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駐台“大使”內田勝久的真心話
去(2006)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剛上任就去北京訪問,稱之為「破冰之旅」,一掃前任小泉首相頻頻參拜靖國神社而造成的中日冰冷僵局。以前保守右翼色彩甚濃的安倍,經過今年年初、春天(靖國春季大祭)到「8‧15終戰日」都很節制的沒有去參拜靖國,中日關係確實有紓解、好轉的跡象。
金美齡進首相官邸
那麼,日本掐在手裡利用來對付中國的「王牌」──「台灣問題」擺哪兒了呢?安倍上任以來,自己言談從來未提及「台灣問題」,他忘了台灣嗎?當然沒有,只是轉為私下運作、指示。
今(2007)年1月下旬,安倍在官邸召見其保守派的理論智囊岡崎久彥、櫻井yoshiko(櫻井よしこ,新聞記者)等人,而長年旅居日本的台獨大將(國策顧問)金美齡也在列,非常受到矚目。去年自民黨總裁選舉前,為顧慮會遭競爭對手攻擊,與台灣相關人士的接觸一度暫時停歇。這回特別邀請金美齡進官邸,令金感激不已。自岸信介以來,安倍的血脈(安倍是岸信介的外孫)與政治人脈都跟台灣“關係密切”。
可見,安倍晉三──岡崎久彥──金美齡──李登輝及陳水扁是有連線的。
再者,今年4月中旬,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訪日的「溶冰之旅」,雙方在能源、環保、農業、醫藥、金融等都有合作,溫家寶且在日本國會演講,但當中方要求在中日《聯合新聞公報》內載入「反對台灣獨立」時,安倍則是很強硬的拒絕,他表示,如果硬要,那麼沒有《聯合新聞公報》也沒關係。日本守得比美國硬,去年4月胡錦濤訪美,在華盛頓的中美領導人會談上,布希總統表示「反對片面改變台灣海峽現狀的行動」,此意思就包含了反對台灣獨立的態度。可是安倍在《聯合新聞公報》裡,就台灣問題僅重伸「日方堅持在《中日共同聲明》表明的立場」,再口頭對溫家寶說「不支持台灣獨立」。
前述事情是今年日本對台運作的一個插曲及中日間的一次交手,固然可以從中窺見日本的態度。不過,這些都是片片段段的,如果看看日本駐台「官員」的“真言錄”,或許可以對日本葫蘆裡賣什麼藥了解得更廣、更透徹。
“真言錄”潛藏促「中台分離」的技巧
本現任的「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所長是池田維,其前一任是內田勝久。內田2001年春天自加拿大大使任期屆滿退休,同年晚秋得知可能被徵召來台,2002 年2月1日獲正式任命擔任台北事務所所長,同月15日來台履新,經過3年零3個月,2005年5月15日年卸任,2006年5月就出版了一本自述他任職台灣期間的書『不要緊嗎?日台關係 「台灣大使」的真言錄』(『大丈夫か、日台関係 「台湾大使」の本音録』)。由於金美齡不曾稱他所長,而一向直接稱他「內田大使」(稱台北事務所為「在台灣日本國大使館」),所以內田的書名也不避嫌、大辣辣地用「台灣大使」。
內田強調該書內容是他「個人的發言」,與交流協會、外務省、日本政府沒有關係──避免給政府帶來困擾,但這樣講更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內田做過日本駐以色列、新加坡、加拿大正牌的大使,卻不寫擔任真大使任內的事情,偏偏來寫當台灣「地下大使」的“真心話”,顯見其內心深處,這比當以、加、新等國大使重要!其書內容沒有任何驚人的爆料,可是在敘事、論說的字裡行間潛藏著很多支持台灣(獨派)、給台灣戴高帽子,將壞事全推給中國和蔣家,促使「中台分離」的技巧,也不知不覺地流露出日本的真正意圖。
『真言錄』卷首請金美齡寫「推薦辭」,又由日本右翼喉舌「產經新聞出版」發行,其論調、立場大概就很清楚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細膩、隱伏、迂迴的作法(=小動作)以及靈巧、表面堂皇的點子(idea)和know-how。
全力service李登輝
內田來台後「表敬訪問(官式拜會)」第一位人選不是陳水扁而是李登輝,他稱讚李登輝日語流利,他來台之前即先行看過司馬遼太郎的『台灣紀行』、李登輝的『台灣的主張』、上坂冬子(右翼女作家)的『虎口的李登輝及其妻子』而留下深刻的印象──可知他所讀之書皆偏於日本親獨派及台灣獨派的著作。又說李登輝是個「硬骨漢」,有很大的「突破力」,並發覺曾文惠的品格簡直就是連日本也已經很罕見的絕佳的「日本婦人」。
「表敬訪問(官式拜會)」李登輝後,過來是獨派大老黃昭堂等及政府高官穿插,都排在較前面,談得也較多、較深入,像屬藍營的連戰、馬英九等則排在後面且僅是寥寥數行帶過,敷衍一下。外表上,內田是藍綠政治人物都拜會,但全力建立跟獨派的「私交」,書內採用的照片除了“官式”拜訪陳水扁、接受陳水扁贈勳外,人物互動最多的就是李登輝,在陽明山「大使官邸」(雖是民間機構台灣仍給予享有官方的權利)以鋼琴演奏招待李登輝夫婦,並與其家人合影。全書談他service最多的人也是李登輝(沒成行的慶應大學三田祭演講、04年底至05年初偕家人到金澤、京都旅遊等),反而涉及台灣廣大民眾權益的則沒有幾句話、沒有幾件事。
台灣是「極親日的國家」
內田返日後也依與李登輝之約,加入「日本李登輝之友會」。而他在台期間盡力結交戰前受日本教育、通日語世代的有力人士。譬如:內田參加「高座會」的聚會──日據時代末期,台灣有8000多名小學、中學畢業生應日軍的召募,以少年學徒的身分,在神奈川縣高座郡的軍需工廠,一邊讀書、一邊從事生產飛機的工作(哪一層級的工作不說),這些人戰後回到台灣,隔了一段時間就在各地組成「高座會」,該會內田任內時尚有約3000名會員,定期聚會、聯誼並唱日語歌「向著北邊 在新年的祈禱 祈求內心的祖國繁榮」等一起懷念“祖國(日本)”。內田大大稱讚他們對「日台親善交流」起了很寶貴的作用。
相對的,內田等駐台灣人員和日本的媒體一樣,完全無視戰前也受過日本教育、日語流暢,但當年是反抗日本殖民統治志士的存在(林書揚、陳明忠、廖天欣)。內田知道台灣年輕一代有很多「哈日族」,但他認為這樣不夠,必須努力培養真正的「親日派」、「知日派」。
在『真言錄』裡,內田講了很多獨派聽起來很窩心的話。他認為,台灣是極親日的國家,希望日台是「普通的國與國」關係,讚揚李登輝的民主化使台灣成為自由、民主的國家(也等於在捧李的台獨意識),他曾對英國的柴契爾夫人說日本是「亞洲孤立的民主主義國家」,而現在台灣和日本不僅政治,連社會、文化均有「共同的價值觀」,是無可取代的夥伴、是命運共同體(忘了日據時代日本在台殖民政府是怎樣壓制、榨取台灣人民的?)。說得真好聽,台日之間難道沒有存在著日本強佔釣魚台,驅趕、剝奪台灣漁民在近海捕魚的權利之類台灣被欺侮而政府不敢吭聲的(台灣人)悲哀?
姑且不論台灣在「自由、民主」表象下諸多光怪陸離的現象,內田如此灌迷湯是暗指台灣跟日本一樣,而跟中國不同,台灣應該跟中國分離而親近日本。
鼓勵台灣自建「祖國」
可是,內田不談日據時代日本殖民政府的殺戮、壓制台灣人,僅用中性詞彙「日本化政策」概括,而反反覆覆強調國民黨蔣氏父子時代的「二二八」、「白色恐怖」,用簡單的二分法,分化台灣的統治者是「大陸中國人」,和被統治者的台灣人,有著不同的歷史經驗、兩者缺乏認同。
別的花樣尚有:利用李登輝在司馬遼太郎『台灣紀行』裡所表示「台灣人生來的悲哀」,刻意強調對「迄今仍未擁有祖國的台灣人的悲哀」表示同感與同情,言外之意就是要台灣人自己來建立「祖國」。故宮文物(都是原屬於中國大陸的東西)未能在日本展出,內田也乘機推測性地賴說,中國一定會出面要回以致沒弄成。
內田“抱怨”日本政府表面所採行的「一個中國」政策造成諸多侷限,現今在日本外務省裡面,日台關係是由亞洲太平洋局中國課裡的台灣小組處理,直屬的管理負責人是中國課長。內田用挑撥、分化中台的技巧說,中國對台灣問題十分「過敏」,每遇日台間的案件就反對、干涉。日台關係進展恐怕會成為日中關係的負面因素。不過,內田也露了部分實話:對日本的國家利益來說,如果中國遠比台灣重要的話,那麼要期待中國課長推展日台友好關係是有點強人所難,其作用與其是「推展」,不如說是「抑制」,於是內田出的「點子」是,在亞洲太平洋局裡設一個與中國課平行的台灣課,這樣至少強化日台關係的企劃案,不必煩惱,也不會人格分裂──兜了個圈子欲先在外務省內用與中國課對等、平行的台灣課來間接鼓勵台獨。
明確區分中國人和台灣人
內田構想用「國內法」來提升日本對「台灣」一辭的認知。他認為(自己講的一套道理),日本不承認「中華民國」,因此不能承認「中華民國」的國籍,又因為沒有承認台灣的獨立,「台灣」也不能當成國籍。但基於台灣是一個統治領域,就算沒有國籍,為了表示該領域,使用「台灣」也沒有違反日本「一個中國」的政策,用「台灣地區」、「台灣在住」來取代現在身分證明書所使用的「中國人」,不僅完全沒有問題,也可以明確區分中國人和台灣人──「明確區分中國人和台灣人」一直是日本想方設法要落實的動作。
每隔幾個段落、每遇一些主題,內田就會借題發揮,再來一次:今天的台灣是別處找不到的「極親日國」,「日本統治時代」的「日語世代」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抱怨當今台灣政、商界四、五十歲的中堅份子都是蔣氏父子政權「反日教育」下所培養出的世代。不曉得他是真的”無知”,還是”故意忘記”,蔣介石”擅自”「以德報怨」,害得大陸、台灣兩地戰後都拿不到日本的分毫賠償,使日本輕易擺脫巨額戰爭賠償的負擔;蔣介石又讓不少當年日本帝國的將、校免除侵略戰爭的責任,甚至優遇聘為「白團」,秘密來台教台灣「反共」(從日本右翼的戰略來看是利用「反共」的“大義名分”,延續日據時代的分割台灣和大陸,阻絕兩岸相合)。事實上,蔣介石跟日本戰前、戰後的保守右翼勢力關係都好得很,內田現在來談「台日關係」,居然好意思批評蔣介石、把台灣的「壞」都推到蔣氏父子頭上,把台灣的「好」都歸功於李登輝等與中國大陸劃清界線的獨派勢力,還美其名為「民主」。
注入「反中親日」的DNA
本來台日兩邊就「軍事安全」幾乎沒有對話,就在內田來台前後,“突然日本政府對台灣政府直接且公開的表示,就兩岸的和平與安定表示憂慮,希望能慎重處理”。然後,台日間關於安保(軍事、情報)對話,日本可隨時派自衛隊退休要員訪台「交換意見」,相反的,台灣相關人員亦可訪日,在內田任內的第二年(2003年1月)開始,曾任日本情報本部計畫部長和日本駐中國大使館武官的陸上自衛隊少將長野陽一,以提前退役的方式到台北「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任職,負責推動日台軍事合作。翌月,台灣當局也派出曾任「國安局國際關係事務主管」的現役中將王偉先到東京「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工作。到今年6月間,據傳日本有意改派現役自衛隊高官來台。這反映了台日軍情交流出現了實質性的轉折,層級、關係快速緊密、升級。
內田特別喜歡觀察台灣的「反中情感」和「台灣意識(認同)」的動向。像2003年2~6月間發生SARS疫情,他寫道:「台灣民眾反中感情高漲,促進了台灣內政強化台灣認同,獨派立場增強」。並用了不少篇幅表列、介紹陸委會委託政治大學所做關於「統獨、台灣人中國人(1992~2004年)」的民調結果,他認為「維持現狀後統一」派和「立刻統一」派加起來不到台灣民意的25%,他解讀這個數字持續在減少。意即,75%的台灣國民一邊用「維持現狀」做遮掩,一邊朝著獨立的方向走去。
其實,從日本殖民統治迄今,日本對台灣最得意的“傑作”,就是播下了「台灣意識」的種子。原本,台灣人民除了原住民之外,其他福佬人、客家人、外省人全屬漢民族,差別只是祖先來台的早晚而已,所以實際上,台灣人血液裡皆有著與大陸人一樣的DNA。但是,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1895年的「馬關條約」日本強迫中國割讓台灣,一直到1945年日本二戰戰敗,長達51年的殖民統治,日本成功地在一部分(皇民化)台灣人的「意識」裡,注入了有別於中國人、甚至專事遵奉日本的DNA,簡言之,就是「親日反中的DNA」,降至現代就是服膺於傳承自戰前軍國主義的日本右翼。令人扼腕的是,戰後來台的國民政府,先發生「二二八」,後又有「白色恐怖」,造成日本人注入的「台灣意識」、「親日反中DNA」在兩蔣時代蟄伏、醞釀,到聽命於日本的李登輝掌權後便重新發酵。
教台灣和平獨立的路徑
2004年2月,在美日兩國外交、國防負責人的「美日安全保障協議委員會(2+2)」上,日本政府提出「和平解決台灣海峽」作為兩國政府共通的戰略目標,正式主動聯美展開介入台灣海峽的兩岸關係,日本不希望中台分離嗎?當然不是,而是擔心如果台灣出現獨立的動作,會招來中國大陸以「非和平的手段(武力)」統一。內田有一段很厲害的解釋:關於台灣國際地位最後的歸屬,美國有不少的責任。說不定有必要做中國、台灣、美國、日本的四方協議,兩岸問題盡早「國際化」,對台灣沒有損失。對台灣,話講得何其漂亮!既把最大的責任推給美國,也預留伏筆給日本介入干涉冠冕堂皇的權利和理由。
到最後的「結論」,內田就像在下指導棋似地「教」台灣如何搞和平獨立。他指出,中國不會對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社會容忍下去(又賴中國),因此一直「維持現狀」對台灣的存續是危險的。所以台灣「要更努力累積、更強化國際社會對台灣的認知」。關於台灣過半數的人希望「維持現狀」,內田的看法是「台灣已經確立為一政治實體,由於事實上是主權國家,如果能等待將來和平的條件完備後,再獲得獨立是較好的」。
雖然台灣受到制約,但還是要透過國際合作與貢獻,以自由、民主、人權、和平作價值基準這種負責任的統治體來向國際社會強力訴求,讓國際社會理解而對台灣「應有的樣貌」擴大支援。內田認為,這樣的和平獨立恐怕是台灣唯一邁向獨立的途徑。「最後是時間的問題」。他不知道台灣何時能獨立成功,但是覺得,時間延續下去,一定會產生有利於台灣和平獨立的作用。他不太同意台灣綠營講的:今後中國政治力、軍事力、經濟力增強,不盡早做的話,就會喪失台灣獨立的時機,因為這樣會招來中國以「非和平的手段」統一。
統一、獨立兩方最後決定的是哪一方能保持更執著的意志力和忍耐力。
內田這樣講等於是說,日本是希望台灣獨立於中國之外,但台灣不可以輕舉妄動,而要一邊維持現狀,一邊悄悄地改變。更深一層地說,是為了日本自身的利益,不希望台灣逕自行動,在日本沒準備好的時候,拖日本下水而傷了日本的國家利益,要台灣技巧、暗著搞台獨,乃至等待日本認為的好時機。日本人算盤打得多精呀!
強化「台灣意識」是核心
他期盼台灣不問本省人、外省人(需要全台灣的人支持台獨時就不K外省人了!),不問綠軍、藍軍(要台獨時就不罵藍軍或國民黨了!),要台灣民意凝結「強力的台灣意識」,毫不懷疑的朝獨立發展,所以不單是內田個人,日本政界的親台派、親台學者、「民間團體」、媒體等等,他們的很多作為,都是環繞著催化、加強、演繹「台灣意識(認同)」這個核心。
儘管內田前面已露餡,但在「後記」裡他還是故作中立狀說「不管是民進黨政權、國民黨政權,日台“兩國”是命運共同體」──用好聽的口號將台灣套入日本殼中。內田又說,他常被問到「支持民進黨?還是國民黨?」他都一貫回答「台灣黨」,其實,這個狀似不偏任何政黨的用詞裡,即透露了他認為「凡與中國劃清界線,堅持台灣意識者就是好的、就是他所支持的」這個潛在、不可取代的命題。
文/ 李中邦 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總編輯
日本右翼歷史觀批判研究
(王向遠著作集第十卷)
第一章 戰後右翼歷史觀形成的根源與背景——右翼勢力、右翼思潮與戰爭認知問題
一、右翼歷史觀的古代淵源
二、現代軍國主義思潮與右翼歷史觀的形成
三、戰敗後右翼的蠢動及右翼歷史觀的“復活”
四、冷戰後知識右翼的“猖獗”與右翼歷史觀的“擴散”
第二章 右翼歷史觀“死灰復燃”的標誌—林房雄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
一、作為老牌右翼分子的林房雄
二、解掉兩個緊箍咒
三、“大東亞戰爭百年戰爭”論的展開
四、“縱然失敗卻是無悔”
第三章 一本全面徹底的為侵略歷史“翻案”的書——中村粲的《走向大東亞戰爭之路》
一、寫作宗旨:為洗刷“汙名”而篡改歷史
二、以種族戰爭史觀粉飾侵略
三、所謂“當事雙方都有幾分責任”
四、對十五年侵華戰爭的全面翻案
第四章 “惡魔的思想”——渡部升一、穀澤永一的思想
一、對“反日的日本人”的“告發”
二、所謂“國益論”和“新憂國論”
三、“誰把歷史弄成這樣?”
四、所謂天皇“無責任”,戰爭“有外壓”
五、“敬告韓國中國俄國美國:日本沒有戰爭責任”
第五章 “喬裝打扮”的軍國主義史觀——藤岡信勝所謂的“自由主義史觀”
一、藤岡信勝與“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
二、所謂“自由主義史觀”的“自由”
三、“自由主義史觀”的根源與構造
四、“自由主義史觀”的虛偽本質
第六章 歇斯底里的“免罪情結”——法學博士小室直樹的“無法”的暴論
一、“天皇教”的狂熱信徒
二、反共與反華
三、搬弄“國際法”為侵略免罪
四、不容忍任何道歉和謝罪
第七章 “南京大屠殺”抹殺者的第一隻黑手——田中正明的“虛構”與“總結”
一、曾做過松井石根秘書的田中正明
二、所謂“帕爾博士的日本無罪論”
三、《南京大屠殺的虛構》的虛構
四、“南京大屠殺否定論的十五個論據”的虛偽
第八章 作為一股右翼思潮的南京大屠殺“抹殺論”——東中野修道等抹殺論者的猖獗
一、鈴木明的《南京大屠殺之幻》
二、阿羅健一、歃本正己、富士信夫的抹殺論
三、南京大屠殺抹殺論形成了一種思潮
四、新一代抹殺論者的“旗手”東中野修道
五、抹殺論者在史實面前註定失敗
第九章 “皇國”史觀的集大成——西尾幹二的《國民的歷史》
一、《國民的歷史》暢銷的背後
二、與中華文化絕緣的“一萬年日本文明史”的虛構
三、對侵略歷史的全面美化
四、唯我獨尊的“皇國”史觀的復活
第十章 右翼歷史觀的教科書化——《新歷史教科書》及教科書的“改惡”
一、戰後歷史教科書的右翼化軌跡
二、右翼團體“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的成立
三、《新歷史教科書》對侵略歷史的歪曲
四、推動教科書進一步“改惡”的三浦朱門
第十一章 右翼歷史觀的通俗化、大眾化——小林善紀的政論漫畫《戰爭論》與《臺灣論》
一、右翼勢力的“廣告塔”
二、鼓吹戰爭、美化侵略的《戰爭論》
三、老調重彈、變本加厲的《戰爭論2》和《戰爭論3》
四、歌頌日本殖民統治、鼓吹台獨的《臺灣論》
第十二章 右翼歷史觀與靖國神社問題——靖國神社參拜“正當”論
一、靖國神社的本質
二、加地伸行等人的“日本乃神國”論
三、大原康男等人的中國“干涉日本內政”論
四、小林善紀的《靖國論》
第十三章 右翼歷史觀對中國歷史教科書的“逆襲”——右翼文人的“中國反日”論
一、古森義久對“中國反日”的報導和渲染
二、勝岡寬次對中國“反日教科書”的“徹底批判”
三、“中國反日”論的其他鼓噪者
第十四章 從中國歷史觀到中國現實觀——「中國黑暗論」、「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
一、岡田英弘的中國歷史“黑暗論”
二、中島嶺雄的「中國黑暗論」與「崩潰論」
三、長谷川慶太郎的「中國崩潰論」與「中國威脅論」
四、杉山徹宗等人的「中國威脅論」
本書研究的是日本右翼及其歷史觀的問題,對歪曲和篡改歷史的日本右翼歷史觀做了深入的剖析。讀完這本書之後讀者會明白,原來那些大放厥詞的政客站在政治舞臺上為歷史翻案的發言是有一整套右翼歷史觀作支撐的,而右翼歷史觀的構建者和系統表述者則是民間身份的一些教授、學者所構成的右翼勢力。換言之,在日本當代學界和言論界,為侵略歷史翻案已經形成一種不可忽視的社會文化思潮。
讚讚
台灣炒地皮吸血大王林榮三榮登富士比(Forbes)財經雜誌全球首富前五十名
《金權城市》點名聯邦(三重幫自由時報林榮三) 炒地牟利
顏玉龍/新北市報導
2011-02-17 中國時報
土地炒翻天,鄰近台北市東區的新北市汐止區也成矚目焦點,已有預售案成交價一坪四十萬元以上,讓早期養地的大財團「出現」解套的契機,但也再次引發山坡地開發,以及財團以農民身分買農地開發的爭議,其中以「聯邦建設」的“瓏山林”建案最具「代表」。
《金權城市:地方派系、財團與台北都會發展的社會學分析》一書中,台大教授陳東升認為財團購買農地、山坡、工業用地,並利用“變更地目”營造高額利潤,是“基本炒作手法”。他進一步點名「聯邦建設」,指(自由時報)林榮三在七十六年買下汐止十八甲“林地”,每坪公告地價二、三千元,“變更地目”並推建案,每坪售價十五萬元,獲取幾十億元利益。
陳東升在書中提及,「瓏山林有一部份是承租國有林地,透過公有地放領取得土地所有權,接著申請“山坡地”的開發,(再)變(更地目)為丙種建地。白匏湖二百多甲土地來源,一是林榮三長子林鴻聯以“自耕農”身分承購三百多筆農地,另一部分是林榮三的三子林鴻堯向國有財產局承租林地。」
由於瓏山林完工後,須向汐止鎮公所申請「未損害公共設施證明」,《廖學廣的獨立時代》一書中寫道,「建商賣房子賺大錢,鎮公所沒有義務為建商擦屁股」為由,將申請案打回票。「幾經洽商,最後雙方達成的協議,由林榮三捐贈一座綜合運動公園給汐止鎮,鎮公所同意綜合運動公園以林榮三命名。」
不過,公園設計圖完成,也整好地等著林榮三來蓋公園,最後卻沒著落,廖學廣出手反撲,在競選連任時,發出在白匏湖山區設置垃圾場的文宣,並取名為「榮三垃圾場」。
「林榮三發動旗下《自由時報》,在鎮長選舉投票前最後兩天,將駐汐止鎮的記者召回總社,配合社長、總編輯發稿,全力圍剿廖學廣。廖學廣也不甘示弱,召開記者會一一點名林榮三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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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週刊>被砸/(本土黑幫)天道盟太陽會13人成擒 廖學廣關狗籠案主嫌在內
東森新聞 2002/10/22
社會中心/綜合報導
「壹週刊」辦公室本月6日被黑道分子砸毀,引起社會各界重視,警政署22日規劃全國大掃黑,警方針對「天道盟」太陽會桃園龍潭組、台北萬華組、基隆仁愛組展開全面搜索,合計逮捕13名嫌犯,起出「太陽集團」制服、改造手槍等贓物。
刑事局與台北市刑警大隊兵分多路,由士林地檢署主任檢察官陳國鳴指揮,22日凌晨在基隆市、台北縣、桃園縣同步行動,逮捕基隆仁愛組組長謝金峰等13名嫌犯,其中,綽號「阿風」的謝金峰在「天道盟」名氣響亮,涉及85年立委廖學廣狗籠案,曾經逃亡泰國,後來被警方緝捕回國。
警方調查,某週刊報導「天道盟」新、舊太陽會搶地盤風波,引起舊太陽會不滿,屬於舊太陽會的桃園龍潭組、台北萬華組、基隆仁愛組,分別接獲越洋電話指示,本月6日在某週刊位於台北市內湖區的辦公室附近集合,20餘名男子一起穿上「太陽集團」黑色制服,持木棍、鐵棒把某週刊辦公室砸毀。
行兇過程中,龍潭組的嫌犯黃鑫,涉嫌搶走某週刊大樓保全員的手機,而這支手機就是警方破案的關鍵,警方從通聯紀錄中,釐清案情,並逐一收網逮捕嫌犯。
至於傳真給各媒體,揚言要把某週刊趕出台灣的桃園龍潭組組長「文哥」梁瑞文,目前流亡柬埔寨,台北萬華組組長「鐵霸」曾盈富、曾盈進兄弟,則在大台北地區流竄,警方正擴大偵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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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囤地 房價飆漲 新莊人嘆:買不起新莊房子
林金池/新北市報導
2011-02-17 中國時報
如果說高房價起因於財團囤地,「聯邦集團」林榮三近卅多年來在新莊默默購入大批土地。新莊副都心房價每坪飆漲到五十萬,地方人士說,「新莊人買不起新莊房子,這不是很諷刺嗎?」
新莊副都心近年來土地價格炒翻天,看似財團建商各顯神通、各自購地,但當地人都知道林榮三才是最大地主,早在民國六十七年左右,林在當地四處收購農地,平均每坪價格五百到兩千元不等,地方人士說「當年中港路底全是水田,買地就拜託農民划船在四周插上紅旗子,就能看出土地多大。」
地方人士說,林榮三買地是有專業的「牽勾仔」幫忙,地方人士說,有位綽號「X吉」的兒時玩伴負責幫他牽線買地,人家不要的低窪水田,林榮三全部收,卅多年下來成為新莊副都心最大地主。
據了解,林榮三太太林張素娥名下土地,至少超過一萬坪,如果加上登記在其他親戚名下土地,囤積了大量的土地,以每坪兩百萬元計算,市價超過數百億元。
財團囤地炒作,造成房價水漲船高,如今新莊副都心房價每坪漲到五十萬,周邊更充斥一大片未開發,卻被炒上天價的素地,不少地方人士說,「新莊人買不起新莊房子,這不是很諷刺嗎?」
地方人士認為,未來只能寄望新北市府大刀闊斧,重新恢復課徵空地稅,遏止財團建商炒作房地產歪風,藉此加速重劃區開發,增加供給降低房價,才能讓小老百姓安居樂業,否則將成了財團囤積土地、炒作房價的幫兇。
讚讚
兩岸的統獨問題已經進入倒數計時
「閒話民進黨的總統初選」(2011/04/24)
本來是一篇評論民進黨最高階層政客素質的文章,希望帶動有關領導素質的討論。沒有想到在將近兩百篇的回應文中絕大部分是統獨的爭論,它們偏離了主題,很多台獨份子藉機加入本市進行罵戰。這一切彷彿回到十年前聯合網站最初成立「聯合講堂」吵吵鬧鬧和亂紛紛的時期。
唉,十年過去了,大陸人已經在太空漫步,臺灣人卻沒有進步。
臺灣人沒有進步,一方面是政客們的自私自利與目光如豆,另一方面是新聞媒體有意地把水攪混從中牟利。
臺灣的政客可以沒完沒了地亂吵,因為他們的利益擺不平;臺灣的媒體可以沒完沒了地胡鬧,因為他們要製造新聞搶銷路,(右翼反共反華反中)媒體(買辦妓者)是“唯恐天下不亂”的。
但是作為一個無名無利政論城市的市長,YST 不能忍受【天下縱橫談】的退步,一個知識性的城市是不允許退步的。
(一)統獨問題早有定論
上面所有回應文有關統獨的爭論【天下縱橫談】早就談論過了,而且有了定論。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就是
「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2005/07/28)
,它非常清楚地陳述了中華民國最關鍵的幾個歷史階段並且非常形象地把中華民國的現況比喻為拳擊賽中的「技術擊倒」(Technical Knock Out,簡稱TKO)。如果中華民國繼續胡攪蠻纏,它的下場就是非常沒有面子地被「擊倒」(KO)。
政客為了本身的利益什麼話都可以亂說,媒體為了銷售也經常捕風捉影地興風作浪。但是有格調的政治論壇不能胡攪蠻纏、不能停滯不前、更不能走回頭路。
【天下縱橫談】早已走過了統獨爭論的時期,現在面對的問題和討論的大方向是國際列強的鬥爭與中華民族的復興。
市長簡單扼要地把統獨問題歸納如下:
1.今天兩岸的政治情勢是內戰的延續,這是一切考慮的基礎;
2.所有的「兩國論」、「一邊一國論」等等的模糊論述都是在“內戰”的延續下產生的“分離論述”,它們必須接受並通過“戰爭”的考驗;
3.今天退到臺灣的中國政權急於和佔據整個大陸的中國政權簽訂“和平停戰條約”,但是大陸不肯;
4.用拳擊賽比喻中國的“內戰”(沒有比這個更貼切的了),中華民國目前的國際地位是被「技術擊倒」(TKO);
5.「臺灣獨立」(簡稱「台獨」)是中華民國選手換了一個名字,“宣稱”從未參加這場比賽,這是“罔顧事實”的“欺騙”;
6.「獨立臺灣」(簡稱「獨台」)是中華民國選手“不承認”被「技術擊倒」,也就是不服從國際裁判,“宣稱”自己沒有輸,但是也“不準備”再戰,就這樣拖下去,拖一天是一天,最好拖到民國一萬年,這是“罔顧事實”的“鴕鳥”。
由於大陸不肯簽訂“停戰條約”,兩岸仍處於“內戰”狀態。「(民進黨台聯綠營)台獨」與「(國民黨藍營)獨台」“欺騙”也好,“鴕鳥”也罷,這些“招數”都徒勞無益,因為戰爭的權力操之在大陸。所以目前“表面”的“和平”是一個假像,“隨時”可能改變,譬如1996年的「飛彈危機」和2004年的「台獨公投」都幾乎點燃“內戰”。
(二)臺灣“挖空心思”攪混水
「統、獨問題」不值得在本市討論下去,因為無論是「(民進黨台聯綠營)台獨」或是「(國民黨藍營)獨台」都“刻意”把水“攪混”,這種“打混戰”既不能解決問題、也不能增加瞭解、純粹是浪費時間。
你一定會問:為什麼臺灣人要把水“攪混”?
答案很簡單:為了“逃避現實”、為了“混水摸魚”,最重要的是,為了獲得支持臺灣獨立的民意而必須“模糊真相”,因為民意是“可以操縱”的。最後這一點臺灣的政客和媒體立場“非常一致”,「藍」與「綠」沒有任何不同。
你們沒看到嗎?「(反共法西斯洗腦始祖)聯合報」的社論,從「統一論」到「連接論」,長久放置在首頁。這「連接論」就是在“攪渾水”。
兩岸之間這種討論是越討論越糊塗,因為臺灣的“目的”就是要把臺灣人民“弄糊塗”來取得獨立的“民意”。兩岸之間“根本沒有”討論的基礎。
無論臺灣如何把兩岸的水“攪混”,「兩國論」也好、「一邊一國論」也罷,「(反共法西斯洗腦始祖聯合報)連接論」也出來“攪和”,但是它們終究逃不過兩岸處於“內戰”延續的歷史事實。
想想看,如果「兩國論」、「一邊一國論」、「連接論」有任何一個有法理基礎,臺灣也不會一再要求大陸簽訂“停戰協定”了,是不是?
想想看,如果「兩國論」、「一邊一國論」、「連接論」有任何一個有法理基礎,臺灣早就進入聯合國了,是不是?
臺灣無論如何“挖空心思”、如何“製造新名詞”也繞不過「內戰」這道門檻。
臺灣無論如何“挖空心思”、如何“製造新名詞”也不可能進入聯合國。
臺灣人需要務實,“空談”這些沒用的東西做什麼?
這就是為什麼YST看不起蔡英文的地方。
蔡英文“挖空心思”“製造”的「兩國論」根本沒有任何法理基礎,屬於“自言自語”、“自說自話”,國際上(譬如聯合國)當她“放屁”,根本引不起一絲漣漪。
蔡英文一本正經的“滿口胡言”基本上有如“潑婦”,沒人理她。倫敦政經學院的博士一文不值,蔡英文國際法的“邏輯”連草民 YST都不如。
(三)臺灣人要停止辯論,展開行動
統獨這個話題不要再爭論了,沒有任何價值。
「台獨」取得法理基礎唯一的途徑是透過公民投票。
「獨台」能夠維持長久唯一的途徑是贏得中國“內戰”。
看到沒有?獨立的問題就是“這麼簡單”地攤在面前,臺灣人民“看著辦”。
統、獨問題,臺灣不需要討論,尤其是自由、民主、人權、愛臺灣....之類的“陳腔濫調”完全不能解決問題,談它做什麼?
臺灣需要的是行動。
YST 個人認為「台獨」比「獨台」實際,
「公民投票」比「啟動內戰」有民意基礎。
也就是說,根據臺灣民意,「公民投票」遠比「重啟內戰」有可行性,感謝民進黨提出、國民黨默許的“教改”,讓我們立刻去做,越早越好。
(四)臺灣(西方次殖民地)問題(本質)是中、美問題
臺灣(西方次殖民地)是中、美博弈美方的重要棋子,所以臺灣問題基本上是中、美問題,這一觀點大家都看到,無須多言。
中、美問題是實力問題,說白了,是軍事實力的問題。美國走的是霸權主義和“單邊主義”,“任何”妨礙美國霸權的都是美國必須對付的“敵人”。所以中、美之間有沒有臺灣問題中國大陸都必須面對美國的挑戰與“挑釁”,而臺灣問題正好給了大陸軍事發展的好理由、好藉口、好動機和好動力,因此臺灣問題也有非常正面的好處。
所以,如果你認為大陸發展武力是為了攻打臺灣、是為了要把國軍比下去,那你就太小看大陸了。解放軍假設的作戰對象是美軍,其他都是次要目標。
兩岸軍力的失衡其實早在七0年代就開始了。蔣介石在1965年「國光計畫」失敗後就放棄“反攻大陸”,因為打不贏;大陸也沒有侵犯臺灣的意思,因為實力距離美國尚遠。
1991年蘇聯解體,將近半個世紀的冷戰格局正式結束。美國一超獨霸,國勢如日中天,目空一切,想打誰就打誰。大陸沒有統一臺灣的可能性,只能埋頭苦幹,用鄧小平的話:發展才是硬道理。
(五)美消中長的二十一世紀
國際局勢的真正變化開始於二十一世紀,國家實力美消中長就開始於這個新世紀,變化之快令全世界目瞪口呆。
還記得朱鎔基總理1999年趕赴美國的“消氣外交”嗎?
2006年12月,布希(布希二世)總統派出史無前例的“頂級經濟小組”(Economic A-team)訪問北京與中國的最高經濟代表進行戰略對話,對話的目的就是如何防止美元崩潰。
這是多大的變化呀!
還記得江澤民的國事訪問美國,美國鋪紅地毯的歡迎多麼不心甘情願。
2011年,美國總統以超規格的禮儀接待胡錦濤的正式訪問(國事訪問)。
這是多大的變化呀!
回想2001年,坐上美國總統寶座的小布希(布希二世)志得意滿,也意氣風發,一心想做雷根第二。雷根總統搞垮了蘇聯留名青史,小布希(布希二世)認為他也可以搞垮中國同樣留名青史。中國毫無疑問是小布希(布希二世)上臺後第一個打擊的目標。
還記得嗎?小布希(布希二世)甚至一時“口誤”連“臺灣共和國”(Republic of Taiwan)都脫口而出。比起雷根總統,小布希(布希二世)的“演技”太差,誰都看得出來其中的“刻意挑釁”,臺灣人當時的“快樂”簡直是“樂翻天”。不開玩笑,那時候小布希(布希二世)是下定決心要打擊中共的,用什麼方式挑起軍事行動就不知道了,YST 個人認為這是台獨最接近真實的時候。
沒想到突然發生「九一一事件」,一切都改變了。美國像一頭被激怒的獅子,瘋狂地向阿富汗和隨後的伊拉克用兵。
美國的發怒是有道理的,因為除了建國的時候被英軍攻擊過美國本土在立國的兩百多年從來沒有遭受外國的攻擊,這種自然地形所賦予的穩定性使美國成為居住者的樂園和投資者的天堂。但是阿拉伯的恐怖分子改變了這一切,恐怖分子把象徵美國繁榮的紐約世貿大樓夷為平地,它告訴全世界海空軍如此強大的美國並不能保証本土不受攻擊,這個重大挑釁和創傷美國是絕不能接受的。美國改變了用兵的優先順序,“反恐”成為美軍的第一要務。
美國在阿富汗用兵犯了一怒而興兵的錯誤,不過在本土遭受攻擊的情況下也說得過去,但是隨後沒有得到聯合國的授權而興兵滅了伊拉克就過份自大了。這兩場戰爭沒有解決任何問題,但是拖垮了美國的經濟。美國開始暴露它的弱點,而且是致命的弱點,那就是過量地發行美元。
YST 第一次判斷美元有問題是2005年07月,這可不是馬後炮而是有文為証:
「美國的軍事與經濟」(2005/07/21)
「美國經濟問題的焦點」(2005/08/02)
,這兩篇文章的重點都是「美元發行過量」,但是受到臺灣職業經濟學家的猛烈攻擊,當時大部分人並不認同。
YST 的「美元發行過量」論在一年半後得到美國計量經濟學家的証實:
「美元正面臨崩潰邊緣嗎?」(2006/12/15)
,美元的危機和美國的外強中乾這時候已經顯露無遺。
2008年的金融海嘯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天下縱橫談】有多篇文章論述,
「美國的金融危機」(2008/10/14)
,上面這篇文章對金融海嘯有清楚的分析。YST 沒有相關資料,所以雖然知道它一定會發生,但不能預測發生的時間。這個全球金融海嘯所暴露的美國經濟問題不但是致命的而且是無可救藥的,更重要的是,整個西方資本主義的基礎理論與運作都崩潰了,只剩下中國的經濟一枝獨秀。
1991年蘇聯的解體埋葬了共產主義。
2008年的金融海嘯“埋葬”了資本主義。
中國的經濟“模式”引起全球的注意,西方國家開始“反省”。
這個時候全世界都看到中國的崛起之勢和美國無法挽救的衰退。
美國的強大科技與超級軍事都是錢堆出來的,美元一垮什麼都完了。
YST 把醜話說在前面,美國是個多民族的國家,歷史短,文化薄,而且美國文化幾乎都建築在優越的“物質”上,美國是用“錢”把三億人綑在一起的。所以“一旦”聯邦政府無法用“錢”擺平,美國就有“分裂”的危機。
你想想,富裕的加州願意跟貧窮的密西西比州“共體時艱”嗎?
