搞不好可能就是我,很難說。我知道自己什麼時候完蛋?
媽個×的,真不把我們當人呀!”
當黃金明用憤怒的咒駡來填補心中不平的時候,他語言中的重音,並不在詛咒,而在一個“真”字。
仿佛,老人擔心沒有此番經歷的人,會把他的訴說當成天方夜譚的“瞎話”!
黃金明還講述了一件更令人髮指的事情。
合肥師管區的軍官把壯丁押運到吉林後,交給第60軍新兵團。新兵團要驗收新兵,身體不好的不要。驗收結果,一些壯丁被刷了下來。
壯丁們都為他們慶倖,以為他們能回家了。
哪想到,合肥師管區的軍官們嫌這些壯丁是“累贅”,更“不願”掏送他們回家的路費,於是,借月黑風高,把他們全部槍殺在一道山溝裏。
本來,這事做得很隱秘,但那些軍官平日不把壯丁當人看,已經習慣了,開槍打倒壯丁們後,懶得一個個仔細驗屍,
結果,一位槍傷未致命的壯丁又活了過來,爬到老百姓家,被老百姓送到了第60軍新兵團。
於是,這件事情才在軍營裏悄悄傳開。
當然,進了軍營的壯丁仍然逃脫不掉生存過程中的噩運,等待他們的,還有殘酷的封建軍閥制度培育出來的人間活閻王!
文/高戈里
2007年3月31日
圖為起義官兵在控訴運動中高呼口號
福建東南新聞網 2009-05-16
記者傅雙琪、來建強
新華網
銅砵村去台人員沈木花(右邊吹簫者)返鄉與親人團聚(資料照片)。福建省東山縣有一個銅砵村,59年前,國民黨敗退臺灣時強抓壯丁,致使這個村91名年輕婦女被迫與丈夫離散,一夜之間銅砵村成了“寡婦村”。 經過38年的等待,1987年臺灣開放臺胞來大陸探親。1987年到上世紀90年代初,每年回鄉探親的去台人員都有2000多人,清明節、中秋節、春節回鄉的人更多;回東山縣定居的去台人員有300多人。“寡婦村”已漸成歷史,但這段歷史是兩岸關係變化發展的一個縮影,既承載著臺灣與大陸分離的不幸,又維繫著兩岸生死相連的親情。新華社發
福建東山縣銅缽村安靜地坐落在面海的緩坡上,村道狹窄,兩旁整潔的二層小樓正好遮住了正午強烈的陽光,偶爾可見小狗和小孩跑過的身影。來訪者恐怕很難聯想起它著名的別稱“寡婦村”。
59年前5月的一個晚上,這個閩南小漁村裏17歲到55歲的男人都被潰退臺灣的國民黨軍隊抓到金門當兵。被抓走的147人裏,有91人當時已結了婚。這些夫婦從此被分隔在海峽兩岸數十年,留在大陸的妻子們都沒有再嫁,形同“守寡”,這就是“寡婦村”的由來。
“現在,我們村已經不能算‘寡婦村’了,許多老人相繼過世,91位妻子裏只有18人還健在。”寡婦村展覽館館長黃鎮國說,“村裏人都不願意再提及這個別稱,因為它代表了一段悲慘的往事。”
據介紹,這些老婦人不外乎三種命運:第一種,一別成永別,夫婦再也沒能重逢;第二種,一夫兩妻,丈夫在臺灣再婚,1987年兩岸開放人員往來之後,他們帶著臺灣的妻子回來探親,便有了“一夫兩妻慶團圓”的場景;第三種,落葉歸根,丈夫從臺灣回來定居,與妻子團圓。
“第三種是少數。147人裏,只有19位回來定居。”黃鎮國說。
89歲的陳巧雲是等到與丈夫團聚的少數幸運者之一。
分別時,她丈夫36歲,唯一的兒子剛5個月;
再見時,丈夫已是74歲的老人。
如今,她與兒媳、兩個孫子和3個曾孫共同居住的二層小樓,就是丈夫返鄉定居時修建的。
“他只在這裏過了兩年,就生病過世了。”陳巧雲說。丈夫的遺像被高高掛在廳堂的右上角,與2001年過世的兒子的照片放在一起,無聲見證著這個家庭的悲歡離合。
“有時候,我看到回來定居的丈夫扶著妻子,在村裏的小街上慢慢走,真是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黃鎮國說,“回來定居的丈夫們,現在只有3位還在人世。”
自小學四年級起,黃鎮國就替這些不識字的婦人們給臺灣的親人寫信。“1987年以前,信不能寄到臺灣,只能先寄給外國的親友,再轉到臺灣,1987年以後,可以在信封上寫臺灣的位址了,但是一封信最少要11天才能寄到”。
作為一位代書人,去年12月15日兩岸通郵是他忘不了的日子。“大快人心。大家努力了幾十年,終於實現了。”黃鎮國說,“現在,只要幾天了,和寄到大陸其他地方一樣了。”
不過,如今找他寫信的人再也不像當年那樣排成長隊,電話和互聯網代替信件成為溝通兩岸的手段。他說:“大家都說我‘退休’了,可是我很高興,看到兩岸的聯繫越來越多,越來越方便。”
今天的銅缽村和福建沿海眾多村莊並無兩樣。因為獲得海外和臺灣親友的幫助,村裏許多人家比別的村子更早蓋起了新房子。黃鎮國回憶說,村裏第一部彩電,就是臺灣親人探親時帶回來的。
“不過,隨著我們這裏的經濟條件變好,大家對這些都看得很淡了,希望親人們多多走動,才是最重要的。”黃鎮國說。
儘管悲劇的影子漸漸淡去,但是坐落在村頭的寡婦村展覽館自10年前建成以來一直向來訪者介紹著這段歷史。二樓展覽廳裏,掛著一面留著裂痕的鏡子。
“這就是寡婦村這段歷史的象徵。摔碎的鏡子儘管粘好了,裂痕還是在的。”當了10年館長的黃鎮國說,“這樣的悲劇並不是銅缽村才有,應該說遍佈全國。這裏不過是一個典型的縮影。”
村中的老榕樹,當年是妻子們眺望海峽對岸親人的地方。如今,樹下蓋了一座涼亭,一位拄著拐杖的老人在亭中小坐,他就是從臺灣回來定居的丈夫們之一。
七十年前被抓壯丁 臺灣老兵重游朝天門
70年後,臺灣老兵陳銀山(中)重遊朝天門。
記者 何薇 實習生 李書鴻
重慶晨報 2007-03-29
因回鄉尋親盤纏不夠而被困重慶的臺灣老人陳銀山昨天來到朝天門,這裏是他70年前被抓壯丁的地方,如今已找不到當年的影子。昨日下午,老人在市台辦工作人員的陪伴下,踏上了返鄉之路。
“太漂亮了,變了這麼多啊!”
昨日一大早,我市某酒店的負責人陪老人去了朝天門,70年前,陳銀山在這裏賣茶葉蛋時被抓了壯丁,此次老人回鄉借道重慶也就是想再去看看朝天門。
市台辦工作人員告訴記者,他們已和鄰水縣委取得聯繫,將由鄰水縣委安排老人回鄉後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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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的爸爸】
□ 當九一八事變以後,馬占山將軍的“東北義勇軍”,是中國第一個以行動抗日的團體。在這個團體以行動抗日的時候,其他團體還在“親日”、“媚日”或觀望之中,我爸爸當時就是馬占山將軍的秘密盟員。馬占山將軍是武人,他有一位替他拿主意的軍師,就是吳煥章。吳煥章是爸爸最好的朋友,他叫我爸爸做二哥。為人風趣、熱情而細心。吳煥章一九三五年起做立法委員、一九四四年做三民主義青年團黑龍江省支團代表、一九四五年做國大代表、興安省主席,到臺灣後做「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台中研究區主任的閒職。九一八事變後,他和我爸爸展開抗日工作;盧溝橋事變後,我爸爸留在北京,吳煥章“同意由李同志參加敵偽組織內,做掩護與策動各工作”。由東北挺進軍總司令馬占山將軍秘密任命。所謂“同志”,是同馬占山將軍抗日志願的有志一同,並非國民黨。我爸爸在淪陷區背“漢奸” 之名、做地下工作,抗戰勝利後,吳煥章簽署了一封他證明我爸爸清白的密件,是寫給當時國民黨特務頭子郭紫峻的,吳煥章這封密件,最後使我爸爸總算免掉了牢獄之災。至於抗日的功勞、做地下工作的功勞,當然是沒有獎勵的,不坐牢就是獎勵,──這就是國民黨的酬庸與寬大啊!
■ 吳煥章雖然一直跟國民黨有關係,到臺灣後,也淪為閒職了,東北人忠黨愛國下場,也不過乃爾。一九四九年後,大家流亡到臺灣,他們這一代報銷了,有賴下一代了。
□ 下一代該算“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完結篇吧?龍應台也該抽樣式帶到吧?像吳煥章的兒子吳丁凱,學成回台,做了辜振甫公司的總教頭。吳丁凱最後婚姻破碎,太太改嫁給張忠謀。亂世的悲歡離合,有的也頗足醒世。古人寫“醒世姻緣”,“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帶來的,光從姻緣切入觀察、反向追蹤,就思過半矣。
■ 這種兩代故事,站在第一線的東北人,他們的故事,才真能使人們知道“一九四九”吧?龍應台知道得太少了吧?她不訪問訪問嗎?
□選出訪問對象,也要眼光呢。
■ 談一九四九,六十多年前了,很多當事人都死光了吧?
□有沒死的,為什麼不訪問訪問?
■東北人嗎?
□就東北人吧,像關中。
【關中玩馬桶】
其實啊,有文字資料可循的,不一定要訪問。關中對我敬而遠之,我們從不來往,只不巧吃過一次飯,但我很知道他,在餐桌上,我藐著他,想到他的玩馬桶故事。
根據一九九二年十一月號“中國男人”的報導:關中的父親是已故資深立委關大成,在抗戰時是地下工作人員。關中四歲那年,關大成被日本特務逮捕,全家人跟著入獄,當時關中年紀還小,但有些際遇片斷卻使他終生難忘。關中回憶說,他們原先住在平津一帶,為了逃避日本人追緝,便搬到父親的老家安東暫住,安東是荒僻的地方,但日本人還是找到了。他們打他母親,由屋子這頭一巴掌打得滾到屋子那頭去,再一巴掌打回來,場面的慘烈,幾乎把年幼的關中嚇死了。關進監獄後,關中至今仍能回憶的景象就是冷冰冰的四壁,家人蜷縮在角落,耳邊聽到的,是犯人腳上鐵鍊的拖曳聲和被拷打時的哀嚎聲。當時他的玩具是囚房內每天拿進拿出的馬桶,那麼髒的東西,他卻常去把玩,因此總是被母親喝斥,甚至挨打。他與小他兩歲的妹妹同時在獄中出麻疹,妹妹未能熬過,死在獄中了,母親哭得死去活來的景象,至今仍是關中難以磨滅的回憶。抗戰勝利後,關中的父親由地下工作人員成為東北的接收大員,但沒幾年東北局勢逆轉,全家又隨著軍隊撤退。關中說他記得軍車抵達四平街時,剛剛結束戰鬥,到處是死屍,嚇得直哭,連晚飯都不敢吃,總覺得家人分給他的饅頭可能是人肉做的,感到噁心。清除戰場的卡車停靠路邊,屍體一具一具往車上扔,水溝內全是血,關中終於見識到什麼是血流成河。
關中小我六歲,生在一九四○,到臺灣時才八歲。他在臺灣長大,他走的,是國民黨當權派的路,留學歸來,歷任國民黨中央青工會副主任、政策會副秘書長、臺北市黨部主任委員、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行政院青輔會主任委員、國民黨中央組工會主任、副秘書長、中廣公司董事長、立法委員、銓敘部部長、考試院副院長、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內政組召集人、世界龍岡親義總會主席、國民黨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國民黨副主席、考試院院長。他一輩子追隨國民黨,最後在殘山剩水的小朝廷裏做了大官。他一輩子對我敬而遠之,只是不幸與我同桌一次,我看他低頭吃飯,一定想不到我這樣近距離的觀察他遠距離的歷史。他很勤奮,做了大官,仍然不忘記研究和寫書,檢討國民黨的歷史。我遺憾他“始終達不到”檢討的深度──國民黨“禍國殃民”那一深度。但他比小他十二歲的乳臭龍應台可有深度得太多了,他見識過什麼是牢獄、酷刑、和戰亂。他在這方面有身歷與深度,而龍應台呢,只是一層皮。英諺說“美貌只是一層皮”(Beauty but skin deep.)。龍應台長得像個不修邊幅的棄婦,沒有美貌可言,但她的歷史知識,的確只是一層皮,她“不自量力”,大談“一九四九”,連關中都要“皮笑肉不笑了”。
【可以這樣“二二八”嗎?】
■ 我們可以從許多角度來看“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在這個範疇下,“二二八”太重要了。龍應台明明在閃躲這個大題目。
□ 不止於閃躲,而在“扭曲”。龍應台不斷閃出一種氛圍,就是臺灣的文化處處高於大陸的,搬出高高在上的學術名詞,要你說服她。她把“二二八”定位成“兩個文化的劇烈衝突”、“兩個現代化進程的劇烈衝突”,說得太玄了吧?“二二八”是多麼“一九四九”的題目,“二二八”後兩年就是“一九四九”,龍應台顯然閃躲了這個大題目,如果全部閃躲,也就罷了,她特別根據彭明敏的“記得”,來了彭爸的一段往事: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臺灣全島動亂,爆發劇烈的流血衝突。彭清靠是高雄參議會的議長,自覺有義務去和負責“秩序”的國軍溝通,兩個文化的劇烈衝突──你要說兩個現代化進程的劇烈衝突,我想也可以,終於以悲劇上演。
彭清靠和其他仕紳代表踏進司令部後,就被五花大綁。其中一個叫塗光明的代表,脾氣耿直,立即破口大駡蔣介石和陳儀。他馬上被帶走隔離,“軍法審判”後,塗光明被槍殺。
彭明敏記得自己的父親,回到家裏,筋疲力盡,兩天吃不下飯。整個世界,都粉碎了,父親從此不參與政治,也不再理會任何公共事務:
……他所嘗到的是一個被出賣的理想主義者的悲痛。到了這個地步,他甚至揚言為身上的華人血統感到可恥,希望子孫與外國人通婚,直到後代再也不能宣稱自己是華人。
帶著“受傷”記憶的臺灣人,不是只有彭明敏。
龍應台“不畫龍”,卻點出血淋淋的眼睛,是“什麼意思”呢?
既然說是“流血衝突”,“衝突”總有雙方面吧,為什麼看來只是單方面的呢?
■ 這就是龍應台的“手法”,她“只掏出”一段血淋淋切片,別的都不管了,這叫什麼“文化”啊?
這不是在“惡意挑撥”嗎?
談“二二八”,只談外省人殺本省人,“不談”本省人殺外省人,單方面挑起本省人的仇恨,這是什麼意思呢?
龍應台談“二二八”,只根據彭明敏的“文化”,談到的本省人暴行只是打了菸酒公賣局職員,“職員被痛打”、“幾個公賣局職員被毆打重傷而致死亡”。
事實上,這麼簡單嗎?這麼仁慈嗎?
【“臺灣菁英”怎樣奸殺外省女人】
□ 根據唐賢龍“臺灣事變內幕記”(又名“臺灣事變面面觀”)第九十一頁、九十二頁、九十五頁:
一、二十八日早上十一時許,在臺北新公園中,除了打死十幾個外省人,毆傷二十幾個公務員外,更有一個年輕的少婦,攙了她底一個三歲的小孩子,正想由偏僻的小道中跑回家時,卻被幾個流氓們攔住了,他們對她盡情的調戲後,便一刀將她的嘴巴剖開,一直割裂到耳朵邊,後將她的衣服剝得精光,橫加毆打,打得半死半活時,便將她的手腳捆起來,拋到陰溼的水溝中,該婦人慘叫良久後即身死。當該小孩正在旁邊哭喊媽媽時,另一殘暴的臺灣人,便用手抓住該小孩之頭,用力一扭,即將該小孩之頭倒轉背後,登時氣絕。
二、又在萬華附近,一小孩被民眾將雙腳捆起,將頭倒置地上,用力猛擊,直至腦漿流出時方將其拋于路旁。
三、又在臺北橋附近有兩個小學生,路遇民眾,因逃跑不及,即被民眾捉住,民眾一手執一學生,將他們兩個人的頭猛力互撞,等到該兩小學生撞得腦血橫流時,旁觀之民眾猶拍手叫好。
四、又當天下午,在臺北太平町,有一開旅館之孕婦,被民眾將其衣服剝光,迫令其赤裸裸地遊街示眾,該孕婦羞憤無已,堅不答允,便被一手持日本軍刀之臺灣人,從頭部一刀下去,將該孕婦暨一即將臨盆之嬰孩,劈為兩段,血流如注,當場身死。
五、又在臺灣銀行門前,有一個小職員,當他剛從辦公室裏走出來,即被一個臺灣人當頭一棒,打得他腦漿迸流,隨即殞命。
六、這時,適有一對青年夫婦路過此地,又被群眾圍住,吆喝喊打,嚇得他們跪在地上求饒,時有很多臺灣的小學生擠進人叢中,一看原來是 “阿山”,便連忙你一腳、他一腳,將他們兩人踢在地上滾成一團,這時民眾更拳腳交加,棍棒齊揮,不一會,他們便被打得血肉模糊,成了兩具破爛的孤魂。
七、在新竹縣政府的桃園,被羈囚於大廟、警察局官舍與忠烈祠後山三地之外省人,內有五個女眷被臺灣一群流氓浪人強行姦污後,那五位女眷於羞辱之餘,均憤極自縊殉難。
八、而該縣大溪鎮國民小學女教員林兆熙被流氓呂春松等輪奸後,衣服盡被剝去,裸體徹夜,凍得要死,後被高山族女縣參議員李月嬌救護始脫險。
若說以上唐賢龍的書不可信,那麼李登輝主持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為何一再引證?該報告全書中,在這一章有註釋五百九十七個,其中光唐賢龍的書就引了十九個,可見倚之甚殷,只是奸殺外省人之事,一概不引,其他行兇,加上但書而已,如“打殺”“砍殺”就要給加上“據聞”並予以消音?這是什麼意思?什麼學術?把同一作者、同一書予以前言不對後語,這是什麼唐賢龍?
【龍應台的奸殺文化論】
■龍應台口口聲聲把“二二八”定位在臺灣人與大陸人的文化高低上,有一條史料,倒跟龍應台不謀而合。據“臺灣員警”第二卷第十、十一期轉載“臺灣『二二八』事件”(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
當二十八日下午開始焚燬專賣局時,全市各街巷到處皆有暴徒集團尋找來自國內之外省人施以毆打,名之曰“阿山”,是以“阿山”若為彼輩所瞥見,皆不能逃過“打”的劫數,重時斃命,輕亦在殘廢之列,雖婦孺孕婦亦無一倖免,據記者所知:一數歲之兒童隨其母出街,途遇暴徒,用刀將其母之嘴割裂至耳,復將衣服剝光痛毆垂斃拋之於水溝,其子被用力扭轉面部倒置背後即時氣絕斃命;又一小孩被其雙足扠起倒吊,將頭部猛向地上碰擊,至頭破血流而甘心;又一將兩小孩之頭互為相碰,至腦血橫流,而引為快事;又一孕婦亦被暴徒用日本之武士刀對腹部插入,即時兩命嗚呼。此種狠毒手段,不勝枚舉,慘絕人寰之事,不意竟發生在此號為文化水準高於國內任何一省之臺灣,聞者毛骨悚然,何況目睹其狀者。
這是唐賢龍“臺灣事變內幕記”以外的另一報導,其中特別提到“文化水準高於國內任何一省之臺灣”,不正是龍應台文化優劣論的先驅嗎?從殘殺小孩到奸殺婦女,重重暴行,豈能以“文化”一筆帶過嗎?有這些殘暴行徑的人,還有什麼“文化”?
【台、俄奸殺大比賽】
□ 什麼例子能跟“二二八”時的“文化”高於外省人的“臺灣菁英”相比?奇怪的是,居然在龍應台的書裏,可以找到“文化”的答案。“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書中絕口不提“臺灣菁英”強姦、輪奸又殘殺外省婦女的事,但卻看見俄國大兵強姦、輪奸又殘殺中國婦女的事,在她書中,特別有這麼一大段:
那一年冬天,二十一歲的臺北人許長卿到瀋陽火車站送別朋友,一轉身就看到了這一幕:
瀋陽車站前一個很大的廣場,和我們現在的(臺北)總統府前面的廣場差不多。我要回去時,看見廣場上有一個婦女,手牽兩個孩子,背上再背一個,還有一個比較大的,拿一件草蓆,共五個人。有七、八個蘇聯兵把他們圍起來,不顧眾目睽睽之下,先將母親強暴,然後再對小孩施暴。那婦女背上的小孩被解下來,正在嚎啕大哭。蘇聯兵把他們欺負完後,叫他們躺整列,用機關槍掃射打死他們。
龍應台的“視野”,到了中國東北,但我“奇怪”,她為什麼到不了臺灣?就在“那一年冬天”後的兩三個月裏,“二二八”的場面豈不出現了俄國大兵的暴行,光天化日、強姦輪暴、殺死婦孺,試問那一樣少了?
龍應台為什麼提都不提?
當然俄國人的暴行要振筆直書,可是,臺灣人的呢?今天自李筱峰以次,都把 “二二八”的臺灣人供成“臺灣菁英”,但怎麼掩飾那有俄國大兵行徑的“菁英”呢?他們不是“臺灣人”嗎?
【龍應台只寫俄國大兵在強姦】
■ 他們當然是臺灣人,尤其是手執武士刀的臺灣人。但在“二二八”時候,與俄國人有什麼不同呢?
□俄國人是白種人、臺灣人是黃種人。並且,俄國人暴行的對象是外國人,大陸人對臺灣人說來,是外國人嗎?
■他們是台獨分子吧?當然把大陸人看成外國人。
□台獨分子嗎?先成立“臺灣獨立國”再說吧。民進黨執政了八年,連個所謂“中華民國國歌”都不敢改,還吹牛什麼臺灣獨立呢?
■ 他們說改國歌要修憲,有困難。
□他們胡扯。所謂“中華民國憲法”中,根本沒有國歌條款,改國歌,一道命令就改了。可是當政八年的民進黨政府命令都不敢下,誰相信他們真搞台獨啊。
■別扯遠了吧,還是比較比較“臺灣菁英”與俄國大兵吧。
□看了龍應台的文字,對照起“二二八”時“臺灣菁英”輪姦外省人的記錄,一何酷似啊,我們能無驚心的對比嗎?“臺灣菁英”奸殺中國人,與俄國大兵奸殺中國人,大同小異之處,該是俄國兵在殘忍上,恐怕甘拜下風呢!
試看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臺灣省『二二八』事變記事”(一九四七年)中記錄: “其最殘忍者,為將婦女裸體毆打,甚至以刀刺其腹,以石塞其陰戶,令其行走,拒者即刺殺之。”看來俄國兵還幹不出“以石塞其陰戶”吧?再看曾今可“臺灣別記”(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六日)的記錄:“還有些婦孺是被暴徒把雙腳拉開拉死的!”看來俄國兵還幹不出把“婦孺雙腳拉開拉死”吧?
【何須走一趟才知道】
■結論呼之欲出了,“台俄奸殺大比賽”,裁判結果,臺灣人勝了老毛子。龍應台去了一趟長春,回來寫出了俄國大兵,又引伸寫道:
你聽說過索忍尼辛這個人嗎?
沒聽過?沒關係,他是一九七○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透過他,這個世界比較清楚地瞭解了蘇聯勞改營的內幕,可是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歲的索忍尼辛是蘇聯紅軍一個砲兵連上尉,跟著部隊進軍攻打德軍控制的東普魯士。紅軍一路對德國平民的暴行,他寫在一首一千四百行的“普魯士之夜”裏:
小小女孩兒躺在床上,
多少人上過她──一個排?一個連?
小小女孩突然變成女人,
然後女人變成屍體……
這首詩其實寫得滿爛的,但是,它的價值在於,索忍尼辛是個現場目擊者。
可是你說,你從來就沒聽說過蘇聯紅軍對戰敗德國的“暴行”;學校裏不教,媒體上不談。
你做出很“老江湖”的樣子,說,還是要回到德國人的“集體贖罪心理學”來理解啊,因為施暴者自認沒權利談自己的被施暴。
我到長春,其實是想搞懂一件事。
我好奇怪,一比較就知道的事、一翻查就知道的事,對龍應台說來,為什麼要那麼麻煩?
□一九九○年,呂秀蓮去了一趟大陸,回來說:她發現,大陸十一億人口對“臺灣是我們的”的觀念,加上軍事力量,對臺灣是相當大的威脅,而獨派人士若不能擺脫閉門造車的作法,非常可能刺激中共,若因此造成對我方人民利益的傷害,是非常不負責任的行為。呂秀蓮的覺悟,自然令人高興。不過,我總覺得,作為第一流的知識份子,瞭解一個地區,若一定得靠“走一趟”為必要條件,才知道什麼、才覺悟什麼、才猛醒什麼,似乎又未免太直接了、太浪費了、太遲鈍了。第一流的知識份子,應該有本領像中國大哲學家老子那樣“不出戶,知天下”,才算功夫。對大陸對臺灣的態度、對台獨絕不可行的認知,還需要靠“走一趟”才清醒嗎?這樣子的求知方式,太笨了一點吧?
龍應台去了一趟長春,令我想起呂秀蓮。不過,龍應台還不如笨蛋呂秀蓮。龍應台說她“到長春其實是想搞懂一件事”,僕僕風塵的,她回來了,其實她連這件事也沒搞懂。哎呀,她還是做點文藝批評吧,國家大事、思想趨向,不是她搞得懂的。
【是誰引來俄國大兵?】
■ 龍應台大談俄國大兵在東方的暴行,並比照他們在西方的,同樣是只談“現象”,不談“原因”。記錄上說,一個俄國大兵強姦了德國女人,從女人身上爬起來,說:“你們的德國大兵在我們蘇聯,就這樣。”嫁到德國的龍應台,從來不談這一因果。不是說被強姦的是應該的,而是說“原因”也該同時攤出來,並且要區分出來。德國對蘇聯是侵略者、蘇聯對中國卻是加害者,中國還是戰勝國耶,戰勝國的女人還要被強姦、被奸殺,這是什麼道理?要問誰啊?
□要問蔣介石啊、要問蔣經國啊、要問王世傑啊。是誰引來俄國大兵,看看記錄吧。一般說法是“雅爾達會議”上美國總統羅斯福(FDR)逼中國承認外蒙古獨立。但從“顧維鈞回憶錄”裏,明明看到:不論從美國總統的回信裏,還是從英國外相、美國國務卿的談話裏,還是從中國老外交家的失望裏,都證實出在外蒙問題上,蔣介石及蔣經國、王世傑之流做了不該做出的讓步。──美國主子要你蔣介石賣國,沒有錯,但沒要你賣那麼多!事實上,可以不賣那麼多!可以不賣那麼多卻要賣那麼多,這就是怪事了。“要五毛,給一塊”式的加碼賣國,也是美國逼你的嗎?
在蔣經國的回憶中,我們得到了答案:
史大林問我:“你們對外蒙古為什麼堅持不讓它『獨立』?”我說:“你應當諒解,我們中國七年抗戰,就是為了要把失土收復回來,今天日本還沒有趕走,東北臺灣還沒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敵人手中;反而把這樣大的一塊土地割讓出去,豈不失卻了抗戰的本意?我們的國民一定不會原諒我們,會說我們『出賣了國土』;在這樣情形之下,國民一定會起來反對政府,那我們就無法支持抗戰;所以,我們不能同意外蒙古歸併給俄國。”
我說完了之後,史大林就接著說:“你這段話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過,你要曉得,今天並不是我要你來幫忙,而是你要我來幫忙;倘使你本國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會提出要求。今天,你沒有這個力量,還要講這些話,就等於廢話!”
寫得多清楚啊,因為是“你要我來幫忙”,所以我才要你的外蒙古。不過,所謂要蘇聯幫忙,不論人家盟國的目的也好、自己賣國的目的也罷,都在使蘇聯出兵、請蘇聯“來幫忙”。但是,八月八日蘇聯外長莫洛托夫(Molotov)向王世傑的宣佈,證實中蘇關係尚未達成協定前,它已出兵了,那麼國還要不要賣,就該從長計議才是。但是,妙的是,這些賣國者,卻仍要照賣不誤,這不是賤種嗎?更妙的,八月十四日日本都投降了,八月十五日蔣介石以下賣國者還向蘇聯簽約大賣。王世傑八月十五日日記上說:
中俄文約稿書寫需時,簽字手續直至今晨六時始在克里姆林宮舉行。但蘇聯已於數小時前廣播,謂已簽字。蓋日本接受投降條件之答覆適於今晨二時到達此間也。
為什麼蘇聯方面要捏造簽字時間,提前“數小時”呢?因為日本已在“今晨二時”投降了,連蘇聯都不好意思在日本投降後向戰勝國要土地了,只好捏造說外蒙古是在日本還沒投降前就獨立了。多氣人啊!日本投了降,戰勝國的中國還要簽約賣國。蔣介石、蔣經國、王世傑之流多莫名其妙啊!
【引來俄國大兵以後】
按照賣國者與蘇聯訂的“中蘇友好條約”,明明是“在日本投降以後,蘇俄軍隊當於三星期內開始撤退”的、明明是“最多三個月足為完全撤退之時期”的,但是,日本投降後三個月又三個月又三個月,老毛子猶在東北姦淫擄掠中。到了第二年(一九四六)三月六日,“王世傑日記”寫著:
中蘇交涉,如利用民眾反蘇遊行,及本黨公開之攻擊,縱能促使蘇聯早日撤兵,但不免阻(促)其與東北共產黨及其他反政府武力勾結,造成更不利於國家之形勢。予不主張與蘇聯公開決裂者,大半以此。今日午後予以外交部部長名義,致正式照會于蘇聯大使,促蘇聯即行撤兵。蔣先生尚擬緩發此照會。予因恐未來局勢或使我政府不能訴諸國際會議,故斷然決定發出,但仍未在報紙發表。晚間予面向蔣先生辭外交部長職,蔣先生不允。
看到了吧,俄國大兵不撤退,一方面固是蘇聯原因,另一方面,卻是蔣介石挽留,“尚擬緩發”“照會”呢。
當時在東北第一線與蘇聯打交道的董彥平將軍,寫了一本“蘇俄據東北”送給我,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一日,在他家裏,我與他長談,我彷彿知道了什麼,蔣介石被史達林(Stalin)耍成白癡,最後還要求俄國大兵幫他在東北防共產黨呢!
蔣介石引來俄國大兵,下面才是龍應台片段又斷片的故事。龍應台照舊只寫“現象”,她不寫“原因”、不寫俄國大兵奸殺中國女人的“原因”,她開脫了美國人羅斯福、開脫了中國人蔣介石、也開脫了蘇聯人史達林,她的視野只是一根管子,管中窺見了豹斑。龍應台的讀者跟她窺見了豹斑:
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山大街”又有了新的名字:“史達林大街”。
長春人就在這“史達林大街”上行走了將近半個世紀。
一九九六年,“史達林大街”才改稱“人民大街”。
但是,對長春街上的“原因”,龍應台永遠閉目以窺豹斑。
【蔣夫人還慰勞俄軍呢!】
■龍應台在字裏行間,明示史達林如何如何、感謝俄軍如何如何,在在均為共產黨傑作,在她筆下,引狼入室的“禍首”國民黨是不見媚骨的。事實上,真的如此嗎?
□ 看看劉毅夫少將的回憶吧。劉毅夫在“我親歷國軍拒絕收編偽軍的一幕──隨侍蔣夫人赴長春慰勞俄軍的回憶”(“傳記文學”第六十七卷第一期)中說:
蔣夫人到長春的第二天,就立即前往俄國軍營拜會馬林諾夫斯基。當時天寒地凍,遍地冰雪,蔣夫人仍然豪氣幹雲的昂然進入俄國兵營,當時由會講俄語的經國先生在前領路,我與孔二小姐緊隨夫人身後,以防不測。當時看了蔣夫人的神情,心中無限欽佩,同時想到了歷史上郭子儀獨踏番營的英勇故事。
夫人進入俄國軍營時,首先檢閱了列隊歡迎的俄軍。當夫人走過之後,俄軍都對神采飛揚的蔣夫人,萬分欽仰,有些人小聲說:“馬達姆倭欽克拉細微”(俄語:夫人好漂亮),我聽了之後,立即回頭用俄語小聲說:“不要亂講!”當時我穿的是國軍將官制服,他們聽了我的話,便不再講了。
夫人見了馬林諾夫斯基時,曉以大義,俄軍乃于夫人離去之後,立即撤離長春。
事實上,這位女郭子儀不論“施以顏色”或“曉以大義”,都無助于蘇聯撤軍。對照一下董彥平書中寫的吧:
蘇俄軍部自一月十日美國馬歇爾特使來華調處共匪糾紛,成立軍事調處執行部,發佈停戰命令以還,態度突轉惡化。對我方接收表示不能協力,二月一日第二次撤兵之約,顯亦無意履行。主席夫人適於此時冒惡劣天候,在零下二十度之嚴冬,萬里冰天中飛蒞長春,代表國家勞問蘇軍,存眷父老;並向蘇軍闡明中蘇友好同盟之真諦,獲致熱烈反響。但蘇方並未因此改變其預定計畫。
龍應台為什麼不想想呢?中央政府第一夫人蔣宋美齡可是“代表國家勞問蘇軍”呢,長春市政府一條“史達林大街”又算老幾啊!“長春各界人士”的一座“戰機、坦克紀念碑”又算老幾啊!
