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二十七日，紅色收藏家楊翔飛向記者展示了一本於一九三八年五月出版的美國《生活》雜誌(《南京洗劫》)，這本雜誌最早向世界公佈了南京大屠殺真相。雜誌內的圖片爲美國人約翰。馬吉所拍攝，其一九一二年至一九四零年五月在南京生活。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期間，約翰。馬吉擔任「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主席和「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委員，參與援救面臨屠殺的中國軍民，並設立難民傷兵醫院。其間，他冒著生命危險，用一架十六毫米的攝影機拍攝了日軍在南京的暴行，膠片長達一百零五分鐘。膠片中的近百幀被翻拍成照片，其中十幅照片被刊登在美國《生活》雜誌上。
今日，最早向世界公佈了南京大屠殺真相的美國《生活》雜誌(《南京洗劫》)在河南現身，再一次證明了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時在南京所犯下的最慘無人道的法西斯暴行。
在這本經歷了六十多年仍保存完好的雜誌上，記者看到一些照片反映了中國軍民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情景，一些照片則反映了日本侵略者在進行南京大屠殺後，南京城及周邊的慘狀，令人觸目驚心、毛骨悚然。
美國牧師後人將來華捐贈南京大屠殺攝影史料
2002年09月30日
中新社南京九月二十九日電(記者王國安)
記者今天從有關部門獲悉，美國牧師約翰·馬吉先生當年拍攝的日寇南京大屠殺的攝影膠片和攝影機，近日將由其兒子大衛·馬吉捐獻給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大衛·馬吉先生為此將於十月一日前來南京。
大衛·馬吉當年曾隨父親在南京生活了十年。他的父親約翰·馬吉從一九一二年到一九四○年在南京做傳教士，是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目擊證人。
在南京大屠殺期間，約翰·馬吉先生正擔任「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主席和「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委員，參與救援了二十多萬面臨屠殺的中國人。他還冒著生命危險，用貝爾牌十六毫米攝影機，偷偷拍下了被日軍軍刀砍斷半截脖頸的男子、遭反復強姦的婦女、沉溺水塘之中的死難者、失去父母哭天號地的嬰兒、醫院裏的救助者、慘不忍睹的老嫗，還有橫屍遍野的鄉村、火海偷生的難民等許多日軍施暴的現場。膠片長達一百零五分鐘，是留存至今的
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唯一動態畫面。
一九三八年，約翰·馬吉回到美國，曾長途旅行演講介紹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並向世界公開了這批膠片。
一九四六年，在東京審判日本戰犯的國際法庭上，約翰·馬吉攜帶他拍攝的膠片勇敢地走上目擊證人的席位，當場指控日寇在南京大屠殺的血腥暴行。但是，不知是什麼原因，影片在該法庭未被放映。
一九五三年九月，約翰·馬吉先生在美國匹茲堡逝世。
據悉，美國許多收藏家和博物館欲出高價收購約翰·馬吉留下的珍貴文物，但都被大衛·馬吉先生回絕。目前，南京市有關單位已做好準備，期待著大衛·馬吉先生故地重訪。
美國牧師後人把冒死紀錄「南京大屠殺」歷史的攝影機捐贈南京
中新網南京10月2日電：(王毅) 2002年10月02日
十月二日上午，曾冒著生命危險，用一架16毫米攝影機極其秘密地將日軍在南京的暴行拍攝下來的美國牧師約翰·馬吉的兒子大衛·馬吉先生，將當年記錄下南京大屠殺唯一動態歷史的攝影機捐贈給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丁東升 攝
“我為自己能在南京延續父親的義舉感到榮幸”，今天，已白髮蒼蒼的美國老人大衛·馬吉特意從美國趕來，雙手捧著曾經在一九三七年記錄下南京大屠殺唯一動態歷史的攝影機，並親自將它捐贈給了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大衛·馬吉的父親約翰·馬吉當年作為美國聖公會派駐中國的牧師長期在南京傳教。在南京大屠殺期間，約翰·馬吉冒著生命危險，用十六毫米攝影機極 其秘密地真實記錄了日軍的血腥暴行，膠片長達一百零五分鐘，所拍攝的膠片資料成為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唯一動態畫面。在一九三八年，這部影片在美國和英國的好 幾個城市播放。膠片中的近百幅圖像被翻拍成照片，有十副照片還被刊登在了一九三八年五月的美國《生活》雜誌上，成為揭露日軍暴行的鐵證。
作為約翰·馬吉的長子大衛·馬吉，曾經在南京下關生活了十年。他告訴記者，自己一九三八年在倫敦第一次看到這部記錄片，“當時我只有十三歲，還 不能全部了解，但我當時很恐懼，並且感到震驚。”據他回憶，這部珍貴的影片在一九三八年時被偷運出中國，當時有新聞機構出價一萬美元來買這部電影，被約翰 ·馬吉拒絕。
多年來，大衛·馬吉一直將父親的電影膠片和攝影機珍藏在自己家中的地下室裏。為了讓西方世界了解南京大屠殺真相，他自己不僅在美國加州、弗吉尼 亞州和加拿大等地演講，指證日軍的野蠻暴行，還向美國的華人社團無償提供父親當年的日記、書信等第一手資料，並資助華裔作家張純如等人作書《被遺忘的南京大屠殺》。
＜日本右翼歷史觀批判研究＞
（王向遠著作集第十卷）
第一章 戰後右翼歷史觀形成的根源與背景——右翼勢力、右翼思潮與戰爭認知問題
一、右翼歷史觀的古代淵源
二、現代軍國主義思潮與右翼歷史觀的形成
三、戰敗後右翼的蠢動及右翼歷史觀的“復活”
四、冷戰後知識右翼的“猖獗”與右翼歷史觀的“擴散”
第二章 右翼歷史觀“死灰復燃”的標誌—林房雄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
一、作為老牌右翼分子的林房雄
二、解掉兩個緊箍咒
三、“大東亞戰爭百年戰爭”論的展開
四、“縱然失敗卻是無悔”
第三章 一本全面徹底的為侵略歷史“翻案”的書——中村粲的《走向大東亞戰爭之路》
一、寫作宗旨：為洗刷“汙名”而篡改歷史
二、以種族戰爭史觀粉飾侵略
三、所謂“當事雙方都有幾分責任”
四、對十五年侵華戰爭的全面翻案
第四章 “惡魔的思想”——渡部升一、穀澤永一的思想
一、對“反日的日本人”的“告發”
二、所謂“國益論”和“新憂國論”
三、“誰把歷史弄成這樣?”
四、所謂天皇“無責任”，戰爭“有外壓”
五、“敬告韓國中國俄國美國：日本沒有戰爭責任”
第五章 “喬裝打扮”的軍國主義史觀——藤岡信勝所謂的“自由主義史觀”
一、藤岡信勝與“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
二、所謂“自由主義史觀”的“自由”
三、“自由主義史觀”的根源與構造
四、“自由主義史觀”的虛偽本質
第六章 歇斯底里的“免罪情結”——法學博士小室直樹的“無法”的暴論
一、“天皇教”的狂熱信徒
二、反共與反華
三、搬弄“國際法”為侵略免罪
四、不容忍任何道歉和謝罪
第七章 “南京大屠殺”抹殺者的第一隻黑手——田中正明的“虛構”與“總結”
一、曾做過松井石根秘書的田中正明
二、所謂“帕爾博士的日本無罪論”
三、《南京大屠殺的虛構》的虛構
四、“南京大屠殺否定論的十五個論據”的虛偽
第八章 作為一股右翼思潮的南京大屠殺“抹殺論”——東中野修道等抹殺論者的猖獗
一、鈴木明的《南京大屠殺之幻》
二、阿羅健一、歃本正己、富士信夫的抹殺論
三、南京大屠殺抹殺論形成了一種思潮
四、新一代抹殺論者的“旗手”東中野修道
五、抹殺論者在史實面前註定失敗
第九章 “皇國”史觀的集大成——西尾幹二的《國民的歷史》
一、《國民的歷史》暢銷的背後
二、與中華文化絕緣的“一萬年日本文明史”的虛構
三、對侵略歷史的全面美化
四、唯我獨尊的“皇國”史觀的復活
第十章 右翼歷史觀的教科書化——《新歷史教科書》及教科書的“改惡”
一、戰後歷史教科書的右翼化軌跡
二、右翼團體“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的成立
三、《新歷史教科書》對侵略歷史的歪曲
四、推動教科書進一步“改惡”的三浦朱門
第十一章 右翼歷史觀的通俗化、大眾化——小林善紀的政論漫畫《戰爭論》與《臺灣論》
一、右翼勢力的“廣告塔”
二、鼓吹戰爭、美化侵略的《戰爭論》
三、老調重彈、變本加厲的《戰爭論2》和《戰爭論3》
四、歌頌日本殖民統治、鼓吹台獨的《臺灣論》
第十二章 右翼歷史觀與靖國神社問題——靖國神社參拜“正當”論
一、靖國神社的本質
二、加地伸行等人的“日本乃神國”論
三、大原康男等人的中國“干涉日本內政”論
四、小林善紀的《靖國論》
第十三章 右翼歷史觀對中國歷史教科書的“逆襲”——右翼文人的“中國反日”論
一、古森義久對“中國反日”的報導和渲染
二、勝岡寬次對中國“反日教科書”的“徹底批判”
三、“中國反日”論的其他鼓噪者
第十四章 從中國歷史觀到中國現實觀——「中國黑暗論」、「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
一、岡田英弘的中國歷史“黑暗論”
二、中島嶺雄的「中國黑暗論」與「崩潰論」
三、長谷川慶太郎的「中國崩潰論」與「中國威脅論」
四、杉山徹宗等人的「中國威脅論」
本書研究的是日本右翼及其歷史觀的問題，對歪曲和篡改歷史的日本右翼歷史觀做了深入的剖析。讀完這本書之後讀者會明白，原來那些大放厥詞的政客站在政治舞臺上為歷史翻案的發言是有一整套右翼歷史觀作支撐的，而右翼歷史觀的構建者和系統表述者則是民間身份的一些教授、學者所構成的右翼勢力。換言之，在日本當代學界和言論界，為侵略歷史翻案已經形成一種不可忽視的社會文化思潮。
台灣炒地皮吸血大王林榮三榮登富士比（Forbes）財經雜誌全球首富前五十名
《金權城市》點名聯邦（三重幫自由時報林榮三） 炒地牟利
顏玉龍／新北市報導
2011-02-17 中國時報
土地炒翻天，鄰近台北市東區的新北市汐止區也成矚目焦點，已有預售案成交價一坪四十萬元以上，讓早期養地的大財團「出現」解套的契機，但也再次引發山坡地開發，以及財團以農民身分買農地開發的爭議，其中以「聯邦建設」的“瓏山林”建案最具「代表」。
《金權城市：地方派系、財團與台北都會發展的社會學分析》一書中，台大教授陳東升認為財團購買農地、山坡、工業用地，並利用“變更地目”營造高額利潤，是“基本炒作手法”。他進一步點名「聯邦建設」，指（自由時報）林榮三在七十六年買下汐止十八甲“林地”，每坪公告地價二、三千元，“變更地目”並推建案，每坪售價十五萬元，獲取幾十億元利益。
陳東升在書中提及，「瓏山林有一部份是承租國有林地，透過公有地放領取得土地所有權，接著申請“山坡地”的開發，（再）變（更地目）為丙種建地。白匏湖二百多甲土地來源，一是林榮三長子林鴻聯以“自耕農”身分承購三百多筆農地，另一部分是林榮三的三子林鴻堯向國有財產局承租林地。」
由於瓏山林完工後，須向汐止鎮公所申請「未損害公共設施證明」，《廖學廣的獨立時代》一書中寫道，「建商賣房子賺大錢，鎮公所沒有義務為建商擦屁股」為由，將申請案打回票。「幾經洽商，最後雙方達成的協議，由林榮三捐贈一座綜合運動公園給汐止鎮，鎮公所同意綜合運動公園以林榮三命名。」
不過，公園設計圖完成，也整好地等著林榮三來蓋公園，最後卻沒著落，廖學廣出手反撲，在競選連任時，發出在白匏湖山區設置垃圾場的文宣，並取名為「榮三垃圾場」。
「林榮三發動旗下《自由時報》，在鎮長選舉投票前最後兩天，將駐汐止鎮的記者召回總社，配合社長、總編輯發稿，全力圍剿廖學廣。廖學廣也不甘示弱，召開記者會一一點名林榮三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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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週刊＞被砸／（本土黑幫）天道盟太陽會13人成擒 廖學廣關狗籠案主嫌在內
東森新聞 2002/10/22
社會中心／綜合報導
「壹週刊」辦公室本月6日被黑道分子砸毀，引起社會各界重視，警政署22日規劃全國大掃黑，警方針對「天道盟」太陽會桃園龍潭組、台北萬華組、基隆仁愛組展開全面搜索，合計逮捕13名嫌犯，起出「太陽集團」制服、改造手槍等贓物。
刑事局與台北市刑警大隊兵分多路，由士林地檢署主任檢察官陳國鳴指揮，22日凌晨在基隆市、台北縣、桃園縣同步行動，逮捕基隆仁愛組組長謝金峰等13名嫌犯，其中，綽號「阿風」的謝金峰在「天道盟」名氣響亮，涉及85年立委廖學廣狗籠案，曾經逃亡泰國，後來被警方緝捕回國。
警方調查，某週刊報導「天道盟」新、舊太陽會搶地盤風波，引起舊太陽會不滿，屬於舊太陽會的桃園龍潭組、台北萬華組、基隆仁愛組，分別接獲越洋電話指示，本月6日在某週刊位於台北市內湖區的辦公室附近集合，20餘名男子一起穿上「太陽集團」黑色制服，持木棍、鐵棒把某週刊辦公室砸毀。
行兇過程中，龍潭組的嫌犯黃鑫，涉嫌搶走某週刊大樓保全員的手機，而這支手機就是警方破案的關鍵，警方從通聯紀錄中，釐清案情，並逐一收網逮捕嫌犯。
至於傳真給各媒體，揚言要把某週刊趕出台灣的桃園龍潭組組長「文哥」梁瑞文，目前流亡柬埔寨，台北萬華組組長「鐵霸」曾盈富、曾盈進兄弟，則在大台北地區流竄，警方正擴大偵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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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囤地 房價飆漲 新莊人嘆：買不起新莊房子
林金池／新北市報導
2011-02-17 中國時報
如果說高房價起因於財團囤地，「聯邦集團」林榮三近卅多年來在新莊默默購入大批土地。新莊副都心房價每坪飆漲到五十萬，地方人士說，「新莊人買不起新莊房子，這不是很諷刺嗎？」
新莊副都心近年來土地價格炒翻天，看似財團建商各顯神通、各自購地，但當地人都知道林榮三才是最大地主，早在民國六十七年左右，林在當地四處收購農地，平均每坪價格五百到兩千元不等，地方人士說「當年中港路底全是水田，買地就拜託農民划船在四周插上紅旗子，就能看出土地多大。」