YST 早就料定歐巴馬沒有能力解決美國的經濟問題,
「冷眼看2008年的美國總統大選」(2008/03/17)
,上面這篇文章說得很清楚,美國需要一位元英雄式的總統用感人的號召來改變美國人的生活方式(life style),歐巴馬是不可能做到的。
美國的衰落是註定的,因為美國的生產力不足以支撐如此豪華的“享受”,譬如國外的度假、滿地下室的玩具、兩輩子也穿不完的衣服、不斷換新的電子產品、每天開車20~30英哩上班....等等。
美國必須大量削減政府開支做到平衡預算,美國人民必須懂得如何量入為出、節約過日子。
美國用大量印鈔票來解決經濟問題是飲鳩止渴,美國真正的問題是產品缺乏競爭力。
美國即使覺醒也已經太晚,赤字將壓垮美元。除非美國能在短期內贏得一場決定性的戰爭,譬如消滅伊朗、一統中東,否則美國必須做出戰略收縮。一旦進行戰略收縮,臺灣就是美國必須考慮放棄的棋子。
如果臺灣人在這個時候還不知道局勢的走向,仍然緊靠美國,繼續「聯美制中」並尋求獨立的話,那就不是後知後覺,而是不知不覺了,必將付出沈重的代價。
(六)美國的霸權只剩下10年
YST 是以軍事的角度觀察時局的,因為國際列強的鬥爭是以軍事實力為基礎。
美國到底是以戰爭解決經濟問題呢,還是用戰略收縮作出妥協,只有美國總統知道。但是不論是誰做美國總統,他的時間已經不多了。YST 的估計,短則五年,長也不會超過十年。
美國對中國的戰爭視窗只有五年。中國的戰爭潛力巨大,只要「北斗導航衛星系統(北斗二代)」覆蓋整個亞洲(預計2012年),中國大陸就立於不敗之地。
到了2020年,「北斗」覆蓋全球,中國的實質生產力遠大於美國,YST 估計在中國大陸周圍一千公里內,美軍不具有優勢。
到了2030年,中國的國力無論是生產力或軍事力量都會超過美國,尤其是空中力量和部分太空力量可以達到至少與美國平手或超過。美國是靠空中優勢打仗的,2030年以後美國在戰爭上“沒有任何機會”戰勝中國。美國非常精於計算,那個時候也不會發動對中國的戰爭。
美元撐不了10年。YST 估計美國會在2020年以前對中國做出戰略收縮,用放棄臺灣來換取朝鮮半島的和平。
美國不能失去朝鮮半島,我們必須瞭解美國在亞洲的核心利益是日本,美國一旦失去朝鮮半島,日本立刻就被孤立,這就回到1840年以前的亞洲局勢。中國今天的強盛不是1840年的大清帝國可比的,美國如果失去日本,基本上就退出亞洲了。
文章寫到這裏,剛剛從CNN的新聞報導得知恐怖頭子賓拉登在巴基斯坦北部被美軍擊斃並且搶到屍首(非常重要)。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勝利,美國這仇終於報了,理論上,10萬美軍可以光榮地從阿富汗撤退了。
但是美國對恐怖份子的戰爭就此勝利結束了嗎?
YST 認為沒有,賓拉登早就後繼有人,“反恐”戰爭遠沒有看到盡頭。
(七)臺灣的命運只剩下10年
臺灣(西方次殖民地)的命運是跟美國的“霸權”連在一起的,它們可以畫上等號。
只要美軍在東亞處於劣勢,臺灣是第一個被犧牲的棋子,因為它在東亞的地緣局勢上最不重要,遠沒有朝鮮半島重要。
美國對中國的軍事優勢頂多只剩10年,這是非常科學的計算。所以臺灣的命運也只剩下10年,現在該是行動的時候了,無論“公投獨立”還是跟大陸進行政治談判都要及時展開,臺灣已經沒有等待的本錢。
這都什麼時候了,想“公投獨立”的準備公投,想維護中華民國的“準備打仗”,想移民的趕快申請,不要浪費時間在辯論上,
YST 不知道臺灣人在“吵什麼”?吵贏了,臺灣就獨立了嗎?
馬英九說在他的任內不會跟大陸有政治談判,YST 認為馬英九看不清楚世界局勢。
馬英九是一個“沒有中心思想”的人,不統不獨不武就是“沒有主見”、什麼都不做、聽天由命。
世界在快速變化,臺灣的籌碼在快速流失,馬英九卻不知道他在做什麼,臺灣人選他連任總統真是開玩笑,開自己未來無所作為的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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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化日帝殖民統治的《海角七號》第三社會新皇民復辟文化論述再現在台新後遺症/被綠化的自由派報紙成篇美化報導 皇民復辟勢力感念恩德 皇民三腳ㄚ台奸餘孽建祠拜日本人
感念恩德 台灣人建祠拜日本人
洪榮志、呂妍庭/綜合報導
2011-01-19 中國時報
台南、嘉義(皇民特權大地主台奸大本營)都有供奉日人的寺廟,台南市安南區的「飛虎將軍廟」,供奉日本海軍飛行員杉浦茂峰少尉;東石鄉副瀨村富安宮供奉義愛公,其實是位日本警察(抗日台灣人俗稱的台奸三腳仔),原名森川清次郎。
供奉日本海軍飛行員杉浦茂峰少尉的台南市鎮安堂,又稱為「飛虎將軍廟」,每年農曆十月十六日聖誕千秋,信徒經年絡繹不絕。
廟方說,民國卅三年二戰期間,美軍空襲台灣,日機升空迎擊,杉浦茂峰少尉駕駛的戰鬥機尾翼中彈著火,瀕臨爆炸的危機,杉浦茂峰為避免戰機墜落人口數百戶的海尾寮部落,吃力地將機頭拉高,飛往部落外的農地、魚塭後,再跳傘求生,不幸被美軍擊中降落傘,仰躺稻田中犧牲。
民國六十年間,有人目睹一位戴白帽、穿白衣的人,經常徘徊在養殖場附近,以為是趁黑夜前來偷魚的人,但一走近卻不見人影;也有民眾被托夢,導致人心惶惶。當時有一名蘇姓大地主在田裡耕耘時,不僅耕耘機卡住,牛也不願走動,頻頻出現怪異現象,經請示朝皇宮保生大帝,才得知是空戰陣亡的幽魂顯靈。地方人士後決議於墜機處建祠祭祀,蘇姓大地主也捐出土地建廟,以表揚杉浦的恩德。
嘉義縣東石鄉副瀨村富安宮供奉的神明義愛公,其實是位日本警察,原名森川清次郎。當時森川清次郎只是官階最低的巡查,因慈悲愛民,深受當地居民愛戴。
當時局勢動盪不安,民不聊生,日本政府卻向居民課徵多項稅賦,他多次陳情上級代求減免,未獲核准還被指為是煽動抗稅,加上他正忙著搶救轄內流行性傳染疾病,眼看政府如此不通人情,憂憤交加留下「苛政擾民」遺書後舉槍自盡,死時年僅三十三歲。
村民為感念森川清次郎的大義及愛民,修築富安宮,並供奉他為義愛公,是國內相當少見的日本王爺。
http://news.chinatimes.com/focus/11050101/112011011900128.html
法會木造驅逐艦 引日軍魂返鄉
林和生/屏東報導
2011-01-19 中國時報
奉祀日本軍魂的東港鎮靈聖堂,昨一連七天舉行建醮法會,會場除有搭載日本軍魂的驅逐艦外,還打造三艘木船陪祭,在傳統道教儀式中帶有濃濃的日本味。
靈聖堂位處大鵬灣附近,日據時期是日軍南進基地,也是處理戰死日軍遺體的地方,長期彌漫一股詭異氣氛,當地民眾甚至繪聲繪影說,入夜後曾聽到部隊操練的踏步聲。
靈聖堂住持陳賢源表示,十餘年前,一名自稱三船太郎的日本將軍托夢說,他搭乘的驅逐艦在鵝鑾鼻外海被擊沉,船上有數以百計的日本官兵,希望有人能為他們建廟收容亡靈。將軍更托夢在靈聖堂後方的紅磚厝中有三個骨灰罈,也確實被信徒尋獲,目前廟方原封不動安置,為這夢境更添神祕。
陳賢源說,廟方依照將軍托夢指示,除有安置祂與另名大使金身的主殿外,廟埕前更開闢廣場方便操兵;信徒還打造驅逐艦模型,每年供這些日本軍魂返日探親。
除了軍艦外,靈聖堂這次適逢廿五周年的擴大超度法會,還特地打造兩艘七尺一吋長及一艘十八尺的木船,順便搭載附近欲渡化的孤魂野鬼。另於廿二日預計席開七百桌,待整個法會結束,全數供品將分送附近窮苦人家及慈善團體。
在恆春貓鼻頭興建的潮音寺,同樣祭祀有日本軍魂,據說二次大戰當時,日本開往南洋船艦常遭美軍擊沉在巴士海峽,估計有兩百艘,死亡人達數十萬人。日本遺族當初募集資金搭建寺廟後,每年固定來台祭祀,但隨著親人老去,到此廟的日本人也逐年減少。
http://news.chinatimes.com/focus/50107871/112011011900129.html
功於社稷 立祠祭祀不分國籍
蘇瑋璇/新北市報導
2011-01-19 中國時報
台灣南部膜拜日本人,甚至立祠蓋廟、焚香祭祀,真理大學宗教系主任蔡維民說,中華文化對於偉大人物的崇拜情感,往往能超脫國籍藩籬,因此出現「台灣人拜日本人」。
蔡維民說,神分為「天神」、「人神」、「鬼神」三種,前者以如觀世音、如來佛、釋迦摩尼等,後者如有應公、萬善爺這類無嗣孤魂,至於日本人神祇應屬於第二種。
他表示,日本殖民統治後期,台灣人的土地意識由強轉淡,當時確實有些勤政愛民、貢獻鄉里的日本官員,加上皇民化運動助長了天皇思維,融合傳統民間信仰,「日本人神祇」這種大時代產物應運而生。
蔡維民笑說,其實以宗教信仰做為統治手段由來已久,《大清會典》中記載,台灣早期屬移民社會,動盪不安,清朝嘉慶、道光年間就明文立下規範,凡有義行或具高尚節操的地方人物,可立祠祭祀,原意是為使後人效法,形成安定社會的力量。
http://news.chinatimes.com/focus/50107871/1120110119001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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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水扁(綠的)和馬英九(藍的),聯手編織的政治謊言,把台灣人民(和中共)騙得團團轉
先解釋名詞吧:
「國家統一委員會」(簡稱國統會)是偽「中華民國」政府的一個特殊政府機構,於1990年10月7日由時任「總統」的李登輝宣佈成立。其法源依據是《國家統一委員會設置要點》,為隸屬偽「中華民國總統府」的任務編組單位,設置的目的在主導台灣海峽兩岸關係的發展,依據「民主、自由、均富」,力促中國統一,並於1991年2月23日第三次會議上通過了「國家統一綱領」(簡稱國統綱領),此乃針對大陸政策的最高指導原則。
簡單來說,先有了一群人搞個「國統會」,然後開會討論出國家統一的原則,便生出了「國統綱領」。「國統會」是媽媽(爸爸是李登輝?^_^),生出了孩子叫「國統綱領」。
後來到了2000年陳水扁執政,中共及美國害怕他上台後亂來,陳水扁於是很認分的承諾「四不一沒有」,即「1.不宣佈獨立,2.不更改國號,3.不推動兩國論入憲,4.不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公投,及沒有「廢除」國統綱領與國統會的問題」。
在膽小鬼陳水扁八年的任內,他的確不敢宣佈獨立(他說「做不到就是做不到」)、不敢改國號(只敢把「中華郵政」改名為「台灣郵政」,嘻嘻)、不敢推動兩國論(只敢口頭呻吟「一邊一國」),不敢推動統獨公投(2003年,他下令民進黨立委不可以通過蔡同榮的「台獨公投法」,嘻嘻),也沒有「廢除」國統綱領及國統會。嘻嘻,沒錯,他並沒有「廢除」喔~請往下看。
2006年2月27日,陳水扁決定,國家統一委員會(國統會)「終止運作」(cease to function),不再編列預算;國家統一綱領(國統綱領)也「終止適用」(cease to apply),並依程序送交行政院查照(所以「國統綱領」目前正在行政院「躺著不動」)。
那麼,「終止」就是「廢除」嗎?當然不是!
我們看看英文吧!
「cease to」 有「停止、終止」之意,它是動詞片語,後面要接「動詞」,才能完整表明意思。所以陳水扁把國統會cease to function(運作),又把國統綱領cease to apply(適用),他可沒把這兩樣東西cease to exist(存在)喔!除非陳水扁「abolish」國統會及國統綱領,才是真正「廢除」,真正使之「不存在」,蓋abolish有法律上真正除掉、幹掉、廢掉某組織或法律之意,因此美國不能接受陳水扁abolish國統會及國統綱領,否則無法向中共交代。
陳水扁“這招”很有用,他一方面向獨民“交差”,讓大家“以為”國統綱領被「廢掉」了,獨民們多樂啊!
另一方面向美方及陸方交心,老子一直遵守承諾,沒有「廢除」國統會及國統綱領,只是「終止」而已。
這就像一台汽車被撤掉牌照,被抽光汽油,或被拆除引擎,它被「終止」運作,不能再開了。但它還存在,只要再申請牌照,灌入汽油,安裝引擎,又能正式上路了──它又「恢復」了!
於是,所謂“國統會”及“國統綱領”被「廢掉」,是陳水扁“編識”的政治謊言,直到卸任前,他一直都「四不一沒有」,只是手腳不乾淨,讓中共很不爽!
那馬英九呢,他有沒有手腳乾淨?當然有!
瞧瞧(偽君子)馬英九在9月1日向媒體記者們說的“鬼話”:
「國統會跟國統綱領已經被陳總統廢掉了,我在競選的時候並沒有提出要恢復的主張。我認為在中華民國憲法的架構下,維持台海不統、不獨、不武的現狀,是最符合中華民國的利益,然後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去推動兩岸的和平發展,這話我都至少講了幾十遍了。」──上述鬼話通篇都是謊話!
一,國統會及國統綱領並沒有被廢掉,原因我已解釋過。
二,(偽君子)馬英九用了「恢復」一詞,即證明他知道國統會及國統綱領是被「終止」,而非被「廢除」。
三,中華民國憲法的架構下,兩岸是求統,而非「不統」。
四,知道歷史的人都清楚,台灣方面的「九二共識」,是基於國統綱領的法理意義,即,沒有國統綱領,就沒有九二共識。不論中共認不認同台灣方面的「九二共識」,至少對台灣而言,不恢復國統綱領,「九二共識」就是假的,是個騙局!
一個政治人物,短短一兩句話,就有四個謊言,而且他還「至少講了幾十遍」!
全台灣除了(偽君子)馬英九,大概沒人能做到這麼高含量的謊言指數。蓋他有一張無辜的老帥臉,說起謊來,人民很買單,人民很願意受騙。
誰說「藍綠不同」?誰說「藍綠之分」?藍跟綠有啥差別呢?
陳水扁一邊維持「四不一沒有」,一邊假裝「廢掉」國統綱領。
(偽君子)馬英九一邊維持「九二共識」,一邊假裝國統綱領被「廢掉」。
馬扁聯手騙你,你若相信,就是蠢!
「馬+扁」=騙,這絕不是巧合。
文/我愛夏天
2011/9/04
http://blog.udn.com/gunleenia/561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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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暗殺集團到以色列政府國家恐怖主義
以色列是中東地區第一個成立“恐怖主義組織”的政權。現在,該政權繼續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被占領土上從事“恐怖主義”活動。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運動的歷史和其成立說明了這一事實,即:猶太復國主義政權留在巴勒斯坦的最根本目的就是集體屠殺和“暗殺”無辜的巴勒斯坦人民。
“猶太民族基金會”主任喬澤夫•維特茲在1940年,也就是以色列政權宣佈其成立的8年前宣佈,在巴勒斯坦不可以存在兩個政府,如果阿拉伯人離開這片土地,這裏才能成為我們的地方。如果阿拉伯人留在這裏,我們將成為微不足道和一個弱小國家的主人。因此,我們應當將巴勒斯坦人驅趕出去,使這片土地上不能留下一個村莊或一個部落。
在1897年舉行第一次國際猶太復國主義會議以及建立猶太復國主義恐怖團體的第一人弗拉迪米爾•亞博延斯基出生沒過多長時間,也就是在20世紀初亞博延斯基建立了第一個猶太復國主義恐怖組織,該組織是猶太復國主義恐怖組織和所有其他組織的始祖。
之後,在英國殖民主義者佔領巴勒斯坦30年期間,猶太復國主義恐怖組織如哈格納、伊什特蘭、伊爾貢、巴塔爾等恐怖主義組織相繼在巴勒斯坦被占領土上出現,這些恐怖主義組織的領導人都是以色列政權最重要的人物。大衛•本•古裏安、摩西•達揚、埃胡德•巴拉克、伊紮克•拉賓、伊紮克•沙米爾、穆納希姆•貝根和沙龍(夏龍)等人物也先後擔任了以色列政權的戰爭部長、總參謀長和總理等職務。這些人在1930年至1940年10年期間在對巴勒斯坦人民實施恐怖主義行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1979年,以色列一調查代表團“迫使”拉賓從自己的回憶錄中“刪除”有關屠殺巴勒斯坦人民和50萬巴勒斯坦人從拉姆萊和裏達兩個村莊被驅逐的內容。
拉賓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聲稱,我在與以色列總理大衛•本•古裏安和他的副手舉行的會議中就這一問題即:巴勒斯坦人民應當做什麼舉行了會談。這兩人就此表示,我們應當將巴勒斯坦人趕出巴勒斯坦。但是,巴勒斯坦人民現在不願離開他們的家園,現在我們只有採取暴力和恐怖等手段迫使他們離開,等他們看到這些暴力的時候他們就會吸取教訓倉惶而逃。猶太復國主義分子們採取各種方法和戰術在巴勒斯坦領土上從事恐怖主義活動。這些恐怖主義活動包括秘密暗殺巴勒斯坦知名人士,在巴勒斯坦人的賓館、市場、公共汽車和餐廳裏放置炸彈或者綁架巴勒斯坦人。猶太復國主義暗殺集團每天都守候在巴勒斯坦人民的住宅附近,用炸彈炸他們,使他們處在白色恐怖和恐懼之中。猶太復國主義政權通過這些方法在巴勒斯坦被占領土上製造恐懼和混亂迫使巴勒斯坦人民逃離自己的家園。
猶太復國主義政權軍隊集體屠殺數百名迪爾•亞新村莊的巴勒斯坦人正是這些恐怖襲擊行動的事例之一。該村莊居民曾在一個小時內就被猶太復國主義政權軍隊血洗一空。除此之外,猶太復國主義政權軍隊還將數名遭綁架的巴勒斯坦人集體殺害。更可恨的是,猶太復國主義恐怖集團在對巴勒斯坦各村莊、城鎮和他們的居民區發動襲擊和實施大屠殺之後,又用推土機將這些地方徹底推平,在其基礎上為自己的猶太人移民重新修建猶太人定居點,直到巴勒斯坦人民的標誌和特徵徹底被抹掉,不留下一點屬於巴勒斯坦人民自己的東西。
之後,猶太復國主義分子們又在被侵佔的巴勒斯坦土地上種莊稼種樹或種花。猶太復國主義分子們為同化巴勒斯坦各地區採取的行動讓人不可思議。幾乎這些被佔領地區的巴勒斯坦人的特徵蕩然無存。甚至任何一個巴勒斯坦人都無法認識這些只在幾個月被佔領和遭破壞地區的村莊、城鎮和他們的住宅。
在以色列侵略政權宣佈其成立之日起,就有數百個巴勒斯坦人的村莊和城鎮被以色列侵略軍破壞和摧毀,同時導致70萬巴勒斯坦人民被迫離開了自己的家園,淪為難民,無家可歸。事實上,這些被佔領的村莊都是以色列恐怖主義政權軍隊發動恐怖主義行動得來的。這些被佔領地區至 今仍被該政權侵略軍所控制。以色列伊爾貢恐怖主義組織領導人穆納希姆•貝根榮獲諾貝爾和平獎、迪爾•亞新村莊居民遭集體屠殺以及以色列軍隊總參謀長伊紮 克•拉賓在1967年發動的六日戰爭,這些都是巴勒斯坦人民的應有權力遭踐踏和破壞的最不公正的最明顯事例。猶太復國主義各種暗殺集團隨著以色列政權的成立而建立了起來。其中 有名的暗殺集團當屬以色列“摩薩德(Mossad)”間諜機構。該間諜機構是猶太復國主義政府恐怖主義組織的最大恐怖組織。目前,“摩薩德(Mossad)”間諜機構正在巴勒斯坦境外從事自己的間諜活動。自以色列侵略政權成立之後,猶太復國主義分子們一直在巴勒斯坦各地區犯罪作惡,以色列侵略軍曾經在巴勒斯坦的卡夫爾•紮希姆村莊發動的集體屠殺事件正是這些罪行的最真實寫照。以色列侵略軍在1956年10月29日下午僅在4個半小時的時間裏就血洗了卡夫爾•紮希姆村莊,隨即又宣佈一名以色列軍官擔任該村村長。在經過4個半小時之後,以色列侵略軍又制定了行人出入該村莊的法規並宣佈這一法規於當日起執行。在卡夫爾•紮希姆村莊被封鎖之後,該村居民都被禁止離開該村莊。儘管該村村長向以色列軍官解釋說,現在400名村民正在自己的農田裏從事耕種作業,他們晚上就會返回自己的住宅,但以色列軍官根本不理睬這些解釋。並利用天黑將自己的軍隊部署在了該村莊的周圍。以色列侵略軍在得到巴勒斯坦農民返回家園的消息之後向這些耕種的農民開槍掃射,殺害了數百名無辜的巴勒斯坦人。
聯合國觀察員在1950年向安理會提交的報告中闡述了自己親眼目睹的以色列政權的“罪行”。他在報告中寫道,在格比耶(GABIE)村莊有66名村民遭以色列政權軍隊“集體屠殺”,其中四分之三的人是婦女和兒童。這些遭殺害的村民有的滿身是槍眼,有的已經被打的面目全非。他們的房屋、窗戶玻璃以及大門 都遭到了機槍掃射。
這些跡象表明,當時遭殺害的巴勒斯坦人正在自己的家裏,就在當時他們遭到了以色列侵略軍的殘酷殺害。還有許多房屋被炸彈炸毀,有些房屋的大門和窗戶被自動步槍打了許多洞。
發生在格比耶村莊的殘酷流血事件是由以色列前總理沙龍一手策劃的。之後,在1980 年代又以沙龍為首的以色列侵略軍對在黎巴嫩的兩個巴勒斯坦難民營薩布拉和沙齊拉難民營發動了“集體屠殺”行動,並殺害了這兩座難民裏的2000名巴勒斯坦平民,同時將他們的屍體一塊塊撕開。但是,從1970年代開始,猶太復國主義恐怖集團就以新的方式開始了“恐怖主義”行動。以色列政權的摩薩德(Mossad)間諜機構和情報機構沆瀣一氣共同在巴勒斯坦被占領土上從事暗殺行動,他們還制定了詳細的“暗殺計畫”在巴勒斯坦境外從事暗殺行動。
巴勒斯坦報社編輯、作家兼詩人古薩•凱法尼 1972年在黎巴嫩被暗殺、
巴勒斯坦著名漫畫家納吉•阿裏1987年在黎巴嫩被暗殺、
突尼斯薩夫組織2號人物艾布•傑哈德1988年連中7槍被暗殺,
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運動領導人法塔赫博士1994年在馬耳它被暗殺、
黎巴嫩真主党運動總書記賽伊德阿巴斯•穆薩維與他的妻子和三個孩子于1992年被暗殺,
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精神領袖謝赫艾哈邁德•亞幸於2004年被暗殺,
這些都是猶太復國主義恐怖集團在巴勒斯坦被占領土境外從事暗殺活動的“冰山一角”。在21世紀的今天,巴勒斯坦人民和黎巴嫩人民不斷遭猶太復國主義侵略政權的“集體屠殺”和發動的“恐怖襲擊”行動,這些均表明猶太復國主義與“恐怖主義”緊密交織在一起。
在1990年代,以色列政權軍隊又轟炸了聯合國駐黎巴嫩南部的一處觀察站,並血洗了黎巴嫩加納村莊,此次襲擊事件造成包括100名婦女和兒童在內的數百名黎巴嫩平民喪生。然而就在2006年以色列政權軍隊針對黎巴嫩發動的33天戰爭中再次向該村莊發動了野蠻襲擊行動。
現在再來關注一下(巴勒斯坦)加沙(Gaza)局勢,許多加沙(Gaza)居民現在被關押在以色列政權的監獄裏,以色列政權軍隊每天動用導彈和炸彈向加沙(Gaza)居民發動襲擊。並“阻止”藥品、食品和燃料進入該地區,這些都表明了猶太復國主義政權“罪行”的本質。與此同時,在21世紀,該侵略政權又企圖在中東地區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
伊朗華語台 2011-10-18
http://www2.irib.ir/worldservice/chinese/zhuanti/zhuanti/080528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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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對哥倫比亞的新殖民政策-「哥倫比亞計畫」
提到哥倫比亞,許多人就會立刻聯想到這是“毒品”與游擊隊氾濫的罪惡淵藪之地。(好萊塢影視大眾文化意識流洗腦工業)羅素克洛和梅格萊恩搭檔演出的「千驚萬險」就是以哥倫比亞為背景,影片“描述”的哥倫比亞左派游擊隊在邪惡帝國蘇聯垮台後變成一群以販毒、綁票維生的恐怖份子,長期以來許多美國人也相信政府與主流(民主自由)傳媒對於哥倫比亞的(謊言洗腦)宣傳,相信美國政府目前已耗資數十億的「哥倫比亞計畫」(Plan Columbia)可以消滅哥國毒梟和游擊隊暴力,
然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證據卻證明事實“剛好相反”。
事實上,「哥倫比亞計畫」只是美國長期對於中南美洲“政-經-軍干預”的一部份,在美國喬治亞州的班寧堡(Fort Benning),有一所「美洲軍事學校」(SOA, U.S. Army School of the Americas),該校一直被諷刺為「殺手學校」(School of Assassins),因為該校的課程以訓練謀殺、綁架、(軍事)政變、嚴刑拷打著名,數十年來“培養”出六萬多名拉丁美洲的軍人,智利民選總統阿葉德被軍事獨裁者皮諾契特(軍事政變)推翻、大主教Oscar Romero被暗殺、瓜地馬拉36年內戰死亡或失蹤的20萬人、薩爾瓦多超過900名平民被屠殺等等,都是“該校”畢業生的“傑作”,女性受害者還會遭強暴虐殺而死,毫無反抗力量的兒童被活埋或摔死;它也“培養”惡名昭彰的(美帝傀儡)軍事獨裁者-包括巴拿馬、波利維亞、瓜地馬拉、薩爾瓦多,並且是“右翼民兵”的訓練所──例如尼加拉瓜殘暴的「國民軍」就是SOA(美洲軍事學校)的畢業生,後來組成“右翼恐怖份子”Contra(桑定游擊隊)。前巴拿馬總統就稱「美洲軍事學校」是「拉丁美洲最大的亂源製造基地」!
