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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自由主義”“描畫”的全球化圖景中,還“要求抑制”各國的“民族主義”,換而言之,他們“只要”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不要”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前面提到過,現代資本主義列強的崛起,天然地採取民族國家的形式,國家政權與民族認同成為資本擴張與竟爭的“強大後臺,歐洲列強彼此爭奪甚至引發了兩場世界大戰。

後發國家要想維護自身利益,免遭“侵略奴役”,也只能首先以民族主義、民族認同自我組織、動員起來“與之抗衡”所以20世紀世界各地民族解放運動,“無一不是”採取民族國家的形式

民族國家的世界格局是資本主義發展與殖民主義“統治”的(反抗)“結果

放眼當前,2009年為了應對金融危機,美國還率先要求其“政府採購”優先照顧美國企業,更不用提這兩年中美之間此起彼伏的貿易戰(美翻臉不再佈道傳倡自由貿易天國福音而祭起貿易壁壘保護主義)了。我們的時代還沒到高談全球只有一個政府、人人平等的世界大同境界,“不要”民族主義的自由主義只是灰太狼刻意說給喜羊羊聽的偽善宣言而已


 

後發國家的處境與國家主義路線

──“苦悶中國一鍋粥”系列之五

 

 

前面通過對“國民性”問題的剖析,我們發現,任何概念與原則都要放到“歷史情境”中去理解,這無意間引出了從黑格爾到馬克思所推崇的那種對待概念的歷史性原則。啟蒙先賢們的理想,以民主來實現 “公意”,這是需要民眾有相當的教育程度和思辯能力的。否則無知的群氓,只能如亞里斯多德所說,是無形式的“質料。任由善於詭辯的政客來塑造和忽悠,出現民心似水,決之東則東流、決之西則西流的景象,以致民主極易成為民粹,自由反而通向奴役!

如果我們具備一定的哲學常識,比如明白所有的概念都要“回到歷史”中才有其“意義”,那麼就會對所有抽象理論、“金字招牌”與“口號”保持起碼的警惕與慎重。只可惜,我們從中學到大學的哲學教育,雖然反復地在講“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一切以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然而一拉出去真槍實戰地看問題、想事情,全都丟盔卸甲,被人忽悠進去。

 

 

比如,“新自由主義”鼓吹“小政府、大市場”,鼓吹“國退民進”,擺出一些促進自由竟爭的道理:政府權力干預市場,就沒法自由公平地競爭,造成資源配置不合理;而國企擁有很多民企所不具備的資源,所以也與民企不公平竟爭。這些道理一般地講當然都非常對,“在一定範圍內”的確也點出了一些要害問題。

但是不要忘了,“除非”我們是在一個“沒有外部強勢資本威脅”的“環境”下,除非我們的民企中也有很多能與國際列強相竟爭的資金、技術、人才等等優勢,“否則”國企退出,你能指望我們先天發育尚不完全的民企能竟爭得過強大的外企

一旦“自由放任”,“弱化”政府與國有力量,則國際強勢資本必定很快“橫掃”中國

加入WTO之後,外資(已依照其預先計劃之設定進度)已控制了我國 28個主要行業中的21個,難道教訓還不深刻嗎

 

 

與此相關,在“新自由主義”“描畫”的全球化圖景中,還“要求抑制”各國的“民族主義”,換而言之,他們“只要”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不要”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前面提到過,現代資本主義列強的崛起,天然地採取民族國家的形式,國家政權與民族認同成為資本擴張與竟爭的“強大後臺”,歐洲列強彼此爭奪甚至引發了兩場世界大戰。

後發國家要想維護自身利益,免遭“侵略奴役”,也只能首先以民族主義、民族認同自我組織、動員起來“與之抗衡”所以20世紀世界各地民族解放運動,“無一不是”採取民族國家的形式

民族國家的世界格局是資本主義發展與殖民主義“統治”的(反抗)“結果

放眼當前,2009年為了應對金融危機,美國還率先要求其“政府採購”優先照顧美國企業,更不用提這兩年中、美之間此起彼伏的貿易戰(美翻臉不再佈道傳倡自由貿易天國福音而祭起貿易壁壘保護主義)了。我們的時代還沒到高談全球只有一個政府、人人平等的世界大同境界,“不要”民族主義的自由主義,只是灰太狼刻意說給喜羊羊聽的偽善宣言而已

 

這也牽扯到另一問題,有些人說,要是沒有共和國前三十年的“閉關鎖國”就好了,要是那時就改革開放了,今天不知要發展到什麼先進程度了。更有甚者,順此邏輯一路上溯,最後“恍然大悟”:其實鴉片戰爭的爆發也不過是因為人家英國人想和我們做生意嘛,要是那時就改革開放了,“天朝”早就雄霸全球了。這調調聽起來多麼有道理,但仍然又只是“一根筋”的邏輯,脫離了特殊的歷史情境。“開放”、“開放就一定好”,這樣的觀念如今簡直和宗教神話一樣,成了我們不加反思的意識形態,成了“政治正確”!且不爭論近代以來以及建國前三十年是否我們真的就“閉關鎖國”,即使我們承認這點,也要知道,在列強環伺的局面下,政治上沒有強大的國內組織動員力,經濟上沒有與之匹敵的生產能力與技術優勢,你一開放,必然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永無翻身之地,成為人家廉價資源與勞動力的供應場所。在沒有解決國家的整合能力之前,從1840到1949,我們的經濟是如何依附於列強,人民是怎樣被壓榨,歷屆政府又被迫接受了多少城下之盟、不平等條約,我們起初連“鐵釘"、“煤油”都需要進口,經濟命脈完全掌控在人家手裏,難道不是歷歷在目嗎?如果沒有人民共和國前30年通過社會主義國家組織方式所完成的積累,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竟爭力的技術、完善的工業體系,在後來改開的時候你拿什麼去和人家討價還價?即使在歡呼全球化的今天,沒有強力的國內整合,在例如鐵礦石、石油這種國際大宗商品貿易中,我們不是還仍然喪失定價權,損失巨大?

 

現在或許更加明白,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為什麼放在第一位的是“民族”!

歷史上我們是後發國家,外有列強環伺,內無自生的、強大的現代經濟組織。面對發達國家強勢資本集團所擁有的全面優勢,只具有劣勢資本、落後技術的發展中國家,如何培養本民族的先進生產力?

進一步地,今天我們如何擺脫永遠處於模仿、低價值製造,以至幾億件襯衫換一件大飛機的尷尬處境?

看起來,只有首先靠強有力、高度組織化的國家資本力量,以及靠國家政權力量保護性地培育優秀民間企業。所以,後發國家的崛起,必然是起碼採取一種國家主義路線眾所周知,連韓國、日本、臺灣這些地區的經濟騰飛也是在其歷史上(軍事獨裁)集權主義、民族主義盛行的時期,脫離開國家政權的強力,後發國家的發展困難重重,非州許多國家都“開放”了幾百年了,到如今還是沒有自主的產業與經濟體系

 

把這樣的歷史視野進一步擴大,我們也發現,由於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是在帝國主義直接統治的力量比較薄弱的地區、後發國家,通過列寧主義政黨的組織原則與民族主義訴求的整合,成功動員發動群眾而建立起來的,所以在這樣落後的國家建設共產主義,就不得不順應兩方面的必然性:

一方面,由於組織動員起來“反帝”、反封建的需要,這種共產主義實踐已經接受了最低的民族主義民主革命綱領,且共產主義才剛剛在一國、在局部發生,而不是按經典設想的那樣,在全世界一起實現,它仍然必須以民族國家的形態,面臨國際競爭,尤其是來自資本主義陣營的競爭,因此這樣的共產主義實踐首先還是民族主義的。

另一方面,這樣的政權首先還得面臨和解決本國的“現代化”、“工業化”問題,而正是這一點又似乎造成20世紀共產主義實踐的一個著名悖論,即它必定會形成一種“反現代性的現代性”:

 

資本主義不斷擴張所展開的現代世界歷史進程,開啟的仍然是一個全球爭霸的戰國時代,它“借助”槍炮與商品(包括美文化霸權文化洗腦產業商品)“傾銷”將所有後發國家都“強行拉入”這一歷史進程使得如果不以工業化來強國,就只能永遠淪為其資源、勞動力供應地和產品傾銷地,淪為其奴隸

在借助民族主義與共產主義實現全民組織動員、民族解放、建立國家政權之後,在內生型經濟基礎薄弱而外有列強環伺的情況下,要實現工業化,它們就只能實行自上而下的國家主義路線。“蘇聯模式”於是成為那個時代最初比較成功的一種範式:高度集中,統一調配資源,實行經濟發展規劃等等。

本來,共產主義理想的初衷是要反對現代性過程中“人的異化”,而現在它自己或多或少也首先在推動著這樣一個現代性過程,建立形形色色的現代生產體系,儘管從原則上來說它應該有另一種管理與組織方式,但是探索中的共產主義道路尚不能完全提供一種完善的方式,以至它以國家力量強力推行的這一這過程有時更加殘酷。它一定是一種嚴格的“理性設計”的現代化進程,這種“理性設計” 造成的弊端,我們已在諸如阿倫特、薩特等哲人那裏看到各種各樣的批評,他們把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都歸到了“現代性方案”的範疇裏去。

 

自由主義者們會指責我們以上是在為國家集權主義辯護,然而“歷史情境”如此,後發國家的困境如此,我們不得不理解這種“必然性”。但是這種辯護並不否認集權主義的消極後果,例如官僚體系的過度膨脹、民間活力減小、個人權益與思想自由受到約束等等問題——這也是諸如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大民主”實踐一直所要“嘗試解決”的問題

只是理解了歷史的“前因後果”,我們就不會泛泛地去主張什麼“‘市場體制’就是比‘計畫體制’好”這類“空論,同時也能理解,為什麼以實現真正的個人自由為主旨的共產主義理想,在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會走向了壓抑個人自由的那一面,畢竟二戰後的社會主義“都是”在後發國家搞的社會主義,它“必須”採取國家主義路線“首先”解決工業化問題,而它的失敗,也是這樣一種不成熟模式中的消極後果不斷積累卻又得不到糾正的結果,並不能歸結為共產主義“原則”本身的失敗

 

具體到今天,我們搞“萬惡”的“房地產大躍進,以致拆遷征地過程中發生的種種悲劇與鬧劇,招致民怨沸騰,其歷史大前提仍然是體現現代化”、“工業化”的城市化進程。在這過程中,權力與資本的主動結合,當初也是基於對這一歷史宿命的洞察,儘管如前所述這種結合後來“惡貫滿盈”,招致沸騰民怨。當然,中國的情況更特殊的地方在於,它已經不僅是共產主義政權自身推動現代化過程中造成某些消極後果,而是變“修”了的政治路線與資本聯合起來,強力推行這一過程。

所以,讓我們對此不得不強烈質疑的是是否還有另一種城市化的道路、“另一種”國家主義路線,不是權力與資本的結合,而是權力與民眾的結合,實行社會主義的房屋生產與分配制度以避免權力與資本、官老爺與財主老爺結合在一起的國家主義路線所造成的種種(暴利剝削)壓制、腐敗與消極後果

 

 

本來,我們完全可以借助于社會主義民主法治的完善,來不斷消彌社會主義的國家主義路線的消極後果,但是恰恰在“應對”這種消極後果時,修正主義乘機採取了一種“投降”於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的國家主義路線。例如把全民所有制企業變成了國營、然後又是國有企業,改變了公有共用、聯合勞動的社會主義企業本質,使其與一般的資本主義企業沒什麼兩樣,只不過其資本所有者是抽象的國家或者說政府而已。如此,這樣的企業仍然是以資本增殖為生產目的、追求利潤最大化,而當它處於壟斷地位時,配合著政權力量的護航,就更加可惡了。

 

 

後發國家的處境要求“起碼”實行一種國家主義路線但是國家主義路線當然也要區分資產階級的和真正社會主義的兩種類型。既是後發國家,又要搞社會主義,搞了社會主義的國家主義路線,遇到問題馬上又“改成”了“修正主義”,然後“出了問題”又“栽贓”給社會主義

如此多的線索交織在一塊兒,難怪,中國的問題讓人很難看清

 

 

文/CTGZ(長亭公子)

 

2010-09-24

 

 

 

 

 


美國基督教霸權軍事帝國普世民主(天國福音)潛規則

 

在基督教霸權殖民擴張文明帝國爭霸世界的早期,他們有一個主要的“工具”──國家主權。當時的國家主權只有西方國家自己擁有,並且是“神聖不可侵犯”,其他國家或民族則“沒有”享有主權的權利,“只有”做殖民地的義務。在那時候西方國家內部,民主也只屬於少數有錢人,對於廣大的殖民地,根本就沒有“民主”一說,只有“被鎮壓”和奴役


二戰後各殖民地國家紛獨立,在“理論上”,各個國家的主權都是“平等”的了。然而,“爲了打破”落後的新獨立國家用“國家主權說”來“保護”它們自己,虛偽奸詐的美英基督教霸權殖民擴張文明帝國於是發明創新、運用了一些新的歪論(天國福音)和工具來“超越(干涉)”它國國家主權;比方說人權;比方說民主。這種“方式”尤其被美國“巧妙地玩弄運用”,在民主議題上,已經形成了“美國式民主的潛規則”。


第一,其他國家的(非愛國民族主義者買辦)首腦只要“迎合”美國的利益,美國就不一定要求這個國家搞“民主”。美國軍事帝國在全世界各地扶持“軍事獨裁傀儡政權”的偉業史績早已是“罄竹難書”,包括才被美國給“和諧掉”的薩達姆當年也是在美國“扶持”下上臺的。在這種狀況下,傀儡獨裁者基本上是在美國的扶持下爲了個人利益或“小集團利益”而“出賣”國家利益。時間長了也就往往遭到國內的反對。(於是)當其“扶持”的傀儡獨裁者實在支撐不下去了、或不再聽美國主子指揮了,美國便會變臉“(虛偽地)高舉”著被它描繪成永遠正確的“民主大旗”,“和諧掉”傀儡獨裁者。


第二,當其他國家的首腦違背美國的利益,美國會看情況而採取自己的“和諧措施”。當這個首腦是一個獨裁者,美國便正好利用“民主迷信”鼓動人們推翻獨裁者。

有時違背美國利益的首腦並非獨裁者,美國也會“利用”對民主“詮釋權”的掌控,將對方“抹黑(抹紅)”成反民主的獨裁者,然後再利用新的“投靠”美國的利益集團,以真民主的名義,搞“符合”美國利益的“民主改革”。


第三,“如果”一個國家的“民主”不利於美國的利益,美國不會支援它。如果在這個國家的民主問題上實在“挑不出毛病”,美國就會“找其他藉口”,“抹黑”或“醜化”這個國家或政府。

第四,當一個國家實行民主制度時,“只要”這個國家“樂當”美國傀儡,如格魯吉亞(喬治亞/Georgia)的顏色革命總統原本是個美國所教育培植、在美國開業的律師,那麽美國也願意接受。一旦這個“傀儡民主政府”的首腦對美國變心,美國依然可以通過“操縱民主”從內部將其“和諧掉”

還可以利用“民主”,再選出一個“符合”美國利益的政府首腦。在這樣的國家,幾乎所有民主上臺的政府,都“不得不”服從由美國“操縱”的民主的民意,爲了自己的權利而向美國“出賣”國家利益的民主國家也很多。

 

“美國民主”的“潛規則”實際上很簡單:只要“符合”美國利益,是否民主“無關緊要”只要不符合美國利益,民主就成爲被美國“操縱”的改朝換代的“工具”。

當然,如果連“操縱傀儡民主”也難以解決,美國就“動武”。但是,由於美國也會支援符合自己利益的獨裁者,甚至用武力顛覆不符合自己利益的“民主政府”,因此,美國“標榜”的民主常常“自相矛盾”。解決這個“自相矛盾”的“辦法”,就是由美國“自行解釋”誰是民主的,而誰不是民主的。

 

美國人自己在國家利益的基礎上,對於這種“民主潛規則”的“把戲”很清楚,只有那些被美國“煽動”的“拜民主教”癡迷者,看不到,或者不願看到美國的這一“民主潛規則

他們或者像“癡迷”的信徒一樣,以“傳教士”的熱情,在美國試圖實現自己利益的地方,替美國做“開路先鋒”,自己懷抱著殉道者的激情,不知道自己是在被美國“利用”

他們或者也像美國(主子)一樣,對“民主潛規則”了然於胸,像美國(主子)一樣,打著民主的“旗號”,一方面幹著符合美國利益的事情,另一方面以美國“利益代理人”的身份,自己也撈得好處

所以,美國基督教霸權軍事帝國的“普世民主符咒”在本質上不過是一套雙重人格雙面人“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雙重標準/雙面手法”忽悠戲法罷了。

 

 

 

 


美國基督教霸權文明軍事帝國扶植的軍事獨裁傀儡政權全球化普世價值

 

中華民國       袁世凱

美國政府支持袁世凱獨裁,限制“反袁稱帝”活動,驅逐在美居留的孫中山、黃興

 

中華民國       蔣介石

內戰失敗後逃亡臺灣島,在美國撐腰下實行軍事獨裁統治;“反共白色恐怖”清洗撲殺共黨及左翼知識人士約五、六千人

 

韓國             李承晚

在美國扶植下上臺,並發動朝鮮戰爭,任內執行美國“反共白色恐怖”政策秘密清洗大屠殺左翼人士及農民達三十多萬人

 

韓國             卜正熙

在美國「中情局」扶持策動下發動“軍事政變”上臺,1979年被刺殺

 

韓國             全斗煥

在美國扶植下通過“軍事政變”上臺,1980年“光州事件”在美國默許下鎮壓屠殺左翼學生及工運人士(美國國務院發表了“不能坐視南韓的無秩序和混亂”聲明,正式容許全斗煥軍政府以坦克軍事鎮壓屠殺抗爭者)

 

越南             吳庭琰

在美國扶植下上臺執政,後又被美國「中情局」背後扶持操控的軍頭“軍事政變”推翻,亂槍打死

 

泰國             鑾披汶

在美國扶植下通過軍事政變上臺,堅決“鎮壓”民主運動

 

伊朗            巴列維國王

在美國「中情局」扶植下通過“軍事政變”而推翻民選“民主政府”上臺成美國傀儡,後被霍梅尼推翻

 

智利            皮諾切特

在美國「中情局」扶植下通過“軍事政變” 而推翻民選“民主政府”上臺,任內執行美國 “反共白色恐怖”政策、清洗屠殺了近三萬名左翼知識份子、工會人士以推動執行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軍事獨裁統治17年

 

古巴            巴蒂斯塔

在美國扶植下建立的獨裁傀儡政府,後被古巴民族英雄卡斯特羅推翻

 

海地            杜瓦利埃

在美國扶植下通過“軍事政變”上臺,後逃亡海外

 

菲律賓         馬可仕/馬科斯

在美國扶植下建立的貪腐“獨裁傀儡政府”,遭人民起義而倉皇逃亡美國庇護

 

柬埔寨 朗諾

在美國扶植下通過“軍事政變”上臺,推翻西哈努克親王政府

 

伊拉克 薩達姆

在美國「中情局」扶植下通過“軍事政變”上臺,以和美國眼中釘伊朗廝殺對抗,

兩伊戰爭後被美國利用完成棄卒予拋棄、並遭撲天蓋地妖魔化絞死清除

 

印尼(印度尼西亞) 蘇哈托將軍

在美國「中情局」扶植下通過“軍事政變”上臺,以執行美國的“反共白色恐怖”,撲殺左翼人士及失地農民高達100萬人,並屢次煽動大規模排華運動 清洗屠殺華人約50多萬人,軍事獨裁統治長達32年

哥斯達黎加 菲格雷斯

在美國扶植下通過“軍事政變”上臺,推翻了民選的民族共和黨政府

玻利維亞 巴利維

在美國扶植下通過“軍事政變”上臺,後逃亡海外

羅馬尼亞 依利埃斯庫

在美國扶植下通過“軍事政變”上臺,齊奧塞斯庫被處死

尼加拉瓜 索摩查家族

在美國扶植下通過“軍事政變”上臺,祖孫三代獨裁統治了50

哥倫比亞 皮尼利亞

在美國扶植下通過“軍事政變”上臺,後逃亡西班牙

厄瓜多爾 卡斯特羅

在美國扶植下通過“軍事政變”上臺,後被處死

烏干達 阿明/ 阿敏

在美國扶植下通過“軍事政變”上臺,外號“吃人暴君”

 

1971年1月25日,阿明通過政變謀得權位。烏干達前總統奧博特曾經稱阿明為“非洲母親所生的最殘忍的野獸”。

阿明一共有6個妻子,結髮妻子凱麗•阿明在1971年神秘地死去,屍體被人肢解成8塊,丟在烏干達中部地區的基奧加湖裏。第二個妻子約托蒂•阿明,1973 年被人在首都坎帕拉恩德培別墅內被刺殺身亡。第三個妻子肯尼麗•阿明在英國倫敦划船湖邊開了一間西餐館。第四個妻子奧海琴•阿明在烏干達西部地區瑪格麗塔 峰山隱居起來。第五個妻子盧文莎•阿明結婚不到一年,阿明就流亡了。1979年6月盧文莎被人槍殺在首都坎帕拉基杜魯街頭。

阿明曾經殘忍地將自己的一位妻子殺害並分屍。還有一次,當他發現自己的情人有男朋友之後,居然將其當場殘殺,然後把他的屍體煮熟後生生吃了!曾經有歐洲記者向阿明求證他是否真的吃過人肉,阿明居然回答“人肉太鹹,不符合我的口味”

巴拉圭 斯羅特羅斯納

在美國扶植下通過“軍事政變”上臺,任內屠殺異己

剛果 蒙博托

在美國扶植下通過“軍事政變”上臺,非洲臭名昭著獨裁者

巴拿馬 恩達拉

為侵佔巴拿馬運河戰略通道,美國“武裝佔領”巴拿馬,“扶植”親美的恩達拉傀儡政府上臺

。。。。。族繁不及備載

 

 

 

 

世界頭號恐怖份子本拉登 —在蘇聯對阿富汗戰爭中,靠美國「中情局」“提供”的資金、武器起家。

可以發現,美國在拉丁美洲扶持的獨裁者特別多。《拉丁美洲手冊》一書中說:“僅1945年到1958年13年中,美國就在拉丁美洲策動了四十多起”軍事政變“和”顛覆“事件,”扶植“秘魯、委內瑞拉、薩爾瓦多、玻利維亞、古巴、危地馬拉和巴西等國的”親美軍人“上臺執政,這些”政變奪權“的軍事強人絕大多數都曾經在美國一專門的軍事學院接受過美國軍情特的軍事教育訓練。

 

1973年智利“軍事政變”,當時智利的民選總統阿連德只不過是傾向於社會主義,但即便如此,美國就已經“恨得咬牙切齒”了,視爲“眼中釘”、“肉中刺”,非“欲除之而後快”。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森公開宣稱:“對於美國的安全來說,智利的右派獨裁要強于左派民主”。接下來,當然是“經濟封鎖”,不奏效,就脆直接策動“軍事政變”,民選總統阿連德以身殉國。在接下來就是衆所周知的皮右翼強人諾切特“軍事獨裁統治”,因爲美國給予大量的經濟援助,於是皮諾切特也就成了發展智利經濟的“功臣”了。美國也總算達到了它的目的。

 

美國非常明白在上述的這些國家裏,資本主義處於不穩定態,如果在這些國家裏不實現嚴厲的明顯的“軍事專政”,這些國家的資本主義就不可能維持下去。而通過“扶植”“傀儡政權”,美國可以從軍事、經濟、政治上全方面“控制”這些國家。獨裁也好、民主也好,都是美國等列強爲自己在世界上謀求“支配地位”的藉口。只要不太喜歡,不管這個政權是獨裁還是民選,他都想“顛覆”。

 

1954年、1961年、1964年美國「中情局」共三次策動“軍事政變”,以推翻不願屈從于美國的巴西民選文人政府;並“支持”成立一個統治巴西二十年的“軍事獨裁政權”。

 

1961年,原多米尼加領導人特魯西略被刺死,美國插手多米尼加內政,扶持親美勢力上臺;1962年多米尼加革命黨候選人胡安*博什當選總統,但1963年即被美國策動右翼軍人政變推翻;1965年,多米尼加爆發反美愛國武裝鬥爭,美國直接派兵入侵干涉;

 

1963年起7月,美國策動以卡斯特羅.希洪爲首的軍人政變,推翻了由人民選舉的貝拉斯克.伊瓦拉總統,在厄瓜多爾建立了親美的獨裁政權;

 

 

1965年4月,美國總統約翰遜下達進攻多米尼加的命令。數日內美國出兵35000人,380飛機和40戰艦入侵多米尼加共和國,鎮壓人民起義,殺害了多米尼加兩千八百名以上的軍民。

 

1966年到1967年美國軍事入侵瓜地馬拉。此後,美國「中央情報局」在瓜地馬拉幕後策劃了歷時31年的”大屠殺”,這31年在瓜地馬拉被稱爲「血腥年代」,一共屠殺了20餘萬人。

 

1973年9月11日,以皮諾切特爲首的智利軍人在美國的一手策劃下發動”政變”,民選合法總統阿連德在與”政變”軍隊的戰鬥中殉職;

 

1983年10月25日,格林納達發生政變,這本是人家的內政,而美國卻直接派遣10艘戰艦和2000海軍陸戰隊入侵了格林納達;

 

1989年12月20日 美國出兵佔領了巴拿馬並綁架了(美國本身所一手扶持壯大的)巴拿馬總統諾列加(諾瑞加)。

 

1961年,韓國軍事強人樸正熙在”美國支持下”發動”軍事政變”,開始掌控韓國。兩年後,他當選總統,進駐青瓦台總統府,開始了對韓國長達16年的鐵腕統治,後被韓國中央情報部部長金載圭槍殺

 

全斗煥,通過軍事政變上臺的韓國”軍事獨裁者”,第11、12任總統。僅光州慘案,就有5000多人被屠殺,1.44萬多人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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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日本霸佔釣魚台的三伎倆


 

 


 

 


 

 


 

 


 

 


 

 


 

 


 

 


 

 

 

 

 


 

 


 

 

 

 

 

 

 



 

 

 

 

 


 

 

 

 

 

 

 

 

 

 

 

 

 

 

 

 


 

 


 

 


 

 


 

 


 

 


 

 


 

 

 

 


 

 

 

 

 

 

 

 

 

 

 

 



 

 


 

 


 

 

 

 




 

  1. 漢奸人才輩出中國支那的新時代汪精衛周佛海內應紛策應-不讓南方系鳳凰系普世買辦勢力專美于前 《蘋果日報》漢奸本色買辦媒體配合美日反華殖民勢力對中國文攻武嚇懾嗆抗日必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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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回應

  1. 2011/04/16 於 10:50 patchpieces

    美帝策劃扶植西藏叛亂:中情局組訓叛亂游擊隊供應武器阻止(農奴)和平解放

    阻止西藏(農奴)和平解放

      為適應“(圍堵遏制中國反共白色恐怖撲殺)冷戰”的需要,1947年7月26日,美國國會通過了《1947年國家安全法案》。該法案規定:美國成立「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簡稱CIA);只要總統授權,美國「中央情報局」就有權在國外執行各種秘密行動和准軍事行動。尤其在軍事干涉過於強硬、外交手段軟弱無力時,「中央情報局」的秘密行動便成了美國政府的第三種選擇。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美國開始公開涉足中國西藏事務,支援西藏分裂勢力的活動。美國最高決策層認為,西藏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原因是:
    其一,中國西藏位於亞洲的腹地,作為一個天然的戰略高地屏護著中國的西南地區,如果西藏被中國控制,便會成為共產黨中國向印度施加影響的基地,因而“會對南亞地區(特別是印度)構成威脅”;相反,“一個分裂的西藏”卻與美國政府所希望的“中國在某一方面出現內部崩潰”之目標正好吻合。在美國看來,即便無法分裂中國,西藏分裂勢力的抵抗也可以消耗中國的資源,從而實現削弱中國的目的。
    其二,1950年2月《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和同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以後,從強烈的反華政治需要出發,美國把中國西藏納入其對華“遏制”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中央情報局在援助西藏分裂勢力的活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950年3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先遣部隊向西康地區進發,拉開了解放西藏的序幕。「中央情報局」密切注視著西藏局勢,通過各種途徑搜集有關西藏的情報。此間,西藏上層分裂勢力也準備以武力對抗解放軍入藏,並慫恿達賴喇嘛外逃。7月,達賴喇嘛的長兄土登諾布在「中央情報局」資助下到達紐約,成為美國與達賴秘密聯繫的中間人。

      最初,美國曾試圖阻止西藏(農奴)和平解放,極力慫恿達賴及噶廈(西藏地方政府)拒絕與中央人民政府簽署西藏和平解放的十七條協定。在這一計畫落空以後,中央情報局又策劃了秘密策動達賴出逃的計畫,由於種種原因,這一計畫再次落空。然而,中央情報局與西藏上層分裂勢力的此次密謀,為1959年達賴逃往印度鋪墊了基礎。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SC5412計畫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以後,「中央情報局」積極支持並“操縱”西藏分裂勢力,策劃了一系列旨在製造“西藏獨立”、反對“新中國”的陰謀活動。此間,美國政府密切關注西藏事態的變化,積極採取措施支持西藏分裂勢力。國務院遠東司司長艾利遜認為:“西藏叛亂分子已經發展到集體的公開騷亂的階段”,“西藏的形勢正在向著符合美國利益的方向發展”。因此他建議美國政府應進一步秘密援助西藏抵抗力量。這一建議得到了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高度重視,決定由中央情報局在西藏實施NSC5412計畫——“秘密援助地下反共抵抗力量”的行動計畫。

      1954年3月15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SC)通過了NSC5412計畫。次年,艾森豪總統又批准修補了NSC5412計畫,增加了NSC5412/1和NSC5412/2文件。這三個檔均屬“遏制國際共產主義行動的秘密軍事行動計畫”。其中在NSC5412/2文件中特別規定,在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下,由「中央情報局」具體負責領導反對和遏制“國際共產主義行動”的全部間諜和反間諜行動。該項秘密行動的目標是在“受到國際共產主義威脅和統治的地區發展地下抵抗力量和秘密幫助遊擊隊活動,並保證那些力量在戰爭中的有效能力,使他們在戰爭中擴大軍事力量並獲得所需的供應品”。

      按照美國國家安會委員會第5412/2號檔的精神,由總統、國務院和國防部指定代表組成代表團,又稱“5412委員會”或“特別小組”,也稱5412小組。該小組具體指導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重大秘密行動。這意味著「中央情報局」對西藏實施的各種秘密行動計畫都由該小組決定。

    秘密援助西藏叛亂分子

      依據NSC5412計畫,「中央情報局」在中國西藏地區開始了秘密援助“藏獨”的一系列行動。喬治•派特遜是美國情報部門與印度、中國國民黨、在國外的西藏分裂分子相接觸時的聯絡員和譯員,據他後來聲稱,自從1949年起,中央情報局、國民黨特務和西藏分裂分子的聯繫從未中斷。

      1953年朝鮮戰爭結束後,中印邊界印度一側阿爾莫一帶的居民驚奇地發現:這裏居然出現了三個教育中心、兩個醫院、兩個麻風病院和一個肺病療養院。更令人驚奇的是,在這些“醫院”和“教育中心”裏根本就沒有什麼病人和學生。實際上,從1951年起,「中情局」即已開始從事西藏叛亂分子的訓練工作。阿爾莫就是中情局對西藏施行秘密行動的基地之一。

      1955年春季,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一個下屬機構開始在噶倫堡城郊徵募藏族人,先後在臺灣、沖繩群島、塞班島、關島等地秘密進行訓練,然後將這些受訓人員遣回西藏,作為發動叛亂的骨幹。

      1955年12月,在四川西部藏區(通稱“康巴地區”)的民主改革即將展開之時,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唆使和策動當地部分彝、藏族奴隸主,發動了抗拒民主改革的大規模武裝叛亂。

      叛亂發生後,「中央情報局」當即認定康巴叛軍是美國在西藏行動的可靠盟友。局長艾倫•杜勒斯也認為西藏的形勢為中央情報局的行動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會。1957年2月,中情局挑選了6名康巴叛亂分子,送到太平洋上的關島進行了為期6個月的特種訓練。當年8月,這些受訓結業的康巴特務被空投到西藏,其使命是指導叛亂並促使達賴公開向美國求援。其中兩人與康巴叛匪頭子貢布紮西取得了聯繫,並於1958年1月在達賴的夏宮羅布林卡秘密會晤了達賴的管家帕拉•土登維登。

      後來,「中央情報局」又先後遴選了170余名康巴叛亂分子在琉球、塞班等地接受訓練。因為這些高原來客不習慣海島氣候,「中央情報局」遂又在美國國內設立了一個“康巴遊擊隊員訓練基地”,該基地叫做赫爾營,位於美國克羅拉多州的洛基山脈,是二戰期間美軍第10山地師總部所在地,這個營地曾被用來訓練美軍的山地作戰部隊和特工人員。該地平均海拔高度10000英尺,與西藏的地形、氣候有許多相似之處。為了掩人耳目,1957年7月16日出版的《丹佛郵報》宣佈,赫爾營即將啟用為軍事試驗基地。在這個機密的營門口,赫然懸掛了“危險!請勿接近!”的牌子,登山者見後都以為是核廢料處理場。營地的警衛也得到了命令,凡遇未經許可闖入者,一律就地擊斃!

      在人民解放軍的有力打擊下,康巴叛亂到1957年底基本被平息下去。許多叛亂頭目紛紛逃向西藏,被西藏上層反動集團收留,重新予以武裝,繼續進行非法活動。1957年5月,在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的策劃支持下,從四川藏族地區流竄到西藏的康巴叛亂分子頭目在拉薩成立了反動組織“四水六崗”(藏語“曲細崗珠”,泛指甘、青、川、滇、藏等省區藏族聚居的地方)。

      1958年4月,從四川、青海、甘肅等省藏區竄入西藏的叛亂分子,正式與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結為同盟,將所有武裝力量統一于“四水六崗”組織之內,並分配了叛亂任務。6月,貢布紮西帶著中情局訓練的特務和電臺離開拉薩,竄到西藏山南地區,建立叛亂武裝根據地,組織了叛亂武裝“衛教志願軍”。

      “衛教軍”一成立,就立即得到美國的武器援助。當年夏天,「中情局」就在山南地區空投大批武器彈藥,計有機槍20挺、迫擊炮2門、步槍100支、手榴彈600枚、炮彈600發、子彈40000發。11月26日,中情局通過“麥克馬洪線”以南印度佔領區,又向山南地區運送武器彈藥226馱;年底,向紮古拉馬塘高地空投一批武器,約100支美式來福槍、20挺輕機槍、2門55毫米迫擊炮、60枚手榴彈,每支槍和每門炮配置300發子彈或炮彈。次年1月,又通過尼泊爾運入40馱武器彈藥。為掩蓋真相,美國只提供“二戰”時期的武器。

      「中央情報局」的援助行動,助長了西藏分裂主義分子的囂張氣焰。進入1959年,西藏武裝叛亂逐步升級,叛亂分子不僅襲擊解放軍,而且對藏民劫掠、燒殺,強迫他們反對中央人民政府。3月10日,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終於公開撕毀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發動了全面的武裝叛亂。一周之後,他們又劫持達賴喇嘛離開拉薩,倉皇出逃。

      有外國研究人員認為,叛亂者無法通過和平手段使達賴喇嘛公開站在他們一邊,是促使中情局和他們在1959年3月發動大規模叛亂的根源。這並非空穴來風。最新解密檔案表明,1958年9月,中情局決定秘密增加對叛亂者的資助,以擴大其反對中央政府的遊擊戰,此舉得到艾森豪總統的批准。派特遜證實說,在拉薩叛亂前,他的康巴朋友就告訴他,已經有了一個使達賴喇嘛離開拉薩的計畫了。1959年3月2日,印度加爾各達的《政治家報》發表的一篇匿名文章,也為上述結論提供了證據。作者極其準確地預測說,達賴喇嘛可能不願離開拉薩,但為了使他離開,康巴人將不得不製造些騷亂。

    檔案表明,在西藏叛亂的關鍵時刻,「中央情報局」認定,“達賴的出逃符合美國的利益。”在達賴出逃途中,“曾在「中央情報局」受訓的報務員緊緊相隨,把達賴喇嘛的行程隨時報告給華盛頓。”「中央情報局」設在達卡的基地與達賴喇嘛保持密切聯繫,並準備好一種適合在西藏稀薄空氣中飛行的C—130型運輸機,隨時給他們空投所需物資。兩周後,達賴一行在「中央情報局」訓練的西藏特工幫助下逃到印度佔領區。

      達賴出逃後,叛亂武裝於3月20日淩晨向解放軍發動全面進攻。解放軍被迫進行反擊,兩天內就將其徹底擊潰。隨後,西藏全境的平叛作戰全面展開,叛亂分子苦心經營的山南老巢被一舉蕩平,“衛教軍”敗逃至印度控制區。至當年底,西藏大部分地區的叛亂即被平息。

      策劃西藏“公路襲擾戰”

      「中情局」對西藏叛亂武裝如此不堪一擊大為失望,他們認為這都是反叛者集團作戰的結果。在1959年召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第403次會議上,艾森豪總統批准在中國西藏繼續實施NSC5412系列計畫。艾倫•杜勒斯分析了西藏叛亂失敗的原因並提出了未來的行動方案。他認為:首先,中國人民解放軍在西藏佔有絕對有效的軍事優勢,加之其使用飛機,西藏叛軍已被“成功地肢解”;其次,“西藏(叛亂)遊擊隊總是大集團作戰,軍事調動過於煩冗”,“他們對當地地形熟悉的優勢沒有發揮出來”。接著,杜勒斯分析了中國軍隊的困難,即解放軍數千名步兵在向青藏高原推進過程中要克服嚴峻的給養運輸、惡劣的自然條件的挑戰。因此,如果破壞拉薩——北京的供應線,北京的損失就會出現“實質性地增加”。中央情報局認為,西藏的大部分道路都築在山腰上,一旦被破壞.要用數周甚至數月才能修復;依靠反叛者襲擊公務人員和車隊以獲取中國內部情報,也成為中央情報局日益渴望的事, 因為它從中國其他地區已很難獲得此類情報。

      於是,「中央情報局」確定了“公路襲擾”計畫,將在赫爾營經過專門訓練的藏人空投到西藏,實施破壞西藏公路運輸的行動。

      在西藏叛亂正式爆發之後,被秘密送到赫爾營進行訓練的藏人數量明顯增加,最終共有259人在該營受訓。

      1959年9月下旬,中央情報局決定在康區西部的邊壩(Pembar)地區進行上述行動。邊壩位於薩爾溫江(怒江)南岸,與中國的“成都——拉薩”公路距離很近,由於中國在該路段南北支線的控制薄弱而被選中。同月,在美國受訓的18名藏人被空投到西藏邊壩地區。他們的任務是控制該地區;進攻四川——拉薩公路上的交通運輸和破壞軍事設施,襲擾並阻斷軍事運輸供給,以阻止中國政府對西藏地方的物資供應和軍需運輸;破壞襲擾解放軍平息叛亂的行動。為配合上述行動,美國中央情報局為邊壩地區的叛亂分子空投武器和物資。

      1961年2月,「中央情報局」決定實施第二輪襲擾戰。這次他們選擇了西藏茫康(MaRkham)地區。茫康位於湄公河與雅魯藏布江之間,是中國內地公路穿越康區第二條線路的終點站,也是西藏叛亂分子的聚集之地。中央情報局準備據此破壞北京的後勤運輸。3月,受過訓練的7名藏族特務由中央情報局使用C—130運輸機空投至茫康地區。

      事實證明,美國「中央情報局」對西藏地區上述兩次公路襲擾並不成功,也沒有給中國對西藏地區的控制構成威脅。由於人民解放軍對空降的叛亂分子實施了有效的圍剿,中央情報局從1957年開始空投到西藏的49名藏族特務,除10人逃到印度,2人被捕(至1979年被寬大釋放)外,其他37人不是被擊斃,就是在雪嶺荒原逃竄時死於寒冷和饑渴。

      到1960年底,西藏全區範圍內大股叛亂武裝均被殲滅,人民解放軍取得了平叛鬥爭的決定性勝利。

      “木斯塘計畫”

      「中央情報局」眼看西藏境內的叛亂武裝已無生存基礎,腹地滲透死路一條,於是又將計畫改為從境外進行長期襲擾。1960年前後,中央情報局和西藏分裂勢力決定尋求一個新的安全活動基地,由於印度不願為其提供基地,他們將活動基地從西藏境內轉移到尼泊爾。經過一番挑選,他們看中了尼泊爾境內半獨立的封建領地木斯塘。木斯塘一帶山高林密,地方首領信喇嘛教並不受政府管轄,況且緊鄰西藏邊境,進行滲透行動十分方便。不過當地人煙稀少,一切物資供應均要靠美國解決。

      1960年9月,達賴集團在木斯塘重新組建了“四水六崗衛教軍”,由此開始了在中國邊境長達十年之久的軍事襲擾。其首任總指揮貢布紮西在回憶錄中寫道,“有時,一二百人的西藏遊擊隊的活動深入中國佔領區達100英里”。然而,美國人後來承認:“這些襲擊除了給西藏部隊以暫時的滿足,並激起他們有朝一日真正進軍故鄉的希望外,作用幾近於零”。

    不過有一次,這種襲擊行動卻出乎意料地獲得了大量情報。西藏叛亂分子在一條冷僻的山路上,伏擊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一支小小的車隊,他們在一輛車上發現了幾個郵袋,裏面除了一般日常函件外,還有從北京發出的政府官方檔和軍事檔。叛亂分子把郵袋交給了中央情報局。後來,中央情報局總部的中國問題專家仔細分析了郵袋的內容,從中發現了中國官方大量有關西藏情況的資料與資料。

      除此之處,“西藏行動”未能獲得任何其他值得一提的收穫,卻繼續有氣無力地在原地踏步。

      1960年5月,一架美國U一2飛機進入蘇聯領空進行偵察時被擊落,此後,艾森豪總統下令停止入侵共產黨國家領空,這包括西藏在內。到1960年底中央情報局取消了對西藏叛軍的空投,失去物資供應的叛軍不得不獨自面臨一個苦冬,許多人因為沒有食物和住所而凍餓而死,還有一些人被迫吃皮鞋和皮革來維持生命。

      1961年3月,新上臺的甘迺迪總統重新批准了「中央情報局」的秘密計畫,於是,中央情報局又開始向木斯塘的叛軍空投武器、無線電操作員、裝備和生活必需品。

      「中央情報局」給叛軍下達的任務是,進攻解放軍分散的營地,並在拉薩至新疆的交通幹線上破壞運輸。這些襲擾行動,迫使中國在該地區增加兵力,並將西藏西部的交通線改道為青海至新疆的公路。

      當「中央情報局」決定繼續空投時,遭到了印度的反對。印度國防部長杜特向美國表示:“為了加強中印邊境的防空,堅決擊落任何侵犯印度領空的飛機,因而希望美國的飛機在將來的空投中不要飛越印度領空,也不希望美國利用西藏人在印度反對中國,而使問題複雜化。”沒有印度的支持,“木斯塘計畫”暫時擱淺。

      然而1962秋天,中國和印度爆發了一場短暫的邊境戰爭,從而導致印度政府的態度發生了明顯變化。在對待美國中央情報局利用印度領土(領空)援助達賴集團分裂活動的立場和行動上,印度由原來的反對者(至少是中立者)變成了主要的積極參與者。而且印度開始與美國在軍事上積極合作,美國向印度提供軍事援助,而印度獲得該項援助的條件之一是“與美國合作共同遏制共產黨中國”。軍事合作促使美、印兩國在情報領域展開了合作。美國中央情報局遠東地區負責人菲茲格拉德和印度中央情報局局長穆立克分別為合作雙方的代表。從此,美國中央情報局與印度情報局在援助西藏分裂勢力行動上展開了密切合作。

      美國和印度在“西藏計畫”中各取所需。美國的目的在於抵抗所謂“共產黨中國在印度與南亞的擴張”,具體行動是通過藏人遊擊行動收集解放軍在西藏地區軍事部署的情報。印度在“西藏計畫”中的具體目標是利用藏人遊擊隊對抗中國邊境的防務力量,以期鞏固其“東北邊境特區”(NEFA)的安全。12月,印度情報局實施“察克拉塔計畫”。依據該計畫,這些藏人將被組建為“特別邊境部隊”(Special Frontier Force,簡稱SFF),他們的任務是收集中國情報和實施其他准軍事行動。美國中央情報局極力配合印度情報局的“察克拉塔計畫”。除了為“特別邊境部隊”提供輔助性訓練、跳傘技術外,美國中央情報局還派出由106人組成的特種部隊為其提供“秘密的”遊擊戰術和非常規戰術訓練。

      同時,美、印兩國情報局還將受訓的藏人間諜派往西藏和中、印邊境實施偵察活動。他們通過跳傘進入西藏內地建立了20個情報站,其任務是偵察中國軍隊的集結動向;安裝感測器,用於偵察中國核子試驗及導彈試驗;截取中國軍事通訊的資訊。

      1963年11月,美國「中央情報局」與印度情報局在新德里成立新的聯合行動機構——“特別中心”。“特別中心”的主要職能是利用西藏分裂分子向中國西藏滲透間諜。他們的主要任務是深入西藏及中、印邊境地區,用無線電收集並發送關於中國西藏的社會、政治、軍事情報。美國中央情報局為其提供耐用型太陽能無線電電臺。

      在1964年1月舉行的“特別小組”會議上,美國「中央情報局」又制定並實施了新的“西藏行動”,包括:政治行動、宣傳和准軍事行動。該計畫的目的是“在西藏內部和外國(主要是印度)確立一個自治西藏的政治概念,並在中國內部培養抵抗共產主義政治發展的能力”。

    但是1964 年6月初,木斯塘爆發的一起突發事件徹底改變了美、印合作的行動模式。事件的緣由是,為尋找遊擊隊反華的“素材”,英國一家電視臺派出一個小組在派特遜帶領下,未經允許來到木斯塘。他們說服叛軍發動了一次對中國車隊的襲擊,並將這次襲擊過程拍攝下來,這使得美國中央情報局在西藏的秘密行動被曝光而引起國際社會的譁然。為此,中央情報局停發了對木斯塘叛軍的半年援助資金。

      由於木斯塘襲擊事件的敗露,美、印兩國軍事襲擾的合作行動被迫轉變為單純的情報計畫。 同年10月16日,中國成功爆發了第一顆原子彈,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美、印兩國情報局針對中國情報的合作進程。美國「中央情報局」為印度提供10架C—46運輸機和4架直升機,其中有1架C—46運輸機被改裝成電子偵察機平臺,這些飛機沿著喜瑪拉雅山麓飛行,收集來自西藏地區的電子通信情報。

      從1967年開始,美國「中央情報局」對木斯塘叛軍的援助行動開始走下坡路。這主要是因為,
    首先,木斯塘叛軍的行動沒有達到預期目的,他們沒有在西藏內部實現破壞中國供給和通信系統的目標。
    其次,木斯塘叛軍的任務很大程度上由印度的“特別邊境部隊”來完成,它得到了美國和印度的長期支持。1968年,「中央情報局」近東行動負責人格里奇菲爾德在西藏行動的形勢報告中向“303委員會”特別小組諫言,“在西藏內部取得的成就微乎其微,而其外部的成就(選擇重要目標開展無線電竊聽)要好得多。”

      到1968年,詹森政府停止了對木斯塘叛軍的援助,「中央情報局」也取消了在美國國內對叛亂分子進行訓練的計畫,把整個預算的計畫削減到一年不到120萬美元。

      「中央情報局」在支持西藏叛軍十年之久的時間裏,所耗資金甚巨。據1998年9月15日《洛杉磯時報》的報導:“根據最新公佈的美國情報機構檔,在20世紀6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裏,「中央情報局」每年向西藏流亡運動提供170萬美元用於開展反對中國的活動,其中包括每年向達賴喇嘛提供18萬美元的津貼。”

     “西藏行動”壽終正寢

      1969年1月,尼克森就任美國總統,美國對外政策處於歷史的轉捩點,此時美國的相對實力已走向衰弱。為擺脫越南戰爭的泥潭並借助中國抗衡蘇聯,美國需要中國的參與,為此,美國積極改善與中國的關係,美中關係出現了趨於緩和的態勢。美中關係的“解凍”導致了美國西藏政策的重要變化,此時的西藏分裂集團自然成了美國戰略棋盤上的一粒“棄子”,「中央情報局」對其的秘密支持也隨之停止。

      1973年,尼泊爾國王比蘭德拉訪華。在會見比蘭德拉時,毛澤東主席催促尼方儘快肅清其境內的西藏叛軍。1974年7月,尼泊爾政府軍包圍了木斯塘營地,達賴喇嘛眼看大勢已去,專門錄製了一盤磁帶送到木斯塘營地播放,讓他們放下武器投降。在真切聽到達賴喇嘛的聲音後,大多數叛軍放下武器,還有一些人跳河自盡,最後一任木斯塘叛軍司令旺堆嘉措拒不服從,企圖率領一股人馬突圍去印度,結果在山口被尼泊爾軍隊擊斃,西藏叛亂武裝徹底瓦解。

      1995年11月,達賴在印度北部的達拉薩蘭會見了已退休的美國「中央情報局」官員、當年負責空投行動的約翰•肯尼士•克瑙斯。回顧兩人從前合作的往事時,達賴不無悲哀地說道:“美國政府捲入西藏事務並不是為了幫助西藏,而僅僅是冷戰時期對付中國的戰術需要。” 在達賴喇嘛心中,正是美國的西藏政策才使他成了這場角逐的犧牲品。

      中國政府對西藏叛匪的顛覆行動進行了堅決反擊,1969年1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美印狼狽為奸利用西藏叛匪瘋狂反華》的文章,指出美國是西藏叛匪進行陰謀活動的「後臺老闆」,“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特務經常到西藏叛匪的巢穴裏鬼鬼祟祟地活動”,“一九六七年七月,美國報刊上公開報導,已經有西藏叛匪從印度坐飛機到達美國,進行罪惡活動。”
    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秘密活動,改變不了西藏民主改革的歷史進程,註定最終失敗的命運。

    文/文鋒

    《黨史博采》


  2. 2011/04/16 於 10:51 patchpieces

    美國對哥倫比亞的新殖民政策-「哥倫比亞計畫」

      提到哥倫比亞,許多人就會立刻聯想到這是“毒品”與游擊隊氾濫的罪惡淵藪之地。羅素克洛和梅格萊恩搭檔演出的「千驚萬險」就是以哥倫比亞為背景,影片“描述”的哥倫比亞左派游擊隊在邪惡帝國蘇聯垮台後變成一群以販毒、綁票維生的恐怖份子,長期以來許多美國人也相信政府與主流(民主自由)傳媒對於哥倫比亞的(謊言)宣傳,相信美國政府目前已耗資數十億的「哥倫比亞計畫」(Plan Columbia)可以消滅哥國毒梟和游擊隊暴力,然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證據卻證明事實“剛好相反”。

      事實上,「哥倫比亞計畫」只是美國長期對於中南美洲“政經軍干預”的一部份,在美國喬治亞州的班寧堡(Fort Benning),有一所「美洲軍事學校」(SOA, U.S. Army School of the Americas),該校一直被諷刺為「殺手學校」(School of Assassins),因為該校的課程以訓練謀殺、綁架、(軍事)政變、嚴刑拷打著名,數十年來“培養”出六萬多名拉丁美洲的軍人,智利民選總統阿葉德被軍事獨裁者皮諾契特推翻、大主教Oscar Romero被暗殺、瓜地馬拉36年內戰死亡或失蹤的20萬人、薩爾瓦多超過900名平民被屠殺等等,都是“該校”畢業生的“傑作”,女性受害者還會遭強暴虐殺而死,毫無反抗力量的兒童被活埋或摔死;它也“培養”惡名昭彰的(美帝傀儡)軍事獨裁者-包括巴拿馬、波利維亞、瓜地馬拉、薩爾瓦多,並且是“右翼民兵”的訓練所──例如尼加拉瓜殘暴的「國民軍」就是SOA(美洲軍事學校)的畢業生,後來組成“右翼恐怖份子”Contra(桑定游擊隊)。前巴拿馬總統就稱「美洲軍事學校」是「拉丁美洲最大的亂源製造基地」,在日漸高漲的抗議聲浪下,該校“改名”為Western Hemispheric 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WHISC),但是至今仍然繼續培養每年一到兩千名的畢業生(目前1/3的受訓者來自墨西哥,因為該國要“對付”以Chiapas省原住民為主的薩巴塔游擊隊(Zapatista),每年耗費美國納稅人大約兩千萬美金。

      和其他拉美國家相比,哥倫比亞派遣最多軍人(目前已超過一萬多人)到SOA(美洲軍事學校)受訓,其中許多高階軍官都犯下違反人權的罪刑,哥倫比亞軍方和殘忍著稱的右翼民兵組織AUC也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使得在哥國每年有超過三萬人被殺、一百萬人無家可歸。1986年以來已經有三千八百名工會領袖和組織者遭殺害,在去年(2001年)的前十一個月就有180名工會領袖被暗殺,過去十幾年以來,超過三萬名工人、農民、人權組織者、左翼領袖、教師等被軍隊和右翼民兵殺害。最大的右翼民兵組織AUC的領導人對於謀殺工會領袖毫無悔意,他說「我們有理由殺那些人,因為他們(工會領袖)妨礙他人工作。」因為暴力事件頻仍,自從 1985年以來,已經有兩百萬哥倫比亞平民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園。

      在美國主流(民主自由)傳媒宣傳下不斷“被污名化”的左翼游擊隊──其中一股最大的力量FARC「哥倫比亞人民革命軍」(有一萬六千到兩萬人的武裝力 量,由工人、農民、組織者所組成)-經由過去36年以來的組織工作,哥國基層人民對其支持率不斷提高,專家估計該游擊隊在哥國自治區的影響力已經超過 50%,相對的哥倫比亞所謂「(美帝扶植傀儡)民主」政府,則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貪污腐敗政權,人民對政府的失望清楚地反映在哥國的投票率上(低於40%),目前FARC直接掌握的非武裝區(約瑞士大小),也完全沒有上述的暴力事件發生。
      在2000年,美國政府投入十三億美金到「哥倫比亞計畫」以及之後六億美金的「安地斯行動」(Andean Intiative,因為哥倫比亞屬於安地斯山脈國家)(其中一億給哥倫比亞軍方),“宣稱”該計畫是「對抗毒品之戰」(War on Drugs)以及心照不宣的「對抗左派游擊隊(美國政府定義下的恐怖份子)之戰」,事實上,該計畫對於消滅毒品毫無助益,因為大部分的款項給了“美國跨國 公司”,例如「孟山都(Monsanto)」、United Tech、Sikorsky等,用來進行軍事訓練、購買直昇機和除草劑,另外,美國政府也已提供哥倫比亞軍方和右翼民兵十五億美金。

      然而,哥倫比亞政府和軍隊本身就和毒梟“連為一體”,政府軍隊和右翼民兵就是毒梟“背後”的軍事力量,前SOA(美洲軍事學校)的教官就曾說「SOA是拉丁美洲軍官 洗毒品錢的最佳地點」,美國持續提供哥倫比亞軍事援助反而助長軍隊和右翼民兵繼續在國內“鎮壓平民”、違反人權,並且讓毒梟勢力更擴大。

    此外,美國在哥倫比亞四處噴灑除草劑,宣稱這樣就可以消滅古柯鹼作物,但其實是毫無差別地噴灑在一般農田和雨林上,不但使得農作物大量枯死、農民無 法維持生計、亞瑪遜雨林的生態環境遭破壞、原住民生存環境受到威脅,更讓古柯鹼產業暴增超過100%,在1994到1998年,哥國大約種植45,500公頃的古柯鹼作物,但是有超過140,800 公頃的一般作物、古柯鹼和雨林被噴灑,從1999年到2000年,古柯鹼的產量反而增加60%,噴灑除草劑不但完全無效,反而讓種植古柯鹼更有價值。

      著名的拉美學者James Petras就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是美國對拉丁美洲“再殖民”的試金石,因為哥倫比亞目前擁有第三世界國家最強大的游擊隊力量,開始動搖美國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力量”(哥倫比亞的石油是美國重大利益所在,美國從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和厄瓜多進口的石油比波斯灣還要多),因此若能藉由「哥倫比亞計畫」一舉摧毀反抗的力量,則可以再度建立美國的新帝國主義力量,因此越來越多人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實際上是「死亡計畫」(Plan of Death)。

      今年(2002)4月19-22日,在美國首府華盛頓有大規模的反戰(4月20日舉行大遊行,主題為「停止國內和國外的戰爭」Stop the War-At Home& Abroad,詳情請見:http://www.a20stopthewar.org/)、反全球化和「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National Mobilization on Columbia,詳情請見:http://www.colombiamobilization.org/)遊行(世界各地的抗議活動資訊都可以在 http://protest.net/ 找到),「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在4月22日將發動大遊行並提出兩大訴求:
    一、反對美國政府“假借”掃蕩毒品為名的「哥倫比亞計畫」,
    二、關閉「殺手學校」 -「美洲軍事學校」(SOA)。

    文/洪家寧 2002.4


  3. 2011/04/22 於 08:03 patchpieces

    <日本右翼歷史觀批判研究>
    (王向遠著作集第十卷)

    第一章 戰後右翼歷史觀形成的根源與背景——右翼勢力、右翼思潮與戰爭認知問題
     一、右翼歷史觀的古代淵源
     二、現代軍國主義思潮與右翼歷史觀的形成
     三、戰敗後右翼的蠢動及右翼歷史觀的“復活”
     四、冷戰後知識右翼的“猖獗”與右翼歷史觀的“擴散”

    第二章 右翼歷史觀“死灰復燃”的標誌—林房雄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
     一、作為老牌右翼分子的林房雄
     二、解掉兩個緊箍咒
     三、“大東亞戰爭百年戰爭”論的展開
     四、“縱然失敗卻是無悔”

    第三章 一本全面徹底的為侵略歷史“翻案”的書——中村粲的《走向大東亞戰爭之路》
     一、寫作宗旨:為洗刷“汙名”而“篡改”歷史
     二、以種族戰爭史觀“粉飾”侵略
     三、所謂“當事雙方都有幾分責任”
     四、對十五年侵華戰爭的“全面翻案”

    第四章 “惡魔的思想”——渡部升一、穀澤永一的思想
     一、對“反日的日本人”的“告發”
     二、所謂“國益論”和“新憂國論”
     三、“誰把歷史弄成這樣?”
     四、所謂天皇“無責任”,戰爭“有外壓”
     五、“敬告韓國中國俄國美國:日本沒有戰爭責任”

    第五章 “喬裝打扮”的軍國主義史觀——藤岡信勝所謂的“自由主義史觀”
     一、藤岡信勝與“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
     二、所謂“自由主義史觀”的“自由”
     三、“自由主義史觀”的根源與構造
     四、“自由主義史觀”的虛偽本質

    第六章 歇斯底里的“免罪情結”——法學博士小室直樹的“無法”的暴論
     一、“天皇教”的狂熱信徒
     二、“反共”與“反華”
     三、搬弄“國際法”為侵略“免罪” 
     四、不容忍任何道歉和謝罪

    第七章 “南京大屠殺”抹殺者的第一隻黑手——田中正明的“虛構”與“總結”
     一、曾做過松井石根秘書的田中正明
     二、所謂“帕爾博士的日本無罪論”
     三、《南京大屠殺的虛構》的虛構
     四、“南京大屠殺否定論的十五個論據”的虛偽

    第八章 作為一股右翼思潮的南京大屠殺“抹殺論”——東中野修道等抹殺論者的猖獗
     一、鈴木明的《南京大屠殺之幻》
     二、阿羅健一、歃本正己、富士信夫的抹殺論
     三、南京大屠殺抹殺論形成了一種思潮
     四、新一代抹殺論者的“旗手”東中野修道
     五、抹殺論者在史實面前註定失敗

    第九章 “皇國史觀“的集大成——西尾幹二的《國民的歷史》
     一、《國民的歷史》暢銷的背後
     二、與中華文化絕緣的“一萬年日本文明史”的虛構
     三、對侵略歷史的全面“美化” 
     四、唯我獨尊的“皇國史觀“的復活

    第十章 右翼歷史觀的“教科書化”——《新歷史教科書》及教科書的“改惡”
     一、戰後歷史教科書的“右翼化”軌跡
     二、右翼團體“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的成立
     三、《新歷史教科書》對侵略歷史的歪曲
     四、推動教科書進一步“改惡”的三浦朱門

    第十一章 右翼歷史觀的通俗化、大眾化——小林善紀的政論漫畫《戰爭論》與《臺灣論》
     一、右翼勢力的“廣告塔”
     二、鼓吹戰爭、“美化”侵略的《戰爭論》
     三、老調重彈、變本加厲的《戰爭論2》和《戰爭論3》
     四、歌頌日本殖民統治、鼓吹台獨的《臺灣論》

    第十二章 右翼歷史觀與靖國神社問題——靖國神社參拜“正當”論
     一、靖國神社的本質
     二、加地伸行等人的“日本乃神國”論
     三、大原康男等人的“中國干涉日本內政”論
     四、小林善紀的《靖國論》

    第十三章 右翼歷史觀對中國歷史教科書的“逆襲”——右翼文人的“中國反日”論
     一、古森義久對“中國反日”的報導和渲染
     二、勝岡寬次對中國“反日教科書”的“徹底批判”
     三、“中國反日論“的其他鼓噪者

    第十四章 從中國歷史觀到中國現實觀——「中國黑暗論」、「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
     一、岡田英弘的“中國歷史黑暗論”
     二、中島嶺雄的「中國黑暗論」與「崩潰論」
     三、長谷川慶太郎的「中國崩潰論」與「中國威脅論」
     四、杉山徹宗等人的「中國威脅論」

    本書研究的是日本右翼及其歷史觀的問題,對歪曲和篡改歷史的日本右翼歷史觀做了深入的剖析。讀完這本書之後讀者會明白,原來那些大放厥詞的政客站在政治舞臺上為歷史“翻案”的發言是有一整套“右翼歷史觀”作支撐的,而“右翼歷史觀”的構建者和系統表述者則是民間身份的一些教授、學者所構成的右翼勢力。換言之,在日本當代學界和言論界,為侵略歷史翻案已經形成一種不可忽視的社會文化思潮。


  4. 2011/04/22 於 08:04 patchpieces

    美國(佔領軍)把伊拉克變成“轉基因糧食”生産基地

    第一節 經濟休克

    “我們在伊拉克的原因,就是爲了播撒民主的種子,這樣它就會在那裏生根開花,並擴展到整個極權主義地區。”
    ——布希二世

    當小布希講到播撒“民主的種子”時,很少有人意識到,他腦子裏想的是「孟山都」的轉基因種子。
    隨著2003年3月美國“佔領”伊拉克,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狀況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伊拉克的土地不僅由大約13萬美國部隊和一小批與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聯繫密切、唯利是圖的財富冒險家佔領。它的經濟也處在美國“佔領者”的全面控制之下。

    對伊拉克經濟的控制也是由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來實施的。2003年5月,保羅•佈雷默被任命爲新成立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行政長官,這個“佔領機構”披著一層薄薄的面紗。佈雷默曾任美國國務院的“反恐”官員,後來成了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的諮詢公司基辛格合夥公司的執行董事,這家公司的影響力非常巨大。

    從許多方面看,美軍“佔領”下的伊拉克比阿根廷更適合將整個國家的農業體系納入“轉基因商業化農業”的統治範圍之內,美軍的“佔領”發揮了重要作用。美國“佔領當局”直接給了伊拉克農民“一份他們無法拒絕的要約”,就像《教父》裏面所說的:“要麽拿著我們的轉基因種子,要麽去死。”

    對於“被佔領”的伊拉克的所有民事活動,佈雷默事實上擁有生殺大權。尤其特殊的是,他不是向通常負責重建工作的美國國務院彙報工作,而是直接向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裏的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的辦公室報告。

    作爲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的首腦,佈雷默迅速行動,草擬了一系列管治伊拉克的法令。當時,伊拉克既沒有憲法,也沒有根據憲法合法産生的政府。美國“佔領當局”制定了整整100個法令,於2004年4月生效。整體來看,這100項由美國強制實施的新法律(正式名稱是“命令”)將確保伊拉克經濟“按照”美國“強加”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的思路進行“改造”,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華盛頓在1990年後“強加”給俄羅斯和前蘇聯經濟的模式非常相像。

    拉姆斯菲爾德領導的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計劃制定者給佈雷默下達的指令是,強加一種“休克療法”,把以國有經濟爲中心的整個伊拉克經濟“改變”爲一個徹底的自由市場私營經濟。佈雷默在一個月內實施的經濟變革比在30年裏“強迫”拉丁美洲債務國實行的“變革”還要猛烈。

    佈雷默的第一個行動是解雇了50萬名國家工作人員,其中大多數是士兵,還有醫生、護士、教師、出版商和印刷商。接下來,他打開了這個國家的邊界,毫無限制地接納進口:既不用履行什麽邊檢手段,也不用交什麽稅費。在佈雷默2003年5月到巴格達之後兩周,他就宣佈伊拉克“敞開國門做生意”。他沒有說是誰的生意,但這一點隨後越來越清晰。

    “入侵”之前,伊拉克除了石油以外的經濟領域由大約200家國有公司主導,它們生産從水泥、紙張到洗衣機等所有商品。2003年6月,佈雷默宣佈,這些國有企業將立即“私有化”。他說,“將缺乏效率的國有企業轉交到私人手中,對伊拉克經濟復蘇來說至關重要。”伊拉克的“私有化”計劃是自蘇聯解體以來最大規模的國有資産“清倉大甩賣”。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第37號命令》降低了伊拉克的公司稅率,從大約40%降到可憐的15%。沒有了稅收收入,政府將無法在任何方面發揮大的作用。“第39號命令”允許外國企業100%地擁有除了自然資源之外的伊拉克資産。這確保了外國企業可以在這個國家“不受限制”地開展商業活動。投資者可以將其在伊拉克賺到的利潤100%地從這個國家拿走。既不要求他們追加投資,也不對他們課稅。這些法令的受益者,顯然不是伊拉克的經濟和人民。

    根據《第39號命令》,外國公司可以簽訂有效期長達40年的租約和合同。《第40號命令》則以同樣優惠的條件歡迎外國銀行進入伊拉克。與允許外國人“全盤接管”伊拉克經濟相對應的是,“唯一保留下來”的薩達姆時期的法律是那些“限制工會”和集體談判的法規。

    一夜之間,伊拉克從世界上最孤立的國家變成了最自由、最開放的市場。由於其經濟和銀行體系受到戰爭的“毀滅性破壞”,加上美國“帶頭實行”的長達十餘年的“經濟封鎖”,伊拉克人根本無力購買“私有化”的國有公司。外國跨國公司是在佈雷默宏大的經濟復蘇計劃當中“唯一”可能受益的角色。

    這些新法律“被強加”給了一個“慘遭征服”和摧殘的國家,除了搞點軍事上的破壞和打擊侵略者的遊擊戰之外,它不可能進行其他的反抗。爲了使伊拉克對外國投資者具有吸引力,這一整套的100項新法令通過美國政府的“佔領機構”即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實施,它將所有伊拉克經濟的各種權利和控制權都交給了“跨國公司”。

    不僅如此,制定這些法律的“目的”是爲了對這個國家的糧食生産體系進行前所未有的最激進的“改造”鋪平道路。在佈雷默的“統治”之下,伊拉克即將成爲“基因改造”或者說“轉基因商業化農業”的樣板。

    第二節 《第81號命令》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明確定義了這100項命令的法律地位。“命令”被定義爲“對伊拉克人民具有約束力的指示或指令,具有懲罰性後果,或者對管制伊拉克人的方式包括伊拉克法律的變更具有直接作用”。
    換言之,伊拉克人接到命令:“要麽照辦,要麽完蛋。”伊拉克以前的法律,凡是與佈雷默的新“命令”相抵觸的,一律廢止。
    “佔領者”的法律至高無上。

    佈雷默的新法令涉及從媒體到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等各個方面,深藏在其中的是《第81號命令》,即“專利、工業設計、未披露資訊、積體電路和植物新品種法”。《第81號命令》規定:

    11.“第12條”經修訂如下:“專利應賦予所有者以下權利:
    1.如果專利主體是一種産品,有權禁止任何未獲得所有者授權的人製造、利用、使用、提供銷售、出售或進口該産品。”

    12.“第13條第1款”經修訂如下:“專利的有效期,從按本法條文申請註冊存檔之日起計算,至按本法條文註冊生效滿20年後方可終止。”

    《第81號命令》的另一項條款規定:“禁止農民再次使用受保護的品種或任何本章第14條(C)段第1項、第2項提到的品種的種子。”而且,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第81號命令》對伊拉克的專利和工業設計法做了修訂,以保護與某種産品或某種製造工藝相關的任何技術領域的新創意。這些修訂允許在伊拉克的企業或在伊拉克屬於簽約方的相關條約成員國的企業在伊拉克註冊專利。修訂賦予了專利權人以下權利:阻止任何未獲得專利所有者授權的人利用受到專利保護的産品或工藝,從專利在伊拉克註冊之日起爲期20年。修訂還允許個人和企業對工業設計進行註冊。

    用淺顯易懂的語言來說就是,《第81號命令》給了植物新品種專利權人在20年內在伊拉克農業中使用其種子的“絕對權利”,而這些專利的“所有者”恰恰都是“外國大型跨國公司”。儘管“表面上”看來,這是一個公平合理的商業條款,對外國企業的知識産權予以補償,但“實際上”這是對伊拉克主權的侵犯。像許多國家一樣,伊拉克“從未承認過”植物之類的生命形式可以獲得商業專利的原則。這種專利之前由美國或其他國家的專利機構授予「孟山都」、「杜邦」等公司。

    事實上,《第81號命令》所做的是,修訂伊拉克的專利法,以便承認外國專利,不管根據伊拉克的法律這種專利是否合法。表面上,它似乎給了伊拉克農民拒絕購買孟山都種子或其他專利種子、種植本地傳統種子的選擇權。實際上,它産生了完全相反的作用,《第81號命令》的起草者也充分意識到了這一點。
    這些受保護的植物新品種,都是轉基因或者說經過基因改造的植物。選擇種植這種種子的伊拉克農民,需要與持有專利的種子公司簽訂協定,規定他們將支付某種“技術費”,並且每年爲種植這種專利種子支付許可使用費。

    任何試圖將「孟山都」或其他公司的專利種子保留一部分以便在下個作物種植季節再次播種的伊拉克農民都將受到種子供應商的重罰。在美國,「孟山都公司」要求獲得相當於被盜用種子成本120倍的懲罰性損害賠償,後來法院的裁決駁回了這一請求。
    於是在這種“局面”下,伊拉克農民沒有成爲薩達姆•侯賽因的奴隸,卻成了跨國轉基因種子巨頭的“奴僕”。

    《第81號命令》的“核心”是植物新品種保護(PVP)條款。根據該條款,留存種子和再次播種是非法的。農民們使用受專利保護的種子(甚至是“類似的”種子),將受到重罰,甚至坐牢。然而,受到保護的植物新品種,並不是那些在伊拉克農田上歷經上萬年的雜交開發出來的種子。

    相反,受到保護的是「孟山都」等跨國公司巨頭將自己的種子和除草劑引入伊拉克市場的權利,而且它們受到了美國和伊拉克政府的“充分保護”。

    第三節 破壞伊拉克的種子資源

      歷史上,伊拉克是文明搖籃美索不達米亞的一部分。在那裏,在長達數千年的時間裏,底格裏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之間的肥沃河谷爲農作物培育和種植創造了理想的條件。自從大約西元前8000年以來,伊拉克農民就一直在這片土地上耕耘,並培育出品種繁多的、如今世界上使用的幾乎所有麥類品種的種子。他們通過留存部分收穫作爲種子並再次播種的體系做到了這一點,並通過新的播種培育出能夠抗禦疾病的雜交品種。

      多年來,伊拉克人在位於阿布•格萊布的一個國家種子庫裏“一直保存”著這些珍貴的天然種子的樣本。這座城市,如今在國際上更多的是因其設有美國軍方“虐待犯人”的監獄而聞名於世。在美國“佔領”伊拉克及多次大規模轟炸之後,阿布•格萊布那個具有歷史意義、價值連城的種子庫“消失”了,它成了伊拉克戰爭的又一個受害者。

    不過,伊拉克的前農業部曾經採取預防措施,在鄰國敍利亞建立了一個備份的種子儲存庫。在那裏,最重要的麥類種子仍然儲存在一個名爲國際乾旱地區農業研究中心(ICARDA)的機構裏,該機構位於敍利亞的阿勒頗。鑒於已經失去阿布•格萊布的種子庫,如果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需要幫助的話,作爲國際性的國際農業研究諮詢小組(CGIAR)種子庫網路的一部分的國際乾旱地區農業研究中心,原本是可以從其儲備中爲伊拉克人提供種子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沒有這樣做。佈雷默的顧問對伊拉克的糧食前景有著不同的規劃,他們有自己的打算。

    伊拉克農業即將被導向“現代化”和工業化,從傳統的家庭式種植多種作物的農作方式,轉變爲面向“世界市場”而生産的美國式的商業化農業。滿足饑餓的伊拉克人的糧食安全需求,對這個方案來說是無足輕重的。

    按照佈雷默的《第81號命令》,如果國際大公司開發出一種能抗禦某種伊拉克害蟲的種子新品種,而同時一個伊拉克農民正在種植另一種具有同樣抵抗力的種子,那麽這位農民留存自己的種子將是“非法”的。相反,他必須爲使用「孟山都」的轉基因種子支付某種專利使用費。

    按照總部設在日內瓦的世界貿易組織(一個由美國政府和「孟山都」等私營農業綜合企業巨頭主導的機構)的規則,美國的法院和國際法院“有權”實施這樣的植物新品種保護法律。

    20世紀90年代後期,美國的一家生物技術公司太陽基因被授予了一種油酸含量很高的向日葵的專利。不過,不僅僅其基因結構被授予了專利,高油酸含量這種特性本身也被授予了專利,公司聲稱擁有這種權利。太陽基因公司通告所有其他向日葵品種的培育者說,如果他們開發“高油酸含量”的品種,就將被認爲是對這一專利權的侵犯。

    “專利的授予,涵蓋了一個物種的所有基因工程新品種……可能將我們在農場和花園裏種植的所有東西交由一個發明者控制。”國際植物基因資源研究院總幹事傑弗裏•霍丁博士說。“只要大筆一揮,無數農民和科學家的研究成果就可能僅僅因爲一次經濟劫持式的法律行爲而宣告無效。”經濟劫持,正是佈雷默和孟山都試圖按照《第81號命令》在伊拉克幹的勾當。

    對農民的種子品種實行“全面控制”在伊拉克新頒佈的專利法之下將成爲可能。在複雜的法律術語“掩蓋之下”,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的《第81號命令》實際上將伊拉克未來的糧食命運“轉交”到了全球性跨國私人公司手中,這“絕不是”大多數伊拉克人所希望的解放。

    以《第81號命令》頒佈的植物專利法,與其他國家的知識産權法律不同,它們不是通過主權國家政府之間的談判或與世貿組織的談判達成的。它是由華盛頓在“毫無抵抗”的情況下“強加”給伊拉克的。根據華盛頓消息靈通人士的報告,《第81號命令》中有關植物的具體細節是由世界領先的轉基因種子和轉基因作物供應商「孟山都公司」替美國政府起草的。

    第四節 伊拉克農民只能種下“轉基因”種子

    從字面上看,似乎只有伊拉克農民選擇從國際種子公司購買的那些種子,才歸屬美國新“強加”給伊拉克的專利法管轄。實際上,伊拉克正在“被改造”成一個巨大的實驗室,以便在「孟山都」、「杜邦」和「陶氏化學」等轉基因種子和化學品巨頭的“控制之下”進行糧食産品的開發。

    經過伊拉克戰爭的磨難,劫後餘生的大多數伊拉克農民如果還想繼續種地的話,就“不得不”轉向他們國家的農業部尋求得到新種子。這就爲佈雷默“控制”伊拉克人的糧食供應打開了方便之門。

    在十多年的時間裏,伊拉克農民承受著美、英爲首的、對急需的農業設備的“禁運”。另外,戰前伊拉克還遭受了連續三年的嚴重旱災,這些天災使伊拉克麥類作物的種植急劇減少。多年的戰爭和經濟制裁已經摧毀了伊拉克的農業。到2003年,糧食産量已經下降爲不到第一次美伊戰爭之前的1990年産量的一半。到了2003年,大部分伊拉克人依賴聯合國石油換食品的糧食配給生存。

    在使伊拉克糧食生産“現代化”的“名義”下,“美國國際開發署”和美國對伊拉克農業重建和開發規劃機構參與到對傳統的伊拉克農業的“改造”當中。當時起關鍵作用的、由華盛頓任命的伊拉克農業“太上皇”是丹尼爾•阿姆斯圖茨,他曾是美國農業部的官員和大型糧食聯合企業嘉吉公司的副總裁。阿姆斯圖茨是關貿總協定談判烏拉圭回合期間擬定美國在農業方面的主張的關鍵人物之一,烏拉圭回合談判導致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的建立。

    《第81號命令》名義上的目的是“確保伊拉克得到優質的種子,並爲伊拉克參與世界貿易組織提供方便”。當然,“優質”是由佔領當局定義的。加入世貿組織意味著伊拉克必須開放市場,使其法律符合主導世貿組織政策的強大工業和金融利益集團制定的規則。

    《第81號命令》一發佈,美國國際開發署便開始通過美國農業部提供數千噸“高質量、合格的小麥種子”,這些種子來自美國,並得到了補貼,被分發給困境中的伊拉克農民,這在一開始幾乎是免費的。根據對轉基因種子和植物專利持批判態度的非政府組織GRAIN的一份報告,美國國際開發署拒絕允許獨立的科學家確定這種種子是不是轉基因種子。自然,一旦證明是轉基因小麥種子,在一兩個種植季之內,伊拉克農民將會發現自己如果要生存下去,就不得不向外國種子公司支付專利費。GRAIN的報告“揭穿”了《第81號命令》的意圖: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已經使伊拉克農民在收穫後將按法律註冊的新品種的種子留存並再次使用成爲非法。伊拉克人也許可以繼續使用和留存他們的傳統種子和經過多年戰爭和旱災後留下的種子,但這不在統治者規定的重建日程當中。這項法令的意圖是爲在伊拉克建立新的種子市場提供條件,在那裏,跨國公司可以銷售它們的種子——無論是否經過基因改造,農民將不得不在每個作物種植季節重新購買這些種子。

    雖然從歷史上看,伊拉克曾禁止私人擁有生物資源,但美國強加的新專利法引入了一種對種子的壟斷權利制度,這種權利,沒有任何伊拉克農民有資源通過開發而得到。

    實際上,佈雷默將有關“植物新品種保護”的新章節納入到了伊拉克以前的專利法當中。據說,這是爲了提供對“植物新品種的保護”。植物新品種保護作爲一種知識産權,事實上是植物品種的專利,它給予了那些聲稱發現或開發了新品種的植物培育者對植物的排他性權利。

    “植物新品種保護”中的保護,與保護自然資源毫無關係,而是“保護私人培育者的商業利益”。喬治•奧威爾也說不出什麽更好的話了。在美國制定的法令之下,“植物新品種保護”實際上意味著植物品種的毀滅。

    第五節 伊拉克農民種的小麥都出口到了美國

    按照規劃,美國國務院與美國農業部一起努力(該部已經在伊拉克北部設立了56塊“小麥作物推廣實驗田”),目的是“介紹和展示經過改良的小麥種子的價值”。這個專案由德克薩斯A&M大學國際農業辦公室替美國政府打理,該辦公室在伊拉克各地利用800英畝(約323.7公頃)實驗田,向農民們傳授如何種植大麥、鷹嘴豆、豌豆以及小麥等作物的“高産品種”。

    這個投資1.07億美元的美國國際開發署農業重建專案,定下了在第一年使3萬個伊拉克農場産量翻番的目標。其指導思想是說服心存疑慮的伊拉克農民相信,只有使用這種新的“神奇種子”,才能獲得大豐收。與十年前美國農民的情況一樣,身處絕境而又心懷收穫大量糧食的希望,讓伊拉克農民鑽進了外國種子公司的圈套。

    碰巧的是,德克薩斯A&M大學的農業專案也將自己描繪爲“利用生物技術(或者說轉基因技術)方面公認的世界領先者”。用了他們的新種子,新的化學製劑——殺蟲劑、除草劑、殺真菌劑等——便會隨之而來,這些都是由孟山都、嘉吉、陶氏化學等大公司賣給伊拉克人的。

    亞利桑那州的《鳳凰城商業期刊》報道說,
    “一家亞利桑那州的農業研究公司正在提供小麥種子,供伊拉克農民使用,他們期望大幅增加本國出產的糧食供應。”這家公司名爲“全球小麥公司”(WWWC),通過與包括德克薩斯A&M大學在內的三所大學合作,它將“提供1000磅(約453.6 千克)小麥種子,供巴格達以北的伊拉克農民使用”。

    據全球種子行業資訊的中心網站Seedquest介紹,在開發穀類作物種子中“擁有專有權的品種”(被授予專利並爲某個特定公司所擁有的品種)方面,全球小麥公司是領先者。以上提到的這些種子屬於《第81號命令》中那種受到保護的轉基因種子。根據全球小麥公司的說法,任何希望種植他們的某種種子的“客戶”(或者說農民,人們曾經這樣稱呼他們),都要“爲每個品種支付許可費”。這家公司自稱爲“W3”,與亞利桑那大學Bio5生命科學研究所建立了正式的合作關係,而Bio5研究所自稱爲“生物研究水平最高的車庫(在美國代指高技術創新企業的發祥地。——譯注)”,這聽起來十分古怪。

    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鳳凰城商業期刊》上的文章說,“爲了支援伊拉克,共開發了六種小麥種子。三種將用於讓農民種植用於製作通心粉的小麥;另外三個品種將用於種植製作麵包的小麥。”這意味著,2004年後美國在伊拉克發展的穀類作物中有一半是爲了出口。確實,通心粉對於伊拉克人的飲食來說是完全陌生的外來食品,這表明,佈雷默頒佈《第81號命令》的目的與其說是爲了給飽受戰爭創傷、饑腸轆轆的2500萬伊拉克人生産糧食,不如說是建立將轉基因種子用於糧食生産並向全球市場出口的工業化農業産業。

    此外,投資1.07億美元的美國國際開發署農業重建專案,其目的是讓伊拉克政府失去對糧食生産的控制權。“我們的想法是,讓這裏成爲完全自由的市場。”美國國際開發署伊拉克重建辦公室農業專家道格•普爾如是說。

    美國國際開發署的目的反映了美國和世界貿易組織的政策,這一目的是幫助伊拉克新政府逐步取消農業補貼。“農業部長在這方面幹得相當漂亮。” 普爾說。他宣稱,國有企業如美索不達米亞種子公司等“需要拆分和私有化”。但他並沒有提到,在飽受戰火摧殘的伊拉克誰會有錢買得起這樣一家國有種子公司, 只有像孟山都這樣有錢的外國農業綜合企業巨頭才有可能成爲買主。

    爲了便於從外國種子巨頭那裏引進受專利保護的轉基因種子,伊拉克農業部以“補貼價”分銷這些轉基因種子。一旦農民們開始使用轉基因種子,按照《第81號命令》的“植物專利保護”新規定,他們將被迫每年從這家公司購買新種子。在將“自由市場”引入這個國家的旗號下,伊拉克農民逐漸成了外國跨國種子公司的奴隸。

    在2004年12月的一次訪談中,在美國受過教育的伊拉克臨時政府農業部長阿裏聲稱,“我們希望伊拉克農民具有競爭力,所以我們決定對農藥、化肥、良種等投入給予補貼。我們減少了其他補貼,我們必須要有競爭力。”

    換言之,原本用於伊拉克貧困農民購買新種子的錢,被專用于從孟山都等外國跨國公司購買轉基因“良種”。

    與此同時,美國商品出口商垂涎欲滴,盯住了新的市場機會。
    “伊拉克曾是美國農產品重要的商品市場,20世紀80年代的銷售額接近10億美元。”2003年,小布希政府的前農業部長安•維妮曼在農業媒體研討會上如是說。在到華盛頓任職之前,她曾與孟山都公司有密切聯繫。照她的說法,“它有可能再次成爲重要的商業市場。”

    維妮曼忘了說的是,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的兩伊戰爭期間,雷根政府和老布希政府以美國農業部商品信貸公司的出口專案的名義,偷偷賣給薩達姆統治下的伊拉克各種常規武器和化學武器。這一醜聞涉及美國納稅人的數十億美元,牽涉到了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國家安全顧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和義大利拉沃羅國民銀行的亞特蘭大分行。

    根據美國稻米協會副主席約翰•金的說法,在20世紀80年代末1991年海灣戰爭之前伊拉克是美國最大的大米市場。“美國大米行業打算在向伊拉克提供大米方面再次發揮主要作用。”約翰•金對美國國會衆議院農業委員會如是說。“由於目前美國大米行業面臨挑戰……再次進入伊拉克市場,在具有附加價值的産品銷售方面將産生巨大影響。”

    約翰•金補充說,“聯軍2003年對伊拉克的解放,給伊拉克人民帶來了自由。貿易的恢復也給美國大米行業帶來了希望。”他沒有提到的是,2003年,大部分美國大米是基因控制的轉基因大米。

    2004年春,當佈雷默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頒佈《第81號命令》時,激進的年輕教士薩德爾的支持者抗議美國憲兵查封了他們的報紙al Hawza。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指控al Hawza發表可能“構成真正暴力威脅”的“虛假文章”。例如,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引用了一篇文章,它指稱佈雷默在“奉行讓伊拉克人民挨餓的政策,讓他們成天忙於採購麵包,這樣他們就沒工夫要求得到政治自由和個人自由”。

    考慮到《第81號命令》出籠的背景,出現這樣的文章不足爲奇。同樣毫不奇怪的是,考慮到整個轉基因計劃的大賭注,佈雷默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自然要竭力平息這種對其糧食政策的批判。

    第六節 美國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伊拉克巧取豪奪

    2004年11月21日,在如何處理伊拉克政府所欠大約390億美元外債(主要是欠工業化國家的)這個問題上,由債權國政府組成的巴黎俱樂部的主要代表發佈了一份公告。那些外債是薩達姆統治下伊拉克拖欠的大約1200億美元外債的一部分。儘管薩達姆政權已被推翻,華盛頓起初並不打算宣佈把這些舊債一筆勾銷。

    在美國的伊拉克債務特別談判代表詹姆斯•貝克的強大壓力下,參與巴黎俱樂部的各國政府才就390億美元的伊拉克國家債務達成了新的協定。貝克絕對是個談判高手。通過向最高法院上訴,他策劃了2001年小布希的成功當選。他還是布希家族最親近的顧問之一。

    在隨後與經合組織盟國極爲高明的討價還價當中,美國政府成功施壓,高高興興地將伊拉克所欠巴黎俱樂部債權國的舊債大筆勾銷。原因很簡單:這些債務大部分是欠俄羅斯、法國、日本、德國和其他國家的。美國在總債務中只占很少的22億美元。

    巴黎俱樂部成員國發表了一份官方新聞公報:

    各債權國的代表意識到伊拉克共和國的特殊形勢及其在未來歲月裏有限的償還能力,同意作出債務處理,以確保其債務的長期可持續償還能力。爲了這一目的,他們建議本國政府作出如下特殊處理:

    ——立即取消部分後來發生的利息,涉及2005年1月1日時累計債務的30%。剩餘債務將延期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批准之日。這次減免將勾銷所欠巴黎俱樂部389億美元總債務當中的116億美元;

    ——一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獲得批准,將實施30%的債務削減。剩餘債務將按23年期重新安排償還計劃,其中包含一個六年的寬限期。這一步驟,將再削減累計債務116億美元,使減免比例增至60%;

    ——巴黎俱樂部債權國同意,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委員會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實施的三年評估完成之後,再給予最初債務總額20%的減免。

    伊拉克債務的減免,是與伊拉克嚴格遵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這一條件密不可分的。在債務減免過程中,作爲主要佔領者的美國慷慨地勾銷了薩達姆欠俄羅斯、法國、中國等國家的債務,這些國家是華盛頓的對手,曾反對向伊拉克開戰。這個標準計劃與應用于印度尼西亞、波蘭、克羅地亞、塞爾維亞、阿根廷和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的計劃是一樣的。它命令伊拉克將其經濟主權移交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技術官僚,而這些官僚實際上是受美國財政部和華盛頓當局有效控制的。

    雪上加霜的是,在薩達姆時代伊拉克所欠的舊債是各國政府所說的“惡意債務”,即在未經人民同意下發生的、不符合人民利益的(簡而言之,就是不合法的)債務,就像已經不存在的蘇聯的債務一樣。但是美國、英國和其他巴黎俱樂部成員國並不在乎這個。這種債務是控制“新”伊拉克、迫使其向“自由市場 ”轉型的有用武器。轉基因種子和農業的工業化將處於這種強迫性變革的核心。

    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是符合“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在走向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東歐轉型國家急需經濟改革,以擺脫傳統的內向型發展戰略的影響。總的來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有兩種辦法:一種是漸進式的改革,一種是所謂“休克療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是贊成“休克療法 ”的,這兩個組織的觀點被稱爲“華盛頓共識”。——譯注)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計劃的頭等大事。自由市場企業制度也是2004年4月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 “100項命令”的核心。這絕非巧合。

    我們可以恰如其分地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稱爲“全球化的警察”。自從20世紀80年代的債務危機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發展中國家強制實施了債權國要求的殘忍的緊縮和償債計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債務條款被用來強迫各國將它們最爲珍貴的經濟資産拱手轉讓給外國利益集團,以便償還越來越多的債務。

    通常,「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這些措施都得到了龐大的銀行業和私人利益集團的鼎力支援。
    他們系統地“強制實施”國有企業的“私有化”,
    “取消”糧食、衛生和能源的“公共補貼”,
    “削減”公共教育開支。
    因此,使跨國公司得以“主宰”戰後伊拉克的每一項政策,都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佈雷默頒佈的法律來具體落實:
    “精簡”國家機構、
    彈性的勞動隊伍、
    開放邊界、稅收降至最低程度、
    對資本流出伊拉克“不加控制”、
    沒有關稅、
    對外國人的所有權比例“不加限制”。

    伊拉克人民將失去成千上萬的工作崗位,外國産品將把伊拉克本國的産品逐出市場,其中糧食就是一個主要目標。在強制實施的法規和外國競爭的重壓之下,本地企業和家庭式農場毫無競爭的能力。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條件”的“受害國”通常都不可避免地“被迫”使本國經濟向出口轉型,以便賺取美元來“償還”債務。這樣做換來的“胡蘿蔔”通常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放“拯救”貸款或者說“救援”貸款的承諾。而胡蘿蔔背後的“大棒”就是發出這樣一種“威脅”:如果債務國拒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條件,它將被永久列入“黑名單”,得不到任何國外貸款。

    伊拉克也不例外。美國“授意”下的伊拉克大選,其“目的”就是確立一個合法的舞臺,以便將伊拉克政府置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嚴格的控制之下”。實際上,這使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處於“中立”的位置,負責監督伊拉克嚴格遵守佈雷默的“100項命令”。這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能夠“迫使”伊拉克加入華盛頓的“自由市場”全球願景。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計劃在2005年1月30日伊拉克大選之後的某個時候,與伊拉克新政府達成一項“特殊安排”。由於減免伊拉克的大量外債需要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點頭,因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與伊拉克領導人的談判中處於相當有利的位置。

    聯合國安理會第1483號決議賦予了佈雷默管理被佔領的伊拉克的權力,但這本應歸屬國際法的管轄範圍。可見,佈雷默的“100項命令”和經濟“休克療法”,是在完全違反國際法的情況下實行的。