地方人士說，林榮三買地是有專業的「牽勾仔」幫忙，地方人士說，有位綽號「Ｘ吉」的兒時玩伴負責幫他牽線買地，人家不要的低窪水田，林榮三全部收，卅多年下來成為新莊副都心最大地主。
據了解，林榮三太太林張素娥名下土地，至少超過一萬坪，如果加上登記在其他親戚名下土地，囤積了大量的土地，以每坪兩百萬元計算，市價超過數百億元。
財團囤地炒作，造成房價水漲船高，如今新莊副都心房價每坪漲到五十萬，周邊更充斥一大片未開發，卻被炒上天價的素地，不少地方人士說，「新莊人買不起新莊房子，這不是很諷刺嗎？」
地方人士認為，未來只能寄望新北市府大刀闊斧，重新恢復課徵空地稅，遏止財團建商炒作房地產歪風，藉此加速重劃區開發，增加供給降低房價，才能讓小老百姓安居樂業，否則將成了財團囤積土地、炒作房價的幫兇。
扁政府消失的３６,000件公文與馬英九“遲來”的“震怒”
日前，經過3年的盤點，馬政府終於數清扁政府交接時不見了３６,000件公文。據說，馬英九為此在國民黨中常會上三次“震怒”。
扁政府時代為何“消失”了那麼多公文？
是“有心”還是無意？
對臺灣的影響如何？
民進黨應該如何“交代”、對其後續影響如何？
馬英九的震怒是自然還是“刻意”？
是否如民進黨高層所說是正在追殺？還是栽贓陷害？
這些消失的公文該不該追？怎麼追？追到何種程度？
對國民黨選舉有幫助嗎？
首先，扁政府時代的公文是如何“消失”和“為什麼”消失的。
其實，看看扁政府政權交接前，僅總統府就購進57台先進的碎紙機。這就註定會“消失”許多紙質的東西，被粉碎的是否包括消失數量龐大的公文，不得而知。但如果是手紙，肯定無需這麼先進的碎紙機的。如果說消失的公文僅僅是拿回家忘記交上來，或者是轉交給其他單位，沒有造冊登記，都是說不過去的。如果是有意轉移、藏匿、“銷毀”，則必有其主管“目的”。
據臺灣各界的多種猜測，比較靠譜的，無非是：
一、五部會首長個人認為不方便交接的，比如檔會留下決策的過程、決策的動機和目的。其中，並非都無瑕疵或公而無私；
二、集體意識和決策，因含有政黨因素或者有太多權宜之計，不能作為經驗傳承，而被下任政府延續。如，指令不恰當的監聽，荒唐離譜的任命、約見等；
三、任內接獲相應情資應當立即處理，而沒有處理，賣好一些個人或團體，或者攜帶出“宮”，以便讓別人感恩或懼怕的；
四、即便認識到這些公文對臺灣政府延續是有益的，但對自己短時間拿回政權沒有信心，又不甘心讓國民黨對情況有全面、系統地瞭解，要看國民黨笑話，甚至希望國民黨因此做不好，而趕快下臺。但無論哪種情況，看看扁政府離任前，幾十台碎紙機連夜運轉，就像電影裏面，一個政府“垮臺”前，忙著“焚毀檔”、轉移資產的場面。
所以，無論什麼目的，都凸顯了，扁政府置臺灣整體利益於不顧，不想讓國民黨分享這些本應分享的政府資產。也證明了，臺灣所謂的政黨輪替不像政府內部交接，倒似敵國佔領。
其次，民進黨高層對“消失”數量龐大公文的態度。
如果一個負責的政黨，一個以整個臺灣人民利益為依歸的政黨，當發現自己政黨執政時，居然有這麼“離譜”的事情。第一時間，就應該汗顏，向全民道歉，並聲明敦促本黨同志配合調查，厘清對臺灣的影響。
遺憾的是，民進黨高層的反應，卻有這樣幾種態度：扁政府交接時，並沒有丟失這些公文，馬政府純屬栽贓陷害；馬政府盯住公文不放是轉移執政無能、進行政治追殺；最不激烈的反應，也僅限於：即便這些公文丟失是真的，但馬政府該早查的不查，到大選不到一年的時間再查，時機不對，想影響選舉。儘管這些反應，符合民進黨的一貫邏輯、作風和格調，但也不能侮辱全民的智商：是不是馬政府自己銷毀公文或造假，進行栽贓陷害一目了然；如果是事實，就不能叫政治追殺；即便懷疑馬政府查證的效率，這也不是民進黨有資格質疑的，因為民進黨執政時，丟失的公文太多，馬政府人工比對耗時費力，而且一件弄錯，豈不是給民進黨更多口實？即便需要質疑馬政府的效率，也只有民眾才有這樣權利。
再次，說說馬政府的震怒和效率。
馬政府盤點3年才搞清丟失了多少公文，儘管理由是數量大、人工比對慢，勉強說得過去。但特偵組從陳水扁辦公室查扣的幾十箱公文，是怎麼流出的？以及扁政府卸任前，那些工作人員使用碎紙機、粉碎了一些什麼總是應該知道的吧？所以，馬英九的震怒自然是應該的，畢竟這是損害的是全臺灣人民的利益。
但應該震怒的不僅僅是馬英九，民眾也許更有理由震怒。民眾對扁政府應該震怒的是，其對體制和制度的“無視”和“破壞”，政黨惡鬥居然置整個臺灣的利益於不顧；
對馬政府的震怒，大概是上任這麼久“沒有”展現相應的魄力。馬英九震怒得儘管“晚了”一些，但如果堅持查，起碼能夠大致厘清誰丟失的、怎麼丟失的、丟失的大致是什麼公文、對臺灣的影響是什麼。
最後，追查扁政府丟失的公文，對兩黨的影響會是如何。
按照馬英九的個性，如果對臺灣的整體利益影響不大，相信其也不會過為己甚。其作用無非是借此建立和整飭公文制度，讓政府像個政府。至於對民進黨有無打擊的效果，即便有，按照目前臺灣的政治生態，也極為有限，只不過是臊臊民進黨執政時時任高官、現在仍然“風光無限”的“政客”的面皮。
要說真正能夠傷害到民進黨的，還是他們自己，因為，民進黨高層對這一事件的態度才是檢驗品格和責任的試金石。而國民黨如果能夠不要抱著溫文爾雅一副君子狀，大刀闊斧地做自己該做的事才是改變和提升自己形象的契機。因為追查公文並不能讓民進黨失去他們原有的基本盤。只要臺灣政黨輪替今後繼續有這樣公文“莫名其妙”地“大量消失”的狀況，對岸不但不必將“各懷鬼胎”的雙方輪流執政臺灣當回事，其他國際社會也不會將臺灣當作一個值得尊重的政府。
文／畢殿龍 2011-4-1
美帝策劃扶植西藏叛亂：中情局組訓叛亂游擊隊供應武器阻止（農奴）和平解放
阻止西藏（農奴）和平解放
為適應“（圍堵遏制中國反共白色恐怖撲殺）冷戰”的需要，1947年7月26日，美國國會通過了《1947年國家安全法案》。該法案規定：美國成立「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簡稱CIA)；只要總統授權，美國「中央情報局」就有權在國外執行各種秘密行動和准軍事行動。尤其在軍事干涉過於強硬、外交手段軟弱無力時，「中央情報局」的秘密行動便成了美國政府的第三種選擇。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美國開始公開涉足中國西藏事務，支援西藏分裂勢力的活動。美國最高決策層認為，西藏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原因是：
其一，中國西藏位於亞洲的腹地，作為一個天然的戰略高地屏護著中國的西南地區，如果西藏被中國控制，便會成為共產黨中國向印度施加影響的基地，因而“會對南亞地區(特別是印度)構成威脅”；相反，“一個分裂的西藏”卻與美國政府所希望的“中國在某一方面出現內部崩潰”之目標正好吻合。在美國看來，即便無法分裂中國，西藏分裂勢力的抵抗也可以消耗中國的資源，從而實現削弱中國的目的。
其二，1950年2月《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和同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以後，從強烈的反華政治需要出發，美國把中國西藏納入其對華“遏制”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中央情報局在援助西藏分裂勢力的活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950年3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先遣部隊向西康地區進發，拉開了解放西藏的序幕。「中央情報局」密切注視著西藏局勢，通過各種途徑搜集有關西藏的情報。此間，西藏上層分裂勢力也準備以武力對抗解放軍入藏，並慫恿達賴喇嘛外逃。7月，達賴喇嘛的長兄土登諾布在「中央情報局」資助下到達紐約，成為美國與達賴秘密聯繫的中間人。
最初，美國曾試圖阻止西藏（農奴）和平解放，極力慫恿達賴及噶廈（西藏地方政府）拒絕與中央人民政府簽署西藏和平解放的十七條協定。在這一計畫落空以後，中央情報局又策劃了秘密策動達賴出逃的計畫，由於種種原因，這一計畫再次落空。然而，中央情報局與西藏上層分裂勢力的此次密謀，為1959年達賴逃往印度鋪墊了基礎。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SC5412計畫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以後，「中央情報局」積極支持並“操縱”西藏分裂勢力，策劃了一系列旨在製造“西藏獨立”、反對“新中國”的陰謀活動。此間，美國政府密切關注西藏事態的變化，積極採取措施支持西藏分裂勢力。國務院遠東司司長艾利遜認為：“西藏叛亂分子已經發展到集體的公開騷亂的階段”，“西藏的形勢正在向著符合美國利益的方向發展”。因此他建議美國政府應進一步秘密援助西藏抵抗力量。這一建議得到了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高度重視，決定由中央情報局在西藏實施NSC5412計畫——“秘密援助地下反共抵抗力量”的行動計畫。
1954年3月15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SC)通過了NSC5412計畫。次年，艾森豪總統又批准修補了NSC5412計畫，增加了NSC5412／1和NSC5412／2文件。這三個檔均屬“遏制國際共產主義行動的秘密軍事行動計畫”。其中在NSC5412／2文件中特別規定，在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下，由「中央情報局」具體負責領導反對和遏制“國際共產主義行動”的全部間諜和反間諜行動。該項秘密行動的目標是在“受到國際共產主義威脅和統治的地區發展地下抵抗力量和秘密幫助遊擊隊活動，並保證那些力量在戰爭中的有效能力，使他們在戰爭中擴大軍事力量並獲得所需的供應品”。
按照美國國家安會委員會第5412／2號檔的精神，由總統、國務院和國防部指定代表組成代表團，又稱“5412委員會”或“特別小組”，也稱5412小組。該小組具體指導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重大秘密行動。這意味著「中央情報局」對西藏實施的各種秘密行動計畫都由該小組決定。
秘密援助西藏叛亂分子
依據NSC5412計畫，「中央情報局」在中國西藏地區開始了秘密援助“藏獨”的一系列行動。喬治•派特遜是美國情報部門與印度、中國國民黨、在國外的西藏分裂分子相接觸時的聯絡員和譯員，據他後來聲稱，自從1949年起，中央情報局、國民黨特務和西藏分裂分子的聯繫從未中斷。
1953年朝鮮戰爭結束後，中印邊界印度一側阿爾莫一帶的居民驚奇地發現：這裏居然出現了三個教育中心、兩個醫院、兩個麻風病院和一個肺病療養院。更令人驚奇的是，在這些“醫院”和“教育中心”裏根本就沒有什麼病人和學生。實際上，從1951年起，「中情局」即已開始從事西藏叛亂分子的訓練工作。阿爾莫就是中情局對西藏施行秘密行動的基地之一。
1955年春季，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一個下屬機構開始在噶倫堡城郊徵募藏族人，先後在臺灣、沖繩群島、塞班島、關島等地秘密進行訓練，然後將這些受訓人員遣回西藏，作為發動叛亂的骨幹。
1955年12月，在四川西部藏區(通稱“康巴地區”)的民主改革即將展開之時，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唆使和策動當地部分彝、藏族奴隸主，發動了抗拒民主改革的大規模武裝叛亂。
叛亂發生後，「中央情報局」當即認定康巴叛軍是美國在西藏行動的可靠盟友。局長艾倫•杜勒斯也認為西藏的形勢為中央情報局的行動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會。1957年2月，中情局挑選了6名康巴叛亂分子，送到太平洋上的關島進行了為期6個月的特種訓練。當年8月，這些受訓結業的康巴特務被空投到西藏，其使命是指導叛亂並促使達賴公開向美國求援。其中兩人與康巴叛匪頭子貢布紮西取得了聯繫，並於1958年1月在達賴的夏宮羅布林卡秘密會晤了達賴的管家帕拉•土登維登。
後來，「中央情報局」又先後遴選了170余名康巴叛亂分子在琉球、塞班等地接受訓練。因為這些高原來客不習慣海島氣候，「中央情報局」遂又在美國國內設立了一個“康巴遊擊隊員訓練基地”，該基地叫做赫爾營，位於美國克羅拉多州的洛基山脈，是二戰期間美軍第10山地師總部所在地，這個營地曾被用來訓練美軍的山地作戰部隊和特工人員。該地平均海拔高度10000英尺，與西藏的地形、氣候有許多相似之處。為了掩人耳目，1957年7月16日出版的《丹佛郵報》宣佈，赫爾營即將啟用為軍事試驗基地。在這個機密的營門口，赫然懸掛了“危險！請勿接近！”的牌子，登山者見後都以為是核廢料處理場。營地的警衛也得到了命令，凡遇未經許可闖入者，一律就地擊斃！
在人民解放軍的有力打擊下，康巴叛亂到1957年底基本被平息下去。許多叛亂頭目紛紛逃向西藏，被西藏上層反動集團收留，重新予以武裝，繼續進行非法活動。1957年5月，在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的策劃支持下，從四川藏族地區流竄到西藏的康巴叛亂分子頭目在拉薩成立了反動組織“四水六崗”（藏語“曲細崗珠”，泛指甘、青、川、滇、藏等省區藏族聚居的地方）。
1958年4月，從四川、青海、甘肅等省藏區竄入西藏的叛亂分子，正式與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結為同盟，將所有武裝力量統一于“四水六崗”組織之內，並分配了叛亂任務。6月，貢布紮西帶著中情局訓練的特務和電臺離開拉薩，竄到西藏山南地區，建立叛亂武裝根據地，組織了叛亂武裝“衛教志願軍”。
“衛教軍”一成立，就立即得到美國的武器援助。當年夏天，「中情局」就在山南地區空投大批武器彈藥，計有機槍20挺、迫擊炮2門、步槍100支、手榴彈600枚、炮彈600發、子彈40000發。11月26日，中情局通過“麥克馬洪線”以南印度佔領區，又向山南地區運送武器彈藥226馱；年底，向紮古拉馬塘高地空投一批武器，約100支美式來福槍、20挺輕機槍、2門55毫米迫擊炮、60枚手榴彈，每支槍和每門炮配置300發子彈或炮彈。次年1月，又通過尼泊爾運入40馱武器彈藥。為掩蓋真相，美國只提供“二戰”時期的武器。
