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資本主義精神的基礎是法治化和信託責任的建立, 保證起點的公平。現代資本主義的福利經濟學中“帕累托改進”,講的就是一部分人財富增加不能建立在對他人的掠奪之上。但公平概念在現代社會中、特別是現代資本主義精神中的重要地位，卻是得益於社會主義的開山鼻祖馬克思。原始資本主義是沒有考慮公平問題的，只是在馬克思主義的衝擊下，才逐步引入公平的概念，並在法律中得到具體的體現和實施。中國現階段忽略了公平，只追求效率。因此，我呼籲一定要重新樹立起以公平爲核心的價值觀。任何改革都應當以公平爲前提。公平怎樣衡量？就是要以最廣大民衆的認可爲標準。只有民衆認可的改革，才是公平的改革和成功的改革。
一部分先富起來的不是“人”，郎咸平不平語驚天下
《新世紀》周刊
郎咸平：一部分先富起來的不是“人”，所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目標尚未實現。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必須有公平的機制做保障，否則就會讓一部分投機倒把的“壞蛋”先富起來，讓本分人吃虧，激化社會矛盾。
“我絕對不反對改革，公平怎樣衡量?就是要以最廣大民衆的認可爲標準。但我呼籲一定要重新樹立起以公平爲核心的價值觀，任何改革都應當以公平爲前提。”
《新世紀》周刊：最近有一種說法是出現了倒郎風暴，很多經濟學者出來對你有批評，有些言辭還很激烈，你對此怎麽看待?
郎咸平：我一直以來對於學者都是相當尊重的，對他們提出的理念，我不會忽略，都認真傾聽過。但我必須把這麽多年的學術積累，用我認爲適當的方法闡述給社會大衆聽。與他們分享什麽才是正確的治國理念。我不會跟進行人身攻擊的所謂學者辯論，誰對誰錯，社會大衆會做判斷。當然，我也是有一些失望的。所有的批評者都是在看了、聽了我的言論和觀點之後而發的，所以似乎都是明白我在說什麽。但是，當我仔細讀完這些批評後，卻發現少有人真正把握我的思想核心，因此他們要麽攻擊一點，不計其他;要麽大而空洞，上綱上線。坦率地說，是一場文不對題的批評。
《新世紀》周刊：對於這場爭論，你覺得已經超出了學術的範圍？其他學者的意見沒有一些可取之處嗎?
郎咸平：當然已經不僅僅是學術問題的討論了。我也必須對後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經濟學家表示一些肯定。肯定什麽呢？當時國有企業確實沒有效率，國家的包袱確實重，對於很多年輕人的父母那一代，能夠吃一碗餃子就挺高興，買一盒火柴，有一半以上可以劃得著就很高興。當時我們改革開放的結果是使我們的民生改善，我們的生活必需品變得比以前充足了。這些經濟學家是有貢獻的，而且當時全國的百姓還是很滿意這種開放的形式。但是二十多年下來，我們的基尼係數已經到了0.5。基尼係數是用來衡量所得收入分配的指標，國際標準爲0.4。一般超過0.4就是危機，因此我反對各種形式傷害剝削大衆的例如國企負責人MBO那樣的“僞改革”。
《新世紀》周刊：你好像反對最激烈的就是MBO等“國企改革”。
郎咸平：美國的職業經理人的信託責任是資本主義的精神之一。而我們的國企改革是怎麽體現這一點的呢？就是把西方資本主義一些表面的現象拿進來，把它摻和在自己的想法中胡亂進行改革。我甚至不敢想象，我們這個社會連一點起碼的是非判斷標準都沒有，國企老總可以這樣不負責任。你們有沒有想到，國企老總做的不好，反而可以將國企納爲己有，而那些做得好的國企老總呢？他們是不是就活該做得好呢?我們這個社會爲什麽連最起碼的判斷都沒有了？我接到幾千個投訴，就有八個大字的感覺–“觸目驚心、痛心疾首”。
我舉個例子，某地方的國企，經營沒有效率，因此進行了簡單的民營化。這個民企老總買了國企之後，賤價買斷職工工齡，把下崗的職工一下子全部推向社會，由誰負擔呢?由失去了國有企業的ZF和我們社會大衆負擔，他們拿著國有資産，賺取所有的利潤;還有更過分的，把國有資産全部鏟平，就地建高樓，賺的錢呢?全部歸自己，這就是我說的改革的利益歸於自己，改革的社會成本由全社會來負擔的現象。
《新世紀》周刊：很多人說你是“反改革”，說你忽略了鄧小平先生提出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道理，你覺得是這樣嗎?
郎咸平：這類批評對我來講，已經是司空見慣。我絕對不反對改革。鄧公說過一句話：“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是非常鼓舞人的，全國老百姓是一致支援的。而且我提醒大家，“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後面是有潛臺詞的，就是，可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可是其他人不能變得更貧窮，這就是原則。
我們引進西方思潮，但是我們把西方的”信託責任”也引進來了嗎？甚至讓我們覺得可笑的是，你拿了不屬於自己的國有資産，還敢上臺來大談産權改革的經驗。我們這個社會連一點最起碼的判斷標準都沒有。
看看我們的工人呢?爲了工廠辛苦打拼30年，到了最後工廠成了你廠長的了，而我下崗了。你說工人如何能夠想得通?這一種讓全國的老百姓來負擔社會改革成本，而讓少部分得利的國企改革，不但是我不能接受的，你們也不能接受，因爲它嚴重地違背了鄧小平的改革理念。
《新世紀》周刊：你最近強調”公平”很多，請完整闡述一下你在此刻強調公平的思路是怎麽樣的。
郎咸平：現代資本主義精神的基礎是法治化和信託責任的建立, 保證起點的公平。現代資本主義的福利經濟學中“帕累托改進”,講的就是一部分人財富增加不能建立在對他人的掠奪之上。但公平概念在現代社會中、特別是現代資本主義精神中的重要地位，卻是得益於社會主義的開山鼻祖馬克思。原始資本主義是沒有考慮公平問題的，只是在馬克思主義的衝擊下，才逐步引入公平的概念，並在法律中得到具體的體現和實施。中國現階段忽略了公平，只追求效率。因此，我呼籲一定要重新樹立起以公平爲核心的價值觀。任何改革都應當以公平爲前提。公平怎樣衡量？就是要以最廣大民衆的認可爲標準。只有民衆認可的改革，才是公平的改革和成功的改革。
《新世紀》周刊：你最近一直強調民間的聲音和觀念很重要，有人質疑這和你強調的大政府主義有衝突。
郎咸平：強調民間和主張大政府主義根本是兩個層面的東西，不存在什麽對立的關係。社會到了一定的程度會僵化，需要反思。以前我用案例的方法來提出這種思維，但是很多人已經不再關注具體的問題，進而關心制度的變革。對於醫改、教育改革的關注就是如此。
我非常喜歡網路，網路上一樣有很多深入分析中國社會現狀的人，他們經常能夠提出很多精彩的見解。有人罵我、批評我，有人贊同我，而網路給不同觀點的人提供了空間，讓大家在一個平臺上表達自己的意見。我們以前的思想太僵化太慣性，對於這麽複雜的經濟現象，我們需要各種不同思維的衝擊，只有網路才能讓整個社會的民衆參與思考和討論，我認爲應當鼓勵這種攻擊。一個人提出的想法是對是錯，需要大衆的判斷。社會在不斷進步，社會公平在民間。
《新世紀》周刊：有哪些例子令你感覺到民間的深刻、理性和建設性?
郎咸平：我注意到有人提出一個非常有洞見的觀點，這篇文章就是《中國社會當前的主要矛盾是什麽》。作者楊先生明確提出：公衆日益增長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給短缺低效之間的矛盾，已經成爲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公衆需要一個高效廉潔、平等參與、公平透明的公共領域。由這個事情我更加深深體會到，其實社會上還是有人認真研究社會問題，我希望所有人都把注意力轉到這個範疇，真正解決社會固有的一些嚴重問題。
《新世紀》周刊：你最近開始強調你關心的不僅是經濟問題，同時也有聲音質疑你作爲一個公司財務專家，爲什麽要對社會各個層面指指點點，是否有點不務正業?
郎咸平：很多人認可我對個別企業的分析，而且和我一樣都希望避免同類悲劇的再發生，但是他們卻不能容忍對大環境的質疑，反擊我的言論也不從大環境的角度著手，而拘泥於具體某一事件的對錯。
中國人長久以來已經形成了這樣一個思維—任何事情大方向都是對的，雖然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只是個別現象。這是慣性思維，也是濫用辯證法的結果。我一直很奇怪的是，爲什麽不能認真地想想，中國公司出了這麽多問題，究竟只是偶然，還是從根本上就錯了，所以才導致這樣必然的結果呢？我們並非一定要等到事情變得糟糕，才回頭反省。未雨綢繆，防患於未然，所付出的成本會小的多，何況問題已經變得十分嚴重!
首先我要說，作爲有獨立人格的人，我有權利評論任何我認爲值得關注的事物，尤其是涉及國計民生的事物，這是憲法賦予的權利，與我的教育背景沒有關係。其次，依靠對方所學專業來評價其觀點的方法，最不值得提倡。按照這種論調，難道只有學醫學的人方有資格談論醫療改革，難道你沒有學教育學就不能討論中國教育問題嗎？我想提醒諸位，每個人的專業方向，都只是他的積累的開始，一個真正的學者，就應該是不斷深入，不斷進步。更何況，我的主業公司治理就是跟法律政治牽涉極深的。過去數十年的市場經濟認識告訴我，其實往往是社會出了問題，經濟才會跟著有問題。
《新世紀》周刊：有經濟學者盛讚現在是五千年最好的時代，而你覺得有很大問題，你的判斷是因何而來?
郎咸平：問題恰恰就在這裏!現在大量的所謂經濟學者只是局促在經濟範疇之中兜圈子，無論是凱因斯主義還是私有産權改革，其實都不能解決社會進一步發展所面臨的問題。可以問一下很多商人和企業家，他們每天在經營問題和經濟層面上花的時間不足30%，其他大量時間花在搞關係和保護自己利益上面，睡覺的時候，都怕有非市場因素來干擾他們做生意。不適合的社會環境會抑止經濟增長，社會問題是不能夠用單純的經濟手段來解決的。我對中國五年多的研究，越來越感覺到，異常經濟現象的社會原因才是最關鍵的。例如有人偷錢，有人偷竊國有資産，有人悍然剝削中小投資者，這些壞的經濟現象背後，都有著深刻的社會原因，例如監管不嚴、社會道德標準失範。這才是我爲什麽頻頻對於社會問題發言的主要原因。
我呼籲大家全社會睜開眼睛看看，呼籲所謂的學者跳出象牙塔，不能對社會各種不正常、不健康的現象假裝視而不見。全社會集思廣益，群策群力，一定要替經濟發展創造一個合理良性的環境。而不能僅僅局限在經濟範疇裏面解決這個問題。我本身是財務專家，我何嘗不希望就是在自己最擅長的領域裏面把研究做得精致痛快?但是我不能自欺欺人，就像看到有人盜竊而不能不大聲喝止一樣。
雙軌制 × 叢林法則 = 兩極分化N次方
文／辛華 2009-2-7
“雙軌制”，後計劃經濟時代的産物，源於商品價格，官私兩價，並駕齊驅，官價卡死，私價放開。計劃內部分實行國家定價，計劃外部分實行市場調節價。即進購同一種商品、物資，通過有批文的官方渠道，其價格要比走市場的民間渠道便宜得多，而卻被允許以高得多的市場價賣出。
1985年，這個用來報復人類的魔鬼禮物——潘多拉盒子在中國被打開，潘多拉她那分別叫作“貪婪”、“無恥”、“冒險”、“恐懼”、“掠奪”、“欲望”的六個兒子，便首次在華夏大陸上飛躥開來，由此造就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第一批“官倒 ”、“暴發戶”、“大財閥”。現在爲其辯解的經濟學家們，自知難以自圓其說，竟然強詞奪理地胡說什麽“那是當時物資短缺的一個過渡性政策”，“是形勢逼出來的集體智慧。”我不禁要問，這些所謂的經濟學家到底是社會主義經濟學家，還是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學家？即使物資極大豐富的共産主義社會，也存在“短缺産品”這種現象，莫非也要實行雙軌制嗎？算是哪個集體、多大個集體、什麽個智慧？
“ 叢林法則”，即弱肉強食。源於人類以外的動物世界，叢林裏的食肉動物，處於食物鏈的頂端，以啃食草動物爲生，當然也不放過那些弱小的食肉動物，再弱小的食肉動物也是啃食食草動物的；食草動物處於自然生物界的中間階級，在食肉鏈中則屬末端，以啃食青草爲生。食肉動物絕不可能去啃草，也絕不可能允許食草動物進化成食肉動物，否則就會全部餓死。這個純西方的法則被引入中國、應用於炎黃子孫身上，就立即成爲一個大魔咒，喪盡天良的“人剝削人”，則天經地義地成爲“人食人”的基本形式。食人魔獸總是對所咒的人隱蔽著自己，以這句國人尚不知底的邪惡短語，不斷重復，繁複蠱惑，禍殃蒼生。
「雙軌制」，再乘上「叢林法則」，如同給老虎再按上一對翅膀，威力無比。其後果，即是少數人以把大多數人變成窮人的方式，實現富人對大多數窮人的管理，也就是政治學上所說的統治，使自己擁有更多的肉食資源，從而也使社會的兩極分化，呈N次方迅猛發展的“∞”（無限大）趨勢。
雙軌制，作俑於1981年，實施於“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新政發佈的前一年——1985年。當時，要想以實際行動回應共產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號召，讓自己首先成爲先富起來的那“一部分人”中之一員，就不能還去回應當時也是共產黨的“從我做起，從本職工作做起”的號召，當工人的幹好本崗位工作，當農民的種好自家責任田，就不能還去遵守也是共產黨的國家當時頒佈的《投機倒把行政處罰暫行條例》（ 1987年9月17日 頒佈實施，直至1997年3月，《刑法》才取消“投機倒把”罪），埋頭什麽發明創造、沈迷什麽技術革新，還有什麽加班加點、産量翻番之類的無效勞動，而其中“先富起來”的關鍵之關鍵，就是一張批條。初級形態的“倒爺”，不過是倒賣服裝、小五金等普通日用品，大包小包地在火車上擠來擠去，就是被明令禁止的“投機倒把”，當時似乎小小富了一下，隨後他們中的多數人都被大浪淘沙了。“雙軌”生“雙鬼”，真正富起來的是通過政府背景弄到計劃物資批條、然後倒騰出去賺錢的“官倒”大老爺和與之狼狽爲奸的不法之徒。 原國家物資部副部長陸敘生回憶道：1980年前後，他們到北京去，以黃石市的名義申請2萬噸計劃內鋼材，計劃外算賬，用這筆錢蓋起了十五層的高樓。又通過計劃外的指標，給幾千名職工在年終的時候發了些油、米、魚之類的福利。由此可見雙軌制中的批條的巨大威力之一斑。一位自稱“從倒木材，到倒地皮，再到俄羅斯倒服裝，把‘倒爺’當了個遍”的溫州商人多年後毫不諱言地說，他的“第一桶金”源自一張批條。他回憶說：“當時我從一個在政府任要職的親戚那裏得到了一張一次性木材採伐批條，開始了木材的倒賣生意。當時湖南的木材大概在兩、三百元 一立方米 ，而到了浙江就賣到了七、八百元 一立方米 。” 這位精明的溫州商人便用第一桶金疏通關係，與湖南當地的木材管理站建立了良好的關係，由此打通了木材買賣通道。一位親歷其事的網友多年後慨歎道：“可別小瞧了他們，當年可是像蝗蟲一樣鬧騰得厲害，但凡計劃物資，化肥、農藥、水泥、鋼材，沒有他們弄不到手的。官倒們起初還裝模作樣，先註冊家公司，把計劃物資套出來，再倒出去，好歹有個做生意的模樣，也好掩人耳目。後來，嫌這樣賺錢太麻煩，就直接倒賣計劃票或是批條，一疊批條出手，就能換到整包整包的人民幣。”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生動地說道：“如果有10％的利潤，資本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資本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資本就鋌而走險；爲了100％的利潤，資本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資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而由於雙軌制的肆虐盛行，因吃回扣、要紅包乃至行賄受賄而犯事的概率，比坐飛機還小，其風險已不像老馬分析的那麽大了。飛機都敢隨便坐了又坐，哪個還怕斂財犯罪？1983年的河南“化肥風波”，讓如今的開封老農還記憶猶新：當時國家規定，農民買化肥與每戶每年上繳的公糧、棉花等掛鈎，根據上繳的多少來確定可買多少化肥，可到最後，農民連一粒平價化肥也弄不到。統統被條子批出去了，遍地都是議價化肥。遼寧昌圖的一個糧庫主任，通過把國家平價糧食，走後門轉給親屬，後者又在市場上以高價出售，半月暴富。華南XX鋼廠供應處長，僅靠鋼坯國家計劃價格和市場的價差，就貪占了數千萬。以五交化商品爲例，彩電、冰箱、洗衣機、園釘、鐵線、顔料、染料等等，當時均屬暴利商品，平價1700元的彩電被賣到2500元，僅是把 6MM 盤園串換成8號鐵線，每噸的好處費就達500元。接著就是全民經商，但不是支小買賣、開小吃部的那種，人們已經一眼就看穿了其中的捷徑——批條。全民經商，其實就是全民在東奔西走地經營那張批條，一輛汽車往往要倒個七、八回手才能到戶落籍。當然，這些注定是曇花一現，已成爲改革史中最熱鬧也是最短暫的一幕。到了1988年，全國各大二級採購供應站，已基本沒有多少計劃內庫存，也進不來貨，遍地都是高價商品，終於引發了89年春夏之交的那場始於反官倒、反腐敗的政治風波。難怪當年參與炮製雙軌制的華生等人1988年分奔國外後，曾慨歎“播下的是龍種，收穫的是跳蚤”。
先富起來的那“一部分人”，在工廠裏，不是勤勞智慧的工人，更不是技術能手革新標兵，在農村裏，不是勤勞智慧的農民，更不是種田模範莊稼裏手，他們最聽黨的話，跟黨走，卻並沒有富起來。我在拙作《你爲什麽是窮人》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0901/66093.html）中曾這樣描述過：與資本主義社會的原始資本積累時期驚人的相似，先發起來的不是勤勞誠實的工人農民，而相當大的一部分是流氓、兩勞釋放者、冒險者、被國營企業予以警告、記過、除名等各種處分者，更有在價格雙軌制中獲得暴利的政府“官倒”和與之勾搭連環的沒有什麽文化、沒有什麽專長的不法商者；
興起于21世紀初的國企MBO，又使鉅額國有資産流失到個人手中，再加上“土地加貸款、空手套白狼”，富了一大批掏國有洞、炒國有地的不法商人和腐敗官員；從２００4年起，鋪天蓋地的「國企全面改制」，使以兆（萬億）元爲單位的兩位元數的國有資産，慘痛流失進了一些政府公權人、國企半公權人和私營老闆的錢袋，改制腐敗,製造出了一批隱藏性富豪，再過四、五年，人們就會發現昔日的國企老總或者公權者的子女，很多由於這次的一夜暴富，都華麗轉身成了私營老闆。誰握有權利或接近權利誰就容易先富起來，有報導稱，中國億萬富豪中的91%是高幹子女，他們的暴富，絕對與雙軌制有著最直接的關係。
雙軌制並不僅僅是價格上的雙軌制，實際上雙軌制是在經濟體系中，政府與企業老闆同時發揮作用的雙軌制。也就是說，一部分資源由政府掌握、支配、交易，另一部分資源來企業老闆掌握、支配、交易。政府與企業老闆同時是市場上的活動主體，形成公權與市場的雙軌制，貫徹於改革的整個過程和社會的各個領域。從這個角度看，整個三十年來的中國改革採取的都是雙軌制的策略。
人們前年所稱的新三座大山，一曰住房，二曰上學，三曰看病。在去年又多出兩座，四曰失業，五曰退休。這五座大山的生成長大，都無一不與雙軌制密切相關。
住房雙軌制。
一部分住房以及價格放開不管，實行市場化自由定價，國家只收一定的房地産稅；對另一部分社會保障性住房，政府進行嚴格控制（註：為何不大力興建、大量供給？），看起來也是很理想很美好的，然而如果我們回想當年經濟體制改革雙軌制帶來的大量尋租和腐敗現象，或許我們對此應持另一種態度了。爲買到一套經濟適用房，市民徹夜排隊的“新聞”已屢見不鮮。在北京，甚至有一些家庭爲了等經濟適用房小區“天通苑”放號，一個月前就搭帳篷守在售樓處外。與普通市民苦苦排隊相對應的，卻是寶馬、賓士等高中檔小車頻繁出入經濟適用房小區，以及經濟適用房的高出租率。通過“關係”或者“買號”等“暗道”買到經濟適用房的家庭，一般都擁有較多的社會關係或較高的經濟條件，恰恰不是政策應該惠及的“中低收入家庭”， 甚至刺激那些 “豪宅級”的富人僞裝成窮人進行成功率極高的搶購。
教育雙軌制。
國家投資辦學與企業老闆出資辦學並舉，而老闆們的辦學，則是出於一個比培養人才更直接更緊要的目的——賺錢。某教育集團董事局主席面對媒體談到“教育産業將允許合理利潤”時，不願掩飾心中的喜悅：“如果做得好的話，利潤應該在40%以上。”此類學校的收費極高，甚至被稱之爲貴族學校。相應的，國資學校也講市場經濟，其收費自然隨之水漲船高，令貧困家庭的學子們、特別是農村家庭的學子們望而卻步。今年1月初，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其新華社播發的文章中講到：“過去我們上大學的時候，班裏農村的孩子幾乎占到80%，甚至還要高，現在不同了，農村學生的比重下降了。”華南師範大學人才測評與考試研究所所長張敏強說，10年前他已在中山大學做過不完全的調查，“當時城市大學生已占90%，現在估計只會更多。”許多農民家庭是“一人上大學，全家人受窮”，而受窮之後，大學畢業後還不能就業，不能回報家庭，這是對他們最大的打擊。教育“産業化”養肥了多少“著名”大學，卻又讓多少農民家庭徘徊在教育的朱紅大門外“望門興歎”？國家對農村教育投入明顯不足，企業老闆更不會予以無回報之投資，導致整體師資力量下降，好的老師都進城了，進私立學校了，城鄉師資力量的失衡，又怎能不造成城鄉大學生比例的失衡呢？教育的城鄉差距始于初高中。在德慶縣馬圩鎮，就有“兒子剛讀上高中 老爸就開始借貸”的實例，而該村在德慶並不是最窮的村，相當於“中等水平左右”。
醫療雙軌制。
公費與私費，撥款與創收“雙軌制”。一些企事業單位經費一少部分由政府財政負擔，絕大部分由自己籌集解決。政府財政投入經費嚴重不足，爲了保證醫務人員工資和醫院建設發展，就要想方設法搞創收，回扣、紅包等腐敗現象，早已是不爭事實，其結果是把經濟負擔直接轉嫁到人民群衆頭上，使一些原本救死扶傷，實行革命人道主義的醫院，只認錢，不認人，蛻變爲榨油吸血的醫院。吃皇糧的享受公費，不用自掏腰包，其他大部分人只能自費，動則成百上千，使窮人看不起病，活得起，病不起。
國企改制雙軌制。
21世紀初，當國企廣大職工還在期盼國家再三強調的搞好國營企業的時候，他們所爲之奮鬥幾十載的國有企業、他們賴以生存和養家糊口的國有企業，卻在一夜之間被統統賤價賣光了，三千萬國企職工處於失業狀態。與市場價異常懸殊的國企賤賣，造成了國有資産以萬億元爲單位的兩位元數的巨大流失。儘管不斷出臺措施進行規範，卻都只是企圖封堵大失血中的一條條毛細血管，絲毫延遲不了飛一般的流失速度，這些貌似森嚴的層層壁壘，在那些啃吃共產黨的一貫道們面前，就如同虛設的稻草植物人一般，他們斬關奪寨如入無人之境，侵吞國有資産猶如探囊取物。手法之高超，奧步之隱蔽，令歷朝歷代貪官自愧不如而汗顔，堪稱啃吃行爲藝術（詳見拙作《國企改制10大貓膩》、《職代會搗鬼10招》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0812/62219.html）。
而國資流失的大血管就是價格雙軌制。從雙匯股權轉讓、到電力企業職工持股，充分顯示出在一個不充分競價、實行價格雙軌制的市場上，價格會在市場的名義下被相關利益階層扭曲到何種程度。允許協定轉讓與進場交易並存，這就意味著，價格雙軌制的出現不可阻擋。進場交易的目的是以公開的競價方式産生市場均衡價，用市場的辦法爲國資競價，但協定轉讓的存在卻使市場均衡價失去了競價基礎。在國資價格被産權代理人壟斷的情況下，既得利益者利用價格雙軌制低價獲得國資就成爲國資流失的主要表現形式。國企資産在被某些私企購買時，其評估猶如“計劃內”一般的超低，而這些原屬國企的資産，被私企購置到手後的再次評估，又是猶如“計劃外”一般的超高。某私企用了700萬元購買了*市*國企公司土地，第二年，市政的規劃修路，割去了該塊地皮的1/4，這家私企由此得到了政府賠償費 900萬元，也就是說，該私企不僅分文未花，白得了3倍于價值900萬元的地皮，還額外淨賺200萬元。國企改制中的利益尋租現象，就在於國資價格的行政與市場生成價的雙軌制。
退休雙軌制。
皇糧人員與普通民衆，在享受養老金上兩種待遇。國家機關以及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的養老金，一般每月都在2000－4000。而全國近5０００萬企業退休職工的養老金，一般每月都在1000－1500。也就是說，同樣是人，生活在同一個城市，公務員的退休養老金居然是企業職工的退休養老金的2倍以上！有的網民評論道：“這些當官的在職時，拿的是比百姓高得多的工資，百姓有意見說不出口，至於還拿了多少好處，百姓不敢說出口。但是他們退休了，就是和我們一樣的社會老頭、社會老太，憑什麽還要拿比我們高得多的養老金？”早在2006年的政治局會議，就決定要提高企業退休職工的退休金，並說要在幾年內把企業退休職工的退休金和機關、事業單位退休職工的退休金基本拉平。但事實卻是，當年雖然給企業退休職工增加了一點退休金，但不久也給行政、事業單位退休職工增加了退休金，其結果不是逐步拉平，而是差距越來越大。
爲什麽私營發展如此之快，財富集中如此之快，快到幾乎富可抵市，不到30年的光景，居然買下了國內各地級市以下市縣的差不多所有的國有企業，皆緣於所有制的政策雙軌制。一個是公有産權制度，另一個則是非公有産權制度（俗稱私有制）。在兩個所有制的對弈中，輸家總是公有産權制度的廠商和企業，贏家總是私有産權制度的廠商和企業。對私營企業實行的是扶持政策，對國有企業實行的是“冰棍”政策、“濫蘋果”政策。近10年來，各級政府的聲音只有“大力發展民營（即私營）企業”（甚至還有提“超常規發展”的），而絕無“大力發展國有企業”（連小力發展也沒有）。國有企業得不到的貸款，私營企業可以輕而易舉地得到，國有企業得不到的稅收優惠政策，私營企業可以通過政府心知肚明的假外資、假招商、假引資，堂而皇之地得到。在雙軌制中，承擔巨大的改革成本的國有企業這輛車上，超載嚴重、軌道陳舊，經常是私有産權制度企業的競爭敗將，甚至是尋租的目標對象，掠奪的目標對象。“你是公家買賣，差不多就行了！”已經成了市場上屢聽不厭的標準語言。甚至連打官司也一樣，法院也願意接受私企的“好處”，在“公有”、“私有”的公堂對薄時，你會發現，公有制企業會經常莫名其妙輸掉官司。現實中受賄的總是公有産權制度下的人，還未聽說哪個個體戶因受賄而犯罪。2004年，在最高人民檢察院查辦的貪污賄賂案件中，國有企業人員的職務犯罪占查辦貪污賄賂案件總數的41．5％，其中相當數量都與國有企業改制有關。有個檢察官面對大量私有産權向公有産權行賄的案件，開玩笑說，如果全國的人全變成了個體戶，不就沒有這些腐敗了嗎？私企是經常性的國企的競爭者和掠奪者，是國企的大吸血鬼。
另外，還有什麽“官場雙軌制”、“ 稅收雙軌制”，等等，不一而足。
雙軌制這個潘多拉盒子在現今中國被得以打開並且盛行無阻，得助于經濟學家給她按上的一對隱形翅膀，也就是那個亂世殃民的魔咒寶典——叢林法則。
何爲叢林法則？[百度知道]裏的網友解釋是：什麽是叢林則？其實也沒什麽高深的理論，你只要看看“動物世界”這個節目就全都明白了。[百度百科]裏的網友解釋是：小樹憤怒地盯著大樹：“你已經足夠強大，爲什麽還要限制我的生長？”大樹漠然地看了它一眼，冷淡地說：“對於我來說，你的生長永遠是個威脅，這就是叢林法則。”讓老夫來試解一下，可能會更感性一些：“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蝦米啃河泥”。當然，它的核心就是弱肉強食，而且，也的確普遍存在於人類之外的動物界。人類儘管是地球上唯一的高級動物，但畢竟還是動物，所以，一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把它拿來運用於人類動物，似乎也無不可。然而，應用於人類後，該法則卻發生了如下一個極其殘忍的異變，自然界的“叢林法則”只強食於其他弱肉動物，絕不傷及同類；而人類運用起“叢林法則”來，則是絕不針對人類以外的動物，完全是專門用來強食我們人中的弱肉同類。
市場經濟的核心理念，就是優勝劣汰式的自由競爭。爲什麽你窮？因爲你沒去自由地競爭嘛。那麽，與誰競爭呢，與窮人自己圈裏的其他窮人競爭？白搭白嘛，你即便競爭倒了10個窮人，自己也絕對富不起來，他們能有多大油水呀，反而會使那10個人變成更窮的窮人。與富人競爭？要笑死人嘍!這就如同曹雪芹筆下的劉姥姥去平等地PK賈祖母，殘奧會上的獨腿李月去平等地單挑拳王泰森，當量太不匹配啦。所謂平等競爭，其實從來都是不平等的競爭。起點就天壤般的懸殊啊，人家象玩似的，就有了最好的工作，不說公務員，就說財政開資的事業單位工作人員，有幾個不是有社會背景的或特殊管道的？處級以上官員的子女哪個是藍領或農民工？人家天然的就是上層社會的紳士貴婦，你想擠進去？比登天還難。人家象玩似的，就大把進錢，你想發個家？費殘了你腦筋累斷了你腰骨你也難發起來。在這方面，我倒覺得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中國當代正統的大號經濟學家樊綱的看法還是比較誠實的：“市場經濟不講道德”。一旦運用“ 叢林法則”對人類進行優勝劣汰，這個法則立刻就變態成了人吃人的法則。有人的祖墳冒了青煙，得以出身富人家庭，或父母社會地位顯赫，或幸逢意外機遇，或其生命基因遺傳了狼蟲虎豹般的食肉動物特質，便是“優勝”的主子，而普通窮苦民衆作爲競爭中的永遠的弱者群體，則是被“劣汰”的嚼物。如果富人也講究“以人爲本”的話，那個“人”的裏面，肯定不包括處於食人鏈最末端的窮人，因爲他們已經被“人”所“劣汰”了，除非那些富人本身就不是人。(以上引自拙作《你爲什麽是窮人？》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0901/66093.html)。這句咒語就如同民謠招貼上的“路往行人念三遍，一覺睡到大天亮。”一樣，被經濟學家們不厭其煩的反復叨念，教給世人反復叨念，似已蠱惑不少百姓對“叢林法則”信以爲真，甘心情願地以超負荷的勞作承受私企老闆們的剝削，還以爲是他們安排了自己就業而不是自己在以吃勞金的身份支撐著老闆們的家業，是老闆在養活了自己而不是自己在用血汗養活著那些老闆。世界各國勞動者的報酬都占GDP的54%—65%，而我國現在勞動者的報酬只占GDP11%（目前美國勞動者報酬占GDP的56%），這是否已屬當今世界上剝削狀況中最爲殘忍、最爲嚴重的了？
雙軌制乘上叢林法則，便使中國社會兩極分化極其迅猛地呈現無限大趨勢。經濟學上經常用的一個名詞叫“基尼係數”，用來衡量一個國家貧富差距。按照國際慣例，係數在0.3以下爲最佳狀態，在0.3至0.4之間爲正常狀態，超過 0.4爲警戒狀態，達到0.6則屬於社會動亂隨時會發生的危險狀態。據有關資料統計，這個係數在我國的發展情況是：1978年（改革前）爲0.18，1988年爲0.382， 1994年爲 0.467，而去年個人年收入和人均家庭收入的基尼係數分別達到了0.529和0.561，這麽短的時間內，社會公衆的收入達到一種嚴重不均的狀態。這就表明，中國的貧富差別已大大越過了警戒線，達到了非常危險的程度！目前中國的現象是：富人暴富，窮人日窮。據2006年世界銀行報告，中國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財富，而美國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財富。由此可以導出兩個結論，一、中國的財富集中率高出美國大大的，中國的富人圈子處於世界尖端。二、在中國99.6%的國民都是窮人。中國窮人的群體規模居於地球之首。中國超10億美元的富豪，前年是85個，去年就猛增到146個了（多大比率是地產開發商財閥？），二、三十年的工夫就超過了二、三百年的資本主義頭號帝國。官方發佈的全國居民年度儲蓄總額爲17.6萬億人民幣，看似不低，但人均卻只有13538元，且這個“人均”是極端不均的，因爲其中80%的存款乃爲20%的人所擁有,而剩下那80%的人的人均存款更是只有3385元，用這樣的存摺在較大城市買套普通住房，至少要續存到100年。目前中國最窮的中哪些人？最底層的勞動者肯定是最窮苦的人。首先是農民:農民占中國國民總數的75%，按照中國社科院的調查，城鄉財富擁有比例是 96： 4；農民財富擁有額僅爲城市人口的1/72，用百分比顯示是1.388%。相比城市人，農民構成了我國窮人的主體。其次是城市中的貧困人口：據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資料調查顯示，目前我國城鎮居民對生活狀況不滿者近2億人，占城鎮總人口的45%，非常不滿意者約3200—3600萬人，占城鎮總人口的7%—8%。原因是他們沒有任何生存資源（農民尚有土地），一旦失業下崗必將面臨生存危機。據不完全的統計：中國過去幾年有約4000萬國有及集體企業的職工下崗。他們中年輕一點的下崗職工還有辦法去再就業或自己創業，而那些占其中絕大多數的年歲在女四零男五零的人一旦下崗，面臨著最艱難的局面。還有一部分放長假和“內退”的職工，生活費用和各種保險也有很大一部分沒有保障。貧富差距已經大大地超過警戒線了，這是很危險的潛在不安定因素，就像一個巨大的“火藥桶”，任何一根火柴就可能引起恐怖的局面！（ 以上段落部分引自陳鈺堆的《兩極分化已超過國際警戒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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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新自由主義自由市場恐怖實驗室
傷害應一次為之，因感受痛楚較少，冒犯亦較少。
－馬基雅維裏（Niccolo Machiavelli），《君王論》，1513年
如果採取這種“休克”手段，我認為應極詳細地公開宣佈，在極短期內實施。公眾知道得更充分，就更願意採取順應的行動。
－弗裏德曼給皮諾切特將軍的一封信，1975年4月21日
皮諾切特將軍和他的支持者，經常提到1973年9月11日的事件，但不說那是軍事政變，而是“一場戰爭”。聖地牙哥看起來確實像戰區：坦克邊開炮邊隆隆開上林蔭大道，政府建築遭到戰鬥機的空中攻擊。但這場戰爭有一個奇怪之處：它只有一方的軍隊。
從一開始，皮諾切特就已完全掌控陸軍、海軍、陸戰隊和員警。另一方面，阿連德總統拒絕把支持者組織成武裝防衛聯盟，因此他沒有自己的軍隊。唯一的抵抗來自總統府（La Moneda）及其屋頂四周，阿連德和他的侍衛在那裏奮勇防衛民主政治的象徵。這很難稱作一場公平決鬥，雖然總統府內只有36名阿連德支持者，軍方卻對裏面發射24枚火箭。
這場行動的指揮官是虛榮而喜怒無常的皮諾切特（身材像他坐的坦克車一樣）。顯然他希望這個事件盡可能戲劇化和造成最大傷害，即使這次政變不是一場戰爭，其設計者也希望看起來像是–這是一場智利版的震懾。它確實帶給智利人從未體驗過的震撼。和之前40年經歷六任軍政府統治的鄰國阿根廷不同，智利從未有過這類暴力經驗；智利曾享有160年的和平民主統治，而且過去41年民主未曾中斷過。
現在總統府陷入火海，總統的屍體被覆蓋著用擔架出來，他貼身的同僚被以步槍指著，臉朝下趴在街上。不久前才從華盛頓回國接任國防部長新職的勒特里爾，那天早上從距離總統府幾分鐘車程的家前往國防部辦公室。他才走進前門就遭遇十二名穿著戰鬥服、埋伏等候的士兵，全都以輕機槍瞄準他。
在政變之前幾年，來自美國（其中許多來自中情局）的教官已激發智利軍方的反共產黨狂熱，讓他們相信社會主義者就是准俄國間諜，是一股與智利社會格格不入的勢力–一群本土的“內敵”。事實上，真正變成內敵的是軍方，他們已準備把槍口轉向宣誓保護的人民。
阿連德死後，他的內閣遭逮捕，而且未出現明顯的群眾抵抗，軍政府發動的大規模戰爭在當天中午已經結束。勒特里爾和其他“貴賓”囚犯，最後被送往南部麥哲倫海峽冰冷的道森島（Dawson Island），那裏等於是皮諾切特的西伯利亞勞改營。不過，殺戮和關閉政府對智利的新軍政府還不夠，這些將領知道他們要掌控權力必須真正嚇壞智利人，就像印尼人一樣。據一份解密的中情局報告，在往後的日子，有約1.35萬名公民遭逮捕，以卡車帶走並遭到監禁。有5000人最後被關在聖地牙哥的兩座大足球體育館。在國家體育館中，死亡取代足球成為公眾表演。士兵巡視露天座位區，押著戴頭套的告密者指認“顛覆分子”；被指名的人遭拖進更衣室，而包廂則被改裝成臨時酷刑室。數百人被處死。死屍開始出現在主要公路邊，或浮屍於污濁的市區運河。
為確保恐怖蔓延到首都以外的地區，皮諾切特派遣他最無情的指揮官斯塔克（Sergio Arellano Stark）將軍，搭乘直升機到北方省份一連串囚禁“顛覆分子”的監獄。在每個城鎮，斯塔克和他的流動行刑隊挑出最知名的囚犯，有時一次多達26人，逐一處以死刑。四天留下的血跡後來被稱為“死亡蓬車隊”（Caravan of Death）。在很短的時間內，整個國家都接收到這個資訊：抵抗將招來死神。
雖然皮諾切特的戰爭只有一邊開戰，其影響卻與任何內戰或外國侵略一樣真實。
總計有超過3200人失蹤或遭處死，
至少有8萬人被監禁，
還有20萬人因政治因素逃離智利。
自由市場的恐怖實驗室
對芝加哥男孩來說，9月11日是充滿期待和腎上腺素激升的一天。卡斯楚已不眠不休地和海軍的聯絡人合作，逐頁取得“磚塊”最後章節的認可。在政變當天，幾位芝加哥男孩住在右派媒體《水星報》裏。當外面街上傳來槍響時，他們急忙印製這份檔，趕在軍政府接管的第一天完成。《水星報》編輯方丹（Arturo Fontaine）回憶說，印刷機“一刻不停地複印這份長文件”。他們直到最後一刻才印完。“在1973年9月12日星期三中午前，出任政府職位的三軍將領辦公桌上，都擺了這份計畫。”
定稿檔中的提議與弗裏德曼《資本主義與自由》的觀點出奇類似：
【私有化】、【開放管制】和【削減社會支出】－自由市場的“鐵三角”。
受美國訓練的智利經濟學家曾嘗試和平引進這些觀念，採取民主政治辯論方式，但他們遭到全面拒絕。現在“芝加哥男孩”和他們的計畫捲土重來，而此時的氣氛顯然更有利於推動他們激進的觀點。在這個“新時代”，除了幾個穿制服的人，他們不必征得任何人同意。最頑固的政治對手現在不是在牢裏、已經死亡，就是四處逃命；戰鬥機和死亡蓬車隊的展示已讓所有人“乖乖就範”。
“對我們來說，這是革命。”
皮諾切特的經濟幕僚拉羅列特（Cristian Larroulet）說。
這算是公允的描述。1973年9月11日不只是阿連德和平的社會主義革命被以暴力終結，也是《經濟學人》雜誌後來形容的一場“反革命”－芝加哥學派運動奪回發展主義與凱恩斯主義成果的第一場勝利。阿連德的局部革命在民主政治拉扯下，處處可見節制與妥協，但現在情勢將大為改觀，以暴力推行的這場反叛可以一路暢行到底。在往後的許多年，“磚塊”擬訂的許多政策將在大規模危機掩護下，施行於數十個別的國家。但智利是這場反革命的發源地 –恐怖的發源地。
天主教大學經濟學系校友、自稱芝加哥男孩的皮涅拉（Jose Pinera），政變時正在哈佛寫畢業論文。一聽到好消息，他立即回國“協助創立一個追求自由的新國家，讓它從舊體制的灰燼中升起”。皮涅拉後來出任皮諾切特的勞動與礦業部長，他說，這是“真正的革命……一個激進、全面且持續邁向自由市場的行動”。
在政變前，皮諾切特以幾近諂媚的服從聞名，永遠逢迎和聽從他的文人上司。變身獨裁者後，皮諾切特發現他性格的新面向。對權力的貪戀讓他醜態畢露，他好擺帝王威風，並宣稱“命運”授予他這個職位。不久之後，他策動一場政變中的政變，推翻其他三位他原本同意分享權力的軍事將領，並任命自己為國家最高元首（Supreme Chief of the Nation）兼總統。他沉浸在好大喜功和儀式之中，只為了證明他的統治權，從不錯過能穿上他的普魯士軍裝、戴上軍帽的機會。為了巡視聖地牙哥，他添置了一隊金色防彈賓士轎車。
皮諾切特對獨裁統治有一套獨門功夫，但和蘇哈托一樣，他對經濟學一竅不通。這是個大問題，因為由ITT帶頭的企業聯合抵制運動已經極有效地讓經濟快速墜落，使皮諾切特很快面臨一觸即發的危機。
從一開始，軍政府內部就發生權力鬥爭，部分人只想恢復阿連德前的舊狀態，儘快回到民主政治；“芝加哥男孩”則想進行需要時間推動的徹底自由市場改造。
享受新權力的皮諾切特極厭惡他的命運只是清掃工作的想法──“恢復秩序”，然後出場。
“我們不是掃除馬克思主義的吸塵器，只為了把權力交還給政客。”他說。
“芝加哥男孩”徹底改造整個國家的想法才與他剛解放的野心不謀而合，因此就像蘇哈托和他的“柏克萊幫”，皮諾切特立即任命幾位芝加哥大學畢業生擔任高級經濟顧問，包括這個運動的准領導人兼“磚塊”主要撰稿人卡斯楚。他稱呼他們為技術官僚，正好投合“芝加哥學派”自詡整頓經濟是一門科學、而非主觀的人為抉擇。
即使皮諾切特對通貨膨脹和利率所知有限，這些技術官僚使用的也是他瞭解的語言。經濟學對他們來說，代表必須尊敬和服從的自然力量，因為就像皮涅拉解釋的： “違背自然就是反生產和自欺的行為。”皮諾切特完全同意，他曾寫道，人必須服從結構，因為“自然展現出基本秩序，階級組織是必要的”。
雙方都宣稱接受更高自然法則的秩序，奠定了皮諾切特-芝加哥學派聯盟的基礎。
在頭一年半，皮諾切特忠實地遵循芝加哥法則：他把部分（不是全部）國營公司私有化，包括數家銀行；他容許新形式的投機金融；他對外國進口打開邊界大門，撤除長期保護智利製造商的障礙；他削減政府支出10％，但軍隊支出反而大幅增加。他也取消價格管制–對一個數十年來管制麵包和烹飪油等民生必需品的國家，這是相當激進的措施。
芝加哥男孩曾自信滿滿地向皮諾切特保證，如果他一次完全取消政府對這些領域的參與，經濟學的“自然”律會重新發現平衡，而被視為經濟熱病、表示市場出現不健康症狀的通貨膨脹，將神奇地下降。他們錯了。在1974年，智利的通貨膨脹高達375％，高居世界之冠，而且是阿連德在位期間最高水準的近兩倍。麵包等民生必需品的價格直上雲霄。在此同時，皮諾切特的“自由貿易”實驗使國內充斥廉價進口產品，許多智利人因而失業。本地企業因為無法競爭而關門，失業率創新記錄，饑饉四處蔓延。芝加哥學派的第一個實驗徹底失敗。
卡斯楚和其他“芝加哥弟子（男孩）”辯稱（以地道的芝加哥風格），問題並非出在他們的理論，而是執行得不夠嚴格。經濟未能自動矯正並恢復和諧的平衡，是因為經過近半世紀的政府干預，仍然殘留許多“扭曲”。如果實驗要成功，皮諾切特必須去除這些扭曲–削減更多支出、進一步私有化，而且更加速執行。
在那一年半期間，許多智利企業精英吃盡芝加哥弟子（男孩）的極端資本主義實驗的苦頭。唯一的受益者是外國公司和一小撮被稱為“食人魚”的金融家，這些人從金融投機中大撈一票。曾堅定支持政變的基層製造商全都破產。當初引介芝加哥男孩參與政變陰謀的全國製造商協會主席薩恩茲，宣稱實驗的結果“是我們經濟史上最大的失敗”。製造商排斥阿連德的社會主義，原本是希望改變成管理式經濟。“我們不可能讓這種金融混亂繼續主導智利，”薩恩茲說，“必須把龐大的金融資源導引到生產性投資，而不能讓許多連工作都找不到的人，眼睜睜看著那些資源被用於投機炒作。”
“芝加哥弟子（男孩）”和食人魚（兩類人之間有不少重疊）的目標現在面臨極大的危險，他們決定該是招來大人物的時候了。1975年3月，弗裏德曼和哈伯格應一家大銀行之邀，搭機前往聖地牙哥協助拯救實驗。
弗裏德曼受到軍政府控制的媒體像搖滾巨星般的歡迎。他吹噓的每句話都登上頭條，他的學術演講在全國電視上轉播，而且他有一位最重要的聽眾：皮諾切特安排和他私下會晤。
在停留期間，弗裏德曼不斷灌輸一個主題：軍政府已經有好的開始，它必須更放手擁抱自由市場。在演說和訪問中，他使用一個以前從未公開用在現實世界經濟危機的術語：他要求進行“休克治療”。他說那是“唯一的藥方。絕對是。沒有別的良策。再也沒有別的長期解決方法”。當智利記者指出，連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森也採取控制自由市場的措施時，弗裏德曼生氣地說：“我不贊成那些措施。我相信我們不應該採用它們。我反對政府的經濟干預，不管在我自己的國家或在智利都一樣。”
與皮諾切特會面後，弗裏德曼作了一些個人筆記，並在數十年後寫進他的回憶錄。他觀察到這位將軍“因為認同而被休克治療的觀念吸引，但顯然對可能引發的短期失業感到苦惱”。皮諾切特在這時候已因為下令在足球體育館進行屠殺而惡名傳遍全球；這位獨裁者對休克治療造成人力損失（human cost）的“苦惱”，原本應該令弗裏德曼就此作罷。相反的，他在後續的一封信中強調他的論點，他贊許將軍“極富智慧”的決定，但敦促皮諾切特進一步削減政府支出，“在六個月內削減25％……全面性的”，並同時採用一套支援企業的方案，以邁向“完全自由貿易”。弗裏德曼預測，數十萬個將被國營部門解雇的人，可以很快在民間企業找到新工作，他們將同聲歌頌皮諾切特“竭盡全力剷除阻擋民間市場的許多障礙”。
弗裏德曼向將軍保證，如果聽從這個建議，他將留下創造“經濟奇跡”的英名；他“可以在數個月內終結通貨膨脹”，失業問題也會同樣“短暫–在幾個月內解決 –而緊接而來的復蘇將極其迅速”。皮諾切特必須採取迅速而果斷的行動，弗裏德曼不斷強調“休克”的重要性，三度提到這個詞，並再三凸顯“漸進策略行不通”。
皮諾切特已改信弗裏德曼。在他的回信中，智利的最高元首表達了“我對你最高和最尊崇的敬意”，並向弗裏德曼保證“此時正在完全實施這套計畫”。弗裏德曼訪問後，皮諾切特立即開除他的經濟部長，把職位交給卡斯楚，後來又拔擢為財政部長。卡斯楚在政府中到處安插他同夥的芝加哥男孩，其中之一還擔任中央銀行總裁。反對大規模裁員和關廠的薩恩茲，被從製造商協會主席的職位趕下，換上對休克較友善的人。“如果有工業界人士因此而抱怨，讓他們下地獄，我不會為他們說話。”新主席宣佈說。
剷除反對者後，皮諾切特和卡斯楚展開拆除福利國、建立純資本主義烏托邦的工作。1975年，他們一次削除27％的公共支出–而且繼續削減直到1980 年，使支出只剩阿連德時代的一半。醫療和教育首當其衝，連倡議自由市場的《經濟學人》雜誌，也形容那是“自殘的胡鬧”。卡斯楚把近500家國營公司和銀行私有化，且近乎免費奉送，因為重點是儘快讓它們回歸到經濟秩序的正確位置。他對地方公司毫不留情，繼續取消更多貿易障礙；結果是從1973年到1983 年，總共喪失17.7萬個工業工作。到80年代中期，製造業占經濟的比率已經跌到二次大戰以來的最低水準。
休克治療這個詞貼切地說明了弗裏德曼的藥方。皮諾切特刻意把他的國家送進深沉的衰退裏，根據的是未經測試的理論，希望以突如其來的萎縮把經濟休克到恢復健康。這種邏輯很像1940年代和1950年代開始大量採用的電擊休克療法，當時的精神病醫生相信，刻意引發癲癇大發作（grand mal seizure）可以神奇地讓患者的大腦重新開機。
經濟休克療法的理論一部分要靠預期心理在推升通脹過程扮演的角色。壓抑通脹不只需要改變貨幣政策，也要改變消費者、雇主和勞工的行為。突然採取不協調的政策轉變，目的是快速改變預期心理，向大眾傳達遊戲規則已經大幅轉向–價格不會繼續上揚，工資也是。根據這套理論，愈快澆熄通脹預期心理，痛苦的衰退和高失業期就愈縮短。然而，特別是在當政者在大眾間已喪失信用的國家，只有靠重大而果斷的政策休克，才可能“教導”大眾這種痛苦的教訓。
製造衰退或蕭條本身就是殘酷的想法，因為必須製造大規模的貧窮，而這正是截至當時沒有政治領導人願意測試這套理論的原因。誰願意背上《商業週刊》形容為“刻意製造蕭條的奇愛博士（Dr. Strangelove）”的罪名？
皮諾切特仍然一意孤行。在施行弗裏德曼休克療法的第一年，智利的經濟萎縮15％，失業率–在阿連德時代不到3％–攀升到20％，是當時智利聞所未聞的高水準。這個國家確實因為“治療”而震撼不已，但與弗裏德曼樂觀的預測相反，失業危機持續了好幾年，而非幾個月。軍政府已著迷於弗裏德曼的疾病譬喻，仍然理直氣壯解釋說：“選擇這條道路是因為，這是直指病根的唯一方法。”弗裏德曼完全贊同。當記者問到“政策的社會成本是否太高”，他的回應是：“可笑的問題。”他對另一位元記者說：“我只關心他們能不能推行得夠久、夠努力。”
有趣的是，對休克療法最有力的批評來自弗裏德曼以前的學生法蘭克（Andre Gunder Frank）。來自德國的法蘭克50年代在芝加哥大學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時，就已聽到許多有關智利的事，他決定親自到這個他的教授形容為發展主義管理不當造成的反烏托邦（dystopia）。他對自己看到的情況很滿意，並留在智利大學任教，然後出任阿連德政府的經濟顧問。法蘭克因為是叛離自由市場正統思想的芝加哥男孩，所以對智利經濟冒險抱持獨到的看法。弗裏德曼開出大休克的藥方一年後，法蘭克寫了一封難掩激憤的“給哈伯格與弗裏德曼的一封公開信”，運用他受過的芝加哥學派教育，“檢驗智利病人對你們的治療有什麼反應”。
他計算一個智利家庭如何靠皮諾切特宣稱的“生活工資”掙扎求生。約74％的所得完全用在購買麵包上，迫使家庭不得不節省牛奶和上班搭公車等“奢侈專案”。比較之下，在阿連德時代，麵包、牛奶和公車票只占一般勞工薪水的17％。許多兒童在學校也沒有牛奶可喝，因為軍政府最早的措施之一就是取消學校牛奶計畫。這項措施進一步加深家庭的拮据，愈來愈多學生在課堂上昏倒，許多人乾脆停學。法蘭克發現，他的學長施行的殘暴經濟政策與皮諾切特對這個國家施加的暴力間，有著直接關聯。這位憤憤不平的芝加哥男孩寫道，弗裏德曼的處方是如此扭曲，它們無法“不靠它的孿生兄弟來實施或執行：軍事力量和政治恐怖”。
皮諾切特的經濟團隊毫不氣餒地繼續深入實驗之境，引進弗裏德曼最前衛的政策：以教育券和特許學校（charter school）取代公立學校，醫療支出改成即收即付（pay-as-you-go）式，把幼稚園和墓園私有化。最激進的是，智利的社會福利制度也被私有化。擬訂這套計畫的皮涅拉說，他從閱讀《資本主義與自由》激發這個構想。小布希政府經常被推崇最先推動“所有權社會”（the ownership society），事實上，30年前的皮諾切特政府才最早實行“所有權人國家”（a nation of owners）。
智利現在已大膽跨入新領域，全世界的自由市場熱愛者過去只能在純學術環境辯論這類政策的優點，現在都密切注意這個國家。“經濟學教科書說，世界應該以這種方式運作，但除了這裏，還有哪些國家施行它？”美國企業雜誌《巴隆週刊》（Barron’s）驚訝地寫道。《紐約時報》在一篇《智利，恐怖主義實驗場》的文章中說：“抱持強烈觀點的大經濟學家，很難得有機會在病危的經濟體測試特定的處方。更難得的是，經濟學家的顧客不是自己的國家。”許多人特地到現場觀察智利實驗室，包括哈耶克本人，他前往皮諾切特統治下的智利數次，並在1981年選擇在比尼亞德爾馬市（策劃政變的城市），舉行反革命智囊團朝聖山學會的區域會議。
智利奇跡的真相
即使在30年後，智利仍然被自由市場狂熱分子視為弗裏德曼理論有效的證明。皮諾切特2006年12月死時（比弗裏德曼晚一個月），《紐約時報》讚譽他“把一個破產的經濟轉變成拉丁美洲最繁榮的經濟”，
《華盛頓郵報》社論則說，他“引進的自由市場政策創造了智利經濟奇跡”。“智利奇跡”背後的事實，至今仍眾說紛紜。
皮諾切特掌權17年，在那段期間，他數度改變政策方向。被視為成功奇跡證明的那段穩定成長期，要到80年代中期才開始–也就是芝加哥男孩執行休克療法之後足足十年，而且是在皮諾切特被迫大幅度調整方向後很久。在1982年，雖然智利嚴格遵守芝加哥教條，經濟仍無法倖免於崩潰：債務激增，惡性通貨膨脹復發，失業率飆高到30％–是阿連德時代的十倍。主要原因是食人魚–芝加哥男孩解除所有管制所釋放出來的安然（Enron）式金融機構–以借貸的錢買光智利的資產，累積高達140億美元的龐大債務。
情勢動盪到皮諾切特被迫採取完全與阿連德一樣的措施：他把許多家這種公司收歸國有。面對市場崩潰，幾乎所有芝加哥男孩都喪失掌控大權的政府職務，包括卡斯楚。幾個在食人魚金融公司位居高位的芝加哥畢業生遭到詐欺調查，他們以科學中立掩飾的真面目被揭穿，而科學中立曾是如此重要的芝加哥男孩表徵。
唯一保護智利經濟在80年代初免于完全崩潰的是，皮諾切特從未把被阿連德收歸國有的銅礦公司私有化。這家公司創造85％的智利出口收入，這表示當金融泡沫破滅時，國家仍有穩定收入來源。
很清楚的是，智利從來不是歌頌它的人宣稱的“純”自由市場實驗室。相反的，這個國家有一小群精英在極短時間從有錢躍升為超級富有，憑藉的是一套以舉債和用公帑大量補貼（和紓困）賺取暴利的公式。當奇跡背後的狂熱與推銷術被揭穿後，大家看到皮諾切特和芝加哥男孩統治下的智利，並不是一個以自由市場為特質的資本主義國家，而是政商財團主義（corporatism）國家。Corporatism（統合主義）這個字眼原本指的是墨索里尼的員警國家模式，由社會上的三種主要勢力–政府、企業和工會–結盟而成，它們互相合作以確保以國家民族為名的秩序。智利在皮諾切特統治下，實驗的是一種新形態的統合主義：一個員警國家和大企業互相支援的結盟，聯手對第三個勢力–勞工–發動全面戰爭，藉以大幅增加聯盟佔有國家財富的比率。
這場戰爭–許多智利人理所當然視為富人對窮人和中產階級的戰爭–才是智利經濟“奇跡”的真相。到1988年，當經濟已穩定且快速成長時，45％的人口落在貧窮線下。不過，最富裕的10％智利人，所得卻增加83％。即使在2007年，智利仍然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會–聯合國調查不平等的123個國家中，智利排名第116，也就是排名第八不平等的國家。
如果這種記錄對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算得上奇跡，也許休克治療的作用從來就不是為了讓經濟恢復健康。也許它原本就是為了它實際做到的事–把財富吸聚到頂層，並把大部分中產階級休克到無以為生。
這正是阿連德的前國防部長勒特里爾的看法。在皮諾切特的監獄待了一年後，勒特里爾設法逃離智利，這要感謝國際間積極的遊說奔走。流亡海外並眼看他的祖國迅速凋敝，勒特里爾1976年寫道：“過去三年有數十億美元從工資所得者的口袋被拿走，放進資本主義者和地主的口袋……財富集中並非偶然，而已成為法則；這並非艱困環境下極端的例子–就像軍政府希望全世界相信的–而是一套社會計畫的基礎；這不是經濟的缺陷，而是暫時的政治成功。”
勒特里爾當時無法得知的是，芝加哥學派統治下的智利提供了未來全球經濟的一瞥。這個模式將一再重複，從俄羅斯到南非到阿根廷：狂熱投機的泡沫和可疑的會計操作，助長了暴利和瘋狂的消費主義，由空蕩如鬼城的工廠和昔日發展所遺留的破舊基礎建設所圍繞；約半數人口被排除在經濟之外；失控的貪瀆和親信政治；國營中小企業滅絕；大量公共財富流入私人手中，緊接著是大量民間債務轉由政府承擔。在智利，如果你不在財富泡沫中，奇跡看起來就像大蕭條，但在這個密閉的泡沫裏，獲利流動如此順暢和快速，讓這些休克治療式“改革”帶來的暴利，變成像此後金融市場施打成癮的高純度古柯鹼。這就是為什麼金融界對智利實驗明顯的矛盾視而不見，不但未重新評估放任主義的基本假設，反而還作出毒癮者的反應：下一針在哪里？
革命散播，人民消失
有一陣子，下一針來自拉丁美洲南錐的其他國家，芝加哥學派的反革命在那裏快速擴散。巴西已被美國支持的軍政府掌控，幾位弗裏德曼的巴西學生位居要津。弗裏德曼1973年訪問巴西的時候，正是當地政府使用暴力最高潮的時候，他也宣稱巴西的經濟實驗是“一項奇跡”。在烏拉圭，軍方1973年發動政變，並在次年決定走芝加哥路線。由於烏拉圭的芝加哥大學畢業生太少，將領們邀請“來自芝加哥大學的哈伯格和（經濟學教授）史佳斯達德（Larry Sjaastad）及他們的團隊，其中包括來自阿根廷、智利和巴西的前芝加哥學生，來改革烏拉圭的稅制與商業政策”。烏拉圭過去的平等主義社會立即遭到衝擊：實質工資銳減28％，蒙德維的亞（Montevideo，編按：烏拉圭首都）的街上首度出現成群的拾荒者。
緊接著加入實驗的是1976年的阿根廷，軍政府從庇隆手中奪得政權。這表示阿根廷、智利、烏拉圭和巴西–曾經是發展主義櫥窗的國家–現在都由美國支持的軍政府統治，而且是芝加哥學派經濟學的活體實驗室。
據2007年3月公佈的巴西解密檔，在阿根廷將領奪取政權前幾周，他們與皮諾切特和巴西軍政府聯繫，並“擬訂未來政權將採取的主要步驟”。
儘管有緊密的協調合作，阿根廷軍政府並未像皮諾切特那般深入新自由派實驗；例如，它未把該國的石油蘊藏或社會安全私有化（這些都在後來才實行）。不過，在攻擊曾把阿根廷貧民提升到中產階級的政策和機制方面，軍政府都遵循皮諾切特的做法，這也要歸功於眾多的阿根廷經濟學家參與芝加哥計畫。
新製造的芝加哥男孩在阿根廷軍政府佔據重要的經濟職位–如財政部長、央行總裁、財政部國庫司司長，以及數個較低級的經濟職位。不過，雖然阿根廷的芝加哥男孩熱烈參與軍政府，最高經濟職位卻由狄霍茲（Jose Alfredo Martinez de Hoz）擔任。狄霍茲是隸屬農村社會組織（Sociedad Rural，是長期掌控阿根廷出口經濟的牧牛場協會）的地主階級，這些相當於阿根廷貴族階級的家族寧願維持封建經濟秩序–因為他們唯恐自己的土地被重新分配給農民，或肉類的價格受到管制以便人人負擔得起。
狄霍茲承襲他的父親和祖父，長期擔任農村社會組織主席；他也擔任數家跨國企業的董事，包括泛美航空（Pan American Airways）和ITT。當他環顧自己在軍政府的職務時，他確信這場政變代表的是精英階層的反抗，是對40年來阿根廷勞工勢力擴張的反革命。
狄霍茲當上經濟部長的第一項措施是禁止罷工，以及容許雇主任意裁撤員工。他取消價格管制，導致食物價格飆漲。他也決定再度讓阿根廷變回歡迎外國跨國公司的地方。他取消外資所有權限制，並在初期幾年出售數百家國營企業。這些措施為他贏得許多華盛頓的強力支持者。解密的檔顯示，主管拉丁美洲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羅傑斯（William Rogers），在政變後不久告訴他的長官基辛格：“狄霍茲是個好人。我們一直都保持密切的諮詢關係。”基辛格大為讚賞，因此在狄霍茲訪問華盛頓時安排了一場盛大的會面，以表達對他的禮遇。基辛格也表示願意打幾個電話，提供對阿根廷經濟的協助。“我會打電話給大衛•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基辛格告訴軍政府的外交部長，洛克菲勒當時擔任大通銀行總裁。“我也會打電話給他哥哥，美國副總統尼爾森•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
為吸引投資，阿根廷在《商業週刊》刊登31頁的廣告增刊，由公關業巨擘博雅公關公司（Burson-Marsteller）製作，在廣告上宣稱“歷史上很少政府如此鼓勵民間投資……我們正進行一場真正的社會革命，我們正尋找夥伴。我們正掙脫國家統治主義的桎梏，並深信民間部門將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同樣的，平民大眾遭受的衝擊最為明顯：在一年內，工資損失40％的價值，工廠關閉，貧窮蔓延。在軍政府掌權前，阿根廷的貧民人數比法國或美國少–只有 9％–失業率只有4.2％。現在這個國家開始出現被視為落後的發展不足跡象，貧窮的社區沒有水供應，可預防的疾病四處蔓延。
在智利，皮諾切特可以不受節制地使用經濟政策壓縮中產階級，憑藉的是他賴以掌權的休克和恐怖手段。雖然他的戰鬥機和行刑隊在散播恐懼時極有效率，但它們卻帶來公關災難。媒體報導皮諾切特的屠殺引發全球的譴責，歐洲和北美行動主義者積極向他們的政府遊說斷絕與智利的貿易–對一個宣稱必須靠開放外資來維繫國家生存的政權來說，這絕對是不利的結果。
近日解密的巴西檔顯示，阿根廷的將軍們籌畫1976年的政變時，希望“避免類似反對智利的國際運動”。為達到這個目的，需要的是較不聳人聽聞的鎮壓技巧 –較低調的手段，能散播恐怖，但能躲過眾目睽睽的國際媒體。在智利，皮諾切特很快訴諸失蹤的手段。士兵不再公然殺戮或追捕獵物，而是綁架他們，帶他們到隱秘的集中營，折磨並動輒殺害他們，然後宣稱毫不知情。屍體被丟進集體墳場。據智利1990年5月成立的真相委員會，秘密員警處理部分受害者的方法是，從直升機上把屍體丟進海中，但“先以刀子切開他們的胃，以避免屍體浮上海面”。除了比較低調外，失蹤還是一種比公開屠殺更能有效散播恐怖的手段。想到國家機器可以用來讓人憑空消失，就會讓社會惶惶不安。
到70年代中期，失蹤已成為南錐各國芝加哥學派軍政府的主要執法工具–而最熱切採用這種做法的是盤踞阿根廷總統府的將領。到他們統治結束時，估計失蹤的人數已多達3000人，其中有許多跟智利的失蹤者一樣，是從空中被拋進拉普拉塔河（Rio de la Plata）混濁的水裏。
阿根廷軍政府擅長於公開與私下製造恐怖雙管齊下–公開進行恰到好處的恐怖，可以讓所有人知道發生什麼事，但同時也隱瞞足夠的秘密，以便可以否認。在掌權初期，軍政府便清楚展現它願意使用致命武力：一個人被從一輛福特獵鷹轎車（一種因為秘密員警使用而惡名昭彰的汽車）推出，然後被綁在布宜諾賽勒斯最著名的地標、高67.5米的白色方尖石碑上，在眾目睽睽下被機槍打死。
從此以後，軍政府的殺戮轉入地下，但永遠在進行中。許多人目睹官方否認的失蹤，整個街坊也默默知道發生什麼事。每當有人被列為消滅目標，就會有一隊軍方車輛出現在那個人家門口或工作場所，整個街區被劃為警戒區，經常上空還有一架嗡嗡盤旋的直升機。在大白天和鄰居注視下，員警或士兵撞開大門，拖出受害者，他們在被推進等候的福特獵鷹前，往往大喊自己的名字，希望事件的消息能傳到家人。有些“秘密”行動還更囂張：大家都知道員警會登上擁擠的市公車，抓住乘客的頭髮拖下車；在聖塔菲市（Santa Fe），一對夫妻結婚當天在教堂的聖壇前，當著滿室的賓客被綁架。
在大眾間展示的恐怖不限於逮捕。一旦遭羈押，阿根廷的囚犯就被送到300多個遍佈全國的酷刑集中營。許多集中營位於人口稠密的住宅區，最惡名遠播的是布宜諾賽勒斯鬧區大街一家歇業的運動俱樂部，一個位於中部布蘭卡港（Bahia Blanca）的學校校舍，另一個則在一所營業中的醫院側廂建築。在這些酷刑中心，軍方車輛經常深夜疾駛進出，尖叫聲不時從隔音不佳的牆內傳出；有人目睹身體形狀的怪異包裹被搬進搬出，一切都看在噤若寒蟬的附近居民眼中。
烏拉圭的政權也同樣肆無忌憚：該國的主要酷刑中心之一是一個海軍兵營，毗鄰許多蒙德維的亞市民眾喜歡散步與野餐的海濱區，但在獨裁統治期間，這個美麗的地方空無一人，因為居民不想聽到尖叫聲。
阿根廷軍政府在處理受害者方面特別笨拙。在鄉間散步可能以一場驚嚇收場，因為集體墳場經常掩蓋不全。屍體可能出現在公共垃圾桶，少了手指和牙齒（就像今日在伊拉克的情況），或者可能被沖到海岸和拉普拉塔河岸邊，在軍政府的“死亡飛行”後，經常一次出現半打屍體。它們甚至會從天而降，被直升機丟到農戶的田裏。
所有阿根廷人都曾在不同情況下，目睹他們的同胞慘遭抹除，但大多數人宣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阿根廷人用一句話來描述當年內心明白、卻因恐懼而閉上眼睛的矛盾：“我們不知道沒有人能否認的事。”
由於各國軍政府想逮捕的人往往避難到鄰近國家，這裏的政府便借惡名昭彰的大兀鷹行動（Operation Condor）彼此合作。南錐國家的情報單位在這個行動中分享“顛覆分子”的信息–靠華盛頓提供的最新式電腦系統幫忙–並且給彼此的情報員自由出入邊界，以方便綁架和刑訊。這套制度和中情局今日的“非常規引渡”網路，相似得令人毛骨悚然。
軍政府也交換如何從囚犯榨取資訊的方法。政變之後數天曾被關在體育館遭受酷刑的一名智利人，出乎意料地描述當時房間裏有巴西士兵，建議如何以最科學的方法施加痛楚。
這段期間南錐國家有許多機會可進行這類交流，有些還透過美國，並牽涉到中情局。1975年美國參議院調查美國干預智利，發現中情局訓練皮諾切特的軍隊“控制顛覆分子”的方法。美國訓練巴西和烏拉圭員警審訊技術，也出現在許多檔的記錄。巴西法院的證詞引述1985年出版的真相委員會報告《巴西：毋忘教訓》（Brazil: Never Again）說，部隊軍官參加陸軍憲兵單位舉辦的正式“刑訊課程”，觀賞幻燈片展示各種折磨方法。在這些課程中，囚犯被帶進來作“現場展示”–在多達 100名陸軍士官觀看和學習下，被殘暴地刑訊。報告說，率先把這種做法引進巴西的是美國警官米特廖內（Dan Mitrione）。巴西軍政府掌權初期，他在貝洛奧里藏特（Belo Horizonte）擔任警方教官，經常從街上抓來乞丐在教室折磨，讓當地員警學習如何製造囚犯身體與心理的極度矛盾。米特廖內後來轉到烏拉圭擔任員警教官，1970年被圖帕馬婁（Tupamaro）遊擊隊綁架並殺害。圖帕馬婁是極左派革命團體，他們策劃擄殺米特廖內，以揭露他參與酷刑訓練。他的一名學生說，米特廖內就像中情局手冊的作者那樣，堅稱有效的酷刑不是虐待而是科學。他的座右銘是：“正確的痛苦，正確的劑量，在正確的地方。”
酷刑訓練的成果，在這段陰暗期所有南錐的人權報告都斑斑可考。它們再三證實庫巴克手冊上記錄的獨門手法：清晨的逮捕、戴頭巾、嚴格的隔離、施藥、強迫裸體、電擊等。而且在每個地方，麥吉爾大學的刻意引發退化實驗，都留下恐怖的痕跡。
從智利國家體育館被釋放的囚犯說，強力照明燈一天24小時開著，供應食物的時間似乎刻意不按次序。士兵強迫許多囚犯在頭上覆蓋毯子，讓他們無法清楚地看和聽，這些做法都讓人感到不解，因為所有囚犯都知道他們在體育館裏。囚犯報告說，如此操縱的結果讓他們喪失日夜的感覺，進而大為強化政變與隨後的逮捕帶來的震撼和驚慌。就好像體育館變成一座巨大的實驗室，他們則是一些怪異的感官操縱實驗的對象。
較忠實模仿中情局實驗的版本，可以在智利的格雷莫迪（Villa Grimaldi）監獄看到–木制的隔離室小到囚犯無法跪下或躺下。烏拉圭自由城（Libertad）監獄的囚犯則被送到“小島”：狹小、沒有窗戶的囚房，隨時有一個燈泡亮著。重要的囚犯被完全隔離超過十年。“我們開始以為自己已經死了，我們的囚房不是囚房，而是墳墓，外面的世界並不存在，太陽只是一個神話。”其中一名囚犯羅森考夫（Mauricio Rosencof）回憶說。他在11年半期間總共看到太陽八個小時。他的知覺在這段期間被剝奪到他“忘記顏色–當時沒有任何顏色”。
在阿根廷最大的酷刑中心布宜諾賽勒斯的海軍機械學校，隔離室被稱作頭罩（capucha）。在頭罩裏待三個月的米蘭達（Juan Miranda）告訴我那個黑暗的地方說：“他們把你套上眼罩和頭罩，手和腿鎖上鏈子，讓你在監獄的頂樓整天躺在泡棉墊子上。我看不到其他囚犯–我跟他們以夾板隔開。守衛帶食物進來時，他們命令我面對牆壁，然後取下頭罩讓我吃東西。這是我唯一被准許坐起來的時候；其他時候我們必須一直躺著。”另有一些阿根廷囚犯被關在棺材大小的囚房（稱作管子），以隔絕他們的知覺。
隔離房裏唯一的安慰是審訊室裏更糟的待遇。南錐地區所有軍政權的酷刑室，最普遍使用的技術是電擊。電流通過囚犯身體的方式有數十種變化：用一般電線、軍方野地電話線、從插入指甲下的針通電；把通電的夾子夾在牙齦、乳頭、生殖器、耳朵、嘴巴、傷口；通電到泡在水裏的身體以強化電流；通電到綁在臺子或巴西式鐵 “龍椅”的身體。擁有牛群的阿根廷軍政府對他們獨特的貢獻很自豪–囚犯在一張稱作烤肉架（parrilla）的金屬床上接受電擊，同時用趕牛棒刺他們。
體驗南錐酷刑體制的人數無法精確計算，但約略的數字在10萬人到15萬人之間，有數以萬計的人遭殺害。
一位困難時期的目擊證人
在那個年代身為左派分子註定會被獵殺。那些未逃往海外的人，時時刻刻都必須搶先秘密員警一步，過一種依靠藏匿所、電話密語和假身份勉強度日的生活。靠這種方式活命的阿根廷人之一，是該國傳奇性的調查記者華爾士（Rodolfo Walsh）。這位喜愛社交的才子是犯罪小說作家以及得獎的短篇小說作者；他也是超級偵探，能破解軍方密碼，反過來調查周遭窺伺的特務。華爾士最成功的調查發生於他在古巴當新聞記者時，他在那裏攔截並破解一份中情局的電報，因而揭發豬玀灣侵略計畫。這個資訊讓卡斯楚能夠防備美國的侵略。
阿根廷的前軍政府禁止庇隆主義並鉗制民主時，華爾士決定加入武裝的蒙特內羅（Montonero）運動，擔任他們的情報專家。華爾士因此而名列軍政府獵捕名單的榜首，而每次名單上有人被劃掉，他就得更擔心刺牛棒下套出的情報，會引導員警找到他和伴侶費雷拉（Lilia Ferreyra）藏匿在布宜諾賽勒斯郊外的小村莊。
華爾士從他遍佈各地的消息來源，嘗試追蹤軍政府的許多罪行。他編纂死者和失蹤者名單，記錄集體墳場與秘密酷刑中心的地點。他自認對軍方瞭若指掌，但 1977阿根廷軍政府加諸同胞的狂暴與殘酷，仍令他大感震驚。在軍事統治的第一年，他的數十名好友和同僚在死亡集中營消失，他26歲的女兒維琪也身亡，令華爾士痛不欲生。
但在福特獵鷹盤旋下，寧靜的早晨對他而言是奢想。華爾士知道他的時間有限，於是想出紀念即將到來的軍政府統治一周年的方法：在官方報紙一片歌功頌德中，他要親自寫下未受檢查的報導，揭發導致他的國家沉淪的種種惡行。這篇文章的標題將是“一位作家給軍政府的一封公開信”。華爾士寫道，寫這篇文章“並不指望有人聽，而且確定會遭到迫害，但這是履行我很久以前作的承諾，要為苦難的時代作見證”。
這封信將成為對國家的恐怖手段和它們所服務的經濟制度最強烈的譴責。華爾士計畫用過去他散佈地下公報的方式，散佈他的“公開信”：印製十份，然後從不同的郵箱寄給挑選的聯絡人，由他們進一步散佈。“我想讓那些混蛋知道，我還在，還活著，而且還能寫。”他坐在他的奧林匹亞牌打字機前告訴費雷拉。
信一開始就記敍將領們的恐怖活動，它們使用“沒有止境、精密複雜而且極大量的酷刑”，並由中情局參與訓練阿根廷員警。在詳細列出慘不忍睹的方法和墳場地址後，華爾士突然改變語氣：“然而，這些已激發文明世界良心的事件，不是阿根廷人民遭受的最痛，也不是你們對人權最嚴重的侵犯。這個政府的經濟政策才真正讓人發現，它不但解釋了一切罪行，也暴露出借由計劃性悲劇（planned misery）以懲罰數百萬人的窮兇極惡……只要花幾個小時在大布宜諾賽勒斯逛逛，就能看到這種政策多快就把這個城市變成1000萬人口的貧民窟。”
華爾士描述的體系正是芝加哥學派的新自由主義，一個即將席捲全世界的經濟模式。隨著它未來數十年在阿根廷生根，最後它將把半數的人口推到貧窮線下。華爾士發現它並非偶發事件，而是一個審慎執行的計畫–“計劃性悲劇”。
這封信簽字的日期是1977年3月24日，正好政變滿一周年。第二天早上，華爾士和費雷拉前往布宜諾賽勒斯，他們分頭把信投入市區各處的郵箱。幾個小時後，華爾士趕赴他與一位失蹤同僚的家人安排的會面。結果這是一個圈套：有人在刑訊中招供，十名武裝士兵已在屋外等候，奉命逮捕華爾士。“活捉那個雜種，他是我的。”三名軍政府領導人之一的馬塞拉（Emilio Massera）海軍上將據說這樣命令士兵。華爾士的名言是：“招供不是罪惡；被捕才是罪惡。”他立即拔出槍，開始射擊。他槍傷一名士兵，逼他們開火；當汽車開到海軍機械學校時，他已氣絕身亡。華爾士的屍體被火焚燒，然後丟入河中。
“反恐戰爭”的封面故事
南錐的軍政府毫不掩飾想改造社會的革命野心，但它們仍精明地公開否認華爾士指控的罪行：使用大量暴力以達成經濟目標。然而，這些經濟目標如果不借助一套恐嚇大眾和剷除障礙的體制，勢必激起公眾的反抗。
國家進行的殺戮逐漸揭露後，軍政府的理由是它們正在進行一場對抗兇險的馬克思主義恐怖分子的戰爭，幕後由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KGB）資助和操控。如果軍政府使用“骯髒”手段，那是因為它們的敵人更兇殘。馬塞拉上將使用今日聽來熟悉得令人感到恐怖的語言，稱呼這是“一場爭取自由和對抗暴政的戰爭……一場由愛生命者對抗愛死亡者的戰爭……我們是在對抗虛無主義者，對抗毀滅的代理人，他們唯一的目的就是毀滅本身，雖然他們以社會十字軍作為掩飾”。
在智利政變策劃期間，中情局資助一項大規模的宣傳攻勢，把阿連德醜化成偽裝的獨裁者，工于心計的陰謀家，利用憲法體制下的民主奪取權力，但卻準備實施蘇聯式的員警國家，智利人民將無法逃脫被鉗制的命運。在阿根廷和烏拉圭，最大的左派遊擊隊組織–蒙特內羅和圖帕馬婁–被指為國家安全的危險威脅，導致將軍別無選擇，只能中止民主政治，出面控制國家，並使用任何必要手段以鎮壓它們。
在每個例子中，威脅都被極度擴大，或完全由軍政府捏造。在眾多揭發的真相裏，美國參議院1975年的調查發現，美國政府自己的情報顯示，阿連德並未威脅到民主政治。至於阿根廷的蒙特內羅和烏拉圭的圖帕馬婁，它們是廣獲支援的武裝組織，有能力對軍隊和企業目標發動猛烈的攻擊。但烏拉圭的圖帕馬婁在軍方取得絕對權力時已完全瓦解，而阿根廷的蒙特內羅在持續長達七年的獨裁政權頭六個月，就已被消滅（這是華爾士必須躲藏的原因）。國務院解密的文件證明，阿根廷軍政府的外交部長顧塞提（Cesar Augusto Guzzetti）1976年10月7日告訴基辛格，“恐怖組織已被瓦解”，但軍政府在這個日期之後仍繼續讓成千上萬的市民失蹤。
有很長一段時間，美國國務院也把在南錐的“骯髒戰爭”，描述成軍方與兇惡的遊擊隊間的戰爭，偶爾戰鬥會失控，但仍值得提供經濟與軍事援助。愈來愈多證據顯示，華盛頓知道它在阿根廷和智利支持的不是一般的軍事行動。
2006年3月，華盛頓國家安全檔案資料庫（NSA）公佈一份剛解密的國務院會議記錄，會議日期就在阿根廷軍政府發動1967年政變的兩天前。在會議中，主管拉丁美洲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羅傑斯告訴基辛格：“我們必須預期阿根廷不久後會出現大鎮壓，可能流不少血。我想他們必須下手很重，不只對恐怖分子，也對工會和政黨的異議分子。”
他們果然這麼做。南錐恐怖政權的受害者絕大多數不是武裝組織的成員，而是在工廠、農場、貧民窟和大學工作的非暴力行動主義者，他們是經濟學家、藝術家、心理學家和左派政黨的堅貞支持者。他們遭殺害不是因為有武器（大多數人沒有武器），而是因為他們的信念。在誕生當代資本主義的南錐，“反恐戰爭”是一場剷除這個新秩序所有障礙的戰爭。
《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
第三章 休克狀態── 反革命血腥的誕生
艾未未、韓寒之流的普世矛盾
德國法蘭克福彙報曾採訪並訊問艾未未有關奧運之前西藏3•14事件以及相應的西方世界對中國人權的批評，
艾未未答：
“在中國缺少同情弱者的習慣。弱者和傷者，在這個社會沒有立足之地。這是一個成功者和實權的社會。少有同情。西方是另外一個世界, 人們天然地站在弱者的立場上。”
艾未未於“在中國缺少同情弱者的習慣。弱者和傷者，在這個社會沒有立足之地”的看法至少是相對地正確的。在中國過去三十年右派跟資產階級復活（復辟）之後，毛澤東“為人民服務”五字似乎已被當權者丟入糞坑，在會抓老鼠就是好貓的前提下，整個國家都養成一種一切往錢看的風氣，兢相以利得跟驕奢豪華為人生價值的標的，對於處於社會底層的人民是“少有同情”的。
但艾未未認為“西方人們天然地站在弱者的立場上。”的這一說法只能是一個受了西方帝國主義洗了腦子的人的世界觀。
稍為有點近代史跟西方在世界各地殖民史有點認識的人都不會這麼說的。
艾未未（韓寒）一類人對在科索伏，巴勒斯坦，伊拉克，阿富汗，跟最近的利比亞戰火之下“痛苦呻吟”的無辜人民是視而不見、裝聾作啞、“無動於衷”的，我們只看到這群接受了西方洗腦且“甘之如飴”的人的執著的可怕。
但艾未未（韓寒）之流“可怕之處”還不在此！艾未未（韓寒）之流“表面”似乎是站在人民的立場說話，但他們的結論多是接引到西方帝國主義者一切行為的“正當性”，從而為西方帝國主義過去跟現在的行為跟罪孽“背書”。
正因為如此，艾未未（韓寒）之流於中國人民過去跟現在的苦難是沒有真正的認識的，在他們眼裏，毛澤東“為人民服務“的說法是不入他們法眼的，只有西方染了色的”民主，人權“才是值得他們追隨的金科玉律。
如果艾未未（韓寒）之流不能瞭解到中國從“禮運”大同篇的：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
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
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
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到毛澤東一言以蔽之的，總結性的：
“為人民服務”
就是最好的“普世價值”，最好的“民主，人權”的實踐，是不假外求的普世良藥，艾未未（韓寒）之流也只能是一群無腦蒼蠅般的未未之流而已。
以出口導向的美元外匯積累惡果－中國大陸低工資高物價（內需體制性長期通膨）的驚人秘密
中國大陸低工資高物價的驚人秘密
中國改革開放造成的巨大“奇跡之一”就是形成了西方國家高工資低物價，而中國則是低工資高物價（內需體制性長期通膨）的新的“經濟現象”。
由於把中國的低工資和高物價結合在一起，把美國的高工資和低物價結合在一起，這就使中、美兩國實際收入之間的差距要“遠遠高於”貨幣收入之間的差距。在實際生活中美國工人仍然能夠獨自一人養活一家子四、五口人，而中國工人夫妻倆一起沒日沒夜地幹，養活一個孩子都困難，還時常還需要爺爺奶奶來接濟。
為什麼中、美兩國工人貨幣工資之間的差距在縮小，而中國工人供養家庭的能力在下降？甚至下降到了夫妻二人做工養活一個孩子都困難的狀況，這種狀況不僅在中國，即使在世界工業發展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罕見現象。
那麼是什麼原因造成了這樣的現實呢，答案十分簡單：中國財政。
無論是美國的低物價，就是中國的高物價，都是中國財政運行的結果。這就是美國政府比中國人還要關心中國改革開放的根本原因。
首先，就美國低物價來說。中國財政補貼一是通過（出口導向的美元外匯積累政策）出口退稅的方式按商品發放；二是通過（出口導向的美元外匯積累政策）虧損補貼的方式對企業發放。
其次，就中國高物價來說，則是中國實行高額稅收和“（出口導向的美元外匯積累政策）通貨膨脹”的結果。中國稅收占消費品價格的比重竟然高達64%，而商品本身的比重只有36%，中國老百姓每購買100元的商品中就包含有64元的稅收，超過商品本身近1.8倍。如此驚人的高額稅收加到商品價格裏面，自然會造成物價高高在上。
如果災難到此為止也就罷了，可是對於中國老百姓來講，災難還遠遠沒有結束，中國老百姓同時還要承擔因（出口導向的美元外匯積累政策）出口商品“造成”的巨大通貨膨脹的損失。
中國每“出口”1美元商品，國內就要按照匯率比大約1比7來“增發”7元人民幣來平衡，目前中國外匯儲備大約2.3萬億美元，國內由此“增發”的人民幣超過16萬億元，相當於2008年3.4萬億市場貨幣流通量（M0）的近5倍，這些由（出口導向的美元外匯積累政策）出口結匯投放的巨額貨幣，全部以“通貨膨脹”的方式“轉嫁”到了老百姓頭上，造成老百姓手中貨幣的大幅度貶值，物價自然會相應大幅度上漲。
在此我們看到了一個讓中國老百姓欲哭無淚的荒謬現象：中國（出口導向的美元外匯積累政策）出口商品越多，賺取外匯越多，老百姓就越倒楣。
如果中國不出口商品，而是用於國內百姓生活，既能夠提高人民生活水準，又不會發生對外財政補貼；或者退一步來說，如果中國出口商品白白送給外國，不收取美元，國內也就不會增發人民幣，貨幣也不會貶值，中國老百姓的損失也會小一些。
可現在卻是，生產的商品出口到了國外，由出口商品換取的美元也借給了國外，而把由此增發的人民幣留在了國內市場上，變成了沒有任何商品做基礎的“純粹廢紙”。
由於這些增發的“純粹廢紙”與現有貨幣一樣流通，必然會造成現有貨幣大幅貶值和物價大幅上漲。結果就是中國老百姓不僅損失掉了出口商品那部分財富，聯手裏的貨幣財富都在遭受貶值損失。
反觀美國情況恰恰與中國相反，美國市場上的貨幣流向了中國，中國的商品流入了美國市場，由於市場上貨幣減少商品增加，必然導致物價下降，美國老百姓手裏的錢便能購買更多商品。
再加上流向中國的美元又通過中國購買美國國債的方式回流到了美國財政部，美國財政部可以用中國的這些錢來增加公共品的供給，能夠進一步起到降低物價的作用，提高美國老百姓貨幣的購買力。
如果是站在中美兩國老百姓的立場上——而不是站在國家立場上——看待這個問題將更加清楚，中國老百姓生產的商品，被美國老百姓用美元買走了，美元被中國政府拿走了；美國老百姓得到了商品，中國政府得到了美元，而中國老百姓唯一得到的，就是手裏現有貨幣的貶值。
結果就是，美國給中國印發美元紙幣，中國給老百姓印發人民幣紙幣；美國用這些紙幣為美國老百姓換來了所需要的各種商品，中國則相反，用這些紙幣從中國老百姓手裏換走了所生產的各種商品。
而形成這個財富“魔方”中最關鍵的環節就是貨幣增發和商品增加之間的“分離”：新增加的商品流向了美國等西方國家，新增發的貨幣卻留在了中國市場上，“不斷稀釋”著老百姓手裏貨幣的購買力。
這就是美國高工資低物價、而中國低工資高物價的秘密。
文／郎咸平
美國（佔領軍）把伊拉克變成“轉基因糧食”生産基地
第一節 經濟休克
“我們在伊拉克的原因，就是爲了播撒民主的種子，這樣它就會在那裏生根開花，並擴展到整個極權主義地區。”
——布希二世
當小布希講到播撒“民主的種子”時，很少有人意識到，他腦子裏想的是「孟山都」的轉基因種子。
隨著2003年3月美國“佔領”伊拉克，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狀況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伊拉克的土地不僅由大約１３萬美國部隊和一小批與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聯繫密切、唯利是圖的財富冒險家佔領。它的經濟也處在美國“佔領者”的全面控制之下。
對伊拉克經濟的控制也是由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來實施的。2003年5月，保羅•佈雷默被任命爲新成立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行政長官，這個“佔領機構”披著一層薄薄的面紗。佈雷默曾任美國國務院的“反恐”官員，後來成了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的諮詢公司基辛格合夥公司的執行董事，這家公司的影響力非常巨大。
從許多方面看，美軍“佔領”下的伊拉克比阿根廷更適合將整個國家的農業體系納入“轉基因商業化農業”的統治範圍之內，美軍的“佔領”發揮了重要作用。美國“佔領當局”直接給了伊拉克農民“一份他們無法拒絕的要約”，就像《教父》裏面所說的：“要麽拿著我們的轉基因種子，要麽去死。”
對於“被佔領”的伊拉克的所有民事活動，佈雷默事實上擁有生殺大權。尤其特殊的是，他不是向通常負責重建工作的美國國務院彙報工作，而是直接向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裏的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的辦公室報告。
作爲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的首腦，佈雷默迅速行動，草擬了一系列管治伊拉克的法令。當時，伊拉克既沒有憲法，也沒有根據憲法合法産生的政府。美國“佔領當局”制定了整整100個法令，於2004年4月生效。整體來看，這100項由美國強制實施的新法律(正式名稱是“命令”)將確保伊拉克經濟“按照”美國“強加”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的思路進行“改造”，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ＩＭＦ）」和華盛頓在1990年後“強加”給俄羅斯和前蘇聯經濟的模式非常相像。
拉姆斯菲爾德領導的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計劃制定者給佈雷默下達的指令是，強加一種“休克療法”，把以國有經濟爲中心的整個伊拉克經濟“改變”爲一個徹底的自由市場私營經濟。佈雷默在一個月內實施的經濟變革比在30年裏“強迫”拉丁美洲債務國實行的“變革”還要猛烈。
佈雷默的第一個行動是解雇了50萬名國家工作人員，其中大多數是士兵，還有醫生、護士、教師、出版商和印刷商。接下來，他打開了這個國家的邊界，毫無限制地接納進口：既不用履行什麽邊檢手段，也不用交什麽稅費。在佈雷默2003年5月到巴格達之後兩周，他就宣佈伊拉克“敞開國門做生意”。他沒有說是誰的生意，但這一點隨後越來越清晰。
“入侵”之前，伊拉克除了石油以外的經濟領域由大約200家國有公司主導，它們生産從水泥、紙張到洗衣機等所有商品。2003年6月，佈雷默宣佈，這些國有企業將立即“私有化”。他說，“將缺乏效率的國有企業轉交到私人手中，對伊拉克經濟復蘇來說至關重要。”伊拉克的“私有化”計劃是自蘇聯解體以來最大規模的國有資産“清倉大甩賣”。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第37號命令》降低了伊拉克的公司稅率，從大約40%降到可憐的15%。沒有了稅收收入，政府將無法在任何方面發揮大的作用。“第39號命令”允許外國企業100%地擁有除了自然資源之外的伊拉克資産。這確保了外國企業可以在這個國家“不受限制”地開展商業活動。投資者可以將其在伊拉克賺到的利潤100%地從這個國家拿走。既不要求他們追加投資，也不對他們課稅。這些法令的受益者，顯然不是伊拉克的經濟和人民。
根據《第39號命令》，外國公司可以簽訂有效期長達40年的租約和合同。《第40號命令》則以同樣優惠的條件歡迎外國銀行進入伊拉克。與允許外國人“全盤接管”伊拉克經濟相對應的是，“唯一保留下來”的薩達姆時期的法律是那些“限制工會”和集體談判的法規。
一夜之間，伊拉克從世界上最孤立的國家變成了最自由、最開放的市場。由於其經濟和銀行體系受到戰爭的“毀滅性破壞”，加上美國“帶頭實行”的長達十餘年的“經濟封鎖”，伊拉克人根本無力購買“私有化”的國有公司。外國跨國公司是在佈雷默宏大的經濟復蘇計劃當中“唯一”可能受益的角色。
這些新法律“被強加”給了一個“慘遭征服”和摧殘的國家，除了搞點軍事上的破壞和打擊侵略者的遊擊戰之外，它不可能進行其他的反抗。爲了使伊拉克對外國投資者具有吸引力，這一整套的100項新法令通過美國政府的“佔領機構”即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實施，它將所有伊拉克經濟的各種權利和控制權都交給了“跨國公司”。
不僅如此，制定這些法律的“目的”是爲了對這個國家的糧食生産體系進行前所未有的最激進的“改造”鋪平道路。在佈雷默的“統治”之下，伊拉克即將成爲“基因改造”或者說“轉基因商業化農業”的樣板。
第二節 《第81號命令》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明確定義了這100項命令的法律地位。“命令”被定義爲“對伊拉克人民具有約束力的指示或指令，具有懲罰性後果，或者對管制伊拉克人的方式包括伊拉克法律的變更具有直接作用”。
換言之，伊拉克人接到命令：“要麽照辦，要麽完蛋。”伊拉克以前的法律，凡是與佈雷默的新“命令”相抵觸的，一律廢止。
“佔領者”的法律至高無上。
佈雷默的新法令涉及從媒體到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等各個方面，深藏在其中的是《第81號命令》，即“專利、工業設計、未披露資訊、積體電路和植物新品種法”。《第81號命令》規定：
11.“第12條”經修訂如下：“專利應賦予所有者以下權利：
1.如果專利主體是一種産品，有權禁止任何未獲得所有者授權的人製造、利用、使用、提供銷售、出售或進口該産品。”
12.“第13條第1款”經修訂如下：“專利的有效期，從按本法條文申請註冊存檔之日起計算，至按本法條文註冊生效滿20年後方可終止。”
《第81號命令》的另一項條款規定：“禁止農民再次使用受保護的品種或任何本章第14條（C）段第1項、第2項提到的品種的種子。”而且，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第81號命令》對伊拉克的專利和工業設計法做了修訂，以保護與某種産品或某種製造工藝相關的任何技術領域的新創意。這些修訂允許在伊拉克的企業或在伊拉克屬於簽約方的相關條約成員國的企業在伊拉克註冊專利。修訂賦予了專利權人以下權利：阻止任何未獲得專利所有者授權的人利用受到專利保護的産品或工藝，從專利在伊拉克註冊之日起爲期20年。修訂還允許個人和企業對工業設計進行註冊。
用淺顯易懂的語言來說就是，《第81號命令》給了植物新品種專利權人在20年內在伊拉克農業中使用其種子的“絕對權利”，而這些專利的“所有者”恰恰都是“外國大型跨國公司”。儘管“表面上”看來，這是一個公平合理的商業條款，對外國企業的知識産權予以補償，但“實際上”這是對伊拉克主權的侵犯。像許多國家一樣，伊拉克“從未承認過”植物之類的生命形式可以獲得商業專利的原則。這種專利之前由美國或其他國家的專利機構授予「孟山都」、「杜邦」等公司。
事實上，《第81號命令》所做的是，修訂伊拉克的專利法，以便承認外國專利，不管根據伊拉克的法律這種專利是否合法。表面上，它似乎給了伊拉克農民拒絕購買孟山都種子或其他專利種子、種植本地傳統種子的選擇權。實際上，它産生了完全相反的作用，《第81號命令》的起草者也充分意識到了這一點。
這些受保護的植物新品種，都是轉基因或者說經過基因改造的植物。選擇種植這種種子的伊拉克農民，需要與持有專利的種子公司簽訂協定，規定他們將支付某種“技術費”，並且每年爲種植這種專利種子支付許可使用費。
任何試圖將「孟山都」或其他公司的專利種子保留一部分以便在下個作物種植季節再次播種的伊拉克農民都將受到種子供應商的重罰。在美國，「孟山都公司」要求獲得相當於被盜用種子成本120倍的懲罰性損害賠償，後來法院的裁決駁回了這一請求。
