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太事務局(the Jewish Agency)”，即以色列立國之前的“錫安主義政府組織”，在１９２０年初期已決意攆走阿拉伯人和併吞巴勒斯坦。“猶太事務局”初期以購地方式建立殖民地，但購地太過曠日煩費、緩不濟急。“猶太事務局”遂於１９３０年起與英國情治單位合作，刺殺巴勒斯坦的政治及軍事領袖。英國在１９３７年已立意將巴勒斯坦分設兩國，領土雖尚未劃定，然而協助“猶太事務局”驅逐日後猶太國家境內的巴勒斯坦人已成定局。同年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將巴勒斯坦人比喻為「馬槽裏的狗」(a dog in a manger)。他言道，狗不是馬槽的主人，高等人種滅絕美洲印地安人、澳洲原住民、巴勒斯坦人，並取而代之，方為歸正反本。由於“猶太事務局”與英帝狼狽為奸，從１９３６年至１９３９年間，意圖武裝抵抗帝國主義及“殖民主義”的巴勒斯坦領導人已全數遭英帝和“猶太事務局”殺害。
“錫安主義”者為了遂行“種族淨化”，自１９４０年起即對巴勒斯坦人口、村莊、領土逐一建檔。
一九四八 巴勒斯坦種族淨化
５月１５日是巴勒斯坦人的“浩劫(Nakba)日”，也是巴勒斯坦人哀悼以色列宣告獨立翌日，旋即以軍事行動種族淨化巴勒斯坦。
以色列政府自１９４８年迄今“一再謊稱”巴勒斯坦人拒絕聯合國於１９４７年１１月分割巴勒斯坦領土的建議，係因巴勒斯坦人無意追求和平。以色列於１９４８年５月１４日甫宣告獨立，旋即遭「心有不忿」的阿拉伯聯軍圍攻。阿拉伯聯軍廣播要求巴勒斯坦人「撤離」巴勒斯坦領土，待阿拉伯聯軍「消滅」以色列後，巴勒斯坦人即可返回。由於聯軍來勢洶洶，以色列只得死地求生。第一次以阿戰爭期間，阿拉伯人係「自願離開」巴勒斯坦。此為阿拉伯國家發動「侵略」戰爭自食惡果。阿拉伯人所謂的以色列種族淨化巴勒斯坦、巴勒斯坦難民問題、七十五萬巴勒斯坦人在１９４８年遭以色列軍隊驅逐的浩劫，皆為阿拉伯人捏造。
儘管以色列的“建國神話”“荒誕不經”，至今仍有人深信不疑。
以色列與“英國帝國主義”及“美國帝國主義”的關係“盤根錯節”，以巴衝突的原由並非始於１９４８年。［註一］“錫安主義(Zionism)”者早在十九世紀末葉即視巴勒斯坦為禁臠。［註二］巴勒斯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為鄂圖曼帝國(the Ottoman Empire)領土。“錫安主義”領袖欲於巴勒斯坦立國，故於十九世紀末葉頻頻對鄂圖曼帝國獻殷勤，卻始終未獲回應。“錫安主義”者深知英國自十九世紀末期即覬覦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亦為鄂圖曼帝國領土，即今日的伊拉克及科威特）的石油，遂於１９０２年向大英帝國輸誠。魏茨曼(Chaim Weizmann)，即日後的以色列第一任總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說服英國首相勞德喬治(David Lloyd George)助其建國，並承諾錫安主義者願為英國帝國主義之僕使，英帝若有驅遣，即當奉命。
“猶太事務局(the Jewish Agency)”，即以色列立國之前的“錫安主義政府組織”，在１９２０年初期已決意攆走阿拉伯人和併吞巴勒斯坦。“猶太事務局”初期以購地方式建立殖民地，但購地太過曠日煩費、緩不濟急。“猶太事務局”遂於１９３０年起與英國情治單位合作，刺殺巴勒斯坦的政治及軍事領袖。英國在１９３７年已立意將巴勒斯坦分設兩國，領土雖尚未劃定，然而協助“猶太事務局”驅逐日後猶太國家境內的巴勒斯坦人已成定局。同年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將巴勒斯坦人比喻為「馬槽裏的狗」(a dog in a manger)。他言道，狗不是馬槽的主人，高等人種滅絕美洲印地安人、澳洲原住民、巴勒斯坦人，並取而代之，方為歸正反本。由於“猶太事務局”與英帝狼狽為奸，從１９３６年至１９３９年間，意圖武裝抵抗帝國主義及“殖民主義”的巴勒斯坦領導人已全數遭英帝和“猶太事務局”殺害。
“錫安主義”者為了遂行“種族淨化”，自１９４０年起即對巴勒斯坦人口、村莊、領土逐一建檔。檔案內容從巴勒斯坦人的性别、年齡、政治傾向（包含對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態度）、宗教信仰、職業、專長、教育程度、啫好、收入、成年者名下的不動產（包含土地及耕地種殖的農作物、物種、樹種及其各別數目、土壤的土質）、動產（包含車輛數目及其種類），至巴勒斯坦所有村鎮聯外道路、同一村鎮居民交情及與鄰村、鄰鎮居民交情等等一應俱全。檔案並囊括巴勒斯坦地形、空中攝影。由於巴勒斯坦人民純篤好客，受雇於“猶太事務局”的間諜唾手可得人口資料。
１９４６年間“猶太事務局”建檔工作已幾近完成。由於“猶太事務局”在１９４０年之前已肅清了巴勒斯坦政治及軍事領袖，亦不必再仰英帝鼻息。英屬巴勒斯坦託管地(British Mandate of Palestine)的英國政府頤指氣使，遂成錫安主義者建國阻礙。為了驅逐英帝勢力，錫安主義領袖貝根(Menachem Begin)，即日後的以色列第六任總理，於１９４６年７月２２日派人炸毀位於耶路撒冷的大衛王旅館(the King David Hotel)，該旅館亦為英屬巴勒斯坦託管地政府總部。此一“恐怖攻擊”造成九十一人死亡，四十六人受傷。英帝遭“錫安主義”反噬，始驚覺巴勒斯坦日後情勢必然失控。
１９４６年８月“猶太事務局”已對巴勒斯坦人民瞭如指掌。“猶太事務局”並依照自１９４０年起搜羅之情資繪製日後的以色列領土地圖。該地圖於１９４６年年底繪成。地圖中以色列領土不包括約旦河西岸及“加薩走廊”，但包含了近八成的巴勒斯坦。該地圖與１９４８年至１９６７年間以色列的領土幾近一致，即近似地圖中左下方。一言蔽之，不論聯合國於１９４７年建議分割巴勒斯坦的比例為何，“猶太事務局”已決心吞併近八成的巴勒斯坦領土，未達目的，絕不罷手。
“猶太事務局”另依村鎮詳列“處決清單”、“滅村”名單、執行日期及完成該任務的戰役單位。“處決清單”為以色列軍隊包圍巴勒斯坦各村鎮後，將村民全數集中，一一槍決列名其中的巴勒斯坦人，即“反對”帝國主義者，隨後再縱火焚燒各村鎮，並驅除巴勒斯坦平民。凡拒絕以色列軍隊強制遷徙命令的巴勒斯坦人，不論男女老幼，格殺勿論。部分巴勒斯坦村鎮無個別處決清單，只因全村不問老幼皆遭誅戮。
“滅村”名單即計劃燒燬或炸毀巴勒斯坦村鎮之名單。“錫安主義”者對反對“殖民政策”的村莊“痛下殺手”，其後再“驅除”巴勒斯坦平民，如其不從，即加害之。因絕大多數巴勒斯坦人皆反對“錫安主義”者的“殖民政策”，故而巴勒斯坦絕大多數村莊皆在滅村名單之內。錫安主義者另研擬巴勒斯坦領土的地雷敷設路線，以殺害去而復返的巴勒斯坦難民。
英國於１９４７年２月將巴勒斯坦問題交由聯合國決議，此時“錫安主義”者已“投效”美國。同年１１月，因美國在聯合國的“強力運作”，聯合國大會通過提議，將百分之五十六（５６％）的巴勒斯坦領土劃歸猶太人，擁有百分之九十四點二的巴勒斯坦土地的巴勒斯坦人僅取得百分之四十四的巴勒斯坦領土，見地圖右上方。
“猶太事務局”料定巴勒斯坦人會斷然拒絕此一提案。一旦英國於１９４８年５月１４日徹離巴勒斯坦，以色列即可宣布獨立，並靜待阿拉伯聯軍阻止以色列驅逐巴勒斯坦人。一旦阿拉伯聯軍進入巴勒斯坦領土，以色列即可“假”阿拉伯聯軍意圖消滅以色列為名，執行“種族淨化”政策，驅逐巴勒斯坦人。
愛爾蘭學者查爾德斯(Erskine Childers)與巴勒斯坦學者卡力廸(Walid Khalidi)於１９６０年清查１９４８年巴勒斯坦境內廣播錄音後證實，阿拉伯國家與阿拉伯高階委員會(the Arab Higher Committee)在１９４８年年初因擔憂以色列建國後頃刻即至的巴勒斯坦難民潮，遂廣播要求巴勒斯坦平民堅守家園。錄音顯示，「阿拉伯國家廣播要求巴勒斯坦人儘速撤離巴勒斯坦領土，待阿拉伯聯軍消滅以色列後，巴勒斯坦平民即可返回巴勒斯坦領土」“一說”全為以色列“杜撰”。巴勒斯坦平民在１９４８年間，因遭以色列“種族淨化”政策迫害，流亡鄰國。巴勒斯坦難民並未「自願離開」巴勒斯坦領土。
１９４８年５月１４日，以色列宣布獨立。翌日，以色列軍隊步步行兇，所經之處，街號巷哭。巴勒斯坦人因覆巢破卵、驚怖異常。以色列軍隊於１９４８年殲滅了５３１個巴勒斯坦村莊，１１個市鎮，驅逐了七十五萬巴勒斯坦平民。以色列復依計行事，侵吞了近八成的巴勒斯坦領土。巴勒斯坦部份遺孤老弱，經此遽變，心力交瘁，未抵鄰國，已然死於外鄉。巴勒斯坦難民在“滅村”後，去而復返者，因地雷爆炸，血肉橫飛，故而阿拉伯人視五月十五日為巴勒斯坦人的浩劫日。
１９６７年６月以色列發動“六日戰爭”吞併了僅存二成的巴勒斯坦領土，即約旦河西岸、耶路撒冷東城、加薩。以色列並“占領”埃及的西奈(Sinai)半島及敍利亞的“戈蘭高地(the Golan Heights)”，見地圖右下方。以色列國防部長戴安(Moshe Dayan)表示，占領區的巴勒斯坦人會活得「如同狗一般」(live like dogs)。不堪凌辱者，大可「自願」離開。
其後以色列的政策，諸如強奪巴勒斯坦人的耕地、水源、“大肆擴張”殖民地、坦克車巡邏占領區、設置路障及“軍事檢查站”，樹立“種族隔離牆”、“放任”擁槍自重的猶太殖民者攻擊巴勒斯坦婦女、中小學生、滋擾或殺害巴勒斯坦人，補貼高污染產業於占領區設廠並將工業廢水流放至巴勒斯坦人耕地，以及蓄意將數十萬殖民者未經處理的家庭汙水排入巴勒斯坦耕地，乃至定計滅絕加薩一百五十萬人，皆與１９４８年的“種族淨化”政策如出一轍。
以色列近年來對１９４８年時未滅絕巴勒斯坦人一事惱恨不已。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草根(grassroots)團體自２００５年起已不再奢望賣國求榮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the 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sation)”能改弦更張，亦不寄望與以色列強弱懸殊的“哈瑪斯(Hamas)”能以武裝抗暴爭取巴勒斯坦建國。巴勒斯坦人民改以和平抗爭爭取民族自決，並以影像記錄以色列政府開槍鎮壓和平抗爭的暴行。（參考巴勒斯坦納美人勇拒殖民者。）
以色列一向“（栽贓）誹謗”反抗軍事占領者與反抗殖民統治者為“恐怖份子”。以色列士兵屢屢視和平示威者為“活動標靶”，並發射橡膠子彈以及高速射擊催淚瓦斯罐攻擊和平抗爭者。［註三］真實影像中，手無寸鐵的巴勒斯坦和平抗爭者週復一週鼓勇直行。儘管和平抗爭者遭以色列士兵殺害時有所聞，然而抗爭者絕不對以色列士兵以血洗血，亦不予以色列“壓迫者”清理「恐怖份子」的口實。五年以來，巴勒斯坦「甘地」前仆後繼，和平抗爭益發彰顯以色列“軍事占領”的暴厲。
除了每週的和平抗爭外，巴勒斯坦草根團體亦於２００５年號召全球民間自發抵制、制裁以色列以及自以色列撤資的運動(Global 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s movement)。此一運動呼籲全球民間停止對以色列的“軍事占領”與“種族隔離”政策保持「中立」，並以和平方式與巴勒斯坦人的和平抗爭相應。
２００９年５月，即“加薩屠殺”後的四個月，以色列國會議員提案立法“禁止”阿拉伯裔的以色列公民悼念“浩劫日”，違法者處三年有期徒刑。“錫安主義”者“謊稱”巴勒斯坦的浩劫為子虛烏有。既無浩劫，何來難民。既無巴勒斯坦難民問題，以色列大可“一再漠視”１９４８年聯合國大會一九四號決議案明文的難民返鄉權利。該法案雖因輿論壓力，刪除了判刑條文，「猶太國家」的阿拉伯裔以色列公民已人心惶惶。
巴勒斯坦人遭遇的帝國主義及殖民主義壓迫並非始於１９４８年，亦非終於１９４８年。“錫安主義”即是“種族主義”，故而以色列的“種族淨化”政策始終如蛆附骨。 甘地(Mahatma Gandhi)曾道，屠殺無辜為非同小可之事，記得無辜被戮者是我們的責任。
美國史學家辛 (Howard Zinn)亦言道，沒有任何一面旗幟大到足以掩蓋戕害不辜的可恥。僅以此文傷悼巴勒斯坦人自１９４８年起經歷的“無窮浩劫”，並追悼歷年為巴勒斯坦和平運動捐軀的無名英雄。
文／周世瑀
2010-05-15
註一：
欲瞭解以色列種族淨化政策者，請參考Norman Finkelstein， Ilan Pappé著作。欲瞭解以巴衝突者，請參考Noam Chomsky，Marc H. Ellis，Norman Finkelstein, Robert Fisk，Amira Hass，Ilan Pappé，Sara Roy，Edward Said，Avi Shlaim著作。
註二：
錫安主義常遭人誤譯為猶太復國主義。以色列建國之前的錫安主義領導人皆是無神論者。以色列立國後的歷任錫安主義政府亦為無神論者。無神論者既不信耶和華，所謂依舊約聖經「復國」云云，全係以宗教之名掩飾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極端的種族主義。
註三：
和平運動者瑞秋．柯利(Rachel Corrie)（台灣將瑞秋譯為若雪）參與由巴勒斯坦人民領導國際人士的國際團結運動(the International Solidity Movement)時，遭以色列士兵駕駛的堆土機輾斃。由於二零零三年柯利和平抗爭遇害時僅有多名目擊證人，而無影像記錄，以色列至今仍宣稱柯利的死亡為意外事件。
以色列將繼續建造隔離牆
2004-07-22
以色列政府21日表示,儘管聯合國大會通過了要求以拆除在約旦河西岸隔離牆的決議,但以色列建造隔離牆的工程將繼續進行下去。
以總理沙龍的顧問吉辛今日表示,以色列不會因為聯合國大會的決議“而停止建造隔離牆或者放棄自己不可剝奪的自衛權利”。
以方強調,聯合國大會的決議“是單方面的”,以色列建造隔離牆是用於阻止巴勒斯坦激進分子的“恐怖襲擊活動”。
聯合國大會20日以１５０票贊成、６票反對、１０票棄權的表決結果通過一項敦促以色列拆除在約旦河西岸地區建造隔離牆的決議。決議要求以色列遵守海牙國際法庭的裁決。裁決認為在約旦河西岸建造隔離牆是違法的，必須立即予以拆除,並向巴勒斯坦賠償因此而造成的損失。
圖為2004年7月12日,在約旦河西岸小鎮阿布迪斯,以色列的隔離牆仍在加緊施工。
當薩達姆爲惡時，美國卻努力拉攏之，並協助發展“生物武器”，藉之與伊朗“對抗”（為何人權憤子、民主妓者全都消失不見了？）
* 派駐瑞士的德國報紙《Die Tageszeitung》記者 Andreas Zumach，根據伊拉克政府提供給「國際原子能總署」及聯合國的一份厚達一萬一千八百多頁的原始資料，於2002年12月17日爲文指出：
1980年代，美國國防部、農業部、能源部和商業部，協助包括全世界最大的建設公司Bechtel 在內的二十四個美國跨國企業，提供伊拉克發展“大規模生化毀滅武器”的原料及相關配備與技術，授權把數十種“生物武器”運往伊拉克，其中包括多種炭疽菌。美政府並秘密提供伊拉克發展“核武”的相關實驗室配備及原料，提供數十億美元，並協助訓練核武專家，同時也透過智利一家公司，提供薩達姆大量“集束彈”。當年Bechtel公司的執行長，正是美國國務卿舒茲（George Schultz）。美國取得該份密件後，刪除與美國政府相關的其中九千頁，企圖阻止原始資料面世。
* 1983年10月21日，薩達姆對美國的敵人伊朗投下第一枚“生物武器”。據上述密件及美政府解密檔案顯示，1983年美國國務院情報上寫著：「伊拉克幾乎每天都向伊朗使用生物武器」。雷根政府竟爲此“感到鼓舞”，於是於1983年11月3日，派遣特使前往覲見薩達姆，該特使便是2003年負責侵略伊拉克、處死薩達姆父子兄弟一家人的（布希二世的新保守派大將）美國防部長倫斯斐（Donald H. Rumsfeld）。
* 在倫斯斐與薩達姆的該次會面中，美伊雙方討論油管合作及美援事宜，相談甚歡。美方“稱讚”薩達姆是民主世界的“忠實盟友”，正如當年“稱讚”對抗蘇俄入侵阿富汗的賓拉登是“維護自由的鬥士”。此次會面，居間穿針引線者正是Bechtel公司的總裁—舒茲，而Bechtel卻也正是伊拉克戰後重建的少數內定得標、獲取鉅額暴利的公司之一。
* 1983年 12月 22日，當時的美國政治事務副國務卿 Lawrence Eagleburger ，簽下備忘錄，促請政府盡速展開各項資金轉移及技術援助伊拉克。
* 1988年 3月 15日至19日，薩達姆下令以化學毒氣攻擊庫德族村落Halabja，造成五千平民死亡。英、美兩國當年不但動用“安理會”否決權，阻止聯合國對伊拉克進行譴責及經濟制裁，美國更企圖以“假情報”把毒氣事件“嫁禍”伊朗。
人權？自由？不自由的美國亞洲電台、美國反華之音（沉破空）和多維為何極力掩蓋、從不去追蹤報導美國軍事帝國在全球各地侵略大屠殺、製造散佈恐怖的真相？ 到底是為什麼？
六四想起上百萬伊拉克人遭到霉菌活埋屠殺 哇哇~好可怕喔！主子“反人類罪”喔！
美國解放伊拉克？美國血洗伊拉克？伊拉克人終於民主解放了
第一次波斯灣戰爭：當薩達姆開始不聽話時，美國便開始進行“有計劃的侵略”
* 1990年8月6日，美國以推翻薩達姆、拯救伊拉克人民“爲由”，成功“主導”聯合國對伊拉克發動廣受世人批評的“非人道禁運”。
* 1991年1月 17日，（共和黨布希總統）美軍發動第一次波斯灣戰爭。
* 根據美國前司法部長Ramsey Clark 於2000年 1月 26寫給聯合國安理會成員的一封信，美軍在第一次波斯灣戰爭頭一個月內，投下八萬八千五百公噸的炸藥，威力相當於七個半的廣島原爆；他並指控美軍“蓄意轟炸”如水庫及自來水廠等民生設施，製造重大傷亡。
* 英國衛報《The Guardian》2003年 2月 14日報導：第一次波斯灣戰爭期間，伊拉克第二大城Basra和科威特之間沙漠公路上，有一萬多名彈盡援絕伊拉克士兵與逃難平民，包括上千名婦女小孩，美軍先以壓倒性武力堵住去路，再由空中掃射，並發射具大規模殺傷力之“叢集飛彈”（Cluster Bomb）及八十年代已禁用之“燒夷彈”（Napalm），接著英、美聯軍用坦克及軍用推土機，把這一萬多人不管死、活全給埋了。
* 參與“活埋”的一名美軍接受美公共電視「前線」（Frontline）訪問時說，「感覺就像在打野鴨、射水桶裏的魚」。
英著名評論家Robert Fisk說他親眼目睹 ITV記者拍到一群野狗啃食屍體畫面卻“隱而不播”。
美國士兵 Joe Queen因“表現優異”獲銅質勳章，他受訪表示：「很多同袍嚇壞了，但我覺得還蠻爽的。」
上校 Anthony Moreno 說他「看到許多填滿人體的壕溝，有些手腳還伸出地面。」
指揮官 Lon Maggart 反駁各界批評說：「我知道把人活埋很噁心，但若派兵進壕溝先一個個刺死再埋，豈不更噁心？」
* 英國「醫學教育信託」（Medical Educational Trust）估計：第一次波斯灣戰爭初期一個多月內，直接殺死大約一至兩萬名伊拉克人。
所謂民主輸出與人權解放
采分而治之使之互相對抗
* 現有十六萬美軍駐紮伊拉克，其佔領方式與佔領阿富汗一樣，采“分而治之”，以武器及金錢支援各地“軍閥割據”，使之“互相對抗”，形成現代封建制度，而美國則是宗主國，藉此“瓦解”各地反美勢力，並“阻撓”中央統一政府之建立，惟此舉卻使伊拉克陷於“准內戰”狀態。
* WSWS 記者Henry Michaels 2003年 4月 8日報導，美國「中情局」在伊拉克有計劃地以“暗殺手段”，大量殺害對美國不滿的伊拉克平民、及“政治異己”或“不聽話的記者”。該報導並指出，同樣由「中情局」執行的“暗殺政策”並不陌生，例如1953年在伊朗策動“暗殺政變”，培植殘酷獨裁傀儡政權，讓原本的伊朗巴勒維王朝復辟；例如1973年以同樣手法推翻智利民選總統 Salvador Allende，造成三萬多智利人死亡；例如在越戰進行惡名昭彰的所謂「鳳凰計劃」（Operation Phoenix），「中情局」在美國會聽證會上承認“暗殺”六萬多名越南特務。記者表示，美國口中的所謂恐怖份子，比起美國過去幾十年來的“恐怖行徑”直如淵壤之別。
* 對於伊拉克民衆“和平示威”，美軍動輒“開槍鎮壓”；殘酷刑求逼供及虐待取樂的報導從不曾間斷，美政府甚至企圖合法化境外刑求。
* CSIS（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2007年 8月
6日的研究報告，預估2008年年底遭持續監禁者將高達五萬人。2007年 10月 11日發表的「聯合國人權報告」認爲其中大部份很可能是在毫無罪名下遭非法逮捕，並遭到“例行性”而非偶發性的刑求或虐待；其中包括近千名十六歲以下兒童。
* 英國BBC 2004年 6月 15日報導，刑求或虐待是“來自上級的命令”，報導並指出，“關塔那摩基地”最高指揮官 Geoffery Miller訪問伊拉克時這麽說：「他們（伊囚）就是狗！如果你讓他們有一秒鐘的時間以爲自己不是狗，那表示你已經對他們失去控制了！」
* 「國際特赦組織」會長 William Schulz于2005年 6月6日接受美國《Fox News》記者訪問時指出：美軍在全球各地設立監獄，其中許多是秘密監獄，類似集中營，對政治異己或全然無辜者進行無限期非法監禁及任意刑求，甚至秘密處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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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美帝國主義－新帝國主義意識形態與美帝戰爭的新方式
兩個英國人福斯卡斯和格卡伊的《新美帝國主義：布希的反恐戰爭和以血換石油》一書把帝國主義這個曾經非常熟悉的辭彙又在腦海中喚醒了。記得列寧說過，帝國主義的兩大特徵是“掠奪”和“戰爭”，兩位作者給的定義則是“一國對別國進行軍事和經濟征服的企圖”，大同小異，沒有什麼變化，雖然歷史的車輪已經滾過了一個世紀。
新美帝國的精英們“相信”上天給了他們“特權”，讓他們在各方面——文化、軍事、政治和經濟——都沒人可以挑戰，帝國“註定”將永遠存在下去。新帝國為了建立一種符合自己的愛好、反映自己利益與價值的“國際秩序”，“自以為”巧妙地用“反恐戰爭”取代“反共戰爭”，用“誇大威脅”的手段來使武力為後盾的對外政策“正義化”和“軍事化”，把打擊恐怖主義當作在新世紀進行全球軍事和政治擴張的萬能理由。
但是，在新帝國與國際社會的博弈過程中，其他國家會發現這種秩序對自己的利益構成了傷害，使自己受到了壓制，並因此而傾向于聯合起來，共同抵抗和反制帝國主導秩序的形成。於是，無所制約的帝國意外地發現自己身處一個有著更多敵意、面臨分裂的世界，自己的利益也更難以實現。
福斯卡斯們認為，儘管龐大的軍事實力是支持美利堅帝國的不可或缺的手段，但它不能取代經濟霸權和美元作為全球性儲備貨幣的重要作用，更不用說美國的強大軍事實力並不能自動為美國提供一個安全的世界。以美元的衰弱為標誌，美帝國的實力也已經步入衰退。所謂的“美帝國”，無非是一種“虛幻”、“狂妄的幻想”而已。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成為世界超級大國，從那時起。美國的霸權地位一直依靠三個無可匹敵的方面作支柱：軍事上的絕對優勢、先進的生產方法及相對較強的經濟實力、控制全球經濟市場和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三者之中，美元的作用可能最為顯著。在歐元誕生之前，世界貿易領域沒有一種貨幣能夠挑戰美元的霸權地位。
隨著1999年底歐元的啟動，世界經濟和貿易體系增添了一種全新的元素，有了一種貨幣能夠與美元相匹敵，有望成為全球儲備貨幣。短短幾年之中，歐元真的成了人們的另一種選擇，成了世界金融市場上第二重要的貨幣，引入歐元之前，未償付的歐元國舊幣債券和票據占世界總量的近28%，美元債券和票據占45%。到2003年年中，這一差距縮小了很多：美元債券和票據所占份額下降到43%，歐元債券和票據的份額上升到41%。在貨幣市場上，這一變化更為顯著：1998年底，以歐元國舊幣為單位的貨幣市場工具僅占世界總量的17%，美元貨幣市場工具占58%；但到2003年年中，美元的份額下降到30%，歐元份額上升到將近46%。如今，歐元在國際貿易結算中的比重占到了四分之一。
一旦某個“歐佩克（ＯＰＥＣ）‘成員打破慣例，用歐元為其石油重新定價，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和石油美元關係對它的支持之間的相互作用就會受到威脅：
2000年11月，伊拉克宣佈將使用歐元替代美元對其石油儲備進行重新定價。
這是第一次有“歐佩克（ＯＰＥＣ）”成員國敢於違反美元“定價規則”，從那之後，歐元不斷升值，美元不斷貶值，
一段時期以來，利比亞一直敦促用歐元取代美元為石油定價，伊朗、委內瑞拉和其他國家也表示願意在石油交易中使用歐元。
由於石油交易是支撐美元霸權地位的核心因素，這些都有可能對美國的全球霸權特別是美國經濟實力構成重大威脅。
現在，美國幾乎向全世界“舉債”，而不儲備任何其他貨幣，因為美元是實際上的全球儲備貨幣。美元幾乎占全世界所有官方外匯儲備的三分之二，美國無需在利率方面同其他貨幣競爭。即使利率低，資本也會流問美元。在美國以外“流通”的美元越多。其他國家就越得向美國“提供”更多物品和服務以換取美元。美國甚至可以奢侈地擁有“以本國貨幣為主的這種地位美國已經享受了30年、就是說自1974年石油美元誕生以來，世界其他各國經濟都為美國經濟提供了大量補貼。這種狀況無疑使美國政治經濟精英受益，同時也使美國經濟緊密依賴于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
現在的世界貿易是一場買賣遊戲。其他國家生產物品，美國生產美元來購買物品。相互關聯的世界各國經濟不再為了獲得相對優勢而進行貿易：他們爭相出口商品是為了獲得所需要的美圓，來償還美元為主的外債，和囤積美元儲備，以維持本國貨幣的兌換價值。為了防止有人投機和操縱市場，攻擊本國貨幣，各國的中央銀行必須掌握與其流通貨幣相應的美元儲備。一種貨幣貶值的市場壓力越大，該國中央銀行所需要待有的美元儲備就越多，這為美元的更加堅挺創造了系統內部的支援。同時迫使世界各國的中央銀行必須獲得和持有更多美元，從而使美元更堅挺，這種現象被稱作美元霸權，是由重要商品，特別是石油，使用美元定價這一地緣政治造成的特殊性所導致的，每個人都接受美元，因為美元能買石油。石油美元的“迴圈”就是美國從石油生產國獲取的好處，這也是美國自1971年以來容忍“石油輸出國組織”存在的原因。
石油不僅僅是國際上買賣的最重要商品，它也是一切現代國家經濟的生命血液。如果你沒有石油，你就得購買。如果你想在國際市場上購買石油，一般你下得不用美元來買。如果一大部分石油交易改用歐元，不用美元，更多國家就不得不增加歐元貨幣儲備，美國將不得不同歐元直接爭奪全球資本。不僅歐洲可能不再需要美元，連80%以上石油從中東進口的日本也不得不把大部分美元資產轉換成歐元：作為世界最大石油進口國的美國，也不得不持有大量歐元儲備。這對美國的貨幣管理來說是一種災難，因為每年美國不僅將失去一大部分相當於免費的商品和服務補貼，而且從美元儲備轉成歐元儲備還將使美元貶值。滙豐銀行在2003年6月的一份報告中指出，即使是少量資金從美元轉移到別的貨幣，或流量的改變都會產生重大變化。如果美元成了更重要的儲備貨幣，（如果美國準備與歐元分享儲備貨幣地位的話，）這還將意味著或者美國買入更多歐元，或歐洲人減少所持美元，買入歐元。”這顯示了石油（和石油美元）與最近的伊拉克戰爭之間具有清晰、明確的聯繫，同時也說明，金融是力量角逐的一個方面，具有重要的地緣政治意義。
美國和英國於2003年3月對伊拉克進行（入侵）軍事干涉，在那裏建立了自己的權力機構管理該國，這次“入侵”後不久，就宣佈從伊拉克購買石油只能支付美元。但事情還沒有結束，與之相矛盾的是，儘管美國近期取得了這些軍事和政治進展，在歐、亞地區的軍事實力迅速加強，但出於各種經濟和政治原因，越來越多的中東、南美和俄羅斯石油生產商在討論用歐元“取代”美元，或者用“一攬子貨幣”進行石油公開交易。這樣會加速美元的衰落，推動歐元成為第二個世界儲備貨幣，如果貨幣代表著一個國家的經濟形勢，而美元繼續貶值，美國經濟將在這樣的條件下直線滑落（P15-19 ）。（評點：美國入侵伊拉克是以薩達姆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作為表面理由的，背後的原因卻是為了打擊歐元這一真正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三年多過去了，世界發現薩達姆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並不存在，歐元也沒有因為美國的打擊而顯示出弱勢，這就是“強大的”武裝到牙齒的美國所面對的悖論。）
美國情報機構並沒有把自己的任務僅限於折磨嫌疑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情局幾次派人潛入中國，為在瓜地馬拉“政變”之前刺殺尼政府官員作訓練：這次“政變”成功地推翻了“民主選舉”的總統阿本斯，換上了一連串的“獨裁者”，用武力和野蠻鎮壓的方式對該國進行了40多年的“殘暴統治”。
儘管出了一連串醜聞，1953年，「中情局」成功地在伊朗推翻了受民眾愛戴的摩薩台政府，把逃亡國外的巴列維國王扶上臺。巴列維對該國的壓榨在隨後的幾十年中一直使美國受益，但最終引發了1979年的伊斯蘭革命，“阿亞圖拉”霍梅尼和他的伊斯蘭教政府上臺；1963年2月，中情局與英國情報機構聯手支持了一次流血政變，使伊拉克復興黨第一次掌權，這同時也鞏固了英國在該地區的利益。1963年的這次“政變”是伊拉克歷史上最血腥的事件，其血腥程度只有1973年9月11日「中情局」支持的智利政變能夠與之相比。
當時的英國駐巴格達大使羅傑•艾倫爵士寫道，在伊拉克新政府裏，年輕的薩達姆•侯賽因是個顯眼的人物，“極”符合西方的利益，一周後他告訴英國外交部：“現政府正在盡力而為，因此，我個人認為我門應該支持它，長期幫助它站穩腳跟，這樣共產主義威脅可能逐漸消失。”
政變之後，英國和美國馬上承認了巴格達的新政權，在這位大使看來，局勢“幾乎恢復了正常”，經過政府的更替和內部鬥爭，復興党於1968年鞏固了政權地位。那一年隨後發生的「中情局」“策動”的“政變”使（伊拉克）薩達姆開始掌權，成為艾哈邁德•哈桑•貝克爾的副總統，直至1979年在美國的保佑下成為總統。
同樣，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中情局」在阿富汗締造並支持了奧薩瑪•本•拉登的組織，作為反抗蘇聯“邪惡帝國”的“自由戰士”，後來才“發現”他們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
每一次，當時的美國（自由）大眾傳媒都把這些事件當作“沒發生一樣”，只在報導一個國家擺脫共產主義影響時，把這些事和美國的參與當作參考背景。這種“處理方法”並不陌生，就像當時德國人民被告知，關於納粹罪行的報導只不過是猶太人或共產主義者的宣傳。
馬里蘭大學進行的大量研究發現，通過（自由）商業電視臺看新聞的人中大多數對最近的伊拉克戰爭至少有三種根本性誤解之中的一種：
（1）伊拉克與“9•11”事件有直接關係；
（2）在伊拉克“找到”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3）國際輿論支持美國入侵伊拉克。
“偉大”的（自由）大眾傳媒頻道總是“變換”入侵的原因，如果一種說法被證明是錯誤的，他們就“發明”另一種。在一項關於哪個電視頻道看的人最多的全國調查中發現，大多數人通過「福克斯（Fox News）」的系列頻道看新聞。這其中，80%的人說在伊拉克找到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換句話說，“偉大”的（自由）大眾傳媒看上去更像是在把觀眾“搞糊塗”，而不是使觀眾瞭解情況——不幸的結論是，在美國儘管有無處不在的電視報導和發行量巨大的報紙，美國人卻在世界上最“不知情”。
1947年，「中情局」在“戰略情報局”的基礎上成立，成為與破壞美國自由的“共產主義間諜陰謀”對抗的情報採集機構。據報導，這些“共產主義問諜”使用宣傳和“洗腦”的手段欺騙美國人接受“共產主義者的社會主義”。他們相信，有必要抵制這些險惡陰謀，這是“美式自由”和俄式“洗腦”之間的冷戰的一部分。這種價值觀被反復有效地植入西方政治文化之中，儘管國際關係發生了演化、轉變，在冷戰結束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冷戰話題並沒有終結或消失：它伴隨著一個新的“敵人”而“重生”。“使美國能夠進攻或”入侵“別國的惟一辦法，是把這些國家的政權”描述“成對我們的安全威脅。因此，塞爾維亞的米洛舍維奇是巴爾於的‘希特勒’，必須被制止。而且伊拉克必須被入侵，因為薩達姆正在製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把它們交給奧薩瑪•本•拉登。”
許多美國人繼續深信，他們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是善意的，他們的政府所做的永遠是為了別人好，也為了他們自己好。即使他們國家的行動導致災難，他們也認為，其背後的動機是高尚的，儘管有無數證據證明，善意和高尚都是政治口號，而不是政治方針。看來，美國情報和安全部門在世界其他地區任意使用的大腦控制術在他們本國。他們刻意營造的世界裏取得了最大成功。他們是不是因為被洗腦而相信自己的宣傳？要不，這是另一種宣傳？（P82-85）（評點：美國有其在世界上引以為豪的最廣泛的新聞自由和最發達的資訊傳播網路。但是，美國人民在熟練掌握“讓不需要的事實消失的藝術”的政府和自覺地“嚴格實行自我審查”的新聞媒體的引導下，可悲地成了“世界上最不知情”的人民，並天真地以為自己“永遠是為了別人好，”實在是搞不明白 “那些最為人類的幸福操心的人，卻使他們的鄰居感到非常痛苦”的悖論如何得以成立。）
“我手上的惡魔不夠用了”（想像、塑造敵人）
正如我們看到的，整個冷戰期間，美國“利用”人權和民主價值觀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作為“政治工具”，給蘇聯陣營內部存在的民族、宗教和政治經濟緊張關係火上澆油。
看看1973年9月「中情局」在智利的活動、皮諾切特推翻和殺死阿連德的例子，
或者看看1967年10月「中情局」特工在玻利維亞殺死切•格瓦拉的例子，就知道這是“有選擇”進行的。
此外，薩拉查和卡埃塔諾“獨裁時期”葡萄牙是「北約」成員國；
1967年至1974年的希臘“獨裁政權”是由一小撮無能的上校扶上臺的，這些上校都在「中情局」的薪水簿上；
土耳其加入「北約」的過程中經歷了三次“軍事政變”。美國的“雙重標準”政治手腕在冷戰中獲得了勝利，隨後其結果又使其手段“正義化”：目的是打破“邪惡的共產主義體系”。
美國的人權運動在瓦解蘇聯陣營的過程中起到了輔助作用，但並不是主要因素。正如我們在別的地方所分析過的，理解蘇聯共產主義的失敗必須把它放在與國際債務危機有關的更廣闊的背景下，同時與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蘇聯為了抗衡美國星球大戰計畫耗費了大量資金所導致的力量衰竭聯繫起來。
由於雷根強調同蘇聯展開全面軍備競賽，而新保守派又公開推崇雷根政府，許多分析人土把新保守派的起源定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我們想要指出的是，事實並非如此，美國新保守主義的新帝國觀比新保守派的起源更為重要。
我們認為，新保守派使美國新帝國計畫已經存在的戰略框架極端化了。這種已存在的框架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在艾奇遜和尼茲的領導下確立的，建立在三個戰略設想之上：
第一，“創造”一個看得見的“敵人”，“誇大”它對美國和“自由世界”的威脅；
第二，加強西方陣營“依賴”於華盛頓決策過程的“輪軸一輻條”體系；
第三，美元在全球貨幣市場的核心地位。
然而，蘇聯陣營的瓦解破壞了這一計畫，使美國“失去”了“（亟需）敵人”，使“輪軸一輻條”體系的依賴性鬆懈，特別是歐洲人開始趨向一個更緊密的政治聯盟，通過宣佈發行他們自己的儲備貨幣——歐元，進一步削弱了美元的實力。
這就是第一次海灣戰爭期間（1991-）、南聯盟危機爆發前和1991年《瑪斯特裏赫特條約》談判即將開始時的形勢，當時法國和德國更加努力推動歐洲形成統一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當1991年美國把（伊拉克）薩達姆從科威特趕出去的時候——要知道，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兩伊戰爭”期間（1980年至1988年），伊拉克是美國在海灣地區的“盟友”——當時擔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科林•鮑威爾抱怨說：“我手上的惡魔不夠用了，我手上的壞蛋使完了。”他認為美國應該使用占絕對優勢的高科技兵力解決緊急狀況和蘇聯解體後產生的地區衝突，以實現“阻止前進”，
現在這種理論面臨破產，因為“缺少”明顯的、容易界定的、理由充分的“敵人”。「北約」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它不得不重新界定朋友和“敵人”，設計新的意識形態準則；否則它就不得不隨著「華約」的失效而解散。「北約」的“新戰略理念”於1991年11月推出，以鮑威爾的理論為精華，同時期待著1999年和2004年的擴張（1999年是匈牙利、波蘭和捷克，2004年是保加利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羅馬尼亞、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亞）。
但是克林頓採取了“快刀斬亂麻”的方式，繼承了他的偉大前任們的“輪軸一輻條”理論。克林頓的戰略班子認為冷戰後的全球角色主要有四組。
第一組是所謂的核心夥伴，如歐洲國家、日本和澳大利亞。
第二組由過渡中的國家組成，如前共產主義國家。
第三組由“無賴國家”組成，如伊拉克、伊朗、朝鮮和敘利亞，這些國家拒絕接受核心國家的理想，支持國際恐怖主義，迫切想要得到尚未擁有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以傷害美國及其盟友，也就是核心國家。
最後還有第四組，就是所謂的失敗國家或地區。
這種“分類”使美國及其核心盟友承受了極大的人道主義壓力。
於是，冷戰後的“新敵人”就這樣勉勉強強、湊湊合合地確定下來了，就是那些無賴國家和失敗國家。至於那些過渡國家，如俄羅斯、烏克蘭和“神秘的亞洲大國”中國，他們必須全面實現政治民主、推進公民自由和人權、採取有效的市場經濟、支持反恐公約、與美國領導的西方機構，如「北約」和世界貿易組織，達成合作夥伴協定。正是在這樣的意識形態“框架”下，克林頓政府把美國的目標調整為“人道主義干涉”，而其登峰造極的表現是1999年北約轟炸南聯盟。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盧旺達大屠殺過後，隨著索馬里、利比理亞等失敗國家和地區陷入混亂，世界上約有2000萬難民。由於冷戰年代共和黨和民主黨政府已經成功地在人們的潛意識裏“植入”了“自由—道德”意識，所以盎格魯—撒克遜人民能夠接受用這種意識形態使新帝國戰爭“正義化”的做法。
帝國進行“人道主義干涉”並非新鮮事物。事實上，至少從1919年《凡爾賽條約》簽訂的時候起，它就被用來防止濫用國家權力壓迫少數民族和宗教信仰上的少數派。②不過，我們想在這裏強調的是，克林頓政府選擇把“人道主義干涉”作為其首要意識形態“工具”，以便在美國“手上的惡魔不夠用”的情況下實現權力政治的目標。
克林頓和北約的軍隊“人道地”干涉了波黑（1993年至 1995年）、南聯盟的科索沃（1999年）；
在索馬里（1992年至1994年）和海地（1995年）遭受了令人鬱悶的失敗；
在盧旺達（ 1993年至 1995年）和布隆迪（ 1994年至1996年）沒有插手、先撇開1948年、1956年、1967年、1973年和1981年至 1983年巴勒斯坦的幾百萬難民不說。盧旺達和波黑是美國雙重標準的典型代表。事實上，簡單比較。下死亡數字，立刻就能看清美國的“權力政治”動機：塞爾維亞族的准軍事部隊和民族主義分子在斯雷佈雷尼察和熱帕屠殺了約 8000名穆斯林，但是在盧旺達，有 100多萬人被屠殺。眾所周知，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布特羅斯•加利提醒人們注意，在盧旺達的人道主義災難即將發生的時候，克林頓政府卻出乎情理之外地關注西巴爾幹地區。帶著對美國這種冷漠態度的驚詫，加利離開了聯合國秘書長的崗位。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機器是團結統一的政治體。任何一個政治體都不可能沒有一點內部矛盾、不團結和重組的願望。所有國家機器都充斥著意識形態爭執，民族和宗教問題，性別、文化和其他社會問題，利益和地位衝突，政治家和政府機構中的個人對立，各種政府部門和政黨之間的對立。階級鬥爭在國家的分裂和重組趨勢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不論從什麼樣的廣泛意義來講，並非一切都可以簡化為階級鬥爭。美國的聯邦制國家機器也不例外，且不提其分化的國家結構。民族和宗教矛盾——和英國、義大利、日本、法國相比，美國的民族和宗教矛盾相對複雜。事實上，美國的外交政策是由三個緊密相連的方面導致的。
1、聯邦政府內，不同利益群體的代表之間討價還價的過程：聯邦政府試圖通過這一過程體現不同民族、政治、社會和階級的利益。
2、美國的階級民族利益和安全利益，這些利益遍佈世界，特別是在歐亞地區、重要海路通道（如巴拿馬運河、蘇伊士運河），拉丁美洲和太空。
3、一個廣泛的政治意識形態準則，如果可能的話，這種政治意識形態原則最好是全球統一的，它建立在美國精英階層的民族階級利益足以成為全世界的利益的基礎上，在其國內也獲得支持。
克林頓時期，美國最大的缺陷是缺少第三部分。沒有了蘇聯就沒有了“敵人”。沒有了蘇聯意味著歐洲人和美國可以在更廣闊的空間裏施展。包括東歐、中歐、近東和中東。
然而，美國實現“北約東擴”或推翻（伊拉克）薩達姆政權，僅以“人道主義干涉”為藉口能夠令人信服嗎？總的來說，蘇聯的解體給美國國內和以“輪軸——輻條”體系為基礎的全球力量結構帶來了一個巨大的問題。“人道主義干涉”的政治意識形態無法取代蘇聯。對許多人來說，有各種原因覺得它不足以令人信服，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有兩個：首先，因為在波黑和科索沃只取得了部分勝利，而在索馬里 和海地失敗了；其次，任何人都能看出這種政策註定具有雙重標準從 1991年8月（蘇聯正式解體）到2001年8月的十年裏，新保守派努力推動美國政策的進一步軍事化，對劃定的無賴國家採取先發制人的戰略。但是克林頓政府對這種想法感覺不太好，因為缺少一種組織嚴密的意識形態準則和一種清晰的威脅，以使美國擴大影響的凝聚力得到加強。
在克林頓第一個任期即將結束的時候，布熱津斯基看到了這種缺陷。他寫道：“美國在國內太民主而在國外太專制，”這一事實“制約美國發揮其實力，特別是軍事脅迫能力”。準確地說，這種缺陷就是“除非國內公眾對美好生活的感覺突然面臨威脅和挑戰，大家對追求實力這一目標沒有什麼熱情。”因此，“除非處在一種真正大的、被廣泛認同的直接外來威脅的情況下”，外交政策所急需的共識很難達成。
這種直接外來威脅很快就出現了。“9•11”事件後，新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側重點不得不進行調整。
“反恐戰爭”，還是“全球巴勒斯坦化”？
正如冷戰時期美國的“人權”辭令讓位于瓦解蘇聯的大戰略，“9•11”事件後，美國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使用的“人道主義干涉”辭令讓位給了“反恐戰爭”計畫。2002年1月29日布希曾說：“浩瀚的大洋再也保護不了美國——我們（美國人）只能靠在國外積極採取行動。在國內不斷提高警惕來保護自己。”我們已經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中看到了美國在“國外的積極行動”，這兩個國家前者是藏匿本•拉登的失敗國家，後者是被懷疑擁有、或者可能正在製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無賴國家。的確，按照新保守派的說法，最壞的情形就是恐怖分子或無賴國家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美國人也看到了“在國內提高警惕”，包括通過《愛國者法案》和其他新機構的成立，比如成立國土安全部，其職責相當廣泛，在政治精英中引發了激烈的爭論，討論是否應該限制它的權力，“以免將來它變成像東歐國家曾經出現的那些可怕的安全部門一樣”。不過還有一些值得一提的其他活動，比如所謂的“校園觀察”，一個鼓勵美國大學生監督學校老師在課堂上的反美或反以色列言論的機構。
正如冷戰時西方國家不得不通過法律和在國內的執法行動抵制“國內外的共產主義威脅”一樣，如今世界各國也得通過執法機構和反恐法律維護安全。這一當務之急體現在聲明裏：“所有國家都有必要對境內的恐怖活動採取‘絕不姑息’的政策。”畢竟“來自90個國家的人在‘9•11’事件中喪生”。美國正在幫助所有國家“制訂計畫，通過各種方式，包括修改法律、技術援助、新的調查技術、分享情報、執法和軍事培訓，幫助（這些國家）獲得打擊恐怖主義的必要能力”。2004年至2005年，在2005年7月7日倫敦地鐵爆炸案之前，英國以布雷爾為首的精英們也加強了反恐立法和執法機構，井且提出應該通過法律允許不發出警告將恐怖嫌疑犯軟禁家中，不給他們合法辯護的權利。總而言之，“9•11”事件是個分水嶺，不是因為美國新帝國主義意識形態重要的敵友陣營被破壞了，而是因為全球恐怖主義的新威脅取代了蘇聯。美國的新安全宣言說：“為了維持‘9•11’事件以來的勢頭，使全球反恐戰爭處於最前沿，美國政府的所有部門將在雙邊和多邊談判中把打擊恐怖主義當作一項標準日程。”
新保守派通過充分利用這一標誌性的重大災難事件，得到了“重塑”美國新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穩妥方案。正如德里克•葛列格里所說，世貿雙塔的倒塌“通過一種震撼人心的視覺力量，傳達了在美國都市心臟爆發的一次壯觀的恐怖活動”。事實上，這樣的事件令人很難遺忘，（而美國媒體正努力使它宛如昨天）除非像阿布格裏蔔監獄虐囚事件這樣的腐蝕劑和出乎意料的現象流行開來，引起公眾關注。迪克•切厄反復重申：“別忘了我們在2001年9月11日上午所看到的一切。”但是美國“9•11”事件後的“反恐戰爭”還有更大的政治、經濟和戰略目的。當然，如果所有的恐怖分子都被抓起來了，美國手中的惡魔又該用光了。我們知道，恐怖活動，不管是國家的還是社會的，都是真實的，但是美國的“反恐戰爭”卻是人為製造的、虛構的。我們也會列出一些具體想法，探討什麼才是應對恐怖主義的最好方法，不論這種恐怖主義來自國家還是非國家角色。
在題為《打擊恐怖主義國家戰略》的檔中，我們看到：
我們生活的時代有大量機會使世界的繁榮與美國和全世界熱愛自由的人們所擁有的利益和價值相一致。我們將把握這些機會……通過不斷進行打擊，確保恐怖分子無處藏身，我們將縮小他們的活動範圍，削弱恐怖主義組織的能力……我們永遠不能忘記，我們鬥爭的最終目標是——我們根本的民主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在領導反恐鬥爭的過程中，我們形成了新的國際關係，用適應二十一世紀跨國挑戰的方式重新定義現在的國際關係……前面的鬥爭是長期的、艱苦的。在這場特殊的戰爭中，我們不能期望衝突輕易地結束，或者有明確的結束期限。
這段話對“反恐戰爭”的新帝國意識形態中的一些重要元素進行了最好的總結。首先，它告訴我們，這是一個對美國來說充滿“大量機會”的時代，因為美國可以把它的國家利益當作全球利益強加給全世界，而且可以使用武力。這再次證明，這不是帝國主義的新成分：這是一種長期以來一直存在的意識形態準則，使一群人的政治企圖能夠在本國或國際上佔據支配地位。為了支配他人，這些人的觀點必須淩駕於別人的觀點之上。“9•11”事件所帶來的機遇為美國達到這一目的鋪平了道路。
其次，這段聲明告訴我們，美國必須“持續不斷”地、在有必要的地方進行“單邊”的、先發制人的打擊。美國確實這樣做了。四年之中，美國轟炸了南聯盟，人侵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在我們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美國或許和以色列正為入侵敘利亞和伊朗打基礎。利比亞不再是美國的目標，因為正如《經濟學家》雜誌所承認的，“卡紮菲退出邪惡軸心以後”，西方石油和天然氣公司如今在利比亞很活躍。歐洲人這回沒有跟從，從德國、法國和俄羅斯反對美國對伊拉克發動先發制人的行動就能看出來。塔里克•阿裏寫道：“這是冷戰後歐盟和美國的內部核心分歧第一次公開分裂，被電視曝光，使公眾輿論以大西洋為界形成兩極分化。”新保守派相信，如果美國展示一下威力，盟友們最終會走到一起來。“軟實力”派的戰略家，約瑟夫•奈，相信這不是美國達到全球目標的正確方式，因為它使盟友更加疏遠了——軟實力是說服而不是強迫別人做你想讓他們做的事的能力。但是美國沒有聽從約瑟夫• 奈的意見。因此，軟實力派思想家認為，華盛頓（輪軸）的外交政策在新保守派的領導下越軍事化，越我行我素，歐洲國家（輻條）越想脫離輪軸獲得自由。
美國實力的這種永不安分的狀況使我們想起了列夫•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作為二十世紀傑出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之一和1917年俄國革命的領袖人物，托洛茨基認為1917年的俄國革命不能僅僅局限於在俄國進行。相反，如果俄國的布爾什維克想生存下去，它必須通過在波蘭和德國等其他國家不斷進行革命鬥爭來得到加強，並把其他國家的鬥爭當作整個進程的一部分。托洛茨基的觀點在布爾什維克的中央委員會遭到了失敗，不過我們回顧這段歷史是因為有人說托洛茨基和幾位新保守派有思想上的關聯。如果這種說法正確，那麼托洛茨基的政治思想模式正在簡單地（而且過分簡單地）通過新保守派的戰爭計畫和美國強制機器的對外極端化得到實踐。即使這種說法不對，“9•11”事件後美國新帝國主義的所作所為也恰恰是托洛茨基曾預言的：為了解放受國家干預的國內市場，特別是石油和天然氣市場，資本主義國家發動了一場持久的戰爭，通過更換政府和使用先發制人力量使國際環境極端化。
這使我們直接聯想到“新保守派”“反恐戰爭”的第三個主張。它使我們十分清楚地看到，這場新戰爭可能無限期地進行下去：“我們不能期望衝突輕易地結束，或者有明確的結束期限。”畢竟，怎麼可能徹底消除所有的恐怖主義呢？對這種偏執想法惟一符合邏輯的猜測是，只要美國需要，反恐戰爭就將持續下去，直到美國實現了兩個具體政治目標：全方位的控制和強迫全球接受其自由民主價值觀和自由市場經濟。這就是“全球化”的全部內涵：與上帝賦予美國的“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真正全球超級大國”地位密切相連的“歷史的終結”。然而，這種新的敵友規劃能夠按著冷戰的方式操作嗎？這能夠成為美國從事外交事務的長期組織原則嗎？迄今為止它是怎樣運作的呢？
美國戰略家清楚地知道，當今的恐怖活動不受領土的限制，儘管恐怖分子在地球上有基地和經濟資產。它不受國家限制，儘管可能有國家或國家機構暗中為其提供保護。恐怖分子通過複雜的網路進行活動，使用高級的科技手段。儘管這些手段怎麼也比不上美國的軍事和科技優勢——所以才有了“不對稱戰爭”這個詞——恐怖分子的網路經營得很好。新保守派洞悉這一切，但是“9•11”事件後當阿富汗的塔利班向美國提出逮捕本•拉登，把“基地組織”從阿富汗驅逐出去時，美國拒絕合作。他們還拒絕北約對美國第一次真正的“反恐戰爭”的支持。這些都很令人生疑。美國假裝打擊恐怖分子，實際上他們做的是推翻塔利班政權，在俄羅斯安全利益和中國利益的軟肋上，還有在無賴國家伊朗的東邊建立自己的軍事存在。這就是他們所做的一切。比倫特•格卡伊看到：“‘9•11’事件前幾天，美國能源部情報局把阿富汗的戰略地理位置列為‘從中亞向阿拉伯海出口石油和天然氣的潛在運輸通道’。”而且，在阿富汗戰爭期間，巴基斯坦和土庫曼斯坦討論了“開發一條從土庫曼斯坦經阿富汗到巴基斯坦瓜德爾港的天然氣管道，現在正在中國的援助下在俾路支省海岸興建。”由此，免不了得出一個結論——“反恐戰爭。是促進美國在歐洲和亞洲的安全和階級利益的人為製造的工具。然而這其中還有其他尚未看到的事實。
布希和“新保守派”知道，他們無法像戰勝一個失敗國家那樣戰勝恐怖分子。他們無法用國家政治暴力和國家恐怖活動剷除恐怖分子。“國家恐怖主義”和擴大占絕對優勢的軍事影響力，無論技術多麼先進，只能產生反作用，無法消滅自殺式襲擊、部落戰爭這些現象。維持部落地區的治安如今需要大量人力和武器資源。2003年10月16日，在給迪克•邁爾斯將軍、保羅•沃爾福威茨、道格•費思、皮特•佩斯將軍的備忘錄中，拉姆斯菲爾德問道：“如今我們缺乏衡量全球反恐戰爭輸贏的尺度。我們每天抓獲的、殺死的、阻止的和勸服的恐怖分子是不是比伊斯蘭學校和極端傳教士招募、訓練和派遣出去對付我們的更多呢？”
除了殘忍和“好戰”之外，問這個問題是一種深度錯覺，因為那些決意犧牲自己生命的人，隨時隨地都可能殺死別人。更具體地說，美帝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新保守派”忘記了，自殺式爆炸的“主要意義”在於“生命”，而不是死亡。對中東人民來說，“聖戰”和本•拉登所代表的和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共產主義革命和切•格瓦拉對西方激進青年所代表的“一樣”，而美帝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新保守派”對這一“事實”不屑一顧。如果新帝國主義國家（如美國）或新殖民主義國家（如 1967年以後的以色列）用“國家恐怖主義”來打擊恐怖分子，其結果必然是暴力的惡性循環。我們還得進行進一步的分析。例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衝突不僅僅是兩個民族主義或原教旨主義互不讓步的問題。它確實是這樣的，但還有一些東西超出這種簡單猜測之外。事實上，它是“被壓迫民族”——巴勒斯坦人的民族主義和“壓迫者”——以色列國家的民族主義之間的“不平等關係”。
回顧 1967年，伊薩克•多伊徹曾精彩地說過：
表面上，阿、以衝突只不過是兩個敵對的民族主義之間的衝突，雙萬都處於自以為是和野心膨脹的惡性循環之中。從抽象國際主義的觀點來看，最容易不過的就是把兩者當作同樣毫無價值的和反動的而不屑一顧。然而，這種觀點忽視了那裏的社會和政治現實。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國家人民的民族主義，他們為獨立而進行的鬥爭，不應該和征服者、壓迫者的民族主義放在一個道德政治層面上。前者有歷史理由和進步的方面，而後者沒有……以色列的安全依賴於定期發動戰爭，每隔幾年必須削弱阿拉伯國家的力量。
新帝國主義和“新猶太復國主義”是手拉手的好兄弟。2002年5月2日，美國參眾兩院通過議案，宣佈美國和以色列“現在正進行一場反對恐怖主義的共同鬥爭”。參議員約瑟夫•利伯曼更直白地說：“以色列受到恐怖分子有組織、蓄意的自殺和殺人襲擊行動的包圍。這些恐怖分子的實質和‘9•11’事件中對我們國家的襲擊是一樣的。”美國駐伊拉克部隊正在吸取“以色列國防軍在巴勒斯坦被占領土上得出的經驗教訓”。為了突破抵抗，美國正在“像以色列情報部門那樣使用阿拉伯線人。美軍把伊拉克的城鎮村莊變成了西岸的影子”。
還有消息披露，“以色列軍官在美國布拉格堡訓練暗殺小組，模仿以色列國防軍的‘定點清除’戰略”。結論是令人痛心的：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所做的，在以色列的週邊，美國正在向全球做同樣的事。正如“新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原教旨主義與伊斯蘭聖戰相對應，美國國內的“基督教原教旨派”和“猶太復國主義”者與美國以外的全球聖戰相對應。芝加哥諾斯派克大學的唐納德•瓦格納近期對“基督教原教旨主義”和新“猶太復國主義”進行研究，追溯了這兩個意識形態運動在小布希時代與“新保守主義”明顯走到一起的過程。“2000年，共和黨發生了一個轉變。它開始擁護新保守派思想家的理論，宣揚美國的”單邊主義“，支持用軍事手段而不是外交手段解決問題。‘9•11’事件後又採取了更具進攻性的做法，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戰爭和其他的敵人很快都與美國的‘反恐戰爭’聯繫起來，而這毫不奇怪。”因此大家普遍認為，華盛頓對以色列的承諾是一種無可更改的事實，這也正是使布希的巴勒斯坦政策左右為難之處。當然還得強調一下，新保守主義和猶太人的觀點並不完全一致，有許多參與政治的猶太人認為新保守派（和新猶太復國主義者）對世界的觀點是一派胡言。
新保守派把恐怖主義的根源歸結於貧困、腐敗、宗教衝突和民族矛盾。這毫無意義，按照亨利•C．K．劉的說法：“這樣定義恐怖主義的話，反恐戰爭無法取得勝利。”伊斯蘭恐怖主義的真正原因是美國在原材料豐富的地區，向那些窮苦人民施加其占絕對優勢的影響力，因為這些原材料，如石油和天然氣，對美國正在衰落的經濟。不穩定的金融狀況至關重要。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另一個真正原因是巴勒斯坦的惡劣狀況和所謂的“國際社會”無力強迫以色列執行聯合國安理會要求其撤出西岸和加沙的242號決議。對付恐怖主義最好的方式是平民方式，一種新的“緩和”政策。應對基地組織和原教旨主義恐怖組織最好的方式是從大中東地區收回盎格魯—撒克遜的影響力，從西岸和加沙撤走以色列部隊，成立獨立的巴勒斯坦國。到那時，伊斯蘭教和西方就能在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基礎上發展一種新的民主、平民的政治經濟合作關係。這是把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觀點倒過來想的另一種方法。這也是超越過於簡單的、錯誤的、危險的“好與壞”的宗教困境的另一種方法。但是布希的主要選舉支持者——“基督教原教旨派”和“新猶太復國主義”者，都堅持拒絕這樣想（P93-104）。
2007-03-17
美國的霸權現實主義
2010年6月，美國因核問題推動聯合國安理會對伊朗進行新一輪制裁，7月2日，奧巴馬政府又單方面宣佈對伊朗追加制裁。美國為何對伊朗如此強硬？
美國在中東核問題上執行“雙重標準”
伊朗所在的中東可謂是今天世界最受關注的地方，在這個舞臺上，除了中東原產的各類“生、旦、淨、末、醜”，還有一個最大的角色：美國。某種程度上，美國不僅是最重要的主角，而且是“導演”，在中東“翻手為雲，覆手為雨”。
2003年美國“佔領”伊拉克以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的衝突長期吸引人們眼球，2003年以後，伊拉克佔據了中心，而今天，伊朗核問題則被炒得沸沸揚揚。仔細探究，不難發現，中東這些國家很像“傀儡戲”中的木偶，真正牽線“控制”的人是美國。
中東核問題，“表面上”最重要的兩個演“對手戲”的國家是美國和伊朗，但還有一個大家都心知肚明，又“不願公開說出”的國家——以色列。
從國際社會披露的資訊來看，以色列在20世紀60年代就開始研製核武器。以色列可以說是一個依賴美國才能生存的國家，其研製核武器美國不可能不知道。國際社會推測在今天以色列核武庫中，可能已擁有近200件核武器，美國對此諱莫如深，“不置一詞”。
伊朗要建設核電站，開發核燃料，美國卻制裁、戰爭“威脅”不斷，拉開架勢要與伊朗狠鬥到底，不將其打趴下決不甘休。伊朗葫蘆裏到底賣的啥藥只能揣測，但美國“雙重標準”卻“昭然若揭”，對以色列“視若不見”，對伊朗卻強力打壓。細觀美國戰略，其中蘊含的“狡猾”、“虛偽”的霸權現實算計的確精明。
狡猾。
首先，將伊朗貼上“邪惡軸心”標籤，為自己“替天行道”師出有名；
其次，拿出各種真真假假的證據將伊朗推上“被告席”；再次，要求「國際原子能機構」啟動核查；
最後，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強化對伊朗的制裁。為其最終將伊朗國力削弱，控制伊朗鋪平道路。美國這個戰略並不新鮮，在薩達姆身上就成功運用過。
虛偽。
伊朗真的擁有了核武器對人類社會絕對不是好事，美國就是站在了這個道德制高點，雖背後藏著以色列，卻依然面不改色心不跳，大談伊朗核問題。
按照美國價值標準，伊朗是今天中東最大的“民主選舉”（民主）國家。內賈德總統是伊朗民眾普選出來的；伊朗要建設核電站，和平利用核能，也得到了國內民眾支援，說伊朗開發核武器，美國“並沒有”拿出足以服人的證據；伊朗沒有，也沒有威脅要侵略哪個國家。
給其戴上“邪惡軸心”“帽子”的美國標準是什麼？
美國一貫宣導的“普選”、“民主”標準又是什麼？
如果真要探究答案，說穿了就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現實霸權邏輯。
作為最強大的國家，美國願意維護世界和平，敢於承擔世界安全責任，站在公道立場，應該歡迎和贊許。但從美國對待以色列和伊朗核問題的“雙重標準”，再縱觀美國多年外交政策，不難發現，美國所宣導的“民主”、“人權”價值觀，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等道德高調，總是從屬其霸權目標。簡言之，當一切與霸權現實相衝突時，霸權的現實主義考慮總是第一位的，“民主”、“人權”等都是「遮羞布」。
在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民主”、“人權”等“道德高調”的後面，美國有兩條“邏輯”永遠不變：
一是確保美元霸權；
二是不斷尋找新的防範、打擊目標，為其展示力量，震懾他國，搶佔戰略制高點，鞏固霸權服務。有時因挫折而收縮，但也只是暫時收斂。今天伊朗恰恰在這兩個邏輯上對美國而言是難得的交集點。
美國對以色列核武器“視而不見”，“原因”並不複雜。以色列是美國在中東的戰略支柱（鋼釘鷹犬），也是美國“擾亂”中東，“威懾”中東的“馬前卒”，對中東這個世界“油庫”，“三洲五海”戰略要地，美國要維護和鞏固其全球霸權，絕對是想要收入“囊”中的。
“堡壘都是從內部攻破的。”在中東，美國純粹是一個“外來和尚”，要使“外來和尚好念經”，就需要在中東內部“製造矛盾”，挑起衝突，中東地區作為伊斯蘭教的起源地和集中地，具有伊斯蘭共同價值觀念的中東各國應該是團結的，但美國成功地“操縱”“阿以衝突”，“分化瓦解”了中東伊斯蘭世界，為其各個擊破，控制中東戰略創造了條件。這一切都離不開以色列的存在，怎麼可能對以色列核問題痛下殺手呢？
有人說美國“保護”以色列是因為猶太民族多災多難，好不容易建起一片“家園”，需要同情和保護。這種觀點不說“天真”，至少也不能為美國核問題“雙重標準”辯護，難道保護以色列的辦法就是讓其擁有核武器？按照這種“邏輯”，美國可以利用保護任何一國國家安全的藉口，讓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擁有核武器，那國際原子能機構還有何用？
美國將來可能會解除以色列的核武裝，但前提條件不是美國國內猶太人集團影響式微，而是美國覺得為鞏固其霸權“不再需要”以色列，可以“狡兔死，走狗烹”的時候。
伊朗對美國而言，則是一枚“釘子”，嵌在中東時刻令美國不舒服。巴列維國王（專主專制）當政時的伊朗，美、伊關係“何等熱乎”，霍梅尼領導伊斯蘭革命成功後，毋論利益損失，美國在心理上就一直耿耿於懷。
為了美元霸權，美國要打壓和控制伊朗。
今天美國霸權主要有兩大支柱：全球無可匹敵的軍事力量和最重要的國際儲備貨幣——美元，二者相輔相成。用美元在全世界“徵收”“鑄幣稅”養軍（鑄幣稅：指發行貨幣的組織或國家，在發行貨幣並吸納等值黃金等財富後，貨幣貶值，使持幣方財富減少，發行方財富增加的經濟現象），又用強大的軍事力量來支撐美元過度透支的信用。
今天美國累計財政赤字高達十幾萬億美元，若是其他國家，早就破產了。可美國不僅未緊縮財政開支，依然在阿富汗、伊拉克“窮兵黷武”，甚至跑到中國黃海組織“大規模軍演”，其主要支撐就在美元獨特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
美元被世界廣泛接受，除了美國強大的經濟實力外，國際上大宗貿易商品，特別是石油這個國際上交易量最大的戰略商品用美元來計價，也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
美國想控制中東，表面上是為了美國的能源安全，實質上是為了美元霸權。控制了全球石油貿易，美元地位就會江山穩固。伊朗作為世界最大的石油蘊藏國和出口國之一，戰略地位毋庸贅言。
且伊朗多次公開提出，它要在石油出口中停用美元計價。作為世界上僅次於沙特、俄羅斯的石油出口國，公然準備放棄美元計價，這不是在挖美國的“命根”嗎？如果控制了伊朗，又可進一步鞏固美元的霸權地位，豈不是一箭雙雕。
從展示力量，震懾他國，尋找防範、征服對象的霸權戰略需要分析，伊朗也是美國一個比較合適的選擇。
作為這種目標國，既不能太小，否則勝之不武；不能太大，否則難以對付；還要有一定的戰略地位，否則沒意義。伊朗作為一個具有重要戰略地位中等規模的地區強國，對今天美國而言，正合適。
美國要推行“美式民主”的“大中東戰略”，伊朗也是一根“刺”。
從美國的“普選”民主標準看，伊朗是一個“民主”國家，但對美國不幸的是，伊朗是一個溫和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主導下的“民主”國家，這與美國理想中的“民主”國家不符，而且更麻煩。試想，如果中東所有的伊斯蘭國家都實行“伊朗式民主“，美國在中東所有“民主”努力不都付之東流了嗎？