在日漸高漲的抗議聲浪下,該校“改名”為Western Hemispheric 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WHISC),但是至今仍然繼續培養每年一到兩千名的畢業生(目前1/3的受訓者來自墨西哥,因為該國要“對付”以Chiapas省原住民為主的薩巴塔游擊隊(Zapatista),每年耗費美國納稅人大約兩千萬美金。
和其他拉美國家相比,哥倫比亞派遣最多軍人(目前已超過一萬多人)到SOA(美洲軍事學校)受訓,其中許多高階軍官都犯下違反人權的罪刑,哥倫比亞軍方和殘忍著稱的右翼民兵組織AUC也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使得在哥國每年有超過三萬人被殺、一百萬人無家可歸。1986年以來已經有三千八百名工會領袖和組織者遭殺害,在去年(2001年)的前十一個月就有180名工會領袖被暗殺,過去十幾年以來,超過三萬名工人、農民、人權組織者、左翼領袖、教師等被軍隊和右翼民兵殺害。最大的右翼民兵組織AUC的領導人對於謀殺工會領袖毫無悔意,他說「我們有理由殺那些人,因為他們(工會領袖)妨礙他人工作。」因為暴力事件頻仍,自從 1985年以來,已經有兩百萬哥倫比亞平民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園。
在美國主流(民主自由)傳媒(謊言洗腦)宣傳下不斷“被污名化”的左翼游擊隊──其中一股最大的力量FARC「哥倫比亞人民革命軍」(有一萬六千到兩萬人的武裝力量,由工人、農民、組織者所組成)-經由過去36年以來的組織工作,哥國基層人民對其支持率不斷提高,專家估計該游擊隊在哥國自治區的影響力已經超過50%,相對的哥倫比亞所謂「(美帝扶植傀儡)民主」政府,則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貪污腐敗政權,人民對政府的失望清楚地反映在哥國的投票率上(低於40%),目前FARC直接掌握的非武裝區(約瑞士大小),也完全沒有上述的暴力事件發生。
在2000年,美國政府投入十三億美金到「哥倫比亞計畫」以及之後六億美金的「安地斯行動」(Andean Intiative,因為哥倫比亞屬於安地斯山脈國家)(其中一億給哥倫比亞軍方),“宣稱”該計畫是「對抗毒品之戰」(War on Drugs)以及心照不宣的「對抗左派游擊隊(美國政府定義下的“恐怖份子”)之戰」,事實上,該計畫對於消滅毒品毫無助益,因為大部分的款項給了““美國跨國”公司”,例如「孟山都(Monsanto)」、United Tech、Sikorsky等,用來進行軍事訓練、購買直昇機和除草劑,另外,美國政府也已提供哥倫比亞軍方和“右翼民兵”十五億美金。
然而,哥倫比亞政府和軍隊本身就和毒梟“連為一體”,政府軍隊和右翼民兵就是毒梟“背後”的軍事力量,前SOA(美洲軍事學校)的教官就曾說「SOA是拉丁美洲軍官洗毒品錢的最佳地點」,美國持續提供哥倫比亞軍事援助反而助長軍隊和右翼民兵繼續在國內“鎮壓平民”、違反人權,並且讓毒梟勢力更擴大。
此外,美國在哥倫比亞四處噴灑除草劑,宣稱這樣就可以消滅古柯鹼作物,但其實是毫無差別地噴灑在一般農田和雨林上,不但使得農作物大量枯死、農民無 法維持生計、亞瑪遜雨林的生態環境遭破壞、原住民生存環境受到威脅,更讓古柯鹼產業暴增超過100%,在1994到1998年,哥國大約種植45,500公頃的古柯鹼作物,但是有超過140,800 公頃的一般作物、古柯鹼和雨林被噴灑,從1999年到2000年,古柯鹼的產量反而增加60%,噴灑除草劑不但完全無效,反而讓種植古柯鹼更有價值。
著名的拉美學者James Petras就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是美國對拉丁美洲“再殖民”的試金石,因為哥倫比亞目前擁有第三世界國家最強大的游擊隊力量,開始動搖美國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力量”(哥倫比亞的石油是美國重大利益所在,美國從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和厄瓜多進口的石油比波斯灣還要多),因此若能藉由「哥倫比亞計畫」一舉摧毀反抗的力量,則可以再度建立美國的新帝國主義力量,因此越來越多人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實際上是「死亡計畫」(Plan of Death)。
今年(2002)4月19-22日,在美國首府華盛頓有大規模的反戰(4月20日舉行大遊行,主題為「停止國內和國外的戰爭」Stop the War-At Home& Abroad,詳情請見:http://www.a20stopthewar.org/)、反全球化和「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National Mobilization on Columbia,詳情請見:http://www.colombiamobilization.org/)遊行(世界各地的抗議活動資訊都可以在 http://protest.net/ 找到),「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在4月22日將發動大遊行並提出兩大訴求:
一、反對美國政府“假借”掃蕩毒品為名的「哥倫比亞計畫」,
二、關閉「殺手學校」-「美洲軍事學校」(SOA)。
文/洪家寧 2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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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侵略佔領軍)把伊拉克變成“轉基因糧食”生産基地
第一節 經濟休克
“我們在伊拉克的原因,就是爲了播撒民主的種子,這樣它就會在那裏生根開花,並擴展到整個極權主義地區。”
——布希二世
當小布希(布希二世)講到播撒“民主的種子”時,很少有人意識到,他腦子裏想的是「孟山都」的轉基因種子。
隨著2003年3月美國“佔領”伊拉克,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狀況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伊拉克的土地不僅由大約13萬美國部隊和一小批與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聯繫密切、唯利是圖的財富冒險家佔領。它的經濟也處在美國“佔領者”的“全面控制”之下。
對伊拉克經濟的“控制”也是由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來實施的。2003年5月,保羅•佈雷默被任命爲新成立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行政長官,這個“佔領機構”披著一層薄薄的面紗。佈雷默曾任美國國務院的“反恐”官員,後來成了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的諮詢公司基辛格合夥公司的執行董事,這家公司的影響力非常巨大。
從許多方面看,美軍“佔領”下的伊拉克比阿根廷更適合將整個國家的農業體系納入“轉基因商業化農業”的統治範圍之內,美軍的“佔領”發揮了重要作用。美國“佔領當局”直接給了伊拉克農民“一份他們無法拒絕的要約”,就像《教父》裏面所說的:“要麽拿著我們的轉基因種子,要麽去死。”
對於“被佔領”的伊拉克的所有民事活動,佈雷默事實上擁有生殺大權。尤其特殊的是,他不是向通常負責重建工作的美國國務院彙報工作,而是直接向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裏的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的辦公室報告。
作爲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的首腦,佈雷默迅速行動,草擬了一系列管治伊拉克的法令。當時,伊拉克既沒有憲法,也沒有根據憲法合法産生的政府。美國“佔領當局”制定了整整100個法令,於2004年4月生效。整體來看,這100項由美國強制實施的新法律(正式名稱是“命令”)將確保伊拉克經濟“按照”美國“強加”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的思路進行“改造”,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華盛頓在1990年後“強加”給俄羅斯和前蘇聯經濟的模式非常相像。
拉姆斯菲爾德領導的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計劃制定者給佈雷默下達的指令是,強加一種“休克療法”,把以國有經濟爲中心的整個伊拉克經濟“改變”爲一個徹底的自由市場私營經濟。佈雷默在一個月內實施的經濟變革比在30年裏“強迫”拉丁美洲債務國實行的“變革”還要猛烈。
佈雷默的第一個行動是解雇了50萬名國家工作人員,其中大多數是士兵,還有醫生、護士、教師、出版商和印刷商。接下來,他打開了這個國家的邊界,毫無限制地接納進口:既不用履行什麽邊檢手段,也不用交什麽稅費。在佈雷默2003年5月到巴格達之後兩周,他就宣佈伊拉克“敞開國門做生意”。他沒有說是誰的生意,但這一點隨後越來越清晰。
“入侵”之前,伊拉克除了石油以外的經濟領域由大約200家國有公司主導,它們生産從水泥、紙張到洗衣機等所有商品。2003年6月,佈雷默宣佈,這些國有企業將立即“私有化”。他說,“將缺乏效率的國有企業轉交到私人手中,對伊拉克經濟復蘇來說至關重要。”伊拉克的“私有化”計劃是自蘇聯解體以來最大規模的國有資産“清倉大甩賣”。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第37號命令》降低了伊拉克的公司稅率,從大約40%降到可憐的15%。沒有了稅收收入,政府將無法在任何方面發揮大的作用。“第39號命令”允許外國企業100%地擁有除了自然資源之外的伊拉克資産。這確保了外國企業可以在這個國家“不受限制”地開展商業活動。投資者可以將其在伊拉克賺到的利潤100%地從這個國家拿走。既不要求他們追加投資,也不對他們課稅。這些法令的受益者,顯然不是伊拉克的經濟和人民。
根據《第39號命令》,外國公司可以簽訂有效期長達40年的租約和合同。《第40號命令》則以同樣優惠的條件歡迎外國銀行進入伊拉克。與允許外國人“全盤接管”伊拉克經濟相對應的是,“唯一保留下來”的薩達姆時期的法律是那些“限制工會”和集體談判的法規。
一夜之間,伊拉克從世界上最孤立的國家變成了最自由、最開放的市場。由於其經濟和銀行體系受到戰爭的“毀滅性破壞”,加上美國“帶頭實行”的長達十餘年的“經濟封鎖”,伊拉克人根本無力購買“私有化”的國有公司。外國跨國公司是在佈雷默宏大的經濟復蘇計劃當中“唯一”可能受益的角色。
這些新法律“被強加”給了一個“慘遭征服”和摧殘的國家,除了搞點軍事上的破壞和打擊侵略者的遊擊戰之外,它不可能進行其他的反抗。爲了使伊拉克對外國投資者具有吸引力,這一整套的100項新法令通過美國政府的“佔領機構”即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實施,它將所有伊拉克經濟的各種權利和控制權都交給了“跨國公司”。
不僅如此,制定這些法律的“目的”是爲了對這個國家的糧食生産體系進行前所未有的最激進的“改造”鋪平道路。在佈雷默的“統治”之下,伊拉克即將成爲“基因改造”或者說“轉基因商業化農業”的樣板。
第二節 《第81號命令》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明確定義了這100項命令的法律地位。“命令”被定義爲“對伊拉克人民具有約束力的指示或指令,具有懲罰性後果,或者對管制伊拉克人的方式包括伊拉克法律的變更具有直接作用”。
換言之,伊拉克人接到命令:“要麽照辦,要麽完蛋。”伊拉克以前的法律,凡是與佈雷默的新“命令”相抵觸的,一律廢止。
“佔領者”的法律至高無上。
佈雷默的新法令涉及從媒體到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等各個方面,深藏在其中的是《第81號命令》,即“專利、工業設計、未披露資訊、積體電路和植物新品種法”。《第81號命令》規定:
11.“第12條”經修訂如下:“專利應賦予所有者以下權利:
1.如果專利主體是一種産品,有權禁止任何未獲得所有者授權的人製造、利用、使用、提供銷售、出售或進口該産品。”
12.“第13條第1款”經修訂如下:“專利的有效期,從按本法條文申請註冊存檔之日起計算,至按本法條文註冊生效滿20年後方可終止。”
《第81號命令》的另一項條款規定:“禁止農民再次使用受保護的品種或任何本章第14條(C)段第1項、第2項提到的品種的種子。”而且,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第81號命令》對伊拉克的專利和工業設計法做了修訂,以保護與某種産品或某種製造工藝相關的任何技術領域的新創意。這些修訂允許在伊拉克的企業或在伊拉克屬於簽約方的相關條約成員國的企業在伊拉克註冊專利。修訂賦予了專利權人以下權利:阻止任何未獲得專利所有者授權的人利用受到專利保護的産品或工藝,從專利在伊拉克註冊之日起爲期20年。修訂還允許個人和企業對工業設計進行註冊。
用淺顯易懂的語言來說就是,《第81號命令》給了植物新品種專利權人在20年內在伊拉克農業中使用其種子的“絕對權利”,而這些專利的“所有者”恰恰都是“外國大型跨國公司”。儘管“表面上”看來,這是一個公平合理的商業條款,對外國企業的知識産權予以補償,但“實際上”這是對伊拉克主權的侵犯。像許多國家一樣,伊拉克“從未承認過”植物之類的生命形式可以獲得商業專利的原則。這種專利之前由美國或其他國家的專利機構授予「孟山都」、「杜邦」等公司。
事實上,《第81號命令》所做的是,修訂伊拉克的專利法,以便承認外國專利,不管根據伊拉克的法律這種專利是否合法。表面上,它似乎給了伊拉克農民拒絕購買孟山都種子或其他專利種子、種植本地傳統種子的選擇權。實際上,它産生了完全相反的作用,《第81號命令》的起草者也充分意識到了這一點。
這些受保護的植物新品種,都是轉基因或者說經過基因改造的植物。選擇種植這種種子的伊拉克農民,需要與持有專利的種子公司簽訂協定,規定他們將支付某種“技術費”,並且每年爲種植這種專利種子支付許可使用費。
任何試圖將「孟山都」或其他公司的專利種子保留一部分以便在下個作物種植季節再次播種的伊拉克農民都將受到種子供應商的重罰。在美國,「孟山都公司」要求獲得相當於被盜用種子成本120倍的懲罰性損害賠償,後來法院的裁決駁回了這一請求。
於是在這種“局面”下,伊拉克農民沒有成爲薩達姆•侯賽因的奴隸,卻成了跨國轉基因種子巨頭的“奴僕”。
《第81號命令》的“核心”是植物新品種保護(PVP)條款。根據該條款,留存種子和再次播種是非法的。農民們使用受專利保護的種子(甚至是“類似的”種子),將受到重罰,甚至坐牢。然而,受到保護的植物新品種,並不是那些在伊拉克農田上歷經上萬年的雜交開發出來的種子。
相反,受到保護的是「孟山都」等跨國公司巨頭將自己的種子和除草劑引入伊拉克市場的權利,而且它們受到了美國和伊拉克政府的“充分保護”。
第三節 破壞伊拉克的種子資源
歷史上,伊拉克是文明搖籃美索不達米亞的一部分。在那裏,在長達數千年的時間裏,底格裏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之間的肥沃河谷爲農作物培育和種植創造了理想的條件。自從大約西元前8000年以來,伊拉克農民就一直在這片土地上耕耘,並培育出品種繁多的、如今世界上使用的幾乎所有麥類品種的種子。他們通過留存部分收穫作爲種子並再次播種的體系做到了這一點,並通過新的播種培育出能夠抗禦疾病的雜交品種。
多年來,伊拉克人在位於阿布•格萊布的一個國家種子庫裏“一直保存”著這些珍貴的天然種子的樣本。這座城市,如今在國際上更多的是因其設有美國軍方“虐待犯人”的監獄而聞名於世。在美國“佔領”伊拉克及多次大規模轟炸之後,阿布•格萊布那個具有歷史意義、價值連城的種子庫“消失”了,它成了伊拉克戰爭的又一個受害者。
不過,伊拉克的前農業部曾經採取預防措施,在鄰國敍利亞建立了一個備份的種子儲存庫。在那裏,最重要的麥類種子仍然儲存在一個名爲國際乾旱地區農業研究中心(ICARDA)的機構裏,該機構位於敍利亞的阿勒頗。鑒於已經失去阿布•格萊布的種子庫,如果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需要幫助的話,作爲國際性的國際農業研究諮詢小組(CGIAR)種子庫網路的一部分的國際乾旱地區農業研究中心,原本是可以從其儲備中爲伊拉克人提供種子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沒有這樣做。佈雷默的顧問對伊拉克的糧食前景有著不同的規劃,他們有自己的打算。
伊拉克農業即將被導向“現代化”和工業化,從傳統的家庭式種植多種作物的農作方式,轉變爲面向“世界市場”而生産的美國式的商業化農業。滿足饑餓的伊拉克人的糧食安全需求,對這個方案來說是無足輕重的。
按照佈雷默的《第81號命令》,如果國際大公司開發出一種能抗禦某種伊拉克害蟲的種子新品種,而同時一個伊拉克農民正在種植另一種具有同樣抵抗力的種子,那麽這位農民留存自己的種子將是“非法”的。相反,他必須爲使用「孟山都」的轉基因種子支付某種專利使用費。
按照總部設在日內瓦的世界貿易組織(一個由美國政府和「孟山都」等私營農業綜合企業巨頭主導的機構)的規則,美國的法院和國際法院“有權”實施這樣的植物新品種保護法律。
20世紀90年代後期,美國的一家生物技術公司太陽基因被授予了一種油酸含量很高的向日葵的專利。不過,不僅僅其基因結構被授予了專利,高油酸含量這種特性本身也被授予了專利,公司聲稱擁有這種權利。太陽基因公司通告所有其他向日葵品種的培育者說,如果他們開發“高油酸含量”的品種,就將被認爲是對這一專利權的侵犯。
“專利的授予,涵蓋了一個物種的所有基因工程新品種……可能將我們在農場和花園裏種植的所有東西交由一個發明者控制。”國際植物基因資源研究院總幹事傑弗裏•霍丁博士說。“只要大筆一揮,無數農民和科學家的研究成果就可能僅僅因爲一次經濟劫持式的法律行爲而宣告無效。”經濟劫持,正是佈雷默和孟山都試圖按照《第81號命令》在伊拉克幹的勾當。
對農民的種子品種實行“全面控制”在伊拉克新頒佈的專利法之下將成爲可能。在複雜的法律術語“掩蓋之下”,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的《第81號命令》實際上將伊拉克未來的糧食命運“轉交”到了全球性跨國私人公司手中,這“絕不是”大多數伊拉克人所希望的解放。
以《第81號命令》頒佈的植物專利法,與其他國家的知識産權法律不同,它們不是通過主權國家政府之間的談判或與世貿組織的談判達成的。它是由華盛頓在“毫無抵抗”的情況下“強加”給伊拉克的。根據華盛頓消息靈通人士的報告,《第81號命令》中有關植物的具體細節是由世界領先的轉基因種子和轉基因作物供應商「孟山都公司」替美國政府起草的。
第四節 伊拉克農民只能種下“轉基因”種子
從字面上看,似乎只有伊拉克農民選擇從國際種子公司購買的那些種子,才歸屬美國新“強加”給伊拉克的專利法管轄。實際上,伊拉克正在“被改造”成一個巨大的實驗室,以便在「孟山都」、「杜邦」和「陶氏化學」等轉基因種子和化學品巨頭的“控制之下”進行糧食産品的開發。
經過伊拉克戰爭的磨難,劫後餘生的大多數伊拉克農民如果還想繼續種地的話,就“不得不”轉向他們國家的農業部尋求得到新種子。這就爲佈雷默“控制”伊拉克人的糧食供應打開了方便之門。
在十多年的時間裏,伊拉克農民承受著美、英爲首的、對急需的農業設備的“禁運”。另外,戰前伊拉克還遭受了連續三年的嚴重旱災,這些天災使伊拉克麥類作物的種植急劇減少。多年的戰爭和經濟制裁已經摧毀了伊拉克的農業。到2003年,糧食産量已經下降爲不到第一次美伊戰爭之前的1990年産量的一半。到了2003年,大部分伊拉克人依賴聯合國石油換食品的糧食配給生存。
在使伊拉克糧食生産“現代化”的“名義”下,“美國國際開發署”和美國對伊拉克農業重建和開發規劃機構參與到對傳統的伊拉克農業的“改造”當中。當時起關鍵作用的、由華盛頓任命的伊拉克農業“太上皇”是丹尼爾•阿姆斯圖茨,他曾是美國農業部的官員和大型糧食聯合企業嘉吉公司的副總裁。阿姆斯圖茨是關貿總協定談判烏拉圭回合期間擬定美國在農業方面的主張的關鍵人物之一,烏拉圭回合談判導致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的建立。
《第81號命令》名義上的目的是“確保伊拉克得到優質的種子,並爲伊拉克參與世界貿易組織提供方便”。當然,“優質”是由佔領當局定義的。加入世貿組織意味著伊拉克必須開放市場,使其法律符合主導世貿組織政策的強大工業和金融利益集團制定的規則。
《第81號命令》一發佈,美國國際開發署便開始通過美國農業部提供數千噸“高質量、合格的小麥種子”,這些種子來自美國,並得到了補貼,被分發給困境中的伊拉克農民,這在一開始幾乎是免費的。根據對轉基因種子和植物專利持批判態度的非政府組織GRAIN的一份報告,美國國際開發署拒絕允許獨立的科學家確定這種種子是不是轉基因種子。自然,一旦證明是轉基因小麥種子,在一兩個種植季之內,伊拉克農民將會發現自己如果要生存下去,就不得不向外國種子公司支付專利費。GRAIN的報告“揭穿”了《第81號命令》的意圖: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已經使伊拉克農民在收穫後將按法律註冊的新品種的種子留存並再次使用成爲非法。伊拉克人也許可以繼續使用和留存他們的傳統種子和經過多年戰爭和旱災後留下的種子,但這不在統治者規定的重建日程當中。這項法令的意圖是爲在伊拉克建立新的種子市場提供條件,在那裏,跨國公司可以銷售它們的種子——無論是否經過基因改造,農民將不得不在每個作物種植季節重新購買這些種子。
雖然從歷史上看,伊拉克曾禁止私人擁有生物資源,但美國強加的新專利法引入了一種對種子的壟斷權利制度,這種權利,沒有任何伊拉克農民有資源通過開發而得到。
實際上,佈雷默將有關“植物新品種保護”的新章節納入到了伊拉克以前的專利法當中。據說,這是爲了提供對“植物新品種的保護”。植物新品種保護作爲一種知識産權,事實上是植物品種的專利,它給予了那些聲稱發現或開發了新品種的植物培育者對植物的排他性權利。
“植物新品種保護”中的保護,與保護自然資源毫無關係,而是“保護私人培育者的商業利益”。喬治•奧威爾也說不出什麽更好的話了。在美國制定的法令之下,“植物新品種保護”實際上意味著植物品種的毀滅。
第五節 伊拉克農民種的小麥都出口到了美國
按照規劃,美國國務院與美國農業部一起努力(該部已經在伊拉克北部設立了56塊“小麥作物推廣實驗田”),目的是“介紹和展示經過改良的小麥種子的價值”。這個專案由德克薩斯A&M大學國際農業辦公室替美國政府打理,該辦公室在伊拉克各地利用800英畝(約323.7公頃)實驗田,向農民們傳授如何種植大麥、鷹嘴豆、豌豆以及小麥等作物的“高産品種”。
這個投資1.07億美元的美國國際開發署農業重建專案,定下了在第一年使3萬個伊拉克農場産量翻番的目標。其指導思想是說服心存疑慮的伊拉克農民相信,只有使用這種新的“神奇種子”,才能獲得大豐收。與十年前美國農民的情況一樣,身處絕境而又心懷收穫大量糧食的希望,讓伊拉克農民鑽進了外國種子公司的圈套。
碰巧的是,德克薩斯A&M大學的農業專案也將自己描繪爲“利用生物技術(或者說轉基因技術)方面公認的世界領先者”。用了他們的新種子,新的化學製劑——殺蟲劑、除草劑、殺真菌劑等——便會隨之而來,這些都是由孟山都、嘉吉、陶氏化學等大公司賣給伊拉克人的。
亞利桑那州的《鳳凰城商業期刊》報道說,
“一家亞利桑那州的農業研究公司正在提供小麥種子,供伊拉克農民使用,他們期望大幅增加本國出產的糧食供應。”這家公司名爲“全球小麥公司”(WWWC),通過與包括德克薩斯A&M大學在內的三所大學合作,它將“提供1000磅(約453.6 千克)小麥種子,供巴格達以北的伊拉克農民使用”。
據全球種子行業資訊的中心網站Seedquest介紹,在開發穀類作物種子中“擁有專有權的品種”(被授予專利並爲某個特定公司所擁有的品種)方面,全球小麥公司是領先者。以上提到的這些種子屬於《第81號命令》中那種受到保護的轉基因種子。根據全球小麥公司的說法,任何希望種植他們的某種種子的“客戶”(或者說農民,人們曾經這樣稱呼他們),都要“爲每個品種支付許可費”。這家公司自稱爲“W3”,與亞利桑那大學Bio5生命科學研究所建立了正式的合作關係,而Bio5研究所自稱爲“生物研究水平最高的車庫(在美國代指高技術創新企業的發祥地。——譯注)”,這聽起來十分古怪。
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鳳凰城商業期刊》上的文章說,“爲了支援伊拉克,共開發了六種小麥種子。三種將用於讓農民種植用於製作通心粉的小麥;另外三個品種將用於種植製作麵包的小麥。”這意味著,2004年後美國在伊拉克發展的穀類作物中有一半是爲了出口。確實,通心粉對於伊拉克人的飲食來說是完全陌生的外來食品,這表明,佈雷默頒佈《第81號命令》的目的與其說是爲了給飽受戰爭創傷、饑腸轆轆的2500萬伊拉克人生産糧食,不如說是建立將轉基因種子用於糧食生産並向全球市場出口的工業化農業産業。
此外,投資1.07億美元的美國國際開發署農業重建專案,其目的是讓伊拉克政府失去對糧食生産的控制權。“我們的想法是,讓這裏成爲完全自由的市場。”美國國際開發署伊拉克重建辦公室農業專家道格•普爾如是說。
美國國際開發署的目的反映了美國和世界貿易組織的政策,這一目的是幫助伊拉克新政府逐步取消農業補貼。“農業部長在這方面幹得相當漂亮。” 普爾說。他宣稱,國有企業如美索不達米亞種子公司等“需要拆分和私有化”。但他並沒有提到,在飽受戰火摧殘的伊拉克誰會有錢買得起這樣一家國有種子公司, 只有像孟山都這樣有錢的外國農業綜合企業巨頭才有可能成爲買主。
爲了便於從外國種子巨頭那裏引進受專利保護的轉基因種子,伊拉克農業部以“補貼價”分銷這些轉基因種子。一旦農民們開始使用轉基因種子,按照《第81號命令》的“植物專利保護”新規定,他們將被迫每年從這家公司購買新種子。在將“自由市場”引入這個國家的旗號下,伊拉克農民逐漸成了外國跨國種子公司的奴隸。
在2004年12月的一次訪談中,在美國受過教育的伊拉克臨時政府農業部長阿裏聲稱,“我們希望伊拉克農民具有競爭力,所以我們決定對農藥、化肥、良種等投入給予補貼。我們減少了其他補貼,我們必須要有競爭力。”
換言之,原本用於伊拉克貧困農民購買新種子的錢,被專用于從孟山都等外國跨國公司購買轉基因“良種”。
與此同時,美國商品出口商垂涎欲滴,盯住了新的市場機會。
“伊拉克曾是美國農產品重要的商品市場,20世紀80年代的銷售額接近10億美元。”2003年,小布希政府的前農業部長安•維妮曼在農業媒體研討會上如是說。在到華盛頓任職之前,她曾與孟山都公司有密切聯繫。照她的說法,“它有可能再次成爲重要的商業市場。”
維妮曼忘了說的是,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的兩伊戰爭期間,雷根政府和老布希政府以美國農業部商品信貸公司的出口專案的名義,偷偷賣給薩達姆統治下的伊拉克各種常規武器和化學武器。這一醜聞涉及美國納稅人的數十億美元,牽涉到了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國家安全顧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和義大利拉沃羅國民銀行的亞特蘭大分行。
根據美國稻米協會副主席約翰•金的說法,在20世紀80年代末1991年海灣戰爭之前伊拉克是美國最大的大米市場。“美國大米行業打算在向伊拉克提供大米方面再次發揮主要作用。”約翰•金對美國國會衆議院農業委員會如是說。“由於目前美國大米行業面臨挑戰……再次進入伊拉克市場,在具有附加價值的産品銷售方面將産生巨大影響。”
約翰•金補充說,“聯軍2003年對伊拉克的解放,給伊拉克人民帶來了自由。貿易的恢復也給美國大米行業帶來了希望。”他沒有提到的是,2003年,大部分美國大米是基因控制的轉基因大米。
2004年春,當佈雷默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頒佈《第81號命令》時,激進的年輕教士薩德爾的支持者抗議美國憲兵查封了他們的報紙al Hawza。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指控al Hawza發表可能“構成真正暴力威脅”的“虛假文章”。例如,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引用了一篇文章,它指稱佈雷默在“奉行讓伊拉克人民挨餓的政策,讓他們成天忙於採購麵包,這樣他們就沒工夫要求得到政治自由和個人自由”。
考慮到《第81號命令》出籠的背景,出現這樣的文章不足爲奇。同樣毫不奇怪的是,考慮到整個轉基因計劃的大賭注,佈雷默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自然要竭力平息這種對其糧食政策的批判。
第六節 美國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伊拉克巧取豪奪
2004年11月21日,在如何處理伊拉克政府所欠大約390億美元外債(主要是欠工業化國家的)這個問題上,由債權國政府組成的巴黎俱樂部的主要代表發佈了一份公告。那些外債是薩達姆統治下伊拉克拖欠的大約1200億美元外債的一部分。儘管薩達姆政權已被推翻,華盛頓起初並不打算宣佈把這些舊債一筆勾銷。
在美國的伊拉克債務特別談判代表詹姆斯•貝克的強大壓力下,參與巴黎俱樂部的各國政府才就390億美元的伊拉克國家債務達成了新的協定。貝克絕對是個談判高手。通過向最高法院上訴,他策劃了2001年小布希的成功當選。他還是布希家族最親近的顧問之一。
在隨後與經合組織盟國極爲高明的討價還價當中,美國政府成功施壓,高高興興地將伊拉克所欠巴黎俱樂部債權國的舊債大筆勾銷。原因很簡單:這些債務大部分是欠俄羅斯、法國、日本、德國和其他國家的。美國在總債務中只占很少的22億美元。
巴黎俱樂部成員國發表了一份官方新聞公報:
各債權國的代表意識到伊拉克共和國的特殊形勢及其在未來歲月裏有限的償還能力,同意作出債務處理,以確保其債務的長期可持續償還能力。爲了這一目的,他們建議本國政府作出如下特殊處理:
——立即取消部分後來發生的利息,涉及2005年1月1日時累計債務的30%。剩餘債務將延期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批准之日。這次減免將勾銷所欠巴黎俱樂部389億美元總債務當中的116億美元;
——一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獲得批准,將實施30%的債務削減。剩餘債務將按23年期重新安排償還計劃,其中包含一個六年的寬限期。這一步驟,將再削減累計債務116億美元,使減免比例增至60%;
——巴黎俱樂部債權國同意,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委員會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實施的三年評估完成之後,再給予最初債務總額20%的減免。
伊拉克債務的減免,是與伊拉克嚴格遵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這一條件密不可分的。在債務減免過程中,作爲主要佔領者的美國慷慨地勾銷了薩達姆欠俄羅斯、法國、中國等國家的債務,這些國家是華盛頓的對手,曾反對向伊拉克開戰。這個標準計劃與應用于印度尼西亞、波蘭、克羅地亞、塞爾維亞、阿根廷和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的計劃是一樣的。它命令伊拉克將其經濟主權移交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技術官僚,而這些官僚實際上是受美國財政部和華盛頓當局有效控制的。
雪上加霜的是,在薩達姆時代伊拉克所欠的舊債是各國政府所說的“惡意債務”,即在未經人民同意下發生的、不符合人民利益的(簡而言之,就是不合法的)債務,就像已經不存在的蘇聯的債務一樣。但是美國、英國和其他巴黎俱樂部成員國並不在乎這個。這種債務是控制“新”伊拉克、迫使其向“自由市場 ”轉型的有用武器。轉基因種子和農業的工業化將處於這種強迫性變革的核心。
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是符合“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在走向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東歐轉型國家急需經濟改革,以擺脫傳統的內向型發展戰略的影響。總的來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有兩種辦法:一種是漸進式的改革,一種是所謂“休克療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是贊成“休克療法 ”的,這兩個組織的觀點被稱爲“華盛頓共識”。——譯注)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計劃的頭等大事。自由市場企業制度也是2004年4月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 “100項命令”的核心。這絕非巧合。
我們可以恰如其分地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稱爲“全球化的警察”。自從20世紀80年代的債務危機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發展中國家強制實施了債權國要求的殘忍的緊縮和償債計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債務條款被用來強迫各國將它們最爲珍貴的經濟資産拱手轉讓給外國利益集團,以便償還越來越多的債務。
通常,「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這些措施都得到了龐大的銀行業和私人利益集團的鼎力支援。
他們系統地“強制實施”國有企業的“私有化”,
“取消”糧食、衛生和能源的“公共補貼”,
“削減”公共教育開支。
因此,使跨國公司得以“主宰”戰後伊拉克的每一項政策,都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佈雷默頒佈的法律來具體落實:
“精簡”國家機構、
彈性的勞動隊伍、
開放邊界、稅收降至最低程度、
對資本流出伊拉克“不加控制”、
沒有關稅、
對外國人的所有權比例“不加限制”。
伊拉克人民將失去成千上萬的工作崗位,外國産品將把伊拉克本國的産品逐出市場,其中糧食就是一個主要目標。在強制實施的法規和外國競爭的重壓之下,本地企業和家庭式農場毫無競爭的能力。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條件”的“受害國”通常都不可避免地“被迫”使本國經濟向出口轉型,以便賺取美元來“償還”債務。這樣做換來的“胡蘿蔔”通常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放“拯救”貸款或者說“救援”貸款的承諾。而胡蘿蔔背後的“大棒”就是發出這樣一種“威脅”:如果債務國拒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條件,它將被永久列入“黑名單”,得不到任何國外貸款。
伊拉克也不例外。美國“授意”下的伊拉克大選,其“目的”就是確立一個合法的舞臺,以便將伊拉克政府置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嚴格的控制之下”。實際上,這使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處於“中立”的位置,負責監督伊拉克嚴格遵守佈雷默的“100項命令”。這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能夠“迫使”伊拉克加入華盛頓的“自由市場”全球願景。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計劃在2005年1月30日伊拉克大選之後的某個時候,與伊拉克新政府達成一項“特殊安排”。由於減免伊拉克的大量外債需要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點頭,因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與伊拉克領導人的談判中處於相當有利的位置。
聯合國安理會第1483號決議賦予了佈雷默管理被佔領的伊拉克的權力,但這本應歸屬國際法的管轄範圍。可見,佈雷默的“100項命令”和經濟“休克療法”,是在完全違反國際法的情況下實行的。
隨著對伊拉克“私有化”的抗議和針對美國在伊企業暴力活動的蔓延,“掩蓋”這種“令人難堪”的事實變得迫切起來了。因此,佈雷默急匆匆地返回華盛頓,與總統討論接管伊拉克經濟的新方案。其結果是組成了阿亞德•阿拉維爲首的臨時政府,並宣佈伊拉克將在2005年1月舉行大選。
阿拉維,這個美國“一手扶植”起來的、曾經多年爲「中央情報局」工作的門徒,將“合法地”執行非法的佈雷默法令。
按照在伊拉克以“佈雷默法律”而聞名的《第39號命令》,伊拉克的各個行業和所有市場將在幾乎沒有限制的情況下向外資開放。這些法律的制定方式,使得無論是臨時政府還是隨後的任何一屆伊拉克政府都很難撤銷或廢除這些政策。
確實,佈雷默用伊拉克臨時憲法第26條鞏固了“100項命令”,臨時憲法中的第26條,確保了在主權被移交給臨時政府之後,臨時政府將無權改變佈雷默的法律。此外,美國親手挑選出來的親美派被佈雷默安插到了伊拉克的各個部門之中,並有權淩駕於隨後的任何一屆伊拉克政府所做的任何決策之上。
遍佈于伊拉克各地的13.2萬美國部隊,堅守在2003年後建起的14個新軍事基地上,這就是上述這一點的保證。對於華盛頓在伊拉克使用“ 播撒民主的種子”這種冠冕堂皇的話到底意味著什麽,大多數伊拉克人到了2004年底已經很清楚了。這種種子與普通伊拉克公民獨立決定自己命運的能力毫無關係。
在2004年6月權力從佈雷默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正式移交給以「中央情報局」的寶貝兒阿拉維爲首的伊拉克臨時政府之後,後者同意接受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加的“開放”來換取債務減免。因此,2004年9月在伊拉克中央銀行行長沙拉比和財政部長馬赫迪發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意向書”所附的備忘錄中,這些人表達了這個美國“扶植”的政府“參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急迫心理。
“新的金融部門立法將爲建立現代金融部門鋪平道路。”這封意向書這樣吹噓道。意向書接著寫道:
“三家外國銀行已經獲准開展業務”,而且“若干外國銀行對獲得伊拉克私營銀行的少數股權已經表現出興趣。”
其中一家銀行是倫敦的滙豐銀行,這是世界最大的銀行之一。
“強迫”對伊拉克的糧食生産進行“改造”,“使之”種植“擁有專利”的轉基因作物,這是「孟山都」和其他轉基因“巨頭”所作所爲的最突出的例子之一。通過這些“(帝國新殖民)方式”,它們將轉基因作物“強加”給了“不情願”和“不知情”的世界人民。
文/威廉。恩道爾
讚讚
《中國“新洋奴”的十大特徵》
縱觀中國近現代史,大小“洋奴”層出不窮、前赴後繼。它們一貫“冠冕堂皇”地打著“民主、自由、人權”和“反腐敗”的大旗,妄圖“佔據”道德制高點。以獲得根本虛無的合法性與存在價值。用這些“冠冕堂皇”的“名詞”掩飾著它們“出賣”國家和民族利益的“醜惡行徑”。
試問有哪個“洋奴”承認自己是洋奴,連汪精衛都“死也不承認”自己是“賣國賊”,就別人指望這些“貨色”有人性有良知了。所以可以總結的是,長一副人類嘴臉的生物未必就是個真正的人。
用點文字稍做分析,或許對認清它們的“真實面目”有些許助益。
1、無條件“崇拜”西方是它們的信仰
在這一點上它們表現得“非常徹底”。它們“崇尚”和羡慕西方的“民主自由”和富裕,憎恨和厭惡中國的“獨裁專政”和貧瘠,可謂愛恨分明。西方就是好,西方人就是高尚就是優秀,西方就是文明是人類社會的顛峰。中國不僅應該學習,最好被西方“佔領”。這樣就是最原汁原味的西方式制度了,就可以發達了。“可是”香港被英國“佔領”那麼長時間也“沒看”建立個先進的制度啊,最後還是“要等到”2017才普選。
2、自詡為“國際主義”戰士
他們(極多數為唯我獨尊的文明高貴基督教教徒)“沒有”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或者說他們作為一個中國人沒有應有的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美國和日本是民主國家,所以美國和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它們標榜自己是真正的國際主義者。而實質上就是提美國和西方“張目”的美國西方的“代言走狗”罷了。為了讓自己看上去不那麼卑賤,它們選擇“扮演”非常高尚的國際主義者。它們以它們的智商揣度其他人,以為別人會信。面對西方的負面新聞,它們替主人“辯解”道:即使西方有缺點那是神聖民主的小小副作用而已。它們認為美國和西方(主子)“代表”了世界,而它們是“國際主義”戰士,所以美國和西方的國家利益必須得到“徹底維護”。至於美國的民主內涵和西方的民主本質,它們根本不曾去考究。而中國究竟怎樣健康地走向自己的民主之路,它們除了惡毒的“咒駡”和卑劣的攻擊現行政治體系和肆意的“抹黑”國家領導人之外,其餘的它們一概“漠不關心”。
3、它們是“軟骨類”
民族大義和民族氣節是它們“非常厭惡”和“恐懼”的字眼,在它們的字典裏“找不到”這樣的詞。它們旗幟鮮明地“支持”它們各自的“主子”,在他們的“主子”面前“奴顏婢膝”,一副“點頭哈腰”蝦米狀。它們根據自己的人生經歷和教育背景,把西方“描繪”成“天堂”,一旦他人稍有質疑就給別人“扣”被洗腦的“帽子”。連西方人自己都承認自己的社會不完美,你們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卻非要說西方是天堂。當你拿西方人的話質問它們時,它們不免又“讚揚”起自己“主人”的謙虛。它們被西方嚇破了膽,你稍微說點像男人的硬話,它們就出來“扮演”苦口婆心的好人勸你冷靜。要不就是直接給你“扣”極端民族主義的“大帽子”,給你們非洋奴潑冷水“潑髒水”。一般非洋奴就是想“平等”的站直了跟西方說話,這點要求都不能讓中國人實現。可見這幫滿口仁義道德的“惡棍”是何其“無恥”、何其“下賤”!
4、假民主自由,“真軟蛋”洋奴
“民主自由”是它們的“幌子”,“一己私利”是它們的目的。它們甚至可以放聲高歌“有奶便是娘”的“洋奴進行曲”。
因此,它們在美國人和西方人面前“搖尾乞憐”的樣子也就不難理喻了。
它們也用實際行動愛國,但它們愛的“不是”自己的祖國。
你只要“不同意”它們的看法就“血口噴人”你是黨棍黨衛軍,跟它們不一樣就是內奴。自己是“洋奴”,跟它們不一樣就是內奴。
5、 普世價值是它們永遠的“招牌”
“民主自由”是人類社會永恆的主題。曾幾何時也成了“(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們手裏一塊最有效的招牌。它們把它們的產品──出賣國家和民族利益,“巧妙”地貼上了“民主自由”的標籤。對於一少部分缺乏鑒別能力的人,不能說它們的產品沒有一點誘惑力。它們這些雜碎拿著自己認為的金字招牌到處“掛洋頭賣狗肉”。
6、“反腐敗”是它們新的招牌
人民對腐敗現象深惡痛絕,“洋奴”們則覺得有機可乘。所以“(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們也反腐敗,但它們“不是”為了反腐敗而反腐敗。真正的愛國人士反腐敗是為了建立健全的國家機制,使國家加快走向強盛。而“漢奸”們的反腐敗則有著本質上的區別,它們的規律是:
反腐敗——> 反對執政黨——> 反對自己國家——> “吹噓”自己的(主子)宗主國(美國、日本)——> “出賣”自己國家的國家利益給它的宗主國(美國、日本)。
所以,結論是:“洋奴”的反腐敗是為了博取大眾的同情和共鳴,以“掩蓋”它們“出賣”中國國家利益的可恥罪行。本來就事論事,而這些雜碎卻無端將很多“不相干”的事情和人物聯繫到它們“截取”的事實中,“利用”大眾反腐敗的心理宣傳自己的主張。同時還“不斷挑撥”是非“離間”各地各階層。為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做準備,甚至直接“潛伏”個輿論陣地為“洋奴”及其主人搖旗呐喊加油助威。
7、“洋奴”始終處於忐忑不安的尷尬境地
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洋奴”們深知自己的處境,只是由於環境的不同,“現代洋奴”仿佛更加理直氣壯了似的。二戰時的“洋奴”做的是直接對國家利益和人民血淋淋的傷害,是顯性的;“現代(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做的也是直接對中國國家利益和大眾血淋淋的傷害,是“隱性”的。
“(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們惶惶不可終日,惟恐其可恥行徑的暴露。一旦有人觸及其靈魂痛處,它們往往是內心驚恐不安,外表正義凜然拘理力爭,並且馬上將別人冠之以“憤憤”、“專制”、“不民主”“五毛黨”等“大帽子”,加以“醜化”和沒有底線的“不斷攻擊”。甚至有的在極度不安之下病態成“歇斯底里”,它們或“斷章取義”的“狡辯”,或乾脆破口大駡,種種醜態不一而足!它們不斷用誇張的詞語和“栽贓的手段”攻擊污蔑陷害非洋奴,只能說上帝要滅亡它們。於是乎先讓它們瘋狂。
8、“(動態價值觀)洋奴”永遠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選擇性失明”
“洋奴”不是沒有雙眼。和人類一樣,它們也有雙眼。但與普通人不同的是,它們的雙眼有一種“特殊功能”,我給它們的這個“特殊功能”起個名字──“(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選擇性失明”。也就是說它們看待事物都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選擇性(動態價值觀)”的,永遠是從事實中“截取”“自己需要”對自己有利的(一小)部分以期用來增加自己言論觀點的說服力。它們“(封鎖)禁止”任何人“揭穿”它們根本站不住腳的言論,其實這也是“符合”“(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強盜邏輯”的行為。只是它們“表演”的太拙劣,反而讓自己陷入被動。
歐洲每年都“騷亂”而且還死人,可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從來選擇“無視”,選擇“緘默”。你做“洋奴”就做,你為何來說中國不是。
中國不騷亂你說是高壓,中國萬一有了你們就興高采烈爭相圍觀。然後就不斷“放大事實”與根本不相干的東西“牽強附會”的聯繫起來,以便讓自己的“混帳邏輯”更有“欺騙性”。
9、不斷強調中國人身份 還時不時妄圖“代表”“我們”
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雜碎”最讓人不齒的就是明明是個“西方走狗”卻還“裝”自己很愛國。“模仿”魯迅等人的口氣“頤指氣使”驕橫跋扈。你拿它無法辯解的事實去質問,就“狡猾”的“偽裝”成不合你一般見識的老實人。把自己“裝扮”成中國的良心,
你這麼有“良心”,當中國領土被他國竊據的時候你們“怎麼”緘默。那個(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長平“滿嘴”普世價值,為何在中國大使館被它主人炸了的時候“選擇沉默”。
你“平常”不是總要言論自由嗎?怎麼中國人死了你都“不關心”,
你不是尊重人權嗎?生命權難道不是人權嗎?
你質問,他就“逃避”。最後來個不痛不癢的解釋。“以免”別人繼續質問到時候被撕下了好人的“偽裝”露出“洋奴”真容遭人唾棄。
在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的文章裏,有個巨大的驚人相似。就是喜歡“言必稱”我們,總“喜歡”用集體名詞,覺得自己“佔據”道德優勢。“有資格”點評世間的萬物。在公民社會,任何人都是因個體而存在,總是“鼓吹”西方那一套,卻連這個(最基本的普世邏輯)都“不清楚”。你就是你,你就代表你。沒有合法的他人授權你有“資格”代表誰?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自己覺得用這樣的口氣可以“欺騙大眾”讓大眾陷入自己設計好的“圈套”成為自己“洋奴”陣營中的一員。只能說“洋奴”的主人會很失望的,畢竟西方金融危機了,沒那麼多錢搞崗前培訓了。難怪現今的自由派洋奴自己砸自己招牌。
10、中國有原罪
在“(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心裏,中國做什麼都有罪。
西方可以幹的事情,中國就不可以幹。
西方人排獎牌榜,那是因為西方重數字重調查研究。中國看重獎牌榜就是舉國體制的罪惡造成的扭曲心理。
中國有些項目不錯,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就說都是舉國體制的結果沒什麼。要是說到中國不擅長的專案,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又說那是中國人種不行。
中國的企業不建立工會,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說沒人權。當中國企業建立了工會要求外資企業建立工會時,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說破壞投資環境歧視外國企業。
中國企業出去買資源,“(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說那是有政治目的的非正常行為。哪個汽車不用石油,用石油就叫有特殊目的。外國企業鯨吞中國戰略資源,中國開始管制,這些人又說中國搞保護主義。美國西方甚至印度搞那麼多次貿易保護主義你們(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怎麼緘默呢?難道那些被外國保護主義傷害的中國企業的員工的就業生存權不是人權的一部分嗎?
你要是把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逼急了,“(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就說西方那是(貪婪失敗)民主社會政府要對自己國家負責。難道中國的資源就應該賤賣嗎?中國天生就是劣等嗎?
