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日本當局制定了強迫臺灣人「皇民化」的方針,要把「日本國民精神」「滲透到島民生活的每一個細節中去……」,其目的在“消滅”臺灣人的漢人意識~~用今天的話說,就是要剔除臺灣人的「大中國意識」,“消滅”中國語言、文化、文字、宗教信仰,代之以日本語言、文字、姓名、神道信仰等等。
「皇民化」是以強烈的“洗腦手段”進行的強制性同化運動。據研究,它的驚人的效果,不是來自懷柔,而正是來自“強烈的民族歧視”所造成的“劣等感”。四十年的歧視統治,使被殖民者確定了自已無可改變的「劣等」地位化;“皇民化運動”就是在這優、劣差等的定局上,日本人特別開啟了一道虛構的門,即「皇民煉成」,提供「劣等」的島民一條「救贖」之道,一線“翻身”的希望,即努力修煉「日本國民精神」,從卑賤不堪的「支那」的一切脫皮而出,化為潔淨、順服、謙卑的「天皇之赤子」。這於是引發了一部分自信「卑賤」的奴隸們「皇民煉成」的歇斯底里。
著名的皇民小說《道》,以身上中國的血流為大恥,至死要修煉成一個完全日本人的思想和感情,就是箇中的典型。
歌唱「同期之櫻」的老人們:“皇民化運動”的傷痕
楊威理寫的《雙鄉記》(人間出版社,一九九三),從一個角度看,是研究臺灣被日帝殖民地化過程中造成臺灣人重大心靈創傷的重要材料。書中細膩地記錄了殖民地臺灣知識份子在成長過程中心靈、人格的曲扭和挫傷。被殖民者在殖民統治結構中,感受到統治者的強大、文明、開化;感到自己的落後、粗野、弱小;感到臺灣話野蠻,日本話文明,感到日本人說臺灣人愛吃豬肉、講話嚷嚷、不講衛生是事實,而自慚形穢。
在具體生活中,殖民地臺灣到處充滿著對臺灣本島的“制度性歧視”,生活中到處明白地確定被殖民的「支那」臺灣人是劣等、污濁、卑下的人種,無從改變。
這種長期、無從改變的劣等地位和劣等感,一方面激起“不甘屈服者”的抵抗,但一方面也帶來屈服、苦悶、抑鬱,更帶來對壓迫者的諂媚、逢迎,甚至甘為“爪牙”,“欺淩”同胞以求統治者的歡心。
二戰期間,臺灣成了日本侵攻華南、南洋各地的軍事和工業基地。1937年,日本全面攻打中國,日本人開始擔心領台42年後仍然強烈地以漢人自居的絕大多數臺灣人在戰時對日本的忠誠。缺乏台人絕對的忠誠,日本就無法安心地使用基地臺灣,無法放心動員臺灣的人力以役使於戰爭。
因此,1937年9月,日本當局制定了強迫臺灣人「皇民化」的方針,要把「日本國民精神」「滲透到島民生活的每一個細節中去……」,其目的在“消滅”臺灣人的漢人意識~~用今天的話說,就是要剔除臺灣人的「大中國意識」,“消滅”中國語言、文化、文字、宗教信仰,代之以日本語言、文字、姓名、神道信仰等等。
「皇民化」是以強烈的“洗腦手段”進行的強制性同化運動。據研究,它的驚人的效果,不是來自懷柔,而正是來自“強烈的民族歧視”所造成的“劣等感”。四十年的歧視統治,使被殖民者確定了自已無可改變的「劣等」地位化;
“皇民化運動”就是在這優、劣差等的定局上,日本人特別開啟了一道虛構的門,即「皇民煉成」,提供「劣等」的島民一條「救贖」之道,一線“翻身”的希望,即努力修煉「日本國民精神」,從卑賤不堪的「支那」的一切脫皮而出,化為潔淨、順服、謙卑的「天皇之赤子」。這於是引發了一部分自信「卑賤」的奴隸們「皇民煉成」的歇斯底里。
著名的皇民小說《道》,以身上中國的血流為大恥,至死要修煉成一個完全日本人的思想和感情,就是箇中的典型。
“皇民化”的目標在於把臺灣人“改造”成拋棄漢族認同、「忠勇無雙」的「天皇赤子」,成為侵略戰爭愚忠而馴服的工具。1942年,臺灣施行陸海軍「志願兵制度」,1944年9月,進一步實施了「徵兵制」,把三十萬人以上的臺灣青年以軍夫、軍屬、軍人的身份徵調到遼闊的中國大陸和南洋各地,為日本的侵略戰爭服務,充當炮灰。但穿上日本軍裝,開赴戰地,成為天皇軍隊的臺灣日本兵戰鬥員、後勸人員、工技和農技人員、軍中伙夫、交通運輸,在面對被日軍蹂躪的華南、南洋人民之時,感受到了終於「煉成」而為日本人(兵)的「威風」,少數一些人,甚至以日兵本的身份參與了殺人、拷問、搶掠、強姦等罪行,並且在這些罪行中體驗了「天皇軍隊」的“身份”,在以被害者(即被殖民者)與加害於人(即侵略軍)的過程中,緩解了「優越」被殖者的劣等感。而這以加害他人來”治癒”自己劣等意識的構造,又使加害的行為愈趨兇殘,罪孽愈深。至於極少數一些充當日本人通譯,當上軍曹、士兵,甚至下級軍官的臺灣人,其陶醉在日本化的「感激」、恣殘虐於人而逞假日本人的優越意識,種種言行,有不忍聞問者。
這是為什麼有近百名臺灣人日本兵被國際法庭判處死刑,至今被奉祭在日本東京的「靖國神社」。
1945年8月15日帝國戰敗。「臺灣人日本兵」在大陸各地和南洋各地迎接戰爭終結的體驗,也是十分複雜而辛酸的。有些「煉成」「皇民」的意識較深的,感到日本應該尚能一戰,何至投降,覺得不服氣,為日本戰敗感到惋惜。當然,有一些人聽說日本人戰敗,自己恢復了戰勝國中國的國籍而高興不已。也有一些在盟軍收容所裏,尚未遣返,就迫不及待地辦刊物,熱情討論如何建設故鄉臺灣,建設新中國。當然也有很多人感到茫然。但戰事結束,可以回家團聚,總是可歡喜的事。然而把自己當成日本人而想為日本戰敗一哭的人,發現部隊已經把他分出去,告訴他他已不再是日本臣民,請他到另外來收臺灣人的營地集中。他於是也喪失了為帝國慟哭的立場。那些為恢復中國籍而高興的人由於昨日還是中國人民和南洋人民的敵人,而在中國大陸、南洋遣返過程中,遭到當地人理所當然的白眼……
臺灣人日本兵的遣返,也是曲折而辛酸的。在盟軍司令遣返日俘的作業保證和國民政府聯日反共的政策下,日本兵從各戰區遣返日本的作業,安全而有效率。而各地臺灣人日本兵的還鄉,由於複雜的政治情勢和國民政府認識不足,反而一波三折。不少人蹉跎數年才回到臺灣來。
回到故鄉的臺灣人日本兵,固然不可能受到英雄式的歡迎,更沒有理由領取分文慰問補償的金錢,當然也不曾受到任何“歷史清算”。但當陳儀集團的惡政開始引起台人普遍的反感,終至爆發1947年的2月事件時,也有很少數的臺灣人原日本兵重新把日本軍服穿上,和「支那人」(外省官僚)對抗。當然,他們很快就被壓服下來了。
多少自覺曾經“夥同”日本侵略、敵對過中華民族的這些“原日本兵”,在往後的歲月,也就默默地在生活中沉浮。隨著臺灣經濟發展,日、台交流的頻繁,很多人和在日本的復員軍人組織聯繫上了。他們在類如「戰友會」的組織下,相互往來,一起喝日本燒酒,含淚高唱「同期之櫻」,用拙劣的日本話和日本人前士官長、班長、長官、同僚苦話別後。「皇民煉成」的情結又開始無忌憚地“復活”……
一直到八零年代,原本在私下醞釀的、要求日本政府對這些臺灣人原日本兵給予賠償的運動,浮到臺面上來。第一批到日本請求賠償的一位陳先生告訴我,在去日本一路上,他和團員都想像著老長官、國會議員和日本政府一定會流著熱淚擁抱他們這些離失多年前袍澤、同胞,從而快速通過立法,賠一大筆錢,好讓他們度過安適的晚年。但日本當局和過去曾多次在東京、在臺北一塊喝燒酒、吃生魚片、共唱「同期之櫻」的戰友會老長官,都冷著臉、皺著眉說,日本早已不把他們當成帝國的公民,沒有資格享受帝國給予日本複軍人的優渥的福利與恩給。
他們始而驚訝、失望,繼而悲念。他們開始向日方索取戰時積欠給他們的軍餉和未曾償付的軍中郵政儲金。但是雙方對賠償的幣值見解相去天壤,至今談不攏來。「現在我們是向他們要債。欠債還錢,天經地義。」陳老說。
他們很不諒解:為什麼打仗的時候,說他們和其他日本人一樣是「天皇赤子」,「內台如一」(日本人和臺灣人平等),要賠償、補償就推得乾淨。他們說「日本國民精神」講信義,看來是騙人的……
然而,內心深處,這忿怒還是來自“日本認同”的挫折。在我的採訪中,不少人承認他們一直是見到日本人“特親切”,聽到日本話“特高興”。
看到他們對日本的愛恨交織,深深感到“殖民地心靈”的“曲扭”與複雜,遠遠不是簡化的邏輯可以處理的。
當然,一般說來,受到“皇民化”洗禮的臺灣人精英階層,他們的處遇就比這些農民、小市民出身的原日本兵幸運得多了。在國際“冷戰”和“國共內戰”的結構下,他們輕易地“規避”了對於他們「效力」日本的歷史之“清算”。時至今日,這殖民地精英中的秀異者,在當代臺灣朝黟政治、工商、產業諸領域中,佔取了領導性地位。一九八零年中後,舊殖民地時代遺留下來的舊「效力派」精英迎來了恐怕自己都不曾料想的第二個春天,揚眉吐氣。
值得注意的是,以“反華”、脫華、反共為主軸的、廣義的“皇民主義”,在臺灣政局中發生了「隔代遺傳」的現象。完全不曾接受過“皇民化運動”直接影響的一代人,有一些人在“反華”、反共的政治上,“歌頌”馬關割台的歷史,在選戰宣傳車上當街播放日本軍國主義的「軍艦進行曲」,仿日本室的「菊之禦紋章」設計八瓣菊旗為「新國家」的「國旗」……
於是,人們在看到臺灣的「主體」論、「政治實體」論、「獨特性」論和「獨立」論空前地成為主流論述的同時,對於日本將臺灣殖民地化的歷史所遺留而未加以絲毫清理的精神、心靈、文化的挫傷,非僅視若無睹,而且對於「臺灣主體」論以迄「獨立」論其實就是這挫傷之本身、之再蓄膿的事實混然不覺。這才是臺灣的「後殖民論」的嚴重的盲點。
而每次偶爾在臺北的街頭,看見頭戴日本陸軍或海軍戰鬥帽,有人甚至還在後腦掛著遮陽巾的老人,踽踽而行,我都很難於不感覺到他們是臺灣的曲扭的歷史所造成的、至今不曾愈好的傷口,心情愴然。
文/陳映真
《新新聞》 1998。02
文/YY 2004-2-19
YY在大一時,「中國近代史」的老師是黃季錄先生,黃先生曾當過國父的秘書,早年留學日本,據黃先生說日本處心積慮想侵略中國,從小學教育開始,就灌輸日本國民「支那人是一個低劣的三等民族」的思想,從這個教育體系成長的日本人對中國人的觀感可想而知。
日本留學生首當其衝,本來中國人跟日本人外觀相差不多,可是因為有條辮子,就成為明顯的目標,到處受到污辱,所以清末日本留學生是最先生憤而剪掉辮子的,最反日的也是日本留學生。
美國有部很有名的電視連續劇「根」,劇中農場主人在家虐待、強姦黑奴,星期天卻去教堂,聽牧師講道,「愛你的鄰居、愛你的敵人」心中卻無任何愧疚,因為在這些白人心中,這些黑人只是牲畜,並不是人。
所以二次大戰日本人在大陸燒殺奸淫沒有什麼“罪惡感”,因為他們把中國人當成一個“低賤的民族”。
台灣在日據時期,無可避免的,這些「清國奴」受到嚴重的歧視,經過長時期的歧視,再加上經濟、政治上的弱勢,引發了一干台人自覺慚穢,默認自己是低賤的人種。
二次大戰時,為了要台人的效忠,開始推行「皇民化」,“皇民化家庭”首先做的就是「去中國化」,燒祖宗牌位、改日本姓氏、拜日本神道。“皇民化家庭”頓時成了「天皇的順民」、成了「台人的貴族」。
從心裡學的層面看,一旦“奴才”翻身,一舉一動一定“模仿主子”、以主子為規皋,這種婢學夫人的“嘴臉”,還可以從一些“老皇民”身上看到。
日據時代是嚴禁台獨運動的,到了日本快投降時,才跟台獨運動掛勾。
二二八跟台獨運動關係不大,只是搞台獨的人利用二二八來挑撥族群從中獲取政治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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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後臺灣史記》第一章– 「認識臺灣」應從「認識日本」開始
<日本右翼歷史觀批判研究>
(王向遠著作集第十卷)
第一章 戰後右翼歷史觀形成的根源與背景——右翼勢力、右翼思潮與戰爭認知問題
一、右翼歷史觀的古代淵源
二、現代軍國主義思潮與右翼歷史觀的形成
三、戰敗後右翼的蠢動及右翼歷史觀的“復活”
四、冷戰後知識右翼的“猖獗”與右翼歷史觀的“擴散”
第二章 右翼歷史觀“死灰復燃”的標誌—林房雄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
一、作為老牌右翼分子的林房雄
二、解掉兩個緊箍咒
三、“大東亞戰爭百年戰爭”論的展開
四、“縱然失敗卻是無悔”
第三章 一本全面徹底的為侵略歷史“翻案”的書——中村粲的《走向大東亞戰爭之路》
一、寫作宗旨:為洗刷“汙名”而篡改歷史
二、以種族戰爭史觀粉飾侵略
三、所謂“當事雙方都有幾分責任”
四、對十五年侵華戰爭的全面翻案
第四章 “惡魔的思想”——渡部升一、穀澤永一的思想
一、對“反日的日本人”的“告發”
二、所謂“國益論”和“新憂國論”
三、“誰把歷史弄成這樣?”
四、所謂天皇“無責任”,戰爭“有外壓”
五、“敬告韓國中國俄國美國:日本沒有戰爭責任”
第五章 “喬裝打扮”的軍國主義史觀——藤岡信勝所謂的“自由主義史觀”
一、藤岡信勝與“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
二、所謂“自由主義史觀”的“自由”
三、“自由主義史觀”的根源與構造
四、“自由主義史觀”的虛偽本質
第六章 歇斯底里的“免罪情結”——法學博士小室直樹的“無法”的暴論
一、“天皇教”的狂熱信徒
二、反共與反華
三、搬弄“國際法”為侵略免罪
四、不容忍任何道歉和謝罪
第七章 “南京大屠殺”抹殺者的第一隻黑手——田中正明的“虛構”與“總結”
一、曾做過松井石根秘書的田中正明
二、所謂“帕爾博士的日本無罪論”
三、《南京大屠殺的虛構》的虛構
四、“南京大屠殺否定論的十五個論據”的虛偽
第八章 作為一股右翼思潮的南京大屠殺“抹殺論”——東中野修道等抹殺論者的猖獗
一、鈴木明的《南京大屠殺之幻》
二、阿羅健一、歃本正己、富士信夫的抹殺論
三、南京大屠殺抹殺論形成了一種思潮
四、新一代抹殺論者的“旗手”東中野修道
五、抹殺論者在史實面前註定失敗
第九章 “皇國”史觀的集大成——西尾幹二的《國民的歷史》
一、《國民的歷史》暢銷的背後
二、與中華文化絕緣的“一萬年日本文明史”的虛構
三、對侵略歷史的全面美化
四、唯我獨尊的“皇國”史觀的復活
第十章 右翼歷史觀的教科書化——《新歷史教科書》及教科書的“改惡”
一、戰後歷史教科書的右翼化軌跡
二、右翼團體“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的成立
三、《新歷史教科書》對侵略歷史的歪曲
四、推動教科書進一步“改惡”的三浦朱門
第十一章 右翼歷史觀的通俗化、大眾化——小林善紀的政論漫畫《戰爭論》與《臺灣論》
一、右翼勢力的“廣告塔”
二、鼓吹戰爭、美化侵略的《戰爭論》
三、老調重彈、變本加厲的《戰爭論2》和《戰爭論3》
四、歌頌日本殖民統治、鼓吹台獨的《臺灣論》
第十二章 右翼歷史觀與靖國神社問題——靖國神社參拜“正當”論
一、靖國神社的本質
二、加地伸行等人的“日本乃神國”論
三、大原康男等人的中國“干涉日本內政”論
四、小林善紀的《靖國論》
第十三章 右翼歷史觀對中國歷史教科書的“逆襲”——右翼文人的“中國反日”論
一、古森義久對“中國反日”的報導和渲染
二、勝岡寬次對中國“反日教科書”的“徹底批判”
三、“中國反日”論的其他鼓噪者
第十四章 從中國歷史觀到中國現實觀——「中國黑暗論」、「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
一、岡田英弘的中國歷史“黑暗論”
二、中島嶺雄的「中國黑暗論」與「崩潰論」
三、長谷川慶太郎的「中國崩潰論」與「中國威脅論」
四、杉山徹宗等人的「中國威脅論」
本書研究的是日本右翼及其歷史觀的問題,對歪曲和篡改歷史的日本右翼歷史觀做了深入的剖析。讀完這本書之後讀者會明白,原來那些大放厥詞的政客站在政治舞臺上為歷史翻案的發言是有一整套右翼歷史觀作支撐的,而右翼歷史觀的構建者和系統表述者則是民間身份的一些教授、學者所構成的右翼勢力。換言之,在日本當代學界和言論界,為侵略歷史翻案已經形成一種不可忽視的社會文化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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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權城市》點名聯邦(自由時報林榮三) 炒地牟利
顏玉龍/新北市報導
2011-02-17 中國時報
土地炒翻天,鄰近台北市東區的新北市汐止區也成矚目焦點,已有預售案成交價一坪四十萬元以上,讓早期養地的大財團「出現」解套的契機,但也再次引發山坡地開發,以及財團以農民身分買農地開發的爭議,其中以「聯邦建設」的“瓏山林”建案最具「代表」。
《金權城市:地方派系、財團與台北都會發展的社會學分析》一書中,台大教授陳東升認為財團購買農地、山坡、工業用地,並利用“變更地目”營造高額利潤,是“基本炒作手法”。他進一步點名「聯邦建設」,指(自由時報)林榮三在七十六年買下汐止十八甲“林地”,每坪公告地價二、三千元,“變更地目”並推建案,每坪售價十五萬元,獲取幾十億元利益。
陳東升在書中提及,「瓏山林有一部份是承租國有林地,透過公有地放領取得土地所有權,接著申請“山坡地”的開發,(再)變(更地目)為丙種建地。白匏湖二百多甲土地來源,一是林榮三長子林鴻聯以“自耕農”身分承購三百多筆農地,另一部分是林榮三的三子林鴻堯向國有財產局承租林地。」
由於瓏山林完工後,須向汐止鎮公所申請「未損害公共設施證明」,《廖學廣的獨立時代》一書中寫道,「建商賣房子賺大錢,鎮公所沒有義務為建商擦屁股」為由,將申請案打回票。「幾經洽商,最後雙方達成的協議,由林榮三捐贈一座綜合運動公園給汐止鎮,鎮公所同意綜合運動公園以林榮三命名。」
不過,公園設計圖完成,也整好地等著林榮三來蓋公園,最後卻沒著落,廖學廣出手反撲,在競選連任時,發出在白匏湖山區設置垃圾場的文宣,並取名為「榮三垃圾場」。
「林榮三發動旗下《自由時報》,在鎮長選舉投票前最後兩天,將駐汐止鎮的記者召回總社,配合社長、總編輯發稿,全力圍剿廖學廣。廖學廣也不甘示弱,召開記者會一一點名林榮三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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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週刊>被砸/(本土黑幫)天道盟太陽會13人成擒 廖學廣關狗籠案主嫌在內
東森新聞 2002/10/22
社會中心/綜合報導
「壹週刊」辦公室本月6日被黑道分子砸毀,引起社會各界重視,警政署22日規劃全國大掃黑,警方針對「天道盟」太陽會桃園龍潭組、台北萬華組、基隆仁愛組展開全面搜索,合計逮捕13名嫌犯,起出「太陽集團」制服、改造手槍等贓物。
刑事局與台北市刑警大隊兵分多路,由士林地檢署主任檢察官陳國鳴指揮,22日凌晨在基隆市、台北縣、桃園縣同步行動,逮捕基隆仁愛組組長謝金峰等13名嫌犯,其中,綽號「阿風」的謝金峰在「天道盟」名氣響亮,涉及85年立委廖學廣狗籠案,曾經逃亡泰國,後來被警方緝捕回國。
警方調查,某週刊報導「天道盟」新、舊太陽會搶地盤風波,引起舊太陽會不滿,屬於舊太陽會的桃園龍潭組、台北萬華組、基隆仁愛組,分別接獲越洋電話指示,本月6日在某週刊位於台北市內湖區的辦公室附近集合,20餘名男子一起穿上「太陽集團」黑色制服,持木棍、鐵棒把某週刊辦公室砸毀。
行兇過程中,龍潭組的嫌犯黃鑫,涉嫌搶走某週刊大樓保全員的手機,而這支手機就是警方破案的關鍵,警方從通聯紀錄中,釐清案情,並逐一收網逮捕嫌犯。
至於傳真給各媒體,揚言要把某週刊趕出台灣的桃園龍潭組組長「文哥」梁瑞文,目前流亡柬埔寨,台北萬華組組長「鐵霸」曾盈富、曾盈進兄弟,則在大台北地區流竄,警方正擴大偵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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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囤地 房價飆漲 新莊人嘆:買不起新莊房子
林金池/新北市報導
2011-02-17 中國時報
如果說高房價起因於財團囤地,「聯邦集團」林榮三近卅多年來在新莊默默購入大批土地。新莊副都心房價每坪飆漲到五十萬,地方人士說,「新莊人買不起新莊房子,這不是很諷刺嗎?」
新莊副都心近年來土地價格炒翻天,看似財團建商各顯神通、各自購地,但當地人都知道林榮三才是最大地主,早在民國六十七年左右,林在當地四處收購農地,平均每坪價格五百到兩千元不等,地方人士說「當年中港路底全是水田,買地就拜託農民划船在四周插上紅旗子,就能看出土地多大。」
地方人士說,林榮三買地是有專業的「牽勾仔」幫忙,地方人士說,有位綽號「X吉」的兒時玩伴負責幫他牽線買地,人家不要的低窪水田,林榮三全部收,卅多年下來成為新莊副都心最大地主。
據了解,林榮三太太林張素娥名下土地,至少超過一萬坪,如果加上登記在其他親戚名下土地,囤積了大量的土地,以每坪兩百萬元計算,市價超過數百億元。
財團囤地炒作,造成房價水漲船高,如今新莊副都心房價每坪漲到五十萬,周邊更充斥一大片未開發,卻被炒上天價的素地,不少地方人士說,「新莊人買不起新莊房子,這不是很諷刺嗎?」
地方人士認為,未來只能寄望新北市府大刀闊斧,重新恢復課徵空地稅,遏止財團建商炒作房地產歪風,藉此加速重劃區開發,增加供給降低房價,才能讓小老百姓安居樂業,否則將成了財團囤積土地、炒作房價的幫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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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政府消失的公文與馬英九“遲來”的“震怒”
日前,經過3年的盤點,馬政府終於數清扁政府交接時不見了36,000件公文。據說,馬英九為此在國民黨中常會上三次“震怒”。
扁政府時代為何“消失”了那麼多公文?
是“有心”還是無意?
對臺灣的影響如何?
民進黨應該如何“交代”、對其後續影響如何?
馬英九的震怒是自然還是“刻意”?
是否如民進黨高層所說是正在追殺?還是栽贓陷害?
這些消失的公文該不該追?怎麼追?追到何種程度?
對國民黨選舉有幫助嗎?