今天沙特、科威特、阿聯酋等石油、天然氣出口大國的“封建王室”還把持著國家政權，美國積極宣導“民主”卻對此「視而不見」，但對形式上實行了普選的、薩達姆領導下的伊拉克痛下殺手，對形式上、實質上都比較“民主”的伊朗揮舞大棒，背後的“邏輯”非常簡單，前者與其霸權利益“暫時吻合”，而後者卻是威脅，這種“民主”“虛偽”口吻下的現實利益算計實在精明到家。
二戰後的美國“號稱”是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但其對外戰略絕對是“帝國式”的。古羅馬帝國在屋大維稱帝之前也是共和制國家，但這與其帝國政策並不矛盾。且今天美國幾乎已被軍工、石油、金融等“壟斷利益集團”所“控制”，這些“壟斷利益集團”的“本性”就是對內壓榨，對外掠奪。只是手段與過去的殖民掠奪相比更加“隱蔽”和“狡猾”。
蘇聯解體後，有一位前蘇聯高官曾對美國人說了這樣的話，大意是：我們做了一件令你們美國人最害怕的事，因為蘇聯的解體使美國失去了一個最大的對手（敵人）。
這或許是前蘇聯高官的“酸葡萄”之言，但揭示了霸權帝國的一個“重要特徵”：霸權鞏固“需要”持續的對手（想像的敵人）和打擊對象，否則一方面難以凝集帝國內部力量，另一方面無法展示力量，震懾他國，帝國就會自然瓦解、消亡。帝國最輝煌的時候不是征服完成之時，而是在征服的過程之中。停止征服之日，往往就是帝國命運走向下坡之路的拐點。古羅馬帝國、蒙古帝國，某種程度上還包括喬治•肯南《蘇聯行為的心理根源》筆下的蘇聯，都是如此。
蘇聯解體後，美國睥睨四顧，不可一世，理想主義思潮一時盛行，約瑟夫•奈、羅伯特•基歐漢等“國際機制主義學者”大行其道， （歷史終結論）、 “全球化”、“地球村”、“軟權力”等概念也成了時髦用語。
但亨廷頓之流的美國現實主義學者立即嗅到了其中對美國的危險氣息，“文明衝突”論“橫空出世”，為美國“尋找”新的對手和敵人。以沃爾福威茨等人為代表的新保守主義學者在小布希政府中占了主流，現實主義的霸權算計又重獲青睞。
9•11事件是美國的悲劇，但在美國看來也是“天賜良機”，是能使美國霸權煥發質的飛躍的又一次“珍珠港事件”。美國2003年佔領伊拉克後，甚至有美國學者寫文章討論美國是建立“俾斯麥式”的帝國，還是“古羅馬式”的帝國。
以9•11事件為依託，小布希政府不僅進軍阿富汗，經營亞洲腹地戰略要點，而且推翻薩達姆，同時給伊朗戴上“邪惡軸心”國的“帽子”，為拿下伊拉克後，進一步控制伊朗做“準備”。可惜天不遂人願，伊拉克特別是阿富汗塔利班頑強的戰鬥意志死死拖住了美國，不僅未使其實現戰略目標，而且陷入了類似越南戰爭的戰爭泥潭。
美國國內少數人的確反戰，也不斷舉行反戰示威，美國媒體也予以渲染和報導。但據此說美國是一個反戰國家，美國人民是愛好和平的人民，則“言過其實”。
這正是美國的“狡猾”和高明之處，國內反戰力量相對於霸權算計而言，純粹是“鱷魚的眼淚”，“麻痹”國際社會的伎倆，給美國霸權“塗上”一抹油彩，給人一種欺騙，“美國這個國家是不同的，它畢竟可以反思和反省，可以改變其政策。”這也是奧巴馬剛上臺時國際社會對其充滿玫瑰色“幻想”的原因，甚至國際“諾貝爾和平獎”提前頒發到了他的頭上，但迄今為止奧巴馬的所作所為證明與此獎並不般配。
歷史多次證明，使美國反思和反省的不是國內的所謂反戰運動，而是“勢”和“利”。當美國2003年剛打下伊拉克時，小布希在國內支持率高達90%以上，如日中天，這時美國人民反戰嗎？小布希在與克裏的“總統大位”之爭中，以較大優勢獲勝，而且小布希公開宣稱自己是“戰爭總統”。小布希支持率下跌的原因是“因為”伊拉克、阿富汗政策失敗，不少美國人感到失望。而壓垮共和黨候選人麥凱恩，使奧巴馬登上總統寶座的最後一根稻草也不是伊拉克和阿富汗，而是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
說穿了，大多數美國人反對的是代價高昂，曠日持久的戰爭，“而不是”代價較低的勝利戰爭。
越南戰爭美國人“之所以”主動撤出，完全是因為在“勢”的對抗中，美國相對于蘇聯優勢大大削弱，在軍備競賽中大有被趕上和超過之勢，美國在越南這個彈丸之地耗費大量資源得不償失。從“利”上看，由於美國在越南資源投入太多，導致“佈雷頓森林體系”最終坍塌，美國不得不“止血”。國內所謂“反戰運動”並不是根本，且現實、“狡猾”的美國並不是拱手相讓，“而是”通過打開中美關係大門確保東南亞的其他戰略優勢不丟。
相對於霸權帝國的共同特徵，美國並不獨特，且“更狡猾”、“虛偽”，更能“迷惑”人，也使美國的霸權更加持久，少數人的反戰不僅對整體霸權戰略無傷，而且使其霸權顯現出了獨特的柔性，一方面在國際上“美化”了形象，另一方面也促進了國家戰略的反思。相對于蘇聯剛性霸權的失敗，這種柔性霸權更顯“狡猾”和現實。
美國對伊朗雖然武力威脅不斷，但目前宣傳恫嚇、經濟制裁仍然是其首選項。
一是伊朗離真正獲得核武器之路還很遠；
二是今天伊朗還比較強大，如果能借用聯合國之名，通過國際社會的經濟制裁使其長期“營養不良”而虛弱，美國未來就可以輕鬆將其控制。“不戰而屈人之兵，乃善之善者也。”美國也深諳此道。
三是還有伊拉克、阿富汗這樣的包袱，金融危機又使美國元氣大傷。
奧巴馬上台以來，面對美國在軍事、經濟上的多方掣肘，提出“巧實力”理論，但霸權帝國“本質”並沒有變。有人甚至說，金融危機後的美國“更加危險”。金融危機前美國擁有軍事、經濟、價值觀念等各方面的全方位優勢，美國是自信的、有一定忍耐心的。但金融危機後，經濟優勢搖搖欲墜，美式價值觀念也受到了衝擊，“只有”軍事優勢依然。為了維護自己的霸權地位，美國有可能會徹底拋棄“民主”“人權”等面紗，更輕率地炫耀、使用武力。
（上帝選民）美國人經常用“天定命運論”把自己“打扮”成一個理想主義的國家。這套“理論”也頗能“迷惑”人。而美國國內的多元化思潮，官方宣傳中的“道德高調”又為外人提供了巨大想像空間。
眾所周知，美國文化的母體是英國。與歐洲大陸法、德理性主義傳統相比，英國是經驗主義、實用主義的祖宗。從政治哲學角度看，理性主義很大程度上對應的是理想主義，經驗主義、實用主義很大程度上對應的是現實主義。盎格魯－撤克遜民族是“極為現實”的民族，英國人也經常自詡自己的外交部是世界上“最有經驗”的外交部，脫胎于英國文化，以盎格魯-撒克遜文化為主流價值觀的美國並沒有發生“基因突變”，只不過為其霸權現實主義鐵拳戴上了一副天鵝絨手套。
如何應對美國霸權現實主義？
如何應對美國這種“虛偽”、“狡猾”的霸權現實主義戰略？
一是針對美國口喊“道德高調”，實質奉行“雙重標準”的“虛偽”，要大力在國際社會“宣導”“公平、正義”，不能跟在其各種“別有用心”的宣傳論調後面走，要宣導公正對待任何一個國家。
二是對美國利用強大實力實行虛虛實實“訛詐”，以增強其優勢的狡猾霸權戰略，要敢於鬥爭，善於鬥爭。符合人類共同利益的支持，為美國謀私利的堅決反對。
毛主席說：“以妥協求團結，則團結亡，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永固。”如果對美國的霸權要求一味退讓，霸權帝國本質只會使其“貪得無厭”，變本加厲。2010年6月針對美國提出的對伊朗制裁，中、俄戰略就可圈可點，即可以制裁伊朗的核能力，但不可制裁其國內的經濟發展能力。這樣既堵住了美國的道德制高點，又使伊朗不能獲得核武器，同時還挫敗了美國削弱和打擊伊朗的霸權意圖。美國之所以對伊朗追加制裁，就是因為中、俄的鬥爭使其戰略意圖大打折扣而於心不甘。
北宋蘇洵在《六國論》中分析六國敗亡的教訓對今天依然有警醒作用：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
看看布熱津斯基的《大棋局》，美國霸權戰略藍圖躍然紙上，實現手段就是身披“道德高調”“虛偽外衣”，盡可能利用國際機制謀己私利，不時展示武力震懾世界，不斷佔領戰略制高點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如果世界各國還陶醉在美國“民主”、 “人權”的“糖衣”中，只求自保、苟安而不願、不敢為自己和他國而鬥爭，可能離美國赤裸裸霸權真的不遠了。
文／丁冬漢
摘自：2010年第10期《社會觀察》
《環球視野》第361期
美國對哥倫比亞的新殖民政策-「哥倫比亞計畫」
提到哥倫比亞，許多人就會立刻聯想到這是“毒品”與游擊隊氾濫的罪惡淵藪之地。羅素克洛和梅格萊恩搭檔演出的「千驚萬險」就是以哥倫比亞為背景，影片“描述”的哥倫比亞左派游擊隊在邪惡帝國蘇聯垮台後變成一群以販毒、綁票維生的恐怖份子，長期以來許多美國人也相信政府與主流（民主自由）傳媒對於哥倫比亞的（謊言）宣傳，相信美國政府目前已耗資數十億的「哥倫比亞計畫」（Plan Columbia）可以消滅哥國毒梟和游擊隊暴力，然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證據卻證明事實“剛好相反”。
事實上，「哥倫比亞計畫」只是美國長期對於中南美洲“政經軍干預”的一部份，在美國喬治亞州的班寧堡（Fort Benning），有一所「美洲軍事學校」（SOA, U.S. Army School of the Americas），該校一直被諷刺為「殺手學校」（School of Assassins），因為該校的課程以訓練謀殺、綁架、（軍事）政變、嚴刑拷打著名，數十年來“培養”出六萬多名拉丁美洲的軍人，智利民選總統阿葉德被軍事獨裁者皮諾契特推翻、大主教Oscar Romero被暗殺、瓜地馬拉36年內戰死亡或失蹤的20萬人、薩爾瓦多超過900名平民被屠殺等等，都是“該校”畢業生的“傑作”，女性受害者還會遭強暴虐殺而死，毫無反抗力量的兒童被活埋或摔死；它也“培養”惡名昭彰的（美帝傀儡）軍事獨裁者-包括巴拿馬、波利維亞、瓜地馬拉、薩爾瓦多，並且是“右翼民兵”的訓練所──例如尼加拉瓜殘暴的「國民軍」就是SOA（美洲軍事學校）的畢業生，後來組成“右翼恐怖份子”Contra（桑定游擊隊）。前巴拿馬總統就稱「美洲軍事學校」是「拉丁美洲最大的亂源製造基地」，在日漸高漲的抗議聲浪下，該校“改名”為Western Hemispheric 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WHISC)，但是至今仍然繼續培養每年一到兩千名的畢業生（目前１／３的受訓者來自墨西哥，因為該國要“對付”以Chiapas省原住民為主的薩巴塔游擊隊（Zapatista），每年耗費美國納稅人大約兩千萬美金。
和其他拉美國家相比，哥倫比亞派遣最多軍人（目前已超過一萬多人）到SOA（美洲軍事學校）受訓，其中許多高階軍官都犯下違反人權的罪刑，哥倫比亞軍方和殘忍著稱的右翼民兵組織AUC也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使得在哥國每年有超過三萬人被殺、一百萬人無家可歸。1986年以來已經有三千八百名工會領袖和組織者遭殺害，在去年（２００１年）的前十一個月就有180名工會領袖被暗殺，過去十幾年以來，超過三萬名工人、農民、人權組織者、左翼領袖、教師等被軍隊和右翼民兵殺害。最大的右翼民兵組織AUC的領導人對於謀殺工會領袖毫無悔意，他說「我們有理由殺那些人，因為他們（工會領袖）妨礙他人工作。」因為暴力事件頻仍，自從 1985年以來，已經有兩百萬哥倫比亞平民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園。
在美國主流（民主自由）傳媒宣傳下不斷“被污名化”的左翼游擊隊──其中一股最大的力量FARC「哥倫比亞人民革命軍」（有一萬六千到兩萬人的武裝力 量，由工人、農民、組織者所組成）-經由過去36年以來的組織工作，哥國基層人民對其支持率不斷提高，專家估計該游擊隊在哥國自治區的影響力已經超過 50％，相對的哥倫比亞所謂「（美帝扶植傀儡）民主」政府，則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貪污腐敗政權，人民對政府的失望清楚地反映在哥國的投票率上（低於40％），目前FARC直接掌握的非武裝區（約瑞士大小），也完全沒有上述的暴力事件發生。
在2000年，美國政府投入十三億美金到「哥倫比亞計畫」以及之後六億美金的「安地斯行動」（Andean Intiative，因為哥倫比亞屬於安地斯山脈國家）（其中一億給哥倫比亞軍方），“宣稱”該計畫是「對抗毒品之戰」（War on Drugs）以及心照不宣的「對抗左派游擊隊（美國政府定義下的恐怖份子）之戰」，事實上，該計畫對於消滅毒品毫無助益，因為大部分的款項給了“美國跨國 公司”，例如「孟山都（Monsanto）」、United Tech、Sikorsky等，用來進行軍事訓練、購買直昇機和除草劑，另外，美國政府也已提供哥倫比亞軍方和右翼民兵十五億美金。
然而，哥倫比亞政府和軍隊本身就和毒梟“連為一體”，政府軍隊和右翼民兵就是毒梟“背後”的軍事力量，前SOA（美洲軍事學校）的教官就曾說「SOA是拉丁美洲軍官 洗毒品錢的最佳地點」，美國持續提供哥倫比亞軍事援助反而助長軍隊和右翼民兵繼續在國內“鎮壓平民”、違反人權，並且讓毒梟勢力更擴大。
此外，美國在哥倫比亞四處噴灑除草劑，宣稱這樣就可以消滅古柯鹼作物，但其實是毫無差別地噴灑在一般農田和雨林上，不但使得農作物大量枯死、農民無 法維持生計、亞瑪遜雨林的生態環境遭破壞、原住民生存環境受到威脅，更讓古柯鹼產業暴增超過100％，在1994到1998年，哥國大約種植45,500公頃的古柯鹼作物，但是有超過140,800 公頃的一般作物、古柯鹼和雨林被噴灑，從1999年到2000年，古柯鹼的產量反而增加60％，噴灑除草劑不但完全無效，反而讓種植古柯鹼更有價值。
著名的拉美學者James Petras就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是美國對拉丁美洲“再殖民”的試金石，因為哥倫比亞目前擁有第三世界國家最強大的游擊隊力量，開始動搖美國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力量”（哥倫比亞的石油是美國重大利益所在，美國從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和厄瓜多進口的石油比波斯灣還要多），因此若能藉由「哥倫比亞計畫」一舉摧毀反抗的力量，則可以再度建立美國的新帝國主義力量，因此越來越多人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實際上是「死亡計畫」（Plan of Death）。
今年（２００２）4月19-22日，在美國首府華盛頓有大規模的反戰（4月20日舉行大遊行，主題為「停止國內和國外的戰爭」Stop the War-At Home& Abroad，詳情請見：http://www.a20stopthewar.org/）、反全球化和「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National Mobilization on Columbia，詳情請見：http://www.colombiamobilization.org/）遊行（世界各地的抗議活動資訊都可以在 http://protest.net/ 找到），「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在4月22日將發動大遊行並提出兩大訴求：
一、反對美國政府“假借”掃蕩毒品為名的「哥倫比亞計畫」，
二、關閉「殺手學校」 -「美洲軍事學校」（SOA）。
文／洪家寧 2002．4
美國（佔領軍）把伊拉克變成“轉基因糧食”生産基地
第一節 經濟休克
“我們在伊拉克的原因，就是爲了播撒民主的種子，這樣它就會在那裏生根開花，並擴展到整個極權主義地區。”
——布希二世
當小布希講到播撒“民主的種子”時，很少有人意識到，他腦子裏想的是「孟山都」的轉基因種子。
隨著2003年3月美國“佔領”伊拉克，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狀況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伊拉克的土地不僅由大約１３萬美國部隊和一小批與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聯繫密切、唯利是圖的財富冒險家佔領。它的經濟也處在美國“佔領者”的全面控制之下。
對伊拉克經濟的控制也是由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來實施的。2003年5月，保羅•佈雷默被任命爲新成立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行政長官，這個“佔領機構”披著一層薄薄的面紗。佈雷默曾任美國國務院的“反恐”官員，後來成了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的諮詢公司基辛格合夥公司的執行董事，這家公司的影響力非常巨大。
從許多方面看，美軍“佔領”下的伊拉克比阿根廷更適合將整個國家的農業體系納入“轉基因商業化農業”的統治範圍之內，美軍的“佔領”發揮了重要作用。美國“佔領當局”直接給了伊拉克農民“一份他們無法拒絕的要約”，就像《教父》裏面所說的：“要麽拿著我們的轉基因種子，要麽去死。”
對於“被佔領”的伊拉克的所有民事活動，佈雷默事實上擁有生殺大權。尤其特殊的是，他不是向通常負責重建工作的美國國務院彙報工作，而是直接向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裏的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的辦公室報告。
作爲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的首腦，佈雷默迅速行動，草擬了一系列管治伊拉克的法令。當時，伊拉克既沒有憲法，也沒有根據憲法合法産生的政府。美國“佔領當局”制定了整整100個法令，於2004年4月生效。整體來看，這100項由美國強制實施的新法律(正式名稱是“命令”)將確保伊拉克經濟“按照”美國“強加”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的思路進行“改造”，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ＩＭＦ）」和華盛頓在1990年後“強加”給俄羅斯和前蘇聯經濟的模式非常相像。
拉姆斯菲爾德領導的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計劃制定者給佈雷默下達的指令是，強加一種“休克療法”，把以國有經濟爲中心的整個伊拉克經濟“改變”爲一個徹底的自由市場私營經濟。佈雷默在一個月內實施的經濟變革比在30年裏“強迫”拉丁美洲債務國實行的“變革”還要猛烈。
佈雷默的第一個行動是解雇了50萬名國家工作人員，其中大多數是士兵，還有醫生、護士、教師、出版商和印刷商。接下來，他打開了這個國家的邊界，毫無限制地接納進口：既不用履行什麽邊檢手段，也不用交什麽稅費。在佈雷默2003年5月到巴格達之後兩周，他就宣佈伊拉克“敞開國門做生意”。他沒有說是誰的生意，但這一點隨後越來越清晰。
“入侵”之前，伊拉克除了石油以外的經濟領域由大約200家國有公司主導，它們生産從水泥、紙張到洗衣機等所有商品。2003年6月，佈雷默宣佈，這些國有企業將立即“私有化”。他說，“將缺乏效率的國有企業轉交到私人手中，對伊拉克經濟復蘇來說至關重要。”伊拉克的“私有化”計劃是自蘇聯解體以來最大規模的國有資産“清倉大甩賣”。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第37號命令》降低了伊拉克的公司稅率，從大約40%降到可憐的15%。沒有了稅收收入，政府將無法在任何方面發揮大的作用。“第39號命令”允許外國企業100%地擁有除了自然資源之外的伊拉克資産。這確保了外國企業可以在這個國家“不受限制”地開展商業活動。投資者可以將其在伊拉克賺到的利潤100%地從這個國家拿走。既不要求他們追加投資，也不對他們課稅。這些法令的受益者，顯然不是伊拉克的經濟和人民。
根據《第39號命令》，外國公司可以簽訂有效期長達40年的租約和合同。《第40號命令》則以同樣優惠的條件歡迎外國銀行進入伊拉克。與允許外國人“全盤接管”伊拉克經濟相對應的是，“唯一保留下來”的薩達姆時期的法律是那些“限制工會”和集體談判的法規。
一夜之間，伊拉克從世界上最孤立的國家變成了最自由、最開放的市場。由於其經濟和銀行體系受到戰爭的“毀滅性破壞”，加上美國“帶頭實行”的長達十餘年的“經濟封鎖”，伊拉克人根本無力購買“私有化”的國有公司。外國跨國公司是在佈雷默宏大的經濟復蘇計劃當中“唯一”可能受益的角色。
這些新法律“被強加”給了一個“慘遭征服”和摧殘的國家，除了搞點軍事上的破壞和打擊侵略者的遊擊戰之外，它不可能進行其他的反抗。爲了使伊拉克對外國投資者具有吸引力，這一整套的100項新法令通過美國政府的“佔領機構”即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實施，它將所有伊拉克經濟的各種權利和控制權都交給了“跨國公司”。
不僅如此，制定這些法律的“目的”是爲了對這個國家的糧食生産體系進行前所未有的最激進的“改造”鋪平道路。在佈雷默的“統治”之下，伊拉克即將成爲“基因改造”或者說“轉基因商業化農業”的樣板。
第二節 《第81號命令》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明確定義了這100項命令的法律地位。“命令”被定義爲“對伊拉克人民具有約束力的指示或指令，具有懲罰性後果，或者對管制伊拉克人的方式包括伊拉克法律的變更具有直接作用”。
換言之，伊拉克人接到命令：“要麽照辦，要麽完蛋。”伊拉克以前的法律，凡是與佈雷默的新“命令”相抵觸的，一律廢止。
“佔領者”的法律至高無上。
佈雷默的新法令涉及從媒體到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等各個方面，深藏在其中的是《第81號命令》，即“專利、工業設計、未披露資訊、積體電路和植物新品種法”。《第81號命令》規定：
11.“第12條”經修訂如下：“專利應賦予所有者以下權利：
1.如果專利主體是一種産品，有權禁止任何未獲得所有者授權的人製造、利用、使用、提供銷售、出售或進口該産品。”
12.“第13條第1款”經修訂如下：“專利的有效期，從按本法條文申請註冊存檔之日起計算，至按本法條文註冊生效滿20年後方可終止。”
《第81號命令》的另一項條款規定：“禁止農民再次使用受保護的品種或任何本章第14條（C）段第1項、第2項提到的品種的種子。”而且，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第81號命令》對伊拉克的專利和工業設計法做了修訂，以保護與某種産品或某種製造工藝相關的任何技術領域的新創意。這些修訂允許在伊拉克的企業或在伊拉克屬於簽約方的相關條約成員國的企業在伊拉克註冊專利。修訂賦予了專利權人以下權利：阻止任何未獲得專利所有者授權的人利用受到專利保護的産品或工藝，從專利在伊拉克註冊之日起爲期20年。修訂還允許個人和企業對工業設計進行註冊。
用淺顯易懂的語言來說就是，《第81號命令》給了植物新品種專利權人在20年內在伊拉克農業中使用其種子的“絕對權利”，而這些專利的“所有者”恰恰都是“外國大型跨國公司”。儘管“表面上”看來，這是一個公平合理的商業條款，對外國企業的知識産權予以補償，但“實際上”這是對伊拉克主權的侵犯。像許多國家一樣，伊拉克“從未承認過”植物之類的生命形式可以獲得商業專利的原則。這種專利之前由美國或其他國家的專利機構授予「孟山都」、「杜邦」等公司。
事實上，《第81號命令》所做的是，修訂伊拉克的專利法，以便承認外國專利，不管根據伊拉克的法律這種專利是否合法。表面上，它似乎給了伊拉克農民拒絕購買孟山都種子或其他專利種子、種植本地傳統種子的選擇權。實際上，它産生了完全相反的作用，《第81號命令》的起草者也充分意識到了這一點。
這些受保護的植物新品種，都是轉基因或者說經過基因改造的植物。選擇種植這種種子的伊拉克農民，需要與持有專利的種子公司簽訂協定，規定他們將支付某種“技術費”，並且每年爲種植這種專利種子支付許可使用費。
任何試圖將「孟山都」或其他公司的專利種子保留一部分以便在下個作物種植季節再次播種的伊拉克農民都將受到種子供應商的重罰。在美國，「孟山都公司」要求獲得相當於被盜用種子成本120倍的懲罰性損害賠償，後來法院的裁決駁回了這一請求。
於是在這種“局面”下，伊拉克農民沒有成爲薩達姆•侯賽因的奴隸，卻成了跨國轉基因種子巨頭的“奴僕”。
《第81號命令》的“核心”是植物新品種保護（PVP）條款。根據該條款，留存種子和再次播種是非法的。農民們使用受專利保護的種子（甚至是“類似的”種子），將受到重罰，甚至坐牢。然而，受到保護的植物新品種，並不是那些在伊拉克農田上歷經上萬年的雜交開發出來的種子。
相反，受到保護的是「孟山都」等跨國公司巨頭將自己的種子和除草劑引入伊拉克市場的權利，而且它們受到了美國和伊拉克政府的“充分保護”。
第三節 破壞伊拉克的種子資源
歷史上，伊拉克是文明搖籃美索不達米亞的一部分。在那裏，在長達數千年的時間裏，底格裏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之間的肥沃河谷爲農作物培育和種植創造了理想的條件。自從大約西元前8000年以來，伊拉克農民就一直在這片土地上耕耘，並培育出品種繁多的、如今世界上使用的幾乎所有麥類品種的種子。他們通過留存部分收穫作爲種子並再次播種的體系做到了這一點，並通過新的播種培育出能夠抗禦疾病的雜交品種。
多年來，伊拉克人在位於阿布•格萊布的一個國家種子庫裏“一直保存”著這些珍貴的天然種子的樣本。這座城市，如今在國際上更多的是因其設有美國軍方“虐待犯人”的監獄而聞名於世。在美國“佔領”伊拉克及多次大規模轟炸之後，阿布•格萊布那個具有歷史意義、價值連城的種子庫“消失”了，它成了伊拉克戰爭的又一個受害者。
不過，伊拉克的前農業部曾經採取預防措施，在鄰國敍利亞建立了一個備份的種子儲存庫。在那裏，最重要的麥類種子仍然儲存在一個名爲國際乾旱地區農業研究中心（ICARDA）的機構裏，該機構位於敍利亞的阿勒頗。鑒於已經失去阿布•格萊布的種子庫，如果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需要幫助的話，作爲國際性的國際農業研究諮詢小組(CGIAR)種子庫網路的一部分的國際乾旱地區農業研究中心，原本是可以從其儲備中爲伊拉克人提供種子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沒有這樣做。佈雷默的顧問對伊拉克的糧食前景有著不同的規劃,他們有自己的打算。
伊拉克農業即將被導向“現代化”和工業化，從傳統的家庭式種植多種作物的農作方式，轉變爲面向“世界市場”而生産的美國式的商業化農業。滿足饑餓的伊拉克人的糧食安全需求，對這個方案來說是無足輕重的。
按照佈雷默的《第81號命令》，如果國際大公司開發出一種能抗禦某種伊拉克害蟲的種子新品種，而同時一個伊拉克農民正在種植另一種具有同樣抵抗力的種子，那麽這位農民留存自己的種子將是“非法”的。相反，他必須爲使用「孟山都」的轉基因種子支付某種專利使用費。
按照總部設在日內瓦的世界貿易組織（一個由美國政府和「孟山都」等私營農業綜合企業巨頭主導的機構）的規則，美國的法院和國際法院“有權”實施這樣的植物新品種保護法律。
20世紀90年代後期，美國的一家生物技術公司太陽基因被授予了一種油酸含量很高的向日葵的專利。不過，不僅僅其基因結構被授予了專利，高油酸含量這種特性本身也被授予了專利，公司聲稱擁有這種權利。太陽基因公司通告所有其他向日葵品種的培育者說，如果他們開發“高油酸含量”的品種，就將被認爲是對這一專利權的侵犯。
“專利的授予，涵蓋了一個物種的所有基因工程新品種……可能將我們在農場和花園裏種植的所有東西交由一個發明者控制。”國際植物基因資源研究院總幹事傑弗裏•霍丁博士說。“只要大筆一揮，無數農民和科學家的研究成果就可能僅僅因爲一次經濟劫持式的法律行爲而宣告無效。”經濟劫持，正是佈雷默和孟山都試圖按照《第81號命令》在伊拉克幹的勾當。
對農民的種子品種實行“全面控制”在伊拉克新頒佈的專利法之下將成爲可能。在複雜的法律術語“掩蓋之下”，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的《第81號命令》實際上將伊拉克未來的糧食命運“轉交”到了全球性跨國私人公司手中，這“絕不是”大多數伊拉克人所希望的解放。
以《第81號命令》頒佈的植物專利法，與其他國家的知識産權法律不同，它們不是通過主權國家政府之間的談判或與世貿組織的談判達成的。它是由華盛頓在“毫無抵抗”的情況下“強加”給伊拉克的。根據華盛頓消息靈通人士的報告，《第81號命令》中有關植物的具體細節是由世界領先的轉基因種子和轉基因作物供應商「孟山都公司」替美國政府起草的。
第四節 伊拉克農民只能種下“轉基因”種子
從字面上看，似乎只有伊拉克農民選擇從國際種子公司購買的那些種子，才歸屬美國新“強加”給伊拉克的專利法管轄。實際上，伊拉克正在“被改造”成一個巨大的實驗室，以便在「孟山都」、「杜邦」和「陶氏化學」等轉基因種子和化學品巨頭的“控制之下”進行糧食産品的開發。
經過伊拉克戰爭的磨難，劫後餘生的大多數伊拉克農民如果還想繼續種地的話，就“不得不”轉向他們國家的農業部尋求得到新種子。這就爲佈雷默“控制”伊拉克人的糧食供應打開了方便之門。
在十多年的時間裏，伊拉克農民承受著美、英爲首的、對急需的農業設備的“禁運”。另外，戰前伊拉克還遭受了連續三年的嚴重旱災，這些天災使伊拉克麥類作物的種植急劇減少。多年的戰爭和經濟制裁已經摧毀了伊拉克的農業。到2003年，糧食産量已經下降爲不到第一次美伊戰爭之前的1990年産量的一半。到了2003年，大部分伊拉克人依賴聯合國石油換食品的糧食配給生存。
在使伊拉克糧食生産“現代化”的“名義”下，“美國國際開發署”和美國對伊拉克農業重建和開發規劃機構參與到對傳統的伊拉克農業的“改造”當中。當時起關鍵作用的、由華盛頓任命的伊拉克農業“太上皇”是丹尼爾•阿姆斯圖茨，他曾是美國農業部的官員和大型糧食聯合企業嘉吉公司的副總裁。阿姆斯圖茨是關貿總協定談判烏拉圭回合期間擬定美國在農業方面的主張的關鍵人物之一，烏拉圭回合談判導致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的建立。
《第81號命令》名義上的目的是“確保伊拉克得到優質的種子，並爲伊拉克參與世界貿易組織提供方便”。當然，“優質”是由佔領當局定義的。加入世貿組織意味著伊拉克必須開放市場，使其法律符合主導世貿組織政策的強大工業和金融利益集團制定的規則。
《第81號命令》一發佈，美國國際開發署便開始通過美國農業部提供數千噸“高質量、合格的小麥種子”，這些種子來自美國，並得到了補貼，被分發給困境中的伊拉克農民，這在一開始幾乎是免費的。根據對轉基因種子和植物專利持批判態度的非政府組織GRAIN的一份報告，美國國際開發署拒絕允許獨立的科學家確定這種種子是不是轉基因種子。自然，一旦證明是轉基因小麥種子，在一兩個種植季之內，伊拉克農民將會發現自己如果要生存下去，就不得不向外國種子公司支付專利費。GRAIN的報告“揭穿”了《第81號命令》的意圖：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已經使伊拉克農民在收穫後將按法律註冊的新品種的種子留存並再次使用成爲非法。伊拉克人也許可以繼續使用和留存他們的傳統種子和經過多年戰爭和旱災後留下的種子，但這不在統治者規定的重建日程當中。這項法令的意圖是爲在伊拉克建立新的種子市場提供條件，在那裏，跨國公司可以銷售它們的種子——無論是否經過基因改造，農民將不得不在每個作物種植季節重新購買這些種子。
雖然從歷史上看，伊拉克曾禁止私人擁有生物資源，但美國強加的新專利法引入了一種對種子的壟斷權利制度，這種權利，沒有任何伊拉克農民有資源通過開發而得到。
實際上，佈雷默將有關“植物新品種保護”的新章節納入到了伊拉克以前的專利法當中。據說，這是爲了提供對“植物新品種的保護”。植物新品種保護作爲一種知識産權，事實上是植物品種的專利，它給予了那些聲稱發現或開發了新品種的植物培育者對植物的排他性權利。
“植物新品種保護”中的保護，與保護自然資源毫無關係，而是“保護私人培育者的商業利益”。喬治•奧威爾也說不出什麽更好的話了。在美國制定的法令之下，“植物新品種保護”實際上意味著植物品種的毀滅。
第五節 伊拉克農民種的小麥都出口到了美國
按照規劃，美國國務院與美國農業部一起努力（該部已經在伊拉克北部設立了56塊“小麥作物推廣實驗田”），目的是“介紹和展示經過改良的小麥種子的價值”。這個專案由德克薩斯A&M大學國際農業辦公室替美國政府打理，該辦公室在伊拉克各地利用800英畝(約323.7公頃)實驗田，向農民們傳授如何種植大麥、鷹嘴豆、豌豆以及小麥等作物的“高産品種”。
這個投資1.07億美元的美國國際開發署農業重建專案，定下了在第一年使3萬個伊拉克農場産量翻番的目標。其指導思想是說服心存疑慮的伊拉克農民相信，只有使用這種新的“神奇種子”，才能獲得大豐收。與十年前美國農民的情況一樣，身處絕境而又心懷收穫大量糧食的希望，讓伊拉克農民鑽進了外國種子公司的圈套。
碰巧的是，德克薩斯A&M大學的農業專案也將自己描繪爲“利用生物技術（或者說轉基因技術）方面公認的世界領先者”。用了他們的新種子，新的化學製劑——殺蟲劑、除草劑、殺真菌劑等——便會隨之而來，這些都是由孟山都、嘉吉、陶氏化學等大公司賣給伊拉克人的。
亞利桑那州的《鳳凰城商業期刊》報道說，
“一家亞利桑那州的農業研究公司正在提供小麥種子，供伊拉克農民使用，他們期望大幅增加本國出產的糧食供應。”這家公司名爲“全球小麥公司”(WWWC)，通過與包括德克薩斯A&M大學在內的三所大學合作，它將“提供1000磅（約453.6 千克）小麥種子，供巴格達以北的伊拉克農民使用”。
據全球種子行業資訊的中心網站Seedquest介紹，在開發穀類作物種子中“擁有專有權的品種”(被授予專利並爲某個特定公司所擁有的品種)方面，全球小麥公司是領先者。以上提到的這些種子屬於《第81號命令》中那種受到保護的轉基因種子。根據全球小麥公司的說法，任何希望種植他們的某種種子的“客戶”（或者說農民，人們曾經這樣稱呼他們），都要“爲每個品種支付許可費”。這家公司自稱爲“W3”，與亞利桑那大學Bio5生命科學研究所建立了正式的合作關係，而Bio5研究所自稱爲“生物研究水平最高的車庫（在美國代指高技術創新企業的發祥地。——譯注）”,這聽起來十分古怪。
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鳳凰城商業期刊》上的文章說，“爲了支援伊拉克，共開發了六種小麥種子。三種將用於讓農民種植用於製作通心粉的小麥；另外三個品種將用於種植製作麵包的小麥。”這意味著，2004年後美國在伊拉克發展的穀類作物中有一半是爲了出口。確實，通心粉對於伊拉克人的飲食來說是完全陌生的外來食品，這表明，佈雷默頒佈《第81號命令》的目的與其說是爲了給飽受戰爭創傷、饑腸轆轆的2500萬伊拉克人生産糧食，不如說是建立將轉基因種子用於糧食生産並向全球市場出口的工業化農業産業。
此外，投資1.07億美元的美國國際開發署農業重建專案，其目的是讓伊拉克政府失去對糧食生産的控制權。“我們的想法是，讓這裏成爲完全自由的市場。”美國國際開發署伊拉克重建辦公室農業專家道格•普爾如是說。
美國國際開發署的目的反映了美國和世界貿易組織的政策，這一目的是幫助伊拉克新政府逐步取消農業補貼。“農業部長在這方面幹得相當漂亮。” 普爾說。他宣稱，國有企業如美索不達米亞種子公司等“需要拆分和私有化”。但他並沒有提到，在飽受戰火摧殘的伊拉克誰會有錢買得起這樣一家國有種子公司, 只有像孟山都這樣有錢的外國農業綜合企業巨頭才有可能成爲買主。
爲了便於從外國種子巨頭那裏引進受專利保護的轉基因種子，伊拉克農業部以“補貼價”分銷這些轉基因種子。一旦農民們開始使用轉基因種子，按照《第81號命令》的“植物專利保護”新規定，他們將被迫每年從這家公司購買新種子。在將“自由市場”引入這個國家的旗號下，伊拉克農民逐漸成了外國跨國種子公司的奴隸。
在2004年12月的一次訪談中，在美國受過教育的伊拉克臨時政府農業部長阿裏聲稱，“我們希望伊拉克農民具有競爭力，所以我們決定對農藥、化肥、良種等投入給予補貼。我們減少了其他補貼，我們必須要有競爭力。”
換言之，原本用於伊拉克貧困農民購買新種子的錢，被專用于從孟山都等外國跨國公司購買轉基因“良種”。
與此同時，美國商品出口商垂涎欲滴，盯住了新的市場機會。
“伊拉克曾是美國農產品重要的商品市場，20世紀80年代的銷售額接近10億美元。”2003年,小布希政府的前農業部長安•維妮曼在農業媒體研討會上如是說。在到華盛頓任職之前，她曾與孟山都公司有密切聯繫。照她的說法,“它有可能再次成爲重要的商業市場。”
維妮曼忘了說的是，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的兩伊戰爭期間，雷根政府和老布希政府以美國農業部商品信貸公司的出口專案的名義，偷偷賣給薩達姆統治下的伊拉克各種常規武器和化學武器。這一醜聞涉及美國納稅人的數十億美元，牽涉到了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國家安全顧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和義大利拉沃羅國民銀行的亞特蘭大分行。
根據美國稻米協會副主席約翰•金的說法，在20世紀80年代末1991年海灣戰爭之前伊拉克是美國最大的大米市場。“美國大米行業打算在向伊拉克提供大米方面再次發揮主要作用。”約翰•金對美國國會衆議院農業委員會如是說。“由於目前美國大米行業面臨挑戰……再次進入伊拉克市場，在具有附加價值的産品銷售方面將産生巨大影響。”
約翰•金補充說，“聯軍2003年對伊拉克的解放，給伊拉克人民帶來了自由。貿易的恢復也給美國大米行業帶來了希望。”他沒有提到的是，2003年，大部分美國大米是基因控制的轉基因大米。
2004年春，當佈雷默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頒佈《第81號命令》時，激進的年輕教士薩德爾的支持者抗議美國憲兵查封了他們的報紙al Hawza。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指控al Hawza發表可能“構成真正暴力威脅”的“虛假文章”。例如，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引用了一篇文章，它指稱佈雷默在“奉行讓伊拉克人民挨餓的政策，讓他們成天忙於採購麵包，這樣他們就沒工夫要求得到政治自由和個人自由”。
考慮到《第81號命令》出籠的背景，出現這樣的文章不足爲奇。同樣毫不奇怪的是,考慮到整個轉基因計劃的大賭注，佈雷默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自然要竭力平息這種對其糧食政策的批判。
第六節 美國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伊拉克巧取豪奪
2004年11月21日，在如何處理伊拉克政府所欠大約390億美元外債(主要是欠工業化國家的)這個問題上，由債權國政府組成的巴黎俱樂部的主要代表發佈了一份公告。那些外債是薩達姆統治下伊拉克拖欠的大約1200億美元外債的一部分。儘管薩達姆政權已被推翻，華盛頓起初並不打算宣佈把這些舊債一筆勾銷。
在美國的伊拉克債務特別談判代表詹姆斯•貝克的強大壓力下，參與巴黎俱樂部的各國政府才就390億美元的伊拉克國家債務達成了新的協定。貝克絕對是個談判高手。通過向最高法院上訴，他策劃了2001年小布希的成功當選。他還是布希家族最親近的顧問之一。
在隨後與經合組織盟國極爲高明的討價還價當中，美國政府成功施壓，高高興興地將伊拉克所欠巴黎俱樂部債權國的舊債大筆勾銷。原因很簡單:這些債務大部分是欠俄羅斯、法國、日本、德國和其他國家的。美國在總債務中只占很少的22億美元。
巴黎俱樂部成員國發表了一份官方新聞公報：
各債權國的代表意識到伊拉克共和國的特殊形勢及其在未來歲月裏有限的償還能力，同意作出債務處理，以確保其債務的長期可持續償還能力。爲了這一目的，他們建議本國政府作出如下特殊處理：
——立即取消部分後來發生的利息，涉及2005年1月1日時累計債務的30%。剩餘債務將延期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批准之日。這次減免將勾銷所欠巴黎俱樂部389億美元總債務當中的116億美元；
——一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獲得批准，將實施30%的債務削減。剩餘債務將按23年期重新安排償還計劃，其中包含一個六年的寬限期。這一步驟，將再削減累計債務116億美元，使減免比例增至60%；
——巴黎俱樂部債權國同意，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委員會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實施的三年評估完成之後，再給予最初債務總額20%的減免。
伊拉克債務的減免，是與伊拉克嚴格遵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這一條件密不可分的。在債務減免過程中，作爲主要佔領者的美國慷慨地勾銷了薩達姆欠俄羅斯、法國、中國等國家的債務，這些國家是華盛頓的對手，曾反對向伊拉克開戰。這個標準計劃與應用于印度尼西亞、波蘭、克羅地亞、塞爾維亞、阿根廷和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的計劃是一樣的。它命令伊拉克將其經濟主權移交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技術官僚，而這些官僚實際上是受美國財政部和華盛頓當局有效控制的。
雪上加霜的是，在薩達姆時代伊拉克所欠的舊債是各國政府所說的“惡意債務”，即在未經人民同意下發生的、不符合人民利益的（簡而言之，就是不合法的）債務，就像已經不存在的蘇聯的債務一樣。但是美國、英國和其他巴黎俱樂部成員國並不在乎這個。這種債務是控制“新”伊拉克、迫使其向“自由市場 ”轉型的有用武器。轉基因種子和農業的工業化將處於這種強迫性變革的核心。
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是符合“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在走向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東歐轉型國家急需經濟改革，以擺脫傳統的內向型發展戰略的影響。總的來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有兩種辦法：一種是漸進式的改革，一種是所謂“休克療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是贊成“休克療法 ”的，這兩個組織的觀點被稱爲“華盛頓共識”。——譯注）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計劃的頭等大事。自由市場企業制度也是2004年4月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 “100項命令”的核心。這絕非巧合。
我們可以恰如其分地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稱爲“全球化的警察”。自從20世紀80年代的債務危機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發展中國家強制實施了債權國要求的殘忍的緊縮和償債計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債務條款被用來強迫各國將它們最爲珍貴的經濟資産拱手轉讓給外國利益集團，以便償還越來越多的債務。
通常，「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這些措施都得到了龐大的銀行業和私人利益集團的鼎力支援。
他們系統地“強制實施”國有企業的“私有化”，
“取消”糧食、衛生和能源的“公共補貼”，
“削減”公共教育開支。
因此，使跨國公司得以“主宰”戰後伊拉克的每一項政策，都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佈雷默頒佈的法律來具體落實：
“精簡”國家機構、
彈性的勞動隊伍、
開放邊界、稅收降至最低程度、
對資本流出伊拉克“不加控制”、
沒有關稅、
對外國人的所有權比例“不加限制”。
伊拉克人民將失去成千上萬的工作崗位，外國産品將把伊拉克本國的産品逐出市場，其中糧食就是一個主要目標。在強制實施的法規和外國競爭的重壓之下，本地企業和家庭式農場毫無競爭的能力。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條件”的“受害國”通常都不可避免地“被迫”使本國經濟向出口轉型，以便賺取美元來“償還”債務。這樣做換來的“胡蘿蔔”通常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放“拯救”貸款或者說“救援”貸款的承諾。而胡蘿蔔背後的“大棒”就是發出這樣一種“威脅”：如果債務國拒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條件，它將被永久列入“黑名單”,得不到任何國外貸款。
伊拉克也不例外。美國“授意”下的伊拉克大選，其“目的”就是確立一個合法的舞臺，以便將伊拉克政府置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嚴格的控制之下”。實際上，這使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處於“中立”的位置，負責監督伊拉克嚴格遵守佈雷默的“100項命令”。這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能夠“迫使”伊拉克加入華盛頓的“自由市場”全球願景。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計劃在2005年1月30日伊拉克大選之後的某個時候，與伊拉克新政府達成一項“特殊安排”。由於減免伊拉克的大量外債需要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點頭，因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與伊拉克領導人的談判中處於相當有利的位置。
聯合國安理會第1483號決議賦予了佈雷默管理被佔領的伊拉克的權力，但這本應歸屬國際法的管轄範圍。可見，佈雷默的“100項命令”和經濟“休克療法”，是在完全違反國際法的情況下實行的。
隨著對伊拉克“私有化”的抗議和針對美國在伊企業暴力活動的蔓延，“掩蓋”這種“令人難堪”的事實變得迫切起來了。因此，佈雷默急匆匆地返回華盛頓，與總統討論接管伊拉克經濟的新方案。其結果是組成了阿亞德•阿拉維爲首的臨時政府，並宣佈伊拉克將在2005年1月舉行大選。
阿拉維，這個美國“一手扶植”起來的、曾經多年爲「中央情報局」工作的門徒，將“合法地”執行非法的佈雷默法令。
按照在伊拉克以“佈雷默法律”而聞名的《第39號命令》，伊拉克的各個行業和所有市場將在幾乎沒有限制的情況下向外資開放。這些法律的制定方式，使得無論是臨時政府還是隨後的任何一屆伊拉克政府都很難撤銷或廢除這些政策。
確實，佈雷默用伊拉克臨時憲法第26條鞏固了“100項命令”，臨時憲法中的第26條，確保了在主權被移交給臨時政府之後，臨時政府將無權改變佈雷默的法律。此外，美國親手挑選出來的親美派被佈雷默安插到了伊拉克的各個部門之中，並有權淩駕於隨後的任何一屆伊拉克政府所做的任何決策之上。
遍佈于伊拉克各地的13.2萬美國部隊，堅守在2003年後建起的14個新軍事基地上，這就是上述這一點的保證。對於華盛頓在伊拉克使用“ 播撒民主的種子”這種冠冕堂皇的話到底意味著什麽，大多數伊拉克人到了2004年底已經很清楚了。這種種子與普通伊拉克公民獨立決定自己命運的能力毫無關係。
在2004年6月權力從佈雷默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正式移交給以「中央情報局」的寶貝兒阿拉維爲首的伊拉克臨時政府之後，後者同意接受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加的“開放”來換取債務減免。因此，2004年9月在伊拉克中央銀行行長沙拉比和財政部長馬赫迪發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意向書”所附的備忘錄中，這些人表達了這個美國“扶植”的政府“參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急迫心理。
“新的金融部門立法將爲建立現代金融部門鋪平道路。”這封意向書這樣吹噓道。意向書接著寫道：
“三家外國銀行已經獲准開展業務”，而且“若干外國銀行對獲得伊拉克私營銀行的少數股權已經表現出興趣。”
其中一家銀行是倫敦的滙豐銀行，這是世界最大的銀行之一。
“強迫”對伊拉克的糧食生産進行“改造”，“使之”種植“擁有專利”的轉基因作物，這是「孟山都」和其他轉基因“巨頭”所作所爲的最突出的例子之一。通過這些“方式”，它們將轉基因作物“強加”給了“不情願”和“不知情”的世界人民。
文／威廉。恩道爾
蘇聯末期的“南方系（炎黃春秋、鳳凰系）”
當你流覽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各種出版物時,你會感到仿佛是掉進了一個非理性的世界——一個百般挖苦我們祖國的過去，嘲弄戰場上的陣亡者，褻瀆俄羅斯的光榮，戲謔俄羅斯的悲痛的世界。
——В•利西奇金 Л•謝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戰——資訊心理戰》
1
“毛澤東是個荒淫無恥的帝王，他殺的人超過了希特勒和史達林的總和。”
“毛澤東是個抄襲大師，他所有有名的著作和詩詞都是別人寫的，他甚至還偽造了自己的身高。”
“毛岸英為了“鍍金”，結果死於一碗蛋炒飯。謝天謝地，這使我們避免了朝鮮式的世襲……“
這些年在“南方系（& 炎黃春秋、鳳凰系）”和《春秋大法》（炎黃春秋）等雜誌“控制”的平面或網路媒體上到處可以看到對中國革命史及其革命符號的“解構”“聳人聽聞”的各種“歷史真相”“翻著花樣”地出現，而且使很多人都信以為真。那些正直的中國人對此異常地憤怒，他們不禁要問：這個國家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托克維爾曾說過一句名言：“……歷史是一座畫廊，在那裏原作很少，複製品很多。”（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P104，商務印書館）
我們不如去回顧一下蘇聯的末期，看看同樣是在“不斷深化改革”的時代，蘇聯的那些“南方系（& 炎黃春秋、鳳凰系）”，看看它們在那個混亂時期的“所作所為”以及最終產生的“結果”，或許我們能在莫種程度上找到“今日中國”之“怪現狀”的答案。但是需要說明一點：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類比——因為當時的蘇聯與今天的中國畢竟不完全相同——而是希望能從歷史悲劇中得出各自的教訓。
另外,本文不是對蘇聯國家意識形態演變過程的分析,如果在敍述中這方面的內容不足,敬請原諒。
2
蘇聯時期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曾被蘇聯政權認為是比索爾仁尼琴（索忍尼辛）“更危險”的亞歷山大•季諾維也夫有如下的話：“1985年，還在當選蘇共中央總書記之前，戈巴契夫曾經訪問了英國。他沒有去瞻仰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也是蘇聯意識形態、蘇共意識形態——的創始人馬克思的陵墓，而是去會見了女王。就此我曾經在一次接受採訪的時候說過，一個”歷史性大叛變“的時代開始了。”
季諾維也夫指出：“叛變的首先是國家高層領導人、黨的機關的工作人員、意識形態領袖和知識份子精英的代表。”（亞歷山大•季諾維也夫《俄羅斯共產主義的悲劇》，P62～63，新華出版社）戈巴契夫不知所云的“新思維”和“公開性”打開了混亂的閘門，並且由此形成了以擁護“改革”為名的“民主派”媒體——亦即蘇聯的“南方系（& 炎黃春秋、鳳凰系）”媒體。它們逐漸構成蘇聯末期的權力中心之一：“改革時期資訊戰的主要結構是一個三部曲：糾錯—深化—破壞。……此時，大眾傳媒已經成為與蘇共中央並列的第二權力中心……資訊心理戰第三階段一開始，大眾傳媒就轉到了戈巴契夫的控制與指揮之下，並開始獨立于中央委員會和蘇共的其他機構。所有關鍵崗位也逐漸轉入第五縱隊之手（即開始為西方所控制）。蘇共中央出版社成了印刷反民族出版物（如В•科羅季奇的《星火》雜誌）的中心。大眾傳媒把自由這個概念捧上了天……實際上是根據第五縱隊的計畫行事的。多元論的表像，掩蓋了大眾媒體上開展的一場精心組織的有目的的運動。……大眾傳媒的做法低級庸俗。它們需要轟動效應。性的問題五花八門，沉渣泛起。開放妓院和賣淫合法化的呼聲日高，對各種性變態興趣陡增。一股猛烈的反文化巨浪正在襲來。它能帶來利潤，還能得到撥款。而蘇聯曾經擁有的大量學術著作和科普讀物卻完全消失了。”（В•利西奇金 Л•謝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戰——資訊心理戰》,P225～227,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在嚴肅的劇院，舞臺上竟然出現了床上戲的場面，報紙雜誌上出現污言穢語已經是習以為常，而《莫斯科共青團員報》居然大談口交的魅力——這可是全蘇共青團中央的報紙啊！”（謝•卡拉—莫爾紮《論意識操縱》下，P716，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南方系”媒體的發展勢不可擋：“《論據與事實》（類似於我國的《春秋大法》─炎黃春秋－雜誌）1991年發行2400萬份；《星火》雜誌1988年發行180萬冊；1989年發行350萬冊，1990年發行760萬冊。”（利西奇金 謝列平上引書，P239）與之相比，蘇聯共產黨的機關報《真理報》——儘管它也試圖跟上“改革”的步伐——的發行量不到《論據與事實》雜誌的一半，而且黨報的所謂“發行量”有著眾所周知的特殊性（維•戈•阿法納西耶夫 《《真理報》總編輯沉浮錄》，東方出版社，P2）。民主派”媒體的如魚得水得益于蘇共在意識形態上的潰逃。不過這種“潰逃”不單單是因為招架不住對手：“（蘇共的）意識形態專家們用形式化的、千篇一律的陳詞濫調來‘捍衛’社會主義制度。誇誇其談，四平八穩，毫無實際內容，聞之令人生厭，翻來覆去地講同一個道理，讓人產生一種動物反芻的聯想。這種做法自然會引起人們反感。但這可並非在幹蠢事，而是戈巴契夫分子早有預謀的策略。”與蘇共意識形態專家們的那些“以……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起頭的黨八股相比,“大眾傳媒的典型風格卻是放開了的新風格，追求轟動效應和通俗性。它在資訊傳播過程中利用一切此前在我國並不為人所知或鮮為人知，但在70年過程中西方早已發表過的形形色色反蘇材料……這一情況營造了一種氣氛，使人感到意外、新鮮和真實。”“民主派”媒體和黨內的意識形態專家們“在只有一個球門的賽場上進行了一場獨特的足球賽，兩隊球員都在往裏灌球。”（上引書，P229）值得一提的是，“南方系”媒體的頭頭們過去也大都是黨內的意識形態專家和“忠誠的列寧主義者”。好比《星火》雜誌的科羅季奇，曾在其著名的《仇恨的面孔》中，對美國表達過刻骨的階級仇恨。而在“改革”不斷深化的過程中，他搖身一變成了“改革”堅定的支持者，後來又進化為“極權主義”的反對者；當“極權主義”土崩瓦解時，他終於滿心歡喜地前往了那個讓他曾經極度“仇恨”的美國。
艾倫。杜勒斯在其著名講話中（1945年，在國際關係委員會上的演說）說道：“只有少數人，極少數人，才能感覺到或者認識到究竟發生了什麼。但是，我們會把這些人置於孤立無援的境地，把他們變成眾人恥笑的對象；我們會找到譭謗他們的辦法，宣佈他們是社會渣滓。”
儘管當時作為蘇共黨內的高級領導人之一，並且負責意識形態工作的利加喬夫已經覺察到情況不妙：“1987年秋，在右翼激進派報刊上，準確地說，一條對蘇聯歷史進行歪曲，污蔑的脈絡已經清晰可見了。。”（葉•庫•利加喬夫《警示》，P152，當代世界出版社）”但他在蘇共十九大的那句“你錯了”（針對葉利欽）和尼娜•安德列耶娃的公開信“我不能放棄原則”一樣，在“南方系”媒體鋪天蓋地對“改革的敵人”[據利加喬夫說：“改革的敵人”一詞是由“改革的施工員”亞•雅科夫列夫發明的（上引書，P122）。它讓人不禁聯想起史達林鎮壓時期使用的“人民的敵人”一詞]的聲討之下，“變成眾人恥笑的物件”，最終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 ；“此後，凡是擁護社會主義反對全面否定蘇維埃歷史的人，都成了“改革的敵人”，都是“保守勢力”的代表。”（利西奇金 謝列平上引書，P238）而“你錯了”和公開信作為對試圖瓦解蘇聯的強大力量僅有的幾次微弱抵抗，被留在了歷史的記憶中。
3
俄羅斯學者對“南方系”媒體的意識形態策略進行過細緻的技術分析（上引書，P43～44），摘引如下：
1.利用現有的符號空間,給穩定的、過時的符號添加新內容……
“民主”：在蘇聯，“民主”——人民當家做主——這個概念是作為正面概念進入人們意識中的……新概念則變成了有錢人的權力，錢袋的權力……
“左派”：在蘇聯，它具有正面含義。傳統的左派是主張限制資本權力，主張國有化的。改革時代的新概念則完全相反，左派與右派顛倒過來了。所謂的“民主派”被稱為左派，他們主張非國有化、捍衛資本權力（戈巴契夫曾稱葉利欽是“極左派”——本文作者注）。蘇聯解體之後，顛倒位置已經沒有必要，左右派各歸原位。“壟斷”：蘇聯時期具有負面意義，西方大公司曾被稱為掠奪人民的壟斷寡頭……在改革後期，開始將統一的動力系統、鐵路系統、天然氣系統稱為壟斷機構，人們對它們有一種不好的看法，於是得出結論：必須解散它們（這給國家造成了嚴重後果)……“原始積累”：在所有大學的觀念中，這個詞都意味著是資本主義初級階段，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騙子和小偷氾濫。蘇聯解體後，這個符號用來作為掩蓋大規模巧取豪奪及貪污受賄之用。言下之意是現在正經歷著向資本主義過渡的必要初始階段，以後會好起來的。
2.符號空間融合法。
這是第二套典型手法，它往往熔各種互不相容的符號於一爐……如：木頭盧布、刨花香腸時代、馬克思主義是油炸水、列寧主義是蒙昧主義意識形態、七十年代的昏天黑地、文明國家,等等。
3.符號空間改造法。
可以將符號的結構看成是一塊山巒起伏的原野，既有高峰、陡坡，也有山谷窪地。人的智慧是有限的，所以在記憶中只留下了一些山峰，其他概念環繞在這些高峰周圍。心理戰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清除和消滅這些高峰。
4.符號與現實關係法。……
蘇共意識形態專家們以國家名義發佈明顯的虛假資訊，使人們喪失了對國家的信任。
5.虛假的二分法（對比法）。
符號空間包含了一種二分結構，如：天使—魔鬼，朋友—敵人，並在它的基礎上，將符號分組歸類。（比如將戈巴契夫等人稱為“改革派”，“民主派”；將利加喬夫等人稱作“保守派”，“反改革派”，“反民主派””——本文作者注）
在這五點當中，今天中國的南方系和《炎黃春秋》等雜誌對第四點“符號空間改造法”情有獨鐘——“人的智慧是有限的，所以在記憶中只留下了一些山峰，其他概念環繞在這些高峰周圍。心理戰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清除和消滅這些高峰”——所以它們不知疲倦地扮演著老田所說的“揭老底戰鬥隊”的角色。和它們相比，蘇聯末期的“南方系”前輩們水準更高，成就更大：“80年代，在第五縱隊的文人筆下，衛國戰爭時期的英雄人物幾乎全被安上精心羅織的罪名，受到誹謗和侮辱。對更加久遠的俄國歷史的評價也如法炮製，其中包括彼得大帝、葉卡捷琳娜二世、伊凡雷帝。被頌揚的只有像彼得三世那樣的低能兒。按照80年代末當時的高論，整個俄羅斯歷史簡直是微不足道。”（上引書，P39）在文章的下一部分我們就來分析一下具體的案例，看看蘇聯末期的“南方系”是如何把從卓婭•科斯莫傑米揚斯卡婭一直到弗拉基米爾•伊裏奇•列寧在內的蘇維埃高峰“清除和消滅”，並且將他（她）們的屍骨挖出來鞭屍的。
所有那些將普通概念重複上千遍的人，群眾才會把他記住。
即使撒了謊，也要厚顏無恥地撒下去，人們樂於相信彌天大謊，
而不相信小騙術……人們有時對自己在一些小事上撒謊，但
卻不敢在大事上信口雌黃。因此，他們料想不到有人這樣無恥
地欺騙他們……
——阿道夫•希特勒
“心理戰的手法之一是用歷史的過去偷換當代問題。這一方
法于80年代末曾為蘇共意識形態專家們廣泛使用。他們圍繞20～
30年代的種種事件，圍繞史達林問題，推出了現在的歷史……
第二個手法是將現代問題導入過去從今天的利益出發，挖掘歷史
論據來證明今天的觀點是正確的……第三個手法是‘歷史’戰。
在這場戰爭中把俄羅斯民族引以為榮，視為民族驕傲的所有英雄
和傑出人物統統通過資訊手段在道德上加以誅殺。”
——（В利西奇金 Л謝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戰——資訊心理戰》）
“歷史”戰之一：卓婭•科斯莫傑米揚斯卡婭之死
本文作者曾有個名叫“卓婭”的同學。“卓婭和舒拉”:不僅是蘇聯人民的紅色記憶，也是中國人民曾經的紅色記憶。卓婭因反抗德國侵略者而被殘忍地殺害，她的英名留存于偉大的衛國戰爭史。理所當然地，蘇聯末期她成為“南方系”“清除和消滅”的目標之一。
1991年，紅得發紫的《論據與事實》雜誌刊登了署名А•若夫季斯的文章。作者稱該文是根據已故作家Н.И.阿諾夫（伊萬諾夫）的回憶而寫成的。阿諾夫曾到過卓婭犧牲的彼特裏謝沃村，但卻目睹了“居民們竭力回避談論卓婭”的異常現象。在把讀者的胃口調足之後，作者若夫季斯開始了瓦解卓婭“神話”的工作：
聽我說，尼古拉•伊萬諾維奇（即阿諾夫——本文作者注）說——我有個感覺，在這一切背後一定有個秘密，請告訴我全部真相好嗎？
只有一名女教師在不無猶豫地聽完了阿諾夫‘此事將只有你我知道，絕不告訴他人’的誓言之後，才吞吞吐吐地講道：
德國人在向莫斯科發起總攻期間佔領了彼特裏謝沃村。村長與駐紮在另一個居民點的佔領軍當局保持著聯繫。一天夜裏，村裏的一處木板房著起火來，大火把木板房燒了個精光……過了一天或兩天，縱火者被當場捕獲：一個不認識的姑娘（指卓婭——本文作者注）企圖利用浸透了煤油的破布等物點燃另一個木板房。此時正是嚴冬，一個失去了容身之處的家庭不得不擠到鄰居家裏棲身，全村居民極為憤怒。站崗的人狠狠地打了姑娘一頓，然後把她拖進盧克裏婭的木板房，早晨村長把她解送給當局並報告了所發生的事情。當天，姑娘被前來彼特裏謝沃村執行特別任務的士兵處以絞刑……沒有德國人在此處宿營，因此也沒有任何（按照官方說法）似乎被女遊擊隊員縱火燒掉的德國人的馬廄。
我們的軍隊來到這裏以後，村裏的許多居民被逮捕並被帶走，不知去向。因此，留下來的人面對可能到來的鎮壓，人人都有一種揮之不去的恐懼……
作者最後寫道：
是不是П.利多夫因受村莊裏那些被嚇壞了的居民的欺騙而做了錯誤的報導，或者是他自己為了有利於史達林宣傳而編造了這個事件？但是不管怎麼說，正是他的這種說法出了大名並被“載入史冊”。
卓婭不僅沒有打擊過德國人，反而燒掉了村民賴以過冬的木板房！？對於今天的我們而言，這是多麼熟悉的風格和技巧！
“我”或者“我”的某個知名朋友，來到某個“紅色神話”的發源地，與某個神秘的“老鄉”或是不肯透露姓名（或已故）的“村幹部”聊起了有關於“紅色神話”的事。於是乎，在神秘“老鄉”或“村幹部”對“歷史真相”的娓娓敍述中，狼牙山和地雷戰等“神話”依次破滅了。正如俄羅斯學者對若夫季斯文章所進行的分析：“這個例證清楚地表現了斯梅爾佳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卡拉瑪佐夫兄弟》中的人物，一譯斯麥爾佳科夫——本文作者注）繼承者們非常巧妙的手法。他們的創作依據，都是非常可靠的事實，如一個不認識的女教師對現已作古的作家阿諾夫以及公佈這件事的本文作者А•若夫季斯的口授資料。從這篇短文中，還可以看到希特勒分子如何主持公道，他們對居民如何關心，還可以看到蘇軍佔領彼特裏謝沃村所帶來的恐懼和淒慘，以及對史達林分子利多夫的揭露。這樣，А•若夫季斯的文章就像一枚多彈頭導彈，達到了一石四鳥的目的。”（В•利西奇金 Л•謝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戰——資訊心理戰》,P271～273,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除了《論據與事實》（！）雜誌的文章，有媒體還斷言照片上的那個卓婭屍體是假冒的。對此，俄羅斯聯邦司法部司法鑒定科學研究所進行了相關鑒定，最終結論是“照片上被處絞刑的姑娘是卓婭•科斯莫傑米揚斯卡婭。”（上引書，P273）
“歷史”戰之二：青年近衛軍的母親
老一輩的人應該都很熟悉亞歷山大•法捷耶夫的小說《青年近衛軍》以及根據小說改編的電影：主人公奧列格•科舍沃伊不屈服於敵人的嚴刑拷打，凜然赴死的精神感動了無數人。1991年，《自鳴鐘報》的撰稿人М•沃利娜發表了一篇名叫《科舍沃伊的母親在為誰哭泣》的轟動性文章，文中驚人地聲稱奧列格•科舍沃伊還活著！而科舍沃伊的英雄故事完全是一場由其精神失常的母親引發的離奇騙局：
在羅韋尼基地區的一個合葬墓穴中掘出了一些被德國人槍殺的人已經腐爛的屍體。當時在場的葉連娜•安德列耶芙娜（沃利娜文中奧列格•科舍沃伊的“母親”，實際上她把名字搞錯了——本文作者注）撲向其中一個有白髮的老人的屍體並號叫起來：“奧列日卡，奧列日卡！”所有人都看到了：在她面前的是一個帶白髮的老頭兒，可他還在哭喊著：“奧列日卡！”沒有人提出異議，於是……人們把那個不認識的老頭兒再次作為奧列格•科舍沃伊葬埋了。然而法捷耶夫卻據此杜撰出，奧列格在羅韋尼基監獄中遭受刑訊，並因此一夜之間這個16歲的男孩子竟白了頭！這樣，奧列格•科舍沃伊成了小說中的主人公，而葉連娜•安德列耶芙娜則成了主要英雄人物的母親…..