    隨著對伊拉克“私有化”的抗議和針對美國在伊企業暴力活動的蔓延,“掩蓋”這種“令人難堪”的事實變得迫切起來了。因此,佈雷默急匆匆地返回華盛頓,與總統討論接管伊拉克經濟的新方案。其結果是組成了阿亞德•阿拉維爲首的臨時政府,並宣佈伊拉克將在2005年1月舉行大選。
    阿拉維,這個美國“一手扶植”起來的、曾經多年爲「中央情報局」工作的門徒,將“合法地”執行非法的佈雷默法令。

    按照在伊拉克以“佈雷默法律”而聞名的《第39號命令》,伊拉克的各個行業和所有市場將在幾乎沒有限制的情況下向外資開放。這些法律的制定方式,使得無論是臨時政府還是隨後的任何一屆伊拉克政府都很難撤銷或廢除這些政策。

    確實,佈雷默用伊拉克臨時憲法第26條鞏固了“100項命令”,臨時憲法中的第26條,確保了在主權被移交給臨時政府之後,臨時政府將無權改變佈雷默的法律。此外,美國親手挑選出來的親美派被佈雷默安插到了伊拉克的各個部門之中,並有權淩駕於隨後的任何一屆伊拉克政府所做的任何決策之上。

    遍佈于伊拉克各地的13.2萬美國部隊,堅守在2003年後建起的14個新軍事基地上,這就是上述這一點的保證。對於華盛頓在伊拉克使用“ 播撒民主的種子”這種冠冕堂皇的話到底意味著什麽,大多數伊拉克人到了2004年底已經很清楚了。這種種子與普通伊拉克公民獨立決定自己命運的能力毫無關係。

    在2004年6月權力從佈雷默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正式移交給以「中央情報局」的寶貝兒阿拉維爲首的伊拉克臨時政府之後,後者同意接受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加的“開放”來換取債務減免。因此,2004年9月在伊拉克中央銀行行長沙拉比和財政部長馬赫迪發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意向書”所附的備忘錄中,這些人表達了這個美國“扶植”的政府“參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急迫心理。

    “新的金融部門立法將爲建立現代金融部門鋪平道路。”這封意向書這樣吹噓道。意向書接著寫道:
    “三家外國銀行已經獲准開展業務”,而且“若干外國銀行對獲得伊拉克私營銀行的少數股權已經表現出興趣。”
    其中一家銀行是倫敦的滙豐銀行,這是世界最大的銀行之一。

    “強迫”對伊拉克的糧食生産進行“改造”,“使之”種植“擁有專利”的轉基因作物,這是「孟山都」和其他轉基因“巨頭”所作所爲的最突出的例子之一。通過這些“方式”,它們將轉基因作物“強加”給了“不情願”和“不知情”的世界人民。

    文/威廉。恩道爾


  5. 2011/04/22 於 08:05 patchpieces

    以出口導向的美元外匯積累惡果-中國大陸低工資高物價(內需體制性長期通膨)的驚人秘密

    中國大陸低工資高物價的驚人秘密

      中國改革開放造成的巨大“奇跡之一”就是形成了西方國家高工資低物價,而中國則是低工資高物價(內需體制性長期通膨)的新的“經濟現象”。

      由於把中國的低工資和高物價結合在一起,把美國的高工資和低物價結合在一起,這就使中、美兩國實際收入之間的差距要“遠遠高於”貨幣收入之間的差距。在實際生活中美國工人仍然能夠獨自一人養活一家子四、五口人,而中國工人夫妻倆一起沒日沒夜地幹,養活一個孩子都困難,還時常還需要爺爺奶奶來接濟。

      為什麼中、美兩國工人貨幣工資之間的差距在縮小,而中國工人供養家庭的能力在下降?甚至下降到了夫妻二人做工養活一個孩子都困難的狀況,這種狀況不僅在中國,即使在世界工業發展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罕見現象。

      那麼是什麼原因造成了這樣的現實呢?
    答案十分簡單:中國財政。

      無論是美國的低物價,或是中國的高物價,都是中國財政運行的結果。這就是美國政府比中國人“還要關心”中國改革(自由)開放的根本原因。

    首先,就美國低物價來說。中國財政補貼一是通過(出口導向的美元外匯積累政策)“出口退稅”的方式按商品發放;二是通過(出口導向的美元外匯積累政策)虧損補貼的方式對企業發放。

      其次,就中國高物價來說,則是中國實行高額稅收和“(出口導向的美元外匯積累政策)通貨膨脹”的結果。中國稅收占消費品價格的比重竟然高達64%,而商品本身的比重只有36%,中國老百姓每購買100元的商品中就包含有64元的稅收,超過商品本身近1.8倍。如此驚人的高額稅收加到商品價格裏面,自然會造成物價高高在上。

      如果災難到此為止也就罷了,可是對於中國老百姓來講,災難還遠遠沒有結束,中國老百姓同時還要承擔因(出口導向的美元外匯積累政策)出口商品“造成”的巨大通貨膨脹的損失。

      中國每“出口”1美元商品,國內就要按照匯率比大約1比7來“增發”7元人民幣來平衡,目前中國外匯儲備大約2.3萬億美元,國內由此“增發”的人民幣超過16萬億元,相當於2008年3.4萬億市場貨幣流通量(M0)的近5倍,這些由(出口導向的美元外匯積累政策)出口結匯投放的巨額貨幣,全部以“通貨膨脹”的方式“轉嫁”到了老百姓頭上,造成老百姓手中貨幣的大幅度貶值,物價自然會相應大幅度上漲。

      在此我們看到了一個讓中國老百姓欲哭無淚的荒謬現象:中國(出口導向的美元外匯積累政策)出口商品越多,賺取外匯越多,老百姓就越倒楣。

      如果中國不出口商品,而是用於國內百姓生活,既能夠提高人民生活水準,又不會發生對外財政補貼;或者退一步來說,如果中國出口商品白白送給外國,不收取美元,國內也就不會增發人民幣,貨幣也不會貶值,中國老百姓的損失也會小一些。

      可現在卻是,生產的商品出口到了國外,由出口商品換取的美元也借給了國外,而把由此增發的人民幣留在了國內市場上,變成了沒有任何商品做基礎的“純粹廢紙”。

      由於這些增發的“純粹廢紙”與現有貨幣一樣流通,必然會造成現有貨幣大幅貶值和物價大幅上漲。結果就是中國老百姓不僅損失掉了出口商品那部分財富,聯手裏的貨幣財富都在遭受貶值損失。

      反觀美國情況恰恰與中國相反,美國市場上的貨幣流向了中國,中國的商品流入了美國市場,由於市場上貨幣減少商品增加,必然導致物價下降,美國老百姓手裏的錢便能購買更多商品。

      再加上流向中國的美元又通過中國購買美國國債的方式回流到了美國財政部,美國財政部可以用中國的這些錢來增加公共品的供給,能夠進一步起到降低物價的作用,提高美國老百姓貨幣的購買力。

      如果是站在中美兩國老百姓的立場上——而不是站在國家立場上——看待這個問題將更加清楚,中國老百姓生產的商品,被美國老百姓用美元買走了,美元被中國政府拿走了;美國老百姓得到了商品,中國政府得到了美元,而中國老百姓唯一得到的,就是手裏現有貨幣的貶值。

      結果就是,美國給中國印發美元紙幣,中國給老百姓印發人民幣紙幣;美國用這些紙幣為美國老百姓換來了所需要的各種商品,中國則相反,用這些紙幣從中國老百姓手裏換走了所生產的各種商品。

      而形成這個財富“魔方”中最關鍵的環節就是(美元外匯-東亞商品迴圈)貨幣增發和商品增加之間的“分離”:新增加的商品流向了美國等西方國家,新增發的貨幣卻留在了中國市場上,“不斷稀釋”著老百姓手裏貨幣的購買力。

      這就是美國高工資低物價、而中國低工資高物價的秘密。

    文/郎咸平


  6. 2011/04/22 於 08:06 patchpieces

    蘇聯末期的“南方系(炎黃春秋、鳳凰系)”

    當你流覽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各種出版物時,你會感到仿佛是掉進了一個非理性的世界——一個百般挖苦我們祖國的過去,嘲弄戰場上的陣亡者,褻瀆俄羅斯的光榮,戲謔俄羅斯的悲痛的世界。
    ——В•利西奇金 Л•謝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戰——資訊心理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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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是個荒淫無恥的帝王,他殺的人超過了希特勒和史達林的總和。”

    “毛澤東是個抄襲大師,他所有有名的著作和詩詞都是別人寫的,他甚至還偽造了自己的身高。”

    “毛岸英為了“鍍金”,結果死於一碗蛋炒飯。謝天謝地,這使我們避免了朝鮮式的世襲……“

    這些年在“南方系(& 炎黃春秋、鳳凰系)”和《春秋大法》(炎黃春秋)等雜誌“控制”的平面或網路媒體上到處可以看到對中國革命史及其革命符號的“解構”“聳人聽聞”的各種“歷史真相”“翻著花樣”地出現,而且使很多人都信以為真。那些正直的中國人對此異常地憤怒,他們不禁要問:這個國家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托克維爾曾說過一句名言:“……歷史是一座畫廊,在那裏原作很少,複製品很多。”(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P104,商務印書館)
    我們不如去回顧一下蘇聯的末期,看看同樣是在“不斷深化改革”的時代,蘇聯的那些“南方系(& 炎黃春秋、鳳凰系)”,看看它們在那個混亂時期的“所作所為”以及最終產生的“結果”,或許我們能在莫種程度上找到“今日中國”之“怪現狀”的答案。但是需要說明一點: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類比——因為當時的蘇聯與今天的中國畢竟不完全相同——而是希望能從歷史悲劇中得出各自的教訓。
    另外,本文不是對蘇聯國家意識形態演變過程的分析,如果在敍述中這方面的內容不足,敬請原諒。

    2

    蘇聯時期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曾被蘇聯政權認為是比索爾仁尼琴(索忍尼辛)“更危險”的亞歷山大•季諾維也夫有如下的話:“1985年,還在當選蘇共中央總書記之前,戈巴契夫曾經訪問了英國。他沒有去瞻仰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也是蘇聯意識形態、蘇共意識形態——的創始人馬克思的陵墓,而是去會見了女王。就此我曾經在一次接受採訪的時候說過,一個”歷史性大叛變“的時代開始了。”
    季諾維也夫指出:“叛變的首先是國家高層領導人、黨的機關的工作人員、意識形態領袖和知識份子精英的代表。”(亞歷山大•季諾維也夫《俄羅斯共產主義的悲劇》,P62~63,新華出版社)戈巴契夫不知所云的“新思維”和“公開性”打開了混亂的閘門,並且由此形成了以擁護“改革”為名的“民主派”媒體——亦即蘇聯的“南方系(& 炎黃春秋、鳳凰系)”媒體。它們逐漸構成蘇聯末期的權力中心之一:“改革時期資訊戰的主要結構是一個三部曲:糾錯—深化—破壞。……此時,大眾傳媒已經成為與蘇共中央並列的第二權力中心……資訊心理戰第三階段一開始,大眾傳媒就轉到了戈巴契夫的控制與指揮之下,並開始獨立于中央委員會和蘇共的其他機構。所有關鍵崗位也逐漸轉入第五縱隊之手(即開始為西方所控制)。蘇共中央出版社成了印刷反民族出版物(如В•科羅季奇的《星火》雜誌)的中心。大眾傳媒把自由這個概念捧上了天……實際上是根據第五縱隊的計畫行事的。多元論的表像,掩蓋了大眾媒體上開展的一場精心組織的有目的的運動。……大眾傳媒的做法低級庸俗。它們需要轟動效應。性的問題五花八門,沉渣泛起。開放妓院和賣淫合法化的呼聲日高,對各種性變態興趣陡增。一股猛烈的反文化巨浪正在襲來。它能帶來利潤,還能得到撥款。而蘇聯曾經擁有的大量學術著作和科普讀物卻完全消失了。”(В•利西奇金 Л•謝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戰——資訊心理戰》,P225~227,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在嚴肅的劇院,舞臺上竟然出現了床上戲的場面,報紙雜誌上出現污言穢語已經是習以為常,而《莫斯科共青團員報》居然大談口交的魅力——這可是全蘇共青團中央的報紙啊!”(謝•卡拉—莫爾紮《論意識操縱》下,P716,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南方系”媒體的發展勢不可擋:“《論據與事實》(類似於我國的《春秋大法》─炎黃春秋-雜誌)1991年發行2400萬份;《星火》雜誌1988年發行180萬冊;1989年發行350萬冊,1990年發行760萬冊。”(利西奇金 謝列平上引書,P239)與之相比,蘇聯共產黨的機關報《真理報》——儘管它也試圖跟上“改革”的步伐——的發行量不到《論據與事實》雜誌的一半,而且黨報的所謂“發行量”有著眾所周知的特殊性(維•戈•阿法納西耶夫 《《真理報》總編輯沉浮錄》,東方出版社,P2)。民主派”媒體的如魚得水得益于蘇共在意識形態上的潰逃。不過這種“潰逃”不單單是因為招架不住對手:“(蘇共的)意識形態專家們用形式化的、千篇一律的陳詞濫調來‘捍衛’社會主義制度。誇誇其談,四平八穩,毫無實際內容,聞之令人生厭,翻來覆去地講同一個道理,讓人產生一種動物反芻的聯想。這種做法自然會引起人們反感。但這可並非在幹蠢事,而是戈巴契夫分子早有預謀的策略。”與蘇共意識形態專家們的那些“以……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起頭的黨八股相比,“大眾傳媒的典型風格卻是放開了的新風格,追求轟動效應和通俗性。它在資訊傳播過程中利用一切此前在我國並不為人所知或鮮為人知,但在70年過程中西方早已發表過的形形色色反蘇材料……這一情況營造了一種氣氛,使人感到意外、新鮮和真實。”“民主派”媒體和黨內的意識形態專家們“在只有一個球門的賽場上進行了一場獨特的足球賽,兩隊球員都在往裏灌球。”(上引書,P229)值得一提的是,“南方系”媒體的頭頭們過去也大都是黨內的意識形態專家和“忠誠的列寧主義者”。好比《星火》雜誌的科羅季奇,曾在其著名的《仇恨的面孔》中,對美國表達過刻骨的階級仇恨。而在“改革”不斷深化的過程中,他搖身一變成了“改革”堅定的支持者,後來又進化為“極權主義”的反對者;當“極權主義”土崩瓦解時,他終於滿心歡喜地前往了那個讓他曾經極度“仇恨”的美國。

    艾倫。杜勒斯在其著名講話中(1945年,在國際關係委員會上的演說)說道:“只有少數人,極少數人,才能感覺到或者認識到究竟發生了什麼。但是,我們會把這些人置於孤立無援的境地,把他們變成眾人恥笑的對象;我們會找到譭謗他們的辦法,宣佈他們是社會渣滓。”
    儘管當時作為蘇共黨內的高級領導人之一,並且負責意識形態工作的利加喬夫已經覺察到情況不妙:“1987年秋,在右翼激進派報刊上,準確地說,一條對蘇聯歷史進行歪曲,污蔑的脈絡已經清晰可見了。。”(葉•庫•利加喬夫《警示》,P152,當代世界出版社)”但他在蘇共十九大的那句“你錯了”(針對葉利欽)和尼娜•安德列耶娃的公開信“我不能放棄原則”一樣,在“南方系”媒體鋪天蓋地對“改革的敵人”[據利加喬夫說:“改革的敵人”一詞是由“改革的施工員”亞•雅科夫列夫發明的(上引書,P122)。它讓人不禁聯想起史達林鎮壓時期使用的“人民的敵人”一詞]的聲討之下,“變成眾人恥笑的物件”,最終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 ;“此後,凡是擁護社會主義反對全面否定蘇維埃歷史的人,都成了“改革的敵人”,都是“保守勢力”的代表。”(利西奇金 謝列平上引書,P238)而“你錯了”和公開信作為對試圖瓦解蘇聯的強大力量僅有的幾次微弱抵抗,被留在了歷史的記憶中。

    3

    俄羅斯學者對“南方系”媒體的意識形態策略進行過細緻的技術分析(上引書,P43~44),摘引如下:

    1.利用現有的符號空間,給穩定的、過時的符號添加新內容……
    “民主”:在蘇聯,“民主”——人民當家做主——這個概念是作為正面概念進入人們意識中的……新概念則變成了有錢人的權力,錢袋的權力……
    “左派”:在蘇聯,它具有正面含義。傳統的左派是主張限制資本權力,主張國有化的。改革時代的新概念則完全相反,左派與右派顛倒過來了。所謂的“民主派”被稱為左派,他們主張非國有化、捍衛資本權力(戈巴契夫曾稱葉利欽是“極左派”——本文作者注)。蘇聯解體之後,顛倒位置已經沒有必要,左右派各歸原位。“壟斷”:蘇聯時期具有負面意義,西方大公司曾被稱為掠奪人民的壟斷寡頭……在改革後期,開始將統一的動力系統、鐵路系統、天然氣系統稱為壟斷機構,人們對它們有一種不好的看法,於是得出結論:必須解散它們(這給國家造成了嚴重後果)……“原始積累”:在所有大學的觀念中,這個詞都意味著是資本主義初級階段,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騙子和小偷氾濫。蘇聯解體後,這個符號用來作為掩蓋大規模巧取豪奪及貪污受賄之用。言下之意是現在正經歷著向資本主義過渡的必要初始階段,以後會好起來的。

    2.符號空間融合法。
    這是第二套典型手法,它往往熔各種互不相容的符號於一爐……如:木頭盧布、刨花香腸時代、馬克思主義是油炸水、列寧主義是蒙昧主義意識形態、七十年代的昏天黑地、文明國家,等等。

    3.符號空間改造法。
    可以將符號的結構看成是一塊山巒起伏的原野,既有高峰、陡坡,也有山谷窪地。人的智慧是有限的,所以在記憶中只留下了一些山峰,其他概念環繞在這些高峰周圍。心理戰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清除和消滅這些高峰。

    4.符號與現實關係法。……
    蘇共意識形態專家們以國家名義發佈明顯的虛假資訊,使人們喪失了對國家的信任。

    5.虛假的二分法(對比法)。
    符號空間包含了一種二分結構,如:天使—魔鬼,朋友—敵人,並在它的基礎上,將符號分組歸類。(比如將戈巴契夫等人稱為“改革派”,“民主派”;將利加喬夫等人稱作“保守派”,“反改革派”,“反民主派””——本文作者注)

    在這五點當中,今天中國的南方系和《炎黃春秋》等雜誌對第四點“符號空間改造法”情有獨鐘——“人的智慧是有限的,所以在記憶中只留下了一些山峰,其他概念環繞在這些高峰周圍。心理戰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清除和消滅這些高峰”——所以它們不知疲倦地扮演著老田所說的“揭老底戰鬥隊”的角色。和它們相比,蘇聯末期的“南方系”前輩們水準更高,成就更大:“80年代,在第五縱隊的文人筆下,衛國戰爭時期的英雄人物幾乎全被安上精心羅織的罪名,受到誹謗和侮辱。對更加久遠的俄國歷史的評價也如法炮製,其中包括彼得大帝、葉卡捷琳娜二世、伊凡雷帝。被頌揚的只有像彼得三世那樣的低能兒。按照80年代末當時的高論,整個俄羅斯歷史簡直是微不足道。”(上引書,P39)在文章的下一部分我們就來分析一下具體的案例,看看蘇聯末期的“南方系”是如何把從卓婭•科斯莫傑米揚斯卡婭一直到弗拉基米爾•伊裏奇•列寧在內的蘇維埃高峰“清除和消滅”,並且將他(她)們的屍骨挖出來鞭屍的。

    所有那些將普通概念重複上千遍的人,群眾才會把他記住。
    即使撒了謊,也要厚顏無恥地撒下去,人們樂於相信彌天大謊,
    而不相信小騙術……人們有時對自己在一些小事上撒謊,但
    卻不敢在大事上信口雌黃。因此,他們料想不到有人這樣無恥
    地欺騙他們……
    ——阿道夫•希特勒

    “心理戰的手法之一是用歷史的過去偷換當代問題。這一方
    法于80年代末曾為蘇共意識形態專家們廣泛使用。他們圍繞20~
    30年代的種種事件,圍繞史達林問題,推出了現在的歷史……
    第二個手法是將現代問題導入過去從今天的利益出發,挖掘歷史
    論據來證明今天的觀點是正確的……第三個手法是‘歷史’戰。
    在這場戰爭中把俄羅斯民族引以為榮,視為民族驕傲的所有英雄
    和傑出人物統統通過資訊手段在道德上加以誅殺。”
    ——(В利西奇金 Л謝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戰——資訊心理戰》)

    “歷史”戰之一:卓婭•科斯莫傑米揚斯卡婭之死

    本文作者曾有個名叫“卓婭”的同學。“卓婭和舒拉”:不僅是蘇聯人民的紅色記憶,也是中國人民曾經的紅色記憶。卓婭因反抗德國侵略者而被殘忍地殺害,她的英名留存于偉大的衛國戰爭史。理所當然地,蘇聯末期她成為“南方系”“清除和消滅”的目標之一。

    1991年,紅得發紫的《論據與事實》雜誌刊登了署名А•若夫季斯的文章。作者稱該文是根據已故作家Н.И.阿諾夫(伊萬諾夫)的回憶而寫成的。阿諾夫曾到過卓婭犧牲的彼特裏謝沃村,但卻目睹了“居民們竭力回避談論卓婭”的異常現象。在把讀者的胃口調足之後,作者若夫季斯開始了瓦解卓婭“神話”的工作:

    聽我說,尼古拉•伊萬諾維奇(即阿諾夫——本文作者注)說——我有個感覺,在這一切背後一定有個秘密,請告訴我全部真相好嗎?

    只有一名女教師在不無猶豫地聽完了阿諾夫‘此事將只有你我知道,絕不告訴他人’的誓言之後,才吞吞吐吐地講道:

    德國人在向莫斯科發起總攻期間佔領了彼特裏謝沃村。村長與駐紮在另一個居民點的佔領軍當局保持著聯繫。一天夜裏,村裏的一處木板房著起火來,大火把木板房燒了個精光……過了一天或兩天,縱火者被當場捕獲:一個不認識的姑娘(指卓婭——本文作者注)企圖利用浸透了煤油的破布等物點燃另一個木板房。此時正是嚴冬,一個失去了容身之處的家庭不得不擠到鄰居家裏棲身,全村居民極為憤怒。站崗的人狠狠地打了姑娘一頓,然後把她拖進盧克裏婭的木板房,早晨村長把她解送給當局並報告了所發生的事情。當天,姑娘被前來彼特裏謝沃村執行特別任務的士兵處以絞刑……沒有德國人在此處宿營,因此也沒有任何(按照官方說法)似乎被女遊擊隊員縱火燒掉的德國人的馬廄。

    我們的軍隊來到這裏以後,村裏的許多居民被逮捕並被帶走,不知去向。因此,留下來的人面對可能到來的鎮壓,人人都有一種揮之不去的恐懼……

    作者最後寫道:
    是不是П.利多夫因受村莊裏那些被嚇壞了的居民的欺騙而做了錯誤的報導,或者是他自己為了有利於史達林宣傳而編造了這個事件?但是不管怎麼說,正是他的這種說法出了大名並被“載入史冊”。

    卓婭不僅沒有打擊過德國人,反而燒掉了村民賴以過冬的木板房!?對於今天的我們而言,這是多麼熟悉的風格和技巧!

    “我”或者“我”的某個知名朋友,來到某個“紅色神話”的發源地,與某個神秘的“老鄉”或是不肯透露姓名(或已故)的“村幹部”聊起了有關於“紅色神話”的事。於是乎,在神秘“老鄉”或“村幹部”對“歷史真相”的娓娓敍述中,狼牙山和地雷戰等“神話”依次破滅了。正如俄羅斯學者對若夫季斯文章所進行的分析:“這個例證清楚地表現了斯梅爾佳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卡拉瑪佐夫兄弟》中的人物,一譯斯麥爾佳科夫——本文作者注)繼承者們非常巧妙的手法。他們的創作依據,都是非常可靠的事實,如一個不認識的女教師對現已作古的作家阿諾夫以及公佈這件事的本文作者А•若夫季斯的口授資料。從這篇短文中,還可以看到希特勒分子如何主持公道,他們對居民如何關心,還可以看到蘇軍佔領彼特裏謝沃村所帶來的恐懼和淒慘,以及對史達林分子利多夫的揭露。這樣,А•若夫季斯的文章就像一枚多彈頭導彈,達到了一石四鳥的目的。”(В•利西奇金 Л•謝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戰——資訊心理戰》,P271~273,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除了《論據與事實》(!)雜誌的文章,有媒體還斷言照片上的那個卓婭屍體是假冒的。對此,俄羅斯聯邦司法部司法鑒定科學研究所進行了相關鑒定,最終結論是“照片上被處絞刑的姑娘是卓婭•科斯莫傑米揚斯卡婭。”(上引書,P273)

    “歷史”戰之二:青年近衛軍的母親

    老一輩的人應該都很熟悉亞歷山大•法捷耶夫的小說《青年近衛軍》以及根據小說改編的電影:主人公奧列格•科舍沃伊不屈服於敵人的嚴刑拷打,凜然赴死的精神感動了無數人。1991年,《自鳴鐘報》的撰稿人М•沃利娜發表了一篇名叫《科舍沃伊的母親在為誰哭泣》的轟動性文章,文中驚人地聲稱奧列格•科舍沃伊還活著!而科舍沃伊的英雄故事完全是一場由其精神失常的母親引發的離奇騙局:

    在羅韋尼基地區的一個合葬墓穴中掘出了一些被德國人槍殺的人已經腐爛的屍體。當時在場的葉連娜•安德列耶芙娜(沃利娜文中奧列格•科舍沃伊的“母親”,實際上她把名字搞錯了——本文作者注)撲向其中一個有白髮的老人的屍體並號叫起來:“奧列日卡,奧列日卡!”所有人都看到了:在她面前的是一個帶白髮的老頭兒,可他還在哭喊著:“奧列日卡!”沒有人提出異議,於是……人們把那個不認識的老頭兒再次作為奧列格•科舍沃伊葬埋了。然而法捷耶夫卻據此杜撰出,奧列格在羅韋尼基監獄中遭受刑訊,並因此一夜之間這個16歲的男孩子竟白了頭!這樣,奧列格•科舍沃伊成了小說中的主人公,而葉連娜•安德列耶芙娜則成了主要英雄人物的母親…..

    沃利娜的文章風行全國。文章發表幾天之後,“一群肆無忌憚的流氓無賴在盧甘斯克市把青年近衛軍英雄半身雕像從底座上推了下來”。針對沃利娜的文章,電影《青年近衛軍》中扮演奧列格•科舍沃伊的弗•伊萬諾夫在《真理報》上發表了同樣名為《科舍沃伊的母親在為誰哭泣》的反駁文章。他用充分的證據駁斥了沃利娜,指出了她的大量錯誤,並在文中提到不僅是科舍沃伊本人,他的母親葉連娜•尼古拉耶芙娜(不是沃利娜文中所說的葉連娜•安德列耶芙娜)就遭到過德國人的多次毒打,並導致她終身殘疾的事實。伊萬諾夫在文章中總結道:“我們這裏出現了一種亂翻墓石的傾向,就像女新聞撰稿人М•沃利娜所做的那樣。然而死人不可能說任何話以自衛!……應該記住聖經中的戒條:‘不要做偽證!眾所周知,靠偽證社會不能生存——它將毀滅’。”(上引書,P274~275)

    “歷史”戰之三:尤利烏斯•伏契克的傳說

    蘇聯末期的“南方系”在大肆挖掘國內墓地的同時,又精力旺盛地折騰到了國外。《絞刑架下的報告》作者,國際共產主義的著名活動家尤利烏斯•伏契克就被掘了出來。

    伏契克據說沒有被絞殺於德國普勒岑塞監獄。“他不僅當了德國人的情報員,而且還以這個身份被派到玻利維亞,不久就死在那裏。甚至還出現了一張屍體的照片。”眾所周知,納粹和法西斯主義勢力曾在拉丁美洲有很大的力量,二戰後不少的納粹分子都潛逃到拉美,而這就是發明這個玻利維亞傳說的根由。“另外一些人不堅持‘玻利維亞’說,但仍然斷言,他終究是叛徒—情報員。至於那個著名的《報告》,則無論如何不可能是他寫的,而是後來伏契克的黨內同志們偽造的……”(上引書,P276)對於這種剝奪著作權的手法,其實也無須多說。如同希特勒說的那樣,“即使撒了謊,也要厚顏無恥地撒下去”。只要足夠厚顏無恥,只要“將普通概念重複上千遍”,即使編造出像季米特洛夫是個不能說一句整話的結巴,一樣可以使大眾相信。
    假如伏契克泉下有知,他一定會說:
    “人們,我愛你們!你們要警惕呵!”

    “歷史”戰之四:“史達林森林慘案”

    按照“符號空間改造法”的理論,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史達林毫無疑問是蘇聯時代的象徵,高峰中的高峰;蘇聯歷史的光榮與悲劇都在史達林時代得到了最深刻的體現。

    “1987—1991年國內幾乎沒有一家報紙,沒有一家雜誌,沒有一個電視頻道看不到指責史達林及其時代的材料的。”(Ю•葉梅利亞諾夫《史達林:未經修改的檔案——在權力的頂峰》,P608,譯林出版社)雖然“非斯化”運動在史達林去世後就已開始,但在“想像力奪權”——這句五月革命時期的經典口號諷刺性地被蘇聯末期的“南方系”成功實現了——的時代,“非斯化”運動到達了它登峰造極的境界。党的最高領導人米•謝•戈巴契夫對這一運動作出了決定性的貢獻。在戈巴契夫執政中期,他向記者和社會學家公開了在蘇共中央委員會馬列研究所的中央檔案館中曾受到特別保護——1987年之前任何人不得調閱——的史達林檔案資料中的部分檔,“其目的在於扶持反對史達林的勢力,因此只公開了能證明史達林是一位元血腥暴君的資料,例如:與黨內政敵的鬥爭,30年代鎮壓運動的經過。那些中性的,特別是缺乏揭露性的材料仍被封存。”而仍被封存的資料中則包括了史達林對當時的“個人崇拜”表示反感等內容(Н•津科維奇《二十世紀最後的秘密》,P53,中國書籍出版社)。

    和中國的南方系對毛澤東時代“鋨死”數千萬和“整死”數億人的指控一樣,史達林時代的歷次鎮壓自然也成了這種數位操縱的物件:“例如,很多人的意識中,已經沉澱下了幾百萬農民背井離鄉,作為‘富農階級’被流放的說法。奧•普拉東諾夫說:‘在集體化和消滅富農階級的歲月裏,約有700萬~800萬農民被流放,數百萬農民被關進集中營和監獄’”。對此,俄羅斯研究意識形態和心理戰的著名學者謝•卡拉—莫爾紮質問道:“‘700萬~800萬農民被流放’?連家屬加在一起,那可是3000萬~4000萬人啊!”而後來經過對當時史料和資料的認真研究,“事實是:1930~1931年間,總共381026個家庭計1803392人被特別遣送(所謂‘富農階級流放’)。占農戶總數的1.5%(約3%農戶被官方劃定為富農)。”(謝•卡拉—莫爾紮《論意識操縱》下,P546,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亞歷山大•伊薩耶維奇•索爾仁尼琴(索忍尼辛)的《古拉格群島》是反對史達林和“極權主義”的巨大圖騰,是“南方系”在對蘇聯歷史進行審判時的權威證人:“在他的筆下,古拉格‘島民’歷年的動態,包括徒刑死刑、釋放調轉、患病死亡等方面的情況,逐年均有詳盡研究,列表資料也堪稱卷帙浩繁。”不過正像此書的副標題——《藝術性研究嘗試》一樣,“索爾仁尼琴(索忍尼辛)的資料亦當以”藝術誇張“視之,而整個文化界的人士則幾乎是把這些東西作為集中營社會學學術研究資料來看待的。
    他所造成的意識裂變真可謂令人拍案驚奇:一個人讀了那種似乎言之鑿鑿的紀實材料,就會聽而信之,而且更會相信他那‘4000萬人被槍斃’的說法。”(上引書,P549)即使是激烈批判史達林的羅伊•麥德維傑夫,也撰文指責索爾仁尼琴(索忍尼辛)“過於經常地對事實進行明目張膽的歪曲、篡改和有意的回避”(李輝凡 張捷《20世紀俄羅斯文學史》,P447,青島出版社)歷史學家澤姆斯科夫用近10年的時間系統整理了反映勞動改造營管理總局(古拉格)各方面情況的檔案資料,並且發表了各類被鎮壓人員狀況的詳盡匯總材料。“他雖非史達林主義者,但是尊重事實。”但是“民主派卻刻意竭力不理睬他,也不和他論戰”,少數應戰者如安東諾夫—奧夫謝延科也都立即露了大怯。澤姆斯科夫指出他的論敵在引用他本人並未見過的1945年秋季全蘇集中營和勞教所資料時犯了一個“小錯誤”:安東諾夫—奧夫謝延科“漏掉了”一個小數點(МЛН.),其結果就是把160萬人“變成”了1600萬人。“多麼輕而易舉,拿掉小數點,再通過傳媒擴散開來,而億萬人竟然信以為真。當一種思維範式已經形成的時候,操縱家就不在乎理智的論據了。”“操縱家們也正是為了對想像力而非理性施加影響,才會如此誇大數字的,有時會誇張幾十倍,甚至幾百倍。恰恰是這種非要誇大真實數量不可的意圖,才能成為操縱的一種特徵”。(卡拉—莫爾紮上引書,P549)

    不久之前曾鬧騰過一陣“卡廷森林慘案”事件,我國的南方系也是不甘人後,積極回應。然而早在1988年的蘇聯,就發生過一個轟動全國的“庫羅派特森林慘案”事件,據當時的“南方系”媒體報導:

    在明斯克郊區庫羅派特森林發現大批犧牲於史達林大恐怖時期人士的遺骸,這場恐怖是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機構在1937年至1941年6月期間製造的。

    媒體稱這個慘案的死難人數約為數十萬。國外的傳媒也不遺餘力地進行大肆宣傳——這是史達林及其極權制度嗜血成性的又一罪證。最後,在對這個“庫羅派特森林慘案”事件進行了仔細調查後,得出如下結論:

    內務人民委員會各機構與所謂庫羅派特森林受害者之間沒有任何關係。在紮斯拉夫公路和明斯克環路之間丘陵地帶的戈迪謝鎮附近,安葬著不少於30萬希特勒種族滅絕暴行的犧牲者(“庫羅派特森林案:時代的篡改”,《軍事史》雜誌,1991.No.6,轉引自В利西奇金 Л謝列平上引書,P267,)

    正如俄羅斯學者指出的:“庫羅派特這個地名在白俄羅斯地圖上就從來沒有過。杜撰名稱的目的是為了充分發揮情感的力量,影射史達林在這裏槍殺人就跟殺山鶉[俄語“山鶉”的發音為“庫羅派特卡”(Куропатка),故有此說——本文作者注)一樣無所顧忌。庫羅派特森林案只不過是整個虛偽報導龐大體系中的一個事例而已。”(上引書,P267)在蘇聯末期的混亂歲月裏,儘管一些謠言被揭穿,但謠言總能淹沒真相:製造大量新謠言的速度永遠要快過被動地對舊謠言的逐個駁斥。關於史達林,“有人寫的東西甚至已經離譜到了讓人想瞧一瞧還能編出什麼玩意兒來的程度……出現了大量編造史達林是沙皇暗探局特務的文章。有的文章說,流放中的科巴(史達林早期的黨內別名)襪子臭不可聞,幾乎所有的精神病他都有;他只不過是個神學校裏不學無術的學生而已,等等,等等。布爾什維克一詞居然成了一句罵人話……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攜帶史達林畫像參加群眾大會被認為是低能兒;大眾傳媒曾經專門在各地群眾大會上尋找攜帶有史達林肖像的人,以便表現他們的淺薄和粗俗。”(上引書,P266)“一個穿網眼針織背心的人坐在電視機前。——人們在街上遊行,臉上帶著喜悅。他手指螢光屏上史達林時代那些缺心眼的人,笑得前仰後合,說不出一句話來。”(上引書,P243)(筆者在此想插入一件事情:去年,某城市的一位收藏者——他是毛澤東時代的人——舉辦了一場關於毛澤東時代的影像與圖片展。一個在改革時代成長起來的中年人熱心地從外地趕來參觀——他對那位收藏者感歎道:“你辦的這個展覽很好,很有意義,像這些我的父母那代人都經歷過的;你看那些人(指毛澤東時代廣場上的遊行者),都像是發瘋了一樣,像機器一樣。”收藏者聽完後說:“我們當時對於領袖和國家的熱愛都是出於肺腑的,並不像你說的那樣,是失去了自己意志的表現。”談話由此陷入了尷尬。)

    史達林在世的時候,如同從天而降的巨神,其威望甚至超過了列寧。然而他身後的歷史命運又是如此無常,甚至顯得淒涼。1953年在史達林的別墅裏,貝利亞、馬林科夫、赫魯雪夫等人看著史達林生命垂危,卻遲遲不去叫醫生;史達林剛死,“非斯化”的運動就隨即展開:先是貝利亞——如果不是他在黨內鬥爭中被擊敗,也許就輪不到赫魯雪夫來做那個轟動一時的秘密報告了——接著就是赫魯雪夫的高潮戲。赫魯雪夫先是史達林狂熱的吹捧者,後來又是史達林狂熱的反對者。在他與中國交惡的時候,甚至憤怒地聲稱要“把史達林的棺材直接送到北京來!”到了蘇聯末期,在所謂“公開性”政策和勢大滔天的“南方系”的力量之下,“非斯化”運動終於進入了歇斯底里的狀態。“卡廷森林慘案”也好,“庫羅派特森林慘案”也罷,其實史達林早就被一次次地拖進了名叫“史達林”的歷史森林裏,遭到了無數次的審判和槍決。

    “歷史”戰之五:“回歸列寧”

    “史達林領導下的蘇聯時代在社會意識中被一筆勾銷之後,蘇維埃國家的締造者列寧的名字仿佛成了連接過去與現在的最後一座橋樑,它象徵著幾代人之間的繼承性。因此,損害業已形成的列寧的形象詆毀他的活動,就成了把整個蘇聯時期說成是黑暗和愚昧時代並使人們離開社會主義的一個必要步驟。”(上引書,P169 )

    在蘇聯還沒有走向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末日之前,為了非史達林化,必然要借助列寧的威名,列寧代表了蘇維埃國家的終極真理。正如赫魯雪夫提出的“回歸列寧原則”那樣;戈巴契夫在“改革”初期也曾化身為列寧的忠實傳人。而在蘇聯末期的大混亂到來後,所有蘇維埃國家的偶像與禁忌一個個被羞辱被打破;當蘇聯全部的歷史都成了被“清除和消滅”的物件時,列寧這個最後的禁忌也就不能倖免了。所謂“回歸列寧”的意義,可以看作是一步步地把所有的都清算完之後,最後必然來到的總結性清算。

    “列寧是德國間諜”,“列寧是毀滅俄羅斯文化的罪人”,“列寧是俄國人民的劊子手”“列寧是美好的沙皇俄國的破壞者”,這些都是老調重彈了。到了這個階段,連編造歷史的工夫都可以省去,而直接使用“純文學”風格了。《自鳴鐘報》的“政治評論家、詩人”——總是這號人物不是嗎?——A•伊萬諾夫斷言:“總的看來,我們的領袖和導師是死于梅毒。”而1990年的另一篇奇文《崇拜的誕生:列寧是典型的神話》(М•魏斯科普夫,《波羅的海時報》)這樣寫道:

    大約是1924年,克里姆林宮的下水道經受不住布爾什維克的猛烈衝擊,終於跑水了。陵墓裏灌滿了污水,一名神甫(好象是大牧首本人),這樣說:“聖屍上也是要塗油的。”
    ……那副傻瓜表情、那顆禿頭 、那張喝得醉醺醺的電報員也差不哪去的鬼臉……打旱地裏冒出來的一顆苗苗兒:要模樣沒個模樣,要氣派沒個氣派。
    瓦洛佳搞俗家的科學也在行。他雖說沒有一點詩才,但只要老師吩咐,就可以立刻“用正確的六音步長短短格來翻譯荷馬史詩”。

    他的房間保持著修道院式的整潔。一個中學生正在做筆記,筆記本上密密麻麻寫滿了一個個小耗子似的字母——字雖然寫得緊緊巴巴,倒不妨礙思想馳騁。這個中學生寫滿了一個又一個本子,若有所思地瞅著牆壁,眼前是兩片畫著斑斑點點的大屁股似的東西半球——蘇聯國徽的原型……

    最後,終於有機會談一談那個與大救星聯姻的她——娜傑日達(指列寧的妻子娜傑日達•克魯普斯卡婭——本文作者注)——的問題了。想不到吧,這個講起話來跟馬卡爾•傑武什金一副腔調的、黨內綽號叫“魚”的革命的女修道院長,居然不乏抒情的想像力……而在那圍著灰毛皮圍脖、像東歐平原一樣扁平乏味的胸膛裏……居然還有一顆監獄未能使之喪失慈愛的心在……跳動?(上引書,P268~269 )

    與此文那種妙語連珠,油腔滑調,下流無恥地嘲諷偉人的水準相比,我國那位說毛澤東的字像“狗扒似的劃拉出來了”的小京油子實在只能算是托兒所的程度了。

    在“清除和消滅”列寧這座最後高峰的運動中,著名的史達林傳記作者德米特裏•沃爾科戈諾夫上將(我國的“辛同志”可以看作是他的翻版)是一個代表人物。這位擔任過蘇聯陸海軍總政治部副主任、蘇聯國防部軍史研究所所長,曾在史達林傳記中指責史達林違背了偉大的列寧及偉大的列寧主義的黨內軍內的權威理論家,也終於發現了與“極權主義”做鬥爭的必要性。“特別是他在自己全盤否定列寧的著作的封面,為強化對讀者的負面影響,登載了一幅重病患者的照片,那張臉被痛苦折磨得已經變了形,實際上當時人已處於瀕死狀態。”有人指出:“書的封面是對死者的粗暴侮辱(不論大家對列寧的態度如何),故爾他必遭報應。”沃爾科戈諾夫在書出版後不久,就患病並很快死去了。不管這是不是報應應驗,對列寧的詆毀還是見出了成效。《論據與事實》雜誌1991年就“列寧應當躺在什麼地方”向路人提問。莫斯科一位15歲的少年季馬對此回答道:“應該把他從這裏扔出去……嗯,不是扔,應該是運出去。他做過什麼好事嗎?他把全國都搞亂了,現在卻躺在這裏。把他埋到某個墓地去吧!”(上引書,P270)

    “把蘇維埃墓地全掘開……”

    “不僅僅戰爭年代,而且整個70年蘇聯歷史都逐漸被迅速蔓延開來的污點所覆蓋,許多歷史畫面簡直就是一幅諷刺性漫畫。其中對曾經支持過蘇維埃政權的作家們的態度即為一例。按照各種報刊媒體的說法:阿•托爾斯泰是貪財鬼和酒徒,馬•高爾基是一個虛偽的,名不副實的人,弗•馬雅科夫斯基是發育不全者,米•肖洛霍夫則是抄襲他人作品的人。甚至很難數得清針對《靜靜的頓河》作者究竟有多少造謠中傷。”(上引書,P277)“從‘民主派’的宣傳中可以得出的結論是:整個蘇聯時期的歷史上是一批不合格的人在活動,他們以自己的‘極權政治’威脅西方的偉大民主。”(上引書,P308)B.伊柳欣在《控告總統•起訴狀》(1992年)中說道:“在他(指戈巴契夫——本文作者注)的統治下,整個國家都被變成了考古發掘地。”(上引書,P283)

    人們會有一個疑問:為什麼在蘇聯末期大眾會輕易地相信那些“荒唐無稽”的“政治謠言”?由於這涉及到具體的蘇聯意識形態“蛻變”問題,並且不是本文的主題,所以在此僅簡單地談以下一點。蘇聯官方在對其自身歷史的解釋上有著一個非常不好的傾向——這也並非是蘇聯獨有的問題——即用“庸俗化”的歷史觀念去解釋蘇聯史上所發生的諸如黨內鬥爭在內的一系列複雜問題。
    在1953年清算貝利亞問題的蘇共“七月全會”上,蘇共中央書記赫魯雪夫的發言就是這種庸俗化歷史觀的典型:
    “……早在史達林生前我們就知道貝利亞是個大陰謀家。他是個奸詐的傢伙,是個狡猾的鑽營之徒。他用自己骯髒的爪子牢牢吸在史達林同志的內心,他善於把自己的想法強加給史達林同志……我們大家都尊重史達林同志。不過歲月不饒人,最後一段時間史達林既不能看檔,也不能見人,他的健康狀況不佳。貝利亞這個卑鄙小人狡猾地利用了這一點,非常狡猾……貝利亞對黨的態度跟希特勒沒有區別……貝利亞不是黨員,而是鑽營之徒,可能還是間諜,在這方面還要再挖一挖……”
    赫魯雪夫等人用一套“忠臣/奸臣——明君/昏君”的模式去向人民解釋貝利亞問題,甚至用“庸俗化”了的階級鬥爭觀念把貝利亞與希特勒並列——而此人就在不久前還是和自己很親近的同志。“妖魔化貝利亞的形象,把他描繪成悄悄混入党的領導層的傢伙——這都貶低了社會進程在歷史中的重要性,創立了用某些個體的不良意願解釋蘇聯歷史事件的先例。”(Ю•葉梅利亞諾夫《未經修改的檔案:赫魯雪夫傳》,P309,譯林出版社)
    赫魯雪夫在二十大上全盤否定史達林領導蘇聯的“三十年”——儘管他後來出於政治原因又多次反復——把大肅反時期的鎮壓描繪成是“暴君”對那些無限忠誠於黨的“老幹部”的迫害,而掩蓋他本人就曾是一個積極的鎮壓者,掩蓋了黨的“老幹部”們對他人的迫害行為以及確實存在的反史達林的密謀等等事實。正如斯台芬•茨威格所說:“熱月九日之所以具有世界歷史意義,並不是因為羅伯斯庇爾被處以死刑,而是他的繼任者採取這種怯懦虛偽的態度(指將罪過推在羅伯斯庇爾一人身上——本文作者注)。因為直到這天為止,革命無論採取任何行動,全部理直氣壯,同時也心安理得地承擔一切責任”(斯•茨威格《約瑟夫•富歇——一個政治性人物的肖像》,P70,華夏出版社)這種對待歷史“隨心所欲”和“胡作非為”的態度,使蘇聯官方的歷史解釋逐漸失去信譽。勃列日涅夫雖然沒有宣佈赫魯雪夫是“希特勒”,但整個勃列日涅夫時代的意識形態語言完全是由連篇的“廢話”和貌似正確無比的“空話”與“套話”構成的。戈巴契夫及其“意識形態專家”“延續”了赫魯雪夫的“精神”。但是他們嫌後者對史達林時代“刨”得還不夠徹底,於是決定直接往祖墳上刨:“現在請想像這樣一種情景。羅馬教皇走到羅馬的聖彼得廣場,對圍攏來的人說了下麵一番話:親愛的教徒們,我必須向你們宣佈,沒有什麼上帝,天主,教會只是一個犯罪組織,我把它解散了。您會怎麼評價這位教皇的行為呢?須知蘇聯的意識形態專家們正是以這種精神表述的。”(亞歷山大•季諾維也夫《俄羅斯共產主義的悲劇》,P64,新華出版社)蘇共官方的歷史解釋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終於土崩瓦解:既然老一套已經令人厭煩,那為什麼不去聽那些更新鮮、更刺激的故事呢?而蘇聯末期的“南方系”進行的大量“歷史發明”-融驚險、偵探、色情、科幻等所有吸引人的要素於一爐,正好滿足了大眾的心理欲望。當然,這並不是蘇聯末期“南方系”能夠大獲全勝的惟一內因,但至少是重要的內因之一。

    《零城》的意義

    1996年俄羅斯國家杜馬安全委員會舉辦了一個為期半年的講習班,“專門研究破壞社會‘文化核心’的技巧。”參加者包括了不同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的專家。講習班在最後的幾次會議中,重點地討論了卡倫•沙赫納紮羅夫(其父格•霍•沙赫納紮羅夫曾是戈巴契夫的心腹助手之一)的影片《零城》(1988年)。與會的專家一致認為《零城》準確地預見到了蘇聯社會“文化核心”被破壞的過程。

    《零城》講述了莫斯科的工程師拉瓦金在“零城”出差時遭遇到的怪異和恐怖經歷:拉瓦金剛到“零城”時,前往一家工廠找廠長,結果竟然“見到女秘書在接待室全裸地坐著。人們進進出出,把緊急要打字的材料交給她,但對怪誕卻視若無睹……出門的時候他病了。那些習以為常的秩序的標誌物——列寧像呀、社會主義勞動競賽榜呀——再也抵禦不住迷亂的局面了。”只有裸女或者只有列寧像的社會都是一個——意識形態意義上的——“秩序的社會”。而當裸女和列寧像在同一個時空中並存,甚至裸女和列寧像被奇妙地拼接在一起,難分彼此的時候,則標誌著“秩序的社會”開始走向混亂和崩潰之路。

    在《零城》的尾聲部分,“零城”的“整個匪幫——官員們、地下企業家們、作家,還有好多浪蕩女人——紛紛撲向一顆象徵政權的‘俄羅斯國家樹’,開始摧毀它,撕擄它的枝葉。”(卡拉—莫爾紮上引書,P720)

    文/克爾白的懸詩

    2010-12-15


  7. 2011/04/27 於 23:16 patchpieces
      誰是“暗算”(民族商賈)胡雪岩的真凶?   為什麼“鴉片戰爭”只發生在中國?   為什麼中國的“銀本位”會敗在英國的“金本位”腳下?   為什麼中國的錢莊與票號沒能發展成世界金融帝國?   為什麼只有中國盛產“洋買辦”?   西方列強僅憑堅船利炮和工業革命是不可能將中國變成“半殖民地”的,割地賠款、開放通商口岸也不能窒息中國的經?濟潛力。“導致”清帝國衰落的真正原因在於“西方金融資本勢力”首先“攻破”了中國的金融高邊疆。   “鴉片貿易”的“首要戰略目標”是“顛覆”中國的貨幣體系,而這一戰略的制定和執行都源于倫敦金融城。“鴉片戰爭”實際上是英國的“金本位”與中國的“銀本位”之間的一場戰略決戰,戰爭的勝負將決定東西方未來數百年的盛衰興亡!   對於大英帝國的銀行家而言其最高戰略目標就是:以倫敦作為世界金融的中心,以黃金作為世界貨幣的本位,大英帝國通過「英格蘭銀行」向全球“輸出”英鎊信用,將歐美主要國家變成“金本位”的核心成員,將世界的邊緣國家變成英鎊的“附屬地區”,用戰爭與暴力來“維護”這一“體系”的運轉,以貨幣來最大限度地“控制”和調動全球資源,最終完成對世界財富和全人類的“控制”。   英國金融資本的突擊力量遠比船堅炮利的帝國海軍更具威力,他們將首先“打垮”中國的“銀本位”,“搶佔”「中央銀行」這一控制清帝國銀根的“戰略制高點”,“滲透”和“蠶食”中國的金融網路,“掌握”中國的資本與信用流動的管道,完成對中國金融高邊疆的“全面控制”。   在喪失金融高邊疆控制權的情況下,中國的“貿易定價權”、工業自主發展的定位權、政府的財政稅收權、軍事與國防的開支權將“逐步淪喪”。中國將不可避免地成為西方列強的“待宰羔羊”。   實際上,清帝國的敗亡,金融先於軍事。 第一章 金融高邊疆的陷落  獵殺胡雪岩  洞庭山幫:暗算胡雪岩的幕後黑手  鴉片貿易:金、銀本位的大決戰  東印度公司:一個銀行家的帝國  沙遜家族:東方的羅斯柴爾德家族  滙豐銀行:你的地盤我做主  票號錢莊:為什麼沒能發展為國際金融帝國  “洋買辦”:中國的特殊現象   美國人馬漢在19世紀末首先提出了“制海權”的概念,認為“控制海洋就是控制世界”。1921年,義大利人杜黑提出“制空權”的概念,提出“掌握制空權就是勝利”。時隔60年,美國陸軍中將格雷厄姆又提出了“制太空權”的“高邊疆”理論,堅信“控制外太空就可以稱霸世界”。   格雷厄姆有豐富的閱歷,曾任美國國防部情報局副局長、中央情報局副局長和國防部情報局局長等職,1980年,擔任雷根總統競選的國防顧問。1981年,雷根政府上臺後不久,格雷厄姆在傳統基金會的資助下,組建了“高邊疆”研究小組。該小組由美國30餘位著名的科學家、經?濟學家、空間工程師和軍事戰略家組成。經?過7個多月的精心研究,於1982年3月3日以《高邊疆——新的國家戰略》為題拋出其研究報告。“高邊疆”戰略公諸於世後,立即受到美國政府、軍方和公眾的關注,並且對美國的經?濟、政治、軍事、高技術發展以及世界局勢都產生了重大影響。“高邊疆”戰略的核心是指歷史上具有不斷開拓疆域傳統的美國,今後應該在地球的外太空進行新的開拓,把太空作為美國新的戰略疆域和控制範圍。   無論是制海權、制空權,還是“高邊疆”理論,歸根到底強調的是控制範圍和控制能力。從西方文明的視角看,有人類活動而沒有被控制的地區都是需要征服的“邊疆”。   小小寰球,從大陸到海洋,從土地到天空,甚至包括太空,有人類活動的物理空間基本都已被大國嚴密地控制了。而金融領域正在日益成為大國博弈的主戰場。   國家的邊疆,不僅僅是陸疆、海疆、空疆所構成的三維物理空間,未來還需要包括新的一維:金融高邊疆。   (買辦集團)獵殺(民族商人)胡雪岩   1883年11月初,胡雪岩經歷著人生中最痛苦的煎熬,他苦心經營一輩子的金融帝國即將土崩瓦解。這是一個用2000萬兩銀子打造出的超級神話,如果以糧食的購買力估算,一兩銀子大約相當於今天的200元人民幣,也就是說,胡雪岩的金融帝國大致擁有著40億元人民幣的總資產。可是,此時的胡雪岩卻面臨著一場致命的“完美”風暴。   11月初,他有一筆50萬兩的滙豐銀行債務必須償還,這筆債務讓他倍感焦慮。在正常情況下,以胡雪岩的財富規模,決不至於被區區50萬兩銀子難倒。不幸的是,他的對手們早已布下天羅地網,此時的胡雪岩已難逃被圍獵的命運。他隱隱有一種不祥之感:“市面太壞,洋人太厲害,我不曉得怎麼才能翻身?”   胡雪岩的正面敵人就是英國的「怡和洋行」,此時雙方正在圍繞生絲生意的霸主地位展開著激烈的較量。   在整個19世紀70年代,“洋行”牢牢地控制著中國生絲出口的定價權,在洋行的壓迫下,生絲價格每況愈下,十年中已跌去一半,江浙一帶的絲農們苦不堪言,當地的絲商們慘淡經營,高額利潤盡被洋行鯨吞。   胡雪岩開始介入生絲生意後,對洋行的高壓有了切膚之痛。眼看著絲農被洋行敲骨吸髓而陷入破產境地,他暗暗下定決心,一定要奪取生絲貿易的定價權,迫使洋行在價格上讓步。他開始仔細尋找洋行價格控制體系的破綻。洋行控制了生絲貿易融資、國際匯兌、外銷管道和航運保險,又有大英帝國的炮艦做後盾,似乎不可戰勝。然而胡雪岩還是敏銳地捕捉到了洋行的死穴——難以控制生絲的生產源頭。   胡雪岩決心佔據生絲源頭這一戰略制高點,一舉擊破洋行對生絲的定價霸權。   機會終於在1882年到來了。初春,胡雪岩深入生絲產地進行仔細調查,同時在與當地生絲商人們的交流中發現,當年的生絲收成減少,將出現嚴重的供貨不足。他立刻抓住這一難得的時機,開始悄悄行動,在江?浙育蠶村鎮四處採購,廣發定金,控制貨源。   果然,市場上5月份生絲收成估計可達8萬包,然而“在8月份,逐漸清楚的是,收成被多估了2萬包”。   早已完成生絲貨源控制的胡雪岩立刻部署總攻。他動員起自己龐大的金融帝國中的每一個銅?板,將上千萬兩白銀全部投入這場中國商業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決戰中。到1882年夏天,他共囤積了近2萬包生絲【1】,占全部貨源的1/3強。為徹底控制價格,他力邀絲業同行組成生絲價格同盟,堅持高價出售,試圖一舉拿下生絲的定價權。   這一招果然奏效,怡和洋行們突然發現不出更高的價錢就難以買到生絲,他們試圖各個擊破,但胡雪岩籬笆紮得很緊,稍微有些規模的絲商都被知會要遵守大家約定好的報價。“上等生絲在倫敦每包售價僅僅16先令6便士,但上海的絲價,由於胡雪岩的收購和操縱,折合英鎊竟達17先令4便士。”【2】洋行的邏??是,自己對生絲價格有組織的打壓不算操縱,而中國有組織的反抗卻算操縱。這樣的邏輯直到今天仍在大行其道,美國狂印美元不算操縱匯率,而中國的反制應對卻被判定是操縱匯率。   「怡和洋行」無奈之下,只能請大清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出面斡旋。對,大家沒有看錯,是英國人當著中國海關的一把手。倒不是清政府為了吸引外國人才所制定的特殊政策,而是英國人打敗清政府後,強迫清政府割地賠款,為確保中國準時付錢,直接任命了英國人看管著中國海關,所有海關關稅收入都直接被英國人拿走沖抵賠款。   赫德28歲就執掌了大清海關,屬於典型的少年得志,但與胡雪岩比起來還稚嫩得多。他以邀請胡雪岩合夥辦絲廠為誘餌,以“市價以外,另送傭金”為條件,企圖說動胡雪岩做出價格讓步。不久,日本商家也登門求購,開出的價格是,按照當時的市價,再加800萬兩白銀,經?談判後,同意加到1000萬兩白銀。只要胡雪岩點頭,相當於今天20億人民幣的毛利就到手了。形勢一片大好。然而胡雪岩拒絕了,他要更高的價格。   就在這時,“歐洲的蠶絲卻見豐收,倫敦和歐洲大陸市場能夠不顧中國的歉收”【3】。洋行轉而尋求收購歐洲本土生絲。到1883年年關時,絲價大跌,一半絲商推遲結算,幾家大的絲行破產。胡雪岩試圖邀集絲商將來年的新絲再次收盡,以迫使洋行屈服,結果無人響應。   上海市場生絲成交清淡,買賣雙方僵持了整整3個月。此時,雙方較量的就是資金的實力了。   「怡和洋行」可不是一般的洋行,它的後臺大老闆乃是17大國際銀行家族中起家最早、勢力最大的英國“巴林銀行”。在19世紀,“巴林家族”號稱是“歐洲第六大強權”,其發跡比羅斯柴爾德家族更早,在國際金融領域曾是無可爭議的老大。有此強援,「怡和洋行」在與胡雪岩的對峙中,始終處於不敗之地。   而胡雪岩的處境卻開始不妙了。要知道,維持價格控制需要高昂的成本,對加盟絲商的利益補償、高價收購生絲、提高定金比例、不菲的貨棧費用、巨大的融資成本、運輸、保險、人工全都要錢。驚人的資金佔用使得胡雪岩的現金流處於日益脆弱的危險之中。   早已將這一切看在眼裏的北洋派幹將盛宣懷開始行動了。他正在密謀“廢掉”胡雪岩。   胡雪岩與盛宣懷並無太深的個人恩怨,只是各為其主罷了。胡雪岩的後臺是當時的兩江總督左宗棠,在平定新疆叛亂的過程中,胡雪岩作為其總後勤,運用自己阜康錢莊的信用和金融網路,於1867年首創以海關關稅為抵押向洋行和外資銀行舉債,14年中,為左宗棠的軍事行動融資1600萬兩白銀,為左宗棠收復新疆的歷史殊勳立下了汗馬功勞。1883年讓他陷入絕境的50萬兩滙豐銀行債務,正是他以自身信用為收復新疆的戰爭債務所做的擔保,如果政府的錢不能準時到位,他將不得不自己掏錢墊付給「滙豐銀行」。   盛宣懷的後臺自然是北洋大臣李鴻章。李鴻章與左宗棠的矛盾天下皆知。19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出現了嚴重的邊疆危機。中國的西北方向,中亞的阿古柏利用當時中國西北地方的民族與宗教矛盾,在英、俄等列強的支持下,侵入新疆,成立了所謂的“浩罕國”。不久,俄國軍隊佔領邊防重鎮伊犁,西北塞防形勢危如累卵。同時,在中國的東南方向,日本又挑起了侵略臺灣地區的嚴重事端,中日之間戰事一觸即發。“太平天國”十四年戰爭之後,清朝府庫一貧如洗,國家財政已無力同時打贏兩場戰爭。可是,李鴻章所代表的“海防派”主張強化海軍為優先要務,為此不惜放棄新疆;而左宗棠堅持“塞防”絕不可廢,應該毫不猶豫地對新疆叛亂進行武力征伐。雙方矛盾的焦點就是“籌餉”問題,如果朝廷決定“海防”優先,則巨額的資金將流進北洋派的勢力範圍,而確立“塞防”國策,則左宗棠必然實力大漲。這是一場關乎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的尖銳較量。   最終,左宗棠勝利收復新疆全境,其聲望與地位一時壓倒了李鴻章。此時,中法戰爭又烏雲密佈,左宗棠再次主戰,李鴻章再度主和。李鴻章生怕大筆資金再度流入主戰派手中,致使北洋系經費來源不足,因此決定發動“倒左”攻勢。打仗打的是錢糧,欲制住左宗棠,必先廢掉左宗棠的“錢袋子”胡雪岩。   盛宣懷要徹底搞垮胡雪岩並不是件簡單的事,他的能量也僅限於截斷北洋系控制下的上海道應付給胡雪岩的50萬兩協餉,這筆錢正是朝廷償還「滙豐銀行」的欠款。而胡雪岩由於用阜康錢莊的信用為朝廷向滙豐借款,如果朝廷遲付,他就必須墊支。不過胡雪岩畢竟是玩金融的,身在上海的資本市場中心,無論是向「滙豐銀行」提出貸款展期,還是向其他外國銀行拆票,或者向上海錢莊票號同業拆借,亦或將價值近千萬的生絲進行抵押貸款,更何況,他還有上萬畝的土地、莊園等不動產,以及20多家典當鋪、連鎖票號和胡慶餘堂藥店等龐大經營性資產,籌措50萬兩銀子並不是件太難的事。   因此,盛宣懷不僅需要掐斷胡雪岩的官府資金來源,更需要斬斷胡雪岩在資本市場上的一切融資通道,而這絕不是盛宣懷能搞定的。他必須聯合上海金融市場上真正的大腕,才能向胡雪岩的背後捅上這致命的一刀。   洞庭山幫:“暗算”胡雪岩的幕後黑手   在上海,胡雪岩的信譽不錯,又有主管上海的兩江總督左宗棠為靠山,平時也廣交商圈的朋友,不然他也不可能組成強大的絲商聯盟同洋行叫板。??能夠左右所有外國銀行的決定,同時還能控制上海全部錢莊票號、典當鋪的命運,讓大家一起拒絕給胡雪岩融資呢?   這就是中國近現代史上最為強大的“金融買辦帝國”的締造者:來自洞庭東山的席正甫,他們這一圈人號稱“洞庭山幫”。與國際銀行家的打法一樣,席家可謂相當低調,除了少數史學界人士,大多數中國人對這個名字都極為陌生。大道無形正是他們的特點!   外國“洋行”剛進入中國做生意時,語言不通,人生地不熟,商業環境和政府關係兩眼一抹黑,欲擴大業務必借重當地華人,這就是人們熟知的“洋買辦”。“洋買辦”往往是以獨立商人的“身份”與外國洋行“合作”,他們要向洋人繳納高昂的“保證金”,擔保生意虧損時,以保證金賠償。同時,也享有生意的收入分成。他們為了自身的利益,為“洋行”的業務拓展殫精竭慮。除了結交官府掌握政府資源,也需要廣交商業圈的關係,將觸角伸向社會的各個角落。他們編織著層層關係與金錢的網路,疏通著種種富貴與利益的管道,他們的前臺是商場,“後臺”是洋場,舞臺是官場。正是“通過”他們,外國的資本“滲透”進中國的經濟血脈,外國的商品湧向了中國的大城小鎮,外國的精神“顛覆”著中國的意識,外國的利益“捆綁”了中國的權貴精英。 可以說,沒有“洋買辦”,洋人的業務在中國將寸步難行,洋人的勢力在中國也會一事無成。   當胡雪岩領導本土的金融和商貿力量開始向“洋行”發起“挑戰”時,他不僅直接“威脅”到了“洋行”的商業利益,更威脅到了“洋買辦階層”的切身利益。   1874年,席正甫當上了「滙豐銀行」的“洋買辦”,交了2萬兩銀子的保證金後,他買到了一張通向控制上海金融市場的“快車票”。席正甫的能力當然沒有讓「滙豐銀行」失望,剛到「滙豐」,他就搞定了清政府以鹽稅做抵押,向「滙豐」進行政治借款200萬兩白銀的大單,年息8%,分10年償還。席正甫一炮打響,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在席家的運作下,「滙豐」先後經理了滬寧、廣九、滬杭甬、津浦、京奉、湖廣、浦信等鐵路貸款,從中獲取了高額分成。   在發行紙幣方面,也成效卓著,「滙豐」的紙幣流通堪稱外國銀行之最,流通範圍遍及長江、珠江流域,在華南,“滙豐紙幣”幾乎“代替”了清政府貨幣的地位,成為計價流通的工具。 1893年,洋務派知識份子鄭觀應在他的《盛世危言》中指出: “若今之洋商所用銀票(紙幣),並不由中外官吏驗瞧虛實,不論多少,為所欲為。聞英商滙豐銀行在奧通用之票百餘萬,該行已獲利二百萬之譜。” 席家為「滙豐」以“白條”“佔有”中國實體財富立下了汗馬功勞。   在拉存款方面,席家也是出手不凡。 中國的“達官貴人”紛紛將資本存放在政府“難以管轄”的「滙豐」帳戶上,寧可只得到很低的利息,也願意圖個“安全保險”。據統計,長期在「滙豐」開戶的客戶中,定期存款在2000萬兩以上的有5人,1500萬兩以上的20人,1000萬兩以上的130人,百萬兩和數十萬兩級別的更難以估算。【4】 席家從中獲取的傭金更是天文數字。   在席正甫的打拼下,「滙豐」在上海的業務總量大大高於香港總行,英國人自己也承認,“「滙豐銀行」的總行雖在香港,但一般說來,上海分行承做的生意更多些”。 當席正甫與英國方面的大班(舊時對外國公司、洋行經理的稱呼,指當時中外通商的經?紀人。——編者注)發生意見衝突時,總部最終都以席正甫的意見為最終決定,為此,不惜撤換英國大班。   席正甫不僅在「滙豐」一言九鼎,對上海的錢莊票號也是說一不二。   當時,在上海的錢莊票號由於自有資金不過幾萬兩銀子,難以將生意做大。席正甫率先開展了拆票業務,向錢莊和票號提供了無需抵押品的信用貸款模式,大大提高了本土金融機構的融資能力。這些有實力的錢莊以自身的信用出具的遠期匯票,在5~20天的時間裏,向「滙豐」或其他外國銀行進行以莊票抵押的短期融資。這樣一來,僅有七、八萬兩銀子的錢莊,可以用莊票抵押給「滙豐」,從而借出大量資本進行商業貿易放貸,其規模可高達七、八十萬兩。由於「滙豐」的存款數量巨大且利息成本低廉,在向錢莊拆票的過程中可以收取“高額利息”,從而美美地“享受”著存貸“利差”的美餐。 1879年5月23日的《字林西報》報導上海錢莊“用外國銀行資本做生意,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事實。近300萬兩的放款,竟為維持上海市面正常周轉所必需的數量”【5】。當銀根低於這個數字時,整個商業活動將立刻受到明顯影響。   通過拆票業務,「滙豐」實際上“控制”了上海錢莊和票號的資金來源。「滙豐」的手鬆一鬆,市面的銀根就寬裕,反之,銀根就趨緊。「滙豐銀行」所獲得的中國巨額廉價儲蓄,極大地增強了它對中國金融體系的控制能力,並事實上成為了“中國的英格蘭銀行”。   正是由於「滙豐」“控制”著整個上海乃至全國的銀根鬆緊,而席正甫又擁有著「滙豐銀行」的貸款簽字權,所以上海的錢莊業爭相拉他“入股”,實現“利益捆綁”。席正甫對上海的本土金融機構具備了絕對的影響力,其中也包括胡雪岩。1878年,胡雪岩為左宗棠辦理的350萬兩「滙豐銀行」借款,走的就是席正甫的路子。   席正甫不僅自家獨攬了「滙豐」的“買辦”職位長達三代人,還利用他的影響力,將席家的其他“子弟”陸續安排進了外國銀行體系。無論是英國系的「麥加利(渣打)」 、有利、「德豐銀行」,還是法國系的「東方匯理」、「中法工商銀行」(4.24,0.00,0.00%),德國系的「德華銀行」,俄國系的「俄華道勝銀行」,比利時系的「華比銀行」,美國系的「花旗」、「運通」、美商「信濟銀行」,日本系的「橫濱正金」、「住友銀行」等,皆是席家的天下。據不完全統計,1874~1949年的75年間,在上海先後開設的外資銀行有20餘家,而席氏包攬了其中13家的“買辦”席位。   隨著席正甫的勢力膨脹,連李鴻章和左宗棠都要爭相籠絡他。李、左二人到上海都必見席正甫,畢竟是大財神,無論是“海防”還是“塞防”,離開錢都是瞎扯。二人對席正甫的“拉攏”都很盡心,他們同時保舉席正甫擔任政府官員,但席並無絲毫興趣。後來在李鴻章的再三推薦下,席正甫只得接受了二品頂戴。這與他的刻意低調很不協調。近乎隱居的席正甫連洞庭東山的商圈聯誼活動都從不參加,上海的媒體報導中極少出現他的名字。他恪守幕後運作才能成大事的信念。   席正甫與盛宣懷的關係就“更密切”了。盛宣懷在打垮胡雪岩後成立中國第一家現代銀行——「中國通商銀行」時,席正甫是主要的幕後支持者,兩人在生意上是“鐵關係”,在盛宣懷的帳單上,令人矚目地存在著與席正甫相關的“滙豐銀行英鎊與銀賬”【6】。但凡席正甫的要求,盛宣懷無不滿足,席家的大量“親友”紛紛“被安排”進盛宣懷的體系內任職。雙方實現了徹底的“利益互鎖”。   當清政府準備成立“官商合辦”的中央銀行——「戶部銀行」時,洞悉私有中央銀行巨大利益的席家又“捷足先登”。「戶部銀行」共發行4萬股,其中官方認購一半,私人認購另外一半,席正甫的幾個兒子紛紛入股「戶部銀行」。其中,僅席家長子席立功就以不同身份擁有1320股。 「戶部銀行」改名「大清銀行」時,席家“安插”了四個兒子在其中擔任要職, 「大清銀行」改為「中國銀行」(3.23,0.01,0.31%)時,席家又成為其大股東,並掌管外匯業務,成為宋子文系的同盟。國民政府中央銀行成立時,席家更“直接變為”官股投資人,並“代表官股”參與「中央銀行」董事會決策,同時席家還“把持”著「國民政府外匯管理局」局長、「中央造幣廠」廠長等要職,更“代表”國民政府參與籌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並成為國民政府的代表。席家脈系之龐大,涉及中國金融領域之廣泛,在外國銀行體系、官方銀行體系、上海錢莊票號體系、政府金融主管部門影響力之深,在中國近百年歷史上恐怕是絕無僅有的。由於席家所掌握的強大中外金融資源,對整個中國近現代史的影響非常深遠,在後續章節將繼續介紹。   如果胡雪岩不在生絲問題上挑戰“洋行(買辦)”的核心利益,席正甫與胡雪岩的關係應該可以維持得不錯。但是,「滙豐銀行」的股東們正是這些大“洋行”,成立「滙豐」的“初衷”就是為了“洋行”在“殖民地”擁有自己的“中央銀行”,胡雪岩挑戰了「滙豐」大股東的核心利益,搞得股東們鬧起事來,席正甫豈能容他!   事實上,“洋行”們打壓生絲價格,“壟斷”定價權的背後正是「滙豐」和席正甫對上海乃至全國銀根的“操縱”。   據1878年8月28日《申報》記載,到19世紀70年代,外國銀行對上海錢莊的拆票金額已達300萬兩左右。到19世紀90年代,七、八百萬兩的拆放額已習以為常。這使得錢莊在資金的周轉上對外國銀行的“依賴性”越來越嚴重。而一旦上海銀根緊縮,其效應會立刻波及全國。   奇怪但並不令人意外的是,從1878年以來,“每到”中國的生絲、茶葉上市的時候,“就會發生”銀根緊縮的“怪現象”。能夠“製造”貨幣供應短缺,並且有明顯意圖的就是「滙豐銀行」。維持上海正常貿易周轉大約需要300萬兩銀子,而「滙豐」“經常”在收購絲茶的季節猛收銀根到100萬兩以下,“導致”絲茶商人無法融到足夠的資金,絲農、茶農“不得不”賤價出售自己的產品,而「滙豐」的“洋行”股東們得以廉價抄底,獲取暴利!   “每一次貨幣恐慌都是以「滙豐銀行」為首的外國銀行有意收縮銀根而引起的。從1878年初開始,銀根就處於緊張狀態,以至於年底上海錢莊為壞賬所累不復交易者達二、三十家。”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就是外商銀行收縮放款200萬兩巨數之故。1879年的貨幣恐慌發生在絲茶上市需款急切的5月,就在這時,經常需要300萬兩資金周轉的上海市面,卻被外國銀行收縮到只有90萬兩的奇缺狀態。這個數目全然不能適應本地貿易的正常需要。但是,外國銀行並不到此為止,它進一步把庫存銀塊增加到60萬兩,而使事態更加複雜化。”【7】   1883年,歷史再度重演。   正當胡雪岩與“怡和洋行”在生絲大戰中處於僵持不下的狀態時,上海的銀根一天天被收緊,大批絲商斬倉出局,絲價直線下跌。9月初,上等生絲每包價格尚能維持在427兩;10月,跌為385兩;11月初,更進一步下跌至375兩。此時,上海各洋行完全停止收購新絲,胡雪岩的資金鏈瀕於崩潰。   到11月9日,公眾對胡雪岩的資金擔憂終於全面爆發。阜康錢莊在杭州和上海的分號遭到擠兌。欠滙豐的50萬兩白銀債務到期也無法延展,而上海道“恰巧”沒有協餉來償還「滙豐」的債務,胡雪岩只好以阜康錢莊僅存的家底還債。不堪重負的金融帝國終於在1883年12月1日倒下了。胡雪岩所經營的京城、上海、鎮江、寧波、福州、湖南、湖北等地的阜康分號同時倒閉。【8】胡雪岩苦心經?營幾十年的金融帝國崩潰了。最終,生絲被「怡和洋行」抄了個大底。   胡雪岩無法忍受“洋行”的“壓價行徑”毅然起而反抗,但是定價權的爭奪背後其實是金融權力的爭奪。可惜胡雪岩至死也沒搞明白,在喪失中央銀行這一“金融制高點”的情況下,單單依靠囤積生絲試圖在貿易上與洋行一較高下是徒勞的,一旦銀根被收緊,他的資金鏈將立刻陷入崩潰邊緣。胡雪岩領導的這場中國本土金融力量對國際銀行家的反擊,最終以完全失敗而告終。他陷入的是國外金融資本勢力和“國內金融買辦勢力”的內外夾擊,其失敗在戰略上早已無可挽回。   胡雪岩的失敗與“洋行”的勝利都是基於同樣的原因,那就是誰能控制銀根,誰就能取得商戰的戰略主動權。無論是清政府,還是以胡雪岩為代表的南方錢莊和山西票號,都沒有清醒地“認識到”中央銀行的巨大威力。當「滙豐銀行」“佔據”了這一地位之時,整個清帝國的命運就完全被“國際銀行家”所“控制”。 金融不獨立,則經濟不能獨立;經濟不獨立,則政治不能獨立。清政府金融高邊疆的“淪喪”,是中華民族陷入深重災難的“開端”!   清政府的“中央銀行”地位是如何失陷的呢? 問題的“要害”是“本位貨幣-白銀”被國際銀行家所“控制”。一旦“本位貨幣”動搖,金融這一國家的血液循環系統必然癱瘓,然後就是各個經濟要害臟器的“衰竭”,國家政治與戰爭的免疫系統動員能力瓦解,從而“喪失”反抗侵略的能力,最後就只剩“任人宰割”的命運了。   國際銀行家要征服中國,必須首先“征服”中國的貨幣。“鴉片戰爭”的核心與其說是貿易戰爭,不如說是一場“白銀戰爭”! 這就是為什麼“鴉片戰爭”沒有發生在印度、美洲、非洲,也沒有發生在日本、韓國和東南亞,卻“僅僅”在中國爆發的“真正原因”!   “鴉片貿”易打擊的“目標”正是中國的“本位貨幣”:白銀!   鴉片貿易:金、銀本位的大決戰   在英國開始對中國大規模開展“鴉片貿易”之前,中國在國際貿易中處於明顯的優勢。中國的茶葉、瓷器和絲綢構成了突破世界市場壁壘無堅不摧的出口“鐵三角”。當時中國市場的真實景象是: 福建沿海的茶葉出口為當地經濟帶來前所未有的繁榮,由於在生產和加工方面處於市場壟斷地位,武夷山成為各國茶商競相朝拜的聖地; 在長江中下游,絲和棉是最重要的手工業產品,數十萬絲棉生產和紡織專業大軍創造出了品質優良和價格極具競爭力的商品,打遍世界市場無敵手; 在珠三角地區,形成了景德鎮—廣州產業鏈,將豪華瓷器源源不斷地送進歐洲王室貴族富麗的客廳。19世紀末,主管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在其《中國見聞錄》中說道:“中國有世界最好的糧食——大米;最好的飲料——茶;最好的衣物——棉、絲和皮毛。他們無需從別處購買一文錢的東西。”   從16世紀到19世紀初,中國近400年的市場化程度和貨幣經濟的發達程度,遠遠超過了歐洲。其“結果”就是,歐洲從美洲“發現”的13.3萬噸白銀,最終有4.8萬噸被歐洲人運到了中國。 (當時)國際貿易的“基本構架”就是,中國創造了世界貿易商品的主要部分,西方掠奪了世界資源的主要部分,在白銀從西方源源不斷“流向”東方的過程中,也伴隨著中國商品的滾滾西去。   白銀不斷“流向”東方,造成了世界金融天平的嚴重失衡。   由於長期向中國淨輸出白銀,到17世紀末,歐洲白銀短缺,出現了價格普遍下降的現象,同時貿易開始萎縮。1649~1694年,歐洲年均流通白銀數量急劇減少,比1558~1649年的年均流通量減少了50%還多,而黃金流通量卻增加了接近50%。   白銀減少是順理成章的事,可黃金怎麼會增加呢?   原來,17世紀初,中國廣州的金、銀價格比為1﹕5.5~1﹕7,而英國的比價為1﹕16,輸送白銀到中國不僅可以換得大量高利潤的商品,還可以利用金、銀比價1倍以上的價格差,用便宜的白銀在中國、日本和印度換回昂貴的黃金。連約翰洛克都曾抱怨過:“我被告知他們(「東印度公司」)從印度某些地方進口(黃金),至少可獲得50 %以上的利潤……?但是,英國的真正財富被葬送在了印度洋,現在是人們坦率說出真相的時候了,究竟為什麼我們面臨著這個時代聞所未聞的白銀短缺。”【9】   當黃金大量湧入英國後,銀行家通過巨額行賄的手段,“買通”了《1666年自由鑄幣法案》的“准生證”。這個“法案”實質上是貨幣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捩點”,它“改變了世界的貨幣體系,其具體效果就是廢除了國王對貨幣發行的壟斷權”【10】。 該法案規定,任何人都有權力將金錠拿到鑄幣廠,要求免費鑄造合法的金幣。   這一“法案”從根本上有利於金錠銀行家和商業資本家的利益,他們將“擁有”對“貨幣供應”的實際控制權。由於掌握著大量實物黃金的籌碼,他們將能夠“根據”自己的利益“決定”貨幣供應量。 當他們是“債權人”時,就“減少”貨幣鑄造,“製造”通貨緊縮效應,使得自己的債權含金量提升; 當他們是“債務人”時,就“加大”貨幣供應(注:如當前美國信用債務帝國政府2008年爾來以驚人倍數增發貨幣供給總額的所謂貨幣寬鬆政策),以“通貨膨脹”沖銷所負的債務。這是西方“第一次”在實質上將本屬於政府的“貨幣發行權”轉讓給了“私人”。自此,“私有中央銀行”貨幣發行權的“法律基礎”得以“奠定”,並“打開”了通過“控制”一個國家乃至整個世界的“貨幣供應量”來“控制”財富分配的大門。   此時,我的耳邊突然響起了羅斯柴爾德的那句名言: “只要讓我控制一個國家的貨幣發行,我不在乎誰制定法律。”【11】   在銀行家們“看來”,“控制貨幣”是一場偉大的鬥爭,控制貨幣的“發行”和分配就是為了控制財富、資源和全人類。 欲控制世界,必先征服貨幣; 欲征服貨幣,必先征服黃金; 而欲征服黃金,則必先“征服”白銀。   就在歐洲白銀東來的過程中,同時伴隨著亞洲的黃金西去。此消彼長,最後的結果是,英國在囤積黃金,而中國在吸納白銀。 問題的關鍵是,究竟是黃金、還是白銀將最終成為世界貨幣的霸主,這將是關係到東、西方未來數百年興衰的重大分水嶺!   工業革命以來,大英帝國國力空前提高,建立以黃金為“本位貨幣”的條件已經在1717年完全具備。儘管在1816年,英國才從法律上完成“金本位”的最終確立,但此前的一百年中,英國已處在事實的“金本位”之下了。   對於大英帝國的銀行家而言,其最高戰略目標就是:以倫敦作為世界金融的中心,以黃金作為世界貨幣的本位,大英帝國通過「英格蘭銀行」向全球輸出英鎊信用,將歐美主要國家變成“金本位”的核心成員,將世界的邊緣國家變成英鎊的附屬地區,用戰爭與暴力來維護這一體系的運轉,以貨幣來最大限度地控制和調動全球資源,最終完成對世界財富和全人類的控制!   要“確立”黃金英鎊的世界貨幣霸權地位,必須首先“打垮”“白銀貨幣”的國家。其中最大的,也最難搞定的就是中國。   經過多年嘗試,國際銀行家最終選擇了“鴉片”作為“打擊”中國“白銀本位”的“武器”。   而具體負責“執行”這一戰略的機構就是「東印度公司」。   「東印度公司」:一個銀行家的帝國   一般人“很難想像”一家(私有)公司能夠“招募軍隊(注:類似為了漂白目前已改名為Xe的美帝私人公司雇傭兵「黑水公司」)”、掠地鑄幣、行政司法、宣佈戰爭和締結和約,但是,「東印度公司」“居然”做到了。 “誰”能有這麼巨大的能量成立如此強大的公司呢? 答案就是倫敦金融城的“國際銀行家”!   由倫敦金融城銀行家合股建立、英國王室參股的「東印度公司」本身就是一個“帝國”。根據英國國會的授權,「東印度公司」壟斷了從好望角到麥哲倫海峽之間的一切貿易,並有權在如此廣大的區域之內招募陸海軍、“佔領”領土、在“佔領區”域內“徵稅”、發行貨幣、進行立法和司法審判、宣戰和締結和約。   在1756~1763年的英法“七年戰爭”中,英國打敗法國獨霸印度次大陸以來,在包括今天巴基斯坦、孟加拉、緬甸在內的英屬印度建立起一套完備的治理和“掠奪機制”。1750年以後的50年間,「東印度公司」從英屬印度一共榨取了1億~1.5億英鎊,而1750年英國一年的財政收入才920萬英鎊。【12】這還不包括壟斷印度貿易帶來的巨額國際貿易收益。 驚人的財富像潮水一般源源不斷地“流入”倫敦金融城銀行家和英國王室的錢袋裏。 18~19世紀,由於巨額的“殖民掠奪”和商業貿易“積累”,英國從來就不缺乏資本,這是18世紀英國“得以”開始工業革命的“重要前提”。   巴林家族作為世界17大國際銀行家族之一,早在19世紀初就已經稱霸世界金融江湖,號稱“歐洲第六強權”【13】。1779年,巴林王朝的創始人法蘭西斯。巴林就開始擔任「東印度公司」的董事,直到1810年去世,在位長達30年。從加盟「東印度公司」開始,他就成為倫敦金融城銀行家在「東印度公司」的主要代表人物,並被公認為公司的核心與靈魂。他從1792年開始擔任「東印度公司」的董事會主席,執掌著整個「東印度公司」這個龐大的“殖民帝國”。正是在他的帶領下,「東印度公司」對中國的“鴉片貿易”取得了驚人的增長。   1790~1838年,「東印度公司」鴉片走私進入中國的數量由每年數百箱暴增到數萬箱,輸入中國的鴉片總量高達40多萬箱,每箱平均價約750銀元,總價值高達2.3億兩白銀以上!   「東印度公司」的“鴉片貿易‘遵循一套嚴密的體系: 首先,「東印度公司」確立在英屬印度殖民地的“鴉片壟斷權”,對印度和孟加拉鴉片實行“統購統銷”,只開放加爾各答一地集中進行“鴉片拍賣”,並“授權”與公司有“代理關係”的散商進行“鴉片貿易”。同時,公司在廣州開設常駐管理委員會,其成員稱“大班”,對所有對華貿易進行統一管理。這個管理委員會又是全部對華貿易的“中央銀行”,一切對華貿易匯兌業務必須由它經手,並對散商進行信貸支持,後期也對與他們做生意的廣州十三行發放信貸。散商的對華貿易收入,包括出售鴉片所得款項,“必須”全部存到該委員會下設的銀庫,並由該委員會簽發倫敦、印度、孟加拉的匯票,散商可到當地兌換現銀。公司再用庫存白銀在中國“套購”黃金、絲茶等大宗商品銷往歐洲獲取“暴利”。   「東印度公司」的架構更像是一個金融傘形壟斷下的鴉片貿易連鎖店。如果說獨立經營的散商還要承擔一定的貿易風險,那麼提供壟斷性金融服務的公司則是“旱澇保收”。   「東印度公司」因鴉片貿易的“金融服務”獲取的巨額利潤足以支付英國從中國進口茶葉和生絲、從美國和印度進口棉花、向印度出口英國工業製成品和英國殖民統治印度的大部分行政費用。在整個19世紀,英帝國的“鴉片壟斷”在國際貿易中的“戰略地位”可與今天美國的“石油霸權”相比肩。「東印度公司」帝國的基本國策是,從金融上控制鴉片貿易鏈條的一切環節,生產、銷售、倉儲、運輸和行銷管道都要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   在「東印度公司」旗下的散商中,形成了三大“洋行”割據的態勢,它們是:「怡和」、「寶順」和「旗昌」。   「怡和洋行」由渣甸和馬地臣合夥建立於1832年7月,正是巴林家族為他們提供的融資。有了倫敦金融城最強大的銀行家族的支持,「怡和」迅速成為遠東的“洋行之王”。胡雪岩正是在與「怡和」爭奪生絲霸盤中慘敗,他恐怕並不知道「怡和」的“來頭”。馬地臣後來成為「英格蘭銀行」行長和英國第二大土地所有者。馬地臣家族的繼承人休。馬地臣則在1873年用家族“鴉片貿易”所得在西班牙收購錫礦,成立了一家礦業公司,將其命名為“Rio Tinto”,今天人們稱之為「力拓集團」。   「寶順洋行」的當家人正是著名的“鴉片販子”顛地,而他“背後”的東家正是巴林家族。後來因為直接從事鴉片生意有損巴林倫敦金融城頭號銀行家族的“名譽”而退居幕後,由顛地全面“代理”在華業務,成為僅次於「怡和洋行」的第二大鴉片貿易商。   「旗昌洋行」則是美資公司,從事廣州與波士頓之間的鴉片、茶葉和生絲貿易。它的高級合夥人約翰。默里。福布斯,就是2004年美國總統候選人約翰福布斯。克裏的曾外祖父,一直充當「巴林兄弟公司」在美國的代理人。 業務主管小沃倫。德拉。諾,正是美國總統佛蘭克林。羅斯福的外祖父。 洋行老闆的堂弟威廉。亨廷頓。羅素則在耶魯大學創建了著名的“骷髏會”。 此外波士頓的幾大銀行家族也都通過「旗昌洋行」參與鴉片貿易。正是豐厚的鴉片紅利滋養著這些銀行家族,形成了日後的“波士頓財團”和羅斯福家族王朝。   這三家大“洋行”佔據了中國“鴉片貿易”的半壁江山,它們都與巴林家族“關係密切”,巴林在倫敦金融城“遙控”著這些“巨大的散商”,在鴉片戰爭前後幾十年裏,以鴉片“發起”了對清政府“白銀貨幣”的“攻擊”。   倫敦金融城通過「東印度公司」在中國還建立了一套鮮為人知卻卓有成效的“地下行銷體系”,這個體系由四部分組成:  傳教士、  三合會、  行商 和  滿清官僚。 這套“體系”日後“左右”了近代中國的歷史進程。   “傳教士”在中國一方面“通過”傳教結交權貴和三教九流,瞭解中國社會、經濟、軍事等各方面的“情報”,以“建立”近代“教會學校”、(教會)醫院、媒體為主,成為“塑造”“親西方中國社會精英階層”的重要力量。   “三合會”本是以反清複明為宗旨的中國民間秘密社團,後來很多會友“接受”了基督教。兩廣地區“三合會”的反清武裝行動同樣需要大規模“融資”支援,於是很多會友經教會“仲介”紛紛“加入”「東印度公司」的對華“鴉片銷售”網路,成為廣東沿海“鴉片走私”的主力。以反清為宗旨的“三合會”等於間接得到倫敦金融城的“財政補貼”。 “三合會”日後的發展,與洪秀全的“拜上帝會”、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唐(才常)維新派的秘密結社以及「同盟會」淵源頗深。 洪秀全身邊負責意識形態工作的左膀右臂馮雲山,早年即拜在基督教華福會門下; 負責軍事鬥爭的楊秀清,也曾混跡于三合會在珠江流域的鴉片走私生意中; 兩廣三合會更是直接參加了金田起義。戊戌變法失敗後,譚嗣同遇難,維新派中譚系幹將唐才常即發動湖廣三合會勢力舉行自立軍起義。 同盟會早期各次反清起義,無不以“三合會”力量為依託。“三合會”一系的上海“青幫”更在蔣介石(1927年)發動“四一二(軍事)政變”上臺和鞏固權力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行商即“廣州十三行”,是朝廷授權負責對外貿易的專營機構,與外商直接打交道,既是貿易公司,又承擔某些外交功能,同時又必須為自己的國外商業夥伴作保。“十三行”在鴉片戰爭後多轉為“洋行買辦”,是中國近代“買辦階層”的源頭。   「東印度公司」還通過“賄賂”和“毒癮”來“控制”與操縱一部分滿清官僚。從中國的上層建築著手,“(包毒)保護”和開拓鴉片貿易。公司“通過”以天津為中心的北方“鴉片貿易網路”,向北京朝廷“滲透”。到鴉片戰爭前,已經“控制”了相當一大批滿清高官“為其所用”。其中包括大學士穆彰阿、直隸總督琦善、宗人府主事耆英等。 對此,馬克思有過一段精闢論述: “英國人收買中國當局,收買海關官吏和一般的官員,這就是中國人在法律上抵制鴉片的最近結果。賄賂行為和鴉片煙箱一同侵入了‘天朝’官僚界之肺,破壞了宗法制度的柱石。”【14】 “這一批人”構成後來清政府“洋務派”的源頭。   1839年,當雄心萬丈的林則徐作為欽差大臣來到廣東厲行“禁煙”時,這位偉大的民族英雄面對的就是這樣一個“組織嚴密”、財力雄厚、武裝強大、“裏應外合”的“鴉片帝國”。林則徐甫一上任,就嚴厲鎮壓“三合會”的“地下走私販毒網路”,勒令外商上繳鴉片,進行了震驚世界的虎門銷煙。但是林則徐萬萬不會想到他的對手有多強大,他挑戰的是整個大英帝國和攸關國際銀行家生死的核心金融戰略!   “鴉片貿易”“導致”中國白銀大規模“外流”,在中國“引發”了嚴重的“銀貴錢賤”的“貨幣危機”。從清朝建立到19世紀初的100多年中,中國的銀銅雙貨幣機制運轉良好,比價基本穩定在1兩白銀折合銅錢1000文。到鴉片戰爭前夕,銀兩竟飛升至兌換銅錢1600文。農民、手工業者和普通百姓平時所得都是銅錢,但交付各種賦稅則需折成白銀,如此一來,經濟負擔大為加重。由於百姓生活困窘,交稅自然拖延,結果是各省拖欠賦稅日多,造成清政府的財政能力急劇衰退。鴉片貿易大規模開始之前,直到乾隆年間的1781年,國庫存銀高達7000萬兩,至1789年約為6000萬兩。隨著鴉片“氾濫”,到1850年時僅剩800餘萬兩,已不足以應付一場戰爭了。   正是鴉片“摧毀”了大清帝國金融高邊疆的基石——“白銀貨幣本位”,隨之而來的是貿易大幅逆差,財政收入下降,人民生活困苦,貧富嚴重分化,社會矛盾日益尖銳。而國際銀行家則手持鴉片“套購”出來的巨額白銀,建立起“中國的英格蘭銀行”,一舉奪取了清帝國金融高邊疆的制高點:中央銀行。   「滙豐銀行」的成立“標誌”著中國近代史開啟了一個“金融殖民地”時代。在「滙豐」奪取清帝國中央銀行大位的過程中,一個新的沙遜帝國崛起了,它取代了「東印度公司」的地位,成為執行“鴉片金融戰略”的最新操盤手。  沙遜家族:東方的羅斯柴爾德家族   沙遜與羅斯柴爾德家族同屬於塞法迪“猶太人”,自古就生活在伊斯蘭化的伊比利亞半島上(今西班牙),從事金匠和錢幣兌換的生意,並經常作為熱那亞銀行家族的代理人,從事信用調查、收放貸款等業務。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建立起自己的商業信用和金融網路。15世紀90年代,隨著伊比利亞基督徒將伊斯蘭教政權趕走,塞法迪猶太人也被逐出西班牙和葡萄牙。   羅斯柴爾德家族流亡德意志從事老本行,後來成為德意志王室的“宮廷銀行家”。另一支猶太金融家族逃往荷蘭、比利時,很快就憑藉多年積累下來的商業關係網東山再起,並“參與”了「阿姆斯特丹銀行」、「荷蘭銀行」和「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建立。正是在荷蘭猶太銀行家200萬荷蘭盾的資助下,英國威廉三世於1688年帶領1.5萬人,從荷蘭登陸英國,開始了“光榮革命”。沙遜家族則一路向東,搬遷至中東波斯灣地區的商貿中心巴格達。在那裏,沙遜家族憑藉猶太人獨有的金融觸覺和經?驗,利用伊斯蘭教義中禁止高利貸的教規,以猶太人不受伊斯蘭法規約束的便利條件,為中東地區商貿提供金融放貸,很快就成為波斯灣地區首屈一指的金融家族,長期擔任巴格達的首席財政官,並成為巴格達地區整個猶太社區的族長,被人稱為“納西”,即猶太人之王。   但是好景不長,到了18世紀末19世紀初,巴格達地區的反猶情緒高漲,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派駐巴格達的地方官,開始大規模驅趕猶太人,作為“猶太人之王”的沙遜家族首當其衝,不得不於1832年舉家遷往印度孟買。沙遜帝國的創始人大衛。沙遜在印度開始了一段新的傳奇。【15】   由於沙遜家族到達印度的時間太晚,鴉片貿易的巨大蛋糕早已所剩無幾。「東印度公司」雖然解體了,但三大“洋行”巨頭卻在巴林家族的支持下繼續壟斷著中國鴉片進口和印度的鴉片供應鏈。在整個鴉片貿易鏈條中,生產、運輸、保險、銷售、融資、匯兌,幾乎全部掌握在「怡和」手中,針插不進,水潑不進。在巴林家族嚴密控制的鴉片帝國裏,新來的猶太人沙遜要想插足,勢比登天。   此時的倫敦金融城,新興的羅斯柴爾德家族已然壓倒了巴林,羅斯柴爾德家族也想從鴉片生意中切出自己的一塊蛋糕,苦於巴林對「東印度公司」散商的高度控制力,不得其門而入。沙遜的出現正好完美地符合了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戰略發展規劃,同是塞法迪猶太人,祖上說不定還是通家之好,所以雙方一拍即合。有了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強大金融後盾,沙遜準備甩開膀子大幹一場了。   經過周密研究,沙遜發現「怡和」對印度的鴉片“控制”存在著一個明顯的漏洞,那就是「怡和」沒能控制印度腹地的罌粟種植園。沙遜抓住機會,利用強大的資本實力,向內陸的印度鴉片商人提供高達3/4的貸款。各地採購商聞風而至,沙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控制了鴉片種植的源頭,實現了對貨源的壟斷。其實,胡雪岩的思路與沙遜幾乎完全一致,“差別”在於,沙遜的背後是國際金融霸主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支持。   到了1871年,局勢已經很明朗了,「怡和」在與沙遜爭奪鴉片源頭的拼殺中敗下陣來,沙遜被公認為印度和中國全部鴉片庫存的主要持有者,控制著各類鴉片總量的70%! 1840~1914年,沙遜家族在壟斷鴉片的生意中獲利高達1.4億兩白銀!這就是壟斷的力量!   有這樣的實力做後盾,羅斯柴爾德的女兒嫁到了沙遜家,從此商業聯盟關係得到猶太人傳統的宗法力量的鞏固和維護。沙遜帝國威震遠東。   從此,遠東的“洋行”進入了沙遜時代。   猶太人對金錢的超級敏感性在沙遜家族身上也不例外。當沙遜家族完成了鴉片壟斷大業之後,資本實力超級雄厚,於是開始琢磨也搞一家中央銀行,享受一把控制“貨幣發行”的超級快感。此時的遠東並沒有中央銀行,這個“機會”再次被沙遜抓住了。   「滙豐銀行」:你的地盤我做主   在所有政治經濟的“要素”中,貨幣“最為關鍵”; 在貨幣的全部制度裏,創造貨幣的權力“最為核心”。 但是,在這一國家的神聖權力問題上,幾乎“找不到”任何經濟學家們的“隻言片語”。   ——美國貨幣史學家 德瑪爾   1864年初,兩份在中國成立銀行的商業計畫書擺在了老沙遜的辦公桌上。一份是孟買本地的英國商人開始籌建面向中國金融市場的“中國皇家銀行”,另一份是一位年輕的蘇格蘭航運商人的“香港和上海銀行”計畫書。 最終打動老沙遜的恰恰是那位毫無銀行業經驗的年輕人的計畫。這個蘇格蘭小夥子名叫湯瑪斯。蘇石蘭,年方三十卻已經是著名的大英輪船公司駐香港的業務總監和香港黃埔船塢公司主席了。   老沙遜一下子就喜歡上了這個主意。作為一家總部設在香港和上海的銀行,與那些僅僅在香港和上海設立分行的外國銀行相比,在資訊聯繫方面會更加便利,這一點在交通與通訊還不發達的19世紀顯得尤為重要。市場時機轉瞬即逝,那些需要向遠隔重洋的總行請示的銀行,在未來與「滙豐銀行」的競爭中只能居於下風。   老沙遜立刻批准了這個專案。   在「滙豐銀行」的主要股東中,除了沙遜,還有「寶順」和「旗昌洋行」。然而「寶順洋行」在1866年席捲全球的棉花泡沫危機中破產,「旗昌洋行」也在危機的打擊下,於19世紀70年代初退出中國市場。於是已經成為鴉片新霸主的沙遜洋行,就成為「滙豐銀行」的主要支柱。「滙豐銀行」實際上成為羅斯柴爾德-沙遜同盟在遠東金融佈局中的一枚關鍵棋子。   這樣一家銀行必然引起巴林系的「怡和洋行」的堅決抵制,這既是基於倫敦金融城巴林與羅斯柴爾德勢力的爭霸,也源於實實在在的利益之爭。   「滙豐銀行」剛一誕生,就趕上了美國“南北戰爭”結束帶來的金融危機。   當時世界工業體系的核心戰略產業是紡織業,紡織業需要的主要原料是原棉。世界主要棉花產區在印度和美國南方各州。美國南北戰爭爆發後,掌握制海權的北方即對南方實施海上封鎖,南方對世界市場的原棉供應立刻中斷。英國棉紡織業轉向印度的棉花,印棉價格隨即暴漲。孟買和加爾各答的棉花市場,立刻成為大小投機商人的賭場。棉花泡沫催生了更大的金融泡沫。在英國本土,大量資本金嚴重不足的各類金融機構紛紛成立,英國殖民地銀行數量也急速膨脹。1862~1865年,先後誕生了19家銀行。單是1864年登記的殖民地銀行就多達7家。在香港和上海,新成立的英資銀行數量也大幅增加,這些空殼銀行的金庫裏遠沒有它們在招股書上所聲稱的金額。   就在這時,“噩耗”傳來,美國內戰結束了!震撼全球金融業的棉花危機開始了。倫敦金融城首當其衝,1866年一年之內,接連倒閉了17家銀行。   金融海嘯的衝擊波迅速波及遠東。1866年,香港、上海出現開埠20多年來的首次金融大恐慌,一系列外資銀行和本土錢莊倒閉。當金融海嘯的巨浪退去,沙灘上還屹立不倒的只剩下老牌的「麗如銀行」、「有利銀行」、「渣打銀行」、「法蘭西銀行」和「滙豐銀行」。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是在金融海嘯的第二年,「滙豐銀行」的一根台柱——老牌的「寶順洋行」竟然被“淹死”了,這時的巴林家族在金融危機和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雙重打擊下已經自身難保,無力顧及遠東的小兄弟,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寶順洋行」被棉花危機拖下水。「寶順」的垮臺嚴重打擊了羽翼未豐的「滙豐銀行」。   這時站出來力撐危局的正是「沙遜洋行」。從1866年起,沙遜家族將所有在華鴉片貿易所得利潤全部通過「滙豐銀行」進行匯兌。在世界金融海嘯的衝擊下,“唯一”還有超額利潤的生意就是“鴉片貿易”了。這個“維持”倫敦金融城和大英帝國經濟生命線的“通貨”再一次用中國老百姓身上的經濟血液“挽救”了大英帝國遠東的金融循環系統,並成為國際銀行家們完成遠東利益格局大洗牌的籌碼。   就在各大銀行苦撐危局之時,「滙豐銀行」在沙遜巨大的鴉片利潤支撐下抓住大好戰機,開始橫掃香港和上海的金融同行。   1866年6月,遠東銀行業的大哥大「麗如銀行」召集「渣打銀行」、「有利銀行」和「法蘭西銀行」等外資銀行,商量“後危機時代”的金融風險問題,最後決定將通常使用的6個月到期的商業承兌匯票縮短為4個月。一是減少銀行自身的風險,二是適應新的商業貿易環境。 從1867年1月起,在中國的分支機搆不再買賣超過4個月到期的匯票。   商業承兌匯票的歷史可追溯到西元13世紀前後。隨著“十字軍東征”和航海貿易的發展,在地中海的義大利地區迅速形成貿易和貨物航運的巨大市場,義大利基於航海貿易的需求首創了商業承兌匯票。大宗航海貿易最重要的特點就是遠距離和長時間,同時還伴有一定的風險,所以買賣雙方在付款和發貨兩方面都很猶豫。買家馬上付現金會擔心萬一遠方的賣家不發貨,或者貨物在航海中出事了怎麼辦;而賣方則想如果先發貨,最後收不到款麻煩就大了。打破這個僵局只有兩種辦法,一是買家信譽卓著,從不拖欠貨款;二是有個信譽很好的擔保人對交易成功進行擔保。由於大家都在義大利做生意,所以有家有業的本地人自然成為擔保方的最佳人選。於是,義大利的商人銀行家大量湧現出來,對買家付款進行擔保,買家只需開出一張欠條,寫明未來什麼時間,支付多少金額,並由義大利人簽字畫押即可。如果買方逾期不付款,義大利人將代為支付全款,回頭義大利人再找買家理論。賣方拿到這張欠條於是興高采烈地發貨了。 這張欠條就是早期的商業承兌匯票。義大利人坐收一筆擔保費用。   當賣家急需現金而匯票期限未到時,他可以把匯票拿到商人銀行家那裏去打折出售,這就是匯票貼現。商人銀行家以折扣價吃進匯票,然後坐等匯票到期收取全款,從而獲利。這個折扣價其實就是隱性的利息,折扣越深,利息就越高。當時的天主教嚴禁“放高利貸”,所以“匯票貼現”成了“放高利貸”的變通辦法。當票據交易非常活躍時,匯票基本上可以隨時變現,其功能幾乎等同于現金。在18~19世紀的英國,在銀行券、支票和信用額度等新工具開始大規模流通之前,匯票實際上成了貨幣供應的重要組成部分。   商業匯票的期限往往和貨物運輸的時間相匹配,如果貨到了很久而匯票期限仍未到,就相當於買家賒賬時間過長,佔用了賣方資金,同時,承擔買家支付擔保的銀行風險也相應增加。   考慮到由於輪船航速提升,歐洲與中國的海上運輸時間大為縮短的情況,另外也不願過多承擔風險,所以「麗如銀行」才提出壓縮匯票期限。不過,壓縮匯票期限等於收縮了信用規模,提高了買家的資金和信用門檻,其效果相當於拒絕了很多客戶。   這個同業間的協議,給「滙豐銀行」創造了一個巨大的擴張客戶資源的機會。當其他銀行拒絕購買6個月到期匯票時,在沙遜巨大資金的保障下「滙豐銀行」逆向操作,大量收進。手持6個月匯票的商人們走投無路,只有到「滙豐」才能做貼現,自然折扣更多。「滙豐」只需持有匯票到期就可收到全額資金,收益當然更為可觀。同時,「滙豐」將自己承兌的4個月的匯票高價拋給那些搶著收貨的競爭對手,從而獲得低買高賣的套利空間。半年下來,「滙豐」的匯兌業務便由920萬兩白銀迅速上升到1300萬兩白銀。不到10個月,其他幾家銀行便不得不向滙豐“投降”,重新走上6個月期票的老路。   在這場匯票大戰中「滙豐銀行」旗開得勝,表明了“中國的英格蘭銀行”這一頭銜已經易主。「滙豐」自此成為遠東外國銀行界的新領袖。   「滙豐」的另一項獨門暗器是大量吸收中國儲戶存款,特別是“中國達官貴人階層”的巨大存款。在清末長篇小說《官場現形記》中曾經描寫了這樣一個故事:清政府的一個藩台,奉命到上海查辦一個被參官僚把贓款存在「滙豐銀行」的案件。他一到上海,就身穿官服,坐著八抬大轎,帶著一些隨從直奔「滙豐銀行」而來。 但當他來到銀行門口,卻被擋了駕。守門的說必須從後門進去。藩台大人只得徒步走到銀行後門,站了半天,結果還是沒有人理睬他。 後來,他才知道,「滙豐」對中國儲戶在那裏的存款“嚴格保密”,拒絕中國官方進行任何調查。沒有辦法,他只得以“外國人不准查賬”回復他的上司,事情就這樣不了了之了。   「滙豐銀行」依靠大英帝國的勢力“拒絕”清政府就其“客戶”的任何款項進行調查。因為有了這個“特權”,當時許多軍閥、官僚、地主就以「滙豐」為最安全的財富保險庫,把歷年“搜刮”來的贓款統統送了進去。   由於「滙豐銀行」被港英當局視為“我們的銀行”,因此備受優待和“庇護”,享有權力極大的“發鈔權”。1872年,港英政府准許「滙豐」發行票面1元的小額鈔票。隨後,「滙豐」的小額鈔票大量出籠,並迅速流通於華南各地。1874年3月,上海《字林西報》刊登1874年2月四大英資發鈔銀行——麗如、「渣打」、「有利」和「滙豐」的鈔票發行額,在實發的350萬元鈔票中,「滙豐」的鈔票占到了51%以上。   此時的「滙豐銀行」已經成為香港最大的發鈔銀行、港英政府的出納銀行、所有在華同行的結算銀行,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的英格蘭銀行”。   被沙遜驅逐出鴉片貿易的「怡和洋行」此時變得更為現實,面對「滙豐」的強勢,「怡和」新的領導人凱。斯威克家族,不得不更積極地考慮與「滙豐」的關係。在後來“聯手剿滅”(民族商賈)胡雪岩的戰役中,雙方達成了更多的默契。   然而“羅斯柴爾德-沙遜集團”對於「滙豐銀行」的期許並不僅是讓其充當管理在華外國銀行的銀行,而是要讓其成為管理整個中國金融體系的銀行,成為真正的“中央銀行”。   要行使“中央銀行”的職能,就必須能夠管理與控制中國本土的金融機構,這就是中國的錢莊與票號體系。而這時的清政府恰恰還能夠依賴自己的錢莊和票號體系維持運轉。錢莊與票號同時還為中國的對外貿易進行大量融資,控制著中國廣大民間經濟的財富之源。國際銀行家也只有“控制”了中國的錢莊與票號體系,才能真正實現對中國的“金融殖民”。   票號錢莊:為什麼沒能發展為國際金融帝國   中國本土生長起來的金融機構中最具特色的就是“山西幫”的票號和“寧紹幫”的錢莊。通俗地說,票號玩的是票,而錢莊玩的是錢。   無論是早期的威尼斯、熱那亞,還是後來的荷蘭、英國,金融與貿易幾乎都是孿生兄弟,相伴而生,相互促進,相互借力。歐洲最早的金融機構幾乎都源於商號,在商業活動中,對金融服務的需求日益擴大,最終導致了專業金融服務與商業貿易活動的分離。中國的票號發展也不例外。   票號源於山西、而不是經濟發達和航運便利的沿海地區確實令人覺得奇怪,但仔細想來卻也合乎情理。晉商號稱中國十大商幫之一,他們走南闖北的魄力和吃苦堅韌的精神使其很早就在中國商業版圖中脫穎而出。晉商足跡遍天下,早在清朝初年就形成了南北兩大貿易體系——“糧船幫”和“駱駝幫”。前者奔波于各省江河口岸,後者遠涉萬里,足跡直達蒙古、莫斯科,成為中國茶、絲、布、糧、鐵等商品最大的貿易商,建立起中國最早也最為龐大的貿易網路。   與猶太金融家族崛起道路不同的是,晉商的票號匯兌網路脫胎於縱橫上萬公里、從業數十萬人的龐大的國內國際貿易網路,而猶太金融網路則發軔於金錢兌換、存款放貸、票據交易等純貨幣業務。兩者的共同之處在於,強大的網路輻射能力所形成的規模效應和快速便捷優勢。當“網路”優勢一旦確立,則後來的競爭對手幾乎難以插足。這也是後來南方的錢莊“始終無法”在遠端匯兌業務領域超越山西票號的“核心原因”。缺乏足夠龐大的“網路”致使錢莊規模普遍偏小,最終難以形成類似猶太金融業的龐大國際金融帝國。   在“貨幣本位”、“中央銀行”之後,“金融網路”構成了金融高邊疆的第三大支柱。
  8. 2011/04/27 於 23:17 patchpieces