於是在這種“局面”下，伊拉克農民沒有成爲薩達姆•侯賽因的奴隸，卻成了跨國轉基因種子巨頭的“奴僕”。
《第81號命令》的“核心”是植物新品種保護（PVP）條款。根據該條款，留存種子和再次播種是非法的。農民們使用受專利保護的種子（甚至是“類似的”種子），將受到重罰，甚至坐牢。然而，受到保護的植物新品種，並不是那些在伊拉克農田上歷經上萬年的雜交開發出來的種子。
相反，受到保護的是「孟山都」等跨國公司巨頭將自己的種子和除草劑引入伊拉克市場的權利，而且它們受到了美國和伊拉克政府的“充分保護”。
第三節 破壞伊拉克的種子資源
歷史上，伊拉克是文明搖籃美索不達米亞的一部分。在那裏，在長達數千年的時間裏，底格裏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之間的肥沃河谷爲農作物培育和種植創造了理想的條件。自從大約西元前8000年以來，伊拉克農民就一直在這片土地上耕耘，並培育出品種繁多的、如今世界上使用的幾乎所有麥類品種的種子。他們通過留存部分收穫作爲種子並再次播種的體系做到了這一點，並通過新的播種培育出能夠抗禦疾病的雜交品種。
多年來，伊拉克人在位於阿布•格萊布的一個國家種子庫裏“一直保存”著這些珍貴的天然種子的樣本。這座城市，如今在國際上更多的是因其設有美國軍方“虐待犯人”的監獄而聞名於世。在美國“佔領”伊拉克及多次大規模轟炸之後，阿布•格萊布那個具有歷史意義、價值連城的種子庫“消失”了，它成了伊拉克戰爭的又一個受害者。
不過，伊拉克的前農業部曾經採取預防措施，在鄰國敍利亞建立了一個備份的種子儲存庫。在那裏，最重要的麥類種子仍然儲存在一個名爲國際乾旱地區農業研究中心（ICARDA）的機構裏，該機構位於敍利亞的阿勒頗。鑒於已經失去阿布•格萊布的種子庫，如果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需要幫助的話，作爲國際性的國際農業研究諮詢小組(CGIAR)種子庫網路的一部分的國際乾旱地區農業研究中心，原本是可以從其儲備中爲伊拉克人提供種子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沒有這樣做。佈雷默的顧問對伊拉克的糧食前景有著不同的規劃,他們有自己的打算。
伊拉克農業即將被導向“現代化”和工業化，從傳統的家庭式種植多種作物的農作方式，轉變爲面向“世界市場”而生産的美國式的商業化農業。滿足饑餓的伊拉克人的糧食安全需求，對這個方案來說是無足輕重的。
按照佈雷默的《第81號命令》，如果國際大公司開發出一種能抗禦某種伊拉克害蟲的種子新品種，而同時一個伊拉克農民正在種植另一種具有同樣抵抗力的種子，那麽這位農民留存自己的種子將是“非法”的。相反，他必須爲使用「孟山都」的轉基因種子支付某種專利使用費。
按照總部設在日內瓦的世界貿易組織（一個由美國政府和「孟山都」等私營農業綜合企業巨頭主導的機構）的規則，美國的法院和國際法院“有權”實施這樣的植物新品種保護法律。
20世紀90年代後期，美國的一家生物技術公司太陽基因被授予了一種油酸含量很高的向日葵的專利。不過，不僅僅其基因結構被授予了專利，高油酸含量這種特性本身也被授予了專利，公司聲稱擁有這種權利。太陽基因公司通告所有其他向日葵品種的培育者說，如果他們開發“高油酸含量”的品種，就將被認爲是對這一專利權的侵犯。
“專利的授予，涵蓋了一個物種的所有基因工程新品種……可能將我們在農場和花園裏種植的所有東西交由一個發明者控制。”國際植物基因資源研究院總幹事傑弗裏•霍丁博士說。“只要大筆一揮，無數農民和科學家的研究成果就可能僅僅因爲一次經濟劫持式的法律行爲而宣告無效。”經濟劫持，正是佈雷默和孟山都試圖按照《第81號命令》在伊拉克幹的勾當。
對農民的種子品種實行“全面控制”在伊拉克新頒佈的專利法之下將成爲可能。在複雜的法律術語“掩蓋之下”，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的《第81號命令》實際上將伊拉克未來的糧食命運“轉交”到了全球性跨國私人公司手中，這“絕不是”大多數伊拉克人所希望的解放。
以《第81號命令》頒佈的植物專利法，與其他國家的知識産權法律不同，它們不是通過主權國家政府之間的談判或與世貿組織的談判達成的。它是由華盛頓在“毫無抵抗”的情況下“強加”給伊拉克的。根據華盛頓消息靈通人士的報告，《第81號命令》中有關植物的具體細節是由世界領先的轉基因種子和轉基因作物供應商「孟山都公司」替美國政府起草的。
第四節 伊拉克農民只能種下“轉基因”種子
從字面上看，似乎只有伊拉克農民選擇從國際種子公司購買的那些種子，才歸屬美國新“強加”給伊拉克的專利法管轄。實際上，伊拉克正在“被改造”成一個巨大的實驗室，以便在「孟山都」、「杜邦」和「陶氏化學」等轉基因種子和化學品巨頭的“控制之下”進行糧食産品的開發。
經過伊拉克戰爭的磨難，劫後餘生的大多數伊拉克農民如果還想繼續種地的話，就“不得不”轉向他們國家的農業部尋求得到新種子。這就爲佈雷默“控制”伊拉克人的糧食供應打開了方便之門。
在十多年的時間裏，伊拉克農民承受著美、英爲首的、對急需的農業設備的“禁運”。另外，戰前伊拉克還遭受了連續三年的嚴重旱災，這些天災使伊拉克麥類作物的種植急劇減少。多年的戰爭和經濟制裁已經摧毀了伊拉克的農業。到2003年，糧食産量已經下降爲不到第一次美伊戰爭之前的1990年産量的一半。到了2003年，大部分伊拉克人依賴聯合國石油換食品的糧食配給生存。
在使伊拉克糧食生産“現代化”的“名義”下，“美國國際開發署”和美國對伊拉克農業重建和開發規劃機構參與到對傳統的伊拉克農業的“改造”當中。當時起關鍵作用的、由華盛頓任命的伊拉克農業“太上皇”是丹尼爾•阿姆斯圖茨，他曾是美國農業部的官員和大型糧食聯合企業嘉吉公司的副總裁。阿姆斯圖茨是關貿總協定談判烏拉圭回合期間擬定美國在農業方面的主張的關鍵人物之一，烏拉圭回合談判導致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的建立。
《第81號命令》名義上的目的是“確保伊拉克得到優質的種子，並爲伊拉克參與世界貿易組織提供方便”。當然，“優質”是由佔領當局定義的。加入世貿組織意味著伊拉克必須開放市場，使其法律符合主導世貿組織政策的強大工業和金融利益集團制定的規則。
《第81號命令》一發佈，美國國際開發署便開始通過美國農業部提供數千噸“高質量、合格的小麥種子”，這些種子來自美國，並得到了補貼，被分發給困境中的伊拉克農民，這在一開始幾乎是免費的。根據對轉基因種子和植物專利持批判態度的非政府組織GRAIN的一份報告，美國國際開發署拒絕允許獨立的科學家確定這種種子是不是轉基因種子。自然，一旦證明是轉基因小麥種子，在一兩個種植季之內，伊拉克農民將會發現自己如果要生存下去，就不得不向外國種子公司支付專利費。GRAIN的報告“揭穿”了《第81號命令》的意圖：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已經使伊拉克農民在收穫後將按法律註冊的新品種的種子留存並再次使用成爲非法。伊拉克人也許可以繼續使用和留存他們的傳統種子和經過多年戰爭和旱災後留下的種子，但這不在統治者規定的重建日程當中。這項法令的意圖是爲在伊拉克建立新的種子市場提供條件，在那裏，跨國公司可以銷售它們的種子——無論是否經過基因改造，農民將不得不在每個作物種植季節重新購買這些種子。
雖然從歷史上看，伊拉克曾禁止私人擁有生物資源，但美國強加的新專利法引入了一種對種子的壟斷權利制度，這種權利，沒有任何伊拉克農民有資源通過開發而得到。
實際上，佈雷默將有關“植物新品種保護”的新章節納入到了伊拉克以前的專利法當中。據說，這是爲了提供對“植物新品種的保護”。植物新品種保護作爲一種知識産權，事實上是植物品種的專利，它給予了那些聲稱發現或開發了新品種的植物培育者對植物的排他性權利。
“植物新品種保護”中的保護，與保護自然資源毫無關係，而是“保護私人培育者的商業利益”。喬治•奧威爾也說不出什麽更好的話了。在美國制定的法令之下，“植物新品種保護”實際上意味著植物品種的毀滅。
第五節 伊拉克農民種的小麥都出口到了美國
按照規劃，美國國務院與美國農業部一起努力（該部已經在伊拉克北部設立了56塊“小麥作物推廣實驗田”），目的是“介紹和展示經過改良的小麥種子的價值”。這個專案由德克薩斯A&M大學國際農業辦公室替美國政府打理，該辦公室在伊拉克各地利用800英畝(約323.7公頃)實驗田，向農民們傳授如何種植大麥、鷹嘴豆、豌豆以及小麥等作物的“高産品種”。
這個投資1.07億美元的美國國際開發署農業重建專案，定下了在第一年使3萬個伊拉克農場産量翻番的目標。其指導思想是說服心存疑慮的伊拉克農民相信，只有使用這種新的“神奇種子”，才能獲得大豐收。與十年前美國農民的情況一樣，身處絕境而又心懷收穫大量糧食的希望，讓伊拉克農民鑽進了外國種子公司的圈套。
碰巧的是，德克薩斯A&M大學的農業專案也將自己描繪爲“利用生物技術（或者說轉基因技術）方面公認的世界領先者”。用了他們的新種子，新的化學製劑——殺蟲劑、除草劑、殺真菌劑等——便會隨之而來，這些都是由孟山都、嘉吉、陶氏化學等大公司賣給伊拉克人的。
亞利桑那州的《鳳凰城商業期刊》報道說，
“一家亞利桑那州的農業研究公司正在提供小麥種子，供伊拉克農民使用，他們期望大幅增加本國出產的糧食供應。”這家公司名爲“全球小麥公司”(WWWC)，通過與包括德克薩斯A&M大學在內的三所大學合作，它將“提供1000磅（約453.6 千克）小麥種子，供巴格達以北的伊拉克農民使用”。
據全球種子行業資訊的中心網站Seedquest介紹，在開發穀類作物種子中“擁有專有權的品種”(被授予專利並爲某個特定公司所擁有的品種)方面，全球小麥公司是領先者。以上提到的這些種子屬於《第81號命令》中那種受到保護的轉基因種子。根據全球小麥公司的說法，任何希望種植他們的某種種子的“客戶”（或者說農民，人們曾經這樣稱呼他們），都要“爲每個品種支付許可費”。這家公司自稱爲“W3”，與亞利桑那大學Bio5生命科學研究所建立了正式的合作關係，而Bio5研究所自稱爲“生物研究水平最高的車庫（在美國代指高技術創新企業的發祥地。——譯注）”,這聽起來十分古怪。
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鳳凰城商業期刊》上的文章說，“爲了支援伊拉克，共開發了六種小麥種子。三種將用於讓農民種植用於製作通心粉的小麥；另外三個品種將用於種植製作麵包的小麥。”這意味著，2004年後美國在伊拉克發展的穀類作物中有一半是爲了出口。確實，通心粉對於伊拉克人的飲食來說是完全陌生的外來食品，這表明，佈雷默頒佈《第81號命令》的目的與其說是爲了給飽受戰爭創傷、饑腸轆轆的2500萬伊拉克人生産糧食，不如說是建立將轉基因種子用於糧食生産並向全球市場出口的工業化農業産業。
此外，投資1.07億美元的美國國際開發署農業重建專案，其目的是讓伊拉克政府失去對糧食生産的控制權。“我們的想法是，讓這裏成爲完全自由的市場。”美國國際開發署伊拉克重建辦公室農業專家道格•普爾如是說。
美國國際開發署的目的反映了美國和世界貿易組織的政策，這一目的是幫助伊拉克新政府逐步取消農業補貼。“農業部長在這方面幹得相當漂亮。” 普爾說。他宣稱，國有企業如美索不達米亞種子公司等“需要拆分和私有化”。但他並沒有提到，在飽受戰火摧殘的伊拉克誰會有錢買得起這樣一家國有種子公司, 只有像孟山都這樣有錢的外國農業綜合企業巨頭才有可能成爲買主。
爲了便於從外國種子巨頭那裏引進受專利保護的轉基因種子，伊拉克農業部以“補貼價”分銷這些轉基因種子。一旦農民們開始使用轉基因種子，按照《第81號命令》的“植物專利保護”新規定，他們將被迫每年從這家公司購買新種子。在將“自由市場”引入這個國家的旗號下，伊拉克農民逐漸成了外國跨國種子公司的奴隸。
在2004年12月的一次訪談中，在美國受過教育的伊拉克臨時政府農業部長阿裏聲稱，“我們希望伊拉克農民具有競爭力，所以我們決定對農藥、化肥、良種等投入給予補貼。我們減少了其他補貼，我們必須要有競爭力。”
換言之，原本用於伊拉克貧困農民購買新種子的錢，被專用于從孟山都等外國跨國公司購買轉基因“良種”。
與此同時，美國商品出口商垂涎欲滴，盯住了新的市場機會。
“伊拉克曾是美國農產品重要的商品市場，20世紀80年代的銷售額接近10億美元。”2003年,小布希政府的前農業部長安•維妮曼在農業媒體研討會上如是說。在到華盛頓任職之前，她曾與孟山都公司有密切聯繫。照她的說法,“它有可能再次成爲重要的商業市場。”
維妮曼忘了說的是，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的兩伊戰爭期間，雷根政府和老布希政府以美國農業部商品信貸公司的出口專案的名義，偷偷賣給薩達姆統治下的伊拉克各種常規武器和化學武器。這一醜聞涉及美國納稅人的數十億美元，牽涉到了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國家安全顧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和義大利拉沃羅國民銀行的亞特蘭大分行。
根據美國稻米協會副主席約翰•金的說法，在20世紀80年代末1991年海灣戰爭之前伊拉克是美國最大的大米市場。“美國大米行業打算在向伊拉克提供大米方面再次發揮主要作用。”約翰•金對美國國會衆議院農業委員會如是說。“由於目前美國大米行業面臨挑戰……再次進入伊拉克市場，在具有附加價值的産品銷售方面將産生巨大影響。”
約翰•金補充說，“聯軍2003年對伊拉克的解放，給伊拉克人民帶來了自由。貿易的恢復也給美國大米行業帶來了希望。”他沒有提到的是，2003年，大部分美國大米是基因控制的轉基因大米。
2004年春，當佈雷默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頒佈《第81號命令》時，激進的年輕教士薩德爾的支持者抗議美國憲兵查封了他們的報紙al Hawza。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指控al Hawza發表可能“構成真正暴力威脅”的“虛假文章”。例如，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引用了一篇文章，它指稱佈雷默在“奉行讓伊拉克人民挨餓的政策，讓他們成天忙於採購麵包，這樣他們就沒工夫要求得到政治自由和個人自由”。
考慮到《第81號命令》出籠的背景，出現這樣的文章不足爲奇。同樣毫不奇怪的是,考慮到整個轉基因計劃的大賭注，佈雷默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自然要竭力平息這種對其糧食政策的批判。
第六節 美國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伊拉克巧取豪奪
2004年11月21日，在如何處理伊拉克政府所欠大約390億美元外債(主要是欠工業化國家的)這個問題上，由債權國政府組成的巴黎俱樂部的主要代表發佈了一份公告。那些外債是薩達姆統治下伊拉克拖欠的大約1200億美元外債的一部分。儘管薩達姆政權已被推翻，華盛頓起初並不打算宣佈把這些舊債一筆勾銷。
在美國的伊拉克債務特別談判代表詹姆斯•貝克的強大壓力下，參與巴黎俱樂部的各國政府才就390億美元的伊拉克國家債務達成了新的協定。貝克絕對是個談判高手。通過向最高法院上訴，他策劃了2001年小布希的成功當選。他還是布希家族最親近的顧問之一。
在隨後與經合組織盟國極爲高明的討價還價當中，美國政府成功施壓，高高興興地將伊拉克所欠巴黎俱樂部債權國的舊債大筆勾銷。原因很簡單:這些債務大部分是欠俄羅斯、法國、日本、德國和其他國家的。美國在總債務中只占很少的22億美元。
巴黎俱樂部成員國發表了一份官方新聞公報：
各債權國的代表意識到伊拉克共和國的特殊形勢及其在未來歲月裏有限的償還能力，同意作出債務處理，以確保其債務的長期可持續償還能力。爲了這一目的，他們建議本國政府作出如下特殊處理：
——立即取消部分後來發生的利息，涉及2005年1月1日時累計債務的30%。剩餘債務將延期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批准之日。這次減免將勾銷所欠巴黎俱樂部389億美元總債務當中的116億美元；
——一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獲得批准，將實施30%的債務削減。剩餘債務將按23年期重新安排償還計劃，其中包含一個六年的寬限期。這一步驟，將再削減累計債務116億美元，使減免比例增至60%；
——巴黎俱樂部債權國同意，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委員會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實施的三年評估完成之後，再給予最初債務總額20%的減免。
伊拉克債務的減免，是與伊拉克嚴格遵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這一條件密不可分的。在債務減免過程中，作爲主要佔領者的美國慷慨地勾銷了薩達姆欠俄羅斯、法國、中國等國家的債務，這些國家是華盛頓的對手，曾反對向伊拉克開戰。這個標準計劃與應用于印度尼西亞、波蘭、克羅地亞、塞爾維亞、阿根廷和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的計劃是一樣的。它命令伊拉克將其經濟主權移交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技術官僚，而這些官僚實際上是受美國財政部和華盛頓當局有效控制的。
雪上加霜的是，在薩達姆時代伊拉克所欠的舊債是各國政府所說的“惡意債務”，即在未經人民同意下發生的、不符合人民利益的（簡而言之，就是不合法的）債務，就像已經不存在的蘇聯的債務一樣。但是美國、英國和其他巴黎俱樂部成員國並不在乎這個。這種債務是控制“新”伊拉克、迫使其向“自由市場 ”轉型的有用武器。轉基因種子和農業的工業化將處於這種強迫性變革的核心。
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是符合“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在走向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東歐轉型國家急需經濟改革，以擺脫傳統的內向型發展戰略的影響。總的來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有兩種辦法：一種是漸進式的改革，一種是所謂“休克療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是贊成“休克療法 ”的，這兩個組織的觀點被稱爲“華盛頓共識”。——譯注）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計劃的頭等大事。自由市場企業制度也是2004年4月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 “100項命令”的核心。這絕非巧合。
我們可以恰如其分地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稱爲“全球化的警察”。自從20世紀80年代的債務危機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發展中國家強制實施了債權國要求的殘忍的緊縮和償債計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債務條款被用來強迫各國將它們最爲珍貴的經濟資産拱手轉讓給外國利益集團，以便償還越來越多的債務。
通常，「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這些措施都得到了龐大的銀行業和私人利益集團的鼎力支援。
他們系統地“強制實施”國有企業的“私有化”，
“取消”糧食、衛生和能源的“公共補貼”，
“削減”公共教育開支。
因此，使跨國公司得以“主宰”戰後伊拉克的每一項政策，都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佈雷默頒佈的法律來具體落實：
“精簡”國家機構、
彈性的勞動隊伍、
開放邊界、稅收降至最低程度、
對資本流出伊拉克“不加控制”、
沒有關稅、
對外國人的所有權比例“不加限制”。
伊拉克人民將失去成千上萬的工作崗位，外國産品將把伊拉克本國的産品逐出市場，其中糧食就是一個主要目標。在強制實施的法規和外國競爭的重壓之下，本地企業和家庭式農場毫無競爭的能力。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條件”的“受害國”通常都不可避免地“被迫”使本國經濟向出口轉型，以便賺取美元來“償還”債務。這樣做換來的“胡蘿蔔”通常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放“拯救”貸款或者說“救援”貸款的承諾。而胡蘿蔔背後的“大棒”就是發出這樣一種“威脅”：如果債務國拒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條件，它將被永久列入“黑名單”,得不到任何國外貸款。
伊拉克也不例外。美國“授意”下的伊拉克大選，其“目的”就是確立一個合法的舞臺，以便將伊拉克政府置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嚴格的控制之下”。實際上，這使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處於“中立”的位置，負責監督伊拉克嚴格遵守佈雷默的“100項命令”。這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能夠“迫使”伊拉克加入華盛頓的“自由市場”全球願景。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計劃在2005年1月30日伊拉克大選之後的某個時候，與伊拉克新政府達成一項“特殊安排”。由於減免伊拉克的大量外債需要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點頭，因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與伊拉克領導人的談判中處於相當有利的位置。
聯合國安理會第1483號決議賦予了佈雷默管理被佔領的伊拉克的權力，但這本應歸屬國際法的管轄範圍。可見，佈雷默的“100項命令”和經濟“休克療法”，是在完全違反國際法的情況下實行的。
隨著對伊拉克“私有化”的抗議和針對美國在伊企業暴力活動的蔓延，“掩蓋”這種“令人難堪”的事實變得迫切起來了。因此，佈雷默急匆匆地返回華盛頓，與總統討論接管伊拉克經濟的新方案。其結果是組成了阿亞德•阿拉維爲首的臨時政府，並宣佈伊拉克將在2005年1月舉行大選。
阿拉維，這個美國“一手扶植”起來的、曾經多年爲「中央情報局」工作的門徒，將“合法地”執行非法的佈雷默法令。
按照在伊拉克以“佈雷默法律”而聞名的《第39號命令》，伊拉克的各個行業和所有市場將在幾乎沒有限制的情況下向外資開放。這些法律的制定方式，使得無論是臨時政府還是隨後的任何一屆伊拉克政府都很難撤銷或廢除這些政策。
確實，佈雷默用伊拉克臨時憲法第26條鞏固了“100項命令”，臨時憲法中的第26條，確保了在主權被移交給臨時政府之後，臨時政府將無權改變佈雷默的法律。此外，美國親手挑選出來的親美派被佈雷默安插到了伊拉克的各個部門之中，並有權淩駕於隨後的任何一屆伊拉克政府所做的任何決策之上。
遍佈于伊拉克各地的13.2萬美國部隊，堅守在2003年後建起的14個新軍事基地上，這就是上述這一點的保證。對於華盛頓在伊拉克使用“ 播撒民主的種子”這種冠冕堂皇的話到底意味著什麽，大多數伊拉克人到了2004年底已經很清楚了。這種種子與普通伊拉克公民獨立決定自己命運的能力毫無關係。
在2004年6月權力從佈雷默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正式移交給以「中央情報局」的寶貝兒阿拉維爲首的伊拉克臨時政府之後，後者同意接受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加的“開放”來換取債務減免。因此，2004年9月在伊拉克中央銀行行長沙拉比和財政部長馬赫迪發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意向書”所附的備忘錄中，這些人表達了這個美國“扶植”的政府“參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急迫心理。
“新的金融部門立法將爲建立現代金融部門鋪平道路。”這封意向書這樣吹噓道。意向書接著寫道：
“三家外國銀行已經獲准開展業務”，而且“若干外國銀行對獲得伊拉克私營銀行的少數股權已經表現出興趣。”
其中一家銀行是倫敦的滙豐銀行，這是世界最大的銀行之一。
“強迫”對伊拉克的糧食生産進行“改造”，“使之”種植“擁有專利”的轉基因作物，這是「孟山都」和其他轉基因“巨頭”所作所爲的最突出的例子之一。通過這些“方式”，它們將轉基因作物“強加”給了“不情願”和“不知情”的世界人民。
文／威廉。恩道爾
美國對哥倫比亞的新殖民政策-「哥倫比亞計畫」
提到哥倫比亞，許多人就會立刻聯想到這是“毒品”與游擊隊氾濫的罪惡淵藪之地。（好萊塢電影大眾文化洗腦工業）羅素克洛和梅格萊恩搭檔演出的「千驚萬險」就是以哥倫比亞為背景，影片“描述”的哥倫比亞左派游擊隊在邪惡帝國蘇聯垮台後變成一群以販毒、綁票維生的恐怖份子，長期以來許多美國人也相信政府與主流（民主自由）傳媒對於哥倫比亞的（謊言）宣傳，相信美國政府目前已耗資數十億的「哥倫比亞計畫」（Plan Columbia）可以消滅哥國毒梟和游擊隊暴力，然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證據卻證明事實“剛好相反”。
事實上，「哥倫比亞計畫」只是美國長期對於中南美洲“政-經-軍干預”的一部份，在美國喬治亞州的班寧堡（Fort Benning），有一所「美洲軍事學校」（SOA, U.S. Army School of the Americas），該校一直被諷刺為「殺手學校」（School of Assassins），因為該校的課程以訓練謀殺、綁架、（軍事）政變、嚴刑拷打著名，數十年來“培養”出六萬多名拉丁美洲的軍人，智利民選總統阿葉德被軍事獨裁者皮諾契特（軍事政變）推翻、大主教Oscar Romero被暗殺、瓜地馬拉36年內戰死亡或失蹤的20萬人、薩爾瓦多超過900名平民被屠殺等等，都是“該校”畢業生的“傑作”，女性受害者還會遭強暴虐殺而死，毫無反抗力量的兒童被活埋或摔死；它也“培養”惡名昭彰的（美帝傀儡）軍事獨裁者-包括巴拿馬、波利維亞、瓜地馬拉、薩爾瓦多，並且是“右翼民兵”的訓練所──例如尼加拉瓜殘暴的「國民軍」就是SOA（美洲軍事學校）的畢業生，後來組成“右翼恐怖份子”Contra（桑定游擊隊）。前巴拿馬總統就稱「美洲軍事學校」是「拉丁美洲最大的亂源製造基地」，在日漸高漲的抗議聲浪下，該校“改名”為Western Hemispheric 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WHISC)，但是至今仍然繼續培養每年一到兩千名的畢業生（目前１／３的受訓者來自墨西哥，因為該國要“對付”以Chiapas省原住民為主的薩巴塔游擊隊（Zapatista），每年耗費美國納稅人大約兩千萬美金。
和其他拉美國家相比，哥倫比亞派遣最多軍人（目前已超過一萬多人）到SOA（美洲軍事學校）受訓，其中許多高階軍官都犯下違反人權的罪刑，哥倫比亞軍方和殘忍著稱的右翼民兵組織AUC也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使得在哥國每年有超過三萬人被殺、一百萬人無家可歸。1986年以來已經有三千八百名工會領袖和組織者遭殺害，在去年（２００１年）的前十一個月就有180名工會領袖被暗殺，過去十幾年以來，超過三萬名工人、農民、人權組織者、左翼領袖、教師等被軍隊和右翼民兵殺害。最大的右翼民兵組織AUC的領導人對於謀殺工會領袖毫無悔意，他說「我們有理由殺那些人，因為他們（工會領袖）妨礙他人工作。」因為暴力事件頻仍，自從 1985年以來，已經有兩百萬哥倫比亞平民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園。
在美國主流（民主自由）傳媒宣傳下不斷“被污名化”的左翼游擊隊──其中一股最大的力量FARC「哥倫比亞人民革命軍」（有一萬六千到兩萬人的武裝力 量，由工人、農民、組織者所組成）-經由過去36年以來的組織工作，哥國基層人民對其支持率不斷提高，專家估計該游擊隊在哥國自治區的影響力已經超過 50％，相對的哥倫比亞所謂「（美帝扶植傀儡）民主」政府，則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貪污腐敗政權，人民對政府的失望清楚地反映在哥國的投票率上（低於40％），目前FARC直接掌握的非武裝區（約瑞士大小），也完全沒有上述的暴力事件發生。
在2000年，美國政府投入十三億美金到「哥倫比亞計畫」以及之後六億美金的「安地斯行動」（Andean Intiative，因為哥倫比亞屬於安地斯山脈國家）（其中一億給哥倫比亞軍方），“宣稱”該計畫是「對抗毒品之戰」（War on Drugs）以及心照不宣的「對抗左派游擊隊（美國政府定義下的恐怖份子）之戰」，事實上，該計畫對於消滅毒品毫無助益，因為大部分的款項給了“美國跨國 公司”，例如「孟山都（Monsanto）」、United Tech、Sikorsky等，用來進行軍事訓練、購買直昇機和除草劑，另外，美國政府也已提供哥倫比亞軍方和右翼民兵十五億美金。
然而，哥倫比亞政府和軍隊本身就和毒梟“連為一體”，政府軍隊和右翼民兵就是毒梟“背後”的軍事力量，前SOA（美洲軍事學校）的教官就曾說「SOA是拉丁美洲軍官 洗毒品錢的最佳地點」，美國持續提供哥倫比亞軍事援助反而助長軍隊和右翼民兵繼續在國內“鎮壓平民”、違反人權，並且讓毒梟勢力更擴大。
此外，美國在哥倫比亞四處噴灑除草劑，宣稱這樣就可以消滅古柯鹼作物，但其實是毫無差別地噴灑在一般農田和雨林上，不但使得農作物大量枯死、農民無 法維持生計、亞瑪遜雨林的生態環境遭破壞、原住民生存環境受到威脅，更讓古柯鹼產業暴增超過100％，在1994到1998年，哥國大約種植45,500公頃的古柯鹼作物，但是有超過140,800 公頃的一般作物、古柯鹼和雨林被噴灑，從1999年到2000年，古柯鹼的產量反而增加60％，噴灑除草劑不但完全無效，反而讓種植古柯鹼更有價值。
著名的拉美學者James Petras就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是美國對拉丁美洲“再殖民”的試金石，因為哥倫比亞目前擁有第三世界國家最強大的游擊隊力量，開始動搖美國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力量”（哥倫比亞的石油是美國重大利益所在，美國從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和厄瓜多進口的石油比波斯灣還要多），因此若能藉由「哥倫比亞計畫」一舉摧毀反抗的力量，則可以再度建立美國的新帝國主義力量，因此越來越多人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實際上是「死亡計畫」（Plan of Death）。
今年（２００２）4月19-22日，在美國首府華盛頓有大規模的反戰（4月20日舉行大遊行，主題為「停止國內和國外的戰爭」Stop the War-At Home& Abroad，詳情請見：http://www.a20stopthewar.org/）、反全球化和「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National Mobilization on Columbia，詳情請見：http://www.colombiamobilization.org/）遊行（世界各地的抗議活動資訊都可以在 http://protest.net/ 找到），「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在4月22日將發動大遊行並提出兩大訴求：
一、反對美國政府“假借”掃蕩毒品為名的「哥倫比亞計畫」，
二、關閉「殺手學校」－「美洲軍事學校」（SOA）。
文／洪家寧 2002．4
蘇聯末期的“（普世民主）南方系（炎黃春秋、鳳凰系）”
當你流覽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各種出版物時,你會感到仿佛是掉進了一個非理性的世界——一個百般挖苦我們祖國的過去，嘲弄戰場上的陣亡者，褻瀆俄羅斯的光榮，戲謔俄羅斯的悲痛的世界。
——В•利西奇金 Л•謝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戰——資訊心理戰》
1
“毛澤東是個荒淫無恥的帝王，他殺的人超過了希特勒和史達林的總和。”
“毛澤東是個抄襲大師，他所有有名的著作和詩詞都是別人寫的，他甚至還偽造了自己的身高。”
“毛岸英為了“鍍金”，結果死於一碗蛋炒飯。謝天謝地，這使我們避免了朝鮮式的世襲……“
這些年在“南方系（& 炎黃春秋、鳳凰系）”和《春秋大法》（炎黃春秋）等雜誌“控制”的平面或網路媒體上到處可以看到對中國革命史及其革命符號的“解構”“聳人聽聞”的各種“歷史真相”“翻著花樣”地出現，而且使很多人都信以為真。那些正直的中國人對此異常地憤怒，他們不禁要問：這個國家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托克維爾曾說過一句名言：“……歷史是一座畫廊，在那裏原作很少，複製品很多。”（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P104，商務印書館）
我們不如去回顧一下蘇聯的末期，看看同樣是在“不斷深化改革”的時代，蘇聯的那些“南方系（& 炎黃春秋、鳳凰系）”，看看它們在那個混亂時期的“所作所為”以及最終產生的“結果”，或許我們能在莫種程度上找到“今日中國”之“怪現狀”的答案。但是需要說明一點：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類比——因為當時的蘇聯與今天的中國畢竟不完全相同——而是希望能從歷史悲劇中得出各自的教訓。
另外,本文不是對蘇聯國家意識形態演變過程的分析,如果在敍述中這方面的內容不足,敬請原諒。
2
蘇聯時期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曾被蘇聯政權認為是比索爾仁尼琴（索忍尼辛）“更危險”的亞歷山大•季諾維也夫有如下的話：“1985年，還在當選蘇共中央總書記之前，戈巴契夫曾經訪問了英國。他沒有去瞻仰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也是蘇聯意識形態、蘇共意識形態——的創始人馬克思的陵墓，而是去會見了女王。就此我曾經在一次接受採訪的時候說過，一個”歷史性大叛變“的時代開始了。”
季諾維也夫指出：“叛變的首先是國家高層領導人、黨的機關的工作人員、意識形態領袖和知識份子精英的代表。”（亞歷山大•季諾維也夫《俄羅斯共產主義的悲劇》，P62～63，新華出版社）戈巴契夫不知所云的“新思維”和“公開性”打開了混亂的閘門，並且由此形成了以擁護“改革”為名的“民主派”媒體——亦即蘇聯的“南方系（& 炎黃春秋、鳳凰系）”媒體。它們逐漸構成蘇聯末期的權力中心之一：“改革時期資訊戰的主要結構是一個三部曲：糾錯—深化—破壞。……此時，大眾傳媒已經成為與蘇共中央並列的第二權力中心……資訊心理戰第三階段一開始，大眾傳媒就轉到了戈巴契夫的控制與指揮之下，並開始獨立于中央委員會和蘇共的其他機構。所有關鍵崗位也逐漸轉入第五縱隊之手（即開始為西方所控制）。蘇共中央出版社成了印刷反民族出版物（如В•科羅季奇的《星火》雜誌）的中心。大眾傳媒把自由這個概念捧上了天……實際上是根據第五縱隊的計畫行事的。多元論的表像，掩蓋了大眾媒體上開展的一場精心組織的有目的的運動。……大眾傳媒的做法低級庸俗。它們需要轟動效應。性的問題五花八門，沉渣泛起。開放妓院和賣淫合法化的呼聲日高，對各種性變態興趣陡增。一股猛烈的反文化巨浪正在襲來。它能帶來利潤，還能得到撥款。而蘇聯曾經擁有的大量學術著作和科普讀物卻完全消失了。”（В•利西奇金 Л•謝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戰——資訊心理戰》,P225～227,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在嚴肅的劇院，舞臺上竟然出現了床上戲的場面，報紙雜誌上出現污言穢語已經是習以為常，而《莫斯科共青團員報》居然大談口交的魅力——這可是全蘇共青團中央的報紙啊！”（謝•卡拉—莫爾紮《論意識操縱》下，P716，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南方系”媒體的發展勢不可擋：“《論據與事實》（類似於我國的《春秋大法》─炎黃春秋－雜誌）1991年發行2400萬份；《星火》雜誌1988年發行180萬冊；1989年發行350萬冊，1990年發行760萬冊。”（利西奇金 謝列平上引書，P239）與之相比，蘇聯共產黨的機關報《真理報》——儘管它也試圖跟上“改革”的步伐——的發行量不到《論據與事實》雜誌的一半，而且黨報的所謂“發行量”有著眾所周知的特殊性（維•戈•阿法納西耶夫 《《真理報》總編輯沉浮錄》，東方出版社，P2）。民主派”媒體的如魚得水得益于蘇共在意識形態上的潰逃。不過這種“潰逃”不單單是因為招架不住對手：“（蘇共的）意識形態專家們用形式化的、千篇一律的陳詞濫調來‘捍衛’社會主義制度。誇誇其談，四平八穩，毫無實際內容，聞之令人生厭，翻來覆去地講同一個道理，讓人產生一種動物反芻的聯想。這種做法自然會引起人們反感。但這可並非在幹蠢事，而是戈巴契夫分子早有預謀的策略。”與蘇共意識形態專家們的那些“以……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起頭的黨八股相比,“大眾傳媒的典型風格卻是放開了的新風格，追求轟動效應和通俗性。它在資訊傳播過程中利用一切此前在我國並不為人所知或鮮為人知，但在70年過程中西方早已發表過的形形色色反蘇材料……這一情況營造了一種氣氛，使人感到意外、新鮮和真實。”“民主派”媒體和黨內的意識形態專家們“在只有一個球門的賽場上進行了一場獨特的足球賽，兩隊球員都在往裏灌球。”（上引書，P229）值得一提的是，“南方系”媒體的頭頭們過去也大都是黨內的意識形態專家和“忠誠的列寧主義者”。好比《星火》雜誌的科羅季奇，曾在其著名的《仇恨的面孔》中，對美國表達過刻骨的階級仇恨。而在“改革”不斷深化的過程中，他搖身一變成了“改革”堅定的支持者，後來又進化為“極權主義”的反對者；當“極權主義”土崩瓦解時，他終於滿心歡喜地前往了那個讓他曾經極度“仇恨”的美國。
艾倫。杜勒斯在其著名講話中（1945年，在國際關係委員會上的演說）說道：“只有少數人，極少數人，才能感覺到或者認識到究竟發生了什麼。但是，我們會把這些人置於孤立無援的境地，把他們變成眾人恥笑的對象；我們會找到譭謗他們的辦法，宣佈他們是社會渣滓。”
儘管當時作為蘇共黨內的高級領導人之一，並且負責意識形態工作的利加喬夫已經覺察到情況不妙：“1987年秋，在右翼激進派報刊上，準確地說，一條對蘇聯歷史進行歪曲，污蔑的脈絡已經清晰可見了。。”（葉•庫•利加喬夫《警示》，P152，當代世界出版社）”但他在蘇共十九大的那句“你錯了”（針對葉利欽）和尼娜•安德列耶娃的公開信“我不能放棄原則”一樣，在“南方系”媒體鋪天蓋地對“改革的敵人”[據利加喬夫說：“改革的敵人”一詞是由“改革的施工員”亞•雅科夫列夫發明的（上引書，P122）。它讓人不禁聯想起史達林鎮壓時期使用的“人民的敵人”一詞]的聲討之下，“變成眾人恥笑的物件”，最終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 ；“此後，凡是擁護社會主義反對全面否定蘇維埃歷史的人，都成了“改革的敵人”，都是“保守勢力”的代表。”（利西奇金 謝列平上引書，P238）而“你錯了”和公開信作為對試圖瓦解蘇聯的強大力量僅有的幾次微弱抵抗，被留在了歷史的記憶中。
3
俄羅斯學者對“南方系”媒體的意識形態策略進行過細緻的技術分析（上引書，P43～44），摘引如下：
1.利用現有的符號空間,給穩定的、過時的符號添加新內容……
“民主”：在蘇聯，“民主”——人民當家做主——這個概念是作為正面概念進入人們意識中的……新概念則變成了有錢人的權力，錢袋的權力……
“左派”：在蘇聯，它具有正面含義。傳統的左派是主張限制資本權力，主張國有化的。改革時代的新概念則完全相反，左派與右派顛倒過來了。所謂的“民主派”被稱為左派，他們主張非國有化、捍衛資本權力（戈巴契夫曾稱葉利欽是“極左派”——本文作者注）。蘇聯解體之後，顛倒位置已經沒有必要，左右派各歸原位。“壟斷”：蘇聯時期具有負面意義，西方大公司曾被稱為掠奪人民的壟斷寡頭……在改革後期，開始將統一的動力系統、鐵路系統、天然氣系統稱為壟斷機構，人們對它們有一種不好的看法，於是得出結論：必須解散它們（這給國家造成了嚴重後果)……“原始積累”：在所有大學的觀念中，這個詞都意味著是資本主義初級階段，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騙子和小偷氾濫。蘇聯解體後，這個符號用來作為掩蓋大規模巧取豪奪及貪污受賄之用。言下之意是現在正經歷著向資本主義過渡的必要初始階段，以後會好起來的。
2.符號空間融合法。
這是第二套典型手法，它往往熔各種互不相容的符號於一爐……如：木頭盧布、刨花香腸時代、馬克思主義是油炸水、列寧主義是蒙昧主義意識形態、七十年代的昏天黑地、文明國家,等等。
3.符號空間改造法。
可以將符號的結構看成是一塊山巒起伏的原野，既有高峰、陡坡，也有山谷窪地。人的智慧是有限的，所以在記憶中只留下了一些山峰，其他概念環繞在這些高峰周圍。心理戰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清除和消滅這些高峰。
4.符號與現實關係法。……
蘇共意識形態專家們以國家名義發佈明顯的虛假資訊，使人們喪失了對國家的信任。
5.虛假的二分法（對比法）。
符號空間包含了一種二分結構，如：天使—魔鬼，朋友—敵人，並在它的基礎上，將符號分組歸類。（比如將戈巴契夫等人稱為“改革派”，“民主派”；將利加喬夫等人稱作“保守派”，“反改革派”，“反民主派””——本文作者注）
在這五點當中，今天中國的南方系和《炎黃春秋》等雜誌對第四點“符號空間改造法”情有獨鐘——“人的智慧是有限的，所以在記憶中只留下了一些山峰，其他概念環繞在這些高峰周圍。心理戰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清除和消滅這些高峰”——所以它們不知疲倦地扮演著老田所說的“揭老底戰鬥隊”的角色。和它們相比，蘇聯末期的“南方系”前輩們水準更高，成就更大：“80年代，在第五縱隊的文人筆下，衛國戰爭時期的英雄人物幾乎全被安上精心羅織的罪名，受到誹謗和侮辱。對更加久遠的俄國歷史的評價也如法炮製，其中包括彼得大帝、葉卡捷琳娜二世、伊凡雷帝。被頌揚的只有像彼得三世那樣的低能兒。按照80年代末當時的高論，整個俄羅斯歷史簡直是微不足道。”（上引書，P39）在文章的下一部分我們就來分析一下具體的案例，看看蘇聯末期的“南方系”是如何把從卓婭•科斯莫傑米揚斯卡婭一直到弗拉基米爾•伊裏奇•列寧在內的蘇維埃高峰“清除和消滅”，並且將他（她）們的屍骨挖出來鞭屍的。
所有那些將普通概念重複上千遍的人，群眾才會把他記住。
即使撒了謊，也要厚顏無恥地撒下去，人們樂於相信彌天大謊，
而不相信小騙術……人們有時對自己在一些小事上撒謊，但
卻不敢在大事上信口雌黃。因此，他們料想不到有人這樣無恥
地欺騙他們……
——阿道夫•希特勒
“心理戰的手法之一是用歷史的過去偷換當代問題。這一方
法于80年代末曾為蘇共意識形態專家們廣泛使用。他們圍繞20～
30年代的種種事件，圍繞史達林問題，推出了現在的歷史……
第二個手法是將現代問題導入過去從今天的利益出發，挖掘歷史
論據來證明今天的觀點是正確的……第三個手法是‘歷史’戰。
在這場戰爭中把俄羅斯民族引以為榮，視為民族驕傲的所有英雄
和傑出人物統統通過資訊手段在道德上加以誅殺。”
——（В利西奇金 Л謝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戰——資訊心理戰》）
“歷史”戰之一：卓婭•科斯莫傑米揚斯卡婭之死
本文作者曾有個名叫“卓婭”的同學。“卓婭和舒拉”:不僅是蘇聯人民的紅色記憶，也是中國人民曾經的紅色記憶。卓婭因反抗德國侵略者而被殘忍地殺害，她的英名留存于偉大的衛國戰爭史。理所當然地，蘇聯末期她成為“南方系”“清除和消滅”的目標之一。
1991年，紅得發紫的《論據與事實》雜誌刊登了署名А•若夫季斯的文章。作者稱該文是根據已故作家Н.И.阿諾夫（伊萬諾夫）的回憶而寫成的。阿諾夫曾到過卓婭犧牲的彼特裏謝沃村，但卻目睹了“居民們竭力回避談論卓婭”的異常現象。在把讀者的胃口調足之後，作者若夫季斯開始了瓦解卓婭“神話”的工作：
聽我說，尼古拉•伊萬諾維奇（即阿諾夫——本文作者注）說——我有個感覺，在這一切背後一定有個秘密，請告訴我全部真相好嗎？
只有一名女教師在不無猶豫地聽完了阿諾夫‘此事將只有你我知道，絕不告訴他人’的誓言之後，才吞吞吐吐地講道：
德國人在向莫斯科發起總攻期間佔領了彼特裏謝沃村。村長與駐紮在另一個居民點的佔領軍當局保持著聯繫。一天夜裏，村裏的一處木板房著起火來，大火把木板房燒了個精光……過了一天或兩天，縱火者被當場捕獲：一個不認識的姑娘（指卓婭——本文作者注）企圖利用浸透了煤油的破布等物點燃另一個木板房。此時正是嚴冬，一個失去了容身之處的家庭不得不擠到鄰居家裏棲身，全村居民極為憤怒。站崗的人狠狠地打了姑娘一頓，然後把她拖進盧克裏婭的木板房，早晨村長把她解送給當局並報告了所發生的事情。當天，姑娘被前來彼特裏謝沃村執行特別任務的士兵處以絞刑……沒有德國人在此處宿營，因此也沒有任何（按照官方說法）似乎被女遊擊隊員縱火燒掉的德國人的馬廄。
我們的軍隊來到這裏以後，村裏的許多居民被逮捕並被帶走，不知去向。因此，留下來的人面對可能到來的鎮壓，人人都有一種揮之不去的恐懼……
作者最後寫道：
是不是П.利多夫因受村莊裏那些被嚇壞了的居民的欺騙而做了錯誤的報導，或者是他自己為了有利於史達林宣傳而編造了這個事件？但是不管怎麼說，正是他的這種說法出了大名並被“載入史冊”。
卓婭不僅沒有打擊過德國人，反而燒掉了村民賴以過冬的木板房！？對於今天的我們而言，這是多麼熟悉的風格和技巧！
“我”或者“我”的某個知名朋友，來到某個“紅色神話”的發源地，與某個神秘的“老鄉”或是不肯透露姓名（或已故）的“村幹部”聊起了有關於“紅色神話”的事。於是乎，在神秘“老鄉”或“村幹部”對“歷史真相”的娓娓敍述中，狼牙山和地雷戰等“神話”依次破滅了。正如俄羅斯學者對若夫季斯文章所進行的分析：“這個例證清楚地表現了斯梅爾佳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卡拉瑪佐夫兄弟》中的人物，一譯斯麥爾佳科夫——本文作者注）繼承者們非常巧妙的手法。他們的創作依據，都是非常可靠的事實，如一個不認識的女教師對現已作古的作家阿諾夫以及公佈這件事的本文作者А•若夫季斯的口授資料。從這篇短文中，還可以看到希特勒分子如何主持公道，他們對居民如何關心，還可以看到蘇軍佔領彼特裏謝沃村所帶來的恐懼和淒慘，以及對史達林分子利多夫的揭露。這樣，А•若夫季斯的文章就像一枚多彈頭導彈，達到了一石四鳥的目的。”（В•利西奇金 Л•謝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戰——資訊心理戰》,P271～273,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除了《論據與事實》（！）雜誌的文章，有媒體還斷言照片上的那個卓婭屍體是假冒的。對此，俄羅斯聯邦司法部司法鑒定科學研究所進行了相關鑒定，最終結論是“照片上被處絞刑的姑娘是卓婭•科斯莫傑米揚斯卡婭。”（上引書，P273）
“歷史”戰之二：青年近衛軍的母親
老一輩的人應該都很熟悉亞歷山大•法捷耶夫的小說《青年近衛軍》以及根據小說改編的電影：主人公奧列格•科舍沃伊不屈服於敵人的嚴刑拷打，凜然赴死的精神感動了無數人。1991年，《自鳴鐘報》的撰稿人М•沃利娜發表了一篇名叫《科舍沃伊的母親在為誰哭泣》的轟動性文章，文中驚人地聲稱奧列格•科舍沃伊還活著！而科舍沃伊的英雄故事完全是一場由其精神失常的母親引發的離奇騙局：
在羅韋尼基地區的一個合葬墓穴中掘出了一些被德國人槍殺的人已經腐爛的屍體。當時在場的葉連娜•安德列耶芙娜（沃利娜文中奧列格•科舍沃伊的“母親”，實際上她把名字搞錯了——本文作者注）撲向其中一個有白髮的老人的屍體並號叫起來：“奧列日卡，奧列日卡！”所有人都看到了：在她面前的是一個帶白髮的老頭兒，可他還在哭喊著：“奧列日卡！”沒有人提出異議，於是……人們把那個不認識的老頭兒再次作為奧列格•科舍沃伊葬埋了。然而法捷耶夫卻據此杜撰出，奧列格在羅韋尼基監獄中遭受刑訊，並因此一夜之間這個16歲的男孩子竟白了頭！這樣，奧列格•科舍沃伊成了小說中的主人公，而葉連娜•安德列耶芙娜則成了主要英雄人物的母親…..
沃利娜的文章風行全國。文章發表幾天之後,“一群肆無忌憚的流氓無賴在盧甘斯克市把青年近衛軍英雄半身雕像從底座上推了下來”。針對沃利娜的文章，電影《青年近衛軍》中扮演奧列格•科舍沃伊的弗•伊萬諾夫在《真理報》上發表了同樣名為《科舍沃伊的母親在為誰哭泣》的反駁文章。他用充分的證據駁斥了沃利娜，指出了她的大量錯誤，並在文中提到不僅是科舍沃伊本人，他的母親葉連娜•尼古拉耶芙娜（不是沃利娜文中所說的葉連娜•安德列耶芙娜）就遭到過德國人的多次毒打，並導致她終身殘疾的事實。伊萬諾夫在文章中總結道：“我們這裏出現了一種亂翻墓石的傾向，就像女新聞撰稿人М•沃利娜所做的那樣。然而死人不可能說任何話以自衛！……應該記住聖經中的戒條：‘不要做偽證！眾所周知，靠偽證社會不能生存——它將毀滅’。”（上引書，P274～275）
“歷史”戰之三：尤利烏斯•伏契克的傳說
蘇聯末期的“南方系”在大肆挖掘國內墓地的同時，又精力旺盛地折騰到了國外。《絞刑架下的報告》作者，國際共產主義的著名活動家尤利烏斯•伏契克就被掘了出來。
伏契克據說沒有被絞殺於德國普勒岑塞監獄。“他不僅當了德國人的情報員，而且還以這個身份被派到玻利維亞，不久就死在那裏。甚至還出現了一張屍體的照片。”眾所周知，納粹和法西斯主義勢力曾在拉丁美洲有很大的力量，二戰後不少的納粹分子都潛逃到拉美，而這就是發明這個玻利維亞傳說的根由。“另外一些人不堅持‘玻利維亞’說，但仍然斷言，他終究是叛徒—情報員。至於那個著名的《報告》，則無論如何不可能是他寫的，而是後來伏契克的黨內同志們偽造的……”（上引書，P276）對於這種剝奪著作權的手法，其實也無須多說。如同希特勒說的那樣，“即使撒了謊，也要厚顏無恥地撒下去”。只要足夠厚顏無恥，只要“將普通概念重複上千遍”，即使編造出像季米特洛夫是個不能說一句整話的結巴，一樣可以使大眾相信。
假如伏契克泉下有知，他一定會說：
“人們，我愛你們！你們要警惕呵！”
“歷史”戰之四：“史達林森林慘案”
按照“符號空間改造法”的理論,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史達林毫無疑問是蘇聯時代的象徵,高峰中的高峰；蘇聯歷史的光榮與悲劇都在史達林時代得到了最深刻的體現。
“1987—1991年國內幾乎沒有一家報紙，沒有一家雜誌，沒有一個電視頻道看不到指責史達林及其時代的材料的。”（Ю•葉梅利亞諾夫《史達林：未經修改的檔案——在權力的頂峰》，P608，譯林出版社）雖然“非斯化”運動在史達林去世後就已開始，但在“想像力奪權”——這句五月革命時期的經典口號諷刺性地被蘇聯末期的“南方系”成功實現了——的時代，“非斯化”運動到達了它登峰造極的境界。党的最高領導人米•謝•戈巴契夫對這一運動作出了決定性的貢獻。在戈巴契夫執政中期，他向記者和社會學家公開了在蘇共中央委員會馬列研究所的中央檔案館中曾受到特別保護——1987年之前任何人不得調閱——的史達林檔案資料中的部分檔，“其目的在於扶持反對史達林的勢力，因此只公開了能證明史達林是一位元血腥暴君的資料，例如：與黨內政敵的鬥爭，30年代鎮壓運動的經過。那些中性的，特別是缺乏揭露性的材料仍被封存。”而仍被封存的資料中則包括了史達林對當時的“個人崇拜”表示反感等內容（Н•津科維奇《二十世紀最後的秘密》，P53，中國書籍出版社）。
和中國的南方系對毛澤東時代“鋨死”數千萬和“整死”數億人的指控一樣，史達林時代的歷次鎮壓自然也成了這種數位操縱的物件：“例如，很多人的意識中，已經沉澱下了幾百萬農民背井離鄉，作為‘富農階級’被流放的說法。奧•普拉東諾夫說：‘在集體化和消滅富農階級的歲月裏，約有700萬～800萬農民被流放，數百萬農民被關進集中營和監獄’”。對此，俄羅斯研究意識形態和心理戰的著名學者謝•卡拉—莫爾紮質問道：“‘700萬～800萬農民被流放’？連家屬加在一起，那可是3000萬～4000萬人啊！”而後來經過對當時史料和資料的認真研究，“事實是：1930～1931年間，總共381026個家庭計1803392人被特別遣送（所謂‘富農階級流放’）。占農戶總數的1.5%（約3%農戶被官方劃定為富農）。”（謝•卡拉—莫爾紮《論意識操縱》下，P546，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亞歷山大•伊薩耶維奇•索爾仁尼琴（索忍尼辛）的《古拉格群島》是反對史達林和“極權主義”的巨大圖騰，是“南方系”在對蘇聯歷史進行審判時的權威證人：“在他的筆下，古拉格‘島民’歷年的動態，包括徒刑死刑、釋放調轉、患病死亡等方面的情況，逐年均有詳盡研究，列表資料也堪稱卷帙浩繁。”不過正像此書的副標題——《藝術性研究嘗試》一樣，“索爾仁尼琴（索忍尼辛）的資料亦當以”藝術誇張“視之，而整個文化界的人士則幾乎是把這些東西作為集中營社會學學術研究資料來看待的。
他所造成的意識裂變真可謂令人拍案驚奇：一個人讀了那種似乎言之鑿鑿的紀實材料，就會聽而信之，而且更會相信他那‘4000萬人被槍斃’的說法。”（上引書，P549）即使是激烈批判史達林的羅伊•麥德維傑夫，也撰文指責索爾仁尼琴（索忍尼辛）“過於經常地對事實進行明目張膽的歪曲、篡改和有意的回避”（李輝凡 張捷《20世紀俄羅斯文學史》，P447，青島出版社）歷史學家澤姆斯科夫用近10年的時間系統整理了反映勞動改造營管理總局（古拉格）各方面情況的檔案資料，並且發表了各類被鎮壓人員狀況的詳盡匯總材料。“他雖非史達林主義者，但是尊重事實。”但是“民主派卻刻意竭力不理睬他，也不和他論戰”，少數應戰者如安東諾夫—奧夫謝延科也都立即露了大怯。澤姆斯科夫指出他的論敵在引用他本人並未見過的1945年秋季全蘇集中營和勞教所資料時犯了一個“小錯誤”：安東諾夫—奧夫謝延科“漏掉了”一個小數點（МЛН.），其結果就是把160萬人“變成”了1600萬人。“多麼輕而易舉，拿掉小數點，再通過傳媒擴散開來，而億萬人竟然信以為真。當一種思維範式已經形成的時候，操縱家就不在乎理智的論據了。”“操縱家們也正是為了對想像力而非理性施加影響，才會如此誇大數字的，有時會誇張幾十倍，甚至幾百倍。恰恰是這種非要誇大真實數量不可的意圖，才能成為操縱的一種特徵”。（卡拉—莫爾紮上引書，P549）
不久之前曾鬧騰過一陣“卡廷森林慘案”事件，我國的南方系也是不甘人後，積極回應。然而早在1988年的蘇聯，就發生過一個轟動全國的“庫羅派特森林慘案”事件，據當時的“南方系”媒體報導：
在明斯克郊區庫羅派特森林發現大批犧牲於史達林大恐怖時期人士的遺骸，這場恐怖是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機構在1937年至1941年6月期間製造的。
媒體稱這個慘案的死難人數約為數十萬。國外的傳媒也不遺餘力地進行大肆宣傳——這是史達林及其極權制度嗜血成性的又一罪證。最後，在對這個“庫羅派特森林慘案”事件進行了仔細調查後，得出如下結論：
內務人民委員會各機構與所謂庫羅派特森林受害者之間沒有任何關係。在紮斯拉夫公路和明斯克環路之間丘陵地帶的戈迪謝鎮附近，安葬著不少於30萬希特勒種族滅絕暴行的犧牲者（“庫羅派特森林案：時代的篡改”，《軍事史》雜誌，1991.No.6,轉引自В利西奇金 Л謝列平上引書,P267,)
正如俄羅斯學者指出的:“庫羅派特這個地名在白俄羅斯地圖上就從來沒有過。杜撰名稱的目的是為了充分發揮情感的力量，影射史達林在這裏槍殺人就跟殺山鶉[俄語“山鶉”的發音為“庫羅派特卡”（Куропатка），故有此說——本文作者注）一樣無所顧忌。庫羅派特森林案只不過是整個虛偽報導龐大體系中的一個事例而已。”（上引書，P267）在蘇聯末期的混亂歲月裏，儘管一些謠言被揭穿，但謠言總能淹沒真相：製造大量新謠言的速度永遠要快過被動地對舊謠言的逐個駁斥。關於史達林，“有人寫的東西甚至已經離譜到了讓人想瞧一瞧還能編出什麼玩意兒來的程度……出現了大量編造史達林是沙皇暗探局特務的文章。有的文章說，流放中的科巴（史達林早期的黨內別名）襪子臭不可聞，幾乎所有的精神病他都有；他只不過是個神學校裏不學無術的學生而已，等等，等等。布爾什維克一詞居然成了一句罵人話……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攜帶史達林畫像參加群眾大會被認為是低能兒；大眾傳媒曾經專門在各地群眾大會上尋找攜帶有史達林肖像的人，以便表現他們的淺薄和粗俗。”（上引書，P266）“一個穿網眼針織背心的人坐在電視機前。——人們在街上遊行，臉上帶著喜悅。他手指螢光屏上史達林時代那些缺心眼的人，笑得前仰後合，說不出一句話來。”（上引書，P243）（筆者在此想插入一件事情:去年,某城市的一位收藏者——他是毛澤東時代的人——舉辦了一場關於毛澤東時代的影像與圖片展。一個在改革時代成長起來的中年人熱心地從外地趕來參觀——他對那位收藏者感歎道：“你辦的這個展覽很好，很有意義，像這些我的父母那代人都經歷過的；你看那些人（指毛澤東時代廣場上的遊行者），都像是發瘋了一樣，像機器一樣。”收藏者聽完後說：“我們當時對於領袖和國家的熱愛都是出於肺腑的，並不像你說的那樣，是失去了自己意志的表現。”談話由此陷入了尷尬。）
史達林在世的時候，如同從天而降的巨神，其威望甚至超過了列寧。然而他身後的歷史命運又是如此無常，甚至顯得淒涼。1953年在史達林的別墅裏，貝利亞、馬林科夫、赫魯雪夫等人看著史達林生命垂危，卻遲遲不去叫醫生；史達林剛死，“非斯化”的運動就隨即展開：先是貝利亞——如果不是他在黨內鬥爭中被擊敗，也許就輪不到赫魯雪夫來做那個轟動一時的秘密報告了——接著就是赫魯雪夫的高潮戲。赫魯雪夫先是史達林狂熱的吹捧者，後來又是史達林狂熱的反對者。在他與中國交惡的時候，甚至憤怒地聲稱要“把史達林的棺材直接送到北京來！”到了蘇聯末期，在所謂“公開性”政策和勢大滔天的“南方系”的力量之下，“非斯化”運動終於進入了歇斯底里的狀態。“卡廷森林慘案”也好，“庫羅派特森林慘案”也罷，其實史達林早就被一次次地拖進了名叫“史達林”的歷史森林裏，遭到了無數次的審判和槍決。
“歷史”戰之五：“回歸列寧”
“史達林領導下的蘇聯時代在社會意識中被一筆勾銷之後，蘇維埃國家的締造者列寧的名字仿佛成了連接過去與現在的最後一座橋樑，它象徵著幾代人之間的繼承性。因此，損害業已形成的列寧的形象詆毀他的活動，就成了把整個蘇聯時期說成是黑暗和愚昧時代並使人們離開社會主義的一個必要步驟。”（上引書，P169 ）
在蘇聯還沒有走向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末日之前，為了非史達林化，必然要借助列寧的威名，列寧代表了蘇維埃國家的終極真理。正如赫魯雪夫提出的“回歸列寧原則”那樣；戈巴契夫在“改革”初期也曾化身為列寧的忠實傳人。而在蘇聯末期的大混亂到來後，所有蘇維埃國家的偶像與禁忌一個個被羞辱被打破；當蘇聯全部的歷史都成了被“清除和消滅”的物件時，列寧這個最後的禁忌也就不能倖免了。所謂“回歸列寧”的意義，可以看作是一步步地把所有的都清算完之後，最後必然來到的總結性清算。
“列寧是德國間諜”，“列寧是毀滅俄羅斯文化的罪人”，“列寧是俄國人民的劊子手”“列寧是美好的沙皇俄國的破壞者”，這些都是老調重彈了。到了這個階段，連編造歷史的工夫都可以省去，而直接使用“純文學”風格了。《自鳴鐘報》的“政治評論家、詩人”——總是這號人物不是嗎？——A•伊萬諾夫斷言：“總的看來，我們的領袖和導師是死于梅毒。”而1990年的另一篇奇文《崇拜的誕生：列寧是典型的神話》（М•魏斯科普夫，《波羅的海時報》）這樣寫道：
大約是1924年，克里姆林宮的下水道經受不住布爾什維克的猛烈衝擊，終於跑水了。陵墓裏灌滿了污水，一名神甫（好象是大牧首本人），這樣說：“聖屍上也是要塗油的。”
……那副傻瓜表情、那顆禿頭 、那張喝得醉醺醺的電報員也差不哪去的鬼臉……打旱地裏冒出來的一顆苗苗兒：要模樣沒個模樣，要氣派沒個氣派。
瓦洛佳搞俗家的科學也在行。他雖說沒有一點詩才，但只要老師吩咐，就可以立刻“用正確的六音步長短短格來翻譯荷馬史詩”。
他的房間保持著修道院式的整潔。一個中學生正在做筆記，筆記本上密密麻麻寫滿了一個個小耗子似的字母——字雖然寫得緊緊巴巴，倒不妨礙思想馳騁。這個中學生寫滿了一個又一個本子，若有所思地瞅著牆壁，眼前是兩片畫著斑斑點點的大屁股似的東西半球——蘇聯國徽的原型……
最後，終於有機會談一談那個與大救星聯姻的她——娜傑日達（指列寧的妻子娜傑日達•克魯普斯卡婭——本文作者注）——的問題了。想不到吧，這個講起話來跟馬卡爾•傑武什金一副腔調的、黨內綽號叫“魚”的革命的女修道院長，居然不乏抒情的想像力……而在那圍著灰毛皮圍脖、像東歐平原一樣扁平乏味的胸膛裏……居然還有一顆監獄未能使之喪失慈愛的心在……跳動？（上引書，P268～269 ）
與此文那種妙語連珠，油腔滑調，下流無恥地嘲諷偉人的水準相比，我國那位說毛澤東的字像“狗扒似的劃拉出來了”的小京油子實在只能算是托兒所的程度了。
在“清除和消滅”列寧這座最後高峰的運動中，著名的史達林傳記作者德米特裏•沃爾科戈諾夫上將（我國的“辛同志”可以看作是他的翻版）是一個代表人物。這位擔任過蘇聯陸海軍總政治部副主任、蘇聯國防部軍史研究所所長，曾在史達林傳記中指責史達林違背了偉大的列寧及偉大的列寧主義的黨內軍內的權威理論家，也終於發現了與“極權主義”做鬥爭的必要性。“特別是他在自己全盤否定列寧的著作的封面，為強化對讀者的負面影響，登載了一幅重病患者的照片，那張臉被痛苦折磨得已經變了形，實際上當時人已處於瀕死狀態。”有人指出：“書的封面是對死者的粗暴侮辱（不論大家對列寧的態度如何），故爾他必遭報應。”沃爾科戈諾夫在書出版後不久，就患病並很快死去了。不管這是不是報應應驗，對列寧的詆毀還是見出了成效。《論據與事實》雜誌1991年就“列寧應當躺在什麼地方”向路人提問。莫斯科一位15歲的少年季馬對此回答道：“應該把他從這裏扔出去……嗯，不是扔，應該是運出去。他做過什麼好事嗎？他把全國都搞亂了，現在卻躺在這裏。把他埋到某個墓地去吧！”（上引書，P270）
“把蘇維埃墓地全掘開……”
“不僅僅戰爭年代，而且整個70年蘇聯歷史都逐漸被迅速蔓延開來的污點所覆蓋，許多歷史畫面簡直就是一幅諷刺性漫畫。其中對曾經支持過蘇維埃政權的作家們的態度即為一例。按照各種報刊媒體的說法：阿•托爾斯泰是貪財鬼和酒徒，馬•高爾基是一個虛偽的，名不副實的人，弗•馬雅科夫斯基是發育不全者，米•肖洛霍夫則是抄襲他人作品的人。甚至很難數得清針對《靜靜的頓河》作者究竟有多少造謠中傷。”（上引書，P277）“從‘民主派’的宣傳中可以得出的結論是：整個蘇聯時期的歷史上是一批不合格的人在活動，他們以自己的‘極權政治’威脅西方的偉大民主。”（上引書，P308）B.伊柳欣在《控告總統•起訴狀》（1992年）中說道：“在他（指戈巴契夫——本文作者注）的統治下，整個國家都被變成了考古發掘地。”（上引書，P283）
人們會有一個疑問：為什麼在蘇聯末期大眾會輕易地相信那些“荒唐無稽”的“政治謠言”？由於這涉及到具體的蘇聯意識形態“蛻變”問題，並且不是本文的主題，所以在此僅簡單地談以下一點。蘇聯官方在對其自身歷史的解釋上有著一個非常不好的傾向——這也並非是蘇聯獨有的問題——即用“庸俗化”的歷史觀念去解釋蘇聯史上所發生的諸如黨內鬥爭在內的一系列複雜問題。
在1953年清算貝利亞問題的蘇共“七月全會”上，蘇共中央書記赫魯雪夫的發言就是這種庸俗化歷史觀的典型：
“……早在史達林生前我們就知道貝利亞是個大陰謀家。他是個奸詐的傢伙，是個狡猾的鑽營之徒。他用自己骯髒的爪子牢牢吸在史達林同志的內心，他善於把自己的想法強加給史達林同志……我們大家都尊重史達林同志。不過歲月不饒人，最後一段時間史達林既不能看檔，也不能見人，他的健康狀況不佳。貝利亞這個卑鄙小人狡猾地利用了這一點，非常狡猾……貝利亞對黨的態度跟希特勒沒有區別……貝利亞不是黨員，而是鑽營之徒，可能還是間諜，在這方面還要再挖一挖……”
赫魯雪夫等人用一套“忠臣/奸臣——明君/昏君”的模式去向人民解釋貝利亞問題，甚至用“庸俗化”了的階級鬥爭觀念把貝利亞與希特勒並列——而此人就在不久前還是和自己很親近的同志。“妖魔化貝利亞的形象，把他描繪成悄悄混入党的領導層的傢伙——這都貶低了社會進程在歷史中的重要性，創立了用某些個體的不良意願解釋蘇聯歷史事件的先例。”（Ю•葉梅利亞諾夫《未經修改的檔案：赫魯雪夫傳》，P309，譯林出版社）
赫魯雪夫在二十大上全盤否定史達林領導蘇聯的“三十年”——儘管他後來出於政治原因又多次反復——把大肅反時期的鎮壓描繪成是“暴君”對那些無限忠誠於黨的“老幹部”的迫害，而掩蓋他本人就曾是一個積極的鎮壓者，掩蓋了黨的“老幹部”們對他人的迫害行為以及確實存在的反史達林的密謀等等事實。正如斯台芬•茨威格所說：“熱月九日之所以具有世界歷史意義，並不是因為羅伯斯庇爾被處以死刑，而是他的繼任者採取這種怯懦虛偽的態度（指將罪過推在羅伯斯庇爾一人身上——本文作者注）。因為直到這天為止，革命無論採取任何行動，全部理直氣壯，同時也心安理得地承擔一切責任”（斯•茨威格《約瑟夫•富歇——一個政治性人物的肖像》，P70，華夏出版社）這種對待歷史“隨心所欲”和“胡作非為”的態度，使蘇聯官方的歷史解釋逐漸失去信譽。勃列日涅夫雖然沒有宣佈赫魯雪夫是“希特勒”，但整個勃列日涅夫時代的意識形態語言完全是由連篇的“廢話”和貌似正確無比的“空話”與“套話”構成的。戈巴契夫及其“意識形態專家”“延續”了赫魯雪夫的“精神”。但是他們嫌後者對史達林時代“刨”得還不夠徹底，於是決定直接往祖墳上刨：“現在請想像這樣一種情景。羅馬教皇走到羅馬的聖彼得廣場，對圍攏來的人說了下麵一番話：親愛的教徒們，我必須向你們宣佈，沒有什麼上帝，天主，教會只是一個犯罪組織，我把它解散了。您會怎麼評價這位教皇的行為呢？須知蘇聯的意識形態專家們正是以這種精神表述的。”（亞歷山大•季諾維也夫《俄羅斯共產主義的悲劇》，P64，新華出版社）蘇共官方的歷史解釋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終於土崩瓦解：既然老一套已經令人厭煩，那為什麼不去聽那些更新鮮、更刺激的故事呢？而蘇聯末期的“南方系”進行的大量“歷史發明”－融驚險、偵探、色情、科幻等所有吸引人的要素於一爐，正好滿足了大眾的心理欲望。當然，這並不是蘇聯末期“南方系”能夠大獲全勝的惟一內因，但至少是重要的內因之一。
《零城》的意義
1996年俄羅斯國家杜馬安全委員會舉辦了一個為期半年的講習班，“專門研究破壞社會‘文化核心’的技巧。”參加者包括了不同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的專家。講習班在最後的幾次會議中，重點地討論了卡倫•沙赫納紮羅夫（其父格•霍•沙赫納紮羅夫曾是戈巴契夫的心腹助手之一）的影片《零城》（1988年）。與會的專家一致認為《零城》準確地預見到了蘇聯社會“文化核心”被破壞的過程。
《零城》講述了莫斯科的工程師拉瓦金在“零城”出差時遭遇到的怪異和恐怖經歷：拉瓦金剛到“零城”時，前往一家工廠找廠長，結果竟然“見到女秘書在接待室全裸地坐著。人們進進出出，把緊急要打字的材料交給她，但對怪誕卻視若無睹……出門的時候他病了。那些習以為常的秩序的標誌物——列寧像呀、社會主義勞動競賽榜呀——再也抵禦不住迷亂的局面了。”只有裸女或者只有列寧像的社會都是一個——意識形態意義上的——“秩序的社會”。而當裸女和列寧像在同一個時空中並存，甚至裸女和列寧像被奇妙地拼接在一起，難分彼此的時候，則標誌著“秩序的社會”開始走向混亂和崩潰之路。
在《零城》的尾聲部分，“零城”的“整個匪幫——官員們、地下企業家們、作家，還有好多浪蕩女人——紛紛撲向一顆象徵政權的‘俄羅斯國家樹’，開始摧毀它，撕擄它的枝葉。”（卡拉—莫爾紮上引書，P720）
文／克爾白的懸詩
2010-12-15
每日國際最新資訊解讀
一、 無錫輻射檢測儀數字公告
二、 關於中國的人口問題（計劃生育問題）
三、 一點感想
四、 國家警惕隆平高科的轉基因情況
五、 每日最新資訊
一、無錫輻射檢測儀數字公告：
無錫地區核輻射個人檢測儀資料公告：今天是在： 0.1usv/h，屬於很正常範圍內，大家不用擔心。
二、關於中國的人口問題（計劃生育問題）
現在有很多人“呼籲”要放開計劃生育，說中國後面人口紅利的結束會造成經濟的大問題。同時說這個人口的增加能夠拉動內需，
我想反問一句：“拉動內需”是靠人口增加的嗎？
“拉動內需”是靠一次二次分配方案向民眾傾斜獲得的，中國13億人口，美國才3億人口，“為何”他們的內需就比我們大這麼多？
老百姓有錢了內需才會起來。
其實“這些人”知道，當中國人口下降後，房地產肯定歇菜，因為2000年後出身的獨生子女，都可以繼承2－3套房子，對於他們來說房子不重要了，所以“房地產商（暴發戶；南方系廣告金主）”就歇菜了。
中國是一個人口過多土地希缺的國家，中國雖然資源比較多，但是平均到每個人身上，其實是“很少”的，不管是水資源、糧食、礦產等等，所以我們在可預見的後面一段時期“不能廢除”計劃生育的政策，可以適當放寬符合條件的二胎，但是計劃生育這個國策是不能隨便更改的。
所以我的建議是大方向不能變，計劃生育是百年大計，但是可以做一些微調，比如制定一些嚴格的條件，符合這些條件的可以生二胎（比如雙方都是獨生子女並且其中一方是農村戶口等等條件）。
三、一點感想
現在只要哪個人出來說到“愛國”，就會有人“陰陽怪氣”的出來以“P民（屁民）”的身份說一些“洩氣”的話（裏面有些是真話，有些是“水軍”），假如大家都這麼想，那麼這個國家就永遠不會成長，知道為何德國是一個生產大哲學家的國度嗎？因為他們每個國民都把其他國民當成自己的子民，他有社會責任感，他有國家責任感。
（陰險的）美國“最要消滅”的就是我國國民的“社會責任感”和“國家責任感”。因為一個國家的精神被消滅了，這個國家不管用什麼體制，都是一個“奴隸”。看看日本（美國次殖民地），還有當年的武士道精神嗎？街上都是看不出是男是女的所謂（不男不女娘們）男人，他們這樣的人會又國家責任感能夠上前線打仗嗎？美國要的就是這種“效果”，這個叫做“文化閹割”，一個被“文化閹割”過的國家，就像我們養豬一樣，小豬仔都要“閹割掉”才會快速長肉的。
我前天寫的文章：道統、法統和體統，這個就是道統，責任感是道統中最關鍵的一環。
這種“現象”在“（美國化買辦）天涯（論壇）”上面特別嚴重，而且“天涯（論壇）”的帖子下面無法進行維護，結果就是大量“水軍”把有價值的回帖都“淹沒”掉了。
不過我這人是比較理性的，不會受這種言論去影響我的心智。這個就是理性和感性之間的區別，感性的人特別容易受到這種情況影響情緒。不過我從每篇文章後面出現這種言論的多少可以看出來我那篇文章的分量有多大，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指標。
四、國家（得）警惕“隆平高科”的“轉基因”情況
2010年4月，劉石履新“隆平高科”總裁，此前劉曾先後任職于美國「孟山都公司」和「杜邦」旗下的“先鋒良種國際有限公司”，這兩家“公司”近年來常被一些學者認為是全球農業產業的“掠奪者”。而在過去20年裏，劉石一直致力於為這兩家“跨國種業巨頭”在中國推廣“轉基因棉花”和“轉基因玉米”，因此劉本人也常被懷疑是“國際巨頭”“控制”中國農業產業鏈最後一環的“一步棋”。
國家對於劉這樣的“（美帝一手培植買辦）人物”一定要進行安全審查，另外對於“隆平高科”是否在搞“轉基因農作物”推廣要進行審核，這個直接關係到我國的糧食安全。“登海種業”淪陷了，假如“隆平高科業”淪陷的話，我國幾個大的種業公司就都“被控制”了。
另外國家一定要查清楚“轉基因”背後的“推手”是誰，
就算他“官”再高，就算他是“（維持會會長皇民漢奸溫世珍子姪溫家寶）總理”也要揪出來，該判刑的要判刑，嚴重的要以叛國罪起訴。
四、每日最新資訊：
大中華區：
重要（反思）：關於前面有篇文章裏面講到的安哥拉突然與中國翻臉單方面撕毀石油合同這件事情，我這幾天仔細反思了一下，覺得我被人利用了，我這樣貼出來這個新聞標題，雖然解讀中沒有指責安哥拉，是講的我們要增加在非洲的軍事存在，但是從效果上來看是幫助敵對勢力影響我們的非洲政策，離間了中國和非洲的關係，給美國搞定非洲加了一把柴火。在此表示抱歉。
另外這條新聞是“國外”的新聞，在國內並沒有經過驗證。
1、「歐盟」首次對華徵收“反補貼稅”商務部表示強烈不滿：後期很多經濟體對於中國的制裁會越來越多，為何？
人民幣就對美元升值，對於其他貨幣都是貶值，你說美國“這招”毒不毒，你說我們的央行是否是“腦子有毛病”，要殺我們這頭豬的我們不停的“獻媚”，而能夠聯合去“抗衡”美國的我們卻不停的去“捅捅小刀子”，我可以負責任的說一句話：後面美國殺我們這頭豬的時候，不要怪別人落井下石
2、京滬浙粵等地將食品安全工作納入領導幹部政績考核：這個是好事，還要把發生群體性事件作為領導幹部政績“考核內容”，把GDP的內容“拿掉”。
3、解放軍總參謀長陳炳德今起訪美，
應新加坡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張志賢、印尼國防部長普爾諾莫•尤斯吉安托羅和菲律賓國防部長博爾泰雷•加斯明的邀請，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梁光烈一行今日離京對上述三國進行正式友好訪問：
這個是好事，一些事情是該放到桌面上來了。
這個也證明前面中、美的談判基本沒有談攏，看看美國後面的官員出來的評論就知道了。中國開始做好“軍事準備”。結合印度與巴基斯坦邊防軍在存在領土爭議的喀什米爾地區發生“交火”這條新聞看看，證明我們軍方強硬勢力還是有能量的。
4、國土部下發緊急通知：堅決防範查處強征強拆：
（1）這個通知為何到了現在才出來，前幾年幹嗎去了？
（2）如何堅決防範查處強征強拆？通過“公檢法”？
當地“公檢法”都是地方一把手的“走狗”，如何監督？通過什麼管道監督？這個才是關鍵，老是說“空話”不行。
5、江西上訪女工參選人大代表被拒推薦人被警方約談：
這個是違反憲法的，地方政府的“惡行”後面會得到懲罰。在蕭條期間正好可以收回地方政府的很多權力，一定要大破現在的“諸侯割據”的局面。漢朝後期的“諸侯割據”的局面大家都知道的吧。
6、08年三聚氰胺事件賠償基金運作成謎涉毒奶企出錢少：
中國的「紅十字會」、“希望工程”等等，都是帳目不公開的，偶原來做過他們的專案，知道裏面那幫人的貪婪的。不過汶川地震我還是和家人一共捐了1萬1千圓錢給「紅十字會」，後來聽到「紅十字會」有人叫供應商開大額發票（就是3萬元的東西開5萬元的發票），偶感到很後悔，決定在他們帳目公開之前決不捐錢給「紅十字會」和“希望工程”，假如要捐就自己直接去。
7、長三角中小企業普遍停工、半停工困境或甚于金融危機：
這個是發展過程中的正常現象，我們國家的這種（唯GDP論出口導向美元外匯積累）發展模式“走到頭”了，必須進行“改變”，要一次和二次分配方案對老百姓“傾斜”，這樣才能夠“製造內需”，這樣才能夠發展經濟，在這個轉換過程中，肯定要經歷蕭條。不要因為這個又給貨幣中“放水”，就像08年一樣，非但放水，還來個4萬億的“腦殘決定”。
8、
國外：
1、巴基斯坦議會（５月）14日就美軍在巴基斯坦打死基地領導人拉登通過決議，譴責美“侵犯巴方主權的單方面行動”，呼籲政府“重新評估與美國的協定條款”，以確保協定完全符合巴國家利益，同時要求美方停止使用無人駕駛飛機襲擊巴方境內目標： 我們對於巴基斯坦的付出是有回報的。
2、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席卡恩被控性侵酒店女服務員在紐約被捕；在2012年法國總統大選中，62歲的卡恩是法國總統薩科齊潛在的有力競爭者之一。卡恩原本計畫周日與德國總理默克爾會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名官員周日表示，該組織現任總裁多明尼克•斯特勞斯－卡恩因涉嫌企圖強姦而在紐約被捕之後，John Lipsky擔任該組織代理總裁：
三條新聞一起看，呵呵，牛，“不聽話”的連這種“招數”都“使出來”了。美國國會議員招妓的事情很多“很普遍”的，這邊“搞這麼個事情”出來，
牛！確實牛！
3、糧食危機影響百姓生存非洲開始種“轉基因作物”：美國的“價格控制”和軍事打擊手段同時“切斷”中國對於非洲的援助後，非洲不得不“投降”，這個就是美國後面“糧食美元”的戰略的開始。
4、日本東京電力公司表示將於6月開始建設一個外罩，將福島第一核電站1號機組核反應爐廠房罩住。日本經濟產業大臣海江田萬里13日宣佈，由於福島第一核電站1號機組燃料很可能已經熔毀，同時壓力容器底部也出現了破損，因此有必要對東京電力公司的工程表進行修改：日本核問題要比蘇聯那次的問題嚴重多了。
5、美媒：中國有超過一半的富人正在考慮離開：中國可別象當年蘇聯一樣人財兩空。
6、李光耀、吳作棟昨晚突然發表聲明，不再在新內閣擔任資政：他們承受了很大的壓力呀，
中國一直在參考“新加坡模式”，最近他們出來否認有新加坡模式，
看來新加坡也慢慢要開始走美國在亞洲“安排”的“資本串聯權力”的模式了。這個“模式”的結果就是被不停剪羊毛。
7、“歐洲央行”行長特裏謝認為，當前關於歐元區成員國可能放棄歐元的猜測是一種荒謬的臆測：能夠提振歐元，壓制美元指數。歐盟內部最近博弈相當激烈，什麼“手段”都能夠用出來的。
8、印度與巴基斯坦邊防軍在存在領土爭議的喀什米爾地區發生“交火”。印度軍官15日稱，巴基斯坦狙擊兵向印度控制地區開槍，造成1名印度士兵喪生：這個是好事，美國會打“代理人戰爭”，我們也會打，提前通過巴基斯坦牽制印度的軍力和政治資源。
9、“高盛”奧尼爾：中國不存在房地產泡沫：
我們（可得）要“逆向思維”。
文／猴王
2011-5-16
CIA的公開秘密—兼為《十條誡令》蓋棺定論
一、嘗試為《十條誡令》蓋棺定論
二、（中國國內）親美勢力對《十條誡令》真實性的質疑
三、“Moral Re-Armament”的真面目
四、“Moral Re-Armament”在中國
五、“Moral Re-Armament” 、“共產黨革命章程”及“十條誡令”
六、克格勃（KGB／格別烏）高官什羅寧的話是否可信
七、「中情局」為防止洩密進行的暗殺
A、李志綏之死
B、班尼特之死
一、嘗試為《十條誡令》蓋棺定論
筆者不久前曾寫作《中情局絕密綱領–用普世價值對抗愛國主義》一文http://blog.mshw.org/hexuefei/?p=47，其主要目的有四個：
其一，是揭露美國在全世界推廣所謂美式“普世價值”的真實目的。
【（中情局加爾瓦爾德方案）最高綱領包括最廣泛的目標。它提出的任務是破壞對祖國之愛。它渴望用所謂‘普遍人類價值’代替愛國主義。】《克格勃（KGB／格別烏）X檔案》–p66。
克格勃資深特工什羅甯將軍的這本書在中國2003年出版的。當時譯者趙雲平用的一個詞語是“普遍人類價值”，而2008年後這個詞語有了更加簡略、響亮且準確的中文譯法——“普世價值”，看來「中情局」特工的漢語素養也是一流的。在2008年那偉大的抗震救災過程中，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得到了自改革以來最大程度的激發。而“（黨內美帝買辦）南方報系”當時卻“突如其來”、“莫名其妙”地宣稱抗震救災所體現的是“普世價值”，並由此引發了一場影響深遠的爭論。
而隨後的兩年裏，“普世價值”也成了美國總統奧巴馬“對華喊話”的口頭禪。2003年出版的這本書實際上揭露了所謂“普世價值”思潮的真正的出處、背景及其戰略意圖。原來，不管是蘇聯戈巴契夫的“全人類的價值高於一切”還是中國“（黨內美帝買辦）南方系”的“普世價值”，其真正含義並不是表面宣稱的捍衛全人類和全世界的尊嚴和利益，“普世價值”論只是「中情局」用來“對抗”蘇聯和中國的愛國主義思潮，並最終“肢解”蘇聯和中國的“文化戰工具”。
其二，是揭露美國「中情局」通過“系統性”的工程，“妖魔化”社會主義領袖列寧毛澤東等偉人，進而“顛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陰謀。
【他（杜勒斯）將基本的、集中的打擊指向反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而為了達到既定目的，如美國專家們設想，首先必須打破蘇聯人頭腦中的所謂“列寧綜合體系”。】
《克格勃（KGB／格別烏）X檔案》–p63。
【（反列寧題材）在80年代的俄羅斯幾乎獲得了國家地位，這時許多大眾傳媒開始鼓勵破壞十月革命領袖（列寧的）紀念碑，銷毀他的全集。反列寧題材充斥了報刊、無線電廣播、電視和電影。新聞、文學、藝術和科學的形形色色‘熱心者’懷著受虐的滿意心情去推翻自己以前崇拜的偶像（列寧）。】
《克格勃X檔案》–p65。
【根據艾倫.杜勒斯的企圖，關於‘德國黃金’、‘鉛封的’德國車廂和‘雇傭間諜’這些早就知道的假造謊言竟然成了‘禁果’，它對許多人的耳朵感到好聽。加爾瓦爾德設計的最低綱領在於向新的幾代人灌輸對列寧主義的懷疑，認為列寧主義簡直是‘歷史的錯誤’，人類一部分暫時的、不正常的和不牢固的社會現象。灌輸說早晚要把它結束（‘蘇聯是罪惡帝國’！）】
《克格勃X檔案》–p65。
其三，揭露「中情局」最大機密是如何影響別國領導人。
什羅寧在書中寫道：
【70年代末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反偵察人員們得以解開美國中央情報局最大的秘密，它在於這個部門制定，仔細準備並在80年代著手實施所謂深層掩護的專門計畫。
根據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材料已知，該項計畫的作者是「中央情報局」的前副局長比謝爾，他還制定了‘雙重諜報網’的觀念。根據這一觀念推測，「中情局」將把在美國境外工作的外國人中最有價值和可靠的間諜用於偵察目的。】《克格勃（KGB／格別烏）X檔案》–p42
【給小組規定的任務是滿足偵察屆向主導的國家機關、政治領袖周圍、代表及其他機構和組織進行諜報滲透的需要。即說得是“培養”自己的影響諜報員，使他們向權力機構推進。
影響別國總統，影響其國家機構？難道這種事有可能嗎？
按照美國專家的斷言，這不但可能，而且更有甚者，這是保障全國安全政策最便宜和最有效的方法。對總統可能用三種途徑去影響。
第一，直接通過高級會晤。
第二，通過他的班子，要往裏面打入影響諜報員。
第三，間接地，在大眾傳媒中組織宣傳運動，讚揚總統那些對美國有利的行動。】
《克格勃X檔案》–p45
其四，其目的是初步探究網上廣泛流傳的《十條誡令》的真假。
由於當年克格勃（KGB／格別烏）在「中情局」內部安插了不少間諜，因此當年的蘇聯克格勃（KGB／格別烏）可以說是最瞭解當時「中情局」內幕的機構。克格勃（KGB／格別烏）資深人士維•什羅甯將軍根據以親身經歷的事件、親眼所見的情景、親手處理的情報寫成的這本書，可以說是對美國「中情局」內幕最權威、最真實的披露。書中披露杜勒斯的訓話與網路上流傳的「中情局」《十條誡令》幾乎“完全一致”，可見《十條誡令》並非完全空穴來風。
【「中央情報局」的奠基人和第一任領導人艾倫•杜勒斯的信條，他對自己的軍官們教誨說：
“在那裏（蘇聯）製造了混亂以後，我們不知不覺地把他們的價值偷換成虛假的並迫使他們相信這些價值。怎樣做呢？我們找到自己的志同道合者……我們在俄國找到同盟者和助手。將一個情節接著一個情節地導演世界上最不馴服人民的滅亡、其自我意識最後的、不可逆轉的熄滅，按其規模來說是最雄偉的悲劇……”
“我們將千方百計地支持和發動所謂的藝術家們，他們將培植對色情、暴力、虐淫、叛賣，總之，對任何不道德行為的崇拜。在國家治理中，我們將造成混亂和不可收拾的局面……”
“我們將不知不覺地，但積極地促進官員們、受賄者們地胡作非為，無原則性、官僚主義和因循拖延將被樹為善行……”
“誠實和正派將被嘲笑並變成過去的殘餘。蠻橫無禮、卑鄙下流，謊言和欺騙，兇殺和吸毒，相互之間動物般的恐懼和無恥、叛賣，各民族的民族主義和敵對，首先是對俄羅斯民族的敵對和仇恨——所有這一切我們都將巧妙地和不知不覺地培植，所有這一切都將盛開雙瓣的花朵……”】
《克格勃X檔案》–p62
杜勒斯的這段話同樣曾經在網路上流傳。
根據什羅寧的“披露”，我們可以確定這段訓話的“真實性”確鑿無疑。而《十條誡令》的內容主旨與杜勒斯訓話“完全一致”。
二、親美勢力對《十條誡令》真實性的質疑
但是有一群“親美分子”一直不相信《十條誡令》的存在。而極力幫助「中情局」進行“掩蓋”的便是方舟子的新語絲的網站。
2003年9月9日開始，方舟子在新語絲網站上大張旗鼓地推薦《莊海青：美國中央情報局“中國十誡”：一個謠言的來歷》等文章。見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news/cia.txt 這類文章為了證偽《十條誡令》所舉出的關鍵性的證據就是一個美國網頁：http://snopes.com/language/document/commrule.htm
據說，體制內的“漢奸買辦勢力”將方舟子網站上的這些內容彙報給了中國最高層，中國最高層官員竟然相信方舟子網站上這些為「中情局」辯護的文章，從而認為《十條誡令》僅僅是個謠言。
多年以來，幾乎所有在此問題上替「中情局」辯護的文章都是方舟子網站文章的翻版。方舟子是眾所周知的“抄襲大王”。看來，方舟子的網站，也僅僅是在替「中情局」“辯護”這個問題上，才有些真正原創性的內容。
比如，楊學濤《所謂的美國中情局“十條誡令” 的前世今生》一文實際上是方舟子網站內容的翻版，該文寫道：
【一個網頁引起了我的興趣：http://snopes.com/language/document/commrule.htm
網頁中所列的十個題為“Communist Rules for Revolution”的“條例”與新聞報導所稱的《十條誡令》如出一轍（不用我翻譯了吧？）：
據該網站稱，此十條“communist party革命章程”號稱由協約國於1919年5月在德國Dusseldorf搜出來，並于同年首次被印刷在了Oklahoma州的Examiner- Enterprise報上（Examiner-Enterprise是真的，但這個“十條”卻從未在該報發表過），是德國communist party用來腐蝕資產階級、發動共產革命的章程。
目前知道的最早發表年份是1946年（發表在當年2月份的期刊Moral Re-Armament上）。1954年，佛羅里達州司法部長George A. Brautigam證明其為真實，並簽上了大名。後來，“十誡”廣為流傳，選民們出於警惕，就把這十條印出來發給議員們。
1980中期，專欄作家Bob Greene在芝加哥大學與西北大學與俄國問題專家一起研究後共同認定，這十條章程是徹頭徹尾的偽造。Greene寫到： “我一直希望找到一個拿著這個“十條”的communist party member，好讓我有機會問問他‘obloquy’這個單詞到底是什麼意思）
《紐約時報》報導，國家檔案館、國會圖書館和各所大學的圖書館都找不到這個所謂的檔。蒙大拿州參議員Lee Metcalf在與FBI、中情局等機構聯合調查後也得出結論，認為這個所謂檔純屬偽造。
作家Jan Harold Brunvand 評論說：
The rules have to do with dividing people into hostile groups, encouraging government extravagance, and fomenting “unnecessary" strikes in vital industries. What we have lost, the list suggests, is a world without dissent, budget deficits, inflation and labor unrest.