沃利娜的文章風行全國。文章發表幾天之後,“一群肆無忌憚的流氓無賴在盧甘斯克市把青年近衛軍英雄半身雕像從底座上推了下來”。針對沃利娜的文章，電影《青年近衛軍》中扮演奧列格•科舍沃伊的弗•伊萬諾夫在《真理報》上發表了同樣名為《科舍沃伊的母親在為誰哭泣》的反駁文章。他用充分的證據駁斥了沃利娜，指出了她的大量錯誤，並在文中提到不僅是科舍沃伊本人，他的母親葉連娜•尼古拉耶芙娜（不是沃利娜文中所說的葉連娜•安德列耶芙娜）就遭到過德國人的多次毒打，並導致她終身殘疾的事實。伊萬諾夫在文章中總結道：“我們這裏出現了一種亂翻墓石的傾向，就像女新聞撰稿人М•沃利娜所做的那樣。然而死人不可能說任何話以自衛！……應該記住聖經中的戒條：‘不要做偽證！眾所周知，靠偽證社會不能生存——它將毀滅’。”（上引書，P274～275）
“歷史”戰之三：尤利烏斯•伏契克的傳說
蘇聯末期的“南方系”在大肆挖掘國內墓地的同時，又精力旺盛地折騰到了國外。《絞刑架下的報告》作者，國際共產主義的著名活動家尤利烏斯•伏契克就被掘了出來。
伏契克據說沒有被絞殺於德國普勒岑塞監獄。“他不僅當了德國人的情報員，而且還以這個身份被派到玻利維亞，不久就死在那裏。甚至還出現了一張屍體的照片。”眾所周知，納粹和法西斯主義勢力曾在拉丁美洲有很大的力量，二戰後不少的納粹分子都潛逃到拉美，而這就是發明這個玻利維亞傳說的根由。“另外一些人不堅持‘玻利維亞’說，但仍然斷言，他終究是叛徒—情報員。至於那個著名的《報告》，則無論如何不可能是他寫的，而是後來伏契克的黨內同志們偽造的……”（上引書，P276）對於這種剝奪著作權的手法，其實也無須多說。如同希特勒說的那樣，“即使撒了謊，也要厚顏無恥地撒下去”。只要足夠厚顏無恥，只要“將普通概念重複上千遍”，即使編造出像季米特洛夫是個不能說一句整話的結巴，一樣可以使大眾相信。
假如伏契克泉下有知，他一定會說：
“人們，我愛你們！你們要警惕呵！”
“歷史”戰之四：“史達林森林慘案”
按照“符號空間改造法”的理論,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史達林毫無疑問是蘇聯時代的象徵,高峰中的高峰；蘇聯歷史的光榮與悲劇都在史達林時代得到了最深刻的體現。
“1987—1991年國內幾乎沒有一家報紙，沒有一家雜誌，沒有一個電視頻道看不到指責史達林及其時代的材料的。”（Ю•葉梅利亞諾夫《史達林：未經修改的檔案——在權力的頂峰》，P608，譯林出版社）雖然“非斯化”運動在史達林去世後就已開始，但在“想像力奪權”——這句五月革命時期的經典口號諷刺性地被蘇聯末期的“南方系”成功實現了——的時代，“非斯化”運動到達了它登峰造極的境界。党的最高領導人米•謝•戈巴契夫對這一運動作出了決定性的貢獻。在戈巴契夫執政中期，他向記者和社會學家公開了在蘇共中央委員會馬列研究所的中央檔案館中曾受到特別保護——1987年之前任何人不得調閱——的史達林檔案資料中的部分檔，“其目的在於扶持反對史達林的勢力，因此只公開了能證明史達林是一位元血腥暴君的資料，例如：與黨內政敵的鬥爭，30年代鎮壓運動的經過。那些中性的，特別是缺乏揭露性的材料仍被封存。”而仍被封存的資料中則包括了史達林對當時的“個人崇拜”表示反感等內容（Н•津科維奇《二十世紀最後的秘密》，P53，中國書籍出版社）。
和中國的南方系對毛澤東時代“鋨死”數千萬和“整死”數億人的指控一樣，史達林時代的歷次鎮壓自然也成了這種數位操縱的物件：“例如，很多人的意識中，已經沉澱下了幾百萬農民背井離鄉，作為‘富農階級’被流放的說法。奧•普拉東諾夫說：‘在集體化和消滅富農階級的歲月裏，約有700萬～800萬農民被流放，數百萬農民被關進集中營和監獄’”。對此，俄羅斯研究意識形態和心理戰的著名學者謝•卡拉—莫爾紮質問道：“‘700萬～800萬農民被流放’？連家屬加在一起，那可是3000萬～4000萬人啊！”而後來經過對當時史料和資料的認真研究，“事實是：1930～1931年間，總共381026個家庭計1803392人被特別遣送（所謂‘富農階級流放’）。占農戶總數的1.5%（約3%農戶被官方劃定為富農）。”（謝•卡拉—莫爾紮《論意識操縱》下，P546，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亞歷山大•伊薩耶維奇•索爾仁尼琴（索忍尼辛）的《古拉格群島》是反對史達林和“極權主義”的巨大圖騰，是“南方系”在對蘇聯歷史進行審判時的權威證人：“在他的筆下，古拉格‘島民’歷年的動態，包括徒刑死刑、釋放調轉、患病死亡等方面的情況，逐年均有詳盡研究，列表資料也堪稱卷帙浩繁。”不過正像此書的副標題——《藝術性研究嘗試》一樣，“索爾仁尼琴（索忍尼辛）的資料亦當以”藝術誇張“視之，而整個文化界的人士則幾乎是把這些東西作為集中營社會學學術研究資料來看待的。
他所造成的意識裂變真可謂令人拍案驚奇：一個人讀了那種似乎言之鑿鑿的紀實材料，就會聽而信之，而且更會相信他那‘4000萬人被槍斃’的說法。”（上引書，P549）即使是激烈批判史達林的羅伊•麥德維傑夫，也撰文指責索爾仁尼琴（索忍尼辛）“過於經常地對事實進行明目張膽的歪曲、篡改和有意的回避”（李輝凡 張捷《20世紀俄羅斯文學史》，P447，青島出版社）歷史學家澤姆斯科夫用近10年的時間系統整理了反映勞動改造營管理總局（古拉格）各方面情況的檔案資料，並且發表了各類被鎮壓人員狀況的詳盡匯總材料。“他雖非史達林主義者，但是尊重事實。”但是“民主派卻刻意竭力不理睬他，也不和他論戰”，少數應戰者如安東諾夫—奧夫謝延科也都立即露了大怯。澤姆斯科夫指出他的論敵在引用他本人並未見過的1945年秋季全蘇集中營和勞教所資料時犯了一個“小錯誤”：安東諾夫—奧夫謝延科“漏掉了”一個小數點（МЛН.），其結果就是把160萬人“變成”了1600萬人。“多麼輕而易舉，拿掉小數點，再通過傳媒擴散開來，而億萬人竟然信以為真。當一種思維範式已經形成的時候，操縱家就不在乎理智的論據了。”“操縱家們也正是為了對想像力而非理性施加影響，才會如此誇大數字的，有時會誇張幾十倍，甚至幾百倍。恰恰是這種非要誇大真實數量不可的意圖，才能成為操縱的一種特徵”。（卡拉—莫爾紮上引書，P549）
不久之前曾鬧騰過一陣“卡廷森林慘案”事件，我國的南方系也是不甘人後，積極回應。然而早在1988年的蘇聯，就發生過一個轟動全國的“庫羅派特森林慘案”事件，據當時的“南方系”媒體報導：
在明斯克郊區庫羅派特森林發現大批犧牲於史達林大恐怖時期人士的遺骸，這場恐怖是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機構在1937年至1941年6月期間製造的。
媒體稱這個慘案的死難人數約為數十萬。國外的傳媒也不遺餘力地進行大肆宣傳——這是史達林及其極權制度嗜血成性的又一罪證。最後，在對這個“庫羅派特森林慘案”事件進行了仔細調查後，得出如下結論：
內務人民委員會各機構與所謂庫羅派特森林受害者之間沒有任何關係。在紮斯拉夫公路和明斯克環路之間丘陵地帶的戈迪謝鎮附近，安葬著不少於30萬希特勒種族滅絕暴行的犧牲者（“庫羅派特森林案：時代的篡改”，《軍事史》雜誌，1991.No.6,轉引自В利西奇金 Л謝列平上引書,P267,)
正如俄羅斯學者指出的:“庫羅派特這個地名在白俄羅斯地圖上就從來沒有過。杜撰名稱的目的是為了充分發揮情感的力量，影射史達林在這裏槍殺人就跟殺山鶉[俄語“山鶉”的發音為“庫羅派特卡”（Куропатка），故有此說——本文作者注）一樣無所顧忌。庫羅派特森林案只不過是整個虛偽報導龐大體系中的一個事例而已。”（上引書，P267）在蘇聯末期的混亂歲月裏，儘管一些謠言被揭穿，但謠言總能淹沒真相：製造大量新謠言的速度永遠要快過被動地對舊謠言的逐個駁斥。關於史達林，“有人寫的東西甚至已經離譜到了讓人想瞧一瞧還能編出什麼玩意兒來的程度……出現了大量編造史達林是沙皇暗探局特務的文章。有的文章說，流放中的科巴（史達林早期的黨內別名）襪子臭不可聞，幾乎所有的精神病他都有；他只不過是個神學校裏不學無術的學生而已，等等，等等。布爾什維克一詞居然成了一句罵人話……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攜帶史達林畫像參加群眾大會被認為是低能兒；大眾傳媒曾經專門在各地群眾大會上尋找攜帶有史達林肖像的人，以便表現他們的淺薄和粗俗。”（上引書，P266）“一個穿網眼針織背心的人坐在電視機前。——人們在街上遊行，臉上帶著喜悅。他手指螢光屏上史達林時代那些缺心眼的人，笑得前仰後合，說不出一句話來。”（上引書，P243）（筆者在此想插入一件事情:去年,某城市的一位收藏者——他是毛澤東時代的人——舉辦了一場關於毛澤東時代的影像與圖片展。一個在改革時代成長起來的中年人熱心地從外地趕來參觀——他對那位收藏者感歎道：“你辦的這個展覽很好，很有意義，像這些我的父母那代人都經歷過的；你看那些人（指毛澤東時代廣場上的遊行者），都像是發瘋了一樣，像機器一樣。”收藏者聽完後說：“我們當時對於領袖和國家的熱愛都是出於肺腑的，並不像你說的那樣，是失去了自己意志的表現。”談話由此陷入了尷尬。）
史達林在世的時候，如同從天而降的巨神，其威望甚至超過了列寧。然而他身後的歷史命運又是如此無常，甚至顯得淒涼。1953年在史達林的別墅裏，貝利亞、馬林科夫、赫魯雪夫等人看著史達林生命垂危，卻遲遲不去叫醫生；史達林剛死，“非斯化”的運動就隨即展開：先是貝利亞——如果不是他在黨內鬥爭中被擊敗，也許就輪不到赫魯雪夫來做那個轟動一時的秘密報告了——接著就是赫魯雪夫的高潮戲。赫魯雪夫先是史達林狂熱的吹捧者，後來又是史達林狂熱的反對者。在他與中國交惡的時候，甚至憤怒地聲稱要“把史達林的棺材直接送到北京來！”到了蘇聯末期，在所謂“公開性”政策和勢大滔天的“南方系”的力量之下，“非斯化”運動終於進入了歇斯底里的狀態。“卡廷森林慘案”也好，“庫羅派特森林慘案”也罷，其實史達林早就被一次次地拖進了名叫“史達林”的歷史森林裏，遭到了無數次的審判和槍決。
“歷史”戰之五：“回歸列寧”
“史達林領導下的蘇聯時代在社會意識中被一筆勾銷之後，蘇維埃國家的締造者列寧的名字仿佛成了連接過去與現在的最後一座橋樑，它象徵著幾代人之間的繼承性。因此，損害業已形成的列寧的形象詆毀他的活動，就成了把整個蘇聯時期說成是黑暗和愚昧時代並使人們離開社會主義的一個必要步驟。”（上引書，P169 ）
在蘇聯還沒有走向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末日之前，為了非史達林化，必然要借助列寧的威名，列寧代表了蘇維埃國家的終極真理。正如赫魯雪夫提出的“回歸列寧原則”那樣；戈巴契夫在“改革”初期也曾化身為列寧的忠實傳人。而在蘇聯末期的大混亂到來後，所有蘇維埃國家的偶像與禁忌一個個被羞辱被打破；當蘇聯全部的歷史都成了被“清除和消滅”的物件時，列寧這個最後的禁忌也就不能倖免了。所謂“回歸列寧”的意義，可以看作是一步步地把所有的都清算完之後，最後必然來到的總結性清算。
“列寧是德國間諜”，“列寧是毀滅俄羅斯文化的罪人”，“列寧是俄國人民的劊子手”“列寧是美好的沙皇俄國的破壞者”，這些都是老調重彈了。到了這個階段，連編造歷史的工夫都可以省去，而直接使用“純文學”風格了。《自鳴鐘報》的“政治評論家、詩人”——總是這號人物不是嗎？——A•伊萬諾夫斷言：“總的看來，我們的領袖和導師是死于梅毒。”而1990年的另一篇奇文《崇拜的誕生：列寧是典型的神話》（М•魏斯科普夫，《波羅的海時報》）這樣寫道：
大約是1924年，克里姆林宮的下水道經受不住布爾什維克的猛烈衝擊，終於跑水了。陵墓裏灌滿了污水，一名神甫（好象是大牧首本人），這樣說：“聖屍上也是要塗油的。”
……那副傻瓜表情、那顆禿頭 、那張喝得醉醺醺的電報員也差不哪去的鬼臉……打旱地裏冒出來的一顆苗苗兒：要模樣沒個模樣，要氣派沒個氣派。
瓦洛佳搞俗家的科學也在行。他雖說沒有一點詩才，但只要老師吩咐，就可以立刻“用正確的六音步長短短格來翻譯荷馬史詩”。
他的房間保持著修道院式的整潔。一個中學生正在做筆記，筆記本上密密麻麻寫滿了一個個小耗子似的字母——字雖然寫得緊緊巴巴，倒不妨礙思想馳騁。這個中學生寫滿了一個又一個本子，若有所思地瞅著牆壁，眼前是兩片畫著斑斑點點的大屁股似的東西半球——蘇聯國徽的原型……
最後，終於有機會談一談那個與大救星聯姻的她——娜傑日達（指列寧的妻子娜傑日達•克魯普斯卡婭——本文作者注）——的問題了。想不到吧，這個講起話來跟馬卡爾•傑武什金一副腔調的、黨內綽號叫“魚”的革命的女修道院長，居然不乏抒情的想像力……而在那圍著灰毛皮圍脖、像東歐平原一樣扁平乏味的胸膛裏……居然還有一顆監獄未能使之喪失慈愛的心在……跳動？（上引書，P268～269 ）
與此文那種妙語連珠，油腔滑調，下流無恥地嘲諷偉人的水準相比，我國那位說毛澤東的字像“狗扒似的劃拉出來了”的小京油子實在只能算是托兒所的程度了。
在“清除和消滅”列寧這座最後高峰的運動中，著名的史達林傳記作者德米特裏•沃爾科戈諾夫上將（我國的“辛同志”可以看作是他的翻版）是一個代表人物。這位擔任過蘇聯陸海軍總政治部副主任、蘇聯國防部軍史研究所所長，曾在史達林傳記中指責史達林違背了偉大的列寧及偉大的列寧主義的黨內軍內的權威理論家，也終於發現了與“極權主義”做鬥爭的必要性。“特別是他在自己全盤否定列寧的著作的封面，為強化對讀者的負面影響，登載了一幅重病患者的照片，那張臉被痛苦折磨得已經變了形，實際上當時人已處於瀕死狀態。”有人指出：“書的封面是對死者的粗暴侮辱（不論大家對列寧的態度如何），故爾他必遭報應。”沃爾科戈諾夫在書出版後不久，就患病並很快死去了。不管這是不是報應應驗，對列寧的詆毀還是見出了成效。《論據與事實》雜誌1991年就“列寧應當躺在什麼地方”向路人提問。莫斯科一位15歲的少年季馬對此回答道：“應該把他從這裏扔出去……嗯，不是扔，應該是運出去。他做過什麼好事嗎？他把全國都搞亂了，現在卻躺在這裏。把他埋到某個墓地去吧！”（上引書，P270）
“把蘇維埃墓地全掘開……”
“不僅僅戰爭年代，而且整個70年蘇聯歷史都逐漸被迅速蔓延開來的污點所覆蓋，許多歷史畫面簡直就是一幅諷刺性漫畫。其中對曾經支持過蘇維埃政權的作家們的態度即為一例。按照各種報刊媒體的說法：阿•托爾斯泰是貪財鬼和酒徒，馬•高爾基是一個虛偽的，名不副實的人，弗•馬雅科夫斯基是發育不全者，米•肖洛霍夫則是抄襲他人作品的人。甚至很難數得清針對《靜靜的頓河》作者究竟有多少造謠中傷。”（上引書，P277）“從‘民主派’的宣傳中可以得出的結論是：整個蘇聯時期的歷史上是一批不合格的人在活動，他們以自己的‘極權政治’威脅西方的偉大民主。”（上引書，P308）B.伊柳欣在《控告總統•起訴狀》（1992年）中說道：“在他（指戈巴契夫——本文作者注）的統治下，整個國家都被變成了考古發掘地。”（上引書，P283）
人們會有一個疑問：為什麼在蘇聯末期大眾會輕易地相信那些“荒唐無稽”的“政治謠言”？由於這涉及到具體的蘇聯意識形態“蛻變”問題，並且不是本文的主題，所以在此僅簡單地談以下一點。蘇聯官方在對其自身歷史的解釋上有著一個非常不好的傾向——這也並非是蘇聯獨有的問題——即用“庸俗化”的歷史觀念去解釋蘇聯史上所發生的諸如黨內鬥爭在內的一系列複雜問題。
在1953年清算貝利亞問題的蘇共“七月全會”上，蘇共中央書記赫魯雪夫的發言就是這種庸俗化歷史觀的典型：
“……早在史達林生前我們就知道貝利亞是個大陰謀家。他是個奸詐的傢伙，是個狡猾的鑽營之徒。他用自己骯髒的爪子牢牢吸在史達林同志的內心，他善於把自己的想法強加給史達林同志……我們大家都尊重史達林同志。不過歲月不饒人，最後一段時間史達林既不能看檔，也不能見人，他的健康狀況不佳。貝利亞這個卑鄙小人狡猾地利用了這一點，非常狡猾……貝利亞對黨的態度跟希特勒沒有區別……貝利亞不是黨員，而是鑽營之徒，可能還是間諜，在這方面還要再挖一挖……”
赫魯雪夫等人用一套“忠臣/奸臣——明君/昏君”的模式去向人民解釋貝利亞問題，甚至用“庸俗化”了的階級鬥爭觀念把貝利亞與希特勒並列——而此人就在不久前還是和自己很親近的同志。“妖魔化貝利亞的形象，把他描繪成悄悄混入党的領導層的傢伙——這都貶低了社會進程在歷史中的重要性，創立了用某些個體的不良意願解釋蘇聯歷史事件的先例。”（Ю•葉梅利亞諾夫《未經修改的檔案：赫魯雪夫傳》，P309，譯林出版社）
赫魯雪夫在二十大上全盤否定史達林領導蘇聯的“三十年”——儘管他後來出於政治原因又多次反復——把大肅反時期的鎮壓描繪成是“暴君”對那些無限忠誠於黨的“老幹部”的迫害，而掩蓋他本人就曾是一個積極的鎮壓者，掩蓋了黨的“老幹部”們對他人的迫害行為以及確實存在的反史達林的密謀等等事實。正如斯台芬•茨威格所說：“熱月九日之所以具有世界歷史意義，並不是因為羅伯斯庇爾被處以死刑，而是他的繼任者採取這種怯懦虛偽的態度（指將罪過推在羅伯斯庇爾一人身上——本文作者注）。因為直到這天為止，革命無論採取任何行動，全部理直氣壯，同時也心安理得地承擔一切責任”（斯•茨威格《約瑟夫•富歇——一個政治性人物的肖像》，P70，華夏出版社）這種對待歷史“隨心所欲”和“胡作非為”的態度，使蘇聯官方的歷史解釋逐漸失去信譽。勃列日涅夫雖然沒有宣佈赫魯雪夫是“希特勒”，但整個勃列日涅夫時代的意識形態語言完全是由連篇的“廢話”和貌似正確無比的“空話”與“套話”構成的。戈巴契夫及其“意識形態專家”“延續”了赫魯雪夫的“精神”。但是他們嫌後者對史達林時代“刨”得還不夠徹底，於是決定直接往祖墳上刨：“現在請想像這樣一種情景。羅馬教皇走到羅馬的聖彼得廣場，對圍攏來的人說了下麵一番話：親愛的教徒們，我必須向你們宣佈，沒有什麼上帝，天主，教會只是一個犯罪組織，我把它解散了。您會怎麼評價這位教皇的行為呢？須知蘇聯的意識形態專家們正是以這種精神表述的。”（亞歷山大•季諾維也夫《俄羅斯共產主義的悲劇》，P64，新華出版社）蘇共官方的歷史解釋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終於土崩瓦解：既然老一套已經令人厭煩，那為什麼不去聽那些更新鮮、更刺激的故事呢？而蘇聯末期的“南方系”進行的大量“歷史發明”－融驚險、偵探、色情、科幻等所有吸引人的要素於一爐，正好滿足了大眾的心理欲望。當然，這並不是蘇聯末期“南方系”能夠大獲全勝的惟一內因，但至少是重要的內因之一。
《零城》的意義
1996年俄羅斯國家杜馬安全委員會舉辦了一個為期半年的講習班，“專門研究破壞社會‘文化核心’的技巧。”參加者包括了不同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的專家。講習班在最後的幾次會議中，重點地討論了卡倫•沙赫納紮羅夫（其父格•霍•沙赫納紮羅夫曾是戈巴契夫的心腹助手之一）的影片《零城》（1988年）。與會的專家一致認為《零城》準確地預見到了蘇聯社會“文化核心”被破壞的過程。
《零城》講述了莫斯科的工程師拉瓦金在“零城”出差時遭遇到的怪異和恐怖經歷：拉瓦金剛到“零城”時，前往一家工廠找廠長，結果竟然“見到女秘書在接待室全裸地坐著。人們進進出出，把緊急要打字的材料交給她，但對怪誕卻視若無睹……出門的時候他病了。那些習以為常的秩序的標誌物——列寧像呀、社會主義勞動競賽榜呀——再也抵禦不住迷亂的局面了。”只有裸女或者只有列寧像的社會都是一個——意識形態意義上的——“秩序的社會”。而當裸女和列寧像在同一個時空中並存，甚至裸女和列寧像被奇妙地拼接在一起，難分彼此的時候，則標誌著“秩序的社會”開始走向混亂和崩潰之路。
在《零城》的尾聲部分，“零城”的“整個匪幫——官員們、地下企業家們、作家，還有好多浪蕩女人——紛紛撲向一顆象徵政權的‘俄羅斯國家樹’，開始摧毀它，撕擄它的枝葉。”（卡拉—莫爾紮上引書，P720）
文／克爾白的懸詩
2010-12-15
美、歐可能聯合削弱中國
2011年初，中東發生了一系列變局。以法、英為首，美國予以配合的多國部隊對利比亞政府軍開始的空中打擊，將中東變局推向高潮。在此我們沒有必要陷入利比亞戰局的細節中，需要討論的是這場戰爭對世界格局及中國的意義。
臥薪嚐膽的歐洲重現攻勢
3月27日，北約決定從美國手中全面接管對利比亞的軍事行動。美國主動放棄在北約軍事主導，折射出歐洲與美國之間出現了力量對比的變化，以及由此出現的歐洲在世界政治中初步顯現的相應攻勢。
現在看來，歐洲統一並不是發生在二戰後“雅爾達格局”中，而是與“雅爾達格局”相排斥的歷史進程，其目標是歐洲人在新形勢下試圖恢復歐洲主導的世界體系，即以沒有歐洲分裂和沒有殖民體系的“凡爾賽體系”，取代由美、蘇設計的、將歐洲分裂為東歐和西歐並由此弱化歐洲的“雅爾達體系”。1946年起，經過半個多世紀的臥薪嚐膽，歐洲人已經接近完成了瓦解“雅爾達體系”和恢復准一戰時“凡爾賽體系”的戰略目標。
說“接近完成”，是由於它還沒有完全收復地中海南岸。地中海是歐洲“柔軟的腹部”，歷史上的歐洲文明興衰多由地中海開始。歐洲人明白：地中海是歐洲的命運旋轉門。如果不能收復地中海南岸，歐洲大陸就失去了自衛的屏障，其統一成果就不能鞏固。
正是這個原因，“歐盟”聯合美國於2008年2月17日促成科索沃議會通過獨立宣言，使歐洲統一進程在地中海北岸的巴爾幹最後收口。7月13日,歐盟27個成員國和16個地中海南岸國家領導人在巴黎舉行峰會, 決定正式啟動1995年薩科齊提出的“巴賽隆納進程： 地中海聯盟” 計畫。峰會發表的聲明表示,要把地中海沿岸變為一個和平、民主、合作和繁榮的地區，宣告“地中海聯盟”正式成立。
2010年美國宣佈“重返亞洲”和美國總統宣佈美國作戰部隊從伊拉克撤出，讓歐洲感覺到巨大的戰略空間。2011年初在中東北非的亂局與“歐盟”的目標不期而遇。但突破美國在北非的影響力，完成歐洲真正統一，僅靠北非亂局是不行的，真正的攻堅還需“槍桿子”的配合。這樣，利比亞便合乎邏輯地成了“歐盟”進軍地中海南岸的突破口。
薩科齊看似輕率的性格很可能要為歐洲開闢新的歷史。因為歐洲在21世紀第一個十年中在中亞拖垮了美國，第二個十年剛剛開始時，歐洲人已獨立地將其作戰力量投入北非。根據19世紀英、法等歐洲國家治理世界的經驗，保留而不是消滅（利比亞）卡紮菲（格達費）政權，同時在利比亞東部地中海沿岸扶起另一個反對派“政權”，會使歐盟戰略利益“最大化”。因為反對派“政權”會對歐洲軍力形成“絕對依賴”，使「歐盟」不僅能“無限制”地攫奪利比亞的石油等物質利益，還可以進一步在利比亞“立足”並進一步向東西推進，以鞏固歐洲統一的戰略目標。
從過去20多年的情況看，放棄二戰後蘇、美共治的“雅爾達體系”，用歐美共治的世界體系取而代之，是自雷根至小布希期間美國外交的自覺推行的外交取向。當歐洲統一在巴爾幹科索沃收口後，2010年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宣佈“重返亞洲”。
2011年中東亂局與利比亞戰事並沒有改變美國重返亞洲的既定政策。日本遭遇的大地震並不表明，中國面臨的美國及其盟國帶來的戰略壓力有絲毫減輕。
歐、美共治帶來的變化
如果對世界大勢即將發生的上述變局的分析得以成立的話，那目前中東和遠東的國際關係就會出現如下變化：
第一是利比亞。
對歐盟最好的結局是老布希“海灣戰爭”式的結局，即在保留對卡紮菲（格達費）巨大壓力的同時，反政府“政權”也能長期存在；其次是小布希“伊拉克戰爭”的結局，即由於英、法國力不支而使利比亞兩種力量失衡，最終導致英、法對美國的需求增大，使美國重新獲得在歐洲的絕對影響力。
美國需要出現有利於歐洲的穩定。只有這樣，才能讓歐洲騰出手來，按計劃支持美國在遠東的行動。而最有可能性的結果是讓利比亞衝突雙方在法律上接受利比亞東、西“分治”或分裂的事實。
第二是日本。
美國“重返亞洲”依重的基礎盟友是日本。但日本畢竟是遭受過美國原子彈打擊的國家。對美國人而言，日本擁有核武器比朝鮮擁有核武器更為可怕。在東北亞核查問題上，美國人“最不便直說”的就是日本擁核問題。為了重返東亞並建立大西洋盟友，即歐洲盎格魯—撒克遜國家聯盟，而非“雅爾達盟友”即俄國和中國的遠東體系，那美國首先應當做的是廢掉日本的核能力。2011年3月8日，日本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曾說：日本可以在一年內建造核武器。不知是否巧合，話音剛落，日本大地震幾乎毀滅了日本幾十年來埋頭發展的核能力，當然，同時也為美國推進“重返亞洲”戰略“放手”日本在亞洲“攪局”除去了難以言傳的心病。此後的美、日關係將更為緊密，日本對美國將“更加依賴”，為美國效命“更加賣力”。
美、歐瓜分世界資源，中國是削弱目標
第三是中國。
如果將美國“重返亞洲”政策放在與歐、美全球分工，而不是雅爾達傳統中俄、美分工的大格局下，那麼，中、美關係緩衝空間將大幅縮小。由於絕對市場經濟的國際體系，世界資源已不足以支持歐盟、美國和中國這三個經濟能力需要外部資源支援並對這種支持形成絕對依賴的國家的發展需求。
資源蛋糕就這麼大，且美國已接受歐洲的統一並為其“清掃”了“蘇聯”這個最大障礙，那麼“歐元”的擴大從某種意義上也是美國認可的。歐、美接下來將是“聯合一致”削弱中國，以從中獲得更多資源份額。
2010年4月15日，美國總統奧巴馬說得“很明白”：如果10億中國人口也過上與美國同樣的生活，那將是人類的悲劇；中國人要富裕起來可以，但中國領導人應該想一個“新模式”，不要讓地球無法承擔。
也就是說，發展中的中國如果不能為比中國更為發展的西方“讓出”資源，那中國就應當“讓位”：要麼被打掉，要麼自覺“低碳”。
上世紀中葉，美國曾制定計劃要把崛起的德國“變成牧羊人、蘋果園主和家禽飼養員”。顯然，由“牧羊人、蘋果園主和家禽飼養員”而不是大工業財團組成的國家經濟，是目前西方人對南方國家要求的“低碳”經濟，也就是奧巴馬要求中國人“應該想”出的“新模式”。狼與羊比，羊比狼“低碳”。
這在中國看來，顯然不能接受，由此必然要與西方鬥爭。
似乎雷根任期開始，歐、美“聯手”治理世界的跡象愈來愈明顯，從1982年的馬島之戰、「華約」解散、“蘇聯”解體、1991年的海灣戰爭（波斯灣戰爭）、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再到2001年開始的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直到2011年北約打擊利比亞，無不顯示歐、美之間———儘管也有各自的“小九九”———“目標一致”的特徵。2010年在歐洲開始向地中海南岸佈局的同時，美國開始公開提出“重返東亞”，這顯然不僅僅是美國一家的宣誓，而是「北約」即歐美的宣誓。
美國“幫助”歐洲瓦解了蘇聯和南斯拉夫，並使歐洲大陸統一在巴爾幹封口，那作為“回報”，利比亞之後的「歐盟」也會在遠東，尤其在中國問題上，“全力幫助”美國。
看來，狼真的來了，而且還不止一隻，它後面還有一群；儘管頭狼已老，但後面的已獲得新生，並與老狼已調整好戰略分工和利益分配關係。世界力量正在進行重組，真正的挑戰正在來臨。
文／張文木
2011-05-09 環球時報
【賓拉登符號走了。維基解密來了－解構Wikileaks維基解密】
帶路黨將更加瘋狂–維琪解密暗含殺機
文／mp83412-08
2011-09-23 民聲網
成立于2006年的“維琪解密（Wikileaks）”一直以來以其神秘而引發人們的猜測和質疑，2010年因“洩露”大量駐阿美軍的秘密檔而引發的軒然大波，讓“維琪解密”名聲大振。“故作震驚”和嚴重關切的姿態讓美國人在世人面前撇清美國與為“（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干係的質疑，同時也引起世界各國高層的關切和不安。
沸沸揚揚的洩密事件最終不了了之，“維琪解密”毫髮無損，依舊安之若素。然而從此這柄高懸在世界各國政府頭上，特別是中國政府（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官員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更加神秘、玄妙、暗藏殺機。
許多的事情的黑幕平頭百姓是很難瞭解的。但卻不能阻止人們的揣測和質疑。
其一，（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為誰而設？
其後面的“真正運作者”和“資助者”為誰？
“為誰服務”？
受誰控制？
其二，（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的重大洩密事件的對象什麼偏偏是美國？
為什麼洩露的是些【看似重要，而非核心】的東西？
美國人對凡是涉及到國家利益的、再困難的事情都可以擺平，卻對小小的維琪解密卻“無可奈何”，真有些“令人匪夷所思”了。
其三，默默無聞的（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為什麼偏偏在2010年這個重要的年份【被美國人炒的紅紅火火】，令世界許多國家和政要心驚膽戰，坐臥不安。
其四，下一步，（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將如何動作？
帶著這些問號，我們不妨對“維琪”的“本質”做一番大膽的推測：
1、“（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是美國或世界資本集團的一桿槍，“隨時（選擇重要之關鍵時刻）”可以（調整槍口）射向他們想要射向的國家和目標。
2、隨著美國的戰略重心轉向亞洲，中國成為其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戰略目標。配合中國的三十年“（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改革開放”，美國對中國全面的“滲透”、圍堵和“控制”基本完成。於是被升級的“（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成為針對中國的的重要武器。成為戴在中國重要（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高官和“帶路黨”頭上的“緊箍咒”。
3、洩密事件“不過是”美國人“自演”的一場“苦肉計”，在世人面前表明他們與“（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沒有關係，以便於他們今後的暗箱操作。
4、“（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的下一步將念響套在中國（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高官和“帶路黨”人頭上的緊箍咒。以加快中國的“（普屎接軌）政改”步伐，“逼迫”“帶路黨”人鋌而走險。力爭在十八大紅二代掌權之前，實現中國的“顏色革命”。
最近“（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拋出了一份美國要保護的中國精英名單，震驚了中國的某些官員和（買辦）精英。這份名單的“設計（透露出）”和運作“十分的高明”：
1、名單成員基本上都是分量較輕的人物，包括一些離退休的官員和“（普屎派）公共知識份子”居多。因此對中國的整個“帶路黨”的力量不會有什麼太大的損害。但是卻對中國的（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自由化）高官和“帶路黨”起到了巨大的“威懾作用”——不聽（美國主子）話、心存貳心、不努力工作會死的很慘！
2、這份名單只是說是美國（主子）要保護的人員名單。並沒有說他們有什麼危害國家和人民的間諜和漢奸行為。在今天“中美國（Ｇ２）”政治氣候下，這些人是安全的。但明眼人都知道他們就是“危害”國家和人民利益的“間諜漢奸”。因此這份名單既保證人員的安全，又起到了“巨大的威懾作用”。還同時表明這件事與美國（主子）無關。美國人做事也要對得起聽他們話的“走狗”。不能讓他們過於寒心，畢竟今後還要用得著他們。
3、美國人另一方面也給中國政府出了一道難題。如果政府查辦這些人，沒有充分的理由。同時也會給美國人以口實，招來許多的麻煩。如果政府“不作為”。就等於是“縱容”“漢奸賣國”行為，中國的“帶路黨”將更加是“無忌憚”和瘋狂。這是美國人“希望”看到的。
5、美國人在中國實施的“戰略”一直非常順利，但今天卻遇到了瓶頸。“（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改革開放”的“騙局”已經被人民“看穿”，時至今日（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已“無法進行”下去。中國上下怨聲載道，窮則思變。特別是“毛澤東熱”持續升溫。長此以往，美國對中國的戰略很可能因此而“破產”。因此美國“需要”繼續“綁架”中國手握重權（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高級官員，力推“（普屎接軌）政治改革”。同時要“逼迫” “（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普價值派”和“帶路黨”人跳牆。力爭在紅色勢力形成氣候之前，在十八大紅色力量掌權之前——提前實現中國的“顏色革命”。
近期中國的“右派精英（帶路黨）”也開始了一系列的“與之配合”的動作。
1、8月份胡德平（胡亂邦子）主持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座談會提出中國共產黨有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拉開了“顛覆”中國共產黨的大幕 。
2、“出籠”一系列否定鄧小平的文章，精英（買辦）們的屠刀由原來指向毛澤東，開始指向鄧小平，再繼後將指向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
3、借助“ 71” 講話中的和諧與深化” （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改革開放“做”煙霧“，加速中國”全面私有化（注：南方系和鳳凰系黨內掏光養賄買辦勢力配合著國際壟斷資本心急之所在，最近目標對準著中國戰略產業－高鐵的私有化）“進程和”全面對外開放“。
4、繼續“加劇通貨膨脹”、土地流轉、“強制拆遷（注：南方系地痞自由派買辦媒體再貓哭耗子假惺惺頻大肆報導地方民眾上訪冤屈）”和城鎮化。加大貧富分化和惡化民生，推波助瀾，逼老百姓跳牆（製造社會動亂）。
“（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的“出籠”和升級“恰逢”國際形勢變化的重要關頭。
恰逢中國身陷美國設置的種種“陷阱”而焦頭爛額之時，它正成為“震懾”和“綁架中國”，甚至讓中國徹底翻船的“重要武器”。
1、“配合”中國對美國的心理依賴和物質依賴——“中美國（Ｇ２）”。使得中國“無法實施”“棄美聯俄”這樣的戰略調整。
2、“配合”對中國的“（圍堵遏制中國）軍事包圍”——形成軍事和“心理威懾”。
3、“配合”美國和歐洲的債務（泡沫）危機陷阱——讓中國繼續流血（清朝中國的賠償），直至傷及元氣。
4、借助國際重大事件，讓中國丟人失道，讓中國失去國際威信，從而孤立中國。同時在中國周邊“培養”狼群（正因為中國喪失道義力量所致。）
5、通過歐洲在中東和非洲的軍事提升，為美國減輕了軍事負擔，讓美國將精力和力量移向中國。
6、俄羅斯的綏靖政策也為美國整治中國提供一個絕好的時機。再加之日本強硬派的上臺 。攻擊中國的日子正一步步向我們逼近，在即將到來的較量中，我們將看到（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2011-9-23
附 文：
中情局此次很失策──戳穿“南方系”炒作“維琪解密”的把戲
文／CrackCIA
前不久，（漢奸買辦帶路黨）為了嘲笑與“恐嚇”《中國不高興》之類的愛國主義思潮，“南方系”員工某報副主編劉原“得意忘形”，說出了這樣的話：
“我告訴朋友，在”四大（外資掌控）門戶“中，QQ的總編輯是前南方週末的陳菊紅，搜狐主管博客的趙牧是前南方週末的、劉同學新征是新京報來的，新浪也有不少前南都和新京報的舊人，而網易就不用說了，從副總裁、總編輯、副總編輯、總監甚至到各個頻道的主編，大部分都是南方報業出來的。 ”
最近，被“南方報系”控制的騰訊網掛出一則新聞：《維琪解密網公佈40萬份伊戰檔 稱逾10萬人喪生》：
“維琪解密”網站創始人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對美國「有線新聞網（ＣＮＮ）」說，這40萬份伊戰檔逐層記錄了伊拉克戰爭6年時間裏，美軍在伊拉克作戰的情況，包括美軍紀錄他們所見、所聞以及所做事情的報告。
這些檔中紀錄到，6年來，有10.9萬人在伊戰中喪命，其中63%是伊拉克平民；與此對比，此前的報告稱，9年的阿富汗戰爭導致2萬人喪命。對此阿桑奇表示，伊拉克戰爭的喪生人數是阿富汗戰爭的5倍，與阿戰相比，可謂是一場名副其實的“大屠殺”。
（http://news.qq.com/a/20101023/000682.htm ）
這則新聞通過QQ資訊彈給每一位線上的QQ用戶，這是一條被騰訊最高級別、最大規模“宣傳”的新聞。上次騰訊網“塑造”那個飛機失事被摔死的波蘭親美總統廉潔形象的“假新聞”至今還讓人記憶猶新，我當然不會相信一貫“極端親美”的“南方報系”會改邪歸正——如此“高調”地“宣傳”對美國“不利”的消息，簡單分析一下便可知，事情的確“並非那麼簡單”——因為“10萬人喪生”【根本不需要】那個什麼“（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來解密，美國軍方前不久早已“配合”“伊拉克傀儡政府”公佈了這一數字。
我們來看看早先的報導：
據新華社電 美國軍方發佈的資料顯示，將近7．7萬名伊拉克人2004年1月至2008年8月期間死於戰火。
法新社15日援引這項統計報導，63185名伊拉克平民和13754名伊拉克軍人在這段時期死亡，至少121649名伊拉克平民和軍人受傷。
不過，美軍統計資料“遠低於”伊拉克官方和一些外國機構先前統計資料。
按伊拉克人權部去年10月發佈資料，戰火致使85694伊拉克人死亡，147195人受傷。英國非政府組織“伊拉克死難者清點”統計顯示，2003年以來，98252名至107235名伊拉克平民死于戰火。
（《美國軍方發佈的資料顯示伊拉克4年間7.7萬人死於戰火》
http://news.sina.com.cn/w/2010-10-18/072218246511s.shtml ）
這篇報導中所謂的“遠遠小於”是如此地蹩腳——7.7萬人與10萬人相比算不上什麼“遠遠小於”，伊拉克傀儡政府和有關媒體也不必裝出咬牙切齒貌似公允的樣子，報出這個美國軍方期望的“10萬人”的數字。第三方機構的調研結果以及各種側面資訊早已讓這個被隱匿的數字從被炮製出來的一刻起就已缺乏說服力，很難取信於世界人民。
世界著名的英國醫學雜誌《柳葉刀》12日刊登調查報告說,自2003年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以來,已有６５.5萬（近百萬）伊拉克人死亡。
布魯姆伯格公共衛生學院的博爾哈姆博士說,研究中使用的資料統計方法是非常可靠的。該學院的美國和伊拉克流行病學家在伊拉克的47個地方對1849個家庭、12800多人進行了抽樣調查,問題包括家庭成員的出生、死亡和移民情況。研究人員還指出,被調查物件中80%的人都能提供家屬的死亡證明。結果顯示,受訪家庭中共有629名家庭成員喪生,其中87%發生在伊拉克戰爭爆發後的40個月中。
（千龍網：權威報告揭示伊拉克戰爭驚人死亡人數 2006年10月13日
http://news.sohu.com/20061013/n245771625.shtml
自伊拉克戰爭以來，伊拉克共有多少人因暴力事件而喪生？
英國調查機日前公佈的一項調查稱，伊拉克的戰爭和暴力衝突也許已經導致多達１２０萬人喪生。
據英國《觀察家》9月16日報導，英國調查機構ORB在伊拉克對1461名18歲以上的成年人進行了抽樣，詢問這些人的家庭中有多少人死於暴力而非自然原因，結果推算出這一令人震驚的死亡數字。
（中國日報網：伊拉克戰爭和暴力衝突死亡人數已超盧旺達大屠殺 2007年09月19日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7-09/19/content_6751718.htm）
自伊戰以來，大量伊拉克婦女失去了丈夫和男性親屬。伊政府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伊拉克目前有３００萬寡婦，其中包括在薩達姆政權時期失去丈夫的婦女，她們多數人沒有接受過教育，處境艱難。調查稱，大約７４萬伊拉克寡婦已經成了家庭的頂樑柱。
“國際樂施會”執行長霍布茲說：“婦女是被遺忘的伊拉克受害者。”“樂施會”訪問1700名婦女後發現，主要是由於2003年美國領導入侵，35.5%受訪者成了一家之主，“將近25%未能結婚”。
（美軍撤離伊拉克 300萬婦女成為戰爭寡婦
http://www.ccvic.com/news/guojixw/20100819/199985.shtml）
《柳葉刀》雜誌是一份權威的醫學雜誌，其在2006年公佈的抽樣調查的調查報告顯示伊戰死亡人數（直接和間接）達到６５萬之眾；英國調查機構ORB在2007年公佈的抽樣調查是死亡數字達到１２０萬之眾；樂施會前不久的抽樣調查結果顯然更加令人觸目驚心：“伊拉克目前有３００萬寡婦”，儘管媒體在報到時非要扯上“薩達姆政權時期”，但是樂施會執行長霍布茲已經明確指出“主要是由於2003年美國領導入侵”——以美國為首的侵略軍是造成伊拉克平民大量死亡的罪魁，這是無法推卸的。
（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此時“解密”的“真實用意”就是要告訴公眾，不要聽信柳葉刀、ORB或者樂施會，“要相信”美國軍方和伊拉克“傀儡政權”。透過這個事件也是我們能夠進一步看清楚，給美國政府和美國軍方“製造麻煩”的“維琪解密”很可能是美國中情局為“製造共識”打造的“反對機器”。
隨著美國精英統治集團“製造”的各類“卑劣事件”逐漸被披露，以及喬姆斯基等良知學者矢志不移的批判公眾已經逐漸地覺悟。前不久喬姆斯基來中國，中國自由派“大肆宣揚”喬姆斯基並非左派。事實上，這個事實更好地揭露了美國的本質。喬姆斯基本身的確並非左派，而是一個真正的捍衛美國憲法、捍衛自由精神的自由主義者。他從來也不會徹底懷疑美國的統治秩序，比如喬姆斯基從感情上就無法接受911事件是美國統治集團的陰謀這樣的真相。就是這樣一個人，因為按照美國憲法精神批評美國的某些霸權做法，竟然被美國主流媒體封殺。而美國那些真正的左派共產主義者、毛澤東主義者的聲音，早就被美國統治階級消滅得一乾二淨了。
美國統治集團通過“操縱媒體、隱瞞資訊”、“製造假新聞”的“手段”來“製造共識”的做法，越來越不能取信於公眾。於是，「中央情報局』便“製造”出“維琪解密”這麼個“反對機器”，通過反對機器的口表達“他們所要表達”的資訊。自由市場上討價還價的做法被「中情局」移到了輿論戰中，而“維琪解密”實質上就是替美國政府要價的“托”。我們不妨來演練一遍輿論市場上這場“討價還價遊戲”：
公眾：伊戰7年來到底有多少人死亡（這件衣服多少錢）
美國軍方：伊戰死亡7.7萬人（1/7.7萬）
第三方機構：應該是１２０萬到３００萬（張家店標價1／１２０萬，李家店標價1／３００萬，你怎麼要1／７.7萬）
維琪解密：據“解密”的權威資料是１０.9萬（我朋友是開服裝廠的，這件衣服成本1/10萬，這個價已經很合算了）
然而，「中情局」這次玩得並不高明，它低估了世界人民的智商以及對美國霸權的仇恨情緒。把一百萬的死亡數字“壓縮”到十分之一，這本身就“很難有說服力”。倒不如痛快些，讓“維琪解密”把真實數字打個折，解出個“五十萬”，想必倒是能蠱惑不少民眾。畢竟“維琪解密”除了要做「中情局」的“托”，充當美國主流輿論的“反對機器”，協助“製造共識”。它的更加重要的“任務”卻是要“遏制”共產主義、伊斯蘭世界以及一切“反美”力量。看看“維琪解密”上對中國叛逃的“民運分子”的【極端美化】以及對朝鮮社會主義政權的【惡毒攻擊】，這一切不是“顯而易見”嗎？
「中情局」的“做法”便是在10條解密資訊中放進9條“無關大局”公眾又未曾聽聞的，再放進1條【假新聞】，而這條【假新聞】才是其“真正要表達的東西”。“維琪解密”處處【裝出】一副與美國政府勢不兩立的樣子，不過就是為了騙取一般民眾的信任。美國特工主導或參與綁架（暗殺滅口）別國總統都不是一次兩次了，“解決”一個小小的網站還不是“易如翻掌”。
而“南方報系”等“普世價值派”“一反”一貫“美化美國（主子）”的做法，大肆炒作“（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受過奧巴馬接見的向熹等人恐怕早已深知“維琪解密”與中情局的真實關係，我們不妨摘兩段“南方系”的觀點看看：
普世價值派把“（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打造成西方資本主義世界言論自由的典範，不過是又一次地販賣私貨。而某些“主流媒體（含央屎）”頻頻報導“維琪解密”的新聞，不過是再次充當了“蔣幹盜書”的愚蠢角色。諾貝爾和平獎事件殷鑒不遠，那些拋棄社會主義價值觀、匍匐在西方資產階級普世價值觀腳下的“蠢物”們為什麼就不能吸取教訓呢？
是否危害國家安全的標準究竟是什麼？
1930年代美國大法官休斯裁決：必須到了諸如公佈軍隊行動日期、人數和地點那樣的程度，政府才有“預先禁止”新聞的合法理由。
在1971年的“美帝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秘密文件案”中，該裁決再次被援引。而如果依照這個標準，“維琪解密”的阿富汗軍事機密檔不能算作“洩密”。
於是，阿桑奇在面臨美國的指責時絲毫也不退讓，並表示將持續公開這批文件。
（ 南方週末 – 維琪解密：負責洩露一切
http://www.infzm.com/content/48846）
南方週末“渲染”“維琪解密”如何不畏強權，一面代替美國政府套用美國的法律說“維琪解密”的行為不違法，潛臺詞就是維琪解密雖然被美國政府譴責，但是美國政府依然遵照法治原則，沒有將其“非法”關停。
“維琪解密”之類網站的存在，大大約束了美國軍方和政府機構的權力，減少了這些人肆無忌憚使用權力，並威脅到美國以及全球利益的可能性。
（鳳凰網七犀鳥：美國為何不起訴“維琪解密”？-南方報網 觀點
http://opinion.nfdaily.cn/content/2010-07/29/content_14280742.htm）
鳳凰網的這篇文章更加直接，把維琪解密的存在描繪成約束美國政府絕對權力的典範。
一場「中情局」“導演”的‘數字遊戲“，絲毫不能洗刷美帝國主義的深重罪孽。不論7.7萬還是３００萬都不過是一串數位，但壘成這一串數字的是一個又一個曾經鮮活的生命。這些生命是那麼的抽象而遙遠，因為這一切此刻不是發生在中國，我們難以感同身受。然而，他們也都是妻子的丈夫、父親的兒子、兒子的父親。
美國“侵略”伊拉克七年，如今留給伊拉克的是什麼：政府低效、傀儡政權幾乎無力恢復社會秩序；戰亂不斷、自殺性襲擊事件時有發生；物價飛漲、廣大人民基本生活沒有著落；缺醫少藥，貧困民眾只有等死；兒童生活在恐懼之中，年輕一代生活在絕望之中；300萬婦女失去了丈夫和男性親屬，74萬伊拉克寡婦已經成了家庭的頂樑柱，處境艱難……
今日的伊拉克仿佛“人間煉獄”。而罪魁禍首卻是美國那幾個石油、軍工寡頭——他們的所作所為僅僅是為了滿足一己之貪婪。正如電影《阿凡達》所展示的情景，誰讓伊拉克人民錯生在這片蘊藏著“黑金”的沃土之上呢？
普世價值派“聲嘶力竭”地為美國主子“叫囂”——美國“入侵”伊拉克是為了給伊拉克人民帶去民主。
焦國標要給美國大兵帶路，為“解放”中國甘做美國精確制導炸彈下的亡魂；
劉曉波要讓中國做三百年殖民地；
方舟子聲稱“薩達姆政權的土崩瓦解，無非是再一次證明了‘失民心者失天下’這條樸素的公理，對所有的國家政權，特別是專制獨裁的政權，都是一個警告。但願永遠不會有中國人民被欺壓、絕望到只能求助外國軍事勢力來解放自己的一天。”
“民主”，“民主”，多少罪惡假汝之手。普世價值派鼓吹的“民主”，不過是捍衛資產階級私有產權的“金主”。
六十年前早已引入這套“金主”制度的（民主）印度今天又是怎樣的景象呢？
兩、三百萬貧民聚集在孟買的貧民窟，幾萬兒童無家可歸，流浪街頭。
印度和伊拉克的歷史及現實告訴我們，“民主”、“自由”的不過是普世價值派的漂亮說辭，隱藏其後的卻是美帝國主義的鐵血手腕和罪惡目的。
“（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在中國的聲名鵲起不過是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編織”的“謊言”大幕的小小一角，但是更具“欺騙性”。正當人們驚喜地看到“維琪解密”爆出美軍在伊拉克濫殺平民、公開“阿富汗戰爭日記”，期待著“維琪解密”解出更多美軍內幕的時候，“維琪解密”這一次終於為其主子——「中情局」幹了回正事，不料「中情局」竟如此地摳門，讓“維琪解密”露出馬腳。
而中國的“普世價值派”則“配合”維琪解密演起“雙簧”：
“維琪解密”檔稱美軍無故射殺伊拉克平民
南方網 2010-10-24 09:57
http://news.southcn.com/i/2010-10/24/content_16958815.htm
維琪解密公佈40萬份伊戰檔 曝美軍虐囚細節
新浪 2010-10-24 08:32
http://news.sina.com.cn/w/2010-10-24/083221340494.shtml
維琪解密公佈海量伊戰秘檔 呈現駭人聽聞細節
搜狐 2010-10-24 06:33
http://news.sohu.com/20101024/n276326295.shtml
揭秘維琪解密:華府眼中釘
香港文匯報 2010-10-24 02:2
http://trans.wenweipo.com/gb/news.wenweipo.com/2010/10/24/IN1010240005.htm
維琪解密曝光40萬份伊戰密件:6成死者是平民
QQ 2010-10-24 01:17
http://news.qq.com/a/20101024/000038.htm
千篇一律的報導——“無故射殺”、“虐囚細節”、“駭人聽聞”——“看似”義正詞嚴地指責美軍，卻又【全都迴避】美軍殺害伊拉克平民的“真實數字”，首肯默認“維琪解密”的１０.9萬便是在間接否認１２０萬，妄圖減輕美軍罪責。然而，民眾似乎並不買賬：
看看騰訊網後面的網友評論吧，這恐怕也是普世價值派所始料未及的。騰訊網的編輯們如果不刪除跟帖，評論裏反美、親毛的聲音就會一直占上風。騰訊等南方報系媒體要想控制線民思想，現在已經很難。民眾一旦覺醒，謊言便無法繼續。
http://comment5.news.qq.com/comment.htm?site=news&id=26442308
騰訊武漢市網友 bfs2010-10-23 11:29:07
才10萬嗎？？起碼是５０萬才對！
不要看維琪好象是反美的,其實他們中間有很多的美國要人,他們反美是有一定的理由的,或許是這樣的原因,或許是那樣的原因,但是在涉及到美國的根本利益的時候,還是要說假話的,這裏有更深層的因素,不管怎麼說,狗咬狗總是好事情,可以從中分化美國的.
回復支持[6427]
從前幾年的CNN在西藏事件上的造假，到最近主流媒體在汪暉事件到方舟子事件上的歪曲性報導，一系列事件已經教育了廣大民眾。當前絕大部分民眾已經覺醒，他們開始本能地懷疑美國的主流媒體如CNN等，也開始本能地懷疑中國的主流媒體如南方報系、騰訊等門戶網站、央視CCTV及炎黃春秋等右翼雜誌所提供的資訊。由於中國存在葉利欽式的人物，當前黨中央除了對人民網還有部分控制力外，其他所有的主流媒體幾乎都已被中情局所隱性控制。而此次維琪解密網站事件，更加證實了維琪解密網站不過是中情局為了給世界人民洗腦所玩的“無間道”把戲！美國為了控制世界輿論、為了給全世界人民洗腦可謂絞盡腦汁。
然而仍然有少部分的所謂的學者、線民，至今仍然易受「央視」、「南方報系」等主流媒體誤導。比如前不久的方舟子-肖傳國案，某些學者竟然片面相信「央視」、南方報系等主流媒體所傳達的來自方舟子的單方面聲音，竟然完全沒看肖傳國一方的聲音，甚至連亦明的文章《方舟子惡鬥肖傳國始末》（見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1009/183405.html ）都沒看過就對方-肖案妄下定論。
在一個階級鬥爭激烈的年代裏，在一個資訊充分湧流的年代裏，幾乎對任何事物任何人物的評價（比如對美國、對毛澤東、對改革、對轉基因、對朝鮮……）都出現了兩種對立的聲音。如果你僅僅接受央視CCTV、美國CNN、中美國南方報系等媒體的資訊，而沒認真研究過烏有之鄉等獨立媒體的聲音，那麼“恭喜”你，你已經被中情局高度洗腦了。善良的人們，為了不被中情局洗腦，你們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心，一定要學會全面地掌握、理性地分析來自正反兩方面的資訊！
附 文 1：
“最大洩密案”疑似中情局導演
作者：夏河年
烏有之鄉 2010-8-5
點擊數：2321
“維琪解密”似乎揭露了不少阿富汗戰爭內幕，包括濫殺平民、事後掩飾、未審先殺、巴情報機關暗助塔利班，等等，主要是２００４至２００９年底，駐阿美軍及情報人員撰寫的秘密報告。“維琪解密”創辦人阿桑奇希望這批公佈的秘密檔能像當年公開的東德秘密員警檔案那樣引起震撼，並提到戰爭罪，美國媒體認為這是美國歷史上最大的軍事情報洩密事件，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詹姆斯•鐘斯發表聲明說：“美國政府強烈譴責個人和組織洩露機密資訊的做法，這樣做會把美國人和我們合作夥伴的性命置於危險境地，威脅我們的國家安全。”
希拉蕊在越南說，南海的主權爭議牽涉到美國的國家利益，這不是暗示而是明示要介入南海之爭，當即遭到中國外長楊潔篪的反駁，中華兒女更是群情激奮，並且出現了在美軍完成部署前的現在立即派兵教訓“越南猴子”的呼聲。在下對此不以為然，因為如果現在就對越南動手術，正中希拉蕊的下懷，中她老人家的下懷還不如中萊溫斯基的下懷呢，反正不比買彩票中了塊香皂更有意思。真要是幾句話就能挑起一場戰爭，希拉蕊會比見到女兒切爾西豪華的婚禮場面更開心，而我們則違背了“讓別人生氣而自己不生氣”的原則。啥時候動手術合適？答案是中國經濟的發展面臨巨大困難的時候，到那時，就輪到咱大規模開發南海了，開發商作業，解放軍護駕。我領海範圍內的越南建築統統是沒有經過咱國土局審批的，未來的南海市國土局也不會追認，開發與拆除違章建築同時進行。
說到正中下懷，我突然覺得世界媒體正中了美國情報機關的下懷。真正機密的檔，如果有的話，維琪解密並沒有披露，而到處張貼的那些“秘密資訊”，在我看來，第一談不上有多秘密，因為在此之前大家就知道不少；其次，“嚴重傷害國家安全”完全是誇大其詞，除非有大料爆出，不信等著瞧，沒啥大不了的；最後，怎麼看怎麼覺得那些“機密資訊”的“披露”像是中情局的策劃。我們先看幾條媒體沾沾自喜的“秘密資訊”，看看有沒有美國情報機構蓄意而為的嫌疑。
聯軍的攻擊行動共造成１４４宗涉及殺死平民的事件，導致最少１９５死１７４傷，但這些濫殺錯炸事件大多秘而不宣，掩飾了事。
析：前後６年，致平民１９５死１７４傷，真要是這樣，我說句不好聽的話，那些入侵者即便不是“文明之師”也差不了多少，你這是揭露聯軍醜聞呢還是為聯軍塗脂抹粉？美軍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寧可錯殺一千也不放走一個”早就不是什麼新聞。
秘密行動小組“黑色”特種部隊３７３，未經審訊下，擊殺或生擒目標人物，多達２０００名塔利班高層及基地目標人物，被列入他們的“擒殺名單”，通常是直接擊殺目標而無任何生擒的意圖，共計抓捕殺死塔利班高價值目標的中等和高級指揮官２０５８人。這支部隊亦有誤殺平民、女人和兒童，甚至是擋路的阿富汗員警，事後盟軍通常只會向被殺平民的家庭作賠償了事。在２００４年到２００９這六年共殺死塔利班５萬８千多人，而從２００１年到２００９年１０月為止共殺死敵軍１０萬４千人。
析：看起來就像是入侵阿富汗的“文明之師”正在阿富汗幹著該幹的事，偶爾會出點小錯，沒啥特別的，並順便恐嚇塔利班：爾等都已經在我的刺殺名單上，最好是躲在叢山峻嶺裏別跑出來，不然會小命不保，混入平民中也不管用，我們經常是不加區別的。花３年抓捕，花５年審判，美國電影看多了吧你？有了美軍阿帕奇直升機在伊拉克向平民亂槍掃射墊底，這些算什麼呀！真要是有那麼多塔利班士兵和高價值目標被消滅，塔利班現在還能存在嗎？現狀是塔利班已經捲土重來。美軍入侵阿富汗後，塔利班一直在避開美軍鋒芒，到被推翻時，武裝力量並沒有受到重創，後來則與美軍打起了遊擊戰。當然，加上被消滅的“小恐怖分子”是可能有那麼大數量的。
最少有１８０個情報檔案質疑，巴基斯坦情報局為塔利班提供了資源、避難所甚至是武器，允許其情報機關的代表直接與塔利班秘密會面，商量建立武裝組織網路，打擊駐阿富汗美軍的戰略措施，巴基斯坦政府涉嫌秘密給塔利班提供指導和幫助，例如２００７年４月，巴基斯坦情報人員將１０００架電單車，給了一個和塔利班有關係的網路，這批批電單車可能用作自殺式炸彈襲擊。
析：戰前巴基斯坦和塔利班是非常親密的盟友，巴情報機構和塔利班的親密關係舉世皆知，只是在美國入侵阿富汗前夕，在美國的威脅下分手。時任總統的小布希對巴基斯坦說：要麼支持我，要麼挨打，不許中立。此後，美國對巴基斯坦是威脅利誘並重。傻子才會相信巴基斯坦和塔利班頭天如膠似漆第二天便打起了生死架，美國有那麼天真嗎？這就好比一對因為非感情因素而分手的情侶，偶爾還會私下幽會，舉世皆知的關係算什麼機密？今日“解密”，恐怕還是警告巴基斯坦吧？不錯，巴基斯坦是因為倒戈而得到了一些美元，但巴國從此陷入了無休止的暴力迴圈中，談不上虧欠美國什麼。
塔利班武裝在２００７年用導彈擊落了１架直升機可能導致１名加拿大軍人死亡。
析：這一點被廣泛理解為揭露美國隱瞞塔利班具有這種武器的資訊，實際上我們可以換一個角度理解，那就是：戰爭爆發後，加拿大死了１名外交官、２名記者、２名援助人員和１４０多名軍人，而塔利班手裏的導彈６年內總共才打死１名加拿大軍人嘛，根本不必當一回事，小弟們別忙著撤，留下繼續幫幫老大吧。
被問及白宮是否會採取措施、迫使維琪解密停止公佈檔，白宮發言人羅伯特•吉布斯回答說：“我們只能請求掌握這些秘密檔的人不要繼續對外公佈。除此之外,我們無能為力”。
析：這話被廣泛理解為美國對自由價值的崇尚並被某些人表彰，而實際上，除非你有對抗的手段，否則的話，為了“美國的國家利益”，啥事他都敢做，包括自由地捏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情報以及虐待戰俘、掃射平民。
據說是由於洩密者愛國心尚存要求把“傷害減至最小”，“維琪解密”網站同意暫時扣起其餘１．５萬份機密檔，總之是迄今為止世人並沒有看見爆什麼大料。實際上，對於已經公佈的檔，維琪解密網站都隱去了告密者的真實姓名。維琪解密又提供了一些文檔供世人下載，但它是加密檔，能下載不能流覽。這可以理解為維琪解密的自保手段，意思就是說，如果你美國要迫害我維琪解密成員，別怪我向公眾交出密碼，但也可以解釋為為了增加可信度而故弄玄虛，畢竟已經公開的充其量只是一些秘密檔，談不上機密檔，太大的價值是沒有的，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大料放在無法打開的另外１．５萬份文件中。為了將戲演得逼真，２２歲的美軍情報專員曼甯以及與之有來往的麻省理工學院電腦專家被公開列為情報洩密嫌疑人，曼寧已被從科威特的監獄押解回國。
總體感覺，這次的“維琪解密”更像是美情報機構導演的一出戲，情報機關通過欺騙“維琪解密”而欺騙全世界，因為有些話讓第三者說出來比自己說出來更顯得可信，比方說，如果五角大樓說從２００４年到２００９年的６年間，總共有１９５名阿富汗平民死于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聯軍誤炸，輿論肯定不會相信，比如我就會說“將１９５這三個阿拉伯數字倒過來念還差不多”，讓維琪解密以洩密的方式披露，可信度就高多了，畢竟該網站曾經是扔過重磅炸彈的。
美國《防務新聞》週刊網站７月２７日報導：美國兩黨共同組成的一個高級國防專家小組稱，五角大樓的支出計畫和節約成本的努力將無法滿足現代戰爭的供給需要，而美國很可能需要與包括迅速現代化的中國軍隊在內的未來敵人進行這種現代化戰鬥。《防務新聞》披露這樣的資訊，要麼是對中國無所顧忌想說啥說啥，要麼是系列誤導手段之一，比方說引誘中國趁美軍準備不夠充分時與越南開戰，聯繫到“最大洩密案”高度疑似美情報機關導演，咱不能聞雞起舞，該幹啥幹啥，如果要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美國在演戲，咱要多看看，別第一幕沒結束就感動得稀裏嘩啦擦了好幾包餐巾紙。先將中國－東盟自貿區搞紅火，去南沙拔釘子戶可以作為拉動經濟的手段儲備。中越必有一戰，但不要在美國希望的時候開戰。中美之戰在真偽之間，就看我們的準備是否充分，準備充分，判斷準確，謀劃得當，或可免，或來了也不怕。大國的戰略欺騙和情報機構的戰術欺騙是常有的事，自己要有主心骨。我說的是維琪解密疑似美方假“羅寧”之手“洩密”，還有一種可能是俄羅斯情報機構報復抓捕俄方間諜，由於維琪解密的消息途徑眾多，美方釋放的假資訊和俄方的真資訊混到一塊兒，但真正的料，俄方也僅僅是作為威懾手段加了密，一般不會付諸實施，要知道，梅德韋傑夫的親美意識挺重的。
朋友從澳門帶回幾包當地香煙，價格和我們江西老表的“吉品金聖”差不多，二十幾塊錢一包，較貴而不很貴，品質比“吉品金聖”就差多了，煙絲粗細懸殊，口感簡直沒法比，好不容易抽完（朋友送的，我無論如何也不會扔掉），我順嘴說了句“可憐的澳門人民，咋抽這麼差的煙？”，當然是玩笑話，澳門人民比江西老表富裕多了，這我清楚。可見，即便是親自耳聞目睹，還是要加以分析，不然容易出錯。這一波的維琪解密，真實性難以核實，蹊蹺之處過多，大夥兒還是多看看，多想想，別忙著下結論，我也不敢說美方自導就是最後的結論，提供另一個思路而已。
附 文3：
國內輿論陣地都讓美帝的打手南方系佔領了
作者：利楊
南方系某員工得意忘形，說出了這樣的話：“我告訴朋友，在四大門戶中，QQ的總編輯是前南方週末的陳菊紅，搜狐主管博客的趙牧是前南方週末的、劉同學新征是新京報來的，新浪也有不少前南都和新京報的舊人，而網易就不用說了，從副總裁、總編輯、副總編輯、總監甚至到各個頻道的主編，大部分都是南方報業出來的。
昨日在天涯上看到一則帖子，是關於騰訊新聞造假的，作者以詳實的資料指出了騰訊那篇《前駐波蘭大使稱讚波蘭政府節約》的新聞純屬造假。很多人大為吃驚，騰訊，一個全國性的特大媒體，為何會造假呢？其實，這根本就不用奇怪，因為騰訊是南方系控制的媒體之一，只要有能攻擊黨和政府的新聞，他們是決計不會放過的，哪怕為此造假。說起來，中國的媒體存在一個南方系，早就不是什麼新聞了，當年南方系大佬宣稱控制了中國90%的媒體的豪言壯語，依然在耳，由此可知，我們的中宣部，到底打了多久的瞌睡。
南方系，其得名來自於一個很著名的報紙——《南方週末》，《南方週末》是什麼樣的報紙，不用我多說，大家都很清楚，因為很出名，尤其是以攻擊社會主義、共產黨出名。南方報業集團在形成氣候之後又相繼推出了幾種報刊雜誌，雖然他們自稱自己的宗旨是以“反映社會，服務改革，貼近生活，激濁揚清”為特色；以“關注民生，彰顯愛心，維護正義，堅守良知”為己責。但是，隨著網路的發達，不少人都看出了這個集團其實是以“和平演變中國”為自己最大的責任，所謂的良知，只是對美國大老闆的良知，至於對中國人是否有良知，很抱歉，精神上已經是美國公民的南方系眾人，可是徹徹底底將國民當做屁民來看待的，屁民，最好騙嘛。
南方系的形成尤其歷史的原因，與當年改革開放之後對美國形成的狂熱崇拜有著直接的聯繫，也與小平同志在對待左派的問題上矯枉過正有著莫大的關係，在防左，防右問題上，小平同志堅決的執行了“主要是防左”的政策，對右派基本上是放任自流，這給了南方系形成的政治環境和思想環境。隨著南方報業集團的逐步壯大，蘇東劇變又緊接著發生，南方系一下子就找准了自己的目標——“和平演變中國”，而且，隨著南方報業的諸多編輯開始向外流動，猶如一種病毒一般開始侵蝕中國的媒體，到後來，南方系某員工得意忘形，說出了這樣的話：“我告訴朋友，在四大門戶中，QQ的總編輯是前南方週末的陳菊紅，搜狐主管博客的趙牧是前南方週末的、劉同學新征是新京報來的，新浪也有不少前南都和新京報的舊人，而網易就不用說了，從副總裁、總編輯、副總編輯、總監甚至到各個頻道的主編，大部分都是南方報業出來的。 ”
所以，騰訊會在新聞上動手腳，根本就是情理之中的事，經常上網的朋友大概都遇到這樣一種現象——自己的評論發言並不會顯示出來，甚至常常被以違反“國家有關規定”的理由給直接阻攔掉，或者刪除掉。然而，我曾經遇到過這樣一件事，眾所周知，新華網，人民網，某種意義上就是黨的網站，國家的網站，按理說，這種網站上對所謂的“國家有關規定”執行的應該是更為嚴厲的，但是，當我將從新華網的網站上看到的內容複製下來，發到網易的評論裏時，網易告訴我“內容不符合國家有關規定”，很搞笑，不是嗎？如果國家有這種規定，在新華網上是怎麼發表出來的？最搞笑的是，這個內容並非攻擊黨和社會主義的，而是擁護黨和社會主義的，哪個國家會傻到規定“只准攻擊我，不准擁護我”？南方系的人真是聰明，對不符合自己口味的觀點，就打著“國家有關規定”的旗號直接河蟹掉，將矛盾直接轉移給黨，當然，他們也會放行一些跟他們意見不一致的內容，不過，很快就會被淹沒在更多的跟他們意見一致的評論之中，通過技術手段，強行的將評論倒向自己，然後，就宣稱，這是民意。手段雖然老套，不過，對於在獲取資訊上往往存在滯後性的普通人來說，著實是相當的慣用。
在網路尚未普及之時，南方系的報刊雜誌可以經常編造一些假的不能再假的新聞，但是，這些新聞是國外發生的，沒有網路的人無法向外獲得資訊，所以，他們蒙蔽了不少人。然而，網路逐步普及之後，老的手段不行了，跟不上這一變化的《讀者》，《特別關注》，《青年文摘》等逐漸的被人剝去了神聖的光環，露出了腐朽的軀體，能被其所蒙蔽的人群變得狹小。而南方系卻很厲害，他們乘勢入侵了網路，控制了門戶網站，而開始了一種新型的造假，我將其稱之為“真實的謊言”。何為“真實的謊言”？高等數學之中，有這樣一個最為基礎的概念——極限，而“真實的謊言”，就是一種極限狀態下的謊言，這種謊言無限的趨近於真實，讓人難以辨別，尤其是對於無法獲取完整資訊的民眾來說，更是很難分辨其是真是假，而受其蒙蔽。
一個國家，社會制度發生根本性改變，其先兆往往就是思想的混亂，而造成思想混亂的，往往便是媒體，哪種力量控制了媒體，他們就能控制人的思想，就能為所欲為，蘇東劇變的教訓猶在眼前。蘇聯，在歷史教材上將其解體多往經濟原因上套，這很正常，因為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革是以建立市場經濟為目的，那麼，為了在人民中肅立這麼一種非建立市場經濟不可的思想，自然要把蘇聯和東歐當靶子。然而，事實上，蘇聯的解體，最主要的原因是政治原因而非經濟原因，如果不是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的相繼去世，他們所進行的對蘇聯有益的經濟改革被繼任戈巴契夫瞎整一氣，然後又為了轉移黨內對其的職責亂搞政治改革的話，蘇聯，很可能並不會解體。而我們的北方，也許會壓著一個龐然大物，從這點上看，蘇聯解體是值得慶賀的。然而，戈巴契夫一上臺就開始鼓吹所謂的“新思維”，要建立所謂的“民主社會主義”，將整個意識形態領域交給了以整垮蘇聯為己任的雅科夫列夫，雅科夫列夫通過操縱媒體，將整個社會的思潮弄亂，同時，通過媒體，將西方世界扭曲成幻想中的天堂報導給對外界並非很瞭解的蘇聯民眾，兩個人一個在政治經濟上破壞蘇聯，一個在意識形態領域裏瓦解蘇聯，最終葬送掉了蘇聯這個龐然大物，戈巴契夫在將蘇聯整垮後表示：“自己達到了目的，感到很安心”，而雅科夫列夫在蘇聯解體，人民遭受巨大苦難將矛頭指向他時，便打造出了一本《一杯苦酒》，為自己的行為辯解。
歷史，就是一面鏡子，我們將鏡子照向蘇東劇變的歷史，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南方系所在做的一切，無非就是雅科夫列夫們的翻版。80年代，南方系尚未壯大之時，在做這件事兒的是北方的中青系，也就是“中國青年報”在做如此的事兒，現如今，中青系已經沒落，但是從“中國青年報”中仍可以看到他們依舊在延續其80年代的所作所為，只是，遠不如南方系犀利罷了，我讀高中之時，“中國青年報”有個“冰點時評”，不是同樣用著南方系的手段嗎？再往前推，04年雅典奧運會時，當時的《成都商報》體育版有個特約評論員的文章，不是跟南方系同屬一系嗎？直到今天，在《中國青年報》上，我們不也是能看到一個名叫張XX的人在那兒極力的鼓吹私有化，聽聞山西國進民退，比自己死了母親還要如喪考妣嗎？也許，對南方系的人來說，所謂的民主就是“我絕不讓你發表意見，但我誓死扞衛我自己發表意見的權力”吧，行了，寫了這麼多，突然覺得，有個南方系也好，任何事物都有其兩面性，沒有了南方系，西方又該攻擊你沒有了“言論自由”了 。
騰訊網友對《維琪解密網公佈40萬份伊戰檔 稱逾10萬人喪生》的評論
http://comment5.news.qq.com/comment.htm?site=news&id=26442308
加薩劫難──猶太復國主義政權的犯罪巔峰
伊朗對華廣播：加沙（加薩）劫難——“猶太復國主義”政權的犯罪巔峰
儘管國際社會展開廣泛努力阻止人類大屠殺罪行，但是在世界許多地方戰爭、暴力和人類大屠殺劫難仍在持續。毫無疑問，可以說：從人權和屠殺人數角度來論，目前世界上最危機的地區當數巴勒斯坦西南部的加沙（加薩）地帶。加沙地帶面積僅為360平方公里，其人口數量卻達到將近140萬人，從人口公佈密度來論，該地區稱得上是世界上最擁擠的地區之一。與埃及擁有11公里長度共同邊境線的加沙於1948年，阿拉人與“猶太復國主義”戰爭之後被埃及佔領。但是，在1967年的六日戰爭中又被“猶太復國主義”政權佔領。
在1980年代下半葉以及隨著巴勒斯坦被占領土上發生第一次“（抗暴）起義”，加沙成為這次“人民（抗暴）起義”的發源地與中心。正因為此，部分“巴勒斯坦聖戰組織”也將自己的根據地轉移到巴勒斯坦領土的這一地區。與此同時，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在加沙（Gaza）成立。在2001年發起名為“阿克薩起義”的巴勒斯坦人民的第二次“（抗暴）起義”過程中加沙地帶仍起到中心作用，並成為抵抗中心。在2005年9月以及巴勒斯坦人民的5年“（抗暴）起義”之後，“猶太復國主義”政權被迫從加沙地帶撤退，並將其交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
加沙地帶作為“抵抗”繼續佔領巴勒斯坦領土的基石所佔據的突出地位使（以色列）特拉維夫官員“大為惱火”。尤其巴勒斯坦人民在2005年1月份舉行的選舉中高票贊成“哈馬斯”，並且成立了“哈馬斯”領導下“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從而使得“猶太復國主義”政權加大對加沙巴勒斯坦人的“鎮壓”力度。所以，從哈馬斯民選政府上臺之日起，“猶太復國主義”政權、美國以及一些歐洲國家政府就對“哈馬斯民選政府”實施起“經濟封鎖”。“哈馬斯巴勒斯坦政府”是在人民的“投票”下上臺的，然而西方人的這一“行動”是“公然違背”自由、民主和人民意願的行為。在（以色列）特拉維夫和西方政府“看來”，巴勒斯坦人民以及“哈馬斯運動”的“最大罪過”就是沒有承認佔領巴勒斯坦人民領土和“每天屠殺”巴勒斯坦人的“猶太復國主義”侵略政權。“猶太復國主義”政權將許多巴勒斯坦人投入監獄，並對他們實施“酷刑”、也“不允許”數百萬巴勒斯坦難民返回家園，還“破壞”世界穆斯林的第一朝向——阿克薩清真寺。
“猶太復國主義”政權經常對加沙地帶人民實施許多“限制”，但是在最近幾個月陡然增加了這些限制。該政權“（封鎖）阻止”水、電、藥和燃料以及一些生活必需品進入加沙地帶。這一【非人性行為】激起了“人道主義組織”的反對。但是，這些抗議沒有起到多大實際作用。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此前在對加沙地帶巴勒斯坦人的“惡劣狀況”表示憂慮的同時說：加沙地帶居民獲取諸如衛生、水電等基本服務日益困難。他還說：80%的加沙地帶居民靠聯合國的糧食援助度日。
現在，由於在加沙（Gaza）嚴重缺乏燃料，該地區的供電系統也不能正常運轉，甚至醫院的供電也難以確保。「歐盟」此前一直確保加沙發電站的燃料供應，現在卻拒絕供應燃料。另一方面，缺水少藥使加沙地區人民的健康與衛生處於嚴重危險之中。許多醫院也因面臨著嚴重缺醫少藥的狀況，目前，許多病人因此而死亡。在加沙地帶一些癌症、心臟病和腎病病人也因缺醫少藥而面臨死亡危險。英國衛報此前在其有關加沙巴勒斯坦人惡劣狀況的報導中指出：許多兒童因“猶太復國主義”政權的“醫藥封鎖”而死亡。在這些兒童中，其中一位初步診斷為患有腦瘤，由於加沙缺乏MLI（核磁共振）設備而不得不向約旦河西岸轉送。但是，猶太複國主義政權卻反對這一正常行動，最後當同意這位患病兒童時，這位10歲的兒童在一個“猶太復國主義”政權檢查站被拖延而死亡。
加沙地帶衛生部負責官員此前宣佈：在加沙地區85種主要藥品庫存瀕臨結束，其他138種藥品也最多只能供應三個月使用。另一方面，加沙地區的軍事與經濟封鎖使得該地區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更加拮据。以至於該地區三分之二居民以每天低於兩美元的收入生活。該地區失業率已達到50%。“猶太復國主義”政權除了在加沙犯此“罪行”之外，從上周開始向加沙（Gaza）地帶人民加大“軍事襲擊”力度。“猶太復國主義”政權總理奧爾默特稱這些“襲擊”是一次真正的戰爭。並強調說：如果哈馬斯在四方委員會中不接受三個條件，其中包括停止襲擊以色列、承認以色列和接受此前沒有接受的以色列與巴自治政府簽署的協議，那就絕不會建立停火。
“哈馬斯運動”在回答這些聲稱中強調：仍將繼續對“猶太復國主義”政權展開抵抗，而且該政權首先應“取消”對加沙的“封鎖”。儘管在“猶太復國主義”政權向加沙發動的“野蠻襲擊”中，有許多加沙巴勒斯坦居民犧牲或受傷，但是，英勇無畏的巴勒斯坦抵抗戰士在抵抗他們的襲擊中打傷了不少“猶太復國主義”侵略軍。
另一方面，“哈馬斯”抵抗戰士向巴勒斯坦“被占領土”內部發動導彈襲擊，尤其向塞迪魯特“猶太人定居點”發動的襲擊使（以色列）特拉維夫官員大為震怒。當然，發射導彈是對“猶太復國主義”政權軍隊“屠殺”加沙“手無寸鐵”巴勒坦人野蠻行為的反擊。“猶太復國主義”政權安全服務研究中心主任依瓦勒•赫裏米什就這些導彈而說道：哈馬斯卡桑軍事旅的導彈與迫擊炸彈已更加先進了，當擊中猶太人定居點地區時，將造成慘重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他還說：沉重的導彈襲擊已成為一個大問題，在以色列內部造成了負面影響，我們無法應對這些導彈襲擊。
“猶太復國主義”政權及其西方支持者的“根本目標”是通過“非人性封鎖”加沙地帶來向該地區巴勒斯坦人“施壓”，“迫使”他們停止抵抗，停止支持“哈馬斯運動”。
但是，儘管面臨“經濟封鎖”和軍事與宣傳施壓，但是，巴勒斯坦人民尤其是加沙地帶巴勒斯坦人仍要求獲取自己的權利，並要求“猶太復國主義”分子結束對他們領土的佔領。另一方面，與“猶太復國主義”政權的“預料”相反，現在“哈馬斯運動”比其他任何時候都要強大。在今年12月15日，將近有50萬巴勒斯坦人在加沙聚集，以在“哈馬斯”成立20周年之際表示對該運動的支持。巴勒斯坦人認為：“哈馬斯”仍堅持巴勒斯坦人民的理想，不會向（以色列）特拉維夫官員妥協。
“哈馬斯運動”領導下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總理哈尼耶在此次集會上說：如此眾多的民眾團結一心強調了這樣一個重點，即：那些信託真主的人，反對無視民族理想的人以及不承認“猶太復國主義”政權的人的支持率正在上升。“哈馬斯”力量的提升是一個甚至連“猶太復國主義”政權也承認的事實。正如“猶太復國主義”政權國內安全部長奧維•迪特爾所說：“哈馬斯運動”從2005年以色列撤出加沙時起就已更加強大。英國衛報也指出：哈馬斯一直都是更加強大的力量。
無論如何，“猶太復國主義”政權仍繼續向加沙地帶人民實施經濟與軍事壓力，但是，受到西方“影響”的國際組織卻沒有為救巴勒斯坦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做出有效反應。
伊朗對華廣播
2011-9-23
Turkey’s hardline stance on Israel just tip of the iceberg
Mohammed Ayoob
Sep 19 2011
http://mg.co.za/article/2011-09-19-turkeys-hardline-stance-on-israel-just-tip-of-the-iceberg
Turkey’s expulsion of the Israeli ambassador, the downgrading of its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Israel and increasingly firm position on the Israeli attack on the ship Mavi Marmara signifies more than a temporary hiccup in Turkish-Israeli relations.
Ankara has rejected the United Nations’s Palmer Commission report — which justified the Israeli blockade of Gaza, but accused Israel of using “excessive force" against the aid flotilla — and plans to take the case against the blockade to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CJ).
In addition, this week’s visit to Egypt by Recep Tayyip Erdogan, Turkey’s prime minister, can be seen as indicating his support for the emerging democratic process in Egypt, in which public anger at Israel runs high, and his solidarity with the killing of five Egyptian security personnel by the Israelis in Sinai.
Erdogan’s announcement that he intends visiting Gaza further indicates that Turkey is ratcheting up support for the Palestinian cause, especially before the UN vote on Palestinian statehood.
The Turkish mood was summed up by Foreign Minister Ahmet Davutoglu: “The time has come for Israel to pay a price for its illegal action. The price, first of all, is being deprived of Turkey’s friendship."
Davutoglu has indicated that an apology for the flotilla attack and compensation for the dead and wounded could restore normal diplomatic ties, but Erdogan has made it clear that Israel must end its naval blockade of Gaza for this to happen.
Israeli Prime Minister Binyamin Netanyahu insists that Israel will not apologise, a stance that may be dictated by coalition politics, but which has created a diplomatic impasse. The United States’s Obama administration, worried about the ramifications of a major rift between Israel and Turkey for US strategic interests, but afraid of taking on the Netanyahu government for domestic reasons, has put no pressure on Israel. It risks alienating Turkey, a crucial member of Nato.
Important implications
This diplomatic episode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of the Middle East.
First, it demonstrates that Israeli dominance of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will no longer go unchallenged. Erdogan has made it clear that the Turkish navy will play a more active role in the area and Turkish sources suggest that it may even escort flotillas carrying humanitarian aid to Gaza. Any future attempt by Israel to prevent aid from reaching Gaza could spark a military confrontation.
Second, it demonstrates that Israel’s defiance of international law, especially in its treatment of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faces increasing challenge in international forums. A referral to the ICJ will bring to the fore Israel’s violation of the fourth Geneva convention that prohibits the demographic transformation of occupied lands and its responsibility for the welfare of the occupied population.
The West Bank settlements will again become a topic of heated debate, which will emphasise that the Obama formula of land swaps, in which Israel would keep major Jewish settlements even if a two-state solution was reached, contravenes international law. This, combined with Palestinian efforts to have the UN recognise a Palestinian state, will heighten the region’s volatility.
Third, the Turkish stance, following democratic uprisings in the region, will further align Turkey with mainstream Arab opinion on Palestine and Israeli occupation, boosting its standing in the Arab world and putting increasing pressure on Arab governments to take a more active role on the issues in the area. Countries in democratic transition are already under domestic pressure to take a harder line on Israel and there is talk of Egypt and Jordan withdrawing their ambassadors, following Turkey’s example.
Fourth, the current Turkish position would have not been possible without the consolidation of Turkish democracy. The elected government can finally pursue its policies without fear of military intervention. The military’s top brass, who have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Israeli counterparts, have long been Turkey’s primary pro-Israel constituency and a hard line against Israel would have been unthinkable a few years ago.
Finally, this episode signifies the coming of age of Turkey as a strategic power connecting the Middle East with Europe, the West and the Muslim world. It calls for a major revamp of America’s policy. A just and speedy solution to the Israel-Palestine conflict is essential if the US is to preserve its strategic interests in the Middle East.
Washington must reassess its unconditional support for Israel and adopt a visible even-handed policy, including a softening of its position on Palestine’s bid for statehood.