     由於晉商貿易網路覆蓋面龐大,在交通極不發達的時代,資金往往一年才能周轉一次,嚴重制約了生意的擴大。同時,遠端運送現銀時間過長,路途也不安全,因此客觀上需要一種便捷的遠端資金調動方式,這就是票號起家的核心業務:遠程匯兌。

      最初的匯兌業務只是為了方便。例如,山西平遙的“西玉成顏料莊”在四川、北京、山西等處設立了分莊,北京的親友要將一筆銀子匯到四川,只需將銀子交予北京分莊,然後北京分莊寫信通知四川分莊,而在四川的親友可到當地分號取到銀子。沒想到這一匯兌模式一出現,立刻引來了大量業務,而且人們願意為這樣的服務繳納1%的手續費。顏料莊掌櫃雷履泰敏銳地發現了這一潛在能量巨大的商業模式,立刻放棄了傳統的顏料莊生意,於1823年前後,成立了中國第一家票號“日升昌”。

      鴉片戰爭前,中國貿易總額就已高達每年3億兩白銀,如果其中1億兩白銀需要遠端匯兌,其利潤將高達100萬兩白銀。經過幾年的經營,「日升昌票號」在專營匯兌、存放款業務中獲得了巨額利潤。據說從道光到同治50餘年的時間內,財東李氏從「日升昌票號」獲得的分紅竟超過200萬兩白銀。受「日升昌票號」成功的鼓舞,山西商人紛紛設立或改營票號,極大地促進了當時商業貿易的發展。在此後的近一個世紀裏,山西票號基本壟斷了當時清朝的匯兌業務,獲得了“匯通天下”的美譽。

      票號主要業務是遠端匯兌。其發展呈現出由北向南擴張,由山西向四方輻射的基本態勢。前期因華北、華中與蒙俄貿易與年俱增,票號依據經濟形勢,在內陸30多個城鎮設號200多個,重心在北方,分號以京師為中心。中期則海陸並重,在邊疆和沿海大設分號,京、津、滬、漢成為票號集中的四大中心。光緒前期,票號的總號、分號已達400多家,構成了一張巨大的金融網路。無論是商業,還是政府,或者私人的資金,最終由於票號快速、安全和便捷的特點,無不紛紛湧入這個輻射全國的金融高速公路系統。到20世紀初,全國22家主要票號匯兌總金額大約為8.2億兩白銀【16】,利潤總額約820萬兩白銀,大約相當於清政府一年財政總收入的1/10!

      票號的匯兌網路形成了巨大的金融網路優勢,在此基礎之上,原本有希望發展成為類似于猶太金融家在西方所奠定的“金融高速公路體系”,從而壟斷信用與資本流通的大動脈。其衰落的根本原因有兩個:
    一是由於缺乏地利,沒有在國際國內貿易的中心——上海,建立自己的總部,從而使決策遠離了最具增長潛力的貿易金融服務的中心,喪失了主導新興的商業匯票交易和其他金融市場的機會;
    二是沒有能夠創造出類似歐洲的“戰爭債券”和國家債券的“融資系統”,僅僅將業務局限在匯兌領域,固步自封,最終被外國銀行和官辦銀行逐步侵蝕了作為生存根本的匯兌業務。

      “金融市場”,尤其是形成國家融資的核心力量——“國債”和各類票據的交易市場,構成了金融高邊疆的第四塊基石。中國本土的金融機構——票號與錢莊,都沒能完成這一重大歷史使命。

      錢莊的起源非常類似於同時代猶太金融家族的主營業務:貨幣兌換。

      世界猶太金融家族的核心力量幾乎都能從德國找到他們的源頭。德國作為現代金融家族的發源地是有原因的。從地理位置上看,德國是歐洲東部和西部之間的連接點,特別是柏林,更是處於歐洲地理中心和交通樞紐的位置,南來北往,東行西去的客商都雲集柏林。因此形成了歐洲的各種貨幣都在柏林集散的局面。
    從羅馬帝國開始,柏林就是貨幣兌換的中心。到拿破崙佔據這一地區之後,對貨幣兌換的需求變得更加旺盛。兩千年深厚的金錢買賣經驗的積累,與現實貨幣兌換迫切的市場需求,使德國成為了猶太金融家族繁衍壯大的天然沃土。【17】

      中國錢莊的興起也不例外。自明代確立銀本位後,一直實行銀兩與銅錢並行的流通局面,銀兩與銅錢之間的比價隨行就市。由於銀兩價值過高,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說,在市面上直接使用銀兩購買商品價值太大,所以在日常生活中,銅錢是真正流通的貨幣,而銀兩則主要用於大額交易、官員俸祿、兵餉和財政稅收等。同時,銀兩本身也非常複雜,各地銀兩重量不等、形狀各異、成色不均,再加上各種外國銀元的大量湧入,形成了巨大的銀錢兌換和銀兩成色評估等業務需求。

      特別是在鴉片戰爭“五口通商”後,上海作為國際貿易和國內貿易的交匯之處其貨幣兌換的需求更為迫切,以寧波-紹興-上海為中心的“寧紹幫”錢莊就應運而生了。為解決國內商人銀兩的折算和外國商人帶來的銀元計價問題,從1856年起,上海錢莊業開始採用一種虛擬的銀兩記賬單位,名叫“規元”。這一發明,極大地便利了各地商人的商業記賬。

      除了貨幣兌換的基本業務外,寧紹幫的錢莊業充分利用了上海國際國內貿易中心的優勢,創造性地發展出中國特色的商業匯票體系,在內外貿易之間,將外國金融資本和中國的貿易市場整合成一個靈活而有效的平臺。

      五口通商之初,“洋行”進入上海採購中國土特產並銷售外國工業製成品。他們遇到的第一個大難題,就是對中國的供應商和採購商缺乏商業信任。採購中國商品擔心付款後收不到貨,銷售外國產品害怕發貨後收不到款,這種情形與13世紀義大利商人所遇到的問題完全一樣。
    寧紹幫的錢莊抓住了這一巨大的商業機會,創造出了“莊票”這一匯票工具,從而大大促進了國內國際貿易的迅猛擴張。

      “莊票”在19世紀前期就已經在上海出現了,但當時的“莊票”從本質上看就是銀票,“莊票者,錢莊因放款或商家之請求,而發出之無記名式,付款與持票人之票據也”【18】。它的主要特點是即時性,而不是商業匯票中的以真實貿易為基礎的延期支付。

      真正的商業匯票在時間軸上拉長了支付期限,同時可以貼現,所以當商業匯票被作為支付手段時,在其期限之內相當於“擴大”了”信用的規模“。最重要的是,它是以真實貿易為基礎的”信用擴張“。

      商業匯票的本質就是以貿易為抵押發行的短期貿易貨幣,這有別於以債務為抵押發行的債務貨幣。商業匯票構成了商業資本主義時代最重要的“信用擴張”手段。而後“陸續出現”了以“國家債務”為抵押的“殖民資本主義的信用擴張”、以工業債務為抵押的“工業資本主義信用擴張”和以個人債務抵押為主的後工業化時代的信用擴張。【19】

      “甯紹幫”所發明的“莊票”是由華商向錢莊申請“以貿易為基礎”的5~20天兌現的匯票,採購洋行貨物時,即以莊票支付。洋行一般不信任華商,但對於錢莊,特別是有實力的錢莊,還是相當認可的。其原因在於洋行普遍採用的“洋買辦”制度。“洋買辦”不僅對當地錢莊的實力非常熟悉,而且一旦出現意外必須承擔無限責任。如果到期華商不能支付貨款,則錢莊負責向洋行墊支,然後錢莊再去找華商算賬,也可以由錢莊向洋行直接支付,再向華商收款。這樣一來,洋行的貨好賣了,錢莊簽發的莊票是要收利息的,於是擴大了錢莊的利潤並增加了新的業務。華商則獲得了短期融資,擴大了業務量。這是一個三全其美的金融創新。而且,這些莊票的持有人可以在很多錢莊或外國銀行進行打折貼現,隨時得到現金。

      當「滙豐銀行」進入上海時,它面臨的是一個外國銀行與當地錢莊並存的格局。外國銀行的優勢在於資本雄厚,完全控制了國際匯兌業務。而錢莊的優勢在於瞭解市場,佔據著對內貿易簽發商業匯票的信用仲介地位,特別是基於國內貨幣制度的銀錢兌換基礎業務利潤豐厚,無可替代,因此也能佔有一席之地。

      既然「滙豐銀行」有一統金融江湖的雄心壯志,就必然會以其實力將當地各路金融諸侯降服。當橫掃其他外國銀行的匯票大戰以「滙豐」完勝結束後,它將關注的重點轉向了本土錢莊。由於「滙豐」能夠以很低的成本拉來中國富人們的存款,加上鴉片貿易融資所獲得的高額利潤,到19世紀末,其資產總額已高達2.11億港元,建立了遠東首屈一指的金融霸權。「滙豐」充分利用了自身資金雄厚的優勢,開始大規模使用“拆票”的辦法來“控制”錢莊的資金。【20】

      由於錢莊自有資本有限,對於吃下更多的商業匯票蛋糕心有餘而力不足。「滙豐銀行」正是看准了這一弱點才將廉價的多餘資金拆借給上海的錢莊,錢莊只需將“莊票”作為抵押交給「滙豐」就可以得到信用貸款。因此,上海錢莊紛紛向「滙豐銀行」大量拆借資金。「滙豐」也可以直接收購市場上已經被打折過的“莊票”進行“再貼現”,利用存款與再貼現之間的息差獲得收益。各錢莊在打折收購其他錢莊的莊票後,本可持有到期獲得收益,但為了加快資金周轉獲得更多利潤,只要「滙豐」出價合適就毫不猶豫地把這些“莊票”轉賣給「滙豐」,將利潤落袋為安後再去做新的貼現買賣。

      如此一來,雖然上海的錢莊可以獲得「滙豐」的資金將生意做大,但同時也由於資金來源受到「滙豐」的控制,而不得不變為「滙豐」的“附庸”。「滙豐銀行」可以通過拒絕拆票或提高拆息來緊縮銀根,也可以調高再貼現率,即對錢莊想轉賣給「滙豐」的“莊票”進行深度打折,使得錢莊無法獲得兩次打折之間的利差而無利可圖,從而迫使他們減緩或停止第一次貼現行為。這將導致全體錢莊由於商業匯票周轉放慢,而不得不減少對貿易的融資。最終的後果就是,資金匱乏導致華商無法收購茶農、絲農等土特產品,農民和手工業者被迫降價出售自己的勞動成果。而此時,「滙豐」背後的“洋行”股東們“正好”能夠廉價吃進,然後在國際市場上高價拋出,獲得豐厚利潤。

      胡雪岩所代表的中國金融勢力在與外國金融勢力進行殊死抗爭時,「滙豐銀行」可以通過擰緊貨幣供應的水龍頭,“製造”銀根緊縮,輕易打垮一切貿易抵抗聯盟的反抗。

      在「滙豐銀行」“把持”著清帝國中央銀行大位元的情況下,任何本土的金融機構都“不可能”發展成為足以挑戰國際銀行家核心戰略的競爭對手。

     洋買辦:中國的特殊現象

      “買辦”一詞源於葡萄牙語,本意為中國南方地區為歐洲商人在市場上負責採購的僕人。後來演變為專指幫助外國“洋行”在中國擴大生意範圍的本地商人。早期的“洋買辦”並非外國洋行的雇員,而是身份獨立的商人,他們與“洋行”之間是“代理關係”,為了取得“買辦”資格,他們往往需要繳納一定的保證金,如果生意規模沒能達到預期目標或出現虧損,他們的保證金將被“洋行”扣罰。同樣的,如果他們的業績不錯,也將享受“洋行”的利潤分成。

      就純粹的商業角度而言,“買辦”屬於正常的商業代理行為,無可厚非。但是,如果“洋行”進行的不是公平貿易,而是“壓榨式”貿易;外國銀行開展的不是普通的金融服務,而是“控制貨幣供應”的操縱性行為,那麼問題的性質就發生了改變。“洋行”與外國銀行的勢力越強,生意規模越大,對中國經濟的危害也就越深重。在這一過程中,幫助外國金融資本“擴張”勢力範圍的“洋買辦”就變成了傷害本國利益的重要“幫兇”。

      從胡雪岩被獵殺的事例中人們可以清楚地發現“洋買辦階層”對中國經濟、金融、貿易與民生的重大殺傷力。沒有“洋買辦”的盡心竭力外國“洋行”和銀行都不可能在中國獲得那麼大的控制力。

      是平等的商業交往,還是控制與操縱?
    正確判斷外國金融資本的“意圖”和行為,是一切歷史功過與是非評判的核心。

      縱觀世界各國,“洋買辦現象”幾乎是“中國特色”。無論是在亞洲的印度、日本、韓國,還是在美洲大陸,都“不曾”出現這樣一個“特殊”的階層。這是中國“半殖民狀態”所“獨有的現象”。在西方“擴張”的過程中,美洲、非洲最先被“殖民化”,亞洲的印度和東南亞稍後被征服,在這些被西方徹底殖民化的地區,西方的統治勢力可以直接實施垂直統治,而無需借助本地中間人代行控制,所以“無需”買辦階層費事。中國的情況比較獨特,西方殖民者來到中國的時間太晚,而中國相對“強大”,無法在短時間內徹底“垂直統治”中國,所以“必須依賴”一個中間階層來“代行控制”,這個階層就是官僚與“買辦階層”。

      從更深層次看,但凡統治“殖民地”,必須要“徹底消滅”當地的文字,因為文字攜帶著文明的基因,維持著複雜的“民族自我認同”和精神歸屬,征服一個國家卻消滅不了它的文字,則統治者要麼被同化,要麼被驅逐。被統治者(如台灣的皇民浪人特權階級)從精神和情感兩方面“認同”統治者(實施皇民化的日本祖國)是統治成功的唯一選擇,古往今來概莫能外,世界任何一處的殖民地也是如此。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美國、日本等殖民帝國,無不首先滅掉殖民地的文字,使得被統治民族完全和徹底地“集體失憶”,重新接受殖民帝國的精神與“情感灌輸”,以實現其“長治久安”。
    在當今世界,前殖民地地區的“普遍”貧窮落後,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時代“留下”的後遺症。可怕的並不是這些地區的物質財富被掠奪,而是殖民地國家的文字“被摧毀”所“導致”的精神世界極度錯亂和“信仰體系徹底碎裂”,要重建對自身文明的信心,卻遠不像經濟發展和物質繁榮那樣短期就能見效。

      中國的幸運就在於頑強的漢字生命力和在此之上建立起來的巨大文明體系。無論是英國的狡詐、俄國的貪婪,還是日本的囂張,都不可能徹底征服中華文明。正是在這種現實的無奈中,西方殖民帝國不得不借重與“依靠”“洋買辦”來實現財富的掠奪和控制。

      在金融高邊疆“全面淪陷”的情況下,“洋務運動”也好,“戊戌變法”也罷,甚至推翻清王朝“都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半殖民化”的狀態。

      日本當時也同樣面對著西方列強的殖民野心,也同樣被砸開了通商的大門,可是卻有著與中國截然相反的命運。明治維新的成功與洋務運動的失敗其“根本差別”就在於日本守住了自己的金融高邊疆,外國金融勢力未能有效地控制日本的貨幣體系。尤為重要的是日本“沒有”形成一個強大的“洋買辦階層”。因此,外國銀行在日本難以開展業務,更別說控制日本的金融命脈了。

      1863年以來,在日本開業的六大外國銀行攜帶著高達2億兩白銀的資本金,其實力比日本當年的銀行實力不知強大多少倍,即便是明治維新成功後,直到1900年,日本的全部銀行資本金還不到這個數字的一半。可是除了「滙豐銀行」尚能運轉之外,其他外國銀行已紛紛倒閉。而日本本國銀行的數量則從零暴漲到1901年的1867家。在此之前的明治維新幾乎完全是在本國銀行體系的信貸“支持”下完成了工業的近代化,使日本一躍而與西方列強平起平坐,成為亞洲唯一擺脫西方列強殖民的成功典範。

      日本正是牢牢控制住了金融高邊疆,源源不斷地為本國的工業、國防和貿易提供大量信用才催生了一個迅速崛起的工業強國。


  9. 2011/05/18 於 19:24 patchpieces

    每日國際最新資訊解讀

    一、 無錫輻射檢測儀數字公告
    二、 關於中國的人口問題(計劃生育問題)
    三、 一點感想
    四、 國家警惕隆平高科的轉基因情況
    五、 每日最新資訊

    一、無錫輻射檢測儀數字公告:

    無錫地區核輻射個人檢測儀資料公告:今天是在: 0.1usv/h,屬於很正常範圍內,大家不用擔心。

    二、關於中國的人口問題(計劃生育問題)

    現在有很多人“呼籲”要放開計劃生育,說中國後面人口紅利的結束會造成經濟的大問題。同時說這個人口的增加能夠拉動內需,
    我想反問一句:“拉動內需”是靠人口增加的嗎?
    “拉動內需”是靠一次二次分配方案向民眾傾斜獲得的,中國13億人口,美國才3億人口,“為何”他們的內需就比我們大這麼多?
    老百姓有錢了內需才會起來。

    其實“這些人”知道,當中國人口下降後,房地產肯定歇菜,因為2000年後出身的獨生子女,都可以繼承2-3套房子,對於他們來說房子不重要了,所以“房地產商(暴發戶;南方系廣告金主)”就歇菜了。

    中國是一個人口過多土地希缺的國家,中國雖然資源比較多,但是平均到每個人身上,其實是“很少”的,不管是水資源、糧食、礦產等等,所以我們在可預見的後面一段時期“不能廢除”計劃生育的政策,可以適當放寬符合條件的二胎,但是計劃生育這個國策是不能隨便更改的。

    所以我的建議是大方向不能變,計劃生育是百年大計,但是可以做一些微調,比如制定一些嚴格的條件,符合這些條件的可以生二胎(比如雙方都是獨生子女並且其中一方是農村戶口等等條件)。

    三、一點感想

    現在只要哪個人出來說到“愛國”,就會有人“陰陽怪氣”的出來以“P民(屁民)”的身份說一些“洩氣”的話(裏面有些是真話,有些是“水軍”),假如大家都這麼想,那麼這個國家就永遠不會成長,知道為何德國是一個生產大哲學家的國度嗎?因為他們每個國民都把其他國民當成自己的子民,他有社會責任感,他有國家責任感。
    (陰險的)美國“最要消滅”的就是我國國民的“社會責任感”和“國家責任感”。因為一個國家的精神被消滅了,這個國家不管用什麼體制,都是一個“奴隸”。看看日本(美國次殖民地),還有當年的武士道精神嗎?街上都是看不出是男是女的所謂(不男不女娘們)男人,他們這樣的人會又國家責任感能夠上前線打仗嗎?美國要的就是這種“效果”,這個叫做“文化閹割”,一個被“文化閹割”過的國家,就像我們養豬一樣,小豬仔都要“閹割掉”才會快速長肉的。

    我前天寫的文章:道統、法統和體統,這個就是道統,責任感是道統中最關鍵的一環。

    這種“現象”在“(美國化買辦)天涯(論壇)”上面特別嚴重,而且“天涯(論壇)”的帖子下面無法進行維護,結果就是大量“水軍”把有價值的回帖都“淹沒”掉了。

    不過我這人是比較理性的,不會受這種言論去影響我的心智。這個就是理性和感性之間的區別,感性的人特別容易受到這種情況影響情緒。不過我從每篇文章後面出現這種言論的多少可以看出來我那篇文章的分量有多大,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指標。

    四、國家(得)警惕“隆平高科”的“轉基因”情況

    2010年4月,劉石履新“隆平高科”總裁,此前劉曾先後任職于美國「孟山都公司」和「杜邦」旗下的“先鋒良種國際有限公司”,這兩家“公司”近年來常被一些學者認為是全球農業產業的“掠奪者”。而在過去20年裏,劉石一直致力於為這兩家“跨國種業巨頭”在中國推廣“轉基因棉花”和“轉基因玉米”,因此劉本人也常被懷疑是“國際巨頭”“控制”中國農業產業鏈最後一環的“一步棋”。

    國家對於劉這樣的“(美帝一手培植買辦)人物”一定要進行安全審查,另外對於“隆平高科”是否在搞“轉基因農作物”推廣要進行審核,這個直接關係到我國的糧食安全。“登海種業”淪陷了,假如“隆平高科業”淪陷的話,我國幾個大的種業公司就都“被控制”了。

    另外國家一定要查清楚“轉基因”背後的“推手”是誰,
    就算他“官”再高,就算他是“(維持會會長皇民漢奸溫世珍子姪溫家寶)總理”也要揪出來,該判刑的要判刑,嚴重的要以叛國罪起訴。

    四、每日最新資訊:

    大中華區:

    重要(反思):關於前面有篇文章裏面講到的安哥拉突然與中國翻臉單方面撕毀石油合同這件事情,我這幾天仔細反思了一下,覺得我被人利用了,我這樣貼出來這個新聞標題,雖然解讀中沒有指責安哥拉,是講的我們要增加在非洲的軍事存在,但是從效果上來看是幫助敵對勢力影響我們的非洲政策,離間了中國和非洲的關係,給美國搞定非洲加了一把柴火。在此表示抱歉。
    另外這條新聞是“國外”的新聞,在國內並沒有經過驗證。

    1、「歐盟」首次對華徵收“反補貼稅”商務部表示強烈不滿:後期很多經濟體對於中國的制裁會越來越多,為何?
    人民幣就對美元升值,對於其他貨幣都是貶值,你說美國“這招”毒不毒,你說我們的央行是否是“腦子有毛病”,要殺我們這頭豬的我們不停的“獻媚”,而能夠聯合去“抗衡”美國的我們卻不停的去“捅捅小刀子”,我可以負責任的說一句話:後面美國殺我們這頭豬的時候,不要怪別人落井下石

    2、京滬浙粵等地將食品安全工作納入領導幹部政績考核:這個是好事,還要把發生群體性事件作為領導幹部政績“考核內容”,把GDP的內容“拿掉”。

    3、解放軍總參謀長陳炳德今起訪美,
    應新加坡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張志賢、印尼國防部長普爾諾莫•尤斯吉安托羅和菲律賓國防部長博爾泰雷•加斯明的邀請,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梁光烈一行今日離京對上述三國進行正式友好訪問:
    這個是好事,一些事情是該放到桌面上來了。
    這個也證明前面中、美的談判基本沒有談攏,看看美國後面的官員出來的評論就知道了。中國開始做好“軍事準備”。結合印度與巴基斯坦邊防軍在存在領土爭議的喀什米爾地區發生“交火”這條新聞看看,證明我們軍方強硬勢力還是有能量的。

    4、國土部下發緊急通知:堅決防範查處強征強拆:
    (1)這個通知為何到了現在才出來,前幾年幹嗎去了?
    (2)如何堅決防範查處強征強拆?通過“公檢法”?
    當地“公檢法”都是地方一把手的“走狗”,如何監督?通過什麼管道監督?這個才是關鍵,老是說“空話”不行。

    5、江西上訪女工參選人大代表被拒推薦人被警方約談:
    這個是違反憲法的,地方政府的“惡行”後面會得到懲罰。在蕭條期間正好可以收回地方政府的很多權力,一定要大破現在的“諸侯割據”的局面。漢朝後期的“諸侯割據”的局面大家都知道的吧。

    6、08年三聚氰胺事件賠償基金運作成謎涉毒奶企出錢少:
    中國的「紅十字會」、“希望工程”等等,都是帳目不公開的,偶原來做過他們的專案,知道裏面那幫人的貪婪的。不過汶川地震我還是和家人一共捐了1萬1千圓錢給「紅十字會」,後來聽到「紅十字會」有人叫供應商開大額發票(就是3萬元的東西開5萬元的發票),偶感到很後悔,決定在他們帳目公開之前決不捐錢給「紅十字會」和“希望工程”,假如要捐就自己直接去。

    7、長三角中小企業普遍停工、半停工困境或甚于金融危機:
    這個是發展過程中的正常現象,我們國家的這種(唯GDP論出口導向美元外匯積累)發展模式“走到頭”了,必須進行“改變”,要一次和二次分配方案對老百姓“傾斜”,這樣才能夠“製造內需”,這樣才能夠發展經濟,在這個轉換過程中,肯定要經歷蕭條。不要因為這個又給貨幣中“放水”,就像08年一樣,非但放水,還來個4萬億的“腦殘決定”。

    8、

    國外:

    1、巴基斯坦議會(5月)14日就美軍在巴基斯坦打死基地領導人拉登通過決議,譴責美“侵犯巴方主權的單方面行動”,呼籲政府“重新評估與美國的協定條款”,以確保協定完全符合巴國家利益,同時要求美方停止使用無人駕駛飛機襲擊巴方境內目標: 我們對於巴基斯坦的付出是有回報的。

    2、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席卡恩被控性侵酒店女服務員在紐約被捕;在2012年法國總統大選中,62歲的卡恩是法國總統薩科齊潛在的有力競爭者之一。卡恩原本計畫周日與德國總理默克爾會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名官員周日表示,該組織現任總裁多明尼克•斯特勞斯-卡恩因涉嫌企圖強姦而在紐約被捕之後,John Lipsky擔任該組織代理總裁:
    三條新聞一起看,呵呵,牛,“不聽話”的連這種“招數”都“使出來”了。美國國會議員招妓的事情很多“很普遍”的,這邊“搞這麼個事情”出來,
    牛!確實牛!

    3、糧食危機影響百姓生存非洲開始種“轉基因作物”:美國的“價格控制”和軍事打擊手段同時“切斷”中國對於非洲的援助後,非洲不得不“投降”,這個就是美國後面“糧食美元”的戰略的開始。

    4、日本東京電力公司表示將於6月開始建設一個外罩,將福島第一核電站1號機組核反應爐廠房罩住。日本經濟產業大臣海江田萬里13日宣佈,由於福島第一核電站1號機組燃料很可能已經熔毀,同時壓力容器底部也出現了破損,因此有必要對東京電力公司的工程表進行修改:日本核問題要比蘇聯那次的問題嚴重多了。

    5、美媒:中國有超過一半的富人正在考慮離開:中國可別象當年蘇聯一樣人財兩空。

    6、李光耀、吳作棟昨晚突然發表聲明,不再在新內閣擔任資政:他們承受了很大的壓力呀,中國一直在參考“新加坡模式”,最近他們出來否認有新加坡模式,看來新加坡也慢慢要開始走美國在亞洲“安排”的“資本串聯權力”的模式了。這個“模式”的結果就是被不停剪羊毛。

    7、“歐洲央行”行長特裏謝認為,當前關於歐元區成員國可能放棄歐元的猜測是一種荒謬的臆測:能夠提振歐元,壓制美元指數。歐盟內部最近博弈相當激烈,什麼手段都能夠用出來的。

    8、印度與巴基斯坦邊防軍在存在領土爭議的喀什米爾地區發生“交火”。印度軍官15日稱,巴基斯坦狙擊兵向印度控制地區開槍,造成1名印度士兵喪生:這個是好事,美國會打“代理人戰爭”,我們也會打,提前通過巴基斯坦牽制印度的軍力和政治資源。

    9、“高盛”奧尼爾:中國不存在房地產泡沫:
    我們(可得)要“逆向思維”。

    文/猴王
    2011-5-16


  10. 2011/05/29 於 22:35 patchpiece

    CIA的公開秘密—兼為《十條誡令》蓋棺定論

    一、嘗試為《十條誡令》蓋棺定論
    二、(中國國內)親美勢力對《十條誡令》真實性的質疑
    三、“Moral Re-Armament”的真面目
    四、“Moral Re-Armament”在中國
    五、“Moral Re-Armament” 、“共產黨革命章程”及“十條誡令”
    六、克格勃(KGB/格別烏)高官什羅寧的話是否可信
    七、「中情局」為防止洩密進行的暗殺
    A、李志綏之死
    B、班尼特之死

    一、嘗試為《十條誡令》蓋棺定論

    筆者不久前曾寫作《中情局絕密綱領–用普世價值對抗愛國主義》一文http://blog.mshw.org/hexuefei/?p=47,其主要目的有四個:

    其一,是揭露美國在全世界推廣所謂美式“普世價值”的真實目的。

    【(中情局加爾瓦爾德方案)最高綱領包括最廣泛的目標。它提出的任務是破壞對祖國之愛。它渴望用所謂‘普遍人類價值’代替愛國主義。】《克格勃(KGB/格別烏)X檔案》–p66。

    克格勃資深特工什羅甯將軍的這本書在中國2003年出版的。當時譯者趙雲平用的一個詞語是“普遍人類價值”,而2008年後這個詞語有了更加簡略、響亮且準確的中文譯法——“普世價值”,看來「中情局」特工的漢語素養也是一流的。在2008年那偉大的抗震救災過程中,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得到了自改革以來最大程度的激發。而“(黨內美帝買辦)南方報系”當時卻“突如其來”、“莫名其妙”地宣稱抗震救災所體現的是“普世價值”,並由此引發了一場影響深遠的爭論。
    而隨後的兩年裏,“普世價值”也成了美國總統奧巴馬“對華喊話”的口頭禪。2003年出版的這本書實際上揭露了所謂“普世價值”思潮的真正的出處、背景及其戰略意圖。原來,不管是蘇聯戈巴契夫的“全人類的價值高於一切”還是中國“(黨內美帝買辦)南方系”的“普世價值”,其真正含義並不是表面宣稱的捍衛全人類和全世界的尊嚴和利益,“普世價值”論只是「中情局」用來“對抗”蘇聯和中國的愛國主義思潮,並最終“肢解”蘇聯和中國的“文化戰工具”。

    其二,是揭露美國「中情局」通過“系統性”的工程,“妖魔化”社會主義領袖列寧毛澤東等偉人,進而“顛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陰謀。

    【他(杜勒斯)將基本的、集中的打擊指向反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而為了達到既定目的,如美國專家們設想,首先必須打破蘇聯人頭腦中的所謂“列寧綜合體系”。】
    《克格勃(KGB/格別烏)X檔案》–p63。

    【(反列寧題材)在80年代的俄羅斯幾乎獲得了國家地位,這時許多大眾傳媒開始鼓勵破壞十月革命領袖(列寧的)紀念碑,銷毀他的全集。反列寧題材充斥了報刊、無線電廣播、電視和電影。新聞、文學、藝術和科學的形形色色‘熱心者’懷著受虐的滿意心情去推翻自己以前崇拜的偶像(列寧)。】
    《克格勃X檔案》–p65。

    【根據艾倫.杜勒斯的企圖,關於‘德國黃金’、‘鉛封的’德國車廂和‘雇傭間諜’這些早就知道的假造謊言竟然成了‘禁果’,它對許多人的耳朵感到好聽。加爾瓦爾德設計的最低綱領在於向新的幾代人灌輸對列寧主義的懷疑,認為列寧主義簡直是‘歷史的錯誤’,人類一部分暫時的、不正常的和不牢固的社會現象。灌輸說早晚要把它結束(‘蘇聯是罪惡帝國’!)】
    《克格勃X檔案》–p65。

    其三,揭露「中情局」最大機密是如何影響別國領導人。

    什羅寧在書中寫道:

    【70年代末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反偵察人員們得以解開美國中央情報局最大的秘密,它在於這個部門制定,仔細準備並在80年代著手實施所謂深層掩護的專門計畫。

    根據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材料已知,該項計畫的作者是「中央情報局」的前副局長比謝爾,他還制定了‘雙重諜報網’的觀念。根據這一觀念推測,「中情局」將把在美國境外工作的外國人中最有價值和可靠的間諜用於偵察目的。】《克格勃(KGB/格別烏)X檔案》–p42

    【給小組規定的任務是滿足偵察屆向主導的國家機關、政治領袖周圍、代表及其他機構和組織進行諜報滲透的需要。即說得是“培養”自己的影響諜報員,使他們向權力機構推進。

    影響別國總統,影響其國家機構?難道這種事有可能嗎?
    按照美國專家的斷言,這不但可能,而且更有甚者,這是保障全國安全政策最便宜和最有效的方法。對總統可能用三種途徑去影響。
    第一,直接通過高級會晤。
    第二,通過他的班子,要往裏面打入影響諜報員。
    第三,間接地,在大眾傳媒中組織宣傳運動,讚揚總統那些對美國有利的行動。】
    《克格勃X檔案》–p45

    其四,其目的是初步探究網上廣泛流傳的《十條誡令》的真假。

    由於當年克格勃(KGB/格別烏)在「中情局」內部安插了不少間諜,因此當年的蘇聯克格勃(KGB/格別烏)可以說是最瞭解當時「中情局」內幕的機構。克格勃(KGB/格別烏)資深人士維•什羅甯將軍根據以親身經歷的事件、親眼所見的情景、親手處理的情報寫成的這本書,可以說是對美國「中情局」內幕最權威、最真實的披露。書中披露杜勒斯的訓話與網路上流傳的「中情局」《十條誡令》幾乎“完全一致”,可見《十條誡令》並非完全空穴來風。

    【「中央情報局」的奠基人和第一任領導人艾倫•杜勒斯的信條,他對自己的軍官們教誨說:
    “在那裏(蘇聯)製造了混亂以後,我們不知不覺地把他們的價值偷換成虛假的並迫使他們相信這些價值。怎樣做呢?我們找到自己的志同道合者……我們在俄國找到同盟者和助手。將一個情節接著一個情節地導演世界上最不馴服人民的滅亡、其自我意識最後的、不可逆轉的熄滅,按其規模來說是最雄偉的悲劇……”

    “我們將千方百計地支持和發動所謂的藝術家們,他們將培植對色情、暴力、虐淫、叛賣,總之,對任何不道德行為的崇拜。在國家治理中,我們將造成混亂和不可收拾的局面……”

    “我們將不知不覺地,但積極地促進官員們、受賄者們地胡作非為,無原則性、官僚主義和因循拖延將被樹為善行……”

    “誠實和正派將被嘲笑並變成過去的殘餘。蠻橫無禮、卑鄙下流,謊言和欺騙,兇殺和吸毒,相互之間動物般的恐懼和無恥、叛賣,各民族的民族主義和敵對,首先是對俄羅斯民族的敵對和仇恨——所有這一切我們都將巧妙地和不知不覺地培植,所有這一切都將盛開雙瓣的花朵……”】
    《克格勃X檔案》–p62

    杜勒斯的這段話同樣曾經在網路上流傳。
    根據什羅寧的“披露”,我們可以確定這段訓話的“真實性”確鑿無疑。而《十條誡令》的內容主旨與杜勒斯訓話“完全一致”。

    二、親美勢力對《十條誡令》真實性的質疑

    但是有一群“親美分子”一直不相信《十條誡令》的存在。而極力幫助「中情局」進行“掩蓋”的便是方舟子的新語絲的網站。
    2003年9月9日開始,方舟子在新語絲網站上大張旗鼓地推薦《莊海青:美國中央情報局“中國十誡”:一個謠言的來歷》等文章。見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news/cia.txt 這類文章為了證偽《十條誡令》所舉出的關鍵性的證據就是一個美國網頁:http://snopes.com/language/document/commrule.htm

    據說,體制內的“漢奸買辦勢力”將方舟子網站上的這些內容彙報給了中國最高層,中國最高層官員竟然相信方舟子網站上這些為「中情局」辯護的文章,從而認為《十條誡令》僅僅是個謠言。

    多年以來,幾乎所有在此問題上替「中情局」辯護的文章都是方舟子網站文章的翻版。方舟子是眾所周知的“抄襲大王”。看來,方舟子的網站,也僅僅是在替「中情局」“辯護”這個問題上,才有些真正原創性的內容。

    比如,楊學濤《所謂的美國中情局“十條誡令” 的前世今生》一文實際上是方舟子網站內容的翻版,該文寫道:

    【一個網頁引起了我的興趣:http://snopes.com/language/document/commrule.htm

    網頁中所列的十個題為“Communist Rules for Revolution”的“條例”與新聞報導所稱的《十條誡令》如出一轍(不用我翻譯了吧?):

    據該網站稱,此十條“communist party革命章程”號稱由協約國於1919年5月在德國Dusseldorf搜出來,並于同年首次被印刷在了Oklahoma州的Examiner-  Enterprise報上(Examiner-Enterprise是真的,但這個“十條”卻從未在該報發表過),是德國communist party用來腐蝕資產階級、發動共產革命的章程。

    目前知道的最早發表年份是1946年(發表在當年2月份的期刊Moral Re-Armament上)。1954年,佛羅里達州司法部長George A. Brautigam證明其為真實,並簽上了大名。後來,“十誡”廣為流傳,選民們出於警惕,就把這十條印出來發給議員們。

    1980中期,專欄作家Bob Greene在芝加哥大學與西北大學與俄國問題專家一起研究後共同認定,這十條章程是徹頭徹尾的偽造。Greene寫到: “我一直希望找到一個拿著這個“十條”的communist party member,好讓我有機會問問他‘obloquy’這個單詞到底是什麼意思)

    《紐約時報》報導,國家檔案館、國會圖書館和各所大學的圖書館都找不到這個所謂的檔。蒙大拿州參議員Lee Metcalf在與FBI、中情局等機構聯合調查後也得出結論,認為這個所謂檔純屬偽造。

    作家Jan Harold Brunvand 評論說:

    The rules have to do with dividing people into hostile groups, encouraging government extravagance, and fomenting “unnecessary" strikes in vital industries. What we have lost, the list suggests, is a world without dissent, budget deficits, inflation and labor unrest.

    I just can’t remember any such Golden Age.

    (這些“條例”讓人民形成了敵對的陣營,鼓勵了政府奢侈浪費,並在重要的產業製造了“不必要”的罷工。“條例”告訴我們,我們失去了一個沒有異見、沒有財政赤字、沒有通貨膨脹、沒有勞工動亂的世界。

    我們曾經經歷過這樣的黃金時代嗎?我一點也想不起來。)

    可以看出,這個流傳甚廣的“謊言”出自“保守”的美國人之手,他們對於出現在美國的一系列社會變化表示擔憂,又無力解決,便簡單地把罪責“歸結”到了“communist party滲透”上來。1990年代,即便蘇聯已經解體,但“十條”依然不斷被報章引用,作為美國道德滑坡及政治腐敗的一個幌子。】

    snopes.com 這個網站認為,所謂1919年發現的“共產黨革命章程”是個純粹的謠言。所謂最早刊登“共產黨革命章程”的的Examiner- Enterprise報上根本就沒有出現過這個所謂的“共產黨革命章程”。而這段文字最早出現在1946年,在Moral Re-Armament 期刊上刊登。

    三、“Moral Re-Armament”的真面目

    那麼,所謂的“Moral Re-Armament”是個什麼東西呢?
    實際上,這個由美國基督教徒Buchman 創辦的“Moral Re-Armament”,是眾多戰略問題研究者高度關注的世界性組織,因為這個組織與美國中情局和聯邦調查局的關係太密切了,是美國用來控制全世界的重要工具。而西方很多媒體也早有報導:該組織與中情局的密切關係。

    FBI解密檔案顯示美國總統艾森豪威是“Moral Re-Armament”運動的重要支持者。見:http://www.paperlessarchives.com/ike_fbi.html

    一些和“Moral Re-Armament”組織有過接觸的印度宗教人士在談到“Moral Re-Armament”時也說道,人們都相信他們是中情局的:They’re also criticized a lot there. They have been criticized a lot there locally. People, they think they are CIA.見:http://www.vaniquotes.org/wiki/Moral_Rearmament_Movement

    實際上,“Moral Re-Armament”在多個國家的作為已經引起了不少正義之士的警覺。比如,恩克魯瑪(Kwame Nkrumah,1909—1972),加納共和國第一任總統,加納人民大會黨主席,非洲著名社會活動家,“非洲社會主義”宣導者和代表人物之一。恩克魯瑪1965年的著作《新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最後階段》(Neo-Colonialism, the Last Stage of imperialism)一書《新殖民主義的機制》這一章中便重點介紹過這個“Moral Re-Armament”。恩克魯瑪是非洲社會主義的代表人物,是非洲社會主義運動的領袖,是加納共和國第一任總統,也當然是當年非洲國家眾多秘密情報的知情者。

    恩克魯瑪在書中談到:http://www.marxists.org/subject/africa/nkrumah/neo-colonialism/ch01.htm

    【Among instruments of such Western psychological warfare are numbered the intelligence agencies of Western countries headed by thos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visible Government’. But most significant among them all are Moral Re-Armament (MRA), the Peace Corps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USIA).

    Moral Re-Armament is an organisation founded in 1938 by the American, Frank Buchman. In the last days before the second world war, it advocated the appeasement of Hitler, often extolling Himmler, the Gestapo chief. In Africa, MRA incursions began at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Against the big anti-colonial upsurge that followed victory in 1945, MRA spent millions advocating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forces oppressing the African peoples and those same peoples. It is not without significance that Moise Tshombe and Joseph Kasavubu of Congo (Leopoldville) are both MRA supporters. George Seldes, in his book One Thousand Americans, characterised MRA as a fascist organisation ‘subsidised by . . . Fascists, and with a long record of collaboration with Fascists the world over. . . .’ This description is supported by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MRA of people like General Carpentier, former commander of NATO land forces, and General Ho Ying-chin, one of Chiang Kai-shek’s top generals. To cap this, several newspapers, some of them in the Western world, have claimed that MRA is actually subsidised by the CIA.

    When MRA’s influence began to fail, some new instrument to cover the ideological arena was desired. It came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merican Peace Corps in 1961 by President John Kennedy, with Sargent Shriver, Jr., his brother-in-law, in charge. Shriver, a millionaire who made his pile in land speculation in Chicago, was also known as the friend, confidant and co-worker of the former head of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Allen Dulles. These two had worked together in both 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U.S. war-time intelligence agency, and in the CIA.

    Shriver’s record makes a mockery of President Kennedy’s alleged instruction to Shriver to ‘keep the CIA out of the Peace Corps’. So does the fact that, although the Peace Corps is advertised as a voluntary organisation, all its members are carefully screened by the U.S.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

    令人驚歎的是,恩克魯瑪1965年的文章便十分清晰地用到了這樣的詞語:the United States ‘Invisible Government’——美國隱形政府。恩克魯瑪的這幾段文字的大概含義是:西方國家(由美國的“隱形政府”所主導)的情報機構用來實施西方心理戰的工具屈指可數,其中最重要的便是Moral Re-Armament (MRA)–道德重整運動, the Peace Corps –和平部隊(即將受過訓練的志願人士送到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服務的組織),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USIA)—美國新聞署。蔣介石的高級將領何應欽曾經是Moral Re-Armament運動的重要參與者。加納首任總統、非洲著名學者和社會主義領導人恩克魯瑪的著作已經將Moral Re-Armament明確地定性為與美國中情局、聯邦調查局等情報機構關係密切的西方進行心理戰的工具。

    四、“Moral Re-Armament”在中國

    這個“Moral Re-Armament”對中國的影響也是十分深入的,但是很多人卻不知道這個組織的存在,似乎有一隻無形的手在為其保密。作為一個曾對中國及世界產生如此重大影響的半隱形組織,其背後如果沒有美國情報機構的扶持,那是那難以想像的。

    以下是幾則該組織在中國的宣傳性介紹:

    A、臺灣出版的中華百科全書對介紹:

    【道德重整運動

    道德重整運動(Moral Re-Armament,簡稱MRA),是美國人蔔克曼(Frank N. D. Buchman)於西元一九三八年在倫敦所發起的,他曾經遍遊世界各地,認識許多領袖,如中國之孫中山先生、印度之甘地、美國之福特以及愛迪生等。他認為所有民族、國家及宗教,最基本的起源,是四個絕對的道德標準,即絕對誠實、絕對純潔、絕對無私、絕對仁愛,並由內心良知作為指導,以知行合一則有天人合一之體認,因而產生無限個人或社會或世界一新大力量,以建立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道德重整在建設新興國家與舊敵成友之工作中,扮演了其幕後的腳色,它不是一種組織,但在瑞士的柯峰設有國際會議中心,許多國家如英、法、荷、加、印、巴西、澳洲、日本等,也有地方或地區中心。

    卜克曼早年曾數度訪問我國,與 國父孫中山先生為摯友。戰後,陳立夫與何應欽屢應其邀,赴歐、美參加會議,該時中文稱為「道德重整運動」。

    民國六十三年,陽明山華岡中華學術院設有道德武裝研究所。(劉毓棠)】

    B、劉毓棠是國民黨的外交官。華僑協會總會雜誌僑協雜誌(第092期)刊登對劉毓棠的回憶文章:

    http://www.ocah.org.tw/sidepage/mag_viewpage.php?mag_no=092&id=4051

    【一九四五年四月,聯合國在舊金山召開會議。當時毓公擔任中國代表團團長張君勱的英文秘書。張君勱是知名的哲學家,也是民社黨的創辦人,博學多聞,文風剛健有力,毓公和他共事相當愉快。經由張君勱的介紹,毓公認識了「道德重整運動」的發起人蔔克曼(Frank N.D. Buchman)並觀賞了由卜克曼博士率領一批道德重整人士表演的舞臺劇︽被人遺忘的要素︾,宣揚民主道德理念,留下極為深刻印象。】

    C、《近代在華部分基督教名人簡介》:

    【布克門 Frank Buchman 美國傳教士,1921年,他在牛津大學發起了著名的“牛津團契”運動,其信條為“絕對誠實,絕對純潔,絕對無私,絕對的愛”,此運動後在1938 年改名為“道德重整運動”。20世紀30 年代,廣學會曾在中國陸續出版了牛津團契的14種書籍。】

    D、另外還有一則中華民國「道德重整協會」創辦人劉仁州的介紹:

    【道德重整在台灣
    http://life.fhl.net/Desert/97/s010.htm

    「道德重整」自民國卅五年開始,即邀請中國派代表團出席世界性的大會,我國政界諸多要人都曾參與,但角色側重於作為政府國民外交的管道。五十年代之後,「道德重整」在全台各大專院校紛紛成立了合唱團,變成比較民間化、人民自願自發性的活動。後來整個台灣社會風氣改變,開放的程度愈來愈大,人民有更大的自由意志、更多的表達機會。因此到了民國七十九年,一批從「道德重整」合唱團畢業的朋友,覺得台灣社會亟需成立一個「道德重整」的組織,以便針對社會需要改善的地方有所貢獻。「道德重整協會」於焉成立。 】

    五、“Moral Re-Armament” 、“共產黨革命章程”及“十條誡令”

    瞭解了“Moral Re-Armament”的本質真相,那麼所謂“共產黨革命章程”與“十條誡令”的關係便十分清楚了。

    “Moral Re-Armament”公佈所謂“共產黨革命章程”的時間是在1946年,按照克格勃高管什羅寧所掌握的材料,這正是美國開始簽署杜勒斯那段著名的訓示的那段時間。

    “Moral Re-Armament”公佈的所謂“共產黨革命章程”,其內容和杜勒斯的訓示十分接近。不過,賊喊捉賊,豬八戒倒打一耙,“Moral Re-Armament”將這些“美國用來顛覆共產黨國家”的信條改成了“共產黨來顛覆美國”的信條予以公佈、發表。這些東西在美國從70年代開始引起美國社會廣泛的討論,經過美國獨立人士的大量調查,最終證明所謂“共產黨革命章程”是子虛烏有的。但是誰都想不到這個事件的真相。

    毫無疑問,整個事件的真相是:與中情局和聯邦調查局關係密切的“Moral Re-Armament”組織最早得到了杜勒斯的那篇訓示,或者他們得到了中情局根據杜勒斯訓示形成的誡令。“Moral Re-Armament”將這些內容改頭換面,變成了攻擊共產黨國家的利器。

    我們相信,“共產黨革命章程”不可能是“Moral Re-Armament”組織在1946年憑空捏造出來的。看看在杜勒斯發佈他那段著名的訓示20多年後,蘇聯克格勃高級官員什羅甯看到相關內容的反應:

    什羅甯將軍說:

    【我清楚地記得自己的慌亂心情,那時我瞭解了中央情報局領導人40年代末簽署的這一訓示。這是在1968年.那時我在莫斯科州安全委員會一個區分局工作3年之後,讓我到中央機關工作並從事組織反對意識形態破壞的反宣傳措施。這時當然考慮到了我的記者訓練。意識形態破壞者的目的,最初我覺得是臆造出來、不現實的。難道能迫使誰相信“虛假價值”嗎?難道俄羅斯在這一點上找得到“同盟者和助手”?難道培植對領導了反法西斯鬥爭並拯救了人類免遭“褐色戰爭”蹂躪的“俄羅斯民族的敵對和仇恨”,這現實嗎?民族主義真的那麼危險?而且是否能不知不覺地培植這些價值呢?

    但是隨著熟悉西方特工部門的事實和檔,這些問題撤銷了。我越來越確信,艾倫•杜勒斯當闡述自己的綱領時,他依據政府級批准的具體研製的成果和秘密訓示。他將基本的、集中的打擊指向反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而為了達到既定目的,如美國專家們設想,首先必須打破蘇聯人頭腦中的所謂“列寧綜合體系”。】《克格勃X檔案》–p63

    也就是說,連克格勃人員見到杜勒斯訓示後,一開始也難以相信它是真實的。但隨著更多的事實和檔,什羅寧才逐漸確信。也就是說,即便是克格勃系統,如果沒有掌握確鑿的文本和證據,他們也無法憑空編造出類似杜勒斯訓示、《十條誡令》那樣的檔內容。

    “Moral Re-Armament”組織能夠毫無根由地編造出這些內容來嗎?要知道,蘇聯克格勃根本不存在類似“共產黨革命章程”那樣的專案工程,這一點,連極端親美的人都承認。因為蘇聯解體前後,克格勃已經被中情局高度滲透,克格勃大量機密大量洩露出去,如果真的存在類似檔,美國人早已就公開揭露了。其實像美國色情文化氾濫等社會問題,這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弊病,其伴隨資本主義的歷史一直存在。十分明顯,在蘇聯產生和強大之前,這些弊端就已經產生,“Moral Re-Armament”要把這些問題歸咎于蘇聯的陰謀,連美國人都難以理性地接受。正如眾多美國學者所評論的:“Moral Re-Armament”組織試圖依靠“共產黨革命章程”檔告訴我們,我們失去了一個沒有色情文化、沒有異見、沒有財政赤字、沒有通貨膨脹、沒有勞工動亂的世界。我們曾經經歷過這樣的黃金時代嗎?我一點也想不起來。

    那麼“Moral Re-Armament”組織根據什麼編造了所謂“共產黨革命章程”?根據“Moral Re-Armament”組織與美國情報機構的密切關係,“Moral Re-Armament”組織發佈“共產黨革命章程”的時間與杜勒斯談話的時間接近,更重要的是兩份檔內容的高度一致,只要頭腦正常的人,都可以據此判斷整個事件的真正來龍去脈。

    六、克格勃(KGB/格別烏)高官什羅寧的話是否可信

    也許有人懷疑,《克格勃X檔案》一書中提供的證據是否是什羅寧偽造的?

    假如,今天「中情局」人士出版一本《中情局X檔案》,我敢確定,其內容大部分是無價值資訊,甚至有不少內容是“偽造”的。
    為什麼?
    因為隨著蘇聯解體和克格勃(KGB/格別烏)的瓦解,今天極少人知道「中情局」的內幕,尤其是1990年代以來的內幕。這樣,「中情局」存在大量的“造假”空間。然而克格勃(KGB/格別烏)則不同。今天克格勃(KGB/格別烏)已經成為歷史。克格勃(KGB/格別烏)解體前,其內部已經被「中情局」高度滲透——否則蘇聯也不會遭受解體的下場。比如金城出版社04年出版的《窺視——最新國際間諜情報戰真相》揭露:1973年至1980 年,先後出任克格勃(KGB/格別烏)對外反間諜局局長和第一總局局長的卡盧金竟然是美國特務。《克格勃X檔案》一書也同樣披露,「中情局」對克格勃的滲透十分深入,讓人觸目驚心。看看什羅寧是如何評價克格勃最後一任主席瓦基姆•巴卡金的吧:

    【原來巴卡金來到魯邊卡是為了真正粉碎國家安全機關,實質上消滅安全委員會的完整系統,從而在全局上急劇削弱國家的防護、“免疫”系統。他的真正意圖很快就暴露出來了。他充分表現了自己的破壞才能,並且甚至不曾掩飾給他們規定的任務:砸爛國家安全機關。巴卡金在其《擺脫克格勃》一書中簡直扮演著世界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一個臨時工的角色,他領導一個極重要的國家機構的目的僅僅是為了消滅它。我不認為這位政治家不明白,他的意圖實質上帶有反對國家的犯罪活動色彩。】見《克格勃X檔案》第11章《是誰搞垮了國家安全委員會》

    換句話說,克格勃(KGB/格別烏)對「中情局」來說透明度很高。克格勃退休官員什羅甯如果在《克格勃檔案》中進行造假,那是完全得不償失的,完全有可能被美國抓住把柄。其次,克格勃(KGB/格別烏)已經徹底解體,俄羅斯政局一度動盪,什羅寧寫此書的目的只能是講點真話留給歷史,而斷不敢為了維護克格勃和蘇聯去大肆造假。可以說,出現於特定歷史條件的這本《克格勃X檔案》,其可信度是同類書中最高的。

    至此,關於《十條誡令》的爭論終於可以畫上一個句號了。

    七、中情局為防止洩密進行的暗殺

    以上內容簡單介紹了是美國影子政府指揮中情局等機構進行文化戰、心理戰等軟戰爭的方案。「中情局」等機構為了保證機密專案的正常進行,不惜一切代價,直至大搞暗殺。在美國,一旦出現「中情局」的高度機密可能被洩露出去的情況,那麼相關人等便會被暗殺。甘迺迪案中死亡的大量人士已經做了精確的示例:

    1963 年11 月22 日,美國總統甘迺迪被美國隱形政府指揮情報機構暗殺。隨後,幕後勢力為了防止真相曝光,進行了系列暗殺。在甘迺迪被暗殺後的三年中,18 名相關證人相繼死亡,其中6 人被槍殺,3 人死於車禍,2 人自殺,1 人被割吼,1 人被擰斷脖子,5 人“自然”死亡。從1963 到1993 年,115 名相關證人在各種離奇的事件中自殺或被謀殺。“沃倫委員會”還封存所有檔,檔案和證據長達75年,直到2039年才解密,這些檔涉及CIA,FBI,總統特警保鏢,NSA,國務院,海軍陸戰隊等機構。另外,FBI 和其他政府機構還涉嫌銷毀證據。

    當然,不僅僅是甘迺迪案,這種現象已經成為了美國社會的慣例和定律。

    A、李志綏之死

    筆者關注到「中情局」,始於09年寫作《從縱容“妖魔化毛澤東”到亡黨亡國》http://blog.mshw.org/hexuefei/?p=6 一文曾根據中國出現的大規模妖魔化毛澤東的謠言進行了如下判斷:

    【中國自晚清衰落以來,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資本主義半封建社會。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勾結在一起,成為壓迫中國人民的三座大山。這三座大山是當時世界上最反動、最邪惡的勢力。反動勢力的邪惡造就了革命者的偉大,毛澤東是帶領中國人民歷盡千辛萬苦推翻三座大山的人民領袖,毛澤東成為國際共運史上最為光輝的革命家。西方壟斷資本集團在中國扶植的買辦政權—蔣家王朝被毛澤東趕到了幾個海島上,西方壟斷資本集團的第一打手美帝的軍隊又被毛澤東的抗美援朝及援越抗美打得灰頭土臉,西方壟斷資本集團不得不停止軍事擴張的步伐。蘇共二十大,修正主義者赫魯雪夫妖魔化史達林,國際共運陷入混亂後,又是毛澤東扛起了反抗美帝、反對蘇修的革命大旗。毫無疑問,毛澤東是西方壟斷資本集團有史以來的最大敵人。在毛澤東有生之年,西方壟斷資產階級無法打敗這個東方巨人,那麼毛澤東死後,如何在中國及世界消除毛澤東思想的影響、消除這個資產階級的最大隱患,就一定會成為西方壟斷資產階級的重要目標。同樣毫無疑問的是,毛澤東去世後,通過“妖魔化毛澤東”從而干擾、影響、主導中國改革,進而殖民地化中國,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重要戰略任務。】

    正如1加1必然等於2一樣,這樣的判斷只是一種必然的邏輯推理。等筆者兩年後讀到《克格勃X檔案》這本書的時候,才正式找到中情局妖魔化社會主義領袖的直接證據——中情局當年的確有針對蘇聯領袖列寧的妖魔化工程項目,那麼針對中國領袖毛澤東的類似工程項目必然存在。

    在“妖魔化”毛澤東的系列謠言中,李志綏是“最關鍵”、最重要的一環。然而1995年2月13日,李志綏離奇地死于芝加哥的兒子家中。對此金筆網友在《關於李志綏醫生離奇死亡的推測2009-07-19》中寫道:

    【因為死得比較離奇,到現在筆者還記得李志綏醫生死訊的報導。那是一天傍晚,他的家人回家時發現李橫躺在廁所的地板上,氣絕多時。好象那天下午他還外出行走過,旁人沒有發現李有什麼異常形態。

    李志綏是在《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出版後不久突然去世的,死前還有報導說,面對中國相關方面的指責,李回擊說,他準備寫第二本有關毛澤東的回憶錄,因此他的死非常離奇蹊蹺。

    李死時七十有五,不算長壽。除非八九十歲以上的老人在睡夢中平靜的死去,一般來說,人在這個年齡是不容易一下子死的。以李的 “特殊身份",當地員警,地區檢察官,CIA 甚至 FBI 的 Agents 等,都會密切關注,特別是找出他殺的 “蛛絲馬跡" 。此後我曾留意過新聞,看看有沒有警察局或地區檢察官公佈李的死因。後來李的出版商對外放言說死於 “心肌梗塞",間接印證了李死後是經過了屍體解剖尋找死因的。其實出版商的話不是 “官方" 結論,正式結論應是由警察局或地區檢察官公佈,但是沒有。這是疑點一。

    疑點二是心肌梗塞初發病在七十五歲的高齡,這也是不常見的。同時,心肌梗塞也不一定死人,致死的應該是大面積的病灶,或者影響到心臟的傳導系統。如果是前者,發作前定會有徵兆,譬如頻繁的心絞痛,但是那天下午他還是好好的,怎麼可能一下子就那麼嚴重死了呢?很少見。而如果是後者,影響心臟的傳導系統則一定會有心律不齊的前兆。李自己是醫生,有這方面的專業知識。另外,如果他按期檢查身體也應該會被查出來,會接受藥物治療。因此,說他是死於心肌梗塞,讓人覺得無法接受。

    ……

    李志綏的死跟他的書《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是有關聯的。對於我們這些局外人來說,他書的內容真假難辨。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假的?或者說全部是真的?全部是假的?很多疑問需要考證。考證的方法無非是對質和旁證 (第三者證明)。因為這是一部政治回憶錄,牽涉到的內容都是 “保密" 的,幾乎無法獲得旁證。

    因此對質就變得非常重要了。中央警衛局還有很多人在,隔洋的論戰也是可能的,特別是中國方面有人出來列舉證據 (人證,物證),說明李書中的故事不真實。

    ……

    李的突然去世“免去”了他必須回答舊日同僚們的“質疑”,結果 “死無對證" 了。面對質疑和論戰,或許對李來說,死是最好的結局。】

    筆者當時評論李志綏之死時曾經做過如下分析:

    【1995年,李志綏卻“莫名奇妙”地死去。假如李志綏屬於非正常死亡,是被人暗殺,那麼暗殺者有兩種可能:A、李志綏被維護毛澤東形象的中國愛國主義力量暗殺。B、李志綏被西方壟斷資產階級的專政工具美國安全機構如CIA、FBI等暗殺。

    實際上,稍用頭腦便能推測A類說法是子虛烏有、混淆視聽的謠言:

    1、中國當政者對李志綏的著作是放縱的態度

    李志綏的書已經被那些活著的知情者徹底揭露。正如熊蕾所言,“但是他們說明李志綏編造事實的回憶,卻根本無法與李志綏那本書的影響抗衡,就連國內很多人,也寧可相信那本書,而不相信對它的駁斥。”90年代以來的中國大陸,李志綏的書以非法盜版的形式廣泛傳播,互聯網興起後,該書及類似內容又在互聯網上大肆傳播,直到今天,仍然能用百度搜索到相關內容。當政者對此書的縱容導致中國眾多高官、知識份子、學生對該書內容深信不疑。許多人雖然沒有看到過此書,但是也聽說過該書的內容,並深信不疑。

    與西方壟斷資產階級、海外反華反共勢力大力支持李志綏著作不同,中國內部捍衛毛澤東的著作則得不到官方大力支持,批判李志綏的努力更多地顯示出純民間的色彩。比如,林克、徐濤和吳旭君的《歷史的真實——評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的回憶〉》對批判李志綏很有利,如果讓普通讀者一起讀到這兩本書,肯定沒有人相信李志綏的謊言。但是林克們的著作發行量很少,也沒有任何媒體大力宣傳,結果其影響力遠遠不如李志綏的著作。

    2、與法輪功、民運對比

    法輪功、民運、台獨等人對中國當政者的危害更加嚴重。法輪功、民運分子製造的文章書籍在大陸遭受絕對封殺,通過大陸的互聯網也很難搜索到相關內容。
    可見,中國當政者對法輪功、民運的痛恨與對李志綏遠遠不是一個級別。但輪子功及民運,以及藏獨、疆獨、台獨等集團中有那麼多人在海外,對當今中國的危害遠遠高於李志綏,但是沒有一個人遭受到中共的暗殺。
    實際上中共內許多的“資改”高官、“漢奸洋奴集團”是“支持”、贊同李志綏著作的(這也造成對李志綏的謊言進行消毒極其不利的局面)。所以,中國當政者根本不會去暗殺李志綏。

    3、從李志綏死後各方反應來看

    李志綏在美國出書,作為首部”妖魔化毛澤東”的重磅炸彈,肯定受到各方高度關注。觀察李志綏著作從出版到傳播的整個過程,僅從“調動”美國一切出版資源、學術資源、輿論資源來與李志綏“高度配合”來看,美國安全機構已經高度介入整個事件。李志綏的安全也必然受到美國安全機構的“保護”,所以要暗殺他,也不是很容易的。

    假如李志綏是被中共暗殺,那麼,很明顯這將成為美國將“妖魔化毛澤東”推向高潮的“絕佳機會”。美國剛好可以借此事證明李志綏著作的真實性,而美國絕對“不會放過”這樣一個“妖魔化毛澤東”的“絕佳機會”。
    但是,李志綏之死引起的波瀾卻是“如此之小”,甚至遠小於臺灣作家江南被殺案。更加“離奇”地是,美國方面“竟然”宣佈李志綏死於心肌梗塞,而不是被謀殺!

    綜上所述,李志綏肯定不是中共暗殺,而只能是被美國安全機構暗殺。某些勢力為了避免李志綏被暗殺後引起美國民眾廣泛關注、各方追查,最終將幕後真正兇手美國安全機構曝光,只能讓李志綏死得靜悄悄,死得不明不白。
    實際上,李志綏的書稿經過了美國安全機構的運作,已經被改得面目全非,李志綏肯定知道「中情局」等機構介入此事的內幕,因此也就擁有很高的籌碼來要脅美國以獲得更高報酬。美國方面也擔心李志綏活著會早晚洩露那本書的內幕,如果出現那樣的局面,這本書不僅沒有“妖魔化毛澤東”,反而妖魔化了美國。
    所以,讓李志綏安安靜靜地死去就是對美國來說最有利的選擇。書已經出來了,李志綏的“油水”已經被“榨幹”,下面真正要做的是通過傳播管道進一步大規模“傳播”此書,李志綏活著反而是個“累贅”。
    如此看來,我們不難理解林克們為什麼會發出這樣的感慨:
    “正當我們著手寫這兩篇文章的時候,李志綏死了。聽到這個消息,我們為失去對質物件而感到遺憾。本來,我們是很想同李志綏就他的“回憶錄”中涉及的重要問題逐個對證的。”
    李志綏必須這樣不明不白、安安靜靜地死去,他死得恰到時機,恰到好處,他的死及死法最有利地保證了“妖魔化毛澤東”大業的順利開展。】

    B、班尼特之死

    2009年3月22日,「中情局」轟炸中國駐南大使館負責人班尼特被「中情局」暗殺。

    九年前,即2000年4月,也就是在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被轟炸整整11個月後,美國《洛杉磯時報》刊登報導說:“美國「中情局」就誤炸中國使館一事終於做出了正式處分:1名高級官員遭解聘,6人受處分。”實際上而這名被解聘的高級官員,就是班尼特。

    環球人物2009年的報導《轟炸我駐南使館元兇被殺之謎:疑遭中情局滅口》:http://news.qq.com/a/20090518/000364.htm

    【經過不懈追查,《外交政策》雜誌首先發現了班尼特一個更驚人的身份——他正是1999年科索沃戰爭中,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被炸事件的主要責任人!此消息一出,美國民眾鬧翻了天,“陰謀論”的傳言席捲了全美各大網路。線民們七嘴八舌——“顯然是中國人來尋仇,殺了班尼特和他的妻子!”“傻瓜,應該考慮塞爾維亞人復仇的可能性,他們比中國人尋仇可能性大多了”;更有調侃者稱“當年班尼特用老照片誤炸中國大使館,現在很可能有一夥犯罪分子試圖暗殺黑社會老大,結果用錯照片誤殺了班尼特夫婦”。然而,絕大多數的線民都把懷疑的目光投向了中情局,他們認為,班尼特大半生都在為中情局工作,被“中情局高層滅口”的可能性最大。】

    李志綏之死和班尼特之死是有“相似性”的,因為他們都“掌握”「中情局」的絕密資訊。李志綏所“掌握”的資訊是,美國一直在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來製造“妖魔化”毛澤東的“謠言”進而攻破中國的文化安全防線,使中國共產黨員思想產生混亂,從而接受美國式的“普世價值”。

    正如國內外許多評論所說的,班尼特肯定也是“掌握”了太多「中情局」的“秘密”,才被「中情局」暗殺。當然,出現這種情況,一定是班尼特試圖利用他掌控的「中情局」絕密資訊去要脅「中情局」,以獲得更大的利益,而「中情局」為了防止洩密、防止被知情人要脅,只能將其暗殺。

    「中情局」採取非常手段在美國國內搞暗殺,一般是為了防止重大洩密事件的出現。像甘迺迪被暗殺、李志綏被暗殺、班尼特被暗殺,在所謂司法獨立的美國,“根本不可能”得到公正的調查,其真相有可能一直被“掩蓋”。
    被誰“掩蓋”?只能是高於、淩駕於美國憲法之上的力量。
    看來在美國,法律並非高於一切的,「中情局」幕後主人的力量和利益才是高於一切的。
    所謂司法獨立、程式正義、民主自由人權,都不過是“華麗”的騙人的“口號”。
    以上所述李志綏被「中情局」暗殺,就是非常典型的案例。

    那麼班尼特掌握了什麼資訊呢?

    1999年,美國轟炸中國駐南使館,這是當今中、美兩個大國關係中的最敏感的問題。
    這一“事件”,雖然發生在十多年前,但事件一直沒有結束,2009年班尼特被「中情局」暗殺就是這個事件的最新發展。這個事件,直接決定著中、美關係如何發展,也決定著整個世界的戰略格局。可見,班尼特被暗殺,很可能與這個事件有關。

    美軍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後,美國通過各種管道向中國表示,這是誤炸。美國政府“為何”一直宣稱是誤炸?

    也許,轟炸中國駐南使館,並沒有得到美國總統克林頓等人的同意,這是美國幕後影子政府實施的秘密行動。所以,克林頓等勢力會在事件之後進行調查,「中情局」為了丟車保帥,不得不將班尼特等直接責任人撤職,而克林頓政府自然宣稱是誤炸。或許班尼特內心十分不平衡,與「中情局」之間產生矛盾,班尼特試圖將他掌握的核心機密告知公眾,以此來對「中情局」進行要脅。
    此事一旦曝光,有兩大危害:

    第一,美國幕後影子政府則真正浮出水面,美國公眾將會意識到,美國本質上是一小撮壟斷資本家進行獨裁專制的極權社會。

    第二,這將雄辯地證明,不管美國如何高談中、美友好,美國事實上從來沒有將中國視作朋友,美國一直將中國視作“主要敵人”,試圖將其“肢解”是其持之以恆的戰略目的。正如蘇聯解體後,葉利欽統治的下的俄羅斯曾經徹底向美國投降,但是美國如何對待俄羅斯的?不但進行經濟上的勒索,同時繼續支持車臣等分裂勢力,要進一步“肢解”俄羅斯。

    如果中國“一旦意識”到第二個問題,那麼中國必然加緊對美防範,這對美國的“和平演變”“大業”十分不利。因此,為了從戰略上“欺騙”中國,不僅克林頓要將此事件說成是誤炸,「中情局」要將此事件說成是誤炸,美國幕後那隱形的影子政府也必須將此事件說成是誤炸。

    那麼,美國為何要蓄意轟炸中國駐南使館呢?

    從班尼特被「中情局」暗殺一事可以看出,美國轟炸中國駐南使館,是美國最高統治集團、獨裁的影子政府直接指揮「中情局」實施的秘密行動,也許美國總統克林頓都事先不知道——即便是美國總統(例如甘迺迪)不服從這個獨裁的影子政府的命令,也會被暗殺。

    美國中情局的目的在於恐嚇中國鷹派、俄羅斯鷹派及南斯拉夫的領導人米洛舍維奇,攻破南斯拉夫的心理防線。

    中國(上海幫江澤民)遭受如此“奇恥大辱”之後,竟然向美國“示弱”,“選擇”繼續“韜光養晦”的策略。於是,美國「中情局」借此暗示米洛舍維奇:不要再寄希望於中國和俄羅斯了,“看看吧”,中國自己遭受美國的侵略、羞辱後也只能選擇投降。

    之前俄羅斯葉利欽的“軟弱”反應已經讓米洛舍維奇傷透腦筋。中國在駐南使館被美國轟炸、遭受美國無端羞辱侵略轟炸後,竟然擺出了一幅“軟弱投降”的姿態。
    也許正是這一點,最終擊潰了米洛舍維奇的最後心理防線: 5月7號中國駐南大使館被轟炸。5月28號南斯拉夫米洛什維奇總統辦公室就發表聲明接受美國和北約提出的政治解決科索沃危機的基本原則和內容。

    美國“何以”襲擊中國大使館,時任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潘占林的看法很有見地:

    【那些美國和北約的主戰派們事先宣稱,只要三天,最多一個星期就讓米洛舍維奇跪下求饒,這成了他們大言不慚的自我吹噓。北約騎虎難下,無計可施,於是採取“左道旁門”的卑劣做法,轟炸中國大使館,打掉米洛舍維奇的所謂“精神支柱”,打擊南斯拉夫人民抗擊北約的戰鬥士氣,達到扭轉戰局,便捷取勝的目的。當然,這也是對同情南斯拉夫,反對北約戰爭行動的俄羅斯的一個警告。】詳見:時任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潘占林的著作《戰火中的外交官:親歷北約炸館和南聯盟戰火》。

    美國“肢解”南斯拉夫事件,是美國加緊在世界稱霸,加速推動“世界新秩序”的“標誌性”開始。美國能夠順利完成這一過程的前期任務,其必要條件在於,在俄羅斯,鷹派普京也未能完全掌控俄國大局。而在中國,則乾脆沒有普京這樣的鷹派領導人,而“中國的葉利欽(上海幫?劉亞洲?)”比俄羅斯的葉利欽更加“親美賣國”。

    結 語:

    對於那些因為親美而“喪失了理智”的人而言,本文的結論當然是無法相信的謠言。但對於尚存理智的人而言,本文的結論當然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常識”,本文的價值只是對這些結論提供了一點證據而已。
    而對那些眾多一直“昏睡”的人而言,本文內容當然是聞所未聞的秘密。

    文/何雪飛


  11. 2011/06/17 於 12:53 patchpieces

    問時寒冰一個簡單問題:葉利欽(葉爾欽)是好人還是壞人

    文/猴王 2011-06-10

    世界上面最可怕的不是天天說謊的,是說9句真話然後最後一句最關鍵最要命的說了假話的。

    我這邊問時寒冰兩個問題:

    1、 葉利欽(葉爾欽)是好人還是壞人?

    2、 梅德韋傑夫背後的資本力量是俄羅斯的老百姓、還是美國資本和俄羅斯內的原有葉利欽殘留的財團?

