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倖存之二二八和「白色恐怖」主要歷史當事受難人現身說法)
文/ 陳明忠
一、「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的根本原因──「內戰」而非「台獨」
「二二八事件」雖然是執政者執政「失敗」所引發「官逼民反」的「偶然」事件,但卻由於國共內戰而「擴大化」。
簡述「二二八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包括第一,因為國共在大陸地區內戰需要軍糧,使得台灣島內發生嚴重的缺米現象,引起民心不安與恐慌。以及第二,由於內戰,國民政府無力著手致力於島內生產力的恢復,因此也無法解決青年就業、尤其是從海外回台的原台籍軍人、軍伕的就業問題,使得他們成為島內動亂的主要力量。
但是「白色恐怖」起因,則是在內戰中失利、因而遷台的國民黨政權,為鞏固「反攻基地」,因而在台灣執行的「肅清異己」的行為。國民黨的洪秀柱立委為例,洪委員的父親雖然是外省人、且是國營事業員工,卻也在「白色恐怖」中受害。
因此,是國共內戰導致國民政府在台執政失敗,在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引發了”偶發”的「二二八事件」,國民政府進而在民國三十八年正式遷台後,開啟了長達數十年的「白色恐怖」時期,當時「台灣獨立」在台灣仍是極罕見的主張。
二、「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歷史”被扭曲”為「台獨者受難」的原因分析
1.事實的”混淆”與感情的記憶──有關「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兩事件的死亡人數。
「白色恐怖」的犧牲者、受難者中,許多是「二二八事件」的參與者。但因為兩事件在時間上相當接近,包括受難者家屬在內及一般民眾”並不了解”兩事件的”差異”,因而”混淆”將多數「白色恐怖」受難者,也認定是「二二八事件」中的犧牲者。
實際根據中研院調查,在「二二八事件」中死亡者應少於一千人(註);但根據中時駐美特派員傅建中在一篇文章中,引述來自前總政戰部長王昇的資訊,在(二二八事件之後)民國三十八年至民國四十三年「白色恐怖」清肅異己行動最熾烈的時期,被捕的受難者高達三萬多人,其中15%、約四千五百人遭判處死刑,也因為「白色恐怖」最熾烈的時間在西元一九五0年前後,如今外界因此稱該段時期受難者為「五0年代受難者」。
只是由於一般民眾”並不了解”其中的”差別”,並因親友受害或恐懼、憎惡等因素,兩事件的受難者、犧牲者人數因此”被誇大”到外傳的「死亡數十萬人」,雖然此一說法不正確,但也反映「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兩事件對人民心理造成的嚴重影響,國民黨立委吳敦義的父親也是「白色恐怖」的受害者,家族因此蒙受的陰影,吳委員應該也有深刻體會。
(上圖,1950年,中共華東局派台工作人員朱諶之被押送到馬場町槍決。
下圖,1950年代初,原國民黨軍政幹部被中共以「特務」、「漢奸」罪名槍決。
國共兩黨展開了戰爭後更慘烈的戰爭)
2.「二二八事件」被”扭曲”為「台獨運動開端」,是鼓吹台獨運動者為政治目的所作的歷史扭曲
國共內戰是國共雙方的生死鬥爭,但當時國共雙方雖相互對立,「社會主義」在民國三十六年後光復的台灣,卻是相當興盛的思想,倡導「社會主義」的書籍在台灣也非常流通,並無接觸者即是「共匪」的概念;也因此在官逼民反的「二二八事件」後,對國民黨政府失望、憎恨的台灣人民,尤其是知識青年、大專學生,因此自然而然轉向”靠攏”共產黨,形成由”認同”「白色祖國(指國民政府)」轉為認同「紅色祖國(指共產黨政府)」的現象。
此趨勢展現在具體的社會運動上,即是當年造成極大轟動的「麥浪歌咏隊」與「鄉土藝術團」的出現,這些由大學生、知識青年所組成的社運藝術團體,在台灣全島巡迴表演,同時”倡導”「社會主義」思想,發揮了相當的宣傳效果,卻也因此”觸怒”了國民政府,於民國三十八年引發了所謂「四.六事件」,「四.六事件」因此也可以稱作「白色恐怖」事件的”肇始”。
「四.六事件」反映的是國民政府正式遷台前,「社會主義」及共產黨組織在台發展的狀況,也顯示「二二八事件」的後續影響,其實是「左派勢力」在台灣島內的”抬頭”與壯大,而不是「台獨運動」的萌芽;只是國民政府在「四.六事件」後展開長期數十年的「白色恐怖」行動,以及台灣歷史教育上”刻意省略”了對內戰前後台灣島內”實情”的紀錄,讓這段歷史”遭到淹沒”。
也因為真實歷史紀錄的”缺乏”,在台獨運動於民國六、七十年間興起後,倡議台獨者才有機會”選定”對台灣人民感情有深遠影響的「二二八事件」,並將之”扭曲”為「台獨運動」的開端,以賦予台獨運動的正當性與合理性。
三、「台獨」二二八起源論的”錯誤”
1.「二二八事件」是台獨運動開端的說法,不符合”歷史事實”:
「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相隔只有二、三年,「白色恐怖」早期的犧牲者與受難者,不論本省人或外省人,絕對多數都是戴上「紅帽子」,即被指為「左傾份子」;但在該段時間,因「台獨案」遭到逮捕拘禁的,只有廖文毅(台灣四大地主之一,雲林地方望族,台南大地主)與黃紀南等數人而已。
「白色恐怖」中真正屬於「台獨案」者,在民國五十年前後才逐漸增加,也就是西元一九六0年前後,「台獨案」增加的時間點,符合”海外台獨運動”的開始時間點,如王育德等人在日本成立「台灣青年社」的時間為一九六0年,「台獨聯盟」則是在一九七0年(才)於美國成立。
此外,台獨有兩反,即「反國民黨、反共反中國」。但「二二八事件」發生的民國三十六年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大陸尚屬弱勢政黨,更在「二二八事件」後發表聲援二二八抗爭者的宣言,同情「二二八事件」的台灣人民,面對中共的聲援,豈有「反共、反中國」的道理,因此研究台灣歷史的戴國煇教授說:「台獨運動的形成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為契機的」,這即是說,台獨運動的開展是在國民政府全面遷台以後的事。
2.「台獨」運動興起的”根本原因”,不是「二二八事件」而是國民政府在民國四十二起實施的「耕者有其田」(耕地放領)政策
「台獨」運動的”原貌”,”實際”是因國民政府「土地改革政策」而”沒落”的”台灣地主子弟(屬日據殖民時代的地主特權士紳階級)”的反抗運動。在政府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後,因此而”沒落”的”台灣地主子弟”,分別遠走日本、美國,並在日美發動「反國民黨、反共反中國」的「兩反運動」,這樣的反抗運動並因其後進一步與台灣本土中小企業”結合”而壯大,而這些中小企業主中許多也是”由地主轉型”,同樣因「土改政策」對國民黨政府感到”不滿”。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即是日據時代台灣的抗日領袖林獻堂,林獻堂在日據時期率領台灣人民反抗日本的統治,卻在台灣光復後,因為不滿「土改政策」,遠走日本,並於日本援助主張台獨的邱永漢(財訊文化事業集團)。
這可以解釋”為什麼”在”海外”從事於台獨運動的重要人物,畢業於處在嘉南平原的台南一中、嘉義中學者特別多,但出身於台中以北明星高中者相對稀少;這也可以解釋何以台南縣、市是當前台獨運動最興盛的地區,因為台南縣市是台灣最大的”地主集聚地”,台灣第一個黨外出身的縣市長就出現在台南市(葉廷圭),「台南神學院(長老教會)」則被稱作「台獨訓練所」。
四、歷史悲劇中的「外省人」
「二二八事件」時的抗爭口號之一是「打倒貪官污吏」,由於貪官污吏大都是居於「能夠貪污」職位的外省人,因此「打倒貪官污吏」變質為「打倒外省人」,使得許多無辜的中、”下階級”外省人(外省賤民),”無端”在二二八事件的動亂中挨打、甚至因此死亡。
實際上,國民政府在民國三十八年正式遷台並發動”清肅異己”的「白色恐怖」初期,由於大陸局勢仍然混亂,政府不確定能不能保得住台灣,因此民國三十八年間逮捕、處死的都是外省人,直至民國三十九年「韓戰」發生、該年九月美國第七艦隊駛入台灣海峽後,國民政府開始(全面肅清反共)”大規模逮捕”左傾份子,才有大量台籍菁英的死亡。
具體的實例是民國三十八年的「基隆中學案」,在該次的逮捕中,所有涉案的外省人全被判處死刑,但本省人全部被處感化教育,這也為什麼當時涉案的台大學生許遠東(任中央銀行總裁,後卻在赴海外為李登輝辦事後回台的華航班機桃園機場失事意外中身亡),得以在三年感化教育後復學,並在大學畢業後獲謝東閩的推薦進入銀行界,最後還爬到了「中央銀行」總裁的高位。
台獨人士總”愛宣稱”台獨運動者在「二二八事件」或「白色恐怖」中”受難”,實際所有因「台獨案」被捕者,”沒有任何一人”被判處死刑(唯一一例死刑是因涉及政府幕後不當操作而遭清算,純屬例外)。
相較之下,外省人在台灣人口的比率不超過百分之十五,但依據中研院研究員范雲的調查,外省人在「白色恐怖」時期的受難比率卻達百分之四十,遠超過其人口比率。
五、消除族群傷痕──效法孫中山先生
總結「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慘痛經驗,「內戰」是傷痛的根源,但「生於亂世的人不如太平時代的狗」,歷史悲劇的發生有其時代的因素,受害者沒有本省、外省之分,我們要還原歷史,也應展望未來,以積極的作為消弭因「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所留下的族群仇恨。
回顧中華民國的創建史,孫中山先生在革命時期倡導「推翻滿清」,以現在的眼光看來,何嘗不是挑撥族群(滿漢)矛盾,但孫中山先生建立民國後,即改稱「五族共和」,顯示政治家必須清楚區分手段與目的,並在掌握權力後全力消弭過程遺留的傷痕。
國民黨政府雖已就「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受害者及遺族進行補償,然而這只是消除傷痕的方法之一,卻不能根絕台灣島上族群裂解的夢魘,實際上,只要引發「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根本因素仍存在,即兩岸敵對的狀態仍然存在,因此在台灣衍生的族群撕裂問題,就永遠無法解決。
台灣人民如果有心要解決問題,兩岸透過談判結束敵對狀態、締結兩岸和平協定,應是無法迴避的路,然而兩岸談判也正如同商業談判,談判前了解彼此的思考邏輯,才能清楚擬定談判策略,並透過相互溝通讓步,達成最後的共識,只是兩岸分隔數十年,彼此思考邏輯差異之大,已讓雙方在溝通上出現雞同鴨講的障礙,也因此即使兩岸已交流多年,彼此的鴻溝卻未見縮減。
「一國兩制」主張就是一例,對中共的「一國兩制」主張,台灣人民解讀為「大陸要吃掉台灣」,始終不了解大陸如果對台灣有善意,為什麼堅持不在此主張上退讓,要一再傷害台灣人民的感情;然而就大陸的理解,「一國兩制」的意義卻是「中國的主權由兩岸人民共享,台灣的治權由台灣人民獨享」,在大陸的思維裡,這是充分重視台灣主體性和尊嚴的說法,這已是大陸極大的退讓,他們也無法了解,台灣人民為何視之為洪水猛獸。
再以「反分裂法」為例,台灣人民認為中共訂此法是要硬性吞併台灣,否則就祭出武力威嚇,但大陸當局的思維卻認為,「反分裂法」的對象只限「主張台獨者」。
美國為了避免分裂,過去曾發生了「南北戰爭」,國民黨時期也制定了「國家安全法」,其中有兩條就是規定人民不得集會結社,不得主張共產主義與國土分裂,這些也等同主張「反分裂」;是以,台灣人民對於反分裂法不安的看法,反而讓大陸對台灣人民支持台獨的比例有多高,產生疑慮。
因此,唯有兩岸撤除對彼此的敵意,客觀了解對方的立場,延續數十年的兩岸內戰狀態,才有和解的可能,台灣島內的族群問題,也才有根絕的可能。
六、讓悲劇不再發生──中國國民黨的歷史責任
我與妻子及妻子的兄長,都是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受難者,然而,我今天到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的目的,不是為了個人與家庭的悲慘遭遇來討什麼公道的。我只是希望同樣的苦難不要再在下一代發生,因此台灣各政黨如果對二二八有真正的理解與反省,光是道歉或是補償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能解決發生悲劇的”歷史根源”,結束兩岸的內戰敵對狀態,島內的族群問題自然可以迎刃而解,締造永遠的和平。
這也正是我在二二八紀念日的前夕,來到國民黨中央黨部的原因;這也是國民黨不能推卸的歷史責任與義務,更是連戰主席的責任與義務。本人以二二八受害人的身份,在二二八前夕的此刻提出呼籲,「解鈴仍需繫鈴人」,希望國民黨誠懇認真地面對歷史,黨主席連戰先生有必要前往大陸進行「和解之旅」,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面對面化解兩黨歷史上的恩怨情仇,以結束兩岸的敵對狀態,共創兩岸的大未來。
文/ 陳明忠 (原文標題:被扭曲的歷史集體記憶, 文章發表確切日期暫無法查到,猜測或許是在2003年、2004年間)
註:已成立了十二年的「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依據「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接受二二八受難者申請補償,共歷經四次放寬延長申請期限,九年期間也僅有681件死亡、失蹤177件,見如http://www.epochtimes.com/b5/7/2/22/n1628216.htm
二二八事件當事人陳明忠先生簡介:
陳明忠-二二八時,台灣民主聯軍「二七部隊」突擊隊隊長,台灣最後一個政治死刑犯(左傾紅色罪名,白色恐怖時代史中數萬名的所謂「台灣本省菁英」、「勇敢的台灣人」犧牲烈士中,沒有一個是因為台獨罪名而被判死刑的):
陳明忠,日據下高雄岡山一個地主的兒子;小時候,他最大的志願是當一個騎白馬的日軍上將;可他後來卻發現原來自己並不是一個日本人,而是日本人蔑視的「(支那)清國奴」;1947年,「二二八事件」時他是謝雪紅領導的「台灣民主聯軍」;並在攻打日月潭戰役中,擔任突擊隊隊長,實際參加了戰鬥,在二‧二八的最後一場戰役中,與由謝許雪紅所領導的「二七部隊」撤退轉戰入南投埔里山區,在「烏牛欄橋」一戰,隊員幾乎全軍覆沒。
事件中,他曾掩護當時大陸籍的農學院院長周進三氏;所以,在亂平之後的逮捕行動中,經周氏出面營救,倖免於難。但是,事情並未就此了結;1950年9月,「白色恐怖」的風暴襲擊全島時,他的「二二八」老帳又被拿出來翻算,並被載上「紅帽子」,處刑10年。
1976年7月,他又因所謂「三省堂」案而被補,同時被牽連的多達四十餘人。結果,他被以「二條一」唯一死刑起訴;在民主人士聲援下才得倖存,改判15年有期徒刑。
他因在被補時遭到十分酷厲的刑求,身體狀況奇差;他太太於是在1985年為他申請「保外就醫」,但是直到1987年,他的雙腳已完全無法走動時才獲准。1988年元月,蔣經國去世,他獲減刑三分之一。這樣,已經坐滿11年牢的他,終於獲得真正的自由。
回顧中華民國的創建史,孫中山先生在革命時期倡導「推翻滿清」,以現在的眼光看來,何嘗不是挑撥族群(滿漢)矛盾,但孫中山先生建立民國後,即改稱「五族共和」,顯示政治家必須清楚區分手段與目的,並在掌握權力後全力消弭過程遺留的傷痕。
(恕刪節引用)
很可惜的,對於許多台獨份子而言,他們的目標並未建立,因此也只好繼續如此的對群眾宣揚.
對於我們而言,歷史並不是時間與事件的總結,而是一個玄關,開啟人們檢視自身所處與所行的工具.
讚讚
場面的慘烈,幾乎把年幼的關中嚇死了。關進監獄後,關中至今仍能回憶的景象就是冷冰冰的四壁,家人蜷縮在角落,耳邊聽到的,是犯人腳上鐵鍊的拖曳聲和被拷打時的哀嚎聲。當時他的玩具是囚房內每天拿進拿出的馬桶,那麼髒的東西,他卻常去把玩,因此總是被母親喝斥,甚至挨打。他與小他兩歲的妹妹同時在獄中出麻疹,妹妹未能熬過,死在獄中了,母親哭得死去活來的景象,至今仍是關中難以磨滅的回憶。抗戰勝利後,關中的父親由地下工作人員成為東北的接收大員,但沒幾年東北局勢逆轉,全家又隨著軍隊撤退。關中說他記得軍車抵達四平街時,剛剛結束戰鬥,到處是死屍,嚇得直哭,連晚飯都不敢吃,總覺得家人分給他的饅頭可能是人肉做的,感到噁心。清除戰場的卡車停靠路邊,屍體一具一具往車上扔,水溝內全是血,關中終於見識到什麼是血流成河。
關中小我六歲,生在一九四○,到臺灣時才八歲。他在臺灣長大,他走的,是國民黨當權派的路,留學歸來,歷任國民黨中央青工會副主任、政策會副秘書長、臺北市黨部主任委員、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行政院青輔會主任委員、國民黨中央組工會主任、副秘書長、中廣公司董事長、立法委員、銓敘部部長、考試院副院長、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內政組召集人、世界龍岡親義總會主席、國民黨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國民黨副主席、考試院院長。他一輩子追隨國民黨,最後在殘山剩水的小朝廷裏做了大官。他一輩子對我敬而遠之,只是不幸與我同桌一次,我看他低頭吃飯,一定想不到我這樣近距離的觀察他遠距離的歷史。他很勤奮,做了大官,仍然不忘記研究和寫書,檢討國民黨的歷史。我遺憾他“始終達不到”檢討的深度──國民黨“禍國殃民”那一深度。但他比小他十二歲的乳臭龍應台可有深度得太多了,他見識過什麼是牢獄、酷刑、和戰亂。他在這方面有身歷與深度,而龍應台呢,只是一層皮。英諺說“美貌只是一層皮”(Beauty but skin deep.)。龍應台長得像個不修邊幅的棄婦,沒有美貌可言,但她的歷史知識,的確只是一層皮,她“不自量力”,大談“一九四九”,連關中都要“皮笑肉不笑了”。
可以這樣“二二八”嗎?
■ 我們可以從許多角度來看“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在這個範疇下,“二二八”太重要了。龍應台明明在閃躲這個大題目。
□ 不止於閃躲,而在“扭曲”。龍應台不斷閃出一種氛圍,就是臺灣的文化處處高於大陸的,搬出高高在上的學術名詞,要你說服她。她把“二二八”定位成“兩個文化的劇烈衝突”、“兩個現代化進程的劇烈衝突”,說得太玄了吧?“二二八”是多麼“一九四九”的題目,“二二八”後兩年就是“一九四九”,龍應台顯然閃躲了這個大題目,如果全部閃躲,也就罷了,她特別根據彭明敏的“記得”,來了彭爸的一段往事: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臺灣全島動亂,爆發劇烈的流血衝突。彭清靠是高雄參議會的議長,自覺有義務去和負責“秩序”的國軍溝通,兩個文化的劇烈衝突──你要說兩個現代化進程的劇烈衝突,我想也可以,終於以悲劇上演。
彭清靠和其他仕紳代表踏進司令部後,就被五花大綁。其中一個叫塗光明的代表,脾氣耿直,立即破口大駡蔣介石和陳儀。他馬上被帶走隔離,“軍法審判”後,塗光明被槍殺。
彭明敏記得自己的父親,回到家裏,筋疲力盡,兩天吃不下飯。整個世界,都粉碎了,父親從此不參與政治,也不再理會任何公共事務:
……他所嘗到的是一個被出賣的理想主義者的悲痛。到了這個地步,他甚至揚言為身上的華人血統感到可恥,希望子孫與外國人通婚,直到後代再也不能宣稱自己是華人。
帶著“受傷”記憶的臺灣人,不是只有彭明敏。
龍應台“不畫龍”,卻點出血淋淋的眼睛,是“什麼意思”呢?
既然說是“流血衝突”,“衝突”總有雙方面吧,為什麼看來只是單方面的呢?
■ 這就是龍應台的“手法”,她“只掏出”一段血淋淋切片,別的都不管了,這叫什麼“文化”啊?
這不是在“惡意挑撥”嗎?
談“二二八”,只談外省人殺本省人,“不談”本省人殺外省人,單方面挑起本省人的仇恨,這是什麼意思呢?
龍應台談“二二八”,只根據彭明敏的“文化”,談到的本省人暴行只是打了菸酒公賣局職員,“職員被痛打”、“幾個公賣局職員被毆打重傷而致死亡”。
事實上,這麼簡單嗎?這麼仁慈嗎?
“臺灣菁英”怎樣奸殺外省女人
□ 根據唐賢龍“臺灣事變內幕記”(又名“臺灣事變面面觀”)第九十一頁、九十二頁、九十五頁:
一、二十八日早上十一時許,在臺北新公園中,除了打死十幾個外省人,毆傷二十幾個公務員外,更有一個年輕的少婦,攙了她底一個三歲的小孩子,正想由偏僻的小道中跑回家時,卻被幾個流氓們攔住了,他們對她盡情的調戲後,便一刀將她的嘴巴剖開,一直割裂到耳朵邊,後將她的衣服剝得精光,橫加毆打,打得半死半活時,便將她的手腳捆起來,拋到陰溼的水溝中,該婦人慘叫良久後即身死。當該小孩正在旁邊哭喊媽媽時,另一殘暴的臺灣人,便用手抓住該小孩之頭,用力一扭,即將該小孩之頭倒轉背後,登時氣絕。
二、又在萬華附近,一小孩被民眾將雙腳捆起,將頭倒置地上,用力猛擊,直至腦漿流出時方將其拋于路旁。
三、又在臺北橋附近有兩個小學生,路遇民眾,因逃跑不及,即被民眾捉住,民眾一手執一學生,將他們兩個人的頭猛力互撞,等到該兩小學生撞得腦血橫流時,旁觀之民眾猶拍手叫好。
四、又當天下午,在臺北太平町,有一開旅館之孕婦,被民眾將其衣服剝光,迫令其赤裸裸地遊街示眾,該孕婦羞憤無已,堅不答允,便被一手持日本軍刀之臺灣人,從頭部一刀下去,將該孕婦暨一即將臨盆之嬰孩,劈為兩段,血流如注,當場身死。
五、又在臺灣銀行門前,有一個小職員,當他剛從辦公室裏走出來,即被一個臺灣人當頭一棒,打得他腦漿迸流,隨即殞命。
六、這時,適有一對青年夫婦路過此地,又被群眾圍住,吆喝喊打,嚇得他們跪在地上求饒,時有很多臺灣的小學生擠進人叢中,一看原來是 “阿山”,便連忙你一腳、他一腳,將他們兩人踢在地上滾成一團,這時民眾更拳腳交加,棍棒齊揮,不一會,他們便被打得血肉模糊,成了兩具破爛的孤魂。
七、在新竹縣政府的桃園,被羈囚於大廟、警察局官舍與忠烈祠後山三地之外省人,內有五個女眷被臺灣一群流氓浪人強行姦污後,那五位女眷於羞辱之餘,均憤極自縊殉難。
八、而該縣大溪鎮國民小學女教員林兆熙被流氓呂春松等輪奸後,衣服盡被剝去,裸體徹夜,凍得要死,後被高山族女縣參議員李月嬌救護始脫險。
若說以上唐賢龍的書不可信,那麼李登輝主持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為何一再引證?該報告全書中,在這一章有註釋五百九十七個,其中光唐賢龍的書就引了十九個,可見倚之甚殷,只是奸殺外省人之事,一概不引,其他行兇,加上但書而已,如“打殺”“砍殺”就要給加上“據聞”並予以消音?這是什麼意思?什麼學術?把同一作者、同一書予以前言不對後語,這是什麼唐賢龍?
龍應台的奸殺文化論
■龍應台口口聲聲把“二二八”定位在臺灣人與大陸人的文化高低上,有一條史料,倒跟龍應台不謀而合。據“臺灣員警”第二卷第十、十一期轉載“臺灣『二二八』事件”(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
當二十八日下午開始焚燬專賣局時,全市各街巷到處皆有暴徒集團尋找來自國內之外省人施以毆打,名之曰“阿山”,是以“阿山”若為彼輩所瞥見,皆不能逃過“打”的劫數,重時斃命,輕亦在殘廢之列,雖婦孺孕婦亦無一倖免,據記者所知:一數歲之兒童隨其母出街,途遇暴徒,用刀將其母之嘴割裂至耳,復將衣服剝光痛毆垂斃拋之於水溝,其子被用力扭轉面部倒置背後即時氣絕斃命;又一小孩被其雙足扠起倒吊,將頭部猛向地上碰擊,至頭破血流而甘心;又一將兩小孩之頭互為相碰,至腦血橫流,而引為快事;又一孕婦亦被暴徒用日本之武士刀對腹部插入,即時兩命嗚呼。此種狠毒手段,不勝枚舉,慘絕人寰之事,不意竟發生在此號為文化水準高於國內任何一省之臺灣,聞者毛骨悚然,何況目睹其狀者。
這是唐賢龍“臺灣事變內幕記”以外的另一報導,其中特別提到“文化水準高於國內任何一省之臺灣”,不正是龍應台文化優劣論的先驅嗎?從殘殺小孩到奸殺婦女,重重暴行,豈能以“文化”一筆帶過嗎?有這些殘暴行徑的人,還有什麼“文化”?
台俄奸殺大比賽
□ 什麼例子能跟“二二八”時的“文化”高於外省人的“臺灣菁英”相比?奇怪的是,居然在龍應台的書裏,可以找到“文化”的答案。“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書中絕口不提“臺灣菁英”強姦、輪奸又殘殺外省婦女的事,但卻看見俄國大兵強姦、輪奸又殘殺中國婦女的事,在她書中,特別有這麼一大段:
那一年冬天,二十一歲的臺北人許長卿到瀋陽火車站送別朋友,一轉身就看到了這一幕:
瀋陽車站前一個很大的廣場,和我們現在的(臺北)總統府前面的廣場差不多。我要回去時,看見廣場上有一個婦女,手牽兩個孩子,背上再背一個,還有一個比較大的,拿一件草蓆,共五個人。有七、八個蘇聯兵把他們圍起來,不顧眾目睽睽之下,先將母親強暴,然後再對小孩施暴。那婦女背上的小孩被解下來,正在嚎啕大哭。蘇聯兵把他們欺負完後,叫他們躺整列,用機關槍掃射打死他們。
龍應台的“視野”,到了中國東北,但我“奇怪”,她為什麼到不了臺灣?就在“那一年冬天”後的兩三個月裏,“二二八”的場面豈不出現了俄國大兵的暴行,光天化日、強姦輪暴、殺死婦孺,試問那一樣少了?
龍應台為什麼提都不提?
當然俄國人的暴行要振筆直書,可是,臺灣人的呢?今天自李筱峰以次,都把 “二二八”的臺灣人供成“臺灣菁英”,但怎麼掩飾那有俄國大兵行徑的“菁英”呢?他們不是“臺灣人”嗎?
龍應台只寫俄國大兵在強姦
■ 他們當然是臺灣人,尤其是手執武士刀的臺灣人。但在“二二八”時候,與俄國人有什麼不同呢?
□俄國人是白種人、臺灣人是黃種人。並且,俄國人暴行的對象是外國人,大陸人對臺灣人說來,是外國人嗎?
■他們是台獨分子吧?當然把大陸人看成外國人。
□台獨分子嗎?先成立“臺灣獨立國”再說吧。民進黨執政了八年,連個所謂“中華民國國歌”都不敢改,還吹牛什麼臺灣獨立呢?
■ 他們說改國歌要修憲,有困難。
□他們胡扯。所謂“中華民國憲法”中,根本沒有國歌條款,改國歌,一道命令就改了。可是當政八年的民進黨政府命令都不敢下,誰相信他們真搞台獨啊。
■別扯遠了吧,還是比較比較“臺灣菁英”與俄國大兵吧。
□看了龍應台的文字,對照起“二二八”時“臺灣菁英”輪姦外省人的記錄,一何酷似啊,我們能無驚心的對比嗎?“臺灣菁英”奸殺中國人,與俄國大兵奸殺中國人,大同小異之處,該是俄國兵在殘忍上,恐怕甘拜下風呢!
試看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臺灣省『二二八』事變記事”(一九四七年)中記錄: “其最殘忍者,為將婦女裸體毆打,甚至以刀刺其腹,以石塞其陰戶,令其行走,拒者即刺殺之。”看來俄國兵還幹不出“以石塞其陰戶”吧?再看曾今可“臺灣別記”(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六日)的記錄:“還有些婦孺是被暴徒把雙腳拉開拉死的!”看來俄國兵還幹不出把“婦孺雙腳拉開拉死”吧?
何須走一趟才知道
■結論呼之欲出了,“台俄奸殺大比賽”,裁判結果,臺灣人勝了老毛子。龍應台去了一趟長春,回來寫出了俄國大兵,又引伸寫道:
你聽說過索忍尼辛這個人嗎?
沒聽過?沒關係,他是一九七○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透過他,這個世界比較清楚地瞭解了蘇聯勞改營的內幕,可是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歲的索忍尼辛是蘇聯紅軍一個砲兵連上尉,跟著部隊進軍攻打德軍控制的東普魯士。紅軍一路對德國平民的暴行,他寫在一首一千四百行的“普魯士之夜”裏:
小小女孩兒躺在床上,
多少人上過她──一個排?一個連?
小小女孩突然變成女人,
然後女人變成屍體……
這首詩其實寫得滿爛的,但是,它的價值在於,索忍尼辛是個現場目擊者。
可是你說,你從來就沒聽說過蘇聯紅軍對戰敗德國的“暴行”;學校裏不教,媒體上不談。
你做出很“老江湖”的樣子,說,還是要回到德國人的“集體贖罪心理學”來理解啊,因為施暴者自認沒權利談自己的被施暴。
我到長春,其實是想搞懂一件事。
我好奇怪,一比較就知道的事、一翻查就知道的事,對龍應台說來,為什麼要那麼麻煩?
□一九九○年,呂秀蓮去了一趟大陸,回來說:她發現,大陸十一億人口對“臺灣是我們的”的觀念,加上軍事力量,對臺灣是相當大的威脅,而獨派人士若不能擺脫閉門造車的作法,非常可能刺激中共,若因此造成對我方人民利益的傷害,是非常不負責任的行為。呂秀蓮的覺悟,自然令人高興。不過,我總覺得,作為第一流的知識份子,瞭解一個地區,若一定得靠“走一趟”為必要條件,才知道什麼、才覺悟什麼、才猛醒什麼,似乎又未免太直接了、太浪費了、太遲鈍了。第一流的知識份子,應該有本領像中國大哲學家老子那樣“不出戶,知天下”,才算功夫。對大陸對臺灣的態度、對台獨絕不可行的認知,還需要靠“走一趟”才清醒嗎?這樣子的求知方式,太笨了一點吧?
龍應台去了一趟長春,令我想起呂秀蓮。不過,龍應台還不如笨蛋呂秀蓮。龍應台說她“到長春其實是想搞懂一件事”,僕僕風塵的,她回來了,其實她連這件事也沒搞懂。哎呀,她還是做點文藝批評吧,國家大事、思想趨向,不是她搞得懂的。
是誰引來俄國大兵?
■ 龍應台大談俄國大兵在東方的暴行,並比照他們在西方的,同樣是只談“現象”,不談“原因”。記錄上說,一個俄國大兵強姦了德國女人,從女人身上爬起來,說:“你們的德國大兵在我們蘇聯,就這樣。”嫁到德國的龍應台,從來不談這一因果。不是說被強姦的是應該的,而是說“原因”也該同時攤出來,並且要區分出來。德國對蘇聯是侵略者、蘇聯對中國卻是加害者,中國還是戰勝國耶,戰勝國的女人還要被強姦、被奸殺,這是什麼道理?要問誰啊?
□要問蔣介石啊、要問蔣經國啊、要問王世傑啊。是誰引來俄國大兵,看看記錄吧。一般說法是“雅爾達會議”上美國總統羅斯福(FDR)逼中國承認外蒙古獨立。但從“顧維鈞回憶錄”裏,明明看到:不論從美國總統的回信裏,還是從英國外相、美國國務卿的談話裏,還是從中國老外交家的失望裏,都證實出在外蒙問題上,蔣介石及蔣經國、王世傑之流做了不該做出的讓步。──美國主子要你蔣介石賣國,沒有錯,但沒要你賣那麼多!事實上,可以不賣那麼多!可以不賣那麼多卻要賣那麼多,這就是怪事了。“要五毛,給一塊”式的加碼賣國,也是美國逼你的嗎?
在蔣經國的回憶中,我們得到了答案:
史大林問我:“你們對外蒙古為什麼堅持不讓它『獨立』?”我說:“你應當諒解,我們中國七年抗戰,就是為了要把失土收復回來,今天日本還沒有趕走,東北臺灣還沒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敵人手中;反而把這樣大的一塊土地割讓出去,豈不失卻了抗戰的本意?我們的國民一定不會原諒我們,會說我們『出賣了國土』;在這樣情形之下,國民一定會起來反對政府,那我們就無法支持抗戰;所以,我們不能同意外蒙古歸併給俄國。”
我說完了之後,史大林就接著說:“你這段話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過,你要曉得,今天並不是我要你來幫忙,而是你要我來幫忙;倘使你本國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會提出要求。今天,你沒有這個力量,還要講這些話,就等於廢話!”
寫得多清楚啊,因為是“你要我來幫忙”,所以我才要你的外蒙古。不過,所謂要蘇聯幫忙,不論人家盟國的目的也好、自己賣國的目的也罷,都在使蘇聯出兵、請蘇聯“來幫忙”。但是,八月八日蘇聯外長莫洛托夫(Molotov)向王世傑的宣佈,證實中蘇關係尚未達成協定前,它已出兵了,那麼國還要不要賣,就該從長計議才是。但是,妙的是,這些賣國者,卻仍要照賣不誤,這不是賤種嗎?更妙的,八月十四日日本都投降了,八月十五日蔣介石以下賣國者還向蘇聯簽約大賣。王世傑八月十五日日記上說:
中俄文約稿書寫需時,簽字手續直至今晨六時始在克里姆林宮舉行。但蘇聯已於數小時前廣播,謂已簽字。蓋日本接受投降條件之答覆適於今晨二時到達此間也。
為什麼蘇聯方面要捏造簽字時間,提前“數小時”呢?因為日本已在“今晨二時”投降了,連蘇聯都不好意思在日本投降後向戰勝國要土地了,只好捏造說外蒙古是在日本還沒投降前就獨立了。多氣人啊!日本投了降,戰勝國的中國還要簽約賣國。蔣介石、蔣經國、王世傑之流多莫名其妙啊!
引來俄國大兵以後
按照賣國者與蘇聯訂的“中蘇友好條約”,明明是“在日本投降以後,蘇俄軍隊當於三星期內開始撤退”的、明明是“最多三個月足為完全撤退之時期”的,但是,日本投降後三個月又三個月又三個月,老毛子猶在東北姦淫擄掠中。到了第二年(一九四六)三月六日,“王世傑日記”寫著:
中蘇交涉,如利用民眾反蘇遊行,及本黨公開之攻擊,縱能促使蘇聯早日撤兵,但不免阻(促)其與東北共產黨及其他反政府武力勾結,造成更不利於國家之形勢。予不主張與蘇聯公開決裂者,大半以此。今日午後予以外交部部長名義,致正式照會于蘇聯大使,促蘇聯即行撤兵。蔣先生尚擬緩發此照會。予因恐未來局勢或使我政府不能訴諸國際會議,故斷然決定發出,但仍未在報紙發表。晚間予面向蔣先生辭外交部長職,蔣先生不允。
看到了吧,俄國大兵不撤退,一方面固是蘇聯原因,另一方面,卻是蔣介石挽留,“尚擬緩發”“照會”呢。
當時在東北第一線與蘇聯打交道的董彥平將軍,寫了一本“蘇俄據東北”送給我,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一日,在他家裏,我與他長談,我彷彿知道了什麼,蔣介石被史達林(Stalin)耍成白癡,最後還要求俄國大兵幫他在東北防共產黨呢!
蔣介石引來俄國大兵,下面才是龍應台片段又斷片的故事。龍應台照舊只寫“現象”,她不寫“原因”、不寫俄國大兵奸殺中國女人的“原因”,她開脫了美國人羅斯福、開脫了中國人蔣介石、也開脫了蘇聯人史達林,她的視野只是一根管子,管中窺見了豹斑。龍應台的讀者跟她窺見了豹斑:
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山大街”又有了新的名字:“史達林大街”。
長春人就在這“史達林大街”上行走了將近半個世紀。
一九九六年,“史達林大街”才改稱“人民大街”。
但是,對長春街上的“原因”,龍應台永遠閉目以窺豹斑。
蔣夫人還慰勞俄軍呢!
■龍應台在字裏行間,明示史達林如何如何、感謝俄軍如何如何,在在均為共產黨傑作,在她筆下,引狼入室的“禍首”國民黨是不見媚骨的。事實上,真的如此嗎?
□ 看看劉毅夫少將的回憶吧。劉毅夫在“我親歷國軍拒絕收編偽軍的一幕──隨侍蔣夫人赴長春慰勞俄軍的回憶”(“傳記文學”第六十七卷第一期)中說:
蔣夫人到長春的第二天,就立即前往俄國軍營拜會馬林諾夫斯基。當時天寒地凍,遍地冰雪,蔣夫人仍然豪氣幹雲的昂然進入俄國兵營,當時由會講俄語的經國先生在前領路,我與孔二小姐緊隨夫人身後,以防不測。當時看了蔣夫人的神情,心中無限欽佩,同時想到了歷史上郭子儀獨踏番營的英勇故事。
夫人進入俄國軍營時,首先檢閱了列隊歡迎的俄軍。當夫人走過之後,俄軍都對神采飛揚的蔣夫人,萬分欽仰,有些人小聲說:“馬達姆倭欽克拉細微”(俄語:夫人好漂亮),我聽了之後,立即回頭用俄語小聲說:“不要亂講!”當時我穿的是國軍將官制服,他們聽了我的話,便不再講了。
夫人見了馬林諾夫斯基時,曉以大義,俄軍乃于夫人離去之後,立即撤離長春。
事實上,這位女郭子儀不論“施以顏色”或“曉以大義”,都無助于蘇聯撤軍。對照一下董彥平書中寫的吧:
蘇俄軍部自一月十日美國馬歇爾特使來華調處共匪糾紛,成立軍事調處執行部,發佈停戰命令以還,態度突轉惡化。對我方接收表示不能協力,二月一日第二次撤兵之約,顯亦無意履行。主席夫人適於此時冒惡劣天候,在零下二十度之嚴冬,萬里冰天中飛蒞長春,代表國家勞問蘇軍,存眷父老;並向蘇軍闡明中蘇友好同盟之真諦,獲致熱烈反響。但蘇方並未因此改變其預定計畫。
龍應台為什麼不想想呢?中央政府第一夫人蔣宋美齡可是“代表國家勞問蘇軍”呢,長春市政府一條“史達林大街”又算老幾啊!“長春各界人士”的一座“戰機、坦克紀念碑”又算老幾啊!
被人強姦也是“國家利益”?
■ 看來龍應台談了半天“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卻談不出大事。蔣介石賣國簽下“中蘇友好條約”是何等攸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大事,龍應台侈談“大江大海”、侈談“一九四九”,卻對大事“隻字不提”。只提俄國大兵在瀋陽強姦中國女人,為什麼不追究誰是引狼入室的禍首呢?
□ 從頭目言,是羅斯福與蔣介石,從細部作業言,是王世傑與蔣經國。最後,龍應台的“一九四九”到了,蔣介石王世傑之流給趕出大陸了,退守到只有外蒙古四十四分之一大的臺灣島上了。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三日,蔣介石在中國國民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發表“對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報告”,秘密歸屬了責任所在。他說簽約是“我個人的決策”、“是我的責任,亦是我的罪愆”、要“負其全責”。他在簽約七年後,自己承認當年簽約放棄外蒙古,“實在是一個幼稚的幻想,絕非謀國之道。”
但是,王世傑這邊呢,卻仍舊一言不發,但卻不斷放出風聲,他是“為國家利益”,以致如此。我在“蔣介石研究四集”有“蔣介石、王世傑賣國”一文,收有張九如影印給我的一封王世傑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二日致他的信,談到“中蘇談判”之事,“惟為國家利益,世傑守口如瓶已二十年於茲,即令會聚,弟我亦病不能自由發表耳。”
■什麼“國家利益”呢,讓人強姦也是嗎?
□“王世傑日記”在王世傑死後出版了,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如下:
有李敖者,日前在文星書店所刊“蔣廷黻選集”,對余被免總統府秘書長(民國四十二年十二月)與簽訂中蘇條約兩事,做侮辱性抨擊。中央黨部〔秘書長〕谷鳳翔等促余向法院控訴其誣毀。餘殊不願給此等人以出鋒頭之機會。惟餘對此兩事為避免牽涉他人過失之故,迄未發佈文字,抑或是餘之過。
“他人之過”的“他人”是誰呢?龍應台到美國看蔣介石日記,忘了找這一段了吧?在日記裏、在“國家利益”之下,應該看到一個名字吧?
“蒙古去,而中華民國亦隨之去矣!”
王世傑聽命於蔣介石,簽了“中蘇友好條約”,賣了國。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他向黨中央報告,日記中說:
……外蒙,不能不承認其獨立,但戰爭結束後三個月內蘇聯依約不能不自東三省撤退!……東三省之主權可以收回……蔣先生請大家起立表決,結果全體一致起立。
由此可見,國民黨不但主事者是賣國賊,它的團體也是“賣國集團”。在蔣介石面前,對賣國成果,無人敢於拒絕“起立通過”!
諷刺的對比是,一九一二年,戴傳賢主持上海“民權報”,就警告“蒙古去,而中華民國亦隨之去矣!”一九一九年,“軍閥”徐樹錚收回了動搖中的外蒙。誰想得到,二十六年後,外蒙卻在國民黨手中失去。一九四九年,在“中華民國”亡國前夜,戴傳賢自殺了,真應了一九一二年的預言:“蒙古去,而中華民國亦隨之去矣!”
戴傳賢死在“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二日。他二十一歲辦“天鐸報”,惹出文字獄。二十二歲亡命日本,革起命來。二十三歲辛亥革命成功後,做孫文機要秘書。此後青雲直上,二十八歲做大元帥府法制委員會委員,又兼帥府秘書長、外交部次長。三十五歲做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政治委員、宣傳部長。三十七歲做中山大學委員長後改為校長。三十九歲做考試院長,長達二十年。最後做的是國史館館長和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以這種顯赫的履歷,可知他在國民黨中的地位,是炙手可熱的。但這個炙手可熱的黨國元老,卻隨“中華民國”之將亡,自己先死了。
龍應台書中寫了一個小軍官的殉死,但那一死,只是鴻毛之輕,象徵的意義有限;戴傳賢卻不然,他的自殺,有太多象徵的意義。他的一生,隨 “中華民國”而興、隨“中華民國”而亡。但他在國民黨中,是少有的頗有“純純的信仰”的一位,他關懷國民黨的前途,總是真誠的、情見乎辭的。一九四四年,他在重慶曾家岩發豪語:“周朝的天下是八百年,國民黨至少要掌握政權一千年。”這種“純純的信仰”,在國民黨中,又有誰比得上呢?結果呢,“一九四九”到了,一千年的豪語,遭到挑戰,戴傳賢五十九歲,一死了之。象徵一個時代的結束、也象徵一個信仰的結束。多麼可愛的“一九四九”,賣國的“中華民國”統治者,使“中華民國”淪為死屍;而統治者呢,卻淪為守靈人,戴傳賢死了,他留下了一個孽種,“過繼”給蔣介石,孽種不是別人,就是“蔣緯國”。
龍應台只見一彭
“原因”越來越大了、頭緒越來越多了。解答龍應台沒搞懂的一件事,好奇怪,答案原來不在東北,卻在臺灣。還是回頭從“二二八”來追蹤吧。
□這叫環環相扣。一九四六在東北的事,竟從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得到索隱。還是回頭看看“二二八”。
■龍應台只引彭明敏的“二二八”,是不是犯了孤證的毛病?
□當然是。據“高雄市『二二八』事件報告書”:“……有案可據者,計傷公教人員三十一人,死八人,暴徒除拘獲正法者外,死亡七人,民眾傷五四人,死八六人,其餘不詳身分者,死二四人,合計死一二五人,傷八五人。”足證外省人有死亡;再據陳桐“殺戮起源蓄意煽動”(“自由時報”,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七日):“……(暴徒流氓)甚至挾持外省人集體軟禁在高雄中學內,每天只供給一粒飯糰,境遇也相當淒慘……”足證外省人有被拘禁。可見彭明敏所述,是一面之詞,他置外省人在高雄被殺被關於不聞,只記彭孟緝怎樣怎樣,其實,照彭孟緝“臺灣省『二二八』事件回憶錄”、“彭孟緝訪問紀錄”,是會議席上塗光明先掏槍。彭孟緝固非善類,但此彭非彼彭,也別有說詞,龍應台也該知道。至於龍應台引彭明敏“『軍法審判』後,塗光明被槍殺”云云,簡直替彭孟緝搽胭脂抹粉了,那來“審判”啊?兵荒馬亂之際,彭孟緝這種惡棍還給你“審判”嗎?
■看來龍應台扯出“二二八”,是上了彭明敏的當。
□她自己太不用功,才會上當;彭明敏他們太偏執,才會只看單方面的歷史。其實這是一種“弱者的偏執狂”。談“二二八”,眾口一聲,把悲劇定位在外省人的不是上,說破了,這就是“弱者的偏執狂”。人一變成“偏執狂”,則雖遭苦難,不能反省。“二二八”事件,在本省人眼中,百分之百全怪外省人。但我懷疑,到底有沒有一個小數點──百分之百怪外省人中的一個小數點,本省人也不妨反省反省呢?例如事件之起,是緝私人員驚慌中開槍誤殺了一名看熱鬧者,這種緝私人員應予嚴辦,是對的,但群眾包圍警察局,要求立刻“就地正法”,這種不懂事的要求,任何官員都做不到。做不到就起暴動,把外省人中的無辜者予以打、砸、搶、殺,婦女予以強姦、嬰兒予以摔死,這種行為,不該反省反省嗎?由這種暴民濫殺行為招致來的暴君派部隊登陸濫殺,能夠百分之百全怪外省人嗎?我絕對不是說國民黨政府惹起民變、處理民變是對的,但相對方面,本省人的肆虐與招禍反應,也不無反省之處。但是,直到六十四年後的今天,又有幾位反省了呢?
事件之起,陳儀答應“懲凶賠款”、“不秋後算帳”,本已息事寧人、本已屈服,但是,本省人價碼節節升高,答應了三十二條,又來了四十二條,不懂事的要求,使任何官員都做不到,最後只好兵戎相見,進一步造成悲劇。這種沒有底價似的討價還價,活像六四天安門前的學生,最後亂開價,逼得對方忍無可忍,只好動粗。如今一家哭引發一路哭、一路哭引發全島哭,說不該動粗,你看你把我打成這樣子,動粗的確不該,但不動粗,又該怎麼做才能平息四處蜂起的暴亂呢?六十四年了,誰又假設假設,如果你設身處地,你怎麼想?如果你是二十一師的抗戰老兵,老子跟日本鬼子打了八年仗,光復了臺灣,臺灣人(皇民浪人)居然戴起日本人軍帽、唱起日本人軍歌、拿起日本人軍刀軍槍,沿街打殺外省人,這種亡國奴習性,老子還不教訓教訓你嗎?──如果你是那種老兵,你會有更理性的表現嗎?
【龍應台的爸爸殺台灣人】
■ 這番話引起我的假設,假設當時憲兵連連長龍槐生-龍應台的爸爸在台灣,他是當年「殺敵無數」、莎日本人無數的「那種老兵」啊,他會客氣嗎?因為在他眼中,台灣人絕非那麼無辜,他們可殘暴得像日本兵呢!
□ 外省人不設身處地替台灣人想,台灣人至今譴責;但台灣人有無也該設身處地想想外省人呢?想想仇日老兵的報復心態呢?想想龍爸爸的滿眼血絲呢?我絕不說外省人對,但我覺得,台灣人的真正菁英,應該勇於站出來,矯正矯正自己人的方向,「障百川而東之,挽狂瀾於既倒。」而不是聽任暴民胡來。台灣人菁英林獻堂就是一例。在台中地區的外省人被暴民集中、要予以殺光的當口,林獻堂挺身而出,大聲說:外省人像螞蟻一樣多,我們今天殺光他們,他們明天就來殺光我們。暴民聽了,怕了,才沒一錯再錯。
相對的,同是本省菁英的林茂生,以他那麼崇高的學術地位,照他兒子林宗義的回憶,卻是「他同意,加諸大陸人的暴力,以及對政府大樓與公務員的傷害,來表達極端的憤怒,乃是人民的幻滅與普遍而強烈的挫折感的一種合理表現」!林茂生明知「這種對財產與大陸人的普遍而不分皂白的暴力,用來作為有效的政治行動,是沒有意義,也沒有用的」;明知「後果會很嚴重,真吃力(台語)!」但他無法像林獻堂那樣挺身而出,大聲引導自己人適可而止。作為菁英,在百川狂瀾當前,他是不是少做了點甚麼呢?尤其與林茂生的「文化」不對頭的,他竟相信「加諸大陸人的暴力」是「合理表現」,結果換來大陸人的暴力回敬了,要怪誰呢?
更嚴重的是,林茂生犯了大忌,他相信了美國人。他被殺的三個「罪跡」是,身為台灣大學教授,卻「一、陰謀叛亂,鼓動該校學生暴亂;二、強力接收國立台灣大學;三、接近美國領事館,企圖由國際干涉,妄想台灣獨立」。
【美國人害了台灣人】
「二二八」時美國人的手法,太明顯了。據「陳儀致蔣主席一九四七年三月虞電」;「此次事件有美國人參與,反動份子時與美領事館往來,美領事已發表種種無理由的反對政府言論。」再據「陳儀報告『二二八』事件情形致吳鼎昌等電」;(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事變中,弟派員赴美領館接洽,據報若干台灣野心分子適在內開會………」可見美國人介入「二二八」,官方早已得知。
再看一些史料;
一、林宗光「美國人眼中的二二八事件」;「卡兒氏(Kerr按即通稱的:葛超智)說,在二月中旬有一群台灣青年人的代表寫了一篇很長的請願書,給當時美國國務卿喬治。馬歇爾(George Marshall),要求聯合國免陳儀之職,讓台灣受聯合國託管………」
二、唐賢龍「台灣事變內幕記」(頁108):「……另有台灣大學學生八人,曾向美國領事館請求聲援,謂台灣人因不堪中國人之壓迫,乃有此次改革政治之運動發生。希望美國能予以精神上及物質上之援助……」
三、「新生報」(一九四七年三月三日):「……關於本案,需要周知全世界及國府之動議即刻成立,即選出林宗賢、林詩黨、呂伯雄、駱水源、李萬居五人為委員,擬託美國領事館善為辦理……」
以上抽樣,絕非蛛絲馬跡,而是美國領事館葛超智(George Kerr)總提調的傑作。葛超智最後演出撤僑戲,意圖火上加油。報到南京美國大使館。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一面壓住撤僑陰謀,一面密告蔣介石,蔣介石再密令陳儀防範。結論是,台灣人被美國人擺了一道,(台灣館)領事搧風、(南京使館)大使放水。(皇民化)台灣人相信美國人(爹爸),不知美國人(爹爸)出賣了他們(皇民化台人)。林茂生被槍決了,「接近美國領事館」竟成「罪跡」,多不值得啊。
■ 當時美國高層對台灣不感興趣嗎?
□ 一九四七年時候,氛圍的確如此。林宗光「美國人眼中的二二八事件」有一段:「……國務院的官員卻自始不願意使美國捲入台灣問題的漩渦之中……事變之後,卡兒氏(Kerr按即通稱的:葛超智)被召回美國,與當時國務院主管遠東事務的約翰。文森(John Carter Vincent)談起台灣人對美國、聯合國以及台灣將來地位的意願時,文森曾以堅定的口氣告訴卡兒氏(葛超智):『沒有一位聯合國人員──華盛頓的官員不用說──對台灣有任何興趣。』……」美國人是大陸丟了的前夜,才打台灣主意。「(1947)二二八」時候,(中共)還不成氣候,相信美國人的台灣菁英,無異是台灣傻瓜。
摘錄自:李敖秘密談話錄:《大江大海》騙了你(第1~~ 42節)
2011-02-01出版發行
讚讚
扁政府消失的36,000件公文與馬英九“遲來”的“震怒”
日前,經過3年的盤點,馬政府終於數清扁政府交接時不見了36,000件公文。據說,馬英九為此在國民黨中常會上三次“震怒”。
扁政府時代為何“消失”了那麼多公文?
是“有心”還是無意?
對臺灣的影響如何?
民進黨應該如何“交代”、對其後續影響如何?
馬英九的震怒是自然還是“刻意”?
是否如民進黨高層所說是正在追殺?還是栽贓陷害?
這些消失的公文該不該追?怎麼追?追到何種程度?
對國民黨選舉有幫助嗎?
首先,扁政府時代的公文是如何“消失”和“為什麼”消失的。
其實,看看扁政府政權交接前,僅總統府就購進57台先進的碎紙機。這就註定會“消失”許多紙質的東西,被粉碎的是否包括消失數量龐大的公文,不得而知。但如果是手紙,肯定無需這麼先進的碎紙機的。如果說消失的公文僅僅是拿回家忘記交上來,或者是轉交給其他單位,沒有造冊登記,都是說不過去的。如果是有意轉移、藏匿、“銷毀”,則必有其主管“目的”。
據臺灣各界的多種猜測,比較靠譜的,無非是:
一、五部會首長個人認為不方便交接的,比如檔會留下決策的過程、決策的動機和目的。其中,並非都無瑕疵或公而無私;
二、集體意識和決策,因含有政黨因素或者有太多權宜之計,不能作為經驗傳承,而被下任政府延續。如,指令不恰當的監聽,荒唐離譜的任命、約見等;
三、任內接獲相應情資應當立即處理,而沒有處理,賣好一些個人或團體,或者攜帶出“宮”,以便讓別人感恩或懼怕的;
四、即便認識到這些公文對臺灣政府延續是有益的,但對自己短時間拿回政權沒有信心,又不甘心讓國民黨對情況有全面、系統地瞭解,要看國民黨笑話,甚至希望國民黨因此做不好,而趕快下臺。但無論哪種情況,看看扁政府離任前,幾十台碎紙機連夜運轉,就像電影裏面,一個政府“垮臺”前,忙著“焚毀檔”、轉移資產的場面。
所以,無論什麼目的,都凸顯了,扁政府置臺灣整體利益於不顧,不想讓國民黨分享這些本應分享的政府資產。也證明了,臺灣所謂的政黨輪替不像政府內部交接,倒似敵國佔領。
其次,民進黨高層對“消失”數量龐大公文的態度。
如果一個負責的政黨,一個以整個臺灣人民利益為依歸的政黨,當發現自己政黨執政時,居然有這麼“離譜”的事情。第一時間,就應該汗顏,向全民道歉,並聲明敦促本黨同志配合調查,厘清對臺灣的影響。
遺憾的是,民進黨高層的反應,卻有這樣幾種態度:扁政府交接時,並沒有丟失這些公文,馬政府純屬栽贓陷害;馬政府盯住公文不放是轉移執政無能、進行政治追殺;最不激烈的反應,也僅限於:即便這些公文丟失是真的,但馬政府該早查的不查,到大選不到一年的時間再查,時機不對,想影響選舉。儘管這些反應,符合民進黨的一貫邏輯、作風和格調,但也不能侮辱全民的智商:是不是馬政府自己銷毀公文或造假,進行栽贓陷害一目了然;如果是事實,就不能叫政治追殺;即便懷疑馬政府查證的效率,這也不是民進黨有資格質疑的,因為民進黨執政時,丟失的公文太多,馬政府人工比對耗時費力,而且一件弄錯,豈不是給民進黨更多口實?即便需要質疑馬政府的效率,也只有民眾才有這樣權利。
再次,說說馬政府的震怒和效率。
馬政府盤點3年才搞清丟失了多少公文,儘管理由是數量大、人工比對慢,勉強說得過去。但特偵組從陳水扁辦公室查扣的幾十箱公文,是怎麼流出的?以及扁政府卸任前,那些工作人員使用碎紙機、粉碎了一些什麼總是應該知道的吧?所以,馬英九的震怒自然是應該的,畢竟這是損害的是全臺灣人民的利益。
但應該震怒的不僅僅是馬英九,民眾也許更有理由震怒。民眾對扁政府應該震怒的是,其對體制和制度的“無視”和“破壞”,政黨惡鬥居然置整個臺灣的利益於不顧;
對馬政府的震怒,大概是上任這麼久“沒有”展現相應的魄力。馬英九震怒得儘管“晚了”一些,但如果堅持查,起碼能夠大致厘清誰丟失的、怎麼丟失的、丟失的大致是什麼公文、對臺灣的影響是什麼。
最後,追查扁政府丟失的公文,對兩黨的影響會是如何。
按照馬英九的個性,如果對臺灣的整體利益影響不大,相信其也不會過為己甚。其作用無非是借此建立和整飭公文制度,讓政府像個政府。至於對民進黨有無打擊的效果,即便有,按照目前臺灣的政治生態,也極為有限,只不過是臊臊民進黨執政時時任高官、現在仍然“風光無限”的“政客”的面皮。
要說真正能夠傷害到民進黨的,還是他們自己,因為,民進黨高層對這一事件的態度才是檢驗品格和責任的試金石。而國民黨如果能夠不要抱著溫文爾雅一副君子狀,大刀闊斧地做自己該做的事才是改變和提升自己形象的契機。因為追查公文並不能讓民進黨失去他們原有的基本盤。只要臺灣政黨輪替今後繼續有這樣公文“莫名其妙”地“大量消失”的狀況,對岸不但不必將“各懷鬼胎”的雙方輪流執政臺灣當回事,其他國際社會也不會將臺灣當作一個值得尊重的政府。
文/畢殿龍 20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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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蔣介石的投名狀
進軍滬寧,蔣介石的猶豫
1926年11月,一個楓葉飄零的晚秋,蔣介石仍在南昌北伐軍總司令部的辦公室裏來回踱步。此時,他的心情焦慮而糾結。北伐大軍越是逼近上海和南京,他的心情就越是忐忑不安。
在軍事上,蔣介石打得順風順水。自1926年7月廣州誓師北伐以來,大軍一路高歌猛進。“打倒列強除軍閥”的革命旋律響徹中華大地,轟轟烈烈的國民革命浪潮迅速席捲大江南北,貌似強大的北洋軍閥兵敗如山倒,北伐軍只用了三個月的時間就打到了武漢,摧毀了軍閥吳佩孚的武裝力量。隨後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也從廣州遷到武漢。緊接著在11月,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率部從兩湖地區攻入江西,打敗了另一個軍閥孫傳芳,連克九江、南昌,兵鋒直指南京、上海。
但是,在政治上,局面對蔣介石卻非常不利。他最主要的政治對手汪精衛到了武漢。自從1925年孫中山去世以來,汪精衛以總理繼承人自居,在黨內政治勢力雄厚,再加上蘇聯的政治、軍事和金錢的背後撐腰,儼然成為國民黨的主要領袖。汪精衛在武漢與地方實力派唐生智建立同盟,再加上對蔣介石深懷敵意的蘇聯顧問鮑羅廷,武漢已成為國民黨內部反蔣的核心。此時,大部分的國民黨中央委員都已到了武漢,政治權力已被汪精衛主導。汪精衛三番五次催促蔣介石速來武漢,蔣介石陷入了深深的困境。去武漢,則自己很可能被架空,不去,就有自絕於黨國的危險。更何況,他的北伐大軍每天都要耗用大量糧餉,而財權並不在他手上。戰場上打得再順利,如果武漢切斷他的財源,他的北伐大軍將會立刻喪失戰鬥力。
蔣介石的理想就是借北伐統一全國,繼而成為中國的凱撒。要命的是,他不得不依賴蘇聯的金錢來實現自己的理想,而卡住他金融命脈的正是史達林在中國的眼睛和左右手——鮑羅廷。“中山艦事件”之後,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共產黨在廣州的勢力,但為了蘇聯的武器裝備和金錢,為了他統一中國的大業,他不得不暫時隱忍。
當五四運動爆發時,蔣介石受到強烈震撼,他在日記中寫道:
“此乃中國國民第一次之示威運動,可謂破天荒之壯舉……民氣未餒,民心未死,中華民國當有復興之一日也。”
當1925年6月23日,廣州群眾支持香港工人大罷工,舉行示威遊行經過英國租界附近的沙基時,英軍悍然屠殺遊行群眾50餘人,傷170餘人,釀成“沙基慘案”。蔣介石聞訊在日記中寫道:
“國勢至此,不以華人之性命為事,任其英賊帝國主義所慘殺,聞之心腸為斷,幾不知如何為人矣!自生以來,哀戚未有如今日之甚也。”
憤怒的蔣介石在其日記中每日寫下一條仇英德的“憤青”口號,多達百餘條:
“英虜皆可殺!英仇可忍耶!英夷不滅非男兒!汝忘英虜之仇乎?英番不滅革命不成!……”【1】
蔣介石不僅反英,而且對美、法等國也抱有警惕的態度,“英番可滅,美、法亦不可玩忽”。1926年,他曾嚴厲批評美國的外交政策,“痛詆美國外交政策之錯誤及其基督教之虛偽”。
蔣介石不僅對列強充滿憤怒,對洋買辦階層也十分憎惡,痛恨他們幫助洋人控制中國經濟命脈。“洋奴之可惡,不止於此。凡在租界、公署及洋立公司之洋奴,皆可殺也。”
歷史充滿怪異之處就在於,誰能想到中國最大的官僚買辦階層的總頭目蔣介石,居然骨子裏痛恨他所依賴的那些勢力?!荒誕但順理成章的是,作為一個把個人權力放在首位的政治家,理想是從屬於現實的,他非常清醒地認識到誰能給他帶來權力。當蘇聯可以利用時,他就利用蘇聯的金錢和武器來實現北伐和統一,鞏固和強化自己的權力。當蘇聯試圖控制和命令他時,他就會毫不猶豫地將其一腳踢開。在後來的日子裏,對他所仇恨的列強,如英國、美國、日本等,皆如此;對他所厭惡的洋買辦,亦如此。他將自己定位成革命的化身和真理的終極解釋者,反對他就是反對革命,反對真理!不管是誰,只要阻擋了他的權力之路,“皆可殺”!
在蔣介石看來,天下群雄皆鼠輩。奉系軍閥張作霖,毫無理想信念,背靠日本,坐擁東北之地,勢力雖大,但少謀寡略,不過一土匪耳;直系吳佩孚、孫傳芳之輩,爾虞我詐,內部矛盾重重,占地雖廣,只需各個擊破,滅之何難?最令他頭痛的還是共產黨。
蔣介石曾訪問過蘇聯,親眼目睹了一個有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和信仰體系的政黨,組織嚴密並深植於軍隊。蘇聯紅軍號令統一,行動一致,其戰鬥力迥異于中國軍閥的部隊。大受啟發的蔣介石,回到中國就大力推廣“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中國要革命,也要一切勢力集中,學俄國革命的辦法,革命非由一黨來專政和專制是不行的”。
正因如此,蔣介石對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這一大政方針,從骨子裏就認為只是權宜之計,為的是獲得蘇聯的援助,增加國民黨的實力。所以,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這種“黨中有黨”的局面非常反感。特別是共產黨的群眾動員能力和組織能力遠較國民黨厲害,更與國民黨中的左派打得火熱,極大地增加了蔣介石在國民黨中實行“集權”的難度。在國民黨“一大”期間,大批共產黨員擔任了國民政府的要職。
在北伐的問題上,蔣介石力主從速,而鮑羅廷似乎看穿了他的個人圖謀,建議從緩,先鞏固廣東革命政權,發動群眾,以待時機成熟。
蔣介石很明白,鮑羅廷的“時機成熟”之日,就是他被趕走之時。所以他必須抓住時機,做大做強自己。在他的力爭之下,鮑羅廷最終還是做出了讓步,蔣介石的北伐開始了。
蔣介石的北伐進展神速,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蘇聯源源不斷的軍火供應和金錢支持。那麼,蘇聯為什麼要支持國民黨呢?這需要從蘇聯當時的國際環境說起。
3000萬金盧布打造的北伐戰爭
1920年2月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一個月黑風高的寒夜,一輛輛由士兵押送的馬車滿載木箱,駛進「滙豐銀行」符拉迪沃斯托克分行的大院。銀行工作人員立刻將卸下來的木箱吃力地搬進銀行的金庫,分行經理伍德隨即帶著兩名助手打開了第一個箱子清點貨物。伍德打開箱蓋一看,裏面全是碼放整齊的金磚,在黑暗中依然閃爍著幽幽的光芒。於是他們伸手進去,借著蠟燭的一點昏暗的亮光,仔細摸索著金塊,清點數量。“地板上堆滿了箱子。我們踩著箱子走動,一手拿著蠟燭,一手拿著火漆,打開每只箱子,檢查內容,再用火漆封上,然後送去裝船。”【2】
這批金子原本是屬於沙皇的,兩年前還靜靜地躺在沙皇俄國中央銀行的國庫裏,現在卻作為戰利品進了「滙豐」的金庫。這是怎麼回事?
原來俄國十月革命後,盤踞在西伯利亞的沙皇軍隊,在海軍上將高爾察克的率領下向莫斯科進軍,旋風般地攻佔了沙皇政府中央銀行國庫所在地喀山,奪取了價值8000萬英鎊的黃金儲備。之後卻兵敗莫斯科城下,隨即裹挾著這批黃金沿著西伯利亞大鐵路向東逃竄。時值冬季,西伯利亞的嚴寒徹底摧毀了這支敗軍的士氣,剛跑到伊爾庫茨克就嘩變了。為了活命,嘩變士兵跟蘇維埃政府達成協議,他們將高爾察克和那批黃金交給蘇維埃政府,蘇維埃政府則保證他們的人身安全,讓他們回家。這些嘩變的士兵主要是一些歐洲雇傭兵,他們要從符拉迪沃斯托克坐船回歐洲,就暗自扣下一部分黃金賣給了「滙豐銀行」符拉迪沃斯托克分行。
本來窮得叮噹亂響的蘇俄政府,拿到了這筆沙俄留下的黃金儲備,腰桿一下子就硬了起來。當時的1英鎊約合10兩銀子,沙俄國庫壓箱底的那批黃金被歐洲雇傭兵倒賣了一部分給「滙豐銀行」,剩下還有大約價值5000萬英鎊的黃金落到了蘇俄政府手裏,這可是一筆價值5億兩白銀的鉅款!當年日本人通過甲午戰爭,從中國勒索了2.3億兩白銀,在英國換成黃金後,成功地建立了金本位的日元體系。布爾什維克政治局裏也不乏金融貨幣的高手,就用這筆黃金做儲備進行盧布的幣制改革,實行了金本位。於是本來已經被戰爭摧毀的俄國經濟逐漸穩定下來,重新步入正軌。【3】
站穩腳跟的蘇俄政府,剛剛緩過氣來,心有餘悸地四下張望,發現處境實在不妙。
蔣介石抱上了更粗的大腿
上海灘金融大亨虞洽卿,可是中國金融圈裏響噹噹的一號人物,當年蔣介石落魄上海灘的時候,就在這位虞老爺子創辦的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裏炒過股票、期貨。被打爆倉後又是虞老爺子出面擺平,還將蔣介石介紹給了杜月笙和黃金榮兩位上海黑社會大佬。蔣介石和他的交情很是不淺。
虞洽卿也沒拿自己當外人,一進會客廳,簡單寒暄兩句,就直截了當地向蔣介石拋出兩個關鍵問題:“你說聯俄、聯共、扶助農工,就真要幫助窮人嗎?那我們怎麼辦?”
蔣介石一笑:“窮赤佬怎麼靠得住?”
虞洽卿又問:“那北伐軍要打倒列強,我在洋人那兒幹過,我還跟洋人做生意呢。”
蔣介石歎道:“洋人怎麼打得過?”
虞老爺子一聽,點點頭,心裏有了底,進一步試探:“那我回去,怎麼幫你?”
蔣介石猛地一揮手:“我不日就會攻克上海,抵近南京,你跟杜先生(杜月笙)、黃先生(黃金榮)說一下,幫我維護好上海治安。”
虞洽卿點點頭:“這個沒問題。我能幹什麼?”
蔣介石一聽,心中一動,俯身上前,盯著虞洽卿,一字一句地說道:“錢,幫我籌錢,越多越好,到了上海是要花錢的。”
這顯然是一筆交易。北伐的宗旨就是要打倒列強、扶助農工,可蔣介石現在管不了這麼多原則了,在權力與原則之間,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前者。
事實上,早在1926年初,英國外交部就曾針對中國北伐戰爭的對策問題組織過討論,駐華使領館官員、海陸軍http://
指揮官、港英當局紛紛獻計獻策,提供了使用武力、國際封鎖、援助北方軍閥、向蘇聯施加壓力、懷柔等五種可供選擇的方案。論證結果認為:前兩種方案後患無窮,適得其反,也難以取得其他列強的支持;第三種方案的困難在於找不到英國中意的鐵腕人物;第四種方案不會有什麼成效;只有最後一招懷柔似乎可行,並富有“建設性”。【12】
不懷柔的辦法以前也用過。1925年,港英方面就公開用軍火和現款供給國民黨內部軍閥陳炯明起兵反叛國民政府。結果,陳炯明叛亂被鎮壓,用金盧布武裝起來的北伐軍,又基本打垮了原本由國際銀行家扶植的北洋各系軍閥。這些北洋軍閥垮得速度之快,讓他們的後臺老闆們瞠目結舌、手忙腳亂。擺在帝國主義面前最大的問題就是,新的代理人在哪里?
這時,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就成為可以培養的上佳人選。然而,中國政局實在太過撲朔迷離,一向對投資方向判斷準確的倫敦金融城和美國華爾街,這時也是一個頭兩個大,這個蔣介石到底靠不靠譜呢?萬一這位仁兄拿了錢不辦事或者辦事不力怎麼辦?為了摸蔣介石的底,美國政府甚至派專人查閱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檔案中關於蔣介石的犯罪記錄。【13】
但只是側面調查顯然還遠遠不夠,必須當面鑼對面鼓地談清楚心裏才有底。於是才有了大買辦虞洽卿跑到南昌親自“面試”蔣介石。在初步摸到蔣介石的底牌之後,虞洽卿又於1927年2月到南昌“復試”蔣介石。這一次達成了秘密協定:蔣介石到上海、南京後,即可獲得貸款6000萬大洋,條件是蔣介石要納出“投名狀”——動刀子****。【14】
6000萬大洋的誘惑!
當時,北京一套四合院也就200個大洋!蘇聯人在1924~1927年的3年間給國民黨投了3000萬金盧布,約合2700萬大洋,就幾乎打贏了北伐戰爭。
這可是6000萬大洋啊。沒說的,幹!蔣介石要對共產黨動刀子了。
蘇聯三年的心血,3000萬金盧布的投資,在虞洽卿與蔣介石的兩次會面下煙消雲散了。當然,這不是因為虞洽卿個人的能量有多麼了不得,更不是因為虞洽卿與蔣介石的私交有多麼深厚,而是因為虞洽卿背後所代表的勢力,比蘇聯更有錢,比蔣介石更怕共產黨。
蔣介石終於抱上了一條更粗的大腿!