首先,扁政府時代的公文是如何“消失”和“為什麼”消失的。
其實,看看扁政府政權交接前,僅總統府就購進57台先進的碎紙機。這就註定會“消失”許多紙質的東西,被粉碎的是否包括消失數量龐大的公文,不得而知。但如果是手紙,肯定無需這麼先進的碎紙機的。如果說消失的公文僅僅是拿回家忘記交上來,或者是轉交給其他單位,沒有造冊登記,都是說不過去的。如果是有意轉移、藏匿、“銷毀”,則必有其主管“目的”。
據臺灣各界的多種猜測,比較靠譜的,無非是:
一、五部會首長個人認為不方便交接的,比如檔會留下決策的過程、決策的動機和目的。其中,並非都無瑕疵或公而無私;
二、集體意識和決策,因含有政黨因素或者有太多權宜之計,不能作為經驗傳承,而被下任政府延續。如,指令不恰當的監聽,荒唐離譜的任命、約見等;
三、任內接獲相應情資應當立即處理,而沒有處理,賣好一些個人或團體,或者攜帶出“宮”,以便讓別人感恩或懼怕的;
四、即便認識到這些公文對臺灣政府延續是有益的,但對自己短時間拿回政權沒有信心,又不甘心讓國民黨對情況有全面、系統地瞭解,要看國民黨笑話,甚至希望國民黨因此做不好,而趕快下臺。但無論哪種情況,看看扁政府離任前,幾十台碎紙機連夜運轉,就像電影裏面,一個政府“垮臺”前,忙著“焚毀檔”、轉移資產的場面。
所以,無論什麼目的,都凸顯了,扁政府置臺灣整體利益於不顧,不想讓國民黨分享這些本應分享的政府資產。也證明了,臺灣所謂的政黨輪替不像政府內部交接,倒似敵國佔領。
其次,民進黨高層對“消失”數量龐大公文的態度。
如果一個負責的政黨,一個以整個臺灣人民利益為依歸的政黨,當發現自己政黨執政時,居然有這麼“離譜”的事情。第一時間,就應該汗顏,向全民道歉,並聲明敦促本黨同志配合調查,厘清對臺灣的影響。
遺憾的是,民進黨高層的反應,卻有這樣幾種態度:扁政府交接時,並沒有丟失這些公文,馬政府純屬栽贓陷害;馬政府盯住公文不放是轉移執政無能、進行政治追殺;最不激烈的反應,也僅限於:即便這些公文丟失是真的,但馬政府該早查的不查,到大選不到一年的時間再查,時機不對,想影響選舉。儘管這些反應,符合民進黨的一貫邏輯、作風和格調,但也不能侮辱全民的智商:是不是馬政府自己銷毀公文或造假,進行栽贓陷害一目了然;如果是事實,就不能叫政治追殺;即便懷疑馬政府查證的效率,這也不是民進黨有資格質疑的,因為民進黨執政時,丟失的公文太多,馬政府人工比對耗時費力,而且一件弄錯,豈不是給民進黨更多口實?即便需要質疑馬政府的效率,也只有民眾才有這樣權利。
再次,說說馬政府的震怒和效率。
馬政府盤點3年才搞清丟失了多少公文,儘管理由是數量大、人工比對慢,勉強說得過去。但特偵組從陳水扁辦公室查扣的幾十箱公文,是怎麼流出的?以及扁政府卸任前,那些工作人員使用碎紙機、粉碎了一些什麼總是應該知道的吧?所以,馬英九的震怒自然是應該的,畢竟這是損害的是全臺灣人民的利益。
但應該震怒的不僅僅是馬英九,民眾也許更有理由震怒。民眾對扁政府應該震怒的是,其對體制和制度的“無視”和“破壞”,政黨惡鬥居然置整個臺灣的利益於不顧;
對馬政府的震怒,大概是上任這麼久“沒有”展現相應的魄力。馬英九震怒得儘管“晚了”一些,但如果堅持查,起碼能夠大致厘清誰丟失的、怎麼丟失的、丟失的大致是什麼公文、對臺灣的影響是什麼。
最後,追查扁政府丟失的公文,對兩黨的影響會是如何。
按照馬英九的個性,如果對臺灣的整體利益影響不大,相信其也不會過為己甚。其作用無非是借此建立和整飭公文制度,讓政府像個政府。至於對民進黨有無打擊的效果,即便有,按照目前臺灣的政治生態,也極為有限,只不過是臊臊民進黨執政時時任高官、現在仍然“風光無限”的“政客”的面皮。
要說真正能夠傷害到民進黨的,還是他們自己,因為,民進黨高層對這一事件的態度才是檢驗品格和責任的試金石。而國民黨如果能夠不要抱著溫文爾雅一副君子狀,大刀闊斧地做自己該做的事才是改變和提升自己形象的契機。因為追查公文並不能讓民進黨失去他們原有的基本盤。只要臺灣政黨輪替今後繼續有這樣公文“莫名其妙”地“大量消失”的狀況,對岸不但不必將“各懷鬼胎”的雙方輪流執政臺灣當回事,其他國際社會也不會將臺灣當作一個值得尊重的政府。
文/畢殿龍 20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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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支那豬;萬惡共匪)崛起之下的周占春與(一吹二蓋三推四賴痞子)鄭弘儀
陳水扁夫婦因為“龍潭弊案”遭到判刑,(台灣之子與台灣之孫)父子皆用國共(支那豬)聯手打壓“一邊一國”作為解釋,同仇敵愾。他們講的理所當然,公子陳致中(台灣之孫)且髒話連篇。對鼓吹台獨的政治人物而言,“髒話”已經與“中國(支那豬)”混用,這在之前鬧出新聞主播以髒話辱罵馬英九親中,“捏造”事實,有“異曲同工之妙”。整體而言,“(嘴炮)台獨”已經進入到自己刻畫的世界,凡是在現實世界裡他們“認為”會發生“卻沒有發生”的,就讓之在“自己的劇本”中發生的(注:如自劃鮪魚肚皮自殘再栽贓煽動搞悲情),包括馬英九(支那豬)“變成”因為“親中”而變成狗或驢的情節,就能“隨心所欲”地“編織”。捲入自己的“(嘴炮皇民台獨)異想世界”後,“中國(支那豬)”可以變得“惡毒可怕”。現在“中國(支那豬)”崛起,遭到打壓的“恐懼”與“怨恨”,更是“無以復加”。這種“心理”,值得注意與體會。
周占春與(一吹二蓋三推四賴痞子)鄭弘儀二位,厥為範例。
陳水扁收受賄賂介入二次“金融(私有化財閥併購壟斷)改革”,被法官周占春以陳水扁的干預已逾越法定職權,既非職權範圍之行為,自無受賄與否的問題,因此判處陳水扁無罪。周法官在判決書中引述拙著過去對於陳水扁逾權之憲法分析,但“並未同時”引述其他著作關於陳水扁實已構成“內亂外患犯行”之分析,也未檢討陳水扁大可透過法定授予的人事任命權,不當干預政策,因而享有迫使主管官員當然得要聽命行事的權力,故陳水扁乃典型的受賄案例。但是在法言法,如欲將陳水扁繩之以法,仍必須依照制度尋求彌補。固然周法官的法律見解至為不當,不必多論,更讓人好奇的,其實是他到底什麼“心態”。
值得與周法官“曲解法令”挽救陳水扁的“意志”相比的,是同一時間發生支持民進黨的知名(痞子化)媒體人鄭弘儀在一次競選晚會上,以粗鄙下流的口語辱罵馬英九(支那豬),進而散播關於馬英九(支那豬)主持兩岸教育交流偏寵陸生的“謠言”,並掀起民進黨選民風起雲湧的支持他。一時之間,復誦他的“下流罵詞”成為流行,鄭主持人且感到“驕傲”與“正直”,在記者會上甚至哽咽訴說他對台灣大學生遭到大陸大學生排擠的感傷。
這些排擠的“指控”並不確實,因為不但大陸政府對台生早有大量補助,台灣公家在補助陸生的同時更也補助台生,遑論“這些”政策是民進黨主席蔡英文主持大陸政策期間所“制訂”與開展的。不過,“事實”如何不重要,鄭(痞子)主持人的真情演出能打動人心,才是值得好奇的。
周法官對於陳水扁這樣身居要津之人貪婪至極、濫用名器能夠“視而不見”,絕非周法官個人好惡所能解釋,必有更大的情感需要“支持”他“扭曲”的法律見解,以能為了釋放陳水扁而釋放他。當然,鄭(痞子)主持人唱作俱佳的“泡製劇本”,事後“毫不”感到羞恥,自然也不能用他樂於“煽動”選民來解釋。他們兩位對於陳水扁或台生遭到不當壓迫的“想像”,“既不是”出自事實,當然是出於“需要”,這樣的“需要”在選前爆發,不能不說是與競選對手國民黨及其領導馬英九有關。長期以來,他們“塑造”馬英九(支那豬)為“外來政權”的代表,不論馬英九如何交心表態,都不能取信於他們。簡言之,馬英九與國民黨代表中國人統治台灣人的這種陰影揮之不去。
不久前發生的東京影展事件,是具體而微的另一個例子。當時,大陸團長江建議台灣團用“中國台灣”或“中華台北”,因為這必然是他得到的指示,大陸則“退為”大陸,“而不是”獨佔中國,如此保持兩岸同屬中國人的身分,且有所“平等”。他“哪裡想到”台灣的團長陳志寬居然明白告訴他,(上等皇民浪人)台灣人不是中國人(支那豬),明確表示這是涉及台灣主權與尊嚴的問題,絕不能讓步。兩岸不歡而散後,大陸團得到許多大獎,而台灣(痞子)媒體則只有嘉許陳志寬英雄事蹟的報導。陳志寬所體現的就是,他做為台灣人,一碰到中國人就會產生被壓迫的抗拒意識。中國電影界頻頻獲獎,之後並巡迴世界,而台灣無影無蹤,自然更增加這樣的壓迫感。
可以說,國民黨是在中國崛起的氣氛中執政的,國共和解是國民黨執政前夕的大戲,ECFA的簽訂是國民黨執政後的“大戲”,可以說國民黨猶如“搭乘著中國崛起的順風車”在執政。但是國民黨“卻以為”是因為自己支持“藏獨”、反對統一的本土表現贏得支持。國民黨對於自己是“搭了中國崛起的順風車”毫不自覺,剛好說明國民黨的所謂“本土”是“虛假”的,就算價值上確實很認真地推動本土,但起碼情感是“虛假的”。畢竟國民黨“不能體會”民進黨核心(上等高貴皇民浪人)選民的“反華(仇華恨華)”已根深蒂固,因為(外來腐敗買辦外省權貴)國民黨從沒有經歷或“皇民化”洗禮,“不了解”洗刷“清國奴(支那豬)”之恥而“晉升”為“(上等高貴)皇民”的歷史飛越感,與因為(腐敗買辦權貴)國民黨來台後帶來的失落與失語。
現在中國(清國奴;支那豬)無所不在,(腐敗買辦權貴)國民黨來自中國,代表中國人(清國奴;支那豬),剛好可以視為是中國崛起的勢力進入台灣的媒介。
中國崛起愈是明確,台灣人賺到陸客的錢愈多,且到大陸發展的台灣人愈多,從李登輝以降努力“去中國化”的“文化台獨”成果就愈顯得不足為訓。
之前擺脫老國民黨的“本土狂飆”,與當前中國崛起後台灣的再度“失語”,“形同”日本戰敗後的台灣人從好不容易熬到的“(上等高貴)皇民身分”跌回“清國奴”,都是反差極大的情感刺激。馬英九以為ECFA對台灣人做了多大的好事,偏偏愈大的好事愈讓“反華仇中”的(上等皇民浪人)台獨選民感到毛骨悚然。他們沒有理論可以抗拒中國崛起,就“編織”台灣人“受迫害”的“劇本”,否則不能表達自己對中國人的疏離與“仇視”。
周占春與鄭弘儀這樣不同的兩個人,卻讓同一批“仇中反華”的民進黨核心支持者感到同情與“窩心”,說明他們“不是”在拯救被羅織罪名的陳水扁或可憐沒錢的台灣大學生,“而是”在表達他們所“共同抵抗”的中國(支那豬)。馬英九就是中國人(支那豬)在台灣的代表,這是“劇本”“決定”的,馬英九不論如何閃躲都沒有用,反而會因為不好好扮演“加諸”給他的腳色,而更讓人恐懼。
至於劇本,是根據觀眾“需要”決定的,而觀眾的“需要”“深藏”在台灣的“(皇民化)殖民歷史”當中,絕不是周占春或鄭弘儀可以說不要就不要的。假如他們直接或間接能有效“反射”這樣的“反華”情緒,就是“英雄”。
什麼都沒有成就到的陳志寬,與大罵馬英九“畜生”的(台灣之孫)陳致中,不就也是台灣的“英雄”了嗎?
文/石之瑜
2010-11-15 中評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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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幸男嚎喪 綠營披麻戴孝
我們就很想知道高志鵬這兩天有沒有和李婉鈺作愛?
而你王幸男,有沒有「食不下嚥」,非得找個應召女來打打野食不可?
時至今日,在台灣誰都知道扁系大將的民進黨立委高志鵬有個風頭很健,動輒鬧社會新聞的女朋友李婉鈺。稱「女朋友」,這是媒體一般比較表面的“恭維說法”,要是按照民間粗俗的語言,其實就是「姘頭」之謂;可要是比照日本人的觀念,無非就是「阿娜答性伴侶」罷了。
可這話不是我講的,畢竟率先不齒,還因之大為不屑的把這段「秘辛」,公開在臉書上的,其實是他的自家同黨立委,彼此又是有著好朋友關係的邱議瑩;雖然她未直呼其名,但人人都知道案中男主角是哪號人物。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朋友不可亂交,女人不宜亂睡。
然則,正如告子所言的「食色,性也」,高志鵬儘管年歲好大一把,睡的又是個風韻猶存的熟女,除了等閒事爾的男歡女愛外,也算姓高的時運不濟,碰上對方「三十如狼,四十如虎」,他也就只能落得個被榨乾成形容枯槁的下場。
會這麼講,主要是因為昨天王幸男在立院講了一段屁話,冤誣馬英九到台東洗溫泉,讓人不免好奇,日本誠然不幸的碰上這場大浩劫,但身為總統巡視地方,就連洗個澡都不行?
果然如此,我們就很想知道高志鵬這兩天有沒有和李婉鈺作愛?
而你王幸男,有沒有「食不下嚥」,非得找個應召女來打打野食不可?
這可怪了,日本鬧大地震、大海嘯,我們的總統就算泡溫泉又怎樣?更何況比對當天馬英九的行程,都是照表操課,夜宿台東也是既定的行程,這樣就是洗溫泉的罪該萬死了?是高志鵬所罵的「腦殘、無能」?
要講這兩項罪名,邱議瑩可是沒冤枉他高立委,不是?
腦殘嘛,竟然拜倒在人盡可夫的這位熟女雙腿之間;無能嘛,竟連自己的手機都被掌控在對方的手裡,搞得碰到記者追問,直似老鼠被貓追獵般的抱頭逃之夭夭。
以上,都非我獨家開講,全皆見諸相關的媒體報導。
這就讓人不免疑惑,好吧,容或日本人活該倒楣的遇上這場千年不遇的巨大天災,可你們這票綠營立委,怎麼就好像是死了自己爸媽那樣的嚎喪不已呢?
日本人,莫非是你們民進黨家的祖宗?
日本人,莫非是王幸男、高志鵬老在跪拜不已的主子?
一定是的,要不然,請告訴我們,為何薛凌這個綠營女立委忙不迭的,搶著在立院要求全國降半旗誌哀?
請問,你們的國籍是在日本嗎?
薛凌的府上各個都講的是大和民族的語言,拜的是日本的天照大神,妳要不要披麻戴孝找電音三太子唱唱五子哭墓?
莫名其妙。
這就讓人不能不跟他們算幾筆舊帳,就拿兩年多前的八八風災,乃至去年九月的凡那比風災的高雄大淹水,宜蘭的慘遭不幸為例,怎麼民進黨就沒感同身受的,也要求政府下半旗?
這一下,結論還能不呼之欲出?──原來台灣人的生命,在包括高志鵬、王幸男、薛凌等一票民進黨人的眼中,竟是比天皇治下的大和民族,更加不是人,不能以“同類”相比,不是這樣嗎?
“自賤”若此,這邊忙著對日本人“乞媚”示好 ,那邊就惟恐已落人後的爭著侮辱起自己的國家元首,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的,學起秦檜這大奸賊的技倆,給人“栽贓扣帽子”。請問這三個傢伙還敢宣稱他們是台灣人?能不是毫無人性的公禽母獸?
然則,如果大家以為民進黨真的是在發揮人溺己溺的精神,存著一絲絲民胞物與的悲憫情懷,那可就大錯特錯,因為看看他們昨天大罵馬英九的表情,即便是薛凌的為「日本祖國」請命,那臉上也毫無休戚與共之悲傷嘴臉,有的只是專橫到極點的猙獰面孔。
這是真的在哀悼?不,他們是拿鄰國的天大慘劇和悲劇在“消費”,盡其所能的要在日本人的無數屍體上,賺到若干政治籌碼和幾許政治利益。
一言以蔽之,他們是藉機搶奪立委選舉的門票,同時也向蔡英文示媚的幫著修理對手馬英九。
只有豬狗不如的畜牲,才會幹這種天理不容的混帳事情,這才是民進黨揭示給國人看的真相。
何謂民主,何謂國家應有的尊嚴,打從蔡英文算起的民進黨這幫惡棍其實是不懂不知但也不在乎的,所謂的「台獨、台灣國」無非就是他們粗製濫造的一場騙局。說到底,他們還是巴不得有朝一日能夠跪倒在日本的平成天皇下,自甘當起殖民地的次等奴才。
問題是,現在的日本這一代,卻是最瞧不起這種沒有個性的哈巴狗,實在也是養不起這批貪婪的狗雜種。
日本人窮了,請民進黨另尋有錢的爹娘去。
文/仁社成員 201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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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當事人王思齊駁斥陳水扁於電子報論二二八之謬論
二二八事件的真相在臺灣被政治因素嚴重扭曲。國民黨及蔣幫官員(當時)利用二二八事件製造“白色恐怖”來肅清異己,台獨人士及民進黨(之後)利用民粹悲情大搞族群矛盾。就這樣二二八事件雖已經過去60年,不但真相難以大白,台北當局更進一步把此事件“政治化”,將它“塑成”臺灣之精神象徵,以圖發動分裂祖國的陰謀。
由於臺獨人士及民進黨“炒作”悲情、積非成是、“篡改”歷史,所以目前臺北當局的說法與事實有很大的出入,基於維護歷史真相,及回應陳水扁強調歷史的真相一定要大白,讓更多的民眾瞭解二二八事件絕對是一件好事的觀點,本人將把個人親身經歷公開述說如下,並借此澄清被臺北當局扭曲篡改的歷史。
二二八事件前之臺灣社會
一、黨與政不能合作,在搞對立,國民黨各派在內鬥,屬於陳果夫、陳立夫系統之省黨部、特務系統、三民主義青年團,與陳儀行政長官公署搞么搗蛋,挖陳儀牆角。
二、日本軍夫、浪人、流氓充斥臺灣各地街頭,言群從海南島、廣東送回之台藉軍夫與從南洋到大陸遣送回台的浪人流氓(計五萬人以上),都還沒有職業。這批好亂成性作姦犯科的無業遊民加在一起,怎能不發生鬧事殺人的禍患呢?(這批人就是二二八事件暴亂分子的刀。)
三、臺灣“光復”後,台藉知識分子猛擠政治窄門,愛出風頭者及虛偽的投機分子也想參政,一般野心分子都有夢想做大官的心態。所以社會矛盾對立,在臺灣人之間造成鬥爭,當有私仇或利害關係時,就利用外省有權者來整和自己有私仇或有利害關係的臺灣人。因此得意者與失意者的對立很嚴重。
四、戰後生產破壞,社會蕭條,物價上漲,失業嚴重,沒有職業的遊民滿街跑。陳儀相信三主義,他相信濟要由政府來控制的,所以陳儀實行計劃經濟,導向專賣制度,才會有經濟警察查緝私的意外,而由此造成人民與專賣局之間的衝突。
五、臺灣光復時派來駐守的兩個正規軍被調回大陸打共產黨。陳儀的警備總部兵力單薄,基隆、高雄、馬公三港均配備三個警衛連,駐守南部只有一個團的兵力,駐守臺北也只有一個半團,至於治安人員全臺北也只有五百人左右,如果臺灣有兩個軍守的話,那裏有可能發生佔領政府機關,搶奪憲警軍械的暴亂?