有的“(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還會說,西方有些不對,但中國不應該學。西方對中國非禮,中國不反抗,難道就一直忍氣吞聲嗎?你如此質問“洋奴”,(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又會說中國。
總之就一條“原則”,西方“特殊”、中國有罪。
中國這個罪還是“原罪”,是永遠無法洗刷的。
文/天平居士
2011-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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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構多民族國家。解構中東。解構多元文化。製造文明衝突=>為美以基督教霸權干涉、經濟文化殖民它主權國家創造合理性/合法性--警惕美以歐基督教霸權的Yinon Plan
《為“文明的衝突”佈一大盤棋:分裂、征服與統治“新中東” 》
《為“文明的衝突”佈一大盤棋:分裂、征服與統治“新中東” 》
《為“文明的衝突”佈一大盤棋:分裂、征服與統治“新中東” 》
“阿拉伯之春”這一熱門辭彙其實是由一群遠在的華盛頓、倫敦、巴黎和布魯塞爾辦公室的個人和團體所“炮製”的。這群人除了對這一地區有膚淺的認識外,對阿拉伯國家幾乎一無所知。
阿拉伯民族間正打開的自然是一個混合包裹,而叛亂與機會主義一樣都是這個包裹裏的一部分。
哪里有革命,哪里就有反革命。
阿拉伯世界的“動亂”也並不是所謂的阿拉伯的“覺醒”;這一辭彙顧名思義便是阿拉伯人總是處於昏睡之中,儘管他們一直被獨裁和不公所包圍。
現實的阿拉伯世界,作為更廣闊的土耳其-阿拉伯-伊朗世界的一部分已經被頻繁的起義所填充。儘管這些叛亂已被阿拉伯的獨裁者以及美國、英國和法國等(老殖民帝國)國家協力平息。而這些(老殖民帝國)大國的“干涉”一直是民主的(反動)制衡力量,且將繼續發揮作用。
【分而治之(支解分裂依附策略)】:首次“阿拉伯之春”如何“被操縱”
重整中東的計畫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幾年。而正是在一戰期間,這些帶有“殖民”傾向的“設計”才隨著反對奧斯曼帝國的“阿拉伯大起義”清晰地表現出來。
儘管英國、法國和義大利都曾是殖民國家,迫使阿拉伯人民在諸如阿爾及利亞、利比亞、埃及和蘇丹等國家“享受不到”任何自由,但是這些殖民國家仍成功地將自己“塑造成”阿拉伯解放運動的朋友和盟友。
“阿拉伯大起義”期間,英國和法國(老殖民帝國)事實上使阿拉伯人充當它們的步兵(走卒)反抗奧斯曼帝國,以“進一步實施”其地緣政治的圖謀。倫敦和巴黎之間簽訂的秘密協定——“賽克斯-皮科協定”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英國與法國所作的僅僅是通過向阿拉伯人販賣它們有關阿拉伯從所謂的奧斯曼帝國的“鎮壓”中解放的思想,而取得對阿拉伯人的使用和“操控”。
事實上,奧斯曼帝國是一個多民族帝國。它給了所有民族當地和文化自治權,但最終被操縱成為了一個土耳其實體。甚至是隨後的在奧斯曼安納托利亞的亞美尼亞種族的滅絕,也不得不與當代在伊拉克的基督徒的目標一樣,被視為外部行為體為“分裂”奧斯曼帝國、安納托利亞以及奧斯曼帝國公民的一個“秘密計畫”的一部分。
奧斯曼帝國解體後,正是倫敦和巴黎“拒絕承認”阿拉伯人的自由,儘管也是它們在阿拉伯民族間的“播下”了“不和”種子。當地“腐敗”的阿拉伯領導人也曾是“該計畫”的合作夥伴,他們中很多人(帶路黨)對能成為英國和法國的(買辦)客戶而“欣喜若狂”。同樣,今天的“阿拉伯之春”也正在“被操縱”。美國、英國、法國以及其他國家正在“腐敗”的阿拉伯領袖與重要人物(傀儡買辦帶路黨)的“幫助”下“重組”阿拉伯世界和非洲。
Yinon計畫:混亂中的秩序
Yinon計畫,作為英國在中東戰略的“延續”,是以色列為確保其地區優勢的一項戰略計畫。它堅持並規定,以色列必須通過將周圍阿拉伯國家“巴爾幹化”為弱小國家,以“重組”其地緣政治環境。
以色列戰略家將伊拉克視為對以色列構成最大戰略挑戰的阿拉巴國家。這就是為什麼伊拉克被刻畫為中東和阿拉伯世界“巴爾幹化”的核心(注:美帝入侵佔領伊拉克其主要戰略目的並非一般淺薄的戰略家所謂的僅只是覬覦石油,而是基於一長遠計劃、更深層次的對於中東人口、文化進行重組改造──美帝入侵佔領伊拉克後主要的遺產就是已大致上將伊拉克分割為三個自治區)。在伊拉克,以色列戰略家根據『Yinon計畫』的概念宣導將伊拉克“劃分(切割)”為一個庫爾德“國家”和兩個阿拉伯“國家”,這兩個阿拉伯“國家”分別由什葉派穆斯林人和遜尼派穆斯林人接管。
而達成這一“目的”的第一步就是一場伊拉克與伊朗之間的戰爭(兩伊戰爭),這也在『Yinon計畫』的範疇之中。 2008年的《大西洋》期刊和2006《美國軍方武裝部隊》雜誌分別刊登了緊隨『Yinon計畫』大綱後被大量發行的地圖。
除了“分裂”伊拉克(這也是拜登計畫所宣導的),“分裂”黎巴嫩、埃及和敘利亞也在『Yinon計畫』之中。
同樣在計畫中的還有“分裂”伊朗、土耳其、索馬里和巴基斯坦。
『Yinon計畫』也將“分裂”北非納入其中,被預測將從“分裂”埃及開始,蔓延至蘇丹、利比亞以及其他地區。
確保統治區安全:“重新定義”阿拉伯世界……
儘管已有所調整,『Yinon計畫』正在實行中,並將在“徹底分裂”的目標下逐漸發揮作用。該“計畫”源於理查•珀爾和研究組於1996年為時任以色列總理的本傑明•內塔尼亞胡所撰寫的一份政策性檔。珀爾曾擔任雷根總統時期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的副秘書長,後成為小布希和白宮的軍事顧問。
除了珀爾以外,“邁向2000新以色列戰略”研究組的其他成員還包括詹姆斯•科爾伯特(猶太國家安全事務研究所)、
小查理斯•費爾班克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道格拉斯•費斯(費斯和澤爾事務所)、
羅伯特•魯文貝格(先進戰略與政治研究所)、
喬納森•陶羅普(華盛頓近東政策研究所)、
大衛•烏姆瑟爾(先進戰略與政治研究所)
以及梅拉夫•烏姆瑟爾(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徹底分裂:確保統治區安全”是1996年這份以色列政策檔的全名。
在很多方面看,美國正在執行1996年特拉維夫政策檔確保“統治區”(realm)安全的目標。
此外,“realm”一詞反映了檔作者的戰略心理。Realm通常指君主管轄的領土或是屬於君主統治、但並不屬於君主的直接管轄範圍,而由王侯進行管轄的領土。
而在這裏,“realm”一詞正暗指中東屬於特拉維夫的王國。珀爾身為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官員卻參與以色列檔的撰寫這一事實也使人不禁要問:該統治區的概念上的主權是屬於以色列,還是美國,抑或兩者兼而有之?
確保統治區安全:“破壞”大馬士革穩定的“以色列藍圖”
1996年以色列檔要求在2000年或以後“驅退敘利亞“(rolling back Syria),通過將敘利亞人驅逐出黎巴嫩、並在約旦和土耳其幫助下對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造成動亂“等方式。而這兩起事件已分別於2005年和2011年”相繼發生“。
1996年檔指出:“以色列可以與土耳其和約旦合作,通過削弱、遏制甚至驅退敘利亞以塑造以色列戰略環境。這一努力可以集中力量將薩達姆•侯賽因的勢力驅逐出伊拉克——以色列本身重要的戰略目標——作為挫敗敘利亞地區野心的一種手段。”[1]
作為“建立”以色列主導的“新中東”並“包圍”利比亞的第一步,1996年檔要求“去除(消滅)”薩達姆•侯賽因在巴格達的權力,甚至暗示將伊拉克“巴爾幹化”並建立一個包括遜尼派穆斯林的“伊拉克中部”在內的反大馬士革戰略地區聯盟。檔作者寫道:“但敘利亞在這場衝突中有潛在的弱點:大馬士革太過忙於處理受威脅的新地區方程以致無暇顧及黎巴嫩;而且大馬士革還懼怕由以色列和伊拉克中部、土耳其組成的‘自然軸’以及位於中部的約旦會聯合擠壓敘利亞,並將其從阿拉伯半島分離出去。對於敘利亞而言,這拉開意味著重新繪製中東地圖的序幕,而這也將威脅到敘利亞的領土完整。”[2]
珀爾與研究組關於“邁向2000新以色列戰略”還提出將敘利亞人趕出黎巴嫩,並通過黎巴嫩反對派破壞敘利亞的穩定:“(以色列必須轉移)敘利亞的注意力,通過黎巴嫩反對派分子破壞敘利亞對黎巴嫩對控制。”[3]這就是2005年繼哈哈裏遭暗殺後將發生的,哈裏裏事件也觸發了所謂的“雪松革命”以及推動形成了由腐敗的賽德•哈裏裏控制的反敘利亞3•14聯盟。
檔還要求特拉維夫“把握時機,提醒世界敘利亞政權的性質”。[4] 這顯然是以色列通過搞公共關係(PR)來“妖魔化”其對手的戰略。
2009年,以色列新聞媒體公開承認,特拉維夫通過其大使館和外交使團發動了一場“全球性的運動”,包括“媒體宣傳”和在伊朗使館前組織抗議等來“詆毀”伊朗總統競選,這一運動甚至在競選還沒開始前就已被掀起。[5]
該檔還提到一些類似於目前敘利亞正在發生的事。檔指出:“最重要的是,以色列在為土耳其和約旦反利比亞行動給予外交、軍事和行動上的支持、尤其利益所在這一點是可以理解的,包括以色列支持土耳其和約旦與敘利亞領土內的一些阿拉伯部落組成部落聯盟,並對敘利亞統治精英充滿敵意等。”[6]
隨著2011年敘利亞的動盪,叛亂分子的運動和約旦土耳其邊界的“軍火走私(以扶持支持軍事武裝叛變)”已成大馬士革的一個重大問題。
在此背景下,阿裏埃勒•沙龍和以色列在英、美“入侵”伊拉克後請求華盛頓襲擊敘利亞、利比亞和伊朗也就毫不奇怪了。[7]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檔還主張通過先發制人的戰爭來“塑造”以色列的地緣戰略環境並開創“新中東”。[8] 這也是美國在2001年時會採取的一項政策。
剷除中東的基督教團體
利比亞危機之前,埃及基督徒被襲擊與蘇丹南部的公投“同時發生”絕非巧合。
同樣,伊拉克的基督徒,這一世界上最古老的基督教團體之一“被驅逐”出他們在伊拉克的故土也“並非偶然”。
與伊拉克基督徒被驅逐“同時發生”的還有在美國和英國軍隊“警覺地注視”下,由於什葉派穆斯林與遜尼派穆斯林的暴力和敢死隊而“被迫形成”不同宗教的分區,巴格達的市鎮成為一片宗教飛地。這都與『Yinon計畫』密不可分,而該地區的“重組”是一個更為遠大的目標的一部分。
在伊朗,以色列人一直試圖將以色列猶太團體驅逐,卻總是徒勞無功。伊朗實際擁有著中東第二大的猶太人口,可以說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維持原樣的猶太群體。伊朗猶太人將自己視為被與祖國伊朗密不可分的伊朗人,他們和穆斯林人和基督教伊朗人是完全一樣的。對於他們來說,因為他們是猶太人所以需要調遷到以色列的想法簡直是荒謬的。
在黎巴嫩,以色列“一直致力”於“加劇”各種基督教、穆斯林以及德魯茲教派間的“緊張”局勢。黎巴嫩是進入敘利亞的一個跳板,黎巴嫩“被分裂”為數個國家也被視為將敘利亞“巴爾幹化”為數個阿拉伯宗派小國的途徑。Yinon計畫的目標就是在遜尼派穆斯林、什葉派穆斯林、基督教和德魯茲的宗教和宗派身份基礎上,將黎巴嫩和敘利亞“分為”數個國家。敘利亞基督教的遷離也可能是目標之一。
馬龍派天主教敘利亞安提阿教會,也即最大的自治東方禮教會的新主教表達了他對於在地中海東部和中東地區阿拉伯基督徒清洗運動的憂慮。Mar Beshara Boutros Al-Rahi大主教和黎巴嫩、敘利亞許多其他的基督教領袖都擔心穆斯林兄弟會接管整個敘利亞。像伊拉克一樣,神秘組織正在襲擊敘利亞的基督團體。基督教東正教的領袖,包括耶路撒冷東正教的大主教都公開表示了他們的嚴重關切。除了基督教的阿拉伯人,亞述和亞美尼亞這一多數為基督教徒的群體也表示了他們的恐懼。
Sheikh Al-Rahi近期在巴黎會見了總統尼古拉斯•薩科齊。據悉,這位馬龍派大主教與薩科齊在敘利亞問題上出現分歧,這促使薩科齊說敘利亞政權即將覆滅。
主教Al-Rahi的立場是敘利亞必須被留下、並允許其進行改革。
這位馬龍派主教還告訴薩科齊說如果法國希望合法地使真主黨解除武裝,那麼以色列需要被作為一個“威脅”來對待和處理。
由於Al-Rahi在法國的立場,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的基督教和穆斯林宗教領袖立即到黎巴嫩對他進行了探訪並表達了感謝。
黎巴嫩的真主黨及其政治聯盟,其中多數為黎巴嫩議會的議員,均高度讚揚了後訪問了黎巴嫩南部的馬龍派主教。
Sheikh Al-Rahi以為他對於真主黨的立場和他拒絕為推翻敘利亞政權提供支持,現在正遭到以哈裏裏為首的“3•14聯盟”的政治攻擊。一場基督教會議正在經哈哈裏籌畫中,以反對Al-Rahi主教和馬龍派教會的立場。
自Al-Rahi表明自身的立場後,塔利爾黨,這一活躍在黎巴嫩和敘利亞的黨派,也開始對其進行批評。有報導稱,美國高級官員也取消了他們和馬龍派主教的會見,這也是他們對於Al-Rahi關於真主黨和敘利亞立場表示不滿的信號。
在黎巴嫩,哈裏裏為首的“3•14聯盟”一直都是一個受歡迎的少數群體(甚至當該聯盟成為議會中的多數時),該聯盟一直與美國、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以及敘利亞的暴力和恐怖組織密切合作。穆斯林兄弟會和其他敘利亞所謂的薩拉菲斯特組織也一直與哈裏裏以及“3•14聯盟”中的基督教政黨相互協調,並舉行秘密會談。這也是為什麼哈裏裏與他的同盟一直反對大主教Al-Rahi。也正是哈裏裏和“3•14聯盟”將伊斯蘭法塔赫帶入黎巴嫩,並幫助其中的一些成員逃往敘利亞作戰。
有一些不知名的狙擊手正在瞄準敘利亞平民和敘利亞的軍隊射擊,“(藉)以造成”混亂和內鬥。敘利亞的基督團體也成為這些狙擊手的對象。很可能這些攻擊者是來自美國、法國、約旦、以色列、土耳其、沙烏地阿拉伯和阿拉伯灣的武裝力量與一部分敘利亞人組成的聯盟。
華盛頓、特拉維夫以及布魯塞爾正籌畫著將基督教從中東遷離。據悉,Sheikh Al-Rahi在巴黎被總統薩科齊告知,地中海東部和中東的基督教團體可以重新被納入歐盟。這並不是什麼慷慨的提議,而是被有意將中東古老的基督教團體根除的國家扇了一記耳光。其目的或是將基督教團體重置於該地區之外,抑或將這些團體劃分為眾多分區。兩種都可能成為目標。
這一計畫旨在將阿拉伯國家劃定為專門的穆斯林國家,這與「Yinon計畫」和美國“控制”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目標是相一致的。其“結果”很可能是一場大國戰爭。
阿拉伯基督徒如今與阿拉伯黑人處境非常類似。
重新劃分非洲:Yinon計畫正在發揮作用……
關於非洲,特拉維夫將保障非洲的安全視為其廣泛週邊的一部分。這一更為廣泛的或所謂的“新週邊”已成為1979年抵抗包括伊朗(巴列維時期以色列最親密的盟友之一)在內的阿拉伯“舊週邊”隨著伊朗革命的瓦解後,特拉維夫地緣戰略的基礎。在這一情況下,以色列的“新週邊”隨著埃塞俄比亞、烏干達和肯雅等反阿拉伯和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等國家的“納入”而被概念化。這也是為什麼以色列要如此深入地參與蘇丹的“巴爾幹化”(注:原有蘇丹目前已被操縱分割為二,以基督徒組成為主的南蘇丹已於2011年獨立)。
在中東教派分裂的背景下,以色列已列出了重組非洲的計畫。『Yinon計畫』試圖從三個方面的基礎上劃定非洲:(1)民族語言;(2)膚色;(3)宗教。為確保統治,先進戰略與政治研究所這一以色列智囊團(包括珀爾在內)也推動創建了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的美國『非洲司令部(AFRICOM)』。
試圖“分裂”阿拉伯和非洲身份的行動正在“進行中”。它只在將所謂的“黑非洲”與所謂“非黑”的北非劃分開來。這是分裂非洲大陸上所謂的“阿拉伯人”與“黑人”計畫的一部分。
正是這一目標“造成”並推廣了“非洲南蘇丹”與“阿拉伯北蘇丹”這兩種荒謬的身份。這也是為什麼黑膚色的利比亞人被視為利比亞“清洗膚色”運動中的對象。阿拉伯身份在北非正與非洲身份“相脫離”。同時還存在“剷除”大量的“黑膚色阿拉伯人”的計畫,以明確劃分“非洲黑人”與新的北非“非黑人“的界限。這也將”導致“剩餘的柏柏爾“非黑人”與阿拉伯人間的戰爭。
同樣情況下,在非洲蘇丹、尼日利亞等地,緊張情緒也在為進一步劃分界限的穆斯林與基督徒間醞釀著。而造成這種分裂的基礎,包括膚色、宗教、種族和語言等,都“助長”著非洲的“瓦解”與不和。這都是一個將北非與剩餘非洲大陸劃分的更遠大非洲戰略的一部分。
為“文明的衝突”布棋
正是在這一點上,所有這些“看似”一盤散沙的事件都被“聯繫”在了一起。
整個棋盤正在上演“文明的衝突”,而所有的棋子也各就各位。阿拉伯世界正“被隔離開”來,並被清晰的界線所劃分。這些界線“阻止”不同民族語言、膚色和宗教團體間相互的過渡與融合。
在這項“計畫”中,將不再有社會與國家的過渡與融合。這就是為什麼中東和北非的基督徒,如科普特人,正成為“被攻擊”的對象。這也是為什麼黑膚色的阿拉伯人和柏柏爾人以及北非的黑人在北非正面臨著“種族滅絕”的威脅。
繼伊拉克、埃及之後,阿拉伯利比亞民眾國和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對『Yinon計畫』而言)都是 “破壞”北非和東南亞地區穩定的核心。
利比亞發生的一切(美歐顛覆推翻利比亞政權的『顛覆模式』)對非洲有著巨大的影響,而敘利亞的狀況也深刻地影響了東南亞及更遠的地區。按照『Yinon計畫』所指出的,伊拉克和埃及是造成阿拉伯國家不穩定的切入點。
如今正在“上演”的是建立一個專門的“穆斯林中東”地區(以色列除外),而這也將“造成”什葉派與遜尼派間的鬥爭。類似的場景也正在“北非非黑人”區上演,表現為阿拉伯人與柏柏爾人的衝突。
同時,在“文明的衝突(劇本)模式“下,中東與北非也”被認為“是所謂的“西方”與“非洲黑人”間的衝突。
這就是“為什麼”法國的薩科齊和英國的卡梅倫在利比亞衝突初期相繼發表聲明,指出多元文化主義在各自的西歐社會中已經“不復存在”。[9]
真正的多元文化主義正威脅著“北約戰爭議程”的合法性,也為作為美國對外政策基石的“文明的衝突”的實施造成了障礙。
在這一點上,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解釋了為什麼多元文化主義會成為華盛頓及其盟友的威脅:
“隨著美國成為文化日益多元的社會,它可能會發現在對外政策問題上要想達到一致性就愈加困難(如與阿拉伯世界、中國、伊朗、俄羅斯或者是前蘇聯等地戰爭),除非存在真正被能被廣泛覺察到的大規模的直接外部威脅。這樣的共識普遍存在于二戰甚至冷戰期間(如今也存在著,因為“全球反恐戰爭”)。[10]
布熱津斯基的下一句則指明了為什麼人們會反對或支持戰爭:
“然而(共識)不僅僅深深地紮根於共用的民主觀中且人們意識到這些民主觀正在受到威脅,而且也根植于對歐洲集權主義下的受害者們在[11]文化上和種族上的親近。”
雖有冗餘之嫌,我仍然要一再提出正是因為這種要“打破”中東-北非(MENA)地區、所謂的“西方世界”與撒哈拉以南非洲間“文化融合”的企圖,所以基督徒和黑人正在(被安排)遭到攻擊。
“種族中心主義”與意識形態:將今日的“正義戰爭”正當化
在過去,西歐的殖民國家會對他們的人民進行洗腦。他們的目標就是獲得推行殖民的支持。而其形式就是在武裝商人與殖民軍隊支持下轉播基督教(唯我獨尊)及其教義。
同時,種族意識形態也被提出。那些被殖民的人被刻畫成“下等人”、低等、沒有靈魂。
最終,承擔“開化”那些所謂的“世界未開化人民”的 “白人的責任”等語句開始被使用。這種具有凝聚力的思想框架被用於將殖民主義“塑造”為一項“正義事業”。而這也為征服和“開化”外國領土的“正義戰爭”提供了合法性。
如今,美國、英國、法國和德國的帝國主義計畫並“沒有改變”。改變的只是為發動“新的殖民主義戰爭”、進行征服的“藉口”與理由。
在殖民統治時期,發動戰爭的敍述(論述)與理由被包括英國和法國在內的殖民國家的公眾輿論所接受。
今天的“正義戰爭”和“正當理由”也在婦女權利、人權、人道主義和民主的“旗幟”下進行著。
文/Mahdi Darius Nazemroaya
(加拿大)Global Research 2011年11月26日
http://www.globalresearch.ca/index.php?context=va&aid=27786
□
Mahdi Darius Nazemroaya是加拿大渥太華的一位獲獎作家。
他是蒙特利爾全球化研究中心(CRG)的一位社會學家和副研究員。他曾見證了北非“阿拉伯之春”的過程。在北約(2011年)轟炸利比亞期間,他正在利比亞擔任KPFA的聯合研究專案——Flashpoint專案的特派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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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悲的戰後「再殖民」文學論──陳芳明的台灣文學史觀再批判》
《可悲的戰後「再殖民」文學論──陳芳明的台灣文學史觀再批判》
有朋友問說:最近為什麼專搞歷史來了?不搞現在的問題,卻去搞過去的問題,不是太脫離現實了嗎?
我回答說:因為歷史問題經常也是現實問題;譬如:日本的靖國神社參拜問題或日本歷史教科書問題,雖然是過去的事,卻與日本的現實動向、與“日本右傾化”“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問題有很深的關係;李登輝當政時大力推行的便是「國中」教科書《認識台灣》——「歷史篇」,下台後“推動”的就是日本人小林善紀的《台灣論》,兩者都企圖“通過”台灣史觀“打造”今日台灣的「新國民意識」。
所有的統治者都深知掌握“歷史的詮釋權”與維持或“強化統治”有密切的關係,因此都“熱衷”於【湮滅歷史】或【虛構歷史】,使被統治者“不瞭解”歷史真實而“喪失”反抗的能力,作為“意識型態的歷史觀”的“統治”,其實就是現實統治的基礎,我們“怎麼可以”不重視歷史問題呢?
特別是,台灣的歷史問題“更是如此”。
百年來,台灣經歷了曲折複雜的歷史,歷史也數度被權力者所“扭曲”、【湮滅】;再加上台灣今日“過於早熟(雛妓式)”的後資本主義文化,個人已被“零碎化”、社會聯繫“斷裂”,“虛擬”的和形象的世界“取代”了真實的世界,誰在乎歷史?
因此,普遍存在著對歷史的“虛無感”。但是,“歷史問題”並不因此而消失,當年台灣的“(李扁皇民勢力復辟殖政)新當權者”就是“利用”這普遍的歷史虛無感千方百計地“建構”他們的歷史論,用“所謂”的台灣史觀來“打造”台灣的新「國民意識」,以維持、強化其在歷史意識型態上的統治。
它就是“分離主義的台灣史論”;這種史論,不是“排除(閹割掉)”台灣歷史中的中國本質,就是【捏造】中國人如何壓迫台灣人,或“誇大”中國人與台灣人對立的歷史,把台灣完全孤立於中國與世界之外,以此“打造”「反中國」或「去中國」的國民意識。
這就是“當下(馬英九治下的)”台灣的統治性歷史觀。
它是當權者“強化”台灣現實(反共/分離/分治)統治的一部分,我們“怎麼可以”把歷史當做過去的問題呢?歷史問題的鬥爭正是現實問題鬥爭“不可分”的部分,這個“道理”當年的統治者清楚得很。
而,台灣的“(扭曲虛構的)分離主義文學史觀”一向就是(扭曲虛構的)分離主義歷史論的“急先鋒”,因此它是台灣的歷史問題中“最尖銳”的部分。
“揭露”分離主義文學史觀的“欺妄性”不只是為了歷史的工作,更是為了現實的工作。
其中,(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台灣文學史論,就是這種“分離主義文學史觀”的代表之一。
十年前,我曾針對(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台灣文學的建構和分期》一文,寫了《戰後再殖民論的顛倒》,指出它的「戰後再殖民論」“背離”了社會科學的常識和台灣歷史事實,是「以意識型態取代歷史」,並且在文末引用了前輩作家龍瑛宗說過的一句話:「有謊言的地方就沒有文學」,間接“奉勸”他,既然要搞文學就不能有“謊言”,“謊言”與文學是不能並存的。今天,他“仍然”把“台灣光復”後的文學史定為「再殖民」時期。
所謂「再殖民」,“光復”後的文學是「殖民文學」嗎?是誰殖民了誰?
下面,本文再依據客觀史料,逐步“揭露”它「作偽」的“真面目”;並借此對“台灣光復”期歷史的一些基本問題做一番辯析、澄清,打破台灣分離主義者長期以來“獨擅”的“偽歷史”觀點。
一、再談台灣「光復」的意義——不只是「行政接收」,而是「主權復歸」
就如所有的“台灣分離主義者”的戰後史論,必定是從“塗消”或“扭曲”「八‧一五」——日本投降台灣復歸祖國(中國)的歷史開始一樣;陳芳明的「戰後再殖民論」,也是從“塗消”、“扭曲”台灣「光復」的歷史起頭的。
他的“歷史敘述”,“似是而非”,若不深究,必定受其“蒙蔽”,一眼帶過。其實,其中“深藏玄機”,是“典型”的分離主義的「台灣戰後史觀」。把戰後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完全歸因”於太平洋戰爭的終結,“刻意不提”它與日本侵華戰爭、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關係”;也就是“排除”了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歷史動力”中的中國要素,把台灣脫離日本統治與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因果關係”“脫鉤”,為他的「台灣主權未定論」預埋伏筆;
更“刻意避”《開羅宣言》明記的:「日本竊自中國的……台灣、澎湖應歸還中國」的內容,而以「依開羅宣言的約定,中華民國負責來台接收」的“杜撰置換”。只要稍加對照就可看出,《開羅宣言》明記的「台灣應歸還中國」與陳芳明“杜撰”的「中華民國負責來台接收」,兩者之間的歷史意義是“天差地別”的;
所謂「負責來台接收」,意指日本投降後中國政府(當時是「中華民國政府」)的來台接收,與戰後美軍「負責」接管日本、南朝鮮和琉球的意義一樣,都是受盟軍的命令進行暫時的軍事和行政「接管」,並不是「收復主權」;這與《開羅宣言》中明記的台、澎主權歸還中國的意義,當然是“天壤之別”。
(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一面說”「依照開羅宣言的約定」,“一面”卻“掏空”宣言中「台灣歸還中國」的“重要內容”,說中華民國只是「負責來台接收」,這就是想以「瞞天過海」、「陳倉暗渡」的手法“竄改史實”,想以這樣的“敘事”來“達到”台灣主權未定論的“說法”。說明白了,就是企圖從根本上否定日本投降後台灣主權復歸祖國(中國)的“歷史事實”,進而“虛構”他的「戰後再殖民論」。
實際上,像(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這樣的“竄改”論調,其“總根源”,“來自於”戰後美國在冷戰中對華戰略的“陰謀”。
1947年初,美國發表了「冷戰」宣言之後,為了它在東亞的“冷戰戰略”的“需要”,“企圖”把已歸還中國領土的台灣置於其勢力“支配”之下,而“開始鼓吹”「台灣地位未定論」,否定《開羅宣言》以及台灣已復歸中國的歷史事實。“源自於”美國對華戰略陰謀的這種論調,日後便成了台獨分離主義勢力的基本歷史教義之一;李登輝政權後期,用日本右翼慣用的「終戰」史觀來取代「光復」史觀,也可視為“同一脈絡”。
至於日本投降後,台灣是不是已復歸祖國(中國),這只要看看當時台灣人民如何歡天喜地慶祝復歸,或者台灣的知識人“如何評價”“台灣光復”的歷史意義,便是最好的鐵證,不是(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等“分離主義者”或美國霸權,憑強權或強詞就可以塗改的。譬如,“光復”後,一向對陳儀政府的弊病批評最力的台灣作家王白淵,在《民主大路》(《新新》第三期,1946年3月20日)一文中便曾如此說到:
「台灣業已光復,從殖民地的桎梏,回到祖國的懷抱,與中國打成一片,踏入民主主義國家之門,這是歷史的飛躍,又是民族起死回生之春」。
王白淵的這段話,簡單有力地“記錄”了當時台灣知識人對“台灣光復”的“看法”;如果台灣的戰後真如美國霸權鼓吹的「台灣地位未定論」,或者如陳芳明所“虛構”的中國「再殖民」台灣論,那麼,王白淵所說的「台灣光復!回到祖國的懷抱……這是歷史的飛躍」,豈不成了胡言謅語;如果,從今日(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等分離主義者的尺規來看,王白淵的言論豈不成了不可救藥的「大統派」。實際上,王白淵的“看法”,“代表”了“光復”初期全台灣人民,包括台灣全體文化知識界的看法;「二‧二八」事件後,第一位從事台獨分離主義運動的廖文毅,在“光復”當時也曾熱烈地表示:「台灣光復了,台灣的版圖歸還祖國,我們的國家自強,國權自主,國土重圓了。」(《光復的意義》,《前鋒》創刊號,1945年10月25日)。
因此,不論從“歷史事實”來看,或者從當時的台灣知識人的言論立場來看,日本投降後,台灣已復歸祖國(中國),這是“鐵的事實”,不是(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等可以“竄改”的。
二、駁行政長官公署「再殖民」的謬論
否定了日本投降後台灣主權復歸祖國(中國)的“歷史事實”後,為了繼續“虛構”他的「戰後再殖民論」,便把“光復”後的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描述成”是「日本台灣總督府的翻版」、「不脫殖民統治的變相延續」、「對台灣社會進行帝國式的控制」、「比殖民權力支配還要嚴苛的體制」、「迫使台灣社會淪為『再殖民時期』」等等;用一種沒有具體內容、沒有客觀論據堆砌起來的斷定語句,把行政長官公署比做與日據的台灣總督府一樣,同為殖民政權。
(一)「殖民政權」與「民族政權」的不同
“光復”後陳儀主政的行政長官公署,施政上集權、腐敗、貪污又無能,積累了深厚的民怨,終至爆發「二‧二八」事件,是一個失敗的政府,這已是公論;不管是以集權政府、腐敗政府或「劫收」政府來形容,或說它如何地「比殖民權力支配還嚴苛」也好(何況這還值得商榷),都沒錯,也都符合事實。然而依社會科學上的「國家論」,在政權的民族性質上,行政長官公署絕對不是什麼「殖民政權」,而只是中國這個民族國家(當時是「國民政府」)的地方政府,一個集權又腐敗的「民族政權」。譬如德國的希特勒、日本的東條英機等法西斯政權,不管它如何專制、獨裁、進行軍國法西斯的統治,對德國人民或日本人民而言,它仍是「民族政權」,絕對不會是「殖民政權」;如果因為獨裁、極權的統治而把希特勒“說成”是對德國人進行殖民統治,那真是“天大的笑話”。這是社會科學的常識。
那麼,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與“復歸”中國後國民政府(陳儀政權)對台灣的統治,在本質上有什麼不同?
一般而言,殖民統治最明顯的特徵,就在異民族殖民者對被殖民者在法政上的「民族專政」,殖民者完全剝奪了被殖民者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權,殖民者(宗主國)的國家憲法和法律決不涵蓋殖民地,因此殖民地人民並不具有宗主國「國民」的身份;所謂「國民」,就是指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的憲法和法律所涵蓋的人民,具有以參政權為主的各種政治上的權利和義務,而殖民地人民是完全沒有的,這就是殖民地人民與一般民族國家的「國民」,最大的不同之處。
日本對台灣50年的“殖民統治”,日本帝國憲法從來就“不曾涵蓋”台灣,當然,日本本國的法律也不曾直接施行於台灣,在台灣施行的法律,只是屬於「委任立法」。法學家黃靜嘉先生的大作《日據時期之台灣殖民地法制及殖民地統治》一書,提到所謂「委任立法」的意義,就是:
「日本本國法(內地法)之制定,須依憲法所定經議會議決之程序;而在外地(殖民地),原則上係分別由殖民地長官發佈代替法律之命令(在台灣稱為「律令」、在朝鮮稱為「制令」),或由(日本)中央政府以天皇名義發佈之敕令,以(日本)本土之法律(部分或全部)施行之」(括弧係筆者所加)。
簡單地說,日本殖民者在台灣施行的法律與其國內經議會立法產生的法律,在性質上“完全不同”,它是依殖民統治機關——台灣總督府,對台灣的殖民統治需要而以行政命令頒佈的。
實際上,所有的殖民統治者都是一樣的,為了實現宗主國的壟斷資本在殖民地的壟斷利益,必然在法政上採取「民族專政」的形式,剝奪被殖民者的政治權和法律權,以便進行經濟上的剝削。同時,為了進一步維護和擴大政治、經濟上的殖民利益,對殖民地的文化,包括語言、宗教信仰、感情意識等,也進行「去民族化」,亦即「殖民地化」,這也是殖民統治的重要手段。
“台灣光復”就是“打倒”了這樣的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至於台灣的“光復”帶來了什麼大的變化,有什麼巨大的變革?簡單地說,就是使台灣人民從「殖民地人」的地位,躍進到中國「國民」的地位。
前輩作家王白淵在台灣光復後說:
「台省之復,在其本質上,是徹底的民族革命」
(《告外省人諸公》、《政經報》2卷2期,1946年1月25日)。
所謂「徹底的民族革命」,就是指台灣人民在民族地位和民族關係上有了革命性的變革;由於全中國抵抗日本侵略的民族戰爭得到了最後的勝利,日本無條件投降,也打倒了日本在台灣的殖民政權,造成了台灣殖民地的解放,使台灣人民從上述日帝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民族壓迫下解放出來,同時復歸為祖國(中國)的一省,台灣人民當然也復歸為中國「國民」,得到了作為「國民」的各種政治權和政治地位。因此,對台灣人民而言,台灣光復等於是一次如王白淵說的「徹底的民族革命」。
它具體地表現在,“台灣光復”後,國民政府的憲法和法律立即涵蓋台灣。
雖然,當時國民政府仍然處於“訓政”時期,尚未頒佈憲法,但台灣復歸祖國後,當時全國施行的「約法」與法律立即施行於台灣,台灣人民與全中國各省人民一樣,都處於“相同”的政治、法律地位。1946年年底,台灣也選出了國民參政員和制憲國民大會代表,參加了南京的制憲國大。
這就是台灣人民在復歸祖國(中國)後,與被殖民時期的“最大不同”。
台灣人民作為中國「國民」的一員,最具體的內容,就在獲得了“平等的參政權”上。光復後,行政長官公署立即在台灣實施普選,選出各級民意代表,創設了台灣省各級民意代表機關。
(二)“光復”後台灣人民的參政權
陳儀來台就職不過半個月,就在1945年11月5日的第一次紀念周上,發表了「建立民意機關,給台胞參政的機會」的施政報告。接著,在1945年12月25日公佈了「台灣省各級民意機關成立方案」,開始推動台灣人民的參政權;翌年(1946年)1月15日開始辦理「公民宣誓登記」,接著,經由普選成立了村里民、鄉鎮民代表大會、縣市參議會和省參議會,並於5月1日召開了第一屆的台灣省參議會。對於這台灣歷史上首次的普選,當時的《台灣新生報》稱之為台灣「民主的第一聲」。
“光復”後,台灣人民除了獲得並實現了台灣省內的參政權之外,作為中國「國民」的一員,也選出了中央民意代表,參加了全國性的政治活動。
就如長官公署官員張皋在《新台灣的政治建設》(《現代週刊》,1945年12月17日。)一文中所說的:
「台灣人民今後不僅是台灣的主人,不僅要參加台灣一省的政治,而且是中華民國的主人,將參加整個國家的政治」。
因此,在1946年8月16日,由省參議會選出了八位「參政員」,參加了在南京召開的「國民參政會」;另外,也經由省參議會選出了十八位元台灣地區代表,參加了1946年11月15日在南京召開的「制憲國民大會」;並經由普選,於1947年11月21日選出了30名台灣地區的職業及婦女團體的「國民大會代表」,參加了1948年3月29日全中國行憲後的第一屆國民代表大會,依憲法行使國民參政權。
單從上述台灣人民在“光復”後行使的“參政權”來看,就明白了(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戰後再殖民論」是“欺世之論”,有那種從地方到中央都有參政權的「殖民地人民」嗎?
(三)辟陳芳明對行政長官公署體制的幾點訛論
陳芳明又以「陳儀政府掌握了行政、財政、司法、軍事大權」、「實施與當時大陸各省有別的特殊化體制」為由,“虛構”他的戰後「再殖民論」。
這必須從國民政府為什麼會在“台灣光復”後實行高度集權的行政長官體制的問題來看。
專研“光復”初期政治史的鄭梓先生,在《國民政府對於「收復台灣」之設計》一文(新化圖書出版,1994年《戰後台灣的接收與重建》)。中寫道:
戰後台灣的接收與重建,乃是全中國復員計畫中被劃為兩個特殊的光復區之一(另一光復區是東北,其餘皆劃為收復區與後方區),因此採取單獨派遣大員全權綜合接收的方式。
因此可知,採取集行政、軍事大權於一身的行政長官體制,目的在求「事權統一」,使甫脫離殖民統治的台灣的接收與重建得以「順利完成」,基本上,它只是一個“臨時性的過渡性的”政治體制。因為當時的台灣,是一個剛經歷日本50年的殖民統治,以及曾被日本軍國主義高度戰爭動員成南侵基地的地方;並且,由於日本帝國的崩潰,使原本高度依賴日本帝國經濟圈的台灣殖民地經濟也面臨全面崩盤的命運,再加上戰後必然出現的世界經濟蕭條,可預見台灣經濟的重建將萬分困難;還有,由於日本的“殖民軍國教育”和“皇民化運動”所“遺留”的“精神意識毒害”甚深,台灣社會心理的重建也將十分艱巨複雜;況且,雖然日本已投降,但現實上台灣仍有17萬的日軍駐留、29萬的日本人居留,各機關產業仍在日本人手中,行政、治安仍由日本人維持,而且這些近50萬的日軍日僑還有待遣還其本國。由於上述種種艱鉅的任務有待解決和完成,非有強有力的行政組織是無法竟其功的。
這就是為什麼國民政府在戰後重建期,不得不採取集權的行政長官體制的現實原因,與「殖民」不殖民一點關係都沒有。
(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等台獨分離主義者經常用“似是而非”的“說法”,把行政長官公署等同於日本在台殖民機關台灣總督府,說「行政長官公署的組織是總督府的翻版」、「行政長官公署掌握行政、司法、軍事大權,權力超過日本總督」等等。這完全是以訛傳訛,以意識型態“取代”歷史!