虞洽卿與蔣介石:不得不說…
虞洽卿是上海灘的風雲人物,名副其實的金融大佬。此公乃荷蘭銀行的買辦,同時還經營著錢莊、投資銀行,興辦航運公司,結交三教九流,連黃金榮、杜月笙都要尊他一聲前輩,就連租界裏的洋人都讓他三分。
荷蘭銀行在國際銀行家版圖中的地位非常特殊,其創辦人是老牌猶太銀行家族孟德輝家族。孟德輝、沙遜和羅斯柴爾德同屬於塞法迪猶太人。15世紀90年代,西班牙興起反猶浪潮,羅斯柴爾德家族流亡德意志從事老本行,後來成為德意志王室的宮廷銀行家;沙遜則去了中東地區,成為巴格達的首席財政官;孟德輝家族則逃往荷蘭,發起創建了荷蘭銀行和荷蘭東印度公司。1640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後,孟德輝又進軍倫敦金融城,參與創建了英格蘭銀行和英國東印度公司。到維多利亞時代,被稱為“女王最喜歡的猶太人”,成為英國王室最信賴的宮廷銀行家。1812年,孟德輝與羅斯柴爾德家族聯姻,並為羅斯柴爾德家族操盤股票投資,兩家結成血濃於水的同盟關係。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羅家在歐洲大陸的全部投資,都由孟家的荷蘭銀行代為打理。直到今天,羅家在中國香港的辦事處仍以“荷蘭銀行-羅斯柴爾德”命名。
虞洽卿就是為這樣一個銀行家族整整效力了30年,勤勤懇懇,盡職盡責,以致對中國風俗一無所知的荷蘭女王為了表彰其功績,特地御賜王室座鐘一架。
最早由虞洽卿發起創辦的「上海總商會」,擁有著自己的武裝力量,在辛亥革命光復上海的戰役中,發揮了主力軍的作用。當時,這支商團武裝一鼓作氣攻下上海道縣公署,接著又攻佔了江南製造局。虞洽卿控制下的上海總商會,還為隨後成立的同盟會滬軍都督府墊銀180萬兩,籌措款項共計300萬兩之巨。
1916年底,頗具經濟頭腦的孫中山為了籌措革命經費,與虞洽卿等人商議在上海創設證券物品交易所,經營證券、花紗、金銀、雜糧、皮毛等,並向北洋政府農商部提出申請。然而北洋軍閥對“孫大炮”心有餘悸,神經過敏,以致“逢孫必反”,拒絕批准,再加上當時的經濟不景氣,此事就擱置了下來。
後來,將此事接著往下推進的就是蔣介石。
蔣介石早年追隨上海同盟會領導人陳其美進行反清革命,在同盟會攻打清軍固守的江南製造局時,蔣介石跟陳其美一同扛過槍,是戰場上共同拼殺出來的過命的交情,後來兩人成了磕頭的把兄弟。陳其美是孫中山的頭號心腹,革命成功之後,陳其美出任上海督軍。虞洽卿在陳其美那裏擔任財政顧問,為維持其運作,籌措過大筆糧餉。蔣介石由於跟陳其美的特殊關係,也跟虞洽卿打得火熱。後來陳其美被刺身亡,蔣介石頓時失去了靠山。
孫中山用證券交易所來籌集革命經費的思路還是很有見地的,革命與戰爭都需要用錢,而且需要很多錢。當蔣介石接受組織委任繼續推進交易所時,頓時覺得找到了事業的方向。他先與上海督軍府的故交戴季陶、陳其美的侄子陳果夫、江浙財閥張靜江等人,在上海組織了一個名叫“協進社”的秘密社團,進行具體組織謀劃工作。然後拉虞洽卿來發動上海商界向北京農商部提出申請,創設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
1920年7月1日,中國第一家綜合性交易所——「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正式開業。理事長為虞洽卿,交易物品為有價證券、棉花、棉紗、布匹、金銀、糧食、油類、皮毛等。當日上海《申報》登出一條廣告:“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54號經紀人陳果夫,鄙人代客買賣證券、棉花,如承委託,竭誠歡迎。事務所:四川路1號3樓80室。電話:交易所54號。”
這家54號經紀人營業所,就是由蔣介石組建的“恒泰號”,具體買賣業務則交由陳果夫操辦。“恒泰號”的營業範圍是代客買賣各種證券及棉紗,資本總額為銀幣3.5萬元,共35股。蔣介石在其中占了4股。後來蔣介石投機生意失敗,被人上門逼債,還是虞洽卿將其介紹給黑社會的頭目黃金榮,拜入黃金榮的門下,由黃金榮出面才清理了債務,並出資供其南下廣州投奔孫中山。
在大革命浪潮的衝擊下,國際銀行家們的頭等大事,就是動員中國買辦階級絞殺中國革命。
1927年3月,上海工人階級在共產黨領導下,舉行了武裝起義解放上海後,英國駐美大使立刻向美國國務卿凱洛格表示:“在那裏(上海)撤退是不可能的,而且我們在通商口岸的地位和權利會全部損失,我們政府考慮以一切力量來保衛作為英國利益集中地的上海租界。我們熱忱歡迎美國在上海、南京文武各方面的協力合作。”【15】
就在1927年3月,為了保衛“(國際銀行家)利益集中地的上海租界”,聚集在上海的英軍有17000多人,日軍4000多人,美軍3500多人,法軍2500多人,連同租界工部局武裝“萬國商團”和巡捕等,帝國主義武裝共達30000多人。
同時,老謀深算的國際銀行家也深知,在被大革命激發出愛國熱情的中國人民面前,簡單粗暴地直接出面干涉,實在是成本高昂,得不償失。要穩定他們在中國的既得利益,還要靠國際銀行家在中國的直接代理人——買辦階級。
而此時中國的買辦階級最大的利益訴求則在於向國際銀行家要權。國際銀行家的在華利益集中在上海公共租界,租界的最高權力當局是租界工部局。由於租界的特殊地位,很多大買辦、江浙財閥都定居在租界,要向工部局照章納稅。然而奴才註定是不能與主子坐在一張桌子上吃飯的,這些大買辦、財閥在工部局裏根本沒有一席之地,“朝中無人”則利益難以得到保障。根據“無代表,不納稅”的資產階級共和原則,這些買辦階級早就心懷不滿了。
1926年3月18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會人員就與上海中國資產階級的大人物們在大華飯店聚餐。按照中國人的傳統,在飯桌上解決問題。這件事稱為“上海歷史中之又一里程碑……此種會議之召集,在本市歷史中尚屬創舉”【16】。工部局的美國董事,代表他的英日同僚致辭稱:“我等乃諸君之東道主,今蒙一班享有如斯盛名之中國縉紳光臨此會,實覺慶倖之至……與我們共聚一堂者乃一群代表人物,彼等均足以規範及指導一龐大及驚人之力量,此種力量即世人所知之輿論是也。”【17】
在餐會做主題演講的工部局董事會主席費信惇,單刀直入主題:面對革命力量的燎原之勢,“想出對付手段”是必要的。如果要動用武力,可能“很快便招致一個極端嚴重的國際形勢”。“上海工人似乎成了‘第三者’(指中國共產黨)的易欺的犧牲品了,這些‘第三者’誘使他們破壞工廠的安全。那麼,為什麼不利用中國工人階級這種極端的輕信……以謀他們的好處和我們的好處呢?為什麼不建立另一種領導,以區別於他們已經熟悉的領導呢?他們對這一新領導至少要像他們對其他任何領導一樣樂於服從的……我的意思,需要有一些像今晚我們聚首一樣的人士(對他們加以領導)。”
虞洽卿立刻起立致答詞:“我們(指在場華商)通通十分知道這個非常緊張的局勢……我們毫不誇大地說,只須略一撩撥,立即便發生火焰……為了我們彼此共同的利益,我們必須用一切方法防止它(指革命)。”時候不多了,聽天由命是危險的。“我們目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將地方的初步工作與全國及國際規模的共同行動打成一片,使我們的重大問題得到最快和最滿意的解決。”緊接著虞洽卿話鋒一轉,“但坦白說來,我們不想以‘任何代價’得到它。”洋人必須多少承認“種族平等”和“主權”的原則。尤其是此刻,他們應該讓中國資產階級參加上海的行政。
三個星期之後,上海公共租界外國納稅人年會通過華人參加市政一案,上海公共租界董事會破天荒有三位華董參加。此後,虞洽卿本人一直牢牢把持著工部局董事會的一個席位,其他的華董中還包括江浙財閥系的旗艦銀行,浙江興業銀行的常務董事兼總經理徐新六。這顯然是筆交易,上海的中國大資產階級、大買辦和江浙財閥就用這樣的價碼把自己的靈魂出賣給了國際銀行家們。
這樣一個八面玲瓏、手眼通天的虞洽卿,對於急於鎮壓中國革命的國際銀行家來說,正是“面試”蔣介石的合適角色。
“(1927)四一二政變”背後的金融勢力集團
1927年3月26日,蔣介石率領的北伐軍終於開進了上海。蔣介石一到上海就立刻與虞洽卿等人接洽,落實此前達成的交易。虞洽卿馬上牽頭組織了包括上海所有重要銀行、錢莊、銀樓和商業、工業團體在內的上海市商業聯合會,準備為蔣介石融資。
這個聯合會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組織,就是上海銀樓公會,代表人物是席雲生。而洞庭山幫的席家,正是江浙財閥體系中的頂樑柱,在上海的外國銀行、官辦銀行、商辦銀行、錢莊票號與實業商業界,都擁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並編織起一張巨大的人脈關係網。
蘇州洞庭山幫的席家,自1874年席正甫出任滙豐銀行買辦以來,祖孫三代把持著滙豐銀行買辦位置長達半個多世紀,滙豐銀行一切對華業務,包括對上海錢莊票號的拆票業務,對中國政府的政治貸款、鐵路貸款以及對鴉片貿易的墊付銀款業務,都由席家把持的滙豐銀行“買辦間”進行操作。清朝洋務派的高官,從左宗棠、李鴻章到盛宣懷,一旦需要融資,就勢必要求席家幫忙,無一例外成了席家的鐵哥們兒。日常業務中需要經常融資的上海錢莊,更是對席家言聽計從。
席正甫同輩兄弟四人中的另外三人也都不簡單,老大席嘏卿在英國渣打銀行上海分行成立的第二年就進去當了買辦,是該行的元老。老三席縉華曾是英國德豐銀行、華俄道勝銀行買辦。老四被過繼給席家親戚、新沙遜洋行第一任買辦沈二園,並繼任沙遜洋行買辦,人稱“沙遜老四”。
除了給國際銀行家當買辦,席家還利用自己對外國銀行的業務壟斷和政府官員的人脈關係,憑藉自己的雄厚財力,使席家參與創建了中國的官辦銀行體系,如戶部銀行、大清銀行、中國銀行等,並成為主要股東。
可以說,整個上海的金融業,從外資銀行,到官辦銀行,再到民營錢莊、票號,全都在席家的勢力範圍之內。當年席家只是牛刀小試,就將號稱中國首富的胡雪岩斬于馬下。
席氏子弟陸續進入家族的買辦關係網,成為13家外國銀行的買辦,更多的姻親、同鄉、同學也逐漸進入這一體系,一個勢力強大的金融社會關係網路形成了。例如,席正甫的孫子席德柄是宋子文在美國時的同學,席德柄的大哥席德懋,則把女兒嫁給了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席德柄後來擔任國民政府中央造幣廠廠長,席德懋則擔任中國銀行的總經理。
席家選擇了支持蔣介石,就等於國際銀行家對蔣介石投了信任的一票。在中國,屬於蔣介石的時代來臨了。
1927年3月29日,上海商業聯合會的代表團拜訪蔣介石,聲稱只要他和共產黨決裂就給予財政援助。據當時《字林西報》報導,代表團強調“上海立即回復和平與秩序”的重要性,蔣介石做出了“迅即調整勞資關係”的保證。3月31日,虞洽卿與上海商業聯合會牽頭正式成立了“江蘇兼上海財政委員會”,參加委員會的有: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經理陳光甫、“北四行”聯合準備庫副主任錢永銘等大銀行家,以及中國銀行、交通銀行這兩家最大的華資銀行代表,彙集了當時中國金融業幾乎所有的頭面人物和大機構代表。
上海的銀行與錢莊,於4月1日~4日,向蔣介石提供了300萬銀元的財政援助。【18】4月8日,美國駐滬總領事高思,得知江浙財閥已給蔣介石提供了300萬銀元,但條件是,“堅持除非從國民黨中清除共產黨員,否則他們就不再給他支持”【19】。銀行家畢竟是商人中的最高境界,雖然給蔣介石畫了個6000萬大洋的大餅,但事成之前,只能拿到首付,只有把活兒幹漂亮了,才會接著給。
蔣介石拿到這筆錢後僅一周,就發動了震驚世界的“四一二”政變!屠殺了大批共產黨員、工人、農民和左翼人士。
蔣介石提出了對共產黨人“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的血腥口號,銀行家覺得很“給力”,馬上又向蔣介石提供了700萬銀元【20】。一時間,大江南北,直殺得人頭滾滾,血流成河!蔣介石用一大批共產黨人的頭顱,為自己投靠國際銀行家勢力集團繳納了一張血淋淋的“投名狀”!
蔣介石的“再融資”
此時完成“項目考察”和“一期融資”重任的虞洽卿退居幕後,“蔣介石專案”的投委會主任,換成了江浙財閥中生代的代表陳光甫。陳光甫早年畢業于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回國後不久創辦了在中國金融史上獨樹一幟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從1915年吸收的存款1.8萬銀元起家,到1933年達到存款3330萬銀元的驚人規模,堪稱金融奇才。
另外,陳光甫與孔祥熙、宋子文家族的關係密切。陳光甫在創辦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時候,一共募集到7萬元股本,其中孔祥熙就有1萬銀元的股份,宋家以宋老夫人倪桂珍的名義也投了5000銀元,北伐之前,孔祥熙就多次寫信給陳光甫,邀其南下。有了這層關係,陳光甫儼然成為蔣介石最倚重的銀行家。
陳光甫不辱使命,發動“江蘇兼上海財政委員會”專門替蔣介石承銷公債,為嚴重缺錢的蔣介石進行大規模融資,這就是大名鼎鼎的“江海關二五附稅國庫券”。當時打著“國民革命”旗號的蔣介石政權,為了凸顯其“革命性”,繼承以前廣州、武漢國民政府的政策,在洋人控制的海關關稅5%之上,另行加征2.5%的附加稅,也就是所謂“二五附稅”,以期保護民族工業。當然,在洋人同意之前,這個“二五附稅”還只是一句口號,但是這並不妨°銀行家把這筆“莫須有”的未來收入作為抵押,來發行蔣介石政府的公債。
上海金融界、工商界認購“江海關二五附稅國庫券”,是為了“防範軍閥與共產黨”。他們在政治上,選擇了南京國民政府,並在經濟上支持蔣介石。債券的發行明定還本付息,確立政府債務信用。為了監督發行公債所得資金得到合理運用,江浙財閥還專門成立了“江海關二五附稅國庫券基金保管委員會”,主任由江浙財閥的另一巨頭、浙江實業銀行上海分行總經理李馥蓀擔任。這個基金保管委員會加強了蔣介石和上海金融界、工商界的合作關係。
“江海關二五附稅國庫券”的發行總額為3000萬銀元,月息七厘,從同年7月起,分30個月攤還。這筆公債由上海金融界、工商界及江浙兩省共同負擔,此外加派兩淮鹽商300萬銀元。在所有認購蔣介石政權公債的人士中,江浙財閥占了8成,其中,中國銀行承購的數額最多。【21】
中國銀行的總經理是另一位金融奇才張嘉璈。張嘉璈早年就讀于日本慶應大學,1914年,年僅28歲就當上了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副經理。在張嘉璈的領導下,中國銀行拒絕與北洋政府合作,向江浙財閥各大銀行、交易所、大企業募集股本金近600萬銀元,於1923年買下北洋政府的500萬銀元官股,將北洋政府的股份擠出了中國銀行的體系,使中國銀行的商股占到99%以上,完成了中國銀行的“私有化”。
聲名大振的張嘉璈與上海金融界的實力派人物李馥蓀、陳光甫等人成為莫逆之交。為使上海銀行界同行聯合對外,他發起成立由各行經理參加的星期五聚餐會,藉以交流金融資訊,聯絡感情,交換意見。張嘉璈利用這個聚餐會,廣交朋友,分析各種資訊,傳播科學的經營方式,很快打開了局面,使得這個聚餐會逐漸擴大,後來演變成上海銀行公會。上海銀行公會以三個人為核心,即為蔣介石融資最多的張嘉H,組織融資的總負責人陳光甫和監督資金去向的李馥蓀,三人關係密切,被視為江浙財閥的“三鼎甲”。
1927年4~5月,僅僅兩個月間,蔣介石就獲得了4000萬銀元的融資,大大超過整個國民政府在1924~1927年間從蘇聯獲得的3000萬金盧布的資助。蔣介石的“投機生意”,看來大獲全勝了。
他“剝離”了國民黨內蘇聯和共產黨的“危險資產”,拉來了規模更大、更有背景的風險投資——江浙財閥及其背後的國際銀行家。然而,他還面臨著巨大的挑戰,那就是依然受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控制的武漢國民政府。
“寧漢合流”背後的“資本重組…
1927年4月9日,上海市總工會委員長、工人糾察隊總指揮汪壽華收到杜月笙派人送來的一份請貼,邀請汪壽華4月11日到杜公館赴宴,有要事相商。汪壽華因為與“青洪幫”常打交道,認為“他們還講義氣”,就決定前去赴約。4月11日晚上8時許,汪壽華來到杜公館後,一陣不祥的預感忽然湧上心頭,杜月笙並沒有出現。周圍逼近的打手,目露殺氣。汪壽華暗叫不妙,轉身想走,已然來不及了。幾個打手一擁而上,手法嫺熟地將其打翻在地,乾淨利索地裝進一隻麻袋,塞進汽車運到龍華郊區活埋。
緊接著,12日淩晨3點,杜月笙手下的“青幫”流氓配備了手槍,組成有特定攻擊目標的分隊,穿著有“工”字袖章的工人服裝,乘車沖出“青幫”大本營法租界。同時,幾百名白崇禧部隊的士兵也同樣“偽裝”穿過公共租界,分赴閘北、南市、滬西等處,襲擊了南市工人糾察隊的駐地。二十六軍周鳳岐的部隊在晚上已進駐靠近工人糾察隊集結地和總工會總部的陣地,這時借維持秩序,調節衝突之名,將工人糾察隊強行繳械。
當天中午,上海市總工會發動全市工人總罷工,遊行示威抗議暴行。結果蔣介石的“國民革命軍”開始向遊行“國民”開槍,大屠殺開始了。兩天之內,300名工人被殺,500人被捕,5000人“失蹤”。隨後,在南京、蘇州、無錫、杭州、廣東、常州等地發生大規模血腥鎮壓,大約25000名共產黨人和左翼人士被屠殺。全中國的人都知道了,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公然“背叛”了國民革命。
消息傳到武漢國民政府,立刻引發了一場政治大地震。武漢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以“國民黨中央”的名義,宣佈立刻解除蔣介石的一切職務,開除其國民黨黨籍,並下達通緝令,捉拿蔣介石。這時的“武漢國民政府”面臨著一個重大戰略抉擇:要麼繼續北伐,消滅依然盤踞在黃河流域和華北、東北的北洋軍閥;要麼東征討蔣,國民革命將面臨分裂。
武漢政府下屬的實力派軍人們,比如唐生智、張發奎,大都與蔣介石存在派系矛盾,因而力主東征討蔣,希望趁機除掉蔣介石,吞併中國最富庶的江浙地區。而蘇聯的政治顧問鮑羅廷和中共領導人陳獨秀、周恩來則主張繼續北伐,待打倒北洋軍閥後,再掉轉槍口收拾蔣介石。
鮑羅廷認為:“我們現有的兵力不可能東進……東進不僅將促使蔣介石與帝國主義乃至北方軍閥公開結盟,而且我們將會被打倒和消滅。”【22】
鮑羅廷的顧慮是有道理的。
就軍事形勢而言,武漢政府處於四面楚歌的不利境地。北面是雖敗未垮的直系軍閥和實力依舊強勁的奉系軍閥,東面最富庶的省份被蔣介石及其同盟桂系李宗仁的軍隊所佔領,南面兩廣則是被桂系和親蔣的李濟深所把持,上述這些敵人都在磨刀霍霍,隨時準備撲上來。而武漢政府統帥下的軍隊,大都是出於一些現實考慮才站在武漢政府一邊,他們或是需要武漢政府的糧餉供給,或是因為與蔣存在派系矛盾和野心衝突,但事實上,他們大都認同蔣介石的反共“清黨”,只要“價錢談攏”,隨時可以像蔣介石一樣“出賣革命”。真正能夠與武漢政府同呼吸、共命運的只有葉挺的一個師。
至於經濟形勢,那就更加困難了。事實上,武漢方面也在爭取上海金融界與工商界的支持。武漢國民政府曾於3月27日特派財政部長宋子文到上海,全權辦理財政事宜,電令所有江蘇、浙江兩省財政均歸其主持,凡一切稅務及向中國商界銀行籌款事宜,必須由財政部長統一管理。【23】宋子文於3月29日抵達上海,第二天即和蔣介石協商統一江浙財政事宜。然蔣介石已先一步和上海金融界與工商界建立關係。31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建立了“江蘇兼上海財政委員會”,由上海金融界大佬負責具體事務。結果,宋子文到上海後,工作竟一時無法展開。
“四一二政變“之後,蔣介石對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徹底翻臉,宋子文的人身安全都一度受到威脅,更遑論為武漢政府融資了。最後連宋子文本人也被孔祥熙、宋靄齡夫婦策反,投靠了蔣介石。
隨後,蔣介石於4月18日正式建立“南京國民政府”,開始公開否認“武漢政府”,進而於28日發出公告,聲明將與列強一起對武漢實施經濟封鎖。把持著中國金融命脈的“江浙財閥”已經一屁股坐到了蔣介石一邊,切斷了對“武漢國民政府”的一切融資管道,上海的銀行、錢莊、票號全部停止向武漢匯款,坐等武漢政府倒臺。
此時武漢的物價已經上漲到天文數字,武漢政府所發行的各種幣券、信用一落千丈。政府每月收入不過150萬銀元,支出竟達1300萬銀元!全市失業人口及家屬已超過總人數的1/3,加上各省前來投奔武漢的革命者、避難者,以及幾次戰役的傷兵數萬人,整個武漢政府已經到了四面楚歌、風雨飄搖的危急時刻。
武漢方面,不管是蘇聯、中共,還是汪精衛,事實上都把寶押在了北方馮玉祥的國民軍身上。
馮玉祥是一位典型的燕趙壯士,初時是在外國傳教士的懷抱裏教養長大的,在成為軍閥後,他命全軍受洗信教,以基督教讚美歌為所部軍歌,以基督教教條為藍圖制定軍規,因而被世界輿論稱為“基督將軍”。然而,這位基督將軍卻憑藉善變和對時機恰到好處地拿捏,獲取了西北的地盤。1924年,他發現蘇聯人很慷慨地拿東西補助他人,便投奔了蘇聯的懷抱。
現在,馮玉祥在1600萬金盧布和軍火的培植下,雄踞潼關,虎視中原,靜候在中國政治天平發生傾斜的關鍵時刻,投注自己的籌碼。
這一天很快就到來了。
1927年6月,馮玉祥與汪精衛舉行鄭州會議。在會上,汪精衛列舉了蔣介石的種種惡行,企圖說服馮玉祥反蔣。開出的價碼是,以武漢國民政府的名義把河南、陝西和甘肅三省的黨政軍大權全部交給他。馮玉祥當然不傻,上述三地已經在馮玉祥國民軍的實際控制之下,汪精衛的價碼等於只是事後加以背書,馮玉祥並沒撈到什麼實際好處。看來在汪精衛那裏是榨不出什麼油水了,那就擠擠蔣介石這塊老橘子皮,看能不能擰出些許橘汁來。
於是鄭州會議結束僅僅一周,馮玉祥就於6月20日與蔣介石舉行了徐州會議。在會上,蔣介石敦促馮玉祥歸順南京國民政府,並厲行反共“清黨”。蔣介石開出的價碼是,從1927年7月起,每個月給馮玉祥所部250萬銀元的津貼。會議結束後,蔣介石立刻返回上海落實這筆款子。英國駐上海總領事巴爾敦爵士在6月30日的報告中說,在6月份的最後兩個星期,上海曾出現一次大規模的集資活動。他推測這正是為了執行蔣介石資助馮玉祥,以取得馮玉祥的支持,反對武漢國民政府的徐州協定。【24】
獲得“江浙財閥”支持的蔣介石果然出手不凡,每個月250萬銀元的數額遠遠超過了武漢能夠開出的價碼。每個月250萬銀元!這就像是有人在馮玉祥面前念出了“芝麻開門”的咒語,一個巨大到超乎想像的寶藏出現在馮玉祥眼前。馮玉祥不假思索,立刻決定扔掉金盧布,義無反顧地撲向蔣介石剛剛抱上的那條大粗腿。於是,馮玉祥對蔣介石開出的條件照單全收,還同意利用他的影響,迫使武漢政府把蘇聯人送回蘇聯,“清洗”共產黨人,說服武漢國民黨人到南京,重新統一全黨,組成統一的國民政府。6月21日,馮玉祥就向武漢的汪精衛和譚延闓發了一份最後通牒式的電報。
此時的汪精衛正十分窩火。原來,6月1日,共產國際派來的代表羅易,帶著一份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關於中國問題之決議》(即“五月指示”)來到武漢。沒過幾天,羅易就以“欽差大臣”的身份把這份決議向汪精衛做了傳達。這份共產國際的決議大意如下:
•堅決主張自下而上地實行土地改革,但必須同過火行為作鬥爭,不要觸及軍官和士兵的土地,要對手工業者、商人和小地主做出讓步;
•動員兩萬共產黨員和兩湖地區五萬革命工農,組建自己的軍隊;
•從下層吸收新的工農領導人加入國民黨中央,改變國民黨目前的構成。有舊思想的一律驅逐;
•成立以著名國民黨人和非共產黨人為首的革命軍事法庭,懲辦反動軍官。
這不是國共合作,史達林這是要汪精衛徹底向共產黨投降。汪精衛看罷強壓了壓火氣,居然還是進行了討價還價。他提出要蘇聯提供1500萬金盧布貸款,而莫斯科同意提供的援助金額只有200萬金盧布。史達林做得太過分了,既要人賣身,又不肯給足賣身錢,是誰都會翻臉。
這時,汪精衛接到馮玉祥敦促他清黨反共的電報,倒真是正中下懷。
緊接著,前幾個月留在上海的武漢政府財政部長宋子文,在7月12日突然回到漢口,帶著蔣介石的信,在汪精衛家中與汪舉行了多輪私下會談。
三天之後,武漢國民政府發動了反革命政變,在“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的口號之下,大批共產黨人和左翼人士倒在了屠刀之下。
清洗完“共黨分子”之後,武漢、南京兩個國民政府的原則矛盾已經解決,“寧漢合流”只是時間問題。在寧漢鬥爭中取得決定性勝利的蔣介石,似乎要順理成章地成為新政府的領袖。然而令所有人都大跌眼鏡的是,蔣介石卻在武漢“分共”之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下臺了。
如此詭異的中國政局,難怪連長于“風險投資”的大英帝國外交部都對雲譎波詭的中國政局摸不著頭腦。
然而答案其實很簡單,中國有一句古語:“鳥盡弓藏,兔死狗烹。”只不過這次的“弓”和“狗”成了蔣介石,要“藏弓烹狗”的人則是江浙財閥。
財閥董事會炒掉了胡鬧的CEO
對於江浙財閥而言,蔣介石的原罪就是,“胃口太大”而“吃相太難看”。
蔣介石在“四一二政變“之後並不輕鬆,”清洗“掉沒有武裝的共產黨,只是正餐開始前的“開胃甜點”。組成南京國民政府之後,既要維持國家機器的運轉,又要對付武漢國民政府,還要提防北面的北洋軍閥,方方面面,哪一樣少了錢都不行。
然而江浙財閥作為資本家是要算投資收益的。前期融資那是共產黨來勢兇猛給逼的,不出點血大家都得玩兒完。現在好不容易鬆了一口氣,蔣介石的胃口卻越來越大,這就超出了財閥們的預算,大家都開始從挺蔣的位置上往後縮。
江浙財閥這一縮不要緊,蔣介石立刻就翻了白眼,這不是卡我的脖子麼!敬酒不吃吃罰酒,好說不行就得來硬的。於是蔣介石把對付共產黨和工會的那一套拿出來對付資本家。
1927年5月14日,住在法租界的一個顏料商的兒子以反革命罪被逮捕,在這個顏料商答應向國家“捐獻”20萬銀元以後,他的兒子就在5月19日獲得釋放。棉紗、麵粉大王榮宗敬,被以“奸商並曾資助軍閥”的罪名逮捕,蔣介石親自下令沒收榮家在無錫的麵粉廠,在榮宗敬捐款25萬銀元給蔣政權後,這個罪名就被取消了。先施公司經理歐炳光的3歲兒子被綁架,綁匪要求他給黨國事業“捐款”50萬銀元。蔣介石採用這種“綁票”和“綁票預期”相結合的手段向資本家勒索錢財的實際結果,根據美國駐滬領事的說法,“是有錢階級中的一種確確實實的恐怖統治……商人和紳士階層的態度,正在不斷地發展成對肆無忌憚地橫徵暴斂、給他們造成極大苦難的國民黨的反對力量”【25】。一位元在中國的澳大利亞觀察家查普曼報導說:“有錢的中國人可能在他們的家裏被逮捕,或者在馬路上神秘地失蹤……大富翁竟被當作‘共產黨員’遭到逮捕!……據估計,蔣介石用這種手段共籌集到50萬美元資金,近代上海在任何政權下都不曾經歷過這樣的恐怖統治。”【26】
蔣介石這套打法跟希特勒後來的套路幾乎一模一樣。幾年後,希特勒也是拿著華爾街的“風投”上了“創業板”。一統德意志江山後,轉過頭來就發動對英法的戰爭,狠咬了國際銀行家們一口,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人,居然還坐過蓋世太保的黑牢。對於蔣介石和希特勒這種政治強人來說,鞏固權力是最高的行事原則,至於其他的一切都在其次。不管是銀行家還是工人階級,只要能為己所用,那就不妨替他們打打工,各取所需;一旦形勢變化,翻臉比翻書都快。
上海灘的大亨們真的很生氣,後果真的很嚴重。大亨們認為,蔣介石實在是沒有擺正自己的位置,我們給你錢,是要你給我們打工的。如今你羽翼未豐,就如此囂張跋扈,不按規矩出牌,以後真成了氣候那還了得!
這種危險分子是一定要做掉的。之所以遲遲不動手,完全是因為上海灘的大門之外還有一個親共的武漢政府,外部壓力還未徹底解除,對蔣介石還不得不有所容忍。等到汪精衛在武漢也對共產黨動了刀子,那就沒什麼可顧忌的了。
於是,蔣介石下臺進入倒計時。
事實上,這個七拼八湊起來的南京國民政府也不是鐵板一塊。以李宗仁和白崇禧為首的桂系,與蔣介石的黃埔系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利益衝突。甚至何應欽對蔣介石的支持也是不可靠的。蔣介石的專橫跋扈為他自己樹立了過多的政敵,而他本人卻全然陶醉在勝利的喜悅之中。
正在這個微妙的時刻,蔣介石的軍隊在二次北伐中,被奉系軍閥的部隊打得大敗,連華東重鎮徐州都丟了。上海、南京一度告急,蔣介石的威信一落千丈。南京政府內部的桂系力量趁機開始逼宮,談判合併事宜的武漢汪精衛當局,也一再堅持武漢政府遷往南京的前提條件是蔣介石本人必須下臺,國民黨內的廣東元老系和擁護孫中山兒子孫科的“太子派”也聯合起來逼蔣下野。而且儘管在上海進行“黑幫式勒索性”的籌款,但由於軍費開支浩大,因此南京政府在財政上仍然是入不敷出。蔣介石當了家才知道柴米貴,一時又沒了江浙財閥的支持,只能望著爛攤子束手無策。
蔣介石此時方才明白,統治一個國家與推翻一個政權是有區別的,他不能再像以前那樣玩流氓手段了。
蔣介石畢竟是個相當聰明的人,與其這樣硬扛著,不如急流勇退,把別人架到前臺的火爐子上烤,等大家都烤得受不了了,再回來接盤。
於是,1927年8月12日,在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蔣介石提出他要辭去總司令之職,並把南京防務交給其他將領,隨後離開南京前往上海。蔣介石的引退聲明在8月13日發表,8月14日正式下野。緊接著,武漢政府於8月19日宣佈遷往南京,汪精衛也在9月初抵達南京,寧漢正式複合,是為“寧漢合流”。
蔣介石終於上了“創業板”
看到勝利果實就這麼被人竊取,蔣介石品味著苦澀的味道,痛定思痛,做了深刻反思。要想重回中國政治舞臺的中心,就一定要爭取到控制著中國金融力量的江浙財閥的金錢支持。雖然汪精衛、李宗仁之輩暫時得逞一時,然而,他確信只有自己才有問鼎中原的實力和手腕,江浙財閥早晚會認清到底誰才是中國未來真正的“真命天子”。當務之急是要重新獲得“資本市場”的認同,想辦法重新申請“IPO”。
爭取江浙財閥支持的關鍵是要打消他們的疑慮,令他們從內心深處認同蔣介石是“自己人”,而要做到這一點,最好的辦法就是“聯姻”,把自己跟江浙財閥用姻親關係緊緊地拴在一起。他要發動一場攻勢,一場贏取美人芳心的攻勢,這場攻勢的戰略價值將不亞於任何一場真正的戰爭。
他的目標就是宋美齡。
當時,宋家老夫人倪桂珍正在日本療養,為了追求宋美齡,蔣介石於9月28日前往日本,取得宋老夫人同意,讓他同宋美齡結婚。這樣,他就與孫中山(宋慶齡)、宋子文和孔祥熙(宋靄齡)都有了姻親關係。而宋家與江浙財閥和代表國際銀行家在華利益的中國大買辦階級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繫。
上海大買辦家族、洞庭山幫席正甫的孫子席德柄是宋子文在美國求學時的同學,他的大哥席德懋則把女兒嫁給了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而宋家在江浙財閥大銀行家陳光甫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中持有大量的股份。
宋家自己就是做美國資本的中國買辦發家的。宋氏家族開創人宋嘉樹從小在美國長大,受過完整的美國教會教育,是個虔誠的基督徒。宋家的幾個兄弟姐妹都畢業于美國大學,宋子文本人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後即在華爾街商業銀行打過工。宋靄齡的丈夫孔祥熙也在美國受過教育,還曾經是美孚石油公司華北區的總代理。這一家人貨真價實地與美國資本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至於蔣介石與宋美齡的聯姻,當時中國媒體報導這樁政治婚姻的通欄大標題說得準確,“蔣宋聯姻,‘中美’合作”(蔣中正、宋美齡)。
這是“中國買辦財團”與“軍事獨裁者”的“完美結合”。
正當蔣介石忙著注入“新資產”之時,“寧漢合流”後的新國民政府已經快揭不開鍋了。
新政府的財政部長、國民黨內“太子派”首領孫科,並沒有蔣介石的籌款能力,蔣介石在位的時候,每月的預算為2000萬銀元,而孫科完全無法籌集到這個數字。直到1927年10月,他只籌到800萬銀元,政府運轉陷入癱瘓,軍隊領不到軍餉而拒不領命。情急之下,孫科也有樣學樣,他在10月1日再次發行“江海關二五附稅國庫券”,金額比蔣介石的3000萬銀元還多1000萬,達到4000萬銀元之巨!
為了發動江浙財閥認購其公債,孫科還召集虞洽卿等財界頭面人物開會,動員大家認購,結果反應平?。上海錢莊從1927年4月1日到7月16日,曾給蔣介石貸款560萬銀元,但是,當孫科在10月26日要求上海錢莊認購50萬銀元二五附稅國庫券時,只募得34萬銀元【27】。
沒有江浙財閥的支持,新政府實際上已經難以為繼。
此時的江浙財閥,已經對汪精衛、孫科、李宗仁這批人的執行力相當失望,靠這批人能打得過北方的軍閥嗎?大佬們開始觀望,也許與他們變成了“一家人”的蔣介石更能勝任一統江湖的大任。
很快,新政府內部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軍隊,就跟唐生智的湘系軍隊,為了權力鬥爭爆發了內戰,雖然桂系軍隊打敗了唐生智,但是雙方損失極大,實際上已無力再戰。
這時,國民黨內的親蔣力量趁機要求蔣介石重新執政以收拾殘局,江浙財閥已將蔣介石視為“圈內人”,再加上他們也自信通過上一次的“資本重組”,蔣介石應該受到了足夠的教訓,他應該會上道的。
於是,1928年1月4日,蔣介石從上海抵達南京,主持大局。1月9日,蔣介石正式通電全國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一職,接著又擔任了軍事委員會主席、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等最高職務。
從下野到重掌大權僅僅過去了116天。
汪精衛政府使盡吃奶的力氣也賣不動的4000萬銀元公債,等到蔣介石一上臺,在財政部長兼央行行長宋子文的統籌安排下,江浙財閥很快就認購一空。有了江浙財閥的重新支持,蔣介石這回終於坐穩了江山。作為回報,江浙財閥也指望蔣介石能竭盡全力為他們服務。
然而他們忘記了一個“軍事獨裁者”的本性。這種人是絕不會甘心受制於人的,他一定要想方設法來控制任何想控制他的人或者組織。克倫威爾是這樣,拿破崙是這樣,希特勒是這樣,蔣介石也不例外。
不過,蔣介石暫時還必須依靠銀行家的錢袋子。因為蔣介石正面臨著最令他頭痛的勁敵的反抗,這些人就是他竭盡全力想要“根除”的共產黨人。
就在“四一二政變“後不久,被蔣介石的屠刀殺得血流成河的共產黨人,也開始拿起了武器。
1927年8月1日,共產黨人在南昌起義了。蔣介石的噩夢拉開了序幕。
節錄自 宋鴻兵 <貨幣戰爭3>:金融高邊疆
第三章 四一二政變:蔣介石的投名狀
讚讚
兩岸的統獨問題已經進入倒數計時
「閒話民進黨的總統初選」(2011/04/24)
本來是一篇評論民進黨最高階層政客素質的文章,希望帶動有關領導素質的討論。沒有想到在將近兩百篇的回應文中絕大部分是統獨的爭論,它們偏離了主題,很多台獨份子藉機加入本市進行罵戰。這一切彷彿回到十年前聯合網站最初成立「聯合講堂」吵吵鬧鬧和亂紛紛的時期。
唉,十年過去了,大陸人已經在太空漫步,臺灣人卻沒有進步。
臺灣人沒有進步,一方面是政客們的自私自利與目光如豆,另一方面是新聞媒體有意地把水攪混從中牟利。
臺灣的政客可以沒完沒了地亂吵,因為他們的利益擺不平;臺灣的媒體可以沒完沒了地胡鬧,因為他們要製造新聞搶銷路,(右翼反共反華反中)媒體(買辦妓者)是“唯恐天下不亂”的。
但是作為一個無名無利政論城市的市長,YST 不能忍受【天下縱橫談】的退步,一個知識性的城市是不允許退步的。
(一)統獨問題早有定論
上面所有回應文有關統獨的爭論【天下縱橫談】早就談論過了,而且有了定論。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就是
「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2005/07/28)
,它非常清楚地陳述了中華民國最關鍵的幾個歷史階段並且非常形象地把中華民國的現況比喻為拳擊賽中的「技術擊倒」(Technical Knock Out,簡稱TKO)。如果中華民國繼續胡攪蠻纏,它的下場就是非常沒有面子地被「擊倒」(KO)。
政客為了本身的利益什麼話都可以亂說,媒體為了銷售也經常捕風捉影地興風作浪。但是有格調的政治論壇不能胡攪蠻纏、不能停滯不前、更不能走回頭路。
【天下縱橫談】早已走過了統獨爭論的時期,現在面對的問題和討論的大方向是國際列強的鬥爭與中華民族的復興。
市長簡單扼要地把統獨問題歸納如下:
1.今天兩岸的政治情勢是內戰的延續,這是一切考慮的基礎;
2.所有的「兩國論」、「一邊一國論」等等的模糊論述都是在“內戰”的延續下產生的“分離論述”,它們必須接受並通過“戰爭”的考驗;
3.今天退到臺灣的中國政權急於和佔據整個大陸的中國政權簽訂“和平停戰條約”,但是大陸不肯;
4.用拳擊賽比喻中國的“內戰”(沒有比這個更貼切的了),中華民國目前的國際地位是被「技術擊倒」(TKO);
5.「臺灣獨立」(簡稱「台獨」)是中華民國選手換了一個名字,“宣稱”從未參加這場比賽,這是“罔顧事實”的“欺騙”;
6.「獨立臺灣」(簡稱「獨台」)是中華民國選手“不承認”被「技術擊倒」,也就是不服從國際裁判,“宣稱”自己沒有輸,但是也“不準備”再戰,就這樣拖下去,拖一天是一天,最好拖到民國一萬年,這是“罔顧事實”的“鴕鳥”。
由於大陸不肯簽訂“停戰條約”,兩岸仍處於“內戰”狀態。「(民進黨台聯綠營)台獨」與「(國民黨藍營)獨台」“欺騙”也好,“鴕鳥”也罷,這些“招數”都徒勞無益,因為戰爭的權力操之在大陸。所以目前“表面”的“和平”是一個假像,“隨時”可能改變,譬如1996年的「飛彈危機」和2004年的「台獨公投」都幾乎點燃“內戰”。
(二)臺灣“挖空心思”攪混水
「統、獨問題」不值得在本市討論下去,因為無論是「(民進黨台聯綠營)台獨」或是「(國民黨藍營)獨台」都“刻意”把水“攪混”,這種“打混戰”既不能解決問題、也不能增加瞭解、純粹是浪費時間。
你一定會問:為什麼臺灣人要把水“攪混”?
答案很簡單:為了“逃避現實”、為了“混水摸魚”,最重要的是,為了獲得支持臺灣獨立的民意而必須“模糊真相”,因為民意是“可以操縱”的。最後這一點臺灣的政客和媒體立場“非常一致”,「藍」與「綠」沒有任何不同。
你們沒看到嗎?「(反共法西斯洗腦始祖)聯合報」的社論,從「統一論」到「連接論」,長久放置在首頁。這「連接論」就是在“攪渾水”。
兩岸之間這種討論是越討論越糊塗,因為臺灣的“目的”就是要把臺灣人民“弄糊塗”來取得獨立的“民意”。兩岸之間“根本沒有”討論的基礎。
無論臺灣如何把兩岸的水“攪混”,「兩國論」也好、「一邊一國論」也罷,「(反共法西斯洗腦始祖聯合報)連接論」也出來“攪和”,但是它們終究逃不過兩岸處於“內戰”延續的歷史事實。
想想看,如果「兩國論」、「一邊一國論」、「連接論」有任何一個有法理基礎,臺灣也不會一再要求大陸簽訂“停戰協定”了,是不是?
想想看,如果「兩國論」、「一邊一國論」、「連接論」有任何一個有法理基礎,臺灣早就進入聯合國了,是不是?
臺灣無論如何“挖空心思”、如何“製造新名詞”也繞不過「內戰」這道門檻。
臺灣無論如何“挖空心思”、如何“製造新名詞”也不可能進入聯合國。
臺灣人需要務實,“空談”這些沒用的東西做什麼?
這就是為什麼YST看不起蔡英文的地方。
蔡英文“挖空心思”“製造”的「兩國論」根本沒有任何法理基礎,屬於“自言自語”、“自說自話”,國際上(譬如聯合國)當她“放屁”,根本引不起一絲漣漪。
蔡英文一本正經的“滿口胡言”基本上有如“潑婦”,沒人理她。倫敦政經學院的博士一文不值,蔡英文國際法的“邏輯”連草民 YST都不如。
(三)臺灣人要停止辯論,展開行動
統獨這個話題不要再爭論了,沒有任何價值。
「台獨」取得法理基礎唯一的途徑是透過公民投票。
「獨台」能夠維持長久唯一的途徑是贏得中國“內戰”。
看到沒有?獨立的問題就是“這麼簡單”地攤在面前,臺灣人民“看著辦”。
統、獨問題,臺灣不需要討論,尤其是自由、民主、人權、愛臺灣....之類的“陳腔濫調”完全不能解決問題,談它做什麼?
臺灣需要的是行動。
YST 個人認為「台獨」比「獨台」實際,
「公民投票」比「啟動內戰」有民意基礎。
也就是說,根據臺灣民意,「公民投票」遠比「重啟內戰」有可行性,感謝民進黨提出、國民黨默許的“教改”,讓我們立刻去做,越早越好。
(四)臺灣(西方次殖民地)問題(本質)是中、美問題
臺灣(西方次殖民地)是中、美博弈美方的重要棋子,所以臺灣問題基本上是中、美問題,這一觀點大家都看到,無須多言。
中、美問題是實力問題,說白了,是軍事實力的問題。美國走的是霸權主義和“單邊主義”,“任何”妨礙美國霸權的都是美國必須對付的“敵人”。所以中、美之間有沒有臺灣問題中國大陸都必須面對美國的挑戰與“挑釁”,而臺灣問題正好給了大陸軍事發展的好理由、好藉口、好動機和好動力,因此臺灣問題也有非常正面的好處。
所以,如果你認為大陸發展武力是為了攻打臺灣、是為了要把國軍比下去,那你就太小看大陸了。解放軍假設的作戰對象是美軍,其他都是次要目標。
兩岸軍力的失衡其實早在七0年代就開始了。蔣介石在1965年「國光計畫」失敗後就放棄“反攻大陸”,因為打不贏;大陸也沒有侵犯臺灣的意思,因為實力距離美國尚遠。
1991年蘇聯解體,將近半個世紀的冷戰格局正式結束。美國一超獨霸,國勢如日中天,目空一切,想打誰就打誰。大陸沒有統一臺灣的可能性,只能埋頭苦幹,用鄧小平的話:發展才是硬道理。
(五)美消中長的二十一世紀
國際局勢的真正變化開始於二十一世紀,國家實力美消中長就開始於這個新世紀,變化之快令全世界目瞪口呆。
還記得朱鎔基總理1999年趕赴美國的“消氣外交”嗎?
2006年12月,布希(布希二世)總統派出史無前例的“頂級經濟小組”(Economic A-team)訪問北京與中國的最高經濟代表進行戰略對話,對話的目的就是如何防止美元崩潰。
這是多大的變化呀!
還記得江澤民的國事訪問美國,美國鋪紅地毯的歡迎多麼不心甘情願。
2011年,美國總統以超規格的禮儀接待胡錦濤的正式訪問(國事訪問)。
這是多大的變化呀!
回想2001年,坐上美國總統寶座的小布希(布希二世)志得意滿,也意氣風發,一心想做雷根第二。雷根總統搞垮了蘇聯留名青史,小布希(布希二世)認為他也可以搞垮中國同樣留名青史。中國毫無疑問是小布希(布希二世)上臺後第一個打擊的目標。
還記得嗎?小布希(布希二世)甚至一時“口誤”連“臺灣共和國”(Republic of Taiwan)都脫口而出。比起雷根總統,小布希(布希二世)的“演技”太差,誰都看得出來其中的“刻意挑釁”,臺灣人當時的“快樂”簡直是“樂翻天”。不開玩笑,那時候小布希(布希二世)是下定決心要打擊中共的,用什麼方式挑起軍事行動就不知道了,YST 個人認為這是台獨最接近真實的時候。
沒想到突然發生「九一一事件」,一切都改變了。美國像一頭被激怒的獅子,瘋狂地向阿富汗和隨後的伊拉克用兵。
美國的發怒是有道理的,因為除了建國的時候被英軍攻擊過美國本土在立國的兩百多年從來沒有遭受外國的攻擊,這種自然地形所賦予的穩定性使美國成為居住者的樂園和投資者的天堂。但是阿拉伯的恐怖分子改變了這一切,恐怖分子把象徵美國繁榮的紐約世貿大樓夷為平地,它告訴全世界海空軍如此強大的美國並不能保証本土不受攻擊,這個重大挑釁和創傷美國是絕不能接受的。美國改變了用兵的優先順序,“反恐”成為美軍的第一要務。
美國在阿富汗用兵犯了一怒而興兵的錯誤,不過在本土遭受攻擊的情況下也說得過去,但是隨後沒有得到聯合國的授權而興兵滅了伊拉克就過份自大了。這兩場戰爭沒有解決任何問題,但是拖垮了美國的經濟。美國開始暴露它的弱點,而且是致命的弱點,那就是過量地發行美元。
YST 第一次判斷美元有問題是2005年07月,這可不是馬後炮而是有文為証:
「美國的軍事與經濟」(2005/07/21)
「美國經濟問題的焦點」(2005/08/02)
,這兩篇文章的重點都是「美元發行過量」,但是受到臺灣職業經濟學家的猛烈攻擊,當時大部分人並不認同。
YST 的「美元發行過量」論在一年半後得到美國計量經濟學家的証實:
「美元正面臨崩潰邊緣嗎?」(2006/12/15)
,美元的危機和美國的外強中乾這時候已經顯露無遺。
2008年的金融海嘯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天下縱橫談】有多篇文章論述,
「美國的金融危機」(2008/10/14)
,上面這篇文章對金融海嘯有清楚的分析。YST 沒有相關資料,所以雖然知道它一定會發生,但不能預測發生的時間。這個全球金融海嘯所暴露的美國經濟問題不但是致命的而且是無可救藥的,更重要的是,整個西方資本主義的基礎理論與運作都崩潰了,只剩下中國的經濟一枝獨秀。
1991年蘇聯的解體埋葬了共產主義。
2008年的金融海嘯“埋葬”了資本主義。
中國的經濟“模式”引起全球的注意,西方國家開始“反省”。
這個時候全世界都看到中國的崛起之勢和美國無法挽救的衰退。
美國的強大科技與超級軍事都是錢堆出來的,美元一垮什麼都完了。
YST 把醜話說在前面,美國是個多民族的國家,歷史短,文化薄,而且美國文化幾乎都建築在優越的“物質”上,美國是用“錢”把三億人綑在一起的。所以“一旦”聯邦政府無法用“錢”擺平,美國就有“分裂”的危機。
你想想,富裕的加州願意跟貧窮的密西西比州“共體時艱”嗎?
YST 早就料定歐巴馬沒有能力解決美國的經濟問題,
「冷眼看2008年的美國總統大選」(2008/03/17)
,上面這篇文章說得很清楚,美國需要一位元英雄式的總統用感人的號召來改變美國人的生活方式(life style),歐巴馬是不可能做到的。
美國的衰落是註定的,因為美國的生產力不足以支撐如此豪華的“享受”,譬如國外的度假、滿地下室的玩具、兩輩子也穿不完的衣服、不斷換新的電子產品、每天開車20~30英哩上班....等等。
美國必須大量削減政府開支做到平衡預算,美國人民必須懂得如何量入為出、節約過日子。
美國用大量印鈔票來解決經濟問題是飲鳩止渴,美國真正的問題是產品缺乏競爭力。
美國即使覺醒也已經太晚,赤字將壓垮美元。除非美國能在短期內贏得一場決定性的戰爭,譬如消滅伊朗、一統中東,否則美國必須做出戰略收縮。一旦進行戰略收縮,臺灣就是美國必須考慮放棄的棋子。
如果臺灣人在這個時候還不知道局勢的走向,仍然緊靠美國,繼續「聯美制中」並尋求獨立的話,那就不是後知後覺,而是不知不覺了,必將付出沈重的代價。
(六)美國的霸權只剩下10年
YST 是以軍事的角度觀察時局的,因為國際列強的鬥爭是以軍事實力為基礎。
美國到底是以戰爭解決經濟問題呢,還是用戰略收縮作出妥協,只有美國總統知道。但是不論是誰做美國總統,他的時間已經不多了。YST 的估計,短則五年,長也不會超過十年。
美國對中國的戰爭視窗只有五年。中國的戰爭潛力巨大,只要「北斗導航衛星系統(北斗二代)」覆蓋整個亞洲(預計2012年),中國大陸就立於不敗之地。
到了2020年,「北斗」覆蓋全球,中國的實質生產力遠大於美國,YST 估計在中國大陸周圍一千公里內,美軍不具有優勢。
到了2030年,中國的國力無論是生產力或軍事力量都會超過美國,尤其是空中力量和部分太空力量可以達到至少與美國平手或超過。美國是靠空中優勢打仗的,2030年以後美國在戰爭上“沒有任何機會”戰勝中國。美國非常精於計算,那個時候也不會發動對中國的戰爭。
美元撐不了10年。YST 估計美國會在2020年以前對中國做出戰略收縮,用放棄臺灣來換取朝鮮半島的和平。
美國不能失去朝鮮半島,我們必須瞭解美國在亞洲的核心利益是日本,美國一旦失去朝鮮半島,日本立刻就被孤立,這就回到1840年以前的亞洲局勢。中國今天的強盛不是1840年的大清帝國可比的,美國如果失去日本,基本上就退出亞洲了。
文章寫到這裏,剛剛從CNN的新聞報導得知恐怖頭子賓拉登在巴基斯坦北部被美軍擊斃並且搶到屍首(非常重要)。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勝利,美國這仇終於報了,理論上,10萬美軍可以光榮地從阿富汗撤退了。
但是美國對恐怖份子的戰爭就此勝利結束了嗎?
YST 認為沒有,賓拉登早就後繼有人,“反恐”戰爭遠沒有看到盡頭。
(七)臺灣的命運只剩下10年
臺灣(西方次殖民地)的命運是跟美國的“霸權”連在一起的,它們可以畫上等號。
只要美軍在東亞處於劣勢,臺灣是第一個被犧牲的棋子,因為它在東亞的地緣局勢上最不重要,遠沒有朝鮮半島重要。
美國對中國的軍事優勢頂多只剩10年,這是非常科學的計算。所以臺灣的命運也只剩下10年,現在該是行動的時候了,無論“公投獨立”還是跟大陸進行政治談判都要及時展開,臺灣已經沒有等待的本錢。
這都什麼時候了,想“公投獨立”的準備公投,想維護中華民國的“準備打仗”,想移民的趕快申請,不要浪費時間在辯論上,
YST 不知道臺灣人在“吵什麼”?吵贏了,臺灣就獨立了嗎?
馬英九說在他的任內不會跟大陸有政治談判,YST 認為馬英九看不清楚世界局勢。
馬英九是一個“沒有中心思想”的人,不統不獨不武就是“沒有主見”、什麼都不做、聽天由命。
世界在快速變化,臺灣的籌碼在快速流失,馬英九卻不知道他在做什麼,臺灣人選他連任總統真是開玩笑,開自己未來無所作為的玩笑。
讚讚
張學良談國民黨為什麼輸給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已經走過了90年的風雨歷程,站在今天的時間點上,回望這90年,值得總結、回憶、探討和深思的事情,可謂數不勝數,但有一個話題,長期以來海內外政界和學術界聚論不已,這就是:當年國民黨為什麼打不過共產黨?
近年來,筆者在整理張學良口述史料過程中發現,張學良圍繞這一話題從國共兩黨比較的角度談了許多看法,比許多人談得具體、生動、深刻,從中可以看出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各自特點。
張學良雖然說自己的生命到36歲就結束了,但他從1925年認識孫中山起,就開始和國民黨打交道;從1934年任鄂豫皖“剿匪”副總司令開始,就和共產黨打仗,對共產黨和國民黨的軍隊都有較深的瞭解。他和國共兩党領袖人物也都有過較深的交往,支持過蔣介石也扣押過蔣介石,又和周恩來親密接觸過,直到晚年敬佩之情仍難以磨滅。正因張學良具有不同常人的經歷和地位,決定他談國民黨為什麼打不過共產黨,有其特殊的價值和重要意義。
國民黨缺乏信仰,共產黨甚至每個兵完全是一個思想——共產主義
歷史證明,一個信仰堅定的黨,一定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和統一的思想,共同的目標使四面八方的人走到一起,統一的思想使走到一起的人從此不再分開,而且使更多的人不斷地被影響、吸納,從而使這個黨由小變大,由弱變強。而一個沒有共同目標和缺乏統一信仰的政黨終究是沒有前途的,它會使已經走到一起的人散向四面八方,即使它暫時是強大的,也會因共同目標的模糊和信仰的不統一而由大變小,由強變弱。張學良在分析國民黨打不過共產黨的原因時,對此有著深刻的論述。
一是國民黨沒有“中心思想”,缺乏的信仰。
他說國民黨“打不過共產黨的原因,也就是沒有中心思想”。國民黨雖一直高唱信仰三民主義,也向他的黨員採取各種方法灌輸,而張學良認為:“所謂信仰是從內心發出來的,屬於自個兒的……信仰不是旁人給你加上的。”只靠硬性灌輸是不能使黨員樹立起信仰的。“那三民主義,真正的”三民主義“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可以說多數人不知道。背總理遺囑,就在那兒背,他的真正徹底的意思在什麼地方?誰也沒有深刻地研究。”就像“中國的老太婆子,整天嘟嘟囔囔‘阿彌陀佛’,你問她‘阿彌陀佛’什麼意思,她不知道。”
二是沒有國家思想。
國民黨的軍隊沒有中心思想,那它靠什麼來維繫呢?
張學良指出,國民黨的軍隊靠“彼此的感情”維繫。“彼此的感情並不是指兵啊,是指那軍官吶。兵都是招來、募來的。那勇敢點的,就是帶兵的,就是軍官。”“等於義氣用事,你是好漢,我就跟你,你不行了,我還可以跟別人。”國民黨的軍隊“都是自保,他投靠誰,也不是對誰傾心……換句話,有奶便是娘。誰給他奶,誰就是娘。誰拉他一把,給他倆錢,給他個官,他就跑誰那去了。今天他幫著你,明天假如那邊給他拉一拉,他就跑那邊去了。”“根本沒有什麼國家的思想。”所以國民黨軍隊,包括中央軍“都是雇傭兵,少數的人是團結的,多數人是雇傭兵,今天我可以在你這當兵,明天我也可以到別處去當兵。國民黨和共產黨的不同之點在這。所以我跟蔣先生講,我們打不過他(們),固然他(們)人少,我們人多,但他(們)團結,我們是個(盤)散沙。”
三是蔣介石的中心思想就是唯我的利益獨尊。
“人家批評他(蔣介石),說他是”買辦政治“。他確實是這樣──投機,就是我能利用我就利用。
你要說他有沒有中心思想?沒有的。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我”(蔣幫;蔣軍),就是他自己。我怎麼能得這個權益,我就得。原來我對蔣先生很尊重的,後來就不尊重了,不尊重的原因因為他是完全的自我主義。他就是唯我的利益獨尊。”
與國民黨正好相反的是共產黨,共產黨“完全是黨的主義,守著黨”,“共產黨有目的,他相信共產主義,所以他能成功……共產黨,紅軍,他們確實有他們的信仰,共產黨信仰他的主義。信仰就是力量啊。”
張學良非常佩服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那所謂的二萬里長征,幾萬里長征,(紅軍士兵)被包圍,沒有吃的,那麼苦哇,可是他(們)還在一塊,被打散了,他(們)還回來。當然了,他(們)的領導是共產黨啊……那是共產黨成功了。紅軍經過二萬五千里長途疲憊,還能擊敗東北軍,是值得深思的。我常對我的部下說,我們都是帶兵的,我們問問自己,這萬里長征,你們誰能帶?誰能把軍隊帶成這個樣子?帶得什麼情況下都跟你走?如果換成我們,還不早就把兵都帶沒了?”
張學良經常和他部下討論為什麼打不過共產黨,他的結論是:“主要是共產黨、紅軍信仰他的主義,甚至於每一個兵,完全是一個思想——共產主義,這是第一樣;二一樣,他們經歷了萬里長征,剩下的這些人哪,可以說都是精華呀。也不光是他的官,他的兵也是這樣子。這可受不了呀!”
得民心者得天下,國民黨不得民心,把老百姓逼得都當共產黨了
得民心者得天下,這是千古鐵律,張學良對此體會極深。他說:“九一八以後,無論是學生,還是老百姓,抗日情緒都很高哇。有人說這是受共產黨的鼓動,這話我聽不明白。老百姓的抗日情緒不能說是共產黨鼓動的,這得反過來說,是人民自動,共產黨順應。”
張學良認為共產黨之所以能發展壯大,就是因為共產黨順應了民意,並且說到做到。“既然大家都贊成抗日,那我共產黨就去做。共產黨的厲害,就是共產黨能夠看清這事情的趨勢,知道民眾往哪走,他知道了民眾的意思,他就能夠真正去那麼做。”
張學良是個軍人,一生軍事生涯雖短,但他和日本打過仗,又是中國高級將領中跟蘇聯紅軍打過仗的,和北洋軍閥打得更加激烈,和國民黨新軍閥也交過手。他說,打了那麼多的仗,勝敗不論,最不值得的是和紅軍打仗。他晚年一回想起“剿共”戰爭,就感到傷心:“那所謂‘剿匪’,真讓人傷心啊,‘剿匪’的軍隊都實行堅壁清野,這可不是胡說八道。我是在後頭,前頭的軍隊呀,我也出去視察了,歸我管嘛,我一看傷心透了,那房子都給人家燒了,堅壁清野呀!”“事實用不著燒房子,為什麼燒?因為燒了,軍隊可以佔便宜,可以把好東西都拿走啊。”“所以我反對內戰,那內戰真是沒有人性啊。連我到前線去都沒有地方睡覺,房子都被燒了。”
共產黨之所以越剿越多,就是因為國民黨軍隊對老百姓過於殘忍,將老百姓“逼上梁山”:“那時政府真叫不講理,都是自己的人民,你怎麼能把人民當成俘虜看待呢?你是中國軍隊,怎麼能那樣看待老百姓?你那不是逼著老百姓上山當共產黨嗎?”“那真是把老百姓逼到山上去了,逼得老百姓都當共產黨了,跟共產黨一塊兒和我們鬥爭。那雜牌軍沒有軍餉咱不說,正規軍也是一樣,連燒帶搶啊。老百姓被逼得沒辦法了,只好投奔共產黨,和我們對打,我承認,這是官逼民反!”
老百姓和共產黨站在了一起,國民黨就陷入了被動挨打的汪洋大海之中。張學良說:“‘剿匪’的事歸我管之後,我去各部隊巡察,那才知道,共產黨真厲害呀!你一不小心,他就來襲擊你了。我一個部下,帶著一個營的人,讓共產黨給襲擊了。是這樣的,他出去,好像為什麼事情出去考察去,看見一個老太婆在門口縫鞋呢,她是共產黨的偵探、眼線。我們的軍隊來了,她怎麼辦?在那地上立有一個杆子,她那個門上有個繩子,她一拉門上的繩拴,杆子就倒下來了,共產黨看到了,就知道有軍隊來了。”
張學良舉了許多親身經歷的例子,來說明國民黨軍隊大失民心:“我們的軍隊在那駐紮,一個小孩,十五六歲的小孩跑來玩兒,一邊玩兒,一邊他把我們的軍隊都數了,有多少炮,大概有多少兵,他都給你數了,然後,他跑去向共產黨報告。那共產黨的玩意兒可多了。”“那個劉殿華的軍隊,到一個地方,當地的人給他擺上酒席,放鞭炮表示歡迎,但老百姓在鞭炮裏面藏著炸彈,鞭炮一響,引燃了炸彈,把劉殿華炸死了,軍隊首長都被老百姓炸死了呀。”
面對老百姓,國民黨軍隊束手無策。“他們的這些玩意兒最後我們也都知道了,那你知道了也沒法子呀,你沒法子對付老百姓呀!你上哪兒知道誰是共產黨啊?你也區分不出來呀!老百姓和共產黨都一樣,你怎麼區分?所以你沒法,你總不能看見老百姓就抓起來呀。”“多數老百姓對中央的軍隊,也包括我們這些軍隊不好,恨軍隊,那時候軍隊確實有些做得不對的地方,像堅壁清野之類的,那很多了。所以我跟蔣先生說,為什麼共產黨我們剿不光,就是他得民心,我們不得民心。”“中國的古書上說,天心自我民心,天聽自我民聽。你不得民心,那你就得等著失敗。”“北方的土話說:抖起來是你好運氣,倒楣是你自己找的。”
國民黨把大陸丟了,怎麼丟的?“那是自己找的。不是國民黨把大陸丟了,是大陸人民不要國民黨啦。簡單說,國民黨在大陸時,把大陸看成征服地一樣,沒有想到這是自己的國家,什麼都要,房子、女人、錢,這幫壞蛋。真讓人傷心。”
“任何一件事情的成功與失敗,都有它的來龍去脈。”“所以我跟蔣先生言語衝突,就是這個問題,我說你要想剿滅共產黨,你剿滅不了他們。蔣先生不承認我這個話,他們共產黨怎麼能這樣?怎麼能這樣?因為咱們中國的老百姓,多數支持他。”
國民政府內部的高官們只是爭權奪利,他們都不是為了國家
中原大戰之後,張學良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委員、南京國民政府委員和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委員,但他因軍務在身、下野出洋和身體等原因較少出席會議。1935年11月、12月他出席了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和五屆一中全會,這是他一生中在南京逗留時間最長的一段經歷。在此期間,他對南京政府和國民黨政治、高官素質有了較為深入的瞭解。他說:“我不會外交辭令。開始時我對國民政府有好感。我到南京後,大失所望,看得更多,體會更深,不滿更強烈。國民政府軍隊的作風比老式軍隊還壞,政治比原來的老政客更腐敗。國民政府內部只有四個字:爭權奪利。他們都不是為了國家。”
張學良通過參加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會議,看清了國民黨中央高官們的真實面目:國民黨中央開會“亂七八糟,蔣介石講話新名詞很多,但空洞得很”。“那時候蔣先生講話,最愛說三個詞:死幹、硬幹、快幹。大夥兒也不愛聽,閑得沒事啊,就盡在那兒做打油詩。”“我不曉得誰做的了:‘一生豬狗熊,兩眼財權勢,三是吹拍騙,四為禮義廉。’”一個執政黨中央開會,庸俗到如此程度,那基層如何可想而知。
在南京期間,發生了中央黨部事件,即汪精衛遇刺事件,這件事對張學良刺激尤深。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開幕式那天,與會人員集體照相,“本來大家在外面等著蔣先生出來照相,後來說他不來了,那大家就不等了,就開始照相了。相照完了,大家正要離開時,剛轉身,槍響了。這一打槍,大家‘嘩’的一下子都散了。”“都嚇跑了,連員警都跑了,什麼警衛,那都跑了,就剩下我跟張溥泉(張繼)兩個人了。那真是醜態百出。那兇手都被我和張溥泉抓住了,跑回來的幾個員警還在那掰槍栓呢,掰也掰不開,我說算了吧,現在人都抓住了,你還掰槍栓幹嘛?”“那事兒都完了,員警得清理現場,抓兇手啊,兇手不一定是一個人啊。員警看見一個人在廁所坐著呢,員警就問他:‘你在這幹什麼呢?’那人回答:‘在解手。’員警問:‘解手你怎麼坐在地上啊?’那都嚇得……員警又問:‘你是幹什麼的?’他回答:‘我是中央委員。’‘你叫什麼名字?你怎麼不帶證件呢?’那人說:‘我證件扔馬桶裏了。’他怕刺客知道他是中央委員啊。”
張學良從這件事當中,看到了國民黨失敗的影子:“要緊的時候人都沒了”,“一遇危險,聾子放炮仗——散了”,連中央委員的證件都不敢要了。一個党在這樣一群人領導下,又是處於戰爭年代,失敗也就不足為奇了。
國民黨政策不公,軍隊分成親兒子和乾兒子,把雜牌軍都擠到共產黨那邊去了
眾所周知,在整個民國絕大多數時間裏,國民黨軍隊從人數、裝備、控制的政治和經濟資源等方面來看,都遠遠優於共產黨的軍隊,蔣介石一心想消滅共產黨,可就是消滅不了。原因在哪里?除了國民黨缺乏信仰和不得民心之外,還喪失了軍心。
國民黨是怎麼喪失軍心的?張學良以自己為例,他說:“當年我開始時,我現在可以說,我對中央是忠心耿耿啊,中央說的話,我是完全服從,中央怎麼說,我就怎麼做。後來我發現這不對呀!中央對我不是這麼回事啊!”
第一,當東北軍在“剿共”戰場上被吃掉兩個師之後,張學良發現國民黨中央對中央軍和雜牌軍的政策是不一樣的。1935年末,張學良在南京參加會議期間,陝西前線傳來一個令他震驚的消息,他的兩個師被中國工農紅軍吃掉了。“我那兩個師整個被共產黨打完了,我很痛心。我要補充,沒有。可是死這麼多人的撫恤呢,除了我個人拿出錢來撫恤外,再報中央依‘剿共’陣亡撫恤,但中央分文未撥。那個時候,我有一個營長,‘剿共’時受了傷,他說一句話,把我傷心透了。他說:‘政府給我一個條子,讓我回家去領,我家在東北,我上哪去領?只能流亡要飯去了。’”“這件事使我受刺激非常大。後來,我也公開說了,那個時候中央啊,實在是處置事情不太恰當,完全是一種推諉。因為這事下面起了很大的反感,起了怨望……我們東北人,家都沒了,上哪領撫恤?被打死的人領不到撫恤,受傷的人又不能回原籍……中央很不講理。”
“蔣先生啊,他總有一個意識……總是這是我的,這是他的,分得特別清。這個是我自己親兒子,那個是乾兒子,他不把人看成是平等的。”“比方說那時候中央的事情,後來我發現的,我非常難過。我打仗損失了兩個師,政府啊,不容許我們雜牌軍隊招兵,因為軍隊太多了嘛,他用這種只減不增的方法就不用裁呀。軍隊減員了也不許招兵,全國都不能招,這不能說不對了,政府下的命令,嘿嘿,那麼我們發現,他把我們損失的兩個師的番號給撤銷了,卻暗地裏讓胡宗南招兵。我們不能招兵,胡宗南可以招兵。胡宗南離我們那麼近,我們不會不知道的嘛。親兒子怎麼都行,乾兒子怎麼都不行,那怎麼能行?”
第二,張學良發現蔣介石讓雜牌軍“剿共”是在“一斧兩砍”,借刀殺人。張學良說:“中央讓雜牌軍‘剿共’,中央軍不剿,雜牌軍對中央當然都不滿……因為什麼?這話我今天可以說,但我不希望記錄下來,他就是借刀殺人嘛。”“事情明擺著,誰都明白,這不是讓我們去‘剿共’,等於是讓共軍消滅我們,借刀殺人。那為什麼還打?沒起來反抗,已經很客氣了。”“那孟子說的話一點不錯:‘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你怎麼待人家,人家也怎麼待你……所以這種待人的法子不會成功,只會失敗。”
第三,張學良發現不僅他發現了,幾乎所有雜牌軍,包括共產黨都發現了蔣介石是在“借刀殺人”。“那時中央不是我說,不公平啊!對人家不公平,誰都看得明明白白。那時兩廣是陳濟棠,青海是馬步芳,寧夏是馬鴻逵,新疆那會兒是盛世才,華北是宋哲元、韓複榘,陝西是楊虎城。他們都不打呀!誰也不打,我打什麼?誰都明白了,這等於用外頭的力量來消滅我們。打,你不給我錢,你也不給我彈藥;人打沒了,你也不給我補充,又不許我自個兒招兵,這幹什麼呢?”“誰也不是傻瓜。中央軍可以招兵,我們不可以,槍械損失也不給補充。你政府用這種手段,等於讓雜牌軍自消自滅,一箭射三鳥,他怎麼能真打呢?傻瓜才去打。”“蔣先生利用‘剿共’消滅雜牌軍的這種做法,共產黨當然也明白。共產黨跟雜牌軍也不死乞白咧打,雜牌軍也知道共產黨不真打。”
國民黨中央政策不公,導致“剿共”內戰誰也不真打。“我一想起這內戰,就難過呀。所以西安內戰,我不幹了,說什麼我也不幹了,你跟日本打,我打!你和共產黨打,我不幹,我不打了,我寧可叛變。我那時候也等於叛變,那就是叛變呐。”
蔣介石只用奴才不用人才,共產黨正相反,用人才不用奴才
國民黨的失敗,在張學良看來,敗于黨員信仰的缺失,也敗于民心和軍心的喪失,更敗於黨內的腐化及蔣介石的獨裁。
張學良在晚年做口述歷史時,數次引用王新衡對蔣介石的評價:“他不使喚人才,他使喚奴才。”王新衡對奴才的理解是:“奴才就是聽他話的,讓他高興的人。”張學良對奴才的理解與王新衡略有不同:“我說什麼叫奴才?什麼叫人才?怎麼分辨?人才首先是有一定人格的人,他有良知,有胸懷,這種人不一定你說什麼,他就聽什麼,他不一定給你當奴才。奴才最大特點就是我要你怎麼的,你就怎麼的,只要能得到好處就行。真正做事情的人,他不一定要好處,他是要做事情啊!”奴才沒有人格,不僅聽話,更關鍵的他是為了滿足個人利益才聽話。
“蔣先生不光用奴才,他也聽奴才的。我舉個例子,那時我們開會,研究一個什麼事,陳誠他不咋發言,那我們想他一定是同意了,那蔣先生也不吱聲,這個事情不就等於決定了嘛。顧祝同跟我說:‘張先生,你信不信?今天這個會議決定的事,明天就會推翻。’我當時還不信。他說:‘會後啊,他(陳誠)一定到蔣先生那嘀咕去,你看,明天這個事情一定不是這個樣。”會開完以後,我就去關內去了,有人告訴我說陳誠去蔣先生那了。這我就明白了,顧祝同說得對呀。”“我評論蔣先生,用我們北方話說,蔣先生願意聽小話。你正式跟他說的話,當然他也聽,不是不聽,但抵不過底下嘀嘀咕咕。”
蔣介石喜歡這種會說小話的人,“所以他用陳誠啊,戴笠啊,他喜歡這種人”。這種人圍在蔣介石身邊,那真正的人才就不跟他接近了。“咱們中國不是沒有人才,這些人才都無處投奔呐。社會上的賢哲,都不在政府裏面做事,沒有被運用。”
張學良說蔣介石心胸狹窄,不僅用人專用奴才,而且把自己的權力看得過重。西安事變前,“我和蔣先生我們倆吵得最厲害的一個問題,就是‘安內攘外’的問題。要說西安事變有什麼秘密的話,最大的秘密就是這幾個字。他是先安內後攘外,我是先攘外後安內。……他和我的出發點不同,從個人出發點說,先說我啦,我主要的敵人是日本人,即使共產黨跟我們爭,他還是中國人。他(蔣)認為日本人可以跟他合作,共產黨是他真正的敵人。……我認為共產黨是中國人,他認為在中國能夠奪取他政權的人,只有共產黨。那我就不同了,奪取政權也好,不奪取政權也罷,他(中國共產黨)都是中國人,無論如何都是中國人。換句話,這是我說,你的政權就算共產黨不奪,也許被旁人奪去呢,你能防得了?”
1936年4月9日,張學良和周恩來在膚施(今延安)會談,“周恩來有一段話說得特別有意思,他說呀,固然蔣中正他有他的短處,我們對他不是十分贊成,但是我們為抗日非擁護他不行。所以共產黨這些地方我佩服,他是為了大局呀。他說,蔣先生如果不‘剿共’,領導全國抗日,還得是他”。
抗日戰爭一結束,“蔣先生還是要消滅共產黨。那時候蔣先生手裏有好多的軍隊,包括重武器啊,像杜聿明,全部美式裝備呀。我後來聽張治中跟我講,他說,那時候到東北呀,本來內定是讓他去,可後來陳誠不知在裏面咋鼓搗的,陳誠去了。張治中說,如果我去,不會落到那樣。”張學良的意思是說,蔣介石沒有大局觀念,只用“奴才”不用“人才”。
文/王海晨、楊曉虹
摘自:《百年潮》2011年第4期
讚讚
□ 紅色悲歌
大勢不再
“最危險的敵人往往來自我們內部……”這句話在許多時候、許多地方都是適用的……
對20世紀80年代的美國人而言,蘇聯其實已經越來越不足為慮了–雖然那時蘇聯的威脅被媒體描述得仿佛可能在下一秒就會降臨在西方人面前。如前文所言,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通過一系列軟硬兼施的手段,西方世界中由美國人所主導的"金字塔"型分工體系的結構開始變得清晰且嚴密起來,並且西方世界大於社會主義陣營的經濟總量在美國人的統一調配下成為實實在在的優勢。兩個陣營之間的實力差距從當年的兩屆奧運會就可以看出來。當時美國以蘇聯入侵阿富汗為藉口,帶頭抵制1980年的莫斯科奧運會。結果不算蘇聯自己,當年參賽的國家只有80個,參與報導賽會的新聞記者共有5615名,比參賽運動員的人數還要多。開幕式上,這80個國家裏又有16個國家的代表隊在入場式上沒有打本國國旗,以奧林匹克五環旗替代,新西蘭代表隊乾脆打了面黑色五環旗,有10個國家只有旗手一人,運動員乾脆沒出場,後來在獲獎時這些國家也不升國旗、不奏國歌–借著奧運會搞政治對西方國家來說是輕車熟路。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蘇聯還以顏色,也帶頭搞了一次抵制,但聲勢上要小得多,參加抵制的只有保加利亞、民主德國、越南、蒙古、老撾、捷克斯洛伐克、阿富汗、南也門和古巴等國家。
所謂“抵制”,就是要讓各個國家表明立場、選邊站隊。看看兩次抵制的回應者,東、西方陣營的界線也就基本清楚了。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差不多涵蓋了世界工業生產力的三分之二,這樣的實力一旦被有效地組織起來,結果是顯而易見的。在總體實力居於劣勢的情形下蘇聯要繼續和資本主義陣營保持均勢,那麼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重工業和輕工業的比例以及工業和農業的比例就都無法保持平衡,老百姓的生活水準提高程度和國家經濟增長就無法成正比。舉個例子,在阿富汗戰爭期間, 蘇聯一架米-24武裝直升機的價格只約合9噸豬肉,這不是說蘇聯直升機多便宜,而是意味著那裏的豬肉太貴了,這背後就是蘇聯國內輕重工業嚴重失衡。蘇聯的封閉經濟體系裏,發行的貨幣和生產的產品是對應的,然而這些產品中大多數都是衣不能穿、食不可餐的軍工產品,刨除這一塊,只對比和老百姓生活相關的消費品的話,盧布的發行就是過量的。因為對一般消費品的購買力不足,導致盧布對西方貨幣的官方匯率和實際匯率能差出很多,那時黑市兌換猖獗就是這個問題的反 映。"8 • 19″事件以後盧布迅速貶值,其中就有被"打回原形"的味道。
有人說蘇聯為什麼不能不搞對抗,為什麼不以"和平與發展"作為自己的主題?問題是西方國家不會給社會主義國家陣營這個機會。
雷根上臺以後,美國開始對蘇重新採取遏制政策,表面上沒有20世紀50年代杜魯門主義那樣強硬–因為美、蘇的實力差距沒有那時那麼大,但也不是尼克森時期的收縮政策。雷根政府的基本方針是:強調以抗擊蘇聯為中心,奉行所謂"以實力求和平"的方針,具體說就是以美國的經濟、軍事實力壓制蘇聯;在地區爭奪上,把蘇聯頂在20世紀70年代末的擴張線上,使社會主義陣營不能再前進一步。同時,保持各種管道,加強同蘇聯的"對話"–也就是促使蘇聯"和平演變"。國務卿黑格、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艾倫、國防部長溫伯格成為對蘇戰略的核心人物。後 來艾倫在任職10個月後被對手搞了個受賄醜聞被迫辭去了職務,軍人出身的麥克法蘭接任了他的位置,這樣雷根身邊就是三位軍人出身的鷹派幕僚在決策對蘇戰 略。和平與發展在後面的歷史的確成了時代的主題,但其前提是美蘇兩邊必須有一方衰落直至滅亡,而很不幸,蘇聯是滅亡的那一個。
異 化
產生變化的不只是雙方實力上的對比,更為根本的是蘇聯自身的變化:由於缺乏人民對黨實施有效監督的體制,自赫魯雪夫時代開始,蘇共從一支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共產主義政黨一步一步蛻變成了所謂"全民黨",實質就是變成了一個新的權貴集團,國家資本主義蛻變成了權貴資本主義,列寧被他們改造為一個形象越來越模糊的簡單圖騰,用以維護其執政的合法性。黨開始背離社會主義,背離人民的利益;領導幹部日益脫離群眾,退化成為一群貪婪如狼、懦弱如羊、蠢笨如豬的官僚;官僚主義與幹群關係緊張大大地損害了原本運轉正常的計劃經濟體制,使得內政問題進一步惡化……在經過長達18年的、穩定的、" 一團和氣"的勃列日涅夫時代之後,蘇共的“權貴化”已然到了積重難返的時代,為了讓自己以及子孫後代永享到手的利益,蘇共的“既得利益集團”最終開始搞起了“政治體制改革”—“拋棄”社會主義搞“私有化”,好讓自己從管理財富的國家幹部變成掌握財富的“資本家”。
某些原本就自視高老百姓一等的所謂"知識分子"此時也迫不及待地站出來高喊著要對國家進行“民主改革”,實質則是妄圖在動盪中為自己“分一杯羹”–當初靠搞"民運"上臺的這批人,後來“無一例外”地成了“新貴族”,譬如格魯吉亞的薩卡什維利、烏克蘭的尤先科等等。最可笑的是,由於蘇共背離黨的宗旨和原則、背離社會主義所產生的種種社會弊端,在這些人嘴裏卻成了社會主義的罪狀,以此來徹底否定社會主義。當然,更多的知識份子,則是由於蘇共的腐化以及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經濟快速發展的表像才接受了西方的新自由主義思想,進而不自覺地成為這些思想在蘇聯國內的傳播媒介,而這些天真的知識份子們包括當時蘇聯的"經濟學家"對市場經濟和私有化的認知尚處在"西方 19世紀的水準"–面對一堆經濟問題,他們的理解是只要私有化了,一切"自然"就解決了。
除了黨內與知識界的這兩股力量以外,民族分裂勢力、各種宗教勢 力以及沙俄時期的舊貴族在這段時期也都活躍了起來。而這些人又都不約而同地紛紛將手伸向了西方國家,以期借助外部力量達到自己的目的。
蘇聯時代大量所謂" 異見人士"的活動經費來源於哪兒呢?
