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契爾夫人談瓦解蘇聯:最終決定“推出”葉利欽
會上柴契爾夫人發表了約45分鐘的演講,中心內容可以稱為“我們是怎樣瓦解蘇聯的”。
會議組織者可能沒有事先提醒她,在場的還有蘇聯人。所以,柴契爾夫人的演講可謂是開誠佈公、毫不掩飾。從中看出,她在蘇聯瓦解過程中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她自己對此並不隱瞞,且樂於公之於眾。她提到的關於蘇聯社會變質及其經濟狀況的內容也超乎我們的認識,與當時蘇聯報刊宣傳的“大相徑庭”。
2011年是蘇東劇變、蘇共亡黨、蘇聯解體20周年。2010年4月底,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慎明率代表團訪問俄羅斯。4月28日,代表團在俄羅斯國家杜馬與俄羅斯共產黨代表座談蘇共失敗的原因與教訓。參加座談的原蘇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現俄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席盧基揚諾夫向代表團扼要介紹了他最近在莫斯科大學講學講稿的主要內容。
在談到蘇聯解體過程中蘇共領導層的責任與西方因素時,他逐字逐句地引用了 1991年11月剛卸任一年多的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在美國休士頓的一次公開演講,並告知刊載此材料的俄文網站。
現將俄文網站刊載的相關情況和柴契爾夫人的這次演講翻譯如下。(為保證材料的可靠性,作者又特意查證了柴契爾基金會網站。網站記錄顯示,柴契爾夫人曾于1991年11月訪問美國,並於11月18日在休士頓演講 http://www.itnsource.com/shotlist/ITN/1991/11/22/2119113 )
1991年11月,一批蘇聯煉油和石化專家出訪美國休士頓。訪問的重頭戲是參加美國石油學會(API)的會議。會議邀請的演講嘉賓是一年前才卸任的英國原首相瑪格麗特·柴契爾。柴契爾夫人曾經接受過化學專業的大學教育,雖然後來她並未幹過多少老本行。
會上柴契爾夫人發表了約45分鐘的演講,中心內容可以稱為“我們是怎樣瓦解蘇聯的”。
會議組織者可能沒有事先提醒她,在場的還有蘇聯人。所以,柴契爾夫人的演講可謂是開誠佈公、毫不掩飾。從中看出,她在蘇聯瓦解過程中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她自己對此並不隱瞞,且樂於公之於眾。她提到的關於蘇聯社會變質及其經濟狀況的內容也超乎我們的認識,與當時蘇聯報刊宣傳的“大相徑庭”。
當天晚上我們同行的幾位共同回憶,一起整理記錄:
(以下是柴契爾夫人的演講內容)
“蘇聯是一個對西方世界構成嚴重威脅的國家。我講的不是軍事威脅。從本質上講,軍事上的威脅並不存在。我們這些國家裝備精良,包括核武器。
我指的是經濟上的威脅。借助“計畫政策”,加上獨特的精神上和物質上的刺激手段相結合,蘇聯的經濟發展指標很高。其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過去比我們高出一倍。如果再考慮到蘇聯豐厚的自然資源,如果加以合理地運營,那麼蘇聯完全有可能將我們擠出世界市場。
因此,我們一直“採取行動”。旨在“削弱”蘇聯經濟,“製造”其內部問題。
主要的手段是將其拖進軍備競賽。我們知道,蘇聯政府遵守蘇聯和其北約對手軍備均等的原則。結果,蘇聯裝備花費占去了預算的15%,而我們這些國家是5%左右。這自然就造成了蘇聯要緊縮在生產居民大眾消費品上的投入。我們希望借此引發蘇聯居民大規模的不滿。
我們使用的“方法”之一就是“洩露”我們擁有武器的數量。有意“誇大”,以“誘使”蘇聯加大軍備投入。
我們的政策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利用蘇聯憲法上的漏洞。蘇聯憲法在形式上允許任何一個加盟共和國(只需憑著共和國最高蘇維埃的簡單多數)只要有意即可迅速脫離蘇聯。當然,由於共產黨和強力部門的凝聚作用,長時間裏這一權利實際上很難實現。但這一憲法漏洞還是給實施我們的政策留下了未來的可能。
遺憾的是,無論我們如何努力,蘇聯的政治形勢長期保持十分穩定。後來我們(主要是美國)出臺了一項重要政策,就是建立反導彈防禦體系。應當承認,當時大多數的專家反對建設反導防禦體系。理由是其投入巨大,且不太可靠。而蘇聯可以以更少(約1/5到1/10,的投入即可以“矛”刺穿反導之 “盾”。但不管怎樣,我們提出發展反導防禦體系,目的是希望蘇聯同樣建造類似高造價的系統。令我們十分惋惜的是,蘇聯政府沒有採取行動,只是限於發表政治抗議。
我們由此陷入了困境。不過,很快便得到“情報”,說蘇聯領袖逝世後,“經我們幫助的人”可能繼任,借助“他”能夠實現我們的“想法”。這是我的專家智囊的評估意見(我周圍始終有一支很專業的蘇聯問題智囊隊伍,我也根據需要促進和吸引蘇聯境內對我們有用的人才出國移民)。
