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李登輝卸妝》
作者：徐淵濤 2003/7/22
提到李登輝，人們自然會想到他一手炮製的《兩國論》、他在國際上的麻煩製造者形象及最近荒謬的賣釣言論，但李登輝如何從一個平平無奇的小公務員突然竄起政壇，踏上青雲之路，並一步步爬到台灣“總統”高位，卻不是普通讀者所能知曉。
本書作者徐淵濤之父徐慶鐘是台灣著名農業教授，曾任行政院副院長，也是一手提拔李登輝的恩師。由於家庭與李登輝的特殊關係，作者對李登輝有著深入的了解。在《替李登輝卸粧》一書中，作者通過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入木三分地刻畫了李登輝發跡過程和個人過往，將一個真實的李登輝呈現在讀者面前。
第一章 李家鴉片煙專賣小鋪
李登輝家族富有的由來是靠著日本勢力透過李登輝的祖父李財生、父親李金龍經營專賣鴉片煙來繼續毒害台灣人民的靈魂而致富起來的秘辛如下事實經過：
耀眼的太陽旗下，冷清的台北三芝鄉埔頭街，惟獨一片小雜貨舖內，人聲鼎沸，生意興隆。
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年）“日支事變”（按：大陸稱“七七盧溝橋事變”，日據時代稱“日支事變”）爆發。在物資匱乏的戰時，李家小店是一家很引人目光的店舖，它雖然賣的貨色稱不上齊全，店面也和三芝街上的普通店舖沒有太大的差異，但是，單是店裏販售的兩樣貨物，就足以讓三芝鄉間的婦孺瞠目結舌，眼睛為之一亮。這兩樣特別的貨品，其中一樣是豬肉，另外一樣，就是鴉片煙（按：台灣當年譯作“阿片”）。
“日支戰爭”爆發後，台灣全島所有的民生物資在一夕之間全成了戰略物資；日本殖民政府為控制物資、開源節流，以支援前線作戰，特別實施了所謂的“經濟統制 ”制度。在此制度下，所有的民生必需品，都必須經由殖民政府配給供應，人民不得自由買賣。像鴉片煙這樣的毒品，尤在管制之列，不論買方和賣方，都要有政府發給的許可證才可以進行交易。而鴉片煙的貨源，也由政府統一供應，舍此管道莫由。
豬肉，不論你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裏，哪家的餐桌上少得了它？鴉片煙，從清政府統治時期，到日本統治時期昭和年間，吸食上癮的人誰又能熬得過癮頭，忍住鼻涕眼淚和哈欠連天，能一天不碰這種人稱“福壽膏”的萬毒之毒呢？豬肉也好，鴉片煙膏也罷，縱使是戰爭年代的奢侈品，但卻也是家家渴求的生活必需品，癮君子不可或缺之物。
哪怕是花再多的銀錢，都需要買這兩樣貨品。而李家小鋪，是三芝鄉下惟一經營鴉片煙膏的專賣店，這片鴉片煙專賣店又兼賣豬肉和南北雜貨，因此，李家小鋪便成了三芝鄉間家家戶戶都得上門奉獻銀兩賴以維生的雜貨店。
這爿李家小鋪的店東究係何方神聖呢？我也不再和眾看官賣關子，李家小鋪的老闆，正是當今總統李登輝的祖父李財生。李家原居三芝源興居，後來才遷居到此埔頭街上（今之中山路）。但是，以李財生一介村野小民，他何德何能，竟能拿到鴉片煙的販賣許可證，成為三芝地方惟一的鴉片專賣店呢？原來，這全憑李財生的兒子李金龍的通天“本事”——靠他當刑警（三腳仔走狗）的特權，殖民政府特地發給李金龍的父親一張鴉片煙專賣許可（按：有關李財生、李金龍父子經營鴉片煙專賣的秘辛，是我採訪日本統治時期住在三芝的一個李登輝的老鄰居，經他親口告訴我的，我有確鑿的人證）。
三芝老人透露，日據時代開鴉片煙館的，按殖民政府的規定，都得按時向政府呈報鴉片煙吸食者的名單和販賣數量的清單。殖民地政府基本上是按照這兩份單子。按月配給鴉片煙給李財生的小鋪，利潤則是依照當時的公定規矩，由販賣者賺取百分之十的利潤。李家小鋪雖然是間小舖子，三芝地方人口也有限，可是在只此一家別無分號的壟斷下，做的完全是宗穩賺不賠的買賣。
於是靠著李金龍當日本武警的威勢和日本殖民政府“施捨”的鴉片煙專賣權，在台灣農村面臨破產邊緣的戰爭年代，全島經濟普遍蕭條貧困的階段，受到殖民政府的特權庇護，再本著“台灣牛”天生的那股勤勉儉省精神，在很短的時間內，李財生、李金龍父子即成為地方上的新興豪富階級。李家父子以高價販賣鴉片煙膏、聚集販賣戰時管製品豬肉貨品的鉅額銀錢，遂由藉藉無名的小佃農，逐漸積累財富成為小財主。就憑著如此積累起來的家業，把李家推上了李登輝引以自豪的“精英階層 ”。
在這裡，我們必須先談談日本佔領時代台灣的鴉片販賣制度，再來探討李登輝的家世和其他話題秘辛：
台灣之有鴉片，固然起于前清，但真正讓鴉片販賣合法化、制度化的，則是日本殖民政府。至於台灣鴉片販賣制度的源起，則要歸諸日本殖民政府首任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後藤新平著眼在台灣販賣鴉片的巨大利益，因此，在台灣成為日本殖民地之後，特地于一九八五年向當時的日本總理伊藤博文提出了“關於台灣島鴉片制度的意見”，主張以漸進政策將鴉片納入殖民政府的管制。他的這項辦法有三個基本原則：
1.鴉片由政府專賣，在各地設置特許藥鋪來販賣。
2.由醫生診斷證明鴉片吸食者，併發給證明，特準持證者購買鴉片。
3以高稅金代禁，其稅金充作改善台灣衛生狀況之用。
伊藤博文基本上採納了後藤新平的這項建議，並於一八九六年二月開始實施所謂的“台灣鴉片令”。
日本人一向不吸食鴉片，這之前當然也不懂怎麼製造鴉片。但是，日本人知道在台灣販賣鴉片是一樁大買賣，這樁買賣是穩賺不賠的。
為了要獨吞鴉片的巨大利益，日本人費了半年時間，派人向台灣人學習提煉鴉片煙的方法，加以改良之後，發展出一套科學提煉鴉片煙的新方法。基於獨佔的目的，日本所頒布的“台灣鴉片令”中明文規定，從這項命令頒布之日起，禁止私人制販鴉片。從此，被許多台灣癮君子視之如命的鴉片煙膏，其貨源的惟一管道，只剩下日本殖民政府了。
自此，日本非但壟斷了一切鴉片煙的制販權利，連鴉片的原料來源，也由日本殖民政府一手包辦，必定假手日本當局，向當時壟斷亞洲鴉片原料的德國、英國商館整批購買，最後由日本商社三井株式會社獨佔全部權利。
日本人為了鞏固他在台灣的統治基礎，勢必收買若干具有代表性的台灣仕紳階級，供其馳驅效命。因此，日本人吃肉，便留幾口湯給台灣當時的仕紳階級喝。日本殖民政府把販賣鴉片煙膏百分之十的利潤，留給大盤商和小賣商。
楊碧川的《後藤新平傳》敘述日本時代的鴉片販賣政策時，如此寫道：“大盤商及小賣商成為台灣各地角頭爭奪的戰場，後藤新平也巧妙地把鴉片販賣利益賞給聽話的御用紳士，這些人特準販賣鴉片的條件為‘對台灣統治有貢獻’，換句話說，幫助日本人‘徵剿土匪，維持治安’有功者。辜顯榮、陳中和以下，各地名望、角頭紛紛得到這份甜頭。”
更不可忽視者，是各地的大盤商總共只有六十人，核準這六十名利益肥得冒油的大盤商的權責單位，竟然是殖民地政府的各地方政府“警察課”。這也無怪乎李金龍拼了老命當上日本刑警後，能夠進一步爭取到這令人垂涎的鴉片專賣權，並且成為三芝地方的鴉片專賣店老闆。三芝地方的癮君子只有在李家小鋪，才買得到“保命 ”的“福壽膏”；癮君子吸得愈多，李財生、李金龍父子就賺得愈多。
照日本政府頒布的“台灣鴉片令”及機關法規規定，每四十五名鴉片吸食者，就可以設一名小賣商。換言之，這四十五個癮君子，必須向殖民政府指定的小賣商購買鴉片。試想，在這樣的制度下，無論是大賣商或是小賣商，就好比是一群大毒蟲，高高在上，無休止地啃食吸吮人民的膏血。（相關內容詳見楊碧川著《後藤新平傳》第二章《台灣民政長官》。該書由台北市一橋出版社于一九九六年九月出版。）
日本殖民政府不知是“良心發現”，還是深恐戰敗在即，一九四五年（昭和二十年）六月十七日，終於停止了鴉片專賣。然而，包括李財生、李金龍父子在內的鴉片煙大小賣商，則早已吸飽了人民的膏血，賺足了台灣人民的血汗錢。
李登輝六歲時，李金龍已經成為一名日本刑警（按：照李登輝自己的說法，李金龍畢業于“警察官練習所”，曾擔任十多年的刑警。見李登輝著《台灣的主張》第三十六頁）算算時間，李金龍當日本刑警的年代，當在一九二九年（昭和四年）左右，一直到台灣光復前，李金龍當了十六年左右的日本刑警。在李登輝祖父李財生手上發達起來的李家小鋪，專賣鴉片也專賣了長達近六、七年的時間。光復前不久，日本當局減少了鴉片煙的配給數量，李家小鋪才結束營業。斯時，李氏家族已經積累足了資本，買夠了肥沃的田產，生活自然不虞匱乏了。
李家在（特許制特權）販售鴉片煙之後，經濟情況始由小康階級晉陞為富豪階級。李登輝在《台灣的主張》一書中敘述了一個故事，說他小學四年級時，為了想買一本《百科辭典》，還得鼓足勇氣才敢向李金龍開口索討四塊錢。隔天，李金龍冒著雨，一大早就給李登輝送來買《百科辭典》的四塊錢。據李登輝的說法，這四塊錢還是李金龍臨時向好朋友借來的。如果屬實，更印證了李家原住源興居時經濟情況尚屬窘困，直到遷居市街、販售鴉片後才大幅改善。
李登輝這個童年買書的神奇故事，像煞了五、六十年代台灣小學課本中，曾經描寫的蔣公幼年時代，望著溪裏逆流而上的小魚，寓意人應力爭上游的故事模式，酷似文宣部門刻意編造的官方標準版“歌德”小說題材。
三芝老人親口告訴了我兩個他親身經歷的故事，但已足以證明李家家境在專賣鴉片之後，才成為李登輝所自稱之“精英階級”。
三芝老人說，時間大概是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年），李登輝已經考上台北高校。那年暑假的某日，李登輝帶了幾個鄰居的小孩，一起騎“孔明車”（即自行車），到三芝附近的老梅地方郊遊。從三芝騎車到老梅，再四處走走玩玩，不知不覺已是中午時分。大熱天，孩子們既累又餓，見不遠處有個小攤子叫賣切仔麵，李登輝招呼大家吃麵。可是，幾個餓過頭的孩子吃完麵，才發覺自己身上一個銅板都沒帶，不知如何是好。李登輝是幾個人當中年紀最大的一位，他很大方地告訴隨行的孩子們，沒關係，這點小錢，由我請客做東吧！
說完，李登輝從上衣口袋裏掏出幾張鈔票，付給了賣麵的小販。孩子們在道謝之餘，不約而同都帶著幾分欽羨的眼光，都承認李家生活的確比一般家庭好許多。
三芝老人還說，他們年輕時代，家裏多半貧窮，只求溫飽，不敢奢求其他的生活享受，所以，小朋友連看連環圖畫都沒錢。鄰居們知道李家老大李登欽（即李登輝的哥哥）經常買少年叢書，在李登欽快把叢書看完之前，便立即向他預約借閱。
寫到這裡，我們不免要順帶一提，與李財生、李金龍父子向三芝鄉民販賣鴉片煙膏、汲取人民膏血的同時，在中國的江西省所謂的“贛南”地區，在專員蔣經國的治理下，正在大刀闊斧地進行所謂打擊“土豪劣紳”的工作。
作家江南的《蔣經國傳》，把當年蔣經國掃除“土豪劣紳”的過程寫得相當傳神。他描寫蔣經國“下令禁賭、禁煙（鴉片）、禁娼，而且令出必行，禁得十分徹底。贛南的一位鹽務處長的太太偏不信邪，結果被判在贛縣中正公園的陣亡將士墓前罰跪三天，兼做苦工六個月。另有一位大山頭——國家銀行的主管在內室打牌，以武裝守衛，被專員抓到了，守衛的士兵一概槍決。某富戶的獨生子，因煙毒違禁，判處了死刑。”（詳細內容見江南著《蔣經國傳》第七部分“蔣青天”。該書由美國論壇報出版，香港藝文圖書公司發行。）
對照蔣經國早年在江西大打“土豪劣紳”的贛南經驗，再看看李登輝聲稱自己是所謂的“社會的精英階層”，蔣經國口中的“土豪劣紳”，和李登輝嘴裏的“精英階層”，其間存在著什麼樣的差別？
我實在不懂！如果在江西賣鴉片大煙抓到了要被槍斃；在台灣，賣鴉片的家庭卻公然昭告天下，聲稱自己家庭是“社會的精英階層”，自己最後甚至當上台灣總統。賣大煙的毒販子竟等同於“社會精英”，這是什麼樣的邏輯？什麼樣的標準？
當年又有誰料想到，昔日專門槍殺聚賭、販毒、賣淫的“土豪劣紳”的蔣經國，異日竟會提拔家庭靠販售鴉片煙膏起家的李登輝擔任他的副手，並且帶領台灣度過強人過世之後的“民主年代”呢？更可議者，在一九三○年，許多台灣志士因抗議日本政府開放許可鴉片買賣，公然的允許台灣人吸食鴉片，而向日內瓦國際聯盟控訴，喧騰一時，令日本政府灰頭土臉。而李登輝之欽定接班人連戰先生之祖父——《台灣通史》作者連雅堂先生，竟在《台灣日日新聞》上發表了一篇《新鴉片政策謳歌論》的文章，寫下“……鴉片不僅無害，而且被稱為長壽膏有益人體……”及“……我輩今日得享受土地物產之利者，非我先民之功乎？而我先民之得盡力開墾，前茅後勁，再接再勵，以造今日之基礎者，非受鴉片之效乎？”不但歌頌鴉片對台灣開拓之貢獻，又說“此次再請特許二萬五千人，亦不過全人口二百分之一強爾，無大關係，亦不成大問題，又何事議論沸騰哉”等無恥謬論。這篇宏論，連雅堂獲五百元稿酬，但其背叛台灣民眾之行為，眾皆不恥，他所屬“櫟社”其他成員，大為憤慨，將其除名。連雅堂也被他的東家“林獻堂斥為幫閒，而匆匆攜家逃離台灣”（注：見楊碧川《後藤新平傳》）。
最具諷刺的是有鴉片煙膏販賣背景之李登輝竟又提拔“新鴉片政策謳歌論”者之後嗣為副手，這究竟是造化弄人，抑或是天命註定台灣要走到這步田地呢？
李登輝在王作榮家中，曾經稱蔣家父子是“摩西”，帶領一、兩百萬大陸民眾渡海來臺；他自認自己才是真正的“耶和華”，要來拯救台灣兩千多萬的民眾。台灣民眾是何其“有幸”，竟然要由李登輝這種“耶和華”，來帶領我們“走出悲情”。
且說李家鴉片專賣店生意興隆、日進鬥金、經營最鼎盛的階段，李金龍便將這運用特權聚斂得來的金錢，供李登輝上淡水中學、台北高校，以後再出洋到日本念京都帝國大學。李登輝固然本身未參與專賣鴉片，但他卻受父祖輩鴉片專賣之庇蔭，均沾雨露，成為日本殖民政府的鴉片專賣政策販毒分贓、食人膏血的直接受惠者。
李金龍披著日本刑警的老虎皮，在鄉里十分威風。但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李金龍頓失靠山。據李金龍事後告訴友人，日本戰敗後，上面命令包括李金龍在內的日本警察或臺籍警察，應就地等待國民政府警察機關來台灣接收。無奈當時地方上有不少平日受盡李金龍欺淩的民眾，已經準備好好“教訓”李金龍這幫子“臺姦”。李金龍自己說，他們得訊之後，連忙跑到遠地躲藏避風頭，一直苦等到民國政府接收人員控制住局面，李金龍才敢出來和家人團聚。
李金龍當年躲群眾、仇家的那幕，看在李登輝眼裏，很自然地興起他所謂“生為台灣人的悲哀”的原始構思。但是，李登輝似乎從來不會深入思索，日據時代那些受盡李家專賣鴉片荼毒為害的眾多百姓，他們才真正深刻領會“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哩！李金龍昔日仗恃日本人的威風，一副不可一世的模樣，而日後卻變成人人喊打的尋仇對象，這完全是李金龍自己早年種下的惡果，又有何“悲哀”可嘆呢？
在時不我予的情況下，李金龍曾經回鄉找工作。照李登輝的說法，李金龍“自警職退休後，回到故鄉三芝，先後擔任水利組長以及農會理事等職，戰後還當選過“縣議員”。讀者朋友讀了我前面這段文字，就很清楚李登輝說他父親“自警職退休”的真正原因，完全是怕遭仇家報復才倉皇離職的，哪是李登輝說的什麼“退休”。至於李金龍到農會服務這段過程，又有一段值得追究品味的內幕介紹給讀者朋友知道。