六、因為社會問題嚴重,當時位居知識領導的學界與報業人士積極掀起要求民主與改革的活動。對此,相信三民主義的陳儀,採取了寬輿論(政治)的政策,並未嚴格禁止批評時政的言論。結果,寬輿論的政策被野心分子利用做煽動民眾鬧事的工具。
二二八事件之爆發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傍晚七點二十分,專賣局科員傅學通、葉得根、盛鐵夫、鐘延洲、趙子健、劉超群六人及員警大隊四人在臺北市延平北路一帶查緝私煙,當時有一名叫林江邁的女煙販在南京西路天馬茶房附近販賣私煙,被查獲後,查緝人員沒收林江邁所有香煙及現金。林婦跪地苦苦哀求法外開恩,查緝人員堅持不讓步,林婦就抱住查緝人員奪回沒收財產,查緝人員一氣之下用手槍管打她的頭,接著林婦流血倒地而林婦幼女在旁哭了起來。
圍觀的群眾目睹此景,極為憤怒,把查緝員包圍起來,查緝員則開逃,越來越多的民眾在後面追,最後逃入永樂町的路,但前方仍然有很多人圍著,其中一個查緝員對空開槍,不幸擊中一個在自宅樓上觀看熱鬧的市民陳文溪。查緝員則乘機逃出重圍,民眾則越來越憤怒,把查緝員的車子推倒,燒掉,再衝入警察局,要求槍斃兇手,要求不成後就包圍住警察局不散。
第二天二月二八日早上憤怒的群眾在野心者的煽動挑撥下,讓愚昧的感情任意奔馳,於是一群民眾就變成丁群暴民。他們拿了大鼓來遐敲打,並在延平北路附近騷動,暴民越集越多,繼續起哄。接著激進青年跳出來演說,那天全市商店罷市。上午九時許,另一群暴民衝入專賣局將存貨現鈔付之一炬,並造成一名警察死亡。
到了下午,暴民集合了長長的隊伍從延平北路向北門火車站方向長官公署(現在是行政院)推進。到接近長官公署之際,暴民想衝進大門搶奪槍械,大門守衛無法制止,長官公署屋上的機槍開火了,有兩個人中槍倒地。暴民後退潛入城內轉進臺北新公園。於是憤怒到極點的暴民一看到外省人就不分青紅皂白地加以屈辱毆打,也把抓來的專賣局人員痛打一頓,擾亂毀壞專賣局整個辦公室。後來暴民又潛入新台公司做出同樣舉動。
那天下午,暴民衝入警察署搶奪槍械,解除警察武裝,並佔領臺北新公園內的臺灣廣播電台,暴民接受警察武器的消息立刻傳到臺灣全島。於是各地暴民都自動的把警察武器接受下來。二月二八日下午警備司令部宣佈戒嚴,二二八事件就這樣子給鬧出來了。
二二八事件之經過
二月二八日之後十天裡(2/28-3/9)是本省暴民佔領政府機關,搶奪軍械,製造暴亂,毆打殘殺無助外省人的局面,因為這時警察已經沒有力量維持秩序了。只能守護重要機關與警察局,就這樣台北市陷入無政府狀態,在這段期間,有組織,有計畫的暴徒,迅速在全省串連,使用從軍隊與警察手中搶奪來的武器,在台北、台中、斗六、嘉義、高雄、鳳山、花蓮等地展開攻擊,致使政府公務人員、軍警及人民傷亡慘重。下述記載可以看出當時外省人是怎麼遭受暴民殘殺的:
一、在台中市,煙酒專賣局科員劉青山,從辦公室走出來即被流氓推倒,群眾趨前圍毆,送台中醫院治療,消息傳來未死。第二天晚上,流氓十餘人衝入醫院,割去他的耳朵、鼻子,挖出兩個眼睛來,再拚命打他,始告斃命。
二、在臺北新公園附近,除了打死十幾個外省人,毆傷二十幾個公務員外,更有一個外省女老師被輪姦。另外,一個少婦攙了小孩回家時,被幾個流氓攔住,對她調戲後,用刀割開嘴巴到耳朵邊,剝光衣服,橫加毆打,綁起雙腳拋到水溝中慘叫身死。當小孩哭喊媽媽時,流氓抓住小孩頭,用力一扭將頭倒轉背後,小孩氣絕斃命。
三、在臺北橋附近,外省小孩在路上被流氓抓住,一個人抓左腿,一個人抓右腿,把這個小孩撕開,屍體丟到水溝裡去。另有兩個小學生,路遇暴民,暴民一手執一學生,將兩人的頭猛力互撞得腦血橫流,旁觀民眾拍手叫好。
四、在萬華附近,一小孩被捆綁雙腳,暴徒將小孩頭倒置地上用力猛,腦漿流出,拋於路旁。在太平町,有一開旅館之孕婦,被暴民剝光衣服遊街示眾,該孕婦堅不答允,便被一刀從頭部下去劈為兩段,血流如注,當場身死。
五、在臺灣銀行門前,有一職員從辦公室走出來,即被暴民當頭一棍打出腦漿殞命。這時,適有一對青年夫婦路過此地,又被暴民圍住,吆喝喊打拳腳交加,掍捧齊飛,不久,他們就被打得血肉糢糊而死。
六、在桃園,被羈囚於大廟、警察官舍、與忠烈祠後山三地之外省人,內有五個女眷,被流氓姦污後憤極自縊殉難。該縣大溪國小女教員林兆煦被流氓呂春松等輪姦後裸體徹夜凍得要死,後被原住民女縣參議員救出脫險。
三月三日,官民共同組成之處理委員會立,三月五日,處理委員會會決定了政治改革要點七項,陳儀讓步,三次廣播表示對暴動事件從寬處理,省府應該容納本省人,縣市長可以民選,臺北市平靜下來。其他地方如花蓮、台東、台中、彰化、嘉義、台南、高雄、屏東都還在紛亂中。暴民包圍佔領政府機關辦公室,收藏警察武器,在街上打殺外省人。
三月七日,處理委員會提出之四二條處理大綱,遭到陳儀拒絕,因為處理大綱要求太苛刻,第一條就要國軍警察全部解除武裝。三月八日,臺北又起槍聲,暴民從北投、松山進入市內,向圓山據點、警備總部、陸軍供應局、長官公署、警務處、臺灣銀行及各大商店襲擊,軍警反擊後暴民潰退。三月九日,國軍從基隆、高雄兩地登陸,處理委員會宣告解散,再度實施戒嚴。
三月九日至十三日,國軍在各地展開反擊,維持秩序,肅清暴徒。但在這個時候,國軍並不知知道誰該抓,誰不該抓,於是利用民眾克服民眾,最後演變成在臺灣人之間造成鬥爭,有私仇或有利害關係者就利用國軍來整和自己有私仇或有利害關係的臺灣人。國軍來臺後,就有人被抓,就有人被槍斃,被槍斃者中比較有名的是台大教授林茂生,因為他是煽動不滿的民眾去鬧事闖禍的元兇(他對民眾說:應該以加諸於大陸人的暴力及對公務員的傷害來表達極端的憤怒)。也有些暴徒被關起來,還有些被捕後准予自新放掉了。三月十七日,白崇禧發表處理方針,反擊結束,秩序恢復。
個人的親身經歷
本人祖藉福建在高雄出生,講臺語,住鼓山區捷興街(哈瑪星)與流氓家人為鄰,有一表哥因“白色恐怖”在綠島坐了十五年牢,家人均是郭久代(郭國基日本太)太齒科醫師病人,全家親身經歷二二八事件,以下是我們的歷史記憶。
二二八事件爆發後,三月三日蔓延至高雄地區,暴民於當日下午八時開始掠奪警察局武器。三月五日,市內大部分軍政機關都被暴民佔領接收(只剩高雄要塞沒被佔領),此後三天裡流氓暴民在大港埔、前鎮,鹽埕埔一帶肆無忌憚地殘殺無助的外省人,造成慘重傷亡。流氓除了在路口用日本軍刀屠殺外省行人,還逐屋尋外省家人辱殺,不會講臺語日語者均慘死刀下,上百具屍體躺在各處路邊,致使外省人嚇得逃命到高雄要塞尋求保護。
同日高雄市參議員和地方人士組成「高雄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三月六日處理委員會推派市長黃仲圖、議長彭清靠》口電辦事處主任李佛績、民兵領袖涂光明齒科醫生范滄榕、生意人曾豐明等上壽山進高雄要塞與彭孟緝談判涂光明等三人因亮槍威脅彭孟緝接受九項條件而被拘留,其他人獲釋放。同日下午,彭孟緝(在獲悉軍人被槍殺後)下令攻擊高雄市政府、火車站、高雄第一中學等地方。有上千名流氓暴民在彭孟緝的攻擊下傷亡,高雄市平靜下來,三月八日,涂光明等三位被依法槍決。
當時留下的印象還有:二二八事件和大陸共產黨無關。高雄要塞軍隊紀律還算嚴明,”不是”像沈已堯所說的”叫化子部隊”。高雄之政府機關與公司首長很多都還是臺灣人,如黃仲圖和彭清靠(彭明敏的爸爸),以批評時政出名的郭大炮(郭國基)被抓進去拘留一陣後又被放出來自新了。
需要澄清之說法
二二八事件之“本質”
二二八事件是一場由偶發的官民糾紛(政府查緝私煙發生之不幸意外)所引起的一件流血悲劇,由民變(請願、示威、罷市)演變成的暴亂(官民間的武裝衝突)。請願示威民眾以兇殘暴力表達極端的憤怒,癱瘓社會秩序(佔領政府機關,搶奪軍械,殺人放火),致使動用軍警武力進行鎮暴平亂(展開反擊,肅清暴徒,維持秩序。)簡單說就是民眾暴亂(Riot→Insurrection)政府鎮壓暴(Law Eforcement)。所以在“本質上”,它是一“治安事件”而不是政治事件。二二八事件與「(反共肅清撲殺)白色恐怖」“無關”。國民黨“利用”二二八事件製造(反共肅清撲殺)「白色恐怖」與民進黨“利用”二二八事件製造族群矛盾都是借刀殺人的勾當,有政治陰謀的。馬英九把二二八事件解釋「官逼民反」是不㠪確的。而陳水扁把二二八事件定性為「一次外省人對台灣人武力屠殺」的解釋則是惡毒反動。
死傷人數的記載
二二八歷史記載中“最離譜”及“最被扭曲”的死傷人數。記載中,少的說死了190人,多的說死了十萬人,“最荒謬”的陳水扁的國策顧問金美齡寫的書裡有兩種不同的記載(第47頁她說死了28000人,而第160頁又說死了50000人)。但行政院成立的財團法人二二八基金會根據補償記錄(2004年1 月2日)算出本省人死亡不是十萬人或數萬人,而是673人,失蹤174人,其他受傷者1237人,合計為2084人。外省公務員與民眾被傷害的人數,今天己經無法統計。但根據警備司令部的資料,計有470人死亡或失蹤(公務員72人,民眾268人),2131人受傷(公務員1351人,軍警397人,民眾 383人)合計為2601人。
“(反共肅清撲殺)白色恐怖”的帳不能算在二二八事件上,因為兩者”沒有密切關係”,無論在”本質”(Nature)上或在人物(Players)上有所不同,”
二二八事件補償金”與”白色恐怖補償金”是兩種”不同”的基金。陳水扁在今年(2007)1月阿扁電子報中說:「二二八事件遭受殺害的人數至少有萬8千餘人」是有”矇蔽人民”(用「(反共肅清撲殺)白色恐怖」受難者”充當”二二八事件受害者,因為截至2004年9月17日止(是有1萬8千46人申請給白色恐怖政治犯的補償金)及”操作矛盾”(族群對立政黨鬥爭)的”政治意圖”(Intent)。另外,陳水扁說:「提出補償的人數只占當年死傷人數的一小部分」也是”極沒常識”的說法,世上那有受害之後選擇”拒領”高達六百萬臺幣補償金這種人呢?可見陳水扁是“睜眼睛說瞎話”(黑白講)。
歷史記載對陳儀 彭孟緝不公道
在臺北新公園裡的紀念碑中說:「行政長官陳儀岐視臺灣人民……造成運銷失調,物價飛漲,失業嚴重……不料陳儀一邊協調,一方面向南京請兵……株連無辜……死傷失蹤者數以萬計……」
上述“說法”是與事實有很大的出入。其實根據說載,陳儀不但沒有岐視臺灣人民,從下述幾件事可看出他還是很關心愛臺灣的。
一、陳儀為保臺灣幣值穩定,不許大陸的四個銀行到臺灣來接收,他說臺灣有臺灣銀行,臺灣銀行出的錢是臺幣。他使臺灣的錢跟大陸的錢分開,隔絕了臺灣跟戰亂大陸的金融關係。所以台幣沒有隨法幣那樣拼命的貶值。
二、陳儀相信臺灣人,他是以謙卑(不在總督府而在行政院辦公)的態度治理臺灣。他說:我以至誠愛護台人,台人絕不會仇我,萬一有意外,我願做吳鳳。所以他說臺灣不必要軍隊,而讓蔣介石把軍隊撤走了,結果惹來二二八這個麻煩,被蔣介石槍斃。
三、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下給參謀長柯遠芬的命令,要求控制軍隊不要亂來,希望立刻通令軍方跟憲兵方面,不得隨意傷害臺灣人,如果軍隊欺負臺灣人則就地槍決。
台大教授胡佛對於碑文寫陳儀「歧視台民」深感難過,他說:陳儀到臺灣只帶少數留學日本的參謀和官員,怎會歧視臺民?陳儀不歧視臺民,所以本人才會看到高雄市之政府機關與公司首長很多都還是台灣人。陳儀在二二八事件前所採取寬輿論批評的政策,在二二八事件開始時採取從寬處理暴動的作法,他還把一因二二八抓來的臺灣人給放出來,郭國基就是其中之一(參考准予自新的名單計有137人)。如果陳儀真是歧視臺灣人喜歡對臺灣人施暴的話,上述三項作法就不會發生了。
陳儀是非常清廉的,非常努力做事的,在國民黨裏很少見如此規矩的官員。陳儀也用心治軍,他槍斃了一個貪污的馬少將以維護軍紀嚴明。他在臺灣收回後要求行政不中斷,學校不停課,工廠不停工,商業不停市,把臺灣社會穩住,沒有讓它癱瘓,把戰後運銷失調,物價飛漲,失業嚴重的責任推到陳儀身上是荒謬的(黑白講)。戰後經濟蕭條是大環境造成的。當時臺灣北方的琉球及南方的菲律賓經濟不蕭條嗎?戰後臺灣經濟蕭條不能怪陳儀,國民黨及臺灣人把所有二二八的帳全部記在陳儀的頭上,是不公道的。馬英九把二二八事件說成「官逼民反」是相當刻薄。
另外很多臺灣人說彭孟緝是「高雄屠夫」也是不對的。彭孟緝並非如坊間所傳耀武揚威,幾下不對盤就殺人的軍頭。根據記及本人查證,彭孟緝是在高雄治安癱瘓,外省軍民傷亡慘重,民眾尋求保護,遭受民兵威脅後才出兵反擊。
本人認為彭孟緝沒有錯,因為在最講人權的美,這樣作也是有「必要性」及正當性。
美國聯邦法明文授權軍方方鎮壓暴叛亂,因此在美國動用軍隊來鎮暴是很「正當」的。暴民佔領政府機關、廣播電臺、搶奪軍械、殺人放火是算為 Domestic Violence及Insurrection。當這情況發生時就有「必要」動用軍隊來鎮壓。美國人有沒有因1970 Kent State Shooting(肯特州立大學槍殺鎮壓案)說Ohio Army National Guard的司令官有錯,有沒有因1993 Waco Raid說Janet Reynolds有錯呢?基於此,陳儀向南京請兵及彭孟緝出兵鎮暴都不算錯。其實陳儀才是二二八事件的最大犧牲者。
施暴者與受難者
從二二八事件之爆發經過,我們可以看出施暴者是殘暴的“浪人”、流氓及煽動民眾鬧事的野心分子(如以惡毒之言論煽臺灣民眾施暴之林茂生)。受難者則包括:一、外省公務人員、軍警、民眾和他們的家人。二、被不長眼睛的子彈誤擊之本省民眾與遭密告而栽誣而被殺害或坐牢的臺灣人。因此受難者不分省籍,有本省人,更有外省人。最大的犧牲者則是同時被蔣幫官員與台獨人士栽誣受難的陳儀。
值得一提的是在「二二八紀念館」裡的記載中有種“非常荒謬不實”的的說法,那就是“絕口不提”當時臺灣人怎樣殺外省人,也”絕對說”臺灣人被殺的都是精英,都是優秀分子。這是“有意隱瞞掩蓋”或“扭曲歷史”的作法。
另外該強調的是外省部隊來後,這些軍人怎麼知道誰該殺誰該抓呢?
因此就有人“通風報信”說誰該殺誰該抓。
那“告密”的人是誰呢?
告密的就是有野心或有私仇的臺灣人。
他們借了國民黨軍隊的手去進行私仇公報或爭權奪利的陰謀。因此,耍陰謀告密的人也是施暴者。
對陳水扁觀點之分析
今年一月陳水扁在阿扁電子報中表達了他對二二八事件的觀點。他指出:
一、二二八事件絕對不是一個偶發事件,而是之後長達半個世紀黨國體制威治統治的序曲。
二、二二八事件造成許多政治犯與良心犯的犠牲。
三、二二八事件在本質上是對民主全面否定,以及對人權的徹底的戕害。
四、二二八事件使台灣民主發展受到最嚴重的箝制與扼殺。
五、二二八事件象徵著我們對台灣的主體意識、民主與人權普世價值、以及社會公平正義的信念與堅持。
根據上述二二八事件之真象,二二八事件之爆發並非事前預謀出來的,怎麼會不是一個偶發事件呢?國民黨省黨部跟陳儀的行政長官公署搞鬼搗蛋,那來的什麼黨國體制,又怎麼和日後的威權統治有關呢?
二二八事件之訴求不在推翻政府謀求台獨,所以冤抓有良心的臺灣人成為政治犯之可能性很小。如果當時要抓政治犯的話,那個以批評時政出名的郭大炮(郭國基)就不會被放出來自新了。
因此陳水扁的頭兩項觀點是”毫無根據”的”揑造”的「謊言」。
二二八事件之“焦點”是私賣與專賣、犯法與執法、凶殺與緝凶、暴亂與平亂,而和民主、人權、台灣主體意識,沒有什麼直接關聯。所以陳水扁的後三項觀點是牛頭不對馬嘴、放狗屁的「廢話」。
但對“白色恐怖”而言,陳水扁的觀點就顯得合適恰當了。
那麼他為什麼要“移花(白色恐怖)接木(二二八事件)”呢?
因為“(反共肅清撲殺)白色恐怖”是“針對”共產黨匪諜,受難者多是外省人,如雷震、李敖等,在激發台灣人的悲情,煽動族群的矛盾上,“(反共肅清撲殺)白色恐怖”不如二二八事件來得有效。今天的陳水扁和60年前的林茂生一樣都是在二二八事件上搞“借刀(二二八事件)殺人”的陰謀,他們的意圖就是要製造臺灣人對大陸人與中土政權的仇恨。
文/王思齊 2007-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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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濟深么女揭祕 反蔣事機敗露 陳儀被槍決主因
王銘義/北京報導
2010-07-04 中國時報
六十年前在“馬場町”遭槍決的陳儀,究竟是為了「二二八事件」遭處決,或涉及背叛蔣介石惹來殺身之禍,眾說紛紜。不過,黃埔軍校前副校長李濟深之女李筱桐說,李濟深當年曾密邀陳儀反蔣,但因陳儀又拉了湯恩伯,導致事機洩露,這才是陳儀遭到蔣處決的關鍵原因。
李筱桐是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創辦人、新中國第一屆中央政府副主席李濟深的么女。她的胞兄李沛瑤也曾任「民革」中央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一九九六年初,李沛瑤在家中遭警衛殺害,震驚中南海,也引起中國大陸對國家黨政領導人安全保衛的重視。
對於組織「民革」,參與新中國建國工作的李濟深與國民黨軍政要員之間的恩怨,李筱桐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說,她的父親追隨孫中山,參與辛亥革命、東征、北伐,信仰三民主義,但他父親「反蔣不反黨」,基本立場是不希望看到中國的內戰,而是希望停止內戰,共同抗日。
李筱桐說,根據他胞兄李沛金的說法,一九四八年九月,他父親曾派人帶信給陳儀,讓他反蔣。陳儀愉快地答應了,但陳儀過於熱心地想拉湯恩伯參加。湯是南京的衛戌司令,黃埔軍校畢業,蔣的嫡系。湯向蔣告發了陳儀。後來,陳儀在上海被押往台灣,之後被處決。
據陳儀舊部鄭文蔚所寫《陳儀之死》透露,李濟深派鄭文蔚帶信給陳儀,策動反蔣,並希望與中共合作。李濟深在密函上曾大致寫著:
「北方傅作義維持北平秩序很好,希望公洽先生一致行動,及時響應解放大軍渡江。」
陳儀閱後,曾對鄭文蔚說:
「杭州是歷史文物薈萃地,無論北伐戰爭或抗日戰爭都未遭破壞,我不忍見百萬鄉親和名勝古蹟毀於戰火。要我為浙江的和平解放作貢獻是可以的,但我這個省主席只有一個保安特務團,成不了大氣候,如果能策反湯恩伯,那作用就大了。」
陳儀與時任京滬杭警備總司令的湯恩伯情同父子,湯曾說: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陳老,學生願拜您為恩師,生死與共。」
據說,湯原名「克勤」,後來改名「恩伯」,就是為感念陳儀早年的提攜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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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料證實花蓮張七郎父子228死於被本省皇民政敵政治構陷(為匪諜/共諜)
228》張七郎洗冤 證實死於政治報復
【聯合晚報 2009/02/26】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今天公布一批二二八事件的新史料,最受矚目的是「覆張七郎密裁案」,新史料證實當時任國大代表的張七郎醫生從未參加二二八活動,卻被政敵利用二二八事件「挾怨報復」而遭祕密槍決。
今天公布的二二八新史料是得自第一線情報員及線民密報給地方諜報組織的原始資料,相當於是二二八「歷史拼圖的下半部」,中研院共公布裝在十個櫃子的史料。第一櫃「張七郎、張榮宗」檔案,指出張七郎的死因是因為當時花蓮縣長張文成挾怨報請當時在花蓮負責鎮壓二二八的軍團、廿一師獨立團第五連連長董志成,於鳳林鎮郊外的番社執行「密裁」(祕密槍決)。
中研院取得負責該案調查的“保密局”情治人員的手稿:
「張為一良善之代表,未曾參與事變之活動,似此不分善惡而捕殺,今後公家之事何人敢為。」
馬英九總統今天出席“中研院”台史所座談會致辭時沈痛表示,這批新史料呈現當年未經調查、審判,即進行裁決的歷史悲劇。
馬英九說三年前他到花蓮鳳林時曾到張七郎父子墓前致意,看到墓碑刻著對聯
「兩個兒子為伴侶、滿腔熱血洒郊原」
不禁潸然落淚。馬英九說,張七郎在日治時代仍堅持“穿著唐裝”,怎麼可能是匪諜呢?
今天公布的新史料還張七郎父子的清白,證實是死於政治報復,當年在花蓮行醫國大代表張七郎,因為是花蓮縣長候選人,被當時的花蓮縣長張文成挾怨報請軍方,污指他是二二八事變的參與者,未經調查就被祕密處死。
張七郎洗冤!史料證張遭挾怨槍殺
2009/02/26 蔣志薇
在228紀念日前夕,中研院台史所今天公佈一批最新史料,包括花蓮鳳林張七郎遇害的加害人身分首度曝光,證實張七郎就是因為當時的花蓮縣長挾怨報復,“報請”21師連長董志成執行秘密槍決,
不過張七郎的孫子張安滿還是有疑問,質疑如果真是挾怨報復,為何當初連三個兒子都抓走。
台史所長許雪姬:「張七郎這個案子算是很清楚的。」
馬總統:「“軍統”做的?」
許雪姬:「不是,是國軍做的。」
仔細觀看這批中研院最新曝光的史料,這些都是在228事件發生後,由基層情報員向上級呈報的調查報告,當中最受矚目的就是「覆張七郎密裁案」。
張七郎是花蓮縣首屆參議長及制憲國大代表,地方上受人敬重,在228後的4月4日夜裡,與2個醫生兒子張宗仁、張果仁,突然被大批軍警從家中押往郊外,凌虐後槍殺。
這份從未曝光的調查報告證實,張七郎從來沒參與228事件,是一位良善的地方代表,他的死因是因為當時的花蓮縣長張文成挾怨,報請21師第5連連長董志成在鳳林鎮郊外的番社,執行秘密槍決。
二二八新史料記載 張七郎父子三人死於政敵報復
花蓮縣長挾怨報請密裁
〔記者林嘉琪/台北報導〕
二二八受害者、震驚後山的花蓮名醫張七郎父子三人慘遭殺害,沉冤六十二年,加害者名單終於在中央研究院新公布的二二八新史料曝光,密件中詳載當時著名的情報頭子、國防部保密局台灣站站長林頂立送交情報,交由抵台鎮壓的廿一師獨立團第五連連長董至成執行密裁(未經公審、動用私刑)。
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昨天舉辦二二八新史料發表座談會,公布去年搶救回來的三百廿七件與二二八、白色恐怖事件相關資料。
情治系統簽核轉交軍方
台史所所長許雪姬表示,該批資料提供具體證據,證實林頂立擔任情治人員傳聞為真,史料還原歷史真相,並不希望再度傷害任何人。她說,這是史上首度公開二二八事件中情治單位「由下而上」的公文報告,揭示情治系統運作,公文上的簽名也讓使用化名的謎樣人物真名現身。
21 師連長奉命逕行槍決
一九四七年四月四日,張七郎與兒子張宗仁及張果仁同時遭受到槍殺,當年密件的情治公文出現「據報死因為花蓮縣長張文成挾怨報請廿一師獨立團第五連連長董志成於鳳林鎮郊外番社執行密裁。」等描述。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副教授陳翠蓮表示,許多台灣菁英的家屬,不知親人為何而死,對張家而言,這是還給他們一部分真相。
陳翠蓮說,張七郎遭秘密處決,起因於與當時花蓮縣長張文成的政治恩怨,董志成是奉命來台鎮壓廿一師獨立團的軍人,與張七郎不相識,是受命的執行者,還原歷史,看到當時台灣軍統與情治的運作,「台灣人萬萬想不到,中國政府來台,怎麼會用設局與權謀的方式對待自己人。」
陳翠蓮說,張文成在二二八事件後不知下落,可能因時勢混亂,許多外省人都主動表示想回中國,至今沒有消息。
許雪姬指出,該批史料追查出一千一百五十八位受害者,比對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名單,同名者僅有六十八位,顯見上千名受難者未獲補償。
受害者張榮宗女兒張秋梧表示,當時許多受害者相當年輕,尚未婚嫁、沒有子嗣,這些人至今仍是無法沉冤昭雪的無名屍。
珍貴史料差點進回收場
許雪姬說,去年二月接獲通知:「有批未曾公開的二二八檔案在坊間待售。」於是立即前往了解,一看,就看到了歷史。
許雪姬說,這批資料應該(是)在該名情治人員過世後他的家屬打包好整批賣給回收場被一名古物商發現收購,並在網路上公開二十頁拍賣,「但我努力砍價,只花了定價的三分之一價錢就抱回這批資料」。
讚讚
由於晉商貿易網路覆蓋面龐大,在交通極不發達的時代,資金往往一年才能周轉一次,嚴重制約了生意的擴大。同時,遠端運送現銀時間過長,路途也不安全,因此客觀上需要一種便捷的遠端資金調動方式,這就是票號起家的核心業務:遠程匯兌。
最初的匯兌業務只是為了方便。例如,山西平遙的“西玉成顏料莊”在四川、北京、山西等處設立了分莊,北京的親友要將一筆銀子匯到四川,只需將銀子交予北京分莊,然後北京分莊寫信通知四川分莊,而在四川的親友可到當地分號取到銀子。沒想到這一匯兌模式一出現,立刻引來了大量業務,而且人們願意為這樣的服務繳納1%的手續費。顏料莊掌櫃雷履泰敏銳地發現了這一潛在能量巨大的商業模式,立刻放棄了傳統的顏料莊生意,於1823年前後,成立了中國第一家票號“日升昌”。
鴉片戰爭前,中國貿易總額就已高達每年3億兩白銀,如果其中1億兩白銀需要遠端匯兌,其利潤將高達100萬兩白銀。經過幾年的經營,「日升昌票號」在專營匯兌、存放款業務中獲得了巨額利潤。據說從道光到同治50餘年的時間內,財東李氏從「日升昌票號」獲得的分紅竟超過200萬兩白銀。受「日升昌票號」成功的鼓舞,山西商人紛紛設立或改營票號,極大地促進了當時商業貿易的發展。在此後的近一個世紀裏,山西票號基本壟斷了當時清朝的匯兌業務,獲得了“匯通天下”的美譽。
票號主要業務是遠端匯兌。其發展呈現出由北向南擴張,由山西向四方輻射的基本態勢。前期因華北、華中與蒙俄貿易與年俱增,票號依據經濟形勢,在內陸30多個城鎮設號200多個,重心在北方,分號以京師為中心。中期則海陸並重,在邊疆和沿海大設分號,京、津、滬、漢成為票號集中的四大中心。光緒前期,票號的總號、分號已達400多家,構成了一張巨大的金融網路。無論是商業,還是政府,或者私人的資金,最終由於票號快速、安全和便捷的特點,無不紛紛湧入這個輻射全國的金融高速公路系統。到20世紀初,全國22家主要票號匯兌總金額大約為8.2億兩白銀【16】,利潤總額約820萬兩白銀,大約相當於清政府一年財政總收入的1/10!