顯然並不是從蘇聯的工人農民那裏募集來的,蘇聯時代從未聽說過有這樣的集資活動。到目前為止,我們所知道的一個“大金主”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呢?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又譯為"國家民主捐贈基金會",簡稱END,熟悉國際政治的人恐怕都不會太陌生。它號稱美國上百萬個“非政府組織(NGO)”中的"龍頭老大",和美國國務院、國際開發署、「中央情報局」有密切的聯繫,被認為是「中情局」的"另一塊招牌"。這個20世紀80年代初成立、主要靠美國政府撥款從事活動的"非政府組織(NGO)"在世界很多地方扮演過“特殊的政治角色”,可以數出來的有:委內瑞拉等拉美國家、烏克蘭等獨聯體國家、伊 朗等西亞國家、緬甸等東南亞國家,它們都受到其顛覆活動或推動"顏色革命"的影響。
不僅僅是在黨外,在蘇共黨內,為了抓住權力很多 人同樣選擇去搞“挾洋自重”。在雅克列夫的牽線搭橋之下,1984年戈巴契夫與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在倫敦郊區切克斯別墅一對一地“秘密會見”,談了什麼至今沒有完全解密,但之後西方各個國家立即統一形成了“輿論熱潮”,它們“盛讚”
戈氏"是蘇聯理想的接班人",
“是具有新思想的新一代領導人",
“是可以打交道的人"。
戈氏的那顆帶有招牌式胎記的半禿腦袋在當時常常會出現在西方的各種雜誌上,其中包括《時代週刊》—
柴契爾夫人曾自豪地說:"是我們把戈巴契夫提 拔起來當了總書記。"
1986年雷根和戈巴契夫的雷克雅未克會見也是一對一,戈氏亮出了他的底牌–已做好犧牲蘇聯利益,為美國“效忠”的準備。
戈氏後來公開地承認:在雷克雅 未克會見時"實際上已把蘇聯交付美國聽憑處置",他說:"雷克雅未克實際上是一場戲……一場重頭大戲……我認為,如果沒有雷根這樣強有力的人物,整個過程 就不會開始……這次峰會上我們……走得已經那麼遠,根本就不可能再有回頭路。"
1989年戈巴契夫在馬爾他同老布希總統會見的時候,整體移交蘇聯內政、 外交陣地的過程已經完成,當時有個快言快語的外交官形象地說:"冷戰是在地中海暖洋洋的海水中埋葬的。"
背 叛
如果說戈巴契夫還只是迎合西方勢力的話,葉利欽、謝瓦爾德納澤、切爾諾梅爾金等人則“走得更遠”,這些人代表了蘇共黨內的“反叛力量”。早在1987年夏天,當葉利欽尚未與戈巴契夫發生衝突之時,葉利欽就開始與美國駐蘇聯大使進行“接觸”,他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坦率",給美國大使留下了強烈的印象,美國隨即將他作為重點“工作對象”,“全力支援”他對抗蘇共中央、對抗蘇維埃政權、“分裂”蘇共和蘇聯的一切行為。
由此開始,葉利欽或者說是蘇共內的反叛力量取代了以戈巴契夫為代表的“蘇共改革派”,成為西方國家眼裏"更可以打交道的人",此前戈爾巴喬利用外交場合所反復宣傳的"新思維"、政治改革等話題,此時對西方國家恐怕已經不再有那麼強的吸引力了。
在葉利欽與戈巴契夫公開發生衝突被開除出政治局後,這一點表現得尤為明顯。那時美國利用各種機會始終與葉利欽保持著密切的接觸。1989年葉利欽當選為蘇聯人民代表並進入最高蘇維埃,當年9月隨即訪美,而美方則破格接待這位"非正式訪問"的"非官方人物",安排總統、副總統、國務卿和前總統雷根等諸多政要同他會晤。葉利欽回國後,隨即加緊展開反共活動。一方面在黨外謀求取消蘇共領導地位的憲法的修訂,另一方 面在黨內領導"民主綱領派"進行"政改",力圖"徹底改造"蘇共,剝奪黨的領導權。
戈巴契夫與葉利欽的政治鬥爭,說白了就是蘇共 高層瓜分國家和人民財富的一場利益之爭。為了自身的私利,這些人可謂不擇手段,完全罔顧其他–在這場鬥爭中美國政府竟被請出來擔當起了協調人的角色。葉 系與戈系後來的"聯手合作"是由白宮和美國國務院推動的,在大國政治中恐怕找不出比這更荒謬、更可悲的事情了。1990年3月,葉利欽當選為當時蘇聯範圍內最大的加盟共和國–俄羅斯共和國議會的議員,同年6月,他憑藉一系列"政治秀"當選為俄羅斯共和國的主要行政長官。此後,葉利欽和他的助手們開始採取一系列政治手段,破壞國家的計劃經濟體制,導致國家經濟增速出現明顯下降,降幅約為2%。1991年,葉利欽又進一步破壞中央計畫,他把俄羅斯稅收的絕大 部分截留了下來,不再上交中央財政,而俄羅斯共和國則是蘇聯的主體部分,蘇聯經濟因此當年就下降13%,這最終誘發了蘇聯的解體–20世紀90年代初蘇 聯經濟中出現的問題,根本不在於計劃經濟體制內部,而完全是人為破壞的結果。
蘇共反叛者們最終成了後來蘇聯解體最大的獲益者。如今俄羅斯最富有的人正是當年黨內的"精英"。所謂"改革",說到底改的就是一個社會財富分配體制– 把原來相對平等的財富分配體制砸碎掉,然後把財富堆在那裏,讓人們一哄而上去搶,誰搶著算誰的,蘇聯的"經濟學家"們美其名曰自由競爭。而這些身居要職的 精英們早已給自己占住了最好的位置,這樣一來結果可想而知。除了眾所周知的葉利欽家族之外,還比如說切爾諾梅爾金,20世紀80年代他當過蘇聯天然氣總公 司的總經理,1992年天然氣公司"私有化"後,切爾諾梅爾金搖身一變成了天然氣股份公司最有實力的控股人,控制著全世界40%以上的天然氣資源,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幾個人之一。“蘇聯共青團”中央書記科爾科夫斯基利用自己的職位創辦了一家大銀行,把原屬於人民的財富“變成”了他個人的財產。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黨內的“激進民主派”曾大肆批判蘇共高層的腐敗與特殊化,平心而論,那時蘇共領導幹部們的“特殊化”還僅限於偷偷摸摸地搞些特供商店之類的東西,在莫斯科庫圖佐夫大街上有一座公寓樓,裏面的戶型大致是200~300平方米,勃列日涅夫、蘇斯洛夫和安德羅波夫的居所就在裏面,對於如今的人們而言,這種級別的腐 敗恐怕說出來都會被笑話。事實上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莫斯科就已經實現了電氣化,每5個家庭就有一輛私人汽車,蘇聯公民每月用於文化娛樂的支出占工資總 額的10%~15%,更重要的是涵蓋全民的免費醫療、免費教育以及免費住房。對比1991年之後富可敵國的新貴們的腐敗生活,當時的國情是:國民人均壽命 縮短,治安惡化,貧富差距拉大,國家工業體系支離破碎……當年蘇共的腐敗與之相比,恐怕就有幾分"竊鉤者"與"竊國者"的味道了。如今"竊鉤者"已經"伏 誅",而"竊國者"又當如何呢?
相比於這些新貴,戈巴契夫的晚景則要淒涼得多。在筆者看來,這並非是由於一些文章中所說的愚蠢或者是"好心辦壞事",這其實是他與葉利欽鬥爭失敗的結果。他們所“爭奪”的,不客氣地說其實就是一個“(買辦)賣國者”的位置。蘇聯解體以後,葉利欽給戈巴契夫的只是每月4000盧布的退休金–這也是戈氏在辭職之後所“唯一關心的事情”,不幸的是隨著俄羅斯國內瘋狂的通貨膨脹的到來,這筆錢折合成美元之後不過1美元而已。戈氏開始像一個“藝人”一樣忙著在西方國家“拍廣告”賺錢,他曾帶著10歲的孫女入鏡拍了“必勝客”廣告;拿自己的名字為伏特加酒做了商標;還曾為路易•威登做過廣告……顯然,戈氏所看重的只是“自身的利益”,所謂"好心辦壞事"是無從談起的。
解 體
在蘇共內部如此"配合"的同時,美國人也沒有閑著。美國政府制定“肢解”蘇聯的行動計畫始於1981年春,策劃大致完成於1986年底–也就是戈巴契夫與雷根單獨會見之後,前後一共耗時5年多一點的時間。這一行動當時是背著社會公眾、政府和國會秘密進行的,知道內情的僅限於高層的少數幾個人–總統雷根、「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凱西、總統國家安全助理理查•艾倫和國防部長卡斯帕爾•溫伯格。現在公佈的資料表明最早提出這一計畫的是威廉•凱西,"凱西、艾倫、溫伯格在總統的支持下決定向蘇聯發出挑戰……我們認為雅爾達會議無效。"回憶人記得在凱西提交了阿富汗戰場等 情報報告後,提到了蘇聯問題,凱西認為美國沒有必要再繼續遵守以往的遊戲規則。
哈佛大學歷史學家理查•帕普斯為雷根草擬了美國對付蘇聯最新戰略計畫,代號為:NSDD-75。這一次世界大戰略表明瞭美國政策中的"革命性轉折"。"我們當前的目標已經不是與蘇聯共存,而是要改變蘇聯 的制度。""我們完全有能力借助外部壓力來改變蘇聯制度。""通過利用蘇聯內部的弱點來動搖蘇聯制度是美國的目的。"為此,美國展開專門行動,開始在蘇聯 和東歐國家內部尋找他們覺得可靠的代理人–雅克列夫、戈巴契夫、葉利欽這些人恐怕就是他們的"工作成果",通過給阿富汗反政府武裝以及東歐的反對派以 物質和政治支持,使蘇聯捲入兩場尖銳的危機–阿富汗戰爭和波蘭危機。
與NSDD-75計畫配合的還有另一套反蘇經濟戰方案,代號 是:NSDD-66,在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後開始執行,策劃者是雷根的蘇聯經濟顧問亨利•羅恩。NSDD-66的主要任務是:切斷蘇聯從西方獲得先 進技術用於產業升級的管道;打擊蘇聯外匯的主要來源–石油和天然氣的貿易。克格勃和蘇共高層當時都知道存在這樣一系列"旨在推翻蘇聯制度的美國情報機關 和其他特工機構的計畫",然而忙於瓜分國家財富的權貴們顯然對此並不在意,相反,為了在政治鬥爭中佔據上風,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樂於主動迎合西方國家。
除了戈系和葉系以外,蘇共黨內還存在由雷日科夫、亞納耶夫等人所組成的第三支力量,他們主張要回到比較傳統的社會主義道路上去。然而,這批人並沒有走出 蘇共權貴化的框子抑或是歷史沒有給他們足夠的時間吧。作為挽救聯盟的最後努力,副總統亞納耶夫等人發動了"8 • 19政變",軟禁了戈巴契夫,然而這一行動並未得到人民群眾的回應,後者選擇了冷眼旁觀。而在面對西方所謂的輿論壓力時,亞納耶夫等人又表現得畏首畏 尾,在事件爆發三天之後最終釋放了戈巴契夫。最後的努力至此宣告失敗了,葉利欽借此機會,宣佈蘇共為"非法組織",停止了黨組織在俄羅斯共和國境內的一 切活動–整個過程中,竟沒有一個黨員站出來進行過抗爭。也就在這個8月,烏克蘭、白俄羅斯、莫爾達瓦、阿塞拜疆、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先後宣佈獨 立(此前在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已宣佈獨立,次年,格魯吉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依次宣佈獨立),蘇聯解體至此已進入不可逆狀態。1991年12月 25日,蘇聯總統戈巴契夫宣佈辭職,將國家權力移交給俄羅斯總統。當天19時32分紅旗從克里姆林宮上降落!第二天,蘇聯最高政權蘇維埃通過最後一項決 議,宣佈蘇聯不再存在……
顏色革命
事情到此還遠未結束,這片土地上一下子出現了15位總統–同時也是這裏最富有的人。而在此之前,他們都是蘇共的高級幹 部,正是通過肢解聯盟,原本屬於全體蘇聯人民的國有資產被這些人劃到了自己的口袋裏。這樣一個根源也就決定了,由蘇聯解體而誕生的這些新的政權執政基礎從 一開始就是背離人民根本利益的,是難以獲得民心的–簡單說就是在已經腐化的蘇共基礎上進一步變本加厲。
對於西方國家而言,這些政權同樣是無法令人放心的,他們的利益依舊是基於他們的國家來實現的,和西方世界並沒多少瓜葛,甚至很多地方還會存在衝突–這一點可以參見現在俄羅斯與西 方的關係。如果蘇聯解體僅僅限於這一步,那對西方而言需要解決的就只是一個地緣安全問題,蘇聯地區的資源依舊沒有完全納入西方主導的經濟體系中來,那些地 緣上的戰略要衝也沒有完全被西方國家所掌握,因此資本擴張從中所能獲得的好處還是有限的。
雞蛋原本就有縫,而外面還有一大群虎視眈眈的蒼蠅,於是,顏色革命也就開始了。從格魯吉亞開始,之後是烏克蘭,然後是吉爾吉斯斯坦。與此同時,俄羅斯針對普京的遊戲也開始了。與脫胎于蘇共官僚的舊領導層不同,這些靠“顏色革命”上臺的新貴最初都是黨外的知識份子或者是"異見人士(公共知識分子)",他們手中的政治資源原本要少於前者,於是也就更加“依賴”於西方國家的支持。在蘇聯解體之前,他們和葉利欽們曾可以說是同盟關係,而變質後的蘇共對這些人也一直採取綏靖政策–蘇共不敢依靠人民,就只能選擇向這些所謂“精英階層”尋求支持。如今蘇聯滅亡了,由這些和西方存在更多“共同利益”的人去執掌權力,顯然比那些前蘇共官僚要更合適。
在2003年格 魯吉亞“玫瑰革命”之後,筆者在一部紀錄片裏清楚地記著這樣一個鏡頭:
在一個公開場合,薩卡什維利在對記者進行了一番講話之後,立即回頭去問了他的顧問──美國退役軍官布魯斯•傑克遜這樣一句
“我說錯什麼了嗎?”
這其實就是這些“民主派”人士與美國之間“關係”的“最真實的寫照”。
2008年北京奧運開幕當天,格魯吉亞突然兵進南奧塞梯,由此俄格戰爭的序幕拉開了,之後在不長的時間內,俄羅斯毫無懸念地贏得了戰爭。在此之前,其實兩國已經就南奧塞梯問題達成了協議,原本通過軍演進行示威的俄58集團軍也已結束演習準備撤回。從實力來說,格魯吉亞舉國的武裝力量就數量而言,僅相當於面前俄58集團軍加配屬航空 兵及海軍數量的五分之一,人員及戰術水準、裝備水準同樣遠低於俄軍。在爭議已經通過外交途徑得以解決,而實力又相差懸殊的情況下卻主動挑起戰爭,這顯然是違背常識的,但薩卡什維利偏偏就這麼做了,這是由於領導人的頭腦一時發熱嗎?恐怕並非如此,相反薩卡什維利當時可能還非常清醒。
俄格戰爭有這樣一個背景:2008年時金融風暴正處於高潮階段,當時美元的地位岌岌可危,在這種情況下歐盟和俄羅斯便再次有了聯合起來"搶班奪權"的 想法,按照《保爾森回憶錄》裏的記載,奧運期間普京甚至私下給中國高層傳話,要"一起拋售美國國債",準備直接結束美元的性命。在這種時候,俄格戰爭無異 于在俄歐關係上狠狠地切了一刀,即便雙方決策者對此心知肚明,但迫於國內輿論壓力,短期內也無法和對方繼續保持合作。也就是說,薩卡什維利這個看似毫無道 理的舉動,在一個關鍵時間點上大大地減輕了美元的壓力。美國人才是整個事件真正的受益者,而最直接的受害者則是格魯吉亞的普通百姓和在戰火中送命的士兵。 此番種種,恐怕不是用巧合可以解釋得通的。
死亡進行時
就筆者看來,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東 歐劇變可能是20世紀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場悲劇。首先,對蘇聯而言這無疑是災難性的,西方先前承諾給葉利欽們的援助幾乎無一兌現,俄羅斯從西方國家手裏得到的援助遠不及波蘭和烏克蘭。
1993年冬季,俄羅斯因為糧食危機已經面臨要餓死人的威脅,而在這個時候,副總統魯茨科伊竟還在盤算著如何利用即將到來的危機向葉利欽逼宮奪權。所幸的是,當時中國政府承諾在兩年內以不高於加拿大離岸價格,每年向俄羅斯提供500萬噸共計價值4億美元的玉米,這滿足了俄羅斯生產"人造肉"罐頭和飼料原料的需求,危機方才得以緩解。
和蘇聯時期比較,現在俄羅斯人的人均壽命“減少”了十年以上,
出生率從蘇聯時期的14%~17%銳減至8.3%,
死亡率由蘇聯時期的8%~12%增至14.7%,最高時達15.7%,
俄羅斯平均每年減少人口達100萬──按照國內某些學者的邏輯,也可以說俄國的“改革派”和“民主人士”們“幹掉”了數以千萬計的俄國人。
與此同時,包括俄羅斯在內大量東歐婦女迫于生計而淪為“娼妓”。在當時,西歐各國的色情業的平均價格因為東歐妓女的“大量湧入”而被大大地拉低,以至於本土妓女上街抗議“她們的東歐同行”搞“傾銷”–對蘇聯和其他前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來說,這絕不是一個讓人 聽後樂得起來的笑話。
和很多文章裏所提到的不同,在筆者看來,並非是蘇聯的經濟問題引起的這場悲劇,恰恰相反,是蘇聯解體本身製造了蘇聯地區經濟的悲劇。很多文獻都曾將聯盟解體的原因歸結于蘇聯後期經濟增長緩慢,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首先這個"緩慢"是相對於1975年之蘇聯GDP4 %~8%的增長率而言的,而同期美國的平均值則為3.3%。1975年之後,按照反共專家布熱津斯基《大潰退》一書裏的說法,蘇聯經濟增長常年低於5%,可問題是經歷了"平成戰敗"的日本有十年時間乾脆是處於停滯狀態,美國大蕭條時期也曾有過負增長,但美日政府現在都還活得好好的,而且在1975年經濟增長趨緩時,蘇聯人民的消費額增速是在加快的,換句話說蘇聯在當時已經開始逐步扭轉高積累低消費的情況了。事實上直到1990年年初,蘇聯經濟依舊是正增長,逆增長是當年夏天開始的–原因上文裏提到過,俄羅斯共和國在葉利欽當選總統後開始人為地破壞計劃經濟體系。還要說明的是,蘇聯時代GDP和GNP的計算是不算第三產業的,計劃經濟體制裏不存在金融操作這樣的虛擬經濟成分,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裏,製造業對GDP的貢獻通常只占20%~30%,其餘都是金融及服務業。
對蘇聯的經濟而言,應該說1991年前後的動盪只是讓國家經濟"休克"了–國家的動盪影響的實際只是分配環節。蘇聯範圍內,工廠、設備等等都還在那兒 放著,工農業生產能力完全是可以滿足人民生活需求的,真正的問題出現在後面,蘇聯經濟的"死亡"是一個持續了很長時間的過程。
開啟 蘇聯經濟"死亡"的第一步是聯盟解體。蘇聯工業體系的特點在於各個地區分工高度專業化,往往一個小城鎮只負責一種配件的生產,其餘生活物資都從外面調配,一架圖-154客機,上面的零配件來自十幾個加盟共和國。筆者所生活的城市就是20世紀50年代由蘇聯專家負責規劃的,所以對此有著比較清晰的認識。市內 最初一共三個區,輕工業、重工業、生活三樣分得清清楚楚,三個區之間留出了大量空餘土地以備今後發展–至今市區中心尚有8平方公里的草原。這種高度專業 化的分工可以極大地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生產效率,同時可以比較平均地在國內各個地區實現普遍的工業化,保持國內均衡發展。隨著聯盟的解體,各個加盟共和國 雖然手裏都擁有大量蘇聯時代的工業遺產,但是他們的工業體系都是殘缺不全的,就像是一家裏幾個兄弟分家,把一輛完整的汽車拆成一堆零件,然後每人拿幾個, 結果就是誰也沒有車坐,零件只能當廢鐵賣了。
第二步則是由“私有化”而導致的“去工業化”。在與鄧小平南方視察差不多同一時期,俄羅斯也在搞他們的“有俄國特色的市場經濟”。俄國人的步子要比中國大得多,當時的俄羅斯總理蓋達爾炮製出了一個“跑步進入市場經濟”的"500天計劃",60%的國有資產都被以“股份”的形式平均分配到每個公民手中,而在當時的恐慌情緒之下,大多數老百姓自然是不會考慮如何經營這份“產業”的,他們需要的是儘快把手中的資產券變現,兌換成外幣、黃金,甚至是麵包,然而這種行為卻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恐慌。很快,那些國有資產集中到了少數“寡頭”手中,蘇聯4萬多家國企,除了利潤豐厚的能源、傳媒等產業外,其他產業都被“轉賣”或是廢棄了。因為經營這些產業是要花費很多時間和精力的,而且蘇聯時期基礎產業的 立足點是考慮如何支持國民經濟的穩定運行,是否贏利則另當別論(譬如在遠東修鐵路,從國家戰略角度說是正確的,但從資本家獲利角度說是不正確的),這對急功近利的資本家而言是無法容忍的,於是大量"拆了大樓賣鋼筋"的事情就出來了。當時大家都在搞工業化,蘇聯卻在"去工業化",製造業越來越單薄。在戈爾巴喬夫上臺時,蘇聯工農業總產值年增長率仍舊在6%以上,蘇聯和華約國家的重工業出口約占整個世界出口量的38%[1],軍工出口約占50%,石油天然氣及 其附加產品約占18%,貴重金屬(含有色金屬)及其產品約占40%,民用航空和造船業出口約占25%,化工產品出口約占30%;蘇聯自己的民用船舶總噸位 就佔據世界第一,捕魚量也連續多年占世界第一;煤炭工業產量和出口量也一直高居世界榜首。那麼蘇聯解體之後呢?舉一個簡單的工業指標–汽車年產 量,2009年時俄羅斯的汽車年產量是140多萬輛,尚不及印度,僅僅是中國的10%,而鋼鐵產量是5900多萬噸,差不多也是同年中國的10%。到 2007年時,俄羅斯GDP到了1.2萬億美元,達到了蘇聯解體前的水準–聯盟解體曾使得蘇聯境內GDP減少了45%,這的確是一個不小的進步。但是要 注意的是,這裏提到的是GDP而不是工農業生產總值,這只是說明俄羅斯境內資本流動的量很大,至多意味著增加了一部分就業崗位,而“去工業化”的進程其實並沒有被逆轉,蘇聯時代的GDP是搞工業搞出來的,而現在的GDP是靠賣石油(天然資源)賣出來的–2007年GDP大幅增長主要得益于當年石油價格大漲。在評論鴉片戰爭時我們常常會說,當時中國的GDP雖然是第一,但這是生產瓷器、絲綢的GDP,而英國的GDP則是生產槍炮的GDP,在這裏其實是一個道理。
不只是設備和廠房不斷被廢棄,工業方面的人員培養也出現了可怕的斷層–俄羅斯目前除了能源以外,在國際市場上能拿得出手的大宗商品只剩下了武器裝備, 而俄羅斯軍工系統從業者當時的平均年齡已達到56歲,總工程師多數都是一群八九十歲的老人在擔任,第二梯隊是不存在的,一
[1] 經互會嚴密的組織體制決定了有時需要將它當做一個整體來看待,事實上東歐劇變的起爆點正是"波蘭危機"。當年波蘭的動亂導致原本由它負責的糧食生產無法進行下去,而美國對華約國家的糧食禁運進一步加劇了這一危機,而這又導致了蘇聯等國家經濟運轉異常,進而為戈巴契夫的"政改"提供了藉口。旦這一批人故去,俄軍工行業將面臨無人可用的局面。即便是現在,無論是蘇霍伊、米格戰鬥機還是T系列主戰坦克,基礎設計都是在蘇聯時代已經完成的,後期俄羅斯的工程技 術人員所做的只不過是在這些原始設計上逐步加以升級改進,或者是將當初已經接近完成的項目在降低技術指標後加以完成,1991年以後完全從頭開始研發的項 目幾乎是沒有的。換句話說,如今的俄羅斯軍工行業其實是在吃蘇聯時期的"老本",它的原發性設計能力基本上已經被廢掉了,俄羅斯現在能成為世界第二大軍火 出口國只能說明蘇聯時代工業的強大–靠一堆殘缺不全的殘骸都可以讓一個俄羅斯支撐近20年,而且後面還能再撐一段時間。再拿蘇軍的短板–海軍來說,聯盟解體前夕,蘇聯已經下水兩艘6萬噸級的常規動力航母,其中一艘已經開始海試,另一艘7萬噸的核動力航母也已經完成過半。如今,俄羅斯國內所有的船廠都不 具備建造2萬噸以上軍用船舶的能力,2010年時俄羅斯需要與法國簽訂協定,購買法制的兩萬噸級"西北風"級兩栖攻擊艦。
不光是對蘇聯人民,對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民而言,東歐劇變同樣未必是一件好事情。當然,最起碼對中國而言,蘇聯解體意味著來自北方的地緣威脅幾乎可以說是永久性地消失了,中國還從蘇聯地區以極低廉的價格得到了大批技術、設備、科研人員以及各類資源。
但是必須看到的是,東歐劇變也意味著人類探索有別於資本主義的新的生活模式的進程遭遇了重大的挫折,這是事關所有人的一件事情。而對世界格局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世界政治軍事格局和地緣政治均勢的兩極體制至此被完全打破了,美國成為全世界唯一的霸主。
同時,這也意味著資本擴張的“制衡因素”不存在了,之後的一系列大事件–包括現在的全球經濟危機,可以說都是“發端於此”。
摘錄自:《世界如何發展: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書》
□ 第八章 紅色悲歌
作者:王偉(筆名:博揚)
201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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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帝加緊威逼利誘歐盟推“債務貨幣化政策”以配合美進行史上最大規模水淹攻擊南方經濟(製造全球惡性通膨動亂>經濟貿易崩潰>美金融資本再進入賤價併購)之陰謀
(美聯儲藉“賣短債買長債”的障眼法開始啟動“以可無限印發的虛擬紙美鈔從中國債權國手上去置換回收需付利息的國債債務”的狸貓換太子伎倆)】***
“金融大鱷”索羅斯:美國已陷入雙底衰退
【綜合消息】據媒體報導,有"金融大鱷"之稱的知名投資人喬治•索羅斯9月22日表示,美國經濟目前已陷入"雙底衰退"階段。他同時警告稱,目前歐元區所面臨的主權債務危機比雷曼兄弟破產"更加危險"。
索羅斯是在接受美國CNBC電視頻道專訪時做出上述表態的。他強調,如果美國聯邦政府近來推出的大規模就業刺激計畫無法達到預期效果,美國經濟將面臨更為嚴重的經濟增速放緩趨勢,其"二次探底"程度也將繼續加深。索羅斯指出,美國經濟的不景氣現狀實際上受到了歐債危機的拖累,而後者實質上是一次流動性危機。他強調,儘管危機嚴重程度較雷曼兄弟破產有過之而無不及,但目前歐元區領導人仍希望盡全力確保歐元區的完整性,"因為歐元區解體的後果太過可怕"。同時,索羅斯預計,歐元區內將有兩到三個小型經濟體出現債務違約甚至最終退出歐元區,但屆時歐洲經濟體也將對此做好心理準備,否則全球金融市場必然受到深度驚擾。他還強調,歐債危機的高潮不會在9月出現,因為"他們還沒有為此做好準備"。
此外,索羅斯支持歐洲央行發行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的舉動,"這實際上是歐元區政府債券的雛形,這類債券儘管尚未正式存在,但其出爐是市場希望看到的"。
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呼籲採取協調行動應對挑戰
【華盛頓9月22日消息】據媒體報導,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22日發表聯合聲明,表示致力於採取國際協調行動來應對全球經濟面臨的挑戰,以確保金融穩定,重塑信心和刺激經濟增長。
聲明指出,當前全球經濟面臨來自主權債務危機、金融體系脆弱、市場動盪、經濟增長疲軟和失業率居高不下等風險帶來的挑戰,二十國集團致力於推動開展財政整頓並促進經濟強勁、可持續和平衡增長。
聲明指出,二十國集團將採取必要舉措來維護銀行體系和金融市場的穩定,如有必要,各國央行將繼續為銀行業提供流動性,確保銀行資本金充足;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正為將在法國戛納舉行的二十國集團峰會制定協調行動計畫。
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22日在華盛頓舉行了會議,會後發佈了該聲明。
【時事點評】我們先來關注第二則新聞、即“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呼籲採取協調行動應對挑戰”。
●“全球經濟二次探底不可避免論”的“現實版”而已
我們知道,法國戛納將舉行二十國集團峰會,至於此次“會議的主題”與“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呼籲採取協調行動應對挑戰”的真實意圖,大家就不用猜了,因為“金融大鱷”喬治•索羅斯先生已經在那裏“高聲嚷嚷”了,那就是所謂的:美國經濟目前已陷入“雙底衰退”階段。他同時警告稱,目前歐元區所面臨的主權債務危機比雷曼兄弟破產“更加危險”。
事實上,所謂“雙底衰退”根本就不是什麼“聳人聽聞”的新聞,也就是我們一直強調的“全球經濟二次探底不可避免論”的“現實版”而已。
而在這裏,我們也再次強調三個觀點,即:
● 只要………否則,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經濟的二次次探底、甚至“硬著陸”將不可避免!
第一,以“美國利益決策層”基於“美國資本利益”層面策動“埃及之亂”、及不肯兌現“美國自己提出的中美共管西太平洋的G2修訂版”、從而“至今不肯”實質性調整其“旨在支配全球的既定全球戰略”的情況來看,除非“中國經濟”“最終接受”成為“目前仍由美國資本所代言的西方資本”領導下的、一個不具關鍵決策權的“小配角”,或者,除非“美國利益”在中國“拒不接受小配角”的“全面反擊”下、最終被迫兌現“中美共管西太平洋的修訂版G2(該版本的‘核心內涵’,在之前的點評中,我們已經詳細討論過,在此不再重複)”、從而“實質性”調整其既定全球戰略,否則,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經濟的二次次探底、甚至“硬著陸”將不可避免!
● “美國經濟”問題的“根源”並不在外、而在於內
第二,對“美國經濟”而言,不論是已經成為現實的“一次探底”、還是不可避免的“二次探底”,其問題的“根源”並不在外、而在於內。
在“根源”的問題上,如果說得“宏觀一點兒”,是美國社會制度問題,是美國國家利益與美國資本利益之間矛盾的不可調和性所決定的;
如果說得“微觀一點兒”,則可分為兩點:
其一,是“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的“永動原理”已被“次貸危機”及“一次探底”所證明為“根本不可能實現”,且“美國利益集團”內部或基於“資本的貪婪性”也好,或基於“美國社會穩定運轉的一切資源”均依賴于“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的“最終融資”也罷、反正是死活不肯放棄“這部‘搞不定’南方經濟(特別是中國經濟)則即將崩潰”的“華爾街金融永動機”所決定的。
● “重建美國工業體系”是絕不可能實現的“鬼話”
其二,是除了一部“被實踐已經證明為破產”的、但依靠“美元本位制”的餘威、仍指著“昨天一個QE1”、今天一個“QE2”、明天一個“QE3”的小花招、而“勉強”運行、從而繼續為“美國利益”的“各個重要項目(民生、軍費)”提供融資的“華爾街金融永動機”之外,“美國利益決策者”直到今天也沒有為“美國經濟”找出、或者“製造出”、更或者“幻想出”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來。
至於奧巴馬通過“那張大嘴”誇下的“重建美國工業體系”的“海口”,任何明眼人都知:這根本就是“經濟全球化”已成事實的背景下,絕不可能實現的“鬼話”。
●“鬼話”之所以是“鬼”,在於兩點
然而,“鬼話”之所以是“鬼”,在於兩點:
第一點,對“美國經濟”而言,作為一個“最為可能的經濟增長點”—“新能源產業”,是有所顧慮的,原因主要有二: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歐盟、特別是中國的“切入甚深”,因此,在實質性搞定歐盟經濟(歐元)、或者中國經濟(人民幣)之前,“美國經濟”已經不可能“獨霸”相關產業的話語權,也就是說,對美國經濟而言,最好的結果也不過“三分市場而居其一”。
而“這一市場結果”簡單投射到“關乎全球新秩序”的“伊朗問題最終解決方案”中去,也成了一部實實在在的“全球多極化方案”。
顯然,如果“美國利益決策層”真心願意接受“實質性多極化”,那麼,事情也就變得非常簡單了,“中歐美(注,這種情況下,就沒有俄羅斯什麼事了)”只須重回“伊核問題六方會談”的框架、借助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特別是“國際清算銀行”的改革,就能確定這一切。
然而,真實的情況已經證明:事情根本沒有“如此簡單”,而“沒有如此簡單”的主要原因,又顯然在於“美國利益決策層”從骨子裏拒絕“實質性多極化”。
即然如此,我們就再來看看第二個原因。
● 這無疑於“自我啟動”瓦解基於“石油美元結算制”的“美元本位制”的“快速瓦解進程”
第二個原因,也是最為重要的原因。是享受著“美元本位制”巨大紅利的“美國利益決策者”非常擔心,一旦自己也像歐盟、甚至中國那樣“正式地、全面”推進“新能源產業”,並將其作為“美國主要經濟增長點”、從而令其“成為世界經濟的主要增長點”,那麼,除了“第一個原因”的弊端“仍然不能規避”之外,還將“立刻重創”美國至今掌控著“定價權”的“全球傳統能源產業”,這無疑於“自我啟動”瓦解基於“石油美元結算制”的“美元本位制”的“快速瓦解進程”。
● 在“鬼話”不可能實現的“背後”,卻也隱約可見一個巨大的陰謀
第二點,在“鬼話”不可能實現的“背後”,卻也隱約可見一個巨大的陰謀,在某種程度上講,只要包括這個“鬼話”在內的系列“鬼話”能被“某些人”所相信,那麼,這個“巨大的陰謀”就有實現的可能性。
● “系列鬼話”包括有這樣的幾個經典傳說
在這裏,所謂的“系列鬼話”包括有這樣的幾個經典傳說:
其一,以奧巴馬政府宣佈自伊拉克、特別是自阿富汗撤軍為標誌,美國決策層就將“致力於削減財政赤字(包括國防支出)、平衡預算、控制債務規模、大搞美國基建項目,倍增美國出口、重建美國工業體系、提升就業率“作為其未來主要經濟目標。
其二,為了實現“其一”,美國將致力於促成“全球大規模美元回流”,以獲得相應的資金,就類似2000年前後“利用從全世界回流美國的資金、去搞什麼知識經濟”的類似。
● 從“知識經濟(眼球經濟)”、“基因經濟”、直到“納米經濟”,但無一能擔起“美國經濟增長點”的重任
然而,“真實的歷史”是,2000年前後,格林斯潘先生在拿到“美元大規模回流”之後,搞所謂的“知識經濟”又搞出了個什麼結果呢?
結果就是:不僅“知識經濟”沒能成為美國經濟的新增長點,反而就此吹了個“網路泡泡”;之後、為了防止“網路泡泡”的破滅,又想鼓搗什麼“基因經濟”、直到“納米經濟”,但無一能擔起“美國經濟增長點”的重任,
最後,無奈之下,為了維持美國經濟的增長、更因為害怕“之前大規模回流美國的資金”因“看不到希望”而重新流出美國,從而被迫放開“美國銀行不得混業”的禁令,在“美國國家、公司債務的迅速膨脹”的基礎上,直接吹起了“房地產泡泡”,並由此種下“次貸危機”的禍根。
至於現任美國國務聊的希拉蕊女士在貸危機爆發後痛駡格林斯潘“美國不用還債”的“正式言論”是“騙子”,那不過是“格林斯潘曾經參與的美國決策層”、想通過發動伊拉克戰爭,掌控全球資源、從而逼迫全球為其買單、最終“一把燙平”那一系列“泡泡”層層累積在“次貸危機”中的“巨大隱患”之“全盤計畫”,卻遭遇“伊核問題”的狙擊,最終未能如願…….的“歇斯底里的爆發”與“轉嫁責任”而已!
● “今天的情況”與“那段歷史”是多麼地相似,不僅“形擬”而且“神似”
顯然,對比上面這段歷史與美國今天的現實,我們不難看出,“今天的情況”與“那段歷史”是多麼地相似,不僅“形擬(美國經濟即將二次探底)”而且“神似(美國經濟仍然沒有可靠的經濟增長點,卻指望可以走向復蘇)”,
且“美國利益決策層”的“解決方案”也是“如此的雷同”。
● 人們有必要認真地思考一個問題
可問題是,在美國次貸危機已經成為“真實的歷史”、且“歐美金融危機”仍然在深化發展的背景下,人們就不禁要、且有必要認真地思考一個問題,即:
在美國“絕對實力”與“相對實力”都佔據“不容它人挑戰”的絕對優勢的時候,在“美元本位制”的光輝如日中天、市場甚至一度相信“神一般的”格林斯潘已帶領“美聯儲”找到了“可燙平資本主義經濟週期”的“鑰匙”的那段日子裏,被“美國資本”誘導而“大規模回流美國的資金”尚且不能令“沒有可靠經濟增長點”的美國經濟“重獲增長動力”、而最終“不得不”輸入“房地產泡沫”這管“雞血”,
那麼,今天那些指著“資金回流美國”這一完全為“美元本位制”利用手中的“最後餘威”所“精心計畫”的“表面現象”、就在那裏興奮地大嚷“美國經濟必將就此復蘇”的“奧巴馬政府”與“美國經濟學家”,又該如何去解釋“美國次貸危機”的“產生”與“爆發”呢?
● “美國利益”真正想重建的工業體系,並不在美國國內,而在美國國外
另外,在你們“一再要求”人們相信“美國經濟可就此復蘇、並將重建美國工業體系”、且力求讓人們相信“這次資金回流與上次回流的結果真的不同”之前,想說的是:你們真的缺少一個邏輯,哪怕是一個“可以糊弄一般投資者”的邏輯!
事實上,通過上面的討論,想強調的是:在美國絕對實力與相對實力均已實質性下降的今天,在“美元本位制”的光輝早已因“QE1/QE2”卻也“無法增加美國就業率”的事實所剝去的今天,“美國利益”真正想重建的工業體系,並不在美國國內,而在美國國外;或者準確地講,“華爾街金融永動機”欲想維持穩定運轉、那麼,它急於掌握的“資金流(注:不僅僅是資金問題,而是包括所有美國已經不能提供的生產與生活資料)”,並不在美國國內,而在美國國外。
● 這種重建模式也是我們多次強調且必須高度警惕的一種模式
換句話說,如果“美國經濟”還能通過“重建工業體系”的手段來獲得“復蘇”的話,那麼,這種重建也一定是在“美國之外”進行,顯然,“這”這種模式也就是我們多次強調且必須高度警惕的一種模式,即:目前仍然由美國資本代言的“西方資本”,利用手中的“美元本位制本”可以“調用無限美元”的金融優勢,在另一波不可避免的金融危機中,盡一切手段誘導“非美經濟體”的貨幣與資本政策、或者全球戰略出錯,從而伺機對北方中的歐盟、日本,特別是對南方中的中國、俄羅斯、巴西、印度等經濟體的“實業優質資產”、特別是金融資產,進行一場無論是在規模上、還是在形式上,都足以稱之為“史無前例的大兼併”,從而主要“在美國境外”而不是在美國境內完成所謂的“美國工業體系重建”,最終實現讓“華爾街金融永動機”自我掌握“資金流(注:不僅僅是貨幣問題)”的目的。
顯然,在“此波資金回流美國”的“背後”,可以肯定的是,美國早已失去競爭優勢的製造業不會得到“半毛錢”,同樣可以肯定的是,“此波回流美國的資金”主要就一個去向、那就是被“誘進”那部急需“美聯儲量化寬鬆”、但因歐盟、特別是中國仍然不肯配合,美聯儲又不敢公然“QE3”的“華爾街金融永動機”充當“生產資料”。
上面討論了“美國經濟”問題的“根源”並不在外、而在於內的“第二個原因”,下面,我們再來看看第三個原因。
● “華爾街龐式騙局”最終崩潰將是不可避免
第三,如果從長遠看,就如我們之前所論證的:由於“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的“永動原理”根本不可能實現,其“實質”等同於一個規模極其巨大的“龐式騙局”,因此,這套建立在一大堆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及“相關獲獎理論”所包裝起來的“現代金融工程學”、或者“經濟、金融模型”上的、號稱有“自我平衡、對沖風險”功能的“永動機制”,最終崩潰將是不可避免。
● 美聯儲弄出個“賣短債買長債”的“小花招”、終於迫不及待地開始搞“變相QE3”
值得強調的是,如果僅僅從經濟、或者金融的層面去討論問題,那麼,儘管“最終”觸發“這種崩潰”極可能是一種“重大的偶發事件”,但是,從美聯儲弄出個“賣短債買長債”的“小花招”、終於迫不及待地開始搞“變相QE3”的情況來看,這種“可能的偶發”已經是一種“肯定的必然”,唯一的變數就是時間問題。
●“4000億美元‘賣短債買長債’計畫”不會對美國經濟有任何值得一提的“拉動作用”
事實上,我們注意到,美聯儲(FED)是在聲稱“美國經濟面臨巨大下行風險”的同時,採取新一輪舉措刺激經濟增長政策、也就是推出所謂“4000億美元‘賣短債買長債’計畫”的。
而在這個問題上,美聯儲公開宣佈“美國經濟存在巨大下行風險”,其分量不可謂之不重,但4,000億美元"賣短債買長債"顯然不會對就業情況日益惡化(美國失業率實際上達到了16%、而不是公佈的“接近10%”)的美國經濟有任何值得一提的“拉動作用”。
● 推出“賣短債買長債”本質上是一種無奈之舉
事實上,所謂“賣短債買長債”,其實是在歐盟“直到目前仍然不肯配合”美國QE3情況下的無奈之舉。
● 意圖“即”在於壓低“美國長期利率”、“更”在於擠出債主手中的短期債券、正式啟動“美國國債回收進程”
其意圖“即”在於借此宣佈“控制、甚至壓低”對華爾街金融衍生品安全至關重要的美國長期利率、“更”在於【擠出(置換)】債主手中的短期債券,從而正式啟動“先回收長期、再回收短期、一段時間後、則長短期視情況隨時交替回收”的“美國國債回收進程”。
● 準備用“無限的美元”去回收“有限國債”、甚至“兩房次級債”的“障眼法”
因此,美國“變相QE3”將由此開始。因為,市場遲早會明白:所謂“賣短債買長債”,不過是美聯儲準備用“無限的美元”去回收(置換)“有限國債”、甚至“兩房次級債”的“障眼法”。
所謂“賣短債買長債”根本就是鬼話,
美聯儲的目的在於對“需要支付利息”的“美國長、短債”用“隨時就有的、不需付息的美元”進行“輪番回收”,並“牢牢地控制在”華爾街自己手中,從而日後在“以無限美元、甚至拉上歐元、日元衝擊南方經濟”的時候,可以盡可能地在“美國國債”與“美國市場長期利率”之間構築起一道“防火牆”。
● 一旦美聯儲通過上述方法“如願”地“實質性回收”了“不為美國利益所掌控”的“美國國債”,則……………
不僅如此,國際大宗商品將“較目前更加任由華爾街定價”,華爾街操縱物價的能力將較目前更加強大,因為,“南方經濟”手中的美元、除了“購買”“美國願意賣”的“美國商品(比如,美國大片)”之外,就只能無任何收益地存在美國銀行、且還要支付“手續費”等“美國政府隨時可以增加的、旨在逼迫‘南方經濟’去購買‘美國願意賣’的‘美國商品’的額外費用”。
當然,還有一個出處,那就是被迫在“華爾街”再無後顧之憂的、更加瘋狂地操縱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瘋狂波動”中、落個“追漲殺跌”的命運。
不難想像的是,一旦美聯儲通過上述方法“如願”地“實質性回收”了“不為美國利益所掌控”的“美國國債”,並以種種手段“威逼利誘”歐盟貨幣政策“默認”、甚至轉為“量化寬鬆”(注:日本一直在進行量化寬鬆),則,相對應的美元(包括部分屈服之後的歐元、及已經在量化寬鬆的日元),就會像潮水般地湧向巴西、印度等“南方經濟”、“先”水淹南方、以盡力製造泡沫,“後”準備刺破泡沫,而待這些“南方經濟”的泡沫破滅之後、“再”以大量的流動性、以極低的價格、去大肆兼併這些經濟體的“優質資產”。
最後,如果“中國經濟”經受住了這些衝擊、而仍然在穩定運行,
則“西方資本”就可憑藉自身的金融優勢、外加通過“水淹南方”、“大兼併”得來的巴西、印度、中東、南美、非洲、東亞等“南方經濟”的“製造實體”與市場,激化“這些屆時已經受控的經濟體”與“中國經濟”之間的矛盾,甚至鼓動“這些南方經濟體”運用行政與法律等一切手段,與北方國家一道、針對“中國製造”製造各種貿易壁壘,包括“網路壁壘”,全面衝擊“中國經濟”。
● 歐洲金融承受的“美國壓力”已慢慢接近於極限
可以肯定的是,隨著美國評級機構正式調降法國幾大銀行、特別是義大利主權信用,歐洲金融承受的“美國壓力”已慢慢接近於極限。
值得警惕的最新消息是:
其一,據歐洲媒體報導,歐盟有可能考慮調降利率。
顯然,一旦如此,中國與歐美之間的利差又將“整體擴大”,“歐美”通過“量化寬鬆”而放出的流動性將更加積極湧入境內,從而加大管理層宏觀對沖的難度。這正是我們始終對中國央行在“中歐美”中“率先加息”持保留態度的“金融考慮”。
其二,歐盟各國基本達成一致,將對敘利亞進行更嚴格的制裁。
至於制裁的內容,我們注意到,主要是敘利亞總統阿薩德的兩名親信將被禁止入境歐盟,他們在歐盟的資產被凍結。同時,歐盟將禁止對敘利亞石油業進行投資。
顯然,如果這就是“更嚴格制裁”的主要內容,那麼,這距離“全面制裁”仍然有很遠的距離。
這也就意味著距離“歐洲利益”默認“美國QE3”還有一段距離,
也意味著“美國利益”要麼加大力度在經濟、特別是金融上進一步施壓于歐盟,要麼加大力度在中東和平、利比亞、科索沃方向選擇一點、或者兩點,但“不會是全部的三點”以進一步讓步于歐盟,而做到這些,都需要“強硬的金融手段支撐”。
因此,更或者,為達目的,“美國利益決策層”有可能破罐子破摔“直接QE3”,從而測試歐盟、特別是中國的“應手”,並迫使中國、特別是歐盟做最後的選擇。
● 國際市場可能因“美國QE3”的“各種放風”而令市場無所適從、最終出現“巨幅波動”
最近一段時間裏,國際市場已經因“美國QE3”的“各種放風”而令市場無所適從、最終出現“巨幅波動”。
事實上,就這兩天,一個所謂的“4000億賣短債買長債”所掀起的“全球市場暴跌”,就已經說明了這一點。
另外,我們也注意到,就在週四,歐美市場大跌,其中,美國道指跌391點,跌幅為-2.51%,收在10733點。
而隨著美國道指快速跌向10000點關口,而“跌破10000點就可能有令局面走向失控的危險”、及“華爾街金融.永動機”之“絕不能跌破“7000至8000點”的“剛性要求”,將令美聯儲的施壓歐盟的強硬貨幣手段“捉襟見肘”、且極易落入“傷敵10000、自損8000”的境地。
不僅如此,一旦國際商品、特別是原油價格長時間處於回調,又可令中國經濟意外地喘上一口氣。
因此,我們預期,下一步,美國對歐盟的讓步,最可能在政治層面,也就是在中東和平、利比亞、科索沃方向,
而一旦這些方向出現“美國向歐盟進行重大讓步的明確信號”,也就意味著歐盟準備默認“美國QE3”了,也就意味美聯儲將大膽拋開““4000億賣短債買長債”的幌子進行“史上最大規模的量化寬鬆”,在全球市場掀起一波脈衝式反彈、特別是石油、大宗商品市場。
而一旦歐盟(歐元)最終屈服,而令“美國變相QE3”的“後續發展”如願展開,則中國除了動用我們於07年就指出的匯率手段,即:讓人民幣帶領東亞貨幣,或針對美元、或者針對歐元大幅貶值,從而一方面“強行重置”“歐美經濟成本、“搶先”激化歐、美不可調和矛盾”之外,唯一能做的,恐怕就是將貨幣與資本政策調整至確保“最低限度內迴圈”的層面,並將國家安全政策調整為“保衛最低限度內迴圈”之“安全”的層面。
● 至於歐盟是否能頂住這波壓力、從而繼續“不認可美聯儲的量化寬鬆”,我們並不樂觀
對此,我們也再次強調,至於歐盟是否能頂住這波壓力、從而繼續“不認可美聯儲的量化寬鬆”,我們並不樂觀。
最大的變數在於“最終默認”美國QE3的“歐洲利益”,是否“歐美聯手”去“全面惡化中國的外在安全環境、特別是外在經濟安全環境”,是否在“全面惡化……”的同時去“實質性配合”美國利益去“水淹南方”,從而為“美國利益”或者“西方資本”所設定的、以經濟(特別是金融)為先導的、從各個層面一起發動的“天下圍攻中國經濟”走出關鍵的、也是戰略誤判的一步!
值得強調的是,一旦歐盟報之以“默認”、甚至參與“美國新一輪量化寬鬆”,而不論是否“歐美聯手”去“全面惡化中國的外在安全環境、特別是外在經濟安全環境”,市場資金都會立刻湧入市場、從而在全球範圍內觸發包括股市、商品期貨、貴金融、能源價格在內的,一波脈衝式反彈。
● 要不了多久,“市場資金”就會“如美聯儲所願的”省悟過來,從而極大地推高大宗商品、特別是原油價格
顯然,在我們看來,從美國市場(美國股市、商品市場)對4000億美元"賣短債買長債"計畫的正式反應是“大跌”的情況來看,市場在“第一時間”並沒有意識到“美國變相QE3”在“美國經濟”的重壓下其實已經“強行啟動”,眼下,“美國利益”等的就是歐盟的“默認”甚至參與新一輪的“量化寬鬆”、之後、“美國利益”盼的則是“歐盟利益”實質配合其“水淹南方”。
這一點,要不了多久,“市場資金”就會“如美聯儲所願的”省悟過來,從而極大地推高大宗商品、特別是原油價格。
● 有可能在某一時點瞬間擊穿上述“龐式騙局”中的最後一根“保險絲”
事實上,自2007年8月美國次貸危機露出“端倪”之後,特別是、因“在北京奧運會開幕那天爆發的格魯吉亞戰爭中慘敗”而不得不利用雷曼兄弟公司的“定向清盤”將歐盟金融也拖下水,令歐美第一輪金融危機全面爆發、世界經濟第一次探底以來,通過我們幾年的觀察與評估,毫無疑問的是,那種“重大的、必然的、偶發事件”又必將“因”引發上述“龐式騙局”中所設定的“某一種極限條件”、從而在某一時點瞬間擊穿上述“龐式騙局”中的最後一根“保險絲”,比如:美元迅速貶值,“更”比如,美國長期利率迅速上升。
● 只要…….美國經濟根本不存在“復蘇可能”,能爭取的只有“逃生機會”
因此,除非歐盟最終做出“戰略誤判”從而“自我啟動”歐盟(歐元)的“快速瓦解進程”、“或者”中國在“應對過程中”犯下重大的、不可逆轉的戰略性錯誤,
否則,美國經濟也好、“華爾街金融永動機”也罷,根本不存在什麼以“經濟復蘇”為“實質”的“復蘇可能”,能爭取的、也只有以“逃生”為“實質”的“逃生機會”。
就目前而言,其“逃生”的“最高效路徑”就是“威逼利誘”中國最終接受美國“全力兜售”的“中美共管地球(G2)”模式,但“中國利益”基於自己的核心利益、特別是長遠核心利益,給“美國利益(注,是指美國國家利益與美國資本利益的最大交集部分)”留出的“逃生”之道是美國效仿“英美特殊關係”的“中美共管西太平洋(修訂版G2)”模式
顯然,在我們的評估中,即便實現了這種“逃生”、就“美國綜合實力”而言,其“結果”也不過是只能維持其“絕對實力”而無法維持其“相對實力”。
請大家仔細體味上述說法!
● “西方資本”急於尋找、並確定“下一版本”之“戰略運行平臺”的原因
針對這一說法,想強調的是,“這”恐怕正是“目前仍由美國資本代言的西方資本”急於尋找、並確定“下一版本”之“戰略運行平臺”的原因。
至於歐盟最終是否做出“戰略誤判”從而“自我啟動”歐盟(歐元)的“快速瓦解進程”,這恰恰是“歐洲利益(歐洲國家利益與歐洲資本利益)”目前面臨的一個最大、且最緊迫問題。
至於上述所謂“重大的、不可逆轉戰略錯誤”,由於在之前已經詳細討論過,在這裏也不過多展開,只簡單提及兩個層面:
● “美國利益”幾乎在不擇手段
其一,如果僅僅在經濟、特別是金融層面去考慮問題,則比如,在“中歐美”之中率先進行不可逆轉的加息週期、繼而全面喪失貨幣特別是資本政策的自主權,最終實質性地‘自我滅活’中國的經濟活力;
其二,如果我們在“綜合層面”去考慮問題,則比如,
中國最終坐視美國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國際社會”之“大多數”的中東利益的“止損點”而“不作為”、或者“不有效作為”,從而導致“以中國經巴基斯坦至伊朗”的這一“戰略走廊”為支點的“中國全球戰略”徹底崩塌。
而為了引誘歐盟做出戰略誤判、特別是迫使中國在上述問題上“應對出錯”、或不作為、更或者“不有效作為”,近段以來,從美國加大力度對歐盟債務危機落井下石,及美國宣佈對台軍售案、到美國國會放話準備通過敦促人民幣升值、否則對中國商品進行制裁的議案等情況來看,“美國利益”幾乎在不擇手段。
我們注意到,隨著本週一標普將義大利主權債務評級下調一檔至A,
再加上瑞銀違規交易巨虧,法興銀行在9月初股市大跌之時出售黃金的消息被爆光、市場開始強烈疑慮歐洲金融業流動性不足的問題。
表面上看,這些事件只是令歐洲債務危機再起波瀾,但實際上,通過這些事件的“集中爆發”,我們已經可以明顯觀察到一股強大的力量,正在調動一切資源,“壓”歐洲央行在貨幣政策上轉趨“放鬆”、從而向美聯儲靠近,令後者無風險、或者低風險推出用以“水淹南方經濟體”的“QE3、甚至QEN”。
至於歐盟是否能頂住這波壓力、從而繼續“不認可美聯儲的量化寬鬆”,一如我們之前所說,我們並不樂觀,
最大的變數在於“最終默認”美國QE3的“歐洲利益”,是否“歐美聯手”去“全面惡化中國的外在安全環境、特別是外在經濟安全環境”,是否在“全面惡化……”的同時去“實質性配合”美國利益去“水淹南方”,從而為“美國利益”或者“西方資本”所設定的、以經濟(特別是金融)為先導的、從各個層面一起發動的“天下圍攻中國”走出關鍵的、也是戰略誤判的一步!
我們也注意到,中國方面也“立刻”對歐洲的情況發出了兩個極其說明問題的信號:
第一,針對“瑞銀違規交易巨虧、市場開始強烈疑慮歐洲金融業流動性不足”而引出的“中國銀行暫停與歐洲部分銀行的外匯和人民幣利率掉期交易”的市場傳言,中國銀行官方層面直到今天都沒有做出正式回應。
第二,中國商務部週二(20日)舉辦例行新聞發佈會,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通報了1-8月我國商務工作運行的有關情況並回答記者提問。沈丹陽稱:對歐盟至今不承認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中方對此非常失望。但同時又強調,
沈丹陽稱:歐債危機爆發以來,我們一直非常關注,並且力所能及地伸出了援助之手,但是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和支持歐洲應對債務危機是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我不認為兩者之間一定有什麼必然的聯繫。中國人在幫助別人的時候,往往都是不設定前提的。
顯然,中國方面於週三發出的“兩個信號”,與我們之前的觀點,即:
在“美國利益”與“西方資本”正不惜一切代價對“歐洲利益”進行“威逼利誘”的同時,中國也在對歐洲進行“威逼利誘”。
儘管如此,我們認為,不論是美國、還是中國、其對“歐洲利益”所分別施展的“威逼利誘”、主要著眼點仍然在於最大限度地警告歐盟,“要或者不要”全面參與“全面惡化中國的外在安全環境、特別是外在經濟安全環境”,從而“要、或者不要”去“實質性配合”美國利益去“水淹南方”的計畫、繼而“要或者不要”去配合美國、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特別是進行針對中國的“南亞破局”。
從目前情況看,歐洲金融業的“流動性不足”問題已經被“拋”了出來,自然而然地,歐盟“默認”美國QE3最終將“水到渠成”,
但是,一如我們之前所說:即便歐盟“最終默認”美國QE3,但在實質性配合美國利益水淹南方、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甚至為美國提供“實質性南亞配合”的問題上,還有待觀察!
● 中國決策層對“上述兩種致命戰略錯誤”已經、或者始終有著清醒的認識
而針對“歐盟可能調降利率、從而可能擴大中國與歐美之間的利差”的危險性,我們一直擔心的“持續加息”不是已經停止、且開始以更多的行政與法律手段取而代之嗎?
至於“歐盟各國基本達成一致,將對敘利亞進行更嚴格的制裁”、從而想通吃“中美”的做法,
隨著美國“兩個中東盟友”–土耳其、特別是埃及,與“美國中東安全框架”的“錨點”之一的、號稱“中東鋼釘”的以色列之間關係的“迅速惡化”,
隨著“國際社會”在中東方向“重點培養”之“地方王之一”的土耳其已經公開警告、必要時準備為“國際社會”進出加沙的“第三條通道”進行武裝護航,
以及“地方王之一”的“埃及(新)政府”默認了“境內組織襲擊以色列大使館”行為、從而預示埃及有可能實質性地永久開放“第二條通道”,
特別是,隨著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一再頂住”來自“美以”的強大壓力,決心提交“入聯申請”,而中國始終在“上述事件”中發揮著關鍵作用的情況來看,中國又怎麼可能“最終坐視”美國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而“不作為”、或者“不有效作為”?
顯然,種種跡象顯示,中國決策層對“上述兩種致命戰略錯誤”已經、或者始終有著清醒的認識。
● 為救“華爾街”,美國只能在“通過水淹南方、在美國境外重建與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相配套的、自我掌控的工業體系”
至此,我們已經連續兩期側重於經濟層面進行解讀,之所以這樣,在於近段的“國際局勢”,一切的一切,都在圍繞這些內容在展開!且“這種展開”已經接近於“圖空匕現”了,因為所謂的“美元套利平倉觸發的資金回流美國”根本就解決不了“美國經濟”的核心問題–房地產與就業問題,而所謂“可能利用這些回流資金”去“重建美國工業體系”的觀點更是不知所云,
“美國決策層”近來不擇手段的情況已經預示了一點:“美國利益”仍然不打算實質性調整其既定全球戰略,因此,為救“華爾街”,美國只能在“通過水淹南方、對南方經濟、甚至部分北方經濟進行史無前例的大兼併、從而在美國境外重建與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相配套的、自我掌控的工業體系”。
● 要進一步加大對國防軍工的投入,從而以實際行動展示如下決心
對此,我們的建議就是:除了在準備策應“伊朗悍然核爆”的基礎上,加大力度促進第二、三條通道的打通、繼而繼續推進“中東破局進程”、對“美元本位制”施加強大戰略壓力之外,
還需要對“歐美”進行提醒:人民幣匯率可不光是只能升值、還有可能突然貶值,且是大幅度的貶值;最關鍵的是,從現在開始,除了繼續既定的、諸如高鐵、新能源等產業升級方面的戰略部署,以確立自己、甚至全球的新的經濟增長點外,再就是要進一步加大對國防軍工的投入,從而一方面盡可能拉動經濟增長,一方面也以實際行動展示如下決心,即:
第一種決心:中國隨時可以將貨幣與資本政策調整至確保“最低限度內迴圈”的層面,並將國家安全政策調整為“保衛最低限度內迴圈”之“安全”的層面,從而為必要時,盡一切手段,在某一時點瞬間擊穿“華爾街龐式騙局”中的最後一根“保險絲”、做好必要的戰略準備。
第二種決心:在第一種決心的基礎上,不就是在經濟上“玩全球經濟硬著陸”、在政治上玩“天下大亂”嗎?至少在“中、歐、美”之中,中國還偏偏就是最不怕“玩這些蹦極”的一家!
在我們看來,只有提前做好這種“最壞的打算”,“才會”有機會去爭取一個“最好的結果”!
而從歐盟與中、俄一道、促成巴勒斯坦下決心“入聯”的情況來看,儘管美國在利比亞問題上“幾乎對歐盟一讓到底”,並在歐洲債務危機問題上對歐盟保持著最大限度的戰略壓力,但是,從歐盟對敘利亞制裁的“升級版”來看,美國決策者可能也看出來了,即便歐盟最終“默認”美國QE3,但是,在至關重要的、是否“實質性”配合美國“水淹南方”、特別是“南亞破局”的問題上,仍然不能讓美國完全放心!
事實上,直到今天,種種跡象顯示,歐盟貨幣政策與其敘利亞政策一樣,仍然保持著“將美國徹底踢下水的選擇項”。
因此,只要中國應對沒有大的、不可逆轉的戰略錯誤,由於中國沒有“500萬億美元”的金融衍生品所織成的“龐式騙局”要“背”,因此,即便到了“玩蹦極”這一步,即便算上中國的地方債、房地產風險,中國仍將處於戰略主動。
至於近來南海(印度與越南合作開發南海能源)、台海(美國宣佈對台軍售)上刮起了那幾陣“噁心”的妖風,比起“向來在中東說一不二”、如今卻面臨“眾叛親離”、且落入“以色列這根中東鋼釘”都無法罩住、逼得以色列失望得“放風”要與中國簽定“高鐵”的美國而言,究竟是“誰在噁心誰”?是個不言自明的問題。
以“印度與越南合作開發南海能源”為例,許多人往往盯著“註定不可能實質性兌現”的“印度與越南合作開發南海能源”,卻沒有注意“足以令美國人吐血”的第一次“中印經濟戰略對話即將在9月底舉行”。
不過,仍然要高度警惕的是,隨著“美國在民進黨主席訪美期間宣佈對台軍售”、從而將“這份功勞”劃歸在“有台獨黨綱的民進黨”名下,我們已經隱隱約約看到:台獨勢力在國際勢力的策應下,玩“局部台獨”的危險性越來越大!這是需要認真應對的!
事實上,就如多次強調的那樣,中國大陸的台海政策,隨著“隱獨”的馬英九勢力上臺多年來,一直在“配合美國(主子)”及臺灣民進黨“努力消除”島內、特別是國民黨內統派勢力的努力日益明顯,的確有許多值得檢討的地方。
《東方時事解讀》
2011.9.26
讚讚
網易(及實由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一個漢奸媒體──看網易“淡化(屏蔽/封鎖/冷處理)”華爾街(茉莉花革命)騷亂
作者:逍遙道長
2011-09-26
http://blog.sina.com.cn/mingzuziyoukexue
媒體已經是威力遠超核武的戰爭武器,以“網易”為代表的中國主流媒體已經成為國內外反動勢力搞亂中國的橋頭堡。強烈要求媒體管理機構國務院新聞辦劃歸工農兵人大直接管理!
華爾街騷亂這麼大的事情,中國主流媒體居然“集體失語”,這是一種“選擇性失語”。更確切說是一場戰爭,一場“國內外反動勢力”勾結起來搞亂中國的戰爭。
百度搜索關鍵字“華爾街的騷亂網易”,打開鏈結:
http://money.163.com/11/0919/09/7EA9DKV800253B0H.html
http://money.163.com/11/0920/08/7ECP72SA00253B0H.html
評論居然是零。這對日訪問量上千萬乃至到億的“網易”來說簡直是個奇跡。對於能夠把屁大點的小事都能放首頁“炒火”的“網易”來說,華爾街騷亂“這麼大的事情”居然就這麼被“冷處理”了,而且處理得“這麼成功”!不得不佩服“網易”的高明。
在對華爾街騷亂進行“冷處理”的同時,“網易”可沒有閑著,比如象“利比亞發現疑似1996年大屠殺千人坑”居然能夠放首頁頭版,目前回復人數達15000多人。再看回復是些神馬玩意,頭一條“座等五毛狗解釋”,第三條“又一個史達林式的人物”,頂回復的均過千人。我們暫且不論利比亞的千人坑是咋回事,也無論這些回復是否成問題。單就網易避重就輕的手法就值得懷疑。難道當前的華爾街騷亂這麼大的事件的新聞性就比不上一個成為昨日黃花的利比亞事件?
這是一場戰爭!一場徹頭徹尾的戰爭!這些由網路水軍、五毛、美分、網特組成的網路打手,居然賊喊捉賊,罵起五毛起來。真是毫無人性而言的一群禽獸。
紐約“佔領華爾街”遊行升級 85名示威者被逮捕
中新網9月26日電
2011年9月26日 中新網
美國紐約“佔領華爾街”示威進入第2周,警方繼續“重兵封鎖”「紐約證交所」大門,示威者只能在3條街外紮營靜坐,聲討華爾街企業貪婪。
據香港《文匯報》報導,當地時間24日,過百名示威者試圖遊行到曼哈頓下城,警方“拘捕”至少85人,但有示威者稱他們和平抗爭,警方卻過度使用武力,向被包圍的示威者噴胡椒噴霧,還有臉上流血的示威者從地上被拉起扣上手銬。
示威者多為大學生,他們高舉美國國旗和高呼反企業口號,亦有人要求為上週三行刑的死囚大衛斯討回公道。當他們抵達曼哈頓聯合廣場時,警方用膠網圍起場地。
“佔領華爾街”運動–美國左派要終結資本主義
記者戰齊報導
民聲網
一場席捲美國的政治大動盪已經拉開序幕
據9月19日出版的《環球時報》報導
【9月17日,一場“佔領華爾街”的運動在美國紐約上演,通過互聯網組織起來的抗議者宣稱將使用埃及人民的戰術,“將曼哈頓變成埃及的解放廣場”。美國媒體擔心,在中東北非地區上演的“阿拉伯之春”系列暴亂可能已蔓延至美國。
《新美國人》評論說,分析人士警告,隨著極端活動分子、左派組織、自我標榜的“革命者”和反資本主義煽動者策劃從9月17日起“佔領”華爾街大串聯,可能導致嚴重騷亂。
抗議群眾最終選擇距華爾街約300米外的三一地區安營紮寨。】
據美國每日新聞網9月18日報導
【美國金融中心紐約華爾街當地時間17日遭遇了一場大規模示威,示威者們揚言要“佔領華爾街”。示威組織者稱,他們的意圖是要反對美國政治的權錢交易、兩黨政爭以及社會不公正。這是自7月三藩市騷亂爆發以來,發生在美國最大城市的人民民主運動,一場席捲美國的政治大動盪已經拉開序幕。】
《廣州日報》9月20報導
【17日,近千美國人在紐約華爾街附近遊行。這場由反消費網路雜誌“廣告剋星”組織在網上發起,名為“佔領華爾街”的活動,旨在表達對美國金融體系的不滿,抗議金融體系“青睞”權貴階層的現實,據稱,全球74個城市也會有人示威回應。有國外媒體將這場活動稱之為美國式的“革命”。
據報導,此次示威活動的發起者早在其網站上將他們的抗議活動與“中東北非革命”相提並論,稱“跟我們在埃及、希臘、西班牙和冰島的兄弟姐妹一樣,我們計畫使用群眾佔領這一革命戰術,恢復美國的民主,我們也鼓勵通過非暴力手段實現目標,最大限度保護所有參與者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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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者
明確提出反對資本主義的要求
環球網9月19日報導
【“廣告剋星”網路雜誌的總編輯拉森表示,這是一個“沒有領導人的反抗運動”,希望提出單一訴求,訴求的內容則由參與活動者討論決定,可能是“追拿經濟崩盤的禍首”。
遊行組織方稱,這次遊行活動旨在表達對美國金融體系的不滿,抗議金融體系“青睞”權貴階層的現實,“我們代表社會的99%,我們不再忍受那1%的貪婪與腐敗”。
群情激昂的人們在高喊“現在就革命!現在就革命!”的口號,更有不少人在高呼“要工作!要工作!”
美國新興的政治保守勢力“茶黨”更成了示威者的眾矢之的。
我也能有自由發言的權利嗎?華爾街在蠶食我們孩子的未來。
有工人運動組織成員在爭取勞工權益,也有社會主義運動組織呼籲“終結資本主義制度”,很多傳單上印著拉美革命領導人切•格瓦拉的頭像。
“消除腐敗”、
“停止削減社福預算”
和“貪婪華爾街,紐約人受夠了”的標語四處飄揚。
“在利比亞打仗,在阿富汗打仗,在伊拉克打仗,還好意思削減教育、公共專案預算,”一名戴面具的抗議者告訴法新社記者。
哲學學生朱利亞•裏弗•希特說:
“這是一場反對金融業貪婪的抗議遊行,我們來到華爾街,因為這裏是貪婪的起始點……我們受夠了,不能再容忍。”】
中國新聞網09月18日報導
【一位匿名示威者說,要通過這次示威“顯示民眾的力量”,迫使華爾街的金融巨頭們吐出他們“霸佔人民的財產”】
新華報業網
【一個合唱團體舉著反對奧巴馬的標牌,高唱:
“奧巴馬是個瘋子、瘋子、瘋子,啟動第25條修正案……”】
讚讚
陳水扁(綠的)和馬英九(藍的),聯手編織的政治謊言,把台灣人民(和中共)騙得團團轉
先解釋名詞吧:
「國家統一委員會」(簡稱國統會)是偽「中華民國」政府的一個特殊政府機構,於1990年10月7日由時任「總統」的李登輝宣佈成立。其法源依據是《國家統一委員會設置要點》,為隸屬偽「中華民國總統府」的任務編組單位,設置的目的在主導台灣海峽兩岸關係的發展,依據「民主、自由、均富」,力促中國統一,並於1991年2月23日第三次會議上通過了「國家統一綱領」(簡稱國統綱領),此乃針對大陸政策的最高指導原則。
簡單來說,先有了一群人搞個「國統會」,然後開會討論出國家統一的原則,便生出了「國統綱領」。「國統會」是媽媽(爸爸是李登輝?^_^),生出了孩子叫「國統綱領」。
後來到了2000年陳水扁執政,中共及美國害怕他上台後亂來,陳水扁於是很認分的承諾「四不一沒有」,即「1.不宣佈獨立,2.不更改國號,3.不推動兩國論入憲,4.不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公投,及沒有「廢除」國統綱領與國統會的問題」。
在膽小鬼陳水扁八年的任內,他的確不敢宣佈獨立(他說「做不到就是做不到」)、不敢改國號(只敢把「中華郵政」改名為「台灣郵政」,嘻嘻)、不敢推動兩國論(只敢口頭呻吟「一邊一國」),不敢推動統獨公投(2003年,他下令民進黨立委不可以通過蔡同榮的「台獨公投法」,嘻嘻),也沒有「廢除」國統綱領及國統會。嘻嘻,沒錯,他並沒有「廢除」喔~請往下看。
2006年2月27日,陳水扁決定,國家統一委員會(國統會)「終止運作」(cease to function),不再編列預算;國家統一綱領(國統綱領)也「終止適用」(cease to apply),並依程序送交行政院查照(所以「國統綱領」目前正在行政院「躺著不動」)。
那麼,「終止」就是「廢除」嗎?當然不是!
我們看看英文吧!
「cease to」 有「停止、終止」之意,它是動詞片語,後面要接「動詞」,才能完整表明意思。所以陳水扁把國統會cease to function(運作),又把國統綱領cease to apply(適用),他可沒把這兩樣東西cease to exist(存在)喔!除非陳水扁「abolish」國統會及國統綱領,才是真正「廢除」,真正使之「不存在」,蓋abolish有法律上真正除掉、幹掉、廢掉某組織或法律之意,因此美國不能接受陳水扁abolish國統會及國統綱領,否則無法向中共交代。
陳水扁“這招”很有用,他一方面向獨民“交差”,讓大家“以為”國統綱領被「廢掉」了,獨民們多樂啊!
另一方面向美方及陸方交心,老子一直遵守承諾,沒有「廢除」國統會及國統綱領,只是「終止」而已。
這就像一台汽車被撤掉牌照,被抽光汽油,或被拆除引擎,它被「終止」運作,不能再開了。但它還存在,只要再申請牌照,灌入汽油,安裝引擎,又能正式上路了──它又「恢復」了!