話說台灣光復後，李金龍透過他在三芝故鄉的人脈，曾經在三芝鄉做過一段時間的農會理事兼總幹事。有段時期，據李金龍日後向友人自稱，那時省方財政狀況不善，農會的薪水遲遲未發。李金龍身為農會總幹事，見屬下沒薪水可領，當然深感歉疚，就想出了一個法子調頭寸。每年稻穀隨著市場供需情況，價格隨時都會有起伏。當時，正值稻穀價格上揚的時期，李金龍想，何不趁現在稻穀價格正好的時候，把省糧食局存放在農會裏的存糧（按：當時稱糧食局放在各地農會的存糧為“保留米”）拿出去變賣，等過一陣子稻穀售價下跌的時候，再從市場逢低價買進低價米來回補原先挪用的“保留米”，反正只要早早歸還，不會有人察覺的。李金龍的想法很單純，只不過是要用變賣“保留米”的錢，暗自先墊款給農會員工發薪水。
李金龍固然是“立意良善”，以解發不出薪水給農會員工的燃眉之急，當時的確適時解決了問題。但是，不知是被人告發，或是恰巧糧食局人員到三芝農會視察，此事被糧食局的檢查人員當場識破，檢查人員當面詢問，保留米為什麼會短少這麼多？李金龍不禁暗自驚訝這事怎麼會讓上面察覺，一時也想不出怎麼辯解，支支吾吾連聲說他不是貪污，而是為了墊付員工的薪水。但是，糧食局的官員可管不了這麼多，畢竟保留米短少是個事實，農會是無權挪用這批米糧的。李金龍因而遭到被撤職查辦的處分，只好先黯然離職，以示負責。但查辦歸查辦，虧空的保留米卻一斤也少不得。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李金龍只好賣了幾塊田地，賠償農會穀倉存糧的虧空。（這段內幕，是李登輝服務「農復會」時，一位他的老同事所透露。據他表示，李金龍這段經歷是李登輝親口說出來的，他並強調虧空保留米，完全是為墊付農會員工薪水，並未投入私人荷包。真實情況是否如此單純，則不得而知。）這件賠款事件，導致光復後經濟情況每下愈況之李家家道急速沒落。
李登輝之所以避諱多談家世，是因為他的家庭實在有太多不便為外人知悉的難言之隱啊！鴉片專賣，聚斂成富；農會變賣公米，名為支付員工薪水，實際上是否另有所圖，顯然沒人敢於捋虎鬚，使李金龍“東窗事發”。
這些只不過是其中兩樁小事例而已。
《替李登輝卸妝》–前言
作者：徐淵濤
自序 不容青史盡成灰
2003-7-22
偽作不可長，空虛不可守，朽木不可雕，情亡不可久。漢·韓嬰《韓詩外傳》
【一】
台灣民眾常在公共場所、電視熒光屏或其他媒體畫面上，看到李登輝“總統”謙和親切的笑容，也看過他不時嚴肅地撇嘴沉思，更不時看到他發表談話時諄諄教誨之狀或振臂揮拳，甚至咬牙切齒的狠勁。
貴為“總統”，他鮮明、強烈、豐富的言談舉止深受矚目與揣測，甚而牽動老百姓的思維，散發激情。台灣民眾不時隨他起舞，甚至為之瘋狂。
十幾年來，諂諛逢迎者不時歌頌他，讚美他治國高瞻遠矚，待人情深義重，但也不停地忙著替他化粧與補粧。
他的政敵反對者則不是批判他，指責他執政獨斷孤行，為人過河拆橋，不停地往他臉上潑墨……
但是我們的總統私下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他的人情、真性、思想、信仰等等如何？他生命史中有幾許秘密？他如何由一位位階平平之公務員突然躥起政壇，踏上青雲之路？相信民眾雖然好奇，但卻似浮光掠影，如霧裏看花，看不清總統之真面目，也無法透知總統之內心。再者李總統之言行與決策動輒“天威難測”，往往連其左右屬下都難體“聖上真心”，遑論其他。
【二】
猶記得約十七年前（一九八二年底）先母徐黃珍女士病危，曾在病榻上囑咐我與家人：“……往後你們切不要對外提及父親與李登輝先生的恩義情誼，因為李先生已對外全面否認，你們不可自取其辱，但也不要傷害李登輝先生……”（注：李登輝先生當時擔任台灣省主席）。
言猶在耳，但為何我在緘默十七年後，也是我認識李登輝“總統”伉儷近半世紀之久，我卻必須忤逆母意，摒除舊情，且甘冒大不韙，撰寫《替李登輝卸粧》這本書；並以回溯往事之方式、探討歷史之態度來向台灣人民揭露李登輝的原貌？我為何挺身而出，我的心路歷程如何轉折？
親愛的讀者，無涉私怨，攸關正義。各位當中在閱讀本書中得到答案。本書所提及的都是真情實事，作者別無居心，也無惡意抨擊李登輝先生與其家人之意，只是單純地借著訴說過往，抖落真相，讓讀者能更深層、更清楚地看到李登輝“總統”的原貌。李登輝總統人生之路，一路走來撲朔迷離。我認為歷史真相不能被蒙蔽，我們要檢驗李登輝“總統”，一起替他“卸粧”。
【三】
我是一位藉藉無名的卑微小民，沒有任何的事功偉業與崇高的社會地位，較之李登輝總統，有天壤之別。我亦不曾與李登輝總統長期相知共處，兩人未曾有過親密關係也無間隙宿怨。我之所以有資格與勇氣撰寫這本以李登輝總統為主角與對象的書，乃因李登輝總統與先父曾有長達數十年的親密關係，我係李總統故人之子。因此在本書後半段，對先父與李總統間的關係著墨頗多。
先父徐慶鍾先生是位農業學者，出生於一九○六年，祖籍廣東，世居台北艋舺（今之萬華）。台灣光復之前畢業于台北帝國大學（台灣大學前身）理農學部，畢業後留校任教並兼任農業試驗所研究工作。一九四一年提出《台灣農作物栽培季節之特異性之研究》論文，榮獲帝大農業博士學位，為台灣省籍人士獲此榮譽之第一人。
光復之後，先父仍續任台灣大學農學院教授數年，後來始轉而從政，先後擔任過台灣省農林廳長、省府委員、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內政部部長、行政院副院長（當時院長為蔣經國先生及後來之孫運璿先生）、「總統府資政」等黨政高職，在早年之台灣政壇與社會尚有崇高聲譽。而李登輝先生光復之前原在日本京都大學農學部就學，因日本戰敗投降，遂中途輟學返臺插班就讀台灣大學農經係，先父當時正是他的授課老師。當年，李登輝先生深得先父之賞識與期許，師生情彌。從一九四六年開始交往而日益密切。因而我有幸于十歲之齡（一九五一年）便認識李登輝先生，並且自幼即有深刻印象。當然後來也與李夫人曾文惠女士熟稔。不過李登輝“總統”年齡畢竟與我有著相當差距，我打從心裏一直視李總統伉儷為長輩。
光陰如梭，匆匆已過四十八載，台灣不論政治、經濟、社會各層面都已劇變，政治領導人亦幾番更替，人事全非。歷睹早年年輕的李登輝先生受苦、受難、受困…… 到後來破繭而出逐步有成，崛起政壇，青雲直上而成為“國家元首”——台灣領導人，令人感嘆，也證明瞭江山代有豪傑出，世事難料，天命莫測之道理。
十數年來，我遵守母囑，也因陪侍父親，體會先父殷護李登輝總統之深情，對外鮮少提及李登輝總統，也避免褒貶，更不敢“攀龍附鳳”。但我卻一直默默地觀察李登輝先生，研究李登輝總統。只是無論怎麼樣也料想不到這些平日觀察研究所得及匯集之資料，竟會成為如今撰書之泉源，這豈真是造化弄人？
【四】
一九九九年，我拜讀了李登輝總統之新書《台灣的主張》洋洋十數萬字，李總統闡述了他的思想歷程、政治哲學，對“台灣繁榮與和平”原動力之解析，論兩岸關係，談國家問題，更提供了對台灣未來之走向、主張等等……李總統對台灣前途發展之主張，見仁見智，有許多討論之空間，卑微如我，不敢也不能置喙。但是書中其他有部分內情卻與我所知有大出入。李總統是基督教徒，他顯然是想借此書表達他對主的虔誠與信服，企圖泯除許多基督徒因他近年言行而產生對他宗教信仰之懷疑。
我也是基督徒，而且我深知許多人不知道李登輝先生之陳年往事。我發現李登輝先生顯然借此書在美化自己，為自己抹上濃粧，陳述表面現象，掩飾內心真相，誤導民眾，愚弄台灣。這不該是一向自稱“誠實”，口口聲聲“有情有義”之李登輝“總統”所該做該為。
我因而決定將蘊思已久，但卻一直猶豫不定之撰書計劃付諸實行。“我決定寫下這本書”！一本替政治人物卸粧的書，被卸粧的對像是——李登輝總統。
【五】
李登輝先生自一九七二年由一位名不見經傳的農復會組長（兼台灣大學教授），突破格被當時剛接任“行政院院長”的蔣經國先生延攬入閣出任“政務委員”，令當年許多政壇人士訝異。而後仕途順遂，一路攀升，短短十幾年由“台灣市長”、“台灣省副主席”、副總統直到總統……外界許多人對李總統之政壇升遷歷程相當的好奇。包括海外及坊間許多報章、雜誌、書籍等，都對李登輝“總統”政壇發跡過程與背景有諸多揣測與失實報道。當然眾所週知，最後決定性的提拔者是蔣經國先生毋庸置疑，但是李登輝先生何能以一名曾因思想涉案而默默無名、位階平平之公務員，由小而大到後來受知受重於蔣經國先生，誰是他背後推轂之手？誰是拔擢助力者？誰是他真正的貴人？有人說是李煥先生（前行政院院長），也有人猜是蔣彥士先生（前總統府秘書長），有人則稱是先父徐慶鐘（李總統之尊翁李金龍先生曾親口向媒體說徐慶鐘是李登輝總統的恩師）……前監察院院長王作榮先生在其大作《壯志未酬》書中，也透露他曾經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李總統在登大位之後，對外公開宣稱他的老師只有蔣故總統經國先生與上帝，其餘皆避而不曾提及。真相如何？有何隱諱？除了極少數政壇人士及幾位早年熟悉李總統的舊故之外，社會大眾恐鮮少人真知其來龍去脈。
忝為被點名為李登輝總統“恩師”徐慶鐘之後人，我似乎有責任對李登輝先生與先父之間的關係作見證、澄清，同時也依李先生處世邏輯，為曾經委屈多年的李登輝總統作一些澄清，也讓于一九九六年辭世之父不致含憾于九泉之下。
先父徐慶鐘與李登輝之間數十年之關係到底如何？
是否真係李登輝總統之“恩師”？
在所謂「白色恐怖」的年代裏是否真的曾經兩次為李登輝作保？
李先生在政壇發跡之後，隨著權位高升而對人際關係進行調整時，每個階段都有與時俱變的不同之觀點。先父在世的最後十年，正值李登輝先生步步高升到頂峰時期，李總統如何“禮遇”、“回饋”他當年之授課師長？是待之如朋友？是視之為同事？抑或尊之為“恩師”？還是有其他……
再則李登輝先生是否有如坊間外傳有不可告人之身世隱諱？
李登輝先生是否刻意隱瞞了早年涉及政治案件（所謂白色恐怖）不堪曝光之秘密？
他與讓他滿懷感恩之曾文惠女士數十年夫妻生活中，李登輝是否曾經有過感情背叛、走私之紀錄？
在許多虔誠之基督教徒眼裏心中，李登輝先生是否真的“背離了主”？
另外，本書也透過李登輝總統早期的朋友、同事、同學、故舊、政治難友等等口中，回憶當年李總統交往過程，並由他們解析李登輝先生之個性、言行習慣、行事手段、思想模式、道德標準、人生觀念等。
詳讀本書之後，讀者當可由所掀揭有關李登輝先生之陳年往事，在點點滴滴的小故事中去發掘、認清楚李登輝之真面目，甚而也有助於理解李登輝先生深邃複雜之內心世界。
【六】
至於本書之資料來源，主要來自四方面：
（1）由先父、先母口中述及之李登輝先生。
（2）由本人直接或間接與李登輝“總統”接觸之所見、所聞、所感的李登輝先生。
（3）由早年與徐、李兩家素有淵源且均甚熟稔者，及李“總統”知友、故舊、同學、同事等所了解之李登輝先生。
（4）我由其他管道所獲訊息。除了在本地之外，我並親赴美國、日本及委託專人遠赴大陸，訪談相關人士至少二十人以上，蒐集資料，並經縝密求證而知的李登輝先生。
本書概分上下兩篇：
上篇——我所知道的李登輝，是披露李“總統”鮮為人知，甚而不足為外人道之故事、軼事秘辛等，其中曲折又離奇，有悲酸、有痛楚、有背叛、有纏綿的“特殊的男女關係”。
下篇——徐慶鐘和李登輝，列述兩者早期亦步亦趨之關係直到後來漸行漸遠的轉變，以回憶錄方式述說先父與李登輝先生之陳年往事，點點滴滴，將政治人物的情與義、真面與假像客觀地表述。包括在先父辭世後治喪期間，李登輝“總統”所展現的“奇言異行”與“總統府”當局一些令人難以理解的作為，以及以後發生的所謂 “褒揚令不值半文錢”趣事等等，其中有溫馨，有驚奇，當然也有人情感嘆！
當然為揭露過往所見、所聞、所知、卸粧之後的李登輝“總統”，也許能還其純樸本貌，更真更美；也許醜惡猙獰。美醜與真假，則有待讀者自己去觀察體會。
【七】
我選擇在李登輝即將卸任中華民國總統，又正值西元二千年總統大選之前，台灣政情如火如荼之敏感時刻，撰寫這本書，替李登輝總統“卸粧”，動機難免會遇質疑。其實，當我透露要出書之際便早有面對羞辱及抹黑之心理準備。
親愛的讀者，其實內情很無奈也很單純。
因為我自感有“時間的壓力”，這與李總統的任期無涉，卻與我的健康攸關。我是虔誠的基督徒，五年多前曾罹患重病，能倖存至今，深信是蒙主耶穌之恩典所致。茲恐來日難料，我不願讓我生命中隱藏多年有關李登輝先生的往事真相，隨著我默然消失而無法公諸於世。我慶倖李先生與夫人仍然硬朗，也慶倖尚有幾位早年即與徐、李兩家有深交並熟知內情的故舊長輩、關鍵人物，雖已垂垂老矣，但仍頭腦清楚、身體健康，他（她）們不但提供許多早年我不知道的隱事舊情，解開了不少先前我所不曾理解的謎題，糾正了我記憶中的一些錯誤，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她）們願為本書中許多章節作歷史見證。否則，本書之公信力減弱不少。
然而為了維護李登輝先生及幾位相涉人士之基本尊嚴與最深隱私，許多人名及情節已有相當保留。
我無法預測李登輝總統是否有機會或有意願閱讀《替李登輝卸粧》一書，但我可以想像當李先生獲知本書付梓出版時，臉上顯露的不屑與不悅的神情，更可能破口大罵——“馬鹿野郎！”（注：日語，”混蛋”、”王八蛋”之意）。至於李先生夫人曾文惠女士，我期盼她不要錯過閱讀此書，否則會空留遺憾。因為本書中所掀揭的塵封往事，想必仍隱藏在李夫人褪色記憶裏，魂縈舊夢中。如今——“回首來時路”，雖然故人音容已依稀，但是酸楚往事卻重現，李夫人能不噓唏感嘆乎？
本書撰寫過程，承蒙幼年鄰居長輩巫金聲先生，及幾位熟悉李登輝先生過往之關鍵人士、政治難友……願意接受訪談，提供了許多珍貴資料。尤其是透過李先生之政治難友沉痛之回憶，抽絲剝繭，終於逐步了解李登輝先生早年涉及政治案件之全貌，非常難得。另則不少愛護、關心我的親友們也給予我很多鼓勵與指點，本書才得以付梓發行。因為本書有若干敏感性，深恐為他（她）們帶來無謂困擾，不便一一提及。謹此表達我內心之謝忱與敬意，沒有他（她）們，學淺如我，實在不可能完成此一“不可能的任務”。
當然，我更要感謝我所敬仰的名史學家、大作家李敖先生及我好友、作家兼報人羅心德先生為本書作序。
相關延伸閱讀：
日本右翼歷史觀批判研究
（王向遠著作集第十卷）
第一章 戰後右翼歷史觀形成的根源與背景——右翼勢力、右翼思潮與戰爭認知問題
一、右翼歷史觀的古代淵源
二、現代軍國主義思潮與右翼歷史觀的形成
三、戰敗後右翼的蠢動及右翼歷史觀的“復活”
四、冷戰後知識右翼的“猖獗”與右翼歷史觀的“擴散”
第二章 右翼歷史觀“死灰復燃”的標誌—林房雄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
一、作為老牌右翼分子的林房雄
二、解掉兩個緊箍咒
三、“大東亞戰爭百年戰爭”論的展開
四、“縱然失敗卻是無悔”
第三章 一本全面徹底的為侵略歷史“翻案”的書——中村粲的《走向大東亞戰爭之路》
一、寫作宗旨：為洗刷“汙名”而篡改歷史
二、以種族戰爭史觀粉飾侵略
三、所謂“當事雙方都有幾分責任”
四、對十五年侵華戰爭的全面翻案
第四章 “惡魔的思想”——渡部升一、穀澤永一的思想
一、對“反日的日本人”的“告發”
二、所謂“國益論”和“新憂國論”
三、“誰把歷史弄成這樣?”