I just can’t remember any such Golden Age.
（這些“條例”讓人民形成了敵對的陣營，鼓勵了政府奢侈浪費，並在重要的產業製造了“不必要”的罷工。“條例”告訴我們，我們失去了一個沒有異見、沒有財政赤字、沒有通貨膨脹、沒有勞工動亂的世界。
我們曾經經歷過這樣的黃金時代嗎？我一點也想不起來。）
可以看出，這個流傳甚廣的“謊言”出自“保守”的美國人之手，他們對於出現在美國的一系列社會變化表示擔憂，又無力解決，便簡單地把罪責“歸結”到了“communist party滲透”上來。1990年代，即便蘇聯已經解體，但“十條”依然不斷被報章引用，作為美國道德滑坡及政治腐敗的一個幌子。】
snopes.com 這個網站認為，所謂1919年發現的“共產黨革命章程”是個純粹的謠言。所謂最早刊登“共產黨革命章程”的的Examiner- Enterprise報上根本就沒有出現過這個所謂的“共產黨革命章程”。而這段文字最早出現在1946年，在Moral Re-Armament 期刊上刊登。
三、“Moral Re-Armament”的真面目
那麼，所謂的“Moral Re-Armament”是個什麼東西呢？
實際上，這個由美國基督教徒Buchman 創辦的“Moral Re-Armament”，是眾多戰略問題研究者高度關注的世界性組織，因為這個組織與美國中情局和聯邦調查局的關係太密切了，是美國用來控制全世界的重要工具。而西方很多媒體也早有報導：該組織與中情局的密切關係。
FBI解密檔案顯示美國總統艾森豪威是“Moral Re-Armament”運動的重要支持者。見：http://www.paperlessarchives.com/ike_fbi.html
一些和“Moral Re-Armament”組織有過接觸的印度宗教人士在談到“Moral Re-Armament”時也說道，人們都相信他們是中情局的：They’re also criticized a lot there. They have been criticized a lot there locally. People, they think they are CIA.見：http://www.vaniquotes.org/wiki/Moral_Rearmament_Movement
實際上，“Moral Re-Armament”在多個國家的作為已經引起了不少正義之士的警覺。比如，恩克魯瑪（Kwame Nkrumah，1909—1972），加納共和國第一任總統，加納人民大會黨主席，非洲著名社會活動家，“非洲社會主義”宣導者和代表人物之一。恩克魯瑪1965年的著作《新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最後階段》（Neo-Colonialism, the Last Stage of imperialism）一書《新殖民主義的機制》這一章中便重點介紹過這個“Moral Re-Armament”。恩克魯瑪是非洲社會主義的代表人物，是非洲社會主義運動的領袖，是加納共和國第一任總統，也當然是當年非洲國家眾多秘密情報的知情者。
恩克魯瑪在書中談到：http://www.marxists.org/subject/africa/nkrumah/neo-colonialism/ch01.htm
【Among instruments of such Western psychological warfare are numbered the intelligence agencies of Western countries headed by thos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visible Government’. But most significant among them all are Moral Re-Armament （MRA), the Peace Corps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USIA).
Moral Re-Armament is an organisation founded in 1938 by the American, Frank Buchman. In the last days before the second world war, it advocated the appeasement of Hitler, often extolling Himmler, the Gestapo chief. In Africa, MRA incursions began at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Against the big anti-colonial upsurge that followed victory in 1945, MRA spent millions advocating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forces oppressing the African peoples and those same peoples. It is not without significance that Moise Tshombe and Joseph Kasavubu of Congo (Leopoldville) are both MRA supporters. George Seldes, in his book One Thousand Americans, characterised MRA as a fascist organisation ‘subsidised by . . . Fascists, and with a long record of collaboration with Fascists the world over. . . .’ This description is supported by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MRA of people like General Carpentier, former commander of NATO land forces, and General Ho Ying-chin, one of Chiang Kai-shek’s top generals. To cap this, several newspapers, some of them in the Western world, have claimed that MRA is actually subsidised by the CIA.
When MRA’s influence began to fail, some new instrument to cover the ideological arena was desired. It came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merican Peace Corps in 1961 by President John Kennedy, with Sargent Shriver, Jr., his brother-in-law, in charge. Shriver, a millionaire who made his pile in land speculation in Chicago, was also known as the friend, confidant and co-worker of the former head of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Allen Dulles. These two had worked together in both 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U.S. war-time intelligence agency, and in the CIA.
Shriver’s record makes a mockery of President Kennedy’s alleged instruction to Shriver to ‘keep the CIA out of the Peace Corps’. So does the fact that, although the Peace Corps is advertised as a voluntary organisation, all its members are carefully screened by the U.S.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
令人驚歎的是，恩克魯瑪1965年的文章便十分清晰地用到了這樣的詞語：the United States ‘Invisible Government’——美國隱形政府。恩克魯瑪的這幾段文字的大概含義是：西方國家（由美國的“隱形政府”所主導）的情報機構用來實施西方心理戰的工具屈指可數，其中最重要的便是Moral Re-Armament （MRA）–道德重整運動, the Peace Corps –和平部隊(即將受過訓練的志願人士送到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服務的組織)，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USIA)—美國新聞署。蔣介石的高級將領何應欽曾經是Moral Re-Armament運動的重要參與者。加納首任總統、非洲著名學者和社會主義領導人恩克魯瑪的著作已經將Moral Re-Armament明確地定性為與美國中情局、聯邦調查局等情報機構關係密切的西方進行心理戰的工具。
四、“Moral Re-Armament”在中國
這個“Moral Re-Armament”對中國的影響也是十分深入的，但是很多人卻不知道這個組織的存在，似乎有一隻無形的手在為其保密。作為一個曾對中國及世界產生如此重大影響的半隱形組織，其背後如果沒有美國情報機構的扶持，那是那難以想像的。
以下是幾則該組織在中國的宣傳性介紹：
A、臺灣出版的中華百科全書對介紹：
【道德重整運動
道德重整運動（Moral Re-Armament，簡稱MRA），是美國人蔔克曼（Frank N. D. Buchman）於西元一九三八年在倫敦所發起的，他曾經遍遊世界各地，認識許多領袖，如中國之孫中山先生、印度之甘地、美國之福特以及愛迪生等。他認為所有民族、國家及宗教，最基本的起源，是四個絕對的道德標準，即絕對誠實、絕對純潔、絕對無私、絕對仁愛，並由內心良知作為指導，以知行合一則有天人合一之體認，因而產生無限個人或社會或世界一新大力量，以建立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道德重整在建設新興國家與舊敵成友之工作中，扮演了其幕後的腳色，它不是一種組織，但在瑞士的柯峰設有國際會議中心，許多國家如英、法、荷、加、印、巴西、澳洲、日本等，也有地方或地區中心。
卜克曼早年曾數度訪問我國，與 國父孫中山先生為摯友。戰後，陳立夫與何應欽屢應其邀，赴歐、美參加會議，該時中文稱為「道德重整運動」。
民國六十三年，陽明山華岡中華學術院設有道德武裝研究所。（劉毓棠）】
B、劉毓棠是國民黨的外交官。華僑協會總會雜誌僑協雜誌(第092期)刊登對劉毓棠的回憶文章：
http://www.ocah.org.tw/sidepage/mag_viewpage.php?mag_no=092&id=4051
【一九四五年四月，聯合國在舊金山召開會議。當時毓公擔任中國代表團團長張君勱的英文秘書。張君勱是知名的哲學家，也是民社黨的創辦人，博學多聞，文風剛健有力，毓公和他共事相當愉快。經由張君勱的介紹，毓公認識了「道德重整運動」的發起人蔔克曼（Frank N.D. Buchman）並觀賞了由卜克曼博士率領一批道德重整人士表演的舞臺劇︽被人遺忘的要素︾，宣揚民主道德理念，留下極為深刻印象。】
C、《近代在華部分基督教名人簡介》：
【布克門 Frank Buchman 美國傳教士,1921年,他在牛津大學發起了著名的“牛津團契”運動,其信條為“絕對誠實,絕對純潔,絕對無私,絕對的愛”,此運動後在1938 年改名為“道德重整運動”。20世紀30 年代,廣學會曾在中國陸續出版了牛津團契的14種書籍。】
D、另外還有一則中華民國「道德重整協會」創辦人劉仁州的介紹：
【道德重整在台灣
http://life.fhl.net/Desert/97/s010.htm
「道德重整」自民國卅五年開始，即邀請中國派代表團出席世界性的大會，我國政界諸多要人都曾參與，但角色側重於作為政府國民外交的管道。五十年代之後，「道德重整」在全台各大專院校紛紛成立了合唱團，變成比較民間化、人民自願自發性的活動。後來整個台灣社會風氣改變，開放的程度愈來愈大，人民有更大的自由意志、更多的表達機會。因此到了民國七十九年，一批從「道德重整」合唱團畢業的朋友，覺得台灣社會亟需成立一個「道德重整」的組織，以便針對社會需要改善的地方有所貢獻。「道德重整協會」於焉成立。 】
五、“Moral Re-Armament” 、“共產黨革命章程”及“十條誡令”
瞭解了“Moral Re-Armament”的本質真相，那麼所謂“共產黨革命章程”與“十條誡令”的關係便十分清楚了。
“Moral Re-Armament”公佈所謂“共產黨革命章程”的時間是在1946年，按照克格勃高管什羅寧所掌握的材料，這正是美國開始簽署杜勒斯那段著名的訓示的那段時間。
“Moral Re-Armament”公佈的所謂“共產黨革命章程”，其內容和杜勒斯的訓示十分接近。不過，賊喊捉賊，豬八戒倒打一耙，“Moral Re-Armament”將這些“美國用來顛覆共產黨國家”的信條改成了“共產黨來顛覆美國”的信條予以公佈、發表。這些東西在美國從70年代開始引起美國社會廣泛的討論，經過美國獨立人士的大量調查，最終證明所謂“共產黨革命章程”是子虛烏有的。但是誰都想不到這個事件的真相。
毫無疑問，整個事件的真相是：與中情局和聯邦調查局關係密切的“Moral Re-Armament”組織最早得到了杜勒斯的那篇訓示，或者他們得到了中情局根據杜勒斯訓示形成的誡令。“Moral Re-Armament”將這些內容改頭換面，變成了攻擊共產黨國家的利器。
我們相信，“共產黨革命章程”不可能是“Moral Re-Armament”組織在1946年憑空捏造出來的。看看在杜勒斯發佈他那段著名的訓示20多年後，蘇聯克格勃高級官員什羅甯看到相關內容的反應：
什羅甯將軍說：
【我清楚地記得自己的慌亂心情，那時我瞭解了中央情報局領導人40年代末簽署的這一訓示。這是在1968年．那時我在莫斯科州安全委員會一個區分局工作3年之後，讓我到中央機關工作並從事組織反對意識形態破壞的反宣傳措施。這時當然考慮到了我的記者訓練。意識形態破壞者的目的，最初我覺得是臆造出來、不現實的。難道能迫使誰相信“虛假價值”嗎?難道俄羅斯在這一點上找得到“同盟者和助手”?難道培植對領導了反法西斯鬥爭並拯救了人類免遭“褐色戰爭”蹂躪的“俄羅斯民族的敵對和仇恨”，這現實嗎?民族主義真的那麼危險?而且是否能不知不覺地培植這些價值呢?
但是隨著熟悉西方特工部門的事實和檔，這些問題撤銷了。我越來越確信，艾倫•杜勒斯當闡述自己的綱領時，他依據政府級批准的具體研製的成果和秘密訓示。他將基本的、集中的打擊指向反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而為了達到既定目的，如美國專家們設想，首先必須打破蘇聯人頭腦中的所謂“列寧綜合體系”。】《克格勃X檔案》–p63
也就是說，連克格勃人員見到杜勒斯訓示後，一開始也難以相信它是真實的。但隨著更多的事實和檔，什羅寧才逐漸確信。也就是說，即便是克格勃系統，如果沒有掌握確鑿的文本和證據，他們也無法憑空編造出類似杜勒斯訓示、《十條誡令》那樣的檔內容。
“Moral Re-Armament”組織能夠毫無根由地編造出這些內容來嗎？要知道，蘇聯克格勃根本不存在類似“共產黨革命章程”那樣的專案工程，這一點，連極端親美的人都承認。因為蘇聯解體前後，克格勃已經被中情局高度滲透，克格勃大量機密大量洩露出去，如果真的存在類似檔，美國人早已就公開揭露了。其實像美國色情文化氾濫等社會問題，這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弊病，其伴隨資本主義的歷史一直存在。十分明顯，在蘇聯產生和強大之前，這些弊端就已經產生，“Moral Re-Armament”要把這些問題歸咎于蘇聯的陰謀，連美國人都難以理性地接受。正如眾多美國學者所評論的：“Moral Re-Armament”組織試圖依靠“共產黨革命章程”檔告訴我們，我們失去了一個沒有色情文化、沒有異見、沒有財政赤字、沒有通貨膨脹、沒有勞工動亂的世界。我們曾經經歷過這樣的黃金時代嗎？我一點也想不起來。
那麼“Moral Re-Armament”組織根據什麼編造了所謂“共產黨革命章程”？根據“Moral Re-Armament”組織與美國情報機構的密切關係，“Moral Re-Armament”組織發佈“共產黨革命章程”的時間與杜勒斯談話的時間接近，更重要的是兩份檔內容的高度一致，只要頭腦正常的人，都可以據此判斷整個事件的真正來龍去脈。
六、克格勃（KGB／格別烏）高官什羅寧的話是否可信
也許有人懷疑，《克格勃X檔案》一書中提供的證據是否是什羅寧偽造的？
假如，今天「中情局」人士出版一本《中情局X檔案》，我敢確定，其內容大部分是無價值資訊，甚至有不少內容是“偽造”的。
為什麼？
因為隨著蘇聯解體和克格勃（KGB／格別烏）的瓦解，今天極少人知道「中情局」的內幕，尤其是1990年代以來的內幕。這樣，「中情局」存在大量的“造假”空間。然而克格勃（KGB／格別烏）則不同。今天克格勃（KGB／格別烏）已經成為歷史。克格勃（KGB／格別烏）解體前，其內部已經被「中情局」高度滲透——否則蘇聯也不會遭受解體的下場。比如金城出版社04年出版的《窺視——最新國際間諜情報戰真相》揭露：1973年至1980 年，先後出任克格勃（KGB／格別烏）對外反間諜局局長和第一總局局長的卡盧金竟然是美國特務。《克格勃X檔案》一書也同樣披露，「中情局」對克格勃的滲透十分深入，讓人觸目驚心。看看什羅寧是如何評價克格勃最後一任主席瓦基姆•巴卡金的吧：
【原來巴卡金來到魯邊卡是為了真正粉碎國家安全機關，實質上消滅安全委員會的完整系統，從而在全局上急劇削弱國家的防護、“免疫”系統。他的真正意圖很快就暴露出來了。他充分表現了自己的破壞才能，並且甚至不曾掩飾給他們規定的任務：砸爛國家安全機關。巴卡金在其《擺脫克格勃》一書中簡直扮演著世界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一個臨時工的角色，他領導一個極重要的國家機構的目的僅僅是為了消滅它。我不認為這位政治家不明白，他的意圖實質上帶有反對國家的犯罪活動色彩。】見《克格勃X檔案》第11章《是誰搞垮了國家安全委員會》
換句話說，克格勃（KGB／格別烏）對「中情局」來說透明度很高。克格勃退休官員什羅甯如果在《克格勃檔案》中進行造假，那是完全得不償失的，完全有可能被美國抓住把柄。其次，克格勃（KGB／格別烏）已經徹底解體，俄羅斯政局一度動盪，什羅寧寫此書的目的只能是講點真話留給歷史，而斷不敢為了維護克格勃和蘇聯去大肆造假。可以說，出現於特定歷史條件的這本《克格勃X檔案》，其可信度是同類書中最高的。
至此，關於《十條誡令》的爭論終於可以畫上一個句號了。
七、中情局為防止洩密進行的暗殺
以上內容簡單介紹了是美國影子政府指揮中情局等機構進行文化戰、心理戰等軟戰爭的方案。「中情局」等機構為了保證機密專案的正常進行，不惜一切代價，直至大搞暗殺。在美國，一旦出現「中情局」的高度機密可能被洩露出去的情況，那麼相關人等便會被暗殺。甘迺迪案中死亡的大量人士已經做了精確的示例：
1963 年11 月22 日，美國總統甘迺迪被美國隱形政府指揮情報機構暗殺。隨後，幕後勢力為了防止真相曝光，進行了系列暗殺。在甘迺迪被暗殺後的三年中，18 名相關證人相繼死亡，其中6 人被槍殺，3 人死於車禍，2 人自殺，1 人被割吼，1 人被擰斷脖子，5 人“自然”死亡。從1963 到1993 年，115 名相關證人在各種離奇的事件中自殺或被謀殺。“沃倫委員會”還封存所有檔，檔案和證據長達75年，直到2039年才解密，這些檔涉及CIA，FBI，總統特警保鏢，NSA，國務院，海軍陸戰隊等機構。另外，FBI 和其他政府機構還涉嫌銷毀證據。
當然，不僅僅是甘迺迪案，這種現象已經成為了美國社會的慣例和定律。
A、李志綏之死
筆者關注到「中情局」，始於09年寫作《從縱容“妖魔化毛澤東”到亡黨亡國》http://blog.mshw.org/hexuefei/?p=6 一文曾根據中國出現的大規模妖魔化毛澤東的謠言進行了如下判斷：
【中國自晚清衰落以來，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資本主義半封建社會。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勾結在一起，成為壓迫中國人民的三座大山。這三座大山是當時世界上最反動、最邪惡的勢力。反動勢力的邪惡造就了革命者的偉大，毛澤東是帶領中國人民歷盡千辛萬苦推翻三座大山的人民領袖，毛澤東成為國際共運史上最為光輝的革命家。西方壟斷資本集團在中國扶植的買辦政權—蔣家王朝被毛澤東趕到了幾個海島上，西方壟斷資本集團的第一打手美帝的軍隊又被毛澤東的抗美援朝及援越抗美打得灰頭土臉，西方壟斷資本集團不得不停止軍事擴張的步伐。蘇共二十大，修正主義者赫魯雪夫妖魔化史達林，國際共運陷入混亂後，又是毛澤東扛起了反抗美帝、反對蘇修的革命大旗。毫無疑問，毛澤東是西方壟斷資本集團有史以來的最大敵人。在毛澤東有生之年，西方壟斷資產階級無法打敗這個東方巨人，那麼毛澤東死後，如何在中國及世界消除毛澤東思想的影響、消除這個資產階級的最大隱患，就一定會成為西方壟斷資產階級的重要目標。同樣毫無疑問的是，毛澤東去世後，通過“妖魔化毛澤東”從而干擾、影響、主導中國改革，進而殖民地化中國，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重要戰略任務。】
正如1加1必然等於2一樣，這樣的判斷只是一種必然的邏輯推理。等筆者兩年後讀到《克格勃X檔案》這本書的時候，才正式找到中情局妖魔化社會主義領袖的直接證據——中情局當年的確有針對蘇聯領袖列寧的妖魔化工程項目，那麼針對中國領袖毛澤東的類似工程項目必然存在。
在“妖魔化”毛澤東的系列謠言中，李志綏是“最關鍵”、最重要的一環。然而1995年2月13日，李志綏離奇地死于芝加哥的兒子家中。對此金筆網友在《關於李志綏醫生離奇死亡的推測2009-07-19》中寫道：
【因為死得比較離奇，到現在筆者還記得李志綏醫生死訊的報導。那是一天傍晚，他的家人回家時發現李橫躺在廁所的地板上，氣絕多時。好象那天下午他還外出行走過，旁人沒有發現李有什麼異常形態。
李志綏是在《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出版後不久突然去世的，死前還有報導說，面對中國相關方面的指責，李回擊說，他準備寫第二本有關毛澤東的回憶錄，因此他的死非常離奇蹊蹺。
李死時七十有五，不算長壽。除非八九十歲以上的老人在睡夢中平靜的死去，一般來說，人在這個年齡是不容易一下子死的。以李的 “特殊身份"，當地員警，地區檢察官，CIA 甚至 FBI 的 Agents 等，都會密切關注，特別是找出他殺的 “蛛絲馬跡" 。此後我曾留意過新聞，看看有沒有警察局或地區檢察官公佈李的死因。後來李的出版商對外放言說死於 “心肌梗塞"，間接印證了李死後是經過了屍體解剖尋找死因的。其實出版商的話不是 “官方" 結論，正式結論應是由警察局或地區檢察官公佈，但是沒有。這是疑點一。
疑點二是心肌梗塞初發病在七十五歲的高齡，這也是不常見的。同時，心肌梗塞也不一定死人，致死的應該是大面積的病灶，或者影響到心臟的傳導系統。如果是前者，發作前定會有徵兆，譬如頻繁的心絞痛，但是那天下午他還是好好的，怎麼可能一下子就那麼嚴重死了呢？很少見。而如果是後者，影響心臟的傳導系統則一定會有心律不齊的前兆。李自己是醫生，有這方面的專業知識。另外，如果他按期檢查身體也應該會被查出來，會接受藥物治療。因此，說他是死於心肌梗塞，讓人覺得無法接受。
……
李志綏的死跟他的書《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是有關聯的。對於我們這些局外人來說，他書的內容真假難辨。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假的？或者說全部是真的？全部是假的？很多疑問需要考證。考證的方法無非是對質和旁證 (第三者證明)。因為這是一部政治回憶錄，牽涉到的內容都是 “保密" 的，幾乎無法獲得旁證。
因此對質就變得非常重要了。中央警衛局還有很多人在，隔洋的論戰也是可能的，特別是中國方面有人出來列舉證據 (人證，物證)，說明李書中的故事不真實。
……
李的突然去世“免去”了他必須回答舊日同僚們的“質疑”，結果 “死無對證" 了。面對質疑和論戰，或許對李來說，死是最好的結局。】
筆者當時評論李志綏之死時曾經做過如下分析：
【1995年，李志綏卻“莫名奇妙”地死去。假如李志綏屬於非正常死亡，是被人暗殺，那麼暗殺者有兩種可能：A、李志綏被維護毛澤東形象的中國愛國主義力量暗殺。B、李志綏被西方壟斷資產階級的專政工具美國安全機構如CIA、FBI等暗殺。
實際上，稍用頭腦便能推測A類說法是子虛烏有、混淆視聽的謠言：
1、中國當政者對李志綏的著作是放縱的態度
李志綏的書已經被那些活著的知情者徹底揭露。正如熊蕾所言，“但是他們說明李志綏編造事實的回憶，卻根本無法與李志綏那本書的影響抗衡，就連國內很多人，也寧可相信那本書，而不相信對它的駁斥。”90年代以來的中國大陸，李志綏的書以非法盜版的形式廣泛傳播，互聯網興起後，該書及類似內容又在互聯網上大肆傳播，直到今天，仍然能用百度搜索到相關內容。當政者對此書的縱容導致中國眾多高官、知識份子、學生對該書內容深信不疑。許多人雖然沒有看到過此書，但是也聽說過該書的內容，並深信不疑。
與西方壟斷資產階級、海外反華反共勢力大力支持李志綏著作不同，中國內部捍衛毛澤東的著作則得不到官方大力支持，批判李志綏的努力更多地顯示出純民間的色彩。比如，林克、徐濤和吳旭君的《歷史的真實——評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的回憶〉》對批判李志綏很有利，如果讓普通讀者一起讀到這兩本書，肯定沒有人相信李志綏的謊言。但是林克們的著作發行量很少，也沒有任何媒體大力宣傳，結果其影響力遠遠不如李志綏的著作。
2、與法輪功、民運對比
法輪功、民運、台獨等人對中國當政者的危害更加嚴重。法輪功、民運分子製造的文章書籍在大陸遭受絕對封殺，通過大陸的互聯網也很難搜索到相關內容。
可見，中國當政者對法輪功、民運的痛恨與對李志綏遠遠不是一個級別。但輪子功及民運，以及藏獨、疆獨、台獨等集團中有那麼多人在海外，對當今中國的危害遠遠高於李志綏，但是沒有一個人遭受到中共的暗殺。
實際上中共內許多的“資改”高官、“漢奸洋奴集團”是“支持”、贊同李志綏著作的（這也造成對李志綏的謊言進行消毒極其不利的局面）。所以，中國當政者根本不會去暗殺李志綏。
3、從李志綏死後各方反應來看
李志綏在美國出書，作為首部”妖魔化毛澤東”的重磅炸彈，肯定受到各方高度關注。觀察李志綏著作從出版到傳播的整個過程，僅從“調動”美國一切出版資源、學術資源、輿論資源來與李志綏“高度配合”來看，美國安全機構已經高度介入整個事件。李志綏的安全也必然受到美國安全機構的“保護”，所以要暗殺他，也不是很容易的。
假如李志綏是被中共暗殺，那麼，很明顯這將成為美國將“妖魔化毛澤東”推向高潮的“絕佳機會”。美國剛好可以借此事證明李志綏著作的真實性，而美國絕對“不會放過”這樣一個“妖魔化毛澤東”的“絕佳機會”。
但是，李志綏之死引起的波瀾卻是“如此之小”，甚至遠小於臺灣作家江南被殺案。更加“離奇”地是，美國方面“竟然”宣佈李志綏死於心肌梗塞，而不是被謀殺！
綜上所述，李志綏肯定不是中共暗殺，而只能是被美國安全機構暗殺。某些勢力為了避免李志綏被暗殺後引起美國民眾廣泛關注、各方追查，最終將幕後真正兇手美國安全機構曝光，只能讓李志綏死得靜悄悄，死得不明不白。
實際上，李志綏的書稿經過了美國安全機構的運作，已經被改得面目全非，李志綏肯定知道「中情局」等機構介入此事的內幕，因此也就擁有很高的籌碼來要脅美國以獲得更高報酬。美國方面也擔心李志綏活著會早晚洩露那本書的內幕，如果出現那樣的局面，這本書不僅沒有“妖魔化毛澤東”，反而妖魔化了美國。
所以，讓李志綏安安靜靜地死去就是對美國來說最有利的選擇。書已經出來了，李志綏的“油水”已經被“榨幹”，下面真正要做的是通過傳播管道進一步大規模“傳播”此書，李志綏活著反而是個“累贅”。
如此看來，我們不難理解林克們為什麼會發出這樣的感慨：
“正當我們著手寫這兩篇文章的時候，李志綏死了。聽到這個消息，我們為失去對質物件而感到遺憾。本來，我們是很想同李志綏就他的“回憶錄”中涉及的重要問題逐個對證的。”
李志綏必須這樣不明不白、安安靜靜地死去，他死得恰到時機，恰到好處，他的死及死法最有利地保證了“妖魔化毛澤東”大業的順利開展。】
B、班尼特之死
2009年3月22日，「中情局」轟炸中國駐南大使館負責人班尼特被「中情局」暗殺。
九年前，即2000年4月，也就是在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被轟炸整整11個月後，美國《洛杉磯時報》刊登報導說：“美國「中情局」就誤炸中國使館一事終於做出了正式處分：1名高級官員遭解聘，6人受處分。”實際上而這名被解聘的高級官員，就是班尼特。
環球人物2009年的報導《轟炸我駐南使館元兇被殺之謎:疑遭中情局滅口》：http://news.qq.com/a/20090518/000364.htm
【經過不懈追查，《外交政策》雜誌首先發現了班尼特一個更驚人的身份——他正是1999年科索沃戰爭中，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被炸事件的主要責任人！此消息一出，美國民眾鬧翻了天，“陰謀論”的傳言席捲了全美各大網路。線民們七嘴八舌——“顯然是中國人來尋仇，殺了班尼特和他的妻子！”“傻瓜，應該考慮塞爾維亞人復仇的可能性，他們比中國人尋仇可能性大多了”；更有調侃者稱“當年班尼特用老照片誤炸中國大使館，現在很可能有一夥犯罪分子試圖暗殺黑社會老大，結果用錯照片誤殺了班尼特夫婦”。然而，絕大多數的線民都把懷疑的目光投向了中情局，他們認為，班尼特大半生都在為中情局工作，被“中情局高層滅口”的可能性最大。】
李志綏之死和班尼特之死是有“相似性”的，因為他們都“掌握”「中情局」的絕密資訊。李志綏所“掌握”的資訊是，美國一直在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來製造“妖魔化”毛澤東的“謠言”進而攻破中國的文化安全防線，使中國共產黨員思想產生混亂，從而接受美國式的“普世價值”。
正如國內外許多評論所說的，班尼特肯定也是“掌握”了太多「中情局」的“秘密”，才被「中情局」暗殺。當然，出現這種情況，一定是班尼特試圖利用他掌控的「中情局」絕密資訊去要脅「中情局」，以獲得更大的利益，而「中情局」為了防止洩密、防止被知情人要脅，只能將其暗殺。
「中情局」採取非常手段在美國國內搞暗殺，一般是為了防止重大洩密事件的出現。像甘迺迪被暗殺、李志綏被暗殺、班尼特被暗殺，在所謂司法獨立的美國，“根本不可能”得到公正的調查，其真相有可能一直被“掩蓋”。
被誰“掩蓋”？只能是高於、淩駕於美國憲法之上的力量。
看來在美國，法律並非高於一切的，「中情局」幕後主人的力量和利益才是高於一切的。
所謂司法獨立、程式正義、民主自由人權，都不過是“華麗”的騙人的“口號”。
以上所述李志綏被「中情局」暗殺，就是非常典型的案例。
那麼班尼特掌握了什麼資訊呢？
1999年，美國轟炸中國駐南使館，這是當今中、美兩個大國關係中的最敏感的問題。
這一“事件”，雖然發生在十多年前，但事件一直沒有結束，2009年班尼特被「中情局」暗殺就是這個事件的最新發展。這個事件，直接決定著中、美關係如何發展，也決定著整個世界的戰略格局。可見，班尼特被暗殺，很可能與這個事件有關。
美軍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後，美國通過各種管道向中國表示，這是誤炸。美國政府“為何”一直宣稱是誤炸？
也許，轟炸中國駐南使館，並沒有得到美國總統克林頓等人的同意，這是美國幕後影子政府實施的秘密行動。所以，克林頓等勢力會在事件之後進行調查，「中情局」為了丟車保帥，不得不將班尼特等直接責任人撤職，而克林頓政府自然宣稱是誤炸。或許班尼特內心十分不平衡，與「中情局」之間產生矛盾，班尼特試圖將他掌握的核心機密告知公眾，以此來對「中情局」進行要脅。
此事一旦曝光，有兩大危害：
第一，美國幕後影子政府則真正浮出水面，美國公眾將會意識到，美國本質上是一小撮壟斷資本家進行獨裁專制的極權社會。
第二，這將雄辯地證明，不管美國如何高談中、美友好，美國事實上從來沒有將中國視作朋友，美國一直將中國視作“主要敵人”，試圖將其“肢解”是其持之以恆的戰略目的。正如蘇聯解體後，葉利欽統治的下的俄羅斯曾經徹底向美國投降，但是美國如何對待俄羅斯的？不但進行經濟上的勒索，同時繼續支持車臣等分裂勢力，要進一步“肢解”俄羅斯。
如果中國“一旦意識”到第二個問題，那麼中國必然加緊對美防範，這對美國的“和平演變”“大業”十分不利。因此，為了從戰略上“欺騙”中國，不僅克林頓要將此事件說成是誤炸，「中情局」要將此事件說成是誤炸，美國幕後那隱形的影子政府也必須將此事件說成是誤炸。
那麼，美國為何要蓄意轟炸中國駐南使館呢？
從班尼特被「中情局」暗殺一事可以看出，美國轟炸中國駐南使館，是美國最高統治集團、獨裁的影子政府直接指揮「中情局」實施的秘密行動，也許美國總統克林頓都事先不知道——即便是美國總統（例如甘迺迪）不服從這個獨裁的影子政府的命令，也會被暗殺。
美國中情局的目的在於恐嚇中國鷹派、俄羅斯鷹派及南斯拉夫的領導人米洛舍維奇，攻破南斯拉夫的心理防線。
中國（上海幫江澤民）遭受如此“奇恥大辱”之後，竟然向美國“示弱”，“選擇”繼續“韜光養晦”的策略。於是，美國「中情局」借此暗示米洛舍維奇：不要再寄希望於中國和俄羅斯了，“看看吧”，中國自己遭受美國的侵略、羞辱後也只能選擇投降。
之前俄羅斯葉利欽的“軟弱”反應已經讓米洛舍維奇傷透腦筋。中國在駐南使館被美國轟炸、遭受美國無端羞辱侵略轟炸後，竟然擺出了一幅“軟弱投降”的姿態。
也許正是這一點，最終擊潰了米洛舍維奇的最後心理防線： 5月7號中國駐南大使館被轟炸。5月28號南斯拉夫米洛什維奇總統辦公室就發表聲明接受美國和北約提出的政治解決科索沃危機的基本原則和內容。
美國“何以”襲擊中國大使館，時任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潘占林的看法很有見地：
【那些美國和北約的主戰派們事先宣稱，只要三天，最多一個星期就讓米洛舍維奇跪下求饒，這成了他們大言不慚的自我吹噓。北約騎虎難下，無計可施，於是採取“左道旁門”的卑劣做法，轟炸中國大使館，打掉米洛舍維奇的所謂“精神支柱”，打擊南斯拉夫人民抗擊北約的戰鬥士氣，達到扭轉戰局，便捷取勝的目的。當然，這也是對同情南斯拉夫，反對北約戰爭行動的俄羅斯的一個警告。】詳見：時任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潘占林的著作《戰火中的外交官：親歷北約炸館和南聯盟戰火》。
美國“肢解”南斯拉夫事件，是美國加緊在世界稱霸，加速推動“世界新秩序”的“標誌性”開始。美國能夠順利完成這一過程的前期任務，其必要條件在於，在俄羅斯，鷹派普京也未能完全掌控俄國大局。而在中國，則乾脆沒有普京這樣的鷹派領導人，而“中國的葉利欽（上海幫？劉亞洲？）”比俄羅斯的葉利欽更加“親美賣國”。
結 語：
對於那些因為親美而“喪失了理智”的人而言，本文的結論當然是無法相信的謠言。但對於尚存理智的人而言，本文的結論當然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常識”，本文的價值只是對這些結論提供了一點證據而已。
而對那些眾多一直“昏睡”的人而言，本文內容當然是聞所未聞的秘密。
文／何雪飛
近期全球戰略形勢分析
一、 近期國內國際形勢綜述
二、 近期國內國際形勢綜合分析和後期國內國際形勢展望
備註：建議博客後面不要再跟水軍（買辦網軍）辯論，怎樣反倒“上了他們的套”，後面全是“無價值”的這種辯論，你們看看那個被我拉到“黑名單”的人“居然”還能夠不停的在後面留言，就“知道”了，他很有可能是“體制內”的人，在“（美帝以華制華已高度滲透掌控之四大門戶網站）「新浪」系統”裏面有很高的“許可權”。所以不用跟他去辯論，不要上他的套。
另外博客後面儘量不要討論敏感話題，在“巨變”之前，那些“漢奸”會使用各種手段，包括“引導”博客後面評論討論敏感話題然後“要求”封博客，所以要注意。
一、近期國內國際形勢綜述
第一部分：中國國內部分
1、 最近幾個月對於幾個要害部門相關人員的查處可以說是一個開頭、也是獲得證據的步驟。
2、 人民網：美國用“金融殖民手段”掏空前蘇聯人70年財富，這個報導證明高層“意識到”我們現在問題的“嚴重性”以及“國內（漢奸買辦特務）賣國利益集團”的狀況。
3、 非經濟領域的快速整治（包括食品衛生等等）
4、 國內軍方對於部隊內部腐敗勢力和“（類劉亞洲上將之美帝第五縱隊）裸官”開始的快速清除
5、 對於“三峽工程”的置疑，這個也是對於權貴階層的打擊的開始
6、 對於地方債務的摸底
7、 “中紀委”對於三大電信運營商的多名高官的雙規和調查，中層幹部全部上繳護照
8、 媒體爆出：“發改委”今年3826億預算投資支出情況不透明，“口袋預算”即中央預算內投資，只有國家發改委擁有審批這些投資項目的權力，而相應的預算分配權也隨專案的審批，落入“國家發改委”名下
9、 「摩根士丹利」將把所持上海莫泰59%的股權出售給如家，其他上海莫泰股東將把所持股權換成新公司的股權
10、 人民日報：執政者要在眾聲喧嘩中傾聽“沉沒的聲音”
11、 前一段時間美國一直在查處一些公司“在華行賄”的事情，其實就是“暗示（威脅恫嚇）”國內的一些人（如陳水扁般之買辦代理人），假如“不聽話”就會“曝光”他們在美國的資產和“受賄”情況
12、 央行專家：中國貨幣政策下半年有望鬆動，穩定經濟為主調
13、 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吳曉靈：通脹壓力嚴峻央行不會放鬆貨幣政策
分析：以上這些只是很多事件中挑選出來的縮影，在黨政軍中，軍隊是最先強硬起來的，同時軍隊內部的反腐和反“裸官”速度也會最快。
從整體來看經濟領域還是那幫“賣國利益集團”在把持，所以“賣國行為”還會繼續，但是他們現在也兩難，假如繼續賣國後面可能被清算，假如不賣國美國可能就會直接“公開”他們在美國的資產（綠卡）和“受賄”資訊，所以“漢奸”都會兩難就是這個道理。除了金融領域外的其他領域整治力度開始加大，包括食品安全、糧食安全等等，同時對於壟斷部門的“清查”也開始了，對於地方政府債務問題的清查也開始了。
所有這些可以看出來，國家高層應該“意識到”了後面可能面臨的問題，在做準備。包括人大財經委開始對於金融領域發出聲音，就是對於金融系統的制約。同時美國的資本在加快撤離速度。
從種種跡象表明，國內強硬勢力起來的速度越快，美國（信用金融經濟泡沫）的“時間越緊迫”，美元指數拉升的時間點會越早。
所以不瞭解國內政治而忽悠大家進股市的是傻冒，大家不要被他們忽悠進股市，更不要進房市。
第二部分：中國和周邊的戰略局勢
1、 前段時間參謀長（劉炳德）訪美
2、 最近幾天國防部長和美國防長在新加坡會晤
3、 前段時間「上合組織」的“參謀長會議”標誌著「上合」向軍事組織（結盟化軍事化）發展
4、 胡總6月中下旬訪問俄羅斯將確立中、俄之間的聯盟關係，俄、中即將開展的天然氣合作規模宏大，雙方正在進行兩個大專案的談判：一個是西線天然氣，一個是東線天然氣，都是標誌性工程。西線每年供氣300億立方米，東線每年供氣380億立方米，而且都是為期30年的合作，意義非常重大
5、 俄高官表示可向中國提供戰略轟炸機生產線
6、 台海形勢暫時沒有發生大的變化，但是不排除中、美關係惡化後小馬哥會被美國“策動”的一些事件趕下臺，然後台海局勢快速惡化。
7、 中國軍隊的快速調動（在南邊特別是藏南的增兵）
8、 對於巴基斯坦最近大量提供軍用物資包括高性能戰機（JF-17）
9、 中國開始接管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並且在緬甸構築出海口
10、 中國在巴基斯坦、緬甸、柬埔寨的強勢介入已經形成對於印度、越南和泰國的牽制
11、 中國在南海的強硬立場
12、 菲律賓擬向聯合國“抗議”中國侵犯其領土：這種“抗議”是沒有任何效果的，在知道中國的“決心”的“前提”下，美國是不會直接介入南海問題的，前面100年，美國只有兩場戰爭失敗了，都是在亞洲而且都是和中國的戰爭。所以美國是不會直接介入的。
13、 越南防長：中、越南海分歧不允許任何第三國干涉，他並表示，兩國之間在南海問題上的一些分歧應該由雙方共同努力解決，不允許任何第三國進行干涉和借此破壞兩國關係：越南防長比菲律賓總統要瞭解中國，因為1979年他們嘗到了中國的厲害。
14、 朝鮮最近對於韓國的強硬表態對於美軍的牽制
15、 沙特（沙烏地阿拉伯）前面一段時間和中國之間的頻繁交流
16、 德國這次是和中國軍方研究機構和中國政府醫療機構聯合研究這種大腸桿菌，最近德國爆發（如SARS般）的大腸桿菌“（美／以）人為製造”的可能性相當大，我國負責實驗室研究領域，德國負責臨床研究領域，現在分析下來這種大腸桿菌具有多種抗生素免疫能力，並且毒性相當強，傳染性強，是由血緣關係比較遠的兩個片段結合而成的，目前沒有藥物有比較好的療效，人為製造這種大腸桿菌的概率很大。德國聯合中國來研究這種大腸桿菌就證明了他們現在對於美國的“顧慮”和對於中國的支援的“需求”
分析：中國最近在全球地緣政治方面的佈局開始“明朗化”，這個背後肯定有幾個水準相當高的地緣政治高手在運籌帷幄，整體的戰略思路基本是聯合俄羅斯和德國抗衡美國，戰術思路是北面通過朝鮮牽制美國在亞太的力量，西面鞏固「上合組織」的內部結構並且進行軍事聯合（也是防止這些國家發生“（美帝資助策動的）顏色革命”），南面我們主動出擊，強勢聯合巴基斯坦、緬甸和柬埔寨，獲得在印度洋的幾個出海口，同時鉗制印度和越南，
在最近的舉措下可以看出來，越南暫時趨向軟化（可能因為他們沒有得到美國的承諾，另外中國在南邊快速增兵，對於越南的壓力相當大，同時越南國內經濟面臨崩潰的邊緣，假如發生戰事，越南的投資環境惡化馬上會發生大規模資金撤離的危險，中國的軍力在1979年已經證實過了），菲律賓現在處於觀望狀態，軍方沒有表態，菲律賓總統期望把這個事情捅到聯合國（就是期望美國給予承諾），但是美國暫時看來沒有表態，這個和前段時間中國參謀長訪問美國的強硬表態有關（就是互摸底線）。
整體看來中國對外最近走的幾步棋相當成功，聯合俄羅斯能夠保障我們的能源和糧食安全，同時獲得軍事支援。在印度洋的拓展打亂了美國的佈局，突破了美國在西太平洋對於中國的封鎖，同時給了印度和越南兩個南亞國家強大的軍事壓力。同時控制進入中東的橋頭堡，威懾在阿富汗的美軍。相信俄羅斯在歐盟那邊會有一些軍事措施來牽制美國的軍力。
最近中國和德國的關係也開始逐漸明朗化，從（如SARS般）大腸桿菌來看，德國“意識”到了這個大腸桿菌可能是“人造”，然後看看誰有這個“技術”和“動機”就明白了，這個也是為何德國和中國軍方聯合搞這個大腸桿菌研究的原因（按理說美國的實驗室能力最強）。假如這個事情最後證實是“人造”大腸桿菌，那麼默克爾的空間就全部打開了，德國會形成一個很大的反對美國的政治氛圍。（但是美國肯定會（栽贓）說是基地組織搞的，德國政府也會在公開場合說是基地組織，但是政治家都知道是怎麼回事）
第三部分：國際部分
1、 俄羅斯可能會在歐洲牽制美國的軍力
2、 沙特最近的態度（發展核反應爐），同時和中國的接觸更加頻繁
3、 最近「上合組織」慢慢向軍事組織的漫進
4、 德國最近和美國的關係更加微妙，假如這次病毒事件證實是“人為因素”，可以直接導致德國民眾和美國的決裂，這個將給默克爾總理一個很好的民意空間。
5、 日本最近的形勢相當微妙，民主黨內部（在金正日一年內第三度訪問中國歸來之後極強硬面對南韓後）也發生大的“矛盾”，民主黨和自民黨之間發生大的矛盾，但是美國控制住了這種鬥爭，必須讓民主黨背完黑鍋後再下臺
6、 日本“核（災難）問題”已經“完全失控”，可以說損失是遠遠遠遠超過當年的蘇聯（車諾比事件），而且影響也將是長遠的，日本很有可能為此而回到發展中國家的行列。美國最近為了“維持”日元匯率也付出了巨大的政治和經濟代價。另外日本國內的財閥勢力最近對於美國也是有很大的離心力。
7、 美國的減赤計畫最近還沒有明朗的結果，但是有兩種可能，一種是真的還處於激烈博弈狀態，另外一種是兩黨之間的博弈不排除現在是在演戲（就是已經協商好了），有可能目的就是為了完成美國的戰略佈局和壓制美元指數。因為從美國最近對外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策略的一致性來看，可能已經達成了某種程度上面的妥協，主要原因可能是中國、俄羅斯和德國之間“逐漸清晰”的關係對於美國產生了巨大的壓力。
8、 （http://www.cnbc.com/id/43221009 ）快報：「俄羅斯聯邦安全局」認為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卡恩被捕的真正原因是他發現美國國庫已沒有黃金了。5月初卡恩對美國未能及時向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交割191.3噸黃金“感到日益焦慮”，因為CIA有人向他提供了美國已沒有黃金的消息，卡恩立刻趕往機場，他沒帶手機是怕被美國追蹤。普京將此事稱為“卡恩是美國陰謀的受害者。
外媒：卡恩被捕後試圖通過他的埃及銀行家好友Mahmoud Abdel Salam Omar，將美國黃金儲備的證據拿出，結果Omar“碰巧”也（馬上）犯了“性侵犯”在5月31日在紐約被抓了，CNBC對此進行了報導。可笑的是，虔誠的穆斯林、74歲高齡的Omar居然犯的是性侵犯，而且也是針對賓館女傭，世界真奇妙：呵呵，牛，有道理。
這個問題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假如這個資訊是真的，假如美國的這些黃金是拆借給了“投行”，有兩種可能，
一種是投行已經拋售了這些黃金（準備等黃金跌下來後再買進還給美國政府），那麼大家去炒作這個問題就會造成美元指數快速下跌，而這個下跌有可能是不可控的（這個就違背了美國的可控性原則，就像美國通過評級機構來控制日元一樣，不期望因為核問題而讓日元失控）。
一種是投行還沒有拋售這些黃金，那麼他們就是在等一個時機拋售黃金來造成黃金價格崩盤，造成全球流動性快速收縮。
前者是投行賺錢，後者是美國指使投行攻擊全球經濟。
還有一種可能就是投行已經賣了一部分，另外手上留有一部分砸盤的量。這種可能性比較大。
9、 資料顯示，美國5月非農就業僅增5.4萬，遠差于預期增加15萬，增幅創下2010年9月減少2.9萬人以來最低：美國的統計局關鍵時刻和中國差不多，不過中國的統計局是忽悠國內老百姓，美國的統計局是忽悠世界其他投資者。無非就是為了壓制美元指數，看來他們現在也很急了。
10、 利比亞的問題慢慢開始明朗化了，卡紮非政權的很多高官開始外逃，證明卡紮非政權出現崩潰的跡象，但是美國是不會派地面部隊過去的。後面很有可能是法國派兵過去，這樣有可能挽救現在法國總統的政治生涯。
11、 中東敘利亞問題在俄羅斯的強力介入下，暫時穩定
12、 全球的氣候異常對於農作物的影響加劇，但是俄羅斯宣佈恢復糧食出口能夠一定程度上抑制農作物期貨價格，但是不是決定性作用，這個（糧食定價）控制權還是在美國人手上。
分析：整體來看國際層面的局勢最近變化相當快，兩大陣營的輪廓逐漸清晰。國際政治、經濟和軍事都將面臨比較大的變化，現在已經能夠聽到暴風雨前的雷聲。
後期全球的熱點將是：南亞、日本、中東、北非。
其中最大的一個變數就是日本，假如日本後面被打回發展中國家的行列，美元套利資金就少了一個對手盤，少了一個長期剪羊毛的對象，他就需要再發展一個擁有足夠體量和發展潛力的國家（應該是在巴西、阿根廷、印度等經濟體中選一個）。
二、近期國內國際形勢綜合分析和後期國內國際形勢展望
從最近的整體形勢來看，國內經濟形勢惡化速度相當快，不過經濟決策層以外的高層正在做面對惡化局勢的準備。國內“軍方強硬勢力”快速起來，這個將直接威脅到經濟決策層面“賣國人員”的生死，所以後面國內局勢將是瞬息萬變，說不定哪一天你將在「中央電視臺」看到一些“大員”因為“賣國”和“貪污”被捕的消息。後面那個“經濟沙皇”應該會保留他的面子，但是他的資本“串聯”權力的“模式”會被打掉，這個背後的資本力量也會被打掉。
國際形勢來看全球“兩大陣營”（不以意識形態為標的）的輪廓在快速形成，胡總訪問俄羅斯後這個“結構”將確立下來。後面全球將進入一個經濟、軍事和政治多個層面的對抗階段，將是“剝削和反剝削”、“經濟侵略和反經濟侵略”為主線的一場鬥爭。
後期中國南邊將是一個全球的熱點，包括菲律賓、越南、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地區，將會出現局部的“代理人戰爭”。
文／猴王 2011-6-4
問時寒冰一個簡單問題：葉利欽（葉爾欽）是好人還是壞人
文／猴王 2011-06-10
世界上面最可怕的不是天天說謊的，是說9句真話然後最後一句最關鍵最要命的說了假話的。
我這邊問時寒冰兩個問題：
1、 葉利欽（葉爾欽）是好人還是壞人？
2、 梅德韋傑夫背後的資本力量是俄羅斯的老百姓、還是美國資本和俄羅斯內的原有葉利欽殘留的財團？
人傻有兩種，真傻和假傻，
有人以前是真傻，去美國散散心後回來就變成假傻了。
看看1990年後的俄羅斯，盧布貶值5000多倍，大量老百姓上街乞討，軍人也上街乞討，大量女學生為了一個麵包而陪人睡覺。這個就是一個所謂“民主”的社會，一個“資本串聯權力”的社會，一個被美國經濟殖民的社會。葉利欽通過他執政的幾年，控制了俄羅斯的大部分命脈行業，成為他的家族資產。
居然還有人好意思說：“俄羅斯在戈巴契夫手中完成格式化，在葉利欽手中走向新生，在普京手中走向全面復蘇，在梅德韋傑夫手中，則可能走向強大…隨著俄羅斯民主進程的深化，俄羅斯在價值觀方面越來越接近西方…無形中就化解了很多”
我就講一個簡單的事實，當時葉利欽政府和「殼牌公司」簽訂了一個開發庫頁島的協定，這個協定的內容一般是大國通過軍事威逼下強迫小國簽訂的協定才會有的內容，裏面約定殼牌公司在打平成本後才會給予俄羅斯一定比例的原油（或者叫分成），我的天呀，在俄羅斯的土地上面開採石油和天然氣居然，要等盈利了後才能給俄羅斯一些殘羹冷菜，而且這個成本多少還是由殼牌公司說了算。普京上臺後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那個能源寡頭打入監獄，結果損害了歐美的利益，所以他們瘋狂的用民主和人權來說事，但是強硬的普京繼續為了自己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出發，把當時最大的權貴打掉了，2006年通過環境問題禁止了殼牌公司的庫頁島－II天然氣專案。
假如有人認為葉利欽是好人的，那麼假如中國成為第二個蘇聯解體的狀況下，建議你儘早準備一根棍子和一隻碗，一年後能夠派上用場。
現在我國經濟領域已經完成“資本串聯權力”的模式，我們的“經濟沙皇”就是典型的葉利欽（葉爾欽）模式，他通過各種手段控制了經濟決策層，90年代的“分稅制”、“教改”、“醫改”、“房改”、“工人下崗”“製造”廉價勞動力給美國幹活和後面加入WTO放棄我國的“貨幣發行權”，直接“導致”了中國現在這種萬劫不復的境地，造成10年“貨幣大量超發”，
也許有很多人說他在任的時候緊縮貨幣控制了通脹，他在任的時候戰勝了東南亞金融危機，但是告訴你，他不這樣做怎麼會獲得全面的經濟領域的權力？怎麼會輕輕鬆松的就完成了分稅制、教改、醫改、房改、出賣貨幣發行權、讓大量工人下崗後製造廉價勞動力給美國幹活。
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天天說謊的，是說9句真話然後最後一句最要命的說了謊話的，給你吃9個麵包，第十個麵包下面是一把刀，直接把你幹掉了。
————————————-
回應時寒冰昨天發的關於葉利欽的博文
文／猴王 2011-06-17
我本也不想去過多糾纏，但是這個是民族大義，假如中國出現蘇聯解體的這種情況，肯定是賣國利益集團上臺（央行那幫人和背後的“經濟沙皇”），大家就等著明年上街要飯吧。假如有人還在為慈禧開脫，請不要過來評論，沒必要的，這種大是大非的層面，沒必要去討論的。
今天有人叫我去看時寒冰新發的文章，其實我最近比較忙，因為最近局勢變化相當大，我又在寫新的模型，週六還要發佈一篇全球局勢分析的文章。主要好幾個人叫我去看，我就去看了一下，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
居然也開始為慈禧開脫了，那麼汪精衛是不是也帶領中國走向了新生？那希特勒是否也帶領德國走向了新生？
我告訴你，世界上99.99％都是不能用好人和壞人來評價的，因為他們是人民，人民是中性的，但是0.01％的人就是必須用好人和壞人來評價的，因為他們給世界給民族帶來了巨大的傷害，包括生命、物資和道義上面的災難。比如希特勒、汪精衛、慈禧、葉利欽等等。
就說葉利欽（葉爾欽），大家看過劉軍洛的書中的資料就知道葉利欽做了什麼，他靠中產階級的支持上臺，結果一上臺就洗劫中產階級，大量中產階級淪為赤貧，上街要飯，最後大量中產階級遊行要求葉利欽下臺，結果葉利欽用鎮壓的手段回應了原來支持他的人。
時還說到什麼在葉利欽上臺前蘇聯貧富差距就很大，你去看看劉軍洛書中的資料，或者去俄羅斯的一些網站去找統計資料，在蘇聯解體前，蘇聯的福利當時相當好，存在大量中產階級，為什麼葉利欽會上臺，就是占人口總數比例超過60％的中產階級的支持，葉利欽才會上臺的。
為什麼1997－1998年俄羅斯大量民眾要求回到蘇聯時代，因為這些中產階級發覺被騙了，雖然獲得了所謂的民主，但是吃不飽，上街要飯了，從這點來說完全可以印證前後的貧富差距和生活水準的差距。
我今天寫這段不去討論蘇聯－俄羅斯的制度問題，只是簡單寫一下葉利欽給俄羅斯帶來的災難，他洗劫了俄羅斯，帶給俄羅斯的損失是超過二次世界大戰的損失得（財產損失），這樣人還說他好，那你先上街要1年飯再考慮考慮。當時大量的俄羅斯女學生為了一個麵包而陪別人睡覺，假如這種事情出現在你的家庭，你會如何去評價？你忍心讓你的女兒去這樣做嗎？
做人要有良心，這個良心要是真真正正的良心，而不是演戲的戲子，假如大家不瞭解那段歷史可以去看劉軍洛的書，裏面有詳細的葉利欽的做法和當時的詳細的資料，俄羅斯守著這麼大片的土地，結果老百姓挨餓，為何？因為葉利欽家族把糧食都出口換美元了，然後拿美元回來大量收購國有資產，肥了葉利欽家族，結果卻導致大量老百姓淪為赤貧，俄羅斯盧布在他任內貶值5000多倍，當中產階級上街遊行要求他下臺的時候他使用的是瘋狂的鎮壓，這個時候美國怎麼沒有說什麼？因為葉利欽就是美國的走狗，假如這種走狗你時寒冰還去認為他是好人的話，那你時寒冰就是人品有問題了。
假如有人買了劉軍洛的書，可以把劉軍洛講葉利欽的相關的資料貼到網路上來，讓大家瞭解瞭解葉利欽的為人。
有人問的幾個問題：
1、還有很多人說葉利欽現在還不能評判，要等歷史來評判，我就要問了，汪精衛就算再過100年對他的定論還是這個定論（葉利欽背後就是美國人的力量，當年把糧食大量出口國外換取外匯然後占為己有，造成俄羅斯守著大片土地結果老百姓沒吃的，造成俄羅斯盧布失去信用，買不到吃的，大量民眾上街要飯，當兵的也上街要飯，很多高科技人才吃不飽，結果大量移民美國）。不過現在有好多跑出來說汪精衛是好人的，也難怪，美國就是這樣文化閹割日本和韓國的。對於那些說汪精衛是好人的，請不要到這邊來留言或者評論，沒必要。
2、有人說現在俄羅斯不是小日子過得不錯嗎？那你要知道，那不是葉利欽的功勞，那是普京的功勞，普京是把葉利欽的財團老大打入大牢才讓俄羅斯有發展空間的。看看葉利欽的賣國的庫頁島能源交易（見最後面一段附錄）。
3、又有人問普京不是葉利欽提拔上來的嗎？你知道那段歷史嗎？1997年－2000年的盧布危機導致大量俄羅斯民眾要求回到蘇聯時代，當時俄羅斯共產黨獲得大量民眾支持，美國人一看不行了，這個時候才同意讓強硬人物普京上臺收拾殘局的。當時讓普京上臺的最大的條件就是保全葉利欽家族的資產和後面不清算他。
4、又有人說葉利欽把俄羅斯帶向了民主，告訴你葉利欽是個小人，他是靠中產階級的支持起來的，後面卻洗劫了中產階級。大量中產階級變成赤貧，很多人走上街頭要飯。到了盧布危機的時候，大量人民走上街頭抗議葉利欽，要求回到蘇聯時代。當時大量科技人才連飯都吃不飽，很多高端人才去了美國，我們國家的很多技術就是那個時候給那些科學家一些麵包換來的，包括我們的一些航太技術、飛機製造技術等等。
5、俄羅斯為何守著這麼廣大的土地結果挨餓，因為糧食供應短缺而造成盧布大貶值：因為葉利欽把俄羅斯的糧食和石油大量出口獲得外匯然後回來收購了俄羅斯的命脈行業，葉利欽家族基本成為了俄羅斯最大的寡頭。但是付出的代價就是盧布貶值5000多倍，大量俄羅斯人變成赤貧，大量老百姓和軍人上街乞討，大量女學生為了一個麵包而成為妓女。
居然還有人厚著臉皮說葉利欽是好人，在他任內俄羅斯民眾經歷了萬劫不復的10年，俄羅斯整個國家都被洗劫了。這10年俄羅斯遭受的洗劫的綜合損失可以說是創了歷史記錄。而且很多財閥的既得利益因為民主制度而被固化下來了，他們可以世世代代享受著這些既得利益。
然後來看看中國的經濟沙皇，他就在走葉利欽這條道路，這個就是最危險的，看看賣國的中金公司（http://www.people.com.cn/GB/jingji/1040/2508656.html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cj/zxqxb/2011-03-19/content_2067527.html ）。時寒冰和這個經濟沙皇一樣的套路，通過一些手段贏得民眾的支持，給人一種煥然一新的感覺，同時針砭時弊，然後通過宣傳受到的一些壓制來贏得同情，這樣的人最有迷惑性。實際上卻在做著置中國於萬劫不復的境地的勾當。典型的葉利欽模式，假如大家不想1年後拿著棍子和碗上街要飯，就要看清楚他們的真面目。要知道，普京才是俄羅斯民眾心目中的英雄，大家可以去問問俄羅斯人或者看俄羅斯這10年來的民調（懂俄文的可以去翻譯一下俄羅斯這10年每年的民調資料，事實證明普京才是俄羅斯的民族英雄，葉利欽執政的時候大量赤貧的民眾上街遊行反對他，但是在美國的支持下一直沒有倒臺）。
中國只有軍方的強勢介入才能夠打掉這波人物，靠公檢法估計100年後都沒有希望。看看經濟沙皇在大部分領域的力量，對比葉利欽在俄羅斯當時的力量，背後都是美國勢力和資本的支撐，當時俄羅斯大量民眾走上街頭抗議葉利欽的政策，囈，那個所謂民主的葉利欽在美國的支持下他就是不倒臺，在這個問題上，美國從來不說葉利欽獨裁，還說他是民主的英雄，不過他不是俄羅斯人民的英雄，是美國人民的英雄。
附錄：葉利欽的賣國的庫頁島能源交易（他很多賣國行為中的一種）：
當時葉利欽政府和殼牌公司簽訂了一個開發庫頁島的協定，這個協定的內容一般是大國通過軍事威逼下強迫小國簽訂的協定才會有的內容，裏面約定殼牌公司在打平成本後才會給予俄羅斯一定比例的原油（或者叫分成），我的天呀，在俄羅斯的土地上面開採石油和天然氣居然，要等盈利了後才能給俄羅斯一些殘羹冷菜，而且這個成本多少還是由殼牌公司說了算。普京上臺後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那個能源寡頭打入監獄，結果損害了歐美的利益，所以他們瘋狂的用民主和人權來說事，但是強硬的普京繼續為了自己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出發，把當時最大的權貴打掉了，2006年通過環境問題禁止了殼牌公司的庫頁島－II天然氣專案
2011全球局勢回顧分析和展望
一、序
二、回顧我們走過的30年
三、回顧2011年走過的歷程
四、關鍵時刻－2011.06
五、展望2011下半年
六、俄羅斯國內的博弈和中國國內的博弈
因為這兩天局勢變化太大了，很多東西需要匯總，美國對於原油、農產品的價格的打壓給俄羅斯的梅德韋傑夫做了很好的策應，而且現在（中國國內－包括軍壇）美國控制的媒體大肆發佈新聞（真真假假）離間中、俄關係，很多東西都要匯總分析
一、序
現在很多（中國國內）網站（此時此際）貼出來“離間”中國和俄羅斯之間的關係的文章，很多都是幾個月前甚至幾年前的“新聞”了，結果拿出來，其實目的很簡單，就是要“阻止”中、俄之間的“聯盟”的形成，因為這個聯盟是美國的“死穴”，可見國內包括國際很多媒體都是被“資本控制”的。
包括“華爾街日報”報導說沒有簽訂天然氣的合約，但是他怎麼就不去看這個整體框架，這個天然氣合約完全在於這個整體框架內，另外還有能源、糧食和軍事和貨幣之間的合作框架，這些都確定了中國和俄羅斯之間的實際聯盟。
看一下下面的世界地圖：
2011全球局勢回顧、分析和展望（一）
美國“控制”的發佈這麼多“離間”中、俄關係的新聞都是想阻止中、俄聯盟的形成，因為中俄聯盟的形成將直接威脅美國對於中國的經濟收割和美國在全球的地位。
記住，“控制媒體”和“控制輿論”是美國的拿手好戲，美國花了200萬美元就把埃及的強勢的穆巴拉克趕下去了，扶持了埃及軍政府上台。
以中、俄為核心的這個「上合組織」的聯盟以及傳統勢力範圍，東可到達西太平洋，北到達北冰洋，西可到達歐洲大陸（通過地中海可以到達大西洋），南可以通過巴基斯坦或者緬甸到達印度洋，是全球最大的大陸板塊和擁有最大的戰略縱深、耕地、能源、優良的出海港口、礦產，完全能夠脫離美元環境而成為一個自給自足的系統，並且完全有能力形成一個抵抗外來軍事力量干涉的體系。
我們看問題要看問題的本質，下面我告訴大家什麼叫做本質：
中國和俄羅斯“聯盟”的本質是什麼？
就是通過能源、糧食的結合保障人民的生存權，通過“軍事聯盟”的形成保障國家的資源和人民不被侵略。（以下文字中的一部分分析是組內成員寫的）
這個就是為何我一說中國和俄羅斯的聯盟就有很多人反對，因為這個是美國的“命門”。
美國的茅：金融，是個很美妙的數位遊戲，但是需要契約精神保障最後的清算執行。可是我想大膽想像一下，“違約”和“賴賬”，都需要硬實力支撐的，萬一，大家都離開了這個叫美元的“賭場”，而“被欺騙”的賭徒們開始背靠背的拒絕支付。這個時候美國就需要另外一個茅：軍事去平衡這個清算執行。
中、俄、歐可不可以背靠背，去違反美國制定的美元本位下的契約精神呢？金融衍生品，在中國是不受中國法律保護的，這點中國政府已經明確提出過；所以，中國企業可以有權拒絕支付；相反的，這個收割過程也結束了；這就是為什麼「上合」、“金磚”內迴圈備用系統的啟動；但是以上所有這些都必要保證老百姓有飯吃有衣穿，我們有足夠的軍事力量抵禦美國的打擊，因為當大家撕去“偽善的外衣”的時，看到的就是槍炮。
以下為小組成員的分析：
美國（以性醜聞）把親德國的IMF（國際貨幣基金會）主席給廢了，讓一位元美國人代理主席直到8月份，這就等於“卡住”了歐元重組的對南歐諸國的優惠貸款，這對歐元龍頭德國可是一個明顯的“警告”。
歐洲也馬上做出了回應，你不方便我經濟救助南豬小國，我就用承認黃金的貨幣屬性來報答你。
接著普京站出來，暗示卡恩是因為黃金的問題被美國“（陷害）處理”的，讓大家的目光一下子轉移到「美聯儲」的“黃金儲備”問題上面。普京這時候選擇了支持歐洲，給美國一刀子。接著默克爾高調訪美，德、美都上演一出好朋友的劇情，坐下來談判，因為彼此都非常需要對方妥協來幫助自己渡過將來的難關。美國可能要求歐洲（拋售黃金）一同“打壓金價”來換取對歐洲效果債務重組上的幫助。
我們來看看中東的問題，以色列國防部長來中國，希望中國不要賣給伊朗部分武器，也希望在巴勒斯坦問題上面給予以色列支持，改變中東的軍事平衡，其實就是以色列做大的局勢。顯然現在中國的態度成為了破局的關鍵。中、俄、歐都準備承認巴勒斯坦建國。在中東如果不能及時制止伊朗的核武器計畫，那麼中東真正的和平就會來臨；
普京在不遺餘力的想拆掉“石油美元”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現在的中東地區形勢的確能支援他的這種想法。根據保爾森的回憶錄，普京曾在08年建議中國跑掉手上的美債來攻擊美元本位，結果沒有得到中國經濟決策層的支援（原因你懂的）。普京最近在俄羅斯的經濟上畫出了一個美妙的藍圖計畫,顯示了他未來的重新當總統的宣言.普京需要與中國形成聯盟,並得到歐盟的支援,才能真正獲得石油和天然氣的定價權。
我的總結：而這些正好也是中國破局美國的封鎖所需要的，只要中國和俄羅斯的“聯盟”的形成，同時中東作為策動，那麼全球的能源價格的定價權就將從美國人手中游走。而在這個中間，中國的“態度”是關鍵性的，我們這個關鍵性的角色能夠給我們帶來巨大的收益和“發展空間”。三國演繹需要三國勢力的均衡，任何一方獨大都會逼迫另外兩方的聯盟。
二、回顧我們走過的30年
要瞭解2011年，就要從30年前說起，1979年我們揍了一頓越南，確定了我們聯合美國抗衡蘇聯的局面，1989年開始蘇聯進入解體階段，這個決定了20年後中國必然聯合俄羅斯抗衡美國，1989年的中國，也確立了美國對中國採取的措施是：養豬殺豬策略，1994年的分稅制決定了地方政府必須找一個收入來源點，1996年開始的後面的“醫改”、“教改”、“房改”確立了中國後面的內需被殺掉，而1994年的“分稅制”助推了地方政府的這個衝動――把房價推向“泡沫”的極致同時形成中央和地方的完全“對立”。
2001年我們加入WTO出賣了我國的貨幣發行權，所以會看到我國以火箭速度印錢，大量洗劫老百姓的財富。
而1998年的大量工人下崗，為給美國廉價製造商品提供了廉價勞動力。
2000後的10年人民幣的對外升值而對內大量印錢導致的“貶值”，讓人民幣這個貨幣“泡沫化”，隨著中國的房價的泡沫化，“核彈”佈置完成，（注：2010年年中影帝亟呼政改）“引爆點”就定在2011年。
所以我們看到，我們的幸福指數從1978年－2003年是上升的，但是從2003年開始大家的幸福指數開始下降，特別是2008年開始幸福指數快速下跌。
為什麼？
因為10多年前就“潛伏”在我們經濟決策層的官員“出賣”了國家利益，葬送了我們的未來，他們是“潛伏者”，看我《決戰2011》這本書，裏面分析了其實從1990年開始就註定了我國現在的結局，我們經過這20年喪失了經濟主權，喪失了實際貨幣發行權，喪失了人民幣定價權，喪失了內需，喪失了道德，我們喪失了我們應該有很多東西。
看完了這些我們就瞭解了這30年的歷史脈絡，30年前鄧小平揍了一頓越南後帶領我們走向經濟發展的道路是對的，30年後的現在，中國再揍一頓越南帶領我們走向經濟和政治的獨立道路也是對的。
三、回顧2011年走過的歷程
2011年上半年是一個重要的歷史階段，我們首先來回顧一下：
1－5月份整個過程中比較核心的就是：圍繞美國的減赤計畫的博弈發生的一系列事情，圍繞中、美關係的破裂發生的一系列事情，圍繞中、俄關係的形成發生的一系列事情，圍繞日本地震和核危機發生的一系列事情，這個是今年上半年的主線，當你抓住了這幾條主線，你就明白了這個世界會如何運轉。
1月份十二五計畫開始
1月份中國的新一代戰機Ｊ20試飛成功。
1月份中國石油來源地蘇丹公投，決定南蘇丹獨立
1月份中國主席胡錦濤訪問美國，基本確認了美國殺豬的決心，也確立了我們脫離美國的決心。
2月份埃及總統穆巴拉克下臺，軍方接管權力
2月份公佈的2010年GDP中國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
3月份日本大地震，直接導致日本核反應爐堆心“熔毀”，但是日本政府和美國一直“掩蓋”，這個過後是嚴重的。
3月份利比亞騷亂持續，美、英、法對利比亞採取軍事行動
4月份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公佈
5月份（5／2）本拉登被美國擊斃的消息公佈
5月份報導中國長江流域嚴重的乾旱維持了很長時間
5月份IMF總裁卡嗯被捕，美國的人選將代理到8月份左右，這個將直接完成美國的“佈局”
5月份奧巴馬宣佈大中東計畫
整個上半年（1－5月份）：
1、資本市場：可以說在資本市場美國完美的控制了局勢，基本按照美國的整個戰略佈局在進行，包括對於日元匯率的“控制”、黃金、原油、農產品大宗、美元指數、新興國家的匯率。但是美國在控制這些大宗的時候承擔了巨大的經濟和政治成本，特別是逆向控制農產品、日元匯率的走勢。
2、美國減赤：美國減赤已經充分暴露了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的博弈，也充分暴露了美國本土資本和猶太資本之間的利益衝突，請看我前面幾天分析的猶太資本的情況。
3、全球地緣政治局勢：這5個月打破了前面維持了20年的全球地緣政治格局，可以說在這個上面美國是輸了，中、俄的聯盟的形成是被美國逼的，因為在沒有美國這個強大的外力之下，中、俄這兩個近鄰大國很難走到一起，但是在這種時局下，兩者完成了聯盟的初步戰略性的聯盟意圖，這個全球陸地面積最大、海岸線最長、資源農產品自給自足能力最強的“聯盟”的形成，將對美國形成“致命的打擊”。
4、總結：
1－5月份可以說是打了個平手，美國在資本這塊獲得了完勝，但是在地緣政治這塊輸掉了未來。在可預見的後面30年，美國還將是帝國，但是這個帝國將完全不同於前面20年的帝國，因為他碰到了一個強大的聯盟。
四、關鍵時刻－2011.06
6月份最關鍵的核心就是全球兩大陣營的確立，一個是以中、俄為核心的「上合組織」以及周邊的勢力，一個是以美國為核心的集團，兩大集團的對抗熱點將涉及到北非、中東、東歐、南亞。現在以南亞和南中國海為主要爆發點。
中國在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和緬甸尋求出海口突破美國的封鎖同時鉗制印度和越南。
有人不理解，認為俄羅斯靠不住，那麼你告訴我誰靠得住？
大家是否研究過三國演義？當時的吳國的策略就是：魏強則聯蜀，蜀強則聯魏。那麼誰能夠告訴我是魏靠得住還是蜀靠得住？世界上面所有的聯盟都是利益的聯盟，有人說的美國是中國天然的盟友那是“屁話”，世界上面沒有什麼叫做天然的盟友，只有叫做“利益“的這個東西，這個就是全球地緣政治的指揮棒。
2011年6月份是一個“巨變”的月份，中俄聯盟在「上合組織」會議的時候基本確立，
這個時候我們發覺了美國的航母的快速調動，
這個時候我們發覺了美國快速打壓原油和農產品，
這個時候我們發覺了美國給減赤計畫下了最後期限，
這個時候我們發覺了美國動用他最大的“宣傳機器”去“離間”中、俄關係，
這個時候我們發覺了國內鴿派開始大量浮出水面，
這個時候我們發覺了俄羅斯的梅德韋傑夫的勢力開始“作梗”。
很多事情幾種發生在了6月胡錦濤參加的「上合組織」峰會和訪問俄羅斯的過程中。
2011年的6月註定是一個不平常的月份，一個會讓世人記住的月份。
五、展望2011下半年
全球局勢下半年將快速明朗，美國因為自身經濟問題必須對其他國家進行“經濟收割”，而經濟收割將付出巨大的政治代價，一個是美國國內的博弈（涉及到的減赤，雖然確定了，但是沒人會甘願就這麼受到損失）將造成兩大陣營的對立，一個是經濟收割將直接暴露美國在中國的“漢奸集團”，這個“集團”在經濟下滑中將承擔所有責任，而其中很多人將被送進監獄和被槍斃。
有空大家研究一下1979年“中越自衛反擊戰”就能夠明白我前面的預測，為什麼我在上半年能夠預測到很多經濟、地緣政治和軍事的事件，因為當你抓住了整個脈絡，你就明白了這個世界運轉的核心是什麼，主要矛盾是什麼，這些主要矛盾會直接導致什麼樣的結果。
下半年關鍵在於中國、俄羅斯、歐盟、美國和日本的局勢變化。
1、 中國：在南亞和南海發生局部戰爭的概率相當大，國內在經濟危機的情況下“賣國利益集團”會被清算，“貪官”會被清算，會出現大政府小企業的過渡模式（在危機中會導致大量民企倒閉，同時大政府小企業的模式比較容易渡過難關，關鍵在於危機過後很多壟斷行業必須放開，這個是保證後面能夠快速復蘇的根本）。同時房價等高估品種會出現巨大的跌幅，並且是在沒有成交量的情況下出現巨大的跌幅。
2、 俄羅斯：下半年原油價格的暴跌對於俄羅斯內部的政局將是一次嚴峻的考驗，也是對於普京的嚴峻的考驗，但是普京是俄羅斯民眾心中的“英雄”，他的支持率遠遠高於其他任何人，在「上合組織」的框架內，在中國和俄羅斯共渡難關的時候基本會確立「上合組織」的實質性的大聯盟的確立，這個將直接威懾到美元的地位。
3、 歐盟：在下半年的經濟危機中，很有可能「歐盟」成為受傷最大的一個，「歐盟」的結構註定了他的修復是道路漫長的，德國期望的獲得統一的財政權的模式會遭到美國的強烈的阻撓，同時歐盟的危機無法結合到「上合組織」來化解（歐盟內部的分歧決定了這個結果，美國“收買”了歐盟內部除了德國龍頭老大以外的好幾個國家來“對抗”德國）。所以後面我國聯合德國做一些戰術性的動作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歐盟的強大的前提必須是貨幣權和財政權的統一，這是一條漫漫長路。但是一旦歐盟出現戲劇性的不可控的經濟崩盤，那麼歐盟和上合組織的聯合還是很有機會的，我們要時刻注意形勢的發展，做好各種可能的應對措施。
4、 美國：美國的減赤計畫的確立，直接確立了美元指數的長期牛市，大量的美元回流將進入美國的國債市場、高科技行業等等，大量企業的建立將從根本上解決美國的地方財政問題，美國將進入經濟的慢慢復蘇階段，美國將在下半年完成債務重置的工作，新興國家（包括日本）在“經濟大蕭條”中會被迫“低價賣出”美國的長期國債，美國會拉高短期國債價格，廉價發行短期國債。同時今年下半年美國還將維持高失業率和房地產的不景氣，因為復蘇是需要一定的失業率的（廉價的勞動力），同時房地產的不景氣直接將導致中國手上的MBS賣個地板價。美國的股市將經歷一次探底後再拉升。
5、 日本：日本民主黨將在下半年的大蕭條中下臺，同時背起核危機的黑鍋，日本大面積的國土將不適合居住，並且需要大量資金去封堆（核反應爐，當初蘇聯封一個堆是100億美元，幾十萬工人，大量工人後來因為輻射問題生各種病早逝，當初蘇聯的GDP是1萬億美元，預計到2015年，烏克蘭政府還將為善後耗資1700億美元，可見日本後面的沉重負擔），今年下半年將註定日本被打回發展中國家的行列，日本將真正出現空心化（人才空心化、產業空心化、生產空心化），而美國需要一個長期的套利貨幣成為他們剪羊毛的對象，也許後面自民黨上臺後會整合亞洲一些國家形成類似亞元的模式（比如菲律賓、馬來西亞、韓國、越南、印度等等），這樣的經濟體的規模才能夠成為美元套利資金的合適的收割對象。同時在亞洲也形成一個抵抗「上合組織」的聯盟。
6、 全球大宗：黃金、原油等大部分大宗會暴跌，農產品經歷過一次洗盤後會進入長期的上漲階段。
7、 綜合：在下半年的整體危機中，中俄的聯盟模式會得到強化，因為現在的聯盟是建立在一個危機假設的前提下的（下半年的危機和美國的收割），一旦這個假設成為現實，那麼大部分阻力會被化解，因此今年6月份是全球格局形成的時候，今年下半年是這個格局最終確認的時候。美國會贏了經濟輸了地緣政治。什麼叫做博弈，這個就叫做博弈。
六、俄羅斯國內的博弈和中國國內的博弈
從這幾天美國打壓原油價格、農產品價格來看，是在打擊俄羅斯的普京。美國支持梅德韋傑夫（包括美國在俄羅斯的利益代理集團：葉利欽利益集團）的行為後面將成為常態，當時下半年的危機將真正確立普京的地位和聯合中國的這個聯盟的實質性的進展。
預計今年下半年俄羅斯國內的局勢將是普京勝出。
今年下半年中國國內的經濟危機將徹底清除“潛伏”國內20年的經濟層面的“賣國利益集團”，我們的軍隊將在這個中間起到決定性作用，保障政權的穩定（不出現蘇聯解體的情況），同時“肅清”相關（買辦）利益集團。美國會在糧食、食用油、供電、供水、煤氣、疾控、媒體等領域製造很多麻煩，包括鼓動大量人員上街，然後“複製”蘇聯解體的模式，但是只要我們的軍隊做好足夠的應對，在糧食、食用油、供電、供水、煤氣、疾控和媒體等領域做好軍管的預演，相信能夠化解美國的招數。大家要記住，假如美國贏了，那麼就是中國的葉利欽上臺，大量“貪官”的錢就會變成合法了，老百姓將象20年前的俄羅斯人民一樣遭受巨大的洗劫，大家就準備著一年後上街討飯吧（看前面一篇回應時寒冰的文章中介紹的葉利欽政府當時俄羅斯的慘狀）。
預計今年下半年中國國內的“賣國利益集團”會敗北，我國將肅清出賣國家利益者和大部分貪官。
文／猴王 2011-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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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營商中層幹部上交護照 反腐史無前例
2011-06-07 第一財經
運營商腐敗調查正在向更大範圍縱深發展，程度和規模甚至有可能超出之前的想像。
上交護照是慣例？
日前有消息稱，為了徹查三大運營商的腐敗問題，中紀委已經向三大運營商派駐了調查人員，調查預計將持續到6月初，在此期間，三大電信運營商中層以上幹部均被要求上交護照。
“上交因公護照是所有政府部門及事業單位的要求，上交因私護照是今年年初的事，應該跟目前的反腐沒什麼關係。”對於目前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反腐形勢，一位中國聯通中高層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即使在外界看來處於漩渦中心的中國移動，內部形勢似乎也沒有外界想像的那麼“人人自危”。“上交護照是中國移動多年的傳統，不是近期才有的，只要是處長以上級別都要上交。”一位元中國移動內部管理人員對記者表示。
據上述人士介紹，對於目前已經曝光的涉案中國移動管理人員，中國移動內部人士也感到非常驚訝，至於涉案原因，中紀委並未向中國移動方面通報。相比之下，與中國移動有密切合作關係的SP們才真正感到什麼是“人人自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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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揭貪官外逃路徑：過萬官員出逃 攜款8000億
2011年6月15日 人民網
央行網站刊發《我國腐敗分子向境外轉移資產的途徑及監測方法研究》報告
中國外逃的腐敗分子是怎樣把巨額財產轉移到境外？央行反洗錢部門一直在進行深入研究。昨天，央行網站刊發名為《我國腐敗分子向境外轉移資產的途徑及監測方法研究》的報告精簡版本。該報告由央行反洗錢監測分析中心課題組完成，完成時間為2008年6月。
央行揭秘貪官轉移財產八大路徑
報告指出，中國官員因經濟犯罪外逃始於上世紀80年代末。近年來外逃的腐敗分子及其轉移至境外的資金究竟有多少，至今還沒有一組公認的數位，只能根據各方報導勾畫出大體狀況。
報告指出，人民銀行在監測思路上以“獲取非法資產”和“向境外轉移資產”階段為監測重點，依託並充分利用大額交易和可疑交易報告資料庫，加強對重點地區、敏感行業、特定人群和特定消費方式的監測，同時將自主分析和協查分析相結合。
報告建議相關部門應建立合作安排或工作機制實現資訊共用，建立反腐敗機構互派特派員制度，海關建立反洗錢相關資料查詢、通報機制，建立與國外情報機構的交流等方式，完成反洗錢監測任務。
向境外轉移資產的八種方式
用現金走私來轉移
主要是通過腐敗分子本人夾帶在行李中直接攜帶出境，這種方式較為簡單，費用低，但同時可走私的數額較為有限，風險也比較大；此外腐敗分子通過某些代理機構（主要是地下錢莊）利用一些專門跑腿的“水客”以“螞蟻搬家”、少量多次的方式肩扛手提地在邊境口岸（主要是深圳與香港、珠海與澳門海關）來回走私現金，偷運過境後再以貨幣兌換點名義存入銀行戶頭。這種方式雖然手續比較麻煩而且還要交給地下錢莊一定的費用，但風險較小，很難追查。
替代性匯款體系在中國主要表現為以非法買賣外匯、跨境匯兌為主要業務的地下錢莊
以人民幣和外幣的匯兌為例：其人民幣與外匯的兌換和匯付以間接的方式進行，而不以直接匯兌的運作手法完成，人民幣不必流出境外，外匯也不必流入境內，各自分別對應迴圈。利用此種交易方式跨境轉移資產的主體較為複雜，除了腐敗分子和國企高管，還有某些企業為了避稅逃稅和享受外商投資優惠待遇而進行跨境轉移其灰色資金，以及走私、販毒等犯罪分子和恐怖分子以此轉移其黑錢等等。
利用經常專案下的交易形式向境外轉移資產
此種形式大致有五類：進口預付貨款，出口延期收匯；偽造傭金及其他服務貿易專案對外付款；通過企業之間的關聯交易實現向境外轉移資產的目的；利用假的進口合同騙取外匯管理部門核准外匯匯出境外；少報出口，多報進口。
利用投資形式向境外轉移資產
此類資金轉移的特點是資金向境外轉移在形式上基本合法，通常以企業正常海外投資的形式轉往國外。資金性質的改變發生在境外，在境外被腐敗分子非法佔有或挪作他用。採用此種手法轉移資金的多為大型企業高管人員或某項具體業務的負責人員。
利用信用卡工具向境外轉移資產
腐敗分子或其特定關係人通過在境外使用信用卡大額消費或提現來實現資金向境外轉移。目前我國對此類經常項下的個人支付沒有嚴格的外匯管制或限制。而對於各髮卡機構來說，只要持卡人單次消費或提現是在信用額度內且按時還款即可，並不做累計消費或提現的限制。這就為腐敗分子利用信用卡進行資金境外轉移提供了可乘之機。
利用離岸金融中心向境外轉移資產
這些人多為上市公司或國有企業的高管人員，主要採用以下步驟：第一，轉移企業資產。企業管理層與境外公司通過“高進低出”或者“應收賬款”等方式，將國內企業的資產掏空。第二步，銷毀證據，漂白身份。
海外直接收受
腐敗分子並不從國內向境外轉移資金，而是在境外直接完成貪污、受賄等過程。例如，發案單位在國外進行採購時，有實際控制權的腐敗分子可以通過暗箱操作得到巨額回扣。這些回扣不轉到中國，而是直接存入腐敗分子在境外銀行的帳戶，或轉換成境外的房屋等不動產。更隱蔽的做法是不涉及現金，而以安排子女留學等方式作為交易。
通過在境外的特定關係人轉移資金
此類參與轉移資金的特定關係人在他國均已取得合法身份，或者是留學，或者是他國居民或公民。境內的腐敗分子一方面可以通過其特定關係人以合法手續攜帶或匯出資金；另一方面，這些特定關係人利用其國外身份在當地註冊企業後，以投資形式在中國開設機構，然後以關聯交易等形式轉移資產。
案值與級別不同 逃亡目標國各異
報告引用中國社科院的調研資料披露：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來，外逃黨政幹部，公安、司法幹部和國家事業單位、國有企業高層管理人員，以及駐外中資機構外逃、失蹤人員數目高達16000至18000人，攜帶款項達8000億元人民幣。近年由官方媒體曝光的腐敗分子外逃或將資金轉移境外的典型個案不勝枚舉。這些犯罪嫌疑人潛逃境外的目的地主要集中於北美、澳大利亞、東南亞地區。
具體來說，涉案金額相對小、身份級別相對低的，大多就近逃到我國周邊國家，如泰國、緬甸、馬來西亞、蒙古、俄羅斯等；案值大、身份高的腐敗分子大多逃往西方發達國家，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荷蘭等；一些無法得到直接去西方國家證件的，先龜縮在非洲、拉美、東歐的小國，伺機過渡；有相當多的外逃者通過香港中轉，利用香港世界航空中心的區位以及港人前往原英聯邦所屬國家可以實行“落地簽證”的便利，再逃到其他國家。
（北京青年報 記者程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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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和中國在利比亞問題上共進退
外媒：中俄非正式國家聯盟宣告成立
2011-6-18 參考消息
2011年6月16日 胡錦濤同梅德韋傑夫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於當前國際形勢和重大國際問題的聯合聲明》 6月16日，國家主席胡錦濤同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共同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於當前國際形勢和重大國際問題的聯合聲明》。
【俄羅斯報紙網6 月17日文章】題：俄羅斯和中國在利比亞問題上共進退（作者謝爾蓋•斯米爾諾夫）
俄羅斯和中國就一系列重大外交問題達成共識。北京和莫斯科反對外部勢力干涉阿拉伯國家的抗議活動，呼籲政治解決利比亞危機和伊朗核問題。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和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姆林宮會晤後，兩國間非正式國家聯盟宣告成立。
中俄兩國領導人16日在克里姆林宮舉行會晤。俄中《關於當前國際形勢和重大國際問題的聯合聲明》是此次會晤的主要成果。聲明對中東和北非國家的大規模人民抗議活動作出了評價。莫斯科和北京指出：“外部勢力不應干涉該地區國家內部進程。”
此外，莫斯科和北京還呼籲利比亞國內儘快停火。聲明說：“為避免暴力進一步升級，有關各方必須嚴格遵守聯合國安理會1970和1973號決議，不得隨意解讀和濫用。” 雙方還談到了解決伊朗核計畫問題，主張通過政治手段確保伊朗的核能僅用於和平目的。雙方領導人認為，應當通過談判方式解決朝鮮核問題以及阿富汗危機。
專家認為，中、俄在解決利比亞衝突問題上的共同立場表明，莫斯科和北京下次在安理會投票時將表現得更加慎重。
政治學家亞歷山大•科諾瓦洛夫相信，中俄後退一步是試圖保持在伊蘭界的聲望和支持率。安理會關於利比亞的決議通過得過於匆忙。下次在通過容易引起誤讀的決議時俄中將更加慎重，而現在兩國並沒有能夠對解決利比亞危機施加影響的有效杠杆。
【俄羅斯總統網站6月16日報導】
俄總統梅德韋傑夫在慶祝《俄中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簽署10周年的文藝演出開始前發表講話，他說：“10年前就是在克里姆林宮，簽署了《俄中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將新型俄中關係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為兩國關係長遠發展指明了方向。當前，俄中兩國沒有任何懸而未決的政治問題。雙方本著兼顧對方利益、友好互信精神，推動兩國互利合作穩步發展。”
梅德韋傑夫認為，互信、平等、相互尊重的俄中關係已成為當今國際合作的典範。正如條約中所規定，兩國主張恪守國際法準則，不干涉別國內政，不對他國進行武力施壓，為鞏固世界穩定、建立多極世界共同作出貢獻。
【《日本經濟新聞》6月17日報導】
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16日在克里姆林宮與到訪的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舉行了會談。雙方發表了有關兩國關係的聯合聲明，表示願意借助二十國集團峰會和金磚國家的框架，進—步深化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兩國還簽署了《關於當前國際形勢和重大國際問題的聯合聲明》，對北約針對利比亞採取武力行動進行了不點名的指責。聲明還包含了反對北約在歐洲單方面推進導彈防禦計畫的內容。兩國在牽制歐美問題上採取了統一步調。
膽大宋鴻兵悍然得罪了美國的鸚鵡和精英
《貨幣戰爭》剛出版的時候，我就聽到不少人說，宋鴻兵在胡說，什麼都不懂。當《貨幣戰爭》在市場上賣得風風火火時，批評者說，宋鴻兵此書是在誤導中國年輕人。顯然，民眾的喜好與“精英”們認定的價值觀不太相同。
宋鴻兵先生在《貨幣戰爭》的有些觀點我不太認同，所以我曾經就宋鴻兵《貨幣戰爭》中的個別觀點同宋先生打過一個賭，現在還沒到出結果的時候。然而，打賭並不代表我也認為宋鴻兵的書是在胡說。
隨著時間的延續，“貨幣戰爭”一次已成為術語，宋鴻兵的《貨幣戰爭》也已出到第三本了。我覺得如今的宋鴻兵可能會面臨一個危險的處境。如果說當初某些“精英”只想“貶低”宋鴻兵、“淡化”宋鴻兵、“業餘化”宋鴻兵，那麼，從《貨幣戰爭3》開始，宋鴻兵已經真正得罪某些人了。在把宋鴻兵描繪為無知胡說的同時，我彷佛聽到有人在喊：大膽！
宋鴻兵的《貨幣戰爭3》突出的地方之一是，他比較了當年國民黨政府的貨幣政策與共產黨在江西蘇區、華北解放區的貨幣政策。宋鴻兵得出的結論是，民國政府的貨幣政策由於將自己綁在了美國的戰車上，因此失去了貨幣主動權，民國政府像清朝政府一樣，沒有守住金融高邊疆，導致民國政府迅速垮掉。
而紅軍當年之所以能在艱難的條件下，建立起穩固的根據地，並且在以後的發展中最終戰勝國民黨，關鍵就在於共產黨的金融政策堅持了“獨立自主”的原則，將貨幣主權掌握在自己的手裏，成功捍衛了一個政權的金融高邊疆。
僅憑這一點，我想有人就會將宋鴻兵徹底定位了——宋鴻兵在某些人眼裏，很顯然屬於“政治不正確”：跟美國“緊密掛鈎”怎麼能說成是國軍失敗的原因？如今多少人想掛靠美國還掛不上呢！甚至“費盡心機”地弄一個“假文憑”掛靠美國！
不僅如此，宋鴻兵還有更過分的。在描述共產黨的金融幹部時，宋鴻兵先是突出了他們大都沒有專業的訓練，更沒有像國民黨金融專家那樣擁有“美國名牌大學”的真文憑，但是，宋鴻兵在書中說：當今中國所面對的一切貨幣、金融問題，當時的中共金融決策者都面對過，並且在實踐中解決了。宋鴻兵由此得出結論說，共產黨金融決策者的智慧甚至超過了很多諾貝爾獎獲得者。
必須指出的是，宋鴻兵在講述這個結論時，並不是冷嘲熱諷，而是真誠的。事實上，我對宋鴻兵的這個結論基本表示認同。但是，我相信一定會有很多“美利奴”、“愛美精”和“美國鸚鵡”認為，宋鴻兵又在胡說八道了。對於這個問題，我想在這裏再多“胡說八道”幾句。
我曾經介紹過中國古代的“常平倉”制度，這個制度簡單說就是，糧食豐收的時候，政府加價收糧，保護農民的利益；糧食歉收的時候，政府低價賣糧，保證大多數人不受糧食漲價之苦。在嚴重災害的時候，政府甚至免費開倉放糧。常平倉制度似乎只是一種糧食儲備制度，實際上，常平倉也可以看成是一種與貨幣、金融、社會穩定有關的物價制度。
宋鴻兵在《貨幣戰爭3》中很正確地指出，貨幣的最高原則是“道德原則”。這一原則在古代可能沒那麼明確，只是在“（虛擬）紙幣時代”尤其清晰。當今天的人們說貨幣的生命在於“信用”時，實際上就是指“道德原則”：發放紙幣的人或機構，是否堅持不坑害民眾利益的原則？“貨幣道德原則”的確立，我認為是紙幣誕生以後很長時間才清晰起來的。在貨幣的“道德原則”下，再來看金本位、銀本位，實際上它們只是為了保證貨幣道德原則的外部強行限制。
黃金、白銀被稱為“誠實的貨幣”，既突出了道德性，又等於是借助了自然界難以改變的力量，將任何可能違背貨幣道德原則的行為，加以強大的外部限制。然而，貴金屬本位貨幣的問題在於，由於貴金屬數量有限，隨著財富總量的增加和商品交易的頻繁，會造成貴金屬貨幣數量不夠用的情況，從而導致物價不穩定或制約商品經濟的發展。因而，信用貨幣是有必要的。但是，擺脫了誠實的金銀貨幣，信用貨幣如何能夠保證誠實？這是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
宋鴻兵在《貨幣戰爭3》中指出，共產黨在蘇區和解放區實行的貨幣政策，既不是金銀本位，也不是外匯本位，而是“物價本位”，或者叫“物資本位”、“商品本位”。這個術語還可以探討，但我認為，不管叫“物價本位”、“物資本位”、“商品本位”或者其他，共產黨人在貨幣制度上的創新，實際上與中國古代的“常平倉”制度有著密切的關係。
當然，古代常平倉制度只針對糧食，今天，如果把“常平倉”的範圍擴大到幾類最重要的生活必需品，或者擴展到關係國民經濟重大命脈的基礎產品，那麼，從“常平倉”制度擴展開的功能，完全可以看成是超越金銀本位和擺脫金銀本位的純信用貨幣的另一種貨幣形式，我們姑且把它叫做“商品本位”。它的意義在於：既能克服金銀等“誠實貨幣”數量不夠的難題，又能克服純信用貨幣失去外部制約的難題。
換句話說，“商品本位”貨幣基於最重要的幾類基本商品，既能保證貨幣數量與商品總量的匹配，避免貨幣總量不足造成的物價波動，又能使貨幣數量獲得外部硬性條件的制約，以保障貨幣的道德原則。這個道理實際上就蘊含在中國數千年行之有效的“常平倉”制度中。共產黨當年的金融幹部即便沒在外國名牌大學拿過文憑，只要與中國的歷史沒有脫離關係，就很自然地能懂得這個道理。
隨著歷史的發展和貨幣制度的不斷探索與總結，古代比較簡單的“常平倉”制度，發展成真正的“商品本位”貨幣，也許的確可以算作是一種偉大的金融創新。如果中國人能在此基礎上，從理論和實踐等多方面將其完善，我認為，這很可能是未來中國人在金融領域對人類最大的造福。
但要形成完整的理論和制度，還需要充分的設計和各種制度，在這裏不多展開。我還想指出的是，中國人從來不缺道德原則。在國家大政方針上，古代的“天下為公”和現代的“為人民服務”是最高道德原則的體現，加之“商品本位”的實際商品數量的制約，這個擺脫金銀本位的貨幣制度，有可能超越不靠譜的純粹信用貨幣，成為未來全世界貨幣制度的新形式。對於國民黨來說，雖然孫中山借用古人的話，提出“天下為公”，但國民黨事實上並沒有做到。
國民黨過於偏向精英，尤其是依附于洋人的精英，因此，既喪失了貨幣主權，又喪失了道德原則，最終只能失敗。而對於西方人來說，他們既缺乏世俗的道德原則，也缺乏“商品本位”的歷史經驗。連美國的糧食儲備制度，也只是近代才向中國古人學的，時間還不超過一個世紀，中國人完全有理由驕傲。
客觀地說，宋鴻兵在這個問題將共產黨的金融政策制定者譽為超過諾貝爾獎的大師，可能還不算很得罪人，最多被某些人罵成無知、馬屁、五毛、腦殘之類。但是，宋鴻兵在《貨幣戰爭3》中強調的另一個問題，我認為一定會得罪不少人。
宋鴻兵指出，共產黨之所以能戰勝國民黨，最重要的一點是，共產黨在貨幣制度上堅決捍衛了獨立自主，堅決捍衛了貨幣主權，堅定地守住了金融的高邊疆。而國民黨的貨幣金融政策，幾乎完全依靠來自美國名牌大學的海龜，並且由美國人參與制定。與美元匯率掛鈎，使得民國政府的貨幣政策喪失了獨立自主。一群民國的美利奴在傍著美國的同時，既維護了美國的利益，也得到了他們自己的利益，唯獨傷害了中國民眾的利益。
我們通過宋鴻兵對當年國民黨貨幣政策的介紹就會發現，當今中國的貨幣政策，正日益走向當年國民黨的政策。因此，就算宋鴻兵沒有把矛頭明確指向當今中國的貨幣金融政策，人們只要稍稍聯想一下就會看到，當今中國的金融高邊疆也處於即將全面失守的狀態。造成這一現象的關鍵就在於，當今中國又把自己與美國綁在了一起，以至於我們已經失去了很多本該主動的權利。
因此，如果當今中國在金融制度上要繼續與美國結為孿生兄弟，宋鴻兵的觀點就一定會被拋棄。如果未來中國的金融政策，按照宋鴻兵的設想，回到共產黨當初完全獨立自主的道路上，可以想像，當今很多已經與美國連為一體或者勾搭上手的金融界精英們，將遭受重大的個人損失，因為他們會被中國和美國同時拋棄。
而宋鴻兵通過共產黨的成功和國民黨的失敗這樣鮮明的“歷史事實”指出中國貨幣金融政策未來的方向，即便“現實政策”還沒有開始轉向，已經讓很多人不快，甚至視其為仇寇了。用王朔的話說，宋鴻兵已經深刻地得罪了不少“當今的金融精英”。但我認為，如果不得罪那些“美利奴精英”，就必將得罪廣大的中國民眾。因此，得罪少數“精英”，是良知的選擇。
文／劉仰
2011-6
Death Agony of Thatcher Deregulated Financial Model
During the end of the 1970’s into the 1980’s British Conservative Prime Minister Margaret Thatcher and the City of London financial interests who backed her, introduced wholesale measures of privatization, state budget cuts, moves against labor and deregulation of the financial markets. She did so in parallel with similar moves in the USA initiated by advisers around President Ronald Reagan. The claim was that hard medicine was needed to curb inflation and that the bloated state bureaucracy was a central problem. For almost three decades, Anglo-American university economic faculties have turned to Thatcherite deregulation of financial markets as ‘the efficient way,’ in the process, undoing many of the hard-fought gains secured for personal social security, public health care and pension security of the population. Now the ‘poster child’ economy of the Thatcher Revolution, Great Britain, is sinking like the proverbial Titanic, a testimony to the incompetence of what is generally called Neo-liberalism or free market ideology.