    人傻有兩種,真傻和假傻,
    有人以前是真傻,去美國散散心後回來就變成假傻了。

    看看1990年後的俄羅斯,盧布貶值5000多倍,大量老百姓上街乞討,軍人也上街乞討,大量女學生為了一個麵包而陪人睡覺。這個就是一個所謂“民主”的社會,一個“資本串聯權力”的社會,一個被美國經濟殖民的社會。葉利欽通過他執政的幾年,控制了俄羅斯的大部分命脈行業,成為他的家族資產。

    居然還有人好意思說:“俄羅斯在戈巴契夫手中完成格式化,在葉利欽手中走向新生,在普京手中走向全面復蘇,在梅德韋傑夫手中,則可能走向強大…隨著俄羅斯民主進程的深化,俄羅斯在價值觀方面越來越接近西方…無形中就化解了很多”

    我就講一個簡單的事實,當時葉利欽政府和「殼牌公司」簽訂了一個開發庫頁島的協定,這個協定的內容一般是大國通過軍事威逼下強迫小國簽訂的協定才會有的內容,裏面約定殼牌公司在打平成本後才會給予俄羅斯一定比例的原油(或者叫分成),我的天呀,在俄羅斯的土地上面開採石油和天然氣居然,要等盈利了後才能給俄羅斯一些殘羹冷菜,而且這個成本多少還是由殼牌公司說了算。普京上臺後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那個能源寡頭打入監獄,結果損害了歐美的利益,所以他們瘋狂的用民主和人權來說事,但是強硬的普京繼續為了自己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出發,把當時最大的權貴打掉了,2006年通過環境問題禁止了殼牌公司的庫頁島-II天然氣專案。

    假如有人認為葉利欽是好人的,那麼假如中國成為第二個蘇聯解體的狀況下,建議你儘早準備一根棍子和一隻碗,一年後能夠派上用場。

    現在我國經濟領域已經完成“資本串聯權力”的模式,我們的“經濟沙皇”就是典型的葉利欽(葉爾欽)模式,他通過各種手段控制了經濟決策層,90年代的“分稅制”、“教改”、“醫改”、“房改”、“工人下崗”“製造”廉價勞動力給美國幹活和後面加入WTO放棄我國的“貨幣發行權”,直接“導致”了中國現在這種萬劫不復的境地,造成10年“貨幣大量超發”,
    也許有很多人說他在任的時候緊縮貨幣控制了通脹,他在任的時候戰勝了東南亞金融危機,但是告訴你,他不這樣做怎麼會獲得全面的經濟領域的權力?怎麼會輕輕鬆松的就完成了分稅制、教改、醫改、房改、出賣貨幣發行權、讓大量工人下崗後製造廉價勞動力給美國幹活。

    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天天說謊的,是說9句真話然後最後一句最要命的說了謊話的,給你吃9個麵包,第十個麵包下面是一把刀,直接把你幹掉了。

    ————————————-
    回應時寒冰昨天發的關於葉利欽的博文

    文/猴王 2011-06-17

    我本也不想去過多糾纏,但是這個是民族大義,假如中國出現蘇聯解體的這種情況,肯定是賣國利益集團上臺(央行那幫人和背後的“經濟沙皇”),大家就等著明年上街要飯吧。假如有人還在為慈禧開脫,請不要過來評論,沒必要的,這種大是大非的層面,沒必要去討論的。

    今天有人叫我去看時寒冰新發的文章,其實我最近比較忙,因為最近局勢變化相當大,我又在寫新的模型,週六還要發佈一篇全球局勢分析的文章。主要好幾個人叫我去看,我就去看了一下,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

    居然也開始為慈禧開脫了,那麼汪精衛是不是也帶領中國走向了新生?那希特勒是否也帶領德國走向了新生?

    我告訴你,世界上99.99%都是不能用好人和壞人來評價的,因為他們是人民,人民是中性的,但是0.01%的人就是必須用好人和壞人來評價的,因為他們給世界給民族帶來了巨大的傷害,包括生命、物資和道義上面的災難。比如希特勒、汪精衛、慈禧、葉利欽等等。

    就說葉利欽(葉爾欽),大家看過劉軍洛的書中的資料就知道葉利欽做了什麼,他靠中產階級的支持上臺,結果一上臺就洗劫中產階級,大量中產階級淪為赤貧,上街要飯,最後大量中產階級遊行要求葉利欽下臺,結果葉利欽用鎮壓的手段回應了原來支持他的人。

    時還說到什麼在葉利欽上臺前蘇聯貧富差距就很大,你去看看劉軍洛書中的資料,或者去俄羅斯的一些網站去找統計資料,在蘇聯解體前,蘇聯的福利當時相當好,存在大量中產階級,為什麼葉利欽會上臺,就是占人口總數比例超過60%的中產階級的支持,葉利欽才會上臺的。

    為什麼1997-1998年俄羅斯大量民眾要求回到蘇聯時代,因為這些中產階級發覺被騙了,雖然獲得了所謂的民主,但是吃不飽,上街要飯了,從這點來說完全可以印證前後的貧富差距和生活水準的差距。

    我今天寫這段不去討論蘇聯-俄羅斯的制度問題,只是簡單寫一下葉利欽給俄羅斯帶來的災難,他洗劫了俄羅斯,帶給俄羅斯的損失是超過二次世界大戰的損失得(財產損失),這樣人還說他好,那你先上街要1年飯再考慮考慮。當時大量的俄羅斯女學生為了一個麵包而陪別人睡覺,假如這種事情出現在你的家庭,你會如何去評價?你忍心讓你的女兒去這樣做嗎?

    做人要有良心,這個良心要是真真正正的良心,而不是演戲的戲子,假如大家不瞭解那段歷史可以去看劉軍洛的書,裏面有詳細的葉利欽的做法和當時的詳細的資料,俄羅斯守著這麼大片的土地,結果老百姓挨餓,為何?因為葉利欽家族把糧食都出口換美元了,然後拿美元回來大量收購國有資產,肥了葉利欽家族,結果卻導致大量老百姓淪為赤貧,俄羅斯盧布在他任內貶值5000多倍,當中產階級上街遊行要求他下臺的時候他使用的是瘋狂的鎮壓,這個時候美國怎麼沒有說什麼?因為葉利欽就是美國的走狗,假如這種走狗你時寒冰還去認為他是好人的話,那你時寒冰就是人品有問題了。

    假如有人買了劉軍洛的書,可以把劉軍洛講葉利欽的相關的資料貼到網路上來,讓大家瞭解瞭解葉利欽的為人。

    有人問的幾個問題:

    1、還有很多人說葉利欽現在還不能評判,要等歷史來評判,我就要問了,汪精衛就算再過100年對他的定論還是這個定論(葉利欽背後就是美國人的力量,當年把糧食大量出口國外換取外匯然後占為己有,造成俄羅斯守著大片土地結果老百姓沒吃的,造成俄羅斯盧布失去信用,買不到吃的,大量民眾上街要飯,當兵的也上街要飯,很多高科技人才吃不飽,結果大量移民美國)。不過現在有好多跑出來說汪精衛是好人的,也難怪,美國就是這樣文化閹割日本和韓國的。對於那些說汪精衛是好人的,請不要到這邊來留言或者評論,沒必要。

    2、有人說現在俄羅斯不是小日子過得不錯嗎?那你要知道,那不是葉利欽的功勞,那是普京的功勞,普京是把葉利欽的財團老大打入大牢才讓俄羅斯有發展空間的。看看葉利欽的賣國的庫頁島能源交易(見最後面一段附錄)。

    3、又有人問普京不是葉利欽提拔上來的嗎?你知道那段歷史嗎?1997年-2000年的盧布危機導致大量俄羅斯民眾要求回到蘇聯時代,當時俄羅斯共產黨獲得大量民眾支持,美國人一看不行了,這個時候才同意讓強硬人物普京上臺收拾殘局的。當時讓普京上臺的最大的條件就是保全葉利欽家族的資產和後面不清算他。

    4、又有人說葉利欽把俄羅斯帶向了民主,告訴你葉利欽是個小人,他是靠中產階級的支持起來的,後面卻洗劫了中產階級。大量中產階級變成赤貧,很多人走上街頭要飯。到了盧布危機的時候,大量人民走上街頭抗議葉利欽,要求回到蘇聯時代。當時大量科技人才連飯都吃不飽,很多高端人才去了美國,我們國家的很多技術就是那個時候給那些科學家一些麵包換來的,包括我們的一些航太技術、飛機製造技術等等。

    5、俄羅斯為何守著這麼廣大的土地結果挨餓,因為糧食供應短缺而造成盧布大貶值:因為葉利欽把俄羅斯的糧食和石油大量出口獲得外匯然後回來收購了俄羅斯的命脈行業,葉利欽家族基本成為了俄羅斯最大的寡頭。但是付出的代價就是盧布貶值5000多倍,大量俄羅斯人變成赤貧,大量老百姓和軍人上街乞討,大量女學生為了一個麵包而成為妓女。

    居然還有人厚著臉皮說葉利欽是好人,在他任內俄羅斯民眾經歷了萬劫不復的10年,俄羅斯整個國家都被洗劫了。這10年俄羅斯遭受的洗劫的綜合損失可以說是創了歷史記錄。而且很多財閥的既得利益因為民主制度而被固化下來了,他們可以世世代代享受著這些既得利益。

    然後來看看中國的經濟沙皇,他就在走葉利欽這條道路,這個就是最危險的,看看賣國的中金公司(http://www.people.com.cn/GB/jingji/1040/2508656.html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cj/zxqxb/2011-03-19/content_2067527.html )。時寒冰和這個經濟沙皇一樣的套路,通過一些手段贏得民眾的支持,給人一種煥然一新的感覺,同時針砭時弊,然後通過宣傳受到的一些壓制來贏得同情,這樣的人最有迷惑性。實際上卻在做著置中國於萬劫不復的境地的勾當。典型的葉利欽模式,假如大家不想1年後拿著棍子和碗上街要飯,就要看清楚他們的真面目。要知道,普京才是俄羅斯民眾心目中的英雄,大家可以去問問俄羅斯人或者看俄羅斯這10年來的民調(懂俄文的可以去翻譯一下俄羅斯這10年每年的民調資料,事實證明普京才是俄羅斯的民族英雄,葉利欽執政的時候大量赤貧的民眾上街遊行反對他,但是在美國的支持下一直沒有倒臺)。

    中國只有軍方的強勢介入才能夠打掉這波人物,靠公檢法估計100年後都沒有希望。看看經濟沙皇在大部分領域的力量,對比葉利欽在俄羅斯當時的力量,背後都是美國勢力和資本的支撐,當時俄羅斯大量民眾走上街頭抗議葉利欽的政策,囈,那個所謂民主的葉利欽在美國的支持下他就是不倒臺,在這個問題上,美國從來不說葉利欽獨裁,還說他是民主的英雄,不過他不是俄羅斯人民的英雄,是美國人民的英雄。

    附錄:葉利欽的賣國的庫頁島能源交易(他很多賣國行為中的一種):

    當時葉利欽政府和殼牌公司簽訂了一個開發庫頁島的協定,這個協定的內容一般是大國通過軍事威逼下強迫小國簽訂的協定才會有的內容,裏面約定殼牌公司在打平成本後才會給予俄羅斯一定比例的原油(或者叫分成),我的天呀,在俄羅斯的土地上面開採石油和天然氣居然,要等盈利了後才能給俄羅斯一些殘羹冷菜,而且這個成本多少還是由殼牌公司說了算。普京上臺後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那個能源寡頭打入監獄,結果損害了歐美的利益,所以他們瘋狂的用民主和人權來說事,但是強硬的普京繼續為了自己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出發,把當時最大的權貴打掉了,2006年通過環境問題禁止了殼牌公司的庫頁島-II天然氣專案


  12. 2011/06/18 於 11:03 patchpieces

    美國屠夫在亞洲養了四頭豬

    豬一:泰國危機(1997年)

      閱讀提示:1997年美國獵殺泰國,說起來很簡單,先忽悠泰國實行自由的金融政策,讓外資自由的出入泰國,然後就拉高泰國股市和樓市價格,製造泡沫效應,引誘泰國企業、民間資本競相湧入股市樓市投機,房價股價於是進一步被大幅推高,美資瞅准機會獲利逃跑。泰國數十年經濟發展成果毀於一旦,在即將跨入發達國家門檻之時功敗垂成。

      1997年泰國金融危機的爆發,是美國的一個陰謀,那是養肥了泰國這頭豬進而宰殺的時刻。這養豬殺豬的過程,簡單地說很簡單,先眼睜睜看著泰國經濟高速增長幾十年,這頭豬養到一定程度了,美國金融資本就開始進入拼命拉抬該國股價樓價,製造大泡沫,待到泰國民眾都跟進炒樓炒股時,就果斷捅破泡沫,撤資獲利走人,留下一個可憐的滿目瘡痍的泰國。

      千萬不要以為中國的數十年經濟高速增長是什麼“獨一無二”的“奇跡”,這太普通了,在東亞隨手一抓都是一把,日本、韓國、中國臺灣、中國香港都經歷過這樣的增長;
    東南亞的印尼、新加坡也同樣經過幾十年的高速增長,不過前者功敗垂成,最終沒能成為發達國家,個中緣由我們後面再解釋。
    事實上,泰國也是一個和印尼類似的國家,經歷數十年高速增長的經濟奇跡,但最終沒能成為發達國家。

      泰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和中國一樣,一開始都是靠“對外開放”,“引進外資”,然後發展“出口貿易”。泰國從1961年開始實行開放的市場經濟政策,採取一系列優惠政策吸引外商投資,比如允許外國企業有權擁有土地,允許外商將所獲利潤自由匯往國外,對進口原材料實行免稅、“解除外匯管制”等。泰國很快吸引了包括美國、日本、中國臺灣、英國、新加坡、澳大利亞、荷蘭等國在內的外資蜂擁而入。

      1987年~1990年為外國對泰投資高峰期,1991年後投資勢頭有所減緩。1993年外資又大幅回升,全年申請扶助項目為1 252宗,總投資額2 788億銖,超過最好時期的1990年。其中日本和歐洲的投資增長速度最快。

      與外資進入同時發生的事情就是泰國外貿出口的迅猛擴張,成為泰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1991年~1997年間,泰國出口總額增長了一倍,由282億美元增長到567億美元。另一個資料是,1986年~1994年間,泰國製造業出口增長率每年都在30%以上。這些和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的情況如出一轍。

      外貿出口拉動了泰國經濟的長期高速增長。1974年到1994年這20年間,泰國的年均增長率超過8%。好了,20年的高速增長,豬也就養肥了,美國是打心眼裏不想看到世界上再冒出一個叫泰國的發達國家來,必須宰殺之。

      泰國在20世紀90年代初幹了兩件事,給美國動手製造了方便。
    第一是泰國開始允許本國銀行和外國銀行(在泰國分部)到國外吸收美元存款到泰國花;
    第二是泰國開始允許外國人自由借貸泰銖。正如郎咸平在其書中所言,從1990年到1996年,泰國逐漸完全對外開放了資本帳戶,到了1996年外資可以隨意來泰國開設帳戶炒股、炒樓。

      如此一來,美國金融資本就可以隨意進出泰國了,現在我們把這些快進快出的錢稱作國際熱錢。從1990年開始,這些國際熱錢開始大量進入泰國,全面介入泰國股市和樓市,引起股票價格和房地產價格同步飛漲,資產泡沫開始形成。1993年泰國股市已經流入了30億美元外資,到了1995年翻了一倍達到60億美元。1993年10月的股價比1987年的股價翻了六倍多。樓市的情況也一樣,在外資介入下暴漲。泰國固定資產投資(買樓)占GDP的比重與外資進入泰國的增長速度同步提高,這個比例從金融全面開放之前的1989年的25%以下逐步攀升到1996年的425%之高(這和2002年中國房地產火爆之後差不多,我們的房地產佔據GDP的比重也是50%左右)。泰國民眾和企業眼看著房價股價如此迅猛而持續地上漲,於是紛紛傾囊而出也開始投機樓市和股市。誰都想不勞而獲嘛,把錢投入股市,睡一覺就獲利了,誰還想幹活呢?那就把資金全部投入其中,坐享其成好了。

      可惜,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出來混是要還的。美資把泰國股市和樓市拉高之後,豬養肥了,到點了就殺了。外資開始拋盤獲利,泰國股市樓市泡沫一捅即破,一瀉千里。泰國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就此拉開序幕。

      外資獲利的機理很簡單,就和中國股市裏面的莊家是一樣的,把股價拉高了吸引股市醉蝦們魚貫而入,他們就在高位拋盤獲利。

     豬二:香港危機(1997年)

      閱讀提示:同一時期美國對香港發動的金融戰,則稍微複雜一點,採取的是聲東擊西的辦法,索羅斯裝模作樣賣空港幣,等香港政府上鉤了,拼命拋售美元回收港幣時,索羅斯卻在股市上狂賺百億美金。香港實際上成了美國遊資的“提款中心”。

      中國香港也是美國養的一頭豬,1997年的中國香港金融危機就是殺豬的事件。從20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90年代,香港經濟高速發展,銀行存款20多年間增加了81倍,豬也就養肥了,到1997年,美國人開始磨刀霍霍了。

      美國人怎麼宰殺中國香港呢?根據郎教授的說法,索羅斯採用了聲東擊西的方法對付比較精明的中國香港人(沒有對付泰國人那麼簡單)。

      具體是這樣,第一步,索羅斯在紐約賣空港幣。賣空這個詞不太好理解,拿股票做例子吧,比方說今天這只股票的價格是10元,你向證券公司借出一定量的股票,賣掉;等到股價下跌到6元的時候,你再買回來同樣數量的股票,還給證券公司,這樣你就賺了一筆錢,當然萬一你的判斷是錯的,股價反而漲到了12元,那麼你就虧了,每股你要多花兩塊錢才能買回來。說白了,賣空股票就是賭股票價格將來會下跌,你如果有把握它會下跌,你就可以賣空它而盈利。那麼,賣空港幣是同樣的道理,比方說今天1港幣能兌換02美元,你賭它將來會下降,你就從紐約的銀行把港幣借出來(比如借出來10港幣),賣掉;然後等到港幣跌到只能兌換01美元時,你再用美元買回這些港幣還給銀行,這樣你就白賺了1美元(02×10-01×10)。

      索羅斯在紐約賣空港幣,按理說就是要賭港幣貶值(也就是港幣與美元的兌換價格下跌)。不管港幣什麼走勢,索羅斯都必須在合同規定的期限內歸還港幣給紐約的銀行,而一下子要買回這麼多港幣,他非得去中國香港買才行。這時港府已經聽到了風聲,嚇得不得了,乾脆想辦法讓索羅斯在中國香港搞不到港幣,讓他沒法還錢,還不了錢他就輸了。

      港府怎麼做的呢?很簡單,香港金融管理局在市場上大量拋售美元收回港幣,市面上港幣全被收回,索羅斯竟然真的就買不到港幣了,索羅斯輸了。

      索羅斯真的輸了嗎?沒有,他正偷著樂,中國香港中了他聲東擊西之計。原來,索羅斯賣空港幣只是個幌子,他並不真想從這裏賺錢,他挖的大坑在股市。他在賣空中國香港股市。按照前面已經說過的,要從賣空中國香港股市中賺大錢,就一定要想辦法讓中國香港股市暴跌。好了,索羅斯已經成功做到了,港府回收港幣的行為已經讓港幣利率暴漲,當時香港同業拆借利率一天就漲到了280%的天價。利率暴漲意味著什麼?對股市有基本瞭解的朋友都知道,意味著股市暴跌嘛!這個中緣由很簡單,銀行利率那麼高,股民的錢就會撤出來存銀行收利息,股市沒有資金流支撐不就得暴跌嗎?

      郎教授查到,索羅斯賣空了8萬個恒生指數合同,賭的就是恒生指數的狂跌。結果如何?1997年10月23日當利率提高到280%的時候,香港股價狂跌不止,400億美元市值灰飛煙滅,從16 673點的高峰一直跌到6 660點,跌去了60%左右。

      在股市暴跌的同時,中國香港樓市也經歷了史無前例的暴跌,從1997年一直跌到2003年,跌去了60%,港人財富蒸發22萬億港元,平均每個業主損失267萬港元。

      索羅斯從中賺了多少?郎教授推斷至少百億美金。

    豬三:越南危機(2008年)

      閱讀提示:2008年,美國對付越南基本上和當年對付泰國雷同,只不過在郎教授看來,這裏面有更多的陰謀。在郎教授的邏輯中,外資拉高股價製造泡沫後,等越南人都不想幹活,拼命投機股市,股價越推越高時候,外資為了獲利出逃就得讓越南股市崩盤。郎教授認為美國運用了一系列連環計讓越南的銀行利率大幅提高,從而實現了越南股市的崩潰。實際上這種邏輯是無厘頭的,外資要出逃,壓根就不需要多此一舉,直接跑就行了。相反,外資要想更好地獲利逃跑,恰恰需要讓越南股市看起來仍然欣欣向榮,神不知鬼不覺地溜走。這一點和索羅斯在香港的作為是不同的,索羅斯之所以要引誘港府提高利率擊潰港股,是因為它和人賭恒生指數下跌,跌了它能獲利。在越南的事情上,則沒有這種賭局,美國有什麼理由去打壓越南股市,這樣做有什麼好處?

      首先還是看“越南豬”怎麼養大的。1986年開始越南實行革新開放,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和中國一樣,越南迅速踏上了經濟高速增長之路。尤其是近10年,越南的年均增長高達74%,其經濟增長速度直逼中國。20年的革新開放的高速增長,也就使得這頭豬被養肥了。

      美國人選在次貸危機爆發後的2008年對越南下手,殺豬。美國人對付越南比中國香港簡單多了,不用繞彎子,和當年對付泰國差不多一樣的套路,那就是大量熱錢進來把越南的股價樓價直接拉升,最後套利出逃,留下一個爛攤子給越南。

      越南和泰國有個類似的地方,那就是拼命吸引外資投資,並且對外資進入本國的股市樓市相當寬鬆。你可以觀察一下2005年到2007年外資在越南的迅猛增長,在2005年時只有40億美元,2006年激增至76億美元,到了2007年這一數字竟然高達207億美元了。這種不太正常的外資增長,按照郎教授的說法,這些外資是要跑進來製造泡沫的。

      外資拼命拉升越南的股市,直到拉到了2007年3月的1 170點峰值,而樓市也被同樣操作,胡志明市的商鋪被拉升了40%。

      不過,接下來郎教授分析美國人狙擊越南的邏輯是相當混亂的。首先,郎教授竟然認為,美國為了狙擊越南這個小地方而讓美元貶值。而讓美元貶值的目的又是為了讓國際糧食和能源價格大漲,這樣大量進口糧食和能源的越南外匯就大量流失,乃至產生外貿赤字。

      而一旦產生了貿易赤字,越南政府就會提高利率。2008年1月30日,越南央行把利率從725%提高到了875%,到了5月17日,利率進一步提高到了12%。為什麼提高利率可以對付貿易赤字,很簡單,這是一個淺顯宏觀經濟學理論問題,因為資本在國際上的流動也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越南提高了利率,那麼國際上的美元就會被吸引過來拼命換成越南貨幣存起來拿利息嘛。12%的利息,吸引力是很大的。理論上是這樣,但實際上由於其他因素存在,不一定會有效,甚至不排除相反的結果發生,越南就是這種情況。

      因為,利率的大幅提高會導致什麼結果?在中國香港危機中我已經說明了,會嚴重打擊股市嗎?越南股市在利率提高之後開始“觸頂轉跌”,外資一看苗頭不對,立馬大量拋售股票,大量撤出,越南股市開始一瀉千里。當然,消息靈通而善於操作的外資都是在高位率先拋盤,倒楣的是越南本國股民,外資是獲利而走。

      審視一下郎教授的整個邏輯,他的意思就是說美國人在拉抬越南股價之後,讓美元升值從而使得越南產生貿易逆差,最終迫使越南提高利率,從而使得越南股市開始下跌,然後美國資本獲利拋盤撤出。

      郎教授在這裏有兩個明顯的邏輯漏洞:第一,美國絕無可能為了狙擊越南這個局部小地區而使得美元貶值,越南這個小國壓根不可能使得美元為之貶值,美元是全球一大盤棋,即便貶值在越南獲利,但又如何防止這個貶值在全球帶來的潛在的巨大損失?美國人不會冒這個險;

      第二,郎教授把幾個風馬牛不相及或者說沒有必然因果聯繫的事件串在了一起編故事。美元貶值、越南提高利率與外資出逃股市崩潰三者之間沒有任何必然聯繫,美元貶值絕無可能專門針對越南,而只是恰巧在這個時候美元發生了貶值,從而引發了越南的貿易赤字。而越南的貿易赤字以及由此導致的越南提高利率,與美資獲利出逃之間則沒有任何關係。實際上,美資隨時可以獲利出逃,絕無可能等到越南股市面臨下跌趨勢的時候才撤出,更無可能通過一系列操縱人為製造越南股市的下跌趨勢之後才開始出逃,相反,美資恰恰應該在大盤形勢看起來一片大好,而實際上泡沫已經膨脹到極限的時候偷偷撤出,只有這樣才能在高位偷偷拋盤,讓越南本國股民在高位接盤當冤大頭。

      所以,郎教授描述的美國通過美元貶值製造越南貿易赤字,進而使得越南提高利率,最終達到打擊越南股市的效果,然後美資再撤出,實在是無厘頭的邏輯,讓人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實際上,事情的真相很簡單,美資進入越南套利就是簡單地拉升股市然後高位出貨獲利的操作。美資只需要大批進來,然後找個時機拋貨獲利即可,壓根不需要任何其他複雜操作。只不過,在美資進入越南股市製造泡沫之後,恰巧發生了美元貶值的事件,進一步發生了越南為了應對貿易逆差而提高利率的事件,外資一看利率提高將導致股市下跌,就在這個時候拋盤獲利出逃了。

    豬四:日本危機(1985年)

      閱讀提示:1985年美國對付日本,與前面的幾個案例有本質的不同,如果說前面幾個案例僅僅是為了金融獲利的話,對付日本則更有深意,不僅要獲利,而且要把日本對於美國的威脅徹底消除。上世紀80年代的日本,在經濟上對美國的世界霸權形成了非常嚴峻的挑戰,再不打壓日本,美國岌岌可危。在操作手法上,與上面說的類似,也是通過製造股市和樓市泡沫、引誘日本人投機的辦法,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美國使用了一個被郎教授稱為金融原子彈的玩意兒:日經指數看跌期權。

      日本危機是一個最為典型的例子,同時又常常被拿來和今天的中國類比的例子,所以我把它放到最後來重點討論。

      日本這頭豬絕非前面三頭豬可比,其“肥大”的程度遠遠超過前三頭豬的總和,日本是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在人均GDP上,則超越美國。

      更為重要的一點,用養豬殺豬的比喻來描述美、日之間的關係,最恰當不過,因為日本本身就是美國“一手扶植”起來的,到頭來給日本“製造危機”,宰殺日本經濟的也是美國。

      我們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的產業和經濟幾乎被摧毀。然而,美國出於“(反共圍堵遏制中國)地緣政治”考慮,“不得不”對日本進行“扶植”,其力度不亞於對歐洲實施的“馬歇爾計畫”。尤其是在20世紀50年代初的朝鮮戰爭中,美國軍需訂單源源不斷地發往日本,日本重工業得到迅速復蘇。直接開啟了1955年的日本經濟“神武景氣”。所謂景氣,是日本對於經濟高潮的稱呼,神武景氣是日本戰後經歷的第一個經濟發展的高潮,“神武景氣”中日本經濟經歷了神話般的繁榮。“神武景氣”之後,在美國的持續“扶持”下,日本又接著出現“岩戶景氣”、“伊弉諾景氣”。以製造業為龍頭日本經濟快速成長,經過短短20年戰後發展,日本GDP在1968年就超過西德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這期間的1961年~1971年,日本實施了著名的國民收入倍增計畫,它主要內容是:①充實社會資本。②產業結構高度化,提高高生產率部門在產業中的比重。③促進對外貿易和國際經濟合作。④培訓人才,振興科學技術。⑤緩和二重結構,確保社會安定。這一計畫的主要目的在於,使經濟達到極大的增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以及實現充分就業,消除日本經濟的經濟結構不平衡狀況;其具體目的是10年後實現國民生產總值及人均國民收入增長1倍以上。這一計畫規定:國民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年平均增長速度為7.8%,人均國民收入年平均增長速度為6.9%。

      國民收入倍增計畫在日本實施的結果是,國民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的實際年平均增長率達到11.6%和11.5%,超過計畫規定的目標;實施計畫的第七年,便實現了國民收入增長1倍;人均國民收入按市場價格計算,從1960年395美元,增加到1970年1 592美元;10年間實際工資平均增長83%。
    1970年該計畫完成之時,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已先後超過法國和德國,僅次於美國躍居世界第二位。

      國民收入倍增計畫實施完成之後,日本徹底被“養肥”了,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美國就開始考慮“宰殺”日本經濟這頭“肥豬”。但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美國才下定決心並付諸實施。因為這時的日本,實在讓美國忍無可忍。正如郎教授所描述的,日本太過“囂張”(Japan No1;日本主子的囂張也間接鼓舞了如眾多標榜著“愛台灣”而號稱 “本土社團”的滯台老皇民浪人子孫特權復辟勢力的囂張)。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日本人偷襲過的珍珠港夏威夷,幾乎已整個被日本人用重金買下,1986年、1987年兩年,日本在夏威夷的房地產投資就達65億美元以上。日本買下了珍珠港海灘區2/3的豪華酒家、大批樓房、大餐廳、購物中心、高爾夫球場、畜牧場和種植園。每年到夏威夷的數以百萬計的旅客中,日本人占51%。美國人對日本人再次入侵夏威夷深感憂慮。檀香山市市長疾呼:“檀香山市快變成東京的一個區了。”

      美國大陸本土也四處告急,城池連連失守。三菱公司出資8.46億美元收買了被稱為美國“富有的標誌”和“美利堅的標誌”的紐約洛克菲勒中心51%的股份;索尼公司動用34億美元買下了被稱為“美國靈魂”的好萊塢哥倫比亞電影公司;松下公司出資61億美元收購了美國環球影業公司;美國廣播公司大廈失守;花旗銀行總部大廈易幟;莫比爾石油公司總部大廈陷落……
    日本通過投資來“收購美國”,逐步取得了對美國經濟命脈的控制,逼得美國無還手之力。據統計,1980年至1988年日本在美國的直接投資增長了10倍以上。日本人擁有2 850億美元的美國直接資產和證券資產;控制了超過3 290億美元美國銀行業資產(占美國銀行業資產的14%);控制了加州銀行業資產的25%以上以及其未清償貸款的30%;在美國擁有的不動產超過歐洲共同體的總和;購買了30%~40%的美國財政部債券;佔有了紐約股票交易所日交易量的25%;美國市場上20%的半導體器件,30%以上的汽車,50%以上的機床以及絕大部分消費類電子產品和其他數十種商品和服務是日本提供的。

      這還了得?日本簡直成了美國的心腹大患。這時美國要對付日本,就不僅僅是從日本套利了,把日本經濟打下去本身對美國而言就具有巨大的意義——打掉對美國威脅最大的經濟體。

      前面說了,美國狙擊越南和泰國乃至中國香港都是一個套路,那就是先等這些國家和地區的財富積累到一定程度後,美國“(外資)熱錢”就通過各種操縱手法“引誘”這些財富中的很大一部分“流向”股市和樓市,然後美國人(外資)通過“操縱”股市和樓市,把這些錢“提”出來。
    說白了,這些地方的“股市”和樓市是被美國人當作“提款機”來用的。

    (雁南飛注:其實,在1997亞洲金融危機中,南韓資產被美國金融禿鷹掠奪/併購最為嚴重,美資對南韓產業的掠奪/併購具有高度的戰略性目的/意涵,極少人注意到及了解其背後的意義──即使如郎咸平者。舉例而言,目前席捲亞洲國家的“韓流”“韓劇”其背後的亞洲“好萊塢式影視洗腦工業體制”就是在1997亞洲金融危機後建立的,在南韓建構一亞洲的“好萊塢式影視洗腦工業”是美資的戰略企圖,其背後是1997亞洲金融危機後“入據併購”南韓產業的美跨國資本,其戰略目的是對中國大陸、台灣東亞國家進行文化輸出、文化滲透、文化催眠、文化麻痺、文化洗腦。在1997亞洲金融危機後,南韓在文化上就已然如同日本般完全被美國給“閹割”了,工會組織及工運也被美國給近乎根除了,而在政治層面上,整個南韓就更加的極右翼化了;而在台灣,美國專門進行戰略性產業併購的美國政商集團「凱雷」美資則利用陳水扁上台執政後整肅如自由時報林榮三般的國民黨腐敗政商王又曾“力霸-東森媒體”的機會,在民進黨掩護下偷偷地入據台灣,併購掌控了全台灣有線電視系統台的泰半江山,自此原來還得以在台灣播放的中國大陸央視台節目就立即遭封鎖默默消失了,配合著政府刻意放縱的綠營非法地下電台及反共右翼法西斯新中央日報──自由時報,台灣在政治生態上也急速地進入了極右翼化的反華反中愛台灣瘋癲時代)


  13. 2011/06/19 於 03:18 patchpieces

    2011全球局勢回顧分析和展望

    一、序
    二、回顧我們走過的30年
    三、回顧2011年走過的歷程
    四、關鍵時刻-2011.06
    五、展望2011下半年
    六、俄羅斯國內的博弈和中國國內的博弈

    因為這兩天局勢變化太大了,很多東西需要匯總,美國對於原油、農產品的價格的打壓給俄羅斯的梅德韋傑夫做了很好的策應,而且現在(中國國內-包括軍壇)美國控制的媒體大肆發佈新聞(真真假假)離間中、俄關係,很多東西都要匯總分析

    一、序

    現在很多(中國國內)網站(此時此際)貼出來“離間”中國和俄羅斯之間的關係的文章,很多都是幾個月前甚至幾年前的“新聞”了,結果拿出來,其實目的很簡單,就是要“阻止”中、俄之間的“聯盟”的形成,因為這個聯盟是美國的“死穴”,可見國內包括國際很多媒體都是被“資本控制”的。
    包括“華爾街日報”報導說沒有簽訂天然氣的合約,但是他怎麼就不去看這個整體框架,這個天然氣合約完全在於這個整體框架內,另外還有能源、糧食和軍事和貨幣之間的合作框架,這些都確定了中國和俄羅斯之間的實際聯盟。
    看一下下面的世界地圖:

    2011全球局勢回顧、分析和展望(一)

    美國“控制”的發佈這麼多“離間”中、俄關係的新聞都是想阻止中、俄聯盟的形成,因為中俄聯盟的形成將直接威脅美國對於中國的經濟收割和美國在全球的地位。

    記住,“控制媒體”和“控制輿論”是美國的拿手好戲,美國花了200萬美元就把埃及的強勢的穆巴拉克趕下去了,扶持了埃及軍政府上台。

    以中、俄為核心的這個「上合組織」的聯盟以及傳統勢力範圍,東可到達西太平洋,北到達北冰洋,西可到達歐洲大陸(通過地中海可以到達大西洋),南可以通過巴基斯坦或者緬甸到達印度洋,是全球最大的大陸板塊和擁有最大的戰略縱深、耕地、能源、優良的出海港口、礦產,完全能夠脫離美元環境而成為一個自給自足的系統,並且完全有能力形成一個抵抗外來軍事力量干涉的體系。

    我們看問題要看問題的本質,下面我告訴大家什麼叫做本質:

    中國和俄羅斯“聯盟”的本質是什麼?
    就是通過能源、糧食的結合保障人民的生存權,通過“軍事聯盟”的形成保障國家的資源和人民不被侵略。(以下文字中的一部分分析是組內成員寫的)

    這個就是為何我一說中國和俄羅斯的聯盟就有很多人反對,因為這個是美國的“命門”。

    美國的茅:金融,是個很美妙的數位遊戲,但是需要契約精神保障最後的清算執行。可是我想大膽想像一下,“違約”和“賴賬”,都需要硬實力支撐的,萬一,大家都離開了這個叫美元的“賭場”,而“被欺騙”的賭徒們開始背靠背的拒絕支付。這個時候美國就需要另外一個茅:軍事去平衡這個清算執行。

    中、俄、歐可不可以背靠背,去違反美國制定的美元本位下的契約精神呢?金融衍生品,在中國是不受中國法律保護的,這點中國政府已經明確提出過;所以,中國企業可以有權拒絕支付;相反的,這個收割過程也結束了;這就是為什麼「上合」、“金磚”內迴圈備用系統的啟動;但是以上所有這些都必要保證老百姓有飯吃有衣穿,我們有足夠的軍事力量抵禦美國的打擊,因為當大家撕去“偽善的外衣”的時,看到的就是槍炮。

    以下為小組成員的分析:

    美國(以性醜聞)把親德國的IMF(國際貨幣基金會)主席給廢了,讓一位元美國人代理主席直到8月份,這就等於“卡住”了歐元重組的對南歐諸國的優惠貸款,這對歐元龍頭德國可是一個明顯的“警告”。
    歐洲也馬上做出了回應,你不方便我經濟救助南豬小國,我就用承認黃金的貨幣屬性來報答你。
    接著普京站出來,暗示卡恩是因為黃金的問題被美國“(陷害)處理”的,讓大家的目光一下子轉移到「美聯儲」的“黃金儲備”問題上面。普京這時候選擇了支持歐洲,給美國一刀子。接著默克爾高調訪美,德、美都上演一出好朋友的劇情,坐下來談判,因為彼此都非常需要對方妥協來幫助自己渡過將來的難關。美國可能要求歐洲(拋售黃金)一同“打壓金價”來換取對歐洲效果債務重組上的幫助。
    我們來看看中東的問題,以色列國防部長來中國,希望中國不要賣給伊朗部分武器,也希望在巴勒斯坦問題上面給予以色列支持,改變中東的軍事平衡,其實就是以色列做大的局勢。顯然現在中國的態度成為了破局的關鍵。中、俄、歐都準備承認巴勒斯坦建國。在中東如果不能及時制止伊朗的核武器計畫,那麼中東真正的和平就會來臨;
    普京在不遺餘力的想拆掉“石油美元”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現在的中東地區形勢的確能支援他的這種想法。根據保爾森的回憶錄,普京曾在08年建議中國跑掉手上的美債來攻擊美元本位,結果沒有得到中國經濟決策層的支援(原因你懂的)。普京最近在俄羅斯的經濟上畫出了一個美妙的藍圖計畫,顯示了他未來的重新當總統的宣言.普京需要與中國形成聯盟,並得到歐盟的支援,才能真正獲得石油和天然氣的定價權。

    我的總結:而這些正好也是中國破局美國的封鎖所需要的,只要中國和俄羅斯的“聯盟”的形成,同時中東作為策動,那麼全球的能源價格的定價權就將從美國人手中游走。而在這個中間,中國的“態度”是關鍵性的,我們這個關鍵性的角色能夠給我們帶來巨大的收益和“發展空間”。三國演繹需要三國勢力的均衡,任何一方獨大都會逼迫另外兩方的聯盟。

    二、回顧我們走過的30年

    要瞭解2011年,就要從30年前說起,1979年我們揍了一頓越南,確定了我們聯合美國抗衡蘇聯的局面,1989年開始蘇聯進入解體階段,這個決定了20年後中國必然聯合俄羅斯抗衡美國,1989年的中國,也確立了美國對中國採取的措施是:養豬殺豬策略,1994年的分稅制決定了地方政府必須找一個收入來源點,1996年開始的後面的“醫改”、“教改”、“房改”確立了中國後面的內需被殺掉,而1994年的“分稅制”助推了地方政府的這個衝動――把房價推向“泡沫”的極致同時形成中央和地方的完全“對立”。
    2001年我們加入WTO出賣了我國的貨幣發行權,所以會看到我國以火箭速度印錢,大量洗劫老百姓的財富。
    而1998年的大量工人下崗,為給美國廉價製造商品提供了廉價勞動力。
    2000後的10年人民幣的對外升值而對內大量印錢導致的“貶值”,讓人民幣這個貨幣“泡沫化”,隨著中國的房價的泡沫化,“核彈”佈置完成,(注:2010年年中影帝亟呼政改)“引爆點”就定在2011年。

    所以我們看到,我們的幸福指數從1978年-2003年是上升的,但是從2003年開始大家的幸福指數開始下降,特別是2008年開始幸福指數快速下跌。

    為什麼?
    因為10多年前就“潛伏”在我們經濟決策層的官員“出賣”了國家利益,葬送了我們的未來,他們是“潛伏者”,看我《決戰2011》這本書,裏面分析了其實從1990年開始就註定了我國現在的結局,我們經過這20年喪失了經濟主權,喪失了實際貨幣發行權,喪失了人民幣定價權,喪失了內需,喪失了道德,我們喪失了我們應該有很多東西。

    看完了這些我們就瞭解了這30年的歷史脈絡,30年前鄧小平揍了一頓越南後帶領我們走向經濟發展的道路是對的,30年後的現在,中國再揍一頓越南帶領我們走向經濟和政治的獨立道路也是對的。

    三、回顧2011年走過的歷程

    2011年上半年是一個重要的歷史階段,我們首先來回顧一下:

    1-5月份整個過程中比較核心的就是:圍繞美國的減赤計畫的博弈發生的一系列事情,圍繞中、美關係的破裂發生的一系列事情,圍繞中、俄關係的形成發生的一系列事情,圍繞日本地震和核危機發生的一系列事情,這個是今年上半年的主線,當你抓住了這幾條主線,你就明白了這個世界會如何運轉。

    1月份十二五計畫開始

    1月份中國的新一代戰機J20試飛成功。

    1月份中國石油來源地蘇丹公投,決定南蘇丹獨立

    1月份中國主席胡錦濤訪問美國,基本確認了美國殺豬的決心,也確立了我們脫離美國的決心。

    2月份埃及總統穆巴拉克下臺,軍方接管權力

    2月份公佈的2010年GDP中國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

    3月份日本大地震,直接導致日本核反應爐堆心“熔毀”,但是日本政府和美國一直“掩蓋”,這個過後是嚴重的。

    3月份利比亞騷亂持續,美、英、法對利比亞採取軍事行動

    4月份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公佈

    5月份(5/2)本拉登被美國擊斃的消息公佈

    5月份報導中國長江流域嚴重的乾旱維持了很長時間

    5月份IMF總裁卡嗯被捕,美國的人選將代理到8月份左右,這個將直接完成美國的“佈局”

    5月份奧巴馬宣佈大中東計畫

    整個上半年(1-5月份):

    1、資本市場:可以說在資本市場美國完美的控制了局勢,基本按照美國的整個戰略佈局在進行,包括對於日元匯率的“控制”、黃金、原油、農產品大宗、美元指數、新興國家的匯率。但是美國在控制這些大宗的時候承擔了巨大的經濟和政治成本,特別是逆向控制農產品、日元匯率的走勢。

    2、美國減赤:美國減赤已經充分暴露了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的博弈,也充分暴露了美國本土資本和猶太資本之間的利益衝突,請看我前面幾天分析的猶太資本的情況。

    3、全球地緣政治局勢:這5個月打破了前面維持了20年的全球地緣政治格局,可以說在這個上面美國是輸了,中、俄的聯盟的形成是被美國逼的,因為在沒有美國這個強大的外力之下,中、俄這兩個近鄰大國很難走到一起,但是在這種時局下,兩者完成了聯盟的初步戰略性的聯盟意圖,這個全球陸地面積最大、海岸線最長、資源農產品自給自足能力最強的“聯盟”的形成,將對美國形成“致命的打擊”。

    4、總結:

    1-5月份可以說是打了個平手,美國在資本這塊獲得了完勝,但是在地緣政治這塊輸掉了未來。在可預見的後面30年,美國還將是帝國,但是這個帝國將完全不同於前面20年的帝國,因為他碰到了一個強大的聯盟。

    四、關鍵時刻-2011.06

    6月份最關鍵的核心就是全球兩大陣營的確立,一個是以中、俄為核心的「上合組織」以及周邊的勢力,一個是以美國為核心的集團,兩大集團的對抗熱點將涉及到北非、中東、東歐、南亞。現在以南亞和南中國海為主要爆發點。

    中國在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和緬甸尋求出海口突破美國的封鎖同時鉗制印度和越南。

    有人不理解,認為俄羅斯靠不住,那麼你告訴我誰靠得住?
    大家是否研究過三國演義?當時的吳國的策略就是:魏強則聯蜀,蜀強則聯魏。那麼誰能夠告訴我是魏靠得住還是蜀靠得住?世界上面所有的聯盟都是利益的聯盟,有人說的美國是中國天然的盟友那是“屁話”,世界上面沒有什麼叫做天然的盟友,只有叫做“利益“的這個東西,這個就是全球地緣政治的指揮棒。

    2011年6月份是一個“巨變”的月份,中俄聯盟在「上合組織」會議的時候基本確立,
    這個時候我們發覺了美國的航母的快速調動,
    這個時候我們發覺了美國快速打壓原油和農產品,
    這個時候我們發覺了美國給減赤計畫下了最後期限,
    這個時候我們發覺了美國動用他最大的“宣傳機器”去“離間”中、俄關係,
    這個時候我們發覺了國內鴿派開始大量浮出水面,
    這個時候我們發覺了俄羅斯的梅德韋傑夫的勢力開始“作梗”。

    很多事情幾種發生在了6月胡錦濤參加的「上合組織」峰會和訪問俄羅斯的過程中。

    2011年的6月註定是一個不平常的月份,一個會讓世人記住的月份。

    五、展望2011下半年

    全球局勢下半年將快速明朗,美國因為自身經濟問題必須對其他國家進行“經濟收割”,而經濟收割將付出巨大的政治代價,一個是美國國內的博弈(涉及到的減赤,雖然確定了,但是沒人會甘願就這麼受到損失)將造成兩大陣營的對立,一個是經濟收割將直接暴露美國在中國的“漢奸集團”,這個“集團”在經濟下滑中將承擔所有責任,而其中很多人將被送進監獄和被槍斃。

    有空大家研究一下1979年“中越自衛反擊戰”就能夠明白我前面的預測,為什麼我在上半年能夠預測到很多經濟、地緣政治和軍事的事件,因為當你抓住了整個脈絡,你就明白了這個世界運轉的核心是什麼,主要矛盾是什麼,這些主要矛盾會直接導致什麼樣的結果。

    下半年關鍵在於中國、俄羅斯、歐盟、美國和日本的局勢變化。

    1、 中國:在南亞和南海發生局部戰爭的概率相當大,國內在經濟危機的情況下“賣國利益集團”會被清算,“貪官”會被清算,會出現大政府小企業的過渡模式(在危機中會導致大量民企倒閉,同時大政府小企業的模式比較容易渡過難關,關鍵在於危機過後很多壟斷行業必須放開,這個是保證後面能夠快速復蘇的根本)。同時房價等高估品種會出現巨大的跌幅,並且是在沒有成交量的情況下出現巨大的跌幅。

    2、 俄羅斯:下半年原油價格的暴跌對於俄羅斯內部的政局將是一次嚴峻的考驗,也是對於普京的嚴峻的考驗,但是普京是俄羅斯民眾心中的“英雄”,他的支持率遠遠高於其他任何人,在「上合組織」的框架內,在中國和俄羅斯共渡難關的時候基本會確立「上合組織」的實質性的大聯盟的確立,這個將直接威懾到美元的地位。

    3、 歐盟:在下半年的經濟危機中,很有可能「歐盟」成為受傷最大的一個,「歐盟」的結構註定了他的修復是道路漫長的,德國期望的獲得統一的財政權的模式會遭到美國的強烈的阻撓,同時歐盟的危機無法結合到「上合組織」來化解(歐盟內部的分歧決定了這個結果,美國“收買”了歐盟內部除了德國龍頭老大以外的好幾個國家來“對抗”德國)。所以後面我國聯合德國做一些戰術性的動作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歐盟的強大的前提必須是貨幣權和財政權的統一,這是一條漫漫長路。但是一旦歐盟出現戲劇性的不可控的經濟崩盤,那麼歐盟和上合組織的聯合還是很有機會的,我們要時刻注意形勢的發展,做好各種可能的應對措施。

    4、 美國:美國的減赤計畫的確立,直接確立了美元指數的長期牛市,大量的美元回流將進入美國的國債市場、高科技行業等等,大量企業的建立將從根本上解決美國的地方財政問題,美國將進入經濟的慢慢復蘇階段,美國將在下半年完成債務重置的工作,新興國家(包括日本)在“經濟大蕭條”中會被迫“低價賣出”美國的長期國債,美國會拉高短期國債價格,廉價發行短期國債。同時今年下半年美國還將維持高失業率和房地產的不景氣,因為復蘇是需要一定的失業率的(廉價的勞動力),同時房地產的不景氣直接將導致中國手上的MBS賣個地板價。美國的股市將經歷一次探底後再拉升。

    5、 日本:日本民主黨將在下半年的大蕭條中下臺,同時背起核危機的黑鍋,日本大面積的國土將不適合居住,並且需要大量資金去封堆(核反應爐,當初蘇聯封一個堆是100億美元,幾十萬工人,大量工人後來因為輻射問題生各種病早逝,當初蘇聯的GDP是1萬億美元,預計到2015年,烏克蘭政府還將為善後耗資1700億美元,可見日本後面的沉重負擔),今年下半年將註定日本被打回發展中國家的行列,日本將真正出現空心化(人才空心化、產業空心化、生產空心化),而美國需要一個長期的套利貨幣成為他們剪羊毛的對象,也許後面自民黨上臺後會整合亞洲一些國家形成類似亞元的模式(比如菲律賓、馬來西亞、韓國、越南、印度等等),這樣的經濟體的規模才能夠成為美元套利資金的合適的收割對象。同時在亞洲也形成一個抵抗「上合組織」的聯盟。

    6、 全球大宗:黃金、原油等大部分大宗會暴跌,農產品經歷過一次洗盤後會進入長期的上漲階段。

    7、 綜合:在下半年的整體危機中,中俄的聯盟模式會得到強化,因為現在的聯盟是建立在一個危機假設的前提下的(下半年的危機和美國的收割),一旦這個假設成為現實,那麼大部分阻力會被化解,因此今年6月份是全球格局形成的時候,今年下半年是這個格局最終確認的時候。美國會贏了經濟輸了地緣政治。什麼叫做博弈,這個就叫做博弈。

    六、俄羅斯國內的博弈和中國國內的博弈

    從這幾天美國打壓原油價格、農產品價格來看,是在打擊俄羅斯的普京。美國支持梅德韋傑夫(包括美國在俄羅斯的利益代理集團:葉利欽利益集團)的行為後面將成為常態,當時下半年的危機將真正確立普京的地位和聯合中國的這個聯盟的實質性的進展。

    預計今年下半年俄羅斯國內的局勢將是普京勝出。

    今年下半年中國國內的經濟危機將徹底清除“潛伏”國內20年的經濟層面的“賣國利益集團”,我們的軍隊將在這個中間起到決定性作用,保障政權的穩定(不出現蘇聯解體的情況),同時“肅清”相關(買辦)利益集團。美國會在糧食、食用油、供電、供水、煤氣、疾控、媒體等領域製造很多麻煩,包括鼓動大量人員上街,然後“複製”蘇聯解體的模式,但是只要我們的軍隊做好足夠的應對,在糧食、食用油、供電、供水、煤氣、疾控和媒體等領域做好軍管的預演,相信能夠化解美國的招數。大家要記住,假如美國贏了,那麼就是中國的葉利欽上臺,大量“貪官”的錢就會變成合法了,老百姓將象20年前的俄羅斯人民一樣遭受巨大的洗劫,大家就準備著一年後上街討飯吧(看前面一篇回應時寒冰的文章中介紹的葉利欽政府當時俄羅斯的慘狀)。

    預計今年下半年中國國內的“賣國利益集團”會敗北,我國將肅清出賣國家利益者和大部分貪官。

    文/猴王 2011-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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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營商中層幹部上交護照 反腐史無前例

    2011-06-07 第一財經

      運營商腐敗調查正在向更大範圍縱深發展,程度和規模甚至有可能超出之前的想像。

      上交護照是慣例?

      日前有消息稱,為了徹查三大運營商的腐敗問題,中紀委已經向三大運營商派駐了調查人員,調查預計將持續到6月初,在此期間,三大電信運營商中層以上幹部均被要求上交護照。

      “上交因公護照是所有政府部門及事業單位的要求,上交因私護照是今年年初的事,應該跟目前的反腐沒什麼關係。”對於目前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反腐形勢,一位中國聯通中高層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即使在外界看來處於漩渦中心的中國移動,內部形勢似乎也沒有外界想像的那麼“人人自危”。“上交護照是中國移動多年的傳統,不是近期才有的,只要是處長以上級別都要上交。”一位元中國移動內部管理人員對記者表示。

      據上述人士介紹,對於目前已經曝光的涉案中國移動管理人員,中國移動內部人士也感到非常驚訝,至於涉案原因,中紀委並未向中國移動方面通報。相比之下,與中國移動有密切合作關係的SP們才真正感到什麼是“人人自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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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行揭貪官外逃路徑:過萬官員出逃 攜款8000億

    2011年6月15日  人民網

    央行網站刊發《我國腐敗分子向境外轉移資產的途徑及監測方法研究》報告

    中國外逃的腐敗分子是怎樣把巨額財產轉移到境外?央行反洗錢部門一直在進行深入研究。昨天,央行網站刊發名為《我國腐敗分子向境外轉移資產的途徑及監測方法研究》的報告精簡版本。該報告由央行反洗錢監測分析中心課題組完成,完成時間為2008年6月。

    央行揭秘貪官轉移財產八大路徑

    報告指出,中國官員因經濟犯罪外逃始於上世紀80年代末。近年來外逃的腐敗分子及其轉移至境外的資金究竟有多少,至今還沒有一組公認的數位,只能根據各方報導勾畫出大體狀況。

    報告指出,人民銀行在監測思路上以“獲取非法資產”和“向境外轉移資產”階段為監測重點,依託並充分利用大額交易和可疑交易報告資料庫,加強對重點地區、敏感行業、特定人群和特定消費方式的監測,同時將自主分析和協查分析相結合。

    報告建議相關部門應建立合作安排或工作機制實現資訊共用,建立反腐敗機構互派特派員制度,海關建立反洗錢相關資料查詢、通報機制,建立與國外情報機構的交流等方式,完成反洗錢監測任務。

    向境外轉移資產的八種方式
    用現金走私來轉移

    主要是通過腐敗分子本人夾帶在行李中直接攜帶出境,這種方式較為簡單,費用低,但同時可走私的數額較為有限,風險也比較大;此外腐敗分子通過某些代理機構(主要是地下錢莊)利用一些專門跑腿的“水客”以“螞蟻搬家”、少量多次的方式肩扛手提地在邊境口岸(主要是深圳與香港、珠海與澳門海關)來回走私現金,偷運過境後再以貨幣兌換點名義存入銀行戶頭。這種方式雖然手續比較麻煩而且還要交給地下錢莊一定的費用,但風險較小,很難追查。

    替代性匯款體系在中國主要表現為以非法買賣外匯、跨境匯兌為主要業務的地下錢莊

    以人民幣和外幣的匯兌為例:其人民幣與外匯的兌換和匯付以間接的方式進行,而不以直接匯兌的運作手法完成,人民幣不必流出境外,外匯也不必流入境內,各自分別對應迴圈。利用此種交易方式跨境轉移資產的主體較為複雜,除了腐敗分子和國企高管,還有某些企業為了避稅逃稅和享受外商投資優惠待遇而進行跨境轉移其灰色資金,以及走私、販毒等犯罪分子和恐怖分子以此轉移其黑錢等等。

    利用經常專案下的交易形式向境外轉移資產

    此種形式大致有五類:進口預付貨款,出口延期收匯;偽造傭金及其他服務貿易專案對外付款;通過企業之間的關聯交易實現向境外轉移資產的目的;利用假的進口合同騙取外匯管理部門核准外匯匯出境外;少報出口,多報進口。

    利用投資形式向境外轉移資產

    此類資金轉移的特點是資金向境外轉移在形式上基本合法,通常以企業正常海外投資的形式轉往國外。資金性質的改變發生在境外,在境外被腐敗分子非法佔有或挪作他用。採用此種手法轉移資金的多為大型企業高管人員或某項具體業務的負責人員。

    利用信用卡工具向境外轉移資產

    腐敗分子或其特定關係人通過在境外使用信用卡大額消費或提現來實現資金向境外轉移。目前我國對此類經常項下的個人支付沒有嚴格的外匯管制或限制。而對於各髮卡機構來說,只要持卡人單次消費或提現是在信用額度內且按時還款即可,並不做累計消費或提現的限制。這就為腐敗分子利用信用卡進行資金境外轉移提供了可乘之機。

    利用離岸金融中心向境外轉移資產

    這些人多為上市公司或國有企業的高管人員,主要採用以下步驟:第一,轉移企業資產。企業管理層與境外公司通過“高進低出”或者“應收賬款”等方式,將國內企業的資產掏空。第二步,銷毀證據,漂白身份。

    海外直接收受

    腐敗分子並不從國內向境外轉移資金,而是在境外直接完成貪污、受賄等過程。例如,發案單位在國外進行採購時,有實際控制權的腐敗分子可以通過暗箱操作得到巨額回扣。這些回扣不轉到中國,而是直接存入腐敗分子在境外銀行的帳戶,或轉換成境外的房屋等不動產。更隱蔽的做法是不涉及現金,而以安排子女留學等方式作為交易。

    通過在境外的特定關係人轉移資金

    此類參與轉移資金的特定關係人在他國均已取得合法身份,或者是留學,或者是他國居民或公民。境內的腐敗分子一方面可以通過其特定關係人以合法手續攜帶或匯出資金;另一方面,這些特定關係人利用其國外身份在當地註冊企業後,以投資形式在中國開設機構,然後以關聯交易等形式轉移資產。

    案值與級別不同 逃亡目標國各異

    報告引用中國社科院的調研資料披露: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來,外逃黨政幹部,公安、司法幹部和國家事業單位、國有企業高層管理人員,以及駐外中資機構外逃、失蹤人員數目高達16000至18000人,攜帶款項達8000億元人民幣。近年由官方媒體曝光的腐敗分子外逃或將資金轉移境外的典型個案不勝枚舉。這些犯罪嫌疑人潛逃境外的目的地主要集中於北美、澳大利亞、東南亞地區。

    具體來說,涉案金額相對小、身份級別相對低的,大多就近逃到我國周邊國家,如泰國、緬甸、馬來西亞、蒙古、俄羅斯等;案值大、身份高的腐敗分子大多逃往西方發達國家,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荷蘭等;一些無法得到直接去西方國家證件的,先龜縮在非洲、拉美、東歐的小國,伺機過渡;有相當多的外逃者通過香港中轉,利用香港世界航空中心的區位以及港人前往原英聯邦所屬國家可以實行“落地簽證”的便利,再逃到其他國家。

    (北京青年報 記者程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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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羅斯和中國在利比亞問題上共進退
    外媒:中俄非正式國家聯盟宣告成立

    2011-6-18 參考消息

     2011年6月16日 胡錦濤同梅德韋傑夫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於當前國際形勢和重大國際問題的聯合聲明》 6月16日,國家主席胡錦濤同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共同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於當前國際形勢和重大國際問題的聯合聲明》。

      【俄羅斯報紙網6 月17日文章】題:俄羅斯和中國在利比亞問題上共進退(作者謝爾蓋•斯米爾諾夫)

    俄羅斯和中國就一系列重大外交問題達成共識。北京和莫斯科反對外部勢力干涉阿拉伯國家的抗議活動,呼籲政治解決利比亞危機和伊朗核問題。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和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姆林宮會晤後,兩國間非正式國家聯盟宣告成立。

      中俄兩國領導人16日在克里姆林宮舉行會晤。俄中《關於當前國際形勢和重大國際問題的聯合聲明》是此次會晤的主要成果。聲明對中東和北非國家的大規模人民抗議活動作出了評價。莫斯科和北京指出:“外部勢力不應干涉該地區國家內部進程。”

      此外,莫斯科和北京還呼籲利比亞國內儘快停火。聲明說:“為避免暴力進一步升級,有關各方必須嚴格遵守聯合國安理會1970和1973號決議,不得隨意解讀和濫用。” 雙方還談到了解決伊朗核計畫問題,主張通過政治手段確保伊朗的核能僅用於和平目的。雙方領導人認為,應當通過談判方式解決朝鮮核問題以及阿富汗危機。

      專家認為,中、俄在解決利比亞衝突問題上的共同立場表明,莫斯科和北京下次在安理會投票時將表現得更加慎重。

      政治學家亞歷山大•科諾瓦洛夫相信,中俄後退一步是試圖保持在伊蘭界的聲望和支持率。安理會關於利比亞的決議通過得過於匆忙。下次在通過容易引起誤讀的決議時俄中將更加慎重,而現在兩國並沒有能夠對解決利比亞危機施加影響的有效杠杆。

      【俄羅斯總統網站6月16日報導】
    俄總統梅德韋傑夫在慶祝《俄中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簽署10周年的文藝演出開始前發表講話,他說:“10年前就是在克里姆林宮,簽署了《俄中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將新型俄中關係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為兩國關係長遠發展指明了方向。當前,俄中兩國沒有任何懸而未決的政治問題。雙方本著兼顧對方利益、友好互信精神,推動兩國互利合作穩步發展。”

      梅德韋傑夫認為,互信、平等、相互尊重的俄中關係已成為當今國際合作的典範。正如條約中所規定,兩國主張恪守國際法準則,不干涉別國內政,不對他國進行武力施壓,為鞏固世界穩定、建立多極世界共同作出貢獻。

      【《日本經濟新聞》6月17日報導】
    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16日在克里姆林宮與到訪的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舉行了會談。雙方發表了有關兩國關係的聯合聲明,表示願意借助二十國集團峰會和金磚國家的框架,進—步深化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兩國還簽署了《關於當前國際形勢和重大國際問題的聯合聲明》,對北約針對利比亞採取武力行動進行了不點名的指責。聲明還包含了反對北約在歐洲單方面推進導彈防禦計畫的內容。兩國在牽制歐美問題上採取了統一步調。


  14. 2011/09/23 於 11:24 patchpieces

    解構Wikileaks維基解密

    帶路黨將更加瘋狂–維琪解密暗含殺機

    文/mp83412-08

    2011-09-23 民聲網

    成立于2006年的“維琪解密(Wikileaks)”一直以來以其神秘而引發人們的猜測和質疑,2010年因“洩露”大量駐阿美軍的秘密檔而引發的軒然大波,讓“維琪解密”名聲大振。“故作震驚”和嚴重關切的姿態讓美國人在世人面前撇清美國與為“(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干係的質疑,同時也引起世界各國高層的關切和不安。
    沸沸揚揚的洩密事件最終不了了之,“維琪解密”毫髮無損,依舊安之若素。然而從此這柄高懸在世界各國政府頭上,特別是中國政府(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官員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更加神秘、玄妙、暗藏殺機。

    許多的事情的黑幕平頭百姓是很難瞭解的。但卻不能阻止人們的揣測和質疑。
    其一,(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為誰而設?
    其後面的“真正運作者”和“資助者”為誰?
    “為誰服務”?
    受誰控制?

    其二,(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的重大洩密事件的對象什麼偏偏是美國?
    為什麼洩露的是些【看似重要,而非核心】的東西?
    美國人對凡是涉及到國家利益的、再困難的事情都可以擺平,卻對小小的維琪解密卻“無可奈何”,真有些“令人匪夷所思”了。

    其三,默默無聞的(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為什麼偏偏在2010年這個重要的年份【被美國人炒的紅紅火火】,令世界許多國家和政要心驚膽戰,坐臥不安。

    其四,下一步,(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將如何動作?

    帶著這些問號,我們不妨對“維琪”的“本質”做一番大膽的推測:
    1、“(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是美國或世界資本集團的一桿槍,“隨時(選擇重要之關鍵時刻)”可以(調整槍口)射向他們想要射向的國家和目標。
    2、隨著美國的戰略重心轉向亞洲,中國成為其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戰略目標。配合中國的三十年“(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改革開放”,美國對中國全面的“滲透”、圍堵和“控制”基本完成。於是被升級的“(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成為針對中國的的重要武器。成為戴在中國重要(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高官和“帶路黨”頭上的“緊箍咒”。
    3、洩密事件“不過是”美國人“自演”的一場“苦肉計”,在世人面前表明他們與“(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沒有關係,以便於他們今後的暗箱操作。
    4、“(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的下一步將念響套在中國(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高官和“帶路黨”人頭上的緊箍咒。以加快中國的“(普屎接軌)政改”步伐,“逼迫”“帶路黨”人鋌而走險。力爭在十八大紅二代掌權之前,實現中國的“顏色革命”。

    最近“(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拋出了一份美國要保護的中國精英名單,震驚了中國的某些官員和(買辦)精英。這份名單的“設計(透露出)”和運作“十分的高明”:
    1、名單成員基本上都是分量較輕的人物,包括一些離退休的官員和“(普屎派)公共知識份子”居多。因此對中國的整個“帶路黨”的力量不會有什麼太大的損害。但是卻對中國的(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自由化)高官和“帶路黨”起到了巨大的“威懾作用”——不聽(美國主子)話、心存貳心、不努力工作會死的很慘!
    2、這份名單只是說是美國(主子)要保護的人員名單。並沒有說他們有什麼危害國家和人民的間諜和漢奸行為。在今天“中美國(G2)”政治氣候下,這些人是安全的。但明眼人都知道他們就是“危害”國家和人民利益的“間諜漢奸”。因此這份名單既保證人員的安全,又起到了“巨大的威懾作用”。還同時表明這件事與美國(主子)無關。美國人做事也要對得起聽他們話的“走狗”。不能讓他們過於寒心,畢竟今後還要用得著他們。
    3、美國人另一方面也給中國政府出了一道難題。如果政府查辦這些人,沒有充分的理由。同時也會給美國人以口實,招來許多的麻煩。如果政府“不作為”。就等於是“縱容”“漢奸賣國”行為,中國的“帶路黨”將更加是“無忌憚”和瘋狂。這是美國人“希望”看到的。
    5、美國人在中國實施的“戰略”一直非常順利,但今天卻遇到了瓶頸。“(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改革開放”的“騙局”已經被人民“看穿”,時至今日(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已“無法進行”下去。中國上下怨聲載道,窮則思變。特別是“毛澤東熱”持續升溫。長此以往,美國對中國的戰略很可能因此而“破產”。因此美國“需要”繼續“綁架”中國手握重權(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高級官員,力推“(普屎接軌)政治改革”。同時要“逼迫” “(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普價值派”和“帶路黨”人跳牆。力爭在紅色勢力形成氣候之前,在十八大紅色力量掌權之前——提前實現中國的“顏色革命”。

    近期中國的“右派精英(帶路黨)”也開始了一系列的“與之配合”的動作。
    1、8月份胡德平(胡亂邦子)主持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座談會提出中國共產黨有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拉開了“顛覆”中國共產黨的大幕 。
    2、“出籠”一系列否定鄧小平的文章,精英(買辦)們的屠刀由原來指向毛澤東,開始指向鄧小平,再繼後將指向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
    3、借助“ 71” 講話中的和諧與深化” (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改革開放“做”煙霧“,加速中國”全面私有化(注:南方系和鳳凰系黨內掏光養賄買辦勢力配合著國際壟斷資本心急之所在,最近目標對準著中國戰略產業-高鐵的私有化)“進程和”全面對外開放“。
    4、繼續“加劇通貨膨脹”、土地流轉、“強制拆遷(注:南方系地痞自由派買辦媒體再貓哭耗子假惺惺頻報導地方民眾上訪)”和城鎮化。加大貧富分化和惡化民生,推波助瀾,逼老百姓跳牆。

    “(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的“出籠”和升級“恰逢”國際形勢變化的重要關頭。
    恰逢中國身陷美國設置的種種“陷阱”而焦頭爛額之時,它正成為“震懾”和“綁架中國”,甚至讓中國徹底翻船的“重要武器”。
    1、“配合”中國對美國的心理依賴和物質依賴——“中美國(G2)”。使得中國“無法實施”“棄美聯俄”這樣的戰略調整。
    2、“配合”對中國的“(圍堵遏制中國)軍事包圍”——形成軍事和“心理威懾”。
    3、“配合”美國和歐洲的債務(泡沫)危機陷阱——讓中國繼續流血(清朝中國的賠償),直至傷及元氣。
    4、借助國際重大事件,讓中國丟人失道,讓中國失去國際威信,從而孤立中國。同時在中國周邊“培養”狼群(正因為中國喪失道義力量所致。)
    5、通過歐洲在中東和非洲的軍事提升,為美國減輕了軍事負擔,讓美國將精力和力量移向中國。
    6、俄羅斯的綏靖政策也為美國整治中國提供一個絕好的時機。再加之日本強硬派的上臺 。攻擊中國的日子正一步步向我們逼近,在即將到來的較量中,我們將看到(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2011-9-23 

    附 文:

    中情局此次很失策──戳穿“南方系”炒作“維琪解密”的把戲

    文/CrackCIA

    前不久,(漢奸買辦帶路黨)為了嘲笑與“恐嚇”《中國不高興》之類的愛國主義思潮,“南方系”員工某報副主編劉原“得意忘形”,說出了這樣的話:
    “我告訴朋友,在”四大(外資掌控)門戶“中,QQ的總編輯是前南方週末的陳菊紅,搜狐主管博客的趙牧是前南方週末的、劉同學新征是新京報來的,新浪也有不少前南都和新京報的舊人,而網易就不用說了,從副總裁、總編輯、副總編輯、總監甚至到各個頻道的主編,大部分都是南方報業出來的。 ”

    最近,被“南方報系”控制的騰訊網掛出一則新聞:《維琪解密網公佈40萬份伊戰檔 稱逾10萬人喪生》:

    “維琪解密”網站創始人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對美國「有線新聞網(CNN)」說,這40萬份伊戰檔逐層記錄了伊拉克戰爭6年時間裏,美軍在伊拉克作戰的情況,包括美軍紀錄他們所見、所聞以及所做事情的報告。

    這些檔中紀錄到,6年來,有10.9萬人在伊戰中喪命,其中63%是伊拉克平民;與此對比,此前的報告稱,9年的阿富汗戰爭導致2萬人喪命。對此阿桑奇表示,伊拉克戰爭的喪生人數是阿富汗戰爭的5倍,與阿戰相比,可謂是一場名副其實的“大屠殺”。
    (http://news.qq.com/a/20101023/000682.htm )

    這則新聞通過QQ資訊彈給每一位線上的QQ用戶,這是一條被騰訊最高級別、最大規模“宣傳”的新聞。上次騰訊網“塑造”那個飛機失事被摔死的波蘭親美總統廉潔形象的“假新聞”至今還讓人記憶猶新,我當然不會相信一貫“極端親美”的“南方報系”會改邪歸正——如此“高調”地“宣傳”對美國“不利”的消息,簡單分析一下便可知,事情的確“並非那麼簡單”——因為“10萬人喪生”【根本不需要】那個什麼“(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來解密,美國軍方前不久早已“配合”“伊拉克傀儡政府”公佈了這一數字。

    我們來看看早先的報導:

    據新華社電 美國軍方發佈的資料顯示,將近7.7萬名伊拉克人2004年1月至2008年8月期間死於戰火。

    法新社15日援引這項統計報導,63185名伊拉克平民和13754名伊拉克軍人在這段時期死亡,至少121649名伊拉克平民和軍人受傷。

    不過,美軍統計資料“遠低於”伊拉克官方和一些外國機構先前統計資料。

    按伊拉克人權部去年10月發佈資料,戰火致使85694伊拉克人死亡,147195人受傷。英國非政府組織“伊拉克死難者清點”統計顯示,2003年以來,98252名至107235名伊拉克平民死于戰火。

    (《美國軍方發佈的資料顯示伊拉克4年間7.7萬人死於戰火》
    http://news.sina.com.cn/w/2010-10-18/072218246511s.shtml

    這篇報導中所謂的“遠遠小於”是如此地蹩腳——7.7萬人與10萬人相比算不上什麼“遠遠小於”,伊拉克傀儡政府和有關媒體也不必裝出咬牙切齒貌似公允的樣子,報出這個美國軍方期望的“10萬人”的數字。第三方機構的調研結果以及各種側面資訊早已讓這個被隱匿的數字從被炮製出來的一刻起就已缺乏說服力,很難取信於世界人民。

    世界著名的英國醫學雜誌《柳葉刀》12日刊登調查報告說,自2003年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以來,已有65.5萬(近百萬)伊拉克人死亡。

    布魯姆伯格公共衛生學院的博爾哈姆博士說,研究中使用的資料統計方法是非常可靠的。該學院的美國和伊拉克流行病學家在伊拉克的47個地方對1849個家庭、12800多人進行了抽樣調查,問題包括家庭成員的出生、死亡和移民情況。研究人員還指出,被調查物件中80%的人都能提供家屬的死亡證明。結果顯示,受訪家庭中共有629名家庭成員喪生,其中87%發生在伊拉克戰爭爆發後的40個月中。

    (千龍網:權威報告揭示伊拉克戰爭驚人死亡人數 2006年10月13日
    http://news.sohu.com/20061013/n245771625.shtml

    自伊拉克戰爭以來,伊拉克共有多少人因暴力事件而喪生?
    英國調查機日前公佈的一項調查稱,伊拉克的戰爭和暴力衝突也許已經導致多達120萬人喪生。

    據英國《觀察家》9月16日報導,英國調查機構ORB在伊拉克對1461名18歲以上的成年人進行了抽樣,詢問這些人的家庭中有多少人死於暴力而非自然原因,結果推算出這一令人震驚的死亡數字。

    (中國日報網:伊拉克戰爭和暴力衝突死亡人數已超盧旺達大屠殺 2007年09月19日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7-09/19/content_6751718.htm)

    自伊戰以來,大量伊拉克婦女失去了丈夫和男性親屬。伊政府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伊拉克目前有300萬寡婦,其中包括在薩達姆政權時期失去丈夫的婦女,她們多數人沒有接受過教育,處境艱難。調查稱,大約74萬伊拉克寡婦已經成了家庭的頂樑柱。

    “國際樂施會”執行長霍布茲說:“婦女是被遺忘的伊拉克受害者。”“樂施會”訪問1700名婦女後發現,主要是由於2003年美國領導入侵,35.5%受訪者成了一家之主,“將近25%未能結婚”。

    (美軍撤離伊拉克 300萬婦女成為戰爭寡婦
    http://www.ccvic.com/news/guojixw/20100819/199985.shtml)

    《柳葉刀》雜誌是一份權威的醫學雜誌,其在2006年公佈的抽樣調查的調查報告顯示伊戰死亡人數(直接和間接)達到65萬之眾;英國調查機構ORB在2007年公佈的抽樣調查是死亡數字達到120萬之眾;樂施會前不久的抽樣調查結果顯然更加令人觸目驚心:“伊拉克目前有300萬寡婦”,儘管媒體在報到時非要扯上“薩達姆政權時期”,但是樂施會執行長霍布茲已經明確指出“主要是由於2003年美國領導入侵”——以美國為首的侵略軍是造成伊拉克平民大量死亡的罪魁,這是無法推卸的。

    (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此時“解密”的“真實用意”就是要告訴公眾,不要聽信柳葉刀、ORB或者樂施會,“要相信”美國軍方和伊拉克“傀儡政權”。透過這個事件也是我們能夠進一步看清楚,給美國政府和美國軍方“製造麻煩”的“維琪解密”很可能是美國中情局為“製造共識”打造的“反對機器”。

    隨著美國精英統治集團“製造”的各類“卑劣事件”逐漸被披露,以及喬姆斯基等良知學者矢志不移的批判公眾已經逐漸地覺悟。前不久喬姆斯基來中國,中國自由派“大肆宣揚”喬姆斯基並非左派。事實上,這個事實更好地揭露了美國的本質。喬姆斯基本身的確並非左派,而是一個真正的捍衛美國憲法、捍衛自由精神的自由主義者。他從來也不會徹底懷疑美國的統治秩序,比如喬姆斯基從感情上就無法接受911事件是美國統治集團的陰謀這樣的真相。就是這樣一個人,因為按照美國憲法精神批評美國的某些霸權做法,竟然被美國主流媒體封殺。而美國那些真正的左派共產主義者、毛澤東主義者的聲音,早就被美國統治階級消滅得一乾二淨了。

    美國統治集團通過“操縱媒體、隱瞞資訊”、“製造假新聞”的“手段”來“製造共識”的做法,越來越不能取信於公眾。於是,「中央情報局』便“製造”出“維琪解密”這麼個“反對機器”,通過反對機器的口表達“他們所要表達”的資訊。自由市場上討價還價的做法被「中情局」移到了輿論戰中,而“維琪解密”實質上就是替美國政府要價的“托”。我們不妨來演練一遍輿論市場上這場“討價還價遊戲”:

    公眾:伊戰7年來到底有多少人死亡(這件衣服多少錢)

    美國軍方:伊戰死亡7.7萬人(1/7.7萬)

    第三方機構:應該是120萬到300萬(張家店標價1/120萬,李家店標價1/300萬,你怎麼要1/7.7萬)

    維琪解密:據“解密”的權威資料是10.9萬(我朋友是開服裝廠的,這件衣服成本1/10萬,這個價已經很合算了)

    然而,「中情局」這次玩得並不高明,它低估了世界人民的智商以及對美國霸權的仇恨情緒。把一百萬的死亡數字“壓縮”到十分之一,這本身就“很難有說服力”。倒不如痛快些,讓“維琪解密”把真實數字打個折,解出個“五十萬”,想必倒是能蠱惑不少民眾。畢竟“維琪解密”除了要做「中情局」的“托”,充當美國主流輿論的“反對機器”,協助“製造共識”。它的更加重要的“任務”卻是要“遏制”共產主義、伊斯蘭世界以及一切“反美”力量。看看“維琪解密”上對中國叛逃的“民運分子”的【極端美化】以及對朝鮮社會主義政權的【惡毒攻擊】,這一切不是“顯而易見”嗎?
    「中情局」的“做法”便是在10條解密資訊中放進9條“無關大局”公眾又未曾聽聞的,再放進1條【假新聞】,而這條【假新聞】才是其“真正要表達的東西”。“維琪解密”處處【裝出】一副與美國政府勢不兩立的樣子,不過就是為了騙取一般民眾的信任。美國特工主導或參與綁架(暗殺滅口)別國總統都不是一次兩次了,“解決”一個小小的網站還不是“易如翻掌”。

    而“南方報系”等“普世價值派”“一反”一貫“美化美國(主子)”的做法,大肆炒作“(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受過奧巴馬接見的向熹等人恐怕早已深知“維琪解密”與中情局的真實關係,我們不妨摘兩段“南方系”的觀點看看:

    普世價值派把“(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打造成西方資本主義世界言論自由的典範,不過是又一次地販賣私貨。而某些“主流媒體(含央屎)”頻頻報導“維琪解密”的新聞,不過是再次充當了“蔣幹盜書”的愚蠢角色。諾貝爾和平獎事件殷鑒不遠,那些拋棄社會主義價值觀、匍匐在西方資產階級普世價值觀腳下的“蠢物”們為什麼就不能吸取教訓呢?

    是否危害國家安全的標準究竟是什麼?
    1930年代美國大法官休斯裁決:必須到了諸如公佈軍隊行動日期、人數和地點那樣的程度,政府才有“預先禁止”新聞的合法理由。

    在1971年的“美帝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秘密文件案”中,該裁決再次被援引。而如果依照這個標準,“維琪解密”的阿富汗軍事機密檔不能算作“洩密”。

    於是,阿桑奇在面臨美國的指責時絲毫也不退讓,並表示將持續公開這批文件。
    ( 南方週末 – 維琪解密:負責洩露一切
    http://www.infzm.com/content/48846)

    南方週末“渲染”“維琪解密”如何不畏強權,一面代替美國政府套用美國的法律說“維琪解密”的行為不違法,潛臺詞就是維琪解密雖然被美國政府譴責,但是美國政府依然遵照法治原則,沒有將其“非法”關停。

    “維琪解密”之類網站的存在,大大約束了美國軍方和政府機構的權力,減少了這些人肆無忌憚使用權力,並威脅到美國以及全球利益的可能性。

    (鳳凰網七犀鳥:美國為何不起訴“維琪解密”?-南方報網 觀點
    http://opinion.nfdaily.cn/content/2010-07/29/content_14280742.htm)

    鳳凰網的這篇文章更加直接,把維琪解密的存在描繪成約束美國政府絕對權力的典範。

    一場「中情局」“導演”的‘數字遊戲“,絲毫不能洗刷美帝國主義的深重罪孽。不論7.7萬還是300萬都不過是一串數位,但壘成這一串數字的是一個又一個曾經鮮活的生命。這些生命是那麼的抽象而遙遠,因為這一切此刻不是發生在中國,我們難以感同身受。然而,他們也都是妻子的丈夫、父親的兒子、兒子的父親。

    美國“侵略”伊拉克七年,如今留給伊拉克的是什麼:政府低效、傀儡政權幾乎無力恢復社會秩序;戰亂不斷、自殺性襲擊事件時有發生;物價飛漲、廣大人民基本生活沒有著落;缺醫少藥,貧困民眾只有等死;兒童生活在恐懼之中,年輕一代生活在絕望之中;300萬婦女失去了丈夫和男性親屬,74萬伊拉克寡婦已經成了家庭的頂樑柱,處境艱難……
    今日的伊拉克仿佛“人間煉獄”。而罪魁禍首卻是美國那幾個石油、軍工寡頭——他們的所作所為僅僅是為了滿足一己之貪婪。正如電影《阿凡達》所展示的情景,誰讓伊拉克人民錯生在這片蘊藏著“黑金”的沃土之上呢?

    普世價值派“聲嘶力竭”地為美國主子“叫囂”——美國“入侵”伊拉克是為了給伊拉克人民帶去民主。
    焦國標要給美國大兵帶路,為“解放”中國甘做美國精確制導炸彈下的亡魂;
    劉曉波要讓中國做三百年殖民地;
    方舟子聲稱“薩達姆政權的土崩瓦解,無非是再一次證明了‘失民心者失天下’這條樸素的公理,對所有的國家政權,特別是專制獨裁的政權,都是一個警告。但願永遠不會有中國人民被欺壓、絕望到只能求助外國軍事勢力來解放自己的一天。”

    “民主”,“民主”,多少罪惡假汝之手。普世價值派鼓吹的“民主”,不過是捍衛資產階級私有產權的“金主”。
    六十年前早已引入這套“金主”制度的(民主)印度今天又是怎樣的景象呢?
    兩、三百萬貧民聚集在孟買的貧民窟,幾萬兒童無家可歸,流浪街頭。
    印度和伊拉克的歷史及現實告訴我們,“民主”、“自由”的不過是普世價值派的漂亮說辭,隱藏其後的卻是美帝國主義的鐵血手腕和罪惡目的。

    “(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在中國的聲名鵲起不過是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編織”的“謊言”大幕的小小一角,但是更具“欺騙性”。正當人們驚喜地看到“維琪解密”爆出美軍在伊拉克濫殺平民、公開“阿富汗戰爭日記”,期待著“維琪解密”解出更多美軍內幕的時候,“維琪解密”這一次終於為其主子——「中情局」幹了回正事,不料「中情局」竟如此地摳門,讓“維琪解密”露出馬腳。

    而中國的“普世價值派”則“配合”維琪解密演起“雙簧”:

    “維琪解密”檔稱美軍無故射殺伊拉克平民
    南方網 2010-10-24 09:57
    http://news.southcn.com/i/2010-10/24/content_16958815.htm

    維琪解密公佈40萬份伊戰檔 曝美軍虐囚細節
    新浪 2010-10-24 08:32
    http://news.sina.com.cn/w/2010-10-24/083221340494.shtml

    維琪解密公佈海量伊戰秘檔 呈現駭人聽聞細節
    搜狐 2010-10-24 06:33
    http://news.sohu.com/20101024/n276326295.shtml

    揭秘維琪解密:華府眼中釘
    香港文匯報 2010-10-24 02:2
    http://trans.wenweipo.com/gb/news.wenweipo.com/2010/10/24/IN1010240005.htm

    維琪解密曝光40萬份伊戰密件:6成死者是平民
    QQ 2010-10-24 01:17
    http://news.qq.com/a/20101024/000038.htm

    千篇一律的報導——“無故射殺”、“虐囚細節”、“駭人聽聞”——“看似”義正詞嚴地指責美軍,卻又【全都迴避】美軍殺害伊拉克平民的“真實數字”,首肯默認“維琪解密”的10.9萬便是在間接否認120萬,妄圖減輕美軍罪責。然而,民眾似乎並不買賬:

    看看騰訊網後面的網友評論吧,這恐怕也是普世價值派所始料未及的。騰訊網的編輯們如果不刪除跟帖,評論裏反美、親毛的聲音就會一直占上風。騰訊等南方報系媒體要想控制線民思想,現在已經很難。民眾一旦覺醒,謊言便無法繼續。
    http://comment5.news.qq.com/comment.htm?site=news&id=26442308

    騰訊武漢市網友 bfs2010-10-23 11:29:07

    才10萬嗎??起碼是50萬才對!
    不要看維琪好象是反美的,其實他們中間有很多的美國要人,他們反美是有一定的理由的,或許是這樣的原因,或許是那樣的原因,但是在涉及到美國的根本利益的時候,還是要說假話的,這裏有更深層的因素,不管怎麼說,狗咬狗總是好事情,可以從中分化美國的.

    回復支持[6427]

    從前幾年的CNN在西藏事件上的造假,到最近主流媒體在汪暉事件到方舟子事件上的歪曲性報導,一系列事件已經教育了廣大民眾。當前絕大部分民眾已經覺醒,他們開始本能地懷疑美國的主流媒體如CNN等,也開始本能地懷疑中國的主流媒體如南方報系、騰訊等門戶網站、央視CCTV及炎黃春秋等右翼雜誌所提供的資訊。由於中國存在葉利欽式的人物,當前黨中央除了對人民網還有部分控制力外,其他所有的主流媒體幾乎都已被中情局所隱性控制。而此次維琪解密網站事件,更加證實了維琪解密網站不過是中情局為了給世界人民洗腦所玩的“無間道”把戲!美國為了控制世界輿論、為了給全世界人民洗腦可謂絞盡腦汁。

    然而仍然有少部分的所謂的學者、線民,至今仍然易受「央視」、「南方報系」等主流媒體誤導。比如前不久的方舟子-肖傳國案,某些學者竟然片面相信「央視」、南方報系等主流媒體所傳達的來自方舟子的單方面聲音,竟然完全沒看肖傳國一方的聲音,甚至連亦明的文章《方舟子惡鬥肖傳國始末》(見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1009/183405.html )都沒看過就對方-肖案妄下定論。

    在一個階級鬥爭激烈的年代裏,在一個資訊充分湧流的年代裏,幾乎對任何事物任何人物的評價(比如對美國、對毛澤東、對改革、對轉基因、對朝鮮……)都出現了兩種對立的聲音。如果你僅僅接受央視CCTV、美國CNN、中美國南方報系等媒體的資訊,而沒認真研究過烏有之鄉等獨立媒體的聲音,那麼“恭喜”你,你已經被中情局高度洗腦了。善良的人們,為了不被中情局洗腦,你們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心,一定要學會全面地掌握、理性地分析來自正反兩方面的資訊!