四、所謂天皇“無責任”，戰爭“有外壓”
五、“敬告韓國中國俄國美國：日本沒有戰爭責任”
第五章 “喬裝打扮”的軍國主義史觀——藤岡信勝所謂的“自由主義史觀”
一、藤岡信勝與“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
二、所謂“自由主義史觀”的“自由”
三、“自由主義史觀”的根源與構造
四、“自由主義史觀”的虛偽本質
第六章 歇斯底里的“免罪情結”——法學博士小室直樹的“無法”的暴論
一、“天皇教”的狂熱信徒
二、反共與反華
三、搬弄“國際法”為侵略免罪
四、不容忍任何道歉和謝罪
第七章 “南京大屠殺”抹殺者的第一隻黑手——田中正明的“虛構”與“總結”
一、曾做過松井石根秘書的田中正明
二、所謂“帕爾博士的日本無罪論”
三、《南京大屠殺的虛構》的虛構
四、“南京大屠殺否定論的十五個論據”的虛偽
第八章 作為一股右翼思潮的南京大屠殺“抹殺論”——東中野修道等抹殺論者的猖獗
一、鈴木明的《南京大屠殺之幻》
二、阿羅健一、歃本正己、富士信夫的抹殺論
三、南京大屠殺抹殺論形成了一種思潮
四、新一代抹殺論者的“旗手”東中野修道
五、抹殺論者在史實面前註定失敗
第九章 “皇國”史觀的集大成——西尾幹二的《國民的歷史》
一、《國民的歷史》暢銷的背後
二、與中華文化絕緣的“一萬年日本文明史”的虛構
三、對侵略歷史的全面美化
四、唯我獨尊的“皇國”史觀的復活
第十章 右翼歷史觀的教科書化——《新歷史教科書》及教科書的“改惡”
一、戰後歷史教科書的右翼化軌跡
二、右翼團體“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的成立
三、《新歷史教科書》對侵略歷史的歪曲
四、推動教科書進一步“改惡”的三浦朱門
第十一章 右翼歷史觀的通俗化、大眾化——小林善紀的政論漫畫《戰爭論》與《臺灣論》
一、右翼勢力的“廣告塔”
二、鼓吹戰爭、美化侵略的《戰爭論》
三、老調重彈、變本加厲的《戰爭論2》和《戰爭論3》
四、歌頌日本殖民統治、鼓吹台獨的《臺灣論》
第十二章 右翼歷史觀與靖國神社問題——靖國神社參拜“正當”論
一、靖國神社的本質
二、加地伸行等人的“日本乃神國”論
三、大原康男等人的中國“干涉日本內政”論
四、小林善紀的《靖國論》
第十三章 右翼歷史觀對中國歷史教科書的“逆襲”——右翼文人的“中國反日”論
一、古森義久對“中國反日”的報導和渲染
二、勝岡寬次對中國“反日教科書”的“徹底批判”
三、“中國反日”論的其他鼓噪者
第十四章 從中國歷史觀到中國現實觀——「中國黑暗論」、「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
一、岡田英弘的中國歷史“黑暗論”
二、中島嶺雄的「中國黑暗論」與「崩潰論」
三、長谷川慶太郎的「中國崩潰論」與「中國威脅論」
四、杉山徹宗等人的「中國威脅論」
本書研究的是日本右翼及其歷史觀的問題，對歪曲和篡改歷史的日本右翼歷史觀做了深入的剖析。讀完這本書之後讀者會明白，原來那些大放厥詞的政客站在政治舞臺上為歷史翻案的發言是有一整套右翼歷史觀作支撐的，而右翼歷史觀的構建者和系統表述者則是民間身份的一些教授、學者所構成的右翼勢力。換言之，在日本當代學界和言論界，為侵略歷史翻案已經形成一種不可忽視的社會文化思潮。
台灣炒地皮「養房奴」吸血大王（三重幫）林榮三躍登富比世（Forbes）財經雜誌全球首富前五十名
《金權城市》點名聯邦（三重幫自由時報林榮三） 炒地牟利
顏玉龍／新北市報導
2011-02-17 中國時報
土地炒翻天，鄰近台北市東區的新北市汐止區也成矚目焦點，已有預售案成交價一坪四十萬元以上，讓早期養地的大財團「出現」解套的契機，但也再次引發山坡地開發，以及財團以農民身分買農地開發的爭議，其中以「聯邦建設」的“瓏山林”建案最具「代表」。
《金權城市：地方派系、財團與台北都會發展的社會學分析》一書中，台大教授陳東升認為財團購買農地、山坡、工業用地，並利用“變更地目”營造高額利潤，是“基本炒作手法”。他進一步點名「聯邦建設」，指（自由時報）林榮三在七十六年買下汐止十八甲“林地”，每坪公告地價二、三千元，“變更地目”並推建案，每坪售價十五萬元，獲取幾十億元利益。
陳東升在書中提及，「瓏山林有一部份是承租國有林地，透過公有地放領取得土地所有權，接著申請“山坡地”的開發，（再）變（更地目）為丙種建地。白匏湖二百多甲土地來源，一是林榮三長子林鴻聯以“自耕農”身分承購三百多筆農地，另一部分是林榮三的三子林鴻堯向國有財產局承租林地。」
由於瓏山林完工後，須向汐止鎮公所申請「未損害公共設施證明」，《廖學廣的獨立時代》一書中寫道，「建商賣房子賺大錢，鎮公所沒有義務為建商擦屁股」為由，將申請案打回票。「幾經洽商，最後雙方達成的協議，由林榮三捐贈一座綜合運動公園給汐止鎮，鎮公所同意綜合運動公園以林榮三命名。」
不過，公園設計圖完成，也整好地等著林榮三來蓋公園，最後卻沒著落，廖學廣出手反撲，在競選連任時，發出在白匏湖山區設置垃圾場的文宣，並取名為「榮三垃圾場」。
「林榮三發動旗下《自由時報》，在鎮長選舉投票前最後兩天，將駐汐止鎮的記者召回總社，配合社長、總編輯發稿，全力圍剿廖學廣。廖學廣也不甘示弱，召開記者會一一點名林榮三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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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週刊＞被砸／（本土黑幫）天道盟太陽會13人成擒 廖學廣關狗籠案主嫌在內
東森新聞 2002/10/22
社會中心／綜合報導
「壹週刊」辦公室本月6日被黑道分子砸毀，引起社會各界重視，警政署22日規劃全國大掃黑，警方針對「天道盟」太陽會桃園龍潭組、台北萬華組、基隆仁愛組展開全面搜索，合計逮捕13名嫌犯，起出「太陽集團」制服、改造手槍等贓物。
刑事局與台北市刑警大隊兵分多路，由士林地檢署主任檢察官陳國鳴指揮，22日凌晨在基隆市、台北縣、桃園縣同步行動，逮捕基隆仁愛組組長謝金峰等13名嫌犯，其中，綽號「阿風」的謝金峰在「天道盟」名氣響亮，涉及85年立委廖學廣狗籠案，曾經逃亡泰國，後來被警方緝捕回國。
警方調查，某週刊報導「天道盟」新、舊太陽會搶地盤風波，引起舊太陽會不滿，屬於舊太陽會的桃園龍潭組、台北萬華組、基隆仁愛組，分別接獲越洋電話指示，本月6日在某週刊位於台北市內湖區的辦公室附近集合，20餘名男子一起穿上「太陽集團」黑色制服，持木棍、鐵棒把某週刊辦公室砸毀。
行兇過程中，龍潭組的嫌犯黃鑫，涉嫌搶走某週刊大樓保全員的手機，而這支手機就是警方破案的關鍵，警方從通聯紀錄中，釐清案情，並逐一收網逮捕嫌犯。
至於傳真給各媒體，揚言要把某週刊趕出台灣的桃園龍潭組組長「文哥」梁瑞文，目前流亡柬埔寨，台北萬華組組長「鐵霸」曾盈富、曾盈進兄弟，則在大台北地區流竄，警方正擴大偵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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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囤地 房價飆漲 新莊人嘆：買不起新莊房子
林金池／新北市報導
2011-02-17 中國時報
如果說高房價起因於財團囤地，「聯邦集團」林榮三近卅多年來在新莊默默購入大批土地。新莊副都心房價每坪飆漲到五十萬，地方人士說，「新莊人買不起新莊房子，這不是很諷刺嗎？」
新莊副都心近年來土地價格炒翻天，看似財團建商各顯神通、各自購地，但當地人都知道林榮三才是最大地主，早在民國六十七年左右，林在當地四處收購農地，平均每坪價格五百到兩千元不等，地方人士說「當年中港路底全是水田，買地就拜託農民划船在四周插上紅旗子，就能看出土地多大。」
地方人士說，林榮三買地是有專業的「牽勾仔」幫忙，地方人士說，有位綽號「Ｘ吉」的兒時玩伴負責幫他牽線買地，人家不要的低窪水田，林榮三全部收，卅多年下來成為新莊副都心最大地主。
據了解，林榮三太太林張素娥名下土地，至少超過一萬坪，如果加上登記在其他親戚名下土地，囤積了大量的土地，以每坪兩百萬元計算，市價超過數百億元。
財團囤地炒作，造成房價水漲船高，如今新莊副都心房價每坪漲到五十萬，周邊更充斥一大片未開發，卻被炒上天價的素地，不少地方人士說，「新莊人買不起新莊房子，這不是很諷刺嗎？」
地方人士認為，未來只能寄望新北市府大刀闊斧，重新恢復課徵空地稅，遏止財團建商炒作房地產歪風，藉此加速重劃區開發，增加供給降低房價，才能讓小老百姓安居樂業，否則將成了財團囤積土地、炒作房價的幫兇。
中國（支那豬；萬惡共匪）崛起之下的周占春與（一吹二蓋三推四賴痞子）鄭弘儀
陳水扁夫婦因為“龍潭弊案”遭到判刑，（台灣之子與台灣之孫）父子皆用國共（支那豬）聯手打壓“一邊一國”作為解釋，同仇敵愾。他們講的理所當然，公子陳致中（台灣之孫）且髒話連篇。對鼓吹台獨的政治人物而言，“髒話”已經與“中國（支那豬）”混用，這在之前鬧出新聞主播以髒話辱罵馬英九親中，“捏造”事實，有“異曲同工之妙”。整體而言，“（嘴炮）台獨”已經進入到自己刻畫的世界，凡是在現實世界裡他們“認為”會發生“卻沒有發生”的，就讓之在“自己的劇本”中發生的，包括馬英九（支那豬）“變成”因為“親中”而變成狗或驢的情節，就能“隨心所欲”地“編織”。捲入自己的“（嘴炮皇民台獨）異想世界”後，“中國（支那豬）”可以變得“惡毒可怕”。現在“中國（支那豬）”崛起，遭到打壓的“恐懼”與“怨恨”，更是“無以復加”。這種“心理”，值得注意與體會。
周占春與（一吹二蓋三推四賴痞子）鄭弘儀二位，厥為範例。
陳水扁收受賄賂介入二次“金融（私有化財閥併購壟斷）改革”，被法官周占春以陳水扁的干預已逾越法定職權，既非職權範圍之行為，自無受賄與否的問題，因此判處陳水扁無罪。周法官在判決書中引述拙著過去對於陳水扁逾權之憲法分析，但“並未同時”引述其他著作關於陳水扁實已構成“內亂外患犯行”之分析，也未檢討陳水扁大可透過法定授予的人事任命權，不當干預政策，因而享有迫使主管官員當然得要聽命行事的權力，故陳水扁乃典型的受賄案例。但是在法言法，如欲將陳水扁繩之以法，仍必須依照制度尋求彌補。固然周法官的法律見解至為不當，不必多論，更讓人好奇的，其實是他到底什麼“心態”。
值得與周法官“曲解法令”挽救陳水扁的“意志”相比的，是同一時間發生支持民進黨的知名（痞子化）媒體人鄭弘儀在一次競選晚會上，以粗鄙下流的口語辱罵馬英九（支那豬），進而散播關於馬英九（支那豬）主持兩岸教育交流偏寵陸生的“謠言”，並掀起民進黨選民風起雲湧的支持他。一時之間，復誦他的“下流罵詞”成為流行，鄭主持人且感到“驕傲”與“正直”，在記者會上甚至哽咽訴說他對台灣大學生遭到大陸大學生排擠的感傷。
這些排擠的“指控”並不確實，因為不但大陸政府對台生早有大量補助，台灣公家在補助陸生的同時更也補助台生，遑論“這些”政策是民進黨主席蔡英文主持大陸政策期間所“制訂”與開展的。不過，“事實”如何不重要，鄭（痞子）主持人的真情演出能打動人心，才是值得好奇的。
周法官對於陳水扁這樣身居要津之人貪婪至極、濫用名器能夠“視而不見”，絕非周法官個人好惡所能解釋，必有更大的情感需要“支持”他“扭曲”的法律見解，以能為了釋放陳水扁而釋放他。當然，鄭（痞子）主持人唱作俱佳的“泡製劇本”，事後“毫不”感到羞恥，自然也不能用他樂於“煽動”選民來解釋。他們兩位對於陳水扁或台生遭到不當壓迫的“想像”，“既不是”出自事實，當然是出於“需要”，這樣的“需要”在選前爆發，不能不說是與競選對手國民黨及其領導馬英九有關。長期以來，他們“塑造”馬英九（支那豬）為“外來政權”的代表，不論馬英九如何交心表態，都不能取信於他們。簡言之，馬英九與國民黨代表中國人統治台灣人的這種陰影揮之不去。
不久前發生的東京影展事件，是具體而微的另一個例子。當時，大陸團長江建議台灣團用“中國台灣”或“中華台北”，因為這必然是他得到的指示，大陸則退為大陸，“而不是”獨佔中國，如此保持兩岸同屬中國人的身分，且有所“平等”。他“哪裡想到”台灣的團長陳志寬居然明白告訴他，（上等皇民浪人）台灣人不是中國人（支那豬），明確表示這是涉及台灣主權與尊嚴的問題，絕不能讓步。兩岸不歡而散後，大陸團得到許多大獎，而台灣（痞子）媒體則只有嘉許陳志寬英雄事蹟的報導。陳志寬所體現的就是，他做為台灣人，一碰到中國人就會產生被壓迫的抗拒意識。中國電影界頻頻獲獎，之後並巡迴世界，而台灣無影無蹤，自然更增加這樣的壓迫感。
可以說，國民黨是在中國崛起的氣氛中執政的，國共和解是國民黨執政前夕的大戲，ECFA的簽訂是國民黨執政後的“大戲”，可以說國民黨猶如“搭乘著中國崛起的順風車”在執政。但是國民黨“卻以為”是因為自己支持“藏獨”、反對統一的本土表現贏得支持。國民黨對於自己是“搭了中國崛起的順風車”毫不自覺，剛好說明國民黨的所謂“本土”是“虛假”的，就算價值上確實很認真地推動本土，但起碼情感是“虛假的”。畢竟國民黨“不能體會”民進黨核心（上等高貴皇民浪人）選民的“反華（仇華恨華）”已根深蒂固，因為國民黨從沒有經歷或“皇民化”洗禮，“不了解”洗刷“清國奴（支那豬）”之恥而“晉升”為“（上等高貴）皇民”的歷史飛越感，與因為（腐敗買辦權貴）國民黨來台後帶來的失落與失語。
現在中國（清國奴；支那豬）無所不在，（腐敗買辦權貴）國民黨來自中國，代表中國人（清國奴；支那豬），剛好可以視為是中國崛起的勢力進入台灣的媒介。
中國崛起愈是明確，台灣人賺到陸客的錢愈多，且到大陸發展的台灣人愈多，從李登輝以降努力“去中國化”的“文化台獨”成果就愈顯得不足為訓。
之前擺脫老國民黨的“本土狂飆”，與當前中國崛起後台灣的再度“失語”，“形同”日本戰敗後的台灣人從好不容易熬到的“（上等高貴）皇民身分”跌回“清國奴”，都是反差極大的情感刺激。馬英九以為ECFA對台灣人做了多大的好事，偏偏愈大的好事愈讓“反華仇中”的（上等皇民浪人）台獨選民感到毛骨悚然。他們沒有理論可以抗拒中國崛起，就“編織”台灣人“受迫害”的“劇本”，否則不能表達自己對中國人的疏離與“仇視”。
周占春與鄭弘儀這樣不同的兩個人，卻讓同一批“仇中反華”的民進黨核心支持者感到同情與“窩心”，說明他們“不是”在拯救被羅織罪名的陳水扁或可憐沒錢的台灣大學生，“而是”在表達他們所“共同抵抗”的中國（支那豬）。馬英九就是中國人（支那豬）在台灣的代表，這是“劇本”“決定”的，馬英九不論如何閃躲都沒有用，反而會因為不好好扮演“加諸”給他的腳色，而更讓人恐懼。
至於劇本，是根據觀眾“需要”決定的，而觀眾的“需要”“深藏”在台灣的“（皇民化）殖民歷史”當中，絕不是周占春或鄭弘儀可以說不要就不要的。假如他們直接或間接能有效“反射”這樣的“反華”情緒，就是“英雄”。
什麼都沒有成就到的陳志寬，與大罵馬英九“畜生”的（台灣之孫）陳致中，不就也是台灣的“英雄”了嗎？
文／石之瑜
2010-11-15 中評社
王幸男嚎喪 綠營披麻戴孝
我們就很想知道高志鵬這兩天有沒有和李婉鈺作愛？
而你王幸男，有沒有「食不下嚥」，非得找個應召女來打打野食不可？
時至今日，在台灣誰都知道扁系大將的民進黨立委高志鵬有個風頭很健，動輒鬧社會新聞的女朋友李婉鈺。稱「女朋友」，這是媒體一般比較表面的“恭維說法”，要是按照民間粗俗的語言，其實就是「姘頭」之謂；可要是比照日本人的觀念，無非就是「阿娜答性伴侶」罷了。
可這話不是我講的，畢竟率先不齒，還因之大為不屑的把這段「秘辛」，公開在臉書上的，其實是他的自家同黨立委，彼此又是有著好朋友關係的邱議瑩；雖然她未直呼其名，但人人都知道案中男主角是哪號人物。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朋友不可亂交，女人不宜亂睡。
然則，正如告子所言的「食色，性也」，高志鵬儘管年歲好大一把，睡的又是個風韻猶存的熟女，除了等閒事爾的男歡女愛外，也算姓高的時運不濟，碰上對方「三十如狼，四十如虎」，他也就只能落得個被榨乾成形容枯槁的下場。
會這麼講，主要是因為昨天王幸男在立院講了一段屁話，冤誣馬英九到台東洗溫泉，讓人不免好奇，日本誠然不幸的碰上這場大浩劫，但身為總統巡視地方，就連洗個澡都不行？
果然如此，我們就很想知道高志鵬這兩天有沒有和李婉鈺作愛？
而你王幸男，有沒有「食不下嚥」，非得找個應召女來打打野食不可？
這可怪了，日本鬧大地震、大海嘯，我們的總統就算泡溫泉又怎樣？更何況比對當天馬英九的行程，都是照表操課，夜宿台東也是既定的行程，這樣就是洗溫泉的罪該萬死了？是高志鵬所罵的「腦殘、無能」？
要講這兩項罪名，邱議瑩可是沒冤枉他高立委，不是？
腦殘嘛，竟然拜倒在人盡可夫的這位熟女雙腿之間；無能嘛，竟連自己的手機都被掌控在對方的手裡，搞得碰到記者追問，直似老鼠被貓追獵般的抱頭逃之夭夭。
以上，都非我獨家開講，全皆見諸相關的媒體報導。
這就讓人不免疑惑，好吧，容或日本人活該倒楣的遇上這場千年不遇的巨大天災，可你們這票綠營立委，怎麼就好像是死了自己爸媽那樣的嚎喪不已呢？
日本人，莫非是你們民進黨家的祖宗？
日本人，莫非是王幸男、高志鵬老在跪拜不已的主子？
一定是的，要不然，請告訴我們，為何薛凌這個綠營女立委忙不迭的，搶著在立院要求全國降半旗誌哀？
請問，你們的國籍是在日本嗎？
薛凌的府上各個都講的是大和民族的語言，拜的是日本的天照大神，妳要不要披麻戴孝找電音三太子唱唱五子哭墓？
莫名其妙。
這就讓人不能不跟他們算幾筆舊帳，就拿兩年多前的八八風災，乃至去年九月的凡那比風災的高雄大淹水，宜蘭的慘遭不幸為例，怎麼民進黨就沒感同身受的，也要求政府下半旗？