「中央情報局」的援助行動，助長了西藏分裂主義分子的囂張氣焰。進入1959年，西藏武裝叛亂逐步升級，叛亂分子不僅襲擊解放軍，而且對藏民劫掠、燒殺，強迫他們反對中央人民政府。3月10日，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終於公開撕毀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發動了全面的武裝叛亂。一周之後，他們又劫持達賴喇嘛離開拉薩，倉皇出逃。
有外國研究人員認為，叛亂者無法通過和平手段使達賴喇嘛公開站在他們一邊，是促使中情局和他們在1959年3月發動大規模叛亂的根源。這並非空穴來風。最新解密檔案表明，1958年9月，中情局決定秘密增加對叛亂者的資助，以擴大其反對中央政府的遊擊戰，此舉得到艾森豪總統的批准。派特遜證實說，在拉薩叛亂前，他的康巴朋友就告訴他，已經有了一個使達賴喇嘛離開拉薩的計畫了。1959年3月2日，印度加爾各達的《政治家報》發表的一篇匿名文章，也為上述結論提供了證據。作者極其準確地預測說，達賴喇嘛可能不願離開拉薩，但為了使他離開，康巴人將不得不製造些騷亂。
檔案表明，在西藏叛亂的關鍵時刻，「中央情報局」認定，“達賴的出逃符合美國的利益。”在達賴出逃途中，“曾在「中央情報局」受訓的報務員緊緊相隨，把達賴喇嘛的行程隨時報告給華盛頓。”「中央情報局」設在達卡的基地與達賴喇嘛保持密切聯繫，並準備好一種適合在西藏稀薄空氣中飛行的C—130型運輸機，隨時給他們空投所需物資。兩周後，達賴一行在「中央情報局」訓練的西藏特工幫助下逃到印度佔領區。
達賴出逃後，叛亂武裝於3月20日淩晨向解放軍發動全面進攻。解放軍被迫進行反擊，兩天內就將其徹底擊潰。隨後，西藏全境的平叛作戰全面展開，叛亂分子苦心經營的山南老巢被一舉蕩平，“衛教軍”敗逃至印度控制區。至當年底，西藏大部分地區的叛亂即被平息。
策劃西藏“公路襲擾戰”
「中情局」對西藏叛亂武裝如此不堪一擊大為失望，他們認為這都是反叛者集團作戰的結果。在1959年召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第403次會議上，艾森豪總統批准在中國西藏繼續實施NSC5412系列計畫。艾倫•杜勒斯分析了西藏叛亂失敗的原因並提出了未來的行動方案。他認為：首先，中國人民解放軍在西藏佔有絕對有效的軍事優勢，加之其使用飛機，西藏叛軍已被“成功地肢解”；其次，“西藏(叛亂)遊擊隊總是大集團作戰，軍事調動過於煩冗”，“他們對當地地形熟悉的優勢沒有發揮出來”。接著，杜勒斯分析了中國軍隊的困難，即解放軍數千名步兵在向青藏高原推進過程中要克服嚴峻的給養運輸、惡劣的自然條件的挑戰。因此，如果破壞拉薩——北京的供應線，北京的損失就會出現“實質性地增加”。中央情報局認為，西藏的大部分道路都築在山腰上，一旦被破壞．要用數周甚至數月才能修復；依靠反叛者襲擊公務人員和車隊以獲取中國內部情報，也成為中央情報局日益渴望的事， 因為它從中國其他地區已很難獲得此類情報。
於是，「中央情報局」確定了“公路襲擾”計畫，將在赫爾營經過專門訓練的藏人空投到西藏，實施破壞西藏公路運輸的行動。
在西藏叛亂正式爆發之後，被秘密送到赫爾營進行訓練的藏人數量明顯增加，最終共有259人在該營受訓。
1959年9月下旬，中央情報局決定在康區西部的邊壩(Pembar)地區進行上述行動。邊壩位於薩爾溫江（怒江）南岸，與中國的“成都——拉薩”公路距離很近，由於中國在該路段南北支線的控制薄弱而被選中。同月，在美國受訓的18名藏人被空投到西藏邊壩地區。他們的任務是控制該地區；進攻四川——拉薩公路上的交通運輸和破壞軍事設施，襲擾並阻斷軍事運輸供給，以阻止中國政府對西藏地方的物資供應和軍需運輸；破壞襲擾解放軍平息叛亂的行動。為配合上述行動，美國中央情報局為邊壩地區的叛亂分子空投武器和物資。
1961年2月，「中央情報局」決定實施第二輪襲擾戰。這次他們選擇了西藏茫康(MaRkham)地區。茫康位於湄公河與雅魯藏布江之間，是中國內地公路穿越康區第二條線路的終點站，也是西藏叛亂分子的聚集之地。中央情報局準備據此破壞北京的後勤運輸。3月，受過訓練的7名藏族特務由中央情報局使用C—130運輸機空投至茫康地區。
事實證明，美國「中央情報局」對西藏地區上述兩次公路襲擾並不成功，也沒有給中國對西藏地區的控制構成威脅。由於人民解放軍對空降的叛亂分子實施了有效的圍剿，中央情報局從1957年開始空投到西藏的49名藏族特務，除10人逃到印度，2人被捕(至1979年被寬大釋放)外，其他37人不是被擊斃，就是在雪嶺荒原逃竄時死於寒冷和饑渴。
到1960年底，西藏全區範圍內大股叛亂武裝均被殲滅，人民解放軍取得了平叛鬥爭的決定性勝利。
“木斯塘計畫”
「中央情報局」眼看西藏境內的叛亂武裝已無生存基礎，腹地滲透死路一條，於是又將計畫改為從境外進行長期襲擾。1960年前後，中央情報局和西藏分裂勢力決定尋求一個新的安全活動基地，由於印度不願為其提供基地，他們將活動基地從西藏境內轉移到尼泊爾。經過一番挑選，他們看中了尼泊爾境內半獨立的封建領地木斯塘。木斯塘一帶山高林密，地方首領信喇嘛教並不受政府管轄，況且緊鄰西藏邊境，進行滲透行動十分方便。不過當地人煙稀少，一切物資供應均要靠美國解決。
1960年9月，達賴集團在木斯塘重新組建了“四水六崗衛教軍”，由此開始了在中國邊境長達十年之久的軍事襲擾。其首任總指揮貢布紮西在回憶錄中寫道，“有時，一二百人的西藏遊擊隊的活動深入中國佔領區達100英里”。然而，美國人後來承認：“這些襲擊除了給西藏部隊以暫時的滿足，並激起他們有朝一日真正進軍故鄉的希望外，作用幾近於零”。
不過有一次，這種襲擊行動卻出乎意料地獲得了大量情報。西藏叛亂分子在一條冷僻的山路上，伏擊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一支小小的車隊，他們在一輛車上發現了幾個郵袋，裏面除了一般日常函件外，還有從北京發出的政府官方檔和軍事檔。叛亂分子把郵袋交給了中央情報局。後來，中央情報局總部的中國問題專家仔細分析了郵袋的內容，從中發現了中國官方大量有關西藏情況的資料與資料。
除此之處，“西藏行動”未能獲得任何其他值得一提的收穫，卻繼續有氣無力地在原地踏步。
1960年5月，一架美國U一2飛機進入蘇聯領空進行偵察時被擊落，此後，艾森豪總統下令停止入侵共產黨國家領空，這包括西藏在內。到1960年底中央情報局取消了對西藏叛軍的空投，失去物資供應的叛軍不得不獨自面臨一個苦冬，許多人因為沒有食物和住所而凍餓而死，還有一些人被迫吃皮鞋和皮革來維持生命。
1961年3月，新上臺的甘迺迪總統重新批准了「中央情報局」的秘密計畫，於是，中央情報局又開始向木斯塘的叛軍空投武器、無線電操作員、裝備和生活必需品。
「中央情報局」給叛軍下達的任務是，進攻解放軍分散的營地，並在拉薩至新疆的交通幹線上破壞運輸。這些襲擾行動，迫使中國在該地區增加兵力，並將西藏西部的交通線改道為青海至新疆的公路。
當「中央情報局」決定繼續空投時，遭到了印度的反對。印度國防部長杜特向美國表示：“為了加強中印邊境的防空，堅決擊落任何侵犯印度領空的飛機，因而希望美國的飛機在將來的空投中不要飛越印度領空，也不希望美國利用西藏人在印度反對中國，而使問題複雜化。”沒有印度的支持，“木斯塘計畫”暫時擱淺。
然而1962秋天，中國和印度爆發了一場短暫的邊境戰爭，從而導致印度政府的態度發生了明顯變化。在對待美國中央情報局利用印度領土(領空)援助達賴集團分裂活動的立場和行動上，印度由原來的反對者(至少是中立者)變成了主要的積極參與者。而且印度開始與美國在軍事上積極合作，美國向印度提供軍事援助，而印度獲得該項援助的條件之一是“與美國合作共同遏制共產黨中國”。軍事合作促使美、印兩國在情報領域展開了合作。美國中央情報局遠東地區負責人菲茲格拉德和印度中央情報局局長穆立克分別為合作雙方的代表。從此，美國中央情報局與印度情報局在援助西藏分裂勢力行動上展開了密切合作。
美國和印度在“西藏計畫”中各取所需。美國的目的在於抵抗所謂“共產黨中國在印度與南亞的擴張”，具體行動是通過藏人遊擊行動收集解放軍在西藏地區軍事部署的情報。印度在“西藏計畫”中的具體目標是利用藏人遊擊隊對抗中國邊境的防務力量，以期鞏固其“東北邊境特區”(NEFA)的安全。12月，印度情報局實施“察克拉塔計畫”。依據該計畫，這些藏人將被組建為“特別邊境部隊”(Special Frontier Force，簡稱SFF)，他們的任務是收集中國情報和實施其他准軍事行動。美國中央情報局極力配合印度情報局的“察克拉塔計畫”。除了為“特別邊境部隊”提供輔助性訓練、跳傘技術外，美國中央情報局還派出由106人組成的特種部隊為其提供“秘密的”遊擊戰術和非常規戰術訓練。
同時，美、印兩國情報局還將受訓的藏人間諜派往西藏和中、印邊境實施偵察活動。他們通過跳傘進入西藏內地建立了20個情報站，其任務是偵察中國軍隊的集結動向；安裝感測器，用於偵察中國核子試驗及導彈試驗；截取中國軍事通訊的資訊。
1963年11月，美國「中央情報局」與印度情報局在新德里成立新的聯合行動機構——“特別中心”。“特別中心”的主要職能是利用西藏分裂分子向中國西藏滲透間諜。他們的主要任務是深入西藏及中、印邊境地區，用無線電收集並發送關於中國西藏的社會、政治、軍事情報。美國中央情報局為其提供耐用型太陽能無線電電臺。
在1964年1月舉行的“特別小組”會議上，美國「中央情報局」又制定並實施了新的“西藏行動”，包括：政治行動、宣傳和准軍事行動。該計畫的目的是“在西藏內部和外國(主要是印度)確立一個自治西藏的政治概念，並在中國內部培養抵抗共產主義政治發展的能力”。
但是1964 年6月初，木斯塘爆發的一起突發事件徹底改變了美、印合作的行動模式。事件的緣由是，為尋找遊擊隊反華的“素材”，英國一家電視臺派出一個小組在派特遜帶領下，未經允許來到木斯塘。他們說服叛軍發動了一次對中國車隊的襲擊，並將這次襲擊過程拍攝下來，這使得美國中央情報局在西藏的秘密行動被曝光而引起國際社會的譁然。為此，中央情報局停發了對木斯塘叛軍的半年援助資金。
由於木斯塘襲擊事件的敗露，美、印兩國軍事襲擾的合作行動被迫轉變為單純的情報計畫。 同年10月16日，中國成功爆發了第一顆原子彈，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美、印兩國情報局針對中國情報的合作進程。美國「中央情報局」為印度提供10架C—46運輸機和4架直升機，其中有1架C—46運輸機被改裝成電子偵察機平臺，這些飛機沿著喜瑪拉雅山麓飛行，收集來自西藏地區的電子通信情報。
從1967年開始，美國「中央情報局」對木斯塘叛軍的援助行動開始走下坡路。這主要是因為，
首先，木斯塘叛軍的行動沒有達到預期目的，他們沒有在西藏內部實現破壞中國供給和通信系統的目標。
其次，木斯塘叛軍的任務很大程度上由印度的“特別邊境部隊”來完成，它得到了美國和印度的長期支持。1968年，「中央情報局」近東行動負責人格里奇菲爾德在西藏行動的形勢報告中向“303委員會”特別小組諫言，“在西藏內部取得的成就微乎其微，而其外部的成就(選擇重要目標開展無線電竊聽)要好得多。”
到1968年，詹森政府停止了對木斯塘叛軍的援助，「中央情報局」也取消了在美國國內對叛亂分子進行訓練的計畫，把整個預算的計畫削減到一年不到120萬美元。
「中央情報局」在支持西藏叛軍十年之久的時間裏，所耗資金甚巨。據1998年9月15日《洛杉磯時報》的報導：“根據最新公佈的美國情報機構檔，在20世紀6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裏，「中央情報局」每年向西藏流亡運動提供170萬美元用於開展反對中國的活動，其中包括每年向達賴喇嘛提供18萬美元的津貼。”
“西藏行動”壽終正寢
1969年1月，尼克森就任美國總統，美國對外政策處於歷史的轉捩點，此時美國的相對實力已走向衰弱。為擺脫越南戰爭的泥潭並借助中國抗衡蘇聯，美國需要中國的參與，為此，美國積極改善與中國的關係，美中關係出現了趨於緩和的態勢。美中關係的“解凍”導致了美國西藏政策的重要變化，此時的西藏分裂集團自然成了美國戰略棋盤上的一粒“棄子”，「中央情報局」對其的秘密支持也隨之停止。
1973年，尼泊爾國王比蘭德拉訪華。在會見比蘭德拉時，毛澤東主席催促尼方儘快肅清其境內的西藏叛軍。1974年7月，尼泊爾政府軍包圍了木斯塘營地，達賴喇嘛眼看大勢已去，專門錄製了一盤磁帶送到木斯塘營地播放，讓他們放下武器投降。在真切聽到達賴喇嘛的聲音後，大多數叛軍放下武器，還有一些人跳河自盡，最後一任木斯塘叛軍司令旺堆嘉措拒不服從，企圖率領一股人馬突圍去印度，結果在山口被尼泊爾軍隊擊斃，西藏叛亂武裝徹底瓦解。
1995年11月，達賴在印度北部的達拉薩蘭會見了已退休的美國「中央情報局」官員、當年負責空投行動的約翰•肯尼士•克瑙斯。回顧兩人從前合作的往事時，達賴不無悲哀地說道：“美國政府捲入西藏事務並不是為了幫助西藏，而僅僅是冷戰時期對付中國的戰術需要。” 在達賴喇嘛心中，正是美國的西藏政策才使他成了這場角逐的犧牲品。
中國政府對西藏叛匪的顛覆行動進行了堅決反擊，1969年1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美印狼狽為奸利用西藏叛匪瘋狂反華》的文章，指出美國是西藏叛匪進行陰謀活動的「後臺老闆」，“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特務經常到西藏叛匪的巢穴裏鬼鬼祟祟地活動”，“一九六七年七月，美國報刊上公開報導，已經有西藏叛匪從印度坐飛機到達美國，進行罪惡活動。”
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秘密活動，改變不了西藏民主改革的歷史進程，註定最終失敗的命運。
文／文鋒
《黨史博采》
美國對哥倫比亞的新殖民政策-「哥倫比亞計畫」
提到哥倫比亞，許多人就會立刻聯想到這是“毒品”與游擊隊氾濫的罪惡淵藪之地。（好萊塢電影大眾文化洗腦工業）羅素克洛和梅格萊恩搭檔演出的「千驚萬險」就是以哥倫比亞為背景，影片“描述”的哥倫比亞左派游擊隊在邪惡帝國蘇聯垮台後變成一群以販毒、綁票維生的恐怖份子，長期以來許多美國人也相信政府與主流（民主自由）傳媒對於哥倫比亞的（謊言）宣傳，相信美國政府目前已耗資數十億的「哥倫比亞計畫」（Plan Columbia）可以消滅哥國毒梟和游擊隊暴力，然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證據卻證明事實“剛好相反”。