【中俄鷹派抬頭-中俄地緣戰略結盟架構已成／中俄聯手否決制裁敘利亞案 美帝瘋狗續泡製“中東版天安艦事件”－伊朗陰謀暗殺沙特大使（挑撥遜尼派vs.什葉派）】
奧巴馬：伊朗須為刺殺沙特駐美大使陰謀付出代價
【華盛頓消息】據媒體報導，美國總統奧巴馬13日表示，伊朗必須為其策劃刺殺沙特駐美大使的陰謀付出代價，美國將對伊朗實施“最嚴厲”的制裁，並且“不排除任何選項”。
奧巴馬當天是在白宮與到訪的韓國總統李明博召開聯合記者會時說這番話的。他稱，這一陰謀不只是伊朗的“一個危險的升級”，它是伊朗政府“危險和魯莽行為”模式的一部分。
奧巴馬指出，在這起暗殺沙特駐美大使的陰謀中，有一個伊朗裔美國人參與其中，而伊朗政府內部的某些人和他有直接聯繫，並支付資金給他。
“這些事實有目共睹，除非掌握了支撐這些指控的證據，否則我們不會隨便提出這樣的指控。”奧巴馬說，“我們已經與所有的盟友、國際社會接觸，並將事實擺在他們面前。我們相信人們分析之後，對這些事實不會有爭議。”
奧巴馬指責伊朗的做法遠遠超越了可接受的國際行為準則，而這只是伊朗長期以來一系列暴力行為的一個例子而已。
奧巴馬表示，美國將同其他合作夥伴和盟國一起確保伊朗為此付出代價。第一步，美國將起訴那些參與這起陰謀的個人；第二步美國將對伊朗實施“最嚴厲”的制裁，並繼續動員國際社會進一步孤立伊朗。
“現在我們不排除任何選項來對付伊朗，但你可以預期，我們將繼續對伊朗政府施加各種壓力。”奧巴馬說。
美國司法部11日宣佈挫敗一起企圖暗殺沙特駐美國大使阿德爾•朱拜爾的陰謀，一名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成員及一名擁有美國和伊朗雙重國籍的美國公民遭起訴。
美國政府指責這起暗殺行動與伊朗政府有關。但伊朗政府堅決否認，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副司令侯賽因•薩拉米13日說，美國指控伊朗參與暗殺沙烏地阿拉伯駐美國大使是一場“毫無根據的鬧劇”。
【時事點評】請大家注意這兩段文字，原文分別是：
第一段：美國總統奧巴馬13日表示，伊朗必須為其策劃刺殺沙特駐美大使的陰謀付出代價，美國將對伊朗實施“最嚴厲”的制裁，並且“不排除任何選項”。
第二段：美國政府指責這起暗殺行動與伊朗政府有關。但伊朗政府堅決否認，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副司令侯賽因•薩拉米13日說，美國指控伊朗參與暗殺沙烏地阿拉伯駐美國大使是一場“毫無根據的鬧劇”。
● 所謂的“證據”，是可以“精心製造”出來的
這的確是一場“鬧劇”，但伊朗政府、及一切愛好和平的力量必須警惕的兩點是：
第一點，隨著局勢的進一步惡化，它“最終”未必是“毫無根據”的，因為，憑藉美國之前“製造”天安號事件的“功力”與“動機”（更早一點，為發動越南戰爭，美國政府還有“製造”北部灣事件事件的前科），所謂的“證據”，是可以“精心製造”出來的。
●“刺殺案”原本就是一部“現代美國版的‘指鹿為馬’”
第二點，也是最值得警惕的一點，“刺殺案”原本就是一部“現代美國版的‘指鹿為馬’”。
一如秦朝時的趙高，“始作俑者”最為關注的並不是所謂的“證據”，而是“效果”如何，也就是說：在自己公開“指鹿”之後，是否有“附合謂馬者”，特別是，“附合謂馬”者都是何人？
● “美全球戰略”向“方方面面”以“最貼近真實地”的形式“正式亮出了”自己的底牌
因此，既然“美國行政當局”的“最高層”親自出面上演“指鹿為馬”的“現代版”，意在將“刺殺沙特駐美大使”的標籤貼在了伊朗頭上，並借此“劃清敵友”，那麼，這也就意味著華盛頓在這個問題上“已經刻意地”、“徹底排除了迴旋餘地”，也就是說，“美國全球戰略”已經向“方方面面”以“最貼近真實地”的形式“正式亮出了”自己的底牌。
● “美國利益決策層”再一次對“美國伊朗政策”進行了“具體量化”
“這張底牌”上赫然包括有這樣幾條：
第一條，顯然，這當然就是美國總統奧巴馬“親自出馬”的意義所在，即：以“美國利益決策層”之“最高級別發言人”的身份“強調”：這是“美國伊朗政策政策”的“最後態度”；
第二條，在“第一條”的基礎上，特別是，在“方方面面”之間的“第四波排列與組合”都在“極盡變幻”的“新形勢”下，“美國利益決策層”再一次對“美國伊朗政策”進行了“具體量化”，也就是此番“親自出馬”、且“表現得”“不再打算傾聽”的奧巴馬、通過那張“我們既從未相信、且也從未看好過”的“大嘴”、一字一句吐出的、堪稱是“美國單邊主義（小布希、切尼、接姆斯菲爾德、賴斯….時代）”最為囂張時之“對伊政策拷貝”的“美國對伊朗最新計畫”。
● 這不僅僅是一份“對伊朗新計畫”，它還是一份“殺機畢現”的“美國全球戰略”
值得強調的是，這份在“操作層面”上有著“雖出於水、但寒于水”之特性的“拷貝件”，稱得上是一份“殺機畢現”的“美國對伊朗最新計畫”，而值得警惕的是，由於“伊朗問題”基於“非美勢力”、特別是中國全球戰略的極端重要性，這不僅僅是一份“對伊朗新計畫”，它還是一份“殺機畢現”的“美國全球戰略”。
另外，如果站在中國決策層的角度去觀察，那麼，它還是一份“殺機畢現”的“美國對華新計畫”。
● “美國利益決策層”強加給“國際社會”頭上的選擇其實就是兩個：YES或NO！
第三條，在“第一條”與“第二條”的基礎上，也就是為了強調“美國將以決不動搖的決心”去“兌現”這份“美國對伊朗最新計畫”，“美國利益決策層”決心“不再要任何迴旋空間”，
也就是說，在“如何對待伊朗”的問題上、或者是否定性伊朗的恐怖身份問題上，口口聲聲稱“拿到了確鑿證據”的“美國利益決策層”強加給“國際社會”頭上的選擇其實就是兩個：YES或NO！
● “美國決策層”顯然在借“這一重大事件”、試圖“重新爬上”國際道德、特別是國際法的制高點
顯然，這就一如小布希在911之後、借“幾千條人命”的“巨大悲情”，沖著國際社會、拋出的那個“極其霸道之宣言”：要麼就是美國的朋友，要麼就是美國的敵人！
不難看出，“整個事情”走下來，“美國決策層”顯然在借“這一重大事件”、試圖“重新爬上”國際道德、特別是國際法的制高點，製造出一種“911式不容他人說不”的“道德高壓氣氛”，通過“重新炮製”一個“不是美國的朋友，要麼就是美國的敵人”的“911式悲情氣場”，催促，準確地講、是同時用“實力（美國軍事、特別是金融實力）與道德（伊朗刺殺他國大使的行為如果坐實，伊朗當然會不容於國際社會）”的“高壓”，催促“方方面面”在“諸多重大國際問題”上、盡可能地“循著有利於美國利益的思路”進行“排列與組合”、也就是在至關重要的“伊朗問題”上“重新站隊”。
● 美國“公然不要”其“國家體面”、彰顯其更加被動
第二，在“第一”的基礎上，特別是，從美國竟然弄出“伊朗策劃刺殺沙烏地阿拉伯駐美國大使”這一“荒唐劇本”、從而“公然不要”美國“國家體面”的情況來看，
我們還認為，美國“旨在支配全球”的“全球既定戰略”也未因塞進幾根“巧實力”的槓桿就從全局被動中扭轉過來，
不僅未扭轉，反而因“埃及之亂後續發展”的“脫稿運行”而更加被動。
● “美國利益”的確在不惜一切手段地、迫使歐盟、特別是中國最終做出“戰略誤判”
而在之前的點評中，我們曾經以大量篇幅詳細論證了這樣一組結論，即：
第一，我們認為，在“美國單邊主義（小布希主義）”隨著奧巴馬的上臺而換了一張“嘴臉（傾聽主義）”之後，美國“旨在支配全球”的“全球既定戰略”並未因抹上幾層“傾聽色彩”而有“實質性調整”！
顯然，從奧巴馬不顧伊朗的“公開揭露”、悍然地“以美國最高行政官員”的身份、從“那張大嘴”今天正式吐出“伊朗必須為其策劃刺殺沙特駐美大使的陰謀付出代價，美國將對伊朗實施最嚴厲的制裁，並且不排除任何選項”….的強硬言論，從而為“中東版天安號事件”正式背書之後，任何稍有政治敏感度的人都會明白：美國“旨在支配全球”的“全球既定戰略”從來沒有因美國總統的換了“膚色”而有任何實質性改變。
不僅沒有改變，且從美國以不同的方式、但性質卻一樣卑鄙的手段，連續策劃“天安號事件”、“伊朗刺殺沙烏地阿拉伯駐美大使”的“惡劣劇本”來看，如果僅僅站在“中、歐、美”的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美國利益”已經的確如我們所說，在不惜一切手段地、迫使歐盟、特別是中國最終做出“戰略誤判”。
● 再談“歐洲利益（歐洲國家利益與歐洲資本利益）”目前面臨的一個最大、且最緊迫問題
在這裏，我們再次強調兩點：
第一點，在我們的討論中，在這個問題上，如果站在中國利益的層面，
那麼，對“歐盟利益”而言，它可能做出的“戰略誤判”，主要在於：
歐盟或“實質性配合‘美國利益’、用天量的流動性、水淹南方經濟”，
或向美國提供實質性南亞配合，與美國一道進行所謂“南亞破局”，從而“實質性地”與美國聯手，全面惡化“中國的外在安全環境”。
而一旦歐盟最終做出“戰略誤判”、並令美國最終實現了“全面惡化中國外在安全環境”的戰略目的，則美國隨之期望中國也出現的“戰略調整”就是：中國或“為”避免自己的外在安全環境被全面惡化，或“因”無力承受自己的外在安全環境被全面惡化，而最終選擇接受“中美共管地球的G2模式”，從而令美國可挾“中美之合力”，迅速解決歐元（歐盟）問題。
顯然，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說：一旦歐盟做出“戰略誤判”，且中國被迫進行上述“戰略調整”，也就等同于歐盟“自我啟動”了歐盟（歐元）的“快速瓦解進程”。
也正因如此，“這個問題”恰恰是“歐洲利益（歐洲國家利益與歐洲資本利益）”目前面臨的一個最大、且最緊迫問題。
● “再談”中國如最終坐視美國有效擊穿敘利亞“止損點”而“不作為”、或者“不有效作為”，將導致“中國全球戰略”徹底崩塌
第二點，在我們的討論中，在這個問題上，中國也要避免出現“重大的、不可逆轉戰略錯誤”，即：
其一，如果僅僅在經濟、特別是金融層面去考慮問題，則比如，在“中、歐、美”之中率先進行不可逆轉的加息週期、繼而全面喪失貨幣特別是資本政策的自主權，最終實質性地‘自我滅活’中國的經濟活力；
其二，如果我們在“綜合層面”去考慮問題，則比如，中國最終坐視美國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國際社會”之“大多數”的中東利益的“止損點”而“不作為”、或者“不有效作為”，從而導致“以中國經巴基斯坦至伊朗”的這一“戰略走廊”為支點的“中國全球戰略”徹底崩塌。
● 重溫“前三波排列與組合”的觀察結果，有助於更加清醒地觀察目前看似“變幻莫測”的國際局勢
第三，我們也認為，自“國際局勢”以“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及“科索沃單方面宣佈獨立”為標誌，不可逆轉地進入“科索沃獨立後續發展階段”，並“如我們所預期地”依次經歷了、分別以“美、俄直接交手”與“歐、美直接交手”及“中、美直接交手”的“第一、二、三波排列與組合”，其“真實的歷程”已經為我們提供了“極其豐富的觀察結果”，來幫助我們更加清醒地觀察目前的局勢，也就是看似“變幻莫測”的“第四波排列與組合”。
在占盡天時、地利與人和的情況下，美國利益何以仍然無法阻止次貸危機的“最終爆發”
其一，美國次貸危機的“最終爆發”，意味著這樣一個事實，即：即便當時“美國絕對實力”特別是“相對實力”都處於顛峰狀態，即便是堪稱“美國史上最具鷹派色彩”、對外“強硬至極致”的“單邊主義政決策團隊”，即便策略性地通過“911”騙到了美國社會對“在外發動戰爭的極高支持度”、且騙到了世界輿論的高度同情，
“美國利益”最終還是無法用像一、二次世界大戰那樣，通過“週邊（相對於美國本土）”的“非和平方式”、去解決“美國經濟結構上的問題”、或者美國社會結構問題、更或者美國制度層面的結構問題。
顯然，以“911事件”為標誌，“美國利益”在占盡天時、地利與人和的情況下，仍然無法阻止美國次貸危機於2007年“最終爆發”，再加上期間“近乎7年的解決時間”，所有這些都已經充分證明了一點，那就是：
在“大國層面（歐盟計算在內）”上，作為內部問題累積最為嚴重、社會矛盾最為尖銳的主要“政治經濟體”，由於“美國國家利益”想借“西方資本（美國資本）”之力去支配全球、從而可以犧牲“非美勢力”為代價、去解決它自身很難獨自解決的問題，因此，它事實上遭遇了“非美利益（主要是中歐俄、拉美國家、中東國家）”集體的、且是“實質性”的強烈反對。
● 曾經至剛至強的“小布希決策團隊”終於不得不做“非實質性、但卻非常重要的戰略調整”
其二，而“美國單邊主義”試圖“在週邊”解決問題的戰略、在殘酷的現實面前撞得頭破血流、且美國次貸危機也終於2007年8月“風生水起”、慢慢“浮出水面”之後，2007年未至2008年初，此前還至剛至強之“美國利益”的“小布希決策團隊”終於不得不做“非實質性、但卻非常重要的戰略調整”。
這種調整的“代表性事件”就是“科索沃單方面宣佈獨立”。
● “科索沃單方面宣佈獨立”是美國被迫向歐盟簽下的一份“投名狀”
科索沃於2008年2月單方面宣佈獨立“表面”上是“歐、美利益”基於“中東利益”與“南亞利益”進行戰略交易的一個衍生品。
而實際上，則是全局被動的“美國既定全球戰略”，一方面“即無法、也不甘心”割捨“中東核心利益（以犧牲以色列的方式推動中東和平進程、並就此成全‘歐盟利益’的中東地位）”，而另一方面又“想儘快拿到歐盟南亞實質性配合”，從而“簽下的”一份“向歐盟展現極大戰略合作誠意”的“投名狀”。
顯然，“美國利益”簽下這份“投名狀”的意圖在於“先以空間換空間，再以空間換時間”，在於“繼續推進”其“既定的全球戰略”，在於繼續推進主要針對中國的“南亞破局”。
● “美國南亞政策”具有強烈的“連環性”
而就如我們之前多次強調，“美國南亞政策”具有強烈的“連環性”，即：除了伺機發動“實質性破局”以全面破壞中國全球戰略的戰略空間、“先”將中國徹底堵截在中國境內、“再”利用“三獨框架”、結合所謂“徹底民主政治、完全自由經濟”等手段、將中國推入“瓦解進程”的險惡用心之外，
它的另一功用，就是想用一種“最貼近真實”的“破局努力”，迫使中國妥協，從而好挾“中-美經濟之合力”，於“轉身間”一舉擊潰“自運行之日起”就不斷挑戰美元地位、不停蠶食美元市場份額的歐元，並伺機瓦解“直到今天仍在全力進行整合的歐盟”。
顯然，在這個問題的“努力層面”上，也就衍生出所謂的“中-美共管地球的（G2／美中國）模式”，並出現了以美國總統奧巴馬、美國前政要布熱津斯基、基辛格等為“代表性說客”的“美國朝野聯合豪華推銷團”。
● 中、歐也將南亞與中亞（阿富汗）視為一個“連環劫”
（直到一、兩年前才）洞悉這些的中國與歐盟，在應對上，即出於各自的核心利益、也出於雙方的全球共同利益，大體上，也是將南亞與中亞（阿富汗）視為一個“連環劫”，從而一方面努力維持著交織于伊核問題上的“中-歐-俄”戰略協調，一方面，彼此策應著將“大國間戰略利益主要交易平臺”從中國的重中之重–南亞方向、慢慢移向均遠離“中-歐-俄”的重中之重，卻獨獨聚集了美國核心利益的中東方向。
顯然，在這個問題上也就出現了中國“不僅” （直到一、兩年前才開始）力拒“美國朝野聯合豪華推銷團”傾力兜售的“中美共管地球的（G2／美中國）模式”、且堅決奉行“扶弱（歐元）鋤強（美元）”的政策，與歐盟死活不願意向美提供“實質性南亞配合”、
且與俄羅斯一道，積極策應中國發動的“東亞（東北亞、南海）、南亞問題全部都與美國在中東談”、從而形成了當前這種“一切重要問題都與美國在中東談”的、“中歐俄”輪番上陣、“輪番消遣”美國全球利益的局面。
在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美國利益決策層”基於“美國資本利益（含Wikileaks維琪解密）”而不顧“美國國家利益”所策動的“埃及之亂”、及其“後續發展”不過是美國針對“一切重要問題都與美國在中東談”所展開的、旨在“以攻為守”的戰略反擊。
● 站在中國的角度看問題，美國的戰略反擊有兩個意圖
如果僅站在中國的角度看問題，美國的戰略反擊有兩個意圖：
第一個意圖，是沿“歐亞海上運輸線”全面破壞中國的外在安全環境，
從而“仿效”中國針對美國的“一切重要問題都與美國在中東談”（注，這實際上就是出“圍魏救趙”），在南亞之“外”、繼續其“南亞政策”、也就是要麼迫使中國接受“中美共管地球的G2”，
要麼，就將“歐亞運輸線之亂”導向專門針對東亞經濟、特別是中國經濟的“東亞、或者中國海上運輸線之亂”，從而伺機展開對東亞、特別是對中國的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
而值得強調的是，至於“後者”，它“既”是我們常常提及的、“暗渡陳倉層面的（側重于經濟與金融攻擊）南亞破局”，“也”是日後“西方資本”伺機上演“巴基斯坦之亂、特別是印度之亂”的“準備工作”。
第二個意圖，在展開“上述意圖”的基礎上，伺機將“大國間戰略利益主要交易平臺”從目前這種“均”遠離“中、歐、俄”的重中之重，卻獨獨聚集了美國核心利益的中東方向、再慢慢移回中國的重中之重–南亞方向，如果歐盟基於自己的一已私利、在美國的強大壓力下（歐洲債務危機）、其“全球政策”最終願意向“美國全球政策”提供“實質性配合”的話。
● 美國終於跟隨歐盟之後、雙雙跳入“坑”中的主要原因
顯然，如果歐盟仍然不願意向美國提供“實質性配合”，那麼，美國用來威脅歐盟的手段就是：利用“美元本位制”的“剩餘價值”與“美國軍事力量”，將歐盟按在“利比亞之亂”這個“坑”中，並“持續加壓”歐洲債務危機，且伺機對歐盟（歐元）跨海（地中海）予以致命一擊。
這也正是我們認為：隨著美國出爾反爾、最終決定向利比亞派出“大量”地面部隊、從而“表面上“是保護美國在利外交機構、人員的安全，但“實際上”卻是為“卡紮菲（格達費）勢力”提供“安全遮斷”，美國終於跟隨歐盟之後、雙雙跳入“坑”中的主要原因。
● “卡紮菲（格達費）勢力”的主要成員何以生不見人、死不見屍？
如果從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我們就很容易明白：
為什麼在利比亞這個樹沒幾棵、草沒有幾叢、到處是沙漠的不毛之地，“卡紮菲（格達費）勢力”的主要成員均是生不見人、死不見屍了。不僅如此，還能指揮“親卡武裝”繼續作戰。
在此，如果歐盟、特別是今天的“利比亞執政當局”膽子足夠，在此就為其支一個招：
包圍、甚至強行進入美國駐利比亞大使館、及其它外交機構、商業設施，或者、長時間地切斷“美國地面部隊駐地”與外界的聯繫，時間到了，一定會有意外的、重大收穫！
然而，一旦如此，後果可要自負！我們可不為此承擔任何責任，道理很簡單：“大家可都是成年人”！。
● 一旦如此，也就意味著如今已雙雙落入“坑”中的“歐、美”，誰也甭想從利比亞這個坑中“安全地爬出來”
至於後果，主要有兩個：
第一，這種大膽行為本身就是一種“撕破臉皮”；
第二，一旦歐、美以任何形式“撕破臉皮”，也就意味著“利比亞之亂”會立刻升格為“利比亞內戰”、直至“科索沃戰爭”的重新爆發，這也就意味著在利比亞這個曾經的“觀察點”、如今的“撕裂點”上，始於伊拉克戰爭就出現、且持續至今的“歐美大西洋裂縫”就被“徹底撕裂了”。
而一旦如此，也就意味著如今已雙雙落入“坑”中的“歐、美”，誰也甭想從利比亞這個坑中“安全地爬出來”，
對“歐盟利益（歐元）、美國利益（美元）”雙方而言，“死活”另說，但彼此間落個“斷胳膊少腿”、則是必然的！
● 一旦如此，作為聯盟也好（歐盟），國家也罷，“歐、美”之間也必然瓦解一個！
事實上，局勢發展至今，自“美國利益”也決定步“歐洲利益”後塵、跳進利比亞這個“坑”中，從而令利比亞從“觀察點”立刻轉化為”撕裂點“之後，
從“中、歐、俄、美”圍著“敘利亞”這個“止損點”的一連串表現來看，除非“矛盾雖可以調和、但卻很難調和”的“歐、美資本利益”之間的一方“甘心歸順對方、並為對方所驅使”，
否則，在“矛盾雖可有效緩和、但不可調和”的歐、美國家利益”的“強大張力”下，利比亞這個“坑”最終必然埋葬“現代西方資本”中的“一支”，
而一旦如此，作為聯盟也好（歐盟），國家也罷，“歐、美”之間也必然瓦解一個！
在這個問題上，再次強調：
“歐、美資本利益”之間的矛盾之所以“可以調和、但卻很難調和”，恰恰在於“歐、美國家利益”之間的“強大張力”，
也在於“中、俄”的“挑撥離間”，
還在於歐盟也“沉迷”於“一切都可與美國在中東談”的“新戰略遊戲”。
● 該決議案”分明是“美國擬定、之後、委託歐盟發佈”的！
在這個層面上，如果我們去觀察“中、俄”聯手否決“那份‘據稱’是歐盟提出、美國支持.”的“聯合國譴責敘利亞決議案”，那麼，我們也就不難看出這樣幾絲隱晦、但卻極其強烈的信號：
第一，什麼是“歐盟提出、美國支持”？
從內容看，“該決議案”分明是“美國擬定、之後、花‘錢’、且是一大筆‘錢’、委託歐盟發佈”的！
● 除了落入“坑”中之外，“美國利益”基本上是一無所獲！
根據我們的觀察，美國為了這個“委託”，那可是花了大價錢的！
別的不說，僅以利比亞為例，從完全就是一群“烏合之眾”的“利比亞反對派”以令人吃驚的速度、迅速攻佔卡紮菲的大本營－－的黎波里，
到卡紮菲（格達費）勢力突然退出“公眾的視野”，
再到“利比亞反對派”得到“中、俄”的承認，從而成為“利比亞執政當局”，
最後，“美國利比亞政策”為了保留“埃及之亂”的“調整後劇本”不就此中斷，不得已讓地面部隊進入利比亞、正式跳進“坑”中，
作為“旁觀者”，我們認為：“美國利比亞政策”對歐盟的“讓步”可謂巨大，
但是，所有這一切的“努力與冒險”均被“中、俄”的否決給粉碎了，不僅如此，美國全球戰略還就此留下一個巨大的隱患：那就是，努力的代價付出了，但得到的結果卻是：除了落入“坑”中之外，基本上是一無所獲！
因此，我們也就不難明白，為何作為“支持者”的美國卻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得“歇斯底里”般的“憤怒”，而作為“提出者”的歐盟，反倒是“譴責”兩聲了事了！
● 歐盟更多是在“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且對結果抱持一種“錢貨兩清”的態度！
顯然，在這筆“一要問題都與美國在中東談”的交易中，歐盟更多是在“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且對結果抱持一種“錢貨兩清”的態度！
值得強調的是，該決議案事先已經被大量修改，其中，許多文字、甚至是所謂的“提出者”歐盟出面，根據俄羅斯、特別是中國之“敘利亞政策的原則”進行的修改，因此，歐盟在“中、俄”這裏，事先也早就“有個交待”！而美國最終同意“大量修改版”，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在“中、歐、俄”之間打根楔子、並借此“尋找”曲解“中、俄”之“敘利亞政策”的餘地，也就是意圖尋找一個“突破點”。
● 歐盟自然是此輪角力的“最大收益者”
因此，從“中、俄”斷然否決“按自己意見大量修改（排除了軍事解決項）”之後“文稿”的動作來看，自然是洞悉美國的企圖，因此，也就是不給美國這個機會。因此，作為“提出者”的歐盟自然是此輪角力的“最大收益者”。
● 正式完成了“新遊戲”的“第一輪”
討論進行到這裏，我們也就不難看出，最重要的，在“中、俄”分別在歐盟的策應下，分別“階段性平息”了“東北亞（2010年3月美國自導自演自殘栽贓挑撥的天安號事件）、南海問題國際化”、及“階段性收穫”了烏克蘭利益之後，“中、俄”聯手否決決議案的結果，對歐盟而言，顯然不僅未傷及“中-歐-俄”的戰略協調（中、俄在不同場合分別再次強調支持歐元的穩定），還讓歐盟“階段性收穫”了一個“利比亞執政當局”。
毫無疑問，中國率先出手的“一切重要問題都與美國在中東談”的“新戰略遊戲”，在此之前，就已經“菜過兩味（中、俄）”，至此，也就算是“酒至三巡（中歐俄）”、從而正式完成了“新遊戲”的“第一輪”。
● 儘管是已“酒至三巡”，但“中-歐-俄”本質上仍然是“階段性收穫”
同樣毫無疑問的是，儘管是已“酒至三巡”，但“中-歐-俄”本質上仍然是“階段性收穫”，
而從歐盟制裁敘利亞、特別是伊朗的“力度”上來看，特別是，從“中、緬”之間的關係因“緬甸民主”而出現某種裂痕，及中國13名公民在“這個時間點”在東南亞被慘忍殺害的情況來看，“該遊戲”還將“繼續遊戲”下去。
● 即便是在利比亞，“遊戲”還將“繼續”！更別提敘利亞這個“止損點”了
而從烏克蘭前總理在“這個時間點”被判刑、但“判斷內容”令歐盟與俄羅斯“均不滿意”的情況來看，俄羅斯“階段性收穫”的“烏克蘭利益”也會有所反復，
至於歐盟的“階段性收益”，從“親卡武裝”近日突然大舉反攻“利比亞執政當局”的“大跌眼鏡”來看，都是“再合乎邏輯”不過的了。
顯然，即便是在利比亞，“遊戲”還將“繼續”！更別提敘利亞這個“止損點”了。
● 一道“至關重要”的“強烈信號”令“美國利益”感到“意外”、並受到沉重打擊
因此，想強調的是：在很大程度上，歐盟“提出”該決議、及“該決議”最終被否決，都符合“中歐俄美”的“敘利亞政策”，
但令“美國敘利亞政策”意外的是，儘管美國人打出一大堆牌（比如：美國參院準備通過人民幣匯率法案，對台軍售案），且按中國的意味做了修改，但中國依然與“必然出手否決”俄羅斯一道聯手投出了“否決票”。從而向“方方面面”發出一道“至關重要”的“強烈信號”。
從本質上講，美國之所以以“歇斯底里”的方式去“憤怒”，恰恰在於這道“至關重要”的“強烈信號”令“美國利益”感到“意外”、並受到沉重打擊了。
● 中、俄聯手傳遞一束“最為明確”、且“不容他人有一絲一毫曲解餘地”的“明確信號”
第二，“中、俄”何以聯手“否決”一份“已經被大量修改”的“譴責案”？
對此首席就指出，這是為了向“方方面面”、特別是敘利亞與歐盟、『阿盟』傳遞“最為明確”、且“不容他人有一絲一毫曲解餘地”的“明確信號”，即：
其一，不論“中、歐、俄、美”與『非盟』、『阿盟』等在“利比亞”這個“撕裂點”的“排列與組合”如何變化，“敘利亞”的確就是“國際社會”之中東共同利益的“止損點”；
為此，在滿足“確保敘利亞國家安全不受外來勢力軍事、也包括政治顛覆”的“前提條件”之前，即便是“譴責”也不行！
其二，在“其一”的基礎上，“中、俄”作為有能力對抗美國、甚至北約的“兩個主要軍事強國”，絕不允許“敘利亞”成為“利比亞第二”。如果有誰不信，可以試一試！
其三，在“其二”的基礎上，如果有人一定要試，那就得準備面對中東的全面破局、甚至最暴力破局！
而在這個問題上，特別是“伊朗跨越核門檻”的問題上，我們曾經多次強調，這是個“中、歐、俄”之“大多數”便可決定的事情。不論美國是否反對！
● 一旦……也就無所謂什麼“投鼠忌器”了
其四，在“其三”的基礎上，如果“有人”不“全力阻止”美國在敘利亞問題上的冒險，
那麼，“絕不允許”“敘利亞”成為“利比亞第二”的“國際社會”，也就無所謂什麼“投鼠忌器”了，
也就是說，中東國家也好，海灣國家（如沙烏地阿拉伯）也罷，如果不與“國際社會”一道“全力維護”敘利亞這個“止損點”，反而試圖“借機”去打那個“什葉派與遜尼派、甚至庫爾德問題”的“小算盤”，
那麼，中東的全面破局、甚至最暴力破局的後果是什麼，恐怕就得仔細掂量掂量！
● “混水摸魚”的招，誰都會玩、也都想玩，也都有能力玩！
在這個問題上，想強調幾點：
首先：“混水摸魚”的招，誰都會玩、也都想玩，也都有能力玩！
其次：一旦“中、俄”也準備憑藉自己的實力、甚至攜帶『上合（組織）』之力去“攪混水、玩摸魚”，作為“魚（中東之亂）”的“所在地”──“中東國家”與“美元本位制”、更或者“西方資本（包括了歐洲資本利益）”，相對而言，其實並沒有“混水摸魚”的本錢。
●“穿鞋者”在那兒拼命鬧事，足見“新遊戲”下的中東局勢之“實質”
誰都知道，建設與維持一個框架、比徹底摧毀一個框架、要困難得多！更何況，在中東這個地方，誰是穿鞋者、誰是光腳者，可謂一目了然！
而眼下偏偏是“穿鞋者（美帝）”在那兒拼命鬧事，足見“新遊戲”下的中東局勢之“實質”。
● 美國決策層”必須正視的一種“可能性”
最後，對“美國利益”而言，“中、俄”讓伊朗加入“上合”似乎還有“中-歐-俄伊核戰略協調”這一層因素而“有所顧慮”，
但如果萬不得已，且又不必要“最暴力破局”，那麼，將“敘利亞”納入『上合（組織）』的保護之內，從“中、俄”聯手否決“決議案”的架式來看，恐怕也是“美國決策層”必須正視的“可能性”。
顯然，一旦如此，國際社會進出加沙（Gaza）的“第三條通道”是不通也得通！
一旦如此，“中、俄”也就正式“入主中東”，並以強力平衡“美-以”軍事力量的“平衡者”的形象出現。
而一旦如此，美國中東安全框架的經濟支點－－沙烏地阿拉伯，出於“美元本位制”不可靠性，也就會迸發出類似今天土耳其所表現出的“強大活力”。
否則，在諸多“中東地方王”都將維護中東地區自身利益、阿拉伯利益、或者伊斯蘭利益的“爭先恐後”下，還敢緊跟美國的沙烏地阿拉伯其政權的存在就會立刻成為問題。
● 站在美國的角度，不論是中東的全面破局、還是最暴力破局，其後果都將是“不可控”的
因此，站在美國的角度去考慮問題，不論是中東的全面破局、還是最暴力破局，只要“中、俄”聯手強行介入，其“後果”都將是“不可控”的。
而對於許多中東國家、或者伊斯蘭國家而言，這種局面一旦形成反倒又是可以接受的，在這個問題上，在“尊王攘夷”下突然變得“活力四射”的土耳其，就是一個鮮活的例子！
● 在“尊王攘夷”下突然變得“活力四射”的土耳其，就是一個鮮活的例子！
如果在這個層面去觀察“美國指責伊朗策劃暗殺沙烏地阿拉伯駐美大使”，且聲稱“要對伊朗實施最嚴厲制裁”、且“不排除任何選項（這當然包括軍事解決）”，而沙烏地阿拉伯卻“不吭聲”，
顯然，“該指控”無論真、假，都將後果嚴重、且值得高度警惕。
可以肯定的是，美國人在“捏造事實”，因此，在警惕什麼的問題上，自然是警惕美國人“此舉的真實意圖”是什麼？
我們認為，如果結合敘利亞之前公開警告“將以自殺式襲擊報復西方的攻擊”，那麼，我們就不難強烈地感覺到：所有這些，似乎意味著“美國利益”準備在至關重要的敘利亞方向進行某種“重大行動”，
至於這種“重大行動”是否導致敘利亞這個止損點被徹底擊穿，恐怕還需要觀察，因為，通過上面的討論我們已經可以看出，“美國利益”目前雖有徹底擊穿該止損點的“強烈動機”，但卻沒有相應的“戰略資源”以掌控“徹底擊穿”之後的局面。
因此，我們認為，即便果真有某種“重大行動”，也是一種“伴隨攻擊的測試計畫”，且“測試”的因素居多。
但就如我們之前所說，如果“國際社會”不能及時“強硬反擊”，則這種原本“測試”因素居多的“伴隨攻擊的測試計畫”，將立刻轉換為“攻擊居多”的“攻擊計畫”，且中國、俄羅斯等國際社會很難事後補救，即便能補救，付出的戰略代價也會較“在第一時間就及時強硬反擊”來得更加高昂。
● “國際社會”有必要做好“及時強硬反擊”的“一切準備工作”、準備好“以亂對亂”，
因此，我們強烈建議：“國際社會”有必要做好“及時強硬反擊”的“一切準備工作”、以“準備好”在“第一時間”就可做出包括、政治、經濟（金融）、特別是軍事層面的“強硬反擊”，準備好“以亂對亂”、“以亂制亂”、及“亂中取勝”，從而迫使“美國利益”知難而退！
● 許多國家都在搶時間、以上下其手、“多方通吃”
如果我們在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
在美國“公然警告”巴基斯坦之餘，
近期來集中爆發的中國13名公民在泰國遇害、
印度、緬甸、越南的外交突然活躍、
日本積極插手南海問題，
特別是歐盟（德國）也開始回到越南，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顯然，“這些周邊”國家似乎也看清楚了“中東局勢”的詭秘與危險、或者不可預測。
因此，也在搶時間、以上下其手、“多方通吃”。不僅如此，由於時間太急，在“吃相”上還顯得極其難看。
● 越南著眼於將自己從“中國視軍事打擊越南作為攻取南海‘錦州’之‘點’的‘危險性’”解脫出來的“靈活一著”。
“吃相”最為難看的是印度與越南。
以越南為例，一方面，越南國家主席訪印，並與印度一邊頂著中國的警告、簽了一份註定不會實質性兌現的“南海開發資源協議”，
另一方面，越南執政黨主席卻訪華，並與中國簽了一份旨在“雙邊解決南海爭端”的“雙邊協議”，並引發“強調南海問題應多邊解決的菲律賓（實際上是美國）”的強烈不滿。
從越南的情況我們不難看出，越南與中國簽的這份旨在“雙邊解決南海爭端”的“雙邊協議”，根本就是在打自己、也在打剛剛跑到美國去商量南海問題的“東盟”的臉，
但在“前段中國軍事高壓”下“明白了自己處境”的越南，此次雖然吃相難看，但卻是著眼於將自己從“中國視軍事打擊越南作為攻取南海‘錦州’之‘點’的‘危險性’”解脫出來的“靈活一著”。
● 美國所給予期望的“南海問題國際化”在越南這個“關鍵點”上提前“漏風”了
由此，我們也不難看出，美國所給予期望的“南海問題國際化”在越南這個“關鍵點”上，就提前“漏風”了。
既然越南如此，那麼，近來積極插手越南、緬甸的印度，其“可用性”又有幾何？更何況，在兩波孟買襲擊案中均能保持冷靜、且一次比一次冷靜的印度，自己就在一邊增兵中、印邊境，但一邊也在開始用人民幣結算。其“吃相”也好看不到哪兒去！
還有那個滿世界叫喊著要插手南海的日本，它的首相不也一邊強烈要求與中國建立軍事熱線、以防止意外衝突，一邊還在“試探著”訪華的話題嗎？
● 不僅是中國、俄羅斯也已然準備在“中東大亂”
從本質上講，只要“怕打的”越南最終願意與中國在雙邊框架內解決南海問題，那麼，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已經在準備“浴火重生”的中國經濟、在南海方向以自己的綜合實力、實現“錦州效應”、繼而在確保“中國最低限度內迴圈”的問題上，就會容易得多、且高效得多。
在此前景下，美國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也好，“國際社會”強烈進行反擊也罷，總之，從俄羅斯總理訪華成果，且雙方簽定一大堆“意在中東大亂派上用場”的“中俄能源協定”的情況來看，不僅是中國、俄羅斯也已然準備在“中東大亂”。
值得強調的是，一旦歐盟在“中、俄”的“實質性支持”下搞掂“利比亞之亂”，則歐盟也就為“中東大亂”準備好了“新的能源供應基地”。
防止歐盟得到這塊近在咫尺的“能源基地”、繼而與“中、俄”合流，特別是以“一個穩定、親歐的利比亞”作為“科索沃問題”的一個戰略屏障，這也正是“美國利益”寧願食言、向利比亞派出地面部隊、從而想也不想就跳“坑”的原因之所在。
● 中國已然準備在“中東大亂”去摸一條大魚
而站在中國的立場去觀察，中國已然準備在“中東大亂”、歐盟、特別是美國社會大亂的“這趟混水”中、去摸一條大魚、
即：“美元本位制”因中東大亂而轟然倒塌、歐元也因歐盟社會持續動盪而不穩，從而令人民幣橫空出世的“大魚”。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再次強調，一個不能自由浮動、並實行資本管制的人民幣，依託中國的政治穩定與強大的軍事實力、及龐大的商品吞吐能力、特別是製造能力，在“全球經濟大亂”甚至“政治大亂”的情況下，反將會最具有“結算”上的優勢—那就是“穩定”與“實用”。
而一旦天下大亂，至少在東亞這一塊，能買到足夠生產與生活資料，且能安全運回國的，恐怕就是人民幣了。
● 就目前而言，“佔領華爾街”的原因並不簡單
值得強調的是，儘管我們很早就相信“歐盟、特別是美國一定會發生類似埃及之亂”的情況，但就目前而言，“佔領華爾街”的原因、或者美國統治層“刻意寬容”該運動的原因並不簡單。
一方面，這是“美國利益”在“美國國家利益與美國資本利益”的撕扯下、不知所措的直接結果。
這一點，從美國總統、紐約市長、美國資本的代表、美國議員均一定程度支持“佔領華爾街”的情況中就可以看出。
當然，這裏面也有即將到來的“選舉”因素。但這不是主要的！
可真實的邏輯就是，如果它們果真“真心支持”，那麼，恐怕“佔領華爾街”的者早就佔領了整個美國。可問題偏偏不是這樣的，這也說明，問題不是那麼簡單的。
● 一個“冒險嘗試”
作為“佔領華爾街”的另一面，這也是“美國利益”意圖通過“可控”的“佔領華爾街”、去促發“佔領倫敦、直至佔領巴黎、柏林、（米蘭）”等一系列不可控行動、以強行緩和“不可調和、但可有效緩和的歐、美國家利益之間的矛盾”、強行調和“很難調和的歐、美資本利益之間矛盾”的一個“冒險嘗試”，
一旦成功，“歐、美利益”就會拿“伊朗謀殺沙烏地阿拉伯駐美大使”說事兒，一步到位地“對伊朗實施最嚴厲制裁”、
甚至“敘利亞”這個“止損點”是否有必要擊穿都不用管了。
● 這一點，大家必須認清！
而一如我們多次強調，所謂“對伊朗實施最嚴厲制裁”，就是“對中國實施最嚴厲制裁”，也就是“暗渡陳倉層面的南亞破局”。
如果僅在中國利益的層面去考慮問題，那麼，“對伊朗實施最嚴厲制裁”才是美國利益策劃敘利亞之亂的根本用心。
至於（美國資本）策劃“埃及之亂”的根本用心、則是“在南亞之外的方向”去謀求“暗渡陳倉層面的南亞破局”。
這一點，大家必須認清！
● “歐、美”中的至少一家，一定會在這場“不可控”的運動中倒下來
另外，從發展上看，一旦“中東大亂”，導致“歐亞海上運輸線大亂”，而“非美勢力”也回報一個“全球海上運輸線大亂”，
則目前“（美國國家背後操控的）可控”的“佔領華爾街”在全球經濟全面衰退之下、就極可能發展為“不可控”的“全球反對資本主義運動”，而“歐、美”中的至少一家，一定會在這場“不可控”的運動中倒下來。
● 一種“不小的可能性”
而作為一種“不小的可能性”，我們認為，一旦“歐、美經濟、社會陷入全面混亂”，且假如期間歐元、或者美元始終存在，那麼，人民幣是有可能成為“不相上下的歐元與美元之間”、“相互確定”幣值的“錨貨幣”、從而“直接標價”歐元與美元的幣值。
而這，就是我們之前多次所說的：人民幣將以教科書都沒有的方式進行國際化中的一種。
● 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
也正是如此，我們認為，如果歐盟決意與美國聯手“量化寬鬆（債務數位貨幣化）”、從而計畫先“水淹南方”再對中國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
那麼，在經濟特別是金融層面上，中國完全可以通過人民幣帶領東亞貨幣、或選擇美元、或選擇歐元進行大幅度貶值，全面打亂“更多是競爭關係的歐、美經濟”之間的“經濟運行成本”、全面衝擊歐、美之間的、旨在“水淹南方”的“經濟與金融協調”，再結合政治與軍事上引爆的中東全面破局、甚至世界全面破局，讓目前仍然可控的“佔領華爾街”進一步激化成“不可控的佔領華盛頓、佔領倫敦、柏林等”，從而側證一條真理，那就是：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
在這個問題上，美國決策者應該知道的教訓就是：“美國利益決策者”之前“基於美國資本利益”而策劃的“埃及之亂”之“後續發展”已然脫稿，
此次“基於美國國家利益”而“刻意寬容”的“佔領華爾街”，就沒有“脫稿”的那一天嗎？如果加上“外部力量”、特別是“網路”的努力呢？
不過，討論進行到這裏，我們也不能不客觀地說一句，之前的，美國拿網路安全說事、著手管制網路的這一手，恐怕就是想對“佔領華爾街”、特別是“佔領巴黎、柏林”的“即用之也防之”的“未雨綢繆”！
而在“網路”的問題上，最近的“淘寶”事件就值得警惕，在我們看來，對那種“境外勢力相”、以類似的方式、不惜代價、利用手中“控股”、但根本“不計成本”的“政治資本”的力量，意圖推高中國經濟運行成本，從而在中國製造混亂的可能性，有關方面要高度警惕才是！
《東方時事》2011.10.17
從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暗殺集團到以色列政府國家恐怖主義
以色列是中東地區第一個成立“恐怖主義組織”的政權。現在，該政權繼續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被占領土上從事“恐怖主義”活動。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運動的歷史和其成立說明了這一事實，即：猶太復國主義政權留在巴勒斯坦的最根本目的就是集體屠殺和“暗殺”無辜的巴勒斯坦人民。
“猶太民族基金會”主任喬澤夫•維特茲在1940年，也就是以色列政權宣佈其成立的8年前宣佈，在巴勒斯坦不可以存在兩個政府，如果阿拉伯人離開這片土地，這裏才能成為我們的地方。如果阿拉伯人留在這裏，我們將成為微不足道和一個弱小國家的主人。因此，我們應當將巴勒斯坦人驅趕出去，使這片土地上不能留下一個村莊或一個部落。
在1897年舉行第一次國際猶太復國主義會議以及建立猶太復國主義恐怖團體的第一人弗拉迪米爾•亞博延斯基出生沒過多長時間，也就是在20世紀初亞博延斯基建立了第一個猶太復國主義恐怖組織，該組織是猶太復國主義恐怖組織和所有其他組織的始祖。
之後，在英國殖民主義者佔領巴勒斯坦30年期間，猶太復國主義恐怖組織如哈格納、伊什特蘭、伊爾貢、巴塔爾等恐怖主義組織相繼在巴勒斯坦被占領土上出現，這些恐怖主義組織的領導人都是以色列政權最重要的人物。大衛•本•古裏安、摩西•達揚、埃胡德•巴拉克、伊紮克•拉賓、伊紮克•沙米爾、穆納希姆•貝根和沙龍（夏龍）等人物也先後擔任了以色列政權的戰爭部長、總參謀長和總理等職務。這些人在1930年至1940年10年期間在對巴勒斯坦人民實施恐怖主義行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1979年，以色列一調查代表團“迫使”拉賓從自己的回憶錄中“刪除”有關屠殺巴勒斯坦人民和50萬巴勒斯坦人從拉姆萊和裏達兩個村莊被驅逐的內容。
拉賓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聲稱，我在與以色列總理大衛•本•古裏安和他的副手舉行的會議中就這一問題即：巴勒斯坦人民應當做什麼舉行了會談。這兩人就此表示，我們應當將巴勒斯坦人趕出巴勒斯坦。但是，巴勒斯坦人民現在不願離開他們的家園，現在我們只有採取暴力和恐怖等手段迫使他們離開，等他們看到這些暴力的時候他們就會吸取教訓倉惶而逃。猶太復國主義分子們採取各種方法和戰術在巴勒斯坦領土上從事恐怖主義活動。這些恐怖主義活動包括秘密暗殺巴勒斯坦知名人士，在巴勒斯坦人的賓館、市場、公共汽車和餐廳裏放置炸彈或者綁架巴勒斯坦人。猶太復國主義暗殺集團每天都守候在巴勒斯坦人民的住宅附近，用炸彈炸他們，使他們處在白色恐怖和恐懼之中。猶太復國主義政權通過這些方法在巴勒斯坦被占領土上製造恐懼和混亂迫使巴勒斯坦人民逃離自己的家園。
猶太復國主義政權軍隊集體屠殺數百名迪爾•亞新村莊的巴勒斯坦人正是這些恐怖襲擊行動的事例之一。該村莊居民曾在一個小時內就被猶太復國主義政權軍隊血洗一空。除此之外，猶太復國主義政權軍隊還將數名遭綁架的巴勒斯坦人集體殺害。更可恨的是，猶太復國主義恐怖集團在對巴勒斯坦各村莊、城鎮和他們的居民區發動襲擊和實施大屠殺之後，又用推土機將這些地方徹底推平，在其基礎上為自己的猶太人移民重新修建猶太人定居點，直到巴勒斯坦人民的標誌和特徵徹底被抹掉，不留下一點屬於巴勒斯坦人民自己的東西。
之後，猶太復國主義分子們又在被侵佔的巴勒斯坦土地上種莊稼種樹或種花。猶太復國主義分子們為同化巴勒斯坦各地區採取的行動讓人不可思議。幾乎這些被佔領地區的巴勒斯坦人的特徵蕩然無存。甚至任何一個巴勒斯坦人都無法認識這些只在幾個月被佔領和遭破壞地區的村莊、城鎮和他們的住宅。
在以色列侵略政權宣佈其成立之日起，就有數百個巴勒斯坦人的村莊和城鎮被以色列侵略軍破壞和摧毀，同時導致70萬巴勒斯坦人民被迫離開了自己的家園，淪為難民，無家可歸。事實上，這些被佔領的村莊都是以色列恐怖主義政權軍隊發動恐怖主義行動得來的。這些被佔領地區至 今仍被該政權侵略軍所控制。以色列伊爾貢恐怖主義組織領導人穆納希姆•貝根榮獲諾貝爾和平獎、迪爾•亞新村莊居民遭集體屠殺以及以色列軍隊總參謀長伊紮 克•拉賓在1967年發動的六日戰爭，這些都是巴勒斯坦人民的應有權力遭踐踏和破壞的最不公正的最明顯事例。猶太復國主義各種暗殺集團隨著以色列政權的成立而建立了起來。其中 有名的暗殺集團當屬以色列“摩薩德（Mossad）”間諜機構。該間諜機構是猶太復國主義政府恐怖主義組織的最大恐怖組織。目前，“摩薩德（Mossad）”間諜機構正在巴勒斯坦境外從事自己的間諜活動。自以色列侵略政權成立之後，猶太復國主義分子們一直在巴勒斯坦各地區犯罪作惡，以色列侵略軍曾經在巴勒斯坦的卡夫爾•紮希姆村莊發動的集體屠殺事件正是這些罪行的最真實寫照。以色列侵略軍在1956年10月29日下午僅在4個半小時的時間裏就血洗了卡夫爾•紮希姆村莊，隨即又宣佈一名以色列軍官擔任該村村長。在經過4個半小時之後，以色列侵略軍又制定了行人出入該村莊的法規並宣佈這一法規於當日起執行。在卡夫爾•紮希姆村莊被封鎖之後，該村居民都被禁止離開該村莊。儘管該村村長向以色列軍官解釋說，現在400名村民正在自己的農田裏從事耕種作業，他們晚上就會返回自己的住宅，但以色列軍官根本不理睬這些解釋。並利用天黑將自己的軍隊部署在了該村莊的周圍。以色列侵略軍在得到巴勒斯坦農民返回家園的消息之後向這些耕種的農民開槍掃射，殺害了數百名無辜的巴勒斯坦人。
聯合國觀察員在1950年向安理會提交的報告中闡述了自己親眼目睹的以色列政權的“罪行”。他在報告中寫道，在格比耶（GABIE）村莊有66名村民遭以色列政權軍隊“集體屠殺”，其中四分之三的人是婦女和兒童。這些遭殺害的村民有的滿身是槍眼，有的已經被打的面目全非。他們的房屋、窗戶玻璃以及大門 都遭到了機槍掃射。
這些跡象表明，當時遭殺害的巴勒斯坦人正在自己的家裏，就在當時他們遭到了以色列侵略軍的殘酷殺害。還有許多房屋被炸彈炸毀，有些房屋的大門和窗戶被自動步槍打了許多洞。
發生在格比耶村莊的殘酷流血事件是由以色列前總理沙龍一手策劃的。之後，在1980 年代又以沙龍為首的以色列侵略軍對在黎巴嫩的兩個巴勒斯坦難民營薩布拉和沙齊拉難民營發動了“集體屠殺”行動，並殺害了這兩座難民裏的2000名巴勒斯坦平民，同時將他們的屍體一塊塊撕開。但是，從1970年代開始，猶太復國主義恐怖集團就以新的方式開始了“恐怖主義”行動。以色列政權的摩薩德（Mossad）間諜機構和情報機構沆瀣一氣共同在巴勒斯坦被占領土上從事暗殺行動，他們還制定了詳細的“暗殺計畫”在巴勒斯坦境外從事暗殺行動。
巴勒斯坦報社編輯、作家兼詩人古薩•凱法尼 1972年在黎巴嫩被暗殺、
巴勒斯坦著名漫畫家納吉•阿裏1987年在黎巴嫩被暗殺、
突尼斯薩夫組織2號人物艾布•傑哈德1988年連中7槍被暗殺，
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運動領導人法塔赫博士1994年在馬耳它被暗殺、
黎巴嫩真主党運動總書記賽伊德阿巴斯•穆薩維與他的妻子和三個孩子于1992年被暗殺，
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精神領袖謝赫艾哈邁德•亞幸於2004年被暗殺，
這些都是猶太復國主義恐怖集團在巴勒斯坦被占領土境外從事暗殺活動的“冰山一角”。在21世紀的今天，巴勒斯坦人民和黎巴嫩人民不斷遭猶太復國主義侵略政權的“集體屠殺”和發動的“恐怖襲擊”行動，這些均表明猶太復國主義與“恐怖主義”緊密交織在一起。
在1990年代，以色列政權軍隊又轟炸了聯合國駐黎巴嫩南部的一處觀察站，並血洗了黎巴嫩加納村莊，此次襲擊事件造成包括100名婦女和兒童在內的數百名黎巴嫩平民喪生。然而就在2006年以色列政權軍隊針對黎巴嫩發動的33天戰爭中再次向該村莊發動了野蠻襲擊行動。
現在再來關注一下加沙（Gaza）局勢，許多加沙（Gaza）居民現在被關押在以色列政權的監獄裏，以色列政權軍隊每天動用導彈和炸彈向加沙居民發動襲擊。並“阻止”藥品、食品和燃料進入該地區，這些都表明了猶太復國主義政權“罪行”的本質。與此同時，在21世紀，該侵略政權又企圖在中東地區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
伊朗華語台 2011-10-18
http://www2.irib.ir/worldservice/chinese/zhuanti/zhuanti/08052802.htm
簡評美國（基督教霸權文化）的“信仰外交”與我國（中國）文化安全
“冷戰”結束以來，在國際戰略格局中，宗教的復興和宗教的衝突成為重要的社會現象。仔細分析這些社會現象主要不是精神層面的有神論在起作用，而是宗教的社會性被“人為的抬高”和“強化”。宗教有神論被某些國家和某些利益集團當作“謀取”政治勢力和經濟利益的“手段”。
從科學無神論的視角考察，這種現象是歷史文明的倒退，急需我們進行研究，提出對應戰略。
一、從“（基督教霸權）傳教士外交”到“信仰外交”
一個（基督教霸權）超級大國立法“定期審查”世界各國的宗教現狀，這是“冷戰”後國際舞臺上的一個重要“戰略變化”。這種“以信仰為基礎的外交”（faith-based diplomacy），成為歷史上“（基督教霸權）傳教士外交”和當代“人權外交”的最新版本。
而當代中國的宗教問題“長期”被美國（基督教霸權）《1998年國際宗教自由法》“審查”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案例。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戰略格局最重要的變化是美國“新保守主義勢力”企圖建立“獨霸”全球的“單極”時代。某些權威人士鼓吹“單邊主義”的霸權政策，推行“新干涉主義”戰略。
這一理論有兩個支點：一是捍衛“人類普遍的價值觀”，提出西方的“人權”、“法治”等等都是“普世價值”；
二是“人權高於主權”，提出“人權無國界”。
而當代“美式（基督教霸權）人權標準”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將宗教自由視為人權的第一基石。
美國“基督教新基要主義”勢力和政治“（極右翼）新保守主義勢力”結盟，共同推動國會通過《1998年國際宗教自由法案》，使其成為“以國家力量”進行基督教“全球戰略擴張”的工具。
在冷戰期間，基督教被當作“美國反對無神論共產主義的重要立足點。” ① 冷戰之後，兩極對抗消失，地緣政治因素減弱，而國際關係中的宗教因素日益突出。所謂“國際宗教自由”的議題，成為某些人士的“口頭禪”。
有位美國學者為這種“信仰外交”的合理性注疏，他說：
“爭奪新世界秩序靈魂的鬥爭已經發生，認真看待文化和宗教多元主義，目前已經成為21世紀最重要的外交政策挑戰之一。”②
在他看來，21世紀最重要的外交政策挑戰之一是“爭奪新世界秩序靈魂的鬥爭”。而在保守本土民族文化的人們看來，某些國家為“爭奪新世界秩序靈魂”，動用國家行政資源，如：外交手段，甚至發動戰爭，傳播某種宗教信仰文化，是十足的“霸權主義”。
歷年美國政府發佈的《國際宗教自由報告》，一再“強調”其（基督教霸權）價值觀。美國國務院在《2001年度國際宗教自由報告》的導言中，宣稱要“使宗教自由成為憲法中的第一自由”。
美國當局“運用”國家力量，在國際人權領域裏強化美國價值觀。如：《2006年國際宗教自由報告》宣稱：
“宗教信仰作為個人選項和基本自由。是美國特徵的立足點，根植于我國開國先賢的理想。從建國至今，宗教自由一直是我國最首要的自由之一。美國人民捍衛宗教自由的決心——不僅在國內，而且在全世界——始終不渝。正如康多莉紮•賴斯國務卿所說：‘對美國來說，沒有比宗教自由和宗教良心更根本的東西。我們國家就建立在這一基礎上。宗教自由是民主的核心。’”③
現在，美國當局進一步提升“國際宗教（基督教霸權）自由”的戰略價值，鼓吹“宗教自由即促進國家安全”。如：2008年，美國國務院國際宗教自由辦公室主任湯瑪斯•F．法爾（Thomas．F．Farr）公開呼籲美國外交應使“保護和擴展宗教自由成為其核心因素之一”，並宣稱“美國國家安全的中心議題是伊斯蘭恐怖主義。”④
目前，關於宗教問題在國際戰略中的地位美國朝野看法日趨一致。“以（基督教霸權）信仰為基礎的外交”（faith-based diplomacy），成為當代“（基督教霸權）人權外交”的最新版本。⑤
共和黨的戰略家卡爾•羅夫（Karl．Rove）的解釋說：
“理性對於研究、分析歷史和政治也許是好的，但對於實踐和創造歷史和政治則不同。被感知和被期待的信仰，不能在塵世被證明和被演示，現在，則更為有效地動員人們去創造變化。”⑥
美國的政治家用基督教（霸權）的“普世價值”，激勵民眾創造歷史“源於”一種“美國式的（斯巴達體制）政治生態環境”。可是，某些美國的執政者將這種宗教信仰的價值觀，作為外交的基礎，強力向全世界“（強制）推廣”，這種“霸權主義”的外交能走多遠呢?
應當指出，美國政府大力促進的“國際宗教（基督教霸權）信仰自由”，是以“美國國家利益”為標準的。例如：美國國務院發表的“2002年國際宗教自由年度報告”，將緬甸、中國、伊朗、伊拉克、朝鮮、蘇丹列為“特別關注國家”。2004的年度報告又將伊拉克從名單上刪除。
而事實上，在美（侵略）軍“佔領”的伊拉克（民主人間地獄），殺戮“聖戰”不斷，民眾的生命安全都“難以保障”（數百萬伊拉克人淪為難民、數十萬伊婦女淪為娼妓、產生近百萬孤兒），難道宗教信仰反而獲得更大的自由嗎? 從2003年美軍“入侵”伊拉克至今，在這場戰爭中死傷的伊拉克平民至少有６６萬人（注：死亡相關事件及圖像被包括谷歌搜索引擎在內之西方自由媒體妓者所協助全力滅跡掩蓋），被“國際人權組織”批評為“本世紀第一個十年最大的人道主義災難”。最近，“（實為美帝資本及中情局外圍之非政府組織）維琪揭秘／Wikileaks”網公佈，在伊拉克戰爭中，總計10．9萬死亡人數中，有6．6萬非作戰人士。另一個總部設在倫敦的“伊拉克罹難人數統計”組織說，在戰爭中死亡的平民高達12．2萬人。⑦
“反恐、反恐，越反越恐！”，已經成為國際流行語。
根據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學者研究，20世紀80年代，全球僅有5起自殺式襲擊事件，到90年代升至50起，而2009年，全球的“人體炸彈”事件高達500起。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反抗”（基督教霸權）外國軍隊的“佔領”。⑧
美國政府大力實施《國際宗教信仰（基督教霸權）自由法案》，聲稱“尊重宗教自由的國家極少對他國造成安全威脅”。⑨
這些“惟我獨尊”“說教”在鐵的事實面前如同皇帝的新衣、自欺欺人。顯而易見，這種“考察”國際宗教（基督教霸權）自由的標準是“唯美國的利益”為轉移的。
我認為，冷戰結束以來，西方列強的“核心話語”已經“轉向”“以宗教自由為基石”的人權。基督教的“普世價值”不斷“被抽象化”，成為西式（金權貪婪）民主制度的“圖騰”，正如美國前國務卿所說的“（基督教霸權）宗教自由是民主的核心”。
這種“符號化”的“（基督教霸權）普世價值”企圖將社會核心價值體系從各國基本的社會關係中“剝離”出來，成為國際舞臺上“（基督教霸權）新干涉主義”的“武器”。這種“（基督教霸權）宗教意識形態化”的傾向影響了國際社會文化多元化的發展，“造成”世界的“動盪不安”。
基督教信仰“被（基督教霸權）意識形態化”的“現象”反映出歷史在曲折中延伸。當代宗教新基要主義的復興向政治領域“擴張”，現代國家能否堅持“政教分離”的原則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基督教新基要主義”復興，與（極右翼）政治保守主義“聯盟”，企圖以國家的力量向全世界“傳播”基督教（霸權）的“福音”，造成新的“政教分離”的危機。
二、影響中國國家安全的宗教因素
2006年12月，在中國國家安全政策委員會舉辦的第五屆國家安全論壇上，我曾撰文指出，冷戰結束後，影響中國國家安全的宗教因素主要有三個：即
以達賴集團為首的藏獨分裂勢力；
打著伊斯蘭教旗幟“東突”分裂勢力；
美國基督教新保守勢力（基督教霸權）對華的“擴張戰略”。
在西方“遏制中國”的戰略中，這些宗教因素將成為敵對勢力“利用”的重要資源。
近幾年，在我國邊疆地區接連發生一系列暴力事件，2008年“3•14”拉薩暴力事件，2009年“7•5”烏魯木齊暴力事件，其規模之大，手段之殘忍，仍使人感到深深地震驚！
大量事實表明，這些民族分裂勢力有深厚的宗教極端主義背景，成為誘發國內恐怖活動的重要因素之一。我認為，在未來十年，這三種因素將繼續存在，在西方列強“新干涉主義”的支持下依然對我國的國家安全構成相當的威脅。
以美國當局為首的某些國際利益集團將（基督教霸權）宗教當作西方價值觀的“負荷體”，用於“意識形態的輸出”和“顛覆”他國的“政治工具”；從海灣戰爭（波斯灣戰爭）到伊拉克戰爭，相關利益集團都“利用” （基督教霸權）宗教作為“動員”民眾的手段，由是“導致”宗教動亂和教派戰爭“遍及全球”，令民族問題也蒙上一層神聖外衣而變得“空前尖銳”，難以調和，這已經成為21世紀以來世界戰略格局中的重要特徵。
境外敵對勢力利用（基督教霸權）宗教、民族因素破壞祖國邊疆地區的社會主義建設。民族分裂勢力利用宗教極端思想成為分裂祖國的危險毒瘤。西藏拉薩“3•14”暴力事件，新疆烏魯木齊“7•5”暴力事件為我們敲響警鐘。新疆、西藏等地區的民族分裂勢力與海外敵對勢力相呼應，越來越多地披上宗教的外衣，具有更殘酷的破壞性。
宗教不只是一種文化，而且也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政治手段。就從當前世界看，凡發生血腥衝突的地方幾乎沒有不與宗教相聯繫的；對大多數地區和國家言，不瞭解戰爭的宗教背景就不可能瞭解戰爭的文化原因。打著宗教“旗號”製造事端在我們國內的西藏問題、新疆問題上已是有目共睹，而對我國潛在威脅最大的乃是美國基督教新基要主義的“全球擴張戰略”。
如果說，西藏、新疆地區的民族分裂勢力與宗教極端思想相結合，形成分裂祖國領土的恐怖主義暴力威脅，那麼，國際（基督教霸權）宗教右翼勢力利用合法管道向我國的文化教育領域“持續滲透”已經開始形成挑戰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軟實力”。暴力威脅，赤裸裸，血淋淋；而軟刀子，甜言蜜語，溫情脈脈。在當今世界“鬥而不破”的戰略博弈中，軟刀子是“巧實力”中的核心力量。
2008年8月，一位中國著名學者在歐洲訪問時提問：請簡要說明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是什麼？
英國國家戰略研究所“跨國威脅和政治風險”專案負責人回答說：
“中國若‘硬實力’崛起，美國則十分歡迎；中國若‘軟實力’崛起，美中之間將可能發生直接全面的激烈衝突。”⑩
如果說“硬實力”是指經濟實力，美國真的歡迎中國崛起嗎？ 此另當別論。“軟實力”應當是指政治制度、社會文化、價值體系等等，當然包括民主、自由、人權等意識形態。民主制度和人權理念是西方向全世界推廣“軟實力”的兩張主牌。
冷戰結束後，在國際戰略中，人權的牌日益顯赫。而根據美國當局的詮釋，“宗教自由成為人權的第一基石”。2008年8月，時任美國總統的小布希發表談話說：“我已通過明確、坦率和一貫的方式告訴中國領導人，我們高度關注宗教自由和人權”。{11} 奧巴馬政府上臺後，當務之急是應對經濟危機。在推廣美國核心價值時，美國政府調整策略採用“更溫和、更低調的手段”。
我們應當清醒地認識到，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美國執政者的國際戰略方向是“殊途同歸”的。
基督教新基要主義的“全球擴張戰略”成為“美國霸權主義”的工具。中國成為國際（基督教霸權）宗教右翼勢力“傳播”（基督教霸權）基督教福音的“重點地區”。
美國《1998年國際宗教自由法案》的確立是美國宗教勢力“影響”國家外交政策的“標誌性事件”。正如美國前國務卿賴斯所說的“宗教自由是民主的核心”。這種宗教信仰文化不斷被抽象化，成為西式民主制度的圖騰，成為美國推行霸權主義的戰略工具。
在該法案實施中美國以國家力量“推動”基督教（霸權）“全球戰略擴張”，不斷在“人權”和“宗教自由”領域向中國發難。中國成為該項立法的主要制裁對象之一。這種“新干涉主義”，為“爭奪新世界秩序靈魂”，動用國家行政資源。中國成為國際宗教勢力“傳播”基督教福音的重點地區。中國內地大量基督教家庭聚會點，接受海外（基督教霸權）宗教組織的“資助”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在評估美國基督教（霸權）對華戰略“擴張”的態勢時，一位著名學者指出：
“它可以開動全部國家機器，從總統、國務院、國會、國家安全委員會統一運作，許多教會組織和教會院校協同配合，形成國家、宗教和非政府組織各以不同的優勢對外擴張，政治威脅、經濟收買、文化宣傳、合法與非法手段齊頭並進，以至於能夠在基督教歷來勢微的我國，製造出相當強大的輿論，進入高等講堂和學術研究機構。地下教會敢於與國家法規公開對立。”{12}
西方（基督教霸權）宗教右翼勢力特別“善於利用”合法管道深入我國文化教育和學術研究陣地，“培植”力量，“宣傳”他們的世界觀、價值觀和政治觀，與我國主流意識形態“對立”。他們有“強大”的政治背景，雄厚的資金，長遠的戰略，以及為“扶植”和“培訓”宣教骨幹的教育體系。與這種強大的宗教文化傳播陣勢相比，我們科學無神論的聲音過於“微弱”。這種形勢若不及時改變，後患無窮。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經濟結構、利益格局發生深刻變化，人們思想的多變性和差異性不斷增強。其中，引人矚目的社會現象之一是信仰宗教的民眾日益增多。“宗教學”逐漸由邊緣學科發展起來被稱為“顯學”。
隨著“宗教熱”的興起，一種“精心呵護”宗教文化的學術傾向也逐漸升溫。有一些人士“極力推崇”某種宗教文化，將其詮釋為“道德的源泉”、“民主的根基”、甚至是“科學的前提”。
還有一些權威人士大力宣導“文化神學”，並積極推動這種“文化神學”成為國家研究機構和高等院校的學術方向。這種思潮已經開始影響政策制定和輿論導向。
海外宗教勢力的所謂“合法滲透”，主要形式是“文化交流”、“學術研究”。他們通過教育系統和研究機構，在青年知識份子中“宣傳”基督教“優秀論”，將西方近現代文明“歸功”於宗教信仰，“貶低”或“詆毀”中國的傳統文化，視社會主義價值觀“若無物”。至今我們沒有學術上的應對，科學無神論幾乎沒有話語權，表述西方近現代歷史的真相，以及世俗人文主義和科學無神論發揮的決定性作用。
“（基督教霸權）宗教滲透”已經成為國外“文化滲透”的主要內容。而文化問題，宗教問題，以至意識形態問題，畢竟需要思想上的應對。我們應該掌握話語權，應該培植我們的學術優勢，我們不應該放棄意識形態陣地。
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中，無神論的唯物世界觀和積極人生觀佔有重要地位。黨中央一再指出：要鞏固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要增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科學無神論的作用不容忽視。一個時間以來，有種輿論“力圖”把科學無神論從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中剔除出去，這是危險的，既不符合人類歷史和當代的世俗化潮流，也與中國的人本主義傳統相悖。
注釋：
① 參見羅伯特•鮑柯克、肯尼斯•湯普森編，龔方震、陳耀廷等譯：《宗教與意識形態》，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18-319頁。
② Scott．M．Thomas，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Relig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ruggle for Soul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2005．p．16．
③Annual 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2006．
④ Foreign Affairs，2008．3／4．
⑤ 參見徐以驊：《當代國際傳教運動研究的“四個跨越”》， 《世界宗教文化》2010年第1期。
⑥ 習五一、楊峰編譯：《美國的宗教和世界歷史》，（Scott．Atran，Religion in America and World History），見《科學與無神論》2010年第4期。
⑦ 英國《獨立報》網站2010年10月23日，轉引自《參考消息》2010年10月24日。
⑧ 鳳凰衛視：《皇牌大放送》：《奧巴馬和他的戰爭》2010年3月20日。參見：www.Phoenixtv．com．cn．或phtv．ofeng．com／program／zmdfs／…．／0316_1655-1577914：shtml．
⑨“A Briefing by Ambassador-at-Large for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John Hanford，Washington D．C．September 15，2004”www．state．gov／secretary／rm／36197．htm
⑩ 李慎明：《關於民主與普世民主的相關思考》，見：李慎明主編：《世界社會主義跟蹤研究報告（2009—2010）》，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2月版，第4頁。
{11}《美國總統布希8月7日在泰國曼谷的講話》，http：／／bbs．zxrs．net／dispbbs_61_115131_1．html．
{12} 文丁：《試看〈1998年國際宗教自由法案〉中的“宗教自由”》，《科學與無神論》2010年第6期。
文／習五一
《科學與無神論》2011年第1期
新自由主義經濟麻毒藥方肆虐的美帝附傭國埃及(統治三十年的穆巴拉克強人傀儡政權)貧富懸殊人民不滿經濟現狀 持續爆發民主革命
【美中情局操縱埃及軍政府傀儡 鎮壓民主人權鬥士致2000餘人傷亡】
《中東劇變與美國、新自由主義》
美國與埃及軍方
文／馬耀邦
節選自馬耀邦《中東劇變與美國、新自由主義》 2011年6月
中東劇變最引人注意的兩個熱點是埃及和利比亞。
這兩個國家體現了中東劇變“進程”背後最重要的兩個變數：
美國“推動”的新自由主義“引起動盪”，
然後美國“插手（介入）”力圖“繼續主導”。
實際上，（美國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政權的穩定一直是美國中東政策的基石。《紐約時報》坦率地表示：“30年來，特別是由於埃以和平條約，穆巴拉克政府一直是美國在這一動盪區域的政策支柱。美國官員擔心，一個新的尤其是由穆斯林兄弟會或其他伊斯蘭組織控制的政府，可能不會遵守穆巴拉克先生之前任安瓦爾•薩達特在1979年簽訂的該條約。”
根據1979年的“大衛營協議”，以色列將其佔領的西奈半島歸還埃及，但它並未滿足巴勒斯坦人的要求。相反，該條約引發了未來更多的衝突，因為以色列在與該地區的主要強國之一埃及實現和平共處之後，能夠集中其軍事資源，用於對付伊朗和巴勒斯坦。
“大衛營協議”符合美國的地緣政治利益，因為，（阿拉伯世界叛徒；美國附傭傀儡）埃及是美國中東政策的關鍵所在。作為對每年2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和其他援助的回報，埃及向國外投資開放，其工業和市場成了西方跨國公司的砧板上的肉。戰略上，美國“收穫”了一個處於從屬地位的新“盟國（附傭傀儡）”。埃及充當了“制衡”伊朗的重要砝碼。（阿拉伯世界叛徒；美國附傭傀儡）埃及軍事喪失了獨立性，日益“依賴”於美國的軍需品和訓練。因此，“埃及政府認為，巴勒斯坦會妨礙其融入美國和以色列主導的區域安排。如今，埃及與以色列共同合作扼制加沙，同時又參與以色列、美國和巴勒斯坦之間的會談。為此，以色列安全官員支持穆巴拉克提名奧馬爾•蘇萊曼作為埃及副總統”。
結果，面對穆巴拉克政權的倒臺，美國非常擔心示威遊行最終轉化為一場革命運動。在慕尼克安全會議上，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告訴西方政客、外交官和商界高管：“任何一個社會都有各種勢力在活動，尤其是在一個面臨各種挑戰的社會。為了實施自己的日程，這些勢力試圖破壞和超越社會進程。這是我為何認為，遵守埃及政府——實際上是由副總統奧馬爾•蘇萊曼領導的——宣佈的過渡進程之重要性的原因。”
蘇萊曼是穆巴拉克一手提拔的副總統、前情報總局局長和“美國中央情報局在開羅的主要聯繫人”。事實上，從20世紀90年代的克林頓政府開始，蘇萊曼作為穆巴拉克的秘密員警首領，制定了“非常規引渡計畫”。根據該計畫，“美國中情局在世界各地逮捕的所謂恐怖分子嫌犯，戴著頭罩和手銬被送往埃及，旨在進行刑訊逼供”。
儘管蘇萊曼先生在國內外臭名昭著，（主子）奧巴馬政府還是選擇他作為“一位過渡性人物”。隨著形勢的發展，華盛頓以一種“穆巴拉克必須下臺”的姿態與開羅進行對話。這清楚地表明，埃及實際上已經淪為“美國的殖民地”。
私下裏，“埃及政府開始在精英中清洗穆巴拉克的主要支持者。穆巴拉克政府的國防部長兼陸軍元帥坦塔維前往解放廣場，表面上是檢閱軍隊，但其實主要是為了結交抗議者”。然而，在團結穆巴拉克的老朋友以完成過渡的同時，奧巴馬政府明確表示，埃及的任何根本性改變都是無益於事的。美國“之所以（變臉）”強烈要求穆巴拉克辭職，只因為它發現，這個“傀儡”已經成為一種負擔，不再符合華盛頓的利益。
歷史上，美國曾在亞洲和拉丁美洲“扶持”過許多像穆巴拉克這樣的“獨裁政權”。一旦民眾動亂挑戰這些美國支持的獨裁政權，一場社會和政治革命有成功的跡象時，美國就採取一種三軌政策來應對：
一是公開批評侵犯人權的現象，主張民主改革；
二是私下裏發出信號，繼續支援當政者；
三是尋找一位可以替代當權者、保留政府機構和經濟制度並支持美帝國戰略利益的精英。
華盛頓害怕社會巨變和政治革命，它毫不猶豫地“暗殺”了（美國附傭傀儡）南越的吳庭豔等獨裁者，只因為（美國附傭傀儡）吳庭豔在南越存亡問題上竟敢違背美國的指示。
華盛頓已經承受過太晚干預的教訓。在古巴革命中，它無法做出一個切實可行的選擇，而只能支持巴蒂斯圖塔政權。同樣，索摩查政權被推翻時，華盛頓持觀望態度而未予以幫助，其結果是美國企業被國有化，在尼加拉瓜出現了一個對美國不友好的政府。
因此，“20世紀80年代，美國在拉丁美洲變得更加積極主動。它推動了過渡時期的協商式選舉，圓滑的新自由主義政客當選，取代了獨裁者。這些政客承諾，維持現有的政府機構，保護國內外精英的特權，支援美國的區域和國際政策”。
從而，埃及暴動使奧巴馬政府陷入極端的困境，因為它需要找到“一種非常的政治方案，既能讓穆巴拉克下臺，又能保持和強化國家機構的政治權力，同時融入民選方式來作為平息和瓦解群眾運動的手段”。華盛頓這項計畫的主要障礙之一，是埃及武裝部隊和穆巴拉克的中央安全軍。這些軍隊的領導人在埃及的腐敗政權中受益匪淺。
自“大衛營協議”簽署以來，華盛頓一直“培養”與埃及軍方的密切關係，美國每年提供價值14億美元的軍備，以“收買”他們。結果，埃及軍方發生了變化，“由保衛埃及邊界和本地區利益的軍隊，轉變為主要職能是操控人民和保護美國所支持政權的軍隊。埃及軍方的軍火儲備和美式武器的零部件數目都被維持在最低限度，以確保埃及無法同以色列開戰”。
過去30年來，埃及軍官都曾經在美國防務學院接受過“培訓”。埃及暴動期間，在埃南中將（Sami Hafez Enan）的帶領下，20多位埃及高級軍官在美國防部（對外侵略部）召開會議、舉行酒宴和就餐。在華盛頓期間，美國敦促埃及高級軍官們在對待抗議者時要保持克制，因為奧巴馬政府不希望埃及軍方的形象受到玷污，其理由是，埃及軍方“將在推翻穆巴拉克政權的行動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
因此，埃及軍方宣稱，他們不會對抗議者訴諸武力。埃及軍方“發表聲明，將抗議者的要求描述為‘合法的’，並半心半意地呼籲抗議者回家，承諾恢復正常的生活秩序”。埃及的高級軍官自稱站在抗議者一方，逐步為“（美國暗地支持的）軍事政變”奠定了穩固的基礎，釋放出與穆巴拉克徹底決裂的信號。
當軍事政變既成事實，埃及軍方又發表聲明，“稱讚穆巴拉克是一名為祖國做出巨大貢獻的領導人。它暗示，軍方不會長期掌權，並表示，軍方是不會取代合法政府的”。
“（美國暗地支持的）軍事政變”之後，埃及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控制了埃及。最高委員會現由穆罕默德•侯賽因•坦塔維元帥（Field Marshall Tantawi）領導。自1991年以來，坦塔維就一直是穆巴拉克政府的國防部長和武裝部隊總司令。穆巴拉克政府前總理和埃及空軍前司令艾哈邁德•沙菲克將軍（General Ahmed Al －Shafik）也是擁有權勢的最高委員會成員之一。最高委員會成員還包括奧馬爾•蘇萊曼。
事實上，“軍事政變”之後埃及局勢並無改善，埃及實際上是以無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主義告終。對奧巴馬政府來說，保持現狀是最合意的結果。因此，華盛頓對此非常高興，它立即宣佈，繼續向埃及提供軍事援助。作為回報，埃及軍政府宣稱，它會遵守1979年與以色列簽訂的和平協定，將繼續在加沙地區對巴勒斯坦人實施制裁。
為了“延續”無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主義，華盛頓試圖通過“顏色革命”的過程就如同我們在南斯拉夫和其他東歐國家所見證的那樣，在埃及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在這種體制之下，選舉“結果”可以輕易地“被人為操控”。因此，美國公開宣稱，它將向新的埃及政黨提供“資助”。這是“明目張膽”地侵犯一國主權和“干涉”一國內政。
在埃及軍政府的同心努力之下，華盛頓“正努力分化真正的反對派，並將其自己的所謂反對派人物安插入抗議運動”。前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巴拉迪（Mohanned Al－Baradei）就是華盛頓（美國主子）“選中”的反對派人物之一。正是巴拉迪要求穆巴拉克辭職，同時建立埃及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巴拉迪是在美國受的教育，大多數時間生活在西方，他代表著華盛頓的利益，反對革命性的變化。
埃及是“新自由主義”的典範
對美國來說不幸的是，埃及人民“不可能”接納無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主義政權，因為其“代表了現狀”：裙帶資本主義與“掠奪性外資”相互合作、一片繁榮，而民族工業“破壞殆盡”。
1991年，新自由主義結構調整計畫“被強加”給埃及，其結果是“毀滅性”的：“40％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之下，每天的生活費不足兩美元，失業率持續攀升，年輕一代失去就業機會。”社會支出的縮水還使絕大多數人喪失了基本醫療保健和教育的機會。埃及的“兩極分化”現象已經越來越走向極端。一千個家庭“控制著”這個國家的大部分商業和財富，他們是“私有化”和“新自由主義”的主要受益者。為了“壓制”合法要求和正義聲音，（美國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政府雇用了一支規模龐大的安全部隊，“警察局裏的刑訊和虐待成為一種例行公事。警方的路障和盤查成為埃及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顯然，如此腐敗的（美國附傭傀儡）政權已經在埃及人民心目中信譽掃地。不管華盛頓“收買”了多少埃及精英，也不管動用多麼強大的軍事力量，都無法動搖埃及人民“要求變革”的意願和決心。埃及人民為獨立和贏得國家尊嚴所作的鬥爭永遠不會停息。美國（反自由、反真民主）“頑固地”要求“維持現狀”並維護其在中東的地緣政治利益，這再次“暴露”了其國際行為的“醜陋性”。總之一句話，美國不過是只紙老虎。
1989年冷戰的結束標誌著全球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其突出特徵是“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和全球化的擴散。令人驚奇的是，作為一個極為貧困的國家，在實施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ＩＭＦ）」強加的經濟改革數年後，埃及竟被標榜為新自由主義的典範之一。為了免除多達數以百億美元計的債務，從1991年開始，埃及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簽訂了一份關於結構改革措施的協定。結果，金融自由化（金改）、私有化（金改）、解除管制（金改）、開放市場、為外國直接投資提供國民待遇等一系列結構調整計畫在埃及得到執行。
統計資料顯示，埃及取得了一定的經濟成就。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於埃及的報告：埃及的“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由1991／1992年實質上停滯的狀態上升至1995／1996年的4％以上，而通脹率從超過21％下降至7%”。此外，開放市場和歡迎外國直接投資導致了外匯儲備的不斷積聚。
然而，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看來，這仍未達到預期值，尤其是在結構改革方面。於是，1996年至1998年，它為埃及“設計”了為期兩年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規劃，其重點是“私有化、解除管制、貿易自由化和財政金融部門改革”。
遺憾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持”的“私有化”往往涉及將利潤豐厚的國有企業“拍賣”給外國跨國公司或本國圈內人。這造成了埃及“工作環境的”快速惡化“，引發了一次極為猛烈的罷工潮，以至於一位分析家稱之為中東地區近半個世紀最大的一次社會運動”。
其間，“裙帶資本主義盛行，而曾經作為埃及經濟支柱的本地工業任由衰退。與此同時，私營的工業部門生產陶器、大理石和化肥等破壞環境的產品，這些產品的產能不斷擴大，得不到有效的監管，為居民的健康帶來嚴重惡果”。
而且，“裙帶資本主義”必然導致財富集中於極少數經濟精英之手。不少“經濟精英”充當了跨國公司的“（買辦）代理人”，大量地進口電子和汽車等消費品。房地產開發商也位列其中，其中許多人與政治精英關係密切。這些開發商僅以實際價值的一小部分就拿到公有土地，建造封閉式社區和度假勝地，供埃及社會上流階層所用。利用國家的支持，包括基礎設施補貼和廉價的土地，房地產作為非石油產業，成為埃及經濟的第三大產業。
毫不奇怪，埃及社會日益“兩極分化”，“據評估，1000個左右的家庭控制著該經濟體的大部分領域”。為了保護其財富，維護自身利益，精英們施加“政治壓力”，促使有關稅收改革的法律通過。從而，最高所得稅從42％削減為20％。在穆巴拉克的領導下，埃及政府實行單一的統一所得稅。據此，高工資和低工資收入者按其收入支付同一稅率。因此，“穆巴拉克主導了一個這樣的進程：國家財富落人小部分私人手中，而絕大多數人”貧困化“，４０%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之下，每天的生活費不足兩美元，失業率不斷上升，年輕一代沒有就業機會”。
而且，由於與全球經濟一體化並“放棄”了自給自足的政策，埃及的糧食和其他日用必需品的價格“扶搖直上”。然而，（美國附傭傀儡）埃及政府“無視”工人的抗議，仍然將最低工資固定為一個月不到一百美元。這在埃及工人階級中不得人心，但贏得了跨國公司的認可，“全球工商業界稱讚穆巴拉克的做法是‘勇敢的’、‘印象深刻的’和‘有遠見的’”。
於是，外國投資蜂擁流入埃及，尤其是它的經濟特區。由於張開雙臂歡迎外資，埃及取得了“在過去的三年保持高達7％”的經濟增幅。表面上，在許多旁觀者看來，埃及是一個繁榮的國家。埃及的首都開羅在不到五年的時間裏規模擴大了一倍，豪華別墅、大型購物中心、主題公園、高爾夫球館和馬球館四處林立。
遺憾的是，這樣的房地產發展水準沒有改善絕大多數埃及人民的生活水準。事實上，自實施新自由主義所“指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結構調整計畫以來，90％的埃及人沒有分享到國內生產總值和經濟增長的成果。恰恰相反，如前所述，越來越多的埃及人“陷入貧困”。最令人吃驚的是，這竟然發生在埃及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最快的時期。這引出一個問題，以國內生產總值作為衡量經濟發展的指標是否正確和有效。
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武裝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結構調整計畫的重壓下，埃及甚至將公共社會服務“私有化”。結果，大多數埃及人“喪失”了基本醫療衛生和教育的機會。那些受不到教育的窮苦孩子最終只能從事卑賤的工作，拿著微薄的薪水，來勉強維持家庭的生計。
更令人無法接受的是，（美國傀儡）穆巴拉克家族的成員竟是這種“裙帶資本主義”的積極參與者。他們是許多企業的股東，其唯一目的就是使自己變得更加富有。實際上，“（美國傀儡）穆巴拉克及其小集團長期以來一直將埃及視為其私人領地，將埃及資源視為戰利品進行分贓”。
他們自肥腰包的另一種方式就是將（金改）金融部門“私有化”。用「中央情報局」的話說，埃及精英“積極地推行經濟改革，以吸引外國投資”。
2004年至2008年期間，（美國傀儡）穆巴拉克及其親友忙於“兜售”埃及國有銀行。埃及銀行“落入”外國人手中的同時，穆巴拉克“取消”了對自由資本流動的限制，“放鬆”了對外國財產投資的“監管”。埃及成為全球房地產投機和有價證券投資的“聖地”，因為它“取消”了紅利稅、資本收益稅和債券投資利息稅。
因此，2005年，埃及商業銀行出售了其70％的股權；隨後，2006年，亞歷山大銀行——埃及最大的四家國有銀行之一，被一家義大利銀行——聖保羅銀行收購。國有銀行的出售和對國家金融體系的放任自流極大地玷污了穆巴拉克政府的形象，暴露了該政府的醜陋本性。這預示著它將自食惡果，從而播下了其覆滅的種子。毫不奇怪，執行新自由主義指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調整計畫，其結果不可避免地導致了2011年1月25日的暴動。
由於埃及的政治和經濟困境，新自由主義在該國備受指責。經濟學家、開羅的薩達特行政學院前院長漢迪•阿布德拉茲表示，“埃及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實踐帶來了通脹呼嘯直上、失業率持續上升和普通人購買力的下降”。阿布德拉茲先生補充說，新自由主義政策“有效地限制了這個國家的司法、立法和安全能力，而不是只局限於經濟問題……物價的失控已經引起惡性通脹。同時，失業率正在穩步攀升，而根據實際價值衡量，普通人的工資水準一直下滑。這一切逐步破壞了社會穩定，使得窮人更窮，富人更富”。
破壞社會穩定的關鍵因素之一是糧食價格飛漲。在埃及，各種主食價格每年攀升17％。但是，西方媒體報導埃及暴動時，卻完全忽視了這一簡單的事實。自埃及暴動以來，《紐約時報》的湯瑪斯•弗裏德曼等全球主義者一直譴責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稱這些國家造成了糧食價格上漲，從而間接地引起這場暴動。他表示：“中國本身並未促成這場暴動，但是，中國和以亞洲為首的發展中世界對肉類、穀物、糖、小麥和石油的消費日益增大，確實促成了該事件。”然而，根據新德里經濟研究中心的加雅提•戈什教授的研究，2006年至2007年糧食價格暴漲期間，印度和中國的需求實際上下降了3％。
美國發生經濟危機之後，「美聯儲」將利率降至“史無前例”的“低水準”，同時“放鬆銀根”，向美國金融體系注資數以萬億計的美元。於是，投機資本蜂擁流入商品市場。借助於“交易型開放式指數基金（ETF）”等“金融衍生品”、華爾街投資銀行——「高盛公司」，利用槓桿作用將小麥價格拉至空前的高度。其最終結果是：“紅色硬質小麥通常以每60蒲式耳3至6美元成交。該價格先是升至12美元，又至15美元，再至18美元，而後突破了20美元。2008年2月25日，紅色硬質春麥期貨收盤于25美元每蒲式耳。具有諷刺性的是，2008年是世界歷史上小麥產量最高的一年。”
在一篇題為《高盛如何對世界窮人饑荒下賭注並贏了賭局》的文章中，新聞記者約翰•哈裏（Johann Hari）稱：“從2006年底開始，世界各地的糧食價格突然開始飆升。一年後，小麥價格上升了８０％，玉米上漲了９０％，大米漲了３２０％。30多個國家發生了糧食暴動，２億平民面臨營養不良和饑餓。2008年春季，糧食價格又”不可思議地“忽然回落到原先水準，似乎在玩一場魔術。”
聯合國糧食問題特別報告員吉恩•齊格勒稱之為“無聲的大屠殺”，完全是“人為操縱的”。
事實上，在金融市場，農產品“被包裝”成類似於次級抵押貸款的衍生品，僅是在名稱上由債務抵押債券（CDOs）改為商品抵押證券（CCO）。事實真相是，由於新自由主義“解除管制政策”的實施，「高盛」等華爾街投資銀行的手段之一就是以“製造”“金融泡沫”來牟取不義的“暴利”，網路泡沫和“房產泡沫”就是明證。顯然，下一個“泡沫”將是農業泡沫，它會給數以億計的發展中國家人民帶來“大規模饑荒”，更不用說已經發生在突尼斯和埃及的“大規模暴動”。
雖然西方媒體（妓者）“極盡所能”地將埃及暴動“描繪”為“自由”和“民主”起義， 但實際上，它是為了“生存”和“匱乏”而戰。歸根結底，正是在“新自由主義”及其“市場原教旨主義”理論的指導下，金融投機商將穀物價格抬高至一種天價，從而“導致”大規模“暴動”。
此外，“新自由主義”主張，國家應“放棄”對農業的扶持，採取一種“（放任）不干預”的政策。由於城市中心區得到大量投資，而農村的農業發展遭遇忽視，埃及等許多國家很快淪為糧食極度匱乏的國家。
更糟糕的是，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推行的經濟改革和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第三世界的農民遭受西方國家得到“補貼”的農產品的“不公平競爭”，這進一步加劇了社會動盪和糧食危機。
因此，隨著（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政權的垮臺，“新自由主義”在全世界人民的眼裏已經“信譽掃地”。對於那些“信奉”新自由主義的領導人和“擁護”新自由主義的國家，這應當是一記“警鐘”。
他們最終會落到與（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一樣的“命運”，“步其後塵”並國破家亡嗎？這無疑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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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情局操縱埃及軍政府 鎮壓民眾致2000傷亡
《埃及衝突致35死近兩千人受傷 過渡政府辭職被拒》
2011-11-22 紅網
http://www.dzwww.com/xinwen/guojixinwen/201111/t20111122_6780129.htm
[提要] （11-22）最新消息顯示，首都開羅和其他一些城市的持續衝突已導致35人死亡、近兩千人受傷。示威者要求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主席坦塔維下臺、軍方儘快移交國家權力。政府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有人企圖阻撓選舉正常進行。
據新華社電 最新消息顯示，首都開羅和其他一些城市的持續衝突已導致35人死亡、近兩千人受傷。示威者要求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主席坦塔維下臺、軍方儘快移交國家權力。政府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有人企圖阻撓選舉正常進行。
示威者要求軍方領導人下臺
21日，數千名示威者聚集在開羅解放廣場附近通往內政部大樓的一條街道內，並向軍警投擲石塊。安全部隊多次發射催淚彈驅散人群。廣場上一些示威者高呼口號，要求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主席坦塔維下臺、軍方儘快移交國家權力。示威活動20日迅速蔓延，亞歷山大、蘇伊士、塞得港、阿裏什和南部的明亞、艾斯尤特等地均有抗議活動，一些地方示威者與員警發生衝突。
開羅等地18日發生大規模示威活動，抗議政府提出的憲法原則性檔，要求軍方儘快交權。19日，軍警在解放廣場開展清場行動，強行驅趕繼續抗議的示威者，導致1名青年死亡。
議會選舉將如期舉行
埃及過渡政府和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20日召開安全局勢緊急會議後宣佈，將保證議會選舉如期舉行。政府在聲明中說，目前局勢緊張的原因是有人企圖阻撓選舉正常進行和新國家機構的形成。政府將與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在此敏感的歷史時期擔負責任。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要求政府對衝突進行調查。
據埃及《今日埃及人報》21日報導，因部分內閣成員不滿衝突事件的處理方式，過渡政府在20日召開的會議上集體向軍方遞交辭呈，但被拒絕。
今年2月，穆巴拉克因抗議活動辭去總統職務，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接管國家權力，並解散議會。此後，埃及大規模抗議活動不斷。根據安排，人民議會（議會下院）選舉將於本月28日舉行，明年1月29日舉行協商會議（議會上院）選舉，而總統選舉日期尚未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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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情局操縱埃及軍政府傀儡 鎮壓民眾致2000傷亡
《中情局“萬能先生”幕後操縱埃及政壇》
李筱哲 楊牧 8月18日訊
2011年8月18日 人民網
俄羅斯《真理報》今日發表文章《埃及的“神秘部長”》，揭秘埃及局勢動盪以來操縱政壇的幕後人物。文章摘編如下：
是誰在“幕後操縱”埃及政壇？
“神秘部長”（美帝附傭傀儡）奧馬爾•蘇萊曼留給埃及軍政府的影響非常重要。20年從事“情報”工作的經歷使他已經不能被那些把（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趕下臺的人忽視。
當美國「中情局」來到中東簡陋的環境中需要和以色列聯繫的時候，需要和摩薩德打交道的時候，他就是美國「中情局」的“萬能先生”。
蘇萊曼由於（扮演美帝忠實走狗）曾對加沙地區（Gaza）實施封鎖而在阿伯拉世界“聲名狼藉”，當時他說，“要讓巴勒斯坦人為支持哈馬斯而受到‘餓著但不餓死’的懲罰”。
在加沙地區，４０%的兒童都因為饑餓而營養不良，並致殘。
（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是埃及人的教父，但他如同阿拉伯世界其他國家的領導人一樣缺乏魅力並堅持用強權治理國家。蘇萊曼是他的參謀和決策執行人，（如今）也正是他把（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推上了審判台。
當穆巴拉克和兒子們的生活極盡招搖之時，蘇萊曼卻一直保持低調。直到穆巴拉克政權最終倒下、蘇萊曼接任埃及副總統一職之後他的生活才漸漸走到幕前。正是他向世界宣佈“（美帝暗地佈署扶持）軍事政變”已經完成，穆巴拉克正式“退休”了。
當然，每一個推翻（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後來成為軍政府成員的人都“經由蘇萊曼批准”。也許有人憎恨這位“神秘部長”，但每個政府官員都明白自己不想在結束政治生涯的時候落得個在籠裏受審的下場。
蘇萊曼讓政府成員各安其位，還有誰能更好地讓政府遠離瓦解？還有誰能更好地讓這些人隨時知悉「中情局」的消息？
如今，蘇萊曼的行蹤仍然是個謎。最後一次聽說他的消息是他給埃及《金字塔報》寫過一封信，在信裏他稱無意競選埃及總統，他所想做的就是“和家人一起平靜生活”。
軍事法庭審判、酷刑和失蹤——這一切都給蘇萊曼貼上了神秘的標籤，也警告著今天的埃及和那些在街頭集會推翻穆巴拉克的人：（美帝附傭傀儡）蘇萊曼善於在“幕後操縱”，而那些為（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的垮臺而高興的人正忽略他對埃及政壇的持續性影響。
顛覆推翻利比亞強人格達費政權之後 美中情局及英國情報局正藉其轄下恐怖組織雇傭兵代理人(轉戰)滲透打擊伊朗、敘利亞政權
《China Joins Russia, Orders Military To Prepare For World War- III》
A grim Ministry of Defense bulletin issued to Prime Minister Putin and President Medvedev today states that President Hu has “agreed in principal” that the only way to stop the West’s aggression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is through “direct and immediate military action” and that the Chinese leader has ordered his Naval Forces to “prepare for warfare.”