這一下，結論還能不呼之欲出？──原來台灣人的生命，在包括高志鵬、王幸男、薛凌等一票民進黨人的眼中，竟是比天皇治下的大和民族，更加不是人，不能以“同類”相比，不是這樣嗎？
“自賤”若此，這邊忙著對日本人“乞媚”示好 ，那邊就惟恐已落人後的爭著侮辱起自己的國家元首，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的，學起秦檜這大奸賊的技倆，給人“栽贓扣帽子”。請問這三個傢伙還敢宣稱他們是台灣人？能不是毫無人性的公禽母獸？
然則，如果大家以為民進黨真的是在發揮人溺己溺的精神，存著一絲絲民胞物與的悲憫情懷，那可就大錯特錯，因為看看他們昨天大罵馬英九的表情，即便是薛凌的為「日本祖國」請命，那臉上也毫無休戚與共之悲傷嘴臉，有的只是專橫到極點的猙獰面孔。
這是真的在哀悼？不，他們是拿鄰國的天大慘劇和悲劇在“消費”，盡其所能的要在日本人的無數屍體上，賺到若干政治籌碼和幾許政治利益。
一言以蔽之，他們是藉機搶奪立委選舉的門票，同時也向蔡英文示媚的幫著修理對手馬英九。
只有豬狗不如的畜牲，才會幹這種天理不容的混帳事情，這才是民進黨揭示給國人看的真相。
何謂民主，何謂國家應有的尊嚴，打從蔡英文算起的民進黨這幫惡棍，其實是不懂不知但也不在乎的，所謂的「台獨、台灣國」無非就是他們粗製濫造的一場騙局。說到底，他們還是巴不得有朝一日能夠跪倒在日本的平成天皇下，自甘當起殖民地的次等奴才。
問題是，現在的日本這一代，卻是最瞧不起這種沒有個性的哈巴狗，實在也是養不起這批貪婪的狗雜種。
日本人窮了，請民進黨另尋有錢的爹娘去。
文／仁社成員 2011.3.16
由於晉商貿易網路覆蓋面龐大，在交通極不發達的時代，資金往往一年才能周轉一次，嚴重制約了生意的擴大。同時，遠端運送現銀時間過長，路途也不安全，因此客觀上需要一種便捷的遠端資金調動方式，這就是票號起家的核心業務：遠程匯兌。
最初的匯兌業務只是為了方便。例如，山西平遙的“西玉成顏料莊”在四川、北京、山西等處設立了分莊，北京的親友要將一筆銀子匯到四川，只需將銀子交予北京分莊，然後北京分莊寫信通知四川分莊，而在四川的親友可到當地分號取到銀子。沒想到這一匯兌模式一出現，立刻引來了大量業務，而且人們願意為這樣的服務繳納1%的手續費。顏料莊掌櫃雷履泰敏銳地發現了這一潛在能量巨大的商業模式，立刻放棄了傳統的顏料莊生意，於1823年前後，成立了中國第一家票號“日升昌”。
鴉片戰爭前，中國貿易總額就已高達每年３億兩白銀，如果其中１億兩白銀需要遠端匯兌，其利潤將高達１００萬兩白銀。經過幾年的經營，「日升昌票號」在專營匯兌、存放款業務中獲得了巨額利潤。據說從道光到同治50餘年的時間內，財東李氏從「日升昌票號」獲得的分紅竟超過200萬兩白銀。受「日升昌票號」成功的鼓舞，山西商人紛紛設立或改營票號，極大地促進了當時商業貿易的發展。在此後的近一個世紀裏，山西票號基本壟斷了當時清朝的匯兌業務，獲得了“匯通天下”的美譽。
票號主要業務是遠端匯兌。其發展呈現出由北向南擴張，由山西向四方輻射的基本態勢。前期因華北、華中與蒙俄貿易與年俱增，票號依據經濟形勢，在內陸30多個城鎮設號200多個，重心在北方，分號以京師為中心。中期則海陸並重，在邊疆和沿海大設分號，京、津、滬、漢成為票號集中的四大中心。光緒前期，票號的總號、分號已達400多家，構成了一張巨大的金融網路。無論是商業，還是政府，或者私人的資金，最終由於票號快速、安全和便捷的特點，無不紛紛湧入這個輻射全國的金融高速公路系統。到20世紀初，全國22家主要票號匯兌總金額大約為8.2億兩白銀【16】，利潤總額約820萬兩白銀，大約相當於清政府一年財政總收入的1/10！
票號的匯兌網路形成了巨大的金融網路優勢，在此基礎之上，原本有希望發展成為類似于猶太金融家在西方所奠定的“金融高速公路體系”，從而壟斷信用與資本流通的大動脈。其衰落的根本原因有兩個：
一是由於缺乏地利，沒有在國際國內貿易的中心——上海，建立自己的總部，從而使決策遠離了最具增長潛力的貿易金融服務的中心，喪失了主導新興的商業匯票交易和其他金融市場的機會；
二是沒有能夠創造出類似歐洲的“戰爭債券”和國家債券的“融資系統”，僅僅將業務局限在匯兌領域，固步自封，最終被外國銀行和官辦銀行逐步侵蝕了作為生存根本的匯兌業務。
“金融市場”，尤其是形成國家融資的核心力量——“國債”和各類票據的交易市場，構成了金融高邊疆的第四塊基石。中國本土的金融機構——票號與錢莊，都沒能完成這一重大歷史使命。
錢莊的起源非常類似於同時代猶太金融家族的主營業務：貨幣兌換。
世界猶太金融家族的核心力量幾乎都能從德國找到他們的源頭。德國作為現代金融家族的發源地是有原因的。從地理位置上看，德國是歐洲東部和西部之間的連接點，特別是柏林，更是處於歐洲地理中心和交通樞紐的位置，南來北往，東行西去的客商都雲集柏林。因此形成了歐洲的各種貨幣都在柏林集散的局面。
從羅馬帝國開始，柏林就是貨幣兌換的中心。到拿破崙佔據這一地區之後，對貨幣兌換的需求變得更加旺盛。兩千年深厚的金錢買賣經驗的積累，與現實貨幣兌換迫切的市場需求，使德國成為了猶太金融家族繁衍壯大的天然沃土。【17】
中國錢莊的興起也不例外。自明代確立銀本位後，一直實行銀兩與銅錢並行的流通局面，銀兩與銅錢之間的比價隨行就市。由於銀兩價值過高，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說，在市面上直接使用銀兩購買商品價值太大，所以在日常生活中，銅錢是真正流通的貨幣，而銀兩則主要用於大額交易、官員俸祿、兵餉和財政稅收等。同時，銀兩本身也非常複雜，各地銀兩重量不等、形狀各異、成色不均，再加上各種外國銀元的大量湧入，形成了巨大的銀錢兌換和銀兩成色評估等業務需求。
特別是在鴉片戰爭“五口通商”後，上海作為國際貿易和國內貿易的交匯之處其貨幣兌換的需求更為迫切，以寧波-紹興-上海為中心的“寧紹幫”錢莊就應運而生了。為解決國內商人銀兩的折算和外國商人帶來的銀元計價問題，從1856年起，上海錢莊業開始採用一種虛擬的銀兩記賬單位，名叫“規元”。這一發明，極大地便利了各地商人的商業記賬。
除了貨幣兌換的基本業務外，寧紹幫的錢莊業充分利用了上海國際國內貿易中心的優勢，創造性地發展出中國特色的商業匯票體系，在內外貿易之間，將外國金融資本和中國的貿易市場整合成一個靈活而有效的平臺。
五口通商之初，“洋行”進入上海採購中國土特產並銷售外國工業製成品。他們遇到的第一個大難題，就是對中國的供應商和採購商缺乏商業信任。採購中國商品擔心付款後收不到貨，銷售外國產品害怕發貨後收不到款，這種情形與13世紀義大利商人所遇到的問題完全一樣。
寧紹幫的錢莊抓住了這一巨大的商業機會，創造出了“莊票”這一匯票工具，從而大大促進了國內國際貿易的迅猛擴張。
“莊票”在19世紀前期就已經在上海出現了，但當時的“莊票”從本質上看就是銀票，“莊票者，錢莊因放款或商家之請求，而發出之無記名式，付款與持票人之票據也”【18】。它的主要特點是即時性，而不是商業匯票中的以真實貿易為基礎的延期支付。
真正的商業匯票在時間軸上拉長了支付期限，同時可以貼現，所以當商業匯票被作為支付手段時，在其期限之內相當於“擴大”了”信用的規模“。最重要的是，它是以真實貿易為基礎的”信用擴張“。
商業匯票的本質就是以貿易為抵押發行的短期貿易貨幣，這有別於以債務為抵押發行的債務貨幣。商業匯票構成了商業資本主義時代最重要的“信用擴張”手段。而後“陸續出現”了以“國家債務”為抵押的“殖民資本主義的信用擴張”、以工業債務為抵押的“工業資本主義信用擴張”和以個人債務抵押為主的後工業化時代的信用擴張。【19】
“甯紹幫”所發明的“莊票”是由華商向錢莊申請“以貿易為基礎”的5～20天兌現的匯票，採購洋行貨物時，即以莊票支付。洋行一般不信任華商，但對於錢莊，特別是有實力的錢莊，還是相當認可的。其原因在於洋行普遍採用的“洋買辦”制度。“洋買辦”不僅對當地錢莊的實力非常熟悉，而且一旦出現意外必須承擔無限責任。如果到期華商不能支付貨款，則錢莊負責向洋行墊支，然後錢莊再去找華商算賬，也可以由錢莊向洋行直接支付，再向華商收款。這樣一來，洋行的貨好賣了，錢莊簽發的莊票是要收利息的，於是擴大了錢莊的利潤並增加了新的業務。華商則獲得了短期融資，擴大了業務量。這是一個三全其美的金融創新。而且，這些莊票的持有人可以在很多錢莊或外國銀行進行打折貼現，隨時得到現金。
當「滙豐銀行」進入上海時，它面臨的是一個外國銀行與當地錢莊並存的格局。外國銀行的優勢在於資本雄厚，完全控制了國際匯兌業務。而錢莊的優勢在於瞭解市場，佔據著對內貿易簽發商業匯票的信用仲介地位，特別是基於國內貨幣制度的銀錢兌換基礎業務利潤豐厚，無可替代，因此也能佔有一席之地。
既然「滙豐銀行」有一統金融江湖的雄心壯志，就必然會以其實力將當地各路金融諸侯降服。當橫掃其他外國銀行的匯票大戰以「滙豐」完勝結束後，它將關注的重點轉向了本土錢莊。由於「滙豐」能夠以很低的成本拉來中國富人們的存款，加上鴉片貿易融資所獲得的高額利潤，到19世紀末，其資產總額已高達２.11億港元，建立了遠東首屈一指的金融霸權。「滙豐」充分利用了自身資金雄厚的優勢，開始大規模使用“拆票”的辦法來“控制”錢莊的資金。【20】
由於錢莊自有資本有限，對於吃下更多的商業匯票蛋糕心有餘而力不足。「滙豐銀行」正是看准了這一弱點才將廉價的多餘資金拆借給上海的錢莊，錢莊只需將“莊票”作為抵押交給「滙豐」就可以得到信用貸款。因此，上海錢莊紛紛向「滙豐銀行」大量拆借資金。「滙豐」也可以直接收購市場上已經被打折過的“莊票”進行“再貼現”，利用存款與再貼現之間的息差獲得收益。各錢莊在打折收購其他錢莊的莊票後，本可持有到期獲得收益，但為了加快資金周轉獲得更多利潤，只要「滙豐」出價合適就毫不猶豫地把這些“莊票”轉賣給「滙豐」，將利潤落袋為安後再去做新的貼現買賣。
如此一來，雖然上海的錢莊可以獲得「滙豐」的資金將生意做大，但同時也由於資金來源受到「滙豐」的控制，而不得不變為「滙豐」的“附庸”。「滙豐銀行」可以通過拒絕拆票或提高拆息來緊縮銀根，也可以調高再貼現率，即對錢莊想轉賣給「滙豐」的“莊票”進行深度打折，使得錢莊無法獲得兩次打折之間的利差而無利可圖，從而迫使他們減緩或停止第一次貼現行為。這將導致全體錢莊由於商業匯票周轉放慢，而不得不減少對貿易的融資。最終的後果就是，資金匱乏導致華商無法收購茶農、絲農等土特產品，農民和手工業者被迫降價出售自己的勞動成果。而此時，「滙豐」背後的“洋行”股東們“正好”能夠廉價吃進，然後在國際市場上高價拋出，獲得豐厚利潤。
胡雪岩所代表的中國金融勢力在與外國金融勢力進行殊死抗爭時，「滙豐銀行」可以通過擰緊貨幣供應的水龍頭，“製造”銀根緊縮，輕易打垮一切貿易抵抗聯盟的反抗。
在「滙豐銀行」“把持”著清帝國中央銀行大位元的情況下，任何本土的金融機構都“不可能”發展成為足以挑戰國際銀行家核心戰略的競爭對手。
洋買辦：中國的特殊現象
“買辦”一詞源於葡萄牙語，本意為中國南方地區為歐洲商人在市場上負責採購的僕人。後來演變為專指幫助外國“洋行”在中國擴大生意範圍的本地商人。早期的“洋買辦”並非外國洋行的雇員，而是身份獨立的商人，他們與“洋行”之間是“代理關係”，為了取得“買辦”資格，他們往往需要繳納一定的保證金，如果生意規模沒能達到預期目標或出現虧損，他們的保證金將被“洋行”扣罰。同樣的，如果他們的業績不錯，也將享受“洋行”的利潤分成。
就純粹的商業角度而言，“買辦”屬於正常的商業代理行為，無可厚非。但是，如果“洋行”進行的不是公平貿易，而是“壓榨式”貿易；外國銀行開展的不是普通的金融服務，而是“控制貨幣供應”的操縱性行為，那麼問題的性質就發生了改變。“洋行”與外國銀行的勢力越強，生意規模越大，對中國經濟的危害也就越深重。在這一過程中，幫助外國金融資本“擴張”勢力範圍的“洋買辦”就變成了傷害本國利益的重要“幫兇”。
從胡雪岩被獵殺的事例中人們可以清楚地發現“洋買辦階層”對中國經濟、金融、貿易與民生的重大殺傷力。沒有“洋買辦”的盡心竭力外國“洋行”和銀行都不可能在中國獲得那麼大的控制力。
是平等的商業交往，還是控制與操縱？
正確判斷外國金融資本的“意圖”和行為，是一切歷史功過與是非評判的核心。
縱觀世界各國，“洋買辦現象”幾乎是“中國特色”。無論是在亞洲的印度、日本、韓國，還是在美洲大陸，都“不曾”出現這樣一個“特殊”的階層。這是中國“半殖民狀態”所“獨有的現象”。在西方“擴張”的過程中，美洲、非洲最先被“殖民化”，亞洲的印度和東南亞稍後被征服，在這些被西方徹底殖民化的地區，西方的統治勢力可以直接實施垂直統治，而無需借助本地中間人代行控制，所以“無需”買辦階層費事。中國的情況比較獨特，西方殖民者來到中國的時間太晚，而中國相對“強大”，無法在短時間內徹底“垂直統治”中國，所以“必須依賴”一個中間階層來“代行控制”，這個階層就是官僚與“買辦階層”。
從更深層次看，但凡統治“殖民地”，必須要“徹底消滅”當地的文字，因為文字攜帶著文明的基因，維持著複雜的“民族自我認同”和精神歸屬，征服一個國家卻消滅不了它的文字，則統治者要麼被同化，要麼被驅逐。被統治者（如台灣的皇民浪人特權階級）從精神和情感兩方面“認同”統治者（實施皇民化的日本祖國）是統治成功的唯一選擇，古往今來概莫能外，世界任何一處的殖民地也是如此。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美國、日本等殖民帝國，無不首先滅掉殖民地的文字，使得被統治民族完全和徹底地“集體失憶”，重新接受殖民帝國的精神與“情感灌輸”，以實現其“長治久安”。
在當今世界，前殖民地地區的“普遍”貧窮落後，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時代“留下”的後遺症。可怕的並不是這些地區的物質財富被掠奪，而是殖民地國家的文字“被摧毀”所“導致”的精神世界極度錯亂和“信仰體系徹底碎裂”，要重建對自身文明的信心，卻遠不像經濟發展和物質繁榮那樣短期就能見效。
中國的幸運就在於頑強的漢字生命力和在此之上建立起來的巨大文明體系。無論是英國的狡詐、俄國的貪婪，還是日本的囂張，都不可能徹底征服中華文明。正是在這種現實的無奈中，西方殖民帝國不得不借重與“依靠”“洋買辦”來實現財富的掠奪和控制。
在金融高邊疆“全面淪陷”的情況下，“洋務運動”也好，“戊戌變法”也罷，甚至推翻清王朝“都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半殖民化”的狀態。
日本當時也同樣面對著西方列強的殖民野心，也同樣被砸開了通商的大門，可是卻有著與中國截然相反的命運。明治維新的成功與洋務運動的失敗其“根本差別”就在於日本守住了自己的金融高邊疆，外國金融勢力未能有效地控制日本的貨幣體系。尤為重要的是日本“沒有”形成一個強大的“洋買辦階層”。因此，外國銀行在日本難以開展業務，更別說控制日本的金融命脈了。
1863年以來，在日本開業的六大外國銀行攜帶著高達２億兩白銀的資本金，其實力比日本當年的銀行實力不知強大多少倍，即便是明治維新成功後，直到1900年，日本的全部銀行資本金還不到這個數字的一半。可是除了「滙豐銀行」尚能運轉之外，其他外國銀行已紛紛倒閉。而日本本國銀行的數量則從零暴漲到1901年的１８６７家。在此之前的明治維新幾乎完全是在本國銀行體系的信貸“支持”下完成了工業的近代化，使日本一躍而與西方列強平起平坐，成為亞洲唯一擺脫西方列強殖民的成功典範。
日本正是牢牢控制住了金融高邊疆，源源不斷地為本國的工業、國防和貿易提供大量信用才催生了一個迅速崛起的工業強國。
美化日帝殖民統治的《海角七號》第三社會新皇民復辟文化論述再現在台新後遺症／被綠化的自由派報紙成篇美化報導 皇民復辟勢力感念恩德 皇民三腳ㄚ台奸餘孽建祠拜日本人
感念恩德 台灣人建祠拜日本人
洪榮志、呂妍庭／綜合報導
2011-01-19 中國時報
台南、嘉義（皇民特權大地主台奸大本營）都有供奉日人的寺廟，台南市安南區的「飛虎將軍廟」，供奉日本海軍飛行員杉浦茂峰少尉；東石鄉副瀨村富安宮供奉義愛公，其實是位日本警察（抗日台灣人俗稱的台奸三腳仔），原名森川清次郎。
供奉日本海軍飛行員杉浦茂峰少尉的台南市鎮安堂，又稱為「飛虎將軍廟」，每年農曆十月十六日聖誕千秋，信徒經年絡繹不絕。
廟方說，民國卅三年二戰期間，美軍空襲台灣，日機升空迎擊，杉浦茂峰少尉駕駛的戰鬥機尾翼中彈著火，瀕臨爆炸的危機，杉浦茂峰為避免戰機墜落人口數百戶的海尾寮部落，吃力地將機頭拉高，飛往部落外的農地、魚塭後，再跳傘求生，不幸被美軍擊中降落傘，仰躺稻田中犧牲。
民國六十年間，有人目睹一位戴白帽、穿白衣的人，經常徘徊在養殖場附近，以為是趁黑夜前來偷魚的人，但一走近卻不見人影；也有民眾被托夢，導致人心惶惶。當時有一名蘇姓大地主在田裡耕耘時，不僅耕耘機卡住，牛也不願走動，頻頻出現怪異現象，經請示朝皇宮保生大帝，才得知是空戰陣亡的幽魂顯靈。地方人士後決議於墜機處建祠祭祀，蘇姓大地主也捐出土地建廟，以表揚杉浦的恩德。
嘉義縣東石鄉副瀨村富安宮供奉的神明義愛公，其實是位日本警察，原名森川清次郎。當時森川清次郎只是官階最低的巡查，因慈悲愛民，深受當地居民愛戴。
當時局勢動盪不安，民不聊生，日本政府卻向居民課徵多項稅賦，他多次陳情上級代求減免，未獲核准還被指為是煽動抗稅，加上他正忙著搶救轄內流行性傳染疾病，眼看政府如此不通人情，憂憤交加留下「苛政擾民」遺書後舉槍自盡，死時年僅三十三歲。
村民為感念森川清次郎的大義及愛民，修築富安宮，並供奉他為義愛公，是國內相當少見的日本王爺。
http://news.chinatimes.com/focus/11050101/112011011900128.html