於是,所謂“國統會”及“國統綱領”被「廢掉」,是陳水扁“編識”的政治謊言,直到卸任前,他一直都「四不一沒有」,只是手腳不乾淨,讓中共很不爽!
那馬英九呢,他有沒有手腳乾淨?當然有!
瞧瞧馬英九在9月1日向媒體記者們說的“鬼話”:
「國統會跟國統綱領已經被陳總統廢掉了,我在競選的時候並沒有提出要恢復的主張。我認為在中華民國憲法的架構下,維持台海不統、不獨、不武的現狀,是最符合中華民國的利益,然後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去推動兩岸的和平發展,這話我都至少講了幾十遍了。」──上述鬼話通篇都是謊話!
一,國統會及國統綱領並沒有被廢掉,原因我已解釋過。
二,馬英九用了「恢復」一詞,即證明他知道國統會及國統綱領是被「終止」,而非被「廢除」。
三,中華民國憲法的架構下,兩岸是求統,而非「不統」。
四,知道歷史的人都清楚,台灣方面的「九二共識」,是基於國統綱領的法理意義,即,沒有國統綱領,就沒有九二共識。不論中共認不認同台灣方面的「九二共識」,至少對台灣而言,不恢復國統綱領,「九二共識」就是假的,是個騙局!
一個政治人物,短短一兩句話,就有四個謊言,而且他還「至少講了幾十遍」!
全台灣除了馬英九,大概沒人能做到這麼高含量的謊言指數。蓋他有一張無辜的老帥臉,說起謊來,人民很買單,人民很願意受騙。
誰說「藍綠不同」?誰說「藍綠之分」?藍跟綠有啥差別呢?
陳水扁一邊維持「四不一沒有」,一邊假裝「廢掉」國統綱領。
馬英九一邊維持「九二共識」,一邊假裝國統綱領被「廢掉」。
馬扁聯手騙你,你若相信,就是蠢!
「馬+扁」=騙,這絕不是巧合。
文/我愛夏天
2011/9/04
http://blog.udn.com/gunleenia/561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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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暗殺集團到以色列政府國家恐怖主義
以色列是中東地區第一個成立“恐怖主義組織”的政權。現在,該政權繼續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被占領土上從事“恐怖主義”活動。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運動的歷史和其成立說明了這一事實,即:猶太復國主義政權留在巴勒斯坦的最根本目的就是集體屠殺和“暗殺”無辜的巴勒斯坦人民。
“猶太民族基金會”主任喬澤夫•維特茲在1940年,也就是以色列政權宣佈其成立的8年前宣佈,在巴勒斯坦不可以存在兩個政府,如果阿拉伯人離開這片土地,這裏才能成為我們的地方。如果阿拉伯人留在這裏,我們將成為微不足道和一個弱小國家的主人。因此,我們應當將巴勒斯坦人驅趕出去,使這片土地上不能留下一個村莊或一個部落。
在1897年舉行第一次國際猶太復國主義會議以及建立猶太復國主義恐怖團體的第一人弗拉迪米爾•亞博延斯基出生沒過多長時間,也就是在20世紀初亞博延斯基建立了第一個猶太復國主義恐怖組織,該組織是猶太復國主義恐怖組織和所有其他組織的始祖。
之後,在英國殖民主義者佔領巴勒斯坦30年期間,猶太復國主義恐怖組織如哈格納、伊什特蘭、伊爾貢、巴塔爾等恐怖主義組織相繼在巴勒斯坦被占領土上出現,這些恐怖主義組織的領導人都是以色列政權最重要的人物。大衛•本•古裏安、摩西•達揚、埃胡德•巴拉克、伊紮克•拉賓、伊紮克•沙米爾、穆納希姆•貝根和沙龍(夏龍)等人物也先後擔任了以色列政權的戰爭部長、總參謀長和總理等職務。這些人在1930年至1940年10年期間在對巴勒斯坦人民實施恐怖主義行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1979年,以色列一調查代表團“迫使”拉賓從自己的回憶錄中“刪除”有關屠殺巴勒斯坦人民和50萬巴勒斯坦人從拉姆萊和裏達兩個村莊被驅逐的內容。
拉賓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聲稱,我在與以色列總理大衛•本•古裏安和他的副手舉行的會議中就這一問題即:巴勒斯坦人民應當做什麼舉行了會談。這兩人就此表示,我們應當將巴勒斯坦人趕出巴勒斯坦。但是,巴勒斯坦人民現在不願離開他們的家園,現在我們只有採取暴力和恐怖等手段迫使他們離開,等他們看到這些暴力的時候他們就會吸取教訓倉惶而逃。猶太復國主義分子們採取各種方法和戰術在巴勒斯坦領土上從事恐怖主義活動。這些恐怖主義活動包括秘密暗殺巴勒斯坦知名人士,在巴勒斯坦人的賓館、市場、公共汽車和餐廳裏放置炸彈或者綁架巴勒斯坦人。猶太復國主義暗殺集團每天都守候在巴勒斯坦人民的住宅附近,用炸彈炸他們,使他們處在白色恐怖和恐懼之中。猶太復國主義政權通過這些方法在巴勒斯坦被占領土上製造恐懼和混亂迫使巴勒斯坦人民逃離自己的家園。
猶太復國主義政權軍隊集體屠殺數百名迪爾•亞新村莊的巴勒斯坦人正是這些恐怖襲擊行動的事例之一。該村莊居民曾在一個小時內就被猶太復國主義政權軍隊血洗一空。除此之外,猶太復國主義政權軍隊還將數名遭綁架的巴勒斯坦人集體殺害。更可恨的是,猶太復國主義恐怖集團在對巴勒斯坦各村莊、城鎮和他們的居民區發動襲擊和實施大屠殺之後,又用推土機將這些地方徹底推平,在其基礎上為自己的猶太人移民重新修建猶太人定居點,直到巴勒斯坦人民的標誌和特徵徹底被抹掉,不留下一點屬於巴勒斯坦人民自己的東西。
之後,猶太復國主義分子們又在被侵佔的巴勒斯坦土地上種莊稼種樹或種花。猶太復國主義分子們為同化巴勒斯坦各地區採取的行動讓人不可思議。幾乎這些被佔領地區的巴勒斯坦人的特徵蕩然無存。甚至任何一個巴勒斯坦人都無法認識這些只在幾個月被佔領和遭破壞地區的村莊、城鎮和他們的住宅。
在以色列侵略政權宣佈其成立之日起,就有數百個巴勒斯坦人的村莊和城鎮被以色列侵略軍破壞和摧毀,同時導致70萬巴勒斯坦人民被迫離開了自己的家園,淪為難民,無家可歸。事實上,這些被佔領的村莊都是以色列恐怖主義政權軍隊發動恐怖主義行動得來的。這些被佔領地區至 今仍被該政權侵略軍所控制。以色列伊爾貢恐怖主義組織領導人穆納希姆•貝根榮獲諾貝爾和平獎、迪爾•亞新村莊居民遭集體屠殺以及以色列軍隊總參謀長伊紮 克•拉賓在1967年發動的六日戰爭,這些都是巴勒斯坦人民的應有權力遭踐踏和破壞的最不公正的最明顯事例。猶太復國主義各種暗殺集團隨著以色列政權的成立而建立了起來。其中 有名的暗殺集團當屬以色列“摩薩德(Mossad)”間諜機構。該間諜機構是猶太復國主義政府恐怖主義組織的最大恐怖組織。目前,“摩薩德(Mossad)”間諜機構正在巴勒斯坦境外從事自己的間諜活動。自以色列侵略政權成立之後,猶太復國主義分子們一直在巴勒斯坦各地區犯罪作惡,以色列侵略軍曾經在巴勒斯坦的卡夫爾•紮希姆村莊發動的集體屠殺事件正是這些罪行的最真實寫照。以色列侵略軍在1956年10月29日下午僅在4個半小時的時間裏就血洗了卡夫爾•紮希姆村莊,隨即又宣佈一名以色列軍官擔任該村村長。在經過4個半小時之後,以色列侵略軍又制定了行人出入該村莊的法規並宣佈這一法規於當日起執行。在卡夫爾•紮希姆村莊被封鎖之後,該村居民都被禁止離開該村莊。儘管該村村長向以色列軍官解釋說,現在400名村民正在自己的農田裏從事耕種作業,他們晚上就會返回自己的住宅,但以色列軍官根本不理睬這些解釋。並利用天黑將自己的軍隊部署在了該村莊的周圍。以色列侵略軍在得到巴勒斯坦農民返回家園的消息之後向這些耕種的農民開槍掃射,殺害了數百名無辜的巴勒斯坦人。
聯合國觀察員在1950年向安理會提交的報告中闡述了自己親眼目睹的以色列政權的“罪行”。他在報告中寫道,在格比耶(GABIE)村莊有66名村民遭以色列政權軍隊“集體屠殺”,其中四分之三的人是婦女和兒童。這些遭殺害的村民有的滿身是槍眼,有的已經被打的面目全非。他們的房屋、窗戶玻璃以及大門 都遭到了機槍掃射。
這些跡象表明,當時遭殺害的巴勒斯坦人正在自己的家裏,就在當時他們遭到了以色列侵略軍的殘酷殺害。還有許多房屋被炸彈炸毀,有些房屋的大門和窗戶被自動步槍打了許多洞。
發生在格比耶村莊的殘酷流血事件是由以色列前總理沙龍一手策劃的。之後,在1980 年代又以沙龍為首的以色列侵略軍對在黎巴嫩的兩個巴勒斯坦難民營薩布拉和沙齊拉難民營發動了“集體屠殺”行動,並殺害了這兩座難民裏的2000名巴勒斯坦平民,同時將他們的屍體一塊塊撕開。但是,從1970年代開始,猶太復國主義恐怖集團就以新的方式開始了“恐怖主義”行動。以色列政權的摩薩德(Mossad)間諜機構和情報機構沆瀣一氣共同在巴勒斯坦被占領土上從事暗殺行動,他們還制定了詳細的“暗殺計畫”在巴勒斯坦境外從事暗殺行動。
巴勒斯坦報社編輯、作家兼詩人古薩•凱法尼 1972年在黎巴嫩被暗殺、
巴勒斯坦著名漫畫家納吉•阿裏1987年在黎巴嫩被暗殺、
突尼斯薩夫組織2號人物艾布•傑哈德1988年連中7槍被暗殺,
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運動領導人法塔赫博士1994年在馬耳它被暗殺、
黎巴嫩真主党運動總書記賽伊德阿巴斯•穆薩維與他的妻子和三個孩子于1992年被暗殺,
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精神領袖謝赫艾哈邁德•亞幸於2004年被暗殺,
這些都是猶太復國主義恐怖集團在巴勒斯坦被占領土境外從事暗殺活動的“冰山一角”。在21世紀的今天,巴勒斯坦人民和黎巴嫩人民不斷遭猶太復國主義侵略政權的“集體屠殺”和發動的“恐怖襲擊”行動,這些均表明猶太復國主義與“恐怖主義”緊密交織在一起。
在1990年代,以色列政權軍隊又轟炸了聯合國駐黎巴嫩南部的一處觀察站,並血洗了黎巴嫩加納村莊,此次襲擊事件造成包括100名婦女和兒童在內的數百名黎巴嫩平民喪生。然而就在2006年以色列政權軍隊針對黎巴嫩發動的33天戰爭中再次向該村莊發動了野蠻襲擊行動。
現在再來關注一下(巴勒斯坦)加沙(Gaza)局勢,許多加沙(Gaza)居民現在被關押在以色列政權的監獄裏,以色列政權軍隊每天動用導彈和炸彈向加沙(Gaza)居民發動襲擊。並“阻止”藥品、食品和燃料進入該地區,這些都表明了猶太復國主義政權“罪行”的本質。與此同時,在21世紀,該侵略政權又企圖在中東地區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
伊朗華語台 2011-10-18
http://www2.irib.ir/worldservice/chinese/zhuanti/zhuanti/080528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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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對哥倫比亞的新殖民政策-「哥倫比亞計畫」
提到哥倫比亞,許多人就會立刻聯想到這是“毒品”與游擊隊氾濫的罪惡淵藪之地。(好萊塢影視大眾文化意識流洗腦工業)羅素克洛和梅格萊恩搭檔演出的「千驚萬險」就是以哥倫比亞為背景,影片“描述”的哥倫比亞左派游擊隊在邪惡帝國蘇聯垮台後變成一群以販毒、綁票維生的恐怖份子,長期以來許多美國人也相信政府與主流(民主自由)傳媒對於哥倫比亞的(謊言洗腦)宣傳,相信美國政府目前已耗資數十億的「哥倫比亞計畫」(Plan Columbia)可以消滅哥國毒梟和游擊隊暴力,
然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證據卻證明事實“剛好相反”。
事實上,「哥倫比亞計畫」只是美國長期對於中南美洲“政-經-軍干預”的一部份,在美國喬治亞州的班寧堡(Fort Benning),有一所「美洲軍事學校」(SOA, U.S. Army School of the Americas),該校一直被諷刺為「殺手學校」(School of Assassins),因為該校的課程以訓練謀殺、綁架、(軍事)政變、嚴刑拷打著名,數十年來“培養”出六萬多名拉丁美洲的軍人,智利民選總統阿葉德被軍事獨裁者皮諾契特(軍事政變)推翻、大主教Oscar Romero被暗殺、瓜地馬拉36年內戰死亡或失蹤的20萬人、薩爾瓦多超過900名平民被屠殺等等,都是“該校”畢業生的“傑作”,女性受害者還會遭強暴虐殺而死,毫無反抗力量的兒童被活埋或摔死;它也“培養”惡名昭彰的(美帝傀儡)軍事獨裁者-包括巴拿馬、波利維亞、瓜地馬拉、薩爾瓦多,並且是“右翼民兵”的訓練所──例如尼加拉瓜殘暴的「國民軍」就是SOA(美洲軍事學校)的畢業生,後來組成“右翼恐怖份子”Contra(桑定游擊隊)。前巴拿馬總統就稱「美洲軍事學校」是「拉丁美洲最大的亂源製造基地」!
在日漸高漲的抗議聲浪下,該校“改名”為Western Hemispheric 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WHISC),但是至今仍然繼續培養每年一到兩千名的畢業生(目前1/3的受訓者來自墨西哥,因為該國要“對付”以Chiapas省原住民為主的薩巴塔游擊隊(Zapatista),每年耗費美國納稅人大約兩千萬美金。
和其他拉美國家相比,哥倫比亞派遣最多軍人(目前已超過一萬多人)到SOA(美洲軍事學校)受訓,其中許多高階軍官都犯下違反人權的罪刑,哥倫比亞軍方和殘忍著稱的右翼民兵組織AUC也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使得在哥國每年有超過三萬人被殺、一百萬人無家可歸。1986年以來已經有三千八百名工會領袖和組織者遭殺害,在去年(2001年)的前十一個月就有180名工會領袖被暗殺,過去十幾年以來,超過三萬名工人、農民、人權組織者、左翼領袖、教師等被軍隊和右翼民兵殺害。最大的右翼民兵組織AUC的領導人對於謀殺工會領袖毫無悔意,他說「我們有理由殺那些人,因為他們(工會領袖)妨礙他人工作。」因為暴力事件頻仍,自從 1985年以來,已經有兩百萬哥倫比亞平民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園。
在美國主流(民主自由)傳媒(謊言洗腦)宣傳下不斷“被污名化”的左翼游擊隊──其中一股最大的力量FARC「哥倫比亞人民革命軍」(有一萬六千到兩萬人的武裝力量,由工人、農民、組織者所組成)-經由過去36年以來的組織工作,哥國基層人民對其支持率不斷提高,專家估計該游擊隊在哥國自治區的影響力已經超過50%,相對的哥倫比亞所謂「(美帝扶植傀儡)民主」政府,則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貪污腐敗政權,人民對政府的失望清楚地反映在哥國的投票率上(低於40%),目前FARC直接掌握的非武裝區(約瑞士大小),也完全沒有上述的暴力事件發生。
在2000年,美國政府投入十三億美金到「哥倫比亞計畫」以及之後六億美金的「安地斯行動」(Andean Intiative,因為哥倫比亞屬於安地斯山脈國家)(其中一億給哥倫比亞軍方),“宣稱”該計畫是「對抗毒品之戰」(War on Drugs)以及心照不宣的「對抗左派游擊隊(美國政府定義下的“恐怖份子”)之戰」,事實上,該計畫對於消滅毒品毫無助益,因為大部分的款項給了““美國跨國”公司”,例如「孟山都(Monsanto)」、United Tech、Sikorsky等,用來進行軍事訓練、購買直昇機和除草劑,另外,美國政府也已提供哥倫比亞軍方和“右翼民兵”十五億美金。
然而,哥倫比亞政府和軍隊本身就和毒梟“連為一體”,政府軍隊和右翼民兵就是毒梟“背後”的軍事力量,前SOA(美洲軍事學校)的教官就曾說「SOA是拉丁美洲軍官洗毒品錢的最佳地點」,美國持續提供哥倫比亞軍事援助反而助長軍隊和右翼民兵繼續在國內“鎮壓平民”、違反人權,並且讓毒梟勢力更擴大。
此外,美國在哥倫比亞四處噴灑除草劑,宣稱這樣就可以消滅古柯鹼作物,但其實是毫無差別地噴灑在一般農田和雨林上,不但使得農作物大量枯死、農民無 法維持生計、亞瑪遜雨林的生態環境遭破壞、原住民生存環境受到威脅,更讓古柯鹼產業暴增超過100%,在1994到1998年,哥國大約種植45,500公頃的古柯鹼作物,但是有超過140,800 公頃的一般作物、古柯鹼和雨林被噴灑,從1999年到2000年,古柯鹼的產量反而增加60%,噴灑除草劑不但完全無效,反而讓種植古柯鹼更有價值。
著名的拉美學者James Petras就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是美國對拉丁美洲“再殖民”的試金石,因為哥倫比亞目前擁有第三世界國家最強大的游擊隊力量,開始動搖美國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力量”(哥倫比亞的石油是美國重大利益所在,美國從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和厄瓜多進口的石油比波斯灣還要多),因此若能藉由「哥倫比亞計畫」一舉摧毀反抗的力量,則可以再度建立美國的新帝國主義力量,因此越來越多人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實際上是「死亡計畫」(Plan of Death)。
今年(2002)4月19-22日,在美國首府華盛頓有大規模的反戰(4月20日舉行大遊行,主題為「停止國內和國外的戰爭」Stop the War-At Home& Abroad,詳情請見:http://www.a20stopthewar.org/)、反全球化和「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National Mobilization on Columbia,詳情請見:http://www.colombiamobilization.org/)遊行(世界各地的抗議活動資訊都可以在 http://protest.net/ 找到),「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在4月22日將發動大遊行並提出兩大訴求:
一、反對美國政府“假借”掃蕩毒品為名的「哥倫比亞計畫」,
二、關閉「殺手學校」-「美洲軍事學校」(SOA)。
文/洪家寧 2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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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中正:外蒙獨立乃實踐三民主義的楷模
──中央常會、國防最高委員會聯席會議講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八月二十四日 主持
我今天代表本黨的同志根據“國父的遺教”說明我們今後對省區以外邊疆民族問題,換言之,就是對於外蒙和西藏民族問題的“方針”,我們中國國民黨自民國十三年改組以來,外蒙古就派代表來參加祝賀,我們國父對他們的禮遇,有如上賓,從沒有視他們為藩屬的意念與態度,決不像北京政府對他們視〔第172頁〕為殖民地加以壓制。
我們國民政府成立以來不僅對於外蒙如此友愛,就是對於西藏也莫不如此。我全國同胞必須知道如果我們忽視這些民族平等自由的意志,抑制他們獨立自治的能力,這不僅違背我們國民革命的精神,且足以增加我們國內各民族之間的紛擾,貽誤我們建國的百年大計,亦影響到世界的和平與安全,至於外蒙自北京政府時代民國十一年起,在事實上已脫離了祖國而宣告獨立,如今已屆二十五年,我們早已明瞭我們如不能以國民革命的原則,和本黨一貫的傳統政策用斷然的決心來解決這個問題,勢將引起永久的紛爭,對於國內安定與世界和平,都將因此要發生重大的影響,今當日本帝國主義已告失敗,東亞和平秩序,初見端倪之際,我們認為這是解決這一重大問題的時機,如果外蒙以友好的精神循合法的程式,提出他獨立的願望,我們政府自當予以承認。
我在這裏要指出我們實施民族主義的三個重要原則:
第一,我們中國政府和人民必須懷抱崇高的精誠,與堅定的決心,斷不能效法日本對待高麗的行徑。凡對於他持有自治能力與獨立精神的民族,必須予以精誠的扶持其成長,使之達成自主和獨立的目的。我們必須一反日本帝國主義之所為,使東亞大陸在世界反侵略戰爭全面勝利的曙光之中,樹立民族自主和自由平等的基礎。五十年來,我們中國國民黨國民革命推翻滿清,反抗日本,不僅為中國本身自由平等而奮鬥,亦且為高麗的解放獨立而奮鬥。今日以後,我們更須本於同樣的宗旨,與一切有關的盟邦,共同尊重民族獨立平等的原則,保障他們行將獲得的地位。
第二、在省區以外的邊疆民族,具備自治能力,與有獨立意志,而在經濟政治上到達了可以獨立程度之時,我們的國家對他們必以親愛友好的態度和精神,自動的扶助他們獨立自由,永久視為中〔第173頁〕國平等的兄弟之邦。不因其離開祖國而發生惡感或歧視,而我們各民族,亦必須對其祖國以和睦親善的態度,循合法的程式,向其政府提出願望,以達成其目的,不可採取反抗祖國的行動,以引起民族之間相互的仇恨。
第三、各省區以內的大小民族在政治上、法律上一律予以平等,在信仰上、級濟上亦予以充分自由而不加以干涉,以達成我們各宗族間精誠團結友愛互助之目的。
如果我們大家注意上述三個原則,防制所述各種弊端,我們對於外蒙合理合法的要求,決不加以阻礙,並將予以扶持而使之實現。西藏民族的政治地位,也是久懸未決的問題,我可以負責聲明,如果西藏民族此時提出自治的願望,我們政府亦必將賦予高度的自治。如果他們將來在經濟條件上能夠達到獨立自主的時候,我們政府亦將如對外蒙一樣的精神扶助他們的獨立,但必須其能鞏固其本身永久獨立的地位,不可蹈襲高麗過去的覆轍,一面要求祖國承認其獨立,而一面即被日本的違約併吞為其奴辱,又要使我祖國為之數十年之犧牲奮鬥,而始獲得今日的解放。
外蒙西藏問題的解決乃是我國民革命最大的任務,也是民族主義實現的楷模。我個人必負起全責來解決這個問題。希望我全國同胞亦本著國民革命的原則和民族主義的精神,協助政府來解決這個問題,使其得到圓滿的結果。為了世界和平與安全,為了國家鞏固與建設,我們對於全世界民族問題的主張,必須依據大西洋憲章與三民主義的精神來求得解決。至此我對於我們中國西南邊疆上的幾個民族問題,也是以世界和平與安全的關係,不能不表示我們中國的願望。
第一、緬甸民族。我們中國在抗戰期間,兩度派兵入緬作戰,我們遠征軍將士,直接間接傷亡的數目,共在二十萬人以上。但是我們尊重盟邦主〔第174頁〕權,恪守國際信義,我軍在緬甸戰場的任務一經完成立即撤回本國,我們視此乃是我聯盟國一份子應盡之義務,決不對緬甸政治加以干涉。但希望我盟邦對緬甸民族之待遇應積極改良,並早日予以平等的地位。
第二、泰國民族。我們中國是因泰國作戰,而首受影響的國家,故泰國本來劃入中國戰區。今將泰國改隸東南亞戰區,中國自無異議,然而我們始終認定泰國對我聯合國宣戰是出於被動的,純由日本帝國主義的脅迫而參戰的。因此,我們希望泰國在日本帝國主義失敗之後,——在戰後仍應恢復其固有的獨立和平等的地位。
第三、安南民族。中國在抗戰期間,因安南政府不能自保其主權,並供日軍以侵華的基地,因之中國的生命與財產皆受巨大的損失。但是我們今日除了恪守同盟國的協議派遣軍隊接受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區日軍的投降之外,對於越南決沒有領土的企圖。我們的希望是越南民族能從自治以臻於獨立,以實現大西洋憲章的規定。最後,我要提到香港問題。香港與廣東是安危與共的鄰封,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乃劃入中國戰區。今當日本帝國主義失敗之際,我們中國決不藉招降的機會,忽視國際合作和盟部的主權,所以我們不願藉此派兵接收香港引起盟邦間誤會,但我可以對世界與全國國民負責的聲明,關於香港的地位,從前是以中英兩國條約為根據,今後亦當依中英兩國友好的關係協商而變更,我們的外交方針和國際政策,主張尊重條約根據法律以及時代要求與實際需要,而求得合理的解決,現在中國全國各租借地均經次第收回,九龍的租借條約自非例外。但是我們中國亦必循兩國外交談判的途徑,以期收回我們領土,行使我們主權。
總之,這次世界大戰是人類史上空前的戰爭,今日聯合各國無不希望這空前的戰爭成為最後的戰爭〔第175頁〕,我們中國作戰最為長久受禍亦最慘痛,所以希望和平亦最為迫切,凡足以促進國內團結及國際和平者,我們必盡力促其實現,我們必與我各盟邦共同奮鬥到底,務使日本帝國主義投降以後,對我聯合國間無隙可乘,勿使其再有捲土重來的機緣,而日本強權政治消滅以後,亦勿使世界上再有強權政治的發現。在此一意義上我以為民族平等和國家獨立的原則之實現最為當務之急,國民政府自當本于中國立國的精神與國民革命一貫的國策,乘此世界和平曙光初啟之際,使民族主義尚未完成的一方面見諸施行,我個人平生的志願亦因此而獲得了實現,這實在是世界和平與中國建設的保證,務望我全國同胞同心一德,協力一致以赴之,則民族複興,建國完成,自可計日而待,而對我八年抗戰所犧牲的千百萬軍民同胞之英靈,亦可告慰,而聊以自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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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s New World Order Agenda》
by Stephen Lendman
2011-11-13
New world order strategy dictates major global economic, political, and military policies. Nothing happens accidentally.
Events are manipulated. At issue is world dominance. America, Israel, and key NATO nations are partnered to achieve it.
Wars, economic disruption, financial terrorism, and other upheavals play out in real time. Grand schemes lie behind them.
Today’s economic crisis wasn’t happenstance. It was well planned, willful policy to transfer unprecedented wealth to private hands.
Super-rich crooks got richer. Social inequalities deepened. Unmanageable debt levels skyrocketed. “Bailouts" metaphorically mean grand theft. Unknown trillions of dollars, euros and pounds vanished to secret accounts and offshore tax havens.
Currencies are being debased. Crisis conditions worsen. At issue is subverting democracy, ending social justice, and consolidating global power in private hands.
Political analyst Peter Eyre calls it “a well orchestrated master plan to swindle trillions of taxpayer dollars from so many countries."
Pumping them into bank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lets them game the system advantageously. “Are you starting to get the picture?"
“In a nutshell, the elite ‘New World Order’ (rulers) got into bed with the banking and financial sectors, who then got into bed with the governments of the world, who then got into bed with senior political figures, who then told us, the taxpayers, that all your money will now have to be used to bail them out or face economic collapse."
It’s a con, a scam to loot wealth from nations and households. Anyone facing default gets in trouble. Individual borrowers have their assets seized by creditors. Governments have to deal with the loan shark of last resort – the IMF.
Its terms require privatizing public enterprises, mass layoffs, deregulation, deep social spending cuts, wage freezes or cuts, unrestricted access for Western corporations, corporate-friendly tax cuts, increases for working people, undermining trade unionism, and enforcing harsh repression against those who balk.
In sum, its financial terrorism, New World Order tyranny, waging war on nations and humanity for profit and power.
According to Eyre:
“It boggles the mind that a system so vulnerable to manipulation would ever have come into existence in the first place."
It wasn’t by accident or from Adam Smith’s invisible hand. Since the 19th century, it was engineered by Rothschilds, Rockefellers, and other visible ones in league with complicit politicians to the highest levels.
Eyre ended his commentary, saying “Stay tuned for more grime and slime."
War as an Instrument of Control
Wars play an integral role. On September 11, 1990, preparing America for Operation Desert Storm, GHW Bush told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that war on Iraq presented “a rare opportunity to move toward an historic period of cooperation. Out of these troubled times….a New World Order can emerge."
McAlvany Intelligence Advisory defines it as follows:
“A supranational authority to regulate world commerce and industry;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that would control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oil; an international currency that would replace the dollar (and other major currencies); a world development fund that would make funds available to free and communist nations alike; (and) an international police force to enforce the edicts of the New World Order."
A briefer definition is tyrannical money power in private hands. Dictating global policies, what it says goes. Major bank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all the shots. Political leaders genuflect and obey, including when to wage wars against what enemies.
On September 21, 1992, GHW Bush told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that multinational troops would become a New World Order army, saying:
“Nations should develop and train military units for possible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America’s permanent war agenda wasn’t explained. Neither was using “peacekeepers" as imperial occupiers.
Post-9/11, Dick Cheney warned of wars that won’t end in our lifetime. Former CIA Director James Woolsey said America “is engaged in World War IV, and it could continue for years….This fourth world war, I think, will last considerably longer than either World Wars I or II did for us."
In its 2006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QDR), Pentagon commanders called it the “long war." In fact, throughout US history, America waged continual wars at home and abroad.
Obama is Washington’s latest warrior president. Earlier ones included Washington, Madison, Jackson, Lincoln, T. Roosevelt, Wilson, F. Roosevelt, Truman, Johnson, Nixon, Reagan, GHW Bush, Clinton, and GW Bush.
America glorifies wars in the name of peace. The business of America is war and grand theft. One nation after another is pillaged. Libya was the latest. Are Syria and Iran next?
At issue is consolidating wealth and power, subverting democratic freedoms, and achieving unchallenged global dominance through financial manipulation and brute force.
War Is a Racket Based on Lies
General Smedley Butler’s 1935 book titled, “War is a Racket" followed his 1933 speech on the same theme. In it he said:
“I spent thirty-three years and four months in active military service as (a Marine). I served in all commissioned ranks from Second Lieutenant to Major-General. And during that period, I spent most of my time being a high class muscle-man for Big Business, for Wall Street and for the Bankers. In short, I was a racketeer, a gangster for capitalism."
“I helped make Mexico….safe for American oil interests in 1914. I helped make Haiti and Cuba a decent place for the National City Bank boys to collect revenues in. I helped in the raping of half a dozen Central American republics for the benefit of Wall Street."
“The record of racketeering is long. I helped purify Nicaragua for the international banking house of Brown Brothers in 1909 – 1912. I brought light to the Dominican Republic for American sugar interests in 1916. In China, I helped to see to it that Standard Oil went its way unmolested."
“During those years, I had, as the boys in the back room would say, a swell racket. Looking back at it, I feel that I could have given Al Capone a few hints. The best he could do was operate his racket in three districts. I operated on three continents."
America’s global empire stretches everywhere. Super-weapons Butler couldn’t have imagined enforce it. By going public, he was an American hero. Who in today’s military can match him? Who’d dare try?
Cowards waged war on Libya. On November 10, NSNBC said Libyans haven’t enough basic foods to survive. “Tens of thousands of small businesses were destroyed." People can’t support their families.
Public anger rages against NATO. Libya’s a “powder keg ready to explode at any time." Suspected Gaffafi loyalists are arrested and tortured daily.
Libyan-style democracy includes “murder(ing), tortur(ing), and imprison(ing)" anti-Nato resisters. Foreign occupiers from Qatar, UAE, and other nations are instructed to terrorize Libyans to submit.
Nonetheless, resistance continues. Fighting rages across Libya. Everyone has weapons. Gaddafi wisely armed millions. By restricting enough supplies, NATO made food a weapon of war.
Washington, Britain, France, and belligerent partners also transformed Africa’s most developed country into its least. For many, getting enough life sustaining essentials requires fighting for them. Libya metaphorically symbolizes New World Order tyranny. Perhaps Syria and Iran ARE next.
Last March, Syria’s externally generated uprisings began. Despite legitimate grievances, Washington orchestrated change there like elsewhere in the region.
It’s part of its imperial “New World Order/New Middle East" project to control North Africa, the Middle East and Central Asia to Russia’s borders.
For over a decade, planned regime change targeted Iraq, Afghanistan, Lebanon, Iran, Somalia, Sudan, Libya, Syria, and other global countries.
Libya’s model was test marketed and readied for future aggression. Targets are selected well in advance.
IAEA’s fabricated Iranian report may ignite what’s planned next. On November 12, Haaretz headlined, “US demands Iran respond to IAEA report within days," saying:
Attending a Pacific Rim summit, Hillary Clinton issued demands, saying:
“Iran has a long history of deception and denial regarding its nuclear program and in the coming days we expect Iran to answer the serious questions raised by this report."
“The US will continue to consult closely with out allies on the next steps we take to increase pressure on Iran."
Clinton, Obama and other top US officials are inveterate liars and war criminals. America thrives on “deception and denial," raging lawlessly on a global scale.
Iran threatens no one. Its nuclear program is peaceful and nonmilitary. No evidence disproves it. Saying so is false.
Kazem Gharib-Abadi, Iran’s permanent Executive Council representative to the Organization for the Prohibition of Chemical Weapons (OPCW) told Press TV:
“The recent IAEA report is a historic and international mistake which has endangered the agency’s credit, and is based on political provocation and false claims made up of fabricated US (and Israeli) information."
Iran dismissed the report as “unbalanced, unprofessional and prepared with political motivation and under political pressure by mostly the United States."
Independent experts agree. It lacks credibility. America’s intelligence established refuted it last March. IAEA’s information predates 2003.
It’s worthless, but could ignite war if Washington plans it with Israel and other willing NATO partners. Stay tuned. Further updates will follow.
http://sjlendman.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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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 Lies Launch Wars》
by Stephen Lendman
2011-11-12
In “The Art of War," Sun Tzu said “All war is based on deception."
What worked in ancient times more than ever applies now, given instant ways of communicating globally and super-weapons Washington and Israel threaten to use like hand grenades.
In “Doctor Faustus", Christopher Marlowe mentioned “the face that launched a thousand ships." He referred to Helen of Troy (formerly of Sparta).
To win her back, Greeks launched 1,000 warships. According to Greek mythology, the Trojan War followed.
Homer’s Odyssey and Iliad recounted it. So did Roman poets Virgil and Ovid. Homer said it lasted 10 years. Mythological goddess quarrels started it.
Real, mythological, or fabricated reasons work equally well. Then it was Athena and Hera v. Aphrodite. Today it’s “war on terror" fear tactics.
Near its end, Greeks entered Troy in a Trojan Horse. America’s perhaps was 9/11. Both were duplicitous acts used to ravage targeted enemies.
The expression, “beware of Greeks bearing gifts" originated from back then. According to Homer and other Greek literature, they burned the city, captured Trojan women, rescued Helen, and returned her to Menelaus, her husband.
Fear, misinformation, and deceit work best enlisting popular support, whether in ancient China, Greece or modern times. Television today supplies it.
From its earliest days, it lied, distracted, entertained, and provided a platform for corporate America to control thought, manipulate public opinion, and sell people junk they don’t need.
In a June 1950 commencement speech, Boston University President Daniel Marsh said, “If the (television) craze continues….we are destined to have a nation of morons."
In May 1961, Kennedy’s FCC chairman Newton Minow called commercial television a “vast wasteland." He suggested watching it for a day “without a book, without a magazine, without a newspaper," with no distractions.
“Keep your eyes glued to that set until the station signs off" as it once did before 24 broadcasting. “I can assure you that what you will observe is a vast wasteland, (a) procession of game shows, (nonsensical) formula comedies….blood and thunder, mayhem, violence, sadism, murder, western bad men, western good men, private eyes, gangsters, more violence, and cartoons."
“And endless commercials – many screaming, cajoling, and offending….And if you think I exaggerate….try it."
Try it now. It’s the same on hundreds of channels round the clock ad nauseam.
Communication theorist/media critic George Gerbner once said television has nothing to tell and everything to sell.
In his book,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Neil Postman said “Americans are the most entertained and least informed people in the world," knowing little or nothing about what matters most.
Famed comedian Ernie Kovacs once said television is called a medium because it’s neither rare or well done.
Because most people rely on it for news and information, a nation of “morons" lets America get away with murder.
America’s Permanent War Agenda
In his book titled, “Perpetual War for Perpetual Peace," Gore Vidal said:
“our rulers 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have made sure that we are never to be told the truth about anything that our government has done to other people, not to mention our own."
In his book titled, “Dreaming War," he compared GW Bush’s imperial ambitions to WW II and subsequent Truman Doctrine pledge:
“To support free peoples who are resisting attempted subjugation by armed minorities or by outside pressures."
At issue was keeping Greece and Turkey from going communist. Applied globally, it initiated America’s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strategy.
Ever since, it lurched from one war to another to benefit war profiteers and advance America’s imperium, no matter the body count to achieve both.
In his 1953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revisionist essays titled, “Perpetual War for Perpetual Peace: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Foreign Policy of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and It’s Aftermath," Harry Elmer Barnes wrote:
“If trends continue as they have during the last fifteen years, we shall soon reach (the) point of no return, and can only anticipate interminable wars, disguised as noble gestures for peace."
“Such an era could only culminate in a third world war which might well, as Arnold J. Toynbee has suggested, leave only the pygmies in remote jungles, or even the apes and ants, to carry on ‘the cultural traditions’ of mankind."
Deception, misinformation, popular fiction, and Big Lies launch wars – all of them. Television today incites them. Earlier times, however had other ways to enlist public support or at least avoid opposition enough to stop them.
Historian Gabriel Kolko explained nothing good about “the good war," WW II, or any others. None achieve peac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ne conflict begets others. Endless destructive cycles follow. Countless millions die. Vast destruction ravages countries. Human misery, not liberation, results.
Since the 19th century, imperial wars shaped American life. Waging them is prioritized. Technological expertise produces killing machines. Industrial America suffered.
Human needs go unmet, today more than ever in modern times. State capitalism partners with business waging war. Uneducated, disadvantaged, impoverished, disconnected, restless, angry millions get left on their own sink or swim.
Others go to war to get killed, injured, maimed, or emotionally scared for life with nothing in return benefitting them.
In his January 1961 farewell address, Dwight Eisenhower warned about: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citing the “grave implications" of a “coalition of the military and industrialists who profit by manufacturing arms and selling them to the government."
He said “we must guard against the acquisition of unwarranted influence….by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The potential for the disastrous rise of misplaced power exists and will persist."
He added that:
“Every gun that is made, every war ship launched, every rocket fired signifies, in the final sense, a theft from those who hunger and are not fed, from those who are cold and not clothed…."
Today, dominant “iron triangle" authority runs America’s war machine. With sitting presidents, it consists of Congress, the Pentagon, and defense industry profiteers, including producers of sophisticated technology for digital age warfare Eisenhower couldn’t have imagined.
In combination, they addicted the nation to war, not for threats. It’s for power and profits. Why else would war be America’s business!
In his book titled, “JFK and the Unspeakable: Why He Died and Why It Matters," James Douglas discussed many reasons. Key was his opposition to force.
After the Joint Chiefs demanded troops for Laos, he told Geneva Conference representative Averell Harriman:
“Did you understand? I want a negotiated settlement in Laos. I don’t want to put troops in."
He opposed nuclear weapons use in Berlin and Southeast Asia. During the 1962 Cuban missile crisis, he refused to bomb or invade. Afterwards he said, “I never had the slightest intention of doing so."
In June 1963 (a few months before his assassination), he called for abolishing nuclear weapons, ending the Cold War, and advancing “general and complete disarmament."
In October 1963, he signed National Security Action Memorandum (NSAM) 263 to withdraw 1,000 US forces from Vietnam by year end and all of them by 1965.
He wanted “to splinter the CIA in a thousand pieces and scatter it to the winds."
Before Gaza, the West Bank and East Jerusalem were occupied, he supported UN Resolution 194, authorizing diaspora Palestinians’ right of return they never got.
He wanted the American Zionist Council (AIPAC’s original name) registered as a foreign agent. He opposed Israel’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He wanted peace, not conflicts. It cost him his life. Future presidents got the message. The rest, as they say, is history.
Canadian Law Professor Michael Mandel explained imperial America’s lawlessness in his 2004 book titled, “How America Gets Away with Murder: Illegal Wars, Collateral Damage,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He discussed Justice Robert’s Jackson’s Nuremberg “supreme crime" declaration. It’s more than ever relevant given America’s out-of-control belligerence, ravaging the world one country at a time or in multiples.
At Nuremberg, Jackson said:
“To initiate a war of aggression….is not only an international crimes; it is the supreme international crimes differing only from the other war crimes in that it contains within itself the accumulated evil of the whole."
In 1950, the Nuremberg Tribunal defined crimes against peace as:
“(i) Planning, preparation, initiation or waging of a war of aggression or a war in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eaties, agreements or assurances; (and)
(ii) Participation in a common plan or conspiracy for the accomplishment of any of the acts mentioned under (i)."
After WW I, Kellogg-Briand in 1928 renounced aggressive war, prohibiting its use as “an instrument of national policy," except in self-defense.
Sixty-three nations were signatories, including America, Britain, France, Germany, Italy, Soviet Russia, and Japan. The US Senate approved the treaty 85 – 1. Like Nuremberg, it’s binding international law.
Washington’s war machine hardly slowed. WW II followed as well as perpetual others thereafter. Even then, the business of America was war. It’s more than ever that today.
Its “scourge" wants power, profits and unchallenged dominance. Today, America wages it globally against humanity. International law is defied. So is morality and common sense.
International peace, security, stability, equity, justice, and freedom are non-starters. Only war spoils matter, including benefits derived from them in all forms.
Since WW II, America, its NATO partners and Israel waged regular aggressive wars. Millions of noncombatant civilians perished. Appalling human suffering resulted.
Washington’s imperial war machine is today’s greatest threat, ravaging the world one country at a time. Congressional authority was abdicated. Presidents can act on their own.
In September 2001, Congress approved the Authorization for Use of Military Force (AUMF) for “the use of United States Armed Forces against those responsible for the recent attacks launched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War on terror" authority accelerated permanent wars. Presidents now wage them at their discretion.
Where it all ends, who knows. No one’s able to stop them. Short of finding a way, free societies, planet earth and humanity hang in the balance. Even risks that great are ign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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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 of Words on Iran》
by Stephen Lendman
2011-11-11
Provocative rhetoric followed release of the IAEA report on Iran’s nuclear program, despite baseless allegations in it.
In October 2009, the Agency leaked a document titled “Possible Dimensions of Iran’s Nuclear Program" to the New York Times. At issue was circumventing then IAEA head Mohamed ElBaradei. Allegations in it were spurious. As a result, he wouldn’t touch it.
Two months later Yukiuya Amano replaced him. IAEA was politicized. In December 2010, the London Guardian published a leaked US embassy cable saying he’s “director general of all states, but in agreement with us." Its title was: “Amano ready for prime time."
A November 2010 Guardian article headlined, “Nuclear Wikileaks: Cables show cosy US relationship with (new) IAEA chief."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 Geoffrey Pyatt was quoted, saying:
Amano will “overcome bureaucratic inertia (and) modernize Agency operations…." He’s “solidly in the US court on every key strategic decision, from high-level personnel appointments to the handling of Iran’s alleged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In other words, he’s there to salute and obey orders, not be nonpolitical and impartial. He hasn’t disappointed.
America’s media jumped on his new report, again suggesting “possible military dimensions to Iran’s nuclear program" with no evidence whatever proving it. Nonetheless, US, Israeli and UK belligerents bellowed it. So far, nothing’s gone beyond rhetorical saber rattling.
Whether or not war’s planned isn’t known. Cooler heads in high places know the risk. Minimally it could engulf the entire region disastrously. Worse would be general war, possibly involving Russia and China.
Once something starts, anything’s possible, even unthinkably using of nuclear weapons to destroy underground facilities. Doing so would risk many thousands of lives and widespread radiation contamination.
Guardian writer Julian Borger headlined, “The IAEA report: what does it mean and will it lead to war with Iran?" saying:
“There is nothing in the report that was not previously known by the major powers. The West and Israel (supplied information on alleged) weapons development…."
“Furthermore, the bulk of the report is historical," pre-2003. Clearly it shows Iran’s not “rac(ing) to a bomb."
“Obama….has no stomach nor money for another war, and (Pentagon) generals insist that every way they game the scenarios, America comes out the loser.”
Former IAEA inspector/later department director Robert Kelly called Amano’s report “very thin," a “real mish-mash," including “amateurish analysis…I thought there would be a lot more there….It’s certainly old news. It’s really quite stunning how little new information is in there."
In 2005, Kelly examined Amano’s original documents. Gotten from a mysterious laptop, they alleged a so-called “green salt project" to provide clandestine uranium, high-explosives testing, and reengineering a Shahab-3 missile to carry a nuclear warhead.
From them, Kelly discounted possible Iranian military applications, suggesting documents were forged, saying:
“There is nothing to tell that those documents are real. My sense when I went through (them) years ago was that there was possibly a lot of stuff in there that was genuine, (but) it was a kind of junk."
The little high quality material in them amounted to “two or three pages that wasn’t related to anything else in the package. It was on a different topic, and you just wondered" whether fake evidence was planted.
He recalled 1993 and 1994 when the IAEA got “very complex forgeries" on an alleged Iraq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Those documents had markings on them (to) resemble Iraqi (ones), but when we dug into them they were clearly forgeries."
In 2002, Kelly said the IAEA got “pretty bad" Italian forgeries on Iraq’s alleged Niger nuclear links. That was then. War resulted. Now perhaps Iran’s targeted unjustifiably.
Shannon Kile,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Nuclear Weapons Project head, said:
Iran “doesn’t seem to have the same North Korea-like obsession with 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s. That’s nowhere to be found in the (IAEA) evidence."
“Yes, Iran is making progress. They’ve covered the waterfront in terms of the main technical areas that you need to develop a nuclear weapon. But there is no evidence they have a dedicated program under way."
Nonetheless,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Wayne Madsen sees “War Clouds Form(ing) over Iran," saying:
“Israel’s strategy is to make certain that its plans to attack Iran’s nuclear facilities and, perhaps other targets, meet no opposition from (US) diplomatic circles…."
As a result, “Asian nations want to freeze the United States out of interference in Asia." Worrisome signs include Israel’s “open secret ally, Saudi Arabia," appointing former Egyptian intelligence head Omar Suleiman advisor to Crown Prince Nayef bin Abdul Aziz al-Saud.
Washington’s increasing its presence in Kuwait, Bahrain, Qatar, UAE, Oman and perhaps elsewhere in the region. New CIA and Pentagon Predator drone bases were established in Djibouti, Seychelles, Ethiopia, and reportedly Saudi Arabia. More are planned.
Obama’s “under tremendous (Israeli Lobby) pressure (to) support an Israeli military strike on Iran…." Doing so would involve Washington and perhaps other NATO partners. To assure pro-Israeli voter support, Obama would have to go along.
Given the potential for war, Russia, China, their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member states, India, Turkey, and other regional nations show justifiable alarm.
On November 10, Israel National News headlined, “Report: Israel Preparing ‘Christmas Surprise’ for Iran," saying:
Britain’s Daily Mail said Israel may attack “Iran’s nuclear facilities….as soon as December 25…." An unnamed senior Foreign Office official said, “We’re expecting something as early as Christmas," or very early in the new year."
Foreign Secretary William Hague said the IAEA report “completely discredits" Iran’s nonmilitary dimension claim.
Israel Defense Minister Ehud Barak told Israeli Radio, “We continue to recommend to our friends in the world and to ourselves, not to take any option off the table," suggesting a possible attack.
Haaretz reported that Amir Kahanovich, chief economist at Israel’s Clal Finance saying attacking Iran would exact far too high an economic price for the world to accept.
He cited sharply higher oil prices, disrupted global trade, and more affecting Israel and other nations.
Israel’s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Ephraim Kam doubt stiff sanctions are coming. Russia and China won’t tolerate them. They’d also risk greater economic fallout. At most, he says “another round of light sanctions."
US Defense Secretary Leon Panetta said attacking Iran should be a “last resort." Doing so would have serious regional repercussions, he believes. Potentially they could be much worse.
Interviewed on Press TV, historian Peter Rushton accused Israel of escalating anti-Iran hysteria, adding:
“I think voters in Britain and America would do well to take a long hard look at those politicians who are prepared to give limitless trust to Israel at the expense of their own people" and regional peace.
Hezbollah leader Seyyed Hassan Nasrallah expects regional war to erupt from attacking Iran.
Also interviewed on Press TV, independent journalist Nader Mokhtari said:
“The United Nations has lost its basic functions for a very long time. (It) has not been able to intervene effectively in matters that it should have been able (to), according to its charter…."
Its structure prevents “99% of the world (from having) a say in running world affairs, and a select few" decide everything, including on those issues most important.
America has virtual veto power on all issues. With Israel, it threatens attacking Tehran unjustifiably. Its allegations are baseless. Regional war may follow with unpredictable consequences. The danger is real and frightening.
A Final Comment
Last May, George Mitchell left his White House Middle East envoy post. Rumor at the time suggested it was because of his deputy Dennis Ross’ extreme bias.
Anti-Defamation League head Abe Foxman calls him Israel’s “advocate." Middle East analyst Aaron David Miller calls him “Israel’s lawyer." Others call him a Zionist hardliner up to no good for Palestine or Israel’s regional rivals.
Some say he was forced out. Now he’s stepping down. On November 10, The New York Times headlined, “Obama’s Influential Mideast Envoy to Resign," saying:
He’s stepping down “at a time when Israeli-Palestinian peace talks are frozen and tensions over Iran are flaring anew."
Ross gave the usual reason about wanting to spend more time with his family. Others cite his duplicity, extreme bias, and failure to accomplish anything beyond representing Israel at a time its influence is waning.
Earlier he served as GHW Bush administration’s State Department Policy and Planning director, after which he became Clinton’s Special Middle East Coordinator.
He’s also co-founder of the AIPAC-backed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WINEP). It’s an extremist pro-Israeli front group. Ross will return after leaving his present post.
WINEP’s Board of Advisors includes a rogue’s gallery of figures like Richard Perle, George Shultz, Robert McFarlane, James Woolsey, and former US Israeli ambassador Samuel Lewis.
James Petras once called Ross “a virulent Zionist advocate of Israel’s ultra-militaristic policies, including an armed preemptive attack on Iranian nuclear and military installations."
“Ross is an unconditional supporter of the Israeli starvation siege of (Gaza), and fully backed Israel’s savage (2006) air attacks against civilian targets in Lebanon."
No friend of Palestine, he one-sidedly backs Israel’s worst lawlessness. He won’t be mi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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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s Media War on Iran》
by Steve Lendman
2011-11-11
When Washington goes to war or threatens it, America’s media march in lockstep, cheerleading. Fiction substitutes for fact.
News is carefully filtered, dissent marginalized, and supporting imperial belligerence substitutes for full and accurate disclosure.
As a result, patriotism means going along with rogue policies. Never mind rule of law principles and democratic values. Free and open societies are risked. So is humanity if belligerents overstep.
The IAEA Iranian nuclear program report stirred a hornet’s nest of inflammatory commentary, no matter the agency’s fabricated contents. Previous US intelligence assessments refuted them, including most recently in March 2011.
Nonetheless, IAEA allegations proved red meat for America’s media. Commentaries from three major broadsheets are typical.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On November 8, deputy Journal editorial page editor Bret Stephens headlined, “Now For a Real Iran Debate," saying:
“There’s no scarcity of reliable information about Iran’s nuclear programs, licit and illicit." At issue only is how Washington and Western allies act “to check them."
In September, IAEA said “Iran had enriched 4.5 tons of low-enriched uranium – sufficient, with further enrichment, for three or four bombs – and that a third of the uranium had been enriched in the last year alone."
It also said “Iran had begun more advanced centrifuges, capable of enriching uranium at a significantly faster rate than" earlier ones. “So much for the success of sanctions in shutting down Iran’s underground network of nuclear-parts suppliers."
Fact check
Iran’s nuclear program is peaceful and nonmilitary. No credible evidence suggests otherwise. Its operations follow standard procedures. Other nations follow them. None are vilified. Nothing done is illegal. Beating up on Iran bogusly discredits anyone doing it.
“So much for the enabling fiction that was the 2007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which judged ‘with high confidence’ that Iran ‘halted it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in the fall of 2003."
So much for a Journal editor accepting fabricated IAEA information, refuted by US intelligence as recently as March 2011 in its America’s Annual Threat Assessment of the 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He continued saying pursuing diplomacy or more “sanctions guarantees failure, signals weakness, and emboldens the hardest of Iranian hardliners."
Time’s “no longer on the West’s side….(F)urther delay only increases the complexity and uncertainties of any strike."
Short of supporting war, Stephen railed against Iran, saying Western leaders should “hasten the regime’s demise." How he didn’t say or explain that every nation’s sovereignty is inviolable, whether or not he approves.
The New York Times
A Times editorial headlined, “The Truth About Iran," saying:
Despite using fabricated, discredited, old information with no credibility, The Times called IAEA’s document “chillingly comprehensive….What gives the report particular credibility is its meticulous sourcing."
Russia, China and other nations “have been shielding Iran." Security Council members must “quickly impose a new round of even tougher sanctions…."
Fact check
For years, Times writers and commentators beat up mercilessly on Iran. In June 2009, Iran’s presidential election was more democratic than America’s rigged process.
Nonetheless, a Times editorial headlined, “Iran’s Nonrepublic," claiming “government authorities bulldozed the results" so incumbent Ahmadinejad’s victory was “bogus."
Instead of journalistic integrity, The Times claimed Ahmadinejad stole the election with no evidence whatever proving it. Rhetoric substituted for reasoned commentary in typical Times style.
In contrast, when the Supreme Court reversed America’s 2000 popular vote (and electoral one learned months later) to install its own favorite, a Times editorial supported Bush’s illegitimacy and his “unusual" post-election “gracious(ness)."
No matter that Al Gore won and they knew it. No matter what’s now known about a rogue administration terrorizing humanity.
Stopping short of supporting war, The Times said striking Iran’s nuclear facilities “would not set (it) back for very long. It would rally Iranians around their illegitimate government….The last round of sanctions was approved 17 months ago."
Russia and China oppose more. “So long as that enabling continues, Iran will keep pushing its nuclear program forward."
Fact check
In April 2010, Ron Paul addressed HR 2194, the Comprehensive Iran Sanctions, Accountability and Divestment Act, saying:
“I rise in strong opposition," including against its Senate version. Debate replicated lies, misinformation and distortions preceding Iraq 2003. “Propaganda (is) speed(ing) us to war against Iran for the benefit of special interests."
“A vote for sanctions on Iran is a vote for war against Iran." In other words, he called sanctions an act of war.
In 1997,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called economic sanctions “a war against public health." Sanctions constitute war by other means. Manipulated money power in private hands used irresponsibly is financial war.
Delegitimizing Iran’s legal nuclear program shows which side Times editors support. They’re the same anti-populist power and wealth ones they always back on all vital issues.
The Washington Post
A WP editorial headlined, “Running out of time to stop Iran’s nuclear program," saying:
The IAEA “spelled out in detail what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have known for a long time: Iran’s nuclear program has an explicit military dimension, aimed at producing a warhead that can be fitted onto one of the country’s medium-range missiles."
Fact check
Substituting bombast for truth, Post editorializing got another black eye. Throughout the piece, accuracy was nowhere in sight.
Like The Times, Journal, and others like them, however, what else can be expected from establishment broadsheets. They stop short of doing what readers expect – their job.
“The IAEA’s evidence….ought to end serious debate about whether Tehran’s program is for peaceful purposes. That’s why Russia and China tried to block the report."
Never mind that IAEA’s “evidence" lacks credibility. It was fabricated, discredited and out of date. Independent analysts refuted it. All countries should denounce its nefarious purpose, potentially leading to war.
Short of supporting it, the Post said Obama’s got time to act. He repeatedly said “Iran’s acquisition of a nuclear weapon is unacceptable – and the IAEA report makes clear that the danger is growing, not diminishing."
Most dangerous are:
◎ IAEA heads publishing baseless allegations;
◎ America, Israel, and Western nations supporting them;
◎ and disreputable major media opinion writers marching in lockstep instead of doing their jobs responsibly.
Sadly, that’s what passes for corporate-controlled news, commentary and opinion in America.
It’s why more readers go elsewhere for real information and analysis. Hopefully one day they all will!
讚讚
解構多民族國家。解構中東。解構多元文化。製造文明衝突=>為美以基督教霸權干涉、經濟文化殖民它主權國家創造合理性/合法性--警惕美以歐基督教霸權的Yinon Plan
《為“文明的衝突”佈一大盤棋:分裂、征服與統治“新中東” 》
《為“文明的衝突”佈一大盤棋:分裂、征服與統治“新中東” 》
《為“文明的衝突”佈一大盤棋:分裂、征服與統治“新中東” 》
“阿拉伯之春”這一熱門辭彙其實是由一群遠在的華盛頓、倫敦、巴黎和布魯塞爾辦公室的個人和團體所“炮製”的。這群人除了對這一地區有膚淺的認識外,對阿拉伯國家幾乎一無所知。
阿拉伯民族間正打開的自然是一個混合包裹,而叛亂與機會主義一樣都是這個包裹裏的一部分。
哪里有革命,哪里就有反革命。
阿拉伯世界的“動亂”也並不是所謂的阿拉伯的“覺醒”;這一辭彙顧名思義便是阿拉伯人總是處於昏睡之中,儘管他們一直被獨裁和不公所包圍。
現實的阿拉伯世界,作為更廣闊的土耳其-阿拉伯-伊朗世界的一部分已經被頻繁的起義所填充。儘管這些叛亂已被阿拉伯的獨裁者以及美國、英國和法國等(老殖民帝國)國家協力平息。而這些(老殖民帝國)大國的“干涉”一直是民主的(反動)制衡力量,且將繼續發揮作用。
【分而治之(支解分裂依附策略)】:首次“阿拉伯之春”如何“被操縱”
重整中東的計畫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幾年。而正是在一戰期間,這些帶有“殖民”傾向的“設計”才隨著反對奧斯曼帝國的“阿拉伯大起義”清晰地表現出來。
儘管英國、法國和義大利都曾是殖民國家,迫使阿拉伯人民在諸如阿爾及利亞、利比亞、埃及和蘇丹等國家“享受不到”任何自由,但是這些殖民國家仍成功地將自己“塑造成”阿拉伯解放運動的朋友和盟友。
“阿拉伯大起義”期間,英國和法國(老殖民帝國)事實上使阿拉伯人充當它們的步兵(走卒)反抗奧斯曼帝國,以“進一步實施”其地緣政治的圖謀。倫敦和巴黎之間簽訂的秘密協定——“賽克斯-皮科協定”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英國與法國所作的僅僅是通過向阿拉伯人販賣它們有關阿拉伯從所謂的奧斯曼帝國的“鎮壓”中解放的思想,而取得對阿拉伯人的使用和“操控”。
事實上,奧斯曼帝國是一個多民族帝國。它給了所有民族當地和文化自治權,但最終被操縱成為了一個土耳其實體。甚至是隨後的在奧斯曼安納托利亞的亞美尼亞種族的滅絕,也不得不與當代在伊拉克的基督徒的目標一樣,被視為外部行為體為“分裂”奧斯曼帝國、安納托利亞以及奧斯曼帝國公民的一個“秘密計畫”的一部分。
奧斯曼帝國解體後,正是倫敦和巴黎“拒絕承認”阿拉伯人的自由,儘管也是它們在阿拉伯民族間的“播下”了“不和”種子。當地“腐敗”的阿拉伯領導人也曾是“該計畫”的合作夥伴,他們中很多人(帶路黨)對能成為英國和法國的(買辦)客戶而“欣喜若狂”。同樣,今天的“阿拉伯之春”也正在“被操縱”。美國、英國、法國以及其他國家正在“腐敗”的阿拉伯領袖與重要人物(傀儡買辦帶路黨)的“幫助”下“重組”阿拉伯世界和非洲。
Yinon計畫:混亂中的秩序
Yinon計畫,作為英國在中東戰略的“延續”,是以色列為確保其地區優勢的一項戰略計畫。它堅持並規定,以色列必須通過將周圍阿拉伯國家“巴爾幹化”為弱小國家,以“重組”其地緣政治環境。
以色列戰略家將伊拉克視為對以色列構成最大戰略挑戰的阿拉巴國家。這就是為什麼伊拉克被刻畫為中東和阿拉伯世界“巴爾幹化”的核心(注:美帝入侵佔領伊拉克其主要戰略目的並非一般淺薄的戰略家所謂的僅只是覬覦石油,而是基於一長遠計劃、更深層次的對於中東人口、文化進行重組改造──美帝入侵佔領伊拉克後主要的遺產就是已大致上將伊拉克分割為三個自治區)。在伊拉克,以色列戰略家根據『Yinon計畫』的概念宣導將伊拉克“劃分(切割)”為一個庫爾德“國家”和兩個阿拉伯“國家”,這兩個阿拉伯“國家”分別由什葉派穆斯林人和遜尼派穆斯林人接管。
而達成這一“目的”的第一步就是一場伊拉克與伊朗之間的戰爭(兩伊戰爭),這也在『Yinon計畫』的範疇之中。 2008年的《大西洋》期刊和2006《美國軍方武裝部隊》雜誌分別刊登了緊隨『Yinon計畫』大綱後被大量發行的地圖。
除了“分裂”伊拉克(這也是拜登計畫所宣導的),“分裂”黎巴嫩、埃及和敘利亞也在『Yinon計畫』之中。
同樣在計畫中的還有“分裂”伊朗、土耳其、索馬里和巴基斯坦。
『Yinon計畫』也將“分裂”北非納入其中,被預測將從“分裂”埃及開始,蔓延至蘇丹、利比亞以及其他地區。
確保統治區安全:“重新定義”阿拉伯世界……
儘管已有所調整,『Yinon計畫』正在實行中,並將在“徹底分裂”的目標下逐漸發揮作用。該“計畫”源於理查•珀爾和研究組於1996年為時任以色列總理的本傑明•內塔尼亞胡所撰寫的一份政策性檔。珀爾曾擔任雷根總統時期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的副秘書長,後成為小布希和白宮的軍事顧問。
除了珀爾以外,“邁向2000新以色列戰略”研究組的其他成員還包括詹姆斯•科爾伯特(猶太國家安全事務研究所)、
小查理斯•費爾班克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道格拉斯•費斯(費斯和澤爾事務所)、
羅伯特•魯文貝格(先進戰略與政治研究所)、
喬納森•陶羅普(華盛頓近東政策研究所)、
大衛•烏姆瑟爾(先進戰略與政治研究所)
以及梅拉夫•烏姆瑟爾(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徹底分裂:確保統治區安全”是1996年這份以色列政策檔的全名。
在很多方面看,美國正在執行1996年特拉維夫政策檔確保“統治區”(realm)安全的目標。
此外,“realm”一詞反映了檔作者的戰略心理。Realm通常指君主管轄的領土或是屬於君主統治、但並不屬於君主的直接管轄範圍,而由王侯進行管轄的領土。
而在這裏,“realm”一詞正暗指中東屬於特拉維夫的王國。珀爾身為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官員卻參與以色列檔的撰寫這一事實也使人不禁要問:該統治區的概念上的主權是屬於以色列,還是美國,抑或兩者兼而有之?
確保統治區安全:“破壞”大馬士革穩定的“以色列藍圖”
1996年以色列檔要求在2000年或以後“驅退敘利亞“(rolling back Syria),通過將敘利亞人驅逐出黎巴嫩、並在約旦和土耳其幫助下對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造成動亂“等方式。而這兩起事件已分別於2005年和2011年”相繼發生“。
1996年檔指出:“以色列可以與土耳其和約旦合作,通過削弱、遏制甚至驅退敘利亞以塑造以色列戰略環境。這一努力可以集中力量將薩達姆•侯賽因的勢力驅逐出伊拉克——以色列本身重要的戰略目標——作為挫敗敘利亞地區野心的一種手段。”[1]
作為“建立”以色列主導的“新中東”並“包圍”利比亞的第一步,1996年檔要求“去除(消滅)”薩達姆•侯賽因在巴格達的權力,甚至暗示將伊拉克“巴爾幹化”並建立一個包括遜尼派穆斯林的“伊拉克中部”在內的反大馬士革戰略地區聯盟。檔作者寫道:“但敘利亞在這場衝突中有潛在的弱點:大馬士革太過忙於處理受威脅的新地區方程以致無暇顧及黎巴嫩;而且大馬士革還懼怕由以色列和伊拉克中部、土耳其組成的‘自然軸’以及位於中部的約旦會聯合擠壓敘利亞,並將其從阿拉伯半島分離出去。對於敘利亞而言,這拉開意味著重新繪製中東地圖的序幕,而這也將威脅到敘利亞的領土完整。”[2]
珀爾與研究組關於“邁向2000新以色列戰略”還提出將敘利亞人趕出黎巴嫩,並通過黎巴嫩反對派破壞敘利亞的穩定:“(以色列必須轉移)敘利亞的注意力,通過黎巴嫩反對派分子破壞敘利亞對黎巴嫩對控制。”[3]這就是2005年繼哈哈裏遭暗殺後將發生的,哈裏裏事件也觸發了所謂的“雪松革命”以及推動形成了由腐敗的賽德•哈裏裏控制的反敘利亞3•14聯盟。
檔還要求特拉維夫“把握時機,提醒世界敘利亞政權的性質”。[4] 這顯然是以色列通過搞公共關係(PR)來“妖魔化”其對手的戰略。
2009年,以色列新聞媒體公開承認,特拉維夫通過其大使館和外交使團發動了一場“全球性的運動”,包括“媒體宣傳”和在伊朗使館前組織抗議等來“詆毀”伊朗總統競選,這一運動甚至在競選還沒開始前就已被掀起。[5]
該檔還提到一些類似於目前敘利亞正在發生的事。檔指出:“最重要的是,以色列在為土耳其和約旦反利比亞行動給予外交、軍事和行動上的支持、尤其利益所在這一點是可以理解的,包括以色列支持土耳其和約旦與敘利亞領土內的一些阿拉伯部落組成部落聯盟,並對敘利亞統治精英充滿敵意等。”[6]
隨著2011年敘利亞的動盪,叛亂分子的運動和約旦土耳其邊界的“軍火走私(以扶持支持軍事武裝叛變)”已成大馬士革的一個重大問題。
在此背景下,阿裏埃勒•沙龍和以色列在英、美“入侵”伊拉克後請求華盛頓襲擊敘利亞、利比亞和伊朗也就毫不奇怪了。[7]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檔還主張通過先發制人的戰爭來“塑造”以色列的地緣戰略環境並開創“新中東”。[8] 這也是美國在2001年時會採取的一項政策。
剷除中東的基督教團體
利比亞危機之前,埃及基督徒被襲擊與蘇丹南部的公投“同時發生”絕非巧合。
同樣,伊拉克的基督徒,這一世界上最古老的基督教團體之一“被驅逐”出他們在伊拉克的故土也“並非偶然”。
與伊拉克基督徒被驅逐“同時發生”的還有在美國和英國軍隊“警覺地注視”下,由於什葉派穆斯林與遜尼派穆斯林的暴力和敢死隊而“被迫形成”不同宗教的分區,巴格達的市鎮成為一片宗教飛地。這都與『Yinon計畫』密不可分,而該地區的“重組”是一個更為遠大的目標的一部分。
在伊朗,以色列人一直試圖將以色列猶太團體驅逐,卻總是徒勞無功。伊朗實際擁有著中東第二大的猶太人口,可以說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維持原樣的猶太群體。伊朗猶太人將自己視為被與祖國伊朗密不可分的伊朗人,他們和穆斯林人和基督教伊朗人是完全一樣的。對於他們來說,因為他們是猶太人所以需要調遷到以色列的想法簡直是荒謬的。
在黎巴嫩,以色列“一直致力”於“加劇”各種基督教、穆斯林以及德魯茲教派間的“緊張”局勢。黎巴嫩是進入敘利亞的一個跳板,黎巴嫩“被分裂”為數個國家也被視為將敘利亞“巴爾幹化”為數個阿拉伯宗派小國的途徑。Yinon計畫的目標就是在遜尼派穆斯林、什葉派穆斯林、基督教和德魯茲的宗教和宗派身份基礎上,將黎巴嫩和敘利亞“分為”數個國家。敘利亞基督教的遷離也可能是目標之一。
馬龍派天主教敘利亞安提阿教會,也即最大的自治東方禮教會的新主教表達了他對於在地中海東部和中東地區阿拉伯基督徒清洗運動的憂慮。Mar Beshara Boutros Al-Rahi大主教和黎巴嫩、敘利亞許多其他的基督教領袖都擔心穆斯林兄弟會接管整個敘利亞。像伊拉克一樣,神秘組織正在襲擊敘利亞的基督團體。基督教東正教的領袖,包括耶路撒冷東正教的大主教都公開表示了他們的嚴重關切。除了基督教的阿拉伯人,亞述和亞美尼亞這一多數為基督教徒的群體也表示了他們的恐懼。
Sheikh Al-Rahi近期在巴黎會見了總統尼古拉斯•薩科齊。據悉,這位馬龍派大主教與薩科齊在敘利亞問題上出現分歧,這促使薩科齊說敘利亞政權即將覆滅。
主教Al-Rahi的立場是敘利亞必須被留下、並允許其進行改革。
這位馬龍派主教還告訴薩科齊說如果法國希望合法地使真主黨解除武裝,那麼以色列需要被作為一個“威脅”來對待和處理。
由於Al-Rahi在法國的立場,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的基督教和穆斯林宗教領袖立即到黎巴嫩對他進行了探訪並表達了感謝。
黎巴嫩的真主黨及其政治聯盟,其中多數為黎巴嫩議會的議員,均高度讚揚了後訪問了黎巴嫩南部的馬龍派主教。
Sheikh Al-Rahi以為他對於真主黨的立場和他拒絕為推翻敘利亞政權提供支持,現在正遭到以哈裏裏為首的“3•14聯盟”的政治攻擊。一場基督教會議正在經哈哈裏籌畫中,以反對Al-Rahi主教和馬龍派教會的立場。
自Al-Rahi表明自身的立場後,塔利爾黨,這一活躍在黎巴嫩和敘利亞的黨派,也開始對其進行批評。有報導稱,美國高級官員也取消了他們和馬龍派主教的會見,這也是他們對於Al-Rahi關於真主黨和敘利亞立場表示不滿的信號。
在黎巴嫩,哈裏裏為首的“3•14聯盟”一直都是一個受歡迎的少數群體(甚至當該聯盟成為議會中的多數時),該聯盟一直與美國、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以及敘利亞的暴力和恐怖組織密切合作。穆斯林兄弟會和其他敘利亞所謂的薩拉菲斯特組織也一直與哈裏裏以及“3•14聯盟”中的基督教政黨相互協調,並舉行秘密會談。這也是為什麼哈裏裏與他的同盟一直反對大主教Al-Rahi。也正是哈裏裏和“3•14聯盟”將伊斯蘭法塔赫帶入黎巴嫩,並幫助其中的一些成員逃往敘利亞作戰。
有一些不知名的狙擊手正在瞄準敘利亞平民和敘利亞的軍隊射擊,“(藉)以造成”混亂和內鬥。敘利亞的基督團體也成為這些狙擊手的對象。很可能這些攻擊者是來自美國、法國、約旦、以色列、土耳其、沙烏地阿拉伯和阿拉伯灣的武裝力量與一部分敘利亞人組成的聯盟。
華盛頓、特拉維夫以及布魯塞爾正籌畫著將基督教從中東遷離。據悉,Sheikh Al-Rahi在巴黎被總統薩科齊告知,地中海東部和中東的基督教團體可以重新被納入歐盟。這並不是什麼慷慨的提議,而是被有意將中東古老的基督教團體根除的國家扇了一記耳光。其目的或是將基督教團體重置於該地區之外,抑或將這些團體劃分為眾多分區。兩種都可能成為目標。
這一計畫旨在將阿拉伯國家劃定為專門的穆斯林國家,這與「Yinon計畫」和美國“控制”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目標是相一致的。其“結果”很可能是一場大國戰爭。
阿拉伯基督徒如今與阿拉伯黑人處境非常類似。
重新劃分非洲:Yinon計畫正在發揮作用……
關於非洲,特拉維夫將保障非洲的安全視為其廣泛週邊的一部分。這一更為廣泛的或所謂的“新週邊”已成為1979年抵抗包括伊朗(巴列維時期以色列最親密的盟友之一)在內的阿拉伯“舊週邊”隨著伊朗革命的瓦解後,特拉維夫地緣戰略的基礎。在這一情況下,以色列的“新週邊”隨著埃塞俄比亞、烏干達和肯雅等反阿拉伯和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等國家的“納入”而被概念化。這也是為什麼以色列要如此深入地參與蘇丹的“巴爾幹化”(注:原有蘇丹目前已被操縱分割為二,以基督徒組成為主的南蘇丹已於2011年獨立)。
在中東教派分裂的背景下,以色列已列出了重組非洲的計畫。『Yinon計畫』試圖從三個方面的基礎上劃定非洲:(1)民族語言;(2)膚色;(3)宗教。為確保統治,先進戰略與政治研究所這一以色列智囊團(包括珀爾在內)也推動創建了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的美國『非洲司令部(AFRICOM)』。
試圖“分裂”阿拉伯和非洲身份的行動正在“進行中”。它只在將所謂的“黑非洲”與所謂“非黑”的北非劃分開來。這是分裂非洲大陸上所謂的“阿拉伯人”與“黑人”計畫的一部分。
正是這一目標“造成”並推廣了“非洲南蘇丹”與“阿拉伯北蘇丹”這兩種荒謬的身份。這也是為什麼黑膚色的利比亞人被視為利比亞“清洗膚色”運動中的對象。阿拉伯身份在北非正與非洲身份“相脫離”。同時還存在“剷除”大量的“黑膚色阿拉伯人”的計畫,以明確劃分“非洲黑人”與新的北非“非黑人“的界限。這也將”導致“剩餘的柏柏爾“非黑人”與阿拉伯人間的戰爭。
同樣情況下,在非洲蘇丹、尼日利亞等地,緊張情緒也在為進一步劃分界限的穆斯林與基督徒間醞釀著。而造成這種分裂的基礎,包括膚色、宗教、種族和語言等,都“助長”著非洲的“瓦解”與不和。這都是一個將北非與剩餘非洲大陸劃分的更遠大非洲戰略的一部分。
為“文明的衝突”布棋
正是在這一點上,所有這些“看似”一盤散沙的事件都被“聯繫”在了一起。
整個棋盤正在上演“文明的衝突”,而所有的棋子也各就各位。阿拉伯世界正“被隔離開”來,並被清晰的界線所劃分。這些界線“阻止”不同民族語言、膚色和宗教團體間相互的過渡與融合。
在這項“計畫”中,將不再有社會與國家的過渡與融合。這就是為什麼中東和北非的基督徒,如科普特人,正成為“被攻擊”的對象。這也是為什麼黑膚色的阿拉伯人和柏柏爾人以及北非的黑人在北非正面臨著“種族滅絕”的威脅。
繼伊拉克、埃及之後,阿拉伯利比亞民眾國和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對『Yinon計畫』而言)都是 “破壞”北非和東南亞地區穩定的核心。
利比亞發生的一切(美歐顛覆推翻利比亞政權的『顛覆模式』)對非洲有著巨大的影響,而敘利亞的狀況也深刻地影響了東南亞及更遠的地區。按照『Yinon計畫』所指出的,伊拉克和埃及是造成阿拉伯國家不穩定的切入點。
如今正在“上演”的是建立一個專門的“穆斯林中東”地區(以色列除外),而這也將“造成”什葉派與遜尼派間的鬥爭。類似的場景也正在“北非非黑人”區上演,表現為阿拉伯人與柏柏爾人的衝突。
同時,在“文明的衝突(劇本)模式“下,中東與北非也”被認為“是所謂的“西方”與“非洲黑人”間的衝突。
這就是“為什麼”法國的薩科齊和英國的卡梅倫在利比亞衝突初期相繼發表聲明,指出多元文化主義在各自的西歐社會中已經“不復存在”。[9]
真正的多元文化主義正威脅著“北約戰爭議程”的合法性,也為作為美國對外政策基石的“文明的衝突”的實施造成了障礙。
在這一點上,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解釋了為什麼多元文化主義會成為華盛頓及其盟友的威脅:
“隨著美國成為文化日益多元的社會,它可能會發現在對外政策問題上要想達到一致性就愈加困難(如與阿拉伯世界、中國、伊朗、俄羅斯或者是前蘇聯等地戰爭),除非存在真正被能被廣泛覺察到的大規模的直接外部威脅。這樣的共識普遍存在于二戰甚至冷戰期間(如今也存在著,因為“全球反恐戰爭”)。[10]
布熱津斯基的下一句則指明了為什麼人們會反對或支持戰爭:
“然而(共識)不僅僅深深地紮根於共用的民主觀中且人們意識到這些民主觀正在受到威脅,而且也根植于對歐洲集權主義下的受害者們在[11]文化上和種族上的親近。”
雖有冗餘之嫌,我仍然要一再提出正是因為這種要“打破”中東-北非(MENA)地區、所謂的“西方世界”與撒哈拉以南非洲間“文化融合”的企圖,所以基督徒和黑人正在(被安排)遭到攻擊。
“種族中心主義”與意識形態:將今日的“正義戰爭”正當化
在過去,西歐的殖民國家會對他們的人民進行洗腦。他們的目標就是獲得推行殖民的支持。而其形式就是在武裝商人與殖民軍隊支持下轉播基督教(唯我獨尊)及其教義。
同時,種族意識形態也被提出。那些被殖民的人被刻畫成“下等人”、低等、沒有靈魂。
最終,承擔“開化”那些所謂的“世界未開化人民”的 “白人的責任”等語句開始被使用。這種具有凝聚力的思想框架被用於將殖民主義“塑造”為一項“正義事業”。而這也為征服和“開化”外國領土的“正義戰爭”提供了合法性。
如今,美國、英國、法國和德國的帝國主義計畫並“沒有改變”。改變的只是為發動“新的殖民主義戰爭”、進行征服的“藉口”與理由。
在殖民統治時期,發動戰爭的敍述(論述)與理由被包括英國和法國在內的殖民國家的公眾輿論所接受。
今天的“正義戰爭”和“正當理由”也在婦女權利、人權、人道主義和民主的“旗幟”下進行著。
文/Mahdi Darius Nazemroaya
(加拿大)Global Research 2011年11月26日
http://www.globalresearch.ca/index.php?context=va&aid=27786
□
Mahdi Darius Nazemroaya是加拿大渥太華的一位獲獎作家。
他是蒙特利爾全球化研究中心(CRG)的一位社會學家和副研究員。他曾見證了北非“阿拉伯之春”的過程。在北約(2011年)轟炸利比亞期間,他正在利比亞擔任KPFA的聯合研究專案——Flashpoint專案的特派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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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錦濤:敵對勢力長期“重點滲透”中國思想文化領域 □
....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國際敵對勢力正在“加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思想文化領域是他們進行“長期滲透”的重點領域。
我們要深刻認識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嚴重性”和複雜性,
警鐘長鳴、警惕長存,採取有力措施加以防範和應對。
□ 胡總公開斥責西方陰謀顯中國血性
文/青衫老祖
2012-1-3
最近(2012-1-1),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求是》撰文強調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其中講到這樣一段話:
“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國際敵對勢力正在”抓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思想文化領域是他們進行”長期滲透“的重點領域。
我們要深刻認識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嚴重性”和複雜性,警鐘長鳴、警惕長存,採取有力措施加以防範和應對。”
在印象中,這是本世紀以來中國國家元首“第一次”在公開的場合公開談論“西化、分化陰謀”,
“第一次”公開強調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艱巨性和複雜性,
第一次提出“雙警”即“警鐘長鳴、警惕長存”,
第一次公開要求“防範和應對”。
這幾個“第一次”表明中國已經放棄從前所採取的“淡化意識形態鬥爭、突出經濟領域合作”的外交策略,決心在全球大舞臺上高高豎立並保護好中華民族自己的文化大旗!