【被人強姦也是“國家利益”?】
■ 看來龍應台談了半天“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卻談不出大事。蔣介石賣國簽下“中蘇友好條約”是何等攸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大事,龍應台侈談“大江大海”、侈談“一九四九”,卻對大事“隻字不提”。只提俄國大兵在瀋陽強姦中國女人,為什麼不追究誰是引狼入室的禍首呢?
□ 從頭目言,是羅斯福與蔣介石,從細部作業言,是王世傑與蔣經國。最後,龍應台的“一九四九”到了,蔣介石王世傑之流給趕出大陸了,退守到只有外蒙古四十四分之一大的臺灣島上了。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三日,蔣介石在中國國民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發表“對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報告”,秘密歸屬了責任所在。他說簽約是“我個人的決策”、“是我的責任,亦是我的罪愆”、要“負其全責”。他在簽約七年後,自己承認當年簽約放棄外蒙古,“實在是一個幼稚的幻想,絕非謀國之道。”
但是,王世傑這邊呢,卻仍舊一言不發,但卻不斷放出風聲,他是“為國家利益”,以致如此。我在“蔣介石研究四集”有“蔣介石、王世傑賣國”一文,收有張九如影印給我的一封王世傑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二日致他的信,談到“中蘇談判”之事,“惟為國家利益,世傑守口如瓶已二十年於茲,即令會聚,弟我亦病不能自由發表耳。”
■什麼“國家利益”呢,讓人強姦也是嗎?
□“王世傑日記”在王世傑死後出版了,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如下:
有李敖者,日前在文星書店所刊“蔣廷黻選集”,對余被免總統府秘書長(民國四十二年十二月)與簽訂中蘇條約兩事,做侮辱性抨擊。中央黨部〔秘書長〕谷鳳翔等促余向法院控訴其誣毀。餘殊不願給此等人以出鋒頭之機會。惟餘對此兩事為避免牽涉他人過失之故,迄未發佈文字,抑或是餘之過。
“他人之過”的“他人”是誰呢?龍應台到美國看蔣介石日記,忘了找這一段了吧?在日記裏、在“國家利益”之下,應該看到一個名字吧?
【“蒙古去,而中華民國亦隨之去矣!”】
王世傑聽命於蔣介石,簽了“中蘇友好條約”,賣了國。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他向黨中央報告,日記中說:
……外蒙,不能不承認其獨立,但戰爭結束後三個月內蘇聯依約不能不自東三省撤退!……東三省之主權可以收回……蔣先生請大家起立表決,結果全體一致起立。
由此可見,國民黨不但主事者是賣國賊,它的團體也是“賣國集團”。在蔣介石面前,對賣國成果,無人敢於拒絕“起立通過”!
諷刺的對比是,一九一二年,戴傳賢主持上海“民權報”,就警告“蒙古去,而中華民國亦隨之去矣!”一九一九年,“軍閥”徐樹錚收回了動搖中的外蒙。誰想得到,二十六年後,外蒙卻在國民黨手中失去。一九四九年,在“中華民國”亡國前夜,戴傳賢自殺了,真應了一九一二年的預言:“蒙古去,而中華民國亦隨之去矣!”
戴傳賢死在“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二日。他二十一歲辦“天鐸報”,惹出文字獄。二十二歲亡命日本,革起命來。二十三歲辛亥革命成功後,做孫文機要秘書。此後青雲直上,二十八歲做大元帥府法制委員會委員,又兼帥府秘書長、外交部次長。三十五歲做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政治委員、宣傳部長。三十七歲做中山大學委員長後改為校長。三十九歲做考試院長,長達二十年。最後做的是國史館館長和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以這種顯赫的履歷,可知他在國民黨中的地位,是炙手可熱的。但這個炙手可熱的黨國元老,卻隨“中華民國”之將亡,自己先死了。
龍應台書中寫了一個小軍官的殉死,但那一死,只是鴻毛之輕,象徵的意義有限;戴傳賢卻不然,他的自殺,有太多象徵的意義。他的一生,隨 “中華民國”而興、隨“中華民國”而亡。但他在國民黨中,是少有的頗有“純純的信仰”的一位,他關懷國民黨的前途,總是真誠的、情見乎辭的。一九四四年,他在重慶曾家岩發豪語:“周朝的天下是八百年,國民黨至少要掌握政權一千年。”這種“純純的信仰”,在國民黨中,又有誰比得上呢?結果呢,“一九四九”到了,一千年的豪語,遭到挑戰,戴傳賢五十九歲,一死了之。象徵一個時代的結束、也象徵一個信仰的結束。多麼可愛的“一九四九”,賣國的“中華民國”統治者,使“中華民國”淪為死屍;而統治者呢,卻淪為守靈人,戴傳賢死了,他留下了一個孽種,“過繼”給蔣介石,孽種不是別人,就是“蔣緯國”。
【龍應台只見一彭】
“原因”越來越大了、頭緒越來越多了。解答龍應台沒搞懂的一件事,好奇怪,答案原來不在東北,卻在臺灣。還是回頭從“二二八”來追蹤吧。
□這叫環環相扣。一九四六在東北的事,竟從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得到索隱。還是回頭看看“二二八”。
■龍應台只引彭明敏的“二二八”,是不是犯了孤證的毛病?
□當然是。據“高雄市『二二八』事件報告書”:“……有案可據者,計傷公教人員三十一人,死八人,暴徒除拘獲正法者外,死亡七人,民眾傷五四人,死八六人,其餘不詳身分者,死二四人,合計死一二五人,傷八五人。”足證外省人有死亡;再據陳桐“殺戮起源蓄意煽動”(“自由時報”,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七日):“……(暴徒流氓)甚至挾持外省人集體軟禁在高雄中學內,每天只供給一粒飯糰,境遇也相當淒慘……”足證外省人有被拘禁。可見彭明敏所述,是一面之詞,他置外省人在高雄被殺被關於不聞,只記彭孟緝怎樣怎樣,其實,照彭孟緝“臺灣省『二二八』事件回憶錄”、“彭孟緝訪問紀錄”,是會議席上塗光明先掏槍。彭孟緝固非善類,但此彭非彼彭,也別有說詞,龍應台也該知道。至於龍應台引彭明敏“『軍法審判』後,塗光明被槍殺”云云,簡直替彭孟緝搽胭脂抹粉了,那來“審判”啊?兵荒馬亂之際,彭孟緝這種惡棍還給你“審判”嗎?
■看來龍應台扯出“二二八”,是上了彭明敏的當。
□她自己太不用功,才會上當;彭明敏他們太偏執,才會只看單方面的歷史。其實這是一種“弱者的偏執狂”。談“二二八”,眾口一聲,把悲劇定位在外省人的不是上,說破了,這就是“弱者的偏執狂”。人一變成“偏執狂”,則雖遭苦難,不能反省。“二二八”事件,在本省人眼中,百分之百全怪外省人。但我懷疑,到底有沒有一個小數點──百分之百怪外省人中的一個小數點,本省人也不妨反省反省呢?例如事件之起,是緝私人員驚慌中開槍誤殺了一名看熱鬧者,這種緝私人員應予嚴辦,是對的,但群眾包圍警察局,要求立刻“就地正法”,這種不懂事的要求,任何官員都做不到。做不到就起暴動,把外省人中的無辜者予以打、砸、搶、殺,婦女予以強姦、嬰兒予以摔死,這種行為,不該反省反省嗎?由這種暴民濫殺行為招致來的暴君派部隊登陸濫殺,能夠百分之百全怪外省人嗎?我絕對不是說國民黨政府惹起民變、處理民變是對的,但相對方面,本省人的肆虐與招禍反應,也不無反省之處。但是,直到六十四年後的今天,又有幾位反省了呢?
事件之起,陳儀答應“懲凶賠款”、“不秋後算帳”,本已息事寧人、本已屈服,但是,本省人價碼節節升高,答應了三十二條,又來了四十二條,不懂事的要求,使任何官員都做不到,最後只好兵戎相見,進一步造成悲劇。這種沒有底價似的討價還價,活像六四天安門前的學生,最後亂開價,逼得對方忍無可忍,只好動粗。如今一家哭引發一路哭、一路哭引發全島哭,說不該動粗,你看你把我打成這樣子,動粗的確不該,但不動粗,又該怎麼做才能平息四處蜂起的暴亂呢?六十四年了,誰又假設假設,如果你設身處地,你怎麼想?如果你是二十一師的抗戰老兵,老子跟日本鬼子打了八年仗,光復了臺灣,臺灣人(皇民浪人)居然戴起日本人軍帽、唱起日本人軍歌、拿起日本人軍刀軍槍,沿街打殺外省人,這種亡國奴習性,老子還不教訓教訓你嗎?──如果你是那種老兵,你會有更理性的表現嗎?
【龍應台的爸爸殺台灣人】
■ 這番話引起我的假設,假設當時憲兵連連長龍槐生-龍應台的爸爸在台灣,他是當年「殺敵無數」、殺日本人無數的「那種老兵」啊,他會客氣嗎?因為在他眼中,台灣人絕非那麼無辜,他們可殘暴得像日本兵呢!
□ 外省人不設身處地替台灣人想,台灣人至今譴責;但台灣人有無也該設身處地想想外省人呢?想想仇日老兵的報復心態呢?想想龍爸爸的滿眼血絲呢?我絕不說外省人對,但我覺得,台灣人的真正菁英應該勇於站出來,矯正矯正自己人的方向,「障百川而東之,挽狂瀾於既倒。」而不是聽任暴民胡來。台灣人菁英林獻堂就是一例。在台中地區的外省人被暴民集中、要予以殺光的當口,林獻堂挺身而出,大聲說:外省人像螞蟻一樣多,我們今天殺光他們,他們明天就來殺光我們。暴民聽了,怕了,才沒一錯再錯。
相對的,同是本省菁英的林茂生,以他那麼崇高的學術地位,照他兒子林宗義的回憶,卻是「他同意,加諸大陸人的暴力,以及對政府大樓與公務員的傷害,來表達極端的憤怒,乃是人民的幻滅與普遍而強烈的挫折感的一種合理表現」!林茂生明知「這種對財產與大陸人的普遍而不分皂白的暴力,用來作為有效的政治行動是沒有意義,也沒有用的」;明知「後果會很嚴重,真吃力(台語)!」但他無法像林獻堂那樣挺身而出,大聲引導自己人適可而止。作為菁英,在百川狂瀾當前,他是不是少做了點甚麼呢?尤其與林茂生的「文化」不對頭的,他竟相信「加諸大陸人的暴力」是「合理表現」,結果換來大陸人的暴力回敬了,要怪誰呢?
更嚴重的是,林茂生犯了大忌,他相信了美國人。他被殺的三個「罪跡」是,身為台灣大學教授,卻「一、陰謀叛亂,鼓動該校學生暴亂;二、強力接收國立台灣大學;三、接近美國領事館,企圖由國際干涉,妄想台灣獨立」。
【美國人害了台灣人】
「二二八」時美國人的手法,太明顯了。據「陳儀致蔣主席一九四七年三月虞電」;「此次事件有美國人參與,反動份子時與美領事館往來,美領事已發表種種無理由的反對政府言論。」再據「陳儀報告『二二八』事件情形致吳鼎昌等電」;(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事變中,弟派員赴美領館接洽,據報若干台灣野心分子適在內開會………」可見美國人介入「二二八」,官方早已得知。
再看一些史料;
一、林宗光「美國人眼中的二二八事件」;「卡兒氏(Kerr按即通稱的:葛超智)說,在二月中旬有一群台灣青年人的代表寫了一篇很長的請願書,給當時美國國務卿喬治。馬歇爾(George Marshall),要求聯合國免陳儀之職,讓台灣受聯合國託管………」
二、唐賢龍「台灣事變內幕記」(頁108):「……另有台灣大學學生八人,曾向美國領事館請求聲援,謂台灣人因不堪中國人之壓迫,乃有此次改革政治之運動發生。希望美國能予以精神上及物質上之援助……」
三、「新生報」(一九四七年三月三日):「……關於本案,需要周知全世界及國府之動議即刻成立,即選出林宗賢、林詩黨、呂伯雄、駱水源、李萬居五人為委員,擬託美國領事館善為辦理……」
以上抽樣,絕非蛛絲馬跡,而是美國領事館葛超智(George Kerr)總提調的傑作。葛超智最後演出撤僑戲,意圖火上加油。報到南京美國大使館。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一面壓住撤僑陰謀,一面密告蔣介石,蔣介石再密令陳儀防範。結論是,台灣人被美國人擺了一道,(台灣館)領事搧風、(南京使館)大使放水。(皇民化)台灣人相信美國人(爹爸),不知美國人(爹爸)出賣了他們(皇民化台人)。林茂生被槍決了,「接近美國領事館」竟成「罪跡」,多不值得啊。
■ 當時美國高層對台灣不感興趣嗎?
□ 一九四七年時候,氛圍的確如此。林宗光「美國人眼中的二二八事件」有一段:「……國務院的官員卻自始不願意使美國捲入台灣問題的漩渦之中……事變之後,卡兒氏(Kerr按即通稱的:葛超智)被召回美國,與當時國務院主管遠東事務的約翰。文森(John Carter Vincent)談起台灣人對美國、聯合國以及台灣將來地位的意願時,文森曾以堅定的口氣告訴卡兒氏(葛超智):『沒有一位聯合國人員──華盛頓的官員不用說──對台灣有任何興趣。』……」美國人是大陸丟了的前夜,才打台灣主意。「(1947)二二八」時候,(中共)還不成氣候,相信美國人的台灣菁英,無異是台灣傻瓜。
摘錄自:李敖秘密談話錄:《大江大海》騙了你(第1~~ 42節)
2011-02-01出版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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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帝策劃扶植西藏叛亂:中情局組訓叛亂游擊隊供應武器阻止(農奴)和平解放
阻止西藏(農奴)和平解放
為適應“(圍堵遏制中國反共白色恐怖撲殺)冷戰”的需要,1947年7月26日,美國國會通過了《1947年國家安全法案》。該法案規定:美國成立「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簡稱CIA);只要總統授權,美國「中央情報局」就有權在國外執行各種秘密行動和准軍事行動。尤其在軍事干涉過於強硬、外交手段軟弱無力時,「中央情報局」的秘密行動便成了美國政府的第三種選擇。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美國開始公開涉足中國西藏事務,支援西藏分裂勢力的活動。美國最高決策層認為,西藏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原因是:
其一,中國西藏位於亞洲的腹地,作為一個天然的戰略高地屏護著中國的西南地區,如果西藏被中國控制,便會成為共產黨中國向印度施加影響的基地,因而“會對南亞地區(特別是印度)構成威脅”;相反,“一個分裂的西藏”卻與美國政府所希望的“中國在某一方面出現內部崩潰”之目標正好吻合。在美國看來,即便無法分裂中國,西藏分裂勢力的抵抗也可以消耗中國的資源,從而實現削弱中國的目的。
其二,1950年2月《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和同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以後,從強烈的反華政治需要出發,美國把中國西藏納入其對華“遏制”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中央情報局在援助西藏分裂勢力的活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950年3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先遣部隊向西康地區進發,拉開了解放西藏的序幕。「中央情報局」密切注視著西藏局勢,通過各種途徑搜集有關西藏的情報。此間,西藏上層分裂勢力也準備以武力對抗解放軍入藏,並慫恿達賴喇嘛外逃。7月,達賴喇嘛的長兄土登諾布在「中央情報局」資助下到達紐約,成為美國與達賴秘密聯繫的中間人。
最初,美國曾試圖阻止西藏(農奴)和平解放,極力慫恿達賴及噶廈(西藏地方政府)拒絕與中央人民政府簽署西藏和平解放的十七條協定。在這一計畫落空以後,中央情報局又策劃了秘密策動達賴出逃的計畫,由於種種原因,這一計畫再次落空。然而,中央情報局與西藏上層分裂勢力的此次密謀,為1959年達賴逃往印度鋪墊了基礎。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SC5412計畫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以後,「中央情報局」積極支持並“操縱”西藏分裂勢力,策劃了一系列旨在製造“西藏獨立”、反對“新中國”的陰謀活動。此間,美國政府密切關注西藏事態的變化,積極採取措施支持西藏分裂勢力。國務院遠東司司長艾利遜認為:“西藏叛亂分子已經發展到集體的公開騷亂的階段”,“西藏的形勢正在向著符合美國利益的方向發展”。因此他建議美國政府應進一步秘密援助西藏抵抗力量。這一建議得到了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高度重視,決定由中央情報局在西藏實施NSC5412計畫——“秘密援助地下反共抵抗力量”的行動計畫。
1954年3月15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SC)通過了NSC5412計畫。次年,艾森豪總統又批准修補了NSC5412計畫,增加了NSC5412/1和NSC5412/2文件。這三個檔均屬“遏制國際共產主義行動的秘密軍事行動計畫”。其中在NSC5412/2文件中特別規定,在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下,由「中央情報局」具體負責領導反對和遏制“國際共產主義行動”的全部間諜和反間諜行動。該項秘密行動的目標是在“受到國際共產主義威脅和統治的地區發展地下抵抗力量和秘密幫助遊擊隊活動,並保證那些力量在戰爭中的有效能力,使他們在戰爭中擴大軍事力量並獲得所需的供應品”。
按照美國國家安會委員會第5412/2號檔的精神,由總統、國務院和國防部指定代表組成代表團,又稱“5412委員會”或“特別小組”,也稱5412小組。該小組具體指導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重大秘密行動。這意味著「中央情報局」對西藏實施的各種秘密行動計畫都由該小組決定。
秘密援助西藏叛亂分子
依據NSC5412計畫,「中央情報局」在中國西藏地區開始了秘密援助“藏獨”的一系列行動。喬治•派特遜是美國情報部門與印度、中國國民黨、在國外的西藏分裂分子相接觸時的聯絡員和譯員,據他後來聲稱,自從1949年起,中央情報局、國民黨特務和西藏分裂分子的聯繫從未中斷。
1953年朝鮮戰爭結束後,中印邊界印度一側阿爾莫一帶的居民驚奇地發現:這裏居然出現了三個教育中心、兩個醫院、兩個麻風病院和一個肺病療養院。更令人驚奇的是,在這些“醫院”和“教育中心”裏根本就沒有什麼病人和學生。實際上,從1951年起,「中情局」即已開始從事西藏叛亂分子的訓練工作。阿爾莫就是中情局對西藏施行秘密行動的基地之一。
1955年春季,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一個下屬機構開始在噶倫堡城郊徵募藏族人,先後在臺灣、沖繩群島、塞班島、關島等地秘密進行訓練,然後將這些受訓人員遣回西藏,作為發動叛亂的骨幹。
1955年12月,在四川西部藏區(通稱“康巴地區”)的民主改革即將展開之時,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唆使和策動當地部分彝、藏族奴隸主,發動了抗拒民主改革的大規模武裝叛亂。
叛亂發生後,「中央情報局」當即認定康巴叛軍是美國在西藏行動的可靠盟友。局長艾倫•杜勒斯也認為西藏的形勢為中央情報局的行動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會。1957年2月,中情局挑選了6名康巴叛亂分子,送到太平洋上的關島進行了為期6個月的特種訓練。當年8月,這些受訓結業的康巴特務被空投到西藏,其使命是指導叛亂並促使達賴公開向美國求援。其中兩人與康巴叛匪頭子貢布紮西取得了聯繫,並於1958年1月在達賴的夏宮羅布林卡秘密會晤了達賴的管家帕拉•土登維登。
後來,「中央情報局」又先後遴選了170余名康巴叛亂分子在琉球、塞班等地接受訓練。因為這些高原來客不習慣海島氣候,「中央情報局」遂又在美國國內設立了一個“康巴遊擊隊員訓練基地”,該基地叫做赫爾營,位於美國克羅拉多州的洛基山脈,是二戰期間美軍第10山地師總部所在地,這個營地曾被用來訓練美軍的山地作戰部隊和特工人員。該地平均海拔高度10000英尺,與西藏的地形、氣候有許多相似之處。為了掩人耳目,1957年7月16日出版的《丹佛郵報》宣佈,赫爾營即將啟用為軍事試驗基地。在這個機密的營門口,赫然懸掛了“危險!請勿接近!”的牌子,登山者見後都以為是核廢料處理場。營地的警衛也得到了命令,凡遇未經許可闖入者,一律就地擊斃!
在人民解放軍的有力打擊下,康巴叛亂到1957年底基本被平息下去。許多叛亂頭目紛紛逃向西藏,被西藏上層反動集團收留,重新予以武裝,繼續進行非法活動。1957年5月,在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的策劃支持下,從四川藏族地區流竄到西藏的康巴叛亂分子頭目在拉薩成立了反動組織“四水六崗”(藏語“曲細崗珠”,泛指甘、青、川、滇、藏等省區藏族聚居的地方)。
1958年4月,從四川、青海、甘肅等省藏區竄入西藏的叛亂分子,正式與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結為同盟,將所有武裝力量統一于“四水六崗”組織之內,並分配了叛亂任務。6月,貢布紮西帶著中情局訓練的特務和電臺離開拉薩,竄到西藏山南地區,建立叛亂武裝根據地,組織了叛亂武裝“衛教志願軍”。
“衛教軍”一成立,就立即得到美國的武器援助。當年夏天,「中情局」就在山南地區空投大批武器彈藥,計有機槍20挺、迫擊炮2門、步槍100支、手榴彈600枚、炮彈600發、子彈40000發。11月26日,中情局通過“麥克馬洪線”以南印度佔領區,又向山南地區運送武器彈藥226馱;年底,向紮古拉馬塘高地空投一批武器,約100支美式來福槍、20挺輕機槍、2門55毫米迫擊炮、60枚手榴彈,每支槍和每門炮配置300發子彈或炮彈。次年1月,又通過尼泊爾運入40馱武器彈藥。為掩蓋真相,美國只提供“二戰”時期的武器。
「中央情報局」的援助行動,助長了西藏分裂主義分子的囂張氣焰。進入1959年,西藏武裝叛亂逐步升級,叛亂分子不僅襲擊解放軍,而且對藏民劫掠、燒殺,強迫他們反對中央人民政府。3月10日,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終於公開撕毀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發動了全面的武裝叛亂。一周之後,他們又劫持達賴喇嘛離開拉薩,倉皇出逃。
有外國研究人員認為,叛亂者無法通過和平手段使達賴喇嘛公開站在他們一邊,是促使中情局和他們在1959年3月發動大規模叛亂的根源。這並非空穴來風。最新解密檔案表明,1958年9月,中情局決定秘密增加對叛亂者的資助,以擴大其反對中央政府的遊擊戰,此舉得到艾森豪總統的批准。派特遜證實說,在拉薩叛亂前,他的康巴朋友就告訴他,已經有了一個使達賴喇嘛離開拉薩的計畫了。1959年3月2日,印度加爾各達的《政治家報》發表的一篇匿名文章,也為上述結論提供了證據。作者極其準確地預測說,達賴喇嘛可能不願離開拉薩,但為了使他離開,康巴人將不得不製造些騷亂。
檔案表明,在西藏叛亂的關鍵時刻,「中央情報局」認定,“達賴的出逃符合美國的利益。”在達賴出逃途中,“曾在「中央情報局」受訓的報務員緊緊相隨,把達賴喇嘛的行程隨時報告給華盛頓。”「中央情報局」設在達卡的基地與達賴喇嘛保持密切聯繫,並準備好一種適合在西藏稀薄空氣中飛行的C—130型運輸機,隨時給他們空投所需物資。兩周後,達賴一行在「中央情報局」訓練的西藏特工幫助下逃到印度佔領區。
達賴出逃後,叛亂武裝於3月20日淩晨向解放軍發動全面進攻。解放軍被迫進行反擊,兩天內就將其徹底擊潰。隨後,西藏全境的平叛作戰全面展開,叛亂分子苦心經營的山南老巢被一舉蕩平,“衛教軍”敗逃至印度控制區。至當年底,西藏大部分地區的叛亂即被平息。
策劃西藏“公路襲擾戰”
「中情局」對西藏叛亂武裝如此不堪一擊大為失望,他們認為這都是反叛者集團作戰的結果。在1959年召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第403次會議上,艾森豪總統批准在中國西藏繼續實施NSC5412系列計畫。艾倫•杜勒斯分析了西藏叛亂失敗的原因並提出了未來的行動方案。他認為:首先,中國人民解放軍在西藏佔有絕對有效的軍事優勢,加之其使用飛機,西藏叛軍已被“成功地肢解”;其次,“西藏(叛亂)遊擊隊總是大集團作戰,軍事調動過於煩冗”,“他們對當地地形熟悉的優勢沒有發揮出來”。接著,杜勒斯分析了中國軍隊的困難,即解放軍數千名步兵在向青藏高原推進過程中要克服嚴峻的給養運輸、惡劣的自然條件的挑戰。因此,如果破壞拉薩——北京的供應線,北京的損失就會出現“實質性地增加”。中央情報局認為,西藏的大部分道路都築在山腰上,一旦被破壞.要用數周甚至數月才能修復;依靠反叛者襲擊公務人員和車隊以獲取中國內部情報,也成為中央情報局日益渴望的事, 因為它從中國其他地區已很難獲得此類情報。
於是,「中央情報局」確定了“公路襲擾”計畫,將在赫爾營經過專門訓練的藏人空投到西藏,實施破壞西藏公路運輸的行動。
在西藏叛亂正式爆發之後,被秘密送到赫爾營進行訓練的藏人數量明顯增加,最終共有259人在該營受訓。
1959年9月下旬,中央情報局決定在康區西部的邊壩(Pembar)地區進行上述行動。邊壩位於薩爾溫江(怒江)南岸,與中國的“成都——拉薩”公路距離很近,由於中國在該路段南北支線的控制薄弱而被選中。同月,在美國受訓的18名藏人被空投到西藏邊壩地區。他們的任務是控制該地區;進攻四川——拉薩公路上的交通運輸和破壞軍事設施,襲擾並阻斷軍事運輸供給,以阻止中國政府對西藏地方的物資供應和軍需運輸;破壞襲擾解放軍平息叛亂的行動。為配合上述行動,美國中央情報局為邊壩地區的叛亂分子空投武器和物資。
1961年2月,「中央情報局」決定實施第二輪襲擾戰。這次他們選擇了西藏茫康(MaRkham)地區。茫康位於湄公河與雅魯藏布江之間,是中國內地公路穿越康區第二條線路的終點站,也是西藏叛亂分子的聚集之地。中央情報局準備據此破壞北京的後勤運輸。3月,受過訓練的7名藏族特務由中央情報局使用C—130運輸機空投至茫康地區。
事實證明,美國「中央情報局」對西藏地區上述兩次公路襲擾並不成功,也沒有給中國對西藏地區的控制構成威脅。由於人民解放軍對空降的叛亂分子實施了有效的圍剿,中央情報局從1957年開始空投到西藏的49名藏族特務,除10人逃到印度,2人被捕(至1979年被寬大釋放)外,其他37人不是被擊斃,就是在雪嶺荒原逃竄時死於寒冷和饑渴。
到1960年底,西藏全區範圍內大股叛亂武裝均被殲滅,人民解放軍取得了平叛鬥爭的決定性勝利。
“木斯塘計畫”
「中央情報局」眼看西藏境內的叛亂武裝已無生存基礎,腹地滲透死路一條,於是又將計畫改為從境外進行長期襲擾。1960年前後,中央情報局和西藏分裂勢力決定尋求一個新的安全活動基地,由於印度不願為其提供基地,他們將活動基地從西藏境內轉移到尼泊爾。經過一番挑選,他們看中了尼泊爾境內半獨立的封建領地木斯塘。木斯塘一帶山高林密,地方首領信喇嘛教並不受政府管轄,況且緊鄰西藏邊境,進行滲透行動十分方便。不過當地人煙稀少,一切物資供應均要靠美國解決。