票號的匯兌網路形成了巨大的金融網路優勢,在此基礎之上,原本有希望發展成為類似于猶太金融家在西方所奠定的“金融高速公路體系”,從而壟斷信用與資本流通的大動脈。其衰落的根本原因有兩個:
一是由於缺乏地利,沒有在國際國內貿易的中心——上海,建立自己的總部,從而使決策遠離了最具增長潛力的貿易金融服務的中心,喪失了主導新興的商業匯票交易和其他金融市場的機會;
二是沒有能夠創造出類似歐洲的“戰爭債券”和國家債券的“融資系統”,僅僅將業務局限在匯兌領域,固步自封,最終被外國銀行和官辦銀行逐步侵蝕了作為生存根本的匯兌業務。
“金融市場”,尤其是形成國家融資的核心力量——“國債”和各類票據的交易市場,構成了金融高邊疆的第四塊基石。中國本土的金融機構——票號與錢莊,都沒能完成這一重大歷史使命。
錢莊的起源非常類似於同時代猶太金融家族的主營業務:貨幣兌換。
世界猶太金融家族的核心力量幾乎都能從德國找到他們的源頭。德國作為現代金融家族的發源地是有原因的。從地理位置上看,德國是歐洲東部和西部之間的連接點,特別是柏林,更是處於歐洲地理中心和交通樞紐的位置,南來北往,東行西去的客商都雲集柏林。因此形成了歐洲的各種貨幣都在柏林集散的局面。
從羅馬帝國開始,柏林就是貨幣兌換的中心。到拿破崙佔據這一地區之後,對貨幣兌換的需求變得更加旺盛。兩千年深厚的金錢買賣經驗的積累,與現實貨幣兌換迫切的市場需求,使德國成為了猶太金融家族繁衍壯大的天然沃土。【17】
中國錢莊的興起也不例外。自明代確立銀本位後,一直實行銀兩與銅錢並行的流通局面,銀兩與銅錢之間的比價隨行就市。由於銀兩價值過高,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說,在市面上直接使用銀兩購買商品價值太大,所以在日常生活中,銅錢是真正流通的貨幣,而銀兩則主要用於大額交易、官員俸祿、兵餉和財政稅收等。同時,銀兩本身也非常複雜,各地銀兩重量不等、形狀各異、成色不均,再加上各種外國銀元的大量湧入,形成了巨大的銀錢兌換和銀兩成色評估等業務需求。
特別是在鴉片戰爭“五口通商”後,上海作為國際貿易和國內貿易的交匯之處其貨幣兌換的需求更為迫切,以寧波-紹興-上海為中心的“寧紹幫”錢莊就應運而生了。為解決國內商人銀兩的折算和外國商人帶來的銀元計價問題,從1856年起,上海錢莊業開始採用一種虛擬的銀兩記賬單位,名叫“規元”。這一發明,極大地便利了各地商人的商業記賬。
除了貨幣兌換的基本業務外,寧紹幫的錢莊業充分利用了上海國際國內貿易中心的優勢,創造性地發展出中國特色的商業匯票體系,在內外貿易之間,將外國金融資本和中國的貿易市場整合成一個靈活而有效的平臺。
五口通商之初,“洋行”進入上海採購中國土特產並銷售外國工業製成品。他們遇到的第一個大難題,就是對中國的供應商和採購商缺乏商業信任。採購中國商品擔心付款後收不到貨,銷售外國產品害怕發貨後收不到款,這種情形與13世紀義大利商人所遇到的問題完全一樣。
寧紹幫的錢莊抓住了這一巨大的商業機會,創造出了“莊票”這一匯票工具,從而大大促進了國內國際貿易的迅猛擴張。
“莊票”在19世紀前期就已經在上海出現了,但當時的“莊票”從本質上看就是銀票,“莊票者,錢莊因放款或商家之請求,而發出之無記名式,付款與持票人之票據也”【18】。它的主要特點是即時性,而不是商業匯票中的以真實貿易為基礎的延期支付。
真正的商業匯票在時間軸上拉長了支付期限,同時可以貼現,所以當商業匯票被作為支付手段時,在其期限之內相當於“擴大”了”信用的規模“。最重要的是,它是以真實貿易為基礎的”信用擴張“。
商業匯票的本質就是以貿易為抵押發行的短期貿易貨幣,這有別於以債務為抵押發行的債務貨幣。商業匯票構成了商業資本主義時代最重要的“信用擴張”手段。而後“陸續出現”了以“國家債務”為抵押的“殖民資本主義的信用擴張”、以工業債務為抵押的“工業資本主義信用擴張”和以個人債務抵押為主的後工業化時代的信用擴張。【19】
“甯紹幫”所發明的“莊票”是由華商向錢莊申請“以貿易為基礎”的5~20天兌現的匯票,採購洋行貨物時,即以莊票支付。洋行一般不信任華商,但對於錢莊,特別是有實力的錢莊,還是相當認可的。其原因在於洋行普遍採用的“洋買辦”制度。“洋買辦”不僅對當地錢莊的實力非常熟悉,而且一旦出現意外必須承擔無限責任。如果到期華商不能支付貨款,則錢莊負責向洋行墊支,然後錢莊再去找華商算賬,也可以由錢莊向洋行直接支付,再向華商收款。這樣一來,洋行的貨好賣了,錢莊簽發的莊票是要收利息的,於是擴大了錢莊的利潤並增加了新的業務。華商則獲得了短期融資,擴大了業務量。這是一個三全其美的金融創新。而且,這些莊票的持有人可以在很多錢莊或外國銀行進行打折貼現,隨時得到現金。
當「滙豐銀行」進入上海時,它面臨的是一個外國銀行與當地錢莊並存的格局。外國銀行的優勢在於資本雄厚,完全控制了國際匯兌業務。而錢莊的優勢在於瞭解市場,佔據著對內貿易簽發商業匯票的信用仲介地位,特別是基於國內貨幣制度的銀錢兌換基礎業務利潤豐厚,無可替代,因此也能佔有一席之地。
既然「滙豐銀行」有一統金融江湖的雄心壯志,就必然會以其實力將當地各路金融諸侯降服。當橫掃其他外國銀行的匯票大戰以「滙豐」完勝結束後,它將關注的重點轉向了本土錢莊。由於「滙豐」能夠以很低的成本拉來中國富人們的存款,加上鴉片貿易融資所獲得的高額利潤,到19世紀末,其資產總額已高達2.11億港元,建立了遠東首屈一指的金融霸權。「滙豐」充分利用了自身資金雄厚的優勢,開始大規模使用“拆票”的辦法來“控制”錢莊的資金。【20】
由於錢莊自有資本有限,對於吃下更多的商業匯票蛋糕心有餘而力不足。「滙豐銀行」正是看准了這一弱點才將廉價的多餘資金拆借給上海的錢莊,錢莊只需將“莊票”作為抵押交給「滙豐」就可以得到信用貸款。因此,上海錢莊紛紛向「滙豐銀行」大量拆借資金。「滙豐」也可以直接收購市場上已經被打折過的“莊票”進行“再貼現”,利用存款與再貼現之間的息差獲得收益。各錢莊在打折收購其他錢莊的莊票後,本可持有到期獲得收益,但為了加快資金周轉獲得更多利潤,只要「滙豐」出價合適就毫不猶豫地把這些“莊票”轉賣給「滙豐」,將利潤落袋為安後再去做新的貼現買賣。
如此一來,雖然上海的錢莊可以獲得「滙豐」的資金將生意做大,但同時也由於資金來源受到「滙豐」的控制,而不得不變為「滙豐」的“附庸”。「滙豐銀行」可以通過拒絕拆票或提高拆息來緊縮銀根,也可以調高再貼現率,即對錢莊想轉賣給「滙豐」的“莊票”進行深度打折,使得錢莊無法獲得兩次打折之間的利差而無利可圖,從而迫使他們減緩或停止第一次貼現行為。這將導致全體錢莊由於商業匯票周轉放慢,而不得不減少對貿易的融資。最終的後果就是,資金匱乏導致華商無法收購茶農、絲農等土特產品,農民和手工業者被迫降價出售自己的勞動成果。而此時,「滙豐」背後的“洋行”股東們“正好”能夠廉價吃進,然後在國際市場上高價拋出,獲得豐厚利潤。
胡雪岩所代表的中國金融勢力在與外國金融勢力進行殊死抗爭時,「滙豐銀行」可以通過擰緊貨幣供應的水龍頭,“製造”銀根緊縮,輕易打垮一切貿易抵抗聯盟的反抗。
在「滙豐銀行」“把持”著清帝國中央銀行大位元的情況下,任何本土的金融機構都“不可能”發展成為足以挑戰國際銀行家核心戰略的競爭對手。
洋買辦:中國的特殊現象
“買辦”一詞源於葡萄牙語,本意為中國南方地區為歐洲商人在市場上負責採購的僕人。後來演變為專指幫助外國“洋行”在中國擴大生意範圍的本地商人。早期的“洋買辦”並非外國洋行的雇員,而是身份獨立的商人,他們與“洋行”之間是“代理關係”,為了取得“買辦”資格,他們往往需要繳納一定的保證金,如果生意規模沒能達到預期目標或出現虧損,他們的保證金將被“洋行”扣罰。同樣的,如果他們的業績不錯,也將享受“洋行”的利潤分成。
就純粹的商業角度而言,“買辦”屬於正常的商業代理行為,無可厚非。但是,如果“洋行”進行的不是公平貿易,而是“壓榨式”貿易;外國銀行開展的不是普通的金融服務,而是“控制貨幣供應”的操縱性行為,那麼問題的性質就發生了改變。“洋行”與外國銀行的勢力越強,生意規模越大,對中國經濟的危害也就越深重。在這一過程中,幫助外國金融資本“擴張”勢力範圍的“洋買辦”就變成了傷害本國利益的重要“幫兇”。
從胡雪岩被獵殺的事例中人們可以清楚地發現“洋買辦階層”對中國經濟、金融、貿易與民生的重大殺傷力。沒有“洋買辦”的盡心竭力外國“洋行”和銀行都不可能在中國獲得那麼大的控制力。
是平等的商業交往,還是控制與操縱?
正確判斷外國金融資本的“意圖”和行為,是一切歷史功過與是非評判的核心。
縱觀世界各國,“洋買辦現象”幾乎是“中國特色”。無論是在亞洲的印度、日本、韓國,還是在美洲大陸,都“不曾”出現這樣一個“特殊”的階層。這是中國“半殖民狀態”所“獨有的現象”。在西方“擴張”的過程中,美洲、非洲最先被“殖民化”,亞洲的印度和東南亞稍後被征服,在這些被西方徹底殖民化的地區,西方的統治勢力可以直接實施垂直統治,而無需借助本地中間人代行控制,所以“無需”買辦階層費事。中國的情況比較獨特,西方殖民者來到中國的時間太晚,而中國相對“強大”,無法在短時間內徹底“垂直統治”中國,所以“必須依賴”一個中間階層來“代行控制”,這個階層就是官僚與“買辦階層”。
從更深層次看,但凡統治“殖民地”,必須要“徹底消滅”當地的文字,因為文字攜帶著文明的基因,維持著複雜的“民族自我認同”和精神歸屬,征服一個國家卻消滅不了它的文字,則統治者要麼被同化,要麼被驅逐。被統治者(如台灣的皇民浪人特權階級)從精神和情感兩方面“認同”統治者(實施皇民化的日本祖國)是統治成功的唯一選擇,古往今來概莫能外,世界任何一處的殖民地也是如此。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美國、日本等殖民帝國,無不首先滅掉殖民地的文字,使得被統治民族完全和徹底地“集體失憶”,重新接受殖民帝國的精神與“情感灌輸”,以實現其“長治久安”。
在當今世界,前殖民地地區的“普遍”貧窮落後,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時代“留下”的後遺症。可怕的並不是這些地區的物質財富被掠奪,而是殖民地國家的文字“被摧毀”所“導致”的精神世界極度錯亂和“信仰體系徹底碎裂”,要重建對自身文明的信心,卻遠不像經濟發展和物質繁榮那樣短期就能見效。
中國的幸運就在於頑強的漢字生命力和在此之上建立起來的巨大文明體系。無論是英國的狡詐、俄國的貪婪,還是日本的囂張,都不可能徹底征服中華文明。正是在這種現實的無奈中,西方殖民帝國不得不借重與“依靠”“洋買辦”來實現財富的掠奪和控制。
在金融高邊疆“全面淪陷”的情況下,“洋務運動”也好,“戊戌變法”也罷,甚至推翻清王朝“都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半殖民化”的狀態。
日本當時也同樣面對著西方列強的殖民野心,也同樣被砸開了通商的大門,可是卻有著與中國截然相反的命運。明治維新的成功與洋務運動的失敗其“根本差別”就在於日本守住了自己的金融高邊疆,外國金融勢力未能有效地控制日本的貨幣體系。尤為重要的是日本“沒有”形成一個強大的“洋買辦階層”。因此,外國銀行在日本難以開展業務,更別說控制日本的金融命脈了。
1863年以來,在日本開業的六大外國銀行攜帶著高達2億兩白銀的資本金,其實力比日本當年的銀行實力不知強大多少倍,即便是明治維新成功後,直到1900年,日本的全部銀行資本金還不到這個數字的一半。可是除了「滙豐銀行」尚能運轉之外,其他外國銀行已紛紛倒閉。而日本本國銀行的數量則從零暴漲到1901年的1867家。在此之前的明治維新幾乎完全是在本國銀行體系的信貸“支持”下完成了工業的近代化,使日本一躍而與西方列強平起平坐,成為亞洲唯一擺脫西方列強殖民的成功典範。
日本正是牢牢控制住了金融高邊疆,源源不斷地為本國的工業、國防和貿易提供大量信用才催生了一個迅速崛起的工業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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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到死都難以真心懺悔
抗日戰爭五十年後名叫土屋芳雄的日本老兵撰寫了一本回憶錄。
在這本回憶錄裏,他提到一個叫做張永興的中國人。土屋說,這名中國人是東條英機親自點名要求抓捕,並懷柔收買的。
為什麼東條如此小題大做?
因為齊齊哈爾東線情報站負責人張永興及其部下,通過埋暗哨、收垃圾、偽裝旅遊等極其原始的手法,獲知了屬於絕密級的日軍情報——日軍正在東北秘密修建相當堅固的軍事要塞。
在土屋的回憶錄中,張永興、其弟張克興等人被捕,張克興熬不住毒刑拷打,叛變投敵。張永興面對酷刑毫不動搖,但卻被日本人的懷柔政策打動,最終叛國。
張永興的後人聞訊怒不可遏,通過《土屋回憶錄》的翻譯者要跟土屋老鬼子當面對質。時間已經過去五十年,當年的親歷者絕大部分早已作古,唯一有發言權的只有這個老鬼子了。
土屋說,中國人在抗日戰爭中死亡了數百萬人,中國人看待這一事件是帶著仇恨情緒的。中國人沒有親眼看到張永興是被誰殺的,只是因為仇恨才說是張永興沒有叛變。
言下之意是,只有我土屋老鬼子是親身在場的當事人,我說的就是歷史。
土屋太小看中國人,也太小看TG(土共=中共)了。
TG(土共)官方審查張永興烈士的卷宗,提出如下疑問:
1.張永興烈士的情報上線是張放和聞漢章,張放一直活到了解放之後,聞漢章下落不明,兩人均無被捕記錄。如果張永興叛變,為什麼這兩個人安然無事?
2.事件親歷者活到現在的只有土屋老鬼子一個,但同時代的人並沒死絕。有當時被捕關在同一監獄的愛國學生出面,描述了張永興烈士在獄中大義凜然的表現。
3.根據出賣張永興烈士的叛徒在解放後的供詞,張及其弟並未叛變。叛徒後來被日軍釋放,如果張永興叛變,那麼他為什麼會被日本人殺害?
4.關東軍秘密檔案,關憲高第1154號檔,是日本憲兵隊報告東條英機的有關張惠民諜報案的詳細審訊記錄。長達17頁的審訊報告裏,並無一字說到這個被東條親自要求懷柔的諜報奇才,答應跟日本人合作。反而到處都是張永興寧死不屈的表現。
此時,土屋老鬼子才明白,自己面對的是一個有史以來最彪悍的打臉黨。為了不被再打,土屋老鬼子發表聲明,張永興烈士沒有叛變,回憶錄中的文字,“純屬記憶錯誤。”
他還“突然”的回憶起,張永興對他曾說過這樣一段話:“我是一個中國人,就像你們日本人愛你們的國家一樣,我也深愛著自己的祖國。如今,我們的國家正在遭受你們的侵略,我不能做事不管,我為蘇聯工作,是為了挽救自己的祖國,我相信用不了多久,我們就會把你們從中國趕出去。”
陸川導演的《南京南京》(注:背後有日資),由於角川這個人物的存在,我沒有去電影院用銀子支持。網路上對這個片子也爭論得很凶,正方說陸川是為了走向國際市場尤其是日本市場而捏造了角川,是用國恥做噱頭;反方說要跟國際接軌,需要拍這樣的片子,這才是國際主潮流。沒有看過,所以我並沒有怎麼說話。
今天下載來看了看,也許沒有正方說的那麼極端,但我也絕不同意反方的看法。
這是一部製作技術上還不錯,但一開始就在方向上選擇錯誤,心理細節上荒腔走板的電影。以無需加以解釋的屍山血海前,慢條斯理的來剖析劊子手們的其中之一,劊子手們的十萬分之一的人性裂變,捨本逐末一至於斯。
你能想像猶太人會用奧斯維辛的千萬枯骨做代價,去換取希姆萊的救贖嗎?
我知道,殺人的和被殺的都是人,這是這些年西方人影視的愛好。我很遺憾的看到一部大製作的中國影片,義無反顧的沖進這個光暈裏自我陶醉。
可問題在於,你把自己精心打扮得符合他們的審美情趣,連國殤都搭進去,他們真的會愛上你麼? 塔吉克斯坦傾盡全力,拍攝了一部即使在挑剔的中國觀眾眼裏,也可以稱得上史詩級的戰爭電影——《遊牧部落》。這片子,我看到了很多好萊塢的影子。
該片,至今仍默默無聞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裏走出來的猶太人,以六百萬生命為代價明白了一件事—— 他們是魔鬼,每一個毛孔都滲著無辜者鮮血的魔鬼。所以,今日猶太電影裏最過極限,也只敢塑造一個像個人類的納粹國防軍(見《黑皮書》)。對於党衛軍,從不敢越雷池一步。
劃下這條線,絕非猶太人天生比別人刻薄。猶太人是在一聲聲的“放下行李,我們帶你們去工廠工作、脫掉衣服,我們給你們洗澡、吃東西”裏,被他們殺怕了,被他們殺毛了,被他們殺出經驗來了。
猶太人知道,在那些飽含人性的聲音後面,只有7.92毫米子彈和毒氣。
所信者聽也,而聽猶不可信。幾百萬老鬼子裏,土屋算是很難得的坦承自己罪孽的異類,他尚且打了這麼多埋伏,不是我們自己小心謹慎,險些被他玷污了忠烈。
他們還在想方設法的將歷史裏的自己打扮得好看些,別去試著幫他們。
別去試著幫他們!!
把這篇舊作拿出來,不僅僅是針對(黑龍江)方正縣的碑文。
那篇碑文我看了,滿紙的羞羞答答不好意思,但暫時膽子也還沒有大到敢幫日本人顛倒黑白的程度。
下午一個歷史白癡在微博上發文,聲稱記得仇恨的國家都是自卑的、不理性的,很不幸的這個白癡連英法百年戰爭都不知道,被線民輪流打臉,俺也跟風上去抽了一嘴巴。
有這麼一股子為方正縣碑文辯護的奇怪邏輯,大致是這樣的:人應該寬容,應該忘記仇恨,所以人必須寬容,必須忘記仇恨,否則你就是自卑,你就是不理性。
所以,方正縣那個羞羞答答的、為侵略者遮羞蓋醜的碑文,才是符合世界潮流的,才是充滿了人性光輝的。
這種邏輯,是拿口腔替代了直腸的放屁功能。
一個被害者,埋了當年侵害他的兇手,這是仁厚。
一個被害者,為當年侵害他的兇手立碑,碑文上還羞羞答答的不敢說出這雜碎是為什麼死的,這就不是仁厚,是犯賤!
從來只有侵略者不好意思的,從來只有侵略者遮遮掩掩的,也從來只有侵略者為自己樹碑立傳的。
如今,反而是被害者來做這些事了?
這TM(他媽的)是叫人性,還是受虐狂?
如果只有這樣的思想才能叫做人性的話,那麼作為一個正正常常的人類,我只有說,去NM(你媽)的這種犯賤的“人性”!