回顧世界歷史發展進程,我們可以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中國能不能實現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將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大國、以及中國在全球化中居於什麼樣的地位,關鍵並不在於有多少GDP(唯利是圖唯GDP論庸俗發展觀),而在於有沒有為世界所稱道的“文化旗幟”。
文化是“民族之魂”。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其前進的道路上可能會歷經磨難、飽經滄桑,有時還可能遭遇“亡國之痛”,但是,只要民族文化不滅,就可以東山再起、重整河山,再度復興。
中華民族之所以歷經7000年而綿延永續關鍵就在於文化不滅!“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之所以保持持續快速增長的勢頭,累積而成世界上擁有重大全球影響力的大國,同樣與中國始終保持文化的“獨立性”、特色性有絕大關係。
“文化獨立”支撐中國獨立;整垮中國最有效的“方法”自然也是“摧毀”中國的文化。自新中國成立以來,西方“瓦解中國”的“努力”就一直沒有停止過。“新中國”成立62年的實踐令西方得出“教訓”,單純使用硬實力,包括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任何國家都難以戰勝中國。從文化上,也就是從價值觀上“西化”中國,進而令中國成為它們的“附庸”,使它們覺得唯一可試的辦法。
於是,如今的西方,對中國採取的完全是如下策略:經濟上融合、軍事上圍堵、文化上滲透、政治上顛覆。文化上滲透包括培養(崇美媚美)親美分子、支持分裂分子、推銷美國(文化意識型態24-7洗腦)大片、購買一批“(崇美媚美懼美)文化洋奴”。
面對這一“形勢”,如何有效應對西方的“西化”、“分化”圖謀,確保中國文化獨立和文化安全成為中國長期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重大歷史任務。
認真學習胡總的講話,筆者感覺有以下幾點值得關注和把握:
第一,中國對敵對勢力的遏制、圍堵、分化、弱化陰謀有清醒的認識,並始終保持高度警惕;
第二,中國有著高度的自信和自尊,過去、現在和將來都不會屈服於任何外來壓力,不管是軍事上的還是經濟上的,也不管是政治上的還是文化上的;中國都將堅持走自己的道路,一往無前的推進民族復興的偉業;
第三,中國已經做好與敵對勢力鬥爭到底的準備,不管是軍事鬥爭、還是文化鬥爭,都將凝聚中華民族的智慧,制定一套切實有效的應對策略;
第四,中國已經“充分認識到”在“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的世界格局中開展文化鬥爭亦即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重要性、艱巨性和複雜性有了更清晰的認識,確立了 “警鐘長鳴、警惕長存”的鬥爭意識,形成了“防範和應對”兩手抓的文化鬥爭策略。
在大國競爭中,清醒比什麼都重要。西方之所以“不遺餘力”的“宣傳”他們的意識形態,“兜售”它們的價值觀,“目的”決不是想中國強大,而是想中國“弱化”。蘇聯的教訓證明,中國不徹底粉碎它們的“文化入侵”面臨的將是國家分裂、秩序混亂、發展停滯,中國自1840年以來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所做的一切努力將付諸東流。
從這個意義上講,胡總公開斥責西方“陰謀”,具有“標誌性”意義。它“標誌”著中國不會在意識形態領域自動繳械,不會接受它們的價值觀,不會聽任它們西化、“西化”中國。為了維護中華民族的文化、尊嚴和自立自強,中國將不惜一切代價,不管是“新冷戰”。還是“新熱戰”,還是打打談談的消耗戰,中國都將奉陪到底。因為,在關係民族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上,中國惟有與敵人展開堅決的鬥爭,除此而外,沒有任何第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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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A的公開秘密—-兼為《十條誡令》蓋棺定論
一、嘗試為《十條誡令》蓋棺定論
二、(中國國內)親美勢力對《十條誡令》真實性的質疑
三、“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的真面目
四、“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在中國
五、“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 、“共產黨革命章程”及“十條誡令”
六、克格勃(KGB/格別烏)高官什羅寧的話是否可信
七、「中情局」為防止洩密進行的暗殺
A、李志綏之死
B、班尼特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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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雜誌發表胡錦濤總書記重要文章
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
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2012年1月1日出版的新年第1期《求是》雜誌發表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的重要文章:
《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胡錦濤:敵對勢力長期重點滲透中國思想文化領域
胡錦濤《求是》撰文強調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以下為原文:
2011-12-31
文化建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佈局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繁榮發展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全會通過的決定,全面總結黨領導文化建設的成就和經驗,深刻分析文化建設面臨的形勢和任務,在集中全黨智慧的基礎上,闡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確立了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戰略目標,提出了新形勢下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指導思想、重要方針、目標任務、政策舉措,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指導我國文化改革發展的綱領性檔。全黨要認真學習、深刻領會,共同把全會精神落到實處,為實現全會提出的目標任務而奮鬥。
第一,深刻認識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充分發揮先進文化引領前進方向、凝聚奮鬥力量、推動事業發展的作用,是我們黨的一條寶貴經驗和一大政治優勢。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我們黨都結合時代條件、圍繞黨的中心任務提出文化綱領、文化目標、文化政策,堅持不懈推進文化建設,有力推動了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的不懈努力,我們走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顯著提高了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促進了人的全面發展,顯著增強了國家文化軟實力,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強大精神力量,為進一步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奠定了堅實基礎、積累了寶貴經驗。
當今世界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當代中國正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向著新的奮鬥目標邁進,文化的作用更加廣泛而深刻。從國際看,綜合國力競爭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顯,許多國家特別是主要大國都把提高文化軟實力作為增強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重要戰略。在世界範圍內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更加頻繁的背景下,誰佔據了文化發展制高點,誰擁有了強大文化軟實力,誰就能夠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贏得主動。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國際敵對勢力正在加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思想文化領域是他們進行長期滲透的重點領域。我們要深刻認識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嚴重性和複雜性,警鐘長鳴、警惕長存,採取有力措施加以防範和應對。從國內看,經過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發展,我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顯著增強,但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我國已經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和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越來越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撐,豐富精神文化生活越來越成為我國人民的熱切願望。從我國文化建設自身看,文化領域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革,文化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總體而言,文化發展同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還不完全適應,束縛文化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機制問題尚未根本解決,文化在引領風尚、教育人民、服務社會、推動發展等方面的作用還沒有得到充分發揮,我國文化整體實力和國際影響力與我國國際地位還不相稱,“西強我弱”的國際文化和輿論格局尚未根本扭轉。在理想信念教育、思想道德建設、誠信建設、文藝創作、公共文化服務、文化產業發展、農村文化發展、流動人口文化生活、網路建設和管理、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等方面都還存在不少突出矛盾和問題,必須抓緊加以解決。
總之,抓住和用好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關係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鬥目標,關係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關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全會提出了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指導思想,強調要全面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根本任務,以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以改革創新為動力,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培養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質,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弘揚中華文化,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全黨要深刻領會和全面貫徹這一指導思想,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自覺把文化繁榮發展作為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是党執政興國第一要務的重要內容,作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一個基本要求,進一步推動文化建設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以及生態文明建設協調發展,為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提供堅強思想保證、強大精神動力、有力輿論支持、良好文化條件。
第二,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內涵豐富,具體體現在全會決定提出的指導思想、重要方針、目標任務、政策舉措之中,要全面領會、全面貫徹。這裏,我想強調幾個問題。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引領,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最鮮明的特徵,也是事關文化改革發展全局的根本問題。只有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引領,才能打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根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日益發展和對外開放不斷擴大的形勢下,我國社會思想更加多樣、社會價值更加多元、社會思潮更加多變,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引領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更加凸顯。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為文化建設提供有力理論指導,確保文化改革發展始終沿著正確道路前進;必須堅持把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應用于文化改革發展各個領域,不斷豐富和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符合時代發展要求的文化建設理論,使我國文化各方面發展建立在深厚理論基礎之上;必須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正確處理弘揚主旋律和提倡多樣化的關係、教育人民和滿足人民多樣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關係、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和提高經濟效益的關係,有效引領社會思潮,有力抵制各種錯誤和腐朽思想影響,不斷鞏固和壯大社會主義主流思想文化。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必須發揮人民在文化建設中的主體作用,堅持文化發展為了人民、文化發展依靠人民、文化發展成果由人民共用。為了誰、依靠誰是我們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根本問題,決定著社會主義文化的性質和方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是人民共建共用的文化,人民是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最深厚的力量源泉。堅持這一點,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也是我們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理念的重要體現。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堅持以人為本,以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為根本目的,不斷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必須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和首創精神,使全社會文化創造活力競相迸發;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關心人民命運,體察人民願望,反映人民心聲,在人民偉大創造中汲取營養,把最好的精神食糧奉獻給人民;必須堅持面向基層、面向群眾,把滿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作為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基本任務,鼓勵創作生產更多受到群眾歡迎的文化產品,讓文化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必須繼承和發揚中華優秀文化傳統,大力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積澱著中華民族的深厚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團結奮進的不竭動力,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深厚基礎。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大力弘揚中華優秀文化傳統,大力弘揚五四運動以來形成的革命文化傳統,大力弘揚改革開放以來文化領域形成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觀念新風尚,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必須以更加開闊的視野、更加博大的胸懷對待外來文化,積極參與國際文化交流合作,學習借鑒一切有利於我國文化改革發展的有益經驗和優秀成果。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必須堅持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業、一手抓文化產業,推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是社會主義制度下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權益的基本途徑,是實現文化發展成果由人民共建共用的制度保障。發展文化產業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滿足人民多樣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徑,是充分發揮市場在文化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激發全社會文化創造活力的必然要求。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科學界定人民的基本文化權益和多樣化精神文化需求,全面把握政府和市場在文化建設中的職責和功能,推動形成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兩手抓、兩加強的工作格局;必須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以政府為主導,以公共財政為支撐,以公益性文化單位為骨幹,以全體人民為服務物件,以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權益為主要內容,鼓勵全社會積極參與,大力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必須著力培育一批有實力、有競爭力的骨幹文化企業,提高我國文化產業整體實力和競爭力,形成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文化產業格局。無論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還是發展文化產業,都要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正確處理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關係,始終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
第三,以改革創新精神落實好全會提出的各項任務。
全會對新形勢下推進文化改革發展作出全面部署,提出一系列新任務新舉措新要求,各地區各部門要統籌兼顧、立足實際,有計劃分步驟加以落實,既要全面貫徹又要突出重點,最重要的是要緊緊圍繞全會決定關於推進文化改革發展指導思想中的“四個以”來抓好落實。
堅持以科學發展為主題。科學發展是黨和國家工作的鮮明主題,也是文化改革發展的鮮明主題。要自覺把科學發展要求貫穿文化改革發展各個方面,緊密結合文化改革發展實際,著力轉變文化發展方式,提高文化發展品質和效益,不斷提高文化發展科學化水準。要堅持以人為本,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保障人民各項文化權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要堅持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著力解決影響文化科學發展的突出問題,協調好文化改革發展各個領域和各個環節,促進文化持續快速健康發展。要堅持統籌兼顧,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文化改革發展重大關係,統籌文化改革發展各項工作,完善文化佈局、文化結構、文化資源配置,促進城鄉、區域文化一體化發展,推動文化資源向農村、基層傾斜,向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傾斜,不斷增強文化發展後勁,實現文化又好又快發展。堅持以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根本任務。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根源于民族優秀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並吸收人類文明成果發展起來的,是我國社會主義文化的引領和主導。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緊緊抓住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這個根本。要堅持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武裝全黨、教育人民,大力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新的實踐。要堅持以理想信念教育為重點,引導廣大幹部群眾不斷增強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自覺性和堅定性。要廣泛開展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社會主義榮辱觀宣傳教育,深化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活動,加強思想道德建設,建設和諧文化,培育文明風尚。要在全黨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學習教育,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國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設和党的建設全過程,貫穿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各領域,體現到精神文化產品創作生產傳播各方面。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非一日之功,既是當前的緊迫任務,又是長期的戰略任務,必須通過堅持不懈、持之以恆的努力,使之真正成為全黨全社會的普遍共識,轉化為廣大幹部群眾的自覺行動。
堅持以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滿足人民對實現自身文化權益和豐富自身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必須大力繁榮文化創作,豐富群眾文化生活,提高人民文化生活品質。要加大對城鄉基層文化建設投入力度,深入實施重點文化惠民工程,加快公共文化基礎設施建設。要加強文化創作生產引導,引導文化工作者堅持正確文化立場,弘揚真善美,貶斥假惡醜,把學術探索和藝術創作融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之中,創作生產出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相統一、人民喜聞樂見的優秀文藝作品。要發展健康向上的網路文化,使互聯網等新興媒體真正成為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新陣地、公共文化服務新平臺、人民精神文化新空間。要組織開展群眾樂於參與、便於參與的文化活動,引導群眾在文化建設中自我表現、自我教育、自我服務,依靠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推動文化繁榮發展。
堅持以改革創新為動力。只有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創新文化內容和形式,才能不斷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不斷為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提供強大動力。要圍繞構建充滿活力、富有效率、更加開放、有利於文化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努力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新進展,破除制約文化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要深化公益性文化單位改革,深化國有經營性文化單位改革,深化文化管理體制改革,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加強文化法制建設。要加快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創新公共文化服務運行機制,不斷提高公益性文化單位服務群眾能力和水準。要提高文化產業規模化、集約化、專業化水準,優化文化產業結構,促進文化和科技融合發展,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要圍繞提高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積極開拓國際文化市場,創新文化走出去模式,不斷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
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把文化建設擺在全局工作重要位置,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規劃,與經濟社會發展一同研究部署、一同組織實施、一同督促檢查。要認真開展調查研究,總結經驗,發現問題,結合實際制定貫徹落實意見,明確工作責任,提出具體要求,確保全會提出的目標任務和政策舉措落到實處。要把文化改革發展成效納入科學發展考核評價體系,作為衡量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工作業績的重要依據。要把文化人才隊伍建設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著力加大對年輕人才、高層次人才、複合型人才的培養力度,努力造就一批有影響的文化名家、文化大師和各領域領軍人物,建設宏大文化人才隊伍。要深入做好知識份子工作,充分調動廣大知識份子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把廣大知識份子緊緊團結在党的周圍。總之,全黨要貫徹落實好全會精神,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在科學發展道路上奮力開創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局面。
(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講話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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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中央對此始終保持清醒認識。
但當前黨內有兩大問題:
一個是(中央黨校那批掛羊頭賣狗肉)打著紅旗反紅旗;
一個是目前理論無法指導實踐。
這兩個問題不解決,意識形態領域的爭奪就佔據不到有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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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
上面早就知道了吧
現在“公開表態”就意味著要“反擊”了
所以自費五毛們就等著看戲吧
火烤偽精英水煮普世派
咱就跟著添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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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信號啊,期待那些虛偽的普世民主JY(精蠅)們早點下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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哼哼,這回我們找一找被敵對勢力滲透的媒體,不會有人出來出來“裝純情”說——“都是黨國的媒體、哪來的漢奸媒體”——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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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撲屎派”的噩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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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種就把南方蜥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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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口 2012-1-3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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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3 03:05 AM
現在才說?剛睡醒?
喂!!!有人在搞我們啊!喂!大家聽到沒有啊?有人在搞我們!
中國的各個級別領導,包括最高層,只能在別人和自己一樣飯桶的環境下搞搞勾心鬥角。對外不敢鬥爭,不善鬥爭,歸根結底,還是因為不善鬥爭:有人見過善於鬥 爭的人不敢鬥爭麼?回想薩科齊08年騎在中國人頭屙屎長達兩個星期,中央政府十分淡定,一言不發。我想咱們的領導是不是準備好對策了啊,這麼淡定。結果對 策就是沒有對策,等人家屙完就好了嘛…
就這篇文章來說,空洞無物,只不過是提出了一個命題的八股文而已。其實凡是關心中國的人,哪個不知道文化建設出問題了?說人家要西化我們,我們要發揚中華 文化?這話說清楚了麼?說對了麼?說完了麼?
調查了麼,研究了麼?執政兩屆就擠出這麼個玩意?
很明顯,領導們不太像是競爭出來的,倒像是一幫近親繁殖出來的,也就這個水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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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3
覺得東西方文明的衝突和公開競爭就要開始了.木偶有心無力,能做好鋪墊就不錯了,期待下一代(習近平-薄希來)發力吧.
中國要進一步走向世界,進一步發展自己,不可能一直虛心學習西方,“崇洋媚外”,韜光下棋的.這條路讓我們固然大大地發展了實力,但我們經濟上成了“附庸”西方的 資本主義經濟,過度依靠廉價出口,血汗工廠血供西方尤其是美國,價廉物美的東西依賴西方的市場卻無法升級成靠品牌靠科技含量靠文化含量的商品高價高利潤占 領人家的市場,相反現實是別人的商品靠文化宣傳優勢高價佔領我們的市場.
在政治上,明不正言不順,導致官員“失去”自己的信仰,只好去“崇尚”西方的文化信仰,只好想著為自己和家人“謀私利搞腐敗”.
在對外關係上,不展示實力就沒人正確瞭解中國,喜歡上中國,從而和中國友好,合作,一起發展,一起對付歐、美欺壓搞亂.周邊國家被西方文化洗腦,認為西方文明一直正確,比東方文明好,低看中國誤解中國,在西方威恩並施下,配合西方搞亂中國和中國爭鬥.
在人民幣國際化上,更需要宣傳我們的各方面的實力和及其依附的先進文化,讓中小國家有信心使用人民幣,讓它們相信中國能鬥住美國的,你們不用太怕美國.展 示我們的實力和文化,給它們希望,給它們發展模式,給它們保護和依託.未來西方文明衰落了,東方文明才是應該它們學習的,東方文明是有資格有實力取代西方 文明的統治地位的,西方文明不可能永遠這樣強勢的,東方文明歷史上強勢過蓋過西方文明,未來將奪回強勢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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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響的雷,也沒有一滴雨(類似重慶)來的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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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3
希望中央對此始終保持清醒認識。
但當前黨內有兩大問題:
一個是打著紅旗反紅旗;
一個是目前理論無法 …
发表于 2012-1-2 06:54 PM
你總結得很好!
也許是我孤陋寡聞,好久沒聽到對共產主義的宣傳了。但這樣也好!至少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不要拿這塊布遮羞。要老老實實地對老百姓說,我們要做什麼,要怎樣 做。什麼是社會主義?現在已經過了“不爭論”的時期了,必須讓老百姓都知道都認同我們要往哪里去。這樣才能取信於民,避免各種利益團體混僥視聽從中牟利, 最終壞了社會主義的金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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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棄了毛澤東思想,空喊“科學發展觀”這類虛無縹緲的空洞口號,
唉!誰能給個權威定義,什麼是“科學發展觀”??一直很費解
的確很令人迷惑。
我一開始以為是為了治理環境污染。。
後來才知道是個政治目標。。
但即然是“發展”,就得有個目標。但一直沒有具體的目標。
於是現在認為,“科學發展觀”只是一個手段。
總結出來就是,“沒有具體目標”的發展手段。。
最絕的是,‘有所為、有所不為’,啥‘貓’等模糊論,“思想混亂”根子就出在這裏。
臺上不過是蒼蠅,台後精英們自己都不知怎麼自圓其說,哈哈
注意“時間點”在美帝出臺“收割”資本海外資產後,“被綁架的買辦”受到兩面狙擊。 資本之間撕裂,離撕破臉皮就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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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中國的意識形態價值觀“一片混亂”,最直接的反應就是社會道德底線“一再被突破”,幾乎任何事物都能引發正、反兩方面的尖銳對立和辯論,是與非的界限越發“模糊含混”,各階級、個族群、各利益團體日趨成型、分裂。左、中、右對現實都普遍不滿,人們對於未來愈加迷茫,對未來、對政府喪失信心……
而且,還有一隻“無形的手”,一股“無形的勢力”,潛移默化的鼓動人們的不滿和憤懣,引導人們的思維模式。這些,難道廟堂之上真的一無所知、還是束手無策?
讚讚
□□ 日帝殖民者把勇敢抗日台灣人基因一一撲殺培植台奸走狗為士紳地主
百多年來統治著台灣此日美附傭殖民屬地的霸權意識型態:
首先是1895~1945「日帝殖民皇民主義」-全面撲殺六十萬勇敢抗日志士,以“阻截”台灣獨立“回歸”中國祖國;
接著1946~1990文化霸權是「反共右翼法西斯主義」美日台右翼反共圍堵白色恐怖撲殺-全面撲殺心懷紅色祖國的泛統派台灣文化精英;
再來1991~2008文化霸權就是美日舊殖民勢力扶植下的滯台皇民浪人三腳老台奸復辟分離主義假借民主之名推動的偽台灣國族主義;表現在成立於全台實多半為皇民遺族餘孽的所謂本土社團(皇民學社叫獸)
而貫穿這三者的本質就是「反共」與「反中國」的複合意識,這種複合意識存在於日本主子右翼法西斯的思想和歷史脈絡中,也獨霸於戰後冷戰與內戰的時代中。
□□ 美國駐台副領事葛超智特工陰謀策動少數士紳請願託管釀致228悲劇
美國駐台副領事George Kerr葛超智228事件事發前服務於OSS(CIA中央情報局前身),他以台灣地位未定為由鼓吹「託管論」,私下在台灣糾集台灣士紳從事台灣獨立活動,丘念台亦指葛超智在台進行情報工作。證據顯示整起台灣人「託管」事件葛超智介入甚深,甚至可說台灣人請願行動係葛氏於幕後指導。葛超智於1965年完成Formosa Betrayed藉此書推諉責任將二二八事件曲解成台灣人尋求託管與獨立運動,將自己塑造成關心台灣人民前途的人道關懷者,日後更搖身一變成為台獨運動「教父」。葛超智私下企圖透過由少數台籍領袖對以美國政府「請願」方式,促成美國「託管」台灣的目的。
□□ 台灣法西斯社會轉型正義暗無天日 白色恐怖左派台灣精英光環遭篡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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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美日主子江河日下 皇民社團走狗收斂了不敢再鬼叫正名制憲建國
2010年以以龐氏詐騙模式失敗民主債務國家-美帝、歐洲和日本主權債務危機為標誌,由實則上已然全面破產的私有銀行金融體系轉嫁債務予國家政府承擔及虛擬紙貨幣信用危機全面進入國家主權債務危機階段。2011年全球失敗民主國家]政府債務總規模將超過50兆美元,民主債務國家的政府債務規模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將突破100%。與新興債權國強勁的財富創造能力相比,民主債務國乏力的經濟增長、脆弱的償付能力將加劇國家債務危機,拖累世界經濟,並導致信用戰爭升級,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破壞力量
□□ 美中情局外圍組織維基解密映照出美諜特務滲透佈滿全台灣 無孔不入
主要由美中情局線民特務所組成的中情局外圍組織維基解密為了瀕臨爆破邊緣的美帝金融泡沫危機解圍、四處潑糞挑撥製造矛盾轉移焦點視線,近一年來突然出現崛起,並心急如焚地頻頻爆料。臺灣島賤骨頭民主政治人物對美帝駐台總督主子情蒐的彙報猶如美諜情報員,和美國主子官員的談話被視為接近和獲得美國寵幸的重要機會。藍綠橘紅各方賤骨頭民主政治人物爲了爭寵接近美國主子絡繹於途,為能夠被美帝駐台總督主子邀約談話為無上光榮,顯見美國操控臺灣黑手。
□□ 爭寵美駐台特首人選依例事先得逐一前往美國匯報接受主子審查旨示
由於呆頑六十餘年來一直是美帝反華的鷹犬附傭屬地,呆頑爭逐美帝駐台特首代理人(兒皇帝)人選事先都得前往黴戾奸宗主國接受主子的審查及旨示。黴戾奸主子比照2007年馬娘(及奸巧謝)在競選前事先前往美國匯報接受黴戾奸副國務卿層級的考核旨示,此次主持審檢考核蔡英文地主候選人選的同樣是副國務卿層級的國務院副國務卿奈茲,還有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坎伯。黴戾奸主子將會在審查匯報中確認空心菜的中國大陸、國防政策是否符合黴戾奸國家戰略利益目標,是否會繼續致力維持兩岸長期敵對及分治之兩國論關係等。
□□ 美重申不承認台灣是主權國家 民進黨(及獨台台灣國民黨)走狗裝聾作啞從不敢對主子嗆聲
美國再度重申:不承認臺灣是啥主權國家!美國官員說台外交官劉姍姍無法享有外交豁免權是因為臺灣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美國和日本主子多年來已多次反覆重申:台灣並非甚麼主權國家!可鄙又可笑的是,在精神病鬼島內最有他媽的呆頑狼尊嚴(逢中必反)、又最會噁心裝腔作勢作秀的綠營民進黨走狗右憤徒孫無賴們卻總是噁心始終如一「顧左右而言它」裝聾作啞裝鴕鳥,從來都不敢對其美、日主子放個響屁,更不用說甚麼敢對主子歇斯底里嗆聲抗議了!負責本案的聯邦檢察官柯德斯告訴NBC電視新聞由於美國不承認臺灣是主權國家,因此劉姍姍無法享有外交豁免權。
□□ 台灣長期來是美帝反華的附傭屬地永遠不敢碰美帝駐台總督一根汗毛
在美台關係中從來就沒有過平等。美帝是主子、皇民化的台灣則是附屬附傭。台灣對美國要有二個絕對服從:一,服膺美帝主子的戰略利益與美國經濟利益。二,服從美帝的政治安排與指導。服從換來的是所謂的主子保護(以華制華棋子)。所謂的美台關係平等只是台灣人的自我唬爛矇騙。其實台灣上下至今仍認為離開美國的保護台灣就完了。美國可以隨意抓捕台駐堪薩斯辦事處處長,但台灣永遠不敢碰美帝駐台總督一根汗毛。
□□ 美帝主導全球白色恐怖近20年輸出顏色革命 難道馬英九/蔡英文不用負責任嗎
冷戰期間拉丁美洲的巴西、阿根庭、烏拉圭、巴拿馬、玻利維亞等國顛覆合法政府的一系列“軍事政變” 、軍事獨裁強人的反共白色恐怖屠殺無一不是“民主美國”所背後策劃支持的。
美國政府一直將民選的社會主義總統查維茲視為“眼中釘”。美國明裡暗裡支持委內瑞拉親美勢力發動未遂政變,“企圖推翻”執政的“民選合法”的查維茲政府。政變前美國主要通過美國政府背景的「美國全國民主基金會」向發動政變的委內瑞拉親美勢力提供資金。「全國民主基金會」是1983年由美國國會建立的,目的是“加強世界上的民主機構”,它接受政府的和私人的資金。該“基金會”的拉美和加勒比主任薩瓦蒂尼是委內瑞拉政變勢力重要的政治顧問,推動和支持整個反對政府的“陰謀網”,此人與委內瑞拉的政變分子保持經常的密切聯系。委內瑞拉駐美洲國家大使瓦萊羅揭露說,除「美國全國民主基金會」之外,美國政府還通過「美國新聞社」提供210萬美元,通過國務院的民主、人權和勞工辦公室提供100萬美元,通過國際開發署提供200萬美元,這些錢都用於“資助”委內瑞拉反政府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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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諜特務四人幫)黎智英黑金操控“抗中亂港” 必須徹查》
(香港)大公報/社評
2011年10月19日
http://www.takungpao.com/opinion/takungpao/2011-10-19/980069.html
本港政黨政治昨日爆出有史以來的最大“醜聞”:
──公民黨、民主黨、社民連、前反對派政黨,過去幾年的主要活動經費原來全部由同一個「金主」、「壹傳媒」老闆黎智英所提供,其中「民」、「公」兩大黨收取的款項都在一千萬元以上,民主黨去年的三百多萬經費更全部由黎智英一人「包辦」。
看來,所謂「四大」反對派政黨原來全部都姓「黎」!
──更有甚者,那個「政治主教」陳日君,自○五年開始,年年收取黎智英三百萬至五百萬不等,迄今總數已逾二千萬;但對這筆巨額「捐獻」,天主教香港教區負責人昨日表示不知情、也從未收過錢。
看來,不僅教區不知道,就是上帝也被他的「牧者」騙了!
──還有,那個「香港良心」陳方安生,2007、2008年分別收取過黎智英的二十萬和一百萬,前者是支持「參選」立法會、後者是支持成立「民間策發會」反對政改方案,看來,不僅「四大」反對派政黨都姓「黎」,連陳太也「改姓」了。
有關消息,先在網上流傳,再經多份報刊及電子媒體廣泛報導,全港市民嘩然!而在有「抬頭人」支票真名實姓的鐵一般證據下,當事人黎智英“裝聾作啞”“不敢回應”,其轄下「蘋果日報」更“閃閃縮縮”的只在「政治八卦」版略為報導,而「受惠」的反對派政黨和個人,既不敢承認也不敢否認,一副「此地無銀」的“窘態”畢露。
當然,本港是自由社會,人人有權選取自己認同的政治團體給予支持;但是,當全港主要的反對派政黨、當全港所有的抗中亂港政治活動,都同時由一個「金主」、一個傳媒老闆所支持,那問題就絕不簡單、十分嚴重的了。事態的嚴重性在於操控二字。黎智英年年拿出以千萬計的金錢資助反對派政黨,動機何在?目的何存?難道他真是那麼的無私和慷慨,只求付出、不問「收成」嗎?
而且,當全港主要的反對派政黨都被「收編」到「黎」字旗之後,本港的民主政治還能有獨立自主生存的空間嗎?
還能推動港人社會的政治生態正常、健康發展嗎?
屆時「黎老闆」或「老闆的老闆」要東要西、要這要那,今日反政改、明日抗遞補,「小的們」敢不言聽計從、「身」照辦嗎?
事實是,不管在任何民主國度或社會,政黨政治都會涉及千絲萬縷的金錢關係,但作為有目的、有企圖、有回報的「政治獻金」,特別是躲在幕後、隻手遮天、操控一切的壟斷式「政治黑金」,絕對是為所有的民主、法治社會所不容。近年日本換首相如「走馬燈」,其中不止一位都是因接受「政治獻金」而要黯然下台的。
九七回歸後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下,香港可以照行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但不能被個別人勾結外國勢力,企圖變特區為反華反共基地。黎智英以巨額金錢收買反對派政黨,“全面操控”本港的“抗中亂港”活動,已經構成性質十分嚴重的政治事實,對此,特區政府有關部門、“廉政公署”必須展開徹查,廣大市民更有權要黎智英公開交代:「政治黑金」與“(反華反中)外國勢力”有何關係?(肥佬黎智英)「蘋果日報」“抗中亂港”還要亂到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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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干預香港實錄》
文/劉乃強 (全國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中國評論》2011年12月號
肥佬黎智英(壹傳媒/《蘋果日報》)在香港政治中扮演什麼角色,令人懷疑
表:黎智英近年政治捐獻
奇怪的政治捐款
10月中,一個以臺灣為基地的資料分享軟體網站FOXY出現了一些有關黎智英(壹傳媒/《蘋果日報》)2005年至今年的政治捐獻紀錄和預算。捐獻的對象包括(香港)反對派的政黨如“公民黨”(1,455萬)、“民主黨”(1,369萬)和社民連(100萬)等,和個人如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130萬),和獲得最多捐款的退休天主教樞機主教陳日君(2,000萬)。
(見表:黎智英近年政治捐獻)
陳方安生只在2008年參加補選,那麼2007年和2009年的款項是用來做什麼的呢?陳日君更離奇,他在2009年4月才退休,在2005年~2009年這五年間,他身為現職樞機主教,而教會每年從信眾和各界收取善款,用於維持教會營運、教育、慈善公益等用途,內部有監控,避免浪費與誤用,
他“為何”不以教會的名義接受捐款?
他這個當時是現職的樞機主教卻以“個人”接受這筆鉅款,香港天主教教會多次重申並不知情,更不知款項的去向。陳日君開始時還想“隱瞞”,到不能再忍時,索性借機來一次遲來的三天禁食去抗議發生多時的教育政策,高調的自稱是“敗家子”,接受捐款與政治無關,全部用於教區事務上,包括坐商務客位出差開會、給神職人員每封高達二千元利是、資助內地神父到海外進修,以及援助國內地下教會等。需要指出的是,他籠統舉出的例子,除了他個人每年數次的商務機票外,其他包括資助地下教會,都是天主教會本身經常性推行的工作,所以這位神職人員是明顯說謊。這一千多萬的鉅款真正的用途是什麼?
政治捐款來自何方
我們不知道,但是我們已經知道的是:
1.黎智英在《蘋果日報》不斷跌紙,新出的免費小報《爽報》惡評如潮,廣告嚴重不足,“壹傳媒集團”要發出盈利警告,預告將出現虧損之際,他今年的捐款預算卻沒有收縮,基本上養起香港兩大反對派政黨。
2.黎智英的捐獻紀錄全部是英文的,交收過程十分詳細而且具體,看來不光是給他自己看,還要向一些“英語人”交代。
3.紀錄中經常出現“壹傳媒動畫有限公司”商務總監Mark Simon這個人,作款項交收仲介。Mark Simon出身“美國情報人員”,與美國政黨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資料顯示黎智英透過Mark Simon於2003~2008年經常以“壹傳媒”及《蘋果日報》的名義,向美國共和黨其他附屬右派團體捐獻,金額最少24,500美元。
4.在這次外泄的捐款名單中,受助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跟他一起編輯《中國“六四”真相》英文版的人,乃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J.Nathan),而黎安友則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注1] 董事會董事。
從這裏,我們很有理由懷疑黎智英散出去的不是他自己的“辛苦錢”,“來源”更很可能是美國,黎智英只是一個“中轉站”,而陳日君又是另外一個“中轉站”,將由黎智英發下來的錢再“轉發”出去。例如,轉發予更小、更分散的個人及團體。
美國駐港領事館扮演什麼角色
香港從來都有外國力量充斥各個領域。在回歸之後,美國駐港領事館的編制一下子增至300人,美領事館大量收集香港及內地情報,早已是公開的秘密,其中自稱“泛民”的反對派頭面人物更是他們的重要情報來源。9月份“維琪解密”公開的美國駐港總領事館主要是2005~2010年向華盛頓發出的近千份機密電報[注2],證實了美國對香港事無大小,上至特首人選、民主發展,下至香港廢物處理方向、電力市場是否開放、到我2009年初在《南華早報》提出的香港飲用水供應的安全問題,以及香港金融市場發展、香港專上教育界如何評價內地學術自由等,監察幾達“無微不至”的地步,並及時呈報華盛頓。而香港反對派與美國,則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美領館職員頻密與反對派廣泛接觸,搜集情報和意見;李柱銘、陳方安生等反對派頭目亦曾多次鼓勵和主動要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
美國過去一直不承認干預香港事務,“維琪解密”這次公開大量電文使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很尷尬,不斷施加壓力,要傳媒低調處理,企圖蒙混過關。但是紙已經包不住火,“維琪解密”電報顯示,美國一直在“插手干預”香港事務,香港反對派“活動”“背後”有美駐港總領事館“影子”甚至主導。從這些檔,我們可以隱約的看到一條“線索”,把香港近年的眾多政治現象和事件,包括民主黨的內部矛盾、公民党的興起和跟民主黨的矛盾、陳方安生的複出、“五區公投”的原由、餘若薇和陳方安生對此的態度如何被銀主黎智英等“改變”、“泛民”的分裂、“社民連”被收編、民主黨與公民黨等的選舉策略和部署,以及反對派精神領袖式人物的可能人選等等,把個中脈絡十分清楚地貫穿起來——讓世人清楚看到,自回歸以來,香港政壇長期“動盪不安”,亂局的“源頭”,香港反對派“背後”的“銀主”和靠山就是“美國駐港總領事館”。
2006年3月,陳日君在梵蒂岡接受冊封樞機,他帶同教齡甚淺的黎智英和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同行,並引領兩人向教宗本篤十六世朝聖。
“維琪解密”披露,美領事館於2006年3月的電文中表明,會探討“傳媒、宗教、政客”三種力量結合下的影響力,一方面透過美國線人收集當時三人在梵蒂岡的一言一行,還研究當時傳媒的看法,和諮詢香港天主教界消息人士的意見。
此後,陳日君、李柱銘、陳方安生及黎智英等人即被媒體稱為反對派的“新四人幫”便經常與美國駐港總領事會面吃飯,尋求“資助”及要求對方提出策略性指導,擬聯合“宗教”、“政黨”及“傳媒”三大影響力,在香港政壇上興波作浪。到2007年的立法會補選,“新四人幫”開始試圖發揮“造王者”的力量,美領事館於2007年9月的檔透露,李柱銘、黎智英等遊說陳太參選,並形容她是可以統一反對派對抗有意參選的葉劉淑儀的唯一人選,而陳太亦樂於藉此一試自己的剩餘政治影響力。“新四人幫”由勸退民主黨的甘乃威,到陳太當選上場後,正式成形,近年主導整個反對派的力量和意識形態,並開始插手反對派的選舉部署及政黨合作。眾所周知,2009年反對政改的所謂“五區公投”,是一出由“新四人幫”幕後操盤,出錢出力促成公民黨和社民連台前演出的一場政治鬧劇。
香港反對派的“真正面目”
“維琪解密”電報更揭示了一些在香港政壇十分活躍的重要人物所暴露出來的真面目。這些政客在美國駐港外交官面前獻計出賣戰友和盟友、出賣香港、出賣國家,與他們在市民面前所呈現那種掌握著道德高地,大義凜然地打擊建制派的言行,完全是兩回事、兩種人,讓人們對香港反對派的本質,和原形畢露的真正面目有更正確和深入的瞭解。
當中民主黨的塗謹申,他除了是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之外,還是民主黨前主席李柱銘的“高徒”,經常跟隨李柱銘赴美“告洋狀”,乞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2003年塗謹申與李柱銘赴日內瓦將《23條》立法最新消息彙報給布魯塞爾的歐盟成員時曾恐嚇說,《23條》立法將會破壞香港與歐盟關係。“維琪解密”檔顯示,塗謹申於2007年主動向美領事館警告美國政府,聲言中共已成功滲透入民主黨,民主黨已處於一個很危險的狀況,提出美國政府有需要瞭解有關民主黨的最新情況,相信美國政府是唯一有能力阻止中共對民主黨的滲透工作。在有關事件的發展期間,塗謹申曾多次與美國駐港領事館接觸和交代最新的情況,其後又向駐港領事館遞交有關民主黨滲透事件報告,要求美國政府關注民主黨的情況。美國駐港領事館的分析認為,塗謹申的這些做法是企圖藉此尋求美國政府的影響,阻止所謂的滲透工作。塗謹申向美國出賣黨內戰友,大概還加上其他尚未見光的行動,獲得的回報是美國把他列為美國駐港領事館“嚴格保護”(strict protection)的對象。事件揭露之後,吃裏扒外的塗謹申在民主黨內地位絲毫不受影響,可見他的行為是得到民主黨高層的默許。
另外一個得到美國駐港領事館“嚴格保護”物件特殊待遇的民主黨核心成員竟然是一個學者:民主黨中委,有民主黨“大腦”之稱的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羅致光。回歸前1995~1997年、回歸後1998~2004年羅致光曾是立法會議員,今天在特區政府中仍有大量公職,包括可以大派數十億元的關愛基金執行委員會主席。檔顯示,2009年初,羅致光評估“五區公投”的補選部分,若建制派參加,公、社兩黨恐怕只會獲得3席,梁國雄、陳偉業有危險;如果工聯會陳婉嫻出選,梁家傑都有可能輸掉議席。2010年中,在民主黨決定支持政改“優化”方案前,羅致光亦向美方彙報,預告民主黨準備就政改方案“妥協”。
塗謹申和羅致光兩人都是中國公民,竟然在中國境內,受到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嚴格保護”。首先,他們究竟是什麼身份?為美國做了什麼事情?背了什麼風險?需要受到保護。而美國在中國境內,究竟如何能依法“嚴格保護”一個中國公民?
我們不知道。但有些事情,我們也是知道的:「中情局」遠東地區諜報站就設在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內。長期以來,「中情局」的情報人員以此為平臺,以外交人員身份為“掩護”在香港“大肆”進行“諜報活動”。據美國政治雜誌《地緣指導》披露,美國駐港總領事館人數常年保持在300人以上,更大量的情報人員在文化、商務、外交人員身份的掩護下除搜集香港本地的情報外,還以香港為跳板,開展“針對”中國內地的間諜活動。以前「中情局」在香港的工作主要是針對中國內地,但從去年開始,「中情局」“加大”了針對香港的間諜活動。按照規定,一些重要雇傭特工會被「中情局」指為“嚴格保護”的對象。[注3]
FOXY網站,以往曾多次洩密,但都能繼續運作,但在公開了黎智英的政治捐獻資料之後,便無故突然無聲無息關閉。
“維琪解密”文件揭露陳方安生這位前高官及立法會議員,表面信誓旦旦地效忠《基本法》,擁護“一國兩制”,背地裏將香港政情機密源源不絕向美國“輸送”,並不斷“促使”美國“插手”香港政治。陳安安生除了是美總領事親自會見的主要聯絡對象,經常向她請教,話題無所不包,重點是反對派在政治方面的部署,包括陳太辭去政務司司長的原因、會否參加2007年特首選舉,到退任立法會議員後的動向和行動,以至她對內地和香港,均巨細無遺地一一諮詢之外,這位被西方傳媒稱為“香港良心”的陳方安生,也很積極向美國駐港總領事表態,要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同時她又鼓勵時任駐港總領事唐若文應多就支持香港民主發展發表意見。
在“維琪解密”公開的2006年9月電文中,披露了陳太對美國駐港總領事直言,不參選2007年特首的原因,是她“很珍惜自己與北京的聯繫”,若為了一場必輸的選舉而與北京對著幹,“個人政治代價太高”;美國駐港總領事于2009年1月的電文又透露,陳方安生揚言自己不再參與立法會選舉後,重要工作是走入學校層面,宣揚她的“兩制”理念,以抗衡行政長官曾蔭權和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推動的愛國教育。2009年7月電文中指出,陳方安生在會面中,就“鼓勵”美國政府應不時提醒“北京政府”,美方關注北京政府如何處理與香港相關的事務,“因為北京政府很介意其他國家,特別是美國如何評論他們”。而另外兩份於2009年1月和8月發出的機密電文中亦指出,陳太先後遊說美國駐港總領事唐若文,“她認為中聯辦是中國干預的源泉。香港傳統左派仍是民主發展的障礙”。美國應干涉香港事務,又鼓勵唐若文應多就支持香港民主發展發表意見,特別是美國作為香港的主要貿易夥伴,“在港有著很龐大的利益”。諷刺的是,唐2009年1月的電文題目為《陳方安生——不在其位仍謀其政》,她真正關心的,並非香港和國家,而是個人政治前途和美國的利益。而在“維琪解密”檔公開後,陳方安生一直在回避社會的質詢。
另一位傳奇人物是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自由党主席李鵬飛。“維琪解密”檔案揭露,李鵬飛多次在北京參加人大代表會議之後,向美國報告兩會的情況和北京的動向。他更向美國推薦公民党前黨魁余若薇,接替李柱銘作為領導整個“泛民主派”的共主。李鵬飛一方面是中國法定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大的港區代表,另一張面孔又是美國的線人,和反對派核心人物。檔顯示他有份遊說餘若薇參與反對政改的“五區公投”,于邀功之餘,同時又向美國打小報告,透露陳方安生和餘若薇對“五區公投”的本來保留態度,其三刀兩面的表現,令人側目。只是美國人並不欣賞李鵬飛的政治判斷,於電文中直接質疑餘若薇在反對派中的決定性影響力。
香港內部矛盾的根源與政府作為
“一國兩制”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早在1984年中英協定達成以後就預言,“對於中英聯合聲明應該想到,總會有些人不打算徹底實行。某種動亂的因素,搗亂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總是會有的。老實說,這樣的因素不會來自北京,卻不能排除存在於香港內部,也不能排除來自某種國際力量。”[注4]
“維琪解密”以大量事實證明了鄧公的遠見。香港回歸,中國千方百計保持香港的穩定和繁榮,而美國等西方國家要千方百計無風起浪,破壞香港的穩定和繁榮,企圖證明香港的回歸是錯誤的,“一國兩制”是失敗的,而如陳方安生所言,將來只有“一國一制”,那就是香港資本主義這“一制”。說到底,香港內部的政治和社會的各種矛盾,根源其實就是中國和美國在香港矛盾的反映。
對此,中國當然不可能坐視,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于9月中接受中新社提問,指出維琪解密的電文顯示,美國駐港總領館官員對於香港政制、社會發展問題興趣很大。美方不僅就香港政制發展問題向特區政府提出過帶有干涉性的意見,而且與特定的某些人頻繁見面。如果是這樣,美方的行為就超出了《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等國際法所規定的職能,“我們有理由對此感到關切和不滿,並要求美方停止這種錯誤做法。”外交部駐港公署向美駐港總領館表達了中方的關切,表明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要求美方嚴格遵守有關國際法和公認的行為準則,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發言人指出,當今世界面臨很多重大而緊迫的問題,香港應該是中美進一步開展和加強合作的重要橋樑,“希望美方摒棄冷戰思維,不在香港搞政治上的小動作。”
這非正式的外交抗議,軟弱無力,當然只是聊勝於無,而美國處於完全理虧的狀態,起碼短期之內也會暫時收斂。但是如無具體的措施,相信不久之後將會死灰復燃,甚至欺我軟弱,而變本加厲。
若以美國的有關法例為參考準則的話,黎智英和反對派政黨上述的一系列行為,輕則罰鉅款,重則要坐牢。因此,中央有必要責成特區政府,頂住已證實被美國收買和保護的反對派的阻撓,儘快就《基本法廿三條》國家安全立法,並且在2017年開始全面落實普選之前,訂制《政黨法》和《政治捐獻法》等,使杜絕外國勢力干預香港政治生態有法可依。
[注1]:NED可稱美國上百萬個非政府組織中的龍頭老大,跟美國國務院、國際開發署、中央情報局有密切的聯繫,被認為是中情局(CIA)的“另一塊招牌”。因為NED有非政府組織(NGO)的招牌,不易引起注意,甚至連西方的研究報告都說,“在向非政府組織提供戰略資金方面,美國外交政策精英們認為NED比秘密支持更可靠”。
NED主要資金源自美政府撥款,美政府對NED的撥款主要包括三部分,當中最大來源是國會年度撥款。NED還頻頻資助“民運”、“藏獨”、“東突”等各種反華勢力。NED下屬四大機構,即共和黨的國際共和研究所、民主黨的全國民主研究所、美國商會國際私營企業中心及勞聯-產聯的國際勞工團結美國中心。
[注2]美國的機密分類有三級,分別為confidential,secret及top secret。這回被公開的除了兩份是屬於第二級之外,其他都只是初級機密檔。
[注3] http://paper.wenweipo.com/2011/09/14/PL1109140001.htm
[注4] http://www.news365.com.cn/wxpd/wz/shhm/200903/t20090320_2244535.htm
《中國評論》月刊2011年12月號 總第16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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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諜特務四人幫)《(壹傳媒/《蘋果日報》)黎智英熱衷政治捐獻》
成報 2012-1-24
http://www.singpao.com/NewsArticle.aspx?NewsID=199923&Lang=sc
【本報政治組報導】「壹傳媒」集團老闆黎智英與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原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及民主黨創党主席李柱銘關係密切,從多份透過分享軟體foxy外泄的「肥佬黎數簿」(見圖)可見,黎智英一直熱衷政治捐獻,且是陳方安生、公民黨、民主黨、社民連、前綫「大水喉」,在七年內便捐款逾5,100萬元。
本報昨晚致電「壹傳媒」集團,但接線生指黎智英已離開公司便掛線。據悉,陳方安生亦知有傳媒收到有關文件,但未有進一步回應,目前暫未知檔真偽,但從檔內容及單據所見,相信頗具真實性。綜合來說,各政黨及政治人物收到的捐款總額,陳日君 2,000萬;公民党 1,502萬;民主黨 1,369萬;陳方安生130萬;社民連100萬;前綫40萬。
「維琪解密」早前公開逾千份美國駐港領事館機密電文,揭破「港版四人幫」,即民主黨創党主席李柱銘、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原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和《壹傳媒》集團老闆黎智英,常密晤美國駐港領事尋求資助及要求對方提出策略性指導,擬藉各人手上「宗教」、「政黨」及「傳媒」三大影響力,在香港不單議政論政,還藉此大搞政治運動。
有匿名人士昨向傳媒報料,指透過Foxy分享軟體,輸入「LAI CHEE YING」,搜尋得到最少5份有關疑似黎智英的捐款紀錄及入數單據。最震撼是細看內容,不難發現黎智英是泛民主派的「大水喉」。
7年內捐款逾5,100萬
據該未經證實的檔,獲黎智英捐款的政黨,包括近年屢次煽動平民百姓狀告政府的公民党,公民党核心策劃的爭取外傭居港權及阻港珠澳橋興建的兩宗官司,令其受市民的支持率劇跌。根據黎智英的捐款紀錄顯示,該黨最少有逾1400多萬元捐款(2006-2011年)。
陳方安生則獲捐款130萬,估計其中一筆款項是資助她參加2007年9月的立法會港島選區補選的選舉經費。在2010年公民党與社民連發起「五區公投」的日子內,公民党恰巧有一筆大約400萬的黎智英捐款;而社民連則有一筆100萬的捐款。最離奇是中國會創辦人、富豪「上海灘」鄧永鏗亦有接受黎智英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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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情局間諜黎智英政治獻金操控香港反對派》
──打造港澳臺反華基地
港媒爆:(美諜特務四人幫)黎智英5年捐2.3億政治獻金
香港各大媒體今天均在頭版報導,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是香港泛民主陣營的超級金主,由2005年迄今共捐出港幣6000多萬元 (台幣2.3億),其中3500萬元直接捐給公民黨、民主黨、社民連在內的反對派政黨。而在曝光捐款名單中,香港前政務司長陳方安生、天主教香港教區前主教陳日君也赫然在列,陳日君接受的捐款總額高達港幣2000萬。
相關捐款資料是由最新一期的「Foxy解密」揭露,網上分享軟體Foxy 近年不時洩露政府或機構的內部機密檔。據香港明報報導,黎智英的捐款佔民主黨非會員捐款的比例極高,2009/10年度高達99.4%,佔公民黨非會員捐款比例則在40%至68%之間,顯示捐款高度集中在一人。
香港媒體評論,媒體大亨對政黨和政治人物的大額捐輸事涉敏感,例如媒體大亨梅鐸去年10月在期中選舉前的兩筆100萬美元政治捐款即引發極大風波。文匯報指智英意圖操控反對派。
香港沒有《政黨法》,政黨無須公開大金額捐款來源,但政黨若以公司名義註冊,須在財務報告中列出所收捐款總額。
Foxy連日公佈的5份黎智英檔案,包括他的現金流量表、 2005年至今的捐款清單、捐款文件、捐款本票等。接受黎智英捐款最多的是民主黨、公民黨,兩黨總額達港幣3300萬,公民黨自2006年起每年收到捐款,金額由200萬增至今年的600萬,顯示黎智英對該黨支持增加。
黎智英對記者的查詢迄無回應,各政黨中也只有社民連承認接受港幣 100萬的「五區公投」經費。
其他政黨多不願證實或評論有關捐款,而以「捐款人資料不公開、任何捐款均沒有附帶條件」來回應。民主黨並表示,捐款人身分保密是為免中國方面「秋後算帳」。
【2011/10/18 聯合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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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巨額捐獻惹爭議 陳日君:無關政治》
香港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向政界及個人的巨額捐獻事件持續發酵,前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證實接受過捐款,但與政治無關。
陳日君今早公開證實,曾收過黎智英的捐款,但強調對方只是捐錢給自己,與教區無關,也與政治無關。
陳日君說,所收捐款用於本地慈善團體、支援中國大陸的修女到羅馬進修,以及捐助海外的天災。
至於民主黨和公民黨,至今仍拒絕公開曾否收過黎智英的捐款,但他們強調不會在任何附帶條件下接受外來捐款。
本地媒體昨天報導,一份疑似是黎智英私人帳簿的Foxy文件昨日曝光,帳簿記錄黎智英於2005年至2011年間,捐款給多個泛民政黨和個別人士。
其中,陳日君獲得最多捐款,過往幾年獲捐款約港幣2000萬元。
在政黨方面,民主黨自2006至 2011年獲黎智英捐款1300餘萬元;公民黨獲捐款約1500萬元。
此外,黎智英也曾向社會民主連線、港府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等小黨及個人捐獻。
香港媒體對此質疑,第1,陳日君出任主教時收取如此龐大捐款,其用途為何?為何個別宗教人士以私人名義收取捐款不受教會管制?第2,黎智英的捐款是否影響到各黨派及個別人士的政治取向和行動。
頭條日報今天發表社論說:「香港是否已出現傳媒與政黨結盟,暗中配合,主宰政局的勢頭,是時候深切關注。」
黎智英的政治態度一向明確,就是支持民主自由,而他與陳日君、前民主黨主席李柱銘、陳方安生向被視為香港民主派4大核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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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日君認個人名義收黎智英捐款》
(香港訊)明報報導,天主教香港教區前主教陳日君樞機承認曾接受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捐款,款項全用在教會事業。
陳日君今日就校本條例終審教區敗訴一事召開記者會,會後主動談到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捐款的問題。
陳日君承認曾接受黎智英的捐款,而百分之百的捐款都是捐給他個人,不是捐給教區;捐款跟任何政治也沒有關係,而黎智英從來沒有過問這筆款項的用途,而他也從沒有向黎智英交代,也沒有說過「多謝」。他承認首次收到300萬元支票捐款時,自己也有點愕然。
對於黎智英及從其他途徑得到的捐款數目,他稱沒有作過很詳細的統計,但用途十分廣泛,包括捐款給不同的慈善機構;每年多次到外國包括羅馬教廷的商務客位機票開支;給予神父修女到負笈羅馬的助學金,包括到當地探望他們時飲宴和利市錢開支;在港舉行主要供小朋友參加的活動,包括旅行和聯歡會;購買月餅送囚犯;送贈聖像予學校;翻譯外文書籍;也捐款予外國,包括受天災橫禍影響地區的主教、外國教區等。
陳日君指,天主教香港教區其實不是很富有,所以他也很少向教區「伸手」。至於收到的捐款,他強調全用在教會事業上,沒有作個人用途。
陳日君在今早的記者會上回應商人黎智英的捐款,他自嘲為敗家精,捐款用剩幾十萬。
陳日君被問到黎智英給他的二千萬捐款是否已花光,陳日君表示,還用剩幾十萬。他多次形容自己是敗家精。
陳日君又強調,黎智英從來沒有問過他如何用這些錢,他亦從來沒有問過黎智英下一次何時再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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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日君避談巨額捐款流向 干政主教幕後屢亂港》
最新“Foxy解密”踢爆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在過去數年內,合共向天主教香港教區前樞機主教陳日君捐鉅款逾2000萬元,但用途不明。天主教香港教區副主教陳志明表示,教區並不知道事件,教會賬目也沒有出現有關捐款,又強調教區規定任何神職人員進行公開籌款活動時,需要先得到教區的同意,至於以私人名義捐助就不會監管;又說不會要求陳日君交代如何運用款項。捲入“捐款門”風波的陳日君18日現身堅道天主教座堂時對事件“三緘其口”,並一度黑面,令鉅款去向及用途更添懸疑。多名學者則認為陳日君有需要向公眾解釋捐款流向及用途,否則公眾難免質疑捐款用途 “見不得光”。
香港《文匯報》報導,細閱經Foxy軟體外泄的黎智英“政治獻金”檔時,已指出當中最吊詭之處是陳日君由2005年至2010年間,獲得“個人捐款”高達逾2000萬元,還超過公民党及民主黨,ue足證陳日君在黎智英心中的地位與他人相比確實不可同日而語。
對巨額捐款去向,天主教香港教區副主教陳志明18日表明,教區從來沒收過來自黎智英的捐款,教區的賬簿內亦沒此紀錄,也不知道陳日君是否個人接受有關捐款:“大額的我們全部都清楚的,(全部賬目也好清楚?)我們有一部門列明的,特別有些人捐款我們也要知來源是哪里,清清楚楚很緊要的。”但他形容陳日君樞機好心,樂意幫助任何人,如果他需要幫助任何人,都需要人幫助他,他接受捐助是可以理解雲。
當天陳日君兩度被記者追問捐款一事,都不肯作出回應。他早上現身堅道天主教座堂時,一聽到問題,一度黑面就走進座堂內,其後再被追問“有沒有這件事” 時,他就掛著勉強笑容,繼續“收口”;下午離開座堂時,更急步“沖進”的士內,並大力關上車門,差點夾中攝影師的手,似乎有點老羞成怒,落荒而逃,希望儘快離場避開記者追訪。
另據報導,被揭過去5年收受壹傳媒老闆黎智英2000萬私人獻金的原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回歸以來一直高調參與本地政治,開始時主要利用其主教身份發表各類有關政治言論,其後更與民主黨創党主席李柱銘、黎智英和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組成“四人幫”,大搞密室政治,在幕後操控反對派,包括公民党成立、勸退甘乃威參加2007年補選,乃至近年策動所謂的“公投”運動。
“四人幫”近年主導整個泛民主派的力量和意識形態,隱身其後的陳日君和黎智英更是合作無間。在2005年政改方案一役中,陳日君高調批評,有關方案 “難以接受”,要求泛民議員反對。時任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更于立法會否決政改方案後,罕有地點名批評陳日君。天主教刊物《公教報》於2006年刊登一名神父的文章,指有教友對陳日君就政改等政治問題的高調取態感到不滿,但陳日君反而變本加厲。
2007年港島區立法會補選時,陳日君被揭發聯同黎智英和李柱銘,透過所謂的“飯聚”干預選舉,包括強推陳方安生參與補選,並勸退準備參與競選的民主黨成員甘乃威等。至2008年,由黎智英牽頭,“四人幫”在黎位於九龍加多利山的豪華大宅內進行了3個小時的“秘密飯局”,遊說陳太再度參選立法會,未能得逞。陳日君亦被外界視為策動所謂“五區公投”的幕後黑手之一,並以神職人員身份,呼籲市民支持所謂“五區公投”運動。
“維琪解密(專題)” 早前公開的近千份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機密電文中,也揭露陳日君與黎智英和李柱銘不時一起與美國駐港總領事會面吃飯,討論的話題非常廣泛,包括香港的政治、政黨及政府官員等方面。電文亦披露,李柱銘、黎智英、陳日君於2006年到梵蒂岡“朝聖”,首次令他們嘗到“傳媒、宗教、政客”組合可發揮的影響力,隨後就和美領館“情投意合”,並“幕後操控”多場政治鬥爭。
讚讚
《可悲的戰後「再殖民」文學論──陳芳明的台灣文學史觀再批判》
《可悲的戰後「再殖民」文學論──陳芳明的台灣文學史觀再批判》
有朋友問說:最近為什麼專搞歷史來了?不搞現在的問題,卻去搞過去的問題,不是太脫離現實了嗎?
我回答說:因為歷史問題經常也是現實問題;譬如:日本的靖國神社參拜問題或日本歷史教科書問題,雖然是過去的事,卻與日本的現實動向、與“日本右傾化”“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問題有很深的關係;李登輝當政時大力推行的便是「國中」教科書《認識台灣》——「歷史篇」,下台後“推動”的就是日本人小林善紀的《台灣論》,兩者都企圖“通過”台灣史觀“打造”今日台灣的「新國民意識」。
所有的統治者都深知掌握“歷史的詮釋權”與維持或“強化統治”有密切的關係,因此都“熱衷”於【湮滅歷史】或【虛構歷史】,使被統治者“不瞭解”歷史真實而“喪失”反抗的能力,作為“意識型態的歷史觀”的“統治”,其實就是現實統治的基礎,我們“怎麼可以”不重視歷史問題呢?
特別是,台灣的歷史問題“更是如此”。
百年來,台灣經歷了曲折複雜的歷史,歷史也數度被權力者所“扭曲”、【湮滅】;再加上台灣今日“過於早熟(雛妓式)”的後資本主義文化,個人已被“零碎化”、社會聯繫“斷裂”,“虛擬”的和形象的世界“取代”了真實的世界,誰在乎歷史?
因此,普遍存在著對歷史的“虛無感”。但是,“歷史問題”並不因此而消失,當年台灣的“(李扁皇民勢力復辟殖政)新當權者”就是“利用”這普遍的歷史虛無感千方百計地“建構”他們的歷史論,用“所謂”的台灣史觀來“打造”台灣的新「國民意識」,以維持、強化其在歷史意識型態上的統治。
它就是“分離主義的台灣史論”;這種史論,不是“排除(閹割掉)”台灣歷史中的中國本質,就是【捏造】中國人如何壓迫台灣人,或“誇大”中國人與台灣人對立的歷史,把台灣完全孤立於中國與世界之外,以此“打造”「反中國」或「去中國」的國民意識。
這就是“當下(馬英九治下的)”台灣的統治性歷史觀。
它是當權者“強化”台灣現實(反共/分離/分治)統治的一部分,我們“怎麼可以”把歷史當做過去的問題呢?歷史問題的鬥爭正是現實問題鬥爭“不可分”的部分,這個“道理”當年的統治者清楚得很。
而,台灣的“(扭曲虛構的)分離主義文學史觀”一向就是(扭曲虛構的)分離主義歷史論的“急先鋒”,因此它是台灣的歷史問題中“最尖銳”的部分。
“揭露”分離主義文學史觀的“欺妄性”不只是為了歷史的工作,更是為了現實的工作。
其中,(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台灣文學史論,就是這種“分離主義文學史觀”的代表之一。
十年前,我曾針對(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台灣文學的建構和分期》一文,寫了《戰後再殖民論的顛倒》,指出它的「戰後再殖民論」“背離”了社會科學的常識和台灣歷史事實,是「以意識型態取代歷史」,並且在文末引用了前輩作家龍瑛宗說過的一句話:「有謊言的地方就沒有文學」,間接“奉勸”他,既然要搞文學就不能有“謊言”,“謊言”與文學是不能並存的。今天,他“仍然”把“台灣光復”後的文學史定為「再殖民」時期。
所謂「再殖民」,“光復”後的文學是「殖民文學」嗎?是誰殖民了誰?
下面,本文再依據客觀史料,逐步“揭露”它「作偽」的“真面目”;並借此對“台灣光復”期歷史的一些基本問題做一番辯析、澄清,打破台灣分離主義者長期以來“獨擅”的“偽歷史”觀點。
一、再談台灣「光復」的意義——不只是「行政接收」,而是「主權復歸」
就如所有的“台灣分離主義者”的戰後史論,必定是從“塗消”或“扭曲”「八‧一五」——日本投降台灣復歸祖國(中國)的歷史開始一樣;陳芳明的「戰後再殖民論」,也是從“塗消”、“扭曲”台灣「光復」的歷史起頭的。
他的“歷史敘述”,“似是而非”,若不深究,必定受其“蒙蔽”,一眼帶過。其實,其中“深藏玄機”,是“典型”的分離主義的「台灣戰後史觀」。把戰後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完全歸因”於太平洋戰爭的終結,“刻意不提”它與日本侵華戰爭、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關係”;也就是“排除”了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歷史動力”中的中國要素,把台灣脫離日本統治與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因果關係”“脫鉤”,為他的「台灣主權未定論」預埋伏筆;
更“刻意避”《開羅宣言》明記的:「日本竊自中國的……台灣、澎湖應歸還中國」的內容,而以「依開羅宣言的約定,中華民國負責來台接收」的“杜撰置換”。只要稍加對照就可看出,《開羅宣言》明記的「台灣應歸還中國」與陳芳明“杜撰”的「中華民國負責來台接收」,兩者之間的歷史意義是“天差地別”的;
所謂「負責來台接收」,意指日本投降後中國政府(當時是「中華民國政府」)的來台接收,與戰後美軍「負責」接管日本、南朝鮮和琉球的意義一樣,都是受盟軍的命令進行暫時的軍事和行政「接管」,並不是「收復主權」;這與《開羅宣言》中明記的台、澎主權歸還中國的意義,當然是“天壤之別”。
(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一面說”「依照開羅宣言的約定」,“一面”卻“掏空”宣言中「台灣歸還中國」的“重要內容”,說中華民國只是「負責來台接收」,這就是想以「瞞天過海」、「陳倉暗渡」的手法“竄改史實”,想以這樣的“敘事”來“達到”台灣主權未定論的“說法”。說明白了,就是企圖從根本上否定日本投降後台灣主權復歸祖國(中國)的“歷史事實”,進而“虛構”他的「戰後再殖民論」。
實際上,像(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這樣的“竄改”論調,其“總根源”,“來自於”戰後美國在冷戰中對華戰略的“陰謀”。
1947年初,美國發表了「冷戰」宣言之後,為了它在東亞的“冷戰戰略”的“需要”,“企圖”把已歸還中國領土的台灣置於其勢力“支配”之下,而“開始鼓吹”「台灣地位未定論」,否定《開羅宣言》以及台灣已復歸中國的歷史事實。“源自於”美國對華戰略陰謀的這種論調,日後便成了台獨分離主義勢力的基本歷史教義之一;李登輝政權後期,用日本右翼慣用的「終戰」史觀來取代「光復」史觀,也可視為“同一脈絡”。
至於日本投降後,台灣是不是已復歸祖國(中國),這只要看看當時台灣人民如何歡天喜地慶祝復歸,或者台灣的知識人“如何評價”“台灣光復”的歷史意義,便是最好的鐵證,不是(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等“分離主義者”或美國霸權,憑強權或強詞就可以塗改的。譬如,“光復”後,一向對陳儀政府的弊病批評最力的台灣作家王白淵,在《民主大路》(《新新》第三期,1946年3月20日)一文中便曾如此說到:
「台灣業已光復,從殖民地的桎梏,回到祖國的懷抱,與中國打成一片,踏入民主主義國家之門,這是歷史的飛躍,又是民族起死回生之春」。
王白淵的這段話,簡單有力地“記錄”了當時台灣知識人對“台灣光復”的“看法”;如果台灣的戰後真如美國霸權鼓吹的「台灣地位未定論」,或者如陳芳明所“虛構”的中國「再殖民」台灣論,那麼,王白淵所說的「台灣光復!回到祖國的懷抱……這是歷史的飛躍」,豈不成了胡言謅語;如果,從今日(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等分離主義者的尺規來看,王白淵的言論豈不成了不可救藥的「大統派」。實際上,王白淵的“看法”,“代表”了“光復”初期全台灣人民,包括台灣全體文化知識界的看法;「二‧二八」事件後,第一位從事台獨分離主義運動的廖文毅,在“光復”當時也曾熱烈地表示:「台灣光復了,台灣的版圖歸還祖國,我們的國家自強,國權自主,國土重圓了。」(《光復的意義》,《前鋒》創刊號,1945年10月25日)。
因此,不論從“歷史事實”來看,或者從當時的台灣知識人的言論立場來看,日本投降後,台灣已復歸祖國(中國),這是“鐵的事實”,不是(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等可以“竄改”的。
二、駁行政長官公署「再殖民」的謬論
否定了日本投降後台灣主權復歸祖國(中國)的“歷史事實”後,為了繼續“虛構”他的「戰後再殖民論」,便把“光復”後的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描述成”是「日本台灣總督府的翻版」、「不脫殖民統治的變相延續」、「對台灣社會進行帝國式的控制」、「比殖民權力支配還要嚴苛的體制」、「迫使台灣社會淪為『再殖民時期』」等等;用一種沒有具體內容、沒有客觀論據堆砌起來的斷定語句,把行政長官公署比做與日據的台灣總督府一樣,同為殖民政權。
(一)「殖民政權」與「民族政權」的不同
“光復”後陳儀主政的行政長官公署,施政上集權、腐敗、貪污又無能,積累了深厚的民怨,終至爆發「二‧二八」事件,是一個失敗的政府,這已是公論;不管是以集權政府、腐敗政府或「劫收」政府來形容,或說它如何地「比殖民權力支配還嚴苛」也好(何況這還值得商榷),都沒錯,也都符合事實。然而依社會科學上的「國家論」,在政權的民族性質上,行政長官公署絕對不是什麼「殖民政權」,而只是中國這個民族國家(當時是「國民政府」)的地方政府,一個集權又腐敗的「民族政權」。譬如德國的希特勒、日本的東條英機等法西斯政權,不管它如何專制、獨裁、進行軍國法西斯的統治,對德國人民或日本人民而言,它仍是「民族政權」,絕對不會是「殖民政權」;如果因為獨裁、極權的統治而把希特勒“說成”是對德國人進行殖民統治,那真是“天大的笑話”。這是社會科學的常識。
那麼,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與“復歸”中國後國民政府(陳儀政權)對台灣的統治,在本質上有什麼不同?
一般而言,殖民統治最明顯的特徵,就在異民族殖民者對被殖民者在法政上的「民族專政」,殖民者完全剝奪了被殖民者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權,殖民者(宗主國)的國家憲法和法律決不涵蓋殖民地,因此殖民地人民並不具有宗主國「國民」的身份;所謂「國民」,就是指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的憲法和法律所涵蓋的人民,具有以參政權為主的各種政治上的權利和義務,而殖民地人民是完全沒有的,這就是殖民地人民與一般民族國家的「國民」,最大的不同之處。
日本對台灣50年的“殖民統治”,日本帝國憲法從來就“不曾涵蓋”台灣,當然,日本本國的法律也不曾直接施行於台灣,在台灣施行的法律,只是屬於「委任立法」。法學家黃靜嘉先生的大作《日據時期之台灣殖民地法制及殖民地統治》一書,提到所謂「委任立法」的意義,就是:
「日本本國法(內地法)之制定,須依憲法所定經議會議決之程序;而在外地(殖民地),原則上係分別由殖民地長官發佈代替法律之命令(在台灣稱為「律令」、在朝鮮稱為「制令」),或由(日本)中央政府以天皇名義發佈之敕令,以(日本)本土之法律(部分或全部)施行之」(括弧係筆者所加)。
簡單地說,日本殖民者在台灣施行的法律與其國內經議會立法產生的法律,在性質上“完全不同”,它是依殖民統治機關——台灣總督府,對台灣的殖民統治需要而以行政命令頒佈的。
實際上,所有的殖民統治者都是一樣的,為了實現宗主國的壟斷資本在殖民地的壟斷利益,必然在法政上採取「民族專政」的形式,剝奪被殖民者的政治權和法律權,以便進行經濟上的剝削。同時,為了進一步維護和擴大政治、經濟上的殖民利益,對殖民地的文化,包括語言、宗教信仰、感情意識等,也進行「去民族化」,亦即「殖民地化」,這也是殖民統治的重要手段。
“台灣光復”就是“打倒”了這樣的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至於台灣的“光復”帶來了什麼大的變化,有什麼巨大的變革?簡單地說,就是使台灣人民從「殖民地人」的地位,躍進到中國「國民」的地位。
前輩作家王白淵在台灣光復後說:
「台省之復,在其本質上,是徹底的民族革命」
(《告外省人諸公》、《政經報》2卷2期,1946年1月25日)。
所謂「徹底的民族革命」,就是指台灣人民在民族地位和民族關係上有了革命性的變革;由於全中國抵抗日本侵略的民族戰爭得到了最後的勝利,日本無條件投降,也打倒了日本在台灣的殖民政權,造成了台灣殖民地的解放,使台灣人民從上述日帝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民族壓迫下解放出來,同時復歸為祖國(中國)的一省,台灣人民當然也復歸為中國「國民」,得到了作為「國民」的各種政治權和政治地位。因此,對台灣人民而言,台灣光復等於是一次如王白淵說的「徹底的民族革命」。
它具體地表現在,“台灣光復”後,國民政府的憲法和法律立即涵蓋台灣。
雖然,當時國民政府仍然處於“訓政”時期,尚未頒佈憲法,但台灣復歸祖國後,當時全國施行的「約法」與法律立即施行於台灣,台灣人民與全中國各省人民一樣,都處於“相同”的政治、法律地位。1946年年底,台灣也選出了國民參政員和制憲國民大會代表,參加了南京的制憲國大。
這就是台灣人民在復歸祖國(中國)後,與被殖民時期的“最大不同”。
台灣人民作為中國「國民」的一員,最具體的內容,就在獲得了“平等的參政權”上。光復後,行政長官公署立即在台灣實施普選,選出各級民意代表,創設了台灣省各級民意代表機關。
(二)“光復”後台灣人民的參政權
陳儀來台就職不過半個月,就在1945年11月5日的第一次紀念周上,發表了「建立民意機關,給台胞參政的機會」的施政報告。接著,在1945年12月25日公佈了「台灣省各級民意機關成立方案」,開始推動台灣人民的參政權;翌年(1946年)1月15日開始辦理「公民宣誓登記」,接著,經由普選成立了村里民、鄉鎮民代表大會、縣市參議會和省參議會,並於5月1日召開了第一屆的台灣省參議會。對於這台灣歷史上首次的普選,當時的《台灣新生報》稱之為台灣「民主的第一聲」。
“光復”後,台灣人民除了獲得並實現了台灣省內的參政權之外,作為中國「國民」的一員,也選出了中央民意代表,參加了全國性的政治活動。
就如長官公署官員張皋在《新台灣的政治建設》(《現代週刊》,1945年12月17日。)一文中所說的:
「台灣人民今後不僅是台灣的主人,不僅要參加台灣一省的政治,而且是中華民國的主人,將參加整個國家的政治」。
因此,在1946年8月16日,由省參議會選出了八位「參政員」,參加了在南京召開的「國民參政會」;另外,也經由省參議會選出了十八位元台灣地區代表,參加了1946年11月15日在南京召開的「制憲國民大會」;並經由普選,於1947年11月21日選出了30名台灣地區的職業及婦女團體的「國民大會代表」,參加了1948年3月29日全中國行憲後的第一屆國民代表大會,依憲法行使國民參政權。
單從上述台灣人民在“光復”後行使的“參政權”來看,就明白了(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戰後再殖民論」是“欺世之論”,有那種從地方到中央都有參政權的「殖民地人民」嗎?