    附 文 1:

    “最大洩密案”疑似中情局導演

    作者:夏河年

    烏有之鄉 201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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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琪解密”似乎揭露了不少阿富汗戰爭內幕,包括濫殺平民、事後掩飾、未審先殺、巴情報機關暗助塔利班,等等,主要是2004至2009年底,駐阿美軍及情報人員撰寫的秘密報告。“維琪解密”創辦人阿桑奇希望這批公佈的秘密檔能像當年公開的東德秘密員警檔案那樣引起震撼,並提到戰爭罪,美國媒體認為這是美國歷史上最大的軍事情報洩密事件,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詹姆斯•鐘斯發表聲明說:“美國政府強烈譴責個人和組織洩露機密資訊的做法,這樣做會把美國人和我們合作夥伴的性命置於危險境地,威脅我們的國家安全。”

      希拉蕊在越南說,南海的主權爭議牽涉到美國的國家利益,這不是暗示而是明示要介入南海之爭,當即遭到中國外長楊潔篪的反駁,中華兒女更是群情激奮,並且出現了在美軍完成部署前的現在立即派兵教訓“越南猴子”的呼聲。在下對此不以為然,因為如果現在就對越南動手術,正中希拉蕊的下懷,中她老人家的下懷還不如中萊溫斯基的下懷呢,反正不比買彩票中了塊香皂更有意思。真要是幾句話就能挑起一場戰爭,希拉蕊會比見到女兒切爾西豪華的婚禮場面更開心,而我們則違背了“讓別人生氣而自己不生氣”的原則。啥時候動手術合適?答案是中國經濟的發展面臨巨大困難的時候,到那時,就輪到咱大規模開發南海了,開發商作業,解放軍護駕。我領海範圍內的越南建築統統是沒有經過咱國土局審批的,未來的南海市國土局也不會追認,開發與拆除違章建築同時進行。

      說到正中下懷,我突然覺得世界媒體正中了美國情報機關的下懷。真正機密的檔,如果有的話,維琪解密並沒有披露,而到處張貼的那些“秘密資訊”,在我看來,第一談不上有多秘密,因為在此之前大家就知道不少;其次,“嚴重傷害國家安全”完全是誇大其詞,除非有大料爆出,不信等著瞧,沒啥大不了的;最後,怎麼看怎麼覺得那些“機密資訊”的“披露”像是中情局的策劃。我們先看幾條媒體沾沾自喜的“秘密資訊”,看看有沒有美國情報機構蓄意而為的嫌疑。

      聯軍的攻擊行動共造成144宗涉及殺死平民的事件,導致最少195死174傷,但這些濫殺錯炸事件大多秘而不宣,掩飾了事。
      析:前後6年,致平民195死174傷,真要是這樣,我說句不好聽的話,那些入侵者即便不是“文明之師”也差不了多少,你這是揭露聯軍醜聞呢還是為聯軍塗脂抹粉?美軍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寧可錯殺一千也不放走一個”早就不是什麼新聞。

      秘密行動小組“黑色”特種部隊373,未經審訊下,擊殺或生擒目標人物,多達2000名塔利班高層及基地目標人物,被列入他們的“擒殺名單”,通常是直接擊殺目標而無任何生擒的意圖,共計抓捕殺死塔利班高價值目標的中等和高級指揮官2058人。這支部隊亦有誤殺平民、女人和兒童,甚至是擋路的阿富汗員警,事後盟軍通常只會向被殺平民的家庭作賠償了事。在2004年到2009這六年共殺死塔利班5萬8千多人,而從2001年到2009年10月為止共殺死敵軍10萬4千人。
      析:看起來就像是入侵阿富汗的“文明之師”正在阿富汗幹著該幹的事,偶爾會出點小錯,沒啥特別的,並順便恐嚇塔利班:爾等都已經在我的刺殺名單上,最好是躲在叢山峻嶺裏別跑出來,不然會小命不保,混入平民中也不管用,我們經常是不加區別的。花3年抓捕,花5年審判,美國電影看多了吧你?有了美軍阿帕奇直升機在伊拉克向平民亂槍掃射墊底,這些算什麼呀!真要是有那麼多塔利班士兵和高價值目標被消滅,塔利班現在還能存在嗎?現狀是塔利班已經捲土重來。美軍入侵阿富汗後,塔利班一直在避開美軍鋒芒,到被推翻時,武裝力量並沒有受到重創,後來則與美軍打起了遊擊戰。當然,加上被消滅的“小恐怖分子”是可能有那麼大數量的。

      最少有180個情報檔案質疑,巴基斯坦情報局為塔利班提供了資源、避難所甚至是武器,允許其情報機關的代表直接與塔利班秘密會面,商量建立武裝組織網路,打擊駐阿富汗美軍的戰略措施,巴基斯坦政府涉嫌秘密給塔利班提供指導和幫助,例如2007年4月,巴基斯坦情報人員將1000架電單車,給了一個和塔利班有關係的網路,這批批電單車可能用作自殺式炸彈襲擊。
      析:戰前巴基斯坦和塔利班是非常親密的盟友,巴情報機構和塔利班的親密關係舉世皆知,只是在美國入侵阿富汗前夕,在美國的威脅下分手。時任總統的小布希對巴基斯坦說:要麼支持我,要麼挨打,不許中立。此後,美國對巴基斯坦是威脅利誘並重。傻子才會相信巴基斯坦和塔利班頭天如膠似漆第二天便打起了生死架,美國有那麼天真嗎?這就好比一對因為非感情因素而分手的情侶,偶爾還會私下幽會,舉世皆知的關係算什麼機密?今日“解密”,恐怕還是警告巴基斯坦吧?不錯,巴基斯坦是因為倒戈而得到了一些美元,但巴國從此陷入了無休止的暴力迴圈中,談不上虧欠美國什麼。

      塔利班武裝在2007年用導彈擊落了1架直升機可能導致1名加拿大軍人死亡。
      析:這一點被廣泛理解為揭露美國隱瞞塔利班具有這種武器的資訊,實際上我們可以換一個角度理解,那就是:戰爭爆發後,加拿大死了1名外交官、2名記者、2名援助人員和140多名軍人,而塔利班手裏的導彈6年內總共才打死1名加拿大軍人嘛,根本不必當一回事,小弟們別忙著撤,留下繼續幫幫老大吧。

      被問及白宮是否會採取措施、迫使維琪解密停止公佈檔,白宮發言人羅伯特•吉布斯回答說:“我們只能請求掌握這些秘密檔的人不要繼續對外公佈。除此之外,我們無能為力”。
      析:這話被廣泛理解為美國對自由價值的崇尚並被某些人表彰,而實際上,除非你有對抗的手段,否則的話,為了“美國的國家利益”,啥事他都敢做,包括自由地捏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情報以及虐待戰俘、掃射平民。

      據說是由於洩密者愛國心尚存要求把“傷害減至最小”,“維琪解密”網站同意暫時扣起其餘1.5萬份機密檔,總之是迄今為止世人並沒有看見爆什麼大料。實際上,對於已經公佈的檔,維琪解密網站都隱去了告密者的真實姓名。維琪解密又提供了一些文檔供世人下載,但它是加密檔,能下載不能流覽。這可以理解為維琪解密的自保手段,意思就是說,如果你美國要迫害我維琪解密成員,別怪我向公眾交出密碼,但也可以解釋為為了增加可信度而故弄玄虛,畢竟已經公開的充其量只是一些秘密檔,談不上機密檔,太大的價值是沒有的,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大料放在無法打開的另外1.5萬份文件中。為了將戲演得逼真,22歲的美軍情報專員曼甯以及與之有來往的麻省理工學院電腦專家被公開列為情報洩密嫌疑人,曼寧已被從科威特的監獄押解回國。
      總體感覺,這次的“維琪解密”更像是美情報機構導演的一出戲,情報機關通過欺騙“維琪解密”而欺騙全世界,因為有些話讓第三者說出來比自己說出來更顯得可信,比方說,如果五角大樓說從2004年到2009年的6年間,總共有195名阿富汗平民死于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聯軍誤炸,輿論肯定不會相信,比如我就會說“將195這三個阿拉伯數字倒過來念還差不多”,讓維琪解密以洩密的方式披露,可信度就高多了,畢竟該網站曾經是扔過重磅炸彈的。

      美國《防務新聞》週刊網站7月27日報導:美國兩黨共同組成的一個高級國防專家小組稱,五角大樓的支出計畫和節約成本的努力將無法滿足現代戰爭的供給需要,而美國很可能需要與包括迅速現代化的中國軍隊在內的未來敵人進行這種現代化戰鬥。《防務新聞》披露這樣的資訊,要麼是對中國無所顧忌想說啥說啥,要麼是系列誤導手段之一,比方說引誘中國趁美軍準備不夠充分時與越南開戰,聯繫到“最大洩密案”高度疑似美情報機關導演,咱不能聞雞起舞,該幹啥幹啥,如果要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美國在演戲,咱要多看看,別第一幕沒結束就感動得稀裏嘩啦擦了好幾包餐巾紙。先將中國-東盟自貿區搞紅火,去南沙拔釘子戶可以作為拉動經濟的手段儲備。中越必有一戰,但不要在美國希望的時候開戰。中美之戰在真偽之間,就看我們的準備是否充分,準備充分,判斷準確,謀劃得當,或可免,或來了也不怕。大國的戰略欺騙和情報機構的戰術欺騙是常有的事,自己要有主心骨。我說的是維琪解密疑似美方假“羅寧”之手“洩密”,還有一種可能是俄羅斯情報機構報復抓捕俄方間諜,由於維琪解密的消息途徑眾多,美方釋放的假資訊和俄方的真資訊混到一塊兒,但真正的料,俄方也僅僅是作為威懾手段加了密,一般不會付諸實施,要知道,梅德韋傑夫的親美意識挺重的。
      朋友從澳門帶回幾包當地香煙,價格和我們江西老表的“吉品金聖”差不多,二十幾塊錢一包,較貴而不很貴,品質比“吉品金聖”就差多了,煙絲粗細懸殊,口感簡直沒法比,好不容易抽完(朋友送的,我無論如何也不會扔掉),我順嘴說了句“可憐的澳門人民,咋抽這麼差的煙?”,當然是玩笑話,澳門人民比江西老表富裕多了,這我清楚。可見,即便是親自耳聞目睹,還是要加以分析,不然容易出錯。這一波的維琪解密,真實性難以核實,蹊蹺之處過多,大夥兒還是多看看,多想想,別忙著下結論,我也不敢說美方自導就是最後的結論,提供另一個思路而已。

    附 文3:

    國內輿論陣地都讓美帝的打手南方系佔領了

    作者:利楊

    南方系某員工得意忘形,說出了這樣的話:“我告訴朋友,在四大門戶中,QQ的總編輯是前南方週末的陳菊紅,搜狐主管博客的趙牧是前南方週末的、劉同學新征是新京報來的,新浪也有不少前南都和新京報的舊人,而網易就不用說了,從副總裁、總編輯、副總編輯、總監甚至到各個頻道的主編,大部分都是南方報業出來的。

    昨日在天涯上看到一則帖子,是關於騰訊新聞造假的,作者以詳實的資料指出了騰訊那篇《前駐波蘭大使稱讚波蘭政府節約》的新聞純屬造假。很多人大為吃驚,騰訊,一個全國性的特大媒體,為何會造假呢?其實,這根本就不用奇怪,因為騰訊是南方系控制的媒體之一,只要有能攻擊黨和政府的新聞,他們是決計不會放過的,哪怕為此造假。說起來,中國的媒體存在一個南方系,早就不是什麼新聞了,當年南方系大佬宣稱控制了中國90%的媒體的豪言壯語,依然在耳,由此可知,我們的中宣部,到底打了多久的瞌睡。

    南方系,其得名來自於一個很著名的報紙——《南方週末》,《南方週末》是什麼樣的報紙,不用我多說,大家都很清楚,因為很出名,尤其是以攻擊社會主義、共產黨出名。南方報業集團在形成氣候之後又相繼推出了幾種報刊雜誌,雖然他們自稱自己的宗旨是以“反映社會,服務改革,貼近生活,激濁揚清”為特色;以“關注民生,彰顯愛心,維護正義,堅守良知”為己責。但是,隨著網路的發達,不少人都看出了這個集團其實是以“和平演變中國”為自己最大的責任,所謂的良知,只是對美國大老闆的良知,至於對中國人是否有良知,很抱歉,精神上已經是美國公民的南方系眾人,可是徹徹底底將國民當做屁民來看待的,屁民,最好騙嘛。

    南方系的形成尤其歷史的原因,與當年改革開放之後對美國形成的狂熱崇拜有著直接的聯繫,也與小平同志在對待左派的問題上矯枉過正有著莫大的關係,在防左,防右問題上,小平同志堅決的執行了“主要是防左”的政策,對右派基本上是放任自流,這給了南方系形成的政治環境和思想環境。隨著南方報業集團的逐步壯大,蘇東劇變又緊接著發生,南方系一下子就找准了自己的目標——“和平演變中國”,而且,隨著南方報業的諸多編輯開始向外流動,猶如一種病毒一般開始侵蝕中國的媒體,到後來,南方系某員工得意忘形,說出了這樣的話:“我告訴朋友,在四大門戶中,QQ的總編輯是前南方週末的陳菊紅,搜狐主管博客的趙牧是前南方週末的、劉同學新征是新京報來的,新浪也有不少前南都和新京報的舊人,而網易就不用說了,從副總裁、總編輯、副總編輯、總監甚至到各個頻道的主編,大部分都是南方報業出來的。 ”

    所以,騰訊會在新聞上動手腳,根本就是情理之中的事,經常上網的朋友大概都遇到這樣一種現象——自己的評論發言並不會顯示出來,甚至常常被以違反“國家有關規定”的理由給直接阻攔掉,或者刪除掉。然而,我曾經遇到過這樣一件事,眾所周知,新華網,人民網,某種意義上就是黨的網站,國家的網站,按理說,這種網站上對所謂的“國家有關規定”執行的應該是更為嚴厲的,但是,當我將從新華網的網站上看到的內容複製下來,發到網易的評論裏時,網易告訴我“內容不符合國家有關規定”,很搞笑,不是嗎?如果國家有這種規定,在新華網上是怎麼發表出來的?最搞笑的是,這個內容並非攻擊黨和社會主義的,而是擁護黨和社會主義的,哪個國家會傻到規定“只准攻擊我,不准擁護我”?南方系的人真是聰明,對不符合自己口味的觀點,就打著“國家有關規定”的旗號直接河蟹掉,將矛盾直接轉移給黨,當然,他們也會放行一些跟他們意見不一致的內容,不過,很快就會被淹沒在更多的跟他們意見一致的評論之中,通過技術手段,強行的將評論倒向自己,然後,就宣稱,這是民意。手段雖然老套,不過,對於在獲取資訊上往往存在滯後性的普通人來說,著實是相當的慣用。

    在網路尚未普及之時,南方系的報刊雜誌可以經常編造一些假的不能再假的新聞,但是,這些新聞是國外發生的,沒有網路的人無法向外獲得資訊,所以,他們蒙蔽了不少人。然而,網路逐步普及之後,老的手段不行了,跟不上這一變化的《讀者》,《特別關注》,《青年文摘》等逐漸的被人剝去了神聖的光環,露出了腐朽的軀體,能被其所蒙蔽的人群變得狹小。而南方系卻很厲害,他們乘勢入侵了網路,控制了門戶網站,而開始了一種新型的造假,我將其稱之為“真實的謊言”。何為“真實的謊言”?高等數學之中,有這樣一個最為基礎的概念——極限,而“真實的謊言”,就是一種極限狀態下的謊言,這種謊言無限的趨近於真實,讓人難以辨別,尤其是對於無法獲取完整資訊的民眾來說,更是很難分辨其是真是假,而受其蒙蔽。

    一個國家,社會制度發生根本性改變,其先兆往往就是思想的混亂,而造成思想混亂的,往往便是媒體,哪種力量控制了媒體,他們就能控制人的思想,就能為所欲為,蘇東劇變的教訓猶在眼前。蘇聯,在歷史教材上將其解體多往經濟原因上套,這很正常,因為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革是以建立市場經濟為目的,那麼,為了在人民中肅立這麼一種非建立市場經濟不可的思想,自然要把蘇聯和東歐當靶子。然而,事實上,蘇聯的解體,最主要的原因是政治原因而非經濟原因,如果不是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的相繼去世,他們所進行的對蘇聯有益的經濟改革被繼任戈巴契夫瞎整一氣,然後又為了轉移黨內對其的職責亂搞政治改革的話,蘇聯,很可能並不會解體。而我們的北方,也許會壓著一個龐然大物,從這點上看,蘇聯解體是值得慶賀的。然而,戈巴契夫一上臺就開始鼓吹所謂的“新思維”,要建立所謂的“民主社會主義”,將整個意識形態領域交給了以整垮蘇聯為己任的雅科夫列夫,雅科夫列夫通過操縱媒體,將整個社會的思潮弄亂,同時,通過媒體,將西方世界扭曲成幻想中的天堂報導給對外界並非很瞭解的蘇聯民眾,兩個人一個在政治經濟上破壞蘇聯,一個在意識形態領域裏瓦解蘇聯,最終葬送掉了蘇聯這個龐然大物,戈巴契夫在將蘇聯整垮後表示:“自己達到了目的,感到很安心”,而雅科夫列夫在蘇聯解體,人民遭受巨大苦難將矛頭指向他時,便打造出了一本《一杯苦酒》,為自己的行為辯解。

    歷史,就是一面鏡子,我們將鏡子照向蘇東劇變的歷史,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南方系所在做的一切,無非就是雅科夫列夫們的翻版。80年代,南方系尚未壯大之時,在做這件事兒的是北方的中青系,也就是“中國青年報”在做如此的事兒,現如今,中青系已經沒落,但是從“中國青年報”中仍可以看到他們依舊在延續其80年代的所作所為,只是,遠不如南方系犀利罷了,我讀高中之時,“中國青年報”有個“冰點時評”,不是同樣用著南方系的手段嗎?再往前推,04年雅典奧運會時,當時的《成都商報》體育版有個特約評論員的文章,不是跟南方系同屬一系嗎?直到今天,在《中國青年報》上,我們不也是能看到一個名叫張XX的人在那兒極力的鼓吹私有化,聽聞山西國進民退,比自己死了母親還要如喪考妣嗎?也許,對南方系的人來說,所謂的民主就是“我絕不讓你發表意見,但我誓死扞衛我自己發表意見的權力”吧,行了,寫了這麼多,突然覺得,有個南方系也好,任何事物都有其兩面性,沒有了南方系,西方又該攻擊你沒有了“言論自由”了 。

    騰訊網友對《維琪解密網公佈40萬份伊戰檔 稱逾10萬人喪生》的評論
    http://comment5.news.qq.com/comment.htm?site=news&id=26442308


  15. 2011/09/23 於 21:28 patchpieces

    陰謀—-妖魔化國有企業背後的西方資本財團身影

    自從西方經濟理論特別是新自由經濟理論在中國“大行其道”並且成為經濟學的所謂主流之後,“妖魔化”公有制和國有企業的“聲音”就此起彼伏,至今綿綿不絕。即便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被美國的(老鼠會式的龐氏騙局)金融危機給撞擊的千瘡百孔,信奉新自由經濟理論的“中國精英”們也沒有停止過對公有制和國有企業的“攻擊”。

    西方經濟理論的“擁躉”們如此“熱衷”於攻擊公有制和國有企業從一開始不是學術和理論問題,而是實實在在的利益之爭。要搞清楚對公有制發動“進攻”的原因就不得不注意新自由經濟理論的核心觀點:市場自由化、企業私有化和經濟全球化。
    新自由經濟理論的觀點可以用兩句話來概括:主張資本的自由流動不受行業、地域和國界的約束,讓大小資本和企業的競爭盡可能少受規則約束。
    由此也不難發現,新自由經濟理論的觀點最“符合”大資本的利益,而在當今世界,實力最強的資本就是跨國資本及其背後的西方資本財團。

    為了實現資本的自由流動和自由競爭,西方經濟中的新自由經濟理論不僅僅把計劃經濟和公有制“視為敵人”,而且極其排斥國家干預,一切干預資本行動自由的客觀存在,包括國家界限,都是新自由經濟理論批判的對象。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主張的自由市場經濟和資本跨越國界的自由流動,“表面”的理由是以市場的自由運行來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但是在“實際上”,這種反對約束的自由市場經濟理論的最大受益者是西方跨國資本極其背後的資本財團。新自由經濟理論的本質是把動物法則作為經濟運行的最高法則,實現動物法則指導下的企業競爭。新自由經濟理論的哲學基礎就是達爾文的進化論。

    對於動物世界的強者來說,它最大的敵人是可以跟其匹敵或者妨礙其自由捕獵的對手,最需要做的就是“消滅掉”面前的可能的對手,以最大程度的佔有更多資源。對於市場上的競爭來說也是如此。西方壟斷基本財團擁有最強的資金實力、最豐富的競爭經驗、最有利的競爭規則、最強大的資源和市場控制能力,是市場上的最強者。強者最希望的是“沒有規則(對手領域上放任式自由)”或者按照自己制定的規則去進行角逐,最希望的是“沒有裁判員”或者自己就是裁判員。當今幾乎所有的市場運行規則都是以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西方主導的國際經濟組織“制訂”的,這些“規則”的最“基本原則”就是“保障”跨國公司及其背後的西方資本財團的“利益最大化”。隨著資本主義發展到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資本財團“隱蔽”在幕後,一手掌握著西方主要資本國家的政治權力,一手又通過西方資本國家的“代理人”控制著主要的“國際經濟組織”,一方面掌握了資本,一方面又控制了國際規則制定權,一方面是運動員,一方面又是仲裁者。在一個開放性的市場上,在有利於自己的經濟規則約束之下,跨國集團就可以做到無堅不摧。

    對於西方資本財團而言,他們實現利益最大化的最大障礙,就是不在其控制之下的國家的公權力、不符合自己利益的規則和以此為依託建立起來的國家直接控制的企業。一個不受跨國資本控制的國家可以通過制定本國的規則,讓跨國資本在該國的規則下進行競爭,消除了跨國資本的規則優勢,還可以利用規則來保護本國的民族企業和幼稚行業,而且,該國的國有企業有國家力量作為支持,通過國家力量實現了資本的聯合,可以把眾多個小舢板組合為一個聯合艦隊,面對跨國資本航空母艦的衝擊,具有相當的抵抗能力,可以在跨國資本的巨無霸面前不被摧毀。這樣在極大程度上妨礙了市場強者的通吃行動。

    由此,我們不難看出,為什麼新自由經濟理論如此的否定公有制和國家干預。不受西方資本財團控制的國家制定規則和國家力量支援的公有制企業,實在是影響西方資本財團攻城掠地的最大障礙。

    新自由經濟理論在中國的大行其道,背後也當然離不開西方資本財團的支持,活躍在中國的大大小小的西方“基金會”一直在不遺餘力的“培植”信奉和傳播“新自由經濟理論”的中國精英學者,為他們的研究項目創造機會和提供資金支援,讓這些學者精英在學術、教育和輿論等方面推廣新自由經濟理論;通過影響中國的平面媒體和網路媒體,對這些精英學者進行包裝,提高他們的曝光率,製造學術明星,形成精英崇拜,再通過媒體把他們的聲音放大,把新自由主義的媒體充斥於各大媒體,進行潤物細無聲的“洗腦式”地毯宣傳;通過對教育領域的滲透,讓新自由經濟的理論進入大學課堂,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課堂上給邊緣化,在一代代學生頭腦中植入進行新自由經濟理論;通過各種手段對決策部門施加影響,讓新自由經濟理論盡可能的體現於政府的決策中,付諸中國的經濟實踐。跨國公司是新自由經濟理論在中國的批發商,通過中國的主流經濟學者對國有企業的批判和攻擊,反映了跨國公司和其背後的資本財團在中國的利益訴求。妖魔化公有制和國有企業,是為了拆除中國的國有企業對於跨國企業控制中國經濟的控障礙;反對計劃經濟和國家干預,是為了跨國資本盡可能少受限制的發展;鼓勵中國減少投資和貿易門檻,是為了更有利於跨國資本在中國的投資和貿易行為;鼓勵中國融入全球化,是為了把中國的企業置於有利於西方資本財團的國際規則之中進行獵殺。

    有資料表明,中國28個主要行業,外資占多數資產控制權的占了21個,每個已經開放產業的前五名幾乎都是由外資控制。這21個行業,基本都是國有企業撤出的行業。中國的私營企業在西方跨國公司的群狼面前,基本還是無法形成有效競爭力量。這就顯示了一條規律,凡是國有企業大規模退出的行業,中國的私營企業,在方跨國公司的群狼面前,基本還是無法形成有效競爭力量。沒有國有企業的積極參與,中國很多行業必然會淪為外資馳騁的領域。國有企業是中國唯一能抗衡西方壟斷資本控制的跨國企業的市場主體力量。國有企業的大規模退出,雖然給中國的私營企業讓出了發展的空間,但更是給跨國企業控制該行業創造了機會。一個行業被外資控制,這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都可能會變成經濟安全問題。

    中國的國有企業雖然退出了很多競爭性行業,但是關係國家經濟命脈的行業還控制在國有企業手中,這是中國在融入全球化體質後,還能夠抵禦金融危機肆虐的一個重要因素。如果中國的國有企業基本被私有化,那麼外資就自然會進入到中國的最核心的經濟領域中,那麼中國的經濟安全乃至國家安全都會掌握在外國資本勢力之手,中國的經濟主權會因此而受到跨國資本的衝擊。這是西方資本財團夢寐以求的事情。經濟是基礎,經濟一旦淪為外資之手,那麼政治也難以保持完全的獨立。從這個角度上,做大做強國有企業,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是一個政治問題。不僅僅是經濟利益攸關的問題,而且是關係國家主權和國家安全的大問題。

    在國有企業的問題上,蘇聯和俄羅斯給我們提供了前車之鑒。
    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接受西方出具的經濟藥方實行的“休克療法”就是完完全全的“新自由經濟理論”烹製的。其主要內容就是實行“國有企業私有化”、完全的自由市場化。
    這種“改革”的結果,是同1990年相比,1991年下降了8%,1992年下降了19%,1993年下降了32%,到1995年經濟總量下降了一半。從1992年1月至1993年9月這一期間,物價上漲了162倍,而居民的現金收入只增加56倍,這就意味著人民的實際生活水準下降了2/3。由於“休克療法”,人民僅在1992年就損失了9000億盧布以上。“改革”把大部分俄羅斯人拋向了貧困線,甚至赤貧。 1992年俄羅斯年通貨膨脹率高達2000%。伴隨著俄羅斯經濟總量的萎縮,俄羅斯的經濟結構也日趨惡化,資源和電力行業成為經濟的主要部門,經濟結構單一且不合理,昔日的工業門類齊全的工業強國淪為主要依靠出賣資源為主要收入的國家。
    俄羅斯的“私有化”實際成為歷史空前的“大規模腐敗”,價值2000億美元的國有企業私有化的所得收入只有72美元,原本屬於全體人民共同共有的財產以超音速的速度變成少數金融寡頭的私有財產。俄羅斯的“私有化”同時也演變成一場外國資本對蘇聯時期七十年積累進行“洗劫”的盛宴,有資料表明,美國利用蘇聯資本市場的放開,通過一系列的金融導彈轟炸,最後僅僅動用了幾億美元就把前蘇聯人民積攢70年的財富—價值28兆(萬億)美元的財富席捲而走。在這場“財富洗劫”中,新自由市場經濟理論烹調出的“休克療法”其威力簡直勝過任何幾百顆氫彈。依據“新自由經濟理論”“泡制”出的“華盛頓共識”在東歐、拉美和東南亞地區,基本實現了同樣的“結果”,都是經濟命脈最終淪為“外資控制”,成為外國資本的“經濟殖民地”,很多國家的最核心資產都淪為外資的“囊中之物”。“新自由經濟理論”簡直就是一把威力無比的“搶劫兇器”。

    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成為世界第二,但是經濟的“高度外向型”和外資對中國諸多行業的壟斷地位,給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敲響了“警鐘”。中國和俄羅斯相比,比較幸運的是,新自由經濟幾輪的“完全私有化”和“完全自由的市場”還沒有得以完全實施,所以中國至今還通過國有企業保護住了自己的最核心的經濟命脈。但是如此同時,已經享受過經濟私有化和市場化創造的洗劫盛宴的西方資本財團們面對中國剩餘的國有企業和國有企業控制的核心經濟部門一直沒有放棄覬覦之心,一直沒有停止過努力。它們通過在中國的“利益代言人”,通過它們影響和“操縱”的“(四大門戶)網路媒體”片刻也沒有停止對國有企業的“輿論圍剿”。任何行動,輿論先行。跨國資本“隱藏”於背後,和中國的私營企業一起合唱,由中國的主流精英“衝鋒在前”、不斷造勢的“國退民進”協奏曲正是為了“瓜分”剩餘的國有企業,以求得對中國經濟最核心領域和經濟命脈的“完全控制”。對於這樣的一些圖謀,我們不應該放棄警惕之心。

    事實上,現在把中國經濟改革“造成”的“貧富懸殊”等一系列問題的重要原因“歸於”國企壟斷正是竭力啟動新一輪國退民進大潮的“輿論動員”。而中國的經濟現實也清晰的表明,“所謂”的國退民進往往會變成“國有資本撤退外資乘虛而入取得行業控制權”這樣的一個遊戲。國有資本的退出,讓中國的私營企業成為一個個分散的個體去面對具有強大實力的跨國資本,很容易就失去行業控制地位和行業定價權,最終的結果就是從國有變成私有,然後再變成“外資擁有”。中國的二十一行業被“外資”占控制地位就是基本通過這個“方式”來實現的。

    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們他們“所謂”的理論創新從來沒有超出西方經濟學的範疇,打著理論創新的“幌子”售賣西方經濟學特別是“新自由經濟理論”的方子,三十年來,中國的“知識精英”是一直這麼做的。為了給“國退民進”製造理由,他們所謂的“國退民進”的理由就是國有企業沒有效率,

    當西方經濟學,特別是新自由經濟理論“被炒作”成主流經濟學之後,對國有企業的評價權就落入了中國主流經濟學者的手中,同時憑藉他們掌握的話語權,國有企業“被妖魔化”是一種必然。

    西方經濟學雖然流派林立,但是他們有著共同的理論根基。在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新自由經濟理論和凱恩斯主義是交替占主導地位,但是也一直共生共存。新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的共同點,就是都把維護資本特別是大資本的利益作為自己的最高準則,就跟動物法則的最高準則是“弱肉強食”一樣。當資本主義國家實行一段時間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之後,大資本在自己制定的遊戲規則中不斷勝出,通過大魚吃小魚的遊戲,讓資本和資源進一步集中於少數大資本手中。由此造成了社會的貧富加劇,導致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和社會矛盾的加劇。失業率增加,社會有效需求萎縮,生產的相對過剩加重,經濟危機發生。這個時候,凱恩斯主義就會登臺,政府開始干預經濟,通過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增加社會就業機會,創造社會需求。但是另一個相應的結果是政府負債增加。而美、英等國家的“貨幣發行權”是掌握在“金融寡頭”手中,政府的負債就變成了金融寡頭對政府因而也是對該國家人民的債權。隨著利息的增加,債務的雪球越滾越大。隨著負債的增加,政府對金融寡頭的依賴性越來越強,債務象一條越收越緊的絞索一樣套在政府脖子上;金融寡頭作為政府的債權人,對政府的控制就一點點的加大。這點在美國和英國表現的尤為“明顯”。新自由主義更有利於大資本在市場上的資本集中,凱恩斯主義更有利於大資本把政府變成資本的僕人。通過交替使用新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政策,資本日益集中於“壟斷資本”手中,政府正式變成壟斷資本的僕人。資本一手控制了經濟資源,一手控制了政治資源。這是多麼巧妙的遊戲,一切都在“自由”的規則之下進行,“表面上”多麼符合自由和法治,結果卻和草原上的弱肉強食的動物淘汰沒有兩樣。區別在於,獅子老虎只能享受動物法則的對己有利的因素,卻沒有權利去制定規則。而壟斷資本本身就是獅子老虎,還有權力制定規則。歷史上最不公平的遊戲規則,就是在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下實現的,還美其名曰“現代文明”、“自由民主”、“普世價值”。

    因此,所謂的自由經濟理論,雖然在表面上和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理論長期對峙,但是這兩種理論的核心不但沒有衝突反而是一致的,都是堅持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作為理論的基礎。這點非常類似於政治領域的資本主義兩黨制,資本主義的兩黨制雖然主張微有不同,但是基本主張和基本立場在維護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生產關係這個基本立場是沒有任何不同的。
    簡而言之,無論是新自由經濟理論還是凱恩斯主義經濟理論都是站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對立面,都是把維護資本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

    同樣,無論是奉行新自由主義還是凱恩斯主義的中國所謂的主流經濟學者,“都只”反對國有企業的壟斷,卻“從來沒有”反對過外國資本在中國形成的壟斷。
    國有壟斷是壟斷,外國資本的壟斷“難道”就不是壟斷了嗎?
    這種在壟斷問題上的“雙重標準”正是這些喊著“為民”的主流們的“狐狸尾巴”。
    在這些主流精英的“心裏”、眼裏和嘴裏,私有制企業就是民企,資本家就是“民”而真正的全民所有制企業被他們口誅筆伐多年。先是把全民所有的所有企業變成了一個國家充當所有者的國有企業,喊著產權清晰的旗號搞的產權反而不清晰了。國營企業是全民所有,政府只有經營權,國有企業,則是國家所有,政府代行所有權。一字之差,企業的主人就變成了看客,全民所有制變成了向私有制轉變的中間狀態。
    然後,這些所謂的主流們,就開始攻擊國有企業壟斷,讓他們心中的民介入,企圖把國有企業“私有化”。
    而“私有化”的大餐真的會落入這些民間資本家手中嗎?
    那是做夢!
    規模如此之大的國有企業,只有外國資本,才有實力笑話。
    “私有化”的“最終結果”就是從國有壟斷變成了“外資壟斷”。
    這就是“妖魔化”國企的“終極目的”。

    雖然現在的國有企業與社會主義的國營企業有著很大的不同,本質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組織形式,但畢竟相比較私有資本而言,更接近社會主義。中國的蘇丹紅、毒奶粉、地溝油、跳樓死、黑磚窯等等最尖銳的社會問題有多少不是冒稱“民營”的私有經濟的傑作?
    但是在主流學者和主流媒體的“雙重標準”之下,“私有經濟”出現的“問題”再大,就歸因為改革不夠深化、市場不完善;
    國有企業出現了問題,那應該把國有企業連根拔除。
    “雙重標準”簡直成了這些人的救命稻草。在“雙重標準”的廣泛使用上中國的主流們已經成功的實現了和國際的接軌。

    國有企業確實存在問題,問題的根源是把全民所有改成了國家所有,把國營企業的集體領導機制和職工的民主管理機制給故意取消了,形成了權力的失控;再把國有企業變成了市場競爭的主體,國有企業變成了資本逐利的工具,這必然會導致與民爭利。
    所有問題的“根源”就是“私有化”。解決國有企業的問題,只能是社會主義方向,把國有企業重新變回國營企業,恢復和完善企業的民主化管理機制,重新把職工變成企業的主人國企的運行重新置於工人和人民的監督之下。

    資本主義私有制企業運行了幾百年了,至今都沒有找到真正有效的激勵和約束機制。華爾街金融機構“導致”的(老鼠會式的龐氏騙局)金融危機,證明了所謂外國先進管理經驗的“神話”破滅。一個造成(老鼠會式的龐氏騙局)嚴重危機的管理模式和機制,我們如果還繼續去學,那無異於跟死人學習自殺技術。公有制企業遇到的管理問題,在私有制企業裏都能找到。公有制沒有解決的管理問題,私有制企業也沒有解決。
    相反,私有制企業解決不了的企業管理問題,公有制企業尋找到了更高級的管理思想。我們曾經有了一個到現在都世界領先的企業管理思想和管理機制—-鞍鋼憲法,我們需要把它找回來,完善它,而不是丟棄。美國企業管理學日本,日本企業管理管理的三大精髓“年功序列”、“終身雇傭”、“目標管理法”,在鞍鋼憲法中,都能找到。而且,鞍鋼憲法所核心的企業是為人民服務的理念,卻不可能在資本主義的私有制企業的管理思想中找到。

    文/大眾民主

    2011-9-23  民聲網 


  16. 2011/10/01 於 16:27 patchpieces

    普世價值在破產,資本主義在破產——看英國騷亂

    ——“最近國內發生的事情不是政治事件,而是暴亂,是搶劫,準備動用軍隊恢復秩序”;  

    ——“我們不允許恐懼文化在我們的街頭存活。騷亂震驚了整個國家,這完全是犯罪,對此絕對沒有任何藉口”;   

    ——“我們不僅看到了暴行,也看到了搶劫活動,還看到了謀財害命的罪行。這是純粹的犯罪行為。這些暴民將被繩之於法,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價”;   

    ——“大量店鋪遭到劫掠,許多建築物被縱火點燃,員警正與騷亂人群對峙和混戰”、“各地拘留所人滿為患”、“對人群使用橡皮子彈”、“77%的支持派遣軍隊,33%的認為警方可以實彈射擊暴亂分子”;   

    ——“在騷亂時關閉社交網站禁發手機短信”;   

    ——“發誓要將監控攝像頭錄下的暴亂人員面目公之於眾,並且絕不會讓虛偽的人權關注擋道”;   

    ——“警方已宣佈,正在監控推特等社交媒體,鼓動騷亂者將被逮捕”;   

    ——“政府有關部門決定遮罩twitter和facebook網站,因為這些網站起了很壞的作用”;   

    ——“為有效打擊暴徒,將採取新的緊急措施,其中包括給員警部隊更多權力,員警可強行摘掉被懷疑人的口罩等遮蓋面部的遮擋物,以便攝像探頭清楚拍攝他們的行動,並進行辨認,另外要施行宵禁”;   

    ——“如果有人利用社交網路製造暴力,我們需要阻止他們。所以,我們正與警方、情報部門和業界合作,研究是否應當在我們知道有人策劃暴力、騷亂和犯罪時,阻止他們通過這些社交網站和服務串聯。”   

    ——“此次騷亂的發生和蔓延與一些年輕人熱衷模仿暴力遊戲並利用微博、社交網站和擁有免費加密通信功能的黑莓手機互通聲氣有很大關聯”;   

    ……   

       

    上述種種如果是中國政府處理藏獨疆獨暴亂時幹的,“人權衛士”、“普世價值”們非歇斯底里大發作跳到天上去不可:“迫害人權”、“慘無人道”(居然敢說人權虛偽,還敢說“絕不會讓虛偽的人權關注擋道”)、破壞新聞自由……種種罪狀大帽子足以把人壓死。  

    然而正因為“這一切”是英國祖宗幹的,“人權衛士”們個個頓時“閉上了鳥嘴”:
    歐、美記者們“沉默”了,
    人權組織沉默了,
    美國這個世界員警沉默了,
    滿口“民主、自由”“三權分立”、“普世價值”的國內“精英”、“法學家”、充滿“道德的血液”的“獨立知識份子”沉默了,
    以往中國國內或者第三世界國家只要有一絲一毫動靜就要大肆宣揚、破口大駡的“英雄氣概”全縮到褲襠裏去了——不信看看這群豬這時候還敢說半句諸如“人權高於主權”、“設立禁飛區”、“交付海牙國際法庭審判”之類否?  

    伊朗內賈德稱,“如果這種情況的1%發生在那些反對西方的國家,聯合國和人權組織就會發出尖叫,直到嘶啞。”   

    俄羅斯專家質問:去年底莫斯科馬涅什廣場球迷發生騷亂時,俄政府出動特警進行驅趕,當時包括英國在內的西方國家對俄羅斯此舉提出批評,認為俄這是限制群眾民主,侵犯人權。現在英國出動員警鎮壓騷亂者又應當如何說呢?   

    一個突尼斯小販被城管逼死了,家屬親友找政府算帳:“你不給我一個說法,我就給你一個說法”,結果就被說成了“茉莉花革命”。   

    一個英國黑人青年被員警開槍打死了,家屬親友找政府算帳:
    “你不給我一個說法,我就給你一個說法”,結果就被說成了“騷亂”。   

    一個是自殺,一個是被槍殺;為自殺的討說法算是“革命”,為被槍殺的討說法算是“騷亂”。   

    水均益說英國騷亂“沒有任何目的”,並以錄影證明:“打砸搶燒,無政府,而不是抗議示威”。
    這位央視主持人的節目跟他的為人一樣“不老實”。他“隱瞞”了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員警開槍打死人——民眾前往警察局門口抗議——要求真相和正義——喊出“要公正”、“要工作”的口號——演變成暴動騷亂。可見事情一開始不但有目的,而且目的性非常明確:抗議員警殺人、要求真相正義、“要公正”、“要工作”。  

    (一位28歲青年菲力浦說:“這是工人階級的起義。我們要重新分配財富。”他說,人們對警方的不信任,是引發騷亂的重要催化劑。一位托特納姆區居民說:“在倫敦,在托特納姆的街道上,員警經常騷擾我們、粗暴地對待我們。我們為此提出申訴,他們卻全不當一回事,認為我們是在開玩笑。而這一切僅僅因為我們是有色人種,是黑人……我們需要做一些事情,讓人們睜開眼睛,看看這裏的真實情況。”)  

    這難道真的“沒有任何目的”?難道不是抗議示威?
    但這些基本事實水均益“隻字不提”,“更不肯”播放見證這些事實的錄影,只專門“大肆渲染”暴動和騷亂等後來的事,並據此得出結論:“沒有任何目的”。顯然他玩的是“秦瓊賣馬”的老把戲——掐頭去尾只給你看中間的那一段,再用中間的那一段給全過程下結論。  

    這就是“普世價值”們的“真實嘴臉”。在“南方報系”、騰訊、新浪等媒體嘴裏,這事發生在西方叫“騷亂”,發生在獨聯體叫“顏色革命”,發生在中東叫“阿拉伯之春”,發生在中國叫“民主革命”。  

    國有的鐵路客運出事就是“體制問題”、“國有制壟斷的惡果”,就要借此大鬧“鐵路私有化”,私有的公路客運、工廠煤礦、建築工地事故不斷司空見慣則決不允許說是“體制問題”、“私有化的惡果”,更不准因此鬧“公有化”。  

    當以為造成漏油面積達到840平方公里的中國渤海石油洩露事故的罪魁禍首是國有企業時它們立刻“如同瘋狗”一般狂吠狂咬鋪天蓋地聲討“國有壟斷企業”的滔天罪行,
    一旦發現“真正的肇事者”是美國康菲公司,全體立刻“偃旗息鼓”乖乖閉嘴“裝聾作啞”,仿佛什麼事都沒發生過。  

    (國內老百姓如今只被拼命引導著關注7.23動車事故、事故賠償和鐵路私有化,有多少人現在尚能知道並關注渤海漏油事故和燒死41人的7.22客運事故的處理、賠償和責任追究?)  

    可見所謂“人權”、“公平”、“正義”、“公正”、“客觀”、“實事求是”、“普世價值”之類天花亂墜娓娓動聽全都不過是“作戲”。  

    “無利不起早”。“普世價值”們顛倒黑白當然是因為有利可圖。  

    疆獨、藏獨鬧動亂必須說成“革命”,這樣才能顛覆中國、分裂中國;
    英國老百姓鬧抗議必須說成“騷亂”,這樣才有理由暴力鎮壓,才能維持“普世價值”“民主萬能”的神話。  

    國有鐵路發生事故必須說成體制問題,這樣才能“攻克計劃經濟的最後堡壘”搶劫瓜分國有資產;私有公路廠礦發生事故必須說成與體制無關,這樣才能確保搶到手的國家財富不被老百姓物歸原主。  

    渤海漏油事故的責任人如果是國有企業就必須大喊大叫追究責任,這樣才能“改革攻堅”把剩餘的國有企業一掃而光;
    如果是外資企業就必須“裝聾作啞”把老百姓注意力“強行轉移開”,這樣才能鞠躬盡瘁盡“漢奸”之職。  

    所以儘管連西方輿論界都承認“英國政府堅持稱本國的騷亂者是‘罪犯’,那些人發動的不是類似中東國家的‘革命’,但它明顯沒能捂住眾多質疑者的嘴巴”、“加拿大《溫哥華太陽時報》10日發表評論將英國社會稱為‘病態’”、“法國評論員艾格尼絲對BBC說,英國是歐洲‘最不平等的社會’,‘利潤、投機和消費是英國的三位一體’”、“美國《華盛頓郵報》10日的評論文章認為‘從倫敦到費城,年輕人因為他們的財富被偷而爆發’”、“《愛爾蘭中央報》稱‘英國騷亂對愛爾蘭和美國有重要教訓’”;  

    中國的“精英”們除了保持沉默的之外個個死心塌地拼命大拍英國首相的馬屁,自覺與英國官方保持一致,紛紛出來“證明”英國騷亂與政治無關,與社會不公無關,與社會制度無關。僅舉幾例:  

    1.鳳凰網:“一個發生騷亂的社會並不是最糟的,這意味著它至少還有宣洩‘怨氣’的管道”。(鳳凰網自由談欄目第441期http://news.ifeng.com/opinion/special/londonturbulence/)   

    2.環球網記者報導:“英媒曝大量中產者趁亂作惡駁騷亂源于窮人說法”、“這些人通常被認為是英國社會的中產階級甚至是富裕階級,他們也在製造騷亂的事實,讓此前多家媒體認可的‘騷亂源于窮人’的說法站不住腳。”   

    3.人民網 8月12日 電(安國章):“英國首相卡梅倫強調,最近國內發生的事情不是政治事件,而是暴亂,是搶劫,準備動用軍隊恢復秩序。”   

    4.南方都市報:“英國騷亂中的是非公論”   
    (http://gcontent.oeeee.com/e/85/e8542a04d734d0ca/Blog/b3e/aca4c9.html)   

    ——“英國執政當局、警方很多認為這些年輕人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抗議物件,出了這種騷亂,雖然政府有問題,但更多是“家長管教”和“價值觀”之類的個體問題。”   

    ——“個體在一個事件中的選擇,有時候並不一定和大環境有多少關係。”   

    ——“如今的這些騷亂群眾根本不是針對這種社會不公,針對種族歧視的員警,而是這些人和自己的社區過不去。”   

    ——“NPR主持人追問這次騷亂的政治意義在哪里?萊梅拒絕將此問題上升到政治高度”、“政治家千萬要謹慎,雖然經濟蕭條這個社會背景委實存在,政府管理確實也有不當之處,但千萬不可以其為‘藉口’,為一些無法無天行為開脫。”   

    ——“或許事件的起因一開始可追溯到社會環境,可是後來事情變質,這就漸漸是個體選擇的問題了。”   

    ——“退一萬步講,即便遇到這樣的社會不公可以報復,那冤有頭債有主,得拿出相應的訴求去抗議。這種盲目的騷亂、破壞和搶劫,則在短短時間內,讓原屬弱勢群體的騷亂者失去民意支持。”   

    ——“弱勢未必就代表社會正義。”   

    ——“你去逆流而動,那對不起,你會迅速成為替罪羊,要代一個看不見摸不著的‘大環境’受過了。”   

    5.“央視訪談印象:水均益像被踩了尾巴的狗”   

    ——“當宋曉軍說到是”新自由主義經濟“三十年搞的”貧富差距“過大才是根本原因時候,水均益恨不得吼著打斷嘉賓的談話,放了一段錄影,顯示一個孩子被打傷之後被人偷走了包裏的東西。”   

    ——“嘉賓說,這樣一個大的事件,不能截取沒頭沒尾的一個片段來斷言這就是簡單的犯罪分子的打砸搶事件。然後又談到了馬克思以及共產主義產生與英國的關係,這時候水均益要是沒有出節目的限制,我估計他能把宋曉軍打一頓。看的人真是想笑。”   

    最滑稽的是“精英”的馬屁拍到了馬掌上,那副被主子毫不留情地踢得鼻青臉腫還楞充胖子的模樣實在令人捧腹。(以下摘自凱迪論壇李開盛:“中國可以從倫敦騷亂中悟到什麼”)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7681873&page=1&uid=&usernames=&userids=&action=)   

    ——“不限制網路,讓謠言自生自滅。儘管網路在騷亂中確實起了相互串聯、傳播謠言的作用,但英國政府並沒有限制更沒有關閉網路。從表層看,謠言是關不住的,越關它反而傳播得越凶、越快。從深層次看,這也反映了憲政政府對自身合法性與公民辨別力的一種自信,而這兩者正是一個健康社會的基礎。”   

    注:對照如下事實—— “在騷亂時關閉社交網站禁發手機短信”、“警方已宣佈,正在監控推特等社交媒體,鼓動騷亂者將被逮捕”、“政府有關部門決定遮罩twitter和facebook網站,因為這些網站起了很壞的作用”、“如果有人利用社交網路製造暴力,我們需要阻止他們。所以,我們正與警方、情報部門和業界合作,研究是否應當在我們知道有人策劃暴力、騷亂和犯罪時,阻止他們通過這些社交網站和服務串聯”……   

    —— “堅決不使用軍隊。儘管在範圍廣大的騷亂面前,倫敦員警已不敷使用,但英國政府並沒有動用軍隊。從短期看,這樣可能不利於儘快制止騷亂。但從長遠觀之,這是為了長治久安而必須忍受的短痛。因為軍隊是對付外敵的,一旦運用,事件的性質就會立即改變,從而給整個社會留下長久的傷痕。”  

    注:對照如下事實—— “最近國內發生的事情不是政治事件,而是暴亂,是搶劫,準備動用軍隊恢復秩序”、“77%的支持派遣軍隊,33%的認為警方可以實彈射擊暴亂分子”……   

    (順便說一句:堅持廢除死刑、包庇藥家鑫、李昌奎的“法律精英”們不是一口咬定死刑沒用,威懾不了罪犯嗎?那麼動用軍隊、允許實彈射擊“暴亂分子”豈不是毫無用處?既然如此,這些“司法精英”們為什麼不趕快跑到英國去教訓英國佬不要動用軍隊、不要實彈射擊而用“道德的血液”維持秩序?這正是他們大顯神通證明廢除死刑有理的絕好機會。)  

    英國騷亂給了“普世價值”狠狠一個大嘴巴。它證明了“普世價值”是多麼虛偽。 英國騷亂還證明“普世價值”從來只會加劇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族群之間的對立,只會加劇民族矛盾和民族衝突:“民主”靠選票運轉,選票靠輿論左右,輿論靠媒體控制,媒體靠金錢操縱。無錢無勢的弱勢群體永遠被媒體漠視,永遠休想獲得足夠的選票來得到足夠的重視以保護自己的利益,永遠註定淪為被忽視的一群。而被忽視的一群只能自生自滅,除非忍無可忍訴諸暴力。  

    這次英國騷亂就是明證:騷亂首先在倫敦少數族裔聚集的托特納姆區發生。這個區失業率(尤其青少年失業率)、貧困率、犯罪率極高,實是倫敦市內的“小突尼斯、小埃及”,甚至當地居民平均壽命也比倫敦平均值低大約5年。但這些群體永遠被漠視,根本不可能保護的利益。所以一位托特納姆區居民說:“在倫敦,在托特納姆的街道上,員警經常騷擾我們、粗暴地對待我們。我們為此提出申訴,他們卻全不當一回事,認為我們是在開玩笑。而這一切僅僅因為我們是有色人種,是黑人……我們需要做一些事情,讓人們睜開眼睛,看看這裏的真實情況。”   

    這一切再次證明所謂“普世價值”、“西方民主制度”、“西方先進文明”根本解決不了不同文化、不同種族、不同宗教的和諧共處問題,只能製造並加劇“文明的衝突”和民族衝突。   

    “普世價值”=民族矛盾激化。英國如此,前蘇聯如此,前南斯拉夫如此,中東如此,中國的新疆西藏莫不如此。   

    英國騷亂不但來了個順手牽羊,把“普世價值”的華麗外衣順了個精光;而且來了個一葉知秋,讓人由此看到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眼看著快混不下去了。   

    不錯,英國騷亂從有目標的抗議員警殺人演變成了無目標的打砸搶。但這只是表面現象,真正的問題是為什麼這麼多青年人這麼不滿,連婦女和7歲的兒童都變成了“暴民”?   

       

    社會犯罪總是跟“普世價值”密不可分。越是“民主國家”貧民窟越發達。貧民窟越發達,犯罪率越高。“普世價值”=高犯罪率。   

    恩格斯說:“工人對資產階級的反抗在工業發展開始後不久就已經表現出來,並經過了各種不同的階段。”  

    “這種反抗心情的最早、最原始和最沒有效果的形式就是犯罪。工人過著貧窮困苦的生活,同時看到別人的生活比他好。他想不通,為什麼偏偏是他這個比有錢的懶蟲們為社會付出更多勞動人該受這些苦難。而且窮困戰勝了他生來對私有財產的尊重,於是他偷竊了。我們已經看到,隨著工業的發展,犯罪事件也在增加,每年被捕的人數和加工的棉花的包數經常成正比。”  

    “看蔑視社會秩序的最明顯最極端的表現就是犯罪。只要那些使工人道德墮落的原因起了比平常更強烈更集中的影響,工人就必然會成為罪犯,正像水在列氏80°時由液態變為氣態一樣。在資產階級的粗暴野蠻、摧殘人性的待遇的影響之下,工人逐漸變成了像水一樣缺乏自己意志的東西,而且也同樣必然地受自然規律的支配——到了某一點他的一切行動就會不由自主。因此,隨著無產階級人數的增長,英國的犯罪的數字也增加了。”  

       

    盲目打、砸、搶意味著絕望。不僅越來越多的英國青年陷入絕望,而且越來越多的美國青年也在陷入絕望。以下摘自《亞洲週刊》“美國中下階層日子漸難過超富裕階層揮霍無度”   
    (http://news.creaders.net/headline/newsViewer.php?nid=481760&id=1083459&dcid=16)   

    ——“喬治亞州亞特蘭大艾默利(Emory)大學心理學教授祖魯.韋斯頓(Drew Westen)在 八月七日 《紐約時報》「週日評論」版上發表《奧巴馬究竟出了什麼事?》文中說,‘中產階級在過去三十年的收入呈停滯狀態,而百分之一超富的收入卻是天文數字躍升時’,‘股市大亨只繳百分之十五的所得稅甚或更少,而中產階級卻要繳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所得稅’”;   

    ——“美國國債臻天文數字,前總統小布殊要負很大的責任,他在八年任期內減免超富階級的所得稅將近二兆美元(二萬億),而侵略阿富汗和伊拉克又花了一兆。小布殊接下克林頓的職位時,聯邦有數百億盈餘, 二零零九年一月二十日 下臺時,他留下了數兆國債。穆迪分析公司(Moody’s Analytics)首席經濟學家馬克.章迪(Mark Zandi)說,當今美國頂尖收入前百分之五的人的花費,即佔了美國開銷的三分之一;而頂尖收入前百分之二十的人的花費,亦佔了美國開銷的百分之六十。這也證明超富階級花錢如流水!”   

    ——“美國國債多如天文數字、華爾街股市連連重挫、全美失業人口高居不下、中下層階級大歎日子難過之際,美國社會卻出現有錢人和超級富有者揮霍無度、頂級奢侈品供不應求的情況,在經濟持續低迷聲中形成一種「享樂須及時」、「朱門酒肉臭」的畸型現象。”   

    ——“與超富的窮奢極欲適成對比的是,許許多多人的日子越來越難過,全美勞動市場至少有一千四百萬失業人口,失業率百分之九點一左右。沃爾瑪(Wal-Mart)出售各種小包用品(如衛生紙),因很多顧客買不起大包用品。”   

    以下摘自“美國中文網”CNN民調:美國人越來越看淡就業前景   
    (http://news.creaders.net/headline/newsViewer.php?nid=481763&id=1083467&dcid=14)   

    ——“最近以來,美國人都普遍感覺到就業形勢相當嚴峻。CNN的報導說,週五公佈的一項民意調查,受訪者中只有29%的人認為從現在開始未來的一年中,自己所在的社區會有更多的就業機會。”   

    ——“上個月,16歲以上的美國人就業率只有58.1%。這個資料比2007年12月開始的歷時18個月的經濟衰退前的情況明顯下降,這是自1983年以來最低的就業率。”   

    我親眼看到的情況看正是如此。如今整天聽到的消息都是裁人、砍預算、凍結工資、削減福利。  

    過去都說政府雇員位子穩,但如今整個美國政府沒錢,首先砍的就是政府雇員,而且是成批成批地解雇,連官員員警都不再敢說保險了。  

    過去都說美國人獨立不靠家長,那是有選擇餘地的時候。如今美國人照樣“啃老”——我的一個鄰居四個孩子全長大了,全跟父母擠在一起,我天天回家時都能看見房子外停的那六輛車。  

    我的一個教授老熟人告訴我說如今看到自己的學生心裏都難受,因為他們幾乎個個為上大學背了一身債,畢了業的找到了工作的卻沒幾個,找到的也大都是低收入,去掉了還債能往往只能勉強維持生計,離理想的“美國夢”不知差多遠。  

    不久前我買菜時趕上個大熱天,卻看見一個學者模樣的人頂著毒日頭到處翻垃圾箱撿飲料瓶,顯然要拿去退錢。一個瓶子五分錢,撿1000個才能得50元,剛夠給汽車加滿一箱油。選這麼個大熱天出來,顯然看准了天越熱喝飲料的人越多,能撿到的瓶子也越多。這讓我一下子想到白居易《賣炭翁》裏的一句話:“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  

    撿飲料瓶不是天天能看見,倒是最近天天看到一個社區的孩子在路邊擺攤賣自己院子裏種的蔬菜,顯然是為了補貼家用。這是以前從來沒見過的事——當地美國人家院子裏總是種花的多,種菜的少,因為花比菜貴得多。但人生存離不開的是菜而不是花,碰到了現實困難,菜能賣得出去,花就不一樣了,習慣也得服從現實。  

    工作這麼難找,普通老百姓的日子每況愈下,大公司的利潤卻蒸蒸日上。小布希任內拼命減稅,說企業利潤增加了才會增加就業。實際結果是企業利潤增加了卻不增加雇人,反而削減工作機會和工資福利,把工作機會儘量轉移到第三世界。  

    拼命減稅,那邊拼命打仗:科索沃、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亞……戰爭給那些國家的老百姓帶去無窮的災難,給美國老百姓也沒帶來什麼好果子:老百姓交的稅全變成了軍火商的利潤,軍火商大發橫財,國家卻越打越打窮,反過來要靠砍老百姓的福利預算補窟窿。  

    金融資本無限制投機鬧出了金融風暴,金融界大佬們一邊讓美國政府用老百姓的稅款救命,一邊給自己大發獎金紅包。美國政府打仗把錢打光了,想取消小布希給予的富人稅收優惠,富人們堅決反對和抵制。他們寧可讓美國政府破產,也決不允許把小布希減掉的稅恢復過來——如今鼓吹讓美國政府賴帳、破產最狂熱的就是這些人,因為窮人和中產階級身上已經沒多少油水了。美國政府要還帳就只能從他們身上徵稅,所以他們堅決反對。  

    都說“市場經濟”講信用,但這些人毫不在乎國家信用,吃准了沒人能把美國怎麼樣——就象個黑老大跟人“借錢”,有借無還,看你敢怎麼著?敢要帳?敢不借?對外國人如此,對美國人也如此——為什麼鼓吹美國政府破產?因為美國政府破產了,欠下的福利和退休金就可以不算數了。  

    都說“民主萬能”,但實際上哪個政黨政客都是既也不敢也不肯也不能把實際情況告訴老百姓;既不敢也不肯也不能真正解決問題,都在拼命把罪責推給對手,拼命讓自己獲得好處,眼看著問題在相互指責聲中越變越糟。都說“普世價值”有遠見,但實際西方資本主義體系從來都是不見棺材不落淚,不出大亂子不認帳  

    ——1929年的大蕭條之前關於金融投機的警告接二連三,全被置之不理,等真出了大亂子美國總統胡佛還死抱住“自由經濟”不放,堅決拒絕政府干預。直到主張學蘇聯的美國人越來越多時美國政客才急了眼,不得已同意了羅斯富的新政,建立了國家安全保障福利體系。等蘇聯解了體,立刻覺得可以高枕無憂了,想方設法把許出去保證往回收,重新砍掉國家安全保障福利體系。  

    如今在新的空前的金融風暴面前“普世價值”們又在重複1929年大蕭條之前的麻木不仁,不鬧出大亂子就死不改悔。這一切都是資本的本性使然——貪婪的本性,無節制的本性,窮兇極惡的本性,不顧一切的本性。   

    記得我剛到美國時聽到一個中國學生說中國腐敗,幹什麼都得走後門。一個當地華人立刻反駁說,別說什麼走後門,美國這兒就沒前門  

    ——企業是私人的,任人唯親是人家的權利。政客競選你當跟班的跑腿,競選成功給你個美差是理所當然,誰說這是走後門?只有讓你賣力氣的職位才允許你“公平競爭”,真正要害的位子哪有不憑關係的?沒關係讓你幹你也幹不下去。  

    要說法制,美國富人不會犯法,因為富人用不著犯法,只要通過政客把法律修改或取消就行了。凡被起訴的富人都是因為太蠢才會被人抓住把柄。但這也沒什麼了不起,只要出高價雇幾個刁鑽律師(大概是象陳有西、田文昌那樣的)總能落個無罪。  

    “絕對權力,絕對腐敗”,資本的絕對權力決定了資本的絕對腐敗。今天資本在全世界橫衝直撞橫行無忌,資本的貪婪已經到了地球容納不下的地步,不鬧出天大的亂子決不會甘休。最先出亂子的恰恰是“自由經濟”國家:   

    ——第一個倒下的是屬於西方世界的冰島,而且還是全民公投拒絕償還所欠世界債務。號稱“全球新聞自由排名第一、民主度排名全球第二”,卻與破產、賴賬聯繫在一起;   

    ——第二個倒下的還是屬於西方世界的希臘;   

    ——然後倒下的是來自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制度的中東世界;   

    ——然後經濟危機從希臘、愛爾蘭向葡萄牙、西班牙和歐元區第三大經濟體義大利漫延;   

    ——挪威發生由本土人士(同一種族、同一宗教、同一文化)極端仇視伊斯蘭的極右翼分子發動的針對自己國民的恐怖襲擊;   

    ——英國爆出席捲政客、警方、媒體的竊聽門醜聞;   

    ——比利時選舉爭議導致的無政府狀態已經超過一年,國家正在走向解體;   

    ——美國民主共和兩黨為了提高債務上限而殊死角逐到最後一刻;   

    ——標準普爾有史以來第一次將美債降級、全球股市大跌,兩周內竟然導致7萬億美元化為烏有;   

    ——在標準普爾調低美債信評等級的第二天,英國爆發騷亂;   

    ……   

    “山雨欲來風滿樓”,所有這些都給人以不詳預兆。許多人都說預感要出大亂子,但又無可奈何,只能在絕望中等待。連普通美國老百姓都感受到了危機——我的一個老相識最近積極學槍買槍。據他說註冊參加槍照學習班的人太多,得等好幾個月。他參加的學習班上百人擠得滿滿的,男女老少什麼人都有。他跑到一個有名的槍店買槍時嚇了一跳,因為進店還得拿號排隊,這在他到美國後還是頭一次遇到。他親眼看到一個小姑娘一邊學拆裝手槍一邊說:有它在身上我感覺安全多了——在如今經濟不景氣、商店生意清淡的情況下,槍店生意如此火暴既難以想像,更令人寒心。一葉知秋,資本主義體系的危機由此可見一斑。  

       

    英國的騷亂跟中國有什麼關係?關係大得很。英國官方說騷亂不是政治問題,不是體制問題,全是個人問題。是福利給得太多慣出來的。換句話說如果說這一切都跟社會沒關係,全是這幫年輕人自己壞。結論就只能是這些人天生的壞,該消滅。  

    這正是恩格斯早就指出的:“資產階級認為沒有財產的人們的正義要求只不過是死不知足,是對‘人們安排好的秩序’的瘋狂的反抗,至多也只是‘以鼓動為生的、懶惰得不願意工作的、惡意的煽動家’的成功,這是必須用一切手段鎮壓下去的。”結論:取消福利,加強暴力鎮壓。既然鬧事的多是少數民族,那要徹底解決問題就只能搞種族歧視甚至種族滅絕。   

    英國官方的態度也正是鸚鵡學舌的中國“精英”的立場:第一,一切都是“福利社會”惹的禍。結論:決不能考慮百姓的福利。只准做蛋糕,不准分蛋糕;只准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不准共同富裕。第二,鎮壓不力,手軟了。  

    結論:對付“刁民”決不能手軟,決不允許鬧“民粹”,必須強化暴力鎮壓機器——“資產階級認為沒有財產的人們的正義要求只不過是死不知足,是對‘人們安排好的秩序’的瘋狂的反抗,至多也只是‘以鼓動為生的、懶惰得不願意工作的、惡意的煽動家’的成功,這是必須用一切手段鎮壓下去的。”   

    英國的騷亂遠在天邊,對英國騷亂評價的後果卻近在身邊。“幾年家軟刀子割頭不覺死”。對“精英”的軟刀子割肉麻木不仁,不聞不問,等人頭落地再喊疼就悔之晚矣。   

    文/黎陽
    2011.8.15

    =================================================
    U.S. media blackout of protest is shameful

    By Chen Weihua (China Daily)

    2011-09-30
    http://www.chinadaily.com.cn/opinion/2011-09/30/content_13823311.htm

    One of the best-kept secrets in the United States over the past two weeks seems to be the protest on and near Wall Street in New York.

    More than 1,000 people protested on the first day, September 17, marching and chanting slogans. Yet the demonstration, known as Occupy Wall Street, did not appear on the major networks’ evening news or in major newspapers the next day.

    The protest, now in its 14th day, only got limited coverage last Saturday when heavy-handed police arrested close to 100 people and pepper-sprayed several female demonstrators. But most coverage that day was not in-depth.

    While there are many videos of harsh police action on the Internet, I have witnessed how the formerly helpful police patrolling the streets have suddenly resorted to force in Zuccotti Park, also known as Liberty Plaza, in Lower Manhattan.

    In one scene, several policemen jumped on one skinny man who was not acting violently. They pushed him down and handcuffed him. Just five minutes later, a policeman waved his fist at a man. That day, seven people were arrested, with one suffering a serious leg injury.

    Again, none of these incidents made the major networks’ evening news or the major newspapers.

    As a journalist, I have wondered why the so-called mainstream US media, which is either headquartered in New York or maintains a strong presence in the city, has chosen to ignore the prolonged demonstration since it started. Why have those journalists, who made their names covering various protests around the world, suddenly become silent in reporting the mass rally? That clearly does not match their enthusiasm to cover demonstrations in recent months in places such as North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The people who come from many parts of the US and the dozens of people who have spent rainy nights in the outdoor plaza would, no doubt, have countless stories to tell. But few journalists from the mainstream media seem interested in listening this time.

    To some protesters I have talked to, the answer is simple: It is natural that corporate-controlled media outlets are not going to cover a protest that is fighting excessive corporate influence in society.

    One US journalist said it was because these people are too left-leaning and do not seem to have a clear goal for their rally. I am not sure if they are all left-leaning, but a schedule I saw did include sessions o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and Spanish Revolution.

    Still, that does not justify a blackout imposed by the major news media outlets on such a prolonged protest.

    In fact, the message from the protesters is quite clear. They are against corporate greed and influence in American politics, economy and life. These protesters, who call themselves “The 99 Percent", are angry about the huge amount of wealth collected by the top 1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Vanity Fair has reported that the top 1 percent of the nation controlled 12 percent of US wealth only 25 years ago, while today it controls close to 25 percent.

    Isn’t that a serious concern for journalists, whose primary responsibility is to speak for the voiceless in their society?

    It is a shame that most so-called mainstream media outlets have miserably failed to inform the public over the past two weeks.

    The author, based in New York, is deputy editor of China Daily USA. E-mail: chenweihua@chinadaily.com.cn

    (China Daily 09/30/2011)


  17. 2011/10/21 於 19:06 patchpieces

    <何亮亮等“極右精英”忽然反美(反普世價值)>

    每當我們指出美國缺點時,“南方週末”以及“鳳凰”為代表的“精英(帶路黨)”就會大罵:憤青、(五毛),愚昧,反民眾,等民主了殺你全家,你反美你就別用電腦,
    劉某人還苦口婆心的給我們講美國為啥強大。極右精英(帶路黨)的表現說明他們是“親美”的。
    如果我說何亮亮等精英(帶路黨)現在也開始反美(反普世價值)了,你一定不信,你會想:難道【第五縱隊】也反美;
    難道老母豬也能上樹?;
    太陽從西邊出來了?
    但我告訴你們說,這是真的。

    我們看看何亮亮等人是怎麼反美(反普世價值)的。
    什麼是反美呢?
    比如美國攻打伊拉克時,很多中國人反對,於是“精英(帶路黨)”們就說這些反對打伊拉克的人反美。有一部分美國人反對打伊拉克戰爭,有一部分美國人支持打,我們一些中國人反對美國打伊拉克等於反對一部分美國人,就被中國極右精英(帶路黨)“定義”為反美,我們用中國給反美這個詞做定義,按照“極右精英(帶路黨)”的邏輯,反美的意思就是:反對美國的一部分人。
    我們按照極右精英(帶路黨)反美的“定義”來看看他們自己是不是反美呢?
    最近美國發生人民“佔領華爾街”的(美國之秋顏色)革命,“佔領華爾街”的美國群眾想讓自己的革命行動被全世界普通百姓知道的越多越好,但何亮亮等主流媒體“默不作聲”,就等於說何亮亮等“精英(帶路黨)”“不願意”美國“佔領華爾街”的“(美國之秋顏色)革命”被中國百姓知道,這就等於“中國極右精英”反對一部分美國人;
    最近何亮亮等“精英(帶路黨)”知道做鴕鳥要頭不要屁股不行了,於是何亮亮終於跳出來告訴我們:美國群眾如果真的佔領華爾街就是刑事犯罪,
    (這就很怪,極右精英不是常告訴我們說,“司法獨立,誰也不能干預司法,沒經過法院判決不能定罪,咋他們這時候給美國群眾定性為犯罪?難道中國極右精英成了美國的法官和陪審團?他們肯定是有了美國國籍)說美國這些群眾不代表美國多數人;(何亮亮等人也沒經過統計調查,也沒選舉,咋知道人家就不代表了?難道代表不代表,是你們說了算?)
    “鳳凰衛視(美分黨買辦集團)”對美國“佔領華爾街”的報導絕對不像對卡紮菲(格達費)、轟炸伊拉克、阿拉伯茉莉花那樣“熱衷”,並且“央視”也是在很晚的時間才報導幾條小新聞。中國“主流極右精英(帶路黨)”的(反普世價值)作為說明他們也反對一部分美國人“佔領華爾街”的行為,那“按照”他們對反美的“定義”,所以他們也“反美”了。
    如果“中國極右精英(帶路黨)”不承認自己反美(反普世價值),那你們就“自相矛盾”了,這反美的“定義”可是你們自己定的哦!“中國極右精英”也“反美”了,看來老母豬真的要上樹了!

    “極右精英(帶路黨)”告訴我們,“要保護公民權利,政府應該代表公民”,
    那請問極右精英,這些要佔領華爾街的美國人是美國公民,美國政府咋不能代表他們呢?
    華爾街大老闆是美國公民,上街要佔領華爾街的也是米國公民,那請問,美國政府如能都代表嗎?
    何亮亮說美國員警的做法很巧妙,把群眾搞成了非法集會。
    請問何亮亮,你們(帶路黨)不是“經常”號稱司法獨立、未經法院判決不能定罪嗎?“怎麼”現在你們就給美國群眾定義為非法?
    我們看到美國員警“虐待”(民主自由人權鬥士)群眾的時候,就想起“中國極右精英(帶路黨)”經常說的自由、民主,言論自由,人權高於主權,那對於美國人佔領華爾街的運動,“為啥”中國的「南方週末」、「新京報」等(帶路黨)媒體都“默不作聲”?難道是得到了美國權貴的旨意?中國媒體成了美國資本家辦的?
    其實“中國極右精英(帶路黨)”的“行為”一點也不難解釋,這一切都因為階級。精英忽然反美,也是因為階級!

    怎麼精英反美能看出階級呢?
    中國極右精英最討厭“階級”這詞,對普通人說階級深惡痛絕,他們用階層這個詞來“代替”階級,(階層可以細分,這就可以挑起同一個階級的工人和農民內鬥)但他們忽然反美就說明他們告訴我們說:世界上存在著階級。
    美國大資產階級打伊拉克、美國大資產階級打阿富汗、美國大資產階級支持全球化降低工人工資、降低社會福利、美國搞自由貿易剝削第三世界時,中國極右精英都紛紛支援;
    而美國汽車工人工資高,美國的部分群眾佔領華爾街,中國極右精英(帶路黨)紛紛反對。打伊拉克、支持全球化降低工人工資、支持給美國富人減稅的是美國人,佔領華爾街的也是美國人,為什麼中國極右精英(帶路黨)支持前者,反對後者呢?
    如果美國人都差不多,沒有階級差別,中國極右精英(帶路黨)說自己支持美國,那就應該都支持,現在只支持一部分美國人,說明美國人裏有很大的區別,有很大的不同,這不就說明有階級存在嗎?如果沒有階級,那中國極右精英也應該支持佔領華爾街才對!因為打伊拉克、全球化降低工人工資、自由貿易剝削第三世界國家讓美國大老闆賺了上百億美元,美國的這些行為讓普通士兵就算死了也只得到可憐的一點撫恤金、美國工人還因此失業、美國底層的百姓得不到一點好處,說明打伊拉克等行為為美國大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的,所以中國極右精英支援;而美國汽車工人收入高,佔領華爾街是危害美國資本主義體系,危害大資產階級利益,所以中國極右精英反對。
    中國極右精英(帶路黨)對美國大資產階級和普通美國人不同的態度讓我們明顯看出了階級。如果中國極右精英(帶路黨)認為不存在階級,那你們就趕緊出來支持美國群眾佔領華爾街的革命運動!
    我還是勸何亮亮們,千萬不要反對美國人民!

    美國群眾佔領華爾街時,有的人打出了“紅色”標語,有的打出了“社會主義”的綱領,有的打出了“推翻資本主義”的旗號,這些舉動都被『央視』、『南方系』等(買辦帶路黨)媒體“遮罩(過濾遮蓋;blackout)”了!!!
    極右媒體告訴我們說:美國人佔領華爾街就是為了提高待遇,沒別的訴求。
    “民運逗士”告訴我們說,「央視」經常撒謊。按照“民運逗士”的邏輯推理:既然「央視」都說假話,「央視」“認為”美國群眾“只是”要求提高待遇,那我們可以認為美國群眾“絕對不是”只有這點要求,說明美國人有很多“推翻資本主義”的政治訴求。
    美國華爾街很熱鬧,中國主流(帶路黨)媒體“靜悄悄”,這是“為什”呢?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中國極右“氣急敗壞”也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美國變了天,那“中國極右精英(帶路黨)”失去了“(主子)依靠”,他們如何“欺壓”中國人民?
    茉莉花了半天,跑到美國去了,這是“中國極右精英(帶路黨)”想不到的,因為他們不懂得人民群眾的力量是無窮的;
    “中國極右精英”不懂階級鬥爭,所以他們不知道“巨大貧富差距”的“精英全球化”是難以維持的。“精英”如果想“搞明白”問題應該多讀讀毛選。(其實極右精英經常偷著看毛選,他們罵毛選是因為怕我們普通群眾學了毛主席的戰術和理論)
    極右精英肯定會說這只是一個小插曲,但是你們不要忘記毛主席曾經教育他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文/溫暖陽光

    2011-10-11


  18. 2011/10/25 於 22:47 patchpieces

    卡紮菲(格達費)的“最後一課”

     1.國際壟斷資本主義收復失地、重新征服世界的新長征
      
      搞垮卡紮菲(格達費)的不是“利比亞人民”,而是西方國家的“新八國聯軍”——電視直播充分顯示那些號稱“利比亞人民起義武裝”不過是一群連起碼的軍事常識都不懂、作戰如兒戲、毫無戰鬥力的烏合之眾,幾個月前在班加西一露頭就被打得潰不成軍,直到現在也仍然是一群毫無紀律、毫無組織、烏七八糟誰也不尿誰的土匪山大王。
    利比亞局勢逆轉的“真正原因”是西方軍隊直接參戰,又是飛機又是“特種部隊”、又是情報、又是軍事顧問、又是統一協調組織指揮……真正的仗全是北約軍隊打的。美國空軍發現並炸傷了卡紮菲,“利比亞人民起義武裝”才有機會在這個受了傷的老頭子身上抖威風。
    所謂“利比亞人民起義武裝”不過是一夥群眾演員,從頭到尾除了“掩飾”西方軍隊直接出兵的“事實”、把一場“外來”的侵略戰爭“裝扮”成“內戰”和“人民起義”、肆意槍殺戰俘之外什麼作用都沒起。
      
      西方國家從科索沃之戰開始正式實施的“人權高於主權”的“新型戰爭戰略”如今已經運用得得心應手、爐火純青,
    標準程式:
    培養“帶路黨”——>製造內亂——>輿論干涉——>政治干涉——>“保護人權”——>禁飛區——>狂轟濫炸——>摧毀基本經濟設施——>地面部隊尤其是特種部隊配合“帶路黨”大舉進攻推翻政權——>建立傀儡政權——>用“(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借款”和西方壟斷資本修復被西方戰爭機器毀滅的本國經濟體系——>陷入負債累累——>從此被牢牢控制在西方國家手中。 .
      
      這一切“背後”的真正原因是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反攻倒算——世界民族獨立、民族解放運動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副產品。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為對付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焦頭爛額,對民族獨立、民族解放運動心有餘而力不足,這才使民族獨立、民族解放運動得以興旺發達——伊拉克、阿富汗、埃及、利比亞、敘利亞、伊朗、巴基斯坦、中國……所有這些國家哪個以前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
    哪個在西方國家眼中不是因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才不得已從嘴裏吐出去的肥肉?
    ——埃及收回蘇伊士運河、伊拉克把石油“收歸國有”、
    利比亞收回美國在利比亞的惠勒斯空軍基地、趕走六千多名美國軍事人員、使美國失去了在非洲最大的軍事基地、廢除了前國王與美國政府簽訂的9項技術、軍事、經濟協定並公開宣稱美國為“頭號敵人”、把銀行國有化、將50%石油經濟利益分割出來用於改善民生……這一切哪樣不損害了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利益?
    如今蘇聯垮了,中國“變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陷入低潮了。沒了後顧之憂,沒了制約,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如今名副其實“絕對權力、絕對腐敗”了,要“全面清算”民族獨立民族解放運動、開始一場“收復失地”、重新征服世界的新長征了——當初因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而丟掉的地盤如今要全部搶回來,被迫吐出去的肥肉要全部咬回來,為與國際共產主義爭奪人心而不得不做的讓步如今要全部收回來——“我胡漢三如今又回來了!過去分了我的拿了我的,全給我送回來;吃了我的,全給我吐出來!”——當初鬧獨立的,全給我跪下來;當初站起來的,全給我趴下來!
      
      明白了這些就“不難明白”許多發生在中國的事
    ——“否定”文化大革命不夠,否定社會主義革命不夠,否定新民主主義革命還不夠,連舊民主主義革命也要否定;
    毛澤東要否定,孫中山也要否定——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卻引起了“精英”們對孫中山的大肆聲討……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一切都是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對民族獨立和民族解放運動全球性“反攻倒算”的一部分——“任何”民族獨立民族解放都“不能容忍”,中國當然休想例外。
    那些從國外直接奉命用“普世價值”大肆否定毛澤東、否定共產黨的“精英(帶路黨)”對此當然“一清二楚”。只是可憐了那些還蒙在鼓裏的應聲蟲——自以為是齊天大聖在大鬧天宮追求“人權”、“自由”,殊不知自己只不過是在如來佛手心裏拼命翻著跟頭被人耍的傻猴頭。 .
      
      如果不從這個角度看問題,“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只看見一個個具體國家具體領導人具體的是是非非,看不見把所有這一切串到一起的“背後”線索,更看不出規律,就會以為只要自己“事不關己”高高掛起、迎合討好取悅遷就就可以逃過一劫——當初中國人以“天朝大國”自居,自顧自做美夢,對殖民主義征服美洲、征服中東、征服亞洲周圍國家、在自己身邊排兵佈陣“不聞不問”。 如今中國人以“世界第二經濟體”自居,自顧自(紙醉金迷、醉生夢死、掏光養賄自由化)“做美夢”,對國際壟斷資本征服科索沃、征服伊拉克、征服阿富汗、征服利比亞、在自己身邊排兵佈陣“不聞不問”。
    看看當年不聞不問的後果,不難想像如今不聞不問的後果。

    2.“帶路黨”是國家大患。“帶路黨”倡狂國家必亡

    殖民主義瓜分世界時輕而易舉就能摧毀一切反抗,根本不需要任何藉口,直接就派軍隊進攻、直接佔領、直接管理。等殖民地人民被世界民族獨立、民族解放運動喚醒,西方國家再像殖民主義時代那樣赤裸裸搞侵略就遇到了空前的抵抗,例如越南戰爭。
    科索沃戰爭使西方國家發現了應對的新竅門:只要有“帶路黨”裏應外合,在“人權高於主權”的名義下把侵略戰爭打扮成“國內正義戰爭”,就可能避免越南戰爭那樣激烈的抵抗。沒有“帶路黨”的“裏應外合”就沒法把侵略戰爭變成“人權高於主權”的“正義國內戰爭”,就難逃越南戰爭的惡夢。
    從科索沃戰爭到現在,西方國家發現哪里的“帶路黨”成氣候,侵略那裏就比較順利——如科索沃;哪里的“帶路黨”不強大,侵略那裏就困難重重——如阿富汗。
    因此“帶路黨”已經成了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國家收復失地、發動征服世界新長征的不可缺少的關鍵角色和得力工具,舉足輕重的戰略性武器。

    大規模培植使用“帶路黨”製造動亂為侵略戰爭服務其實是希特勒的首創。《第三帝國的興亡》有如下描述:

    ——“捷克斯洛伐克境內日爾曼少數民族的困境,對希特勒說來,就像一年以後但澤之于波蘭一樣,不過是一個藉口,以便讓他用來在自己所垂涎的土地上製造糾紛,進行顛覆,用來迷惑其友邦,掩飾他的真實意圖。”

    ——“幾乎一直到最後,張伯倫首相和達拉第總理同世界上其他絕大部分國家一起,顯然還硬是由衷地相信,希特勒的全部要求,不過是要為捷克斯洛伐克境內他的同胞申張正義而已。”

    ——“據外交部的一份備忘錄所載,希特勒的指示是,‘蘇台德德國人黨應當提出捷克政府所不能接受的要求’。漢萊因本人對元首的意見總結為,‘我們必須老是提出永遠無法使我們滿足的要求’。”

    ——當時英國首相尼維爾.張伯倫在1939年3月17日關於波蘭的演說中說:“‘他(希特勒)是一個無法無天的人’……如果那裏有動亂的活,難道不是從外部煽動起來的嗎?這到底是一場老的侵略的結束呢,還是一場新的侵略的開始呢?這到底是最後一次對一個小國的進攻呢,還是會有別的進攻繼之而來呢?是不是這在事實上只是想以武力征服世界的計畫中的一個步驟呢?”

    當年希特勒發動侵略的藉口就是“人權高於主權”,只不過希特勒的“人權”僅僅是“日爾曼民族的人權”。如今西方國家推陳出新,“去掉”了希特勒的“人權”僅僅適用於“日爾曼民族”的歷史“局限”,推而廣之“包裝”為“普世價值”,適用於西方國家要侵略的任何國家的任何民族——只要想侵略你,馬上就打“人權牌”,當年希特勒的那一套立刻重新上演:

    ——“不過是一個藉口,以便讓他用來在自己所垂涎的土地上製造糾紛,進行顛覆,用來”迷惑“其友邦,”掩飾“他的真實意圖。”

    ——讓全世界相信,西方國家的全部要求,不過是為他們要侵略的國家的人民申張正義而已。

    ——“我們必須老是提出永遠無法使我們滿足的要求”

    ——“如果那裏有動亂的活,難道不是從外部煽動起來的嗎?這到底是一場老的侵略的結束呢,還是一場新的侵略的開始呢?這到底是最後一次對一個小國的進攻呢,還是會有別的進攻繼之而來呢?是不是這在事實上只是想以武力征服世界的計畫中的一個步驟呢?”

    當年給希特勒當“帶路黨”的主力是狂熱的“日爾曼民族至上”的種族主義者,象吉斯林這樣的內奸不算多。如今給西方國家當“帶路党”的主力除了民族分裂主義者,更廣泛的是想靠外國侵略軍的刺刀登上權力寶座騎在本國老百姓頭上作威作福的“普世精英”。利比亞戰爭中,用高科技武器打硬仗的是西方國家軍隊,出頭露面招搖過市的卻是“帶路黨”。

    給一群烏合之眾野心家一點甜頭、一堆風頭就能重新回到殖民主義世代、重新肆無忌憚發動赤裸裸的侵略戰爭,這買賣挺合算。更合算的是可以拉屎不揩腚——象過去殖民主義侵略那樣自己直接派兵佔領,得直接面對老百姓的反抗,得親自出馬建立一個政權機構,得親自處理無數令人頭疼的問題,代價大而收效少。用“帶路黨”就大不一樣——把你個國家燒殺搶掠破壞一空炸個稀爛拍拍屁股一走了之,一切爛攤子全甩給“帶路黨”處理,自己什麼代價都不出,連打你殺你炸爛你的戰爭費都要通過“帶路黨”收回來。“帶路黨”不過是“一次性使用”的走狗,可以隨時更換,很方便也很廉價。當然“帶路黨”也有自己的算盤:賣身投靠洋大人就能靠外國武力輕輕鬆松獲得本來靠自己的稟性能力根本得不到的權力,隨心所欲壓榨老百姓發大財,這不要本錢的買賣挺合算。總而言之是“雙贏”。

    利比亞“帶路黨”的得手讓中國的“帶路黨”眉飛色舞羡慕不已,摩拳擦掌躍躍欲試,大聲疾呼西方國家早點打進中國讓他們好大顯身手:

    ——“邪惡卡紮菲被推翻創立了新的一種正義干涉邪惡的模式,給中國百姓樹立了一種精神力量。我們的特色河蟹國又少了一個老朋友,天朝的官員們以後在國際社會更是舉步維艱了,希望西方國家組成軍事力量幫助中國人也能走向自由。”——“hrbdy5598”

    ——“國際社會及時介入也體現了人類文明進步!暴政不再是一國內政,希特勒的奧斯威辛集中營屠殺猶太人,盧旺達種族大屠殺,薩達姆滅絕人性地屠殺婦孺兒童……聯合國、國際社會有義務強力介入制止暴政,有責任幫助當地人民推翻暴君政府,有擔當地協助人民建立民選政府!
    當前,世界上的歷史潮流是民主與法制,自由與平等,合作與發展,這是人類文明的必由之路!”——“瘋瘋癲癲僧”

    ——“所謂‘人在做,天在看’,所謂‘出來混總是要還的’,所謂‘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全報’,描述的其實是一種歷史法則,沒有人能夠逃脫這種歷史法則的制裁,獨裁者更其如此。但願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日之類的獨裁者能夠看到,你們已經用行為證實了自己,你們早晚有一天也會像薩達姆、卡紮菲那樣死得很慘,死得很難看。那是你們命中註定了的結局,你根本無法擺脫。”

    ——“利比亞人民的勝利,為整個人類歷史進程書寫了壯麗的篇章,如今只剩中國的那片大陸與朝鮮那個金二,讓我們靜靜等待,等待全中國人民真正像人一樣站立起來的這一天的到來吧!一切屠殺人類靈魂與肉體的獨裁殘暴統治者與其走狗們,你們必將天株!必定的!”

    ——“應該把獨裁統治集團的惡性記錄在案。到他們滅亡那天算總賬。而且應該父債子還、孫還。不能讓他們的後代逍遙,要趕盡殺絕。”“根除獨裁統治的最好辦法就是趕盡殺絕。只要推翻獨裁統治,就應該把他們全家滿門抄斬,一個不留。這一方面可以震懾獨裁者,使其不敢獨裁;另一方面,獨裁者屠殺反對派時從不手軟,應該以牙還牙。”

    ……

    “帶路黨”是國之大患。“帶路黨”倡狂,國家必亡。國家要生存,必須嚴厲鎮壓“帶路黨”。

    3.媒體輿論資訊控制是戰略武器

    只有獲得了媒體輿論資訊控制的絕對優勢,才能把利用“帶路黨”“裏應外合”發動的赤裸裸的國際侵略戰爭“偽裝”成“國內正義戰爭”。
    媒體輿論資訊控制已經成了極其有效的武器,而且是戰略性武器。
    軍事戰上利用武器裝備的優勢輕而易舉就能實現“火力壓制”和“火力覆蓋”,讓敵手抬不起頭喘不過氣,被動挨打而毫無還手之力。
    輿論戰上利用“媒體輿論資訊操縱”的優勢輕而易舉就能實現“輿論壓制”和“輿論覆蓋”,讓敵手抬不起頭喘不過氣,被動挨打而毫無還手之力。
    從“餓死三千萬”、“毛澤東的稿費”、“毛澤東的身高”、“毛澤東的詩詞”、“毛澤東的行宮”、“毛澤東感謝日本侵略”、“毛澤東整肅AB團”……到“卡紮非1500億美元外國存款”之類無數“謠言誹謗”都是媒體輿論“資訊控制”這戰略武器“發揮作用”的結果。面對這種不由分說、排山倒海、無孔不入、源源不絕的“假資訊火力壓制”、“假資訊火力覆蓋”,任何真相都蒼白無力,任何辯解都徒勞無功。遭到敵人的炮轟,躲進工事消極挨打是不得已的下冊,只有主動出擊消滅敵人才能最有效地保存自己。面對敵人“媒體輿論資訊控制”這戰略武器的狂轟濫炸,聽之任之、委曲求全、就事論事解釋說明都是消極挨打的下策,只有主動進攻、嚴厲鎮壓,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瘋狂開火的輿論武器發射源才能有效地保護自己。
    放棄主動進攻,任憑敵方使用“輿論資訊控制”這戰略武器肆無忌憚打擊自己,只能有兩種解釋:相關決策者要麼蠢到家了,要麼是“內奸”。
    卡紮菲的情況顯然屬於第一類,中國的“情況”顯然屬於第二類(內奸)。

    有人以為如今人類文明了,文化程度高了,是非判斷能力強了,輿論壓力大了,通信技術發達了,任何消息轉瞬間就能傳遍全世界,想掩人耳目不可能了,像當年殖民主義那樣赤裸裸搞侵略搞大屠殺不可能了。從科索沃之戰到利比亞之戰的事實證明這是不切實際的一廂情願。至少在一個時期內,獲得了媒體輿論資訊控制的壓倒優勢的一方操縱公眾思維易如反掌,可以把老百姓的思維玩弄於股掌之上,可以隨心所欲決定讓老百姓知道什麼、不知道什麼、怎麼想、不怎麼想,可以任意無中生有、顛倒黑白、指鹿為馬、封鎖資訊。技術越先進,一旦用來使壞其破壞性就越大——懂得照相的人都知道,照片可以最真實,也可以最虛假;可以最有說服力,也可以最有欺騙性,這完全取決於拍攝者的主觀傾向、技巧和具體條件。技術越先進,用做“媒體輿論資訊控制”武器時破壞效果就越大——想讓你知道的資訊鋪天蓋地叫你躲都沒地方躲,不知不覺耳濡目染、“潛移默化”信以為真;
    “不想讓你知道的東西”用無數真假難辨的“假資訊”把你層層迭迭包圍得水泄不通,叫你“三人成虎”、“眾口爍金”、“假做真時真亦假”,以至於拿到真資訊都不肯相信;
    或者用各種【垃圾資訊】對你沒日沒夜“疲勞轟炸”,叫你筋疲力盡“麻木不仁”,不知不覺忘了尋找真資訊,甚至根本想不到還會有真資訊——不久前我才聽說1991年海灣戰爭時伊拉克認輸、宣佈接受聯合國決議並從科威特撤軍後,聯軍空軍在科威特到伊拉克的公路上殺死了足足二十萬毫無抵抗能力、正在潰退的伊拉克人。整條公路根本就沒清理,乾脆被放棄了,另建了一條新公路。幾十萬人的屍骸一直就那麼堆在那裏被沙漠烈日曬成了肉幹。要不是一個不久前去過科威特的人告訴我,我根本就不知道歷史真相竟是這樣——幾十年來,人們只知道“重創伊拉克軍隊”、“伊軍慘敗”之類輕描淡寫,哪知道“殺死二十萬毫無抵抗能力的人”這種慘不忍睹的事實?
    這就是“媒體輿論資訊控制”戰略的武器的威力。

    充分運用“媒體輿論資訊控制”這戰略武器,西方國家輕而易舉使世界回到了殖民主義征服世界的年代——彼此隔絕,互不通氣,很容易“封鎖”消息,不管如何為非作歹也能掩人耳目,使全球老百姓“麻木不仁”無動於衷,重新可以隨心所欲赤裸裸使用武力征服弱小國家。雖然世界已經進入了電子電腦時代,但國與國的關係卻又回到了殖民主義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時代。

    4.沒弄清誰是真正的敵人的後果

    綜觀卡紮菲的一生,他始終沒真正弄清“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既鬧民族獨立抵抗西方國家的侵略,又猛烈批判馬克思主義,既崇拜毛澤東,又跟台獨拉近乎,今天跟這個火熱,明天跟那個鬧翻……咋咋呼呼叱吒風雲一輩子,卻始終沒個清醒的基本形勢估計和自知之明:你堅持將50%石油經濟利益分割出來用於改善民生、實現【免費分房、免費教育、免費醫療、免費供水、消滅賣淫】、提高人民生活水準……錢從何來?來自銀行“國有(化)”、石油“國有(化)”。
    這“豈能”不得罪國際金融石油資本?
    你堅持民族獨立,收回了美國在利比亞的惠勒斯空軍基地、趕走了六千多美國軍事人員,這豈能不得罪西方國家?
    明明成了人家的眼中釘肉中刺,“卻以為”服個軟賠個幾百億就可以重歸於好、從此萬事大吉,不但把自己的全部軍事機密拱手相讓,還(如同中國掏光養賄自由化資改派一般)把1500億國家外匯存到人家銀行裏,當“真以為”人家是“鐵哥們”了。等被人家飛機炸得抬不起頭還在廣播中問:“你們到底要我怎樣?”——人家都明擺著要你死了,你“居然”還問這種“傻問題”,這糊塗得也夠水準了。

    沒弄清真正的敵人,自然也不可能團結真正的朋友(如同崇媚媚美中國掏光養賄自由化資改派一般,環顧四周也找不到幾個真正的朋友),
    表現就是“投機取巧”反復無常,東一榔頭西一棒子,結果敵人始終是敵人,本能爭取的朋友卻全部得罪光,最後孤立無援,只剩下挨打——敵我不分,投機取巧,反復無常,死都不知道是怎麼死的。
    這一切從反面再一次證明了《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一篇、第一段的無比正確: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中國過去一切革命鬥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

    5.上了梁山又求招安的結果

    《水滸》裏的宋江上了梁山不忘招安,為招安到處拉關係,甚至鑽進妓院求婊子走後門,終於如願以償。宋江招了安轉過身就去替朝廷打方臘,以實際行動證明自己的浪子回頭痛改前非。

    卡紮菲求招安倒不象宋江那麼費事,用不著鑽進妓院求婊子,但以實際行動證明自己的浪子回頭痛改前非表忠心的實際行動比宋江卻有過之而無不及:公開悔過道歉、巨額賠償、宣佈放棄核計畫、把核設施和相關資料全部交給了美國、主動邀請西方核查、轉過身就去替美國打“方臘”——基地組織、遞交了基地組織名單……

    卡紮菲受招安後比當年的宋江“風頭更健”:
    與美國關係正常化、
    美國終止對利比亞的貿易禁運、
    2008年美國國務卿賴斯訪問利比亞、
    美國首肯卡紮菲2009年到紐約聯合國總部發表長篇大論、
    德國、義大利、法國等多個西方國家領導人到的黎波里拜會卡紮菲、
    薩科齊、貝盧斯科尼等西方首腦公開稱卡紮菲是“好朋友”、
    2007年薩科奇剛剛當選法國總統就訪問利比亞並說“卡紮菲絕不是獨裁者”、甚至連“非洲最偉大的政治家”的帽子都戴上了、
    跨國油企紛紛湧入比利亞進行開發、西方國家向利比亞開放武器市場……

    卡紮菲和宋江儘管有這麼多不一樣,但“上了梁山又求招安”的命運和下場卻都一樣:利用價值一完立刻被卸磨殺驢——宋江被毒死,卡紮菲被槍斃。
    不過宋江比卡紮菲幸運得多,雖然送了命,但死後挺風光:“敕封宋江為忠烈義濟靈應侯,仍敕賜錢於梁山泊,起蓋廟宇,大建祠堂,妝塑宋江等歿于王事諸多將佐神像。敕賜殿宇牌額,御筆親書‘靖忠之廟’。濟州奉敕,於梁山泊起造廟宇。”“生當鼎食死封侯,男子生平志已酬”。相比之下,充滿“自由”、“平等”、“人權”、“人道”、“法制”、“普世價值”等西方文明的鬥士們對卡紮菲就遠沒有那麼客氣了:拳打腳踢亂槍打死,拖著屍體遊大街,然後暴屍肉鋪供人參觀。

    卡紮菲跟宋江可以說是一對糊塗蛋,連起碼的政治常識都不懂:扯旗造反上了梁山還想招安?已經撕了龍袍摔了太子,做都做絕了,還指望皇恩浩蕩既往不咎?滿腦子尊孔忠君的宋江還可以說上梁山是不得已,卡紮菲則既沒有這樣的藉口也沒有這樣的環境。他對“西方文明”實在無知: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從來六親不認吃人不吐骨頭,象美洲印第安人那樣從來沒得罪過自己的民族都說吃就吃了,何況你個有造反前科的?——連心甘情願當走狗的都別想例外,利用價值一完照樣毫不客氣說宰就宰——李承晚、吳廷豔、馬科斯、諾列加、薩達姆、穆巴拉克……這些人哪個不比你卡紮菲忠心耿耿死心塌地?結果呢?