2011-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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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化日帝殖民統治的《海角七號》第三社會新皇民復辟文化論述再現在台新後遺症/被綠化的自由派報紙成篇美化報導 皇民復辟勢力感念恩德 皇民三腳ㄚ台奸餘孽建祠拜日本人
感念恩德 台灣人建祠拜日本人
洪榮志、呂妍庭/綜合報導
2011-01-19 中國時報
台南、嘉義(皇民特權大地主台奸大本營)都有供奉日人的寺廟,台南市安南區的「飛虎將軍廟」,供奉日本海軍飛行員杉浦茂峰少尉;東石鄉副瀨村富安宮供奉義愛公,其實是位日本警察(抗日台灣人俗稱的台奸三腳仔),原名森川清次郎。
供奉日本海軍飛行員杉浦茂峰少尉的台南市鎮安堂,又稱為「飛虎將軍廟」,每年農曆十月十六日聖誕千秋,信徒經年絡繹不絕。
廟方說,民國卅三年二戰期間,美軍空襲台灣,日機升空迎擊,杉浦茂峰少尉駕駛的戰鬥機尾翼中彈著火,瀕臨爆炸的危機,杉浦茂峰為避免戰機墜落人口數百戶的海尾寮部落,吃力地將機頭拉高,飛往部落外的農地、魚塭後,再跳傘求生,不幸被美軍擊中降落傘,仰躺稻田中犧牲。
民國六十年間,有人目睹一位戴白帽、穿白衣的人,經常徘徊在養殖場附近,以為是趁黑夜前來偷魚的人,但一走近卻不見人影;也有民眾被托夢,導致人心惶惶。當時有一名蘇姓大地主在田裡耕耘時,不僅耕耘機卡住,牛也不願走動,頻頻出現怪異現象,經請示朝皇宮保生大帝,才得知是空戰陣亡的幽魂顯靈。地方人士後決議於墜機處建祠祭祀,蘇姓大地主也捐出土地建廟,以表揚杉浦的恩德。
嘉義縣東石鄉副瀨村富安宮供奉的神明義愛公,其實是位日本警察,原名森川清次郎。當時森川清次郎只是官階最低的巡查,因慈悲愛民,深受當地居民愛戴。
當時局勢動盪不安,民不聊生,日本政府卻向居民課徵多項稅賦,他多次陳情上級代求減免,未獲核准還被指為是煽動抗稅,加上他正忙著搶救轄內流行性傳染疾病,眼看政府如此不通人情,憂憤交加留下「苛政擾民」遺書後舉槍自盡,死時年僅三十三歲。
村民為感念森川清次郎的大義及愛民,修築富安宮,並供奉他為義愛公,是國內相當少見的日本王爺。
http://news.chinatimes.com/focus/11050101/112011011900128.html
法會木造驅逐艦 引日軍魂返鄉
林和生/屏東報導
2011-01-19 中國時報
奉祀日本軍魂的東港鎮靈聖堂,昨一連七天舉行建醮法會,會場除有搭載日本軍魂的驅逐艦外,還打造三艘木船陪祭,在傳統道教儀式中帶有濃濃的日本味。
靈聖堂位處大鵬灣附近,日據時期是日軍南進基地,也是處理戰死日軍遺體的地方,長期彌漫一股詭異氣氛,當地民眾甚至繪聲繪影說,入夜後曾聽到部隊操練的踏步聲。
靈聖堂住持陳賢源表示,十餘年前,一名自稱三船太郎的日本將軍托夢說,他搭乘的驅逐艦在鵝鑾鼻外海被擊沉,船上有數以百計的日本官兵,希望有人能為他們建廟收容亡靈。將軍更托夢在靈聖堂後方的紅磚厝中有三個骨灰罈,也確實被信徒尋獲,目前廟方原封不動安置,為這夢境更添神祕。
陳賢源說,廟方依照將軍托夢指示,除有安置祂與另名大使金身的主殿外,廟埕前更開闢廣場方便操兵;信徒還打造驅逐艦模型,每年供這些日本軍魂返日探親。
除了軍艦外,靈聖堂這次適逢廿五周年的擴大超度法會,還特地打造兩艘七尺一吋長及一艘十八尺的木船,順便搭載附近欲渡化的孤魂野鬼。另於廿二日預計席開七百桌,待整個法會結束,全數供品將分送附近窮苦人家及慈善團體。
在恆春貓鼻頭興建的潮音寺,同樣祭祀有日本軍魂,據說二次大戰當時,日本開往南洋船艦常遭美軍擊沉在巴士海峽,估計有兩百艘,死亡人達數十萬人。日本遺族當初募集資金搭建寺廟後,每年固定來台祭祀,但隨著親人老去,到此廟的日本人也逐年減少。
http://news.chinatimes.com/focus/50107871/112011011900129.html
功於社稷 立祠祭祀不分國籍
蘇瑋璇/新北市報導
2011-01-19 中國時報
台灣南部膜拜日本人,甚至立祠蓋廟、焚香祭祀,真理大學宗教系主任蔡維民說,中華文化對於偉大人物的崇拜情感,往往能超脫國籍藩籬,因此出現「台灣人拜日本人」。
蔡維民說,神分為「天神」、「人神」、「鬼神」三種,前者以如觀世音、如來佛、釋迦摩尼等,後者如有應公、萬善爺這類無嗣孤魂,至於日本人神祇應屬於第二種。
他表示,日本殖民統治後期,台灣人的土地意識由強轉淡,當時確實有些勤政愛民、貢獻鄉里的日本官員,加上皇民化運動助長了天皇思維,融合傳統民間信仰,「日本人神祇」這種大時代產物應運而生。
蔡維民笑說,其實以宗教信仰做為統治手段由來已久,《大清會典》中記載,台灣早期屬移民社會,動盪不安,清朝嘉慶、道光年間就明文立下規範,凡有義行或具高尚節操的地方人物,可立祠祭祀,原意是為使後人效法,形成安定社會的力量。
http://news.chinatimes.com/focus/50107871/1120110119001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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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構多民族國家。解構中東。解構多元文化。製造文明衝突=>為美以基督教霸權干涉、經濟文化殖民它主權國家創造合理性/合法性--警惕美以歐基督教霸權的Yinon Plan
《為“文明的衝突”佈一大盤棋:分裂、征服與統治“新中東” 》
《為“文明的衝突”佈一大盤棋:分裂、征服與統治“新中東” 》
《為“文明的衝突”佈一大盤棋:分裂、征服與統治“新中東” 》
“阿拉伯之春”這一熱門辭彙其實是由一群遠在的華盛頓、倫敦、巴黎和布魯塞爾辦公室的個人和團體所“炮製”的。這群人除了對這一地區有膚淺的認識外,對阿拉伯國家幾乎一無所知。
阿拉伯民族間正打開的自然是一個混合包裹,而叛亂與機會主義一樣都是這個包裹裏的一部分。
哪里有革命,哪里就有反革命。
阿拉伯世界的“動亂”也並不是所謂的阿拉伯的“覺醒”;這一辭彙顧名思義便是阿拉伯人總是處於昏睡之中,儘管他們一直被獨裁和不公所包圍。
現實的阿拉伯世界,作為更廣闊的土耳其-阿拉伯-伊朗世界的一部分已經被頻繁的起義所填充。儘管這些叛亂已被阿拉伯的獨裁者以及美國、英國和法國等(老殖民帝國)國家協力平息。而這些(老殖民帝國)大國的“干涉”一直是民主的(反動)制衡力量,且將繼續發揮作用。
【分而治之(支解分裂依附策略)】:首次“阿拉伯之春”如何“被操縱”
重整中東的計畫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幾年。而正是在一戰期間,這些帶有“殖民”傾向的“設計”才隨著反對奧斯曼帝國的“阿拉伯大起義”清晰地表現出來。
儘管英國、法國和義大利都曾是殖民國家,迫使阿拉伯人民在諸如阿爾及利亞、利比亞、埃及和蘇丹等國家“享受不到”任何自由,但是這些殖民國家仍成功地將自己“塑造成”阿拉伯解放運動的朋友和盟友。
“阿拉伯大起義”期間,英國和法國(老殖民帝國)事實上使阿拉伯人充當它們的步兵(走卒)反抗奧斯曼帝國,以“進一步實施”其地緣政治的圖謀。倫敦和巴黎之間簽訂的秘密協定——“賽克斯-皮科協定”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英國與法國所作的僅僅是通過向阿拉伯人販賣它們有關阿拉伯從所謂的奧斯曼帝國的“鎮壓”中解放的思想,而取得對阿拉伯人的使用和“操控”。
事實上,奧斯曼帝國是一個多民族帝國。它給了所有民族當地和文化自治權,但最終被操縱成為了一個土耳其實體。甚至是隨後的在奧斯曼安納托利亞的亞美尼亞種族的滅絕,也不得不與當代在伊拉克的基督徒的目標一樣,被視為外部行為體為“分裂”奧斯曼帝國、安納托利亞以及奧斯曼帝國公民的一個“秘密計畫”的一部分。
奧斯曼帝國解體後,正是倫敦和巴黎“拒絕承認”阿拉伯人的自由,儘管也是它們在阿拉伯民族間的“播下”了“不和”種子。當地“腐敗”的阿拉伯領導人也曾是“該計畫”的合作夥伴,他們中很多人(帶路黨)對能成為英國和法國的(買辦)客戶而“欣喜若狂”。同樣,今天的“阿拉伯之春”也正在“被操縱”。美國、英國、法國以及其他國家正在“腐敗”的阿拉伯領袖與重要人物(傀儡買辦帶路黨)的“幫助”下“重組”阿拉伯世界和非洲。
Yinon計畫:混亂中的秩序
Yinon計畫,作為英國在中東戰略的“延續”,是以色列為確保其地區優勢的一項戰略計畫。它堅持並規定,以色列必須通過將周圍阿拉伯國家“巴爾幹化”為弱小國家,以“重組”其地緣政治環境。
以色列戰略家將伊拉克視為對以色列構成最大戰略挑戰的阿拉巴國家。這就是為什麼伊拉克被刻畫為中東和阿拉伯世界“巴爾幹化”的核心(注:美帝入侵佔領伊拉克其主要戰略目的並非一般淺薄的戰略家所謂的僅只是覬覦石油,而是基於一長遠計劃、更深層次的對於中東人口、文化進行重組改造──美帝入侵佔領伊拉克後主要的遺產就是已大致上將伊拉克分割為三個自治區)。在伊拉克,以色列戰略家根據『Yinon計畫』的概念宣導將伊拉克“劃分(切割)”為一個庫爾德“國家”和兩個阿拉伯“國家”,這兩個阿拉伯“國家”分別由什葉派穆斯林人和遜尼派穆斯林人接管。
而達成這一“目的”的第一步就是一場伊拉克與伊朗之間的戰爭(兩伊戰爭),這也在『Yinon計畫』的範疇之中。 2008年的《大西洋》期刊和2006《美國軍方武裝部隊》雜誌分別刊登了緊隨『Yinon計畫』大綱後被大量發行的地圖。
除了“分裂”伊拉克(這也是拜登計畫所宣導的),“分裂”黎巴嫩、埃及和敘利亞也在『Yinon計畫』之中。
同樣在計畫中的還有“分裂”伊朗、土耳其、索馬里和巴基斯坦。
『Yinon計畫』也將“分裂”北非納入其中,被預測將從“分裂”埃及開始,蔓延至蘇丹、利比亞以及其他地區。
確保統治區安全:“重新定義”阿拉伯世界……
儘管已有所調整,『Yinon計畫』正在實行中,並將在“徹底分裂”的目標下逐漸發揮作用。該“計畫”源於理查•珀爾和研究組於1996年為時任以色列總理的本傑明•內塔尼亞胡所撰寫的一份政策性檔。珀爾曾擔任雷根總統時期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的副秘書長,後成為小布希和白宮的軍事顧問。
除了珀爾以外,“邁向2000新以色列戰略”研究組的其他成員還包括詹姆斯•科爾伯特(猶太國家安全事務研究所)、
小查理斯•費爾班克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道格拉斯•費斯(費斯和澤爾事務所)、
羅伯特•魯文貝格(先進戰略與政治研究所)、
喬納森•陶羅普(華盛頓近東政策研究所)、
大衛•烏姆瑟爾(先進戰略與政治研究所)
以及梅拉夫•烏姆瑟爾(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徹底分裂:確保統治區安全”是1996年這份以色列政策檔的全名。
在很多方面看,美國正在執行1996年特拉維夫政策檔確保“統治區”(realm)安全的目標。
此外,“realm”一詞反映了檔作者的戰略心理。Realm通常指君主管轄的領土或是屬於君主統治、但並不屬於君主的直接管轄範圍,而由王侯進行管轄的領土。
而在這裏,“realm”一詞正暗指中東屬於特拉維夫的王國。珀爾身為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官員卻參與以色列檔的撰寫這一事實也使人不禁要問:該統治區的概念上的主權是屬於以色列,還是美國,抑或兩者兼而有之?
確保統治區安全:“破壞”大馬士革穩定的“以色列藍圖”
1996年以色列檔要求在2000年或以後“驅退敘利亞“(rolling back Syria),通過將敘利亞人驅逐出黎巴嫩、並在約旦和土耳其幫助下對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造成動亂“等方式。而這兩起事件已分別於2005年和2011年”相繼發生“。
1996年檔指出:“以色列可以與土耳其和約旦合作,通過削弱、遏制甚至驅退敘利亞以塑造以色列戰略環境。這一努力可以集中力量將薩達姆•侯賽因的勢力驅逐出伊拉克——以色列本身重要的戰略目標——作為挫敗敘利亞地區野心的一種手段。”[1]
作為“建立”以色列主導的“新中東”並“包圍”利比亞的第一步,1996年檔要求“去除(消滅)”薩達姆•侯賽因在巴格達的權力,甚至暗示將伊拉克“巴爾幹化”並建立一個包括遜尼派穆斯林的“伊拉克中部”在內的反大馬士革戰略地區聯盟。檔作者寫道:“但敘利亞在這場衝突中有潛在的弱點:大馬士革太過忙於處理受威脅的新地區方程以致無暇顧及黎巴嫩;而且大馬士革還懼怕由以色列和伊拉克中部、土耳其組成的‘自然軸’以及位於中部的約旦會聯合擠壓敘利亞,並將其從阿拉伯半島分離出去。對於敘利亞而言,這拉開意味著重新繪製中東地圖的序幕,而這也將威脅到敘利亞的領土完整。”[2]
珀爾與研究組關於“邁向2000新以色列戰略”還提出將敘利亞人趕出黎巴嫩,並通過黎巴嫩反對派破壞敘利亞的穩定:“(以色列必須轉移)敘利亞的注意力,通過黎巴嫩反對派分子破壞敘利亞對黎巴嫩對控制。”[3]這就是2005年繼哈哈裏遭暗殺後將發生的,哈裏裏事件也觸發了所謂的“雪松革命”以及推動形成了由腐敗的賽德•哈裏裏控制的反敘利亞3•14聯盟。
檔還要求特拉維夫“把握時機,提醒世界敘利亞政權的性質”。[4] 這顯然是以色列通過搞公共關係(PR)來“妖魔化”其對手的戰略。
2009年,以色列新聞媒體公開承認,特拉維夫通過其大使館和外交使團發動了一場“全球性的運動”,包括“媒體宣傳”和在伊朗使館前組織抗議等來“詆毀”伊朗總統競選,這一運動甚至在競選還沒開始前就已被掀起。[5]
該檔還提到一些類似於目前敘利亞正在發生的事。檔指出:“最重要的是,以色列在為土耳其和約旦反利比亞行動給予外交、軍事和行動上的支持、尤其利益所在這一點是可以理解的,包括以色列支持土耳其和約旦與敘利亞領土內的一些阿拉伯部落組成部落聯盟,並對敘利亞統治精英充滿敵意等。”[6]
隨著2011年敘利亞的動盪,叛亂分子的運動和約旦土耳其邊界的“軍火走私(以扶持支持軍事武裝叛變)”已成大馬士革的一個重大問題。
在此背景下,阿裏埃勒•沙龍和以色列在英、美“入侵”伊拉克後請求華盛頓襲擊敘利亞、利比亞和伊朗也就毫不奇怪了。[7]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檔還主張通過先發制人的戰爭來“塑造”以色列的地緣戰略環境並開創“新中東”。[8] 這也是美國在2001年時會採取的一項政策。
剷除中東的基督教團體
利比亞危機之前,埃及基督徒被襲擊與蘇丹南部的公投“同時發生”絕非巧合。
同樣,伊拉克的基督徒,這一世界上最古老的基督教團體之一“被驅逐”出他們在伊拉克的故土也“並非偶然”。
與伊拉克基督徒被驅逐“同時發生”的還有在美國和英國軍隊“警覺地注視”下,由於什葉派穆斯林與遜尼派穆斯林的暴力和敢死隊而“被迫形成”不同宗教的分區,巴格達的市鎮成為一片宗教飛地。這都與『Yinon計畫』密不可分,而該地區的“重組”是一個更為遠大的目標的一部分。
在伊朗,以色列人一直試圖將以色列猶太團體驅逐,卻總是徒勞無功。伊朗實際擁有著中東第二大的猶太人口,可以說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維持原樣的猶太群體。伊朗猶太人將自己視為被與祖國伊朗密不可分的伊朗人,他們和穆斯林人和基督教伊朗人是完全一樣的。對於他們來說,因為他們是猶太人所以需要調遷到以色列的想法簡直是荒謬的。
在黎巴嫩,以色列“一直致力”於“加劇”各種基督教、穆斯林以及德魯茲教派間的“緊張”局勢。黎巴嫩是進入敘利亞的一個跳板,黎巴嫩“被分裂”為數個國家也被視為將敘利亞“巴爾幹化”為數個阿拉伯宗派小國的途徑。Yinon計畫的目標就是在遜尼派穆斯林、什葉派穆斯林、基督教和德魯茲的宗教和宗派身份基礎上,將黎巴嫩和敘利亞“分為”數個國家。敘利亞基督教的遷離也可能是目標之一。
馬龍派天主教敘利亞安提阿教會,也即最大的自治東方禮教會的新主教表達了他對於在地中海東部和中東地區阿拉伯基督徒清洗運動的憂慮。Mar Beshara Boutros Al-Rahi大主教和黎巴嫩、敘利亞許多其他的基督教領袖都擔心穆斯林兄弟會接管整個敘利亞。像伊拉克一樣,神秘組織正在襲擊敘利亞的基督團體。基督教東正教的領袖,包括耶路撒冷東正教的大主教都公開表示了他們的嚴重關切。除了基督教的阿拉伯人,亞述和亞美尼亞這一多數為基督教徒的群體也表示了他們的恐懼。
Sheikh Al-Rahi近期在巴黎會見了總統尼古拉斯•薩科齊。據悉,這位馬龍派大主教與薩科齊在敘利亞問題上出現分歧,這促使薩科齊說敘利亞政權即將覆滅。
主教Al-Rahi的立場是敘利亞必須被留下、並允許其進行改革。
這位馬龍派主教還告訴薩科齊說如果法國希望合法地使真主黨解除武裝,那麼以色列需要被作為一個“威脅”來對待和處理。
由於Al-Rahi在法國的立場,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的基督教和穆斯林宗教領袖立即到黎巴嫩對他進行了探訪並表達了感謝。
黎巴嫩的真主黨及其政治聯盟,其中多數為黎巴嫩議會的議員,均高度讚揚了後訪問了黎巴嫩南部的馬龍派主教。
Sheikh Al-Rahi以為他對於真主黨的立場和他拒絕為推翻敘利亞政權提供支持,現在正遭到以哈裏裏為首的“3•14聯盟”的政治攻擊。一場基督教會議正在經哈哈裏籌畫中,以反對Al-Rahi主教和馬龍派教會的立場。
自Al-Rahi表明自身的立場後,塔利爾黨,這一活躍在黎巴嫩和敘利亞的黨派,也開始對其進行批評。有報導稱,美國高級官員也取消了他們和馬龍派主教的會見,這也是他們對於Al-Rahi關於真主黨和敘利亞立場表示不滿的信號。
在黎巴嫩,哈裏裏為首的“3•14聯盟”一直都是一個受歡迎的少數群體(甚至當該聯盟成為議會中的多數時),該聯盟一直與美國、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以及敘利亞的暴力和恐怖組織密切合作。穆斯林兄弟會和其他敘利亞所謂的薩拉菲斯特組織也一直與哈裏裏以及“3•14聯盟”中的基督教政黨相互協調,並舉行秘密會談。這也是為什麼哈裏裏與他的同盟一直反對大主教Al-Rahi。也正是哈裏裏和“3•14聯盟”將伊斯蘭法塔赫帶入黎巴嫩,並幫助其中的一些成員逃往敘利亞作戰。
有一些不知名的狙擊手正在瞄準敘利亞平民和敘利亞的軍隊射擊,“(藉)以造成”混亂和內鬥。敘利亞的基督團體也成為這些狙擊手的對象。很可能這些攻擊者是來自美國、法國、約旦、以色列、土耳其、沙烏地阿拉伯和阿拉伯灣的武裝力量與一部分敘利亞人組成的聯盟。
華盛頓、特拉維夫以及布魯塞爾正籌畫著將基督教從中東遷離。據悉,Sheikh Al-Rahi在巴黎被總統薩科齊告知,地中海東部和中東的基督教團體可以重新被納入歐盟。這並不是什麼慷慨的提議,而是被有意將中東古老的基督教團體根除的國家扇了一記耳光。其目的或是將基督教團體重置於該地區之外,抑或將這些團體劃分為眾多分區。兩種都可能成為目標。
這一計畫旨在將阿拉伯國家劃定為專門的穆斯林國家,這與「Yinon計畫」和美國“控制”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目標是相一致的。其“結果”很可能是一場大國戰爭。
阿拉伯基督徒如今與阿拉伯黑人處境非常類似。
重新劃分非洲:Yinon計畫正在發揮作用……
關於非洲,特拉維夫將保障非洲的安全視為其廣泛週邊的一部分。這一更為廣泛的或所謂的“新週邊”已成為1979年抵抗包括伊朗(巴列維時期以色列最親密的盟友之一)在內的阿拉伯“舊週邊”隨著伊朗革命的瓦解後,特拉維夫地緣戰略的基礎。在這一情況下,以色列的“新週邊”隨著埃塞俄比亞、烏干達和肯雅等反阿拉伯和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等國家的“納入”而被概念化。這也是為什麼以色列要如此深入地參與蘇丹的“巴爾幹化”(注:原有蘇丹目前已被操縱分割為二,以基督徒組成為主的南蘇丹已於2011年獨立)。
在中東教派分裂的背景下,以色列已列出了重組非洲的計畫。『Yinon計畫』試圖從三個方面的基礎上劃定非洲:(1)民族語言;(2)膚色;(3)宗教。為確保統治,先進戰略與政治研究所這一以色列智囊團(包括珀爾在內)也推動創建了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的美國『非洲司令部(AFRICOM)』。
試圖“分裂”阿拉伯和非洲身份的行動正在“進行中”。它只在將所謂的“黑非洲”與所謂“非黑”的北非劃分開來。這是分裂非洲大陸上所謂的“阿拉伯人”與“黑人”計畫的一部分。
正是這一目標“造成”並推廣了“非洲南蘇丹”與“阿拉伯北蘇丹”這兩種荒謬的身份。這也是為什麼黑膚色的利比亞人被視為利比亞“清洗膚色”運動中的對象。阿拉伯身份在北非正與非洲身份“相脫離”。同時還存在“剷除”大量的“黑膚色阿拉伯人”的計畫,以明確劃分“非洲黑人”與新的北非“非黑人“的界限。這也將”導致“剩餘的柏柏爾“非黑人”與阿拉伯人間的戰爭。
同樣情況下,在非洲蘇丹、尼日利亞等地,緊張情緒也在為進一步劃分界限的穆斯林與基督徒間醞釀著。而造成這種分裂的基礎,包括膚色、宗教、種族和語言等,都“助長”著非洲的“瓦解”與不和。這都是一個將北非與剩餘非洲大陸劃分的更遠大非洲戰略的一部分。
為“文明的衝突”布棋
正是在這一點上,所有這些“看似”一盤散沙的事件都被“聯繫”在了一起。
整個棋盤正在上演“文明的衝突”,而所有的棋子也各就各位。阿拉伯世界正“被隔離開”來,並被清晰的界線所劃分。這些界線“阻止”不同民族語言、膚色和宗教團體間相互的過渡與融合。
在這項“計畫”中,將不再有社會與國家的過渡與融合。這就是為什麼中東和北非的基督徒,如科普特人,正成為“被攻擊”的對象。這也是為什麼黑膚色的阿拉伯人和柏柏爾人以及北非的黑人在北非正面臨著“種族滅絕”的威脅。
繼伊拉克、埃及之後,阿拉伯利比亞民眾國和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對『Yinon計畫』而言)都是 “破壞”北非和東南亞地區穩定的核心。
利比亞發生的一切(美歐顛覆推翻利比亞政權的『顛覆模式』)對非洲有著巨大的影響,而敘利亞的狀況也深刻地影響了東南亞及更遠的地區。按照『Yinon計畫』所指出的,伊拉克和埃及是造成阿拉伯國家不穩定的切入點。
如今正在“上演”的是建立一個專門的“穆斯林中東”地區(以色列除外),而這也將“造成”什葉派與遜尼派間的鬥爭。類似的場景也正在“北非非黑人”區上演,表現為阿拉伯人與柏柏爾人的衝突。
同時,在“文明的衝突(劇本)模式“下,中東與北非也”被認為“是所謂的“西方”與“非洲黑人”間的衝突。
這就是“為什麼”法國的薩科齊和英國的卡梅倫在利比亞衝突初期相繼發表聲明,指出多元文化主義在各自的西歐社會中已經“不復存在”。[9]
真正的多元文化主義正威脅著“北約戰爭議程”的合法性,也為作為美國對外政策基石的“文明的衝突”的實施造成了障礙。
在這一點上,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解釋了為什麼多元文化主義會成為華盛頓及其盟友的威脅:
“隨著美國成為文化日益多元的社會,它可能會發現在對外政策問題上要想達到一致性就愈加困難(如與阿拉伯世界、中國、伊朗、俄羅斯或者是前蘇聯等地戰爭),除非存在真正被能被廣泛覺察到的大規模的直接外部威脅。這樣的共識普遍存在于二戰甚至冷戰期間(如今也存在著,因為“全球反恐戰爭”)。[10]
布熱津斯基的下一句則指明了為什麼人們會反對或支持戰爭:
“然而(共識)不僅僅深深地紮根於共用的民主觀中且人們意識到這些民主觀正在受到威脅,而且也根植于對歐洲集權主義下的受害者們在[11]文化上和種族上的親近。”
雖有冗餘之嫌,我仍然要一再提出正是因為這種要“打破”中東-北非(MENA)地區、所謂的“西方世界”與撒哈拉以南非洲間“文化融合”的企圖,所以基督徒和黑人正在(被安排)遭到攻擊。
“種族中心主義”與意識形態:將今日的“正義戰爭”正當化
在過去,西歐的殖民國家會對他們的人民進行洗腦。他們的目標就是獲得推行殖民的支持。而其形式就是在武裝商人與殖民軍隊支持下轉播基督教(唯我獨尊)及其教義。
同時,種族意識形態也被提出。那些被殖民的人被刻畫成“下等人”、低等、沒有靈魂。
最終,承擔“開化”那些所謂的“世界未開化人民”的 “白人的責任”等語句開始被使用。這種具有凝聚力的思想框架被用於將殖民主義“塑造”為一項“正義事業”。而這也為征服和“開化”外國領土的“正義戰爭”提供了合法性。
如今,美國、英國、法國和德國的帝國主義計畫並“沒有改變”。改變的只是為發動“新的殖民主義戰爭”、進行征服的“藉口”與理由。
在殖民統治時期,發動戰爭的敍述(論述)與理由被包括英國和法國在內的殖民國家的公眾輿論所接受。
今天的“正義戰爭”和“正當理由”也在婦女權利、人權、人道主義和民主的“旗幟”下進行著。
文/Mahdi Darius Nazemroaya
(加拿大)Global Research 2011年11月26日
http://www.globalresearch.ca/index.php?context=va&aid=27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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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hdi Darius Nazemroaya是加拿大渥太華的一位獲獎作家。
他是蒙特利爾全球化研究中心(CRG)的一位社會學家和副研究員。他曾見證了北非“阿拉伯之春”的過程。在北約(2011年)轟炸利比亞期間,他正在利比亞擔任KPFA的聯合研究專案——Flashpoint專案的特派記者。
讚讚
《可悲的戰後「再殖民」文學論-陳芳明的台灣文學史觀再批判》
《可悲的戰後「再殖民」文學論-陳芳明的台灣文學史觀再批判》
有朋友問說:最近為什麼專搞歷史來了?不搞現在的問題,卻去搞過去的問題,不是太脫離現實了嗎?