1960年9月,達賴集團在木斯塘重新組建了“四水六崗衛教軍”,由此開始了在中國邊境長達十年之久的軍事襲擾。其首任總指揮貢布紮西在回憶錄中寫道,“有時,一二百人的西藏遊擊隊的活動深入中國佔領區達100英里”。然而,美國人後來承認:“這些襲擊除了給西藏部隊以暫時的滿足,並激起他們有朝一日真正進軍故鄉的希望外,作用幾近於零”。
不過有一次,這種襲擊行動卻出乎意料地獲得了大量情報。西藏叛亂分子在一條冷僻的山路上,伏擊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一支小小的車隊,他們在一輛車上發現了幾個郵袋,裏面除了一般日常函件外,還有從北京發出的政府官方檔和軍事檔。叛亂分子把郵袋交給了中央情報局。後來,中央情報局總部的中國問題專家仔細分析了郵袋的內容,從中發現了中國官方大量有關西藏情況的資料與資料。
除此之處,“西藏行動”未能獲得任何其他值得一提的收穫,卻繼續有氣無力地在原地踏步。
1960年5月,一架美國U一2飛機進入蘇聯領空進行偵察時被擊落,此後,艾森豪總統下令停止入侵共產黨國家領空,這包括西藏在內。到1960年底中央情報局取消了對西藏叛軍的空投,失去物資供應的叛軍不得不獨自面臨一個苦冬,許多人因為沒有食物和住所而凍餓而死,還有一些人被迫吃皮鞋和皮革來維持生命。
1961年3月,新上臺的甘迺迪總統重新批准了「中央情報局」的秘密計畫,於是,中央情報局又開始向木斯塘的叛軍空投武器、無線電操作員、裝備和生活必需品。
「中央情報局」給叛軍下達的任務是,進攻解放軍分散的營地,並在拉薩至新疆的交通幹線上破壞運輸。這些襲擾行動,迫使中國在該地區增加兵力,並將西藏西部的交通線改道為青海至新疆的公路。
當「中央情報局」決定繼續空投時,遭到了印度的反對。印度國防部長杜特向美國表示:“為了加強中印邊境的防空,堅決擊落任何侵犯印度領空的飛機,因而希望美國的飛機在將來的空投中不要飛越印度領空,也不希望美國利用西藏人在印度反對中國,而使問題複雜化。”沒有印度的支持,“木斯塘計畫”暫時擱淺。
然而1962秋天,中國和印度爆發了一場短暫的邊境戰爭,從而導致印度政府的態度發生了明顯變化。在對待美國中央情報局利用印度領土(領空)援助達賴集團分裂活動的立場和行動上,印度由原來的反對者(至少是中立者)變成了主要的積極參與者。而且印度開始與美國在軍事上積極合作,美國向印度提供軍事援助,而印度獲得該項援助的條件之一是“與美國合作共同遏制共產黨中國”。軍事合作促使美、印兩國在情報領域展開了合作。美國中央情報局遠東地區負責人菲茲格拉德和印度中央情報局局長穆立克分別為合作雙方的代表。從此,美國中央情報局與印度情報局在援助西藏分裂勢力行動上展開了密切合作。
美國和印度在“西藏計畫”中各取所需。美國的目的在於抵抗所謂“共產黨中國在印度與南亞的擴張”,具體行動是通過藏人遊擊行動收集解放軍在西藏地區軍事部署的情報。印度在“西藏計畫”中的具體目標是利用藏人遊擊隊對抗中國邊境的防務力量,以期鞏固其“東北邊境特區”(NEFA)的安全。12月,印度情報局實施“察克拉塔計畫”。依據該計畫,這些藏人將被組建為“特別邊境部隊”(Special Frontier Force,簡稱SFF),他們的任務是收集中國情報和實施其他准軍事行動。美國中央情報局極力配合印度情報局的“察克拉塔計畫”。除了為“特別邊境部隊”提供輔助性訓練、跳傘技術外,美國中央情報局還派出由106人組成的特種部隊為其提供“秘密的”遊擊戰術和非常規戰術訓練。
同時,美、印兩國情報局還將受訓的藏人間諜派往西藏和中、印邊境實施偵察活動。他們通過跳傘進入西藏內地建立了20個情報站,其任務是偵察中國軍隊的集結動向;安裝感測器,用於偵察中國核子試驗及導彈試驗;截取中國軍事通訊的資訊。
1963年11月,美國「中央情報局」與印度情報局在新德里成立新的聯合行動機構——“特別中心”。“特別中心”的主要職能是利用西藏分裂分子向中國西藏滲透間諜。他們的主要任務是深入西藏及中、印邊境地區,用無線電收集並發送關於中國西藏的社會、政治、軍事情報。美國中央情報局為其提供耐用型太陽能無線電電臺。
在1964年1月舉行的“特別小組”會議上,美國「中央情報局」又制定並實施了新的“西藏行動”,包括:政治行動、宣傳和准軍事行動。該計畫的目的是“在西藏內部和外國(主要是印度)確立一個自治西藏的政治概念,並在中國內部培養抵抗共產主義政治發展的能力”。
但是1964 年6月初,木斯塘爆發的一起突發事件徹底改變了美、印合作的行動模式。事件的緣由是,為尋找遊擊隊反華的“素材”,英國一家電視臺派出一個小組在派特遜帶領下,未經允許來到木斯塘。他們說服叛軍發動了一次對中國車隊的襲擊,並將這次襲擊過程拍攝下來,這使得美國中央情報局在西藏的秘密行動被曝光而引起國際社會的譁然。為此,中央情報局停發了對木斯塘叛軍的半年援助資金。
由於木斯塘襲擊事件的敗露,美、印兩國軍事襲擾的合作行動被迫轉變為單純的情報計畫。 同年10月16日,中國成功爆發了第一顆原子彈,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美、印兩國情報局針對中國情報的合作進程。美國「中央情報局」為印度提供10架C—46運輸機和4架直升機,其中有1架C—46運輸機被改裝成電子偵察機平臺,這些飛機沿著喜瑪拉雅山麓飛行,收集來自西藏地區的電子通信情報。
從1967年開始,美國「中央情報局」對木斯塘叛軍的援助行動開始走下坡路。這主要是因為,
首先,木斯塘叛軍的行動沒有達到預期目的,他們沒有在西藏內部實現破壞中國供給和通信系統的目標。
其次,木斯塘叛軍的任務很大程度上由印度的“特別邊境部隊”來完成,它得到了美國和印度的長期支持。1968年,「中央情報局」近東行動負責人格里奇菲爾德在西藏行動的形勢報告中向“303委員會”特別小組諫言,“在西藏內部取得的成就微乎其微,而其外部的成就(選擇重要目標開展無線電竊聽)要好得多。”
到1968年,詹森政府停止了對木斯塘叛軍的援助,「中央情報局」也取消了在美國國內對叛亂分子進行訓練的計畫,把整個預算的計畫削減到一年不到120萬美元。
「中央情報局」在支持西藏叛軍十年之久的時間裏,所耗資金甚巨。據1998年9月15日《洛杉磯時報》的報導:“根據最新公佈的美國情報機構檔,在20世紀6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裏,「中央情報局」每年向西藏流亡運動提供170萬美元用於開展反對中國的活動,其中包括每年向達賴喇嘛提供18萬美元的津貼。”
“西藏行動”壽終正寢
1969年1月,尼克森就任美國總統,美國對外政策處於歷史的轉捩點,此時美國的相對實力已走向衰弱。為擺脫越南戰爭的泥潭並借助中國抗衡蘇聯,美國需要中國的參與,為此,美國積極改善與中國的關係,美中關係出現了趨於緩和的態勢。美中關係的“解凍”導致了美國西藏政策的重要變化,此時的西藏分裂集團自然成了美國戰略棋盤上的一粒“棄子”,「中央情報局」對其的秘密支持也隨之停止。
1973年,尼泊爾國王比蘭德拉訪華。在會見比蘭德拉時,毛澤東主席催促尼方儘快肅清其境內的西藏叛軍。1974年7月,尼泊爾政府軍包圍了木斯塘營地,達賴喇嘛眼看大勢已去,專門錄製了一盤磁帶送到木斯塘營地播放,讓他們放下武器投降。在真切聽到達賴喇嘛的聲音後,大多數叛軍放下武器,還有一些人跳河自盡,最後一任木斯塘叛軍司令旺堆嘉措拒不服從,企圖率領一股人馬突圍去印度,結果在山口被尼泊爾軍隊擊斃,西藏叛亂武裝徹底瓦解。
1995年11月,達賴在印度北部的達拉薩蘭會見了已退休的美國「中央情報局」官員、當年負責空投行動的約翰•肯尼士•克瑙斯。回顧兩人從前合作的往事時,達賴不無悲哀地說道:“美國政府捲入西藏事務並不是為了幫助西藏,而僅僅是冷戰時期對付中國的戰術需要。” 在達賴喇嘛心中,正是美國的西藏政策才使他成了這場角逐的犧牲品。
中國政府對西藏叛匪的顛覆行動進行了堅決反擊,1969年1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美印狼狽為奸利用西藏叛匪瘋狂反華》的文章,指出美國是西藏叛匪進行陰謀活動的「後臺老闆」,“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特務經常到西藏叛匪的巢穴裏鬼鬼祟祟地活動”,“一九六七年七月,美國報刊上公開報導,已經有西藏叛匪從印度坐飛機到達美國,進行罪惡活動。”
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秘密活動,改變不了西藏民主改革的歷史進程,註定最終失敗的命運。
文/文鋒
《黨史博采》
讚讚
蘇聯末期的“(普世民主)南方系(炎黃春秋、鳳凰系)”
當你流覽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各種出版物時,你會感到仿佛是掉進了一個非理性的世界——一個百般挖苦我們祖國的過去,嘲弄戰場上的陣亡者,褻瀆俄羅斯的光榮,戲謔俄羅斯的悲痛的世界。
——В•利西奇金 Л•謝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戰——資訊心理戰》
1
“毛澤東是個荒淫無恥的帝王,他殺的人超過了希特勒和史達林的總和。”
“毛澤東是個抄襲大師,他所有有名的著作和詩詞都是別人寫的,他甚至還偽造了自己的身高。”
“毛岸英為了“鍍金”,結果死於一碗蛋炒飯。謝天謝地,這使我們避免了朝鮮式的世襲……“
這些年在“南方系(& 炎黃春秋、鳳凰系)”和《春秋大法》(炎黃春秋)等雜誌“控制”的平面或網路媒體上到處可以看到對中國革命史及其革命符號的“解構”“聳人聽聞”的各種“歷史真相”“翻著花樣”地出現,而且使很多人都信以為真。那些正直的中國人對此異常地憤怒,他們不禁要問:這個國家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托克維爾曾說過一句名言:“……歷史是一座畫廊,在那裏原作很少,複製品很多。”(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P104,商務印書館)
我們不如去回顧一下蘇聯的末期,看看同樣是在“不斷深化改革”的時代,蘇聯的那些“南方系(& 炎黃春秋、鳳凰系)”,看看它們在那個混亂時期的“所作所為”以及最終產生的“結果”,或許我們能在莫種程度上找到“今日中國”之“怪現狀”的答案。但是需要說明一點: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類比——因為當時的蘇聯與今天的中國畢竟不完全相同——而是希望能從歷史悲劇中得出各自的教訓。
另外,本文不是對蘇聯國家意識形態演變過程的分析,如果在敍述中這方面的內容不足,敬請原諒。
2
蘇聯時期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曾被蘇聯政權認為是比索爾仁尼琴(索忍尼辛)“更危險”的亞歷山大•季諾維也夫有如下的話:“1985年,還在當選蘇共中央總書記之前,戈巴契夫曾經訪問了英國。他沒有去瞻仰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也是蘇聯意識形態、蘇共意識形態——的創始人馬克思的陵墓,而是去會見了女王。就此我曾經在一次接受採訪的時候說過,一個”歷史性大叛變“的時代開始了。”
季諾維也夫指出:“叛變的首先是國家高層領導人、黨的機關的工作人員、意識形態領袖和知識份子精英的代表。”(亞歷山大•季諾維也夫《俄羅斯共產主義的悲劇》,P62~63,新華出版社)戈巴契夫不知所云的“新思維”和“公開性”打開了混亂的閘門,並且由此形成了以擁護“改革”為名的“民主派”媒體——亦即蘇聯的“南方系(& 炎黃春秋、鳳凰系)”媒體。它們逐漸構成蘇聯末期的權力中心之一:“改革時期資訊戰的主要結構是一個三部曲:糾錯—深化—破壞。……此時,大眾傳媒已經成為與蘇共中央並列的第二權力中心……資訊心理戰第三階段一開始,大眾傳媒就轉到了戈巴契夫的控制與指揮之下,並開始獨立于中央委員會和蘇共的其他機構。所有關鍵崗位也逐漸轉入第五縱隊之手(即開始為西方所控制)。蘇共中央出版社成了印刷反民族出版物(如В•科羅季奇的《星火》雜誌)的中心。大眾傳媒把自由這個概念捧上了天……實際上是根據第五縱隊的計畫行事的。多元論的表像,掩蓋了大眾媒體上開展的一場精心組織的有目的的運動。……大眾傳媒的做法低級庸俗。它們需要轟動效應。性的問題五花八門,沉渣泛起。開放妓院和賣淫合法化的呼聲日高,對各種性變態興趣陡增。一股猛烈的反文化巨浪正在襲來。它能帶來利潤,還能得到撥款。而蘇聯曾經擁有的大量學術著作和科普讀物卻完全消失了。”(В•利西奇金 Л•謝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戰——資訊心理戰》,P225~227,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在嚴肅的劇院,舞臺上竟然出現了床上戲的場面,報紙雜誌上出現污言穢語已經是習以為常,而《莫斯科共青團員報》居然大談口交的魅力——這可是全蘇共青團中央的報紙啊!”(謝•卡拉—莫爾紮《論意識操縱》下,P716,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南方系”媒體的發展勢不可擋:“《論據與事實》(類似於我國的《春秋大法》─炎黃春秋-雜誌)1991年發行2400萬份;《星火》雜誌1988年發行180萬冊;1989年發行350萬冊,1990年發行760萬冊。”(利西奇金 謝列平上引書,P239)與之相比,蘇聯共產黨的機關報《真理報》——儘管它也試圖跟上“改革”的步伐——的發行量不到《論據與事實》雜誌的一半,而且黨報的所謂“發行量”有著眾所周知的特殊性(維•戈•阿法納西耶夫 《《真理報》總編輯沉浮錄》,東方出版社,P2)。民主派”媒體的如魚得水得益于蘇共在意識形態上的潰逃。不過這種“潰逃”不單單是因為招架不住對手:“(蘇共的)意識形態專家們用形式化的、千篇一律的陳詞濫調來‘捍衛’社會主義制度。誇誇其談,四平八穩,毫無實際內容,聞之令人生厭,翻來覆去地講同一個道理,讓人產生一種動物反芻的聯想。這種做法自然會引起人們反感。但這可並非在幹蠢事,而是戈巴契夫分子早有預謀的策略。”與蘇共意識形態專家們的那些“以……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起頭的黨八股相比,“大眾傳媒的典型風格卻是放開了的新風格,追求轟動效應和通俗性。它在資訊傳播過程中利用一切此前在我國並不為人所知或鮮為人知,但在70年過程中西方早已發表過的形形色色反蘇材料……這一情況營造了一種氣氛,使人感到意外、新鮮和真實。”“民主派”媒體和黨內的意識形態專家們“在只有一個球門的賽場上進行了一場獨特的足球賽,兩隊球員都在往裏灌球。”(上引書,P229)值得一提的是,“南方系”媒體的頭頭們過去也大都是黨內的意識形態專家和“忠誠的列寧主義者”。好比《星火》雜誌的科羅季奇,曾在其著名的《仇恨的面孔》中,對美國表達過刻骨的階級仇恨。而在“改革”不斷深化的過程中,他搖身一變成了“改革”堅定的支持者,後來又進化為“極權主義”的反對者;當“極權主義”土崩瓦解時,他終於滿心歡喜地前往了那個讓他曾經極度“仇恨”的美國。
艾倫。杜勒斯在其著名講話中(1945年,在國際關係委員會上的演說)說道:“只有少數人,極少數人,才能感覺到或者認識到究竟發生了什麼。但是,我們會把這些人置於孤立無援的境地,把他們變成眾人恥笑的對象;我們會找到譭謗他們的辦法,宣佈他們是社會渣滓。”
儘管當時作為蘇共黨內的高級領導人之一,並且負責意識形態工作的利加喬夫已經覺察到情況不妙:“1987年秋,在右翼激進派報刊上,準確地說,一條對蘇聯歷史進行歪曲,污蔑的脈絡已經清晰可見了。。”(葉•庫•利加喬夫《警示》,P152,當代世界出版社)”但他在蘇共十九大的那句“你錯了”(針對葉利欽)和尼娜•安德列耶娃的公開信“我不能放棄原則”一樣,在“南方系”媒體鋪天蓋地對“改革的敵人”[據利加喬夫說:“改革的敵人”一詞是由“改革的施工員”亞•雅科夫列夫發明的(上引書,P122)。它讓人不禁聯想起史達林鎮壓時期使用的“人民的敵人”一詞]的聲討之下,“變成眾人恥笑的物件”,最終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 ;“此後,凡是擁護社會主義反對全面否定蘇維埃歷史的人,都成了“改革的敵人”,都是“保守勢力”的代表。”(利西奇金 謝列平上引書,P238)而“你錯了”和公開信作為對試圖瓦解蘇聯的強大力量僅有的幾次微弱抵抗,被留在了歷史的記憶中。
3
俄羅斯學者對“南方系”媒體的意識形態策略進行過細緻的技術分析(上引書,P43~44),摘引如下:
1.利用現有的符號空間,給穩定的、過時的符號添加新內容……
“民主”:在蘇聯,“民主”——人民當家做主——這個概念是作為正面概念進入人們意識中的……新概念則變成了有錢人的權力,錢袋的權力……
“左派”:在蘇聯,它具有正面含義。傳統的左派是主張限制資本權力,主張國有化的。改革時代的新概念則完全相反,左派與右派顛倒過來了。所謂的“民主派”被稱為左派,他們主張非國有化、捍衛資本權力(戈巴契夫曾稱葉利欽是“極左派”——本文作者注)。蘇聯解體之後,顛倒位置已經沒有必要,左右派各歸原位。“壟斷”:蘇聯時期具有負面意義,西方大公司曾被稱為掠奪人民的壟斷寡頭……在改革後期,開始將統一的動力系統、鐵路系統、天然氣系統稱為壟斷機構,人們對它們有一種不好的看法,於是得出結論:必須解散它們(這給國家造成了嚴重後果)……“原始積累”:在所有大學的觀念中,這個詞都意味著是資本主義初級階段,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騙子和小偷氾濫。蘇聯解體後,這個符號用來作為掩蓋大規模巧取豪奪及貪污受賄之用。言下之意是現在正經歷著向資本主義過渡的必要初始階段,以後會好起來的。
2.符號空間融合法。
這是第二套典型手法,它往往熔各種互不相容的符號於一爐……如:木頭盧布、刨花香腸時代、馬克思主義是油炸水、列寧主義是蒙昧主義意識形態、七十年代的昏天黑地、文明國家,等等。
3.符號空間改造法。
可以將符號的結構看成是一塊山巒起伏的原野,既有高峰、陡坡,也有山谷窪地。人的智慧是有限的,所以在記憶中只留下了一些山峰,其他概念環繞在這些高峰周圍。心理戰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清除和消滅這些高峰。
4.符號與現實關係法。……
蘇共意識形態專家們以國家名義發佈明顯的虛假資訊,使人們喪失了對國家的信任。
5.虛假的二分法(對比法)。
符號空間包含了一種二分結構,如:天使—魔鬼,朋友—敵人,並在它的基礎上,將符號分組歸類。(比如將戈巴契夫等人稱為“改革派”,“民主派”;將利加喬夫等人稱作“保守派”,“反改革派”,“反民主派””——本文作者注)
在這五點當中,今天中國的南方系和《炎黃春秋》等雜誌對第四點“符號空間改造法”情有獨鐘——“人的智慧是有限的,所以在記憶中只留下了一些山峰,其他概念環繞在這些高峰周圍。心理戰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清除和消滅這些高峰”——所以它們不知疲倦地扮演著老田所說的“揭老底戰鬥隊”的角色。和它們相比,蘇聯末期的“南方系”前輩們水準更高,成就更大:“80年代,在第五縱隊的文人筆下,衛國戰爭時期的英雄人物幾乎全被安上精心羅織的罪名,受到誹謗和侮辱。對更加久遠的俄國歷史的評價也如法炮製,其中包括彼得大帝、葉卡捷琳娜二世、伊凡雷帝。被頌揚的只有像彼得三世那樣的低能兒。按照80年代末當時的高論,整個俄羅斯歷史簡直是微不足道。”(上引書,P39)在文章的下一部分我們就來分析一下具體的案例,看看蘇聯末期的“南方系”是如何把從卓婭•科斯莫傑米揚斯卡婭一直到弗拉基米爾•伊裏奇•列寧在內的蘇維埃高峰“清除和消滅”,並且將他(她)們的屍骨挖出來鞭屍的。
所有那些將普通概念重複上千遍的人,群眾才會把他記住。
即使撒了謊,也要厚顏無恥地撒下去,人們樂於相信彌天大謊,
而不相信小騙術……人們有時對自己在一些小事上撒謊,但
卻不敢在大事上信口雌黃。因此,他們料想不到有人這樣無恥
地欺騙他們……
——阿道夫•希特勒
“心理戰的手法之一是用歷史的過去偷換當代問題。這一方
法于80年代末曾為蘇共意識形態專家們廣泛使用。他們圍繞20~
30年代的種種事件,圍繞史達林問題,推出了現在的歷史……
第二個手法是將現代問題導入過去從今天的利益出發,挖掘歷史
論據來證明今天的觀點是正確的……第三個手法是‘歷史’戰。
在這場戰爭中把俄羅斯民族引以為榮,視為民族驕傲的所有英雄
和傑出人物統統通過資訊手段在道德上加以誅殺。”
——(В利西奇金 Л謝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戰——資訊心理戰》)
“歷史”戰之一:卓婭•科斯莫傑米揚斯卡婭之死
本文作者曾有個名叫“卓婭”的同學。“卓婭和舒拉”:不僅是蘇聯人民的紅色記憶,也是中國人民曾經的紅色記憶。卓婭因反抗德國侵略者而被殘忍地殺害,她的英名留存于偉大的衛國戰爭史。理所當然地,蘇聯末期她成為“南方系”“清除和消滅”的目標之一。
1991年,紅得發紫的《論據與事實》雜誌刊登了署名А•若夫季斯的文章。作者稱該文是根據已故作家Н.И.阿諾夫(伊萬諾夫)的回憶而寫成的。阿諾夫曾到過卓婭犧牲的彼特裏謝沃村,但卻目睹了“居民們竭力回避談論卓婭”的異常現象。在把讀者的胃口調足之後,作者若夫季斯開始了瓦解卓婭“神話”的工作:
聽我說,尼古拉•伊萬諾維奇(即阿諾夫——本文作者注)說——我有個感覺,在這一切背後一定有個秘密,請告訴我全部真相好嗎?
只有一名女教師在不無猶豫地聽完了阿諾夫‘此事將只有你我知道,絕不告訴他人’的誓言之後,才吞吞吐吐地講道:
德國人在向莫斯科發起總攻期間佔領了彼特裏謝沃村。村長與駐紮在另一個居民點的佔領軍當局保持著聯繫。一天夜裏,村裏的一處木板房著起火來,大火把木板房燒了個精光……過了一天或兩天,縱火者被當場捕獲:一個不認識的姑娘(指卓婭——本文作者注)企圖利用浸透了煤油的破布等物點燃另一個木板房。此時正是嚴冬,一個失去了容身之處的家庭不得不擠到鄰居家裏棲身,全村居民極為憤怒。站崗的人狠狠地打了姑娘一頓,然後把她拖進盧克裏婭的木板房,早晨村長把她解送給當局並報告了所發生的事情。當天,姑娘被前來彼特裏謝沃村執行特別任務的士兵處以絞刑……沒有德國人在此處宿營,因此也沒有任何(按照官方說法)似乎被女遊擊隊員縱火燒掉的德國人的馬廄。
我們的軍隊來到這裏以後,村裏的許多居民被逮捕並被帶走,不知去向。因此,留下來的人面對可能到來的鎮壓,人人都有一種揮之不去的恐懼……
作者最後寫道:
是不是П.利多夫因受村莊裏那些被嚇壞了的居民的欺騙而做了錯誤的報導,或者是他自己為了有利於史達林宣傳而編造了這個事件?但是不管怎麼說,正是他的這種說法出了大名並被“載入史冊”。
卓婭不僅沒有打擊過德國人,反而燒掉了村民賴以過冬的木板房!?對於今天的我們而言,這是多麼熟悉的風格和技巧!
“我”或者“我”的某個知名朋友,來到某個“紅色神話”的發源地,與某個神秘的“老鄉”或是不肯透露姓名(或已故)的“村幹部”聊起了有關於“紅色神話”的事。於是乎,在神秘“老鄉”或“村幹部”對“歷史真相”的娓娓敍述中,狼牙山和地雷戰等“神話”依次破滅了。正如俄羅斯學者對若夫季斯文章所進行的分析:“這個例證清楚地表現了斯梅爾佳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卡拉瑪佐夫兄弟》中的人物,一譯斯麥爾佳科夫——本文作者注)繼承者們非常巧妙的手法。他們的創作依據,都是非常可靠的事實,如一個不認識的女教師對現已作古的作家阿諾夫以及公佈這件事的本文作者А•若夫季斯的口授資料。從這篇短文中,還可以看到希特勒分子如何主持公道,他們對居民如何關心,還可以看到蘇軍佔領彼特裏謝沃村所帶來的恐懼和淒慘,以及對史達林分子利多夫的揭露。這樣,А•若夫季斯的文章就像一枚多彈頭導彈,達到了一石四鳥的目的。”(В•利西奇金 Л•謝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戰——資訊心理戰》,P271~273,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除了《論據與事實》(!)雜誌的文章,有媒體還斷言照片上的那個卓婭屍體是假冒的。對此,俄羅斯聯邦司法部司法鑒定科學研究所進行了相關鑒定,最終結論是“照片上被處絞刑的姑娘是卓婭•科斯莫傑米揚斯卡婭。”(上引書,P273)
“歷史”戰之二:青年近衛軍的母親
老一輩的人應該都很熟悉亞歷山大•法捷耶夫的小說《青年近衛軍》以及根據小說改編的電影:主人公奧列格•科舍沃伊不屈服於敵人的嚴刑拷打,凜然赴死的精神感動了無數人。1991年,《自鳴鐘報》的撰稿人М•沃利娜發表了一篇名叫《科舍沃伊的母親在為誰哭泣》的轟動性文章,文中驚人地聲稱奧列格•科舍沃伊還活著!而科舍沃伊的英雄故事完全是一場由其精神失常的母親引發的離奇騙局:
在羅韋尼基地區的一個合葬墓穴中掘出了一些被德國人槍殺的人已經腐爛的屍體。當時在場的葉連娜•安德列耶芙娜(沃利娜文中奧列格•科舍沃伊的“母親”,實際上她把名字搞錯了——本文作者注)撲向其中一個有白髮的老人的屍體並號叫起來:“奧列日卡,奧列日卡!”所有人都看到了:在她面前的是一個帶白髮的老頭兒,可他還在哭喊著:“奧列日卡!”沒有人提出異議,於是……人們把那個不認識的老頭兒再次作為奧列格•科舍沃伊葬埋了。然而法捷耶夫卻據此杜撰出,奧列格在羅韋尼基監獄中遭受刑訊,並因此一夜之間這個16歲的男孩子竟白了頭!這樣,奧列格•科舍沃伊成了小說中的主人公,而葉連娜•安德列耶芙娜則成了主要英雄人物的母親…..
沃利娜的文章風行全國。文章發表幾天之後,“一群肆無忌憚的流氓無賴在盧甘斯克市把青年近衛軍英雄半身雕像從底座上推了下來”。針對沃利娜的文章,電影《青年近衛軍》中扮演奧列格•科舍沃伊的弗•伊萬諾夫在《真理報》上發表了同樣名為《科舍沃伊的母親在為誰哭泣》的反駁文章。他用充分的證據駁斥了沃利娜,指出了她的大量錯誤,並在文中提到不僅是科舍沃伊本人,他的母親葉連娜•尼古拉耶芙娜(不是沃利娜文中所說的葉連娜•安德列耶芙娜)就遭到過德國人的多次毒打,並導致她終身殘疾的事實。伊萬諾夫在文章中總結道:“我們這裏出現了一種亂翻墓石的傾向,就像女新聞撰稿人М•沃利娜所做的那樣。然而死人不可能說任何話以自衛!……應該記住聖經中的戒條:‘不要做偽證!眾所周知,靠偽證社會不能生存——它將毀滅’。”(上引書,P274~275)
“歷史”戰之三:尤利烏斯•伏契克的傳說
蘇聯末期的“南方系”在大肆挖掘國內墓地的同時,又精力旺盛地折騰到了國外。《絞刑架下的報告》作者,國際共產主義的著名活動家尤利烏斯•伏契克就被掘了出來。
伏契克據說沒有被絞殺於德國普勒岑塞監獄。“他不僅當了德國人的情報員,而且還以這個身份被派到玻利維亞,不久就死在那裏。甚至還出現了一張屍體的照片。”眾所周知,納粹和法西斯主義勢力曾在拉丁美洲有很大的力量,二戰後不少的納粹分子都潛逃到拉美,而這就是發明這個玻利維亞傳說的根由。“另外一些人不堅持‘玻利維亞’說,但仍然斷言,他終究是叛徒—情報員。至於那個著名的《報告》,則無論如何不可能是他寫的,而是後來伏契克的黨內同志們偽造的……”(上引書,P276)對於這種剝奪著作權的手法,其實也無須多說。如同希特勒說的那樣,“即使撒了謊,也要厚顏無恥地撒下去”。只要足夠厚顏無恥,只要“將普通概念重複上千遍”,即使編造出像季米特洛夫是個不能說一句整話的結巴,一樣可以使大眾相信。
假如伏契克泉下有知,他一定會說:
“人們,我愛你們!你們要警惕呵!”