As the Neo-liberal revolution began in the economies of the USA and UK, it should not be not surprising that the epi-center of catastrophe in the global crisis now unfolding also lies with the economies of the USA and UK, as well as a handful of economies, including Ireland Canada, Australia, New Zealand and Iceland, all of which embraced the free market Thatcherite agenda most strongly in recent years. Notably, the man who personally implemented Thatcherite financial market reforms and deregulation during the era of Tony Blair in Britain was Gordon Brown, then Treasury Secretary.
A sample of most recent British developments is instructive. Britain‘s economy is about to suffer its most vicious slump since 1946, shrinking by a drastic 2.8 per cent this year, according to EU latest estimates. The UK is predicted to suffer the worst recession of any large European economy.
The consequences for the UK will include soaring unemployment, while the economy also teeters on the brink of full-blown deflation. Unemployment will rise by more than 900,000 people over the next 12 months, driving the jobless total to 2.55 million by the end of the year, or 8.2 per cent of the workforce, from 5.3 per cent at present.
In parallel, the currency, the Pound, which is not part of the Eurozone currencies, has fallen dramatically against the Euro and even the US dollar in recent weeks over growing fears of the collapsing UK economy and banking system. Sterling has fallen below $1.40 to its lowest point in seven and a half years because of concerns about the depth of Britain‘s banking crisis and the Government‘s rising debt levels. This coming year the UK Government‘s borrowing levels may exceed £118 billion, equal to 8 per cent of GDP.
Britain will not be able to reap much benefit from a lower pound for exports because, as part of the Thatcher Revolution, the national economy has out-sourced, de-industrialized and turned to a service economy where, as in the USA, finance and banking became the motor of economic growth the past two decades. That motor has now broken.
Public debt soaring
Fuelled by the cost of state bank bailouts, the UK‘s national debt is set to rise to £1.06 trillion, or 72 per cent of GDP, by 2010, a sharp rise of more than 70% from present levels.
Yesterday, the Gordon Brown Government, only three months ago hailed as the place which was taking effective action to control the global financial meltdown, was forced to introduce yet another new bank bailout package of measures designed to rescue the country‘s banking sector. He refused to put any ceiling on the amount that he might ultimately need, creating great distrust in the Brussels and across the EU.
Combined, British banks have some $4.4 trillion of foreign liabilities. That is twice the size of the British economy. UK foreign reserves are virtually nothing at $60.6 billion. Little wonder that savvy currency traders and hedge funds have decided the British Pound can go only one way, down. Swap markets for CDS now price in an alarming 10% probability of Britain having to default on state debt obligations in the next few years as public debt explodes.
The last time England had a default on state debt in the early 14th Century when King Edward III decided to declare default on his then huge debts to the large Italian banking house of Bardi & Peruzzi, taking the large bank down with it and spreading ruin across Europe.
‘…giving the kiss of life to a corpse‘
The Brown Government admits it does not know whether the second bank rescue package it just launched will work, senior ministers admit. One minister is quoted anonymously in the British press, ‘The truth is that we can‘t be sure whether it will be effective. We have to look calm to try to instil some confidence in the system. But we don‘t know what will happen next. No one can be sure that this is the end of it. We are in completely uncharted waters. The position is changing all the time.’ In brief, the authorities have lost control in the UK.
Gordon Brown and Treasury Secretary Alistair Darling claim the second bailout did not mean the first package they unveiled last October had failed. That deal, they insist, was about preventing banks from going bust; this one was about ensuring they had the confidence to lend to businesses and the public.
The Government refuses to reveal how much it would cost taxpayers. Officials dismissed talk of a £200bn bailout, saying some measures had a low risk and figures were still being calculated. Labour backbenchers conceded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sell“ the rescue plan to an increasingly hostile public. Not surprisingly, polls have turned dramatically against Labour and Brown, now showing that were elections held today, the Conservative Party would win a gain over Labour of 9% to 13 %. An astonishing 49% of all Brotins fear losing their job this year as well.
A major impediment to swift and consequent Government action to contain the impact of the banking crisis has been the dominance of Thatcherite ideology as an almost religious dogma that permeates even Labour, where Tony Blair was portrayed as a Labour version of Thatcher. The ideological absurdity of the situation was underscored recently when the Conservative opposition offered broad support for yesterday‘s measures, even though their concern over soaring borrowing led them to oppose the Government‘s £20bn fiscal stimulus designed to keep the economy moving.
As well, it is clear, following the nationalization last year of Northern Rock and the forced state share of 70% in the large Royal Bank of Scotland, that a type of approach is increasingly urgent along at least the general lines as that used in the early 1990’s Swedish banking crisis, in which the State nationalized banks that were insolvent and unable to raise private capital. Sweden then split the banks into ‘good bank’ and ‘bad bank.’ In the good bank, business of lending to the real economy continued unabated. The assets in the bad bank, largely illiquid Swedish real estate holdings, were held by the state until economic growth again allowed the government to sell the assets in a healthy market. The ultimate taxpayer cost of the Securum model were estimated to have been zero or even a tiny profit when all costs were factored.
The ideological Labour government is stubbornly refusing to admit the logic of the situation, and ends up ‘cutting the dog’s tail off by inches.’ As certain Labour MPs call for the full nationalisation of the banks the Government says that is not its goal. Chancellor Darling stated, ‘We have a clear view that British banks are best managed and owned commercially and not by the Government. That remains our policy.’
John McFall, Labour chairman of the Treasury Select Committee, who believes full nationalisation of the banks is inevitable, asked Darling in recent House of Commons debate if the Government would take a 100 per cent stake in the banks if the new package did not restart lending. Vince Cable, Treasury spokesman for the Liberal Democrats, said, ‘The Government increasingly resembles somebody who is trying to give the kiss of life to a corpse. The Government now effectively controls one of the largest banks in the world. It will almost certainly have to put more money in; it may well acquire other banks.’ Cable had also predicted the bursting of the house price and personal debt bubbles – and the nationalisation of Northern Rock.
Royal Bank of Scotland next
The same day Brown’s Government announced the second bank bailout attempt, Royal Bank of Scotland issued a statement revealing it expects losses of £28bn for 2008, far greater than anyone was expecting, and triggered further selloff in all major British banks. The huge losses announced at RBS were mainly the result of its acquisition of ABN Amro in 2007. RBS paid a high price for ABN and yesterday admitted that the business was worth around £20bn less than it had previously thought. This unexpected announcement resulted in a 67 per cent fall in its shares.
Brown, in a pathetic attempt to deflect blame, has said that he was particularly ‚angry‘ at the record losses racked up by the Royal Bank of Scotland, and the large write-offs of foreign debt. Lloyds Bank is rumored to be the next bank in need of emergency help as the economy of Britain goes into free-fall, the tragic eulogy to Thatcherism.
Origins of the neo-liberal model
The so-called neo-liberal finance model which was espoused by the Thatcher government after 1979 had its origins in a decision by leading Anglo-American financial powers and their circle that it was time to begin a wholesale clawing back of the concessions which they had granted under, as they saw it, duress,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of the 1930’s and in the case of Britain the postwar economic difficulties.
The origins of the effort in the United States go back to a seminal little known book by a scion of the vastly wealthy Rockefeller family, the late John D. Rockefeller III, titled The Second American Revolution. There, amid soporific rhetoric about creation of a ‘humanistic capitalism’ he calls for drastic reduction in the role and size of government in the economy. That theme was then propagated through the efficient propaganda apparatus of the Rockefeller imperium, aided by the economist guru of the Rockefellers’ University of Chicago, Milton Friedman.
Amid the misnamed ‘stagflation’ sluggish growth high inflation era of the late 1970’s into the 1980’s, that propaganda machine, conveniently ignoring the pivotal role of the manipulated oil shocks, shocks incidentally manipulated and brought about by the same Rockefeller family, as I detail in A Century of War: Anglo-American Oil Politics, blamed all ills on ‘big government.’ Rockefeller protégé, Paul Volcker of Chase Manhattan Bank was sent to Jimmy Carter on orders of David Rockefeller, to ‘wring inflation out of the system’ in October 1979, the same general time Thatcher’s Bank of England imposed its own form of economic ‘shock therapy.’
True economic causality was obscured and reams of press copy from the Friedmanite free market camp, during the Reagan and Thatcher era claimed that the ‘defeat of inflation’ had been due to the ruthless discipline of Volcker and Thatcher. That was, we were told, again and again, the reason why the market should be unfettered from government regulation, freed to the devices of its own unbounded innovative genius. The results of that unfettered ‘humanistic capitalism’ or what Alan Greenspan approvingly called the ‘revolution in finance’ is now bringing both meccas of neo -liberalism,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to economic ruin. Somewhere between this and Stalin’s Soviet central planning there lies a better way.
By F. William Engdahl,
22 January 2009
http://www.engdahl.oilgeopolitics.net/Financial_Tsunami/Thatcher_Model/thatcher_model.html
陰謀—-妖魔化國有企業背後的西方資本財團身影
自從西方經濟理論特別是新自由經濟理論在中國“大行其道”並且成為經濟學的所謂主流之後，“妖魔化”公有制和國有企業的“聲音”就此起彼伏，至今綿綿不絕。即便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被美國的（老鼠會式的龐氏騙局）金融危機給撞擊的千瘡百孔，信奉新自由經濟理論的“中國精英”們也沒有停止過對公有制和國有企業的“攻擊”。
西方經濟理論的“擁躉”們如此“熱衷”於攻擊公有制和國有企業從一開始不是學術和理論問題，而是實實在在的利益之爭。要搞清楚對公有制發動“進攻”的原因就不得不注意新自由經濟理論的核心觀點：市場自由化、企業私有化和經濟全球化。
新自由經濟理論的觀點可以用兩句話來概括：主張資本的自由流動不受行業、地域和國界的約束，讓大小資本和企業的競爭盡可能少受規則約束。
由此也不難發現，新自由經濟理論的觀點最“符合”大資本的利益，而在當今世界，實力最強的資本就是跨國資本及其背後的西方資本財團。
為了實現資本的自由流動和自由競爭，西方經濟中的新自由經濟理論不僅僅把計劃經濟和公有制“視為敵人”，而且極其排斥國家干預，一切干預資本行動自由的客觀存在，包括國家界限，都是新自由經濟理論批判的對象。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主張的自由市場經濟和資本跨越國界的自由流動，“表面”的理由是以市場的自由運行來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但是在“實際上”，這種反對約束的自由市場經濟理論的最大受益者是西方跨國資本極其背後的資本財團。新自由經濟理論的本質是把動物法則作為經濟運行的最高法則，實現動物法則指導下的企業競爭。新自由經濟理論的哲學基礎就是達爾文的進化論。
對於動物世界的強者來說，它最大的敵人是可以跟其匹敵或者妨礙其自由捕獵的對手，最需要做的就是“消滅掉”面前的可能的對手，以最大程度的佔有更多資源。對於市場上的競爭來說也是如此。西方壟斷基本財團擁有最強的資金實力、最豐富的競爭經驗、最有利的競爭規則、最強大的資源和市場控制能力，是市場上的最強者。強者最希望的是“沒有規則（對手領域上放任式自由）”或者按照自己制定的規則去進行角逐，最希望的是“沒有裁判員”或者自己就是裁判員。當今幾乎所有的市場運行規則都是以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西方主導的國際經濟組織“制訂”的，這些“規則”的最“基本原則”就是“保障”跨國公司及其背後的西方資本財團的“利益最大化”。隨著資本主義發展到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資本財團“隱蔽”在幕後，一手掌握著西方主要資本國家的政治權力，一手又通過西方資本國家的“代理人”控制著主要的“國際經濟組織”，一方面掌握了資本，一方面又控制了國際規則制定權，一方面是運動員，一方面又是仲裁者。在一個開放性的市場上，在有利於自己的經濟規則約束之下，跨國集團就可以做到無堅不摧。
對於西方資本財團而言，他們實現利益最大化的最大障礙，就是不在其控制之下的國家的公權力、不符合自己利益的規則和以此為依託建立起來的國家直接控制的企業。一個不受跨國資本控制的國家可以通過制定本國的規則，讓跨國資本在該國的規則下進行競爭，消除了跨國資本的規則優勢，還可以利用規則來保護本國的民族企業和幼稚行業，而且，該國的國有企業有國家力量作為支持，通過國家力量實現了資本的聯合，可以把眾多個小舢板組合為一個聯合艦隊，面對跨國資本航空母艦的衝擊，具有相當的抵抗能力，可以在跨國資本的巨無霸面前不被摧毀。這樣在極大程度上妨礙了市場強者的通吃行動。
由此，我們不難看出，為什麼新自由經濟理論如此的否定公有制和國家干預。不受西方資本財團控制的國家制定規則和國家力量支援的公有制企業，實在是影響西方資本財團攻城掠地的最大障礙。
新自由經濟理論在中國的大行其道，背後也當然離不開西方資本財團的支持，活躍在中國的大大小小的西方“基金會”一直在不遺餘力的“培植”信奉和傳播“新自由經濟理論”的中國精英學者，為他們的研究項目創造機會和提供資金支援，讓這些學者精英在學術、教育和輿論等方面推廣新自由經濟理論；通過影響中國的平面媒體和網路媒體，對這些精英學者進行包裝，提高他們的曝光率，製造學術明星，形成精英崇拜，再通過媒體把他們的聲音放大，把新自由主義的媒體充斥於各大媒體，進行潤物細無聲的“洗腦式”地毯宣傳；通過對教育領域的滲透，讓新自由經濟的理論進入大學課堂，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課堂上給邊緣化，在一代代學生頭腦中植入進行新自由經濟理論；通過各種手段對決策部門施加影響，讓新自由經濟理論盡可能的體現於政府的決策中，付諸中國的經濟實踐。跨國公司是新自由經濟理論在中國的批發商，通過中國的主流經濟學者對國有企業的批判和攻擊，反映了跨國公司和其背後的資本財團在中國的利益訴求。妖魔化公有制和國有企業，是為了拆除中國的國有企業對於跨國企業控制中國經濟的控障礙；反對計劃經濟和國家干預，是為了跨國資本盡可能少受限制的發展；鼓勵中國減少投資和貿易門檻，是為了更有利於跨國資本在中國的投資和貿易行為；鼓勵中國融入全球化，是為了把中國的企業置於有利於西方資本財團的國際規則之中進行獵殺。
有資料表明，中國28個主要行業，外資占多數資產控制權的占了21個，每個已經開放產業的前五名幾乎都是由外資控制。這21個行業，基本都是國有企業撤出的行業。中國的私營企業在西方跨國公司的群狼面前，基本還是無法形成有效競爭力量。這就顯示了一條規律，凡是國有企業大規模退出的行業，中國的私營企業，在方跨國公司的群狼面前，基本還是無法形成有效競爭力量。沒有國有企業的積極參與，中國很多行業必然會淪為外資馳騁的領域。國有企業是中國唯一能抗衡西方壟斷資本控制的跨國企業的市場主體力量。國有企業的大規模退出，雖然給中國的私營企業讓出了發展的空間，但更是給跨國企業控制該行業創造了機會。一個行業被外資控制，這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都可能會變成經濟安全問題。
中國的國有企業雖然退出了很多競爭性行業，但是關係國家經濟命脈的行業還控制在國有企業手中，這是中國在融入全球化體質後，還能夠抵禦金融危機肆虐的一個重要因素。如果中國的國有企業基本被私有化，那麼外資就自然會進入到中國的最核心的經濟領域中，那麼中國的經濟安全乃至國家安全都會掌握在外國資本勢力之手，中國的經濟主權會因此而受到跨國資本的衝擊。這是西方資本財團夢寐以求的事情。經濟是基礎，經濟一旦淪為外資之手，那麼政治也難以保持完全的獨立。從這個角度上，做大做強國有企業，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是一個政治問題。不僅僅是經濟利益攸關的問題，而且是關係國家主權和國家安全的大問題。
在國有企業的問題上，蘇聯和俄羅斯給我們提供了前車之鑒。
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接受西方出具的經濟藥方實行的“休克療法”就是完完全全的“新自由經濟理論”烹製的。其主要內容就是實行“國有企業私有化”、完全的自由市場化。
這種“改革”的結果，是同1990年相比，1991年下降了8％，1992年下降了19％，1993年下降了32％，到1995年經濟總量下降了一半。從1992年1月至1993年9月這一期間，物價上漲了162倍，而居民的現金收入只增加56倍，這就意味著人民的實際生活水準下降了2/3。由於“休克療法”，人民僅在1992年就損失了9000億盧布以上。“改革”把大部分俄羅斯人拋向了貧困線，甚至赤貧。 1992年俄羅斯年通貨膨脹率高達2000％。伴隨著俄羅斯經濟總量的萎縮，俄羅斯的經濟結構也日趨惡化，資源和電力行業成為經濟的主要部門，經濟結構單一且不合理，昔日的工業門類齊全的工業強國淪為主要依靠出賣資源為主要收入的國家。
俄羅斯的“私有化”實際成為歷史空前的“大規模腐敗”，價值2000億美元的國有企業私有化的所得收入只有72美元，原本屬於全體人民共同共有的財產以超音速的速度變成少數金融寡頭的私有財產。俄羅斯的“私有化”同時也演變成一場外國資本對蘇聯時期七十年積累進行“洗劫”的盛宴，有資料表明，美國利用蘇聯資本市場的放開，通過一系列的金融導彈轟炸，最後僅僅動用了幾億美元就把前蘇聯人民積攢70年的財富—價值２８兆（萬億）美元的財富席捲而走。在這場“財富洗劫”中，新自由市場經濟理論烹調出的“休克療法”其威力簡直勝過任何幾百顆氫彈。依據“新自由經濟理論”“泡制”出的“華盛頓共識”在東歐、拉美和東南亞地區，基本實現了同樣的“結果”，都是經濟命脈最終淪為“外資控制”，成為外國資本的“經濟殖民地”，很多國家的最核心資產都淪為外資的“囊中之物”。“新自由經濟理論”簡直就是一把威力無比的“搶劫兇器”。
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成為世界第二，但是經濟的“高度外向型”和外資對中國諸多行業的壟斷地位，給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敲響了“警鐘”。中國和俄羅斯相比，比較幸運的是，新自由經濟幾輪的“完全私有化”和“完全自由的市場”還沒有得以完全實施，所以中國至今還通過國有企業保護住了自己的最核心的經濟命脈。但是如此同時，已經享受過經濟私有化和市場化創造的洗劫盛宴的西方資本財團們面對中國剩餘的國有企業和國有企業控制的核心經濟部門一直沒有放棄覬覦之心，一直沒有停止過努力。它們通過在中國的“利益代言人”，通過它們影響和“操縱”的“（四大門戶）網路媒體”片刻也沒有停止對國有企業的“輿論圍剿”。任何行動，輿論先行。跨國資本“隱藏”於背後，和中國的私營企業一起合唱，由中國的主流精英“衝鋒在前”、不斷造勢的“國退民進”協奏曲正是為了“瓜分”剩餘的國有企業，以求得對中國經濟最核心領域和經濟命脈的“完全控制”。對於這樣的一些圖謀，我們不應該放棄警惕之心。
事實上，現在把中國經濟改革“造成”的“貧富懸殊”等一系列問題的重要原因“歸於”國企壟斷正是竭力啟動新一輪國退民進大潮的“輿論動員”。而中國的經濟現實也清晰的表明，“所謂”的國退民進往往會變成“國有資本撤退外資乘虛而入取得行業控制權”這樣的一個遊戲。國有資本的退出，讓中國的私營企業成為一個個分散的個體去面對具有強大實力的跨國資本，很容易就失去行業控制地位和行業定價權，最終的結果就是從國有變成私有，然後再變成“外資擁有”。中國的二十一行業被“外資”占控制地位就是基本通過這個“方式”來實現的。
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們他們“所謂”的理論創新從來沒有超出西方經濟學的範疇，打著理論創新的“幌子”售賣西方經濟學特別是“新自由經濟理論”的方子，三十年來，中國的“知識精英”是一直這麼做的。為了給“國退民進”製造理由，他們所謂的“國退民進”的理由就是國有企業沒有效率，
當西方經濟學，特別是新自由經濟理論“被炒作”成主流經濟學之後，對國有企業的評價權就落入了中國主流經濟學者的手中，同時憑藉他們掌握的話語權，國有企業“被妖魔化”是一種必然。
西方經濟學雖然流派林立，但是他們有著共同的理論根基。在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新自由經濟理論和凱恩斯主義是交替占主導地位，但是也一直共生共存。新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的共同點，就是都把維護資本特別是大資本的利益作為自己的最高準則，就跟動物法則的最高準則是“弱肉強食”一樣。當資本主義國家實行一段時間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之後，大資本在自己制定的遊戲規則中不斷勝出，通過大魚吃小魚的遊戲，讓資本和資源進一步集中於少數大資本手中。由此造成了社會的貧富加劇，導致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和社會矛盾的加劇。失業率增加，社會有效需求萎縮，生產的相對過剩加重，經濟危機發生。這個時候，凱恩斯主義就會登臺，政府開始干預經濟，通過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增加社會就業機會，創造社會需求。但是另一個相應的結果是政府負債增加。而美、英等國家的“貨幣發行權”是掌握在“金融寡頭”手中，政府的負債就變成了金融寡頭對政府因而也是對該國家人民的債權。隨著利息的增加，債務的雪球越滾越大。隨著負債的增加，政府對金融寡頭的依賴性越來越強，債務象一條越收越緊的絞索一樣套在政府脖子上；金融寡頭作為政府的債權人，對政府的控制就一點點的加大。這點在美國和英國表現的尤為“明顯”。新自由主義更有利於大資本在市場上的資本集中，凱恩斯主義更有利於大資本把政府變成資本的僕人。通過交替使用新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政策，資本日益集中於“壟斷資本”手中，政府正式變成壟斷資本的僕人。資本一手控制了經濟資源，一手控制了政治資源。這是多麼巧妙的遊戲，一切都在“自由”的規則之下進行，“表面上”多麼符合自由和法治，結果卻和草原上的弱肉強食的動物淘汰沒有兩樣。區別在於，獅子老虎只能享受動物法則的對己有利的因素，卻沒有權利去制定規則。而壟斷資本本身就是獅子老虎，還有權力制定規則。歷史上最不公平的遊戲規則，就是在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下實現的，還美其名曰“現代文明”、“自由民主”、“普世價值”。
因此，所謂的自由經濟理論，雖然在表面上和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理論長期對峙，但是這兩種理論的核心不但沒有衝突反而是一致的，都是堅持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作為理論的基礎。這點非常類似於政治領域的資本主義兩黨制，資本主義的兩黨制雖然主張微有不同，但是基本主張和基本立場在維護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生產關係這個基本立場是沒有任何不同的。
簡而言之，無論是新自由經濟理論還是凱恩斯主義經濟理論都是站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對立面，都是把維護資本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
同樣，無論是奉行新自由主義還是凱恩斯主義的中國所謂的主流經濟學者，“都只”反對國有企業的壟斷，卻“從來沒有”反對過外國資本在中國形成的壟斷。
國有壟斷是壟斷，外國資本的壟斷“難道”就不是壟斷了嗎？
這種在壟斷問題上的“雙重標準”正是這些喊著“為民”的主流們的“狐狸尾巴”。
在這些主流精英的“心裏”、眼裏和嘴裏，私有制企業就是民企，資本家就是“民”而真正的全民所有制企業被他們口誅筆伐多年。先是把全民所有的所有企業變成了一個國家充當所有者的國有企業，喊著產權清晰的旗號搞的產權反而不清晰了。國營企業是全民所有，政府只有經營權，國有企業，則是國家所有，政府代行所有權。一字之差，企業的主人就變成了看客，全民所有制變成了向私有制轉變的中間狀態。
然後，這些所謂的主流們，就開始攻擊國有企業壟斷，讓他們心中的民介入，企圖把國有企業“私有化”。
而“私有化”的大餐真的會落入這些民間資本家手中嗎？
那是做夢！
規模如此之大的國有企業，只有外國資本，才有實力笑話。
“私有化”的“最終結果”就是從國有壟斷變成了“外資壟斷”。
這就是“妖魔化”國企的“終極目的”。
雖然現在的國有企業與社會主義的國營企業有著很大的不同，本質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組織形式，但畢竟相比較私有資本而言，更接近社會主義。中國的蘇丹紅、毒奶粉、地溝油、跳樓死、黑磚窯等等最尖銳的社會問題有多少不是冒稱“民營”的私有經濟的傑作？
但是在主流學者和主流媒體的“雙重標準”之下，“私有經濟”出現的“問題”再大，就歸因為改革不夠深化、市場不完善；
國有企業出現了問題，那應該把國有企業連根拔除。
“雙重標準”簡直成了這些人的救命稻草。在“雙重標準”的廣泛使用上中國的主流們已經成功的實現了和國際的接軌。
國有企業確實存在問題，問題的根源是把全民所有改成了國家所有，把國營企業的集體領導機制和職工的民主管理機制給故意取消了，形成了權力的失控；再把國有企業變成了市場競爭的主體，國有企業變成了資本逐利的工具，這必然會導致與民爭利。
所有問題的“根源”就是“私有化”。解決國有企業的問題，只能是社會主義方向，把國有企業重新變回國營企業，恢復和完善企業的民主化管理機制，重新把職工變成企業的主人國企的運行重新置於工人和人民的監督之下。
資本主義私有制企業運行了幾百年了，至今都沒有找到真正有效的激勵和約束機制。華爾街金融機構“導致”的（老鼠會式的龐氏騙局）金融危機，證明了所謂外國先進管理經驗的“神話”破滅。一個造成（老鼠會式的龐氏騙局）嚴重危機的管理模式和機制，我們如果還繼續去學，那無異於跟死人學習自殺技術。公有制企業遇到的管理問題，在私有制企業裏都能找到。公有制沒有解決的管理問題，私有制企業也沒有解決。
相反，私有制企業解決不了的企業管理問題，公有制企業尋找到了更高級的管理思想。我們曾經有了一個到現在都世界領先的企業管理思想和管理機制—-鞍鋼憲法，我們需要把它找回來，完善它，而不是丟棄。美國企業管理學日本，日本企業管理管理的三大精髓“年功序列”、“終身雇傭”、“目標管理法”，在鞍鋼憲法中，都能找到。而且，鞍鋼憲法所核心的企業是為人民服務的理念，卻不可能在資本主義的私有制企業的管理思想中找到。
文／大眾民主
2011-9-23 民聲網
黨的政治紀律同樣不容許黨報傳播政治謠言
——評《浙江日報》所屬媒體發表反黨反華文章的重大危害
2011年5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署名“中紀聞”的評論文章《黨的政治紀律不容許黨員傳播政治謠言》，這無疑是對當前萬民公訴茅于軾、辛子陵的偉大政治鬥爭的一個有力政治支持。茅于軾、辛子陵等採用極端下流的語言造謠辱駡毛澤東，造謠散佈黨中央已做出徹底清除毛澤東思想的決議，造謠污蔑共產黨不抗戰，肆意侮辱人民大眾的思想信仰，為美國（主子）實施“解體中國”戰略“製造”政治動亂等，其所作所為已經嚴重損害了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無論放在當今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屬於嚴重的違法犯罪行為。
可是，由於多年來“中國極端右翼勢力”在“精英立法”過程中設置了大量喪盡天良的法律條款，使他們可以幹出任何滅絕人性的法西斯獸行而不受任何法律制裁，
比如他們可以肆意侮辱人民信仰而不受法律約束和制裁，
他們可以肆意搶劫人民財產而不受法律約束和制裁，
甚至被全世界所有國家都列為頭等犯罪的叛國行為，在當今中國都不受任何法律約束和制裁。
所以，茅于軾、辛子陵等放在任何一個文明國家都屬於十分嚴重的犯罪行為在當今中國卻可以逍遙法外，面對全國人民大眾的極度憤怒，茅於軾的反應如同當今中國絕大多數違法犯罪分子一樣，挑著大母手指頭奸笑著說：“有本事就去法院告，老子正等著呢！”茅于軾的這個“得意反應”是當今中國弱者“最熟悉”的罪惡情景，是所有法西斯野獸最得意忘形的地方，是最能反映當今中國精英立法邪惡本質的地方，是當今中國精英立法最悖逆現代人類文明的地方。
目前包括茅於軾在內的中國法學精英之所以敢突然跳出來向中國共產黨發難，向中國人民發難，就在於他們十分清楚，多年來由他們負責和參與起草的許多法律條款，對他們具有充分的“保護作用”。
在國法已經被完全綁架的被動情況下，中國共產黨唯一能夠動用的政治武器就只剩下了黨紀，所以才有了人民日報《黨的政治紀律不容許黨員傳播政治謠言》這篇文章。由此也可看出當今中國共產黨已經落到了“何等被動”的歷史地步，哪還有一絲一毫執政黨的架勢！只要是有美國（主子）在後面“撐腰”，隨便幾個師爺和訟棍就可以向共產黨叫板，而共產黨除了搬出黨紀之外，無論在法律上還是道義上都已經到了無可奈何的被動地步。由於茅于軾不是共產黨員，不僅國法奈何他不得，黨紀同樣奈何他不得，所以茅於軾才能夠單槍匹馬挑戰共產黨，挑戰億萬人民的共同信仰，打響美國對華戰爭的第一槍——在武力威懾下“文力討伐”中國。只是，中國是中國人民的中國，中國人民決不願意眼睜睜地看著國家慘遭美國解體，於是便掀起了萬民公訴茅于軾的強大民主運動。中國有可能會再次出現宋朝以來那種悲劇現象——民間抗戰轟轟烈烈，政府對“漢奸（買辦）”卻“唯唯諾諾”，好在目前中國已不是南宋，不是晚清，中國共產黨在被法律和道義兩條繩索捆得結結實實的情況下，終於用最後的黨紀武器發出了反抗之聲——“黨紀不容許黨員傳播政治謠言”。
可是，黨員之所以敢於傳播政治謠言不僅僅是因為黨被邪惡法律和邪惡倫理捆住了手腳，同時還在於黨的某些“機構”開始變成“反黨堡壘”，黨報開始成為黨員傳播“政治謠言”的媒體平臺，《浙江日報》所屬媒體發表茅于軾、辛子陵等反黨反華的文章，就是黨的某些機構已經成為“反黨堡壘”的一個典型標誌。茅于軾、辛子陵所製造的關於毛澤東和共產黨的大量政治謠言是通過浙江省委黨報《浙江日報》的“財新網”傳播的，而《浙江日報》的“財新網”又絕非是把關不嚴的偶然事件，而是因為她的“使命”就是傳播此類能夠動亂中國的政治謠言。《浙江日報》財新傳媒集團屬下的兩刊一網全部由胡舒立一人擔任總編輯，而這個胡舒立自2001年以來曾經連續7年被美國（主子）“評選”為各類最佳人物，在獲得美國（主子）“賦予”的各種“榮譽”和獎項方面堪稱中國第一人，甚至遠遠超過那位諾獎得主劉先生。對於這樣一個具有“複雜背景”的人，浙江省委黨報《浙江日報》不僅僅是把屬下一個財新網、一個《新世紀》週刊或者一個《中國改革》雜誌交給她，而是把所有這些媒體的總編輯統統交給胡舒立一個人，並且她同時還在擔任（注意是擔任而不是兼任）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院長、教授和博士生導師，如此多的實職交給一個人，不僅在中國，即使在世界也極為罕見，如果單純從管理的角度來說，是無論如何也不會這樣安排的，現在這樣安排顯然是出於“政治目的”。
特別是再看看這些媒體的“合作方”就會更加明白為什麼這個“媒體集團”敢於公開傳播“政治謠言”，並且還是傳播關於黨中央的政治謠言。《浙江日報》屬下兩家刊物的合作方是「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雜誌社」，這兩個單位的領導人都是高尚全，顧問都是吳敬璉，領導成員還包括周小川、龍永圖、李劍閣等一大批省部級官員。知道了胡舒立“背後”這個龐大的精英群體就會明白為什麼關於毛澤東和共產黨的政治謠言會在這個媒體傳播，而不是在其他媒體傳播了。在此之前，由「中央黨校」教授開始的黨校反黨“現象”就已經屬於“極端荒謬”的反常現象，後來被胡錦濤主席和習近平副主席幾次講話嚴厲刹住了，現在又出現了黨報傳播政治謠言的反常現象，難道還不足以認真反思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源嗎？黨報的資產無論是來自于黨員的黨費，還是來自於國家的財政經費，都必須用於黨和國家的社會主義事業，而不能用來“豢養”一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極端右翼分子”，把黨報作為傳播政治謠言的工具，為美國動亂和“解體中國”“服務”。
《浙江日報》作為一家黨報，能夠在全國公開亮相，率先站到美國和“極端右翼勢力”立場上不能不引起國人的極大憂慮。
胡舒立具有“複雜”的“美國背景”《浙江日報》不會不知道；
茅於軾是公開反共反華的敵對分子，《浙江日報》同樣不會不知道；
辛子陵因為造謠傳謠而在政治上已被控制，《浙江日報》也不會不知道；
他們這些人對重慶唱紅打黑共同持有“敵視態度”，《浙江日報》也應該十分清楚；
再過幾天，就是建黨九十周年大慶，《浙江日報》更是十分清楚；
在這種情況下，《浙江日報》所屬媒體竟然能夠把這樣一些“反共反華分子”聚集到一起，為他們提供“妖魔化”毛澤東和“妖魔化”共產黨的“輿論工具”不能不說是一種“深思熟慮”的政治選擇。
事情明擺著，無論是從共產黨的政治紀律出發，還是從官場的潛規則出發都應該十分清楚，在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九十周年的喜慶時刻，黨報所屬媒體卻發表大塊文章，造謠污蔑“共產黨不抗戰，只是在抗戰初期象徵性地放了幾槍”，造謠辱駡“共產黨的領袖只會整人和強姦婦女”，顯然是在觸犯生死大忌，莫說是執政黨過生日，就算是普通老百姓過生日，如此“造謠辱駡”也是倫理大忌，即便是強盜土匪對此也會有所顧忌，而作為中國共產黨省委機關報的《浙江日報》，卻在此時此刻破口大駡共產黨，究竟對共產黨有多大的仇恨？
究竟是“什麼人”給了他如此天大的膽子！選擇在這個時候“妖魔化”毛澤東和共產黨，讓人感覺《浙江日報》仿佛不是大陸共產黨的報紙，而是臺灣國民黨的報紙。
顯然，《浙江日報》黨報媒體是“有意選擇”在這個特殊時刻表明立場，表明與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相對立的政治立場。此時此刻他們“妖魔化”毛澤東妖魔化共產黨的另外一個目的，就是要激怒共產黨和人民群眾，借此證明當今中國所有的矛盾和問題，都是由封建遺風和文革遺毒這兩股勢力造成的。最近中國突然刮起了再次“妖魔化”文革的風潮，有人把現在人民看不起病，買不起房，上不起學，養不起老等（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問題，把中國資源被外資耗光、環境被外資毀壞等（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問題，把中國金融資產變成美國財政收入、中國婦女變成國際妓女、中國勞工變成外資奴隸等（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問題，把轉基因主糧對中國經濟安全和種族安全的嚴重威脅等（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問題，統統“歸結為”是封建遺風和文革遺毒這兩股勢力造成的，認為是封建勢力和文革勢力造成了當今中國社會的貧富兩極分化，造成了充斥整個社會的偽劣假冒產品和有毒食品。
由於這個判斷過於“荒誕不經”，過於違背現實，所以需要“製造”實例來證明，《浙江日報》所屬媒體“妖魔化”毛澤東和共產黨便起到了為上述“荒謬邏輯”提供證據的任務。道理很簡單，如果任憑他們妖魔化毛澤東和共產黨，中國就會陷入大流血、大動盪、大分裂；如果反對他們妖魔化毛澤東和共產黨，則會被指責為是兩股勢力——共產黨進行干預會被指責為是封建遺風，人民大眾起來反抗則會被指責為是文革遺毒，無論出現哪種情況，都會為“兩股勢力論”提供證據。“兩股勢力論”是沖著誰來的，大家心裏都很清楚，所謂封建遺風是指紅二代接班，所謂文革遺毒是指重慶唱紅打黑。此時《浙江日報》所屬媒體這樣做，矛頭所向顯然是中共18大。
可以說，目前中國大地突然再次掀起妖魔化毛澤東、妖魔化共產黨、妖魔化社會主義、妖魔化人民革命、妖魔化中華民族、妖魔化中國人民的排空濁浪，主要針對目標就是中共18大。無論是美國精英集團還是“國內買辦漢奸集團”都十分清楚，中共18大將會形成中國轉變發展方式的組織力量和政治基礎，而這是他們無論如何不能接受的政治局面，特別是美國（主子）更加“不能接受”。美國在經過百年來最大金融（泡沫化）危機之後，親身體驗到了“中美國（Ｇ２）”對美國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美國能夠在百年未遇的特大金融危機中不影響人民生活，仍然能夠保持物美價廉的超市供應；能夠在“（債務貨幣化）大量印製美元”的情況下不發生通貨膨脹，而把困擾美國數十年的通貨膨脹“轉嫁”到中國老百姓頭上，完全有賴於“中美國（Ｇ２）”的存在和發展。而一旦中國轉變發展方式，把經濟發展“轉移”到滿足國內人民需要上來就會徹底抽掉“中美國”賴以存在的物質基礎，就會徹底切斷美國向中國轉移通貨膨脹的經濟管道，這種狀況是美國無論如何都“不能接受”的，美國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地“阻止”這種情況發生。否則，美國對中國30多年的“歷史佈局”就很有可能會如同對俄羅斯的佈局一樣，完全付諸東流。美國耗費半個多世紀搞垮了蘇聯，結果卻是竹籃打水一場空，不僅沒有得到哪怕是一丁半點兒蘇聯資源，甚至還造就出一個燃燒著民族主義熊熊大火的俄羅斯帝國。如果這種情況在中國重演將會對美國造成極其嚴重的後果，由於美國對中國廉價商品和金融佔有的依賴性已經形成，一旦失去了中國廉價商品和金融資產注入，目前美國高收入低物價的生活方式將難以繼續，金融危機的災難就會重新砸回到美國老百姓頭上，很可能會引發美國社會動盪和社會革命。所以，美國無論如何都不能讓俄羅斯的情況在中國重演，中國不僅不能復興社會主義，甚至連民族主義也不能復興；中國不僅不能再出現一個毛澤東，甚至連出現一個普京也不行（只能出現美國傀儡葉爾欽、戈巴契夫）。美國一定要趕在中共18大之前出手，製造中東北非的動亂和戰爭，是從外部擠壓和威懾，操縱中國內部“第五縱隊”進行“政治叛亂”，則屬於“文力討伐”。
“文力討伐”是早在甲午戰爭之前日本戰略家就制訂出來的侵略中國計畫，他們認為對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說，只能是“文力討伐”為主，“武力討伐”為輔，“文力討伐”在前，“武力討伐”在後。
曾經兩次敗於中國的美國，再加上中國強大的核威懾力量更加不敢對中國輕易動武，轉而採取了當初日本人制定而沒有成功實施的“文力討伐”戰略，“操縱”中國內部的“漢奸（買辦）集團”把中國搞亂，通過“妖魔化”毛澤東在精神上把中國人變成“一盤散沙”，通過“妖魔化”共產黨在政治上把中國人變成一盤散沙，進而把中國變成第二個利比亞。美國人對他們的“文力討伐”戰略充滿信心，最近國務卿希拉蕊就直言不諱地說道：“中國想用拖一天算一天的辦法，試圖逃過中東北非的命運，完全是白日做夢”。
馬上就要赴任駐中國大使的駱家輝（美國華人影帝），在美國參議院聽證會上，十分明確地展示了搞亂中國的五點計畫，美國參議員弗蘭克•沃爾夫更是猛烈敲打著桌子警告駱家輝（美國華人影帝）說：不要把中國的主權和法律放在眼裏，美國大使館就是要變成“中國的自由之島”，美國大使必須要公開參加“中國的地下教會”。“指示”大使館如此“明目張膽”地“蔑視”和踐踏所在國的主權和尊嚴，甚至連戰爭期間交戰國之間都十分罕見。美國人對中國“文力討伐”戰略的自信“絕非”像中國（吳建民式鸚鵡太監）外交部發言人所講的那樣沒有任何根據，而是有著充分的現實依據。
一是他們用“否定文革”和“精英立法”這兩道繩索捆住了中國手腳，
二是他們的基督教理想主義精神和從中國文革中吸收的大眾政治文明，使他們擁有遠遠超過日本的文化根基，完全有能力對中國實施“文力討伐”。
到目前為止，美國對中國“文力討伐”的戰略“相當成功”，
以茅于軾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精英集團”受他們“控制”，
以“李莊律師團”為核心的“偽自由主義精英集團”受他們“控制”，
以“（外資掌控）四大門戶網站”為代表的中國網路媒體受他們“控制”，
以「南方系」為代表的中國字媒體受他們“控制”，
甚至連中國生物學界研究轉基因的核心專家集團都受他們“控制”。
這些“精英集團”再加上“買辦集團”構成了美國對中國發動新型戰爭的龐大的“政治偽軍部隊”，其中“新自由主義”、“偽自由主義”和“南方系”的諸多“漢奸”則是美國對中國進行“文力討伐”的駐華“先遣軍”。這個“先遣軍”的能量之大已經遠遠超過了當初的吳三桂和後來的“汪偽部隊”。特別是30多年來，“改革教”給中國成功‘戴上“了一個所謂“不能迫害知識份子”的緊箍咒（其他任何國家都沒有這個罪名），在這個緊箍咒的作用下，無論知識份子怎麼“折騰”中國也都“無可奈何”。美國更是抓住了中國這個“死穴”，無論是什麼“阿貓阿狗”，只要是“反共反華”就“（加冕譽冠）命名”為是“知識份子（or民主自由鬥士）”，廣州有一個地地道道的“街頭流氓”，就是因為反共反華，並且“僅僅是”因為“反共反華”，便被美國“（加冕譽冠）推舉”為是“百大公共知識份子”。
目前《浙江日報》所屬媒體發表反共反華文章就是美國對中國“文力討伐”的結果，在美國參議院和國務院事實上“已經宣佈”對中國發動“新型戰爭”的情況下出現《浙江日報》所屬媒體的反共反華事件，已經不再像以往“南方系”那樣只是一般性的替美國（主子）說話，而是跨出了現代中國“東南互保”的第一步。
晚清時期“東南互保”的歷史悲劇有可能在中國重演。1900年中國政府對侵略中國的西方列強宣戰後，宰相李鴻章立刻率領東南各省與西方列強“擅自媾和”，背叛中央政府單獨與西方列強簽署和平協定，把對西方列強宣戰的慈禧太后變成了沒有一兵一卒的孤家寡人。慈禧太后被迫只能召集義和團進行抗戰，東南地方政府又“勾結”“八國聯軍”要求慈禧太后屠殺“義和團”，宰相李鴻章更是“代表”“八國聯軍”“要脅”慈禧太后：如果不殺掉“義和團”就殺掉慈禧太后，慈禧太后為保住自家性命而出賣了浴血奮戰的“義和團”，與“八國聯軍”聯合圍剿義和團。“八國聯軍”為了殺服中國人不僅把義和團男女老少全部殺光，還把當時主張抗戰的一些大臣女眷輪奸致死，同時在中國北方人口最稠密的京津地區展開“大屠殺”，殺掉了京津地區百分之九十的中國老百姓，“京津大屠殺”無論是就其規模還是就其慘烈程度而言都“遠遠超過”後來的南京大屠殺。可是，“控制”中國輿論的“買辦漢奸集團”卻對超過南京大屠殺的“京津大屠殺”“百般歌頌”，甚至在百度百科等各種場合把“八國聯軍”的“京津屠殺”稱為是“一次紀律鬆散的國際維和行動”（最近在愛國輿論的抗議下，百度百科等才放棄了對八國聯軍的公開歌頌）。中國改革教主將“極端右翼分子”馬立誠等人正是因為看到國內知識界為“八國聯軍”的“京津大屠殺”“正名”成功才率領“中國漢奸文人‘掀起了聲勢浩大的為南京大屠殺”翻案“的浪潮。馬立誠所在的”南方系“那個”圈子“與茅于軾胡舒立所在的《浙江日報》這個”圈子’不僅是“同一類人”，甚至乾脆就是同一些人。
「人民日報」發表的中紀委評論文章指出：“黨的政治紀律是高壓線，任何黨員，不論其在黨內的威望和職務有多高，只要是違反了黨的政治紀律都應給予嚴肅的批評教育或紀律處分，對造成嚴重後果的，要依紀依法予以嚴肅懲處，決不姑息遷就。”
現在，《浙江日報》跨出了“東南互保”的第一步，跨出了黨報反黨的第一步，造成了全國十幾個省市自治區的人民的強烈不滿和抗議，後果不可謂不嚴重，並且其威望和職務都還不是很高，能否依紀查處，人們拭目以待。
倘若在中、美衝突如此嚴重的關鍵時刻，在事關黨和國家生死安危的關鍵時刻，對如此嚴重的政治反水和政治叛亂都姑息遷就，那麼，晚清“東南互保”的民族悲劇將不可避免地會再次重演。
“中國極端右翼集團”為了“配合”美國（主子）的新型戰爭，“製造”國內動亂和“分裂”目前已經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極端程度。
一方面在政治上造謠辱駡毛澤東，侮辱人民信仰，激發國內動亂，以便達到一箭雙雕的漁利目的；
另一方面則在經濟上人為製造物價暴漲，逼迫老百姓跳牆。“國家發改委”不僅打著與“國際接軌”的旗號拉高國內油價糧價，甚至為已經壟斷了中國消費品行業的外資公司大幅漲價“保駕護航”。中國“日化行業”的外資公司在基本“消滅”了本地民族品牌之後已經完全形成了壟斷價格，可以對中國消費者隨心所欲的任意掠奪，分散的中國消費者根本沒有任何能力抵抗外資的價格壟斷，唯一的指望就是“國家發改委”的干預和保護。可是，目前“國家發改委”卻在外資公司大幅漲價時宣稱：“依據《價格法》，企業有權漲價”，如此一來，中國消費者就完全變成了任憑外資隨意宰割的無助羔羊。面對在外資鐵蹄下悲慘掙扎的中國消費者，所有良知尚存的中國人無不義憤填膺——
當初“引領”外資控制中國產業的是“國家發改委”，
後來“委託”那些“反共反華”的師爺訟棍制訂《價格法》的也是“國家發改委”，
現在宣佈依照《價格法》外資有權漲價的，還是“國家發改委”！
所有這些僅僅是民族不幸的歷史巧合，還是按照“既定路線圖”事先預設的結果？
在美國向中國轉嫁通貨膨脹、意圖製造中國經濟政治雙重危機的高度敏感時刻，“國家發改委”卻一隻手打著與“國際接軌”的旗號下令國有企業油價上漲，另一隻手又打著《價格法》的旗號保護外資企業漲價，不是要把天下百姓逼上死路又是什麼？一個國家的法律，本來應該是維護本國利益的工具，維護天理人倫的工具，可是，當今中國的法律卻變成了損害本國利益的工具，最能說明問題的是，當初負責起草制訂這些法律的那些師爺訟棍恰恰是今天公開站出來反黨反華的“極端右翼分子”，而“保護”他們公開站到反黨反華立場上的恰恰就是他們當初起草的這些法律。
發展到今天，人們才明白了“中國極端右翼勢力”建立所謂“民主與法治”的真正含義：在對付共產黨的統一領導時，他們只講民主倫理而絕不承認法治；相反，在對付老百姓的正義要求時，他們又只講法治而絕不承認民主倫理。
他們在替美國“文力討伐”中國時，“扯著嗓子”高喊自由、民主，“高喊”實體正義；他們在替國內“買辦漢奸集團”“討伐”人民大眾時又同樣“扯著嗓子”高喊法治，高喊程式正義。
在中國政府抓捕茅于軾同夥時，他們“叫喊”自由民主，全然不管什麼法治不法治；在萬民公訴茅于軾時，他們又“叫喊”法治程式，全然不管什麼自由和民主。
如果認真瞭解了他們的所謂“民主與法治”之後就會發現他們完全是一幫已經徹底滅絕人性的地地道道的法西斯畜生，甚至連法西斯畜生都“不如”，法西斯畜生至少“還知道”維護自己的國家。
中國自宋朝以後，所面對的敵國總是10年戰略、20年戰略乃至50年戰略，特別是當今“（虛偽陰險）對手”美國，“解體中國”的戰略歷經半個多世紀始終不變，包括上述保護反黨反華分子的諸多法律就是在10年前、20年前甚至更早時候制訂的，
什麼叫國家戰略？這就是國家戰略！
可是反觀中國，每當國家有難，總是精英階層群體背叛，朝中叛臣如雲似水，民間“漢奸走狗遍地”，無論是蒙古滅亡南宋，還是清兵入關滅亡大明，抑或是兩次日本侵華戰爭，幾乎都是敵國將領指揮著漢族的降兵降將屠殺本國人民。
甚至連敵國將領都不明白漢族人為什麼那麼喜歡當“漢奸”，蒙古皇帝忽必烈在滅亡南宋後就曾經當面問過宋朝降將：你們為什麼寧可背負千古駡名也要當漢奸？當時那些宋朝降將的回答與今天“帶路黨”的回答差不多，“右派帶路黨”的回答是中國沒有自由民主，左派帶路黨的回答是中國存在剝削壓迫，那些降將的回答則是宋朝奸臣當道、迫害忠良。
當時忽必烈就反駁道：你們拿的是朝廷俸祿，既然朝廷奸臣當道，你們就應該幫助朝廷剷除奸臣，怎麼能夠投降外敵把朝廷滅掉呢?當時忽必烈就下令，在撰寫修宋朝歷史時，一定要大力歌頌那些為國捐軀的忠臣良將，如同日本兵在戰場上厚葬抗日英雄張自忠將軍一樣。
相反，倒是“中國人撰寫”的歷史“秉承”的完全是“漢奸文化”，把“賣國罪名”完全“扣到”曾經還有過對外宣戰的慈禧太後頭上，而把投降“八國聯軍”的東南諸省的“地方漢奸”“歌頌”為是避免戰亂的歷史英雄。茅於軾就是根據這個“邏輯”，把漢奸汪精衛“稱頌”為是歷史大英雄，而對堅持敵後抗戰的毛澤東和共產黨則用盡下流語言“大肆妖魔化”。
由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開始的“漢奸文化”氾濫終於再次淹沒了當今中國的精英階層，美國國務卿希拉蕊“一聲令下”中國各路“精英（買辦）”立刻“嚎叫”著撲向了中國共產黨，撲向了中國人民，甚至連黨報都再次選擇當年“東南互保”的做法，不假思索地站到了反黨反華的立場上。
風雨來臨蟻上樹，大船將沉鼠先逃。《浙江日報》把屬下全部媒體黨產交給一夥反共反華分子來掌管，公開站到反共反華立場上，是一個十分可怕的“災難性信號”，它“標誌”著中國有可能再次出現“東南互保”，“中國投降派”有可能再次佔據上風。中國自宋朝以來，除了毛澤東時代之外在外敵面前“總是”“投降派占”上風，而主戰派的下場則慘不忍睹，要麼像南宋嶽飛那樣本人慘死風波亭，要麼像晚清崇綺那樣全家女眷被侵略者輪奸致死，總之，從來就沒有好下場。而今，美國巡航導彈還沒有打到北京，“殺左族毛”的“叫囂”就已經響徹雲霄，在最近數百名右派精英的聚會上乾脆借一個說書的小癟三（易中天）之口宣佈所有崇拜毛澤東的人“都不是人”，既然不是人，也就沒有任何人權，到時候就可以隨便殺戮。大家千萬不要認為右派集會宣佈崇拜毛澤東的人“不是人”，只是一種洩憤的氣話，而是“精心策劃”的一種“威脅”。在宣佈崇拜毛澤東就“不是人”的會場上，中國法學界的大佬幾乎全部在場，他們“完全知道”這句話的“法律含義”。此前，這些人剛剛用所謂“小蔣積德，蔣家無恙”的話“威脅”紅二代，在重慶獲得了巨大勝利，現在又用崇拜毛澤東就“不是人”，不享有基本人權的話，來“威脅”中國老百姓。美國等西方國家為了配合國內“極端右翼勢力”對紅二代的威脅“採取”了一系列“針對”發展中國家領導人的“斬首行動”——擊斃本•拉登，逮捕象牙海岸總統巴博，通緝利比亞領導人卡紮菲，審判埃及總統穆巴拉克等，“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警告中國紅二代領導人，如果“膽敢悖逆”美國（高級流氓）“旨意”，上述這些首腦人物的下場就是結局。現在，這種威脅已經產生了極其“惡劣”的廣泛影響，據某政法大學的一位校領導講，在他們的“政治威脅”之下，有些本來已經站到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立場上的教授再次發生動搖又縮了回去，相反，那些反黨反華反人民的反動教授重新“揚威耀武”地站了出來，叫囂要與共產黨和人民大眾鬥爭到底。黨報媒體公開站到反黨反華立場上，估計也與這種威脅有關。如果繼續任憑這些“買辦漢奸”對上用“小蔣”威脅紅二代，對下用“不是人”威脅老百姓，結果只能是把越來越多的幹部群眾逼上漢奸道路。
現在，美國巡航導彈還沒有打到中國，就採用恐怖手段“公開威脅”人們叛國“當漢奸”，倘若美國真的打進來，恐怕到時候不用美國人開槍，僅憑這些“漢奸還鄉團”就能夠把中國殺得血流成河！
當今中國的“買辦漢奸”猖獗到如此程度，國家還有什麼安全可言，百姓還有什麼安全可言！
今天姑息一個《浙江日報》，明天就會產生無數個《浙江日報》，國家的分裂和動盪將不可避免！
既然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已經宣佈：“任何黨員，不論其在黨內的威望和職務有多高”，只要是違背政治紀律，就“要依紀依法予以嚴肅懲處，決不姑息遷就”，那麼請問，黨報媒體造謠辱駡開國領袖“強姦婦女無數”算不算違背政治紀律？黨報媒體造謠污蔑共產黨不抗戰算不算違背政治紀律？把黨報媒體交給一幫反共反華分子用做反共反華的工具算不算違背政治紀律？
如果連《浙江日報》這樣一個小小的黨報媒體都處理不了又如何彰顯“不論其在黨內的威望和職務有多高”的嚴正警告？
中國各大“門戶網站”已經被外資和外國勢力所“控制”，如果越來越多的黨報也被外國勢力和“漢奸勢力”所“控制”，那麼，蘇聯亡黨亡國的悲劇將不可避免！
或許有人會說，蘇聯亡黨亡國之後老百姓不是一樣生活嗎？
問題就在於中國和蘇聯不一樣。一是蘇聯原本就是由許多獨立國家所組成，名字就叫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解體之後只不過是重新回到原有狀態，各國重過各國的日子；中國則不同，歷史上一直是一個統一國家，每次分裂都是軍閥混戰、血流成河，人口死亡百分之七十以上。二是美國對蘇聯和對中國的戰略目標不同，美國對蘇聯的戰略目標只是亡黨亡國，而對中國的戰略目標則是亡黨亡國亡中華。在中國“佈局”轉基因主糧就是最有力的說明，“基因武器”不同於核武器的最根本特點，就是能夠“有選擇性”地滅絕一個民族，這就是全世界除中國之外、所有國家都“拒絕”轉基因主糧的根本原因。“美國資本集團”和“國內買辦漢奸集團”打倒共產黨的目的是要推翻毛澤東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制度框架，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制度框架的目的是要“解體”中華民族和“消滅”中國“13億垃圾人口”。倘若不是看到美國如此龐大的“滅絕計畫”，“中國精英集團”也不可能在槍炮未響的情況下就成群成群地走上了充當美國政治偽軍的叛國道路，現在他們這樣做的目的無非就是想在中國這艘大船沉沒之前，換上盎格魯•撒克遜的西方大船。毛主席生前也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才發動文化大革命，拆除黨群之間的政治籬笆，把共產黨和人民大眾捆綁在一起，通過黨群一體化形成戰無不勝的強大力量，以此來挽救中國共產黨，挽救中國人民，並在戰勝危機的基礎上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崛起。其實，目前體制內外毛派共產黨人的迅速發展，中國紅色大潮的再次興起，都是毛主席生前佈局的結果。
現在，毛主席生前布下的這盤世紀性大棋與美國“解體中國”的世紀性戰略，針鋒相對、不共戴天地碰撞在了一起，是贏是輸，是生是死，都只能放手一搏，中華民族已經沒有了繼續韜光養晦的歷史餘地。而“決定”中、美之間這場歷史較量的“勝負關鍵”就是美國在中國“佈局”的“第五縱隊”。此前我們曾經多次講過，美國全部對華戰略都是建立在“漢奸”這個基礎之上，只要打掉“漢奸（買辦）”這個美國的戰略基礎，美國就會“被迫放棄”解體和滅絕中國的戰略。美國與中國兩次交手失敗的歷史教訓，中國核威懾的強大力量，特別是中國絕不會侵略美國的和平發展道路決定了如果沒有中國“內部漢奸”的配合，美國絕不會對中國單方面採取軍事行動，所以，徹底剷除“漢奸（買辦）勢力”是當今中國轉危為安的唯一機會，也是中、美兩國未來和平交往與發展的根本條件。“中國極端右翼勢力”組成的“第五縱隊”已經成為中國體內的“巨大毒瘤”，再不痛下決心徹底切除這個“毒瘤”中華民族將死無葬身之地，13億中國人民將死無葬身之地。
剷除“漢奸（買辦）勢力”的時候到了，美國已經開始“動手”了，中國人民已經發動起來了，不要再猶豫，也不能再猶豫了，如果連一個小小的《浙江日報》，連一個小小的茅於軾都奈何不了，這個資訊回饋到美國，回饋到“漢奸（買辦）集團”，必將會使他們更加倍感鼓舞，更加“無所顧忌”，更加痛下殺手，那樣一來，中國從此將再也不會得到片刻安寧。
文／張宏良
2011-9-14
□ 紅色悲歌
大勢不再
“最危險的敵人往往來自我們內部……”這句話在許多時候、許多地方都是適用的……
對20世紀80年代的美國人而言，蘇聯其實已經越來越不足為慮了–雖然那時蘇聯的威脅被媒體描述得仿佛可能在下一秒就會降臨在西方人面前。如前文所言，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通過一系列軟硬兼施的手段，西方世界中由美國人所主導的"金字塔"型分工體系的結構開始變得清晰且嚴密起來，並且西方世界大於社會主義陣營的經濟總量在美國人的統一調配下成為實實在在的優勢。兩個陣營之間的實力差距從當年的兩屆奧運會就可以看出來。當時美國以蘇聯入侵阿富汗為藉口，帶頭抵制1980年的莫斯科奧運會。結果不算蘇聯自己，當年參賽的國家只有80個，參與報導賽會的新聞記者共有5615名，比參賽運動員的人數還要多。開幕式上，這80個國家裏又有16個國家的代表隊在入場式上沒有打本國國旗，以奧林匹克五環旗替代，新西蘭代表隊乾脆打了面黑色五環旗，有10個國家只有旗手一人，運動員乾脆沒出場，後來在獲獎時這些國家也不升國旗、不奏國歌–借著奧運會搞政治對西方國家來說是輕車熟路。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蘇聯還以顏色，也帶頭搞了一次抵制，但聲勢上要小得多，參加抵制的只有保加利亞、民主德國、越南、蒙古、老撾、捷克斯洛伐克、阿富汗、南也門和古巴等國家。
所謂“抵制”，就是要讓各個國家表明立場、選邊站隊。看看兩次抵制的回應者，東、西方陣營的界線也就基本清楚了。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差不多涵蓋了世界工業生產力的三分之二，這樣的實力一旦被有效地組織起來，結果是顯而易見的。在總體實力居於劣勢的情形下蘇聯要繼續和資本主義陣營保持均勢，那麼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重工業和輕工業的比例以及工業和農業的比例就都無法保持平衡，老百姓的生活水準提高程度和國家經濟增長就無法成正比。舉個例子，在阿富汗戰爭期間， 蘇聯一架米-24武裝直升機的價格只約合9噸豬肉，這不是說蘇聯直升機多便宜，而是意味著那裏的豬肉太貴了，這背後就是蘇聯國內輕重工業嚴重失衡。蘇聯的封閉經濟體系裏，發行的貨幣和生產的產品是對應的，然而這些產品中大多數都是衣不能穿、食不可餐的軍工產品，刨除這一塊，只對比和老百姓生活相關的消費品的話，盧布的發行就是過量的。因為對一般消費品的購買力不足，導致盧布對西方貨幣的官方匯率和實際匯率能差出很多，那時黑市兌換猖獗就是這個問題的反 映。"8 • 19″事件以後盧布迅速貶值，其中就有被"打回原形"的味道。
有人說蘇聯為什麼不能不搞對抗，為什麼不以"和平與發展"作為自己的主題？問題是西方國家不會給社會主義國家陣營這個機會。
雷根上臺以後，美國開始對蘇重新採取遏制政策，表面上沒有20世紀50年代杜魯門主義那樣強硬–因為美、蘇的實力差距沒有那時那麼大，但也不是尼克森時期的收縮政策。雷根政府的基本方針是：強調以抗擊蘇聯為中心，奉行所謂"以實力求和平"的方針，具體說就是以美國的經濟、軍事實力壓制蘇聯；在地區爭奪上，把蘇聯頂在20世紀70年代末的擴張線上，使社會主義陣營不能再前進一步。同時，保持各種管道，加強同蘇聯的"對話"–也就是促使蘇聯"和平演變"。國務卿黑格、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艾倫、國防部長溫伯格成為對蘇戰略的核心人物。後 來艾倫在任職10個月後被對手搞了個受賄醜聞被迫辭去了職務，軍人出身的麥克法蘭接任了他的位置，這樣雷根身邊就是三位軍人出身的鷹派幕僚在決策對蘇戰 略。和平與發展在後面的歷史的確成了時代的主題，但其前提是美蘇兩邊必須有一方衰落直至滅亡，而很不幸，蘇聯是滅亡的那一個。
異 化
產生變化的不只是雙方實力上的對比，更為根本的是蘇聯自身的變化：由於缺乏人民對黨實施有效監督的體制，自赫魯雪夫時代開始，蘇共從一支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共產主義政黨一步一步蛻變成了所謂"全民黨"，實質就是變成了一個新的權貴集團，國家資本主義蛻變成了權貴資本主義，列寧被他們改造為一個形象越來越模糊的簡單圖騰，用以維護其執政的合法性。黨開始背離社會主義，背離人民的利益；領導幹部日益脫離群眾，退化成為一群貪婪如狼、懦弱如羊、蠢笨如豬的官僚；官僚主義與幹群關係緊張大大地損害了原本運轉正常的計劃經濟體制，使得內政問題進一步惡化……在經過長達18年的、穩定的、" 一團和氣"的勃列日涅夫時代之後，蘇共的“權貴化”已然到了積重難返的時代，為了讓自己以及子孫後代永享到手的利益，蘇共的“既得利益集團”最終開始搞起了“政治體制改革”—“拋棄”社會主義搞“私有化”，好讓自己從管理財富的國家幹部變成掌握財富的“資本家”。
某些原本就自視高老百姓一等的所謂"知識分子"此時也迫不及待地站出來高喊著要對國家進行“民主改革”，實質則是妄圖在動盪中為自己“分一杯羹”–當初靠搞"民運"上臺的這批人，後來“無一例外”地成了“新貴族”，譬如格魯吉亞的薩卡什維利、烏克蘭的尤先科等等。最可笑的是，由於蘇共背離黨的宗旨和原則、背離社會主義所產生的種種社會弊端，在這些人嘴裏卻成了社會主義的罪狀，以此來徹底否定社會主義。當然，更多的知識份子，則是由於蘇共的腐化以及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經濟快速發展的表像才接受了西方的新自由主義思想，進而不自覺地成為這些思想在蘇聯國內的傳播媒介，而這些天真的知識份子們包括當時蘇聯的"經濟學家"對市場經濟和私有化的認知尚處在"西方 19世紀的水準"–面對一堆經濟問題，他們的理解是只要私有化了，一切"自然"就解決了。
除了黨內與知識界的這兩股力量以外，民族分裂勢力、各種宗教勢 力以及沙俄時期的舊貴族在這段時期也都活躍了起來。而這些人又都不約而同地紛紛將手伸向了西方國家，以期借助外部力量達到自己的目的。
蘇聯時代大量所謂" 異見人士"的活動經費來源於哪兒呢？
顯然並不是從蘇聯的工人農民那裏募集來的，蘇聯時代從未聽說過有這樣的集資活動。到目前為止，我們所知道的一個“大金主”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呢？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又譯為"國家民主捐贈基金會"，簡稱END，熟悉國際政治的人恐怕都不會太陌生。它號稱美國上百萬個“非政府組織（ＮＧＯ）”中的"龍頭老大"，和美國國務院、國際開發署、「中央情報局」有密切的聯繫，被認為是「中情局」的"另一塊招牌"。這個20世紀80年代初成立、主要靠美國政府撥款從事活動的"非政府組織（ＮＧＯ）"在世界很多地方扮演過“特殊的政治角色”，可以數出來的有：委內瑞拉等拉美國家、烏克蘭等獨聯體國家、伊 朗等西亞國家、緬甸等東南亞國家，它們都受到其顛覆活動或推動"顏色革命"的影響。
不僅僅是在黨外，在蘇共黨內，為了抓住權力很多 人同樣選擇去搞“挾洋自重”。在雅克列夫的牽線搭橋之下，1984年戈巴契夫與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在倫敦郊區切克斯別墅一對一地“秘密會見”，談了什麼至今沒有完全解密，但之後西方各個國家立即統一形成了“輿論熱潮”，它們“盛讚”
戈氏"是蘇聯理想的接班人"，
“是具有新思想的新一代領導人"，
“是可以打交道的人"。
戈氏的那顆帶有招牌式胎記的半禿腦袋在當時常常會出現在西方的各種雜誌上，其中包括《時代週刊》—
柴契爾夫人曾自豪地說："是我們把戈巴契夫提 拔起來當了總書記。"
1986年雷根和戈巴契夫的雷克雅未克會見也是一對一，戈氏亮出了他的底牌–已做好犧牲蘇聯利益，為美國“效忠”的準備。
戈氏後來公開地承認：在雷克雅 未克會見時"實際上已把蘇聯交付美國聽憑處置"，他說："雷克雅未克實際上是一場戲……一場重頭大戲……我認為，如果沒有雷根這樣強有力的人物，整個過程 就不會開始……這次峰會上我們……走得已經那麼遠，根本就不可能再有回頭路。"
1989年戈巴契夫在馬爾他同老布希總統會見的時候，整體移交蘇聯內政、 外交陣地的過程已經完成，當時有個快言快語的外交官形象地說："冷戰是在地中海暖洋洋的海水中埋葬的。"
背 叛
如果說戈巴契夫還只是迎合西方勢力的話，葉利欽、謝瓦爾德納澤、切爾諾梅爾金等人則“走得更遠”，這些人代表了蘇共黨內的“反叛力量”。早在1987年夏天，當葉利欽尚未與戈巴契夫發生衝突之時，葉利欽就開始與美國駐蘇聯大使進行“接觸”，他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坦率"，給美國大使留下了強烈的印象，美國隨即將他作為重點“工作對象”，“全力支援”他對抗蘇共中央、對抗蘇維埃政權、“分裂”蘇共和蘇聯的一切行為。
由此開始，葉利欽或者說是蘇共內的反叛力量取代了以戈巴契夫為代表的“蘇共改革派”，成為西方國家眼裏"更可以打交道的人"，此前戈爾巴喬利用外交場合所反復宣傳的"新思維"、政治改革等話題，此時對西方國家恐怕已經不再有那麼強的吸引力了。
在葉利欽與戈巴契夫公開發生衝突被開除出政治局後，這一點表現得尤為明顯。那時美國利用各種機會始終與葉利欽保持著密切的接觸。1989年葉利欽當選為蘇聯人民代表並進入最高蘇維埃，當年9月隨即訪美，而美方則破格接待這位"非正式訪問"的"非官方人物"，安排總統、副總統、國務卿和前總統雷根等諸多政要同他會晤。葉利欽回國後，隨即加緊展開反共活動。一方面在黨外謀求取消蘇共領導地位的憲法的修訂，另一方 面在黨內領導"民主綱領派"進行"政改"，力圖"徹底改造"蘇共，剝奪黨的領導權。
戈巴契夫與葉利欽的政治鬥爭，說白了就是蘇共 高層瓜分國家和人民財富的一場利益之爭。為了自身的私利，這些人可謂不擇手段，完全罔顧其他–在這場鬥爭中美國政府竟被請出來擔當起了協調人的角色。葉 系與戈系後來的"聯手合作"是由白宮和美國國務院推動的，在大國政治中恐怕找不出比這更荒謬、更可悲的事情了。1990年3月，葉利欽當選為當時蘇聯範圍內最大的加盟共和國–俄羅斯共和國議會的議員，同年6月，他憑藉一系列"政治秀"當選為俄羅斯共和國的主要行政長官。此後，葉利欽和他的助手們開始採取一系列政治手段，破壞國家的計劃經濟體制，導致國家經濟增速出現明顯下降，降幅約為2%。1991年，葉利欽又進一步破壞中央計畫，他把俄羅斯稅收的絕大 部分截留了下來，不再上交中央財政，而俄羅斯共和國則是蘇聯的主體部分，蘇聯經濟因此當年就下降13%，這最終誘發了蘇聯的解體–20世紀90年代初蘇 聯經濟中出現的問題，根本不在於計劃經濟體制內部，而完全是人為破壞的結果。
蘇共反叛者們最終成了後來蘇聯解體最大的獲益者。如今俄羅斯最富有的人正是當年黨內的"精英"。所謂"改革"，說到底改的就是一個社會財富分配體制– 把原來相對平等的財富分配體制砸碎掉，然後把財富堆在那裏，讓人們一哄而上去搶，誰搶著算誰的，蘇聯的"經濟學家"們美其名曰自由競爭。而這些身居要職的 精英們早已給自己占住了最好的位置，這樣一來結果可想而知。除了眾所周知的葉利欽家族之外，還比如說切爾諾梅爾金，20世紀80年代他當過蘇聯天然氣總公 司的總經理，1992年天然氣公司"私有化"後，切爾諾梅爾金搖身一變成了天然氣股份公司最有實力的控股人，控制著全世界40%以上的天然氣資源，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幾個人之一。“蘇聯共青團”中央書記科爾科夫斯基利用自己的職位創辦了一家大銀行，把原屬於人民的財富“變成”了他個人的財產。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黨內的“激進民主派”曾大肆批判蘇共高層的腐敗與特殊化，平心而論，那時蘇共領導幹部們的“特殊化”還僅限於偷偷摸摸地搞些特供商店之類的東西，在莫斯科庫圖佐夫大街上有一座公寓樓，裏面的戶型大致是200~300平方米，勃列日涅夫、蘇斯洛夫和安德羅波夫的居所就在裏面，對於如今的人們而言，這種級別的腐 敗恐怕說出來都會被笑話。事實上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莫斯科就已經實現了電氣化，每5個家庭就有一輛私人汽車，蘇聯公民每月用於文化娛樂的支出占工資總 額的10%~15%，更重要的是涵蓋全民的免費醫療、免費教育以及免費住房。對比1991年之後富可敵國的新貴們的腐敗生活，當時的國情是：國民人均壽命 縮短，治安惡化，貧富差距拉大，國家工業體系支離破碎……當年蘇共的腐敗與之相比，恐怕就有幾分"竊鉤者"與"竊國者"的味道了。如今"竊鉤者"已經"伏 誅"，而"竊國者"又當如何呢？
相比於這些新貴，戈巴契夫的晚景則要淒涼得多。在筆者看來，這並非是由於一些文章中所說的愚蠢或者是"好心辦壞事"，這其實是他與葉利欽鬥爭失敗的結果。他們所“爭奪”的，不客氣地說其實就是一個“（買辦）賣國者”的位置。蘇聯解體以後，葉利欽給戈巴契夫的只是每月4000盧布的退休金–這也是戈氏在辭職之後所“唯一關心的事情”，不幸的是隨著俄羅斯國內瘋狂的通貨膨脹的到來，這筆錢折合成美元之後不過1美元而已。戈氏開始像一個“藝人”一樣忙著在西方國家“拍廣告”賺錢，他曾帶著10歲的孫女入鏡拍了“必勝客”廣告；拿自己的名字為伏特加酒做了商標；還曾為路易•威登做過廣告……顯然，戈氏所看重的只是“自身的利益”，所謂"好心辦壞事"是無從談起的。
解 體
在蘇共內部如此"配合"的同時，美國人也沒有閑著。美國政府制定“肢解”蘇聯的行動計畫始於1981年春，策劃大致完成於1986年底–也就是戈巴契夫與雷根單獨會見之後，前後一共耗時5年多一點的時間。這一行動當時是背著社會公眾、政府和國會秘密進行的，知道內情的僅限於高層的少數幾個人–總統雷根、「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凱西、總統國家安全助理理查•艾倫和國防部長卡斯帕爾•溫伯格。現在公佈的資料表明最早提出這一計畫的是威廉•凱西，"凱西、艾倫、溫伯格在總統的支持下決定向蘇聯發出挑戰……我們認為雅爾達會議無效。"回憶人記得在凱西提交了阿富汗戰場等 情報報告後，提到了蘇聯問題，凱西認為美國沒有必要再繼續遵守以往的遊戲規則。
哈佛大學歷史學家理查•帕普斯為雷根草擬了美國對付蘇聯最新戰略計畫，代號為：NSDD-75。這一次世界大戰略表明瞭美國政策中的"革命性轉折"。"我們當前的目標已經不是與蘇聯共存，而是要改變蘇聯 的制度。""我們完全有能力借助外部壓力來改變蘇聯制度。""通過利用蘇聯內部的弱點來動搖蘇聯制度是美國的目的。"為此，美國展開專門行動，開始在蘇聯 和東歐國家內部尋找他們覺得可靠的代理人–雅克列夫、戈巴契夫、葉利欽這些人恐怕就是他們的"工作成果"，通過給阿富汗反政府武裝以及東歐的反對派以 物質和政治支持，使蘇聯捲入兩場尖銳的危機–阿富汗戰爭和波蘭危機。
與NSDD-75計畫配合的還有另一套反蘇經濟戰方案，代號 是：NSDD-66，在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後開始執行，策劃者是雷根的蘇聯經濟顧問亨利•羅恩。NSDD-66的主要任務是：切斷蘇聯從西方獲得先 進技術用於產業升級的管道；打擊蘇聯外匯的主要來源–石油和天然氣的貿易。克格勃和蘇共高層當時都知道存在這樣一系列"旨在推翻蘇聯制度的美國情報機關 和其他特工機構的計畫"，然而忙於瓜分國家財富的權貴們顯然對此並不在意，相反，為了在政治鬥爭中佔據上風，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樂於主動迎合西方國家。
除了戈系和葉系以外，蘇共黨內還存在由雷日科夫、亞納耶夫等人所組成的第三支力量，他們主張要回到比較傳統的社會主義道路上去。然而，這批人並沒有走出 蘇共權貴化的框子抑或是歷史沒有給他們足夠的時間吧。作為挽救聯盟的最後努力，副總統亞納耶夫等人發動了"8 • 19政變"，軟禁了戈巴契夫，然而這一行動並未得到人民群眾的回應，後者選擇了冷眼旁觀。而在面對西方所謂的輿論壓力時，亞納耶夫等人又表現得畏首畏 尾，在事件爆發三天之後最終釋放了戈巴契夫。最後的努力至此宣告失敗了，葉利欽借此機會，宣佈蘇共為"非法組織"，停止了黨組織在俄羅斯共和國境內的一 切活動–整個過程中，竟沒有一個黨員站出來進行過抗爭。也就在這個8月，烏克蘭、白俄羅斯、莫爾達瓦、阿塞拜疆、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先後宣佈獨 立（此前在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已宣佈獨立，次年，格魯吉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依次宣佈獨立），蘇聯解體至此已進入不可逆狀態。1991年12月 25日，蘇聯總統戈巴契夫宣佈辭職，將國家權力移交給俄羅斯總統。當天19時32分紅旗從克里姆林宮上降落！第二天，蘇聯最高政權蘇維埃通過最後一項決 議，宣佈蘇聯不再存在……
顏色革命
事情到此還遠未結束，這片土地上一下子出現了15位總統–同時也是這裏最富有的人。而在此之前，他們都是蘇共的高級幹 部，正是通過肢解聯盟，原本屬於全體蘇聯人民的國有資產被這些人劃到了自己的口袋裏。這樣一個根源也就決定了，由蘇聯解體而誕生的這些新的政權執政基礎從 一開始就是背離人民根本利益的，是難以獲得民心的–簡單說就是在已經腐化的蘇共基礎上進一步變本加厲。
對於西方國家而言，這些政權同樣是無法令人放心的，他們的利益依舊是基於他們的國家來實現的，和西方世界並沒多少瓜葛，甚至很多地方還會存在衝突–這一點可以參見現在俄羅斯與西 方的關係。如果蘇聯解體僅僅限於這一步，那對西方而言需要解決的就只是一個地緣安全問題，蘇聯地區的資源依舊沒有完全納入西方主導的經濟體系中來，那些地 緣上的戰略要衝也沒有完全被西方國家所掌握，因此資本擴張從中所能獲得的好處還是有限的。
雞蛋原本就有縫，而外面還有一大群虎視眈眈的蒼蠅，於是，顏色革命也就開始了。從格魯吉亞開始，之後是烏克蘭，然後是吉爾吉斯斯坦。與此同時，俄羅斯針對普京的遊戲也開始了。與脫胎于蘇共官僚的舊領導層不同，這些靠“顏色革命”上臺的新貴最初都是黨外的知識份子或者是"異見人士（公共知識分子）"，他們手中的政治資源原本要少於前者，於是也就更加“依賴”於西方國家的支持。在蘇聯解體之前，他們和葉利欽們曾可以說是同盟關係，而變質後的蘇共對這些人也一直採取綏靖政策–蘇共不敢依靠人民，就只能選擇向這些所謂“精英階層”尋求支持。如今蘇聯滅亡了，由這些和西方存在更多“共同利益”的人去執掌權力，顯然比那些前蘇共官僚要更合適。
在2003年格 魯吉亞“玫瑰革命”之後，筆者在一部紀錄片裏清楚地記著這樣一個鏡頭：
在一個公開場合，薩卡什維利在對記者進行了一番講話之後，立即回頭去問了他的顧問──美國退役軍官布魯斯•傑克遜這樣一句
“我說錯什麼了嗎？”
這其實就是這些“民主派”人士與美國之間“關係”的“最真實的寫照”。
2008年北京奧運開幕當天，格魯吉亞突然兵進南奧塞梯，由此俄格戰爭的序幕拉開了，之後在不長的時間內，俄羅斯毫無懸念地贏得了戰爭。在此之前，其實兩國已經就南奧塞梯問題達成了協議，原本通過軍演進行示威的俄58集團軍也已結束演習準備撤回。從實力來說，格魯吉亞舉國的武裝力量就數量而言，僅相當於面前俄58集團軍加配屬航空 兵及海軍數量的五分之一，人員及戰術水準、裝備水準同樣遠低於俄軍。在爭議已經通過外交途徑得以解決，而實力又相差懸殊的情況下卻主動挑起戰爭，這顯然是違背常識的，但薩卡什維利偏偏就這麼做了，這是由於領導人的頭腦一時發熱嗎？恐怕並非如此，相反薩卡什維利當時可能還非常清醒。
俄格戰爭有這樣一個背景：2008年時金融風暴正處於高潮階段，當時美元的地位岌岌可危，在這種情況下歐盟和俄羅斯便再次有了聯合起來"搶班奪權"的 想法，按照《保爾森回憶錄》裏的記載，奧運期間普京甚至私下給中國高層傳話，要"一起拋售美國國債"，準備直接結束美元的性命。在這種時候，俄格戰爭無異 于在俄歐關係上狠狠地切了一刀，即便雙方決策者對此心知肚明，但迫於國內輿論壓力，短期內也無法和對方繼續保持合作。也就是說，薩卡什維利這個看似毫無道 理的舉動，在一個關鍵時間點上大大地減輕了美元的壓力。美國人才是整個事件真正的受益者，而最直接的受害者則是格魯吉亞的普通百姓和在戰火中送命的士兵。 此番種種，恐怕不是用巧合可以解釋得通的。
死亡進行時
就筆者看來，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東 歐劇變可能是20世紀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場悲劇。首先，對蘇聯而言這無疑是災難性的，西方先前承諾給葉利欽們的援助幾乎無一兌現，俄羅斯從西方國家手裏得到的援助遠不及波蘭和烏克蘭。
1993年冬季，俄羅斯因為糧食危機已經面臨要餓死人的威脅，而在這個時候，副總統魯茨科伊竟還在盤算著如何利用即將到來的危機向葉利欽逼宮奪權。所幸的是，當時中國政府承諾在兩年內以不高於加拿大離岸價格，每年向俄羅斯提供500萬噸共計價值4億美元的玉米，這滿足了俄羅斯生產"人造肉"罐頭和飼料原料的需求，危機方才得以緩解。
和蘇聯時期比較，現在俄羅斯人的人均壽命“減少”了十年以上，
出生率從蘇聯時期的14%~17%銳減至8.3%，
死亡率由蘇聯時期的8%~12%增至14.7%，最高時達15.7%，
俄羅斯平均每年減少人口達100萬──按照國內某些學者的邏輯，也可以說俄國的“改革派”和“民主人士”們“幹掉”了數以千萬計的俄國人。
與此同時，包括俄羅斯在內大量東歐婦女迫于生計而淪為“娼妓”。在當時，西歐各國的色情業的平均價格因為東歐妓女的“大量湧入”而被大大地拉低，以至於本土妓女上街抗議“她們的東歐同行”搞“傾銷”–對蘇聯和其他前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來說，這絕不是一個讓人 聽後樂得起來的笑話。
和很多文章裏所提到的不同，在筆者看來，並非是蘇聯的經濟問題引起的這場悲劇，恰恰相反，是蘇聯解體本身製造了蘇聯地區經濟的悲劇。很多文獻都曾將聯盟解體的原因歸結于蘇聯後期經濟增長緩慢，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首先這個"緩慢"是相對於1975年之蘇聯GDP4 %~8%的增長率而言的，而同期美國的平均值則為3.3%。1975年之後，按照反共專家布熱津斯基《大潰退》一書裏的說法，蘇聯經濟增長常年低於5%，可問題是經歷了"平成戰敗"的日本有十年時間乾脆是處於停滯狀態，美國大蕭條時期也曾有過負增長，但美日政府現在都還活得好好的，而且在1975年經濟增長趨緩時，蘇聯人民的消費額增速是在加快的，換句話說蘇聯在當時已經開始逐步扭轉高積累低消費的情況了。事實上直到1990年年初，蘇聯經濟依舊是正增長，逆增長是當年夏天開始的–原因上文裏提到過，俄羅斯共和國在葉利欽當選總統後開始人為地破壞計劃經濟體系。還要說明的是，蘇聯時代GDP和GNP的計算是不算第三產業的，計劃經濟體制裏不存在金融操作這樣的虛擬經濟成分，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裏，製造業對GDP的貢獻通常只占20%~30%，其餘都是金融及服務業。
對蘇聯的經濟而言，應該說1991年前後的動盪只是讓國家經濟"休克"了–國家的動盪影響的實際只是分配環節。蘇聯範圍內，工廠、設備等等都還在那兒 放著，工農業生產能力完全是可以滿足人民生活需求的，真正的問題出現在後面，蘇聯經濟的"死亡"是一個持續了很長時間的過程。
開啟 蘇聯經濟"死亡"的第一步是聯盟解體。蘇聯工業體系的特點在於各個地區分工高度專業化，往往一個小城鎮只負責一種配件的生產，其餘生活物資都從外面調配，一架圖-154客機，上面的零配件來自十幾個加盟共和國。筆者所生活的城市就是20世紀50年代由蘇聯專家負責規劃的，所以對此有著比較清晰的認識。市內 最初一共三個區，輕工業、重工業、生活三樣分得清清楚楚，三個區之間留出了大量空餘土地以備今後發展–至今市區中心尚有8平方公里的草原。這種高度專業 化的分工可以極大地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生產效率，同時可以比較平均地在國內各個地區實現普遍的工業化，保持國內均衡發展。隨著聯盟的解體，各個加盟共和國 雖然手裏都擁有大量蘇聯時代的工業遺產，但是他們的工業體系都是殘缺不全的，就像是一家裏幾個兄弟分家，把一輛完整的汽車拆成一堆零件，然後每人拿幾個， 結果就是誰也沒有車坐，零件只能當廢鐵賣了。
第二步則是由“私有化”而導致的“去工業化”。在與鄧小平南方視察差不多同一時期，俄羅斯也在搞他們的“有俄國特色的市場經濟”。俄國人的步子要比中國大得多，當時的俄羅斯總理蓋達爾炮製出了一個“跑步進入市場經濟”的"500天計劃"，60%的國有資產都被以“股份”的形式平均分配到每個公民手中，而在當時的恐慌情緒之下，大多數老百姓自然是不會考慮如何經營這份“產業”的，他們需要的是儘快把手中的資產券變現，兌換成外幣、黃金，甚至是麵包，然而這種行為卻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恐慌。很快，那些國有資產集中到了少數“寡頭”手中，蘇聯4萬多家國企，除了利潤豐厚的能源、傳媒等產業外，其他產業都被“轉賣”或是廢棄了。因為經營這些產業是要花費很多時間和精力的，而且蘇聯時期基礎產業的 立足點是考慮如何支持國民經濟的穩定運行，是否贏利則另當別論（譬如在遠東修鐵路，從國家戰略角度說是正確的，但從資本家獲利角度說是不正確的），這對急功近利的資本家而言是無法容忍的，於是大量"拆了大樓賣鋼筋"的事情就出來了。當時大家都在搞工業化，蘇聯卻在"去工業化"，製造業越來越單薄。在戈爾巴喬夫上臺時，蘇聯工農業總產值年增長率仍舊在6%以上，蘇聯和華約國家的重工業出口約占整個世界出口量的38%[1]，軍工出口約占50%，石油天然氣及 其附加產品約占18%，貴重金屬（含有色金屬）及其產品約占40%，民用航空和造船業出口約占25%，化工產品出口約占30%；蘇聯自己的民用船舶總噸位 就佔據世界第一，捕魚量也連續多年占世界第一；煤炭工業產量和出口量也一直高居世界榜首。那麼蘇聯解體之後呢？舉一個簡單的工業指標–汽車年產 量，2009年時俄羅斯的汽車年產量是140多萬輛，尚不及印度，僅僅是中國的10%，而鋼鐵產量是5900多萬噸，差不多也是同年中國的10%。到 2007年時，俄羅斯GDP到了1.2萬億美元，達到了蘇聯解體前的水準–聯盟解體曾使得蘇聯境內GDP減少了45%，這的確是一個不小的進步。但是要 注意的是，這裏提到的是GDP而不是工農業生產總值，這只是說明俄羅斯境內資本流動的量很大，至多意味著增加了一部分就業崗位，而“去工業化”的進程其實並沒有被逆轉，蘇聯時代的GDP是搞工業搞出來的，而現在的GDP是靠賣石油（天然資源）賣出來的–2007年GDP大幅增長主要得益于當年石油價格大漲。在評論鴉片戰爭時我們常常會說，當時中國的GDP雖然是第一，但這是生產瓷器、絲綢的GDP，而英國的GDP則是生產槍炮的GDP，在這裏其實是一個道理。
不只是設備和廠房不斷被廢棄，工業方面的人員培養也出現了可怕的斷層–俄羅斯目前除了能源以外，在國際市場上能拿得出手的大宗商品只剩下了武器裝備， 而俄羅斯軍工系統從業者當時的平均年齡已達到56歲，總工程師多數都是一群八九十歲的老人在擔任，第二梯隊是不存在的，一
[1] 經互會嚴密的組織體制決定了有時需要將它當做一個整體來看待，事實上東歐劇變的起爆點正是"波蘭危機"。當年波蘭的動亂導致原本由它負責的糧食生產無法進行下去，而美國對華約國家的糧食禁運進一步加劇了這一危機，而這又導致了蘇聯等國家經濟運轉異常，進而為戈巴契夫的"政改"提供了藉口。旦這一批人故去，俄軍工行業將面臨無人可用的局面。即便是現在，無論是蘇霍伊、米格戰鬥機還是T系列主戰坦克，基礎設計都是在蘇聯時代已經完成的，後期俄羅斯的工程技 術人員所做的只不過是在這些原始設計上逐步加以升級改進，或者是將當初已經接近完成的項目在降低技術指標後加以完成，1991年以後完全從頭開始研發的項 目幾乎是沒有的。換句話說，如今的俄羅斯軍工行業其實是在吃蘇聯時期的"老本"，它的原發性設計能力基本上已經被廢掉了，俄羅斯現在能成為世界第二大軍火 出口國只能說明蘇聯時代工業的強大–靠一堆殘缺不全的殘骸都可以讓一個俄羅斯支撐近20年，而且後面還能再撐一段時間。再拿蘇軍的短板–海軍來說，聯盟解體前夕，蘇聯已經下水兩艘6萬噸級的常規動力航母，其中一艘已經開始海試，另一艘7萬噸的核動力航母也已經完成過半。如今，俄羅斯國內所有的船廠都不 具備建造2萬噸以上軍用船舶的能力，2010年時俄羅斯需要與法國簽訂協定，購買法制的兩萬噸級"西北風"級兩栖攻擊艦。
不光是對蘇聯人民，對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民而言，東歐劇變同樣未必是一件好事情。當然，最起碼對中國而言，蘇聯解體意味著來自北方的地緣威脅幾乎可以說是永久性地消失了，中國還從蘇聯地區以極低廉的價格得到了大批技術、設備、科研人員以及各類資源。
但是必須看到的是，東歐劇變也意味著人類探索有別於資本主義的新的生活模式的進程遭遇了重大的挫折，這是事關所有人的一件事情。而對世界格局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世界政治軍事格局和地緣政治均勢的兩極體制至此被完全打破了，美國成為全世界唯一的霸主。
同時，這也意味著資本擴張的“制衡因素”不存在了，之後的一系列大事件–包括現在的全球經濟危機，可以說都是“發端於此”。
摘錄自：《世界如何發展：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書》
□ 第八章 紅色悲歌
作者：王偉（筆名：博揚）
2011年9月
網易，一個漢奸媒體──看網易“淡化（屏蔽／封鎖／冷處理）”華爾街（茉莉花革命）騷亂
作者：逍遙道長
2011-09-26
http://blog.sina.com.cn/mingzuziyoukexue
媒體已經是威力遠超核武的戰爭武器，以“網易”為代表的中國主流媒體已經成為國內外反動勢力搞亂中國的橋頭堡。強烈要求媒體管理機構國務院新聞辦劃歸工農兵人大直接管理！
華爾街騷亂這麼大的事情，中國主流媒體居然“集體失語”，這是一種“選擇性失語”。更確切說是一場戰爭，一場“國內外反動勢力”勾結起來搞亂中國的戰爭。
百度搜索關鍵字“華爾街的騷亂網易”，打開鏈結：
http://money.163.com/11/0919/09/7EA9DKV800253B0H.html
http://money.163.com/11/0920/08/7ECP72SA00253B0H.html
評論居然是零。這對日訪問量上千萬乃至到億的“網易”來說簡直是個奇跡。對於能夠把屁大點的小事都能放首頁“炒火”的“網易”來說，華爾街騷亂“這麼大的事情”居然就這麼被“冷處理”了，而且處理得“這麼成功”！不得不佩服“網易”的高明。
在對華爾街騷亂進行“冷處理”的同時，“網易”可沒有閑著，比如象“利比亞發現疑似1996年大屠殺千人坑”居然能夠放首頁頭版，目前回復人數達15000多人。再看回復是些神馬玩意，頭一條“座等五毛狗解釋”，第三條“又一個史達林式的人物”，頂回復的均過千人。我們暫且不論利比亞的千人坑是咋回事，也無論這些回復是否成問題。單就網易避重就輕的手法就值得懷疑。難道當前的華爾街騷亂這麼大的事件的新聞性就比不上一個成為昨日黃花的利比亞事件？
這是一場戰爭！一場徹頭徹尾的戰爭！這些由網路水軍、五毛、美分、網特組成的網路打手，居然賊喊捉賊，罵起五毛起來。真是毫無人性而言的一群禽獸。
紐約“佔領華爾街”遊行升級 85名示威者被逮捕
中新網9月26日電
2011年9月26日 中新網
美國紐約“佔領華爾街”示威進入第2周，警方繼續“重兵封鎖”「紐約證交所」大門，示威者只能在3條街外紮營靜坐，聲討華爾街企業貪婪。
據香港《文匯報》報導，當地時間24日，過百名示威者試圖遊行到曼哈頓下城，警方“拘捕”至少85人，但有示威者稱他們和平抗爭，警方卻過度使用武力，向被包圍的示威者噴胡椒噴霧，還有臉上流血的示威者從地上被拉起扣上手銬。
示威者多為大學生，他們高舉美國國旗和高呼反企業口號，亦有人要求為上週三行刑的死囚大衛斯討回公道。當他們抵達曼哈頓聯合廣場時，警方用膠網圍起場地。
“佔領華爾街”運動–美國左派要終結資本主義
記者戰齊報導
民聲網
一場席捲美國的政治大動盪已經拉開序幕
據9月19日出版的《環球時報》報導
【9月17日，一場“佔領華爾街”的運動在美國紐約上演，通過互聯網組織起來的抗議者宣稱將使用埃及人民的戰術，“將曼哈頓變成埃及的解放廣場”。美國媒體擔心，在中東北非地區上演的“阿拉伯之春”系列暴亂可能已蔓延至美國。
《新美國人》評論說，分析人士警告，隨著極端活動分子、左派組織、自我標榜的“革命者”和反資本主義煽動者策劃從9月17日起“佔領”華爾街大串聯，可能導致嚴重騷亂。
抗議群眾最終選擇距華爾街約300米外的三一地區安營紮寨。】
據美國每日新聞網9月18日報導
【美國金融中心紐約華爾街當地時間17日遭遇了一場大規模示威，示威者們揚言要“佔領華爾街”。示威組織者稱，他們的意圖是要反對美國政治的權錢交易、兩黨政爭以及社會不公正。這是自7月三藩市騷亂爆發以來，發生在美國最大城市的人民民主運動，一場席捲美國的政治大動盪已經拉開序幕。】
《廣州日報》9月20報導
【17日，近千美國人在紐約華爾街附近遊行。這場由反消費網路雜誌“廣告剋星”組織在網上發起，名為“佔領華爾街”的活動，旨在表達對美國金融體系的不滿，抗議金融體系“青睞”權貴階層的現實，據稱，全球74個城市也會有人示威回應。有國外媒體將這場活動稱之為美國式的“革命”。
據報導，此次示威活動的發起者早在其網站上將他們的抗議活動與“中東北非革命”相提並論，稱“跟我們在埃及、希臘、西班牙和冰島的兄弟姐妹一樣，我們計畫使用群眾佔領這一革命戰術，恢復美國的民主，我們也鼓勵通過非暴力手段實現目標，最大限度保護所有參與者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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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者
明確提出反對資本主義的要求
環球網9月19日報導
【“廣告剋星”網路雜誌的總編輯拉森表示，這是一個“沒有領導人的反抗運動”，希望提出單一訴求，訴求的內容則由參與活動者討論決定，可能是“追拿經濟崩盤的禍首”。
遊行組織方稱，這次遊行活動旨在表達對美國金融體系的不滿，抗議金融體系“青睞”權貴階層的現實，“我們代表社會的99%，我們不再忍受那1%的貪婪與腐敗”。
群情激昂的人們在高喊“現在就革命！現在就革命！”的口號，更有不少人在高呼“要工作！要工作！”
美國新興的政治保守勢力“茶黨”更成了示威者的眾矢之的。
我也能有自由發言的權利嗎？華爾街在蠶食我們孩子的未來。
有工人運動組織成員在爭取勞工權益，也有社會主義運動組織呼籲“終結資本主義制度”，很多傳單上印著拉美革命領導人切•格瓦拉的頭像。
“消除腐敗”、
“停止削減社福預算”
和“貪婪華爾街，紐約人受夠了”的標語四處飄揚。
“在利比亞打仗，在阿富汗打仗，在伊拉克打仗，還好意思削減教育、公共專案預算，”一名戴面具的抗議者告訴法新社記者。
哲學學生朱利亞•裏弗•希特說：
“這是一場反對金融業貪婪的抗議遊行，我們來到華爾街，因為這裏是貪婪的起始點……我們受夠了，不能再容忍。”】
中國新聞網09月18日報導
【一位匿名示威者說，要通過這次示威“顯示民眾的力量”，迫使華爾街的金融巨頭們吐出他們“霸佔人民的財產”】
新華報業網
【一個合唱團體舉著反對奧巴馬的標牌，高唱：
“奧巴馬是個瘋子、瘋子、瘋子，啟動第25條修正案……”】
三是億萬工人、農民、士兵、小資本家、小職員的子弟，被逼得當蟻族、裸婚族盼望早日實施這一社會主義的良政。我們黨做好這一造福國人、利在千秋的偉業，中國人民一定會更加擁護我們的黨和政府；更加緊密地團結在共-產党的周圍。我們黨就更加無往不勝。
四是明確和重申：個人與公有土地的關係是：生活性用地，共和國公民—每人免土地費集資建設一套自住房。
個人生活性自住房的七十年土地使用期到期後，一套100平米的基本自住房繼續免土地費！超過一套的或100平米的，補交土地費。
個人和企業生產性用地，實行租賃制，即按期上交公有土地租賃費，土地租憑費收入全國人民共用。
農民承包公有土地的可以減免使用費；但要明確是全國人民免除了其個人的公有土地使用費。
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走資派無權將人民公有的土地私有化、或走向私有化的個人資本化、永久無償佔有化、地主化！
B．反對強制結匯外匯全部收歸外匯局擅自處理。一個地方創造的外匯，主要讓這個地方的政府用於發展發展公有經濟。決不能允許外匯局擅自去炒-股、炒債券，竹籃打水。
C．公有資產收益人民公有共用！
先烈用生命奪來的人民公有的土地、礦產、林地、草原、水務、水利資產、公有企業、公有事業的使用權和收益權，歸該區域的人民和投資者公有共用。
D．醫療、教育、保險主要靠企業和財政支撐。
公有事業的全民社會保障是共同富裕的基礎。企業利潤和公有財政要優先保障勞動者的公有醫療、公有教育、公有保險；而不是保障當權派的三公支出！在勞工沒有保障公有醫療、公有教育、公有保險之前，沒收、停止資本家、財閥、政府官員公費出國、旅遊和高消費的所謂三公支出。
(3)公有為主體基礎上、鼓勵支持守法經營的專家、能人、資本家參股、控股、獨資發展經濟—調動各種積極性。
在公有公正公平公開競爭的前提下、在公有經濟成份絕對為主體的前提下，國家繼續鼓勵支持境內外的專家、資本家、能人在非主體的情況下，參股、控股、獨資發展經濟，以最大限度地調動各種積極性。
(4)恢復底層大眾民主、勞工新四大自由—解決勞資、官民矛盾。
A．恢復底層勞工新四大自由。
各級各類資本家、當權派、包括中層管理者，已經擁有政治經濟文化的管理權，不能享受底層民眾的四大自由的權力、只有接受人民四大自由監督的義務。創造歷史、創建世界的億萬底層勞動人民、應當擁有曾經寫進共和國憲法的、對各級各類資本家、當權派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大彈劾的監督批判彈劾的權力。這樣才能形成一種辯證統一的真正的社會和諧與穩定。
B．堅持無產階級專政！
工人階級自己的黨只有一個共產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只讓一個共產黨專政！決不允許剝削階級組建多個竊賊剝削私產党篡奪工人的政權，或搞剝削政黨之間的狗咬狗搞亂中國。
C．背靠人民大眾的力量，粉碎顏色反革命。
在竊賊帝國及其走狗顏色反革命甚囂塵上的危難時期，只能依靠底層億萬無產階級、只能背靠人民大眾的力量，才能有力地監督各級各類的當權派、資本家、帝國財閥；才能真正地打倒竊賊帝國及其走狗漢奸賣國賊、竊賊資本家、竊賊貪官污吏、竊賊知識精陰！才能捍衛無產階級的政權、保衛人民的江山不變色、捍衛國家的統一、民族團結；實現祖國的長治久安！
2．用正義的力量遏制財閥的戰爭冒險！
一是宣佈中止不首先用核的過時承諾。
財閥共濟會操縱的帝國豺狼早已制定了先發制人的侵略戰略；並從陸海空天全方面對我進行軍事包圍和軍事威脅。為保衛人類的和平、為捍衛人民的江山，必須根據變化了的國際國內形勢，在帝國撤除多重全方位軍事封鎖前，立即中止不首先自衛用核的莊嚴承諾！
勒令豺狼走狗從我領土、領海、領空立即無條件地撤除其豺狼走狗侵略和封鎖軍隊。在帝國撤出侵略封鎖我國的豺狼及走狗部隊之前，中國中止與豺狼及走狗已經開展的任何談判、合作和交流。如果有人仍然不顧國人的反對、繼續無理地向包圍和侵略我們的豺狼開放我軍事機構，全國人民有權要求專政機關嚴懲漢奸賣國賊！
如果帝國繼續侵略威脅中國，中國立即與侵略威脅我安全的帝國及走狗的降低外交層級。並立即宣佈定期和不定期在中國的領土、領海、領空進行反帝衛國的威懾性核子試驗。如果豺狼及其走狗膽敢踏進中國0.0001釐米的土地，很有可能因中國人民正義的核子試驗期間因某“舊地圖的誤導”而誤將其殲滅。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如果帝國走狗繼續窮兵黷武、不斷地對中國人民進行軍事挑釁、武裝侵略，中國各級政府應當立即順應人民要求，切斷流向印度的雅魯藏布江水、或制定其他生物、生態、熱核等反制措施，遏制豺狼走狗和擴張分子的冒險。
二是結成牢固的軍事聯盟！
公開與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和國家建立軍事、政治、經濟、文化戰略同盟。一旦豺狼及其走狗入侵我盟國如朝鮮等，中國人民立即組建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同時，中國遭受侵略和威脅時，中國的盟國必須無條件地從政治經濟軍事後勤上支持中國。
三是立即收回中國的黃金儲備。
嚴正要求財閥共濟會立即歸還我黃金儲備！如果帝國及走狗一意孤行，中國當採取一切可以採取的反制手段，直到中國人民的正義要求達到為止。如：
A．拋棄帝國債券和美元；與帝國開展易貨貿易、用人民幣結算對外貿易。
B．立即中止與帝國豺狼的一切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交流。
C．立即向帝國及走狗的敵對國出售一切用於自衛的武器。
D．立即沒收侵略者在中國的資產、扣押審判其間諜和走狗等。
E．全面驅逐和沒收帝國水務集團等竊賊式資產、驅逐或沒收欺詐中國人民的帝國超市等企業。把中國人民的生存權、生命權重新掌握在中國人民自己的手中。
F．驅逐帝國轉基因毒食品。
戰爭是要死人的，兇惡的財閥共濟會是不管平民士兵們死活的。他們在後方本土花天酒地，卻驅使美國、日本、韓國、北約國家的平民子女上戰場。當這些士兵看清了壟斷財閥的豺狼本質，是很可能掉轉槍口打豺狼的。如美國本土發生過的多起美國士兵開槍打豺狼長官的事件；還有伊拉克士兵患上戰爭恐懼症等，都充分說明，帝國主義開戰、將自尋死路！
奉勸壟斷財閥不要冒險，以其早死，不如慢慢地按馬克思指定的規律腐朽老死。被壟斷財閥強迫綁上戰車的帝國士兵們，希望你們更加英勇地反抗，與正義的世界無產階級一道，創造一個沒有人剝削人的公有公正、共產共富的新世界。
3．高舉政治經濟文化三大法寶，埋葬壟斷財閥共濟會！
一是中國當前最主要的任務是反帝興社。
當前中國：
A．最大的敵人是帝國壟斷財閥共濟會及其走狗！
B．最主要的矛盾是剝削與被剝削的矛盾；
C．最大的腐敗是黨內外壟斷竊賊資本家的腐-敗；
D．最大的不穩定是資本家要徹底竊取公產和公權！
E．最大的罪惡是境內外的竊賊壟斷財閥資本家！
F．最大的任務是反帝興社！
二是反帝興社必須弘揚政治、經濟、文化法寶。
A．政治法寶：党的建設、武裝鬥爭、統一戰線。
B．經濟法寶：驅逐沒收、贖買聯營、互助合作。
C．文化法寶：馬列哲學、科學漢字、奧社主義。
4．弘揚政治法寶：党的建設、武裝鬥爭、統一戰線。
（1）堅持共產共富的共產黨必然戰勝私有剝削私產黨。
一是堅持黨的宗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把為財閥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賣命的假共產黨員清除出去。
二是整頓黨的思想的作風。建設一個全心全意為無產階級服務的馬克思主義政黨。
三是培養一批全心全意為無產階級服務的党的幹部。
四是發揚黨內民主。底層無產階級及其共產黨員，依據憲法和黨章監督批判各級各類當權派。
五是堅持唯物辯證法，反對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用唯物的、階級的、聯繫的、動態的、全面的觀點看問題辦事情。
（2）強大人民的武裝必然戰勝帝國豺狼武裝。
一是堅持人民軍隊為人民的宗旨。
二是堅持党指揮槍的神聖原則。堅決反對無產階級軍隊偽國家化。
三是堅持政治強軍、科技強軍的統一。
四是堅持兵民結合的人民戰爭的思想。
五是堅持軍隊民主、加強軍事紀律。取消軍銜制、實行官兵平等。
六是保持人民軍隊的優良作風。“保持過去革命戰爭時期的那麼一股勁，那麼一種革命熱情，那麼一種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毛澤東）。
七是堅持先發制人的主動反擊戰略。帝國主義不放棄核遏制、不承諾不首先使核，我們即暫停不先用核的承諾。
八是堅持打殲滅戰的方針。創新發展毛澤東提出的著名十大軍事原則，用正義的革命的暴力粉碎反革命暴力。
九是堅持反侵略的國際統一戰線。
（3）無產階級領導的反帝興社統一戰線、定能戰勝資產階級糾集的顏色反革命豺狼走狗集團。
一是統一戰線的要務：分清敵我。
毛主席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只有結成反帝興社的統一戰線，才能反擊帝國主義的侵略顛覆、粉碎壟斷財閥及其走狗的私化復辟。
二是統一戰線的政策：階級政策。
“統一戰線政策就是階級政策，二者不可分割，這一點不弄清楚，很多問題是弄不清楚的”（毛澤東）。中國人民當前最主要的階級敵人：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帝國主義對我民族大肆地掠奪、分裂、威脅、侵略、耍賴賬；帝國壟斷財閥及其走狗的瘋狂竊取人民大眾公有的資產；復辟、倒退、剝削、壓迫全中國人民。
三是統一戰線的性質：反帝興社。
即無產階級領導的、各階級、各民族反帝興社統一戰線。
四是統一戰線的原則：無產階級政黨即共產黨領導。
堅持無產階級的領導、反對資產階級竊取領導權。
五是統一戰線的方針：堅持團結、反對分裂。
一要反對左傾關門主義、左傾相殘主義、孤立冒險主義；即要反對新時期的王明。二要反對右傾分裂主義、右傾相殘主義、右傾孤立主義、右傾投降主義；即要反對新時期的蔣介石。
六是統一戰線的目標：戰勝私有剝削、實現共產共富。
即戰勝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創建公有公平、共產共富、人民民主、勞動自由、人民計畫和市場當裁判的奧林匹克社會主義。
5．弘揚經濟法寶：驅逐沒收、贖買聯營、互助合作。
（1）驅逐、沒收或關閉豺狼竊賊資本。
一是保衛公有命脈資產，捍衛民族和人民的利益。
A．槍桿子和筆桿子產業是政治生存的命脈。
如果中國軍工被豺狼走狗繼續禍害，如果經濟復辟、金錢偽民主、文化賣國的不遏制，用不了多久第三次世界大戰必然暴發。中國人民必須堅決地反擊帝國及其走狗推進軍工私有化的險惡陰謀！
B．金融、能源、通訊、礦產是經濟運轉的血脈。
只有階級的叛徒才推進命脈產業私有化賣國化。
C．糧食、種業、水務、水利、森林是人民生存的命脈。
毛主席說過：以糧為綱、全面發展。陳雲同志說過：無農不穩、無糧則亂！
生命離不開水、誰控制了水、誰就可以控制生命！
帝國豺狼的“非典”進攻被擊退後，帝國壟斷財閥及其走狗變換了手法，先用低價的、可以增產增收的轉基因產品來佔領中國、擊垮中國“轉基因產品”，壟斷中國糧油市場，竊取超額利潤；待時機成熟後，施放有毒轉基因，屠殺中國人民。
人口眾多、耕地極少、生態破壞了的中國，糧食、種業、水利、水務、森林、草原等命脈產業一旦被帝國豺狼操縱，後果不堪設想。
二是驅逐豺狼轉基因，發展人民監督的中國公有種業。
A．加強轉基因立法。
中國人民及其人大常委會要儘快制定出臺三部法律：
《反擊帝國及其走狗轉基因產品入侵法》、
《懲治漢奸法》、
《支援中國無產階級研發轉基因產品法》。
B．驅逐豺狼轉基因。
壟斷財閥在中國安插了共濟會毒蛇成員。
打扮成左派的漢奸賣國賊在禍害中國轉基因。
依法狙擊帝國轉基因產品入侵。
依法嚴打禍害中國轉基因的漢奸賣國賊。
C．不分敵我反轉基因、禍國殃民！
有的人不懂科學。
有的人不懂政治。
教育挽救嚴懲客觀上配合帝國的科盲糊塗蟲。
決不允許任何科盲、糊塗蟲以任何幌子，配合帝國及其走狗打壓、限制中國包括轉基因在內的糧油技術的研發、推廣和運用。
D．支持公有科研機構研發優質安全的包括轉基因品種在內的公有種業。
技術進步有累進效益和階梯限制。
技術競爭是民族和階級競爭的最重要的武器。
分清敵我，驅逐豺狼毒技術、保衛國有新技術。
三是驅逐豺狼水務、搞活公有水、氣、熱業。
A．水利土地私有化，中國必然陷入災難深淵！
一旦農業水利私有化，農業土地必然私有化！
一旦農業土地私有化，國有土地必然全面私有化！
一旦國有土地私有化，社會主義大業將廢於一旦！
一旦軍工土地私有化，中國必然陷入災難深淵！
B．公有土地水務水利森林是無產者生存的最後保障！
公有財富之母–公有土地；
農業和人類的命脈—公有水利；
人類生態的保障—公有林業；
社會穩定的基礎—公有農業！
C．公有糧食和水利是中國穩定的最後保障。
D．公有土地、水務一旦私化災難必來臨。
生產生活均離不開土地、誰控制了公有土地，誰就可以把人民玩弄於股掌之上！人口最多、土地、耕地、水資源最少的社會主義中國、離不開公有土地、公有水利、公有農業！一旦土地、水利、農業被竊賊資本家私有化壟斷化,將意味中國動盪開始、末日來臨!