我回答說:因為歷史問題經常也是現實問題;譬如:日本的靖國神社參拜問題或日本歷史教科書問題,雖然是過去的事,卻與日本的現實動向、與日本右傾化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問題有很深的關係;李登輝當政時,大力推行的,便是「國中」教科書《認識台灣》——「歷史篇」,下台後“推動”的,就是日本人小林善紀的《台灣論》,兩者都企圖“通過”台灣史觀“打造”今日台灣的「新國民意識」。
所有的統治者都深知,掌握“歷史的詮釋權”與維持或“強化統治”有密切的關係,因此都“熱衷”於【湮滅歷史】或【虛構歷史】,使被統治者“不瞭解”歷史真實而“喪失”反抗的能力,作為“意識型態的歷史觀”的“統治”,其實就是現實統治的基礎,我們“怎麼可以”不重視歷史問題呢?
特別是,台灣的歷史問題“更是如此”。
百年來,台灣經歷了曲折複雜的歷史,歷史也數度被權力者所“扭曲”、【湮滅】;再加上台灣今日“過於早熟(雛妓式)”的後資本主義文化,個人已被“零碎化”、社會聯繫“斷裂”,“虛擬”的和形象的世界“取代”了真實的世界,誰在乎歷史?
因此,普遍存在著對歷史的“虛無感”。但是,“歷史問題”並不因此而消失,當年台灣的“(李扁皇民勢力復辟殖政)新當權者”就是“利用”這普遍的歷史虛無感千方百計地“建構”他們的歷史論,用“所謂”的台灣史觀來“打造”台灣的新「國民意識」,以維持、強化其在歷史意識型態上的統治。
它就是“分離主義的台灣史論”;這種史論,不是“排除(閹割掉)”台灣歷史中的中國本質,就是【捏造】中國人如何壓迫台灣人,或“誇大”中國人與台灣人對立的歷史,把台灣完全孤立於中國與世界之外,以此“打造”「反中國」或「去中國」的國民意識。
這就是“當下(馬英九治下的)”台灣的統治性歷史觀。
它是當權者“強化”台灣現實(反共/分離/分治)統治的一部分,我們“怎麼可以”把歷史當做過去的問題呢?歷史問題的鬥爭正是現實問題鬥爭“不可分”的部分,這個“道理”當年的統治者清楚得很。
而,台灣的“(扭曲虛構的)分離主義文學史觀”一向就是(扭曲虛構的)分離主義歷史論的“急先鋒”,因此它是台灣的歷史問題中“最尖銳”的部分。
“揭露”分離主義文學史觀的“欺妄性”不只是為了歷史的工作,更是為了現實的工作。
其中,(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台灣文學史論,就是這種“分離主義文學史觀”的代表之一。
十年前,我曾針對(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台灣文學的建構和分期》一文,寫了《戰後再殖民論的顛倒》,指出它的「戰後再殖民論」“背離”了社會科學的常識和台灣歷史事實,是「以意識型態取代歷史」,並且在文末引用了前輩作家龍瑛宗說過的一句話:「有謊言的地方就沒有文學」,間接“奉勸”他,既然要搞文學就不能有“謊言”,“謊言”與文學是不能並存的。今天,他“仍然”把“台灣光復”後的文學史定為「再殖民」時期。
所謂「再殖民」,“光復”後的文學是「殖民文學」嗎?是誰殖民了誰?
下面,本文再依據客觀史料,逐步“揭露”它「作偽」的“真面目”;並借此對“台灣光復”期歷史的一些基本問題做一番辯析、澄清,打破台灣分離主義者長期以來“獨擅”的“偽歷史”觀點。
一、再談台灣「光復」的意義——不只是「行政接收」,而是「主權復歸」
就如所有的“台灣分離主義者”的戰後史論,必定是從“塗消”或“扭曲”「八‧一五」——日本投降台灣復歸祖國(中國)的歷史開始一樣;陳芳明的「戰後再殖民論」,也是從“塗消”、“扭曲”台灣「光復」的歷史起頭的。
他的“歷史敘述”,“似是而非”,若不深究,必定受其“蒙蔽”,一眼帶過。其實,其中“深藏玄機”,是“典型”的分離主義的「台灣戰後史觀」。把戰後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完全歸因”於太平洋戰爭的終結,“刻意不提”它與日本侵華戰爭、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關係”;也就是“排除”了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歷史動力”中的中國要素,把台灣脫離日本統治與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因果關係”“脫鉤”,為他的「台灣主權未定論」預埋伏筆;
更“刻意避”《開羅宣言》明記的:「日本竊自中國的……台灣、澎湖應歸還中國」的內容,而以「依開羅宣言的約定,中華民國負責來台接收」的“杜撰置換”。只要稍加對照就可看出,《開羅宣言》明記的「台灣應歸還中國」與陳芳明“杜撰”的「中華民國負責來台接收」,兩者之間的歷史意義是“天差地別”的;
所謂「負責來台接收」,意指日本投降後中國政府(當時是「中華民國政府」)的來台接收,與戰後美軍「負責」接管日本、南朝鮮和琉球的意義一樣,都是受盟軍的命令進行暫時的軍事和行政「接管」,並不是「收復主權」;這與《開羅宣言》中明記的台、澎主權歸還中國的意義,當然是“天壤之別”。
(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一面說”「依照開羅宣言的約定」,“一面”卻“掏空”宣言中「台灣歸還中國」的“重要內容”,說中華民國只是「負責來台接收」,這就是想以「瞞天過海」、「陳倉暗渡」的手法“竄改史實”,想以這樣的“敘事”來“達到”台灣主權未定論的“說法”。說明白了,就是企圖從根本上否定日本投降後台灣主權復歸祖國(中國)的“歷史事實”,進而“虛構”他的「戰後再殖民論」。
實際上,像(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這樣的“竄改”論調,其“總根源”,“來自於”戰後美國在冷戰中對華戰略的“陰謀”。
1947年初,美國發表了「冷戰」宣言之後,為了它在東亞的“冷戰戰略”的“需要”,“企圖”把已歸還中國領土的台灣置於其勢力“支配”之下,而“開始鼓吹”「台灣地位未定論」,否定《開羅宣言》以及台灣已復歸中國的歷史事實。“源自於”美國對華戰略陰謀的這種論調,日後便成了台獨分離主義勢力的基本歷史教義之一;李登輝政權後期,用日本右翼慣用的「終戰」史觀來取代「光復」史觀,也可視為“同一脈絡”。
至於日本投降後,台灣是不是已復歸祖國(中國),這只要看看當時台灣人民如何歡天喜地慶祝復歸,或者台灣的知識人“如何評價”“台灣光復”的歷史意義,便是最好的鐵證,不是(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等“分離主義者”或美國霸權,憑強權或強詞就可以塗改的。譬如,“光復”後,一向對陳儀政府的弊病批評最力的台灣作家王白淵,在《民主大路》(《新新》第三期,1946年3月20日)一文中便曾如此說到:
「台灣業已光復,從殖民地的桎梏,回到祖國的懷抱,與中國打成一片,踏入民主主義國家之門,這是歷史的飛躍,又是民族起死回生之春」。
王白淵的這段話,簡單有力地“記錄”了當時台灣知識人對“台灣光復”的“看法”;如果台灣的戰後真如美國霸權鼓吹的「台灣地位未定論」,或者如陳芳明所“虛構”的中國「再殖民」台灣論,那麼,王白淵所說的「台灣光復!回到祖國的懷抱……這是歷史的飛躍」,豈不成了胡言謅語;如果,從今日(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等分離主義者的尺規來看,王白淵的言論豈不成了不可救藥的「大統派」。實際上,王白淵的“看法”,“代表”了“光復”初期全台灣人民,包括台灣全體文化知識界的看法;「二‧二八」事件後,第一位從事台獨分離主義運動的廖文毅,在“光復”當時也曾熱烈地表示:「台灣光復了,台灣的版圖歸還祖國,我們的國家自強,國權自主,國土重圓了。」(《光復的意義》,《前鋒》創刊號,1945年10月25日)。
因此,不論從“歷史事實”來看,或者從當時的台灣知識人的言論立場來看,日本投降後,台灣已復歸祖國(中國),這是“鐵的事實”,不是(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等可以“竄改”的。
二、駁行政長官公署「再殖民」的謬論
否定了日本投降後台灣主權復歸祖國(中國)的“歷史事實”後,為了繼續“虛構”他的「戰後再殖民論」,便把“光復”後的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描述成”是「日本台灣總督府的翻版」、「不脫殖民統治的變相延續」、「對台灣社會進行帝國式的控制」、「比殖民權力支配還要嚴苛的體制」、「迫使台灣社會淪為『再殖民時期』」等等;用一種沒有具體內容、沒有客觀論據堆砌起來的斷定語句,把行政長官公署比做與日據的台灣總督府一樣,同為殖民政權。
(一)「殖民政權」與「民族政權」的不同
“光復”後陳儀主政的行政長官公署,施政上集權、腐敗、貪污又無能,積累了深厚的民怨,終至爆發「二‧二八」事件,是一個失敗的政府,這已是公論;不管是以集權政府、腐敗政府或「劫收」政府來形容,或說它如何地「比殖民權力支配還嚴苛」也好(何況這還值得商榷),都沒錯,也都符合事實。然而依社會科學上的「國家論」,在政權的民族性質上,行政長官公署絕對不是什麼「殖民政權」,而只是中國這個民族國家(當時是「國民政府」)的地方政府,一個集權又腐敗的「民族政權」。譬如德國的希特勒、日本的東條英機等法西斯政權,不管它如何專制、獨裁、進行軍國法西斯的統治,對德國人民或日本人民而言,它仍是「民族政權」,絕對不會是「殖民政權」;如果因為獨裁、極權的統治而把希特勒“說成”是對德國人進行殖民統治,那真是“天大的笑話”。這是社會科學的常識。
那麼,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與“復歸”中國後國民政府(陳儀政權)對台灣的統治,在本質上有什麼不同?
一般而言,殖民統治最明顯的特徵,就在異民族殖民者對被殖民者在法政上的「民族專政」,殖民者完全剝奪了被殖民者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權,殖民者(宗主國)的國家憲法和法律決不涵蓋殖民地,因此殖民地人民並不具有宗主國「國民」的身份;所謂「國民」,就是指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的憲法和法律所涵蓋的人民,具有以參政權為主的各種政治上的權利和義務,而殖民地人民是完全沒有的,這就是殖民地人民與一般民族國家的「國民」,最大的不同之處。
日本對台灣50年的“殖民統治”,日本帝國憲法從來就“不曾涵蓋”台灣,當然,日本本國的法律也不曾直接施行於台灣,在台灣施行的法律,只是屬於「委任立法」。法學家黃靜嘉先生的大作《日據時期之台灣殖民地法制及殖民地統治》一書,提到所謂「委任立法」的意義,就是:
「日本本國法(內地法)之制定,須依憲法所定經議會議決之程序;而在外地(殖民地),原則上係分別由殖民地長官發佈代替法律之命令(在台灣稱為「律令」、在朝鮮稱為「制令」),或由(日本)中央政府以天皇名義發佈之敕令,以(日本)本土之法律(部分或全部)施行之」(括弧係筆者所加)。
簡單地說,日本殖民者在台灣施行的法律與其國內經議會立法產生的法律,在性質上“完全不同”,它是依殖民統治機關——台灣總督府,對台灣的殖民統治需要而以行政命令頒佈的。
實際上,所有的殖民統治者都是一樣的,為了實現宗主國的壟斷資本在殖民地的壟斷利益,必然在法政上採取「民族專政」的形式,剝奪被殖民者的政治權和法律權,以便進行經濟上的剝削。同時,為了進一步維護和擴大政治、經濟上的殖民利益,對殖民地的文化,包括語言、宗教信仰、感情意識等,也進行「去民族化」,亦即「殖民地化」,這也是殖民統治的重要手段。
“台灣光復”就是“打倒”了這樣的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至於台灣的“光復”帶來了什麼大的變化,有什麼巨大的變革?簡單地說,就是使台灣人民從「殖民地人」的地位,躍進到中國「國民」的地位。
前輩作家王白淵在台灣光復後說:
「台省之復,在其本質上,是徹底的民族革命」
(《告外省人諸公》、《政經報》2卷2期,1946年1月25日)。
所謂「徹底的民族革命」,就是指台灣人民在民族地位和民族關係上有了革命性的變革;由於全中國抵抗日本侵略的民族戰爭得到了最後的勝利,日本無條件投降,也打倒了日本在台灣的殖民政權,造成了台灣殖民地的解放,使台灣人民從上述日帝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民族壓迫下解放出來,同時復歸為祖國(中國)的一省,台灣人民當然也復歸為中國「國民」,得到了作為「國民」的各種政治權和政治地位。因此,對台灣人民而言,台灣光復等於是一次如王白淵說的「徹底的民族革命」。
它具體地表現在,“台灣光復”後,國民政府的憲法和法律立即涵蓋台灣。
雖然,當時國民政府仍然處於“訓政”時期,尚未頒佈憲法,但台灣復歸祖國後,當時全國施行的「約法」與法律立即施行於台灣,台灣人民與全中國各省人民一樣,都處於“相同”的政治、法律地位。1946年年底,台灣也選出了國民參政員和制憲國民大會代表,參加了南京的制憲國大。
這就是台灣人民在復歸祖國(中國)後,與被殖民時期的“最大不同”。
台灣人民作為中國「國民」的一員,最具體的內容,就在獲得了“平等的參政權”上。光復後,行政長官公署立即在台灣實施普選,選出各級民意代表,創設了台灣省各級民意代表機關。
(二)“光復”後台灣人民的參政權
陳儀來台就職不過半個月,就在1945年11月5日的第一次紀念周上,發表了「建立民意機關,給台胞參政的機會」的施政報告。接著,在1945年12月25日公佈了「台灣省各級民意機關成立方案」,開始推動台灣人民的參政權;翌年(1946年)1月15日開始辦理「公民宣誓登記」,接著,經由普選成立了村里民、鄉鎮民代表大會、縣市參議會和省參議會,並於5月1日召開了第一屆的台灣省參議會。對於這台灣歷史上首次的普選,當時的《台灣新生報》稱之為台灣「民主的第一聲」。
“光復”後,台灣人民除了獲得並實現了台灣省內的參政權之外,作為中國「國民」的一員,也選出了中央民意代表,參加了全國性的政治活動。
就如長官公署官員張皋在《新台灣的政治建設》(《現代週刊》,1945年12月17日。)一文中所說的:
「台灣人民今後不僅是台灣的主人,不僅要參加台灣一省的政治,而且是中華民國的主人,將參加整個國家的政治」。
因此,在1946年8月16日,由省參議會選出了八位「參政員」,參加了在南京召開的「國民參政會」;另外,也經由省參議會選出了十八位元台灣地區代表,參加了1946年11月15日在南京召開的「制憲國民大會」;並經由普選,於1947年11月21日選出了30名台灣地區的職業及婦女團體的「國民大會代表」,參加了1948年3月29日全中國行憲後的第一屆國民代表大會,依憲法行使國民參政權。
單從上述台灣人民在“光復”後行使的“參政權”來看,就明白了(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戰後再殖民論」是“欺世之論”,有那種從地方到中央都有參政權的「殖民地人民」嗎?
(三)辟陳芳明對行政長官公署體制的幾點訛論
陳芳明又以「陳儀政府掌握了行政、財政、司法、軍事大權」、「實施與當時大陸各省有別的特殊化體制」為由,“虛構”他的戰後「再殖民論」。
這必須從國民政府為什麼會在“台灣光復”後實行高度集權的行政長官體制的問題來看。
專研“光復”初期政治史的鄭梓先生,在《國民政府對於「收復台灣」之設計》一文(新化圖書出版,1994年《戰後台灣的接收與重建》)。中寫道:
戰後台灣的接收與重建,乃是全中國復員計畫中被劃為兩個特殊的光復區之一(另一光復區是東北,其餘皆劃為收復區與後方區),因此採取單獨派遣大員全權綜合接收的方式。
因此可知,採取集行政、軍事大權於一身的行政長官體制,目的在求「事權統一」,使甫脫離殖民統治的台灣的接收與重建得以「順利完成」,基本上,它只是一個“臨時性的過渡性的”政治體制。因為當時的台灣,是一個剛經歷日本50年的殖民統治,以及曾被日本軍國主義高度戰爭動員成南侵基地的地方;並且,由於日本帝國的崩潰,使原本高度依賴日本帝國經濟圈的台灣殖民地經濟也面臨全面崩盤的命運,再加上戰後必然出現的世界經濟蕭條,可預見台灣經濟的重建將萬分困難;還有,由於日本的“殖民軍國教育”和“皇民化運動”所“遺留”的“精神意識毒害”甚深,台灣社會心理的重建也將十分艱巨複雜;況且,雖然日本已投降,但現實上台灣仍有17萬的日軍駐留、29萬的日本人居留,各機關產業仍在日本人手中,行政、治安仍由日本人維持,而且這些近50萬的日軍日僑還有待遣還其本國。由於上述種種艱鉅的任務有待解決和完成,非有強有力的行政組織是無法竟其功的。
這就是為什麼國民政府在戰後重建期,不得不採取集權的行政長官體制的現實原因,與「殖民」不殖民一點關係都沒有。
(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等台獨分離主義者經常用“似是而非”的“說法”,把行政長官公署等同於日本在台殖民機關台灣總督府,說「行政長官公署的組織是總督府的翻版」、「行政長官公署掌握行政、司法、軍事大權,權力超過日本總督」等等。這完全是以訛傳訛,以意識型態“取代”歷史!
至於,(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說行政長官公署掌握「司法大權」,那也是“瞎說”!
不錯!行政長官公署為綜理行政得制定「署令」,但這「署令」與日本殖民機關總督府的「律令」權是“完全不同”的範疇;「律令」是等同法律效力的命令;而「署令」只不過是台灣省的單行規章,屬於行政範疇,且它不能與國家法律牴觸。況且,當時這種行政權限也並非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所獨有的,而是中國各省政府都有的權力,一點也不特殊。
至於,台灣的司法權,本來就屬國民政府中央的司法行政系統,完全超然於行政長官公署之外,長官公署並無司法權;至於監察權,則有中央派出的閩台監察使駐台行使。
因此,不論從台灣人民的政治地位、法律地位來看,還是從行政長官公署的「政制」來看,“光復”後,台灣已完全復歸中國,台灣人民已是百分之百的中國國民。至於復歸後所產生的省籍矛盾、集權與民主的矛盾、階級矛盾等等,全都屬於中國民族國家的內部矛盾,絕對不是異民族間的矛盾。陳芳明的「再殖民論」,就是“矇騙事實”,想把中國民族內部的矛盾“扭曲”為異民族間矛盾和對立,“虛構”他的「戰後再殖民論」,建構他的“台獨史觀”。
三、是「民族文學」,不是甚麼「再殖民」文學
“光復”後的台灣文學其最大的飛躍,在精神面貌上和語言上都復歸為「民族文學」。
原來在日本殖民文學和「皇民文學」的雙重壓迫下的台灣文學,“光復”後,得到了復權與傳承,恢復了它民族文學的原貌和地位。最有象徵意義的莫過於台灣新文學開拓者賴和文學精神,在“光復”後的復歸;與“光復”同日創刊的《政經報》第二期上(該刊於1945年10月25日光復創刊,由陳逸松、蘇新等主編,是當時最有影響力的進步期刊),便率先刊出了賴和的《獄中日記》(連續刊載了4期)。該日記是賴和先生,在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的翌日(1942年12月8日)突被日本憲警拘捕關押後,在獄中所寫。就如他在最後一篇日記寫道:「看看此生已無久,能不能看到這大時代的完成,真是失望之至」。
賴和先生在日本軍國殖民統治臨崩潰前最瘋狂最黑暗的1943年1月,竟未能看見「大時代的完成」而過世了;該日記也在「大時代未完成」前,一直被監禁於日本法西斯的黑牢中,最後,終於在日本軍國殖民統治崩潰、台灣復歸祖國的同時重見天日,重回了台灣文學的史冊。
除此之外,楊逵也在1947年1月15日出版的《文化交流》上,編了《紀念台灣新文學的開拓者——林幼春、賴和》的專輯;並且台中的民眾出版社亦出版了賴和作品《善訟的人的故事》;可以說賴和的文學精神,從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而開始壓迫台灣文學以來,光復後再度的復活。還有,在光復後不滿一年,楊逵也出版了《鵝媽媽出嫁》和日據期被禁的《送報夫》;更具有時代意義的是,吳濁流先生在日據末期日本軍國主義的黑暗統治下,偷偷寫成的長篇小說《胡志明》(後改為《亞細亞的孤兒》),終於在光復後得以出版,代表著台灣文學抗日精神的勝利。這些都象徵著台灣文學精神的光復。
除了在精神上從殖民地的文學“復歸”為民族文學之外,台灣文學的創作,在語言上,白話文也恢復了1937年以前的主流地位。日據期作家楊雲萍、黃得時、賴明弘、王詩琅、王白淵、蘇新、吳新榮……等都恢復了用流暢的白話文寫作;
最令人欽佩的莫過於(台灣第一才子)呂赫若,這位以日文創作而成名的作家,在“光復”後不足四個月便開始用白話文創作,在《政經報上》連續發表了兩篇短篇小說《故鄉的戰事》之一和之二,痛烈地嘲諷了日本的殖民統治,呂赫若不管在語言上或小說主題上,都徹底地批判了殖民統治,表現了「去殖民」的文學精神。
即使在“光復”的第一年,仍然用日文創作的龍瑛宗,在文學精神上也表現了「去殖民」復歸祖國的熱情;譬如,發表在《新新》雜誌創刊號(1945年11月20日)上的《汕頭來的男子》,便是描寫一個熱愛祖國的台灣青年周福山抵抗日本和死亡的故事。在小說結尾,龍瑛宗寫道:「現在,台灣已歸還中國,大家正洋溢在光復的喜悅中,現在台灣正需要一個純情又熱愛中國的人才,然而,在這樣的時候,失掉了像周福山一樣值得敬愛的青年,真令人惋惜……他一直相信中國的光明,但卻無法躬逢『光復』這個人類史上難得的盛典,這使我相當落寞……每思及光復的喜悅就不禁思念起周福山來。」
透過描寫周福山的形象,龍瑛宗“表達”了他強烈的對“祖國”的認同感情。
由此可見,“光復”後的台灣新文學,不但沒有如(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所“捏造”的,由於「中國化」而「空白」、「荒廢」、「斷裂」,反而因為“光復”的歷史大變革而使台灣文學由殖民統治高壓下“解放”出來,不管在精神上或語言上都恢復了它民族文學的原貌。
四、「橋」論爭--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
發生在1947年底到1949年初的《新生報》「橋」副刊上的文學論爭,被稱為台灣新文學的三大論爭之一。當時,台灣剛從日本殖民統治復歸祖國,台灣文學正與祖國民族文學匯合的關鍵期,外省作家與本省作家共同熱烈議論了「如何建設台灣新文學」。論爭顯示了當時的省內外作家,都站在「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的前提,強調「台灣文學的特殊性」,同時,也主張台灣文學要走「大眾文學」、「現實主義文學」的道路。由於這次論爭,含有濃厚的祖國民族文學的基調以及左翼進步文學的傾向,長期以來,台灣的分離主義文學論者,不是想隱蔽這論爭的史料,就是不斷歪曲解釋,想把它塑造成外省作家打壓本省作家、外省作家與本省作家文學衝突的虛像。
把台灣的一切問題都“化約”成中國對台灣的壓迫、台灣與中國的對立是分離主義的“特徵”;而“排除(閹割掉)”台灣新文學中的中國文學與進步文學的成分則是分離主義文學論的特點。
分離主義文學論者陳芳明當然也跳不出這樣的窠臼,甚至更為嚴重。他把「橋」論爭“扭曲”成是「本省作家與外省作家的激烈對話」,且“虛構”「本省作家與外省作家處在極為不同的政治位置」,抹黑外省作家「依恃血腥屠殺的陰影」,而刻意誇大台灣作家「處於一個被指控、被迫辯護的位置」。
只要讀過「橋」論爭文章的人,都知道,論爭中不管是本省作家或外省作家都清清楚楚主張「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這本是一目瞭然,不成問題的事,但是(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偏偏就要”以「文學的族群主義」來“歪曲事實”,明目張膽地「硬拗」說:真正這樣主張的都是出自外省作家筆下,本地作家沒有一位是附和或支持這種論調的。
真的只有外省作家主張「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而本省作家沒有一個人主張嗎?