(三)辟陳芳明對行政長官公署體制的幾點訛論
陳芳明又以「陳儀政府掌握了行政、財政、司法、軍事大權」、「實施與當時大陸各省有別的特殊化體制」為由,“虛構”他的戰後「再殖民論」。
這必須從國民政府為什麼會在“台灣光復”後實行高度集權的行政長官體制的問題來看。
專研“光復”初期政治史的鄭梓先生,在《國民政府對於「收復台灣」之設計》一文(新化圖書出版,1994年《戰後台灣的接收與重建》)。中寫道:
戰後台灣的接收與重建,乃是全中國復員計畫中被劃為兩個特殊的光復區之一(另一光復區是東北,其餘皆劃為收復區與後方區),因此採取單獨派遣大員全權綜合接收的方式。
因此可知,採取集行政、軍事大權於一身的行政長官體制,目的在求「事權統一」,使甫脫離殖民統治的台灣的接收與重建得以「順利完成」,基本上,它只是一個“臨時性的過渡性的”政治體制。因為當時的台灣,是一個剛經歷日本50年的殖民統治,以及曾被日本軍國主義高度戰爭動員成南侵基地的地方;並且,由於日本帝國的崩潰,使原本高度依賴日本帝國經濟圈的台灣殖民地經濟也面臨全面崩盤的命運,再加上戰後必然出現的世界經濟蕭條,可預見台灣經濟的重建將萬分困難;還有,由於日本的“殖民軍國教育”和“皇民化運動”所“遺留”的“精神意識毒害”甚深,台灣社會心理的重建也將十分艱巨複雜;況且,雖然日本已投降,但現實上台灣仍有17萬的日軍駐留、29萬的日本人居留,各機關產業仍在日本人手中,行政、治安仍由日本人維持,而且這些近50萬的日軍日僑還有待遣還其本國。由於上述種種艱鉅的任務有待解決和完成,非有強有力的行政組織是無法竟其功的。
這就是為什麼國民政府在戰後重建期,不得不採取集權的行政長官體制的現實原因,與「殖民」不殖民一點關係都沒有。
(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等台獨分離主義者經常用“似是而非”的“說法”,把行政長官公署等同於日本在台殖民機關台灣總督府,說「行政長官公署的組織是總督府的翻版」、「行政長官公署掌握行政、司法、軍事大權,權力超過日本總督」等等。這完全是以訛傳訛,以意識型態“取代”歷史!
至於,(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說行政長官公署掌握「司法大權」,那也是“瞎說”!
不錯!行政長官公署為綜理行政得制定「署令」,但這「署令」與日本殖民機關總督府的「律令」權是“完全不同”的範疇;「律令」是等同法律效力的命令;而「署令」只不過是台灣省的單行規章,屬於行政範疇,且它不能與國家法律牴觸。況且,當時這種行政權限也並非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所獨有的,而是中國各省政府都有的權力,一點也不特殊。
至於,台灣的司法權,本來就屬國民政府中央的司法行政系統,完全超然於行政長官公署之外,長官公署並無司法權;至於監察權,則有中央派出的閩台監察使駐台行使。
因此,不論從台灣人民的政治地位、法律地位來看,還是從行政長官公署的「政制」來看,“光復”後,台灣已完全復歸中國,台灣人民已是百分之百的中國國民。至於復歸後所產生的省籍矛盾、集權與民主的矛盾、階級矛盾等等,全都屬於中國民族國家的內部矛盾,絕對不是異民族間的矛盾。陳芳明的「再殖民論」,就是“矇騙事實”,想把中國民族內部的矛盾“扭曲”為異民族間矛盾和對立,“虛構”他的「戰後再殖民論」,建構他的“台獨史觀”。
三、是「民族文學」,不是甚麼「再殖民」文學
“光復”後的台灣文學其最大的飛躍,在精神面貌上和語言上都復歸為「民族文學」。
原來在日本殖民文學和「皇民文學」的雙重壓迫下的台灣文學,“光復”後,得到了復權與傳承,恢復了它民族文學的原貌和地位。最有象徵意義的莫過於台灣新文學開拓者賴和文學精神,在“光復”後的復歸;與“光復”同日創刊的《政經報》第二期上(該刊於1945年10月25日光復創刊,由陳逸松、蘇新等主編,是當時最有影響力的進步期刊),便率先刊出了賴和的《獄中日記》(連續刊載了4期)。該日記是賴和先生,在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的翌日(1942年12月8日)突被日本憲警拘捕關押後,在獄中所寫。就如他在最後一篇日記寫道:「看看此生已無久,能不能看到這大時代的完成,真是失望之至」。
賴和先生在日本軍國殖民統治臨崩潰前最瘋狂最黑暗的1943年1月,竟未能看見「大時代的完成」而過世了;該日記也在「大時代未完成」前,一直被監禁於日本法西斯的黑牢中,最後,終於在日本軍國殖民統治崩潰、台灣復歸祖國的同時重見天日,重回了台灣文學的史冊。
除此之外,楊逵也在1947年1月15日出版的《文化交流》上,編了《紀念台灣新文學的開拓者——林幼春、賴和》的專輯;並且台中的民眾出版社亦出版了賴和作品《善訟的人的故事》;可以說賴和的文學精神,從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而開始壓迫台灣文學以來,光復後再度的復活。還有,在光復後不滿一年,楊逵也出版了《鵝媽媽出嫁》和日據期被禁的《送報夫》;更具有時代意義的是,吳濁流先生在日據末期日本軍國主義的黑暗統治下,偷偷寫成的長篇小說《胡志明》(後改為《亞細亞的孤兒》),終於在光復後得以出版,代表著台灣文學抗日精神的勝利。這些都象徵著台灣文學精神的光復。
除了在精神上從殖民地的文學“復歸”為民族文學之外,台灣文學的創作,在語言上,白話文也恢復了1937年以前的主流地位。日據期作家楊雲萍、黃得時、賴明弘、王詩琅、王白淵、蘇新、吳新榮……等都恢復了用流暢的白話文寫作;
最令人欽佩的莫過於(台灣第一才子)呂赫若,這位以日文創作而成名的作家,在“光復”後不足四個月便開始用白話文創作,在《政經報上》連續發表了兩篇短篇小說《故鄉的戰事》之一和之二,痛烈地嘲諷了日本的殖民統治,呂赫若不管在語言上或小說主題上,都徹底地批判了殖民統治,表現了「去殖民」的文學精神。
即使在“光復”的第一年,仍然用日文創作的龍瑛宗,在文學精神上也表現了「去殖民」復歸祖國的熱情;譬如,發表在《新新》雜誌創刊號(1945年11月20日)上的《汕頭來的男子》,便是描寫一個熱愛祖國的台灣青年周福山抵抗日本和死亡的故事。在小說結尾,龍瑛宗寫道:「現在,台灣已歸還中國,大家正洋溢在光復的喜悅中,現在台灣正需要一個純情又熱愛中國的人才,然而,在這樣的時候,失掉了像周福山一樣值得敬愛的青年,真令人惋惜……他一直相信中國的光明,但卻無法躬逢『光復』這個人類史上難得的盛典,這使我相當落寞……每思及光復的喜悅就不禁思念起周福山來。」
透過描寫周福山的形象,龍瑛宗“表達”了他強烈的對“祖國”的認同感情。
由此可見,“光復”後的台灣新文學,不但沒有如(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所“捏造”的,由於「中國化」而「空白」、「荒廢」、「斷裂」,反而因為“光復”的歷史大變革而使台灣文學由殖民統治高壓下“解放”出來,不管在精神上或語言上都恢復了它民族文學的原貌。
四、「橋」論爭--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
發生在1947年底到1949年初的《新生報》「橋」副刊上的文學論爭,被稱為台灣新文學的三大論爭之一。當時,台灣剛從日本殖民統治復歸祖國,台灣文學正與祖國民族文學匯合的關鍵期,外省作家與本省作家共同熱烈議論了「如何建設台灣新文學」。論爭顯示了當時的省內外作家,都站在「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的前提,強調「台灣文學的特殊性」,同時,也主張台灣文學要走「大眾文學」、「現實主義文學」的道路。由於這次論爭,含有濃厚的祖國民族文學的基調以及左翼進步文學的傾向,長期以來,台灣的分離主義文學論者,不是想隱蔽這論爭的史料,就是不斷歪曲解釋,想把它塑造成外省作家打壓本省作家、外省作家與本省作家文學衝突的虛像。
把台灣的一切問題都“化約”成中國對台灣的壓迫、台灣與中國的對立是分離主義的“特徵”;而“排除(閹割掉)”台灣新文學中的中國文學與進步文學的成分則是分離主義文學論的特點。
分離主義文學論者陳芳明當然也跳不出這樣的窠臼,甚至更為嚴重。他把「橋」論爭“扭曲”成是「本省作家與外省作家的激烈對話」,且“虛構”「本省作家與外省作家處在極為不同的政治位置」,抹黑外省作家「依恃血腥屠殺的陰影」,而刻意誇大台灣作家「處於一個被指控、被迫辯護的位置」。
只要讀過「橋」論爭文章的人,都知道,論爭中不管是本省作家或外省作家都清清楚楚主張「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這本是一目瞭然,不成問題的事,但是(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偏偏就要”以「文學的族群主義」來“歪曲事實”,明目張膽地「硬拗」說:真正這樣主張的都是出自外省作家筆下,本地作家沒有一位是附和或支持這種論調的。
真的只有外省作家主張「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而本省作家沒有一個人主張嗎?
讓我們用史實來戳破(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謊言”。
其實楊逵是最明白且最積極主張「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的作家;譬如,在作為引發「橋」論爭的關鍵文章——《如何建立台灣新文學》的文末他就說:
「因此,我由衷地向愛國憂民的工作同仁呼喊,消滅省內外隔閡,共同來再建,為中國新文學運動之一環的台灣新文學」。
在《「台灣文學」問答》中,楊逵清楚明白地說:
「台灣是中國的一省,沒有對立,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當然不能對立」。
台灣前輩作家張我軍先生的次子張光直先生,當時雖是台北建國中學高中二年級的學生,卻已用「何無感」的筆名參加了「橋」論爭,在《致陳百感先生的一封信》中,他批評了陳百感「有意無意地把台灣和中國隔離」,他說:
「台灣在地理環境上,雖然是一個孤島,但就社會經濟基礎而言,它是中國的一環,台灣文化也正是中國文化的一環……可是先生您忘了台灣文學正作為中國人民文藝運動之一環而鬥爭,在克服發展中……」。
當時的台灣師院學生籟亮(賴義傳,台籍青年文學雜誌《潮流》同仁,後被刑殺在50年代白色恐怖中),在論爭中的一篇《關於台灣新文學的兩個問題》,文中談到台灣文學的特殊性與中國文學的普遍性時,如此辯證地說道:
「台灣新文學當然是和祖國文學一樣站在同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上的,不過這裡躺著可惡的『澎湖溝』——50年的距離——這就是台灣新文學的立場——特殊性……那麼『台灣新文學』是和『大陸文學』對立的嗎?不是的,『澎湖溝』是站在和祖國同一新歷史階段上,才可以看出它的特殊性。因此,這一個特殊性是以同一歷史階段為前提的,所以『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
當時的台灣師院學生的林曙光,在文壇上十分活躍,在論爭中他寫了《台灣文學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關於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關係的問題,他也說:
「所以最好還是打破一切的特殊性質,做中國文學的一翼而發展,今日『如何建立台灣新文學』,需要放在『如何建立台灣的文學使其成為中國文學』才對」。
另外,林曙光也在當時上海出版的全國性文藝雜誌《文藝春秋》上,發表了《台灣的作家們》(1948年10月15日);在文章開頭,對於台灣新文學與中國新文學的關係,他便如此說道:
「但是在本質上,它始終追求著五四以後的中國新文學的傾向,也可以說,它是發源於中國新文學運動主流中的一個具有光榮的傳統與燦爛的歷史的支流」。
曾經“率先扭曲”「橋」論爭意義的葉石濤,在論爭當時也寫了《1941年以後的台灣文學》一文,在文章一開頭他說:「由於過去台灣殖民經濟所決定命運的台灣文學,在抗日反帝的現實的鬥爭過程中,所產生的作品,樹立了中國文學發展的傳統性」,在文末他還振振有詞地說:
「我們必須打開窗口自祖國文學導入進步的,人民的文學,使中國文學最弱的一環能夠充實起來」。
可見得,在「橋」論爭中,幾乎所有的省籍作家都表示了「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的看法,這是明明白白的。
況且,除了「橋」論爭外,當時的省籍前輩作家,如賴明弘、楊雲萍、王詩琅等等都分別在其他刊物上發表了同樣的看法(在此不一一贅列)。這種觀點,實際上已是“光復”後,建設台灣新文學的大前提和出發點。(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想“一手遮天”,以為握有【文化霸權】便可以把省籍前輩作家不符合他分離主義文學標準的言論思想統統「閹割」掉;然而,歷史終究會以它的方式撕破【霸權的假面】,這是亙古不變的鐵則。
(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分離主義文學論其“核心”是以“排除(閹割掉)”台灣文學中的中國文學要素來「建構」他的台灣文學「主體性」。但是,客觀地、歷史地來看,構成台灣文學「主體性」的基礎正是台灣文學裡面普通存在的「中國性」;排除了「中國性」的台灣文學其實只是一個空虛主體,或虛假主體,不得不靠「虛構」來維持。
這使他的歷史觀成為「非社會科學的」,必然表現為:
(一)孤立的歷史觀:不但切斷與中國歷史的關係,也切斷與世界歷史的聯繫,更切斷了與台灣歷史本身的聯繫。
(二)抽象的、空洞的歷史觀:其中,沒有台灣社會的歷史變化、也沒有台灣社會的具體內容。
這種文學論,對台灣文學的最大傷害在於:
(一)排除了台灣文學中的中國民族文學和左翼文學。
(二)再度阻斷了台灣的「去殖民論」的發展。
(三)使台灣文學史再度「失憶」。
這就是他的分離文學論的“可悲之處”!
文/曾健民
2011年12月9日
《海峽評論》253-254期- 2012年1-2月號
讚讚
經典學習:
《唯心歷史觀的破產》
中國人之所以應當感謝美國資產階級發言人艾奇遜,不但是因為艾奇遜“明確地供認”了【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替美國打仗殺中國人】這樣一種“事實”,使得中國的先進分子“有證據”地去說服落後分子。
不是嗎?你們看,艾奇遜自己“招認”了,最近數年的這一場使得幾百萬中國人喪失生命的大血戰是美國帝國主義“有計劃地組織”成功的。
中國人之所以應當感謝艾奇遜,又不但因為艾奇遜公開地宣稱,他們要招收中國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分子,組織“美國的第五縱隊”,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因此引起了中國人特別是那些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中國人的注意,大家相約不要上美國人的當,到處警戒美帝國主義在暗地裏進行的陰謀活動。
中國人之所以應當感謝艾奇遜,還因為艾奇遜“胡謅”了一大篇中國近代史,而艾奇遜的歷史觀點正是中國知識份子中有一部分人所同具的觀點,就是說資產階級的唯心的歷史觀。
駁斥了艾奇遜,就有可能使得廣大的中國人獲得打開眼界的益處。對於那些抱著和艾奇遜相同或者有某些相同的觀點的人們,則可能是更加有益的。
艾奇遜“胡謅”的中國近代史是什麼呢?
他首先試圖從中國的經濟狀況和思想狀況去說明中國革命的發生。在這裏,他講了很多的“神話”。
艾奇遜說:
“中國人口在十八、十九兩個世紀裏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負擔的壓力。人民的吃飯問題是每個中國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國民黨在法典裏寫上了許多土地改革法令,想這樣來解決這個問題。這些法令有的失敗了,有的被忽視。國民政府之所以有今天的窘況,很大的一個原因是它沒有使中國有足夠的東西吃。中共宣傳的內容,一大部分是他們決心解決土地問題的諾言。”
在不明事理的中國人看來,很有點像。人口太多了,飯少了,發生革命。國民黨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共產黨也不見得能解決這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
革命的“發生”是由於人口太多的緣故嗎?
古今中外有過“很多”的革命,“都是”由於人口太多嗎?
中國幾千年以來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於人口太多嗎?
美國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⑴,“也是”由於人口太多嗎?
艾奇遜的“歷史知識”等於“零”,他連美國獨立宣言也沒有讀過。華盛頓傑弗遜⑵們“之所以”舉行反英革命是因為英國人“壓迫”和“剝削”美國人,“而不是”什麼美國人口過剩。
中國人民歷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為這些封建朝廷“壓迫”和“剝削”人民,而不是什麼人口過剩。
俄國人所以舉行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因為俄皇和俄國資產階級的壓迫和剝削,“而不是”什麼人口過剩,俄國至今還是土地多過人口“很遠”的。
蒙古土地那麼廣大,人口那麼稀少,照艾奇遜的“道理”是不能設想會發生革命的,但是卻早已發生了⑶。
按照艾奇遜的“(神話)說法”,中國是毫無出路的,人口有了四億七千五百萬,是一種“不堪負擔的壓力”,革命也好,不革命也好,總之是不得了。
艾奇遜在這裏“寄予”了很大的“希望”,這個“希望”他沒有說出來,卻被許多美國新聞記者“經常地”透露了出來,這“就是所謂”中國共產黨解決不了自己的經濟問題,中國將永遠是天下大亂,只有靠美國的麵粉,即是說變為“美國的殖民地”才有出路。
辛亥革命⑷“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個清朝政府,“而沒有”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和剝削。
北伐戰爭“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美蔣)蔣介石“背叛”革命,“投降”帝國主義,成了壓迫和“剝削”中國人的“反革命”首領。
辛亥革命⑷“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個清朝政府,“而沒有”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和剝削。
北伐戰爭“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美蔣)蔣介石“背叛”革命,“投降”帝國主義,成了壓迫和“剝削”中國人的“反革命”首領。
辛亥革命⑷“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個清朝政府,“而沒有”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和剝削。
北伐戰爭“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美蔣)蔣介石“背叛”革命,“投降”帝國主義,成了壓迫和“剝削”中國人的“反革命”首領。
“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嗎?
西北、華北、東北、華東各個解決了土地問題的老解放區,難道還有如同艾奇遜所說的那種“吃飯問題”存在嗎?
美國在中國的“(特務)偵探”或所謂“觀察家”是不少的,為什麼連這件事也沒有探出來呢?上海等處的失業問題即吃飯問題,完全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殘酷無情的壓迫和剝削的結果。在人民政府下,只消幾年工夫,就可以和華北、東北等處一樣完全地解決失業即吃飯的問題。
中國人口眾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辦法,這辦法就是生產。
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如像馬爾薩斯⑸者流“所謂”食物增加趕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謬論”,不但被馬克思主義者早已從理論上駁斥得乾乾淨淨,而且已被革命後的蘇聯和中國解放區的“事實”所完全駁倒。
根據革命加生產即能解決吃飯問題的真理,中共中央已命令全國各地的共產黨組織和人民解放軍,對於國民黨的舊工作人員,只要有一技之長而不是反動有據或劣跡昭著的分子,一概予以維持,不要裁減。十分困難時,飯勻著吃,房子擠著住。已被裁減而生活無著者,收回成命,給以飯吃。國民黨軍起義的或被俘的,按此原則,一律收留。凡非首要的反動分子,只要悔罪,亦須給以生活出路。
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
我們是艾奇遜反革命理論的駁斥者,我們相信革命能改變一切,一個人口眾多、物產豐盛、生活優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國,不要很久就可以到來,一切悲觀論調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西方的影響”,這是艾奇遜“解釋”中國革命所以發生的第二個原因。
艾奇遜說:“中國自己的高度文化和文明,有了三千多年的發展,大體上不曾沾染外來的影響。中國人即是被武力征服,最後總是能夠馴服和融化侵入者。他們自然會因此把自己當作世界的中心,把自己看成是文明人類的最高表現。到了十九世紀中葉,西方突破了中國孤立的牆壁,那在以前是不可逾越的。這些外來者帶來了進取性,帶來了發展得蓋世無雙的西方技術,帶來了為以往的侵入者所從來不曾帶入中國的高度文化。一部分由於這些品質,一部分由於清朝統治的衰落,西方人不但沒有被中國融化,而且介紹了許多新思想進來,這些新思想發生了重要作用,激起了騷動和不安。”
在不明事理的中國人看來,艾奇遜說得很有點像。西方的新觀念輸入了中國,引起了革命。
革什麼人的命呢?因為“清朝統治的衰落”,向弱點進攻,是革清朝的命了。
艾奇遜在這裏說得“不恰當”。辛亥革命是“革帝國主義的命”。
中國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為清朝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反對英國鴉片侵略的戰爭⑹,反對英法聯軍侵略的戰爭⑺,反對帝國主義走狗清朝的太平天國戰爭⑻,反對法國侵略的戰爭⑼,反對日本侵略的戰爭⑽,反對八國聯軍侵略的戰爭⑾,都失敗了,於是再有反對帝國主義走狗清朝的辛亥革命,這就是到辛亥為止的近代中國史。
艾奇遜所說的“西方的影響”是什麼呢?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1848年)中所說的西方資產階級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⑿。在這個影響或“改造”過程中,西方資產階級需要“買辦”和熟習西方習慣的“奴才”,“不得不”允許中國這一類國家開辦學校和派遣留學生,給中國“介紹了許多新思想進來”。隨著也就“產生”了中國這類國家的民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同時並使農民破產,造成了廣大的半無產階級。這樣,西方資產階級就在東方造成了兩類人,一類是少數人,這就是為帝國主義“服務”的“洋奴”;一類是多數人,這就是反抗帝國主義的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從這些階級出身的知識份子,所有這些,都是帝國主義“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從這些人“發生”的。不是什麼西方思想的輸入引起了“騷動和不安”,“而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引起”了反抗。
在這個反抗運動中,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即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到1919年的五四運動⒀的前夜,共計七十多年中,中國人沒有什麼思想武器可以抗禦帝國主義。舊的頑固的封建主義的思想武器打了“敗仗”了,抵不住,宣告破產了。不得已,中國人被迫從帝國主義的老家即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武器庫中學來了進化論、天賦人權論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等項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組織過政黨,舉行過革命,“以為”可以外禦列強,內建民國。但是這些東西也和封建主義的思想武器一樣,軟弱得很,又是抵不住,“敗下陣”來,宣告破產了。
1917年的俄國革命“喚醒”了中國人,中國人“學得了”一樣新的東西,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
孫中山也“提倡”“以俄為師”,主張“聯俄聯共”。
總之是從此以後,中國改換了方向。
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
孫中山也“提倡”“以俄為師”,主張“聯俄聯共”。
總之是從此以後,中國改換了方向。
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
孫中山也“提倡”“以俄為師”,主張“聯俄聯共”。
總之是從此以後,中國改換了方向。
艾奇遜是“帝國主義政府”的發言人,他當然“一個字也不願意提到”帝國主義。他將帝國主義的侵略,說成“外來者帶來了進取性”。
看啊,多麼美麗的名稱——“進取性”。中國人學了這種“進取性”,不是進取到英國或美國去,只是在中國境內引起了“騷動和不安”,即是革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命。可惜沒有一次成功,都給“進取性”的發明人即帝國主義者打敗了。於是掉轉頭去學別的東西,很奇怪,果然一學就靈。
“中國共產黨是在二十年代初期,在俄羅斯革命的思想推動之下建立起來的”。
艾奇遜說對了。這種思想不是別的,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這種思想,和艾奇遜所說的西方資產階級的“為以往的侵入者所從來不曾帶入中國的高度文化”相比較,不知要高出幾多倍。其明效大驗,就是和中國舊的封建主義文化相比較可以被艾奇遜們傲視為“高度文化”的那種西方資產階級的文化,一遇見中國人民學會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文化,即科學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就要打敗仗。被中國人民學會了的科學的革命的新文化,
第一仗打敗了【帝國主義的走狗】北洋軍閥,
第二仗打敗了【帝國主義的又一名走狗】蔣介石在二萬五千里長征路上對於中國紅軍的攔阻,
第三仗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汪精衛,
第四仗最後地【結束了美國和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及其走狗】(美蔣)蔣介石等一切反動派的統治。
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到中國“之所以”發生這樣大的作用,“是因為”中國的社會條件有了這種“(迫切)需要”,“是因為”同中國人民革命的實踐發生了聯繫,是因為被中國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觀的實際的事物相聯繫,如果沒有客觀存在的需要,如果不為人民群眾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東西,即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不起作用的。
我們是反對歷史唯心論的歷史唯物論者。
非常奇怪,“蘇維埃的學說和實踐,對於孫中山先生的思想和原則,尤其是在經濟方面和黨的組織方面,有相當的影響”。
被艾奇遜們所傲視的西方的“高度文化”,對於孫先生的影響怎麼樣呢?艾奇遜“沒有說”。孫先生以大半輩子的光陰從西方資產階級文化中尋找救國真理,
結果是“失望”,轉而“以俄為師”,這是一個偶然的事件嗎?
結果是“失望”,轉而“以俄為師”,這是一個偶然的事件嗎
結果是“失望”,轉而“以俄為師”,這是一個偶然的事件嗎
顯然不是。
孫先生和他所代表的苦難的中國人民,一齊被“西方的影響”所“激怒”,下決心“聯俄聯共”,和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奮鬥和拚命,當然不是偶然的。
孫先生和他所代表的苦難的中國人民,一齊被“西方的影響”所“激怒”,下決心“聯俄聯共”,和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奮鬥和拚命,當然不是偶然的
孫先生和他所代表的苦難的中國人民,一齊被“西方的影響”所“激怒”,下決心“聯俄聯共”,和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奮鬥和拚命,當然不是偶然的
在這裏,艾奇遜“不敢說”蘇聯人是帝國主義侵略者,孫中山是向侵略者學習。那末,好了,孫中山可以向蘇聯人學習,而蘇聯人並非帝國主義侵略者,為什麼孫中山的繼承者,孫中山死後的中國人,就不可以向蘇聯人學習呢?
“為什麼”孫中山以外的中國人從馬克思列寧主義學了科學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理論,並使之和中國的特點相結合,發動了中國的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創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就叫做“受蘇聯控制”,“共產國際的第五縱隊”,“赤色帝國主義的走狗”呢?
世上有這樣高明的“邏輯”嗎?
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後,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從這時起,近代世界歷史上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偉大的勝利的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已經復興了並正在復興著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文化。
這種中國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來說,已經超過了整個資本主義的世界。比方美國的國務卿艾奇遜之流,他們對於現代中國和現代世界的“認識水準”,就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個普通戰士的水準之下。
至此為止,艾奇遜以一個資產階級大學教授講述無聊課本的姿態,向人們表示他在尋求中國事變的因果關係。中國之所以發生革命,一因人口太多,二因西方思想的刺激。
你們看,他好像是一個因果論者。接下去,他就連這點無聊的“偽造”的因果論也不見了,出現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事變。中國人就是那樣毫無原因地互相爭權奪利和猜疑仇恨。鬥爭中的國民黨和共產黨,雙方的精神力量的對比,發生了莫名其妙的變化,一方極度下降,降到零度以下,另一方極度上升,升到狂熱的程度。
什麼原因呢?誰也不知道——這就是艾奇遜所代表的美國的“高度文化”中所固有的“邏輯”。
文/毛 澤 東
1949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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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評:
“漢奸(買辦帶路黨)”們“宣揚”的所謂不深入“改革開放,就死路一條”,國人就沒有飯吃,就會餓肚子,就會死,“本質上”想把天朝“變成”對方(美帝)的殖民地,這是多麼荒謬的唯心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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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毒品:蔣介石1927年反革命政變首次反共肅清大屠殺後1928-1937剿共打內戰的重要軍費財源】
【鴉片毒品:蔣介石1927年反革命政變首次反共肅清大屠殺後1928-1937剿共打內戰的重要軍費財源】
【鴉片毒品:蔣介石1927年反革命政變首次反共肅清大屠殺後1928-1937剿共打內戰的重要軍費財源】
孔、宋操縱經濟有一個重要因素,即蔣介石需索金錢“剿共”。
委員長的“剿共”作戰一向耗費不貲,他依靠兩個來源取得經費:一是財政部長,一是從毒品生意擠錢。
蔣介石“如何”設法把鴉片市場的交易所得注入“剿共”作戰,同時又“義正詞嚴”下令取締吸毒,乃是一個成功的“政客”說一套、做一套最鮮明的例證。
1928年(1927年反革命政變“首次反共肅清大屠殺”後的次年),蔣介石確立他在國民黨內領導地位的那一年,設在北京的『國際反鴉片協會』(International Anti-Opium Association)秘書長抱怨說:
“數以百萬計的鉅款,從鴉片之中擠出來供做軍事作戰和內部宣傳之用。”
由於蔣介石必須向西方“求助”,而西方又推動禁煙毒,使得他表面上必須打出禁用毒品的大旗。他在1928年8月成立全國“查緝煙毒總局”。他說:
“中央政府絕不會從鴉片稅中拿到一分一毫。如果各位發現中央把鴉片稅當作它收入的主要來源,它就不值得大家信任。”
蔣介石的保證根本是“空話”。從“販毒生意”中賺錢是舊軍閥的把戲。雖然馮玉祥疾呼反毒,禁止屬下士兵吸毒,據說他一年即可從鴉片生意得到兩千萬元的收入。
基督將軍都如此了,蔣介石也“不例外”。
索克思發現,全國查緝煙毒總局“實質上是發放執照的機關”。“也就是說,你付了錢,取得收據,而收據代表你可以攜帶這些貨,因為你已經繳了罰金了嘛!這就是中國人的理論。查緝煙毒總局就這樣收下錢,錢用去養部隊。”
蔣介石保證不從鴉片稅中拿到一分一毫的那一年,湖北、山西和廣西徵收到一千七百萬元左右所謂的“禁煙所得”。
一九三〇年,十三萬英鎊的鴉片從波斯和印度進口到上海;同一時期,四川、雲南也提供好幾百噸鴉片,由蔣介石的部隊押運保護,沿著中國的“鴉片公路”——長江東進。蔣介石當家執政三年,中國生產的“毒品”已占全球的八分之七。那一年及次年,“國民政府”成立“鴉片專賣”以便逼退競爭者,但新聞媒體群起撻伐,使它放棄此一計畫。宋子文以及當時擔任行政院長的汪精衛都支持蔣介石的做法。甚至英國極有影響力的記者伍德海德(H. G. W. Woodhead)也支持這個構想,認為這是克服中國經濟問題唯一的方法。
1931年4月27日的《時代週刊》報導:
“財政部長宋子文上周愉快地宣佈,中國即將有一套‘新而實際的鴉片政策’……依據宋部長的說法,‘實際的’鴉片政策不能只講取締、禁止……如果精明的宋部長能在他的財政部馬車上駕馭住鴉片,他或許在未來可以找到方法平衡中國的預算。”
在此之前,杜月笙和“青幫”已經“控制”了上海的鴉片生意。“青幫”協助上海“清共(反共大屠殺)”之後,蔣介石任命(黑道流氓頭子)杜月笙和黃金榮為國民革命軍“榮譽顧問”,並授予少將軍階。委員長在所謂的“更具體的讓步”中,把上海地區的“鴉片權利”交給杜月笙的一家公司,並“安排”軍警協助“保護”“青幫”的鴉片運輸與倉儲。
但是,杜月笙得到的不只是金錢。當他回出生地老家高橋村修繕的一座古廟落成啟用時,八萬名賓客登門道賀。除了收到六十萬元禮金之外,上海市長、汪精衛,甚至蔣介石本人都送來匾額。然後,杜月笙就把他最大的“嗎啡工廠”設在高橋。
有位美國外交官很好奇,為什麼每次蔣介石到上海都要見杜月笙?
有個中國官員解釋給他聽:“蔣委員長到了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向杜月笙投名帖……兩人之間的關係只是一種安排:杜月笙負責率領他的(黑道)黨羽管束共產黨及其他不良分子不輕舉妄動,換取他在煙毒、賭博和賣淫業的行動自由。”
為了滿足杜月笙追求社會地位的欲望,蔣介石指派他為“上海剿共特派員”。
不僅如此,他的“鴉片專賣”生意若是失敗,杜月笙還會要求退錢給他——他可是付了政府六百萬元“開辦費”——宋子文提議以政府公債償付。
不幸的是,宋、杜皆心知肚明,政府公債一文不值。1931年7月23日,倪太夫人逝世當天有人企圖殺害宋子文[113],也就“不足為奇”。我們可以認定,經過“這一幕”,要給付杜月笙的退款很快就以現金支付。
直到1933年,杜月笙的“組織”都以上海法租界為基地。他每個月從“鴉片生意”可賺六百萬元,其中約十五萬元“孝敬”了法租界員警。可是,法國派了一名海軍軍官前來調查貪瀆,使得這個親密關係為之叫停。儘管杜月笙派密使攜帶巨額賄款到巴黎打通關節,中國政府人員“也焦慮”,“希望”停止調查,法國當局卻決心整肅官箴。新到任的總領事(並不貪污)和曾經出賣過杜月笙的一個前任總警司聯名設宴,有好幾名赴宴官員竟然食物中毒而死。法國當局認定杜月笙在幕後主使,他被迫退出法租界,從上海華人地界繼續做生意。
遷地營業並沒太影響杜月笙的“生意”。他重新建立組織,繼續大撒銀子保護地盤。他的手下在上海周圍有十家“嗎啡工廠”,他們每個月付“國民政府”四十萬元“保護費”。
1932年底,杜月笙要求政府准他“壟斷”全市“鴉片專賣”生意,他提議願每月付給財政部三百萬元,雙方果真達成協定。
宋子文接替孔祥熙為財政部長,把杜月笙營業大本營所在之虹口特別稅局,改劃歸蔣介石的總部管轄。次月,國民政府委派蔣介石兼管全國緝毒工作。到了1933年5月初,蔣介石的“鴉片生意”——“官方名稱”是鴉片“查緝”工作——已經運作起來。當年年底,虹口特別稅局收到一千六百萬元的鴉片稅。有個專家估計,國民政府在全國每個月可收到三千萬元左右的鴉片稅。[114]
許多中國知識份子和西方觀察家批評蔣介石利用鴉片支應政府費用。但是根據美國駐漢口領事的說法,“鑒於南京政府因為蔣介石極大的軍費開銷,過去幾年已經累積巨額赤字,一般不相信蔣介石會只為了推動公共福祉,切斷他在鴉片專賣這方面豐厚的收入來源。”
有位權威專家說:“在華中各省,尤其是湖北和湖南,幾乎每個政府組織都得靠鴉片收入來維持。”他引用某地每擔(大約六十公斤,即中國一百斤)鴉片成本四百元為例說明。官員要在這個底價上加征三百二十元的一般稅、三十二元的剿共捐、三元二角的中央政府規費、一元五角給地方商會、二元五角給特別貨物(鴉片)協會、二元五角給地方女子學校、七元的保護費。在這個總數之上,專賣機關再加上九百二十元。於是乎,鴉片的成本要增加為四倍以上,達到每擔一千六百八十八元七角。[115]
讓西方國家生氣的是,南京政府繼續怪罪列強政府害中國擺脫不了鴉片。
伍德海德說:“我們很好奇同一天上午在報紙上讀到一家中國通訊社的報導,它說,今年中國全部已有兩百零四名鴉片毒販被槍決;但另一則報導則說,目前中國仍有三百萬名鴉片或其他毒品吸食成癮者;
(廣西)百色的記者又報導說,有一車隊載運一百八十萬盎司鴉片抵達該地,暫存於緝煙局,等候繳納稅費。”
《字林西報》有一則報導說,九江有一海關官員因走私鴉片罪名被捕;事實上,他真正的罪行是“過分熱心查緝走私”。或者以《北華捷報》的說法:“醜聞已經太深,只好非辦不可。”
1935年,蔣介石撤銷查緝煙毒總局,自任緝煙總督辦。但是他很快就與日本發生“競爭”。日本人把他們控制下的華北地區轉化為“一大片罌粟田”,提煉鴉片及其他麻醉藥品。
1937年1月1日,委員長頒佈嚴格法令,規定使用這些麻醉藥品為非法行為。根據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員警探長巴帕(Papp)的說法:“中國政府壟斷中國各地的鴉片生意,日本人則主宰麻醉藥品販運。因此,中國消滅麻醉藥品販運及吸食習慣,主要影響到日本人……同時,中國人深怕被抓到販運或吸食麻醉藥品會遭到重懲,往往舍麻醉藥品而用鴉片,結果造成鴉片使用量上升,政府也因此稅收大增。”
蔣夫人對她丈夫涉及鴉片生意是否知情呢?她或許和他一樣,頗能小心保持內心的區隔。這種精神上的平衡可以她有關杜月笙的評語作為例證。杜月笙參加孔祥熙府邸的祈禱會之後,於1936年受洗為教徒。據說,蔣夫人告訴美國一位主教:“杜月笙已成為真正的基督徒,因為自從他受洗以來,上海的綁票案已顯著下降。”
蔣夫人于1939年發表一系列共十篇文章,統稱為《我將再起》。重慶《中央日報》以專刊形式予以刊載。
它們之受到重視有兩個原因:第一,它們反映美齡對中國歷史的觀點,以及她認為中國人民哪里出錯。第二,委員長夫人所議的好公民應有的行為,與她自己家人的行為相互對比,兩者之間出現極大落差。她在第二篇文章中說:“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洗刷不誠實和貪腐的國恥之記錄……只有叛徒……才會把國家用於抗戰的經費直接或間接飽入私囊。”她在第七、第八兩篇文章又列舉中國有七大最要不得的東西,必須從生活中排除掉:“一、自私自利;二、重視面子;三、拉幫結派;四、失敗主義;五、不精確;六、缺乏自律;七、推諉卸責。長久以來,它們使得我們無法成為第一流的大國。現在,它們又拖延抗戰的勝利。”這些文章收集成冊,於一九四〇年以《我將再起》為書名出版。蔣夫人聲稱:“中國被日本利用英國的姑息養奸、美國的唯利是圖和法國的害怕恐懼所形成的政治繩套所勒殺。”
1939年,美齡和艾瑪•密爾斯保持頻繁的通信往來,有時和藹可親、友善,有時又十足是個言詞謹慎的政客。艾瑪曾經敦促美齡到美國訪問——她和一些美國友人認為它將有助於中國的大目標——但蔣夫人一直猶豫不決。一月中旬,在奔波巡視各地戰場兩個月之後,她寫信給艾瑪:
“我有好好考慮過這件事,我覺得我恐怕承受不了精神和肉體上的壓力……我晝夜不停工作,已經沒有餘力……我怕會因為不能和所有的人見面,反而冒犯了他們,這豈不反而誤事?……如果我有體力,我或許可以一試,可是……恐怕第一天我就在精神上承受不住了。”
她在下一封信裏告訴艾瑪,她“很高興……你告訴我有個朋友的意見,他已經很厭倦聽到蔣家夫婦的新聞。你可以告訴他,我也深有同感。海外一再要求有更多的資訊,已使我疲于應付。”
兩年後艾瑪表示可以到中國來幫忙,美齡反而勸她別來,因為重慶經常遭空襲、生活條件很差、壓力又大,而且沒有社交生活。不過,她安排中國政府授予艾瑪“傑出服務勳章”。
已出任“美國醫療援華事務局”執行副會長的艾瑪告訴美齡,中國“在(美國的)日報上幾乎根本不存在——永遠只是一小段,而且躲在不起眼的地方……我們一直努力募款,但效果都不大。”
不過,艾瑪本人卻引起美國情報機關(當時是『戰略情報局』;注:乃今“CIA中央情報局”之前身)的注意。有個人自稱奉美國國務院之命來找她,想找到“不必通過中國官方管道”就可接觸蔣夫人的方法。艾瑪給美齡的一封信解釋說:她“尚未脫離情報工作”。
十一月間,美齡再度到前線視察——三千五百公里,用了飛機、汽車、轎子、舢板和小馬等“種種運輸工具。每天都受到日本轟炸機投彈的威脅。好幾次我必須躲到溝渠或洞穴,以免被以掃射公路上的人為樂的日本機槍手看見。”
那一個月,她寫信給艾瑪說:“戰爭已在歐洲爆發,我們的賑濟募款愈來愈難……目前我們還沒有受到任何影響……它或許會妨害到我們彈藥的供給,但是我們相信已在規劃中的、時機適當的大規模反攻,不會受到妨害。”艾瑪對此卻有睿智的回答:“畢竟歐洲離我們近得太多,我們許多人是第二代或第三代的歐洲僑民。”
大約此時,日軍派飛機轟炸蔣介石的故鄉浙江省,尤其是溪口的蔣家宅子。有一顆炸彈掉到院子,炸死他的元配夫人毛福梅。蔣經國在母親墳前豎立的墓碑,刻著“血債血還”四個大字。四年後,負責此一地區的日軍司令官為蔣介石的母親和元配掃墓,並派人送照片給蔣介石父子,但蔣氏父子對此一示好動作不為所動。
到了1939年,中、日戰爭進入大致僵持不下的局面。日本的百萬大軍據守他們認為最具戰略價值的地點(包括所有的港口和大城市),中國四百萬部隊則分佈在內陸省份的重要城鎮。一般都認為,蔣介石的政府一退到重慶山區,就“很少”和日本人作戰,也“不太協助”淪陷區中國人——即使敵機空投攜帶鼠疫細菌的蟲子到浙江,後來又試圖以炭疽熱、鼠疫、傷寒、霍亂等微生物侵擾中國人。農民餓肚子,各省縣小官吏則“任憑”日軍割宰,很容易被綁架、甚至動刑,直到他們向日本人招出金錢財貨藏在哪里。《北華捷報》報導:“有些地區受害人被捆綁柱上,活活烤到皮肉和骨脫離為止。”
可是,“抗戰”進行到這時,委員長“最關心”的是兩大“宿敵”的動向:一是汪精衛,一是中共。
汪精衛從政壇銷聲匿跡一段時候,仍認為中國打不贏日本。前面提到,他偕妻子、家人前往河內。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汪精衛被國民黨開除黨籍。七天之後,他拍發電報給蔣介石,力促蔣介石“做出大膽決定,結束徒勞無功的抗戰,與日本談判光榮和平。”
《南華早報》稱汪、日十二點協議是“中國四千年歷史最卑鄙無恥的檔”,它和其他報紙都批判汪精衛是“大賣國賊”、“日本的工具”和“一塊爛肉”。同月稍晚,蔣介石派人前往河內暗殺汪精衛,但刺客未得逞。三月某天清晨,國民黨一批特務潛入汪精衛住處,開了數十槍,卻未能除掉他,只殺死他的秘書。
即使有機會讓汪精衛重新思考大局、回心轉意,暗殺行動既已下手,汪精衛已無退路,只有死心塌地“效忠”日本主子。1940年3月,他就任南京傀儡政府元首。據亨利•路思義《財富》雜誌的說法,汪精衛的叛逃是“天賜”敵人的大禮。“他是中國革命的耀眼人物……中國政府的一位傑出人物。溫文儒雅、英俊瀟灑、口才極佳、情感豐富……在中國的地位和能力都無可置疑,中國社會所有的折中因素皆可彙集在他身上。”
汪精衛亮出國民黨的舊口號,於日本人“支持”下開府南京,升起國民黨黨旗——蔣介石的重慶政府也一樣高舉國民黨大旗。汪精衛要招募一支部隊,遂讓被俘的中國士兵選擇效命,否則即槍斃。
一九四一年九月,距珍珠港事變發生還有三個月,有三萬名被俘歸誠的中國士兵乘機殺了日本隊職官,又投效委員長的抗日行列。
蔣介石另一個心腹大患中共則依然忙著建立革命根據地。“西安事變”後,中共在重慶的“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中分到兩百個席次;這是蔣介石設立的一個戰時決策機構。周恩來被任命為“軍事委員會”副部長,他重提讓中國共產黨也可加入國民黨的舊主意。雖然蔣介石拒絕了周恩來的提議,但日後發現許多中國共產黨員事實上潛伏到國民黨內,居於重要職位。其中一人是中央銀行重要主管,據柯洛齊說,“得到孔祥熙無保留的信賴”。至少,中共決定暫時要讚美它的新盟友蔣介石;“一大堆左翼作家”從各國蜂擁而至重慶,高唱共產主義的理想。
“西安事變”之後,中共部隊併入蔣介石的國軍(其實只是改番號,實際指揮權仍在中共手中——譯者注),陝西紅軍兩萬名部隊編為國軍第八路軍。同年冬天,政府批准中共組建另一支部隊,番號“新四軍”,以毛澤東三年前展開長征時留在江西蘇區的兵力為主。當日軍征服長江流域下游時,蔣介石命令新四軍改組,納入國軍。
1941年1月,國共軍事合作的神話因“皖南事變”而破滅。此時的新四軍由共產黨員將領項英和非共產黨員將領葉挺共同領導,駐防在長江南岸,離上海不遠。前幾個月,蔣介石的參謀總長命令新四軍渡江北上,到日本佔領的安徽省之新駐地。雖然領導人抗議,大部分士兵已經渡江,留下一支約兩千五百人至五千人的軍本部部隊[116]——包含指揮官、參謀、一些作戰部隊、醫療人員、傷兵、老師和學生。但是,國民黨當地指揮官要求留下來的這批人也要移防。共軍抱怨,若依劃定的路線移動,會和日軍撞上,因此請周恩來找蔣介石商量。委員長批准變更路線,邀周恩來參加聖誕晚餐,還舉杯祝望和平。[117]突然間,共產黨總部接獲報告,新四軍被困在一處峽谷,遭藏身在山上的國軍團團包圍,開火射擊;許多人喪生,葉挺被俘。周恩來趕回來要找蔣介石,已經見不到蔣,但得到擔保說,不會有事,國軍士兵已奉命不阻擾共軍換防。
根據張戎和哈利戴的說法,蔣介石否認國軍攻擊紅軍,聲稱是共產黨先開火,國軍才反擊。不論真相如何,重慶山城“謠諑紛飛,盛傳國共即將全面內戰”。謠言稍微止息,消息傳來說新四軍本部遭摧毀,軍長以下數千人都陣亡。還有報導說,國民黨對付共產黨,“和日本人一樣殘酷”。這個說法在多年後經由一位大學教授證實。這位教授不是共產黨員。他告訴白修德,他和新四軍一起被俘。國民黨士兵強姦抓來的女人,全體俘虜被迫急行軍七百里至“集中營”。途中,俘虜要替國軍背負行李,國軍還毆打俘虜,槍決一些俘虜。最後,只有三百人熬過這趟行軍。
“皖南事變”,言人人殊,端看論者的政治立場。但是,記者和歷史學者皆認為它代表抗日統一戰線的終止。國、共雙方談判停止,蔣介石切斷對共產黨軍隊一切補給供應。白修德一九四一年三月自重慶撰發報道說:“共產黨在這場戰爭以前所未有之勢擴張……中國人和日本人的作戰幾乎停止下來。”
雖然白修德在上述報導之前加注一段警語:他所發出的消息“完全是我獲准發出的意見和解讀”,但是沒想到史諾對“皖南事變”的報導卻觸發意想不到的結果。史諾曉得,國民黨“殺害”新四軍的消息一定過不了重慶新聞檢查人員的關卡,設法通過香港發出報導。他的報導引起西方新聞界大嘩。史諾說:他的“電文引起華盛頓莫大注意,以致中國交涉新貸款的談判被中止”,“摩根索先生甚至暗示,若是再啟內戰,重慶當局就甭想要美國再給財政援助了。”
當然,重慶政府矢口否認一切,史諾失去採訪權利——對他而言,這已不是第一次。面對其他記者抱怨新聞受到壓制,重慶被迫暫時解除對外國記者發稿的管制。
摘錄自:《宋美齡傳》
作者:(美)漢娜。帕庫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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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狐狸與小白兔
論兩岸和平協議、文化協議及評卜睿哲、龍應台
馬英九在第一任總統任內完成了兩岸直航和簽訂ECFA(兩岸經貿架構協議)後,大家都期望於他能在第二任內逐步完成他所承諾過的兩岸文化協議和兩岸和平協議。美國口口聲聲「普世價值」,和平可是聯合國追求的目標,是聯合國的普世價值。從馬英九一月份連任當選後至今,不但和平協議渺無音訊,連文化協議恐怕也難以樂觀。
“棄美論”與“棄台論”
8月21日,「美國政策中心」召開在華盛頓「三場可能改變世界的選舉」研討會,會中,前“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前美帝駐台總督府總督)卜睿哲提出台美關係有兩種「拋棄論」,一是美國的「棄台論」,一是台灣的「棄美論」。
「棄台論」是「因為如果美國要和大陸發展關係,就必須解決台灣問題,台灣已成為美國的戰略負擔,必須拋棄台灣,避免損失。」「棄美論」則是美國眾議員、台灣連線前共同主席羅拉巴克所提,「馬英九和大陸維持良好關係,但他反對『獨裁政權』,台灣已和以前『反共』的台灣不一樣;對他而言,台灣拋棄美國。」(《聯合報》2012-08-23)
(前美帝駐台總督府總督)卜睿哲認為「棄台論」、「棄美論」都不是華府的主流看法。尤其是「棄美論」不可能,因為「兩岸之間想要建立政治架構,進而簽署和平協議是很困難的事,台灣還是需要美國,即使思考拋棄美國也不可能」。(同前)
為什麼「台灣還是需要美國」,《聯合報》的報導不完整,原來卜睿哲是這麼說的──「兩岸之間要透過政治談判達成和平協議非常困難,在台灣仍需要美國提供安全保障的情況下,台灣怎麼可能放棄美國?」(《自由時報》2012-08-23)
《中評社》(2012-08-23)另有報導說:
「卜睿哲認為,『棄美論』與『棄台論』均遠非主流思維,甚至連辯論也沒形成;台灣很難在兩岸之間創造一個政治框架,仍繼續需要美國,即便台灣想放棄美國也不成。
曾任“美在台協會”理事主席(美帝駐台總督府總督)的卜睿哲預計,在馬英九第二任內,兩岸關係發展的動力會放緩,這主要是兩岸內部政治,特別是台灣內部政治決定的。馬英九在選舉中曾提出今後十年兩岸可能談和平協定,遭到批評後就退縮了;吳伯雄在北京提『一國兩區』,馬上引發激烈爭議,這些都顯示了台灣內部對這個問題的擔心和焦慮。他說,兩岸談和平協定在政治上和安全上都有許多障礙。」
我們根據這三份報導大致可以把卜睿哲的意思拼湊起來:由於台灣內部政治,要美國提供安全保障,所以,不能「棄美」,(而必須與大陸對抗),也就簽不成和平協議。美國要回東亞,進行「新圍堵」,又何以要「棄台」?
卜睿哲不但曾任“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前美帝駐台總督府總督),並現任智庫“布魯金斯學會”東北亞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當深知美國對華政策和東亞戰略。我們同意他所傳達的正是美國目前的政策和戰略,正是「不統不獨,不戰不和,以台制中」,但是我們不能同意他的理由和論述,那不是台灣客觀事實的陳述,而是美國主觀願望的表達。
閉門會議為何“不透明化”?
試問,台灣為什麼需要美國提供安全保障?這是因為當年,中共擁有大陸政權後,要「解放台灣」,兩岸實力懸殊,所以才需美國保護。兩岸和平協議是大陸保證不以武力侵犯台灣,難道這不是台灣的安全保障嗎?沒有了大陸武力威脅,台灣也就不需要美國保護了。
再說,如果美國真那麼「愛台灣」,即使和平協議簽訂後,大陸還要以武力要脅台灣,美國不還有「台灣關係法」可以提供台灣安全的保障嗎?那是美國的“國內法”,大陸也無可奈何。除了「台灣關係法」外,再加兩岸和平協議,台灣的安全有雙重保障,不比現在更安全嗎?
「台灣內部政治」會是台灣人民嗎?台灣主流民意真的是「寧願大陸武力威脅,不簽兩岸和平協議」嗎?當然不是。
不僅是兩岸和平協議遭卜睿哲否定,兩岸文化協議也有問題。台灣文化部長龍應台訪美,8月26日接受「美國(反華)之音」訪問時說,「兩岸還在彼此接觸、摸索,希望明年春天北京開完『兩會』後,有機會具體討論排除兩岸文化交流障礙議題」(中央社,華盛頓2012-08-31)。
27日,龍應台前往拜會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與卜睿哲、容安瀾、包道格等「台灣通」舉行閉門會議,談了90分鐘,相約內容不對外透露。「卜睿哲在步出會場時,強調以個人意見對中央社記者表示,台灣與大陸進行文化交流,會碰到著作權保護與審查制度等關鍵問題」;「政治與文化密切相關,兩岸文化交流的確有敏感性,以兩岸領導人智慧合力解決,應該可以避免這類問題」。「台灣與大陸畢竟是兩個非常不一樣的社會,文化交流有很多工作要做,但也不需要太悲觀,台灣應該要對自己文化有信心」。(同前)
台灣文化屬中華文化,那來「自己文化」?難道面對美國文化,紐約還有「自己文化」嗎?
經過了「閉門會議」,龍應台似乎打通了任督二脈,8月29日,在華盛頓發表演講並答覆問題,據中央社報導云:
「對於兩岸簽署文化協議,龍應台直言『暫時沒有考慮這件事』。她說,兩年前還沒有做公務員時,中國大陸提出來,台灣方面的回應是除非有非常實質意義的內容,若空泛講民族情感、中華文化,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龍應台認為,兩岸簽署文化協議與否並不重要,因為台灣是以民間社會為主,民間會主動自己選擇用何種方式交流。
但她認為,兩岸思想上應該要有更多交流,而且這件事非常重要,『如果只是一雙手做交流,另外一雙手做相反的東西』就沒有意義,雙邊要非常真誠交流最重要,因為這個透明世界什麼事情都會清清楚楚。」
但為什麼「閉門會議」不肯透明化呢?
且她在「中評社」記者問,在何種條件下台灣才會與大陸談文化交流協定時,她只能語無倫次的“支吾其詞”,報導說:
雖然遙遠,應敢於想像
「『我們對此保持開放態度,我們並沒有說不。事實上我們希望與對岸坐下來討論非常實際的問題。』她舉例道,當派出一個樂團到對岸演出時,就有大量樂器需要過關,因此雙方可以談海關監管,以及劇場、影院、電影配額等非常實際的問題,一個一個地談,而不是簽署一個抽象的東西。
28日在喬治.華盛頓大學演講回答學生提問時,龍應台承認,要在接受大陸正面的文化影響,以開放的態度與大陸互動,與保證台灣安全之間劃線,對於台灣來說是很困難的事情。中評社29日問她希望線劃在什麼地方?龍應台回答:加拿大與美國文化交流就不會有這個問題,因為他們之間沒有憂慮,而這不僅對台灣與大陸,對美國與中國而言都是一個問題。5月份中國公司收購美國一個電影院線,就在美國引發許多討論。
龍應台認為,很難劃線是因為文化一直在變化,是流動的,很難給它定規劃線。她表示,重要的是通過對話,影響或幫助中國大陸變成更加開放的公民社會。她說:『也許有朝一日兩岸文化關係也能跟加拿大與美國一樣,不存在安全問題。這種場景雖然遙遠,但我們應當敢於想像。』」(「中央社」2012-08-31)
前三天才說,明年春天,北京開完兩會後就「有機會具體討論排除兩岸文化交流的障礙議題」,經過「閉門會議」,只剩下了「這種場景雖然遙遠,但我們應當敢於想像」!這個「閉門會議」能不令人「敢於想像」嗎?
簽訂文化協議的條件,要有如美、加關係,但在歐盟之前,全世界的兩國關係,英-法、法-德都沒有和美-加關係一樣。而且中-美關係,除非美國放棄霸權主義,中國永遠不會和加拿大一樣做美國的小乖乖。
卜睿哲的越俎代庖引起「中評社」(2012-08-29)的批評:
「我們據此大約可知,美國人對兩岸開展文化交流也是擔心的。
兩岸文化交流是一個大的概念,什麼著作權保護與審查制度則是小的方式。用小方式來抹煞大概念,美國人不是不了解情況,就是用心良苦。
著作權保護與審查制度台灣就沒有嗎?
當然有的。
試問,台灣報紙在大陸不得公開發行,又有哪一家北京的報紙得以在台灣公開發行?(台灣鐵幕社會迄今嚴密封鎖大陸電視頻道)兩岸之間實在是“半斤八兩”而已。
我們要等著看的是,是不是美國人不高興,兩岸文化交流也立刻中止?」
對於龍應台的演講,更引起了資深媒體人傅建中的「微詞」,他在「華府看天下」的專欄中說:
龍應台的認同中有多少中國成份?
「當龍應台說起孔子學院有宣傳作用,自是含有貶意,可是當她談到美國的新聞總署(USIA,現已併入美國國務院),儘管USIA是美國在海外的宣傳機構,她卻對USIA發揮的宣傳功能予以肯定,甚至表示像她那一代的台灣人,幾乎是在USIA的文化氛圍中長大的。恰好現場有兩位USIA的前官員,其中一位和我很熟,很自然的在演講過後的午餐招待會上談起龍的演說,這位美國官員看過龍應台的《野火集》,頗為欣賞,她對龍應台演說沒有觸及台灣的身份和歸屬(identity)感到悵然,若有所失,對台灣而言,這也是很悲哀的事。她指出,這個問題已存在六十餘年始終不得其解,這位曾在中國大陸服務的USIA前官員深信,台灣一天不能落實自己的identity,有再多、再好的軟實力,包括孔子的溫良恭儉讓美德、西方的公民社會和民主,都只是漂浮的、游離的,無法生根,台灣也將『國不國』。
說得甚是,我無言以對。個人認為,前述問題在兩蔣時代幾乎不存在,因為那時台灣的identity非常明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人就是中國人,而且都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國人;等到黨外勢力興起,台灣意識抬頭,台灣identity逐漸取代中國認同,甚至於中國或中國人變成骯髒的字眼(Chinese has become a dirty word),那就使台灣沉淪到萬劫不復。近日來自台北的友人說,台灣中學的教科書連『秦始皇統一中國』的字眼都避用,唯恐給學生灌輸『統一』和『中國』的觀念,這真是掩耳盜鈴,自欺欺人。
龍應台雖貴為部長,恐怕也是『孤臣無力可回天』,因一朝被貼上統派的標籤,她就非得掛冠不可。龍應台認同台灣是不容置疑的,但這認同中有多少中國成份,就值得研究了。我們無法期待她像張榮發那樣斬釘截鐵的說:『台灣人就是中國人』。做為文化部長和台灣形象的首席推銷員,她是沒有什麼灰色地帶可以隱身的。」
傅建中「微詞」中有大義:
一、即使孔子學院有宣傳作用,龍應台竟然不知USIA就是美國的海外宣傳機構,而肯定USIA,否定孔子學院,龍應台還有公正嗎?
二、龍自承是在USIA的文化氛圍中長大,所以她肯定和認同的是美國宣傳的文化,而不及中國(或台灣)文化,但竟然她在中華民國的台灣擔任文化部長。
三、龍肯定USIA,但USIA的前官員,雖肯定龍批評國民黨政權的《野火集》,但卻因她不能公開認同台獨,而失望。
四、龍應台的演講根本沒有「中國」只有台灣,沒有「中國」的台灣不是台獨是什麼?
龍是文化部長,是中華民國文化的首席推捎員,竟是推銷沒有「中國」的台灣文化。所以傅才會說,「這認同中有少中國成份,就值得研究了」。這是傅質疑龍是那國文化的文化部長了,也就是質疑龍的國家認同。
傅長期旅居美國,對台灣情況發展認識略有出入。
一、台灣認同全面台獨化是自李登輝的「本土化」開始。黃信介任民進黨主席還欲以在北京的陳鼓應、張春男成立北京分部。李登輝時是國民黨主席,不是黨外。
二、不能稱「秦始皇統一中國」是陳水扁時期的規定,現在已取消此項規定。傅建中得知的是歷史,不是新聞了。
沒了「不和」就無以「以台制中」
最後,我們對卜睿哲和龍應台的報導有以下之評論。
卜睿哲不愧為“老奸巨猾”的外交官,是隻“老狐狸”。把美國反對兩岸和平協議的責任推給「台灣內部政治」。
卜睿哲所言「台灣內部政治」當指民進黨吧?
但我們發現,當年“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白樂崎來台痛批民進黨主席許信良等,「缺乏戰略思想」、「不夠用功」、「立場也不明確」後,而有施明德帶隊到新加坡拉白布條抗議「辜汪會談」。《華盛頓郵報》渲染報導廈大台研院一個副教授說ECFA是邁出經濟統一的第一步,於是「一犬吠影,百犬吠聲」,整個民進黨都抗議,抗到蔡英文選總統才要「繼承前朝政策」。去年10月,馬英九拋出「和平協議」,第二天《中國時報》民調61%支持,但隨即受到「美國學者關切」而收回,以至民調大幅下滑;吳伯雄的「一國兩區」,首先是白樂崎在《自由時報》反對,接著包括卜睿哲、薄瑞光的質疑,民進黨又一窩蜂的反對,殊不知是反對自己參與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修訂條文」。
我們有憑有據的說,戰後的「台獨運動」根本是美國“幕後扶植”的,所謂「台灣內部政治」就是民進黨台獨,就是美國“扶植”的“代理人”。歷來大規模的“反對”兩岸和解政策,“無不是”「美國友人」率先發難或事後支持的。
美國對台政策是「不統不獨,不戰不和,以台制中」,簽訂了兩岸和平協議就沒有了「不和」,沒有了「不和」美國就無以「以台制中」。但台灣人民的安全保障的前提當來自兩岸的和平,“而不是”美國的“軍售”和安全保障。反對兩岸和平協議其實是出賣台灣人民的安全利益。
美國在台的“代理人”由50年代的國民黨“轉換”為今日的民進黨,除非是革命式的掃蕩,否則這股「台灣內部政治」勢力無論執政與否,是難以撼動的。
卜睿哲還“狡猾”的把反對兩岸文化協議的責任“推給”要「以兩岸領導人智慧合力解決」,甚至,推給「台灣應該要對自己的文化有信心」。甚至還提出智慧財產權和審查制度來卡文化協議。
龍應台只是“(崇洋媚外媚美媚德媚日派)西化派”的小白兔
大陸的智慧財產權保護起步較晚,為了要「與世界接軌」也在全力直追,和美國都訂有協定,禁止大陸民間侵犯美國人的智慧財產權。大陸確有審查制度,我們暫不作價值判斷。戒嚴時期,台灣也有審查制度,也有美國新聞處的《學生英語雜誌》、《今日世界》,並有《時代》、《新聞》周刊進口,唯中共領導人照片上須蓋上「匪酋」二字,當時美國和台灣沒有文化交流嗎?
可見卜睿哲之言,只不過是“藉口”而已。
按照前USIA官員的看法,「台灣一天不能落實自己的identity」(其實即台獨另一說詞),無論什麼文化,「都只能是漂浮的、游離的,無法生根,台灣也將『國不國』」,「台灣應該對自己的文化有信心」,豈不是對台獨有信心?兩岸領導人有智慧,豈不是要接受台獨才是有智慧?
要北京當局接受台獨,才能簽訂文化協議,這才是卜睿哲的“潛台詞”,我們無法得知,卜睿哲是否在「閉門會議」中向龍應台說了白話文。果真如此,除非馬政府有意志和能力擺脫美國的羈絆,否則,兩岸文化協議的期望只能是「我們應當敢於想像」了。
相對於卜睿哲的“老奸巨猾”和“老狐狸”,龍應台只能是一隻“(崇洋媚外媚美媚德媚日派)西化派”的小白兔,一次「閉門會議」就被洗腦,甚至把反對文化協議的責任一肩扛起,可見其天真活潑可愛。
龍應台是成大外文系畢業,在美取得英美文學博士,後從事流行文化和新聞評論的寫作,也涉及過一點中國現代化啟蒙思潮,曾在大學任教,但她對英美文學和西方文化,有些什麼成就,我們“不得而知”。但其文字流暢自成一格,充滿感性,頗富文采和才氣,然“缺乏”哲學、史學和社會科學訓練,涉及中國(台灣)傳統文化甚鮮。但其作品在兩岸均頗受摩登青少年歡迎,流行頗廣。
唯其“無知”於孔子學院在前些日子,險遭美國政府驅逐的「不文明」;
也“無知”於USIA就是美國的“海外宣傳機構”,而自承是接受USIA文化長大的;我們也知道,龍應台竟也“無知”於台灣文化源自中華文化,而和台獨文化家唱和台灣文化的獨立。所以,才有傅建中的「微詞」。
老實說,龍應台沒說錯,「像她那一代的台灣人,幾乎是在USIA的文化氛圍中長大」的,唯有人有反省的能力,有人缺乏反省的能力。很遺憾的,我們的文化部長龍應台屬於後者,而“無法超越”USIA的文化氛圍,而形成自己的主體性文化意識。這是(被美日深度學術殖民、文化殖民的)台灣知識界和文化界“普遍的現象”,我們無意苛責龍應台,只能高呼「美利堅萬歲」!
民族感情、中華文化都不是最重要的
龍應台當知西方文化價值是多元化的,唯多元化才能有選擇;唯有選擇,人才能有自由。龍應台自承台灣遭USIA壟斷,還能有多元化和自由嗎?
台灣的中華文化遭“日據”“斷絕”了50年;光復後,一切“附匪”學者、作家(遭撲殺、封鎖)的著作皆在查禁之列,得過國民政府獎勵的馮友蘭著作都遭查禁,康有為的《大同書》言及「麥克斯」也在警總禁書目錄之列,故當年台大法學院長薩孟武稱台灣為「文化沙漠」,因此,USIA的文化才能“趁虛而入”;李扁20年「去中國化」,把中國傳統文化驅逐於「我國」之外,而有傅建中所說的不能稱「秦始皇統一中國」。
所以,台灣要從“美國文化殖民地”中“解放”出來,就必須恢復台灣自己的中華文化,並且和大陸的中華文化交流,讓台灣的中華文化能回接中華文化的母根,才能有生命力的茁壯發展。
台灣市場狹小,又經李扁(皇民餘孽復辟勢力)“鎖國”20年,使之喪失競爭力,台灣的文化產業已多奄奄一息,亟待取得開放上升的大陸市場。一些精緻的文創產品和學術文化,在台灣根本找不到足夠的市場,賴聲川的《寶島一村》,從台灣頭演到台灣尾又能表演幾場?故台灣文化市場只能充滿了庸俗低劣的劣質品。
何況,文化產品是具有民族性的,海峽兩岸同文同種,最能同情和感動。台灣的文化產品市場當然應該在大陸。龍應台敷衍文化協議的理由竟是「兩岸簽署文化協議與否並不重要,因為台灣是以民間社會為主,民間會主動選擇用何種方式交流」。
今天兩岸文化交流是民間的“自由”嗎?政府多少法令在“阻礙”兩岸文化交流,沒有官方,能把這些官方設置的兩岸文化交流的“阻礙”排除嗎?
試問龍應台,同樣的理由可不可以用在經貿上,何以馬英九被罵到臭頭都要簽ECFA呢?難道這不是「語無倫次的支吾其詞」嗎?
龍應台說,文化協議是兩年前大陸提出來的,「台灣方面的回應是除非有非常實質意義的內容,若空泛講民族感情、中華文化,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其實當時提及文化協議,台灣方面亦積極回應,有如和平協議一般,台灣方面又“縮回去”了,而且也“說不出”一個真實的理由來,想必又是「美國學者的關切」。
抹煞中國民族感情和蔑視中華文化,這一向是USIA文化的核心價值,且民族感情、中華文化真的是「空泛」、「非有非常實質意義」、「都不是最重要的」嗎?
要做中華文化的領航者
但是,在2010年元旦講話,馬英九說:
「在兩岸關係上,英九一向主張在中華民國憲法的架構下,維持『不統、不獨、不武』的狀態,並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推動兩岸交流與合作。這不是消極地維持現狀,而是積極地爭取一段足夠長的時間,讓台海持續和平發展,讓兩岸人民透過經貿、文化各方面的深度交流與合作,增進了解,淡化成見,並在中華文化的基礎上,為兩岸爭議尋求一條務實可行的出路。」
在陸委會20周年慶祝茶會(2011-02-28)上,馬英九又說:「透過深度交流,在中華文化智慧的導引下,找出解決爭端的方法。」在民國百年的元旦致詞中,馬英九還說「中華民國要做中華文化的領航者」。馬英九所言不是「民族感情」、「中華文化」嗎?
馬英九一再強調依法治國,國家的基本大法即憲法,憲法第一條即明言:「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而三民主義之首即民族主義。
龍應台說,這是台灣方面的反應,
「台灣方面」是誰?是馬英九嗎?在「閉門會議」之前,龍應台除了接受「美國(反華)之音」的訪問外,5月24日,她在台北召開首次記者會還說,希望跟北京協商,促成召開兩岸文化前瞻論壇,再看有否簽訂文化協議的必要。(「中評社」2012-05-24)「閉門會議」之後,就只剩下「這種場景雖然遙遠,但我們應當敢於想像」。原來龍應台的「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竟決定於華盛頓美國智庫的「閉門會議」中!因此,我們不相信這是龍應台、馬英九和台灣人民的本意,而是美國「閉門會議」的命令!