Hu’s call for war joins Chinese Rear Admiral and prominent military commentator Zhang Zhaozhong（張兆忠少將） who, likewise, warned this past week that “China will not hesitate to protect Iran even with a Third World War,” and Russian General Nikolai Makarov who grimly stated last week, “I do not rule out local and regional armed conflicts developing into a large-scale war, including using nuclear weapons.”
The raising of global tensions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was exploded this past fortnight when Russian Ambassador Vladimir Titorenko and two of his aides retuning from Syria were brutally assaulted and put in hospital（http://en.ria.ru/russia/20111205/169361690.html） by Qatar security forces aided by CIA and British MI6 agents（美帝CIA中情局及英國M16情報局特工背後予協助的卡達爾安全部隊） attempting to gain access to diplomatic pouches containing information from Syrian intelligenc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as flooding Syria and Iran with the same US-backed al Qaida mercenaries（由美帝所背後支持、成功顛覆推翻了利比亞格達費政府的蓋達“基地恐怖組織”雇傭兵已開始轉戰湧入敘利亞及伊朗境內 http://www.2ndrevolt.com/articles/view/456） who toppled the Libyan government.
Further evidence in these diplomatic pouches, this bulletin says, reveal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preparing an “ultimate solution” to the Middle East Crisis should nuclear war break out by attacking Syria and Iran with lethal biological agents intended to kill tens of millions of innocent civilians（在對敘利亞及伊朗進行攻擊時，意圖致千萬無辜平民於死的生物基因媒介致命武器）.
The discovery of the biological agent to be used by the West was revealed a fortnight ago by Dutch virologist Ron Fouchier of the Erasmus Medical Centre in the Netherlands who lead a team of scientists that discovered that a mere five mutations to the avian flu virus was sufficient to make it spread far more easily and would make it the most lethal killer of mankind ever invented.
Should the US begin an attack utilizing this deadly virus（致命病毒）, this bulletin continues, its most likely method of delivery would be via its RQ-170 Sentinel Drone（隱形無人飛機） which is operated by the CIA（http://english.iribnews.ir/newsbody.aspx?ID=16489）.
These frightening assessments of future US actions against its enemies were revealed in this bulletin based upon Russian intelligence analysts examination of the RQ-170 Sentinel Drone brought down over Iranian territory last week by the Russian made Avtobaza ground-based electronic intelligence and jamming system used against this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with little damage and that showed it be equipped with a sophisticated aerosol delivery system.
Important to note is that the Western powers first use of a deadly flu virus to destroy their enemies and overthrow the established global order was first used less than a century ago in 1918 when the Spanish Flu variant（http://en.wikipedia.org/wiki/1918_flu_pandemic） was unleashed at the ending of World War I and killed an estimated 500 million people which represented fully 3% of the world’s entire population.
Archived KGB files on the Spanish Flu pandemic have always stated that this deadly virus was “bio-engineered” by US military scientists who used as their “guinea pigs” American Soldiers who were the first recorded victims （http://en.wikipedia.org/wiki/1918_flu_pandemic）and were stationed at Fort Riley, Kansas.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underlying reasons behi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Western allies push for Total Global War was recently detailed by the top American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Greg Hunter（http://www.coasttocoastam.com/guest/hunter-greg/43361） whose shocking in depth report titled “Is the World Spinning Out of Control?” （http://usawatchdog.com/europe-bailout-news/）revealed that the entire edifice of the Western economic systems is crumbling under the weight of over $100 Trillion（http://www.telegraph.co.uk/finance/financetopics/davos/8267768/World-needs-100-trillion-more-credit-says-World-Economic-Forum.html） in debt no one is able to pay and wherein he warned: “Never in history has the world been this close to total financial chaos and nuclear war at the same time.” （http://usawatchdog.com/europe-bailout-news/）
Sadly, but as always,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not being allowed to know the horrific future their elite leaders are planning for them, a situation made even worse this past week when the US Senate passed a new law by a 93-7 vote（http://gawker.com/5865089/20-things-you-should-know-about-americas-most-horrifying-new-law） that is warned will destroy America for all time by giving total control of this once free nation over to its military forces and destroy their Constitution.
As we noted in our previous report, it is worth mentioning again the words of the American Founding Father, Thomas Jefferson, who warned his fellow citizens over 200 years ago about what is happening today by saying:
“I believe that banking institutions are more dangerous to our liberties than standing armies. If the American people ever allow private banks to control the issue of their currency, first by inflation, then by deflation, the banks and corporations that will grow up around will deprive the people of all property until their children wake-up homeless on the continent their fathers conquered.”
By: Sorcha Faal
2011-12-7
Note:
Western governments and their intelligence services actively campaign against the information found in these reports so as not to alarm their citizens about the many catastrophic Earth changes and events to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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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曝美國利用恐怖組織(代理人)打擊伊朗》
2011年11月15日 新華網
一篇報導12日披露，美國「中情局」正“利用”包括“人民聖戰者組織”在內的恐怖分子“代理人”在伊朗實施爆炸襲擊。
“監獄星球”網站12日刊登的一篇文章援引若干可靠人士——包括美國情報機構線民和前軍事人員——的話聲稱，美國正在伊朗境內實施秘密軍事行動，利用游擊隊組織對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發動襲擊。
文章說：“德黑蘭認為美國正在伊朗境內發動恐怖襲擊，進而破壞內賈德政權的穩定，以便為（美國-以色列）軍事打擊”做準備“。這一論點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官方媒體的忽視，但「中情局」利用恐怖分子代理人恰恰就在這麼做，這是確定無疑的事實。”
這一報導進一步證實了伊朗國家最高安全委員會秘書賽義德•賈利利的說法。
賈利利說，伊朗有無可辯駁的證據表明，美國政府正式參與了反對伊朗的陰謀，派出特工在伊朗和該地區其他國家實施破壞和恐怖行動。
此外，美國正在訓練恐怖組織並向其提供經費，通過暴力和其他顛覆行動破壞伊朗的穩定。
正如許多美、英主流媒體在2007年所報導的那樣，美國還在“利用”隸屬“基地”組織的遜尼派恐怖組織“真主旅”在伊朗實施自殺式爆炸和其他旨在“破壞穩定”的襲擊。這一“政策”是由小布希（布希二世）政府“制訂”的，並被奧巴馬政府“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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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Takes Down Top Bio-Terror Official, Then Alleges Iran Plot》
《US Takes Down Top Bio-Terror Official, Then Alleges Iran Plot》
By: Sorcha Faal
2011-10-12
A frightening Main Intelligence Directorate (GRU) report circulating in the Kremlin today warns that the Obama regime may be about to launch an Operation Northwoods type “false flag” bio-terror attack as a pretext for bombing and then invading Iran.
According to this GRU report, US authorities took down one of their top bio-terror officials yesterday named Dr. Kimberly Lindsey [photo 2nd left] who is th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and one of the world’s most highly regarded scientists in the field of weaponized anthrax after charging her and her and her live-in boyfriend with “child molestation and bestiality.”
Important to note is that the US always charges their “enemies of the state” with lurid sex crimes such as when they targeted former US Marine intelligence analyst and UN weapons inspector Scott Ritter with “criminal solicitation of a minor” after he accused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of deliberately lying about Iraq’s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in order to launch an invasion against them.
The cause for Dr. Lindsey being put on the Obama regimes “enemy of the state” list, this GRU report says, was her assisting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in their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atastrophic 9/11 anthrax attack upo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disputes the findings of th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 used to close this case.
Dr. Lindsey’s expertise on weaponized anthrax proved invaluable to WHO scientists whose findings were reported this week, and as we can, in part, read as reported by the InfoWars.Com news service in their report titled World Authority On Anthrax Disputes Government Explanation Of 2001 Attack and which says:
“Three leading scientists, one a world authority on the composition of Anthrax, have produced a paper that presents evidence that directly calls into question the FBI’s version of events surrounding the 2001 anthrax mail attacks.
The paper by Coordinator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Working Group on Anthrax Research and Control, Martin E. Hugh-Jones, biologist Barbara Hatch Rosenberg, and chemist Stuart Jacobsen is to be published in the peer reviewed Journal of Bioterrorism & Biodefense.
“three scientists argue that distinctive chemicals found in the dried anthrax spores — including the unexpected presence of tin — point to a high degree of manufacturing skill, contrary to federal reassurances that the attack germs were unsophisticated.” reports the New York Times.
“…bureau scientists focused on tin early in their eight-year investigation, calling it an “element of interest” and a potentially critical clue to the criminal case. They later dropped their lengthy inquiry, never mentioned tin publicly and never offered any detailed account of how they thought the powder had been made.” The report continues.
Dr. Hugh-Jones said that the presence of tine “indicates a very special processing, and expertise,” directly contradicting the FBI’s assertion that microbiologist Bruce Ivins acted as the lone perpetrator of the attacks that killed five people and infected 17 others in the weeks immediately following 9/11.”
Within hours after Dr. Lindsey’s arrest, this GRU report continues, the US issued a “global alert” for American citizens after they accused Iran of backing a plot to kill Saudi Arabia’s ambassador to Washington that Obama called “a flagrant violation of U.S. and international law” and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Clinton vows action over.
According to the Obama regime the head of this alleged Iranian plot was former Texas used-car dealer named Manssor Arbabsiar [photo 3rd left] who is a naturalized US citizen, holds an Iranian passport and whose close friends say is an “unlikely secret agent,” was “no mastermind” and was “kind of a hustler.”
FBI Director Robert Mueller said the convoluted plot could have been straight from a film and, “Though it reads like the pages of a Hollywood script, the impact would have been very real and many lives would have been lost.”
Iranian parliament speaker Ali Larijani called the US allegations a “mischievous, foolish” attempt to fuel tension between Iran and Saudi Arabia saying that “These claims are vulgar … It is a childish and amateur game … We believe that our neighbors in the region are very well aware that America is using this story to ruin our relationship with Saudi Arabia.”
Iran’s claim that the Obama regimes charges against them were lies was immediately backed up by one of the CIA’s most honored former analysts Robert Baer who is TIME.Com’s current intelligence columnist and has contributed articles to Vanity Fai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nd The Washington Post.
Baer, who was interviewed just a few hours ago by Australia’s The World Today news programme warned that the Obama regimes charges against Iran were “made up propaganda” and warns the US must open immediately a direct diplomatic channel with the Iranian regime…or risk igniting “an uncontrollable war.”
This GRU report gravely notes that an “uncontrollable” war may be exactly what the Obama regime wants as its economy lurches ever closer to the abyss and inevitable chaos will soon be the “new normal” in America.
The GRU further warns in their report that with the US signing a $1.25 billion contract last Monday with Emergent BioSolutions for 44.75 million doses of the only proven vaccine to protect against a weaponized anthrax attack [what happens to the other 260 million Americans we don’t know], and one of America’s most honorable Congressman, Ron Paul, now warning that the Obama regime has given itself a “license to kill” any citizen it wants to without evidence or trial, the United States, indeed, may about to do the unthinkable.
解構多民族國家。解構中東。解構多元文化。製造文明衝突＝＞為美以基督教霸權干涉、經濟文化殖民它主權國家創造合理性/合法性－－警惕美以歐基督教霸權的Yinon Plan
《為“文明的衝突”佈一大盤棋：分裂、征服與統治“新中東” 》
《為“文明的衝突”佈一大盤棋：分裂、征服與統治“新中東” 》
《為“文明的衝突”佈一大盤棋：分裂、征服與統治“新中東” 》
“阿拉伯之春”這一熱門辭彙其實是由一群遠在的華盛頓、倫敦、巴黎和布魯塞爾辦公室的個人和團體所“炮製”的。這群人除了對這一地區有膚淺的認識外，對阿拉伯國家幾乎一無所知。
阿拉伯民族間正打開的自然是一個混合包裹，而叛亂與機會主義一樣都是這個包裹裏的一部分。
哪里有革命，哪里就有反革命。
阿拉伯世界的“動亂”也並不是所謂的阿拉伯的“覺醒”；這一辭彙顧名思義便是阿拉伯人總是處於昏睡之中，儘管他們一直被獨裁和不公所包圍。
現實的阿拉伯世界，作為更廣闊的土耳其-阿拉伯-伊朗世界的一部分已經被頻繁的起義所填充。儘管這些叛亂已被阿拉伯的獨裁者以及美國、英國和法國等（老殖民帝國）國家協力平息。而這些（老殖民帝國）大國的“干涉”一直是民主的（反動）制衡力量，且將繼續發揮作用。
【分而治之（支解分裂依附策略）】：首次“阿拉伯之春”如何“被操縱”
重整中東的計畫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幾年。而正是在一戰期間，這些帶有“殖民”傾向的“設計”才隨著反對奧斯曼帝國的“阿拉伯大起義”清晰地表現出來。
儘管英國、法國和義大利都曾是殖民國家，迫使阿拉伯人民在諸如阿爾及利亞、利比亞、埃及和蘇丹等國家“享受不到”任何自由，但是這些殖民國家仍成功地將自己“塑造成”阿拉伯解放運動的朋友和盟友。
“阿拉伯大起義”期間，英國和法國（老殖民帝國）事實上使阿拉伯人充當它們的步兵（走卒）反抗奧斯曼帝國，以“進一步實施”其地緣政治的圖謀。倫敦和巴黎之間簽訂的秘密協定——“賽克斯-皮科協定”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英國與法國所作的僅僅是通過向阿拉伯人販賣它們有關阿拉伯從所謂的奧斯曼帝國的“鎮壓”中解放的思想，而取得對阿拉伯人的使用和“操控”。
事實上，奧斯曼帝國是一個多民族帝國。它給了所有民族當地和文化自治權，但最終被操縱成為了一個土耳其實體。甚至是隨後的在奧斯曼安納托利亞的亞美尼亞種族的滅絕，也不得不與當代在伊拉克的基督徒的目標一樣，被視為外部行為體為“分裂”奧斯曼帝國、安納托利亞以及奧斯曼帝國公民的一個“秘密計畫”的一部分。
奧斯曼帝國解體後，正是倫敦和巴黎“拒絕承認”阿拉伯人的自由，儘管也是它們在阿拉伯民族間的“播下”了“不和”種子。當地“腐敗”的阿拉伯領導人也曾是“該計畫”的合作夥伴，他們中很多人（帶路黨）對能成為英國和法國的（買辦）客戶而“欣喜若狂”。同樣，今天的“阿拉伯之春”也正在“被操縱”。美國、英國、法國以及其他國家正在“腐敗”的阿拉伯領袖與重要人物（傀儡買辦帶路黨）的“幫助”下“重組”阿拉伯世界和非洲。
Yinon計畫：混亂中的秩序
Yinon計畫，作為英國在中東戰略的“延續”，是以色列為確保其地區優勢的一項戰略計畫。它堅持並規定，以色列必須通過將周圍阿拉伯國家“巴爾幹化”為弱小國家，以“重組”其地緣政治環境。
以色列戰略家將伊拉克視為對以色列構成最大戰略挑戰的阿拉巴國家。這就是為什麼伊拉克被刻畫為中東和阿拉伯世界“巴爾幹化”的核心（注：美帝入侵佔領伊拉克其主要戰略目的並非一般淺薄的戰略家所謂的僅只是覬覦石油，而是基於一長遠計劃、更深層次的對於中東人口、文化進行重組改造──美帝入侵佔領伊拉克後主要的遺產就是已大致上將伊拉克分割為三個自治區）。在伊拉克，以色列戰略家根據『Yinon計畫』的概念宣導將伊拉克“劃分（切割）”為一個庫爾德“國家”和兩個阿拉伯“國家”，這兩個阿拉伯“國家”分別由什葉派穆斯林人和遜尼派穆斯林人接管。
而達成這一“目的”的第一步就是一場伊拉克與伊朗之間的戰爭（兩伊戰爭），這也在『Yinon計畫』的範疇之中。 2008年的《大西洋》期刊和2006《美國軍方武裝部隊》雜誌分別刊登了緊隨『Yinon計畫』大綱後被大量發行的地圖。
除了“分裂”伊拉克（這也是拜登計畫所宣導的），“分裂”黎巴嫩、埃及和敘利亞也在『Yinon計畫』之中。
同樣在計畫中的還有“分裂”伊朗、土耳其、索馬里和巴基斯坦。
『Yinon計畫』也將“分裂”北非納入其中，被預測將從“分裂”埃及開始，蔓延至蘇丹、利比亞以及其他地區。
確保統治區安全：“重新定義”阿拉伯世界……
儘管已有所調整，『Yinon計畫』正在實行中，並將在“徹底分裂”的目標下逐漸發揮作用。該“計畫”源於理查•珀爾和研究組於1996年為時任以色列總理的本傑明•內塔尼亞胡所撰寫的一份政策性檔。珀爾曾擔任雷根總統時期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的副秘書長，後成為小布希和白宮的軍事顧問。
除了珀爾以外，“邁向2000新以色列戰略”研究組的其他成員還包括詹姆斯•科爾伯特（猶太國家安全事務研究所）、
小查理斯•費爾班克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道格拉斯•費斯（費斯和澤爾事務所）、
羅伯特•魯文貝格（先進戰略與政治研究所）、
喬納森•陶羅普（華盛頓近東政策研究所）、
大衛•烏姆瑟爾（先進戰略與政治研究所）
以及梅拉夫•烏姆瑟爾（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徹底分裂：確保統治區安全”是1996年這份以色列政策檔的全名。
在很多方面看，美國正在執行1996年特拉維夫政策檔確保“統治區”（realm）安全的目標。
此外，“realm”一詞反映了檔作者的戰略心理。Realm通常指君主管轄的領土或是屬於君主統治、但並不屬於君主的直接管轄範圍，而由王侯進行管轄的領土。
而在這裏，“realm”一詞正暗指中東屬於特拉維夫的王國。珀爾身為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官員卻參與以色列檔的撰寫這一事實也使人不禁要問：該統治區的概念上的主權是屬於以色列，還是美國，抑或兩者兼而有之？
確保統治區安全：“破壞”大馬士革穩定的“以色列藍圖”
1996年以色列檔要求在2000年或以後“驅退敘利亞“（rolling back Syria），通過將敘利亞人驅逐出黎巴嫩、並在約旦和土耳其幫助下對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造成動亂“等方式。而這兩起事件已分別於2005年和2011年”相繼發生“。
1996年檔指出：“以色列可以與土耳其和約旦合作，通過削弱、遏制甚至驅退敘利亞以塑造以色列戰略環境。這一努力可以集中力量將薩達姆•侯賽因的勢力驅逐出伊拉克——以色列本身重要的戰略目標——作為挫敗敘利亞地區野心的一種手段。”[1]
作為“建立”以色列主導的“新中東”並“包圍”利比亞的第一步，1996年檔要求“去除（消滅）”薩達姆•侯賽因在巴格達的權力，甚至暗示將伊拉克“巴爾幹化”並建立一個包括遜尼派穆斯林的“伊拉克中部”在內的反大馬士革戰略地區聯盟。檔作者寫道：“但敘利亞在這場衝突中有潛在的弱點：大馬士革太過忙於處理受威脅的新地區方程以致無暇顧及黎巴嫩；而且大馬士革還懼怕由以色列和伊拉克中部、土耳其組成的‘自然軸’以及位於中部的約旦會聯合擠壓敘利亞，並將其從阿拉伯半島分離出去。對於敘利亞而言，這拉開意味著重新繪製中東地圖的序幕，而這也將威脅到敘利亞的領土完整。”[2]
珀爾與研究組關於“邁向2000新以色列戰略”還提出將敘利亞人趕出黎巴嫩，並通過黎巴嫩反對派破壞敘利亞的穩定：“（以色列必須轉移）敘利亞的注意力，通過黎巴嫩反對派分子破壞敘利亞對黎巴嫩對控制。”[3]這就是2005年繼哈哈裏遭暗殺後將發生的，哈裏裏事件也觸發了所謂的“雪松革命”以及推動形成了由腐敗的賽德•哈裏裏控制的反敘利亞3•14聯盟。
檔還要求特拉維夫“把握時機，提醒世界敘利亞政權的性質”。[4] 這顯然是以色列通過搞公共關係（PR）來“妖魔化”其對手的戰略。
2009年，以色列新聞媒體公開承認，特拉維夫通過其大使館和外交使團發動了一場“全球性的運動”，包括“媒體宣傳”和在伊朗使館前組織抗議等來“詆毀”伊朗總統競選，這一運動甚至在競選還沒開始前就已被掀起。[5]
該檔還提到一些類似於目前敘利亞正在發生的事。檔指出：“最重要的是，以色列在為土耳其和約旦反利比亞行動給予外交、軍事和行動上的支持、尤其利益所在這一點是可以理解的，包括以色列支持土耳其和約旦與敘利亞領土內的一些阿拉伯部落組成部落聯盟，並對敘利亞統治精英充滿敵意等。”[6]
隨著2011年敘利亞的動盪，叛亂分子的運動和約旦土耳其邊界的“軍火走私（以扶持支持軍事武裝叛變）”已成大馬士革的一個重大問題。
在此背景下，阿裏埃勒•沙龍和以色列在英、美“入侵”伊拉克後請求華盛頓襲擊敘利亞、利比亞和伊朗也就毫不奇怪了。[7]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檔還主張通過先發制人的戰爭來“塑造”以色列的地緣戰略環境並開創“新中東”。[8] 這也是美國在2001年時會採取的一項政策。
剷除中東的基督教團體
利比亞危機之前，埃及基督徒被襲擊與蘇丹南部的公投“同時發生”絕非巧合。
同樣，伊拉克的基督徒，這一世界上最古老的基督教團體之一“被驅逐”出他們在伊拉克的故土也“並非偶然”。
與伊拉克基督徒被驅逐“同時發生”的還有在美國和英國軍隊“警覺地注視”下，由於什葉派穆斯林與遜尼派穆斯林的暴力和敢死隊而“被迫形成”不同宗教的分區，巴格達的市鎮成為一片宗教飛地。這都與『Yinon計畫』密不可分，而該地區的“重組”是一個更為遠大的目標的一部分。
在伊朗，以色列人一直試圖將以色列猶太團體驅逐，卻總是徒勞無功。伊朗實際擁有著中東第二大的猶太人口，可以說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維持原樣的猶太群體。伊朗猶太人將自己視為被與祖國伊朗密不可分的伊朗人，他們和穆斯林人和基督教伊朗人是完全一樣的。對於他們來說，因為他們是猶太人所以需要調遷到以色列的想法簡直是荒謬的。
在黎巴嫩，以色列“一直致力”於“加劇”各種基督教、穆斯林以及德魯茲教派間的“緊張”局勢。黎巴嫩是進入敘利亞的一個跳板，黎巴嫩“被分裂”為數個國家也被視為將敘利亞“巴爾幹化”為數個阿拉伯宗派小國的途徑。Yinon計畫的目標就是在遜尼派穆斯林、什葉派穆斯林、基督教和德魯茲的宗教和宗派身份基礎上，將黎巴嫩和敘利亞“分為”數個國家。敘利亞基督教的遷離也可能是目標之一。
馬龍派天主教敘利亞安提阿教會，也即最大的自治東方禮教會的新主教表達了他對於在地中海東部和中東地區阿拉伯基督徒清洗運動的憂慮。Mar Beshara Boutros Al-Rahi大主教和黎巴嫩、敘利亞許多其他的基督教領袖都擔心穆斯林兄弟會接管整個敘利亞。像伊拉克一樣，神秘組織正在襲擊敘利亞的基督團體。基督教東正教的領袖，包括耶路撒冷東正教的大主教都公開表示了他們的嚴重關切。除了基督教的阿拉伯人，亞述和亞美尼亞這一多數為基督教徒的群體也表示了他們的恐懼。
Sheikh Al-Rahi近期在巴黎會見了總統尼古拉斯•薩科齊。據悉，這位馬龍派大主教與薩科齊在敘利亞問題上出現分歧，這促使薩科齊說敘利亞政權即將覆滅。
主教Al-Rahi的立場是敘利亞必須被留下、並允許其進行改革。
這位馬龍派主教還告訴薩科齊說如果法國希望合法地使真主黨解除武裝，那麼以色列需要被作為一個“威脅”來對待和處理。
由於Al-Rahi在法國的立場，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的基督教和穆斯林宗教領袖立即到黎巴嫩對他進行了探訪並表達了感謝。
黎巴嫩的真主黨及其政治聯盟，其中多數為黎巴嫩議會的議員，均高度讚揚了後訪問了黎巴嫩南部的馬龍派主教。
Sheikh Al-Rahi以為他對於真主黨的立場和他拒絕為推翻敘利亞政權提供支持，現在正遭到以哈裏裏為首的“3•14聯盟”的政治攻擊。一場基督教會議正在經哈哈裏籌畫中，以反對Al-Rahi主教和馬龍派教會的立場。
自Al-Rahi表明自身的立場後，塔利爾黨，這一活躍在黎巴嫩和敘利亞的黨派，也開始對其進行批評。有報導稱，美國高級官員也取消了他們和馬龍派主教的會見，這也是他們對於Al-Rahi關於真主黨和敘利亞立場表示不滿的信號。
在黎巴嫩，哈裏裏為首的“3•14聯盟”一直都是一個受歡迎的少數群體（甚至當該聯盟成為議會中的多數時），該聯盟一直與美國、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以及敘利亞的暴力和恐怖組織密切合作。穆斯林兄弟會和其他敘利亞所謂的薩拉菲斯特組織也一直與哈裏裏以及“3•14聯盟”中的基督教政黨相互協調，並舉行秘密會談。這也是為什麼哈裏裏與他的同盟一直反對大主教Al-Rahi。也正是哈裏裏和“3•14聯盟”將伊斯蘭法塔赫帶入黎巴嫩，並幫助其中的一些成員逃往敘利亞作戰。
有一些不知名的狙擊手正在瞄準敘利亞平民和敘利亞的軍隊射擊，“（藉）以造成”混亂和內鬥。敘利亞的基督團體也成為這些狙擊手的對象。很可能這些攻擊者是來自美國、法國、約旦、以色列、土耳其、沙烏地阿拉伯和阿拉伯灣的武裝力量與一部分敘利亞人組成的聯盟。
華盛頓、特拉維夫以及布魯塞爾正籌畫著將基督教從中東遷離。據悉，Sheikh Al-Rahi在巴黎被總統薩科齊告知，地中海東部和中東的基督教團體可以重新被納入歐盟。這並不是什麼慷慨的提議，而是被有意將中東古老的基督教團體根除的國家扇了一記耳光。其目的或是將基督教團體重置於該地區之外，抑或將這些團體劃分為眾多分區。兩種都可能成為目標。
這一計畫旨在將阿拉伯國家劃定為專門的穆斯林國家，這與「Yinon計畫」和美國“控制”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目標是相一致的。其“結果”很可能是一場大國戰爭。
阿拉伯基督徒如今與阿拉伯黑人處境非常類似。
重新劃分非洲：Yinon計畫正在發揮作用……
關於非洲，特拉維夫將保障非洲的安全視為其廣泛週邊的一部分。這一更為廣泛的或所謂的“新週邊”已成為1979年抵抗包括伊朗（巴列維時期以色列最親密的盟友之一）在內的阿拉伯“舊週邊”隨著伊朗革命的瓦解後，特拉維夫地緣戰略的基礎。在這一情況下，以色列的“新週邊”隨著埃塞俄比亞、烏干達和肯雅等反阿拉伯和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等國家的“納入”而被概念化。這也是為什麼以色列要如此深入地參與蘇丹的“巴爾幹化”（注：原有蘇丹目前已被操縱分割為二，以基督徒組成為主的南蘇丹已於2011年獨立）。
在中東教派分裂的背景下，以色列已列出了重組非洲的計畫。『Yinon計畫』試圖從三個方面的基礎上劃定非洲：（1）民族語言；（2）膚色；（3）宗教。為確保統治，先進戰略與政治研究所這一以色列智囊團（包括珀爾在內）也推動創建了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的美國『非洲司令部（AFRICOM）』。
試圖“分裂”阿拉伯和非洲身份的行動正在“進行中”。它只在將所謂的“黑非洲”與所謂“非黑”的北非劃分開來。這是分裂非洲大陸上所謂的“阿拉伯人”與“黑人”計畫的一部分。
正是這一目標“造成”並推廣了“非洲南蘇丹”與“阿拉伯北蘇丹”這兩種荒謬的身份。這也是為什麼黑膚色的利比亞人被視為利比亞“清洗膚色”運動中的對象。阿拉伯身份在北非正與非洲身份“相脫離”。同時還存在“剷除”大量的“黑膚色阿拉伯人”的計畫，以明確劃分“非洲黑人”與新的北非“非黑人“的界限。這也將”導致“剩餘的柏柏爾“非黑人”與阿拉伯人間的戰爭。
同樣情況下，在非洲蘇丹、尼日利亞等地，緊張情緒也在為進一步劃分界限的穆斯林與基督徒間醞釀著。而造成這種分裂的基礎，包括膚色、宗教、種族和語言等，都“助長”著非洲的“瓦解”與不和。這都是一個將北非與剩餘非洲大陸劃分的更遠大非洲戰略的一部分。
為“文明的衝突”布棋
正是在這一點上，所有這些“看似”一盤散沙的事件都被“聯繫”在了一起。
整個棋盤正在上演“文明的衝突”，而所有的棋子也各就各位。阿拉伯世界正“被隔離開”來，並被清晰的界線所劃分。這些界線“阻止”不同民族語言、膚色和宗教團體間相互的過渡與融合。
在這項“計畫”中，將不再有社會與國家的過渡與融合。這就是為什麼中東和北非的基督徒，如科普特人，正成為“被攻擊”的對象。這也是為什麼黑膚色的阿拉伯人和柏柏爾人以及北非的黑人在北非正面臨著“種族滅絕”的威脅。
繼伊拉克、埃及之後，阿拉伯利比亞民眾國和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對『Yinon計畫』而言）都是 “破壞”北非和東南亞地區穩定的核心。
利比亞發生的一切（美歐顛覆推翻利比亞政權的『顛覆模式』）對非洲有著巨大的影響，而敘利亞的狀況也深刻地影響了東南亞及更遠的地區。按照『Yinon計畫』所指出的，伊拉克和埃及是造成阿拉伯國家不穩定的切入點。
如今正在“上演”的是建立一個專門的“穆斯林中東”地區（以色列除外），而這也將“造成”什葉派與遜尼派間的鬥爭。類似的場景也正在“北非非黑人”區上演，表現為阿拉伯人與柏柏爾人的衝突。
同時，在“文明的衝突（劇本）模式“下，中東與北非也”被認為“是所謂的“西方”與“非洲黑人”間的衝突。
這就是“為什麼”法國的薩科齊和英國的卡梅倫在利比亞衝突初期相繼發表聲明，指出多元文化主義在各自的西歐社會中已經“不復存在”。[9]
真正的多元文化主義正威脅著“北約戰爭議程”的合法性，也為作為美國對外政策基石的“文明的衝突”的實施造成了障礙。
在這一點上，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解釋了為什麼多元文化主義會成為華盛頓及其盟友的威脅：
“隨著美國成為文化日益多元的社會，它可能會發現在對外政策問題上要想達到一致性就愈加困難（如與阿拉伯世界、中國、伊朗、俄羅斯或者是前蘇聯等地戰爭），除非存在真正被能被廣泛覺察到的大規模的直接外部威脅。這樣的共識普遍存在于二戰甚至冷戰期間（如今也存在著，因為“全球反恐戰爭”）。[10]
布熱津斯基的下一句則指明了為什麼人們會反對或支持戰爭：
“然而（共識）不僅僅深深地紮根於共用的民主觀中且人們意識到這些民主觀正在受到威脅，而且也根植于對歐洲集權主義下的受害者們在[11]文化上和種族上的親近。”
雖有冗餘之嫌，我仍然要一再提出正是因為這種要“打破”中東-北非（MENA）地區、所謂的“西方世界”與撒哈拉以南非洲間“文化融合”的企圖，所以基督徒和黑人正在（被安排）遭到攻擊。
“種族中心主義”與意識形態：將今日的“正義戰爭”正當化
在過去，西歐的殖民國家會對他們的人民進行洗腦。他們的目標就是獲得推行殖民的支持。而其形式就是在武裝商人與殖民軍隊支持下轉播基督教（唯我獨尊）及其教義。
同時，種族意識形態也被提出。那些被殖民的人被刻畫成“下等人”、低等、沒有靈魂。
最終，承擔“開化”那些所謂的“世界未開化人民”的 “白人的責任”等語句開始被使用。這種具有凝聚力的思想框架被用於將殖民主義“塑造”為一項“正義事業”。而這也為征服和“開化”外國領土的“正義戰爭”提供了合法性。
如今，美國、英國、法國和德國的帝國主義計畫並“沒有改變”。改變的只是為發動“新的殖民主義戰爭”、進行征服的“藉口”與理由。
在殖民統治時期，發動戰爭的敍述（論述）與理由被包括英國和法國在內的殖民國家的公眾輿論所接受。
今天的“正義戰爭”和“正當理由”也在婦女權利、人權、人道主義和民主的“旗幟”下進行著。
文／Mahdi Darius Nazemroaya
（加拿大）Global Research 2011年11月26日
http://www.globalresearch.ca/index.php?context=va&aid=27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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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hdi Darius Nazemroaya是加拿大渥太華的一位獲獎作家。
他是蒙特利爾全球化研究中心（CRG）的一位社會學家和副研究員。他曾見證了北非“阿拉伯之春”的過程。在北約（2011年）轟炸利比亞期間，他正在利比亞擔任KPFA的聯合研究專案——Flashpoint專案的特派記者。
《對利比亞戰爭的戰略解讀》
2011年10月31日午夜，「北約」正式宣佈結束利比亞戰爭。[1][①] 這場戰爭是“冷戰”後西方首次在非洲大陸發動地區戰爭，也是西方首次“強行改變”當前西亞北非國家的政治進程。
總體看，這場戰爭的爆發與當前特定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背景直接相關。同時，這場戰爭“反過來”又將“重新塑造”利比亞、阿拉伯世界乃至未來國際格局。因此有必要對這場戰爭的基本背景及戰略影響進行必要評估。
一、利比亞戰爭是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日趨失衡”的必然結果
利比亞戰爭的爆發是多種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它與近幾十年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日趨失衡”直接相關。
首先，這場戰爭是當前國際體系急劇轉型的必然產物。
20世紀國際體系主要經歷了兩次重大轉型，並促使體系內國家的行為發生重大變化：二戰結束後，以西方列強主宰世界為主要特徵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世界四大員警”（美、蘇、英、中，主要是美、蘇兩家）共治世界的“雅爾達體系”。
但此後50多年，設想中的“美、蘇合作”最終變成了“美、蘇冷戰”現實。換言之，冷戰之“實”與雅爾達體系之“名”格格不入。這對美、蘇不是好事，但對“夾縫中生存”的第三世界國家卻不然。
一方面，美、蘇“核恐怖平衡”反使世界維持了難得的和平狀態，雙方在第三世界的爭奪總體較為節制，甚少直接發動戰爭。
另一方面，美、蘇為獲得競爭優勢，都將爭取第三世界支持作為制勝籌碼，競相為其提供經濟和軍事援助。這就為諸多第三世界國家提供了閃展騰挪的外交餘地，藉以謀求政治獨立和經濟自主。
而20世紀90年代初蘇東陣營解體使西方勢力一枝獨大，這些年來，西方通過“北約東擴”、（Ｇ８）八國集團、意識形態等紐帶越綁越緊。世界權力結構失衡使“雅爾達體系”名存實亡，並逐漸形成了西方“聯手打壓（顛覆裂解）”非西方國家的“後雅爾達體系”。這種國際體系與力量分佈“名實相副”，因此在該體系下，西方（強者）更富於“侵略性”，其對非西方國家（弱者）干涉（顛覆裂解）更加頻繁。
“冷戰”結束後相當長時期，美、歐忙於分享“冷戰紅利”，通過“北約東擴”與“歐盟東擴”等方式“瓜分”前蘇聯在東歐的“勢力範圍”，從而將東歐和部分前蘇聯版圖日趨納為西方的週邊地帶。[2][②]
而1999年西方發動科索沃戰爭就是因為南聯盟“阻擋”了北約和歐盟東擴的步伐。但近年來，隨著俄羅斯復興，歐、美東擴之路遇到抵制和阻擊，尤其是2008年8月俄羅斯出兵格魯吉亞，而美、歐又未能做出有效反擊，標誌著持續十幾年的東擴進程已成“強弩之末”。在這種背景下，歐、美戰略角逐重心日趨轉向中東、中亞、非洲等資源豐富或地緣位置重要的“中間地帶”，並對“不聽號令”的（主權）國家頻頻使用武力。美國為“深入”中亞和中東，在短短2年時間內接連發動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地區戰爭。
而2011年「北約」“發動”利比亞戰爭“遵循”的正是相似的邏輯。
歐盟早在1995 年就與地中海沿岸12 國“啟動”了旨在加強雙方全面合作的“巴賽隆納進程”。美國也加大在非洲投入力度。
法國總統薩科齊為恢復、擴大法國在非洲影響和利益在2007年競選期間又提出『地中海聯盟』設想，重點加強與北非國家合作，並企圖使阿爾及利亞、利比亞以及臨近的蘇丹和幾內亞灣等重要產油區為法國提供穩定能源。但這些“重返非洲”舉措受到利比亞（格達費反殖民愛國民族主義者）的“掣肘”。利比亞卡紮菲（格達費）政權“民族主義（反殖民愛國主義）”色彩甚濃，他早期曾採取一系列“保護”民族利益的重大措施，如收回美、英在利比亞軍事基地，廢除同西方公司不平等協定，將所有外國公司收歸國有等。即使2003年卡紮菲（格達費）“投靠西方”後其政策仍保持很大獨立性。2008年7月首屆“地中海峰會”召開時，卡紮菲僅派代表作為觀察員出席，他還“批評”『地中海聯盟』設想是“殖民主義者”和帝國主義的回歸。[3][③]
利比亞強烈的“獨立姿態”使其成為歐洲政治和資本力量“南下擴張”的主要“絆腳石”。
就像當年擋住「北約」和歐盟東擴的“南聯盟”必然要遭受西方軍事打擊一樣，利比亞因阻擋了西方（特別是歐洲）新一輪地緣政治/經濟“擴張”浪潮，而為後來遭到西方的軍事打擊埋下伏筆。美、英、法之所以在深受金融危機拖累的困難背景下執意發動利比亞戰爭，正是由於利比亞“阻礙”了北約國家“重返非洲”戰略規劃的實施。[4][④] 此外，2011年（由美帝中情局所屬外圍非政府組織的“Wikileaks維基解密”配合“美國資本勢力”所煽火策動）席捲西亞、北非的“中東波（顏色革命）”使西亞北非地區對外防護能力降至歷史最低點，為西方武力干涉利比亞提供難得機遇。法國因支持突尼斯本•阿裏外交失分，此後又過早承認利比亞反對派而再次面臨外交失敗，因而急於通過發動戰爭挽回在阿拉伯世界形象。[5][⑤]
回顧“冷戰”後發生的數場地區戰爭，前幾場戰爭基本是美國唱主角，歐洲唱配角，而這次的利比亞戰爭歐、美角色正好對調。這從側面說明，歐、美在對付非西方國家時已形成互相“補位”的戰略默契。而這正是西方共治世界的“後雅爾達體系”的典型特色。
其次，這場戰爭也是“壟斷資本主義”“惡性發展”的必然結果。
蘇東社會主義陣營解體後，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在“經濟全球化”名義下迅速“主宰”全球。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大的問題就是因追求“利潤最大化”而導致的“肆意妄為”。在平均利潤率不斷下降趨勢下，資本家為獲得更高利潤而日趨將資本從生產領域“轉向”金融領域，創建了“脫離”實體生產的金融資本。當前，世界（實體）商品交易量所需流通貨幣量只占資本交易量的４%。但金融領域本身不創造財富。金融業的過度繁榮並不意味資本主義找到自我救贖之路，而更像是病情加重後出現的“虛胖和浮腫”。
因為它意味著由４%的“實體經濟”“創造”的剩餘價值要由100%的資本來“分贓”，由此使資本增值空間越來越小，平均利潤率被金融泡沫急劇攤薄而趨近於零。在利潤率趨近於零的背景下，金融資本謀利主要靠“金融炒作”和層出不窮的“金融衍生品”，由此演變為“空手套白狼”的“賭場資本主義”。[6][⑥]
而2008年以來不斷深化的金融危機以及歐美債務危機表明，資本主義經濟已到“無法自我調節”的地步。
在這種“背景”下，“(人為)製造(人禍)災難”就成了緩解經濟危機、獲取利潤的“慣用手段”。這裏的災難既包括由大自然引發的海嘯、颶風、地震、乾旱，也包括（人禍災難）政變、戰爭、恐怖襲擊等社會暴力行為。
“通過”等待和“（人為）製造（人禍）災難”，進行“精心策劃”的“（災難禿鷹）掠奪”，以及將災難視為激動人心的市場機會，意味著資本主義已演變為“災難（禿鷹）資本主義”。[7][⑦] 其主要經濟策略就是“等待一個大危機，然後趁著遭受打擊的人民茫無頭緒之際，把國家資產一塊塊變賣給個人，並且迅速讓‘改革’永久化。”[8][⑧]
從緩解經濟危機角度看，這些（人為製造的人禍）災難和(恐怖主義)暴力手段的“首要經濟目的”就是“打開”原本封閉的新市場。因此，西方武力打擊的重點就是那些阻擋資本擴張、奉行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社會主義政策的(主權)國家，以及市場體制落後、不肯與資本主義體系“接軌(接鬼)”的“化外之邦”。
在歷史上，“資本積累和殖民化過程如同一根紅線貫穿著整個工業化時代。”[9][⑨]
冷戰結束後，西方（禿鷹）“發動”的數場地區戰爭既是爭奪“中間地帶”的地緣政治擴張，更是為將這些國家“強行納入”西方經濟體系的資本擴張。
“經濟絕非這些戰爭唯一的動機，但在每一場戰爭中，重大的集體打擊都被利用來為經濟休克療法鋪路。”[10][⑩]
2003年美國(瞎掰理由藉口)發動伊拉克戰爭前，美國正面臨多年來未遇的經濟衰退。因此小布希（布希三世）政府一直在刻意“尋找”對伊拉克發動戰爭的“藉口”。小布希（布希三世）2006年坦承：
“我這幾年最困難的工作之一，就是如何將伊拉克與反恐戰爭聯繫起來。”[11][11]
而正是在這場戰爭後，伊拉克資源市場逐步“被打開”，同時也為西方資本打開了一個巨大市場。
美國一家公司合夥人興沖沖地說：
“獲得寶潔公司（Ｐ＆Ｇ）產品流通權就像金礦一樣，一家貨色齊全的7-Eleven超市可以打倒30家伊拉克雜貨店；一家沃爾瑪可以接管全伊拉克。”[12][12]
近兩年，歐、美（數位金融泡沫）債務危機持續發酵，經濟形勢嚴峻程度遠比2001年時更甚。而經濟危機嚴重程度歷來與“災難資本主義”“(人為)製造(人禍)災難”的嚴重程度“成正比”。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越是嚴重，西方越有可能因絕望而訴諸武力。[13][13]
2011年利比亞戰爭很大程度就是西方試圖緩解（數位金融泡沫債務危機）國內經濟矛盾的一種手段。利比亞石油儲量非洲第一，而且油質好，開採成本低，且有半數以上未開發（注：利比亞擁有１４１噸黃金），西方如能獲得這一“石油大蛋糕”無疑有助於提升經濟信心。法國外長朱佩不加掩飾地將法國介入利比亞軍事衝突稱作是“對未來的投資”。[14][14]
值得關注的是，在這次戰爭中，越是那些“產業空心化”、金融資本膨脹的國家（如英、法、美）參戰越積極，而實體經濟較為發達的國家（如德國）對戰爭則明顯不熱心。這從一個側面說明：“賭場資本主義”更易演變為“災難資本主義”。
二、利比亞戰爭“加劇”了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失衡狀態
利比亞戰爭是西方首次動用武力“強行改變”當前“中東動盪波”國家原有政治進程，也是冷戰後西方首次在非洲大陸發動的戰爭，因而對利比亞、阿拉伯世界乃至西方自身都已產生並將繼續產生深遠影響。
首先，“後卡紮菲時代”的利比亞可能淪為西方體系中的跟班和“附庸”。
二戰後期，史達林就曾說過：“任何人都會把其社會制度強加給別人，他的軍隊能走多遠，強加的範圍就有多遠。”[15][15]這句凝結著地緣政治學核心智慧的判斷同樣適用於這此的利比亞戰爭。北約武力推翻執政42年的卡紮菲政權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通過改朝換代將利比亞“馴化”為西方政治經濟體系中的“附庸”乃至挺進非洲的橋頭堡。
問題在於，現在畢竟不同於殖民時代，西方可以武力打敗利比亞，但卻不可能直接接管利比亞政權。怎樣才能確保利比亞馴服於西方呢？
從歷史經驗看，西方國家對第三世界國家進行“有效控制”的最有效辦法之一，就是使這些國家保持“政治軟弱”和“經濟依附性”，而“不得不”依靠外部大國。以西方“經略中東”為例。英、法和美國儘管主導中東的歷史時代不同，但其基本思路卻驚人地相似，那就是鼓勵、“扶植”中東國家內代表落後保守勢力、執政基礎不甚牢固的政權。但竭力避免這些國家出現大規模的社會和經濟革命，“避免”代表多數人利益的先進階級上臺掌權。“殖民國家為了支持它的統治，通常會對維持甚至加強殖民地不平等的社會與經濟結構頗感興趣……甚至殖民國家往往會造成新的特權和新的特權集團，以穩定其對殖民地的統治”。[16][16]
這些統治者完全“仰仗”西方支持才能維繫統治，因此不得不悉心維護西方在其國家中的種種利益。這就使西方大國與當地統治人物形成事實上的“結盟”關係。當年英國在挑選費薩爾當伊拉克國王時，英國外交部官員說得非常直白：“我們所要的是一位只滿足于登基為王，而不打算勵精圖治的國王。”“我們需要的是一些有阿拉伯人參加、使我們能放心地離開而同時又能在幕後操縱的政府機構；……而且前提是我們的經濟和政治利益將得到保證。”[17][17]
由此“不難理解”，為何中東成為世界上傳統君主制國家最多的地區。即使在實行君主立憲制的所謂“自由阿拉伯時期”（上世紀20-30年代），阿拉伯國家的統治者還是“不信任自己的人民，而甘願成為西方的奴僕”。[18][18]
而2011年發動利比亞戰爭的兩大主謀——英國和法國，恰好在一戰後曾在阿拉伯世界進行過“委任統治”，而其統治“秘訣”之一就是在各國有意識“培植”代表落後生產方式的王公貴族和部落酋長。這次英、法“故伎重演”，採取了挑撥、激化利比亞國內部落間矛盾的做法。鑒往知今。為了確保對戰後利比亞進行有效控制，英、法不可能允許利比亞再出現“卡紮菲式”的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式領導人，因此必然要“剔除”導致利比亞保持“獨立性”的勢力和制度，同時“大力培植”落後依附性勢力，以及可能導致該國政治衰朽的政治制度。
目前看，“後卡紮菲時代”的利比亞正在朝這個方向發展。從政治制度看，強制轉型使利比亞面臨“軟政權化”危險。據報導，「利比亞全國過渡委員會」已制定長達數年的政治進程時間表，[19][19] 儼然開始向“民主化”國家過渡。但利比亞本質上是個部族國家，境內有140多個部落。這次的利比亞戰爭也有濃厚的“部落戰爭”色彩，民眾對所謂“民主運動”的支持率還不到2%，[20][20]因此該國未來權力分配很難擺脫“部族政治”底色。即便實現所謂“包容性政治”，也不過是“按部族實力分配權力”。這種情況很容易導致利比亞最高權力“碎片化”，使國家陷入形式上統一、實則部落／軍閥割據的“伊拉克化”狀態。
如2011年11月22日成立“過渡政府”後，南部費贊地區的勢力抱怨被邊緣化，東部則有人抗議新政府是“西部人的政府”，一些部落拒絕承認新政府。有學者早就預言：“後卡紮菲時代無論何時出現，但有一點可以預見，那就是利比亞將陷入局勢緊張、危機四伏的狀態，各種社會力量將上演群雄逐鹿的大戲。”[21][21]在這種內訌不止的情況下，利比亞將不得不更多“仰仗”西方，而不太可能再與西方為敵。
從階級屬性和意識形態看，掌管利比亞未來的是一種比卡紮菲政權“更加落伍”的勢力。利比亞“食租經濟”的特點決定了該國最大的問題不是如何賺錢，而是如何分配財富。因此該國未來“舉什麼旗”，“走什麼路”的問題至關重要。而目前即將執政的「全國過渡委員會」內部魚龍混雜，[22][22] 東部反叛部落高舉的大旗居然是1969年被推翻的伊德里斯王朝用過的旗幟。“過渡委”顯然不能代表歷史進步力量。如果沒有西方武力“支持”，它根本不可能奪權上臺。事實上，儘管戰爭已經結束，執政當局（帶路黨）卻仍“要求”北約繼續呆在利比亞，[23][23] 這足以表明其執政地位和信心的脆弱性。
不言而喻，這些由（帶路黨）落後勢力掌控的國家越是脆弱，就越需要外界保護，也越願意在資源、主權問題上對西方做出大的“讓步”。利比亞戰爭期間，反對派（帶路黨）為換取法國支持曾承諾戰後法國可控制利比亞35%的石油生產。10月中旬，時任“過渡委”主席的賈利勒（帶路黨）宣稱，利比亞新政府將“優先考慮”讓西方參戰國進入利比亞商業領域。[24][24] 換句話說，未來的利比亞外交很可能是當年伊德里斯王朝的翻版，而“不可能”繼續保持“獨立自主”地位。這種“依附性”前途對利比亞民眾國民當然不是好事，但卻正中西方下懷——唯有如此，西方才可能有效控制該國，並借其實現預想中的地緣利益和資源利益。
其次，阿拉伯世界的民族復興夢更加渺茫。
阿拉伯世界總共3億多人口，領土面積超過1400萬平方公里，還擁有世界上最豐富的石油資源，完全有潛質成為世界權力格局中的重要一極。但近百年來，阿拉伯世界卻更多與戰亂、爭端、屈辱、落後、邊緣化等負面辭彙聯繫在一起。造成阿拉伯世界積弱積貧的根源是多方面的，但總的根本乃是該地區地緣版圖“碎片化”。[25][25] 亨廷頓認為，文明集團往往要圍繞一個“核心國家”，它能夠行使維持秩序功能。核心國家或核心國家的缺失或解體一般都意味著混亂和災難。[26][26]
中東地區常年動盪，外部勢力頻頻“插手”與該地區缺乏核心國家直接相關。一戰後，英、法依據1916年秘密簽訂的“賽克斯-皮科特協定”將阿拉伯世界“分割”成若干小國“委任統治”，由此“奠定”了中東地緣版圖“碎片化”的格局。這種災難性的建國史為阿拉伯世界埋下羸弱、動盪和外部干涉的禍端。這些國家實力相當、缺乏佔據支配地位的核心國家，因而“誰也吃不掉誰，但誰也不服從誰”。加之彼此政體、意識形態、政策乃至宗教教派差異甚大，很難建立行之有效的地區性聯盟。相反，每個國家都唯恐地區局勢不利於己，因此不約而同地採取“相互制衡”做法，導致地區內耗不斷，既無力解決內部矛盾，也無力阻擋外敵入侵，甚至“主動邀請”外部勢力介入中東。美國學者伯納德•路易斯曾指出，西方國家只需要人數很少的軍隊就能進入中東核心地帶；而要去趕走這些西方軍隊，則需要另外一個西方國家的軍隊。[27][27] 正是地緣版圖的這種“碎片化”格局使中東豐富的石油資源非但未成為阿拉伯民族之福，反而成為惹來戰爭的禍根。冷戰結束至今，西方發動的5場地區戰爭中，4場在伊斯蘭世界，3次針對阿拉伯國家，而伊拉克和利比亞恰好都是石油資源豐富的國家。
因此，阿拉伯世界要想實現民族復興，擺脫惡性循環的厄運，其基本前提就是謀求阿拉伯各國的團結統一。20世紀50-60年代，以納賽爾和阿拉伯復興社會黨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均強調阿拉伯民族要走聯合自強道路。雖然這種思潮因1967年中東戰爭而走向衰落，但這條路徑仍是阿拉伯世界實現復興的不二法門。
卡紮菲1969年上臺時深受阿拉伯民族主義思潮感染，自視為納賽爾的忠實追隨者，宣導阿拉伯民族主義。他曾指出：
“要想保護阿拉伯人民不遭敵人侵犯，就少不了統一；要想保護阿拉伯國家的成就，就少不了統一；要想保護自己和社會主義，就少不了統一。”[28][28]
執政以來，他先後試圖同埃及、敘利亞、蘇丹、突尼斯、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等國實現聯合或合併，可是都中途夭折，他還被埃及前總統薩達特視為“危險的妄想症患者”。[29][29] 此後這些年來，卡紮菲外交政策重點日趨轉向非洲，並力倡構建“非洲合眾國”、“非洲聯合政府”。[30][30] 但其政治話語中仍保留著反對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主張阿拉伯聯合等重要主張。可以說，卡紮菲已成為阿拉伯民族主義浪潮中的最後一位領導人。[31][31]
而阿拉伯世界如果真的像卡紮菲所說實現“聯合自強”，西方顯然將失去對該地區的控制，而該地區“保持”分裂內訌狀態，更“符合”西方戰略利益。由此不難發現，這些年來，凡是主張依附西方、包容以色列、漠視阿拉伯聯合的阿拉伯領導人，總是被西方奉為座上賓。相反，那些主張獨立自主，謀求阿拉伯團結統一的領導人（如納賽爾、阿薩德、卡紮菲，乃至武力統一者薩達姆等），總是被西方視為眼中釘、肉中刺（死於非命）。卡紮菲作為這批阿拉伯強人中的最後一位，西方巴不得他早點消失。而這次西方聯手打擊利比亞，既是阿拉伯世界地緣版圖“碎片化”的必然產物，同時也包含著“徹底埋葬”阿拉伯聯合的戰略企圖，而卡紮菲之死意味著阿拉伯民族主義時代的“徹底終結”。[32][32] 一些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對此只能徒然憤慨，[33][33]還有人呼籲要舉行抗議，反對卡塔爾及海灣國家參與北約空襲利比亞。[34][34]
2011年席捲西亞、北非的阿拉伯動盪潮，雖然抗議重點是爭取政治尊嚴和經濟公平，但也包含了探索民族復興新路的成分。而突如其來的利比亞戰爭顯然是一場西方“肆意踐踏”阿拉伯國家主權的“殖民戰爭”，同時戰爭結果又是為徹底堵死阿拉伯民族復興的唯一路徑。但面對這場事關阿拉伯世界尊嚴和民族復興大業的“悲劇性事件”，多數阿拉伯國家卻“渾然不覺”，「阿盟」還“充當”了西方打擊阿拉伯國家的“傳聲筒”，鼓動聯合國在利比亞設立禁飛區，卡塔爾和阿聯酋等海灣小國甚至直接參加“圍毆”卡紮菲（11月12日阿盟宣佈停止敘利亞阿盟成員國資格，27日又宣稱對敘進行政治和經濟制裁），客觀上起了激化矛盾的作用。[35][35] 這種“兄弟鬩于牆”的現象從側面說明，阿拉伯民族復興希望更趨渺茫。這場看似聲勢浩大的中東劇變，最終必將虎頭蛇尾，不可能產生什麼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歷史成果。
在喪失了一批有戰略目光的政治家後，阿拉伯世界已很難形成合力。一旦阿拉伯世界內部分裂持久化，阿拉伯世界將空有人口、疆域和資源等潛在優勢，卻始終難以走出戰亂和衰退的惡性循環，繼續淪為西方大國政治的犧牲品。
第三，西方贏得眼前，卻可能失掉長遠。
西方是利比亞戰爭的主要發動者和主要受益者。尤其是在戰爭中出力最多的英、法等國有可能近水樓臺，從利比亞令人垂涎的石油資源以及巨大的國內市場中撈取更多好處。2011年10月下旬，法國和德國商務代表團紛紛到訪的黎波里，與利比亞當局的石油部長等官員閉門會談。英國也派出龐大商務代表團（包括BP和殼牌）訪問利比亞。[36][36] 西方國家顯然開始加速“染指”利比亞戰後利益分配。
從地緣角度看，這場戰事的暫時成功將“刺激”西方繼續進行“軍事冒險”的決心和胃口。利比亞戰爭剛接近尾聲，美國就開始炒作“伊朗暗殺門事件”和伊朗核武報告，軍事打擊伊朗的呼聲日高。[37][37] 卡紮菲被打死剛兩天，美國就宣佈撤回駐敘利亞大使，美國參議員麥卡恩（總統候選競選人）公開叫囂“現在是可能使用軍事行動保護敘利亞平民的時候了”。西方智庫也開始探討軍事干預敘利亞利弊。[38][38] 11月下旬，歐、美用人權草案譴責敘利亞，以金融制裁打擊伊朗，推倒伊敘同盟的用意越來越明顯。
然而，利比亞戰爭本質上是場“非正義戰爭”。它看似得到聯合國授權，實際既忽視了1973號決議關於發揮區域組織或區域安排作用的精神，也超越了聯合國的授權範圍，因此是場缺乏形式合法性的“侵略戰爭”和“殖民戰爭”。[39][39]
同時，北約發動空襲自稱是“防止出現人道主義災難”，但利比亞戰前國內傷亡不過數百人，而西方狂轟濫炸及由此造成的戰端擴大卻導致3萬多人死亡，5萬多人受傷，使之成為缺乏實質合法性的“醜陋戰爭”。[40][40] 這場戰爭的“非正義性”使西方雖然贏得眼前地緣和資源利益，但卻可能因此而輸掉長遠。
一方面，伊斯蘭激進勢力借機坐大，成為西方新的敵人。20世紀七、八十年代中東興起的伊斯蘭復興運動強烈反對西方，因而成為西方的心頭大患。從根本上說，穆斯林之所以“恨”西方正是因為西方在中東推行“霸權主義”，導致國際道義。同時，當年西方出於抗擊蘇聯等實用主義考慮，而“刻意扶植”本•拉丹以及塔利班等伊斯蘭勢力，結果養虎遺患，面臨被其反噬的危險。
而這次利比亞戰爭仿佛是以往歷史的重演。而北約為儘快將卡紮菲趕下臺，主動武裝該國反對派，以致該國長期被壓制的伊斯蘭極端勢力乘機坐大。利比亞執政當局目前兩個最主要的軍事力量都是伊斯蘭勢力。的黎波里實際掌控者、軍事委員會主席貝爾哈吉和東部城市德爾納軍事委員會負責人哈薩迪，均是前極端組織利比亞“伊斯蘭戰鬥團”領導人，主張建立伊斯蘭政權。而過渡委前主席賈利勒也公開稱可能恢復“沙裏亞法”，建立“利比亞伊斯蘭共和國”。[41][41]可以預計，未來利比亞伊斯蘭色彩將日益濃重，並可能出現阿富汗那樣的塔利班式政權。[42][42] 從更大範圍看，伊斯蘭復興勢力正借“阿拉伯之春”強勢歸來，目前“伊斯蘭復興黨”已在突尼斯大選中獲勝，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很可能在本國勝選。伊斯蘭復興主義“回潮”已成為不爭事實。
西方在此敏感時刻在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發動“侵略戰爭”很容易激起更多穆斯林的“反西方”情緒。卡紮菲就將北約空襲視為新的“十字軍東征”，並呼籲對西方發動“聖戰”，[43][43] 而卡紮菲自己身體力行，最終血戰至死，因而成為不少穆斯林心目中的“反西方英雄”。如果“阿拉伯之春”由國內層面的反獨裁、反權貴，轉向外交層面的“反殖民”、反西方，西方一直擔憂的“伊斯蘭與西方衝突”便可能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
另一方面，這場戰爭加深了國際政治的“叢林”色彩，將使西方面臨更大安全挑戰。
“主權國家不容干預”原則本來是弱小國家生存的護身符。但近年來，西方鼓吹“人道主義干預”、“人權高於主權”、“保護的責任”等，不斷挑戰“主權不容干預”基本原則。西方發動戰爭的“藉口”越來越隨意。這次西方發動的利比亞戰爭起因是利比亞政府鎮壓反對派抗議。而類似情況在許多國家時常可見，如果“利比亞模式”成為慣例，任何國家都可能成為西方軍事打擊對象。這不禁讓更多國家人人自危。卡紮菲是在投靠西方、主動放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後遭受軍事打擊的事實更是警醒其他國家領導人：西方國家關鍵時刻靠不住，唯有發展自己的“撒手鐧”，才可能真正保存自己。
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此間公開稱，卡紮菲在核問題上妥協的後果表明，伊朗繼續核計畫是完全正確的。[44][44] 而最近伊朗核能力突進成為熱點話題。整個世界日趨重返“叢林”狀態，使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可能性空前增大，西方未來將面臨更嚴重的安全挑戰。
三、結 論
“播下龍種，卻收穫跳蚤”。
當前風起雲湧的中東劇變本來是一場以民權、民生、民族為主要訴求的革命運動。但突如其來的利比亞戰爭不僅改變了當地原有政治進程，也使“中東波”性質日趨“變味”，更使國際力量對比更趨失衡，國際體系轉換進一步加快。權力與資本擴張日趨借助暴力手段，世界由此變得更不太平。利比亞戰爭剛剛結束，西方打伊朗和打敘利亞的喧囂日漸高漲。不管未來敘利亞和伊朗是否會遭受西方軍事打擊，但可以肯定的是，利比亞戰爭絕不是最後一場殖民戰爭。
而廣大“中間地帶”尤其是中東地區，已成為中國實現和平崛起的重要緩衝地帶，以及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資源供應地，西方在上述地區頻繁進行軍事干預，在客觀上“壓縮”了中國崛起的週邊空間，危害到中國海外經濟利益拓展。[45][45] 80多年前，中國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積四十年之經驗”得出結論，即“欲達到勝利，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46][46] 在西方日趨聯合、戰爭力量日漸增長情況下，制止戰爭的唯一辦法就是世界上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聯合起來。只有當和平力量增長超過戰爭力量增長時，戰爭可能性才會被降至最低，中國可持續發展才會得到有效保障。
文／田文林
《現代國際關係》 2011年第12期
[1][①] “北約宣佈結束在利比亞軍事行動”，http://military.people.com.cn/GB/16090649.html.（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2][②]參見[波蘭]卡齊未耶日•Z•波茲南斯基著，佟憲國譯：《全球化的負面影響：東歐國家的民族資本被剝奪》，經濟管理出版社，2004年版。
[3][③]Bruno Waterfield，“Gaddafi attacks Sarkozy plan for Union of the Med”, The Telegraph，10 Jul, 2008
[4][④]W. Yusef Doucet，“Free Libya is Green Libya: Supporting the Real Libyan Revolution”，http://www.voxunion.com/?p=4644.
[5][⑤] Alan Woods，“After the death of Gaddafi: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Libya”，http://www.marxist.com/ gaddafi-dead-revolution-and-counter-revolution-in-libya.htm.（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5日）
[6][⑥][英]蘇珊•斯特蘭奇著，李紅梅譯：《賭場資本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參見全書。
[7][⑦][加]娜奧米•克萊恩著，吳國卿、王柏鴻譯：《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廣西師大出版社，2010年，第4頁。
[8][⑧][加]娜奧米•克萊恩著：《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第4頁。
[9][⑨][美]斯坦利•阿羅諾維茨、希瑟•高特內主編：《控訴帝國：21世紀世界秩序中的全球化及其抵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4頁。
[10][⑩][加]娜奧米•克萊恩著：《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第7頁。
[11][11]Melissa McNamara，Bush: “We Don’t Torture”，http://www.cbsnews.com/stories/2006/09/06/eveningnews/main 1979106.shtml（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9日）
[12][12][加]娜奧米•克萊恩著：《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第303頁。
[13][13] Gerald A. Perreira，“NATO and Qaddafi: What All Friends of Africa Should Know”，New Dawn，No. 126 (May-June 2011)
[14][14]“法國外長稱介入利比亞是‘對未來的投資’”，http://news.xinhuanet.com/2011-08/29/c_121923156.htm.（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日）
[15][15][美]詹姆斯•希恩著，黃公夏譯：《暴力的衰落》，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第137頁。
[16][16] [美]斯塔夫裏亞諾斯著，遲越、王紅生等譯，黃席群、羅榮渠校：《全球分裂》，商務印書館，1995年，第487頁。
[17][17][美]斯塔夫裏亞諾斯著：《全球分裂》，第581頁。
[18][18] Hilal Khashan, Arabs at the Crossroad: Political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0, p.64
[19][19] “Libya after Qaddafi：A new timetable”，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34813.（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5日）
[20][20]Gerald A. Perreira, “NATO and Qaddafi: What All Friends of Africa Should Know”，New Dawn，No. 126 (May-June 2011).