    毛澤東說:“景陽岡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樣,不刺激它也是那樣,總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要擁抱“西方文明”,起碼應該對“西方文明”有點常識,應該明白人家價值觀的核心是實用主義,只要沒用,一腳踢開毫不留情,哪怕你是忠心耿耿的走狗
    ——毛澤東1963年8月29日發表聲明說:“(南越)吳庭豔是美帝國主義的一條忠實的走狗。但是,如果一條走狗已經喪失了它的作用,甚至成為美帝國主義推行侵略政策的累贅,美帝國主義是不惜換用另一條走狗的。
    南朝鮮李承晚的下場就是一個先例。死心塌地讓美帝國主義牽著鼻子走的奴才到頭來只能為美帝國主義殉葬。”
    幾個月後的1963年11月1日星期五,美國「中央情報局」在南越策動“政變”,按照美國「中情局」的要求,吳庭豔兄弟被打死。
    毛澤東的“預言”僅僅三個月就“變成”了現實。卡紮菲放著這麼多前車之鑒視而不見,硬要“自作多情”——對西方國家“自作多情”,對美國“自作多情”,對美國女國務卿“自作多情”……得到個“落花有意,流水無情”的結果一點也“不奇怪”。

    中國“學歷”“學問”比卡紮菲高、見識一點卻不比卡紮菲高、象卡紮菲一樣上了梁山還求招安的人有的是,
    比如那個跑到美國“苦苦哀求”美國人“換一種思維、換一種胸襟、換一個角度”、“研究一下中國共產黨與已經解體的蘇聯的共產黨之間的區別”的鄭必堅——開口閉口“中國沒有能力也不會去挑戰美國的霸主地位”、“
    中國並沒有取代美國的打算”、
    “做不起‘美國夢’”、“不會做‘歐洲夢’”、“不想做‘蘇聯夢’”、“中國共產黨在21世紀的走向”是“對外謀求和平,對內謀求和諧,對台海局勢謀求和解”、
    “中國共產黨無意于挑戰現存國際秩序,更不主張用暴烈的手段去打破它、顛覆它”、
    “面對這樣的中國共產黨……美國有什麼可以擔心的呢?”
    “以為”這就能讓西方國家對中國手下留情。
    看看伊拉克的薩達姆和利比亞的卡紮菲的例子不難預測鄭必堅們的“低三下四”將會如何:
    薩達姆本來是美國的“走狗”,只是後來“不聽話”了;
    卡紮菲當年罵美國,但主要的實際行動不過是把石油和銀行收歸國有,關閉了美國軍事基地。
    而中國可是抗美援朝援越抗美跟西方國家刀對刀槍對槍硬幹過的。
    薩達姆為證明自己沒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誠意,連臥房褲襠都開放讓西方國家搜了個遍;
    卡紮菲為了證明自己改邪歸正的誠意,主動把一切軍事機密雙手奉送、主動邀請西方國家核查軍事設施……結果呢?
    照樣不能避免殺身之禍。
    就憑這就可以知道,鄭必堅們讓身在梁山的中國“受招安”的主張會是什麼“結果”。

    6.國家要害“不設防”的結果

    ——國家外匯“全部存入”西方國家銀行,被西方國家一下子全部“凍結”一網打盡,轉過手來“援助”給反對派推翻自己。如果當初把這些錢拿來給老百姓或加強國防,至少不會垮得這麼快這麼慘。
    (注:就憑這一點就可以斷定,“決策”把中國幾萬億外匯和黃金放在國外、“寧可”把錢放在外國給外國人用、不肯把錢放在中國給中國人用、“擅自批准”中國地方當局“自行發行”地方債務的人決不是好東西,因為這屬於“故意”為西方國家對中國也“玩這一手”、把中國的億萬外匯扣下支援中國的“帶路黨”打內戰“創造條件”)

    ——不搞自力更生,武器裝備全部進口,一切受制與人。不但放棄核計畫、交出全部圖紙機密,還主動邀請西方對其軍事設施進行檢查,任憑西方全面核查了卡紮菲的所有軍事力量、摸清了其軍事部署,對每個基地、每個武裝據點都一目了然。取消了和俄國的軍事合作和武器購買合同,轉而與法國合作。
    原來的蘇聯軍事防衛系統全部報廢。而法國則借機以幫助利比亞軍事建設的理由,把利比亞的軍事設備和防衛體系“摸了個底兒”掉。然後,收了錢後遲遲不出貨,最關鍵的地方又拖延,半截設備給扔在了那裏,結果利比亞防空體系基本上完蛋。

    (注:對比伊拉克和利比亞,更顯出毛澤東幾十年前自力更生建立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特別是國防工業體系的戰略決策是何等“高瞻遠矚”——這是如今儘管“帶路黨”猖獗、中國仍能避免伊拉克和利比亞的命運的“關鍵”。難怪“帶路黨”一提毛澤東就咬牙切齒,一提“兩彈一星”就暴跳如雷。)

    7.迷信“普世價值”、“西方文明”的結果

    卡紮菲被西方國家幾句漂亮話就昏了頭,當真相信“和諧世界”、“西方文明”、“說話算數”,對西方國家絲毫不加防備,外匯儲備存在西方國家,武器裝備從西方國家買,軍事設施任憑西方國家核查……想都沒想到人家會突然變臉。由於迷信“全民民主”、“公正和諧”的“伊斯蘭社會主義”,二月掀起武裝叛亂時卡紮菲沒有意識到和賣國賊是你死我活的敵我矛盾,沒有果斷使用武力平叛,而是派和叛軍有密切聯繫的司法部長賈利勒去招撫。結果賈利勒一到班加西就加入了叛軍。反對派武裝已經被打得落花流水岌岌可危,但西方國家一發話卡紮菲立刻停火同意談判,把攻入班加西的裝甲團撤了出來。結果這一個團叫法國戰鬥機全殲。如果一開始卡紮菲就果斷使用武力平叛,並把和叛軍有密切聯繫的賈利勒等抓起來,堅決不談判打完再說,完全可能在幾天內一舉粉碎武裝叛亂,現在慶祝勝利的不知道是誰。越是惟恐被扣上“屠殺平民”的帽子,越是是逃不掉這頂大帽子。西方國家則毫無顧忌,耍起賴來肆無忌憚:說設禁飛區是為了保護班加西的平民,結果卻是對全利比亞的狂轟濫炸;說是“人道主義使命”,結果卻是赤裸裸的軍事進攻。相信了“西方文明”的卡紮菲“與狼共舞”,結果是陳屍肉鋪。

    8.海歸“精英”兼坑爹冠軍

    使卡紮菲“受招安”倒向西方國家的關鍵人物是他的二兒子塞義夫。一查履歷,此子乃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博士學位,熱衷於討論開放國家、實現經濟現代化,“最喜歡”談論民主、公民社會、透明度和法制,“適應21世紀的變化”、以“改革派”自居——真是光彩照人啊:
    卡紮菲愛子、最器重的接班人、
    “經濟專家”、
    “海歸”、
    “普世價值”、
    “改革開放帶頭人”……
    敢情賽義夫是利比亞的“厲以甯兼胡德平(兼劉亞洲)”,
    舉足輕重的“改革精英”、“紅二代”。
    若非如此重量級“精英”,還有誰能說服卡紮菲受招安、相信西方霸權主義集團這群狼會不吃羊、與西方和解、歸順西方、交“投命狀”(放棄核武計畫、遞交基地組織名單、取消和俄國的軍事合作和武器購買合同、協助打擊西方國家“恐怖主義”)?
    卡紮菲如此下場,賽義夫功莫大焉。

    硬說賽義夫存心出賣他爹未免冤枉——出賣他爹對他有什麼好處?何況賽公子如今落難,自身難保,被聯合國“國際戰犯法庭”以謀殺和迫害人民等違反人道罪名通緝,正亡命天涯。
    由此可見他當年遊說老爹受招安並非心懷叵測,的的確確是讀書“讀傻”了,滿腦子“普世價值”、“改革開放”、“國際接軌”、“和諧世界”
    ——“路線錯誤,書讀得越多越蠢”、“百無一用是書生”。
    滿身“精英”、“經濟專家”光環的賽義夫雖然不算存心賣爹,但的的確確把他爹坑慘了,可以榮獲“坑爹冠軍”稱號。

    不過賽義夫“坑爹冠軍”的“榮譽”未必能保持很久,因為不甘落後者“大有人在”,比如中國的“(胡亂邦子)胡德平們”就在努力加餐你追我趕,到處拼命遊說中國的卡紮菲們學利比亞卡紮菲的榜樣,全面“接受招安”,徹底倒向西方,“與毛澤東徹底切割”、“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告別革命”、“完成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公民社會”、“民主社會主義”、“向美國買安全”……
    總之“大有後來者居上之志”。只是不知道一旦胡大公子們榮獲“坑爹冠軍”,是會像如今的賽義夫那樣公子落難被通緝去亡命,還是會像阿斗那樣被養起來,可以若無其事地飲酒賞舞,一口一個“此間樂,不思蜀也”?

    文/黎陽

    2010.10.24.


  19. 2011/11/03 於 12:19 patchpieces

    簡評美國(基督教霸權文化)的“信仰外交”與我國文化安全

    “冷戰”結束以來,在國際戰略格局中,宗教的復興和宗教的衝突成為重要的社會現象。仔細分析這些社會現象主要不是精神層面的有神論在起作用,而是宗教的社會性被“人為的抬高”和“強化”。宗教有神論被某些國家和某些利益集團當作“謀取”政治勢力和經濟利益的“手段”。
    從科學無神論的視角考察,這種現象是歷史文明的倒退,急需我們進行研究,提出對應戰略。

    一、從“(基督教霸權)傳教士外交”到“信仰外交” 

    一個(基督教霸權)超級大國立法“定期審查”世界各國的宗教現狀,這是“冷戰”後國際舞臺上的一個重要“戰略變化”。這種“以信仰為基礎的外交”(faith-based diplomacy),成為歷史上“(基督教霸權)傳教士外交”和當代“人權外交”的最新版本。
    而當代中國的宗教問題“長期”被美國(基督教霸權)《1998年國際宗教自由法》“審查”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案例。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戰略格局最重要的變化是美國“新保守主義勢力”企圖建立“獨霸”全球的“單極”時代。某些權威人士鼓吹“單邊主義”的霸權政策,推行“新干涉主義”戰略。
    這一理論有兩個支點:一是捍衛“人類普遍的價值觀”,提出西方的“人權”、“法治”等等都是“普世價值”;
    二是“人權高於主權”,提出“人權無國界”。
    而當代“美式(基督教霸權)人權標準”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將宗教自由視為人權的第一基石。
    美國“基督教新基要主義”勢力和政治“(極右翼)新保守主義勢力”結盟,共同推動國會通過《1998年國際宗教自由法案》,使其成為“以國家力量”進行基督教“全球戰略擴張”的工具。

    在冷戰期間,基督教被當作“美國反對無神論共產主義的重要立足點。” ① 冷戰之後,兩極對抗消失,地緣政治因素減弱,而國際關係中的宗教因素日益突出。所謂“國際宗教自由”的議題,成為某些人士的“口頭禪”。

    有位美國學者為這種“信仰外交”的合理性注疏,他說:
    “爭奪新世界秩序靈魂的鬥爭已經發生,認真看待文化和宗教多元主義,目前已經成為21世紀最重要的外交政策挑戰之一。”②
    在他看來,21世紀最重要的外交政策挑戰之一是“爭奪新世界秩序靈魂的鬥爭”。而在保守本土民族文化的人們看來,某些國家為“爭奪新世界秩序靈魂”,動用國家行政資源,如:外交手段,甚至發動戰爭,傳播某種宗教信仰文化,是十足的“霸權主義”。

    歷年美國政府發佈的《國際宗教自由報告》,一再“強調”其(基督教霸權)價值觀。美國國務院在《2001年度國際宗教自由報告》的導言中,宣稱要“使宗教自由成為憲法中的第一自由”。
    美國當局“運用”國家力量,在國際人權領域裏強化美國價值觀。如:《2006年國際宗教自由報告》宣稱:
    “宗教信仰作為個人選項和基本自由。是美國特徵的立足點,根植于我國開國先賢的理想。從建國至今,宗教自由一直是我國最首要的自由之一。美國人民捍衛宗教自由的決心——不僅在國內,而且在全世界——始終不渝。正如康多莉紮•賴斯國務卿所說:‘對美國來說,沒有比宗教自由和宗教良心更根本的東西。我們國家就建立在這一基礎上。宗教自由是民主的核心。’”③

    現在,美國當局進一步提升“國際宗教(基督教霸權)自由”的戰略價值,鼓吹“宗教自由即促進國家安全”。如:2008年,美國國務院國際宗教自由辦公室主任湯瑪斯•F.法爾(Thomas.F.Farr)公開呼籲美國外交應使“保護和擴展宗教自由成為其核心因素之一”,並宣稱“美國國家安全的中心議題是伊斯蘭恐怖主義。”④
    目前,關於宗教問題在國際戰略中的地位美國朝野看法日趨一致。“以(基督教霸權)信仰為基礎的外交”(faith-based diplomacy),成為當代“(基督教霸權)人權外交”的最新版本。⑤

    共和黨的戰略家卡爾•羅夫(Karl.Rove)的解釋說:
    “理性對於研究、分析歷史和政治也許是好的,但對於實踐和創造歷史和政治則不同。被感知和被期待的信仰,不能在塵世被證明和被演示,現在,則更為有效地動員人們去創造變化。”⑥
    美國的政治家用基督教(霸權)的“普世價值”,激勵民眾創造歷史“源於”一種“美國式的(斯巴達體制)政治生態環境”。可是,某些美國的執政者將這種宗教信仰的價值觀,作為外交的基礎,強力向全世界“(強制)推廣”,這種“霸權主義”的外交能走多遠呢?

    應當指出,美國政府大力促進的“國際宗教(基督教霸權)信仰自由”,是以“美國國家利益”為標準的。例如:美國國務院發表的“2002年國際宗教自由年度報告”,將緬甸、中國、伊朗、伊拉克、朝鮮、蘇丹列為“特別關注國家”。2004的年度報告又將伊拉克從名單上刪除。
    而事實上,在美(侵略)軍“佔領”的伊拉克(民主人間地獄),殺戮“聖戰”不斷,民眾的生命安全都“難以保障”(數百萬伊拉克人淪為難民、數十萬伊婦女淪為娼妓、產生近百萬孤兒),難道宗教信仰反而獲得更大的自由嗎? 從2003年美軍“入侵”伊拉克至今,在這場戰爭中死傷的伊拉克平民至少有66萬人(注:死亡相關事件及圖像被包括谷歌搜索引擎在內之西方自由媒體妓者所協助全力滅跡掩蓋),被“國際人權組織”批評為“本世紀第一個十年最大的人道主義災難”。最近,“(實為美帝資本及中情局外圍之非政府組織)維琪揭秘/Wikileaks”網公佈,在伊拉克戰爭中,總計10.9萬死亡人數中,有6.6萬非作戰人士。另一個總部設在倫敦的“伊拉克罹難人數統計”組織說,在戰爭中死亡的平民高達12.2萬人。⑦

    “反恐、反恐,越反越恐!”,已經成為國際流行語。
    根據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學者研究,20世紀80年代,全球僅有5起自殺式襲擊事件,到90年代升至50起,而2009年,全球的“人體炸彈”事件高達500起。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反抗”(基督教霸權)外國軍隊的“佔領”。⑧
    美國政府大力實施《國際宗教信仰(基督教霸權)自由法案》,聲稱“尊重宗教自由的國家極少對他國造成安全威脅”。⑨
    這些“惟我獨尊”“說教”在鐵的事實面前如同皇帝的新衣、自欺欺人。顯而易見,這種“考察”國際宗教(基督教霸權)自由的標準是“唯美國的利益”為轉移的。

    我認為,冷戰結束以來,西方列強的“核心話語”已經“轉向”“以宗教自由為基石”的人權。基督教的“普世價值”不斷“被抽象化”,成為西式(金權貪婪)民主制度的“圖騰”,正如美國前國務卿所說的“(基督教霸權)宗教自由是民主的核心”。
    這種“符號化”的“(基督教霸權)普世價值”企圖將社會核心價值體系從各國基本的社會關係中“剝離”出來,成為國際舞臺上“(基督教霸權)新干涉主義”的“武器”。這種“(基督教霸權)宗教意識形態化”的傾向影響了國際社會文化多元化的發展,“造成”世界的“動盪不安”。

    基督教信仰“被(基督教霸權)意識形態化”的“現象”反映出歷史在曲折中延伸。當代宗教新基要主義的復興向政治領域“擴張”,現代國家能否堅持“政教分離”的原則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基督教新基要主義”復興,與(極右翼)政治保守主義“聯盟”,企圖以國家的力量向全世界“傳播”基督教(霸權)的“福音”,造成新的“政教分離”的危機。

    二、影響中國國家安全的宗教因素

    2006年12月,在中國國家安全政策委員會舉辦的第五屆國家安全論壇上,我曾撰文指出,冷戰結束後,影響中國國家安全的宗教因素主要有三個:即
    以達賴集團為首的藏獨分裂勢力;
    打著伊斯蘭教旗幟“東突”分裂勢力;
    美國基督教新保守勢力(基督教霸權)對華的“擴張戰略”。
    在西方“遏制中國”的戰略中,這些宗教因素將成為敵對勢力“利用”的重要資源。

    近幾年,在我國邊疆地區接連發生一系列暴力事件,2008年“3•14”拉薩暴力事件,2009年“7•5”烏魯木齊暴力事件,其規模之大,手段之殘忍,仍使人感到深深地震驚!
    大量事實表明,這些民族分裂勢力有深厚的宗教極端主義背景,成為誘發國內恐怖活動的重要因素之一。我認為,在未來十年,這三種因素將繼續存在,在西方列強“新干涉主義”的支持下依然對我國的國家安全構成相當的威脅。

    以美國當局為首的某些國際利益集團將(基督教霸權)宗教當作西方價值觀的“負荷體”,用於“意識形態的輸出”和“顛覆”他國的“政治工具”;從海灣戰爭(波斯灣戰爭)到伊拉克戰爭,相關利益集團都“利用” (基督教霸權)宗教作為“動員”民眾的手段,由是“導致”宗教動亂和教派戰爭“遍及全球”,令民族問題也蒙上一層神聖外衣而變得“空前尖銳”,難以調和,這已經成為21世紀以來世界戰略格局中的重要特徵。

    境外敵對勢力利用(基督教霸權)宗教、民族因素破壞祖國邊疆地區的社會主義建設。民族分裂勢力利用宗教極端思想成為分裂祖國的危險毒瘤。西藏拉薩“3•14”暴力事件,新疆烏魯木齊“7•5”暴力事件為我們敲響警鐘。新疆、西藏等地區的民族分裂勢力與海外敵對勢力相呼應,越來越多地披上宗教的外衣,具有更殘酷的破壞性。

    宗教不只是一種文化,而且也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政治手段。就從當前世界看,凡發生血腥衝突的地方幾乎沒有不與宗教相聯繫的;對大多數地區和國家言,不瞭解戰爭的宗教背景就不可能瞭解戰爭的文化原因。打著宗教“旗號”製造事端在我們國內的西藏問題、新疆問題上已是有目共睹,而對我國潛在威脅最大的乃是美國基督教新基要主義的“全球擴張戰略”。

    如果說,西藏、新疆地區的民族分裂勢力與宗教極端思想相結合,形成分裂祖國領土的恐怖主義暴力威脅,那麼,國際(基督教霸權)宗教右翼勢力利用合法管道向我國的文化教育領域“持續滲透”已經開始形成挑戰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軟實力”。暴力威脅,赤裸裸,血淋淋;而軟刀子,甜言蜜語,溫情脈脈。在當今世界“鬥而不破”的戰略博弈中,軟刀子是“巧實力”中的核心力量。

    2008年8月,一位中國著名學者在歐洲訪問時提問:請簡要說明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是什麼?
    英國國家戰略研究所“跨國威脅和政治風險”專案負責人回答說:
    “中國若‘硬實力’崛起,美國則十分歡迎;中國若‘軟實力’崛起,美中之間將可能發生直接全面的激烈衝突。”⑩

    如果說“硬實力”是指經濟實力,美國真的歡迎中國崛起嗎? 此另當別論。“軟實力”應當是指政治制度、社會文化、價值體系等等,當然包括民主、自由、人權等意識形態。民主制度和人權理念是西方向全世界推廣“軟實力”的兩張主牌。
    冷戰結束後,在國際戰略中,人權的牌日益顯赫。而根據美國當局的詮釋,“宗教自由成為人權的第一基石”。2008年8月,時任美國總統的小布希發表談話說:“我已通過明確、坦率和一貫的方式告訴中國領導人,我們高度關注宗教自由和人權”。{11} 奧巴馬政府上臺後,當務之急是應對經濟危機。在推廣美國核心價值時,美國政府調整策略採用“更溫和、更低調的手段”。
    我們應當清醒地認識到,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美國執政者的國際戰略方向是“殊途同歸”的。

    基督教新基要主義的“全球擴張戰略”成為“美國霸權主義”的工具。中國成為國際(基督教霸權)宗教右翼勢力“傳播”(基督教霸權)基督教福音的“重點地區”。
    美國《1998年國際宗教自由法案》的確立是美國宗教勢力“影響”國家外交政策的“標誌性事件”。正如美國前國務卿賴斯所說的“宗教自由是民主的核心”。這種宗教信仰文化不斷被抽象化,成為西式民主制度的圖騰,成為美國推行霸權主義的戰略工具。

    在該法案實施中美國以國家力量“推動”基督教(霸權)“全球戰略擴張”,不斷在“人權”和“宗教自由”領域向中國發難。中國成為該項立法的主要制裁對象之一。這種“新干涉主義”,為“爭奪新世界秩序靈魂”,動用國家行政資源。中國成為國際宗教勢力“傳播”基督教福音的重點地區。中國內地大量基督教家庭聚會點,接受海外(基督教霸權)宗教組織的“資助”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在評估美國基督教(霸權)對華戰略“擴張”的態勢時,一位著名學者指出:
    “它可以開動全部國家機器,從總統、國務院、國會、國家安全委員會統一運作,許多教會組織和教會院校協同配合,形成國家、宗教和非政府組織各以不同的優勢對外擴張,政治威脅、經濟收買、文化宣傳、合法與非法手段齊頭並進,以至於能夠在基督教歷來勢微的我國,製造出相當強大的輿論,進入高等講堂和學術研究機構。地下教會敢於與國家法規公開對立。”{12}

    西方(基督教霸權)宗教右翼勢力特別“善於利用”合法管道深入我國文化教育和學術研究陣地,“培植”力量,“宣傳”他們的世界觀、價值觀和政治觀,與我國主流意識形態“對立”。他們有“強大”的政治背景,雄厚的資金,長遠的戰略,以及為“扶植”和“培訓”宣教骨幹的教育體系。與這種強大的宗教文化傳播陣勢相比,我們科學無神論的聲音過於“微弱”。這種形勢若不及時改變,後患無窮。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經濟結構、利益格局發生深刻變化,人們思想的多變性和差異性不斷增強。其中,引人矚目的社會現象之一是信仰宗教的民眾日益增多。“宗教學”逐漸由邊緣學科發展起來被稱為“顯學”。

    隨著“宗教熱”的興起,一種“精心呵護”宗教文化的學術傾向也逐漸升溫。有一些人士“極力推崇”某種宗教文化,將其詮釋為“道德的源泉”、“民主的根基”、甚至是“科學的前提”。
    還有一些權威人士大力宣導“文化神學”,並積極推動這種“文化神學”成為國家研究機構和高等院校的學術方向。這種思潮已經開始影響政策制定和輿論導向。

    海外宗教勢力的所謂“合法滲透”,主要形式是“文化交流”、“學術研究”。他們通過教育系統和研究機構,在青年知識份子中“宣傳”基督教“優秀論”,將西方近現代文明“歸功”於宗教信仰,“貶低”或“詆毀”中國的傳統文化,視社會主義價值觀“若無物”。至今我們沒有學術上的應對,科學無神論幾乎沒有話語權,表述西方近現代歷史的真相,以及世俗人文主義和科學無神論發揮的決定性作用。

    “(基督教霸權)宗教滲透”已經成為國外“文化滲透”的主要內容。而文化問題,宗教問題,以至意識形態問題,畢竟需要思想上的應對。我們應該掌握話語權,應該培植我們的學術優勢,我們不應該放棄意識形態陣地。

    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中,無神論的唯物世界觀和積極人生觀佔有重要地位。黨中央一再指出:要鞏固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要增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科學無神論的作用不容忽視。一個時間以來,有種輿論“力圖”把科學無神論從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中剔除出去,這是危險的,既不符合人類歷史和當代的世俗化潮流,也與中國的人本主義傳統相悖。

    注釋:

    ① 參見羅伯特•鮑柯克、肯尼斯•湯普森編,龔方震、陳耀廷等譯:《宗教與意識形態》,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18-319頁。

    ② Scott.M.Thomas,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Relig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ruggle for Soul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2005.p.16.

    ③Annual 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2006.

    ④ Foreign Affairs,2008.3/4.

    ⑤ 參見徐以驊:《當代國際傳教運動研究的“四個跨越”》, 《世界宗教文化》2010年第1期。

    ⑥ 習五一、楊峰編譯:《美國的宗教和世界歷史》,(Scott.Atran,Religion in America and World History),見《科學與無神論》2010年第4期。

    ⑦ 英國《獨立報》網站2010年10月23日,轉引自《參考消息》2010年10月24日。

    ⑧ 鳳凰衛視:《皇牌大放送》:《奧巴馬和他的戰爭》2010年3月20日。參見:www.Phoenixtv.com.cn.或phtv.ofeng.com/program/zmdfs/…./0316_1655-1577914:shtml.

    ⑨“A Briefing by Ambassador-at-Large for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John Hanford,Washington D.C.September 15,2004”www.state.gov/secretary/rm/36197.htm

    ⑩ 李慎明:《關於民主與普世民主的相關思考》,見:李慎明主編:《世界社會主義跟蹤研究報告(2009—2010)》,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2月版,第4頁。

    {11}《美國總統布希8月7日在泰國曼谷的講話》,http://bbs.zxrs.net/dispbbs_61_115131_1.html.

    {12} 文丁:《試看〈1998年國際宗教自由法案〉中的“宗教自由”》,《科學與無神論》2010年第6期。

    文/習五一

    《科學與無神論》2011年第1期


  20. 2011/11/14 於 12:43 patchpieces

    《America’s New World Order Agenda》

    by Stephen Lendman
    2011-11-13

    New world order strategy dictates major global economic, political, and military policies. Nothing happens accidentally.

    Events are manipulated. At issue is world dominance. America, Israel, and key NATO nations are partnered to achieve it.

    Wars, economic disruption, financial terrorism, and other upheavals play out in real time. Grand schemes lie behind them.

    Today’s economic crisis wasn’t happenstance. It was well planned, willful policy to transfer unprecedented wealth to private hands.

    Super-rich crooks got richer. Social inequalities deepened. Unmanageable debt levels skyrocketed. “Bailouts" metaphorically mean grand theft. Unknown trillions of dollars, euros and pounds vanished to secret accounts and offshore tax havens.

    Currencies are being debased. Crisis conditions worsen. At issue is subverting democracy, ending social justice, and consolidating global power in private hands.

    Political analyst Peter Eyre calls it “a well orchestrated master plan to swindle trillions of taxpayer dollars from so many countries."

    Pumping them into bank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lets them game the system advantageously. “Are you starting to get the picture?"

    “In a nutshell, the elite ‘New World Order’ (rulers) got into bed with the banking and financial sectors, who then got into bed with the governments of the world, who then got into bed with senior political figures, who then told us, the taxpayers, that all your money will now have to be used to bail them out or face economic collapse."

    It’s a con, a scam to loot wealth from nations and households. Anyone facing default gets in trouble. Individual borrowers have their assets seized by creditors. Governments have to deal with the loan shark of last resort – the IMF.

    Its terms require privatizing public enterprises, mass layoffs, deregulation, deep social spending cuts, wage freezes or cuts, unrestricted access for Western corporations, corporate-friendly tax cuts, increases for working people, undermining trade unionism, and enforcing harsh repression against those who balk.

    In sum, its financial terrorism, New World Order tyranny, waging war on nations and humanity for profit and power.

    According to Eyre:
    “It boggles the mind that a system so vulnerable to manipulation would ever have come into existence in the first place."

    It wasn’t by accident or from Adam Smith’s invisible hand. Since the 19th century, it was engineered by Rothschilds, Rockefellers, and other visible ones in league with complicit politicians to the highest levels.

    Eyre ended his commentary, saying “Stay tuned for more grime and slime."

    War as an Instrument of Control

    Wars play an integral role. On September 11, 1990, preparing America for Operation Desert Storm, GHW Bush told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that war on Iraq presented “a rare opportunity to move toward an historic period of cooperation. Out of these troubled times….a New World Order can emerge."

    McAlvany Intelligence Advisory defines it as follows:

    “A supranational authority to regulate world commerce and industry;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that would control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oil; an international currency that would replace the dollar (and other major currencies); a world development fund that would make funds available to free and communist nations alike; (and) an international police force to enforce the edicts of the New World Order."

    A briefer definition is tyrannical money power in private hands. Dictating global policies, what it says goes. Major bank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all the shots. Political leaders genuflect and obey, including when to wage wars against what enemies.

    On September 21, 1992, GHW Bush told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that multinational troops would become a New World Order army, saying:
    “Nations should develop and train military units for possible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America’s permanent war agenda wasn’t explained. Neither was using “peacekeepers" as imperial occupiers.

    Post-9/11, Dick Cheney warned of wars that won’t end in our lifetime. Former CIA Director James Woolsey said America “is engaged in World War IV, and it could continue for years….This fourth world war, I think, will last considerably longer than either World Wars I or II did for us."

    In its 2006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QDR), Pentagon commanders called it the “long war." In fact, throughout US history, America waged continual wars at home and abroad.

    Obama is Washington’s latest warrior president. Earlier ones included Washington, Madison, Jackson, Lincoln, T. Roosevelt, Wilson, F. Roosevelt, Truman, Johnson, Nixon, Reagan, GHW Bush, Clinton, and GW Bush.

    America glorifies wars in the name of peace. The business of America is war and grand theft. One nation after another is pillaged. Libya was the latest. Are Syria and Iran next?

    At issue is consolidating wealth and power, subverting democratic freedoms, and achieving unchallenged global dominance through financial manipulation and brute force.

    War Is a Racket Based on Lies

    General Smedley Butler’s 1935 book titled, “War is a Racket" followed his 1933 speech on the same theme. In it he said:
    “I spent thirty-three years and four months in active military service as (a Marine). I served in all commissioned ranks from Second Lieutenant to Major-General. And during that period, I spent most of my time being a high class muscle-man for Big Business, for Wall Street and for the Bankers. In short, I was a racketeer, a gangster for capitalism."

    “I helped make Mexico….safe for American oil interests in 1914. I helped make Haiti and Cuba a decent place for the National City Bank boys to collect revenues in. I helped in the raping of half a dozen Central American republics for the benefit of Wall Street."

    “The record of racketeering is long. I helped purify Nicaragua for the international banking house of Brown Brothers in 1909 – 1912. I brought light to the Dominican Republic for American sugar interests in 1916. In China, I helped to see to it that Standard Oil went its way unmolested."

    “During those years, I had, as the boys in the back room would say, a swell racket. Looking back at it, I feel that I could have given Al Capone a few hints. The best he could do was operate his racket in three districts. I operated on three continents."

    America’s global empire stretches everywhere. Super-weapons Butler couldn’t have imagined enforce it. By going public, he was an American hero. Who in today’s military can match him? Who’d dare try?

    Cowards waged war on Libya. On November 10, NSNBC said Libyans haven’t enough basic foods to survive. “Tens of thousands of small businesses were destroyed." People can’t support their families.

    Public anger rages against NATO. Libya’s a “powder keg ready to explode at any time." Suspected Gaffafi loyalists are arrested and tortured daily.

    Libyan-style democracy includes “murder(ing), tortur(ing), and imprison(ing)" anti-Nato resisters. Foreign occupiers from Qatar, UAE, and other nations are instructed to terrorize Libyans to submit.

    Nonetheless, resistance continues. Fighting rages across Libya. Everyone has weapons. Gaddafi wisely armed millions. By restricting enough supplies, NATO made food a weapon of war.

    Washington, Britain, France, and belligerent partners also transformed Africa’s most developed country into its least. For many, getting enough life sustaining essentials requires fighting for them. Libya metaphorically symbolizes New World Order tyranny. Perhaps Syria and Iran ARE next.

    Last March, Syria’s externally generated uprisings began. Despite legitimate grievances, Washington orchestrated change there like elsewhere in the region.

    It’s part of its imperial “New World Order/New Middle East" project to control North Africa, the Middle East and Central Asia to Russia’s borders.

    For over a decade, planned regime change targeted Iraq, Afghanistan, Lebanon, Iran, Somalia, Sudan, Libya, Syria, and other global countries.

    Libya’s model was test marketed and readied for future aggression. Targets are selected well in advance.

    IAEA’s fabricated Iranian report may ignite what’s planned next. On November 12, Haaretz headlined, “US demands Iran respond to IAEA report within days," saying:

    Attending a Pacific Rim summit, Hillary Clinton issued demands, saying:

    “Iran has a long history of deception and denial regarding its nuclear program and in the coming days we expect Iran to answer the serious questions raised by this report."

    “The US will continue to consult closely with out allies on the next steps we take to increase pressure on Iran."

    Clinton, Obama and other top US officials are inveterate liars and war criminals. America thrives on “deception and denial," raging lawlessly on a global scale.

    Iran threatens no one. Its nuclear program is peaceful and nonmilitary. No evidence disproves it. Saying so is false.

    Kazem Gharib-Abadi, Iran’s permanent Executive Council representative to the Organization for the Prohibition of Chemical Weapons (OPCW) told Press TV:
    “The recent IAEA report is a historic and international mistake which has endangered the agency’s credit, and is based on political provocation and false claims made up of fabricated US (and Israeli) information."

    Iran dismissed the report as “unbalanced, unprofessional and prepared with political motivation and under political pressure by mostly the United States."

    Independent experts agree. It lacks credibility. America’s intelligence established refuted it last March. IAEA’s information predates 2003.

    It’s worthless, but could ignite war if Washington plans it with Israel and other willing NATO partners. Stay tuned. Further updates will follow.

    http://sjlendman.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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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g Lies Launch Wars》

    by Stephen Lendman
    2011-11-12

    In “The Art of War," Sun Tzu said “All war is based on deception."

    What worked in ancient times more than ever applies now, given instant ways of communicating globally and super-weapons Washington and Israel threaten to use like hand grenades.

    In “Doctor Faustus", Christopher Marlowe mentioned “the face that launched a thousand ships." He referred to Helen of Troy (formerly of Sparta).

    To win her back, Greeks launched 1,000 warships. According to Greek mythology, the Trojan War followed.

    Homer’s Odyssey and Iliad recounted it. So did Roman poets Virgil and Ovid. Homer said it lasted 10 years. Mythological goddess quarrels started it.

    Real, mythological, or fabricated reasons work equally well. Then it was Athena and Hera v. Aphrodite. Today it’s “war on terror" fear tactics.

    Near its end, Greeks entered Troy in a Trojan Horse. America’s perhaps was 9/11. Both were duplicitous acts used to ravage targeted enemies.

    The expression, “beware of Greeks bearing gifts" originated from back then. According to Homer and other Greek literature, they burned the city, captured Trojan women, rescued Helen, and returned her to Menelaus, her husband.

    Fear, misinformation, and deceit work best enlisting popular support, whether in ancient China, Greece or modern times. Television today supplies it.

    From its earliest days, it lied, distracted, entertained, and provided a platform for corporate America to control thought, manipulate public opinion, and sell people junk they don’t need.

    In a June 1950 commencement speech, Boston University President Daniel Marsh said, “If the (television) craze continues….we are destined to have a nation of morons."

    In May 1961, Kennedy’s FCC chairman Newton Minow called commercial television a “vast wasteland." He suggested watching it for a day “without a book, without a magazine, without a newspaper," with no distractions.

    “Keep your eyes glued to that set until the station signs off" as it once did before 24 broadcasting. “I can assure you that what you will observe is a vast wasteland, (a) procession of game shows, (nonsensical) formula comedies….blood and thunder, mayhem, violence, sadism, murder, western bad men, western good men, private eyes, gangsters, more violence, and cartoons."

    “And endless commercials – many screaming, cajoling, and offending….And if you think I exaggerate….try it."

    Try it now. It’s the same on hundreds of channels round the clock ad nauseam.

    Communication theorist/media critic George Gerbner once said television has nothing to tell and everything to sell.

    In his book,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Neil Postman said “Americans are the most entertained and least informed people in the world," knowing little or nothing about what matters most.

    Famed comedian Ernie Kovacs once said television is called a medium because it’s neither rare or well done.

    Because most people rely on it for news and information, a nation of “morons" lets America get away with murder.

    America’s Permanent War Agenda

    In his book titled, “Perpetual War for Perpetual Peace," Gore Vidal said:

    “our rulers 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have made sure that we are never to be told the truth about anything that our government has done to other people, not to mention our own."

    In his book titled, “Dreaming War," he compared GW Bush’s imperial ambitions to WW II and subsequent Truman Doctrine pledge:

    “To support free peoples who are resisting attempted subjugation by armed minorities or by outside pressures."

    At issue was keeping Greece and Turkey from going communist. Applied globally, it initiated America’s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strategy.

    Ever since, it lurched from one war to another to benefit war profiteers and advance America’s imperium, no matter the body count to achieve both.

    In his 1953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revisionist essays titled, “Perpetual War for Perpetual Peace: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Foreign Policy of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and It’s Aftermath," Harry Elmer Barnes wrote:

    “If trends continue as they have during the last fifteen years, we shall soon reach (the) point of no return, and can only anticipate interminable wars, disguised as noble gestures for peace."

    “Such an era could only culminate in a third world war which might well, as Arnold J. Toynbee has suggested, leave only the pygmies in remote jungles, or even the apes and ants, to carry on ‘the cultural traditions’ of mankind."

    Deception, misinformation, popular fiction, and Big Lies launch wars – all of them. Television today incites them. Earlier times, however had other ways to enlist public support or at least avoid opposition enough to stop them.

    Historian Gabriel Kolko explained nothing good about “the good war," WW II, or any others. None achieve peac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ne conflict begets others. Endless destructive cycles follow. Countless millions die. Vast destruction ravages countries. Human misery, not liberation, results.

    Since the 19th century, imperial wars shaped American life. Waging them is prioritized. Technological expertise produces killing machines. Industrial America suffered.

    Human needs go unmet, today more than ever in modern times. State capitalism partners with business waging war. Uneducated, disadvantaged, impoverished, disconnected, restless, angry millions get left on their own sink or swim.

    Others go to war to get killed, injured, maimed, or emotionally scared for life with nothing in return benefitting them.

    In his January 1961 farewell address, Dwight Eisenhower warned about: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citing the “grave implications" of a “coalition of the military and industrialists who profit by manufacturing arms and selling them to the government."

    He said “we must guard against the acquisition of unwarranted influence….by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The potential for the disastrous rise of misplaced power exists and will persist."

    He added that:
    “Every gun that is made, every war ship launched, every rocket fired signifies, in the final sense, a theft from those who hunger and are not fed, from those who are cold and not clothed…."

    Today, dominant “iron triangle" authority runs America’s war machine. With sitting presidents, it consists of Congress, the Pentagon, and defense industry profiteers, including producers of sophisticated technology for digital age warfare Eisenhower couldn’t have imagined.

    In combination, they addicted the nation to war, not for threats. It’s for power and profits. Why else would war be America’s business!

    In his book titled, “JFK and the Unspeakable: Why He Died and Why It Matters," James Douglas discussed many reasons. Key was his opposition to force.

    After the Joint Chiefs demanded troops for Laos, he told Geneva Conference representative Averell Harriman:
    “Did you understand? I want a negotiated settlement in Laos. I don’t want to put troops in."

    He opposed nuclear weapons use in Berlin and Southeast Asia. During the 1962 Cuban missile crisis, he refused to bomb or invade. Afterwards he said, “I never had the slightest intention of doing so."

    In June 1963 (a few months before his assassination), he called for abolishing nuclear weapons, ending the Cold War, and advancing “general and complete disarmament."

    In October 1963, he signed National Security Action Memorandum (NSAM) 263 to withdraw 1,000 US forces from Vietnam by year end and all of them by 1965.

    He wanted “to splinter the CIA in a thousand pieces and scatter it to the winds."

    Before Gaza, the West Bank and East Jerusalem were occupied, he supported UN Resolution 194, authorizing diaspora Palestinians’ right of return they never got.

    He wanted the American Zionist Council (AIPAC’s original name) registered as a foreign agent. He opposed Israel’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He wanted peace, not conflicts. It cost him his life. Future presidents got the message. The rest, as they say, is history.

    Canadian Law Professor Michael Mandel explained imperial America’s lawlessness in his 2004 book titled, “How America Gets Away with Murder: Illegal Wars, Collateral Damage,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He discussed Justice Robert’s Jackson’s Nuremberg “supreme crime" declaration. It’s more than ever relevant given America’s out-of-control belligerence, ravaging the world one country at a time or in multiples.

    At Nuremberg, Jackson said:

    “To initiate a war of aggression….is not only an international crimes; it is the supreme international crimes differing only from the other war crimes in that it contains within itself the accumulated evil of the whole."

    In 1950, the Nuremberg Tribunal defined crimes against peace as:
    “(i) Planning, preparation, initiation or waging of a war of aggression or a war in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eaties, agreements or assurances; (and)

    (ii) Participation in a common plan or conspiracy for the accomplishment of any of the acts mentioned under (i)."

    After WW I, Kellogg-Briand in 1928 renounced aggressive war, prohibiting its use as “an instrument of national policy," except in self-defense.

    Sixty-three nations were signatories, including America, Britain, France, Germany, Italy, Soviet Russia, and Japan. The US Senate approved the treaty 85 – 1. Like Nuremberg, it’s binding international law.

    Washington’s war machine hardly slowed. WW II followed as well as perpetual others thereafter. Even then, the business of America was war. It’s more than ever that today.

    Its “scourge" wants power, profits and unchallenged dominance. Today, America wages it globally against humanity. International law is defied. So is morality and common sense.

    International peace, security, stability, equity, justice, and freedom are non-starters. Only war spoils matter, including benefits derived from them in all forms.

    Since WW II, America, its NATO partners and Israel waged regular aggressive wars. Millions of noncombatant civilians perished. Appalling human suffering resulted.

    Washington’s imperial war machine is today’s greatest threat, ravaging the world one country at a time. Congressional authority was abdicated. Presidents can act on their own.

    In September 2001, Congress approved the Authorization for Use of Military Force (AUMF) for “the use of United States Armed Forces against those responsible for the recent attacks launched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War on terror" authority accelerated permanent wars. Presidents now wage them at their discretion.

    Where it all ends, who knows. No one’s able to stop them. Short of finding a way, free societies, planet earth and humanity hang in the balance. Even risks that great are ign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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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r of Words on Iran》

    by Stephen Lendman
    2011-11-11

    Provocative rhetoric followed release of the IAEA report on Iran’s nuclear program, despite baseless allegations in it.

    In October 2009, the Agency leaked a document titled “Possible Dimensions of Iran’s Nuclear Program" to the New York Times. At issue was circumventing then IAEA head Mohamed ElBaradei. Allegations in it were spurious. As a result, he wouldn’t touch it.

    Two months later Yukiuya Amano replaced him. IAEA was politicized. In December 2010, the London Guardian published a leaked US embassy cable saying he’s “director general of all states, but in agreement with us." Its title was: “Amano ready for prime time."

    A November 2010 Guardian article headlined, “Nuclear Wikileaks: Cables show cosy US relationship with (new) IAEA chief."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 Geoffrey Pyatt was quoted, saying:

    Amano will “overcome bureaucratic inertia (and) modernize Agency operations…." He’s “solidly in the US court on every key strategic decision, from high-level personnel appointments to the handling of Iran’s alleged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In other words, he’s there to salute and obey orders, not be nonpolitical and impartial. He hasn’t disappointed.

    America’s media jumped on his new report, again suggesting “possible military dimensions to Iran’s nuclear program" with no evidence whatever proving it. Nonetheless, US, Israeli and UK belligerents bellowed it. So far, nothing’s gone beyond rhetorical saber rattling.

    Whether or not war’s planned isn’t known. Cooler heads in high places know the risk. Minimally it could engulf the entire region disastrously. Worse would be general war, possibly involving Russia and China.

    Once something starts, anything’s possible, even unthinkably using of nuclear weapons to destroy underground facilities. Doing so would risk many thousands of lives and widespread radiation contamination.

    Guardian writer Julian Borger headlined, “The IAEA report: what does it mean and will it lead to war with Iran?" saying:
    “There is nothing in the report that was not previously known by the major powers. The West and Israel (supplied information on alleged) weapons development…."

    “Furthermore, the bulk of the report is historical," pre-2003. Clearly it shows Iran’s not “rac(ing) to a bomb."

    “Obama….has no stomach nor money for another war, and (Pentagon) generals insist that every way they game the scenarios, America comes out the loser.”

    Former IAEA inspector/later department director Robert Kelly called Amano’s report “very thin," a “real mish-mash," including “amateurish analysis…I thought there would be a lot more there….It’s certainly old news. It’s really quite stunning how little new information is in there."

    In 2005, Kelly examined Amano’s original documents. Gotten from a mysterious laptop, they alleged a so-called “green salt project" to provide clandestine uranium, high-explosives testing, and reengineering a Shahab-3 missile to carry a nuclear warhead.

    From them, Kelly discounted possible Iranian military applications, suggesting documents were forged, saying:
    “There is nothing to tell that those documents are real. My sense when I went through (them) years ago was that there was possibly a lot of stuff in there that was genuine, (but) it was a kind of junk."

    The little high quality material in them amounted to “two or three pages that wasn’t related to anything else in the package. It was on a different topic, and you just wondered" whether fake evidence was planted.

    He recalled 1993 and 1994 when the IAEA got “very complex forgeries" on an alleged Iraq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Those documents had markings on them (to) resemble Iraqi (ones), but when we dug into them they were clearly forgeries."

    In 2002, Kelly said the IAEA got “pretty bad" Italian forgeries on Iraq’s alleged Niger nuclear links. That was then. War resulted. Now perhaps Iran’s targeted unjustifiably.

    Shannon Kile,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Nuclear Weapons Project head, said:

    Iran “doesn’t seem to have the same North Korea-like obsession with 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s. That’s nowhere to be found in the (IAEA) evidence."

    “Yes, Iran is making progress. They’ve covered the waterfront in terms of the main technical areas that you need to develop a nuclear weapon. But there is no evidence they have a dedicated program under way."

    Nonetheless,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Wayne Madsen sees “War Clouds Form(ing) over Iran," saying:
    “Israel’s strategy is to make certain that its plans to attack Iran’s nuclear facilities and, perhaps other targets, meet no opposition from (US) diplomatic circles…."

    As a result, “Asian nations want to freeze the United States out of interference in Asia." Worrisome signs include Israel’s “open secret ally, Saudi Arabia," appointing former Egyptian intelligence head Omar Suleiman advisor to Crown Prince Nayef bin Abdul Aziz al-Saud.

    Washington’s increasing its presence in Kuwait, Bahrain, Qatar, UAE, Oman and perhaps elsewhere in the region. New CIA and Pentagon Predator drone bases were established in Djibouti, Seychelles, Ethiopia, and reportedly Saudi Arabia. More are planned.

    Obama’s “under tremendous (Israeli Lobby) pressure (to) support an Israeli military strike on Iran…." Doing so would involve Washington and perhaps other NATO partners. To assure pro-Israeli voter support, Obama would have to go along.

    Given the potential for war, Russia, China, their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member states, India, Turkey, and other regional nations show justifiable alarm.

    On November 10, Israel National News headlined, “Report: Israel Preparing ‘Christmas Surprise’ for Iran," saying:

    Britain’s Daily Mail said Israel may attack “Iran’s nuclear facilities….as soon as December 25…." An unnamed senior Foreign Office official said, “We’re expecting something as early as Christmas," or very early in the new year."

    Foreign Secretary William Hague said the IAEA report “completely discredits" Iran’s nonmilitary dimension claim.

    Israel Defense Minister Ehud Barak told Israeli Radio, “We continue to recommend to our friends in the world and to ourselves, not to take any option off the table," suggesting a possible attack.

    Haaretz reported that Amir Kahanovich, chief economist at Israel’s Clal Finance saying attacking Iran would exact far too high an economic price for the world to accept.

    He cited sharply higher oil prices, disrupted global trade, and more affecting Israel and other nations.

    Israel’s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Ephraim Kam doubt stiff sanctions are coming. Russia and China won’t tolerate them. They’d also risk greater economic fallout. At most, he says “another round of light sanctions."

    US Defense Secretary Leon Panetta said attacking Iran should be a “last resort." Doing so would have serious regional repercussions, he believes. Potentially they could be much worse.

    Interviewed on Press TV, historian Peter Rushton accused Israel of escalating anti-Iran hysteria, adding:
    “I think voters in Britain and America would do well to take a long hard look at those politicians who are prepared to give limitless trust to Israel at the expense of their own people" and regional peace.

    Hezbollah leader Seyyed Hassan Nasrallah expects regional war to erupt from attacking Iran.

    Also interviewed on Press TV, independent journalist Nader Mokhtari said:

    “The United Nations has lost its basic functions for a very long time. (It) has not been able to intervene effectively in matters that it should have been able (to), according to its charter…."

    Its structure prevents “99% of the world (from having) a say in running world affairs, and a select few" decide everything, including on those issues most important.

    America has virtual veto power on all issues. With Israel, it threatens attacking Tehran unjustifiably. Its allegations are baseless. Regional war may follow with unpredictable consequences. The danger is real and frightening.

    A Final Comment

    Last May, George Mitchell left his White House Middle East envoy post. Rumor at the time suggested it was because of his deputy Dennis Ross’ extreme bias.

    Anti-Defamation League head Abe Foxman calls him Israel’s “advocate." Middle East analyst Aaron David Miller calls him “Israel’s lawyer." Others call him a Zionist hardliner up to no good for Palestine or Israel’s regional rivals.

    Some say he was forced out. Now he’s stepping down. On November 10, The New York Times headlined, “Obama’s Influential Mideast Envoy to Resign," saying:
    He’s stepping down “at a time when Israeli-Palestinian peace talks are frozen and tensions over Iran are flaring anew."

    Ross gave the usual reason about wanting to spend more time with his family. Others cite his duplicity, extreme bias, and failure to accomplish anything beyond representing Israel at a time its influence is waning.

    Earlier he served as GHW Bush administration’s State Department Policy and Planning director, after which he became Clinton’s Special Middle East Coordinator.

    He’s also co-founder of the AIPAC-backed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WINEP). It’s an extremist pro-Israeli front group. Ross will return after leaving his present post.

    WINEP’s Board of Advisors includes a rogue’s gallery of figures like Richard Perle, George Shultz, Robert McFarlane, James Woolsey, and former US Israeli ambassador Samuel Lewis.

    James Petras once called Ross “a virulent Zionist advocate of Israel’s ultra-militaristic policies, including an armed preemptive attack on Iranian nuclear and military installations."
    “Ross is an unconditional supporter of the Israeli starvation siege of (Gaza), and fully backed Israel’s savage (2006) air attacks against civilian targets in Lebanon."

    No friend of Palestine, he one-sidedly backs Israel’s worst lawlessness. He won’t be mi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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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rica’s Media War on Iran》

    by Steve Lendman
    2011-11-11

    When Washington goes to war or threatens it, America’s media march in lockstep, cheerleading. Fiction substitutes for fact.

    News is carefully filtered, dissent marginalized, and supporting imperial belligerence substitutes for full and accurate disclosure.

    As a result, patriotism means going along with rogue policies. Never mind rule of law principles and democratic values. Free and open societies are risked. So is humanity if belligerents overstep.

    The IAEA Iranian nuclear program report stirred a hornet’s nest of inflammatory commentary, no matter the agency’s fabricated contents. Previous US intelligence assessments refuted them, including most recently in March 2011.

    Nonetheless, IAEA allegations proved red meat for America’s media. Commentaries from three major broadsheets are typical.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On November 8, deputy Journal editorial page editor Bret Stephens headlined, “Now For a Real Iran Debate," saying:
    “There’s no scarcity of reliable information about Iran’s nuclear programs, licit and illicit." At issue only is how Washington and Western allies act “to check them."

    In September, IAEA said “Iran had enriched 4.5 tons of low-enriched uranium – sufficient, with further enrichment, for three or four bombs – and that a third of the uranium had been enriched in the last year alone."

    It also said “Iran had begun more advanced centrifuges, capable of enriching uranium at a significantly faster rate than" earlier ones. “So much for the success of sanctions in shutting down Iran’s underground network of nuclear-parts suppliers."

    Fact check

    Iran’s nuclear program is peaceful and nonmilitary. No credible evidence suggests otherwise. Its operations follow standard procedures. Other nations follow them. None are vilified. Nothing done is illegal. Beating up on Iran bogusly discredits anyone doing it.
    “So much for the enabling fiction that was the 2007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which judged ‘with high confidence’ that Iran ‘halted it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in the fall of 2003."

    So much for a Journal editor accepting fabricated IAEA information, refuted by US intelligence as recently as March 2011 in its America’s Annual Threat Assessment of the 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He continued saying pursuing diplomacy or more “sanctions guarantees failure, signals weakness, and emboldens the hardest of Iranian hardliners."

    Time’s “no longer on the West’s side….(F)urther delay only increases the complexity and uncertainties of any strike."

    Short of supporting war, Stephen railed against Iran, saying Western leaders should “hasten the regime’s demise." How he didn’t say or explain that every nation’s sovereignty is inviolable, whether or not he approves.

    The New York Times

    A Times editorial headlined, “The Truth About Iran," saying:
    Despite using fabricated, discredited, old information with no credibility, The Times called IAEA’s document “chillingly comprehensive….What gives the report particular credibility is its meticulous sourcing."

    Russia, China and other nations “have been shielding Iran." Security Council members must “quickly impose a new round of even tougher sanctions…."

    Fact check

    For years, Times writers and commentators beat up mercilessly on Iran. In June 2009, Iran’s presidential election was more democratic than America’s rigged process.

    Nonetheless, a Times editorial headlined, “Iran’s Nonrepublic," claiming “government authorities bulldozed the results" so incumbent Ahmadinejad’s victory was “bogus."

    Instead of journalistic integrity, The Times claimed Ahmadinejad stole the election with no evidence whatever proving it. Rhetoric substituted for reasoned commentary in typical Times style.

    In contrast, when the Supreme Court reversed America’s 2000 popular vote (and electoral one learned months later) to install its own favorite, a Times editorial supported Bush’s illegitimacy and his “unusual" post-election “gracious(ness)."

    No matter that Al Gore won and they knew it. No matter what’s now known about a rogue administration terrorizing humanity.

    Stopping short of supporting war, The Times said striking Iran’s nuclear facilities “would not set (it) back for very long. It would rally Iranians around their illegitimate government….The last round of sanctions was approved 17 months ago."

    Russia and China oppose more. “So long as that enabling continues, Iran will keep pushing its nuclear program forward."

    Fact check

    In April 2010, Ron Paul addressed HR 2194, the Comprehensive Iran Sanctions, Accountability and Divestment Act, saying:
    “I rise in strong opposition," including against its Senate version. Debate replicated lies, misinformation and distortions preceding Iraq 2003. “Propaganda (is) speed(ing) us to war against Iran for the benefit of special interests."

    “A vote for sanctions on Iran is a vote for war against Iran." In other words, he called sanctions an act of war.

    In 1997,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called economic sanctions “a war against public health." Sanctions constitute war by other means. Manipulated money power in private hands used irresponsibly is financial war.

    Delegitimizing Iran’s legal nuclear program shows which side Times editors support. They’re the same anti-populist power and wealth ones they always back on all vital issues.

    The Washington Post

    A WP editorial headlined, “Running out of time to stop Iran’s nuclear program," saying:
    The IAEA “spelled out in detail what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have known for a long time: Iran’s nuclear program has an explicit military dimension, aimed at producing a warhead that can be fitted onto one of the country’s medium-range missiles."

    Fact check

    Substituting bombast for truth, Post editorializing got another black eye. Throughout the piece, accuracy was nowhere in sight.

    Like The Times, Journal, and others like them, however, what else can be expected from establishment broadsheets. They stop short of doing what readers expect – their job.
    “The IAEA’s evidence….ought to end serious debate about whether Tehran’s program is for peaceful purposes. That’s why Russia and China tried to block the report."

    Never mind that IAEA’s “evidence" lacks credibility. It was fabricated, discredited and out of date. Independent analysts refuted it. All countries should denounce its nefarious purpose, potentially leading to war.

    Short of supporting it, the Post said Obama’s got time to act. He repeatedly said “Iran’s acquisition of a nuclear weapon is unacceptable – and the IAEA report makes clear that the danger is growing, not diminishing."

    Most dangerous are:

    ◎ IAEA heads publishing baseless allegations;
    ◎ America, Israel, and Western nations supporting them;
    ◎ and disreputable major media opinion writers marching in lockstep instead of doing their jobs responsibly.

    Sadly, that’s what passes for corporate-controlled news, commentary and opinion in America.

    It’s why more readers go elsewhere for real information and analysis. Hopefully one day they all will!


  21. 2011/11/17 於 13:44 patchpieces

    發改委劍指國企(中國電信) 背後站著外資/中情局

    《中國的那些事(1):新華社為何幫南方系出頭?》

    文/蔡子尤

    2011-11-16 民聲網

    最近,“南方系媒體”發動了一大一小兩場戰役,
    一是以中國電信為突破口,通過“炒作”所謂國企壟斷問題“圍剿”中國國企,
    二是“圍剿”孔慶東。

    其實孔慶東對“南方系媒體”的所謂“三罵”(去你媽的、滾你媽的、X你媽的),事後證明完全是孔慶東的引蛇出洞。

    看看被罵記者是如何說的:
    http://www.mshw.org/review/debate/2011-11-15/6116.html

    【濟南時報:孔慶東在微博上說你“態度很和氣,語言很陰險”。你問了他什麼問題,讓他覺得陰險?
    曹林華:我根本沒來得及提問。我剛介紹完身份,他就來了句“我不接受你們‘南方系’採訪,去他媽的!”然後把電話掛了。
    濟南時報:只是一句“去他媽的”嗎?孔慶東在微博上炫耀他罵了你一組排比句(去你媽的!滾你媽的!×你媽的!)。
    曹林華:這些都是他意淫的。他罵得沒那麼誇張,這讓我既好氣又好笑。孔慶東一貫喜歡誇張,他是個表演欲望很強的人,正如他周圍人所說,他喜歡惡作劇。】

    原來,孔慶東電話裏只是隨口說了句【去他媽的】,很明顯,罵的是南方系。孔慶東說的不是【去你媽的】,更不是【去你媽的、滾你媽的、X你媽的】。顯而易見,孔慶東在微博上說罵了南方系【去你媽的、滾你媽的、X你媽的】,既不是濟南時報說的炫耀,也不是曹林華說的惡作劇,而是典型的引蛇出洞,而且引出了新華社這條愚蠢的大蟒蛇。

    孔慶東還很詫異,自己痛駡、耍弄南方系,為何新華社跳了出來?

    廣大網民可能十分鮮明地記得,2008年汶川地震之後,南方系炒作【中國抗震救災是為了兌現對於普世價值的承諾】,而南方系主張的普世價值,其真實含義是【美國及西方的政治經濟制度代表人類普世價值】,而新華社也發表類似報導《從唐山到汶川:中國的改變》。新華社此文當時發表在新華網及各大網站的頭條,似乎是要強迫每個線民都要讀一遍。此文借讚美汶川救災,醜化唐山救災,醜化毛時代。內容主要有: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5/29/content_8277937.htm

    1、在全國人民都在抗震救災時刻,繼續批判唐山大地震時的抗震救災,以此醜化毛澤東和毛時代,醜化社會主義。

    2、認為改革開放時代和毛時代相比,【中共的執政理念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人民的主體地位得到進一步尊重,人道主義和人文關懷漸成社會風尚。】這顯然是把中國改開以來的這30年的中共,同1921到1979這近60年的中共做了徹底切割。

    3、文章牽強附會東拉西扯,認為【抗震救災還反映了中國法治社會的逐步形成完善,……例如,“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與“私有財產不可侵犯”被寫入憲法。】,這完全是普世價值的腔調。

    實際上,新華社的文章在“有意曲解”憲法,憲法第十三條是【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而新華社及南方系“曲解”成【“私有財產不可侵犯”被寫入憲法】。
    在中國人民大眾“強烈要求”清算“暴富階層”“侵吞”國有資產的原罪的背景下,新華社及南方系“要幹什麼”,一清二楚。其實,新華社及南方系主張的【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並沒有”寫進憲法。憲法第十二條是【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將憲法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合起來讀,憲法的意思就是要清算暴富階層侵吞國資的原罪。

    憲法全文見: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4/content_62714.htm

    另外,憲法顯而易見也不會保障那些反毛、反共的人權,也就是說,南方系及新華社中大量的反共分子的人權並不受憲法保護。

    雖然新華社記者文章沒有直接提【普世價值】四個字,雖然新華社記者的文章不得不提社會主義這四個字,但是此文章“內涵”其實和南方系“完全一致”。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擁護社會主義、擁護毛澤東的文章,在人民網旗下強國論壇大部分能發出來,
    而在新華網發展論壇則幾乎“全面封殺”。

    更重要的是,新華網國內部分曾參與多起“妖魔化”毛澤東、“妖魔化”社會主義的炒作事件。與新華網相比,人民網則沒有參與。
    比如:2007年12月10日,新華網、新浪網等主流網站刊登文章:《據統計毛澤東稿酬累計達1.3億》。見:
    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7-12/10/content_7223084.htm

    此文實際上幾年前美國「中情局」“資金支援”的海外民運反共刊物製造的垃圾。後來汪東興、吳連登等人澄清了事實真相,新華網及南方報系並未刊登相關澄清文章,新華網的“造謠”也沒受到任何處理。

    此事件詳情見:《從縱容“妖魔化毛澤東”到亡黨亡國》http://blog.hxf.mshw.org/post/4/18

    其實看看新華社的歷史就很清楚,新華社裏有不少“南方系”的“同盟軍”,瞭解了以下情況,出現如上怪事,就一點不奇怪了。

    這裏列舉一二:

    比如:
    《炎黃春秋》的社長杜導正,曾任新華社河北分社社長、新華社廣東分社社長,“文革”後,歷任新華總社黨組成員兼國內部主任、《光明日報》總編輯、新聞出版署署長。
    《炎黃春秋》的骨幹、編委李普就曾擔任新華社副社長。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派5人小組接管新華社,李普是5人之一。
    《炎黃春秋》核心作者、著名反共、反毛學者戴煌在新華社內人脈極廣,連原新華社社長郭超人都極為尊崇,戴煌更是屢次欺負新華社老社長穆青。看看戴煌是如何洋洋得意地自述的:
    http://news.qq.com/a/20110712/001157_1.htm

    【後來郭超人當新華社副社長了。他去過我家裏幾回。他勸我說,老戴呀,你得多到後面去跑一跑啊。也就是多到穆青家裏跑一跑。我才不去呢。穆青和李普後來住在同一層樓裏,他們一個在這邊兒,一個在那邊兒,挨著。李普和我關係很好,我經常去找他聊天。但我就是不到穆青家裏去。穆青派他老婆到李普家裏,想看看我和李普到底在談些什麼。我這一輩子啊,就這個脾氣,看不慣的人,天皇老子我也不怕,也不理。】

    《炎黃春秋》的副社長楊繼繩也是新華社高級記者,在新華社工作35年。
    新華社原國內部主任張萬舒,也是《炎黃春秋》的重要支持者,2009年張萬舒在香港出版關於8X8的敏感書籍,被亞洲週刊評為2009年十大中文(非小說)好書。張萬舒是國內最早報導小崗村改革的記者之一。張萬舒1964年始任新華社安徽分社記者,後任採編主任、副社長;1983年調任北京新華社總社國內新聞部副主任、主任;1992年改任新華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
    1990年,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曾出逃美國,許家屯為中共正部級幹部,曾任江蘇省委書記和中共中央委員,叛逃時還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職務。他在叛逃後受到賣國指控,並在1991年被中共開除黨籍並撤銷所擔任的人大委員職務。

    新華社“多出怪事”。2010年7月末,「鳳凰網」、南方報業網紛紛刊登:《網現新華社記者叛逃謠言鳳凰獨家闢謠》、《新華社國內部主任叛逃英國系謠言駐英養病》等文章,原來,英國每日電訊報導:新華社國內部主任萬武義已經叛逃英國,萬武義的妻子已經先期移民了英國,是“裸官”一族,而鳳凰網和南方系替新華社國內部主任闢謠,說其只是在養病: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0729/12/42556_42227479.shtml

    http://bbs.xizi.com/thread-1597146-1-1.html

    【據可靠消息,國內最大的新聞通訊社——新華社國內部主任萬武義已經叛逃英國,有關記者在英國對萬武義本人和其妻子見面時證實了這個消息。這也是繼1990年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徐家屯叛逃美國之後,從該機構叛逃到海外的最高級官員。但新華社和國內其他新聞機構並未對外報導。萬武義在和記者見面時表示,他之所以出逃英國完全是政治上的考慮,是因為在相關報導中觸動了特殊階層的利益,受到政治壓力而被迫離開。但國內熟悉萬武義的人士則指出,萬武義涉嫌貪污腐敗和收受賄賂,是在得知即將被革職調查的消息後而出走英國。
    北京紀檢機關在試圖對萬武義的家屬做進一步調查時發現,在此之前,萬武義的妻子已經先期移民英國,萬武義是典型的“裸官”一族。所謂“裸官”,就是指自己在國內做官,但家屬、財產已經轉移到海外的官員。因為這類官員罪行一旦敗露就會選擇逃離,輕易逃脫國內法律制裁而引起了極大民憤,中國ZF最近正出臺措施,要求幹部就配偶子女移居國外情況向組織部門彙報,否則將追究紀律法律責任。

    新華社的全稱是新華通訊社,也是中國的“國家通訊社”,同時具有行政管理職能。因為該機構在中國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加上新華社國內部和國內眾多ZF、大型企事業部門千絲萬縷的聯繫,掌握著國內幾乎所有重要新聞的編輯、簽發、報導權而一直是這些部門的公關物件,萬武義也很可能是在此過程中收受巨額賄賂而落馬。據傳,在新華社內部,有關萬武義的名聲一直不佳,在萬武義叛逃之後,新華社內部,包括海外各分社也被要求不許談論此事。

    這也是時隔20年後,新華社再一次暴出“高官外逃”事件。此前一起發生在1990年,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曾出逃美國,許家屯為中共正部級幹部,曾任江蘇省委書記和中共中央委員,叛逃時還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職務。他在叛逃後受到“賣國”指控,並在1991年被中共“開除黨籍”並撤銷所擔任的人大委員職務。】

    新華社萬武義就“叛逃英國一事”嚴正聲明:
    http://news.china.com/zh_cn/news100/11038989/20100812/16077255.html

    【2010-08-12 新華社
    今年5月22日,本人參加中組部等組織的專題研究班到英國牛津大學學習,原計劃6月6日回國。學習期間因腰椎間盤突出的舊疾嚴重復發,遵醫囑在當地臥床治療。在中國民航局和中國駐英大使館協助下,在新華社總社有關部門和倫敦分社密切配合下,本人於7月31日下午順利返回北京。

    在此,本人對新華社領導的熱情關懷和同事們的精心關照,表示衷心的感謝;對給予精心治療的英籍華人醫生夏志道夫婦等多位醫護人員以及提供熱情幫助的牛津大學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志願者,致以深深的謝意;對所有給予本人以關心和支持的各界人士,表示誠摯的謝意。本人將積極配合治療,爭取早日康復,重返工作崗位。

    令人氣憤的是,在本人於英國臥床治療期間,個別別有用心的機構和個人公然採用捏造事實的卑劣手段,惡意對本人及家人進行造謠中傷,給本人及家人的相關權利造成極大損害。為此,本人要求侵權機構和個人就其誹謗行為公開賠禮道歉。同時,本人正在考慮依據相關法律規定追究侵權機構和個人的法律責任的問題。

    特此聲明。
    萬武義】

    “究竟”是什麼人向英國每日電訊“透露”了新華社國內部主任叛逃的消息?
    每日電訊為何相信這些消息並說消息可靠?
    恐怕肯定不是美國「中情局」運作的吧?相信讀者自有分析。
    至於事實真相如何,我們拭目以待吧。

    總而言之,建國後新華社歷屆領導高層中,既有胡喬木、吳冷西、朱穆之、穆青、喻權域這樣真正的愛國愛黨愛人民的真共產黨員,
    也有杜導正、許家屯之類的共產主義叛徒。

    希望現任新華社國內部主任萬武義不是杜導正、李普、張萬舒、許家屯、楊繼繩之類的叛國叛黨分子。

    此次新華社“聯合”南方系“圍剿”孔慶東。新華社“罕見地”發表新華調查、新華專電、新華社記者李江濤、趙琬微發表《如此素質如何為人師表?——北大教授孔慶東爆粗口罵記者惹眾怒》一文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kongqingdong/content-3/detail_2011_11/10/10563219_0.shtml

    新華社記者黃冠發表《“教授罵人”有觸道德法律底線之嫌》一文:
    http://www.legaldaily.com.cn/zbzk/content/2011-11/11/content_3088059.htm

    兩篇文章均“殺氣騰騰”,直接“要求”北大開除孔慶東。這些“漢奸(帶路黨)”完全被孔慶東耍得團團轉,最後“不得不”在新華網“刪除”了這兩篇文章。

    李江濤、趙琬微、黃冠等新華社國內部記者,應該是歸萬武義管吧?

    總而言之,新華社相當於半個南方系。
    南方系,已經徹頭徹尾地被“漢奸分子”、新自由主義分子、資改派“把持”,而新華社只有一部分被“漢奸”控制。最起碼,新華社國際方面的報導就比國內方面要好得多。

    其實,無論是南方系、新華社還是《炎黃春秋》,他們都有一個統一的稱謂,“趙系人馬”。

    趙紫陽,1960年後,歷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第二書記、第一書記,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處書記,曾兼任廣東省軍區政治委員、廣州軍區第三政治委員。1974年4月至1975年10月,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
    任仲夷,1980—1985年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兼省軍區第一政委。1985年後退出領導工作崗位,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趙紫陽、任仲夷在廣東耕耘多年,黨羽眾多。“改革開放”以來,在這些“趙系黨羽”及“美帝獨裁霸權”的“庇護”下“南方系(漢奸買辦帶路黨)”一直茁長成長,《炎黃春秋》(漢奸買辦帶路黨)近幾年也是杜導正等“趙系”骨幹一手操作,而新華社這些傳統左派媒體自然也“被安插”了許多“趙系”黨羽。

    張宏良文章曾說:
    【南方系能夠成為中國媒體領域的實際老大,還是因為它“特殊”的“美國背景”。2010年美國總統奧巴馬訪問中國期間,點名要求單獨會見南方系報紙總編,否則,奧巴馬總統拒絕會見任何媒體,立刻返回美國,由中國承擔一切後果。中國方面沒有辦法,只能忍氣吞聲,由中宣部一位副部長親去廣州專機陪同南方系報紙總編進京接受奧巴馬會見。奧巴馬如此過分的舉措,不僅遠遠超過了主權國家之間的交往原則,甚至遠遠超過了宗主國對殖民地國家的要求,即使抗戰期間日本佔領軍對汪偽政權的要求,也不過如此。奧巴馬之所以堅持這樣做,無非是在用這個舉動向人們顯示,中國南方系媒體的政治地位,遠在人民日報、新華社和中央電視臺之上,至少在美國看來必須如此。】

    奧巴馬“庇護”南方系(漢奸買辦帶路黨)的背景是自2008年以來南方系是“漢奸媒體”,這已經眾所周知。體制內的愛國主義力量試圖徹底修理整頓南方系和《炎黃春秋》(漢奸買辦帶路黨),這些行動遭受“趙系人馬”的頑強抵抗,而奧巴馬訪華就是為趙系人馬“打氣”的。在奧巴馬及趙系人馬的“通力保護”下,南方系和《炎黃春秋》(漢奸買辦帶路黨)平穩度過危機。奧巴馬拼下老本,也要“保護”南方系這些“棋子”,當然是為了在不久的將來更好地在中國搞“顏色革命”,肢解中國。

    顯而易見,國內的南方系、炎黃春秋(漢奸買辦帶路黨)、新華社國內部、及中青報冰點週刊,都屬於“趙系人馬”。而這些“趙系人馬”的“背後”是「中情局」。無論是“大肆推廣”荒謬的“西方普世價值”和“新自由主義經濟”理念,還是“妖魔化”毛澤東,這些都是「中情局」的“一手策劃”,而南方系、炎黃春秋、新華社(漢奸買辦帶路黨)只是奉命行事。

    據《克格勃X檔案:一個老牌間諜對國家最高機秘的披露》一書(著者是[俄]維•什羅甯,曾任克格勃局長。新華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介紹:早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情局首任局長杜勒斯策劃了系列方案,如“加爾瓦爾德方案”,其用途是【將基本的、集中的打擊指向反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要達到這個目的,【首先必須打破蘇聯人頭腦中的所謂‘列寧綜合體系’。】
    而“直到”差不多半個世紀後,蘇聯克格勃才得以比較清楚地瞭解。

    【根據艾倫.杜勒斯的企圖,關於‘德國黃金’、‘鉛封的’德國車廂和‘雇傭間諜’這些早就知道的假造謊言竟然成了‘禁果’,它對許多人的耳朵感到好聽。
    加爾瓦爾德設計的最低綱領在於向新的幾代人灌輸對列寧主義的懷疑,認為列寧主義簡直是‘歷史的錯誤’,人類一部分暫時的、不正常的和不牢固的社會現象。灌輸說早晚要把它結束(‘蘇聯是罪惡帝國’!)】 《克格勃X檔案》–p65
    詳情見:《中情局絕密綱領–用普世價值對抗愛國主義》
    http://blog.hxf.mshw.org/post/4/33

    與「中情局」在蘇聯的“操作”類似,中國南方系、炎黃春秋等(漢奸買辦帶路黨)媒體也在90年代後期以來“刮起”了“妖魔化”毛澤東的狂潮。

    而“南方系(漢奸買辦帶路黨)”主張的所謂【普世價值】,正是「中情局」策劃方案的“要點”:

    【(加爾瓦爾德方案)最高綱領包括最廣泛的目標。它提出的任務是破壞對祖國之愛。它渴望用所謂‘普遍人類價值’代替愛國主義。】《克格勃X檔案》–p66

    有網友因此感歎到:
    【到此,所有中國愛國者的疑惑終於有了十分合理的解釋:
    在2008年那偉大的抗震救災過程中,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得到了自改革以來最大程度的激發。而“南方報系(漢奸買辦帶路黨)”當時卻“突如其來”、“莫名其妙”地宣稱抗震救災所體現的是“普世價值”,並由此引發了一場影響深遠的爭論。而隨後的兩年裏,“普世價值”也成了美國總統奧巴馬“對華喊話”的“口頭禪”。2003年出版的這本書實際上揭露了所謂“普世價值”思潮的真正的出處、背景及其戰略意圖。】

    此次新華社出動“參與”圍剿孔慶東是一個“重要信號”。顯然,自李銳嫡系“中組部”老幹部崔武年發表《政改十三點》,“公開打出”趙紫陽(漢奸買辦帶路黨)的旗幟後,整個體制內的“趙系”都“蠢蠢欲動”,“加緊”了“肢解中國”的進程。
    崔十三點見:http://www.mshw.org/review/debate/2011-10-26/5676.html

    寫到此處,任何人都能看得出來,新華社為何要幫南方系出頭。

    =====================================================
    《中國的那些事(2):發改委劍指中國電信,背後站著外資》

    文/蔡子尤

    2011-11-16 民聲網

    上回說到新華社幫著南方系‘圍剿’孔慶東的事,指出不管是新華社、「中青報」、“南方系”還是“炎黃春秋”,都是“趙系”人馬,
    而在這一切的“背後”是「中情局」。

    其實,與「發改委」“圍剿”中國電信相比,新華社“圍剿”孔慶東,還算小事情。

    一、「發改委」劍指中國電信,“背後”是外資

      自11月9日CCTV《新聞30分》報導發改委調查中國電信、中國聯通壟斷,並將處罰幾十億後,引起了軒然大波,中國電信行業面臨生死危機。據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院長助理劉剛教授分析:
    http://it.sohu.com/20111112/n325396790.shtm

    【現在對電信、聯通提起反壟斷調查“時機”並不好。中國電信收入有1/3來自寬頻,如果真的像「央視」報導那樣被判定為壟斷,其要麼被罰款,要麼被限定市場份額,那整個中國電信就會由贏利變成虧損;而中國聯通日子就更加難過了,2010年就巨額虧損,假如遭遇反壟斷,那要麼是倒閉,要麼是被重組。】

    劉剛還分析【此次寬頻反壟斷實質上是廣電和電信之爭的延續,大前提是目前正在進行的三網融合】,這個判斷也是絕大部分媒體的觀點:
    http://www.chinanews.com/it/2011/11-14/3457430.shtml

    【“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的反壟斷調查案被不少媒體指稱為其競爭對手廣電系統發起的“神仙架”。】

    原來,自互聯網興起以來,傳統的電視與互聯網的融合已經是大勢所趨。所謂【三網融合】,就是電信網、廣播電視網、互聯網的融合。這裏面主要涉及兩個部門,一個是廣電系統,一個是電信系統。

    此次事件的“起因”,就是廣電系統的企業像搞自己的互聯網業務,就得使用電信行業的寬頻,但是他們發現自己需要向“中國電信”繳費太多,“中國電信”定的價格太高。廣電系統最理想的狀態是,有自己的電視臺,有自己的網站,還有自己的寬頻,將電視臺和互聯網融為一體。

    其實,電信系統也有自己類似的想法,搶佔制高點,進軍網路電視市場。
    據媒體介紹:
    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5-01/07/content_2427568.htm

    http://tech.sina.com.cn/t/2006-06-09/2348983625.shtml

    【“中國電信已計畫今年(2005)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開展網路電視業務。流媒體視頻業務將是電信今年重點推廣的內容,公司計畫今年將在大部分城市開通網路電視。”中國電信互聯星空事業部某高層近日表示。中國電信在杭州、廣東等地對網路電視進行的秘密試驗早已不是新聞。而2001年中國電信就曾試水,與新華社合作成立上海新華電信網路電視有限公司。】

    【2005年,2005年4月27日,上海文廣越過中央電視獲得國內首張IPTV牌照,電信系統與上海文廣合作步伐的加快,幾方合作開展的IPTV試點一度高達50餘個。電信系統進軍網路電視,自然遭受廣電系統的圍堵:泉州廣播電視局發出一紙通告,叫停泉州地區的“百視通”網路電視業務,網路電視業務又在浙江擱淺。】

     也就是說,推進三網融合,需要廣電系統和電信系統的通力合作。要搞網路電視,即需要寬頻和互聯網,也需要電視臺,本來廣電系統和電信系統相互合作,三網融合就可實現了。但是,雙方卻搞得你死我活,不斷內鬥。

    整個事件看起來似乎比較簡單,一方是“工信部”下屬的電信企業,另一方是「廣電總局」下屬的廣電系統都想搶佔三網融合制高點,比如都要推網路電視。電信系統參與搞的網路電視被“各地廣電局”封殺。而廣電系統搞的寬頻業務面臨電信系統的高價,於是,就有了「發改委」調查電信壟斷一事。
    本來,工信部和廣電總局打架,作為國務院各部位的老大,「發改委」應該調節兩個小兄弟的矛盾,讓兩者合作才對,但「發改委」的“意思”卻是“希望”廣電系統也進軍寬頻業務與電信“繼續內鬥”、競爭,“美其名”曰——打破壟斷。

    (ISP(互聯網服務提供商)是經國家主管部門批准的正式運營企業,除了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之外,還包括中國移動、歌華有線、長城寬頻、天威視訊、中國教育和科研電腦網等近二十家企業。而歌華有線就是廣電系統取得ISP牌照的代表性企業。各方人物分析,歌華有線是此次發改委調查電信壟斷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其實,這一切,都是“外資壟斷巨頭”所“布的局”。

    早在2007年,就有媒體報導:

    歌華有線發展個人寬頻 “聯手外資”對抗網通
    http://www.cnpaf.net/Class/news/200710/21772.html

    2008年5月30日證券時報報導:《歌華有線與外資簽署寬頻合作協定》
    http://zjdaily.zjol.com.cn/jrzb/html/2008-05/30/content_2741402.htm

    【“歌華有線”日前正式與“自由媒體國際有限公司”和“華創夥伴投資有限公司”簽署了《關於設立寬頻合資公司的合作協議》,合資公司將通過歌華有線的寬頻網路向居民和商業客戶提供ISP服務(互聯網接入服務)。

    ……

    “歌華有線”此次與國際知名的有線運營商的“合作”,可充分利用外資在寬頻運營及增值服務方面的優勢加速推動歌華有線高速資料寬頻業務及有線電視網增值業務的開展。】

    而「自由媒體國際有限公司」是“什麼背景”呢?

    此次與「歌華有線」合作的「自由媒體國際有限公司LibertyGlobal,Inc(簡稱LGI)」於2005年1月在美國特拉華州成立,同年在納斯達克上市,其掌舵人即是與默多克齊名的美國傳媒寡頭、“美國有線電視奠基人(patchpieces注:有線電視MSO系統台教父)”約翰・馬龍(John Malone)。
    百度百科說:他讓默多克(Murdoch)、雷石東這樣的人膽戰心驚,他讓美國副總統戈爾甘拜下風.他是美國傳媒業的“成吉思汗”。

    約翰-馬龍(John Malone)。還是美國最大地主: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usstock/c/20111012/010610602798.shtml

    【北京時間2011年10月12日,美國地產月刊《Land Report》的年度調查顯示,自由傳媒集團(Liberty Media)董事長約翰-馬龍(John Malone)超過CNN創始人泰德-特納(Ted Turner),成為美國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今年早些時候,馬龍收購了緬因州和新罕布什爾州超過100萬英畝的林地,現在他名下的土地總面積已達到220萬英畝,超過了特納的200萬英畝,後者在過去的15 年裏一直位居美國最大地主之首。】

    於是事情再“明顯不過”了:廣電系統顯然無法在寬頻及互聯網方面同電信系統競爭,廣電系統因此和美國傳媒寡頭“合作”,挑戰電信系統。

    其實廣電和電信“內鬥”多年完全是“不應該”的。由國務院出面,甚至「發改委」這個老大調節,讓廣電系統和電信系統“合作合資”,發揮各自長處,共同搞三網融合,共同搞網路電視,利益雙方共用,這不是“很簡單”的事麼?為什麼一定要讓廣電系統也進軍電信領域?
    事實上,廣電系統沒有相關實力,只得“引進外資”,“一起進攻”電信,這一切的“背後”對誰有利?
    為什麼“寧可”與“外資”合作,也“不肯”與電信合作?

    顯然,「發改委」的“藉口”還是要打破壟斷。在「發改委」“看來”,讓電信和廣電聯合成立公司是更大的壟斷。
    而讓廣電“引進外鬼”與“美國壟斷巨頭”約翰-馬龍(John Malone)。合資就不是壟斷了?

     在「發改委」“看來”,讓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合併,“解決”南北網路互訪的問題,“解決”億萬網民的苦惱,更是壟斷。

    在「發改委」看來,讓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等企業合作,“一起壓低”從美國進口的電信設備及互聯網專利的(國際寡頭壟斷)價格(現在每年是5000億,超過軍費),這也是壟斷。

    在「發改委」看來,像搞兩彈一星那樣,讓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等企業合併合作,互通有無,共同開發自主電信及互聯網技術和設備,“打破”“外資的壟斷”,“打破”美國壟斷寡頭的壟斷,這也叫壟斷。
    按照「發改委」反壟斷的“思路”,兩彈一星根本“搞不出來”。

    在「發改委」看來,為了反壟斷,電信行業一分為四,結果還是壟斷,再一分為十六,再分為三十二家(國際資本集團“支解分割依附”策略)……就像解放前的“軍閥混戰”,外資剛好進來“兼併”。

    「發改委」究竟“代表”誰的利益?

    「發改委」真的要讓電信行業走鋼鐵行業的“老路”嗎?