這個人就是米·戈巴契夫。我的智囊們對此人評價是:不夠謹慎,容易被誘導,極其愛好虛榮。他與蘇聯政界大多數精英關係良好,因此,通過我們的“幫助”,他能夠掌握大權。
“人民陣線”(指上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也就是戈巴契夫執政的蘇聯後期,在波羅的海等加盟共和國境內興起的、以“求主權、謀獨立”為旗號的民族政治勢力組織)的活動不需要太大的花費,主要是一些複印、印刷設備的開支和對骨幹的資金支持。而支持蘇聯礦工長時間罷工的花費要多得多。
專家智囊中間圍繞以下一個問題爭論激烈、分歧很大:是否推舉葉利欽作為“人民陣線”的領袖,進而推選其進入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接下來成為俄羅斯領導人(以和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對抗)。智囊團多數人的意見是反對葉利欽的提名,考慮到他的過去經歷和個性特點。
不過,後來經過多次接觸和約定,還是決定“推出”葉利欽。葉利欽費了很大的力氣,勉強當選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隨即便通過了俄羅斯主權獨立宣言。
有人發問,俄羅斯獨立於誰?整個蘇聯當時不都是圍繞俄羅斯為中心構成的嗎?蘇聯的解體真正開始了。
在1991年“8·19”事件期間,我們也給葉利欽以極大的”支持“。當時蘇聯上層少數人隔離了戈巴契夫,企圖恢復維繫蘇聯統一的制度。葉利欽的支持者堅持住了,並且掌握了控制強力部門的絕大部分(雖然不是全部)實權。
其餘所有的蘇聯加盟共和國,借機宣佈自己的主權(當然,多數共和國在形式上並未排除聯盟地位)。
這樣一來,事實上現在蘇聯已經解體了,不過在法律上蘇聯還存在。
我負責任地告訴諸位,不出一個月的時間你們就會聽到法律上蘇聯解體的消息。
(柴契爾夫人演講至此結束)
柴契爾夫人在掌聲中走下講壇,與每一位人握手後,穿過會議廳離開。
我們返回俄羅斯。
大約兩周後,就聽到了簽署“別洛韋日協定”(指1991年12月8日由斯·舒什克維奇、鮑·葉利欽、列·克拉夫丘克等人代表白俄羅斯、俄羅斯和烏克蘭簽署的宣佈蘇聯停止存在和建立獨立國家聯合體的協定。考慮到背著蘇聯當局,討論協議的秘密行動選擇在白俄羅斯和烏克蘭邊境地區的別洛韋日森林,故稱“別洛韋日協議”。
協議簽署後,葉利欽首先致電當時美國總統布希,向其通報情況的消息。
後來發生的事,大家有目共睹。
文/張樹華
2010年6月 紅旗文稿 2010年11期
美國基督教霸權軍事帝國普世民主(天國福音)潛規則
在基督教霸權殖民擴張文明帝國爭霸世界的早期,他們有一個主要的“工具”-國家主權。【當時的國家主權只有西方國家自己擁有,並且是“神聖不可侵犯”,其他國家或民族則沒有享有主權的權利,只有做殖民地的義務】。在那時候西方國家內部,民主也只屬於少數有錢人,【對於廣大的殖民地,根本就沒有民主一說,只有被鎮壓和奴役】
二戰後各殖民地國家紛獨立,在理論上,各個國家的主權都是平等的了。【爲了“打破”落後的新獨立國家用“國家主權說”來“保護”它們自己,虛偽奸詐的美英基督教霸權殖民擴張文明帝國於是發明創新、運用了一些新的歪論(天國福音)和工具來“超越(干涉)”它國國家主權】。比方說人權,比方說民主。這種“方式”尤其被美國“巧妙地玩弄運用”,在民主議題上,已經形成了“美國式民主的潛規則”。
第一,其他國家的(非愛國民族主義者買辦)首腦只要“迎合”美國的利益,美國就不一定要求這個國家搞民主。美國軍事帝國在全世界各地扶持“軍事獨裁傀儡政權”的偉業史績早已是“罄竹難書”,包括才被美國給“和諧掉”的薩達姆當年也是在美國“扶持”下上臺的。在這種狀況下,傀儡獨裁者基本上是在美國的扶持下爲了個人利益或“小集團利益”而“出賣”國家利益。時間長了也就往往遭到國內的反對。(於是)當其“扶持”的傀儡獨裁者實在支撐不下去了、或不再聽美國主子指揮了,美國便會變臉“(虛偽地)高舉”著被它描繪成永遠正確的“民主大旗”,“和諧掉”傀儡獨裁者。
第二,當其他國家的首腦違背美國的利益,美國會看情況而採取自己的“和諧措施”。當這個首腦是一個獨裁者,美國便正好利用“民主迷信”鼓動人們推翻獨裁者。
有時違背美國利益的首腦並非獨裁者,美國也會“利用”對民主“詮釋權”的掌控,將對方“抹黑(抹紅)”成反民主的獨裁者,然後再利用新的“投靠”美國的利益集團,以真民主的名義,搞“符合”美國利益的“民主改革”。
第三,如果一個國家的民主不利於美國的利益,美國不會支援它。如果在這個國家的民主問題上實在“挑不出毛病”,美國就會“找其他藉口”,“抹黑”或“醜化”這個國家或政府。
第四,當一個國家實行民主制度時,只要這個國家樂當美國傀儡,如格魯吉亞(喬治亞/Georgia)的顏色革命總統原本是個美國所教育培植、在美國開業的律師,那麽美國也願意接受。一旦這個傀儡民主政府的首腦對美國變心,美國依然可以通過“操縱民主”從內部將其“和諧掉”
還可以利用民主,再選出一個符合美國利益的政府首腦。在這樣的國家,幾乎所有民主上臺的政府,都不得不服從由美國“操縱”的民主的民意,爲了自己的權利而向美國“出賣”國家利益的民主國家也很多。