至於,(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說行政長官公署掌握「司法大權」,那也是“瞎說”!
不錯!行政長官公署為綜理行政得制定「署令」,但這「署令」與日本殖民機關總督府的「律令」權是“完全不同”的範疇;「律令」是等同法律效力的命令;而「署令」只不過是台灣省的單行規章,屬於行政範疇,且它不能與國家法律牴觸。況且,當時這種行政權限也並非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所獨有的,而是中國各省政府都有的權力,一點也不特殊。
至於,台灣的司法權,本來就屬國民政府中央的司法行政系統,完全超然於行政長官公署之外,長官公署並無司法權;至於監察權,則有中央派出的閩台監察使駐台行使。
因此,不論從台灣人民的政治地位、法律地位來看,還是從行政長官公署的「政制」來看,“光復”後,台灣已完全復歸中國,台灣人民已是百分之百的中國國民。至於復歸後所產生的省籍矛盾、集權與民主的矛盾、階級矛盾等等,全都屬於中國民族國家的內部矛盾,絕對不是異民族間的矛盾。陳芳明的「再殖民論」,就是“矇騙事實”,想把中國民族內部的矛盾“扭曲”為異民族間矛盾和對立,“虛構”他的「戰後再殖民論」,建構他的“台獨史觀”。
三、是「民族文學」,不是甚麼「再殖民」文學
“光復”後的台灣文學其最大的飛躍,在精神面貌上和語言上都復歸為「民族文學」。
原來在日本殖民文學和「皇民文學」的雙重壓迫下的台灣文學,“光復”後,得到了復權與傳承,恢復了它民族文學的原貌和地位。最有象徵意義的莫過於台灣新文學開拓者賴和文學精神,在“光復”後的復歸;與“光復”同日創刊的《政經報》第二期上(該刊於1945年10月25日光復創刊,由陳逸松、蘇新等主編,是當時最有影響力的進步期刊),便率先刊出了賴和的《獄中日記》(連續刊載了4期)。該日記是賴和先生,在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的翌日(1942年12月8日)突被日本憲警拘捕關押後,在獄中所寫。就如他在最後一篇日記寫道:「看看此生已無久,能不能看到這大時代的完成,真是失望之至」。
賴和先生在日本軍國殖民統治臨崩潰前最瘋狂最黑暗的1943年1月,竟未能看見「大時代的完成」而過世了;該日記也在「大時代未完成」前,一直被監禁於日本法西斯的黑牢中,最後,終於在日本軍國殖民統治崩潰、台灣復歸祖國的同時重見天日,重回了台灣文學的史冊。
除此之外,楊逵也在1947年1月15日出版的《文化交流》上,編了《紀念台灣新文學的開拓者——林幼春、賴和》的專輯;並且台中的民眾出版社亦出版了賴和作品《善訟的人的故事》;可以說賴和的文學精神,從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而開始壓迫台灣文學以來,光復後再度的復活。還有,在光復後不滿一年,楊逵也出版了《鵝媽媽出嫁》和日據期被禁的《送報夫》;更具有時代意義的是,吳濁流先生在日據末期日本軍國主義的黑暗統治下,偷偷寫成的長篇小說《胡志明》(後改為《亞細亞的孤兒》),終於在光復後得以出版,代表著台灣文學抗日精神的勝利。這些都象徵著台灣文學精神的光復。
除了在精神上從殖民地的文學“復歸”為民族文學之外,台灣文學的創作,在語言上,白話文也恢復了1937年以前的主流地位。日據期作家楊雲萍、黃得時、賴明弘、王詩琅、王白淵、蘇新、吳新榮……等都恢復了用流暢的白話文寫作;
最令人欽佩的莫過於(台灣第一才子)呂赫若,這位以日文創作而成名的作家,在“光復”後不足四個月便開始用白話文創作,在《政經報上》連續發表了兩篇短篇小說《故鄉的戰事》之一和之二,痛烈地嘲諷了日本的殖民統治,呂赫若不管在語言上或小說主題上,都徹底地批判了殖民統治,表現了「去殖民」的文學精神。
即使在“光復”的第一年,仍然用日文創作的龍瑛宗,在文學精神上也表現了「去殖民」復歸祖國的熱情;譬如,發表在《新新》雜誌創刊號(1945年11月20日)上的《汕頭來的男子》,便是描寫一個熱愛祖國的台灣青年周福山抵抗日本和死亡的故事。在小說結尾,龍瑛宗寫道:「現在,台灣已歸還中國,大家正洋溢在光復的喜悅中,現在台灣正需要一個純情又熱愛中國的人才,然而,在這樣的時候,失掉了像周福山一樣值得敬愛的青年,真令人惋惜……他一直相信中國的光明,但卻無法躬逢『光復』這個人類史上難得的盛典,這使我相當落寞……每思及光復的喜悅就不禁思念起周福山來。」
透過描寫周福山的形象,龍瑛宗“表達”了他強烈的對“祖國”的認同感情。
由此可見,“光復”後的台灣新文學,不但沒有如(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所“捏造”的,由於「中國化」而「空白」、「荒廢」、「斷裂」,反而因為“光復”的歷史大變革而使台灣文學由殖民統治高壓下“解放”出來,不管在精神上或語言上都恢復了它民族文學的原貌。
四、「橋」論爭--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
發生在1947年底到1949年初的《新生報》「橋」副刊上的文學論爭,被稱為台灣新文學的三大論爭之一。當時,台灣剛從日本殖民統治復歸祖國,台灣文學正與祖國民族文學匯合的關鍵期,外省作家與本省作家共同熱烈議論了「如何建設台灣新文學」。論爭顯示了當時的省內外作家,都站在「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的前提,強調「台灣文學的特殊性」,同時,也主張台灣文學要走「大眾文學」、「現實主義文學」的道路。由於這次論爭,含有濃厚的祖國民族文學的基調以及左翼進步文學的傾向,長期以來,台灣的分離主義文學論者,不是想隱蔽這論爭的史料,就是不斷歪曲解釋,想把它塑造成外省作家打壓本省作家、外省作家與本省作家文學衝突的虛像。
把台灣的一切問題都“化約”成中國對台灣的壓迫、台灣與中國的對立是分離主義的“特徵”;而“排除(閹割掉)”台灣新文學中的中國文學與進步文學的成分則是分離主義文學論的特點。
分離主義文學論者陳芳明當然也跳不出這樣的窠臼,甚至更為嚴重。他把「橋」論爭“扭曲”成是「本省作家與外省作家的激烈對話」,且“虛構”「本省作家與外省作家處在極為不同的政治位置」,抹黑外省作家「依恃血腥屠殺的陰影」,而刻意誇大台灣作家「處於一個被指控、被迫辯護的位置」。
只要讀過「橋」論爭文章的人,都知道,論爭中不管是本省作家或外省作家都清清楚楚主張「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這本是一目瞭然,不成問題的事,但是(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偏偏就要”以「文學的族群主義」來“歪曲事實”,明目張膽地「硬拗」說:真正這樣主張的都是出自外省作家筆下,本地作家沒有一位是附和或支持這種論調的。
真的只有外省作家主張「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而本省作家沒有一個人主張嗎?
讓我們用史實來戳破(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謊言”。
其實楊逵是最明白且最積極主張「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的作家;譬如,在作為引發「橋」論爭的關鍵文章——《如何建立台灣新文學》的文末他就說:
「因此,我由衷地向愛國憂民的工作同仁呼喊,消滅省內外隔閡,共同來再建,為中國新文學運動之一環的台灣新文學」。
在《「台灣文學」問答》中,楊逵清楚明白地說:
「台灣是中國的一省,沒有對立,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當然不能對立」。
台灣前輩作家張我軍先生的次子張光直先生,當時雖是台北建國中學高中二年級的學生,卻已用「何無感」的筆名參加了「橋」論爭,在《致陳百感先生的一封信》中,他批評了陳百感「有意無意地把台灣和中國隔離」,他說:
「台灣在地理環境上,雖然是一個孤島,但就社會經濟基礎而言,它是中國的一環,台灣文化也正是中國文化的一環……可是先生您忘了台灣文學正作為中國人民文藝運動之一環而鬥爭,在克服發展中……」。
當時的台灣師院學生籟亮(賴義傳,台籍青年文學雜誌《潮流》同仁,後被刑殺在50年代白色恐怖中),在論爭中的一篇《關於台灣新文學的兩個問題》,文中談到台灣文學的特殊性與中國文學的普遍性時,如此辯證地說道:
「台灣新文學當然是和祖國文學一樣站在同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上的,不過這裡躺著可惡的『澎湖溝』——50年的距離——這就是台灣新文學的立場——特殊性……那麼『台灣新文學』是和『大陸文學』對立的嗎?不是的,『澎湖溝』是站在和祖國同一新歷史階段上,才可以看出它的特殊性。因此,這一個特殊性是以同一歷史階段為前提的,所以『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
當時的台灣師院學生的林曙光,在文壇上十分活躍,在論爭中他寫了《台灣文學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關於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關係的問題,他也說:
「所以最好還是打破一切的特殊性質,做中國文學的一翼而發展,今日『如何建立台灣新文學』,需要放在『如何建立台灣的文學使其成為中國文學』才對」。
另外,林曙光也在當時上海出版的全國性文藝雜誌《文藝春秋》上,發表了《台灣的作家們》(1948年10月15日);在文章開頭,對於台灣新文學與中國新文學的關係,他便如此說道:
「但是在本質上,它始終追求著五四以後的中國新文學的傾向,也可以說,它是發源於中國新文學運動主流中的一個具有光榮的傳統與燦爛的歷史的支流」。
曾經“率先扭曲”「橋」論爭意義的葉石濤,在論爭當時也寫了《1941年以後的台灣文學》一文,在文章一開頭他說:「由於過去台灣殖民經濟所決定命運的台灣文學,在抗日反帝的現實的鬥爭過程中,所產生的作品,樹立了中國文學發展的傳統性」,在文末他還振振有詞地說:
「我們必須打開窗口自祖國文學導入進步的,人民的文學,使中國文學最弱的一環能夠充實起來」。
可見得,在「橋」論爭中,幾乎所有的省籍作家都表示了「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的看法,這是明明白白的。
況且,除了「橋」論爭外,當時的省籍前輩作家,如賴明弘、楊雲萍、王詩琅等等都分別在其他刊物上發表了同樣的看法(在此不一一贅列)。這種觀點,實際上已是“光復”後,建設台灣新文學的大前提和出發點。(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想“一手遮天”,以為握有【文化霸權】便可以把省籍前輩作家不符合他分離主義文學標準的言論思想統統「閹割」掉;然而,歷史終究會以它的方式撕破【霸權的假面】,這是亙古不變的鐵則。
(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分離主義文學論其“核心”是以“排除(閹割掉)”台灣文學中的中國文學要素來「建構」他的台灣文學「主體性」。但是,客觀地、歷史地來看,構成台灣文學「主體性」的基礎正是台灣文學裡面普通存在的「中國性」;排除了「中國性」的台灣文學其實只是一個空虛主體,或虛假主體,不得不靠「虛構」來維持。
這使他的歷史觀成為「非社會科學的」,必然表現為:
(一)孤立的歷史觀:不但切斷與中國歷史的關係,也切斷與世界歷史的聯繫,更切斷了與台灣歷史本身的聯繫。
(二)抽象的、空洞的歷史觀:其中,沒有台灣社會的歷史變化、也沒有台灣社會的具體內容。
這種文學論,對台灣文學的最大傷害在於:
(一)排除了台灣文學中的中國民族文學和左翼文學。
(二)再度阻斷了台灣的「去殖民論」的發展。
(三)使台灣文學史再度「失憶」。
這就是他的分離文學論的“可悲之處”!
文/曾健民
2011年12月9日
《海峽評論》253-254期- 2012年1-2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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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學習:
《唯心歷史觀的破產》
中國人之所以應當感謝美國資產階級發言人艾奇遜,不但是因為艾奇遜“明確地供認”了【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替美國打仗殺中國人】這樣一種“事實”,使得中國的先進分子“有證據”地去說服落後分子。
不是嗎?你們看,艾奇遜自己“招認”了,最近數年的這一場使得幾百萬中國人喪失生命的大血戰是美國帝國主義“有計劃地組織”成功的。
中國人之所以應當感謝艾奇遜,又不但因為艾奇遜公開地宣稱,他們要招收中國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分子,組織“美國的第五縱隊”,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因此引起了中國人特別是那些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中國人的注意,大家相約不要上美國人的當,到處警戒美帝國主義在暗地裏進行的陰謀活動。
中國人之所以應當感謝艾奇遜,還因為艾奇遜“胡謅”了一大篇中國近代史,而艾奇遜的歷史觀點正是中國知識份子中有一部分人所同具的觀點,就是說資產階級的唯心的歷史觀。
駁斥了艾奇遜,就有可能使得廣大的中國人獲得打開眼界的益處。對於那些抱著和艾奇遜相同或者有某些相同的觀點的人們,則可能是更加有益的。
艾奇遜“胡謅”的中國近代史是什麼呢?
他首先試圖從中國的經濟狀況和思想狀況去說明中國革命的發生。在這裏,他講了很多的“神話”。
艾奇遜說:
“中國人口在十八、十九兩個世紀裏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負擔的壓力。人民的吃飯問題是每個中國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國民黨在法典裏寫上了許多土地改革法令,想這樣來解決這個問題。這些法令有的失敗了,有的被忽視。國民政府之所以有今天的窘況,很大的一個原因是它沒有使中國有足夠的東西吃。中共宣傳的內容,一大部分是他們決心解決土地問題的諾言。”
在不明事理的中國人看來,很有點像。人口太多了,飯少了,發生革命。國民黨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共產黨也不見得能解決這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
革命的“發生”是由於人口太多的緣故嗎?
古今中外有過“很多”的革命,“都是”由於人口太多嗎?
中國幾千年以來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於人口太多嗎?
美國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⑴,“也是”由於人口太多嗎?
艾奇遜的“歷史知識”等於“零”,他連美國獨立宣言也沒有讀過。華盛頓傑弗遜⑵們“之所以”舉行反英革命是因為英國人“壓迫”和“剝削”美國人,“而不是”什麼美國人口過剩。
中國人民歷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為這些封建朝廷“壓迫”和“剝削”人民,而不是什麼人口過剩。
俄國人所以舉行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因為俄皇和俄國資產階級的壓迫和剝削,“而不是”什麼人口過剩,俄國至今還是土地多過人口“很遠”的。
蒙古土地那麼廣大,人口那麼稀少,照艾奇遜的“道理”是不能設想會發生革命的,但是卻早已發生了⑶。
按照艾奇遜的“(神話)說法”,中國是毫無出路的,人口有了四億七千五百萬,是一種“不堪負擔的壓力”,革命也好,不革命也好,總之是不得了。
艾奇遜在這裏“寄予”了很大的“希望”,這個“希望”他沒有說出來,卻被許多美國新聞記者“經常地”透露了出來,這“就是所謂”中國共產黨解決不了自己的經濟問題,中國將永遠是天下大亂,只有靠美國的麵粉,即是說變為“美國的殖民地”才有出路。
辛亥革命⑷“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個清朝政府,“而沒有”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和剝削。
北伐戰爭“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美蔣)蔣介石“背叛”革命,“投降”帝國主義,成了壓迫和“剝削”中國人的“反革命”首領。
辛亥革命⑷“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個清朝政府,“而沒有”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和剝削。
北伐戰爭“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美蔣)蔣介石“背叛”革命,“投降”帝國主義,成了壓迫和“剝削”中國人的“反革命”首領。
辛亥革命⑷“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個清朝政府,“而沒有”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和剝削。
北伐戰爭“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美蔣)蔣介石“背叛”革命,“投降”帝國主義,成了壓迫和“剝削”中國人的“反革命”首領。
“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嗎?
西北、華北、東北、華東各個解決了土地問題的老解放區,難道還有如同艾奇遜所說的那種“吃飯問題”存在嗎?
美國在中國的“(特務)偵探”或所謂“觀察家”是不少的,為什麼連這件事也沒有探出來呢?上海等處的失業問題即吃飯問題,完全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殘酷無情的壓迫和剝削的結果。在人民政府下,只消幾年工夫,就可以和華北、東北等處一樣完全地解決失業即吃飯的問題。
中國人口眾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辦法,這辦法就是生產。
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如像馬爾薩斯⑸者流“所謂”食物增加趕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謬論”,不但被馬克思主義者早已從理論上駁斥得乾乾淨淨,而且已被革命後的蘇聯和中國解放區的“事實”所完全駁倒。
根據革命加生產即能解決吃飯問題的真理,中共中央已命令全國各地的共產黨組織和人民解放軍,對於國民黨的舊工作人員,只要有一技之長而不是反動有據或劣跡昭著的分子,一概予以維持,不要裁減。十分困難時,飯勻著吃,房子擠著住。已被裁減而生活無著者,收回成命,給以飯吃。國民黨軍起義的或被俘的,按此原則,一律收留。凡非首要的反動分子,只要悔罪,亦須給以生活出路。
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
我們是艾奇遜反革命理論的駁斥者,我們相信革命能改變一切,一個人口眾多、物產豐盛、生活優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國,不要很久就可以到來,一切悲觀論調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西方的影響”,這是艾奇遜“解釋”中國革命所以發生的第二個原因。
艾奇遜說:“中國自己的高度文化和文明,有了三千多年的發展,大體上不曾沾染外來的影響。中國人即是被武力征服,最後總是能夠馴服和融化侵入者。他們自然會因此把自己當作世界的中心,把自己看成是文明人類的最高表現。到了十九世紀中葉,西方突破了中國孤立的牆壁,那在以前是不可逾越的。這些外來者帶來了進取性,帶來了發展得蓋世無雙的西方技術,帶來了為以往的侵入者所從來不曾帶入中國的高度文化。一部分由於這些品質,一部分由於清朝統治的衰落,西方人不但沒有被中國融化,而且介紹了許多新思想進來,這些新思想發生了重要作用,激起了騷動和不安。”
在不明事理的中國人看來,艾奇遜說得很有點像。西方的新觀念輸入了中國,引起了革命。
革什麼人的命呢?因為“清朝統治的衰落”,向弱點進攻,是革清朝的命了。
艾奇遜在這裏說得“不恰當”。辛亥革命是“革帝國主義的命”。
中國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為清朝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反對英國鴉片侵略的戰爭⑹,反對英法聯軍侵略的戰爭⑺,反對帝國主義走狗清朝的太平天國戰爭⑻,反對法國侵略的戰爭⑼,反對日本侵略的戰爭⑽,反對八國聯軍侵略的戰爭⑾,都失敗了,於是再有反對帝國主義走狗清朝的辛亥革命,這就是到辛亥為止的近代中國史。
艾奇遜所說的“西方的影響”是什麼呢?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1848年)中所說的西方資產階級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⑿。在這個影響或“改造”過程中,西方資產階級需要“買辦”和熟習西方習慣的“奴才”,“不得不”允許中國這一類國家開辦學校和派遣留學生,給中國“介紹了許多新思想進來”。隨著也就“產生”了中國這類國家的民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同時並使農民破產,造成了廣大的半無產階級。這樣,西方資產階級就在東方造成了兩類人,一類是少數人,這就是為帝國主義“服務”的“洋奴”;一類是多數人,這就是反抗帝國主義的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從這些階級出身的知識份子,所有這些,都是帝國主義“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從這些人“發生”的。不是什麼西方思想的輸入引起了“騷動和不安”,“而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引起”了反抗。
在這個反抗運動中,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即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到1919年的五四運動⒀的前夜,共計七十多年中,中國人沒有什麼思想武器可以抗禦帝國主義。舊的頑固的封建主義的思想武器打了“敗仗”了,抵不住,宣告破產了。不得已,中國人被迫從帝國主義的老家即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武器庫中學來了進化論、天賦人權論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等項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組織過政黨,舉行過革命,“以為”可以外禦列強,內建民國。但是這些東西也和封建主義的思想武器一樣,軟弱得很,又是抵不住,“敗下陣”來,宣告破產了。
1917年的俄國革命“喚醒”了中國人,中國人“學得了”一樣新的東西,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
孫中山也“提倡”“以俄為師”,主張“聯俄聯共”。
總之是從此以後,中國改換了方向。
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
孫中山也“提倡”“以俄為師”,主張“聯俄聯共”。
總之是從此以後,中國改換了方向。
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
孫中山也“提倡”“以俄為師”,主張“聯俄聯共”。
總之是從此以後,中國改換了方向。
艾奇遜是“帝國主義政府”的發言人,他當然“一個字也不願意提到”帝國主義。他將帝國主義的侵略,說成“外來者帶來了進取性”。
看啊,多麼美麗的名稱——“進取性”。中國人學了這種“進取性”,不是進取到英國或美國去,只是在中國境內引起了“騷動和不安”,即是革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命。可惜沒有一次成功,都給“進取性”的發明人即帝國主義者打敗了。於是掉轉頭去學別的東西,很奇怪,果然一學就靈。
“中國共產黨是在二十年代初期,在俄羅斯革命的思想推動之下建立起來的”。
艾奇遜說對了。這種思想不是別的,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這種思想,和艾奇遜所說的西方資產階級的“為以往的侵入者所從來不曾帶入中國的高度文化”相比較,不知要高出幾多倍。其明效大驗,就是和中國舊的封建主義文化相比較可以被艾奇遜們傲視為“高度文化”的那種西方資產階級的文化,一遇見中國人民學會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文化,即科學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就要打敗仗。被中國人民學會了的科學的革命的新文化,
第一仗打敗了【帝國主義的走狗】北洋軍閥,
第二仗打敗了【帝國主義的又一名走狗】蔣介石在二萬五千里長征路上對於中國紅軍的攔阻,
第三仗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汪精衛,
第四仗最後地【結束了美國和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及其走狗】(美蔣)蔣介石等一切反動派的統治。
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到中國“之所以”發生這樣大的作用,“是因為”中國的社會條件有了這種“(迫切)需要”,“是因為”同中國人民革命的實踐發生了聯繫,是因為被中國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觀的實際的事物相聯繫,如果沒有客觀存在的需要,如果不為人民群眾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東西,即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不起作用的。
我們是反對歷史唯心論的歷史唯物論者。
非常奇怪,“蘇維埃的學說和實踐,對於孫中山先生的思想和原則,尤其是在經濟方面和黨的組織方面,有相當的影響”。
被艾奇遜們所傲視的西方的“高度文化”,對於孫先生的影響怎麼樣呢?艾奇遜“沒有說”。孫先生以大半輩子的光陰從西方資產階級文化中尋找救國真理,
結果是“失望”,轉而“以俄為師”,這是一個偶然的事件嗎?
結果是“失望”,轉而“以俄為師”,這是一個偶然的事件嗎
結果是“失望”,轉而“以俄為師”,這是一個偶然的事件嗎
顯然不是。
孫先生和他所代表的苦難的中國人民,一齊被“西方的影響”所“激怒”,下決心“聯俄聯共”,和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奮鬥和拚命,當然不是偶然的。
孫先生和他所代表的苦難的中國人民,一齊被“西方的影響”所“激怒”,下決心“聯俄聯共”,和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奮鬥和拚命,當然不是偶然的
孫先生和他所代表的苦難的中國人民,一齊被“西方的影響”所“激怒”,下決心“聯俄聯共”,和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奮鬥和拚命,當然不是偶然的
在這裏,艾奇遜“不敢說”蘇聯人是帝國主義侵略者,孫中山是向侵略者學習。那末,好了,孫中山可以向蘇聯人學習,而蘇聯人並非帝國主義侵略者,為什麼孫中山的繼承者,孫中山死後的中國人,就不可以向蘇聯人學習呢?
“為什麼”孫中山以外的中國人從馬克思列寧主義學了科學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理論,並使之和中國的特點相結合,發動了中國的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創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就叫做“受蘇聯控制”,“共產國際的第五縱隊”,“赤色帝國主義的走狗”呢?
世上有這樣高明的“邏輯”嗎?
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後,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從這時起,近代世界歷史上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偉大的勝利的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已經復興了並正在復興著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文化。
這種中國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來說,已經超過了整個資本主義的世界。比方美國的國務卿艾奇遜之流,他們對於現代中國和現代世界的“認識水準”,就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個普通戰士的水準之下。
至此為止,艾奇遜以一個資產階級大學教授講述無聊課本的姿態,向人們表示他在尋求中國事變的因果關係。中國之所以發生革命,一因人口太多,二因西方思想的刺激。
你們看,他好像是一個因果論者。接下去,他就連這點無聊的“偽造”的因果論也不見了,出現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事變。中國人就是那樣毫無原因地互相爭權奪利和猜疑仇恨。鬥爭中的國民黨和共產黨,雙方的精神力量的對比,發生了莫名其妙的變化,一方極度下降,降到零度以下,另一方極度上升,升到狂熱的程度。
什麼原因呢?誰也不知道——這就是艾奇遜所代表的美國的“高度文化”中所固有的“邏輯”。
文/毛 澤 東
1949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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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評:
“漢奸(買辦帶路黨)”們“宣揚”的所謂不深入“改革開放,就死路一條”,國人就沒有飯吃,就會餓肚子,就會死,“本質上”想把天朝“變成”對方(美帝)的殖民地,這是多麼荒謬的唯心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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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狐狸與小白兔
論兩岸和平協議、文化協議及評卜睿哲、龍應台
馬英九在第一任總統任內完成了兩岸直航和簽訂ECFA(兩岸經貿架構協議)後,大家都期望於他能在第二任內逐步完成他所承諾過的兩岸文化協議和兩岸和平協議。美國口口聲聲「普世價值」,和平可是聯合國追求的目標,是聯合國的普世價值。從馬英九一月份連任當選後至今,不但和平協議渺無音訊,連文化協議恐怕也難以樂觀。
“棄美論”與“棄台論”
8月21日,「美國政策中心」召開在華盛頓「三場可能改變世界的選舉」研討會,會中,前“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前美帝駐台總督府總督)卜睿哲提出台美關係有兩種「拋棄論」,一是美國的「棄台論」,一是台灣的「棄美論」。
「棄台論」是「因為如果美國要和大陸發展關係,就必須解決台灣問題,台灣已成為美國的戰略負擔,必須拋棄台灣,避免損失。」「棄美論」則是美國眾議員、台灣連線前共同主席羅拉巴克所提,「馬英九和大陸維持良好關係,但他反對『獨裁政權』,台灣已和以前『反共』的台灣不一樣;對他而言,台灣拋棄美國。」(《聯合報》2012-08-23)
(前美帝駐台總督府總督)卜睿哲認為「棄台論」、「棄美論」都不是華府的主流看法。尤其是「棄美論」不可能,因為「兩岸之間想要建立政治架構,進而簽署和平協議是很困難的事,台灣還是需要美國,即使思考拋棄美國也不可能」。(同前)
為什麼「台灣還是需要美國」,《聯合報》的報導不完整,原來卜睿哲是這麼說的──「兩岸之間要透過政治談判達成和平協議非常困難,在台灣仍需要美國提供安全保障的情況下,台灣怎麼可能放棄美國?」(《自由時報》2012-08-23)
《中評社》(2012-08-23)另有報導說:
「卜睿哲認為,『棄美論』與『棄台論』均遠非主流思維,甚至連辯論也沒形成;台灣很難在兩岸之間創造一個政治框架,仍繼續需要美國,即便台灣想放棄美國也不成。
曾任“美在台協會”理事主席(美帝駐台總督府總督)的卜睿哲預計,在馬英九第二任內,兩岸關係發展的動力會放緩,這主要是兩岸內部政治,特別是台灣內部政治決定的。馬英九在選舉中曾提出今後十年兩岸可能談和平協定,遭到批評後就退縮了;吳伯雄在北京提『一國兩區』,馬上引發激烈爭議,這些都顯示了台灣內部對這個問題的擔心和焦慮。他說,兩岸談和平協定在政治上和安全上都有許多障礙。」
我們根據這三份報導大致可以把卜睿哲的意思拼湊起來:由於台灣內部政治,要美國提供安全保障,所以,不能「棄美」,(而必須與大陸對抗),也就簽不成和平協議。美國要回東亞,進行「新圍堵」,又何以要「棄台」?
卜睿哲不但曾任“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前美帝駐台總督府總督),並現任智庫“布魯金斯學會”東北亞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當深知美國對華政策和東亞戰略。我們同意他所傳達的正是美國目前的政策和戰略,正是「不統不獨,不戰不和,以台制中」,但是我們不能同意他的理由和論述,那不是台灣客觀事實的陳述,而是美國主觀願望的表達。
閉門會議為何“不透明化”?
試問,台灣為什麼需要美國提供安全保障?這是因為當年,中共擁有大陸政權後,要「解放台灣」,兩岸實力懸殊,所以才需美國保護。兩岸和平協議是大陸保證不以武力侵犯台灣,難道這不是台灣的安全保障嗎?沒有了大陸武力威脅,台灣也就不需要美國保護了。
再說,如果美國真那麼「愛台灣」,即使和平協議簽訂後,大陸還要以武力要脅台灣,美國不還有「台灣關係法」可以提供台灣安全的保障嗎?那是美國的“國內法”,大陸也無可奈何。除了「台灣關係法」外,再加兩岸和平協議,台灣的安全有雙重保障,不比現在更安全嗎?
「台灣內部政治」會是台灣人民嗎?台灣主流民意真的是「寧願大陸武力威脅,不簽兩岸和平協議」嗎?當然不是。
不僅是兩岸和平協議遭卜睿哲否定,兩岸文化協議也有問題。台灣文化部長龍應台訪美,8月26日接受「美國(反華)之音」訪問時說,「兩岸還在彼此接觸、摸索,希望明年春天北京開完『兩會』後,有機會具體討論排除兩岸文化交流障礙議題」(中央社,華盛頓2012-08-31)。
27日,龍應台前往拜會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與卜睿哲、容安瀾、包道格等「台灣通」舉行閉門會議,談了90分鐘,相約內容不對外透露。「卜睿哲在步出會場時,強調以個人意見對中央社記者表示,台灣與大陸進行文化交流,會碰到著作權保護與審查制度等關鍵問題」;「政治與文化密切相關,兩岸文化交流的確有敏感性,以兩岸領導人智慧合力解決,應該可以避免這類問題」。「台灣與大陸畢竟是兩個非常不一樣的社會,文化交流有很多工作要做,但也不需要太悲觀,台灣應該要對自己文化有信心」。(同前)
台灣文化屬中華文化,那來「自己文化」?難道面對美國文化,紐約還有「自己文化」嗎?
經過了「閉門會議」,龍應台似乎打通了任督二脈,8月29日,在華盛頓發表演講並答覆問題,據中央社報導云:
「對於兩岸簽署文化協議,龍應台直言『暫時沒有考慮這件事』。她說,兩年前還沒有做公務員時,中國大陸提出來,台灣方面的回應是除非有非常實質意義的內容,若空泛講民族情感、中華文化,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龍應台認為,兩岸簽署文化協議與否並不重要,因為台灣是以民間社會為主,民間會主動自己選擇用何種方式交流。
但她認為,兩岸思想上應該要有更多交流,而且這件事非常重要,『如果只是一雙手做交流,另外一雙手做相反的東西』就沒有意義,雙邊要非常真誠交流最重要,因為這個透明世界什麼事情都會清清楚楚。」
但為什麼「閉門會議」不肯透明化呢?
且她在「中評社」記者問,在何種條件下台灣才會與大陸談文化交流協定時,她只能語無倫次的“支吾其詞”,報導說:
雖然遙遠,應敢於想像
「『我們對此保持開放態度,我們並沒有說不。事實上我們希望與對岸坐下來討論非常實際的問題。』她舉例道,當派出一個樂團到對岸演出時,就有大量樂器需要過關,因此雙方可以談海關監管,以及劇場、影院、電影配額等非常實際的問題,一個一個地談,而不是簽署一個抽象的東西。
28日在喬治.華盛頓大學演講回答學生提問時,龍應台承認,要在接受大陸正面的文化影響,以開放的態度與大陸互動,與保證台灣安全之間劃線,對於台灣來說是很困難的事情。中評社29日問她希望線劃在什麼地方?龍應台回答:加拿大與美國文化交流就不會有這個問題,因為他們之間沒有憂慮,而這不僅對台灣與大陸,對美國與中國而言都是一個問題。5月份中國公司收購美國一個電影院線,就在美國引發許多討論。
龍應台認為,很難劃線是因為文化一直在變化,是流動的,很難給它定規劃線。她表示,重要的是通過對話,影響或幫助中國大陸變成更加開放的公民社會。她說:『也許有朝一日兩岸文化關係也能跟加拿大與美國一樣,不存在安全問題。這種場景雖然遙遠,但我們應當敢於想像。』」(「中央社」2012-08-31)
前三天才說,明年春天,北京開完兩會後就「有機會具體討論排除兩岸文化交流的障礙議題」,經過「閉門會議」,只剩下了「這種場景雖然遙遠,但我們應當敢於想像」!這個「閉門會議」能不令人「敢於想像」嗎?
簽訂文化協議的條件,要有如美、加關係,但在歐盟之前,全世界的兩國關係,英-法、法-德都沒有和美-加關係一樣。而且中-美關係,除非美國放棄霸權主義,中國永遠不會和加拿大一樣做美國的小乖乖。
卜睿哲的越俎代庖引起「中評社」(2012-08-29)的批評:
「我們據此大約可知,美國人對兩岸開展文化交流也是擔心的。
兩岸文化交流是一個大的概念,什麼著作權保護與審查制度則是小的方式。用小方式來抹煞大概念,美國人不是不了解情況,就是用心良苦。
著作權保護與審查制度台灣就沒有嗎?
當然有的。
試問,台灣報紙在大陸不得公開發行,又有哪一家北京的報紙得以在台灣公開發行?(台灣鐵幕社會迄今嚴密封鎖大陸電視頻道)兩岸之間實在是“半斤八兩”而已。
我們要等著看的是,是不是美國人不高興,兩岸文化交流也立刻中止?」
對於龍應台的演講,更引起了資深媒體人傅建中的「微詞」,他在「華府看天下」的專欄中說:
龍應台的認同中有多少中國成份?
「當龍應台說起孔子學院有宣傳作用,自是含有貶意,可是當她談到美國的新聞總署(USIA,現已併入美國國務院),儘管USIA是美國在海外的宣傳機構,她卻對USIA發揮的宣傳功能予以肯定,甚至表示像她那一代的台灣人,幾乎是在USIA的文化氛圍中長大的。恰好現場有兩位USIA的前官員,其中一位和我很熟,很自然的在演講過後的午餐招待會上談起龍的演說,這位美國官員看過龍應台的《野火集》,頗為欣賞,她對龍應台演說沒有觸及台灣的身份和歸屬(identity)感到悵然,若有所失,對台灣而言,這也是很悲哀的事。她指出,這個問題已存在六十餘年始終不得其解,這位曾在中國大陸服務的USIA前官員深信,台灣一天不能落實自己的identity,有再多、再好的軟實力,包括孔子的溫良恭儉讓美德、西方的公民社會和民主,都只是漂浮的、游離的,無法生根,台灣也將『國不國』。
說得甚是,我無言以對。個人認為,前述問題在兩蔣時代幾乎不存在,因為那時台灣的identity非常明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人就是中國人,而且都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國人;等到黨外勢力興起,台灣意識抬頭,台灣identity逐漸取代中國認同,甚至於中國或中國人變成骯髒的字眼(Chinese has become a dirty word),那就使台灣沉淪到萬劫不復。近日來自台北的友人說,台灣中學的教科書連『秦始皇統一中國』的字眼都避用,唯恐給學生灌輸『統一』和『中國』的觀念,這真是掩耳盜鈴,自欺欺人。
龍應台雖貴為部長,恐怕也是『孤臣無力可回天』,因一朝被貼上統派的標籤,她就非得掛冠不可。龍應台認同台灣是不容置疑的,但這認同中有多少中國成份,就值得研究了。我們無法期待她像張榮發那樣斬釘截鐵的說:『台灣人就是中國人』。做為文化部長和台灣形象的首席推銷員,她是沒有什麼灰色地帶可以隱身的。」
傅建中「微詞」中有大義:
一、即使孔子學院有宣傳作用,龍應台竟然不知USIA就是美國的海外宣傳機構,而肯定USIA,否定孔子學院,龍應台還有公正嗎?
二、龍自承是在USIA的文化氛圍中長大,所以她肯定和認同的是美國宣傳的文化,而不及中國(或台灣)文化,但竟然她在中華民國的台灣擔任文化部長。
三、龍肯定USIA,但USIA的前官員,雖肯定龍批評國民黨政權的《野火集》,但卻因她不能公開認同台獨,而失望。
四、龍應台的演講根本沒有「中國」只有台灣,沒有「中國」的台灣不是台獨是什麼?
龍是文化部長,是中華民國文化的首席推捎員,竟是推銷沒有「中國」的台灣文化。所以傅才會說,「這認同中有少中國成份,就值得研究了」。這是傅質疑龍是那國文化的文化部長了,也就是質疑龍的國家認同。
傅長期旅居美國,對台灣情況發展認識略有出入。
一、台灣認同全面台獨化是自李登輝的「本土化」開始。黃信介任民進黨主席還欲以在北京的陳鼓應、張春男成立北京分部。李登輝時是國民黨主席,不是黨外。
二、不能稱「秦始皇統一中國」是陳水扁時期的規定,現在已取消此項規定。傅建中得知的是歷史,不是新聞了。
沒了「不和」就無以「以台制中」
最後,我們對卜睿哲和龍應台的報導有以下之評論。
卜睿哲不愧為“老奸巨猾”的外交官,是隻“老狐狸”。把美國反對兩岸和平協議的責任推給「台灣內部政治」。
卜睿哲所言「台灣內部政治」當指民進黨吧?