    2009年07月10日第一財經日報報導:《鐵礦石最大買家為何沒有話語權》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90710/02426463633.shtml

    【日本鋼鐵企業和貿易企業的“集中度高”,他們“掌控”著其國內60%以上的鐵礦石需求,而在中國這一數字僅為13%。
    在日本,貿易商被稱為“商社”,鋼廠通過管道委託,由貿易商進口鐵礦石然後轉賣給鋼廠。商社的數量不多,但他們之間的“利益聯結”卻“極為緊密”,都是“互相交叉持股”和互派人員,而日本的鋼廠一般也會投資商社,佔據一定的股份。

    在鐵礦石“依存度”幾乎100%的日本,鋼鐵企業和貿易商基本是“一體對外”的模式,
    而中國則“恰恰相反”,善於“內鬥”。

    這種“內鬥”,首先體現在鋼廠和貿易商的“數量之多”。
    根據不完全統計,目前中國共有大小鋼鐵企業1200家左右,其中上規模的大中型鋼企有70多家,排名前5位的企業鋼產量僅占全國總量的28.5%,而美國、歐盟、日本等發達國家和地區排名前4位元企業鋼產量占全國比重為60%乃至70%以上。

    目前國內有鐵礦石進口資質的企業共有112家,其中鋼鐵企業有70多家,雖然數量上較往年已經大幅減少,但數量仍然是世界最多的。其中又有國有,有民營,國有鋼企有的隸屬于國務院國資委,有的則隸屬於地方政府。
    每個企業有自己不同的利益,自然“各懷鬼胎”,各自為政。

    因此,產業“集中度不高”已經成為中國鋼鐵行業的“致命硬傷”,也已經成為歷年鐵礦石談判敗北的主要原因之一。】

    也就是說,正因為日本鋼鐵行業是“計劃經濟壟斷型”的,因此“壓低”了必和「必拓」、「力拓」等礦山(巨頭)的鐵礦石價格。
    而中國鋼鐵行業是“市場經濟競爭型”的,於是每年中國要向「力拓」等三大巨頭多交7000億。

    近年中國吃“市場經濟惡性競爭”的虧已經不少了。如:《央企海外並購互挖牆腳,惡性價格競爭》
    http://www.mshw.org/news/soe/2011-10-24/4503.html

    【隨著中央企業海外投資熱情的高漲,在個別海外收購專案中,多家中央企業之間缺乏必要的溝通與合作,進行惡性價格競爭,出現了自家人挖自家人牆腳的情況。這既造成了國有資產不必要的損失,也十分有損中央企業的國際形象。

    據國資委相關人士透露:“中央企業間境外投資的惡性競爭近年來屢屢發生。已經有好幾個項目,本來我們的企業可以花5000萬~6000萬美元收購的項目,由於央企之間的相互抬價、惡性競爭,結果花了1億多美元。”】

    日本企業模式本來“學”得就是蘇聯及毛時代“計劃經濟的模式”。
    我們“改革開放”卻將好的經驗“全部拋掉”,搞“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市場化。

    按照前述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院長助理劉剛教授的分析,此次「發改委」氣勢洶洶,中國電信行業“面臨”被拆分的“威脅”,而外資正“虎視眈眈”,約翰-馬龍(John Malone)。更是已經兵臨城下,與「歌華有線」建立了合資公司。
    可以說,“外國壟斷資本”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只欠「發改委」【反國企壟斷】這陣東風。

    外資進入電信行業,其“危險程度”是“超人想像”的。

    按照中國入世的“承諾”,中國電信業將逐步對外開放。即先開放增值業務、再開放資料和移動通信業務,最後開放基礎電信業務和基礎通信設施。
    早從2004年12月11日開始,根據中國入世承諾,中國開始允許外資涉足基礎電信業務,外商可以與中國公司設立合資的形式進入中國北京、上海和廣州三地市場,外方的持股比例最高為25%。按照相關承諾,到2007年外資股權可以達到49%,並且取消地域限制。

     到2007年左右,所有的媒體都在喊,【電信業,狼來了】。但是,自2007年以來,外資巨頭主要在觀望,狼沒有來。
    這是為何?
    因為一個巨無霸橫在外資面前,這就是中國國有企業:中國電信、中國聯通等巨型公司。外資即便是進入中國,也會毫無收益。

    也“恰恰”是在2007年左右開始,“南方系媒體”紛紛“製造謠言”,說中國上網比美國貴10倍、100倍,要求反電信壟斷,“要求”將電信拆分“私有化”,讓外資和私企進入。這一切絕對“不是巧合”。“南方系”的“背後”正是那些著急的外資巨頭。

    至於南方系的“謠言”是如何不靠譜,可見相關分析:

    指鹿為馬–南方系反電信壟斷的背後
    http://www.mshw.org/theory/eco/2011-11-10/6021.html

    假如「發改委」借反壟斷的領域拆分中國電信行業的“陰謀”得逞,未來中國電信行業將一定是“外資的天下”。先不要說外資“全盤控制”電信行業,哪怕外資控制10%的份額,對中國國家安全來說也是無比恐怖的事情。

    首先,外資已經“基本控制”“中國(所有的)門戶網站”。

    互聯網業務,其專業術語是電信增值業務,是電信行業最先開放的部分。根據國務院辦公廳、發改委、商務部歷次外資並購安全審查制度或者規定,互聯網行業(電信增值業務)都未列入並購安全審查範圍,也就是說外資入股並購中國互聯網企業,不受國家安全審查。

    而中國各大門戶網站如「新浪」、「搜狐」、「網易」、「百度」、「騰訊」及視頻網站如土豆、優酷等,都早已通過“協定控制(VIEs)模式”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
    什麼是“協議控制”?在VIEs模式下,境內企業的經營決策、財務、人事、技術等“實際控制權”轉移給外國投資者。

    看看廣州日報的報導:
    http://tech.sina.com.cn/i/2011-09-20/03236084179.shtml

    企業海外曲線上市或受限協定控制引起高度關注

    【解釋:協議控制

    2000年4月,新浪網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首開互聯網企業協定控制模式先例,為此市場也稱這種海外上市協定控制模式為“新浪模式”(又稱VIE模式,Variable Interest Entity)。

    “新浪模式”的實質是通過合作協定的方式,“境外殼公司”實際控制境內牌照公司(為保護境外殼公司投資人的“安全”,通常牌照公司的全部股權也被抵押給技術公司,進而由殼公司全權控制),將收入和利潤轉移到境外殼公司,規避了外資機構不能擁有ICP牌照的問題(即互聯網路的外資行業禁入政策),使外資機構得以大量進入原本對其封閉的互聯網行業,並控股行業中的龍頭企業。】

     通過“協定控制模式”外資已經“全面控制”了中國互聯網門戶網站,但是這些門戶網站所使用的寬頻、光纖線路,還主要是中國國企如中國電信所控制。雖然在外資控制下,以這些門戶網站為代表的互聯網企業已經成為反共勢力(詆毀煽動顛覆中國)的重要“活動陣地”與“輿論平臺”,“時時刻刻”在“傳播”反黨、反毛、反社會主義的有害資訊。但是,一旦發生重大突發性事件,中國很容易截斷危害國家安全的資訊傳播。

    一旦外資連這些寬頻和線路都“控制”了,後果“不堪設想”。

    想想吧:約翰-馬龍(John Malone)。及默多克(Murdoch)等美國壟斷寡頭在中國“擁有”無數「鳳凰網」、「騰訊網」這樣的互聯網門戶網站,還“擁有”無數「歌華線上」這樣的電視媒體,還“擁有”自己的獨立的無數條寬頻和線路。就這樣美國壟斷寡頭及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意志”可以“直達”千千萬萬中國普通老百姓的電腦,而中國政府的“所謂”監管可能完全被各種手段“規避”,幾乎為零。

    顯而易見,「發改委」借反壟斷“推動”的“所謂”三網融合完全成了美國「中情局」及壟斷寡頭“主導”的三網融合,是美國「中情局」“控制壟斷”中國的三網。

    除了顛覆勢力、顛覆資訊、顛覆意識形態的“入侵”,另外的“問題”是國家機密的洩露。

    讓外資及私企進入電信基礎行業進軍寬頻業務,
    請問,中國軍隊人員要聯互聯網嗎?
    中國政府人員要聯互聯網嗎?
    如果外資控制了互聯網主幹寬頻及線路,原則上,外資可以“監控”中國互聯網上所有的資訊。美國「中情局」的駭客也就不必費盡心機搞入侵了,中國軍隊的機密資訊會自動流入外資在互聯網線路上設置的監聽器裏。可怕地三網融合,不光是互聯網,還有電信網,就是說中國政府要員打的任何電話都能被外資及中情局“監控‘到。

    另外就是“國內顛覆勢力”與「中情局」的聯絡也將主要使用外資的寬頻及線路。

    要知道,互聯網在蘇聯解體中“發揮”過重要作用。

    據《青年參考》(2011年08月24日22 版)報導:
    http://www.mshw.org/news/oversea/2011-08-25/4187.html

    【20年前的8月19日,一群強硬的保守派“軟禁”了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試圖奪取對蘇聯的控制。然而,政變者在控制電視臺、電臺、報紙等媒體機構的同時,卻遺漏了部分通信管道,讓葉利欽得以將《告俄羅斯公民書》昭告全世界,致使政變流產。在此過程中,尚處於幼年階段的國際互聯網發揮了通風報信的作用。】

    蘇聯科技的確是夠發達的,很早就有了互聯網的雛形,也許就是幾台電腦通過一條線路與美國相連。但是克格勃由於忽略了對這個早期的互聯網及其他個別媒體的監控,使得819政變功虧一簣。

    而今天,在「發改委」反電信壟斷的東風下,無數個這樣無法監控的線路將在中國建立起來。

    對於所謂壟斷的問題,正如廣大網民指出的,國企從制度設計上、從原則上是屬於“全民所有”的,將反壟斷法“指向”國企,是“指鹿為馬”。只有外資和私企才有壟斷問題,因為這些企業是歸“一小撮人所有”的。

    當然,假如中國電信、中國聯通出現了官僚所有、高管所有的傾向,那麼也會出現壟斷性質的行為,「發改委」需要做的是,恢復這些電信企業全民所有的屬性,比如恢復“鞍鋼憲法”,選拔真正走群眾路線的人擔當國企高管,讓廣大人民及電信職工有更多制約監督高管的權力。
    但“實際上”「發改委」做的“恰恰相反”,他們是搞高管高薪,“刺激”國企高管去腐敗、去搞壟斷行為,接著“借這些問題”,借反壟斷的“名義”,將電信行業及其他行業拆分,再“賣給”外資和私企,“美其名”曰反壟斷。
    這哪里是反壟斷?分明是把電信行業等國企從中國老百姓手上“奪走”,“賤賣”給外國大資本家,這不是反壟斷,恰恰是在“製造”壟斷,是在“製造”美國「中情局」對全中國人民從政治、經濟到文化的“徹底壟斷”。


  22. 2011/12/11 於 07:05 patchpieces

    解構多民族國家。解構中東。解構多元文化。製造文明衝突=>為美以基督教霸權干涉、經濟文化殖民它主權國家創造合理性/合法性--警惕美以歐基督教霸權的Yinon Plan

    《為“文明的衝突”佈一大盤棋:分裂、征服與統治“新中東” 》
    《為“文明的衝突”佈一大盤棋:分裂、征服與統治“新中東” 》
    《為“文明的衝突”佈一大盤棋:分裂、征服與統治“新中東” 》

    “阿拉伯之春”這一熱門辭彙其實是由一群遠在的華盛頓、倫敦、巴黎和布魯塞爾辦公室的個人和團體所“炮製”的。這群人除了對這一地區有膚淺的認識外,對阿拉伯國家幾乎一無所知。
    阿拉伯民族間正打開的自然是一個混合包裹,而叛亂與機會主義一樣都是這個包裹裏的一部分。
    哪里有革命,哪里就有反革命。

    阿拉伯世界的“動亂”也並不是所謂的阿拉伯的“覺醒”;這一辭彙顧名思義便是阿拉伯人總是處於昏睡之中,儘管他們一直被獨裁和不公所包圍。
    現實的阿拉伯世界,作為更廣闊的土耳其-阿拉伯-伊朗世界的一部分已經被頻繁的起義所填充。儘管這些叛亂已被阿拉伯的獨裁者以及美國、英國和法國等(老殖民帝國)國家協力平息。而這些(老殖民帝國)大國的“干涉”一直是民主的(反動)制衡力量,且將繼續發揮作用。

    【分而治之(支解分裂依附策略)】:首次“阿拉伯之春”如何“被操縱”

    重整中東的計畫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幾年。而正是在一戰期間,這些帶有“殖民”傾向的“設計”才隨著反對奧斯曼帝國的“阿拉伯大起義”清晰地表現出來。

    儘管英國、法國和義大利都曾是殖民國家,迫使阿拉伯人民在諸如阿爾及利亞、利比亞、埃及和蘇丹等國家“享受不到”任何自由,但是這些殖民國家仍成功地將自己“塑造成”阿拉伯解放運動的朋友和盟友。

    “阿拉伯大起義”期間,英國和法國(老殖民帝國)事實上使阿拉伯人充當它們的步兵(走卒)反抗奧斯曼帝國,以“進一步實施”其地緣政治的圖謀。倫敦和巴黎之間簽訂的秘密協定——“賽克斯-皮科協定”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英國與法國所作的僅僅是通過向阿拉伯人販賣它們有關阿拉伯從所謂的奧斯曼帝國的“鎮壓”中解放的思想,而取得對阿拉伯人的使用和“操控”。

    事實上,奧斯曼帝國是一個多民族帝國。它給了所有民族當地和文化自治權,但最終被操縱成為了一個土耳其實體。甚至是隨後的在奧斯曼安納托利亞的亞美尼亞種族的滅絕,也不得不與當代在伊拉克的基督徒的目標一樣,被視為外部行為體為“分裂”奧斯曼帝國、安納托利亞以及奧斯曼帝國公民的一個“秘密計畫”的一部分。

    奧斯曼帝國解體後,正是倫敦和巴黎“拒絕承認”阿拉伯人的自由,儘管也是它們在阿拉伯民族間的“播下”了“不和”種子。當地“腐敗”的阿拉伯領導人也曾是“該計畫”的合作夥伴,他們中很多人(帶路黨)對能成為英國和法國的(買辦)客戶而“欣喜若狂”。同樣,今天的“阿拉伯之春”也正在“被操縱”。美國、英國、法國以及其他國家正在“腐敗”的阿拉伯領袖與重要人物(傀儡買辦帶路黨)的“幫助”下“重組”阿拉伯世界和非洲。

    Yinon計畫:混亂中的秩序

    Yinon計畫,作為英國在中東戰略的“延續”,是以色列為確保其地區優勢的一項戰略計畫。它堅持並規定,以色列必須通過將周圍阿拉伯國家“巴爾幹化”為弱小國家,以“重組”其地緣政治環境。

    以色列戰略家將伊拉克視為對以色列構成最大戰略挑戰的阿拉巴國家。這就是為什麼伊拉克被刻畫為中東和阿拉伯世界“巴爾幹化”的核心(注:美帝入侵佔領伊拉克其主要戰略目的並非一般淺薄的戰略家所謂的僅只是覬覦石油,而是基於一長遠計劃、更深層次的對於中東人口、文化進行重組改造──美帝入侵佔領伊拉克後主要的遺產就是已大致上將伊拉克分割為三個自治區)。在伊拉克,以色列戰略家根據『Yinon計畫』的概念宣導將伊拉克“劃分(切割)”為一個庫爾德“國家”和兩個阿拉伯“國家”,這兩個阿拉伯“國家”分別由什葉派穆斯林人和遜尼派穆斯林人接管。
    而達成這一“目的”的第一步就是一場伊拉克與伊朗之間的戰爭(兩伊戰爭),這也在『Yinon計畫』的範疇之中。 2008年的《大西洋》期刊和2006《美國軍方武裝部隊》雜誌分別刊登了緊隨『Yinon計畫』大綱後被大量發行的地圖。
    除了“分裂”伊拉克(這也是拜登計畫所宣導的),“分裂”黎巴嫩、埃及和敘利亞也在『Yinon計畫』之中。
    同樣在計畫中的還有“分裂”伊朗、土耳其、索馬里和巴基斯坦。
    『Yinon計畫』也將“分裂”北非納入其中,被預測將從“分裂”埃及開始,蔓延至蘇丹、利比亞以及其他地區。

    確保統治區安全:“重新定義”阿拉伯世界……

    儘管已有所調整,『Yinon計畫』正在實行中,並將在“徹底分裂”的目標下逐漸發揮作用。該“計畫”源於理查•珀爾和研究組於1996年為時任以色列總理的本傑明•內塔尼亞胡所撰寫的一份政策性檔。珀爾曾擔任雷根總統時期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的副秘書長,後成為小布希和白宮的軍事顧問。
    除了珀爾以外,“邁向2000新以色列戰略”研究組的其他成員還包括詹姆斯•科爾伯特(猶太國家安全事務研究所)、
    小查理斯•費爾班克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道格拉斯•費斯(費斯和澤爾事務所)、
    羅伯特•魯文貝格(先進戰略與政治研究所)、
    喬納森•陶羅普(華盛頓近東政策研究所)、
    大衛•烏姆瑟爾(先進戰略與政治研究所)
    以及梅拉夫•烏姆瑟爾(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徹底分裂:確保統治區安全”是1996年這份以色列政策檔的全名。

    在很多方面看,美國正在執行1996年特拉維夫政策檔確保“統治區”(realm)安全的目標。
    此外,“realm”一詞反映了檔作者的戰略心理。Realm通常指君主管轄的領土或是屬於君主統治、但並不屬於君主的直接管轄範圍,而由王侯進行管轄的領土。
    而在這裏,“realm”一詞正暗指中東屬於特拉維夫的王國。珀爾身為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官員卻參與以色列檔的撰寫這一事實也使人不禁要問:該統治區的概念上的主權是屬於以色列,還是美國,抑或兩者兼而有之?

    確保統治區安全:“破壞”大馬士革穩定的“以色列藍圖”

    1996年以色列檔要求在2000年或以後“驅退敘利亞“(rolling back Syria),通過將敘利亞人驅逐出黎巴嫩、並在約旦和土耳其幫助下對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造成動亂“等方式。而這兩起事件已分別於2005年和2011年”相繼發生“。
    1996年檔指出:“以色列可以與土耳其和約旦合作,通過削弱、遏制甚至驅退敘利亞以塑造以色列戰略環境。這一努力可以集中力量將薩達姆•侯賽因的勢力驅逐出伊拉克——以色列本身重要的戰略目標——作為挫敗敘利亞地區野心的一種手段。”[1]

    作為“建立”以色列主導的“新中東”並“包圍”利比亞的第一步,1996年檔要求“去除(消滅)”薩達姆•侯賽因在巴格達的權力,甚至暗示將伊拉克“巴爾幹化”並建立一個包括遜尼派穆斯林的“伊拉克中部”在內的反大馬士革戰略地區聯盟。檔作者寫道:“但敘利亞在這場衝突中有潛在的弱點:大馬士革太過忙於處理受威脅的新地區方程以致無暇顧及黎巴嫩;而且大馬士革還懼怕由以色列和伊拉克中部、土耳其組成的‘自然軸’以及位於中部的約旦會聯合擠壓敘利亞,並將其從阿拉伯半島分離出去。對於敘利亞而言,這拉開意味著重新繪製中東地圖的序幕,而這也將威脅到敘利亞的領土完整。”[2]

    珀爾與研究組關於“邁向2000新以色列戰略”還提出將敘利亞人趕出黎巴嫩,並通過黎巴嫩反對派破壞敘利亞的穩定:“(以色列必須轉移)敘利亞的注意力,通過黎巴嫩反對派分子破壞敘利亞對黎巴嫩對控制。”[3]這就是2005年繼哈哈裏遭暗殺後將發生的,哈裏裏事件也觸發了所謂的“雪松革命”以及推動形成了由腐敗的賽德•哈裏裏控制的反敘利亞3•14聯盟。

    檔還要求特拉維夫“把握時機,提醒世界敘利亞政權的性質”。[4] 這顯然是以色列通過搞公共關係(PR)來“妖魔化”其對手的戰略。
    2009年,以色列新聞媒體公開承認,特拉維夫通過其大使館和外交使團發動了一場“全球性的運動”,包括“媒體宣傳”和在伊朗使館前組織抗議等來“詆毀”伊朗總統競選,這一運動甚至在競選還沒開始前就已被掀起。[5]

    該檔還提到一些類似於目前敘利亞正在發生的事。檔指出:“最重要的是,以色列在為土耳其和約旦反利比亞行動給予外交、軍事和行動上的支持、尤其利益所在這一點是可以理解的,包括以色列支持土耳其和約旦與敘利亞領土內的一些阿拉伯部落組成部落聯盟,並對敘利亞統治精英充滿敵意等。”[6]
    隨著2011年敘利亞的動盪,叛亂分子的運動和約旦土耳其邊界的“軍火走私(以扶持支持軍事武裝叛變)”已成大馬士革的一個重大問題。

    在此背景下,阿裏埃勒•沙龍和以色列在英、美“入侵”伊拉克後請求華盛頓襲擊敘利亞、利比亞和伊朗也就毫不奇怪了。[7]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檔還主張通過先發制人的戰爭來“塑造”以色列的地緣戰略環境並開創“新中東”。[8] 這也是美國在2001年時會採取的一項政策。

    剷除中東的基督教團體

    利比亞危機之前,埃及基督徒被襲擊與蘇丹南部的公投“同時發生”絕非巧合。
    同樣,伊拉克的基督徒,這一世界上最古老的基督教團體之一“被驅逐”出他們在伊拉克的故土也“並非偶然”。
    與伊拉克基督徒被驅逐“同時發生”的還有在美國和英國軍隊“警覺地注視”下,由於什葉派穆斯林與遜尼派穆斯林的暴力和敢死隊而“被迫形成”不同宗教的分區,巴格達的市鎮成為一片宗教飛地。這都與『Yinon計畫』密不可分,而該地區的“重組”是一個更為遠大的目標的一部分。

    在伊朗,以色列人一直試圖將以色列猶太團體驅逐,卻總是徒勞無功。伊朗實際擁有著中東第二大的猶太人口,可以說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維持原樣的猶太群體。伊朗猶太人將自己視為被與祖國伊朗密不可分的伊朗人,他們和穆斯林人和基督教伊朗人是完全一樣的。對於他們來說,因為他們是猶太人所以需要調遷到以色列的想法簡直是荒謬的。

    在黎巴嫩,以色列“一直致力”於“加劇”各種基督教、穆斯林以及德魯茲教派間的“緊張”局勢。黎巴嫩是進入敘利亞的一個跳板,黎巴嫩“被分裂”為數個國家也被視為將敘利亞“巴爾幹化”為數個阿拉伯宗派小國的途徑。Yinon計畫的目標就是在遜尼派穆斯林、什葉派穆斯林、基督教和德魯茲的宗教和宗派身份基礎上,將黎巴嫩和敘利亞“分為”數個國家。敘利亞基督教的遷離也可能是目標之一。

    馬龍派天主教敘利亞安提阿教會,也即最大的自治東方禮教會的新主教表達了他對於在地中海東部和中東地區阿拉伯基督徒清洗運動的憂慮。Mar Beshara Boutros Al-Rahi大主教和黎巴嫩、敘利亞許多其他的基督教領袖都擔心穆斯林兄弟會接管整個敘利亞。像伊拉克一樣,神秘組織正在襲擊敘利亞的基督團體。基督教東正教的領袖,包括耶路撒冷東正教的大主教都公開表示了他們的嚴重關切。除了基督教的阿拉伯人,亞述和亞美尼亞這一多數為基督教徒的群體也表示了他們的恐懼。

    Sheikh Al-Rahi近期在巴黎會見了總統尼古拉斯•薩科齊。據悉,這位馬龍派大主教與薩科齊在敘利亞問題上出現分歧,這促使薩科齊說敘利亞政權即將覆滅。
    主教Al-Rahi的立場是敘利亞必須被留下、並允許其進行改革。
    這位馬龍派主教還告訴薩科齊說如果法國希望合法地使真主黨解除武裝,那麼以色列需要被作為一個“威脅”來對待和處理。

    由於Al-Rahi在法國的立場,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的基督教和穆斯林宗教領袖立即到黎巴嫩對他進行了探訪並表達了感謝。
    黎巴嫩的真主黨及其政治聯盟,其中多數為黎巴嫩議會的議員,均高度讚揚了後訪問了黎巴嫩南部的馬龍派主教。

    Sheikh Al-Rahi以為他對於真主黨的立場和他拒絕為推翻敘利亞政權提供支持,現在正遭到以哈裏裏為首的“3•14聯盟”的政治攻擊。一場基督教會議正在經哈哈裏籌畫中,以反對Al-Rahi主教和馬龍派教會的立場。
    自Al-Rahi表明自身的立場後,塔利爾黨,這一活躍在黎巴嫩和敘利亞的黨派,也開始對其進行批評。有報導稱,美國高級官員也取消了他們和馬龍派主教的會見,這也是他們對於Al-Rahi關於真主黨和敘利亞立場表示不滿的信號。

    在黎巴嫩,哈裏裏為首的“3•14聯盟”一直都是一個受歡迎的少數群體(甚至當該聯盟成為議會中的多數時),該聯盟一直與美國、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以及敘利亞的暴力和恐怖組織密切合作。穆斯林兄弟會和其他敘利亞所謂的薩拉菲斯特組織也一直與哈裏裏以及“3•14聯盟”中的基督教政黨相互協調,並舉行秘密會談。這也是為什麼哈裏裏與他的同盟一直反對大主教Al-Rahi。也正是哈裏裏和“3•14聯盟”將伊斯蘭法塔赫帶入黎巴嫩,並幫助其中的一些成員逃往敘利亞作戰。

    有一些不知名的狙擊手正在瞄準敘利亞平民和敘利亞的軍隊射擊,“(藉)以造成”混亂和內鬥。敘利亞的基督團體也成為這些狙擊手的對象。很可能這些攻擊者是來自美國、法國、約旦、以色列、土耳其、沙烏地阿拉伯和阿拉伯灣的武裝力量與一部分敘利亞人組成的聯盟。

    華盛頓、特拉維夫以及布魯塞爾正籌畫著將基督教從中東遷離。據悉,Sheikh Al-Rahi在巴黎被總統薩科齊告知,地中海東部和中東的基督教團體可以重新被納入歐盟。這並不是什麼慷慨的提議,而是被有意將中東古老的基督教團體根除的國家扇了一記耳光。其目的或是將基督教團體重置於該地區之外,抑或將這些團體劃分為眾多分區。兩種都可能成為目標。

    這一計畫旨在將阿拉伯國家劃定為專門的穆斯林國家,這與「Yinon計畫」和美國“控制”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目標是相一致的。其“結果”很可能是一場大國戰爭。
    阿拉伯基督徒如今與阿拉伯黑人處境非常類似。

    重新劃分非洲:Yinon計畫正在發揮作用……

    關於非洲,特拉維夫將保障非洲的安全視為其廣泛週邊的一部分。這一更為廣泛的或所謂的“新週邊”已成為1979年抵抗包括伊朗(巴列維時期以色列最親密的盟友之一)在內的阿拉伯“舊週邊”隨著伊朗革命的瓦解後,特拉維夫地緣戰略的基礎。在這一情況下,以色列的“新週邊”隨著埃塞俄比亞、烏干達和肯雅等反阿拉伯和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等國家的“納入”而被概念化。這也是為什麼以色列要如此深入地參與蘇丹的“巴爾幹化”(注:原有蘇丹目前已被操縱分割為二,以基督徒組成為主的南蘇丹已於2011年獨立)。

    在中東教派分裂的背景下,以色列已列出了重組非洲的計畫。『Yinon計畫』試圖從三個方面的基礎上劃定非洲:(1)民族語言;(2)膚色;(3)宗教。為確保統治,先進戰略與政治研究所這一以色列智囊團(包括珀爾在內)也推動創建了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的美國『非洲司令部(AFRICOM)』。

    試圖“分裂”阿拉伯和非洲身份的行動正在“進行中”。它只在將所謂的“黑非洲”與所謂“非黑”的北非劃分開來。這是分裂非洲大陸上所謂的“阿拉伯人”與“黑人”計畫的一部分。

    正是這一目標“造成”並推廣了“非洲南蘇丹”與“阿拉伯北蘇丹”這兩種荒謬的身份。這也是為什麼黑膚色的利比亞人被視為利比亞“清洗膚色”運動中的對象。阿拉伯身份在北非正與非洲身份“相脫離”。同時還存在“剷除”大量的“黑膚色阿拉伯人”的計畫,以明確劃分“非洲黑人”與新的北非“非黑人“的界限。這也將”導致“剩餘的柏柏爾“非黑人”與阿拉伯人間的戰爭。

    同樣情況下,在非洲蘇丹、尼日利亞等地,緊張情緒也在為進一步劃分界限的穆斯林與基督徒間醞釀著。而造成這種分裂的基礎,包括膚色、宗教、種族和語言等,都“助長”著非洲的“瓦解”與不和。這都是一個將北非與剩餘非洲大陸劃分的更遠大非洲戰略的一部分。

    為“文明的衝突”布棋

    正是在這一點上,所有這些“看似”一盤散沙的事件都被“聯繫”在了一起。

    整個棋盤正在上演“文明的衝突”,而所有的棋子也各就各位。阿拉伯世界正“被隔離開”來,並被清晰的界線所劃分。這些界線“阻止”不同民族語言、膚色和宗教團體間相互的過渡與融合。

    在這項“計畫”中,將不再有社會與國家的過渡與融合。這就是為什麼中東和北非的基督徒,如科普特人,正成為“被攻擊”的對象。這也是為什麼黑膚色的阿拉伯人和柏柏爾人以及北非的黑人在北非正面臨著“種族滅絕”的威脅。

    繼伊拉克、埃及之後,阿拉伯利比亞民眾國和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對『Yinon計畫』而言)都是 “破壞”北非和東南亞地區穩定的核心。
    利比亞發生的一切(美歐顛覆推翻利比亞政權的『顛覆模式』)對非洲有著巨大的影響,而敘利亞的狀況也深刻地影響了東南亞及更遠的地區。按照『Yinon計畫』所指出的,伊拉克和埃及是造成阿拉伯國家不穩定的切入點。

    如今正在“上演”的是建立一個專門的“穆斯林中東”地區(以色列除外),而這也將“造成”什葉派與遜尼派間的鬥爭。類似的場景也正在“北非非黑人”區上演,表現為阿拉伯人與柏柏爾人的衝突。
    同時,在“文明的衝突(劇本)模式“下,中東與北非也”被認為“是所謂的“西方”與“非洲黑人”間的衝突。

    這就是“為什麼”法國的薩科齊和英國的卡梅倫在利比亞衝突初期相繼發表聲明,指出多元文化主義在各自的西歐社會中已經“不復存在”。[9] 
    真正的多元文化主義正威脅著“北約戰爭議程”的合法性,也為作為美國對外政策基石的“文明的衝突”的實施造成了障礙。

    在這一點上,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解釋了為什麼多元文化主義會成為華盛頓及其盟友的威脅:
    “隨著美國成為文化日益多元的社會,它可能會發現在對外政策問題上要想達到一致性就愈加困難(如與阿拉伯世界、中國、伊朗、俄羅斯或者是前蘇聯等地戰爭),除非存在真正被能被廣泛覺察到的大規模的直接外部威脅。這樣的共識普遍存在于二戰甚至冷戰期間(如今也存在著,因為“全球反恐戰爭”)。[10]
    布熱津斯基的下一句則指明了為什麼人們會反對或支持戰爭:
    “然而(共識)不僅僅深深地紮根於共用的民主觀中且人們意識到這些民主觀正在受到威脅,而且也根植于對歐洲集權主義下的受害者們在[11]文化上和種族上的親近。”

    雖有冗餘之嫌,我仍然要一再提出正是因為這種要“打破”中東-北非(MENA)地區、所謂的“西方世界”與撒哈拉以南非洲間“文化融合”的企圖,所以基督徒和黑人正在(被安排)遭到攻擊。

    “種族中心主義”與意識形態:將今日的“正義戰爭”正當化

    在過去,西歐的殖民國家會對他們的人民進行洗腦。他們的目標就是獲得推行殖民的支持。而其形式就是在武裝商人與殖民軍隊支持下轉播基督教(唯我獨尊)及其教義。

    同時,種族意識形態也被提出。那些被殖民的人被刻畫成“下等人”、低等、沒有靈魂。
    最終,承擔“開化”那些所謂的“世界未開化人民”的 “白人的責任”等語句開始被使用。這種具有凝聚力的思想框架被用於將殖民主義“塑造”為一項“正義事業”。而這也為征服和“開化”外國領土的“正義戰爭”提供了合法性。

    如今,美國、英國、法國和德國的帝國主義計畫並“沒有改變”。改變的只是為發動“新的殖民主義戰爭”、進行征服的“藉口”與理由。
    在殖民統治時期,發動戰爭的敍述(論述)與理由被包括英國和法國在內的殖民國家的公眾輿論所接受。
    今天的“正義戰爭”和“正當理由”也在婦女權利、人權、人道主義和民主的“旗幟”下進行著。

    文/Mahdi Darius Nazemroaya

    (加拿大)Global Research 2011年11月26日
    http://www.globalresearch.ca/index.php?context=va&aid=27786


    Mahdi Darius Nazemroaya是加拿大渥太華的一位獲獎作家。
    他是蒙特利爾全球化研究中心(CRG)的一位社會學家和副研究員。他曾見證了北非“阿拉伯之春”的過程。在北約(2011年)轟炸利比亞期間,他正在利比亞擔任KPFA的聯合研究專案——Flashpoint專案的特派記者。


  23. 2011/12/26 於 15:47 patchpieces

    《對利比亞戰爭的戰略解讀》

    2011年10月31日午夜,「北約」正式宣佈結束利比亞戰爭。[1][①] 這場戰爭是“冷戰”後西方首次在非洲大陸發動地區戰爭,也是西方首次“強行改變”當前西亞北非國家的政治進程。
    總體看,這場戰爭的爆發與當前特定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背景直接相關。同時,這場戰爭“反過來”又將“重新塑造”利比亞、阿拉伯世界乃至未來國際格局。因此有必要對這場戰爭的基本背景及戰略影響進行必要評估。

    一、利比亞戰爭是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日趨失衡”的必然結果

    利比亞戰爭的爆發是多種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它與近幾十年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日趨失衡”直接相關。

    首先,這場戰爭是當前國際體系急劇轉型的必然產物。
    20世紀國際體系主要經歷了兩次重大轉型,並促使體系內國家的行為發生重大變化:二戰結束後,以西方列強主宰世界為主要特徵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世界四大員警”(美、蘇、英、中,主要是美、蘇兩家)共治世界的“雅爾達體系”。
    但此後50多年,設想中的“美、蘇合作”最終變成了“美、蘇冷戰”現實。換言之,冷戰之“實”與雅爾達體系之“名”格格不入。這對美、蘇不是好事,但對“夾縫中生存”的第三世界國家卻不然。
    一方面,美、蘇“核恐怖平衡”反使世界維持了難得的和平狀態,雙方在第三世界的爭奪總體較為節制,甚少直接發動戰爭。
    另一方面,美、蘇為獲得競爭優勢,都將爭取第三世界支持作為制勝籌碼,競相為其提供經濟和軍事援助。這就為諸多第三世界國家提供了閃展騰挪的外交餘地,藉以謀求政治獨立和經濟自主。
    而20世紀90年代初蘇東陣營解體使西方勢力一枝獨大,這些年來,西方通過“北約東擴”、(G8)八國集團、意識形態等紐帶越綁越緊。世界權力結構失衡使“雅爾達體系”名存實亡,並逐漸形成了西方“聯手打壓(顛覆裂解)”非西方國家的“後雅爾達體系”。這種國際體系與力量分佈“名實相副”,因此在該體系下,西方(強者)更富於“侵略性”,其對非西方國家(弱者)干涉(顛覆裂解)更加頻繁。

    “冷戰”結束後相當長時期,美、歐忙於分享“冷戰紅利”,通過“北約東擴”與“歐盟東擴”等方式“瓜分”前蘇聯在東歐的“勢力範圍”,從而將東歐和部分前蘇聯版圖日趨納為西方的週邊地帶。[2][②] 
    而1999年西方發動科索沃戰爭就是因為南聯盟“阻擋”了北約和歐盟東擴的步伐。但近年來,隨著俄羅斯復興,歐、美東擴之路遇到抵制和阻擊,尤其是2008年8月俄羅斯出兵格魯吉亞,而美、歐又未能做出有效反擊,標誌著持續十幾年的東擴進程已成“強弩之末”。在這種背景下,歐、美戰略角逐重心日趨轉向中東、中亞、非洲等資源豐富或地緣位置重要的“中間地帶”,並對“不聽號令”的(主權)國家頻頻使用武力。美國為“深入”中亞和中東,在短短2年時間內接連發動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地區戰爭。
    而2011年「北約」“發動”利比亞戰爭“遵循”的正是相似的邏輯。
    歐盟早在1995 年就與地中海沿岸12 國“啟動”了旨在加強雙方全面合作的“巴賽隆納進程”。美國也加大在非洲投入力度。
    法國總統薩科齊為恢復、擴大法國在非洲影響和利益在2007年競選期間又提出『地中海聯盟』設想,重點加強與北非國家合作,並企圖使阿爾及利亞、利比亞以及臨近的蘇丹和幾內亞灣等重要產油區為法國提供穩定能源。但這些“重返非洲”舉措受到利比亞(格達費反殖民愛國民族主義者)的“掣肘”。利比亞卡紮菲(格達費)政權“民族主義(反殖民愛國主義)”色彩甚濃,他早期曾採取一系列“保護”民族利益的重大措施,如收回美、英在利比亞軍事基地,廢除同西方公司不平等協定,將所有外國公司收歸國有等。即使2003年卡紮菲(格達費)“投靠西方”後其政策仍保持很大獨立性。2008年7月首屆“地中海峰會”召開時,卡紮菲僅派代表作為觀察員出席,他還“批評”『地中海聯盟』設想是“殖民主義者”和帝國主義的回歸。[3][③]
    利比亞強烈的“獨立姿態”使其成為歐洲政治和資本力量“南下擴張”的主要“絆腳石”。

    就像當年擋住「北約」和歐盟東擴的“南聯盟”必然要遭受西方軍事打擊一樣,利比亞因阻擋了西方(特別是歐洲)新一輪地緣政治/經濟“擴張”浪潮,而為後來遭到西方的軍事打擊埋下伏筆。美、英、法之所以在深受金融危機拖累的困難背景下執意發動利比亞戰爭,正是由於利比亞“阻礙”了北約國家“重返非洲”戰略規劃的實施。[4][④] 此外,2011年(由美帝中情局所屬外圍非政府組織的“Wikileaks維基解密”配合“美國資本勢力”所煽火策動)席捲西亞、北非的“中東波(顏色革命)”使西亞北非地區對外防護能力降至歷史最低點,為西方武力干涉利比亞提供難得機遇。法國因支持突尼斯本•阿裏外交失分,此後又過早承認利比亞反對派而再次面臨外交失敗,因而急於通過發動戰爭挽回在阿拉伯世界形象。[5][⑤]

    回顧“冷戰”後發生的數場地區戰爭,前幾場戰爭基本是美國唱主角,歐洲唱配角,而這次的利比亞戰爭歐、美角色正好對調。這從側面說明,歐、美在對付非西方國家時已形成互相“補位”的戰略默契。而這正是西方共治世界的“後雅爾達體系”的典型特色。

    其次,這場戰爭也是“壟斷資本主義”“惡性發展”的必然結果。
    蘇東社會主義陣營解體後,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在“經濟全球化”名義下迅速“主宰”全球。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大的問題就是因追求“利潤最大化”而導致的“肆意妄為”。在平均利潤率不斷下降趨勢下,資本家為獲得更高利潤而日趨將資本從生產領域“轉向”金融領域,創建了“脫離”實體生產的金融資本。當前,世界(實體)商品交易量所需流通貨幣量只占資本交易量的4%。但金融領域本身不創造財富。金融業的過度繁榮並不意味資本主義找到自我救贖之路,而更像是病情加重後出現的“虛胖和浮腫”。
    因為它意味著由4%的“實體經濟”“創造”的剩餘價值要由100%的資本來“分贓”,由此使資本增值空間越來越小,平均利潤率被金融泡沫急劇攤薄而趨近於零。在利潤率趨近於零的背景下,金融資本謀利主要靠“金融炒作”和層出不窮的“金融衍生品”,由此演變為“空手套白狼”的“賭場資本主義”。[6][⑥] 
    而2008年以來不斷深化的金融危機以及歐美債務危機表明,資本主義經濟已到“無法自我調節”的地步。

    在這種“背景”下,“(人為)製造(人禍)災難”就成了緩解經濟危機、獲取利潤的“慣用手段”。這裏的災難既包括由大自然引發的海嘯、颶風、地震、乾旱,也包括(人禍災難)政變、戰爭、恐怖襲擊等社會暴力行為。
    “通過”等待和“(人為)製造(人禍)災難”,進行“精心策劃”的“(災難禿鷹)掠奪”,以及將災難視為激動人心的市場機會,意味著資本主義已演變為“災難(禿鷹)資本主義”。[7][⑦] 其主要經濟策略就是“等待一個大危機,然後趁著遭受打擊的人民茫無頭緒之際,把國家資產一塊塊變賣給個人,並且迅速讓‘改革’永久化。”[8][⑧]
    從緩解經濟危機角度看,這些(人為製造的人禍)災難和(恐怖主義)暴力手段的“首要經濟目的”就是“打開”原本封閉的新市場。因此,西方武力打擊的重點就是那些阻擋資本擴張、奉行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社會主義政策的(主權)國家,以及市場體制落後、不肯與資本主義體系“接軌(接鬼)”的“化外之邦”。
    在歷史上,“資本積累和殖民化過程如同一根紅線貫穿著整個工業化時代。”[9][⑨]

    冷戰結束後,西方(禿鷹)“發動”的數場地區戰爭既是爭奪“中間地帶”的地緣政治擴張,更是為將這些國家“強行納入”西方經濟體系的資本擴張。
    “經濟絕非這些戰爭唯一的動機,但在每一場戰爭中,重大的集體打擊都被利用來為經濟休克療法鋪路。”[10][⑩]
    2003年美國(瞎掰理由藉口)發動伊拉克戰爭前,美國正面臨多年來未遇的經濟衰退。因此小布希(布希三世)政府一直在刻意“尋找”對伊拉克發動戰爭的“藉口”。小布希(布希三世)2006年坦承:
    “我這幾年最困難的工作之一,就是如何將伊拉克與反恐戰爭聯繫起來。”[11][11] 
    而正是在這場戰爭後,伊拉克資源市場逐步“被打開”,同時也為西方資本打開了一個巨大市場。
    美國一家公司合夥人興沖沖地說:
    “獲得寶潔公司(P&G)產品流通權就像金礦一樣,一家貨色齊全的7-Eleven超市可以打倒30家伊拉克雜貨店;一家沃爾瑪可以接管全伊拉克。”[12][12]

    近兩年,歐、美(數位金融泡沫)債務危機持續發酵,經濟形勢嚴峻程度遠比2001年時更甚。而經濟危機嚴重程度歷來與“災難資本主義”“(人為)製造(人禍)災難”的嚴重程度“成正比”。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越是嚴重,西方越有可能因絕望而訴諸武力。[13][13] 
    2011年利比亞戰爭很大程度就是西方試圖緩解(數位金融泡沫債務危機)國內經濟矛盾的一種手段。利比亞石油儲量非洲第一,而且油質好,開採成本低,且有半數以上未開發(注:利比亞擁有141噸黃金),西方如能獲得這一“石油大蛋糕”無疑有助於提升經濟信心。法國外長朱佩不加掩飾地將法國介入利比亞軍事衝突稱作是“對未來的投資”。[14][14]
    值得關注的是,在這次戰爭中,越是那些“產業空心化”、金融資本膨脹的國家(如英、法、美)參戰越積極,而實體經濟較為發達的國家(如德國)對戰爭則明顯不熱心。這從一個側面說明:“賭場資本主義”更易演變為“災難資本主義”。

    二、利比亞戰爭“加劇”了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失衡狀態

    利比亞戰爭是西方首次動用武力“強行改變”當前“中東動盪波”國家原有政治進程,也是冷戰後西方首次在非洲大陸發動的戰爭,因而對利比亞、阿拉伯世界乃至西方自身都已產生並將繼續產生深遠影響。

    首先,“後卡紮菲時代”的利比亞可能淪為西方體系中的跟班和“附庸”。
    二戰後期,史達林就曾說過:“任何人都會把其社會制度強加給別人,他的軍隊能走多遠,強加的範圍就有多遠。”[15][15]這句凝結著地緣政治學核心智慧的判斷同樣適用於這此的利比亞戰爭。北約武力推翻執政42年的卡紮菲政權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通過改朝換代將利比亞“馴化”為西方政治經濟體系中的“附庸”乃至挺進非洲的橋頭堡。

    問題在於,現在畢竟不同於殖民時代,西方可以武力打敗利比亞,但卻不可能直接接管利比亞政權。怎樣才能確保利比亞馴服於西方呢?
    從歷史經驗看,西方國家對第三世界國家進行“有效控制”的最有效辦法之一,就是使這些國家保持“政治軟弱”和“經濟依附性”,而“不得不”依靠外部大國。以西方“經略中東”為例。英、法和美國儘管主導中東的歷史時代不同,但其基本思路卻驚人地相似,那就是鼓勵、“扶植”中東國家內代表落後保守勢力、執政基礎不甚牢固的政權。但竭力避免這些國家出現大規模的社會和經濟革命,“避免”代表多數人利益的先進階級上臺掌權。“殖民國家為了支持它的統治,通常會對維持甚至加強殖民地不平等的社會與經濟結構頗感興趣……甚至殖民國家往往會造成新的特權和新的特權集團,以穩定其對殖民地的統治”。[16][16]
    這些統治者完全“仰仗”西方支持才能維繫統治,因此不得不悉心維護西方在其國家中的種種利益。這就使西方大國與當地統治人物形成事實上的“結盟”關係。當年英國在挑選費薩爾當伊拉克國王時,英國外交部官員說得非常直白:“我們所要的是一位只滿足于登基為王,而不打算勵精圖治的國王。”“我們需要的是一些有阿拉伯人參加、使我們能放心地離開而同時又能在幕後操縱的政府機構;……而且前提是我們的經濟和政治利益將得到保證。”[17][17]
    由此“不難理解”,為何中東成為世界上傳統君主制國家最多的地區。即使在實行君主立憲制的所謂“自由阿拉伯時期”(上世紀20-30年代),阿拉伯國家的統治者還是“不信任自己的人民,而甘願成為西方的奴僕”。[18][18]

    而2011年發動利比亞戰爭的兩大主謀——英國和法國,恰好在一戰後曾在阿拉伯世界進行過“委任統治”,而其統治“秘訣”之一就是在各國有意識“培植”代表落後生產方式的王公貴族和部落酋長。這次英、法“故伎重演”,採取了挑撥、激化利比亞國內部落間矛盾的做法。鑒往知今。為了確保對戰後利比亞進行有效控制,英、法不可能允許利比亞再出現“卡紮菲式”的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式領導人,因此必然要“剔除”導致利比亞保持“獨立性”的勢力和制度,同時“大力培植”落後依附性勢力,以及可能導致該國政治衰朽的政治制度。

    目前看,“後卡紮菲時代”的利比亞正在朝這個方向發展。從政治制度看,強制轉型使利比亞面臨“軟政權化”危險。據報導,「利比亞全國過渡委員會」已制定長達數年的政治進程時間表,[19][19] 儼然開始向“民主化”國家過渡。但利比亞本質上是個部族國家,境內有140多個部落。這次的利比亞戰爭也有濃厚的“部落戰爭”色彩,民眾對所謂“民主運動”的支持率還不到2%,[20][20]因此該國未來權力分配很難擺脫“部族政治”底色。即便實現所謂“包容性政治”,也不過是“按部族實力分配權力”。這種情況很容易導致利比亞最高權力“碎片化”,使國家陷入形式上統一、實則部落/軍閥割據的“伊拉克化”狀態。
    如2011年11月22日成立“過渡政府”後,南部費贊地區的勢力抱怨被邊緣化,東部則有人抗議新政府是“西部人的政府”,一些部落拒絕承認新政府。有學者早就預言:“後卡紮菲時代無論何時出現,但有一點可以預見,那就是利比亞將陷入局勢緊張、危機四伏的狀態,各種社會力量將上演群雄逐鹿的大戲。”[21][21]在這種內訌不止的情況下,利比亞將不得不更多“仰仗”西方,而不太可能再與西方為敵。

    從階級屬性和意識形態看,掌管利比亞未來的是一種比卡紮菲政權“更加落伍”的勢力。利比亞“食租經濟”的特點決定了該國最大的問題不是如何賺錢,而是如何分配財富。因此該國未來“舉什麼旗”,“走什麼路”的問題至關重要。而目前即將執政的「全國過渡委員會」內部魚龍混雜,[22][22] 東部反叛部落高舉的大旗居然是1969年被推翻的伊德里斯王朝用過的旗幟。“過渡委”顯然不能代表歷史進步力量。如果沒有西方武力“支持”,它根本不可能奪權上臺。事實上,儘管戰爭已經結束,執政當局(帶路黨)卻仍“要求”北約繼續呆在利比亞,[23][23] 這足以表明其執政地位和信心的脆弱性。
    不言而喻,這些由(帶路黨)落後勢力掌控的國家越是脆弱,就越需要外界保護,也越願意在資源、主權問題上對西方做出大的“讓步”。利比亞戰爭期間,反對派(帶路黨)為換取法國支持曾承諾戰後法國可控制利比亞35%的石油生產。10月中旬,時任“過渡委”主席的賈利勒(帶路黨)宣稱,利比亞新政府將“優先考慮”讓西方參戰國進入利比亞商業領域。[24][24] 換句話說,未來的利比亞外交很可能是當年伊德里斯王朝的翻版,而“不可能”繼續保持“獨立自主”地位。這種“依附性”前途對利比亞民眾國民當然不是好事,但卻正中西方下懷——唯有如此,西方才可能有效控制該國,並借其實現預想中的地緣利益和資源利益。

    其次,阿拉伯世界的民族復興夢更加渺茫。
    阿拉伯世界總共3億多人口,領土面積超過1400萬平方公里,還擁有世界上最豐富的石油資源,完全有潛質成為世界權力格局中的重要一極。但近百年來,阿拉伯世界卻更多與戰亂、爭端、屈辱、落後、邊緣化等負面辭彙聯繫在一起。造成阿拉伯世界積弱積貧的根源是多方面的,但總的根本乃是該地區地緣版圖“碎片化”。[25][25] 亨廷頓認為,文明集團往往要圍繞一個“核心國家”,它能夠行使維持秩序功能。核心國家或核心國家的缺失或解體一般都意味著混亂和災難。[26][26] 
    中東地區常年動盪,外部勢力頻頻“插手”與該地區缺乏核心國家直接相關。一戰後,英、法依據1916年秘密簽訂的“賽克斯-皮科特協定”將阿拉伯世界“分割”成若干小國“委任統治”,由此“奠定”了中東地緣版圖“碎片化”的格局。這種災難性的建國史為阿拉伯世界埋下羸弱、動盪和外部干涉的禍端。這些國家實力相當、缺乏佔據支配地位的核心國家,因而“誰也吃不掉誰,但誰也不服從誰”。加之彼此政體、意識形態、政策乃至宗教教派差異甚大,很難建立行之有效的地區性聯盟。相反,每個國家都唯恐地區局勢不利於己,因此不約而同地採取“相互制衡”做法,導致地區內耗不斷,既無力解決內部矛盾,也無力阻擋外敵入侵,甚至“主動邀請”外部勢力介入中東。美國學者伯納德•路易斯曾指出,西方國家只需要人數很少的軍隊就能進入中東核心地帶;而要去趕走這些西方軍隊,則需要另外一個西方國家的軍隊。[27][27] 正是地緣版圖的這種“碎片化”格局使中東豐富的石油資源非但未成為阿拉伯民族之福,反而成為惹來戰爭的禍根。冷戰結束至今,西方發動的5場地區戰爭中,4場在伊斯蘭世界,3次針對阿拉伯國家,而伊拉克和利比亞恰好都是石油資源豐富的國家。

    因此,阿拉伯世界要想實現民族復興,擺脫惡性循環的厄運,其基本前提就是謀求阿拉伯各國的團結統一。20世紀50-60年代,以納賽爾和阿拉伯復興社會黨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均強調阿拉伯民族要走聯合自強道路。雖然這種思潮因1967年中東戰爭而走向衰落,但這條路徑仍是阿拉伯世界實現復興的不二法門。
    卡紮菲1969年上臺時深受阿拉伯民族主義思潮感染,自視為納賽爾的忠實追隨者,宣導阿拉伯民族主義。他曾指出:
    “要想保護阿拉伯人民不遭敵人侵犯,就少不了統一;要想保護阿拉伯國家的成就,就少不了統一;要想保護自己和社會主義,就少不了統一。”[28][28]
    執政以來,他先後試圖同埃及、敘利亞、蘇丹、突尼斯、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等國實現聯合或合併,可是都中途夭折,他還被埃及前總統薩達特視為“危險的妄想症患者”。[29][29] 此後這些年來,卡紮菲外交政策重點日趨轉向非洲,並力倡構建“非洲合眾國”、“非洲聯合政府”。[30][30] 但其政治話語中仍保留著反對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主張阿拉伯聯合等重要主張。可以說,卡紮菲已成為阿拉伯民族主義浪潮中的最後一位領導人。[31][31]

    而阿拉伯世界如果真的像卡紮菲所說實現“聯合自強”,西方顯然將失去對該地區的控制,而該地區“保持”分裂內訌狀態,更“符合”西方戰略利益。由此不難發現,這些年來,凡是主張依附西方、包容以色列、漠視阿拉伯聯合的阿拉伯領導人,總是被西方奉為座上賓。相反,那些主張獨立自主,謀求阿拉伯團結統一的領導人(如納賽爾、阿薩德、卡紮菲,乃至武力統一者薩達姆等),總是被西方視為眼中釘、肉中刺(死於非命)。卡紮菲作為這批阿拉伯強人中的最後一位,西方巴不得他早點消失。而這次西方聯手打擊利比亞,既是阿拉伯世界地緣版圖“碎片化”的必然產物,同時也包含著“徹底埋葬”阿拉伯聯合的戰略企圖,而卡紮菲之死意味著阿拉伯民族主義時代的“徹底終結”。[32][32] 一些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對此只能徒然憤慨,[33][33]還有人呼籲要舉行抗議,反對卡塔爾及海灣國家參與北約空襲利比亞。[34][34]

    2011年席捲西亞、北非的阿拉伯動盪潮,雖然抗議重點是爭取政治尊嚴和經濟公平,但也包含了探索民族復興新路的成分。而突如其來的利比亞戰爭顯然是一場西方“肆意踐踏”阿拉伯國家主權的“殖民戰爭”,同時戰爭結果又是為徹底堵死阿拉伯民族復興的唯一路徑。但面對這場事關阿拉伯世界尊嚴和民族復興大業的“悲劇性事件”,多數阿拉伯國家卻“渾然不覺”,「阿盟」還“充當”了西方打擊阿拉伯國家的“傳聲筒”,鼓動聯合國在利比亞設立禁飛區,卡塔爾和阿聯酋等海灣小國甚至直接參加“圍毆”卡紮菲(11月12日阿盟宣佈停止敘利亞阿盟成員國資格,27日又宣稱對敘進行政治和經濟制裁),客觀上起了激化矛盾的作用。[35][35] 這種“兄弟鬩于牆”的現象從側面說明,阿拉伯民族復興希望更趨渺茫。這場看似聲勢浩大的中東劇變,最終必將虎頭蛇尾,不可能產生什麼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歷史成果。
    在喪失了一批有戰略目光的政治家後,阿拉伯世界已很難形成合力。一旦阿拉伯世界內部分裂持久化,阿拉伯世界將空有人口、疆域和資源等潛在優勢,卻始終難以走出戰亂和衰退的惡性循環,繼續淪為西方大國政治的犧牲品。

    第三,西方贏得眼前,卻可能失掉長遠。
    西方是利比亞戰爭的主要發動者和主要受益者。尤其是在戰爭中出力最多的英、法等國有可能近水樓臺,從利比亞令人垂涎的石油資源以及巨大的國內市場中撈取更多好處。2011年10月下旬,法國和德國商務代表團紛紛到訪的黎波里,與利比亞當局的石油部長等官員閉門會談。英國也派出龐大商務代表團(包括BP和殼牌)訪問利比亞。[36][36] 西方國家顯然開始加速“染指”利比亞戰後利益分配。
    從地緣角度看,這場戰事的暫時成功將“刺激”西方繼續進行“軍事冒險”的決心和胃口。利比亞戰爭剛接近尾聲,美國就開始炒作“伊朗暗殺門事件”和伊朗核武報告,軍事打擊伊朗的呼聲日高。[37][37] 卡紮菲被打死剛兩天,美國就宣佈撤回駐敘利亞大使,美國參議員麥卡恩(總統候選競選人)公開叫囂“現在是可能使用軍事行動保護敘利亞平民的時候了”。西方智庫也開始探討軍事干預敘利亞利弊。[38][38] 11月下旬,歐、美用人權草案譴責敘利亞,以金融制裁打擊伊朗,推倒伊敘同盟的用意越來越明顯。

    然而,利比亞戰爭本質上是場“非正義戰爭”。它看似得到聯合國授權,實際既忽視了1973號決議關於發揮區域組織或區域安排作用的精神,也超越了聯合國的授權範圍,因此是場缺乏形式合法性的“侵略戰爭”和“殖民戰爭”。[39][39]  
    同時,北約發動空襲自稱是“防止出現人道主義災難”,但利比亞戰前國內傷亡不過數百人,而西方狂轟濫炸及由此造成的戰端擴大卻導致3萬多人死亡,5萬多人受傷,使之成為缺乏實質合法性的“醜陋戰爭”。[40][40] 這場戰爭的“非正義性”使西方雖然贏得眼前地緣和資源利益,但卻可能因此而輸掉長遠。

    一方面,伊斯蘭激進勢力借機坐大,成為西方新的敵人。20世紀七、八十年代中東興起的伊斯蘭復興運動強烈反對西方,因而成為西方的心頭大患。從根本上說,穆斯林之所以“恨”西方正是因為西方在中東推行“霸權主義”,導致國際道義。同時,當年西方出於抗擊蘇聯等實用主義考慮,而“刻意扶植”本•拉丹以及塔利班等伊斯蘭勢力,結果養虎遺患,面臨被其反噬的危險。
    而這次利比亞戰爭仿佛是以往歷史的重演。而北約為儘快將卡紮菲趕下臺,主動武裝該國反對派,以致該國長期被壓制的伊斯蘭極端勢力乘機坐大。利比亞執政當局目前兩個最主要的軍事力量都是伊斯蘭勢力。的黎波里實際掌控者、軍事委員會主席貝爾哈吉和東部城市德爾納軍事委員會負責人哈薩迪,均是前極端組織利比亞“伊斯蘭戰鬥團”領導人,主張建立伊斯蘭政權。而過渡委前主席賈利勒也公開稱可能恢復“沙裏亞法”,建立“利比亞伊斯蘭共和國”。[41][41]可以預計,未來利比亞伊斯蘭色彩將日益濃重,並可能出現阿富汗那樣的塔利班式政權。[42][42] 從更大範圍看,伊斯蘭復興勢力正借“阿拉伯之春”強勢歸來,目前“伊斯蘭復興黨”已在突尼斯大選中獲勝,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很可能在本國勝選。伊斯蘭復興主義“回潮”已成為不爭事實。

    西方在此敏感時刻在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發動“侵略戰爭”很容易激起更多穆斯林的“反西方”情緒。卡紮菲就將北約空襲視為新的“十字軍東征”,並呼籲對西方發動“聖戰”,[43][43] 而卡紮菲自己身體力行,最終血戰至死,因而成為不少穆斯林心目中的“反西方英雄”。如果“阿拉伯之春”由國內層面的反獨裁、反權貴,轉向外交層面的“反殖民”、反西方,西方一直擔憂的“伊斯蘭與西方衝突”便可能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

    另一方面,這場戰爭加深了國際政治的“叢林”色彩,將使西方面臨更大安全挑戰。
    “主權國家不容干預”原則本來是弱小國家生存的護身符。但近年來,西方鼓吹“人道主義干預”、“人權高於主權”、“保護的責任”等,不斷挑戰“主權不容干預”基本原則。西方發動戰爭的“藉口”越來越隨意。這次西方發動的利比亞戰爭起因是利比亞政府鎮壓反對派抗議。而類似情況在許多國家時常可見,如果“利比亞模式”成為慣例,任何國家都可能成為西方軍事打擊對象。這不禁讓更多國家人人自危。卡紮菲是在投靠西方、主動放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後遭受軍事打擊的事實更是警醒其他國家領導人:西方國家關鍵時刻靠不住,唯有發展自己的“撒手鐧”,才可能真正保存自己。
    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此間公開稱,卡紮菲在核問題上妥協的後果表明,伊朗繼續核計畫是完全正確的。[44][44] 而最近伊朗核能力突進成為熱點話題。整個世界日趨重返“叢林”狀態,使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可能性空前增大,西方未來將面臨更嚴重的安全挑戰。

    三、結 論

    “播下龍種,卻收穫跳蚤”。
    當前風起雲湧的中東劇變本來是一場以民權、民生、民族為主要訴求的革命運動。但突如其來的利比亞戰爭不僅改變了當地原有政治進程,也使“中東波”性質日趨“變味”,更使國際力量對比更趨失衡,國際體系轉換進一步加快。權力與資本擴張日趨借助暴力手段,世界由此變得更不太平。利比亞戰爭剛剛結束,西方打伊朗和打敘利亞的喧囂日漸高漲。不管未來敘利亞和伊朗是否會遭受西方軍事打擊,但可以肯定的是,利比亞戰爭絕不是最後一場殖民戰爭。
    而廣大“中間地帶”尤其是中東地區,已成為中國實現和平崛起的重要緩衝地帶,以及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資源供應地,西方在上述地區頻繁進行軍事干預,在客觀上“壓縮”了中國崛起的週邊空間,危害到中國海外經濟利益拓展。[45][45] 80多年前,中國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積四十年之經驗”得出結論,即“欲達到勝利,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46][46] 在西方日趨聯合、戰爭力量日漸增長情況下,制止戰爭的唯一辦法就是世界上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聯合起來。只有當和平力量增長超過戰爭力量增長時,戰爭可能性才會被降至最低,中國可持續發展才會得到有效保障。

    文/田文林

    《現代國際關係》 2011年第12期

    [1][①] “北約宣佈結束在利比亞軍事行動”,http://military.people.com.cn/GB/16090649.html.(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2][②]參見[波蘭]卡齊未耶日•Z•波茲南斯基著,佟憲國譯:《全球化的負面影響:東歐國家的民族資本被剝奪》,經濟管理出版社,2004年版。

    [3][③]Bruno Waterfield,“Gaddafi attacks Sarkozy plan for Union of the Med”, The Telegraph,10 Jul, 2008
    [4][④]W. Yusef Doucet,“Free Libya is Green Libya: Supporting the Real Libyan Revolution”,http://www.voxunion.com/?p=4644.
    [5][⑤] Alan Woods,“After the death of Gaddafi: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Libya”,http://www.marxist.com/ gaddafi-dead-revolution-and-counter-revolution-in-libya.htm.(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5日)

    [6][⑥][英]蘇珊•斯特蘭奇著,李紅梅譯:《賭場資本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參見全書。

    [7][⑦][加]娜奧米•克萊恩著,吳國卿、王柏鴻譯:《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廣西師大出版社,2010年,第4頁。

    [8][⑧][加]娜奧米•克萊恩著:《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第4頁。

    [9][⑨][美]斯坦利•阿羅諾維茨、希瑟•高特內主編:《控訴帝國:21世紀世界秩序中的全球化及其抵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4頁。

    [10][⑩][加]娜奧米•克萊恩著:《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第7頁。
    [11][11]Melissa McNamara,Bush: “We Don’t Torture”,http://www.cbsnews.com/stories/2006/09/06/eveningnews/main 1979106.shtml(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9日)

    [12][12][加]娜奧米•克萊恩著:《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第303頁。
    [13][13] Gerald A. Perreira,“NATO and Qaddafi: What All Friends of Africa Should Know”,New Dawn,No. 126 (May-June 2011)

    [14][14]“法國外長稱介入利比亞是‘對未來的投資’”,http://news.xinhuanet.com/2011-08/29/c_121923156.htm.(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日)

    [15][15][美]詹姆斯•希恩著,黃公夏譯:《暴力的衰落》,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第137頁。

    [16][16] [美]斯塔夫裏亞諾斯著,遲越、王紅生等譯,黃席群、羅榮渠校:《全球分裂》,商務印書館,1995年,第487頁。

    [17][17][美]斯塔夫裏亞諾斯著:《全球分裂》,第581頁。

    [18][18] Hilal Khashan, Arabs at the Crossroad: Political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0, p.64
    [19][19] “Libya after Qaddafi:A new timetable”,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34813.(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5日)
    [20][20]Gerald A. Perreira, “NATO and Qaddafi: What All Friends of Africa Should Know”,New Dawn,No. 126 (May-June 2011).

    [21][21][美]羅奈爾得•布魯斯•聖約翰著,韓志斌譯:《利比亞史》,中國出版集團,2011年,第220頁。

    [22][22]Daniel Serwer,“Post-Qaddafi Instability in Libya”,CPA Contingency Planning Memorandum No. 12,http://www.cfr.org/libya/post-qaddafi-instability-libya/p25612.(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23][23] David D.Kirkpatrick and Rick Gladstone, “Libya asks NATO to remai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October 28, 2011
    [24][24] Alan Woods,“After the death of Gaddafi: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Libya”,http://www.marxist. com/ gaddafi-dead-revolution-and-counter-revolution-in-libya.htm.(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5日)

    [25][25]田文林:“地緣政治•中東破碎地帶•利比亞戰爭”,《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年第4期,第26-32頁。

    [26][26][美]撒母耳•亨廷頓著,周琪等譯:《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新華出版社,1998年,第167-169頁。

    [27][27][美]伯納德•路易斯:《中東》,載[英]約翰•格利賓等:《歷史焦點》,朱善萍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72頁。

    [28][28]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譯室編譯:《卡紮菲和利比亞》,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67頁。
    [29][29]Robert H. Reid,“Arab strongman: With Gaddafi death, an era passes”,The Economic Times, Oct 22, 2011

    [30][30]Babatunde Fagbayibo,“The Libyan revolution: Thoughts on a post-Gaddafi era of African integration”,http://www.consultancyafrica.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846:the-libyan-revolution-thoughts-on-a-post-gaddafi-era-of-african-integration&catid=57:africa-watch-discussion-papers&Itemid=263.(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6日)
    [31][31] Robert H. Reid,“Arab strongman: With Gaddafi death, an era passes”,The Economic Times, Oct 22, 2011

    [32][32]Mohamad Bazzi,“The Death Of The Qaddafi Generation: The Era Of Arab Strongmen Comes To An End”,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36603/mohamad-bazzi/the-death-of-the-qaddafi- generation.(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33][33]“A Position Statement by the Arab Nationalism List On The Assassination of Mu’ Ammar Qaddhafi And His Comrades, Libya, and Arab Consciousness”, http://freearabvoice.org/?p=1469. (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2日)
    [34][34]“The Arab Nationalist List invites you to protest against the Qatari regime in Brussels”, http://www.qawmi.com /?p=2331.(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4日)

    [35][35]Ahmed El-Tonsi,“Ottomans, Arabs, Westerners and Libya”,Al-Ahram,17 – 23 November, 2011
    [36][36] “Libya’s revolution:Messy politics, perky economics”,The Economist, Oct 8th 2011,http://www.economist.com/ node/21531472.(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9日)
    [37][37]The Associated Press, “U.S. strike on Iran likelier than ever, former CIA chief says”, http://www.haaretz.com/ news/diplomacy-defense/u-s-strike-on-iran-likelier-than-ever-former-cia-chief-says-1.303980.(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38][38]Jeffrey White,“Implications of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Syria”,PolicyWatch #1864,October 28, 2011,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templateC05.php?CID=3415.(上網時間:2011年11月5日)

    [39][39] “Libya: Colonialism Lives”,http://blackstarnews.com/news/135/ARTICLE/7603/2011-08-26.html.(上網時間:2011年10月31日)

    [40][40]Michael O’Hanlon,“Winning Ugly in Libya”,March 30, 2011,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7684/ michael-ohanlon/winning-ugly-in-libya; An Huihou, NATO faces ‘catastrophic success’ in Libya, People’s Daily Online, 29 octobre 2011, http://www.mondialisation.ca/index.php/vdare.com/roberts/index.php?context=va&aid = 26287.(上網時間:2011年11月3日)
    [41][41]Marc Lynch,“What the Libya intervention achieved”,October 27, 2011,http://lynch.foreignpolicy.com/posts/ 2011/10/27/ what_the_libya_intervention_achieved?wpisrc=obnetwork.(上網時間:2011年10月30日)

    [42][42]有學者已注意到當前利比亞與1992年後阿富汗政局的相似性,參見Michael Semple,“What Post-Qaddafi Libya Has to Learn From Afghanistan”,http://www.foreignaffairs.com/features/letters- from/what-post-qaddafi- libya-has-to-learn-from-afghanistan.(上網時間:2011年11月7日)
    [43][43]Ahmed El-Tonsi,“Ottomans, Arabs, Westerners and Libya”,Al-Ahram,17 – 23 November, 2011

    [44][44]Fredrik Dahl,“Libya conflict may strengthen Iran nuclear defiance”,http://www.forexyard.com/en/news/ ANALYSIS-Libya-conflict-may-strengthen-Iran-nuclear-defiance-2011-03-24T154942Z.(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9日)
    [45][45]W. Yusef Doucet,Free Libya is Green Libya: Supporting the Real Libyan Revolution,http://www.voxunion.com/?p=4644.

    [47][46]《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4卷,1991年版,第14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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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比亞之戰意在控制中國戰略要害》

    文/威廉•恩道爾 (William Engdahl)

    (美帝)華盛頓“主導下“的「北約」決定”發動“利比亞戰爭實質上是「北約」以及美國國防部(實為”對外侵略部“的美稱)控制中國要害的戰略的”組成部分“。目前,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石油進口國,對原油和天然氣進口存在巨大的”戰略依賴“。

    認真審視非洲地圖,並探究美國國防部(為”對外侵略部“的美稱)新組建『非洲司令部』的原由,就會發現,『北約』”發動“利比亞戰爭實質上是「北約」及美國國防部(為”對外侵略部“的美稱)”控制“中國石油及原材料來源整體戰略的構成部分——對於中國而言,非洲是其最具戰略重要性的石油及原材料來源之一。

    「北約」“發動”利比亞戰爭僅與石油有關。不過,鑒於美國有著可靠的國外能源供應,所以這場戰爭的發動應該“並非僅為“控制利比亞高品質原油,而是“為了”使中國“無法長期進口”非洲及中東石油。
    換句話說,「北約」及(美帝)華盛頓“發動”這場戰爭(主要戰略目的)就是為了“制衡中國”。

    利比亞北臨地中海,與義大利隔海相望。多年來,義大利埃尼石油公司一直是利比亞境內最大的外國石油公司。該國西臨突尼斯和阿爾及利亞,南臨乍得(察德),東臨蘇丹和埃及。就其地理位置而言,對於美國國防部『非洲司令部』“控制”非洲、非洲資源以及非洲資源出口地的長期戰略具有重要意義。

    在卡紮菲(格達費)統治下,利比亞“嚴格控制”高品質的原油資源。2006年的資料顯示,利比亞已探明石油規模為“非洲最大”,約占非洲石油總儲量的35%,甚至比尼日利亞還多。
    近年來,中國、俄羅斯以及其他國家都在該國獲得了石油開採權。

    很明顯,「北約」及(美帝)華盛頓“發動”利比亞戰爭已經“初見成效”:中國、俄羅斯及巴西不但反對聯合國制裁利比亞,還呼籲利比亞通過談判解決內部衝突,反對北約空襲。
    因此,利比亞反對派(帶路黨)下轄石油公司Agoco發言人阿貝加里馬奧夫稱:
    “我們和義大利、法國和英國等西方國家之間不存在問題。不過,我們與俄羅斯、中國和巴西之間可能會存在一些政治問題。”

    在過去幾年裏,(美帝)華盛頓逐漸認識到,受經濟擴張影響,在不到10年前還是美國“親密盟友”的中國,已經成長為“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
    不過,對於華盛頓而言,把中國塑造成“新敵”並非易事,因為美國政府還需要中國(親美媚美精英帶路黨)大量購買美國國債。

    今年8月,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向美國國會呈交了2011年度中國軍力報告。該報告稱:
    “在過去的10年裏,中國在現代科技領域的巨額投資令中國軍事受益匪淺。許多現代系統日臻成熟,其他系統也會在未來幾年內投入使用。”
    報告還稱:“在中國會如何利用其不斷增強的能力的問題上,仍然存在不確定性……中國作為主要國際參與者的崛起,很有可能會重新定義21世紀的戰略格局。”

    事實上,在(美帝)華盛頓的潛移默化下,以CNN、BBC、《紐約時報》為代表的“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宣傳機器”,或是英國《衛報》都會“醜化中國及中國領導人”。對於(美帝)華盛頓及華爾街(金融禿鷹)的許多人而言,中國正變得過於強大,“過於獨立”。為了“控制”這種情況,中國對石油進口的“依賴”就成了其“要害”,而利比亞正恰恰是中國該“要害”的“死穴”。

    自“冷戰”後,(美帝)華盛頓一直忽視對非政策,而中國能源及原材料企業在非洲大陸的活動,則為(美帝)華盛頓敲響了警鐘。幾年前,隨著未來能源需求變得越來越明顯,中國針對非洲發起了大規模經濟外交,並於2006年達到高潮:北京鋪上紅地毯,迎接赴華訪問的40多位非洲國家首腦,共同探討一系列經濟問題。對於中國工業現代化而言,沒有什麼比確保未來非洲石油資源更加重要的事情了。

    中國開始與被法國、英國或葡萄牙等“歐洲殖民國家”放棄的非洲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乍得(察德)就是其中之一。作為最貧窮、最偏僻的非洲國家,乍得2006年與北京建立了外交關係。2007年10月,“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簽署合約,與乍得政府聯合組建煉油廠。2002年後,他們開始鋪設石油管道,從位於該煉油廠以南300千米處的一處油田,向該煉油廠輸送石油。受西方國家“支援”的“(美第二中情局)非政府組織(NGOs)”開始批判中國石油管道對環境的影響。
    不過,2003年美國石油公司「雪佛龍(Chevron)」開採乍得(查德)石油資源時,該“(美第二中情局)非政府組織(NGOs)”卻“一言未發”。
    2011年7月,乍得和中國在該國首都恩賈梅納附近開辦合資煉油廠。中國石油企業在乍得的活動與其在蘇丹達爾富爾地區的石油專案有著驚人的相似。

    20世紀90年代,在美國石油公司「雪佛龍(Chevron)」放棄其在蘇丹的業務後,中國開始和蘇丹展開合作,後者將越來越多的石油輸入中國。到1998年時,“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已從蘇丹南部油田開始向位於東北部紅海西岸的蘇丹港鋪設了一條長達1500千米的石油管道,並在蘇丹首都喀土穆附近開辦了一家大型煉油廠。
    蘇丹是中國首個大型海外油田專案。到2011年初,在中國進口石油中,源自蘇丹的石油,大部分來自“飽受衝突蹂躪”的南部地區,已占到10%。蘇丹日產油量為49萬桶,對華供油量則占到60%。對於中國能源戰略而言,蘇丹至關重要。

    從地質角度來看,從蘇丹西部達爾富爾地區經乍得至喀麥隆的廣大地區就是一個巨大的油田,儲量可能相當於一個新的沙烏地阿拉伯。對於“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戰略封鎖”中國未來石油來源而言,“控制”蘇丹南部地區、乍得以及喀麥隆是至關重要的。

    成立於2008年的『美軍非洲司令部』是近來西方“軍事行動”的主力。很明顯,該“司令部”的成立就是為了“控制”中國對非洲石油及礦產資源漸增的影響力。2007年年底,(美帝)華盛頓“大西洋理事會”非洲事務專家彼得•法姆公開表示,美軍『非洲司令部』的目標之一,就是確保美國可獲得非洲豐富的碳氫化合物及其他戰略資源,該任務包括減輕這些自然資源的脆弱性,並確保當地不存在對這些資源感興趣的第三方,例如中國、印度、日本或俄羅斯,以獲得壟斷或優惠待遇。

    2007年,在美國國會作證支持組建美軍「非洲司令部」的法姆稱,充滿活力的中國經濟的石油饑渴難以得到滿足,而且還需要其他自然資源維持經濟持續發展,而非洲的自然財富使之對中國充滿誘惑力。目前中國日進口石油約260萬桶,其中超過76.5萬桶石油——約占石油日進口量的1/3——來自非洲國家,特別是蘇丹、安哥拉以及剛果。

    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許多分析家都預測非洲——特別是蘊含豐富石油儲量的西海岸沿海國家——將日益成為美、中兩國的戰略競爭舞臺,因為這兩個國家都在尋求擴大自身影響力,並確保各自資源來源。

    由此可見,美國“製造”利比亞“政權更迭”及整個“大中東計畫”(隱藏在“阿拉伯春天”的背後),都是為了確保其對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油田的“絕對控制權”,並“控制”特別是中國等國的未來政策。
    正如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所說的那樣:
    “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國家或國家集團。”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 第407期
    摘自2011年10月《環球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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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睹美歐流氓禿鷹攻打利比亞巨變從而竊取(美歐銀行財團需求恐急的)利比亞擁有的145噸實體黃金 查維茲警惕下令要求全數運回委內瑞拉儲放在美歐銀行、市值110億美元(211噸)的國有黃金金條

    《查維茲要求委內瑞拉央行回籠110億美元黃金儲備》

    文/張澄

    2011年8月19日

    委內瑞拉總統查維茲命令央行回籠110億美元的黃金儲備,這些黃金目前由諸如「英國央行」等發達國家的機構持有。

    查維茲今天表示,目前委內瑞拉所持的365噸黃金中有211噸儲備在美國、歐洲、加拿大以及瑞士的銀行中,這些(實體)黃金要“積極回籠”。
    此外「摩根大通」、「巴克萊銀行」和「渣打銀行」也持有委內瑞拉的黃金。

    在電視講話中,查維茲說,
    “自1980年起,我們已經在「英國央行」持有99噸黃金,現在我同意將之召回,這是一個正確的決定。”

    委內瑞拉央行行長Nelson Merentes表示,委內瑞拉的出口收入95%依靠石油,目前該國正在尋求儲備多樣化,計畫將現金儲備由美國和歐洲移至對新興市場的投資中。

    這次回籠也意味著全球第15大黃金儲備國在金價今年以來上升28%後的一次大動作。

    截至發稿,黃金交易價格已經升至每盎司1816美元。

    8月16日委內瑞拉的黃金儲備價值為286億美元。委內瑞拉財長稱,受美元的貶值、美國政府違約的風險以及歐洲債務危機的影響,回籠黃金儲備將更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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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vez Emptying Bank of England Vault as Venezuela Brings Back Gold Hoard》

    by Daniel Cancel and Nathan Crooks

    2011-8-18

    Chavez Orders $11 Billion of Gold Home as Metal Hits Record

    In all, Venezuela has 365.8 metric tons of gold reserves, according to the World Gold Council. Photographer: Kerem Uzel/Bloomberg

    Venezuelan President Hugo Chavez ordered the central bank to repatriate $11 billion of gold reserves held in developed nations’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Bank of England as prices for the metal rise to a record.

    Venezuela, which holds 211 tons of its 365 tons of gold reserves in U.S., European, Canadian and Swiss banks, will progressively return the bars to its central bank’s vault, Chavez said yesterday. JPMorgan Chase & Co. (JPM), Barclays Plc (BARC), and Standard Chartered Plc (STAN) also hold Venezuelan gold, he said.

    “We’ve held 99 tons of gold at the Bank of England since 1980. I agree with bringing that home,” Chavez said yesterday on state television. “It’s a healthy decision.”


  24. 2012/01/04 於 09:50 patchpieces

    □ 胡錦濤:敵對勢力長期“重點滲透”中國思想文化領域 □

    ....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國際敵對勢力正在“加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思想文化領域是他們進行“長期滲透”的重點領域。
    我們要深刻認識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嚴重性”和複雜性,
    警鐘長鳴、警惕長存,採取有力措施加以防範和應對。

    □ 胡總公開斥責西方陰謀顯中國血性

    文/青衫老祖

    2012-1-3

    最近(2012-1-1),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求是》撰文強調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其中講到這樣一段話:
    “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國際敵對勢力正在”抓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思想文化領域是他們進行”長期滲透“的重點領域。
    我們要深刻認識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嚴重性”和複雜性,警鐘長鳴、警惕長存,採取有力措施加以防範和應對。”

    在印象中,這是本世紀以來中國國家元首“第一次”在公開的場合公開談論“西化、分化陰謀”,
    “第一次”公開強調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艱巨性和複雜性,
    第一次提出“雙警”即“警鐘長鳴、警惕長存”,
    第一次公開要求“防範和應對”。

    這幾個“第一次”表明中國已經放棄從前所採取的“淡化意識形態鬥爭、突出經濟領域合作”的外交策略,決心在全球大舞臺上高高豎立並保護好中華民族自己的文化大旗!

    回顧世界歷史發展進程,我們可以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中國能不能實現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將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大國、以及中國在全球化中居於什麼樣的地位,關鍵並不在於有多少GDP(唯利是圖唯GDP論庸俗發展觀),而在於有沒有為世界所稱道的“文化旗幟”。
    文化是“民族之魂”。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其前進的道路上可能會歷經磨難、飽經滄桑,有時還可能遭遇“亡國之痛”,但是,只要民族文化不滅,就可以東山再起、重整河山,再度復興。

    中華民族之所以歷經7000年而綿延永續關鍵就在於文化不滅!“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之所以保持持續快速增長的勢頭,累積而成世界上擁有重大全球影響力的大國,同樣與中國始終保持文化的“獨立性”、特色性有絕大關係。

    “文化獨立”支撐中國獨立;整垮中國最有效的“方法”自然也是“摧毀”中國的文化。自新中國成立以來,西方“瓦解中國”的“努力”就一直沒有停止過。“新中國”成立62年的實踐令西方得出“教訓”,單純使用硬實力,包括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任何國家都難以戰勝中國。從文化上,也就是從價值觀上“西化”中國,進而令中國成為它們的“附庸”,使它們覺得唯一可試的辦法。

    於是,如今的西方,對中國採取的完全是如下策略:經濟上融合、軍事上圍堵、文化上滲透、政治上顛覆。文化上滲透包括培養(崇美媚美)親美分子、支持分裂分子、推銷美國(文化意識型態24-7洗腦)大片、購買一批“(崇美媚美懼美)文化洋奴”。

    面對這一“形勢”,如何有效應對西方的“西化”、“分化”圖謀,確保中國文化獨立和文化安全成為中國長期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重大歷史任務。
    認真學習胡總的講話,筆者感覺有以下幾點值得關注和把握:

    第一,中國對敵對勢力的遏制、圍堵、分化、弱化陰謀有清醒的認識,並始終保持高度警惕;

    第二,中國有著高度的自信和自尊,過去、現在和將來都不會屈服於任何外來壓力,不管是軍事上的還是經濟上的,也不管是政治上的還是文化上的;中國都將堅持走自己的道路,一往無前的推進民族復興的偉業;

    第三,中國已經做好與敵對勢力鬥爭到底的準備,不管是軍事鬥爭、還是文化鬥爭,都將凝聚中華民族的智慧,制定一套切實有效的應對策略;

    第四,中國已經“充分認識到”在“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的世界格局中開展文化鬥爭亦即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重要性、艱巨性和複雜性有了更清晰的認識,確立了 “警鐘長鳴、警惕長存”的鬥爭意識,形成了“防範和應對”兩手抓的文化鬥爭策略。

    在大國競爭中,清醒比什麼都重要。西方之所以“不遺餘力”的“宣傳”他們的意識形態,“兜售”它們的價值觀,“目的”決不是想中國強大,而是想中國“弱化”。蘇聯的教訓證明,中國不徹底粉碎它們的“文化入侵”面臨的將是國家分裂、秩序混亂、發展停滯,中國自1840年以來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所做的一切努力將付諸東流。

    從這個意義上講,胡總公開斥責西方“陰謀”,具有“標誌性”意義。它“標誌”著中國不會在意識形態領域自動繳械,不會接受它們的價值觀,不會聽任它們西化、“西化”中國。為了維護中華民族的文化、尊嚴和自立自強,中國將不惜一切代價,不管是“新冷戰”。還是“新熱戰”,還是打打談談的消耗戰,中國都將奉陪到底。因為,在關係民族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上,中國惟有與敵人展開堅決的鬥爭,除此而外,沒有任何第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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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A的公開秘密—-兼為《十條誡令》蓋棺定論

    一、嘗試為《十條誡令》蓋棺定論
    二、(中國國內)親美勢力對《十條誡令》真實性的質疑
    三、“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的真面目
    四、“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在中國
    五、“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 、“共產黨革命章程”及“十條誡令”
    六、克格勃(KGB/格別烏)高官什羅寧的話是否可信
    七、「中情局」為防止洩密進行的暗殺
    A、李志綏之死
    B、班尼特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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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是》雜誌發表胡錦濤總書記重要文章
      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
      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2012年1月1日出版的新年第1期《求是》雜誌發表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的重要文章:
    《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胡錦濤:敵對勢力長期重點滲透中國思想文化領域
    胡錦濤《求是》撰文強調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以下為原文:

    2011-12-31

    文化建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佈局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繁榮發展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全會通過的決定,全面總結黨領導文化建設的成就和經驗,深刻分析文化建設面臨的形勢和任務,在集中全黨智慧的基礎上,闡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確立了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戰略目標,提出了新形勢下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指導思想、重要方針、目標任務、政策舉措,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指導我國文化改革發展的綱領性檔。全黨要認真學習、深刻領會,共同把全會精神落到實處,為實現全會提出的目標任務而奮鬥。

    第一,深刻認識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充分發揮先進文化引領前進方向、凝聚奮鬥力量、推動事業發展的作用,是我們黨的一條寶貴經驗和一大政治優勢。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我們黨都結合時代條件、圍繞黨的中心任務提出文化綱領、文化目標、文化政策,堅持不懈推進文化建設,有力推動了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的不懈努力,我們走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顯著提高了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促進了人的全面發展,顯著增強了國家文化軟實力,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強大精神力量,為進一步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奠定了堅實基礎、積累了寶貴經驗。

    當今世界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當代中國正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向著新的奮鬥目標邁進,文化的作用更加廣泛而深刻。從國際看,綜合國力競爭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顯,許多國家特別是主要大國都把提高文化軟實力作為增強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重要戰略。在世界範圍內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更加頻繁的背景下,誰佔據了文化發展制高點,誰擁有了強大文化軟實力,誰就能夠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贏得主動。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國際敵對勢力正在加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思想文化領域是他們進行長期滲透的重點領域。我們要深刻認識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嚴重性和複雜性,警鐘長鳴、警惕長存,採取有力措施加以防範和應對。從國內看,經過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發展,我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顯著增強,但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我國已經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和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越來越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撐,豐富精神文化生活越來越成為我國人民的熱切願望。從我國文化建設自身看,文化領域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革,文化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總體而言,文化發展同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還不完全適應,束縛文化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機制問題尚未根本解決,文化在引領風尚、教育人民、服務社會、推動發展等方面的作用還沒有得到充分發揮,我國文化整體實力和國際影響力與我國國際地位還不相稱,“西強我弱”的國際文化和輿論格局尚未根本扭轉。在理想信念教育、思想道德建設、誠信建設、文藝創作、公共文化服務、文化產業發展、農村文化發展、流動人口文化生活、網路建設和管理、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等方面都還存在不少突出矛盾和問題,必須抓緊加以解決。

    總之,抓住和用好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關係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鬥目標,關係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關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全會提出了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指導思想,強調要全面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根本任務,以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以改革創新為動力,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培養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質,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弘揚中華文化,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全黨要深刻領會和全面貫徹這一指導思想,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自覺把文化繁榮發展作為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是党執政興國第一要務的重要內容,作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一個基本要求,進一步推動文化建設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以及生態文明建設協調發展,為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提供堅強思想保證、強大精神動力、有力輿論支持、良好文化條件。

    第二,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內涵豐富,具體體現在全會決定提出的指導思想、重要方針、目標任務、政策舉措之中,要全面領會、全面貫徹。這裏,我想強調幾個問題。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引領,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最鮮明的特徵,也是事關文化改革發展全局的根本問題。只有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引領,才能打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根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日益發展和對外開放不斷擴大的形勢下,我國社會思想更加多樣、社會價值更加多元、社會思潮更加多變,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引領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更加凸顯。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為文化建設提供有力理論指導,確保文化改革發展始終沿著正確道路前進;必須堅持把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應用于文化改革發展各個領域,不斷豐富和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符合時代發展要求的文化建設理論,使我國文化各方面發展建立在深厚理論基礎之上;必須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正確處理弘揚主旋律和提倡多樣化的關係、教育人民和滿足人民多樣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關係、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和提高經濟效益的關係,有效引領社會思潮,有力抵制各種錯誤和腐朽思想影響,不斷鞏固和壯大社會主義主流思想文化。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必須發揮人民在文化建設中的主體作用,堅持文化發展為了人民、文化發展依靠人民、文化發展成果由人民共用。為了誰、依靠誰是我們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根本問題,決定著社會主義文化的性質和方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是人民共建共用的文化,人民是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最深厚的力量源泉。堅持這一點,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也是我們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理念的重要體現。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堅持以人為本,以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為根本目的,不斷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必須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和首創精神,使全社會文化創造活力競相迸發;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關心人民命運,體察人民願望,反映人民心聲,在人民偉大創造中汲取營養,把最好的精神食糧奉獻給人民;必須堅持面向基層、面向群眾,把滿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作為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基本任務,鼓勵創作生產更多受到群眾歡迎的文化產品,讓文化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必須繼承和發揚中華優秀文化傳統,大力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積澱著中華民族的深厚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團結奮進的不竭動力,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深厚基礎。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大力弘揚中華優秀文化傳統,大力弘揚五四運動以來形成的革命文化傳統,大力弘揚改革開放以來文化領域形成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觀念新風尚,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必須以更加開闊的視野、更加博大的胸懷對待外來文化,積極參與國際文化交流合作,學習借鑒一切有利於我國文化改革發展的有益經驗和優秀成果。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必須堅持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業、一手抓文化產業,推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是社會主義制度下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權益的基本途徑,是實現文化發展成果由人民共建共用的制度保障。發展文化產業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滿足人民多樣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徑,是充分發揮市場在文化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激發全社會文化創造活力的必然要求。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科學界定人民的基本文化權益和多樣化精神文化需求,全面把握政府和市場在文化建設中的職責和功能,推動形成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兩手抓、兩加強的工作格局;必須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以政府為主導,以公共財政為支撐,以公益性文化單位為骨幹,以全體人民為服務物件,以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權益為主要內容,鼓勵全社會積極參與,大力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必須著力培育一批有實力、有競爭力的骨幹文化企業,提高我國文化產業整體實力和競爭力,形成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文化產業格局。無論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還是發展文化產業,都要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正確處理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關係,始終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

    第三,以改革創新精神落實好全會提出的各項任務。

    全會對新形勢下推進文化改革發展作出全面部署,提出一系列新任務新舉措新要求,各地區各部門要統籌兼顧、立足實際,有計劃分步驟加以落實,既要全面貫徹又要突出重點,最重要的是要緊緊圍繞全會決定關於推進文化改革發展指導思想中的“四個以”來抓好落實。

    堅持以科學發展為主題。科學發展是黨和國家工作的鮮明主題,也是文化改革發展的鮮明主題。要自覺把科學發展要求貫穿文化改革發展各個方面,緊密結合文化改革發展實際,著力轉變文化發展方式,提高文化發展品質和效益,不斷提高文化發展科學化水準。要堅持以人為本,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保障人民各項文化權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要堅持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著力解決影響文化科學發展的突出問題,協調好文化改革發展各個領域和各個環節,促進文化持續快速健康發展。要堅持統籌兼顧,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文化改革發展重大關係,統籌文化改革發展各項工作,完善文化佈局、文化結構、文化資源配置,促進城鄉、區域文化一體化發展,推動文化資源向農村、基層傾斜,向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傾斜,不斷增強文化發展後勁,實現文化又好又快發展。堅持以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根本任務。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根源于民族優秀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並吸收人類文明成果發展起來的,是我國社會主義文化的引領和主導。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緊緊抓住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這個根本。要堅持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武裝全黨、教育人民,大力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新的實踐。要堅持以理想信念教育為重點,引導廣大幹部群眾不斷增強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自覺性和堅定性。要廣泛開展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社會主義榮辱觀宣傳教育,深化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活動,加強思想道德建設,建設和諧文化,培育文明風尚。要在全黨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學習教育,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國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設和党的建設全過程,貫穿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各領域,體現到精神文化產品創作生產傳播各方面。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非一日之功,既是當前的緊迫任務,又是長期的戰略任務,必須通過堅持不懈、持之以恆的努力,使之真正成為全黨全社會的普遍共識,轉化為廣大幹部群眾的自覺行動。

    堅持以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滿足人民對實現自身文化權益和豐富自身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必須大力繁榮文化創作,豐富群眾文化生活,提高人民文化生活品質。要加大對城鄉基層文化建設投入力度,深入實施重點文化惠民工程,加快公共文化基礎設施建設。要加強文化創作生產引導,引導文化工作者堅持正確文化立場,弘揚真善美,貶斥假惡醜,把學術探索和藝術創作融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之中,創作生產出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相統一、人民喜聞樂見的優秀文藝作品。要發展健康向上的網路文化,使互聯網等新興媒體真正成為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新陣地、公共文化服務新平臺、人民精神文化新空間。要組織開展群眾樂於參與、便於參與的文化活動,引導群眾在文化建設中自我表現、自我教育、自我服務,依靠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推動文化繁榮發展。

    堅持以改革創新為動力。只有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創新文化內容和形式,才能不斷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不斷為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提供強大動力。要圍繞構建充滿活力、富有效率、更加開放、有利於文化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努力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新進展,破除制約文化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要深化公益性文化單位改革,深化國有經營性文化單位改革,深化文化管理體制改革,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加強文化法制建設。要加快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創新公共文化服務運行機制,不斷提高公益性文化單位服務群眾能力和水準。要提高文化產業規模化、集約化、專業化水準,優化文化產業結構,促進文化和科技融合發展,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要圍繞提高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積極開拓國際文化市場,創新文化走出去模式,不斷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

    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把文化建設擺在全局工作重要位置,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規劃,與經濟社會發展一同研究部署、一同組織實施、一同督促檢查。要認真開展調查研究,總結經驗,發現問題,結合實際制定貫徹落實意見,明確工作責任,提出具體要求,確保全會提出的目標任務和政策舉措落到實處。要把文化改革發展成效納入科學發展考核評價體系,作為衡量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工作業績的重要依據。要把文化人才隊伍建設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著力加大對年輕人才、高層次人才、複合型人才的培養力度,努力造就一批有影響的文化名家、文化大師和各領域領軍人物,建設宏大文化人才隊伍。要深入做好知識份子工作,充分調動廣大知識份子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把廣大知識份子緊緊團結在党的周圍。總之,全黨要貫徹落實好全會精神,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在科學發展道路上奮力開創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局面。

    (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講話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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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中央對此始終保持清醒認識。

    但當前黨內有兩大問題:
    一個是(中央黨校那批掛羊頭賣狗肉)打著紅旗反紅旗;
    一個是目前理論無法指導實踐。

    這兩個問題不解決,意識形態領域的爭奪就佔據不到有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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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上面早就知道了吧
    現在“公開表態”就意味著要“反擊”了

    所以自費五毛們就等著看戲吧

    火烤偽精英水煮普世派
    咱就跟著添把火

    =================================
    重大信號啊,期待那些虛偽的普世民主JY(精蠅)們早點下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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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哼,這回我們找一找被敵對勢力滲透的媒體,不會有人出來出來“裝純情”說——“都是黨國的媒體、哪來的漢奸媒體”——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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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撲屎派”的噩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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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種就把南方蜥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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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口 2012-1-3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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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3 03:05 AM

    現在才說?剛睡醒?
    喂!!!有人在搞我們啊!喂!大家聽到沒有啊?有人在搞我們!

    中國的各個級別領導,包括最高層,只能在別人和自己一樣飯桶的環境下搞搞勾心鬥角。對外不敢鬥爭,不善鬥爭,歸根結底,還是因為不善鬥爭:有人見過善於鬥 爭的人不敢鬥爭麼?回想薩科齊08年騎在中國人頭屙屎長達兩個星期,中央政府十分淡定,一言不發。我想咱們的領導是不是準備好對策了啊,這麼淡定。結果對 策就是沒有對策,等人家屙完就好了嘛…

    就這篇文章來說,空洞無物,只不過是提出了一個命題的八股文而已。其實凡是關心中國的人,哪個不知道文化建設出問題了?說人家要西化我們,我們要發揚中華 文化?這話說清楚了麼?說對了麼?說完了麼?
    調查了麼,研究了麼?執政兩屆就擠出這麼個玩意?

    很明顯,領導們不太像是競爭出來的,倒像是一幫近親繁殖出來的,也就這個水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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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3

    覺得東西方文明的衝突和公開競爭就要開始了.木偶有心無力,能做好鋪墊就不錯了,期待下一代(習近平-薄希來)發力吧.