“美國民主”的“潛規則”實際上很簡單:只要“符合”美國利益,是否民主“無關緊要”;只要不符合美國利益,民主就成爲被美國“操縱”的改朝換代的“工具”。
當然,如果連“操縱傀儡民主”也難以解決,美國就“動武”。但是,由於美國也會支援符合自己利益的獨裁者,甚至用武力顛覆不符合自己利益的“民主政府”,因此,美國“標榜”的民主常常“自相矛盾”。解決這個“自相矛盾”的“辦法”,就是由美國“自行解釋”誰是民主的,而誰不是民主的。
美國人自己在國家利益的基礎上,對於這種“民主潛規則”的“把戲”很清楚,只有那些被美國“煽動”的“拜民主教”癡迷者,看不到,或者不願看到美國的這一“民主潛規則”。
他們或者像“癡迷”的信徒一樣,以“傳教士”的熱情,在美國試圖實現自己利益的地方,替美國做“開路先鋒”,自己懷抱著殉道者的激情,不知道自己是在被美國“利用”。
他們或者也像美國(主子)一樣,對“民主潛規則”了然於胸,像美國(主子)一樣,打著民主的“旗號”,一方面幹著符合美國利益的事情,另一方面以美國“利益代理人”的身份,自己也撈得好處。
所以,美國基督教霸權軍事帝國的“普世民主符咒”在本質上不過是一套雙重人格雙面人“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雙重標準/雙面手法”忽悠戲法罷了。
西方老帝國殖民者及其買辦走狗爲什麽特喜歡印度甘地和蘇聯戈巴契夫 卻撲天蓋地歇斯底里的妖魔化中國毛澤東
西方基督教霸權擴張文明世界裏,他們特別欣賞兩個“非他們族類”的政治領袖人物,前一個是印度的甘地,後一個是蘇聯的戈巴契夫。
甘地的“絕技”就是「不抵抗」,雖然使印度獨立了,但也如英、美(老殖民勢力)之願讓印度“分裂”爲三個國家: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而且使印度成爲了一個以「(種姓階級主義)封建社會」爲基礎的「(基督教霸權擴張文明衛星附庸體)金融資本國家」、所謂的”民主”、“人權”,只是在買辦特權精英階層內部體現。
戈巴契夫的“絕技”是「新思維」,其實就是束手做西方(新自由主義)思想御令的「順民」。結果蘇聯“崩解倒塌”了,國家被美國順利“肢解分裂”了,美跨國金融財團在美國所豢養掌控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自由化“震盪休克療法”麻毒藥方的協力配合下,得以對前蘇聯體大肆進行“兼併掠奪”搜括,並藉著“私有化”教旨在其各國內培植聽命西方的私人“經濟寡頭”傀儡,(在“市場化”口號的掩護下)刻意令其社會、經濟全面陷入“叢林化”、“黑道化”、“動盪化”(天下大亂形勢大好袂,然後美國好萊塢影城文化洗腦工業“再生產”去拍製妖魔渲染俄羅斯黑道角頭橫行給西方蠢呆觀眾們消遣消費),其主體國家俄羅斯在風雨飄搖當時幾乎成為了二流國家。(如今可以回頭看看那些之後投靠了西方大力進行了所謂“自由化”“私有化”“民主化”改革、而今卻個個財政經濟瀕于破產、哀鴻遍野的諸東歐國家)
西方基督教霸權擴張文明(霉體)爲什麽「極力吹捧」甘地和戈巴契夫?
前者雖然用「跪拜乞討」的方式讓印度半島獨立了,但並沒有實質損害西方在此地的利益,也沒讓西方感覺到丟臉。而印度至今依然都還是日不落「基督教霸權大英聯邦」的(半殖民地)成員。(除了豢養培植了一小撮英語殖民母語流利、哈腰聽命于美英霸權殖民勢力的買辦菁英層外,所謂民主樣版的印度迄今依然有高達四成、為數高達約四億五千萬人之鉅的龐大“賤民階層”,屬聯合國所定義的吃不飽飯“赤貧”乞丐窮人)
後者戈巴契夫更是“解除”了西方的心腹大患,讓西方更是有“勝利者”的洋洋得意感覺。
對於這樣兩個買辦型人物,西方怎麽能不喜歡?
怎會不喜歡?
戈巴契夫很快就獲主子頒發了「諾貝爾獎」,(還活著的戈巴契夫如今深覺受騙而後悔了,遂時或為美英恨得牙癢癢的普京助陣、批判起西方了)
甘地得到了「聖雄」的稱號。
至今不明白,"聖雄"到底是什麽意思?
(附加補上一段基督教霸權擴張文明英美WASP我族類:
西方人權糞渣們為什麼極力歌頌、「神化」林肯屠夫為美國偉人、世界偉人?
主要是因為被人權雜碎糞渣們包裝「神化」的林肯屠夫在美國“南方獨立戰爭”中強悍“武力鎮壓”自決獨立運動,採殺光燒光“三光”政策催毀南方建設、大肆屠殺南獨豬仔,從而維持了美國國家領土的“大一統”和之後的繼續西進屯墾侵略擴張、功勳彪炳啊)
西方基督教霸權擴張文明為什麼喜歡「妖魔化」、抹黑毛澤東?
毛澤東的“絕技”就是:"反霸權“”反殖民"“反壓迫”,『哪裡有殖民霸權壓迫,哪裡就有反抗!』
抵擋了外來侵略的“帝國主義殖民勢力”,一個新中國建立起來了,妨害中國進入現代社會的封建宗法、軍閥官僚、殖民買辦、帝國殖民理論都幾乎被他打倒。他的理論成了世界受壓迫、受奴役人民的指路明燈(看看中國”恣由派殖民買辦霉體”故意視而不見、從不願去正視報導的”集體反美帝”眾南美洲國家、去看看尼泊爾最近發生了什麼變革)。讓中國人長志氣而且能拿來說的事情好像都是他那個年代發生的,長江上炮轟大英帝國艦隊,朝鮮戰場上以劣勝強擊退16國世界聯軍,在肚子吃不飽的情況下發展"兩彈一星"、反印(背後由美蘇二超扶持)、抗美、越戰援越讓美軍灰頭土臉鳴金收兵等等。只要你想論證中國人的膽量,抒發自豪感,你肯定就得說說毛澤東。
毛澤東讓西方“丟盡了臉”!