事實上，「哥倫比亞計畫」只是美國長期對於中南美洲“政經軍干預”的一部份，在美國喬治亞州的班寧堡（Fort Benning），有一所「美洲軍事學校」（SOA, U.S. Army School of the Americas），該校一直被諷刺為「殺手學校」（School of Assassins），因為該校的課程以訓練謀殺、綁架、（軍事）政變、嚴刑拷打著名，數十年來“培養”出六萬多名拉丁美洲的軍人，智利民選總統阿葉德被軍事獨裁者皮諾契特推翻、大主教Oscar Romero被暗殺、瓜地馬拉36年內戰死亡或失蹤的20萬人、薩爾瓦多超過900名平民被屠殺等等，都是“該校”畢業生的“傑作”，女性受害者還會遭強暴虐殺而死，毫無反抗力量的兒童被活埋或摔死；它也“培養”惡名昭彰的（美帝傀儡）軍事獨裁者-包括巴拿馬、波利維亞、瓜地馬拉、薩爾瓦多，並且是“右翼民兵”的訓練所──例如尼加拉瓜殘暴的「國民軍」就是SOA（美洲軍事學校）的畢業生，後來組成“右翼恐怖份子”Contra（桑定游擊隊）。前巴拿馬總統就稱「美洲軍事學校」是「拉丁美洲最大的亂源製造基地」，在日漸高漲的抗議聲浪下，該校“改名”為Western Hemispheric 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WHISC)，但是至今仍然繼續培養每年一到兩千名的畢業生（目前１／３的受訓者來自墨西哥，因為該國要“對付”以Chiapas省原住民為主的薩巴塔游擊隊（Zapatista），每年耗費美國納稅人大約兩千萬美金。
和其他拉美國家相比，哥倫比亞派遣最多軍人（目前已超過一萬多人）到SOA（美洲軍事學校）受訓，其中許多高階軍官都犯下違反人權的罪刑，哥倫比亞軍方和殘忍著稱的右翼民兵組織AUC也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使得在哥國每年有超過三萬人被殺、一百萬人無家可歸。1986年以來已經有三千八百名工會領袖和組織者遭殺害，在去年（２００１年）的前十一個月就有180名工會領袖被暗殺，過去十幾年以來，超過三萬名工人、農民、人權組織者、左翼領袖、教師等被軍隊和右翼民兵殺害。最大的右翼民兵組織AUC的領導人對於謀殺工會領袖毫無悔意，他說「我們有理由殺那些人，因為他們（工會領袖）妨礙他人工作。」因為暴力事件頻仍，自從 1985年以來，已經有兩百萬哥倫比亞平民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園。
在美國主流（民主自由）傳媒宣傳下不斷“被污名化”的左翼游擊隊──其中一股最大的力量FARC「哥倫比亞人民革命軍」（有一萬六千到兩萬人的武裝力 量，由工人、農民、組織者所組成）-經由過去36年以來的組織工作，哥國基層人民對其支持率不斷提高，專家估計該游擊隊在哥國自治區的影響力已經超過 50％，相對的哥倫比亞所謂「（美帝扶植傀儡）民主」政府，則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貪污腐敗政權，人民對政府的失望清楚地反映在哥國的投票率上（低於40％），目前FARC直接掌握的非武裝區（約瑞士大小），也完全沒有上述的暴力事件發生。
在2000年，美國政府投入十三億美金到「哥倫比亞計畫」以及之後六億美金的「安地斯行動」（Andean Intiative，因為哥倫比亞屬於安地斯山脈國家）（其中一億給哥倫比亞軍方），“宣稱”該計畫是「對抗毒品之戰」（War on Drugs）以及心照不宣的「對抗左派游擊隊（美國政府定義下的恐怖份子）之戰」，事實上，該計畫對於消滅毒品毫無助益，因為大部分的款項給了“美國跨國 公司”，例如「孟山都（Monsanto）」、United Tech、Sikorsky等，用來進行軍事訓練、購買直昇機和除草劑，另外，美國政府也已提供哥倫比亞軍方和右翼民兵十五億美金。
然而，哥倫比亞政府和軍隊本身就和毒梟“連為一體”，政府軍隊和右翼民兵就是毒梟“背後”的軍事力量，前SOA（美洲軍事學校）的教官就曾說「SOA是拉丁美洲軍官 洗毒品錢的最佳地點」，美國持續提供哥倫比亞軍事援助反而助長軍隊和右翼民兵繼續在國內“鎮壓平民”、違反人權，並且讓毒梟勢力更擴大。
此外，美國在哥倫比亞四處噴灑除草劑，宣稱這樣就可以消滅古柯鹼作物，但其實是毫無差別地噴灑在一般農田和雨林上，不但使得農作物大量枯死、農民無 法維持生計、亞瑪遜雨林的生態環境遭破壞、原住民生存環境受到威脅，更讓古柯鹼產業暴增超過100％，在1994到1998年，哥國大約種植45,500公頃的古柯鹼作物，但是有超過140,800 公頃的一般作物、古柯鹼和雨林被噴灑，從1999年到2000年，古柯鹼的產量反而增加60％，噴灑除草劑不但完全無效，反而讓種植古柯鹼更有價值。
著名的拉美學者James Petras就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是美國對拉丁美洲“再殖民”的試金石，因為哥倫比亞目前擁有第三世界國家最強大的游擊隊力量，開始動搖美國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力量”（哥倫比亞的石油是美國重大利益所在，美國從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和厄瓜多進口的石油比波斯灣還要多），因此若能藉由「哥倫比亞計畫」一舉摧毀反抗的力量，則可以再度建立美國的新帝國主義力量，因此越來越多人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實際上是「死亡計畫」（Plan of Death）。
今年（２００２）4月19-22日，在美國首府華盛頓有大規模的反戰（4月20日舉行大遊行，主題為「停止國內和國外的戰爭」Stop the War-At Home& Abroad，詳情請見：http://www.a20stopthewar.org/）、反全球化和「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National Mobilization on Columbia，詳情請見：http://www.colombiamobilization.org/）遊行（世界各地的抗議活動資訊都可以在 http://protest.net/ 找到），「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在4月22日將發動大遊行並提出兩大訴求：
一、反對美國政府“假借”掃蕩毒品為名的「哥倫比亞計畫」，
二、關閉「殺手學校」 -「美洲軍事學校」（SOA）。
文／洪家寧 2002．4
張學良談國民黨為什麼輸給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已經走過了90年的風雨歷程，站在今天的時間點上，回望這90年，值得總結、回憶、探討和深思的事情，可謂數不勝數，但有一個話題，長期以來海內外政界和學術界聚論不已，這就是：當年國民黨為什麼打不過共產黨？
近年來，筆者在整理張學良口述史料過程中發現，張學良圍繞這一話題從國共兩黨比較的角度談了許多看法，比許多人談得具體、生動、深刻，從中可以看出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各自特點。
張學良雖然說自己的生命到36歲就結束了，但他從1925年認識孫中山起，就開始和國民黨打交道；從1934年任鄂豫皖“剿匪”副總司令開始，就和共產黨打仗，對共產黨和國民黨的軍隊都有較深的瞭解。他和國共兩党領袖人物也都有過較深的交往，支持過蔣介石也扣押過蔣介石，又和周恩來親密接觸過，直到晚年敬佩之情仍難以磨滅。正因張學良具有不同常人的經歷和地位，決定他談國民黨為什麼打不過共產黨，有其特殊的價值和重要意義。
國民黨缺乏信仰，共產黨甚至每個兵完全是一個思想——共產主義
歷史證明，一個信仰堅定的黨，一定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和統一的思想，共同的目標使四面八方的人走到一起，統一的思想使走到一起的人從此不再分開，而且使更多的人不斷地被影響、吸納，從而使這個黨由小變大，由弱變強。而一個沒有共同目標和缺乏統一信仰的政黨終究是沒有前途的，它會使已經走到一起的人散向四面八方，即使它暫時是強大的，也會因共同目標的模糊和信仰的不統一而由大變小，由強變弱。張學良在分析國民黨打不過共產黨的原因時，對此有著深刻的論述。
一是國民黨沒有“中心思想”，缺乏的信仰。
他說國民黨“打不過共產黨的原因，也就是沒有中心思想”。國民黨雖一直高唱信仰三民主義，也向他的黨員採取各種方法灌輸，而張學良認為：“所謂信仰是從內心發出來的，屬於自個兒的……信仰不是旁人給你加上的。”只靠硬性灌輸是不能使黨員樹立起信仰的。“那三民主義，真正的”三民主義“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可以說多數人不知道。背總理遺囑，就在那兒背，他的真正徹底的意思在什麼地方？誰也沒有深刻地研究。”就像“中國的老太婆子，整天嘟嘟囔囔‘阿彌陀佛’，你問她‘阿彌陀佛’什麼意思，她不知道。”
二是沒有國家思想。
國民黨的軍隊沒有中心思想，那它靠什麼來維繫呢？
張學良指出，國民黨的軍隊靠“彼此的感情”維繫。“彼此的感情並不是指兵啊，是指那軍官吶。兵都是招來、募來的。那勇敢點的，就是帶兵的，就是軍官。”“等於義氣用事，你是好漢，我就跟你，你不行了，我還可以跟別人。”國民黨的軍隊“都是自保，他投靠誰，也不是對誰傾心……換句話，有奶便是娘。誰給他奶，誰就是娘。誰拉他一把，給他倆錢，給他個官，他就跑誰那去了。今天他幫著你，明天假如那邊給他拉一拉，他就跑那邊去了。”“根本沒有什麼國家的思想。”所以國民黨軍隊，包括中央軍“都是雇傭兵，少數的人是團結的，多數人是雇傭兵，今天我可以在你這當兵，明天我也可以到別處去當兵。國民黨和共產黨的不同之點在這。所以我跟蔣先生講，我們打不過他（們），固然他（們）人少，我們人多，但他（們）團結，我們是個（盤）散沙。”
三是蔣介石的中心思想就是唯我的利益獨尊。
“人家批評他（蔣介石），說他是”買辦政治“。他確實是這樣──投機，就是我能利用我就利用。
你要說他有沒有中心思想？沒有的。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我”（蔣幫；蔣軍），就是他自己。我怎麼能得這個權益，我就得。原來我對蔣先生很尊重的，後來就不尊重了，不尊重的原因因為他是完全的自我主義。他就是唯我的利益獨尊。”
與國民黨正好相反的是共產黨，共產黨“完全是黨的主義，守著黨”，“共產黨有目的，他相信共產主義，所以他能成功……共產黨，紅軍，他們確實有他們的信仰，共產黨信仰他的主義。信仰就是力量啊。”
張學良非常佩服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那所謂的二萬里長征，幾萬里長征，（紅軍士兵）被包圍，沒有吃的，那麼苦哇，可是他（們）還在一塊，被打散了，他（們）還回來。當然了，他（們）的領導是共產黨啊……那是共產黨成功了。紅軍經過二萬五千里長途疲憊，還能擊敗東北軍，是值得深思的。我常對我的部下說，我們都是帶兵的，我們問問自己，這萬里長征，你們誰能帶？誰能把軍隊帶成這個樣子？帶得什麼情況下都跟你走？如果換成我們，還不早就把兵都帶沒了？”
張學良經常和他部下討論為什麼打不過共產黨，他的結論是：“主要是共產黨、紅軍信仰他的主義，甚至於每一個兵，完全是一個思想——共產主義，這是第一樣；二一樣，他們經歷了萬里長征，剩下的這些人哪，可以說都是精華呀。也不光是他的官，他的兵也是這樣子。這可受不了呀！”
得民心者得天下，國民黨不得民心，把老百姓逼得都當共產黨了
得民心者得天下，這是千古鐵律，張學良對此體會極深。他說：“九一八以後，無論是學生，還是老百姓，抗日情緒都很高哇。有人說這是受共產黨的鼓動，這話我聽不明白。老百姓的抗日情緒不能說是共產黨鼓動的，這得反過來說，是人民自動，共產黨順應。”
張學良認為共產黨之所以能發展壯大，就是因為共產黨順應了民意，並且說到做到。“既然大家都贊成抗日，那我共產黨就去做。共產黨的厲害，就是共產黨能夠看清這事情的趨勢，知道民眾往哪走，他知道了民眾的意思，他就能夠真正去那麼做。”
張學良是個軍人，一生軍事生涯雖短，但他和日本打過仗，又是中國高級將領中跟蘇聯紅軍打過仗的，和北洋軍閥打得更加激烈，和國民黨新軍閥也交過手。他說，打了那麼多的仗，勝敗不論，最不值得的是和紅軍打仗。他晚年一回想起“剿共”戰爭，就感到傷心：“那所謂‘剿匪’，真讓人傷心啊，‘剿匪’的軍隊都實行堅壁清野，這可不是胡說八道。我是在後頭，前頭的軍隊呀，我也出去視察了，歸我管嘛，我一看傷心透了，那房子都給人家燒了，堅壁清野呀！”“事實用不著燒房子，為什麼燒？因為燒了，軍隊可以佔便宜，可以把好東西都拿走啊。”“所以我反對內戰，那內戰真是沒有人性啊。連我到前線去都沒有地方睡覺，房子都被燒了。”
共產黨之所以越剿越多，就是因為國民黨軍隊對老百姓過於殘忍，將老百姓“逼上梁山”：“那時政府真叫不講理，都是自己的人民，你怎麼能把人民當成俘虜看待呢？你是中國軍隊，怎麼能那樣看待老百姓？你那不是逼著老百姓上山當共產黨嗎？”“那真是把老百姓逼到山上去了，逼得老百姓都當共產黨了，跟共產黨一塊兒和我們鬥爭。那雜牌軍沒有軍餉咱不說，正規軍也是一樣，連燒帶搶啊。老百姓被逼得沒辦法了，只好投奔共產黨，和我們對打，我承認，這是官逼民反！”
老百姓和共產黨站在了一起，國民黨就陷入了被動挨打的汪洋大海之中。張學良說：“‘剿匪’的事歸我管之後，我去各部隊巡察，那才知道，共產黨真厲害呀！你一不小心，他就來襲擊你了。我一個部下，帶著一個營的人，讓共產黨給襲擊了。是這樣的，他出去，好像為什麼事情出去考察去，看見一個老太婆在門口縫鞋呢，她是共產黨的偵探、眼線。我們的軍隊來了，她怎麼辦？在那地上立有一個杆子，她那個門上有個繩子，她一拉門上的繩拴，杆子就倒下來了，共產黨看到了，就知道有軍隊來了。”
張學良舉了許多親身經歷的例子，來說明國民黨軍隊大失民心：“我們的軍隊在那駐紮，一個小孩，十五六歲的小孩跑來玩兒，一邊玩兒，一邊他把我們的軍隊都數了，有多少炮，大概有多少兵，他都給你數了，然後，他跑去向共產黨報告。那共產黨的玩意兒可多了。”“那個劉殿華的軍隊，到一個地方，當地的人給他擺上酒席，放鞭炮表示歡迎，但老百姓在鞭炮裏面藏著炸彈，鞭炮一響，引燃了炸彈，把劉殿華炸死了，軍隊首長都被老百姓炸死了呀。”