法會木造驅逐艦 引日軍魂返鄉
林和生／屏東報導
2011-01-19 中國時報
奉祀日本軍魂的東港鎮靈聖堂，昨一連七天舉行建醮法會，會場除有搭載日本軍魂的驅逐艦外，還打造三艘木船陪祭，在傳統道教儀式中帶有濃濃的日本味。
靈聖堂位處大鵬灣附近，日據時期是日軍南進基地，也是處理戰死日軍遺體的地方，長期彌漫一股詭異氣氛，當地民眾甚至繪聲繪影說，入夜後曾聽到部隊操練的踏步聲。
靈聖堂住持陳賢源表示，十餘年前，一名自稱三船太郎的日本將軍托夢說，他搭乘的驅逐艦在鵝鑾鼻外海被擊沉，船上有數以百計的日本官兵，希望有人能為他們建廟收容亡靈。將軍更托夢在靈聖堂後方的紅磚厝中有三個骨灰罈，也確實被信徒尋獲，目前廟方原封不動安置，為這夢境更添神祕。
陳賢源說，廟方依照將軍托夢指示，除有安置祂與另名大使金身的主殿外，廟埕前更開闢廣場方便操兵；信徒還打造驅逐艦模型，每年供這些日本軍魂返日探親。
除了軍艦外，靈聖堂這次適逢廿五周年的擴大超度法會，還特地打造兩艘七尺一吋長及一艘十八尺的木船，順便搭載附近欲渡化的孤魂野鬼。另於廿二日預計席開七百桌，待整個法會結束，全數供品將分送附近窮苦人家及慈善團體。
在恆春貓鼻頭興建的潮音寺，同樣祭祀有日本軍魂，據說二次大戰當時，日本開往南洋船艦常遭美軍擊沉在巴士海峽，估計有兩百艘，死亡人達數十萬人。日本遺族當初募集資金搭建寺廟後，每年固定來台祭祀，但隨著親人老去，到此廟的日本人也逐年減少。
http://news.chinatimes.com/focus/50107871/112011011900129.html
功於社稷 立祠祭祀不分國籍
蘇瑋璇／新北市報導
2011-01-19 中國時報
台灣南部膜拜日本人，甚至立祠蓋廟、焚香祭祀，真理大學宗教系主任蔡維民說，中華文化對於偉大人物的崇拜情感，往往能超脫國籍藩籬，因此出現「台灣人拜日本人」。
蔡維民說，神分為「天神」、「人神」、「鬼神」三種，前者以如觀世音、如來佛、釋迦摩尼等，後者如有應公、萬善爺這類無嗣孤魂，至於日本人神祇應屬於第二種。
他表示，日本殖民統治後期，台灣人的土地意識由強轉淡，當時確實有些勤政愛民、貢獻鄉里的日本官員，加上皇民化運動助長了天皇思維，融合傳統民間信仰，「日本人神祇」這種大時代產物應運而生。
蔡維民笑說，其實以宗教信仰做為統治手段由來已久，《大清會典》中記載，台灣早期屬移民社會，動盪不安，清朝嘉慶、道光年間就明文立下規範，凡有義行或具高尚節操的地方人物，可立祠祭祀，原意是為使後人效法，形成安定社會的力量。
http://news.chinatimes.com/focus/50107871/112011011900130.html
《可悲的戰後「再殖民」文學論──陳芳明的台灣文學史觀再批判》
《可悲的戰後「再殖民」文學論──陳芳明的台灣文學史觀再批判》
有朋友問說：最近為什麼專搞歷史來了？不搞現在的問題，卻去搞過去的問題，不是太脫離現實了嗎？
我回答說：因為歷史問題經常也是現實問題；譬如：日本的靖國神社參拜問題或日本歷史教科書問題，雖然是過去的事，卻與日本的現實動向、與“日本右傾化”“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問題有很深的關係；李登輝當政時大力推行的便是「國中」教科書《認識台灣》——「歷史篇」，下台後“推動”的就是日本人小林善紀的《台灣論》，兩者都企圖“通過”台灣史觀“打造”今日台灣的「新國民意識」。
所有的統治者都深知掌握“歷史的詮釋權”與維持或“強化統治”有密切的關係，因此都“熱衷”於【湮滅歷史】或【虛構歷史】，使被統治者“不瞭解”歷史真實而“喪失”反抗的能力，作為“意識型態的歷史觀”的“統治”，其實就是現實統治的基礎，我們“怎麼可以”不重視歷史問題呢？
特別是，台灣的歷史問題“更是如此”。
百年來，台灣經歷了曲折複雜的歷史，歷史也數度被權力者所“扭曲”、【湮滅】；再加上台灣今日“過於早熟（雛妓式）”的後資本主義文化，個人已被“零碎化”、社會聯繫“斷裂”，“虛擬”的和形象的世界“取代”了真實的世界，誰在乎歷史？
因此，普遍存在著對歷史的“虛無感”。但是，“歷史問題”並不因此而消失，當年台灣的“（李扁皇民勢力復辟殖政）新當權者”就是“利用”這普遍的歷史虛無感千方百計地“建構”他們的歷史論，用“所謂”的台灣史觀來“打造”台灣的新「國民意識」，以維持、強化其在歷史意識型態上的統治。
它就是“分離主義的台灣史論”；這種史論，不是“排除（閹割掉）”台灣歷史中的中國本質，就是【捏造】中國人如何壓迫台灣人，或“誇大”中國人與台灣人對立的歷史，把台灣完全孤立於中國與世界之外，以此“打造”「反中國」或「去中國」的國民意識。
這就是“當下（馬英九治下的）”台灣的統治性歷史觀。
它是當權者“強化”台灣現實（反共／分離／分治）統治的一部分，我們“怎麼可以”把歷史當做過去的問題呢？歷史問題的鬥爭正是現實問題鬥爭“不可分”的部分，這個“道理”當年的統治者清楚得很。
而，台灣的“（扭曲虛構的）分離主義文學史觀”一向就是（扭曲虛構的）分離主義歷史論的“急先鋒”，因此它是台灣的歷史問題中“最尖銳”的部分。
“揭露”分離主義文學史觀的“欺妄性”不只是為了歷史的工作，更是為了現實的工作。
其中，（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台灣文學史論，就是這種“分離主義文學史觀”的代表之一。
十年前，我曾針對（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台灣文學的建構和分期》一文，寫了《戰後再殖民論的顛倒》，指出它的「戰後再殖民論」“背離”了社會科學的常識和台灣歷史事實，是「以意識型態取代歷史」，並且在文末引用了前輩作家龍瑛宗說過的一句話：「有謊言的地方就沒有文學」，間接“奉勸”他，既然要搞文學就不能有“謊言”，“謊言”與文學是不能並存的。今天，他“仍然”把“台灣光復”後的文學史定為「再殖民」時期。
所謂「再殖民」，“光復”後的文學是「殖民文學」嗎？是誰殖民了誰？
下面，本文再依據客觀史料，逐步“揭露”它「作偽」的“真面目”；並借此對“台灣光復”期歷史的一些基本問題做一番辯析、澄清，打破台灣分離主義者長期以來“獨擅”的“偽歷史”觀點。
一、再談台灣「光復」的意義——不只是「行政接收」，而是「主權復歸」
就如所有的“台灣分離主義者”的戰後史論，必定是從“塗消”或“扭曲”「八‧一五」——日本投降台灣復歸祖國（中國）的歷史開始一樣；陳芳明的「戰後再殖民論」，也是從“塗消”、“扭曲”台灣「光復」的歷史起頭的。
他的“歷史敘述”，“似是而非”，若不深究，必定受其“蒙蔽”，一眼帶過。其實，其中“深藏玄機”，是“典型”的分離主義的「台灣戰後史觀」。把戰後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完全歸因”於太平洋戰爭的終結，“刻意不提”它與日本侵華戰爭、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關係”；也就是“排除”了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歷史動力”中的中國要素，把台灣脫離日本統治與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因果關係”“脫鉤”，為他的「台灣主權未定論」預埋伏筆；
更“刻意避”《開羅宣言》明記的：「日本竊自中國的……台灣、澎湖應歸還中國」的內容，而以「依開羅宣言的約定，中華民國負責來台接收」的“杜撰置換”。只要稍加對照就可看出，《開羅宣言》明記的「台灣應歸還中國」與陳芳明“杜撰”的「中華民國負責來台接收」，兩者之間的歷史意義是“天差地別”的；
所謂「負責來台接收」，意指日本投降後中國政府（當時是「中華民國政府」）的來台接收，與戰後美軍「負責」接管日本、南朝鮮和琉球的意義一樣，都是受盟軍的命令進行暫時的軍事和行政「接管」，並不是「收復主權」；這與《開羅宣言》中明記的台、澎主權歸還中國的意義，當然是“天壤之別”。
（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一面說”「依照開羅宣言的約定」，“一面”卻“掏空”宣言中「台灣歸還中國」的“重要內容”，說中華民國只是「負責來台接收」，這就是想以「瞞天過海」、「陳倉暗渡」的手法“竄改史實”，想以這樣的“敘事”來“達到”台灣主權未定論的“說法”。說明白了，就是企圖從根本上否定日本投降後台灣主權復歸祖國（中國）的“歷史事實”，進而“虛構”他的「戰後再殖民論」。
實際上，像（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這樣的“竄改”論調，其“總根源”，“來自於”戰後美國在冷戰中對華戰略的“陰謀”。
1947年初，美國發表了「冷戰」宣言之後，為了它在東亞的“冷戰戰略”的“需要”，“企圖”把已歸還中國領土的台灣置於其勢力“支配”之下，而“開始鼓吹”「台灣地位未定論」，否定《開羅宣言》以及台灣已復歸中國的歷史事實。“源自於”美國對華戰略陰謀的這種論調，日後便成了台獨分離主義勢力的基本歷史教義之一；李登輝政權後期，用日本右翼慣用的「終戰」史觀來取代「光復」史觀，也可視為“同一脈絡”。
至於日本投降後，台灣是不是已復歸祖國（中國），這只要看看當時台灣人民如何歡天喜地慶祝復歸，或者台灣的知識人“如何評價”“台灣光復”的歷史意義，便是最好的鐵證，不是（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等“分離主義者”或美國霸權，憑強權或強詞就可以塗改的。譬如，“光復”後，一向對陳儀政府的弊病批評最力的台灣作家王白淵，在《民主大路》（《新新》第三期，1946年3月20日）一文中便曾如此說到：
「台灣業已光復，從殖民地的桎梏，回到祖國的懷抱，與中國打成一片，踏入民主主義國家之門，這是歷史的飛躍，又是民族起死回生之春」。
王白淵的這段話，簡單有力地“記錄”了當時台灣知識人對“台灣光復”的“看法”；如果台灣的戰後真如美國霸權鼓吹的「台灣地位未定論」，或者如陳芳明所“虛構”的中國「再殖民」台灣論，那麼，王白淵所說的「台灣光復！回到祖國的懷抱……這是歷史的飛躍」，豈不成了胡言謅語；如果，從今日（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等分離主義者的尺規來看，王白淵的言論豈不成了不可救藥的「大統派」。實際上，王白淵的“看法”，“代表”了“光復”初期全台灣人民，包括台灣全體文化知識界的看法；「二‧二八」事件後，第一位從事台獨分離主義運動的廖文毅，在“光復”當時也曾熱烈地表示：「台灣光復了，台灣的版圖歸還祖國，我們的國家自強，國權自主，國土重圓了。」（《光復的意義》，《前鋒》創刊號，1945年10月25日）。
因此，不論從“歷史事實”來看，或者從當時的台灣知識人的言論立場來看，日本投降後，台灣已復歸祖國（中國），這是“鐵的事實”，不是（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等可以“竄改”的。
二、駁行政長官公署「再殖民」的謬論
否定了日本投降後台灣主權復歸祖國（中國）的“歷史事實”後，為了繼續“虛構”他的「戰後再殖民論」，便把“光復”後的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描述成”是「日本台灣總督府的翻版」、「不脫殖民統治的變相延續」、「對台灣社會進行帝國式的控制」、「比殖民權力支配還要嚴苛的體制」、「迫使台灣社會淪為『再殖民時期』」等等；用一種沒有具體內容、沒有客觀論據堆砌起來的斷定語句，把行政長官公署比做與日據的台灣總督府一樣，同為殖民政權。
（一）「殖民政權」與「民族政權」的不同
“光復”後陳儀主政的行政長官公署，施政上集權、腐敗、貪污又無能，積累了深厚的民怨，終至爆發「二‧二八」事件，是一個失敗的政府，這已是公論；不管是以集權政府、腐敗政府或「劫收」政府來形容，或說它如何地「比殖民權力支配還嚴苛」也好（何況這還值得商榷），都沒錯，也都符合事實。然而依社會科學上的「國家論」，在政權的民族性質上，行政長官公署絕對不是什麼「殖民政權」，而只是中國這個民族國家（當時是「國民政府」）的地方政府，一個集權又腐敗的「民族政權」。譬如德國的希特勒、日本的東條英機等法西斯政權，不管它如何專制、獨裁、進行軍國法西斯的統治，對德國人民或日本人民而言，它仍是「民族政權」，絕對不會是「殖民政權」；如果因為獨裁、極權的統治而把希特勒“說成”是對德國人進行殖民統治，那真是“天大的笑話”。這是社會科學的常識。
那麼，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與“復歸”中國後國民政府（陳儀政權）對台灣的統治，在本質上有什麼不同？
一般而言，殖民統治最明顯的特徵，就在異民族殖民者對被殖民者在法政上的「民族專政」，殖民者完全剝奪了被殖民者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權，殖民者（宗主國）的國家憲法和法律決不涵蓋殖民地，因此殖民地人民並不具有宗主國「國民」的身份；所謂「國民」，就是指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的憲法和法律所涵蓋的人民，具有以參政權為主的各種政治上的權利和義務，而殖民地人民是完全沒有的，這就是殖民地人民與一般民族國家的「國民」，最大的不同之處。
日本對台灣50年的“殖民統治”，日本帝國憲法從來就“不曾涵蓋”台灣，當然，日本本國的法律也不曾直接施行於台灣，在台灣施行的法律，只是屬於「委任立法」。法學家黃靜嘉先生的大作《日據時期之台灣殖民地法制及殖民地統治》一書，提到所謂「委任立法」的意義，就是：
「日本本國法（內地法）之制定，須依憲法所定經議會議決之程序；而在外地（殖民地），原則上係分別由殖民地長官發佈代替法律之命令（在台灣稱為「律令」、在朝鮮稱為「制令」），或由（日本）中央政府以天皇名義發佈之敕令，以（日本）本土之法律（部分或全部）施行之」（括弧係筆者所加）。
簡單地說，日本殖民者在台灣施行的法律與其國內經議會立法產生的法律，在性質上“完全不同”，它是依殖民統治機關——台灣總督府，對台灣的殖民統治需要而以行政命令頒佈的。
實際上，所有的殖民統治者都是一樣的，為了實現宗主國的壟斷資本在殖民地的壟斷利益，必然在法政上採取「民族專政」的形式，剝奪被殖民者的政治權和法律權，以便進行經濟上的剝削。同時，為了進一步維護和擴大政治、經濟上的殖民利益，對殖民地的文化，包括語言、宗教信仰、感情意識等，也進行「去民族化」，亦即「殖民地化」，這也是殖民統治的重要手段。
“台灣光復”就是“打倒”了這樣的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至於台灣的“光復”帶來了什麼大的變化，有什麼巨大的變革？簡單地說，就是使台灣人民從「殖民地人」的地位，躍進到中國「國民」的地位。
前輩作家王白淵在台灣光復後說：
「台省之復，在其本質上，是徹底的民族革命」
（《告外省人諸公》、《政經報》2卷2期，1946年1月25日）。
所謂「徹底的民族革命」，就是指台灣人民在民族地位和民族關係上有了革命性的變革；由於全中國抵抗日本侵略的民族戰爭得到了最後的勝利，日本無條件投降，也打倒了日本在台灣的殖民政權，造成了台灣殖民地的解放，使台灣人民從上述日帝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民族壓迫下解放出來，同時復歸為祖國（中國）的一省，台灣人民當然也復歸為中國「國民」，得到了作為「國民」的各種政治權和政治地位。因此，對台灣人民而言，台灣光復等於是一次如王白淵說的「徹底的民族革命」。
它具體地表現在，“台灣光復”後，國民政府的憲法和法律立即涵蓋台灣。
雖然，當時國民政府仍然處於“訓政”時期，尚未頒佈憲法，但台灣復歸祖國後，當時全國施行的「約法」與法律立即施行於台灣，台灣人民與全中國各省人民一樣，都處於“相同”的政治、法律地位。1946年年底，台灣也選出了國民參政員和制憲國民大會代表，參加了南京的制憲國大。
這就是台灣人民在復歸祖國（中國）後，與被殖民時期的“最大不同”。
台灣人民作為中國「國民」的一員，最具體的內容，就在獲得了“平等的參政權”上。光復後，行政長官公署立即在台灣實施普選，選出各級民意代表，創設了台灣省各級民意代表機關。
（二）“光復”後台灣人民的參政權
陳儀來台就職不過半個月，就在1945年11月5日的第一次紀念周上，發表了「建立民意機關，給台胞參政的機會」的施政報告。接著，在1945年12月25日公佈了「台灣省各級民意機關成立方案」，開始推動台灣人民的參政權；翌年（1946年）1月15日開始辦理「公民宣誓登記」，接著，經由普選成立了村里民、鄉鎮民代表大會、縣市參議會和省參議會，並於5月1日召開了第一屆的台灣省參議會。對於這台灣歷史上首次的普選，當時的《台灣新生報》稱之為台灣「民主的第一聲」。
“光復”後，台灣人民除了獲得並實現了台灣省內的參政權之外，作為中國「國民」的一員，也選出了中央民意代表，參加了全國性的政治活動。
就如長官公署官員張皋在《新台灣的政治建設》（《現代週刊》，1945年12月17日。）一文中所說的：
「台灣人民今後不僅是台灣的主人，不僅要參加台灣一省的政治，而且是中華民國的主人，將參加整個國家的政治」。