[21][21][美]羅奈爾得•布魯斯•聖約翰著，韓志斌譯：《利比亞史》，中國出版集團，2011年，第220頁。
[22][22]Daniel Serwer，“Post-Qaddafi Instability in Libya”，CPA Contingency Planning Memorandum No. 12，http://www.cfr.org/libya/post-qaddafi-instability-libya/p25612.（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23][23] David D.Kirkpatrick and Rick Gladstone, “Libya asks NATO to remai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October 28, 2011
[24][24] Alan Woods，“After the death of Gaddafi: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Libya”，http://www.marxist. com/ gaddafi-dead-revolution-and-counter-revolution-in-libya.htm.（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5日）
[25][25]田文林：“地緣政治•中東破碎地帶•利比亞戰爭”，《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年第4期，第26-32頁。
[26][26][美]撒母耳•亨廷頓著，周琪等譯：《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新華出版社，1998年，第167-169頁。
[27][27][美]伯納德•路易斯：《中東》，載[英]約翰•格利賓等：《歷史焦點》，朱善萍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72頁。
[28][28]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譯室編譯：《卡紮菲和利比亞》，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67頁。
[29][29]Robert H. Reid，“Arab strongman: With Gaddafi death, an era passes”，The Economic Times, Oct 22, 2011
[30][30]Babatunde Fagbayibo，“The Libyan revolution: Thoughts on a post-Gaddafi era of African integration”，http://www.consultancyafrica.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846:the-libyan-revolution-thoughts-on-a-post-gaddafi-era-of-african-integration&catid=57:africa-watch-discussion-papers&Itemid=263.(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6日)
[31][31] Robert H. Reid，“Arab strongman: With Gaddafi death, an era passes”，The Economic Times, Oct 22, 2011
[32][32]Mohamad Bazzi，“The Death Of The Qaddafi Generation: The Era Of Arab Strongmen Comes To An End”，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36603/mohamad-bazzi/the-death-of-the-qaddafi- generation.（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33][33]“A Position Statement by the Arab Nationalism List On The Assassination of Mu’ Ammar Qaddhafi And His Comrades, Libya, and Arab Consciousness”, http://freearabvoice.org/?p=1469. (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2日)
[34][34]“The Arab Nationalist List invites you to protest against the Qatari regime in Brussels”, http://www.qawmi.com /?p=2331.（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4日）
[35][35]Ahmed El-Tonsi，“Ottomans, Arabs, Westerners and Libya”，Al-Ahram，17 – 23 November, 2011
[36][36] “Libya’s revolution：Messy politics, perky economics”，The Economist, Oct 8th 2011，http://www.economist.com/ node/21531472.（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9日）
[37][37]The Associated Press, “U.S. strike on Iran likelier than ever, former CIA chief says”, http://www.haaretz.com/ news/diplomacy-defense/u-s-strike-on-iran-likelier-than-ever-former-cia-chief-says-1.303980.(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38][38]Jeffrey White，“Implications of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Syria”，PolicyWatch #1864，October 28, 2011，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templateC05.php?CID=3415.（上網時間：2011年11月5日）
[39][39] “Libya: Colonialism Lives”，http://blackstarnews.com/news/135/ARTICLE/7603/2011-08-26.html.（上網時間：2011年10月31日）
[40][40]Michael O’Hanlon，“Winning Ugly in Libya”，March 30, 2011，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7684/ michael-ohanlon/winning-ugly-in-libya; An Huihou, NATO faces ‘catastrophic success’ in Libya, People’s Daily Online, 29 octobre 2011, http://www.mondialisation.ca/index.php/vdare.com/roberts/index.php?context=va&aid = 26287.（上網時間：2011年11月3日）
[41][41]Marc Lynch，“What the Libya intervention achieved”，October 27, 2011，http://lynch.foreignpolicy.com/posts/ 2011/10/27/ what_the_libya_intervention_achieved?wpisrc=obnetwork.（上網時間：2011年10月30日）
[42][42]有學者已注意到當前利比亞與1992年後阿富汗政局的相似性，參見Michael Semple，“What Post-Qaddafi Libya Has to Learn From Afghanistan”，http://www.foreignaffairs.com/features/letters- from/what-post-qaddafi- libya-has-to-learn-from-afghanistan.（上網時間：2011年11月7日）
[43][43]Ahmed El-Tonsi，“Ottomans, Arabs, Westerners and Libya”，Al-Ahram，17 – 23 November, 2011
[44][44]Fredrik Dahl，“Libya conflict may strengthen Iran nuclear defiance”，http://www.forexyard.com/en/news/ ANALYSIS-Libya-conflict-may-strengthen-Iran-nuclear-defiance-2011-03-24T154942Z.（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9日）
[45][45]W. Yusef Doucet，Free Libya is Green Libya: Supporting the Real Libyan Revolution，http://www.voxunion.com/?p=4644.
[47][46]《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4卷，1991年版，第14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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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亞之戰意在控制中國戰略要害》
文／威廉•恩道爾 （William Engdahl）
（美帝）華盛頓“主導下“的「北約」決定”發動“利比亞戰爭實質上是「北約」以及美國國防部（實為”對外侵略部“的美稱）控制中國要害的戰略的”組成部分“。目前，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石油進口國，對原油和天然氣進口存在巨大的”戰略依賴“。
認真審視非洲地圖，並探究美國國防部（為”對外侵略部“的美稱）新組建『非洲司令部』的原由，就會發現，『北約』”發動“利比亞戰爭實質上是「北約」及美國國防部（為”對外侵略部“的美稱）”控制“中國石油及原材料來源整體戰略的構成部分——對於中國而言，非洲是其最具戰略重要性的石油及原材料來源之一。
「北約」“發動”利比亞戰爭僅與石油有關。不過，鑒於美國有著可靠的國外能源供應，所以這場戰爭的發動應該“並非僅為“控制利比亞高品質原油，而是“為了”使中國“無法長期進口”非洲及中東石油。
換句話說，「北約」及（美帝）華盛頓“發動”這場戰爭（主要戰略目的）就是為了“制衡中國”。
利比亞北臨地中海，與義大利隔海相望。多年來，義大利埃尼石油公司一直是利比亞境內最大的外國石油公司。該國西臨突尼斯和阿爾及利亞，南臨乍得（察德），東臨蘇丹和埃及。就其地理位置而言，對於美國國防部『非洲司令部』“控制”非洲、非洲資源以及非洲資源出口地的長期戰略具有重要意義。
在卡紮菲（格達費）統治下，利比亞“嚴格控制”高品質的原油資源。2006年的資料顯示，利比亞已探明石油規模為“非洲最大”，約占非洲石油總儲量的３５％，甚至比尼日利亞還多。
近年來，中國、俄羅斯以及其他國家都在該國獲得了石油開採權。
很明顯，「北約」及（美帝）華盛頓“發動”利比亞戰爭已經“初見成效”：中國、俄羅斯及巴西不但反對聯合國制裁利比亞，還呼籲利比亞通過談判解決內部衝突，反對北約空襲。
因此，利比亞反對派（帶路黨）下轄石油公司Agoco發言人阿貝加里馬奧夫稱：
“我們和義大利、法國和英國等西方國家之間不存在問題。不過，我們與俄羅斯、中國和巴西之間可能會存在一些政治問題。”
在過去幾年裏，（美帝）華盛頓逐漸認識到，受經濟擴張影響，在不到10年前還是美國“親密盟友”的中國，已經成長為“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
不過，對於華盛頓而言，把中國塑造成“新敵”並非易事，因為美國政府還需要中國（親美媚美精英帶路黨）大量購買美國國債。
今年8月，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向美國國會呈交了2011年度中國軍力報告。該報告稱：
“在過去的10年裏，中國在現代科技領域的巨額投資令中國軍事受益匪淺。許多現代系統日臻成熟，其他系統也會在未來幾年內投入使用。”
報告還稱：“在中國會如何利用其不斷增強的能力的問題上，仍然存在不確定性……中國作為主要國際參與者的崛起，很有可能會重新定義21世紀的戰略格局。”
事實上，在（美帝）華盛頓的潛移默化下，以ＣＮＮ、ＢＢＣ、《紐約時報》為代表的“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宣傳機器”，或是英國《衛報》都會“醜化中國及中國領導人”。對於（美帝）華盛頓及華爾街（金融禿鷹）的許多人而言，中國正變得過於強大，“過於獨立”。為了“控制”這種情況，中國對石油進口的“依賴”就成了其“要害”，而利比亞正恰恰是中國該“要害”的“死穴”。
自“冷戰”後，（美帝）華盛頓一直忽視對非政策，而中國能源及原材料企業在非洲大陸的活動，則為（美帝）華盛頓敲響了警鐘。幾年前，隨著未來能源需求變得越來越明顯，中國針對非洲發起了大規模經濟外交，並於2006年達到高潮：北京鋪上紅地毯，迎接赴華訪問的40多位非洲國家首腦，共同探討一系列經濟問題。對於中國工業現代化而言，沒有什麼比確保未來非洲石油資源更加重要的事情了。
中國開始與被法國、英國或葡萄牙等“歐洲殖民國家”放棄的非洲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乍得（察德）就是其中之一。作為最貧窮、最偏僻的非洲國家，乍得2006年與北京建立了外交關係。2007年10月，“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簽署合約，與乍得政府聯合組建煉油廠。２００２年後，他們開始鋪設石油管道，從位於該煉油廠以南300千米處的一處油田，向該煉油廠輸送石油。受西方國家“支援”的“（美第二中情局）非政府組織（ＮＧＯs）”開始批判中國石油管道對環境的影響。
不過，2003年美國石油公司「雪佛龍（Chevron）」開採乍得（查德）石油資源時，該“（美第二中情局）非政府組織（ＮＧＯs）”卻“一言未發”。
2011年7月，乍得和中國在該國首都恩賈梅納附近開辦合資煉油廠。中國石油企業在乍得的活動與其在蘇丹達爾富爾地區的石油專案有著驚人的相似。
20世紀90年代，在美國石油公司「雪佛龍（Chevron）」放棄其在蘇丹的業務後，中國開始和蘇丹展開合作，後者將越來越多的石油輸入中國。到1998年時，“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已從蘇丹南部油田開始向位於東北部紅海西岸的蘇丹港鋪設了一條長達1500千米的石油管道，並在蘇丹首都喀土穆附近開辦了一家大型煉油廠。
蘇丹是中國首個大型海外油田專案。到2011年初，在中國進口石油中，源自蘇丹的石油，大部分來自“飽受衝突蹂躪”的南部地區，已占到10％。蘇丹日產油量為49萬桶，對華供油量則占到60%。對於中國能源戰略而言，蘇丹至關重要。
從地質角度來看，從蘇丹西部達爾富爾地區經乍得至喀麥隆的廣大地區就是一個巨大的油田，儲量可能相當於一個新的沙烏地阿拉伯。對於“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戰略封鎖”中國未來石油來源而言，“控制”蘇丹南部地區、乍得以及喀麥隆是至關重要的。
成立於2008年的『美軍非洲司令部』是近來西方“軍事行動”的主力。很明顯，該“司令部”的成立就是為了“控制”中國對非洲石油及礦產資源漸增的影響力。2007年年底，（美帝）華盛頓“大西洋理事會”非洲事務專家彼得•法姆公開表示，美軍『非洲司令部』的目標之一，就是確保美國可獲得非洲豐富的碳氫化合物及其他戰略資源，該任務包括減輕這些自然資源的脆弱性，並確保當地不存在對這些資源感興趣的第三方，例如中國、印度、日本或俄羅斯，以獲得壟斷或優惠待遇。
2007年，在美國國會作證支持組建美軍「非洲司令部」的法姆稱，充滿活力的中國經濟的石油饑渴難以得到滿足，而且還需要其他自然資源維持經濟持續發展，而非洲的自然財富使之對中國充滿誘惑力。目前中國日進口石油約260萬桶，其中超過７６.5萬桶石油——約占石油日進口量的１／３——來自非洲國家，特別是蘇丹、安哥拉以及剛果。
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許多分析家都預測非洲——特別是蘊含豐富石油儲量的西海岸沿海國家——將日益成為美、中兩國的戰略競爭舞臺，因為這兩個國家都在尋求擴大自身影響力，並確保各自資源來源。
由此可見，美國“製造”利比亞“政權更迭”及整個“大中東計畫”（隱藏在“阿拉伯春天”的背後），都是為了確保其對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油田的“絕對控制權”，並“控制”特別是中國等國的未來政策。
正如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所說的那樣：
“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國家或國家集團。”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 第407期
摘自2011年10月《環球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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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美歐流氓禿鷹攻打利比亞巨變從而竊取(美歐銀行財團需求恐急的)利比亞擁有的145噸實體黃金 查維茲警惕下令要求全數運回委內瑞拉儲放在美歐銀行、市值110億美元(211噸)的國有黃金金條
《查維茲要求委內瑞拉央行回籠110億美元黃金儲備》
文／張澄
2011年8月19日
委內瑞拉總統查維茲命令央行回籠110億美元的黃金儲備，這些黃金目前由諸如「英國央行」等發達國家的機構持有。
查維茲今天表示，目前委內瑞拉所持的３６５噸黃金中有２１１噸儲備在美國、歐洲、加拿大以及瑞士的銀行中，這些（實體）黃金要“積極回籠”。
此外「摩根大通」、「巴克萊銀行」和「渣打銀行」也持有委內瑞拉的黃金。
在電視講話中，查維茲說，
“自1980年起，我們已經在「英國央行」持有９９噸黃金，現在我同意將之召回，這是一個正確的決定。”
委內瑞拉央行行長Nelson Merentes表示，委內瑞拉的出口收入95%依靠石油，目前該國正在尋求儲備多樣化，計畫將現金儲備由美國和歐洲移至對新興市場的投資中。
這次回籠也意味著全球第15大黃金儲備國在金價今年以來上升28%後的一次大動作。
截至發稿，黃金交易價格已經升至每盎司1816美元。
8月16日委內瑞拉的黃金儲備價值為286億美元。委內瑞拉財長稱，受美元的貶值、美國政府違約的風險以及歐洲債務危機的影響，回籠黃金儲備將更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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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vez Emptying Bank of England Vault as Venezuela Brings Back Gold Hoard》
by Daniel Cancel and Nathan Crooks
2011-8-18
Chavez Orders $11 Billion of Gold Home as Metal Hits Record
In all, Venezuela has 365.8 metric tons of gold reserves, according to the World Gold Council. Photographer: Kerem Uzel/Bloomberg
Venezuelan President Hugo Chavez ordered the central bank to repatriate $11 billion of gold reserves held in developed nations’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Bank of England as prices for the metal rise to a record.
Venezuela, which holds 211 tons of its 365 tons of gold reserves in U.S., European, Canadian and Swiss banks, will progressively return the bars to its central bank’s vault, Chavez said yesterday. JPMorgan Chase & Co. (JPM), Barclays Plc (BARC), and Standard Chartered Plc (STAN) also hold Venezuelan gold, he said.
“We’ve held 99 tons of gold at the Bank of England since 1980. I agree with bringing that home,” Chavez said yesterday on state television. “It’s a healthy decision.”
□ 胡錦濤：敵對勢力長期“重點滲透”中國思想文化領域 □
《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國際敵對勢力正在“加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思想文化領域是他們進行“長期滲透”的重點領域。
我們要深刻認識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嚴重性”和複雜性，
警鐘長鳴、警惕長存，採取有力措施加以防範和應對。
□ 胡總公開斥責西方陰謀顯中國血性
文／青衫老祖
2012-1-3
最近（2011-10-8），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求是》撰文強調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其中講到這樣一段話：
“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國際敵對勢力正在”抓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思想文化領域是他們進行”長期滲透“的重點領域。
我們要深刻認識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嚴重性”和複雜性，警鐘長鳴、警惕長存，採取有力措施加以防範和應對。”
在印象中，這是本世紀以來中國國家元首“第一次”在公開的場合公開談論“西化、分化陰謀”，
“第一次”公開強調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艱巨性和複雜性，
第一次提出“雙警”即“警鐘長鳴、警惕長存”，
第一次公開要求“防範和應對”。
這幾個“第一次”表明中國已經放棄從前所採取的“淡化意識形態鬥爭、突出經濟領域合作”的外交策略，決心在全球大舞臺上高高豎立並保護好中華民族自己的文化大旗！
回顧世界歷史發展進程，我們可以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中國能不能實現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將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大國、以及中國在全球化中居於什麼樣的地位，關鍵並不在於有多少GDP（唯利是圖唯GDP論庸俗發展觀），而在於有沒有為世界所稱道的“文化旗幟”。
文化是“民族之魂”。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其前進的道路上可能會歷經磨難、飽經滄桑，有時還可能遭遇“亡國之痛”，但是，只要民族文化不滅，就可以東山再起、重整河山，再度復興。
中華民族之所以歷經7000年而綿延永續關鍵就在於文化不滅！“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之所以保持持續快速增長的勢頭，累積而成世界上擁有重大全球影響力的大國，同樣與中國始終保持文化的“獨立性”、特色性有絕大關係。
“文化獨立”支撐中國獨立；整垮中國最有效的“方法”自然也是“摧毀”中國的文化。自新中國成立以來，西方“瓦解中國”的“努力”就一直沒有停止過。“新中國”成立62年的實踐令西方得出“教訓”，單純使用硬實力，包括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任何國家都難以戰勝中國。從文化上，也就是從價值觀上“西化”中國，進而令中國成為它們的“附庸”，使它們覺得唯一可試的辦法。
於是，如今的西方，對中國採取的完全是如下策略：經濟上融合、軍事上圍堵、文化上滲透、政治上顛覆。文化上滲透包括培養（崇美媚美）親美分子、支持分裂分子、推銷美國（文化意識型態24-7洗腦）大片、購買一批“（崇美媚美懼美）文化洋奴”。
面對這一“形勢”，如何有效應對西方的“西化”、“分化”圖謀，確保中國文化獨立和文化安全成為中國長期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重大歷史任務。
認真學習胡總的講話，筆者感覺有以下幾點值得關注和把握：
第一，中國對敵對勢力的遏制、圍堵、分化、弱化陰謀有清醒的認識，並始終保持高度警惕；
第二，中國有著高度的自信和自尊，過去、現在和將來都不會屈服於任何外來壓力，不管是軍事上的還是經濟上的，也不管是政治上的還是文化上的；中國都將堅持走自己的道路，一往無前的推進民族復興的偉業；
第三，中國已經做好與敵對勢力鬥爭到底的準備，不管是軍事鬥爭、還是文化鬥爭，都將凝聚中華民族的智慧，制定一套切實有效的應對策略；
第四，中國已經“充分認識到”在“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的世界格局中開展文化鬥爭亦即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重要性、艱巨性和複雜性有了更清晰的認識，確立了 “警鐘長鳴、警惕長存”的鬥爭意識，形成了“防範和應對”兩手抓的文化鬥爭策略。
在大國競爭中，清醒比什麼都重要。西方之所以“不遺餘力”的“宣傳”他們的意識形態，“兜售”它們的價值觀，“目的”決不是想中國強大，而是想中國“弱化”。蘇聯的教訓證明，中國不徹底粉碎它們的“文化入侵”面臨的將是國家分裂、秩序混亂、發展停滯，中國自1840年以來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所做的一切努力將付諸東流。
從這個意義上講，胡總公開斥責西方“陰謀”，具有“標誌性”意義。它“標誌”著中國不會在意識形態領域自動繳械，不會接受它們的價值觀，不會聽任它們西化、“西化”中國。為了維護中華民族的文化、尊嚴和自立自強，中國將不惜一切代價，不管是“新冷戰”。還是“新熱戰”，還是打打談談的消耗戰，中國都將奉陪到底。因為，在關係民族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上，中國惟有與敵人展開堅決的鬥爭，除此而外，沒有任何第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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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A的公開秘密—－兼為《十條誡令》蓋棺定論
一、嘗試為《十條誡令》蓋棺定論
二、（中國國內）親美勢力對《十條誡令》真實性的質疑
三、“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的真面目
四、“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在中國
五、“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 、“共產黨革命章程”及“十條誡令”
六、克格勃（KGB／格別烏）高官什羅寧的話是否可信
七、「中情局」為防止洩密進行的暗殺
A、李志綏之死
B、班尼特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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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雜誌發表胡錦濤總書記重要文章
《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2012年1月1日出版的新年第1期《求是》雜誌發表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的重要文章：
《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胡錦濤：敵對勢力長期重點滲透中國思想文化領域
胡錦濤《求是》撰文強調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以下為原文：
2011-12-31
文化建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佈局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繁榮發展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全會通過的決定，全面總結黨領導文化建設的成就和經驗，深刻分析文化建設面臨的形勢和任務，在集中全黨智慧的基礎上，闡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確立了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戰略目標，提出了新形勢下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指導思想、重要方針、目標任務、政策舉措，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指導我國文化改革發展的綱領性檔。全黨要認真學習、深刻領會，共同把全會精神落到實處，為實現全會提出的目標任務而奮鬥。
第一，深刻認識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充分發揮先進文化引領前進方向、凝聚奮鬥力量、推動事業發展的作用，是我們黨的一條寶貴經驗和一大政治優勢。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我們黨都結合時代條件、圍繞黨的中心任務提出文化綱領、文化目標、文化政策，堅持不懈推進文化建設，有力推動了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的不懈努力，我們走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顯著提高了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促進了人的全面發展，顯著增強了國家文化軟實力，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強大精神力量，為進一步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奠定了堅實基礎、積累了寶貴經驗。
當今世界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當代中國正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向著新的奮鬥目標邁進，文化的作用更加廣泛而深刻。從國際看，綜合國力競爭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顯，許多國家特別是主要大國都把提高文化軟實力作為增強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重要戰略。在世界範圍內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更加頻繁的背景下，誰佔據了文化發展制高點，誰擁有了強大文化軟實力，誰就能夠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贏得主動。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國際敵對勢力正在加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思想文化領域是他們進行長期滲透的重點領域。我們要深刻認識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嚴重性和複雜性，警鐘長鳴、警惕長存，採取有力措施加以防範和應對。從國內看，經過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發展，我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顯著增強，但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我國已經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和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越來越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撐，豐富精神文化生活越來越成為我國人民的熱切願望。從我國文化建設自身看，文化領域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革，文化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總體而言，文化發展同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還不完全適應，束縛文化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機制問題尚未根本解決，文化在引領風尚、教育人民、服務社會、推動發展等方面的作用還沒有得到充分發揮，我國文化整體實力和國際影響力與我國國際地位還不相稱，“西強我弱”的國際文化和輿論格局尚未根本扭轉。在理想信念教育、思想道德建設、誠信建設、文藝創作、公共文化服務、文化產業發展、農村文化發展、流動人口文化生活、網路建設和管理、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等方面都還存在不少突出矛盾和問題，必須抓緊加以解決。
總之，抓住和用好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關係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鬥目標，關係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關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全會提出了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指導思想，強調要全面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根本任務，以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以改革創新為動力，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培養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質，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弘揚中華文化，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全黨要深刻領會和全面貫徹這一指導思想，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自覺把文化繁榮發展作為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是党執政興國第一要務的重要內容，作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一個基本要求，進一步推動文化建設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以及生態文明建設協調發展，為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提供堅強思想保證、強大精神動力、有力輿論支持、良好文化條件。
第二，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內涵豐富，具體體現在全會決定提出的指導思想、重要方針、目標任務、政策舉措之中，要全面領會、全面貫徹。這裏，我想強調幾個問題。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引領，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最鮮明的特徵，也是事關文化改革發展全局的根本問題。只有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引領，才能打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根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日益發展和對外開放不斷擴大的形勢下，我國社會思想更加多樣、社會價值更加多元、社會思潮更加多變，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引領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更加凸顯。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為文化建設提供有力理論指導，確保文化改革發展始終沿著正確道路前進；必須堅持把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應用于文化改革發展各個領域，不斷豐富和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符合時代發展要求的文化建設理論，使我國文化各方面發展建立在深厚理論基礎之上；必須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正確處理弘揚主旋律和提倡多樣化的關係、教育人民和滿足人民多樣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關係、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和提高經濟效益的關係，有效引領社會思潮，有力抵制各種錯誤和腐朽思想影響，不斷鞏固和壯大社會主義主流思想文化。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必須發揮人民在文化建設中的主體作用，堅持文化發展為了人民、文化發展依靠人民、文化發展成果由人民共用。為了誰、依靠誰是我們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根本問題，決定著社會主義文化的性質和方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是人民共建共用的文化，人民是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最深厚的力量源泉。堅持這一點，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也是我們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理念的重要體現。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堅持以人為本，以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為根本目的，不斷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必須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和首創精神，使全社會文化創造活力競相迸發；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關心人民命運，體察人民願望，反映人民心聲，在人民偉大創造中汲取營養，把最好的精神食糧奉獻給人民；必須堅持面向基層、面向群眾，把滿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作為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基本任務，鼓勵創作生產更多受到群眾歡迎的文化產品，讓文化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必須繼承和發揚中華優秀文化傳統，大力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積澱著中華民族的深厚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團結奮進的不竭動力，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深厚基礎。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大力弘揚中華優秀文化傳統，大力弘揚五四運動以來形成的革命文化傳統，大力弘揚改革開放以來文化領域形成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觀念新風尚，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必須以更加開闊的視野、更加博大的胸懷對待外來文化，積極參與國際文化交流合作，學習借鑒一切有利於我國文化改革發展的有益經驗和優秀成果。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必須堅持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業、一手抓文化產業，推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是社會主義制度下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權益的基本途徑，是實現文化發展成果由人民共建共用的制度保障。發展文化產業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滿足人民多樣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徑，是充分發揮市場在文化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激發全社會文化創造活力的必然要求。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科學界定人民的基本文化權益和多樣化精神文化需求，全面把握政府和市場在文化建設中的職責和功能，推動形成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兩手抓、兩加強的工作格局；必須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以政府為主導，以公共財政為支撐，以公益性文化單位為骨幹，以全體人民為服務物件，以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權益為主要內容，鼓勵全社會積極參與，大力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必須著力培育一批有實力、有競爭力的骨幹文化企業，提高我國文化產業整體實力和競爭力，形成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文化產業格局。無論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還是發展文化產業，都要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正確處理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關係，始終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
第三，以改革創新精神落實好全會提出的各項任務。
全會對新形勢下推進文化改革發展作出全面部署，提出一系列新任務新舉措新要求，各地區各部門要統籌兼顧、立足實際，有計劃分步驟加以落實，既要全面貫徹又要突出重點，最重要的是要緊緊圍繞全會決定關於推進文化改革發展指導思想中的“四個以”來抓好落實。
堅持以科學發展為主題。科學發展是黨和國家工作的鮮明主題，也是文化改革發展的鮮明主題。要自覺把科學發展要求貫穿文化改革發展各個方面，緊密結合文化改革發展實際，著力轉變文化發展方式，提高文化發展品質和效益，不斷提高文化發展科學化水準。要堅持以人為本，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保障人民各項文化權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要堅持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著力解決影響文化科學發展的突出問題，協調好文化改革發展各個領域和各個環節，促進文化持續快速健康發展。要堅持統籌兼顧，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文化改革發展重大關係，統籌文化改革發展各項工作，完善文化佈局、文化結構、文化資源配置，促進城鄉、區域文化一體化發展，推動文化資源向農村、基層傾斜，向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傾斜，不斷增強文化發展後勁，實現文化又好又快發展。堅持以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根本任務。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根源于民族優秀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並吸收人類文明成果發展起來的，是我國社會主義文化的引領和主導。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緊緊抓住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這個根本。要堅持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武裝全黨、教育人民，大力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新的實踐。要堅持以理想信念教育為重點，引導廣大幹部群眾不斷增強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自覺性和堅定性。要廣泛開展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社會主義榮辱觀宣傳教育，深化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活動，加強思想道德建設，建設和諧文化，培育文明風尚。要在全黨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學習教育，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國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設和党的建設全過程，貫穿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各領域，體現到精神文化產品創作生產傳播各方面。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非一日之功，既是當前的緊迫任務，又是長期的戰略任務，必須通過堅持不懈、持之以恆的努力，使之真正成為全黨全社會的普遍共識，轉化為廣大幹部群眾的自覺行動。
堅持以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滿足人民對實現自身文化權益和豐富自身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必須大力繁榮文化創作，豐富群眾文化生活，提高人民文化生活品質。要加大對城鄉基層文化建設投入力度，深入實施重點文化惠民工程，加快公共文化基礎設施建設。要加強文化創作生產引導，引導文化工作者堅持正確文化立場，弘揚真善美，貶斥假惡醜，把學術探索和藝術創作融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之中，創作生產出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相統一、人民喜聞樂見的優秀文藝作品。要發展健康向上的網路文化，使互聯網等新興媒體真正成為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新陣地、公共文化服務新平臺、人民精神文化新空間。要組織開展群眾樂於參與、便於參與的文化活動，引導群眾在文化建設中自我表現、自我教育、自我服務，依靠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推動文化繁榮發展。
堅持以改革創新為動力。只有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創新文化內容和形式，才能不斷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不斷為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提供強大動力。要圍繞構建充滿活力、富有效率、更加開放、有利於文化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努力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新進展，破除制約文化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要深化公益性文化單位改革，深化國有經營性文化單位改革，深化文化管理體制改革，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加強文化法制建設。要加快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創新公共文化服務運行機制，不斷提高公益性文化單位服務群眾能力和水準。要提高文化產業規模化、集約化、專業化水準，優化文化產業結構，促進文化和科技融合發展，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要圍繞提高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積極開拓國際文化市場，創新文化走出去模式，不斷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
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把文化建設擺在全局工作重要位置，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規劃，與經濟社會發展一同研究部署、一同組織實施、一同督促檢查。要認真開展調查研究，總結經驗，發現問題，結合實際制定貫徹落實意見，明確工作責任，提出具體要求，確保全會提出的目標任務和政策舉措落到實處。要把文化改革發展成效納入科學發展考核評價體系，作為衡量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工作業績的重要依據。要把文化人才隊伍建設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著力加大對年輕人才、高層次人才、複合型人才的培養力度，努力造就一批有影響的文化名家、文化大師和各領域領軍人物，建設宏大文化人才隊伍。要深入做好知識份子工作，充分調動廣大知識份子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把廣大知識份子緊緊團結在党的周圍。總之，全黨要貫徹落實好全會精神，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在科學發展道路上奮力開創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局面。
（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講話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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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Hostile forces seek to westernize, split China
By Gillian Wong,
A.P. 2012-1-3
BEIJING (AP) — Chinese President Hu Jintao has told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that hostile forces abroad are trying to westernize and divide the country with their cultural influence and that officials must remain vigilant against such efforts.
The party magazine Seeking Truth this week published an excerpt of a speech by Hu to party leaders in October in which he said China is facing a difficult ideological struggle.
“We must clearly see that international hostile forces are intensifying the strategic plot of westernizing and dividing China, and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fields are the focal areas of their long-term infiltration," Hu said.
Hu did not specify who the hostile forces are, but Chinese leaders have tried to bolster their legitimacy with a more demanding public by depicting China as being engaged in an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war with the West.
Hu’s remarks are part of the Communist Party’s broader push to reinforce socialist principles in an attempt to counter calls by liberal Chinese for “universal values" such as freedom of expression, which state media often portray as Western concepts unsuited to China’s unique circumstances.
Chinese leaders are under pressure from a public that is upset over income inequality, corruption and other ills of rapid growth and that feels empowered by rising prosperity and social media to criticize the government.
To compete for ideological influence, party leaders have said China must create more cultural products like books, films and art to attract Chinese and foreign audiences. As part of efforts to wrest back Communist Party control over cultural industries, China also recently said it would limit reality TV shows and other light fare shown on satellite television stations.
“We should deeply understand the seriousness and complexity of the ideological struggle, always sound the alarms and remain vigilant, and take forceful measures to be on guard and respond," Hu said in the speech, made at an annual policy meeting of the party’s Central Committee — 365 members of the power elite.
China has stepped up a campaign to boost its influence by making movies that promote Chinese culture or the Communist Party’s legitimacy. These include “Beginning of the Great Revival," a film to celebrate the Communist Party’s 90th anniversary, and the 2009 blockbuster “The Founding of a Republic" marking 60 years of Communist rule.
The government also has mounted concerted efforts to police the Internet and, after “Arab spring" protests ousted autocrats in Egypt and Tunisia, to intimidate Chinese political activists from launching a similar movement.
Last month, Beijing and other city authorities ordered Internet microblogs to require users to register with their real names, a tightening of rules aimed at controlling China’s rapidly growing social networks. Last year, microblogs helped mobilize 12,000 people in the northeastern city of Dalian to successfully demand the relocation of a petrochemical fa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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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中央對此始終保持清醒認識。
但當前黨內有兩大問題：
一個是（中央黨校那批掛羊頭賣狗肉）打著紅旗反紅旗；
一個是目前理論無法指導實踐。
這兩個問題不解決，意識形態領域的爭奪就佔據不到有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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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
上面早就知道了吧
現在“公開表態”就意味著要“反擊”了
所以自費五毛們就等著看戲吧
火烤偽精英水煮普世派
咱就跟著添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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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信號啊，期待那些虛偽的普世民主JY（精蠅）們早點下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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哼哼，這回我們找一找被敵對勢力滲透的媒體，不會有人出來出來“裝純情”說——“都是黨國的媒體、哪來的漢奸媒體”——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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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撲屎派”的噩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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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種就把南方蜥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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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口 2012-1-3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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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3 03:05 AM
現在才說？剛睡醒？
喂！！！有人在搞我們啊！喂！大家聽到沒有啊？有人在搞我們！
中國的各個級別領導，包括最高層，只能在別人和自己一樣飯桶的環境下搞搞勾心鬥角。對外不敢鬥爭，不善鬥爭，歸根結底，還是因為不善鬥爭：有人見過善於鬥爭的人不敢鬥爭麼？回想（法總統）薩科齊08年騎在中國人頭屙屎長達兩個星期，中央政府十分淡定，一言不發。我想咱們的領導是不是準備好對策了啊，這麼淡定。結果對策就是沒有對策，等人家屙完就好了嘛…
就這篇文章來說，空洞無物，只不過是提出了一個命題的八股文而已。其實凡是關心中國的人，哪個不知道文化建設出問題了？說人家要西化我們，我們要發揚中華文化？這話說清楚了麼？說對了麼？說完了麼？調查了麼，研究了麼？執政兩屆就擠出這麼個玩意？
很明顯，領導們不太像是競爭出來的，倒像是一幫近親繁殖出來的，也就這個水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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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3
覺得東西方文明的衝突和公開競爭就要開始了.木偶有心無力,能做好鋪墊就不錯了,期待下一代（習近平－薄希來）發力吧.
中國要進一步走向世界,進一步發展自己,不可能一直虛心學習西方,“崇洋媚外”,韜光下棋的.這條路讓我們固然大大地發展了實力,但我們經濟上成了“附庸”西方的資本主義經濟,過度依靠廉價出口,血汗工廠血供西方尤其是美國,價廉物美的東西依賴西方的市場卻無法升級成靠品牌靠科技含量靠文化含量的商品高價高利潤占領人家的市場,相反現實是別人的商品靠文化宣傳優勢高價佔領我們的市場.
在政治上,明不正言不順,導致官員“失去”自己的信仰,只好去“崇尚”西方的文化信仰,只好想著為自己和家人“謀私利搞腐敗”.
在對外關係上,不展示實力就沒人正確瞭解中國,喜歡上中國,從而和中國友好,合作,一起發展,一起對付歐、美欺壓搞亂.周邊國家被西方文化洗腦,認為西方文明一直正確,比東方文明好,低看中國誤解中國,在西方威恩並施下,配合西方搞亂中國和中國爭鬥.
在人民幣國際化上,更需要宣傳我們的各方面的實力和及其依附的先進文化,讓中小國家有信心使用人民幣,讓它們相信中國能鬥住美國的,你們不用太怕美國.展 示我們的實力和文化,給它們希望,給它們發展模式,給它們保護和依託.未來西方文明衰落了,東方文明才是應該它們學習的,東方文明是有資格有實力取代西方 文明的統治地位的,西方文明不可能永遠這樣強勢的,東方文明歷史上強勢過蓋過西方文明,未來將奪回強勢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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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響的雷，也沒有一滴雨（類似重慶）來的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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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3
希望中央對此始終保持清醒認識。
但當前黨內有兩大問題：
一個是打著紅旗反紅旗；
一個是目前理論無法 …
发表于 2012-1-2 06:54 PM
你總結得很好！
也許是我孤陋寡聞，好久沒聽到對共產主義的宣傳了。但這樣也好！至少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不要拿這塊布遮羞。要老老實實地對老百姓說，我們要做什麼，要怎樣 做。什麼是社會主義？現在已經過了“不爭論”的時期了，必須讓老百姓都知道都認同我們要往哪里去。這樣才能取信於民，避免各種利益團體混僥視聽從中牟利， 最終壞了社會主義的金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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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棄了毛澤東思想，空喊“科學發展觀”這類虛無縹緲的空洞口號，
唉！誰能給個權威定義，什麼是“科學發展觀”？？一直很費解
的確很令人迷惑。
我一開始以為是為了治理環境污染。。
後來才知道是個政治目標。。
但即然是“發展”，就得有個目標。但一直沒有具體的目標。
於是現在認為，“科學發展觀”只是一個手段。
總結出來就是，“沒有具體目標”的發展手段。。
最絕的是，‘有所為、有所不為’，啥‘貓’等模糊論，“思想混亂”根子就出在這裏。
臺上不過是蒼蠅，台後精英們自己都不知怎麼自圓其說，哈哈
注意“時間點”在美帝出臺“收割”資本海外資產後，“被綁架的買辦”受到兩面狙擊。 資本之間撕裂，離撕破臉皮就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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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中國的意識形態價值觀“一片混亂”，最直接的反應就是社會道德底線“一再被突破”，幾乎任何事物都能引發正、反兩方面的尖銳對立和辯論，是與非的界限越發“模糊含混”，各階級、個族群、各利益團體日趨成型、分裂。左、中、右對現實都普遍不滿，人們對於未來愈加迷茫，對未來、對政府喪失信心……
而且，還有一隻“無形的手”，一股“無形的勢力”，潛移默化的鼓動人們的不滿和憤懣，引導人們的思維模式。這些，難道廟堂之上真的一無所知、還是束手無策?
巴勒斯坦破獲以色列情治特工網藉賓拉登名義招募組訓人員“反串”蓋達恐怖組織（蓋達恐怖組織最初乃是由美中情局CIA和以色列情報組織Mossad所構創的影子組織）
“Over the past nine months, we’ve been investigating eight cases in which Israeli intelligence posing as Al-Qaeda operatives recruited Palestinians in the Gaza Strip," said Abu Shbak, referring to a series of e-mails and phone call conversations.
《PA uncovers Israelis posing as Al-Qaeda agents》
Gaza security chief announces arrest of three Palestinians used by Israeli intelligence as al-Qaeda operatives.
http://www.middle-east-online.com/english/?id=3544
The Shin Beth has the means to do whatever it wants: Shbak
By Sophie Claudet – GAZA CITY
Middle East Online 2002-12-7
A senior Palestinian security official claimed Saturday his services had uncovered an Israeli plot to create a mock Al-Qaeda cell in the Gaza Strip, while an Israeli official dismissed the charge as “absurd".
Gaza head of preventive security Rashid Abu Shbak told journalists at a press conference that Israeli agents, posing as operatives of Osama bin Laden’s terrorist group, recruited Palestinians in the Gaza Strip.
“Over the past nine months, we’ve been investigating eight cases in which Israeli intelligence posing as Al-Qaeda operatives recruited Palestinians in the Gaza Strip," said Abu Shbak, referring to a series of e-mails and phone call conversations.
He added that three Palestinians had been detained.
Abu Shbak’s revelations came two days after Israeli Prime Minister Ariel Sharon charged Al-Qaeda militants were operating in the Gaza Strip and in Lebanon, raising fears of an intensification of Israeli military operations.
A spokesman for Israel’s foreign ministry branded the Palestinian claim “ridiculous" and “some kind of propaganda campaign," adding that “the Palestinian territories have become a breeding ground for terrorism.
“There is no need for Israel to make up something like this because (the hardline Islamic movements) Hamas, Islamic Jihad and (Lebanon-based militant group) Hezbollah are all the same as Al-Qaeda," spokesman Gilad Millo said.
“If… Sharon has made these allegations, he must be basing it on some evidence," he also said.
Abu Shbak said three Palestinians used by Israeli intelligence had been arrested, while another 11 were released “because they came and informed us of this Israeli plot."
He poured cold water on the theory that Al-Qaeda was operating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Al-Qaeda doesn’t recruit so easily and openly," Abu Shbak said.
The security chief said his services had traced back to Israel cellphone calls and e-mails in which Palestinians were asked to join Al-Qaeda.
He said the calls to the Gaza Strip purportedly came from Germany and Lebanon. One e-mail was even signed bin Laden.
“We investigated the origin of those calls, which used roaming, and messages and found out they all came from Israel," he told journalists.
“The Shin Beth – Israeli internal intelligence – has the means to do whatever it wants."
He said the Palestinians recruited were then paired unbeknownst to them with Israeli collaborators in Gaza.
He said they received money and weapons “although most of these weapons did not even work".
The money was provided by “Palestinian collaborators with Israel" directly to the new recruits or “was transferred from bank accounts in Jerusalem or Israel," Shbak said.
“We are sure that Israel is behind this and that there are absolutely no groups such as Al-Qaeda operating here," the security chief said, adding however “we can’t say there will never be Al-Qaeda here, but at least not for now."
But neither did Shbak contest the fact that as many as 11 Palestinians had welcomed the call from Israel to join Al-Qaeda.
“Those who accepted were mostly members of the military wing of Palestinian organizations," he sai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inister Nabil Shaath, who also attended the press conference, accused Sharon of trying to piggyback on the US-led ‘war against terrorism’ to justify “more attacks on the Palestinian people and violence in the Gaza Strip".
Sharon’s announcement marked the first time Israel officially claimed that Al-Qaeda, held responsible for the September 11, 2001 attacks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 operating in the Palestinian territories.
It was considered a surprise because the Gaza Strip is virtually sealed off by Israeli troops.
The hardline Israeli leader also charged other members of the terror group were cooperating with Lebanon’s Shiite militia Hezbollah.
The Lebanese government and Hezbollah had also dismissed the accusations.
Three Israelis and 10 Kenyans were killed in a suicide attack on a hotel near the Kenyan port of Mombasa last Thursday, shortly after missiles narrowly missed an Israeli charter flight taking off from there with 261 passengers.
The attacks were purportedly claimed by Al-Qaeda on an Islamic 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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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Ranking CIA Operatives Admit Al-qaeda Is a Complete Fabrication》
《Top Ranking CIA Operatives Admit Al-qaeda Is a Complete Fabrication》
《Top Ranking CIA Operatives Admit Al-qaeda Is a Complete Fabrication》
by Mr. Charrington
January 7, 2008
http://polidics.com/cia/top-ranking-cia-operatives-admit-al-qaeda-is-a-complete-fabrication.html
BBC’s killer documentary called “The Power of Nightmares“. Top CIA officials openly admit, Al-qaeda is a total and complete fabrication, never having existed at any time.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needed a reason that complied with the Laws so they could go after “the bad guy of their choice” namely laws that had been set in place to protect us from mobs and “crimin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Mafia. They paid Jamal al Fadl,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dollars to back the U.S. Government’s story of Al-qaeda, a “group” or criminal organization they could “legally” go after. This video documentary is off the hook…
http://polidics.com/cia/top-ranking-cia-operatives-admit-al-qaeda-is-a-complete-fabrication.html
The Power of Nightmares Part 3: The Shadows in the Cave – by Adam Curtis
This originally aired on the BBC in 2004
http://video.google.com/videoplay?docid=2081592330319789254
FOX NEWS Interview with Ian Blair (LINK):Blair said, “Al Qaeda is not an organization. Al Qaeda is a way of working … but this has the hallmark of that approach.”
http://www.foxnews.com/story/0,2933,162476,00.html
Still no connection between Saddam and Al-qaeda – March 2008 (Link)
□□ 日帝殖民者把勇敢抗日台灣人基因一一撲殺 培植台奸走狗為士紳地主
百多年來統治著台灣此日美附傭殖民屬地的霸權意識型態：
首先是1895~1945「日帝殖民皇民主義」－全面撲殺六十萬勇敢抗日志士，以“阻截”台灣獨立“回歸”中國祖國；
接著1946~1990文化霸權是「反共右翼法西斯主義」美日台右翼反共圍堵白色恐怖撲殺－全面撲殺心懷紅色祖國的泛統派台灣文化精英；
再來1991~2008文化霸權就是美日舊殖民勢力扶植下的滯台皇民浪人三腳老台奸復辟分離主義假借民主之名推動的偽台灣國族主義；表現在成立於全台實多半為皇民遺族餘孽的所謂本土社團(皇民學社叫獸)
而貫穿這三者的本質就是「反共」與「反中國」的複合意識，這種複合意識存在於日本主子右翼法西斯的思想和歷史脈絡中，也獨霸於戰後冷戰與內戰的時代中。
□□ 美國駐台副領事葛超智特工陰謀策動少數士紳請願託管釀致228悲劇
美國駐台副領事George Kerr葛超智228事件事發前服務於OSS(ＣＩＡ中央情報局前身），他以台灣地位未定為由鼓吹「託管論」，私下在台灣糾集台灣士紳從事台灣獨立活動，丘念台亦指葛超智在台進行情報工作。證據顯示整起台灣人「託管」事件葛超智介入甚深，甚至可說台灣人請願行動係葛氏於幕後指導。葛超智於1965年完成Formosa Betrayed藉此書推諉責任將二二八事件曲解成台灣人尋求託管與獨立運動，將自己塑造成關心台灣人民前途的人道關懷者，日後更搖身一變成為台獨運動「教父」。葛超智私下企圖透過由少數台籍領袖對以美國政府「請願」方式，促成美國「託管」台灣的目的。
□□ 台灣法西斯社會轉型正義暗無天日 白色恐怖左派台灣精英光環遭篡奪
美帝主導全球反共肅清白色恐怖撲殺 “美蔣”反共屠殺近萬左派台灣精英
反抗美帝扶持的美蔣腐敗政權的「白色恐怖五千名勇敢台灣人死刑政治受難者」與長期由美日帝國殖民勢力背後扶持的今日皇民台奸嘴炮台獨運動之間並無絲毫關係（反共肅清白色恐怖撲殺期無一孬種皇民台獨遭判死刑，因為皇民台奸台獨長期受到美日主子的寵愛扶植暨政治庇護）美蔣1950年代展開的白色恐怖撲殺本土精英受害政治犯實則全都是共黨及左派「心向紅色祖國」之泛統派人士。白色恐怖台灣左派精英政治犯受害者之政治光環卻在美蔣法西斯餘孽默許下遭復辟皇民浪人所無恥篡奪。光是以1950年代的前五年，美蔣政權在臺灣至少殺害了近5000名地下黨及左派人士；8000個以上的“匪諜”、知識份子文化人、工農，並將同樣數目的人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到無期徒刑。這就是一般所謂的“臺灣50年代白色恐怖”。
□□ 美帝主導全球反共肅清白色恐怖撲殺1965指揮印尼屠殺百萬左派人士
美帝中情局在澳大利亞和英國當局的緊密配合下主導了蘇哈托執行的印尼1965年軍事政變。近百萬工人農民學生和政治活動分子在政變後慘遭屠殺。用血腥和鐵腕手段統治了印尼32年的“軍事強人”—蘇哈托在美英帝國主義策劃和配合下，聯同另一反共將領納蘇蒂安五星上將發動了一次軍事政變。這場蓄謀已久旨在推翻蘇加諾總統消滅共產黨，以便完全倒向西方世界的政變使印尼共和國頓時陷入血泊當中，數十萬的印共黨員，上百萬的無辜工人農民不管男女老幼被劊子手的屠刀槍炮殺害了
□□ 台政腐霉體軍隊院校社團雖潛伏佈滿美諜特務 但享宗主權從不遭逮捕
美帝中情局黑手在台反華反共鬼島肆無忌憚囂張自由橫行活動七十年秘辛
反華反共鬼島美諜特務鬼影徸徸 極右翼麥卡錫陰魂餘孽地方黑金派系林熔煽自由屎報為Taipei Times台北屎報的母報 寇謐 美諜線民假美洋鬼子製造假消息假新聞投書美霉告密告洋狀與美帝主子一搭一唱唱雙簧亂台灣，一手裝神一手弄鬼恫嚇台灣人製造台灣警察法西斯社會動盪不安 自由屎報林熔煽皇民地方黑金地痞假新聞一搭一唱唱雙簧翻雲覆雨亂台灣樂此不疲、變本加厲！美帝宗主國這次通過民進黨蔡英文皇民勢力再次放出“一邊一國論”，並指令腐敗的台灣金權司法系統放出洗錢扁，既有未來搞局部台獨以威脅中國大陸，又有放縱台獨以拉攏並堅定日本國內“反華抗中”意志的雙重意圖
□□ 台教會、台灣社、北社和南社等滯台三腳其實都是皇民買辦化的外來社團
反抗美蔣獨裁政權的「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勇敢台灣人」與長期由美日帝國殖民勢力背後扶持的今之皇民台奸嘴炮台獨運動之間並無何關係（反共肅清白色恐怖撲殺期無一孬種皇民台獨遭判死刑，因為皇民台奸台獨長期受到美日主子的寵愛扶持暨政治庇護）美蔣1950年代展開的白色恐怖撲殺本土精英受害政治犯全都是共黨及左派「心向紅色祖國」之泛統派人士。白色恐怖台灣左派精英政治犯受害者之政治光環卻在美蔣法西斯餘孽默許下遭復辟皇民浪人所無恥篡奪。光是以1950年代的前五年，美蔣政權在臺灣至少殺害了近5000名地下黨及左派人士；8000個以上的“匪諜”、知識份子文化人、工農，並將同樣數目的人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到無期徒刑。這就是一般所謂的“臺灣50年代白色恐怖”
□□ 面對美日主子江河日下 皇民社團走狗收斂了不敢再鬼叫正名制憲建國
2010年以以龐氏詐騙模式失敗民主債務國家－美帝、歐洲和日本主權債務危機為標誌，由實則上已然全面破產的私有銀行金融體系轉嫁債務予國家政府承擔及虛擬紙貨幣信用危機全面進入國家主權債務危機階段。2011年全球失敗民主國家]政府債務總規模將超過５０兆美元，民主債務國家的政府債務規模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將突破１００%。與新興債權國強勁的財富創造能力相比，民主債務國乏力的經濟增長、脆弱的償付能力將加劇國家債務危機，拖累世界經濟，並導致信用戰爭升級，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破壞力量
□□ 美中情局外圍組織維基解密映照出美諜特務滲透佈滿全台灣 無孔不入
主要由美中情局線民特務所組成的中情局外圍組織維基解密為了瀕臨爆破邊緣的美帝金融泡沫危機解圍、四處潑糞挑撥製造矛盾轉移焦點視線，近一年來突然出現崛起，並心急如焚地頻頻爆料。臺灣島賤骨頭民主政治人物對美帝駐台總督主子情蒐的彙報猶如美諜情報員，和美國主子官員的談話被視為接近和獲得美國寵幸的重要機會。藍綠橘紅各方賤骨頭民主政治人物爲了爭寵接近美國主子絡繹於途，為能夠被美帝駐台總督主子邀約談話為無上光榮，顯見美國操控臺灣黑手。
□□ 爭寵美駐台特首人選依例事先得逐一前往美國匯報接受主子審查旨示
由於呆頑六十餘年來一直是美帝反華的鷹犬附傭屬地，呆頑爭逐美帝駐台特首代理人(兒皇帝)人選事先都得前往黴戾奸宗主國接受主子的審查及旨示。黴戾奸主子比照2007年馬娘(及奸巧謝)在競選前事先前往美國匯報接受黴戾奸副國務卿層級的考核旨示，此次主持審檢考核蔡英文地主候選人選的同樣是副國務卿層級的國務院副國務卿奈茲，還有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坎伯。黴戾奸主子將會在審查匯報中確認空心菜的中國大陸、國防政策是否符合黴戾奸國家戰略利益目標，是否會繼續致力維持兩岸長期敵對及分治之兩國論關係等。
□□ 美重申不承認台灣是主權國家 民進黨(及獨台台灣國民黨)走狗裝聾作啞從不敢對主子嗆聲
美國再度重申：不承認臺灣是啥主權國家！美國官員說台外交官劉姍姍無法享有外交豁免權是因為臺灣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美國和日本主子多年來已多次反覆重申：台灣並非甚麼主權國家！可鄙又可笑的是，在精神病鬼島內最有他媽的呆頑狼尊嚴(逢中必反)、又最會噁心裝腔作勢作秀的綠營民進黨走狗右憤徒孫無賴們卻總是噁心始終如一「顧左右而言它」裝聾作啞裝鴕鳥，從來都不敢對其美、日主子放個響屁，更不用說甚麼敢對主子歇斯底里嗆聲抗議了！負責本案的聯邦檢察官柯德斯告訴NBC電視新聞由於美國不承認臺灣是主權國家，因此劉姍姍無法享有外交豁免權。
□□ 台灣長期來是美帝反華的附傭屬地 永遠不敢碰美帝駐台總督一根汗毛
在美台關係中從來就沒有過平等。美帝是主子、皇民化的台灣則是附屬附傭。台灣對美國要有二個絕對服從：一，服膺美帝主子的戰略利益與美國經濟利益。二，服從美帝的政治安排與指導。服從換來的是所謂的主子保護(以華制華棋子)。所謂的美台關係平等只是台灣人的自我唬爛矇騙。其實台灣上下至今仍認為離開美國的保護台灣就完了。美國可以隨意抓捕台駐堪薩斯辦事處處長，但台灣永遠不敢碰美帝駐台總督一根汗毛。
□□ 美帝主導全球白色恐怖近20年輸出顏色革命 難道馬英九／蔡英文不用負責任嗎
冷戰期間拉丁美洲的巴西、阿根庭、烏拉圭、巴拿馬、玻利維亞等國顛覆合法政府的一系列“軍事政變” 、軍事獨裁強人的反共白色恐怖屠殺無一不是“民主美國”所背後策劃支持的。
美國政府一直將民選的社會主義總統查維茲視為“眼中釘”。美國明裡暗裡支持委內瑞拉親美勢力發動未遂政變，“企圖推翻”執政的“民選合法”的查維茲政府。政變前美國主要通過美國政府背景的「美國全國民主基金會」向發動政變的委內瑞拉親美勢力提供資金。「全國民主基金會」是1983年由美國國會建立的，目的是“加強世界上的民主機構”，它接受政府的和私人的資金。該“基金會”的拉美和加勒比主任薩瓦蒂尼是委內瑞拉政變勢力重要的政治顧問，推動和支持整個反對政府的“陰謀網”，此人與委內瑞拉的政變分子保持經常的密切聯系。委內瑞拉駐美洲國家大使瓦萊羅揭露說，除「美國全國民主基金會」之外，美國政府還通過「美國新聞社」提供210萬美元，通過國務院的民主、人權和勞工辦公室提供100萬美元，通過國際開發署提供200萬美元，這些錢都用於“資助”委內瑞拉反政府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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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諜特務四人幫）黎智英黑金操控“抗中亂港” 必須徹查》
(香港)大公報／社評
2011年10月19日
http://www.takungpao.com/opinion/takungpao/2011-10-19/980069.html
本港政黨政治昨日爆出有史以來的最大“醜聞”：
──公民黨、民主黨、社民連、前反對派政黨，過去幾年的主要活動經費原來全部由同一個「金主」、「壹傳媒」老闆黎智英所提供，其中「民」、「公」兩大黨收取的款項都在一千萬元以上，民主黨去年的三百多萬經費更全部由黎智英一人「包辦」。
看來，所謂「四大」反對派政黨原來全部都姓「黎」！
──更有甚者，那個「政治主教」陳日君，自○五年開始，年年收取黎智英三百萬至五百萬不等，迄今總數已逾二千萬；但對這筆巨額「捐獻」，天主教香港教區負責人昨日表示不知情、也從未收過錢。
看來，不僅教區不知道，就是上帝也被他的「牧者」騙了！
──還有，那個「香港良心」陳方安生，2007、2008年分別收取過黎智英的二十萬和一百萬，前者是支持「參選」立法會、後者是支持成立「民間策發會」反對政改方案，看來，不僅「四大」反對派政黨都姓「黎」，連陳太也「改姓」了。
有關消息，先在網上流傳，再經多份報刊及電子媒體廣泛報導，全港市民嘩然！而在有「抬頭人」支票真名實姓的鐵一般證據下，當事人黎智英“裝聾作啞”“不敢回應”，其轄下「蘋果日報」更“閃閃縮縮”的只在「政治八卦」版略為報導，而「受惠」的反對派政黨和個人，既不敢承認也不敢否認，一副「此地無銀」的“窘態”畢露。
當然，本港是自由社會，人人有權選取自己認同的政治團體給予支持；但是，當全港主要的反對派政黨、當全港所有的抗中亂港政治活動，都同時由一個「金主」、一個傳媒老闆所支持，那問題就絕不簡單、十分嚴重的了。事態的嚴重性在於操控二字。黎智英年年拿出以千萬計的金錢資助反對派政黨，動機何在？目的何存？難道他真是那麼的無私和慷慨，只求付出、不問「收成」嗎？
而且，當全港主要的反對派政黨都被「收編」到「黎」字旗之後，本港的民主政治還能有獨立自主生存的空間嗎？
還能推動港人社會的政治生態正常、健康發展嗎？
屆時「黎老闆」或「老闆的老闆」要東要西、要這要那，今日反政改、明日抗遞補，「小的們」敢不言聽計從、「身」照辦嗎？
事實是，不管在任何民主國度或社會，政黨政治都會涉及千絲萬縷的金錢關係，但作為有目的、有企圖、有回報的「政治獻金」，特別是躲在幕後、隻手遮天、操控一切的壟斷式「政治黑金」，絕對是為所有的民主、法治社會所不容。近年日本換首相如「走馬燈」，其中不止一位都是因接受「政治獻金」而要黯然下台的。
九七回歸後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下，香港可以照行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但不能被個別人勾結外國勢力，企圖變特區為反華反共基地。黎智英以巨額金錢收買反對派政黨，“全面操控”本港的“抗中亂港”活動，已經構成性質十分嚴重的政治事實，對此，特區政府有關部門、“廉政公署”必須展開徹查，廣大市民更有權要黎智英公開交代：「政治黑金」與“（反華反中）外國勢力”有何關係？（肥佬黎智英）「蘋果日報」“抗中亂港”還要亂到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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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干預香港實錄》
文／劉乃強 （全國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中國評論》2011年12月號
肥佬黎智英（壹傳媒／《蘋果日報》）在香港政治中扮演什麼角色，令人懷疑
表：黎智英近年政治捐獻
奇怪的政治捐款
10月中，一個以臺灣為基地的資料分享軟體網站FOXY出現了一些有關黎智英（壹傳媒／《蘋果日報》）2005年至今年的政治捐獻紀錄和預算。捐獻的對象包括（香港）反對派的政黨如“公民黨”（1,455萬）、“民主黨”（1,369萬）和社民連（100萬）等，和個人如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130萬），和獲得最多捐款的退休天主教樞機主教陳日君（2,000萬）。
（見表：黎智英近年政治捐獻）
陳方安生只在2008年參加補選，那麼2007年和2009年的款項是用來做什麼的呢？陳日君更離奇，他在2009年4月才退休，在2005年~2009年這五年間，他身為現職樞機主教，而教會每年從信眾和各界收取善款，用於維持教會營運、教育、慈善公益等用途，內部有監控，避免浪費與誤用，
他“為何”不以教會的名義接受捐款？
他這個當時是現職的樞機主教卻以“個人”接受這筆鉅款，香港天主教教會多次重申並不知情，更不知款項的去向。陳日君開始時還想“隱瞞”，到不能再忍時，索性借機來一次遲來的三天禁食去抗議發生多時的教育政策，高調的自稱是“敗家子”，接受捐款與政治無關，全部用於教區事務上，包括坐商務客位出差開會、給神職人員每封高達二千元利是、資助內地神父到海外進修，以及援助國內地下教會等。需要指出的是，他籠統舉出的例子，除了他個人每年數次的商務機票外，其他包括資助地下教會，都是天主教會本身經常性推行的工作，所以這位神職人員是明顯說謊。這一千多萬的鉅款真正的用途是什麼？
政治捐款來自何方
我們不知道，但是我們已經知道的是：
1.黎智英在《蘋果日報》不斷跌紙，新出的免費小報《爽報》惡評如潮，廣告嚴重不足，“壹傳媒集團”要發出盈利警告，預告將出現虧損之際，他今年的捐款預算卻沒有收縮，基本上養起香港兩大反對派政黨。
2.黎智英的捐獻紀錄全部是英文的，交收過程十分詳細而且具體，看來不光是給他自己看，還要向一些“英語人”交代。
3.紀錄中經常出現“壹傳媒動畫有限公司”商務總監Mark Simon這個人，作款項交收仲介。Mark Simon出身“美國情報人員”，與美國政黨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資料顯示黎智英透過Mark Simon於2003~2008年經常以“壹傳媒”及《蘋果日報》的名義，向美國共和黨其他附屬右派團體捐獻，金額最少24,500美元。
4.在這次外泄的捐款名單中，受助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跟他一起編輯《中國“六四”真相》英文版的人，乃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J.Nathan)，而黎安友則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注1] 董事會董事。
從這裏，我們很有理由懷疑黎智英散出去的不是他自己的“辛苦錢”，“來源”更很可能是美國，黎智英只是一個“中轉站”，而陳日君又是另外一個“中轉站”，將由黎智英發下來的錢再“轉發”出去。例如，轉發予更小、更分散的個人及團體。
美國駐港領事館扮演什麼角色
香港從來都有外國力量充斥各個領域。在回歸之後，美國駐港領事館的編制一下子增至300人，美領事館大量收集香港及內地情報，早已是公開的秘密，其中自稱“泛民”的反對派頭面人物更是他們的重要情報來源。9月份“維琪解密”公開的美國駐港總領事館主要是2005~2010年向華盛頓發出的近千份機密電報[注2]，證實了美國對香港事無大小，上至特首人選、民主發展，下至香港廢物處理方向、電力市場是否開放、到我2009年初在《南華早報》提出的香港飲用水供應的安全問題，以及香港金融市場發展、香港專上教育界如何評價內地學術自由等，監察幾達“無微不至”的地步，並及時呈報華盛頓。而香港反對派與美國，則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美領館職員頻密與反對派廣泛接觸，搜集情報和意見；李柱銘、陳方安生等反對派頭目亦曾多次鼓勵和主動要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
美國過去一直不承認干預香港事務，“維琪解密”這次公開大量電文使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很尷尬，不斷施加壓力，要傳媒低調處理，企圖蒙混過關。但是紙已經包不住火，“維琪解密”電報顯示，美國一直在“插手干預”香港事務，香港反對派“活動”“背後”有美駐港總領事館“影子”甚至主導。從這些檔，我們可以隱約的看到一條“線索”，把香港近年的眾多政治現象和事件，包括民主黨的內部矛盾、公民党的興起和跟民主黨的矛盾、陳方安生的複出、“五區公投”的原由、餘若薇和陳方安生對此的態度如何被銀主黎智英等“改變”、“泛民”的分裂、“社民連”被收編、民主黨與公民黨等的選舉策略和部署，以及反對派精神領袖式人物的可能人選等等，把個中脈絡十分清楚地貫穿起來——讓世人清楚看到，自回歸以來，香港政壇長期“動盪不安”，亂局的“源頭”，香港反對派“背後”的“銀主”和靠山就是“美國駐港總領事館”。
2006年3月，陳日君在梵蒂岡接受冊封樞機，他帶同教齡甚淺的黎智英和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同行，並引領兩人向教宗本篤十六世朝聖。
“維琪解密”披露，美領事館於2006年3月的電文中表明，會探討“傳媒、宗教、政客”三種力量結合下的影響力，一方面透過美國線人收集當時三人在梵蒂岡的一言一行，還研究當時傳媒的看法，和諮詢香港天主教界消息人士的意見。
此後，陳日君、李柱銘、陳方安生及黎智英等人即被媒體稱為反對派的“新四人幫”便經常與美國駐港總領事會面吃飯，尋求“資助”及要求對方提出策略性指導，擬聯合“宗教”、“政黨”及“傳媒”三大影響力，在香港政壇上興波作浪。到2007年的立法會補選，“新四人幫”開始試圖發揮“造王者”的力量，美領事館於2007年9月的檔透露，李柱銘、黎智英等遊說陳太參選，並形容她是可以統一反對派對抗有意參選的葉劉淑儀的唯一人選，而陳太亦樂於藉此一試自己的剩餘政治影響力。“新四人幫”由勸退民主黨的甘乃威，到陳太當選上場後，正式成形，近年主導整個反對派的力量和意識形態，並開始插手反對派的選舉部署及政黨合作。眾所周知，2009年反對政改的所謂“五區公投”，是一出由“新四人幫”幕後操盤，出錢出力促成公民黨和社民連台前演出的一場政治鬧劇。
香港反對派的“真正面目”
“維琪解密”電報更揭示了一些在香港政壇十分活躍的重要人物所暴露出來的真面目。這些政客在美國駐港外交官面前獻計出賣戰友和盟友、出賣香港、出賣國家，與他們在市民面前所呈現那種掌握著道德高地，大義凜然地打擊建制派的言行，完全是兩回事、兩種人，讓人們對香港反對派的本質，和原形畢露的真正面目有更正確和深入的瞭解。
當中民主黨的塗謹申，他除了是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之外，還是民主黨前主席李柱銘的“高徒”，經常跟隨李柱銘赴美“告洋狀”，乞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2003年塗謹申與李柱銘赴日內瓦將《23條》立法最新消息彙報給布魯塞爾的歐盟成員時曾恐嚇說，《23條》立法將會破壞香港與歐盟關係。“維琪解密”檔顯示，塗謹申於2007年主動向美領事館警告美國政府，聲言中共已成功滲透入民主黨，民主黨已處於一個很危險的狀況，提出美國政府有需要瞭解有關民主黨的最新情況，相信美國政府是唯一有能力阻止中共對民主黨的滲透工作。在有關事件的發展期間，塗謹申曾多次與美國駐港領事館接觸和交代最新的情況，其後又向駐港領事館遞交有關民主黨滲透事件報告，要求美國政府關注民主黨的情況。美國駐港領事館的分析認為，塗謹申的這些做法是企圖藉此尋求美國政府的影響，阻止所謂的滲透工作。塗謹申向美國出賣黨內戰友，大概還加上其他尚未見光的行動，獲得的回報是美國把他列為美國駐港領事館“嚴格保護”（strict protection）的對象。事件揭露之後，吃裏扒外的塗謹申在民主黨內地位絲毫不受影響，可見他的行為是得到民主黨高層的默許。
另外一個得到美國駐港領事館“嚴格保護”物件特殊待遇的民主黨核心成員竟然是一個學者：民主黨中委，有民主黨“大腦”之稱的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羅致光。回歸前1995~1997年、回歸後1998~2004年羅致光曾是立法會議員，今天在特區政府中仍有大量公職，包括可以大派數十億元的關愛基金執行委員會主席。檔顯示，2009年初，羅致光評估“五區公投”的補選部分，若建制派參加，公、社兩黨恐怕只會獲得3席，梁國雄、陳偉業有危險；如果工聯會陳婉嫻出選，梁家傑都有可能輸掉議席。2010年中，在民主黨決定支持政改“優化”方案前，羅致光亦向美方彙報，預告民主黨準備就政改方案“妥協”。
塗謹申和羅致光兩人都是中國公民，竟然在中國境內，受到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嚴格保護”。首先，他們究竟是什麼身份？為美國做了什麼事情？背了什麼風險？需要受到保護。而美國在中國境內，究竟如何能依法“嚴格保護”一個中國公民？
我們不知道。但有些事情，我們也是知道的：「中情局」遠東地區諜報站就設在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內。長期以來，「中情局」的情報人員以此為平臺，以外交人員身份為“掩護”在香港“大肆”進行“諜報活動”。據美國政治雜誌《地緣指導》披露，美國駐港總領事館人數常年保持在300人以上，更大量的情報人員在文化、商務、外交人員身份的掩護下除搜集香港本地的情報外，還以香港為跳板，開展“針對”中國內地的間諜活動。以前「中情局」在香港的工作主要是針對中國內地，但從去年開始，「中情局」“加大”了針對香港的間諜活動。按照規定，一些重要雇傭特工會被「中情局」指為“嚴格保護”的對象。[注3]
FOXY網站，以往曾多次洩密，但都能繼續運作，但在公開了黎智英的政治捐獻資料之後，便無故突然無聲無息關閉。
“維琪解密”文件揭露陳方安生這位前高官及立法會議員，表面信誓旦旦地效忠《基本法》，擁護“一國兩制”，背地裏將香港政情機密源源不絕向美國“輸送”，並不斷“促使”美國“插手”香港政治。陳安安生除了是美總領事親自會見的主要聯絡對象，經常向她請教，話題無所不包，重點是反對派在政治方面的部署，包括陳太辭去政務司司長的原因、會否參加2007年特首選舉，到退任立法會議員後的動向和行動，以至她對內地和香港，均巨細無遺地一一諮詢之外，這位被西方傳媒稱為“香港良心”的陳方安生，也很積極向美國駐港總領事表態，要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同時她又鼓勵時任駐港總領事唐若文應多就支持香港民主發展發表意見。
在“維琪解密”公開的2006年9月電文中，披露了陳太對美國駐港總領事直言，不參選2007年特首的原因，是她“很珍惜自己與北京的聯繫”，若為了一場必輸的選舉而與北京對著幹，“個人政治代價太高”；美國駐港總領事于2009年1月的電文又透露，陳方安生揚言自己不再參與立法會選舉後，重要工作是走入學校層面，宣揚她的“兩制”理念，以抗衡行政長官曾蔭權和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推動的愛國教育。2009年7月電文中指出，陳方安生在會面中，就“鼓勵”美國政府應不時提醒“北京政府”，美方關注北京政府如何處理與香港相關的事務，“因為北京政府很介意其他國家，特別是美國如何評論他們”。而另外兩份於2009年1月和8月發出的機密電文中亦指出，陳太先後遊說美國駐港總領事唐若文，“她認為中聯辦是中國干預的源泉。香港傳統左派仍是民主發展的障礙”。美國應干涉香港事務，又鼓勵唐若文應多就支持香港民主發展發表意見，特別是美國作為香港的主要貿易夥伴，“在港有著很龐大的利益”。諷刺的是，唐2009年1月的電文題目為《陳方安生——不在其位仍謀其政》，她真正關心的，並非香港和國家，而是個人政治前途和美國的利益。而在“維琪解密”檔公開後，陳方安生一直在回避社會的質詢。
另一位傳奇人物是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自由党主席李鵬飛。“維琪解密”檔案揭露，李鵬飛多次在北京參加人大代表會議之後，向美國報告兩會的情況和北京的動向。他更向美國推薦公民党前黨魁余若薇，接替李柱銘作為領導整個“泛民主派”的共主。李鵬飛一方面是中國法定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大的港區代表，另一張面孔又是美國的線人，和反對派核心人物。檔顯示他有份遊說餘若薇參與反對政改的“五區公投”，于邀功之餘，同時又向美國打小報告，透露陳方安生和餘若薇對“五區公投”的本來保留態度，其三刀兩面的表現，令人側目。只是美國人並不欣賞李鵬飛的政治判斷，於電文中直接質疑餘若薇在反對派中的決定性影響力。
香港內部矛盾的根源與政府作為
“一國兩制”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早在1984年中英協定達成以後就預言，“對於中英聯合聲明應該想到，總會有些人不打算徹底實行。某種動亂的因素，搗亂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總是會有的。老實說，這樣的因素不會來自北京，卻不能排除存在於香港內部，也不能排除來自某種國際力量。”[注4]
“維琪解密”以大量事實證明了鄧公的遠見。香港回歸，中國千方百計保持香港的穩定和繁榮，而美國等西方國家要千方百計無風起浪，破壞香港的穩定和繁榮，企圖證明香港的回歸是錯誤的，“一國兩制”是失敗的，而如陳方安生所言，將來只有“一國一制”，那就是香港資本主義這“一制”。說到底，香港內部的政治和社會的各種矛盾，根源其實就是中國和美國在香港矛盾的反映。
對此，中國當然不可能坐視，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于9月中接受中新社提問，指出維琪解密的電文顯示，美國駐港總領館官員對於香港政制、社會發展問題興趣很大。美方不僅就香港政制發展問題向特區政府提出過帶有干涉性的意見，而且與特定的某些人頻繁見面。如果是這樣，美方的行為就超出了《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等國際法所規定的職能，“我們有理由對此感到關切和不滿，並要求美方停止這種錯誤做法。”外交部駐港公署向美駐港總領館表達了中方的關切，表明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要求美方嚴格遵守有關國際法和公認的行為準則，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發言人指出，當今世界面臨很多重大而緊迫的問題，香港應該是中美進一步開展和加強合作的重要橋樑，“希望美方摒棄冷戰思維，不在香港搞政治上的小動作。”
這非正式的外交抗議，軟弱無力，當然只是聊勝於無，而美國處於完全理虧的狀態，起碼短期之內也會暫時收斂。但是如無具體的措施，相信不久之後將會死灰復燃，甚至欺我軟弱，而變本加厲。
若以美國的有關法例為參考準則的話，黎智英和反對派政黨上述的一系列行為，輕則罰鉅款，重則要坐牢。因此，中央有必要責成特區政府，頂住已證實被美國收買和保護的反對派的阻撓，儘快就《基本法廿三條》國家安全立法，並且在2017年開始全面落實普選之前，訂制《政黨法》和《政治捐獻法》等，使杜絕外國勢力干預香港政治生態有法可依。
[注1]：ＮＥＤ（美國國家民主捐贈基金會）可稱美國上百萬個“非政府組織（ＮＧＯｓ）”中的龍頭老大，跟美國國務院、國際開發署、「（ＣＩＡ）中央情報局」有密切的聯繫，被認為是「中情局」（ＣＩＡ）的“另一塊招牌”。因為ＮＥＤ（美國國家民主捐贈基金會）有“非政府組織（ＮＧＯ）”的招牌，不易引起注意，甚至連西方的研究報告都說“在向非政府組織提供戰略資金方面，美國外交政策精英們認為ＮＥＤ（美國國家民主捐贈基金會）比秘密支持更可靠”。
ＮＥＤ（美國國家民主捐贈基金會）主要資金源自“美政府撥款”，美政府對ＮＥＤ（美國國家民主捐贈基金會）的撥款主要包括三部分，當中最大來源是國會年度撥款。ＮＥＤ（美國國家民主捐贈基金會）還頻頻資助“民運”、“藏獨”、“東突”等各種反華勢力。
ＮＥＤ下屬四大機構，即共和黨的國際共和研究所、民主黨的全國民主研究所、美國商會國際私營企業中心及勞聯－產聯的國際勞工團結美國中心。
[注2]美國的機密分類有三級，分別為confidential, secret及top secret。這回被公開的除了兩份是屬於第二級之外，其他都只是初級機密檔。
[注3] http://paper.wenweipo.com/2011/09/14/PL1109140001.htm
[注4] http://www.news365.com.cn/wxpd/wz/shhm/200903/t20090320_2244535.htm
《中國評論》月刊2011年12月號 總第16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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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諜特務四人幫）《（壹傳媒／《蘋果日報》）黎智英熱衷政治捐獻》
成報 2012-1-24
http://www.singpao.com/NewsArticle.aspx?NewsID=199923&Lang=sc
【本報政治組報導】「壹傳媒／（蘋果日報）」集團老闆黎智英與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原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及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關係密切，從多份透過分享軟體foxy外泄的「肥佬黎數簿」（見圖）可見，黎智英一直熱衷政治捐獻，且是陳方安生、公民黨、民主黨、社民連、前綫「大水喉」，在七年內便捐款逾5,100萬元。
本報昨晚致電「壹傳媒」集團，但接線生指黎智英已離開公司便掛線。據悉，陳方安生亦知有傳媒收到有關文件，但未有進一步回應，目前暫未知檔真偽，但從檔內容及單據所見，相信頗具真實性。
綜合來說，各政黨及政治人物收到的捐款總額，陳日君 2,000萬；公民黨 1,502萬；民主黨 1,369萬；陳方安生130萬；社民連100萬；前綫40萬。
「維琪解密」早前公開逾千份美國駐港領事館機密電文，揭破「港版四人幫」，即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原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和《壹傳媒／（蘋果日報）》集團老闆黎智英，常密晤美國駐港領事尋求資助及要求對方提出策略性指導，擬藉各人手上「宗教」、「政黨」及「傳媒」三大影響力，在香港不單議政論政，還藉此大搞政治運動。
有匿名人士昨向傳媒報料，指透過Foxy分享軟體，輸入「LAI CHEE YING」，搜尋得到最少5份有關疑似黎智英的捐款紀錄及入數單據。最震撼是細看內容，不難發現黎智英是泛民主派的「大水喉」。
7年內捐款逾5,100萬
據該未經證實的檔，獲黎智英捐款的政黨，包括近年屢次煽動平民百姓狀告政府的公民黨，公民黨核心策劃的爭取外傭居港權及阻港珠澳橋興建的兩宗官司，令其受市民的支持率劇跌。根據黎智英的捐款紀錄顯示，該黨最少有逾1400多萬元捐款(2006-2011年)。
陳方安生則獲捐款130萬，估計其中一筆款項是資助她參加2007年9月的立法會港島選區補選的選舉經費。在2010年公民党與社民連發起「五區公投」的日子內，公民党恰巧有一筆大約400萬的黎智英捐款；而社民連則有一筆100萬的捐款。最離奇是中國會創辦人、富豪「上海灘」鄧永鏗亦有接受黎智英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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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暗地）策動香港“顏色革命”陰謀暴露
文／車仁宇
2012-2-4 國防時報
據香港《廣角鏡》雜誌報導，香港特區“壹傳媒／（蘋果日報）”主席黎智英向“反對派”在5年裏共秘密提供了6000多萬港幣的資金。從新近披露的情況看，美國插手其中的跡象越來越明顯。
據《廣角鏡》雜誌報導，黎智英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大量投資媒體、傳銷等領域，“虧損”以10億計。近年他又在臺灣地區“搞電視”，最近更在港推出“免費”報紙，都是“瘋狂燒錢”的“遊戲”，黎智英“從哪兒來”那麼多錢“資助”反對派？
據悉，不少人懷疑黎智英身邊有一個來自美國的“中間人”幕後導演了這場資助“反對派”的“黑金風雲”。
這個“中間人”名叫馬克•西蒙，曾在美國海軍從事情報工作，退役後從事航運工作，其後來香港經商，並加入“美國商會”。之後，馬克•西蒙被黎智英延攬進《蘋果日報》，成為黎智英事實上的政治助理，協助黎智英分配政治獻金。報導稱，馬克•西蒙的“退役”、“經商”不過是一種掩護，他實際仍是美國的情報人員。黎智英的“黑金’，從何而來，由此人們不難得出結論。
2009年，中國國際問題專家、上海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倪世雄與另一名學者沈本秋撰文稱，對此，中央政府應當引起警惕，因為美國的這種“做法”與其在獨聯體各國“策動”“顏色革命”的“手法”一致。
2012年和2016年，香港特區面臨選 “反對派”可能在獲得美國“資助”的情況下參選。
美國對香港特區的“意圖”已經暴露，但其達成目的幾無可能。2009年，香港研究協會調查顯示，在受訪的1081名市民中，有84%表示“非常認同”與“認同”自己中國人的身份，有64%表示“會”因自己是中國人而感到驕傲。在這種情況下，外界插手香港特區事務難度極高。其次，隨著未來粵港經濟逐漸融合，特區與內地的經貿聯繫更加緊密，兩者最終會融為一體，容美國插手的縫隙最終將消失。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31期
2012年1月12日《國防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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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情局間諜黎智英政治獻金操控香港反對派》
──打造港澳臺反華基地
港媒爆：（美諜特務四人幫）黎智英5年捐2.3億政治獻金
香港各大媒體今天均在頭版報導，＜壹傳媒／（蘋果日報）＞集團主席黎智英是香港泛民主陣營的超級金主，由2005年迄今共捐出港幣6000多萬元 (台幣2.3億)，其中3500萬元直接捐給公民黨、民主黨、社民連在內的反對派政黨。而在曝光捐款名單中，香港前政務司長陳方安生、天主教香港教區前主教陳日君也赫然在列，陳日君接受的捐款總額高達港幣2000萬。
相關捐款資料是由最新一期的「Foxy解密」揭露，網上分享軟體Foxy 近年不時洩露政府或機構的內部機密檔。據香港明報報導，黎智英的捐款佔民主黨非會員捐款的比例極高，2009/10年度高達99.4%，佔公民黨非會員捐款比例則在40%至68%之間，顯示捐款高度集中在一人。
香港媒體評論，媒體大亨對政黨和政治人物的大額捐輸事涉敏感，例如媒體大亨梅鐸去年10月在期中選舉前的兩筆100萬美元政治捐款即引發極大風波。文匯報指智英意圖操控反對派。
香港沒有《政黨法》，政黨無須公開大金額捐款來源，但政黨若以公司名義註冊，須在財務報告中列出所收捐款總額。
Foxy連日公佈的5份黎智英檔案，包括他的現金流量表、 2005年至今的捐款清單、捐款文件、捐款本票等。接受黎智英捐款最多的是民主黨、公民黨，兩黨總額達港幣3300萬，公民黨自2006年起每年收到捐款，金額由200萬增至今年的600萬，顯示黎智英對該黨支持增加。
黎智英對記者的查詢迄無回應，各政黨中也只有社民連承認接受港幣 100萬的「五區公投」經費。
其他政黨多不願證實或評論有關捐款，而以「捐款人資料不公開、任何捐款均沒有附帶條件」來回應。民主黨並表示，捐款人身分保密是為免中國方面「秋後算帳」。
【2011/10/18 聯合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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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巨額捐獻惹爭議 陳日君：無關政治》
香港＜壹傳媒／（蘋果日報）＞集團主席黎智英向政界及個人的巨額捐獻事件持續發酵，前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證實接受過捐款，但與政治無關。
陳日君今早公開證實，曾收過黎智英的捐款，但強調對方只是捐錢給自己，與教區無關，也與政治無關。
陳日君說，所收捐款用於本地慈善團體、支援中國大陸的修女到羅馬進修，以及捐助海外的天災。
至於民主黨和公民黨，至今仍拒絕公開曾否收過黎智英的捐款，但他們強調不會在任何附帶條件下接受外來捐款。
本地媒體昨天報導，一份疑似是黎智英私人帳簿的Foxy文件昨日曝光，帳簿記錄黎智英於2005年至2011年間，捐款給多個泛民政黨和個別人士。
其中，陳日君獲得最多捐款，過往幾年獲捐款約港幣2000萬元。
在政黨方面，民主黨自2006至 2011年獲黎智英捐款1300餘萬元；公民黨獲捐款約1500萬元。
此外，黎智英也曾向社會民主連線、港府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等小黨及個人捐獻。
香港媒體對此質疑，第1，陳日君出任主教時收取如此龐大捐款，其用途為何？為何個別宗教人士以私人名義收取捐款不受教會管制？第2，黎智英的捐款是否影響到各黨派及個別人士的政治取向和行動。
頭條日報今天發表社論說：「香港是否已出現傳媒與政黨結盟，暗中配合，主宰政局的勢頭，是時候深切關注。」
黎智英的政治態度一向明確，就是支持民主自由，而他與陳日君、前民主黨主席李柱銘、陳方安生向被視為香港民主派4大核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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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日君避談巨額捐款流向 干政主教幕後屢亂港》
最新“Foxy解密”踢爆＜壹傳媒／（蘋果日報）＞集團主席黎智英在過去數年內，合共向天主教香港教區前樞機主教陳日君捐鉅款逾2000萬元，但用途不明。天主教香港教區副主教陳志明表示，教區並不知道事件，教會賬目也沒有出現有關捐款，又強調教區規定任何神職人員進行公開籌款活動時，需要先得到教區的同意，至於以私人名義捐助就不會監管；又說不會要求陳日君交代如何運用款項。捲入“捐款門”風波的陳日君18日現身堅道天主教座堂時對事件“三緘其口”，並一度黑面，令鉅款去向及用途更添懸疑。多名學者則認為陳日君有需要向公眾解釋捐款流向及用途，否則公眾難免質疑捐款用途 “見不得光”。
香港《文匯報》報導，細閱經Foxy軟體外泄的黎智英“政治獻金”檔時，已指出當中最吊詭之處是陳日君由2005年至2010年間，獲得“個人捐款”高達逾2000萬元，還超過公民黨及民主黨，ue足證陳日君在黎智英心中的地位與他人相比確實不可同日而語。
對巨額捐款去向，天主教香港教區副主教陳志明18日表明，教區從來沒收過來自黎智英的捐款，教區的賬簿內亦沒此紀錄，也不知道陳日君是否個人接受有關捐款：“大額的我們全部都清楚的，（全部賬目也好清楚？）我們有一部門列明的，特別有些人捐款我們也要知來源是哪里，清清楚楚很緊要的。”但他形容陳日君樞機好心，樂意幫助任何人，如果他需要幫助任何人，都需要人幫助他，他接受捐助是可以理解雲。
當天陳日君兩度被記者追問捐款一事，都不肯作出回應。他早上現身堅道天主教座堂時，一聽到問題，一度黑面就走進座堂內，其後再被追問“有沒有這件事” 時，他就掛著勉強笑容，繼續“收口”；下午離開座堂時，更急步“沖進”的士內，並大力關上車門，差點夾中攝影師的手，似乎有點“老羞成怒”，落荒而逃，希望儘快離場避開記者追訪。
另據報導，被揭過去5年收受＜壹傳媒／（蘋果日報）＞老闆黎智英2000萬私人獻金的原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回歸以來一直高調參與本地政治，開始時主要利用其主教身份發表各類有關政治言論，其後更與民主黨創党主席李柱銘、黎智英和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組成“四人幫”，大搞密室政治，在幕後操控反對派，包括公民党成立、勸退甘乃威參加2007年補選，乃至近年策動所謂的“公投”運動。
“四人幫”近年主導整個泛民主派的力量和意識形態，隱身其後的陳日君和黎智英更是合作無間。在2005年政改方案一役中，陳日君高調批評，有關方案 “難以接受”，要求泛民議員反對。時任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更于立法會否決政改方案後，罕有地點名批評陳日君。天主教刊物《公教報》於2006年刊登一名神父的文章，指有教友對陳日君就政改等政治問題的高調取態感到不滿，但陳日君反而變本加厲。
2007年港島區立法會補選時，陳日君被揭發聯同黎智英和李柱銘，透過所謂的“飯聚”干預選舉，包括強推陳方安生參與補選，並勸退準備參與競選的民主黨成員甘乃威等。至2008年，由黎智英牽頭，“四人幫”在黎位於九龍加多利山的豪華大宅內進行了3個小時的“秘密飯局”，遊說陳太再度參選立法會，未能得逞。陳日君亦被外界視為策動所謂“五區公投”的幕後黑手之一，並以神職人員身份，呼籲市民支持所謂“五區公投”運動。
“維琪解密(專題)” 早前公開的近千份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機密電文中，也揭露陳日君與黎智英和李柱銘不時一起與美國駐港總領事會面吃飯，討論的話題非常廣泛，包括香港的政治、政黨及政府官員等方面。電文亦披露，李柱銘、黎智英、陳日君於2006年到梵蒂岡“朝聖”，首次令他們嘗到“傳媒、宗教、政客”組合可發揮的影響力，隨後就和美領館“情投意合”，並“幕後操控”多場政治鬥爭。
□ 敘利亞、伊朗間出現良性迴圈對美歐以勇敢軍事反擊 美帝即可能不惜代價轉而嘗試拉歐盟一道聯手定向金融攻擊巴西印度（水淹南方進而圍攻中國） □
朝、美下周可能在北京會晤磋商糧食援助問題
【首爾消息】
據韓聯社3月2日消息，朝、美雙方在發佈朝、美第三輪高級別對話成果後，加快了後續磋商步伐。
據悉，美國國務院負責朝鮮人權問題的特使羅伯特?金可能于下周中在中國北京同朝鮮外務省美國局局長李根舉行會晤，就對朝糧食援助等問題開展磋商。
一位外交消息人士1日表示，羅伯特?金計畫下周內在第三國同李根舉行會晤，就糧食援助等問題的細節進行磋商。鑒於2月27日開幕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在日內瓦舉行，羅伯特?金和李根很可能選在北京舉行會晤。
有分析認為，羅伯特?金還有可能訪問朝鮮。
朝、美雙方2月23日至24日在北京舉行了第三輪高級別對話，就朝鮮採取中斷鈾濃縮計畫(UEP)等無核化先決措施，美國則向朝鮮提供24萬噸糧食援助，雙方達成共識。據悉，朝鮮還要求美方再提供5萬噸玉米援助。
據推測，除了商討糧食援助有關問題以外，雙方這次很可能重點磋商監督援助糧食分配過程的問題。
歐盟同意給予塞爾維亞候選成員國資格
【布魯塞爾消息】據媒體報導，歐盟成員國領導人1日在布魯塞爾召開的歐盟峰會上同意給予塞爾維亞歐盟候選成員國資格。
歐洲理事會主席范龍佩在當天會後的新聞發佈會上宣佈了這一決定。他對塞爾維亞獲得歐盟候選成員國資格表示祝賀，並表示希望塞爾維亞進一步深化政治和經濟改革以達到入盟標準。
范龍佩敦促塞爾維亞認真落實與科索沃達成的各項協議，希望雙方積極維護地區穩定。
塞爾維亞於2009年12月提出加入歐盟的申請。科索沃問題一直是塞爾維亞入盟道路上的主要障礙。
科索沃是塞爾維亞的一個自治省，1999年6月科索沃戰爭結束後由聯合國託管。科索沃於2008年2月單方面宣佈獨立，隨後獲得美國等多數西方國家的承認，但塞爾維亞始終堅持其對科索沃的主權。
【時事點評】
我們先來關注第一則新聞素材，即：“朝、美下周可能在北京會晤磋商糧食援助問題”。
請大家注意這一段文字，原文是：
一位外交消息人士1日表示，羅伯特?金計畫下周內在第三國同李根舉行會晤，就糧食援助等問題的細節進行磋商。鑒於2月27日開幕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在日內瓦舉行，羅伯特?金和李根很可能選在北京舉行會晤。有分析認為，羅伯特?金還有可能訪問朝鮮。
● 這段文字“絕非巧合”地對“兩件事”進行了“相提並論”
這段文字“絕非巧合”地對“兩件事”進行了“相提並論”，那就是：
第一件事：是2月23日至24日在北京舉行了“朝、美第三輪高級別對話”，當然，還有其“後續發展”；
第二件事：則是於2月27日開幕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當然，主要也是其“後續發展”；
● 這段文字還“有意無意地”提及了一個“非常具前瞻性”的“分析人士觀點”
然而，我們想強調的是，不僅僅是如此，這段文字還“有意無意地”提及了一個“非常具前瞻性”的“分析人士觀點”，那就是：“……….羅伯特?金還有可能訪問朝鮮”！
在對“這一前瞻性觀點”給出我們自己的意見之前，還是先來討論所謂的“兩件事情”。
顯然，“第一件事”說的是““朝、美第三輪高級別雙邊對話”、顯然，朝、美雙方“談”的是朝核問題，至少“表面”是這樣的；
而“第二件事”的焦點是敘利亞問題，但基於我們之前的大量論證，大家不難明白，它“圍繞”的卻是“伊核問題”。
● 再談“兩核問題”的“實質”
在之前的點評中，甚至可以說在過去的數年之中，圍繞“兩核問題”的“實質”，我們一再強調這樣幾個觀點：
第一，所謂的“國際新秩序”，其實就是國際政治、經濟、軍事新秩序（相對現有的一超多強的秩序而言），其實也就是“伊核問題”的核心問題，
而包裹在“這一核心問題”的“內核深處”的，就是“國際金融新秩序”的問題，也就是要麼終結、要麼強化“美元本位制”的問題。
第二，在“第一”的基礎上，如果以“國家利益”為區分，那麼，所謂“國際新秩序”大致可分為兩種，
一種是以“終結美元本位制”為核心訴求的、也就是“中、歐、俄等非美國家”所要的“國際多邊架構”，
另一種則是以強化“美元本位制”為核心訴求的、也就是“美國（請注意，是“美國”）”所要的“國際單邊架構”。
第三，在第一的基礎上，如果以“資本利益”為區分，那麼，所謂“國際新秩序”大致也可分為兩種，
一種是以“‘歐、美（西方）’資本繼續把持國際金融話語權”為訴求的、也就是“西方資本”所要的“國際金融單邊架構”，
另一種，則是以“終結‘西方資本”繼續把持國際金融話語權”為訴求的、也就是“非西方資本”所要的“南、北多邊架構”。
● 在所謂“國家利益”與“資本利益”之間，“西方（主要是歐、美）內部”即有不可調和的矛盾，也有極大的妥協空間
第四，也是非常重要的，即：“第二”與“第三”說明，在所謂“國家利益”與“資本利益”之間，“西方（主要是歐美）內部”即有不可調和的矛盾，也有極大的妥協空間，
而“不可調和的矛盾”之所以“不可調和”，在於“終結或者強化美元本位制”是一個決定“歐、美國家”在國家、民族層面的前途與命運的核心問題；
而“有極大的妥協空間”之所以“可以妥協”，則在於“歐、美資本”都期望“由自己代表西方（請注意我們的用詞）”繼續把持“新的國際金融遊戲規則的制定權與執行權”。
● 美國想“繼續長時間”維持現有的“一超（美國）多強（中、歐、俄等）”格局已經極為困難
對上述所謂“新的國際金融遊戲規則的制定權與執行權”，想再次重複兩點：其一，對“歐、美等北方經濟體”而言，它其實就是一種“有別于”現有的“一超（美國）多強（中、歐、俄等）”的“國際新秩序”的“內核”，因此，即便是在“北方”內部，“歐、美”雙方各自也都有著“更進一步的訴求”。
因此，美國即定全球戰略的戰略訴求在於：“時不我待地”進一步強化自己“一超”的地位並徹底弱化“多強”的力量，也就是企圖獲取一種可在政治、軍事、經濟（特別是金融）等各個層面“全面支配”地球的“絕對力量”。
● 美國企圖快速獲取一種“絕對力量”
從“（自導自演製造）911事件”、再到順勢“蛙跳”進阿富汗進行“反恐”戰爭、特別是“再轉頭”發動伊拉克戰爭，正是美國試圖通過“大中東計畫（包括了中亞）”進一步強化自己“一超”地位並徹底弱化“多強”力量、從而快速獲取上述“絕對力量”之劇本的“最初環節”。
顯然，這一企圖一旦實現，在“美國支配地球”的層面而言，其“支配的力度與廣度”都將是“史無前例”的。
●“絕對力量”沒有拿到，維持現有“一超多強”格局也已變得極為困難
因此，對美國而言，在“最初環節”歷經近十個年頭、最終還是“演砸”了的情況下（美國次貸危機終因伊拉克戰爭的“勝而不利”而全面爆發、就是“演砸”了的“核心標誌”／注：就某方面而言，俄羅斯2008-8-8打破單極格局的格魯吉亞戰爭才是導致美國2008年次貸危機全面爆發的導火線），在自己的絕對與相對實力均已實質性下降的情況下，不僅那種“絕對力量”沒有拿到，即便是想“繼續長時間”維持現有的“一超（美國）多強（中歐俄等）”格局也已變得極為困難。
● 華盛頓決策層似乎感覺到…….