面對老百姓，國民黨軍隊束手無策。“他們的這些玩意兒最後我們也都知道了，那你知道了也沒法子呀，你沒法子對付老百姓呀！你上哪兒知道誰是共產黨啊？你也區分不出來呀！老百姓和共產黨都一樣，你怎麼區分？所以你沒法，你總不能看見老百姓就抓起來呀。”“多數老百姓對中央的軍隊，也包括我們這些軍隊不好，恨軍隊，那時候軍隊確實有些做得不對的地方，像堅壁清野之類的，那很多了。所以我跟蔣先生說，為什麼共產黨我們剿不光，就是他得民心，我們不得民心。”“中國的古書上說，天心自我民心，天聽自我民聽。你不得民心，那你就得等著失敗。”“北方的土話說：抖起來是你好運氣，倒楣是你自己找的。”
國民黨把大陸丟了，怎麼丟的？“那是自己找的。不是國民黨把大陸丟了，是大陸人民不要國民黨啦。簡單說，國民黨在大陸時，把大陸看成征服地一樣，沒有想到這是自己的國家，什麼都要，房子、女人、錢，這幫壞蛋。真讓人傷心。”
“任何一件事情的成功與失敗，都有它的來龍去脈。”“所以我跟蔣先生言語衝突，就是這個問題，我說你要想剿滅共產黨，你剿滅不了他們。蔣先生不承認我這個話，他們共產黨怎麼能這樣？怎麼能這樣？因為咱們中國的老百姓，多數支持他。”
國民政府內部的高官們只是爭權奪利，他們都不是為了國家
中原大戰之後，張學良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委員、南京國民政府委員和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委員，但他因軍務在身、下野出洋和身體等原因較少出席會議。1935年11月、12月他出席了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和五屆一中全會，這是他一生中在南京逗留時間最長的一段經歷。在此期間，他對南京政府和國民黨政治、高官素質有了較為深入的瞭解。他說：“我不會外交辭令。開始時我對國民政府有好感。我到南京後，大失所望，看得更多，體會更深，不滿更強烈。國民政府軍隊的作風比老式軍隊還壞，政治比原來的老政客更腐敗。國民政府內部只有四個字：爭權奪利。他們都不是為了國家。”
張學良通過參加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會議，看清了國民黨中央高官們的真實面目：國民黨中央開會“亂七八糟，蔣介石講話新名詞很多，但空洞得很”。“那時候蔣先生講話，最愛說三個詞：死幹、硬幹、快幹。大夥兒也不愛聽，閑得沒事啊，就盡在那兒做打油詩。”“我不曉得誰做的了：‘一生豬狗熊，兩眼財權勢，三是吹拍騙，四為禮義廉。’”一個執政黨中央開會，庸俗到如此程度，那基層如何可想而知。
在南京期間，發生了中央黨部事件，即汪精衛遇刺事件，這件事對張學良刺激尤深。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開幕式那天，與會人員集體照相，“本來大家在外面等著蔣先生出來照相，後來說他不來了，那大家就不等了，就開始照相了。相照完了，大家正要離開時，剛轉身，槍響了。這一打槍，大家‘嘩’的一下子都散了。”“都嚇跑了，連員警都跑了，什麼警衛，那都跑了，就剩下我跟張溥泉（張繼）兩個人了。那真是醜態百出。那兇手都被我和張溥泉抓住了，跑回來的幾個員警還在那掰槍栓呢，掰也掰不開，我說算了吧，現在人都抓住了，你還掰槍栓幹嘛？”“那事兒都完了，員警得清理現場，抓兇手啊，兇手不一定是一個人啊。員警看見一個人在廁所坐著呢，員警就問他：‘你在這幹什麼呢？’那人回答：‘在解手。’員警問：‘解手你怎麼坐在地上啊？’那都嚇得……員警又問：‘你是幹什麼的？’他回答：‘我是中央委員。’‘你叫什麼名字？你怎麼不帶證件呢？’那人說：‘我證件扔馬桶裏了。’他怕刺客知道他是中央委員啊。”
張學良從這件事當中，看到了國民黨失敗的影子：“要緊的時候人都沒了”，“一遇危險，聾子放炮仗——散了”，連中央委員的證件都不敢要了。一個党在這樣一群人領導下，又是處於戰爭年代，失敗也就不足為奇了。
國民黨政策不公，軍隊分成親兒子和乾兒子，把雜牌軍都擠到共產黨那邊去了
眾所周知，在整個民國絕大多數時間裏，國民黨軍隊從人數、裝備、控制的政治和經濟資源等方面來看，都遠遠優於共產黨的軍隊，蔣介石一心想消滅共產黨，可就是消滅不了。原因在哪里？除了國民黨缺乏信仰和不得民心之外，還喪失了軍心。
國民黨是怎麼喪失軍心的？張學良以自己為例，他說：“當年我開始時，我現在可以說，我對中央是忠心耿耿啊，中央說的話，我是完全服從，中央怎麼說，我就怎麼做。後來我發現這不對呀！中央對我不是這麼回事啊！”
第一，當東北軍在“剿共”戰場上被吃掉兩個師之後，張學良發現國民黨中央對中央軍和雜牌軍的政策是不一樣的。1935年末，張學良在南京參加會議期間，陝西前線傳來一個令他震驚的消息，他的兩個師被中國工農紅軍吃掉了。“我那兩個師整個被共產黨打完了，我很痛心。我要補充，沒有。可是死這麼多人的撫恤呢，除了我個人拿出錢來撫恤外，再報中央依‘剿共’陣亡撫恤，但中央分文未撥。那個時候，我有一個營長，‘剿共’時受了傷，他說一句話，把我傷心透了。他說：‘政府給我一個條子，讓我回家去領，我家在東北，我上哪去領？只能流亡要飯去了。’”“這件事使我受刺激非常大。後來，我也公開說了，那個時候中央啊，實在是處置事情不太恰當，完全是一種推諉。因為這事下面起了很大的反感，起了怨望……我們東北人，家都沒了，上哪領撫恤？被打死的人領不到撫恤，受傷的人又不能回原籍……中央很不講理。”
“蔣先生啊，他總有一個意識……總是這是我的，這是他的，分得特別清。這個是我自己親兒子，那個是乾兒子，他不把人看成是平等的。”“比方說那時候中央的事情，後來我發現的，我非常難過。我打仗損失了兩個師，政府啊，不容許我們雜牌軍隊招兵，因為軍隊太多了嘛，他用這種只減不增的方法就不用裁呀。軍隊減員了也不許招兵，全國都不能招，這不能說不對了，政府下的命令，嘿嘿，那麼我們發現，他把我們損失的兩個師的番號給撤銷了，卻暗地裏讓胡宗南招兵。我們不能招兵，胡宗南可以招兵。胡宗南離我們那麼近，我們不會不知道的嘛。親兒子怎麼都行，乾兒子怎麼都不行，那怎麼能行？”
第二，張學良發現蔣介石讓雜牌軍“剿共”是在“一斧兩砍”，借刀殺人。張學良說：“中央讓雜牌軍‘剿共’，中央軍不剿，雜牌軍對中央當然都不滿……因為什麼？這話我今天可以說，但我不希望記錄下來，他就是借刀殺人嘛。”“事情明擺著，誰都明白，這不是讓我們去‘剿共’，等於是讓共軍消滅我們，借刀殺人。那為什麼還打？沒起來反抗，已經很客氣了。”“那孟子說的話一點不錯：‘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你怎麼待人家，人家也怎麼待你……所以這種待人的法子不會成功，只會失敗。”
第三，張學良發現不僅他發現了，幾乎所有雜牌軍，包括共產黨都發現了蔣介石是在“借刀殺人”。“那時中央不是我說，不公平啊！對人家不公平，誰都看得明明白白。那時兩廣是陳濟棠，青海是馬步芳，寧夏是馬鴻逵，新疆那會兒是盛世才，華北是宋哲元、韓複榘，陝西是楊虎城。他們都不打呀！誰也不打，我打什麼？誰都明白了，這等於用外頭的力量來消滅我們。打，你不給我錢，你也不給我彈藥；人打沒了，你也不給我補充，又不許我自個兒招兵，這幹什麼呢？”“誰也不是傻瓜。中央軍可以招兵，我們不可以，槍械損失也不給補充。你政府用這種手段，等於讓雜牌軍自消自滅，一箭射三鳥，他怎麼能真打呢？傻瓜才去打。”“蔣先生利用‘剿共’消滅雜牌軍的這種做法，共產黨當然也明白。共產黨跟雜牌軍也不死乞白咧打，雜牌軍也知道共產黨不真打。”
國民黨中央政策不公，導致“剿共”內戰誰也不真打。“我一想起這內戰，就難過呀。所以西安內戰，我不幹了，說什麼我也不幹了，你跟日本打，我打！你和共產黨打，我不幹，我不打了，我寧可叛變。我那時候也等於叛變，那就是叛變呐。”
蔣介石只用奴才不用人才，共產黨正相反，用人才不用奴才
國民黨的失敗，在張學良看來，敗于黨員信仰的缺失，也敗于民心和軍心的喪失，更敗於黨內的腐化及蔣介石的獨裁。
張學良在晚年做口述歷史時，數次引用王新衡對蔣介石的評價：“他不使喚人才，他使喚奴才。”王新衡對奴才的理解是：“奴才就是聽他話的，讓他高興的人。”張學良對奴才的理解與王新衡略有不同：“我說什麼叫奴才？什麼叫人才？怎麼分辨？人才首先是有一定人格的人，他有良知，有胸懷，這種人不一定你說什麼，他就聽什麼，他不一定給你當奴才。奴才最大特點就是我要你怎麼的，你就怎麼的，只要能得到好處就行。真正做事情的人，他不一定要好處，他是要做事情啊！”奴才沒有人格，不僅聽話，更關鍵的他是為了滿足個人利益才聽話。
“蔣先生不光用奴才，他也聽奴才的。我舉個例子，那時我們開會，研究一個什麼事，陳誠他不咋發言，那我們想他一定是同意了，那蔣先生也不吱聲，這個事情不就等於決定了嘛。顧祝同跟我說：‘張先生，你信不信？今天這個會議決定的事，明天就會推翻。’我當時還不信。他說：‘會後啊，他（陳誠）一定到蔣先生那嘀咕去，你看，明天這個事情一定不是這個樣。”會開完以後，我就去關內去了，有人告訴我說陳誠去蔣先生那了。這我就明白了，顧祝同說得對呀。”“我評論蔣先生，用我們北方話說，蔣先生願意聽小話。你正式跟他說的話，當然他也聽，不是不聽，但抵不過底下嘀嘀咕咕。”
蔣介石喜歡這種會說小話的人，“所以他用陳誠啊，戴笠啊，他喜歡這種人”。這種人圍在蔣介石身邊，那真正的人才就不跟他接近了。“咱們中國不是沒有人才，這些人才都無處投奔呐。社會上的賢哲，都不在政府裏面做事，沒有被運用。”
張學良說蔣介石心胸狹窄，不僅用人專用奴才，而且把自己的權力看得過重。西安事變前，“我和蔣先生我們倆吵得最厲害的一個問題，就是‘安內、攘外’的問題。要說”西安事變“有什麼秘密的話，最大的秘密就是這幾個字。他是先安內、後攘外，我是先攘外、後安內。……他和我的出發點不同，從個人出發點說，先說我啦，我主要的敵人是日本人，即使共產黨跟我們爭，他還是中國人。他（蔣）認為日本人可以跟他合作，共產黨是他真正的敵人。……我認為共產黨是中國人，他認為在中國能夠奪取他政權的人，只有共產黨。那我就不同了，奪取政權也好，不奪取政權也罷，他（中國共產黨）都是中國人，無論如何都是中國人。換句話，這是我說，你的政權就算共產黨不奪，也許被旁人奪去呢，你能防得了？”
1936年4月9日，張學良和周恩來在膚施（今延安）會談，“周恩來有一段話說得特別有意思，他說，固然蔣中正他有他的短處，我們對他不是十分贊成，但是我們為抗日非擁護他不行。所以共產黨這些地方我佩服，他是為了大局呀。他說，蔣先生如果不‘剿共’，領導全國抗日，還得是他”。
抗日戰爭一結束，“蔣先生還是要消滅共產黨。那時候蔣先生手裏有好多的軍隊，包括重武器啊，像杜聿明，全部美式裝備呀。我後來聽張治中跟我講，他說，那時候到東北呀，本來內定是讓他去，可後來陳誠不知在裏面咋鼓搗的，陳誠去了。張治中說，如果我去，不會落到那樣。”張學良的意思是說，蔣介石沒有大局觀念，只用“奴才”不用“人才”。
文／王海晨、楊曉虹
摘自：《百年潮》2011年第4期
他們到死都難以真心懺悔
抗日戰爭五十年後名叫土屋芳雄的日本老兵撰寫了一本回憶錄。
在這本回憶錄裏，他提到一個叫做張永興的中國人。土屋說，這名中國人是東條英機親自點名要求抓捕，並懷柔收買的。
為什麼東條如此小題大做？
因為齊齊哈爾東線情報站負責人張永興及其部下，通過埋暗哨、收垃圾、偽裝旅遊等極其原始的手法，獲知了屬於絕密級的日軍情報——日軍正在東北秘密修建相當堅固的軍事要塞。
在土屋的回憶錄中，張永興、其弟張克興等人被捕，張克興熬不住毒刑拷打，叛變投敵。張永興面對酷刑毫不動搖，但卻被日本人的懷柔政策打動，最終叛國。
張永興的後人聞訊怒不可遏，通過《土屋回憶錄》的翻譯者要跟土屋老鬼子當面對質。時間已經過去五十年，當年的親歷者絕大部分早已作古，唯一有發言權的只有這個老鬼子了。
土屋說，中國人在抗日戰爭中死亡了數百萬人，中國人看待這一事件是帶著仇恨情緒的。中國人沒有親眼看到張永興是被誰殺的，只是因為仇恨才說是張永興沒有叛變。
言下之意是，只有我土屋老鬼子是親身在場的當事人，我說的就是歷史。
土屋太小看中國人，也太小看TG（土共=中共）了。
TG（土共）官方審查張永興烈士的卷宗，提出如下疑問：
1.張永興烈士的情報上線是張放和聞漢章，張放一直活到了解放之後，聞漢章下落不明，兩人均無被捕記錄。如果張永興叛變，為什麼這兩個人安然無事？
2.事件親歷者活到現在的只有土屋老鬼子一個，但同時代的人並沒死絕。有當時被捕關在同一監獄的愛國學生出面，描述了張永興烈士在獄中大義凜然的表現。
3.根據出賣張永興烈士的叛徒在解放後的供詞，張及其弟並未叛變。叛徒後來被日軍釋放，如果張永興叛變，那麼他為什麼會被日本人殺害？
4.關東軍秘密檔案，關憲高第1154號檔，是日本憲兵隊報告東條英機的有關張惠民諜報案的詳細審訊記錄。長達17頁的審訊報告裏，並無一字說到這個被東條親自要求懷柔的諜報奇才，答應跟日本人合作。反而到處都是張永興寧死不屈的表現。
此時，土屋老鬼子才明白，自己面對的是一個有史以來最彪悍的打臉黨。為了不被再打，土屋老鬼子發表聲明，張永興烈士沒有叛變，回憶錄中的文字，“純屬記憶錯誤。”
他還“突然”的回憶起，張永興對他曾說過這樣一段話：“我是一個中國人，就像你們日本人愛你們的國家一樣，我也深愛著自己的祖國。如今，我們的國家正在遭受你們的侵略，我不能做事不管，我為蘇聯工作，是為了挽救自己的祖國，我相信用不了多久，我們就會把你們從中國趕出去。”
陸川導演的《南京南京》（注：背後有日資），由於角川這個人物的存在，我沒有去電影院用銀子支持。網路上對這個片子也爭論得很凶，正方說陸川是為了走向國際市場尤其是日本市場而捏造了角川，是用國恥做噱頭；反方說要跟國際接軌，需要拍這樣的片子，這才是國際主潮流。沒有看過，所以我並沒有怎麼說話。
今天下載來看了看，也許沒有正方說的那麼極端，但我也絕不同意反方的看法。
這是一部製作技術上還不錯，但一開始就在方向上選擇錯誤，心理細節上荒腔走板的電影。以無需加以解釋的屍山血海前，慢條斯理的來剖析劊子手們的其中之一，劊子手們的十萬分之一的人性裂變，捨本逐末一至於斯。
你能想像猶太人會用奧斯維辛的千萬枯骨做代價，去換取希姆萊的救贖嗎？
我知道，殺人的和被殺的都是人，這是這些年西方人影視的愛好。我很遺憾的看到一部大製作的中國影片，義無反顧的沖進這個光暈裏自我陶醉。
可問題在於，你把自己精心打扮得符合他們的審美情趣，連國殤都搭進去，他們真的會愛上你麼？ 塔吉克斯坦傾盡全力，拍攝了一部即使在挑剔的中國觀眾眼裏，也可以稱得上史詩級的戰爭電影——《遊牧部落》。這片子，我看到了很多好萊塢的影子。
該片，至今仍默默無聞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裏走出來的猶太人，以六百萬生命為代價明白了一件事—— 他們是魔鬼，每一個毛孔都滲著無辜者鮮血的魔鬼。所以，今日猶太電影裏最過極限，也只敢塑造一個像個人類的納粹國防軍（見《黑皮書》）。對於党衛軍，從不敢越雷池一步。
劃下這條線，絕非猶太人天生比別人刻薄。猶太人是在一聲聲的“放下行李，我們帶你們去工廠工作、脫掉衣服，我們給你們洗澡、吃東西”裏，被他們殺怕了，被他們殺毛了，被他們殺出經驗來了。