“歷史”戰之四:“史達林森林慘案”
按照“符號空間改造法”的理論,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史達林毫無疑問是蘇聯時代的象徵,高峰中的高峰;蘇聯歷史的光榮與悲劇都在史達林時代得到了最深刻的體現。
“1987—1991年國內幾乎沒有一家報紙,沒有一家雜誌,沒有一個電視頻道看不到指責史達林及其時代的材料的。”(Ю•葉梅利亞諾夫《史達林:未經修改的檔案——在權力的頂峰》,P608,譯林出版社)雖然“非斯化”運動在史達林去世後就已開始,但在“想像力奪權”——這句五月革命時期的經典口號諷刺性地被蘇聯末期的“南方系”成功實現了——的時代,“非斯化”運動到達了它登峰造極的境界。党的最高領導人米•謝•戈巴契夫對這一運動作出了決定性的貢獻。在戈巴契夫執政中期,他向記者和社會學家公開了在蘇共中央委員會馬列研究所的中央檔案館中曾受到特別保護——1987年之前任何人不得調閱——的史達林檔案資料中的部分檔,“其目的在於扶持反對史達林的勢力,因此只公開了能證明史達林是一位元血腥暴君的資料,例如:與黨內政敵的鬥爭,30年代鎮壓運動的經過。那些中性的,特別是缺乏揭露性的材料仍被封存。”而仍被封存的資料中則包括了史達林對當時的“個人崇拜”表示反感等內容(Н•津科維奇《二十世紀最後的秘密》,P53,中國書籍出版社)。
和中國的南方系對毛澤東時代“鋨死”數千萬和“整死”數億人的指控一樣,史達林時代的歷次鎮壓自然也成了這種數位操縱的物件:“例如,很多人的意識中,已經沉澱下了幾百萬農民背井離鄉,作為‘富農階級’被流放的說法。奧•普拉東諾夫說:‘在集體化和消滅富農階級的歲月裏,約有700萬~800萬農民被流放,數百萬農民被關進集中營和監獄’”。對此,俄羅斯研究意識形態和心理戰的著名學者謝•卡拉—莫爾紮質問道:“‘700萬~800萬農民被流放’?連家屬加在一起,那可是3000萬~4000萬人啊!”而後來經過對當時史料和資料的認真研究,“事實是:1930~1931年間,總共381026個家庭計1803392人被特別遣送(所謂‘富農階級流放’)。占農戶總數的1.5%(約3%農戶被官方劃定為富農)。”(謝•卡拉—莫爾紮《論意識操縱》下,P546,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亞歷山大•伊薩耶維奇•索爾仁尼琴(索忍尼辛)的《古拉格群島》是反對史達林和“極權主義”的巨大圖騰,是“南方系”在對蘇聯歷史進行審判時的權威證人:“在他的筆下,古拉格‘島民’歷年的動態,包括徒刑死刑、釋放調轉、患病死亡等方面的情況,逐年均有詳盡研究,列表資料也堪稱卷帙浩繁。”不過正像此書的副標題——《藝術性研究嘗試》一樣,“索爾仁尼琴(索忍尼辛)的資料亦當以”藝術誇張“視之,而整個文化界的人士則幾乎是把這些東西作為集中營社會學學術研究資料來看待的。
他所造成的意識裂變真可謂令人拍案驚奇:一個人讀了那種似乎言之鑿鑿的紀實材料,就會聽而信之,而且更會相信他那‘4000萬人被槍斃’的說法。”(上引書,P549)即使是激烈批判史達林的羅伊•麥德維傑夫,也撰文指責索爾仁尼琴(索忍尼辛)“過於經常地對事實進行明目張膽的歪曲、篡改和有意的回避”(李輝凡 張捷《20世紀俄羅斯文學史》,P447,青島出版社)歷史學家澤姆斯科夫用近10年的時間系統整理了反映勞動改造營管理總局(古拉格)各方面情況的檔案資料,並且發表了各類被鎮壓人員狀況的詳盡匯總材料。“他雖非史達林主義者,但是尊重事實。”但是“民主派卻刻意竭力不理睬他,也不和他論戰”,少數應戰者如安東諾夫—奧夫謝延科也都立即露了大怯。澤姆斯科夫指出他的論敵在引用他本人並未見過的1945年秋季全蘇集中營和勞教所資料時犯了一個“小錯誤”:安東諾夫—奧夫謝延科“漏掉了”一個小數點(МЛН.),其結果就是把160萬人“變成”了1600萬人。“多麼輕而易舉,拿掉小數點,再通過傳媒擴散開來,而億萬人竟然信以為真。當一種思維範式已經形成的時候,操縱家就不在乎理智的論據了。”“操縱家們也正是為了對想像力而非理性施加影響,才會如此誇大數字的,有時會誇張幾十倍,甚至幾百倍。恰恰是這種非要誇大真實數量不可的意圖,才能成為操縱的一種特徵”。(卡拉—莫爾紮上引書,P549)
不久之前曾鬧騰過一陣“卡廷森林慘案”事件,我國的南方系也是不甘人後,積極回應。然而早在1988年的蘇聯,就發生過一個轟動全國的“庫羅派特森林慘案”事件,據當時的“南方系”媒體報導:
在明斯克郊區庫羅派特森林發現大批犧牲於史達林大恐怖時期人士的遺骸,這場恐怖是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機構在1937年至1941年6月期間製造的。
媒體稱這個慘案的死難人數約為數十萬。國外的傳媒也不遺餘力地進行大肆宣傳——這是史達林及其極權制度嗜血成性的又一罪證。最後,在對這個“庫羅派特森林慘案”事件進行了仔細調查後,得出如下結論:
內務人民委員會各機構與所謂庫羅派特森林受害者之間沒有任何關係。在紮斯拉夫公路和明斯克環路之間丘陵地帶的戈迪謝鎮附近,安葬著不少於30萬希特勒種族滅絕暴行的犧牲者(“庫羅派特森林案:時代的篡改”,《軍事史》雜誌,1991.No.6,轉引自В利西奇金 Л謝列平上引書,P267,)
正如俄羅斯學者指出的:“庫羅派特這個地名在白俄羅斯地圖上就從來沒有過。杜撰名稱的目的是為了充分發揮情感的力量,影射史達林在這裏槍殺人就跟殺山鶉[俄語“山鶉”的發音為“庫羅派特卡”(Куропатка),故有此說——本文作者注)一樣無所顧忌。庫羅派特森林案只不過是整個虛偽報導龐大體系中的一個事例而已。”(上引書,P267)在蘇聯末期的混亂歲月裏,儘管一些謠言被揭穿,但謠言總能淹沒真相:製造大量新謠言的速度永遠要快過被動地對舊謠言的逐個駁斥。關於史達林,“有人寫的東西甚至已經離譜到了讓人想瞧一瞧還能編出什麼玩意兒來的程度……出現了大量編造史達林是沙皇暗探局特務的文章。有的文章說,流放中的科巴(史達林早期的黨內別名)襪子臭不可聞,幾乎所有的精神病他都有;他只不過是個神學校裏不學無術的學生而已,等等,等等。布爾什維克一詞居然成了一句罵人話……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攜帶史達林畫像參加群眾大會被認為是低能兒;大眾傳媒曾經專門在各地群眾大會上尋找攜帶有史達林肖像的人,以便表現他們的淺薄和粗俗。”(上引書,P266)“一個穿網眼針織背心的人坐在電視機前。——人們在街上遊行,臉上帶著喜悅。他手指螢光屏上史達林時代那些缺心眼的人,笑得前仰後合,說不出一句話來。”(上引書,P243)(筆者在此想插入一件事情:去年,某城市的一位收藏者——他是毛澤東時代的人——舉辦了一場關於毛澤東時代的影像與圖片展。一個在改革時代成長起來的中年人熱心地從外地趕來參觀——他對那位收藏者感歎道:“你辦的這個展覽很好,很有意義,像這些我的父母那代人都經歷過的;你看那些人(指毛澤東時代廣場上的遊行者),都像是發瘋了一樣,像機器一樣。”收藏者聽完後說:“我們當時對於領袖和國家的熱愛都是出於肺腑的,並不像你說的那樣,是失去了自己意志的表現。”談話由此陷入了尷尬。)
史達林在世的時候,如同從天而降的巨神,其威望甚至超過了列寧。然而他身後的歷史命運又是如此無常,甚至顯得淒涼。1953年在史達林的別墅裏,貝利亞、馬林科夫、赫魯雪夫等人看著史達林生命垂危,卻遲遲不去叫醫生;史達林剛死,“非斯化”的運動就隨即展開:先是貝利亞——如果不是他在黨內鬥爭中被擊敗,也許就輪不到赫魯雪夫來做那個轟動一時的秘密報告了——接著就是赫魯雪夫的高潮戲。赫魯雪夫先是史達林狂熱的吹捧者,後來又是史達林狂熱的反對者。在他與中國交惡的時候,甚至憤怒地聲稱要“把史達林的棺材直接送到北京來!”到了蘇聯末期,在所謂“公開性”政策和勢大滔天的“南方系”的力量之下,“非斯化”運動終於進入了歇斯底里的狀態。“卡廷森林慘案”也好,“庫羅派特森林慘案”也罷,其實史達林早就被一次次地拖進了名叫“史達林”的歷史森林裏,遭到了無數次的審判和槍決。
“歷史”戰之五:“回歸列寧”
“史達林領導下的蘇聯時代在社會意識中被一筆勾銷之後,蘇維埃國家的締造者列寧的名字仿佛成了連接過去與現在的最後一座橋樑,它象徵著幾代人之間的繼承性。因此,損害業已形成的列寧的形象詆毀他的活動,就成了把整個蘇聯時期說成是黑暗和愚昧時代並使人們離開社會主義的一個必要步驟。”(上引書,P169 )
在蘇聯還沒有走向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末日之前,為了非史達林化,必然要借助列寧的威名,列寧代表了蘇維埃國家的終極真理。正如赫魯雪夫提出的“回歸列寧原則”那樣;戈巴契夫在“改革”初期也曾化身為列寧的忠實傳人。而在蘇聯末期的大混亂到來後,所有蘇維埃國家的偶像與禁忌一個個被羞辱被打破;當蘇聯全部的歷史都成了被“清除和消滅”的物件時,列寧這個最後的禁忌也就不能倖免了。所謂“回歸列寧”的意義,可以看作是一步步地把所有的都清算完之後,最後必然來到的總結性清算。
“列寧是德國間諜”,“列寧是毀滅俄羅斯文化的罪人”,“列寧是俄國人民的劊子手”“列寧是美好的沙皇俄國的破壞者”,這些都是老調重彈了。到了這個階段,連編造歷史的工夫都可以省去,而直接使用“純文學”風格了。《自鳴鐘報》的“政治評論家、詩人”——總是這號人物不是嗎?——A•伊萬諾夫斷言:“總的看來,我們的領袖和導師是死于梅毒。”而1990年的另一篇奇文《崇拜的誕生:列寧是典型的神話》(М•魏斯科普夫,《波羅的海時報》)這樣寫道:
大約是1924年,克里姆林宮的下水道經受不住布爾什維克的猛烈衝擊,終於跑水了。陵墓裏灌滿了污水,一名神甫(好象是大牧首本人),這樣說:“聖屍上也是要塗油的。”
……那副傻瓜表情、那顆禿頭 、那張喝得醉醺醺的電報員也差不哪去的鬼臉……打旱地裏冒出來的一顆苗苗兒:要模樣沒個模樣,要氣派沒個氣派。
瓦洛佳搞俗家的科學也在行。他雖說沒有一點詩才,但只要老師吩咐,就可以立刻“用正確的六音步長短短格來翻譯荷馬史詩”。
他的房間保持著修道院式的整潔。一個中學生正在做筆記,筆記本上密密麻麻寫滿了一個個小耗子似的字母——字雖然寫得緊緊巴巴,倒不妨礙思想馳騁。這個中學生寫滿了一個又一個本子,若有所思地瞅著牆壁,眼前是兩片畫著斑斑點點的大屁股似的東西半球——蘇聯國徽的原型……
最後,終於有機會談一談那個與大救星聯姻的她——娜傑日達(指列寧的妻子娜傑日達•克魯普斯卡婭——本文作者注)——的問題了。想不到吧,這個講起話來跟馬卡爾•傑武什金一副腔調的、黨內綽號叫“魚”的革命的女修道院長,居然不乏抒情的想像力……而在那圍著灰毛皮圍脖、像東歐平原一樣扁平乏味的胸膛裏……居然還有一顆監獄未能使之喪失慈愛的心在……跳動?(上引書,P268~269 )
與此文那種妙語連珠,油腔滑調,下流無恥地嘲諷偉人的水準相比,我國那位說毛澤東的字像“狗扒似的劃拉出來了”的小京油子實在只能算是托兒所的程度了。
在“清除和消滅”列寧這座最後高峰的運動中,著名的史達林傳記作者德米特裏•沃爾科戈諾夫上將(我國的“辛同志”可以看作是他的翻版)是一個代表人物。這位擔任過蘇聯陸海軍總政治部副主任、蘇聯國防部軍史研究所所長,曾在史達林傳記中指責史達林違背了偉大的列寧及偉大的列寧主義的黨內軍內的權威理論家,也終於發現了與“極權主義”做鬥爭的必要性。“特別是他在自己全盤否定列寧的著作的封面,為強化對讀者的負面影響,登載了一幅重病患者的照片,那張臉被痛苦折磨得已經變了形,實際上當時人已處於瀕死狀態。”有人指出:“書的封面是對死者的粗暴侮辱(不論大家對列寧的態度如何),故爾他必遭報應。”沃爾科戈諾夫在書出版後不久,就患病並很快死去了。不管這是不是報應應驗,對列寧的詆毀還是見出了成效。《論據與事實》雜誌1991年就“列寧應當躺在什麼地方”向路人提問。莫斯科一位15歲的少年季馬對此回答道:“應該把他從這裏扔出去……嗯,不是扔,應該是運出去。他做過什麼好事嗎?他把全國都搞亂了,現在卻躺在這裏。把他埋到某個墓地去吧!”(上引書,P270)
“把蘇維埃墓地全掘開……”
“不僅僅戰爭年代,而且整個70年蘇聯歷史都逐漸被迅速蔓延開來的污點所覆蓋,許多歷史畫面簡直就是一幅諷刺性漫畫。其中對曾經支持過蘇維埃政權的作家們的態度即為一例。按照各種報刊媒體的說法:阿•托爾斯泰是貪財鬼和酒徒,馬•高爾基是一個虛偽的,名不副實的人,弗•馬雅科夫斯基是發育不全者,米•肖洛霍夫則是抄襲他人作品的人。甚至很難數得清針對《靜靜的頓河》作者究竟有多少造謠中傷。”(上引書,P277)“從‘民主派’的宣傳中可以得出的結論是:整個蘇聯時期的歷史上是一批不合格的人在活動,他們以自己的‘極權政治’威脅西方的偉大民主。”(上引書,P308)B.伊柳欣在《控告總統•起訴狀》(1992年)中說道:“在他(指戈巴契夫——本文作者注)的統治下,整個國家都被變成了考古發掘地。”(上引書,P283)
人們會有一個疑問:為什麼在蘇聯末期大眾會輕易地相信那些“荒唐無稽”的“政治謠言”?由於這涉及到具體的蘇聯意識形態“蛻變”問題,並且不是本文的主題,所以在此僅簡單地談以下一點。蘇聯官方在對其自身歷史的解釋上有著一個非常不好的傾向——這也並非是蘇聯獨有的問題——即用“庸俗化”的歷史觀念去解釋蘇聯史上所發生的諸如黨內鬥爭在內的一系列複雜問題。
在1953年清算貝利亞問題的蘇共“七月全會”上,蘇共中央書記赫魯雪夫的發言就是這種庸俗化歷史觀的典型:
“……早在史達林生前我們就知道貝利亞是個大陰謀家。他是個奸詐的傢伙,是個狡猾的鑽營之徒。他用自己骯髒的爪子牢牢吸在史達林同志的內心,他善於把自己的想法強加給史達林同志……我們大家都尊重史達林同志。不過歲月不饒人,最後一段時間史達林既不能看檔,也不能見人,他的健康狀況不佳。貝利亞這個卑鄙小人狡猾地利用了這一點,非常狡猾……貝利亞對黨的態度跟希特勒沒有區別……貝利亞不是黨員,而是鑽營之徒,可能還是間諜,在這方面還要再挖一挖……”
赫魯雪夫等人用一套“忠臣/奸臣——明君/昏君”的模式去向人民解釋貝利亞問題,甚至用“庸俗化”了的階級鬥爭觀念把貝利亞與希特勒並列——而此人就在不久前還是和自己很親近的同志。“妖魔化貝利亞的形象,把他描繪成悄悄混入党的領導層的傢伙——這都貶低了社會進程在歷史中的重要性,創立了用某些個體的不良意願解釋蘇聯歷史事件的先例。”(Ю•葉梅利亞諾夫《未經修改的檔案:赫魯雪夫傳》,P309,譯林出版社)
赫魯雪夫在二十大上全盤否定史達林領導蘇聯的“三十年”——儘管他後來出於政治原因又多次反復——把大肅反時期的鎮壓描繪成是“暴君”對那些無限忠誠於黨的“老幹部”的迫害,而掩蓋他本人就曾是一個積極的鎮壓者,掩蓋了黨的“老幹部”們對他人的迫害行為以及確實存在的反史達林的密謀等等事實。正如斯台芬•茨威格所說:“熱月九日之所以具有世界歷史意義,並不是因為羅伯斯庇爾被處以死刑,而是他的繼任者採取這種怯懦虛偽的態度(指將罪過推在羅伯斯庇爾一人身上——本文作者注)。因為直到這天為止,革命無論採取任何行動,全部理直氣壯,同時也心安理得地承擔一切責任”(斯•茨威格《約瑟夫•富歇——一個政治性人物的肖像》,P70,華夏出版社)這種對待歷史“隨心所欲”和“胡作非為”的態度,使蘇聯官方的歷史解釋逐漸失去信譽。勃列日涅夫雖然沒有宣佈赫魯雪夫是“希特勒”,但整個勃列日涅夫時代的意識形態語言完全是由連篇的“廢話”和貌似正確無比的“空話”與“套話”構成的。戈巴契夫及其“意識形態專家”“延續”了赫魯雪夫的“精神”。但是他們嫌後者對史達林時代“刨”得還不夠徹底,於是決定直接往祖墳上刨:“現在請想像這樣一種情景。羅馬教皇走到羅馬的聖彼得廣場,對圍攏來的人說了下麵一番話:親愛的教徒們,我必須向你們宣佈,沒有什麼上帝,天主,教會只是一個犯罪組織,我把它解散了。您會怎麼評價這位教皇的行為呢?須知蘇聯的意識形態專家們正是以這種精神表述的。”(亞歷山大•季諾維也夫《俄羅斯共產主義的悲劇》,P64,新華出版社)蘇共官方的歷史解釋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終於土崩瓦解:既然老一套已經令人厭煩,那為什麼不去聽那些更新鮮、更刺激的故事呢?而蘇聯末期的“南方系”進行的大量“歷史發明”-融驚險、偵探、色情、科幻等所有吸引人的要素於一爐,正好滿足了大眾的心理欲望。當然,這並不是蘇聯末期“南方系”能夠大獲全勝的惟一內因,但至少是重要的內因之一。
《零城》的意義
1996年俄羅斯國家杜馬安全委員會舉辦了一個為期半年的講習班,“專門研究破壞社會‘文化核心’的技巧。”參加者包括了不同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的專家。講習班在最後的幾次會議中,重點地討論了卡倫•沙赫納紮羅夫(其父格•霍•沙赫納紮羅夫曾是戈巴契夫的心腹助手之一)的影片《零城》(1988年)。與會的專家一致認為《零城》準確地預見到了蘇聯社會“文化核心”被破壞的過程。
《零城》講述了莫斯科的工程師拉瓦金在“零城”出差時遭遇到的怪異和恐怖經歷:拉瓦金剛到“零城”時,前往一家工廠找廠長,結果竟然“見到女秘書在接待室全裸地坐著。人們進進出出,把緊急要打字的材料交給她,但對怪誕卻視若無睹……出門的時候他病了。那些習以為常的秩序的標誌物——列寧像呀、社會主義勞動競賽榜呀——再也抵禦不住迷亂的局面了。”只有裸女或者只有列寧像的社會都是一個——意識形態意義上的——“秩序的社會”。而當裸女和列寧像在同一個時空中並存,甚至裸女和列寧像被奇妙地拼接在一起,難分彼此的時候,則標誌著“秩序的社會”開始走向混亂和崩潰之路。
在《零城》的尾聲部分,“零城”的“整個匪幫——官員們、地下企業家們、作家,還有好多浪蕩女人——紛紛撲向一顆象徵政權的‘俄羅斯國家樹’,開始摧毀它,撕擄它的枝葉。”(卡拉—莫爾紮上引書,P720)
文/克爾白的懸詩
2010-12-15
讚讚
(1927)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蔣介石的投名狀
進軍滬寧,蔣介石的猶豫
1926年11月,一個楓葉飄零的晚秋,蔣介石仍在南昌北伐軍總司令部的辦公室裏來回踱步。此時,他的心情焦慮而糾結。北伐大軍越是逼近上海和南京,他的心情就越是忐忑不安。
在軍事上,蔣介石打得順風順水。自1926年7月廣州誓師北伐以來,大軍一路高歌猛進。“打倒列強除軍閥”的革命旋律響徹中華大地,轟轟烈烈的國民革命浪潮迅速席捲大江南北,貌似強大的北洋軍閥兵敗如山倒,北伐軍只用了三個月的時間就打到了武漢,摧毀了軍閥吳佩孚的武裝力量。隨後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也從廣州遷到武漢。緊接著在11月,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率部從兩湖地區攻入江西,打敗了另一個軍閥孫傳芳,連克九江、南昌,兵鋒直指南京、上海。
但是,在政治上,局面對蔣介石卻非常不利。他最主要的政治對手汪精衛到了武漢。自從1925年孫中山去世以來,汪精衛以總理繼承人自居,在黨內政治勢力雄厚,再加上蘇聯的政治、軍事和金錢的背後撐腰,儼然成為國民黨的主要領袖。汪精衛在武漢與地方實力派唐生智建立同盟,再加上對蔣介石深懷敵意的蘇聯顧問鮑羅廷,武漢已成為國民黨內部反蔣的核心。此時,大部分的國民黨中央委員都已到了武漢,政治權力已被汪精衛主導。汪精衛三番五次催促蔣介石速來武漢,蔣介石陷入了深深的困境。去武漢,則自己很可能被架空,不去,就有自絕於黨國的危險。更何況,他的北伐大軍每天都要耗用大量糧餉,而財權並不在他手上。戰場上打得再順利,如果武漢切斷他的財源,他的北伐大軍將會立刻喪失戰鬥力。
蔣介石的理想就是借北伐統一全國,繼而成為中國的凱撒。要命的是,他不得不依賴蘇聯的金錢來實現自己的理想,而卡住他金融命脈的正是史達林在中國的眼睛和左右手——鮑羅廷。“中山艦事件”之後,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共產黨在廣州的勢力,但為了蘇聯的武器裝備和金錢,為了他統一中國的大業,他不得不暫時隱忍。
當五四運動爆發時,蔣介石受到強烈震撼,他在日記中寫道:
“此乃中國國民第一次之示威運動,可謂破天荒之壯舉……民氣未餒,民心未死,中華民國當有復興之一日也。”
當1925年6月23日,廣州群眾支持香港工人大罷工,舉行示威遊行經過英國租界附近的沙基時,英軍悍然屠殺遊行群眾50餘人,傷170餘人,釀成“沙基慘案”。蔣介石聞訊在日記中寫道:
“國勢至此,不以華人之性命為事,任其英賊帝國主義所慘殺,聞之心腸為斷,幾不知如何為人矣!自生以來,哀戚未有如今日之甚也。”
憤怒的蔣介石在其日記中每日寫下一條仇英德的“憤青”口號,多達百餘條:
“英虜皆可殺!英仇可忍耶!英夷不滅非男兒!汝忘英虜之仇乎?英番不滅革命不成!……”【1】
蔣介石不僅反英,而且對美、法等國也抱有警惕的態度,“英番可滅,美、法亦不可玩忽”。1926年,他曾嚴厲批評美國的外交政策,“痛詆美國外交政策之錯誤及其基督教之虛偽”。
蔣介石不僅對列強充滿憤怒,對洋買辦階層也十分憎惡,痛恨他們幫助洋人控制中國經濟命脈。“洋奴之可惡,不止於此。凡在租界、公署及洋立公司之洋奴,皆可殺也。”
歷史充滿怪異之處就在於,誰能想到中國最大的官僚買辦階層的總頭目蔣介石,居然骨子裏痛恨他所依賴的那些勢力?!荒誕但順理成章的是,作為一個把個人權力放在首位的政治家,理想是從屬於現實的,他非常清醒地認識到誰能給他帶來權力。當蘇聯可以利用時,他就利用蘇聯的金錢和武器來實現北伐和統一,鞏固和強化自己的權力。當蘇聯試圖控制和命令他時,他就會毫不猶豫地將其一腳踢開。在後來的日子裏,對他所仇恨的列強,如英國、美國、日本等,皆如此;對他所厭惡的洋買辦,亦如此。他將自己定位成革命的化身和真理的終極解釋者,反對他就是反對革命,反對真理!不管是誰,只要阻擋了他的權力之路,“皆可殺”!
在蔣介石看來,天下群雄皆鼠輩。奉系軍閥張作霖,毫無理想信念,背靠日本,坐擁東北之地,勢力雖大,但少謀寡略,不過一土匪耳;直系吳佩孚、孫傳芳之輩,爾虞我詐,內部矛盾重重,占地雖廣,只需各個擊破,滅之何難?最令他頭痛的還是共產黨。
蔣介石曾訪問過蘇聯,親眼目睹了一個有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和信仰體系的政黨,組織嚴密並深植於軍隊。蘇聯紅軍號令統一,行動一致,其戰鬥力迥異于中國軍閥的部隊。大受啟發的蔣介石,回到中國就大力推廣“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中國要革命,也要一切勢力集中,學俄國革命的辦法,革命非由一黨來專政和專制是不行的”。
正因如此,蔣介石對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這一大政方針,從骨子裏就認為只是權宜之計,為的是獲得蘇聯的援助,增加國民黨的實力。所以,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這種“黨中有黨”的局面非常反感。特別是共產黨的群眾動員能力和組織能力遠較國民黨厲害,更與國民黨中的左派打得火熱,極大地增加了蔣介石在國民黨中實行“集權”的難度。在國民黨“一大”期間,大批共產黨員擔任了國民政府的要職。
在北伐的問題上,蔣介石力主從速,而鮑羅廷似乎看穿了他的個人圖謀,建議從緩,先鞏固廣東革命政權,發動群眾,以待時機成熟。
蔣介石很明白,鮑羅廷的“時機成熟”之日,就是他被趕走之時。所以他必須抓住時機,做大做強自己。在他的力爭之下,鮑羅廷最終還是做出了讓步,蔣介石的北伐開始了。
蔣介石的北伐進展神速,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蘇聯源源不斷的軍火供應和金錢支持。那麼,蘇聯為什麼要支持國民黨呢?這需要從蘇聯當時的國際環境說起。
3000萬金盧布打造的北伐戰爭
1920年2月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一個月黑風高的寒夜,一輛輛由士兵押送的馬車滿載木箱,駛進「滙豐銀行」符拉迪沃斯托克分行的大院。銀行工作人員立刻將卸下來的木箱吃力地搬進銀行的金庫,分行經理伍德隨即帶著兩名助手打開了第一個箱子清點貨物。伍德打開箱蓋一看,裏面全是碼放整齊的金磚,在黑暗中依然閃爍著幽幽的光芒。於是他們伸手進去,借著蠟燭的一點昏暗的亮光,仔細摸索著金塊,清點數量。“地板上堆滿了箱子。我們踩著箱子走動,一手拿著蠟燭,一手拿著火漆,打開每只箱子,檢查內容,再用火漆封上,然後送去裝船。”【2】
這批金子原本是屬於沙皇的,兩年前還靜靜地躺在沙皇俄國中央銀行的國庫裏,現在卻作為戰利品進了「滙豐」的金庫。這是怎麼回事?
原來俄國十月革命後,盤踞在西伯利亞的沙皇軍隊,在海軍上將高爾察克的率領下向莫斯科進軍,旋風般地攻佔了沙皇政府中央銀行國庫所在地喀山,奪取了價值8000萬英鎊的黃金儲備。之後卻兵敗莫斯科城下,隨即裹挾著這批黃金沿著西伯利亞大鐵路向東逃竄。時值冬季,西伯利亞的嚴寒徹底摧毀了這支敗軍的士氣,剛跑到伊爾庫茨克就嘩變了。為了活命,嘩變士兵跟蘇維埃政府達成協議,他們將高爾察克和那批黃金交給蘇維埃政府,蘇維埃政府則保證他們的人身安全,讓他們回家。這些嘩變的士兵主要是一些歐洲雇傭兵,他們要從符拉迪沃斯托克坐船回歐洲,就暗自扣下一部分黃金賣給了「滙豐銀行」符拉迪沃斯托克分行。
本來窮得叮噹亂響的蘇俄政府,拿到了這筆沙俄留下的黃金儲備,腰桿一下子就硬了起來。當時的1英鎊約合10兩銀子,沙俄國庫壓箱底的那批黃金被歐洲雇傭兵倒賣了一部分給「滙豐銀行」,剩下還有大約價值5000萬英鎊的黃金落到了蘇俄政府手裏,這可是一筆價值5億兩白銀的鉅款!當年日本人通過甲午戰爭,從中國勒索了2.3億兩白銀,在英國換成黃金後,成功地建立了金本位的日元體系。布爾什維克政治局裏也不乏金融貨幣的高手,就用這筆黃金做儲備進行盧布的幣制改革,實行了金本位。於是本來已經被戰爭摧毀的俄國經濟逐漸穩定下來,重新步入正軌。【3】
站穩腳跟的蘇俄政府,剛剛緩過氣來,心有餘悸地四下張望,發現處境實在不妙。
蔣介石抱上了更粗的大腿
上海灘金融大亨虞洽卿,可是中國金融圈裏響噹噹的一號人物,當年蔣介石落魄上海灘的時候,就在這位虞老爺子創辦的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裏炒過股票、期貨。被打爆倉後又是虞老爺子出面擺平,還將蔣介石介紹給了杜月笙和黃金榮兩位上海黑社會大佬。蔣介石和他的交情很是不淺。
虞洽卿也沒拿自己當外人,一進會客廳,簡單寒暄兩句,就直截了當地向蔣介石拋出兩個關鍵問題:“你說聯俄、聯共、扶助農工,就真要幫助窮人嗎?那我們怎麼辦?”
蔣介石一笑:“窮赤佬怎麼靠得住?”
虞洽卿又問:“那北伐軍要打倒列強,我在洋人那兒幹過,我還跟洋人做生意呢。”
蔣介石歎道:“洋人怎麼打得過?”
虞老爺子一聽,點點頭,心裏有了底,進一步試探:“那我回去,怎麼幫你?”
蔣介石猛地一揮手:“我不日就會攻克上海,抵近南京,你跟杜先生(杜月笙)、黃先生(黃金榮)說一下,幫我維護好上海治安。”
虞洽卿點點頭:“這個沒問題。我能幹什麼?”
蔣介石一聽,心中一動,俯身上前,盯著虞洽卿,一字一句地說道:“錢,幫我籌錢,越多越好,到了上海是要花錢的。”
這顯然是一筆交易。北伐的宗旨就是要打倒列強、扶助農工,可蔣介石現在管不了這麼多原則了,在權力與原則之間,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前者。
事實上,早在1926年初,英國外交部就曾針對中國北伐戰爭的對策問題組織過討論,駐華使領館官員、海陸軍http://
指揮官、港英當局紛紛獻計獻策,提供了使用武力、國際封鎖、援助北方軍閥、向蘇聯施加壓力、懷柔等五種可供選擇的方案。論證結果認為:前兩種方案後患無窮,適得其反,也難以取得其他列強的支持;第三種方案的困難在於找不到英國中意的鐵腕人物;第四種方案不會有什麼成效;只有最後一招懷柔似乎可行,並富有“建設性”。【12】
不懷柔的辦法以前也用過。1925年,港英方面就公開用軍火和現款供給國民黨內部軍閥陳炯明起兵反叛國民政府。結果,陳炯明叛亂被鎮壓,用金盧布武裝起來的北伐軍,又基本打垮了原本由國際銀行家扶植的北洋各系軍閥。這些北洋軍閥垮得速度之快,讓他們的後臺老闆們瞠目結舌、手忙腳亂。擺在帝國主義面前最大的問題就是,新的代理人在哪里?
這時,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就成為可以培養的上佳人選。然而,中國政局實在太過撲朔迷離,一向對投資方向判斷準確的倫敦金融城和美國華爾街,這時也是一個頭兩個大,這個蔣介石到底靠不靠譜呢?萬一這位仁兄拿了錢不辦事或者辦事不力怎麼辦?為了摸蔣介石的底,美國政府甚至派專人查閱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檔案中關於蔣介石的犯罪記錄。【13】
但只是側面調查顯然還遠遠不夠,必須當面鑼對面鼓地談清楚心裏才有底。於是才有了大買辦虞洽卿跑到南昌親自“面試”蔣介石。在初步摸到蔣介石的底牌之後,虞洽卿又於1927年2月到南昌“復試”蔣介石。這一次達成了秘密協定:蔣介石到上海、南京後,即可獲得貸款6000萬大洋,條件是蔣介石要納出“投名狀”——動刀子****。【14】
6000萬大洋的誘惑!
當時,北京一套四合院也就200個大洋!蘇聯人在1924~1927年的3年間給國民黨投了3000萬金盧布,約合2700萬大洋,就幾乎打贏了北伐戰爭。
這可是6000萬大洋啊。沒說的,幹!蔣介石要對共產黨動刀子了。
蘇聯三年的心血,3000萬金盧布的投資,在虞洽卿與蔣介石的兩次會面下煙消雲散了。當然,這不是因為虞洽卿個人的能量有多麼了不得,更不是因為虞洽卿與蔣介石的私交有多麼深厚,而是因為虞洽卿背後所代表的勢力,比蘇聯更有錢,比蔣介石更怕共產黨。
蔣介石終於抱上了一條更粗的大腿!