因此，在1946年8月16日，由省參議會選出了八位「參政員」，參加了在南京召開的「國民參政會」；另外，也經由省參議會選出了十八位元台灣地區代表，參加了1946年11月15日在南京召開的「制憲國民大會」；並經由普選，於1947年11月21日選出了30名台灣地區的職業及婦女團體的「國民大會代表」，參加了1948年3月29日全中國行憲後的第一屆國民代表大會，依憲法行使國民參政權。
單從上述台灣人民在“光復”後行使的“參政權”來看，就明白了（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戰後再殖民論」是“欺世之論”，有那種從地方到中央都有參政權的「殖民地人民」嗎？
（三）辟陳芳明對行政長官公署體制的幾點訛論
陳芳明又以「陳儀政府掌握了行政、財政、司法、軍事大權」、「實施與當時大陸各省有別的特殊化體制」為由，“虛構”他的戰後「再殖民論」。
這必須從國民政府為什麼會在“台灣光復”後實行高度集權的行政長官體制的問題來看。
專研“光復”初期政治史的鄭梓先生，在《國民政府對於「收復台灣」之設計》一文（新化圖書出版，1994年《戰後台灣的接收與重建》）。中寫道：
戰後台灣的接收與重建，乃是全中國復員計畫中被劃為兩個特殊的光復區之一（另一光復區是東北，其餘皆劃為收復區與後方區），因此採取單獨派遣大員全權綜合接收的方式。
因此可知，採取集行政、軍事大權於一身的行政長官體制，目的在求「事權統一」，使甫脫離殖民統治的台灣的接收與重建得以「順利完成」，基本上，它只是一個“臨時性的過渡性的”政治體制。因為當時的台灣，是一個剛經歷日本50年的殖民統治，以及曾被日本軍國主義高度戰爭動員成南侵基地的地方；並且，由於日本帝國的崩潰，使原本高度依賴日本帝國經濟圈的台灣殖民地經濟也面臨全面崩盤的命運，再加上戰後必然出現的世界經濟蕭條，可預見台灣經濟的重建將萬分困難；還有，由於日本的“殖民軍國教育”和“皇民化運動”所“遺留”的“精神意識毒害”甚深，台灣社會心理的重建也將十分艱巨複雜；況且，雖然日本已投降，但現實上台灣仍有17萬的日軍駐留、29萬的日本人居留，各機關產業仍在日本人手中，行政、治安仍由日本人維持，而且這些近50萬的日軍日僑還有待遣還其本國。由於上述種種艱鉅的任務有待解決和完成，非有強有力的行政組織是無法竟其功的。
這就是為什麼國民政府在戰後重建期，不得不採取集權的行政長官體制的現實原因，與「殖民」不殖民一點關係都沒有。
（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等台獨分離主義者經常用“似是而非”的“說法”，把行政長官公署等同於日本在台殖民機關台灣總督府，說「行政長官公署的組織是總督府的翻版」、「行政長官公署掌握行政、司法、軍事大權，權力超過日本總督」等等。這完全是以訛傳訛，以意識型態“取代”歷史！
至於，（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說行政長官公署掌握「司法大權」，那也是“瞎說”！
不錯！行政長官公署為綜理行政得制定「署令」，但這「署令」與日本殖民機關總督府的「律令」權是“完全不同”的範疇；「律令」是等同法律效力的命令；而「署令」只不過是台灣省的單行規章，屬於行政範疇，且它不能與國家法律牴觸。況且，當時這種行政權限也並非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所獨有的，而是中國各省政府都有的權力，一點也不特殊。
至於，台灣的司法權，本來就屬國民政府中央的司法行政系統，完全超然於行政長官公署之外，長官公署並無司法權；至於監察權，則有中央派出的閩台監察使駐台行使。
因此，不論從台灣人民的政治地位、法律地位來看，還是從行政長官公署的「政制」來看，“光復”後，台灣已完全復歸中國，台灣人民已是百分之百的中國國民。至於復歸後所產生的省籍矛盾、集權與民主的矛盾、階級矛盾等等，全都屬於中國民族國家的內部矛盾，絕對不是異民族間的矛盾。陳芳明的「再殖民論」，就是“矇騙事實”，想把中國民族內部的矛盾“扭曲”為異民族間矛盾和對立，“虛構”他的「戰後再殖民論」，建構他的“台獨史觀”。
三、是「民族文學」，不是甚麼「再殖民」文學
“光復”後的台灣文學其最大的飛躍，在精神面貌上和語言上都復歸為「民族文學」。
原來在日本殖民文學和「皇民文學」的雙重壓迫下的台灣文學，“光復”後，得到了復權與傳承，恢復了它民族文學的原貌和地位。最有象徵意義的莫過於台灣新文學開拓者賴和文學精神，在“光復”後的復歸；與“光復”同日創刊的《政經報》第二期上（該刊於1945年10月25日光復創刊，由陳逸松、蘇新等主編，是當時最有影響力的進步期刊），便率先刊出了賴和的《獄中日記》（連續刊載了4期）。該日記是賴和先生，在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的翌日（1942年12月8日）突被日本憲警拘捕關押後，在獄中所寫。就如他在最後一篇日記寫道：「看看此生已無久，能不能看到這大時代的完成，真是失望之至」。
賴和先生在日本軍國殖民統治臨崩潰前最瘋狂最黑暗的1943年1月，竟未能看見「大時代的完成」而過世了；該日記也在「大時代未完成」前，一直被監禁於日本法西斯的黑牢中，最後，終於在日本軍國殖民統治崩潰、台灣復歸祖國的同時重見天日，重回了台灣文學的史冊。
除此之外，楊逵也在1947年1月15日出版的《文化交流》上，編了《紀念台灣新文學的開拓者——林幼春、賴和》的專輯；並且台中的民眾出版社亦出版了賴和作品《善訟的人的故事》；可以說賴和的文學精神，從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而開始壓迫台灣文學以來，光復後再度的復活。還有，在光復後不滿一年，楊逵也出版了《鵝媽媽出嫁》和日據期被禁的《送報夫》；更具有時代意義的是，吳濁流先生在日據末期日本軍國主義的黑暗統治下，偷偷寫成的長篇小說《胡志明》（後改為《亞細亞的孤兒》），終於在光復後得以出版，代表著台灣文學抗日精神的勝利。這些都象徵著台灣文學精神的光復。
除了在精神上從殖民地的文學“復歸”為民族文學之外，台灣文學的創作，在語言上，白話文也恢復了1937年以前的主流地位。日據期作家楊雲萍、黃得時、賴明弘、王詩琅、王白淵、蘇新、吳新榮……等都恢復了用流暢的白話文寫作；
最令人欽佩的莫過於（台灣第一才子）呂赫若，這位以日文創作而成名的作家，在“光復”後不足四個月便開始用白話文創作，在《政經報上》連續發表了兩篇短篇小說《故鄉的戰事》之一和之二，痛烈地嘲諷了日本的殖民統治，呂赫若不管在語言上或小說主題上，都徹底地批判了殖民統治，表現了「去殖民」的文學精神。
即使在“光復”的第一年，仍然用日文創作的龍瑛宗，在文學精神上也表現了「去殖民」復歸祖國的熱情；譬如，發表在《新新》雜誌創刊號（1945年11月20日）上的《汕頭來的男子》，便是描寫一個熱愛祖國的台灣青年周福山抵抗日本和死亡的故事。在小說結尾，龍瑛宗寫道：「現在，台灣已歸還中國，大家正洋溢在光復的喜悅中，現在台灣正需要一個純情又熱愛中國的人才，然而，在這樣的時候，失掉了像周福山一樣值得敬愛的青年，真令人惋惜……他一直相信中國的光明，但卻無法躬逢『光復』這個人類史上難得的盛典，這使我相當落寞……每思及光復的喜悅就不禁思念起周福山來。」
透過描寫周福山的形象，龍瑛宗“表達”了他強烈的對“祖國”的認同感情。
由此可見，“光復”後的台灣新文學，不但沒有如（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所“捏造”的，由於「中國化」而「空白」、「荒廢」、「斷裂」，反而因為“光復”的歷史大變革而使台灣文學由殖民統治高壓下“解放”出來，不管在精神上或語言上都恢復了它民族文學的原貌。
四、「橋」論爭－－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
發生在1947年底到1949年初的《新生報》「橋」副刊上的文學論爭，被稱為台灣新文學的三大論爭之一。當時，台灣剛從日本殖民統治復歸祖國，台灣文學正與祖國民族文學匯合的關鍵期，外省作家與本省作家共同熱烈議論了「如何建設台灣新文學」。論爭顯示了當時的省內外作家，都站在「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的前提，強調「台灣文學的特殊性」，同時，也主張台灣文學要走「大眾文學」、「現實主義文學」的道路。由於這次論爭，含有濃厚的祖國民族文學的基調以及左翼進步文學的傾向，長期以來，台灣的分離主義文學論者，不是想隱蔽這論爭的史料，就是不斷歪曲解釋，想把它塑造成外省作家打壓本省作家、外省作家與本省作家文學衝突的虛像。
把台灣的一切問題都“化約”成中國對台灣的壓迫、台灣與中國的對立是分離主義的“特徵”；而“排除（閹割掉）”台灣新文學中的中國文學與進步文學的成分則是分離主義文學論的特點。
分離主義文學論者陳芳明當然也跳不出這樣的窠臼，甚至更為嚴重。他把「橋」論爭“扭曲”成是「本省作家與外省作家的激烈對話」，且“虛構”「本省作家與外省作家處在極為不同的政治位置」，抹黑外省作家「依恃血腥屠殺的陰影」，而刻意誇大台灣作家「處於一個被指控、被迫辯護的位置」。
只要讀過「橋」論爭文章的人，都知道，論爭中不管是本省作家或外省作家都清清楚楚主張「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這本是一目瞭然，不成問題的事，但是（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偏偏就要”以「文學的族群主義」來“歪曲事實”，明目張膽地「硬拗」說：真正這樣主張的都是出自外省作家筆下，本地作家沒有一位是附和或支持這種論調的。
真的只有外省作家主張「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而本省作家沒有一個人主張嗎？
讓我們用史實來戳破（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謊言”。
其實楊逵是最明白且最積極主張「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的作家；譬如，在作為引發「橋」論爭的關鍵文章——《如何建立台灣新文學》的文末他就說：
「因此，我由衷地向愛國憂民的工作同仁呼喊，消滅省內外隔閡，共同來再建，為中國新文學運動之一環的台灣新文學」。
在《「台灣文學」問答》中，楊逵清楚明白地說：
「台灣是中國的一省，沒有對立，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當然不能對立」。
台灣前輩作家張我軍先生的次子張光直先生，當時雖是台北建國中學高中二年級的學生，卻已用「何無感」的筆名參加了「橋」論爭，在《致陳百感先生的一封信》中，他批評了陳百感「有意無意地把台灣和中國隔離」，他說：
「台灣在地理環境上，雖然是一個孤島，但就社會經濟基礎而言，它是中國的一環，台灣文化也正是中國文化的一環……可是先生您忘了台灣文學正作為中國人民文藝運動之一環而鬥爭，在克服發展中……」。
當時的台灣師院學生籟亮（賴義傳，台籍青年文學雜誌《潮流》同仁，後被刑殺在50年代白色恐怖中），在論爭中的一篇《關於台灣新文學的兩個問題》，文中談到台灣文學的特殊性與中國文學的普遍性時，如此辯證地說道：
「台灣新文學當然是和祖國文學一樣站在同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上的，不過這裡躺著可惡的『澎湖溝』——50年的距離——這就是台灣新文學的立場——特殊性……那麼『台灣新文學』是和『大陸文學』對立的嗎？不是的，『澎湖溝』是站在和祖國同一新歷史階段上，才可以看出它的特殊性。因此，這一個特殊性是以同一歷史階段為前提的，所以『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
當時的台灣師院學生的林曙光，在文壇上十分活躍，在論爭中他寫了《台灣文學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關於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關係的問題，他也說：
「所以最好還是打破一切的特殊性質，做中國文學的一翼而發展，今日『如何建立台灣新文學』，需要放在『如何建立台灣的文學使其成為中國文學』才對」。
另外，林曙光也在當時上海出版的全國性文藝雜誌《文藝春秋》上，發表了《台灣的作家們》（1948年10月15日）；在文章開頭，對於台灣新文學與中國新文學的關係，他便如此說道：
「但是在本質上，它始終追求著五四以後的中國新文學的傾向，也可以說，它是發源於中國新文學運動主流中的一個具有光榮的傳統與燦爛的歷史的支流」。
曾經“率先扭曲”「橋」論爭意義的葉石濤，在論爭當時也寫了《1941年以後的台灣文學》一文，在文章一開頭他說：「由於過去台灣殖民經濟所決定命運的台灣文學，在抗日反帝的現實的鬥爭過程中，所產生的作品，樹立了中國文學發展的傳統性」，在文末他還振振有詞地說：
「我們必須打開窗口自祖國文學導入進步的，人民的文學，使中國文學最弱的一環能夠充實起來」。
可見得，在「橋」論爭中，幾乎所有的省籍作家都表示了「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的看法，這是明明白白的。
況且，除了「橋」論爭外，當時的省籍前輩作家，如賴明弘、楊雲萍、王詩琅等等都分別在其他刊物上發表了同樣的看法（在此不一一贅列）。這種觀點，實際上已是“光復”後，建設台灣新文學的大前提和出發點。（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想“一手遮天”，以為握有【文化霸權】便可以把省籍前輩作家不符合他分離主義文學標準的言論思想統統「閹割」掉；然而，歷史終究會以它的方式撕破【霸權的假面】，這是亙古不變的鐵則。
（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分離主義文學論其“核心”是以“排除（閹割掉）”台灣文學中的中國文學要素來「建構」他的台灣文學「主體性」。但是，客觀地、歷史地來看，構成台灣文學「主體性」的基礎正是台灣文學裡面普通存在的「中國性」；排除了「中國性」的台灣文學其實只是一個空虛主體，或虛假主體，不得不靠「虛構」來維持。
這使他的歷史觀成為「非社會科學的」，必然表現為：
（一）孤立的歷史觀：不但切斷與中國歷史的關係，也切斷與世界歷史的聯繫，更切斷了與台灣歷史本身的聯繫。
（二）抽象的、空洞的歷史觀：其中，沒有台灣社會的歷史變化、也沒有台灣社會的具體內容。
這種文學論，對台灣文學的最大傷害在於：
（一）排除了台灣文學中的中國民族文學和左翼文學。
（二）再度阻斷了台灣的「去殖民論」的發展。
（三）使台灣文學史再度「失憶」。
這就是他的分離文學論的“可悲之處”！
文／曾健民
2011年12月9日
《海峽評論》253-254期- 2012年1-2月號
經典學習：
《唯心歷史觀的破產》
中國人之所以應當感謝美國資產階級發言人艾奇遜，不但是因為艾奇遜“明確地供認”了【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替美國打仗殺中國人】這樣一種“事實”，使得中國的先進分子“有證據”地去說服落後分子。
不是嗎？你們看，艾奇遜自己“招認”了，最近數年的這一場使得幾百萬中國人喪失生命的大血戰是美國帝國主義“有計劃地組織”成功的。
中國人之所以應當感謝艾奇遜，又不但因為艾奇遜公開地宣稱，他們要招收中國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分子，組織“美國的第五縱隊”，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因此引起了中國人特別是那些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中國人的注意，大家相約不要上美國人的當，到處警戒美帝國主義在暗地裏進行的陰謀活動。
中國人之所以應當感謝艾奇遜，還因為艾奇遜“胡謅”了一大篇中國近代史，而艾奇遜的歷史觀點正是中國知識份子中有一部分人所同具的觀點，就是說資產階級的唯心的歷史觀。
駁斥了艾奇遜，就有可能使得廣大的中國人獲得打開眼界的益處。對於那些抱著和艾奇遜相同或者有某些相同的觀點的人們，則可能是更加有益的。
艾奇遜“胡謅”的中國近代史是什麼呢？
他首先試圖從中國的經濟狀況和思想狀況去說明中國革命的發生。在這裏，他講了很多的“神話”。
艾奇遜說：
“中國人口在十八、十九兩個世紀裏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負擔的壓力。人民的吃飯問題是每個中國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國民黨在法典裏寫上了許多土地改革法令，想這樣來解決這個問題。這些法令有的失敗了，有的被忽視。國民政府之所以有今天的窘況，很大的一個原因是它沒有使中國有足夠的東西吃。中共宣傳的內容，一大部分是他們決心解決土地問題的諾言。”