    中國要進一步走向世界,進一步發展自己,不可能一直虛心學習西方,“崇洋媚外”,韜光下棋的.這條路讓我們固然大大地發展了實力,但我們經濟上成了“附庸”西方的 資本主義經濟,過度依靠廉價出口,血汗工廠血供西方尤其是美國,價廉物美的東西依賴西方的市場卻無法升級成靠品牌靠科技含量靠文化含量的商品高價高利潤占 領人家的市場,相反現實是別人的商品靠文化宣傳優勢高價佔領我們的市場.

    在政治上,明不正言不順,導致官員“失去”自己的信仰,只好去“崇尚”西方的文化信仰,只好想著為自己和家人“謀私利搞腐敗”.

    在對外關係上,不展示實力就沒人正確瞭解中國,喜歡上中國,從而和中國友好,合作,一起發展,一起對付歐、美欺壓搞亂.周邊國家被西方文化洗腦,認為西方文明一直正確,比東方文明好,低看中國誤解中國,在西方威恩並施下,配合西方搞亂中國和中國爭鬥.

    在人民幣國際化上,更需要宣傳我們的各方面的實力和及其依附的先進文化,讓中小國家有信心使用人民幣,讓它們相信中國能鬥住美國的,你們不用太怕美國.展 示我們的實力和文化,給它們希望,給它們發展模式,給它們保護和依託.未來西方文明衰落了,東方文明才是應該它們學習的,東方文明是有資格有實力取代西方 文明的統治地位的,西方文明不可能永遠這樣強勢的,東方文明歷史上強勢過蓋過西方文明,未來將奪回強勢地位.

    =========================

    再響的雷,也沒有一滴雨(類似重慶)來的痛快。

    =====================
    2012-1-3

    希望中央對此始終保持清醒認識。

    但當前黨內有兩大問題:
    一個是打著紅旗反紅旗;
    一個是目前理論無法 …
    发表于 2012-1-2 06:54 PM

    你總結得很好!
    也許是我孤陋寡聞,好久沒聽到對共產主義的宣傳了。但這樣也好!至少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不要拿這塊布遮羞。要老老實實地對老百姓說,我們要做什麼,要怎樣 做。什麼是社會主義?現在已經過了“不爭論”的時期了,必須讓老百姓都知道都認同我們要往哪里去。這樣才能取信於民,避免各種利益團體混僥視聽從中牟利, 最終壞了社會主義的金字招牌。

    ===============================

    放棄了毛澤東思想,空喊“科學發展觀”這類虛無縹緲的空洞口號,
    唉!誰能給個權威定義,什麼是“科學發展觀”??一直很費解

    的確很令人迷惑。
    我一開始以為是為了治理環境污染。。
    後來才知道是個政治目標。。

    但即然是“發展”,就得有個目標。但一直沒有具體的目標。
    於是現在認為,“科學發展觀”只是一個手段。
    總結出來就是,“沒有具體目標”的發展手段。。

    最絕的是,‘有所為、有所不為’,啥‘貓’等模糊論,“思想混亂”根子就出在這裏。
    臺上不過是蒼蠅,台後精英們自己都不知怎麼自圓其說,哈哈

    注意“時間點”在美帝出臺“收割”資本海外資產後,“被綁架的買辦”受到兩面狙擊。 資本之間撕裂,離撕破臉皮就快了

    ===================================

    現在中國的意識形態價值觀“一片混亂”,最直接的反應就是社會道德底線“一再被突破”,幾乎任何事物都能引發正、反兩方面的尖銳對立和辯論,是與非的界限越發“模糊含混”,各階級、個族群、各利益團體日趨成型、分裂。左、中、右對現實都普遍不滿,人們對於未來愈加迷茫,對未來、對政府喪失信心……
    而且,還有一隻“無形的手”,一股“無形的勢力”,潛移默化的鼓動人們的不滿和憤懣,引導人們的思維模式。這些,難道廟堂之上真的一無所知、還是束手無策?


  25. 2012/01/25 於 17:20 patchpieces

    □□ 日帝殖民者把勇敢抗日台灣人基因一一撲殺 培植台奸走狗為士紳地主

    百多年來統治著台灣此日美附傭殖民屬地的霸權意識型態:
    首先是1895~1945「日帝殖民皇民主義」-全面撲殺六十萬勇敢抗日志士,以“阻截”台灣獨立“回歸”中國祖國;
    接著1946~1990文化霸權是「反共右翼法西斯主義」美日台右翼反共圍堵白色恐怖撲殺-全面撲殺心懷紅色祖國的泛統派台灣文化精英;
    再來1991~2008文化霸權就是美日舊殖民勢力扶植下的滯台皇民浪人三腳老台奸復辟分離主義假借民主之名推動的偽台灣國族主義;表現在成立於全台實多半為皇民遺族餘孽的所謂本土社團(皇民學社叫獸)
    而貫穿這三者的本質就是「反共」與「反中國」的複合意識,這種複合意識存在於日本主子右翼法西斯的思想和歷史脈絡中,也獨霸於戰後冷戰與內戰的時代中。

    □□ 美國駐台副領事葛超智特工陰謀策動少數士紳請願託管釀致228悲劇

    美國駐台副領事George Kerr葛超智228事件事發前服務於OSS(CIA中央情報局前身),他以台灣地位未定為由鼓吹「託管論」,私下在台灣糾集台灣士紳從事台灣獨立活動,丘念台亦指葛超智在台進行情報工作。證據顯示整起台灣人「託管」事件葛超智介入甚深,甚至可說台灣人請願行動係葛氏於幕後指導。葛超智於1965年完成Formosa Betrayed藉此書推諉責任將二二八事件曲解成台灣人尋求託管與獨立運動,將自己塑造成關心台灣人民前途的人道關懷者,日後更搖身一變成為台獨運動「教父」。葛超智私下企圖透過由少數台籍領袖對以美國政府「請願」方式,促成美國「託管」台灣的目的。

    □□ 台灣法西斯社會轉型正義暗無天日 白色恐怖左派台灣精英光環遭篡奪

    美帝主導全球反共肅清白色恐怖撲殺 “美蔣”反共屠殺近萬左派台灣精英
    反抗美帝扶持的美蔣腐敗政權的「白色恐怖五千名勇敢台灣人死刑政治受難者」與長期由美日帝國殖民勢力背後扶持的今日皇民台奸嘴炮台獨運動之間並無絲毫關係(反共肅清白色恐怖撲殺期無一孬種皇民台獨遭判死刑,因為皇民台奸台獨長期受到美日主子的寵愛扶植暨政治庇護)美蔣1950年代展開的白色恐怖撲殺本土精英受害政治犯實則全都是共黨及左派「心向紅色祖國」之泛統派人士。白色恐怖台灣左派精英政治犯受害者之政治光環卻在美蔣法西斯餘孽默許下遭復辟皇民浪人所無恥篡奪。光是以1950年代的前五年,美蔣政權在臺灣至少殺害了近5000名地下黨及左派人士;8000個以上的“匪諜”、知識份子文化人、工農,並將同樣數目的人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到無期徒刑。這就是一般所謂的“臺灣50年代白色恐怖”。

    □□ 美帝主導全球反共肅清白色恐怖撲殺1965指揮印尼屠殺百萬左派人士

    美帝中情局在澳大利亞和英國當局的緊密配合下主導了蘇哈托執行的印尼1965年軍事政變。近百萬工人農民學生和政治活動分子在政變後慘遭屠殺。用血腥和鐵腕手段統治了印尼32年的“軍事強人”—蘇哈托在美英帝國主義策劃和配合下,聯同另一反共將領納蘇蒂安五星上將發動了一次軍事政變。這場蓄謀已久旨在推翻蘇加諾總統消滅共產黨,以便完全倒向西方世界的政變使印尼共和國頓時陷入血泊當中,數十萬的印共黨員,上百萬的無辜工人農民不管男女老幼被劊子手的屠刀槍炮殺害了

    □□ 台政腐霉體軍隊院校社團雖潛伏佈滿美諜特務 但享宗主權從不遭逮捕

    美帝中情局黑手在台反華反共鬼島肆無忌憚囂張自由橫行活動七十年秘辛
    反華反共鬼島美諜特務鬼影徸徸 極右翼麥卡錫陰魂餘孽地方黑金派系林熔煽自由屎報為Taipei Times台北屎報的母報 寇謐 美諜線民假美洋鬼子製造假消息假新聞投書美霉告密告洋狀與美帝主子一搭一唱唱雙簧亂台灣,一手裝神一手弄鬼恫嚇台灣人製造台灣警察法西斯社會動盪不安 自由屎報林熔煽皇民地方黑金地痞假新聞一搭一唱唱雙簧翻雲覆雨亂台灣樂此不疲、變本加厲!美帝宗主國這次通過民進黨蔡英文皇民勢力再次放出“一邊一國論”,並指令腐敗的台灣金權司法系統放出洗錢扁,既有未來搞局部台獨以威脅中國大陸,又有放縱台獨以拉攏並堅定日本國內“反華抗中”意志的雙重意圖

    □□ 台教會、台灣社、北社和南社等滯台三腳其實都是皇民買辦化的外來社團 

    反抗美蔣獨裁政權的「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勇敢台灣人」與長期由美日帝國殖民勢力背後扶持的今之皇民台奸嘴炮台獨運動之間並無何關係(反共肅清白色恐怖撲殺期無一孬種皇民台獨遭判死刑,因為皇民台奸台獨長期受到美日主子的寵愛扶持暨政治庇護)美蔣1950年代展開的白色恐怖撲殺本土精英受害政治犯全都是共黨及左派「心向紅色祖國」之泛統派人士。白色恐怖台灣左派精英政治犯受害者之政治光環卻在美蔣法西斯餘孽默許下遭復辟皇民浪人所無恥篡奪。光是以1950年代的前五年,美蔣政權在臺灣至少殺害了近5000名地下黨及左派人士;8000個以上的“匪諜”、知識份子文化人、工農,並將同樣數目的人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到無期徒刑。這就是一般所謂的“臺灣50年代白色恐怖”

    □□ 面對美日主子江河日下 皇民社團走狗收斂了不敢再鬼叫正名制憲建國

    2010年以以龐氏詐騙模式失敗民主債務國家-美帝、歐洲和日本主權債務危機為標誌,由實則上已然全面破產的私有銀行金融體系轉嫁債務予國家政府承擔及虛擬紙貨幣信用危機全面進入國家主權債務危機階段。2011年全球失敗民主國家]政府債務總規模將超過50兆美元,民主債務國家的政府債務規模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將突破100%。與新興債權國強勁的財富創造能力相比,民主債務國乏力的經濟增長、脆弱的償付能力將加劇國家債務危機,拖累世界經濟,並導致信用戰爭升級,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破壞力量

    □□ 美中情局外圍組織維基解密映照出美諜特務滲透佈滿全台灣 無孔不入

    主要由美中情局線民特務所組成的中情局外圍組織維基解密為了瀕臨爆破邊緣的美帝金融泡沫危機解圍、四處潑糞挑撥製造矛盾轉移焦點視線,近一年來突然出現崛起,並心急如焚地頻頻爆料。臺灣島賤骨頭民主政治人物對美帝駐台總督主子情蒐的彙報猶如美諜情報員,和美國主子官員的談話被視為接近和獲得美國寵幸的重要機會。藍綠橘紅各方賤骨頭民主政治人物爲了爭寵接近美國主子絡繹於途,為能夠被美帝駐台總督主子邀約談話為無上光榮,顯見美國操控臺灣黑手。

    □□ 爭寵美駐台特首人選依例事先得逐一前往美國匯報接受主子審查旨示

    由於呆頑六十餘年來一直是美帝反華的鷹犬附傭屬地,呆頑爭逐美帝駐台特首代理人(兒皇帝)人選事先都得前往黴戾奸宗主國接受主子的審查及旨示。黴戾奸主子比照2007年馬娘(及奸巧謝)在競選前事先前往美國匯報接受黴戾奸副國務卿層級的考核旨示,此次主持審檢考核蔡英文地主候選人選的同樣是副國務卿層級的國務院副國務卿奈茲,還有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坎伯。黴戾奸主子將會在審查匯報中確認空心菜的中國大陸、國防政策是否符合黴戾奸國家戰略利益目標,是否會繼續致力維持兩岸長期敵對及分治之兩國論關係等。

    □□ 美重申不承認台灣是主權國家 民進黨(及獨台台灣國民黨)走狗裝聾作啞從不敢對主子嗆聲

    美國再度重申:不承認臺灣是啥主權國家!美國官員說台外交官劉姍姍無法享有外交豁免權是因為臺灣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美國和日本主子多年來已多次反覆重申:台灣並非甚麼主權國家!可鄙又可笑的是,在精神病鬼島內最有他媽的呆頑狼尊嚴(逢中必反)、又最會噁心裝腔作勢作秀的綠營民進黨走狗右憤徒孫無賴們卻總是噁心始終如一「顧左右而言它」裝聾作啞裝鴕鳥,從來都不敢對其美、日主子放個響屁,更不用說甚麼敢對主子歇斯底里嗆聲抗議了!負責本案的聯邦檢察官柯德斯告訴NBC電視新聞由於美國不承認臺灣是主權國家,因此劉姍姍無法享有外交豁免權。

    □□ 台灣長期來是美帝反華的附傭屬地 永遠不敢碰美帝駐台總督一根汗毛

    在美台關係中從來就沒有過平等。美帝是主子、皇民化的台灣則是附屬附傭。台灣對美國要有二個絕對服從:一,服膺美帝主子的戰略利益與美國經濟利益。二,服從美帝的政治安排與指導。服從換來的是所謂的主子保護(以華制華棋子)。所謂的美台關係平等只是台灣人的自我唬爛矇騙。其實台灣上下至今仍認為離開美國的保護台灣就完了。美國可以隨意抓捕台駐堪薩斯辦事處處長,但台灣永遠不敢碰美帝駐台總督一根汗毛。

    □□ 美帝主導全球白色恐怖近20年輸出顏色革命 難道馬英九/蔡英文不用負責任嗎

    冷戰期間拉丁美洲的巴西、阿根庭、烏拉圭、巴拿馬、玻利維亞等國顛覆合法政府的一系列“軍事政變” 、軍事獨裁強人的反共白色恐怖屠殺無一不是“民主美國”所背後策劃支持的。
    美國政府一直將民選的社會主義總統查維茲視為“眼中釘”。美國明裡暗裡支持委內瑞拉親美勢力發動未遂政變,“企圖推翻”執政的“民選合法”的查維茲政府。政變前美國主要通過美國政府背景的「美國全國民主基金會」向發動政變的委內瑞拉親美勢力提供資金。「全國民主基金會」是1983年由美國國會建立的,目的是“加強世界上的民主機構”,它接受政府的和私人的資金。該“基金會”的拉美和加勒比主任薩瓦蒂尼是委內瑞拉政變勢力重要的政治顧問,推動和支持整個反對政府的“陰謀網”,此人與委內瑞拉的政變分子保持經常的密切聯系。委內瑞拉駐美洲國家大使瓦萊羅揭露說,除「美國全國民主基金會」之外,美國政府還通過「美國新聞社」提供210萬美元,通過國務院的民主、人權和勞工辦公室提供100萬美元,通過國際開發署提供200萬美元,這些錢都用於“資助”委內瑞拉反政府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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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諜特務四人幫)黎智英黑金操控“抗中亂港” 必須徹查》

    (香港)大公報/社評

    2011年10月19日
    http://www.takungpao.com/opinion/takungpao/2011-10-19/980069.html

    本港政黨政治昨日爆出有史以來的最大“醜聞”:

    ──公民黨、民主黨、社民連、前反對派政黨,過去幾年的主要活動經費原來全部由同一個「金主」、「壹傳媒」老闆黎智英所提供,其中「民」、「公」兩大黨收取的款項都在一千萬元以上,民主黨去年的三百多萬經費更全部由黎智英一人「包辦」。
    看來,所謂「四大」反對派政黨原來全部都姓「黎」!

    ──更有甚者,那個「政治主教」陳日君,自○五年開始,年年收取黎智英三百萬至五百萬不等,迄今總數已逾二千萬;但對這筆巨額「捐獻」,天主教香港教區負責人昨日表示不知情、也從未收過錢。
    看來,不僅教區不知道,就是上帝也被他的「牧者」騙了!

    ──還有,那個「香港良心」陳方安生,2007、2008年分別收取過黎智英的二十萬和一百萬,前者是支持「參選」立法會、後者是支持成立「民間策發會」反對政改方案,看來,不僅「四大」反對派政黨都姓「黎」,連陳太也「改姓」了。

    有關消息,先在網上流傳,再經多份報刊及電子媒體廣泛報導,全港市民嘩然!而在有「抬頭人」支票真名實姓的鐵一般證據下,當事人黎智英“裝聾作啞”“不敢回應”,其轄下「蘋果日報」更“閃閃縮縮”的只在「政治八卦」版略為報導,而「受惠」的反對派政黨和個人,既不敢承認也不敢否認,一副「此地無銀」的“窘態”畢露。

    當然,本港是自由社會,人人有權選取自己認同的政治團體給予支持;但是,當全港主要的反對派政黨、當全港所有的抗中亂港政治活動,都同時由一個「金主」、一個傳媒老闆所支持,那問題就絕不簡單、十分嚴重的了。事態的嚴重性在於操控二字。黎智英年年拿出以千萬計的金錢資助反對派政黨,動機何在?目的何存?難道他真是那麼的無私和慷慨,只求付出、不問「收成」嗎?

    而且,當全港主要的反對派政黨都被「收編」到「黎」字旗之後,本港的民主政治還能有獨立自主生存的空間嗎?
    還能推動港人社會的政治生態正常、健康發展嗎?
    屆時「黎老闆」或「老闆的老闆」要東要西、要這要那,今日反政改、明日抗遞補,「小的們」敢不言聽計從、「身」照辦嗎?

    事實是,不管在任何民主國度或社會,政黨政治都會涉及千絲萬縷的金錢關係,但作為有目的、有企圖、有回報的「政治獻金」,特別是躲在幕後、隻手遮天、操控一切的壟斷式「政治黑金」,絕對是為所有的民主、法治社會所不容。近年日本換首相如「走馬燈」,其中不止一位都是因接受「政治獻金」而要黯然下台的。

    九七回歸後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下,香港可以照行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但不能被個別人勾結外國勢力,企圖變特區為反華反共基地。黎智英以巨額金錢收買反對派政黨,“全面操控”本港的“抗中亂港”活動,已經構成性質十分嚴重的政治事實,對此,特區政府有關部門、“廉政公署”必須展開徹查,廣大市民更有權要黎智英公開交代:「政治黑金」與“(反華反中)外國勢力”有何關係?(肥佬黎智英)「蘋果日報」“抗中亂港”還要亂到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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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干預香港實錄》

    文/劉乃強 (全國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中國評論》2011年12月號

    肥佬黎智英(壹傳媒/《蘋果日報》)在香港政治中扮演什麼角色,令人懷疑

    表:黎智英近年政治捐獻

      奇怪的政治捐款

      10月中,一個以臺灣為基地的資料分享軟體網站FOXY出現了一些有關黎智英(壹傳媒/《蘋果日報》)2005年至今年的政治捐獻紀錄和預算。捐獻的對象包括(香港)反對派的政黨如“公民黨”(1,455萬)、“民主黨”(1,369萬)和社民連(100萬)等,和個人如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130萬),和獲得最多捐款的退休天主教樞機主教陳日君(2,000萬)。

      (見表:黎智英近年政治捐獻)

      陳方安生只在2008年參加補選,那麼2007年和2009年的款項是用來做什麼的呢?陳日君更離奇,他在2009年4月才退休,在2005年~2009年這五年間,他身為現職樞機主教,而教會每年從信眾和各界收取善款,用於維持教會營運、教育、慈善公益等用途,內部有監控,避免浪費與誤用,
    他“為何”不以教會的名義接受捐款?
    他這個當時是現職的樞機主教卻以“個人”接受這筆鉅款,香港天主教教會多次重申並不知情,更不知款項的去向。陳日君開始時還想“隱瞞”,到不能再忍時,索性借機來一次遲來的三天禁食去抗議發生多時的教育政策,高調的自稱是“敗家子”,接受捐款與政治無關,全部用於教區事務上,包括坐商務客位出差開會、給神職人員每封高達二千元利是、資助內地神父到海外進修,以及援助國內地下教會等。需要指出的是,他籠統舉出的例子,除了他個人每年數次的商務機票外,其他包括資助地下教會,都是天主教會本身經常性推行的工作,所以這位神職人員是明顯說謊。這一千多萬的鉅款真正的用途是什麼?

      政治捐款來自何方

      我們不知道,但是我們已經知道的是:

      1.黎智英在《蘋果日報》不斷跌紙,新出的免費小報《爽報》惡評如潮,廣告嚴重不足,“壹傳媒集團”要發出盈利警告,預告將出現虧損之際,他今年的捐款預算卻沒有收縮,基本上養起香港兩大反對派政黨。

      2.黎智英的捐獻紀錄全部是英文的,交收過程十分詳細而且具體,看來不光是給他自己看,還要向一些“英語人”交代。

      3.紀錄中經常出現“壹傳媒動畫有限公司”商務總監Mark Simon這個人,作款項交收仲介。Mark Simon出身“美國情報人員”,與美國政黨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資料顯示黎智英透過Mark Simon於2003~2008年經常以“壹傳媒”及《蘋果日報》的名義,向美國共和黨其他附屬右派團體捐獻,金額最少24,500美元。

      4.在這次外泄的捐款名單中,受助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跟他一起編輯《中國“六四”真相》英文版的人,乃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J.Nathan),而黎安友則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注1] 董事會董事。

      從這裏,我們很有理由懷疑黎智英散出去的不是他自己的“辛苦錢”,“來源”更很可能是美國,黎智英只是一個“中轉站”,而陳日君又是另外一個“中轉站”,將由黎智英發下來的錢再“轉發”出去。例如,轉發予更小、更分散的個人及團體。

      美國駐港領事館扮演什麼角色

      香港從來都有外國力量充斥各個領域。在回歸之後,美國駐港領事館的編制一下子增至300人,美領事館大量收集香港及內地情報,早已是公開的秘密,其中自稱“泛民”的反對派頭面人物更是他們的重要情報來源。9月份“維琪解密”公開的美國駐港總領事館主要是2005~2010年向華盛頓發出的近千份機密電報[注2],證實了美國對香港事無大小,上至特首人選、民主發展,下至香港廢物處理方向、電力市場是否開放、到我2009年初在《南華早報》提出的香港飲用水供應的安全問題,以及香港金融市場發展、香港專上教育界如何評價內地學術自由等,監察幾達“無微不至”的地步,並及時呈報華盛頓。而香港反對派與美國,則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美領館職員頻密與反對派廣泛接觸,搜集情報和意見;李柱銘、陳方安生等反對派頭目亦曾多次鼓勵和主動要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

      美國過去一直不承認干預香港事務,“維琪解密”這次公開大量電文使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很尷尬,不斷施加壓力,要傳媒低調處理,企圖蒙混過關。但是紙已經包不住火,“維琪解密”電報顯示,美國一直在“插手干預”香港事務,香港反對派“活動”“背後”有美駐港總領事館“影子”甚至主導。從這些檔,我們可以隱約的看到一條“線索”,把香港近年的眾多政治現象和事件,包括民主黨的內部矛盾、公民党的興起和跟民主黨的矛盾、陳方安生的複出、“五區公投”的原由、餘若薇和陳方安生對此的態度如何被銀主黎智英等“改變”、“泛民”的分裂、“社民連”被收編、民主黨與公民黨等的選舉策略和部署,以及反對派精神領袖式人物的可能人選等等,把個中脈絡十分清楚地貫穿起來——讓世人清楚看到,自回歸以來,香港政壇長期“動盪不安”,亂局的“源頭”,香港反對派“背後”的“銀主”和靠山就是“美國駐港總領事館”。

      2006年3月,陳日君在梵蒂岡接受冊封樞機,他帶同教齡甚淺的黎智英和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同行,並引領兩人向教宗本篤十六世朝聖。
    “維琪解密”披露,美領事館於2006年3月的電文中表明,會探討“傳媒、宗教、政客”三種力量結合下的影響力,一方面透過美國線人收集當時三人在梵蒂岡的一言一行,還研究當時傳媒的看法,和諮詢香港天主教界消息人士的意見。

      此後,陳日君、李柱銘、陳方安生及黎智英等人即被媒體稱為反對派的“新四人幫”便經常與美國駐港總領事會面吃飯,尋求“資助”及要求對方提出策略性指導,擬聯合“宗教”、“政黨”及“傳媒”三大影響力,在香港政壇上興波作浪。到2007年的立法會補選,“新四人幫”開始試圖發揮“造王者”的力量,美領事館於2007年9月的檔透露,李柱銘、黎智英等遊說陳太參選,並形容她是可以統一反對派對抗有意參選的葉劉淑儀的唯一人選,而陳太亦樂於藉此一試自己的剩餘政治影響力。“新四人幫”由勸退民主黨的甘乃威,到陳太當選上場後,正式成形,近年主導整個反對派的力量和意識形態,並開始插手反對派的選舉部署及政黨合作。眾所周知,2009年反對政改的所謂“五區公投”,是一出由“新四人幫”幕後操盤,出錢出力促成公民黨和社民連台前演出的一場政治鬧劇。

      香港反對派的“真正面目”

      “維琪解密”電報更揭示了一些在香港政壇十分活躍的重要人物所暴露出來的真面目。這些政客在美國駐港外交官面前獻計出賣戰友和盟友、出賣香港、出賣國家,與他們在市民面前所呈現那種掌握著道德高地,大義凜然地打擊建制派的言行,完全是兩回事、兩種人,讓人們對香港反對派的本質,和原形畢露的真正面目有更正確和深入的瞭解。

      當中民主黨的塗謹申,他除了是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之外,還是民主黨前主席李柱銘的“高徒”,經常跟隨李柱銘赴美“告洋狀”,乞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2003年塗謹申與李柱銘赴日內瓦將《23條》立法最新消息彙報給布魯塞爾的歐盟成員時曾恐嚇說,《23條》立法將會破壞香港與歐盟關係。“維琪解密”檔顯示,塗謹申於2007年主動向美領事館警告美國政府,聲言中共已成功滲透入民主黨,民主黨已處於一個很危險的狀況,提出美國政府有需要瞭解有關民主黨的最新情況,相信美國政府是唯一有能力阻止中共對民主黨的滲透工作。在有關事件的發展期間,塗謹申曾多次與美國駐港領事館接觸和交代最新的情況,其後又向駐港領事館遞交有關民主黨滲透事件報告,要求美國政府關注民主黨的情況。美國駐港領事館的分析認為,塗謹申的這些做法是企圖藉此尋求美國政府的影響,阻止所謂的滲透工作。塗謹申向美國出賣黨內戰友,大概還加上其他尚未見光的行動,獲得的回報是美國把他列為美國駐港領事館“嚴格保護”(strict protection)的對象。事件揭露之後,吃裏扒外的塗謹申在民主黨內地位絲毫不受影響,可見他的行為是得到民主黨高層的默許。

      另外一個得到美國駐港領事館“嚴格保護”物件特殊待遇的民主黨核心成員竟然是一個學者:民主黨中委,有民主黨“大腦”之稱的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羅致光。回歸前1995~1997年、回歸後1998~2004年羅致光曾是立法會議員,今天在特區政府中仍有大量公職,包括可以大派數十億元的關愛基金執行委員會主席。檔顯示,2009年初,羅致光評估“五區公投”的補選部分,若建制派參加,公、社兩黨恐怕只會獲得3席,梁國雄、陳偉業有危險;如果工聯會陳婉嫻出選,梁家傑都有可能輸掉議席。2010年中,在民主黨決定支持政改“優化”方案前,羅致光亦向美方彙報,預告民主黨準備就政改方案“妥協”。

      塗謹申和羅致光兩人都是中國公民,竟然在中國境內,受到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嚴格保護”。首先,他們究竟是什麼身份?為美國做了什麼事情?背了什麼風險?需要受到保護。而美國在中國境內,究竟如何能依法“嚴格保護”一個中國公民?

      我們不知道。但有些事情,我們也是知道的:「中情局」遠東地區諜報站就設在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內。長期以來,「中情局」的情報人員以此為平臺,以外交人員身份為“掩護”在香港“大肆”進行“諜報活動”。據美國政治雜誌《地緣指導》披露,美國駐港總領事館人數常年保持在300人以上,更大量的情報人員在文化、商務、外交人員身份的掩護下除搜集香港本地的情報外,還以香港為跳板,開展“針對”中國內地的間諜活動。以前「中情局」在香港的工作主要是針對中國內地,但從去年開始,「中情局」“加大”了針對香港的間諜活動。按照規定,一些重要雇傭特工會被「中情局」指為“嚴格保護”的對象。[注3]

      FOXY網站,以往曾多次洩密,但都能繼續運作,但在公開了黎智英的政治捐獻資料之後,便無故突然無聲無息關閉。

      “維琪解密”文件揭露陳方安生這位前高官及立法會議員,表面信誓旦旦地效忠《基本法》,擁護“一國兩制”,背地裏將香港政情機密源源不絕向美國“輸送”,並不斷“促使”美國“插手”香港政治。陳安安生除了是美總領事親自會見的主要聯絡對象,經常向她請教,話題無所不包,重點是反對派在政治方面的部署,包括陳太辭去政務司司長的原因、會否參加2007年特首選舉,到退任立法會議員後的動向和行動,以至她對內地和香港,均巨細無遺地一一諮詢之外,這位被西方傳媒稱為“香港良心”的陳方安生,也很積極向美國駐港總領事表態,要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同時她又鼓勵時任駐港總領事唐若文應多就支持香港民主發展發表意見。

      在“維琪解密”公開的2006年9月電文中,披露了陳太對美國駐港總領事直言,不參選2007年特首的原因,是她“很珍惜自己與北京的聯繫”,若為了一場必輸的選舉而與北京對著幹,“個人政治代價太高”;美國駐港總領事于2009年1月的電文又透露,陳方安生揚言自己不再參與立法會選舉後,重要工作是走入學校層面,宣揚她的“兩制”理念,以抗衡行政長官曾蔭權和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推動的愛國教育。2009年7月電文中指出,陳方安生在會面中,就“鼓勵”美國政府應不時提醒“北京政府”,美方關注北京政府如何處理與香港相關的事務,“因為北京政府很介意其他國家,特別是美國如何評論他們”。而另外兩份於2009年1月和8月發出的機密電文中亦指出,陳太先後遊說美國駐港總領事唐若文,“她認為中聯辦是中國干預的源泉。香港傳統左派仍是民主發展的障礙”。美國應干涉香港事務,又鼓勵唐若文應多就支持香港民主發展發表意見,特別是美國作為香港的主要貿易夥伴,“在港有著很龐大的利益”。諷刺的是,唐2009年1月的電文題目為《陳方安生——不在其位仍謀其政》,她真正關心的,並非香港和國家,而是個人政治前途和美國的利益。而在“維琪解密”檔公開後,陳方安生一直在回避社會的質詢。

      另一位傳奇人物是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自由党主席李鵬飛。“維琪解密”檔案揭露,李鵬飛多次在北京參加人大代表會議之後,向美國報告兩會的情況和北京的動向。他更向美國推薦公民党前黨魁余若薇,接替李柱銘作為領導整個“泛民主派”的共主。李鵬飛一方面是中國法定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大的港區代表,另一張面孔又是美國的線人,和反對派核心人物。檔顯示他有份遊說餘若薇參與反對政改的“五區公投”,于邀功之餘,同時又向美國打小報告,透露陳方安生和餘若薇對“五區公投”的本來保留態度,其三刀兩面的表現,令人側目。只是美國人並不欣賞李鵬飛的政治判斷,於電文中直接質疑餘若薇在反對派中的決定性影響力。

      香港內部矛盾的根源與政府作為

      “一國兩制”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早在1984年中英協定達成以後就預言,“對於中英聯合聲明應該想到,總會有些人不打算徹底實行。某種動亂的因素,搗亂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總是會有的。老實說,這樣的因素不會來自北京,卻不能排除存在於香港內部,也不能排除來自某種國際力量。”[注4]

      “維琪解密”以大量事實證明了鄧公的遠見。香港回歸,中國千方百計保持香港的穩定和繁榮,而美國等西方國家要千方百計無風起浪,破壞香港的穩定和繁榮,企圖證明香港的回歸是錯誤的,“一國兩制”是失敗的,而如陳方安生所言,將來只有“一國一制”,那就是香港資本主義這“一制”。說到底,香港內部的政治和社會的各種矛盾,根源其實就是中國和美國在香港矛盾的反映。

      對此,中國當然不可能坐視,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于9月中接受中新社提問,指出維琪解密的電文顯示,美國駐港總領館官員對於香港政制、社會發展問題興趣很大。美方不僅就香港政制發展問題向特區政府提出過帶有干涉性的意見,而且與特定的某些人頻繁見面。如果是這樣,美方的行為就超出了《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等國際法所規定的職能,“我們有理由對此感到關切和不滿,並要求美方停止這種錯誤做法。”外交部駐港公署向美駐港總領館表達了中方的關切,表明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要求美方嚴格遵守有關國際法和公認的行為準則,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發言人指出,當今世界面臨很多重大而緊迫的問題,香港應該是中美進一步開展和加強合作的重要橋樑,“希望美方摒棄冷戰思維,不在香港搞政治上的小動作。”

      這非正式的外交抗議,軟弱無力,當然只是聊勝於無,而美國處於完全理虧的狀態,起碼短期之內也會暫時收斂。但是如無具體的措施,相信不久之後將會死灰復燃,甚至欺我軟弱,而變本加厲。

    若以美國的有關法例為參考準則的話,黎智英和反對派政黨上述的一系列行為,輕則罰鉅款,重則要坐牢。因此,中央有必要責成特區政府,頂住已證實被美國收買和保護的反對派的阻撓,儘快就《基本法廿三條》國家安全立法,並且在2017年開始全面落實普選之前,訂制《政黨法》和《政治捐獻法》等,使杜絕外國勢力干預香港政治生態有法可依。

      [注1]:NED可稱美國上百萬個非政府組織中的龍頭老大,跟美國國務院、國際開發署、中央情報局有密切的聯繫,被認為是中情局(CIA)的“另一塊招牌”。因為NED有非政府組織(NGO)的招牌,不易引起注意,甚至連西方的研究報告都說,“在向非政府組織提供戰略資金方面,美國外交政策精英們認為NED比秘密支持更可靠”。
      NED主要資金源自美政府撥款,美政府對NED的撥款主要包括三部分,當中最大來源是國會年度撥款。NED還頻頻資助“民運”、“藏獨”、“東突”等各種反華勢力。NED下屬四大機構,即共和黨的國際共和研究所、民主黨的全國民主研究所、美國商會國際私營企業中心及勞聯-產聯的國際勞工團結美國中心。

      [注2]美國的機密分類有三級,分別為confidential,secret及top secret。這回被公開的除了兩份是屬於第二級之外,其他都只是初級機密檔。

      [注3] http://paper.wenweipo.com/2011/09/14/PL1109140001.htm

      [注4] http://www.news365.com.cn/wxpd/wz/shhm/200903/t20090320_2244535.htm

    《中國評論》月刊2011年12月號 總第16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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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諜特務四人幫)《(壹傳媒/《蘋果日報》)黎智英熱衷政治捐獻》

    成報 2012-1-24
    http://www.singpao.com/NewsArticle.aspx?NewsID=199923&Lang=sc

      【本報政治組報導】「壹傳媒」集團老闆黎智英與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原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及民主黨創党主席李柱銘關係密切,從多份透過分享軟體foxy外泄的「肥佬黎數簿」(見圖)可見,黎智英一直熱衷政治捐獻,且是陳方安生、公民黨、民主黨、社民連、前綫「大水喉」,在七年內便捐款逾5,100萬元。

      本報昨晚致電「壹傳媒」集團,但接線生指黎智英已離開公司便掛線。據悉,陳方安生亦知有傳媒收到有關文件,但未有進一步回應,目前暫未知檔真偽,但從檔內容及單據所見,相信頗具真實性。綜合來說,各政黨及政治人物收到的捐款總額,陳日君 2,000萬;公民党 1,502萬;民主黨 1,369萬;陳方安生130萬;社民連100萬;前綫40萬。

      「維琪解密」早前公開逾千份美國駐港領事館機密電文,揭破「港版四人幫」,即民主黨創党主席李柱銘、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原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和《壹傳媒》集團老闆黎智英,常密晤美國駐港領事尋求資助及要求對方提出策略性指導,擬藉各人手上「宗教」、「政黨」及「傳媒」三大影響力,在香港不單議政論政,還藉此大搞政治運動。

      有匿名人士昨向傳媒報料,指透過Foxy分享軟體,輸入「LAI CHEE YING」,搜尋得到最少5份有關疑似黎智英的捐款紀錄及入數單據。最震撼是細看內容,不難發現黎智英是泛民主派的「大水喉」。

    7年內捐款逾5,100萬

      據該未經證實的檔,獲黎智英捐款的政黨,包括近年屢次煽動平民百姓狀告政府的公民党,公民党核心策劃的爭取外傭居港權及阻港珠澳橋興建的兩宗官司,令其受市民的支持率劇跌。根據黎智英的捐款紀錄顯示,該黨最少有逾1400多萬元捐款(2006-2011年)。

      陳方安生則獲捐款130萬,估計其中一筆款項是資助她參加2007年9月的立法會港島選區補選的選舉經費。在2010年公民党與社民連發起「五區公投」的日子內,公民党恰巧有一筆大約400萬的黎智英捐款;而社民連則有一筆100萬的捐款。最離奇是中國會創辦人、富豪「上海灘」鄧永鏗亦有接受黎智英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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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情局間諜黎智英政治獻金操控香港反對派》
    ──打造港澳臺反華基地

    港媒爆:(美諜特務四人幫)黎智英5年捐2.3億政治獻金

    香港各大媒體今天均在頭版報導,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是香港泛民主陣營的超級金主,由2005年迄今共捐出港幣6000多萬元 (台幣2.3億),其中3500萬元直接捐給公民黨、民主黨、社民連在內的反對派政黨。而在曝光捐款名單中,香港前政務司長陳方安生、天主教香港教區前主教陳日君也赫然在列,陳日君接受的捐款總額高達港幣2000萬。

    相關捐款資料是由最新一期的「Foxy解密」揭露,網上分享軟體Foxy 近年不時洩露政府或機構的內部機密檔。據香港明報報導,黎智英的捐款佔民主黨非會員捐款的比例極高,2009/10年度高達99.4%,佔公民黨非會員捐款比例則在40%至68%之間,顯示捐款高度集中在一人。

    香港媒體評論,媒體大亨對政黨和政治人物的大額捐輸事涉敏感,例如媒體大亨梅鐸去年10月在期中選舉前的兩筆100萬美元政治捐款即引發極大風波。文匯報指智英意圖操控反對派。

    香港沒有《政黨法》,政黨無須公開大金額捐款來源,但政黨若以公司名義註冊,須在財務報告中列出所收捐款總額。

    Foxy連日公佈的5份黎智英檔案,包括他的現金流量表、 2005年至今的捐款清單、捐款文件、捐款本票等。接受黎智英捐款最多的是民主黨、公民黨,兩黨總額達港幣3300萬,公民黨自2006年起每年收到捐款,金額由200萬增至今年的600萬,顯示黎智英對該黨支持增加。

    黎智英對記者的查詢迄無回應,各政黨中也只有社民連承認接受港幣 100萬的「五區公投」經費。

    其他政黨多不願證實或評論有關捐款,而以「捐款人資料不公開、任何捐款均沒有附帶條件」來回應。民主黨並表示,捐款人身分保密是為免中國方面「秋後算帳」。

    【2011/10/18 聯合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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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智英巨額捐獻惹爭議 陳日君:無關政治》

    香港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向政界及個人的巨額捐獻事件持續發酵,前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證實接受過捐款,但與政治無關。

    陳日君今早公開證實,曾收過黎智英的捐款,但強調對方只是捐錢給自己,與教區無關,也與政治無關。

    陳日君說,所收捐款用於本地慈善團體、支援中國大陸的修女到羅馬進修,以及捐助海外的天災。

    至於民主黨和公民黨,至今仍拒絕公開曾否收過黎智英的捐款,但他們強調不會在任何附帶條件下接受外來捐款。

    本地媒體昨天報導,一份疑似是黎智英私人帳簿的Foxy文件昨日曝光,帳簿記錄黎智英於2005年至2011年間,捐款給多個泛民政黨和個別人士。

    其中,陳日君獲得最多捐款,過往幾年獲捐款約港幣2000萬元。

    在政黨方面,民主黨自2006至 2011年獲黎智英捐款1300餘萬元;公民黨獲捐款約1500萬元。

    此外,黎智英也曾向社會民主連線、港府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等小黨及個人捐獻。

    香港媒體對此質疑,第1,陳日君出任主教時收取如此龐大捐款,其用途為何?為何個別宗教人士以私人名義收取捐款不受教會管制?第2,黎智英的捐款是否影響到各黨派及個別人士的政治取向和行動。

    頭條日報今天發表社論說:「香港是否已出現傳媒與政黨結盟,暗中配合,主宰政局的勢頭,是時候深切關注。」

    黎智英的政治態度一向明確,就是支持民主自由,而他與陳日君、前民主黨主席李柱銘、陳方安生向被視為香港民主派4大核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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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日君認個人名義收黎智英捐款》

    (香港訊)明報報導,天主教香港教區前主教陳日君樞機承認曾接受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捐款,款項全用在教會事業。

      陳日君今日就校本條例終審教區敗訴一事召開記者會,會後主動談到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捐款的問題。

      陳日君承認曾接受黎智英的捐款,而百分之百的捐款都是捐給他個人,不是捐給教區;捐款跟任何政治也沒有關係,而黎智英從來沒有過問這筆款項的用途,而他也從沒有向黎智英交代,也沒有說過「多謝」。他承認首次收到300萬元支票捐款時,自己也有點愕然。

      對於黎智英及從其他途徑得到的捐款數目,他稱沒有作過很詳細的統計,但用途十分廣泛,包括捐款給不同的慈善機構;每年多次到外國包括羅馬教廷的商務客位機票開支;給予神父修女到負笈羅馬的助學金,包括到當地探望他們時飲宴和利市錢開支;在港舉行主要供小朋友參加的活動,包括旅行和聯歡會;購買月餅送囚犯;送贈聖像予學校;翻譯外文書籍;也捐款予外國,包括受天災橫禍影響地區的主教、外國教區等。

      陳日君指,天主教香港教區其實不是很富有,所以他也很少向教區「伸手」。至於收到的捐款,他強調全用在教會事業上,沒有作個人用途。

      陳日君在今早的記者會上回應商人黎智英的捐款,他自嘲為敗家精,捐款用剩幾十萬。

      陳日君被問到黎智英給他的二千萬捐款是否已花光,陳日君表示,還用剩幾十萬。他多次形容自己是敗家精。

      陳日君又強調,黎智英從來沒有問過他如何用這些錢,他亦從來沒有問過黎智英下一次何時再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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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日君避談巨額捐款流向 干政主教幕後屢亂港》

    最新“Foxy解密”踢爆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在過去數年內,合共向天主教香港教區前樞機主教陳日君捐鉅款逾2000萬元,但用途不明。天主教香港教區副主教陳志明表示,教區並不知道事件,教會賬目也沒有出現有關捐款,又強調教區規定任何神職人員進行公開籌款活動時,需要先得到教區的同意,至於以私人名義捐助就不會監管;又說不會要求陳日君交代如何運用款項。捲入“捐款門”風波的陳日君18日現身堅道天主教座堂時對事件“三緘其口”,並一度黑面,令鉅款去向及用途更添懸疑。多名學者則認為陳日君有需要向公眾解釋捐款流向及用途,否則公眾難免質疑捐款用途 “見不得光”。

      香港《文匯報》報導,細閱經Foxy軟體外泄的黎智英“政治獻金”檔時,已指出當中最吊詭之處是陳日君由2005年至2010年間,獲得“個人捐款”高達逾2000萬元,還超過公民党及民主黨,ue足證陳日君在黎智英心中的地位與他人相比確實不可同日而語。

      對巨額捐款去向,天主教香港教區副主教陳志明18日表明,教區從來沒收過來自黎智英的捐款,教區的賬簿內亦沒此紀錄,也不知道陳日君是否個人接受有關捐款:“大額的我們全部都清楚的,(全部賬目也好清楚?)我們有一部門列明的,特別有些人捐款我們也要知來源是哪里,清清楚楚很緊要的。”但他形容陳日君樞機好心,樂意幫助任何人,如果他需要幫助任何人,都需要人幫助他,他接受捐助是可以理解雲。

      當天陳日君兩度被記者追問捐款一事,都不肯作出回應。他早上現身堅道天主教座堂時,一聽到問題,一度黑面就走進座堂內,其後再被追問“有沒有這件事” 時,他就掛著勉強笑容,繼續“收口”;下午離開座堂時,更急步“沖進”的士內,並大力關上車門,差點夾中攝影師的手,似乎有點老羞成怒,落荒而逃,希望儘快離場避開記者追訪。

      另據報導,被揭過去5年收受壹傳媒老闆黎智英2000萬私人獻金的原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回歸以來一直高調參與本地政治,開始時主要利用其主教身份發表各類有關政治言論,其後更與民主黨創党主席李柱銘、黎智英和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組成“四人幫”,大搞密室政治,在幕後操控反對派,包括公民党成立、勸退甘乃威參加2007年補選,乃至近年策動所謂的“公投”運動。

      “四人幫”近年主導整個泛民主派的力量和意識形態,隱身其後的陳日君和黎智英更是合作無間。在2005年政改方案一役中,陳日君高調批評,有關方案 “難以接受”,要求泛民議員反對。時任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更于立法會否決政改方案後,罕有地點名批評陳日君。天主教刊物《公教報》於2006年刊登一名神父的文章,指有教友對陳日君就政改等政治問題的高調取態感到不滿,但陳日君反而變本加厲。

      2007年港島區立法會補選時,陳日君被揭發聯同黎智英和李柱銘,透過所謂的“飯聚”干預選舉,包括強推陳方安生參與補選,並勸退準備參與競選的民主黨成員甘乃威等。至2008年,由黎智英牽頭,“四人幫”在黎位於九龍加多利山的豪華大宅內進行了3個小時的“秘密飯局”,遊說陳太再度參選立法會,未能得逞。陳日君亦被外界視為策動所謂“五區公投”的幕後黑手之一,並以神職人員身份,呼籲市民支持所謂“五區公投”運動。

      “維琪解密(專題)” 早前公開的近千份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機密電文中,也揭露陳日君與黎智英和李柱銘不時一起與美國駐港總領事會面吃飯,討論的話題非常廣泛,包括香港的政治、政黨及政府官員等方面。電文亦披露,李柱銘、黎智英、陳日君於2006年到梵蒂岡“朝聖”,首次令他們嘗到“傳媒、宗教、政客”組合可發揮的影響力,隨後就和美領館“情投意合”,並“幕後操控”多場政治鬥爭。


  26. 2012/02/12 於 13:24 patchpieces

    經典學習:
    《唯心歷史觀的破產》

      中國人之所以應當感謝美國資產階級發言人艾奇遜,不但是因為艾奇遜“明確地供認”了【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替美國打仗殺中國人】這樣一種“事實”,使得中國的先進分子“有證據”地去說服落後分子。
    不是嗎?你們看,艾奇遜自己“招認”了,最近數年的這一場使得幾百萬中國人喪失生命的大血戰是美國帝國主義“有計劃地組織”成功的。
    中國人之所以應當感謝艾奇遜,又不但因為艾奇遜公開地宣稱,他們要招收中國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分子,組織“美國的第五縱隊”,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因此引起了中國人特別是那些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中國人的注意,大家相約不要上美國人的當,到處警戒美帝國主義在暗地裏進行的陰謀活動。
    中國人之所以應當感謝艾奇遜,還因為艾奇遜“胡謅”了一大篇中國近代史,而艾奇遜的歷史觀點正是中國知識份子中有一部分人所同具的觀點,就是說資產階級的唯心的歷史觀。
    駁斥了艾奇遜,就有可能使得廣大的中國人獲得打開眼界的益處。對於那些抱著和艾奇遜相同或者有某些相同的觀點的人們,則可能是更加有益的。

      艾奇遜“胡謅”的中國近代史是什麼呢?
    他首先試圖從中國的經濟狀況和思想狀況去說明中國革命的發生。在這裏,他講了很多的“神話”。

      艾奇遜說:
    “中國人口在十八、十九兩個世紀裏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負擔的壓力。人民的吃飯問題是每個中國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國民黨在法典裏寫上了許多土地改革法令,想這樣來解決這個問題。這些法令有的失敗了,有的被忽視。國民政府之所以有今天的窘況,很大的一個原因是它沒有使中國有足夠的東西吃。中共宣傳的內容,一大部分是他們決心解決土地問題的諾言。”

      在不明事理的中國人看來,很有點像。人口太多了,飯少了,發生革命。國民黨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共產黨也不見得能解決這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

      革命的“發生”是由於人口太多的緣故嗎?
    古今中外有過“很多”的革命,“都是”由於人口太多嗎?
    中國幾千年以來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於人口太多嗎?
    美國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⑴,“也是”由於人口太多嗎?
    艾奇遜的“歷史知識”等於“零”,他連美國獨立宣言也沒有讀過。華盛頓傑弗遜⑵們“之所以”舉行反英革命是因為英國人“壓迫”和“剝削”美國人,“而不是”什麼美國人口過剩。
    中國人民歷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為這些封建朝廷“壓迫”和“剝削”人民,而不是什麼人口過剩。
    俄國人所以舉行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因為俄皇和俄國資產階級的壓迫和剝削,“而不是”什麼人口過剩,俄國至今還是土地多過人口“很遠”的。
    蒙古土地那麼廣大,人口那麼稀少,照艾奇遜的“道理”是不能設想會發生革命的,但是卻早已發生了⑶。

      按照艾奇遜的“(神話)說法”,中國是毫無出路的,人口有了四億七千五百萬,是一種“不堪負擔的壓力”,革命也好,不革命也好,總之是不得了。
    艾奇遜在這裏“寄予”了很大的“希望”,這個“希望”他沒有說出來,卻被許多美國新聞記者“經常地”透露了出來,這“就是所謂”中國共產黨解決不了自己的經濟問題,中國將永遠是天下大亂,只有靠美國的麵粉,即是說變為“美國的殖民地”才有出路。

      辛亥革命⑷“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個清朝政府,“而沒有”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和剝削。
     
      北伐戰爭“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美蔣)蔣介石“背叛”革命,“投降”帝國主義,成了壓迫和“剝削”中國人的“反革命”首領。

     辛亥革命⑷“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個清朝政府,“而沒有”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和剝削。
     
      北伐戰爭“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美蔣)蔣介石“背叛”革命,“投降”帝國主義,成了壓迫和“剝削”中國人的“反革命”首領。

     辛亥革命⑷“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個清朝政府,“而沒有”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和剝削。
     
      北伐戰爭“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美蔣)蔣介石“背叛”革命,“投降”帝國主義,成了壓迫和“剝削”中國人的“反革命”首領。

      “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嗎?
    西北、華北、東北、華東各個解決了土地問題的老解放區,難道還有如同艾奇遜所說的那種“吃飯問題”存在嗎?
    美國在中國的“(特務)偵探”或所謂“觀察家”是不少的,為什麼連這件事也沒有探出來呢?上海等處的失業問題即吃飯問題,完全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殘酷無情的壓迫和剝削的結果。在人民政府下,只消幾年工夫,就可以和華北、東北等處一樣完全地解決失業即吃飯的問題。

      中國人口眾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辦法,這辦法就是生產。
    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如像馬爾薩斯⑸者流“所謂”食物增加趕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謬論”,不但被馬克思主義者早已從理論上駁斥得乾乾淨淨,而且已被革命後的蘇聯和中國解放區的“事實”所完全駁倒。
    根據革命加生產即能解決吃飯問題的真理,中共中央已命令全國各地的共產黨組織和人民解放軍,對於國民黨的舊工作人員,只要有一技之長而不是反動有據或劣跡昭著的分子,一概予以維持,不要裁減。十分困難時,飯勻著吃,房子擠著住。已被裁減而生活無著者,收回成命,給以飯吃。國民黨軍起義的或被俘的,按此原則,一律收留。凡非首要的反動分子,只要悔罪,亦須給以生活出路。

      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
    我們是艾奇遜反革命理論的駁斥者,我們相信革命能改變一切,一個人口眾多、物產豐盛、生活優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國,不要很久就可以到來,一切悲觀論調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西方的影響”,這是艾奇遜“解釋”中國革命所以發生的第二個原因。
    艾奇遜說:“中國自己的高度文化和文明,有了三千多年的發展,大體上不曾沾染外來的影響。中國人即是被武力征服,最後總是能夠馴服和融化侵入者。他們自然會因此把自己當作世界的中心,把自己看成是文明人類的最高表現。到了十九世紀中葉,西方突破了中國孤立的牆壁,那在以前是不可逾越的。這些外來者帶來了進取性,帶來了發展得蓋世無雙的西方技術,帶來了為以往的侵入者所從來不曾帶入中國的高度文化。一部分由於這些品質,一部分由於清朝統治的衰落,西方人不但沒有被中國融化,而且介紹了許多新思想進來,這些新思想發生了重要作用,激起了騷動和不安。”

      在不明事理的中國人看來,艾奇遜說得很有點像。西方的新觀念輸入了中國,引起了革命。

      革什麼人的命呢?因為“清朝統治的衰落”,向弱點進攻,是革清朝的命了。
    艾奇遜在這裏說得“不恰當”。辛亥革命是“革帝國主義的命”。
    中國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為清朝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反對英國鴉片侵略的戰爭⑹,反對英法聯軍侵略的戰爭⑺,反對帝國主義走狗清朝的太平天國戰爭⑻,反對法國侵略的戰爭⑼,反對日本侵略的戰爭⑽,反對八國聯軍侵略的戰爭⑾,都失敗了,於是再有反對帝國主義走狗清朝的辛亥革命,這就是到辛亥為止的近代中國史。
    艾奇遜所說的“西方的影響”是什麼呢?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1848年)中所說的西方資產階級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⑿。在這個影響或“改造”過程中,西方資產階級需要“買辦”和熟習西方習慣的“奴才”,“不得不”允許中國這一類國家開辦學校和派遣留學生,給中國“介紹了許多新思想進來”。隨著也就“產生”了中國這類國家的民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同時並使農民破產,造成了廣大的半無產階級。這樣,西方資產階級就在東方造成了兩類人,一類是少數人,這就是為帝國主義“服務”的“洋奴”;一類是多數人,這就是反抗帝國主義的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從這些階級出身的知識份子,所有這些,都是帝國主義“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從這些人“發生”的。不是什麼西方思想的輸入引起了“騷動和不安”,“而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引起”了反抗。

      在這個反抗運動中,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即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到1919年的五四運動⒀的前夜,共計七十多年中,中國人沒有什麼思想武器可以抗禦帝國主義。舊的頑固的封建主義的思想武器打了“敗仗”了,抵不住,宣告破產了。不得已,中國人被迫從帝國主義的老家即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武器庫中學來了進化論、天賦人權論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等項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組織過政黨,舉行過革命,“以為”可以外禦列強,內建民國。但是這些東西也和封建主義的思想武器一樣,軟弱得很,又是抵不住,“敗下陣”來,宣告破產了。

      1917年的俄國革命“喚醒”了中國人,中國人“學得了”一樣新的東西,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
    孫中山也“提倡”“以俄為師”,主張“聯俄聯共”。
    總之是從此以後,中國改換了方向。
    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
    孫中山也“提倡”“以俄為師”,主張“聯俄聯共”。
    總之是從此以後,中國改換了方向。
    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
    孫中山也“提倡”“以俄為師”,主張“聯俄聯共”。
    總之是從此以後,中國改換了方向。

      艾奇遜是“帝國主義政府”的發言人,他當然“一個字也不願意提到”帝國主義。他將帝國主義的侵略,說成“外來者帶來了進取性”。
    看啊,多麼美麗的名稱——“進取性”。中國人學了這種“進取性”,不是進取到英國或美國去,只是在中國境內引起了“騷動和不安”,即是革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命。可惜沒有一次成功,都給“進取性”的發明人即帝國主義者打敗了。於是掉轉頭去學別的東西,很奇怪,果然一學就靈。

      “中國共產黨是在二十年代初期,在俄羅斯革命的思想推動之下建立起來的”。
    艾奇遜說對了。這種思想不是別的,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這種思想,和艾奇遜所說的西方資產階級的“為以往的侵入者所從來不曾帶入中國的高度文化”相比較,不知要高出幾多倍。其明效大驗,就是和中國舊的封建主義文化相比較可以被艾奇遜們傲視為“高度文化”的那種西方資產階級的文化,一遇見中國人民學會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文化,即科學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就要打敗仗。被中國人民學會了的科學的革命的新文化,
    第一仗打敗了【帝國主義的走狗】北洋軍閥,
    第二仗打敗了【帝國主義的又一名走狗】蔣介石在二萬五千里長征路上對於中國紅軍的攔阻,
    第三仗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汪精衛,
    第四仗最後地【結束了美國和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及其走狗】(美蔣)蔣介石等一切反動派的統治。

      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到中國“之所以”發生這樣大的作用,“是因為”中國的社會條件有了這種“(迫切)需要”,“是因為”同中國人民革命的實踐發生了聯繫,是因為被中國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觀的實際的事物相聯繫,如果沒有客觀存在的需要,如果不為人民群眾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東西,即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不起作用的。
    我們是反對歷史唯心論的歷史唯物論者。

      非常奇怪,“蘇維埃的學說和實踐,對於孫中山先生的思想和原則,尤其是在經濟方面和黨的組織方面,有相當的影響”。
    被艾奇遜們所傲視的西方的“高度文化”,對於孫先生的影響怎麼樣呢?艾奇遜“沒有說”。孫先生以大半輩子的光陰從西方資產階級文化中尋找救國真理,
    結果是“失望”,轉而“以俄為師”,這是一個偶然的事件嗎?
    結果是“失望”,轉而“以俄為師”,這是一個偶然的事件嗎
    結果是“失望”,轉而“以俄為師”,這是一個偶然的事件嗎
    顯然不是。
    孫先生和他所代表的苦難的中國人民,一齊被“西方的影響”所“激怒”,下決心“聯俄聯共”,和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奮鬥和拚命,當然不是偶然的。
    孫先生和他所代表的苦難的中國人民,一齊被“西方的影響”所“激怒”,下決心“聯俄聯共”,和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奮鬥和拚命,當然不是偶然的
    孫先生和他所代表的苦難的中國人民,一齊被“西方的影響”所“激怒”,下決心“聯俄聯共”,和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奮鬥和拚命,當然不是偶然的
    在這裏,艾奇遜“不敢說”蘇聯人是帝國主義侵略者,孫中山是向侵略者學習。那末,好了,孫中山可以向蘇聯人學習,而蘇聯人並非帝國主義侵略者,為什麼孫中山的繼承者,孫中山死後的中國人,就不可以向蘇聯人學習呢?
    “為什麼”孫中山以外的中國人從馬克思列寧主義學了科學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理論,並使之和中國的特點相結合,發動了中國的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創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就叫做“受蘇聯控制”,“共產國際的第五縱隊”,“赤色帝國主義的走狗”呢?
    世上有這樣高明的“邏輯”嗎?

      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後,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從這時起,近代世界歷史上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偉大的勝利的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已經復興了並正在復興著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文化。
    這種中國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來說,已經超過了整個資本主義的世界。比方美國的國務卿艾奇遜之流,他們對於現代中國和現代世界的“認識水準”,就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個普通戰士的水準之下。

      至此為止,艾奇遜以一個資產階級大學教授講述無聊課本的姿態,向人們表示他在尋求中國事變的因果關係。中國之所以發生革命,一因人口太多,二因西方思想的刺激。
    你們看,他好像是一個因果論者。接下去,他就連這點無聊的“偽造”的因果論也不見了,出現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事變。中國人就是那樣毫無原因地互相爭權奪利和猜疑仇恨。鬥爭中的國民黨和共產黨,雙方的精神力量的對比,發生了莫名其妙的變化,一方極度下降,降到零度以下,另一方極度上升,升到狂熱的程度。
    什麼原因呢?誰也不知道——這就是艾奇遜所代表的美國的“高度文化”中所固有的“邏輯”。

    文/毛 澤 東

    1949年9月16日

    =================================
    短 評:
    “漢奸(買辦帶路黨)”們“宣揚”的所謂不深入“改革開放,就死路一條”,國人就沒有飯吃,就會餓肚子,就會死,“本質上”想把天朝“變成”對方(美帝)的殖民地,這是多麼荒謬的唯心論!


  27. 2012/03/04 於 06:57 patchpieces

    《狐狸看雞窩 破產專家“研究發展”》
    《狐狸看雞窩 破產專家“研究發展”》

    真該感謝佐利克——要不是這位洋大人的“當眾嘉獎”引起了我的注意和好奇、隨手搜索了一下,我還真不會發現“勾結”「世界銀行」秘密安排中國命運、把持『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頭號人物竟然是個“破產專家”——更確切地說,是“國有企業政策性破產專家”。
    這可是官方網站的正式資料——李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黨組副書記,“長期從事宏觀經濟、國有企業改革、企業國有產權管理、國有企業政策性破產、國有企業金融衍生產品投資管理、企業資訊化等方面實踐和政策研究工作”(http://www.drc.gov.cn/zxld.asp)

    看清沒有?“長期從事”“國有企業改革、企業國有產權管理、國有企業政策性破產”。有多長期?官方資料一清二楚:
    1991年進國務院,1998年成國務院辦公室大拿——正是“下崗幾千萬”、“買斷工齡”、“下崗分流”、“減員增效”、“改革代價”、“破產重組”、“產權明晰”、“MBO”、“冰棍論”、“吐痰論”、“靚女先嫁論”、“國有企業無主論”、“國有資產大流失”如火如荼的時候(大權在握的李大人在其中的貢獻自然大大的)。

    屈指一算,人家迄今已足足幹了二十多年的“國有企業改革、企業國有產權管理、國有企業政策性破產”,而且有理論有行動——“實踐和政策研究工作”,可見絕對是這行的老資格老油條。“多年的道路走成河,多年的媳婦熬成婆”,即便李大人當年是外行,如今也早成內行了。

    尤其是“國有企業政策性破產”(就是說國有企業沒虧損也必須破產——國有企業不賺錢是“沒效率”,賺錢是“壟斷”,死活都有罪,非消滅不可,難怪要“政策性破產”),這號專業全世界有幾家?“物以稀為貴”,只要是我有你沒有,哪怕是個癩蛤蟆也得當天鵝供。幾十年如一日理論聯繫實際搞“國有企業政策性破產”的,豈能沒資格當“國有企業破產專家”?

    讓“破產專家”主管“研究發展”實在是諷刺:這不是讓狐狸看雞圈嗎?而讓“國有企業破產專家”把持“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則不但是諷刺,而且簡直是恐怖了——火葬場老闆開醫院,真正巴不得的是要人死還是要人活?

    “國有企業破產專家”把持“發展研究中心”,真不知道這“發展研究中心”的正經差事是什麼?
    是中國經濟的發展,還是國有企業的破產?
    難道說,只有國有企業破產,中國經濟才能發展?更或者說,國有企業破產=中國經濟發展?

    怪不得李大人幹了二十多年的“國有企業破產”、砸了幾千萬老工人的飯碗還不過癮,又“風雨無阻、致死方休”地瞄上了倖存的國有企業,大有不把剩下的幾億國有企業職工都變成“改革代價”誓不甘休的淩雲壯志。

    李大人不愧是“專家”,懂得審時度勢見機行事,積二十多年“國有企業政策性破產”之經驗,知道要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中國國有企業,單憑自己的份量還不夠,即便拉著“後臺(瘟政改)”一起出馬也困難重重——如今對付中國老百姓,聳人聽聞的招牌頭銜已經不靈了,用魯迅的話說,“‘皇太后鞋店’的顧客,我看見也並不比‘皇后鞋店’裏的多”——經過三十多年的“特別是”,“專家”臭了,“學者”臭了,“教授”臭了,“精英”臭了,“經濟學家”臭了,“學術研究”臭了,這會兒哪怕祭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這大得嚇人的招牌也未必能再讓老百姓肅然起敬、兩腿發軟、屁滾尿流了。

    怎麼辦呢?土的不行就來洋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中國的菩薩不靈就找外國的,向世界銀行搬救兵,遠道的和尚好念經:土特產的“專家”不靈、“學者”不靈、“教授”不靈、“精英”不靈、“經濟學家”不靈、“學術研究”不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不靈,那就來洋的,請「世界銀行」的“洋大人”出馬,再把土特產頭銜全堆到一起,來個一勺燴,這下該靈了吧?
    於是就有了“世界銀行”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專家”+“學者”+“教授”+“精英”+“經濟學家”+“學術研究”=“2030的中國”

    ——為了打鬼,所以借助鐘魁;
    為了消滅國企,所以勾結洋人。
    反正“中國人(漢奸買辦帶路黨)勾結外國人共同對付中國人”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只是這次“精英”對“百姓”的色彩格外濃厚鮮明——中、美“精英”大聯合,齊心協力“對付”中國老百姓。你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還沒影呢,人家的“中美國精英,聯合起來”的合作結晶都出來了,了不起吧?

    說實在話,我倒覺得佐利克挨駡有點冤——人家想搞垮中國不假,問題是誰讓你專找想搞垮中國的人出點子?你不理不睬不上當,他再一肚子壞水也使不上勁。找屠夫動手術,割死人算誰的?屠夫固然責無旁貸,把屠夫“說成”醫生的人更罪大惡極,而盲目相信“屠夫是醫生”的人自己也有責任。“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

    “蒼蠅不抱沒縫的蛋”,沒有家賊引不來外賊,沒有內鬼引不來外鬼,沒有“李偉”們當“李鬼”或曰“裏鬼”,佐利克們再能也是“狗咬刺蝟——沒處下嘴”—— 佐利克自己承認,這個“中國2030”的研究專案從“發起到指導”全虧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由此可見想出這個“(瘟政改)鬼點子”的並非美國人,而是中國文匪“精英”——美國人再滑頭,對付起中國來還是不如中國文人的花花腸子多。

    比如對別國經濟指手畫腳,總是親自出馬,頂多以“世界銀行”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名義,基本屬於直來直去硬幹,以前還真沒見玩過這種“聯合研究”這類“曲線干涉”的把戲。這“聯合研究”跟中國京戲的“男人扮女人”其實是一個味:京戲是“男人看見‘扮女人’,女人看見‘男人扮’ 。表面上是中性,骨子裏當然還是男的”。

    而這“聯合研究”呢?外國人明白是“「世界銀行」做說了算”,中國人卻“以為”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說了算”,“表面上”是“雙贏”,骨子裏當然還是洋人說了算。“男人扮女人”是“我們中國最偉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藝術’”,“聯合研究”不過是這種“最偉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藝術’”的副產品,這等招術是習慣于直線思維的西方人想破頭也發明不出來的。不過沒關係,人家只需要把握住一條:“以華制華”,用中國的文匪“精英”整中國人。

    比如這次“聯合研究”,從出點子到付諸實施到使其通過,沒有中國文匪“精英”的裏應外合門都沒有。佐利克說“李偉主任為如何使本報告對中國領導層更有利用價值提供了特殊的重要指導作用”

    ——可見人家把中國政府內部的運作規律規則全盤告訴了美國人,手把手“教會”人家“如何干涉”中國內政:你要這麼幹准通不過,必須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才能“對中國領導層更有利用價值”,才能克服阻力達到目的。所以佐利克才會感激不盡,才會用“特殊的重要指導作用”這樣的字眼來形容。

    從“甲午戰爭”到“八國聯軍”到“抗日戰爭”,外國鬼子為什麼對中國情況瞭若指掌?就因為有一代又一代的“(漢奸買辦帶路黨)內奸”給人家“提供”了及時準確的情報。如今“裏鬼”們連如何把握中國政府內部的運作規律、如何“更有效地干涉”中國內政這樣深入細緻的政治情報都手把手地教會人家了,難怪人家對成立“中美國”如此信心十足。

    順便說一句:按照“消滅國企”、“政企分開”的原則,政府部門與學術研究機構同樣應該分開。
    既然如此,那這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本身也應該在消滅之列:說你是學術研究單位吧你分明是政府機構,說你是政府機構吧你又標榜搞“學術研究”,又掌權又“研究”,難道不是不倫不類?

    你的“學術研究”成果是競爭的產物,還是權力的產物?
    你搞“學術研究”時什麼時候允許過競爭?
    “什麼時候”允許中國老百姓參與?
    “借助”權力搞“學術研究”、“不准”別人爭論的人有什麼資格指責“國有企業壟斷”、“破壞競爭”?

    國有企業即便壟斷也只影響某一個行業。而這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壟斷的“學術研究”呢?影響的可是全國所有行業的國有企業——幾個“學者”借著權力勾結外國人,不聲不響就偷偷決定了全國幾百個大型國有企業、幾千萬幾億國有企業職工、幾萬億國有資產的命運,誰給你的權力?

    這難道不比某個具體的國有企業某一方面的壟斷“嚴重百倍”?

    要人下崗的人應該自己先下崗,要破除壟斷的人應該先破除自己的壟斷,先破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國家決策的壟斷。要消滅國企,就該先消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這樣不倫不類的機構。中國要發展,頭一條就不能讓“國有企業政策性破產專家”來把持“研究發展”——自身不正,焉能正人?

    真正值得深思的是“聯合研究報告”的出爐時機——不早不晚正趕上“最後一屆”,正趕上“寧要……不要”一浪高過一浪之時。這才奇了、怪了:“改革攻堅”拖拖拉拉了多少年,怎麼(瘟政改)快下臺了“突然”像上足了發條來了勁了?早幹什麼去了?以前那麼四平八穩,怎麼如今突然什麼也不在乎,大喊大叫“冒點風險不怕”了?

    為什麼以前不敢提“冒點風險不怕”?
    其實窗戶紙一捅就破:“監守自盜的賊”如何才能在離任後不被追究?
    簡單得很:離任前暗中放它一把火,掐著點專等交接班完成之後才燒起來。這時接任的焦頭爛額救火都來不及,“哪有功夫”查自己的帳?“這樣一來”什麼贓款贓物都可以“藉口”大火推得乾乾淨淨,別人還會說:人家當班時再不濟也沒出這種大亂子,全是你這新上任的無能。

    由此可見先前的“拖”和現在的“趕”都是經過【周密策劃】的,算准了要“安排”個卸任之後的“天下大亂”,這才能確保自己加老婆孩子這些年的貪贓枉法不會被追究。沒有這招後手,(瘟政改)大權不在之後如何保住腦袋?(瘟政改)狐狸看雞圈、破產專家“研究發展”其實是戲中有戲,這淌渾水“深得很”,背後的名堂多了去啦。

    文/黎陽

    2012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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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螺旋 □

    短評/韓菲論道

    2012.2.27

    “改革”三十年,搞資本主義的“弊端”現在盡顯,解放前“人吃人”的“醜惡黑暗社會”已經重現演繹一遍,給人民群眾生動的上了一課什麼叫“三座大山”,也許這就叫歷史的螺旋發展。
    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國”前三十年勒緊褲腰帶進行創業、建設、佈局加生產,留給了中華民族用以輝煌復興的硬體,但人民思維與精神世界的轉變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輕易改變,聖人想通過文革這樣的不流血的方式“洗涮滌蕩”中華民族部分自謂為讀書人、人上人的“積弱、自卑、猥瑣、自私”(清政府毒害之深)的內心,達到適應先進生產關係的目的,結果絕大部分人領會不到聖人文革的深刻精神,最終人亡政息。
    如今“人心思變”,仁人志士反思不斷,歷史的螺旋必定向“迴轉”。如果有一天,天朝絕大多數的人民精神(文化上)世界被自信、自尊、慈儉等優秀品質充滿,再加上天朝無以倫比的生產與創新的硬體,則獨領風騷將為時不晚,試問小小寰球誰敢?

    =================================
    □ 洋奴 □

    短評/韓菲論道

    2012.2.27

    “政治原則性”的“喪失”是現在官員的普遍規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造成了招商引資往往“不顧羞恥”甚至達到“弱智”,地方官員普遍在外事方面一幅“洋奴”習氣,低三下氣,看見外夷“自慚形穢”,鬼子在國內有點事就上升到政治層次考慮問題,怕丟官帽子,出現這種愚蠢的精神問題,歸根結底怪乎誰?
    其實人民看的很明白,問題的關鍵在“核心”。清政府之所以對外“奴顏媚骨”,割地賠款,俯首稱臣,是“同樣的道理”,教科書寫了點,但是沒有寫明白,清政府的問題同樣處在“核心”,王公大臣,尤其是“核心”的那幾位蠻夷,通過鴉片貿易,割地賠款,出賣主權(經濟,金融,建造,交通,礦產、建軍等)得到了多少好處?只要自己飽,那管全家餓,“個人私欲”無限膨脹,大好江山化作幾錠元寶褲兜藏,搞成這樣江山不失,天理何存。
    至於誰如果有興趣,可以試著考證清政府軍機處及封疆大吏中的那幾位通過與外夷“相互勾結”鯨吞了多少金銀。

    =================================
    □ 懷璧其罪 □

    短評/韓菲論道

    2012.2.28

    天朝勞苦大眾經過約三十年的浴血奮戰,奪得江山,有了真正的主導權,後又勒緊褲腰帶又建設了三十年,終於擁有了屬於全集人民的巨額財產,在經過三十年的排除干擾的艱難發展,好不容易才長到成年(有了成果),如今“漢奸”赤裸裸的“勾結”洋人想通過所謂的“不改革就死路一條”的恐怖誓惡毒言奪取全集人民的資產,
    國企有罪嗎?國企是“簡單的經濟問題”嗎?
    國企“承載”的是一種公有制為主體的政治體制,
    國企是一種“無以替代”的戰爭動員能力,
    國企是執政黨穩定社會的最有力的利器,
    國企是 附著在國家力量上的倍增器。。。
    如果“漢奸”們真正通過所謂的“改革私有化”了國企,那一天真正來臨,也就是的執政黨走向“滅亡”的開始!
    看看《春秋左傳•桓公十年》 中描述:“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 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
    通過這個典故能看到什麼問題?
    內、外敵人第一步先要你的寶(經濟),
    第二部在要你的刀(軍隊),
    第三部要你的項上人頭,
    試問你tmd的給不給?要還是不知死活搞“私有”,只能命無!

    =================================
    □ (主子)明碼呼叫 (漢奸買辦帶路黨) □ (美歐操縱利比亞軍事政變模式)

    短評/韓菲論道

    2012.2.29

    “時間”對內外敵對勢力來說“越來越緊迫”,“逼得”對方開始對國內不得力的“漢奸”們進行“明碼呼叫”。前有稀拉瀝,後有唑克痢,內有“漢奸”們(注:含臥底最深的新自由主義經濟『芝加哥弟子Chicago Boys』世銀林毅夫)自己出來暴露自己,
    【歸根結底就一個主題,帝國主義快要倒斃,需要天朝為其墊背】,
    第一步“私有化國企”也就“貼上”不改革,中華民族就死路一條的“惡毒標籤”進行“隱蔽”。
    有個測試不知道准不准,如果允許私人資本參股國企,就讓他們真正的拿出(實體)黃金、白銀作為交換的股本,不知道他們願意不願意?
    別他娘的又從銀行“貸款(虛擬數位貨幣)”完成參股國企,通過產品漲價賺取暴利最終把“毒害”“轉嫁”給全集人民,這種“空手套白狼”對人民資產“剝奪”還“美其名”曰資本運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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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種 、 猛虎

    短評/韓菲論道

    2012.3.2

    “(中俄)正義與(美英以法西斯霸權聯盟)邪惡的鬥爭”已經白熱化,對敘利亞的提案“(2012/3/1)再次否決”說明兩大陣營的戰鬥鼓角已經吹響,還是那句話, 不管唯心者無論如何“粉飾”,如何堅持自己的唯心立場,世界格局都將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分裂成兩大團集”,除非有些(美奴帶路黨當權當道)民族“自甘墮落”下去,甘願做奴隸被人剝削與蹂躪(從去年的“國內漢奸們”提出的拯救對方就是救自 己的繆論,相當於舊西藏農奴甘願去救領主一樣滿腦子進水般“麻木不知羞恥”)。
    應該注意的是,敘利亞巴沙爾一定需要防止對方(美帝中情局+以色列猶太Mossad魔殺刀)玩“暗殺遊戲”,暗殺首腦一直被對方(美帝中情局+以色列猶太Mossad魔殺刀)認為是自己武器袋中最能起作用的一種方式,所以選好接班人與核心力量以防不測早準備。“置之死地而後生,陷之亡地而後存”,巴沙爾要以大無畏的勇氣秋風掃落葉般的蕩盡對方的“雇傭”與特種部隊。敘利亞現在最需要的是反特種作戰的技術、戰術與裝備。反過來看,曾遭受對方特種襲擊與即將下一輪遭受對方特種打擊的國家是不是應該向此處派遣自己一部分特種部隊,看看對方的特種是不是吹得那麼神,特種在國內練不出真本事,只有經過實戰與血與火的鍛打,特種才能真正成為國之利刃。

    對方(美帝基督教霸權+英法老帝國殖民勢力)現在在非洲採用的是“騷擾驅趕戰術”,讓你正常經營多年並有成果的經濟利益和經濟活動受到限制最終退出,(肢解分化依附戰略)蘇丹就是典型事例,經過近二十年投資建設現在到了收穫期,結果經濟果實運不回,逼迫天朝的猛虎出征咬人,陸軍這只虎早應該放出幫助黑兄弟去阻擊對方(美帝基督教霸權+英法老帝國殖民勢力)的“侵入”。沒有力量的延伸,哪能保證利益的獲取。所以航母應該儘快成軍,水陸並進經營非洲大地,海盜和強盜才能根本上絕跡,才能構築非洲的新秩序。

    ==============================

    世界上第二大的“私人公司”(其實背景未必是私人的),在這裏,引用jackrain兄的原文,“世界第二大的是美國的G4S,這個名字是因為它的前是 Group 4 Falck A/S,和 Securicor plc 合併後成立的,這是負責安全保衛的公司,就是保鏢吧!超過625000名員工,雖然一些業務重點是對銀行,監獄,機場等負責保安,G4S也在世界各地的危機中發揮重要作用。
    2008年,它又買下了Armorgroup,其中9000雇員守衛了約三分之一在伊拉克的所有非軍用補給車隊的保護。它在超過125個國家和地區為安全 提供保護,包括一些非洲和拉丁美洲最危險的地方,它提供了政府機構和私營公司的全副武裝的安全部隊,土地掃雷,軍事情報和培訓等等。

    ——————————————————————-

    結合韓非兄剛才的點評,不難看出,其實近期在非洲針對我國伸出的“黑手”背後可能就有“這幫人”,而且“數量龐大”,這也是美帝能在世界各主要地帶“張牙舞爪”的條件,人員配備眾多,正如jackrain兄所言,有多少退伍軍人都進了這個公司,這其實就是另外一種“變相”的“軍事駐紮”和延伸。


  28. 2012/10/22 於 13:21 patchpieces

    ● 颱風,太極,2011“巧合事件”——台海上空的戰略欺騙(從南海博弈看華盛頓的台海戰略框架)●

    2011-8-13

      本文基於一系列政治事件和“巧合性”社會事件去推演華盛頓的,或同時也是臺北某勢力的“台海戰略”,並不意味著本文一定認為某些事件及事件之間的邏輯聯繫是事實,是陰謀,或不是事實,不是陰謀,或都是事實,都是陰謀。
    在推演出其戰略佈署之後,對某些事件之真偽性的懷疑便可暫時懸擱,在時間能為今日歷史解密之前,無妨暫把本文在某種程度上看做——基於概率事件的博弈邏輯分析“過程”。
      
      

    …………………………2011新聞事件……………………………
      

    (1)4月27日,阿里山小火車發生翻覆“意外”,造成109名大陸遊客受傷、5名大陸遊客死亡和4名臺灣乘客受傷。經“查明”,肇事主因是左方邊坡一棵28米高的森氏櫟突然枝幹斷裂,擊中第七節車廂,造成第五、六、七、八共4節車廂翻覆。

      (2)5月10日,美國軍艦“葛羅夫斯號”在配合北約組織執行反海盜任務時,攻擊被索馬里海盜挾持臺灣漁船“日春財68號”,與海盜交火,臺灣船長吳來于遭波及身亡。美軍調查結論是吳來於與3名海盜並非遭到蓄意殺害,反海盜任務目標是逼降挾持臺灣漁船“日春財68號”上的海盜。在船上由4名美國水兵對臺灣船長和3名海盜舉行了海葬儀式。

      (3)5月24日,臺灣爆出起雲劑事件。

      (4)5月26日,中國第一個作業深度達3000米最大下鑽深度超過10000米的深海鑽井平臺——“海洋石油981”由製造方中國船舶工業集團公司交付給國家海洋石油公司。同時,中國對瓦良格號航母艦體的改裝工程進入收尾階段。

      (5)6月12日,臺灣防務部門宣佈,為因應日益升級的南海緊張局勢,臺灣將向南海所占島嶼部署導彈艇和坦克等重型武器。

      (6)6月14日,據菲律賓“sunstar”新聞網站報導,美國駐菲大使于當地時間6月14日,就不斷升級的中菲南海爭端緊張局勢表示,美國將支持菲律賓,並稱“美國在所有問題上都站在菲律賓一邊”。

      (7)6月16日,馬英九出席《郝柏村解讀蔣公日記1945~1949》新書發表會。馬英九表示,書中指出,“蔣公”除了“領導抗戰、抵禦外侮”之外,最大的貢獻,還是“制定並實施‘中華民國憲法’”,因為這部“憲法”是一部“涵蓋全中國人的‘憲法’”,當時臺灣也有選派18位代表參與制定,更是現在處理兩岸關係的重要依據。他指出,每當提到處理兩岸關係的原則,他必定會強調“在‘中華民國憲法’的架構下,不統不獨不武,九二共識、一中各表”,沒有這部“憲法”,真的很難推動兩岸關係,因為兩岸與兩德、兩韓情況完全不一樣。(2006年3月31日起,大學的胡佛研究所首次公佈蔣介石從1917年到1931年的日記內容。2009年,最後一部分蔣介石日記也在胡佛解密。)

      (8)6月30日上午傳出臺灣李登輝貪污案全案偵結,李登輝依貪污罪被起訴。(李登輝2008年8月14日被陳水扁拖下水,指稱李登輝曾經……)

      (9)7月7日,臺灣舉行多場活動紀念盧溝橋事變,馬英九致辭。

      (10)7月7日,美國會眾議長博納、眾議院民主黨領袖佩洛西等國會議員集體會見了達賴

      (11)7月17日(華盛頓當地時間7月16日11點35分),奧巴馬帶女兒在白宮約見達賴。前一天,白宮官方網站剛剛公佈約見資訊。

      (12)7月18日12時許,新疆和田市一公安派出所,一夥暴徒襲擊民警,劫持人質並實施縱火。我公安、武警擊斃數名暴徒,成功解救6名人質。事件中,1名武警、1名聯防隊員犧牲,2名人質被害,1名聯防隊員受重傷。

      (13)7月20日上午,在印尼巴厘島舉行的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高官會就落實《宣言》指標案文達成一致,並就今後工作達成一系列共識,為推動落實《宣言》進程、推進南海務實合作鋪平了道路。(中新社)
     

     ………………………………………………………………………
     
     
      剛剛過去的(2011)5-7月間,南海風雲積聚,從大勢上看,如果臺北協同北京聯手維護南海權益,則美國很難在南海發力。而進入2011年,臺灣島上最具震動力的大事件有兩個——一是塑化劑事件,二是台毒“教父”李登輝被正式起訴,而這兩個重大事件與南海問題成為熱點在時間上高度重合。
      
      塑化劑事件是多年來對臺灣社會穩定構成重大威脅的唯一一次非自然力事件、非“政治性”事件。這一事件在被揭發之初,臺北政府也可以採取低調方式暗中處理,實施“危機控制”防止負面效應擴散,以不致於引起社會恐慌。但從事件“暴露”之日算起,幾個月來,事態仍有“可以”被繼續放大的勢能,所造成的後果“可以”更為嚴重;它也“可以”隨時被壓制,把間接經濟損失和對社會造成的負面震動限制在一個臺北政府完全可以控制的範圍內。而從時間進程上看,塑化劑事件“恰巧”與南海問題升溫在時間上高度重合——塑化劑事件被爆出之日只比中國深海鑽井平臺交工早2天,同此時,中國改裝瓦良格號航母的工程正緊鑼密鼓且被輿論爆炒中,而到7月底南海風波漸止,起雲劑事件也恰巧走向平靜。
      
      如果說在這種“巧合性”背後的確有某大國(美帝)勢力在起著引信作用和放大作用,那麼這個某大國(美帝)對中國的“南海示強”(按照東方評論員的概念)行動就一定是有預判的(或者出於純粹的智庫研判,或者在北京有情報管道)。無論塑化劑事件之爆出程式與某大國有關與否,客觀上,塑化劑事件被“強力度”直接爆出都對臺灣產生了警告效應——某大國有能力,也有準備以巧力重擊臺灣經濟,引發社會問題,並由此改變台島的政治格局、選戰形勢,所以在南海問題上,臺北不得配合北京行動……與事件相配合的還有“事態”層面的操作——塑化劑事件讓台島民眾心理及社會氛圍陷於恐慌狀態,不敢“起事”,尤其針對美國的強勢霸權不敢“起事”,也遂使得台島媒體無力、無意生產可以配合“北京南海行事”的輿論,而傳媒輿論消極退縮,反過來又壓制了台省民眾的南海訴求。很可能,馬英九政府沒有被某大國勢力的這一威壓所制服(動向上看,臺北仍有出擊南海的意圖或至少表面意圖),或者還可能馬英九提出了更高要價,而某大國勢力也需要維護台島目前的選戰格局(國民黨藍營“略為”占優),於是另一個“巧合”性事件發生了——6月30日,李登輝貪污案全案偵結,李登輝依貪污罪被起訴——這是某大國勢力給馬英九及藍營的一個“大禮”(某大國勢力“明確”允許臺灣司法系統起訴李登輝),而要理解這個內容比較複雜的“大禮包”,就要分析某大國勢力的“台海戰略”有著怎樣一個框架,它又是這樣形成的——
      
      進入2006年,隨著大陸對臺灣的經濟籠絡政策逐漸生效,並效果加大,台毒勢力大勢不保;同時,中國反台毒輿論增漲,2005春,全國人大通過《反國家分裂法》也從博弈邏輯上“否決”了台毒政客的“膽氣”;
    此外,美帝全面打擊前南斯拉夫,侵略阿富汗、伊拉克——美帝這些連續的稱霸戰爭(侵略戰爭的新形式)也加深了中國人民對美帝的不信任;
    加上陳水扁貪腐案在其05年5月20日卸任前已經呈現……
    這些因素都“促使”華盛頓“修改”其台海策略,“於是”2006年3月31日,“蔣介石日記”在美國開始公佈,某些勢力意圖“借此提升”國民黨在大陸、台島的聲望,而美國針對中國選擇“顏變”路線的“意圖”開始增加。蔣日記不是一次性開放、而是在數年中逐漸公佈的——如果華盛頓沒有對日記內容做刪減或篡改操作,也一定是先由美國智庫針對蔣日記做“戰略分析”,在確保“有利於”美國戰略部署,保證美國在台海政策上贏得先手的“前提”下,再行公佈日記內容,並“利用”日記內容及民間相關的好奇心、叛逆情結製造政治影響。
      

      參考下述歷史事件上演之時間順序,不難看出華盛頓之所以在台海-中國問題上弱化台毒路線,強化“顏變”路線的“理據”——
     

     …………………………台島政治大事件回顧…………………………
      

    2000年的選舉中,國民黨分裂,陳水扁以39.3%的支持率勝選,實現台島首次政黨輪替。
      2002年8月起,發表一系列台毒言論,鼓吹“一邊一國”論。
      2004年,陳水扁在319槍擊事件後以微弱優數擊敗連宋,“意外”獲連任。
      2005年,(a)中美之間因臺灣問題,對抗開始升級。(b)高捷弊案,陳水扁面臨信任危機。(c)2005春,全國人大通過《反國家分裂法》。(d)2005年底,民進黨在“三合一”選舉中慘敗。
      2006年3月31日,大學的胡佛研究所首次公佈蔣介石從1917年到1931年的日記內容。
      2006年5月20日,陳水扁卸任,特偵組立即分案偵辦機要費案,並將陳水扁列為被告。

      2010年11月26日,連勝文在競選晚會上遭遇槍擊,經搶救生還。
      
      同期美國的重大行動:
      

    2001年9月7日(“9•11事件”前幾天),英國石油公司(BP)宣佈退出中國的“西氣東輸”工程。
      2001年10月7號,美國開始對阿富汗塔利班進行了大規模轟炸
      2001年,『上合組織』成立。
      2003年3月美英聯軍大規模軍事打擊薩達姆政權。
     

     ……………………………………………………………………………
      
      那麼,“起訴李登輝”作為華盛頓給台島藍營的“大禮包”,其中會藏有什麼大致內容,就隱約可測了——李登輝不僅是台毒“教父”,對台島選戰進程來說,李登輝這個幕後人物還是一個不確定因素,那麼起訴李登輝之後,基本可以壓制住台島各政黨的台毒立場,還能保證選戰在“常態”下進行,也在華盛頓可以預研、遙控的範圍內進行,即華盛頓希望台島演繹一場火熱的、不獨的、文明的選戰表演給大陸民眾看,而即便民進黨在最後關頭獲得優勢,華盛頓也有辦法為台島選戰加上一根“美國稻草”,保證馬英九和國民黨獲勝。當然,按照華盛頓的戰略程式,李登輝在2011年此時也應該到了被起訴的時機了,華盛頓贈送給國民黨藍營的只是一個“明確性”而已,但僅只這一“明確性”也足以對馬英九陣營贏得選戰大勢構成直接支持了。但是,李登輝也只是被起訴,距離案件審結還遙遙無期,到明年春季選戰結束前,華盛頓仍然可以利用李登輝這張牌隨時制約國民黨和馬英九,也仍然可以選擇實質性地支援台毒,或策略性地臨時支持台毒,這就要看全球局勢如何演繹變化,而華盛頓的“中國戰略”要不要做相應的變更(或者程式性變更)了。
      
      如果說冷戰局面下,台島政治勢力還寄望於兩大陣營的大博弈過程能夠產生機會,改變中國政治的局域環境,從而它有機會重返大陸,那麼冷戰結束後幾年,北京改革開放,民心趨穩,89年後的中國政治全面進入經濟層面去運作,民眾的政治敏感度大為降低,又隨著中國經濟進入增長軌道,從而台島政治勢力幾乎“完全失去”了渡海入京的前景,這就導致了,也加深了台獨傾向,陳水扁遂“應運而生”,啟動了“台毒通道”。同時,不能說在“臺灣式民主”背後的台毒傾向沒有華盛頓的影子,對於華盛頓,“台毒通道”是“應需而生”。臺灣國民黨由於在大陸有其前身,有故事可以追溯(雖然乏有照亮史書的故事),它天生就是“統派”,尤其在與作為它的反對派的綠營的競爭中,它需要著意去選擇與綠營相異的立場。那麼反過來,綠營的策略就變成“耍賴式”,硬性去撕裂台島社會。
      
      中國“入世”後經濟向右滑行,美帝企圖以經濟、金融為平臺實施“經濟和演”兼金融打擊、經濟掠奪,然而隨著美國步入金融-經濟危機,華盛頓的“遏制”政策從暗中升到臺面,台島似乎又一次看到了“胡漢三情結”的可能前景(“我胡漢三,又回來了”),外觀形象還不錯的馬英九也更適合美帝的需要了,於是國民黨抱起馬英九順利上臺,而隨著美國經濟走向危機,遏制中國的力度加大,臺灣藍營的“胡漢三情結”更萌萌欲動,而美帝也加重了“不允許台毒”的真假立場。但在全球大博弈中,美帝需要不斷與北京交換籌碼、換算籌碼,台毒立場也並沒有被華盛頓真正放棄。
      
      由於中國大陸的“反對派”們不易成勢,海外的“(普世派美分帶路黨)民運派”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