西方給毛澤東起了很多令人毛骨悚然的”外號”,但他們對於到北京“朝見”毛澤東時心情卻“特別激動”,和紅衛兵“沒什麽兩樣”,有興趣的可以去讀讀美國總統尼克森、日首相田中角榮及當時法國總統戴高樂的回憶錄。
想想看,在這個世界上,還有誰坐在在自己的書房裏接見了(遠來朝拜的)美國總統?
還讓美國總統心情激動?
美國人爾·特裏爾說,如果毛想過中國古代帝王的生活,他就能過,但他沒有,他的生活水平甚至不如一個美國中產階級家庭的生活。想想看,今天中國的一個縣長,甚至是鎮長過的是什麽生活?在中國革命中,毛澤東家裏犧牲了7個直系親屬(包括兒子)。他去世後,也沒有什麽物質財産留給後代,如今他的兒女都是靠養老金過活,他的女兒李納甚至連病都看不起。
西方及其走狗極為害怕毛澤東,“原因”就是他留給中國人民「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他讓一個「一盤散沙」的中國聚集起了“不可摧毀的力量”。
中國歷史上的各個王朝敗亡,都是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官商士紳結合形成特權階層,攫取了社會財富,造成貧富懸殊,讓大量的貧民流離失所,從而引起了革命所造成的。他在幾十年前的文革中端掉了老的官商士紳階層及其腐朽封建價值觀,讓中國走向了“平民社會”。這種現象,在目前(由於「私有化」、「市場化」等“放任式自由化”改革)又有了“擡頭”跡象(看看“市場化”、“產業化”後的“天高房價”、“醫改”和“教改”“三大山”;看看“自由化私有化”下貪婪腐敗的外逃貪官;看看是“誰”在攻訐「勞動法」),但是我們這個社會基本價值觀已經形成,平民社會的基礎也已形成,任何逆歷史潮流而動的事情絕不會成功。巨貪紛紛落馬,也出現不了像解放前上海以黃金榮爲代表的黑社會現象。
金權刁民民主臺灣就是舊中國政體的一個縮影,那裏以民主、恣由為名的金權刁民巨貪得不到懲處,譬如"拉法葉"軍艦採購鉅額貪瀆弊案,死了很多人(台灣人一般僅只知道島內死了一個尹清楓,其實還包括了在法國等地的好幾個重要關係人及相關證人),至今查不出來。
角頭派系黑社會的黑金政治四處蔓延。臺灣表面上好像是民主政體,但其社會中堅力量是由一個官商士紳結合形成特權階層組成,臺灣目前的經濟困境表面是受到國際(美國債務帝國金融經濟大海嘯)的衝擊影響,但其根本是政體的深層次原因所致。
“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這句話鼓舞著無數的人,已經成了全世界受壓迫人民的信條。
這就是西方及其走狗害怕毛澤東的原因 !
也是西方人爲什麽特喜歡甘地和戈巴契夫(諾貝爾獎)、而討厭毛澤東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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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百年邊緣
——辛亥百年、蘇聯解體二十年、建黨九十年與中國模式
彭曉光論中國自由派:不懂中國歷史終將續陷其可悲的百年邊緣之歷史宿命
前 言:
中國的自由派,無條件信奉西方,特別是英語民族(美英)的價值觀和社會制度,政治上主張多黨制,經濟上主張徹底的私有化和“完全”的自由市場,對外關係上主張完全“融入”所謂的(以美國西方為主導的)“現代主流文明社會”。他們把上述主張抽象為“普世價值”,以宗教般的虔誠來信奉,並作為他們評價所有世界問題與中國問題的唯一標準。據此,他們站在了當今“中國模式”與中國發展道路的「對立面」,也對中國青年一代的愛國主義精神極為抵制反對。
中國自由派的主要影響力,集中體現在若干被他們“滲透”的各類“傳媒”上。他們大多數是“片面”的“文科思維”知識份子(當然,不是全部),表達方式帶有濃烈的“文藝腔” 色彩,其對國家民族獨立自主、工業化進程、完整的經濟體系、貨幣金融的本質、國際軍事及國際戰略的理解,甚至不如眾多的普通網友。
中國自由派“偏執”的信條,知識結構的“重大缺陷”,扮演 “公共知識份子”與“意見領袖”的強烈願望,再加上幾乎連一分鐘都不願停止的“表達衝動”,導致了他們一系列“曲解”歷史、“曲解”現實的表述,一再出現在中國的公共話語體系中。
“任何歷史都是當代史”,今年,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九一八事件爆發八十周年),蘇聯解體二十周年(海灣戰爭爆發二十周年),也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九十周年,這幾個重大歷史事件,都和中國近現代走什麼道路這一重大命題密切相關,中國自由派自然不會放棄這樣的“機會”,他們已經開始了其早已進行多年的 “影射史學”活動,通過對這些重大歷史事件的“曲解”評價,將矛頭全部指向當今的中國模式與中國發展道路。
但是,心氣再高的中國自由派知識份子,也無法否認這樣一個鐵的歷史事實:擁有世界最強大陣營英語民族(美英)長期“支持”的他們(漢奸買辦集團),在辛亥革命前後正式登上歷史舞臺百年後,始終在中國扮演的是可悲的邊緣化角色,不論在舊中國整個國家民族需要救國救亡時期,還是在“新中國”成立後國力進入快速上升通道時期,不論中美關係處於對抗狀態下,還是處於合作與博弈交織的正常狀態下,都是如此,這對中國自由派而言,顯然是莫大的難堪。奢談百年辛亥的中國自由派,恐怕更應該想想自己的“百年邊緣”。