龍部長,「文化不是政治,放行吧!」
龍應台不是呼籲不要把政治扯進文化來,而言:「文化不是政治,放行吧!」但她在「閉門會議」之後,卻又把「台灣安全」扯進文化協議中,文化互動要與台灣安全劃線,還「存在安全問題」,這不是政治嗎?並且把文化當作武器,要以「公民社會」向大陸進攻,企圖「和平演變」中國。龍應台可知道「和平演變」就是「顏色革命」,其結果將使胡錦濤如格達費暴屍街頭,中國將分崩離析,四分五裂,千萬人頭落地,家破人亡,有如今日之回教世界。才過了幾天好日子的中國有那一點對妳不起,如此“深仇大恨”,欲置之死地而後快。當然,這也許又是“(崇洋媚外媚美媚德媚日派)西化派”小白兔的龍應台所不能想像的。
兩岸文化協議和兩岸和平協議一樣是「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的,但卻對美國的「以台制中」不利,對美國的「新圍堵」不利。
龍應台為國家方面大員,馬英九更是國家領導人,不能堅持國家人民的利益,而屈就於美國「新圍堵」的亞洲政策,該何擔當,自己心裡有數。或「國步維艱,政宜含垢」,以待時日,再作蹶起,那就讓我們拭目以待,或留待歷史評價。
至於卜睿哲,“老奸巨猾”又“頤指氣使”,欺台灣無人,其實,手腳老早已被看破,也只能欺負龍應台這種(崇洋媚外媚美媚德媚日派)西化派小白兔而已。但即使卜睿哲再“老奸巨猾”,主觀的意志畢竟不能代替客觀的規律,美國帝國主義又能“橫行”到幾時?「新圍堵」政策真能成功嗎?也讓我們拭目以待罷。
《海峽評論》社論 262期- 2012年10月號
http://www.haixiainfo.com.tw/SRM/2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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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勸(偽君子)馬政府改正獨台史觀
郝柏村先生近日投書,希望政府正視史地課本。郝先生希望表達的是中華民國與中國的關係不應該“被切斷”,但是他卻是用「中華民國不應該等於台灣」的方式進行批判,因而引發若干媒體的反擊。我們必須用宏觀面去了解歷史教科書,才能認清目前問題的所在。
(美日台篡改歷史主義)教科書未撥亂反正
(美日台篡改歷史主義)歷史教科書「去中國化」的“書寫”開啟於李登輝時代,陳水扁時代繼續延續。馬英九總統執政4年以來雖然開啟了兩岸的大交流,物質性交往頻繁,但是兩岸認同卻沒有增加,甚而有繼續撕裂的情形。
兩岸認同“繼續撕裂”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在於馬英九政府沒有能夠積極地在教科書事情上撥亂反正,未能扭轉李扁(皇民復辟)執政所留下的獨台或台獨史觀。以及「一族兩國」的政治遺產。
歷史是死的,但是歷史教育卻是活的。教科書即是史觀認識與建構最重要的一環。在民進黨執政時期,首先將本國史分成為中國史與台灣史,然後將台灣史做為“國史”書寫,雖然沒有說明中國史不是外國史,但是已“隱含”著兩岸已經為「異己關係」,因而引發了李白是「中國詩人」,是否也是「我國詩人」的爭議。
馬英九上台以後,有關高中歷史教科書課綱修訂部分雖然在一些觀點上做了修正,但是“並沒有”做結構性的調整。(美日台篡改歷史主義)教科書課綱的脈絡結構仍然是“延續”民進黨時期,先講台灣史、再講中國史,將台灣放在世界與東亞,而不是放在以往為本國史,現在稱之為中國史的脈絡中來講授。
在這個“史觀”脈絡裡,1949年以前的“中華民國”是放在中國史,1949年以後是放在台灣史。這表示1949年以後的中華民國已經“不屬於”中國史,而是台灣史。史觀上的「一中一台」因而“成形”。
新的課綱仍然稱清朝統治下的台灣為「清領時期」,意指「清朝占領台灣時期」,卻稱日本統治台灣為「日治時期」,意指「日本治理台灣時期」,而非站在中華民族觀點的「日據時期」。
對於原先的設計者而言,「同心圓史觀」隱含著「被殖民史觀」。依照台灣史教材的順序,在原住民以後,荷蘭、明鄭、清、日本,乃至國民黨都是一個外來政權,台灣是個被殖民者,在他們看來,只有台灣全面民主化了以後,台灣才有了真正的本土政權。
(美日台篡改歷史主義)新歷史課綱已違憲
馬英九在2008年上台以後,沒有劍及履及地處理民進黨時代留下的課綱問題,反而是繼續承接。
第一、不能將「中國史」改為「本國史」。
第二、在「中國史」部分,1949年以前談的是中華民國,但是1949年以後的「當代中國」篇所指稱的卻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部分教科書介紹的是「毛澤東黨國體制的建立和發展」、「鄧小平格局下的政治經濟發展」、「中共外交政策」和海峽兩岸關係的演變。
就“史觀”來說,新的歷史課綱已經違反了憲法,這與兩蔣時期的立場是完全相左的。這也等於自我放棄了中國的正統地位與話語權,自我否定了1971年以前在聯合國維護席位、與北京爭奪正統的作為。
新歷史課綱將中華民國1949年以後歷史放在“台灣史”。換言之,從陳述方式來看,中華民國已經只屬於台灣史的一部分,而不再包括中國大陸,與中國史無關了。
在政治上,馬英九執政4年,不斷強調「中華民國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所謂「主權獨立」自然不是指獨立於美國或日本,而是中國大陸。這與中華民國憲法及當時國統綱領時代主張的「主權涵蓋全中國」已經完全不同。
政治上強調「主權獨立」,歷史上接受「殖民史觀」,教學順序上視「台灣史」為「國史」,三者構成了完整的「獨台史觀」(中華民國主權獨立於台灣的史觀)。郝先生如果能夠了解馬英九政府的全盤思路與作為,可能就不應只是從其孫女的國中課本發現問題,而應該反思,為何沒有盡早全面查覺與規勸馬英九政府的變化。
文/張亞中
2012-2-28 旺報
讚讚
● 颱風,太極,2011“巧合事件”——台海上空的戰略欺騙
(從南海博弈看華盛頓的台海戰略框架)●
2011-8-13
本文基於一系列政治事件和“巧合性”社會事件去推演華盛頓的,或同時也是臺北某勢力的“台海戰略”,並不意味著本文一定認為某些事件及事件之間的邏輯聯繫是事實,是陰謀,或不是事實,不是陰謀,或都是事實,都是陰謀。
在推演出其戰略佈署之後,對某些事件之真偽性的懷疑便可暫時懸擱,在時間能為今日歷史解密之前,無妨暫把本文在某種程度上看做——基於概率事件的博弈邏輯分析“過程”。
…………………………2011新聞事件……………………………
(1)4月27日,阿里山小火車發生翻覆“意外”,造成109名大陸遊客受傷、5名大陸遊客死亡和4名臺灣乘客受傷。經“查明”,肇事主因是左方邊坡一棵28米高的森氏櫟突然枝幹斷裂,擊中第七節車廂,造成第五、六、七、八共4節車廂翻覆。
(2)5月10日,美國軍艦“葛羅夫斯號”在配合北約組織執行反海盜任務時,攻擊被索馬里海盜挾持臺灣漁船“日春財68號”,與海盜交火,臺灣船長吳來于遭波及身亡。美軍調查結論是吳來於與3名海盜並非遭到蓄意殺害,反海盜任務目標是逼降挾持臺灣漁船“日春財68號”上的海盜。在船上由4名美國水兵對臺灣船長和3名海盜舉行了海葬儀式。
(3)5月24日,臺灣爆出起雲劑事件。
(4)5月26日,中國第一個作業深度達3000米最大下鑽深度超過10000米的深海鑽井平臺——“海洋石油981”由製造方中國船舶工業集團公司交付給國家海洋石油公司。同時,中國對瓦良格號航母艦體的改裝工程進入收尾階段。
(5)6月12日,臺灣防務部門宣佈,為因應日益升級的南海緊張局勢,臺灣將向南海所占島嶼部署導彈艇和坦克等重型武器。
(6)6月14日,據菲律賓“sunstar”新聞網站報導,美國駐菲大使于當地時間6月14日,就不斷升級的中菲南海爭端緊張局勢表示,美國將支持菲律賓,並稱“美國在所有問題上都站在菲律賓一邊”。
(7)6月16日,馬英九出席《郝柏村解讀蔣公日記1945~1949》新書發表會。馬英九表示,書中指出,“蔣公”除了“領導抗戰、抵禦外侮”之外,最大的貢獻,還是“制定並實施‘中華民國憲法’”,因為這部“憲法”是一部“涵蓋全中國人的‘憲法’”,當時臺灣也有選派18位代表參與制定,更是現在處理兩岸關係的重要依據。他指出,每當提到處理兩岸關係的原則,他必定會強調“在‘中華民國憲法’的架構下,不統不獨不武,九二共識、一中各表”,沒有這部“憲法”,真的很難推動兩岸關係,因為兩岸與兩德、兩韓情況完全不一樣。(2006年3月31日起,大學的胡佛研究所首次公佈蔣介石從1917年到1931年的日記內容。2009年,最後一部分蔣介石日記也在胡佛解密。)
(8)6月30日上午傳出臺灣李登輝貪污案全案偵結,李登輝依貪污罪被起訴。(李登輝2008年8月14日被陳水扁拖下水,指稱李登輝曾經……)
(9)7月7日,臺灣舉行多場活動紀念盧溝橋事變,馬英九致辭。
(10)7月7日,美國會眾議長博納、眾議院民主黨領袖佩洛西等國會議員集體會見了達賴
(11)7月17日(華盛頓當地時間7月16日11點35分),奧巴馬帶女兒在白宮約見達賴。前一天,白宮官方網站剛剛公佈約見資訊。
(12)7月18日12時許,新疆和田市一公安派出所,一夥暴徒襲擊民警,劫持人質並實施縱火。我公安、武警擊斃數名暴徒,成功解救6名人質。事件中,1名武警、1名聯防隊員犧牲,2名人質被害,1名聯防隊員受重傷。
(13)7月20日上午,在印尼巴厘島舉行的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高官會就落實《宣言》指標案文達成一致,並就今後工作達成一系列共識,為推動落實《宣言》進程、推進南海務實合作鋪平了道路。(中新社)
………………………………………………………………………
剛剛過去的(2011)5-7月間,南海風雲積聚,從大勢上看,如果臺北協同北京聯手維護南海權益,則美國很難在南海發力。而進入2011年,臺灣島上最具震動力的大事件有兩個——一是塑化劑事件,二是台毒“教父”李登輝被正式起訴,而這兩個重大事件與南海問題成為熱點在時間上高度重合。
塑化劑事件是多年來對臺灣社會穩定構成重大威脅的唯一一次非自然力事件、非“政治性”事件。這一事件在被揭發之初,臺北政府也可以採取低調方式暗中處理,實施“危機控制”防止負面效應擴散,以不致於引起社會恐慌。但從事件“暴露”之日算起,幾個月來,事態仍有“可以”被繼續放大的勢能,所造成的後果“可以”更為嚴重;它也“可以”隨時被壓制,把間接經濟損失和對社會造成的負面震動限制在一個臺北政府完全可以控制的範圍內。而從時間進程上看,塑化劑事件“恰巧”與南海問題升溫在時間上高度重合——塑化劑事件被爆出之日只比中國深海鑽井平臺交工早2天,同此時,中國改裝瓦良格號航母的工程正緊鑼密鼓且被輿論爆炒中,而到7月底南海風波漸止,起雲劑事件也恰巧走向平靜。
如果說在這種“巧合性”背後的確有某大國(美帝)勢力在起著引信作用和放大作用,那麼這個某大國(美帝)對中國的“南海示強”(按照東方評論員的概念)行動就一定是有預判的(或者出於純粹的智庫研判,或者在北京有情報管道)。無論塑化劑事件之爆出程式與某大國有關與否,客觀上,塑化劑事件被“強力度”直接爆出都對臺灣產生了警告效應——某大國有能力,也有準備以巧力重擊臺灣經濟,引發社會問題,並由此改變台島的政治格局、選戰形勢,所以在南海問題上,臺北不得配合北京行動……與事件相配合的還有“事態”層面的操作——塑化劑事件讓台島民眾心理及社會氛圍陷於恐慌狀態,不敢“起事”,尤其針對美國的強勢霸權不敢“起事”,也遂使得台島媒體無力、無意生產可以配合“北京南海行事”的輿論,而傳媒輿論消極退縮,反過來又壓制了台省民眾的南海訴求。很可能,馬英九政府沒有被某大國勢力的這一威壓所制服(動向上看,臺北仍有出擊南海的意圖或至少表面意圖),或者還可能馬英九提出了更高要價,而某大國勢力也需要維護台島目前的選戰格局(國民黨藍營“略為”占優),於是另一個“巧合”性事件發生了——6月30日,李登輝貪污案全案偵結,李登輝依貪污罪被起訴——這是某大國勢力給馬英九及藍營的一個“大禮”(某大國勢力“明確”允許臺灣司法系統起訴李登輝),而要理解這個內容比較複雜的“大禮包”,就要分析某大國勢力的“台海戰略”有著怎樣一個框架,它又是這樣形成的——
進入2006年,隨著大陸對臺灣的經濟籠絡政策逐漸生效,並效果加大,台毒勢力大勢不保;同時,中國反台毒輿論增漲,2005春,全國人大通過《反國家分裂法》也從博弈邏輯上“否決”了台毒政客的“膽氣”;
此外,美帝全面打擊前南斯拉夫,侵略阿富汗、伊拉克——美帝這些連續的稱霸戰爭(侵略戰爭的新形式)也加深了中國人民對美帝的不信任;
加上陳水扁貪腐案在其05年5月20日卸任前已經呈現……
這些因素都“促使”華盛頓“修改”其台海策略,“於是”2006年3月31日,“蔣介石日記”在美國開始公佈,某些勢力意圖“借此提升”國民黨在大陸、台島的聲望,而美國針對中國選擇“顏變”路線的“意圖”開始增加。蔣日記不是一次性開放、而是在數年中逐漸公佈的——如果華盛頓沒有對日記內容做刪減或篡改操作,也一定是先由美國智庫針對蔣日記做“戰略分析”,在確保“有利於”美國戰略部署,保證美國在台海政策上贏得先手的“前提”下,再行公佈日記內容,並“利用”日記內容及民間相關的好奇心、叛逆情結製造政治影響。
參考下述歷史事件上演之時間順序,不難看出華盛頓之所以在台海-中國問題上弱化台毒路線,強化“顏變”路線的“理據”——
…………………………台島政治大事件回顧…………………………
2000年的選舉中,國民黨分裂,陳水扁以39.3%的支持率勝選,實現台島首次政黨輪替。
2002年8月起,發表一系列台毒言論,鼓吹“一邊一國”論。
2004年,陳水扁在319槍擊事件後以微弱優數擊敗連宋,“意外”獲連任。
2005年,(a)中美之間因臺灣問題,對抗開始升級。(b)高捷弊案,陳水扁面臨信任危機。(c)2005春,全國人大通過《反國家分裂法》。(d)2005年底,民進黨在“三合一”選舉中慘敗。
2006年3月31日,大學的胡佛研究所首次公佈蔣介石從1917年到1931年的日記內容。
2006年5月20日,陳水扁卸任,特偵組立即分案偵辦機要費案,並將陳水扁列為被告。
2010年11月26日,連勝文在競選晚會上遭遇槍擊,經搶救生還。
同期美國的重大行動:
2001年9月7日(“9•11事件”前幾天),英國石油公司(BP)宣佈退出中國的“西氣東輸”工程。
2001年10月7號,美國開始對阿富汗塔利班進行了大規模轟炸
2001年,『上合組織』成立。
2003年3月美英聯軍大規模軍事打擊薩達姆政權。
……………………………………………………………………………
那麼,“起訴李登輝”作為華盛頓給台島藍營的“大禮包”,其中會藏有什麼大致內容,就隱約可測了——李登輝不僅是台毒“教父”,對台島選戰進程來說,李登輝這個幕後人物還是一個不確定因素,那麼起訴李登輝之後,基本可以壓制住台島各政黨的台毒立場,還能保證選戰在“常態”下進行,也在華盛頓可以預研、遙控的範圍內進行,即華盛頓希望台島演繹一場火熱的、不獨的、文明的選戰表演給大陸民眾看,而即便民進黨在最後關頭獲得優勢,華盛頓也有辦法為台島選戰加上一根“美國稻草”,保證馬英九和國民黨獲勝。當然,按照華盛頓的戰略程式,李登輝在2011年此時也應該到了被起訴的時機了,華盛頓贈送給國民黨藍營的只是一個“明確性”而已,但僅只這一“明確性”也足以對馬英九陣營贏得選戰大勢構成直接支持了。但是,李登輝也只是被起訴,距離案件審結還遙遙無期,到明年春季選戰結束前,華盛頓仍然可以利用李登輝這張牌隨時制約國民黨和馬英九,也仍然可以選擇實質性地支援台毒,或策略性地臨時支持台毒,這就要看全球局勢如何演繹變化,而華盛頓的“中國戰略”要不要做相應的變更(或者程式性變更)了。
如果說冷戰局面下,台島政治勢力還寄望於兩大陣營的大博弈過程能夠產生機會,改變中國政治的局域環境,從而它有機會重返大陸,那麼冷戰結束後幾年,北京改革開放,民心趨穩,89年後的中國政治全面進入經濟層面去運作,民眾的政治敏感度大為降低,又隨著中國經濟進入增長軌道,從而台島政治勢力幾乎“完全失去”了渡海入京的前景,這就導致了,也加深了台獨傾向,陳水扁遂“應運而生”,啟動了“台毒通道”。同時,不能說在“臺灣式民主”背後的台毒傾向沒有華盛頓的影子,對於華盛頓,“台毒通道”是“應需而生”。臺灣國民黨由於在大陸有其前身,有故事可以追溯(雖然乏有照亮史書的故事),它天生就是“統派”,尤其在與作為它的反對派的綠營的競爭中,它需要著意去選擇與綠營相異的立場。那麼反過來,綠營的策略就變成“耍賴式”,硬性去撕裂台島社會。
中國“入世”後經濟向右滑行,美帝企圖以經濟、金融為平臺實施“經濟和演”兼金融打擊、經濟掠奪,然而隨著美國步入金融-經濟危機,華盛頓的“遏制”政策從暗中升到臺面,台島似乎又一次看到了“胡漢三情結”的可能前景(“我胡漢三,又回來了”),外觀形象還不錯的馬英九也更適合美帝的需要了,於是國民黨抱起馬英九順利上臺,而隨著美國經濟走向危機,遏制中國的力度加大,臺灣藍營的“胡漢三情結”更萌萌欲動,而美帝也加重了“不允許台毒”的真假立場。但在全球大博弈中,美帝需要不斷與北京交換籌碼、換算籌碼,台毒立場也並沒有被華盛頓真正放棄。
由於中國大陸的“反對派”們不易成勢,海外的“(普世派美分帶路黨)民運派”在中國網民心目中已經“淪落”成為腐化、無能、“賣國”的貨色,華盛頓“顛覆”中國的“企圖”就會“另尋路徑”,那麼就只有台島上的馬英九及其國民黨了。在華盛頓戰略家看來,一旦大陸政權有內患,反而是台島上的政府、政黨可以直接獲得奪權機會,或者由台島政黨來整合大陸政治勢力。然而,有這種可能性存在,北京就必須提升自己的執政能力,反擊腐敗,贏得民心,各可能存在的潛在的派系也至少需要一個共同底線——拒絕由華盛頓操演的這個“以顏變促肢解”的“颱風策劃”,這樣,台島就成為大陸的“牛虻”,催促大陸政治前行,所以目前,華盛頓的策略主要以鼓動馬英九和國民黨暗度陳倉為主線,不想令“颱風策劃”事實上變成大陸的“牛虻”。
隨著中國“南海示強”,宣告中國經濟“可以”選擇硬著陸,甚至在不得已的世界經濟態勢中,還或多或少地可以“有意”選擇“硬著陸”(在美帝的逼迫下,全球經濟硬著陸,而中國可能需要被迫做出一定的“先期性”準備),那麼在美帝和台島藍營看來,如果硬著陸成實,中國經濟將會有一個低迷期,失業、腐敗等問題將凸顯為、被凸顯為社會不安定因素,那麼美帝可以借機顏變中國,或者肢解中國。而如果此時台毒聲勢猖獗,臺北權力將不可避免地減弱對大陸的滲透與“顏變”的操作效果,那麼在台島選戰進行之際,華盛頓認為有必要支持馬英九的藍營。但也由此,馬英九及藍營可能不聽話,可能向華盛頓要價更高,也可能出於為確保選戰勝利而尋求與北京合作,於是華盛頓一方面向馬英九及藍營做出保證(給李登輝立案),同時給臺北“製造”新問題,“無中生有”榨取籌碼(塑化劑事件),從而把藍營控制在掌心。
一旦中國被華盛頓肢解並同時被“顏變”,美國有可能會從它所能控制的南海利益中割掉一塊送給馬英九和國民黨,作為馬英九挾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重回大陸的資本(見面禮),但這一點(不會很多)本來就原屬中國的利益無法與美國將要從中國肢解掉的廣大西部國土資源、地緣價值相比,當然,菲、越等國就要喊疼了。不過還沒完,華盛頓會繼續讓南海保持爭執狀態,包括(正被某些人臆想中的)馬英九的“中華政府”在內的南海各國的利益還是要被美國玩轉——在華盛頓的立場上,除了美帝,地球上不可以有其他主權可言。
解體、顏變同時發生——華盛頓曾經用以對付前蘇聯的破壞模式還要被它用於中國。為厘清美帝這一戰略,再看臺灣選戰之前這一年左右時間裏,台島上發生的幾個“巧合性”事件——
一是,今年4月27日臺灣阿里山小火車大陸遊客死傷事件。據說事故原因是一顆老樹恰好折斷,自然,不論是不是在某勢力的“善導”下,反正“老樹”是徹底放棄了為自己辯護的權利。但事件造成的政治後果是——加速中的陸台民間交往步伐受到了來自“客觀”方面的限制。民間交往會潛移默化地增強兩岸民眾的認同感、依賴感,大陸對臺灣的影響力無形中會得到加深,而美國對台影響力會相應下降,即美帝對臺灣政治的操縱空間,包括“台毒空間”會變局促。同時,這些由大陸大城市富裕群體構成的遊客的政治意見遠比中低收入階層的意願更重要,他們將因臺灣之行增強其反對台毒的立場與情結,並這種情結與立場將因為“階層差”向同階層、不同階層順利擴散,形成某種類似流行風一般的“認同文化”,這就從大陸方面限制了台毒空間和“三獨框架”。華盛頓或者華盛頓在臺北的最新合夥人要求的是“從臺灣方面”把台毒限定在一定成色內,以配合其“政治颱風登陸”,而不希望“從大陸方面”限制台毒空間從而也限制“三獨空間”。
二是,去年(2010)11月26日(中國豬)連勝文被槍擊事件。連戰一派政治力量影響了華盛頓的或者華盛頓與臺北某政治勢力共同構設的戰略安排,反倒可能會配合大陸的針對性應策(針對華盛頓的策劃)。連戰作為最傾向於同大陸的台海政策合作的“統一合作”派領袖,他的兒子就要“中槍”,而這次槍擊實實在在威脅到連勝文的生命,與(利比亞)卡紮菲(格達費)三個孫兒被炸事件頗為類似——起到了對(臺灣)政客的震懾效應。但連勝文中槍與陳水扁中槍事件性質、結果完全不同,卻都有利於華盛頓或者同時有利於台島某政治勢力。
連勝文中槍還要有象徵性和“政治效果”,所以“中槍事件”不可以發生在其他場合,而必須是在競選臺上。競選臺上的槍擊案件必然受到全臺灣的重視,屬於必須全力偵緝的案件,那麼除非案犯弱智,是不會選擇這種場合刺殺那位陳鴻源先生的,並且子彈準確擊中連勝文頭部,所以“誤傷”一說大不足信,卻不能不令人產生聯想,而這種聯想(主要又是潛意識聯想)正符合“震懾”目的。目下,檢方卻已經為事件“定調”為“誤擊”——頗有“美式風格”的說法,那麼是不是可以猜測——臺灣司法部門也已經在某種程度上被某大國(美帝)控制了呢?或者被由某大國遙控的台島某勢力(有點繞地)控制了呢?當然,這種事件肯定不是由真正的基督教徒,也不是自由女神的真正信仰者策劃的。
連勝文被“誤傷”,
臺灣船長被“誤殺”,
阿里山小火車被大樹“誤砸”
——無法準確判斷這一系列事件是不是都出於偶發,本文只能說——這些事件事件之間的“連續性安排”,及事件對美帝戰略部署呈現為明顯的“邏輯有利”,及從概率上看其“意外性”也都太低,及與美帝(白宮、美帝國防部、CIA)的操作風格也夠神似——這些疑問至少可以考驗一番政治場面中的思維邏輯。
此外,塑化劑事件的第一位“發現者”是一位50歲出頭的婦女,與卡恩事件中的女主角年齡相仿,這是不是也算一種頗具美式風味的,或者“臺北之美系風味”的“巧合性”呢?
如果這些“不都是”巧合,則本文可以大膽預言——在美國的要求下,馬、蔡將有一場火熱的選戰,但選戰會非常之公平、理性。除非國際大勢更變,華盛頓將放棄“三獨框架”而選擇“以顏變促肢解”的針對中國的策略,本文稱之為“颱風策劃”。
如此,按照華盛頓的意願,明年(2012)春季台島選戰中的勝者“必將”是馬英九及其國民黨,然後,在國際形勢之適當時機——或者借選戰餘熱,或者在馬英九威望大盛之時,華盛頓“導演”的“顏變”大戲將進入高潮,而先于大戲高潮的,將是美國攻擊中國金融與經濟,製造對北京不滿的民眾情緒,以及,“美分黨”和“新臺幣黨”將聯合發動網路“輿論戰役”。
大戲高潮之前後,還會出現的大事件有——新疆、西藏將會同時出事;
印度在美國鼓動下壓迫巴基斯坦從而威脅中國能源安全,再從而華盛頓可以引誘歐盟聯手攻擊中國金融;
朝鮮半島問題出現於中國不利之局面,等。
以本文觀點,這些就是華盛頓的戰略安排,而台島上的馬英九及其國民黨正是華盛頓這一全盤陰謀的核心機樞。當然也有可能在美帝的“慷慨授意”下,馬英九將命令台軍趕赴南海收復部分失地,或堅守部分島礁,而美國將保持中立卻又可能暗中相助臺北,得到“南海禮物”或僅僅得到“南海面子”的國民黨和馬英九由此可以在大陸聲譽更隆……
在需要鼓勵北京“改革開放”政策時,美帝出臺了“台毒政策”;
當需要以“顏變”入手來“肢解中國”這一大政策形成時,美帝開始(旨示)推升“不統,不獨,不戰”的國民黨,而打壓“台獨”的綠營。“不統,不獨,不戰”這三個辭彙顯然太過模棱三可,邏輯矛盾,三個辭彙之後應該還有幾個辭彙不好言明,更不好意思言明,因為馬英九的藍營不可能不暗中準備、儲備一個或多個“台海問題解決路徑”,除非他們腦子的確當機了同時還秉持了對台島民眾不負責任的態度。
當然,美帝也不會讓“台獨”銷聲匿跡,因為利用“台獨”勢力才能控制“不獨”的國民黨,也針對北京把“台毒”做成可供華盛頓反復使用的籌碼,和牌面詭異的千牌,以圖吃定北京。從中華傳統和意識形態之“法理”上,北京不得不把“美國不支持台毒”作為中美關係之底線,更關鍵的邏輯是,華盛頓對“台毒”實際所持的支持態度時時撕扯著中國版圖,牽扯到西藏、新疆問題,這是中國必須打定這一“台海底線”的邏輯前提。但是,華盛頓也可以反向一推,以“和演”促肢解,玩太極推手。具體到這次南海問題,華盛頓的“太極推手技術”就表現得爐火純青——
白宮約見達賴事件發生在(2011)7月17日(僅提前一天正式公佈預約消息),而新疆和田襲擊派出所事件發生在(2011)7月18日——兩個事件在時間僅相隔1天,兩者當然不是孤立事件,而是所謂“三獨框架”或者“颱風框架”內的事件(新疆恐怖事件需要作案者提前準備,而約在10天前即7月7日,美國會眾議長博納、眾議院民主黨領袖佩洛西等國會議員已經集體會見了達賴),兩事件的“警告性意味”是很濃的,且這個“警告”是同時給北京、臺北的:
對北京的警告內容是——如果中國執意且明確地堅持南海立場,華盛頓將可能立即啟動“三獨框架”(實際上是“以顏變促肢解”的“兩獨加顏變”框架),而其中的博弈邏輯是——給馬英九及國民黨一個可以向北京做辯解的臺階——臺北沒有參與這次“三獨”陰謀,還承受了來自華盛頓的壓力,那麼至少在此時,北京也就無法指責臺北和給臺北(在南海協同問題上)施加壓力了。
華盛頓對臺北的警告是——如果馬英九向大陸靠近,在南海事務上幫助北京,則華盛頓可以拋棄藍營,轉而支持蔡英文的綠營,去真實地啟動“三獨框架”。雖然臺北放棄了守土職責,但兩個事件為臺灣向美國做出的妥協做了掩人耳目的工作,馬英九的南海政策沒有影響到馬先生及國民黨在陸、台民眾中,和在傳媒介面上的聲望。當然,北京和臺北也應該明知華盛頓推出“達賴進入白宮”和“新疆襲擊派出所”事件多半出於虛晃兩槍,華盛頓全面實施其“三獨框架”或“此顏變促肢解”的“颱風計畫”還不到華盛頓認為滿意的時機,所以“起訴李登輝”事件也幾乎在同被時推出來,作為給台島藍營的“大禮”。
華盛頓先允許臺北拆掉綠營的一個根基——台毒教父李登輝,作為籌碼,換取執政的馬英九政府放棄南海動作。而當南海風雲暫息,李登輝的問題又變得不那麼嚴重了,李又開始頻頻露臉了,即,華盛頓還是要用“台毒牌”來制約藍營政府,而此前與藍營政府交換的籌碼只是“台毒”這塊大籌碼上的一塊邊角料,華盛頓可以隨時重新修復這塊籌碼。李登輝垂垂老矣,最後一點可利用價值也被美帝榨取,不知道這會不會動搖他那顆當初決定給華盛頓政治家當跟班的萌萌的小心肝兒,還要像史上那些即使失敗鳥也要保持自信滿滿的外表形象的政治家一樣,在潛意識夢界把自己打扮成滄桑角色,白天則要把自信形象扮演到底,騙一騙台島上某些成年男蘿莉,女粉絲神馬的,還能在陳水扁、馬英九身上看見自己當年的影子,耶。
所謂“三獨框架”的確可以視為一個框架,但它卻只是美國+國民黨在行動路線上的一個半真半假的招式,作為賣給中國和世界輿論的一個欺騙性框架,一個“贗品戰略圖”,而明修棧道,暗度陳倉才是它們積極推動的主線戰略。“顏變”路線上,國民黨當然不會大喊大叫,更可能,現在看來正是——明修經濟和民間交流,暗度政治,而以網路輿論和傳媒市場為重點去興風作浪。常凱申,國軍,甚至黃世仁的名譽都在強勁反彈中,影視畫面中,“民國主題”熱潮不疲且場景多半發生在商鋪、別墅和地主大院裏,主角必須是民族資本家與或偽風流,或扮倜儻的富貴公子、小姐,因為大陸右右製片人、搗眼是不反對胡漢三回鄉的。(至於文本作者為什麼選擇革命立場,請參閱本人另外的政治文論)
而所謂“馬英九是隱獨”這種看法也不在正確的理解路線上,可能也正是華盛頓和國民黨故意釋放給大陸的“誤導性資訊”。
華盛頓的陰謀應該是——如果不能在國民黨主導下統,則臺灣獨。但這個“獨”首先又不是“台獨”,而首先是——美帝將中國肢解成若干部分(看起來其目標至少是新疆、西藏、內地),而馬英九可以得到大陸的前提條件是——美帝需要他的國民黨能提供給美帝用以“肢解”中國所需要的“顏變”能量。然而且慢——除非紅黨恢復到十分強勢,美帝就不會允許台島政治勢力染指被肢解後的“內地”,因為在美帝看來,台島的“民主政治”相對“成熟”,“民主資源”相對豐厚,美帝是不會允許大陸免費獲得這種“成熟果實”的。那麼馬英九的大運——如果有的話,就還在台島。這樣美帝至少會四分中華。所謂“飛鳥盡,良弓藏”。制服小白兔,還需要走狗麼?
美帝在檔層面不支持台毒,卻在某些實際操作層面支持台毒,華盛頓那是一顆賊心,兩手準備——在美帝的等待中,各屆華盛頓政府是都做了戰略儲備的。美帝正在把它的“戰略設計方案”強行推銷給中國——如果美帝認為台毒對中國的傷害更大,就在台毒路線上發力;如果認為“顏變”對中國傷害更大,就選擇在“顏變”路線上集中給力。華盛頓的策略是把臺灣問題一飯兩吃,既蒸且煮,而且讓台島民眾以狂熱的“選票民主”的方式自己蒸自己or煮自己,美帝則不著痕跡。華盛頓還把是否支持台毒做成一個籌碼,反復吃定北京,這又包括——把“三獨框架”和“颱風策劃”作為一明一暗的兩個要在某一關鍵時刻以掀起“風暴”的形式去實施的真假“戰略圖”,來引誘北京和中國社會輿論,卻暗中隨機翻轉牌面,向北京,向中國多次索要戰略利益。美國對台軍售則給台島統、獨兩派政客們同時打雞血,讓他們不致於面對大陸之大,包括道義之大,失去政治面貌而消沉、崩潰。當然,華盛頓的這種戰略設計也出於美帝這個國家的性質——它逐漸成為一個金融-軍工複合體,軍火商不斷給華盛頓施加壓力,華盛頓的戰略設計需要同時照顧到軍火商的利益,故而,華盛頓選擇既在對台軍售中讓美國軍火商賺取巨額利益,又以或支持,或限制對台軍售來迷惑世人和輿論。
可以看出,台島的政治格局基本在“按照”華盛頓所“設計”的意圖在行走,近幾年中這種態勢“尤為明顯”,一場“政治颱風”正在華盛頓-臺北醞釀中。
當初起訴陳水扁,和現在起訴李登輝都是針對性的“限制性的封口令”,而從近期綠營的“海峽態度”看,綠營也有意在“等待時機”,以圖在整個中國“借殼上市”。自然,這種姿態也明確反證了當年綠營竭力製造“台毒議題”之目的不過為了選戰需要。而通過“(民主)選戰”,華盛頓遠遠地“控制著”台島政治大局,也恐怕很多台島重要政治人物都有“把柄”被華盛頓及其設置在台島上的某機構所握有。面對如此現實,不知道身為西方政治學學者的蔡英文有何心得,有木有做筆記?蔡英文看向馬英九的眼光中有木有“惺惺相惜”,或者基於瓊瑤小說情節的同病相憐般的感應?近期,在涉及兩岸關係問題的言論中,蔡英文的表達很是模糊,讓台島輿論界及綠營內部“思想界”很感莫名其妙,並因而指責她不知所云。那麼看看蔡英文的下述言論,應可察知蔡英文的言語能力已經陷於窘境,並之所以讓她的言語陷於窘境的綠營在台島新的政治格局中的更加窘迫的地位——
“很多的政策都會按部就班,時間到了就會對外說明,希望選民或關切不同議題的人,都能更深入去瞭解。”
“我在兩岸關係講不清楚,這是有人故意不去看清楚它”
“你不要期待用傳統的方法來回答你的傳統問題,只要看清楚,問題本質都在裏面”。
……如果民進黨執政,要與對岸建立一個“可長可久的架構”。
強調外資認為民進黨執政,兩岸政策改變不大,和國民黨想操作的氛圍不一樣。
“有些事要執政時才能處理,等時間到了就會說明。”
作為政治學學者,蔡英文的學問當然不是白給的,但她在話語之間頗有不便之處,而在兩岸關係這種大議題上她又無權保持沉默,媒體追問下她只能如此囫圇搪塞罷了。在本文看來,其言語間潛在的意思不吝在影射——在兩岸關係問題上,馬英九比我危險得多……作為綠營領袖,這種意思她不能明言,而她意圖改換綠營之兩岸關係問題立場的“大手筆”設想也更多基於華盛頓已經做出的“戰略轉換”所造成的新的台島政治局面,意在為綠營贏取政治前景,也意圖獲得華盛頓“戰略局”在新戰略框架內的“青睞”,最好能在華盛頓新的“台海策劃”中成為主角,故而其胸襟也就尚未拓展到一島視野之外,和西方原產的“自由資本主義”視野之外。也所以,大陸要求綠營根本性地放棄“台毒”立場,這是政策層面所決定的,也出於博弈需要,即,大陸希望綠營轉變根本立場,從而讓美帝用以反復吃定北京的“千牌”失效(至少失掉雙面性),那麼蔡英文對大陸的羞答與委婉——就算可以理解為暗遞秋波,其成色就還不足得很——還在“華盛頓框架”之內,而不是基於“中華框架”和“全球反殖民框架”。
當年,正當志願軍在“抗美援朝戰爭”中面對“聯合國軍”時,企圖“反攻大陸”的國民黨政府這個“反對派”在臺灣島上,而不是處在共和國“腹內”。現在,臺灣經濟倒是一半在大陸“腹內”,而美帝“預圖剝奪”15億中國人民生存資源而在南海搞針對中國的對抗,只會讓美帝可利用的中國“腹內”的“反對派”悄然遠離美帝(當然還會剩下一些特別無賴的渣滓型“反對派”和投機分子),這與美帝的長遠戰略設計——“和演”和“肢解”中國之目標不符,因為“和演”和“肢解”都需要利用中國的“反對派”去施展與美帝正在中東搞的“阿拉伯之春”相類似的“下臺政治”。那麼對於華盛頓的戰略設想,台島上的政治勢力就堪當大用了。那麼也可以說,即使南海上中國與美國的對抗以平手收局,北京也已成“決勝”之勢——能夠“消滅”大量境內的潛在“反對派”,從而也把華盛頓的“顏變”戰略化解於無形。
然而南海問題頗為複雜,怎樣的南海“勝勢”又不僅涉及主權問題,就此,華盛頓選擇的策略是——把可能出現的中、美南海對抗壓制在萌芽狀態,即,除了不使中國獲得應有的能源安全,也把北京試圖通過南海問題順便突破台海局面的意圖壓制在萌芽狀態,還讓中國大陸境內的潛在“反對派”不對美帝失去“愛好”,其方法是“影響力戰術組合”,關鍵點則是壓制住臺北,然後在6月14日搶先聲稱“美國在所有問題上都站在菲律賓一邊”—— 塑化劑事件、臺灣船長被美軍誤殺事件在時間上早於美國在南海問題上做表態(甚至現在華盛頓的表態及其真實態度也故意透露出不明確性),從而美帝提前壓制了台島民眾的心理,也把大陸內部潛在“反對派”的可能因南海勢態而產生的對美帝的不滿情結化解在“未萌芽狀態”,也讓台島民眾、輿論在潛意識層面就無望於、不敢於向美帝做鬥爭,從而美帝可以搶佔台-美關係之底線——6月14日,美國駐菲大使就不斷升級的中菲南海爭端緊張局勢表示,美國將支持菲律賓,並稱“美國在所有問題上都站在菲律賓一邊”。
由於臺北退縮,華盛頓令菲律賓以“可能獲得美帝的實質性支持”為預設,菲律賓保持了表面的高調,而中國並沒有直接、明確增加對菲律賓方面的壓力,總體上卻也沒有轉為低調,所以越南示弱了——因為中國可能的重點出擊可以在越南、菲律賓之間做兩選,在臺北消極態度出臺之後,即北京失去借台島力量制約菲律賓的可能性之後,中國選擇越南方向做重點警告的概率就急遽增高了。中國的收穫是威懾住了越南這個南海周邊的主要“問題國”,和保持了南海現狀。
俄羅斯也樂於中國在南海維持現狀,因為俄羅斯憑藉石油供應可以繼續對中國施加壓力,換取籌碼,同時,南海經歷了567月的政治升溫,中美在南海加深了對抗性,這對俄羅斯在全球“四方大博弈”格局獲取更佳位置可謂有利無弊。
馬英九及國民黨則拿到“好大一個政治遠景”,又在選戰中得到美帝的具體支持(允許馬英九拿下李登輝,或者也為藍營提供了關於李登輝貪污的情報),馬英九妥協了。然而美帝隨時可以更改對藍營的支援策略,仍然可以再啟動“三獨框架”並把它做大、做開,當然又不須“做真”。或者,如果美國不敢逼迫中國去“選擇”經濟硬著陸,那麼“三獨框架”被美帝重新推動的機會就不減多少。這種“兩手準備”所形成的態勢對於華盛頓來說不吝又是一件可以隨機置換方向和變更重量的籌碼,可以用於影響北京怎樣出臺新的金融策略與經濟政策。
中國的“妥協”主要是向臺北的“妥協”,北京不希望臺灣走台毒路線,也不想失去國民黨對綠營的制約力,不想讓臺灣民眾說——北京怎麼能不歡迎國民黨的親和大陸的政策?所以北京對“國民黨藍營向美帝做出的妥協”表示沉默。當然北京也無法出示藍營向美帝妥協的證據——雖然北京也可以用可能找到的證據,和有技術含量的言論指責來牽制馬英九的大陸政策——但即使北京有證據,也很難讓馬英九承擔“南海問題”上的責任,因為這與“南海示強”相矛盾,好像中國海軍真的怕了美軍艦隊似的——大博弈中,首先不能輸在這種輿論層面、心理層面上。
當然,南海的相對平靜和中、美的“相對低調”還取決於“四方博弈”之即時運演,在“四方博弈”的現時局面下,美帝至少在當下的“四方博弈態勢”中還不敢正式和全面啟動“颱風方案”(以“顏變”促“肢解)。同時,美帝在中東搞的所謂“阿拉伯之春”即推廣“反對派政治”的國際政治運動本來也有另一個針對性目標——中國,美帝搞“致亂中東”是要與“颱風方案”相策應的,但所謂“阿拉伯之春”正處於僵執狀態中。也所以,當南海問題升溫,也當菲律賓不敢逞強,尤其當越南謀求與中國和解,華盛頓感到中國在南海仍然可以贏得局面的時候——7月17日,達賴進入白宮了,緊接著第二天,新疆發生匪徒襲擊派出所事件(華盛頓提前一天確定達賴入白宮的時間,因為他們可以預知兩天后的“新疆派出所事件”勢必會發生,不會半途而廢了。而“達賴事件”先於且僅先于“新疆派出所事件”一天,這就等於警告北京——兩件事是由我們白宮策劃的)。華盛頓之所以敢於如此“試著啟動”“三獨方案”或者隱蔽地啟動“颱風方案”,除了華盛頓可能已經“高控”臺北政治,或者試圖讓北京相信它已經在相當程度上控制著臺北政治,關鍵也在於——美帝在利比亞、阿富汗和整個中東地區的大博弈中至少沒有輸掉大勢,而美元對歐元的“貨幣戰爭”進程也可滿意,甚至有所斬獲(在利比亞問題上美國對歐盟增加了控制力,等)。華盛頓做給北京的姿態是——如果中國強行去收回南海利益,雖然華盛頓不需要,或者不可以與中國在南海進行正面對抗尤其是軍事對抗,但美帝可以提前啟動“颱風方案”,權作“試運演”,這也是美帝可以接受的,但對於中國總意味著切實的威脅。
通過新疆派出所事件和西藏事件(達賴入白宮),華盛頓也是試圖在東盟會議期間給中國製造壓力。然而在華盛頓看來,東盟會議後,或者中國至少維持了南海現狀即保留了能夠做策略選擇的主動性空間,或者中國仍然會在南海主權問題上態度堅定,而解放軍的海空軍對菲律賓,海陸空軍對越南仍然構成強大壓力,和可以憑藉提升軍事技術而增加這種壓力——那麼華盛頓基於這樣的預判,恐怕不會不做出有針對性的預案,那麼這個預案是什麼呢?這就是本文本著“大膽猜想,暫無法求證”的原則,要提示出另外一個“巧合性”事件,即723動車事故——
儘管中國高鐵建設構成談不上完善,但高鐵令中國民眾對祖國強盛這一大趨勢信心陡增,也增加了北京的社會威望,這對西方勢力的“顏變”陰謀構成麻煩,也增強著中國社會在收回南海權益問題上的信心與期待。雖然不能就此就認為溫州動車案是某些勢力在搞破壞,但美帝和臺北都是有作案動機的。阿里山小火車事故與溫州動車事故,兩者在時間上相隔不到三個月,地理距離僅斜線相隔一個臺灣海峽,也都在臺灣省人最容易操作的省份發生(723動車事故出事地點在浙南溫州,車次分別為北京至福州、杭州至福州)……這些巧合性也算得上“蹊蹺”了。如果的確是特務作案,那麼這兩起“事故”之策劃也就很有可能出自同一個“辦公室”。如果兩起事故真的都出於陰謀策劃,那麼出於純粹的推導,再參量其他幾個事件,就有理由繼續大膽推想——華盛頓與臺北某一政治勢力之間已經有了一個專門機構,並且它至少有分支機搆在臺灣,或者本部就在臺灣,且臺灣省某勢力恐怕不僅是簡單的參與者,且兩起“事故”的執行人應該就是中國臺灣省人或者福州人、溫州人或者對這一地區非常熟識的人。那麼如果本文的這一猜測不偽,則723事故與南海問題之間存在的聯繫應該就是——動搖中國社會對自身國力的信心,和對“政府在南海問題上能夠有所作為”的信心,也包括對J20等其他高端技術的信心,而缺少信心也就缺少決心,而來自民眾的信心也影響到北京決策層的信心與決心。也就是說——華盛頓要盡可能把中國社會去維護南海權益的信心(從而決心)壓制到不足以產生有效行動力的程度。除此,可能華盛頓的謀算還要更深——通過兩起火車“事故”追加北京與臺北藍營的矛盾,從而把臺北綁定在華盛頓一邊。
如果後邊這一猜測不偽(通過兩起火車“事故”追加北京與臺北藍營的矛盾,而把臺北綁定在華盛頓一邊),那麼就說明——華盛頓認為它對臺北藍營的控制力還不足夠,也即是說,北京還有機會拆除華盛頓埋在臺北的“政治炸彈”或者要引發政治颱風的那只“蝴蝶”。當然,本文也並不能確信兩起火車事故、塑化劑事件一定是出於政治目的破壞行為,因為畢竟三個事件都有經營者追逐利益或業績,而在生產中冒進這一因素。但是,這些事件所發生的時間點、地點卻都太“巧合”,也都“巧合”於美帝的戰略佈署,且耐人尋味了——至少從事後觀想的角度解讀。
美帝會不會放棄臺灣這張大牌?會不會在台海問題上布下複雜的戰略安排?美帝在臺北有木有布下強大的影響力?這種疑問實在算不上需要中學生才能想通的問題,瓊瑤小說和幾年前還青春爛漫的小燕子趙薇可以不信,但本文必信其有,至於他們的具體的陰謀操作是不是正符合本文內容所推演的這些,則本文無理保證。雖然,本文試圖揭發陰謀,或者以分析性文本“生產某些政治認知”以圖破解“颱風計畫”——也算一種應對性策略,但在這個傳媒時代,新聞事件的爆炸性影響力並不擔憂這種文本分析、複雜分析,尤其在還缺少證據的情勢下,而所謂“謊言重複百遍就會變成真理”——媒體轟炸才是傳媒戰爭的“王道”,也所以,某些勢力才膽敢製造“巧合性新聞事件”,並且有些“製造性事件”還明確地希望民眾產生懷疑——卡恩QJ事件、美軍射殺戰區平民等,都是典型事例,因為美帝需要的正是警告效應——警告與華盛頓不是一條心的政客,也警告地球村敢於反抗美帝霸權的人民群眾——地球村裏,資本向人民發動的“權力戰爭”從未停歇。
以傳媒為平臺,美帝的戰略佈署中還有另一層面的重要內容——戰略欺騙。所謂“三獨框架”、“馬英九隱獨”都應該是華盛頓販售給中國的欺騙性概念,以便華盛頓可以暗度陳倉施行其“颱風策劃”。那麼,通過具體分析美帝的上述戰略佈署,可以在“戰略學”上得到一些原則性觀點——
不論對於戰略博弈中的哪一方,如果它只有一項戰略設計備案,對手就容易找到應策。製造特殊事件、製造偽概念實施戰略欺騙——這些都是為了造成有利於己方的戰略勢態。而面對對手的戰略制約手段,一方為了讓它的戰略部署成勢,它需要出臺不止一個的,亦真亦假的戰略方案,並且試探性地實施。其試探性出擊除為了等待對手出錯,以及在重複造勢中擴張態勢——這兩種程式性目標,還有一個非程式性目標——在“試探性”出擊中破壞對手的防禦步調,令對手在窘迫態勢下向某一個戰略方案-方向做出過度的應對,形成不易更張的佈局——棋勢難收,招式用老,而它則借機把它多項戰略方案中的另一項方案做成“大勢”。如此,博弈完畢,“歷史”開場。
上述所謂“戰略邏輯”只能算是化簡敍述,博弈作為它所能發生的“場域事件”必然超越當時人類的個體、群體智慧,而妄想以操縱天下——這種志向只可能出於一己營苟私我,及其剝削者階級之貪婪本性,而與“無為而治”之大道義相隔了一層大智慧,甚至與“伊莎貝拉之蝴蝶”的智慧也不能相比——伊莎貝拉的蝴蝶有億萬之數,每一蝴蝶的飛行也有萬千之變,而風暴之後,世界依然自然、大千。最重要的是,伊莎貝拉如果鑽入錢眼,就不是風暴會在何時何地發生的問題了,而只能是比“不發生”更虛渺的“不存在”。至少在針對中國14億人民的所謂“戰略”上,和針對地球人的金融掠奪之所謂“戰略”中,美帝逆于人道天道,其戰略水準再高亦不出猥瑣(當然,一定是鉅款在握的自信純爺們的猥瑣)。凡陰謀必有破綻,它即使得一時之逞,收一時之利,也必隨即消於無形無象,更無法改寫人類追求自由的大歷史(自由女神高天流雲,表示不明白神馬叫做鴨梨)。
三個月來在南海,美國是有所怯陣的,忌憚臺灣出手只是一個方面,此外,華盛頓和北京都承受不了在一場中美對抗中敗陣,而將會給“四方博弈”大局帶來的不利影響。在“四方博弈”大局觀下,俄、歐都在期待一場嚴重的中美對抗,以其從中漁利。好在,中國可以等待補充海軍、海巡實力,而中國的台海策略中需要考量、判斷美帝的“三獨框架”與“以顏變促肢解”的“颱風框架”,確認中國更容易處置哪一種局面——從國內治理和國際博弈兩方面處置。也要考量是否可以一舉定南海,甚或一舉也定台海——借用華盛頓的這一“颱風陰謀”讓“一國論”佔據台島,破掉被華盛頓反復利用的,正反面玩轉的“台毒”這張千牌,而後北京可以挾台島共赴南海……但這種思路下微妙之處甚多,恐怕不易操作。馬英九及其黨派不會出於民族大義、國家大義或者全球正義而配合北京——意圖肯定還是有一些的,但既然馬英九跟隨美帝選擇了“顏變+肢解”路線,臺北就願意在國土問題上給兩岸人民做出點好樣子,那麼在南海問題上,臺北仍然“可用”,關鍵在於北京如何展開戰略操作。而戰略操作的關鍵又是——單就應策而言,針對美帝的“每一個”陰謀戰略,準備好(幾種)有效備案,且不能讓美帝猜知,這是關鍵中的關鍵——不可以讓對手“知己知彼”,才曰出奇制勝。當然,像七一“唱響紅歌”這種意識形態之“戲劇鬥爭”是戰略構設中必不可少的基礎性內容。
題外話:
(1)前幾日,名為“梅花”的颱風在朝鮮登陸,這種情況非常少見。不知道大自然的,或者外星人的這個提示性隱喻(梅花是臺灣省花吧)可以做何理解?隱喻,就是在博弈智慧失去效應的方向,人類在困惑境遇中向自然求取藝術理解力的那種心智努力。在這裏,人類智慧超越博弈視野,有藝術,有道德,有宗教,有和諧……
(2)在本節文字收筆這一刻,電視新聞中報導說——美國昨天試飛的一款高超音速無人空天戰機在升空後失去聯繫——而如果這款飛機研製成功,美國將可以在一小時內對地球村裏任意地點實施打擊。
附一個鏈結:2011年臺灣高考歷史試題: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ews/1/215645.shtml
不須解釋,大家能看出其中所有題目都與“國民D主導統一”這一主題高度相關,而且試卷中選答題佔據著過高份額,所提供的“標準答案”也都不是簡單的答案,而是“論調性知識”,明顯帶有“洗腦”目的。由此亦可見,臺灣教育機構也已經被嚴格控制在某勢力之手,也可見這一勢力的操縱力之深,和策劃之處心積慮。
文/空蕩的原野
201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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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客赴台旅遊4年間發生(人工)意外的比率居然比其他國家高出200倍,這個數字令人吃驚!
陸客遊台頻傳死傷 陸官媒批
特派記者韓化宇/北京報導
2012-7-15 旺報
▲陸客團在台灣頻傳意外,已引起大陸各界、尤其是官方媒體的撻伐。圖為7月7日,哈爾濱旅遊團在台灣遇車禍後被拖到龍潭收費站附近的事故車輛。 (新華社)
陸客團在台灣頻傳意外,已引起大陸各界、尤其是官方媒體的撻伐聲浪。大陸中央電視台昨日報導稱,陸客赴台旅遊4年間發生意外的比率,居然比其他國家高出200倍,這個數字「令人吃驚!」;
《人民日報》海外版更不客氣抨擊,面對一次次血的教訓,「台灣主管部門難道不應認真反思,還要繼續以天氣原因等當作擋箭牌嗎?」
讚讚
《有無——薩達姆(伊拉克海珊)的海灣戰爭(波斯灣戰爭)與冷戰後全球大棋局》
《有無——薩達姆(伊拉克海珊)的海灣戰爭(波斯灣戰爭)與冷戰後全球大棋局》
(與當前敘利亞局勢高度相關)
莫斯科佔據阿富汗這個博弈支點,試圖借道伊朗去破局“石油美元霸權”,但是這一招“回馬槍”被薩達姆(海珊)擋在波斯灣以東,莫斯科爭勢無果,其博弈操作遂轉向被動,逐漸導向一個結果——莫斯科要在“主動解體”與“被動解體”之間做選擇——莫斯科選擇了“主動解體”。(期間的國內外博弈鬥爭也很複雜,問題本身更極為重要。留做專題討論)
“主動解體”讓莫斯科從“敗局”中挽回一點主動性,這也是莫斯科選擇“主動解體”的“原因”之一,而怎樣利用好這個“主動性”,莫斯科也一定已經做了深刻推演,也一定是在這條“主動解體路線”上的推演結果(和在推演內容中再做出主動佈局,並由此得到的進一步的推演結果)讓莫斯科“可以”確定“主動解體”路線,就是說,在蘇聯解體前後,莫斯科一定在“大棋局”盤面上做了重要的博弈佈署,一定運籌了讓美英土著難以應接的大謀略——
那麼做為主動的博弈者,莫斯科會選擇哪里佈局呢?或者說,美、蘇最後的博弈決鬥會發生在哪里呢?
既然這場決鬥發源于石油美元,此後的博弈平臺仍然還在中東石油產區,那麼莫斯科也一定要在這裏埋下勝負手。
在中東那些土著博弈者中,薩達姆曾經是一個“異動者”,在中東博弈局面上他所處的位置也讓他不得不做一個“異動者”——地緣上,伊拉克南翼是石油儲量第一的沙特,東南方向是沙特的“王權”盟友們,它們和沙特(沙烏地阿拉伯)一道已經(也勢將)被美帝國選擇為“(非民主;專制王權)戰略盟友”,也就基本上失去了博弈者身份;東翼是不能投靠美、蘇兩大霸權中任何一方的伊朗,而伊朗又成為美、蘇的必爭之地,伊朗也就勢必自立為一個中東大局中的土著博弈者。
此外,伊拉克的西翼還有以色列這個特殊博弈者,北翼則是土耳其這個身份特殊的北約國家。那麼,莫斯科要施展它的謀略為“冷戰收盤”佈局,難免要首選伊拉克做道具。
(做為國家,伊拉克的本源在兩河沖積平原上廣大的農耕區域,而農耕區域必定承載了相對眾多的人口,區域內又根本沒有可以阻擋大軍攻伐的自然屏障,那麼這方土地上必定要出現一個在歷史變遷中相當穩定的國家——它也用以抵抗歷史變遷。但是從伊拉克向東,向西北,分別有廣大的山地高原,山地高原能夠承載較多的耕、牧人口,又能讓這裏的政權進退可依,而相對穩定的政權下就形成穩定的民族。這種“山地高原民族國家”又時而有能力攻伐與它相鄰的大平原,雖然不能形成長久的統治,卻能夠割占-整合平原上的一部分農耕生產力,並就此與農耕鄰國埋下領土爭端的種子,這就是伊朗(土耳其與伊拉克之間有廣闊荒漠,能夠有效阻斷攻伐,也就阻斷統治繩索)。在伊拉克的南翼是夾雜著綠洲的廣闊沙漠,這裏的博弈邏輯是:只有統一了大沙漠的主體區域才能夠制止廣闊沙漠裏的部落攻伐,從而讓“大沙漠政治”穩定下來,穩定下來的這個政權就是現代史上這個“沙烏地阿拉伯”。
除了土耳其,波斯灣沿岸就有了三大國家:沙特(沙烏地阿拉伯)、伊拉克、伊朗。又,在這片相當乾旱的中東大區,沖積平原的幅員不及沙漠廣大,而伊朗高原如果不是比兩河平原遼闊,它就沒有可能逃出兩河政權的長期控制從而不能形成穩定的民族國家——那麼大致按照三大國的領土面積,波斯灣油氣在儲量分佈上也沒有逃出 “概率空間”。)
下面再看中東博弈的核心與關鍵——既然莫斯科未能打通它進入波斯灣的道路,既然中東大博弈從傳統的地緣政治博弈向“石油美元博弈”這種資本直接以博弈者身份參與的“軟博弈”演變,既然莫斯科基本定下“主動解體”路線圖因而不再直接參與中東角逐,那麼莫斯科就要給美帝國留下一個強大對手,還最好是一個資本對手,而這個對手還會從內部攻擊美帝國,能夠從全球“大棋局”制約和攻擊美帝國——猶太資本勢力佈署在華爾街和中東石油產區(以色列,及以色列與石油王權的關係),對“石油美元”的控制能力更強,更直接,它還是美英資本隨時準備創造機會去鯨吞的獵物……基於兩路資本之間這種“決鬥關係”和單向“鯨吞關係”,美英土著資本一定要至少壓制住猶太資本的這個實體根基——以色列。當然,美英資本不需要讓以色列這個國家被阿拉伯勢力徹底趕進地中海,只要以色列在阿拉伯-伊斯蘭的巨大壓力下疲于應付,有求于美英土著,從而令猶太資本也陷於被動,美英土著資本就有機會鯨吞猶太資本,或者在保留這一“鯨吞權利”的前提下先行“解體蘇聯”。反過來,憑藉以色列為政權依託(包括軍力和核武。1968年底,以色列每年已經可以生產四至五枚核彈頭),猶太資本可以進行有效抵抗,以色列以它博弈“棋手”的身份還可以聯合歐陸、俄羅斯(蘇聯的繼承者)、中國、阿拉伯王權(手中有石油武器),對美帝國的單極霸權實施反制,再以華爾街鬥爭做為配合,不難攪亂美英土著資本的“大棋局”,促使美英單極霸權走向終結。
又,之所以這些棋手(資本,政權實體)將會同猶太資本配合,是因為在美英單極霸權格局下,美英資本將無所求於它們,又為了鞏固、擴大美英的單極霸權而要去要去徹底壓制它們,而它們也會借美英的單極霸權秩序被(猶太資本)致亂之機謀求連橫,壓縮或者推翻美英單極霸權並且去謀求它們自身的霸權,那麼它們對美英霸權的威脅更反過來又要求美英資本去徹底壓制它們——而這種博弈關係也能夠加劇它們針對美英單極霸權的博弈力度。
那麼,除非美英有把握一舉奪取並穩固單極霸權,不需要擔憂其他博弈者(聯合)反擊它們,則“怎樣壓制住以色列”就成為“美帝國的大棋局”上的一個關鍵“課題”,而壓制以色列就要利用以色列的“天然”敵手——阿拉伯勢力和伊斯蘭勢力。
那麼反過來,莫斯科最需要做的就是扶植以色列-猶太資本,而流徙在美帝國的猶太資本離不開來自以色列政權的支撐,那麼對猶太資本不能在資本層面給予幫助的莫斯科,就要堅決支持-支撐以色列,就要制止美帝國利用阿拉伯-伊斯蘭勢力去打壓以色列。
其時,阿拉伯諸幫內部有兩大勢力——一組是沙特(沙烏地阿拉伯)等王政國家群體,一組是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埃及等以強人獨裁為主流特徵的世俗政權(從伊斯蘭這個範疇更廣泛的環境看,還有宗教政體的伊朗、世俗化也西化的土耳其兩個重要勢力)。其中,前一組王權勢力並不願意打壓以色列,因為——美帝國以“沙特等國的王權政體之容易被推翻”這一緊迫現實去威脅這些王權,要求它們支持“石油美元”,否則美帝國可以輕易“幫助”阿拉伯民眾推翻他們的王政,只是,在冷戰時代,美帝國需要顧忌蘇聯,所以這些阿拉伯王權勢力握有有限的“反叛權”。而當蘇聯失去力量不再能與美帝國抗衡,美帝國就根本不需要向阿拉伯王權交付任何條件,就能夠驅策這些王權更馴服地為美帝國服務,又隨時可以出於戰略需要廢黜“石油王權”,轉而去為“石油美元”扶植另外的代理人,除非——在美帝國內部有一支力量可以有效約束美帝國的中東策略、戰略,而這支力量只能是猶太資本。
以色列在中東,猶太資本在華爾街-華盛頓,它們願意並且能夠出手幫助阿拉伯王權——直接地,可以減輕美帝國對這些王權的壓力,包括收買、攪亂華盛頓的政策;間接地,通過博弈縱橫,阿拉伯王權與以色列+猶太資本還形成一種“看似奇怪”的聯盟,共同制約著美帝國的中東霸權,繼而也制約了美帝國在全球的單極霸權。這種聯手制約又主要是制約了美帝國在中東霸權的操作路徑,即迫使美帝國必須沿用“以阿拉伯王權為盟友”這種代理人模式,而阿拉伯王權又以消極“反以”回報以色列-猶太資本。
在後一組阿拉伯(阿拉伯語社會)勢力中,薩達姆的伊拉克最有實力和影響力——它有“石油武器”和石油財力,有可供領袖阿拉伯諸邦的人口和國土,擁有“波斯灣石油地緣”重要性,還謀求核武(兩伊戰爭期間先後被伊朗、以色列空襲而停滯),也代表世俗革命。從幾個方面看,伊拉克都是的最適合的領頭羊之選,可供美英驅策去聯合其他阿拉伯諸邦共同打擊以色列。雖然伊拉克的國力在“兩伊戰爭”中大損,但以石油財力,其國力可以在十年內恢復如昔,如果伊拉克還整合了科威特的國力又主要是石油收益的話,它還將變得更強。此外,兩伊戰爭鍛造了伊拉克軍伍,損失的武庫可以由石油收益補充,石油經濟為主的社會又是高生育率社會讓伊拉克也不乏兵源,而兵源優勢是以色列最為忌憚的。再看其他阿拉伯國家——利比亞遠離波斯灣,人口和國力有限,不能提供足夠的反以力度;埃及人口眾多,與以色列相鄰,曾經是阿拉伯諸邦中的“反以”主力,又地處運河被美英勢力影響,這些條件都可供“反以”。但是,埃及不夠富足,不論埃及是不是反以和怎樣強烈反以,它都不能從阿石油王權“兄弟”那裏拿到更多“反以補助”(以色列-阿王權秘盟),而且埃及的前景不能寄望於石油,反而更寄望於以色列可以幫助提供的正常的區域經濟和一個“大地中海”,所以在幾次中東戰爭之後,在“大棋局”形式大變的情勢下,埃及不能,也不願成為反以主力,也沒有道理再為那些富裕的“阿拉伯兄弟”充當炮灰和支付戰爭消耗。那麼,美英土著要找出一個可供它們壓制以色列的“盟友”,同時,最好這個“盟友”還能威懾阿王權(令它們聽命,否則美英就允許這個“盟友”取而代之),還能抵住莫斯科的“伊朗局”(在蘇聯解體之後,莫斯科還要繼續操作),就只有兩個選擇——伊拉克、敘利亞。
(當然,如果美英土著選擇的這個“盟友”足夠強大,它也就可以成為蘇聯、歐陸、猶太資本這些博弈者的棋子與“盟友”,不過這種情況能夠出現還需要特定的博弈環境與條件。)
那麼,莫斯科就要提前解除伊拉克、敘利亞對以色列構成的威脅。(如果莫斯科能夠做到,那麼美英土著如果還要廢黜以色列對猶太資本的支持作用,就只有直接派出美軍去攻伐以色列了,則猶太資本就要“跳牆”了,中東也只能上演“N國演繹”了,莫斯科將奪走美帝國的單極霸權了。)然而,莫斯科無法做到同時削弱伊拉克和敘利亞,哪怕去直接削弱其中之一,也做不到。好在,莫斯科曾經長期支持敘利亞,兩國有著相當於盟國的良好關係,莫斯科可以爭取到大馬士革的立場,但不利的是——與伊拉克相比,敘利亞不夠強大,它很少有石油收益,等於沒有石油武器,它的政權在阿拉維派(什葉派的一個支派)之手,而這個派別只占敘利亞人口的11%,所以這個現政權不夠穩定,又,敘利亞與伊拉克國土相連,所以伊拉克有軍事、政治兩種武器可以顛覆敘利亞。那麼,莫斯科就要卸除伊拉克對敘利亞構成的威脅,也就能夠卸除“一個再度強大起來的伊拉克將對猶太資本構成的威脅”。還不止於此,莫斯科還要斬獲更多——
巴格達時間1990年8月2日淩晨2時,伊拉克以10萬兵力侵入科威特,迅速取得全勝並攻佔科威特王宮,包括時任亞奧理事會主席的法赫德親王在內的一些王室成員被殺。8月7日新的科威特-即科威特共和國成立,8月8日,應科威特共和國政府要求,科威特與伊拉克“徹底地不可逆轉地實現了合併”——薩達姆做出這樣一個重大決策之前,必然已經審慎觀察了國際局勢,嚴謹推演了美、蘇的立場和反應,並且至少與美、蘇之一做過溝通,得到它或者它們的支援與配合,這樣,薩達姆才敢於製造這樣的“大事件”,但這個溝通對象(支持者)不是華盛頓。
那麼當“科威特事件”發生,如果美帝國不壓制住薩達姆的伊拉克,則阿王權及其資本將陷於危局,隨後陷入危局的就是以色列和猶太資本,所以它們此時必須在“叛局”路線上有所行動,則莫斯科在“蘇聯不解體反而可以反攻”這條路線上將有機可乘。如果莫斯科實施反擊的條件還是不能形成(成熟),則莫斯科在拿到它由此可以拿到的更多籌碼(蘇聯解體的條件)之余,也充分利用這場“海灣局”,通過借美帝國之手打弱伊拉克,為“冷戰後”時代提前佈局,這個佈局將大大有利於莫斯科——
(1)這場“打弱伊拉克”的戰爭勢必在波斯灣-中東社會製造和升級對美帝國的恐懼,也製造和升級“反美環境”。
之所以這必須是一場“打弱”伊拉克的戰爭,而不僅限於美帝國出賣迫使伊拉克撤兵,是因為——如果華盛頓不使用美軍打弱伊拉克,則阿王權不可能卸除它與伊拉克的矛盾和不信任,實際上則是阿王權對華盛頓的的不信任將要驟增(與薩達姆尚未侵佔科威特時相比),則阿王權的“叛美立場”將非常堅定,從而猶太資本的叛局動作也就加緊和加劇,而且當伊拉克在將來某一時刻攻伐敘利亞的時候,阿王權將會站在敘利亞一邊,通過要脅華盛頓,通過它們在中東的影響力去制止伊拉克。
(2)為阿王權除去來自伊拉克這個近身強鄰的威脅,讓阿王權獲得獨立的博弈立場,這個獨立的博弈立場可以牽制美帝國的單極霸權,可供配合莫斯科實施“冷戰後反擊”。(例如阿王權可以啟用法郎、馬克、日元,或者此後出臺的歐元去結算其石油出口)
(3)猶太資本-以色列也丟掉了伊拉克這個威脅,可以站在更獨立、更強硬的博弈立場,更少受制於華盛頓。
(4)阿王權較少受制於美帝國,也就意味著以色列的安全能夠獲得更多來自阿王權的支撐,還意味著猶太資本針對美英土著的博弈立場可以更少受制于美英(相反,美英土著威脅阿王權,也就間接威脅了猶太資本)。
(5)※※※※※ 最為重要的是——當冷戰收官,蘇聯解體,莫斯科從全球收縮其勢力,包括全面撤除其海外軍事基地,卻唯獨保留了敘利亞的塔爾圖斯港這唯一一處海外軍事基地。該基地加上莫斯科與敘利亞傳統的聯盟關係,可供壓迫以色列-猶太資本的博弈立場,要求後者在“後冷戰”時代的全球大棋局中做出博弈佈署時要照顧莫斯科的利益,以至於要配合莫斯科的佈署,當然,莫斯科與猶太資本也可以借此達成針對其他博弈者的“博弈協同”。(莫斯科通過敘利亞脅迫以色列-猶太資本的手段,除了來自軍事基地和敘利亞政權的戰略決心,也包括經常性手段。也所以,“這個敘利亞”很“可以”是真主党、哈馬斯等強硬派反以組織的重要後臺。當然,也有理由測想:以色列是否已經把影響力打入了真主党、哈馬斯內部,也同敘利亞有著戰略性合作。)同時,猶太資本的博弈立場偏向莫斯科,雖然是出於“被迫”,但是客觀上就使得美英土著更加需要剪除猶太資本勢力在美帝國金融、政權層面的影響力,而這種影響力又以資本實力為後盾,這樣,莫斯科就更加離間了原本已經處在搏鬥-鯨吞關係中的美英土著與猶太資本,讓猶太資本在美帝國的處境更加危險,讓它必須加速、加深那個“叛局”。那麼,為了讓莫斯科針對以色列-猶太資本的這張“敘利亞牌”生效,莫斯科就要替敘利亞解除來自伊拉克的軍事威脅,讓美英不能利用伊拉克的實力“吃掉”莫斯科的這張“敘利亞牌”,因為伊拉克可以——或者壓迫敘利亞迫使敘利亞政權改變親莫斯科立場,或者薩達姆在美英的支援下直接兵發大馬士革,或者支持敘利亞境內的占人口大多數的遜尼派顛覆親莫斯科的阿拉維派現政權。反過來,一旦伊拉克勢力進入敘利亞,伊拉克就直接對以色列兵臨城下了(伊拉克要直接威脅以色列,必須途經約旦或者敘利亞國土),這等於美英從莫斯科手裏奪去針對猶太資本的這張“敘利亞大牌”,又抓緊在它們自己的手心。或者,哪怕伊拉克並不壓迫、攻伐敘利亞,只是掀起和領導一場“反以運動”,輔以軍事動作(例如向約旦、敘利亞借道),也同樣等於美英握有一張針對猶太資本的“伊拉克牌”。——那麼總結起來,莫斯科借美英之手打掉了伊拉克針對敘利亞的軍力優勢,保住了自己手裏的大牌,同時消除了華盛頓手裏的大牌,一得一失之間,莫斯科大勝。【當前的敘利亞局勢中,各方博弈者正在著力爭奪的目標就主要包括這一張“針對猶太資本的敘利亞牌”。】※※※※※
既然“冷戰後”莫斯科將退出中東,華盛頓就可以按照它的需要全盤宰製波斯灣-中東,包括薩達姆的伊拉克,那麼在大局觀上,在“冷戰收盤”之前,中東的任何“異動”都不會對莫斯科造成不利。所以,莫斯科完全可以“授意”薩達姆,“幫助”他做出侵佔-統一科威特這個決斷,而這個“授意”或者這個在莫斯科與巴格達之間的“密約”應該只是——在博弈邏輯上達成相互理解,所以雙方可以和願意協同行動。
華盛頓以進取的立場爭取贏得冷戰,而莫斯科不得不以收縮的立場處置冷戰大勢,在這一前提下,莫斯科就通過“海灣局”掠獲到最大博弈戰果,並且讓華盛頓從“贏得冷戰”中得到的勝利果實大打折扣,從事實上把冷戰置換到新的博弈格局中來,把冷戰延續下來,把莫斯科的敗局轉變成一次階段性事件,把“蘇聯解體和蘇東解體”變成冷戰這場戰爭中的一場階段性戰役,一場“大撤退”性質的防禦戰役——莫斯科在冷戰中失去了決勝的機會,也失去了奪得階段性勝利的機會,那麼莫斯科需要放遠視野,提前做出戰略性佈局……
然而,莫斯科還不能就此停止博弈推演,因為“大棋局”由多方共同捭闔,在博弈推演的任一節點上都有可能被其他博弈者借局佈局,所以上述博弈推演還不夠充分……下邊從薩達姆的立場對這盤“海灣局”再做演繹。
“冷戰後”,或者至少波斯灣的“冷戰後”(莫斯科退出阿富汗從而遠離波斯灣政治已成事實),鑒於美帝國將沒有實力對等的對手,至少在中東沒有,所以薩達姆必須以美帝國的立場去定位伊拉克的立場,定位伊拉克的國運路向——
(1)針對阿王權,針對中東石油政治大盤——
在現時和未來的中東博弈中,初看之下,莫斯科也需要伊拉克,至少看起來伊拉克的存在和強大能讓中東博弈變得複雜,從而有利於勢力相對較弱的博弈者縱橫操作,尤其當莫斯科已經從伊朗方向撤退(結束阿富汗戰事)。但是,能夠破局“石油美元”的只有阿王權團體,即便另外謀成“俄佩克”之類鬥爭平臺也很難與歐佩克競逐。而一旦阿王權準備叛離“石油美元”,美英土著反而要利用伊拉克去制約阿王權。但是,當蘇聯從阿富汗後撤,即說明莫斯科無力、無意再來波斯灣與美帝國做大開大合的爭逐,那麼波斯灣乃至中東的政治格局將由美帝國做一家獨裁。按照美英土著的博弈需要,不讓中東地區出現一個阿拉伯強國——是美英土著的方向性策略,而保留阿王權就能確保實現這個大策略(阿王權國家占中東阿拉伯國家中的半數,佔有大部分石油儲量,且容易受美英的控制),讓變化、變數出現的時間延後還有利於美英霸權拖延那個“被破局”時間點的到來(不論那個破局是否有成效),所以美英在原則上會盡可能保留阿王權,直到不得不廢黜它,或者變化了的博弈大勢要求美帝國放棄它。再造另一個版本的“中東局”。所以,(美英土著資本的)美帝國不會輕易允許薩達姆衝擊阿王權,那麼美帝國以薩達姆做為威脅阿王權的工具——這個選擇的必要性失去了成色。
(2)針對以色列——
“冷戰後大棋局”的主題將是資本大搏鬥和“石油金融爭奪戰”。美英土著可以利用薩達姆,讓他領袖各路阿拉伯力量——(1)衝擊以色列。直接令猶太資本失去根基而失勢,再褫奪-鯨吞之。或者,迫使猶太資本向美英土著妥協和交付籌碼,借此打亂猶太資本的博弈佈署和博弈步調,包括迫使猶太資本與美英土著合作去打擊俄羅斯、歐陸,再返身謀奪猶太資本。(2)利用薩達姆的伊拉克,或者武力攻伐敘利亞,或者致亂敘利亞讓遜尼派奪權。目標都是讓敘利亞從親蘇(俄)立場轉變到親美立場。(3)讓薩達姆威懾-衝擊阿王權,間接威懾-衝擊以色列。
那麼,伊拉克可以繼續為(美英土著的)美帝國所用,但前提是伊拉克需要足夠強大才能對以色列構成實質性威脅,而伊拉克還需要越過約旦或者敘利亞才能威脅以色列本土,這又要求它的武力需要更為強大,強大到能夠迫使敘利亞改變立場,或者直接攻破敘利亞。那麼在(美英土著的)美帝國的立場上,可以允許伊拉克擴張,但前提是美英土著能夠把伊拉克做成這個針對性工具擺放進新的“大棋局”的捭闔縱橫空間中去。
(3)針對伊朗——由於蘇聯收縮,莫斯科很難再通過伊朗介入-進入波斯灣,也由於伊拉克因兩伊戰爭而實力衰弱,於是在美英土著那裏,薩達姆基本上失去了可利用價值。
(4)但是,不論在哪一條路徑上利用伊拉克,美帝國都不會讓中東出現一個阿拉伯強國,或者一個意志獨立的石油大國,或者一個非王權的阿拉伯統一勢力,那麼(薩達姆的)伊拉克在被美英土著利用之後,能夠走到的最好結果就是竹籃打水,如果不是“狡兔死,走狗烹”的話。即便伊拉克不去(或者不“被去”)充當美英土著的工具,可以預期的最好結果也只是——美帝國要讓中東石油政治格局保持現狀(那麼中東勢力之間的“大局觀”也只能是“保持現狀”),則伊拉克的武庫將在10年後變成擺設。比“保持現狀”更有可能出現的情形是——美帝國需要穩固並擴展其美元霸權,於是需要全盤控制一個“大中東”,那麼很可能,它需要在穩固它與石油王權的緊密聯盟關係之外,還去爭取伊朗的立場,那麼夾在沙特與伊朗之間的伊拉克就“很可以”被美帝國出賣,薩達姆要“被下臺”以至於被審判(兩伊戰爭、暴政、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薩達姆當然推演過這些邏輯。
總結起來,在上述3方面裏,(1)和(2)讓美帝國有理由打壓伊拉克,(3)卻有可能讓美英選擇相反的態度,前提是伊拉克要足夠強大,且“大棋局”要求美英啟用伊拉克並且有啟用伊拉克的捭闔空間。(4)則讓美英土著在利用了伊拉克之後再對它進行打壓。而做為應對,薩達姆這一次侵佔-統一科威特(曾經是一國)的行動就“巧妙”地同時應對了(美英土著的)美帝國的3個立場,“看起來”可以化解美英將要對伊拉克和薩達姆本人造成的不利——薩達姆利用“冷戰收局”前夜的複雜局勢,希望(美英土著的)美帝國不敢於在中東啟動戰爭,希望得到莫斯科的支持,希望歐陸對(美英土著的)美帝國施加反制,而在伊拉克統一了科威特之後,薩達姆可以憑藉更強的國力令(美英土著的)美帝國忌憚(它與其他博弈者聯合,它在中東石油政治中更大的權重地位,又更難用軍事手段解除它的武力),同時,合併了科威特的伊拉克實力更強,滿足了美英對伊拉克的工具性需要。這樣,薩達姆既迫使華盛頓,又同時勾引華盛頓重新考慮它的中東佈局,給伊拉克一個更確鑿的“主力盟友”地位,然後,伊拉克就有機會取締海灣王權政治,一統阿拉伯石油諸邦。
以為看清了博弈推演,也看清了華盛頓、莫斯科的意圖,薩達姆才敢於“侵略或者統一”科威特,但是——“冷戰收局”進程已經啟動,值此前夜,無論美英土著試圖為“冷戰後”做更深的佈署(主要針對猶太資本和歐陸),或者蘇聯試圖退回冷戰,都會遭到其他博弈者的聯合打擊,直接陷入敗局。而此前,由於美、蘇都難以把冷戰繼續下去,各方博弈者已經在數年中把這個“大局觀”走實,很難做出方向性調整。
薩達姆希望莫斯科做的,或者與莫斯科“有約”的內容應該就是——在保守的立場下,莫斯科在外交層面幫助伊拉克,在積極立場上,莫斯科啟動它在敘利亞的力量與影響力,向以色列發起衝擊,與薩達姆衝擊阿王權的行動相接應,如此,則中東大亂,美元之基礎飄搖——如果莫斯科繼續擴大行動,那將是一場“冷戰之決戰”。雖然,莫斯科幾乎不可能由此贏得冷戰,但莫斯科可以在拿到美英土著、猶太資本-以色列、歐陸的籌碼之後罷手。那麼在薩達姆看來,莫斯科會有所行動的,而莫斯科與伊拉克的聯動在“大棋局”上造成的影響是美英土著“不可接受”的,而此時或者先此一步,薩達姆可以在先行拿到美帝國的籌碼,即美帝國承認伊拉克合併科威特這一現狀,並以實際政治行動保證這個“承認”的有效性之後,遂撤出博弈。這樣,在(美英土著的)美帝國更改過的中東佈局中,伊拉克將成為(美英土著的)美帝國的“首要盟友”,去充當威脅阿王權,和威懾-攻伐以色列的工具,尤其當華盛頓向莫斯科交付了中東籌碼或中東利益之後,美帝國就更需要伊拉克這個“工具盟友”。但是,莫斯科或者沒有什麼貨真價實的籌碼與利益可以爭取了,或者在薩達姆攻伐科威特之後,莫斯科立即拿到了籌碼與利益,而讓美帝國去打弱伊拉克——這一結果本身正是莫斯科在這一輪博弈中要去追求的最大目標。於是莫斯科沒有行動,這多少出乎薩達姆的預料。
如果莫斯科配合薩達姆去行動,則又是莫斯科的回馬一槍(早一次是蘇軍進佔阿富汗)——莫斯科可以利用敘利亞和伊拉克同時威脅阿王權,也威懾以色列,但是在蘇聯尚未實行私有化之前,包括猶太資本在內的所有西方資本(做為博弈者)都不可能最終站在莫斯科一邊,雖然在博弈進程中它們會與莫斯科聯動,也給予莫斯科“幫助”。那麼莫斯科的反擊的最佳結果是維續冷戰,或者讓歐陸一舉獨立(不須是一個聯合的歐盟)——對於莫斯科,維續冷戰已經勉為其難,一場“反擊戰”的後果中還包括了促使西方資本聯合起來這一效果,這不利於莫斯科操作“蘇聯主動解體”;如果結果是讓歐陸一舉獨立,不論莫斯科是否繼續保持社會主義立場,在已經難以拉回東歐盟友(蘇東已經主動開始鬆動)的情勢下,美歐還要聯合打壓莫斯科,莫斯科迎來的形勢將不會比它選擇隔岸觀火更好。關鍵又是——在這樣的“冷戰之反擊戰”中,猶太資本很少機會參與縱橫,施展捭闔,很可能“被出局”,而歐陸一舉獨立更能讓美歐資本有機會聯合廢黜猶太資本,則莫斯科將獨自面對美歐,在大勢上,這與保留猶太資本做為“大棋局”中的博弈者(去美英腹內構建“叛局”)相比,可謂差之千里。所以,莫斯科已經不準備做反擊,它要放棄(出賣?)薩達姆,把無法取勝的“回馬一槍”突然改換為——穩穩拿住針對猶太資本的“敘利亞牌”。而且,敘利亞也擔憂伊拉克在做大之後威脅到自己,它們之間的對立關係久已明確存在,莫斯科也就很難驅動敘利亞……(在“反伊拉克”聯盟的34個國家中,敘利亞還是提供了軍事支持的幾個國家之一)
阿王權諸邦是高度一體的,或者說,這些阿拉伯王權是拴在一條繩子上的螞蚱,因為王權政治容易被顛覆,且其一倒下,就很容易引起骨牌效應。所以形成和維護這個王權聯盟的做為主調的“博弈條款”是——要麼你們美英土著(或者美帝國)完全保留王權,要麼你們全部廢黜王權。當然這是主調,不排除特定情況下“條款失效”。所以,這一次薩達姆攻伐的不僅是科威特,還是,正是全部阿王權諸邦。所以伊拉克給美英土著和美帝國出了一道難以抉擇的“高級”難題,華盛頓幾乎不可能找到折中方案——要麼美軍與薩達姆兵戈相見,這等於美帝國(美英土著資本)自廢一把好兵器。要麼承認伊拉克吞併科威特這個結果,而如果美英承認這一結果,則阿王權就需要在美英土著之外加緊尋求新的盟友,和促使波斯灣局面複雜化,美元都將不再有一個堅實的“王權石油基礎”,而此時蘇聯尚未解體…….又在此時,受到了薩達姆的真刀真槍和強烈意志的威脅,阿王權更“有權利”要求美帝國必須 “打弱”伊拉克,同時以嚴厲姿態打出一個政治事態即“廢黜王權是不合法行為,也是反美行為”,而不是驅逐伊拉克軍隊了事,這樣薩達姆或者N達姆才不那麼容易捲土重來。那麼這場驅逐薩達姆的戰爭一定要熱鬧,要有氣勢,要確鑿地打弱伊拉克讓阿王權基本滿意。推演及此,如果莫斯科在敘利亞或者其他方向採取行動配合薩達姆的話,反而阿王權更需要依賴美帝國保護它,美帝國就不須向阿王權交付“打弱伊拉克”這個條件了。也所以莫斯科選擇隔岸觀火。
伊拉克攻伐科威特時,莫斯科沒有行動,這多少出乎薩達姆的預料;當美軍糾集盟友大規模攻伐伊拉克軍隊,莫斯科還是沒有行動,就基本上在薩達姆的預料之內了,因為華盛頓的行動最終取決於它的博弈推演,和它與莫斯科的協調(因為兩國不可以直接對抗,或者引起直接對抗。但是對於美蘇大國,這種協調也必須在推演料算之內)。所以,薩達姆對“科威特大事”的決斷還要看他與華盛頓之間一對一的“兵推”對局——伊拉克可以做美英土著的工具去威懾-攻伐以色列、阿王權(主要是針對以色列),但是不做“兔死狗烹”那種,所以薩達姆有權避免那種局面,方法是——利用冷戰收局這個極度敏感的博弈環境,先行吞占科威特,即做大伊拉克,並要求美帝國承認這一既成事實結果(不只是口頭和文本上承認,而是要在博弈層面能夠進行“邏輯確認”,即要求美英土著無法反悔除非它們願意在新的博弈中付出巨大代價),即要求美英土著在“冷戰後”選擇伊拉克而不是阿王權做為“只能二選一的盟友”,即要求美英土著在廢黜阿王權的同時支持“一個強而大的伊拉克”這條路線上走出決定性一步。即便美英土著不接受薩達姆打出的這個既成事實,不接受薩達姆要求的這條中東路線,派兵來攻伐伊拉克,伊拉克也不會亡國,薩達姆也“很可以”保住權位,因為美帝國(不論是美英土著的美帝國,還是包括了猶太資本的美帝國。此時在這一問題上,薩達姆未必分得清)的確需要保留“伊拉克牌”,當然可以是一張較弱的牌,美帝國也不希望中東格局大變以至於影響到“冷戰收局”。所以,薩達姆“吞併科威特”這個決斷的動力除了來自莫斯科,也來自他單獨與華盛頓的“兵棋推演”的結果,兩個理由又不可能完全分割。
假如沒有莫斯科的“許諾”(也許只是外交方面的承諾,加上向薩達姆兜售“大局觀”和博弈推演,讓薩達姆做出決斷),薩達姆也“敢於”去吞占科威特,但博弈推演的結果只能是——薩達姆空忙一場,還要被打弱。所以來自莫斯科的且不論真偽的“承諾”就成為薩達姆做出決斷的關鍵要素。而薩達姆在發兵科威特之前已經做出攻伐科威特的態勢,包括輿論攻伐,也是要判斷華盛頓的真實態度,並且從華盛頓的態度再去判讀莫斯科的真實態度(華盛頓與莫斯科之間必有溝通,而由於兩霸之間必須避免直接衝突,那麼兩霸之間達成的“協議”、共識和劃下的底線一定比薩達姆與其中之一“達成的協定”成色更高,更可靠。而且,華盛頓做為“大棋局”的第一博弈者,其洞察力、預見力當然在薩達姆之上。又,華盛頓的意志也是“大棋局”發展的最重要因素)。而表面上的“事實”顯示——華盛頓表現出了相當“誠懇”的“中立態度”,這讓薩達姆再無顧忌,兵發科威特……
華盛頓的中立態度就等於它對薩達姆攻伐科威特的策劃做了默認,這直接導致了薩達姆誤判形勢,這場“科威特局”才得以形成……而莫斯科一定演繹過華盛頓的應手,才會推出這一局“科威特博弈”——
當薩達姆在發兵科威特之前做出攻伐科威特的態勢,包括輿論攻伐,和去阿拉伯國家做合縱外交,這種情勢已經等於“薩達姆已經在行動”——針對科威特的軍事佈署和輿論造勢,本身已經讓阿王權如坐針氈,即薩達姆已經撬動了美英土著在中東的石油政治基礎,華盛頓已然無法讓中東“恢復原狀”了,即華盛頓已經無法通過制止薩達姆而挽回“這一個”損失(阿王權對華盛頓的“信任”與否定性判讀),於是,華盛頓就轉換問題——讓薩達姆的這一次“異動”進一步走實,再加以利用。所以,華盛頓不僅不能制止薩達姆,還要給予鼓勵。顯然,華盛頓一定明白,它的中立態度會起到鼓勵薩達姆的作用,無此,則薩達姆難以做出最後決斷。那麼華盛頓怎樣轉換這個問題-矛盾並加以利用呢?