虞洽卿與蔣介石:不得不說…
虞洽卿是上海灘的風雲人物,名副其實的金融大佬。此公乃荷蘭銀行的買辦,同時還經營著錢莊、投資銀行,興辦航運公司,結交三教九流,連黃金榮、杜月笙都要尊他一聲前輩,就連租界裏的洋人都讓他三分。
荷蘭銀行在國際銀行家版圖中的地位非常特殊,其創辦人是老牌猶太銀行家族孟德輝家族。孟德輝、沙遜和羅斯柴爾德同屬於塞法迪猶太人。15世紀90年代,西班牙興起反猶浪潮,羅斯柴爾德家族流亡德意志從事老本行,後來成為德意志王室的宮廷銀行家;沙遜則去了中東地區,成為巴格達的首席財政官;孟德輝家族則逃往荷蘭,發起創建了荷蘭銀行和荷蘭東印度公司。1640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後,孟德輝又進軍倫敦金融城,參與創建了英格蘭銀行和英國東印度公司。到維多利亞時代,被稱為“女王最喜歡的猶太人”,成為英國王室最信賴的宮廷銀行家。1812年,孟德輝與羅斯柴爾德家族聯姻,並為羅斯柴爾德家族操盤股票投資,兩家結成血濃於水的同盟關係。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羅家在歐洲大陸的全部投資,都由孟家的荷蘭銀行代為打理。直到今天,羅家在中國香港的辦事處仍以“荷蘭銀行-羅斯柴爾德”命名。
虞洽卿就是為這樣一個銀行家族整整效力了30年,勤勤懇懇,盡職盡責,以致對中國風俗一無所知的荷蘭女王為了表彰其功績,特地御賜王室座鐘一架。
最早由虞洽卿發起創辦的「上海總商會」,擁有著自己的武裝力量,在辛亥革命光復上海的戰役中,發揮了主力軍的作用。當時,這支商團武裝一鼓作氣攻下上海道縣公署,接著又攻佔了江南製造局。虞洽卿控制下的上海總商會,還為隨後成立的同盟會滬軍都督府墊銀180萬兩,籌措款項共計300萬兩之巨。
1916年底,頗具經濟頭腦的孫中山為了籌措革命經費,與虞洽卿等人商議在上海創設證券物品交易所,經營證券、花紗、金銀、雜糧、皮毛等,並向北洋政府農商部提出申請。然而北洋軍閥對“孫大炮”心有餘悸,神經過敏,以致“逢孫必反”,拒絕批准,再加上當時的經濟不景氣,此事就擱置了下來。
後來,將此事接著往下推進的就是蔣介石。
蔣介石早年追隨上海同盟會領導人陳其美進行反清革命,在同盟會攻打清軍固守的江南製造局時,蔣介石跟陳其美一同扛過槍,是戰場上共同拼殺出來的過命的交情,後來兩人成了磕頭的把兄弟。陳其美是孫中山的頭號心腹,革命成功之後,陳其美出任上海督軍。虞洽卿在陳其美那裏擔任財政顧問,為維持其運作,籌措過大筆糧餉。蔣介石由於跟陳其美的特殊關係,也跟虞洽卿打得火熱。後來陳其美被刺身亡,蔣介石頓時失去了靠山。
孫中山用證券交易所來籌集革命經費的思路還是很有見地的,革命與戰爭都需要用錢,而且需要很多錢。當蔣介石接受組織委任繼續推進交易所時,頓時覺得找到了事業的方向。他先與上海督軍府的故交戴季陶、陳其美的侄子陳果夫、江浙財閥張靜江等人,在上海組織了一個名叫“協進社”的秘密社團,進行具體組織謀劃工作。然後拉虞洽卿來發動上海商界向北京農商部提出申請,創設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
1920年7月1日,中國第一家綜合性交易所——「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正式開業。理事長為虞洽卿,交易物品為有價證券、棉花、棉紗、布匹、金銀、糧食、油類、皮毛等。當日上海《申報》登出一條廣告:“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54號經紀人陳果夫,鄙人代客買賣證券、棉花,如承委託,竭誠歡迎。事務所:四川路1號3樓80室。電話:交易所54號。”
這家54號經紀人營業所,就是由蔣介石組建的“恒泰號”,具體買賣業務則交由陳果夫操辦。“恒泰號”的營業範圍是代客買賣各種證券及棉紗,資本總額為銀幣3.5萬元,共35股。蔣介石在其中占了4股。後來蔣介石投機生意失敗,被人上門逼債,還是虞洽卿將其介紹給黑社會的頭目黃金榮,拜入黃金榮的門下,由黃金榮出面才清理了債務,並出資供其南下廣州投奔孫中山。
在大革命浪潮的衝擊下,國際銀行家們的頭等大事,就是動員中國買辦階級絞殺中國革命。
1927年3月,上海工人階級在共產黨領導下,舉行了武裝起義解放上海後,英國駐美大使立刻向美國國務卿凱洛格表示:“在那裏(上海)撤退是不可能的,而且我們在通商口岸的地位和權利會全部損失,我們政府考慮以一切力量來保衛作為英國利益集中地的上海租界。我們熱忱歡迎美國在上海、南京文武各方面的協力合作。”【15】
就在1927年3月,為了保衛“(國際銀行家)利益集中地的上海租界”,聚集在上海的英軍有17000多人,日軍4000多人,美軍3500多人,法軍2500多人,連同租界工部局武裝“萬國商團”和巡捕等,帝國主義武裝共達30000多人。
同時,老謀深算的國際銀行家也深知,在被大革命激發出愛國熱情的中國人民面前,簡單粗暴地直接出面干涉,實在是成本高昂,得不償失。要穩定他們在中國的既得利益,還要靠國際銀行家在中國的直接代理人——買辦階級。
而此時中國的買辦階級最大的利益訴求則在於向國際銀行家要權。國際銀行家的在華利益集中在上海公共租界,租界的最高權力當局是租界工部局。由於租界的特殊地位,很多大買辦、江浙財閥都定居在租界,要向工部局照章納稅。然而奴才註定是不能與主子坐在一張桌子上吃飯的,這些大買辦、財閥在工部局裏根本沒有一席之地,“朝中無人”則利益難以得到保障。根據“無代表,不納稅”的資產階級共和原則,這些買辦階級早就心懷不滿了。
1926年3月18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會人員就與上海中國資產階級的大人物們在大華飯店聚餐。按照中國人的傳統,在飯桌上解決問題。這件事稱為“上海歷史中之又一里程碑……此種會議之召集,在本市歷史中尚屬創舉”【16】。工部局的美國董事,代表他的英日同僚致辭稱:“我等乃諸君之東道主,今蒙一班享有如斯盛名之中國縉紳光臨此會,實覺慶倖之至……與我們共聚一堂者乃一群代表人物,彼等均足以規範及指導一龐大及驚人之力量,此種力量即世人所知之輿論是也。”【17】
在餐會做主題演講的工部局董事會主席費信惇,單刀直入主題:面對革命力量的燎原之勢,“想出對付手段”是必要的。如果要動用武力,可能“很快便招致一個極端嚴重的國際形勢”。“上海工人似乎成了‘第三者’(指中國共產黨)的易欺的犧牲品了,這些‘第三者’誘使他們破壞工廠的安全。那麼,為什麼不利用中國工人階級這種極端的輕信……以謀他們的好處和我們的好處呢?為什麼不建立另一種領導,以區別於他們已經熟悉的領導呢?他們對這一新領導至少要像他們對其他任何領導一樣樂於服從的……我的意思,需要有一些像今晚我們聚首一樣的人士(對他們加以領導)。”
虞洽卿立刻起立致答詞:“我們(指在場華商)通通十分知道這個非常緊張的局勢……我們毫不誇大地說,只須略一撩撥,立即便發生火焰……為了我們彼此共同的利益,我們必須用一切方法防止它(指革命)。”時候不多了,聽天由命是危險的。“我們目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將地方的初步工作與全國及國際規模的共同行動打成一片,使我們的重大問題得到最快和最滿意的解決。”緊接著虞洽卿話鋒一轉,“但坦白說來,我們不想以‘任何代價’得到它。”洋人必須多少承認“種族平等”和“主權”的原則。尤其是此刻,他們應該讓中國資產階級參加上海的行政。
三個星期之後,上海公共租界外國納稅人年會通過華人參加市政一案,上海公共租界董事會破天荒有三位華董參加。此後,虞洽卿本人一直牢牢把持著工部局董事會的一個席位,其他的華董中還包括江浙財閥系的旗艦銀行,浙江興業銀行的常務董事兼總經理徐新六。這顯然是筆交易,上海的中國大資產階級、大買辦和江浙財閥就用這樣的價碼把自己的靈魂出賣給了國際銀行家們。
這樣一個八面玲瓏、手眼通天的虞洽卿,對於急於鎮壓中國革命的國際銀行家來說,正是“面試”蔣介石的合適角色。
“(1927)四一二政變”背後的金融勢力集團
1927年3月26日,蔣介石率領的北伐軍終於開進了上海。蔣介石一到上海就立刻與虞洽卿等人接洽,落實此前達成的交易。虞洽卿馬上牽頭組織了包括上海所有重要銀行、錢莊、銀樓和商業、工業團體在內的上海市商業聯合會,準備為蔣介石融資。
這個聯合會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組織,就是上海銀樓公會,代表人物是席雲生。而洞庭山幫的席家,正是江浙財閥體系中的頂樑柱,在上海的外國銀行、官辦銀行、商辦銀行、錢莊票號與實業商業界,都擁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並編織起一張巨大的人脈關係網。
蘇州洞庭山幫的席家,自1874年席正甫出任滙豐銀行買辦以來,祖孫三代把持著滙豐銀行買辦位置長達半個多世紀,滙豐銀行一切對華業務,包括對上海錢莊票號的拆票業務,對中國政府的政治貸款、鐵路貸款以及對鴉片貿易的墊付銀款業務,都由席家把持的滙豐銀行“買辦間”進行操作。清朝洋務派的高官,從左宗棠、李鴻章到盛宣懷,一旦需要融資,就勢必要求席家幫忙,無一例外成了席家的鐵哥們兒。日常業務中需要經常融資的上海錢莊,更是對席家言聽計從。
席正甫同輩兄弟四人中的另外三人也都不簡單,老大席嘏卿在英國渣打銀行上海分行成立的第二年就進去當了買辦,是該行的元老。老三席縉華曾是英國德豐銀行、華俄道勝銀行買辦。老四被過繼給席家親戚、新沙遜洋行第一任買辦沈二園,並繼任沙遜洋行買辦,人稱“沙遜老四”。
除了給國際銀行家當買辦,席家還利用自己對外國銀行的業務壟斷和政府官員的人脈關係,憑藉自己的雄厚財力,使席家參與創建了中國的官辦銀行體系,如戶部銀行、大清銀行、中國銀行等,並成為主要股東。
可以說,整個上海的金融業,從外資銀行,到官辦銀行,再到民營錢莊、票號,全都在席家的勢力範圍之內。當年席家只是牛刀小試,就將號稱中國首富的胡雪岩斬于馬下。
席氏子弟陸續進入家族的買辦關係網,成為13家外國銀行的買辦,更多的姻親、同鄉、同學也逐漸進入這一體系,一個勢力強大的金融社會關係網路形成了。例如,席正甫的孫子席德柄是宋子文在美國時的同學,席德柄的大哥席德懋,則把女兒嫁給了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席德柄後來擔任國民政府中央造幣廠廠長,席德懋則擔任中國銀行的總經理。
席家選擇了支持蔣介石,就等於國際銀行家對蔣介石投了信任的一票。在中國,屬於蔣介石的時代來臨了。
1927年3月29日,上海商業聯合會的代表團拜訪蔣介石,聲稱只要他和共產黨決裂就給予財政援助。據當時《字林西報》報導,代表團強調“上海立即回復和平與秩序”的重要性,蔣介石做出了“迅即調整勞資關係”的保證。3月31日,虞洽卿與上海商業聯合會牽頭正式成立了“江蘇兼上海財政委員會”,參加委員會的有: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經理陳光甫、“北四行”聯合準備庫副主任錢永銘等大銀行家,以及中國銀行、交通銀行這兩家最大的華資銀行代表,彙集了當時中國金融業幾乎所有的頭面人物和大機構代表。
上海的銀行與錢莊,於4月1日~4日,向蔣介石提供了300萬銀元的財政援助。【18】4月8日,美國駐滬總領事高思,得知江浙財閥已給蔣介石提供了300萬銀元,但條件是,“堅持除非從國民黨中清除共產黨員,否則他們就不再給他支持”【19】。銀行家畢竟是商人中的最高境界,雖然給蔣介石畫了個6000萬大洋的大餅,但事成之前,只能拿到首付,只有把活兒幹漂亮了,才會接著給。
蔣介石拿到這筆錢後僅一周,就發動了震驚世界的“四一二”政變!屠殺了大批共產黨員、工人、農民和左翼人士。
蔣介石提出了對共產黨人“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的血腥口號,銀行家覺得很“給力”,馬上又向蔣介石提供了700萬銀元【20】。一時間,大江南北,直殺得人頭滾滾,血流成河!蔣介石用一大批共產黨人的頭顱,為自己投靠國際銀行家勢力集團繳納了一張血淋淋的“投名狀”!
蔣介石的“再融資”
此時完成“項目考察”和“一期融資”重任的虞洽卿退居幕後,“蔣介石專案”的投委會主任,換成了江浙財閥中生代的代表陳光甫。陳光甫早年畢業于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回國後不久創辦了在中國金融史上獨樹一幟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從1915年吸收的存款1.8萬銀元起家,到1933年達到存款3330萬銀元的驚人規模,堪稱金融奇才。
另外,陳光甫與孔祥熙、宋子文家族的關係密切。陳光甫在創辦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時候,一共募集到7萬元股本,其中孔祥熙就有1萬銀元的股份,宋家以宋老夫人倪桂珍的名義也投了5000銀元,北伐之前,孔祥熙就多次寫信給陳光甫,邀其南下。有了這層關係,陳光甫儼然成為蔣介石最倚重的銀行家。
陳光甫不辱使命,發動“江蘇兼上海財政委員會”專門替蔣介石承銷公債,為嚴重缺錢的蔣介石進行大規模融資,這就是大名鼎鼎的“江海關二五附稅國庫券”。當時打著“國民革命”旗號的蔣介石政權,為了凸顯其“革命性”,繼承以前廣州、武漢國民政府的政策,在洋人控制的海關關稅5%之上,另行加征2.5%的附加稅,也就是所謂“二五附稅”,以期保護民族工業。當然,在洋人同意之前,這個“二五附稅”還只是一句口號,但是這並不妨°銀行家把這筆“莫須有”的未來收入作為抵押,來發行蔣介石政府的公債。
上海金融界、工商界認購“江海關二五附稅國庫券”,是為了“防範軍閥與共產黨”。他們在政治上,選擇了南京國民政府,並在經濟上支持蔣介石。債券的發行明定還本付息,確立政府債務信用。為了監督發行公債所得資金得到合理運用,江浙財閥還專門成立了“江海關二五附稅國庫券基金保管委員會”,主任由江浙財閥的另一巨頭、浙江實業銀行上海分行總經理李馥蓀擔任。這個基金保管委員會加強了蔣介石和上海金融界、工商界的合作關係。
“江海關二五附稅國庫券”的發行總額為3000萬銀元,月息七厘,從同年7月起,分30個月攤還。這筆公債由上海金融界、工商界及江浙兩省共同負擔,此外加派兩淮鹽商300萬銀元。在所有認購蔣介石政權公債的人士中,江浙財閥占了8成,其中,中國銀行承購的數額最多。【21】
中國銀行的總經理是另一位金融奇才張嘉璈。張嘉璈早年就讀于日本慶應大學,1914年,年僅28歲就當上了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副經理。在張嘉璈的領導下,中國銀行拒絕與北洋政府合作,向江浙財閥各大銀行、交易所、大企業募集股本金近600萬銀元,於1923年買下北洋政府的500萬銀元官股,將北洋政府的股份擠出了中國銀行的體系,使中國銀行的商股占到99%以上,完成了中國銀行的“私有化”。
聲名大振的張嘉璈與上海金融界的實力派人物李馥蓀、陳光甫等人成為莫逆之交。為使上海銀行界同行聯合對外,他發起成立由各行經理參加的星期五聚餐會,藉以交流金融資訊,聯絡感情,交換意見。張嘉璈利用這個聚餐會,廣交朋友,分析各種資訊,傳播科學的經營方式,很快打開了局面,使得這個聚餐會逐漸擴大,後來演變成上海銀行公會。上海銀行公會以三個人為核心,即為蔣介石融資最多的張嘉H,組織融資的總負責人陳光甫和監督資金去向的李馥蓀,三人關係密切,被視為江浙財閥的“三鼎甲”。
1927年4~5月,僅僅兩個月間,蔣介石就獲得了4000萬銀元的融資,大大超過整個國民政府在1924~1927年間從蘇聯獲得的3000萬金盧布的資助。蔣介石的“投機生意”,看來大獲全勝了。
他“剝離”了國民黨內蘇聯和共產黨的“危險資產”,拉來了規模更大、更有背景的風險投資——江浙財閥及其背後的國際銀行家。然而,他還面臨著巨大的挑戰,那就是依然受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控制的武漢國民政府。
“寧漢合流”背後的“資本重組…
1927年4月9日,上海市總工會委員長、工人糾察隊總指揮汪壽華收到杜月笙派人送來的一份請貼,邀請汪壽華4月11日到杜公館赴宴,有要事相商。汪壽華因為與“青洪幫”常打交道,認為“他們還講義氣”,就決定前去赴約。4月11日晚上8時許,汪壽華來到杜公館後,一陣不祥的預感忽然湧上心頭,杜月笙並沒有出現。周圍逼近的打手,目露殺氣。汪壽華暗叫不妙,轉身想走,已然來不及了。幾個打手一擁而上,手法嫺熟地將其打翻在地,乾淨利索地裝進一隻麻袋,塞進汽車運到龍華郊區活埋。
緊接著,12日淩晨3點,杜月笙手下的“青幫”流氓配備了手槍,組成有特定攻擊目標的分隊,穿著有“工”字袖章的工人服裝,乘車沖出“青幫”大本營法租界。同時,幾百名白崇禧部隊的士兵也同樣“偽裝”穿過公共租界,分赴閘北、南市、滬西等處,襲擊了南市工人糾察隊的駐地。二十六軍周鳳岐的部隊在晚上已進駐靠近工人糾察隊集結地和總工會總部的陣地,這時借維持秩序,調節衝突之名,將工人糾察隊強行繳械。
當天中午,上海市總工會發動全市工人總罷工,遊行示威抗議暴行。結果蔣介石的“國民革命軍”開始向遊行“國民”開槍,大屠殺開始了。兩天之內,300名工人被殺,500人被捕,5000人“失蹤”。隨後,在南京、蘇州、無錫、杭州、廣東、常州等地發生大規模血腥鎮壓,大約25000名共產黨人和左翼人士被屠殺。全中國的人都知道了,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公然“背叛”了國民革命。
消息傳到武漢國民政府,立刻引發了一場政治大地震。武漢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以“國民黨中央”的名義,宣佈立刻解除蔣介石的一切職務,開除其國民黨黨籍,並下達通緝令,捉拿蔣介石。這時的“武漢國民政府”面臨著一個重大戰略抉擇:要麼繼續北伐,消滅依然盤踞在黃河流域和華北、東北的北洋軍閥;要麼東征討蔣,國民革命將面臨分裂。
武漢政府下屬的實力派軍人們,比如唐生智、張發奎,大都與蔣介石存在派系矛盾,因而力主東征討蔣,希望趁機除掉蔣介石,吞併中國最富庶的江浙地區。而蘇聯的政治顧問鮑羅廷和中共領導人陳獨秀、周恩來則主張繼續北伐,待打倒北洋軍閥後,再掉轉槍口收拾蔣介石。
鮑羅廷認為:“我們現有的兵力不可能東進……東進不僅將促使蔣介石與帝國主義乃至北方軍閥公開結盟,而且我們將會被打倒和消滅。”【22】
鮑羅廷的顧慮是有道理的。
就軍事形勢而言,武漢政府處於四面楚歌的不利境地。北面是雖敗未垮的直系軍閥和實力依舊強勁的奉系軍閥,東面最富庶的省份被蔣介石及其同盟桂系李宗仁的軍隊所佔領,南面兩廣則是被桂系和親蔣的李濟深所把持,上述這些敵人都在磨刀霍霍,隨時準備撲上來。而武漢政府統帥下的軍隊,大都是出於一些現實考慮才站在武漢政府一邊,他們或是需要武漢政府的糧餉供給,或是因為與蔣存在派系矛盾和野心衝突,但事實上,他們大都認同蔣介石的反共“清黨”,只要“價錢談攏”,隨時可以像蔣介石一樣“出賣革命”。真正能夠與武漢政府同呼吸、共命運的只有葉挺的一個師。
至於經濟形勢,那就更加困難了。事實上,武漢方面也在爭取上海金融界與工商界的支持。武漢國民政府曾於3月27日特派財政部長宋子文到上海,全權辦理財政事宜,電令所有江蘇、浙江兩省財政均歸其主持,凡一切稅務及向中國商界銀行籌款事宜,必須由財政部長統一管理。【23】宋子文於3月29日抵達上海,第二天即和蔣介石協商統一江浙財政事宜。然蔣介石已先一步和上海金融界與工商界建立關係。31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建立了“江蘇兼上海財政委員會”,由上海金融界大佬負責具體事務。結果,宋子文到上海後,工作竟一時無法展開。
“四一二政變“之後,蔣介石對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徹底翻臉,宋子文的人身安全都一度受到威脅,更遑論為武漢政府融資了。最後連宋子文本人也被孔祥熙、宋靄齡夫婦策反,投靠了蔣介石。
隨後,蔣介石於4月18日正式建立“南京國民政府”,開始公開否認“武漢政府”,進而於28日發出公告,聲明將與列強一起對武漢實施經濟封鎖。把持著中國金融命脈的“江浙財閥”已經一屁股坐到了蔣介石一邊,切斷了對“武漢國民政府”的一切融資管道,上海的銀行、錢莊、票號全部停止向武漢匯款,坐等武漢政府倒臺。
此時武漢的物價已經上漲到天文數字,武漢政府所發行的各種幣券、信用一落千丈。政府每月收入不過150萬銀元,支出竟達1300萬銀元!全市失業人口及家屬已超過總人數的1/3,加上各省前來投奔武漢的革命者、避難者,以及幾次戰役的傷兵數萬人,整個武漢政府已經到了四面楚歌、風雨飄搖的危急時刻。
武漢方面,不管是蘇聯、中共,還是汪精衛,事實上都把寶押在了北方馮玉祥的國民軍身上。
馮玉祥是一位典型的燕趙壯士,初時是在外國傳教士的懷抱裏教養長大的,在成為軍閥後,他命全軍受洗信教,以基督教讚美歌為所部軍歌,以基督教教條為藍圖制定軍規,因而被世界輿論稱為“基督將軍”。然而,這位基督將軍卻憑藉善變和對時機恰到好處地拿捏,獲取了西北的地盤。1924年,他發現蘇聯人很慷慨地拿東西補助他人,便投奔了蘇聯的懷抱。
現在,馮玉祥在1600萬金盧布和軍火的培植下,雄踞潼關,虎視中原,靜候在中國政治天平發生傾斜的關鍵時刻,投注自己的籌碼。
這一天很快就到來了。
1927年6月,馮玉祥與汪精衛舉行鄭州會議。在會上,汪精衛列舉了蔣介石的種種惡行,企圖說服馮玉祥反蔣。開出的價碼是,以武漢國民政府的名義把河南、陝西和甘肅三省的黨政軍大權全部交給他。馮玉祥當然不傻,上述三地已經在馮玉祥國民軍的實際控制之下,汪精衛的價碼等於只是事後加以背書,馮玉祥並沒撈到什麼實際好處。看來在汪精衛那裏是榨不出什麼油水了,那就擠擠蔣介石這塊老橘子皮,看能不能擰出些許橘汁來。
於是鄭州會議結束僅僅一周,馮玉祥就於6月20日與蔣介石舉行了徐州會議。在會上,蔣介石敦促馮玉祥歸順南京國民政府,並厲行反共“清黨”。蔣介石開出的價碼是,從1927年7月起,每個月給馮玉祥所部250萬銀元的津貼。會議結束後,蔣介石立刻返回上海落實這筆款子。英國駐上海總領事巴爾敦爵士在6月30日的報告中說,在6月份的最後兩個星期,上海曾出現一次大規模的集資活動。他推測這正是為了執行蔣介石資助馮玉祥,以取得馮玉祥的支持,反對武漢國民政府的徐州協定。【24】
獲得“江浙財閥”支持的蔣介石果然出手不凡,每個月250萬銀元的數額遠遠超過了武漢能夠開出的價碼。每個月250萬銀元!這就像是有人在馮玉祥面前念出了“芝麻開門”的咒語,一個巨大到超乎想像的寶藏出現在馮玉祥眼前。馮玉祥不假思索,立刻決定扔掉金盧布,義無反顧地撲向蔣介石剛剛抱上的那條大粗腿。於是,馮玉祥對蔣介石開出的條件照單全收,還同意利用他的影響,迫使武漢政府把蘇聯人送回蘇聯,“清洗”共產黨人,說服武漢國民黨人到南京,重新統一全黨,組成統一的國民政府。6月21日,馮玉祥就向武漢的汪精衛和譚延闓發了一份最後通牒式的電報。
此時的汪精衛正十分窩火。原來,6月1日,共產國際派來的代表羅易,帶著一份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關於中國問題之決議》(即“五月指示”)來到武漢。沒過幾天,羅易就以“欽差大臣”的身份把這份決議向汪精衛做了傳達。這份共產國際的決議大意如下:
•堅決主張自下而上地實行土地改革,但必須同過火行為作鬥爭,不要觸及軍官和士兵的土地,要對手工業者、商人和小地主做出讓步;
•動員兩萬共產黨員和兩湖地區五萬革命工農,組建自己的軍隊;
•從下層吸收新的工農領導人加入國民黨中央,改變國民黨目前的構成。有舊思想的一律驅逐;
•成立以著名國民黨人和非共產黨人為首的革命軍事法庭,懲辦反動軍官。
這不是國共合作,史達林這是要汪精衛徹底向共產黨投降。汪精衛看罷強壓了壓火氣,居然還是進行了討價還價。他提出要蘇聯提供1500萬金盧布貸款,而莫斯科同意提供的援助金額只有200萬金盧布。史達林做得太過分了,既要人賣身,又不肯給足賣身錢,是誰都會翻臉。
這時,汪精衛接到馮玉祥敦促他清黨反共的電報,倒真是正中下懷。
緊接著,前幾個月留在上海的武漢政府財政部長宋子文,在7月12日突然回到漢口,帶著蔣介石的信,在汪精衛家中與汪舉行了多輪私下會談。
三天之後,武漢國民政府發動了反革命政變,在“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的口號之下,大批共產黨人和左翼人士倒在了屠刀之下。
清洗完“共黨分子”之後,武漢、南京兩個國民政府的原則矛盾已經解決,“寧漢合流”只是時間問題。在寧漢鬥爭中取得決定性勝利的蔣介石,似乎要順理成章地成為新政府的領袖。然而令所有人都大跌眼鏡的是,蔣介石卻在武漢“分共”之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下臺了。
如此詭異的中國政局,難怪連長于“風險投資”的大英帝國外交部都對雲譎波詭的中國政局摸不著頭腦。
然而答案其實很簡單,中國有一句古語:“鳥盡弓藏,兔死狗烹。”只不過這次的“弓”和“狗”成了蔣介石,要“藏弓烹狗”的人則是江浙財閥。
財閥董事會炒掉了胡鬧的CEO
對於江浙財閥而言,蔣介石的原罪就是,“胃口太大”而“吃相太難看”。
蔣介石在“四一二政變“之後並不輕鬆,”清洗“掉沒有武裝的共產黨,只是正餐開始前的“開胃甜點”。組成南京國民政府之後,既要維持國家機器的運轉,又要對付武漢國民政府,還要提防北面的北洋軍閥,方方面面,哪一樣少了錢都不行。
然而江浙財閥作為資本家是要算投資收益的。前期融資那是共產黨來勢兇猛給逼的,不出點血大家都得玩兒完。現在好不容易鬆了一口氣,蔣介石的胃口卻越來越大,這就超出了財閥們的預算,大家都開始從挺蔣的位置上往後縮。
江浙財閥這一縮不要緊,蔣介石立刻就翻了白眼,這不是卡我的脖子麼!敬酒不吃吃罰酒,好說不行就得來硬的。於是蔣介石把對付共產黨和工會的那一套拿出來對付資本家。
1927年5月14日,住在法租界的一個顏料商的兒子以反革命罪被逮捕,在這個顏料商答應向國家“捐獻”20萬銀元以後,他的兒子就在5月19日獲得釋放。棉紗、麵粉大王榮宗敬,被以“奸商並曾資助軍閥”的罪名逮捕,蔣介石親自下令沒收榮家在無錫的麵粉廠,在榮宗敬捐款25萬銀元給蔣政權後,這個罪名就被取消了。先施公司經理歐炳光的3歲兒子被綁架,綁匪要求他給黨國事業“捐款”50萬銀元。蔣介石採用這種“綁票”和“綁票預期”相結合的手段向資本家勒索錢財的實際結果,根據美國駐滬領事的說法,“是有錢階級中的一種確確實實的恐怖統治……商人和紳士階層的態度,正在不斷地發展成對肆無忌憚地橫徵暴斂、給他們造成極大苦難的國民黨的反對力量”【25】。一位元在中國的澳大利亞觀察家查普曼報導說:“有錢的中國人可能在他們的家裏被逮捕,或者在馬路上神秘地失蹤……大富翁竟被當作‘共產黨員’遭到逮捕!……據估計,蔣介石用這種手段共籌集到50萬美元資金,近代上海在任何政權下都不曾經歷過這樣的恐怖統治。”【26】
蔣介石這套打法跟希特勒後來的套路幾乎一模一樣。幾年後,希特勒也是拿著華爾街的“風投”上了“創業板”。一統德意志江山後,轉過頭來就發動對英法的戰爭,狠咬了國際銀行家們一口,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人,居然還坐過蓋世太保的黑牢。對於蔣介石和希特勒這種政治強人來說,鞏固權力是最高的行事原則,至於其他的一切都在其次。不管是銀行家還是工人階級,只要能為己所用,那就不妨替他們打打工,各取所需;一旦形勢變化,翻臉比翻書都快。
上海灘的大亨們真的很生氣,後果真的很嚴重。大亨們認為,蔣介石實在是沒有擺正自己的位置,我們給你錢,是要你給我們打工的。如今你羽翼未豐,就如此囂張跋扈,不按規矩出牌,以後真成了氣候那還了得!
這種危險分子是一定要做掉的。之所以遲遲不動手,完全是因為上海灘的大門之外還有一個親共的武漢政府,外部壓力還未徹底解除,對蔣介石還不得不有所容忍。等到汪精衛在武漢也對共產黨動了刀子,那就沒什麼可顧忌的了。
於是,蔣介石下臺進入倒計時。
事實上,這個七拼八湊起來的南京國民政府也不是鐵板一塊。以李宗仁和白崇禧為首的桂系,與蔣介石的黃埔系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利益衝突。甚至何應欽對蔣介石的支持也是不可靠的。蔣介石的專橫跋扈為他自己樹立了過多的政敵,而他本人卻全然陶醉在勝利的喜悅之中。
正在這個微妙的時刻,蔣介石的軍隊在二次北伐中,被奉系軍閥的部隊打得大敗,連華東重鎮徐州都丟了。上海、南京一度告急,蔣介石的威信一落千丈。南京政府內部的桂系力量趁機開始逼宮,談判合併事宜的武漢汪精衛當局,也一再堅持武漢政府遷往南京的前提條件是蔣介石本人必須下臺,國民黨內的廣東元老系和擁護孫中山兒子孫科的“太子派”也聯合起來逼蔣下野。而且儘管在上海進行“黑幫式勒索性”的籌款,但由於軍費開支浩大,因此南京政府在財政上仍然是入不敷出。蔣介石當了家才知道柴米貴,一時又沒了江浙財閥的支持,只能望著爛攤子束手無策。
蔣介石此時方才明白,統治一個國家與推翻一個政權是有區別的,他不能再像以前那樣玩流氓手段了。
蔣介石畢竟是個相當聰明的人,與其這樣硬扛著,不如急流勇退,把別人架到前臺的火爐子上烤,等大家都烤得受不了了,再回來接盤。
於是,1927年8月12日,在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蔣介石提出他要辭去總司令之職,並把南京防務交給其他將領,隨後離開南京前往上海。蔣介石的引退聲明在8月13日發表,8月14日正式下野。緊接著,武漢政府於8月19日宣佈遷往南京,汪精衛也在9月初抵達南京,寧漢正式複合,是為“寧漢合流”。
蔣介石終於上了“創業板”
看到勝利果實就這麼被人竊取,蔣介石品味著苦澀的味道,痛定思痛,做了深刻反思。要想重回中國政治舞臺的中心,就一定要爭取到控制著中國金融力量的江浙財閥的金錢支持。雖然汪精衛、李宗仁之輩暫時得逞一時,然而,他確信只有自己才有問鼎中原的實力和手腕,江浙財閥早晚會認清到底誰才是中國未來真正的“真命天子”。當務之急是要重新獲得“資本市場”的認同,想辦法重新申請“IPO”。
爭取江浙財閥支持的關鍵是要打消他們的疑慮,令他們從內心深處認同蔣介石是“自己人”,而要做到這一點,最好的辦法就是“聯姻”,把自己跟江浙財閥用姻親關係緊緊地拴在一起。他要發動一場攻勢,一場贏取美人芳心的攻勢,這場攻勢的戰略價值將不亞於任何一場真正的戰爭。
他的目標就是宋美齡。
當時,宋家老夫人倪桂珍正在日本療養,為了追求宋美齡,蔣介石於9月28日前往日本,取得宋老夫人同意,讓他同宋美齡結婚。這樣,他就與孫中山(宋慶齡)、宋子文和孔祥熙(宋靄齡)都有了姻親關係。而宋家與江浙財閥和代表國際銀行家在華利益的中國大買辦階級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繫。
上海大買辦家族、洞庭山幫席正甫的孫子席德柄是宋子文在美國求學時的同學,他的大哥席德懋則把女兒嫁給了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而宋家在江浙財閥大銀行家陳光甫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中持有大量的股份。
宋家自己就是做美國資本的中國買辦發家的。宋氏家族開創人宋嘉樹從小在美國長大,受過完整的美國教會教育,是個虔誠的基督徒。宋家的幾個兄弟姐妹都畢業于美國大學,宋子文本人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後即在華爾街商業銀行打過工。宋靄齡的丈夫孔祥熙也在美國受過教育,還曾經是美孚石油公司華北區的總代理。這一家人貨真價實地與美國資本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至於蔣介石與宋美齡的聯姻,當時中國媒體報導這樁政治婚姻的通欄大標題說得準確,“蔣宋聯姻,‘中美’合作”(蔣中正、宋美齡)。
這是“中國買辦財團”與“軍事獨裁者”的“完美結合”。
正當蔣介石忙著注入“新資產”之時,“寧漢合流”後的新國民政府已經快揭不開鍋了。
新政府的財政部長、國民黨內“太子派”首領孫科,並沒有蔣介石的籌款能力,蔣介石在位的時候,每月的預算為2000萬銀元,而孫科完全無法籌集到這個數字。直到1927年10月,他只籌到800萬銀元,政府運轉陷入癱瘓,軍隊領不到軍餉而拒不領命。情急之下,孫科也有樣學樣,他在10月1日再次發行“江海關二五附稅國庫券”,金額比蔣介石的3000萬銀元還多1000萬,達到4000萬銀元之巨!
為了發動江浙財閥認購其公債,孫科還召集虞洽卿等財界頭面人物開會,動員大家認購,結果反應平?。上海錢莊從1927年4月1日到7月16日,曾給蔣介石貸款560萬銀元,但是,當孫科在10月26日要求上海錢莊認購50萬銀元二五附稅國庫券時,只募得34萬銀元【27】。
沒有江浙財閥的支持,新政府實際上已經難以為繼。
此時的江浙財閥,已經對汪精衛、孫科、李宗仁這批人的執行力相當失望,靠這批人能打得過北方的軍閥嗎?大佬們開始觀望,也許與他們變成了“一家人”的蔣介石更能勝任一統江湖的大任。
很快,新政府內部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軍隊,就跟唐生智的湘系軍隊,為了權力鬥爭爆發了內戰,雖然桂系軍隊打敗了唐生智,但是雙方損失極大,實際上已無力再戰。
這時,國民黨內的親蔣力量趁機要求蔣介石重新執政以收拾殘局,江浙財閥已將蔣介石視為“圈內人”,再加上他們也自信通過上一次的“資本重組”,蔣介石應該受到了足夠的教訓,他應該會上道的。
於是,1928年1月4日,蔣介石從上海抵達南京,主持大局。1月9日,蔣介石正式通電全國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一職,接著又擔任了軍事委員會主席、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等最高職務。
從下野到重掌大權僅僅過去了116天。
汪精衛政府使盡吃奶的力氣也賣不動的4000萬銀元公債,等到蔣介石一上臺,在財政部長兼央行行長宋子文的統籌安排下,江浙財閥很快就認購一空。有了江浙財閥的重新支持,蔣介石這回終於坐穩了江山。作為回報,江浙財閥也指望蔣介石能竭盡全力為他們服務。
然而他們忘記了一個“軍事獨裁者”的本性。這種人是絕不會甘心受制於人的,他一定要想方設法來控制任何想控制他的人或者組織。克倫威爾是這樣,拿破崙是這樣,希特勒是這樣,蔣介石也不例外。
不過,蔣介石暫時還必須依靠銀行家的錢袋子。因為蔣介石正面臨著最令他頭痛的勁敵的反抗,這些人就是他竭盡全力想要“根除”的共產黨人。
就在“四一二政變“後不久,被蔣介石的屠刀殺得血流成河的共產黨人,也開始拿起了武器。
1927年8月1日,共產黨人在南昌起義了。蔣介石的噩夢拉開了序幕。
節錄自 宋鴻兵 <貨幣戰爭3>:金融高邊疆
第三章 四一二政變:蔣介石的投名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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膽大宋鴻兵悍然得罪了美國的鸚鵡和精英
《貨幣戰爭》剛出版的時候,我就聽到不少人說,宋鴻兵在胡說,什麼都不懂。當《貨幣戰爭》在市場上賣得風風火火時,批評者說,宋鴻兵此書是在誤導中國年輕人。顯然,民眾的喜好與“精英”們認定的價值觀不太相同。
宋鴻兵先生在《貨幣戰爭》的有些觀點我不太認同,所以我曾經就宋鴻兵《貨幣戰爭》中的個別觀點同宋先生打過一個賭,現在還沒到出結果的時候。然而,打賭並不代表我也認為宋鴻兵的書是在胡說。
隨著時間的延續,“貨幣戰爭”一次已成為術語,宋鴻兵的《貨幣戰爭》也已出到第三本了。我覺得如今的宋鴻兵可能會面臨一個危險的處境。如果說當初某些“精英”只想“貶低”宋鴻兵、“淡化”宋鴻兵、“業餘化”宋鴻兵,那麼,從《貨幣戰爭3》開始,宋鴻兵已經真正得罪某些人了。在把宋鴻兵描繪為無知胡說的同時,我彷佛聽到有人在喊:大膽!