中國自由派=科濟列夫+蓋達爾,蘇聯解體後,前者擔任過俄羅斯外交部長,幻想不惜一切代價融入美歐“主流文明社會”,後者擔任過俄羅斯代總理,主持了引發全面經濟社會災難的『休克療法』和“全盤私有化”,這兩個人是俄羅斯激進自由派(俄羅斯稱為“民主派”)的典型,毫無真正的群眾基礎,他們短暫登上歷史舞臺,完全是因為戈巴契夫的失敗改革和葉利欽的掌權。在造成了俄羅斯巨大的經濟社會“災難”後,他們又淪落為邊緣人。中國自由派“百年邊緣”的難堪處境,使得他們象渴望得到呼吸的空氣一樣,渴望中國出現戈巴契夫和葉利欽,渴望擺脫自己“百年邊緣”的歷史宿命。至於他們“掌權後”必然給中國造成俄羅斯式的巨大災難,他們想都不想或根本“無所謂”。
中國自由派在自己“滲透”的媒體上標榜什麼“在這裏讀懂中國”,可惜1840年以來的歷史告訴中國人,只有從國家民族獨立與工業化體系建立這個視角,才能真正讀懂中國。
真正讀懂中國:建黨九十年、獨立自主、工業化與國防
1840年以來,中國一直處在帝國主義(霸權)列強“瓜分”的亡國危機中,國運直線下降,拯救國家民族乃至每個個人命運的關鍵,只能是以信仰的力量,組織動員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建立擺脫“半殖民地地位”的獨立自主的國家,進而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與國防體系。
腐朽的晚清政府做不到這一點,
辛亥革命後的北洋政府和(蔣介石)南京國民政府,也“做不到”這一點,
辛亥前後登上歷史舞臺的中國自由派,面對如此艱巨複雜的任務,軟弱無力,束手無策。
歷史給了所有主義以“機會”,但它們都沒有完成拯救中國國家民族命運的使命。
1921年成立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勝利後建立的“新中國”,做到了這一切,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與國防體系得以建立(現代農業同樣要依靠工業體系提供的良種、農機、農藥、化肥等工業產品,絕大部分人民生活水準的改善提高更加離不開工業體系的支持),由此中國國運進入快速上升通道。
我們認為,這才是讀懂中國的“根本線索”和思路。
中國自由派的“讀懂中國”:影射史學與“末日論”針對中國模式
中國自由派依照其“普世價值”標準,對新中國的誕生一直持“精神抵制”心理,據此,他們發展出了一套影射史學,按他們的“普世價值”理論評價中外歷史,矛頭只有一個:1949年以來的中國模式發展道路。
中國自由派的“影射史學”,包括了對美英、歐洲、蘇聯、日本、印度等國歷史的評價,也包括了對晚清和民國歷史的評價,所有評價不論直白還是拐彎抹角,結論只有一個:1949年新中國的建立,是一個歷史錯誤。
但是,中國模式60年的發展,“完全不支援(佐證)”中國自由派的結論。為此,中國自由派開始“販賣”某種類似“末日論(中國崩潰論)”的東西:別看中國現在發展的很快,但只要中國不走我們信奉的“普世價值”道路,最後的結果一定是崩潰,在全球“中國崩潰論”大合唱中,中國自由派的聲音顯得尤為尖銳刺耳。
依據這套影射史學和“末日論(中國崩潰論)”理論,中國自由派“極力誇大”(甚至“無中生有”地製造)中國高速發展中的社會問題,並反復論證只有根本改變體制才能解決問題。與此同時,對美國、西方、印度等國同樣出現甚至更嚴重的社會問題,中國自由派則竭力“無視”或縮小,最後再來那麼一句“只要走上普世道路,這些問題都不算什麼問題。” 為了販賣“末日論”,中國自由派,特別是其中的原教旨主義者,對中國公眾的愛國主義,對中國公眾歡迎國家取得的進步,表現出了特別“不能容忍”的偏執。
與類似“假先知”的中國自由派不同,中國官方,大部分學者及公眾,對中國和世界問題的評價是理性客觀的,即為中國模式取得的進步感到自豪,又清醒地看到了中國社會存在的各種問題,並且都在探索這些問題的解決之道。
中國自由派:媒體人的角色與形成原因
部分媒體人士是中國自由派中特別活躍的部分,他們深受美國西方新聞學的影響,認為自己應該成為中國權力體系中獨立的一極。
他們不知道(或不願知道),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是“資本”,以“資本控制國家”的典型美國為例,行政、立法、司法三權之上是控制『美聯儲』與華爾街的資本,傳媒作為資本“控制下”的企業工具,監督三權是順理成章的。
為了“傳銷”他們的“普世價值”,中國自由派特別需要維護一個現實中根本不存在的“神話”般的美國西方,所以他們根本“不敢談”美國傳媒的“政治正確”潛規則,根本“不敢談”美國法律對多少類“言論自由”是不保護的,否則按“普世大本營”美國的標準,中國自由派的很多言論,不僅逾越了道德底線,也逾越了法律底線。
金融危機後,美國公眾在網路上表達了對美國“資本專政”體制的極端憤怒,由於涉及到更深層次的基督教與猶太教的“終極信仰衝突”,這些憤怒很多時候以極為激烈的話語形式表達出來,激烈程度遠遠超過了中國網路上的“左右論戰”及“民族主義與普世價值論戰”。
對這類激烈言辭,中國自由派是會“捍衛美國人民反抗暴政的自由”呢,還是會詛咒美國公眾是“民粹主義”、“義和團暴民”?這是個有意思的問題。
中國自由派最大的悖論:“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中國政治體制不適應”