但我們發現,當年“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白樂崎來台痛批民進黨主席許信良等,「缺乏戰略思想」、「不夠用功」、「立場也不明確」後,而有施明德帶隊到新加坡拉白布條抗議「辜汪會談」。《華盛頓郵報》渲染報導廈大台研院一個副教授說ECFA是邁出經濟統一的第一步,於是「一犬吠影,百犬吠聲」,整個民進黨都抗議,抗到蔡英文選總統才要「繼承前朝政策」。去年10月,馬英九拋出「和平協議」,第二天《中國時報》民調61%支持,但隨即受到「美國學者關切」而收回,以至民調大幅下滑;吳伯雄的「一國兩區」,首先是白樂崎在《自由時報》反對,接著包括卜睿哲、薄瑞光的質疑,民進黨又一窩蜂的反對,殊不知是反對自己參與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修訂條文」。
我們有憑有據的說,戰後的「台獨運動」根本是美國“幕後扶植”的,所謂「台灣內部政治」就是民進黨台獨,就是美國“扶植”的“代理人”。歷來大規模的“反對”兩岸和解政策,“無不是”「美國友人」率先發難或事後支持的。
美國對台政策是「不統不獨,不戰不和,以台制中」,簽訂了兩岸和平協議就沒有了「不和」,沒有了「不和」美國就無以「以台制中」。但台灣人民的安全保障的前提當來自兩岸的和平,“而不是”美國的“軍售”和安全保障。反對兩岸和平協議其實是出賣台灣人民的安全利益。
美國在台的“代理人”由50年代的國民黨“轉換”為今日的民進黨,除非是革命式的掃蕩,否則這股「台灣內部政治」勢力無論執政與否,是難以撼動的。
卜睿哲還“狡猾”的把反對兩岸文化協議的責任“推給”要「以兩岸領導人智慧合力解決」,甚至,推給「台灣應該要對自己的文化有信心」。甚至還提出智慧財產權和審查制度來卡文化協議。
龍應台只是“(崇洋媚外媚美媚德媚日派)西化派”的小白兔
大陸的智慧財產權保護起步較晚,為了要「與世界接軌」也在全力直追,和美國都訂有協定,禁止大陸民間侵犯美國人的智慧財產權。大陸確有審查制度,我們暫不作價值判斷。戒嚴時期,台灣也有審查制度,也有美國新聞處的《學生英語雜誌》、《今日世界》,並有《時代》、《新聞》周刊進口,唯中共領導人照片上須蓋上「匪酋」二字,當時美國和台灣沒有文化交流嗎?
可見卜睿哲之言,只不過是“藉口”而已。
按照前USIA官員的看法,「台灣一天不能落實自己的identity」(其實即台獨另一說詞),無論什麼文化,「都只能是漂浮的、游離的,無法生根,台灣也將『國不國』」,「台灣應該對自己的文化有信心」,豈不是對台獨有信心?兩岸領導人有智慧,豈不是要接受台獨才是有智慧?
要北京當局接受台獨,才能簽訂文化協議,這才是卜睿哲的“潛台詞”,我們無法得知,卜睿哲是否在「閉門會議」中向龍應台說了白話文。果真如此,除非馬政府有意志和能力擺脫美國的羈絆,否則,兩岸文化協議的期望只能是「我們應當敢於想像」了。
相對於卜睿哲的“老奸巨猾”和“老狐狸”,龍應台只能是一隻“(崇洋媚外媚美媚德媚日派)西化派”的小白兔,一次「閉門會議」就被洗腦,甚至把反對文化協議的責任一肩扛起,可見其天真活潑可愛。
龍應台是成大外文系畢業,在美取得英美文學博士,後從事流行文化和新聞評論的寫作,也涉及過一點中國現代化啟蒙思潮,曾在大學任教,但她對英美文學和西方文化,有些什麼成就,我們“不得而知”。但其文字流暢自成一格,充滿感性,頗富文采和才氣,然“缺乏”哲學、史學和社會科學訓練,涉及中國(台灣)傳統文化甚鮮。但其作品在兩岸均頗受摩登青少年歡迎,流行頗廣。
唯其“無知”於孔子學院在前些日子,險遭美國政府驅逐的「不文明」;
也“無知”於USIA就是美國的“海外宣傳機構”,而自承是接受USIA文化長大的;我們也知道,龍應台竟也“無知”於台灣文化源自中華文化,而和台獨文化家唱和台灣文化的獨立。所以,才有傅建中的「微詞」。
老實說,龍應台沒說錯,「像她那一代的台灣人,幾乎是在USIA的文化氛圍中長大」的,唯有人有反省的能力,有人缺乏反省的能力。很遺憾的,我們的文化部長龍應台屬於後者,而“無法超越”USIA的文化氛圍,而形成自己的主體性文化意識。這是(被美日深度學術殖民、文化殖民的)台灣知識界和文化界“普遍的現象”,我們無意苛責龍應台,只能高呼「美利堅萬歲」!
民族感情、中華文化都不是最重要的
龍應台當知西方文化價值是多元化的,唯多元化才能有選擇;唯有選擇,人才能有自由。龍應台自承台灣遭USIA壟斷,還能有多元化和自由嗎?
台灣的中華文化遭“日據”“斷絕”了50年;光復後,一切“附匪”學者、作家(遭撲殺、封鎖)的著作皆在查禁之列,得過國民政府獎勵的馮友蘭著作都遭查禁,康有為的《大同書》言及「麥克斯」也在警總禁書目錄之列,故當年台大法學院長薩孟武稱台灣為「文化沙漠」,因此,USIA的文化才能“趁虛而入”;李扁20年「去中國化」,把中國傳統文化驅逐於「我國」之外,而有傅建中所說的不能稱「秦始皇統一中國」。
所以,台灣要從“美國文化殖民地”中“解放”出來,就必須恢復台灣自己的中華文化,並且和大陸的中華文化交流,讓台灣的中華文化能回接中華文化的母根,才能有生命力的茁壯發展。
台灣市場狹小,又經李扁(皇民餘孽復辟勢力)“鎖國”20年,使之喪失競爭力,台灣的文化產業已多奄奄一息,亟待取得開放上升的大陸市場。一些精緻的文創產品和學術文化,在台灣根本找不到足夠的市場,賴聲川的《寶島一村》,從台灣頭演到台灣尾又能表演幾場?故台灣文化市場只能充滿了庸俗低劣的劣質品。
何況,文化產品是具有民族性的,海峽兩岸同文同種,最能同情和感動。台灣的文化產品市場當然應該在大陸。龍應台敷衍文化協議的理由竟是「兩岸簽署文化協議與否並不重要,因為台灣是以民間社會為主,民間會主動選擇用何種方式交流」。
今天兩岸文化交流是民間的“自由”嗎?政府多少法令在“阻礙”兩岸文化交流,沒有官方,能把這些官方設置的兩岸文化交流的“阻礙”排除嗎?
試問龍應台,同樣的理由可不可以用在經貿上,何以馬英九被罵到臭頭都要簽ECFA呢?難道這不是「語無倫次的支吾其詞」嗎?
龍應台說,文化協議是兩年前大陸提出來的,「台灣方面的回應是除非有非常實質意義的內容,若空泛講民族感情、中華文化,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其實當時提及文化協議,台灣方面亦積極回應,有如和平協議一般,台灣方面又“縮回去”了,而且也“說不出”一個真實的理由來,想必又是「美國學者的關切」。
抹煞中國民族感情和蔑視中華文化,這一向是USIA文化的核心價值,且民族感情、中華文化真的是「空泛」、「非有非常實質意義」、「都不是最重要的」嗎?
要做中華文化的領航者
但是,在2010年元旦講話,馬英九說:
「在兩岸關係上,英九一向主張在中華民國憲法的架構下,維持『不統、不獨、不武』的狀態,並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推動兩岸交流與合作。這不是消極地維持現狀,而是積極地爭取一段足夠長的時間,讓台海持續和平發展,讓兩岸人民透過經貿、文化各方面的深度交流與合作,增進了解,淡化成見,並在中華文化的基礎上,為兩岸爭議尋求一條務實可行的出路。」
在陸委會20周年慶祝茶會(2011-02-28)上,馬英九又說:「透過深度交流,在中華文化智慧的導引下,找出解決爭端的方法。」在民國百年的元旦致詞中,馬英九還說「中華民國要做中華文化的領航者」。馬英九所言不是「民族感情」、「中華文化」嗎?
馬英九一再強調依法治國,國家的基本大法即憲法,憲法第一條即明言:「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而三民主義之首即民族主義。
龍應台說,這是台灣方面的反應,
「台灣方面」是誰?是馬英九嗎?在「閉門會議」之前,龍應台除了接受「美國(反華)之音」的訪問外,5月24日,她在台北召開首次記者會還說,希望跟北京協商,促成召開兩岸文化前瞻論壇,再看有否簽訂文化協議的必要。(「中評社」2012-05-24)「閉門會議」之後,就只剩下「這種場景雖然遙遠,但我們應當敢於想像」。原來龍應台的「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竟決定於華盛頓美國智庫的「閉門會議」中!因此,我們不相信這是龍應台、馬英九和台灣人民的本意,而是美國「閉門會議」的命令!
龍部長,「文化不是政治,放行吧!」
龍應台不是呼籲不要把政治扯進文化來,而言:「文化不是政治,放行吧!」但她在「閉門會議」之後,卻又把「台灣安全」扯進文化協議中,文化互動要與台灣安全劃線,還「存在安全問題」,這不是政治嗎?並且把文化當作武器,要以「公民社會」向大陸進攻,企圖「和平演變」中國。龍應台可知道「和平演變」就是「顏色革命」,其結果將使胡錦濤如格達費暴屍街頭,中國將分崩離析,四分五裂,千萬人頭落地,家破人亡,有如今日之回教世界。才過了幾天好日子的中國有那一點對妳不起,如此“深仇大恨”,欲置之死地而後快。當然,這也許又是“(崇洋媚外媚美媚德媚日派)西化派”小白兔的龍應台所不能想像的。
兩岸文化協議和兩岸和平協議一樣是「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的,但卻對美國的「以台制中」不利,對美國的「新圍堵」不利。
龍應台為國家方面大員,馬英九更是國家領導人,不能堅持國家人民的利益,而屈就於美國「新圍堵」的亞洲政策,該何擔當,自己心裡有數。或「國步維艱,政宜含垢」,以待時日,再作蹶起,那就讓我們拭目以待,或留待歷史評價。
至於卜睿哲,“老奸巨猾”又“頤指氣使”,欺台灣無人,其實,手腳老早已被看破,也只能欺負龍應台這種(崇洋媚外媚美媚德媚日派)西化派小白兔而已。但即使卜睿哲再“老奸巨猾”,主觀的意志畢竟不能代替客觀的規律,美國帝國主義又能“橫行”到幾時?「新圍堵」政策真能成功嗎?也讓我們拭目以待罷。
《海峽評論》社論 262期- 2012年10月號
http://www.haixiainfo.com.tw/SRM/2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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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勸(偽君子)馬政府改正獨台史觀
郝柏村先生近日投書,希望政府正視史地課本。郝先生希望表達的是中華民國與中國的關係不應該“被切斷”,但是他卻是用「中華民國不應該等於台灣」的方式進行批判,因而引發若干媒體的反擊。我們必須用宏觀面去了解歷史教科書,才能認清目前問題的所在。
(美日台篡改歷史主義)教科書未撥亂反正
(美日台篡改歷史主義)歷史教科書「去中國化」的“書寫”開啟於李登輝時代,陳水扁時代繼續延續。馬英九總統執政4年以來雖然開啟了兩岸的大交流,物質性交往頻繁,但是兩岸認同卻沒有增加,甚而有繼續撕裂的情形。
兩岸認同“繼續撕裂”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在於馬英九政府沒有能夠積極地在教科書事情上撥亂反正,未能扭轉李扁(皇民復辟)執政所留下的獨台或台獨史觀。以及「一族兩國」的政治遺產。
歷史是死的,但是歷史教育卻是活的。教科書即是史觀認識與建構最重要的一環。在民進黨執政時期,首先將本國史分成為中國史與台灣史,然後將台灣史做為“國史”書寫,雖然沒有說明中國史不是外國史,但是已“隱含”著兩岸已經為「異己關係」,因而引發了李白是「中國詩人」,是否也是「我國詩人」的爭議。
馬英九上台以後,有關高中歷史教科書課綱修訂部分雖然在一些觀點上做了修正,但是“並沒有”做結構性的調整。(美日台篡改歷史主義)教科書課綱的脈絡結構仍然是“延續”民進黨時期,先講台灣史、再講中國史,將台灣放在世界與東亞,而不是放在以往為本國史,現在稱之為中國史的脈絡中來講授。
在這個“史觀”脈絡裡,1949年以前的“中華民國”是放在中國史,1949年以後是放在台灣史。這表示1949年以後的中華民國已經“不屬於”中國史,而是台灣史。史觀上的「一中一台」因而“成形”。
新的課綱仍然稱清朝統治下的台灣為「清領時期」,意指「清朝占領台灣時期」,卻稱日本統治台灣為「日治時期」,意指「日本治理台灣時期」,而非站在中華民族觀點的「日據時期」。
對於原先的設計者而言,「同心圓史觀」隱含著「被殖民史觀」。依照台灣史教材的順序,在原住民以後,荷蘭、明鄭、清、日本,乃至國民黨都是一個外來政權,台灣是個被殖民者,在他們看來,只有台灣全面民主化了以後,台灣才有了真正的本土政權。
(美日台篡改歷史主義)新歷史課綱已違憲
馬英九在2008年上台以後,沒有劍及履及地處理民進黨時代留下的課綱問題,反而是繼續承接。
第一、不能將「中國史」改為「本國史」。
第二、在「中國史」部分,1949年以前談的是中華民國,但是1949年以後的「當代中國」篇所指稱的卻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部分教科書介紹的是「毛澤東黨國體制的建立和發展」、「鄧小平格局下的政治經濟發展」、「中共外交政策」和海峽兩岸關係的演變。
就“史觀”來說,新的歷史課綱已經違反了憲法,這與兩蔣時期的立場是完全相左的。這也等於自我放棄了中國的正統地位與話語權,自我否定了1971年以前在聯合國維護席位、與北京爭奪正統的作為。
新歷史課綱將中華民國1949年以後歷史放在“台灣史”。換言之,從陳述方式來看,中華民國已經只屬於台灣史的一部分,而不再包括中國大陸,與中國史無關了。
在政治上,馬英九執政4年,不斷強調「中華民國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所謂「主權獨立」自然不是指獨立於美國或日本,而是中國大陸。這與中華民國憲法及當時國統綱領時代主張的「主權涵蓋全中國」已經完全不同。
政治上強調「主權獨立」,歷史上接受「殖民史觀」,教學順序上視「台灣史」為「國史」,三者構成了完整的「獨台史觀」(中華民國主權獨立於台灣的史觀)。郝先生如果能夠了解馬英九政府的全盤思路與作為,可能就不應只是從其孫女的國中課本發現問題,而應該反思,為何沒有盡早全面查覺與規勸馬英九政府的變化。
文/張亞中
2012-2-28 旺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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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無——薩達姆(伊拉克海珊)的海灣戰爭(波斯灣戰爭)與冷戰後全球大棋局》
《有無——薩達姆(伊拉克海珊)的海灣戰爭(波斯灣戰爭)與冷戰後全球大棋局》
(與當前敘利亞局勢高度相關)
莫斯科佔據阿富汗這個博弈支點,試圖借道伊朗去破局“石油美元霸權”,但是這一招“回馬槍”被薩達姆(海珊)擋在波斯灣以東,莫斯科爭勢無果,其博弈操作遂轉向被動,逐漸導向一個結果——莫斯科要在“主動解體”與“被動解體”之間做選擇——莫斯科選擇了“主動解體”。(期間的國內外博弈鬥爭也很複雜,問題本身更極為重要。留做專題討論)
“主動解體”讓莫斯科從“敗局”中挽回一點主動性,這也是莫斯科選擇“主動解體”的“原因”之一,而怎樣利用好這個“主動性”,莫斯科也一定已經做了深刻推演,也一定是在這條“主動解體路線”上的推演結果(和在推演內容中再做出主動佈局,並由此得到的進一步的推演結果)讓莫斯科“可以”確定“主動解體”路線,就是說,在蘇聯解體前後,莫斯科一定在“大棋局”盤面上做了重要的博弈佈署,一定運籌了讓美英土著難以應接的大謀略——
那麼做為主動的博弈者,莫斯科會選擇哪里佈局呢?或者說,美、蘇最後的博弈決鬥會發生在哪里呢?
既然這場決鬥發源于石油美元,此後的博弈平臺仍然還在中東石油產區,那麼莫斯科也一定要在這裏埋下勝負手。
在中東那些土著博弈者中,薩達姆曾經是一個“異動者”,在中東博弈局面上他所處的位置也讓他不得不做一個“異動者”——地緣上,伊拉克南翼是石油儲量第一的沙特,東南方向是沙特的“王權”盟友們,它們和沙特(沙烏地阿拉伯)一道已經(也勢將)被美帝國選擇為“(非民主;專制王權)戰略盟友”,也就基本上失去了博弈者身份;東翼是不能投靠美、蘇兩大霸權中任何一方的伊朗,而伊朗又成為美、蘇的必爭之地,伊朗也就勢必自立為一個中東大局中的土著博弈者。
此外,伊拉克的西翼還有以色列這個特殊博弈者,北翼則是土耳其這個身份特殊的北約國家。那麼,莫斯科要施展它的謀略為“冷戰收盤”佈局,難免要首選伊拉克做道具。
(做為國家,伊拉克的本源在兩河沖積平原上廣大的農耕區域,而農耕區域必定承載了相對眾多的人口,區域內又根本沒有可以阻擋大軍攻伐的自然屏障,那麼這方土地上必定要出現一個在歷史變遷中相當穩定的國家——它也用以抵抗歷史變遷。但是從伊拉克向東,向西北,分別有廣大的山地高原,山地高原能夠承載較多的耕、牧人口,又能讓這裏的政權進退可依,而相對穩定的政權下就形成穩定的民族。這種“山地高原民族國家”又時而有能力攻伐與它相鄰的大平原,雖然不能形成長久的統治,卻能夠割占-整合平原上的一部分農耕生產力,並就此與農耕鄰國埋下領土爭端的種子,這就是伊朗(土耳其與伊拉克之間有廣闊荒漠,能夠有效阻斷攻伐,也就阻斷統治繩索)。在伊拉克的南翼是夾雜著綠洲的廣闊沙漠,這裏的博弈邏輯是:只有統一了大沙漠的主體區域才能夠制止廣闊沙漠裏的部落攻伐,從而讓“大沙漠政治”穩定下來,穩定下來的這個政權就是現代史上這個“沙烏地阿拉伯”。
除了土耳其,波斯灣沿岸就有了三大國家:沙特(沙烏地阿拉伯)、伊拉克、伊朗。又,在這片相當乾旱的中東大區,沖積平原的幅員不及沙漠廣大,而伊朗高原如果不是比兩河平原遼闊,它就沒有可能逃出兩河政權的長期控制從而不能形成穩定的民族國家——那麼大致按照三大國的領土面積,波斯灣油氣在儲量分佈上也沒有逃出 “概率空間”。)
下面再看中東博弈的核心與關鍵——既然莫斯科未能打通它進入波斯灣的道路,既然中東大博弈從傳統的地緣政治博弈向“石油美元博弈”這種資本直接以博弈者身份參與的“軟博弈”演變,既然莫斯科基本定下“主動解體”路線圖因而不再直接參與中東角逐,那麼莫斯科就要給美帝國留下一個強大對手,還最好是一個資本對手,而這個對手還會從內部攻擊美帝國,能夠從全球“大棋局”制約和攻擊美帝國——猶太資本勢力佈署在華爾街和中東石油產區(以色列,及以色列與石油王權的關係),對“石油美元”的控制能力更強,更直接,它還是美英資本隨時準備創造機會去鯨吞的獵物……基於兩路資本之間這種“決鬥關係”和單向“鯨吞關係”,美英土著資本一定要至少壓制住猶太資本的這個實體根基——以色列。當然,美英資本不需要讓以色列這個國家被阿拉伯勢力徹底趕進地中海,只要以色列在阿拉伯-伊斯蘭的巨大壓力下疲于應付,有求于美英土著,從而令猶太資本也陷於被動,美英土著資本就有機會鯨吞猶太資本,或者在保留這一“鯨吞權利”的前提下先行“解體蘇聯”。反過來,憑藉以色列為政權依託(包括軍力和核武。1968年底,以色列每年已經可以生產四至五枚核彈頭),猶太資本可以進行有效抵抗,以色列以它博弈“棋手”的身份還可以聯合歐陸、俄羅斯(蘇聯的繼承者)、中國、阿拉伯王權(手中有石油武器),對美帝國的單極霸權實施反制,再以華爾街鬥爭做為配合,不難攪亂美英土著資本的“大棋局”,促使美英單極霸權走向終結。
又,之所以這些棋手(資本,政權實體)將會同猶太資本配合,是因為在美英單極霸權格局下,美英資本將無所求於它們,又為了鞏固、擴大美英的單極霸權而要去要去徹底壓制它們,而它們也會借美英的單極霸權秩序被(猶太資本)致亂之機謀求連橫,壓縮或者推翻美英單極霸權並且去謀求它們自身的霸權,那麼它們對美英霸權的威脅更反過來又要求美英資本去徹底壓制它們——而這種博弈關係也能夠加劇它們針對美英單極霸權的博弈力度。
那麼,除非美英有把握一舉奪取並穩固單極霸權,不需要擔憂其他博弈者(聯合)反擊它們,則“怎樣壓制住以色列”就成為“美帝國的大棋局”上的一個關鍵“課題”,而壓制以色列就要利用以色列的“天然”敵手——阿拉伯勢力和伊斯蘭勢力。
那麼反過來,莫斯科最需要做的就是扶植以色列-猶太資本,而流徙在美帝國的猶太資本離不開來自以色列政權的支撐,那麼對猶太資本不能在資本層面給予幫助的莫斯科,就要堅決支持-支撐以色列,就要制止美帝國利用阿拉伯-伊斯蘭勢力去打壓以色列。
其時,阿拉伯諸幫內部有兩大勢力——一組是沙特(沙烏地阿拉伯)等王政國家群體,一組是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埃及等以強人獨裁為主流特徵的世俗政權(從伊斯蘭這個範疇更廣泛的環境看,還有宗教政體的伊朗、世俗化也西化的土耳其兩個重要勢力)。其中,前一組王權勢力並不願意打壓以色列,因為——美帝國以“沙特等國的王權政體之容易被推翻”這一緊迫現實去威脅這些王權,要求它們支持“石油美元”,否則美帝國可以輕易“幫助”阿拉伯民眾推翻他們的王政,只是,在冷戰時代,美帝國需要顧忌蘇聯,所以這些阿拉伯王權勢力握有有限的“反叛權”。而當蘇聯失去力量不再能與美帝國抗衡,美帝國就根本不需要向阿拉伯王權交付任何條件,就能夠驅策這些王權更馴服地為美帝國服務,又隨時可以出於戰略需要廢黜“石油王權”,轉而去為“石油美元”扶植另外的代理人,除非——在美帝國內部有一支力量可以有效約束美帝國的中東策略、戰略,而這支力量只能是猶太資本。
以色列在中東,猶太資本在華爾街-華盛頓,它們願意並且能夠出手幫助阿拉伯王權——直接地,可以減輕美帝國對這些王權的壓力,包括收買、攪亂華盛頓的政策;間接地,通過博弈縱橫,阿拉伯王權與以色列+猶太資本還形成一種“看似奇怪”的聯盟,共同制約著美帝國的中東霸權,繼而也制約了美帝國在全球的單極霸權。這種聯手制約又主要是制約了美帝國在中東霸權的操作路徑,即迫使美帝國必須沿用“以阿拉伯王權為盟友”這種代理人模式,而阿拉伯王權又以消極“反以”回報以色列-猶太資本。
在後一組阿拉伯(阿拉伯語社會)勢力中,薩達姆的伊拉克最有實力和影響力——它有“石油武器”和石油財力,有可供領袖阿拉伯諸邦的人口和國土,擁有“波斯灣石油地緣”重要性,還謀求核武(兩伊戰爭期間先後被伊朗、以色列空襲而停滯),也代表世俗革命。從幾個方面看,伊拉克都是的最適合的領頭羊之選,可供美英驅策去聯合其他阿拉伯諸邦共同打擊以色列。雖然伊拉克的國力在“兩伊戰爭”中大損,但以石油財力,其國力可以在十年內恢復如昔,如果伊拉克還整合了科威特的國力又主要是石油收益的話,它還將變得更強。此外,兩伊戰爭鍛造了伊拉克軍伍,損失的武庫可以由石油收益補充,石油經濟為主的社會又是高生育率社會讓伊拉克也不乏兵源,而兵源優勢是以色列最為忌憚的。再看其他阿拉伯國家——利比亞遠離波斯灣,人口和國力有限,不能提供足夠的反以力度;埃及人口眾多,與以色列相鄰,曾經是阿拉伯諸邦中的“反以”主力,又地處運河被美英勢力影響,這些條件都可供“反以”。但是,埃及不夠富足,不論埃及是不是反以和怎樣強烈反以,它都不能從阿石油王權“兄弟”那裏拿到更多“反以補助”(以色列-阿王權秘盟),而且埃及的前景不能寄望於石油,反而更寄望於以色列可以幫助提供的正常的區域經濟和一個“大地中海”,所以在幾次中東戰爭之後,在“大棋局”形式大變的情勢下,埃及不能,也不願成為反以主力,也沒有道理再為那些富裕的“阿拉伯兄弟”充當炮灰和支付戰爭消耗。那麼,美英土著要找出一個可供它們壓制以色列的“盟友”,同時,最好這個“盟友”還能威懾阿王權(令它們聽命,否則美英就允許這個“盟友”取而代之),還能抵住莫斯科的“伊朗局”(在蘇聯解體之後,莫斯科還要繼續操作),就只有兩個選擇——伊拉克、敘利亞。
(當然,如果美英土著選擇的這個“盟友”足夠強大,它也就可以成為蘇聯、歐陸、猶太資本這些博弈者的棋子與“盟友”,不過這種情況能夠出現還需要特定的博弈環境與條件。)
那麼,莫斯科就要提前解除伊拉克、敘利亞對以色列構成的威脅。(如果莫斯科能夠做到,那麼美英土著如果還要廢黜以色列對猶太資本的支持作用,就只有直接派出美軍去攻伐以色列了,則猶太資本就要“跳牆”了,中東也只能上演“N國演繹”了,莫斯科將奪走美帝國的單極霸權了。)然而,莫斯科無法做到同時削弱伊拉克和敘利亞,哪怕去直接削弱其中之一,也做不到。好在,莫斯科曾經長期支持敘利亞,兩國有著相當於盟國的良好關係,莫斯科可以爭取到大馬士革的立場,但不利的是——與伊拉克相比,敘利亞不夠強大,它很少有石油收益,等於沒有石油武器,它的政權在阿拉維派(什葉派的一個支派)之手,而這個派別只占敘利亞人口的11%,所以這個現政權不夠穩定,又,敘利亞與伊拉克國土相連,所以伊拉克有軍事、政治兩種武器可以顛覆敘利亞。那麼,莫斯科就要卸除伊拉克對敘利亞構成的威脅,也就能夠卸除“一個再度強大起來的伊拉克將對猶太資本構成的威脅”。還不止於此,莫斯科還要斬獲更多——
巴格達時間1990年8月2日淩晨2時,伊拉克以10萬兵力侵入科威特,迅速取得全勝並攻佔科威特王宮,包括時任亞奧理事會主席的法赫德親王在內的一些王室成員被殺。8月7日新的科威特-即科威特共和國成立,8月8日,應科威特共和國政府要求,科威特與伊拉克“徹底地不可逆轉地實現了合併”——薩達姆做出這樣一個重大決策之前,必然已經審慎觀察了國際局勢,嚴謹推演了美、蘇的立場和反應,並且至少與美、蘇之一做過溝通,得到它或者它們的支援與配合,這樣,薩達姆才敢於製造這樣的“大事件”,但這個溝通對象(支持者)不是華盛頓。
那麼當“科威特事件”發生,如果美帝國不壓制住薩達姆的伊拉克,則阿王權及其資本將陷於危局,隨後陷入危局的就是以色列和猶太資本,所以它們此時必須在“叛局”路線上有所行動,則莫斯科在“蘇聯不解體反而可以反攻”這條路線上將有機可乘。如果莫斯科實施反擊的條件還是不能形成(成熟),則莫斯科在拿到它由此可以拿到的更多籌碼(蘇聯解體的條件)之余,也充分利用這場“海灣局”,通過借美帝國之手打弱伊拉克,為“冷戰後”時代提前佈局,這個佈局將大大有利於莫斯科——
(1)這場“打弱伊拉克”的戰爭勢必在波斯灣-中東社會製造和升級對美帝國的恐懼,也製造和升級“反美環境”。
之所以這必須是一場“打弱”伊拉克的戰爭,而不僅限於美帝國出賣迫使伊拉克撤兵,是因為——如果華盛頓不使用美軍打弱伊拉克,則阿王權不可能卸除它與伊拉克的矛盾和不信任,實際上則是阿王權對華盛頓的的不信任將要驟增(與薩達姆尚未侵佔科威特時相比),則阿王權的“叛美立場”將非常堅定,從而猶太資本的叛局動作也就加緊和加劇,而且當伊拉克在將來某一時刻攻伐敘利亞的時候,阿王權將會站在敘利亞一邊,通過要脅華盛頓,通過它們在中東的影響力去制止伊拉克。
(2)為阿王權除去來自伊拉克這個近身強鄰的威脅,讓阿王權獲得獨立的博弈立場,這個獨立的博弈立場可以牽制美帝國的單極霸權,可供配合莫斯科實施“冷戰後反擊”。(例如阿王權可以啟用法郎、馬克、日元,或者此後出臺的歐元去結算其石油出口)
(3)猶太資本-以色列也丟掉了伊拉克這個威脅,可以站在更獨立、更強硬的博弈立場,更少受制於華盛頓。
(4)阿王權較少受制於美帝國,也就意味著以色列的安全能夠獲得更多來自阿王權的支撐,還意味著猶太資本針對美英土著的博弈立場可以更少受制于美英(相反,美英土著威脅阿王權,也就間接威脅了猶太資本)。
(5)※※※※※ 最為重要的是——當冷戰收官,蘇聯解體,莫斯科從全球收縮其勢力,包括全面撤除其海外軍事基地,卻唯獨保留了敘利亞的塔爾圖斯港這唯一一處海外軍事基地。該基地加上莫斯科與敘利亞傳統的聯盟關係,可供壓迫以色列-猶太資本的博弈立場,要求後者在“後冷戰”時代的全球大棋局中做出博弈佈署時要照顧莫斯科的利益,以至於要配合莫斯科的佈署,當然,莫斯科與猶太資本也可以借此達成針對其他博弈者的“博弈協同”。(莫斯科通過敘利亞脅迫以色列-猶太資本的手段,除了來自軍事基地和敘利亞政權的戰略決心,也包括經常性手段。也所以,“這個敘利亞”很“可以”是真主党、哈馬斯等強硬派反以組織的重要後臺。當然,也有理由測想:以色列是否已經把影響力打入了真主党、哈馬斯內部,也同敘利亞有著戰略性合作。)同時,猶太資本的博弈立場偏向莫斯科,雖然是出於“被迫”,但是客觀上就使得美英土著更加需要剪除猶太資本勢力在美帝國金融、政權層面的影響力,而這種影響力又以資本實力為後盾,這樣,莫斯科就更加離間了原本已經處在搏鬥-鯨吞關係中的美英土著與猶太資本,讓猶太資本在美帝國的處境更加危險,讓它必須加速、加深那個“叛局”。那麼,為了讓莫斯科針對以色列-猶太資本的這張“敘利亞牌”生效,莫斯科就要替敘利亞解除來自伊拉克的軍事威脅,讓美英不能利用伊拉克的實力“吃掉”莫斯科的這張“敘利亞牌”,因為伊拉克可以——或者壓迫敘利亞迫使敘利亞政權改變親莫斯科立場,或者薩達姆在美英的支援下直接兵發大馬士革,或者支持敘利亞境內的占人口大多數的遜尼派顛覆親莫斯科的阿拉維派現政權。反過來,一旦伊拉克勢力進入敘利亞,伊拉克就直接對以色列兵臨城下了(伊拉克要直接威脅以色列,必須途經約旦或者敘利亞國土),這等於美英從莫斯科手裏奪去針對猶太資本的這張“敘利亞大牌”,又抓緊在它們自己的手心。或者,哪怕伊拉克並不壓迫、攻伐敘利亞,只是掀起和領導一場“反以運動”,輔以軍事動作(例如向約旦、敘利亞借道),也同樣等於美英握有一張針對猶太資本的“伊拉克牌”。——那麼總結起來,莫斯科借美英之手打掉了伊拉克針對敘利亞的軍力優勢,保住了自己手裏的大牌,同時消除了華盛頓手裏的大牌,一得一失之間,莫斯科大勝。【當前的敘利亞局勢中,各方博弈者正在著力爭奪的目標就主要包括這一張“針對猶太資本的敘利亞牌”。】※※※※※
既然“冷戰後”莫斯科將退出中東,華盛頓就可以按照它的需要全盤宰製波斯灣-中東,包括薩達姆的伊拉克,那麼在大局觀上,在“冷戰收盤”之前,中東的任何“異動”都不會對莫斯科造成不利。所以,莫斯科完全可以“授意”薩達姆,“幫助”他做出侵佔-統一科威特這個決斷,而這個“授意”或者這個在莫斯科與巴格達之間的“密約”應該只是——在博弈邏輯上達成相互理解,所以雙方可以和願意協同行動。
華盛頓以進取的立場爭取贏得冷戰,而莫斯科不得不以收縮的立場處置冷戰大勢,在這一前提下,莫斯科就通過“海灣局”掠獲到最大博弈戰果,並且讓華盛頓從“贏得冷戰”中得到的勝利果實大打折扣,從事實上把冷戰置換到新的博弈格局中來,把冷戰延續下來,把莫斯科的敗局轉變成一次階段性事件,把“蘇聯解體和蘇東解體”變成冷戰這場戰爭中的一場階段性戰役,一場“大撤退”性質的防禦戰役——莫斯科在冷戰中失去了決勝的機會,也失去了奪得階段性勝利的機會,那麼莫斯科需要放遠視野,提前做出戰略性佈局……
然而,莫斯科還不能就此停止博弈推演,因為“大棋局”由多方共同捭闔,在博弈推演的任一節點上都有可能被其他博弈者借局佈局,所以上述博弈推演還不夠充分……下邊從薩達姆的立場對這盤“海灣局”再做演繹。
“冷戰後”,或者至少波斯灣的“冷戰後”(莫斯科退出阿富汗從而遠離波斯灣政治已成事實),鑒於美帝國將沒有實力對等的對手,至少在中東沒有,所以薩達姆必須以美帝國的立場去定位伊拉克的立場,定位伊拉克的國運路向——
(1)針對阿王權,針對中東石油政治大盤——
在現時和未來的中東博弈中,初看之下,莫斯科也需要伊拉克,至少看起來伊拉克的存在和強大能讓中東博弈變得複雜,從而有利於勢力相對較弱的博弈者縱橫操作,尤其當莫斯科已經從伊朗方向撤退(結束阿富汗戰事)。但是,能夠破局“石油美元”的只有阿王權團體,即便另外謀成“俄佩克”之類鬥爭平臺也很難與歐佩克競逐。而一旦阿王權準備叛離“石油美元”,美英土著反而要利用伊拉克去制約阿王權。但是,當蘇聯從阿富汗後撤,即說明莫斯科無力、無意再來波斯灣與美帝國做大開大合的爭逐,那麼波斯灣乃至中東的政治格局將由美帝國做一家獨裁。按照美英土著的博弈需要,不讓中東地區出現一個阿拉伯強國——是美英土著的方向性策略,而保留阿王權就能確保實現這個大策略(阿王權國家占中東阿拉伯國家中的半數,佔有大部分石油儲量,且容易受美英的控制),讓變化、變數出現的時間延後還有利於美英霸權拖延那個“被破局”時間點的到來(不論那個破局是否有成效),所以美英在原則上會盡可能保留阿王權,直到不得不廢黜它,或者變化了的博弈大勢要求美帝國放棄它。再造另一個版本的“中東局”。所以,(美英土著資本的)美帝國不會輕易允許薩達姆衝擊阿王權,那麼美帝國以薩達姆做為威脅阿王權的工具——這個選擇的必要性失去了成色。
(2)針對以色列——
“冷戰後大棋局”的主題將是資本大搏鬥和“石油金融爭奪戰”。美英土著可以利用薩達姆,讓他領袖各路阿拉伯力量——(1)衝擊以色列。直接令猶太資本失去根基而失勢,再褫奪-鯨吞之。或者,迫使猶太資本向美英土著妥協和交付籌碼,借此打亂猶太資本的博弈佈署和博弈步調,包括迫使猶太資本與美英土著合作去打擊俄羅斯、歐陸,再返身謀奪猶太資本。(2)利用薩達姆的伊拉克,或者武力攻伐敘利亞,或者致亂敘利亞讓遜尼派奪權。目標都是讓敘利亞從親蘇(俄)立場轉變到親美立場。(3)讓薩達姆威懾-衝擊阿王權,間接威懾-衝擊以色列。
那麼,伊拉克可以繼續為(美英土著的)美帝國所用,但前提是伊拉克需要足夠強大才能對以色列構成實質性威脅,而伊拉克還需要越過約旦或者敘利亞才能威脅以色列本土,這又要求它的武力需要更為強大,強大到能夠迫使敘利亞改變立場,或者直接攻破敘利亞。那麼在(美英土著的)美帝國的立場上,可以允許伊拉克擴張,但前提是美英土著能夠把伊拉克做成這個針對性工具擺放進新的“大棋局”的捭闔縱橫空間中去。
(3)針對伊朗——由於蘇聯收縮,莫斯科很難再通過伊朗介入-進入波斯灣,也由於伊拉克因兩伊戰爭而實力衰弱,於是在美英土著那裏,薩達姆基本上失去了可利用價值。
(4)但是,不論在哪一條路徑上利用伊拉克,美帝國都不會讓中東出現一個阿拉伯強國,或者一個意志獨立的石油大國,或者一個非王權的阿拉伯統一勢力,那麼(薩達姆的)伊拉克在被美英土著利用之後,能夠走到的最好結果就是竹籃打水,如果不是“狡兔死,走狗烹”的話。即便伊拉克不去(或者不“被去”)充當美英土著的工具,可以預期的最好結果也只是——美帝國要讓中東石油政治格局保持現狀(那麼中東勢力之間的“大局觀”也只能是“保持現狀”),則伊拉克的武庫將在10年後變成擺設。比“保持現狀”更有可能出現的情形是——美帝國需要穩固並擴展其美元霸權,於是需要全盤控制一個“大中東”,那麼很可能,它需要在穩固它與石油王權的緊密聯盟關係之外,還去爭取伊朗的立場,那麼夾在沙特與伊朗之間的伊拉克就“很可以”被美帝國出賣,薩達姆要“被下臺”以至於被審判(兩伊戰爭、暴政、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薩達姆當然推演過這些邏輯。
總結起來,在上述3方面裏,(1)和(2)讓美帝國有理由打壓伊拉克,(3)卻有可能讓美英選擇相反的態度,前提是伊拉克要足夠強大,且“大棋局”要求美英啟用伊拉克並且有啟用伊拉克的捭闔空間。(4)則讓美英土著在利用了伊拉克之後再對它進行打壓。而做為應對,薩達姆這一次侵佔-統一科威特(曾經是一國)的行動就“巧妙”地同時應對了(美英土著的)美帝國的3個立場,“看起來”可以化解美英將要對伊拉克和薩達姆本人造成的不利——薩達姆利用“冷戰收局”前夜的複雜局勢,希望(美英土著的)美帝國不敢於在中東啟動戰爭,希望得到莫斯科的支持,希望歐陸對(美英土著的)美帝國施加反制,而在伊拉克統一了科威特之後,薩達姆可以憑藉更強的國力令(美英土著的)美帝國忌憚(它與其他博弈者聯合,它在中東石油政治中更大的權重地位,又更難用軍事手段解除它的武力),同時,合併了科威特的伊拉克實力更強,滿足了美英對伊拉克的工具性需要。這樣,薩達姆既迫使華盛頓,又同時勾引華盛頓重新考慮它的中東佈局,給伊拉克一個更確鑿的“主力盟友”地位,然後,伊拉克就有機會取締海灣王權政治,一統阿拉伯石油諸邦。
以為看清了博弈推演,也看清了華盛頓、莫斯科的意圖,薩達姆才敢於“侵略或者統一”科威特,但是——“冷戰收局”進程已經啟動,值此前夜,無論美英土著試圖為“冷戰後”做更深的佈署(主要針對猶太資本和歐陸),或者蘇聯試圖退回冷戰,都會遭到其他博弈者的聯合打擊,直接陷入敗局。而此前,由於美、蘇都難以把冷戰繼續下去,各方博弈者已經在數年中把這個“大局觀”走實,很難做出方向性調整。
薩達姆希望莫斯科做的,或者與莫斯科“有約”的內容應該就是——在保守的立場下,莫斯科在外交層面幫助伊拉克,在積極立場上,莫斯科啟動它在敘利亞的力量與影響力,向以色列發起衝擊,與薩達姆衝擊阿王權的行動相接應,如此,則中東大亂,美元之基礎飄搖——如果莫斯科繼續擴大行動,那將是一場“冷戰之決戰”。雖然,莫斯科幾乎不可能由此贏得冷戰,但莫斯科可以在拿到美英土著、猶太資本-以色列、歐陸的籌碼之後罷手。那麼在薩達姆看來,莫斯科會有所行動的,而莫斯科與伊拉克的聯動在“大棋局”上造成的影響是美英土著“不可接受”的,而此時或者先此一步,薩達姆可以在先行拿到美帝國的籌碼,即美帝國承認伊拉克合併科威特這一現狀,並以實際政治行動保證這個“承認”的有效性之後,遂撤出博弈。這樣,在(美英土著的)美帝國更改過的中東佈局中,伊拉克將成為(美英土著的)美帝國的“首要盟友”,去充當威脅阿王權,和威懾-攻伐以色列的工具,尤其當華盛頓向莫斯科交付了中東籌碼或中東利益之後,美帝國就更需要伊拉克這個“工具盟友”。但是,莫斯科或者沒有什麼貨真價實的籌碼與利益可以爭取了,或者在薩達姆攻伐科威特之後,莫斯科立即拿到了籌碼與利益,而讓美帝國去打弱伊拉克——這一結果本身正是莫斯科在這一輪博弈中要去追求的最大目標。於是莫斯科沒有行動,這多少出乎薩達姆的預料。
如果莫斯科配合薩達姆去行動,則又是莫斯科的回馬一槍(早一次是蘇軍進佔阿富汗)——莫斯科可以利用敘利亞和伊拉克同時威脅阿王權,也威懾以色列,但是在蘇聯尚未實行私有化之前,包括猶太資本在內的所有西方資本(做為博弈者)都不可能最終站在莫斯科一邊,雖然在博弈進程中它們會與莫斯科聯動,也給予莫斯科“幫助”。那麼莫斯科的反擊的最佳結果是維續冷戰,或者讓歐陸一舉獨立(不須是一個聯合的歐盟)——對於莫斯科,維續冷戰已經勉為其難,一場“反擊戰”的後果中還包括了促使西方資本聯合起來這一效果,這不利於莫斯科操作“蘇聯主動解體”;如果結果是讓歐陸一舉獨立,不論莫斯科是否繼續保持社會主義立場,在已經難以拉回東歐盟友(蘇東已經主動開始鬆動)的情勢下,美歐還要聯合打壓莫斯科,莫斯科迎來的形勢將不會比它選擇隔岸觀火更好。關鍵又是——在這樣的“冷戰之反擊戰”中,猶太資本很少機會參與縱橫,施展捭闔,很可能“被出局”,而歐陸一舉獨立更能讓美歐資本有機會聯合廢黜猶太資本,則莫斯科將獨自面對美歐,在大勢上,這與保留猶太資本做為“大棋局”中的博弈者(去美英腹內構建“叛局”)相比,可謂差之千里。所以,莫斯科已經不準備做反擊,它要放棄(出賣?)薩達姆,把無法取勝的“回馬一槍”突然改換為——穩穩拿住針對猶太資本的“敘利亞牌”。而且,敘利亞也擔憂伊拉克在做大之後威脅到自己,它們之間的對立關係久已明確存在,莫斯科也就很難驅動敘利亞……(在“反伊拉克”聯盟的34個國家中,敘利亞還是提供了軍事支持的幾個國家之一)
阿王權諸邦是高度一體的,或者說,這些阿拉伯王權是拴在一條繩子上的螞蚱,因為王權政治容易被顛覆,且其一倒下,就很容易引起骨牌效應。所以形成和維護這個王權聯盟的做為主調的“博弈條款”是——要麼你們美英土著(或者美帝國)完全保留王權,要麼你們全部廢黜王權。當然這是主調,不排除特定情況下“條款失效”。所以,這一次薩達姆攻伐的不僅是科威特,還是,正是全部阿王權諸邦。所以伊拉克給美英土著和美帝國出了一道難以抉擇的“高級”難題,華盛頓幾乎不可能找到折中方案——要麼美軍與薩達姆兵戈相見,這等於美帝國(美英土著資本)自廢一把好兵器。要麼承認伊拉克吞併科威特這個結果,而如果美英承認這一結果,則阿王權就需要在美英土著之外加緊尋求新的盟友,和促使波斯灣局面複雜化,美元都將不再有一個堅實的“王權石油基礎”,而此時蘇聯尚未解體…….又在此時,受到了薩達姆的真刀真槍和強烈意志的威脅,阿王權更“有權利”要求美帝國必須 “打弱”伊拉克,同時以嚴厲姿態打出一個政治事態即“廢黜王權是不合法行為,也是反美行為”,而不是驅逐伊拉克軍隊了事,這樣薩達姆或者N達姆才不那麼容易捲土重來。那麼這場驅逐薩達姆的戰爭一定要熱鬧,要有氣勢,要確鑿地打弱伊拉克讓阿王權基本滿意。推演及此,如果莫斯科在敘利亞或者其他方向採取行動配合薩達姆的話,反而阿王權更需要依賴美帝國保護它,美帝國就不須向阿王權交付“打弱伊拉克”這個條件了。也所以莫斯科選擇隔岸觀火。
伊拉克攻伐科威特時,莫斯科沒有行動,這多少出乎薩達姆的預料;當美軍糾集盟友大規模攻伐伊拉克軍隊,莫斯科還是沒有行動,就基本上在薩達姆的預料之內了,因為華盛頓的行動最終取決於它的博弈推演,和它與莫斯科的協調(因為兩國不可以直接對抗,或者引起直接對抗。但是對於美蘇大國,這種協調也必須在推演料算之內)。所以,薩達姆對“科威特大事”的決斷還要看他與華盛頓之間一對一的“兵推”對局——伊拉克可以做美英土著的工具去威懾-攻伐以色列、阿王權(主要是針對以色列),但是不做“兔死狗烹”那種,所以薩達姆有權避免那種局面,方法是——利用冷戰收局這個極度敏感的博弈環境,先行吞占科威特,即做大伊拉克,並要求美帝國承認這一既成事實結果(不只是口頭和文本上承認,而是要在博弈層面能夠進行“邏輯確認”,即要求美英土著無法反悔除非它們願意在新的博弈中付出巨大代價),即要求美英土著在“冷戰後”選擇伊拉克而不是阿王權做為“只能二選一的盟友”,即要求美英土著在廢黜阿王權的同時支持“一個強而大的伊拉克”這條路線上走出決定性一步。即便美英土著不接受薩達姆打出的這個既成事實,不接受薩達姆要求的這條中東路線,派兵來攻伐伊拉克,伊拉克也不會亡國,薩達姆也“很可以”保住權位,因為美帝國(不論是美英土著的美帝國,還是包括了猶太資本的美帝國。此時在這一問題上,薩達姆未必分得清)的確需要保留“伊拉克牌”,當然可以是一張較弱的牌,美帝國也不希望中東格局大變以至於影響到“冷戰收局”。所以,薩達姆“吞併科威特”這個決斷的動力除了來自莫斯科,也來自他單獨與華盛頓的“兵棋推演”的結果,兩個理由又不可能完全分割。
假如沒有莫斯科的“許諾”(也許只是外交方面的承諾,加上向薩達姆兜售“大局觀”和博弈推演,讓薩達姆做出決斷),薩達姆也“敢於”去吞占科威特,但博弈推演的結果只能是——薩達姆空忙一場,還要被打弱。所以來自莫斯科的且不論真偽的“承諾”就成為薩達姆做出決斷的關鍵要素。而薩達姆在發兵科威特之前已經做出攻伐科威特的態勢,包括輿論攻伐,也是要判斷華盛頓的真實態度,並且從華盛頓的態度再去判讀莫斯科的真實態度(華盛頓與莫斯科之間必有溝通,而由於兩霸之間必須避免直接衝突,那麼兩霸之間達成的“協議”、共識和劃下的底線一定比薩達姆與其中之一“達成的協定”成色更高,更可靠。而且,華盛頓做為“大棋局”的第一博弈者,其洞察力、預見力當然在薩達姆之上。又,華盛頓的意志也是“大棋局”發展的最重要因素)。而表面上的“事實”顯示——華盛頓表現出了相當“誠懇”的“中立態度”,這讓薩達姆再無顧忌,兵發科威特……
華盛頓的中立態度就等於它對薩達姆攻伐科威特的策劃做了默認,這直接導致了薩達姆誤判形勢,這場“科威特局”才得以形成……而莫斯科一定演繹過華盛頓的應手,才會推出這一局“科威特博弈”——
當薩達姆在發兵科威特之前做出攻伐科威特的態勢,包括輿論攻伐,和去阿拉伯國家做合縱外交,這種情勢已經等於“薩達姆已經在行動”——針對科威特的軍事佈署和輿論造勢,本身已經讓阿王權如坐針氈,即薩達姆已經撬動了美英土著在中東的石油政治基礎,華盛頓已然無法讓中東“恢復原狀”了,即華盛頓已經無法通過制止薩達姆而挽回“這一個”損失(阿王權對華盛頓的“信任”與否定性判讀),於是,華盛頓就轉換問題——讓薩達姆的這一次“異動”進一步走實,再加以利用。所以,華盛頓不僅不能制止薩達姆,還要給予鼓勵。顯然,華盛頓一定明白,它的中立態度會起到鼓勵薩達姆的作用,無此,則薩達姆難以做出最後決斷。那麼華盛頓怎樣轉換這個問題-矛盾並加以利用呢?