宋鴻兵的《貨幣戰爭3》突出的地方之一是,他比較了當年國民黨政府的貨幣政策與共產黨在江西蘇區、華北解放區的貨幣政策。宋鴻兵得出的結論是,民國政府的貨幣政策由於將自己綁在了美國的戰車上,因此失去了貨幣主動權,民國政府像清朝政府一樣,沒有守住金融高邊疆,導致民國政府迅速垮掉。
而紅軍當年之所以能在艱難的條件下,建立起穩固的根據地,並且在以後的發展中最終戰勝國民黨,關鍵就在於共產黨的金融政策堅持了“獨立自主”的原則,將貨幣主權掌握在自己的手裏,成功捍衛了一個政權的金融高邊疆。
僅憑這一點,我想有人就會將宋鴻兵徹底定位了——宋鴻兵在某些人眼裏,很顯然屬於“政治不正確”:跟美國“緊密掛鈎”怎麼能說成是國軍失敗的原因?如今多少人想掛靠美國還掛不上呢!甚至“費盡心機”地弄一個“假文憑”掛靠美國!
不僅如此,宋鴻兵還有更過分的。在描述共產黨的金融幹部時,宋鴻兵先是突出了他們大都沒有專業的訓練,更沒有像國民黨金融專家那樣擁有“美國名牌大學”的真文憑,但是,宋鴻兵在書中說:當今中國所面對的一切貨幣、金融問題,當時的中共金融決策者都面對過,並且在實踐中解決了。宋鴻兵由此得出結論說,共產黨金融決策者的智慧甚至超過了很多諾貝爾獎獲得者。
必須指出的是,宋鴻兵在講述這個結論時,並不是冷嘲熱諷,而是真誠的。事實上,我對宋鴻兵的這個結論基本表示認同。但是,我相信一定會有很多“美利奴”、“愛美精”和“美國鸚鵡”認為,宋鴻兵又在胡說八道了。對於這個問題,我想在這裏再多“胡說八道”幾句。
我曾經介紹過中國古代的“常平倉”制度,這個制度簡單說就是,糧食豐收的時候,政府加價收糧,保護農民的利益;糧食歉收的時候,政府低價賣糧,保證大多數人不受糧食漲價之苦。在嚴重災害的時候,政府甚至免費開倉放糧。常平倉制度似乎只是一種糧食儲備制度,實際上,常平倉也可以看成是一種與貨幣、金融、社會穩定有關的物價制度。
宋鴻兵在《貨幣戰爭3》中很正確地指出,貨幣的最高原則是“道德原則”。這一原則在古代可能沒那麼明確,只是在“(虛擬)紙幣時代”尤其清晰。當今天的人們說貨幣的生命在於“信用”時,實際上就是指“道德原則”:發放紙幣的人或機構,是否堅持不坑害民眾利益的原則?“貨幣道德原則”的確立,我認為是紙幣誕生以後很長時間才清晰起來的。在貨幣的“道德原則”下,再來看金本位、銀本位,實際上它們只是為了保證貨幣道德原則的外部強行限制。
黃金、白銀被稱為“誠實的貨幣”,既突出了道德性,又等於是借助了自然界難以改變的力量,將任何可能違背貨幣道德原則的行為,加以強大的外部限制。然而,貴金屬本位貨幣的問題在於,由於貴金屬數量有限,隨著財富總量的增加和商品交易的頻繁,會造成貴金屬貨幣數量不夠用的情況,從而導致物價不穩定或制約商品經濟的發展。因而,信用貨幣是有必要的。但是,擺脫了誠實的金銀貨幣,信用貨幣如何能夠保證誠實?這是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
宋鴻兵在《貨幣戰爭3》中指出,共產黨在蘇區和解放區實行的貨幣政策,既不是金銀本位,也不是外匯本位,而是“物價本位”,或者叫“物資本位”、“商品本位”。這個術語還可以探討,但我認為,不管叫“物價本位”、“物資本位”、“商品本位”或者其他,共產黨人在貨幣制度上的創新,實際上與中國古代的“常平倉”制度有著密切的關係。
當然,古代常平倉制度只針對糧食,今天,如果把“常平倉”的範圍擴大到幾類最重要的生活必需品,或者擴展到關係國民經濟重大命脈的基礎產品,那麼,從“常平倉”制度擴展開的功能,完全可以看成是超越金銀本位和擺脫金銀本位的純信用貨幣的另一種貨幣形式,我們姑且把它叫做“商品本位”。它的意義在於:既能克服金銀等“誠實貨幣”數量不夠的難題,又能克服純信用貨幣失去外部制約的難題。
換句話說,“商品本位”貨幣基於最重要的幾類基本商品,既能保證貨幣數量與商品總量的匹配,避免貨幣總量不足造成的物價波動,又能使貨幣數量獲得外部硬性條件的制約,以保障貨幣的道德原則。這個道理實際上就蘊含在中國數千年行之有效的“常平倉”制度中。共產黨當年的金融幹部即便沒在外國名牌大學拿過文憑,只要與中國的歷史沒有脫離關係,就很自然地能懂得這個道理。
隨著歷史的發展和貨幣制度的不斷探索與總結,古代比較簡單的“常平倉”制度,發展成真正的“商品本位”貨幣,也許的確可以算作是一種偉大的金融創新。如果中國人能在此基礎上,從理論和實踐等多方面將其完善,我認為,這很可能是未來中國人在金融領域對人類最大的造福。
但要形成完整的理論和制度,還需要充分的設計和各種制度,在這裏不多展開。我還想指出的是,中國人從來不缺道德原則。在國家大政方針上,古代的“天下為公”和現代的“為人民服務”是最高道德原則的體現,加之“商品本位”的實際商品數量的制約,這個擺脫金銀本位的貨幣制度,有可能超越不靠譜的純粹信用貨幣,成為未來全世界貨幣制度的新形式。對於國民黨來說,雖然孫中山借用古人的話,提出“天下為公”,但國民黨事實上並沒有做到。
國民黨過於偏向精英,尤其是依附于洋人的精英,因此,既喪失了貨幣主權,又喪失了道德原則,最終只能失敗。而對於西方人來說,他們既缺乏世俗的道德原則,也缺乏“商品本位”的歷史經驗。連美國的糧食儲備制度,也只是近代才向中國古人學的,時間還不超過一個世紀,中國人完全有理由驕傲。
客觀地說,宋鴻兵在這個問題將共產黨的金融政策制定者譽為超過諾貝爾獎的大師,可能還不算很得罪人,最多被某些人罵成無知、馬屁、五毛、腦殘之類。但是,宋鴻兵在《貨幣戰爭3》中強調的另一個問題,我認為一定會得罪不少人。
宋鴻兵指出,共產黨之所以能戰勝國民黨,最重要的一點是,共產黨在貨幣制度上堅決捍衛了獨立自主,堅決捍衛了貨幣主權,堅定地守住了金融的高邊疆。而國民黨的貨幣金融政策,幾乎完全依靠來自美國名牌大學的海龜,並且由美國人參與制定。與美元匯率掛鈎,使得民國政府的貨幣政策喪失了獨立自主。一群民國的美利奴在傍著美國的同時,既維護了美國的利益,也得到了他們自己的利益,唯獨傷害了中國民眾的利益。
我們通過宋鴻兵對當年國民黨貨幣政策的介紹就會發現,當今中國的貨幣政策,正日益走向當年國民黨的政策。因此,就算宋鴻兵沒有把矛頭明確指向當今中國的貨幣金融政策,人們只要稍稍聯想一下就會看到,當今中國的金融高邊疆也處於即將全面失守的狀態。造成這一現象的關鍵就在於,當今中國又把自己與美國綁在了一起,以至於我們已經失去了很多本該主動的權利。
因此,如果當今中國在金融制度上要繼續與美國結為孿生兄弟,宋鴻兵的觀點就一定會被拋棄。如果未來中國的金融政策,按照宋鴻兵的設想,回到共產黨當初完全獨立自主的道路上,可以想像,當今很多已經與美國連為一體或者勾搭上手的金融界精英們,將遭受重大的個人損失,因為他們會被中國和美國同時拋棄。
而宋鴻兵通過共產黨的成功和國民黨的失敗這樣鮮明的“歷史事實”指出中國貨幣金融政策未來的方向,即便“現實政策”還沒有開始轉向,已經讓很多人不快,甚至視其為仇寇了。用王朔的話說,宋鴻兵已經深刻地得罪了不少“當今的金融精英”。但我認為,如果不得罪那些“美利奴精英”,就必將得罪廣大的中國民眾。因此,得罪少數“精英”是良知的選擇。
文/劉仰
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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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談國民黨為什麼輸給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已經走過了90年的風雨歷程,站在今天的時間點上,回望這90年,值得總結、回憶、探討和深思的事情,可謂數不勝數,但有一個話題,長期以來海內外政界和學術界聚論不已,這就是:當年國民黨為什麼打不過共產黨?
近年來,筆者在整理張學良口述史料過程中發現,張學良圍繞這一話題從國共兩黨比較的角度談了許多看法,比許多人談得具體、生動、深刻,從中可以看出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各自特點。
張學良雖然說自己的生命到36歲就結束了,但他從1925年認識孫中山起,就開始和國民黨打交道;從1934年任鄂豫皖“剿匪”副總司令開始,就和共產黨打仗,對共產黨和國民黨的軍隊都有較深的瞭解。他和國共兩党領袖人物也都有過較深的交往,支持過蔣介石也扣押過蔣介石,又和周恩來親密接觸過,直到晚年敬佩之情仍難以磨滅。正因張學良具有不同常人的經歷和地位,決定他談國民黨為什麼打不過共產黨,有其特殊的價值和重要意義。
國民黨缺乏信仰,共產黨甚至每個兵完全是一個思想——共產主義
歷史證明,一個信仰堅定的黨,一定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和統一的思想,共同的目標使四面八方的人走到一起,統一的思想使走到一起的人從此不再分開,而且使更多的人不斷地被影響、吸納,從而使這個黨由小變大,由弱變強。而一個沒有共同目標和缺乏統一信仰的政黨終究是沒有前途的,它會使已經走到一起的人散向四面八方,即使它暫時是強大的,也會因共同目標的模糊和信仰的不統一而由大變小,由強變弱。張學良在分析國民黨打不過共產黨的原因時,對此有著深刻的論述。
一是國民黨沒有“中心思想”,缺乏的信仰。
他說國民黨“打不過共產黨的原因,也就是沒有中心思想”。國民黨雖一直高唱信仰三民主義,也向他的黨員採取各種方法灌輸,而張學良認為:“所謂信仰是從內心發出來的,屬於自個兒的……信仰不是旁人給你加上的。”只靠硬性灌輸是不能使黨員樹立起信仰的。“那三民主義,真正的”三民主義“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可以說多數人不知道。背總理遺囑,就在那兒背,他的真正徹底的意思在什麼地方?誰也沒有深刻地研究。”就像“中國的老太婆子,整天嘟嘟囔囔‘阿彌陀佛’,你問她‘阿彌陀佛’什麼意思,她不知道。”
二是沒有國家思想。
國民黨的軍隊沒有中心思想,那它靠什麼來維繫呢?
張學良指出,國民黨的軍隊靠“彼此的感情”維繫。“彼此的感情並不是指兵啊,是指那軍官吶。兵都是招來、募來的。那勇敢點的,就是帶兵的,就是軍官。”“等於義氣用事,你是好漢,我就跟你,你不行了,我還可以跟別人。”國民黨的軍隊“都是自保,他投靠誰,也不是對誰傾心……換句話,有奶便是娘。誰給他奶,誰就是娘。誰拉他一把,給他倆錢,給他個官,他就跑誰那去了。今天他幫著你,明天假如那邊給他拉一拉,他就跑那邊去了。”“根本沒有什麼國家的思想。”所以國民黨軍隊,包括中央軍“都是雇傭兵,少數的人是團結的,多數人是雇傭兵,今天我可以在你這當兵,明天我也可以到別處去當兵。國民黨和共產黨的不同之點在這。所以我跟蔣先生講,我們打不過他(們),固然他(們)人少,我們人多,但他(們)團結,我們是個(盤)散沙。”
三是蔣介石的中心思想就是唯我的利益獨尊。
“人家批評他(蔣介石),說他是”買辦政治“。他確實是這樣──投機,就是我能利用我就利用。
你要說他有沒有中心思想?沒有的。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我”(蔣幫;蔣軍),就是他自己。我怎麼能得這個權益,我就得。原來我對蔣先生很尊重的,後來就不尊重了,不尊重的原因因為他是完全的自我主義。他就是唯我的利益獨尊。”
與國民黨正好相反的是共產黨,共產黨“完全是黨的主義,守著黨”,“共產黨有目的,他相信共產主義,所以他能成功……共產黨,紅軍,他們確實有他們的信仰,共產黨信仰他的主義。信仰就是力量啊。”
張學良非常佩服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那所謂的二萬里長征,幾萬里長征,(紅軍士兵)被包圍,沒有吃的,那麼苦哇,可是他(們)還在一塊,被打散了,他(們)還回來。當然了,他(們)的領導是共產黨啊……那是共產黨成功了。紅軍經過二萬五千里長途疲憊,還能擊敗東北軍,是值得深思的。我常對我的部下說,我們都是帶兵的,我們問問自己,這萬里長征,你們誰能帶?誰能把軍隊帶成這個樣子?帶得什麼情況下都跟你走?如果換成我們,還不早就把兵都帶沒了?”
張學良經常和他部下討論為什麼打不過共產黨,他的結論是:“主要是共產黨、紅軍信仰他的主義,甚至於每一個兵,完全是一個思想——共產主義,這是第一樣;二一樣,他們經歷了萬里長征,剩下的這些人哪,可以說都是精華呀。也不光是他的官,他的兵也是這樣子。這可受不了呀!”
得民心者得天下,國民黨不得民心,把老百姓逼得都當共產黨了
得民心者得天下,這是千古鐵律,張學良對此體會極深。他說:“九一八以後,無論是學生,還是老百姓,抗日情緒都很高哇。有人說這是受共產黨的鼓動,這話我聽不明白。老百姓的抗日情緒不能說是共產黨鼓動的,這得反過來說,是人民自動,共產黨順應。”
張學良認為共產黨之所以能發展壯大,就是因為共產黨順應了民意,並且說到做到。“既然大家都贊成抗日,那我共產黨就去做。共產黨的厲害,就是共產黨能夠看清這事情的趨勢,知道民眾往哪走,他知道了民眾的意思,他就能夠真正去那麼做。”
張學良是個軍人,一生軍事生涯雖短,但他和日本打過仗,又是中國高級將領中跟蘇聯紅軍打過仗的,和北洋軍閥打得更加激烈,和國民黨新軍閥也交過手。他說,打了那麼多的仗,勝敗不論,最不值得的是和紅軍打仗。他晚年一回想起“剿共”戰爭,就感到傷心:“那所謂‘剿匪’,真讓人傷心啊,‘剿匪’的軍隊都實行堅壁清野,這可不是胡說八道。我是在後頭,前頭的軍隊呀,我也出去視察了,歸我管嘛,我一看傷心透了,那房子都給人家燒了,堅壁清野呀!”“事實用不著燒房子,為什麼燒?因為燒了,軍隊可以佔便宜,可以把好東西都拿走啊。”“所以我反對內戰,那內戰真是沒有人性啊。連我到前線去都沒有地方睡覺,房子都被燒了。”
共產黨之所以越剿越多,就是因為國民黨軍隊對老百姓過於殘忍,將老百姓“逼上梁山”:“那時政府真叫不講理,都是自己的人民,你怎麼能把人民當成俘虜看待呢?你是中國軍隊,怎麼能那樣看待老百姓?你那不是逼著老百姓上山當共產黨嗎?”“那真是把老百姓逼到山上去了,逼得老百姓都當共產黨了,跟共產黨一塊兒和我們鬥爭。那雜牌軍沒有軍餉咱不說,正規軍也是一樣,連燒帶搶啊。老百姓被逼得沒辦法了,只好投奔共產黨,和我們對打,我承認,這是官逼民反!”
老百姓和共產黨站在了一起,國民黨就陷入了被動挨打的汪洋大海之中。張學良說:“‘剿匪’的事歸我管之後,我去各部隊巡察,那才知道,共產黨真厲害呀!你一不小心,他就來襲擊你了。我一個部下,帶著一個營的人,讓共產黨給襲擊了。是這樣的,他出去,好像為什麼事情出去考察去,看見一個老太婆在門口縫鞋呢,她是共產黨的偵探、眼線。我們的軍隊來了,她怎麼辦?在那地上立有一個杆子,她那個門上有個繩子,她一拉門上的繩拴,杆子就倒下來了,共產黨看到了,就知道有軍隊來了。”
張學良舉了許多親身經歷的例子,來說明國民黨軍隊大失民心:“我們的軍隊在那駐紮,一個小孩,十五六歲的小孩跑來玩兒,一邊玩兒,一邊他把我們的軍隊都數了,有多少炮,大概有多少兵,他都給你數了,然後,他跑去向共產黨報告。那共產黨的玩意兒可多了。”“那個劉殿華的軍隊,到一個地方,當地的人給他擺上酒席,放鞭炮表示歡迎,但老百姓在鞭炮裏面藏著炸彈,鞭炮一響,引燃了炸彈,把劉殿華炸死了,軍隊首長都被老百姓炸死了呀。”
面對老百姓,國民黨軍隊束手無策。“他們的這些玩意兒最後我們也都知道了,那你知道了也沒法子呀,你沒法子對付老百姓呀!你上哪兒知道誰是共產黨啊?你也區分不出來呀!老百姓和共產黨都一樣,你怎麼區分?所以你沒法,你總不能看見老百姓就抓起來呀。”“多數老百姓對中央的軍隊,也包括我們這些軍隊不好,恨軍隊,那時候軍隊確實有些做得不對的地方,像堅壁清野之類的,那很多了。所以我跟蔣先生說,為什麼共產黨我們剿不光,就是他得民心,我們不得民心。”“中國的古書上說,天心自我民心,天聽自我民聽。你不得民心,那你就得等著失敗。”“北方的土話說:抖起來是你好運氣,倒楣是你自己找的。”
國民黨把大陸丟了,怎麼丟的?“那是自己找的。不是國民黨把大陸丟了,是大陸人民不要國民黨啦。簡單說,國民黨在大陸時,把大陸看成征服地一樣,沒有想到這是自己的國家,什麼都要,房子、女人、錢,這幫壞蛋。真讓人傷心。”
“任何一件事情的成功與失敗,都有它的來龍去脈。”“所以我跟蔣先生言語衝突,就是這個問題,我說你要想剿滅共產黨,你剿滅不了他們。蔣先生不承認我這個話,他們共產黨怎麼能這樣?怎麼能這樣?因為咱們中國的老百姓,多數支持他。”
國民政府內部的高官們只是爭權奪利,他們都不是為了國家
中原大戰之後,張學良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委員、南京國民政府委員和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委員,但他因軍務在身、下野出洋和身體等原因較少出席會議。1935年11月、12月他出席了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和五屆一中全會,這是他一生中在南京逗留時間最長的一段經歷。在此期間,他對南京政府和國民黨政治、高官素質有了較為深入的瞭解。他說:“我不會外交辭令。開始時我對國民政府有好感。我到南京後,大失所望,看得更多,體會更深,不滿更強烈。國民政府軍隊的作風比老式軍隊還壞,政治比原來的老政客更腐敗。國民政府內部只有四個字:爭權奪利。他們都不是為了國家。”
張學良通過參加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會議,看清了國民黨中央高官們的真實面目:國民黨中央開會“亂七八糟,蔣介石講話新名詞很多,但空洞得很”。“那時候蔣先生講話,最愛說三個詞:死幹、硬幹、快幹。大夥兒也不愛聽,閑得沒事啊,就盡在那兒做打油詩。”“我不曉得誰做的了:‘一生豬狗熊,兩眼財權勢,三是吹拍騙,四為禮義廉。’”一個執政黨中央開會,庸俗到如此程度,那基層如何可想而知。
在南京期間,發生了中央黨部事件,即汪精衛遇刺事件,這件事對張學良刺激尤深。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開幕式那天,與會人員集體照相,“本來大家在外面等著蔣先生出來照相,後來說他不來了,那大家就不等了,就開始照相了。相照完了,大家正要離開時,剛轉身,槍響了。這一打槍,大家‘嘩’的一下子都散了。”“都嚇跑了,連員警都跑了,什麼警衛,那都跑了,就剩下我跟張溥泉(張繼)兩個人了。那真是醜態百出。那兇手都被我和張溥泉抓住了,跑回來的幾個員警還在那掰槍栓呢,掰也掰不開,我說算了吧,現在人都抓住了,你還掰槍栓幹嘛?”“那事兒都完了,員警得清理現場,抓兇手啊,兇手不一定是一個人啊。員警看見一個人在廁所坐著呢,員警就問他:‘你在這幹什麼呢?’那人回答:‘在解手。’員警問:‘解手你怎麼坐在地上啊?’那都嚇得……員警又問:‘你是幹什麼的?’他回答:‘我是中央委員。’‘你叫什麼名字?你怎麼不帶證件呢?’那人說:‘我證件扔馬桶裏了。’他怕刺客知道他是中央委員啊。”
張學良從這件事當中,看到了國民黨失敗的影子:“要緊的時候人都沒了”,“一遇危險,聾子放炮仗——散了”,連中央委員的證件都不敢要了。一個党在這樣一群人領導下,又是處於戰爭年代,失敗也就不足為奇了。
國民黨政策不公,軍隊分成親兒子和乾兒子,把雜牌軍都擠到共產黨那邊去了
眾所周知,在整個民國絕大多數時間裏,國民黨軍隊從人數、裝備、控制的政治和經濟資源等方面來看,都遠遠優於共產黨的軍隊,蔣介石一心想消滅共產黨,可就是消滅不了。原因在哪里?除了國民黨缺乏信仰和不得民心之外,還喪失了軍心。
國民黨是怎麼喪失軍心的?張學良以自己為例,他說:“當年我開始時,我現在可以說,我對中央是忠心耿耿啊,中央說的話,我是完全服從,中央怎麼說,我就怎麼做。後來我發現這不對呀!中央對我不是這麼回事啊!”
第一,當東北軍在“剿共”戰場上被吃掉兩個師之後,張學良發現國民黨中央對中央軍和雜牌軍的政策是不一樣的。1935年末,張學良在南京參加會議期間,陝西前線傳來一個令他震驚的消息,他的兩個師被中國工農紅軍吃掉了。“我那兩個師整個被共產黨打完了,我很痛心。我要補充,沒有。可是死這麼多人的撫恤呢,除了我個人拿出錢來撫恤外,再報中央依‘剿共’陣亡撫恤,但中央分文未撥。那個時候,我有一個營長,‘剿共’時受了傷,他說一句話,把我傷心透了。他說:‘政府給我一個條子,讓我回家去領,我家在東北,我上哪去領?只能流亡要飯去了。’”“這件事使我受刺激非常大。後來,我也公開說了,那個時候中央啊,實在是處置事情不太恰當,完全是一種推諉。因為這事下面起了很大的反感,起了怨望……我們東北人,家都沒了,上哪領撫恤?被打死的人領不到撫恤,受傷的人又不能回原籍……中央很不講理。”
“蔣先生啊,他總有一個意識……總是這是我的,這是他的,分得特別清。這個是我自己親兒子,那個是乾兒子,他不把人看成是平等的。”“比方說那時候中央的事情,後來我發現的,我非常難過。我打仗損失了兩個師,政府啊,不容許我們雜牌軍隊招兵,因為軍隊太多了嘛,他用這種只減不增的方法就不用裁呀。軍隊減員了也不許招兵,全國都不能招,這不能說不對了,政府下的命令,嘿嘿,那麼我們發現,他把我們損失的兩個師的番號給撤銷了,卻暗地裏讓胡宗南招兵。我們不能招兵,胡宗南可以招兵。胡宗南離我們那麼近,我們不會不知道的嘛。親兒子怎麼都行,乾兒子怎麼都不行,那怎麼能行?”
第二,張學良發現蔣介石讓雜牌軍“剿共”是在“一斧兩砍”,借刀殺人。張學良說:“中央讓雜牌軍‘剿共’,中央軍不剿,雜牌軍對中央當然都不滿……因為什麼?這話我今天可以說,但我不希望記錄下來,他就是借刀殺人嘛。”“事情明擺著,誰都明白,這不是讓我們去‘剿共’,等於是讓共軍消滅我們,借刀殺人。那為什麼還打?沒起來反抗,已經很客氣了。”“那孟子說的話一點不錯:‘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你怎麼待人家,人家也怎麼待你……所以這種待人的法子不會成功,只會失敗。”
第三,張學良發現不僅他發現了,幾乎所有雜牌軍,包括共產黨都發現了蔣介石是在“借刀殺人”。“那時中央不是我說,不公平啊!對人家不公平,誰都看得明明白白。那時兩廣是陳濟棠,青海是馬步芳,寧夏是馬鴻逵,新疆那會兒是盛世才,華北是宋哲元、韓複榘,陝西是楊虎城。他們都不打呀!誰也不打,我打什麼?誰都明白了,這等於用外頭的力量來消滅我們。打,你不給我錢,你也不給我彈藥;人打沒了,你也不給我補充,又不許我自個兒招兵,這幹什麼呢?”“誰也不是傻瓜。中央軍可以招兵,我們不可以,槍械損失也不給補充。你政府用這種手段,等於讓雜牌軍自消自滅,一箭射三鳥,他怎麼能真打呢?傻瓜才去打。”“蔣先生利用‘剿共’消滅雜牌軍的這種做法,共產黨當然也明白。共產黨跟雜牌軍也不死乞白咧打,雜牌軍也知道共產黨不真打。”
國民黨中央政策不公,導致“剿共”內戰誰也不真打。“我一想起這內戰,就難過呀。所以西安內戰,我不幹了,說什麼我也不幹了,你跟日本打,我打!你和共產黨打,我不幹,我不打了,我寧可叛變。我那時候也等於叛變,那就是叛變呐。”
蔣介石只用奴才不用人才,共產黨正相反,用人才不用奴才
國民黨的失敗,在張學良看來,敗于黨員信仰的缺失,也敗于民心和軍心的喪失,更敗於黨內的腐化及蔣介石的獨裁。
張學良在晚年做口述歷史時,數次引用王新衡對蔣介石的評價:“他不使喚人才,他使喚奴才。”王新衡對奴才的理解是:“奴才就是聽他話的,讓他高興的人。”張學良對奴才的理解與王新衡略有不同:“我說什麼叫奴才?什麼叫人才?怎麼分辨?人才首先是有一定人格的人,他有良知,有胸懷,這種人不一定你說什麼,他就聽什麼,他不一定給你當奴才。奴才最大特點就是我要你怎麼的,你就怎麼的,只要能得到好處就行。真正做事情的人,他不一定要好處,他是要做事情啊!”奴才沒有人格,不僅聽話,更關鍵的他是為了滿足個人利益才聽話。
“蔣先生不光用奴才,他也聽奴才的。我舉個例子,那時我們開會,研究一個什麼事,陳誠他不咋發言,那我們想他一定是同意了,那蔣先生也不吱聲,這個事情不就等於決定了嘛。顧祝同跟我說:‘張先生,你信不信?今天這個會議決定的事,明天就會推翻。’我當時還不信。他說:‘會後啊,他(陳誠)一定到蔣先生那嘀咕去,你看,明天這個事情一定不是這個樣。”會開完以後,我就去關內去了,有人告訴我說陳誠去蔣先生那了。這我就明白了,顧祝同說得對呀。”“我評論蔣先生,用我們北方話說,蔣先生願意聽小話。你正式跟他說的話,當然他也聽,不是不聽,但抵不過底下嘀嘀咕咕。”
蔣介石喜歡這種會說小話的人,“所以他用陳誠啊,戴笠啊,他喜歡這種人”。這種人圍在蔣介石身邊,那真正的人才就不跟他接近了。“咱們中國不是沒有人才,這些人才都無處投奔呐。社會上的賢哲,都不在政府裏面做事,沒有被運用。”
張學良說蔣介石心胸狹窄,不僅用人專用奴才,而且把自己的權力看得過重。西安事變前,“我和蔣先生我們倆吵得最厲害的一個問題,就是‘安內攘外’的問題。要說西安事變有什麼秘密的話,最大的秘密就是這幾個字。他是先安內後攘外,我是先攘外後安內。……他和我的出發點不同,從個人出發點說,先說我啦,我主要的敵人是日本人,即使共產黨跟我們爭,他還是中國人。他(蔣)認為日本人可以跟他合作,共產黨是他真正的敵人。……我認為共產黨是中國人,他認為在中國能夠奪取他政權的人,只有共產黨。那我就不同了,奪取政權也好,不奪取政權也罷,他(中國共產黨)都是中國人,無論如何都是中國人。換句話,這是我說,你的政權就算共產黨不奪,也許被旁人奪去呢,你能防得了?”
1936年4月9日,張學良和周恩來在膚施(今延安)會談,“周恩來有一段話說得特別有意思,他說呀,固然蔣中正他有他的短處,我們對他不是十分贊成,但是我們為抗日非擁護他不行。所以共產黨這些地方我佩服,他是為了大局呀。他說,蔣先生如果不‘剿共’,領導全國抗日,還得是他”。
抗日戰爭一結束,“蔣先生還是要消滅共產黨。那時候蔣先生手裏有好多的軍隊,包括重武器啊,像杜聿明,全部美式裝備呀。我後來聽張治中跟我講,他說,那時候到東北呀,本來內定是讓他去,可後來陳誠不知在裏面咋鼓搗的,陳誠去了。張治中說,如果我去,不會落到那樣。”張學良的意思是說,蔣介石沒有大局觀念,只用“奴才”不用“人才”。
文/王海晨、楊曉虹
摘自:《百年潮》2011年第4期
讚讚
辛亥革命、顏色革命與“(美國之秋革命)華爾街革命”
——兼談毛主席為啥說辛亥革命失敗了?
毛主席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有一段名言:“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多次奮鬥,包括辛亥革命那樣全國規模的運動,都失敗了。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壞,環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
毛主席說的是不是事實呢?
應該說,一點不假!
讓我們看看“民國”有多“偉大”:
——民初短短幾年中,
外蒙自治、
麥克馬洪線、
《二十一條》……
超過了晚清幾十年賣國的“成就”。
——1912年至1949年中國人口不足世界四分之一,因災荒死亡的人口占世界一半以上,平均每年有300-700萬人死於饑餓。
——1920年上海法租界官方統計,共有成年女性39210人,其中下等妓女就達到了12315人,占上海法租界成年女性的三分之一,如果加上中等和上等妓女則更多。
注意,這只是官方統計,實際情況還要更嚴重一些。
——民國時吸毒的中國人至少超過7000萬,
雲南60%以上的人吸毒,東北30%以上的人吸毒。
——民國時中國物價飛漲,通貨膨脹率居世界第一;
無官不貪,貪污腐敗程度世界第一。
……
從魯迅筆下的九斤老太到老舍筆下的茶館,無不突出了這個時期的“偉大特色”:“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壞,環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試問,如果一場革命後“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壞,環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這場革命能算成功了嗎?
為何“武昌一聲炮響,清帝頃刻退位”的一場看似“勝利”的革命卻換來了這樣一個結果?