“政治是經濟最集中的體現”,政治與經濟的相互適應確定應該是動態的,但持續幾十年的高速發展,合乎邏輯地證明了中國政治體制是合理的符合中國國情的體制。
中國自由派認為,中國經濟越是高速發展,就越是證明中國政治體制不適應,與此同時,對世界上大多數經濟發展速度遠落後於中國、甚至陷入停滯中的國家,中國自由派認為“問題不大,因為人家有萬能的普世價值”。
為了維護自己的偏執信念,中國自由派只能不顧一切,把人類正常的邏輯思維“扭曲”到極致。
美國學者法蘭西斯•福山,曾經宣稱“歷史的終結”,認為美國西方的自由民主是“人類社會形態進步的終點”,“人類統治的最後形成”,最近他卻認為“美國民主沒什麼可教給中國的”,中國模式雖然無法輸出(中國也根本無意輸出),但對中國的發展還是意義重大的,而美國模式則越來越思想僵化,無力應對長期財政挑戰。
美國保守主義評論家派特•布坎南,則以一連串的反問,質問為什麼中國要仿效美國:政治家們寶萊塢式的表現,不能平衡預算,州政府的財政破產,製造業外流……並認為,到了用別人的眼光來看我們美國的時候了。
美國學術界的反思是令人尊敬的,我們捍衛中國模式的人,同樣需要具備深刻的反思和憂患意識。
辛亥百年、五四運動與十月革命
中國自由派的“影射史學”:中國自由派對辛亥革命的評價,總體而言就是一句話,你看,大清朝不搞西方式憲政改革,最後被推翻了吧。(有趣的是,部分反對一切革命的自由派,對辛亥革命是堅決反對的)。
辛亥革命前的晚清,政治上是腐朽的封建王朝統治,經過帝國主義列強發動的兩次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及八國聯軍戰爭,又徹底淪入“半殖民地”的深淵,巨額的戰敗賠償壓得國家民族喘不過氣來,關稅主權與法律主權喪失,民族產業在外資產品傾銷的圍剿下步履維艱,租界與外國軍隊遍佈全國戰略要地 ,國家民族處於破產崩潰的邊緣,至於有人說什麼當時中國GDP世界第幾,更是毫無意義,對自給自足農業為主的經濟體,今天的GDP概念根本不適用,更別奢談什麼與當時先進工業國對比了。
今天的中國,是獨立的政治軍事大國,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合法擁有核武器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在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機中表現最穩定的世界主要經濟體。
把中國這樣兩個時代硬是劃上等號,並據此展開什麼“學術研討”,只能說明中國自由派為了立場先行,已經徹底拋棄了起碼的學術邏輯與嚴肅。
在那樣內外交困的局面下,晚清政府不論搞皇權專制還是君主立憲改良,都不過是在調整遠遠脫離廣大人民群眾的上層的利益格局,都是死路一條,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封建統治,進步意義是無庸置疑,當然,辛亥革命並沒有完成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
辛亥革命之後的一戰與巴黎和會,是對剛正式登上歷史舞臺的中國自由派的致命打擊:他們寄予奢望的美、英法無情地在巴黎出賣了中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五四青年的愛國運動,讓中國看到了另外一條拯救國家的道路。
“民國範兒”、“黃金十年”與蘇聯五年計劃
同樣基於“影射史學”的需要,中國自由派一向熱衷於以自己的價值觀進行“民國研究”,一時間“赳赳民國”、“民國范兒”、“黃金十年”此起彼伏。
中國自由派,推崇“民國範兒”,主要是特別懷念民國時代極少數知識份子的所謂“優越地位”。
這個所謂的“優越地位”是怎麼來的?是由於當時中國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是由於全國普遍極端貧困落後而極個別大城市畸形繁榮。
中國自由派以強烈的“自戀心理”,懷念這樣“畸形”的所謂“優越地位”,直觀地表明他們站在了整個國家民族和廣大人民命運的“對立面”——最起碼也是看客。當時大部分知識份子是擁有國家民族意識的,他們根本不屑於這樣的“優越地位”,他們參加中國革命推翻了腐朽沒落的“民國範兒”。
懷念“民國範兒”的中國自由派,對“新中國”成立之後,通過推廣簡化字與全民掃盲,為工業化與農業集體化奠定基礎這項工程的巨大社會進步意義,是感受不深的,部分人甚至抱有本能的抵制心理。
所謂“黃金十年”,始于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立,終於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稱這十年為“黃金十年”,顯然使得黃金大為貶值,因為這十年國民政府的總體發展戰略是根本錯誤的。
當時的中國不僅面臨著各帝國主義的直接剝削壓迫,更面臨著日本軍國主義日益兇狠的蠶食乃至全面侵略。不顧一切建立工業體系,特別是重化工業和軍事工業體系(哪怕不完整),是應對未來巨大威脅的唯一選擇。
但是,國民黨的反共政策與“買辦路線”(特別是貨幣金融體系被英美控制),割裂了自己同廣大工農群眾的聯盟,喪失了動員組織廣大民眾強行軍建設國家重化工業與軍事工業的可能性,在對抗日本軍國主義的全面侵略戰爭時,這十年在輕工業、交通等領域取得的進展,只具有十分局部和有限的意義。在全民抗戰中,中國的工業體系不要說生產飛機、軍艦和坦克,甚至連重炮和重炮炮彈都難以生產,只能依靠外援,輕武器的生產在數量和品質上也遠遠落後於戰爭需要,這導致了中國龐大的人力資源無法有效動員,國家民族在戰爭中蒙受了巨大的災難和犧牲。