猶太人知道，在那些飽含人性的聲音後面，只有7.92毫米子彈和毒氣。
所信者聽也，而聽猶不可信。幾百萬老鬼子裏，土屋算是很難得的坦承自己罪孽的異類，他尚且打了這麼多埋伏，不是我們自己小心謹慎，險些被他玷污了忠烈。
他們還在想方設法的將歷史裏的自己打扮得好看些，別去試著幫他們。
別去試著幫他們！！
把這篇舊作拿出來，不僅僅是針對方正縣的碑文。
那篇碑文我看了，滿紙的羞羞答答不好意思，但暫時膽子也還沒有大到敢幫日本人顛倒黑白的程度。
下午一個歷史白癡在微博上發文，聲稱記得仇恨的國家都是自卑的、不理性的，很不幸的這個白癡連英法百年戰爭都不知道，被線民輪流打臉，俺也跟風上去抽了一嘴巴。
有這麼一股子為方正縣碑文辯護的奇怪邏輯，大致是這樣的：人應該寬容，應該忘記仇恨，所以人必須寬容，必須忘記仇恨，否則你就是自卑，你就是不理性。
所以，方正縣那個羞羞答答的、為侵略者遮羞蓋醜的碑文，才是符合世界潮流的，才是充滿了人性光輝的。
這種邏輯，是拿口腔替代了直腸的放屁功能。
一個被害者，埋了當年侵害他的兇手，這是仁厚。
一個被害者，為當年侵害他的兇手立碑，碑文上還羞羞答答的不敢說出這雜碎是為什麼死的，這就不是仁厚，是犯賤！
從來只有侵略者不好意思的，從來只有侵略者遮遮掩掩的，也從來只有侵略者為自己樹碑立傳的。
如今，反而是被害者來做這些事了？
這TM（他媽的）是叫人性，還是受虐狂？
如果只有這樣的思想才能叫做人性的話，那麼作為一個正正常常的人類，我只有說，去NM（你媽）的這種犯賤的“人性”！
2011-08-05
《中國“新洋奴”的十大特徵》
縱觀中國近現代史，大小“洋奴”層出不窮、前赴後繼。它們一貫“冠冕堂皇”地打著“民主、自由、人權”和“反腐敗”的大旗，妄圖“佔據”道德制高點。以獲得根本虛無的合法性與存在價值。用這些“冠冕堂皇”的“名詞”掩飾著它們“出賣”國家和民族利益的“醜惡行徑”。
試問有哪個“洋奴”承認自己是洋奴，連汪精衛都“死也不承認”自己是“賣國賊”，就別人指望這些“貨色”有人性有良知了。所以可以總結的是，長一副人類嘴臉的生物未必就是個真正的人。
用點文字稍做分析，或許對認清它們的“真實面目”有些許助益。
1、無條件“崇拜”西方是它們的信仰
在這一點上它們表現得“非常徹底”。它們“崇尚”和羡慕西方的“民主自由”和富裕，憎恨和厭惡中國的“獨裁專政”和貧瘠，可謂愛恨分明。西方就是好，西方人就是高尚就是優秀，西方就是文明是人類社會的顛峰。中國不僅應該學習，最好被西方“佔領”。這樣就是最原汁原味的西方式制度了，就可以發達了。“可是”香港被英國“佔領”那麼長時間也“沒看”建立個先進的制度啊，最後還是“要等到”2017才普選。
2、自詡為“國際主義”戰士
他們（極多數為唯我獨尊的文明高貴基督教教徒）“沒有”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或者說他們作為一個中國人沒有應有的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美國和日本是民主國家，所以美國和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它們標榜自己是真正的國際主義者。而實質上就是提美國和西方“張目”的美國西方的“代言走狗”罷了。為了讓自己看上去不那麼卑賤，它們選擇“扮演”非常高尚的國際主義者。它們以它們的智商揣度其他人，以為別人會信。面對西方的負面新聞，它們替主人“辯解”道：即使西方有缺點那是神聖民主的小小副作用而已。它們認為美國和西方（主子）“代表”了世界，而它們是“國際主義”戰士，所以美國和西方的國家利益必須得到“徹底維護”。至於美國的民主內涵和西方的民主本質，它們根本不曾去考究。而中國究竟怎樣健康地走向自己的民主之路，它們除了惡毒的“咒駡”和卑劣的攻擊現行政治體系和肆意的“抹黑”國家領導人之外，其餘的它們一概“漠不關心”。
3、它們是“軟骨類”
民族大義和民族氣節是它們“非常厭惡”和“恐懼”的字眼，在它們的字典裏“找不到”這樣的詞。它們旗幟鮮明地“支持”它們各自的“主子”，在他們的“主子”面前“奴顏婢膝”，一副“點頭哈腰”蝦米狀。它們根據自己的人生經歷和教育背景，把西方“描繪”成“天堂”，一旦他人稍有質疑就給別人“扣”被洗腦的“帽子”。連西方人自己都承認自己的社會不完美，你們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卻非要說西方是天堂。當你拿西方人的話質問它們時，它們不免又“讚揚”起自己“主人”的謙虛。它們被西方嚇破了膽，你稍微說點像男人的硬話，它們就出來“扮演”苦口婆心的好人勸你冷靜。要不就是直接給你“扣”極端民族主義的“大帽子”，給你們非洋奴潑冷水“潑髒水”。一般非洋奴就是想“平等”的站直了跟西方說話，這點要求都不能讓中國人實現。可見這幫滿口仁義道德的“惡棍”是何其“無恥”、何其“下賤”！
4、假民主自由，“真軟蛋”洋奴
“民主自由”是它們的“幌子”，“一己私利”是它們的目的。它們甚至可以放聲高歌“有奶便是娘”的“洋奴進行曲”。
因此，它們在美國人和西方人面前“搖尾乞憐”的樣子也就不難理喻了。
它們也用實際行動愛國，但它們愛的“不是”自己的祖國。
你只要“不同意”它們的看法就“血口噴人”你是黨棍黨衛軍，跟它們不一樣就是內奴。自己是“洋奴”，跟它們不一樣就是內奴。
5、 普世價值是它們永遠的“招牌”
“民主自由”是人類社會永恆的主題。曾幾何時也成了“（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們手裏一塊最有效的招牌。它們把它們的產品──出賣國家和民族利益，“巧妙”地貼上了“民主自由”的標籤。對於一少部分缺乏鑒別能力的人，不能說它們的產品沒有一點誘惑力。它們這些雜碎拿著自己認為的金字招牌到處“掛洋頭賣狗肉”。
6、“反腐敗”是它們新的招牌
人民對腐敗現象深惡痛絕，“洋奴”們則覺得有機可乘。所以“（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們也反腐敗，但它們“不是”為了反腐敗而反腐敗。真正的愛國人士反腐敗是為了建立健全的國家機制，使國家加快走向強盛。而“漢奸”們的反腐敗則有著本質上的區別，它們的規律是：
反腐敗——＞ 反對執政黨——＞ 反對自己國家——＞ “吹噓”自己的（主子）宗主國（美國、日本）——＞ “出賣”自己國家的國家利益給它的宗主國（美國、日本）。
所以，結論是：“洋奴”的反腐敗是為了博取大眾的同情和共鳴，以“掩蓋”它們“出賣”中國國家利益的可恥罪行。本來就事論事，而這些雜碎卻無端將很多“不相干”的事情和人物聯繫到它們“截取”的事實中，“利用”大眾反腐敗的心理宣傳自己的主張。同時還“不斷挑撥”是非“離間”各地各階層。為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做準備，甚至直接“潛伏”個輿論陣地為“洋奴”及其主人搖旗呐喊加油助威。
7、“洋奴”始終處於忐忑不安的尷尬境地
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洋奴”們深知自己的處境，只是由於環境的不同，“現代洋奴”仿佛更加理直氣壯了似的。二戰時的“洋奴”做的是直接對國家利益和人民血淋淋的傷害，是顯性的；“現代（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做的也是直接對中國國家利益和大眾血淋淋的傷害，是“隱性”的。
“（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們惶惶不可終日，惟恐其可恥行徑的暴露。一旦有人觸及其靈魂痛處，它們往往是內心驚恐不安，外表正義凜然拘理力爭，並且馬上將別人冠之以“憤憤”、“專制”、“不民主”“五毛黨”等“大帽子”，加以“醜化”和沒有底線的“不斷攻擊”。甚至有的在極度不安之下病態成“歇斯底里”，它們或“斷章取義”的“狡辯”，或乾脆破口大駡，種種醜態不一而足！它們不斷用誇張的詞語和“栽贓的手段”攻擊污蔑陷害非洋奴，只能說上帝要滅亡它們。於是乎先讓它們瘋狂。
8、“（動態價值觀）洋奴”永遠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選擇性失明”
“洋奴”不是沒有雙眼。和人類一樣，它們也有雙眼。但與普通人不同的是，它們的雙眼有一種“特殊功能”，我給它們的這個“特殊功能”起個名字──“（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選擇性失明”。也就是說它們看待事物都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選擇性（動態價值觀）”的，永遠是從事實中“截取”“自己需要”對自己有利的（一小）部分以期用來增加自己言論觀點的說服力。它們“（封鎖）禁止”任何人“揭穿”它們根本站不住腳的言論，其實這也是“符合”“（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強盜邏輯”的行為。只是它們“表演”的太拙劣，反而讓自己陷入被動。
歐洲每年都“騷亂”而且還死人，可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從來選擇“無視”，選擇“緘默”。你做“洋奴”就做，你為何來說中國不是。
中國不騷亂你說是高壓，中國萬一有了你們就興高采烈爭相圍觀。然後就不斷“放大事實”與根本不相干的東西“牽強附會”的聯繫起來，以便讓自己的“混帳邏輯”更有“欺騙性”。
9、不斷強調中國人身份 還時不時妄圖“代表”“我們”
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雜碎”最讓人不齒的就是明明是個“西方走狗”卻還“裝”自己很愛國。“模仿”魯迅等人的口氣“頤指氣使”驕橫跋扈。你拿它無法辯解的事實去質問，就“狡猾”的“偽裝”成不合你一般見識的老實人。把自己“裝扮”成中國的良心，
你這麼有“良心”，當中國領土被他國竊據的時候你們“怎麼”緘默。那個（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長平“滿嘴”普世價值，為何在中國大使館被它主人炸了的時候“選擇沉默”。
你“平常”不是總要言論自由嗎？怎麼中國人死了你都“不關心”，
你不是尊重人權嗎？生命權難道不是人權嗎？
你質問，他就“逃避”。最後來個不痛不癢的解釋。“以免”別人繼續質問到時候被撕下了好人的“偽裝”露出“洋奴”真容遭人唾棄。
在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的文章裏，有個巨大的驚人相似。就是喜歡“言必稱”我們，總“喜歡”用集體名詞，覺得自己“佔據”道德優勢。“有資格”點評世間的萬物。在公民社會，任何人都是因個體而存在，總是“鼓吹”西方那一套，卻連這個（最基本的普世邏輯）都“不清楚”。你就是你，你就代表你。沒有合法的他人授權你有“資格”代表誰？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自己覺得用這樣的口氣可以“欺騙大眾”讓大眾陷入自己設計好的“圈套”成為自己“洋奴”陣營中的一員。只能說“洋奴”的主人會很失望的，畢竟西方金融危機了，沒那麼多錢搞崗前培訓了。難怪現今的自由派洋奴自己砸自己招牌。
10、中國有原罪
在“（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心裏，中國做什麼都有罪。
西方可以幹的事情，中國就不可以幹。
西方人排獎牌榜，那是因為西方重數字重調查研究。中國看重獎牌榜就是舉國體制的罪惡造成的扭曲心理。
中國有些項目不錯，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就說都是舉國體制的結果沒什麼。要是說到中國不擅長的專案，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又說那是中國人種不行。
中國的企業不建立工會，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說沒人權。當中國企業建立了工會要求外資企業建立工會時，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說破壞投資環境歧視外國企業。
中國企業出去買資源，“（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說那是有政治目的的非正常行為。哪個汽車不用石油，用石油就叫有特殊目的。外國企業鯨吞中國戰略資源，中國開始管制，這些人又說中國搞保護主義。美國西方甚至印度搞那麼多次貿易保護主義你們（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怎麼緘默呢？難道那些被外國保護主義傷害的中國企業的員工的就業生存權不是人權的一部分嗎？
你要是把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逼急了，“（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就說西方那是（貪婪失敗）民主社會政府要對自己國家負責。難道中國的資源就應該賤賣嗎？中國天生就是劣等嗎？
有的“（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還會說，西方有些不對，但中國不應該學。西方對中國非禮，中國不反抗，難道就一直忍氣吞聲嗎？你如此質問“洋奴”，（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又會說中國。
總之就一條“原則”，西方“特殊”、中國有罪。
中國這個罪還是“原罪”，是永遠無法洗刷的。
文／天平居士
2011-11-21
《可悲的戰後「再殖民」文學論──陳芳明的台灣文學史觀再批判》
《可悲的戰後「再殖民」文學論──陳芳明的台灣文學史觀再批判》
有朋友問說：最近為什麼專搞歷史來了？不搞現在的問題，卻去搞過去的問題，不是太脫離現實了嗎？
我回答說：因為歷史問題經常也是現實問題；譬如：日本的靖國神社參拜問題或日本歷史教科書問題，雖然是過去的事，卻與日本的現實動向、與“日本右傾化”“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問題有很深的關係；李登輝當政時大力推行的便是「國中」教科書《認識台灣》——「歷史篇」，下台後“推動”的就是日本人小林善紀的《台灣論》，兩者都企圖“通過”台灣史觀“打造”今日台灣的「新國民意識」。