我們要從當時的歷史大背景看: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外需和戎,內需變法”的同光新政(洋務運動)逐步造就了一個強大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辛丑合約》簽訂後,中國已經完全淪為半殖民地。但是,買辦資產階級和其主子並不滿足,因為中國至少還存在一個名義上相對穩定的中央政府,買辦資產階級勾結外國侵略者掠奪中國或多或少要受一些阻礙,清末的南海維權即使一例。這樣,通過“顏色革命”推翻清政府,製造中國動盪和地方割據的局面便成為“買辦資產階級”及其“背後”的外國侵略者的下一個目標。
此時,“同光新政”事實上已經徹底破產,袁世凱等人卻胡扯這一切都是新政不徹底造成的,只有靠深化新政才能解決,並積極支援清末新政。
清末“新政”一個方面是搞“國退私進”,進一步壯大官僚買辦資產階級;
另一個方面是使國家“更適合”外國侵略者的“需要”,包括「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改成「外務部」,派遣軍官和留學生去外國大量吸收外國資本等等。
這種和“外需和戎,內需變法”的同光新政一脈相承並“深化”了的清末新政當然不可能給人民群眾帶來任何好處,只會把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正如陳天華所說得“不但沒有放了一線光明,那黑暗反倒加了幾倍”。
但是,清末新政形成了一個以袁世凱為首的龐大的北洋軍事政治集團,成為買辦資產階級的核心,為發動“顏色革命”打下了基礎。
辛亥革命之所以迅速“勝利”,“不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進步力量有多麼強大,“而是”推翻清政府是袁世凱為代表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既定目標。辛亥革命爆發不久,就在袁世凱操縱下開始了“南北議和”,這其實是革命派內部的“買辦資產階級”和掌握了清政府大部分實權的買辦資產階級的“合作”。最終,清政府被推翻,總理大臣袁世凱為代表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完成了“換裝”,事實上開始了動盪和地方割據的中國進一步“殖民地化”,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進步力量在被利用完了後被一腳踢開,其中張振武、方維、宋教仁等人還被袁世凱殺害,稍有一些愛國之心的人都被徹底趕出了政治舞臺。
也就是說,辛亥革命中存在民族資產階級獨立發展資本主義的民主革命和買辦資產階級進一步殖民地化的“顏色革命”雙重傾向。在實踐中則成了“發于孫,成于袁”:開始於孫中山等民族資產階級救國救民的願望,結束于袁世凱等買辦資產階級及其背後的外國侵略者改旗易幟的陰謀,買辦資產階級 “顏色革命”的傾向戰勝了民族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傾向,“黃四郎”戰勝了“張麻子”。這種使中國進一步殖民地化的“顏色革命”當然不可能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任何好處。
1976年《紅旗》雜誌《中國人民為什麼必須反對洋奴哲學》指出:“中國的買辦資產階級從來是帝國主義的附庸,歷來奉行洋奴哲學。民族資產階級先天就有軟弱性,既怕民眾,也怕帝國主義。它同帝國主義有矛盾的一面,在一個時期裏有可能與民眾結成統一戰線去反對帝國主義,但它又有依附於帝國主義經濟的一面,常常屈服於帝國主義的壓力,崇洋迷外。” 民族資產階級的這種軟弱性在辛亥革命中表現的特別明顯。其中一個突出表現就是“只反皇帝,不反貪官” 。“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固然不行, “只反皇帝,不反貪官”更不行。在辛亥革命中,只要剪剪辮子表示“革命”,什麼貪官污吏、流氓惡霸都受到了民族資產階級的追捧,南京臨時政府甚至還想通過承認外國特權獲得帝國主義支持,對真正的英雄——工農大眾——卻採取極端蔑視的態度。這種敵友不分的無原則妥協結果只能是“黃四郎”戰勝“張麻子”,趕走了一個皇帝換來了一群大大小小的土皇帝,讓“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壞”。
然而,恰恰是辛亥革命失敗的慘痛教訓告訴了人們一個真理: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辛亥革命失敗後,隨著“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壞”,先是“懷疑產生了,增長了,發展了”,接下來“中國人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中國的面目就起了變化了”。從這個角度來說,辛亥革命客觀上的確又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開闢了道路,這就是歷史辯證法。《中國人民為什麼必須反對洋奴哲學》指出:“ 過去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不通。要走,我們就要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國內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都會激化,這就違背了共產黨的宗旨。搞不好,還會被敵人利用。”新中國60年來正反兩方面實踐證明了這一觀點的正確性。
在這辛亥革命的百年之際,《人民日報》國慶社論高舉孫中山、而迴避毛主席,「央視」更是拼命歌頌辛亥革命的“偉大勝利”。他們這種以“顛倒黑白”、“指鹿為馬”手段無限拔高辛亥革命的“行徑”並不是真的想繼承孫中山先生的事業。
正如黨內“先是”抬起鄧小平來壓低毛主席,“接著”又讚頌胡耀邦貶斥鄧小平一樣,《人民日報》和「央視」高舉孫中山、而迴避毛主席最終還是為“抬出”袁世凱,為新的袁世凱發動“顏色革命”帶領他們回歸民國式的“盛世”——買辦資產階級及其背後的外國侵略者完全控制中國的半殖民地年代——開闢道路。
然而特別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人民日報》和「央視」借辛亥革命大贊資本主義時,他們『奉若神明』的美國(主子)卻爆發了偉大的“華爾街革命”。這場以“佔領華爾街”為口號的街頭革命,目前已經蔓延到美國70多個城市以及北美、歐洲等許多國家。美國人民在“華爾街革命”中公開“打出”了“社會主義”的旗幟。這個『耳光』實在抽得太響了:如果以資本家為中心進行發展,即使發展到美國的水準,不還是不可能解決占人口99%的人民大眾的貧困問題?美國已經失敗的路,難道中國還要走?
100年過去了,從證明“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的辛亥革命到證明“美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的“華爾街革命”,儘管中間經歷了許多曲折,歷史畢竟還是前進了。
歷史沒有終結,也不可能終結。
正如季米特洛夫同志在納粹法庭上的慷慨陳詞:
“歷史的車輪在轉動,在向前轉動,無論是恐怖手段、判處苦役或者死刑都不能把它擋住。它在現在和將來都在轉動,直到共產主義的徹底勝利!”
文/雨夾雪
2011-10-7
(謹以此文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讚讚
蔣中正:外蒙獨立乃實踐三民主義的楷模
──中央常會、國防最高委員會聯席會議講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八月二十四日 主持
我今天代表本黨的同志根據“國父的遺教”說明我們今後對省區以外邊疆民族問題,換言之,就是對於外蒙和西藏民族問題的“方針”,我們中國國民黨自民國十三年改組以來,外蒙古就派代表來參加祝賀,我們國父對他們的禮遇,有如上賓,從沒有視他們為藩屬的意念與態度,決不像北京政府對他們視〔第172頁〕為殖民地加以壓制。
我們國民政府成立以來不僅對於外蒙如此友愛,就是對於西藏也莫不如此。我全國同胞必須知道如果我們忽視這些民族平等自由的意志,抑制他們獨立自治的能力,這不僅違背我們國民革命的精神,且足以增加我們國內各民族之間的紛擾,貽誤我們建國的百年大計,亦影響到世界的和平與安全,至於外蒙自北京政府時代民國十一年起,在事實上已脫離了祖國而宣告獨立,如今已屆二十五年,我們早已明瞭我們如不能以國民革命的原則,和本黨一貫的傳統政策用斷然的決心來解決這個問題,勢將引起永久的紛爭,對於國內安定與世界和平,都將因此要發生重大的影響,今當日本帝國主義已告失敗,東亞和平秩序,初見端倪之際,我們認為這是解決這一重大問題的時機,如果外蒙以友好的精神循合法的程式,提出他獨立的願望,我們政府自當予以承認。
我在這裏要指出我們實施民族主義的三個重要原則:
第一,我們中國政府和人民必須懷抱崇高的精誠,與堅定的決心,斷不能效法日本對待高麗的行徑。凡對於他持有自治能力與獨立精神的民族,必須予以精誠的扶持其成長,使之達成自主和獨立的目的。我們必須一反日本帝國主義之所為,使東亞大陸在世界反侵略戰爭全面勝利的曙光之中,樹立民族自主和自由平等的基礎。五十年來,我們中國國民黨國民革命推翻滿清,反抗日本,不僅為中國本身自由平等而奮鬥,亦且為高麗的解放獨立而奮鬥。今日以後,我們更須本於同樣的宗旨,與一切有關的盟邦,共同尊重民族獨立平等的原則,保障他們行將獲得的地位。
第二、在省區以外的邊疆民族,具備自治能力,與有獨立意志,而在經濟政治上到達了可以獨立程度之時,我們的國家對他們必以親愛友好的態度和精神,自動的扶助他們獨立自由,永久視為中〔第173頁〕國平等的兄弟之邦。不因其離開祖國而發生惡感或歧視,而我們各民族,亦必須對其祖國以和睦親善的態度,循合法的程式,向其政府提出願望,以達成其目的,不可採取反抗祖國的行動,以引起民族之間相互的仇恨。
第三、各省區以內的大小民族在政治上、法律上一律予以平等,在信仰上、級濟上亦予以充分自由而不加以干涉,以達成我們各宗族間精誠團結友愛互助之目的。
如果我們大家注意上述三個原則,防制所述各種弊端,我們對於外蒙合理合法的要求,決不加以阻礙,並將予以扶持而使之實現。西藏民族的政治地位,也是久懸未決的問題,我可以負責聲明,如果西藏民族此時提出自治的願望,我們政府亦必將賦予高度的自治。如果他們將來在經濟條件上能夠達到獨立自主的時候,我們政府亦將如對外蒙一樣的精神扶助他們的獨立,但必須其能鞏固其本身永久獨立的地位,不可蹈襲高麗過去的覆轍,一面要求祖國承認其獨立,而一面即被日本的違約併吞為其奴辱,又要使我祖國為之數十年之犧牲奮鬥,而始獲得今日的解放。
外蒙西藏問題的解決乃是我國民革命最大的任務,也是民族主義實現的楷模。我個人必負起全責來解決這個問題。希望我全國同胞亦本著國民革命的原則和民族主義的精神,協助政府來解決這個問題,使其得到圓滿的結果。為了世界和平與安全,為了國家鞏固與建設,我們對於全世界民族問題的主張,必須依據大西洋憲章與三民主義的精神來求得解決。至此我對於我們中國西南邊疆上的幾個民族問題,也是以世界和平與安全的關係,不能不表示我們中國的願望。
第一、緬甸民族。我們中國在抗戰期間,兩度派兵入緬作戰,我們遠征軍將士,直接間接傷亡的數目,共在二十萬人以上。但是我們尊重盟邦主〔第174頁〕權,恪守國際信義,我軍在緬甸戰場的任務一經完成立即撤回本國,我們視此乃是我聯盟國一份子應盡之義務,決不對緬甸政治加以干涉。但希望我盟邦對緬甸民族之待遇應積極改良,並早日予以平等的地位。
第二、泰國民族。我們中國是因泰國作戰,而首受影響的國家,故泰國本來劃入中國戰區。今將泰國改隸東南亞戰區,中國自無異議,然而我們始終認定泰國對我聯合國宣戰是出於被動的,純由日本帝國主義的脅迫而參戰的。因此,我們希望泰國在日本帝國主義失敗之後,——在戰後仍應恢復其固有的獨立和平等的地位。
第三、安南民族。中國在抗戰期間,因安南政府不能自保其主權,並供日軍以侵華的基地,因之中國的生命與財產皆受巨大的損失。但是我們今日除了恪守同盟國的協議派遣軍隊接受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區日軍的投降之外,對於越南決沒有領土的企圖。我們的希望是越南民族能從自治以臻於獨立,以實現大西洋憲章的規定。最後,我要提到香港問題。香港與廣東是安危與共的鄰封,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乃劃入中國戰區。今當日本帝國主義失敗之際,我們中國決不藉招降的機會,忽視國際合作和盟部的主權,所以我們不願藉此派兵接收香港引起盟邦間誤會,但我可以對世界與全國國民負責的聲明,關於香港的地位,從前是以中英兩國條約為根據,今後亦當依中英兩國友好的關係協商而變更,我們的外交方針和國際政策,主張尊重條約根據法律以及時代要求與實際需要,而求得合理的解決,現在中國全國各租借地均經次第收回,九龍的租借條約自非例外。但是我們中國亦必循兩國外交談判的途徑,以期收回我們領土,行使我們主權。
總之,這次世界大戰是人類史上空前的戰爭,今日聯合各國無不希望這空前的戰爭成為最後的戰爭〔第175頁〕,我們中國作戰最為長久受禍亦最慘痛,所以希望和平亦最為迫切,凡足以促進國內團結及國際和平者,我們必盡力促其實現,我們必與我各盟邦共同奮鬥到底,務使日本帝國主義投降以後,對我聯合國間無隙可乘,勿使其再有捲土重來的機緣,而日本強權政治消滅以後,亦勿使世界上再有強權政治的發現。在此一意義上我以為民族平等和國家獨立的原則之實現最為當務之急,國民政府自當本于中國立國的精神與國民革命一貫的國策,乘此世界和平曙光初啟之際,使民族主義尚未完成的一方面見諸施行,我個人平生的志願亦因此而獲得了實現,這實在是世界和平與中國建設的保證,務望我全國同胞同心一德,協力一致以赴之,則民族複興,建國完成,自可計日而待,而對我八年抗戰所犧牲的千百萬軍民同胞之英靈,亦可告慰,而聊以自慰了。
讚讚
□ 胡錦濤:敵對勢力長期“重點滲透”中國思想文化領域 □
....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國際敵對勢力正在“加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思想文化領域是他們進行“長期滲透”的重點領域。
我們要深刻認識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嚴重性”和複雜性,
警鐘長鳴、警惕長存,採取有力措施加以防範和應對。
□ 胡總公開斥責西方陰謀顯中國血性
文/青衫老祖
2012-1-3
最近(2012-1-1),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求是》撰文強調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其中講到這樣一段話:
“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國際敵對勢力正在”抓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思想文化領域是他們進行”長期滲透“的重點領域。
我們要深刻認識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嚴重性”和複雜性,警鐘長鳴、警惕長存,採取有力措施加以防範和應對。”
在印象中,這是本世紀以來中國國家元首“第一次”在公開的場合公開談論“西化、分化陰謀”,
“第一次”公開強調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艱巨性和複雜性,
第一次提出“雙警”即“警鐘長鳴、警惕長存”,
第一次公開要求“防範和應對”。
這幾個“第一次”表明中國已經放棄從前所採取的“淡化意識形態鬥爭、突出經濟領域合作”的外交策略,決心在全球大舞臺上高高豎立並保護好中華民族自己的文化大旗!
回顧世界歷史發展進程,我們可以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中國能不能實現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將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大國、以及中國在全球化中居於什麼樣的地位,關鍵並不在於有多少GDP(唯利是圖唯GDP論庸俗發展觀),而在於有沒有為世界所稱道的“文化旗幟”。
文化是“民族之魂”。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其前進的道路上可能會歷經磨難、飽經滄桑,有時還可能遭遇“亡國之痛”,但是,只要民族文化不滅,就可以東山再起、重整河山,再度復興。
中華民族之所以歷經7000年而綿延永續關鍵就在於文化不滅!“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之所以保持持續快速增長的勢頭,累積而成世界上擁有重大全球影響力的大國,同樣與中國始終保持文化的“獨立性”、特色性有絕大關係。
“文化獨立”支撐中國獨立;整垮中國最有效的“方法”自然也是“摧毀”中國的文化。自新中國成立以來,西方“瓦解中國”的“努力”就一直沒有停止過。“新中國”成立62年的實踐令西方得出“教訓”,單純使用硬實力,包括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任何國家都難以戰勝中國。從文化上,也就是從價值觀上“西化”中國,進而令中國成為它們的“附庸”,使它們覺得唯一可試的辦法。
於是,如今的西方,對中國採取的完全是如下策略:經濟上融合、軍事上圍堵、文化上滲透、政治上顛覆。文化上滲透包括培養(崇美媚美)親美分子、支持分裂分子、推銷美國(文化意識型態24-7洗腦)大片、購買一批“(崇美媚美懼美)文化洋奴”。
面對這一“形勢”,如何有效應對西方的“西化”、“分化”圖謀,確保中國文化獨立和文化安全成為中國長期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重大歷史任務。
認真學習胡總的講話,筆者感覺有以下幾點值得關注和把握:
第一,中國對敵對勢力的遏制、圍堵、分化、弱化陰謀有清醒的認識,並始終保持高度警惕;
第二,中國有著高度的自信和自尊,過去、現在和將來都不會屈服於任何外來壓力,不管是軍事上的還是經濟上的,也不管是政治上的還是文化上的;中國都將堅持走自己的道路,一往無前的推進民族復興的偉業;
第三,中國已經做好與敵對勢力鬥爭到底的準備,不管是軍事鬥爭、還是文化鬥爭,都將凝聚中華民族的智慧,制定一套切實有效的應對策略;
第四,中國已經“充分認識到”在“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的世界格局中開展文化鬥爭亦即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重要性、艱巨性和複雜性有了更清晰的認識,確立了 “警鐘長鳴、警惕長存”的鬥爭意識,形成了“防範和應對”兩手抓的文化鬥爭策略。
在大國競爭中,清醒比什麼都重要。西方之所以“不遺餘力”的“宣傳”他們的意識形態,“兜售”它們的價值觀,“目的”決不是想中國強大,而是想中國“弱化”。蘇聯的教訓證明,中國不徹底粉碎它們的“文化入侵”面臨的將是國家分裂、秩序混亂、發展停滯,中國自1840年以來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所做的一切努力將付諸東流。
從這個意義上講,胡總公開斥責西方“陰謀”,具有“標誌性”意義。它“標誌”著中國不會在意識形態領域自動繳械,不會接受它們的價值觀,不會聽任它們西化、“西化”中國。為了維護中華民族的文化、尊嚴和自立自強,中國將不惜一切代價,不管是“新冷戰”。還是“新熱戰”,還是打打談談的消耗戰,中國都將奉陪到底。因為,在關係民族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上,中國惟有與敵人展開堅決的鬥爭,除此而外,沒有任何第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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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A的公開秘密—-兼為《十條誡令》蓋棺定論
一、嘗試為《十條誡令》蓋棺定論
二、(中國國內)親美勢力對《十條誡令》真實性的質疑
三、“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的真面目
四、“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在中國
五、“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 、“共產黨革命章程”及“十條誡令”
六、克格勃(KGB/格別烏)高官什羅寧的話是否可信
七、「中情局」為防止洩密進行的暗殺
A、李志綏之死
B、班尼特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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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雜誌發表胡錦濤總書記重要文章
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
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2012年1月1日出版的新年第1期《求是》雜誌發表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的重要文章:
《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胡錦濤:敵對勢力長期重點滲透中國思想文化領域
胡錦濤《求是》撰文強調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以下為原文:
2011-12-31
文化建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佈局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繁榮發展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全會通過的決定,全面總結黨領導文化建設的成就和經驗,深刻分析文化建設面臨的形勢和任務,在集中全黨智慧的基礎上,闡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確立了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戰略目標,提出了新形勢下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指導思想、重要方針、目標任務、政策舉措,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指導我國文化改革發展的綱領性檔。全黨要認真學習、深刻領會,共同把全會精神落到實處,為實現全會提出的目標任務而奮鬥。
第一,深刻認識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充分發揮先進文化引領前進方向、凝聚奮鬥力量、推動事業發展的作用,是我們黨的一條寶貴經驗和一大政治優勢。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我們黨都結合時代條件、圍繞黨的中心任務提出文化綱領、文化目標、文化政策,堅持不懈推進文化建設,有力推動了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的不懈努力,我們走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顯著提高了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促進了人的全面發展,顯著增強了國家文化軟實力,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強大精神力量,為進一步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奠定了堅實基礎、積累了寶貴經驗。
當今世界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當代中國正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向著新的奮鬥目標邁進,文化的作用更加廣泛而深刻。從國際看,綜合國力競爭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顯,許多國家特別是主要大國都把提高文化軟實力作為增強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重要戰略。在世界範圍內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更加頻繁的背景下,誰佔據了文化發展制高點,誰擁有了強大文化軟實力,誰就能夠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贏得主動。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國際敵對勢力正在加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思想文化領域是他們進行長期滲透的重點領域。我們要深刻認識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嚴重性和複雜性,警鐘長鳴、警惕長存,採取有力措施加以防範和應對。從國內看,經過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發展,我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顯著增強,但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我國已經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和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越來越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撐,豐富精神文化生活越來越成為我國人民的熱切願望。從我國文化建設自身看,文化領域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革,文化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總體而言,文化發展同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還不完全適應,束縛文化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機制問題尚未根本解決,文化在引領風尚、教育人民、服務社會、推動發展等方面的作用還沒有得到充分發揮,我國文化整體實力和國際影響力與我國國際地位還不相稱,“西強我弱”的國際文化和輿論格局尚未根本扭轉。在理想信念教育、思想道德建設、誠信建設、文藝創作、公共文化服務、文化產業發展、農村文化發展、流動人口文化生活、網路建設和管理、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等方面都還存在不少突出矛盾和問題,必須抓緊加以解決。
總之,抓住和用好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關係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鬥目標,關係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關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全會提出了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指導思想,強調要全面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根本任務,以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以改革創新為動力,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培養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質,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弘揚中華文化,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全黨要深刻領會和全面貫徹這一指導思想,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自覺把文化繁榮發展作為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是党執政興國第一要務的重要內容,作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一個基本要求,進一步推動文化建設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以及生態文明建設協調發展,為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提供堅強思想保證、強大精神動力、有力輿論支持、良好文化條件。
第二,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內涵豐富,具體體現在全會決定提出的指導思想、重要方針、目標任務、政策舉措之中,要全面領會、全面貫徹。這裏,我想強調幾個問題。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引領,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最鮮明的特徵,也是事關文化改革發展全局的根本問題。只有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引領,才能打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根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日益發展和對外開放不斷擴大的形勢下,我國社會思想更加多樣、社會價值更加多元、社會思潮更加多變,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引領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更加凸顯。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為文化建設提供有力理論指導,確保文化改革發展始終沿著正確道路前進;必須堅持把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應用于文化改革發展各個領域,不斷豐富和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符合時代發展要求的文化建設理論,使我國文化各方面發展建立在深厚理論基礎之上;必須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正確處理弘揚主旋律和提倡多樣化的關係、教育人民和滿足人民多樣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關係、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和提高經濟效益的關係,有效引領社會思潮,有力抵制各種錯誤和腐朽思想影響,不斷鞏固和壯大社會主義主流思想文化。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必須發揮人民在文化建設中的主體作用,堅持文化發展為了人民、文化發展依靠人民、文化發展成果由人民共用。為了誰、依靠誰是我們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根本問題,決定著社會主義文化的性質和方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是人民共建共用的文化,人民是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最深厚的力量源泉。堅持這一點,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也是我們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理念的重要體現。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堅持以人為本,以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為根本目的,不斷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必須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和首創精神,使全社會文化創造活力競相迸發;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關心人民命運,體察人民願望,反映人民心聲,在人民偉大創造中汲取營養,把最好的精神食糧奉獻給人民;必須堅持面向基層、面向群眾,把滿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作為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基本任務,鼓勵創作生產更多受到群眾歡迎的文化產品,讓文化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必須繼承和發揚中華優秀文化傳統,大力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積澱著中華民族的深厚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團結奮進的不竭動力,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深厚基礎。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大力弘揚中華優秀文化傳統,大力弘揚五四運動以來形成的革命文化傳統,大力弘揚改革開放以來文化領域形成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觀念新風尚,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必須以更加開闊的視野、更加博大的胸懷對待外來文化,積極參與國際文化交流合作,學習借鑒一切有利於我國文化改革發展的有益經驗和優秀成果。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必須堅持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業、一手抓文化產業,推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是社會主義制度下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權益的基本途徑,是實現文化發展成果由人民共建共用的制度保障。發展文化產業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滿足人民多樣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徑,是充分發揮市場在文化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激發全社會文化創造活力的必然要求。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科學界定人民的基本文化權益和多樣化精神文化需求,全面把握政府和市場在文化建設中的職責和功能,推動形成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兩手抓、兩加強的工作格局;必須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以政府為主導,以公共財政為支撐,以公益性文化單位為骨幹,以全體人民為服務物件,以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權益為主要內容,鼓勵全社會積極參與,大力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必須著力培育一批有實力、有競爭力的骨幹文化企業,提高我國文化產業整體實力和競爭力,形成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文化產業格局。無論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還是發展文化產業,都要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正確處理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關係,始終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
第三,以改革創新精神落實好全會提出的各項任務。
全會對新形勢下推進文化改革發展作出全面部署,提出一系列新任務新舉措新要求,各地區各部門要統籌兼顧、立足實際,有計劃分步驟加以落實,既要全面貫徹又要突出重點,最重要的是要緊緊圍繞全會決定關於推進文化改革發展指導思想中的“四個以”來抓好落實。
堅持以科學發展為主題。科學發展是黨和國家工作的鮮明主題,也是文化改革發展的鮮明主題。要自覺把科學發展要求貫穿文化改革發展各個方面,緊密結合文化改革發展實際,著力轉變文化發展方式,提高文化發展品質和效益,不斷提高文化發展科學化水準。要堅持以人為本,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保障人民各項文化權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要堅持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著力解決影響文化科學發展的突出問題,協調好文化改革發展各個領域和各個環節,促進文化持續快速健康發展。要堅持統籌兼顧,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文化改革發展重大關係,統籌文化改革發展各項工作,完善文化佈局、文化結構、文化資源配置,促進城鄉、區域文化一體化發展,推動文化資源向農村、基層傾斜,向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傾斜,不斷增強文化發展後勁,實現文化又好又快發展。堅持以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根本任務。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根源于民族優秀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並吸收人類文明成果發展起來的,是我國社會主義文化的引領和主導。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緊緊抓住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這個根本。要堅持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武裝全黨、教育人民,大力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新的實踐。要堅持以理想信念教育為重點,引導廣大幹部群眾不斷增強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自覺性和堅定性。要廣泛開展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社會主義榮辱觀宣傳教育,深化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活動,加強思想道德建設,建設和諧文化,培育文明風尚。要在全黨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學習教育,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國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設和党的建設全過程,貫穿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各領域,體現到精神文化產品創作生產傳播各方面。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非一日之功,既是當前的緊迫任務,又是長期的戰略任務,必須通過堅持不懈、持之以恆的努力,使之真正成為全黨全社會的普遍共識,轉化為廣大幹部群眾的自覺行動。
堅持以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滿足人民對實現自身文化權益和豐富自身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必須大力繁榮文化創作,豐富群眾文化生活,提高人民文化生活品質。要加大對城鄉基層文化建設投入力度,深入實施重點文化惠民工程,加快公共文化基礎設施建設。要加強文化創作生產引導,引導文化工作者堅持正確文化立場,弘揚真善美,貶斥假惡醜,把學術探索和藝術創作融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之中,創作生產出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相統一、人民喜聞樂見的優秀文藝作品。要發展健康向上的網路文化,使互聯網等新興媒體真正成為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新陣地、公共文化服務新平臺、人民精神文化新空間。要組織開展群眾樂於參與、便於參與的文化活動,引導群眾在文化建設中自我表現、自我教育、自我服務,依靠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推動文化繁榮發展。
堅持以改革創新為動力。只有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創新文化內容和形式,才能不斷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不斷為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提供強大動力。要圍繞構建充滿活力、富有效率、更加開放、有利於文化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努力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新進展,破除制約文化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要深化公益性文化單位改革,深化國有經營性文化單位改革,深化文化管理體制改革,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加強文化法制建設。要加快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創新公共文化服務運行機制,不斷提高公益性文化單位服務群眾能力和水準。要提高文化產業規模化、集約化、專業化水準,優化文化產業結構,促進文化和科技融合發展,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要圍繞提高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積極開拓國際文化市場,創新文化走出去模式,不斷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
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把文化建設擺在全局工作重要位置,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規劃,與經濟社會發展一同研究部署、一同組織實施、一同督促檢查。要認真開展調查研究,總結經驗,發現問題,結合實際制定貫徹落實意見,明確工作責任,提出具體要求,確保全會提出的目標任務和政策舉措落到實處。要把文化改革發展成效納入科學發展考核評價體系,作為衡量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工作業績的重要依據。要把文化人才隊伍建設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著力加大對年輕人才、高層次人才、複合型人才的培養力度,努力造就一批有影響的文化名家、文化大師和各領域領軍人物,建設宏大文化人才隊伍。要深入做好知識份子工作,充分調動廣大知識份子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把廣大知識份子緊緊團結在党的周圍。總之,全黨要貫徹落實好全會精神,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在科學發展道路上奮力開創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局面。
(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講話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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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中央對此始終保持清醒認識。
但當前黨內有兩大問題:
一個是(中央黨校那批掛羊頭賣狗肉)打著紅旗反紅旗;
一個是目前理論無法指導實踐。
這兩個問題不解決,意識形態領域的爭奪就佔據不到有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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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
上面早就知道了吧
現在“公開表態”就意味著要“反擊”了
所以自費五毛們就等著看戲吧
火烤偽精英水煮普世派
咱就跟著添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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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信號啊,期待那些虛偽的普世民主JY(精蠅)們早點下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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哼哼,這回我們找一找被敵對勢力滲透的媒體,不會有人出來出來“裝純情”說——“都是黨國的媒體、哪來的漢奸媒體”——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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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撲屎派”的噩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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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種就把南方蜥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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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口 2012-1-3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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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3 03:05 AM
現在才說?剛睡醒?
喂!!!有人在搞我們啊!喂!大家聽到沒有啊?有人在搞我們!
中國的各個級別領導,包括最高層,只能在別人和自己一樣飯桶的環境下搞搞勾心鬥角。對外不敢鬥爭,不善鬥爭,歸根結底,還是因為不善鬥爭:有人見過善於鬥 爭的人不敢鬥爭麼?回想薩科齊08年騎在中國人頭屙屎長達兩個星期,中央政府十分淡定,一言不發。我想咱們的領導是不是準備好對策了啊,這麼淡定。結果對 策就是沒有對策,等人家屙完就好了嘛…
就這篇文章來說,空洞無物,只不過是提出了一個命題的八股文而已。其實凡是關心中國的人,哪個不知道文化建設出問題了?說人家要西化我們,我們要發揚中華 文化?這話說清楚了麼?說對了麼?說完了麼?
調查了麼,研究了麼?執政兩屆就擠出這麼個玩意?
很明顯,領導們不太像是競爭出來的,倒像是一幫近親繁殖出來的,也就這個水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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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3
覺得東西方文明的衝突和公開競爭就要開始了.木偶有心無力,能做好鋪墊就不錯了,期待下一代(習近平-薄希來)發力吧.
中國要進一步走向世界,進一步發展自己,不可能一直虛心學習西方,“崇洋媚外”,韜光下棋的.這條路讓我們固然大大地發展了實力,但我們經濟上成了“附庸”西方的 資本主義經濟,過度依靠廉價出口,血汗工廠血供西方尤其是美國,價廉物美的東西依賴西方的市場卻無法升級成靠品牌靠科技含量靠文化含量的商品高價高利潤占 領人家的市場,相反現實是別人的商品靠文化宣傳優勢高價佔領我們的市場.
在政治上,明不正言不順,導致官員“失去”自己的信仰,只好去“崇尚”西方的文化信仰,只好想著為自己和家人“謀私利搞腐敗”.
在對外關係上,不展示實力就沒人正確瞭解中國,喜歡上中國,從而和中國友好,合作,一起發展,一起對付歐、美欺壓搞亂.周邊國家被西方文化洗腦,認為西方文明一直正確,比東方文明好,低看中國誤解中國,在西方威恩並施下,配合西方搞亂中國和中國爭鬥.
在人民幣國際化上,更需要宣傳我們的各方面的實力和及其依附的先進文化,讓中小國家有信心使用人民幣,讓它們相信中國能鬥住美國的,你們不用太怕美國.展 示我們的實力和文化,給它們希望,給它們發展模式,給它們保護和依託.未來西方文明衰落了,東方文明才是應該它們學習的,東方文明是有資格有實力取代西方 文明的統治地位的,西方文明不可能永遠這樣強勢的,東方文明歷史上強勢過蓋過西方文明,未來將奪回強勢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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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響的雷,也沒有一滴雨(類似重慶)來的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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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3
希望中央對此始終保持清醒認識。
但當前黨內有兩大問題:
一個是打著紅旗反紅旗;
一個是目前理論無法 …
发表于 2012-1-2 06:54 PM
你總結得很好!
也許是我孤陋寡聞,好久沒聽到對共產主義的宣傳了。但這樣也好!至少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不要拿這塊布遮羞。要老老實實地對老百姓說,我們要做什麼,要怎樣 做。什麼是社會主義?現在已經過了“不爭論”的時期了,必須讓老百姓都知道都認同我們要往哪里去。這樣才能取信於民,避免各種利益團體混僥視聽從中牟利, 最終壞了社會主義的金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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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棄了毛澤東思想,空喊“科學發展觀”這類虛無縹緲的空洞口號,
唉!誰能給個權威定義,什麼是“科學發展觀”??一直很費解
的確很令人迷惑。
我一開始以為是為了治理環境污染。。
後來才知道是個政治目標。。
但即然是“發展”,就得有個目標。但一直沒有具體的目標。
於是現在認為,“科學發展觀”只是一個手段。
總結出來就是,“沒有具體目標”的發展手段。。
最絕的是,‘有所為、有所不為’,啥‘貓’等模糊論,“思想混亂”根子就出在這裏。
臺上不過是蒼蠅,台後精英們自己都不知怎麼自圓其說,哈哈
注意“時間點”在美帝出臺“收割”資本海外資產後,“被綁架的買辦”受到兩面狙擊。 資本之間撕裂,離撕破臉皮就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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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中國的意識形態價值觀“一片混亂”,最直接的反應就是社會道德底線“一再被突破”,幾乎任何事物都能引發正、反兩方面的尖銳對立和辯論,是與非的界限越發“模糊含混”,各階級、個族群、各利益團體日趨成型、分裂。左、中、右對現實都普遍不滿,人們對於未來愈加迷茫,對未來、對政府喪失信心……
而且,還有一隻“無形的手”,一股“無形的勢力”,潛移默化的鼓動人們的不滿和憤懣,引導人們的思維模式。這些,難道廟堂之上真的一無所知、還是束手無策?
讚讚
經典學習:
《唯心歷史觀的破產》
中國人之所以應當感謝美國資產階級發言人艾奇遜,不但是因為艾奇遜“明確地供認”了【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替美國打仗殺中國人】這樣一種“事實”,使得中國的先進分子“有證據”地去說服落後分子。
不是嗎?你們看,艾奇遜自己“招認”了,最近數年的這一場使得幾百萬中國人喪失生命的大血戰是美國帝國主義“有計劃地組織”成功的。
中國人之所以應當感謝艾奇遜,又不但因為艾奇遜公開地宣稱,他們要招收中國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分子,組織“美國的第五縱隊”,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因此引起了中國人特別是那些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中國人的注意,大家相約不要上美國人的當,到處警戒美帝國主義在暗地裏進行的陰謀活動。
中國人之所以應當感謝艾奇遜,還因為艾奇遜“胡謅”了一大篇中國近代史,而艾奇遜的歷史觀點正是中國知識份子中有一部分人所同具的觀點,就是說資產階級的唯心的歷史觀。
駁斥了艾奇遜,就有可能使得廣大的中國人獲得打開眼界的益處。對於那些抱著和艾奇遜相同或者有某些相同的觀點的人們,則可能是更加有益的。
艾奇遜“胡謅”的中國近代史是什麼呢?