E．鼓勵水利私有化不如奴隸主統治者李冰父子！
李冰率領人民建造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是搞造福千秋萬代的公有公益化水利工程。人民永遠歌頌和懷念這個的偉大的公有水利工程的建造者李冰父子！
難道以公有公正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為理想的共產黨人，連遠古的奴隸主階級都不如嗎？！
F．驅逐豺狼水務、搞活公有水、氣、熱業。
驅逐豺狼竊賊，徹查賤賣人民公有水務的竊賊。
城市水、氣、熱業全部收歸人民公有。
反對資本主義經營，加強公有公益企業經營管理。
恢復民主監督、民主管理、民主革新、民主參與的鞍鋼憲法，加強成本核算，降低成本，按成本生產收費經營。成本經營和收入分配全部向社會公開，接受人民的監督。
四是狙擊軍工私有化，捍衛人民江山不變色。
A．推進軍工私有化禍國殃民！
2011年4月8日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工信部軍民結合推進司司長屠森林公然宣佈要推進公有軍工核心技術和資產的私有化！屠森林鼓吹：國防科技適合於民營領域的，都要著力向這些領域推進……為的就是讓一份投入帶來兩份產出。鼓勵有條件的民用資本進入國防科技領域。
所謂的“鼓勵有條件的民用資本進入國防科技領域”，就是將社會主義祖國最優秀、最優質、最優良、最核心、最關鍵的公有軍工科技企業的資產、技術，以引進帝國主義戰略投資、改制、重租、兼併、收購、合作為遮羞布，賤賣給帝國外資、竊賊資本家。
B．破壞基本經濟制度者叛黨叛國！
2011年04月08日10:51新華網：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彭森悍然宣佈要“改革” 中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彭森叫囂：“十二五時期，推進基本經濟制度、行政體制、財稅體制、金融體制、資源環境價格、社會體制、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制度、統籌城鄉發展體制八大領域改革。對鐵路、鹽業等行業，實現政資分開，推進投資主體多元化。深化電力體制改革。進一步放寬電信、民航、石油等行業市場准入。”
帝國豺狼共濟會及其四大竊賊走狗，夢寐以求禍害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彭森等走資派，急帝國主義之所急、做帝國主義之所需，公然叫囂改變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這是公開叛黨叛國，不加嚴懲，天理不容！
C．嚴懲破壞軍工和基本制度的走資派！
一是開除黨籍。身為共產黨員，不信仰公有公正為目標的社會主義，一心一意、變著花樣推進私有化、復辟資本主義，已經喪失了共產黨員的基本政治條件，應當勸其退黨或開除黨籍。
二是開除工作。拿著勞動人民創造的稅金高薪，不為無產階級說話，盡為資產階級開道，這種吃裏扒外的不孝子孫，用之何益？建議最高人民權力機關代表無產階級的意志，提請有關部門開除這類背叛無產階級利益、禍害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階級異已分子的公職。
三是移送法辦。既然違反了憲 法及其之下的刑法，違反了黨紀和政紀，就應當移送紀檢監察調查和司法部門法辦，為捍衛社會主義大業計，對此類與資產階級穿一條褲子的達高貴人要依法從重從快嚴厲懲處。
五是驅逐、沒收、回收、關閉豺狼竊賊資本。
A．驅逐豺狼金融，搞活公有金融和保險。（略）
B．驅逐豺狼媒體，聯營或贖買民族媒體。
C．收回公有黃金、停購或拋售豺狼債券。
D．驅逐沒收關閉竊賊網路、害人遊戲網路。
E．驅逐沒收關閉稀土、鎢等私有礦業。
F．驅逐沒收關閉欺詐國人的豺狼超市。
（2）沒收、贖買或聯營私有買辦資本。
一是瘋狂推進“全面私有化”違反憲法。
眾所周知，支撐著無產階級政權和社會主義經濟大廈的基礎，僅剩下公有軍工、土地、銀行、鐵路（高鐵）、民航、水利、民航等少之又少的命脈領域、關鍵行業的公有企業了！以公有公正、共產共富為目標的中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已經遭受了嚴重的破壞。
面對中外帝國主義及其資產階級的瘋狂圍剿、D和國家的領導人代表D和人民的意志和心聲，在最高權力機關的全國代表大會上向全國和全世界宣佈：
A．“五個不搞”：不搞多D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
B．“八個確立”
確立了國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務；
確立了中國共 產 D的領導地位；
確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 澤 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導地位；
確立了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
確立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
確立了國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公民依法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
確立了中國共 產 D領導的多D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
確立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制度。
C．走資派公然叫囂改變基本制度、全面推進私有化。
吳邦國委員長代理党和人民的意志宣傳“確立國家的基礎經濟制度”話音剛落，2011年04月08國家發改委的官員竟然立即與之唱對臺戲：要“推進基本經濟制度改革”，試問，憲法確立的國家的基本經濟制度能改掉、革掉嗎？！
黨中央剛剛宣佈“五個不搞”， 2011年4月8日國家工信部的官員悍然宣佈要將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核心軍工技術和產品向中外竊賊帝國資本家開放！
全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不得不問這個別的走資派：是什麼力量？什麼勢力？什麼帝國的神力支撐著你們公然破壞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出賣軍隊國家和人的核心技術和資產？！
2011年04月08日國家發改委的官員也迅速與黨中央、全國人大唱對臺戲：“對鐵路、鹽業等行業，實現政資分開，推進投資主體多元化。深化電力體制改革。進一步放寬電信、民航、石油、電力等行業市場准入。”
只要不是傻瓜，就能明白，精陰口中的民營准入、投資，實質就是私有化。人民又要質問了：是最高權力機關的權力大，還是一個部委的極少別副部級官員的權力大？
二是沒收、贖買或聯營工商礦業。
國資公司以土地、資金、技術變現入股的方式，贖買聯營資源類和服務類私有資本。
A．工業方面，國家牢牢掌握國有土地。國資公司以土地、能源、資金、技術入股變現，沒收、贖買或聯營私有買辦工業。
B．商業方面，城市的商業房地產全部以贖買的方式收歸國家人民公有！國資公司以公有地產和房產入股變現的形式，沒收、贖買或聯營私營買辦商業。
C．礦業方面，國家牢牢掌握國有礦產資源。主要礦業贖買收歸人民公有生產經營，非主要的礦業，可以租賃承包私人經營，租賃承包費市場競標、收入使用全程向人民公開。
三是贖買、聯營或沒收資源服務類私有資本。
A．成本價贖買小產權房、沒收違法房產。
B．贖買或沒收原公有林業。林業私有化違反憲法。
C．贖買或沒收原公有農業軍工等科研機構。
D．贖買或沒收原公有草業。草業私有化違反憲法。
E．聯營或贖買私有能源。
F．聯營或贖買私有醫院。
G．聯營或贖買私有交通。
H．聯營或贖買私有教育。
（3）統分結合推進農民合作化。
一是財閥及走狗禍害中國農業罪惡滔天。
壟斷財閥侵吞糧油水務、禍害社會主義、盤剝屠 殺中國人完整的罪惡軌跡是：
A．廢除公有農業。
帝國壟斷財閥共濟會通過其執政的傀儡帝國主義政府及其飼養在中國的走狗，忽悠和迫使中國廢除中國農村公有經濟體系—三級集體經濟組織、把中國農業重新打回到汪洋大海般小農經濟時代。
B．廢除公有糧油種業、科技和供銷體系。
種種跡象表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漢奸賣國賊，正在瘋狂毀我民族生存的長城—公有糧食生產、良種供應、科技服務和供銷體系！
帝國及其走狗以所謂的國際貿易組織規則為幌子，壟斷中國糧油等種業市場，擊垮中國公有糧油產、供、銷、種業和科研系統。全面廢除體系完整的公有糧油產供銷體系，復辟私有剝削、財閥壟斷的糧油供銷業。
C．廢除公有糧油加工業。
帝國壟斷財閥共濟會忽悠和迫使中國城市工商業全面私有化，廢除了中國城市的公有糧食加工銷售系統，從自中國農業生產、加工、銷售系統全面私有化、個體化、變成了汪洋大海小農生產、私有糧油加工、個體糧油銷售業。一盤散沙般的中國糧油生產加工銷售體系，根本無法抗衡帝國壟斷財閥操縱的帝國糧油生產銷售大鱷。
D．壟斷房地產盤剝國人。
剝奪國人每人集資建設一套免土地費住房的合符憲法、黨章、天理的政策，以城市化為幌子，忽悠政府聽任竊賊資本家壟斷土地，將成本僅1000元左右的房價推高到數萬元一平米。敲骨吸髓地盤剝中國人！
E．破壞18億畝耕地紅線。
帝國豺狼及走狗茅以軾們大肆攻擊18畝耕地紅線，向竊賊資本家大肆低價或免費出讓人民公有的土地！
F．大肆兜售轉基因產品。
在壟斷之初，壟斷財閥共濟會兜售不殺人的轉基因產品，到了壟斷的後期，就可以兜售滅絕中國人的殺人的轉基因產品。據郎咸平教授的資料，2003年，帝國主義用高產量、高出油率的轉基因大豆（價格便宜百分之十幾的、出油量多六分之一），一舉擊垮淘汰了中國東北的常規大豆品種。
G．操縱壟斷國際糧油市場。
通過操縱國際糧油市場擊垮中國的公有和私有農工商企業。如2003年8月到2004年5月份壟斷操縱國際大豆市場的價格，把大豆價格拉到了4400塊/噸。當中國企業在4月份以平均4300塊/噸的價格購進了800多萬噸美國大豆後。壟斷財閥乘機拋售大豆期貨，把國際市場大豆價格打到了2000多塊一噸。造成中國70%的油脂壓榨工廠倒閉。食用油市場全部被外資壟斷，如金龍魚、魯花、福臨門統統是豺狼吸血的帝國企業。
H．竊取廢除公有水務和水利。
徹底壟斷中國糧油農工商企業，城鄉水利和水務，徹底地控制中國人民的生存命脈！
至此，中國糧油生產、加工、銷售、國際貿易業的全面潰敗，中國農業私有化分散化買辦化，是中國社會主義公有經濟可能全面被帝國禍害的縮影。
I．忽悠推進公有林業私有化，破壞糧食生態屏障。
J．忽悠以土地流轉為名推進土地私有化。
先資本化流轉、銀行化抵押、長期佔有、逐漸私有；
最後城市壟斷和國際財閥下鄉操縱收購中國土地。
由此可見，中國人民要生存要發展，必須徹底跳出豺狼及其走狗設置的陷井，從制度創新、物質生產、加工貿易各信領域全面反擊豺狼及其走狗的進攻。
二是為抗衡竊賊豺狼，党必須領導農民合作化。
A．只有農業合作化，才能抗禦竊賊資本的入侵吞併。
強化集體統層經營能夠有力量保證分散的農民的團結，因而能夠更有效地與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作鬥爭。
B．只有農業合作化，才能組織建設大型公益工程。
強化集體統層經營能調動集體的力量，大興農田水利工程，推進新農村建設，改善生產和生產條件，提高抗禦自然災害的能力。
三是沒收私化半私化的山林、土地、資源水利。
A．土地屬人民公有，農民承包經營，用於農業生產。
B．土地是公有財富之母，不容資本化流轉私化。
C．已經流轉私化的土地、山林、資源必須收回公有。
四是公有土地雙層經營、統分結合。
A．統分結合，提高兩個積極性。
實行統一經營和分散經營相結合，提高兩個積極性和抗禦自然災害的能力。
B．合作經營，提高生產力。
一是統分結合，能集中更多的勞動力和經濟力量，能夠更多地和更好地利用新的農業技術，便於進行農業的技術改革和基本建設，因而可能有效地逐步擴大農業的再生產。
二是有條件的地方成立農業公司，實行土地統一經營、因地種植，村集體有計劃的分工分業的勞動，合理地統一使用勞動力，科學地推廣良種良法，以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土地生產率。
五是創建公有公正、共產共富的新農村。
A．集中資源推進農工商一體化。
農村合作化能夠更多地節約勞動的時間和更多地節約出勞動力，所以能夠更好地發展農村工商業，以促進農民致富的步伐。
B．有計劃按市場安排生產。
農村合作化可以實現農民有計劃地按市場安排生產，有利於合理地配置生產要素，提高農村經濟的市場競爭力。
C．工業化的模式是華西村、劉莊村、南街村的模式。
推進農村合作化，集中公有的生產資料，因地制宜、宜工則工、宜農則農、宜商則商，適合合作經營的，村集體統一經營，不適合作經營的，農戶分戶經營。統分結合地安排農業、工業、商業生產和經營。
D．生產關係學習華西村、劉莊村、實現共產共富。
按能分勞。
按勞分配。
按績獎勵。即按勞動競賽和市場競爭獎勵。
按需福利。即住房、醫療、保險等基本需要按需福利。
六是個體工商業互助化。
為抗衡竊賊豺狼，党應領導手工業聯合起來。
組建個體工商合作社。
組建產供銷聯合體。
（6）弘揚文化法寶：馬列哲學、科學漢字、奧社主義。
一是馬列哲學是指引人類徹底解放的思想武器。
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是把唯物論與辯證法；唯物主義自然觀和唯物主義歷史觀結合起來；形成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體系。
辯證唯物主義是無產階級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歷史唯物主義為無產階級和人類解放提供了思想武器。
（1）物質與意識辯論關係原理，終結了形形色色的唯心主義、主觀主義、不可知論、本本主義、天命論、種族主義。
（2）物質運動的規律性與人的主觀能動性辯論關係原理，使人類首次成為大自然的能動的自覺者。
（3）事物是普遍聯繫的原理，將孤立主義、片面主義、關門主義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4）事物是變化發展的原理，粉碎了靜止主義、倒退主義、復辟主義、補課論的溫床。
（5）矛盾的普遍性原理，讓人類用階級的觀點看社會，用對立統一的觀點看宇宙。
（6）矛盾的特殊性原理，讓人類用科學的普遍原理與不同時空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克服本本主義、洋奴哲學。
（7）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相互關係原理，讓人類因地因時因人動態整體地抓住解決問題的關鍵。
（8）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相互關係原理，讓人類集中力量，解決當前最主要的問題、戰勝最主要的敵人。
（9）矛盾的主要方面與次要方面相互關係原理，讓人類在眾多的矛盾方面中，抓住影響矛盾性質的主要方面，把握矛盾的根本屬性。
（10）內因與外因相互關係原理，讓人類既抓住變化的根據，也掌握變化的條件。
（11）量變與質變相互關係原理，讓人類掌握並適應事物變化的規律性，少犯不犯左傾主義或右傾主義錯誤。
（12）否定之否定原理，讓人類認識事物進化的螺旋性上升的大勢。
（13）事物發展的前進性與曲折性相統一原理，讓人類堅定必勝的信心、在戰略上藐視敵人、同時在戰術上重視敵人。
（14）認識與實踐相互關係原理，讓人類明白實踐出真知、“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克服主觀主義、唯心主義、本本主義、片面、靜止、孤立的形而上學。
（15）現象與本質相互關係原理，讓人類透過現象看本質，識破騙子與妖言、永不受剝削階級類人猿、類人獸的欺瞞。
（16）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相互關係原理，讓人類在認識的長征中永不自滿、謙虛謹慎、活到老學到老。
（17）改造客觀世界與改造主觀世界相互關係原理，讓無產階級在解放全人類的偉大事業中、最後解放自己！
（18）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辯證關係原理，讓人類明白“在階級的社會，人的思想和言行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
（19）人的價值原理，讓人類自覺地擔當起階級的使命和人類的使命，推動人類早日全面地實現“公有公正、共產共富、大眾民主、勞動自由、人民計畫和市場當裁判的奧林匹克社會主義”和偉大的共產主義。
二是象形漢字定能戰勝拼音文字。一切公共場合、標牌和正式檔等，驅逐清除垃圾洋奴文字，通過立法立規強制使用科學形象的漢字。
三是奧林匹克社會主義一定能戰勝資本主義！
A．奧林匹克社會主義=奧林匹克+社會主義。
B．奧社以公有為主體、私有剝削為非主體。
C．奧社公有經濟競爭+人民計畫加市場當裁判+鞍鋼憲法經濟民主（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民主革新、民主參與）。
D．奧社生產關係=按能競勞+按勞分配+按績獎勵+按需福利+非主體參股份紅。
E．公有政治人事文化競爭+底層人民政治文化裁判。
F．大眾民主、四大自由、鞍鋼憲法監督財主和權威。
文／李建軍
2011-8-13
辛亥革命、顏色革命與“（美國之秋革命）華爾街革命”
——兼談毛主席為啥說辛亥革命失敗了？
毛主席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有一段名言：“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多次奮鬥，包括辛亥革命那樣全國規模的運動，都失敗了。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壞，環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
毛主席說的是不是事實呢？
應該說，一點不假！
讓我們看看“民國”有多“偉大”：
——民初短短幾年中，
外蒙自治、
麥克馬洪線、
《二十一條》……
超過了晚清幾十年賣國的“成就”。
——1912年至1949年中國人口不足世界四分之一，因災荒死亡的人口占世界一半以上，平均每年有300-700萬人死於饑餓。
——1920年上海法租界官方統計，共有成年女性39210人，其中下等妓女就達到了12315人，占上海法租界成年女性的三分之一，如果加上中等和上等妓女則更多。
注意，這只是官方統計，實際情況還要更嚴重一些。
——民國時吸毒的中國人至少超過7000萬，
雲南60%以上的人吸毒，東北30%以上的人吸毒。
——民國時中國物價飛漲，通貨膨脹率居世界第一；
無官不貪，貪污腐敗程度世界第一。
……
從魯迅筆下的九斤老太到老舍筆下的茶館，無不突出了這個時期的“偉大特色”：“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壞，環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試問，如果一場革命後“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壞，環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這場革命能算成功了嗎？
為何“武昌一聲炮響，清帝頃刻退位”的一場看似“勝利”的革命卻換來了這樣一個結果？
我們要從當時的歷史大背景看：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外需和戎，內需變法”的同光新政（洋務運動）逐步造就了一個強大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辛丑合約》簽訂後，中國已經完全淪為半殖民地。但是，買辦資產階級和其主子並不滿足，因為中國至少還存在一個名義上相對穩定的中央政府，買辦資產階級勾結外國侵略者掠奪中國或多或少要受一些阻礙，清末的南海維權即使一例。這樣，通過“顏色革命”推翻清政府，製造中國動盪和地方割據的局面便成為“買辦資產階級”及其“背後”的外國侵略者的下一個目標。
此時，“同光新政”事實上已經徹底破產，袁世凱等人卻胡扯這一切都是新政不徹底造成的，只有靠深化新政才能解決，並積極支援清末新政。
清末“新政”一個方面是搞“國退私進”，進一步壯大官僚買辦資產階級；
另一個方面是使國家“更適合”外國侵略者的“需要”，包括「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改成「外務部」，派遣軍官和留學生去外國大量吸收外國資本等等。
這種和“外需和戎，內需變法”的同光新政一脈相承並“深化”了的清末新政當然不可能給人民群眾帶來任何好處，只會把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正如陳天華所說得“不但沒有放了一線光明，那黑暗反倒加了幾倍”。
但是，清末新政形成了一個以袁世凱為首的龐大的北洋軍事政治集團，成為買辦資產階級的核心，為發動“顏色革命”打下了基礎。
辛亥革命之所以迅速“勝利”，“不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進步力量有多麼強大，“而是”推翻清政府是袁世凱為代表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既定目標。辛亥革命爆發不久，就在袁世凱操縱下開始了“南北議和”，這其實是革命派內部的“買辦資產階級”和掌握了清政府大部分實權的買辦資產階級的“合作”。最終，清政府被推翻，總理大臣袁世凱為代表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完成了“換裝”，事實上開始了動盪和地方割據的中國進一步“殖民地化”，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進步力量在被利用完了後被一腳踢開，其中張振武、方維、宋教仁等人還被袁世凱殺害，稍有一些愛國之心的人都被徹底趕出了政治舞臺。
也就是說，辛亥革命中存在民族資產階級獨立發展資本主義的民主革命和買辦資產階級進一步殖民地化的“顏色革命”雙重傾向。在實踐中則成了“發于孫，成于袁”：開始於孫中山等民族資產階級救國救民的願望，結束于袁世凱等買辦資產階級及其背後的外國侵略者改旗易幟的陰謀，買辦資產階級 “顏色革命”的傾向戰勝了民族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傾向，“黃四郎”戰勝了“張麻子”。這種使中國進一步殖民地化的“顏色革命”當然不可能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任何好處。
1976年《紅旗》雜誌《中國人民為什麼必須反對洋奴哲學》指出：“中國的買辦資產階級從來是帝國主義的附庸，歷來奉行洋奴哲學。民族資產階級先天就有軟弱性，既怕民眾，也怕帝國主義。它同帝國主義有矛盾的一面，在一個時期裏有可能與民眾結成統一戰線去反對帝國主義，但它又有依附於帝國主義經濟的一面，常常屈服於帝國主義的壓力，崇洋迷外。” 民族資產階級的這種軟弱性在辛亥革命中表現的特別明顯。其中一個突出表現就是“只反皇帝，不反貪官” 。“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固然不行， “只反皇帝，不反貪官”更不行。在辛亥革命中，只要剪剪辮子表示“革命”，什麼貪官污吏、流氓惡霸都受到了民族資產階級的追捧，南京臨時政府甚至還想通過承認外國特權獲得帝國主義支持，對真正的英雄——工農大眾——卻採取極端蔑視的態度。這種敵友不分的無原則妥協結果只能是“黃四郎”戰勝“張麻子”，趕走了一個皇帝換來了一群大大小小的土皇帝，讓“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壞”。
然而，恰恰是辛亥革命失敗的慘痛教訓告訴了人們一個真理：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辛亥革命失敗後，隨著“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壞”，先是“懷疑產生了，增長了，發展了”，接下來“中國人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中國的面目就起了變化了”。從這個角度來說，辛亥革命客觀上的確又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開闢了道路，這就是歷史辯證法。《中國人民為什麼必須反對洋奴哲學》指出：“ 過去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不通。要走，我們就要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國內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都會激化，這就違背了共產黨的宗旨。搞不好，還會被敵人利用。”新中國60年來正反兩方面實踐證明了這一觀點的正確性。
在這辛亥革命的百年之際，《人民日報》國慶社論高舉孫中山、而迴避毛主席，「央視」更是拼命歌頌辛亥革命的“偉大勝利”。他們這種以“顛倒黑白”、“指鹿為馬”手段無限拔高辛亥革命的“行徑”並不是真的想繼承孫中山先生的事業。
正如黨內“先是”抬起鄧小平來壓低毛主席，“接著”又讚頌胡耀邦貶斥鄧小平一樣，《人民日報》和「央視」高舉孫中山、而迴避毛主席最終還是為“抬出”袁世凱，為新的袁世凱發動“顏色革命”帶領他們回歸民國式的“盛世”——買辦資產階級及其背後的外國侵略者完全控制中國的半殖民地年代——開闢道路。
然而特別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人民日報》和「央視」借辛亥革命大贊資本主義時，他們『奉若神明』的美國（主子）卻爆發了偉大的“華爾街革命”。這場以“佔領華爾街”為口號的街頭革命，目前已經蔓延到美國70多個城市以及北美、歐洲等許多國家。美國人民在“華爾街革命”中公開“打出”了“社會主義”的旗幟。這個『耳光』實在抽得太響了：如果以資本家為中心進行發展，即使發展到美國的水準，不還是不可能解決占人口99%的人民大眾的貧困問題？美國已經失敗的路，難道中國還要走？
100年過去了，從證明“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的辛亥革命到證明“美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的“華爾街革命”，儘管中間經歷了許多曲折，歷史畢竟還是前進了。
歷史沒有終結，也不可能終結。
正如季米特洛夫同志在納粹法庭上的慷慨陳詞：
“歷史的車輪在轉動，在向前轉動，無論是恐怖手段、判處苦役或者死刑都不能把它擋住。它在現在和將來都在轉動，直到共產主義的徹底勝利！”
文／雨夾雪
2011-10-7
（謹以此文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何亮亮等“極右精英”忽然反美（反普世價值）＞
每當我們指出美國缺點時，“南方週末”以及“鳳凰”為代表的“精英（帶路黨）”就會大罵：憤青、（五毛），愚昧，反民眾，等民主了殺你全家，你反美你就別用電腦，
劉某人還苦口婆心的給我們講美國為啥強大。極右精英（帶路黨）的表現說明他們是“親美”的。
如果我說何亮亮等精英（帶路黨）現在也開始反美（反普世價值）了，你一定不信，你會想：難道【第五縱隊】也反美；
難道老母豬也能上樹？；
太陽從西邊出來了？
但我告訴你們說，這是真的。
我們看看何亮亮等人是怎麼反美（反普世價值）的。
什麼是反美呢？
比如美國攻打伊拉克時，很多中國人反對，於是“精英（帶路黨）”們就說這些反對打伊拉克的人反美。有一部分美國人反對打伊拉克戰爭，有一部分美國人支持打，我們一些中國人反對美國打伊拉克等於反對一部分美國人，就被中國極右精英（帶路黨）“定義”為反美，我們用中國給反美這個詞做定義，按照“極右精英（帶路黨）”的邏輯，反美的意思就是：反對美國的一部分人。
我們按照極右精英（帶路黨）反美的“定義”來看看他們自己是不是反美呢？
最近美國發生人民“佔領華爾街”的（美國之秋顏色）革命，“佔領華爾街”的美國群眾想讓自己的革命行動被全世界普通百姓知道的越多越好，但何亮亮等主流媒體“默不作聲”，就等於說何亮亮等“精英（帶路黨）”“不願意”美國“佔領華爾街”的“（美國之秋顏色）革命”被中國百姓知道，這就等於“中國極右精英”反對一部分美國人；
最近何亮亮等“精英（帶路黨）”知道做鴕鳥要頭不要屁股不行了，於是何亮亮終於跳出來告訴我們：美國群眾如果真的佔領華爾街就是刑事犯罪，
（這就很怪，極右精英不是常告訴我們說，“司法獨立，誰也不能干預司法，沒經過法院判決不能定罪，咋他們這時候給美國群眾定性為犯罪？難道中國極右精英成了美國的法官和陪審團？他們肯定是有了美國國籍）說美國這些群眾不代表美國多數人；（何亮亮等人也沒經過統計調查，也沒選舉，咋知道人家就不代表了？難道代表不代表，是你們說了算？）
“鳳凰衛視（美分黨買辦集團）”對美國“佔領華爾街”的報導絕對不像對卡紮菲（格達費）、轟炸伊拉克、阿拉伯茉莉花那樣“熱衷”，並且“央視”也是在很晚的時間才報導幾條小新聞。中國“主流極右精英（帶路黨）”的（反普世價值）作為說明他們也反對一部分美國人“佔領華爾街”的行為，那“按照”他們對反美的“定義”，所以他們也“反美”了。
如果“中國極右精英（帶路黨）”不承認自己反美（反普世價值），那你們就“自相矛盾”了，這反美的“定義”可是你們自己定的哦！“中國極右精英”也“反美”了，看來老母豬真的要上樹了！
“極右精英（帶路黨）”告訴我們，“要保護公民權利，政府應該代表公民”，
那請問極右精英，這些要佔領華爾街的美國人是美國公民，美國政府咋不能代表他們呢？
華爾街大老闆是美國公民，上街要佔領華爾街的也是米國公民，那請問，美國政府如能都代表嗎？
何亮亮說美國員警的做法很巧妙，把群眾搞成了非法集會。
請問何亮亮，你們（帶路黨）不是“經常”號稱司法獨立、未經法院判決不能定罪嗎？“怎麼”現在你們就給美國群眾定義為非法？
我們看到美國員警“虐待”（民主自由人權鬥士）群眾的時候，就想起“中國極右精英（帶路黨）”經常說的自由、民主，言論自由，人權高於主權，那對於美國人佔領華爾街的運動，“為啥”中國的「南方週末」、「新京報」等（帶路黨）媒體都“默不作聲”？難道是得到了美國權貴的旨意？中國媒體成了美國資本家辦的？
其實“中國極右精英（帶路黨）”的“行為”一點也不難解釋，這一切都因為階級。精英忽然反美，也是因為階級！
怎麼精英反美能看出階級呢？
中國極右精英最討厭“階級”這詞，對普通人說階級深惡痛絕，他們用階層這個詞來“代替”階級，（階層可以細分，這就可以挑起同一個階級的工人和農民內鬥）但他們忽然反美就說明他們告訴我們說：世界上存在著階級。
美國大資產階級打伊拉克、美國大資產階級打阿富汗、美國大資產階級支持全球化降低工人工資、降低社會福利、美國搞自由貿易剝削第三世界時，中國極右精英都紛紛支援；
而美國汽車工人工資高，美國的部分群眾佔領華爾街，中國極右精英（帶路黨）紛紛反對。打伊拉克、支持全球化降低工人工資、支持給美國富人減稅的是美國人，佔領華爾街的也是美國人，為什麼中國極右精英（帶路黨）支持前者，反對後者呢？
如果美國人都差不多，沒有階級差別，中國極右精英（帶路黨）說自己支持美國，那就應該都支持，現在只支持一部分美國人，說明美國人裏有很大的區別，有很大的不同，這不就說明有階級存在嗎？如果沒有階級，那中國極右精英也應該支持佔領華爾街才對！因為打伊拉克、全球化降低工人工資、自由貿易剝削第三世界國家讓美國大老闆賺了上百億美元，美國的這些行為讓普通士兵就算死了也只得到可憐的一點撫恤金、美國工人還因此失業、美國底層的百姓得不到一點好處，說明打伊拉克等行為為美國大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的，所以中國極右精英支援；而美國汽車工人收入高，佔領華爾街是危害美國資本主義體系，危害大資產階級利益，所以中國極右精英反對。
中國極右精英（帶路黨）對美國大資產階級和普通美國人不同的態度讓我們明顯看出了階級。如果中國極右精英（帶路黨）認為不存在階級，那你們就趕緊出來支持美國群眾佔領華爾街的革命運動！
我還是勸何亮亮們，千萬不要反對美國人民！
美國群眾佔領華爾街時，有的人打出了“紅色”標語，有的打出了“社會主義”的綱領，有的打出了“推翻資本主義”的旗號，這些舉動都被『央視』、『南方系』等（買辦帶路黨）媒體“遮罩（過濾遮蓋；blackout）”了！！！
極右媒體告訴我們說：美國人佔領華爾街就是為了提高待遇，沒別的訴求。
“民運逗士”告訴我們說，「央視」經常撒謊。按照“民運逗士”的邏輯推理：既然「央視」都說假話，「央視」“認為”美國群眾“只是”要求提高待遇，那我們可以認為美國群眾“絕對不是”只有這點要求，說明美國人有很多“推翻資本主義”的政治訴求。
美國華爾街很熱鬧，中國主流（帶路黨）媒體“靜悄悄”，這是“為什”呢？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中國極右“氣急敗壞”也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美國變了天，那“中國極右精英（帶路黨）”失去了“（主子）依靠”，他們如何“欺壓”中國人民？
茉莉花了半天，跑到美國去了，這是“中國極右精英（帶路黨）”想不到的，因為他們不懂得人民群眾的力量是無窮的；
“中國極右精英”不懂階級鬥爭，所以他們不知道“巨大貧富差距”的“精英全球化”是難以維持的。“精英”如果想“搞明白”問題應該多讀讀毛選。（其實極右精英經常偷著看毛選，他們罵毛選是因為怕我們普通群眾學了毛主席的戰術和理論）
極右精英肯定會說這只是一個小插曲，但是你們不要忘記毛主席曾經教育他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文／溫暖陽光
2011-10-11
《“普世”是鬼話 “民主”是謊言》
一、
11月15日淩晨，在“民主”而又“優雅”、“自由”兼且“普世”的美利堅合眾國，“佔領華爾街運動”被強行清場。
美國紐約警方15日淩晨開始對“佔領華爾街”示威者實施強制清場，並與示威者爆發“衝突”，現場一度極為混亂，多人被捕。
“佔領華爾街”示威是今年9月份開始的，旨在抗議美國財富分配不均及社會不公。該運動很快蔓延到全美，並擴散到全球（民主失敗）資本主義國家。美國當局最近開始強制驅逐“佔領”示威者，奧克蘭（Oakland）等地警方清理了當地的抗議者營地，並逮捕不少示威者（注：Oakland警方已打死了二名自由民主人士），號稱“民主普世祖師爺”的美國引發世界關注並遭到強烈圍觀，“普世”又一次變得一文不值。
二、
奧巴馬“當初”信誓旦旦親口許諾的“希望在2011年聯大看到作為聯合國正式成員國的巴勒斯坦國”餘音尚在，9月21日，便在在紐約毫無愧疚的直言告訴阿巴斯：“美國反對巴勒斯坦方面通過聯合國安理會謀求會員國地位，將在必要時行使否決權。”
10月31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體大會以107票贊成、52票棄權、14票反對通過決議，接納巴勒斯坦為該組織正式成員國，這是巴勒斯坦以成員國資格加入的首個聯合國專門機構。對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民主）決定美國當即作出強烈反應：就在決議通過當天，美國以“該決議違反美國國內法案為由”，宣佈中止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繳納會費，在全世界目瞪口呆的注視下，“民主”就像一塊被狂風吹得無影無蹤的“遮羞布”——在眾目睽睽之下，一個優雅的黑人總統，在陽光下忘情裸奔。
三、
繼指控伊朗企圖暗殺沙特駐美大使而威脅使用武力報復後，11月3日，根據即將公佈的“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報告證實，伊朗無視聯合國制裁，在多處被禁生産基地製造和實驗核武器”為由，美-英-以三國（極右翼法西斯世界動亂軸心）顯示出不惜單方面對伊動武的強烈後應：英國軍方正在加快其應變計畫的實施，為可能聯合美國對伊朗實施軍事打擊行動做準備。
至於日本有沒有核計畫？
朝鮮有沒有核計畫？
以色列有沒有核計畫（大規模毀滅性核武器）？
“時明時瞎”的美國人“狡黠”地眨巴著眼睛：“不知道！”
明眼人其實早已看出：因為巴勒斯坦入聯問題無法迥避，美-英-以（極右翼法西斯世界動亂軸心）實在找不到解決問題的方法，只好又以“伊拉克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同樣的“理由”，找一個有利可圖的倒楣蛋開刀了。
所謂“民主”，是由“超強的武力”、“巨大的（印發虛擬數位貨幣）財力”、“強勁的思想控制力”這三大力量“支撐”的：
武力保證絕對的印鈔權；
思想文化價值觀說明“印鈔權”之正義性，這樣美國便可以揮霍無度、窮兵黷武地“搞通貨膨脹”、借債度日並將風險“轉嫁”到國外。
這就是美國的“民主”，這就是美國津津樂道的“普選制”、引以為豪的“議會制”、大肆渲染的“三權分立制”，是“虛偽”的、隱蔽的、“表面的”民主。
“普選制”是美國津津樂道的“民主形式”。然而，這純粹是一種以金錢為潤滑劑的“民主大拍賣”，是賭博性的花錢大比賽。絕大多數老百姓根本就支付不起、更無法籌集數以千萬美元的巨額的競選經費。這樣選出來的總統從來不是多數人的代表，更不可能是全體人民的代表，這就是“佔領華爾街”99%-1%的由來。
“議會制”是美國引以為豪的“民主制度”。公民普選產生議員和國會的立法監督權，是資產階級招搖撞騙的“如意”。其思想家大肆鼓吹議員乃“全民利益”之代表，議會乃“主權在民”之象徵。然而，以金錢為潤滑劑的選舉制度，必定與政黨利益不可分割，必定為少數富人專有、統治、謀利，這就是（民主）政客們每天都敢公開在大罵全世界、卻不敢放半個屁得罪出錢幫他們贏得競選的猶太人的由來。
“三權分立制”是美國大肆渲染的“民主標本”。資產階級鞏固統治後，三權分立逐漸從封建的“階級分權”蛻變為資產階級獨佔統治下的職權分工，蛻變為調整資產階級內部關係、鞏固資產階級專政、欺騙勞動人民的精巧工具。而且，在現實中，“三權”之間明顯地表現出行政權力日益擴大的趨勢，說明了所謂“自由資本”必然是“資本”說了算，離開了“資本”的“自由”，根本就狗屁不是！這就是“佔領華爾街”示威者被強行驅逐的的由來。
美國“自命”為民主、自由、博愛的“普世國家”，“不符合”美國民主模式的是“集權國家”，甚至是“流氓國家”。但美國人似乎忘了：他們的友好朋友卻大部分都是後者。美國的旗幟一面寫著誘人的民主、自由、博愛，另一面卻沾滿了侵略的鮮血。這面旗被美國當作“侵略的工具”，但“普世主義”的“福音”並沒有如期降臨到阿爾及利亞、阿富汗、伊拉克、甚至是同在美洲後院的海地！
美國是超級大國，同時也是“超級巨騙”。其“騙術”高明到被騙而不知道被騙，因為美國“俘虜”的是對方的靈魂，這就是為什麼“右糞”一直給人們一個弱智、無腦、像一群僵屍似的的由來。
這群無腦（虛偽右憤）僵屍到處宣揚“民主”，但只限於“符合美國利益”的“民主”；
如果巴勒斯坦想通過“民主”來獲得獨立，對不起，僵屍們是絕對不去討論這些與它們的利益無關的“民主問題”的。
別看他們（虛偽右憤）平時叫得賊歡、眼睛瞪得賊大，“一說到”巴勒斯坦入聯問題、驅逐並逮捕聚集在華爾街的示威者時，它們不單止是（顧左右而言它：裝聾作啞）“啞巴”，簡直連眼睛都“瞎了”。
不信？儘管試試看！
文／維哥
2011-11-16 環球網
發改委劍指國企（中國電信） 背後站著外資／中情局
《中國的那些事（1）：新華社為何幫南方系出頭？》
文／蔡子尤
2011-11-16 民聲網
最近，“南方系媒體”發動了一大一小兩場戰役，
一是以中國電信為突破口，通過“炒作”所謂國企壟斷問題“圍剿”中國國企，
二是“圍剿”孔慶東。
其實孔慶東對“南方系媒體”的所謂“三罵”（去你媽的、滾你媽的、X你媽的），事後證明完全是孔慶東的引蛇出洞。
看看被罵記者是如何說的：
http://www.mshw.org/review/debate/2011-11-15/6116.html
【濟南時報：孔慶東在微博上說你“態度很和氣，語言很陰險”。你問了他什麼問題，讓他覺得陰險?