如果沒有這場伊拉克吞併科威特的戰爭事件發生,阿王權也將繼續忌憚伊拉克,它們也將積極在美英之外謀求保障,而猶太資本也將積極佈署和暗中擴大那一“叛局”——阿王權和猶太資本都為“冷戰後”積極佈局。這將會導致那個“冷戰收局時刻”被拖延,和“冷戰收局過程”被拖延,和導致“冷戰不完全收局”,這些路徑都對美英土著不利,所以美英土著此時需要積極做好“打弱伊拉克的工作”,以儘早迎來一個對它們更為有利的“冷戰後”局面——雖然打弱伊拉克也對莫斯科有利,但在“冷戰後”的中東,美英需要對付的直接對手將不是莫斯科,而是歐陸和猶太資本,那麼相對來講,與其讓歐陸或猶太資本在“冷戰收局”中製造不安定局面並從中獲利,不如把這個利益“讓與”莫斯科;既然這場海灣戰爭背後的佈局——做為送給美英土著的問題,已經被莫斯科做成,那就遲早需要解決問題,而美英更希望它提早解決,安全地解決。
伊拉克吞併科威特,這一事件極大衝擊了所有中東王權手中的權力、利益和王權統治本身,而薩達姆敢於這樣做,就等於是華盛頓允許了在中東以現代政治取代阿拉伯諸幫的王權傳統這條路線。這就不單是一個阿拉伯王權體制、王權利益受到“衝擊”的問題了,而是中東王權政治必須、必然結束的問題。而伊拉克軍隊強攻科威特王宮,射殺多名王儲更意味著整個阿拉伯諸邦的王族還很可能被剝奪和平下臺的機會,和不被允許保留大量財產,很多王族成員還很可能被施以“暴力審判”。同時,這也等於是華盛頓主動對“以色列-猶太資本-阿王權之間的華盛頓戲法”的舊框架實施了攻擊,讓猶太資本-以色列失去一個支撐(阿王權)。又同時,美帝國同意伊拉克做大做強,也就向以色列的國家安全發起了實實在在的直接攻擊。通過海灣戰爭的前半程,華盛頓在盤面上以“把棋走實的方式”製造了阿王權、猶太資本對美英的需求。當然這只是在製造態勢,而為了讓伊拉克的行動能夠充分取得這種巨大的威懾效果,在伊拉克軍隊發起進攻前,華盛頓還推出中立的官方輿論,聲言不介入兩國爭端…….事件進程到此,就等於華盛頓借薩達姆之手握緊了阿拉伯石油王權的命門——華盛頓這樣轉換了問題。
由於“蘇聯的存在”在客觀上就是猶太資本得以自保的第一道防線,所以當美帝國將要摧垮蘇聯,猶太資本就需要“維持”蘇聯,方法包括在資本市場上給美英土著製造麻煩,聯合歐陸、阿拉伯石油王權製造“割據”大局,甚至它們“可以”整體地向蘇聯方向“叛逃”,製造一個“兩陣營同時解體”的亂局,再於亂中求存,以至謀利、謀勝。所以,鑒於“蘇聯解體”對於美英單極霸權有著極大價值,是美英的首要目的,美帝國要想首先“解體蘇聯”,就必須拿出足夠分量的籌碼給各路“盟友”,尤其要向猶太資本這個老謀深算的,佈署在美帝國腹內的“第五縱隊”證明其“誠意”,從而安撫和分化陣營內的叛離群體,遏制“叛局”。於是,華盛頓突然反手一擊——出賣薩達姆,把“美帝國通過剪除來自薩達姆的威脅,從而送給以色列一個長期的可以追求強國的安全環境”這一事件做成籌碼,贈送給猶太資本,這樣猶太資本也才一時“安心”,否則猶太資本不肯協助美帝國給予蘇聯最後一擊,也不肯去各方博弈者那裏協調“蘇聯解體事宜”,更保留引爆華爾街金融問題,甚至引爆“美元安全”這部分博弈權利——如果美英手中握著薩達姆的伊拉克這個針對以色列安全的大殺器,並且因此擁有極大把握成功圍剿猶太資本,那麼猶太資本當然需要,當然可以“掀桌子”,“跳牆”。當然同時,利用同樣的原理,美英土著也穩住了阿拉伯石油王權,令它們也安心協助美帝國去完成“蘇聯解體工程”,尤其讓阿王權看到它們在中東已經獲得了看起來無可撼動的安全政治環境、地緣環境,從而化解它們必須立即“跳牆”的動機……這樣,在成功轉換了問題之後,華盛頓再成功地從新問題的博弈矛盾中打劫了利益。
[ 當薩達姆做出勢態要去攻伐科威特,沙特就已經去華盛頓告狀了(沙特為美國提供過相關資訊,但“看起來”未能引起白宮的重視)。那麼,要麼白宮已經對沙特做出了保證,而沙特並未通告科威特,卻利用它“王權領袖”的地位穩住其他王權諸邦。要麼出於華盛頓有能力掌握這些王權政府的動向,白宮根本沒有對沙特做出保證,或者保證說薩達姆決不敢於侵吞科威特,而王權諸邦還有機會在受到薩達姆的實盤攻伐之後再宣佈放棄美元結算,或者從而,華盛頓還可以借用阿王權的異動去偵察“大局觀”…… ]
然而單是直接“打弱”伊拉克,這個籌碼還不夠高成色,因為薩達姆的伊拉克在兩伊戰爭後國力衰弱,對以色列的國家安全(同理也對阿王權)尚未構成現實威脅,所以,美帝國勾引薩達姆去侵佔-整合科威特,形成一個“伊拉克在加速恢復實力,也加速稱霸中東,也在整合阿拉伯力量”之現實態勢,這就鑿實而強力威脅到以色列的國家安全了(同理也對阿王權)。這時,美帝國再出手打擊薩達姆,解除伊拉克的武力和稱霸潛力,就向猶太資本和阿王權交付了成色充足的籌碼。如此,華盛頓近乎“無中生有”,“無米為炊”就製作出“伊拉克對以色列的巨大威脅”和“伊拉克對阿王權的巨大威脅”這兩隻大籌碼,還讓它們不得不接受與華盛頓“交換籌碼”的要求。
[ 在美英土著資本勢力的立場上,如果在打弱伊拉克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去顛覆薩達姆再搞“民主”政權,則伊拉克有可能被伊朗輸出宗教革命而拿走果實,或者被阿王權收買、收編,則美英土著就少了一個(針對阿王權、猶太資本的)可以再度啟用的籌碼。而如果美軍直接控制伊拉克,將加劇中東的反美環境,更要令阿王權和以色列高度緊張,促使它們與莫斯科、歐陸加緊聯合,加緊“叛局”行動反制美英土著。 ]
莫斯科看到——猶太資本與美英土著之間可以就“以色列安全”進行籌碼交換,甚至可能,早在兩伊戰爭的時候就已經看到這種籌碼交換已經在進行——兩伊戰爭能夠打弱伊拉克,才能促成這樁籌碼交換順利進行,和以這種方式進行(這可能也是阿富汗戰事後期,莫斯科遲遲不從阿富汗撤軍的原因之一,莫斯科要促成兩路資本的這樁交易)。但是,這樁交換雖然“完全可以進行”,但並不就是“必須進行”,因為猶太資本對美英土著的巨大威脅——在華爾街“狗急跳牆”並不是猶太資本真正想要的結果,只做為有效威脅之用,而美英土著也有機會成功壓制猶太資本可能的“跳牆”行動。那麼莫斯科就積極促成這樁“籌碼交換”,讓這樁交易必須發生,並且讓它進行得徹底,從而“幫助”猶太資本這支“第五縱隊”獲得安全。並且與此同步,莫斯科保留它與敘利亞的特殊關係,握緊針對猶太資本的大牌,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這支“猶太資本縱隊”,讓它為莫斯科所用——如果華盛頓、莫斯科各自握有一張針對猶太資本的牌,就相當於誰都沒有這張牌。那麼這又等於是:通過“科威特局”,莫斯科才獲得了這張牌。
[ 此外,要說莫斯科“推出”而不說莫斯科只是“推動”了“科威特局”,因為假如沒有莫斯科的“推動”,包括為薩達姆提供“大盤推演”(當然只正確推演到,至少要推演到“美帝國保持中立”這一環節),薩達姆很可能就不能知道(不理解)華盛頓將會“保持中立”,這局“科威特博弈”就要被薩達姆擱置。薩達姆最有可能出錯的推演環節很可能就是——他只看到美帝國,卻未能分清(或慎重分清)它是美英土著資本的美帝國,還是美英土著與猶太資本共同的美帝國。本文之所以這樣設想是因為——如果博弈推演過程不需要太複雜,在博弈者立場已經被確定的前提下,則推演過程想要出錯都難,而對於博弈者立場的判讀,及對於立場背後的博弈者的屬性的判讀就需要於動態中不斷修正大局觀…… ]
“伊拉克侵入科威特並著手整合科威特,進一步威懾阿王權和以色列”這一步驟走實的程度有多高,猶太資本+阿拉伯石油王權必須相互配合去引爆一次石油危機+金融危機+美元危機+西方經濟危機——這一應手的實在性就有多高。同時,歐陸已經在籌畫“歐洲統一”大局,出於對蘇聯解體後美英獨霸格局的擔憂,歐陸大國(法、德)一定會加速歐陸聯合進程、並同時遠離美帝,在莫斯科的幫助下,在猶太資本要去發起的石油危機-經濟危機的配合下,“歐洲聯合且獨立於美帝”頗有一舉成勢的機會——當然,這些“棋盤推演”首先都做為對美帝國的威脅,然後才“做為”“博弈事實”。那麼此際,美英與其冒險在蘇聯即將自行倒下的前夜引發陣營內鬥,讓“蘇聯解體”不得不變成“蘇聯與美歐同時解體”,就不如先行聯合“現盟友”推倒蘇聯,再反手對付內部將要產生的新的敵人。(而要做到成功聯合“現盟友”,美英在必要的情況下就需要向莫斯科支付利益——這個“必要的情況”正是莫斯科這個老對手積極打造並遞交給華盛頓的“利益交割檔”,只是,博弈中沒有可信賴的“契約”可以憑藉,莫斯科要借用薩達姆的誤判與華盛頓在實際鬥爭中演繹這份“博弈合同”。)此時,蘇東陣營解體已經進行到半程,難以逆轉,“蘇聯解體事項”也在被蘇聯高層操作中,並且蘇聯高層已經開始佈局國內放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猶太資本和歐陸資本並不是很擔憂一個在冷戰中獲勝卻被經濟難題困縛的的“非蘇聯”會來擊垮西方的資本主義制度,即便擔憂有理,西方也有資源實施反制——
(1)美帝國的國力、武力將會繼續存在,它仍將是歐陸資本的保護傘,即便它失去單極霸權,這是由它的資本立場所決定的。
(2)只要蘇聯放棄社會主義動員體制和基於這種體制的中央集權,西方資本就有辦法迫使蘇聯(或收縮之後的俄羅斯)接受它們的資本輸入和進入“休克療程”,尤其因為前蘇東、蘇聯陣線內部將有兩組內應會來接應西方資本:
一是,獲得獨立博弈立場的原蘇東國家、原蘇聯各加盟共和國政府,不論這種新政府是不是還堅持社會主義的革命博弈,它們都會(同時)據有國家立場、民族立場和地緣政治立場,尤其在“蘇聯地緣”瓦解從而令這些政權變得無所依託之際;
二是,從官僚立場轉變為資本立場的整個權貴階級,他們將從內部阻止新一個蘇維埃及蘇維埃聯盟重新出現……
那麼,美帝國通過打弱伊拉克,就破除了一場“冷戰收局”下“可以”出現的由其他博弈者發起的“聯合反擊戰”。
[ 美帝國在它如何進行“中東佈局轉換”這一問題上存在漏洞,莫斯科看到並積極抓取了這一漏洞,相反,如果莫斯科消極,也就沒有當前的“敘利亞博弈熱點”了,美英土著與猶太資本便可以更早聯手,向莫斯科(及北京)展開(更大規模的)攻勢了…… ]
伊拉克強勢威懾阿拉伯石油王權,波斯灣有可能陷入亂局,那麼在莫斯科的支持下,馬克、法郎有了機會,可以進入中東分割美元的石油結算權……但是美英擁有一項博弈權利——要求歐陸和猶太資本先行配合美英令蘇聯解體,而後西方資本才可以展開它們之間的博弈。同時,薩達姆的行動顯然是在向美帝國爭寵,卻很少摻有與歐陸合作的意圖,哪怕是間接層面的博弈合作,而此時及此後相當長的時間內,歐陸也無力、無手段深入介入波斯灣博弈(有美英海軍力量在面前,莫斯科方向也無力做出關鍵性策應,薩達姆根本不需要知道法國是不是也有能夠開進波斯灣的海軍力量)。所以在莫斯科放棄的情況下,美帝國 “有權”邀約歐陸一同參與打弱伊拉克的行動。美英可以接受這樣的結果,因為在“冷戰後”大局中的相當長時期內,一個被打弱的伊拉克無力致亂波斯灣,也就無力支持其他博弈者,這會讓歐陸不得“快速”遠離美英立場,不能“快速”形成——莫斯科聯合歐陸、猶太資本、中東石油權勢對美英進行聯合反擊的機會,即美英破除了“冷戰後”即將出現的第一場針對它的“聯合反擊戰”,而美英可以繼續(聯合歐陸)打壓收縮後的俄羅斯……
那麼可以說,美帝國通過海灣戰爭打弱伊拉克,就破解了兩場“可以”發生的“聯合反擊戰”——第一場是“可以發生的”,因為它們首先是被歐陸、猶太資本兩個博弈者“準備著”但又不需要走實……第二場是可以走實的,但是需要更多條件……又,第一場“聯合反擊戰”可以爭取一個“兩陣營同時解體”的大勢,並且歐陸、猶太資本可以爭取在“冷戰後”大局中站穩根基。第二場“聯合反擊戰”基於薩達姆把美帝國的波斯灣格局打亂,並且新的格局可以延續到蘇聯解體之後,幾路博弈者再來針對美英土著破局。在兩場“聯合反擊戰”的博弈推演中,幾路博弈者不能達成協同,又,要配合薩達姆的“波斯灣之亂”需要以軍事手段為重,而歐陸還沒有獨立的軍力,俄羅斯很難在剛剛結束阿富汗戰爭之後再以強權面貌沖進波斯灣,又不可以與美帝國正面衝突…….但是幾路博弈者可以誘使薩達姆做出“異動”,並從中博取利益。
那麼現在可以說:莫斯科、美英土著通過海灣戰爭,借用薩達姆,各自避免了讓本方陷於巨大被動,以至陷入“被出局”的局面,保留了各自的現有霸權權力和繼續謀霸的機會和“機會空間”,雖然莫斯科保留的現時權益少得多……莫斯科對海灣已經無力介入,且鞭長莫及,於是需要向更大的棋局中放眼,用空間換時間,把博弈延伸到更大的歷史中去……
下邊再演繹以色列和猶太資本的博弈立場——
(1)由於蘇聯尚未解體,華盛頓(英美土著)還不能確知蘇聯將“收縮”到何種程度,同時這個“收縮程度”又取決於時局走勢,那麼猶太資本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挾持美英土著的“冷戰大局觀”。於是,猶太資本能夠與莫斯科合作,從海灣戰爭中套取利益。但猶太資本也讓莫斯科拿到了針對它和以色列的權利(籌碼),所以莫斯科比猶太資本更有理由策劃這場“海灣局”。
(2)“冷戰後”的中東,與美英爭逐的主角將是歐陸(德、法)。由於歐陸無法在波斯灣與美英博弈軍力,原則上它就希望波斯灣-中東格局能足夠複雜,而美英打弱伊拉克讓中東石油政治格局變得簡單,就等於壓縮了歐陸的捭闔空間。那麼歐陸就需要更多來自猶太資本的配合,猶太資本就獲得了一份更大的去歐陸佈局的“權利合同”(當然,如果沒有海灣戰爭事件,歐陸為了分裂美帝國,也需要向猶太資本做讓步,允許它登陸歐陸)。反過來,如果沒有這場“海灣局”,歐陸就能拿到針對猶太資本的更大籌碼(猶太資本在美帝國腹內所以不夠安全,需要歐陸的幫助),則猶太資本很難登陸歐陸或者“成功登陸”歐陸,而如果猶太資本不能“成功登陸”歐陸,它就將失去充分的縱橫空間,無從捭闔博弈,將被美英土著圍殲在北美——一個叫做曼哈頓的小島上。
(3)伊拉克這個威脅解除之後,美帝國很難再找到或者樹立另一個與(薩達姆的)伊拉克分量相當的,哪怕分量相近的替代者去威脅以色列(就此不妨考量:為什麼與以色列不相鄰的波斯人的伊朗卻需要喊出,“可以”喊出“把以色列從地球上抹去”這樣的語文句子)。那麼以色列解除了威脅它國土安全的那個最強的,也是最切近的威脅,即猶太資本基本破除了美英資本針對自己的“這種”籌碼(利用代理人施加威懾與攻伐),從而在中東地緣政治中也打開了博弈空間——空間和時間對於缺乏政權支撐、地緣支撐的猶太資本來說,就是“國土”,就是地緣縱深。
——華盛頓、莫斯科、猶太資本都在薩達姆看到的那一盤“局面”之上,再做一了局。
博弈局面中隨時產生新的佈局與變局——局中有局,借局佈局。無中生有,樹上開花。
文/空蕩的原野
20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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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瞞天過海連環策- 911大棋局全景推演》
《瞞天過海連環策- 911大棋局全景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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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 要點提示
1.直接地,“911博弈”是發生在美元資本與歐元資本之間的一場生死決戰。通過爭奪貨幣霸權,“美元帝國”與“歐陸帝國”(借殼“歐盟”)這兩個政治實體又要爭逐全球政治霸權,而爭逐全球政治霸權又不過是為各自所代理的那一路資本盜取壟斷地位服務……就此,全球各路博弈者演繹了一輪錯綜複雜的“大棋局”攻伐,俄羅斯、猶太資本(+以色列)更全力運籌、實施各自的爭霸野心,而一些次要博弈者雖然審慎行事力圖自保,卻不免或被借為棋子,或遭到訛詐,或被淘汰出局……
2.在這一輪全球爭霸博弈中(當然也包含“反霸”內容),“911攻擊事件”是足以改變“全球大棋局”宏觀走向的一個最關鍵節點,是由一組博弈者主動發起的一個“破局性事件”,它們通過“911事變”扭轉大勢,一時“轉敗為勝”,所以本文把這一輪全球大博弈擬名為“911博弈”或者“911大棋局”。
3.有三路博弈者參與了“911事變”(“911攻擊事件”),它們是:白宮(美英土著資本及權勢集團)、海灣石油王權、猶太資本(+以色列)。此外,“埃及政權”也勉強可以算作第四路(邊緣)參與者。其中,猶太資本做為整個“911大棋局”的“最終策劃者”並未直接參與“911攻擊事件”……白宮不僅是“911大棋局”的“最高策劃者”和最高操控者,還做為主要行動者參與了針對美國本土的“911攻擊事件”……海灣王權向基地組織最高層發出指令,本.拉登接受指令並驅動基地組織,與白宮配合上演了9月11日的攻擊事件……埃及最高權力核心(或者只有穆巴拉克一人)是否知曉,或者知曉多少“911策劃”的相關內容,從而是否向基地組織二號領導人紮瓦赫裏發出指令,或者埃及最高權力核心在“9月11日事件”中的實際角色——本文尚未能就此做出可靠推演,但至少可以確定的是:這個“埃及最高核心”在“911大棋局”中另有重要角色……
4.站在基地組織背後的博弈者是“沙特王權”(代理海灣王權及其資本)和“埃及最高權力核心”(“意圖”代表埃及國家利益)。又,做為博弈者的“埃及”可謂是以色列(+猶太資本)找到的“鐵杆”戰略盟友,是以,在“大棋局”之縱橫捭闔中,基地組織有時也需要,也能夠間接執行猶太資本的戰略意圖。
5.在“911策劃”中,由沙特人本.拉登領導,並以沙特籍人為主要成員執行“911攻擊”,以及(或者)他們承認對事件負責,其目的是——海灣王權由此向美元帝國交付了一張“投名狀”,即,由於美元帝國由此可以把海灣王權指證為美國的敵人,白宮就可以迅速廢黜海灣王權,所以海灣王權不可以叛離美元立場(廢止“石油美元”或者出爐“石油歐元”),再所以美元帝國就不需要廢黜海灣王權——由此,雙方就“石油美元”達成更為緊密的“勾結合同”。(這算是一則“瞞天過海”,也做為“911大棋局”之一處“棋眼”)
6.阿富汗地處偏隅,國家體量中小,政治鬆散,在“大棋局”中長期處在被動位置和邊緣位置,政權博弈能力偏低——恰是這些互為因果的因素,才使得這個地緣政治地圖中的“地理國家”突然變成一處最重要的戰略節點——可供強權切入。美英強權通過阿富汗重置了中亞“能源管線政治”,和借阿富汗為跳板向周邊國家縱橫捭闔,從宏觀、微觀上改造了中亞-中東地緣政治,乃至一時重置了全球政治地緣……
7.關鍵地緣政治目標:埃及,土庫曼斯坦,印尼(當然還有阿富汗,伊朗,伊拉克)……
8.關鍵地緣政治工程(地緣政治手術):“北約反導”,巴傑石油管線,“大地中海計畫”……
9.一號醬油男:英國。在近現代歷史中,英國政權高效代理了英國本土資本利益。而今天,英國(政權及其資本)遊走在美、歐之間,實際身份卻是美帝國使派的008小弟,行無間道,手中醬油瓶要在關鍵時刻助美帝,砸法、德……
10.法蘭西(2011-3)攻伐卡紮菲(格達費),海豹突擊隊(2011-5-1)刺殺本.拉登等事件都可以視為“911大棋局”的重要後續組成部分(或可視為新一輪大博弈)。
刺殺本.拉登事件還是美英土著、猶太資本、海灣王權(也有莫斯科、巴黎)之間擺開的一局“無間道”。
11.……
〇 從“冷戰收局”到“911大棋局”
緊隨蘇聯解體,“歐陸聯盟”立即形成(蘇聯正式解體不足1個半月之後,即1992年2月7日,“歐共體”12國外長和財政部長在馬斯特里赫特正式簽署),即,“蘇東解體+蘇聯解體”與西方資本陣營分裂同時進行,互為博弈因果,或者說,“歐盟”成立、且獨立於美帝國本就是“蘇聯解體局”的一部分。此時,美英土著資本不能正面攻掠歐陸,既不能對歐陸施加全面控制,也不能正面遏制歐陸的爭霸前景,因為那樣必將導致歐陸背離美英,去借重莫斯科的軍事、政治、地緣力量對美英施加反制。以及,猶太資本也不會允許美英土著攻掠歐陸,它會以引爆美帝國金融危機、經濟危機為手段掣肘美英,因為美英土著在解除歐陸這個最強對手之後將立即返身圍殲猶太資本(乘俄羅斯極衰之際,而中國不具備爭霸全球的地緣條件和實力條件),且猶太資本還必須保留歐陸做為它可以出逃的目的地。而且,全球各國政治力量、資本力量同樣需要掣肘、反制美英土著的單極霸權。那麼可以說——“美英土著不可以正面攻掠歐陸,從而歐陸獲得獨立博弈者資格”也正是“蘇聯解體局”即“冷戰收局”中已經包括,已經預置的一個邏輯內容,這個邏輯內容與邏輯關係也是“蘇聯可以選擇主動解體,敢於選擇自主解體”的博弈邏輯前提……反過來,從蘇聯解體到“911”此10年間,西方資本陣線內部的叛局之所以未能發生,也是因為其陣線內部尚未形成一股具備更多利益協同的背叛勢力——歐陸意圖獨立于美英,但是各國做為中小博弈者需要一個明確的共同利益或(及)前景做為盟約,才能形成一個強大的“叛局同盟”,具體地,歐陸需要通過拿到“金融武器”從而把歐陸各國轉變成為各國資本利益的聯合體,從而成為一個確鑿的“大國博弈者”而不會在美英的壓力下分崩離析——歐元正是這個“共同武器”。所以,新一輪的“全球大博弈”的主題來自“歐元出世,及怎樣出世”,它是“蘇聯解體博弈”(冷戰收局)之後又一輪具有轉折性意義的“大博弈”。即是說,當“蘇聯解體博弈”經過了大約10年的後續運演,針對暗中生衍變化的“大棋局”(和各方博弈者共同參與構建的“大局觀”),主要博弈者必須考慮出爐一輪新的“全球大博弈”了。
從人口規模、經濟體量與品質、科技資產到文化資產,歐陸都勝過美國,或者可以迅速勝過美國,哪怕是縮減版的“歐陸帝國”。所以,歐元霸權“可以”在“市場規則”之下取代美元霸權。而且此時,美元總面值已經超出美國的經濟規模和經濟實力,包含了那部分由霸權帶來的數額。那麼一旦歐元取得石油結算地位,哪怕是在“石油美元”之下成為第二結算貨幣,美元霸權也要被終結,“美元帝國”將不復存在,美國經濟將走向崩潰,而美帝國舊的帝國之本、即實體生產力也已經部分被放棄,沒有放棄的那部分生產力也將在美元失去霸權之後繼續衰落——200多年的英-美全球霸權也要當即終結。
是以,“歐元出世”是繼“蘇聯解體”之後又一次深刻影響到全球爭霸-反霸格局的重大事件,當然,它的由來(之所以能夠出世)也是一次“博弈事件”,是由全球爭霸-反霸歷史演繹而來的一個後果,和“大棋局”的一個新的主題性內容。它或者足以改變全球霸權-反霸格局,推翻美元帝國和美英傳統霸權,或者美元資本和美元帝國成功維護它們的既得霸權利益。此時,全球各路博弈者必須針對“歐元出世”重新做出捭闔縱橫,以能爭取一個于本方有利的“大棋局局面”(針對1975年“美元帝國”以“石油美元霸權”為武器向全球社會發起的“貨幣戰爭”,從後期到收局的“冷戰進程”也可以看做是全球力量對美英霸權做出的第一輪反抗與反制)。其中,美元帝國及舊霸權體系下的既得利益集團要針對“歐元出世局”做出破解(破局)……
本文將通過“博弈邏輯”推演並顯示——“911事件”就是在這一“大局觀”背景下由美英土著資本、猶太資本、海灣王權三路博弈者共同精心設計、實施的一步“大棋”,一個它們用以“突破由‘歐元出世局’而引起的全球大棋局新走勢”(破局)的重大“博弈事件”,它的真相就只能是“博弈真相”……當然,參與陰謀策劃的三路博弈者之間也必然存在的捭闔鬥爭也構成“911大棋局”的重要內容。
〇從“美帝國”到“美元帝國”(1)全球化與東亞金融風暴
從蘇聯解體到歐元出世這10年間,美英土著既然不可以正面攻掠歐陸,那麼它是否可以“退求其次”去華爾街圍殲猶太金融資本呢?答案也是“不能”——此一時期的美帝國,它的權力功能還不能擺脫冷戰機制(冷戰也並沒有真的過去),美英土著資本在對外立場上能夠長期達成一致(通過美國式“民主”政治),但在美帝國境內,美英土著這一路資本尚未形成為一個獨立的博弈者能夠去同有著千年歷史和有著緊密利益關係的猶太財團或曰“資本民族”(在馬克思的概念下)進行全面的博弈鬥爭。而且,一旦美英土著敢於圍殲猶太資本,則不僅猶太資本要“跳牆”,要致亂美國金融、美國經濟,讓美英不可能在那10年之間走到它全球霸權的極盛頂點。更加,歐陸也必須提前謀動,包括不會配合美英去竭力打壓俄羅斯而是必須聯合俄羅斯,則美英不僅算不上贏得“冷戰”,還要因為內部爆發叛局而直接失去霸權位置……
這也是說,在“冷戰收局”這一盤棋局中,與莫斯科對弈的白宮實際上已經是一個被猶太資本靈魂附體的白宮,或曰“冷戰收局”是在莫斯科、白宮、猶太資本、歐陸(主要是法國)之間做出的一次“大變盤”,並且在這幾路博弈者之間還不能論出勝負,而猶太資本正是這一盤“冷戰收局”中的縱橫家,是以不至於讓自己在冷戰後置於美英土著資本的刀俎之下。不止於此,對於“沒有祖國”且至少“懷璧其罪”的猶太資本,它的“大棋局”必須籌謀更深,更早,包括1975年“石油美元”之所以出籠,怎樣出籠……當然,猶太資本必須順應大勢,包括順和美英資本的利益及其大局觀,更利用美英土著資本、“美帝國”、“正常的美國”之間的矛盾,才能做到借勢佈局,乃至借局佈局……
那麼既然此時不能鯨吞猶太資本,美英土著就勾結猶太資本,通過“全球化運動”在全球布下經濟-金融大棋局,對全球實施金融掠奪和經濟剝削(90年代初“全球化”概念出爐並被熱炒。1995年1月1日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並開始運行),包括通過金融手段直接掠奪、收割東亞、俄羅斯的財富、實力與潛力,也削弱這些博弈者的博弈實力。同時,美英土著借“全球化”繼續擴張外勢,壯大美元資本的實力與勢力,增強霸權美元對全球的金融控制力。又同時,白宮在東歐、中亞,在車臣問題、“歐洲反導”等問題上聯合歐陸進一步打壓、拆解俄羅斯,讓那個針對它(美英土著資本)的叛局失去來自俄羅斯的強力支撐,再圖返身迫降歐陸,圍剿猶太資本。又同時,美英土著資本也利用“全球化”這一時間進程(美帝國和美元帝國的擴張進程)從冷戰身份中走出來,恢復其“傳統資本立場”,即用“美英資本立場”替換冷戰時期的“美帝國資本立場”,以能獲得一個足以制約乃至鯨吞猶太金融資本“集團”的“獨立博弈者身份”。由於猶太資本勢力已經滲透到美帝國各重要領域,美英土著資本還需要借重倫敦去完成它的佈署……對此,猶太資本必須找到反制手段——
〇從“美帝國”到“美元帝國”(2)猶太資本的“土著”盟友
在冷戰時期,猶太金融資本的“集團”屬性也有所淡化、或曰被淡化運行,但是“金融民族”卻始終做為一種不會失去的集團性立場,因為——這個立場首先就是由金融資本的內在屬性所要求的,即由金融資本的壟斷性所要求的,而不是首先出自“民族屬性”的要求。所以在“美帝國”時期和“美帝國”向“美元帝國”轉向時期,資本金融化和金融資本走向壟斷化的進程始終未斷。而且,猶太資本借其歷史繼承性一直在持續壯大,而這又是因為維繫“金融壟斷性”需要借用某種自然屬性下的“集團性”,那麼血緣關係、歷史承繼、宗教社區、文化認同、國族認同——這些未曾被,也不可能被歷史遺棄的差異性內容還是會楔入“金融資本集團”的建構進程中去,何況在美國-美帝國的歷史中,猶太金融資本一直就以民族性為根基才得以在北美立足、生根、壯大,以至謀得金融霸權……
蘇聯解體10年後,美帝國已經基本完成向“美元帝國”的蛻變。但是猶太資本必須在美國國內尋找到另一個強力盟友,或者它與某個“資本盟友”的結盟雖然不足以控制美帝國,卻能夠在美國權力政治結構中獲得一種結構性優勢,以能壓制住其他資本集團及其聯盟,和壓制住美英“土著金融資本”這個“大聯盟”,只有這樣,猶太資本才能避免被圍殲並爭取到出逃機會,或者借爭取到的“出逃權”再行做局、佈局……猶太資本選擇的這一支“土著資本盟友”就是“美英石油資本”——把它從美英土著資本群落中拉攏、分割出來與自己結成利益同盟。不過,在“鯨吞猶太資本”這一博弈方向上,只要條件成熟,美英石油資本仍然可以“還原”到美英土著資本的共同立場,而這就要求猶太資本的戰略佈局必須步調緊湊,並且要讓石油資本能夠從猶太資本的佈局中獲得暴利——猶太資本有辦法做到這兩點,辦法就是——
(1)強化美帝國以“石油美元政治”為根基的“大棋局”走向,讓白宮必須借重於石油資本的配合,也從而必須借重猶太金融資本的配合。“911佈局”就是一個關鍵性的強化步驟與手段。
(2)借白宮佈局中東、中亞之機,讓美英石油資本搶佔那裏的油田股份從而站穩“石油大棋局”立場。自然,白宮也需要這支它可以信任,可以控制的的嫡系資本來配合、幫助它展開中東-中亞佈局乃至全球佈局。