在不明事理的中國人看來，很有點像。人口太多了，飯少了，發生革命。國民黨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共產黨也不見得能解決這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
革命的“發生”是由於人口太多的緣故嗎？
古今中外有過“很多”的革命，“都是”由於人口太多嗎？
中國幾千年以來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於人口太多嗎？
美國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⑴，“也是”由於人口太多嗎？
艾奇遜的“歷史知識”等於“零”，他連美國獨立宣言也沒有讀過。華盛頓傑弗遜⑵們“之所以”舉行反英革命是因為英國人“壓迫”和“剝削”美國人，“而不是”什麼美國人口過剩。
中國人民歷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為這些封建朝廷“壓迫”和“剝削”人民，而不是什麼人口過剩。
俄國人所以舉行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因為俄皇和俄國資產階級的壓迫和剝削，“而不是”什麼人口過剩，俄國至今還是土地多過人口“很遠”的。
蒙古土地那麼廣大，人口那麼稀少，照艾奇遜的“道理”是不能設想會發生革命的，但是卻早已發生了⑶。
按照艾奇遜的“（神話）說法”，中國是毫無出路的，人口有了四億七千五百萬，是一種“不堪負擔的壓力”，革命也好，不革命也好，總之是不得了。
艾奇遜在這裏“寄予”了很大的“希望”，這個“希望”他沒有說出來，卻被許多美國新聞記者“經常地”透露了出來，這“就是所謂”中國共產黨解決不了自己的經濟問題，中國將永遠是天下大亂，只有靠美國的麵粉，即是說變為“美國的殖民地”才有出路。
辛亥革命⑷“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個清朝政府，“而沒有”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和剝削。
北伐戰爭“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美蔣）蔣介石“背叛”革命，“投降”帝國主義，成了壓迫和“剝削”中國人的“反革命”首領。
辛亥革命⑷“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個清朝政府，“而沒有”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和剝削。
北伐戰爭“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美蔣）蔣介石“背叛”革命，“投降”帝國主義，成了壓迫和“剝削”中國人的“反革命”首領。
辛亥革命⑷“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個清朝政府，“而沒有”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和剝削。
北伐戰爭“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美蔣）蔣介石“背叛”革命，“投降”帝國主義，成了壓迫和“剝削”中國人的“反革命”首領。
“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嗎？
西北、華北、東北、華東各個解決了土地問題的老解放區，難道還有如同艾奇遜所說的那種“吃飯問題”存在嗎？
美國在中國的“（特務）偵探”或所謂“觀察家”是不少的，為什麼連這件事也沒有探出來呢？上海等處的失業問題即吃飯問題，完全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殘酷無情的壓迫和剝削的“結果”。在人民政府下，只消幾年工夫就可以和華北、東北等處一樣完全地解決失業即吃飯的問題。
中國人口眾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辦法，這辦法就是生產。
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如像馬爾薩斯⑸者流“所謂”食物增加趕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謬論”，不但被馬克思主義者早已從理論上駁斥得乾乾淨淨，而且已被革命後的蘇聯和中國解放區的“事實”所完全駁倒。
根據革命加生產即能解決吃飯問題的真理，中共中央已命令全國各地的共產黨組織和人民解放軍，對於國民黨的舊工作人員，只要有一技之長而不是反動有據或劣跡昭著的分子，一概予以維持，不要裁減。十分困難時，飯勻著吃，房子擠著住。已被裁減而生活無著者，收回成命，給以飯吃。國民黨軍起義的或被俘的，按此原則，一律收留。凡非首要的反動分子，只要悔罪，亦須給以生活出路。
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
我們是艾奇遜反革命理論的駁斥者，我們相信革命能改變一切，一個人口眾多、物產豐盛、生活優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國，不要很久就可以到來，一切悲觀論調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西方的影響”，這是艾奇遜“解釋”中國革命所以發生的第二個原因。
艾奇遜說：“中國自己的高度文化和文明，有了三千多年的發展，大體上不曾沾染外來的影響。中國人即是被武力征服，最後總是能夠馴服和融化侵入者。他們自然會因此把自己當作世界的中心，把自己看成是文明人類的最高表現。到了十九世紀中葉，西方突破了中國孤立的牆壁，那在以前是不可逾越的。這些外來者帶來了進取性，帶來了發展得蓋世無雙的西方技術，帶來了為以往的侵入者所從來不曾帶入中國的高度文化。一部分由於這些品質，一部分由於清朝統治的衰落，西方人不但沒有被中國融化，而且介紹了許多新思想進來，這些新思想發生了重要作用，激起了騷動和不安。”
在不明事理的中國人看來，艾奇遜說得很有點像。西方的新觀念輸入了中國，引起了革命。
革什麼人的命呢？因為“清朝統治的衰落”，向弱點進攻，是革清朝的命了。
艾奇遜在這裏說得“不恰當”。辛亥革命是“革帝國主義的命”。
中國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為清朝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反對英國鴉片侵略的戰爭⑹，反對英法聯軍侵略的戰爭⑺，反對帝國主義走狗清朝的太平天國戰爭⑻，反對法國侵略的戰爭⑼，反對日本侵略的戰爭⑽，反對八國聯軍侵略的戰爭⑾，都失敗了，於是再有反對帝國主義走狗清朝的辛亥革命，這就是到辛亥為止的近代中國史。
艾奇遜所說的“西方的影響”是什麼呢？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１８４８年）中所說的西方資產階級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⑿。在這個影響或“改造”過程中，西方資產階級需要“買辦”和熟習西方習慣的“奴才”，“不得不”允許中國這一類國家開辦學校和派遣留學生，給中國“介紹了許多新思想進來”。隨著也就“產生”了中國這類國家的民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同時並使農民破產，造成了廣大的半無產階級。這樣，西方資產階級就在東方造成了兩類人，一類是少數人，這就是為帝國主義“服務”的“洋奴”；一類是多數人，這就是反抗帝國主義的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從這些階級出身的知識份子，所有這些，都是帝國主義“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從這些人“發生”的。不是什麼西方思想的輸入引起了“騷動和不安”，“而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引起”了反抗。
在這個反抗運動中，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即從１８４０年的鴉片戰爭到１９１９年的五四運動⒀的前夜，共計七十多年中，中國人沒有什麼思想武器可以抗禦帝國主義。舊的頑固的封建主義的思想武器打了“敗仗”了，抵不住，宣告破產了。不得已，中國人被迫從帝國主義的老家即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武器庫中學來了進化論、天賦人權論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等項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組織過政黨，舉行過革命，“以為”可以外禦列強，內建民國。但是這些東西也和封建主義的思想武器一樣，軟弱得很，又是抵不住，“敗下陣”來，宣告破產了。
１９１７年的俄國革命“喚醒”了中國人，中國人“學得了”一樣新的東西，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
孫中山也“提倡”“以俄為師”，主張“聯俄聯共”。
總之是從此以後，中國改換了方向。
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
孫中山也“提倡”“以俄為師”，主張“聯俄聯共”。
總之是從此以後，中國改換了方向。
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
孫中山也“提倡”“以俄為師”，主張“聯俄聯共”。
總之是從此以後，中國改換了方向。
艾奇遜是“帝國主義政府”的發言人，他當然“一個字也不願意提到”帝國主義。他將帝國主義的侵略，說成“外來者帶來了進取性”。
看啊，多麼美麗的名稱——“進取性”。中國人學了這種“進取性”，不是進取到英國或美國去，只是在中國境內引起了“騷動和不安”，即是革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命。可惜沒有一次成功，都給“進取性”的發明人即帝國主義者打敗了。於是掉轉頭去學別的東西，很奇怪，果然一學就靈。
“中國共產黨是在二十年代初期，在俄羅斯革命的思想推動之下建立起來的”。
艾奇遜說對了。這種思想不是別的，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這種思想，和艾奇遜所說的西方資產階級的“為以往的侵入者所從來不曾帶入中國的高度文化”相比較，不知要高出幾多倍。其明效大驗，就是和中國舊的封建主義文化相比較可以被艾奇遜們傲視為“高度文化”的那種西方資產階級的文化，一遇見中國人民學會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文化，即科學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就要打敗仗。被中國人民學會了的科學的革命的新文化，
第一仗打敗了【帝國主義的走狗】北洋軍閥，
第二仗打敗了【帝國主義的又一名走狗】蔣介石在二萬五千里長征路上對於中國紅軍的攔阻，
第三仗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汪精衛，
第四仗最後地【結束了美國和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及其走狗】（美蔣）蔣介石等一切反動派的統治。
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到中國“之所以”發生這樣大的作用，“是因為”中國的社會條件有了這種“（迫切）需要”，“是因為”同中國人民革命的實踐發生了聯繫，是因為被中國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觀的實際的事物相聯繫，如果沒有客觀存在的需要，如果不為人民群眾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東西，即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不起作用的。
我們是反對歷史唯心論的歷史唯物論者。
非常奇怪，“蘇維埃的學說和實踐，對於孫中山先生的思想和原則，尤其是在經濟方面和黨的組織方面，有相當的影響”。
被艾奇遜們所傲視的西方的“高度文化”，對於孫先生的影響怎麼樣呢？艾奇遜“沒有說”。孫先生以大半輩子的光陰從西方資產階級文化中尋找救國真理，結果是“失望”，轉而“以俄為師”，這是一個偶然的事件嗎？
顯然不是。
孫先生和他所代表的苦難的中國人民，一齊被西方的影響所“激怒”，下決心“聯俄聯共”，和“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奮鬥和拚命，當然不是偶然的。
結果是“失望”，轉而“以俄為師”，這是一個偶然的事件嗎？
顯然不是。
孫先生和他所代表的苦難的中國人民，一齊被西方的影響所“激怒”，下決心“聯俄聯共”，和“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奮鬥和拚命，當然不是偶然的。
結果是“失望”，轉而“以俄為師”，這是一個偶然的事件嗎？
顯然不是。
孫先生和他所代表的苦難的中國人民，一齊被西方的影響所“激怒”，下決心“聯俄聯共”，和“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奮鬥和拚命，當然不是偶然的。
在這裏，艾奇遜“不敢說”蘇聯人是帝國主義侵略者，孫中山是向侵略者學習。那末，好了，孫中山可以向蘇聯人學習，而蘇聯人並非帝國主義侵略者，為什麼孫中山的繼承者，孫中山死後的中國人，就不可以向蘇聯人學習呢？
“為什麼”孫中山以外的中國人從馬克思列寧主義學了科學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理論，並使之和中國的特點相結合，發動了中國的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創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就叫做“受蘇聯控制”，“共產國際的第五縱隊”，“赤色帝國主義的走狗”呢？
世上有這樣高明的“邏輯”嗎？
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後，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從這時起，近代世界歷史上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偉大的勝利的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已經復興了並正在復興著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文化。
這種中國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來說，已經超過了整個資本主義的世界。比方美國的國務卿艾奇遜之流，他們對於現代中國和現代世界的“認識水準”，就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個普通戰士的水準之下。
至此為止，艾奇遜以一個資產階級大學教授“講述”無聊課本的“姿態”，向人們表示他在“尋求”中國事變的“因果關係”。中國“之所以”發生革命，一因人口太多，二因西方思想的刺激。
你們看，他好像是一個因果論者。
接下去，他就連這點無聊的“偽造”的因果論也不見了，出現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事變。中國人就是那樣毫無原因地互相爭權奪利和猜疑仇恨。鬥爭中的國民黨和共產黨，雙方的“精神力量”的對比發生了“莫名其妙的變化”，一方極度下降，降到零度以下，另一方極度上升，升到狂熱的程度。
什麼原因呢？
誰也不知道——這就是艾奇遜所“代表”的美國的“高度文化”中所固有的“邏輯”。
文／毛 澤 東
１９４９年９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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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評：