曹林華：我根本沒來得及提問。我剛介紹完身份，他就來了句“我不接受你們‘南方系’採訪，去他媽的!”然後把電話掛了。
濟南時報：只是一句“去他媽的”嗎?孔慶東在微博上炫耀他罵了你一組排比句(去你媽的!滾你媽的!×你媽的!)。
曹林華：這些都是他意淫的。他罵得沒那麼誇張，這讓我既好氣又好笑。孔慶東一貫喜歡誇張，他是個表演欲望很強的人，正如他周圍人所說，他喜歡惡作劇。】
原來，孔慶東電話裏只是隨口說了句【去他媽的】，很明顯，罵的是南方系。孔慶東說的不是【去你媽的】，更不是【去你媽的、滾你媽的、X你媽的】。顯而易見，孔慶東在微博上說罵了南方系【去你媽的、滾你媽的、X你媽的】，既不是濟南時報說的炫耀，也不是曹林華說的惡作劇，而是典型的引蛇出洞，而且引出了新華社這條愚蠢的大蟒蛇。
孔慶東還很詫異，自己痛駡、耍弄南方系，為何新華社跳了出來？
廣大網民可能十分鮮明地記得，2008年汶川地震之後，南方系炒作【中國抗震救災是為了兌現對於普世價值的承諾】，而南方系主張的普世價值，其真實含義是【美國及西方的政治經濟制度代表人類普世價值】，而新華社也發表類似報導《從唐山到汶川：中國的改變》。新華社此文當時發表在新華網及各大網站的頭條，似乎是要強迫每個線民都要讀一遍。此文借讚美汶川救災，醜化唐山救災，醜化毛時代。內容主要有：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5/29/content_8277937.htm
1、在全國人民都在抗震救災時刻，繼續批判唐山大地震時的抗震救災，以此醜化毛澤東和毛時代，醜化社會主義。
2、認為改革開放時代和毛時代相比，【中共的執政理念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人民的主體地位得到進一步尊重，人道主義和人文關懷漸成社會風尚。】這顯然是把中國改開以來的這30年的中共，同1921到1979這近60年的中共做了徹底切割。
3、文章牽強附會東拉西扯，認為【抗震救災還反映了中國法治社會的逐步形成完善，……例如，“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與“私有財產不可侵犯”被寫入憲法。】，這完全是普世價值的腔調。
實際上，新華社的文章在“有意曲解”憲法，憲法第十三條是【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而新華社及南方系“曲解”成【“私有財產不可侵犯”被寫入憲法】。
在中國人民大眾“強烈要求”清算“暴富階層”“侵吞”國有資產的原罪的背景下，新華社及南方系“要幹什麼”，一清二楚。其實，新華社及南方系主張的【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並沒有”寫進憲法。憲法第十二條是【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將憲法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合起來讀，憲法的意思就是要清算暴富階層侵吞國資的原罪。
憲法全文見：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4/content_62714.htm
另外，憲法顯而易見也不會保障那些反毛、反共的人權，也就是說，南方系及新華社中大量的反共分子的人權並不受憲法保護。
雖然新華社記者文章沒有直接提【普世價值】四個字，雖然新華社記者的文章不得不提社會主義這四個字，但是此文章“內涵”其實和南方系“完全一致”。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擁護社會主義、擁護毛澤東的文章，在人民網旗下強國論壇大部分能發出來，
而在新華網發展論壇則幾乎“全面封殺”。
更重要的是，新華網國內部分曾參與多起“妖魔化”毛澤東、“妖魔化”社會主義的炒作事件。與新華網相比，人民網則沒有參與。
比如：2007年12月10日，新華網、新浪網等主流網站刊登文章：《據統計毛澤東稿酬累計達1.3億》。見：
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7-12/10/content_7223084.htm
此文實際上幾年前美國「中情局」“資金支援”的海外民運反共刊物製造的垃圾。後來汪東興、吳連登等人澄清了事實真相，新華網及南方報系並未刊登相關澄清文章，新華網的“造謠”也沒受到任何處理。
此事件詳情見：《從縱容“妖魔化毛澤東”到亡黨亡國》http://blog.hxf.mshw.org/post/4/18
其實看看新華社的歷史就很清楚，新華社裏有不少“南方系”的“同盟軍”，瞭解了以下情況，出現如上怪事，就一點不奇怪了。
這裏列舉一二：
比如：
《炎黃春秋》的社長杜導正，曾任新華社河北分社社長、新華社廣東分社社長，“文革”後，歷任新華總社黨組成員兼國內部主任、《光明日報》總編輯、新聞出版署署長。
《炎黃春秋》的骨幹、編委李普就曾擔任新華社副社長。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派5人小組接管新華社，李普是5人之一。
《炎黃春秋》核心作者、著名反共、反毛學者戴煌在新華社內人脈極廣，連原新華社社長郭超人都極為尊崇，戴煌更是屢次欺負新華社老社長穆青。看看戴煌是如何洋洋得意地自述的：
http://news.qq.com/a/20110712/001157_1.htm
【後來郭超人當新華社副社長了。他去過我家裏幾回。他勸我說，老戴呀，你得多到後面去跑一跑啊。也就是多到穆青家裏跑一跑。我才不去呢。穆青和李普後來住在同一層樓裏，他們一個在這邊兒，一個在那邊兒，挨著。李普和我關係很好，我經常去找他聊天。但我就是不到穆青家裏去。穆青派他老婆到李普家裏，想看看我和李普到底在談些什麼。我這一輩子啊，就這個脾氣，看不慣的人，天皇老子我也不怕，也不理。】
《炎黃春秋》的副社長楊繼繩也是新華社高級記者，在新華社工作35年。
新華社原國內部主任張萬舒，也是《炎黃春秋》的重要支持者，2009年張萬舒在香港出版關於8X8的敏感書籍，被亞洲週刊評為2009年十大中文（非小說）好書。張萬舒是國內最早報導小崗村改革的記者之一。張萬舒1964年始任新華社安徽分社記者，後任採編主任、副社長；1983年調任北京新華社總社國內新聞部副主任、主任；1992年改任新華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
1990年，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曾出逃美國，許家屯為中共正部級幹部，曾任江蘇省委書記和中共中央委員，叛逃時還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職務。他在叛逃後受到賣國指控，並在1991年被中共開除黨籍並撤銷所擔任的人大委員職務。
新華社“多出怪事”。2010年7月末，「鳳凰網」、南方報業網紛紛刊登：《網現新華社記者叛逃謠言鳳凰獨家闢謠》、《新華社國內部主任叛逃英國系謠言駐英養病》等文章，原來，英國每日電訊報導：新華社國內部主任萬武義已經叛逃英國，萬武義的妻子已經先期移民了英國，是“裸官”一族，而鳳凰網和南方系替新華社國內部主任闢謠，說其只是在養病：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0729/12/42556_42227479.shtml
http://bbs.xizi.com/thread-1597146-1-1.html
【據可靠消息，國內最大的新聞通訊社——新華社國內部主任萬武義已經叛逃英國，有關記者在英國對萬武義本人和其妻子見面時證實了這個消息。這也是繼1990年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徐家屯叛逃美國之後，從該機構叛逃到海外的最高級官員。但新華社和國內其他新聞機構並未對外報導。萬武義在和記者見面時表示，他之所以出逃英國完全是政治上的考慮，是因為在相關報導中觸動了特殊階層的利益，受到政治壓力而被迫離開。但國內熟悉萬武義的人士則指出，萬武義涉嫌貪污腐敗和收受賄賂，是在得知即將被革職調查的消息後而出走英國。
北京紀檢機關在試圖對萬武義的家屬做進一步調查時發現，在此之前，萬武義的妻子已經先期移民英國，萬武義是典型的“裸官”一族。所謂“裸官”，就是指自己在國內做官，但家屬、財產已經轉移到海外的官員。因為這類官員罪行一旦敗露就會選擇逃離，輕易逃脫國內法律制裁而引起了極大民憤，中國ZF最近正出臺措施，要求幹部就配偶子女移居國外情況向組織部門彙報，否則將追究紀律法律責任。
新華社的全稱是新華通訊社，也是中國的“國家通訊社”，同時具有行政管理職能。因為該機構在中國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加上新華社國內部和國內眾多ZF、大型企事業部門千絲萬縷的聯繫，掌握著國內幾乎所有重要新聞的編輯、簽發、報導權而一直是這些部門的公關物件，萬武義也很可能是在此過程中收受巨額賄賂而落馬。據傳，在新華社內部，有關萬武義的名聲一直不佳，在萬武義叛逃之後，新華社內部，包括海外各分社也被要求不許談論此事。
這也是時隔20年後，新華社再一次暴出“高官外逃”事件。此前一起發生在1990年，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曾出逃美國，許家屯為中共正部級幹部，曾任江蘇省委書記和中共中央委員，叛逃時還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職務。他在叛逃後受到“賣國”指控，並在1991年被中共“開除黨籍”並撤銷所擔任的人大委員職務。】
新華社萬武義就“叛逃英國一事”嚴正聲明：
http://news.china.com/zh_cn/news100/11038989/20100812/16077255.html
【2010-08-12 新華社
今年5月22日，本人參加中組部等組織的專題研究班到英國牛津大學學習，原計劃6月6日回國。學習期間因腰椎間盤突出的舊疾嚴重復發，遵醫囑在當地臥床治療。在中國民航局和中國駐英大使館協助下，在新華社總社有關部門和倫敦分社密切配合下，本人於7月31日下午順利返回北京。
在此，本人對新華社領導的熱情關懷和同事們的精心關照，表示衷心的感謝；對給予精心治療的英籍華人醫生夏志道夫婦等多位醫護人員以及提供熱情幫助的牛津大學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志願者，致以深深的謝意；對所有給予本人以關心和支持的各界人士，表示誠摯的謝意。本人將積極配合治療，爭取早日康復，重返工作崗位。
令人氣憤的是，在本人於英國臥床治療期間，個別別有用心的機構和個人公然採用捏造事實的卑劣手段，惡意對本人及家人進行造謠中傷，給本人及家人的相關權利造成極大損害。為此，本人要求侵權機構和個人就其誹謗行為公開賠禮道歉。同時，本人正在考慮依據相關法律規定追究侵權機構和個人的法律責任的問題。
特此聲明。
萬武義】
“究竟”是什麼人向英國每日電訊“透露”了新華社國內部主任叛逃的消息？
每日電訊為何相信這些消息並說消息可靠？
恐怕肯定不是美國「中情局」運作的吧？相信讀者自有分析。
至於事實真相如何，我們拭目以待吧。
總而言之，建國後新華社歷屆領導高層中，既有胡喬木、吳冷西、朱穆之、穆青、喻權域這樣真正的愛國愛黨愛人民的真共產黨員，
也有杜導正、許家屯之類的共產主義叛徒。
希望現任新華社國內部主任萬武義不是杜導正、李普、張萬舒、許家屯、楊繼繩之類的叛國叛黨分子。
此次新華社“聯合”南方系“圍剿”孔慶東。新華社“罕見地”發表新華調查、新華專電、新華社記者李江濤、趙琬微發表《如此素質如何為人師表？——北大教授孔慶東爆粗口罵記者惹眾怒》一文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kongqingdong/content-3/detail_2011_11/10/10563219_0.shtml
新華社記者黃冠發表《“教授罵人”有觸道德法律底線之嫌》一文：
http://www.legaldaily.com.cn/zbzk/content/2011-11/11/content_3088059.htm
兩篇文章均“殺氣騰騰”，直接“要求”北大開除孔慶東。這些“漢奸（帶路黨）”完全被孔慶東耍得團團轉，最後“不得不”在新華網“刪除”了這兩篇文章。
李江濤、趙琬微、黃冠等新華社國內部記者，應該是歸萬武義管吧？
總而言之，新華社相當於半個南方系。
南方系，已經徹頭徹尾地被“漢奸分子”、新自由主義分子、資改派“把持”，而新華社只有一部分被“漢奸”控制。最起碼，新華社國際方面的報導就比國內方面要好得多。
其實，無論是南方系、新華社還是《炎黃春秋》，他們都有一個統一的稱謂，“趙系人馬”。
趙紫陽，1960年後，歷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第二書記、第一書記，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處書記，曾兼任廣東省軍區政治委員、廣州軍區第三政治委員。１９７４年４月至１９７５年１０月，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
任仲夷，1980—1985年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兼省軍區第一政委。1985年後退出領導工作崗位，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趙紫陽、任仲夷在廣東耕耘多年，黨羽眾多。“改革開放”以來，在這些“趙系黨羽”及“美帝獨裁霸權”的“庇護”下“南方系（漢奸買辦帶路黨）”一直茁長成長，《炎黃春秋》（漢奸買辦帶路黨）近幾年也是杜導正等“趙系”骨幹一手操作，而新華社這些傳統左派媒體自然也“被安插”了許多“趙系”黨羽。
張宏良文章曾說：
【南方系能夠成為中國媒體領域的實際老大，還是因為它“特殊”的“美國背景”。2010年美國總統奧巴馬訪問中國期間，點名要求單獨會見南方系報紙總編，否則，奧巴馬總統拒絕會見任何媒體，立刻返回美國，由中國承擔一切後果。中國方面沒有辦法，只能忍氣吞聲，由中宣部一位副部長親去廣州專機陪同南方系報紙總編進京接受奧巴馬會見。奧巴馬如此過分的舉措，不僅遠遠超過了主權國家之間的交往原則，甚至遠遠超過了宗主國對殖民地國家的要求，即使抗戰期間日本佔領軍對汪偽政權的要求，也不過如此。奧巴馬之所以堅持這樣做，無非是在用這個舉動向人們顯示，中國南方系媒體的政治地位，遠在人民日報、新華社和中央電視臺之上，至少在美國看來必須如此。】
奧巴馬“庇護”南方系（漢奸買辦帶路黨）的背景是自2008年以來南方系是“漢奸媒體”，這已經眾所周知。體制內的愛國主義力量試圖徹底修理整頓南方系和《炎黃春秋》（漢奸買辦帶路黨），這些行動遭受“趙系人馬”的頑強抵抗，而奧巴馬訪華就是為趙系人馬“打氣”的。在奧巴馬及趙系人馬的“通力保護”下，南方系和《炎黃春秋》（漢奸買辦帶路黨）平穩度過危機。奧巴馬拼下老本，也要“保護”南方系這些“棋子”，當然是為了在不久的將來更好地在中國搞“顏色革命”，肢解中國。
顯而易見，國內的南方系、炎黃春秋（漢奸買辦帶路黨）、新華社國內部、及中青報冰點週刊，都屬於“趙系人馬”。而這些“趙系人馬”的“背後”是「中情局」。無論是“大肆推廣”荒謬的“西方普世價值”和“新自由主義經濟”理念，還是“妖魔化”毛澤東，這些都是「中情局」的“一手策劃”，而南方系、炎黃春秋、新華社（漢奸買辦帶路黨）只是奉命行事。
據《克格勃X檔案：一個老牌間諜對國家最高機秘的披露》一書（著者是[俄]維•什羅甯，曾任克格勃局長。新華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介紹：早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情局首任局長杜勒斯策劃了系列方案，如“加爾瓦爾德方案”，其用途是【將基本的、集中的打擊指向反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要達到這個目的，【首先必須打破蘇聯人頭腦中的所謂‘列寧綜合體系’。】
而“直到”差不多半個世紀後，蘇聯克格勃才得以比較清楚地瞭解。
【根據艾倫.杜勒斯的企圖，關於‘德國黃金’、‘鉛封的’德國車廂和‘雇傭間諜’這些早就知道的假造謊言竟然成了‘禁果’，它對許多人的耳朵感到好聽。
加爾瓦爾德設計的最低綱領在於向新的幾代人灌輸對列寧主義的懷疑，認為列寧主義簡直是‘歷史的錯誤’，人類一部分暫時的、不正常的和不牢固的社會現象。灌輸說早晚要把它結束（‘蘇聯是罪惡帝國’！）】 《克格勃X檔案》–p65
詳情見：《中情局絕密綱領–用普世價值對抗愛國主義》
http://blog.hxf.mshw.org/post/4/33
與「中情局」在蘇聯的“操作”類似，中國南方系、炎黃春秋等（漢奸買辦帶路黨）媒體也在90年代後期以來“刮起”了“妖魔化”毛澤東的狂潮。
而“南方系（漢奸買辦帶路黨）”主張的所謂【普世價值】，正是「中情局」策劃方案的“要點”：
【（加爾瓦爾德方案）最高綱領包括最廣泛的目標。它提出的任務是破壞對祖國之愛。它渴望用所謂‘普遍人類價值’代替愛國主義。】《克格勃X檔案》–p66
有網友因此感歎到：
【到此，所有中國愛國者的疑惑終於有了十分合理的解釋：
在2008年那偉大的抗震救災過程中，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得到了自改革以來最大程度的激發。而“南方報系（漢奸買辦帶路黨）”當時卻“突如其來”、“莫名其妙”地宣稱抗震救災所體現的是“普世價值”，並由此引發了一場影響深遠的爭論。而隨後的兩年裏，“普世價值”也成了美國總統奧巴馬“對華喊話”的“口頭禪”。2003年出版的這本書實際上揭露了所謂“普世價值”思潮的真正的出處、背景及其戰略意圖。】
此次新華社出動“參與”圍剿孔慶東是一個“重要信號”。顯然，自李銳嫡系“中組部”老幹部崔武年發表《政改十三點》，“公開打出”趙紫陽（漢奸買辦帶路黨）的旗幟後，整個體制內的“趙系”都“蠢蠢欲動”，“加緊”了“肢解中國”的進程。
崔十三點見：http://www.mshw.org/review/debate/2011-10-26/5676.html
寫到此處，任何人都能看得出來，新華社為何要幫南方系出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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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那些事（2）：發改委劍指中國電信，背後站著外資》
文／蔡子尤
2011-11-16 民聲網
上回說到新華社幫著南方系‘圍剿’孔慶東的事，指出不管是新華社、「中青報」、“南方系”還是“炎黃春秋”，都是“趙系”人馬，
而在這一切的“背後”是「中情局」。
其實，與「發改委」“圍剿”中國電信相比，新華社“圍剿”孔慶東，還算小事情。
一、「發改委」劍指中國電信，“背後”是外資
自11月9日CCTV《新聞30分》報導發改委調查中國電信、中國聯通壟斷，並將處罰幾十億後，引起了軒然大波，中國電信行業面臨生死危機。據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院長助理劉剛教授分析：
http://it.sohu.com/20111112/n325396790.shtm
【現在對電信、聯通提起反壟斷調查“時機”並不好。中國電信收入有１／３來自寬頻，如果真的像「央視」報導那樣被判定為壟斷，其要麼被罰款，要麼被限定市場份額，那整個中國電信就會由贏利變成虧損；而中國聯通日子就更加難過了，2010年就巨額虧損，假如遭遇反壟斷，那要麼是倒閉，要麼是被重組。】
劉剛還分析【此次寬頻反壟斷實質上是廣電和電信之爭的延續，大前提是目前正在進行的三網融合】，這個判斷也是絕大部分媒體的觀點:
http://www.chinanews.com/it/2011/11-14/3457430.shtml
【“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的反壟斷調查案被不少媒體指稱為其競爭對手廣電系統發起的“神仙架”。】
原來，自互聯網興起以來，傳統的電視與互聯網的融合已經是大勢所趨。所謂【三網融合】，就是電信網、廣播電視網、互聯網的融合。這裏面主要涉及兩個部門，一個是廣電系統，一個是電信系統。
此次事件的“起因”，就是廣電系統的企業像搞自己的互聯網業務，就得使用電信行業的寬頻，但是他們發現自己需要向“中國電信”繳費太多，“中國電信”定的價格太高。廣電系統最理想的狀態是，有自己的電視臺，有自己的網站，還有自己的寬頻，將電視臺和互聯網融為一體。
其實，電信系統也有自己類似的想法，搶佔制高點，進軍網路電視市場。
據媒體介紹：
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5-01/07/content_2427568.htm
http://tech.sina.com.cn/t/2006-06-09/2348983625.shtml
【“中國電信已計畫今年（2005）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開展網路電視業務。流媒體視頻業務將是電信今年重點推廣的內容，公司計畫今年將在大部分城市開通網路電視。”中國電信互聯星空事業部某高層近日表示。中國電信在杭州、廣東等地對網路電視進行的秘密試驗早已不是新聞。而2001年中國電信就曾試水，與新華社合作成立上海新華電信網路電視有限公司。】
【2005年，2005年4月27日，上海文廣越過中央電視獲得國內首張IPTV牌照，電信系統與上海文廣合作步伐的加快，幾方合作開展的IPTV試點一度高達50餘個。電信系統進軍網路電視，自然遭受廣電系統的圍堵：泉州廣播電視局發出一紙通告，叫停泉州地區的“百視通”網路電視業務，網路電視業務又在浙江擱淺。】
也就是說，推進三網融合，需要廣電系統和電信系統的通力合作。要搞網路電視，即需要寬頻和互聯網，也需要電視臺，本來廣電系統和電信系統相互合作，三網融合就可實現了。但是，雙方卻搞得你死我活，不斷內鬥。
整個事件看起來似乎比較簡單，一方是“工信部”下屬的電信企業，另一方是「廣電總局」下屬的廣電系統都想搶佔三網融合制高點，比如都要推網路電視。電信系統參與搞的網路電視被“各地廣電局”封殺。而廣電系統搞的寬頻業務面臨電信系統的高價，於是，就有了「發改委」調查電信壟斷一事。
本來，工信部和廣電總局打架，作為國務院各部位的老大，「發改委」應該調節兩個小兄弟的矛盾，讓兩者合作才對，但「發改委」的“意思”卻是“希望”廣電系統也進軍寬頻業務與電信“繼續內鬥”、競爭，“美其名”曰——打破壟斷。
（ISP（互聯網服務提供商）是經國家主管部門批准的正式運營企業，除了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之外，還包括中國移動、歌華有線、長城寬頻、天威視訊、中國教育和科研電腦網等近二十家企業。而歌華有線就是廣電系統取得ISP牌照的代表性企業。各方人物分析，歌華有線是此次發改委調查電信壟斷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其實，這一切，都是“外資壟斷巨頭”所“布的局”。
早在2007年，就有媒體報導：
歌華有線發展個人寬頻 “聯手外資”對抗網通
http://www.cnpaf.net/Class/news/200710/21772.html
2008年5月30日證券時報報導：《歌華有線與外資簽署寬頻合作協定》
http://zjdaily.zjol.com.cn/jrzb/html/2008-05/30/content_2741402.htm
【“歌華有線”日前正式與“自由媒體國際有限公司”和“華創夥伴投資有限公司”簽署了《關於設立寬頻合資公司的合作協議》，合資公司將通過歌華有線的寬頻網路向居民和商業客戶提供ISP服務(互聯網接入服務)。
……
“歌華有線”此次與國際知名的有線運營商的“合作”，可充分利用外資在寬頻運營及增值服務方面的優勢加速推動歌華有線高速資料寬頻業務及有線電視網增值業務的開展。】
而「自由媒體國際有限公司」是“什麼背景”呢？
此次與「歌華有線」合作的「自由媒體國際有限公司LibertyGlobal，Inc(簡稱LGI)」於2005年1月在美國特拉華州成立，同年在納斯達克上市，其掌舵人即是與默多克齊名的美國傳媒寡頭、“美國有線電視奠基人（patchpieces注：有線電視MSO系統台教父）”約翰・馬龍（Ｊｏｈｎ Ｍａｌｏｎｅ）。
百度百科說：他讓默多克（Ｍｕｒｄｏｃｈ）、雷石東這樣的人膽戰心驚，他讓美國副總統戈爾甘拜下風.他是美國傳媒業的“成吉思汗”。
約翰-馬龍（Ｊｏｈｎ Ｍａｌｏｎｅ）。還是美國最大地主：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usstock/c/20111012/010610602798.shtml
【北京時間2011年10月12日，美國地產月刊《Land Report》的年度調查顯示，自由傳媒集團(Liberty Media)董事長約翰-馬龍(John Malone)超過CNN創始人泰德-特納(Ted Turner)，成為美國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今年早些時候，馬龍收購了緬因州和新罕布什爾州超過100萬英畝的林地，現在他名下的土地總面積已達到220萬英畝，超過了特納的200萬英畝，後者在過去的15 年裏一直位居美國最大地主之首。】
於是事情再“明顯不過”了：廣電系統顯然無法在寬頻及互聯網方面同電信系統競爭，廣電系統因此和美國傳媒寡頭“合作”，挑戰電信系統。
其實廣電和電信“內鬥”多年完全是“不應該”的。由國務院出面，甚至「發改委」這個老大調節，讓廣電系統和電信系統“合作合資”，發揮各自長處，共同搞三網融合，共同搞網路電視，利益雙方共用，這不是“很簡單”的事麼？為什麼一定要讓廣電系統也進軍電信領域？
事實上，廣電系統沒有相關實力，只得“引進外資”，“一起進攻”電信，這一切的“背後”對誰有利？
為什麼“寧可”與“外資”合作，也“不肯”與電信合作？
顯然，「發改委」的“藉口”還是要打破壟斷。在「發改委」“看來”，讓電信和廣電聯合成立公司是更大的壟斷。
而讓廣電“引進外鬼”與“美國壟斷巨頭”約翰-馬龍（Ｊｏｈｎ Ｍａｌｏｎｅ）。合資就不是壟斷了？
在「發改委」“看來”，讓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合併，“解決”南北網路互訪的問題，“解決”億萬網民的苦惱，更是壟斷。
在「發改委」看來，讓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等企業合作，“一起壓低”從美國進口的電信設備及互聯網專利的（國際寡頭壟斷）價格（現在每年是5000億，超過軍費），這也是壟斷。
在「發改委」看來，像搞兩彈一星那樣，讓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等企業合併合作，互通有無，共同開發自主電信及互聯網技術和設備，“打破”“外資的壟斷”，“打破”美國壟斷寡頭的壟斷，這也叫壟斷。
按照「發改委」反壟斷的“思路”，兩彈一星根本“搞不出來”。
在「發改委」看來，為了反壟斷，電信行業一分為四，結果還是壟斷，再一分為十六，再分為三十二家（國際資本集團“支解分割依附”策略）……就像解放前的“軍閥混戰”，外資剛好進來“兼併”。
「發改委」究竟“代表”誰的利益？
「發改委」真的要讓電信行業走鋼鐵行業的“老路”嗎？
2009年07月10日第一財經日報報導：《鐵礦石最大買家為何沒有話語權》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90710/02426463633.shtml
【日本鋼鐵企業和貿易企業的“集中度高”，他們“掌控”著其國內６０%以上的鐵礦石需求，而在中國這一數字僅為１３%。
在日本，貿易商被稱為“商社”，鋼廠通過管道委託，由貿易商進口鐵礦石然後轉賣給鋼廠。商社的數量不多，但他們之間的“利益聯結”卻“極為緊密”，都是“互相交叉持股”和互派人員，而日本的鋼廠一般也會投資商社，佔據一定的股份。
在鐵礦石“依存度”幾乎100%的日本，鋼鐵企業和貿易商基本是“一體對外”的模式，
而中國則“恰恰相反”，善於“內鬥”。
這種“內鬥”，首先體現在鋼廠和貿易商的“數量之多”。
根據不完全統計，目前中國共有大小鋼鐵企業1200家左右，其中上規模的大中型鋼企有70多家，排名前5位的企業鋼產量僅占全國總量的28.5%，而美國、歐盟、日本等發達國家和地區排名前4位元企業鋼產量占全國比重為60%乃至70%以上。
目前國內有鐵礦石進口資質的企業共有112家，其中鋼鐵企業有70多家，雖然數量上較往年已經大幅減少，但數量仍然是世界最多的。其中又有國有，有民營，國有鋼企有的隸屬于國務院國資委，有的則隸屬於地方政府。
每個企業有自己不同的利益，自然“各懷鬼胎”，各自為政。
因此，產業“集中度不高”已經成為中國鋼鐵行業的“致命硬傷”，也已經成為歷年鐵礦石談判敗北的主要原因之一。】
也就是說，正因為日本鋼鐵行業是“計劃經濟壟斷型”的，因此“壓低”了必和「必拓」、「力拓」等礦山（巨頭）的鐵礦石價格。
而中國鋼鐵行業是“市場經濟競爭型”的，於是每年中國要向「力拓」等三大巨頭多交7000億。
近年中國吃“市場經濟惡性競爭”的虧已經不少了。如：《央企海外並購互挖牆腳，惡性價格競爭》
http://www.mshw.org/news/soe/2011-10-24/4503.html
【隨著中央企業海外投資熱情的高漲，在個別海外收購專案中，多家中央企業之間缺乏必要的溝通與合作，進行惡性價格競爭，出現了自家人挖自家人牆腳的情況。這既造成了國有資產不必要的損失，也十分有損中央企業的國際形象。
據國資委相關人士透露：“中央企業間境外投資的惡性競爭近年來屢屢發生。已經有好幾個項目，本來我們的企業可以花5000萬～6000萬美元收購的項目，由於央企之間的相互抬價、惡性競爭，結果花了1億多美元。”】
日本企業模式本來“學”得就是蘇聯及毛時代“計劃經濟的模式”。
我們“改革開放”卻將好的經驗“全部拋掉”，搞“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市場化。
按照前述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院長助理劉剛教授的分析，此次「發改委」氣勢洶洶，中國電信行業“面臨”被拆分的“威脅”，而外資正“虎視眈眈”，約翰-馬龍（Ｊｏｈｎ Ｍａｌｏｎｅ）。更是已經兵臨城下，與「歌華有線」建立了合資公司。
可以說，“外國壟斷資本”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只欠「發改委」【反國企壟斷】這陣東風。
外資進入電信行業，其“危險程度”是“超人想像”的。
按照中國入世的“承諾”，中國電信業將逐步對外開放。即先開放增值業務、再開放資料和移動通信業務，最後開放基礎電信業務和基礎通信設施。
早從2004年12月11日開始，根據中國入世承諾，中國開始允許外資涉足基礎電信業務，外商可以與中國公司設立合資的形式進入中國北京、上海和廣州三地市場，外方的持股比例最高為25%。按照相關承諾，到2007年外資股權可以達到49%，並且取消地域限制。
到2007年左右，所有的媒體都在喊，【電信業，狼來了】。但是，自2007年以來，外資巨頭主要在觀望，狼沒有來。
這是為何？
因為一個巨無霸橫在外資面前，這就是中國國有企業：中國電信、中國聯通等巨型公司。外資即便是進入中國，也會毫無收益。
也“恰恰”是在2007年左右開始，“南方系媒體”紛紛“製造謠言”，說中國上網比美國貴10倍、100倍，要求反電信壟斷，“要求”將電信拆分“私有化”，讓外資和私企進入。這一切絕對“不是巧合”。“南方系”的“背後”正是那些著急的外資巨頭。
至於南方系的“謠言”是如何不靠譜，可見相關分析：
指鹿為馬–南方系反電信壟斷的背後
http://www.mshw.org/theory/eco/2011-11-10/6021.html
假如「發改委」借反壟斷的領域拆分中國電信行業的“陰謀”得逞，未來中國電信行業將一定是“外資的天下”。先不要說外資“全盤控制”電信行業，哪怕外資控制10%的份額，對中國國家安全來說也是無比恐怖的事情。
首先，外資已經“基本控制”“中國（所有的）門戶網站”。
互聯網業務，其專業術語是電信增值業務，是電信行業最先開放的部分。根據國務院辦公廳、發改委、商務部歷次外資並購安全審查制度或者規定，互聯網行業（電信增值業務）都未列入並購安全審查範圍，也就是說外資入股並購中國互聯網企業，不受國家安全審查。
而中國各大門戶網站如「新浪」、「搜狐」、「網易」、「百度」、「騰訊」及視頻網站如土豆、優酷等，都早已通過“協定控制(VIEs)模式”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
什麼是“協議控制”？在VIEs模式下，境內企業的經營決策、財務、人事、技術等“實際控制權”轉移給外國投資者。
看看廣州日報的報導：
http://tech.sina.com.cn/i/2011-09-20/03236084179.shtml
企業海外曲線上市或受限協定控制引起高度關注
【解釋：協議控制
2000年4月，新浪網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首開互聯網企業協定控制模式先例，為此市場也稱這種海外上市協定控制模式為“新浪模式”(又稱VIE模式，Variable Interest Entity)。
“新浪模式”的實質是通過合作協定的方式，“境外殼公司”實際控制境內牌照公司(為保護境外殼公司投資人的“安全”，通常牌照公司的全部股權也被抵押給技術公司，進而由殼公司全權控制)，將收入和利潤轉移到境外殼公司，規避了外資機構不能擁有ICP牌照的問題(即互聯網路的外資行業禁入政策)，使外資機構得以大量進入原本對其封閉的互聯網行業，並控股行業中的龍頭企業。】
通過“協定控制模式”外資已經“全面控制”了中國互聯網門戶網站，但是這些門戶網站所使用的寬頻、光纖線路，還主要是中國國企如中國電信所控制。雖然在外資控制下，以這些門戶網站為代表的互聯網企業已經成為反共勢力（詆毀煽動顛覆中國）的重要“活動陣地”與“輿論平臺”，“時時刻刻”在“傳播”反黨、反毛、反社會主義的有害資訊。但是，一旦發生重大突發性事件，中國很容易截斷危害國家安全的資訊傳播。
一旦外資連這些寬頻和線路都“控制”了，後果“不堪設想”。
想想吧：約翰-馬龍（Ｊｏｈｎ Ｍａｌｏｎｅ）。及默多克（Ｍｕｒｄｏｃｈ）等美國壟斷寡頭在中國“擁有”無數「鳳凰網」、「騰訊網」這樣的互聯網門戶網站，還“擁有”無數「歌華線上」這樣的電視媒體，還“擁有”自己的獨立的無數條寬頻和線路。就這樣美國壟斷寡頭及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意志”可以“直達”千千萬萬中國普通老百姓的電腦，而中國政府的“所謂”監管可能完全被各種手段“規避”，幾乎為零。
顯而易見，「發改委」借反壟斷“推動”的“所謂”三網融合完全成了美國「中情局」及壟斷寡頭“主導”的三網融合，是美國「中情局」“控制壟斷”中國的三網。
除了顛覆勢力、顛覆資訊、顛覆意識形態的“入侵”，另外的“問題”是國家機密的洩露。
讓外資及私企進入電信基礎行業進軍寬頻業務，
請問，中國軍隊人員要聯互聯網嗎？
中國政府人員要聯互聯網嗎？
如果外資控制了互聯網主幹寬頻及線路，原則上，外資可以“監控”中國互聯網上所有的資訊。美國「中情局」的駭客也就不必費盡心機搞入侵了，中國軍隊的機密資訊會自動流入外資在互聯網線路上設置的監聽器裏。可怕地三網融合，不光是互聯網，還有電信網，就是說中國政府要員打的任何電話都能被外資及中情局“監控‘到。
另外就是“國內顛覆勢力”與「中情局」的聯絡也將主要使用外資的寬頻及線路。
要知道，互聯網在蘇聯解體中“發揮”過重要作用。
據《青年參考》（2011年08月24日22 版）報導：
http://www.mshw.org/news/oversea/2011-08-25/4187.html
【20年前的8月19日，一群強硬的保守派“軟禁”了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試圖奪取對蘇聯的控制。然而，政變者在控制電視臺、電臺、報紙等媒體機構的同時，卻遺漏了部分通信管道，讓葉利欽得以將《告俄羅斯公民書》昭告全世界，致使政變流產。在此過程中，尚處於幼年階段的國際互聯網發揮了通風報信的作用。】
蘇聯科技的確是夠發達的，很早就有了互聯網的雛形，也許就是幾台電腦通過一條線路與美國相連。但是克格勃由於忽略了對這個早期的互聯網及其他個別媒體的監控，使得819政變功虧一簣。
而今天，在「發改委」反電信壟斷的東風下，無數個這樣無法監控的線路將在中國建立起來。
對於所謂壟斷的問題，正如廣大網民指出的，國企從制度設計上、從原則上是屬於“全民所有”的，將反壟斷法“指向”國企，是“指鹿為馬”。只有外資和私企才有壟斷問題，因為這些企業是歸“一小撮人所有”的。
當然，假如中國電信、中國聯通出現了官僚所有、高管所有的傾向，那麼也會出現壟斷性質的行為，「發改委」需要做的是，恢復這些電信企業全民所有的屬性，比如恢復“鞍鋼憲法”，選拔真正走群眾路線的人擔當國企高管，讓廣大人民及電信職工有更多制約監督高管的權力。
但“實際上”「發改委」做的“恰恰相反”，他們是搞高管高薪，“刺激”國企高管去腐敗、去搞壟斷行為，接著“借這些問題”，借反壟斷的“名義”，將電信行業及其他行業拆分，再“賣給”外資和私企，“美其名”曰反壟斷。
這哪里是反壟斷？分明是把電信行業等國企從中國老百姓手上“奪走”，“賤賣”給外國大資本家，這不是反壟斷，恰恰是在“製造”壟斷，是在“製造”美國「中情局」對全中國人民從政治、經濟到文化的“徹底壟斷”。
《“漢奸”來訪 復旦也瘋狂》
在電影《色戒》中成功扮演了“漢奸”易先生，並一舉“顛覆”中國漢奸幾百年來的反面形象、“塑造”了“漢奸”易先生“光輝偉大形象”的梁朝偉於2011年11月10日來上海（西方傳教士教會大學）復旦大學訪問，傳授成功實現夢想的秘訣。“當時活動現場座無虛席”，整個復旦大學瘋狂了，達到了萬人空巷、盛況空前的和諧盛世，校團委不得不組織35名武警班學員去現場維持相輝堂的秩序。
復旦大學師生對“漢奸”的“瘋狂追隨”終於引來了教授的怒斥。
11月18日，復旦大學哲學系教授張慶熊發文稱，10日下午他去上課時發現教室裏空蕩蕩的，後來得知學生被團委安排為香港藝人梁朝偉的到訪維護秩序。張教授對此十分憤怒，斥責“團委的相關領導分不清楚教學科研是第一位還是娛樂追星是第一位。”並同時感慨：“復旦的世道變了”，甚至引經據典，放出狠話：“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
當今社會，由於影視、媒體、學校、互聯網等各方面的不懈努力和潤物細無聲的“教育影響”，中國人民的核心價值觀開始“嚴重扭曲”、分裂、變型，即使是聞名於世的高等學府如（西方傳教士教會大學）復旦大學者也不例外。大家的一個“核心理念”就是英雄不問出處，“只要是”掙錢了，“不管”這錢是怎麼掙的，怎麼來的，當“漢奸”和“賣淫”都“無所謂”，都是青年大學生和全社會“崇拜”、追隨的“成功偶像”。“笑貧不笑娼”也開始成為活生生的社會現實。
於是就有了深圳小女孩長大了要當貪官的荒唐夢想；
於是就有了父母帶著女兒出來賣淫、丈夫帶著妻子出來跳脫衣舞的荒唐行動；
於是就有了少女初中生跟著媽媽看完《白毛女》後斥責楊白勞老賴（欠債不還），極其不理解喜兒為什麼會拒絕黃世仁的婚禮。因為她打破腦袋也想不通，喜兒怎麼能反對自己嫁給一個富翁？一定是腦子進水了。並發誓要是自己一定會嫁給黃世仁。自然而然，上海的“（日本ＡＶ）少女援交團”（女中學生互相介紹大齡嫖客主動賣淫團夥）也開始成為“時尚”。
梁朝偉在《色戒》中扮演的“漢奸”易先生更是“當今”社會成功人士的“光輝典範”。“漢奸”易先生，果敢睿智、名車豪宅、美女如雲，充分揭示出一條顛簸不破的真理：只有“當漢奸”才容易成功。於是害的2007年很多三高美女（高學歷、高素質、高收入）紛紛撰文發博“爭相”嫁給“漢奸”易先生。（引三高美女博文）“
上個禮拜和寶貝寧寧去看了《色戒》，由於看過張愛玲的原著，所以整個故事對於我們來說並沒有什麼懸念。看到當中的時候，甯寧問我：如果是你，會不會愛上這麼個男人？我沒有多想就回答會。過後的一周，我又把這個問題翻出來反復思考，答案還是——會。易先生是個什麼人？沉默、霸道、神秘而有背景和手腕的男人。除卻他的特務頭子身份和那略帶變態的床第嗜好（性愛施虐狂），剩下的一切都是女人所渴望的”。
自從梁朝偉（李安）“成功塑造”了“漢奸”易先生的“光輝形象”後，這樣“稱讚漢奸”、“崇拜漢奸”、進而要嫁給漢奸的文章也“開始”不勝枚舉，當“漢奸”容易成功、當“漢奸”容易被美女崇拜的信念更是“潛移默化”的植進了每個中國人的心田。
2008年2月份，（西方傳教士教會大學）復旦大學就聘任周傑倫執教藝術指導，聘任李安（歌頌漢奸電影《色戒》導演）為名譽教授，“悉心教授”學生們如何“快速掙錢”，以成為象湯唯、“漢奸”易先生那樣的“成功人士”。由此可見，今天（西方傳教士教會大學）復旦大學廣大師生對“漢奸”易先生的追隨、崇拜，也不是一日之功。
如果對（西方傳教士教會大學）復旦大學的行為聽之任之，一個“漢奸大本營”、腐朽急先鋒的大上海必將傲然挺立於世界的東方。
文／崔士忠
2011-11-21
《中國“新洋奴”的十大特徵》
縱觀中國近現代史，大小“洋奴”層出不窮、前赴後繼。它們一貫“冠冕堂皇”地打著“民主、自由、人權”和“反腐敗”的大旗，妄圖“佔據”道德制高點。以獲得根本虛無的合法性與存在價值。用這些“冠冕堂皇”的“名詞”掩飾著它們“出賣”國家和民族利益的“醜惡行徑”。
試問有哪個“洋奴”承認自己是洋奴，連汪精衛都“死也不承認”自己是“賣國賊”，就別人指望這些“貨色”有人性有良知了。所以可以總結的是，長一副人類嘴臉的生物未必就是個真正的人。
用點文字稍做分析，或許對認清它們的“真實面目”有些許助益。
1、無條件“崇拜”西方是它們的信仰
在這一點上它們表現得“非常徹底”。它們“崇尚”和羡慕西方的“民主自由”和富裕，憎恨和厭惡中國的“獨裁專政”和貧瘠，可謂愛恨分明。西方就是好，西方人就是高尚就是優秀，西方就是文明是人類社會的顛峰。中國不僅應該學習，最好被西方“佔領”。這樣就是最原汁原味的西方式制度了，就可以發達了。“可是”香港被英國“佔領”那麼長時間也“沒看”建立個先進的制度啊，最後還是“要等到”2017才普選。
2、自詡為“國際主義”戰士
他們（極多數為唯我獨尊的文明高貴基督教教徒）“沒有”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或者說他們作為一個中國人沒有應有的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美國和日本是民主國家，所以美國和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它們標榜自己是真正的國際主義者。而實質上就是提美國和西方“張目”的美國西方的“代言走狗”罷了。為了讓自己看上去不那麼卑賤，它們選擇“扮演”非常高尚的國際主義者。它們以它們的智商揣度其他人，以為別人會信。面對西方的負面新聞，它們替主人“辯解”道：即使西方有缺點那是神聖民主的小小副作用而已。它們認為美國和西方（主子）“代表”了世界，而它們是“國際主義”戰士，所以美國和西方的國家利益必須得到“徹底維護”。至於美國的民主內涵和西方的民主本質，它們根本不曾去考究。而中國究竟怎樣健康地走向自己的民主之路，它們除了惡毒的“咒駡”和卑劣的攻擊現行政治體系和肆意的“抹黑”國家領導人之外，其餘的它們一概“漠不關心”。
3、它們是“軟骨類”
民族大義和民族氣節是它們“非常厭惡”和“恐懼”的字眼，在它們的字典裏“找不到”這樣的詞。它們旗幟鮮明地“支持”它們各自的“主子”，在他們的“主子”面前“奴顏婢膝”，一副“點頭哈腰”蝦米狀。它們根據自己的人生經歷和教育背景，把西方“描繪”成“天堂”，一旦他人稍有質疑就給別人“扣”被洗腦的“帽子”。連西方人自己都承認自己的社會不完美，你們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卻非要說西方是天堂。當你拿西方人的話質問它們時，它們不免又“讚揚”起自己“主人”的謙虛。它們被西方嚇破了膽，你稍微說點像男人的硬話，它們就出來“扮演”苦口婆心的好人勸你冷靜。要不就是直接給你“扣”極端民族主義的“大帽子”，給你們非洋奴潑冷水“潑髒水”。一般非洋奴就是想“平等”的站直了跟西方說話，這點要求都不能讓中國人實現。可見這幫滿口仁義道德的“惡棍”是何其“無恥”、何其“下賤”！
4、假民主自由，“真軟蛋”洋奴
“民主自由”是它們的“幌子”，“一己私利”是它們的目的。它們甚至可以放聲高歌“有奶便是娘”的“洋奴進行曲”。
因此，它們在美國人和西方人面前“搖尾乞憐”的樣子也就不難理喻了。
它們也用實際行動愛國，但它們愛的“不是”自己的祖國。
你只要“不同意”它們的看法就“血口噴人”你是黨棍黨衛軍，跟它們不一樣就是內奴。自己是“洋奴”，跟它們不一樣就是內奴。
5、 普世價值是它們永遠的“招牌”
“民主自由”是人類社會永恆的主題。曾幾何時也成了“（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們手裏一塊最有效的招牌。它們把它們的產品──出賣國家和民族利益，“巧妙”地貼上了“民主自由”的標籤。對於一少部分缺乏鑒別能力的人，不能說它們的產品沒有一點誘惑力。它們這些雜碎拿著自己認為的金字招牌到處“掛洋頭賣狗肉”。
6、“反腐敗”是它們新的招牌
人民對腐敗現象深惡痛絕，“洋奴”們則覺得有機可乘。所以“（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們也反腐敗，但它們“不是”為了反腐敗而反腐敗。真正的愛國人士反腐敗是為了建立健全的國家機制，使國家加快走向強盛。而“漢奸”們的反腐敗則有著本質上的區別，它們的規律是：
反腐敗——＞ 反對執政黨——＞ 反對自己國家——＞ “吹噓”自己的（主子）宗主國（美國、日本）——＞ “出賣”自己國家的國家利益給它的宗主國（美國、日本）。
所以，結論是：“洋奴”的反腐敗是為了博取大眾的同情和共鳴，以“掩蓋”它們“出賣”中國國家利益的可恥罪行。本來就事論事，而這些雜碎卻無端將很多“不相干”的事情和人物聯繫到它們“截取”的事實中，“利用”大眾反腐敗的心理宣傳自己的主張。同時還“不斷挑撥”是非“離間”各地各階層。為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做準備，甚至直接“潛伏”個輿論陣地為“洋奴”及其主人搖旗呐喊加油助威。
7、“洋奴”始終處於忐忑不安的尷尬境地
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洋奴”們深知自己的處境，只是由於環境的不同，“現代洋奴”仿佛更加理直氣壯了似的。二戰時的“洋奴”做的是直接對國家利益和人民血淋淋的傷害，是顯性的；“現代（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做的也是直接對中國國家利益和大眾血淋淋的傷害，是“隱性”的。
“（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們惶惶不可終日，惟恐其可恥行徑的暴露。一旦有人觸及其靈魂痛處，它們往往是內心驚恐不安，外表正義凜然拘理力爭，並且馬上將別人冠之以“憤憤”、“專制”、“不民主”“五毛黨”等“大帽子”，加以“醜化”和沒有底線的“不斷攻擊”。甚至有的在極度不安之下病態成“歇斯底里”，它們或“斷章取義”的“狡辯”，或乾脆破口大駡，種種醜態不一而足！它們不斷用誇張的詞語和“栽贓的手段”攻擊污蔑陷害非洋奴，只能說上帝要滅亡它們。於是乎先讓它們瘋狂。
8、“（動態價值觀）洋奴”永遠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選擇性失明”
“洋奴”不是沒有雙眼。和人類一樣，它們也有雙眼。但與普通人不同的是，它們的雙眼有一種“特殊功能”，我給它們的這個“特殊功能”起個名字──“（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選擇性失明”。也就是說它們看待事物都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選擇性（動態價值觀）”的，永遠是從事實中“截取”“自己需要”對自己有利的（一小）部分以期用來增加自己言論觀點的說服力。它們“（封鎖）禁止”任何人“揭穿”它們根本站不住腳的言論，其實這也是“符合”“（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強盜邏輯”的行為。只是它們“表演”的太拙劣，反而讓自己陷入被動。
歐洲每年都“騷亂”而且還死人，可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從來選擇“無視”，選擇“緘默”。你做“洋奴”就做，你為何來說中國不是。
中國不騷亂你說是高壓，中國萬一有了你們就興高采烈爭相圍觀。然後就不斷“放大事實”與根本不相干的東西“牽強附會”的聯繫起來，以便讓自己的“混帳邏輯”更有“欺騙性”。
9、不斷強調中國人身份 還時不時妄圖“代表”“我們”
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雜碎”最讓人不齒的就是明明是個“西方走狗”卻還“裝”自己很愛國。“模仿”魯迅等人的口氣“頤指氣使”驕橫跋扈。你拿它無法辯解的事實去質問，就“狡猾”的“偽裝”成不合你一般見識的老實人。把自己“裝扮”成中國的良心，
你這麼有“良心”，當中國領土被他國竊據的時候你們“怎麼”緘默。那個（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長平“滿嘴”普世價值，為何在中國大使館被它主人炸了的時候“選擇沉默”。
你“平常”不是總要言論自由嗎？怎麼中國人死了你都“不關心”，
你不是尊重人權嗎？生命權難道不是人權嗎？
你質問，他就“逃避”。最後來個不痛不癢的解釋。“以免”別人繼續質問到時候被撕下了好人的“偽裝”露出“洋奴”真容遭人唾棄。
在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的文章裏，有個巨大的驚人相似。就是喜歡“言必稱”我們，總“喜歡”用集體名詞，覺得自己“佔據”道德優勢。“有資格”點評世間的萬物。在公民社會，任何人都是因個體而存在，總是“鼓吹”西方那一套，卻連這個（最基本的普世邏輯）都“不清楚”。你就是你，你就代表你。沒有合法的他人授權你有“資格”代表誰？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自己覺得用這樣的口氣可以“欺騙大眾”讓大眾陷入自己設計好的“圈套”成為自己“洋奴”陣營中的一員。只能說“洋奴”的主人會很失望的，畢竟西方金融危機了，沒那麼多錢搞崗前培訓了。難怪現今的自由派洋奴自己砸自己招牌。
10、中國有原罪
在“（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心裏，中國做什麼都有罪。
西方可以幹的事情，中國就不可以幹。
西方人排獎牌榜，那是因為西方重數字重調查研究。中國看重獎牌榜就是舉國體制的罪惡造成的扭曲心理。
中國有些項目不錯，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就說都是舉國體制的結果沒什麼。要是說到中國不擅長的專案，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又說那是中國人種不行。
中國的企業不建立工會，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說沒人權。當中國企業建立了工會要求外資企業建立工會時，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說破壞投資環境歧視外國企業。
中國企業出去買資源，“（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說那是有政治目的的非正常行為。哪個汽車不用石油，用石油就叫有特殊目的。外國企業鯨吞中國戰略資源，中國開始管制，這些人又說中國搞保護主義。美國西方甚至印度搞那麼多次貿易保護主義你們（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怎麼緘默呢？難道那些被外國保護主義傷害的中國企業的員工的就業生存權不是人權的一部分嗎？
你要是把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逼急了，“（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就說西方那是（貪婪失敗）民主社會政府要對自己國家負責。難道中國的資源就應該賤賣嗎？中國天生就是劣等嗎？
有的“（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還會說，西方有些不對，但中國不應該學。西方對中國非禮，中國不反抗，難道就一直忍氣吞聲嗎？你如此質問“洋奴”，（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又會說中國。
總之就一條“原則”，西方“特殊”、中國有罪。
中國這個罪還是“原罪”，是永遠無法洗刷的。
文／天平居士
2011-11-21
新自由主義經濟麻毒藥方肆虐的美帝附傭國埃及(統治三十年的穆巴拉克強人傀儡政權)貧富懸殊人民不滿經濟現狀 持續爆發民主革命
【美中情局操縱埃及軍政府傀儡 鎮壓民主人權鬥士致2000餘人傷亡】
《中東劇變與美國、新自由主義》
美國與埃及軍方
文／馬耀邦
節選自馬耀邦《中東劇變與美國、新自由主義》 2011年6月
中東劇變最引人注意的兩個熱點是埃及和利比亞。
這兩個國家體現了中東劇變“進程”背後最重要的兩個變數：
美國“推動”的新自由主義“引起動盪”，
然後美國“插手（介入）”力圖“繼續主導”。
實際上，（美國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政權的穩定一直是美國中東政策的基石。《紐約時報》坦率地表示：“30年來，特別是由於埃以和平條約，穆巴拉克政府一直是美國在這一動盪區域的政策支柱。美國官員擔心，一個新的尤其是由穆斯林兄弟會或其他伊斯蘭組織控制的政府，可能不會遵守穆巴拉克先生之前任安瓦爾•薩達特在1979年簽訂的該條約。”
根據1979年的“大衛營協議”，以色列將其佔領的西奈半島歸還埃及，但它並未滿足巴勒斯坦人的要求。相反，該條約引發了未來更多的衝突，因為以色列在與該地區的主要強國之一埃及實現和平共處之後，能夠集中其軍事資源，用於對付伊朗和巴勒斯坦。
“大衛營協議”符合美國的地緣政治利益，因為，（阿拉伯世界叛徒；美國附傭傀儡）埃及是美國中東政策的關鍵所在。作為對每年2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和其他援助的回報，埃及向國外投資開放，其工業和市場成了西方跨國公司的砧板上的肉。戰略上，美國“收穫”了一個處於從屬地位的新“盟國（附傭傀儡）”。埃及充當了“制衡”伊朗的重要砝碼。（阿拉伯世界叛徒；美國附傭傀儡）埃及軍事喪失了獨立性，日益“依賴”於美國的軍需品和訓練。因此，“埃及政府認為，巴勒斯坦會妨礙其融入美國和以色列主導的區域安排。如今，埃及與以色列共同合作扼制加沙，同時又參與以色列、美國和巴勒斯坦之間的會談。為此，以色列安全官員支持穆巴拉克提名奧馬爾•蘇萊曼作為埃及副總統”。
結果，面對穆巴拉克政權的倒臺，美國非常擔心示威遊行最終轉化為一場革命運動。在慕尼克安全會議上，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告訴西方政客、外交官和商界高管：“任何一個社會都有各種勢力在活動，尤其是在一個面臨各種挑戰的社會。為了實施自己的日程，這些勢力試圖破壞和超越社會進程。這是我為何認為，遵守埃及政府——實際上是由副總統奧馬爾•蘇萊曼領導的——宣佈的過渡進程之重要性的原因。”
蘇萊曼是穆巴拉克一手提拔的副總統、前情報總局局長和“美國中央情報局在開羅的主要聯繫人”。事實上，從20世紀90年代的克林頓政府開始，蘇萊曼作為穆巴拉克的秘密員警首領，制定了“非常規引渡計畫”。根據該計畫，“美國中情局在世界各地逮捕的所謂恐怖分子嫌犯，戴著頭罩和手銬被送往埃及，旨在進行刑訊逼供”。
儘管蘇萊曼先生在國內外臭名昭著，（主子）奧巴馬政府還是選擇他作為“一位過渡性人物”。隨著形勢的發展，華盛頓以一種“穆巴拉克必須下臺”的姿態與開羅進行對話。這清楚地表明，埃及實際上已經淪為“美國的殖民地”。
私下裏，“埃及政府開始在精英中清洗穆巴拉克的主要支持者。穆巴拉克政府的國防部長兼陸軍元帥坦塔維前往解放廣場，表面上是檢閱軍隊，但其實主要是為了結交抗議者”。然而，在團結穆巴拉克的老朋友以完成過渡的同時，奧巴馬政府明確表示，埃及的任何根本性改變都是無益於事的。美國“之所以（變臉）”強烈要求穆巴拉克辭職，只因為它發現，這個“傀儡”已經成為一種負擔，不再符合華盛頓的利益。
歷史上，美國曾在亞洲和拉丁美洲“扶持”過許多像穆巴拉克這樣的“獨裁政權”。一旦民眾動亂挑戰這些美國支持的獨裁政權，一場社會和政治革命有成功的跡象時，美國就採取一種三軌政策來應對：
一是公開批評侵犯人權的現象，主張民主改革；
二是私下裏發出信號，繼續支援當政者；
三是尋找一位可以替代當權者、保留政府機構和經濟制度並支持美帝國戰略利益的精英。
華盛頓害怕社會巨變和政治革命，它毫不猶豫地“暗殺”了（美國附傭傀儡）南越的吳庭豔等獨裁者，只因為（美國附傭傀儡）吳庭豔在南越存亡問題上竟敢違背美國的指示。
華盛頓已經承受過太晚干預的教訓。在古巴革命中，它無法做出一個切實可行的選擇，而只能支持巴蒂斯圖塔政權。同樣，索摩查政權被推翻時，華盛頓持觀望態度而未予以幫助，其結果是美國企業被國有化，在尼加拉瓜出現了一個對美國不友好的政府。
因此，“20世紀80年代，美國在拉丁美洲變得更加積極主動。它推動了過渡時期的協商式選舉，圓滑的新自由主義政客當選，取代了獨裁者。這些政客承諾，維持現有的政府機構，保護國內外精英的特權，支援美國的區域和國際政策”。
從而，埃及暴動使奧巴馬政府陷入極端的困境，因為它需要找到“一種非常的政治方案，既能讓穆巴拉克下臺，又能保持和強化國家機構的政治權力，同時融入民選方式來作為平息和瓦解群眾運動的手段”。華盛頓這項計畫的主要障礙之一，是埃及武裝部隊和穆巴拉克的中央安全軍。這些軍隊的領導人在埃及的腐敗政權中受益匪淺。
自“大衛營協議”簽署以來，華盛頓一直“培養”與埃及軍方的密切關係，美國每年提供價值14億美元的軍備，以“收買”他們。結果，埃及軍方發生了變化，“由保衛埃及邊界和本地區利益的軍隊，轉變為主要職能是操控人民和保護美國所支持政權的軍隊。埃及軍方的軍火儲備和美式武器的零部件數目都被維持在最低限度，以確保埃及無法同以色列開戰”。
過去30年來，埃及軍官都曾經在美國防務學院接受過“培訓”。埃及暴動期間，在埃南中將（Sami Hafez Enan）的帶領下，20多位埃及高級軍官在美國防部（對外侵略部）召開會議、舉行酒宴和就餐。在華盛頓期間，美國敦促埃及高級軍官們在對待抗議者時要保持克制，因為奧巴馬政府不希望埃及軍方的形象受到玷污，其理由是，埃及軍方“將在推翻穆巴拉克政權的行動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
因此，埃及軍方宣稱，他們不會對抗議者訴諸武力。埃及軍方“發表聲明，將抗議者的要求描述為‘合法的’，並半心半意地呼籲抗議者回家，承諾恢復正常的生活秩序”。埃及的高級軍官自稱站在抗議者一方，逐步為“（美國暗地支持的）軍事政變”奠定了穩固的基礎，釋放出與穆巴拉克徹底決裂的信號。
當軍事政變既成事實，埃及軍方又發表聲明，“稱讚穆巴拉克是一名為祖國做出巨大貢獻的領導人。它暗示，軍方不會長期掌權，並表示，軍方是不會取代合法政府的”。
“（美國暗地支持的）軍事政變”之後，埃及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控制了埃及。最高委員會現由穆罕默德•侯賽因•坦塔維元帥（Field Marshall Tantawi）領導。自1991年以來，坦塔維就一直是穆巴拉克政府的國防部長和武裝部隊總司令。穆巴拉克政府前總理和埃及空軍前司令艾哈邁德•沙菲克將軍（General Ahmed Al －Shafik）也是擁有權勢的最高委員會成員之一。最高委員會成員還包括奧馬爾•蘇萊曼。
事實上，“軍事政變”之後埃及局勢並無改善，埃及實際上是以無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主義告終。對奧巴馬政府來說，保持現狀是最合意的結果。因此，華盛頓對此非常高興，它立即宣佈，繼續向埃及提供軍事援助。作為回報，埃及軍政府宣稱，它會遵守1979年與以色列簽訂的和平協定，將繼續在加沙地區對巴勒斯坦人實施制裁。
為了“延續”無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主義，華盛頓試圖通過“顏色革命”的過程就如同我們在南斯拉夫和其他東歐國家所見證的那樣，在埃及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在這種體制之下，選舉“結果”可以輕易地“被人為操控”。因此，美國公開宣稱，它將向新的埃及政黨提供“資助”。這是“明目張膽”地侵犯一國主權和“干涉”一國內政。
在埃及軍政府的同心努力之下，華盛頓“正努力分化真正的反對派，並將其自己的所謂反對派人物安插入抗議運動”。前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巴拉迪（Mohanned Al－Baradei）就是華盛頓（美國主子）“選中”的反對派人物之一。正是巴拉迪要求穆巴拉克辭職，同時建立埃及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巴拉迪是在美國受的教育，大多數時間生活在西方，他代表著華盛頓的利益，反對革命性的變化。
埃及是“新自由主義”的典範
對美國來說不幸的是，埃及人民“不可能”接納無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主義政權，因為其“代表了現狀”：裙帶資本主義與“掠奪性外資”相互合作、一片繁榮，而民族工業“破壞殆盡”。
1991年，新自由主義結構調整計畫“被強加”給埃及，其結果是“毀滅性”的：“40％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之下，每天的生活費不足兩美元，失業率持續攀升，年輕一代失去就業機會。”社會支出的縮水還使絕大多數人喪失了基本醫療保健和教育的機會。埃及的“兩極分化”現象已經越來越走向極端。一千個家庭“控制著”這個國家的大部分商業和財富，他們是“私有化”和“新自由主義”的主要受益者。為了“壓制”合法要求和正義聲音，（美國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政府雇用了一支規模龐大的安全部隊，“警察局裏的刑訊和虐待成為一種例行公事。警方的路障和盤查成為埃及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顯然，如此腐敗的（美國附傭傀儡）政權已經在埃及人民心目中信譽掃地。不管華盛頓“收買”了多少埃及精英，也不管動用多麼強大的軍事力量，都無法動搖埃及人民“要求變革”的意願和決心。埃及人民為獨立和贏得國家尊嚴所作的鬥爭永遠不會停息。美國（反自由、反真民主）“頑固地”要求“維持現狀”並維護其在中東的地緣政治利益，這再次“暴露”了其國際行為的“醜陋性”。總之一句話，美國不過是只紙老虎。
1989年冷戰的結束標誌著全球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其突出特徵是“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和全球化的擴散。令人驚奇的是，作為一個極為貧困的國家，在實施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ＩＭＦ）」強加的經濟改革數年後，埃及竟被標榜為新自由主義的典範之一。為了免除多達數以百億美元計的債務，從1991年開始，埃及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簽訂了一份關於結構改革措施的協定。結果，金融自由化（金改）、私有化（金改）、解除管制（金改）、開放市場、為外國直接投資提供國民待遇等一系列結構調整計畫在埃及得到執行。
統計資料顯示，埃及取得了一定的經濟成就。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於埃及的報告：埃及的“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由1991／1992年實質上停滯的狀態上升至1995／1996年的4％以上，而通脹率從超過21％下降至7%”。此外，開放市場和歡迎外國直接投資導致了外匯儲備的不斷積聚。
然而，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看來，這仍未達到預期值，尤其是在結構改革方面。於是，1996年至1998年，它為埃及“設計”了為期兩年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規劃，其重點是“私有化、解除管制、貿易自由化和財政金融部門改革”。
遺憾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持”的“私有化”往往涉及將利潤豐厚的國有企業“拍賣”給外國跨國公司或本國圈內人。這造成了埃及“工作環境的”快速惡化“，引發了一次極為猛烈的罷工潮，以至於一位分析家稱之為中東地區近半個世紀最大的一次社會運動”。
其間，“裙帶資本主義盛行，而曾經作為埃及經濟支柱的本地工業任由衰退。與此同時，私營的工業部門生產陶器、大理石和化肥等破壞環境的產品，這些產品的產能不斷擴大，得不到有效的監管，為居民的健康帶來嚴重惡果”。
而且，“裙帶資本主義”必然導致財富集中於極少數經濟精英之手。不少“經濟精英”充當了跨國公司的“（買辦）代理人”，大量地進口電子和汽車等消費品。房地產開發商也位列其中，其中許多人與政治精英關係密切。這些開發商僅以實際價值的一小部分就拿到公有土地，建造封閉式社區和度假勝地，供埃及社會上流階層所用。利用國家的支持，包括基礎設施補貼和廉價的土地，房地產作為非石油產業，成為埃及經濟的第三大產業。
毫不奇怪，埃及社會日益“兩極分化”，“據評估，1000個左右的家庭控制著該經濟體的大部分領域”。為了保護其財富，維護自身利益，精英們施加“政治壓力”，促使有關稅收改革的法律通過。從而，最高所得稅從42％削減為20％。在穆巴拉克的領導下，埃及政府實行單一的統一所得稅。據此，高工資和低工資收入者按其收入支付同一稅率。因此，“穆巴拉克主導了一個這樣的進程：國家財富落人小部分私人手中，而絕大多數人”貧困化“，４０%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之下，每天的生活費不足兩美元，失業率不斷上升，年輕一代沒有就業機會”。
而且，由於與全球經濟一體化並“放棄”了自給自足的政策，埃及的糧食和其他日用必需品的價格“扶搖直上”。然而，（美國附傭傀儡）埃及政府“無視”工人的抗議，仍然將最低工資固定為一個月不到一百美元。這在埃及工人階級中不得人心，但贏得了跨國公司的認可，“全球工商業界稱讚穆巴拉克的做法是‘勇敢的’、‘印象深刻的’和‘有遠見的’”。
於是，外國投資蜂擁流入埃及，尤其是它的經濟特區。由於張開雙臂歡迎外資，埃及取得了“在過去的三年保持高達7％”的經濟增幅。表面上，在許多旁觀者看來，埃及是一個繁榮的國家。埃及的首都開羅在不到五年的時間裏規模擴大了一倍，豪華別墅、大型購物中心、主題公園、高爾夫球館和馬球館四處林立。
遺憾的是，這樣的房地產發展水準沒有改善絕大多數埃及人民的生活水準。事實上，自實施新自由主義所“指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結構調整計畫以來，90％的埃及人沒有分享到國內生產總值和經濟增長的成果。恰恰相反，如前所述，越來越多的埃及人“陷入貧困”。最令人吃驚的是，這竟然發生在埃及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最快的時期。這引出一個問題，以國內生產總值作為衡量經濟發展的指標是否正確和有效。
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武裝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結構調整計畫的重壓下，埃及甚至將公共社會服務“私有化”。結果，大多數埃及人“喪失”了基本醫療衛生和教育的機會。那些受不到教育的窮苦孩子最終只能從事卑賤的工作，拿著微薄的薪水，來勉強維持家庭的生計。
更令人無法接受的是，（美國傀儡）穆巴拉克家族的成員竟是這種“裙帶資本主義”的積極參與者。他們是許多企業的股東，其唯一目的就是使自己變得更加富有。實際上，“（美國傀儡）穆巴拉克及其小集團長期以來一直將埃及視為其私人領地，將埃及資源視為戰利品進行分贓”。
他們自肥腰包的另一種方式就是將（金改）金融部門“私有化”。用「中央情報局」的話說，埃及精英“積極地推行經濟改革，以吸引外國投資”。
2004年至2008年期間，（美國傀儡）穆巴拉克及其親友忙於“兜售”埃及國有銀行。埃及銀行“落入”外國人手中的同時，穆巴拉克“取消”了對自由資本流動的限制，“放鬆”了對外國財產投資的“監管”。埃及成為全球房地產投機和有價證券投資的“聖地”，因為它“取消”了紅利稅、資本收益稅和債券投資利息稅。
因此，2005年，埃及商業銀行出售了其70％的股權；隨後，2006年，亞歷山大銀行——埃及最大的四家國有銀行之一，被一家義大利銀行——聖保羅銀行收購。國有銀行的出售和對國家金融體系的放任自流極大地玷污了穆巴拉克政府的形象，暴露了該政府的醜陋本性。這預示著它將自食惡果，從而播下了其覆滅的種子。毫不奇怪，執行新自由主義指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調整計畫，其結果不可避免地導致了2011年1月25日的暴動。
由於埃及的政治和經濟困境，新自由主義在該國備受指責。經濟學家、開羅的薩達特行政學院前院長漢迪•阿布德拉茲表示，“埃及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實踐帶來了通脹呼嘯直上、失業率持續上升和普通人購買力的下降”。阿布德拉茲先生補充說，新自由主義政策“有效地限制了這個國家的司法、立法和安全能力，而不是只局限於經濟問題……物價的失控已經引起惡性通脹。同時，失業率正在穩步攀升，而根據實際價值衡量，普通人的工資水準一直下滑。這一切逐步破壞了社會穩定，使得窮人更窮，富人更富”。
破壞社會穩定的關鍵因素之一是糧食價格飛漲。在埃及，各種主食價格每年攀升17％。但是，西方媒體報導埃及暴動時，卻完全忽視了這一簡單的事實。自埃及暴動以來，《紐約時報》的湯瑪斯•弗裏德曼等全球主義者一直譴責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稱這些國家造成了糧食價格上漲，從而間接地引起這場暴動。他表示：“中國本身並未促成這場暴動，但是，中國和以亞洲為首的發展中世界對肉類、穀物、糖、小麥和石油的消費日益增大，確實促成了該事件。”然而，根據新德里經濟研究中心的加雅提•戈什教授的研究，2006年至2007年糧食價格暴漲期間，印度和中國的需求實際上下降了3％。
美國發生經濟危機之後，「美聯儲」將利率降至“史無前例”的“低水準”，同時“放鬆銀根”，向美國金融體系注資數以萬億計的美元。於是，投機資本蜂擁流入商品市場。借助於“交易型開放式指數基金（ETF）”等“金融衍生品”、華爾街投資銀行——「高盛公司」，利用槓桿作用將小麥價格拉至空前的高度。其最終結果是：“紅色硬質小麥通常以每60蒲式耳3至6美元成交。該價格先是升至12美元，又至15美元，再至18美元，而後突破了20美元。2008年2月25日，紅色硬質春麥期貨收盤于25美元每蒲式耳。具有諷刺性的是，2008年是世界歷史上小麥產量最高的一年。”
在一篇題為《高盛如何對世界窮人饑荒下賭注並贏了賭局》的文章中，新聞記者約翰•哈裏（Johann Hari）稱：“從2006年底開始，世界各地的糧食價格突然開始飆升。一年後，小麥價格上升了８０％，玉米上漲了９０％，大米漲了３２０％。30多個國家發生了糧食暴動，２億平民面臨營養不良和饑餓。2008年春季，糧食價格又”不可思議地“忽然回落到原先水準，似乎在玩一場魔術。”
聯合國糧食問題特別報告員吉恩•齊格勒稱之為“無聲的大屠殺”，完全是“人為操縱的”。
事實上，在金融市場，農產品“被包裝”成類似於次級抵押貸款的衍生品，僅是在名稱上由債務抵押債券（CDOs）改為商品抵押證券（CCO）。事實真相是，由於新自由主義“解除管制政策”的實施，「高盛」等華爾街投資銀行的手段之一就是以“製造”“金融泡沫”來牟取不義的“暴利”，網路泡沫和“房產泡沫”就是明證。顯然，下一個“泡沫”將是農業泡沫，它會給數以億計的發展中國家人民帶來“大規模饑荒”，更不用說已經發生在突尼斯和埃及的“大規模暴動”。
雖然西方媒體（妓者）“極盡所能”地將埃及暴動“描繪”為“自由”和“民主”起義， 但實際上，它是為了“生存”和“匱乏”而戰。歸根結底，正是在“新自由主義”及其“市場原教旨主義”理論的指導下，金融投機商將穀物價格抬高至一種天價，從而“導致”大規模“暴動”。
此外，“新自由主義”主張，國家應“放棄”對農業的扶持，採取一種“（放任）不干預”的政策。由於城市中心區得到大量投資，而農村的農業發展遭遇忽視，埃及等許多國家很快淪為糧食極度匱乏的國家。
更糟糕的是，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推行的經濟改革和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第三世界的農民遭受西方國家得到“補貼”的農產品的“不公平競爭”，這進一步加劇了社會動盪和糧食危機。
因此，隨著（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政權的垮臺，“新自由主義”在全世界人民的眼裏已經“信譽掃地”。對於那些“信奉”新自由主義的領導人和“擁護”新自由主義的國家，這應當是一記“警鐘”。
他們最終會落到與（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一樣的“命運”，“步其後塵”並國破家亡嗎？這無疑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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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情局操縱埃及軍政府 鎮壓民眾致2000傷亡
《埃及衝突致35死近兩千人受傷 過渡政府辭職被拒》
2011-11-22 紅網
http://www.dzwww.com/xinwen/guojixinwen/201111/t20111122_6780129.htm
[提要] （11-22）最新消息顯示，首都開羅和其他一些城市的持續衝突已導致35人死亡、近兩千人受傷。示威者要求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主席坦塔維下臺、軍方儘快移交國家權力。政府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有人企圖阻撓選舉正常進行。
據新華社電 最新消息顯示，首都開羅和其他一些城市的持續衝突已導致35人死亡、近兩千人受傷。示威者要求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主席坦塔維下臺、軍方儘快移交國家權力。政府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有人企圖阻撓選舉正常進行。
示威者要求軍方領導人下臺
21日，數千名示威者聚集在開羅解放廣場附近通往內政部大樓的一條街道內，並向軍警投擲石塊。安全部隊多次發射催淚彈驅散人群。廣場上一些示威者高呼口號，要求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主席坦塔維下臺、軍方儘快移交國家權力。示威活動20日迅速蔓延，亞歷山大、蘇伊士、塞得港、阿裏什和南部的明亞、艾斯尤特等地均有抗議活動，一些地方示威者與員警發生衝突。
開羅等地18日發生大規模示威活動，抗議政府提出的憲法原則性檔，要求軍方儘快交權。19日，軍警在解放廣場開展清場行動，強行驅趕繼續抗議的示威者，導致1名青年死亡。
議會選舉將如期舉行
埃及過渡政府和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20日召開安全局勢緊急會議後宣佈，將保證議會選舉如期舉行。政府在聲明中說，目前局勢緊張的原因是有人企圖阻撓選舉正常進行和新國家機構的形成。政府將與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在此敏感的歷史時期擔負責任。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要求政府對衝突進行調查。
據埃及《今日埃及人報》21日報導，因部分內閣成員不滿衝突事件的處理方式，過渡政府在20日召開的會議上集體向軍方遞交辭呈，但被拒絕。
今年2月，穆巴拉克因抗議活動辭去總統職務，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接管國家權力，並解散議會。此後，埃及大規模抗議活動不斷。根據安排，人民議會（議會下院）選舉將於本月28日舉行，明年1月29日舉行協商會議（議會上院）選舉，而總統選舉日期尚未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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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情局操縱埃及軍政府傀儡 鎮壓民眾致2000傷亡
《中情局“萬能先生”幕後操縱埃及政壇》
李筱哲 楊牧 8月18日訊
2011年8月18日 人民網
俄羅斯《真理報》今日發表文章《埃及的“神秘部長”》，揭秘埃及局勢動盪以來操縱政壇的幕後人物。文章摘編如下：
是誰在“幕後操縱”埃及政壇？
“神秘部長”（美帝附傭傀儡）奧馬爾•蘇萊曼留給埃及軍政府的影響非常重要。20年從事“情報”工作的經歷使他已經不能被那些把（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趕下臺的人忽視。
當美國「中情局」來到中東簡陋的環境中需要和以色列聯繫的時候，需要和摩薩德打交道的時候，他就是美國「中情局」的“萬能先生”。
蘇萊曼由於（扮演美帝忠實走狗）曾對加沙地區（Gaza）實施封鎖而在阿伯拉世界“聲名狼藉”，當時他說，“要讓巴勒斯坦人為支持哈馬斯而受到‘餓著但不餓死’的懲罰”。
在加沙地區，４０%的兒童都因為饑餓而營養不良，並致殘。
（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是埃及人的教父，但他如同阿拉伯世界其他國家的領導人一樣缺乏魅力並堅持用強權治理國家。蘇萊曼是他的參謀和決策執行人，（如今）也正是他把（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推上了審判台。
當穆巴拉克和兒子們的生活極盡招搖之時，蘇萊曼卻一直保持低調。直到穆巴拉克政權最終倒下、蘇萊曼接任埃及副總統一職之後他的生活才漸漸走到幕前。正是他向世界宣佈“（美帝暗地佈署扶持）軍事政變”已經完成，穆巴拉克正式“退休”了。
當然，每一個推翻（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後來成為軍政府成員的人都“經由蘇萊曼批准”。也許有人憎恨這位“神秘部長”，但每個政府官員都明白自己不想在結束政治生涯的時候落得個在籠裏受審的下場。
蘇萊曼讓政府成員各安其位，還有誰能更好地讓政府遠離瓦解？還有誰能更好地讓這些人隨時知悉「中情局」的消息？
如今，蘇萊曼的行蹤仍然是個謎。最後一次聽說他的消息是他給埃及《金字塔報》寫過一封信，在信裏他稱無意競選埃及總統，他所想做的就是“和家人一起平靜生活”。
軍事法庭審判、酷刑和失蹤——這一切都給蘇萊曼貼上了神秘的標籤，也警告著今天的埃及和那些在街頭集會推翻穆巴拉克的人：（美帝附傭傀儡）蘇萊曼善於在“幕後操縱”，而那些為（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的垮臺而高興的人正忽略他對埃及政壇的持續性影響。
解構多民族國家。解構中東。解構多元文化。製造文明衝突＝＞為美以基督教霸權干涉、經濟文化殖民它主權國家創造合理性/合法性－－警惕美以歐基督教霸權的Yinon Plan
《為“文明的衝突”佈一大盤棋：分裂、征服與統治“新中東” 》
《為“文明的衝突”佈一大盤棋：分裂、征服與統治“新中東” 》
《為“文明的衝突”佈一大盤棋：分裂、征服與統治“新中東” 》
“阿拉伯之春”這一熱門辭彙其實是由一群遠在的華盛頓、倫敦、巴黎和布魯塞爾辦公室的個人和團體所“炮製”的。這群人除了對這一地區有膚淺的認識外，對阿拉伯國家幾乎一無所知。
阿拉伯民族間正打開的自然是一個混合包裹，而叛亂與機會主義一樣都是這個包裹裏的一部分。
哪里有革命，哪里就有反革命。
阿拉伯世界的“動亂”也並不是所謂的阿拉伯的“覺醒”；這一辭彙顧名思義便是阿拉伯人總是處於昏睡之中，儘管他們一直被獨裁和不公所包圍。
現實的阿拉伯世界，作為更廣闊的土耳其-阿拉伯-伊朗世界的一部分已經被頻繁的起義所填充。儘管這些叛亂已被阿拉伯的獨裁者以及美國、英國和法國等（老殖民帝國）國家協力平息。而這些（老殖民帝國）大國的“干涉”一直是民主的（反動）制衡力量，且將繼續發揮作用。
【分而治之（支解分裂依附策略）】：首次“阿拉伯之春”如何“被操縱”
重整中東的計畫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幾年。而正是在一戰期間，這些帶有“殖民”傾向的“設計”才隨著反對奧斯曼帝國的“阿拉伯大起義”清晰地表現出來。
儘管英國、法國和義大利都曾是殖民國家，迫使阿拉伯人民在諸如阿爾及利亞、利比亞、埃及和蘇丹等國家“享受不到”任何自由，但是這些殖民國家仍成功地將自己“塑造成”阿拉伯解放運動的朋友和盟友。
“阿拉伯大起義”期間，英國和法國（老殖民帝國）事實上使阿拉伯人充當它們的步兵（走卒）反抗奧斯曼帝國，以“進一步實施”其地緣政治的圖謀。倫敦和巴黎之間簽訂的秘密協定——“賽克斯-皮科協定”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英國與法國所作的僅僅是通過向阿拉伯人販賣它們有關阿拉伯從所謂的奧斯曼帝國的“鎮壓”中解放的思想，而取得對阿拉伯人的使用和“操控”。
事實上，奧斯曼帝國是一個多民族帝國。它給了所有民族當地和文化自治權，但最終被操縱成為了一個土耳其實體。甚至是隨後的在奧斯曼安納托利亞的亞美尼亞種族的滅絕，也不得不與當代在伊拉克的基督徒的目標一樣，被視為外部行為體為“分裂”奧斯曼帝國、安納托利亞以及奧斯曼帝國公民的一個“秘密計畫”的一部分。
奧斯曼帝國解體後，正是倫敦和巴黎“拒絕承認”阿拉伯人的自由，儘管也是它們在阿拉伯民族間的“播下”了“不和”種子。當地“腐敗”的阿拉伯領導人也曾是“該計畫”的合作夥伴，他們中很多人（帶路黨）對能成為英國和法國的（買辦）客戶而“欣喜若狂”。同樣，今天的“阿拉伯之春”也正在“被操縱”。美國、英國、法國以及其他國家正在“腐敗”的阿拉伯領袖與重要人物（傀儡買辦帶路黨）的“幫助”下“重組”阿拉伯世界和非洲。
Yinon計畫：混亂中的秩序
Yinon計畫，作為英國在中東戰略的“延續”，是以色列為確保其地區優勢的一項戰略計畫。它堅持並規定，以色列必須通過將周圍阿拉伯國家“巴爾幹化”為弱小國家，以“重組”其地緣政治環境。
以色列戰略家將伊拉克視為對以色列構成最大戰略挑戰的阿拉巴國家。這就是為什麼伊拉克被刻畫為中東和阿拉伯世界“巴爾幹化”的核心（注：美帝入侵佔領伊拉克其主要戰略目的並非一般淺薄的戰略家所謂的僅只是覬覦石油，而是基於一長遠計劃、更深層次的對於中東人口、文化進行重組改造──美帝入侵佔領伊拉克後主要的遺產就是已大致上將伊拉克分割為三個自治區）。在伊拉克，以色列戰略家根據『Yinon計畫』的概念宣導將伊拉克“劃分（切割）”為一個庫爾德“國家”和兩個阿拉伯“國家”，這兩個阿拉伯“國家”分別由什葉派穆斯林人和遜尼派穆斯林人接管。
而達成這一“目的”的第一步就是一場伊拉克與伊朗之間的戰爭（兩伊戰爭），這也在『Yinon計畫』的範疇之中。 2008年的《大西洋》期刊和2006《美國軍方武裝部隊》雜誌分別刊登了緊隨『Yinon計畫』大綱後被大量發行的地圖。
除了“分裂”伊拉克（這也是拜登計畫所宣導的），“分裂”黎巴嫩、埃及和敘利亞也在『Yinon計畫』之中。
同樣在計畫中的還有“分裂”伊朗、土耳其、索馬里和巴基斯坦。
『Yinon計畫』也將“分裂”北非納入其中，被預測將從“分裂”埃及開始，蔓延至蘇丹、利比亞以及其他地區。
確保統治區安全：“重新定義”阿拉伯世界……
儘管已有所調整，『Yinon計畫』正在實行中，並將在“徹底分裂”的目標下逐漸發揮作用。該“計畫”源於理查•珀爾和研究組於1996年為時任以色列總理的本傑明•內塔尼亞胡所撰寫的一份政策性檔。珀爾曾擔任雷根總統時期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的副秘書長，後成為小布希和白宮的軍事顧問。
除了珀爾以外，“邁向2000新以色列戰略”研究組的其他成員還包括詹姆斯•科爾伯特（猶太國家安全事務研究所）、
小查理斯•費爾班克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道格拉斯•費斯（費斯和澤爾事務所）、
羅伯特•魯文貝格（先進戰略與政治研究所）、
喬納森•陶羅普（華盛頓近東政策研究所）、
大衛•烏姆瑟爾（先進戰略與政治研究所）
以及梅拉夫•烏姆瑟爾（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徹底分裂：確保統治區安全”是1996年這份以色列政策檔的全名。
在很多方面看，美國正在執行1996年特拉維夫政策檔確保“統治區”（realm）安全的目標。
此外，“realm”一詞反映了檔作者的戰略心理。Realm通常指君主管轄的領土或是屬於君主統治、但並不屬於君主的直接管轄範圍，而由王侯進行管轄的領土。
而在這裏，“realm”一詞正暗指中東屬於特拉維夫的王國。珀爾身為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官員卻參與以色列檔的撰寫這一事實也使人不禁要問：該統治區的概念上的主權是屬於以色列，還是美國，抑或兩者兼而有之？
確保統治區安全：“破壞”大馬士革穩定的“以色列藍圖”
1996年以色列檔要求在2000年或以後“驅退敘利亞“（rolling back Syria），通過將敘利亞人驅逐出黎巴嫩、並在約旦和土耳其幫助下對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造成動亂“等方式。而這兩起事件已分別於2005年和2011年”相繼發生“。
1996年檔指出：“以色列可以與土耳其和約旦合作，通過削弱、遏制甚至驅退敘利亞以塑造以色列戰略環境。這一努力可以集中力量將薩達姆•侯賽因的勢力驅逐出伊拉克——以色列本身重要的戰略目標——作為挫敗敘利亞地區野心的一種手段。”[1]
作為“建立”以色列主導的“新中東”並“包圍”利比亞的第一步，1996年檔要求“去除（消滅）”薩達姆•侯賽因在巴格達的權力，甚至暗示將伊拉克“巴爾幹化”並建立一個包括遜尼派穆斯林的“伊拉克中部”在內的反大馬士革戰略地區聯盟。檔作者寫道：“但敘利亞在這場衝突中有潛在的弱點：大馬士革太過忙於處理受威脅的新地區方程以致無暇顧及黎巴嫩；而且大馬士革還懼怕由以色列和伊拉克中部、土耳其組成的‘自然軸’以及位於中部的約旦會聯合擠壓敘利亞，並將其從阿拉伯半島分離出去。對於敘利亞而言，這拉開意味著重新繪製中東地圖的序幕，而這也將威脅到敘利亞的領土完整。”[2]
珀爾與研究組關於“邁向2000新以色列戰略”還提出將敘利亞人趕出黎巴嫩，並通過黎巴嫩反對派破壞敘利亞的穩定：“（以色列必須轉移）敘利亞的注意力，通過黎巴嫩反對派分子破壞敘利亞對黎巴嫩對控制。”[3]這就是2005年繼哈哈裏遭暗殺後將發生的，哈裏裏事件也觸發了所謂的“雪松革命”以及推動形成了由腐敗的賽德•哈裏裏控制的反敘利亞3•14聯盟。
檔還要求特拉維夫“把握時機，提醒世界敘利亞政權的性質”。[4] 這顯然是以色列通過搞公共關係（PR）來“妖魔化”其對手的戰略。
2009年，以色列新聞媒體公開承認，特拉維夫通過其大使館和外交使團發動了一場“全球性的運動”，包括“媒體宣傳”和在伊朗使館前組織抗議等來“詆毀”伊朗總統競選，這一運動甚至在競選還沒開始前就已被掀起。[5]
該檔還提到一些類似於目前敘利亞正在發生的事。檔指出：“最重要的是，以色列在為土耳其和約旦反利比亞行動給予外交、軍事和行動上的支持、尤其利益所在這一點是可以理解的，包括以色列支持土耳其和約旦與敘利亞領土內的一些阿拉伯部落組成部落聯盟，並對敘利亞統治精英充滿敵意等。”[6]
隨著2011年敘利亞的動盪，叛亂分子的運動和約旦土耳其邊界的“軍火走私（以扶持支持軍事武裝叛變）”已成大馬士革的一個重大問題。
在此背景下，阿裏埃勒•沙龍和以色列在英、美“入侵”伊拉克後請求華盛頓襲擊敘利亞、利比亞和伊朗也就毫不奇怪了。[7]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檔還主張通過先發制人的戰爭來“塑造”以色列的地緣戰略環境並開創“新中東”。[8] 這也是美國在2001年時會採取的一項政策。
剷除中東的基督教團體
利比亞危機之前，埃及基督徒被襲擊與蘇丹南部的公投“同時發生”絕非巧合。
同樣，伊拉克的基督徒，這一世界上最古老的基督教團體之一“被驅逐”出他們在伊拉克的故土也“並非偶然”。
與伊拉克基督徒被驅逐“同時發生”的還有在美國和英國軍隊“警覺地注視”下，由於什葉派穆斯林與遜尼派穆斯林的暴力和敢死隊而“被迫形成”不同宗教的分區，巴格達的市鎮成為一片宗教飛地。這都與『Yinon計畫』密不可分，而該地區的“重組”是一個更為遠大的目標的一部分。
在伊朗，以色列人一直試圖將以色列猶太團體驅逐，卻總是徒勞無功。伊朗實際擁有著中東第二大的猶太人口，可以說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維持原樣的猶太群體。伊朗猶太人將自己視為被與祖國伊朗密不可分的伊朗人，他們和穆斯林人和基督教伊朗人是完全一樣的。對於他們來說，因為他們是猶太人所以需要調遷到以色列的想法簡直是荒謬的。
在黎巴嫩，以色列“一直致力”於“加劇”各種基督教、穆斯林以及德魯茲教派間的“緊張”局勢。黎巴嫩是進入敘利亞的一個跳板，黎巴嫩“被分裂”為數個國家也被視為將敘利亞“巴爾幹化”為數個阿拉伯宗派小國的途徑。Yinon計畫的目標就是在遜尼派穆斯林、什葉派穆斯林、基督教和德魯茲的宗教和宗派身份基礎上，將黎巴嫩和敘利亞“分為”數個國家。敘利亞基督教的遷離也可能是目標之一。
馬龍派天主教敘利亞安提阿教會，也即最大的自治東方禮教會的新主教表達了他對於在地中海東部和中東地區阿拉伯基督徒清洗運動的憂慮。Mar Beshara Boutros Al-Rahi大主教和黎巴嫩、敘利亞許多其他的基督教領袖都擔心穆斯林兄弟會接管整個敘利亞。像伊拉克一樣，神秘組織正在襲擊敘利亞的基督團體。基督教東正教的領袖，包括耶路撒冷東正教的大主教都公開表示了他們的嚴重關切。除了基督教的阿拉伯人，亞述和亞美尼亞這一多數為基督教徒的群體也表示了他們的恐懼。
Sheikh Al-Rahi近期在巴黎會見了總統尼古拉斯•薩科齊。據悉，這位馬龍派大主教與薩科齊在敘利亞問題上出現分歧，這促使薩科齊說敘利亞政權即將覆滅。
主教Al-Rahi的立場是敘利亞必須被留下、並允許其進行改革。
這位馬龍派主教還告訴薩科齊說如果法國希望合法地使真主黨解除武裝，那麼以色列需要被作為一個“威脅”來對待和處理。
由於Al-Rahi在法國的立場，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的基督教和穆斯林宗教領袖立即到黎巴嫩對他進行了探訪並表達了感謝。
黎巴嫩的真主黨及其政治聯盟，其中多數為黎巴嫩議會的議員，均高度讚揚了後訪問了黎巴嫩南部的馬龍派主教。
Sheikh Al-Rahi以為他對於真主黨的立場和他拒絕為推翻敘利亞政權提供支持，現在正遭到以哈裏裏為首的“3•14聯盟”的政治攻擊。一場基督教會議正在經哈哈裏籌畫中，以反對Al-Rahi主教和馬龍派教會的立場。
自Al-Rahi表明自身的立場後，塔利爾黨，這一活躍在黎巴嫩和敘利亞的黨派，也開始對其進行批評。有報導稱，美國高級官員也取消了他們和馬龍派主教的會見，這也是他們對於Al-Rahi關於真主黨和敘利亞立場表示不滿的信號。
在黎巴嫩，哈裏裏為首的“3•14聯盟”一直都是一個受歡迎的少數群體（甚至當該聯盟成為議會中的多數時），該聯盟一直與美國、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以及敘利亞的暴力和恐怖組織密切合作。穆斯林兄弟會和其他敘利亞所謂的薩拉菲斯特組織也一直與哈裏裏以及“3•14聯盟”中的基督教政黨相互協調，並舉行秘密會談。這也是為什麼哈裏裏與他的同盟一直反對大主教Al-Rahi。也正是哈裏裏和“3•14聯盟”將伊斯蘭法塔赫帶入黎巴嫩，並幫助其中的一些成員逃往敘利亞作戰。
有一些不知名的狙擊手正在瞄準敘利亞平民和敘利亞的軍隊射擊，“（藉）以造成”混亂和內鬥。敘利亞的基督團體也成為這些狙擊手的對象。很可能這些攻擊者是來自美國、法國、約旦、以色列、土耳其、沙烏地阿拉伯和阿拉伯灣的武裝力量與一部分敘利亞人組成的聯盟。
華盛頓、特拉維夫以及布魯塞爾正籌畫著將基督教從中東遷離。據悉，Sheikh Al-Rahi在巴黎被總統薩科齊告知，地中海東部和中東的基督教團體可以重新被納入歐盟。這並不是什麼慷慨的提議，而是被有意將中東古老的基督教團體根除的國家扇了一記耳光。其目的或是將基督教團體重置於該地區之外，抑或將這些團體劃分為眾多分區。兩種都可能成為目標。
這一計畫旨在將阿拉伯國家劃定為專門的穆斯林國家，這與「Yinon計畫」和美國“控制”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目標是相一致的。其“結果”很可能是一場大國戰爭。
阿拉伯基督徒如今與阿拉伯黑人處境非常類似。
重新劃分非洲：Yinon計畫正在發揮作用……
關於非洲，特拉維夫將保障非洲的安全視為其廣泛週邊的一部分。這一更為廣泛的或所謂的“新週邊”已成為1979年抵抗包括伊朗（巴列維時期以色列最親密的盟友之一）在內的阿拉伯“舊週邊”隨著伊朗革命的瓦解後，特拉維夫地緣戰略的基礎。在這一情況下，以色列的“新週邊”隨著埃塞俄比亞、烏干達和肯雅等反阿拉伯和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等國家的“納入”而被概念化。這也是為什麼以色列要如此深入地參與蘇丹的“巴爾幹化”（注：原有蘇丹目前已被操縱分割為二，以基督徒組成為主的南蘇丹已於2011年獨立）。
在中東教派分裂的背景下，以色列已列出了重組非洲的計畫。『Yinon計畫』試圖從三個方面的基礎上劃定非洲：（1）民族語言；（2）膚色；（3）宗教。為確保統治，先進戰略與政治研究所這一以色列智囊團（包括珀爾在內）也推動創建了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的美國『非洲司令部（AFRICOM）』。
試圖“分裂”阿拉伯和非洲身份的行動正在“進行中”。它只在將所謂的“黑非洲”與所謂“非黑”的北非劃分開來。這是分裂非洲大陸上所謂的“阿拉伯人”與“黑人”計畫的一部分。
正是這一目標“造成”並推廣了“非洲南蘇丹”與“阿拉伯北蘇丹”這兩種荒謬的身份。這也是為什麼黑膚色的利比亞人被視為利比亞“清洗膚色”運動中的對象。阿拉伯身份在北非正與非洲身份“相脫離”。同時還存在“剷除”大量的“黑膚色阿拉伯人”的計畫，以明確劃分“非洲黑人”與新的北非“非黑人“的界限。這也將”導致“剩餘的柏柏爾“非黑人”與阿拉伯人間的戰爭。
同樣情況下，在非洲蘇丹、尼日利亞等地，緊張情緒也在為進一步劃分界限的穆斯林與基督徒間醞釀著。而造成這種分裂的基礎，包括膚色、宗教、種族和語言等，都“助長”著非洲的“瓦解”與不和。這都是一個將北非與剩餘非洲大陸劃分的更遠大非洲戰略的一部分。
為“文明的衝突”布棋
正是在這一點上，所有這些“看似”一盤散沙的事件都被“聯繫”在了一起。
整個棋盤正在上演“文明的衝突”，而所有的棋子也各就各位。阿拉伯世界正“被隔離開”來，並被清晰的界線所劃分。這些界線“阻止”不同民族語言、膚色和宗教團體間相互的過渡與融合。
在這項“計畫”中，將不再有社會與國家的過渡與融合。這就是為什麼中東和北非的基督徒，如科普特人，正成為“被攻擊”的對象。這也是為什麼黑膚色的阿拉伯人和柏柏爾人以及北非的黑人在北非正面臨著“種族滅絕”的威脅。
繼伊拉克、埃及之後，阿拉伯利比亞民眾國和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對『Yinon計畫』而言）都是 “破壞”北非和東南亞地區穩定的核心。
利比亞發生的一切（美歐顛覆推翻利比亞政權的『顛覆模式』）對非洲有著巨大的影響，而敘利亞的狀況也深刻地影響了東南亞及更遠的地區。按照『Yinon計畫』所指出的，伊拉克和埃及是造成阿拉伯國家不穩定的切入點。
如今正在“上演”的是建立一個專門的“穆斯林中東”地區（以色列除外），而這也將“造成”什葉派與遜尼派間的鬥爭。類似的場景也正在“北非非黑人”區上演，表現為阿拉伯人與柏柏爾人的衝突。
同時，在“文明的衝突（劇本）模式“下，中東與北非也”被認為“是所謂的“西方”與“非洲黑人”間的衝突。
這就是“為什麼”法國的薩科齊和英國的卡梅倫在利比亞衝突初期相繼發表聲明，指出多元文化主義在各自的西歐社會中已經“不復存在”。[9]
真正的多元文化主義正威脅著“北約戰爭議程”的合法性，也為作為美國對外政策基石的“文明的衝突”的實施造成了障礙。
在這一點上，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解釋了為什麼多元文化主義會成為華盛頓及其盟友的威脅：
“隨著美國成為文化日益多元的社會，它可能會發現在對外政策問題上要想達到一致性就愈加困難（如與阿拉伯世界、中國、伊朗、俄羅斯或者是前蘇聯等地戰爭），除非存在真正被能被廣泛覺察到的大規模的直接外部威脅。這樣的共識普遍存在于二戰甚至冷戰期間（如今也存在著，因為“全球反恐戰爭”）。[10]
布熱津斯基的下一句則指明了為什麼人們會反對或支持戰爭：
“然而（共識）不僅僅深深地紮根於共用的民主觀中且人們意識到這些民主觀正在受到威脅，而且也根植于對歐洲集權主義下的受害者們在[11]文化上和種族上的親近。”
雖有冗餘之嫌，我仍然要一再提出正是因為這種要“打破”中東-北非（MENA）地區、所謂的“西方世界”與撒哈拉以南非洲間“文化融合”的企圖，所以基督徒和黑人正在（被安排）遭到攻擊。
“種族中心主義”與意識形態：將今日的“正義戰爭”正當化
在過去，西歐的殖民國家會對他們的人民進行洗腦。他們的目標就是獲得推行殖民的支持。而其形式就是在武裝商人與殖民軍隊支持下轉播基督教（唯我獨尊）及其教義。
同時，種族意識形態也被提出。那些被殖民的人被刻畫成“下等人”、低等、沒有靈魂。
最終，承擔“開化”那些所謂的“世界未開化人民”的 “白人的責任”等語句開始被使用。這種具有凝聚力的思想框架被用於將殖民主義“塑造”為一項“正義事業”。而這也為征服和“開化”外國領土的“正義戰爭”提供了合法性。
如今，美國、英國、法國和德國的帝國主義計畫並“沒有改變”。改變的只是為發動“新的殖民主義戰爭”、進行征服的“藉口”與理由。
在殖民統治時期，發動戰爭的敍述（論述）與理由被包括英國和法國在內的殖民國家的公眾輿論所接受。
今天的“正義戰爭”和“正當理由”也在婦女權利、人權、人道主義和民主的“旗幟”下進行著。
文／Mahdi Darius Nazemroaya
（加拿大）Global Research 2011年11月26日
http://www.globalresearch.ca/index.php?context=va&aid=27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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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hdi Darius Nazemroaya是加拿大渥太華的一位獲獎作家。
他是蒙特利爾全球化研究中心（CRG）的一位社會學家和副研究員。他曾見證了北非“阿拉伯之春”的過程。在北約（2011年）轟炸利比亞期間，他正在利比亞擔任KPFA的聯合研究專案——Flashpoint專案的特派記者。
Pathogenesis of Central Bank Ruin
by Jim Willie
2011-12-15
Central banks are the current sovereign debt market. It is a vacated market. They are the majority bidders via debt monetization. The monetary inflation has become the New Normal and a travesty. In perverse fashion, the financial markets celebrate the monetized purchases, even calling for higher volume. In the process, bond and stock market integrity has been destroyed. Foreign creditors depart the USTreasury Bond market. Large European banks depart the Southern Europe sovereign debt market. Central banks step in to avert panic as the underlying structure to the global monetary system crumbles. When government bond yields rose quickly in Europe, it was not from abandonment by their central bank. The big Euro banks sell boatloads of bonds while the EuroCB buys only truckloads. The bond market integrity has been deteriorating very quickly. The dependence upon the debt monetization process is vividly clear. It is hyper monetary inflation to fill the void, thus providing the dominant bid. Ironically, the dullard stock market mavens celebrate the arrival of the central bank purchases without truly comprehending the destroyed integrity of the bond market. IQ levels are falling along with stock index levels.
NEXT GROUND ZERO IS ITALY
Upcoming budget impasses and bank failures will break the European Union wide open. A perceived temporary patchjob solution in Europe has been delineated. More of the same will accomplish nothing. A march toward a federation is apparent, despite the desire for decentralization. A motive to force a system failure is at work to create the federal structure. Recent appointments prove the point. Again Goldman Sachs knights arrive to the rescue in secret appointments. They earn the title technocrats, but crowds reject them as unelected leaders. Ignore the term Technocrat given both to Monti and the newly installed Mario Draghi at the Euro Central Bank. They are Syndicate loyalists.
Howard Davies is former director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ormer deputy director at the Bank of England. He calls for 1) fiscal federation with a unified central bank, 2) broad purchases of sovereign bonds, and 3) unlimited liquidityprovided by the Euro Central Bank. The prescription is stark and clear for hyper monetary inflation, the central bank serving as the entire government bond market, and the installation of a federation across Europe. The last 12 years have proved without a doubt that a unified Europe is a disaster in a bottle, whose cables and levers eventually break under the pressure of grand differences and the passage of time.
The raging crisis in Italy festers as it turns to a boil. Italy will serve as the agent of contagion, next to France and Spain. No solution is possible, as the summits are futile. Italy will expose the Euro Central Bank as both powerless and ruined. The focus has shifted away from Greece and squarely on Italy as the center of chaos in Southern Europe. Once more the meter for disorder is the benchmark 10-year Italian Govt Bond yield. It has surged toward the critical 7.0% mark as investors cast bond market votes against the policy in Rome and the upcoming austerity measures to be pushed through. Such level is regarded as unsustainable, given the massive Italian debts. Worker strikes have made vividly clear that Uber Leader Mario Monti will not succeed in large budget cuts without consequences. Striking Italian metal workers in Turin are shown in the photo. The biggest Italian unions (ports, highways, truckers, banks) went on strike. They oppose measures as painful hits pensioners and workers, leaving the wealthy untouched. Numerous big Italian banks are on the verge of failure. Neighboring France faces scrutiny of the bank asset feces. Markets brace for an expected debt downgrade to remove its coveted and undeserved AAA rating by Standard & Poors.
Syndicate appointed (not elected) Prime Minister Mario Monti believes Italy risks a Greek-style economic collapse without approval of the hotly debated austerity package. Italy stands as the third largest economy in the EuroZone, whose borrowing costs began to approach the levels that forced Ireland, Greece, and Portugal to seek an international bailouts. The controversial package has the support of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OECD). It is designed by Monti to save Italy. The decree plans to raise more than 10 billion Euros (=US$13.4 bn) from a property tax, impose a new levy on luxury items like yachts, raise the Value Added Tax, crack down on tax evasion, and increase the pension age. Monti supports the French and German calls for tighter controls on national budgets. He said, “If Italy were not capable of reversing the negative spiral of growth in debt and restoring confidence to international markets, there would be dramatic consequences, which could go as far as putting the survival of the common currency at risk. Italy is ready to do what it has to do but Europe must not fail to do its part. Without this package, we think that Italy would have collapsed, that Italy would go into a situation similar to that of Greece. It would be perfectly understandable that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should have the same enforcement powers in the area of budgets that it has in the area of competition." He describes loosely a federation, where Goldman Sachs sits in the thrones of Europe, in a quasi debt failure receivership role. Unfortunately, the pressure on the Euro Central Bank to purchase Italian, Spanish, and Greek Govt Bonds has put its balance sheet in total ruins. It is the buyer of last resort for fast falling toxic bonds. The only central bank more ruined is the US Federal Reserve.
Felix Zulauf, the former hedge fund manager and asset manager, has very strong European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a very sharp eye. He expects a depression to hit Southern Europe, and for one nation to exit the Euro Monetary Union next year. The process has no rules. The day after exit, the nation will suffer ruin of their banking system, forcing a rapid nationalization in a reverted currency. The end result will be a sovereign debt default and pure chaos across the continent. The coming depression will lay waste to the USDollar, the British Pound, and probably the Yen too. All fiat currencies will endure a powerful stress test, but based in reality, not a charade. As soon as any group of big Euro banks enter a failure and bust, the cascade of contagion will act like a fast moving virus to destroy many Western banks. We will then see a repeat of history with 20 Lehmans in bank failures, if not sooner.
CENTRAL BANKS AVERTED BANK FAILURES
The Euro Central Bank averted 10 to 20 Lehmans with the extended Dollar Swap Facility provided by the USFed. Money is almost free. The volume of money grants is enormous, likely never repaid. Witness the effect of the central banks showing reluctance to enter into bond purchases. The system breaks down in powerful manner.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said demand for three-month US$-based loans surged after it announced a broader Dollar Swap Facility for European usage. The USFed cut the cost of the financing from an ultra-low 1.0% to an almost free 0.5% rate. The USFed discount window was made cheaper for foreign banks than US banks (who pay 75 basis points), an indication of the destruction.Rumors persist that a cool $1 trillion has been made available. Five other central banks participated in the coordinated move which included the Bank of Japan. The Frankfurt-based EuroCB immediately made loans for $50.7 billion to 34 big teetering Euro banks on December 1st, the terms for 84 days at a fixed rate of 0.59 percent. That compares with the $395 million lent in the last three-month offering on November 9th at a 1.09% rate. The EuroCB also lent five banks $1.6 billion in regular weekly dollar operation on a single day as December opened, up from $352 million the previous week. The borrowing done at the Discount Window catapulted by 127-fold, from a paltry $395 million to $50.7 billion in a sudden move.
The public will not be informed of which banks tapped the credit line, more like a slush fund. They claim they do not wish to put the bank at risk of unwarranted attack. My view is the attack would be to put the proper value on the bank, ZERO. My sources tell that one major French bank was on the verge of failure, probably Societe Generale. Another source of bank and gold information was very clear in telling that the USFed acted reluctantly and forcefully, in order to avert a major catastrophe. He described a situation where several big Euro banks (the usual suspects in France, Spain, and Italy) were on the verge of failure. The USFed was appealed to by the EuroCB so as to prevent an estimated 20 Lehmans from occurring overnight, as in multiple bank failures from a flash event. He went on to mention that a flash event is inevitable, which the central bankers are powerless to stop. It will come in time, with an unknown trigger event that lights a fuse. Each new $trillion credit line buys less time and covers fewer obligations.
The Wall Street banks filled a void in providing liquidity in USDollar denomination to the big European banks. In doing so, the New York banks have tied themselves with a lethal financial tether to Europe. The London banks had already been connected. The connection lies in the shadowy derivative market. It used to be kept in the shadows since the contracts provided the majority of bank profit, and even supported the artificial rates in the bond market to a great extent. Now the derivative market is kept in the shadows because the big banks are mutually destroyed by insurance awards after failures. A little publicized trend was put into effect in the middle months of 2011. The big Wall Street banks filled a void. The inter-bank lending in Europe came to a halt in response to the sovereign debt crisis, a euphemism for the Southern European Govt bond market collapse. The big US banks offered a lifeline in the form of leveraged liquidity based upon unregulated derivatives whose notional value is in the $trillions. In doing so, the Anglo banks created a mutual risk factor in the umbilical cord of shadowy structures. If a handful of big European banks go bust, the contagion will be felt instantly (as in overnight) in New York and London. To claim that the US is insulated from Europe is nonsense. To claim that the European distress makes the US more attractive is patently false. Fifty major financial firms are tied around the necks with a common thick rope, weighed down by insolvency, going down together. Matters are so bad in Europe, that most banks have shut down the inter-bank lending, thus isolating the weakest. Huge funds placed at the Euro Central Bank signal the failures. The big European banks are soon to fail. They distrust each other.
THE GREAT GOLD PRICE DIVERGENCE
The Gold market has gone into the Twilight Zone. The ruin of the European banking system, dragged down by toxic sovereign debt, has made the big Euro banks desperate. They are tapping into the virtually unlimited Dollar Swap Facility, using borrowed money to lease gold. The Powerz have made the lease rate negative in order to attract borrowers. The supply has come from both Libya and Greece. These corrupted bankers require more gold, thus more wars and more victim nations. The system has turned to extreme abuse in order to keep a lid on the gold price, or better yet, to avert a string of Lehman-type financial firm failures in Europe. In the process, a Jackass forecast has begun to come to pass. The paper gold price (dictated by the bizarre COMEX market) is diverging from the physical gold price (determined by actual large private purchases). In late November, a great reliable global gold trader source assured that despite a posted $1740 gold price, the true physical price paid for large gold bullion purchases in the private market was more like $1950 per ounce!! That is a $200 price divergence, or 12% higher.
The COMEX has been drained of gold inventory.
The MF Global event was motivated by the desire to avoid meeting delivery notices.
Instead, JPMorgan stole the accounts demanding delivery, a neat trick fully permitted by the Syndicate that controls the USGovt, the US regulatory bodies, and the US law enforcement.
The lawsuits will be full of drama and intrigue. The integrity of the US financial system has been exposed, this time in full glory that even financial news anchors cannot deny.
Here is the smoking gun. Days after the MF Global bankruptcy was filed, and a vast array of deliveries in silver were expunged. The silver vault inventory tells the story of the crime. JPMorgan simply converted what should have been MF Global client silver into JPM licensed vaults.
Review the timeline.
MF Global declared bankruptcy on October 31st.
About a week later the CME began reporting that 1.4 million ounces of Registered silver was unaccounted for and unavailable for delivery, including 627,182 ounces from non-cartel banks.
About 7 to 10 days afterwards, JPMorgan suddenly reported a deposit of 613,738 ounces into Eligible vaults. Exactly seven days later, JPMorgan adjusted this silver into Registered vaults. JPMorgan had not seen one significant silver deposit in months prior to this bountiful day.
Great work on the part of the Silver Doctors to decipher the story.
The charade continues before the USCongress. They are told of claims that investigators are searching avidly for the missing funds.
They know where the funds are, in JPMorgan London accounts. They told us they were avidly looking for Madoff Funds too. They know where those funds are too, in the Land of Yodels. Reckoning is coming.
Big bank failures are coming.
Unspeakable debt monetization is coming.
Flash events are coming.
More vanishing acts for private accounts are coming.
Divergence in the gold price is coming that will shut down the COMEX altogether during a parade of lawsuits, but probably not prosecution.
National debt defaults are coming. The new 2012 year will prove to be a tumultuous year, will chaos reigning and the global monetary system laid to waste. Gold will soar, probably not for the leverage addicts who choose to play in the rigged corrupted futures contract arena, the chronic victims of fraud. If lucky, their accounts will not vanish, possibly stolen.
The wise who will survive and thrive will snag the physical gold offered at attractive artificially low price. Large purchases are not available at the current posted paper price.
DESPERATELY SEEKING BULLION
The Powerz need more Libyas and Greeces.
They tapped into 144 metric tons captured in London from the Libyan accounts and 111 metric tons seized from the Greek accounts. It is the bankers New Gold, as reported by intrepid Jeff Neilson.
In a fresh sign of bankster desperation, the lease rates for gold have been pushed down to net negative levels. Contrast to the extraordinarily high premiums paid on gold purchases. Big European banks on the brink of ruin, the next Lehmans, are leasing gold in order to raise cash and stave off failure.
It is simple math. The great enablers are the central banks. Cases exist of multiple sellers of the same gold bullion bars, a common trick made famous by the GLD exchange traded fund, the SPDR Gold (dis)Trust.
All leasing is done without regulation, like the derivative market. Neilson concludes, “Here is where we come upon a seeming paradox with respect to the recent explosion of gold leasing. We know that the banksters have virtually run out of their own bullion, as the evidence is absolutely conclusive. The same Western central banks which were openly selling 500 tons of gold per year onto the market every year have now all totally ceased their gold sales. They have no more gold, or at least they had no more gold." The Washington Accord guided official gold sales, a completed process. The physical gold price is diverging from the false paper price directed by the COMEX and guardians like JPMorgan.
If truth be known, over 40 thousand tons of gold bullion has been leased and sold that does not exist.
In the coming years, reconciliation will assist in sending the gold price much higher, toward $5000 per ounce. As time passes, more criminal actions will be visible in the open, like MF Global.
POLITICAL LEADERS TURN IRRELEVANT
Pointless meaningless exercise in futility is seen in the big European summit meetings. They are wasting their efforts, biding time, deceiving the public, and supporting the bankers in last ditch attempts to salvage what cannot be saved. The sovereign bond market is loaded with rollover interactive explosive devices that will continue to explode without relief. The politicians offer no solutions, as Merkel and Sarkozy are the only members meeting in public eye, yet neither has any power left. They meet and sign deals only to be contradicted and countermanded later by the bankers with power and court judges reciting law. The German leaders at the summit meetings are all for public show, even financial market management. None has any power left. None is involved in the new alliance. The informed observer need not follow what they decide upon anymore, because in 2 to 3 weeks their pact will all vaporize into nothingness. Markets are impressed for minutes and no more. Witness their last several accords, none of which endured. The movie keeps repeating like Ground Hog’s Day. They cannot solve the ultimate entrenched problem of toxic sovereign bonds within the PIIGS nations of Southern Europe. They have no tools in their medicine chest, only phony money and more debt, even silly new Uber-Bonds. They actively avoid putting their decisions to a public referendum vote, since the people would vote down any further bank welfare in the form of more bond redemptions or bailouts. No evidence of democracy can be seen. Politicians debate, dispute, then make accords, but their communiques are common graffiti.
The dirtiest secret is that France has already been tossed into the PIIGS pen by Germany, no invitation given to join them in the next chapter. Nothing is decided anymore in Paris without Berlin approval. Germany owns over 90% of French Govt debt. Absolute desperation is seen with the string of absurd vacant meetings held by two powerless figures, Angela Merkel of Germany and Nicolas Sarkozy of France. Merkel has zero political base, yet insists on conducting more meetings that lack enduring substance. Sarkozy attends the meetings but has been stripped of his privilege to cleave with Germany, rejected. The French are going through a flailing stage beset by convulsions on the political stage without proper identification by any geopolitical doctor. Their crippled president actually claimed publicly that loss of AAA rating for government debt would not be insurmountable. Within days, the extreme pressure placed upon one US rating agency caused a delay of the debt downgrade.
The key to Europe is the chain of explosive devices linked to France, Italy, and Spain. No solution exists. Rollover of their debt will exacerbate the crisis. The leaders are like witchdoctors presiding over a bonfire. The OECD has thrown some water on the faces with a forecast of government debt in industrialized nations, set to rise from $10.4 trillion to $10.5 trillion in the coming year. The prospect to finance the debt is perilous.
WALL STREET SUBTERFUGE IN NEW WEAPONS
Wall Street is reported to be sabotaging the Euro currency. They are using a Japanese Yen position front. They also rely upon debt rating agencies to sling key attack arrows. The belief is that what hurts the Euro currency will help the USDollar. Such shallow strategy. It will result in mutual destruction with gathering momentum, along with an unstoppable collapse of big banks in Europe, Lond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sordid story was reported by Zero Hedge last month about how the Wall Street villains had created short trades directed against the Euro currency and even the big European banks. They had created a complex network of positions designed to conceal their nefarious intentions. At the center was a funding mechanism from the Japanese Yen currency. The belief was that further damage and destruction in the European financial structure could be helpful in lifting the USDollar, or at least buying some more time. This is the very essence of the Competing Currency War and its mutually destructive tactics, so much so that analysts adroitly describe it as a race to the bottom in the protection of the export trade.
Joining the subterfuge are the US-based debt rating agencies. They have been dutiful in delivering painful debt downgrade banners to fly over both government debt and corporate debt across mostly Southern Europe. Theirs are non-stop financial assaults. The very same corrupted agencies were bought off from 2000 to 2007 with rosy undeserved AAA ratings on toxic bond securities sold by their Wall Street masters. A pretty cream topping on a pile of cow manure does not make the paddy delectable to eat. The USGovt debt downgrade was followed by an endless skein of European downgrades for banks and sovereign debt, the motive being to even the wrecked playing field, and make the US not so alone, subject to intense scrutiny. The USDollar has performed well since the Greek Govt Bond disaster spread to Italy, even spreading the stench to France. Some European leaders have openly complained that the US-based debt rating agencies are doing damage with motive, ignoring the rot in US banks.
HYPER INFLATION & THE FAILURE OF 0%
Hyper monetary inflation is the advantage almost entirely for the banker class. It is being used to prepare for domination in the next chapter. By directing largesse to Wall Street, and obstructing it to the Main Street, the Powerz believe they are winning the battle over inflation. But they have presided over a wicked rot instead, in addition to causing a class war. The eventual cost will be lethal inflation and a thrust inevitably into the Third World. The theory is simple enough. Prevent the massive flow of monetary largesse from reaching the main channels of the USEconomy. Keep the labor wages down, even if costs are rising universally. Direct the enormous sums of money into the banking sector to cover toxic bonds, to redeem preferred stocks, and to replenish funds for executive bonuses. Then claim success over inflation after falsifying the official CPI data. Furthermore, use public disclosure with all the fanfare concerning big relief packages like the TARP Funds to distract attention away from the truly mindboggling multi-$trillion grants at 0% never to be repaid by central banks and major financial allies. The above scenario is an over-simplified account that glosses over further illegal activity in the form of forged home foreclosure documents. The end result is a profound resentment that has sparked the primary roots of a class war, and the Occupy Wall Street movement. The bitter fruits are many, such as lost market integrity from chronic interventions, lost moral fabric from moral hazard swallowed whole, and a nation that undergoes systemic failure without relief or compassion. Any actual steps toward a legitimate solution are nowhere seen, like big bank liquidation, like home loan modification, like the return of industry from Asia. When any reconstruction begins, the ultimate cost must be paid by the stern hand of Economic Mother Nature, the effect to include a dynamo of price inflation, a powerful currency decline from global rejection, if not isolation and punishment.
The 0% monetary policy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a monetary failure. It forces an economic failure. Worse, it is a badge to represent failure, not a remedy from failure. It is a road sign on a dead end in a grotesque liquidity trap if monetary growth is halted, and hyper-inflation if continued. The United States is repeating the Japanese lost decade policy, but doing a better job of lying about the results. The United States has learned nothing from their lost decade. The US is much worse off than Japan. The US has no broad industrial base. It has no trade surplus. It has no self-contained federal debt. It has no long school season. It has no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when grand crimes are revealed. Jim Rickards has made the point in the speaking circuit that despite knowledge and awareness, the United State bank leaders are repeated the exact same monetary errors that Japan made. Adding liquidity to an insolvent system does not accomplish anything, but the US will do it over and over again without success. In fact, after the ineffective policy is evident, the US will double the effort in a glaring example of futility. Worse, as the US repeats the errors, it boasts of being superior, even as the official statistics are grotesque lies worthy of derision. The US protects the grand larceny perpetrators, the big banks. See JPMorgan and the MF Global case.
The 0% marquee is actually a tombstone epitaph, since the US cannot exit from its clutches. It will force the ruin of entire fortresses of capital. The wrong price of money assures that capital destruction. The USGovt cannot permit a rise from 0% in capital cost, since it is running $1.5 trillion annual deficits. Normal cost of money would result in hundreds of $billions in higher debt service costs. The United States is trapped by 0%, not stimulated by it. As time passes, more capital will be retired, more speculation will be the norm, and healthy capital formation will become a mirage. The system will hurtle toward systemic failure.