所有的統治者都深知掌握“歷史的詮釋權”與維持或“強化統治”有密切的關係，因此都“熱衷”於【湮滅歷史】或【虛構歷史】，使被統治者“不瞭解”歷史真實而“喪失”反抗的能力，作為“意識型態的歷史觀”的“統治”，其實就是現實統治的基礎，我們“怎麼可以”不重視歷史問題呢？
特別是，台灣的歷史問題“更是如此”。
百年來，台灣經歷了曲折複雜的歷史，歷史也數度被權力者所“扭曲”、【湮滅】；再加上台灣今日“過於早熟（雛妓式）”的後資本主義文化，個人已被“零碎化”、社會聯繫“斷裂”，“虛擬”的和形象的世界“取代”了真實的世界，誰在乎歷史？
因此，普遍存在著對歷史的“虛無感”。但是，“歷史問題”並不因此而消失，當年台灣的“（李扁皇民勢力復辟殖政）新當權者”就是“利用”這普遍的歷史虛無感千方百計地“建構”他們的歷史論，用“所謂”的台灣史觀來“打造”台灣的新「國民意識」，以維持、強化其在歷史意識型態上的統治。
它就是“分離主義的台灣史論”；這種史論，不是“排除（閹割掉）”台灣歷史中的中國本質，就是【捏造】中國人如何壓迫台灣人，或“誇大”中國人與台灣人對立的歷史，把台灣完全孤立於中國與世界之外，以此“打造”「反中國」或「去中國」的國民意識。
這就是“當下（馬英九治下的）”台灣的統治性歷史觀。
它是當權者“強化”台灣現實（反共／分離／分治）統治的一部分，我們“怎麼可以”把歷史當做過去的問題呢？歷史問題的鬥爭正是現實問題鬥爭“不可分”的部分，這個“道理”當年的統治者清楚得很。
而，台灣的“（扭曲虛構的）分離主義文學史觀”一向就是（扭曲虛構的）分離主義歷史論的“急先鋒”，因此它是台灣的歷史問題中“最尖銳”的部分。
“揭露”分離主義文學史觀的“欺妄性”不只是為了歷史的工作，更是為了現實的工作。
其中，（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台灣文學史論，就是這種“分離主義文學史觀”的代表之一。
十年前，我曾針對（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台灣文學的建構和分期》一文，寫了《戰後再殖民論的顛倒》，指出它的「戰後再殖民論」“背離”了社會科學的常識和台灣歷史事實，是「以意識型態取代歷史」，並且在文末引用了前輩作家龍瑛宗說過的一句話：「有謊言的地方就沒有文學」，間接“奉勸”他，既然要搞文學就不能有“謊言”，“謊言”與文學是不能並存的。今天，他“仍然”把“台灣光復”後的文學史定為「再殖民」時期。
所謂「再殖民」，“光復”後的文學是「殖民文學」嗎？是誰殖民了誰？
下面，本文再依據客觀史料，逐步“揭露”它「作偽」的“真面目”；並借此對“台灣光復”期歷史的一些基本問題做一番辯析、澄清，打破台灣分離主義者長期以來“獨擅”的“偽歷史”觀點。
一、再談台灣「光復」的意義——不只是「行政接收」，而是「主權復歸」
就如所有的“台灣分離主義者”的戰後史論，必定是從“塗消”或“扭曲”「八‧一五」——日本投降台灣復歸祖國（中國）的歷史開始一樣；陳芳明的「戰後再殖民論」，也是從“塗消”、“扭曲”台灣「光復」的歷史起頭的。
他的“歷史敘述”，“似是而非”，若不深究，必定受其“蒙蔽”，一眼帶過。其實，其中“深藏玄機”，是“典型”的分離主義的「台灣戰後史觀」。把戰後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完全歸因”於太平洋戰爭的終結，“刻意不提”它與日本侵華戰爭、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關係”；也就是“排除”了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歷史動力”中的中國要素，把台灣脫離日本統治與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因果關係”“脫鉤”，為他的「台灣主權未定論」預埋伏筆；
更“刻意避”《開羅宣言》明記的：「日本竊自中國的……台灣、澎湖應歸還中國」的內容，而以「依開羅宣言的約定，中華民國負責來台接收」的“杜撰置換”。只要稍加對照就可看出，《開羅宣言》明記的「台灣應歸還中國」與陳芳明“杜撰”的「中華民國負責來台接收」，兩者之間的歷史意義是“天差地別”的；
所謂「負責來台接收」，意指日本投降後中國政府（當時是「中華民國政府」）的來台接收，與戰後美軍「負責」接管日本、南朝鮮和琉球的意義一樣，都是受盟軍的命令進行暫時的軍事和行政「接管」，並不是「收復主權」；這與《開羅宣言》中明記的台、澎主權歸還中國的意義，當然是“天壤之別”。
（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一面說”「依照開羅宣言的約定」，“一面”卻“掏空”宣言中「台灣歸還中國」的“重要內容”，說中華民國只是「負責來台接收」，這就是想以「瞞天過海」、「陳倉暗渡」的手法“竄改史實”，想以這樣的“敘事”來“達到”台灣主權未定論的“說法”。說明白了，就是企圖從根本上否定日本投降後台灣主權復歸祖國（中國）的“歷史事實”，進而“虛構”他的「戰後再殖民論」。
實際上，像（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這樣的“竄改”論調，其“總根源”，“來自於”戰後美國在冷戰中對華戰略的“陰謀”。
1947年初，美國發表了「冷戰」宣言之後，為了它在東亞的“冷戰戰略”的“需要”，“企圖”把已歸還中國領土的台灣置於其勢力“支配”之下，而“開始鼓吹”「台灣地位未定論」，否定《開羅宣言》以及台灣已復歸中國的歷史事實。“源自於”美國對華戰略陰謀的這種論調，日後便成了台獨分離主義勢力的基本歷史教義之一；李登輝政權後期，用日本右翼慣用的「終戰」史觀來取代「光復」史觀，也可視為“同一脈絡”。
至於日本投降後，台灣是不是已復歸祖國（中國），這只要看看當時台灣人民如何歡天喜地慶祝復歸，或者台灣的知識人“如何評價”“台灣光復”的歷史意義，便是最好的鐵證，不是（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等“分離主義者”或美國霸權，憑強權或強詞就可以塗改的。譬如，“光復”後，一向對陳儀政府的弊病批評最力的台灣作家王白淵，在《民主大路》（《新新》第三期，1946年3月20日）一文中便曾如此說到：
「台灣業已光復，從殖民地的桎梏，回到祖國的懷抱，與中國打成一片，踏入民主主義國家之門，這是歷史的飛躍，又是民族起死回生之春」。
王白淵的這段話，簡單有力地“記錄”了當時台灣知識人對“台灣光復”的“看法”；如果台灣的戰後真如美國霸權鼓吹的「台灣地位未定論」，或者如陳芳明所“虛構”的中國「再殖民」台灣論，那麼，王白淵所說的「台灣光復！回到祖國的懷抱……這是歷史的飛躍」，豈不成了胡言謅語；如果，從今日（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等分離主義者的尺規來看，王白淵的言論豈不成了不可救藥的「大統派」。實際上，王白淵的“看法”，“代表”了“光復”初期全台灣人民，包括台灣全體文化知識界的看法；「二‧二八」事件後，第一位從事台獨分離主義運動的廖文毅，在“光復”當時也曾熱烈地表示：「台灣光復了，台灣的版圖歸還祖國，我們的國家自強，國權自主，國土重圓了。」（《光復的意義》，《前鋒》創刊號，1945年10月25日）。
因此，不論從“歷史事實”來看，或者從當時的台灣知識人的言論立場來看，日本投降後，台灣已復歸祖國（中國），這是“鐵的事實”，不是（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等可以“竄改”的。
二、駁行政長官公署「再殖民」的謬論
否定了日本投降後台灣主權復歸祖國（中國）的“歷史事實”後，為了繼續“虛構”他的「戰後再殖民論」，便把“光復”後的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描述成”是「日本台灣總督府的翻版」、「不脫殖民統治的變相延續」、「對台灣社會進行帝國式的控制」、「比殖民權力支配還要嚴苛的體制」、「迫使台灣社會淪為『再殖民時期』」等等；用一種沒有具體內容、沒有客觀論據堆砌起來的斷定語句，把行政長官公署比做與日據的台灣總督府一樣，同為殖民政權。
（一）「殖民政權」與「民族政權」的不同
“光復”後陳儀主政的行政長官公署，施政上集權、腐敗、貪污又無能，積累了深厚的民怨，終至爆發「二‧二八」事件，是一個失敗的政府，這已是公論；不管是以集權政府、腐敗政府或「劫收」政府來形容，或說它如何地「比殖民權力支配還嚴苛」也好（何況這還值得商榷），都沒錯，也都符合事實。然而依社會科學上的「國家論」，在政權的民族性質上，行政長官公署絕對不是什麼「殖民政權」，而只是中國這個民族國家（當時是「國民政府」）的地方政府，一個集權又腐敗的「民族政權」。譬如德國的希特勒、日本的東條英機等法西斯政權，不管它如何專制、獨裁、進行軍國法西斯的統治，對德國人民或日本人民而言，它仍是「民族政權」，絕對不會是「殖民政權」；如果因為獨裁、極權的統治而把希特勒“說成”是對德國人進行殖民統治，那真是“天大的笑話”。這是社會科學的常識。
那麼，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與“復歸”中國後國民政府（陳儀政權）對台灣的統治，在本質上有什麼不同？
一般而言，殖民統治最明顯的特徵，就在異民族殖民者對被殖民者在法政上的「民族專政」，殖民者完全剝奪了被殖民者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權，殖民者（宗主國）的國家憲法和法律決不涵蓋殖民地，因此殖民地人民並不具有宗主國「國民」的身份；所謂「國民」，就是指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的憲法和法律所涵蓋的人民，具有以參政權為主的各種政治上的權利和義務，而殖民地人民是完全沒有的，這就是殖民地人民與一般民族國家的「國民」，最大的不同之處。
日本對台灣50年的“殖民統治”，日本帝國憲法從來就“不曾涵蓋”台灣，當然，日本本國的法律也不曾直接施行於台灣，在台灣施行的法律，只是屬於「委任立法」。法學家黃靜嘉先生的大作《日據時期之台灣殖民地法制及殖民地統治》一書，提到所謂「委任立法」的意義，就是：
「日本本國法（內地法）之制定，須依憲法所定經議會議決之程序；而在外地（殖民地），原則上係分別由殖民地長官發佈代替法律之命令（在台灣稱為「律令」、在朝鮮稱為「制令」），或由（日本）中央政府以天皇名義發佈之敕令，以（日本）本土之法律（部分或全部）施行之」（括弧係筆者所加）。
簡單地說，日本殖民者在台灣施行的法律與其國內經議會立法產生的法律，在性質上“完全不同”，它是依殖民統治機關——台灣總督府，對台灣的殖民統治需要而以行政命令頒佈的。
實際上，所有的殖民統治者都是一樣的，為了實現宗主國的壟斷資本在殖民地的壟斷利益，必然在法政上採取「民族專政」的形式，剝奪被殖民者的政治權和法律權，以便進行經濟上的剝削。同時，為了進一步維護和擴大政治、經濟上的殖民利益，對殖民地的文化，包括語言、宗教信仰、感情意識等，也進行「去民族化」，亦即「殖民地化」，這也是殖民統治的重要手段。
“台灣光復”就是“打倒”了這樣的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至於台灣的“光復”帶來了什麼大的變化，有什麼巨大的變革？簡單地說，就是使台灣人民從「殖民地人」的地位，躍進到中國「國民」的地位。
前輩作家王白淵在台灣光復後說：
「台省之復，在其本質上，是徹底的民族革命」
（《告外省人諸公》、《政經報》2卷2期，1946年1月25日）。
所謂「徹底的民族革命」，就是指台灣人民在民族地位和民族關係上有了革命性的變革；由於全中國抵抗日本侵略的民族戰爭得到了最後的勝利，日本無條件投降，也打倒了日本在台灣的殖民政權，造成了台灣殖民地的解放，使台灣人民從上述日帝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民族壓迫下解放出來，同時復歸為祖國（中國）的一省，台灣人民當然也復歸為中國「國民」，得到了作為「國民」的各種政治權和政治地位。因此，對台灣人民而言，台灣光復等於是一次如王白淵說的「徹底的民族革命」。
它具體地表現在，“台灣光復”後，國民政府的憲法和法律立即涵蓋台灣。
雖然，當時國民政府仍然處於“訓政”時期，尚未頒佈憲法，但台灣復歸祖國後，當時全國施行的「約法」與法律立即施行於台灣，台灣人民與全中國各省人民一樣，都處於“相同”的政治、法律地位。1946年年底，台灣也選出了國民參政員和制憲國民大會代表，參加了南京的制憲國大。
這就是台灣人民在復歸祖國（中國）後，與被殖民時期的“最大不同”。
台灣人民作為中國「國民」的一員，最具體的內容，就在獲得了“平等的參政權”上。光復後，行政長官公署立即在台灣實施普選，選出各級民意代表，創設了台灣省各級民意代表機關。
（二）“光復”後台灣人民的參政權
陳儀來台就職不過半個月，就在1945年11月5日的第一次紀念周上，發表了「建立民意機關，給台胞參政的機會」的施政報告。接著，在1945年12月25日公佈了「台灣省各級民意機關成立方案」，開始推動台灣人民的參政權；翌年（1946年）1月15日開始辦理「公民宣誓登記」，接著，經由普選成立了村里民、鄉鎮民代表大會、縣市參議會和省參議會，並於5月1日召開了第一屆的台灣省參議會。對於這台灣歷史上首次的普選，當時的《台灣新生報》稱之為台灣「民主的第一聲」。
“光復”後，台灣人民除了獲得並實現了台灣省內的參政權之外，作為中國「國民」的一員，也選出了中央民意代表，參加了全國性的政治活動。
就如長官公署官員張皋在《新台灣的政治建設》（《現代週刊》，1945年12月17日。）一文中所說的：
「台灣人民今後不僅是台灣的主人，不僅要參加台灣一省的政治，而且是中華民國的主人，將參加整個國家的政治」。
因此，在1946年8月16日，由省參議會選出了八位「參政員」，參加了在南京召開的「國民參政會」；另外，也經由省參議會選出了十八位元台灣地區代表，參加了1946年11月15日在南京召開的「制憲國民大會」；並經由普選，於1947年11月21日選出了30名台灣地區的職業及婦女團體的「國民大會代表」，參加了1948年3月29日全中國行憲後的第一屆國民代表大會，依憲法行使國民參政權。