他首先試圖從中國的經濟狀況和思想狀況去說明中國革命的發生。在這裏,他講了很多的“神話”。
艾奇遜說:
“中國人口在十八、十九兩個世紀裏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負擔的壓力。人民的吃飯問題是每個中國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國民黨在法典裏寫上了許多土地改革法令,想這樣來解決這個問題。這些法令有的失敗了,有的被忽視。國民政府之所以有今天的窘況,很大的一個原因是它沒有使中國有足夠的東西吃。中共宣傳的內容,一大部分是他們決心解決土地問題的諾言。”
在不明事理的中國人看來,很有點像。人口太多了,飯少了,發生革命。國民黨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共產黨也不見得能解決這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
革命的“發生”是由於人口太多的緣故嗎?
古今中外有過“很多”的革命,“都是”由於人口太多嗎?
中國幾千年以來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於人口太多嗎?
美國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⑴,“也是”由於人口太多嗎?
艾奇遜的“歷史知識”等於“零”,他連美國獨立宣言也沒有讀過。華盛頓傑弗遜⑵們“之所以”舉行反英革命是因為英國人“壓迫”和“剝削”美國人,“而不是”什麼美國人口過剩。
中國人民歷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為這些封建朝廷“壓迫”和“剝削”人民,而不是什麼人口過剩。
俄國人所以舉行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因為俄皇和俄國資產階級的壓迫和剝削,“而不是”什麼人口過剩,俄國至今還是土地多過人口“很遠”的。
蒙古土地那麼廣大,人口那麼稀少,照艾奇遜的“道理”是不能設想會發生革命的,但是卻早已發生了⑶。
按照艾奇遜的“(神話)說法”,中國是毫無出路的,人口有了四億七千五百萬,是一種“不堪負擔的壓力”,革命也好,不革命也好,總之是不得了。
艾奇遜在這裏“寄予”了很大的“希望”,這個“希望”他沒有說出來,卻被許多美國新聞記者“經常地”透露了出來,這“就是所謂”中國共產黨解決不了自己的經濟問題,中國將永遠是天下大亂,只有靠美國的麵粉,即是說變為“美國的殖民地”才有出路。
辛亥革命⑷“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個清朝政府,“而沒有”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和剝削。
北伐戰爭“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美蔣)蔣介石“背叛”革命,“投降”帝國主義,成了壓迫和“剝削”中國人的“反革命”首領。
辛亥革命⑷“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個清朝政府,“而沒有”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和剝削。
北伐戰爭“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美蔣)蔣介石“背叛”革命,“投降”帝國主義,成了壓迫和“剝削”中國人的“反革命”首領。
辛亥革命⑷“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個清朝政府,“而沒有”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和剝削。
北伐戰爭“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美蔣)蔣介石“背叛”革命,“投降”帝國主義,成了壓迫和“剝削”中國人的“反革命”首領。
“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嗎?
西北、華北、東北、華東各個解決了土地問題的老解放區,難道還有如同艾奇遜所說的那種“吃飯問題”存在嗎?
美國在中國的“(特務)偵探”或所謂“觀察家”是不少的,為什麼連這件事也沒有探出來呢?上海等處的失業問題即吃飯問題,完全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殘酷無情的壓迫和剝削的結果。在人民政府下,只消幾年工夫,就可以和華北、東北等處一樣完全地解決失業即吃飯的問題。
中國人口眾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辦法,這辦法就是生產。
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如像馬爾薩斯⑸者流“所謂”食物增加趕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謬論”,不但被馬克思主義者早已從理論上駁斥得乾乾淨淨,而且已被革命後的蘇聯和中國解放區的“事實”所完全駁倒。
根據革命加生產即能解決吃飯問題的真理,中共中央已命令全國各地的共產黨組織和人民解放軍,對於國民黨的舊工作人員,只要有一技之長而不是反動有據或劣跡昭著的分子,一概予以維持,不要裁減。十分困難時,飯勻著吃,房子擠著住。已被裁減而生活無著者,收回成命,給以飯吃。國民黨軍起義的或被俘的,按此原則,一律收留。凡非首要的反動分子,只要悔罪,亦須給以生活出路。
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
我們是艾奇遜反革命理論的駁斥者,我們相信革命能改變一切,一個人口眾多、物產豐盛、生活優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國,不要很久就可以到來,一切悲觀論調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西方的影響”,這是艾奇遜“解釋”中國革命所以發生的第二個原因。
艾奇遜說:“中國自己的高度文化和文明,有了三千多年的發展,大體上不曾沾染外來的影響。中國人即是被武力征服,最後總是能夠馴服和融化侵入者。他們自然會因此把自己當作世界的中心,把自己看成是文明人類的最高表現。到了十九世紀中葉,西方突破了中國孤立的牆壁,那在以前是不可逾越的。這些外來者帶來了進取性,帶來了發展得蓋世無雙的西方技術,帶來了為以往的侵入者所從來不曾帶入中國的高度文化。一部分由於這些品質,一部分由於清朝統治的衰落,西方人不但沒有被中國融化,而且介紹了許多新思想進來,這些新思想發生了重要作用,激起了騷動和不安。”
在不明事理的中國人看來,艾奇遜說得很有點像。西方的新觀念輸入了中國,引起了革命。
革什麼人的命呢?因為“清朝統治的衰落”,向弱點進攻,是革清朝的命了。
艾奇遜在這裏說得“不恰當”。辛亥革命是“革帝國主義的命”。
中國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為清朝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反對英國鴉片侵略的戰爭⑹,反對英法聯軍侵略的戰爭⑺,反對帝國主義走狗清朝的太平天國戰爭⑻,反對法國侵略的戰爭⑼,反對日本侵略的戰爭⑽,反對八國聯軍侵略的戰爭⑾,都失敗了,於是再有反對帝國主義走狗清朝的辛亥革命,這就是到辛亥為止的近代中國史。
艾奇遜所說的“西方的影響”是什麼呢?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1848年)中所說的西方資產階級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⑿。在這個影響或“改造”過程中,西方資產階級需要“買辦”和熟習西方習慣的“奴才”,“不得不”允許中國這一類國家開辦學校和派遣留學生,給中國“介紹了許多新思想進來”。隨著也就“產生”了中國這類國家的民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同時並使農民破產,造成了廣大的半無產階級。這樣,西方資產階級就在東方造成了兩類人,一類是少數人,這就是為帝國主義“服務”的“洋奴”;一類是多數人,這就是反抗帝國主義的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從這些階級出身的知識份子,所有這些,都是帝國主義“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從這些人“發生”的。不是什麼西方思想的輸入引起了“騷動和不安”,“而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引起”了反抗。
在這個反抗運動中,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即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到1919年的五四運動⒀的前夜,共計七十多年中,中國人沒有什麼思想武器可以抗禦帝國主義。舊的頑固的封建主義的思想武器打了“敗仗”了,抵不住,宣告破產了。不得已,中國人被迫從帝國主義的老家即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武器庫中學來了進化論、天賦人權論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等項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組織過政黨,舉行過革命,“以為”可以外禦列強,內建民國。但是這些東西也和封建主義的思想武器一樣,軟弱得很,又是抵不住,“敗下陣”來,宣告破產了。
1917年的俄國革命“喚醒”了中國人,中國人“學得了”一樣新的東西,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
孫中山也“提倡”“以俄為師”,主張“聯俄聯共”。
總之是從此以後,中國改換了方向。
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
孫中山也“提倡”“以俄為師”,主張“聯俄聯共”。
總之是從此以後,中國改換了方向。
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
孫中山也“提倡”“以俄為師”,主張“聯俄聯共”。
總之是從此以後,中國改換了方向。
艾奇遜是“帝國主義政府”的發言人,他當然“一個字也不願意提到”帝國主義。他將帝國主義的侵略,說成“外來者帶來了進取性”。
看啊,多麼美麗的名稱——“進取性”。中國人學了這種“進取性”,不是進取到英國或美國去,只是在中國境內引起了“騷動和不安”,即是革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命。可惜沒有一次成功,都給“進取性”的發明人即帝國主義者打敗了。於是掉轉頭去學別的東西,很奇怪,果然一學就靈。
“中國共產黨是在二十年代初期,在俄羅斯革命的思想推動之下建立起來的”。
艾奇遜說對了。這種思想不是別的,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這種思想,和艾奇遜所說的西方資產階級的“為以往的侵入者所從來不曾帶入中國的高度文化”相比較,不知要高出幾多倍。其明效大驗,就是和中國舊的封建主義文化相比較可以被艾奇遜們傲視為“高度文化”的那種西方資產階級的文化,一遇見中國人民學會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文化,即科學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就要打敗仗。被中國人民學會了的科學的革命的新文化,
第一仗打敗了【帝國主義的走狗】北洋軍閥,
第二仗打敗了【帝國主義的又一名走狗】蔣介石在二萬五千里長征路上對於中國紅軍的攔阻,
第三仗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汪精衛,
第四仗最後地【結束了美國和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及其走狗】(美蔣)蔣介石等一切反動派的統治。
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到中國“之所以”發生這樣大的作用,“是因為”中國的社會條件有了這種“(迫切)需要”,“是因為”同中國人民革命的實踐發生了聯繫,是因為被中國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觀的實際的事物相聯繫,如果沒有客觀存在的需要,如果不為人民群眾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東西,即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不起作用的。
我們是反對歷史唯心論的歷史唯物論者。
非常奇怪,“蘇維埃的學說和實踐,對於孫中山先生的思想和原則,尤其是在經濟方面和黨的組織方面,有相當的影響”。
被艾奇遜們所傲視的西方的“高度文化”,對於孫先生的影響怎麼樣呢?艾奇遜“沒有說”。孫先生以大半輩子的光陰從西方資產階級文化中尋找救國真理,
結果是“失望”,轉而“以俄為師”,這是一個偶然的事件嗎?
結果是“失望”,轉而“以俄為師”,這是一個偶然的事件嗎
結果是“失望”,轉而“以俄為師”,這是一個偶然的事件嗎
顯然不是。
孫先生和他所代表的苦難的中國人民,一齊被“西方的影響”所“激怒”,下決心“聯俄聯共”,和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奮鬥和拚命,當然不是偶然的。
孫先生和他所代表的苦難的中國人民,一齊被“西方的影響”所“激怒”,下決心“聯俄聯共”,和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奮鬥和拚命,當然不是偶然的
孫先生和他所代表的苦難的中國人民,一齊被“西方的影響”所“激怒”,下決心“聯俄聯共”,和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奮鬥和拚命,當然不是偶然的
在這裏,艾奇遜“不敢說”蘇聯人是帝國主義侵略者,孫中山是向侵略者學習。那末,好了,孫中山可以向蘇聯人學習,而蘇聯人並非帝國主義侵略者,為什麼孫中山的繼承者,孫中山死後的中國人,就不可以向蘇聯人學習呢?
“為什麼”孫中山以外的中國人從馬克思列寧主義學了科學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理論,並使之和中國的特點相結合,發動了中國的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創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就叫做“受蘇聯控制”,“共產國際的第五縱隊”,“赤色帝國主義的走狗”呢?
世上有這樣高明的“邏輯”嗎?
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後,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從這時起,近代世界歷史上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偉大的勝利的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已經復興了並正在復興著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文化。
這種中國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來說,已經超過了整個資本主義的世界。比方美國的國務卿艾奇遜之流,他們對於現代中國和現代世界的“認識水準”,就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個普通戰士的水準之下。
至此為止,艾奇遜以一個資產階級大學教授講述無聊課本的姿態,向人們表示他在尋求中國事變的因果關係。中國之所以發生革命,一因人口太多,二因西方思想的刺激。
你們看,他好像是一個因果論者。接下去,他就連這點無聊的“偽造”的因果論也不見了,出現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事變。中國人就是那樣毫無原因地互相爭權奪利和猜疑仇恨。鬥爭中的國民黨和共產黨,雙方的精神力量的對比,發生了莫名其妙的變化,一方極度下降,降到零度以下,另一方極度上升,升到狂熱的程度。
什麼原因呢?誰也不知道——這就是艾奇遜所代表的美國的“高度文化”中所固有的“邏輯”。
文/毛 澤 東
1949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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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評:
“漢奸(買辦帶路黨)”們“宣揚”的所謂不深入“改革開放,就死路一條”,國人就沒有飯吃,就會餓肚子,就會死,“本質上”想把天朝“變成”對方(美帝)的殖民地,這是多麼荒謬的唯心論!
讚讚
【鴉片毒品:蔣介石1927年反革命政變首次反共肅清大屠殺後1928-1937剿共打內戰的重要軍費財源】
【鴉片毒品:蔣介石1927年反革命政變首次反共肅清大屠殺後1928-1937剿共打內戰的重要軍費財源】
【鴉片毒品:蔣介石1927年反革命政變首次反共肅清大屠殺後1928-1937剿共打內戰的重要軍費財源】
孔、宋操縱經濟有一個重要因素,即蔣介石需索金錢“剿共”。
委員長的“剿共”作戰一向耗費不貲,他依靠兩個來源取得經費:一是財政部長,一是從毒品生意擠錢。
蔣介石“如何”設法把鴉片市場的交易所得注入“剿共”作戰,同時又“義正詞嚴”下令取締吸毒,乃是一個成功的“政客”說一套、做一套最鮮明的例證。
1928年(1927年反革命政變“首次反共肅清大屠殺”後的次年),蔣介石確立他在國民黨內領導地位的那一年,設在北京的『國際反鴉片協會』(International Anti-Opium Association)秘書長抱怨說:
“數以百萬計的鉅款,從鴉片之中擠出來供做軍事作戰和內部宣傳之用。”
由於蔣介石必須向西方“求助”,而西方又推動禁煙毒,使得他表面上必須打出禁用毒品的大旗。他在1928年8月成立全國“查緝煙毒總局”。他說:
“中央政府絕不會從鴉片稅中拿到一分一毫。如果各位發現中央把鴉片稅當作它收入的主要來源,它就不值得大家信任。”
蔣介石的保證根本是“空話”。從“販毒生意”中賺錢是舊軍閥的把戲。雖然馮玉祥疾呼反毒,禁止屬下士兵吸毒,據說他一年即可從鴉片生意得到兩千萬元的收入。
基督將軍都如此了,蔣介石也“不例外”。
索克思發現,全國查緝煙毒總局“實質上是發放執照的機關”。“也就是說,你付了錢,取得收據,而收據代表你可以攜帶這些貨,因為你已經繳了罰金了嘛!這就是中國人的理論。查緝煙毒總局就這樣收下錢,錢用去養部隊。”
蔣介石保證不從鴉片稅中拿到一分一毫的那一年,湖北、山西和廣西徵收到一千七百萬元左右所謂的“禁煙所得”。
一九三〇年,十三萬英鎊的鴉片從波斯和印度進口到上海;同一時期,四川、雲南也提供好幾百噸鴉片,由蔣介石的部隊押運保護,沿著中國的“鴉片公路”——長江東進。蔣介石當家執政三年,中國生產的“毒品”已占全球的八分之七。那一年及次年,“國民政府”成立“鴉片專賣”以便逼退競爭者,但新聞媒體群起撻伐,使它放棄此一計畫。宋子文以及當時擔任行政院長的汪精衛都支持蔣介石的做法。甚至英國極有影響力的記者伍德海德(H. G. W. Woodhead)也支持這個構想,認為這是克服中國經濟問題唯一的方法。
1931年4月27日的《時代週刊》報導:
“財政部長宋子文上周愉快地宣佈,中國即將有一套‘新而實際的鴉片政策’……依據宋部長的說法,‘實際的’鴉片政策不能只講取締、禁止……如果精明的宋部長能在他的財政部馬車上駕馭住鴉片,他或許在未來可以找到方法平衡中國的預算。”
在此之前,杜月笙和“青幫”已經“控制”了上海的鴉片生意。“青幫”協助上海“清共(反共大屠殺)”之後,蔣介石任命(黑道流氓頭子)杜月笙和黃金榮為國民革命軍“榮譽顧問”,並授予少將軍階。委員長在所謂的“更具體的讓步”中,把上海地區的“鴉片權利”交給杜月笙的一家公司,並“安排”軍警協助“保護”“青幫”的鴉片運輸與倉儲。
但是,杜月笙得到的不只是金錢。當他回出生地老家高橋村修繕的一座古廟落成啟用時,八萬名賓客登門道賀。除了收到六十萬元禮金之外,上海市長、汪精衛,甚至蔣介石本人都送來匾額。然後,杜月笙就把他最大的“嗎啡工廠”設在高橋。
有位美國外交官很好奇,為什麼每次蔣介石到上海都要見杜月笙?
有個中國官員解釋給他聽:“蔣委員長到了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向杜月笙投名帖……兩人之間的關係只是一種安排:杜月笙負責率領他的(黑道)黨羽管束共產黨及其他不良分子不輕舉妄動,換取他在煙毒、賭博和賣淫業的行動自由。”
為了滿足杜月笙追求社會地位的欲望,蔣介石指派他為“上海剿共特派員”。
不僅如此,他的“鴉片專賣”生意若是失敗,杜月笙還會要求退錢給他——他可是付了政府六百萬元“開辦費”——宋子文提議以政府公債償付。
不幸的是,宋、杜皆心知肚明,政府公債一文不值。1931年7月23日,倪太夫人逝世當天有人企圖殺害宋子文[113],也就“不足為奇”。我們可以認定,經過“這一幕”,要給付杜月笙的退款很快就以現金支付。
直到1933年,杜月笙的“組織”都以上海法租界為基地。他每個月從“鴉片生意”可賺六百萬元,其中約十五萬元“孝敬”了法租界員警。可是,法國派了一名海軍軍官前來調查貪瀆,使得這個親密關係為之叫停。儘管杜月笙派密使攜帶巨額賄款到巴黎打通關節,中國政府人員“也焦慮”,“希望”停止調查,法國當局卻決心整肅官箴。新到任的總領事(並不貪污)和曾經出賣過杜月笙的一個前任總警司聯名設宴,有好幾名赴宴官員竟然食物中毒而死。法國當局認定杜月笙在幕後主使,他被迫退出法租界,從上海華人地界繼續做生意。
遷地營業並沒太影響杜月笙的“生意”。他重新建立組織,繼續大撒銀子保護地盤。他的手下在上海周圍有十家“嗎啡工廠”,他們每個月付“國民政府”四十萬元“保護費”。
1932年底,杜月笙要求政府准他“壟斷”全市“鴉片專賣”生意,他提議願每月付給財政部三百萬元,雙方果真達成協定。
宋子文接替孔祥熙為財政部長,把杜月笙營業大本營所在之虹口特別稅局,改劃歸蔣介石的總部管轄。次月,國民政府委派蔣介石兼管全國緝毒工作。到了1933年5月初,蔣介石的“鴉片生意”——“官方名稱”是鴉片“查緝”工作——已經運作起來。當年年底,虹口特別稅局收到一千六百萬元的鴉片稅。有個專家估計,國民政府在全國每個月可收到三千萬元左右的鴉片稅。[114]
許多中國知識份子和西方觀察家批評蔣介石利用鴉片支應政府費用。但是根據美國駐漢口領事的說法,“鑒於南京政府因為蔣介石極大的軍費開銷,過去幾年已經累積巨額赤字,一般不相信蔣介石會只為了推動公共福祉,切斷他在鴉片專賣這方面豐厚的收入來源。”
有位權威專家說:“在華中各省,尤其是湖北和湖南,幾乎每個政府組織都得靠鴉片收入來維持。”他引用某地每擔(大約六十公斤,即中國一百斤)鴉片成本四百元為例說明。官員要在這個底價上加征三百二十元的一般稅、三十二元的剿共捐、三元二角的中央政府規費、一元五角給地方商會、二元五角給特別貨物(鴉片)協會、二元五角給地方女子學校、七元的保護費。在這個總數之上,專賣機關再加上九百二十元。於是乎,鴉片的成本要增加為四倍以上,達到每擔一千六百八十八元七角。[115]
讓西方國家生氣的是,南京政府繼續怪罪列強政府害中國擺脫不了鴉片。
伍德海德說:“我們很好奇同一天上午在報紙上讀到一家中國通訊社的報導,它說,今年中國全部已有兩百零四名鴉片毒販被槍決;但另一則報導則說,目前中國仍有三百萬名鴉片或其他毒品吸食成癮者;
(廣西)百色的記者又報導說,有一車隊載運一百八十萬盎司鴉片抵達該地,暫存於緝煙局,等候繳納稅費。”
《字林西報》有一則報導說,九江有一海關官員因走私鴉片罪名被捕;事實上,他真正的罪行是“過分熱心查緝走私”。或者以《北華捷報》的說法:“醜聞已經太深,只好非辦不可。”
1935年,蔣介石撤銷查緝煙毒總局,自任緝煙總督辦。但是他很快就與日本發生“競爭”。日本人把他們控制下的華北地區轉化為“一大片罌粟田”,提煉鴉片及其他麻醉藥品。
1937年1月1日,委員長頒佈嚴格法令,規定使用這些麻醉藥品為非法行為。根據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員警探長巴帕(Papp)的說法:“中國政府壟斷中國各地的鴉片生意,日本人則主宰麻醉藥品販運。因此,中國消滅麻醉藥品販運及吸食習慣,主要影響到日本人……同時,中國人深怕被抓到販運或吸食麻醉藥品會遭到重懲,往往舍麻醉藥品而用鴉片,結果造成鴉片使用量上升,政府也因此稅收大增。”
蔣夫人對她丈夫涉及鴉片生意是否知情呢?她或許和他一樣,頗能小心保持內心的區隔。這種精神上的平衡可以她有關杜月笙的評語作為例證。杜月笙參加孔祥熙府邸的祈禱會之後,於1936年受洗為教徒。據說,蔣夫人告訴美國一位主教:“杜月笙已成為真正的基督徒,因為自從他受洗以來,上海的綁票案已顯著下降。”
蔣夫人于1939年發表一系列共十篇文章,統稱為《我將再起》。重慶《中央日報》以專刊形式予以刊載。
它們之受到重視有兩個原因:第一,它們反映美齡對中國歷史的觀點,以及她認為中國人民哪里出錯。第二,委員長夫人所議的好公民應有的行為,與她自己家人的行為相互對比,兩者之間出現極大落差。她在第二篇文章中說:“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洗刷不誠實和貪腐的國恥之記錄……只有叛徒……才會把國家用於抗戰的經費直接或間接飽入私囊。”她在第七、第八兩篇文章又列舉中國有七大最要不得的東西,必須從生活中排除掉:“一、自私自利;二、重視面子;三、拉幫結派;四、失敗主義;五、不精確;六、缺乏自律;七、推諉卸責。長久以來,它們使得我們無法成為第一流的大國。現在,它們又拖延抗戰的勝利。”這些文章收集成冊,於一九四〇年以《我將再起》為書名出版。蔣夫人聲稱:“中國被日本利用英國的姑息養奸、美國的唯利是圖和法國的害怕恐懼所形成的政治繩套所勒殺。”
1939年,美齡和艾瑪•密爾斯保持頻繁的通信往來,有時和藹可親、友善,有時又十足是個言詞謹慎的政客。艾瑪曾經敦促美齡到美國訪問——她和一些美國友人認為它將有助於中國的大目標——但蔣夫人一直猶豫不決。一月中旬,在奔波巡視各地戰場兩個月之後,她寫信給艾瑪:
“我有好好考慮過這件事,我覺得我恐怕承受不了精神和肉體上的壓力……我晝夜不停工作,已經沒有餘力……我怕會因為不能和所有的人見面,反而冒犯了他們,這豈不反而誤事?……如果我有體力,我或許可以一試,可是……恐怕第一天我就在精神上承受不住了。”
她在下一封信裏告訴艾瑪,她“很高興……你告訴我有個朋友的意見,他已經很厭倦聽到蔣家夫婦的新聞。你可以告訴他,我也深有同感。海外一再要求有更多的資訊,已使我疲于應付。”
兩年後艾瑪表示可以到中國來幫忙,美齡反而勸她別來,因為重慶經常遭空襲、生活條件很差、壓力又大,而且沒有社交生活。不過,她安排中國政府授予艾瑪“傑出服務勳章”。
已出任“美國醫療援華事務局”執行副會長的艾瑪告訴美齡,中國“在(美國的)日報上幾乎根本不存在——永遠只是一小段,而且躲在不起眼的地方……我們一直努力募款,但效果都不大。”
不過,艾瑪本人卻引起美國情報機關(當時是『戰略情報局』;注:乃今“CIA中央情報局”之前身)的注意。有個人自稱奉美國國務院之命來找她,想找到“不必通過中國官方管道”就可接觸蔣夫人的方法。艾瑪給美齡的一封信解釋說:她“尚未脫離情報工作”。
十一月間,美齡再度到前線視察——三千五百公里,用了飛機、汽車、轎子、舢板和小馬等“種種運輸工具。每天都受到日本轟炸機投彈的威脅。好幾次我必須躲到溝渠或洞穴,以免被以掃射公路上的人為樂的日本機槍手看見。”
那一個月,她寫信給艾瑪說:“戰爭已在歐洲爆發,我們的賑濟募款愈來愈難……目前我們還沒有受到任何影響……它或許會妨害到我們彈藥的供給,但是我們相信已在規劃中的、時機適當的大規模反攻,不會受到妨害。”艾瑪對此卻有睿智的回答:“畢竟歐洲離我們近得太多,我們許多人是第二代或第三代的歐洲僑民。”
大約此時,日軍派飛機轟炸蔣介石的故鄉浙江省,尤其是溪口的蔣家宅子。有一顆炸彈掉到院子,炸死他的元配夫人毛福梅。蔣經國在母親墳前豎立的墓碑,刻著“血債血還”四個大字。四年後,負責此一地區的日軍司令官為蔣介石的母親和元配掃墓,並派人送照片給蔣介石父子,但蔣氏父子對此一示好動作不為所動。
到了1939年,中、日戰爭進入大致僵持不下的局面。日本的百萬大軍據守他們認為最具戰略價值的地點(包括所有的港口和大城市),中國四百萬部隊則分佈在內陸省份的重要城鎮。一般都認為,蔣介石的政府一退到重慶山區,就“很少”和日本人作戰,也“不太協助”淪陷區中國人——即使敵機空投攜帶鼠疫細菌的蟲子到浙江,後來又試圖以炭疽熱、鼠疫、傷寒、霍亂等微生物侵擾中國人。農民餓肚子,各省縣小官吏則“任憑”日軍割宰,很容易被綁架、甚至動刑,直到他們向日本人招出金錢財貨藏在哪里。《北華捷報》報導:“有些地區受害人被捆綁柱上,活活烤到皮肉和骨脫離為止。”
可是,“抗戰”進行到這時,委員長“最關心”的是兩大“宿敵”的動向:一是汪精衛,一是中共。
汪精衛從政壇銷聲匿跡一段時候,仍認為中國打不贏日本。前面提到,他偕妻子、家人前往河內。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汪精衛被國民黨開除黨籍。七天之後,他拍發電報給蔣介石,力促蔣介石“做出大膽決定,結束徒勞無功的抗戰,與日本談判光榮和平。”
《南華早報》稱汪、日十二點協議是“中國四千年歷史最卑鄙無恥的檔”,它和其他報紙都批判汪精衛是“大賣國賊”、“日本的工具”和“一塊爛肉”。同月稍晚,蔣介石派人前往河內暗殺汪精衛,但刺客未得逞。三月某天清晨,國民黨一批特務潛入汪精衛住處,開了數十槍,卻未能除掉他,只殺死他的秘書。
即使有機會讓汪精衛重新思考大局、回心轉意,暗殺行動既已下手,汪精衛已無退路,只有死心塌地“效忠”日本主子。1940年3月,他就任南京傀儡政府元首。據亨利•路思義《財富》雜誌的說法,汪精衛的叛逃是“天賜”敵人的大禮。“他是中國革命的耀眼人物……中國政府的一位傑出人物。溫文儒雅、英俊瀟灑、口才極佳、情感豐富……在中國的地位和能力都無可置疑,中國社會所有的折中因素皆可彙集在他身上。”
汪精衛亮出國民黨的舊口號,於日本人“支持”下開府南京,升起國民黨黨旗——蔣介石的重慶政府也一樣高舉國民黨大旗。汪精衛要招募一支部隊,遂讓被俘的中國士兵選擇效命,否則即槍斃。
一九四一年九月,距珍珠港事變發生還有三個月,有三萬名被俘歸誠的中國士兵乘機殺了日本隊職官,又投效委員長的抗日行列。
蔣介石另一個心腹大患中共則依然忙著建立革命根據地。“西安事變”後,中共在重慶的“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中分到兩百個席次;這是蔣介石設立的一個戰時決策機構。周恩來被任命為“軍事委員會”副部長,他重提讓中國共產黨也可加入國民黨的舊主意。雖然蔣介石拒絕了周恩來的提議,但日後發現許多中國共產黨員事實上潛伏到國民黨內,居於重要職位。其中一人是中央銀行重要主管,據柯洛齊說,“得到孔祥熙無保留的信賴”。至少,中共決定暫時要讚美它的新盟友蔣介石;“一大堆左翼作家”從各國蜂擁而至重慶,高唱共產主義的理想。
“西安事變”之後,中共部隊併入蔣介石的國軍(其實只是改番號,實際指揮權仍在中共手中——譯者注),陝西紅軍兩萬名部隊編為國軍第八路軍。同年冬天,政府批准中共組建另一支部隊,番號“新四軍”,以毛澤東三年前展開長征時留在江西蘇區的兵力為主。當日軍征服長江流域下游時,蔣介石命令新四軍改組,納入國軍。
1941年1月,國共軍事合作的神話因“皖南事變”而破滅。此時的新四軍由共產黨員將領項英和非共產黨員將領葉挺共同領導,駐防在長江南岸,離上海不遠。前幾個月,蔣介石的參謀總長命令新四軍渡江北上,到日本佔領的安徽省之新駐地。雖然領導人抗議,大部分士兵已經渡江,留下一支約兩千五百人至五千人的軍本部部隊[116]——包含指揮官、參謀、一些作戰部隊、醫療人員、傷兵、老師和學生。但是,國民黨當地指揮官要求留下來的這批人也要移防。共軍抱怨,若依劃定的路線移動,會和日軍撞上,因此請周恩來找蔣介石商量。委員長批准變更路線,邀周恩來參加聖誕晚餐,還舉杯祝望和平。[117]突然間,共產黨總部接獲報告,新四軍被困在一處峽谷,遭藏身在山上的國軍團團包圍,開火射擊;許多人喪生,葉挺被俘。周恩來趕回來要找蔣介石,已經見不到蔣,但得到擔保說,不會有事,國軍士兵已奉命不阻擾共軍換防。
根據張戎和哈利戴的說法,蔣介石否認國軍攻擊紅軍,聲稱是共產黨先開火,國軍才反擊。不論真相如何,重慶山城“謠諑紛飛,盛傳國共即將全面內戰”。謠言稍微止息,消息傳來說新四軍本部遭摧毀,軍長以下數千人都陣亡。還有報導說,國民黨對付共產黨,“和日本人一樣殘酷”。這個說法在多年後經由一位大學教授證實。這位教授不是共產黨員。他告訴白修德,他和新四軍一起被俘。國民黨士兵強姦抓來的女人,全體俘虜被迫急行軍七百里至“集中營”。途中,俘虜要替國軍背負行李,國軍還毆打俘虜,槍決一些俘虜。最後,只有三百人熬過這趟行軍。
“皖南事變”,言人人殊,端看論者的政治立場。但是,記者和歷史學者皆認為它代表抗日統一戰線的終止。國、共雙方談判停止,蔣介石切斷對共產黨軍隊一切補給供應。白修德一九四一年三月自重慶撰發報道說:“共產黨在這場戰爭以前所未有之勢擴張……中國人和日本人的作戰幾乎停止下來。”
雖然白修德在上述報導之前加注一段警語:他所發出的消息“完全是我獲准發出的意見和解讀”,但是沒想到史諾對“皖南事變”的報導卻觸發意想不到的結果。史諾曉得,國民黨“殺害”新四軍的消息一定過不了重慶新聞檢查人員的關卡,設法通過香港發出報導。他的報導引起西方新聞界大嘩。史諾說:他的“電文引起華盛頓莫大注意,以致中國交涉新貸款的談判被中止”,“摩根索先生甚至暗示,若是再啟內戰,重慶當局就甭想要美國再給財政援助了。”
當然,重慶政府矢口否認一切,史諾失去採訪權利——對他而言,這已不是第一次。面對其他記者抱怨新聞受到壓制,重慶被迫暫時解除對外國記者發稿的管制。
摘錄自:《宋美齡傳》
作者:(美)漢娜。帕庫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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