The USGovt debt ratio is about to reach 100%. The once powerful beacon of freedom and juggernaut of financial prowess looks like yet another PIIGS nation. The debt monetization is orders of magnitude greater than admitted, part of the policy landscape, a QE To Infinity. More debt downgrades are coming. In early 2009 the US populace was told that the USGovt budget deficit would return under $1 billion. It did not. According to the Jackass forecast, it zoomed up to $1.5 trillion and stayed there for consecutive years. The deficits persist chronically without remedy in the $1500 billion range annually, a staggering 43% ratio of the total budget. The other debt ratio is the cumulative debt versus the USEconomic size as measured by the Gross Domestic Product. The United States Govt is soon to hit the 100% debt mark versus GDP. The pair of debt ratios is typical of PIIGS nations in deep trouble. The profound risk to the US financial system is masked by the USFed activity. They are monetizing 10 times as much as they admit, and the Quantitative Easing programs never were interrupted. The Operation Twist was a grand deception to conceal coverage of what foreign central banks wished to dump. Look for another debt downgrade of the USGovt in coming months, after the Q4 shows a ripe $1 trillion in added deficits.
Compare to Canada which has a mere 34.9% total debt burden versus its GDP, a much stronger financial situation. The nation in the Great White North could have been a powerhouse leader with a huge sovereign wealth fund like Norway, except they followed the Goldman Sachs path to the fields of corruption and fealty, selling almost all their gold in a grand Wall Street game that even Switzerland joined. Then Canada followed the Bush Doctrine of fascism, embracing the war footing, sending soldiers to support the narco war, and tightening the security vise. Next they will become a Chinese commercial colony, a better fate than the US to be sure.
http://www.marketoracle.co.uk/Article321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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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nkers’ New Gold
Jeff Nielson
2011-12-14
In a fresh sign of bankster desperation, we recently learned that they have pushed lease rates for gold to the lowest, negative level in history – i.e. they are paying people more money to “borrow" their gold than at any other time. We know this is a sign of desperation, because back in the real world, buyers are paying premiums near record-highs to buy their (real) gold.
There are numerous implications regarding this latest bankster tactic to suppress the gold market, but before getting into those let’s explore all of the reasons why bankers like “leasing gold" in the first place. The starting point is to note that it is with gold-leasing that we see the beginnings of the banksters’ 100:1 leverage in the gold market.
A banker is holding a quantity of gold in his vault. He “lends" the gold to a trader, and suddenly you have two parties both pretending to be the “owners" of that gold. Naturally, the banksters also like the fact that this is a totally opaque, unregulated/unreported transaction. The banksters can secretly lend out their gold, and since the transactions are never reported, we lack the absolute proof that none of this “loaned gold" is ever repaid.
There is certainly plenty of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on which to base such a conclusion, however. In order to review this evidence, we first need to know what is being done with the bankers’ leased gold. A detailed analysis by veteran precious metals commentator Frank Veneroso explains how and why “The ultimate borrowers in the gold lending operation are these shorts in the gold futures and forward market."
We immediately see a second reason the bankers love gold-leasing: all of the “leased" gold ends up being shorted onto the market. What this directly implies then is that in order for these gold leases to ever be repaid the short positions must be closed out so that the gold (supposedly) backing the trade can be repatriated to the bank. However, what we see in the gold market is a huge, permanent short position in the gold market – which has swelled enormously since Veneroso wrote the article above nearly a decade ago.
We now know that at least some of these gold leases have never been repaid, since the gold that was loaned out remains on the market. However, as a matter of simple arithmetic we can deduce that few if any of these leases are ever repaid. As I noted above, each gold lease creates “paper gold" (i.e. a “fractional reserve" gold market) and increases the bankers’ leverage in the gold market.
We know from Jeffrey “I can’t keep a secret" Christian of the CPM Group that the gold market is leveraged by approximately 100:1. Yet just as every new lease increases leverage in the gold market, closing out any lease would reduce leverage by a corresponding amount. The combination of the permanently rising leverage, and the permanently rising short position provide irrefutable empirical evidence that little if any of this “leased gold" is ever repaid.
We can reinforce this conclusion further through common sense, and a basic observation of bankster behavior. Specifically, bankers never reduce their leverage voluntarily – the exception being short-term panic reactions each time their reckless gambling (again) pushes them to the verge of their own bankruptcy. However, as noted above there is zero empirical evidence that the banksters ever reduce their leverage in the gold market on even a semi-permanent basis.
Having supplied several powerful reasons as to why the bullion banks love to “lease" their gold (i.e. sell it to multiple buyers) begs the question: why aren’t the bankers always “leasing" vast amounts of gold to suppress the price? Hopefully that answer is obvious to regular readers. If you want to loan ton after ton of gold onto the market, you must have some original bullion to lend into the market in the first place.
Here is where we come upon a seeming paradox with respect to the recent explosion of gold leasing. We know that the banksters have virtually run out of their own bullion, as the evidence is absolutely conclusive. The same Western central banks which were openly selling 500 tons of gold per year onto the market every year have now all totally ceased their gold sales. They have no more gold…or at least they had no more gold.
Yet here we have the same bankers directly implying that suddenly they have lots of gold. It makes no sense to announce “the greatest sale on gold in history" – only to run out of inventory after the few first customers have bought their fill. Clearly the bankers have some new gold. This begs an even more obvious question: where did they get it?
Here, unfortunately, we must descend into speculation. However it is speculation which we can back up with yet more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As I noted in a previous commentary, as part of the “economic rape" of European economies, the bankers announced that they would be “willing to accept gold as collateral" for some of their (fraudulent) paper debts. How magnanimous of them!
As we all know, when Greece (finally) forced the bond parasites to absorb 50% “haircuts" on their holdings that was a default event. What happens when a debtor defaults on a debt? Collateral is seized. The latest statistics from the World Gold Council on official government reserves show Greece sitting with over 111 tons of gold. And as victims of the MF Global collapse have learned the hard way, our criminal governments (and the bankers who pull their strings) no longer see it as necessary to even report when they have taken something from people. Thus the bankers could have looted every ounce of Greece’s gold from its people and it could be months, years, or never before we finally find out about it.
One hundred and eleven tons is a lot of gold to lease, but it’s certainly not the only gold hoard onto which the bankers could have recently latched their talons. Those who followed the “Libyan revolution" will have recalled a remarkable flip-flop by the West.
At one moment, we had the vastly superior military forces of Muammar Gaddafi steamrolling the rag-tag, disorganized rabble we knew as the “Libyan rebels". They were on the verge of collapsing. All hope was lost. Western leaders lamented that the lack of “UN authorization" prevented these upstanding citizens of the global community from doing anything to assist the rebels – and there was absolutely no sign of any “movement" in those negotiations.
The next moment, the same disorganized rabble which didn’t even have a military command structure (let alone a nation to command) announced they had created a “central bank". About ten seconds after that announcement, Western leaders announce a “sudden breakthrough" at the UN, and a drafted-and-approved resolution instantly materialized. And before the ink was even dry on that document, war-planes from several Western nations were on the way to Libya to enforce a “no-fly zone".
At that point we witnessed how much regard these Western nations had for international law. When following the UN mandate and merely enforcing the “no-fly zone" was not producing the result these nations desired, they simply tore up the resolution and threw it away. Instead, they began carpet-bombing any/all areas under the control of Gaddafi, slaughtering his ground forces (and large numbers of civilians) in what is a textbook example of “war crimes".
This brings us back to the pivotal moment when Libya’s central bank was created. What possible purpose could there have been for the rebels to create a central bank before they had even created a real army to take control of the country? There was no “banking" to be done. And yet it was the creation of that symbol which was the obvious catalyst for a massive military commitment by the West.
One thing we do know about central banks is that they are the official receptacles for a nation’s gold reserves. Turning again to WGC statistics on national gold reserves, we see that Libya had even more gold than Greece, 143.8 tons to be precise – and more than enough for a group of gold-hungry bankers to instruct their lackeys in government to mobilize their war-machines.
Let’s summarize the facts. We had Western central banks totally running out of any gold to sell onto the market, with all gold sales having ceased for more than a year. Suddenly, we have the bullion banks announcing they have so much gold on their hands that they are doing more than just giving it away, they are literally paying people to “borrow" it – in the greatest “gold sale" in all of history.
We have the same bankers announcing that the gold of Greece was now “collateral" for its sovereign debts. We then had the Greek government defaulting on those debts, directly implying the seizure of that collateral.
We had the “rebels" of Libya on the verge of total annihilation, while Western governments claimed they were helpless to intervene because it was “against international law". We suddenly saw the rebels create an official receptacle for their nations gold, and then had those same Western nations instantly launching a massive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to Libya, where Western governments flagrantly disregarded international law while committing their war crimes.
You be the judge.
For newer or more timid investors in the gold market who fear that this latest operation is somehow an indication of bankster omnipotence, relax. It was less than two years ago that the scheming banksters thought they could torpedo the gold market through getting the IMF to dump 400 tons of gold onto the market (50% more gold than that of Greece and Libya combined).
What happened then? As soon as that gold hit the market, India swallowed-up half of it in one gulp. The price of gold was permanently launched above the $1000/oz mark – and the gold market has never looked back since.
We know that the banksters are capable of depressing the price of gold over the short-term. We also know from the six-fold increase in the price of gold over the past decade that they are losing this “war". Meanwhile, it is only a matter of time until the masses realize that the worthless paper in their wallets is worthless. Sounds like a great time to buy gold – on sale.
Jeff Nie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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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歷來第七大破產個案
歐債風暴襲美 『明富環球』破產（10／31）
2011年 11月2日
【葉俊沂、劉煥彥╱綜合報導】
全球最大經紀商公司明富環球（MF Global Holdings）聲請破產保護，為全美首家因歐債危機而倒閉的金融機構。國內最大期貨商寶來曼氏期貨（6023）昨表示，明富環球只是持股19%的外資股東，不參與經營，對寶來曼氏期貨的營運及財務均沒有影響。
握63億美元問題歐債
明富環球營運長艾比羅（Bradley Abelow）表示，由於歐債風暴所引發一連串事件，如金融管理單位要求增加資本、信貸公司調降信用評等、保證金要求等，導致明富環球於歐洲遭受大額虧損。
明富環球共握有包含義大利、西班牙、比利時、葡萄牙及愛爾蘭共63億美元（1895億元台幣）問題國家債券。全球交易所和結算公司已紛紛暫停明富環球的交易，該公司聲請破產保護，也促使英國監管部門首次啟動保護機制。
明富環球於2006年投資寶來期貨，持股比率19.5%，僅次於寶來證的44.54%，是第2大股東，之後寶來期貨也更名為寶來曼氏期貨。但隨著明年4月寶來曼氏正式併入元大期貨，屆時明富環球持股比率將降至11%。
寶來曼氏總經理周筱玲昨天表示：「台灣期貨商交易國外盤屬多家上手制度，單一上手有狀況，公司還有其他上手可繼續下單，對交易不會有影響。且客戶保證金均存於受主管機關監管的客戶保證金隔離帳戶，受各國相關法律保障，客戶保證金權益不會受損。」
寶來曼氏也強調，明富環球不可能拋售對寶來曼氏期貨持股，因在進入破產保護程序後，明富環球資產已凍結。
證期局官員則表示，目前仍在觀察明富環球聲請破產保護的後續狀況，包括寶來曼氏期貨是否提出任何需求；此外，證期局表示，已於8、9月調查過業界狀況，目前已知國內期貨業幾乎沒有投資歐債。
目前明富環球急欲出售美國經紀業務子公司MF Global Inc.以尋求公司生存機會，但客戶資金無故消失的消息曝光，使出售計劃宣告破局。目前美國證管會及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續調查資金消失原因。
明富環球小檔案
英文名稱：MF Global Holdings
公司簡史：
◎1793年成立，原為英格蘭糖品經紀商
◎2007年公開上市
主要業務：各項金融商品經紀、諮詢業務
企業總部：美國紐約
員工數：2870人(截至2011年3月止)
執行長：柯辛(Jon Corzine)
市場地位：全球最大期貨經紀商
市值：1.97億美元
今年來股價漲跌幅：-8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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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美國美資近日積極介入俄羅斯杜馬(國會)民主選舉 並操控不服輸的反對派鬧事 惹惱了普京 使得惱怒的普京抖出了美國背後顛覆利比亞（先秘密保護著格達費、後出賣殺害之）的一絲真相】
普京指責美特種部隊涉嫌殺害利前領導人格達費／卡紮菲
2011-12-16 人民網
據法新社12月15日消息，俄羅斯總理普京15日在與民眾直播連線節目期間指出，美國特種部隊涉及殺害利比亞前領導人卡紮菲（格達費）。
“這事是誰做的？”
普京說道，“無人機，包括美國的無人機。它們攻擊了他（卡紮菲／格達費）的車輛。然後，通過（美國的）特種部隊——他們原本不應該在那裏的，它們引來了所謂的反對派和戰士，未經法庭審判或調查就殺害了他（卡紮菲／格達費）。”
法新社說，普京的言論也是俄羅斯首次將美國政府與卡紮菲（格達費）之死牽連在一起。
□ 胡錦濤：敵對勢力長期“重點滲透”中國思想文化領域 □
．．．．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國際敵對勢力正在“加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思想文化領域是他們進行“長期滲透”的重點領域。
我們要深刻認識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嚴重性”和複雜性，
警鐘長鳴、警惕長存，採取有力措施加以防範和應對。
□ 胡總公開斥責西方陰謀顯中國血性
文／青衫老祖
2012-1-3
最近（2012-1-1），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求是》撰文強調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其中講到這樣一段話：
“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國際敵對勢力正在”抓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思想文化領域是他們進行”長期滲透“的重點領域。
我們要深刻認識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嚴重性”和複雜性，警鐘長鳴、警惕長存，採取有力措施加以防範和應對。”
在印象中，這是本世紀以來中國國家元首“第一次”在公開的場合公開談論“西化、分化陰謀”，
“第一次”公開強調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艱巨性和複雜性，
第一次提出“雙警”即“警鐘長鳴、警惕長存”，
第一次公開要求“防範和應對”。
這幾個“第一次”表明中國已經放棄從前所採取的“淡化意識形態鬥爭、突出經濟領域合作”的外交策略，決心在全球大舞臺上高高豎立並保護好中華民族自己的文化大旗！
回顧世界歷史發展進程，我們可以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中國能不能實現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將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大國、以及中國在全球化中居於什麼樣的地位，關鍵並不在於有多少GDP（唯利是圖唯GDP論庸俗發展觀），而在於有沒有為世界所稱道的“文化旗幟”。
文化是“民族之魂”。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其前進的道路上可能會歷經磨難、飽經滄桑，有時還可能遭遇“亡國之痛”，但是，只要民族文化不滅，就可以東山再起、重整河山，再度復興。
中華民族之所以歷經7000年而綿延永續關鍵就在於文化不滅！“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之所以保持持續快速增長的勢頭，累積而成世界上擁有重大全球影響力的大國，同樣與中國始終保持文化的“獨立性”、特色性有絕大關係。
“文化獨立”支撐中國獨立；整垮中國最有效的“方法”自然也是“摧毀”中國的文化。自新中國成立以來，西方“瓦解中國”的“努力”就一直沒有停止過。“新中國”成立62年的實踐令西方得出“教訓”，單純使用硬實力，包括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任何國家都難以戰勝中國。從文化上，也就是從價值觀上“西化”中國，進而令中國成為它們的“附庸”，使它們覺得唯一可試的辦法。
於是，如今的西方，對中國採取的完全是如下策略：經濟上融合、軍事上圍堵、文化上滲透、政治上顛覆。文化上滲透包括培養（崇美媚美）親美分子、支持分裂分子、推銷美國（文化意識型態24-7洗腦）大片、購買一批“（崇美媚美懼美）文化洋奴”。
面對這一“形勢”，如何有效應對西方的“西化”、“分化”圖謀，確保中國文化獨立和文化安全成為中國長期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重大歷史任務。
認真學習胡總的講話，筆者感覺有以下幾點值得關注和把握：
第一，中國對敵對勢力的遏制、圍堵、分化、弱化陰謀有清醒的認識，並始終保持高度警惕；
第二，中國有著高度的自信和自尊，過去、現在和將來都不會屈服於任何外來壓力，不管是軍事上的還是經濟上的，也不管是政治上的還是文化上的；中國都將堅持走自己的道路，一往無前的推進民族復興的偉業；
第三，中國已經做好與敵對勢力鬥爭到底的準備，不管是軍事鬥爭、還是文化鬥爭，都將凝聚中華民族的智慧，制定一套切實有效的應對策略；
第四，中國已經“充分認識到”在“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的世界格局中開展文化鬥爭亦即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重要性、艱巨性和複雜性有了更清晰的認識，確立了 “警鐘長鳴、警惕長存”的鬥爭意識，形成了“防範和應對”兩手抓的文化鬥爭策略。
在大國競爭中，清醒比什麼都重要。西方之所以“不遺餘力”的“宣傳”他們的意識形態，“兜售”它們的價值觀，“目的”決不是想中國強大，而是想中國“弱化”。蘇聯的教訓證明，中國不徹底粉碎它們的“文化入侵”面臨的將是國家分裂、秩序混亂、發展停滯，中國自1840年以來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所做的一切努力將付諸東流。
從這個意義上講，胡總公開斥責西方“陰謀”，具有“標誌性”意義。它“標誌”著中國不會在意識形態領域自動繳械，不會接受它們的價值觀，不會聽任它們西化、“西化”中國。為了維護中華民族的文化、尊嚴和自立自強，中國將不惜一切代價，不管是“新冷戰”。還是“新熱戰”，還是打打談談的消耗戰，中國都將奉陪到底。因為，在關係民族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上，中國惟有與敵人展開堅決的鬥爭，除此而外，沒有任何第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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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A的公開秘密—－兼為《十條誡令》蓋棺定論
一、嘗試為《十條誡令》蓋棺定論
二、（中國國內）親美勢力對《十條誡令》真實性的質疑
三、“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的真面目
四、“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在中國
五、“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 、“共產黨革命章程”及“十條誡令”
六、克格勃（KGB／格別烏）高官什羅寧的話是否可信
七、「中情局」為防止洩密進行的暗殺
A、李志綏之死
B、班尼特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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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雜誌發表胡錦濤總書記重要文章
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
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2012年1月1日出版的新年第1期《求是》雜誌發表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的重要文章：
《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胡錦濤：敵對勢力長期重點滲透中國思想文化領域
胡錦濤《求是》撰文強調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以下為原文：
2011-12-31
文化建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佈局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繁榮發展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全會通過的決定，全面總結黨領導文化建設的成就和經驗，深刻分析文化建設面臨的形勢和任務，在集中全黨智慧的基礎上，闡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確立了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戰略目標，提出了新形勢下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指導思想、重要方針、目標任務、政策舉措，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指導我國文化改革發展的綱領性檔。全黨要認真學習、深刻領會，共同把全會精神落到實處，為實現全會提出的目標任務而奮鬥。
第一，深刻認識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充分發揮先進文化引領前進方向、凝聚奮鬥力量、推動事業發展的作用，是我們黨的一條寶貴經驗和一大政治優勢。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我們黨都結合時代條件、圍繞黨的中心任務提出文化綱領、文化目標、文化政策，堅持不懈推進文化建設，有力推動了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的不懈努力，我們走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顯著提高了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促進了人的全面發展，顯著增強了國家文化軟實力，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強大精神力量，為進一步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奠定了堅實基礎、積累了寶貴經驗。
當今世界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當代中國正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向著新的奮鬥目標邁進，文化的作用更加廣泛而深刻。從國際看，綜合國力競爭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顯，許多國家特別是主要大國都把提高文化軟實力作為增強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重要戰略。在世界範圍內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更加頻繁的背景下，誰佔據了文化發展制高點，誰擁有了強大文化軟實力，誰就能夠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贏得主動。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國際敵對勢力正在加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思想文化領域是他們進行長期滲透的重點領域。我們要深刻認識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嚴重性和複雜性，警鐘長鳴、警惕長存，採取有力措施加以防範和應對。從國內看，經過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發展，我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顯著增強，但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我國已經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和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越來越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撐，豐富精神文化生活越來越成為我國人民的熱切願望。從我國文化建設自身看，文化領域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革，文化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總體而言，文化發展同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還不完全適應，束縛文化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機制問題尚未根本解決，文化在引領風尚、教育人民、服務社會、推動發展等方面的作用還沒有得到充分發揮，我國文化整體實力和國際影響力與我國國際地位還不相稱，“西強我弱”的國際文化和輿論格局尚未根本扭轉。在理想信念教育、思想道德建設、誠信建設、文藝創作、公共文化服務、文化產業發展、農村文化發展、流動人口文化生活、網路建設和管理、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等方面都還存在不少突出矛盾和問題，必須抓緊加以解決。
總之，抓住和用好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關係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鬥目標，關係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關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全會提出了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指導思想，強調要全面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根本任務，以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以改革創新為動力，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培養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質，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弘揚中華文化，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全黨要深刻領會和全面貫徹這一指導思想，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自覺把文化繁榮發展作為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是党執政興國第一要務的重要內容，作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一個基本要求，進一步推動文化建設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以及生態文明建設協調發展，為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提供堅強思想保證、強大精神動力、有力輿論支持、良好文化條件。
第二，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內涵豐富，具體體現在全會決定提出的指導思想、重要方針、目標任務、政策舉措之中，要全面領會、全面貫徹。這裏，我想強調幾個問題。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引領，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最鮮明的特徵，也是事關文化改革發展全局的根本問題。只有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引領，才能打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根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日益發展和對外開放不斷擴大的形勢下，我國社會思想更加多樣、社會價值更加多元、社會思潮更加多變，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引領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更加凸顯。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為文化建設提供有力理論指導，確保文化改革發展始終沿著正確道路前進；必須堅持把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應用于文化改革發展各個領域，不斷豐富和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符合時代發展要求的文化建設理論，使我國文化各方面發展建立在深厚理論基礎之上；必須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正確處理弘揚主旋律和提倡多樣化的關係、教育人民和滿足人民多樣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關係、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和提高經濟效益的關係，有效引領社會思潮，有力抵制各種錯誤和腐朽思想影響，不斷鞏固和壯大社會主義主流思想文化。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必須發揮人民在文化建設中的主體作用，堅持文化發展為了人民、文化發展依靠人民、文化發展成果由人民共用。為了誰、依靠誰是我們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根本問題，決定著社會主義文化的性質和方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是人民共建共用的文化，人民是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最深厚的力量源泉。堅持這一點，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也是我們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理念的重要體現。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堅持以人為本，以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為根本目的，不斷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必須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和首創精神，使全社會文化創造活力競相迸發；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關心人民命運，體察人民願望，反映人民心聲，在人民偉大創造中汲取營養，把最好的精神食糧奉獻給人民；必須堅持面向基層、面向群眾，把滿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作為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基本任務，鼓勵創作生產更多受到群眾歡迎的文化產品，讓文化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必須繼承和發揚中華優秀文化傳統，大力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積澱著中華民族的深厚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團結奮進的不竭動力，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深厚基礎。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大力弘揚中華優秀文化傳統，大力弘揚五四運動以來形成的革命文化傳統，大力弘揚改革開放以來文化領域形成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觀念新風尚，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必須以更加開闊的視野、更加博大的胸懷對待外來文化，積極參與國際文化交流合作，學習借鑒一切有利於我國文化改革發展的有益經驗和優秀成果。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必須堅持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業、一手抓文化產業，推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是社會主義制度下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權益的基本途徑，是實現文化發展成果由人民共建共用的制度保障。發展文化產業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滿足人民多樣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徑，是充分發揮市場在文化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激發全社會文化創造活力的必然要求。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科學界定人民的基本文化權益和多樣化精神文化需求，全面把握政府和市場在文化建設中的職責和功能，推動形成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兩手抓、兩加強的工作格局；必須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以政府為主導，以公共財政為支撐，以公益性文化單位為骨幹，以全體人民為服務物件，以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權益為主要內容，鼓勵全社會積極參與，大力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必須著力培育一批有實力、有競爭力的骨幹文化企業，提高我國文化產業整體實力和競爭力，形成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文化產業格局。無論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還是發展文化產業，都要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正確處理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關係，始終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
第三，以改革創新精神落實好全會提出的各項任務。
全會對新形勢下推進文化改革發展作出全面部署，提出一系列新任務新舉措新要求，各地區各部門要統籌兼顧、立足實際，有計劃分步驟加以落實，既要全面貫徹又要突出重點，最重要的是要緊緊圍繞全會決定關於推進文化改革發展指導思想中的“四個以”來抓好落實。
堅持以科學發展為主題。科學發展是黨和國家工作的鮮明主題，也是文化改革發展的鮮明主題。要自覺把科學發展要求貫穿文化改革發展各個方面，緊密結合文化改革發展實際，著力轉變文化發展方式，提高文化發展品質和效益，不斷提高文化發展科學化水準。要堅持以人為本，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保障人民各項文化權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要堅持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著力解決影響文化科學發展的突出問題，協調好文化改革發展各個領域和各個環節，促進文化持續快速健康發展。要堅持統籌兼顧，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文化改革發展重大關係，統籌文化改革發展各項工作，完善文化佈局、文化結構、文化資源配置，促進城鄉、區域文化一體化發展，推動文化資源向農村、基層傾斜，向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傾斜，不斷增強文化發展後勁，實現文化又好又快發展。堅持以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根本任務。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根源于民族優秀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並吸收人類文明成果發展起來的，是我國社會主義文化的引領和主導。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緊緊抓住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這個根本。要堅持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武裝全黨、教育人民，大力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新的實踐。要堅持以理想信念教育為重點，引導廣大幹部群眾不斷增強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自覺性和堅定性。要廣泛開展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社會主義榮辱觀宣傳教育，深化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活動，加強思想道德建設，建設和諧文化，培育文明風尚。要在全黨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學習教育，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國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設和党的建設全過程，貫穿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各領域，體現到精神文化產品創作生產傳播各方面。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非一日之功，既是當前的緊迫任務，又是長期的戰略任務，必須通過堅持不懈、持之以恆的努力，使之真正成為全黨全社會的普遍共識，轉化為廣大幹部群眾的自覺行動。
堅持以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滿足人民對實現自身文化權益和豐富自身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必須大力繁榮文化創作，豐富群眾文化生活，提高人民文化生活品質。要加大對城鄉基層文化建設投入力度，深入實施重點文化惠民工程，加快公共文化基礎設施建設。要加強文化創作生產引導，引導文化工作者堅持正確文化立場，弘揚真善美，貶斥假惡醜，把學術探索和藝術創作融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之中，創作生產出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相統一、人民喜聞樂見的優秀文藝作品。要發展健康向上的網路文化，使互聯網等新興媒體真正成為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新陣地、公共文化服務新平臺、人民精神文化新空間。要組織開展群眾樂於參與、便於參與的文化活動，引導群眾在文化建設中自我表現、自我教育、自我服務，依靠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推動文化繁榮發展。
堅持以改革創新為動力。只有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創新文化內容和形式，才能不斷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不斷為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提供強大動力。要圍繞構建充滿活力、富有效率、更加開放、有利於文化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努力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新進展，破除制約文化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要深化公益性文化單位改革，深化國有經營性文化單位改革，深化文化管理體制改革，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加強文化法制建設。要加快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創新公共文化服務運行機制，不斷提高公益性文化單位服務群眾能力和水準。要提高文化產業規模化、集約化、專業化水準，優化文化產業結構，促進文化和科技融合發展，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要圍繞提高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積極開拓國際文化市場，創新文化走出去模式，不斷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
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把文化建設擺在全局工作重要位置，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規劃，與經濟社會發展一同研究部署、一同組織實施、一同督促檢查。要認真開展調查研究，總結經驗，發現問題，結合實際制定貫徹落實意見，明確工作責任，提出具體要求，確保全會提出的目標任務和政策舉措落到實處。要把文化改革發展成效納入科學發展考核評價體系，作為衡量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工作業績的重要依據。要把文化人才隊伍建設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著力加大對年輕人才、高層次人才、複合型人才的培養力度，努力造就一批有影響的文化名家、文化大師和各領域領軍人物，建設宏大文化人才隊伍。要深入做好知識份子工作，充分調動廣大知識份子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把廣大知識份子緊緊團結在党的周圍。總之，全黨要貫徹落實好全會精神，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在科學發展道路上奮力開創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局面。
（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講話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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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中央對此始終保持清醒認識。
但當前黨內有兩大問題：
一個是（中央黨校那批掛羊頭賣狗肉）打著紅旗反紅旗；
一個是目前理論無法指導實踐。
這兩個問題不解決，意識形態領域的爭奪就佔據不到有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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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
上面早就知道了吧
現在“公開表態”就意味著要“反擊”了
所以自費五毛們就等著看戲吧
火烤偽精英水煮普世派
咱就跟著添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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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信號啊，期待那些虛偽的普世民主JY（精蠅）們早點下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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哼哼，這回我們找一找被敵對勢力滲透的媒體，不會有人出來出來“裝純情”說——“都是黨國的媒體、哪來的漢奸媒體”——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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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撲屎派”的噩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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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種就把南方蜥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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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口 2012-1-3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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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3 03:05 AM
現在才說？剛睡醒？
喂！！！有人在搞我們啊！喂！大家聽到沒有啊？有人在搞我們！
中國的各個級別領導，包括最高層，只能在別人和自己一樣飯桶的環境下搞搞勾心鬥角。對外不敢鬥爭，不善鬥爭，歸根結底，還是因為不善鬥爭：有人見過善於鬥 爭的人不敢鬥爭麼？回想薩科齊08年騎在中國人頭屙屎長達兩個星期，中央政府十分淡定，一言不發。我想咱們的領導是不是準備好對策了啊，這麼淡定。結果對 策就是沒有對策，等人家屙完就好了嘛…
就這篇文章來說，空洞無物，只不過是提出了一個命題的八股文而已。其實凡是關心中國的人，哪個不知道文化建設出問題了？說人家要西化我們，我們要發揚中華 文化？這話說清楚了麼？說對了麼？說完了麼？
調查了麼，研究了麼？執政兩屆就擠出這麼個玩意？
很明顯，領導們不太像是競爭出來的，倒像是一幫近親繁殖出來的，也就這個水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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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3
覺得東西方文明的衝突和公開競爭就要開始了.木偶有心無力,能做好鋪墊就不錯了,期待下一代（習近平－薄希來）發力吧.
中國要進一步走向世界,進一步發展自己,不可能一直虛心學習西方,“崇洋媚外”,韜光下棋的.這條路讓我們固然大大地發展了實力,但我們經濟上成了“附庸”西方的 資本主義經濟,過度依靠廉價出口,血汗工廠血供西方尤其是美國,價廉物美的東西依賴西方的市場卻無法升級成靠品牌靠科技含量靠文化含量的商品高價高利潤占 領人家的市場,相反現實是別人的商品靠文化宣傳優勢高價佔領我們的市場.
在政治上,明不正言不順,導致官員“失去”自己的信仰,只好去“崇尚”西方的文化信仰,只好想著為自己和家人“謀私利搞腐敗”.
在對外關係上,不展示實力就沒人正確瞭解中國,喜歡上中國,從而和中國友好,合作,一起發展,一起對付歐、美欺壓搞亂.周邊國家被西方文化洗腦,認為西方文明一直正確,比東方文明好,低看中國誤解中國,在西方威恩並施下,配合西方搞亂中國和中國爭鬥.
在人民幣國際化上,更需要宣傳我們的各方面的實力和及其依附的先進文化,讓中小國家有信心使用人民幣,讓它們相信中國能鬥住美國的,你們不用太怕美國.展 示我們的實力和文化,給它們希望,給它們發展模式,給它們保護和依託.未來西方文明衰落了,東方文明才是應該它們學習的,東方文明是有資格有實力取代西方 文明的統治地位的,西方文明不可能永遠這樣強勢的,東方文明歷史上強勢過蓋過西方文明,未來將奪回強勢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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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響的雷，也沒有一滴雨（類似重慶）來的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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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3
希望中央對此始終保持清醒認識。
但當前黨內有兩大問題：
一個是打著紅旗反紅旗；
一個是目前理論無法 …
发表于 2012-1-2 06:54 PM
你總結得很好！
也許是我孤陋寡聞，好久沒聽到對共產主義的宣傳了。但這樣也好！至少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不要拿這塊布遮羞。要老老實實地對老百姓說，我們要做什麼，要怎樣 做。什麼是社會主義？現在已經過了“不爭論”的時期了，必須讓老百姓都知道都認同我們要往哪里去。這樣才能取信於民，避免各種利益團體混僥視聽從中牟利， 最終壞了社會主義的金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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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棄了毛澤東思想，空喊“科學發展觀”這類虛無縹緲的空洞口號，
唉！誰能給個權威定義，什麼是“科學發展觀”？？一直很費解
的確很令人迷惑。
我一開始以為是為了治理環境污染。。
後來才知道是個政治目標。。
但即然是“發展”，就得有個目標。但一直沒有具體的目標。
於是現在認為，“科學發展觀”只是一個手段。
總結出來就是，“沒有具體目標”的發展手段。。
最絕的是，‘有所為、有所不為’，啥‘貓’等模糊論，“思想混亂”根子就出在這裏。
臺上不過是蒼蠅，台後精英們自己都不知怎麼自圓其說，哈哈
注意“時間點”在美帝出臺“收割”資本海外資產後，“被綁架的買辦”受到兩面狙擊。 資本之間撕裂，離撕破臉皮就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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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中國的意識形態價值觀“一片混亂”，最直接的反應就是社會道德底線“一再被突破”，幾乎任何事物都能引發正、反兩方面的尖銳對立和辯論，是與非的界限越發“模糊含混”，各階級、個族群、各利益團體日趨成型、分裂。左、中、右對現實都普遍不滿，人們對於未來愈加迷茫，對未來、對政府喪失信心……
而且，還有一隻“無形的手”，一股“無形的勢力”，潛移默化的鼓動人們的不滿和憤懣，引導人們的思維模式。這些，難道廟堂之上真的一無所知、還是束手無策?
□□ 日帝殖民者把勇敢抗日台灣人基因一一撲殺 培植台奸走狗為士紳地主
百多年來統治著台灣此日美附傭殖民屬地的霸權意識型態：
首先是1895~1945「日帝殖民皇民主義」－全面撲殺六十萬勇敢抗日志士，以“阻截”台灣獨立“回歸”中國祖國；
接著1946~1990文化霸權是「反共右翼法西斯主義」美日台右翼反共圍堵白色恐怖撲殺－全面撲殺心懷紅色祖國的泛統派台灣文化精英；
再來1991~2008文化霸權就是美日舊殖民勢力扶植下的滯台皇民浪人三腳老台奸復辟分離主義假借民主之名推動的偽台灣國族主義；表現在成立於全台實多半為皇民遺族餘孽的所謂本土社團(皇民學社叫獸)
而貫穿這三者的本質就是「反共」與「反中國」的複合意識，這種複合意識存在於日本主子右翼法西斯的思想和歷史脈絡中，也獨霸於戰後冷戰與內戰的時代中。
□□ 美國駐台副領事葛超智特工陰謀策動少數士紳請願託管釀致228悲劇
美國駐台副領事George Kerr葛超智228事件事發前服務於OSS(ＣＩＡ中央情報局前身），他以台灣地位未定為由鼓吹「託管論」，私下在台灣糾集台灣士紳從事台灣獨立活動，丘念台亦指葛超智在台進行情報工作。證據顯示整起台灣人「託管」事件葛超智介入甚深，甚至可說台灣人請願行動係葛氏於幕後指導。葛超智於1965年完成Formosa Betrayed藉此書推諉責任將二二八事件曲解成台灣人尋求託管與獨立運動，將自己塑造成關心台灣人民前途的人道關懷者，日後更搖身一變成為台獨運動「教父」。葛超智私下企圖透過由少數台籍領袖對以美國政府「請願」方式，促成美國「託管」台灣的目的。
□□ 台灣法西斯社會轉型正義暗無天日 白色恐怖左派台灣精英光環遭篡奪
美帝主導全球反共肅清白色恐怖撲殺 “美蔣”反共屠殺近萬左派台灣精英
反抗美帝扶持的美蔣腐敗政權的「白色恐怖五千名勇敢台灣人死刑政治受難者」與長期由美日帝國殖民勢力背後扶持的今日皇民台奸嘴炮台獨運動之間並無絲毫關係（反共肅清白色恐怖撲殺期無一孬種皇民台獨遭判死刑，因為皇民台奸台獨長期受到美日主子的寵愛扶植暨政治庇護）美蔣1950年代展開的白色恐怖撲殺本土精英受害政治犯實則全都是共黨及左派「心向紅色祖國」之泛統派人士。白色恐怖台灣左派精英政治犯受害者之政治光環卻在美蔣法西斯餘孽默許下遭復辟皇民浪人所無恥篡奪。光是以1950年代的前五年，美蔣政權在臺灣至少殺害了近5000名地下黨及左派人士；8000個以上的“匪諜”、知識份子文化人、工農，並將同樣數目的人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到無期徒刑。這就是一般所謂的“臺灣50年代白色恐怖”。
□□ 美帝主導全球反共肅清白色恐怖撲殺1965指揮印尼屠殺百萬左派人士
美帝中情局在澳大利亞和英國當局的緊密配合下主導了蘇哈托執行的印尼1965年軍事政變。近百萬工人農民學生和政治活動分子在政變後慘遭屠殺。用血腥和鐵腕手段統治了印尼32年的“軍事強人”—蘇哈托在美英帝國主義策劃和配合下，聯同另一反共將領納蘇蒂安五星上將發動了一次軍事政變。這場蓄謀已久旨在推翻蘇加諾總統消滅共產黨，以便完全倒向西方世界的政變使印尼共和國頓時陷入血泊當中，數十萬的印共黨員，上百萬的無辜工人農民不管男女老幼被劊子手的屠刀槍炮殺害了
□□ 台政腐霉體軍隊院校社團雖潛伏佈滿美諜特務 但享宗主權從不遭逮捕
美帝中情局黑手在台反華反共鬼島肆無忌憚囂張自由橫行活動七十年秘辛
反華反共鬼島美諜特務鬼影徸徸 極右翼麥卡錫陰魂餘孽地方黑金派系林熔煽自由屎報為Taipei Times台北屎報的母報 寇謐 美諜線民假美洋鬼子製造假消息假新聞投書美霉告密告洋狀與美帝主子一搭一唱唱雙簧亂台灣，一手裝神一手弄鬼恫嚇台灣人製造台灣警察法西斯社會動盪不安 自由屎報林熔煽皇民地方黑金地痞假新聞一搭一唱唱雙簧翻雲覆雨亂台灣樂此不疲、變本加厲！美帝宗主國這次通過民進黨蔡英文皇民勢力再次放出“一邊一國論”，並指令腐敗的台灣金權司法系統放出洗錢扁，既有未來搞局部台獨以威脅中國大陸，又有放縱台獨以拉攏並堅定日本國內“反華抗中”意志的雙重意圖
□□ 台教會、台灣社、北社和南社等滯台三腳其實都是皇民買辦化的外來社團
反抗美蔣獨裁政權的「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勇敢台灣人」與長期由美日帝國殖民勢力背後扶持的今之皇民台奸嘴炮台獨運動之間並無何關係（反共肅清白色恐怖撲殺期無一孬種皇民台獨遭判死刑，因為皇民台奸台獨長期受到美日主子的寵愛扶持暨政治庇護）美蔣1950年代展開的白色恐怖撲殺本土精英受害政治犯全都是共黨及左派「心向紅色祖國」之泛統派人士。白色恐怖台灣左派精英政治犯受害者之政治光環卻在美蔣法西斯餘孽默許下遭復辟皇民浪人所無恥篡奪。光是以1950年代的前五年，美蔣政權在臺灣至少殺害了近5000名地下黨及左派人士；8000個以上的“匪諜”、知識份子文化人、工農，並將同樣數目的人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到無期徒刑。這就是一般所謂的“臺灣50年代白色恐怖”
□□ 面對美日主子江河日下 皇民社團走狗收斂了不敢再鬼叫正名制憲建國
2010年以以龐氏詐騙模式失敗民主債務國家－美帝、歐洲和日本主權債務危機為標誌，由實則上已然全面破產的私有銀行金融體系轉嫁債務予國家政府承擔及虛擬紙貨幣信用危機全面進入國家主權債務危機階段。2011年全球失敗民主國家]政府債務總規模將超過５０兆美元，民主債務國家的政府債務規模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將突破１００%。與新興債權國強勁的財富創造能力相比，民主債務國乏力的經濟增長、脆弱的償付能力將加劇國家債務危機，拖累世界經濟，並導致信用戰爭升級，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破壞力量
□□ 美中情局外圍組織維基解密映照出美諜特務滲透佈滿全台灣 無孔不入
主要由美中情局線民特務所組成的中情局外圍組織維基解密為了瀕臨爆破邊緣的美帝金融泡沫危機解圍、四處潑糞挑撥製造矛盾轉移焦點視線，近一年來突然出現崛起，並心急如焚地頻頻爆料。臺灣島賤骨頭民主政治人物對美帝駐台總督主子情蒐的彙報猶如美諜情報員，和美國主子官員的談話被視為接近和獲得美國寵幸的重要機會。藍綠橘紅各方賤骨頭民主政治人物爲了爭寵接近美國主子絡繹於途，為能夠被美帝駐台總督主子邀約談話為無上光榮，顯見美國操控臺灣黑手。
□□ 爭寵美駐台特首人選依例事先得逐一前往美國匯報接受主子審查旨示
由於呆頑六十餘年來一直是美帝反華的鷹犬附傭屬地，呆頑爭逐美帝駐台特首代理人(兒皇帝)人選事先都得前往黴戾奸宗主國接受主子的審查及旨示。黴戾奸主子比照2007年馬娘(及奸巧謝)在競選前事先前往美國匯報接受黴戾奸副國務卿層級的考核旨示，此次主持審檢考核蔡英文地主候選人選的同樣是副國務卿層級的國務院副國務卿奈茲，還有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坎伯。黴戾奸主子將會在審查匯報中確認空心菜的中國大陸、國防政策是否符合黴戾奸國家戰略利益目標，是否會繼續致力維持兩岸長期敵對及分治之兩國論關係等。
□□ 美重申不承認台灣是主權國家 民進黨(及獨台台灣國民黨)走狗裝聾作啞從不敢對主子嗆聲
美國再度重申：不承認臺灣是啥主權國家！美國官員說台外交官劉姍姍無法享有外交豁免權是因為臺灣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美國和日本主子多年來已多次反覆重申：台灣並非甚麼主權國家！可鄙又可笑的是，在精神病鬼島內最有他媽的呆頑狼尊嚴(逢中必反)、又最會噁心裝腔作勢作秀的綠營民進黨走狗右憤徒孫無賴們卻總是噁心始終如一「顧左右而言它」裝聾作啞裝鴕鳥，從來都不敢對其美、日主子放個響屁，更不用說甚麼敢對主子歇斯底里嗆聲抗議了！負責本案的聯邦檢察官柯德斯告訴NBC電視新聞由於美國不承認臺灣是主權國家，因此劉姍姍無法享有外交豁免權。
□□ 台灣長期來是美帝反華的附傭屬地永遠不敢碰美帝駐台總督一根汗毛
在美台關係中從來就沒有過平等。美帝是主子、皇民化的台灣則是附屬附傭。台灣對美國要有二個絕對服從：一，服膺美帝主子的戰略利益與美國經濟利益。二，服從美帝的政治安排與指導。服從換來的是所謂的主子保護(以華制華棋子)。所謂的美台關係平等只是台灣人的自我唬爛矇騙。其實台灣上下至今仍認為離開美國的保護台灣就完了。美國可以隨意抓捕台駐堪薩斯辦事處處長，但台灣永遠不敢碰美帝駐台總督一根汗毛。
□□ 美帝主導全球白色恐怖近20年輸出顏色革命 難道馬英九／蔡英文不用負責任嗎
冷戰期間拉丁美洲的巴西、阿根庭、烏拉圭、巴拿馬、玻利維亞等國顛覆合法政府的一系列“軍事政變” 、軍事獨裁強人的反共白色恐怖屠殺無一不是“民主美國”所背後策劃支持的。
美國政府一直將民選的社會主義總統查維茲視為“眼中釘”。美國明裡暗裡支持委內瑞拉親美勢力發動未遂政變，“企圖推翻”執政的“民選合法”的查維茲政府。政變前美國主要通過美國政府背景的「美國全國民主基金會」向發動政變的委內瑞拉親美勢力提供資金。「全國民主基金會」是1983年由美國國會建立的，目的是“加強世界上的民主機構”，它接受政府的和私人的資金。該“基金會”的拉美和加勒比主任薩瓦蒂尼是委內瑞拉政變勢力重要的政治顧問，推動和支持整個反對政府的“陰謀網”，此人與委內瑞拉的政變分子保持經常的密切聯系。委內瑞拉駐美洲國家大使瓦萊羅揭露說，除「美國全國民主基金會」之外，美國政府還通過「美國新聞社」提供210萬美元，通過國務院的民主、人權和勞工辦公室提供100萬美元，通過國際開發署提供200萬美元，這些錢都用於“資助”委內瑞拉反政府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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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諜特務四人幫）黎智英黑金操控“抗中亂港” 必須徹查》
(香港)大公報／社評
2011年10月19日
http://www.takungpao.com/opinion/takungpao/2011-10-19/980069.html
本港政黨政治昨日爆出有史以來的最大“醜聞”：
──公民黨、民主黨、社民連、前反對派政黨，過去幾年的主要活動經費原來全部由同一個「金主」、「壹傳媒」老闆黎智英所提供，其中「民」、「公」兩大黨收取的款項都在一千萬元以上，民主黨去年的三百多萬經費更全部由黎智英一人「包辦」。
看來，所謂「四大」反對派政黨原來全部都姓「黎」！
──更有甚者，那個「政治主教」陳日君，自○五年開始，年年收取黎智英三百萬至五百萬不等，迄今總數已逾二千萬；但對這筆巨額「捐獻」，天主教香港教區負責人昨日表示不知情、也從未收過錢。
看來，不僅教區不知道，就是上帝也被他的「牧者」騙了！
──還有，那個「香港良心」陳方安生，2007、2008年分別收取過黎智英的二十萬和一百萬，前者是支持「參選」立法會、後者是支持成立「民間策發會」反對政改方案，看來，不僅「四大」反對派政黨都姓「黎」，連陳太也「改姓」了。
有關消息，先在網上流傳，再經多份報刊及電子媒體廣泛報導，全港市民嘩然！而在有「抬頭人」支票真名實姓的鐵一般證據下，當事人黎智英“裝聾作啞”“不敢回應”，其轄下「蘋果日報」更“閃閃縮縮”的只在「政治八卦」版略為報導，而「受惠」的反對派政黨和個人，既不敢承認也不敢否認，一副「此地無銀」的“窘態”畢露。
當然，本港是自由社會，人人有權選取自己認同的政治團體給予支持；但是，當全港主要的反對派政黨、當全港所有的抗中亂港政治活動，都同時由一個「金主」、一個傳媒老闆所支持，那問題就絕不簡單、十分嚴重的了。事態的嚴重性在於操控二字。黎智英年年拿出以千萬計的金錢資助反對派政黨，動機何在？目的何存？難道他真是那麼的無私和慷慨，只求付出、不問「收成」嗎？
而且，當全港主要的反對派政黨都被「收編」到「黎」字旗之後，本港的民主政治還能有獨立自主生存的空間嗎？
還能推動港人社會的政治生態正常、健康發展嗎？
屆時「黎老闆」或「老闆的老闆」要東要西、要這要那，今日反政改、明日抗遞補，「小的們」敢不言聽計從、「身」照辦嗎？
事實是，不管在任何民主國度或社會，政黨政治都會涉及千絲萬縷的金錢關係，但作為有目的、有企圖、有回報的「政治獻金」，特別是躲在幕後、隻手遮天、操控一切的壟斷式「政治黑金」，絕對是為所有的民主、法治社會所不容。近年日本換首相如「走馬燈」，其中不止一位都是因接受「政治獻金」而要黯然下台的。
九七回歸後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下，香港可以照行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但不能被個別人勾結外國勢力，企圖變特區為反華反共基地。黎智英以巨額金錢收買反對派政黨，“全面操控”本港的“抗中亂港”活動，已經構成性質十分嚴重的政治事實，對此，特區政府有關部門、“廉政公署”必須展開徹查，廣大市民更有權要黎智英公開交代：「政治黑金」與“（反華反中）外國勢力”有何關係？（肥佬黎智英）「蘋果日報」“抗中亂港”還要亂到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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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干預香港實錄》
文／劉乃強 （全國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中國評論》2011年12月號
肥佬黎智英（壹傳媒／《蘋果日報》）在香港政治中扮演什麼角色，令人懷疑
表：黎智英近年政治捐獻
奇怪的政治捐款
10月中，一個以臺灣為基地的資料分享軟體網站FOXY出現了一些有關黎智英（壹傳媒／《蘋果日報》）2005年至今年的政治捐獻紀錄和預算。捐獻的對象包括（香港）反對派的政黨如“公民黨”（1,455萬）、“民主黨”（1,369萬）和社民連（100萬）等，和個人如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130萬），和獲得最多捐款的退休天主教樞機主教陳日君（2,000萬）。
（見表：黎智英近年政治捐獻）
陳方安生只在2008年參加補選，那麼2007年和2009年的款項是用來做什麼的呢？陳日君更離奇，他在2009年4月才退休，在2005年~2009年這五年間，他身為現職樞機主教，而教會每年從信眾和各界收取善款，用於維持教會營運、教育、慈善公益等用途，內部有監控，避免浪費與誤用，
他“為何”不以教會的名義接受捐款？
他這個當時是現職的樞機主教卻以“個人”接受這筆鉅款，香港天主教教會多次重申並不知情，更不知款項的去向。陳日君開始時還想“隱瞞”，到不能再忍時，索性借機來一次遲來的三天禁食去抗議發生多時的教育政策，高調的自稱是“敗家子”，接受捐款與政治無關，全部用於教區事務上，包括坐商務客位出差開會、給神職人員每封高達二千元利是、資助內地神父到海外進修，以及援助國內地下教會等。需要指出的是，他籠統舉出的例子，除了他個人每年數次的商務機票外，其他包括資助地下教會，都是天主教會本身經常性推行的工作，所以這位神職人員是明顯說謊。這一千多萬的鉅款真正的用途是什麼？
政治捐款來自何方
我們不知道，但是我們已經知道的是：
1.黎智英在《蘋果日報》不斷跌紙，新出的免費小報《爽報》惡評如潮，廣告嚴重不足，“壹傳媒集團”要發出盈利警告，預告將出現虧損之際，他今年的捐款預算卻沒有收縮，基本上養起香港兩大反對派政黨。
2.黎智英的捐獻紀錄全部是英文的，交收過程十分詳細而且具體，看來不光是給他自己看，還要向一些“英語人”交代。
3.紀錄中經常出現“壹傳媒動畫有限公司”商務總監Mark Simon這個人，作款項交收仲介。Mark Simon出身“美國情報人員”，與美國政黨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資料顯示黎智英透過Mark Simon於2003~2008年經常以“壹傳媒”及《蘋果日報》的名義，向美國共和黨其他附屬右派團體捐獻，金額最少24,500美元。
4.在這次外泄的捐款名單中，受助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跟他一起編輯《中國“六四”真相》英文版的人，乃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J.Nathan)，而黎安友則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注1] 董事會董事。
從這裏，我們很有理由懷疑黎智英散出去的不是他自己的“辛苦錢”，“來源”更很可能是美國，黎智英只是一個“中轉站”，而陳日君又是另外一個“中轉站”，將由黎智英發下來的錢再“轉發”出去。例如，轉發予更小、更分散的個人及團體。
美國駐港領事館扮演什麼角色
香港從來都有外國力量充斥各個領域。在回歸之後，美國駐港領事館的編制一下子增至300人，美領事館大量收集香港及內地情報，早已是公開的秘密，其中自稱“泛民”的反對派頭面人物更是他們的重要情報來源。9月份“維琪解密”公開的美國駐港總領事館主要是2005~2010年向華盛頓發出的近千份機密電報[注2]，證實了美國對香港事無大小，上至特首人選、民主發展，下至香港廢物處理方向、電力市場是否開放、到我2009年初在《南華早報》提出的香港飲用水供應的安全問題，以及香港金融市場發展、香港專上教育界如何評價內地學術自由等，監察幾達“無微不至”的地步，並及時呈報華盛頓。而香港反對派與美國，則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美領館職員頻密與反對派廣泛接觸，搜集情報和意見；李柱銘、陳方安生等反對派頭目亦曾多次鼓勵和主動要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
美國過去一直不承認干預香港事務，“維琪解密”這次公開大量電文使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很尷尬，不斷施加壓力，要傳媒低調處理，企圖蒙混過關。但是紙已經包不住火，“維琪解密”電報顯示，美國一直在“插手干預”香港事務，香港反對派“活動”“背後”有美駐港總領事館“影子”甚至主導。從這些檔，我們可以隱約的看到一條“線索”，把香港近年的眾多政治現象和事件，包括民主黨的內部矛盾、公民党的興起和跟民主黨的矛盾、陳方安生的複出、“五區公投”的原由、餘若薇和陳方安生對此的態度如何被銀主黎智英等“改變”、“泛民”的分裂、“社民連”被收編、民主黨與公民黨等的選舉策略和部署，以及反對派精神領袖式人物的可能人選等等，把個中脈絡十分清楚地貫穿起來——讓世人清楚看到，自回歸以來，香港政壇長期“動盪不安”，亂局的“源頭”，香港反對派“背後”的“銀主”和靠山就是“美國駐港總領事館”。
2006年3月，陳日君在梵蒂岡接受冊封樞機，他帶同教齡甚淺的黎智英和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同行，並引領兩人向教宗本篤十六世朝聖。
“維琪解密”披露，美領事館於2006年3月的電文中表明，會探討“傳媒、宗教、政客”三種力量結合下的影響力，一方面透過美國線人收集當時三人在梵蒂岡的一言一行，還研究當時傳媒的看法，和諮詢香港天主教界消息人士的意見。
此後，陳日君、李柱銘、陳方安生及黎智英等人即被媒體稱為反對派的“新四人幫”便經常與美國駐港總領事會面吃飯，尋求“資助”及要求對方提出策略性指導，擬聯合“宗教”、“政黨”及“傳媒”三大影響力，在香港政壇上興波作浪。到2007年的立法會補選，“新四人幫”開始試圖發揮“造王者”的力量，美領事館於2007年9月的檔透露，李柱銘、黎智英等遊說陳太參選，並形容她是可以統一反對派對抗有意參選的葉劉淑儀的唯一人選，而陳太亦樂於藉此一試自己的剩餘政治影響力。“新四人幫”由勸退民主黨的甘乃威，到陳太當選上場後，正式成形，近年主導整個反對派的力量和意識形態，並開始插手反對派的選舉部署及政黨合作。眾所周知，2009年反對政改的所謂“五區公投”，是一出由“新四人幫”幕後操盤，出錢出力促成公民黨和社民連台前演出的一場政治鬧劇。
香港反對派的“真正面目”
“維琪解密”電報更揭示了一些在香港政壇十分活躍的重要人物所暴露出來的真面目。這些政客在美國駐港外交官面前獻計出賣戰友和盟友、出賣香港、出賣國家，與他們在市民面前所呈現那種掌握著道德高地，大義凜然地打擊建制派的言行，完全是兩回事、兩種人，讓人們對香港反對派的本質，和原形畢露的真正面目有更正確和深入的瞭解。
當中民主黨的塗謹申，他除了是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之外，還是民主黨前主席李柱銘的“高徒”，經常跟隨李柱銘赴美“告洋狀”，乞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2003年塗謹申與李柱銘赴日內瓦將《23條》立法最新消息彙報給布魯塞爾的歐盟成員時曾恐嚇說，《23條》立法將會破壞香港與歐盟關係。“維琪解密”檔顯示，塗謹申於2007年主動向美領事館警告美國政府，聲言中共已成功滲透入民主黨，民主黨已處於一個很危險的狀況，提出美國政府有需要瞭解有關民主黨的最新情況，相信美國政府是唯一有能力阻止中共對民主黨的滲透工作。在有關事件的發展期間，塗謹申曾多次與美國駐港領事館接觸和交代最新的情況，其後又向駐港領事館遞交有關民主黨滲透事件報告，要求美國政府關注民主黨的情況。美國駐港領事館的分析認為，塗謹申的這些做法是企圖藉此尋求美國政府的影響，阻止所謂的滲透工作。塗謹申向美國出賣黨內戰友，大概還加上其他尚未見光的行動，獲得的回報是美國把他列為美國駐港領事館“嚴格保護”（strict protection）的對象。事件揭露之後，吃裏扒外的塗謹申在民主黨內地位絲毫不受影響，可見他的行為是得到民主黨高層的默許。
另外一個得到美國駐港領事館“嚴格保護”物件特殊待遇的民主黨核心成員竟然是一個學者：民主黨中委，有民主黨“大腦”之稱的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羅致光。回歸前1995~1997年、回歸後1998~2004年羅致光曾是立法會議員，今天在特區政府中仍有大量公職，包括可以大派數十億元的關愛基金執行委員會主席。檔顯示，2009年初，羅致光評估“五區公投”的補選部分，若建制派參加，公、社兩黨恐怕只會獲得3席，梁國雄、陳偉業有危險；如果工聯會陳婉嫻出選，梁家傑都有可能輸掉議席。2010年中，在民主黨決定支持政改“優化”方案前，羅致光亦向美方彙報，預告民主黨準備就政改方案“妥協”。
塗謹申和羅致光兩人都是中國公民，竟然在中國境內，受到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嚴格保護”。首先，他們究竟是什麼身份？為美國做了什麼事情？背了什麼風險？需要受到保護。而美國在中國境內，究竟如何能依法“嚴格保護”一個中國公民？
我們不知道。但有些事情，我們也是知道的：「中情局」遠東地區諜報站就設在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內。長期以來，「中情局」的情報人員以此為平臺，以外交人員身份為“掩護”在香港“大肆”進行“諜報活動”。據美國政治雜誌《地緣指導》披露，美國駐港總領事館人數常年保持在300人以上，更大量的情報人員在文化、商務、外交人員身份的掩護下除搜集香港本地的情報外，還以香港為跳板，開展“針對”中國內地的間諜活動。以前「中情局」在香港的工作主要是針對中國內地，但從去年開始，「中情局」“加大”了針對香港的間諜活動。按照規定，一些重要雇傭特工會被「中情局」指為“嚴格保護”的對象。[注3]
FOXY網站，以往曾多次洩密，但都能繼續運作，但在公開了黎智英的政治捐獻資料之後，便無故突然無聲無息關閉。
“維琪解密”文件揭露陳方安生這位前高官及立法會議員，表面信誓旦旦地效忠《基本法》，擁護“一國兩制”，背地裏將香港政情機密源源不絕向美國“輸送”，並不斷“促使”美國“插手”香港政治。陳安安生除了是美總領事親自會見的主要聯絡對象，經常向她請教，話題無所不包，重點是反對派在政治方面的部署，包括陳太辭去政務司司長的原因、會否參加2007年特首選舉，到退任立法會議員後的動向和行動，以至她對內地和香港，均巨細無遺地一一諮詢之外，這位被西方傳媒稱為“香港良心”的陳方安生，也很積極向美國駐港總領事表態，要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同時她又鼓勵時任駐港總領事唐若文應多就支持香港民主發展發表意見。
在“維琪解密”公開的2006年9月電文中，披露了陳太對美國駐港總領事直言，不參選2007年特首的原因，是她“很珍惜自己與北京的聯繫”，若為了一場必輸的選舉而與北京對著幹，“個人政治代價太高”；美國駐港總領事于2009年1月的電文又透露，陳方安生揚言自己不再參與立法會選舉後，重要工作是走入學校層面，宣揚她的“兩制”理念，以抗衡行政長官曾蔭權和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推動的愛國教育。2009年7月電文中指出，陳方安生在會面中，就“鼓勵”美國政府應不時提醒“北京政府”，美方關注北京政府如何處理與香港相關的事務，“因為北京政府很介意其他國家，特別是美國如何評論他們”。而另外兩份於2009年1月和8月發出的機密電文中亦指出，陳太先後遊說美國駐港總領事唐若文，“她認為中聯辦是中國干預的源泉。香港傳統左派仍是民主發展的障礙”。美國應干涉香港事務，又鼓勵唐若文應多就支持香港民主發展發表意見，特別是美國作為香港的主要貿易夥伴，“在港有著很龐大的利益”。諷刺的是，唐2009年1月的電文題目為《陳方安生——不在其位仍謀其政》，她真正關心的，並非香港和國家，而是個人政治前途和美國的利益。而在“維琪解密”檔公開後，陳方安生一直在回避社會的質詢。
另一位傳奇人物是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自由党主席李鵬飛。“維琪解密”檔案揭露，李鵬飛多次在北京參加人大代表會議之後，向美國報告兩會的情況和北京的動向。他更向美國推薦公民党前黨魁余若薇，接替李柱銘作為領導整個“泛民主派”的共主。李鵬飛一方面是中國法定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大的港區代表，另一張面孔又是美國的線人，和反對派核心人物。檔顯示他有份遊說餘若薇參與反對政改的“五區公投”，于邀功之餘，同時又向美國打小報告，透露陳方安生和餘若薇對“五區公投”的本來保留態度，其三刀兩面的表現，令人側目。只是美國人並不欣賞李鵬飛的政治判斷，於電文中直接質疑餘若薇在反對派中的決定性影響力。
香港內部矛盾的根源與政府作為
“一國兩制”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早在1984年中英協定達成以後就預言，“對於中英聯合聲明應該想到，總會有些人不打算徹底實行。某種動亂的因素，搗亂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總是會有的。老實說，這樣的因素不會來自北京，卻不能排除存在於香港內部，也不能排除來自某種國際力量。”[注4]
“維琪解密”以大量事實證明了鄧公的遠見。香港回歸，中國千方百計保持香港的穩定和繁榮，而美國等西方國家要千方百計無風起浪，破壞香港的穩定和繁榮，企圖證明香港的回歸是錯誤的，“一國兩制”是失敗的，而如陳方安生所言，將來只有“一國一制”，那就是香港資本主義這“一制”。說到底，香港內部的政治和社會的各種矛盾，根源其實就是中國和美國在香港矛盾的反映。
對此，中國當然不可能坐視，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于9月中接受中新社提問，指出維琪解密的電文顯示，美國駐港總領館官員對於香港政制、社會發展問題興趣很大。美方不僅就香港政制發展問題向特區政府提出過帶有干涉性的意見，而且與特定的某些人頻繁見面。如果是這樣，美方的行為就超出了《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等國際法所規定的職能，“我們有理由對此感到關切和不滿，並要求美方停止這種錯誤做法。”外交部駐港公署向美駐港總領館表達了中方的關切，表明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要求美方嚴格遵守有關國際法和公認的行為準則，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發言人指出，當今世界面臨很多重大而緊迫的問題，香港應該是中美進一步開展和加強合作的重要橋樑，“希望美方摒棄冷戰思維，不在香港搞政治上的小動作。”
這非正式的外交抗議，軟弱無力，當然只是聊勝於無，而美國處於完全理虧的狀態，起碼短期之內也會暫時收斂。但是如無具體的措施，相信不久之後將會死灰復燃，甚至欺我軟弱，而變本加厲。
若以美國的有關法例為參考準則的話，黎智英和反對派政黨上述的一系列行為，輕則罰鉅款，重則要坐牢。因此，中央有必要責成特區政府，頂住已證實被美國收買和保護的反對派的阻撓，儘快就《基本法廿三條》國家安全立法，並且在2017年開始全面落實普選之前，訂制《政黨法》和《政治捐獻法》等，使杜絕外國勢力干預香港政治生態有法可依。
[注1]：NED可稱美國上百萬個非政府組織中的龍頭老大，跟美國國務院、國際開發署、中央情報局有密切的聯繫，被認為是中情局(CIA)的“另一塊招牌”。因為NED有非政府組織(NGO)的招牌，不易引起注意，甚至連西方的研究報告都說，“在向非政府組織提供戰略資金方面，美國外交政策精英們認為NED比秘密支持更可靠”。
NED主要資金源自美政府撥款，美政府對NED的撥款主要包括三部分，當中最大來源是國會年度撥款。NED還頻頻資助“民運”、“藏獨”、“東突”等各種反華勢力。NED下屬四大機構，即共和黨的國際共和研究所、民主黨的全國民主研究所、美國商會國際私營企業中心及勞聯－產聯的國際勞工團結美國中心。
[注2]美國的機密分類有三級，分別為confidential,secret及top secret。這回被公開的除了兩份是屬於第二級之外，其他都只是初級機密檔。
[注3] http://paper.wenweipo.com/2011/09/14/PL1109140001.htm
[注4] http://www.news365.com.cn/wxpd/wz/shhm/200903/t20090320_2244535.htm
《中國評論》月刊2011年12月號 總第16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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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諜特務四人幫）《（壹傳媒／《蘋果日報》）黎智英熱衷政治捐獻》
成報 2012-1-24
http://www.singpao.com/NewsArticle.aspx?NewsID=199923&Lang=sc
【本報政治組報導】「壹傳媒」集團老闆黎智英與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原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及民主黨創党主席李柱銘關係密切，從多份透過分享軟體foxy外泄的「肥佬黎數簿」（見圖）可見，黎智英一直熱衷政治捐獻，且是陳方安生、公民黨、民主黨、社民連、前綫「大水喉」，在七年內便捐款逾5,100萬元。
本報昨晚致電「壹傳媒」集團，但接線生指黎智英已離開公司便掛線。據悉，陳方安生亦知有傳媒收到有關文件，但未有進一步回應，目前暫未知檔真偽，但從檔內容及單據所見，相信頗具真實性。綜合來說，各政黨及政治人物收到的捐款總額，陳日君 2,000萬；公民党 1,502萬；民主黨 1,369萬；陳方安生130萬；社民連100萬；前綫40萬。
「維琪解密」早前公開逾千份美國駐港領事館機密電文，揭破「港版四人幫」，即民主黨創党主席李柱銘、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原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和《壹傳媒》集團老闆黎智英，常密晤美國駐港領事尋求資助及要求對方提出策略性指導，擬藉各人手上「宗教」、「政黨」及「傳媒」三大影響力，在香港不單議政論政，還藉此大搞政治運動。
有匿名人士昨向傳媒報料，指透過Foxy分享軟體，輸入「LAI CHEE YING」，搜尋得到最少5份有關疑似黎智英的捐款紀錄及入數單據。最震撼是細看內容，不難發現黎智英是泛民主派的「大水喉」。
7年內捐款逾5,100萬
據該未經證實的檔，獲黎智英捐款的政黨，包括近年屢次煽動平民百姓狀告政府的公民党，公民党核心策劃的爭取外傭居港權及阻港珠澳橋興建的兩宗官司，令其受市民的支持率劇跌。根據黎智英的捐款紀錄顯示，該黨最少有逾1400多萬元捐款(2006-2011年)。
陳方安生則獲捐款130萬，估計其中一筆款項是資助她參加2007年9月的立法會港島選區補選的選舉經費。在2010年公民党與社民連發起「五區公投」的日子內，公民党恰巧有一筆大約400萬的黎智英捐款；而社民連則有一筆100萬的捐款。最離奇是中國會創辦人、富豪「上海灘」鄧永鏗亦有接受黎智英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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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情局間諜黎智英政治獻金操控香港反對派》
──打造港澳臺反華基地
港媒爆：（美諜特務四人幫）黎智英5年捐2.3億政治獻金
香港各大媒體今天均在頭版報導，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是香港泛民主陣營的超級金主，由2005年迄今共捐出港幣6000多萬元 (台幣2.3億)，其中3500萬元直接捐給公民黨、民主黨、社民連在內的反對派政黨。而在曝光捐款名單中，香港前政務司長陳方安生、天主教香港教區前主教陳日君也赫然在列，陳日君接受的捐款總額高達港幣2000萬。
相關捐款資料是由最新一期的「Foxy解密」揭露，網上分享軟體Foxy 近年不時洩露政府或機構的內部機密檔。據香港明報報導，黎智英的捐款佔民主黨非會員捐款的比例極高，2009/10年度高達99.4%，佔公民黨非會員捐款比例則在40%至68%之間，顯示捐款高度集中在一人。
香港媒體評論，媒體大亨對政黨和政治人物的大額捐輸事涉敏感，例如媒體大亨梅鐸去年10月在期中選舉前的兩筆100萬美元政治捐款即引發極大風波。文匯報指智英意圖操控反對派。
香港沒有《政黨法》，政黨無須公開大金額捐款來源，但政黨若以公司名義註冊，須在財務報告中列出所收捐款總額。
Foxy連日公佈的5份黎智英檔案，包括他的現金流量表、 2005年至今的捐款清單、捐款文件、捐款本票等。接受黎智英捐款最多的是民主黨、公民黨，兩黨總額達港幣3300萬，公民黨自2006年起每年收到捐款，金額由200萬增至今年的600萬，顯示黎智英對該黨支持增加。
黎智英對記者的查詢迄無回應，各政黨中也只有社民連承認接受港幣 100萬的「五區公投」經費。
其他政黨多不願證實或評論有關捐款，而以「捐款人資料不公開、任何捐款均沒有附帶條件」來回應。民主黨並表示，捐款人身分保密是為免中國方面「秋後算帳」。
【2011/10/18 聯合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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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巨額捐獻惹爭議 陳日君：無關政治》
香港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向政界及個人的巨額捐獻事件持續發酵，前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證實接受過捐款，但與政治無關。
陳日君今早公開證實，曾收過黎智英的捐款，但強調對方只是捐錢給自己，與教區無關，也與政治無關。
陳日君說，所收捐款用於本地慈善團體、支援中國大陸的修女到羅馬進修，以及捐助海外的天災。
至於民主黨和公民黨，至今仍拒絕公開曾否收過黎智英的捐款，但他們強調不會在任何附帶條件下接受外來捐款。