單從上述台灣人民在“光復”後行使的“參政權”來看，就明白了（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戰後再殖民論」是“欺世之論”，有那種從地方到中央都有參政權的「殖民地人民」嗎？
（三）辟陳芳明對行政長官公署體制的幾點訛論
陳芳明又以「陳儀政府掌握了行政、財政、司法、軍事大權」、「實施與當時大陸各省有別的特殊化體制」為由，“虛構”他的戰後「再殖民論」。
這必須從國民政府為什麼會在“台灣光復”後實行高度集權的行政長官體制的問題來看。
專研“光復”初期政治史的鄭梓先生，在《國民政府對於「收復台灣」之設計》一文（新化圖書出版，1994年《戰後台灣的接收與重建》）。中寫道：
戰後台灣的接收與重建，乃是全中國復員計畫中被劃為兩個特殊的光復區之一（另一光復區是東北，其餘皆劃為收復區與後方區），因此採取單獨派遣大員全權綜合接收的方式。
因此可知，採取集行政、軍事大權於一身的行政長官體制，目的在求「事權統一」，使甫脫離殖民統治的台灣的接收與重建得以「順利完成」，基本上，它只是一個“臨時性的過渡性的”政治體制。因為當時的台灣，是一個剛經歷日本50年的殖民統治，以及曾被日本軍國主義高度戰爭動員成南侵基地的地方；並且，由於日本帝國的崩潰，使原本高度依賴日本帝國經濟圈的台灣殖民地經濟也面臨全面崩盤的命運，再加上戰後必然出現的世界經濟蕭條，可預見台灣經濟的重建將萬分困難；還有，由於日本的“殖民軍國教育”和“皇民化運動”所“遺留”的“精神意識毒害”甚深，台灣社會心理的重建也將十分艱巨複雜；況且，雖然日本已投降，但現實上台灣仍有17萬的日軍駐留、29萬的日本人居留，各機關產業仍在日本人手中，行政、治安仍由日本人維持，而且這些近50萬的日軍日僑還有待遣還其本國。由於上述種種艱鉅的任務有待解決和完成，非有強有力的行政組織是無法竟其功的。
這就是為什麼國民政府在戰後重建期，不得不採取集權的行政長官體制的現實原因，與「殖民」不殖民一點關係都沒有。
（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等台獨分離主義者經常用“似是而非”的“說法”，把行政長官公署等同於日本在台殖民機關台灣總督府，說「行政長官公署的組織是總督府的翻版」、「行政長官公署掌握行政、司法、軍事大權，權力超過日本總督」等等。這完全是以訛傳訛，以意識型態“取代”歷史！
至於，（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說行政長官公署掌握「司法大權」，那也是“瞎說”！
不錯！行政長官公署為綜理行政得制定「署令」，但這「署令」與日本殖民機關總督府的「律令」權是“完全不同”的範疇；「律令」是等同法律效力的命令；而「署令」只不過是台灣省的單行規章，屬於行政範疇，且它不能與國家法律牴觸。況且，當時這種行政權限也並非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所獨有的，而是中國各省政府都有的權力，一點也不特殊。
至於，台灣的司法權，本來就屬國民政府中央的司法行政系統，完全超然於行政長官公署之外，長官公署並無司法權；至於監察權，則有中央派出的閩台監察使駐台行使。
因此，不論從台灣人民的政治地位、法律地位來看，還是從行政長官公署的「政制」來看，“光復”後，台灣已完全復歸中國，台灣人民已是百分之百的中國國民。至於復歸後所產生的省籍矛盾、集權與民主的矛盾、階級矛盾等等，全都屬於中國民族國家的內部矛盾，絕對不是異民族間的矛盾。陳芳明的「再殖民論」，就是“矇騙事實”，想把中國民族內部的矛盾“扭曲”為異民族間矛盾和對立，“虛構”他的「戰後再殖民論」，建構他的“台獨史觀”。
三、是「民族文學」，不是甚麼「再殖民」文學
“光復”後的台灣文學其最大的飛躍，在精神面貌上和語言上都復歸為「民族文學」。
原來在日本殖民文學和「皇民文學」的雙重壓迫下的台灣文學，“光復”後，得到了復權與傳承，恢復了它民族文學的原貌和地位。最有象徵意義的莫過於台灣新文學開拓者賴和文學精神，在“光復”後的復歸；與“光復”同日創刊的《政經報》第二期上（該刊於1945年10月25日光復創刊，由陳逸松、蘇新等主編，是當時最有影響力的進步期刊），便率先刊出了賴和的《獄中日記》（連續刊載了4期）。該日記是賴和先生，在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的翌日（1942年12月8日）突被日本憲警拘捕關押後，在獄中所寫。就如他在最後一篇日記寫道：「看看此生已無久，能不能看到這大時代的完成，真是失望之至」。
賴和先生在日本軍國殖民統治臨崩潰前最瘋狂最黑暗的1943年1月，竟未能看見「大時代的完成」而過世了；該日記也在「大時代未完成」前，一直被監禁於日本法西斯的黑牢中，最後，終於在日本軍國殖民統治崩潰、台灣復歸祖國的同時重見天日，重回了台灣文學的史冊。
除此之外，楊逵也在1947年1月15日出版的《文化交流》上，編了《紀念台灣新文學的開拓者——林幼春、賴和》的專輯；並且台中的民眾出版社亦出版了賴和作品《善訟的人的故事》；可以說賴和的文學精神，從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而開始壓迫台灣文學以來，光復後再度的復活。還有，在光復後不滿一年，楊逵也出版了《鵝媽媽出嫁》和日據期被禁的《送報夫》；更具有時代意義的是，吳濁流先生在日據末期日本軍國主義的黑暗統治下，偷偷寫成的長篇小說《胡志明》（後改為《亞細亞的孤兒》），終於在光復後得以出版，代表著台灣文學抗日精神的勝利。這些都象徵著台灣文學精神的光復。
除了在精神上從殖民地的文學“復歸”為民族文學之外，台灣文學的創作，在語言上，白話文也恢復了1937年以前的主流地位。日據期作家楊雲萍、黃得時、賴明弘、王詩琅、王白淵、蘇新、吳新榮……等都恢復了用流暢的白話文寫作；
最令人欽佩的莫過於（台灣第一才子）呂赫若，這位以日文創作而成名的作家，在“光復”後不足四個月便開始用白話文創作，在《政經報上》連續發表了兩篇短篇小說《故鄉的戰事》之一和之二，痛烈地嘲諷了日本的殖民統治，呂赫若不管在語言上或小說主題上，都徹底地批判了殖民統治，表現了「去殖民」的文學精神。
即使在“光復”的第一年，仍然用日文創作的龍瑛宗，在文學精神上也表現了「去殖民」復歸祖國的熱情；譬如，發表在《新新》雜誌創刊號（1945年11月20日）上的《汕頭來的男子》，便是描寫一個熱愛祖國的台灣青年周福山抵抗日本和死亡的故事。在小說結尾，龍瑛宗寫道：「現在，台灣已歸還中國，大家正洋溢在光復的喜悅中，現在台灣正需要一個純情又熱愛中國的人才，然而，在這樣的時候，失掉了像周福山一樣值得敬愛的青年，真令人惋惜……他一直相信中國的光明，但卻無法躬逢『光復』這個人類史上難得的盛典，這使我相當落寞……每思及光復的喜悅就不禁思念起周福山來。」
透過描寫周福山的形象，龍瑛宗“表達”了他強烈的對“祖國”的認同感情。
由此可見，“光復”後的台灣新文學，不但沒有如（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所“捏造”的，由於「中國化」而「空白」、「荒廢」、「斷裂」，反而因為“光復”的歷史大變革而使台灣文學由殖民統治高壓下“解放”出來，不管在精神上或語言上都恢復了它民族文學的原貌。
四、「橋」論爭－－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
發生在1947年底到1949年初的《新生報》「橋」副刊上的文學論爭，被稱為台灣新文學的三大論爭之一。當時，台灣剛從日本殖民統治復歸祖國，台灣文學正與祖國民族文學匯合的關鍵期，外省作家與本省作家共同熱烈議論了「如何建設台灣新文學」。論爭顯示了當時的省內外作家，都站在「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的前提，強調「台灣文學的特殊性」，同時，也主張台灣文學要走「大眾文學」、「現實主義文學」的道路。由於這次論爭，含有濃厚的祖國民族文學的基調以及左翼進步文學的傾向，長期以來，台灣的分離主義文學論者，不是想隱蔽這論爭的史料，就是不斷歪曲解釋，想把它塑造成外省作家打壓本省作家、外省作家與本省作家文學衝突的虛像。
把台灣的一切問題都“化約”成中國對台灣的壓迫、台灣與中國的對立是分離主義的“特徵”；而“排除（閹割掉）”台灣新文學中的中國文學與進步文學的成分則是分離主義文學論的特點。
分離主義文學論者陳芳明當然也跳不出這樣的窠臼，甚至更為嚴重。他把「橋」論爭“扭曲”成是「本省作家與外省作家的激烈對話」，且“虛構”「本省作家與外省作家處在極為不同的政治位置」，抹黑外省作家「依恃血腥屠殺的陰影」，而刻意誇大台灣作家「處於一個被指控、被迫辯護的位置」。
只要讀過「橋」論爭文章的人，都知道，論爭中不管是本省作家或外省作家都清清楚楚主張「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這本是一目瞭然，不成問題的事，但是（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偏偏就要”以「文學的族群主義」來“歪曲事實”，明目張膽地「硬拗」說：真正這樣主張的都是出自外省作家筆下，本地作家沒有一位是附和或支持這種論調的。
真的只有外省作家主張「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而本省作家沒有一個人主張嗎？
讓我們用史實來戳破（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謊言”。
其實楊逵是最明白且最積極主張「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的作家；譬如，在作為引發「橋」論爭的關鍵文章——《如何建立台灣新文學》的文末他就說：
「因此，我由衷地向愛國憂民的工作同仁呼喊，消滅省內外隔閡，共同來再建，為中國新文學運動之一環的台灣新文學」。
在《「台灣文學」問答》中，楊逵清楚明白地說：
「台灣是中國的一省，沒有對立，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當然不能對立」。
台灣前輩作家張我軍先生的次子張光直先生，當時雖是台北建國中學高中二年級的學生，卻已用「何無感」的筆名參加了「橋」論爭，在《致陳百感先生的一封信》中，他批評了陳百感「有意無意地把台灣和中國隔離」，他說：
「台灣在地理環境上，雖然是一個孤島，但就社會經濟基礎而言，它是中國的一環，台灣文化也正是中國文化的一環……可是先生您忘了台灣文學正作為中國人民文藝運動之一環而鬥爭，在克服發展中……」。
當時的台灣師院學生籟亮（賴義傳，台籍青年文學雜誌《潮流》同仁，後被刑殺在50年代白色恐怖中），在論爭中的一篇《關於台灣新文學的兩個問題》，文中談到台灣文學的特殊性與中國文學的普遍性時，如此辯證地說道：
「台灣新文學當然是和祖國文學一樣站在同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上的，不過這裡躺著可惡的『澎湖溝』——50年的距離——這就是台灣新文學的立場——特殊性……那麼『台灣新文學』是和『大陸文學』對立的嗎？不是的，『澎湖溝』是站在和祖國同一新歷史階段上，才可以看出它的特殊性。因此，這一個特殊性是以同一歷史階段為前提的，所以『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
當時的台灣師院學生的林曙光，在文壇上十分活躍，在論爭中他寫了《台灣文學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關於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關係的問題，他也說：
「所以最好還是打破一切的特殊性質，做中國文學的一翼而發展，今日『如何建立台灣新文學』，需要放在『如何建立台灣的文學使其成為中國文學』才對」。
另外，林曙光也在當時上海出版的全國性文藝雜誌《文藝春秋》上，發表了《台灣的作家們》（1948年10月15日）；在文章開頭，對於台灣新文學與中國新文學的關係，他便如此說道：
「但是在本質上，它始終追求著五四以後的中國新文學的傾向，也可以說，它是發源於中國新文學運動主流中的一個具有光榮的傳統與燦爛的歷史的支流」。
曾經“率先扭曲”「橋」論爭意義的葉石濤，在論爭當時也寫了《1941年以後的台灣文學》一文，在文章一開頭他說：「由於過去台灣殖民經濟所決定命運的台灣文學，在抗日反帝的現實的鬥爭過程中，所產生的作品，樹立了中國文學發展的傳統性」，在文末他還振振有詞地說：
「我們必須打開窗口自祖國文學導入進步的，人民的文學，使中國文學最弱的一環能夠充實起來」。
可見得，在「橋」論爭中，幾乎所有的省籍作家都表示了「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的看法，這是明明白白的。
況且，除了「橋」論爭外，當時的省籍前輩作家，如賴明弘、楊雲萍、王詩琅等等都分別在其他刊物上發表了同樣的看法（在此不一一贅列）。這種觀點，實際上已是“光復”後，建設台灣新文學的大前提和出發點。（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想“一手遮天”，以為握有【文化霸權】便可以把省籍前輩作家不符合他分離主義文學標準的言論思想統統「閹割」掉；然而，歷史終究會以它的方式撕破【霸權的假面】，這是亙古不變的鐵則。
（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分離主義文學論其“核心”是以“排除（閹割掉）”台灣文學中的中國文學要素來「建構」他的台灣文學「主體性」。但是，客觀地、歷史地來看，構成台灣文學「主體性」的基礎正是台灣文學裡面普通存在的「中國性」；排除了「中國性」的台灣文學其實只是一個空虛主體，或虛假主體，不得不靠「虛構」來維持。
這使他的歷史觀成為「非社會科學的」，必然表現為：
（一）孤立的歷史觀：不但切斷與中國歷史的關係，也切斷與世界歷史的聯繫，更切斷了與台灣歷史本身的聯繫。
（二）抽象的、空洞的歷史觀：其中，沒有台灣社會的歷史變化、也沒有台灣社會的具體內容。
這種文學論，對台灣文學的最大傷害在於：
（一）排除了台灣文學中的中國民族文學和左翼文學。
（二）再度阻斷了台灣的「去殖民論」的發展。
（三）使台灣文學史再度「失憶」。
這就是他的分離文學論的“可悲之處”！
文／曾健民
2011年12月9日
《海峽評論》253-254期- 2012年1-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