(3)在華爾街,猶太金融資本與美英石油資本相互勾結,一同套取暴利……這些可行的勾結關係,以及這一勾結能夠引導、推動白宮更堅決地走向符合“猶太資本佈局”的方向(美英土著的戰略佈局),以及這兩路勾結起來的資本能夠為,願意為白宮的戰略佈署提供現實可行的支援與配合,包括金融戰線、石油地緣政治(主要針對莫斯科)上的支持而不是背叛或背離——這些正是猶太資本之所以把美英石油資本選做戰略盟友的因由。
(那麼美帝國軍工資本是猶太資本的“國內土著資本盟友”麼?猶太資本所需要的“石油美元帝國”的確需要軍事霸權做支撐,但是此前的“美帝國”時期,美國土著資本也需要,更需要軍事霸權的支撐。而且,美國軍事工業整合著美國的大工業資源、大學資源和高科技資源,而這些資源正是“可以”構造一個“健康美國”的主要成分。所以說,美國軍工資本更靠近猶太資本的“敵手”——美英土著資本的立場。當然,在“大棋局”裏沒有“永遠的敵人”……)
猶太資本針對美英土著的策略也必須切合美帝國現階段的歷史走向(歷史慣性),這個走向至少要是——美英土著資本在全球“大棋局”中的立場將要求美帝國堅持這一走向。這就是說,並非“猶太資本+美元石油資本”的權重真的壓過其他美英土著資本,也壓過“美國”社會可以整合起來的社會力量、“民主力量”,從而兩路資本能夠挾持美帝國走向“美元帝國”……猶太資本拉攏一支“土著資本盟友”只為避免被土著資本鯨吞,而美英土著資本預圖鯨吞猶太資本也不是為了回到一個傳統的“美帝國”或者“美國”(所謂非帝國的“美國”根本不曾見存於歷史),而是要把這個金融帝國和通過它而向全球社會榨取的金融暴利收歸己有,而且面向全球“大棋局”,美英土著也要爭取剪除猶太資本這支“第五縱隊”……美英土著資本(及其權勢)、猶太資本都知道——從“美帝國”到“美元帝國”的轉變具有歷史必然性,而猶太資本只能參與、投機到這一歷史過程中去,卻不足以挾持它。相反,“美帝國->美元帝國”這個必然性轉變卻是英美資本長期從全球榨取霸權利益的歷史結果,也是“資本的全球大棋局”之博弈結果(要透徹泛解析這個問題,還需要結合所謂“美國的本質”等視角,並且需要重新解讀“二戰”,才可能一併論演,所以另立章節)。
主要是美英土著資本中的大資本才有權力-能力-影響力去收割猶太資本(必須通過國家機器),所以,猶太資本“可以”通過“邀請這個敵手一起分贓”的方式至少延緩那個自己被圍剿的命運進程,進而有可以贏得機會去改變-扭轉美英土著針對它的戰略設計內容,乃至在“大棋局”中戰勝美英土著資本。當然,非不得已,猶太資本不會向美英土著大資本讓渡財富,那麼分贓的方式就是——讓美帝國經濟進一步走向“金融化”,讓美英土著大資本也貪婪于“金融掠奪”帶來的暴利,包括向美國國內做金融掠奪和向全球做金融掠奪,以及,讓美英石油資本能夠與自己共同套利和去中東圈佔油田……這應該也是這一輪美國金融危機-債務危機的資本動機與資本動力——如果說金融壟斷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那麼這種捆綁關係,及“大棋局博弈關係”就具體演繹了“最高階段”的現實形態,和壟斷的現實形態,而這種“捆綁(勾結)”還追加了這個帝國圖謀“統治全球”的“邪惡動機”。
有了石油資本這一路“土著盟友”,猶太資本可以影響白宮的戰略定向,主要是讓“白宮的大棋局”的步調有利於“猶太資本的大棋局”步調,而且在操作層面,兩路資本也有必要進入白宮(白宮是美國大資本的代理人,只在“操作層面”擁有權力)——這兩路資本共同扶植小布希、切尼集團上臺,因為兩人及其政治家族(後臺)並不算是美國政治家族勢力中的主流與強者,“猶太資本+石油資本”容易賄買和拉攏他們,並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他們,也包括威脅——指證他們接受了石油資本的賄賂。當然,小布希和切尼出賣的只是美英土著資本集團的戰略“步調”,並沒有出賣那個戰略“本身”。而且,猶太資本要借局佈局(借白宮的佈局去展開自己的佈局),就還必須為美英土著資本的“大棋局”提供一個後者一定會接受的宏觀大策,且這個“宏略大策”——必須符合白宮的戰略遠景,必須切實可行,必須是超過(美英土著自己的)其他策劃的一個“上策”,才可能成功“賄買”白宮(的某些辦公室)。當然在設計中,猶太資本會讓這個贈送給白宮的“上策”必須在猶太資本的配合下才可能實施並完成,以免被美英土著修改策劃內容,以至於被“將計就計”,被布下“局中局”……那麼,以“911事件”為“棋眼”,一個“911大策劃”早已出爐,開始演繹了。鑒於棋局之大,佈局之重,完全有理由把它看做是同“冷戰收局”(蘇聯解體局)同等量級的新一盤“大棋局”,是繼“冷戰收局“之後的新一輪全球大博弈。
(因時間和精力有限,也缺少資源去仔細窺察美國內政及美元資本的內部鬥爭,本小節中的分析性內容或存偏頗。)
〇 從“美帝國”到“美元帝國”(3)“911事變”的原始底圖
既然美英土著資本不可以正面攻掠歐陸,也不可以立即返身收割猶太資本,那麼美英與歐陸這兩路資本之間能夠達成媾和麼?——“美、歐分立”做為“冷戰收局”的博弈結果,與“可以媾和”相對應的博弈內容就是——冷戰尚未真正結束。當然,就“西方陣線”依然存續來講,美英帝國與歐陸一直在媾和中,不過它們這個勾當也受制於“大棋局”……具體地——
(1)德國、法國一直自我保存為兩個“完全經濟體”,歐陸更是一個超大的“完全經濟體”,鑒於巨大體量,也鑒於科技對產業的依賴而失去科技優勢也就失去一切競爭優勢,歐陸也只能繼續走“完全經濟”路線。那麼其實體生產力不可以被美元霸權統治或者被美元資本吸血。
(2)歐陸的體量、實力與潛力高於美國,並且這種差距將繼續拉大,尤其美國實體生產潛力已經衰落。這種前景下,歐陸沒有理由放棄爭霸野心。
(3)鑒於第(2)條,美英資本無法以美國本土實體經濟為本去同歐陸做“自由競爭”,那麼美英土著資本一定會把自己定位為盤剝者,這又要借重于金融霸權-貨幣霸權而這個霸權它已經在手。
(4)如果美英與歐陸媾和,猶太資本將立即被美英土著鯨吞,所以猶太資本必須予以反制,且不計代價。
(5)美、歐媾和的後果將是——它們要在全球重演“殖民地時代”,雖然形式會有所不同。而這是全球正義力量都不能接受的,包括俄羅斯、中國、阿拉伯等等,而某些國家還要被霸權者借為“棋子國”(典型地就像曾經的日本)……當然,所謂(1)(2)(3)(4)都是從“大局觀”中抽象出來的片面,任何單一理由在“大棋局”中都不免侷促,所以在“大棋局實際”中都並不能單獨成立……
美英土著資本不可以正面攻掠歐陸,也不可以立即返身收割猶太資本,美英與歐陸這兩路資本除非通過捭闔贏得這盤“大棋局”否則也不能達成媾和,那麼“美元帝國”可以回到“美帝國”麼?簡單看來——除非徹底改造美國社會,讓美國從美英霸權體系下獲得真正的獨立(脫離由霸權體制支援的“暴利模式”,包括停止通過“全球化資本主義”向全球人類社區“吸血”),美帝國或者“美元帝國”的國內實體經濟就不可能恢復競爭力。然而,出於壟斷資本的本性,美英土著資本是不予考慮“退出全球霸權”的。更何況,歐陸資本以實力為基礎正在要求取代美英資本的全球霸權地位,則即便出於金融資本之間的壟斷鬥爭,美英資本也不會主動放棄霸權包括美元霸權——除非它能夠會同歐陸資本從“大棋局”捭闔出一個隻只它們有利的媾和結果才勉強算是“放棄霸權”,這樣,問題就又回到這盤“大棋局”……而在“大棋局”中,歐陸與美英帝國分別已經擺出“歐元出世局”(做為“冷戰收局”的繼承和後果)、“全球化局”,大盤面上——歐陸資本有望借助包括莫斯科在內的國際力量而從“歐元出世局”一舉贏盤,而美英土著資本坐擁美元霸權、軍事霸權和讓它相當自負的“軟實力”(主要就是從英帝國500百年爭霸史和英美200餘年霸權史中“積澱”而來的戰略能力),且猶太資本在美元與元的大決戰中(至少在決定戰局走向的第一輪戰役中)必須站在美元立場……
而且美元及“美元帝國”已經在全球做出佈署,布下戰場和陣勢,布下“局中局”,僅就此,美元帝國也不準備回到一個“正常的美國”,那麼鑒於
(1)美帝國已經走向“美元帝國”而這個轉向必將影響美國本土實體經濟,以及美英為維持其全球霸權而需要遏制歐陸、東亞經濟的發展從而也必將損害美國本土經濟。
(2)美元為維持其貨幣霸權而“需要”遏制歐元,從而“美元帝國”需要對歐陸經濟做有限打壓,這也將影響到美國經濟。
(3)“美元帝國”為壓制、打擊、控制歐陸、東亞博弈者而“需要”推高油價,因為推高油價既能讓“美元帝國”拿住針對歐陸、東亞博弈者的籌碼,也能直接打壓歐陸、東亞的經濟。而且,美英石油資本和猶太金融資本還要從高油價獲利和通過對油價的控制去金融“市場”套利。並且,白宮為拉住海灣王權也需要向石油王權讓利。再加之,美英、歐陸、俄羅斯必將爭逐中東從而不可避免影響到油價——但是反過來,高油價也勢將打擊全球經濟、也包括美國經濟。
(4)不論美英土著資本還是猶太資本都要強化自身的“財勢”以能在美帝國國內的權勢爭奪中取得優勢,去“挾動”白宮,猶太資本還需要綏靖其他美英資本以能讓它們在“美元帝國”之路上有利可圖,而這必將加速、加劇美國社會的貧富分化……這些(由霸權主義自身引起的)因素必將衝擊美國經濟,影響美國“公民”和“納稅人”的生活水準,那麼美元資本一定已經深入考慮了“怎樣可以避免被革命”這種問題,也考慮了當它們對“大棋局”做出系列佈署時不可以受到國內(社會)博弈的限制、牽制。就此,美元資本一定責令白宮做出預防,拿出預案——
“911”事件不久(2002年6月6日),美國總統小布希宣佈將成立“國土安全部”,曰“防止美國本土再次遭受恐怖襲擊”。又,華盛頓“針對恐怖主義”出臺了“相關法律”……但實際上,白宮的真實意圖卻在於控制美國民眾和美國社會,以阻止非常可能爆發的社會反抗乃至國內革命。那麼可以說——“美元帝國”的財團早在“911事件”之前的那段時期(向美元帝國過渡時期,就早已把打壓美國國內民眾(的反抗甚至革命)做為它們的一個重要博弈目標了。即是說,設計一場針對美國國家和國民的重大恐怖攻擊也是為了加大美帝國的國內管制,為鎮壓美國民眾而準備社會政治環境與機制——“911攻擊”就是它們所需要的“最適合”的方式,即911就必須是一次讓美國國民恐懼的,讓美國公民生命遭受很大損失的悲情事件。
當然,後文中將要推證:在“911陰謀”中還合成了美元帝國的另外三個重大戰略性目標,而這個“壟斷資本要保證它們對美國民眾、美國社會的統治”只是其目標之一……之所以說這個目標(“恐怖主義內政”)才是“911事變”的原始底圖,主要是因為——在原理上,其餘幾個戰略性目標都可以經由其他策劃去佈署和實施,卻唯有“恐怖主義內政”讓美元壟斷資本最難另尋途徑去實施……今天,美元資本針對美帝國國內的統治仍然需要“恐怖主義內政”(也包括控制、轉移種族矛盾等多種國內矛盾),那麼可以判斷:由美元資本發明、發動的這場針對“美國”的“恐怖主義戰爭”就不會停止。但是,美元資本又不能讓恐怖攻擊在“貨幣戰爭”大環境下衝擊“美帝國信用”從而衝擊美元霸權,所以,美元資本(或美元帝國或美英土著權勢)會選擇——
或者讓本.拉登這個“象喻符號”足夠誇張,且讓這個“符號”繼續存活;或者在烈度上限制針對美國本土的恐怖襲擊,但是讓有關“恐怖襲擊”的“事件或者傳媒事件”不斷;
或者讓歐洲或其他地方成為恐怖襲擊的靶標也同樣能夠起到震懾美國“公民社會”之效果還威脅歐陸或其他博弈者;
或者,當華爾街在白宮的策應下準備好一個金融圈套能夠讓美元(或美元霸權)先跌再起(像“911攻擊”這樣),白宮再會發動下一次針對美國本土的較大規模的恐怖攻擊(再複製一次“911博弈事件”)……
〇 大局觀第一季——白宮的難題
1999年1月1日歐元在歐盟11國正式啟動。規定2002年1月1日歐元正式流通。2002年3月1日起成員國原貨幣停止流通……
隨歐元出世,如果美元帝國及其利益“盟友”沒有做出主動應對或有效應對,則“大棋局”走向如何?“它們不做出應對”當然是不可能的,卻又全球所有博弈者(也包括華盛頓、歐陸、莫斯科)針對“歐元出世局”都必須首先參量的一則“大局觀”,在時間順序上是“大局觀第一次”。在“大局觀第一季”視野下,足以衝垮美元霸權及“美元帝國”的路徑有四條——
1.伊拉克、伊朗、俄羅斯、中亞(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阿塞拜疆),乃至還有委內瑞拉這些能源出口“大戶”中的多數選擇以歐元結算其能源出口,即出爐“石油歐元”——雖然美元帝國有望保住海灣石油王權這最大一路石油輸出勢力,已經大而無當(總面額已經遠超它的實際“價值”)的霸權美元也將倒塌,美元帝國的最好的結果是它將緩慢崩潰(但是“大棋局”不會如此簡單,美元帝國只能迅速崩潰……)。
(2000年11月,伊拉克央行宣佈以歐元替換美元作為外貿結算貨幣,並把100億美元外匯改換為歐元。
2000年12月24日,伊拉克宣佈,伊政府決定自2002年初開始正式以歐元替換美元作為外貿結算貨幣。)
2.東亞,主要是中國、日本停止美元外儲,改為儲備歐元。以至於東亞拋售美元,或者積極同石油出口國啟動“石油歐元”……
3.在“大棋局”變化之後(美元帝國不能完全封鎖住第1、第2條路徑),海灣石油王權向歐元立場轉移,出籠“石油歐元”或者也同時保留“石油美元”——即便海灣王權同時保留了“石油美元”(出籠“有限石油歐元”)以能夠在美英、歐陸之間縱橫求存,美元霸權及“美元帝國”也必然走向終結。
4.借美元-歐元之間的決鬥,並且推助這場決鬥,莫斯科有機會攜領中亞,聯合伊拉克、伊朗,乃至還有委內瑞拉,去啟動一個“俄佩克”,對抗以至於取代“歐佩克”,或者拉攏歐元甚或拉攏歐佩克,去重建全球貨幣秩序——則美元帝國勢必終結,而莫斯科有望獲益極大乃至向第一霸權邁進……
這四條“大致”路徑是所有“大棋局”博弈者都必須要看到的(除非某些次要博弈者欠缺基本的戰略能力,或者它在政權機制上壓制了自己的“國家戰略頭腦”,或者某些小國地處偏隅在‘大棋局’中根本算不上一路棋手)。當然,“大棋局實際”一定會向複雜化演繹,但不論多麼複雜,對於預圖維續美元霸權和美元帝國的資本及其野心來講,它們都必須成功封鎖,且同時封鎖這四條足以摧垮美元霸權的路徑,因為任何一條路徑都足以“單獨”摧垮美元霸權,或者至少把“大棋局”迅速引向對美元帝國極為不利的方向從而間接摧垮美元霸權(或者就是一個路徑引發其他路徑)。並且,因為霸權者的野心,也因為在“大棋局”中美英帝國和美元帝國已經站在霸權頂點所以“不進則退”,它們還會力圖在防禦的同時謀求進取……不過在四條路徑中,尤其第1、第2條路徑,讓白宮破解起來何其困難,而四條路徑又複合在一起,主要博弈對手又已經捭闔縱橫,還將繼續縱橫捭闔(視‘大棋局’變化,視白宮的應手),看起來這簡直就是美元霸權和美元帝國的“死局”。
當然,“美元帝國”手中還是握有自己的優勢,其優勢有四:
1.軍事優勢。
2.尚能一時操縱的霸權美元和金融控制力。
3.一時尚未被廢黜的全球霸權地位。
4. 所謂包括戰略能力在內的“軟實力”……
但是,在“歐元出世局”開始演繹之後,至少多數主要博弈者能夠看到這個大不利於美元和美元帝國的“大棋局”,也就看淡了美元帝國、美英帝國的霸權前景,所以美元帝國的優勢就只剩下一樣才算得上可靠,即軍事優勢。
〇大博弈第一季——“北約東擴”,及莫斯科的戰略
足以衝垮“美元霸權”和“美元帝國”的四條路徑中,第1條無疑最為核心,最為吃重——顯然,白宮絕難改變莫斯科的立場,也絕難改變歐陸的立場,因為歐陸明確看到自己的霸權前景即在眼前……然而,所謂“大棋局”是“列國”的“大棋局”,歐陸與俄羅斯的戰略目標、戰略利益不可能——在一條路徑上高度會合而其矛盾又不可能被其他博弈者利用而放大。這就為白宮“破局”提供了條件——
在莫斯科的戰略中有一個基礎性的邏輯——
莫斯科擁有可供其成為全球第一霸權的武力優勢、能源優勢、地緣優勢(國土縱深可以同時控攝歐陸、東亞、中東),它的終極戰略目標當然是成為全球第一霸權。初看之下,莫斯科似乎有理由全力攻伐現存第一霸權即美英,直接就是擊垮霸權美元。然而,莫斯科不能允許美英霸權垮臺之後,歐陸卻拿走霸權果實成為不易撼動的第一霸權——如果想要莫斯科全力或者哪怕大力支持歐元,例如攜中亞各能源出口國並聯合和鼓動兩伊去出籠“石油歐元”,就必須有一個前提,即,莫斯科必須保留足夠的機會可以在接下來的“大棋局”中讓自己能夠控制“歐陸帝國”,或者至少不能讓“歐陸帝國”反過來(聯合衰落的美帝國)控制住俄羅斯。畢竟,莫斯科這只大熊寧要一隻對岸的老虎(大西洋對岸的美利堅),也不要一隻身邊的老虎(歐陸帝國),何況身邊的這一隻老虎還更具潛在實力。
那麼,白宮只要打壓俄羅斯,並且打壓到“莫斯科無望控制歐陸帝國”的程度,莫斯科就將不會允許歐陸霸權取代美英霸權,而是要等待更好的時機……
雖然歐陸在人口規模、經濟體量和品質上都遠超俄羅斯,但是在可供爭霸全球的地緣條件和幅員廣度上卻遠不及俄羅斯,而決定兩路博弈者勢力對比的關鍵就在東歐,即,東歐誰屬(整合或者控制)將是歐陸、俄羅斯勢力此消彼長的決定性因素——雖然蘇聯已經解體,但是莫斯科卻可以隨時糾集起原蘇聯諸邦中的多數,甚至威壓(原蘇東陣營中的)東歐幾國把它們變成“真空地區”(尤其冷戰後它們並未由倒向西方立場而獲得什麼利益),恢復莫斯科的地緣政治空間(“蘇聯解體”也做為莫斯科的一次戰略大撤退),則歐陸帝國的版圖將立即變得促狹,將全部暴露在俄羅斯中遠端導彈的準星之內,和快速反應部隊的突襲航程之內,則莫斯科可以隨時威懾著歐陸帝國……那麼當歐陸奪得貨幣霸權,卻將隨即面臨一個巨大困境——莫斯科將要搶走“霸權果實”而歐陸自己將成為俄羅斯的附庸。這時,歐陸就必須依靠大西洋對岸的美帝國做為戰略上的後方依託和“地緣縱深”,則美帝國有權繼續充當歐陸的“大哥”,從而美元地位有權繼續高於歐元地位,即“歐元霸權”和“歐陸帝國”尚不能實際成立,也即歐元稱霸之路只是一個虛幻……是以,歐陸必須支持“北約東擴”。
反過來,如果歐陸控制-整合東歐,不僅歐陸帝國的幅員得以向東做大尺度擴張,與俄羅斯之間的地緣態勢此消彼長,而且白俄羅斯、烏克蘭這兩個俄羅斯的主要盟友國和俄羅斯的主體部分(即歐洲部分)就暴露在歐陸帝國的勢力之下了,歐陸可以從政治上、經濟上、心理上滲透、顛覆、拉攏白俄羅斯、烏克蘭甚至包括俄羅斯的加盟共和國,和從軍事上以“北約反導”和空軍實力壓迫它們從而促進政治、軍事目標(俄羅斯雖然幅員巨集巨,它的人口、經濟卻高度集中在歐洲部分,這是它在戰略地緣上的主要弱點)……如此,歐陸可以甩開美英建立一個獨立的帝國了,也就可以全力向美元發起決鬥了。
是以,從進取的立場上,歐陸也必須支持“北約東擴”。
具體到“大棋局”——
如果歐陸帝國能夠把版圖著實地延伸到東歐,則在歐元霸權取代美元霸權成為大趨勢之時,美英就至少有需要去同歐陸媾和-勾結,反過來充當歐陸帝國的“小弟”,去共同壓制俄羅斯。同時,美英土著可以在歐陸的支援下順利鯨吞猶太資本(歐元不再需要猶太資本這支第五縱隊)——在美英霸權資本的立場上,這也算是它退離霸權歷史的一條“可取”之路,結果將是歐陸-美英繼續共同統治全球(當然,前提是‘大棋局’及美國國內經濟等因素已經讓白宮找不到維續霸權的路徑,而且美元土著還希望在‘大棋局’形成這一大勢之前盡可能利用猶太資本收割全球財富)。如此,歐元、歐陸將在它的霸權之路上順利前行……
反之,如果歐陸帝國不能控制東歐,它就需要美帝國的強力支撐才能制止莫斯科來盜取霸權果實,即美英-歐陸之間不易達成勾結。
那麼在歐元盛,美元衰的大趨勢下,莫斯科可以找到一個機會(或者推波助瀾製造機會),突然強力出手支持歐元,推翻美元霸權,而令歐陸被“大棋局”裹挾不得不接受莫斯科拋給自己的“雞肋”(否則歐元崩盤,或歐元區解體),或者只能去爭取把“大棋局”導入新的一輪以制止莫斯走上霸權之巔。
又或同時,莫斯科還可以借敘利亞為軍事-政治基地,支援敘利亞聯合阿拉伯諸邦去攻伐以色列,遂讓美英土著資本有機會鯨吞猶太資本,從而讓美英“可以”把貨幣霸權讓渡給歐陸……看起來,這是莫斯科幫助歐陸帝國稱霸,但是隨後,莫斯科可以聯合阿拉伯諸邦再來攻伐歐陸帝國,奪走霸權,就此,可以發現這樣的路線圖——
在歐陸搶得中東石油出口結算權(“石油歐元”出籠)之後,歐陸並沒有充分的武力控制中東各路博弈者,即便歐陸會同那個(被摧垮美元霸權而)武力衰落的美帝國,也太難全面控制中東,因為中東諸侯將得到俄羅斯的全力支援、或者也有中國乃至日本等主要博弈者的強力支持(東亞的支持強度取決於複雜的“大棋局”因素。確定的是:東亞“需要”提供強力支援)。那麼,中東諸侯在莫斯科及國際力量的支持下有機會出籠自己的“石油貨幣”(例如海元),或者它們支持一個“貨幣籃子”取代“石油歐元”這種霸權貨幣,而它們會得到莫斯科,尤其東亞的支持。那麼,“石油歐元”這只煮熟的鴨子也會從歐陸帝國的餐桌上飛走(甚或,莫斯科並非沒有機會進一步做局,去打造一個“俄佩克”乃至於“石油盧布”)……就此,莫斯科或者“中東石油博弈者”還有強力手段對付歐陸——阻斷蘇伊士運河,讓歐洲經濟承受不起高成本能源(繞道好望角)。而“阻斷蘇伊士運河”在方法上可以非常簡單,例如有夠多或者夠大的船舶“意外”擱淺或者傾覆在蘇伊士航道,隨後,其他船舶還可能發生碰撞……而且,在抑制歐陸霸權帝國這個問題上,埃及的立場根本不需要誰來動員(關於埃及的分析留給後文)……
——尤其,如果歐陸帝國不能整合東歐,美英就更有權(以向歐陸提供戰略支撐做為籌碼)向歐陸討價還價,爭取奪回貨幣霸權。或者即便歐陸能夠捭闔出一種局面令美英甘做歐陸的‘小弟’,但是如果美帝國在歐元的攻伐下衰落之路過於急驟,一個版圖促狹且暴露在俄羅斯軍事力量之下的歐陸帝國也不能放開手腳向莫斯科博弈……也所以,歐陸能夠整合東歐還意味著歐陸因此可以向美元霸權發起強勢攻伐,同時不怕美帝國以急驟的方式衰落,並且在攻伐決戰開始前,歐陸手中這個“強勢攻伐權”可以讓歐陸在它同美英的捭闔鬥爭中佔據主動位置,從而容易引導出一個有利於歐陸自己的“決勝局”。
……“911事件”前,美英、歐陸已經聯合推進、實施了“北約東擴計畫”。那麼當美元-歐元之大決戰正式開始,如果莫斯科盡力支持歐元,則要麼歐陸一舉成為第一霸權,要麼兩路資本謀和而歐、美在北約框架下聯手攻伐俄羅斯——所以,“北約東擴”莫斯科失去了全力支持歐元的必要理由,即,“北約東擴”成為了美元帝國用來制約歐元爭霸的工具。但是,美元帝國(及美英霸權帝國)只是解除了來自莫斯科的一個直接性的威脅,即莫斯科仍然可以縱橫捭闔,以迂回策略介入“大棋局”,而莫斯科的主要鬥爭目標仍然是美英霸權——俄羅斯的“黃雀策略(漁翁策略)”受阻,它就只能更徹底地走“扶植歐元路線”,和與猶太資本進一步增進協同,把“大棋局”引向複雜化,而“複雜化”也是幾路主要博弈者可以接受的。
是以,在“破局美元霸權”的四條路徑中,白宮力推“北約東擴”、“北約反導”只針對第1條路徑有效,且只能算“半效”。
“北約東擴”屬於傳統政治運作,而“歐洲反導”就可以曰做“地緣政治工程”或“地緣政治手術”了(通過實物工程改造政治,改造“大棋局”)。這樣說也是因為“反導系統”本身沒有多少軍事價值——不難從導彈技術上突破它,而且威懾畢竟只是威懾,即便擁有“全效”反導系統的北約也並不能真的對俄羅斯發動核戰。對於美英、歐陸雙方,“歐洲反導”(及“北約東擴”)的主要戰略價值就在於“地緣政治手術”——(1)它成為美、歐維續傳統聯盟尤其軍事聯盟的平臺。(2)“歐洲反導”向東推進就意味著爭取到了東歐各國的立場,即把“北約東擴”從軍事上坐實,從而進一步從政治-經濟-心理上坐實,讓“大歐洲”(歐陸帝國)在地緣上做大和做實——這符合歐洲所願,也就意味著歐-俄之間可能的聯合、聯動被自動阻斷——這是美元帝國願意看到的。
而對於準備佈署“反導系統”的幾個東歐國家來講,它們的“反導設施”反而要成為莫斯科的第一波打擊的標靶,甚至當莫斯科判斷西方的“反導系統”的確有效而俄羅斯的導彈無力突破它們,則莫斯科未必不會以單方面軍事行動或者間諜行動摧毀它們,而北約則束手無策,畢竟莫斯科並未發起一場“核戰”,規模也不算一場“大戰”。那麼東歐幾國迎接“歐洲反導”的目的就在於它們希望借此進一步融入“大歐洲”,而幾國政客階層與國內資本之的目則主要在於握有更多實際權力和做穩資本利益——寧做西方資本的附庸,不做莫斯科的傀儡。
即使沒有這場主要肇起於“貨幣戰爭”的“911大棋局”,“北約東擴”也“勢在必行”,所以還不能說“北約東擴”單純就是白宮針對“歐元出世局”的破局動作。然而在2000年小布希上臺後,美國退出了與俄羅斯簽署的《反彈道導彈條約》,此時正是“911事變”前夕,可見白宮要通過“歐洲反導”強化“北約東擴”的戰略效用。這便是白宮針對“歐元出世”在做出“破局”了。而在“911事變”後,白宮著重推行“歐洲反導”也繼承了這一戰略框架,等於深入開掘“北約東擴”的戰略內容,和能夠用一個新花式把“北約東擴牌”繼續打下去。然而,美元帝國並不真正要把“歐洲反導”坐實(除非“歐陸帝國”失去前景),因為一旦“歐洲反導”確鑿成立,歐陸將不再擔憂莫斯科,則歐元就要向美元發起總攻了,雖然那時莫斯科不意支持歐元,但歐元可以聯合東亞、海灣王權、猶太資本共同破局美元霸權(雖然三路博弈者都會向歐陸要求條件),或者同時送給莫斯科一個“雞肋”……
那麼我們在新聞中看到美帝國的反導技術總是不過關,那可能就不一定純屬偶然(當然,美帝國在“反導”的某些方面落後於中國也可能就是“技術事實”)……2009年9月,奧巴馬政府宣佈放棄布希政府時期的“歐洲反導計畫”,取消了波蘭、捷克的反導基地,聲稱將出爐新的“歐洲反導計畫”,而在地理上,波蘭和捷克處在俄羅斯與德國、西歐之間。
2010年7月,奧巴馬政府明確了這個新版“歐洲反導計畫”,它宣佈將首先佈署海基防禦系統(地中海和北海),這在客觀上把德國暴露給了俄羅斯;然後在第二個計畫步驟中,它準備把防禦基地佈署在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客觀上還是把德國暴露給俄羅斯;它的第三個“計畫中”的步驟才準備選擇波蘭做為重點投入的防禦方位(“保護”德國)……時間上,2009-2010正是美國金融危機-債務危機剛剛爆發,繼“911大博弈”之後,美元與歐元正要展開新一輪決鬥,此時白宮收束“歐洲反導”正可以對“歐元帝國”釜底抽薪,或者同時以“釜底抽薪”而達到“防患於未然”之效果(美元與歐元這新一輪次的決鬥也非常之複雜,而“新版歐洲反導計畫”的其餘具體內容也具有針對了這一輪“大博弈”)……
那麼可以理解:白宮並非一把“歐洲反導”進行到底,而是要把“歐洲反導之推進過程”進行到底。而一旦“歐洲反導”坐實,將意味著美元準備向歐元投降,或者投誠(勾結)。當然,“歐洲反導”並不構成“美元向歐元投誠”必要前提。因為原則上,“大棋局”中沒有“必要前提”——通過捭闔縱橫,暗中改寫“大棋局”,繞開僵局內容和“必要前提”,一路博弈者才可望出奇制勝!(因此針對美、歐勾結問題,或者針對美元資產走勢,“歐洲反導進程的走勢”可以做為一項預警條件,但不能絕對看待。)
……借已經展開的文字,我們繼續對莫斯科的戰略原則做一點概括性分析,當然這只是本文目前的理解(這是“大棋局”中至為關鍵的問題之一,所以需要非常謹慎)——
莫斯科的戰略應該有一個主調式(原則)——
(1)要麼突然出手給予美帝國霸權(及美元霸權)致命一擊,並由此贏得一個局面以利於莫斯科爭霸——突然性是關鍵。
(2)要麼緩步促使“大棋局”走上有利於莫斯科而不利於美帝國的路線,其“緩步”也包括“積極等待”。這又是因為畢竟美元帝國(和美英集團)掌握著更多、更強的戰略資源可供其“做局”,而美元帝國處在一個自然衰落的“歷史過程”中也因此需要通過“做局”突破困境,是以莫斯科在難以判清美元帝國“做什麼局,怎樣做局”的情況下可以選擇等待,也等待美英同歐陸,同猶太資本的矛盾進一步激化……其中(1)通常要配合(2),因為華盛頓為避免(1),將不可避免地向莫斯科做出讓步,華盛頓的戰略步調遂受到限制,則莫斯科可以由此推進(2),再由(2)為(1)儲備條件……當然,莫斯科也可以“出其不意”,不顧(2)而直接於暗中準備(1)……相對次要地,莫斯科還有其他“戰略原則”——(3)利用其他博弈者的戰略誤判,主要是利用中小博弈者相對薄弱的戰略能力,對其進行戰略訛詐(當然,美英、猶太資本、歐陸也會這樣做)。(4)時而做出野蠻動作,為實力已經不濟的俄羅斯追加“國力”……後文中,我們還要偵緝莫斯科戰略佈署中的其他內涵,如果那不能稱之為“戰略原則”的話。
文/空蕩的原野
201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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