本地媒體昨天報導，一份疑似是黎智英私人帳簿的Foxy文件昨日曝光，帳簿記錄黎智英於2005年至2011年間，捐款給多個泛民政黨和個別人士。
其中，陳日君獲得最多捐款，過往幾年獲捐款約港幣2000萬元。
在政黨方面，民主黨自2006至 2011年獲黎智英捐款1300餘萬元；公民黨獲捐款約1500萬元。
此外，黎智英也曾向社會民主連線、港府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等小黨及個人捐獻。
香港媒體對此質疑，第1，陳日君出任主教時收取如此龐大捐款，其用途為何？為何個別宗教人士以私人名義收取捐款不受教會管制？第2，黎智英的捐款是否影響到各黨派及個別人士的政治取向和行動。
頭條日報今天發表社論說：「香港是否已出現傳媒與政黨結盟，暗中配合，主宰政局的勢頭，是時候深切關注。」
黎智英的政治態度一向明確，就是支持民主自由，而他與陳日君、前民主黨主席李柱銘、陳方安生向被視為香港民主派4大核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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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日君認個人名義收黎智英捐款》
（香港訊）明報報導，天主教香港教區前主教陳日君樞機承認曾接受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捐款，款項全用在教會事業。
陳日君今日就校本條例終審教區敗訴一事召開記者會，會後主動談到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捐款的問題。
陳日君承認曾接受黎智英的捐款，而百分之百的捐款都是捐給他個人，不是捐給教區；捐款跟任何政治也沒有關係，而黎智英從來沒有過問這筆款項的用途，而他也從沒有向黎智英交代，也沒有說過「多謝」。他承認首次收到300萬元支票捐款時，自己也有點愕然。
對於黎智英及從其他途徑得到的捐款數目，他稱沒有作過很詳細的統計，但用途十分廣泛，包括捐款給不同的慈善機構；每年多次到外國包括羅馬教廷的商務客位機票開支；給予神父修女到負笈羅馬的助學金，包括到當地探望他們時飲宴和利市錢開支；在港舉行主要供小朋友參加的活動，包括旅行和聯歡會；購買月餅送囚犯；送贈聖像予學校；翻譯外文書籍；也捐款予外國，包括受天災橫禍影響地區的主教、外國教區等。
陳日君指，天主教香港教區其實不是很富有，所以他也很少向教區「伸手」。至於收到的捐款，他強調全用在教會事業上，沒有作個人用途。
陳日君在今早的記者會上回應商人黎智英的捐款，他自嘲為敗家精，捐款用剩幾十萬。
陳日君被問到黎智英給他的二千萬捐款是否已花光，陳日君表示，還用剩幾十萬。他多次形容自己是敗家精。
陳日君又強調，黎智英從來沒有問過他如何用這些錢，他亦從來沒有問過黎智英下一次何時再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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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日君避談巨額捐款流向 干政主教幕後屢亂港》
最新“Foxy解密”踢爆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在過去數年內，合共向天主教香港教區前樞機主教陳日君捐鉅款逾2000萬元，但用途不明。天主教香港教區副主教陳志明表示，教區並不知道事件，教會賬目也沒有出現有關捐款，又強調教區規定任何神職人員進行公開籌款活動時，需要先得到教區的同意，至於以私人名義捐助就不會監管；又說不會要求陳日君交代如何運用款項。捲入“捐款門”風波的陳日君18日現身堅道天主教座堂時對事件“三緘其口”，並一度黑面，令鉅款去向及用途更添懸疑。多名學者則認為陳日君有需要向公眾解釋捐款流向及用途，否則公眾難免質疑捐款用途 “見不得光”。
香港《文匯報》報導，細閱經Foxy軟體外泄的黎智英“政治獻金”檔時，已指出當中最吊詭之處是陳日君由2005年至2010年間，獲得“個人捐款”高達逾2000萬元，還超過公民党及民主黨，ue足證陳日君在黎智英心中的地位與他人相比確實不可同日而語。
對巨額捐款去向，天主教香港教區副主教陳志明18日表明，教區從來沒收過來自黎智英的捐款，教區的賬簿內亦沒此紀錄，也不知道陳日君是否個人接受有關捐款：“大額的我們全部都清楚的，（全部賬目也好清楚？）我們有一部門列明的，特別有些人捐款我們也要知來源是哪里，清清楚楚很緊要的。”但他形容陳日君樞機好心，樂意幫助任何人，如果他需要幫助任何人，都需要人幫助他，他接受捐助是可以理解雲。
當天陳日君兩度被記者追問捐款一事，都不肯作出回應。他早上現身堅道天主教座堂時，一聽到問題，一度黑面就走進座堂內，其後再被追問“有沒有這件事” 時，他就掛著勉強笑容，繼續“收口”；下午離開座堂時，更急步“沖進”的士內，並大力關上車門，差點夾中攝影師的手，似乎有點老羞成怒，落荒而逃，希望儘快離場避開記者追訪。
另據報導，被揭過去5年收受壹傳媒老闆黎智英2000萬私人獻金的原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回歸以來一直高調參與本地政治，開始時主要利用其主教身份發表各類有關政治言論，其後更與民主黨創党主席李柱銘、黎智英和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組成“四人幫”，大搞密室政治，在幕後操控反對派，包括公民党成立、勸退甘乃威參加2007年補選，乃至近年策動所謂的“公投”運動。
“四人幫”近年主導整個泛民主派的力量和意識形態，隱身其後的陳日君和黎智英更是合作無間。在2005年政改方案一役中，陳日君高調批評，有關方案 “難以接受”，要求泛民議員反對。時任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更于立法會否決政改方案後，罕有地點名批評陳日君。天主教刊物《公教報》於2006年刊登一名神父的文章，指有教友對陳日君就政改等政治問題的高調取態感到不滿，但陳日君反而變本加厲。
2007年港島區立法會補選時，陳日君被揭發聯同黎智英和李柱銘，透過所謂的“飯聚”干預選舉，包括強推陳方安生參與補選，並勸退準備參與競選的民主黨成員甘乃威等。至2008年，由黎智英牽頭，“四人幫”在黎位於九龍加多利山的豪華大宅內進行了3個小時的“秘密飯局”，遊說陳太再度參選立法會，未能得逞。陳日君亦被外界視為策動所謂“五區公投”的幕後黑手之一，並以神職人員身份，呼籲市民支持所謂“五區公投”運動。
“維琪解密(專題)” 早前公開的近千份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機密電文中，也揭露陳日君與黎智英和李柱銘不時一起與美國駐港總領事會面吃飯，討論的話題非常廣泛，包括香港的政治、政黨及政府官員等方面。電文亦披露，李柱銘、黎智英、陳日君於2006年到梵蒂岡“朝聖”，首次令他們嘗到“傳媒、宗教、政客”組合可發揮的影響力，隨後就和美領館“情投意合”，並“幕後操控”多場政治鬥爭。
經典學習：
《唯心歷史觀的破產》
中國人之所以應當感謝美國資產階級發言人艾奇遜，不但是因為艾奇遜“明確地供認”了【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替美國打仗殺中國人】這樣一種“事實”，使得中國的先進分子“有證據”地去說服落後分子。
不是嗎？你們看，艾奇遜自己“招認”了，最近數年的這一場使得幾百萬中國人喪失生命的大血戰是美國帝國主義“有計劃地組織”成功的。
中國人之所以應當感謝艾奇遜，又不但因為艾奇遜公開地宣稱，他們要招收中國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分子，組織“美國的第五縱隊”，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因此引起了中國人特別是那些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中國人的注意，大家相約不要上美國人的當，到處警戒美帝國主義在暗地裏進行的陰謀活動。
中國人之所以應當感謝艾奇遜，還因為艾奇遜“胡謅”了一大篇中國近代史，而艾奇遜的歷史觀點正是中國知識份子中有一部分人所同具的觀點，就是說資產階級的唯心的歷史觀。
駁斥了艾奇遜，就有可能使得廣大的中國人獲得打開眼界的益處。對於那些抱著和艾奇遜相同或者有某些相同的觀點的人們，則可能是更加有益的。
艾奇遜“胡謅”的中國近代史是什麼呢？
他首先試圖從中國的經濟狀況和思想狀況去說明中國革命的發生。在這裏，他講了很多的“神話”。
艾奇遜說：
“中國人口在十八、十九兩個世紀裏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負擔的壓力。人民的吃飯問題是每個中國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國民黨在法典裏寫上了許多土地改革法令，想這樣來解決這個問題。這些法令有的失敗了，有的被忽視。國民政府之所以有今天的窘況，很大的一個原因是它沒有使中國有足夠的東西吃。中共宣傳的內容，一大部分是他們決心解決土地問題的諾言。”
在不明事理的中國人看來，很有點像。人口太多了，飯少了，發生革命。國民黨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共產黨也不見得能解決這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
革命的“發生”是由於人口太多的緣故嗎？
古今中外有過“很多”的革命，“都是”由於人口太多嗎？
中國幾千年以來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於人口太多嗎？
美國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⑴，“也是”由於人口太多嗎？
艾奇遜的“歷史知識”等於“零”，他連美國獨立宣言也沒有讀過。華盛頓傑弗遜⑵們“之所以”舉行反英革命是因為英國人“壓迫”和“剝削”美國人，“而不是”什麼美國人口過剩。
中國人民歷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為這些封建朝廷“壓迫”和“剝削”人民，而不是什麼人口過剩。
俄國人所以舉行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因為俄皇和俄國資產階級的壓迫和剝削，“而不是”什麼人口過剩，俄國至今還是土地多過人口“很遠”的。
蒙古土地那麼廣大，人口那麼稀少，照艾奇遜的“道理”是不能設想會發生革命的，但是卻早已發生了⑶。
按照艾奇遜的“（神話）說法”，中國是毫無出路的，人口有了四億七千五百萬，是一種“不堪負擔的壓力”，革命也好，不革命也好，總之是不得了。
艾奇遜在這裏“寄予”了很大的“希望”，這個“希望”他沒有說出來，卻被許多美國新聞記者“經常地”透露了出來，這“就是所謂”中國共產黨解決不了自己的經濟問題，中國將永遠是天下大亂，只有靠美國的麵粉，即是說變為“美國的殖民地”才有出路。
辛亥革命⑷“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個清朝政府，“而沒有”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和剝削。
北伐戰爭“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美蔣）蔣介石“背叛”革命，“投降”帝國主義，成了壓迫和“剝削”中國人的“反革命”首領。
辛亥革命⑷“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個清朝政府，“而沒有”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和剝削。
北伐戰爭“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美蔣）蔣介石“背叛”革命，“投降”帝國主義，成了壓迫和“剝削”中國人的“反革命”首領。
辛亥革命⑷“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個清朝政府，“而沒有”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和剝削。
北伐戰爭“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美蔣）蔣介石“背叛”革命，“投降”帝國主義，成了壓迫和“剝削”中國人的“反革命”首領。
“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嗎？
西北、華北、東北、華東各個解決了土地問題的老解放區，難道還有如同艾奇遜所說的那種“吃飯問題”存在嗎？
美國在中國的“（特務）偵探”或所謂“觀察家”是不少的，為什麼連這件事也沒有探出來呢？上海等處的失業問題即吃飯問題，完全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殘酷無情的壓迫和剝削的結果。在人民政府下，只消幾年工夫，就可以和華北、東北等處一樣完全地解決失業即吃飯的問題。
中國人口眾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辦法，這辦法就是生產。
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如像馬爾薩斯⑸者流“所謂”食物增加趕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謬論”，不但被馬克思主義者早已從理論上駁斥得乾乾淨淨，而且已被革命後的蘇聯和中國解放區的“事實”所完全駁倒。
根據革命加生產即能解決吃飯問題的真理，中共中央已命令全國各地的共產黨組織和人民解放軍，對於國民黨的舊工作人員，只要有一技之長而不是反動有據或劣跡昭著的分子，一概予以維持，不要裁減。十分困難時，飯勻著吃，房子擠著住。已被裁減而生活無著者，收回成命，給以飯吃。國民黨軍起義的或被俘的，按此原則，一律收留。凡非首要的反動分子，只要悔罪，亦須給以生活出路。
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
我們是艾奇遜反革命理論的駁斥者，我們相信革命能改變一切，一個人口眾多、物產豐盛、生活優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國，不要很久就可以到來，一切悲觀論調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西方的影響”，這是艾奇遜“解釋”中國革命所以發生的第二個原因。
艾奇遜說：“中國自己的高度文化和文明，有了三千多年的發展，大體上不曾沾染外來的影響。中國人即是被武力征服，最後總是能夠馴服和融化侵入者。他們自然會因此把自己當作世界的中心，把自己看成是文明人類的最高表現。到了十九世紀中葉，西方突破了中國孤立的牆壁，那在以前是不可逾越的。這些外來者帶來了進取性，帶來了發展得蓋世無雙的西方技術，帶來了為以往的侵入者所從來不曾帶入中國的高度文化。一部分由於這些品質，一部分由於清朝統治的衰落，西方人不但沒有被中國融化，而且介紹了許多新思想進來，這些新思想發生了重要作用，激起了騷動和不安。”
在不明事理的中國人看來，艾奇遜說得很有點像。西方的新觀念輸入了中國，引起了革命。
革什麼人的命呢？因為“清朝統治的衰落”，向弱點進攻，是革清朝的命了。
艾奇遜在這裏說得“不恰當”。辛亥革命是“革帝國主義的命”。
中國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為清朝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反對英國鴉片侵略的戰爭⑹，反對英法聯軍侵略的戰爭⑺，反對帝國主義走狗清朝的太平天國戰爭⑻，反對法國侵略的戰爭⑼，反對日本侵略的戰爭⑽，反對八國聯軍侵略的戰爭⑾，都失敗了，於是再有反對帝國主義走狗清朝的辛亥革命，這就是到辛亥為止的近代中國史。
艾奇遜所說的“西方的影響”是什麼呢？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１８４８年）中所說的西方資產階級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⑿。在這個影響或“改造”過程中，西方資產階級需要“買辦”和熟習西方習慣的“奴才”，“不得不”允許中國這一類國家開辦學校和派遣留學生，給中國“介紹了許多新思想進來”。隨著也就“產生”了中國這類國家的民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同時並使農民破產，造成了廣大的半無產階級。這樣，西方資產階級就在東方造成了兩類人，一類是少數人，這就是為帝國主義“服務”的“洋奴”；一類是多數人，這就是反抗帝國主義的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從這些階級出身的知識份子，所有這些，都是帝國主義“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從這些人“發生”的。不是什麼西方思想的輸入引起了“騷動和不安”，“而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引起”了反抗。
在這個反抗運動中，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即從１８４０年的鴉片戰爭到１９１９年的五四運動⒀的前夜，共計七十多年中，中國人沒有什麼思想武器可以抗禦帝國主義。舊的頑固的封建主義的思想武器打了“敗仗”了，抵不住，宣告破產了。不得已，中國人被迫從帝國主義的老家即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武器庫中學來了進化論、天賦人權論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等項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組織過政黨，舉行過革命，“以為”可以外禦列強，內建民國。但是這些東西也和封建主義的思想武器一樣，軟弱得很，又是抵不住，“敗下陣”來，宣告破產了。
１９１７年的俄國革命“喚醒”了中國人，中國人“學得了”一樣新的東西，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
孫中山也“提倡”“以俄為師”，主張“聯俄聯共”。
總之是從此以後，中國改換了方向。
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
孫中山也“提倡”“以俄為師”，主張“聯俄聯共”。
總之是從此以後，中國改換了方向。
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
孫中山也“提倡”“以俄為師”，主張“聯俄聯共”。
總之是從此以後，中國改換了方向。
艾奇遜是“帝國主義政府”的發言人，他當然“一個字也不願意提到”帝國主義。他將帝國主義的侵略，說成“外來者帶來了進取性”。
看啊，多麼美麗的名稱——“進取性”。中國人學了這種“進取性”，不是進取到英國或美國去，只是在中國境內引起了“騷動和不安”，即是革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命。可惜沒有一次成功，都給“進取性”的發明人即帝國主義者打敗了。於是掉轉頭去學別的東西，很奇怪，果然一學就靈。
“中國共產黨是在二十年代初期，在俄羅斯革命的思想推動之下建立起來的”。
艾奇遜說對了。這種思想不是別的，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這種思想，和艾奇遜所說的西方資產階級的“為以往的侵入者所從來不曾帶入中國的高度文化”相比較，不知要高出幾多倍。其明效大驗，就是和中國舊的封建主義文化相比較可以被艾奇遜們傲視為“高度文化”的那種西方資產階級的文化，一遇見中國人民學會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文化，即科學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就要打敗仗。被中國人民學會了的科學的革命的新文化，
第一仗打敗了【帝國主義的走狗】北洋軍閥，
第二仗打敗了【帝國主義的又一名走狗】蔣介石在二萬五千里長征路上對於中國紅軍的攔阻，
第三仗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汪精衛，
第四仗最後地【結束了美國和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及其走狗】（美蔣）蔣介石等一切反動派的統治。
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到中國“之所以”發生這樣大的作用，“是因為”中國的社會條件有了這種“（迫切）需要”，“是因為”同中國人民革命的實踐發生了聯繫，是因為被中國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觀的實際的事物相聯繫，如果沒有客觀存在的需要，如果不為人民群眾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東西，即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不起作用的。
我們是反對歷史唯心論的歷史唯物論者。
非常奇怪，“蘇維埃的學說和實踐，對於孫中山先生的思想和原則，尤其是在經濟方面和黨的組織方面，有相當的影響”。
被艾奇遜們所傲視的西方的“高度文化”，對於孫先生的影響怎麼樣呢？艾奇遜“沒有說”。孫先生以大半輩子的光陰從西方資產階級文化中尋找救國真理，
結果是“失望”，轉而“以俄為師”，這是一個偶然的事件嗎？
結果是“失望”，轉而“以俄為師”，這是一個偶然的事件嗎
結果是“失望”，轉而“以俄為師”，這是一個偶然的事件嗎
顯然不是。
孫先生和他所代表的苦難的中國人民，一齊被“西方的影響”所“激怒”，下決心“聯俄聯共”，和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奮鬥和拚命，當然不是偶然的。
孫先生和他所代表的苦難的中國人民，一齊被“西方的影響”所“激怒”，下決心“聯俄聯共”，和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奮鬥和拚命，當然不是偶然的
孫先生和他所代表的苦難的中國人民，一齊被“西方的影響”所“激怒”，下決心“聯俄聯共”，和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奮鬥和拚命，當然不是偶然的
在這裏，艾奇遜“不敢說”蘇聯人是帝國主義侵略者，孫中山是向侵略者學習。那末，好了，孫中山可以向蘇聯人學習，而蘇聯人並非帝國主義侵略者，為什麼孫中山的繼承者，孫中山死後的中國人，就不可以向蘇聯人學習呢？
“為什麼”孫中山以外的中國人從馬克思列寧主義學了科學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理論，並使之和中國的特點相結合，發動了中國的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創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就叫做“受蘇聯控制”，“共產國際的第五縱隊”，“赤色帝國主義的走狗”呢？
世上有這樣高明的“邏輯”嗎？
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後，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從這時起，近代世界歷史上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偉大的勝利的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已經復興了並正在復興著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文化。
這種中國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來說，已經超過了整個資本主義的世界。比方美國的國務卿艾奇遜之流，他們對於現代中國和現代世界的“認識水準”，就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個普通戰士的水準之下。
至此為止，艾奇遜以一個資產階級大學教授講述無聊課本的姿態，向人們表示他在尋求中國事變的因果關係。中國之所以發生革命，一因人口太多，二因西方思想的刺激。
你們看，他好像是一個因果論者。接下去，他就連這點無聊的“偽造”的因果論也不見了，出現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事變。中國人就是那樣毫無原因地互相爭權奪利和猜疑仇恨。鬥爭中的國民黨和共產黨，雙方的精神力量的對比，發生了莫名其妙的變化，一方極度下降，降到零度以下，另一方極度上升，升到狂熱的程度。
什麼原因呢？誰也不知道——這就是艾奇遜所代表的美國的“高度文化”中所固有的“邏輯”。
文／毛 澤 東
１９４９年９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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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評：
“漢奸（買辦帶路黨）”們“宣揚”的所謂不深入“改革開放，就死路一條”，國人就沒有飯吃，就會餓肚子，就會死，“本質上”想把天朝“變成”對方（美帝）的殖民地，這是多麼荒謬的唯心論！
【普世接軌派大影帝溫家寶的火何以延燒到(唱紅打黑)薄熙來身上？】
提高警惕，不要毀在國內【主流精英們（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自由化普世價值派）】的手中，那是一幫【個人私慾熏心、假公濟私、吃裏扒外】的【普世豺狼買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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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影帝瘟政改）溫家寶：中央已統一思想要（私有化）打破銀行壟斷】
2012-4-3 鳳凰網
【國難當頭的日子，（普世影帝瘟政改）總理又開始說文革了】
2012-9-18
很多人一直不明白漢民族精英統治階級的“韜光養晦”思維方式。其實很簡單，中國人是世界最勤勞而且能夠能忍耐的，中國人口一直是世界之最，在每個王朝的初期只要稍微給人民一點活路，只要剝削廣大中國人民就足夠讓統治階級過上幸福生活了。所以他們“韜光養晦”。
可問題是到了最後，（個人主義）人性的貪得無厭他們就變成了只知道無限制壓榨本國人民還振振有詞！？！動咎拿文革“說事（藉以護身）”，真正對民族國家強盛不衰有幫助嗎？能夠解決我們面臨的問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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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家寶兒子溫雲松改名易姓（係人頭、非改名易姓），接受『平安保險』董事長馬明哲７３億元（人民幣）的“平安保險”股票，於是廣東《新財富 》雜誌２００３年中國富豪排行榜上前十名出現了一位身世不明、相片不見的「鄭建源」
【溫家寶、薄熙來恩怨內幕：一個親歷者的回憶】
2012年5月9日
文／弼馬溫 （美國）
提示：
本人曾在90年代初的大連與薄熙來有一面之緣。90年代末期，在北京、上海、廣東等地經商，與溫家寶夫人張工有過數面之緣。與徐明有過餐敘，與鄭建源溫公子雲松也有過數次會面。都是正常的工作往來。
本人現在已經旅居海外。看到最近薄熙來同志“被整肅”，海內外輿論“一邊倒地”大批判，本不想參與其中。但今天看到北京高校女教師王錚的公開信，感覺自己應該有點勇氣把“事實”披露一些。
一、第一個關鍵人物徐明
徐明是聯繫（影帝）溫家寶和薄熙來的一個關鍵人物。90年代末期，（影帝）溫家寶還是副總理，薄熙來在遼寧，徐明生意主要在東北，但要把生意做大，疏通中央的關係是必不可少的。
徐明參與在上海成立一家保險公司，『生命人壽保險公司』。當時成立保險公司需要中央批准的牌照，屬於稀缺資源，不是一般人可以拿到的。但徐明拿到了。在拿這個牌照的過程中，徐明曾遇到一些挫折。其中，需要上海金融工委的批准。徐明直接打了個電話給當時上海的市委書記陳良宇，不久這個事情就搞定了。中央那邊，只有“國務院”能夠批，讀者自然可以想像徐明通過了誰的關係。
這個事情，徐明欠了陳良宇一個人情。也使得當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影帝）溫家寶知道徐明和陳良宇“有關係”。當時，（影帝）溫家寶和陳良宇還沒有鬧翻。
「生命人壽」的股東有徐明，還有一個人，就是鄭建源。此人也是『平安保險』的股東。有人猜測此人是溫雲松。本文作者和“鄭建源”有過餐敘，其人廣東口音，說話靦腆，中等身材，戴眼睛。據作者回憶，不應該是北京長大的溫公子。這個鄭建源確實是鄭裕彤的代理，但鄭裕彤和溫家的關係，尤其是和溫太張工的關係，就不能不讓人懷疑其中的淵源。
二、第二個關鍵人物馬明哲
「平安保險」馬明哲在90年末期，曾經花大筆資金聘請「麥肯錫公司」為其做事。溫家寶的女兒溫小萌也在「（美商）麥肯錫公司」做事。據作者瞭解到的事實是，馬明哲手下一個經理，離婚後娶了個新老婆。這個新老婆據稱是溫小萌的同學。通過這層關係，馬明哲搭上了溫小萌。馬明哲將這個經理調到北京分公司工作。也就是2000年左右，馬明哲在北京的平安大廈竣工，於是就有了溫太的“戴夢得公司”獲得北京平安大廈一層樓的事情。
筆者的一個老友親眼看見，張工（溫太）帶領著香港富豪鄭裕彤，親自參觀了馬明哲的“平安公司”。後來就有了鄭裕彤和英國“滙豐銀行”入股『平安保險』。也就有了國務院特批平安公司成為集保險、銀行、證券、信託等為一體的金融集團，並得到國務院特批在香港和上海上市，並能夠作為一家外資公司享受內資公司的待遇，等等。
至於裏面具體有什麼內幕交易，《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邱偉的那篇文章，基本都點到了。
三、第三個關鍵人物邱偉
《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邱偉的報導，把『平安保險』股權的騰挪轉換寫的比較清楚。文章最後不點名的暗示溫家寶公子溫雲松化名鄭建源持有平安保險70多億的股份。這裏有必要讓大家瞭解下邱偉這篇報導出籠的內幕。
作為一個出道不久的記者，邱偉無從瞭解平安公司內部股權的內幕。而能夠告訴邱偉內幕的，必然是來自平安公司高層。
這裏又要回到徐明那裏。徐明參股成立的「上海生命人壽」請了一個原『平安保險』的經理來任董事長。這個人是和馬明哲一起創立『平安保險』的元老之一。而此人離開馬明哲後，就把『平安（保險）公司』的一些內幕捅給了“南方報業”集團下面的《21世紀經濟報導》。當時是一個副總編帶著一個記者和此人會面的。稿子出來後，本來是壓著的。報社只是希望能夠從『平安公司』多爭取點廣告費。（這點可以google原“南方報業”的金牌記者楊海鵬。“南方報業”通過負面報導“換取”『平安公司』廣告費的“黑幕”，就是楊海鵬最先捅到網上的。）
但（普世影帝瘟政改）溫家寶當“總理”後，先搞了段宏觀調控。上海的本地富豪感覺壓力很大，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也對溫家寶的政策有不同意見。而“南方報業”的股權裏面有上海富豪郭廣昌的投資。於是，《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邱偉的文章就出版了。當時引起轟動。
邱偉的文章給了（普世影帝瘟政改）溫家寶很大、很大、很大的壓力。這也就“埋下”了日後陳良宇（被整肅）下臺的禍根。
四、剪不斷、理還亂
06年左右，陳良宇在政治局會議上公開提出和（普世影帝瘟政改）溫家寶不同的意見。再加上（普世影帝瘟政改）溫家寶已經基本摸清了《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邱偉報導的出臺內幕。（普世影帝瘟政改）溫家寶對陳良宇是“非常痛恨”。不久，陳良宇就下臺了。
由於（普世影帝瘟政改）溫家寶掌握了《21世紀經濟報導》那篇致命文章的出臺內幕，也知道是誰捅出了（影帝）溫家參與『平安（保險）公司』的事情，而徐明偏偏又把那個捅內幕的原「平安（保險）」經理聘為自己參股的上海『生命人壽公司』的董事長。於是，本來還有傳言要把女兒嫁給徐明，現在徐明已經靠邊站了。徐明自己也知道捅了簍子，趕緊彌補。一是自己逐漸遠離公眾視線，選擇低調；二是，炒了那個原「平安（保險）」經理的魷魚。希望可以挽回。
但都為時已晚。徐明參股的大連商業銀行，上海保險公司等等多個專案，本來早可以上市，但“國務院”和證監會就是不批。徐明自己也很窩火。
大家都知道徐明是誰的人。（普世影帝瘟政改）溫家寶對徐明的火，也就逐漸延燒到了薄熙來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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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家寶大公子溫雲松獲得馬明哲股份】
萬維
2004-6-30
繼內地《經濟觀察報》踢爆中國首富馬明哲“贈送”前“中國證監會”主席劉鴻儒長子劉方30億“平安”股份後，最新一期的《21世紀經濟報道》披露記者的調查顯示，中國國務院總理（普世影帝瘟政改）溫家寶長子溫雲松更獲得首富馬明哲公司價值73.6億港幣的股份。而僅僅在一年前，從國有股東處獲得這些股份的價格只有4600萬。
在題為“平安保險間接大股東“傀儡富豪”鄭建源調查”的報道中，《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邱偉親赴北京、浙江、廣東等地進行調查，發現持有「平安保險」價值７３.6億股份的富豪鄭建源居然是一個持有“廣東汕尾陸河縣”假身份證的神秘人物。（廣東汕尾並無陸河縣）
據《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來自多方渠道的消息，對該神秘富豪的描述是︰30來歲，常住北京，在美國留學歸來後在北京創立了一家公司，一直從事ＩＴ方面的工作，曾經幫助平安保險以及一些全國性的商業銀行、證券公司從事ＩＴ項目的建設與咨詢。
而據數月前首富馬明哲披露其與溫家寶家族的交易內容來看，此神秘富豪正是溫家寶長子溫雲松。
據博訊新聞的早前報道，溫雲松曾留學美國，歸國後曾欲求職于一知名外商公司但被拒。溫雲松後自行在北京創業，設立網絡公司Unihub，自任總裁。而在Unihubg公司網站上，平安保險、招商銀行等國內金融機構，正是Unihub的主要客戶。
至此，中國首富馬明哲腐敗兵團的幕後主使再次被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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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影帝瘟政改）溫家寶大公子溫雲松獲得中國首富馬明哲73.6億港幣股份】
博訊
2004年7月1日
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04/07/200407010705.shtml
編者按：
繼內地《經濟觀察報》踢爆中國首富馬明哲贈送前中國證監會主席劉鴻儒長子劉方30億平安股份後，最新一期的《21世紀經濟報導》披露記者的調查顯示，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長子溫雲松更獲得首富馬明哲公司價值７３.6億港幣的股份。而僅僅在一年前，從國有股東處獲得這些股份的價格只有4600萬。
在題為“平安保險間接大股東“傀儡富豪”鄭建源調查”的報導中，《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邱偉親赴北京、浙江、廣東等地進行調查，發現持有平安保險價值73.6億股份的富豪鄭建源居然是一個持有“廣東汕尾陸河縣”假身份證的神秘人物
據《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來自多方管道的消息，對該神秘富豪的描述是：30來歲，常住北京，在美國留學歸來後在北京創立了一家公司，一直從事IT方面的工作，曾經幫助平安保險以及一些全國性的商業銀行、證券公司從事IT專案的建設與諮詢。
而據數月前首富馬明哲披露其與溫家寶家族的交易內容來看，此神秘富豪正是溫家寶長子溫雲松。
據博訊新聞的早前報導，溫雲松曾留學美國，歸國後曾欲求職于一知名外商公司但被拒。溫雲松後自行在北京創業，設立網路公司Unihub，自任總裁。而在Unihubg公司網站上，平安保險、招商銀行等國內金融機構，正是Unihub的主要客戶。
至此，中國首富馬明哲腐敗兵團的幕後主使再次被曝光。
以下轉載《21世紀經濟報導》最新報導。
鄭建源很可能是被人推到前臺的一個“符號”，幕後操縱者另有其人
【“平安保險”間接大股東“傀儡富豪”鄭建源調查”】
記者／邱 偉 北京、杭州報導
2004年6月30日 21世紀經濟報導
鄭氏本無名，卻因身為『平安保險』的間接股東而登上了富豪榜。
在《新財富》雜誌“2003內地富豪排行榜”中，鄭建源因為控制著源信行投資有限公司和寶華集團(這兩公司分列平安保險第5和第7大股東)，鄭的身價被估為33億人民幣，排在第三位。
如今，『平安保險』上市當讓鄭建源身價倍增。上市後，源信行和寶華集團控制『平安保險』的股份為7.13億股，約占總股本的11％。如果這兩公司還是為鄭建源所控制的話，那麼按照每股10.33港元的發行價計算，鄭建源的財富僅因平安保險就應達73.6億港幣。
然而，本報記者調查發現，鄭建源只不過是一個“傀儡（人頭）”，徒有富豪之名，並無富豪之實。
“幕後操縱者”另有其人。
掩飾什麼？
為了追蹤到鄭建源的真面目，記者首先在北京市工商局查閱了源信行和寶華集團的登記資料，發現這兩家公司變動頻繁。
源信行有兩家，之前，一直持有『平安保險』股權的是源信行投資諮詢有限責任公司，現由王丹和汪春平兩人各持有50％股權；而現在『平安保險』上市，持有『平安保險』股權的則變成了“源信行投資有限公司”，其股東又是兩家法人，即北京裕昌隆工貿有限公司和北京恒豐永業經貿有限公司，追到最後，一名為劉方的自然人持股最多，分別持有裕昌隆的75％股權和恒豐永業的80％股權，源信行投資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亦為劉方。
寶華集團在2002年12月變更為由5家法人近乎平均持股，這5家法人分別是上海興德創業投資有限公司、上海宏華創業投資有限公司、北京匯寶華創業投資有限公司、上海豐盛投資有限公司、北京寶源投資有限公司。對5家法人進一步追蹤發現，最終持股的是蔡曉紅、張怡垣等一些陌生的自然人，鄭建源的名字不再出 現，法定代表人也從鄭建源變成了鄭平忠。
如此地隱居幕後，鄭建源想掩飾什麼？
根據工商登記資料，源信行和寶華集團的辦公地點均在北京新世界中心北辦公樓15樓。記者趕往新世界中心，發現15樓已經成為一家體育用品公司。新世界的辦公人員告訴記者，寶華集團早在一年多前就搬離了新世界，遷往地址不詳。
記者撥打114查詢兩公司的電話，均沒有登記。然而，在記者翻看《北京黃頁》時，卻意外發現了北京寶源投資的電話和位址，寶源投資是寶華集團的股東之一，持有20.5％寶華集團的股權。
記者致電寶源投資，一女士接電話。記者上來就問“這裡是寶華集團嗎？”，對方給予了肯定的答覆。記者提出想找劉方，對方告知劉方不在辦公室，辦公室暫時只有她一人留守。記者再次提出，想聯繫到她的老闆鄭建源，對方回答是“鄭老闆在香港工作”。
記者提出想瞭解有關寶華集團的進一步資訊，對方卻奉勸記者不要這麼做，並說他們“有嚴格的保密規定”，就什麼都不說了。
記者隨即趕往寶源投資的所在地德惠寫字樓B座(也即寶華集團和源信行的所在地)，發現德惠寫字樓坐落在北京崇文區一個小街道上，而B座更是由破落的小 旅館改造而成，像賓館房間一樣的房子內塞滿了各種小公司，而寶華集團即位于2樓的一個小房間內，空間不足20平方米。該寫字樓絕對是一家低檔寫字樓。
如此有錢的公司卻租用如此廉價的寫字樓，讓人不免疑惑。
更多的疑惑則接踵而至。
記者接著在上海114台查詢所有和寶華集團相關聯公司的電話，最終只發現一家上海銀峰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的電話登記在冊。上海銀峰曾經的法定代表人亦為鄭建源。
記者致電上海銀峰，從聲音辨別是一女孩接的電話。和北京一樣，上海這家位於金茂大廈的辦公室同樣只有一人留守，而且，這位女孩剛來工作一個月，她不知道老闆的名字、不知道公司的業務，甚至連招聘她進來的人是誰都不知道。
記者關注到另外一家寶華集團的關聯公司上海宏華創業投資有限公司，該公司持有寶華集團19.85％的股份。在上海巨集華的工商登記資料中，曾留有該公司大股東兼法定代表人俞建偉的手機號碼。
記者撥通俞建偉的手機，剛說出鄭建源的名號，俞便忙稱“我不知道”，便隨即掛了電話。
一切都太奇怪了。
身份懸疑
關於鄭建源，似乎一切都是謎團。
到目前為止，媒體沒有見過鄭的任何一張照片，更從未見過鄭本人，甚至連他的基本履歷都沒有。鄭建源更像是憑空冒出來，一夜之間成為巨富。
《新財富》在資料介紹中，稱其“早年在北京從事輕工業產品的國際貿易”。記者致電《新財富》，其工作人員稱，這句話也是從媒體上看來的，並不具有嚴格的真實性。
也許，最真實的線索只有在他擔任寶華集團法定代表人期間，在資料登記資料中留下的大陸身份證號碼。根據身份證號碼顯示，鄭建源今年33歲，廣東汕尾陸河縣人。
然而，既然鄭建源常年在香港工作，那麼香港的工商登記應留有蛛絲馬跡。
通過對香港工商登記資料的查詢發現，香港有一家公司，名曰“寶華控股”。資料顯示，寶華控股有兩位股東，其中Global Access Network Tech Ltd.公司持有99％股權，China Growth Investments公司持有1％的股權。而Global Access Network Tech Ltd.由鄭建源持有999，999股，由tsoi tsui kuk女士持有1股。
資料顯示，寶華控股原先在香港新世界中心辦公，1年多前，幾乎是和北京寶華集團搬家的同時，寶華控股搬往香港國際金融中心1期辦公，然而，記者致電國際金融中心1期的物業管理處，卻被告知沒有這家公司。
資料還顯示，鄭建源持有香港居民身份證，為香港常住居民。目前，鄭建源登記居住地為東湧。東湧靠近香港新機場，此住宅區在香港沒有什麼名氣，價位也是中低檔。而在此之前，鄭建源的登記住處一直是太古城，而太古城亦為香港的平民住宅。
一切的指向都令人生疑：鄭建源是一個真正的富豪？
鄭裕彤煙幕
那麼，真正的幕後老闆是誰呢？
第一個引人注目的聯想人物是新世界集團的掌門人、香港知名富豪鄭裕彤。新世界集團在香港擁有三家上市公司，資產逾千億港元，包括新世界發展、新世界基建、新世界中國地產等。
聯想基於以下幾點：一是鄭建源和鄭裕彤兩人都姓鄭，頗值得猜想；二是鄭建源為世界眼科組織董事，而鄭裕彤曾經資助過世界眼科組織的創立；三是寶華集團和源信行原來都在北京新世界中心辦公，而寶華控股原來也在香港新世界中心辦公。
另外，重要的一點是，目前源信行投資有限公司持有的平安保險的股權，除了從招商局直接購買的外，還有一部分來自於新世界集團。
資料顯示，香港新世界曾與武漢建設投資公司各出資50％成立武漢武新實業發展有限公司。1999年，武漢武新花費15037萬元獲得了中國平安保險 4.4％股權。然而，就在1999年底，新世界方面把持有的50％武漢武新股權轉讓給了武漢宏基經濟發展有限公司，後幾經輾轉，這部分股權被鄭玉鶯、鄭澤 良和湯巧蓮三位自然人完全掌控，而這3位自然人曾是鄭裕彤控制的位於廣州順德的周大福珠寶加工廠的工人。
2001年8月22日，鄭玉鶯等三位自然人轉讓其所持有的武漢宏基股權，同時武漢宏基更名為武漢益利科技發展有限公司。股權變更後，北京新源聯動投資 管理有限公司占52.94％，上海銀峰占47.06％。北京新源聯動後即更名為寶華投資，在2002年12月，再次更名成為今天的寶華集團。
2002年5月27日，武漢益利再次發生股權變更，上海銀峰持有的13280.4萬股全部轉讓給源信行投資有限公司，北京新源聯動持有的2720萬股 轉讓給北京旭業升科技發展有限公司，17999.6萬股轉讓給源信行。變更後，源信行投資有限公司持有武漢益利92％股權，北京旭業升科技發展有限公司持 有其餘8％。
另有其人
為了證實鄭裕彤實際控制鄭建源的猜測，記者趕赴杭州。
在2003年中期，寶華集團收購了浙江省信託投資有限公司。目前的浙江信託，已經被鄭建源的代表人實際控制，並有計劃遷址北京。
而且，據其內部人士透露，浙江信託在這次整體轉讓過程中，轉讓價格比照實際淨資產出現了大幅度縮水，縮水比例達到了50％以上，寶華集團以非常便宜的代價獲得了浙江信託。
如此大的事件，同在杭州的其他幾家信託公司應該對寶華集團的背景有所瞭解。
記者找到了其中一家信託公司的總經理，當記者提出鄭建源並不是最終的老闆，而是一個“傀儡人”時，他用笑意表示了肯定；當記者提出和鄭裕彤有關的說法時，他表示“聽說過這種傳言”，但隨即他表示“這種說法的可能性並不大，實際控制者可能另有其人”。同時，他勸記者“不要關注這件事情了，因為很敏感”。
另外一些信託公司的員工告訴記者，“鄭裕彤根本不是鄭建源的最終控制人，鄭裕彤頂多是個‘抬轎者’”。
那麼，最終控制人到底是誰呢？
根據來自多方管道的消息，對最終掌控者的描述是：30來歲，常住北京，在美國留學歸來後在北京創立了一家公司，一直從事IT方面的工作，曾經幫助平安保險以及一些全國性的商業銀行、證券公司從事IT專案的建設與諮詢。
關於「平安」，到底還有多少故事？
(特約記者區嘉儀、本報實習記者劉巍對本文亦有重要貢獻)
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04/07/20040701070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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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保險”員工幹部代表的公開信：
給溫家寶總理，你為什麼要為馬明哲這個腐敗分子撐腰？
博訊 2003年11月19日
尊敬的溫家寶總理：
我們給您寫信，反映『平安保險公司』董事長馬明哲的腐敗問題。馬明哲經常在公司內部和社會上講，說他是您的人，有什麼事情您都會保護他，因為他給您的家人和部下給了很多好處。我們都相信，馬明哲是在利用您，來保護他自己的腐敗行為。在此，我們向您和中央如實反映馬明哲的腐敗問題，請您和中央能夠嚴肅處理。
1、馬明哲說曾給溫總理兒子溫雲松巨大的商業利益
馬明哲在公司內部會議上講。溫總理的兒子溫雲松，當年從美國讀書畢業後，到香港的“摩根”（Morgan Stanley）公司找工作。“摩根公司”在“平安”有股份，『摩根』派的董事和他是好朋友。但當時，『摩根』沒有錄取溫總理的兒子。後來，他知道這個消息後，說，他給「摩根」打個招呼就好了。可惜知道的太晚，於是，他就個人借錢，並安排溫雲松去開公司。成立了一家公司叫“優創（Unihub）”的公司。
馬明哲在公司內部會議上說，要不是他幫忙，溫雲松還不知道會流浪到哪里。沒有他，哪里有溫雲松的今天。現在，他給溫雲松的公司一年1個多億的諮詢業務。諮詢業務又不要什麼本錢，等於是給他送錢。馬明哲還吹噓，他現在讓溫雲松給他幹什麼，溫雲松跑得比誰都快。
馬明哲還將與溫雲松公司合作的事情，專門放在公司網站上。到處宣揚自己對溫雲松的恩惠。您可以到www.pa18.com上看到。
2、馬明哲說給曾給溫總理女兒溫小萌在上海買了棟別墅
馬明哲在公司會議上吹噓，說自己在上海湯臣別墅區有一棟別墅。別人都以為那是他的，其實，那是他用公司的錢買下來，送給了溫總理的女兒溫小萌的。馬明哲說，溫小萌以前在美國一家保險經紀公司Aeon工作，多虧他的照顧，把平安公司的業務給了這家公司，才讓溫小萌保住了飯碗。
馬明哲還說，看到溫小萌經常到上海，沒有地方住，只能住在酒店裏。就索性在上海湯臣買了棟別墅送給溫小萌住。他還吹噓，說溫小萌高興壞了。現在，他有什麼事情，溫小萌可以幫他直接送到中央。
中央開會，有什麼重大新聞，馬明哲說他都可以提前知道。說是溫雲松和溫小萌每天都要給他打電話來，把中央什麼重要的事情告訴他。十六大之前，党的常委班子人選，馬明哲在公司內部會議上都給我們說了。我們開始還不信，以為他在吹牛。最後大會開完後，馬明哲說的名單赫然和《人民日報》公佈的一樣。
3、馬明哲還說，溫總理的太太張工（馬明哲這麼叫，具體叫什麼名字我們也不知道），和他關係最好。
馬明哲在公司內外都吹噓，說自己去總理家串門，比溫總理的親戚還方便。門衛的武警都認識他的賓士車了。就是因為，他和溫總理的太太關係最好。
馬明哲經常給一些高層送一些珠寶鑽石，他吹噓說是溫總理的太太張工給他的。他說，溫太“壟斷”中國的珠寶鑽石行業，還多虧了他幫忙。溫太的公司，叫“戴夢得”。成立的時候，在北京沒有辦公室。馬明哲說，他把北京平安大廈的一層樓免費送給溫太的公司用。還送了一輛紅色的寶馬跑車給溫太當坐駕。溫太對他感激不盡。
馬明哲還吹噓，溫太只要到深圳，肯定會到他家裏做客。馬明哲吹噓說，溫太很喜歡他在深圳銀湖金碧苑的房子。馬明哲自己住17號別墅，就又在旁邊買了一棟。說是，溫太每次到深圳，都住在那裏。根本不去深圳市政府的招待所麒麟山莊，也不去五洲大酒店。
4、馬明哲還吹噓自己和馬凱的關係好，在深圳送了塊地給馬凱。
馬明哲在公司內部會議上吹噓說，溫太對自己很好，專門還把原來溫總理的大秘書馬凱介紹給了他。說有些事情，溫總理不好出面的，就讓馬凱來幫他打招呼。馬明哲還吹噓，說自己和馬凱都姓馬，最後一查家譜，大家原來真的是一家人。老家都在吉林。他說，家譜上還有他們兩口子的名字。我們也不知道馬明哲是不是自己在吹牛。
馬明哲說，在深圳帝王大廈對面有一塊地，是「平安公司」的。價值1個多億。後來，馬凱的一個朋友找到他，說想要這塊地來開發房地產。於是，他就一方面讓「平安信託公司」給他們擔保，並讓自己老婆給他們提供了1個多億的貸款。馬明哲的老婆陳元是“廣東發展銀行”深圳分行的行長。那塊地，就以1000萬的價格，給了馬凱的朋友。
馬明哲在公司內部經常說，大家好好幹，不要怕。出了什麼事情都由溫總理頂著。去年，中紀委不是來查了嗎，最後不是也不了了之了嗎。怕什麼。現在的中國，不是你貪污多少，而是你有沒有後臺，後臺硬不硬。
5、馬明哲的後臺到底是誰？
熟悉馬明哲的人都知道，馬明哲早年是靠深圳蛇口的總經理袁庚。後來，在90年代，又通過袁庚，邀請了田紀雲副總理和鄒家華副總理到深圳的公司總部參觀。於是，他就到處吹噓自己和田副總理的兒子田秉強和天秉剛關係多麼好，通過平安的香港公司給了他們多少好處等等。
現在，馬明哲又吹噓自己和朱總理的關係多麼好，自己給朱總理寫的信，朱總理每次都給他親筆回信。還拿出來給我們看。還說，朱總理女婿在香港的公司，多虧他給他們業務。等等。
現在，溫總理當選了，馬明哲又開始吹噓自己和溫總理的關係。
我們廣大員工和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我們知道，馬明哲這樣公開吹噓自己和國家領導人的關係，就是為了給自己找靠山。似乎這樣，他有再大的經濟腐敗問題，黨和政府也拿他沒有辦法。
但我們都相信，黨和國家領導人是不會和馬明哲這樣的腐敗分子勾結在一起的。
懇請溫總理認清馬明哲這樣的腐敗分子的真面目！
中國平安保險（集團）公司員工幹部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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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媒曝溫家寶女兒參與建行上市 大陸媒體忙滅火
9月3日，香港有報章報導稱，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女兒溫如春，有份參與中國建設銀行在香港的上市工作。中新社當 天引述可靠消息澄清，上述報道純屬謠言，溫如春目前正在北京家中，從未以「顧問」身分或以其他任何身分參與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的工作，或建行在香港上市的 相關事務。
香港星島日報4日報導說，香港一分經濟報章3日報導，擬于下月在港上市的中國建設銀行，將會委任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為 其中一家上市主承銷商，其他承銷團則包括摩根士丹利、大摩與建銀投資合組的中國國際金融。該報並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一波得以躋身其中，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女 兒溫如春發揮了積極作用。
該報又引述消息說，溫如春是在三月才正式以「顧問」身分與一波合作，但已改善該行在開拓中國業務上寸進的局面。由于她的身分敏感，故雙方選擇以顧問形式合作。
該報又指溫如春與一波合作的時間，剛好與花旗放棄建行生意的時間相若，結果助一波成功突圍。而一波為爭取承銷商生意，也準備斥資五億美元入股建行。
對此，中新社當天特別發稿澄清，指「香港某報紙今天報道說，擬于下月在香港上市的中國建設銀行，將委任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為上市主承銷商，並稱中央主要領導 人的女兒溫如春以『顧問』的身分參與該項工作，從中發揮積極作用。此間可靠消息人士證實，上述報道純屬謠言，溫女士現在北京家中，她從未以『顧問』身分或 以其他任何身分參與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的工作，也從未參與中國建設銀行在香港上市的相關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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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家寶妻戴戒指值200萬(人民幣) 平民總理富貴夫人】
【明報專訊】
2007年11月3日
中國總理（普世影帝瘟政改）溫家寶周五出訪亞歐4國，而溫總太太幾乎從來沒有跟他一同出現在公開場合。有台灣珠寶商透露，身為中國珠寶玉石首飾行業協會常務副會長的溫太張蓓莉買珠寶時出手大方，手上戴的戒指價值逾200萬人民幣。
據台灣媒體報道﹕（普世影帝瘟政改）溫家寶努力打造「平民總理」形象可能會被夫人一舉破功。台灣珠寶商周五在北京透露﹐溫家寶夫人張培莉愛珠寶個性至今不變﹐曾向台灣珠寶商買珠寶﹐一出手就超過台幣1,500萬元。
目前北京正舉辦「國際珠寶展」﹐有80多家台灣珠寶商參加。台灣珠寶商備妥6,500多萬台幣的天價翡翠等她上門。台商表示﹐來自台灣的珠寶不僅一般人喜愛﹐北京高官眷屬也不例外﹐且出手也十分大方。
根據台灣媒體在北京引述“台灣寶石協會”理事長余忠達話說﹕
「溫總理夫人(前次來選購時)﹐她看了非常開心﹐她看了戒指耳環﹐非常好的﹐選了兩件﹐她手上戴的(戒指)最少一個要兩百萬人民幣以上。」
為了證明自己沒有亂說﹐台商還秀出總理夫人選購時照片。台商期待溫家寶夫人今年能再度光臨。台灣參展團長邱惟鐘表示﹐溫家寶的太太上次來展會是第3天才來﹐因前幾天人太多﹐顯然是不想驚動太多人。
台商接到總理夫人今年還要再來的消息後﹐特別準備了天價翡翠﹐台商說﹐「這個東西都是我們準備的﹐今天給她再選購的﹐大概1,500萬人民幣左右」。
溫家寶當上總理後“努力營造”「平民總理」形象。
大陸媒體常說﹕「溫總理一身樸實的服裝﹐一把黑雨傘﹐一雙黑布鞋﹐置身於老百姓中間﹐平易近人﹐和藹可親。」
據了解﹐溫家寶當上總理後不久就要夫人張培莉辭去與珠寶業有關職務﹐以避瓜田李下之嫌。
張培莉畢業於蘭州大學地質地理系﹐幾年前曾擔任中國珠寶協會副主席﹑北京「戴夢得」(鑽石中文譯音)公司總裁。在辭去商業職務後﹐看來地質學家出身的總理夫人仍喜愛頂級珠寶。
http://www.mingpaony.com/htm/News/20071103/nea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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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公司董事長馬明哲回憶與前證監會主席劉鴻儒的錢權交易】
博訊
2003年11月16日
（以下內容根據馬明哲口述整理）
一、劉鴻儒同志任職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常務副行長及證監會主席期間，對平安的各項工作予以了大量的支持和幫助，這些均在正常工作的審批範圍之內。
1989年底，在公司的盛情邀請下，在蛇口招商局董事長袁庚同志的建議下，原中國人民銀行常務副行長劉鴻儒同志陪同國家外匯總局唐根堯局長來平安考察工作，對平安的一批年輕人的工作熱情予以了較高的評價和讚賞。
中國平安保險公司在海南設立分支機搆時，主要由中國人民銀行金管司負責此項工作的審批，金管司非常支持這項工作，使平安海南分公司的設立得以順利進行，客觀地講，此屬於中國人民銀行正常工作的審批。
1994年，平安董事長更換。原全國人大委員會田紀雲副委員長、中央中組部楊副部長、原中國人民銀行王歧山副行長，以及劉鴻儒同志協助公司為說服原工商銀行張肖行長作了大量深入的工作，劉鴻儒同志對這件事是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二、劉鴻儒同志自任職崗位退休後，平安也一直與其保持良好的關係，並決定聘任他為公司名譽董事長，在生活上、經濟上予以各方面的支持和幫助，劉鴻儒同志也為平安作了大量的宣傳工作。
早期，劉鴻儒同志也一直很關心和支持平安，對外比較積極地宣傳、介紹平安的企業文化和平安經營理念、平安的機制，為平安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做了大量的工作。
“平安”及馬明哲董事長與劉鴻儒同志保持這樣一種良好的關係是承擔了巨大的政治風險。北京有關部門的有些人員把對劉鴻儒意見的矛盾和焦點轉向平安和馬明哲董事長個人，平安及馬董事長個人都承擔了較大的壓力，但平安及馬董個人均義無反顧的承受下來。
三、近年來，劉鴻儒同志對平安的態度正逐漸在改變，並沒有站在公司名譽董事長的角度宣傳和支持平安，相反，劉鴻儒同志對於公司的內部經營管理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並對外界做出一些不利於平安內部團結的輿論，對待一些事情的處理失之偏頗。
關於李鋼同志個人的待遇問題
李鋼同志有一段時間情緒不太穩定，認為個人待遇偏低。李鋼同志作為公司副總，其個人待遇僅在公司常務副總之下，待遇應該是很好了，按工作績效來講，李鋼同志的排名也較後。但他個人感覺不平衡，曾找到劉鴻儒同志反映此事，劉鴻儒同志知道此事後並未向馬明哲董事長反映此事，而是轉告公司的兩位副董事長，使外界造成一種內部分配不均的誤解，事後顧立基副董事長知道此事後才轉告馬董事長。
關於梁曉娟同志降級一事
梁曉娟同志因個人工作表現及業績的問題，公司決定對其予以降級。事後，梁曉娟同志向劉鴻儒同志反映此事，當劉鴻儒同志知道此事後也未事前徵求馬明哲董事長的意見，直接向原深圳市武捷思副市長反映，給外界造成一種不好的印象。作為公司的名譽董事長，此類事情不向馬董事長直接溝通，而公司其他負責人反映此事，確有不妥之處。
關於“平安證券公司”
劉鴻儒同志經常在各種大、小場合講“從事保險的人管不好證券公司”，“證券公司應該脫離平安集團”，包括在股東大會，全國系統工作會議上不斷宣講這兩個觀點。即使在平安證券員工士氣低落之時，也散發這種言論，較大程度上影響了證券公司各級領導幹部和員工的工作積極性。
胡傑同志主持證券公司工作期間，由她經手所造成的各項經濟案件損失總額超過3.5個億，兩年時間多發獎金1750萬元，胡傑同志個人兩年也多領取幾十萬元，作為集團公司的副總，領取雙份待遇是不應該的，對其他人來講是不公平的。胡傑同志主持工作期間，員工士氣低落，工作熱情低，員工凝聚力不強。這些不良行為的產生都與劉鴻儒同志的某些言論有很大關係。
劉鴻儒同志當時對證券公司班子的調整也當眾提出不同的意見，而不是私下和馬明哲董事長協商和溝通。馬董事長曾多次側面告知劉鴻儒同志，平安證券是整個集團的資產管理和運用的支柱，而劉鴻儒同志一直沒有接受。作為名譽董事長，劉鴻儒同志對證券公司的深入管理以及錯誤言論的宣傳都給證券公司帶來了不良的影響。
近段時間，劉鴻儒同志多次為其兒子劉方的事情向馬董說情，並於半月前約三九集團的李平董事長一起與馬董事長一起面談此事。其子劉方的房地產項目應付平安7500萬人民幣，現僅付5000萬；另劉方在外有一項其他房地產業務，劉鴻儒提出希望平安能為劉方貸款融資，或提供擔保，或者平安信託的下屬企業用股權作抵押，為劉方貸款7000萬。考慮到這件事情是違背黨的組織原則和公司制度，馬明哲董事長婉言拒絕。
對於此事，劉鴻儒同志可能不太理解，因而有些個人情緒。本次董事會也藉故未能參加，當聽到一些遍面和個別反映後，沒有在充分瞭解實情的情況下，在外界宣傳了一些對平安不利的言論，尤其是公開對公司內部經營管理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見，這些意見並不是直接向經營班子提，向馬明哲董事長提，而是向外界、向有關政府監管部門的人員和公司董、監事反映，這種做法確實有失之偏頗之處。最明顯莫過於關於提升王利平、楊秀麗同志為副總經理一事。
關於提升王利平、楊秀麗同志為副總經理一事
這件事情，主要問題在於李鋼，作為公司的副總經理，竟然在總經理室會後把內部討論意見等機密資訊對外漏透，這本身是嚴重違反公司紀律的行為。當劉鴻儒同志知道此事，並非以一種積極的態度向馬明哲董事長反映，而是以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和口氣分別向中國人民銀行總行蔡鄂生副行長、袁庚名譽董事長、肖少聯監事及其他人反映此事，使其他人誤認為公司經營班子不團結，對外造成極壞的影響。劉鴻儒同志的這種做法用意何在，頗難讓人理解。
總結：
劉鴻儒同志在任職和離職期間，一直與平安建立了良好的關係，平安在經濟上與生活上給予劉鴻儒同志大量的支持和幫助，劉鴻儒同志早期也為平安做了大量積極的宣傳，馬明哲董事長與劉鴻儒同志也建立了深厚的個人感情。
平安與馬明哲董事長均非常珍惜這段來之不易的感情，不管遇到什麼樣的問題和困難，希望劉鴻儒同志都能一如既往地支持和關心平安的發展。
來源：平安保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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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漢奸(皇民)家族天津宜興埠溫氏面紗揭開】
1， 溫瀛士（普世影帝溫家寶爺爺）一支與溫世珍一支的關系問題。幾年前搜集到往上公開的資料：
百度百科，溫瀛士詞條描述：
溫世霖一家系宜興埠的教育世家，與溫瀛士並無血緣族親關系，
但溫瀛士主動與“有錢有權”的（皇民漢奸）溫世霖、溫世珍兄弟接洽，在形式上進行了“認戶”、“認宗”，即認祖歸宗。
溫世霖、溫世珍兄弟財大氣粗，權傾津門，溫家寶1942年出生時，正值（皇民漢奸）溫世珍為天津“漢奸頭子”之時，對溫瀛士一支多有資助，幼兒時代的溫家寶正是在這種優越的生活中出生，其本人對已經認祖歸宗過的族爺溫世珍必然有相當深厚的感激之情。
2， 溫瀛士的死亡時間。
眾多公開資料都寫明（普世接軌派大影帝）溫家寶爺爺溫瀛士死於1948年底或1949年初的平津戰役期間。其中溫瀛士的弟弟溫瀛舉（即建國後第一批外交官溫朋久）在其回憶錄中稱兄長在1948年底1949年初平津戰役中遇害是他“一輩子最難受的事”，
黨史博覽》在介紹“溫家寶的家世”時卻稱，溫家寶的爺爺溫瀛士死於“天津解放前夕”。但在（普世接軌派大影帝）溫家寶向（中共）組織部門自述時，一直聲稱其祖父與1960年2月自然死亡。
後（普世接軌派大影帝）溫家寶發跡，所有輿論統一口徑，稱溫瀛士在1960年2月自然死亡。
一個人，卻有兩個“相差十年以上”的死亡時間，可見其中【隱藏著何等驚天的秘密】。以邏輯推測，溫瀛士必是在人民解放軍解放天津的炮火中不肯離開其深宅大院撤退到安全的地方而被炮火擊中死亡，只有這種情況才能讓溫家寶對中共和毛澤東產生如此“巨大的仇恨”，必欲在共產黨內“臥底”近50年，而以亡黨亡國為至死方休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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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毛“普世接軌派”逃亡貪官的“壯觀隊伍”】
甚為恥辱的壯觀：“普世接軌(改革)”大陸逃亡貪官的海外圈子已經成形！
2012-8-4
隨著北京反腐力度的增壓，貪官的腳步似乎也在加快。一個令人震驚的事實是，在反貪風暴中落馬的官員越來越多，涉案官員的級別越來越高，貪官挾款外逃的事例越來越頻密。但外逃的貪官究竟有多少？中國每年有多少黑金外流？有關評估並不確切。至於（普世接軌派）貪官及其子女在海外的生活形態，國內民眾更是一頭霧水。
早在2005年，被中國政府列入“外逃貪官”名單的前武漢長動集團董事長于志安，在美國投書報刊喊冤，稱自己是“反貪被迫出走”。當年70歲的于志安1995年突然出走菲律賓，同年12月赴美國。大陸官方指控他卷款逃走。美國移民局經過5年核查，2004年批給他綠卡。知情人士稱，他轉移到美國的近千萬美金，成為他在美“立身”的資本。
在洛杉磯、紐約、夏威夷、休斯頓、溫哥華、多倫多，經常可以看到不少開超豪華轎車、珠光寶氣的中國男女，並已形成了一個圈子。這些人不參加當地華人社區的活動，不在人多的場合露面，行蹤詭秘。不過，在高檔餐廳裏，人們也偶爾可以聽到他們聚集在一起喝酒時談論，說當初出來時弄的錢太少，還應該多拿一些，因為現時外逃的官員搞的錢又大大超過了他們。（普世接軌派）貪官的海外圈子正在成形，成瘡，也在成為北京致力打擊的一個重點。
關於中國（普世接軌派）貪官外逃，當年被媒體頻繁引用的一組官方數字是：“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有4000多名貪污賄賂犯罪嫌疑人攜公款50多億元在逃。其中，有的已潛逃出境……”。這實際上只是被檢察機關掌握的一部分，精確的數字應該比這個龐大許多。
涉及詐騙款額達18億元的廣南集團貪污案，糾纏了3年零8個月之後宣佈判決。雖然共有23人被起訴，15人被定罪，但至今仍有26名涉案人士潛逃海外各地，包括案中的兩名主謀：廣南集團副總經理黎瑞華及前澳門立法會議員陳繼傑。中國銀行廣東開平分行5名職員侵吞近5億美元銀行資產的驚天大案，5名主嫌悉數潛逃國外，其中3人在加拿大過著“豪華”生活。“遠華集團”走私集團主嫌賴昌星以賄賂手法收買各級官員，透過私人興建的豪華庭園“紅樓”作為“私人俱樂部”，提供酒色財氣，將大批高官引入財色陷阱，巴結收買。該案涉及官員高達500人，案發後潛逃海外的官員大約在70人以上。北京市檢察機關立案的在逃貪官，僅2004年就有120名之多，其中70%是國企的廠長、經理。
與廣東一水之隔、人口不足600萬的海南省則更是外逃貪官重災區。海南建省時間在全國最短，且不論那些逃跑的一般小廠長、經理，當年光轟動全國的廳局級逃亡貪官就有：海南省首任計畫廳廳長李永生、海南省財稅廳廳長劉桂蘇、海南省工商管理局局長富榮武、海南省糧食局局長陸萬朝等。1989年，海南省第一任計畫廳廳長李永生因經濟犯罪，潛逃國外。接任李永生的是當時公認辦事能力強、有魄力的國家體改委城市改革試點司副司長姜巍。但4年之後（1993年10月），海口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判決，薑巍因收受各種賄賂人民幣12.3萬元，美金1000元，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薑巍不是不想跑，也不是不能跑，只是沒料到事情敗露得如此之快。
當年在海南，在不同的時間和人群中常聽到各種譏諷官僚腐敗的順口溜，其中有一段流傳很廣，內容是：“中國有個海南島，六個廳長往外跑；三個市長坐大牢，兩個處長賣情報。”版本不同，說得也未必十分精確，但反映了大陸民間對海南官員腐敗的不滿情緒。地處內陸的人口大省河南，近年來也在貪官外逃方面“獨領風騷”。15年前，第四屆“全國十大傑出青年”之一、河南省服裝進出口公司總經理董明玉卷款數百萬外逃至美國，曾經轟動一時（董明玉現住在新澤西州，生活閒適）；10年後，河南省煙草專賣局局長蔣基芳、曾任中共漯河市委書記的河南豫港公司董事長程三昌，在一年之內相繼卷款外逃，亦造成“轟動效應”。
他們有兩個共同點，一、都是“廳官”；
二、都是“改革先鋒”人物。
《有無——薩達姆(伊拉克海珊)的海灣戰爭(波斯灣戰爭)與冷戰後全球大棋局》
（與當前敘利亞局勢高度相關）
莫斯科佔據阿富汗這個博弈支點，試圖借道伊朗去破局“石油美元霸權”，但是這一招“回馬槍”被薩達姆（海珊）擋在波斯灣以東，莫斯科爭勢無果，其博弈操作遂轉向被動，逐漸導向一個結果——莫斯科要在“主動解體”與“被動解體”之間做選擇——莫斯科選擇了“主動解體”。（期間的國內外博弈鬥爭也很複雜，問題本身更極為重要。留做專題討論）
“主動解體”讓莫斯科從“敗局”中挽回一點主動性，這也是莫斯科選擇“主動解體”的“原因”之一，而怎樣利用好這個“主動性”，莫斯科也一定已經做了深刻推演，也一定是在這條“主動解體路線”上的推演結果（和在推演內容中再做出主動佈局，並由此得到的進一步的推演結果）讓莫斯科“可以”確定“主動解體”路線，就是說，在蘇聯解體前後，莫斯科一定在“大棋局”盤面上做了重要的博弈佈署，一定運籌了讓美英土著難以應接的大謀略——
那麼做為主動的博弈者，莫斯科會選擇哪里佈局呢？或者說，美、蘇最後的博弈決鬥會發生在哪里呢？
既然這場決鬥發源于石油美元，此後的博弈平臺仍然還在中東石油產區，那麼莫斯科也一定要在這裏埋下勝負手。
在中東那些土著博弈者中，薩達姆曾經是一個“異動者”，在中東博弈局面上他所處的位置也讓他不得不做一個“異動者”——地緣上，伊拉克南翼是石油儲量第一的沙特，東南方向是沙特的“王權”盟友們，它們和沙特（沙烏地阿拉伯）一道已經（也勢將）被美帝國選擇為“（非民主；專制王權）戰略盟友”，也就基本上失去了博弈者身份；東翼是不能投靠美、蘇兩大霸權中任何一方的伊朗，而伊朗又成為美、蘇的必爭之地，伊朗也就勢必自立為一個中東大局中的土著博弈者。
此外，伊拉克的西翼還有以色列這個特殊博弈者，北翼則是土耳其這個身份特殊的北約國家。那麼，莫斯科要施展它的謀略為“冷戰收盤”佈局，難免要首選伊拉克做道具。
（做為國家，伊拉克的本源在兩河沖積平原上廣大的農耕區域，而農耕區域必定承載了相對眾多的人口，區域內又根本沒有可以阻擋大軍攻伐的自然屏障，那麼這方土地上必定要出現一個在歷史變遷中相當穩定的國家——它也用以抵抗歷史變遷。但是從伊拉克向東，向西北，分別有廣大的山地高原，山地高原能夠承載較多的耕、牧人口，又能讓這裏的政權進退可依，而相對穩定的政權下就形成穩定的民族。這種“山地高原民族國家”又時而有能力攻伐與它相鄰的大平原，雖然不能形成長久的統治，卻能夠割占-整合平原上的一部分農耕生產力，並就此與農耕鄰國埋下領土爭端的種子，這就是伊朗（土耳其與伊拉克之間有廣闊荒漠，能夠有效阻斷攻伐，也就阻斷統治繩索）。在伊拉克的南翼是夾雜著綠洲的廣闊沙漠，這裏的博弈邏輯是：只有統一了大沙漠的主體區域才能夠制止廣闊沙漠裏的部落攻伐，從而讓“大沙漠政治”穩定下來，穩定下來的這個政權就是現代史上這個“沙烏地阿拉伯”。
除了土耳其，波斯灣沿岸就有了三大國家：沙特（沙烏地阿拉伯）、伊拉克、伊朗。又，在這片相當乾旱的中東大區，沖積平原的幅員不及沙漠廣大，而伊朗高原如果不是比兩河平原遼闊，它就沒有可能逃出兩河政權的長期控制從而不能形成穩定的民族國家——那麼大致按照三大國的領土面積，波斯灣油氣在儲量分佈上也沒有逃出 “概率空間”。）
下面再看中東博弈的核心與關鍵——既然莫斯科未能打通它進入波斯灣的道路，既然中東大博弈從傳統的地緣政治博弈向“石油美元博弈”這種資本直接以博弈者身份參與的“軟博弈”演變，既然莫斯科基本定下“主動解體”路線圖因而不再直接參與中東角逐，那麼莫斯科就要給美帝國留下一個強大對手，還最好是一個資本對手，而這個對手還會從內部攻擊美帝國，能夠從全球“大棋局”制約和攻擊美帝國——猶太資本勢力佈署在華爾街和中東石油產區（以色列，及以色列與石油王權的關係），對“石油美元”的控制能力更強，更直接，它還是美英資本隨時準備創造機會去鯨吞的獵物……基於兩路資本之間這種“決鬥關係”和單向“鯨吞關係”，美英土著資本一定要至少壓制住猶太資本的這個實體根基——以色列。當然，美英資本不需要讓以色列這個國家被阿拉伯勢力徹底趕進地中海，只要以色列在阿拉伯-伊斯蘭的巨大壓力下疲于應付，有求于美英土著，從而令猶太資本也陷於被動，美英土著資本就有機會鯨吞猶太資本，或者在保留這一“鯨吞權利”的前提下先行“解體蘇聯”。反過來，憑藉以色列為政權依託（包括軍力和核武。1968年底，以色列每年已經可以生產四至五枚核彈頭），猶太資本可以進行有效抵抗，以色列以它博弈“棋手”的身份還可以聯合歐陸、俄羅斯（蘇聯的繼承者）、中國、阿拉伯王權（手中有石油武器），對美帝國的單極霸權實施反制，再以華爾街鬥爭做為配合，不難攪亂美英土著資本的“大棋局”，促使美英單極霸權走向終結。
又，之所以這些棋手（資本，政權實體）將會同猶太資本配合，是因為在美英單極霸權格局下，美英資本將無所求於它們，又為了鞏固、擴大美英的單極霸權而要去要去徹底壓制它們，而它們也會借美英的單極霸權秩序被（猶太資本）致亂之機謀求連橫，壓縮或者推翻美英單極霸權並且去謀求它們自身的霸權，那麼它們對美英霸權的威脅更反過來又要求美英資本去徹底壓制它們——而這種博弈關係也能夠加劇它們針對美英單極霸權的博弈力度。
那麼，除非美英有把握一舉奪取並穩固單極霸權，不需要擔憂其他博弈者（聯合）反擊它們，則“怎樣壓制住以色列”就成為“美帝國的大棋局”上的一個關鍵“課題”，而壓制以色列就要利用以色列的“天然”敵手——阿拉伯勢力和伊斯蘭勢力。
那麼反過來，莫斯科最需要做的就是扶植以色列-猶太資本，而流徙在美帝國的猶太資本離不開來自以色列政權的支撐，那麼對猶太資本不能在資本層面給予幫助的莫斯科，就要堅決支持-支撐以色列，就要制止美帝國利用阿拉伯-伊斯蘭勢力去打壓以色列。
其時，阿拉伯諸幫內部有兩大勢力——一組是沙特（沙烏地阿拉伯）等王政國家群體，一組是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埃及等以強人獨裁為主流特徵的世俗政權（從伊斯蘭這個範疇更廣泛的環境看，還有宗教政體的伊朗、世俗化也西化的土耳其兩個重要勢力）。其中，前一組王權勢力並不願意打壓以色列，因為——美帝國以“沙特等國的王權政體之容易被推翻”這一緊迫現實去威脅這些王權，要求它們支持“石油美元”，否則美帝國可以輕易“幫助”阿拉伯民眾推翻他們的王政，只是，在冷戰時代，美帝國需要顧忌蘇聯，所以這些阿拉伯王權勢力握有有限的“反叛權”。而當蘇聯失去力量不再能與美帝國抗衡，美帝國就根本不需要向阿拉伯王權交付任何條件，就能夠驅策這些王權更馴服地為美帝國服務，又隨時可以出於戰略需要廢黜“石油王權”，轉而去為“石油美元”扶植另外的代理人，除非——在美帝國內部有一支力量可以有效約束美帝國的中東策略、戰略，而這支力量只能是猶太資本。
以色列在中東，猶太資本在華爾街-華盛頓，它們願意並且能夠出手幫助阿拉伯王權——直接地，可以減輕美帝國對這些王權的壓力，包括收買、攪亂華盛頓的政策；間接地，通過博弈縱橫，阿拉伯王權與以色列+猶太資本還形成一種“看似奇怪”的聯盟，共同制約著美帝國的中東霸權，繼而也制約了美帝國在全球的單極霸權。這種聯手制約又主要是制約了美帝國在中東霸權的操作路徑，即迫使美帝國必須沿用“以阿拉伯王權為盟友”這種代理人模式，而阿拉伯王權又以消極“反以”回報以色列-猶太資本。
在後一組阿拉伯（阿拉伯語社會）勢力中，薩達姆的伊拉克最有實力和影響力——它有“石油武器”和石油財力，有可供領袖阿拉伯諸邦的人口和國土，擁有“波斯灣石油地緣”重要性，還謀求核武（兩伊戰爭期間先後被伊朗、以色列空襲而停滯），也代表世俗革命。從幾個方面看，伊拉克都是的最適合的領頭羊之選，可供美英驅策去聯合其他阿拉伯諸邦共同打擊以色列。雖然伊拉克的國力在“兩伊戰爭”中大損，但以石油財力，其國力可以在十年內恢復如昔，如果伊拉克還整合了科威特的國力又主要是石油收益的話，它還將變得更強。此外，兩伊戰爭鍛造了伊拉克軍伍，損失的武庫可以由石油收益補充，石油經濟為主的社會又是高生育率社會讓伊拉克也不乏兵源，而兵源優勢是以色列最為忌憚的。再看其他阿拉伯國家——利比亞遠離波斯灣，人口和國力有限，不能提供足夠的反以力度；埃及人口眾多，與以色列相鄰，曾經是阿拉伯諸邦中的“反以”主力，又地處運河被美英勢力影響，這些條件都可供“反以”。但是，埃及不夠富足，不論埃及是不是反以和怎樣強烈反以，它都不能從阿石油王權“兄弟”那裏拿到更多“反以補助”（以色列-阿王權秘盟），而且埃及的前景不能寄望於石油，反而更寄望於以色列可以幫助提供的正常的區域經濟和一個“大地中海”，所以在幾次中東戰爭之後，在“大棋局”形式大變的情勢下，埃及不能，也不願成為反以主力，也沒有道理再為那些富裕的“阿拉伯兄弟”充當炮灰和支付戰爭消耗。那麼，美英土著要找出一個可供它們壓制以色列的“盟友”，同時，最好這個“盟友”還能威懾阿王權（令它們聽命，否則美英就允許這個“盟友”取而代之），還能抵住莫斯科的“伊朗局”（在蘇聯解體之後，莫斯科還要繼續操作），就只有兩個選擇——伊拉克、敘利亞。
（當然，如果美英土著選擇的這個“盟友”足夠強大，它也就可以成為蘇聯、歐陸、猶太資本這些博弈者的棋子與“盟友”，不過這種情況能夠出現還需要特定的博弈環境與條件。）
那麼，莫斯科就要提前解除伊拉克、敘利亞對以色列構成的威脅。（如果莫斯科能夠做到，那麼美英土著如果還要廢黜以色列對猶太資本的支持作用，就只有直接派出美軍去攻伐以色列了，則猶太資本就要“跳牆”了，中東也只能上演“N國演繹”了，莫斯科將奪走美帝國的單極霸權了。）然而，莫斯科無法做到同時削弱伊拉克和敘利亞，哪怕去直接削弱其中之一，也做不到。好在，莫斯科曾經長期支持敘利亞，兩國有著相當於盟國的良好關係，莫斯科可以爭取到大馬士革的立場，但不利的是——與伊拉克相比，敘利亞不夠強大，它很少有石油收益，等於沒有石油武器，它的政權在阿拉維派（什葉派的一個支派）之手，而這個派別只占敘利亞人口的11%，所以這個現政權不夠穩定，又，敘利亞與伊拉克國土相連，所以伊拉克有軍事、政治兩種武器可以顛覆敘利亞。那麼，莫斯科就要卸除伊拉克對敘利亞構成的威脅，也就能夠卸除“一個再度強大起來的伊拉克將對猶太資本構成的威脅”。還不止於此，莫斯科還要斬獲更多——
巴格達時間1990年8月2日淩晨2時，伊拉克以10萬兵力侵入科威特，迅速取得全勝並攻佔科威特王宮，包括時任亞奧理事會主席的法赫德親王在內的一些王室成員被殺。8月7日新的科威特－即科威特共和國成立，8月8日，應科威特共和國政府要求，科威特與伊拉克“徹底地不可逆轉地實現了合併”——薩達姆做出這樣一個重大決策之前，必然已經審慎觀察了國際局勢，嚴謹推演了美、蘇的立場和反應，並且至少與美、蘇之一做過溝通，得到它或者它們的支援與配合，這樣，薩達姆才敢於製造這樣的“大事件”，但這個溝通對象（支持者）不是華盛頓。
那麼當“科威特事件”發生，如果美帝國不壓制住薩達姆的伊拉克，則阿王權及其資本將陷於危局，隨後陷入危局的就是以色列和猶太資本，所以它們此時必須在“叛局”路線上有所行動，則莫斯科在“蘇聯不解體反而可以反攻”這條路線上將有機可乘。如果莫斯科實施反擊的條件還是不能形成（成熟），則莫斯科在拿到它由此可以拿到的更多籌碼（蘇聯解體的條件）之余，也充分利用這場“海灣局”，通過借美帝國之手打弱伊拉克，為“冷戰後”時代提前佈局，這個佈局將大大有利於莫斯科——
（1）這場“打弱伊拉克”的戰爭勢必在波斯灣-中東社會製造和升級對美帝國的恐懼，也製造和升級“反美環境”。
之所以這必須是一場“打弱”伊拉克的戰爭，而不僅限於美帝國出賣迫使伊拉克撤兵，是因為——如果華盛頓不使用美軍打弱伊拉克，則阿王權不可能卸除它與伊拉克的矛盾和不信任，實際上則是阿王權對華盛頓的的不信任將要驟增（與薩達姆尚未侵佔科威特時相比），則阿王權的“叛美立場”將非常堅定，從而猶太資本的叛局動作也就加緊和加劇，而且當伊拉克在將來某一時刻攻伐敘利亞的時候，阿王權將會站在敘利亞一邊，通過要脅華盛頓，通過它們在中東的影響力去制止伊拉克。
（2）為阿王權除去來自伊拉克這個近身強鄰的威脅，讓阿王權獲得獨立的博弈立場，這個獨立的博弈立場可以牽制美帝國的單極霸權，可供配合莫斯科實施“冷戰後反擊”。（例如阿王權可以啟用法郎、馬克、日元，或者此後出臺的歐元去結算其石油出口）
（3）猶太資本-以色列也丟掉了伊拉克這個威脅，可以站在更獨立、更強硬的博弈立場，更少受制於華盛頓。
（4）阿王權較少受制於美帝國，也就意味著以色列的安全能夠獲得更多來自阿王權的支撐，還意味著猶太資本針對美英土著的博弈立場可以更少受制于美英（相反，美英土著威脅阿王權，也就間接威脅了猶太資本）。
（5）※※※※※ 最為重要的是——當冷戰收官，蘇聯解體，莫斯科從全球收縮其勢力，包括全面撤除其海外軍事基地，卻唯獨保留了敘利亞的塔爾圖斯港這唯一一處海外軍事基地。該基地加上莫斯科與敘利亞傳統的聯盟關係，可供壓迫以色列-猶太資本的博弈立場，要求後者在“後冷戰”時代的全球大棋局中做出博弈佈署時要照顧莫斯科的利益，以至於要配合莫斯科的佈署，當然，莫斯科與猶太資本也可以借此達成針對其他博弈者的“博弈協同”。（莫斯科通過敘利亞脅迫以色列-猶太資本的手段，除了來自軍事基地和敘利亞政權的戰略決心，也包括經常性手段。也所以，“這個敘利亞”很“可以”是真主党、哈馬斯等強硬派反以組織的重要後臺。當然，也有理由測想：以色列是否已經把影響力打入了真主党、哈馬斯內部，也同敘利亞有著戰略性合作。）同時，猶太資本的博弈立場偏向莫斯科，雖然是出於“被迫”，但是客觀上就使得美英土著更加需要剪除猶太資本勢力在美帝國金融、政權層面的影響力，而這種影響力又以資本實力為後盾，這樣，莫斯科就更加離間了原本已經處在搏鬥-鯨吞關係中的美英土著與猶太資本，讓猶太資本在美帝國的處境更加危險，讓它必須加速、加深那個“叛局”。那麼，為了讓莫斯科針對以色列-猶太資本的這張“敘利亞牌”生效，莫斯科就要替敘利亞解除來自伊拉克的軍事威脅，讓美英不能利用伊拉克的實力“吃掉”莫斯科的這張“敘利亞牌”，因為伊拉克可以——或者壓迫敘利亞迫使敘利亞政權改變親莫斯科立場，或者薩達姆在美英的支援下直接兵發大馬士革，或者支持敘利亞境內的占人口大多數的遜尼派顛覆親莫斯科的阿拉維派現政權。反過來，一旦伊拉克勢力進入敘利亞，伊拉克就直接對以色列兵臨城下了（伊拉克要直接威脅以色列，必須途經約旦或者敘利亞國土），這等於美英從莫斯科手裏奪去針對猶太資本的這張“敘利亞大牌”，又抓緊在它們自己的手心。或者，哪怕伊拉克並不壓迫、攻伐敘利亞，只是掀起和領導一場“反以運動”，輔以軍事動作（例如向約旦、敘利亞借道），也同樣等於美英握有一張針對猶太資本的“伊拉克牌”。——那麼總結起來，莫斯科借美英之手打掉了伊拉克針對敘利亞的軍力優勢，保住了自己手裏的大牌，同時消除了華盛頓手裏的大牌，一得一失之間，莫斯科大勝。【當前的敘利亞局勢中，各方博弈者正在著力爭奪的目標就主要包括這一張“針對猶太資本的敘利亞牌”。】※※※※※
既然“冷戰後”莫斯科將退出中東，華盛頓就可以按照它的需要全盤宰製波斯灣-中東，包括薩達姆的伊拉克，那麼在大局觀上，在“冷戰收盤”之前，中東的任何“異動”都不會對莫斯科造成不利。所以，莫斯科完全可以“授意”薩達姆，“幫助”他做出侵佔-統一科威特這個決斷，而這個“授意”或者這個在莫斯科與巴格達之間的“密約”應該只是——在博弈邏輯上達成相互理解，所以雙方可以和願意協同行動。
華盛頓以進取的立場爭取贏得冷戰，而莫斯科不得不以收縮的立場處置冷戰大勢，在這一前提下，莫斯科就通過“海灣局”掠獲到最大博弈戰果，並且讓華盛頓從“贏得冷戰”中得到的勝利果實大打折扣，從事實上把冷戰置換到新的博弈格局中來，把冷戰延續下來，把莫斯科的敗局轉變成一次階段性事件，把“蘇聯解體和蘇東解體”變成冷戰這場戰爭中的一場階段性戰役，一場“大撤退”性質的防禦戰役——莫斯科在冷戰中失去了決勝的機會，也失去了奪得階段性勝利的機會，那麼莫斯科需要放遠視野，提前做出戰略性佈局……
然而，莫斯科還不能就此停止博弈推演，因為“大棋局”由多方共同捭闔，在博弈推演的任一節點上都有可能被其他博弈者借局佈局，所以上述博弈推演還不夠充分……下邊從薩達姆的立場對這盤“海灣局”再做演繹。
“冷戰後”，或者至少波斯灣的“冷戰後”（莫斯科退出阿富汗從而遠離波斯灣政治已成事實），鑒於美帝國將沒有實力對等的對手，至少在中東沒有，所以薩達姆必須以美帝國的立場去定位伊拉克的立場，定位伊拉克的國運路向——
（1）針對阿王權，針對中東石油政治大盤——
在現時和未來的中東博弈中，初看之下，莫斯科也需要伊拉克，至少看起來伊拉克的存在和強大能讓中東博弈變得複雜，從而有利於勢力相對較弱的博弈者縱橫操作，尤其當莫斯科已經從伊朗方向撤退（結束阿富汗戰事）。但是，能夠破局“石油美元”的只有阿王權團體，即便另外謀成“俄佩克”之類鬥爭平臺也很難與歐佩克競逐。而一旦阿王權準備叛離“石油美元”，美英土著反而要利用伊拉克去制約阿王權。但是，當蘇聯從阿富汗後撤，即說明莫斯科無力、無意再來波斯灣與美帝國做大開大合的爭逐，那麼波斯灣乃至中東的政治格局將由美帝國做一家獨裁。按照美英土著的博弈需要，不讓中東地區出現一個阿拉伯強國——是美英土著的方向性策略，而保留阿王權就能確保實現這個大策略（阿王權國家占中東阿拉伯國家中的半數，佔有大部分石油儲量，且容易受美英的控制），讓變化、變數出現的時間延後還有利於美英霸權拖延那個“被破局”時間點的到來（不論那個破局是否有成效），所以美英在原則上會盡可能保留阿王權，直到不得不廢黜它，或者變化了的博弈大勢要求美帝國放棄它。再造另一個版本的“中東局”。所以，（美英土著資本的）美帝國不會輕易允許薩達姆衝擊阿王權，那麼美帝國以薩達姆做為威脅阿王權的工具——這個選擇的必要性失去了成色。
（2）針對以色列——
“冷戰後大棋局”的主題將是資本大搏鬥和“石油金融爭奪戰”。美英土著可以利用薩達姆，讓他領袖各路阿拉伯力量——（1）衝擊以色列。直接令猶太資本失去根基而失勢，再褫奪-鯨吞之。或者，迫使猶太資本向美英土著妥協和交付籌碼，借此打亂猶太資本的博弈佈署和博弈步調，包括迫使猶太資本與美英土著合作去打擊俄羅斯、歐陸，再返身謀奪猶太資本。（2）利用薩達姆的伊拉克，或者武力攻伐敘利亞，或者致亂敘利亞讓遜尼派奪權。目標都是讓敘利亞從親蘇（俄）立場轉變到親美立場。（3）讓薩達姆威懾-衝擊阿王權，間接威懾-衝擊以色列。
那麼，伊拉克可以繼續為（美英土著的）美帝國所用，但前提是伊拉克需要足夠強大才能對以色列構成實質性威脅，而伊拉克還需要越過約旦或者敘利亞才能威脅以色列本土，這又要求它的武力需要更為強大，強大到能夠迫使敘利亞改變立場，或者直接攻破敘利亞。那麼在（美英土著的）美帝國的立場上，可以允許伊拉克擴張，但前提是美英土著能夠把伊拉克做成這個針對性工具擺放進新的“大棋局”的捭闔縱橫空間中去。
（3）針對伊朗——由於蘇聯收縮，莫斯科很難再通過伊朗介入-進入波斯灣，也由於伊拉克因兩伊戰爭而實力衰弱，於是在美英土著那裏，薩達姆基本上失去了可利用價值。
（4）但是，不論在哪一條路徑上利用伊拉克，美帝國都不會讓中東出現一個阿拉伯強國，或者一個意志獨立的石油大國，或者一個非王權的阿拉伯統一勢力，那麼（薩達姆的）伊拉克在被美英土著利用之後，能夠走到的最好結果就是竹籃打水，如果不是“狡兔死，走狗烹”的話。即便伊拉克不去（或者不“被去”）充當美英土著的工具，可以預期的最好結果也只是——美帝國要讓中東石油政治格局保持現狀（那麼中東勢力之間的“大局觀”也只能是“保持現狀”），則伊拉克的武庫將在10年後變成擺設。比“保持現狀”更有可能出現的情形是——美帝國需要穩固並擴展其美元霸權，於是需要全盤控制一個“大中東”，那麼很可能，它需要在穩固它與石油王權的緊密聯盟關係之外，還去爭取伊朗的立場，那麼夾在沙特與伊朗之間的伊拉克就“很可以”被美帝國出賣，薩達姆要“被下臺”以至於被審判（兩伊戰爭、暴政、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薩達姆當然推演過這些邏輯。
總結起來，在上述3方面裏，（1）和（2）讓美帝國有理由打壓伊拉克，（3）卻有可能讓美英選擇相反的態度，前提是伊拉克要足夠強大，且“大棋局”要求美英啟用伊拉克並且有啟用伊拉克的捭闔空間。（4）則讓美英土著在利用了伊拉克之後再對它進行打壓。而做為應對，薩達姆這一次侵佔-統一科威特（曾經是一國）的行動就“巧妙”地同時應對了（美英土著的）美帝國的3個立場，“看起來”可以化解美英將要對伊拉克和薩達姆本人造成的不利——薩達姆利用“冷戰收局”前夜的複雜局勢，希望（美英土著的）美帝國不敢於在中東啟動戰爭，希望得到莫斯科的支持，希望歐陸對（美英土著的）美帝國施加反制，而在伊拉克統一了科威特之後，薩達姆可以憑藉更強的國力令（美英土著的）美帝國忌憚（它與其他博弈者聯合，它在中東石油政治中更大的權重地位，又更難用軍事手段解除它的武力），同時，合併了科威特的伊拉克實力更強，滿足了美英對伊拉克的工具性需要。這樣，薩達姆既迫使華盛頓，又同時勾引華盛頓重新考慮它的中東佈局，給伊拉克一個更確鑿的“主力盟友”地位，然後，伊拉克就有機會取締海灣王權政治，一統阿拉伯石油諸邦。
以為看清了博弈推演，也看清了華盛頓、莫斯科的意圖，薩達姆才敢於“侵略或者統一”科威特，但是——“冷戰收局”進程已經啟動，值此前夜，無論美英土著試圖為“冷戰後”做更深的佈署（主要針對猶太資本和歐陸），或者蘇聯試圖退回冷戰，都會遭到其他博弈者的聯合打擊，直接陷入敗局。而此前，由於美、蘇都難以把冷戰繼續下去，各方博弈者已經在數年中把這個“大局觀”走實，很難做出方向性調整。
薩達姆希望莫斯科做的，或者與莫斯科“有約”的內容應該就是——在保守的立場下，莫斯科在外交層面幫助伊拉克，在積極立場上，莫斯科啟動它在敘利亞的力量與影響力，向以色列發起衝擊，與薩達姆衝擊阿王權的行動相接應，如此，則中東大亂，美元之基礎飄搖——如果莫斯科繼續擴大行動，那將是一場“冷戰之決戰”。雖然，莫斯科幾乎不可能由此贏得冷戰，但莫斯科可以在拿到美英土著、猶太資本-以色列、歐陸的籌碼之後罷手。那麼在薩達姆看來，莫斯科會有所行動的，而莫斯科與伊拉克的聯動在“大棋局”上造成的影響是美英土著“不可接受”的，而此時或者先此一步，薩達姆可以在先行拿到美帝國的籌碼，即美帝國承認伊拉克合併科威特這一現狀，並以實際政治行動保證這個“承認”的有效性之後，遂撤出博弈。這樣，在（美英土著的）美帝國更改過的中東佈局中，伊拉克將成為（美英土著的）美帝國的“首要盟友”，去充當威脅阿王權，和威懾-攻伐以色列的工具，尤其當華盛頓向莫斯科交付了中東籌碼或中東利益之後，美帝國就更需要伊拉克這個“工具盟友”。但是，莫斯科或者沒有什麼貨真價實的籌碼與利益可以爭取了，或者在薩達姆攻伐科威特之後，莫斯科立即拿到了籌碼與利益，而讓美帝國去打弱伊拉克——這一結果本身正是莫斯科在這一輪博弈中要去追求的最大目標。於是莫斯科沒有行動，這多少出乎薩達姆的預料。
如果莫斯科配合薩達姆去行動，則又是莫斯科的回馬一槍（早一次是蘇軍進佔阿富汗）——莫斯科可以利用敘利亞和伊拉克同時威脅阿王權，也威懾以色列，但是在蘇聯尚未實行私有化之前，包括猶太資本在內的所有西方資本（做為博弈者）都不可能最終站在莫斯科一邊，雖然在博弈進程中它們會與莫斯科聯動，也給予莫斯科“幫助”。那麼莫斯科的反擊的最佳結果是維續冷戰，或者讓歐陸一舉獨立（不須是一個聯合的歐盟）——對於莫斯科，維續冷戰已經勉為其難，一場“反擊戰”的後果中還包括了促使西方資本聯合起來這一效果，這不利於莫斯科操作“蘇聯主動解體”；如果結果是讓歐陸一舉獨立，不論莫斯科是否繼續保持社會主義立場，在已經難以拉回東歐盟友（蘇東已經主動開始鬆動）的情勢下，美歐還要聯合打壓莫斯科，莫斯科迎來的形勢將不會比它選擇隔岸觀火更好。關鍵又是——在這樣的“冷戰之反擊戰”中，猶太資本很少機會參與縱橫，施展捭闔，很可能“被出局”，而歐陸一舉獨立更能讓美歐資本有機會聯合廢黜猶太資本，則莫斯科將獨自面對美歐，在大勢上，這與保留猶太資本做為“大棋局”中的博弈者（去美英腹內構建“叛局”）相比，可謂差之千里。所以，莫斯科已經不準備做反擊，它要放棄（出賣？）薩達姆，把無法取勝的“回馬一槍”突然改換為——穩穩拿住針對猶太資本的“敘利亞牌”。而且，敘利亞也擔憂伊拉克在做大之後威脅到自己，它們之間的對立關係久已明確存在，莫斯科也就很難驅動敘利亞……（在“反伊拉克”聯盟的34個國家中，敘利亞還是提供了軍事支持的幾個國家之一）
阿王權諸邦是高度一體的，或者說，這些阿拉伯王權是拴在一條繩子上的螞蚱，因為王權政治容易被顛覆，且其一倒下，就很容易引起骨牌效應。所以形成和維護這個王權聯盟的做為主調的“博弈條款”是——要麼你們美英土著（或者美帝國）完全保留王權，要麼你們全部廢黜王權。當然這是主調，不排除特定情況下“條款失效”。所以，這一次薩達姆攻伐的不僅是科威特，還是，正是全部阿王權諸邦。所以伊拉克給美英土著和美帝國出了一道難以抉擇的“高級”難題，華盛頓幾乎不可能找到折中方案——要麼美軍與薩達姆兵戈相見，這等於美帝國（美英土著資本）自廢一把好兵器。要麼承認伊拉克吞併科威特這個結果，而如果美英承認這一結果，則阿王權就需要在美英土著之外加緊尋求新的盟友，和促使波斯灣局面複雜化，美元都將不再有一個堅實的“王權石油基礎”，而此時蘇聯尚未解體…….又在此時，受到了薩達姆的真刀真槍和強烈意志的威脅，阿王權更“有權利”要求美帝國必須 “打弱”伊拉克，同時以嚴厲姿態打出一個政治事態即“廢黜王權是不合法行為，也是反美行為”，而不是驅逐伊拉克軍隊了事，這樣薩達姆或者N達姆才不那麼容易捲土重來。那麼這場驅逐薩達姆的戰爭一定要熱鬧，要有氣勢，要確鑿地打弱伊拉克讓阿王權基本滿意。推演及此，如果莫斯科在敘利亞或者其他方向採取行動配合薩達姆的話，反而阿王權更需要依賴美帝國保護它，美帝國就不須向阿王權交付“打弱伊拉克”這個條件了。也所以莫斯科選擇隔岸觀火。
伊拉克攻伐科威特時，莫斯科沒有行動，這多少出乎薩達姆的預料；當美軍糾集盟友大規模攻伐伊拉克軍隊，莫斯科還是沒有行動，就基本上在薩達姆的預料之內了，因為華盛頓的行動最終取決於它的博弈推演，和它與莫斯科的協調（因為兩國不可以直接對抗，或者引起直接對抗。但是對於美蘇大國，這種協調也必須在推演料算之內）。所以，薩達姆對“科威特大事”的決斷還要看他與華盛頓之間一對一的“兵推”對局——伊拉克可以做美英土著的工具去威懾-攻伐以色列、阿王權（主要是針對以色列），但是不做“兔死狗烹”那種，所以薩達姆有權避免那種局面，方法是——利用冷戰收局這個極度敏感的博弈環境，先行吞占科威特，即做大伊拉克，並要求美帝國承認這一既成事實結果（不只是口頭和文本上承認，而是要在博弈層面能夠進行“邏輯確認”，即要求美英土著無法反悔除非它們願意在新的博弈中付出巨大代價），即要求美英土著在“冷戰後”選擇伊拉克而不是阿王權做為“只能二選一的盟友”，即要求美英土著在廢黜阿王權的同時支持“一個強而大的伊拉克”這條路線上走出決定性一步。即便美英土著不接受薩達姆打出的這個既成事實，不接受薩達姆要求的這條中東路線，派兵來攻伐伊拉克，伊拉克也不會亡國，薩達姆也“很可以”保住權位，因為美帝國（不論是美英土著的美帝國，還是包括了猶太資本的美帝國。此時在這一問題上，薩達姆未必分得清）的確需要保留“伊拉克牌”，當然可以是一張較弱的牌，美帝國也不希望中東格局大變以至於影響到“冷戰收局”。所以，薩達姆“吞併科威特”這個決斷的動力除了來自莫斯科，也來自他單獨與華盛頓的“兵棋推演”的結果，兩個理由又不可能完全分割。
假如沒有莫斯科的“許諾”（也許只是外交方面的承諾，加上向薩達姆兜售“大局觀”和博弈推演，讓薩達姆做出決斷），薩達姆也“敢於”去吞占科威特，但博弈推演的結果只能是——薩達姆空忙一場，還要被打弱。所以來自莫斯科的且不論真偽的“承諾”就成為薩達姆做出決斷的關鍵要素。而薩達姆在發兵科威特之前已經做出攻伐科威特的態勢，包括輿論攻伐，也是要判斷華盛頓的真實態度，並且從華盛頓的態度再去判讀莫斯科的真實態度（華盛頓與莫斯科之間必有溝通，而由於兩霸之間必須避免直接衝突，那麼兩霸之間達成的“協議”、共識和劃下的底線一定比薩達姆與其中之一“達成的協定”成色更高，更可靠。而且，華盛頓做為“大棋局”的第一博弈者，其洞察力、預見力當然在薩達姆之上。又，華盛頓的意志也是“大棋局”發展的最重要因素）。而表面上的“事實”顯示——華盛頓表現出了相當“誠懇”的“中立態度”，這讓薩達姆再無顧忌，兵發科威特……
華盛頓的中立態度就等於它對薩達姆攻伐科威特的策劃做了默認，這直接導致了薩達姆誤判形勢，這場“科威特局”才得以形成……而莫斯科一定演繹過華盛頓的應手，才會推出這一局“科威特博弈”——
當薩達姆在發兵科威特之前做出攻伐科威特的態勢，包括輿論攻伐，和去阿拉伯國家做合縱外交，這種情勢已經等於“薩達姆已經在行動”——針對科威特的軍事佈署和輿論造勢，本身已經讓阿王權如坐針氈，即薩達姆已經撬動了美英土著在中東的石油政治基礎，華盛頓已然無法讓中東“恢復原狀”了，即華盛頓已經無法通過制止薩達姆而挽回“這一個”損失（阿王權對華盛頓的“信任”與否定性判讀），於是，華盛頓就轉換問題——讓薩達姆的這一次“異動”進一步走實，再加以利用。所以，華盛頓不僅不能制止薩達姆，還要給予鼓勵。顯然，華盛頓一定明白，它的中立態度會起到鼓勵薩達姆的作用，無此，則薩達姆難以做出最後決斷。那麼華盛頓怎樣轉換這個問題-矛盾並加以利用呢？
如果沒有這場伊拉克吞併科威特的戰爭事件發生，阿王權也將繼續忌憚伊拉克，它們也將積極在美英之外謀求保障，而猶太資本也將積極佈署和暗中擴大那一“叛局”——阿王權和猶太資本都為“冷戰後”積極佈局。這將會導致那個“冷戰收局時刻”被拖延，和“冷戰收局過程”被拖延，和導致“冷戰不完全收局”，這些路徑都對美英土著不利，所以美英土著此時需要積極做好“打弱伊拉克的工作”，以儘早迎來一個對它們更為有利的“冷戰後”局面——雖然打弱伊拉克也對莫斯科有利，但在“冷戰後”的中東，美英需要對付的直接對手將不是莫斯科，而是歐陸和猶太資本，那麼相對來講，與其讓歐陸或猶太資本在“冷戰收局”中製造不安定局面並從中獲利，不如把這個利益“讓與”莫斯科；既然這場海灣戰爭背後的佈局——做為送給美英土著的問題，已經被莫斯科做成，那就遲早需要解決問題，而美英更希望它提早解決，安全地解決。
伊拉克吞併科威特，這一事件極大衝擊了所有中東王權手中的權力、利益和王權統治本身，而薩達姆敢於這樣做，就等於是華盛頓允許了在中東以現代政治取代阿拉伯諸幫的王權傳統這條路線。這就不單是一個阿拉伯王權體制、王權利益受到“衝擊”的問題了，而是中東王權政治必須、必然結束的問題。而伊拉克軍隊強攻科威特王宮，射殺多名王儲更意味著整個阿拉伯諸邦的王族還很可能被剝奪和平下臺的機會，和不被允許保留大量財產，很多王族成員還很可能被施以“暴力審判”。同時，這也等於是華盛頓主動對“以色列-猶太資本-阿王權之間的華盛頓戲法”的舊框架實施了攻擊，讓猶太資本-以色列失去一個支撐（阿王權）。又同時，美帝國同意伊拉克做大做強，也就向以色列的國家安全發起了實實在在的直接攻擊。通過海灣戰爭的前半程，華盛頓在盤面上以“把棋走實的方式”製造了阿王權、猶太資本對美英的需求。當然這只是在製造態勢，而為了讓伊拉克的行動能夠充分取得這種巨大的威懾效果，在伊拉克軍隊發起進攻前，華盛頓還推出中立的官方輿論，聲言不介入兩國爭端…….事件進程到此，就等於華盛頓借薩達姆之手握緊了阿拉伯石油王權的命門——華盛頓這樣轉換了問題。
由於“蘇聯的存在”在客觀上就是猶太資本得以自保的第一道防線，所以當美帝國將要摧垮蘇聯，猶太資本就需要“維持”蘇聯，方法包括在資本市場上給美英土著製造麻煩，聯合歐陸、阿拉伯石油王權製造“割據”大局，甚至它們“可以”整體地向蘇聯方向“叛逃”，製造一個“兩陣營同時解體”的亂局，再於亂中求存，以至謀利、謀勝。所以，鑒於“蘇聯解體”對於美英單極霸權有著極大價值，是美英的首要目的，美帝國要想首先“解體蘇聯”，就必須拿出足夠分量的籌碼給各路“盟友”，尤其要向猶太資本這個老謀深算的，佈署在美帝國腹內的“第五縱隊”證明其“誠意”，從而安撫和分化陣營內的叛離群體，遏制“叛局”。於是，華盛頓突然反手一擊——出賣薩達姆，把“美帝國通過剪除來自薩達姆的威脅，從而送給以色列一個長期的可以追求強國的安全環境”這一事件做成籌碼，贈送給猶太資本，這樣猶太資本也才一時“安心”，否則猶太資本不肯協助美帝國給予蘇聯最後一擊，也不肯去各方博弈者那裏協調“蘇聯解體事宜”，更保留引爆華爾街金融問題，甚至引爆“美元安全”這部分博弈權利——如果美英手中握著薩達姆的伊拉克這個針對以色列安全的大殺器，並且因此擁有極大把握成功圍剿猶太資本，那麼猶太資本當然需要，當然可以“掀桌子”，“跳牆”。當然同時，利用同樣的原理，美英土著也穩住了阿拉伯石油王權，令它們也安心協助美帝國去完成“蘇聯解體工程”，尤其讓阿王權看到它們在中東已經獲得了看起來無可撼動的安全政治環境、地緣環境，從而化解它們必須立即“跳牆”的動機……這樣，在成功轉換了問題之後，華盛頓再成功地從新問題的博弈矛盾中打劫了利益。
[ 當薩達姆做出勢態要去攻伐科威特，沙特就已經去華盛頓告狀了（沙特為美國提供過相關資訊，但“看起來”未能引起白宮的重視）。那麼，要麼白宮已經對沙特做出了保證，而沙特並未通告科威特，卻利用它“王權領袖”的地位穩住其他王權諸邦。要麼出於華盛頓有能力掌握這些王權政府的動向，白宮根本沒有對沙特做出保證，或者保證說薩達姆決不敢於侵吞科威特，而王權諸邦還有機會在受到薩達姆的實盤攻伐之後再宣佈放棄美元結算，或者從而，華盛頓還可以借用阿王權的異動去偵察“大局觀”…… ]
然而單是直接“打弱”伊拉克，這個籌碼還不夠高成色，因為薩達姆的伊拉克在兩伊戰爭後國力衰弱，對以色列的國家安全（同理也對阿王權）尚未構成現實威脅，所以，美帝國勾引薩達姆去侵佔-整合科威特，形成一個“伊拉克在加速恢復實力，也加速稱霸中東，也在整合阿拉伯力量”之現實態勢，這就鑿實而強力威脅到以色列的國家安全了（同理也對阿王權）。這時，美帝國再出手打擊薩達姆，解除伊拉克的武力和稱霸潛力，就向猶太資本和阿王權交付了成色充足的籌碼。如此，華盛頓近乎“無中生有”，“無米為炊”就製作出“伊拉克對以色列的巨大威脅”和“伊拉克對阿王權的巨大威脅”這兩隻大籌碼，還讓它們不得不接受與華盛頓“交換籌碼”的要求。
[ 在美英土著資本勢力的立場上，如果在打弱伊拉克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去顛覆薩達姆再搞“民主”政權，則伊拉克有可能被伊朗輸出宗教革命而拿走果實，或者被阿王權收買、收編，則美英土著就少了一個（針對阿王權、猶太資本的）可以再度啟用的籌碼。而如果美軍直接控制伊拉克，將加劇中東的反美環境，更要令阿王權和以色列高度緊張，促使它們與莫斯科、歐陸加緊聯合，加緊“叛局”行動反制美英土著。 ]
莫斯科看到——猶太資本與美英土著之間可以就“以色列安全”進行籌碼交換，甚至可能，早在兩伊戰爭的時候就已經看到這種籌碼交換已經在進行——兩伊戰爭能夠打弱伊拉克，才能促成這樁籌碼交換順利進行，和以這種方式進行（這可能也是阿富汗戰事後期，莫斯科遲遲不從阿富汗撤軍的原因之一，莫斯科要促成兩路資本的這樁交易）。但是，這樁交換雖然“完全可以進行”，但並不就是“必須進行”，因為猶太資本對美英土著的巨大威脅——在華爾街“狗急跳牆”並不是猶太資本真正想要的結果，只做為有效威脅之用，而美英土著也有機會成功壓制猶太資本可能的“跳牆”行動。那麼莫斯科就積極促成這樁“籌碼交換”，讓這樁交易必須發生，並且讓它進行得徹底，從而“幫助”猶太資本這支“第五縱隊”獲得安全。並且與此同步，莫斯科保留它與敘利亞的特殊關係，握緊針對猶太資本的大牌，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這支“猶太資本縱隊”，讓它為莫斯科所用——如果華盛頓、莫斯科各自握有一張針對猶太資本的牌，就相當於誰都沒有這張牌。那麼這又等於是：通過“科威特局”，莫斯科才獲得了這張牌。
[ 此外，要說莫斯科“推出”而不說莫斯科只是“推動”了“科威特局”，因為假如沒有莫斯科的“推動”，包括為薩達姆提供“大盤推演”（當然只正確推演到，至少要推演到“美帝國保持中立”這一環節），薩達姆很可能就不能知道（不理解）華盛頓將會“保持中立”，這局“科威特博弈”就要被薩達姆擱置。薩達姆最有可能出錯的推演環節很可能就是——他只看到美帝國，卻未能分清（或慎重分清）它是美英土著資本的美帝國，還是美英土著與猶太資本共同的美帝國。本文之所以這樣設想是因為——如果博弈推演過程不需要太複雜，在博弈者立場已經被確定的前提下，則推演過程想要出錯都難，而對於博弈者立場的判讀，及對於立場背後的博弈者的屬性的判讀就需要於動態中不斷修正大局觀…… ]
“伊拉克侵入科威特並著手整合科威特，進一步威懾阿王權和以色列”這一步驟走實的程度有多高，猶太資本+阿拉伯石油王權必須相互配合去引爆一次石油危機+金融危機+美元危機+西方經濟危機——這一應手的實在性就有多高。同時，歐陸已經在籌畫“歐洲統一”大局，出於對蘇聯解體後美英獨霸格局的擔憂，歐陸大國（法、德）一定會加速歐陸聯合進程、並同時遠離美帝，在莫斯科的幫助下，在猶太資本要去發起的石油危機-經濟危機的配合下，“歐洲聯合且獨立於美帝”頗有一舉成勢的機會——當然，這些“棋盤推演”首先都做為對美帝國的威脅，然後才“做為”“博弈事實”。那麼此際，美英與其冒險在蘇聯即將自行倒下的前夜引發陣營內鬥，讓“蘇聯解體”不得不變成“蘇聯與美歐同時解體”，就不如先行聯合“現盟友”推倒蘇聯，再反手對付內部將要產生的新的敵人。（而要做到成功聯合“現盟友”，美英在必要的情況下就需要向莫斯科支付利益——這個“必要的情況”正是莫斯科這個老對手積極打造並遞交給華盛頓的“利益交割檔”，只是，博弈中沒有可信賴的“契約”可以憑藉，莫斯科要借用薩達姆的誤判與華盛頓在實際鬥爭中演繹這份“博弈合同”。）此時，蘇東陣營解體已經進行到半程，難以逆轉，“蘇聯解體事項”也在被蘇聯高層操作中，並且蘇聯高層已經開始佈局國內放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猶太資本和歐陸資本並不是很擔憂一個在冷戰中獲勝卻被經濟難題困縛的的“非蘇聯”會來擊垮西方的資本主義制度，即便擔憂有理，西方也有資源實施反制——
（1）美帝國的國力、武力將會繼續存在，它仍將是歐陸資本的保護傘，即便它失去單極霸權，這是由它的資本立場所決定的。
（2）只要蘇聯放棄社會主義動員體制和基於這種體制的中央集權，西方資本就有辦法迫使蘇聯（或收縮之後的俄羅斯）接受它們的資本輸入和進入“休克療程”，尤其因為前蘇東、蘇聯陣線內部將有兩組內應會來接應西方資本：
一是，獲得獨立博弈立場的原蘇東國家、原蘇聯各加盟共和國政府，不論這種新政府是不是還堅持社會主義的革命博弈，它們都會（同時）據有國家立場、民族立場和地緣政治立場，尤其在“蘇聯地緣”瓦解從而令這些政權變得無所依託之際；
二是，從官僚立場轉變為資本立場的整個權貴階級，他們將從內部阻止新一個蘇維埃及蘇維埃聯盟重新出現……
那麼，美帝國通過打弱伊拉克，就破除了一場“冷戰收局”下“可以”出現的由其他博弈者發起的“聯合反擊戰”。
[ 美帝國在它如何進行“中東佈局轉換”這一問題上存在漏洞，莫斯科看到並積極抓取了這一漏洞，相反，如果莫斯科消極，也就沒有當前的“敘利亞博弈熱點”了，美英土著與猶太資本便可以更早聯手，向莫斯科（及北京）展開（更大規模的）攻勢了…… ]
伊拉克強勢威懾阿拉伯石油王權，波斯灣有可能陷入亂局，那麼在莫斯科的支持下，馬克、法郎有了機會，可以進入中東分割美元的石油結算權……但是美英擁有一項博弈權利——要求歐陸和猶太資本先行配合美英令蘇聯解體，而後西方資本才可以展開它們之間的博弈。同時，薩達姆的行動顯然是在向美帝國爭寵，卻很少摻有與歐陸合作的意圖，哪怕是間接層面的博弈合作，而此時及此後相當長的時間內，歐陸也無力、無手段深入介入波斯灣博弈（有美英海軍力量在面前，莫斯科方向也無力做出關鍵性策應，薩達姆根本不需要知道法國是不是也有能夠開進波斯灣的海軍力量）。所以在莫斯科放棄的情況下，美帝國 “有權”邀約歐陸一同參與打弱伊拉克的行動。美英可以接受這樣的結果，因為在“冷戰後”大局中的相當長時期內，一個被打弱的伊拉克無力致亂波斯灣，也就無力支持其他博弈者，這會讓歐陸不得“快速”遠離美英立場，不能“快速”形成——莫斯科聯合歐陸、猶太資本、中東石油權勢對美英進行聯合反擊的機會，即美英破除了“冷戰後”即將出現的第一場針對它的“聯合反擊戰”，而美英可以繼續（聯合歐陸）打壓收縮後的俄羅斯……
那麼可以說，美帝國通過海灣戰爭打弱伊拉克，就破解了兩場“可以”發生的“聯合反擊戰”——第一場是“可以發生的”，因為它們首先是被歐陸、猶太資本兩個博弈者“準備著”但又不需要走實……第二場是可以走實的，但是需要更多條件……又，第一場“聯合反擊戰”可以爭取一個“兩陣營同時解體”的大勢，並且歐陸、猶太資本可以爭取在“冷戰後”大局中站穩根基。第二場“聯合反擊戰”基於薩達姆把美帝國的波斯灣格局打亂，並且新的格局可以延續到蘇聯解體之後，幾路博弈者再來針對美英土著破局。在兩場“聯合反擊戰”的博弈推演中，幾路博弈者不能達成協同，又，要配合薩達姆的“波斯灣之亂”需要以軍事手段為重，而歐陸還沒有獨立的軍力，俄羅斯很難在剛剛結束阿富汗戰爭之後再以強權面貌沖進波斯灣，又不可以與美帝國正面衝突…….但是幾路博弈者可以誘使薩達姆做出“異動”，並從中博取利益。
那麼現在可以說：莫斯科、美英土著通過海灣戰爭，借用薩達姆，各自避免了讓本方陷於巨大被動，以至陷入“被出局”的局面，保留了各自的現有霸權權力和繼續謀霸的機會和“機會空間”，雖然莫斯科保留的現時權益少得多……莫斯科對海灣已經無力介入，且鞭長莫及，於是需要向更大的棋局中放眼，用空間換時間，把博弈延伸到更大的歷史中去……
下邊再演繹以色列和猶太資本的博弈立場——
（1）由於蘇聯尚未解體，華盛頓（英美土著）還不能確知蘇聯將“收縮”到何種程度，同時這個“收縮程度”又取決於時局走勢，那麼猶太資本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挾持美英土著的“冷戰大局觀”。於是，猶太資本能夠與莫斯科合作，從海灣戰爭中套取利益。但猶太資本也讓莫斯科拿到了針對它和以色列的權利（籌碼），所以莫斯科比猶太資本更有理由策劃這場“海灣局”。
（2）“冷戰後”的中東，與美英爭逐的主角將是歐陸（德、法）。由於歐陸無法在波斯灣與美英博弈軍力，原則上它就希望波斯灣-中東格局能足夠複雜，而美英打弱伊拉克讓中東石油政治格局變得簡單，就等於壓縮了歐陸的捭闔空間。那麼歐陸就需要更多來自猶太資本的配合，猶太資本就獲得了一份更大的去歐陸佈局的“權利合同”（當然，如果沒有海灣戰爭事件，歐陸為了分裂美帝國，也需要向猶太資本做讓步，允許它登陸歐陸）。反過來，如果沒有這場“海灣局”，歐陸就能拿到針對猶太資本的更大籌碼（猶太資本在美帝國腹內所以不夠安全，需要歐陸的幫助），則猶太資本很難登陸歐陸或者“成功登陸”歐陸，而如果猶太資本不能“成功登陸”歐陸，它就將失去充分的縱橫空間，無從捭闔博弈，將被美英土著圍殲在北美——一個叫做曼哈頓的小島上。
（3）伊拉克這個威脅解除之後，美帝國很難再找到或者樹立另一個與（薩達姆的）伊拉克分量相當的，哪怕分量相近的替代者去威脅以色列（就此不妨考量：為什麼與以色列不相鄰的波斯人的伊朗卻需要喊出，“可以”喊出“把以色列從地球上抹去”這樣的語文句子）。那麼以色列解除了威脅它國土安全的那個最強的，也是最切近的威脅，即猶太資本基本破除了美英資本針對自己的“這種”籌碼（利用代理人施加威懾與攻伐），從而在中東地緣政治中也打開了博弈空間——空間和時間對於缺乏政權支撐、地緣支撐的猶太資本來說，就是“國土”，就是地緣縱深。
——華盛頓、莫斯科、猶太資本都在薩達姆看到的那一盤“局面”之上，再做一了局。
博弈局面中隨時產生新的佈局與變局——局中有局，借局佈局。無中生有，樹上開花。
文／空蕩的原野
201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