就目前而言，儘管“盡全力維繫”現有“一超多強”格局符合美國當前利益，但是，由於“從美國次貸危機至美國金融危機”的“整個過程”、已經嚴重削弱了美國“用於”維繫這一格局的“綜合能力”。
因此，原本計畫在“獲取全面支配地球之力量”之前，先盡全力維繫（注：拋出G2模式，就是一種努力）這一即有格局的“美國”，似乎已經感覺到：除非“一舉破局”、即：快速地從“一超多極”飛躍至“全面支配”，否則，既有的“一超（美國）多強（中、歐、俄等）”不僅永遠沒有升級至“美國全面支配”的那一天，還必將滑向“多極世界（中歐美、或者中歐俄美等）”、且在“上述滑動過程”中，美國快速淪為一個二流國家將是個“大概率的事件”。
在這個問題上，只要看看“前蘇聯”由兩超之一迅速滑至“俄羅斯”的過程，就不難感悟。
●“歐洲諸國”先建立“歐共體”、再轉進“歐盟”的“原教旨”
顯然，作為一個“已經啟動全面整合進程”的“政治、經濟與軍事實體”，對“歐盟”而言，最終“取代美國、代言西方、支配世界”，原本就是“歐洲諸國”先建立“歐共體”、再轉進“歐盟”的“原教旨”。
● 站在「歐盟」的角度觀察問題，美國旨在“全面支配地球”的“即定全球戰略”，就其“思想”而言，本身根本沒有錯
因此，如果站在「歐盟」的角度觀察問題，那麼，美國旨在“全面支配地球”的“即定全球戰略”，就其“思想”而言，本身根本沒有錯，只是錯在“主體”不同，即：錯就錯在“它一旦實現，仍是美國代言西方、支配地球、而不是歐盟行使這一權力”！
其二，對“中、俄等南方經濟體”而言，即便是「歐盟」“取代美國、代言西方”、從而把持“新的國際金融遊戲規則的制定權與執行權”，但它與“現有的美元本位制”並沒有本質區別，因為，那還是由“西方”說了算！
不僅如此，它還與“美國試圖進一步強化的”美元本位制“（支配地球的標誌）”的“企圖心”也沒有什麼本質不同，因為，它最多也不過是由“歐元本位制”去取代“美元本位制”、從而由歐盟、而不是美國去支配地球。
● 這是基於“一超多強”現有格局之“合縱連橫”的戰略需要
因此，站在“中、俄等南方經濟體”的角度、特別是站在中國的角度觀察問題，一如我們之前所強調的，只要「歐盟」不向美國提供其急需的“實質性南亞配合”，那麼，中國繼續奉行“扶弱（歐元）鋤強（美元）”的政策、繼續拒絕“G2模式”，這些本身都沒有問題，因為這是基於“一超多強”現有格局之“合縱連橫”的戰略需要。
● “扶的力度”、特別是“扶的方式”是有“金融前提”的
然而，具體到“扶的力度”、特別是“扶的方式”等問題，那也是有“金融前提”的，即：以“歐元”支持、至少是默認人民幣“實質性走向國際”為前提條件。
● 在策略上，中國的“扶弱（歐元）鋤強（美元）”可以在“力度”上大做文章
與此同時，由於中國的“進一步發展”、也就是“南下與北上戰略（相關討論見之前點評）”已經客觀要求“人民幣實質性走向國際”，
而這，不論在主觀與客觀層面上，都是與現有的、“把持著國際金融話語權”的“美元本位制”直接衝突，因此，中國的“扶弱（歐元）鋤強（美元）”，在策略上，可以在“力度”與“時機”上大做文章。
要想做活、且做好這篇文章，其“核心要義”就是要將“扶弱（歐元）”與“鋤強（美元）”的“扶”與“鋤”之力度與時機、視作“人民幣實質性國際化”這枚硬幣的兩面、且缺一不可。
其實，在之前的點評中，我們也曾經以“陀螺”及“陀螺穩定”的條件為例子，去形容人民幣國際化的問題。
因為，學過物理學的人應該知道，高速旋轉的陀螺是最穩定的。因此，要想“人民幣實質性國際化進程”這枚硬幣最終像陀螺那般穩定運行，就得在“人民幣國際化取得實質性突破”之前，將這枚硬幣旋轉起來、並始終“令其兩面”處於一種“動態變化”之中。
● 我們應該這樣去理解“扶弱（歐元）鋤強（美元）”
也就是說，我們應該這樣去理解“扶弱（歐元）鋤強（美元）”，即：
首先，毫無疑問，“扶弱（歐元）鋤強（美元）”的原則始終應該堅持。除非歐盟向美國提供“實質性南亞配合”、從而“歐、美”聯手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中國。
其次，毫無疑問，“扶弱（歐元）鋤強（美元）”的目的在於“鋤”掉“美元本位制”，全不是“扶”出一個“歐元本位制”。
最後，同樣毫無疑問的是，“扶弱（歐元）”、特別是“扶”的力度與時機，只是“鋤強（美元）”的手段，儘管視國際形勢的具體發展，在“力度”上可能有階段性地調整，或持續增強、或一時減弱，但其目的始終在於“鋤強（美元）”、並“扶”出一個有利於“人民幣以教科書都沒有的方式完成國際化”的國際環境，從而“堅定”眼下“相對弱勢”的歐盟（歐元）與美國（美元）相抗衡的信念與決心；
與此同時，“鋤強（美元）”、特別是“鋤”的力度與時機，也只是個手段，儘管視國際形勢的具體發展，在這兩個問題上，中國也可能階段性地有所調整，或持續增強、或一時減弱，但其目的也始終在於迫使美國（美元）出於防止歐盟（歐元）搶班奪權之“現實威脅”的壓力、而不得不一點點兒讓渡“令中國（人民幣）慢慢走出去的戰略空間”，一種有利於人民幣國際化的戰略空間。
顯然，通過上面的討論、特別是有關“陀螺”的討論，我們應該不難看出：“扶弱（歐元）”與“鋤強（美元）”之間、特別是“扶的力度”與“鋤的力度”之間，原本就是對辯證關係，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且缺一不可。
中國眼下要做的，就是要讓“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這枚“硬幣”、在這對辯證關係的“交替推動”下、“先”旋轉起來、“再”不斷地加速、直到“起旋的硬幣”成為一隻“高速穩定旋轉”的陀螺！
● 美國利益（或西方資本利益）何以“不惜透支其戰略能力”也要圍繞敘利亞這個“止損點”大做文章？
如果我們在經濟、特別是“金融層面”去觀察與處理問題的話，那麼，我們也就可以清楚地看出：
第一，“美國利益”或者“目前仍由美國資本代言的西方資本利益”之所以急於“不惜透支其戰略能力（完全不考慮一旦兌現、也就意味著美國霸權的徹底終結）、四處狂扔胡蘿蔔（比如對”阿盟“、特別是對”歐盟“），並最大限度地輔之以大棒（動輒就威脅軍事打擊伊朗、甚至巴基斯坦）“，在“表面”一層去看，其意圖可以這樣去描述，即：是在爭取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資源、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以“迫使”敘利亞最終能“完整地加入制裁伊朗陣營”；
● 從“深一層”的層面去看，其“意圖”也可以這樣去描述
而從“深一層”的層面去看，其“意圖”都可以這樣去描述，即：想通過“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或者圍繞敘利亞這個止損點大做文章的“整個過程”，去觸發一種“骨牌效應”，通過“最大限度地孤立伊朗”、且在“用一切手段（經濟、特別是金融制裁、外加軍事威脅）”努力推進“推翻伊朗反美政”的進程中，最終“實質性”達成分拆“伊核”之“中-歐-俄戰略協調”、以“水淹南方”的方式“激化”中國與主要南方經濟體之間的矛盾，直至形成“經濟、或者金融制裁中國”、最後“全球圍攻中國”的“目的”。
● 從“可操作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上述目的” 又均非“最終目的”
然而，如果從“可操作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上述的表面的、或者深一層的目的” 又均非“最終目的”，而只是一種“最為高效、且相對安全的戰略手段（對比政治、特別是軍事解決模式所具有的不可控危險性而言）”。
● “借此過程”掩蓋一個“極具欺騙性、實用性、經濟效能比、且相對安全、一旦順利展開、則施展起來也得心應手的戰略企圖”
因此，在“美國利益”或“目前仍由美國資本代言的西方資本利益”目前不惜一切、也要“封閉”伊朗在中東方向“最後一隻氣眼（敘利亞阿薩德政權）”，並最終實現“全球圍攻中國”的“背後”，
是想“借此過程”掩蓋一個“極具欺騙性、也極具實用性、特別是極具經濟效能比、不僅相對安全（如果中國等戰略應對錯誤的話）、關鍵是一旦順利展開、則施展起來也會得心應手的戰略企圖”，那就是：“時不我待地”進一步強化自己“一超”的地位並快速、且徹底弱化“多強”、特別是中國的力量，也就是企圖“快速獲取”一種可在政治、軍事、經濟（特別是金融）等各個層面“全面支配”地球的“絕對力量”。
● 這種“絕對力量”其實就是“一種空前強化的西方經濟、特別是金融霸權”及其對政治與軍事霸權的當然延伸
顯然，這種“絕對力量”其實就是“一種空前強化的西方經濟、特別是金融霸權”，
及這種經濟、特別是金融霸權”一旦為美國利益（西方資本利益）所獲得，反過來又必然對“西方政治、軍事霸權”的“進一步強化”與“當然延伸”。
前面說了，從“911事件”、再到順勢“蛙跳”進阿富汗進行“反恐”戰爭、特別是“再轉頭”發動伊拉克戰爭，正是美國試圖通過“大中東計畫（包括了中亞）”進一步強化自己“一超”地位、並徹底弱化“多強”力量、從而快速獲取上述“絕對力量”之劇本的“最初環節”。
● 美國決策層其實早就感覺到“有必要快速獲得”一種“絕對力量”，以“確保”不需要考慮償付美國所欠天量債務
因此，早在美國（2001）發動伊拉克戰爭之前，更準確地講，早在阿富汗戰爭、甚至911事件之前，特別是在“曾經的一座神”–格林斯潘執掌美聯儲、以“美國根本不需要考慮償付債務（為此，美國國務聊希拉克曾經在國會聽證會上公開大罵格林斯潘是騙子、害了美國）”為出發點、向美國房地產吹泡泡以“贏得解決問題的時間”的時候， 或者比那更早，“美國利益決策層”其實早就感覺到“有必要快速獲得”一種“全面支配地球”的“絕對力量”，以“確保”靠大舉借債為生的美國人、特別是美國經濟，最終根本就不需要考慮償付所欠天量債務了。
通過這些，我們也就不難看出，在美國決策者內心中，至少在美國經濟、特別是金融決策者的內心中，其解決債務問題的終極方案與手段“是個什麼性質的東西”了！
●“這個東西”的核心就是通過一切必要、且最為高效的手段，迅速獲取對全球經濟體系、特別是金融體系的絕對控制權
顯然，“這個東西”的核心就是通過一切必要、且最為高效的手段，迅速獲取對全球經濟體系、特別是金融體系的絕對控制權。
至於當時被美國決策者所認定的“必要且最為高效”的手段，就是通過“美國軍事霸權”迅速“控制全球主要能源點（中東與中亞）”、從而好最大限度地發揮“石油美元結算制”的槓桿作用，再慢慢扼殺極度信賴能源經濟的俄羅斯、及極其信賴中東、中亞能源的中國與歐洲、日本經濟的“競爭力”的過程中，最終攫取全球“南方經濟也好、北方經濟也罷”的所有“控制權”。
這才是“美國利益決策層”早在911之前，就想單方面發動伊拉克戰爭的原因，這更是美國借911事件的“悲情”、順利進行“戰爭動員”之後，且先“成功”在阿富汗等中亞方向、中國與俄羅斯的後院“紮釘”，從而“一邊威脅”、並“監視”中國與俄羅斯，一邊也做好威脅、包抄伊朗的軍事前期準備，後又迅速揮軍直取伊拉克、並在取得伊拉克戰爭的軍事勝利之後，就“迫不及待”地“威脅”敘利亞（當時的美國國防部長拉氏、可是動輒就“軍事威脅”敘利亞的），企圖迫使對伊朗至關重要、也對“巴、以問題”至關重要、從而“對美國能否儘快實現大中東民主計畫”也至關重要的敘利亞“就範”、從而最終完成包圍、封鎖伊朗、甚至“必要時對伊朗發動戰爭（如果伊朗在‘美國計畫打通伊朗至中亞的陸上通道、從而徹底控制中亞能源的時間表內’拒不屈服的話）”等一切必要準備的“真實動機”。
● 這一企圖一旦實現，在“美國支配地球”的層面而言，其“支配的力度與廣度”都將是“史無前例”的
顯然，這一企圖一旦實現，不僅將“迅速消解”令“美國現有能力在現有國際力量對比中根本無法消解的美國債務危機”，且在“美國支配地球”的層面而言，其“支配的力度與廣度”都將是“史無前例”的。
● 有一個“不為常人所感知的事實”
值得強調的是，所謂的“美國現有能力”，可以這樣去理解，即：儘管其絕對實力、特別是相對實力均已經較“小布希當時在航空母艦上得意地宣佈伊拉克戰爭已經取得勝利”時有了“實質性下降”，但是，今天的美國、至少在表面上，仍然是集政治、經濟、軍事、特別是金融霸權於一身，也就是說，在“美國陷入債務危機而無力自拔”、僅僅是靠一輪又一輪的、或明裏的（ＱＥ１與ＱＥ２）、或暗裏的（什麼“扭轉操作”、對美國房地產、汽車業等提供注資等）量化寬鬆去支撐其經濟、社會、特別是軍事“勉強運轉”的背後，其實有一個“不為常人所感知的事實”，那就是：在美國集政治、經濟、軍事、特別是金融霸權於一身的情況下，美國仍然爆發了次貸危機、且直至目前仍然陷入深深的債務危機之中無法自拔，
這只能說明一個問題，即：“現有國際格局”根本無法支撐美國經濟、特別是金融的穩定運行了。除非“儘管實力已經實質性下降、但仍然集數個霸權於一身”的美國、能“實質性”打破目前這個“現有的、美國獲利最多的、但卻無法阻止美國陷入債務危機、也無望令出解出債務危機的、全球經濟、特別是金融格局”、且仍然能控制它！
討論進行到這裏，我們其實想強調的就是這樣幾點：
第一點，就目前而言，“美國決策者”之所以不惜損害“美國國家利益（對此，美國國務聊曾公開承認：美國的中東政策並不總與美國利益一致）”、而是基於“美國資本利益”的層面、去策動一場、旨在對”一切重大問題都與美國在中東談”進行“以攻為守”的反擊的“埃及之亂”，並企圖在“埃及之亂”的“後續發展”中、全面惡化中國的外在安全環境，從而在“另一個戰略方向”實現“暗渡陳倉層面的南亞破局（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就“本質”而言，就是想“快速獲取”上述那種對全球經濟體系、特別是金融體系的絕對控制權。
第二點，而在中國成功進行了反衛星試驗、中段反導、殲20試飛（美國吹噓的“海空一體戰”也被“人”在伊朗上空給打回原形），從而徹底打破了“美國軍事技術絕對優勢”的“神話”之後，“美國利益決策層”基於“美國資本利益”的層面策動“埃及之亂”，並盡全力將其後續發展往“全面惡化中國外在安全環境、特別是經濟安全環境”的方向導引，就是想在“相對現實地（請大家注意我們的用詞，因為”美國軍事技術絕對優勢的神話“打破之後，西方資本明白，再想通過軍事手段去實現‘明修棧道式的南亞破局’，已經變得完全不可能）”的層面上，也就是“相對安全”、更或者“可操作性”的層面上，去“快速獲取”上述那種對全球經濟體系、特別是金融體系的絕對控制權。
第三點，最新的消息是，中國代表團1日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關於敘利亞侵犯人權問題進行的決議草案表決中投了反對票。
顯然，這是中國再次向“方方面面”強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絕對有效”。而由於“中、俄”接連發出“支撐敘利亞、特別是伊朗”的信號，敘利亞與伊朗問題也就終於出現了“伊朗敢於去做中、俄期望它做的事情，且基於它自身的利益、它也願意去做的事情”之局面。
我們注意到，2月28日，針對“美、以”軍事打擊伊朗的叫囂、伊朗國防部長聲稱：伊朗有“秘密能力”應對外敵。
至於這個所謂的“秘密能力”是什麼？我們不得而知，但是，我們卻注意到兩個細節：
其一，在做出上述宣示的次日、也就是2月29日，伊朗破天荒地向媒體開放了一處重要的航太設施；
其二，也就在當天，美國國務卿希拉蕊援引美國情報局的結論稱：伊朗尚未決定製造核武器！並就此重申：要加大對伊朗的新制裁！
● 敘利亞與伊朗局勢之間出現的“良性迴圈”
顯然，在“無法軍事解決伊朗”的情況下，在敘利亞局勢處於最關鍵時刻的背景下，任何令“方方面面”確信伊朗將製造、或準備正在製造核武器、從而令包括敘利亞、伊朗、巴以和平問題、甚至庫爾德人問題的中東局勢或全面失控、並引來“中、俄”等大國的“實質性介入”的“資訊”，站在“美國敘利亞政策”或“美國中東戰略”的角度，無疑是不符合美國利益的！
當然，為了實現更加嚴厲制裁伊朗的目的，美國務卿基於“美國敘利亞政策”的需要，而強調的“伊朗尚未決定製造核武器”，絕不應該解讀為“美國有理由放鬆更加嚴厲制裁伊朗”的信號，而應該解讀為美國“期望能動搖敘利亞阿薩德政府下決心清剿境內反動派武裝”的需要。
然而，在“中、俄”持續“雙反”支撐下，在“中、俄”發出“放手”伊朗“去切實準備悍然核爆”的信號後，特別是，在伊朗最高精神領袖于“上述支撐”下、公開放出“伊朗不坐等敵人攻擊，也可先發制人”的強硬下，敘利亞阿薩德政府最終還是下決心動用重兵清剿境內反動派武裝。
也就是說，“敘利亞也終於敢於去做伊朗期望它做的，且基於敘利亞政府自身的利益、它也願意去做的事情”了！
而“這些”，正是我們一再強調“中、俄有必要‘放手’伊朗去切實準備悍然核爆”才會出現的“良性迴圈”。
而在此“最新發展”下，任何“有關伊朗正在製造核武器”的“切實證據”或者“結論”，其實都意味著中東局勢在往“敘利亞局勢的進一步惡化，或將直接觸發中東全面破局、甚至是中東最暴力破局”的方向發展。
而基於“美國利益既不能承受中東全面破局、也不能承受中東最暴力破局”的“承受能力”，美國務卿希拉蕊“暫時也只能痛苦地”為“伊朗尚未決定製造核武器”的“最新情報”進行“背書”！
不僅如此，美國政府還得“違心地”宣佈暫不同意對敘利亞反對派提供武裝”，「阿盟」也公開聲稱“沒有摻合向敘利亞反對派提供武裝”的事情。
結果，摻合了且又未正式撇清干係的，也就剩下“歐盟”一家的。
有意思的是，據媒體報導，在敘利亞政府重兵清剿的行動中，竟然抓獲了100多名法國軍人。顯然，“歐盟”在推動“敘利亞之亂”往“中東全面破局”的方向疾走的問題上，可積極得很！
而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曾經說過，“能夠承受中東全面破局”的歐盟，可一直有著借“敘利亞之亂”的“後續發展”、伺機將“美國利益”給一腳徹底踢下水、並往死裏整、從而可從利比亞那個坑中一躍而起的企圖心！
● 不能承受這兩種局面中的任何一種的“美國利益”、做出“急於穩住局勢”的“複雜反應“也就不奇怪了！
通過上面的討論，我們想說明的就是：由於敘利亞局勢在“中、俄”發出“放手”的信號之後，敘利亞與伊朗之間出現了某種“良性迴圈”，
如果美國再稍不注意，且繼續對伊朗、特別是敘利亞施加不可承受壓力，則敘利亞或者伊朗就可能在“中、俄”的“明確支撐”下，隨時爆出將局勢導入“美國利益不能承受的中東全面破局、特別是中東最暴力破局”的局面，因此，不能承受這兩種局面中的任何一種的“美國利益”、做出某種“急於穩住局勢不要往最壞方向快速發展”的“複雜反應”也就不奇怪了！
之所以“複雜”，在於美國既想穩住局勢、但又不想示弱。也正因如此，在美國政府援引情報部門的情報、一再重申“伊朗還沒有決定製造核武器”的同時，美國軍方又放出了“正在制定軍事打擊伊朗核設施的軍事計畫”。
這與美國一邊急於緩和朝、美關係、一邊又極力否認以糧食換朝鮮暫停核項目、未了，還要通過“韓國軍演”展示“我仍然強硬”的“複雜”做派、又順勢測試朝鮮決策者在“後金正日時代”是否有變化等、有著異曲同工之處！
● 美國利益極可能轉而嘗試“不惜代價、拉『歐盟』與自己一道、聯手水淹南方”
第四點，基於上述變化，通過今天的討論，我們想強調的第四點就是：在美國利益（或者西方資本利益）今天終於明白想通過“封閉敘利亞這個伊朗在中東最後一個氣眼”的方案、去觸發一個“骨牌效應”、從而全面孤立、封鎖伊朗，繼而“實際上制裁中國、並對中國發起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的方案“已經導致中東局勢的全面失控”的巨大危險（即伊朗、敘利亞準備的全面反擊），
因此，如果我們評估的不錯的話，結合美國極力緩解“美、朝雙邊關係”、並用“一系列重大讓步（比如，承諾不再敵視朝鮮、援建輕水堆，並在六方會談恢復後優先討論解除制裁的問題等）”換得“朝鮮有條件暫停核專案與遠端導彈試驗（實際上是換取朝鮮承諾不對外進行核擴散與遠端武器技術擴散的口頭承諾）”，想在“相對現實地”的層面上，也就是“相對安全”、更或者“可操作性”的層面上，去“快速獲取”上述那種對全球經濟體系、特別是金融體系的絕對控制權的美國利益（或西方資本利益），極可能轉而嘗試“不惜代價、拉歐盟與自己一道、聯手水淹南方”的、旨在以相對安全的方式、去實質性打破“既有的全球經濟、特別是金融格局”、並進一步強化自己的多種霸權並主導新格局的方案。
如果我們在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向中國（國務院）兜售的、旨在全面私有化中國國有企業的經濟特別是金融建議”，也就是成功進行“水淹南方”之前的必要一步，
有關這個問題，在之前的點評中，我們曾經結合“阿根廷（新自由主義經濟）金融危機”進行了充分了討論，顯然，事實證明，在阿根廷（新自由主義經濟）金融危機中、因聽從“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震盪休克毒藥）藥方”進行了“徹底私有化”的“阿根廷經濟結構”，不僅沒有成為經濟的穩定力量，反而成了經濟不穩定的主要推手！（相關討論請參閱之前討論紀要！）
值得強調的是，我們也注意到了剛剛傳來的幾個新聞，
一個是：3月1日，北京時間3月2日，“歐盟”同意給予塞爾維亞候選成員國資格。顯然，這是“美國默認”的結果；這可是歐盟全面整合進程中的非常重要的一步！
另一個是：3月1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建議歐洲央行(ECB)採取降息措施，而巴西總統3月2日則突然指責西方國家“放水”是一種“不負責任行為”，
再就是，美國軍方正式宣佈：已經在印度部署了特種部隊。
● 美國利益極可能以向歐洲利益（特別是歐洲的國家利益）做出“某種實質性讓步”為條件、拉歐盟一道“水淹南方”
而從“「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急於向中國兜售”的“急迫情形”來看，在敘利亞、特別是伊朗問題已經發展至令其不敢貿然“有效擊破”敘利亞這個“止損點”的同時，急於“快速獲取”上述“絕對能力”以解困境的美國利益（西方資本利益），極可能以向歐洲利益（特別是歐洲國家利益）做出“某種實質性讓步”為條件、拉“原本就有私心、且一直在偷偷量化寬鬆”的歐洲利益一道，選擇一點（比如巴西、或者印度）、或者兩個點（比如巴西與印度），定向引爆一場經濟、或者金融危機，之後，在巴西、或者印度經濟受到重創之時，拿人民幣匯率、或者“中國製造”說事兒（更或者中印、印巴之間的主權爭端說事），以“威、逼、利、誘”巴西、或者印度成為反華急先鋒，從而“撕裂南南合作”，
在此基礎上，再從“形式上有別於擊破敘利亞止損點”但“實質上卻一樣、都是想形成一種一點突破、則全線突破的骨牌效應”的層面，去構建一種“全面圍攻中國經濟、特別是金融、最後將其延伸至政治、甚至軍事層面”的局面。
對此，中國為代表的南方經濟體之間，要保持高度的警惕與足夠的清醒、特別是有效的溝通才行！
與此同時，中國、特別是俄羅斯對敘利亞、特別是伊朗的“支撐”，仍然來不得半點兒的鬆懈，因為，真正為有效反擊“歐、美聯手的水淹南方”，還是得從“一切重大問題都可與美國在中東談”的層面去想辦法！顯然，中東全面破局、特別是中東最破力破局，視歐盟是否敢在“水淹南方”的層面上向美國提供“實質性配合”，仍然是最為有效的破解之術！
● 沒“事”最好，大家都好，如果有“事”，那大家還是得到中東來談！
在這個問題上，大家務必要明白：在“美國利益（西方資本利益）”已經試圖打破“既有的、其獲利最多的既有經濟、特別是金融格局”、以試圖全面控制南方經濟命脈的“最新發展”下，中國為代表的南方國家，還絕不能“無條件地”替“西方利益”去維護一個“不准許伊朗有核、不能讓中東陷入核競賽”的“西方霸權”！絕不能“無條件地”替“西方利益”去維護一個現有的、對西方最為有利的“既有國際政治、特別是軍事格局”！
在這個問題上，正常的邏輯顯然是：先切實地保證自己能活到明天才是第一要務！在這個問題上，大家務必要明白一個簡單的事實：不論是從敘利亞方向、還是從巴西、或者印度方向形成突破口，如果形成了一種“天下圍攻中國”的局面，那麼，在不打破現有全球格局的前提下，中國單純在軍事上或有能力自保，但在經濟、特別是金融上，根本就無法自保！因此，從長期來看，如果沒有經濟上的有效支撐、最終還是無法“有效自保”！
顯然，這個“維護條件”就是中國用於堵住上述“突破口”有效工具，在關鍵時刻、既要敢於用、更要善於用！
當然，如果僅在經濟、特別是金融層面去應對，還可以通過人民幣匯率或選擇美元、或選擇歐元進行大幅度貶值的方式、並帶動東亞主要貨幣向相同的方向運動、通過重置歐、美經濟運行成本的方式，強烈撕扯“歐、美國家、特別是資本利益”、直接破壞它們之間的資本特別是貨幣政策的協調性。
在伊朗是否會悍然核爆的問題上，中國也好、俄羅斯也罷，最有效的態度就是：伊核問題是美國利益的問題，還是西方利益（歐盟）的麻煩、但中國與俄羅斯卻沒有義務確保伊核最終不成為美國的大問題、最終不會發展成為西方的大麻煩！特別是經濟、尤其是金融上的大麻煩！
因此，沒“事”最好，大家都好，無非是一道慢慢熬，如果有“事”，那大家還是得到中東來談！至於是“和談”還是“核談”，更或者是“核爆之後再談”，總之，只要能切實地解決各自關切的核心問題，那是怎麼談都行！當然，不談、任其發展、直至腳踩西瓜皮、是滑到哪兒算哪兒，也行！
－《東方時事解讀》2012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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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種 、 猛虎 □
短評／韓菲論道
2012.3.2
“（中俄）正義與（美英以軍情特法西斯霸權聯盟）邪惡的鬥爭”已經白熱化，對敘利亞的提案“（2012/3/1）再次否決”說明兩大陣營的戰鬥鼓角已經吹響，還是那句話， 不管唯心者無論如何“粉飾”，如何堅持自己的唯心立場，世界格局都將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分裂成兩大集團”，除非有些（美奴帶路黨當權當道）民族“自甘墮落”下去，甘願做“奴隸”被人剝削與蹂躪（從去年的“國內漢奸們”提出的拯救對方就是救自己的繆論，相當於舊西藏農奴甘願去救領主一樣滿腦子進水般“麻木不知羞恥”）。
應該注意的是，敘利亞巴沙爾一定需要防止對方（美帝中情局+以色列猶太Mossad魔殺刀）玩“暗殺遊戲”，“暗殺首腦（滅絕種族優良基因及文化傳統記憶）”一直被對方（美帝中情局+以色列猶太Mossad魔殺刀）認為是自己武器袋中最能起作用的一種方式，所以選好接班人與核心力量以防不測早準備。“置之死地而後生,陷之亡地而後存”，巴沙爾要以大無畏的勇氣秋風掃落葉般的蕩盡對方的“雇傭”與（美英法以）特種部隊。敘利亞現在最需要的是反特種作戰的技術、戰術與裝備。反過來看，曾遭受對方特種襲擊與即將下一輪遭受對方特種打擊的國家是不是應該向此處派遣自己一部分特種部隊，看看對方（美英法以）的特種是不是吹得那麼神，特種在國內練不出真本事，只有經過實戰與血與火的鍛打，特種才能真正成為國之利刃。
對方（美帝猶太基督教霸權+英法老帝國殖民勢力）現在在非洲採用的是“騷擾驅趕戰術”，讓你正常經營多年並有成果的經濟利益和經濟活動受到限制最終退出，（肢解分化制衡依附戰術）蘇丹就是典型事例，經過近二十年投資建設現在到了收穫期，結果經濟果實運不回，逼迫天朝的猛虎出征咬人，陸軍這只虎早應該放出幫助黑兄弟去阻擊對方（美帝猶太基督教霸權+英法老帝國殖民勢力）的“侵入”。沒有力量的延伸，哪能保證利益的獲取。所以航母應該儘快成軍，水陸並進經營非洲大地，海盜和“強盜”才能根本上絕跡，才能構築非洲的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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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第二大的“私人公司”（其實背景未必是私人的），在這裏，引用jackrain兄的原文，“世界第二大的是美國的G4S，這個名字是因為它的前是 Group 4 Falck A/S，和 Securicor plc 合併後成立的，這是負責安全保衛的公司，就是“保鏢”吧！超過６２５,０００名員工，雖然一些業務重點是對銀行，監獄，機場等負責保安，G4S也在世界各地的危機中發揮重要作用。
2008年，它又買下了Armorgroup，其中9000雇員守衛了約三分之一在伊拉克的所有非軍用補給車隊的保護。它在超過125個國家和地區為安全提供保護，包括一些非洲和拉丁美洲最危險的地方，它提供了政府機構和私營公司的全副武裝的安全部隊，土地掃雷，軍事情報和培訓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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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韓非兄剛才的點評，不難看出，其實近期在非洲針對我國伸出的“黑手”背後可能就有“這幫人”，而且“數量龐大”，這也是美帝能在世界各主要地帶“張牙舞爪”的條件，人員配備眾多，正如jackrain兄所言，有多少退伍軍人都進了這個公司，這其實就是另外一種“變相”的“軍事駐紮”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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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估 □
短評／韓菲論道
2012.3.3
高盧雞（法國）的“地中海計畫”包含著武力保障，這一方面和黴鍋（美帝）“狼狽為奸”早已經取得一致，兩個各取所需。高盧雞的“特種”進入敘利亞，不用懷疑，這次“入侵”敘利亞“暫時失敗（一百多名偷偷入侵敘利亞的法軍在敘利亞境內遭俘擄）”的很大原因，是政治上的，敵人低估了天朝與熊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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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逼迫 □
短評／韓菲論道
2012.3.5
天朝猛虎出征，怪不得別人，只能怪對方逼迫的。分析過熱點在中東、南亞，其實體現的是對非洲的奪取，天朝在剛果又死人（剛果軍火庫爆炸，爆炸地點附近為【中國北京建工集團承建的社會住宅項目】），整個非洲大陸攪和的無法進行正常的經濟貿易，猛虎出征必將殺氣森森，等待“對方（美英法）”將是鬼魅纏身，夥伴們繼續看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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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利亞捕獲100多名非法入侵的法國軍人
□ 敘利亞抓了100多名法國軍人
環球網記者／仲偉東 報導
環球網 2012。3。3
據埃及《金字塔報》網站（2012）3月2日消息，一名黎巴嫩議員透露，敘利亞政府軍在攻打霍姆斯的過程中，俘虜了100多名法國軍人。其中包括18名軍官和100名傘兵。
黎巴嫩議員亞森•康索（Asem Konsoa）稱，敘利亞政府軍除此之外還俘獲60名黎巴嫩人，這些黎巴嫩人和法國軍人都支持敘利亞抗議者。
康索還稱，這樣的“醜聞”可能會對法國總統薩科齊的政治前途產生威脅。此外，康索預計敘利亞的軍事衝突將會在1個月內停火，並稱敘利亞政府軍正在逐步加強對霍姆斯巴卜阿姆魯區的控制。
「俄羅斯之聲」在3月2日也報導了這一消息，同時還指出，一系列媒體曾有過關于法國軍人在霍姆斯被俘的報導，“這些軍人無法解釋自己逗留敘利亞領土的目的”。
《有無——薩達姆(伊拉克海珊)的海灣戰爭(波斯灣戰爭)與冷戰後全球大棋局》
（與當前敘利亞局勢高度相關）
莫斯科佔據阿富汗這個博弈支點，試圖借道伊朗去破局“石油美元霸權”，但是這一招“回馬槍”被薩達姆（海珊）擋在波斯灣以東，莫斯科爭勢無果，其博弈操作遂轉向被動，逐漸導向一個結果——莫斯科要在“主動解體”與“被動解體”之間做選擇——莫斯科選擇了“主動解體”。（期間的國內外博弈鬥爭也很複雜，問題本身更極為重要。留做專題討論）
“主動解體”讓莫斯科從“敗局”中挽回一點主動性，這也是莫斯科選擇“主動解體”的“原因”之一，而怎樣利用好這個“主動性”，莫斯科也一定已經做了深刻推演，也一定是在這條“主動解體路線”上的推演結果（和在推演內容中再做出主動佈局，並由此得到的進一步的推演結果）讓莫斯科“可以”確定“主動解體”路線，就是說，在蘇聯解體前後，莫斯科一定在“大棋局”盤面上做了重要的博弈佈署，一定運籌了讓美英土著難以應接的大謀略——
那麼做為主動的博弈者，莫斯科會選擇哪里佈局呢？或者說，美、蘇最後的博弈決鬥會發生在哪里呢？
既然這場決鬥發源于石油美元，此後的博弈平臺仍然還在中東石油產區，那麼莫斯科也一定要在這裏埋下勝負手。
在中東那些土著博弈者中，薩達姆曾經是一個“異動者”，在中東博弈局面上他所處的位置也讓他不得不做一個“異動者”——地緣上，伊拉克南翼是石油儲量第一的沙特，東南方向是沙特的“王權”盟友們，它們和沙特（沙烏地阿拉伯）一道已經（也勢將）被美帝國選擇為“（非民主；專制王權）戰略盟友”，也就基本上失去了博弈者身份；東翼是不能投靠美、蘇兩大霸權中任何一方的伊朗，而伊朗又成為美、蘇的必爭之地，伊朗也就勢必自立為一個中東大局中的土著博弈者。
此外，伊拉克的西翼還有以色列這個特殊博弈者，北翼則是土耳其這個身份特殊的北約國家。那麼，莫斯科要施展它的謀略為“冷戰收盤”佈局，難免要首選伊拉克做道具。
（做為國家，伊拉克的本源在兩河沖積平原上廣大的農耕區域，而農耕區域必定承載了相對眾多的人口，區域內又根本沒有可以阻擋大軍攻伐的自然屏障，那麼這方土地上必定要出現一個在歷史變遷中相當穩定的國家——它也用以抵抗歷史變遷。但是從伊拉克向東，向西北，分別有廣大的山地高原，山地高原能夠承載較多的耕、牧人口，又能讓這裏的政權進退可依，而相對穩定的政權下就形成穩定的民族。這種“山地高原民族國家”又時而有能力攻伐與它相鄰的大平原，雖然不能形成長久的統治，卻能夠割占-整合平原上的一部分農耕生產力，並就此與農耕鄰國埋下領土爭端的種子，這就是伊朗（土耳其與伊拉克之間有廣闊荒漠，能夠有效阻斷攻伐，也就阻斷統治繩索）。在伊拉克的南翼是夾雜著綠洲的廣闊沙漠，這裏的博弈邏輯是：只有統一了大沙漠的主體區域才能夠制止廣闊沙漠裏的部落攻伐，從而讓“大沙漠政治”穩定下來，穩定下來的這個政權就是現代史上這個“沙烏地阿拉伯”。
除了土耳其，波斯灣沿岸就有了三大國家：沙特（沙烏地阿拉伯）、伊拉克、伊朗。又，在這片相當乾旱的中東大區，沖積平原的幅員不及沙漠廣大，而伊朗高原如果不是比兩河平原遼闊，它就沒有可能逃出兩河政權的長期控制從而不能形成穩定的民族國家——那麼大致按照三大國的領土面積，波斯灣油氣在儲量分佈上也沒有逃出 “概率空間”。）
下面再看中東博弈的核心與關鍵——既然莫斯科未能打通它進入波斯灣的道路，既然中東大博弈從傳統的地緣政治博弈向“石油美元博弈”這種資本直接以博弈者身份參與的“軟博弈”演變，既然莫斯科基本定下“主動解體”路線圖因而不再直接參與中東角逐，那麼莫斯科就要給美帝國留下一個強大對手，還最好是一個資本對手，而這個對手還會從內部攻擊美帝國，能夠從全球“大棋局”制約和攻擊美帝國——猶太資本勢力佈署在華爾街和中東石油產區（以色列，及以色列與石油王權的關係），對“石油美元”的控制能力更強，更直接，它還是美英資本隨時準備創造機會去鯨吞的獵物……基於兩路資本之間這種“決鬥關係”和單向“鯨吞關係”，美英土著資本一定要至少壓制住猶太資本的這個實體根基——以色列。當然，美英資本不需要讓以色列這個國家被阿拉伯勢力徹底趕進地中海，只要以色列在阿拉伯-伊斯蘭的巨大壓力下疲于應付，有求于美英土著，從而令猶太資本也陷於被動，美英土著資本就有機會鯨吞猶太資本，或者在保留這一“鯨吞權利”的前提下先行“解體蘇聯”。反過來，憑藉以色列為政權依託（包括軍力和核武。1968年底，以色列每年已經可以生產四至五枚核彈頭），猶太資本可以進行有效抵抗，以色列以它博弈“棋手”的身份還可以聯合歐陸、俄羅斯（蘇聯的繼承者）、中國、阿拉伯王權（手中有石油武器），對美帝國的單極霸權實施反制，再以華爾街鬥爭做為配合，不難攪亂美英土著資本的“大棋局”，促使美英單極霸權走向終結。
又，之所以這些棋手（資本，政權實體）將會同猶太資本配合，是因為在美英單極霸權格局下，美英資本將無所求於它們，又為了鞏固、擴大美英的單極霸權而要去要去徹底壓制它們，而它們也會借美英的單極霸權秩序被（猶太資本）致亂之機謀求連橫，壓縮或者推翻美英單極霸權並且去謀求它們自身的霸權，那麼它們對美英霸權的威脅更反過來又要求美英資本去徹底壓制它們——而這種博弈關係也能夠加劇它們針對美英單極霸權的博弈力度。
那麼，除非美英有把握一舉奪取並穩固單極霸權，不需要擔憂其他博弈者（聯合）反擊它們，則“怎樣壓制住以色列”就成為“美帝國的大棋局”上的一個關鍵“課題”，而壓制以色列就要利用以色列的“天然”敵手——阿拉伯勢力和伊斯蘭勢力。
那麼反過來，莫斯科最需要做的就是扶植以色列-猶太資本，而流徙在美帝國的猶太資本離不開來自以色列政權的支撐，那麼對猶太資本不能在資本層面給予幫助的莫斯科，就要堅決支持-支撐以色列，就要制止美帝國利用阿拉伯-伊斯蘭勢力去打壓以色列。
其時，阿拉伯諸幫內部有兩大勢力——一組是沙特（沙烏地阿拉伯）等王政國家群體，一組是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埃及等以強人獨裁為主流特徵的世俗政權（從伊斯蘭這個範疇更廣泛的環境看，還有宗教政體的伊朗、世俗化也西化的土耳其兩個重要勢力）。其中，前一組王權勢力並不願意打壓以色列，因為——美帝國以“沙特等國的王權政體之容易被推翻”這一緊迫現實去威脅這些王權，要求它們支持“石油美元”，否則美帝國可以輕易“幫助”阿拉伯民眾推翻他們的王政，只是，在冷戰時代，美帝國需要顧忌蘇聯，所以這些阿拉伯王權勢力握有有限的“反叛權”。而當蘇聯失去力量不再能與美帝國抗衡，美帝國就根本不需要向阿拉伯王權交付任何條件，就能夠驅策這些王權更馴服地為美帝國服務，又隨時可以出於戰略需要廢黜“石油王權”，轉而去為“石油美元”扶植另外的代理人，除非——在美帝國內部有一支力量可以有效約束美帝國的中東策略、戰略，而這支力量只能是猶太資本。
以色列在中東，猶太資本在華爾街-華盛頓，它們願意並且能夠出手幫助阿拉伯王權——直接地，可以減輕美帝國對這些王權的壓力，包括收買、攪亂華盛頓的政策；間接地，通過博弈縱橫，阿拉伯王權與以色列+猶太資本還形成一種“看似奇怪”的聯盟，共同制約著美帝國的中東霸權，繼而也制約了美帝國在全球的單極霸權。這種聯手制約又主要是制約了美帝國在中東霸權的操作路徑，即迫使美帝國必須沿用“以阿拉伯王權為盟友”這種代理人模式，而阿拉伯王權又以消極“反以”回報以色列-猶太資本。
在後一組阿拉伯（阿拉伯語社會）勢力中，薩達姆的伊拉克最有實力和影響力——它有“石油武器”和石油財力，有可供領袖阿拉伯諸邦的人口和國土，擁有“波斯灣石油地緣”重要性，還謀求核武（兩伊戰爭期間先後被伊朗、以色列空襲而停滯），也代表世俗革命。從幾個方面看，伊拉克都是的最適合的領頭羊之選，可供美英驅策去聯合其他阿拉伯諸邦共同打擊以色列。雖然伊拉克的國力在“兩伊戰爭”中大損，但以石油財力，其國力可以在十年內恢復如昔，如果伊拉克還整合了科威特的國力又主要是石油收益的話，它還將變得更強。此外，兩伊戰爭鍛造了伊拉克軍伍，損失的武庫可以由石油收益補充，石油經濟為主的社會又是高生育率社會讓伊拉克也不乏兵源，而兵源優勢是以色列最為忌憚的。再看其他阿拉伯國家——利比亞遠離波斯灣，人口和國力有限，不能提供足夠的反以力度；埃及人口眾多，與以色列相鄰，曾經是阿拉伯諸邦中的“反以”主力，又地處運河被美英勢力影響，這些條件都可供“反以”。但是，埃及不夠富足，不論埃及是不是反以和怎樣強烈反以，它都不能從阿石油王權“兄弟”那裏拿到更多“反以補助”（以色列-阿王權秘盟），而且埃及的前景不能寄望於石油，反而更寄望於以色列可以幫助提供的正常的區域經濟和一個“大地中海”，所以在幾次中東戰爭之後，在“大棋局”形式大變的情勢下，埃及不能，也不願成為反以主力，也沒有道理再為那些富裕的“阿拉伯兄弟”充當炮灰和支付戰爭消耗。那麼，美英土著要找出一個可供它們壓制以色列的“盟友”，同時，最好這個“盟友”還能威懾阿王權（令它們聽命，否則美英就允許這個“盟友”取而代之），還能抵住莫斯科的“伊朗局”（在蘇聯解體之後，莫斯科還要繼續操作），就只有兩個選擇——伊拉克、敘利亞。
（當然，如果美英土著選擇的這個“盟友”足夠強大，它也就可以成為蘇聯、歐陸、猶太資本這些博弈者的棋子與“盟友”，不過這種情況能夠出現還需要特定的博弈環境與條件。）
那麼，莫斯科就要提前解除伊拉克、敘利亞對以色列構成的威脅。（如果莫斯科能夠做到，那麼美英土著如果還要廢黜以色列對猶太資本的支持作用，就只有直接派出美軍去攻伐以色列了，則猶太資本就要“跳牆”了，中東也只能上演“N國演繹”了，莫斯科將奪走美帝國的單極霸權了。）然而，莫斯科無法做到同時削弱伊拉克和敘利亞，哪怕去直接削弱其中之一，也做不到。好在，莫斯科曾經長期支持敘利亞，兩國有著相當於盟國的良好關係，莫斯科可以爭取到大馬士革的立場，但不利的是——與伊拉克相比，敘利亞不夠強大，它很少有石油收益，等於沒有石油武器，它的政權在阿拉維派（什葉派的一個支派）之手，而這個派別只占敘利亞人口的11%，所以這個現政權不夠穩定，又，敘利亞與伊拉克國土相連，所以伊拉克有軍事、政治兩種武器可以顛覆敘利亞。那麼，莫斯科就要卸除伊拉克對敘利亞構成的威脅，也就能夠卸除“一個再度強大起來的伊拉克將對猶太資本構成的威脅”。還不止於此，莫斯科還要斬獲更多——
巴格達時間1990年8月2日淩晨2時，伊拉克以10萬兵力侵入科威特，迅速取得全勝並攻佔科威特王宮，包括時任亞奧理事會主席的法赫德親王在內的一些王室成員被殺。8月7日新的科威特－即科威特共和國成立，8月8日，應科威特共和國政府要求，科威特與伊拉克“徹底地不可逆轉地實現了合併”——薩達姆做出這樣一個重大決策之前，必然已經審慎觀察了國際局勢，嚴謹推演了美、蘇的立場和反應，並且至少與美、蘇之一做過溝通，得到它或者它們的支援與配合，這樣，薩達姆才敢於製造這樣的“大事件”，但這個溝通對象（支持者）不是華盛頓。
那麼當“科威特事件”發生，如果美帝國不壓制住薩達姆的伊拉克，則阿王權及其資本將陷於危局，隨後陷入危局的就是以色列和猶太資本，所以它們此時必須在“叛局”路線上有所行動，則莫斯科在“蘇聯不解體反而可以反攻”這條路線上將有機可乘。如果莫斯科實施反擊的條件還是不能形成（成熟），則莫斯科在拿到它由此可以拿到的更多籌碼（蘇聯解體的條件）之余，也充分利用這場“海灣局”，通過借美帝國之手打弱伊拉克，為“冷戰後”時代提前佈局，這個佈局將大大有利於莫斯科——
（1）這場“打弱伊拉克”的戰爭勢必在波斯灣-中東社會製造和升級對美帝國的恐懼，也製造和升級“反美環境”。
之所以這必須是一場“打弱”伊拉克的戰爭，而不僅限於美帝國出賣迫使伊拉克撤兵，是因為——如果華盛頓不使用美軍打弱伊拉克，則阿王權不可能卸除它與伊拉克的矛盾和不信任，實際上則是阿王權對華盛頓的的不信任將要驟增（與薩達姆尚未侵佔科威特時相比），則阿王權的“叛美立場”將非常堅定，從而猶太資本的叛局動作也就加緊和加劇，而且當伊拉克在將來某一時刻攻伐敘利亞的時候，阿王權將會站在敘利亞一邊，通過要脅華盛頓，通過它們在中東的影響力去制止伊拉克。
（2）為阿王權除去來自伊拉克這個近身強鄰的威脅，讓阿王權獲得獨立的博弈立場，這個獨立的博弈立場可以牽制美帝國的單極霸權，可供配合莫斯科實施“冷戰後反擊”。（例如阿王權可以啟用法郎、馬克、日元，或者此後出臺的歐元去結算其石油出口）
（3）猶太資本-以色列也丟掉了伊拉克這個威脅，可以站在更獨立、更強硬的博弈立場，更少受制於華盛頓。
（4）阿王權較少受制於美帝國，也就意味著以色列的安全能夠獲得更多來自阿王權的支撐，還意味著猶太資本針對美英土著的博弈立場可以更少受制于美英（相反，美英土著威脅阿王權，也就間接威脅了猶太資本）。
（5）※※※※※ 最為重要的是——當冷戰收官，蘇聯解體，莫斯科從全球收縮其勢力，包括全面撤除其海外軍事基地，卻唯獨保留了敘利亞的塔爾圖斯港這唯一一處海外軍事基地。該基地加上莫斯科與敘利亞傳統的聯盟關係，可供壓迫以色列-猶太資本的博弈立場，要求後者在“後冷戰”時代的全球大棋局中做出博弈佈署時要照顧莫斯科的利益，以至於要配合莫斯科的佈署，當然，莫斯科與猶太資本也可以借此達成針對其他博弈者的“博弈協同”。（莫斯科通過敘利亞脅迫以色列-猶太資本的手段，除了來自軍事基地和敘利亞政權的戰略決心，也包括經常性手段。也所以，“這個敘利亞”很“可以”是真主党、哈馬斯等強硬派反以組織的重要後臺。當然，也有理由測想：以色列是否已經把影響力打入了真主党、哈馬斯內部，也同敘利亞有著戰略性合作。）同時，猶太資本的博弈立場偏向莫斯科，雖然是出於“被迫”，但是客觀上就使得美英土著更加需要剪除猶太資本勢力在美帝國金融、政權層面的影響力，而這種影響力又以資本實力為後盾，這樣，莫斯科就更加離間了原本已經處在搏鬥-鯨吞關係中的美英土著與猶太資本，讓猶太資本在美帝國的處境更加危險，讓它必須加速、加深那個“叛局”。那麼，為了讓莫斯科針對以色列-猶太資本的這張“敘利亞牌”生效，莫斯科就要替敘利亞解除來自伊拉克的軍事威脅，讓美英不能利用伊拉克的實力“吃掉”莫斯科的這張“敘利亞牌”，因為伊拉克可以——或者壓迫敘利亞迫使敘利亞政權改變親莫斯科立場，或者薩達姆在美英的支援下直接兵發大馬士革，或者支持敘利亞境內的占人口大多數的遜尼派顛覆親莫斯科的阿拉維派現政權。反過來，一旦伊拉克勢力進入敘利亞，伊拉克就直接對以色列兵臨城下了（伊拉克要直接威脅以色列，必須途經約旦或者敘利亞國土），這等於美英從莫斯科手裏奪去針對猶太資本的這張“敘利亞大牌”，又抓緊在它們自己的手心。或者，哪怕伊拉克並不壓迫、攻伐敘利亞，只是掀起和領導一場“反以運動”，輔以軍事動作（例如向約旦、敘利亞借道），也同樣等於美英握有一張針對猶太資本的“伊拉克牌”。——那麼總結起來，莫斯科借美英之手打掉了伊拉克針對敘利亞的軍力優勢，保住了自己手裏的大牌，同時消除了華盛頓手裏的大牌，一得一失之間，莫斯科大勝。【當前的敘利亞局勢中，各方博弈者正在著力爭奪的目標就主要包括這一張“針對猶太資本的敘利亞牌”。】※※※※※
既然“冷戰後”莫斯科將退出中東，華盛頓就可以按照它的需要全盤宰製波斯灣-中東，包括薩達姆的伊拉克，那麼在大局觀上，在“冷戰收盤”之前，中東的任何“異動”都不會對莫斯科造成不利。所以，莫斯科完全可以“授意”薩達姆，“幫助”他做出侵佔-統一科威特這個決斷，而這個“授意”或者這個在莫斯科與巴格達之間的“密約”應該只是——在博弈邏輯上達成相互理解，所以雙方可以和願意協同行動。
華盛頓以進取的立場爭取贏得冷戰，而莫斯科不得不以收縮的立場處置冷戰大勢，在這一前提下，莫斯科就通過“海灣局”掠獲到最大博弈戰果，並且讓華盛頓從“贏得冷戰”中得到的勝利果實大打折扣，從事實上把冷戰置換到新的博弈格局中來，把冷戰延續下來，把莫斯科的敗局轉變成一次階段性事件，把“蘇聯解體和蘇東解體”變成冷戰這場戰爭中的一場階段性戰役，一場“大撤退”性質的防禦戰役——莫斯科在冷戰中失去了決勝的機會，也失去了奪得階段性勝利的機會，那麼莫斯科需要放遠視野，提前做出戰略性佈局……
然而，莫斯科還不能就此停止博弈推演，因為“大棋局”由多方共同捭闔，在博弈推演的任一節點上都有可能被其他博弈者借局佈局，所以上述博弈推演還不夠充分……下邊從薩達姆的立場對這盤“海灣局”再做演繹。
“冷戰後”，或者至少波斯灣的“冷戰後”（莫斯科退出阿富汗從而遠離波斯灣政治已成事實），鑒於美帝國將沒有實力對等的對手，至少在中東沒有，所以薩達姆必須以美帝國的立場去定位伊拉克的立場，定位伊拉克的國運路向——
（1）針對阿王權，針對中東石油政治大盤——
在現時和未來的中東博弈中，初看之下，莫斯科也需要伊拉克，至少看起來伊拉克的存在和強大能讓中東博弈變得複雜，從而有利於勢力相對較弱的博弈者縱橫操作，尤其當莫斯科已經從伊朗方向撤退（結束阿富汗戰事）。但是，能夠破局“石油美元”的只有阿王權團體，即便另外謀成“俄佩克”之類鬥爭平臺也很難與歐佩克競逐。而一旦阿王權準備叛離“石油美元”，美英土著反而要利用伊拉克去制約阿王權。但是，當蘇聯從阿富汗後撤，即說明莫斯科無力、無意再來波斯灣與美帝國做大開大合的爭逐，那麼波斯灣乃至中東的政治格局將由美帝國做一家獨裁。按照美英土著的博弈需要，不讓中東地區出現一個阿拉伯強國——是美英土著的方向性策略，而保留阿王權就能確保實現這個大策略（阿王權國家占中東阿拉伯國家中的半數，佔有大部分石油儲量，且容易受美英的控制），讓變化、變數出現的時間延後還有利於美英霸權拖延那個“被破局”時間點的到來（不論那個破局是否有成效），所以美英在原則上會盡可能保留阿王權，直到不得不廢黜它，或者變化了的博弈大勢要求美帝國放棄它。再造另一個版本的“中東局”。所以，（美英土著資本的）美帝國不會輕易允許薩達姆衝擊阿王權，那麼美帝國以薩達姆做為威脅阿王權的工具——這個選擇的必要性失去了成色。
（2）針對以色列——
“冷戰後大棋局”的主題將是資本大搏鬥和“石油金融爭奪戰”。美英土著可以利用薩達姆，讓他領袖各路阿拉伯力量——（1）衝擊以色列。直接令猶太資本失去根基而失勢，再褫奪-鯨吞之。或者，迫使猶太資本向美英土著妥協和交付籌碼，借此打亂猶太資本的博弈佈署和博弈步調，包括迫使猶太資本與美英土著合作去打擊俄羅斯、歐陸，再返身謀奪猶太資本。（2）利用薩達姆的伊拉克，或者武力攻伐敘利亞，或者致亂敘利亞讓遜尼派奪權。目標都是讓敘利亞從親蘇（俄）立場轉變到親美立場。（3）讓薩達姆威懾-衝擊阿王權，間接威懾-衝擊以色列。
那麼，伊拉克可以繼續為（美英土著的）美帝國所用，但前提是伊拉克需要足夠強大才能對以色列構成實質性威脅，而伊拉克還需要越過約旦或者敘利亞才能威脅以色列本土，這又要求它的武力需要更為強大，強大到能夠迫使敘利亞改變立場，或者直接攻破敘利亞。那麼在（美英土著的）美帝國的立場上，可以允許伊拉克擴張，但前提是美英土著能夠把伊拉克做成這個針對性工具擺放進新的“大棋局”的捭闔縱橫空間中去。
（3）針對伊朗——由於蘇聯收縮，莫斯科很難再通過伊朗介入-進入波斯灣，也由於伊拉克因兩伊戰爭而實力衰弱，於是在美英土著那裏，薩達姆基本上失去了可利用價值。
（4）但是，不論在哪一條路徑上利用伊拉克，美帝國都不會讓中東出現一個阿拉伯強國，或者一個意志獨立的石油大國，或者一個非王權的阿拉伯統一勢力，那麼（薩達姆的）伊拉克在被美英土著利用之後，能夠走到的最好結果就是竹籃打水，如果不是“狡兔死，走狗烹”的話。即便伊拉克不去（或者不“被去”）充當美英土著的工具，可以預期的最好結果也只是——美帝國要讓中東石油政治格局保持現狀（那麼中東勢力之間的“大局觀”也只能是“保持現狀”），則伊拉克的武庫將在10年後變成擺設。比“保持現狀”更有可能出現的情形是——美帝國需要穩固並擴展其美元霸權，於是需要全盤控制一個“大中東”，那麼很可能，它需要在穩固它與石油王權的緊密聯盟關係之外，還去爭取伊朗的立場，那麼夾在沙特與伊朗之間的伊拉克就“很可以”被美帝國出賣，薩達姆要“被下臺”以至於被審判（兩伊戰爭、暴政、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薩達姆當然推演過這些邏輯。
總結起來，在上述3方面裏，（1）和（2）讓美帝國有理由打壓伊拉克，（3）卻有可能讓美英選擇相反的態度，前提是伊拉克要足夠強大，且“大棋局”要求美英啟用伊拉克並且有啟用伊拉克的捭闔空間。（4）則讓美英土著在利用了伊拉克之後再對它進行打壓。而做為應對，薩達姆這一次侵佔-統一科威特（曾經是一國）的行動就“巧妙”地同時應對了（美英土著的）美帝國的3個立場，“看起來”可以化解美英將要對伊拉克和薩達姆本人造成的不利——薩達姆利用“冷戰收局”前夜的複雜局勢，希望（美英土著的）美帝國不敢於在中東啟動戰爭，希望得到莫斯科的支持，希望歐陸對（美英土著的）美帝國施加反制，而在伊拉克統一了科威特之後，薩達姆可以憑藉更強的國力令（美英土著的）美帝國忌憚（它與其他博弈者聯合，它在中東石油政治中更大的權重地位，又更難用軍事手段解除它的武力），同時，合併了科威特的伊拉克實力更強，滿足了美英對伊拉克的工具性需要。這樣，薩達姆既迫使華盛頓，又同時勾引華盛頓重新考慮它的中東佈局，給伊拉克一個更確鑿的“主力盟友”地位，然後，伊拉克就有機會取締海灣王權政治，一統阿拉伯石油諸邦。
以為看清了博弈推演，也看清了華盛頓、莫斯科的意圖，薩達姆才敢於“侵略或者統一”科威特，但是——“冷戰收局”進程已經啟動，值此前夜，無論美英土著試圖為“冷戰後”做更深的佈署（主要針對猶太資本和歐陸），或者蘇聯試圖退回冷戰，都會遭到其他博弈者的聯合打擊，直接陷入敗局。而此前，由於美、蘇都難以把冷戰繼續下去，各方博弈者已經在數年中把這個“大局觀”走實，很難做出方向性調整。
薩達姆希望莫斯科做的，或者與莫斯科“有約”的內容應該就是——在保守的立場下，莫斯科在外交層面幫助伊拉克，在積極立場上，莫斯科啟動它在敘利亞的力量與影響力，向以色列發起衝擊，與薩達姆衝擊阿王權的行動相接應，如此，則中東大亂，美元之基礎飄搖——如果莫斯科繼續擴大行動，那將是一場“冷戰之決戰”。雖然，莫斯科幾乎不可能由此贏得冷戰，但莫斯科可以在拿到美英土著、猶太資本-以色列、歐陸的籌碼之後罷手。那麼在薩達姆看來，莫斯科會有所行動的，而莫斯科與伊拉克的聯動在“大棋局”上造成的影響是美英土著“不可接受”的，而此時或者先此一步，薩達姆可以在先行拿到美帝國的籌碼，即美帝國承認伊拉克合併科威特這一現狀，並以實際政治行動保證這個“承認”的有效性之後，遂撤出博弈。這樣，在（美英土著的）美帝國更改過的中東佈局中，伊拉克將成為（美英土著的）美帝國的“首要盟友”，去充當威脅阿王權，和威懾-攻伐以色列的工具，尤其當華盛頓向莫斯科交付了中東籌碼或中東利益之後，美帝國就更需要伊拉克這個“工具盟友”。但是，莫斯科或者沒有什麼貨真價實的籌碼與利益可以爭取了，或者在薩達姆攻伐科威特之後，莫斯科立即拿到了籌碼與利益，而讓美帝國去打弱伊拉克——這一結果本身正是莫斯科在這一輪博弈中要去追求的最大目標。於是莫斯科沒有行動，這多少出乎薩達姆的預料。
如果莫斯科配合薩達姆去行動，則又是莫斯科的回馬一槍（早一次是蘇軍進佔阿富汗）——莫斯科可以利用敘利亞和伊拉克同時威脅阿王權，也威懾以色列，但是在蘇聯尚未實行私有化之前，包括猶太資本在內的所有西方資本（做為博弈者）都不可能最終站在莫斯科一邊，雖然在博弈進程中它們會與莫斯科聯動，也給予莫斯科“幫助”。那麼莫斯科的反擊的最佳結果是維續冷戰，或者讓歐陸一舉獨立（不須是一個聯合的歐盟）——對於莫斯科，維續冷戰已經勉為其難，一場“反擊戰”的後果中還包括了促使西方資本聯合起來這一效果，這不利於莫斯科操作“蘇聯主動解體”；如果結果是讓歐陸一舉獨立，不論莫斯科是否繼續保持社會主義立場，在已經難以拉回東歐盟友（蘇東已經主動開始鬆動）的情勢下，美歐還要聯合打壓莫斯科，莫斯科迎來的形勢將不會比它選擇隔岸觀火更好。關鍵又是——在這樣的“冷戰之反擊戰”中，猶太資本很少機會參與縱橫，施展捭闔，很可能“被出局”，而歐陸一舉獨立更能讓美歐資本有機會聯合廢黜猶太資本，則莫斯科將獨自面對美歐，在大勢上，這與保留猶太資本做為“大棋局”中的博弈者（去美英腹內構建“叛局”）相比，可謂差之千里。所以，莫斯科已經不準備做反擊，它要放棄（出賣？）薩達姆，把無法取勝的“回馬一槍”突然改換為——穩穩拿住針對猶太資本的“敘利亞牌”。而且，敘利亞也擔憂伊拉克在做大之後威脅到自己，它們之間的對立關係久已明確存在，莫斯科也就很難驅動敘利亞……（在“反伊拉克”聯盟的34個國家中，敘利亞還是提供了軍事支持的幾個國家之一）
阿王權諸邦是高度一體的，或者說，這些阿拉伯王權是拴在一條繩子上的螞蚱，因為王權政治容易被顛覆，且其一倒下，就很容易引起骨牌效應。所以形成和維護這個王權聯盟的做為主調的“博弈條款”是——要麼你們美英土著（或者美帝國）完全保留王權，要麼你們全部廢黜王權。當然這是主調，不排除特定情況下“條款失效”。所以，這一次薩達姆攻伐的不僅是科威特，還是，正是全部阿王權諸邦。所以伊拉克給美英土著和美帝國出了一道難以抉擇的“高級”難題，華盛頓幾乎不可能找到折中方案——要麼美軍與薩達姆兵戈相見，這等於美帝國（美英土著資本）自廢一把好兵器。要麼承認伊拉克吞併科威特這個結果，而如果美英承認這一結果，則阿王權就需要在美英土著之外加緊尋求新的盟友，和促使波斯灣局面複雜化，美元都將不再有一個堅實的“王權石油基礎”，而此時蘇聯尚未解體…….又在此時，受到了薩達姆的真刀真槍和強烈意志的威脅，阿王權更“有權利”要求美帝國必須 “打弱”伊拉克，同時以嚴厲姿態打出一個政治事態即“廢黜王權是不合法行為，也是反美行為”，而不是驅逐伊拉克軍隊了事，這樣薩達姆或者N達姆才不那麼容易捲土重來。那麼這場驅逐薩達姆的戰爭一定要熱鬧，要有氣勢，要確鑿地打弱伊拉克讓阿王權基本滿意。推演及此，如果莫斯科在敘利亞或者其他方向採取行動配合薩達姆的話，反而阿王權更需要依賴美帝國保護它，美帝國就不須向阿王權交付“打弱伊拉克”這個條件了。也所以莫斯科選擇隔岸觀火。