對比一下當時的蘇聯,沙俄在一戰前早已大大落後于美德英法等帝國主義強國,由於一戰和內戰的巨大損失,蘇聯1925年才恢復到戰前1913年的水準,但鋼鐵電力遠遠落後於西方,汽車、飛機、化學合成、大型機器設備製造等最新的大工業一片空白。
1928年,蘇聯的工業產值只有戰敗國德國的40%,更只有美國的10%左右,史達林和蘇共認為“要麼在短時間內趕上帝國主義國家,要麼被帝國主義國家打翻在地”,他們還專門把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當成反面教員:“因為中國沒有重工業和軍事工業,任何一個帝國主義國家想什麼時候侵略就什麼時候侵略中國”。
和國民政府的“黃金十年”同時期, 1928~1937年,僅僅通過兩個五年計劃,蘇聯就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工業大國,建立了比較完整強大的重化工業與軍事工業體系。
誠然,沙俄的底子遠強於晚清和北洋時代,但戰爭中蘇聯的敵人德國也遠強於日本,而且侵略蘇聯時,德國還擁有法國和幾乎整個歐洲大陸的工業力量,而窮光蛋帝國主義日本因為與更強大的美英進行海軍軍備競賽,導致其侵華主力陸軍的裝備僅比歐洲大國一戰時的水準略強。
結果就是,蘇聯憑藉強大的工業力量與動員能力,即使戰爭初期蒙受了巨大損失,但還是打垮了德國陸軍主力,解放了全部失地和整個東歐,並攻克了柏林。
這些基本的事實資料,在網路時代是任何一個網友都可以輕而易舉獲得的,邊緣化的中國自由派說什麼“民國範兒”、“黃金十年”,除了在自己的小圈子裏自娛自樂之外,在網路上被廣大網友、特別是軍迷網友盡情嘲諷就是完全不可避免了。
“新中國”的領袖們是從長期艱苦的戰火中走出來的,抗日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讓他們認識到,沒有強大的工業體系,就沒有強大的國防,中國的國家安全就時刻受到巨大的威脅,只有從這個背景出發,人們才能對“新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包括大躍進時的某些急於求成有客觀理性的全面認識。
九一八事變八十周年
中國自由派(中的“果粉”)的“影射史學”:1931年9.18日本關東軍侵佔東北,完全是張學良的責任,與蔣介石國民政府無關,蔣介石忍辱負重,是為全面抗戰做準備。
這樣的“曲解”毫無意義,因為當時張學良已經改旗易幟,是蔣介石國民政府任命的陸海空軍副總司令,東北邊防司令。
蔣介石和張學良在“不抵抗政策”上是“一致”的,他們幻想,九一八事變不過是1928年“濟南慘案”的翻版,幻想在國聯的調停下,“以公理戰勝強權”,日軍可能撤退,這是典型的“跪著辦外交”。
1931年資本主義世界的大危機還在持續,窮光蛋帝國主義日本的經濟社會危機尤為嚴重,日本軍部中下層好戰分子妄圖用軍事冒險來轉嫁擺脫危機,但侵略東北不僅可能同整個中國對抗,也是完全不符合蘇聯、美國、英國利益的,如果同中國軍隊的戰爭陷入膠著,日本是難以收場的,所以不僅日本政府財閥主流不支持,連日本軍部也存在著強大的反對關東軍冒險的勢力。
但是,冒險卻由於蔣介石國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而意外成功,“果粉”說什麼“九一八事變”不抵抗為全面抵抗備戰贏得了時間,是完全的“無知”:東北極為豐富的煤、鐵、糧食、木材等資源極大地增強了日本的國力(失去東北則極大地削弱了中國的國力),“贏得”的幾年備戰時間遠遠彌補不了失去東北而造成的中日力量對比的此消彼長,南京國民政府的“極端軟弱”更是刺激、而不是阻止日本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
關於晚清的洋務運動與日本的明治維新,中國自由派一直在販賣著這樣的“影射史學”:日本全面學習西方,所以成功了;晚清只想在經濟上學習西方,政治上不學習西方,所以失敗了。
日本經濟上引入了西方資本主義制度,但始終是更接近德國的日本特色資本主義,而不是美英盎格魯撒克遜資本主義,至於政治上,引入的西方議會內閣制僅僅是張皮,因為軍隊完全直屬于“天皇”,議會內閣不僅沒有軍權,而且還由於內閣中的陸、海軍大臣要由現役軍人擔任,軍部可以通過撤出陸、海軍大臣隨意讓內閣倒臺,這是典型的“軍國主義政治”。
日本統治者是冷酷的帝國主義者,而不是中國自由派這樣對世界本質“無知”的“ 天真漢”,他們清楚,不學習美英西方大肆擴張建立全球殖民地的行為,僅僅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缺乏資源市場又技術落後的日本,不僅完全發展不起來,原始資本主義的殘酷也必然造成日本社會的動亂和崩潰。
侵略他國,掠奪資源和市場的一系列“賭國運之戰”(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偷襲珍珠港、進攻東南亞),是日本得以迅速工業化的基礎。二戰失敗後,迅速恢復發展也是因為這個工業化基礎,特別是這個基礎造就的大量科學技術人員、熟練工人及管理者,比較1945年後的日本和1949年後的中國,絕不能不考慮,日本戰前就可以生產航母、飛機和世界最大的戰列艦。