讓我們用史實來戳破(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謊言”。
其實楊逵是最明白且最積極主張「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的作家;譬如,在作為引發「橋」論爭的關鍵文章——《如何建立台灣新文學》的文末他就說:
「因此,我由衷地向愛國憂民的工作同仁呼喊,消滅省內外隔閡,共同來再建,為中國新文學運動之一環的台灣新文學」。
在《「台灣文學」問答》中,楊逵清楚明白地說:
「台灣是中國的一省,沒有對立,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當然不能對立」。
台灣前輩作家張我軍先生的次子張光直先生,當時雖是台北建國中學高中二年級的學生,卻已用「何無感」的筆名參加了「橋」論爭,在《致陳百感先生的一封信》中,他批評了陳百感「有意無意地把台灣和中國隔離」,他說:
「台灣在地理環境上,雖然是一個孤島,但就社會經濟基礎而言,它是中國的一環,台灣文化也正是中國文化的一環……可是先生您忘了台灣文學正作為中國人民文藝運動之一環而鬥爭,在克服發展中……」。
當時的台灣師院學生籟亮(賴義傳,台籍青年文學雜誌《潮流》同仁,後被刑殺在50年代白色恐怖中),在論爭中的一篇《關於台灣新文學的兩個問題》,文中談到台灣文學的特殊性與中國文學的普遍性時,如此辯證地說道:
「台灣新文學當然是和祖國文學一樣站在同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上的,不過這裡躺著可惡的『澎湖溝』——50年的距離——這就是台灣新文學的立場——特殊性……那麼『台灣新文學』是和『大陸文學』對立的嗎?不是的,『澎湖溝』是站在和祖國同一新歷史階段上,才可以看出它的特殊性。因此,這一個特殊性是以同一歷史階段為前提的,所以『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
當時的台灣師院學生的林曙光,在文壇上十分活躍,在論爭中他寫了《台灣文學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關於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關係的問題,他也說:
「所以最好還是打破一切的特殊性質,做中國文學的一翼而發展,今日『如何建立台灣新文學』,需要放在『如何建立台灣的文學使其成為中國文學』才對」。
另外,林曙光也在當時上海出版的全國性文藝雜誌《文藝春秋》上,發表了《台灣的作家們》(1948年10月15日);在文章開頭,對於台灣新文學與中國新文學的關係,他便如此說道:
「但是在本質上,它始終追求著五四以後的中國新文學的傾向,也可以說,它是發源於中國新文學運動主流中的一個具有光榮的傳統與燦爛的歷史的支流」。
曾經“率先扭曲”「橋」論爭意義的葉石濤,在論爭當時也寫了《1941年以後的台灣文學》一文,在文章一開頭他說:「由於過去台灣殖民經濟所決定命運的台灣文學,在抗日反帝的現實的鬥爭過程中,所產生的作品,樹立了中國文學發展的傳統性」,在文末他還振振有詞地說:
「我們必須打開窗口自祖國文學導入進步的,人民的文學,使中國文學最弱的一環能夠充實起來」。
可見得,在「橋」論爭中,幾乎所有的省籍作家都表示了「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的看法,這是明明白白的。
況且,除了「橋」論爭外,當時的省籍前輩作家,如賴明弘、楊雲萍、王詩琅等等都分別在其他刊物上發表了同樣的看法(在此不一一贅列)。這種觀點,實際上已是“光復”後,建設台灣新文學的大前提和出發點。(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想“一手遮天”,以為握有【文化霸權】便可以把省籍前輩作家不符合他分離主義文學標準的言論思想統統「閹割」掉;然而,歷史終究會以它的方式撕破【霸權的假面】,這是亙古不變的鐵則。
(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分離主義文學論其“核心”是以“排除(閹割掉)”台灣文學中的中國文學要素來「建構」他的台灣文學「主體性」。但是,客觀地、歷史地來看,構成台灣文學「主體性」的基礎正是台灣文學裡面普通存在的「中國性」;排除了「中國性」的台灣文學其實只是一個空虛主體,或虛假主體,不得不靠「虛構」來維持。
這使他的歷史觀成為「非社會科學的」,必然表現為:
(一)孤立的歷史觀:不但切斷與中國歷史的關係,也切斷與世界歷史的聯繫,更切斷了與台灣歷史本身的聯繫。
(二)抽象的、空洞的歷史觀:其中,沒有台灣社會的歷史變化、也沒有台灣社會的具體內容。
這種文學論,對台灣文學的最大傷害在於:
(一)排除了台灣文學中的中國民族文學和左翼文學。
(二)再度阻斷了台灣的「去殖民論」的發展。
(三)使台灣文學史再度「失憶」。
這就是他的分離文學論的“可悲之處”!
文/曾健民
2011年12月9日
《海峽評論》253-254期- 2012年1-2月號
讚讚
□□ 日帝殖民者把勇敢抗日台灣人基因一一撲殺 培植台奸走狗為士紳地主
百多年來統治著台灣此日美附傭殖民屬地的霸權意識型態:
首先是1895~1945「日帝殖民皇民主義」-全面撲殺六十萬勇敢抗日志士,以“阻截”台灣獨立“回歸”中國祖國;
接著1946~1990文化霸權是「反共右翼法西斯主義」美日台右翼反共圍堵白色恐怖撲殺-全面撲殺心懷紅色祖國的泛統派台灣文化精英;
再來1991~2008文化霸權就是美日舊殖民勢力扶植下的滯台皇民浪人三腳老台奸復辟分離主義假借民主之名推動的偽台灣國族主義;表現在成立於全台實多半為皇民遺族餘孽的所謂本土社團(皇民學社叫獸)
而貫穿這三者的本質就是「反共」與「反中國」的複合意識,這種複合意識存在於日本主子右翼法西斯的思想和歷史脈絡中,也獨霸於戰後冷戰與內戰的時代中。
□□ 美國駐台副領事葛超智特工陰謀策動少數士紳請願託管釀致228悲劇
美國駐台副領事George Kerr葛超智228事件事發前服務於OSS(CIA中央情報局前身),他以台灣地位未定為由鼓吹「託管論」,私下在台灣糾集台灣士紳從事台灣獨立活動,丘念台亦指葛超智在台進行情報工作。證據顯示整起台灣人「託管」事件葛超智介入甚深,甚至可說台灣人請願行動係葛氏於幕後指導。葛超智於1965年完成Formosa Betrayed藉此書推諉責任將二二八事件曲解成台灣人尋求託管與獨立運動,將自己塑造成關心台灣人民前途的人道關懷者,日後更搖身一變成為台獨運動「教父」。葛超智私下企圖透過由少數台籍領袖對以美國政府「請願」方式,促成美國「託管」台灣的目的。
□□ 台灣法西斯社會轉型正義暗無天日 白色恐怖左派台灣精英光環遭篡奪
美帝主導全球反共肅清白色恐怖撲殺 “美蔣”反共屠殺近萬左派台灣精英
反抗美帝扶持的美蔣腐敗政權的「白色恐怖五千名勇敢台灣人死刑政治受難者」與長期由美日帝國殖民勢力背後扶持的今日皇民台奸嘴炮台獨運動之間並無絲毫關係(反共肅清白色恐怖撲殺期無一孬種皇民台獨遭判死刑,因為皇民台奸台獨長期受到美日主子的寵愛扶植暨政治庇護)美蔣1950年代展開的白色恐怖撲殺本土精英受害政治犯實則全都是共黨及左派「心向紅色祖國」之泛統派人士。白色恐怖台灣左派精英政治犯受害者之政治光環卻在美蔣法西斯餘孽默許下遭復辟皇民浪人所無恥篡奪。光是以1950年代的前五年,美蔣政權在臺灣至少殺害了近5000名地下黨及左派人士;8000個以上的“匪諜”、知識份子文化人、工農,並將同樣數目的人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到無期徒刑。這就是一般所謂的“臺灣50年代白色恐怖”。
□□ 美帝主導全球反共肅清白色恐怖撲殺1965指揮印尼屠殺百萬左派人士
美帝中情局在澳大利亞和英國當局的緊密配合下主導了蘇哈托執行的印尼1965年軍事政變。近百萬工人農民學生和政治活動分子在政變後慘遭屠殺。用血腥和鐵腕手段統治了印尼32年的“軍事強人”—蘇哈托在美英帝國主義策劃和配合下,聯同另一反共將領納蘇蒂安五星上將發動了一次軍事政變。這場蓄謀已久旨在推翻蘇加諾總統消滅共產黨,以便完全倒向西方世界的政變使印尼共和國頓時陷入血泊當中,數十萬的印共黨員,上百萬的無辜工人農民不管男女老幼被劊子手的屠刀槍炮殺害了
□□ 台政腐霉體軍隊院校社團雖潛伏佈滿美諜特務 但享宗主權從不遭逮捕
美帝中情局黑手在台反華反共鬼島肆無忌憚囂張自由橫行活動七十年秘辛
反華反共鬼島美諜特務鬼影徸徸 極右翼麥卡錫陰魂餘孽地方黑金派系林熔煽自由屎報為Taipei Times台北屎報的母報 寇謐 美諜線民假美洋鬼子製造假消息假新聞投書美霉告密告洋狀與美帝主子一搭一唱唱雙簧亂台灣,一手裝神一手弄鬼恫嚇台灣人製造台灣警察法西斯社會動盪不安 自由屎報林熔煽皇民地方黑金地痞假新聞一搭一唱唱雙簧翻雲覆雨亂台灣樂此不疲、變本加厲!美帝宗主國這次通過民進黨蔡英文皇民勢力再次放出“一邊一國論”,並指令腐敗的台灣金權司法系統放出洗錢扁,既有未來搞局部台獨以威脅中國大陸,又有放縱台獨以拉攏並堅定日本國內“反華抗中”意志的雙重意圖
□□ 台教會、台灣社、北社和南社等滯台三腳其實都是皇民買辦化的外來社團
反抗美蔣獨裁政權的「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勇敢台灣人」與長期由美日帝國殖民勢力背後扶持的今之皇民台奸嘴炮台獨運動之間並無何關係(反共肅清白色恐怖撲殺期無一孬種皇民台獨遭判死刑,因為皇民台奸台獨長期受到美日主子的寵愛扶持暨政治庇護)美蔣1950年代展開的白色恐怖撲殺本土精英受害政治犯全都是共黨及左派「心向紅色祖國」之泛統派人士。白色恐怖台灣左派精英政治犯受害者之政治光環卻在美蔣法西斯餘孽默許下遭復辟皇民浪人所無恥篡奪。光是以1950年代的前五年,美蔣政權在臺灣至少殺害了近5000名地下黨及左派人士;8000個以上的“匪諜”、知識份子文化人、工農,並將同樣數目的人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到無期徒刑。這就是一般所謂的“臺灣50年代白色恐怖”
□□ 面對美日主子江河日下 皇民社團走狗收斂了不敢再鬼叫正名制憲建國
2010年以以龐氏詐騙模式失敗民主債務國家-美帝、歐洲和日本主權債務危機為標誌,由實則上已然全面破產的私有銀行金融體系轉嫁債務予國家政府承擔及虛擬紙貨幣信用危機全面進入國家主權債務危機階段。2011年全球失敗民主國家]政府債務總規模將超過50兆美元,民主債務國家的政府債務規模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將突破100%。與新興債權國強勁的財富創造能力相比,民主債務國乏力的經濟增長、脆弱的償付能力將加劇國家債務危機,拖累世界經濟,並導致信用戰爭升級,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破壞力量
□□ 美中情局外圍組織維基解密映照出美諜特務滲透佈滿全台灣 無孔不入
主要由美中情局線民特務所組成的中情局外圍組織維基解密為了瀕臨爆破邊緣的美帝金融泡沫危機解圍、四處潑糞挑撥製造矛盾轉移焦點視線,近一年來突然出現崛起,並心急如焚地頻頻爆料。臺灣島賤骨頭民主政治人物對美帝駐台總督主子情蒐的彙報猶如美諜情報員,和美國主子官員的談話被視為接近和獲得美國寵幸的重要機會。藍綠橘紅各方賤骨頭民主政治人物爲了爭寵接近美國主子絡繹於途,為能夠被美帝駐台總督主子邀約談話為無上光榮,顯見美國操控臺灣黑手。
□□ 爭寵美駐台特首人選依例事先得逐一前往美國匯報接受主子審查旨示
由於呆頑六十餘年來一直是美帝反華的鷹犬附傭屬地,呆頑爭逐美帝駐台特首代理人(兒皇帝)人選事先都得前往黴戾奸宗主國接受主子的審查及旨示。黴戾奸主子比照2007年馬娘(及奸巧謝)在競選前事先前往美國匯報接受黴戾奸副國務卿層級的考核旨示,此次主持審檢考核蔡英文地主候選人選的同樣是副國務卿層級的國務院副國務卿奈茲,還有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坎伯。黴戾奸主子將會在審查匯報中確認空心菜的中國大陸、國防政策是否符合黴戾奸國家戰略利益目標,是否會繼續致力維持兩岸長期敵對及分治之兩國論關係等。
□□ 美重申不承認台灣是主權國家 民進黨(及獨台台灣國民黨)走狗裝聾作啞從不敢對主子嗆聲
美國再度重申:不承認臺灣是啥主權國家!美國官員說台外交官劉姍姍無法享有外交豁免權是因為臺灣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美國和日本主子多年來已多次反覆重申:台灣並非甚麼主權國家!可鄙又可笑的是,在精神病鬼島內最有他媽的呆頑狼尊嚴(逢中必反)、又最會噁心裝腔作勢作秀的綠營民進黨走狗右憤徒孫無賴們卻總是噁心始終如一「顧左右而言它」裝聾作啞裝鴕鳥,從來都不敢對其美、日主子放個響屁,更不用說甚麼敢對主子歇斯底里嗆聲抗議了!負責本案的聯邦檢察官柯德斯告訴NBC電視新聞由於美國不承認臺灣是主權國家,因此劉姍姍無法享有外交豁免權。
□□ 台灣長期來是美帝反華的附傭屬地 永遠不敢碰美帝駐台總督一根汗毛
在美台關係中從來就沒有過平等。美帝是主子、皇民化的台灣則是附屬附傭。台灣對美國要有二個絕對服從:一,服膺美帝主子的戰略利益與美國經濟利益。二,服從美帝的政治安排與指導。服從換來的是所謂的主子保護(以華制華棋子)。所謂的美台關係平等只是台灣人的自我唬爛矇騙。其實台灣上下至今仍認為離開美國的保護台灣就完了。美國可以隨意抓捕台駐堪薩斯辦事處處長,但台灣永遠不敢碰美帝駐台總督一根汗毛。
□□ 美帝主導全球白色恐怖近20年輸出顏色革命 難道馬英九/蔡英文不用負責任嗎
冷戰期間拉丁美洲的巴西、阿根庭、烏拉圭、巴拿馬、玻利維亞等國顛覆合法政府的一系列“軍事政變” 、軍事獨裁強人的反共白色恐怖屠殺無一不是“民主美國”所背後策劃支持的。
美國政府一直將民選的社會主義總統查維茲視為“眼中釘”。美國明裡暗裡支持委內瑞拉親美勢力發動未遂政變,“企圖推翻”執政的“民選合法”的查維茲政府。政變前美國主要通過美國政府背景的「美國全國民主基金會」向發動政變的委內瑞拉親美勢力提供資金。「全國民主基金會」是1983年由美國國會建立的,目的是“加強世界上的民主機構”,它接受政府的和私人的資金。該“基金會”的拉美和加勒比主任薩瓦蒂尼是委內瑞拉政變勢力重要的政治顧問,推動和支持整個反對政府的“陰謀網”,此人與委內瑞拉的政變分子保持經常的密切聯系。委內瑞拉駐美洲國家大使瓦萊羅揭露說,除「美國全國民主基金會」之外,美國政府還通過「美國新聞社」提供210萬美元,通過國務院的民主、人權和勞工辦公室提供100萬美元,通過國際開發署提供200萬美元,這些錢都用於“資助”委內瑞拉反政府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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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諜特務四人幫)黎智英黑金操控“抗中亂港” 必須徹查》
(香港)大公報/社評
2011年10月19日
http://www.takungpao.com/opinion/takungpao/2011-10-19/980069.html
本港政黨政治昨日爆出有史以來的最大“醜聞”:
──公民黨、民主黨、社民連、前反對派政黨,過去幾年的主要活動經費原來全部由同一個「金主」、「壹傳媒」老闆黎智英所提供,其中「民」、「公」兩大黨收取的款項都在一千萬元以上,民主黨去年的三百多萬經費更全部由黎智英一人「包辦」。
看來,所謂「四大」反對派政黨原來全部都姓「黎」!
──更有甚者,那個「政治主教」陳日君,自○五年開始,年年收取黎智英三百萬至五百萬不等,迄今總數已逾二千萬;但對這筆巨額「捐獻」,天主教香港教區負責人昨日表示不知情、也從未收過錢。
看來,不僅教區不知道,就是上帝也被他的「牧者」騙了!
──還有,那個「香港良心」陳方安生,2007、2008年分別收取過黎智英的二十萬和一百萬,前者是支持「參選」立法會、後者是支持成立「民間策發會」反對政改方案,看來,不僅「四大」反對派政黨都姓「黎」,連陳太也「改姓」了。
有關消息,先在網上流傳,再經多份報刊及電子媒體廣泛報導,全港市民嘩然!而在有「抬頭人」支票真名實姓的鐵一般證據下,當事人黎智英“裝聾作啞”“不敢回應”,其轄下「蘋果日報」更“閃閃縮縮”的只在「政治八卦」版略為報導,而「受惠」的反對派政黨和個人,既不敢承認也不敢否認,一副「此地無銀」的“窘態”畢露。
當然,本港是自由社會,人人有權選取自己認同的政治團體給予支持;但是,當全港主要的反對派政黨、當全港所有的抗中亂港政治活動,都同時由一個「金主」、一個傳媒老闆所支持,那問題就絕不簡單、十分嚴重的了。事態的嚴重性在於操控二字。黎智英年年拿出以千萬計的金錢資助反對派政黨,動機何在?目的何存?難道他真是那麼的無私和慷慨,只求付出、不問「收成」嗎?
而且,當全港主要的反對派政黨都被「收編」到「黎」字旗之後,本港的民主政治還能有獨立自主生存的空間嗎?
還能推動港人社會的政治生態正常、健康發展嗎?
屆時「黎老闆」或「老闆的老闆」要東要西、要這要那,今日反政改、明日抗遞補,「小的們」敢不言聽計從、「身」照辦嗎?
事實是,不管在任何民主國度或社會,政黨政治都會涉及千絲萬縷的金錢關係,但作為有目的、有企圖、有回報的「政治獻金」,特別是躲在幕後、隻手遮天、操控一切的壟斷式「政治黑金」,絕對是為所有的民主、法治社會所不容。近年日本換首相如「走馬燈」,其中不止一位都是因接受「政治獻金」而要黯然下台的。
九七回歸後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下,香港可以照行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但不能被個別人勾結外國勢力,企圖變特區為反華反共基地。黎智英以巨額金錢收買反對派政黨,“全面操控”本港的“抗中亂港”活動,已經構成性質十分嚴重的政治事實,對此,特區政府有關部門、“廉政公署”必須展開徹查,廣大市民更有權要黎智英公開交代:「政治黑金」與“(反華反中)外國勢力”有何關係?(肥佬黎智英)「蘋果日報」“抗中亂港”還要亂到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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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干預香港實錄》
文/劉乃強 (全國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中國評論》2011年12月號
肥佬黎智英(壹傳媒/《蘋果日報》)在香港政治中扮演什麼角色,令人懷疑
表:黎智英近年政治捐獻
奇怪的政治捐款
10月中,一個以臺灣為基地的資料分享軟體網站FOXY出現了一些有關黎智英(壹傳媒/《蘋果日報》)2005年至今年的政治捐獻紀錄和預算。捐獻的對象包括(香港)反對派的政黨如“公民黨”(1,455萬)、“民主黨”(1,369萬)和社民連(100萬)等,和個人如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130萬),和獲得最多捐款的退休天主教樞機主教陳日君(2,000萬)。
(見表:黎智英近年政治捐獻)
陳方安生只在2008年參加補選,那麼2007年和2009年的款項是用來做什麼的呢?陳日君更離奇,他在2009年4月才退休,在2005年~2009年這五年間,他身為現職樞機主教,而教會每年從信眾和各界收取善款,用於維持教會營運、教育、慈善公益等用途,內部有監控,避免浪費與誤用,
他“為何”不以教會的名義接受捐款?
他這個當時是現職的樞機主教卻以“個人”接受這筆鉅款,香港天主教教會多次重申並不知情,更不知款項的去向。陳日君開始時還想“隱瞞”,到不能再忍時,索性借機來一次遲來的三天禁食去抗議發生多時的教育政策,高調的自稱是“敗家子”,接受捐款與政治無關,全部用於教區事務上,包括坐商務客位出差開會、給神職人員每封高達二千元利是、資助內地神父到海外進修,以及援助國內地下教會等。需要指出的是,他籠統舉出的例子,除了他個人每年數次的商務機票外,其他包括資助地下教會,都是天主教會本身經常性推行的工作,所以這位神職人員是明顯說謊。這一千多萬的鉅款真正的用途是什麼?