“漢奸（買辦帶路黨）”們“宣揚”的所謂不深入“改革開放，就死路一條”，國人就沒有飯吃，就會餓肚子，就會死，“本質上”想把天朝“變成”對方（美帝）的殖民地，這是多麼荒謬的唯心論！
【鴉片毒品：蔣介石1927年反革命政變首次反共肅清大屠殺後1928-1937剿共打內戰的重要軍費財源】
【鴉片毒品：蔣介石1927年反革命政變首次反共肅清大屠殺後1928-1937剿共打內戰的重要軍費財源】
【鴉片毒品：蔣介石1927年反革命政變首次反共肅清大屠殺後1928-1937剿共打內戰的重要軍費財源】
孔、宋操縱經濟有一個重要因素，即蔣介石需索金錢“剿共”。
委員長的“剿共”作戰一向耗費不貲，他依靠兩個來源取得經費：一是財政部長，一是從毒品生意擠錢。
蔣介石“如何”設法把鴉片市場的交易所得注入“剿共”作戰，同時又“義正詞嚴”下令取締吸毒，乃是一個成功的“政客”說一套、做一套最鮮明的例證。
１９２８年（１９２７年反革命政變“首次反共肅清大屠殺”後的次年），蔣介石確立他在國民黨內領導地位的那一年，設在北京的『國際反鴉片協會』(International Anti-Opium Association)秘書長抱怨說：
“數以百萬計的鉅款，從鴉片之中擠出來供做軍事作戰和內部宣傳之用。”
由於蔣介石必須向西方“求助”，而西方又推動禁煙毒，使得他表面上必須打出禁用毒品的大旗。他在１９２８年８月成立全國“查緝煙毒總局”。他說：
“中央政府絕不會從鴉片稅中拿到一分一毫。如果各位發現中央把鴉片稅當作它收入的主要來源，它就不值得大家信任。”
蔣介石的保證根本是“空話”。從“販毒生意”中賺錢是舊軍閥的把戲。雖然馮玉祥疾呼反毒，禁止屬下士兵吸毒，據說他一年即可從鴉片生意得到兩千萬元的收入。
基督將軍都如此了，蔣介石也“不例外”。
索克思發現，全國查緝煙毒總局“實質上是發放執照的機關”。“也就是說，你付了錢，取得收據，而收據代表你可以攜帶這些貨，因為你已經繳了罰金了嘛！這就是中國人的理論。查緝煙毒總局就這樣收下錢，錢用去養部隊。”
蔣介石保證不從鴉片稅中拿到一分一毫的那一年，湖北、山西和廣西徵收到一千七百萬元左右所謂的“禁煙所得”。
一九三〇年，十三萬英鎊的鴉片從波斯和印度進口到上海；同一時期，四川、雲南也提供好幾百噸鴉片，由蔣介石的部隊押運保護，沿著中國的“鴉片公路”——長江東進。蔣介石當家執政三年，中國生產的“毒品”已占全球的八分之七。那一年及次年，“國民政府”成立“鴉片專賣”以便逼退競爭者，但新聞媒體群起撻伐，使它放棄此一計畫。宋子文以及當時擔任行政院長的汪精衛都支持蔣介石的做法。甚至英國極有影響力的記者伍德海德(H. G. W. Woodhead)也支持這個構想，認為這是克服中國經濟問題唯一的方法。
１９３１年４月２７日的《時代週刊》報導：
“財政部長宋子文上周愉快地宣佈，中國即將有一套‘新而實際的鴉片政策’……依據宋部長的說法，‘實際的’鴉片政策不能只講取締、禁止……如果精明的宋部長能在他的財政部馬車上駕馭住鴉片，他或許在未來可以找到方法平衡中國的預算。”
在此之前，杜月笙和“青幫”已經“控制”了上海的鴉片生意。“青幫”協助上海“清共（反共大屠殺）”之後，蔣介石任命（黑道流氓頭子）杜月笙和黃金榮為國民革命軍“榮譽顧問”，並授予少將軍階。委員長在所謂的“更具體的讓步”中，把上海地區的“鴉片權利”交給杜月笙的一家公司，並“安排”軍警協助“保護”“青幫”的鴉片運輸與倉儲。
但是，杜月笙得到的不只是金錢。當他回出生地老家高橋村修繕的一座古廟落成啟用時，八萬名賓客登門道賀。除了收到六十萬元禮金之外，上海市長、汪精衛，甚至蔣介石本人都送來匾額。然後，杜月笙就把他最大的“嗎啡工廠”設在高橋。
有位美國外交官很好奇，為什麼每次蔣介石到上海都要見杜月笙？
有個中國官員解釋給他聽：“蔣委員長到了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向杜月笙投名帖……兩人之間的關係只是一種安排：杜月笙負責率領他的（黑道）黨羽管束共產黨及其他不良分子不輕舉妄動，換取他在煙毒、賭博和賣淫業的行動自由。”
為了滿足杜月笙追求社會地位的欲望，蔣介石指派他為“上海剿共特派員”。
不僅如此，他的“鴉片專賣”生意若是失敗，杜月笙還會要求退錢給他——他可是付了政府六百萬元“開辦費”——宋子文提議以政府公債償付。
不幸的是，宋、杜皆心知肚明，政府公債一文不值。１９３１年７月２３日，倪太夫人逝世當天有人企圖殺害宋子文［113］，也就“不足為奇”。我們可以認定，經過“這一幕”，要給付杜月笙的退款很快就以現金支付。
直到１９３３年，杜月笙的“組織”都以上海法租界為基地。他每個月從“鴉片生意”可賺六百萬元，其中約十五萬元“孝敬”了法租界員警。可是，法國派了一名海軍軍官前來調查貪瀆，使得這個親密關係為之叫停。儘管杜月笙派密使攜帶巨額賄款到巴黎打通關節，中國政府人員“也焦慮”，“希望”停止調查，法國當局卻決心整肅官箴。新到任的總領事(並不貪污)和曾經出賣過杜月笙的一個前任總警司聯名設宴，有好幾名赴宴官員竟然食物中毒而死。法國當局認定杜月笙在幕後主使，他被迫退出法租界，從上海華人地界繼續做生意。
遷地營業並沒太影響杜月笙的“生意”。他重新建立組織，繼續大撒銀子保護地盤。他的手下在上海周圍有十家“嗎啡工廠”，他們每個月付“國民政府”四十萬元“保護費”。
１９３２年底，杜月笙要求政府准他“壟斷”全市“鴉片專賣”生意，他提議願每月付給財政部三百萬元，雙方果真達成協定。
宋子文接替孔祥熙為財政部長，把杜月笙營業大本營所在之虹口特別稅局，改劃歸蔣介石的總部管轄。次月，國民政府委派蔣介石兼管全國緝毒工作。到了１９３３年５月初，蔣介石的“鴉片生意”——“官方名稱”是鴉片“查緝”工作——已經運作起來。當年年底，虹口特別稅局收到一千六百萬元的鴉片稅。有個專家估計，國民政府在全國每個月可收到三千萬元左右的鴉片稅。［114］
許多中國知識份子和西方觀察家批評蔣介石利用鴉片支應政府費用。但是根據美國駐漢口領事的說法，“鑒於南京政府因為蔣介石極大的軍費開銷，過去幾年已經累積巨額赤字，一般不相信蔣介石會只為了推動公共福祉，切斷他在鴉片專賣這方面豐厚的收入來源。”
有位權威專家說：“在華中各省，尤其是湖北和湖南，幾乎每個政府組織都得靠鴉片收入來維持。”他引用某地每擔(大約六十公斤，即中國一百斤)鴉片成本四百元為例說明。官員要在這個底價上加征三百二十元的一般稅、三十二元的剿共捐、三元二角的中央政府規費、一元五角給地方商會、二元五角給特別貨物(鴉片)協會、二元五角給地方女子學校、七元的保護費。在這個總數之上，專賣機關再加上九百二十元。於是乎，鴉片的成本要增加為四倍以上，達到每擔一千六百八十八元七角。［115］
讓西方國家生氣的是，南京政府繼續怪罪列強政府害中國擺脫不了鴉片。
伍德海德說：“我們很好奇同一天上午在報紙上讀到一家中國通訊社的報導，它說，今年中國全部已有兩百零四名鴉片毒販被槍決；但另一則報導則說，目前中國仍有三百萬名鴉片或其他毒品吸食成癮者；
(廣西)百色的記者又報導說，有一車隊載運一百八十萬盎司鴉片抵達該地，暫存於緝煙局，等候繳納稅費。”
《字林西報》有一則報導說，九江有一海關官員因走私鴉片罪名被捕；事實上，他真正的罪行是“過分熱心查緝走私”。或者以《北華捷報》的說法：“醜聞已經太深，只好非辦不可。”
１９３５年，蔣介石撤銷查緝煙毒總局，自任緝煙總督辦。但是他很快就與日本發生“競爭”。日本人把他們控制下的華北地區轉化為“一大片罌粟田”，提煉鴉片及其他麻醉藥品。
１９３７年１月１日，委員長頒佈嚴格法令，規定使用這些麻醉藥品為非法行為。根據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員警探長巴帕(Papp)的說法：“中國政府壟斷中國各地的鴉片生意，日本人則主宰麻醉藥品販運。因此，中國消滅麻醉藥品販運及吸食習慣，主要影響到日本人……同時，中國人深怕被抓到販運或吸食麻醉藥品會遭到重懲，往往舍麻醉藥品而用鴉片，結果造成鴉片使用量上升，政府也因此稅收大增。”
蔣夫人對她丈夫涉及鴉片生意是否知情呢？她或許和他一樣，頗能小心保持內心的區隔。這種精神上的平衡可以她有關杜月笙的評語作為例證。杜月笙參加孔祥熙府邸的祈禱會之後，於１９３６年受洗為教徒。據說，蔣夫人告訴美國一位主教：“杜月笙已成為真正的基督徒，因為自從他受洗以來，上海的綁票案已顯著下降。”
蔣夫人于１９３９年發表一系列共十篇文章，統稱為《我將再起》。重慶《中央日報》以專刊形式予以刊載。
它們之受到重視有兩個原因：第一，它們反映美齡對中國歷史的觀點，以及她認為中國人民哪里出錯。第二，委員長夫人所議的好公民應有的行為，與她自己家人的行為相互對比，兩者之間出現極大落差。她在第二篇文章中說：“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洗刷不誠實和貪腐的國恥之記錄……只有叛徒……才會把國家用於抗戰的經費直接或間接飽入私囊。”她在第七、第八兩篇文章又列舉中國有七大最要不得的東西，必須從生活中排除掉：“一、自私自利；二、重視面子；三、拉幫結派；四、失敗主義；五、不精確；六、缺乏自律；七、推諉卸責。長久以來，它們使得我們無法成為第一流的大國。現在，它們又拖延抗戰的勝利。”這些文章收集成冊，於一九四〇年以《我將再起》為書名出版。蔣夫人聲稱：“中國被日本利用英國的姑息養奸、美國的唯利是圖和法國的害怕恐懼所形成的政治繩套所勒殺。”
１９３９年，美齡和艾瑪•密爾斯保持頻繁的通信往來，有時和藹可親、友善，有時又十足是個言詞謹慎的政客。艾瑪曾經敦促美齡到美國訪問——她和一些美國友人認為它將有助於中國的大目標——但蔣夫人一直猶豫不決。一月中旬，在奔波巡視各地戰場兩個月之後，她寫信給艾瑪：
“我有好好考慮過這件事，我覺得我恐怕承受不了精神和肉體上的壓力……我晝夜不停工作，已經沒有餘力……我怕會因為不能和所有的人見面，反而冒犯了他們，這豈不反而誤事？……如果我有體力，我或許可以一試，可是……恐怕第一天我就在精神上承受不住了。”
她在下一封信裏告訴艾瑪，她“很高興……你告訴我有個朋友的意見，他已經很厭倦聽到蔣家夫婦的新聞。你可以告訴他，我也深有同感。海外一再要求有更多的資訊，已使我疲于應付。”
兩年後艾瑪表示可以到中國來幫忙，美齡反而勸她別來，因為重慶經常遭空襲、生活條件很差、壓力又大，而且沒有社交生活。不過，她安排中國政府授予艾瑪“傑出服務勳章”。
已出任“美國醫療援華事務局”執行副會長的艾瑪告訴美齡，中國“在(美國的)日報上幾乎根本不存在——永遠只是一小段，而且躲在不起眼的地方……我們一直努力募款，但效果都不大。”
不過，艾瑪本人卻引起美國情報機關(當時是『戰略情報局』；注：乃今“ＣＩＡ中央情報局”之前身)的注意。有個人自稱奉美國國務院之命來找她，想找到“不必通過中國官方管道”就可接觸蔣夫人的方法。艾瑪給美齡的一封信解釋說：她“尚未脫離情報工作”。
十一月間，美齡再度到前線視察——三千五百公里，用了飛機、汽車、轎子、舢板和小馬等“種種運輸工具。每天都受到日本轟炸機投彈的威脅。好幾次我必須躲到溝渠或洞穴，以免被以掃射公路上的人為樂的日本機槍手看見。”
那一個月，她寫信給艾瑪說：“戰爭已在歐洲爆發，我們的賑濟募款愈來愈難……目前我們還沒有受到任何影響……它或許會妨害到我們彈藥的供給，但是我們相信已在規劃中的、時機適當的大規模反攻，不會受到妨害。”艾瑪對此卻有睿智的回答：“畢竟歐洲離我們近得太多，我們許多人是第二代或第三代的歐洲僑民。”
大約此時，日軍派飛機轟炸蔣介石的故鄉浙江省，尤其是溪口的蔣家宅子。有一顆炸彈掉到院子，炸死他的元配夫人毛福梅。蔣經國在母親墳前豎立的墓碑，刻著“血債血還”四個大字。四年後，負責此一地區的日軍司令官為蔣介石的母親和元配掃墓，並派人送照片給蔣介石父子，但蔣氏父子對此一示好動作不為所動。
到了１９３９年，中、日戰爭進入大致僵持不下的局面。日本的百萬大軍據守他們認為最具戰略價值的地點(包括所有的港口和大城市)，中國四百萬部隊則分佈在內陸省份的重要城鎮。一般都認為，蔣介石的政府一退到重慶山區，就“很少”和日本人作戰，也“不太協助”淪陷區中國人——即使敵機空投攜帶鼠疫細菌的蟲子到浙江，後來又試圖以炭疽熱、鼠疫、傷寒、霍亂等微生物侵擾中國人。農民餓肚子，各省縣小官吏則“任憑”日軍割宰，很容易被綁架、甚至動刑，直到他們向日本人招出金錢財貨藏在哪里。《北華捷報》報導：“有些地區受害人被捆綁柱上，活活烤到皮肉和骨脫離為止。”
可是，“抗戰”進行到這時，委員長“最關心”的是兩大“宿敵”的動向：一是汪精衛，一是中共。
汪精衛從政壇銷聲匿跡一段時候，仍認為中國打不贏日本。前面提到，他偕妻子、家人前往河內。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汪精衛被國民黨開除黨籍。七天之後，他拍發電報給蔣介石，力促蔣介石“做出大膽決定，結束徒勞無功的抗戰，與日本談判光榮和平。”
《南華早報》稱汪、日十二點協議是“中國四千年歷史最卑鄙無恥的檔”，它和其他報紙都批判汪精衛是“大賣國賊”、“日本的工具”和“一塊爛肉”。同月稍晚，蔣介石派人前往河內暗殺汪精衛，但刺客未得逞。三月某天清晨，國民黨一批特務潛入汪精衛住處，開了數十槍，卻未能除掉他，只殺死他的秘書。
即使有機會讓汪精衛重新思考大局、回心轉意，暗殺行動既已下手，汪精衛已無退路，只有死心塌地“效忠”日本主子。１９４０年３月，他就任南京傀儡政府元首。據亨利•路思義《財富》雜誌的說法，汪精衛的叛逃是“天賜”敵人的大禮。“他是中國革命的耀眼人物……中國政府的一位傑出人物。溫文儒雅、英俊瀟灑、口才極佳、情感豐富……在中國的地位和能力都無可置疑，中國社會所有的折中因素皆可彙集在他身上。”
汪精衛亮出國民黨的舊口號，於日本人“支持”下開府南京，升起國民黨黨旗——蔣介石的重慶政府也一樣高舉國民黨大旗。汪精衛要招募一支部隊，遂讓被俘的中國士兵選擇效命，否則即槍斃。
一九四一年九月，距珍珠港事變發生還有三個月，有三萬名被俘歸誠的中國士兵乘機殺了日本隊職官，又投效委員長的抗日行列。
蔣介石另一個心腹大患中共則依然忙著建立革命根據地。“西安事變”後，中共在重慶的“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中分到兩百個席次；這是蔣介石設立的一個戰時決策機構。周恩來被任命為“軍事委員會”副部長，他重提讓中國共產黨也可加入國民黨的舊主意。雖然蔣介石拒絕了周恩來的提議，但日後發現許多中國共產黨員事實上潛伏到國民黨內，居於重要職位。其中一人是中央銀行重要主管，據柯洛齊說，“得到孔祥熙無保留的信賴”。至少，中共決定暫時要讚美它的新盟友蔣介石；“一大堆左翼作家”從各國蜂擁而至重慶，高唱共產主義的理想。
“西安事變”之後，中共部隊併入蔣介石的國軍(其實只是改番號，實際指揮權仍在中共手中——譯者注)，陝西紅軍兩萬名部隊編為國軍第八路軍。同年冬天，政府批准中共組建另一支部隊，番號“新四軍”，以毛澤東三年前展開長征時留在江西蘇區的兵力為主。當日軍征服長江流域下游時，蔣介石命令新四軍改組，納入國軍。
１９４１年１月，國共軍事合作的神話因“皖南事變”而破滅。此時的新四軍由共產黨員將領項英和非共產黨員將領葉挺共同領導，駐防在長江南岸，離上海不遠。前幾個月，蔣介石的參謀總長命令新四軍渡江北上，到日本佔領的安徽省之新駐地。雖然領導人抗議，大部分士兵已經渡江，留下一支約兩千五百人至五千人的軍本部部隊［116］——包含指揮官、參謀、一些作戰部隊、醫療人員、傷兵、老師和學生。但是，國民黨當地指揮官要求留下來的這批人也要移防。共軍抱怨，若依劃定的路線移動，會和日軍撞上，因此請周恩來找蔣介石商量。委員長批准變更路線，邀周恩來參加聖誕晚餐，還舉杯祝望和平。［117］突然間，共產黨總部接獲報告，新四軍被困在一處峽谷，遭藏身在山上的國軍團團包圍，開火射擊；許多人喪生，葉挺被俘。周恩來趕回來要找蔣介石，已經見不到蔣，但得到擔保說，不會有事，國軍士兵已奉命不阻擾共軍換防。
根據張戎和哈利戴的說法，蔣介石否認國軍攻擊紅軍，聲稱是共產黨先開火，國軍才反擊。不論真相如何，重慶山城“謠諑紛飛，盛傳國共即將全面內戰”。謠言稍微止息，消息傳來說新四軍本部遭摧毀，軍長以下數千人都陣亡。還有報導說，國民黨對付共產黨，“和日本人一樣殘酷”。這個說法在多年後經由一位大學教授證實。這位教授不是共產黨員。他告訴白修德，他和新四軍一起被俘。國民黨士兵強姦抓來的女人，全體俘虜被迫急行軍七百里至“集中營”。途中，俘虜要替國軍背負行李，國軍還毆打俘虜，槍決一些俘虜。最後，只有三百人熬過這趟行軍。
“皖南事變”，言人人殊，端看論者的政治立場。但是，記者和歷史學者皆認為它代表抗日統一戰線的終止。國、共雙方談判停止，蔣介石切斷對共產黨軍隊一切補給供應。白修德一九四一年三月自重慶撰發報道說：“共產黨在這場戰爭以前所未有之勢擴張……中國人和日本人的作戰幾乎停止下來。”
雖然白修德在上述報導之前加注一段警語：他所發出的消息“完全是我獲准發出的意見和解讀”，但是沒想到史諾對“皖南事變”的報導卻觸發意想不到的結果。史諾曉得，國民黨“殺害”新四軍的消息一定過不了重慶新聞檢查人員的關卡，設法通過香港發出報導。他的報導引起西方新聞界大嘩。史諾說：他的“電文引起華盛頓莫大注意，以致中國交涉新貸款的談判被中止”，“摩根索先生甚至暗示，若是再啟內戰，重慶當局就甭想要美國再給財政援助了。”
當然，重慶政府矢口否認一切，史諾失去採訪權利——對他而言，這已不是第一次。面對其他記者抱怨新聞受到壓制，重慶被迫暫時解除對外國記者發稿的管制。
摘錄自：《宋美齡傳》
作者：（美）漢娜。帕庫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