伊拉克攻伐科威特時，莫斯科沒有行動，這多少出乎薩達姆的預料；當美軍糾集盟友大規模攻伐伊拉克軍隊，莫斯科還是沒有行動，就基本上在薩達姆的預料之內了，因為華盛頓的行動最終取決於它的博弈推演，和它與莫斯科的協調（因為兩國不可以直接對抗，或者引起直接對抗。但是對於美蘇大國，這種協調也必須在推演料算之內）。所以，薩達姆對“科威特大事”的決斷還要看他與華盛頓之間一對一的“兵推”對局——伊拉克可以做美英土著的工具去威懾-攻伐以色列、阿王權（主要是針對以色列），但是不做“兔死狗烹”那種，所以薩達姆有權避免那種局面，方法是——利用冷戰收局這個極度敏感的博弈環境，先行吞占科威特，即做大伊拉克，並要求美帝國承認這一既成事實結果（不只是口頭和文本上承認，而是要在博弈層面能夠進行“邏輯確認”，即要求美英土著無法反悔除非它們願意在新的博弈中付出巨大代價），即要求美英土著在“冷戰後”選擇伊拉克而不是阿王權做為“只能二選一的盟友”，即要求美英土著在廢黜阿王權的同時支持“一個強而大的伊拉克”這條路線上走出決定性一步。即便美英土著不接受薩達姆打出的這個既成事實，不接受薩達姆要求的這條中東路線，派兵來攻伐伊拉克，伊拉克也不會亡國，薩達姆也“很可以”保住權位，因為美帝國（不論是美英土著的美帝國，還是包括了猶太資本的美帝國。此時在這一問題上，薩達姆未必分得清）的確需要保留“伊拉克牌”，當然可以是一張較弱的牌，美帝國也不希望中東格局大變以至於影響到“冷戰收局”。所以，薩達姆“吞併科威特”這個決斷的動力除了來自莫斯科，也來自他單獨與華盛頓的“兵棋推演”的結果，兩個理由又不可能完全分割。
假如沒有莫斯科的“許諾”（也許只是外交方面的承諾，加上向薩達姆兜售“大局觀”和博弈推演，讓薩達姆做出決斷），薩達姆也“敢於”去吞占科威特，但博弈推演的結果只能是——薩達姆空忙一場，還要被打弱。所以來自莫斯科的且不論真偽的“承諾”就成為薩達姆做出決斷的關鍵要素。而薩達姆在發兵科威特之前已經做出攻伐科威特的態勢，包括輿論攻伐，也是要判斷華盛頓的真實態度，並且從華盛頓的態度再去判讀莫斯科的真實態度（華盛頓與莫斯科之間必有溝通，而由於兩霸之間必須避免直接衝突，那麼兩霸之間達成的“協議”、共識和劃下的底線一定比薩達姆與其中之一“達成的協定”成色更高，更可靠。而且，華盛頓做為“大棋局”的第一博弈者，其洞察力、預見力當然在薩達姆之上。又，華盛頓的意志也是“大棋局”發展的最重要因素）。而表面上的“事實”顯示——華盛頓表現出了相當“誠懇”的“中立態度”，這讓薩達姆再無顧忌，兵發科威特……
華盛頓的中立態度就等於它對薩達姆攻伐科威特的策劃做了默認，這直接導致了薩達姆誤判形勢，這場“科威特局”才得以形成……而莫斯科一定演繹過華盛頓的應手，才會推出這一局“科威特博弈”——
當薩達姆在發兵科威特之前做出攻伐科威特的態勢，包括輿論攻伐，和去阿拉伯國家做合縱外交，這種情勢已經等於“薩達姆已經在行動”——針對科威特的軍事佈署和輿論造勢，本身已經讓阿王權如坐針氈，即薩達姆已經撬動了美英土著在中東的石油政治基礎，華盛頓已然無法讓中東“恢復原狀”了，即華盛頓已經無法通過制止薩達姆而挽回“這一個”損失（阿王權對華盛頓的“信任”與否定性判讀），於是，華盛頓就轉換問題——讓薩達姆的這一次“異動”進一步走實，再加以利用。所以，華盛頓不僅不能制止薩達姆，還要給予鼓勵。顯然，華盛頓一定明白，它的中立態度會起到鼓勵薩達姆的作用，無此，則薩達姆難以做出最後決斷。那麼華盛頓怎樣轉換這個問題-矛盾並加以利用呢？
如果沒有這場伊拉克吞併科威特的戰爭事件發生，阿王權也將繼續忌憚伊拉克，它們也將積極在美英之外謀求保障，而猶太資本也將積極佈署和暗中擴大那一“叛局”——阿王權和猶太資本都為“冷戰後”積極佈局。這將會導致那個“冷戰收局時刻”被拖延，和“冷戰收局過程”被拖延，和導致“冷戰不完全收局”，這些路徑都對美英土著不利，所以美英土著此時需要積極做好“打弱伊拉克的工作”，以儘早迎來一個對它們更為有利的“冷戰後”局面——雖然打弱伊拉克也對莫斯科有利，但在“冷戰後”的中東，美英需要對付的直接對手將不是莫斯科，而是歐陸和猶太資本，那麼相對來講，與其讓歐陸或猶太資本在“冷戰收局”中製造不安定局面並從中獲利，不如把這個利益“讓與”莫斯科；既然這場海灣戰爭背後的佈局——做為送給美英土著的問題，已經被莫斯科做成，那就遲早需要解決問題，而美英更希望它提早解決，安全地解決。
伊拉克吞併科威特，這一事件極大衝擊了所有中東王權手中的權力、利益和王權統治本身，而薩達姆敢於這樣做，就等於是華盛頓允許了在中東以現代政治取代阿拉伯諸幫的王權傳統這條路線。這就不單是一個阿拉伯王權體制、王權利益受到“衝擊”的問題了，而是中東王權政治必須、必然結束的問題。而伊拉克軍隊強攻科威特王宮，射殺多名王儲更意味著整個阿拉伯諸邦的王族還很可能被剝奪和平下臺的機會，和不被允許保留大量財產，很多王族成員還很可能被施以“暴力審判”。同時，這也等於是華盛頓主動對“以色列-猶太資本-阿王權之間的華盛頓戲法”的舊框架實施了攻擊，讓猶太資本-以色列失去一個支撐（阿王權）。又同時，美帝國同意伊拉克做大做強，也就向以色列的國家安全發起了實實在在的直接攻擊。通過海灣戰爭的前半程，華盛頓在盤面上以“把棋走實的方式”製造了阿王權、猶太資本對美英的需求。當然這只是在製造態勢，而為了讓伊拉克的行動能夠充分取得這種巨大的威懾效果，在伊拉克軍隊發起進攻前，華盛頓還推出中立的官方輿論，聲言不介入兩國爭端…….事件進程到此，就等於華盛頓借薩達姆之手握緊了阿拉伯石油王權的命門——華盛頓這樣轉換了問題。
由於“蘇聯的存在”在客觀上就是猶太資本得以自保的第一道防線，所以當美帝國將要摧垮蘇聯，猶太資本就需要“維持”蘇聯，方法包括在資本市場上給美英土著製造麻煩，聯合歐陸、阿拉伯石油王權製造“割據”大局，甚至它們“可以”整體地向蘇聯方向“叛逃”，製造一個“兩陣營同時解體”的亂局，再於亂中求存，以至謀利、謀勝。所以，鑒於“蘇聯解體”對於美英單極霸權有著極大價值，是美英的首要目的，美帝國要想首先“解體蘇聯”，就必須拿出足夠分量的籌碼給各路“盟友”，尤其要向猶太資本這個老謀深算的，佈署在美帝國腹內的“第五縱隊”證明其“誠意”，從而安撫和分化陣營內的叛離群體，遏制“叛局”。於是，華盛頓突然反手一擊——出賣薩達姆，把“美帝國通過剪除來自薩達姆的威脅，從而送給以色列一個長期的可以追求強國的安全環境”這一事件做成籌碼，贈送給猶太資本，這樣猶太資本也才一時“安心”，否則猶太資本不肯協助美帝國給予蘇聯最後一擊，也不肯去各方博弈者那裏協調“蘇聯解體事宜”，更保留引爆華爾街金融問題，甚至引爆“美元安全”這部分博弈權利——如果美英手中握著薩達姆的伊拉克這個針對以色列安全的大殺器，並且因此擁有極大把握成功圍剿猶太資本，那麼猶太資本當然需要，當然可以“掀桌子”，“跳牆”。當然同時，利用同樣的原理，美英土著也穩住了阿拉伯石油王權，令它們也安心協助美帝國去完成“蘇聯解體工程”，尤其讓阿王權看到它們在中東已經獲得了看起來無可撼動的安全政治環境、地緣環境，從而化解它們必須立即“跳牆”的動機……這樣，在成功轉換了問題之後，華盛頓再成功地從新問題的博弈矛盾中打劫了利益。
[ 當薩達姆做出勢態要去攻伐科威特，沙特就已經去華盛頓告狀了（沙特為美國提供過相關資訊，但“看起來”未能引起白宮的重視）。那麼，要麼白宮已經對沙特做出了保證，而沙特並未通告科威特，卻利用它“王權領袖”的地位穩住其他王權諸邦。要麼出於華盛頓有能力掌握這些王權政府的動向，白宮根本沒有對沙特做出保證，或者保證說薩達姆決不敢於侵吞科威特，而王權諸邦還有機會在受到薩達姆的實盤攻伐之後再宣佈放棄美元結算，或者從而，華盛頓還可以借用阿王權的異動去偵察“大局觀”…… ]
然而單是直接“打弱”伊拉克，這個籌碼還不夠高成色，因為薩達姆的伊拉克在兩伊戰爭後國力衰弱，對以色列的國家安全（同理也對阿王權）尚未構成現實威脅，所以，美帝國勾引薩達姆去侵佔-整合科威特，形成一個“伊拉克在加速恢復實力，也加速稱霸中東，也在整合阿拉伯力量”之現實態勢，這就鑿實而強力威脅到以色列的國家安全了（同理也對阿王權）。這時，美帝國再出手打擊薩達姆，解除伊拉克的武力和稱霸潛力，就向猶太資本和阿王權交付了成色充足的籌碼。如此，華盛頓近乎“無中生有”，“無米為炊”就製作出“伊拉克對以色列的巨大威脅”和“伊拉克對阿王權的巨大威脅”這兩隻大籌碼，還讓它們不得不接受與華盛頓“交換籌碼”的要求。
[ 在美英土著資本勢力的立場上，如果在打弱伊拉克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去顛覆薩達姆再搞“民主”政權，則伊拉克有可能被伊朗輸出宗教革命而拿走果實，或者被阿王權收買、收編，則美英土著就少了一個（針對阿王權、猶太資本的）可以再度啟用的籌碼。而如果美軍直接控制伊拉克，將加劇中東的反美環境，更要令阿王權和以色列高度緊張，促使它們與莫斯科、歐陸加緊聯合，加緊“叛局”行動反制美英土著。 ]
莫斯科看到——猶太資本與美英土著之間可以就“以色列安全”進行籌碼交換，甚至可能，早在兩伊戰爭的時候就已經看到這種籌碼交換已經在進行——兩伊戰爭能夠打弱伊拉克，才能促成這樁籌碼交換順利進行，和以這種方式進行（這可能也是阿富汗戰事後期，莫斯科遲遲不從阿富汗撤軍的原因之一，莫斯科要促成兩路資本的這樁交易）。但是，這樁交換雖然“完全可以進行”，但並不就是“必須進行”，因為猶太資本對美英土著的巨大威脅——在華爾街“狗急跳牆”並不是猶太資本真正想要的結果，只做為有效威脅之用，而美英土著也有機會成功壓制猶太資本可能的“跳牆”行動。那麼莫斯科就積極促成這樁“籌碼交換”，讓這樁交易必須發生，並且讓它進行得徹底，從而“幫助”猶太資本這支“第五縱隊”獲得安全。並且與此同步，莫斯科保留它與敘利亞的特殊關係，握緊針對猶太資本的大牌，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這支“猶太資本縱隊”，讓它為莫斯科所用——如果華盛頓、莫斯科各自握有一張針對猶太資本的牌，就相當於誰都沒有這張牌。那麼這又等於是：通過“科威特局”，莫斯科才獲得了這張牌。
[ 此外，要說莫斯科“推出”而不說莫斯科只是“推動”了“科威特局”，因為假如沒有莫斯科的“推動”，包括為薩達姆提供“大盤推演”（當然只正確推演到，至少要推演到“美帝國保持中立”這一環節），薩達姆很可能就不能知道（不理解）華盛頓將會“保持中立”，這局“科威特博弈”就要被薩達姆擱置。薩達姆最有可能出錯的推演環節很可能就是——他只看到美帝國，卻未能分清（或慎重分清）它是美英土著資本的美帝國，還是美英土著與猶太資本共同的美帝國。本文之所以這樣設想是因為——如果博弈推演過程不需要太複雜，在博弈者立場已經被確定的前提下，則推演過程想要出錯都難，而對於博弈者立場的判讀，及對於立場背後的博弈者的屬性的判讀就需要於動態中不斷修正大局觀…… ]
“伊拉克侵入科威特並著手整合科威特，進一步威懾阿王權和以色列”這一步驟走實的程度有多高，猶太資本+阿拉伯石油王權必須相互配合去引爆一次石油危機+金融危機+美元危機+西方經濟危機——這一應手的實在性就有多高。同時，歐陸已經在籌畫“歐洲統一”大局，出於對蘇聯解體後美英獨霸格局的擔憂，歐陸大國（法、德）一定會加速歐陸聯合進程、並同時遠離美帝，在莫斯科的幫助下，在猶太資本要去發起的石油危機-經濟危機的配合下，“歐洲聯合且獨立於美帝”頗有一舉成勢的機會——當然，這些“棋盤推演”首先都做為對美帝國的威脅，然後才“做為”“博弈事實”。那麼此際，美英與其冒險在蘇聯即將自行倒下的前夜引發陣營內鬥，讓“蘇聯解體”不得不變成“蘇聯與美歐同時解體”，就不如先行聯合“現盟友”推倒蘇聯，再反手對付內部將要產生的新的敵人。（而要做到成功聯合“現盟友”，美英在必要的情況下就需要向莫斯科支付利益——這個“必要的情況”正是莫斯科這個老對手積極打造並遞交給華盛頓的“利益交割檔”，只是，博弈中沒有可信賴的“契約”可以憑藉，莫斯科要借用薩達姆的誤判與華盛頓在實際鬥爭中演繹這份“博弈合同”。）此時，蘇東陣營解體已經進行到半程，難以逆轉，“蘇聯解體事項”也在被蘇聯高層操作中，並且蘇聯高層已經開始佈局國內放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猶太資本和歐陸資本並不是很擔憂一個在冷戰中獲勝卻被經濟難題困縛的的“非蘇聯”會來擊垮西方的資本主義制度，即便擔憂有理，西方也有資源實施反制——
（1）美帝國的國力、武力將會繼續存在，它仍將是歐陸資本的保護傘，即便它失去單極霸權，這是由它的資本立場所決定的。
（2）只要蘇聯放棄社會主義動員體制和基於這種體制的中央集權，西方資本就有辦法迫使蘇聯（或收縮之後的俄羅斯）接受它們的資本輸入和進入“休克療程”，尤其因為前蘇東、蘇聯陣線內部將有兩組內應會來接應西方資本：
一是，獲得獨立博弈立場的原蘇東國家、原蘇聯各加盟共和國政府，不論這種新政府是不是還堅持社會主義的革命博弈，它們都會（同時）據有國家立場、民族立場和地緣政治立場，尤其在“蘇聯地緣”瓦解從而令這些政權變得無所依託之際；
二是，從官僚立場轉變為資本立場的整個權貴階級，他們將從內部阻止新一個蘇維埃及蘇維埃聯盟重新出現……
那麼，美帝國通過打弱伊拉克，就破除了一場“冷戰收局”下“可以”出現的由其他博弈者發起的“聯合反擊戰”。
[ 美帝國在它如何進行“中東佈局轉換”這一問題上存在漏洞，莫斯科看到並積極抓取了這一漏洞，相反，如果莫斯科消極，也就沒有當前的“敘利亞博弈熱點”了，美英土著與猶太資本便可以更早聯手，向莫斯科（及北京）展開（更大規模的）攻勢了…… ]
伊拉克強勢威懾阿拉伯石油王權，波斯灣有可能陷入亂局，那麼在莫斯科的支持下，馬克、法郎有了機會，可以進入中東分割美元的石油結算權……但是美英擁有一項博弈權利——要求歐陸和猶太資本先行配合美英令蘇聯解體，而後西方資本才可以展開它們之間的博弈。同時，薩達姆的行動顯然是在向美帝國爭寵，卻很少摻有與歐陸合作的意圖，哪怕是間接層面的博弈合作，而此時及此後相當長的時間內，歐陸也無力、無手段深入介入波斯灣博弈（有美英海軍力量在面前，莫斯科方向也無力做出關鍵性策應，薩達姆根本不需要知道法國是不是也有能夠開進波斯灣的海軍力量）。所以在莫斯科放棄的情況下，美帝國 “有權”邀約歐陸一同參與打弱伊拉克的行動。美英可以接受這樣的結果，因為在“冷戰後”大局中的相當長時期內，一個被打弱的伊拉克無力致亂波斯灣，也就無力支持其他博弈者，這會讓歐陸不得“快速”遠離美英立場，不能“快速”形成——莫斯科聯合歐陸、猶太資本、中東石油權勢對美英進行聯合反擊的機會，即美英破除了“冷戰後”即將出現的第一場針對它的“聯合反擊戰”，而美英可以繼續（聯合歐陸）打壓收縮後的俄羅斯……
那麼可以說，美帝國通過海灣戰爭打弱伊拉克，就破解了兩場“可以”發生的“聯合反擊戰”——第一場是“可以發生的”，因為它們首先是被歐陸、猶太資本兩個博弈者“準備著”但又不需要走實……第二場是可以走實的，但是需要更多條件……又，第一場“聯合反擊戰”可以爭取一個“兩陣營同時解體”的大勢，並且歐陸、猶太資本可以爭取在“冷戰後”大局中站穩根基。第二場“聯合反擊戰”基於薩達姆把美帝國的波斯灣格局打亂，並且新的格局可以延續到蘇聯解體之後，幾路博弈者再來針對美英土著破局。在兩場“聯合反擊戰”的博弈推演中，幾路博弈者不能達成協同，又，要配合薩達姆的“波斯灣之亂”需要以軍事手段為重，而歐陸還沒有獨立的軍力，俄羅斯很難在剛剛結束阿富汗戰爭之後再以強權面貌沖進波斯灣，又不可以與美帝國正面衝突…….但是幾路博弈者可以誘使薩達姆做出“異動”，並從中博取利益。
那麼現在可以說：莫斯科、美英土著通過海灣戰爭，借用薩達姆，各自避免了讓本方陷於巨大被動，以至陷入“被出局”的局面，保留了各自的現有霸權權力和繼續謀霸的機會和“機會空間”，雖然莫斯科保留的現時權益少得多……莫斯科對海灣已經無力介入，且鞭長莫及，於是需要向更大的棋局中放眼，用空間換時間，把博弈延伸到更大的歷史中去……
下邊再演繹以色列和猶太資本的博弈立場——
（1）由於蘇聯尚未解體，華盛頓（英美土著）還不能確知蘇聯將“收縮”到何種程度，同時這個“收縮程度”又取決於時局走勢，那麼猶太資本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挾持美英土著的“冷戰大局觀”。於是，猶太資本能夠與莫斯科合作，從海灣戰爭中套取利益。但猶太資本也讓莫斯科拿到了針對它和以色列的權利（籌碼），所以莫斯科比猶太資本更有理由策劃這場“海灣局”。
（2）“冷戰後”的中東，與美英爭逐的主角將是歐陸（德、法）。由於歐陸無法在波斯灣與美英博弈軍力，原則上它就希望波斯灣-中東格局能足夠複雜，而美英打弱伊拉克讓中東石油政治格局變得簡單，就等於壓縮了歐陸的捭闔空間。那麼歐陸就需要更多來自猶太資本的配合，猶太資本就獲得了一份更大的去歐陸佈局的“權利合同”（當然，如果沒有海灣戰爭事件，歐陸為了分裂美帝國，也需要向猶太資本做讓步，允許它登陸歐陸）。反過來，如果沒有這場“海灣局”，歐陸就能拿到針對猶太資本的更大籌碼（猶太資本在美帝國腹內所以不夠安全，需要歐陸的幫助），則猶太資本很難登陸歐陸或者“成功登陸”歐陸，而如果猶太資本不能“成功登陸”歐陸，它就將失去充分的縱橫空間，無從捭闔博弈，將被美英土著圍殲在北美——一個叫做曼哈頓的小島上。
（3）伊拉克這個威脅解除之後，美帝國很難再找到或者樹立另一個與（薩達姆的）伊拉克分量相當的，哪怕分量相近的替代者去威脅以色列（就此不妨考量：為什麼與以色列不相鄰的波斯人的伊朗卻需要喊出，“可以”喊出“把以色列從地球上抹去”這樣的語文句子）。那麼以色列解除了威脅它國土安全的那個最強的，也是最切近的威脅，即猶太資本基本破除了美英資本針對自己的“這種”籌碼（利用代理人施加威懾與攻伐），從而在中東地緣政治中也打開了博弈空間——空間和時間對於缺乏政權支撐、地緣支撐的猶太資本來說，就是“國土”，就是地緣縱深。
——華盛頓、莫斯科、猶太資本都在薩達姆看到的那一盤“局面”之上，再做一了局。
博弈局面中隨時產生新的佈局與變局——局中有局，借局佈局。無中生有，樹上開花。
文／空蕩的原野
2012-4-7
《瞞天過海連環策－ 911大棋局全景推演》
《瞞天過海連環策－ 911大棋局全景推演》
《瞞天過海連環策－ 911大棋局全景推演》
〇 要點提示
1．直接地，“911博弈”是發生在美元資本與歐元資本之間的一場生死決戰。通過爭奪貨幣霸權，“美元帝國”與“歐陸帝國”（借殼“歐盟”）這兩個政治實體又要爭逐全球政治霸權，而爭逐全球政治霸權又不過是為各自所代理的那一路資本盜取壟斷地位服務……就此，全球各路博弈者演繹了一輪錯綜複雜的“大棋局”攻伐，俄羅斯、猶太資本（+以色列）更全力運籌、實施各自的爭霸野心，而一些次要博弈者雖然審慎行事力圖自保，卻不免或被借為棋子，或遭到訛詐，或被淘汰出局……
2．在這一輪全球爭霸博弈中（當然也包含“反霸”內容），“911攻擊事件”是足以改變“全球大棋局”宏觀走向的一個最關鍵節點，是由一組博弈者主動發起的一個“破局性事件”，它們通過“911事變”扭轉大勢，一時“轉敗為勝”，所以本文把這一輪全球大博弈擬名為“911博弈”或者“911大棋局”。
3．有三路博弈者參與了“911事變”（“911攻擊事件”），它們是：白宮（美英土著資本及權勢集團）、海灣石油王權、猶太資本（+以色列）。此外，“埃及政權”也勉強可以算作第四路（邊緣）參與者。其中，猶太資本做為整個“911大棋局”的“最終策劃者”並未直接參與“911攻擊事件”……白宮不僅是“911大棋局”的“最高策劃者”和最高操控者，還做為主要行動者參與了針對美國本土的“911攻擊事件”……海灣王權向基地組織最高層發出指令，本.拉登接受指令並驅動基地組織，與白宮配合上演了9月11日的攻擊事件……埃及最高權力核心（或者只有穆巴拉克一人）是否知曉，或者知曉多少“911策劃”的相關內容，從而是否向基地組織二號領導人紮瓦赫裏發出指令，或者埃及最高權力核心在“9月11日事件”中的實際角色——本文尚未能就此做出可靠推演，但至少可以確定的是：這個“埃及最高核心”在“911大棋局”中另有重要角色……
4．站在基地組織背後的博弈者是“沙特王權”（代理海灣王權及其資本）和“埃及最高權力核心”（“意圖”代表埃及國家利益）。又，做為博弈者的“埃及”可謂是以色列（+猶太資本）找到的“鐵杆”戰略盟友，是以，在“大棋局”之縱橫捭闔中，基地組織有時也需要，也能夠間接執行猶太資本的戰略意圖。
5．在“911策劃”中，由沙特人本.拉登領導，並以沙特籍人為主要成員執行“911攻擊”，以及（或者）他們承認對事件負責，其目的是——海灣王權由此向美元帝國交付了一張“投名狀”，即，由於美元帝國由此可以把海灣王權指證為美國的敵人，白宮就可以迅速廢黜海灣王權，所以海灣王權不可以叛離美元立場（廢止“石油美元”或者出爐“石油歐元”），再所以美元帝國就不需要廢黜海灣王權——由此，雙方就“石油美元”達成更為緊密的“勾結合同”。（這算是一則“瞞天過海”，也做為“911大棋局”之一處“棋眼”）
6．阿富汗地處偏隅，國家體量中小，政治鬆散，在“大棋局”中長期處在被動位置和邊緣位置，政權博弈能力偏低——恰是這些互為因果的因素，才使得這個地緣政治地圖中的“地理國家”突然變成一處最重要的戰略節點——可供強權切入。美英強權通過阿富汗重置了中亞“能源管線政治”，和借阿富汗為跳板向周邊國家縱橫捭闔，從宏觀、微觀上改造了中亞-中東地緣政治，乃至一時重置了全球政治地緣……
7．關鍵地緣政治目標：埃及，土庫曼斯坦，印尼（當然還有阿富汗，伊朗，伊拉克）……
8．關鍵地緣政治工程（地緣政治手術）：“北約反導”，巴傑石油管線，“大地中海計畫”……
9．一號醬油男：英國。在近現代歷史中，英國政權高效代理了英國本土資本利益。而今天，英國（政權及其資本）遊走在美、歐之間，實際身份卻是美帝國使派的008小弟，行無間道，手中醬油瓶要在關鍵時刻助美帝，砸法、德……
10．法蘭西（2011-3）攻伐卡紮菲（格達費），海豹突擊隊（2011-5-1）刺殺本.拉登等事件都可以視為“911大棋局”的重要後續組成部分（或可視為新一輪大博弈）。
刺殺本.拉登事件還是美英土著、猶太資本、海灣王權（也有莫斯科、巴黎）之間擺開的一局“無間道”。
11．……
〇 從“冷戰收局”到“911大棋局”
緊隨蘇聯解體，“歐陸聯盟”立即形成（蘇聯正式解體不足1個半月之後，即1992年2月7日，“歐共體”12國外長和財政部長在馬斯特里赫特正式簽署），即，“蘇東解體+蘇聯解體”與西方資本陣營分裂同時進行，互為博弈因果，或者說，“歐盟”成立、且獨立於美帝國本就是“蘇聯解體局”的一部分。此時，美英土著資本不能正面攻掠歐陸，既不能對歐陸施加全面控制，也不能正面遏制歐陸的爭霸前景，因為那樣必將導致歐陸背離美英，去借重莫斯科的軍事、政治、地緣力量對美英施加反制。以及，猶太資本也不會允許美英土著攻掠歐陸，它會以引爆美帝國金融危機、經濟危機為手段掣肘美英，因為美英土著在解除歐陸這個最強對手之後將立即返身圍殲猶太資本（乘俄羅斯極衰之際，而中國不具備爭霸全球的地緣條件和實力條件），且猶太資本還必須保留歐陸做為它可以出逃的目的地。而且，全球各國政治力量、資本力量同樣需要掣肘、反制美英土著的單極霸權。那麼可以說——“美英土著不可以正面攻掠歐陸，從而歐陸獲得獨立博弈者資格”也正是“蘇聯解體局”即“冷戰收局”中已經包括，已經預置的一個邏輯內容，這個邏輯內容與邏輯關係也是“蘇聯可以選擇主動解體，敢於選擇自主解體”的博弈邏輯前提……反過來，從蘇聯解體到“911”此10年間，西方資本陣線內部的叛局之所以未能發生，也是因為其陣線內部尚未形成一股具備更多利益協同的背叛勢力——歐陸意圖獨立于美英，但是各國做為中小博弈者需要一個明確的共同利益或（及）前景做為盟約，才能形成一個強大的“叛局同盟”，具體地，歐陸需要通過拿到“金融武器”從而把歐陸各國轉變成為各國資本利益的聯合體，從而成為一個確鑿的“大國博弈者”而不會在美英的壓力下分崩離析——歐元正是這個“共同武器”。所以，新一輪的“全球大博弈”的主題來自“歐元出世，及怎樣出世”，它是“蘇聯解體博弈”（冷戰收局）之後又一輪具有轉折性意義的“大博弈”。即是說，當“蘇聯解體博弈”經過了大約10年的後續運演，針對暗中生衍變化的“大棋局”（和各方博弈者共同參與構建的“大局觀”），主要博弈者必須考慮出爐一輪新的“全球大博弈”了。
從人口規模、經濟體量與品質、科技資產到文化資產，歐陸都勝過美國，或者可以迅速勝過美國，哪怕是縮減版的“歐陸帝國”。所以，歐元霸權“可以”在“市場規則”之下取代美元霸權。而且此時，美元總面值已經超出美國的經濟規模和經濟實力，包含了那部分由霸權帶來的數額。那麼一旦歐元取得石油結算地位，哪怕是在“石油美元”之下成為第二結算貨幣，美元霸權也要被終結，“美元帝國”將不復存在，美國經濟將走向崩潰，而美帝國舊的帝國之本、即實體生產力也已經部分被放棄，沒有放棄的那部分生產力也將在美元失去霸權之後繼續衰落——200多年的英-美全球霸權也要當即終結。
是以，“歐元出世”是繼“蘇聯解體”之後又一次深刻影響到全球爭霸-反霸格局的重大事件，當然，它的由來（之所以能夠出世）也是一次“博弈事件”，是由全球爭霸-反霸歷史演繹而來的一個後果，和“大棋局”的一個新的主題性內容。它或者足以改變全球霸權-反霸格局，推翻美元帝國和美英傳統霸權，或者美元資本和美元帝國成功維護它們的既得霸權利益。此時，全球各路博弈者必須針對“歐元出世”重新做出捭闔縱橫，以能爭取一個于本方有利的“大棋局局面”（針對1975年“美元帝國”以“石油美元霸權”為武器向全球社會發起的“貨幣戰爭”，從後期到收局的“冷戰進程”也可以看做是全球力量對美英霸權做出的第一輪反抗與反制）。其中，美元帝國及舊霸權體系下的既得利益集團要針對“歐元出世局”做出破解（破局）……
本文將通過“博弈邏輯”推演並顯示——“911事件”就是在這一“大局觀”背景下由美英土著資本、猶太資本、海灣王權三路博弈者共同精心設計、實施的一步“大棋”，一個它們用以“突破由‘歐元出世局’而引起的全球大棋局新走勢”（破局）的重大“博弈事件”，它的真相就只能是“博弈真相”……當然，參與陰謀策劃的三路博弈者之間也必然存在的捭闔鬥爭也構成“911大棋局”的重要內容。
〇從“美帝國”到“美元帝國”（1）全球化與東亞金融風暴
從蘇聯解體到歐元出世這10年間，美英土著既然不可以正面攻掠歐陸，那麼它是否可以“退求其次”去華爾街圍殲猶太金融資本呢？答案也是“不能”——此一時期的美帝國，它的權力功能還不能擺脫冷戰機制（冷戰也並沒有真的過去），美英土著資本在對外立場上能夠長期達成一致（通過美國式“民主”政治），但在美帝國境內，美英土著這一路資本尚未形成為一個獨立的博弈者能夠去同有著千年歷史和有著緊密利益關係的猶太財團或曰“資本民族”（在馬克思的概念下）進行全面的博弈鬥爭。而且，一旦美英土著敢於圍殲猶太資本，則不僅猶太資本要“跳牆”，要致亂美國金融、美國經濟，讓美英不可能在那10年之間走到它全球霸權的極盛頂點。更加，歐陸也必須提前謀動，包括不會配合美英去竭力打壓俄羅斯而是必須聯合俄羅斯，則美英不僅算不上贏得“冷戰”，還要因為內部爆發叛局而直接失去霸權位置……
這也是說，在“冷戰收局”這一盤棋局中，與莫斯科對弈的白宮實際上已經是一個被猶太資本靈魂附體的白宮，或曰“冷戰收局”是在莫斯科、白宮、猶太資本、歐陸（主要是法國）之間做出的一次“大變盤”，並且在這幾路博弈者之間還不能論出勝負，而猶太資本正是這一盤“冷戰收局”中的縱橫家，是以不至於讓自己在冷戰後置於美英土著資本的刀俎之下。不止於此，對於“沒有祖國”且至少“懷璧其罪”的猶太資本，它的“大棋局”必須籌謀更深，更早，包括1975年“石油美元”之所以出籠，怎樣出籠……當然，猶太資本必須順應大勢，包括順和美英資本的利益及其大局觀，更利用美英土著資本、“美帝國”、“正常的美國”之間的矛盾，才能做到借勢佈局，乃至借局佈局……
那麼既然此時不能鯨吞猶太資本，美英土著就勾結猶太資本，通過“全球化運動”在全球布下經濟-金融大棋局，對全球實施金融掠奪和經濟剝削（90年代初“全球化”概念出爐並被熱炒。1995年1月1日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並開始運行），包括通過金融手段直接掠奪、收割東亞、俄羅斯的財富、實力與潛力，也削弱這些博弈者的博弈實力。同時，美英土著借“全球化”繼續擴張外勢，壯大美元資本的實力與勢力，增強霸權美元對全球的金融控制力。又同時，白宮在東歐、中亞，在車臣問題、“歐洲反導”等問題上聯合歐陸進一步打壓、拆解俄羅斯，讓那個針對它（美英土著資本）的叛局失去來自俄羅斯的強力支撐，再圖返身迫降歐陸，圍剿猶太資本。又同時，美英土著資本也利用“全球化”這一時間進程（美帝國和美元帝國的擴張進程）從冷戰身份中走出來，恢復其“傳統資本立場”，即用“美英資本立場”替換冷戰時期的“美帝國資本立場”，以能獲得一個足以制約乃至鯨吞猶太金融資本“集團”的“獨立博弈者身份”。由於猶太資本勢力已經滲透到美帝國各重要領域，美英土著資本還需要借重倫敦去完成它的佈署……對此，猶太資本必須找到反制手段——
〇從“美帝國”到“美元帝國”（2）猶太資本的“土著”盟友
在冷戰時期，猶太金融資本的“集團”屬性也有所淡化、或曰被淡化運行，但是“金融民族”卻始終做為一種不會失去的集團性立場，因為——這個立場首先就是由金融資本的內在屬性所要求的，即由金融資本的壟斷性所要求的，而不是首先出自“民族屬性”的要求。所以在“美帝國”時期和“美帝國”向“美元帝國”轉向時期，資本金融化和金融資本走向壟斷化的進程始終未斷。而且，猶太資本借其歷史繼承性一直在持續壯大，而這又是因為維繫“金融壟斷性”需要借用某種自然屬性下的“集團性”，那麼血緣關係、歷史承繼、宗教社區、文化認同、國族認同——這些未曾被，也不可能被歷史遺棄的差異性內容還是會楔入“金融資本集團”的建構進程中去，何況在美國-美帝國的歷史中，猶太金融資本一直就以民族性為根基才得以在北美立足、生根、壯大，以至謀得金融霸權……
蘇聯解體10年後，美帝國已經基本完成向“美元帝國”的蛻變。但是猶太資本必須在美國國內尋找到另一個強力盟友，或者它與某個“資本盟友”的結盟雖然不足以控制美帝國，卻能夠在美國權力政治結構中獲得一種結構性優勢，以能壓制住其他資本集團及其聯盟，和壓制住美英“土著金融資本”這個“大聯盟”，只有這樣，猶太資本才能避免被圍殲並爭取到出逃機會，或者借爭取到的“出逃權”再行做局、佈局……猶太資本選擇的這一支“土著資本盟友”就是“美英石油資本”——把它從美英土著資本群落中拉攏、分割出來與自己結成利益同盟。不過，在“鯨吞猶太資本”這一博弈方向上，只要條件成熟，美英石油資本仍然可以“還原”到美英土著資本的共同立場，而這就要求猶太資本的戰略佈局必須步調緊湊，並且要讓石油資本能夠從猶太資本的佈局中獲得暴利——猶太資本有辦法做到這兩點，辦法就是——
（1）強化美帝國以“石油美元政治”為根基的“大棋局”走向，讓白宮必須借重於石油資本的配合，也從而必須借重猶太金融資本的配合。“911佈局”就是一個關鍵性的強化步驟與手段。
（2）借白宮佈局中東、中亞之機，讓美英石油資本搶佔那裏的油田股份從而站穩“石油大棋局”立場。自然，白宮也需要這支它可以信任，可以控制的的嫡系資本來配合、幫助它展開中東-中亞佈局乃至全球佈局。
（3）在華爾街，猶太金融資本與美英石油資本相互勾結，一同套取暴利……這些可行的勾結關係，以及這一勾結能夠引導、推動白宮更堅決地走向符合“猶太資本佈局”的方向（美英土著的戰略佈局），以及這兩路勾結起來的資本能夠為，願意為白宮的戰略佈署提供現實可行的支援與配合，包括金融戰線、石油地緣政治（主要針對莫斯科）上的支持而不是背叛或背離——這些正是猶太資本之所以把美英石油資本選做戰略盟友的因由。
（那麼美帝國軍工資本是猶太資本的“國內土著資本盟友”麼？猶太資本所需要的“石油美元帝國”的確需要軍事霸權做支撐，但是此前的“美帝國”時期，美國土著資本也需要，更需要軍事霸權的支撐。而且，美國軍事工業整合著美國的大工業資源、大學資源和高科技資源，而這些資源正是“可以”構造一個“健康美國”的主要成分。所以說，美國軍工資本更靠近猶太資本的“敵手”——美英土著資本的立場。當然，在“大棋局”裏沒有“永遠的敵人”……）
猶太資本針對美英土著的策略也必須切合美帝國現階段的歷史走向（歷史慣性），這個走向至少要是——美英土著資本在全球“大棋局”中的立場將要求美帝國堅持這一走向。這就是說，並非“猶太資本+美元石油資本”的權重真的壓過其他美英土著資本，也壓過“美國”社會可以整合起來的社會力量、“民主力量”，從而兩路資本能夠挾持美帝國走向“美元帝國”……猶太資本拉攏一支“土著資本盟友”只為避免被土著資本鯨吞，而美英土著資本預圖鯨吞猶太資本也不是為了回到一個傳統的“美帝國”或者“美國”（所謂非帝國的“美國”根本不曾見存於歷史），而是要把這個金融帝國和通過它而向全球社會榨取的金融暴利收歸己有，而且面向全球“大棋局”，美英土著也要爭取剪除猶太資本這支“第五縱隊”……美英土著資本（及其權勢）、猶太資本都知道——從“美帝國”到“美元帝國”的轉變具有歷史必然性，而猶太資本只能參與、投機到這一歷史過程中去，卻不足以挾持它。相反，“美帝國－＞美元帝國”這個必然性轉變卻是英美資本長期從全球榨取霸權利益的歷史結果，也是“資本的全球大棋局”之博弈結果（要透徹泛解析這個問題，還需要結合所謂“美國的本質”等視角，並且需要重新解讀“二戰”，才可能一併論演，所以另立章節）。
主要是美英土著資本中的大資本才有權力-能力-影響力去收割猶太資本（必須通過國家機器），所以，猶太資本“可以”通過“邀請這個敵手一起分贓”的方式至少延緩那個自己被圍剿的命運進程，進而有可以贏得機會去改變-扭轉美英土著針對它的戰略設計內容，乃至在“大棋局”中戰勝美英土著資本。當然，非不得已，猶太資本不會向美英土著大資本讓渡財富，那麼分贓的方式就是——讓美帝國經濟進一步走向“金融化”，讓美英土著大資本也貪婪于“金融掠奪”帶來的暴利，包括向美國國內做金融掠奪和向全球做金融掠奪，以及，讓美英石油資本能夠與自己共同套利和去中東圈佔油田……這應該也是這一輪美國金融危機-債務危機的資本動機與資本動力——如果說金融壟斷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那麼這種捆綁關係，及“大棋局博弈關係”就具體演繹了“最高階段”的現實形態，和壟斷的現實形態，而這種“捆綁（勾結）”還追加了這個帝國圖謀“統治全球”的“邪惡動機”。
有了石油資本這一路“土著盟友”，猶太資本可以影響白宮的戰略定向，主要是讓“白宮的大棋局”的步調有利於“猶太資本的大棋局”步調，而且在操作層面，兩路資本也有必要進入白宮（白宮是美國大資本的代理人，只在“操作層面”擁有權力）——這兩路資本共同扶植小布希、切尼集團上臺，因為兩人及其政治家族（後臺）並不算是美國政治家族勢力中的主流與強者，“猶太資本+石油資本”容易賄買和拉攏他們，並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他們，也包括威脅——指證他們接受了石油資本的賄賂。當然，小布希和切尼出賣的只是美英土著資本集團的戰略“步調”，並沒有出賣那個戰略“本身”。而且，猶太資本要借局佈局（借白宮的佈局去展開自己的佈局），就還必須為美英土著資本的“大棋局”提供一個後者一定會接受的宏觀大策，且這個“宏略大策”——必須符合白宮的戰略遠景，必須切實可行，必須是超過（美英土著自己的）其他策劃的一個“上策”，才可能成功“賄買”白宮（的某些辦公室）。當然在設計中，猶太資本會讓這個贈送給白宮的“上策”必須在猶太資本的配合下才可能實施並完成，以免被美英土著修改策劃內容，以至於被“將計就計”，被布下“局中局”……那麼，以“911事件”為“棋眼”，一個“911大策劃”早已出爐，開始演繹了。鑒於棋局之大，佈局之重，完全有理由把它看做是同“冷戰收局”（蘇聯解體局）同等量級的新一盤“大棋局”，是繼“冷戰收局“之後的新一輪全球大博弈。
（因時間和精力有限，也缺少資源去仔細窺察美國內政及美元資本的內部鬥爭，本小節中的分析性內容或存偏頗。）
〇 從“美帝國”到“美元帝國”（3）“911事變”的原始底圖
既然美英土著資本不可以正面攻掠歐陸，也不可以立即返身收割猶太資本，那麼美英與歐陸這兩路資本之間能夠達成媾和麼？——“美、歐分立”做為“冷戰收局”的博弈結果，與“可以媾和”相對應的博弈內容就是——冷戰尚未真正結束。當然，就“西方陣線”依然存續來講，美英帝國與歐陸一直在媾和中，不過它們這個勾當也受制於“大棋局”……具體地——
（1）德國、法國一直自我保存為兩個“完全經濟體”，歐陸更是一個超大的“完全經濟體”，鑒於巨大體量，也鑒於科技對產業的依賴而失去科技優勢也就失去一切競爭優勢，歐陸也只能繼續走“完全經濟”路線。那麼其實體生產力不可以被美元霸權統治或者被美元資本吸血。
（2）歐陸的體量、實力與潛力高於美國，並且這種差距將繼續拉大，尤其美國實體生產潛力已經衰落。這種前景下，歐陸沒有理由放棄爭霸野心。
（3）鑒於第（2）條，美英資本無法以美國本土實體經濟為本去同歐陸做“自由競爭”，那麼美英土著資本一定會把自己定位為盤剝者，這又要借重于金融霸權-貨幣霸權而這個霸權它已經在手。
（4）如果美英與歐陸媾和，猶太資本將立即被美英土著鯨吞，所以猶太資本必須予以反制，且不計代價。
（5）美、歐媾和的後果將是——它們要在全球重演“殖民地時代”，雖然形式會有所不同。而這是全球正義力量都不能接受的，包括俄羅斯、中國、阿拉伯等等，而某些國家還要被霸權者借為“棋子國”（典型地就像曾經的日本）……當然，所謂（1）（2）（3）（4）都是從“大局觀”中抽象出來的片面，任何單一理由在“大棋局”中都不免侷促，所以在“大棋局實際”中都並不能單獨成立……
美英土著資本不可以正面攻掠歐陸，也不可以立即返身收割猶太資本，美英與歐陸這兩路資本除非通過捭闔贏得這盤“大棋局”否則也不能達成媾和，那麼“美元帝國”可以回到“美帝國”麼？簡單看來——除非徹底改造美國社會，讓美國從美英霸權體系下獲得真正的獨立（脫離由霸權體制支援的“暴利模式”，包括停止通過“全球化資本主義”向全球人類社區“吸血”），美帝國或者“美元帝國”的國內實體經濟就不可能恢復競爭力。然而，出於壟斷資本的本性，美英土著資本是不予考慮“退出全球霸權”的。更何況，歐陸資本以實力為基礎正在要求取代美英資本的全球霸權地位，則即便出於金融資本之間的壟斷鬥爭，美英資本也不會主動放棄霸權包括美元霸權——除非它能夠會同歐陸資本從“大棋局”捭闔出一個隻只它們有利的媾和結果才勉強算是“放棄霸權”，這樣，問題就又回到這盤“大棋局”……而在“大棋局”中，歐陸與美英帝國分別已經擺出“歐元出世局”（做為“冷戰收局”的繼承和後果）、“全球化局”，大盤面上——歐陸資本有望借助包括莫斯科在內的國際力量而從“歐元出世局”一舉贏盤，而美英土著資本坐擁美元霸權、軍事霸權和讓它相當自負的“軟實力”（主要就是從英帝國500百年爭霸史和英美200餘年霸權史中“積澱”而來的戰略能力），且猶太資本在美元與元的大決戰中（至少在決定戰局走向的第一輪戰役中）必須站在美元立場……
而且美元及“美元帝國”已經在全球做出佈署，布下戰場和陣勢，布下“局中局”，僅就此，美元帝國也不準備回到一個“正常的美國”，那麼鑒於
（1）美帝國已經走向“美元帝國”而這個轉向必將影響美國本土實體經濟，以及美英為維持其全球霸權而需要遏制歐陸、東亞經濟的發展從而也必將損害美國本土經濟。
（2）美元為維持其貨幣霸權而“需要”遏制歐元，從而“美元帝國”需要對歐陸經濟做有限打壓，這也將影響到美國經濟。
（3）“美元帝國”為壓制、打擊、控制歐陸、東亞博弈者而“需要”推高油價，因為推高油價既能讓“美元帝國”拿住針對歐陸、東亞博弈者的籌碼，也能直接打壓歐陸、東亞的經濟。而且，美英石油資本和猶太金融資本還要從高油價獲利和通過對油價的控制去金融“市場”套利。並且，白宮為拉住海灣王權也需要向石油王權讓利。再加之，美英、歐陸、俄羅斯必將爭逐中東從而不可避免影響到油價——但是反過來，高油價也勢將打擊全球經濟、也包括美國經濟。
（4）不論美英土著資本還是猶太資本都要強化自身的“財勢”以能在美帝國國內的權勢爭奪中取得優勢，去“挾動”白宮，猶太資本還需要綏靖其他美英資本以能讓它們在“美元帝國”之路上有利可圖，而這必將加速、加劇美國社會的貧富分化……這些（由霸權主義自身引起的）因素必將衝擊美國經濟，影響美國“公民”和“納稅人”的生活水準，那麼美元資本一定已經深入考慮了“怎樣可以避免被革命”這種問題，也考慮了當它們對“大棋局”做出系列佈署時不可以受到國內（社會）博弈的限制、牽制。就此，美元資本一定責令白宮做出預防，拿出預案——
“911”事件不久（2002年6月6日），美國總統小布希宣佈將成立“國土安全部”，曰“防止美國本土再次遭受恐怖襲擊”。又，華盛頓“針對恐怖主義”出臺了“相關法律”……但實際上，白宮的真實意圖卻在於控制美國民眾和美國社會，以阻止非常可能爆發的社會反抗乃至國內革命。那麼可以說——“美元帝國”的財團早在“911事件”之前的那段時期（向美元帝國過渡時期，就早已把打壓美國國內民眾（的反抗甚至革命）做為它們的一個重要博弈目標了。即是說，設計一場針對美國國家和國民的重大恐怖攻擊也是為了加大美帝國的國內管制，為鎮壓美國民眾而準備社會政治環境與機制——“911攻擊”就是它們所需要的“最適合”的方式，即911就必須是一次讓美國國民恐懼的，讓美國公民生命遭受很大損失的悲情事件。
當然，後文中將要推證：在“911陰謀”中還合成了美元帝國的另外三個重大戰略性目標，而這個“壟斷資本要保證它們對美國民眾、美國社會的統治”只是其目標之一……之所以說這個目標（“恐怖主義內政”）才是“911事變”的原始底圖，主要是因為——在原理上，其餘幾個戰略性目標都可以經由其他策劃去佈署和實施，卻唯有“恐怖主義內政”讓美元壟斷資本最難另尋途徑去實施……今天，美元資本針對美帝國國內的統治仍然需要“恐怖主義內政”（也包括控制、轉移種族矛盾等多種國內矛盾），那麼可以判斷：由美元資本發明、發動的這場針對“美國”的“恐怖主義戰爭”就不會停止。但是，美元資本又不能讓恐怖攻擊在“貨幣戰爭”大環境下衝擊“美帝國信用”從而衝擊美元霸權，所以，美元資本（或美元帝國或美英土著權勢）會選擇——
或者讓本.拉登這個“象喻符號”足夠誇張，且讓這個“符號”繼續存活；或者在烈度上限制針對美國本土的恐怖襲擊，但是讓有關“恐怖襲擊”的“事件或者傳媒事件”不斷；
或者讓歐洲或其他地方成為恐怖襲擊的靶標也同樣能夠起到震懾美國“公民社會”之效果還威脅歐陸或其他博弈者；
或者，當華爾街在白宮的策應下準備好一個金融圈套能夠讓美元（或美元霸權）先跌再起（像“911攻擊”這樣），白宮再會發動下一次針對美國本土的較大規模的恐怖攻擊（再複製一次“911博弈事件”）……
〇 大局觀第一季——白宮的難題
1999年1月1日歐元在歐盟11國正式啟動。規定2002年1月1日歐元正式流通。2002年3月1日起成員國原貨幣停止流通……
隨歐元出世，如果美元帝國及其利益“盟友”沒有做出主動應對或有效應對，則“大棋局”走向如何？“它們不做出應對”當然是不可能的，卻又全球所有博弈者（也包括華盛頓、歐陸、莫斯科）針對“歐元出世局”都必須首先參量的一則“大局觀”，在時間順序上是“大局觀第一次”。在“大局觀第一季”視野下，足以衝垮美元霸權及“美元帝國”的路徑有四條——
1．伊拉克、伊朗、俄羅斯、中亞（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阿塞拜疆），乃至還有委內瑞拉這些能源出口“大戶”中的多數選擇以歐元結算其能源出口，即出爐“石油歐元”——雖然美元帝國有望保住海灣石油王權這最大一路石油輸出勢力，已經大而無當（總面額已經遠超它的實際“價值”）的霸權美元也將倒塌，美元帝國的最好的結果是它將緩慢崩潰（但是“大棋局”不會如此簡單，美元帝國只能迅速崩潰……）。
（2000年11月，伊拉克央行宣佈以歐元替換美元作為外貿結算貨幣，並把100億美元外匯改換為歐元。
2000年12月24日，伊拉克宣佈，伊政府決定自2002年初開始正式以歐元替換美元作為外貿結算貨幣。）
2．東亞，主要是中國、日本停止美元外儲，改為儲備歐元。以至於東亞拋售美元，或者積極同石油出口國啟動“石油歐元”……
3．在“大棋局”變化之後（美元帝國不能完全封鎖住第1、第2條路徑），海灣石油王權向歐元立場轉移，出籠“石油歐元”或者也同時保留“石油美元”——即便海灣王權同時保留了“石油美元”（出籠“有限石油歐元”）以能夠在美英、歐陸之間縱橫求存，美元霸權及“美元帝國”也必然走向終結。
4．借美元-歐元之間的決鬥，並且推助這場決鬥，莫斯科有機會攜領中亞，聯合伊拉克、伊朗，乃至還有委內瑞拉，去啟動一個“俄佩克”，對抗以至於取代“歐佩克”，或者拉攏歐元甚或拉攏歐佩克，去重建全球貨幣秩序——則美元帝國勢必終結，而莫斯科有望獲益極大乃至向第一霸權邁進……
這四條“大致”路徑是所有“大棋局”博弈者都必須要看到的（除非某些次要博弈者欠缺基本的戰略能力，或者它在政權機制上壓制了自己的“國家戰略頭腦”，或者某些小國地處偏隅在‘大棋局’中根本算不上一路棋手）。當然，“大棋局實際”一定會向複雜化演繹，但不論多麼複雜，對於預圖維續美元霸權和美元帝國的資本及其野心來講，它們都必須成功封鎖，且同時封鎖這四條足以摧垮美元霸權的路徑，因為任何一條路徑都足以“單獨”摧垮美元霸權，或者至少把“大棋局”迅速引向對美元帝國極為不利的方向從而間接摧垮美元霸權（或者就是一個路徑引發其他路徑）。並且，因為霸權者的野心，也因為在“大棋局”中美英帝國和美元帝國已經站在霸權頂點所以“不進則退”，它們還會力圖在防禦的同時謀求進取……不過在四條路徑中，尤其第1、第2條路徑，讓白宮破解起來何其困難，而四條路徑又複合在一起，主要博弈對手又已經捭闔縱橫，還將繼續縱橫捭闔（視‘大棋局’變化，視白宮的應手），看起來這簡直就是美元霸權和美元帝國的“死局”。
當然，“美元帝國”手中還是握有自己的優勢，其優勢有四：
1.軍事優勢。
2.尚能一時操縱的霸權美元和金融控制力。
3.一時尚未被廢黜的全球霸權地位。
4. 所謂包括戰略能力在內的“軟實力”……
但是，在“歐元出世局”開始演繹之後，至少多數主要博弈者能夠看到這個大不利於美元和美元帝國的“大棋局”，也就看淡了美元帝國、美英帝國的霸權前景，所以美元帝國的優勢就只剩下一樣才算得上可靠，即軍事優勢。
〇大博弈第一季——“北約東擴”，及莫斯科的戰略
足以衝垮“美元霸權”和“美元帝國”的四條路徑中，第1條無疑最為核心，最為吃重——顯然，白宮絕難改變莫斯科的立場，也絕難改變歐陸的立場，因為歐陸明確看到自己的霸權前景即在眼前……然而，所謂“大棋局”是“列國”的“大棋局”，歐陸與俄羅斯的戰略目標、戰略利益不可能——在一條路徑上高度會合而其矛盾又不可能被其他博弈者利用而放大。這就為白宮“破局”提供了條件——
在莫斯科的戰略中有一個基礎性的邏輯——
莫斯科擁有可供其成為全球第一霸權的武力優勢、能源優勢、地緣優勢（國土縱深可以同時控攝歐陸、東亞、中東），它的終極戰略目標當然是成為全球第一霸權。初看之下，莫斯科似乎有理由全力攻伐現存第一霸權即美英，直接就是擊垮霸權美元。然而，莫斯科不能允許美英霸權垮臺之後，歐陸卻拿走霸權果實成為不易撼動的第一霸權——如果想要莫斯科全力或者哪怕大力支持歐元，例如攜中亞各能源出口國並聯合和鼓動兩伊去出籠“石油歐元”，就必須有一個前提，即，莫斯科必須保留足夠的機會可以在接下來的“大棋局”中讓自己能夠控制“歐陸帝國”，或者至少不能讓“歐陸帝國”反過來（聯合衰落的美帝國）控制住俄羅斯。畢竟，莫斯科這只大熊寧要一隻對岸的老虎（大西洋對岸的美利堅），也不要一隻身邊的老虎（歐陸帝國），何況身邊的這一隻老虎還更具潛在實力。
那麼，白宮只要打壓俄羅斯，並且打壓到“莫斯科無望控制歐陸帝國”的程度，莫斯科就將不會允許歐陸霸權取代美英霸權，而是要等待更好的時機……
雖然歐陸在人口規模、經濟體量和品質上都遠超俄羅斯，但是在可供爭霸全球的地緣條件和幅員廣度上卻遠不及俄羅斯，而決定兩路博弈者勢力對比的關鍵就在東歐，即，東歐誰屬（整合或者控制）將是歐陸、俄羅斯勢力此消彼長的決定性因素——雖然蘇聯已經解體，但是莫斯科卻可以隨時糾集起原蘇聯諸邦中的多數，甚至威壓（原蘇東陣營中的）東歐幾國把它們變成“真空地區”（尤其冷戰後它們並未由倒向西方立場而獲得什麼利益），恢復莫斯科的地緣政治空間（“蘇聯解體”也做為莫斯科的一次戰略大撤退），則歐陸帝國的版圖將立即變得促狹，將全部暴露在俄羅斯中遠端導彈的準星之內，和快速反應部隊的突襲航程之內，則莫斯科可以隨時威懾著歐陸帝國……那麼當歐陸奪得貨幣霸權，卻將隨即面臨一個巨大困境——莫斯科將要搶走“霸權果實”而歐陸自己將成為俄羅斯的附庸。這時，歐陸就必須依靠大西洋對岸的美帝國做為戰略上的後方依託和“地緣縱深”，則美帝國有權繼續充當歐陸的“大哥”，從而美元地位有權繼續高於歐元地位，即“歐元霸權”和“歐陸帝國”尚不能實際成立，也即歐元稱霸之路只是一個虛幻……是以，歐陸必須支持“北約東擴”。
反過來，如果歐陸控制-整合東歐，不僅歐陸帝國的幅員得以向東做大尺度擴張，與俄羅斯之間的地緣態勢此消彼長，而且白俄羅斯、烏克蘭這兩個俄羅斯的主要盟友國和俄羅斯的主體部分（即歐洲部分）就暴露在歐陸帝國的勢力之下了，歐陸可以從政治上、經濟上、心理上滲透、顛覆、拉攏白俄羅斯、烏克蘭甚至包括俄羅斯的加盟共和國，和從軍事上以“北約反導”和空軍實力壓迫它們從而促進政治、軍事目標（俄羅斯雖然幅員巨集巨，它的人口、經濟卻高度集中在歐洲部分，這是它在戰略地緣上的主要弱點）……如此，歐陸可以甩開美英建立一個獨立的帝國了，也就可以全力向美元發起決鬥了。
是以，從進取的立場上，歐陸也必須支持“北約東擴”。
具體到“大棋局”——
如果歐陸帝國能夠把版圖著實地延伸到東歐，則在歐元霸權取代美元霸權成為大趨勢之時，美英就至少有需要去同歐陸媾和-勾結，反過來充當歐陸帝國的“小弟”，去共同壓制俄羅斯。同時，美英土著可以在歐陸的支援下順利鯨吞猶太資本（歐元不再需要猶太資本這支第五縱隊）——在美英霸權資本的立場上，這也算是它退離霸權歷史的一條“可取”之路，結果將是歐陸-美英繼續共同統治全球（當然，前提是‘大棋局’及美國國內經濟等因素已經讓白宮找不到維續霸權的路徑，而且美元土著還希望在‘大棋局’形成這一大勢之前盡可能利用猶太資本收割全球財富）。如此，歐元、歐陸將在它的霸權之路上順利前行……
反之，如果歐陸帝國不能控制東歐，它就需要美帝國的強力支撐才能制止莫斯科來盜取霸權果實，即美英-歐陸之間不易達成勾結。
那麼在歐元盛，美元衰的大趨勢下，莫斯科可以找到一個機會（或者推波助瀾製造機會），突然強力出手支持歐元，推翻美元霸權，而令歐陸被“大棋局”裹挾不得不接受莫斯科拋給自己的“雞肋”（否則歐元崩盤，或歐元區解體），或者只能去爭取把“大棋局”導入新的一輪以制止莫斯走上霸權之巔。
又或同時，莫斯科還可以借敘利亞為軍事-政治基地，支援敘利亞聯合阿拉伯諸邦去攻伐以色列，遂讓美英土著資本有機會鯨吞猶太資本，從而讓美英“可以”把貨幣霸權讓渡給歐陸……看起來，這是莫斯科幫助歐陸帝國稱霸，但是隨後，莫斯科可以聯合阿拉伯諸邦再來攻伐歐陸帝國，奪走霸權，就此，可以發現這樣的路線圖——
在歐陸搶得中東石油出口結算權（“石油歐元”出籠）之後，歐陸並沒有充分的武力控制中東各路博弈者，即便歐陸會同那個（被摧垮美元霸權而）武力衰落的美帝國，也太難全面控制中東，因為中東諸侯將得到俄羅斯的全力支援、或者也有中國乃至日本等主要博弈者的強力支持（東亞的支持強度取決於複雜的“大棋局”因素。確定的是：東亞“需要”提供強力支援）。那麼，中東諸侯在莫斯科及國際力量的支持下有機會出籠自己的“石油貨幣”（例如海元），或者它們支持一個“貨幣籃子”取代“石油歐元”這種霸權貨幣，而它們會得到莫斯科，尤其東亞的支持。那麼，“石油歐元”這只煮熟的鴨子也會從歐陸帝國的餐桌上飛走（甚或，莫斯科並非沒有機會進一步做局，去打造一個“俄佩克”乃至於“石油盧布”）……就此，莫斯科或者“中東石油博弈者”還有強力手段對付歐陸——阻斷蘇伊士運河，讓歐洲經濟承受不起高成本能源（繞道好望角）。而“阻斷蘇伊士運河”在方法上可以非常簡單，例如有夠多或者夠大的船舶“意外”擱淺或者傾覆在蘇伊士航道，隨後，其他船舶還可能發生碰撞……而且，在抑制歐陸霸權帝國這個問題上，埃及的立場根本不需要誰來動員（關於埃及的分析留給後文）……
——尤其，如果歐陸帝國不能整合東歐，美英就更有權（以向歐陸提供戰略支撐做為籌碼）向歐陸討價還價，爭取奪回貨幣霸權。或者即便歐陸能夠捭闔出一種局面令美英甘做歐陸的‘小弟’，但是如果美帝國在歐元的攻伐下衰落之路過於急驟，一個版圖促狹且暴露在俄羅斯軍事力量之下的歐陸帝國也不能放開手腳向莫斯科博弈……也所以，歐陸能夠整合東歐還意味著歐陸因此可以向美元霸權發起強勢攻伐，同時不怕美帝國以急驟的方式衰落，並且在攻伐決戰開始前，歐陸手中這個“強勢攻伐權”可以讓歐陸在它同美英的捭闔鬥爭中佔據主動位置，從而容易引導出一個有利於歐陸自己的“決勝局”。
……“911事件”前，美英、歐陸已經聯合推進、實施了“北約東擴計畫”。那麼當美元-歐元之大決戰正式開始，如果莫斯科盡力支持歐元，則要麼歐陸一舉成為第一霸權，要麼兩路資本謀和而歐、美在北約框架下聯手攻伐俄羅斯——所以，“北約東擴”莫斯科失去了全力支持歐元的必要理由，即，“北約東擴”成為了美元帝國用來制約歐元爭霸的工具。但是，美元帝國（及美英霸權帝國）只是解除了來自莫斯科的一個直接性的威脅，即莫斯科仍然可以縱橫捭闔，以迂回策略介入“大棋局”，而莫斯科的主要鬥爭目標仍然是美英霸權——俄羅斯的“黃雀策略（漁翁策略）”受阻，它就只能更徹底地走“扶植歐元路線”，和與猶太資本進一步增進協同，把“大棋局”引向複雜化，而“複雜化”也是幾路主要博弈者可以接受的。
是以，在“破局美元霸權”的四條路徑中，白宮力推“北約東擴”、“北約反導”只針對第1條路徑有效，且只能算“半效”。
“北約東擴”屬於傳統政治運作，而“歐洲反導”就可以曰做“地緣政治工程”或“地緣政治手術”了（通過實物工程改造政治，改造“大棋局”）。這樣說也是因為“反導系統”本身沒有多少軍事價值——不難從導彈技術上突破它，而且威懾畢竟只是威懾，即便擁有“全效”反導系統的北約也並不能真的對俄羅斯發動核戰。對於美英、歐陸雙方，“歐洲反導”（及“北約東擴”）的主要戰略價值就在於“地緣政治手術”——（1）它成為美、歐維續傳統聯盟尤其軍事聯盟的平臺。（2）“歐洲反導”向東推進就意味著爭取到了東歐各國的立場，即把“北約東擴”從軍事上坐實，從而進一步從政治-經濟-心理上坐實，讓“大歐洲”（歐陸帝國）在地緣上做大和做實——這符合歐洲所願，也就意味著歐-俄之間可能的聯合、聯動被自動阻斷——這是美元帝國願意看到的。
而對於準備佈署“反導系統”的幾個東歐國家來講，它們的“反導設施”反而要成為莫斯科的第一波打擊的標靶，甚至當莫斯科判斷西方的“反導系統”的確有效而俄羅斯的導彈無力突破它們，則莫斯科未必不會以單方面軍事行動或者間諜行動摧毀它們，而北約則束手無策，畢竟莫斯科並未發起一場“核戰”，規模也不算一場“大戰”。那麼東歐幾國迎接“歐洲反導”的目的就在於它們希望借此進一步融入“大歐洲”，而幾國政客階層與國內資本之的目則主要在於握有更多實際權力和做穩資本利益——寧做西方資本的附庸，不做莫斯科的傀儡。
即使沒有這場主要肇起於“貨幣戰爭”的“911大棋局”，“北約東擴”也“勢在必行”，所以還不能說“北約東擴”單純就是白宮針對“歐元出世局”的破局動作。然而在2000年小布希上臺後，美國退出了與俄羅斯簽署的《反彈道導彈條約》，此時正是“911事變”前夕，可見白宮要通過“歐洲反導”強化“北約東擴”的戰略效用。這便是白宮針對“歐元出世”在做出“破局”了。而在“911事變”後，白宮著重推行“歐洲反導”也繼承了這一戰略框架，等於深入開掘“北約東擴”的戰略內容，和能夠用一個新花式把“北約東擴牌”繼續打下去。然而，美元帝國並不真正要把“歐洲反導”坐實（除非“歐陸帝國”失去前景），因為一旦“歐洲反導”確鑿成立，歐陸將不再擔憂莫斯科，則歐元就要向美元發起總攻了，雖然那時莫斯科不意支持歐元，但歐元可以聯合東亞、海灣王權、猶太資本共同破局美元霸權（雖然三路博弈者都會向歐陸要求條件），或者同時送給莫斯科一個“雞肋”……
那麼我們在新聞中看到美帝國的反導技術總是不過關，那可能就不一定純屬偶然（當然，美帝國在“反導”的某些方面落後於中國也可能就是“技術事實”）……2009年9月，奧巴馬政府宣佈放棄布希政府時期的“歐洲反導計畫”，取消了波蘭、捷克的反導基地，聲稱將出爐新的“歐洲反導計畫”，而在地理上，波蘭和捷克處在俄羅斯與德國、西歐之間。
2010年7月，奧巴馬政府明確了這個新版“歐洲反導計畫”，它宣佈將首先佈署海基防禦系統（地中海和北海），這在客觀上把德國暴露給了俄羅斯；然後在第二個計畫步驟中，它準備把防禦基地佈署在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客觀上還是把德國暴露給俄羅斯；它的第三個“計畫中”的步驟才準備選擇波蘭做為重點投入的防禦方位（“保護”德國）……時間上，2009-2010正是美國金融危機-債務危機剛剛爆發，繼“911大博弈”之後，美元與歐元正要展開新一輪決鬥，此時白宮收束“歐洲反導”正可以對“歐元帝國”釜底抽薪，或者同時以“釜底抽薪”而達到“防患於未然”之效果（美元與歐元這新一輪次的決鬥也非常之複雜，而“新版歐洲反導計畫”的其餘具體內容也具有針對了這一輪“大博弈”）……
那麼可以理解：白宮並非一把“歐洲反導”進行到底，而是要把“歐洲反導之推進過程”進行到底。而一旦“歐洲反導”坐實，將意味著美元準備向歐元投降，或者投誠（勾結）。當然，“歐洲反導”並不構成“美元向歐元投誠”必要前提。因為原則上，“大棋局”中沒有“必要前提”——通過捭闔縱橫，暗中改寫“大棋局”，繞開僵局內容和“必要前提”，一路博弈者才可望出奇制勝！（因此針對美、歐勾結問題，或者針對美元資產走勢，“歐洲反導進程的走勢”可以做為一項預警條件，但不能絕對看待。）
……借已經展開的文字，我們繼續對莫斯科的戰略原則做一點概括性分析，當然這只是本文目前的理解（這是“大棋局”中至為關鍵的問題之一，所以需要非常謹慎）——
莫斯科的戰略應該有一個主調式（原則）——
（1）要麼突然出手給予美帝國霸權（及美元霸權）致命一擊，並由此贏得一個局面以利於莫斯科爭霸——突然性是關鍵。
（2）要麼緩步促使“大棋局”走上有利於莫斯科而不利於美帝國的路線，其“緩步”也包括“積極等待”。這又是因為畢竟美元帝國（和美英集團）掌握著更多、更強的戰略資源可供其“做局”，而美元帝國處在一個自然衰落的“歷史過程”中也因此需要通過“做局”突破困境，是以莫斯科在難以判清美元帝國“做什麼局，怎樣做局”的情況下可以選擇等待，也等待美英同歐陸，同猶太資本的矛盾進一步激化……其中（1）通常要配合（2），因為華盛頓為避免（1），將不可避免地向莫斯科做出讓步，華盛頓的戰略步調遂受到限制，則莫斯科可以由此推進（2），再由（2）為（1）儲備條件……當然，莫斯科也可以“出其不意”，不顧（2）而直接於暗中準備（1）……相對次要地，莫斯科還有其他“戰略原則”——（3）利用其他博弈者的戰略誤判，主要是利用中小博弈者相對薄弱的戰略能力，對其進行戰略訛詐（當然，美英、猶太資本、歐陸也會這樣做）。（4）時而做出野蠻動作，為實力已經不濟的俄羅斯追加“國力”……後文中，我們還要偵緝莫斯科戰略佈署中的其他內涵，如果那不能稱之為“戰略原則”的話。
文／空蕩的原野
201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