政治捐款來自何方
我們不知道,但是我們已經知道的是:
1.黎智英在《蘋果日報》不斷跌紙,新出的免費小報《爽報》惡評如潮,廣告嚴重不足,“壹傳媒集團”要發出盈利警告,預告將出現虧損之際,他今年的捐款預算卻沒有收縮,基本上養起香港兩大反對派政黨。
2.黎智英的捐獻紀錄全部是英文的,交收過程十分詳細而且具體,看來不光是給他自己看,還要向一些“英語人”交代。
3.紀錄中經常出現“壹傳媒動畫有限公司”商務總監Mark Simon這個人,作款項交收仲介。Mark Simon出身“美國情報人員”,與美國政黨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資料顯示黎智英透過Mark Simon於2003~2008年經常以“壹傳媒”及《蘋果日報》的名義,向美國共和黨其他附屬右派團體捐獻,金額最少24,500美元。
4.在這次外泄的捐款名單中,受助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跟他一起編輯《中國“六四”真相》英文版的人,乃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J.Nathan),而黎安友則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注1] 董事會董事。
從這裏,我們很有理由懷疑黎智英散出去的不是他自己的“辛苦錢”,“來源”更很可能是美國,黎智英只是一個“中轉站”,而陳日君又是另外一個“中轉站”,將由黎智英發下來的錢再“轉發”出去。例如,轉發予更小、更分散的個人及團體。
美國駐港領事館扮演什麼角色
香港從來都有外國力量充斥各個領域。在回歸之後,美國駐港領事館的編制一下子增至300人,美領事館大量收集香港及內地情報,早已是公開的秘密,其中自稱“泛民”的反對派頭面人物更是他們的重要情報來源。9月份“維琪解密”公開的美國駐港總領事館主要是2005~2010年向華盛頓發出的近千份機密電報[注2],證實了美國對香港事無大小,上至特首人選、民主發展,下至香港廢物處理方向、電力市場是否開放、到我2009年初在《南華早報》提出的香港飲用水供應的安全問題,以及香港金融市場發展、香港專上教育界如何評價內地學術自由等,監察幾達“無微不至”的地步,並及時呈報華盛頓。而香港反對派與美國,則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美領館職員頻密與反對派廣泛接觸,搜集情報和意見;李柱銘、陳方安生等反對派頭目亦曾多次鼓勵和主動要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
美國過去一直不承認干預香港事務,“維琪解密”這次公開大量電文使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很尷尬,不斷施加壓力,要傳媒低調處理,企圖蒙混過關。但是紙已經包不住火,“維琪解密”電報顯示,美國一直在“插手干預”香港事務,香港反對派“活動”“背後”有美駐港總領事館“影子”甚至主導。從這些檔,我們可以隱約的看到一條“線索”,把香港近年的眾多政治現象和事件,包括民主黨的內部矛盾、公民党的興起和跟民主黨的矛盾、陳方安生的複出、“五區公投”的原由、餘若薇和陳方安生對此的態度如何被銀主黎智英等“改變”、“泛民”的分裂、“社民連”被收編、民主黨與公民黨等的選舉策略和部署,以及反對派精神領袖式人物的可能人選等等,把個中脈絡十分清楚地貫穿起來——讓世人清楚看到,自回歸以來,香港政壇長期“動盪不安”,亂局的“源頭”,香港反對派“背後”的“銀主”和靠山就是“美國駐港總領事館”。
2006年3月,陳日君在梵蒂岡接受冊封樞機,他帶同教齡甚淺的黎智英和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同行,並引領兩人向教宗本篤十六世朝聖。
“維琪解密”披露,美領事館於2006年3月的電文中表明,會探討“傳媒、宗教、政客”三種力量結合下的影響力,一方面透過美國線人收集當時三人在梵蒂岡的一言一行,還研究當時傳媒的看法,和諮詢香港天主教界消息人士的意見。
此後,陳日君、李柱銘、陳方安生及黎智英等人即被媒體稱為反對派的“新四人幫”便經常與美國駐港總領事會面吃飯,尋求“資助”及要求對方提出策略性指導,擬聯合“宗教”、“政黨”及“傳媒”三大影響力,在香港政壇上興波作浪。到2007年的立法會補選,“新四人幫”開始試圖發揮“造王者”的力量,美領事館於2007年9月的檔透露,李柱銘、黎智英等遊說陳太參選,並形容她是可以統一反對派對抗有意參選的葉劉淑儀的唯一人選,而陳太亦樂於藉此一試自己的剩餘政治影響力。“新四人幫”由勸退民主黨的甘乃威,到陳太當選上場後,正式成形,近年主導整個反對派的力量和意識形態,並開始插手反對派的選舉部署及政黨合作。眾所周知,2009年反對政改的所謂“五區公投”,是一出由“新四人幫”幕後操盤,出錢出力促成公民黨和社民連台前演出的一場政治鬧劇。
香港反對派的“真正面目”
“維琪解密”電報更揭示了一些在香港政壇十分活躍的重要人物所暴露出來的真面目。這些政客在美國駐港外交官面前獻計出賣戰友和盟友、出賣香港、出賣國家,與他們在市民面前所呈現那種掌握著道德高地,大義凜然地打擊建制派的言行,完全是兩回事、兩種人,讓人們對香港反對派的本質,和原形畢露的真正面目有更正確和深入的瞭解。
當中民主黨的塗謹申,他除了是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之外,還是民主黨前主席李柱銘的“高徒”,經常跟隨李柱銘赴美“告洋狀”,乞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2003年塗謹申與李柱銘赴日內瓦將《23條》立法最新消息彙報給布魯塞爾的歐盟成員時曾恐嚇說,《23條》立法將會破壞香港與歐盟關係。“維琪解密”檔顯示,塗謹申於2007年主動向美領事館警告美國政府,聲言中共已成功滲透入民主黨,民主黨已處於一個很危險的狀況,提出美國政府有需要瞭解有關民主黨的最新情況,相信美國政府是唯一有能力阻止中共對民主黨的滲透工作。在有關事件的發展期間,塗謹申曾多次與美國駐港領事館接觸和交代最新的情況,其後又向駐港領事館遞交有關民主黨滲透事件報告,要求美國政府關注民主黨的情況。美國駐港領事館的分析認為,塗謹申的這些做法是企圖藉此尋求美國政府的影響,阻止所謂的滲透工作。塗謹申向美國出賣黨內戰友,大概還加上其他尚未見光的行動,獲得的回報是美國把他列為美國駐港領事館“嚴格保護”(strict protection)的對象。事件揭露之後,吃裏扒外的塗謹申在民主黨內地位絲毫不受影響,可見他的行為是得到民主黨高層的默許。
另外一個得到美國駐港領事館“嚴格保護”物件特殊待遇的民主黨核心成員竟然是一個學者:民主黨中委,有民主黨“大腦”之稱的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羅致光。回歸前1995~1997年、回歸後1998~2004年羅致光曾是立法會議員,今天在特區政府中仍有大量公職,包括可以大派數十億元的關愛基金執行委員會主席。檔顯示,2009年初,羅致光評估“五區公投”的補選部分,若建制派參加,公、社兩黨恐怕只會獲得3席,梁國雄、陳偉業有危險;如果工聯會陳婉嫻出選,梁家傑都有可能輸掉議席。2010年中,在民主黨決定支持政改“優化”方案前,羅致光亦向美方彙報,預告民主黨準備就政改方案“妥協”。
塗謹申和羅致光兩人都是中國公民,竟然在中國境內,受到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嚴格保護”。首先,他們究竟是什麼身份?為美國做了什麼事情?背了什麼風險?需要受到保護。而美國在中國境內,究竟如何能依法“嚴格保護”一個中國公民?
我們不知道。但有些事情,我們也是知道的:「中情局」遠東地區諜報站就設在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內。長期以來,「中情局」的情報人員以此為平臺,以外交人員身份為“掩護”在香港“大肆”進行“諜報活動”。據美國政治雜誌《地緣指導》披露,美國駐港總領事館人數常年保持在300人以上,更大量的情報人員在文化、商務、外交人員身份的掩護下除搜集香港本地的情報外,還以香港為跳板,開展“針對”中國內地的間諜活動。以前「中情局」在香港的工作主要是針對中國內地,但從去年開始,「中情局」“加大”了針對香港的間諜活動。按照規定,一些重要雇傭特工會被「中情局」指為“嚴格保護”的對象。[注3]
FOXY網站,以往曾多次洩密,但都能繼續運作,但在公開了黎智英的政治捐獻資料之後,便無故突然無聲無息關閉。
“維琪解密”文件揭露陳方安生這位前高官及立法會議員,表面信誓旦旦地效忠《基本法》,擁護“一國兩制”,背地裏將香港政情機密源源不絕向美國“輸送”,並不斷“促使”美國“插手”香港政治。陳安安生除了是美總領事親自會見的主要聯絡對象,經常向她請教,話題無所不包,重點是反對派在政治方面的部署,包括陳太辭去政務司司長的原因、會否參加2007年特首選舉,到退任立法會議員後的動向和行動,以至她對內地和香港,均巨細無遺地一一諮詢之外,這位被西方傳媒稱為“香港良心”的陳方安生,也很積極向美國駐港總領事表態,要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同時她又鼓勵時任駐港總領事唐若文應多就支持香港民主發展發表意見。
在“維琪解密”公開的2006年9月電文中,披露了陳太對美國駐港總領事直言,不參選2007年特首的原因,是她“很珍惜自己與北京的聯繫”,若為了一場必輸的選舉而與北京對著幹,“個人政治代價太高”;美國駐港總領事于2009年1月的電文又透露,陳方安生揚言自己不再參與立法會選舉後,重要工作是走入學校層面,宣揚她的“兩制”理念,以抗衡行政長官曾蔭權和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推動的愛國教育。2009年7月電文中指出,陳方安生在會面中,就“鼓勵”美國政府應不時提醒“北京政府”,美方關注北京政府如何處理與香港相關的事務,“因為北京政府很介意其他國家,特別是美國如何評論他們”。而另外兩份於2009年1月和8月發出的機密電文中亦指出,陳太先後遊說美國駐港總領事唐若文,“她認為中聯辦是中國干預的源泉。香港傳統左派仍是民主發展的障礙”。美國應干涉香港事務,又鼓勵唐若文應多就支持香港民主發展發表意見,特別是美國作為香港的主要貿易夥伴,“在港有著很龐大的利益”。諷刺的是,唐2009年1月的電文題目為《陳方安生——不在其位仍謀其政》,她真正關心的,並非香港和國家,而是個人政治前途和美國的利益。而在“維琪解密”檔公開後,陳方安生一直在回避社會的質詢。
另一位傳奇人物是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自由党主席李鵬飛。“維琪解密”檔案揭露,李鵬飛多次在北京參加人大代表會議之後,向美國報告兩會的情況和北京的動向。他更向美國推薦公民党前黨魁余若薇,接替李柱銘作為領導整個“泛民主派”的共主。李鵬飛一方面是中國法定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大的港區代表,另一張面孔又是美國的線人,和反對派核心人物。檔顯示他有份遊說餘若薇參與反對政改的“五區公投”,于邀功之餘,同時又向美國打小報告,透露陳方安生和餘若薇對“五區公投”的本來保留態度,其三刀兩面的表現,令人側目。只是美國人並不欣賞李鵬飛的政治判斷,於電文中直接質疑餘若薇在反對派中的決定性影響力。
香港內部矛盾的根源與政府作為
“一國兩制”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早在1984年中英協定達成以後就預言,“對於中英聯合聲明應該想到,總會有些人不打算徹底實行。某種動亂的因素,搗亂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總是會有的。老實說,這樣的因素不會來自北京,卻不能排除存在於香港內部,也不能排除來自某種國際力量。”[注4]
“維琪解密”以大量事實證明了鄧公的遠見。香港回歸,中國千方百計保持香港的穩定和繁榮,而美國等西方國家要千方百計無風起浪,破壞香港的穩定和繁榮,企圖證明香港的回歸是錯誤的,“一國兩制”是失敗的,而如陳方安生所言,將來只有“一國一制”,那就是香港資本主義這“一制”。說到底,香港內部的政治和社會的各種矛盾,根源其實就是中國和美國在香港矛盾的反映。
對此,中國當然不可能坐視,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于9月中接受中新社提問,指出維琪解密的電文顯示,美國駐港總領館官員對於香港政制、社會發展問題興趣很大。美方不僅就香港政制發展問題向特區政府提出過帶有干涉性的意見,而且與特定的某些人頻繁見面。如果是這樣,美方的行為就超出了《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等國際法所規定的職能,“我們有理由對此感到關切和不滿,並要求美方停止這種錯誤做法。”外交部駐港公署向美駐港總領館表達了中方的關切,表明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要求美方嚴格遵守有關國際法和公認的行為準則,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發言人指出,當今世界面臨很多重大而緊迫的問題,香港應該是中美進一步開展和加強合作的重要橋樑,“希望美方摒棄冷戰思維,不在香港搞政治上的小動作。”
這非正式的外交抗議,軟弱無力,當然只是聊勝於無,而美國處於完全理虧的狀態,起碼短期之內也會暫時收斂。但是如無具體的措施,相信不久之後將會死灰復燃,甚至欺我軟弱,而變本加厲。
若以美國的有關法例為參考準則的話,黎智英和反對派政黨上述的一系列行為,輕則罰鉅款,重則要坐牢。因此,中央有必要責成特區政府,頂住已證實被美國收買和保護的反對派的阻撓,儘快就《基本法廿三條》國家安全立法,並且在2017年開始全面落實普選之前,訂制《政黨法》和《政治捐獻法》等,使杜絕外國勢力干預香港政治生態有法可依。
[注1]:NED可稱美國上百萬個非政府組織中的龍頭老大,跟美國國務院、國際開發署、中央情報局有密切的聯繫,被認為是中情局(CIA)的“另一塊招牌”。因為NED有非政府組織(NGO)的招牌,不易引起注意,甚至連西方的研究報告都說,“在向非政府組織提供戰略資金方面,美國外交政策精英們認為NED比秘密支持更可靠”。
NED主要資金源自美政府撥款,美政府對NED的撥款主要包括三部分,當中最大來源是國會年度撥款。NED還頻頻資助“民運”、“藏獨”、“東突”等各種反華勢力。NED下屬四大機構,即共和黨的國際共和研究所、民主黨的全國民主研究所、美國商會國際私營企業中心及勞聯-產聯的國際勞工團結美國中心。
[注2]美國的機密分類有三級,分別為confidential,secret及top secret。這回被公開的除了兩份是屬於第二級之外,其他都只是初級機密檔。
[注3] http://paper.wenweipo.com/2011/09/14/PL1109140001.htm
[注4] http://www.news365.com.cn/wxpd/wz/shhm/200903/t20090320_2244535.htm
《中國評論》月刊2011年12月號 總第16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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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諜特務四人幫)《(壹傳媒/《蘋果日報》)黎智英熱衷政治捐獻》
成報 2012-1-24
http://www.singpao.com/NewsArticle.aspx?NewsID=199923&Lang=sc
【本報政治組報導】「壹傳媒」集團老闆黎智英與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原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及民主黨創党主席李柱銘關係密切,從多份透過分享軟體foxy外泄的「肥佬黎數簿」(見圖)可見,黎智英一直熱衷政治捐獻,且是陳方安生、公民黨、民主黨、社民連、前綫「大水喉」,在七年內便捐款逾5,100萬元。
本報昨晚致電「壹傳媒」集團,但接線生指黎智英已離開公司便掛線。據悉,陳方安生亦知有傳媒收到有關文件,但未有進一步回應,目前暫未知檔真偽,但從檔內容及單據所見,相信頗具真實性。綜合來說,各政黨及政治人物收到的捐款總額,陳日君 2,000萬;公民党 1,502萬;民主黨 1,369萬;陳方安生130萬;社民連100萬;前綫40萬。
「維琪解密」早前公開逾千份美國駐港領事館機密電文,揭破「港版四人幫」,即民主黨創党主席李柱銘、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原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和《壹傳媒》集團老闆黎智英,常密晤美國駐港領事尋求資助及要求對方提出策略性指導,擬藉各人手上「宗教」、「政黨」及「傳媒」三大影響力,在香港不單議政論政,還藉此大搞政治運動。
有匿名人士昨向傳媒報料,指透過Foxy分享軟體,輸入「LAI CHEE YING」,搜尋得到最少5份有關疑似黎智英的捐款紀錄及入數單據。最震撼是細看內容,不難發現黎智英是泛民主派的「大水喉」。
7年內捐款逾5,100萬
據該未經證實的檔,獲黎智英捐款的政黨,包括近年屢次煽動平民百姓狀告政府的公民党,公民党核心策劃的爭取外傭居港權及阻港珠澳橋興建的兩宗官司,令其受市民的支持率劇跌。根據黎智英的捐款紀錄顯示,該黨最少有逾1400多萬元捐款(2006-2011年)。
陳方安生則獲捐款130萬,估計其中一筆款項是資助她參加2007年9月的立法會港島選區補選的選舉經費。在2010年公民党與社民連發起「五區公投」的日子內,公民党恰巧有一筆大約400萬的黎智英捐款;而社民連則有一筆100萬的捐款。最離奇是中國會創辦人、富豪「上海灘」鄧永鏗亦有接受黎智英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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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情局間諜黎智英政治獻金操控香港反對派》
──打造港澳臺反華基地
港媒爆:(美諜特務四人幫)黎智英5年捐2.3億政治獻金
香港各大媒體今天均在頭版報導,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是香港泛民主陣營的超級金主,由2005年迄今共捐出港幣6000多萬元 (台幣2.3億),其中3500萬元直接捐給公民黨、民主黨、社民連在內的反對派政黨。而在曝光捐款名單中,香港前政務司長陳方安生、天主教香港教區前主教陳日君也赫然在列,陳日君接受的捐款總額高達港幣2000萬。
相關捐款資料是由最新一期的「Foxy解密」揭露,網上分享軟體Foxy 近年不時洩露政府或機構的內部機密檔。據香港明報報導,黎智英的捐款佔民主黨非會員捐款的比例極高,2009/10年度高達99.4%,佔公民黨非會員捐款比例則在40%至68%之間,顯示捐款高度集中在一人。
香港媒體評論,媒體大亨對政黨和政治人物的大額捐輸事涉敏感,例如媒體大亨梅鐸去年10月在期中選舉前的兩筆100萬美元政治捐款即引發極大風波。文匯報指智英意圖操控反對派。
香港沒有《政黨法》,政黨無須公開大金額捐款來源,但政黨若以公司名義註冊,須在財務報告中列出所收捐款總額。
Foxy連日公佈的5份黎智英檔案,包括他的現金流量表、 2005年至今的捐款清單、捐款文件、捐款本票等。接受黎智英捐款最多的是民主黨、公民黨,兩黨總額達港幣3300萬,公民黨自2006年起每年收到捐款,金額由200萬增至今年的600萬,顯示黎智英對該黨支持增加。
黎智英對記者的查詢迄無回應,各政黨中也只有社民連承認接受港幣 100萬的「五區公投」經費。
其他政黨多不願證實或評論有關捐款,而以「捐款人資料不公開、任何捐款均沒有附帶條件」來回應。民主黨並表示,捐款人身分保密是為免中國方面「秋後算帳」。
【2011/10/18 聯合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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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巨額捐獻惹爭議 陳日君:無關政治》
香港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向政界及個人的巨額捐獻事件持續發酵,前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證實接受過捐款,但與政治無關。
陳日君今早公開證實,曾收過黎智英的捐款,但強調對方只是捐錢給自己,與教區無關,也與政治無關。
陳日君說,所收捐款用於本地慈善團體、支援中國大陸的修女到羅馬進修,以及捐助海外的天災。
至於民主黨和公民黨,至今仍拒絕公開曾否收過黎智英的捐款,但他們強調不會在任何附帶條件下接受外來捐款。
本地媒體昨天報導,一份疑似是黎智英私人帳簿的Foxy文件昨日曝光,帳簿記錄黎智英於2005年至2011年間,捐款給多個泛民政黨和個別人士。
其中,陳日君獲得最多捐款,過往幾年獲捐款約港幣2000萬元。
在政黨方面,民主黨自2006至 2011年獲黎智英捐款1300餘萬元;公民黨獲捐款約1500萬元。
此外,黎智英也曾向社會民主連線、港府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等小黨及個人捐獻。
香港媒體對此質疑,第1,陳日君出任主教時收取如此龐大捐款,其用途為何?為何個別宗教人士以私人名義收取捐款不受教會管制?第2,黎智英的捐款是否影響到各黨派及個別人士的政治取向和行動。
頭條日報今天發表社論說:「香港是否已出現傳媒與政黨結盟,暗中配合,主宰政局的勢頭,是時候深切關注。」
黎智英的政治態度一向明確,就是支持民主自由,而他與陳日君、前民主黨主席李柱銘、陳方安生向被視為香港民主派4大核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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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日君認個人名義收黎智英捐款》
(香港訊)明報報導,天主教香港教區前主教陳日君樞機承認曾接受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捐款,款項全用在教會事業。
陳日君今日就校本條例終審教區敗訴一事召開記者會,會後主動談到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捐款的問題。
陳日君承認曾接受黎智英的捐款,而百分之百的捐款都是捐給他個人,不是捐給教區;捐款跟任何政治也沒有關係,而黎智英從來沒有過問這筆款項的用途,而他也從沒有向黎智英交代,也沒有說過「多謝」。他承認首次收到300萬元支票捐款時,自己也有點愕然。
對於黎智英及從其他途徑得到的捐款數目,他稱沒有作過很詳細的統計,但用途十分廣泛,包括捐款給不同的慈善機構;每年多次到外國包括羅馬教廷的商務客位機票開支;給予神父修女到負笈羅馬的助學金,包括到當地探望他們時飲宴和利市錢開支;在港舉行主要供小朋友參加的活動,包括旅行和聯歡會;購買月餅送囚犯;送贈聖像予學校;翻譯外文書籍;也捐款予外國,包括受天災橫禍影響地區的主教、外國教區等。
陳日君指,天主教香港教區其實不是很富有,所以他也很少向教區「伸手」。至於收到的捐款,他強調全用在教會事業上,沒有作個人用途。
陳日君在今早的記者會上回應商人黎智英的捐款,他自嘲為敗家精,捐款用剩幾十萬。
陳日君被問到黎智英給他的二千萬捐款是否已花光,陳日君表示,還用剩幾十萬。他多次形容自己是敗家精。
陳日君又強調,黎智英從來沒有問過他如何用這些錢,他亦從來沒有問過黎智英下一次何時再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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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日君避談巨額捐款流向 干政主教幕後屢亂港》
最新“Foxy解密”踢爆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在過去數年內,合共向天主教香港教區前樞機主教陳日君捐鉅款逾2000萬元,但用途不明。天主教香港教區副主教陳志明表示,教區並不知道事件,教會賬目也沒有出現有關捐款,又強調教區規定任何神職人員進行公開籌款活動時,需要先得到教區的同意,至於以私人名義捐助就不會監管;又說不會要求陳日君交代如何運用款項。捲入“捐款門”風波的陳日君18日現身堅道天主教座堂時對事件“三緘其口”,並一度黑面,令鉅款去向及用途更添懸疑。多名學者則認為陳日君有需要向公眾解釋捐款流向及用途,否則公眾難免質疑捐款用途 “見不得光”。
香港《文匯報》報導,細閱經Foxy軟體外泄的黎智英“政治獻金”檔時,已指出當中最吊詭之處是陳日君由2005年至2010年間,獲得“個人捐款”高達逾2000萬元,還超過公民党及民主黨,ue足證陳日君在黎智英心中的地位與他人相比確實不可同日而語。
對巨額捐款去向,天主教香港教區副主教陳志明18日表明,教區從來沒收過來自黎智英的捐款,教區的賬簿內亦沒此紀錄,也不知道陳日君是否個人接受有關捐款:“大額的我們全部都清楚的,(全部賬目也好清楚?)我們有一部門列明的,特別有些人捐款我們也要知來源是哪里,清清楚楚很緊要的。”但他形容陳日君樞機好心,樂意幫助任何人,如果他需要幫助任何人,都需要人幫助他,他接受捐助是可以理解雲。
當天陳日君兩度被記者追問捐款一事,都不肯作出回應。他早上現身堅道天主教座堂時,一聽到問題,一度黑面就走進座堂內,其後再被追問“有沒有這件事” 時,他就掛著勉強笑容,繼續“收口”;下午離開座堂時,更急步“沖進”的士內,並大力關上車門,差點夾中攝影師的手,似乎有點老羞成怒,落荒而逃,希望儘快離場避開記者追訪。
另據報導,被揭過去5年收受壹傳媒老闆黎智英2000萬私人獻金的原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回歸以來一直高調參與本地政治,開始時主要利用其主教身份發表各類有關政治言論,其後更與民主黨創党主席李柱銘、黎智英和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組成“四人幫”,大搞密室政治,在幕後操控反對派,包括公民党成立、勸退甘乃威參加2007年補選,乃至近年策動所謂的“公投”運動。
“四人幫”近年主導整個泛民主派的力量和意識形態,隱身其後的陳日君和黎智英更是合作無間。在2005年政改方案一役中,陳日君高調批評,有關方案 “難以接受”,要求泛民議員反對。時任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更于立法會否決政改方案後,罕有地點名批評陳日君。天主教刊物《公教報》於2006年刊登一名神父的文章,指有教友對陳日君就政改等政治問題的高調取態感到不滿,但陳日君反而變本加厲。
2007年港島區立法會補選時,陳日君被揭發聯同黎智英和李柱銘,透過所謂的“飯聚”干預選舉,包括強推陳方安生參與補選,並勸退準備參與競選的民主黨成員甘乃威等。至2008年,由黎智英牽頭,“四人幫”在黎位於九龍加多利山的豪華大宅內進行了3個小時的“秘密飯局”,遊說陳太再度參選立法會,未能得逞。陳日君亦被外界視為策動所謂“五區公投”的幕後黑手之一,並以神職人員身份,呼籲市民支持所謂“五區公投”運動。
“維琪解密(專題)” 早前公開的近千份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機密電文中,也揭露陳日君與黎智英和李柱銘不時一起與美國駐港總領事會面吃飯,討論的話題非常廣泛,包括香港的政治、政黨及政府官員等方面。電文亦披露,李柱銘、黎智英、陳日君於2006年到梵蒂岡“朝聖”,首次令他們嘗到“傳媒、宗教、政客”組合可發揮的影響力,隨後就和美領館“情投意合”,並“幕後操控”多場政治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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