如果沒有這場伊拉克吞併科威特的戰爭事件發生,阿王權也將繼續忌憚伊拉克,它們也將積極在美英之外謀求保障,而猶太資本也將積極佈署和暗中擴大那一“叛局”——阿王權和猶太資本都為“冷戰後”積極佈局。這將會導致那個“冷戰收局時刻”被拖延,和“冷戰收局過程”被拖延,和導致“冷戰不完全收局”,這些路徑都對美英土著不利,所以美英土著此時需要積極做好“打弱伊拉克的工作”,以儘早迎來一個對它們更為有利的“冷戰後”局面——雖然打弱伊拉克也對莫斯科有利,但在“冷戰後”的中東,美英需要對付的直接對手將不是莫斯科,而是歐陸和猶太資本,那麼相對來講,與其讓歐陸或猶太資本在“冷戰收局”中製造不安定局面並從中獲利,不如把這個利益“讓與”莫斯科;既然這場海灣戰爭背後的佈局——做為送給美英土著的問題,已經被莫斯科做成,那就遲早需要解決問題,而美英更希望它提早解決,安全地解決。
伊拉克吞併科威特,這一事件極大衝擊了所有中東王權手中的權力、利益和王權統治本身,而薩達姆敢於這樣做,就等於是華盛頓允許了在中東以現代政治取代阿拉伯諸幫的王權傳統這條路線。這就不單是一個阿拉伯王權體制、王權利益受到“衝擊”的問題了,而是中東王權政治必須、必然結束的問題。而伊拉克軍隊強攻科威特王宮,射殺多名王儲更意味著整個阿拉伯諸邦的王族還很可能被剝奪和平下臺的機會,和不被允許保留大量財產,很多王族成員還很可能被施以“暴力審判”。同時,這也等於是華盛頓主動對“以色列-猶太資本-阿王權之間的華盛頓戲法”的舊框架實施了攻擊,讓猶太資本-以色列失去一個支撐(阿王權)。又同時,美帝國同意伊拉克做大做強,也就向以色列的國家安全發起了實實在在的直接攻擊。通過海灣戰爭的前半程,華盛頓在盤面上以“把棋走實的方式”製造了阿王權、猶太資本對美英的需求。當然這只是在製造態勢,而為了讓伊拉克的行動能夠充分取得這種巨大的威懾效果,在伊拉克軍隊發起進攻前,華盛頓還推出中立的官方輿論,聲言不介入兩國爭端…….事件進程到此,就等於華盛頓借薩達姆之手握緊了阿拉伯石油王權的命門——華盛頓這樣轉換了問題。
由於“蘇聯的存在”在客觀上就是猶太資本得以自保的第一道防線,所以當美帝國將要摧垮蘇聯,猶太資本就需要“維持”蘇聯,方法包括在資本市場上給美英土著製造麻煩,聯合歐陸、阿拉伯石油王權製造“割據”大局,甚至它們“可以”整體地向蘇聯方向“叛逃”,製造一個“兩陣營同時解體”的亂局,再於亂中求存,以至謀利、謀勝。所以,鑒於“蘇聯解體”對於美英單極霸權有著極大價值,是美英的首要目的,美帝國要想首先“解體蘇聯”,就必須拿出足夠分量的籌碼給各路“盟友”,尤其要向猶太資本這個老謀深算的,佈署在美帝國腹內的“第五縱隊”證明其“誠意”,從而安撫和分化陣營內的叛離群體,遏制“叛局”。於是,華盛頓突然反手一擊——出賣薩達姆,把“美帝國通過剪除來自薩達姆的威脅,從而送給以色列一個長期的可以追求強國的安全環境”這一事件做成籌碼,贈送給猶太資本,這樣猶太資本也才一時“安心”,否則猶太資本不肯協助美帝國給予蘇聯最後一擊,也不肯去各方博弈者那裏協調“蘇聯解體事宜”,更保留引爆華爾街金融問題,甚至引爆“美元安全”這部分博弈權利——如果美英手中握著薩達姆的伊拉克這個針對以色列安全的大殺器,並且因此擁有極大把握成功圍剿猶太資本,那麼猶太資本當然需要,當然可以“掀桌子”,“跳牆”。當然同時,利用同樣的原理,美英土著也穩住了阿拉伯石油王權,令它們也安心協助美帝國去完成“蘇聯解體工程”,尤其讓阿王權看到它們在中東已經獲得了看起來無可撼動的安全政治環境、地緣環境,從而化解它們必須立即“跳牆”的動機……這樣,在成功轉換了問題之後,華盛頓再成功地從新問題的博弈矛盾中打劫了利益。
[ 當薩達姆做出勢態要去攻伐科威特,沙特就已經去華盛頓告狀了(沙特為美國提供過相關資訊,但“看起來”未能引起白宮的重視)。那麼,要麼白宮已經對沙特做出了保證,而沙特並未通告科威特,卻利用它“王權領袖”的地位穩住其他王權諸邦。要麼出於華盛頓有能力掌握這些王權政府的動向,白宮根本沒有對沙特做出保證,或者保證說薩達姆決不敢於侵吞科威特,而王權諸邦還有機會在受到薩達姆的實盤攻伐之後再宣佈放棄美元結算,或者從而,華盛頓還可以借用阿王權的異動去偵察“大局觀”…… ]
然而單是直接“打弱”伊拉克,這個籌碼還不夠高成色,因為薩達姆的伊拉克在兩伊戰爭後國力衰弱,對以色列的國家安全(同理也對阿王權)尚未構成現實威脅,所以,美帝國勾引薩達姆去侵佔-整合科威特,形成一個“伊拉克在加速恢復實力,也加速稱霸中東,也在整合阿拉伯力量”之現實態勢,這就鑿實而強力威脅到以色列的國家安全了(同理也對阿王權)。這時,美帝國再出手打擊薩達姆,解除伊拉克的武力和稱霸潛力,就向猶太資本和阿王權交付了成色充足的籌碼。如此,華盛頓近乎“無中生有”,“無米為炊”就製作出“伊拉克對以色列的巨大威脅”和“伊拉克對阿王權的巨大威脅”這兩隻大籌碼,還讓它們不得不接受與華盛頓“交換籌碼”的要求。
[ 在美英土著資本勢力的立場上,如果在打弱伊拉克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去顛覆薩達姆再搞“民主”政權,則伊拉克有可能被伊朗輸出宗教革命而拿走果實,或者被阿王權收買、收編,則美英土著就少了一個(針對阿王權、猶太資本的)可以再度啟用的籌碼。而如果美軍直接控制伊拉克,將加劇中東的反美環境,更要令阿王權和以色列高度緊張,促使它們與莫斯科、歐陸加緊聯合,加緊“叛局”行動反制美英土著。 ]
莫斯科看到——猶太資本與美英土著之間可以就“以色列安全”進行籌碼交換,甚至可能,早在兩伊戰爭的時候就已經看到這種籌碼交換已經在進行——兩伊戰爭能夠打弱伊拉克,才能促成這樁籌碼交換順利進行,和以這種方式進行(這可能也是阿富汗戰事後期,莫斯科遲遲不從阿富汗撤軍的原因之一,莫斯科要促成兩路資本的這樁交易)。但是,這樁交換雖然“完全可以進行”,但並不就是“必須進行”,因為猶太資本對美英土著的巨大威脅——在華爾街“狗急跳牆”並不是猶太資本真正想要的結果,只做為有效威脅之用,而美英土著也有機會成功壓制猶太資本可能的“跳牆”行動。那麼莫斯科就積極促成這樁“籌碼交換”,讓這樁交易必須發生,並且讓它進行得徹底,從而“幫助”猶太資本這支“第五縱隊”獲得安全。並且與此同步,莫斯科保留它與敘利亞的特殊關係,握緊針對猶太資本的大牌,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這支“猶太資本縱隊”,讓它為莫斯科所用——如果華盛頓、莫斯科各自握有一張針對猶太資本的牌,就相當於誰都沒有這張牌。那麼這又等於是:通過“科威特局”,莫斯科才獲得了這張牌。
[ 此外,要說莫斯科“推出”而不說莫斯科只是“推動”了“科威特局”,因為假如沒有莫斯科的“推動”,包括為薩達姆提供“大盤推演”(當然只正確推演到,至少要推演到“美帝國保持中立”這一環節),薩達姆很可能就不能知道(不理解)華盛頓將會“保持中立”,這局“科威特博弈”就要被薩達姆擱置。薩達姆最有可能出錯的推演環節很可能就是——他只看到美帝國,卻未能分清(或慎重分清)它是美英土著資本的美帝國,還是美英土著與猶太資本共同的美帝國。本文之所以這樣設想是因為——如果博弈推演過程不需要太複雜,在博弈者立場已經被確定的前提下,則推演過程想要出錯都難,而對於博弈者立場的判讀,及對於立場背後的博弈者的屬性的判讀就需要於動態中不斷修正大局觀…… ]
“伊拉克侵入科威特並著手整合科威特,進一步威懾阿王權和以色列”這一步驟走實的程度有多高,猶太資本+阿拉伯石油王權必須相互配合去引爆一次石油危機+金融危機+美元危機+西方經濟危機——這一應手的實在性就有多高。同時,歐陸已經在籌畫“歐洲統一”大局,出於對蘇聯解體後美英獨霸格局的擔憂,歐陸大國(法、德)一定會加速歐陸聯合進程、並同時遠離美帝,在莫斯科的幫助下,在猶太資本要去發起的石油危機-經濟危機的配合下,“歐洲聯合且獨立於美帝”頗有一舉成勢的機會——當然,這些“棋盤推演”首先都做為對美帝國的威脅,然後才“做為”“博弈事實”。那麼此際,美英與其冒險在蘇聯即將自行倒下的前夜引發陣營內鬥,讓“蘇聯解體”不得不變成“蘇聯與美歐同時解體”,就不如先行聯合“現盟友”推倒蘇聯,再反手對付內部將要產生的新的敵人。(而要做到成功聯合“現盟友”,美英在必要的情況下就需要向莫斯科支付利益——這個“必要的情況”正是莫斯科這個老對手積極打造並遞交給華盛頓的“利益交割檔”,只是,博弈中沒有可信賴的“契約”可以憑藉,莫斯科要借用薩達姆的誤判與華盛頓在實際鬥爭中演繹這份“博弈合同”。)此時,蘇東陣營解體已經進行到半程,難以逆轉,“蘇聯解體事項”也在被蘇聯高層操作中,並且蘇聯高層已經開始佈局國內放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猶太資本和歐陸資本並不是很擔憂一個在冷戰中獲勝卻被經濟難題困縛的的“非蘇聯”會來擊垮西方的資本主義制度,即便擔憂有理,西方也有資源實施反制——
(1)美帝國的國力、武力將會繼續存在,它仍將是歐陸資本的保護傘,即便它失去單極霸權,這是由它的資本立場所決定的。
(2)只要蘇聯放棄社會主義動員體制和基於這種體制的中央集權,西方資本就有辦法迫使蘇聯(或收縮之後的俄羅斯)接受它們的資本輸入和進入“休克療程”,尤其因為前蘇東、蘇聯陣線內部將有兩組內應會來接應西方資本:
一是,獲得獨立博弈立場的原蘇東國家、原蘇聯各加盟共和國政府,不論這種新政府是不是還堅持社會主義的革命博弈,它們都會(同時)據有國家立場、民族立場和地緣政治立場,尤其在“蘇聯地緣”瓦解從而令這些政權變得無所依託之際;
二是,從官僚立場轉變為資本立場的整個權貴階級,他們將從內部阻止新一個蘇維埃及蘇維埃聯盟重新出現……
那麼,美帝國通過打弱伊拉克,就破除了一場“冷戰收局”下“可以”出現的由其他博弈者發起的“聯合反擊戰”。
[ 美帝國在它如何進行“中東佈局轉換”這一問題上存在漏洞,莫斯科看到並積極抓取了這一漏洞,相反,如果莫斯科消極,也就沒有當前的“敘利亞博弈熱點”了,美英土著與猶太資本便可以更早聯手,向莫斯科(及北京)展開(更大規模的)攻勢了…… ]
伊拉克強勢威懾阿拉伯石油王權,波斯灣有可能陷入亂局,那麼在莫斯科的支持下,馬克、法郎有了機會,可以進入中東分割美元的石油結算權……但是美英擁有一項博弈權利——要求歐陸和猶太資本先行配合美英令蘇聯解體,而後西方資本才可以展開它們之間的博弈。同時,薩達姆的行動顯然是在向美帝國爭寵,卻很少摻有與歐陸合作的意圖,哪怕是間接層面的博弈合作,而此時及此後相當長的時間內,歐陸也無力、無手段深入介入波斯灣博弈(有美英海軍力量在面前,莫斯科方向也無力做出關鍵性策應,薩達姆根本不需要知道法國是不是也有能夠開進波斯灣的海軍力量)。所以在莫斯科放棄的情況下,美帝國 “有權”邀約歐陸一同參與打弱伊拉克的行動。美英可以接受這樣的結果,因為在“冷戰後”大局中的相當長時期內,一個被打弱的伊拉克無力致亂波斯灣,也就無力支持其他博弈者,這會讓歐陸不得“快速”遠離美英立場,不能“快速”形成——莫斯科聯合歐陸、猶太資本、中東石油權勢對美英進行聯合反擊的機會,即美英破除了“冷戰後”即將出現的第一場針對它的“聯合反擊戰”,而美英可以繼續(聯合歐陸)打壓收縮後的俄羅斯……
那麼可以說,美帝國通過海灣戰爭打弱伊拉克,就破解了兩場“可以”發生的“聯合反擊戰”——第一場是“可以發生的”,因為它們首先是被歐陸、猶太資本兩個博弈者“準備著”但又不需要走實……第二場是可以走實的,但是需要更多條件……又,第一場“聯合反擊戰”可以爭取一個“兩陣營同時解體”的大勢,並且歐陸、猶太資本可以爭取在“冷戰後”大局中站穩根基。第二場“聯合反擊戰”基於薩達姆把美帝國的波斯灣格局打亂,並且新的格局可以延續到蘇聯解體之後,幾路博弈者再來針對美英土著破局。在兩場“聯合反擊戰”的博弈推演中,幾路博弈者不能達成協同,又,要配合薩達姆的“波斯灣之亂”需要以軍事手段為重,而歐陸還沒有獨立的軍力,俄羅斯很難在剛剛結束阿富汗戰爭之後再以強權面貌沖進波斯灣,又不可以與美帝國正面衝突…….但是幾路博弈者可以誘使薩達姆做出“異動”,並從中博取利益。
那麼現在可以說:莫斯科、美英土著通過海灣戰爭,借用薩達姆,各自避免了讓本方陷於巨大被動,以至陷入“被出局”的局面,保留了各自的現有霸權權力和繼續謀霸的機會和“機會空間”,雖然莫斯科保留的現時權益少得多……莫斯科對海灣已經無力介入,且鞭長莫及,於是需要向更大的棋局中放眼,用空間換時間,把博弈延伸到更大的歷史中去……
下邊再演繹以色列和猶太資本的博弈立場——
(1)由於蘇聯尚未解體,華盛頓(英美土著)還不能確知蘇聯將“收縮”到何種程度,同時這個“收縮程度”又取決於時局走勢,那麼猶太資本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挾持美英土著的“冷戰大局觀”。於是,猶太資本能夠與莫斯科合作,從海灣戰爭中套取利益。但猶太資本也讓莫斯科拿到了針對它和以色列的權利(籌碼),所以莫斯科比猶太資本更有理由策劃這場“海灣局”。
(2)“冷戰後”的中東,與美英爭逐的主角將是歐陸(德、法)。由於歐陸無法在波斯灣與美英博弈軍力,原則上它就希望波斯灣-中東格局能足夠複雜,而美英打弱伊拉克讓中東石油政治格局變得簡單,就等於壓縮了歐陸的捭闔空間。那麼歐陸就需要更多來自猶太資本的配合,猶太資本就獲得了一份更大的去歐陸佈局的“權利合同”(當然,如果沒有海灣戰爭事件,歐陸為了分裂美帝國,也需要向猶太資本做讓步,允許它登陸歐陸)。反過來,如果沒有這場“海灣局”,歐陸就能拿到針對猶太資本的更大籌碼(猶太資本在美帝國腹內所以不夠安全,需要歐陸的幫助),則猶太資本很難登陸歐陸或者“成功登陸”歐陸,而如果猶太資本不能“成功登陸”歐陸,它就將失去充分的縱橫空間,無從捭闔博弈,將被美英土著圍殲在北美——一個叫做曼哈頓的小島上。
(3)伊拉克這個威脅解除之後,美帝國很難再找到或者樹立另一個與(薩達姆的)伊拉克分量相當的,哪怕分量相近的替代者去威脅以色列(就此不妨考量:為什麼與以色列不相鄰的波斯人的伊朗卻需要喊出,“可以”喊出“把以色列從地球上抹去”這樣的語文句子)。那麼以色列解除了威脅它國土安全的那個最強的,也是最切近的威脅,即猶太資本基本破除了美英資本針對自己的“這種”籌碼(利用代理人施加威懾與攻伐),從而在中東地緣政治中也打開了博弈空間——空間和時間對於缺乏政權支撐、地緣支撐的猶太資本來說,就是“國土”,就是地緣縱深。
——華盛頓、莫斯科、猶太資本都在薩達姆看到的那一盤“局面”之上,再做一了局。
博弈局面中隨時產生新的佈局與變局——局中有局,借局佈局。無中生有,樹上開花。
文/空蕩的原野
20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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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瞞天過海連環策- 911大棋局全景推演》
《瞞天過海連環策- 911大棋局全景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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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 要點提示
1.直接地,“911博弈”是發生在美元資本與歐元資本之間的一場生死決戰。通過爭奪貨幣霸權,“美元帝國”與“歐陸帝國”(借殼“歐盟”)這兩個政治實體又要爭逐全球政治霸權,而爭逐全球政治霸權又不過是為各自所代理的那一路資本盜取壟斷地位服務……就此,全球各路博弈者演繹了一輪錯綜複雜的“大棋局”攻伐,俄羅斯、猶太資本(+以色列)更全力運籌、實施各自的爭霸野心,而一些次要博弈者雖然審慎行事力圖自保,卻不免或被借為棋子,或遭到訛詐,或被淘汰出局……
2.在這一輪全球爭霸博弈中(當然也包含“反霸”內容),“911攻擊事件”是足以改變“全球大棋局”宏觀走向的一個最關鍵節點,是由一組博弈者主動發起的一個“破局性事件”,它們通過“911事變”扭轉大勢,一時“轉敗為勝”,所以本文把這一輪全球大博弈擬名為“911博弈”或者“911大棋局”。
3.有三路博弈者參與了“911事變”(“911攻擊事件”),它們是:白宮(美英土著資本及權勢集團)、海灣石油王權、猶太資本(+以色列)。此外,“埃及政權”也勉強可以算作第四路(邊緣)參與者。其中,猶太資本做為整個“911大棋局”的“最終策劃者”並未直接參與“911攻擊事件”……白宮不僅是“911大棋局”的“最高策劃者”和最高操控者,還做為主要行動者參與了針對美國本土的“911攻擊事件”……海灣王權向基地組織最高層發出指令,本.拉登接受指令並驅動基地組織,與白宮配合上演了9月11日的攻擊事件……埃及最高權力核心(或者只有穆巴拉克一人)是否知曉,或者知曉多少“911策劃”的相關內容,從而是否向基地組織二號領導人紮瓦赫裏發出指令,或者埃及最高權力核心在“9月11日事件”中的實際角色——本文尚未能就此做出可靠推演,但至少可以確定的是:這個“埃及最高核心”在“911大棋局”中另有重要角色……
4.站在基地組織背後的博弈者是“沙特王權”(代理海灣王權及其資本)和“埃及最高權力核心”(“意圖”代表埃及國家利益)。又,做為博弈者的“埃及”可謂是以色列(+猶太資本)找到的“鐵杆”戰略盟友,是以,在“大棋局”之縱橫捭闔中,基地組織有時也需要,也能夠間接執行猶太資本的戰略意圖。
5.在“911策劃”中,由沙特人本.拉登領導,並以沙特籍人為主要成員執行“911攻擊”,以及(或者)他們承認對事件負責,其目的是——海灣王權由此向美元帝國交付了一張“投名狀”,即,由於美元帝國由此可以把海灣王權指證為美國的敵人,白宮就可以迅速廢黜海灣王權,所以海灣王權不可以叛離美元立場(廢止“石油美元”或者出爐“石油歐元”),再所以美元帝國就不需要廢黜海灣王權——由此,雙方就“石油美元”達成更為緊密的“勾結合同”。(這算是一則“瞞天過海”,也做為“911大棋局”之一處“棋眼”)
6.阿富汗地處偏隅,國家體量中小,政治鬆散,在“大棋局”中長期處在被動位置和邊緣位置,政權博弈能力偏低——恰是這些互為因果的因素,才使得這個地緣政治地圖中的“地理國家”突然變成一處最重要的戰略節點——可供強權切入。美英強權通過阿富汗重置了中亞“能源管線政治”,和借阿富汗為跳板向周邊國家縱橫捭闔,從宏觀、微觀上改造了中亞-中東地緣政治,乃至一時重置了全球政治地緣……
7.關鍵地緣政治目標:埃及,土庫曼斯坦,印尼(當然還有阿富汗,伊朗,伊拉克)……
8.關鍵地緣政治工程(地緣政治手術):“北約反導”,巴傑石油管線,“大地中海計畫”……
9.一號醬油男:英國。在近現代歷史中,英國政權高效代理了英國本土資本利益。而今天,英國(政權及其資本)遊走在美、歐之間,實際身份卻是美帝國使派的008小弟,行無間道,手中醬油瓶要在關鍵時刻助美帝,砸法、德……
10.法蘭西(2011-3)攻伐卡紮菲(格達費),海豹突擊隊(2011-5-1)刺殺本.拉登等事件都可以視為“911大棋局”的重要後續組成部分(或可視為新一輪大博弈)。
刺殺本.拉登事件還是美英土著、猶太資本、海灣王權(也有莫斯科、巴黎)之間擺開的一局“無間道”。
11.……
〇 從“冷戰收局”到“911大棋局”
緊隨蘇聯解體,“歐陸聯盟”立即形成(蘇聯正式解體不足1個半月之後,即1992年2月7日,“歐共體”12國外長和財政部長在馬斯特里赫特正式簽署),即,“蘇東解體+蘇聯解體”與西方資本陣營分裂同時進行,互為博弈因果,或者說,“歐盟”成立、且獨立於美帝國本就是“蘇聯解體局”的一部分。此時,美英土著資本不能正面攻掠歐陸,既不能對歐陸施加全面控制,也不能正面遏制歐陸的爭霸前景,因為那樣必將導致歐陸背離美英,去借重莫斯科的軍事、政治、地緣力量對美英施加反制。以及,猶太資本也不會允許美英土著攻掠歐陸,它會以引爆美帝國金融危機、經濟危機為手段掣肘美英,因為美英土著在解除歐陸這個最強對手之後將立即返身圍殲猶太資本(乘俄羅斯極衰之際,而中國不具備爭霸全球的地緣條件和實力條件),且猶太資本還必須保留歐陸做為它可以出逃的目的地。而且,全球各國政治力量、資本力量同樣需要掣肘、反制美英土著的單極霸權。那麼可以說——“美英土著不可以正面攻掠歐陸,從而歐陸獲得獨立博弈者資格”也正是“蘇聯解體局”即“冷戰收局”中已經包括,已經預置的一個邏輯內容,這個邏輯內容與邏輯關係也是“蘇聯可以選擇主動解體,敢於選擇自主解體”的博弈邏輯前提……反過來,從蘇聯解體到“911”此10年間,西方資本陣線內部的叛局之所以未能發生,也是因為其陣線內部尚未形成一股具備更多利益協同的背叛勢力——歐陸意圖獨立于美英,但是各國做為中小博弈者需要一個明確的共同利益或(及)前景做為盟約,才能形成一個強大的“叛局同盟”,具體地,歐陸需要通過拿到“金融武器”從而把歐陸各國轉變成為各國資本利益的聯合體,從而成為一個確鑿的“大國博弈者”而不會在美英的壓力下分崩離析——歐元正是這個“共同武器”。所以,新一輪的“全球大博弈”的主題來自“歐元出世,及怎樣出世”,它是“蘇聯解體博弈”(冷戰收局)之後又一輪具有轉折性意義的“大博弈”。即是說,當“蘇聯解體博弈”經過了大約10年的後續運演,針對暗中生衍變化的“大棋局”(和各方博弈者共同參與構建的“大局觀”),主要博弈者必須考慮出爐一輪新的“全球大博弈”了。
從人口規模、經濟體量與品質、科技資產到文化資產,歐陸都勝過美國,或者可以迅速勝過美國,哪怕是縮減版的“歐陸帝國”。所以,歐元霸權“可以”在“市場規則”之下取代美元霸權。而且此時,美元總面值已經超出美國的經濟規模和經濟實力,包含了那部分由霸權帶來的數額。那麼一旦歐元取得石油結算地位,哪怕是在“石油美元”之下成為第二結算貨幣,美元霸權也要被終結,“美元帝國”將不復存在,美國經濟將走向崩潰,而美帝國舊的帝國之本、即實體生產力也已經部分被放棄,沒有放棄的那部分生產力也將在美元失去霸權之後繼續衰落——200多年的英-美全球霸權也要當即終結。
是以,“歐元出世”是繼“蘇聯解體”之後又一次深刻影響到全球爭霸-反霸格局的重大事件,當然,它的由來(之所以能夠出世)也是一次“博弈事件”,是由全球爭霸-反霸歷史演繹而來的一個後果,和“大棋局”的一個新的主題性內容。它或者足以改變全球霸權-反霸格局,推翻美元帝國和美英傳統霸權,或者美元資本和美元帝國成功維護它們的既得霸權利益。此時,全球各路博弈者必須針對“歐元出世”重新做出捭闔縱橫,以能爭取一個于本方有利的“大棋局局面”(針對1975年“美元帝國”以“石油美元霸權”為武器向全球社會發起的“貨幣戰爭”,從後期到收局的“冷戰進程”也可以看做是全球力量對美英霸權做出的第一輪反抗與反制)。其中,美元帝國及舊霸權體系下的既得利益集團要針對“歐元出世局”做出破解(破局)……
本文將通過“博弈邏輯”推演並顯示——“911事件”就是在這一“大局觀”背景下由美英土著資本、猶太資本、海灣王權三路博弈者共同精心設計、實施的一步“大棋”,一個它們用以“突破由‘歐元出世局’而引起的全球大棋局新走勢”(破局)的重大“博弈事件”,它的真相就只能是“博弈真相”……當然,參與陰謀策劃的三路博弈者之間也必然存在的捭闔鬥爭也構成“911大棋局”的重要內容。
〇從“美帝國”到“美元帝國”(1)全球化與東亞金融風暴
從蘇聯解體到歐元出世這10年間,美英土著既然不可以正面攻掠歐陸,那麼它是否可以“退求其次”去華爾街圍殲猶太金融資本呢?答案也是“不能”——此一時期的美帝國,它的權力功能還不能擺脫冷戰機制(冷戰也並沒有真的過去),美英土著資本在對外立場上能夠長期達成一致(通過美國式“民主”政治),但在美帝國境內,美英土著這一路資本尚未形成為一個獨立的博弈者能夠去同有著千年歷史和有著緊密利益關係的猶太財團或曰“資本民族”(在馬克思的概念下)進行全面的博弈鬥爭。而且,一旦美英土著敢於圍殲猶太資本,則不僅猶太資本要“跳牆”,要致亂美國金融、美國經濟,讓美英不可能在那10年之間走到它全球霸權的極盛頂點。更加,歐陸也必須提前謀動,包括不會配合美英去竭力打壓俄羅斯而是必須聯合俄羅斯,則美英不僅算不上贏得“冷戰”,還要因為內部爆發叛局而直接失去霸權位置……
這也是說,在“冷戰收局”這一盤棋局中,與莫斯科對弈的白宮實際上已經是一個被猶太資本靈魂附體的白宮,或曰“冷戰收局”是在莫斯科、白宮、猶太資本、歐陸(主要是法國)之間做出的一次“大變盤”,並且在這幾路博弈者之間還不能論出勝負,而猶太資本正是這一盤“冷戰收局”中的縱橫家,是以不至於讓自己在冷戰後置於美英土著資本的刀俎之下。不止於此,對於“沒有祖國”且至少“懷璧其罪”的猶太資本,它的“大棋局”必須籌謀更深,更早,包括1975年“石油美元”之所以出籠,怎樣出籠……當然,猶太資本必須順應大勢,包括順和美英資本的利益及其大局觀,更利用美英土著資本、“美帝國”、“正常的美國”之間的矛盾,才能做到借勢佈局,乃至借局佈局……
那麼既然此時不能鯨吞猶太資本,美英土著就勾結猶太資本,通過“全球化運動”在全球布下經濟-金融大棋局,對全球實施金融掠奪和經濟剝削(90年代初“全球化”概念出爐並被熱炒。1995年1月1日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並開始運行),包括通過金融手段直接掠奪、收割東亞、俄羅斯的財富、實力與潛力,也削弱這些博弈者的博弈實力。同時,美英土著借“全球化”繼續擴張外勢,壯大美元資本的實力與勢力,增強霸權美元對全球的金融控制力。又同時,白宮在東歐、中亞,在車臣問題、“歐洲反導”等問題上聯合歐陸進一步打壓、拆解俄羅斯,讓那個針對它(美英土著資本)的叛局失去來自俄羅斯的強力支撐,再圖返身迫降歐陸,圍剿猶太資本。又同時,美英土著資本也利用“全球化”這一時間進程(美帝國和美元帝國的擴張進程)從冷戰身份中走出來,恢復其“傳統資本立場”,即用“美英資本立場”替換冷戰時期的“美帝國資本立場”,以能獲得一個足以制約乃至鯨吞猶太金融資本“集團”的“獨立博弈者身份”。由於猶太資本勢力已經滲透到美帝國各重要領域,美英土著資本還需要借重倫敦去完成它的佈署……對此,猶太資本必須找到反制手段——
〇從“美帝國”到“美元帝國”(2)猶太資本的“土著”盟友
在冷戰時期,猶太金融資本的“集團”屬性也有所淡化、或曰被淡化運行,但是“金融民族”卻始終做為一種不會失去的集團性立場,因為——這個立場首先就是由金融資本的內在屬性所要求的,即由金融資本的壟斷性所要求的,而不是首先出自“民族屬性”的要求。所以在“美帝國”時期和“美帝國”向“美元帝國”轉向時期,資本金融化和金融資本走向壟斷化的進程始終未斷。而且,猶太資本借其歷史繼承性一直在持續壯大,而這又是因為維繫“金融壟斷性”需要借用某種自然屬性下的“集團性”,那麼血緣關係、歷史承繼、宗教社區、文化認同、國族認同——這些未曾被,也不可能被歷史遺棄的差異性內容還是會楔入“金融資本集團”的建構進程中去,何況在美國-美帝國的歷史中,猶太金融資本一直就以民族性為根基才得以在北美立足、生根、壯大,以至謀得金融霸權……
蘇聯解體10年後,美帝國已經基本完成向“美元帝國”的蛻變。但是猶太資本必須在美國國內尋找到另一個強力盟友,或者它與某個“資本盟友”的結盟雖然不足以控制美帝國,卻能夠在美國權力政治結構中獲得一種結構性優勢,以能壓制住其他資本集團及其聯盟,和壓制住美英“土著金融資本”這個“大聯盟”,只有這樣,猶太資本才能避免被圍殲並爭取到出逃機會,或者借爭取到的“出逃權”再行做局、佈局……猶太資本選擇的這一支“土著資本盟友”就是“美英石油資本”——把它從美英土著資本群落中拉攏、分割出來與自己結成利益同盟。不過,在“鯨吞猶太資本”這一博弈方向上,只要條件成熟,美英石油資本仍然可以“還原”到美英土著資本的共同立場,而這就要求猶太資本的戰略佈局必須步調緊湊,並且要讓石油資本能夠從猶太資本的佈局中獲得暴利——猶太資本有辦法做到這兩點,辦法就是——
(1)強化美帝國以“石油美元政治”為根基的“大棋局”走向,讓白宮必須借重於石油資本的配合,也從而必須借重猶太金融資本的配合。“911佈局”就是一個關鍵性的強化步驟與手段。
(2)借白宮佈局中東、中亞之機,讓美英石油資本搶佔那裏的油田股份從而站穩“石油大棋局”立場。自然,白宮也需要這支它可以信任,可以控制的的嫡系資本來配合、幫助它展開中東-中亞佈局乃至全球佈局。
(3)在華爾街,猶太金融資本與美英石油資本相互勾結,一同套取暴利……這些可行的勾結關係,以及這一勾結能夠引導、推動白宮更堅決地走向符合“猶太資本佈局”的方向(美英土著的戰略佈局),以及這兩路勾結起來的資本能夠為,願意為白宮的戰略佈署提供現實可行的支援與配合,包括金融戰線、石油地緣政治(主要針對莫斯科)上的支持而不是背叛或背離——這些正是猶太資本之所以把美英石油資本選做戰略盟友的因由。
(那麼美帝國軍工資本是猶太資本的“國內土著資本盟友”麼?猶太資本所需要的“石油美元帝國”的確需要軍事霸權做支撐,但是此前的“美帝國”時期,美國土著資本也需要,更需要軍事霸權的支撐。而且,美國軍事工業整合著美國的大工業資源、大學資源和高科技資源,而這些資源正是“可以”構造一個“健康美國”的主要成分。所以說,美國軍工資本更靠近猶太資本的“敵手”——美英土著資本的立場。當然,在“大棋局”裏沒有“永遠的敵人”……)
猶太資本針對美英土著的策略也必須切合美帝國現階段的歷史走向(歷史慣性),這個走向至少要是——美英土著資本在全球“大棋局”中的立場將要求美帝國堅持這一走向。這就是說,並非“猶太資本+美元石油資本”的權重真的壓過其他美英土著資本,也壓過“美國”社會可以整合起來的社會力量、“民主力量”,從而兩路資本能夠挾持美帝國走向“美元帝國”……猶太資本拉攏一支“土著資本盟友”只為避免被土著資本鯨吞,而美英土著資本預圖鯨吞猶太資本也不是為了回到一個傳統的“美帝國”或者“美國”(所謂非帝國的“美國”根本不曾見存於歷史),而是要把這個金融帝國和通過它而向全球社會榨取的金融暴利收歸己有,而且面向全球“大棋局”,美英土著也要爭取剪除猶太資本這支“第五縱隊”……美英土著資本(及其權勢)、猶太資本都知道——從“美帝國”到“美元帝國”的轉變具有歷史必然性,而猶太資本只能參與、投機到這一歷史過程中去,卻不足以挾持它。相反,“美帝國->美元帝國”這個必然性轉變卻是英美資本長期從全球榨取霸權利益的歷史結果,也是“資本的全球大棋局”之博弈結果(要透徹泛解析這個問題,還需要結合所謂“美國的本質”等視角,並且需要重新解讀“二戰”,才可能一併論演,所以另立章節)。
主要是美英土著資本中的大資本才有權力-能力-影響力去收割猶太資本(必須通過國家機器),所以,猶太資本“可以”通過“邀請這個敵手一起分贓”的方式至少延緩那個自己被圍剿的命運進程,進而有可以贏得機會去改變-扭轉美英土著針對它的戰略設計內容,乃至在“大棋局”中戰勝美英土著資本。當然,非不得已,猶太資本不會向美英土著大資本讓渡財富,那麼分贓的方式就是——讓美帝國經濟進一步走向“金融化”,讓美英土著大資本也貪婪于“金融掠奪”帶來的暴利,包括向美國國內做金融掠奪和向全球做金融掠奪,以及,讓美英石油資本能夠與自己共同套利和去中東圈佔油田……這應該也是這一輪美國金融危機-債務危機的資本動機與資本動力——如果說金融壟斷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那麼這種捆綁關係,及“大棋局博弈關係”就具體演繹了“最高階段”的現實形態,和壟斷的現實形態,而這種“捆綁(勾結)”還追加了這個帝國圖謀“統治全球”的“邪惡動機”。
有了石油資本這一路“土著盟友”,猶太資本可以影響白宮的戰略定向,主要是讓“白宮的大棋局”的步調有利於“猶太資本的大棋局”步調,而且在操作層面,兩路資本也有必要進入白宮(白宮是美國大資本的代理人,只在“操作層面”擁有權力)——這兩路資本共同扶植小布希、切尼集團上臺,因為兩人及其政治家族(後臺)並不算是美國政治家族勢力中的主流與強者,“猶太資本+石油資本”容易賄買和拉攏他們,並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他們,也包括威脅——指證他們接受了石油資本的賄賂。當然,小布希和切尼出賣的只是美英土著資本集團的戰略“步調”,並沒有出賣那個戰略“本身”。而且,猶太資本要借局佈局(借白宮的佈局去展開自己的佈局),就還必須為美英土著資本的“大棋局”提供一個後者一定會接受的宏觀大策,且這個“宏略大策”——必須符合白宮的戰略遠景,必須切實可行,必須是超過(美英土著自己的)其他策劃的一個“上策”,才可能成功“賄買”白宮(的某些辦公室)。當然在設計中,猶太資本會讓這個贈送給白宮的“上策”必須在猶太資本的配合下才可能實施並完成,以免被美英土著修改策劃內容,以至於被“將計就計”,被布下“局中局”……那麼,以“911事件”為“棋眼”,一個“911大策劃”早已出爐,開始演繹了。鑒於棋局之大,佈局之重,完全有理由把它看做是同“冷戰收局”(蘇聯解體局)同等量級的新一盤“大棋局”,是繼“冷戰收局“之後的新一輪全球大博弈。
(因時間和精力有限,也缺少資源去仔細窺察美國內政及美元資本的內部鬥爭,本小節中的分析性內容或存偏頗。)
〇 從“美帝國”到“美元帝國”(3)“911事變”的原始底圖
既然美英土著資本不可以正面攻掠歐陸,也不可以立即返身收割猶太資本,那麼美英與歐陸這兩路資本之間能夠達成媾和麼?——“美、歐分立”做為“冷戰收局”的博弈結果,與“可以媾和”相對應的博弈內容就是——冷戰尚未真正結束。當然,就“西方陣線”依然存續來講,美英帝國與歐陸一直在媾和中,不過它們這個勾當也受制於“大棋局”……具體地——
(1)德國、法國一直自我保存為兩個“完全經濟體”,歐陸更是一個超大的“完全經濟體”,鑒於巨大體量,也鑒於科技對產業的依賴而失去科技優勢也就失去一切競爭優勢,歐陸也只能繼續走“完全經濟”路線。那麼其實體生產力不可以被美元霸權統治或者被美元資本吸血。
(2)歐陸的體量、實力與潛力高於美國,並且這種差距將繼續拉大,尤其美國實體生產潛力已經衰落。這種前景下,歐陸沒有理由放棄爭霸野心。
(3)鑒於第(2)條,美英資本無法以美國本土實體經濟為本去同歐陸做“自由競爭”,那麼美英土著資本一定會把自己定位為盤剝者,這又要借重于金融霸權-貨幣霸權而這個霸權它已經在手。
(4)如果美英與歐陸媾和,猶太資本將立即被美英土著鯨吞,所以猶太資本必須予以反制,且不計代價。
(5)美、歐媾和的後果將是——它們要在全球重演“殖民地時代”,雖然形式會有所不同。而這是全球正義力量都不能接受的,包括俄羅斯、中國、阿拉伯等等,而某些國家還要被霸權者借為“棋子國”(典型地就像曾經的日本)……當然,所謂(1)(2)(3)(4)都是從“大局觀”中抽象出來的片面,任何單一理由在“大棋局”中都不免侷促,所以在“大棋局實際”中都並不能單獨成立……
美英土著資本不可以正面攻掠歐陸,也不可以立即返身收割猶太資本,美英與歐陸這兩路資本除非通過捭闔贏得這盤“大棋局”否則也不能達成媾和,那麼“美元帝國”可以回到“美帝國”麼?簡單看來——除非徹底改造美國社會,讓美國從美英霸權體系下獲得真正的獨立(脫離由霸權體制支援的“暴利模式”,包括停止通過“全球化資本主義”向全球人類社區“吸血”),美帝國或者“美元帝國”的國內實體經濟就不可能恢復競爭力。然而,出於壟斷資本的本性,美英土著資本是不予考慮“退出全球霸權”的。更何況,歐陸資本以實力為基礎正在要求取代美英資本的全球霸權地位,則即便出於金融資本之間的壟斷鬥爭,美英資本也不會主動放棄霸權包括美元霸權——除非它能夠會同歐陸資本從“大棋局”捭闔出一個隻只它們有利的媾和結果才勉強算是“放棄霸權”,這樣,問題就又回到這盤“大棋局”……而在“大棋局”中,歐陸與美英帝國分別已經擺出“歐元出世局”(做為“冷戰收局”的繼承和後果)、“全球化局”,大盤面上——歐陸資本有望借助包括莫斯科在內的國際力量而從“歐元出世局”一舉贏盤,而美英土著資本坐擁美元霸權、軍事霸權和讓它相當自負的“軟實力”(主要就是從英帝國500百年爭霸史和英美200餘年霸權史中“積澱”而來的戰略能力),且猶太資本在美元與元的大決戰中(至少在決定戰局走向的第一輪戰役中)必須站在美元立場……
而且美元及“美元帝國”已經在全球做出佈署,布下戰場和陣勢,布下“局中局”,僅就此,美元帝國也不準備回到一個“正常的美國”,那麼鑒於
(1)美帝國已經走向“美元帝國”而這個轉向必將影響美國本土實體經濟,以及美英為維持其全球霸權而需要遏制歐陸、東亞經濟的發展從而也必將損害美國本土經濟。
(2)美元為維持其貨幣霸權而“需要”遏制歐元,從而“美元帝國”需要對歐陸經濟做有限打壓,這也將影響到美國經濟。
(3)“美元帝國”為壓制、打擊、控制歐陸、東亞博弈者而“需要”推高油價,因為推高油價既能讓“美元帝國”拿住針對歐陸、東亞博弈者的籌碼,也能直接打壓歐陸、東亞的經濟。而且,美英石油資本和猶太金融資本還要從高油價獲利和通過對油價的控制去金融“市場”套利。並且,白宮為拉住海灣王權也需要向石油王權讓利。再加之,美英、歐陸、俄羅斯必將爭逐中東從而不可避免影響到油價——但是反過來,高油價也勢將打擊全球經濟、也包括美國經濟。
(4)不論美英土著資本還是猶太資本都要強化自身的“財勢”以能在美帝國國內的權勢爭奪中取得優勢,去“挾動”白宮,猶太資本還需要綏靖其他美英資本以能讓它們在“美元帝國”之路上有利可圖,而這必將加速、加劇美國社會的貧富分化……這些(由霸權主義自身引起的)因素必將衝擊美國經濟,影響美國“公民”和“納稅人”的生活水準,那麼美元資本一定已經深入考慮了“怎樣可以避免被革命”這種問題,也考慮了當它們對“大棋局”做出系列佈署時不可以受到國內(社會)博弈的限制、牽制。就此,美元資本一定責令白宮做出預防,拿出預案——
“911”事件不久(2002年6月6日),美國總統小布希宣佈將成立“國土安全部”,曰“防止美國本土再次遭受恐怖襲擊”。又,華盛頓“針對恐怖主義”出臺了“相關法律”……但實際上,白宮的真實意圖卻在於控制美國民眾和美國社會,以阻止非常可能爆發的社會反抗乃至國內革命。那麼可以說——“美元帝國”的財團早在“911事件”之前的那段時期(向美元帝國過渡時期,就早已把打壓美國國內民眾(的反抗甚至革命)做為它們的一個重要博弈目標了。即是說,設計一場針對美國國家和國民的重大恐怖攻擊也是為了加大美帝國的國內管制,為鎮壓美國民眾而準備社會政治環境與機制——“911攻擊”就是它們所需要的“最適合”的方式,即911就必須是一次讓美國國民恐懼的,讓美國公民生命遭受很大損失的悲情事件。
當然,後文中將要推證:在“911陰謀”中還合成了美元帝國的另外三個重大戰略性目標,而這個“壟斷資本要保證它們對美國民眾、美國社會的統治”只是其目標之一……之所以說這個目標(“恐怖主義內政”)才是“911事變”的原始底圖,主要是因為——在原理上,其餘幾個戰略性目標都可以經由其他策劃去佈署和實施,卻唯有“恐怖主義內政”讓美元壟斷資本最難另尋途徑去實施……今天,美元資本針對美帝國國內的統治仍然需要“恐怖主義內政”(也包括控制、轉移種族矛盾等多種國內矛盾),那麼可以判斷:由美元資本發明、發動的這場針對“美國”的“恐怖主義戰爭”就不會停止。但是,美元資本又不能讓恐怖攻擊在“貨幣戰爭”大環境下衝擊“美帝國信用”從而衝擊美元霸權,所以,美元資本(或美元帝國或美英土著權勢)會選擇——
或者讓本.拉登這個“象喻符號”足夠誇張,且讓這個“符號”繼續存活;或者在烈度上限制針對美國本土的恐怖襲擊,但是讓有關“恐怖襲擊”的“事件或者傳媒事件”不斷;
或者讓歐洲或其他地方成為恐怖襲擊的靶標也同樣能夠起到震懾美國“公民社會”之效果還威脅歐陸或其他博弈者;
或者,當華爾街在白宮的策應下準備好一個金融圈套能夠讓美元(或美元霸權)先跌再起(像“911攻擊”這樣),白宮再會發動下一次針對美國本土的較大規模的恐怖攻擊(再複製一次“911博弈事件”)……
〇 大局觀第一季——白宮的難題
1999年1月1日歐元在歐盟11國正式啟動。規定2002年1月1日歐元正式流通。2002年3月1日起成員國原貨幣停止流通……
隨歐元出世,如果美元帝國及其利益“盟友”沒有做出主動應對或有效應對,則“大棋局”走向如何?“它們不做出應對”當然是不可能的,卻又全球所有博弈者(也包括華盛頓、歐陸、莫斯科)針對“歐元出世局”都必須首先參量的一則“大局觀”,在時間順序上是“大局觀第一次”。在“大局觀第一季”視野下,足以衝垮美元霸權及“美元帝國”的路徑有四條——
1.伊拉克、伊朗、俄羅斯、中亞(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阿塞拜疆),乃至還有委內瑞拉這些能源出口“大戶”中的多數選擇以歐元結算其能源出口,即出爐“石油歐元”——雖然美元帝國有望保住海灣石油王權這最大一路石油輸出勢力,已經大而無當(總面額已經遠超它的實際“價值”)的霸權美元也將倒塌,美元帝國的最好的結果是它將緩慢崩潰(但是“大棋局”不會如此簡單,美元帝國只能迅速崩潰……)。
(2000年11月,伊拉克央行宣佈以歐元替換美元作為外貿結算貨幣,並把100億美元外匯改換為歐元。
2000年12月24日,伊拉克宣佈,伊政府決定自2002年初開始正式以歐元替換美元作為外貿結算貨幣。)
2.東亞,主要是中國、日本停止美元外儲,改為儲備歐元。以至於東亞拋售美元,或者積極同石油出口國啟動“石油歐元”……
3.在“大棋局”變化之後(美元帝國不能完全封鎖住第1、第2條路徑),海灣石油王權向歐元立場轉移,出籠“石油歐元”或者也同時保留“石油美元”——即便海灣王權同時保留了“石油美元”(出籠“有限石油歐元”)以能夠在美英、歐陸之間縱橫求存,美元霸權及“美元帝國”也必然走向終結。
4.借美元-歐元之間的決鬥,並且推助這場決鬥,莫斯科有機會攜領中亞,聯合伊拉克、伊朗,乃至還有委內瑞拉,去啟動一個“俄佩克”,對抗以至於取代“歐佩克”,或者拉攏歐元甚或拉攏歐佩克,去重建全球貨幣秩序——則美元帝國勢必終結,而莫斯科有望獲益極大乃至向第一霸權邁進……
這四條“大致”路徑是所有“大棋局”博弈者都必須要看到的(除非某些次要博弈者欠缺基本的戰略能力,或者它在政權機制上壓制了自己的“國家戰略頭腦”,或者某些小國地處偏隅在‘大棋局’中根本算不上一路棋手)。當然,“大棋局實際”一定會向複雜化演繹,但不論多麼複雜,對於預圖維續美元霸權和美元帝國的資本及其野心來講,它們都必須成功封鎖,且同時封鎖這四條足以摧垮美元霸權的路徑,因為任何一條路徑都足以“單獨”摧垮美元霸權,或者至少把“大棋局”迅速引向對美元帝國極為不利的方向從而間接摧垮美元霸權(或者就是一個路徑引發其他路徑)。並且,因為霸權者的野心,也因為在“大棋局”中美英帝國和美元帝國已經站在霸權頂點所以“不進則退”,它們還會力圖在防禦的同時謀求進取……不過在四條路徑中,尤其第1、第2條路徑,讓白宮破解起來何其困難,而四條路徑又複合在一起,主要博弈對手又已經捭闔縱橫,還將繼續縱橫捭闔(視‘大棋局’變化,視白宮的應手),看起來這簡直就是美元霸權和美元帝國的“死局”。
當然,“美元帝國”手中還是握有自己的優勢,其優勢有四:
1.軍事優勢。
2.尚能一時操縱的霸權美元和金融控制力。
3.一時尚未被廢黜的全球霸權地位。
4. 所謂包括戰略能力在內的“軟實力”……
但是,在“歐元出世局”開始演繹之後,至少多數主要博弈者能夠看到這個大不利於美元和美元帝國的“大棋局”,也就看淡了美元帝國、美英帝國的霸權前景,所以美元帝國的優勢就只剩下一樣才算得上可靠,即軍事優勢。
〇大博弈第一季——“北約東擴”,及莫斯科的戰略
足以衝垮“美元霸權”和“美元帝國”的四條路徑中,第1條無疑最為核心,最為吃重——顯然,白宮絕難改變莫斯科的立場,也絕難改變歐陸的立場,因為歐陸明確看到自己的霸權前景即在眼前……然而,所謂“大棋局”是“列國”的“大棋局”,歐陸與俄羅斯的戰略目標、戰略利益不可能——在一條路徑上高度會合而其矛盾又不可能被其他博弈者利用而放大。這就為白宮“破局”提供了條件——
在莫斯科的戰略中有一個基礎性的邏輯——
莫斯科擁有可供其成為全球第一霸權的武力優勢、能源優勢、地緣優勢(國土縱深可以同時控攝歐陸、東亞、中東),它的終極戰略目標當然是成為全球第一霸權。初看之下,莫斯科似乎有理由全力攻伐現存第一霸權即美英,直接就是擊垮霸權美元。然而,莫斯科不能允許美英霸權垮臺之後,歐陸卻拿走霸權果實成為不易撼動的第一霸權——如果想要莫斯科全力或者哪怕大力支持歐元,例如攜中亞各能源出口國並聯合和鼓動兩伊去出籠“石油歐元”,就必須有一個前提,即,莫斯科必須保留足夠的機會可以在接下來的“大棋局”中讓自己能夠控制“歐陸帝國”,或者至少不能讓“歐陸帝國”反過來(聯合衰落的美帝國)控制住俄羅斯。畢竟,莫斯科這只大熊寧要一隻對岸的老虎(大西洋對岸的美利堅),也不要一隻身邊的老虎(歐陸帝國),何況身邊的這一隻老虎還更具潛在實力。
那麼,白宮只要打壓俄羅斯,並且打壓到“莫斯科無望控制歐陸帝國”的程度,莫斯科就將不會允許歐陸霸權取代美英霸權,而是要等待更好的時機……
雖然歐陸在人口規模、經濟體量和品質上都遠超俄羅斯,但是在可供爭霸全球的地緣條件和幅員廣度上卻遠不及俄羅斯,而決定兩路博弈者勢力對比的關鍵就在東歐,即,東歐誰屬(整合或者控制)將是歐陸、俄羅斯勢力此消彼長的決定性因素——雖然蘇聯已經解體,但是莫斯科卻可以隨時糾集起原蘇聯諸邦中的多數,甚至威壓(原蘇東陣營中的)東歐幾國把它們變成“真空地區”(尤其冷戰後它們並未由倒向西方立場而獲得什麼利益),恢復莫斯科的地緣政治空間(“蘇聯解體”也做為莫斯科的一次戰略大撤退),則歐陸帝國的版圖將立即變得促狹,將全部暴露在俄羅斯中遠端導彈的準星之內,和快速反應部隊的突襲航程之內,則莫斯科可以隨時威懾著歐陸帝國……那麼當歐陸奪得貨幣霸權,卻將隨即面臨一個巨大困境——莫斯科將要搶走“霸權果實”而歐陸自己將成為俄羅斯的附庸。這時,歐陸就必須依靠大西洋對岸的美帝國做為戰略上的後方依託和“地緣縱深”,則美帝國有權繼續充當歐陸的“大哥”,從而美元地位有權繼續高於歐元地位,即“歐元霸權”和“歐陸帝國”尚不能實際成立,也即歐元稱霸之路只是一個虛幻……是以,歐陸必須支持“北約東擴”。
反過來,如果歐陸控制-整合東歐,不僅歐陸帝國的幅員得以向東做大尺度擴張,與俄羅斯之間的地緣態勢此消彼長,而且白俄羅斯、烏克蘭這兩個俄羅斯的主要盟友國和俄羅斯的主體部分(即歐洲部分)就暴露在歐陸帝國的勢力之下了,歐陸可以從政治上、經濟上、心理上滲透、顛覆、拉攏白俄羅斯、烏克蘭甚至包括俄羅斯的加盟共和國,和從軍事上以“北約反導”和空軍實力壓迫它們從而促進政治、軍事目標(俄羅斯雖然幅員巨集巨,它的人口、經濟卻高度集中在歐洲部分,這是它在戰略地緣上的主要弱點)……如此,歐陸可以甩開美英建立一個獨立的帝國了,也就可以全力向美元發起決鬥了。
是以,從進取的立場上,歐陸也必須支持“北約東擴”。
具體到“大棋局”——
如果歐陸帝國能夠把版圖著實地延伸到東歐,則在歐元霸權取代美元霸權成為大趨勢之時,美英就至少有需要去同歐陸媾和-勾結,反過來充當歐陸帝國的“小弟”,去共同壓制俄羅斯。同時,美英土著可以在歐陸的支援下順利鯨吞猶太資本(歐元不再需要猶太資本這支第五縱隊)——在美英霸權資本的立場上,這也算是它退離霸權歷史的一條“可取”之路,結果將是歐陸-美英繼續共同統治全球(當然,前提是‘大棋局’及美國國內經濟等因素已經讓白宮找不到維續霸權的路徑,而且美元土著還希望在‘大棋局’形成這一大勢之前盡可能利用猶太資本收割全球財富)。如此,歐元、歐陸將在它的霸權之路上順利前行……
反之,如果歐陸帝國不能控制東歐,它就需要美帝國的強力支撐才能制止莫斯科來盜取霸權果實,即美英-歐陸之間不易達成勾結。
那麼在歐元盛,美元衰的大趨勢下,莫斯科可以找到一個機會(或者推波助瀾製造機會),突然強力出手支持歐元,推翻美元霸權,而令歐陸被“大棋局”裹挾不得不接受莫斯科拋給自己的“雞肋”(否則歐元崩盤,或歐元區解體),或者只能去爭取把“大棋局”導入新的一輪以制止莫斯走上霸權之巔。
又或同時,莫斯科還可以借敘利亞為軍事-政治基地,支援敘利亞聯合阿拉伯諸邦去攻伐以色列,遂讓美英土著資本有機會鯨吞猶太資本,從而讓美英“可以”把貨幣霸權讓渡給歐陸……看起來,這是莫斯科幫助歐陸帝國稱霸,但是隨後,莫斯科可以聯合阿拉伯諸邦再來攻伐歐陸帝國,奪走霸權,就此,可以發現這樣的路線圖——
在歐陸搶得中東石油出口結算權(“石油歐元”出籠)之後,歐陸並沒有充分的武力控制中東各路博弈者,即便歐陸會同那個(被摧垮美元霸權而)武力衰落的美帝國,也太難全面控制中東,因為中東諸侯將得到俄羅斯的全力支援、或者也有中國乃至日本等主要博弈者的強力支持(東亞的支持強度取決於複雜的“大棋局”因素。確定的是:東亞“需要”提供強力支援)。那麼,中東諸侯在莫斯科及國際力量的支持下有機會出籠自己的“石油貨幣”(例如海元),或者它們支持一個“貨幣籃子”取代“石油歐元”這種霸權貨幣,而它們會得到莫斯科,尤其東亞的支持。那麼,“石油歐元”這只煮熟的鴨子也會從歐陸帝國的餐桌上飛走(甚或,莫斯科並非沒有機會進一步做局,去打造一個“俄佩克”乃至於“石油盧布”)……就此,莫斯科或者“中東石油博弈者”還有強力手段對付歐陸——阻斷蘇伊士運河,讓歐洲經濟承受不起高成本能源(繞道好望角)。而“阻斷蘇伊士運河”在方法上可以非常簡單,例如有夠多或者夠大的船舶“意外”擱淺或者傾覆在蘇伊士航道,隨後,其他船舶還可能發生碰撞……而且,在抑制歐陸霸權帝國這個問題上,埃及的立場根本不需要誰來動員(關於埃及的分析留給後文)……
——尤其,如果歐陸帝國不能整合東歐,美英就更有權(以向歐陸提供戰略支撐做為籌碼)向歐陸討價還價,爭取奪回貨幣霸權。或者即便歐陸能夠捭闔出一種局面令美英甘做歐陸的‘小弟’,但是如果美帝國在歐元的攻伐下衰落之路過於急驟,一個版圖促狹且暴露在俄羅斯軍事力量之下的歐陸帝國也不能放開手腳向莫斯科博弈……也所以,歐陸能夠整合東歐還意味著歐陸因此可以向美元霸權發起強勢攻伐,同時不怕美帝國以急驟的方式衰落,並且在攻伐決戰開始前,歐陸手中這個“強勢攻伐權”可以讓歐陸在它同美英的捭闔鬥爭中佔據主動位置,從而容易引導出一個有利於歐陸自己的“決勝局”。
……“911事件”前,美英、歐陸已經聯合推進、實施了“北約東擴計畫”。那麼當美元-歐元之大決戰正式開始,如果莫斯科盡力支持歐元,則要麼歐陸一舉成為第一霸權,要麼兩路資本謀和而歐、美在北約框架下聯手攻伐俄羅斯——所以,“北約東擴”莫斯科失去了全力支持歐元的必要理由,即,“北約東擴”成為了美元帝國用來制約歐元爭霸的工具。但是,美元帝國(及美英霸權帝國)只是解除了來自莫斯科的一個直接性的威脅,即莫斯科仍然可以縱橫捭闔,以迂回策略介入“大棋局”,而莫斯科的主要鬥爭目標仍然是美英霸權——俄羅斯的“黃雀策略(漁翁策略)”受阻,它就只能更徹底地走“扶植歐元路線”,和與猶太資本進一步增進協同,把“大棋局”引向複雜化,而“複雜化”也是幾路主要博弈者可以接受的。
是以,在“破局美元霸權”的四條路徑中,白宮力推“北約東擴”、“北約反導”只針對第1條路徑有效,且只能算“半效”。
“北約東擴”屬於傳統政治運作,而“歐洲反導”就可以曰做“地緣政治工程”或“地緣政治手術”了(通過實物工程改造政治,改造“大棋局”)。這樣說也是因為“反導系統”本身沒有多少軍事價值——不難從導彈技術上突破它,而且威懾畢竟只是威懾,即便擁有“全效”反導系統的北約也並不能真的對俄羅斯發動核戰。對於美英、歐陸雙方,“歐洲反導”(及“北約東擴”)的主要戰略價值就在於“地緣政治手術”——(1)它成為美、歐維續傳統聯盟尤其軍事聯盟的平臺。(2)“歐洲反導”向東推進就意味著爭取到了東歐各國的立場,即把“北約東擴”從軍事上坐實,從而進一步從政治-經濟-心理上坐實,讓“大歐洲”(歐陸帝國)在地緣上做大和做實——這符合歐洲所願,也就意味著歐-俄之間可能的聯合、聯動被自動阻斷——這是美元帝國願意看到的。
而對於準備佈署“反導系統”的幾個東歐國家來講,它們的“反導設施”反而要成為莫斯科的第一波打擊的標靶,甚至當莫斯科判斷西方的“反導系統”的確有效而俄羅斯的導彈無力突破它們,則莫斯科未必不會以單方面軍事行動或者間諜行動摧毀它們,而北約則束手無策,畢竟莫斯科並未發起一場“核戰”,規模也不算一場“大戰”。那麼東歐幾國迎接“歐洲反導”的目的就在於它們希望借此進一步融入“大歐洲”,而幾國政客階層與國內資本之的目則主要在於握有更多實際權力和做穩資本利益——寧做西方資本的附庸,不做莫斯科的傀儡。
即使沒有這場主要肇起於“貨幣戰爭”的“911大棋局”,“北約東擴”也“勢在必行”,所以還不能說“北約東擴”單純就是白宮針對“歐元出世局”的破局動作。然而在2000年小布希上臺後,美國退出了與俄羅斯簽署的《反彈道導彈條約》,此時正是“911事變”前夕,可見白宮要通過“歐洲反導”強化“北約東擴”的戰略效用。這便是白宮針對“歐元出世”在做出“破局”了。而在“911事變”後,白宮著重推行“歐洲反導”也繼承了這一戰略框架,等於深入開掘“北約東擴”的戰略內容,和能夠用一個新花式把“北約東擴牌”繼續打下去。然而,美元帝國並不真正要把“歐洲反導”坐實(除非“歐陸帝國”失去前景),因為一旦“歐洲反導”確鑿成立,歐陸將不再擔憂莫斯科,則歐元就要向美元發起總攻了,雖然那時莫斯科不意支持歐元,但歐元可以聯合東亞、海灣王權、猶太資本共同破局美元霸權(雖然三路博弈者都會向歐陸要求條件),或者同時送給莫斯科一個“雞肋”……
那麼我們在新聞中看到美帝國的反導技術總是不過關,那可能就不一定純屬偶然(當然,美帝國在“反導”的某些方面落後於中國也可能就是“技術事實”)……2009年9月,奧巴馬政府宣佈放棄布希政府時期的“歐洲反導計畫”,取消了波蘭、捷克的反導基地,聲稱將出爐新的“歐洲反導計畫”,而在地理上,波蘭和捷克處在俄羅斯與德國、西歐之間。
2010年7月,奧巴馬政府明確了這個新版“歐洲反導計畫”,它宣佈將首先佈署海基防禦系統(地中海和北海),這在客觀上把德國暴露給了俄羅斯;然後在第二個計畫步驟中,它準備把防禦基地佈署在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客觀上還是把德國暴露給俄羅斯;它的第三個“計畫中”的步驟才準備選擇波蘭做為重點投入的防禦方位(“保護”德國)……時間上,2009-2010正是美國金融危機-債務危機剛剛爆發,繼“911大博弈”之後,美元與歐元正要展開新一輪決鬥,此時白宮收束“歐洲反導”正可以對“歐元帝國”釜底抽薪,或者同時以“釜底抽薪”而達到“防患於未然”之效果(美元與歐元這新一輪次的決鬥也非常之複雜,而“新版歐洲反導計畫”的其餘具體內容也具有針對了這一輪“大博弈”)……
那麼可以理解:白宮並非一把“歐洲反導”進行到底,而是要把“歐洲反導之推進過程”進行到底。而一旦“歐洲反導”坐實,將意味著美元準備向歐元投降,或者投誠(勾結)。當然,“歐洲反導”並不構成“美元向歐元投誠”必要前提。因為原則上,“大棋局”中沒有“必要前提”——通過捭闔縱橫,暗中改寫“大棋局”,繞開僵局內容和“必要前提”,一路博弈者才可望出奇制勝!(因此針對美、歐勾結問題,或者針對美元資產走勢,“歐洲反導進程的走勢”可以做為一項預警條件,但不能絕對看待。)
……借已經展開的文字,我們繼續對莫斯科的戰略原則做一點概括性分析,當然這只是本文目前的理解(這是“大棋局”中至為關鍵的問題之一,所以需要非常謹慎)——
莫斯科的戰略應該有一個主調式(原則)——
(1)要麼突然出手給予美帝國霸權(及美元霸權)致命一擊,並由此贏得一個局面以利於莫斯科爭霸——突然性是關鍵。
(2)要麼緩步促使“大棋局”走上有利於莫斯科而不利於美帝國的路線,其“緩步”也包括“積極等待”。這又是因為畢竟美元帝國(和美英集團)掌握著更多、更強的戰略資源可供其“做局”,而美元帝國處在一個自然衰落的“歷史過程”中也因此需要通過“做局”突破困境,是以莫斯科在難以判清美元帝國“做什麼局,怎樣做局”的情況下可以選擇等待,也等待美英同歐陸,同猶太資本的矛盾進一步激化……其中(1)通常要配合(2),因為華盛頓為避免(1),將不可避免地向莫斯科做出讓步,華盛頓的戰略步調遂受到限制,則莫斯科可以由此推進(2),再由(2)為(1)儲備條件……當然,莫斯科也可以“出其不意”,不顧(2)而直接於暗中準備(1)……相對次要地,莫斯科還有其他“戰略原則”——(3)利用其他博弈者的戰略誤判,主要是利用中小博弈者相對薄弱的戰略能力,對其進行戰略訛詐(當然,美英、猶太資本、歐陸也會這樣做)。(4)時而做出野蠻動作,為實力已經不濟的俄羅斯追加“國力”……後文中,我們還要偵緝莫斯科戰略佈署中的其他內涵,如果那不能稱之為“戰略原則”的話。
文/空蕩的原野
201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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