蘇聯解體二十周年
中國自由派的“影射史學”:你看,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垮臺了,說明社會主義制度不行吧……什麼,聯合國統計2005年俄羅斯各項發展指數才恢復到蘇聯解體前的水準?那…那…那是因為舊勢力的阻撓,改革不徹底,普京開歷史倒車……反正我們自由派的主張永遠是正確的,錯誤和災難都是別人造成的。
蘇聯解體,是個對俄羅斯、中國乃至全世界都有重大啟示意義的課題。
第一,不能否認,進入1980年代,蘇聯確實在政治、經濟、國防、乃至精神信仰方面,都遭遇了一場深刻的危機。
第二,但是,這場危機,根本無法同1917年十月革命後的西方大國干涉戰爭及內戰的危機相比,也根本無法同1941年底德國軍隊打到莫斯科城下的危機相比,這兩場重大危機中,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都顯示了強大生命力,戰勝了危機並都使蘇聯更加強大。
第三,假設蘇聯沒有解體(雖然歷史的假設不成立,本文僅進行純學術邏輯探討):達到“不解體”這個目標並不需要什麼超人政治家和雄才偉略的大師,更不需要蘇聯公眾付出1917年和1941年時的巨大代價,僅僅需要領導層和公眾謹慎行事並進行必要的戰略收縮,而不是採取戈巴契夫不計後果的自殺方式,那麼,剛剛因為越戰失敗和經濟危機在1970年代陷入困境的美國,是否有力量通過“雷根(巫毒)經濟學”巨額負債的方式走出危機,就很成問題了,因為這需要美國擁有對歐洲、日本和第三世界的絕對干預力量,對國際關係常識瞭解的人都知道,當時的歐洲和日本已經對美國的經濟金融霸權發起了猛烈衝擊,而且歐洲和日本,都存在著借重蘇聯來平衡美國控制的強大政治經濟勢力。
理論上,只要蘇聯頂住了這場危機,那麼美、歐、日三邊競爭只能更加劇烈,美國走出1970年代全面危機將變得更加困難,中國、印度兩個大國工業的快速發展,也將使全球能源、原材料價格迅速上升,並給蘇聯帶來轉機。
今年同樣是海灣戰爭爆發二十周年,中國自由派把美國對伊拉克的勝利,歸結為什麼“自由”戰勝“專制”,這充分說明了中國自由派對軍事的“完全無知”:美國利用了蘇聯解體前夕的癱瘓狀態,調動了本土和駐歐洲準備用於同蘇聯紅軍打世界大戰的軍事力量,遠弱於美國的伊拉克是毫無機會的,這同體制問題毫無關係,換句話說,當時美國、伊拉克“互換體制”,戰爭結果一樣毫無懸念,同二戰德國擊敗比利時一樣毫無懸念。
沒有蘇聯解體前的癱瘓,美國是難以下決心調動本土、駐歐美軍主力全力打擊伊拉克的,而海灣戰爭的勝利,極大地增強了美國控制中東、利用石油美元維護美元全球霸權的力量。
第四,蘇聯解體確實需要從政治、經濟、國防等綜合因素全面研究,僅僅歸“功”於戈巴契夫、葉利欽少數幾個人肯定是遠遠不夠的,這方面的研究已經比較充分,相關論著很多。
這其中,意識形態“傳媒戰場”具有十分突出重要的意義:歸根結底,超級大國蘇聯沒遭受軍事侵略,也沒遭受全面經濟封鎖(雖然美國動用了糧食戰爭、石油戰爭等手段),它是完全敗在了意識形態“傳媒”這個決定性戰場了。
在建立了足以與美國抗衡的軍事力量之外,社會主義蘇聯——而不是解體後的俄羅斯——建立了全社會的住房、醫療和教育保障體系,蘇聯1917年後大大縮小,但卻沒有趕上美國的生活差距。
“只要採用美國的制度,就可以和美國人一樣生活,還能享受西式民主自由”,這是蘇聯解體前,蘇共中央失控的、被“西化理論”主導的各類“傳媒”討論一切問題的核心。美國是刻意,蘇聯則是無意識地抹去了一個致命的根本前提:美國拯救危機可以依靠美元的霸權地位或濫發貨幣或高額舉借外債,蘇聯,包括世界其他任何國家,都沒有這個條件。
受美國資助的蘇聯各類“傳媒”,極端誇大蘇聯的社會問題,“煽動”對1917年以來蘇聯體制的歇斯底里仇恨,拒絕任何理性謹慎與可控的改革模式,“一起問題,只有推翻現體制才能解決!”
必須認識到,當時的蘇聯,不僅是知識界、而且領導層和公眾的主流,也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這套“洗腦傳銷”,廣大黨員、公眾對蘇共解散、對主張“全盤西化”的葉利欽等人,違背公眾(通過全民公投)保存聯盟的民意,使蘇聯解體,都因為這個不切實際的幻想而“保持了平靜”。
今天的中國自由派,特別是其中的原教旨自由主義者,正在中國重複著當時蘇聯自由派(“民主派”)的老套路。
第五,評價蘇聯解體對俄羅斯的影響,標準只有一個:國家發展水準的基本事實資料。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很快按美國西方的“藥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進行『休克療法』,『全面私有化』和全面融入“西方主流文明社會”的徹底改革,
結果呢?
幾年之內,國民經濟下降50%,超級通貨膨脹,大部分人失去了大部分儲蓄和養老金,金融寡頭的形成導致社會貧富極為懸殊,人均壽命下降近5歲,既沒融入北約、也沒融入歐盟,國防軍事力量一落千丈,「北約」東擴到了家門口……這樣的“全面改革”,符合的是美國、而不是俄羅斯的利益。
這些簡單的基本事實資料,勝過中國自由派所有的“曲解”評價。
休克療法、全盤私有化與猶太裔金融寡頭
蘇聯解體後,代總理蓋達爾在總統葉利欽的支持下,於1992年初在全國推開美國經濟學家薩克斯力薦的“休克療法”。
第一步是放開全國90%的消費品價格和80%的生產資料價格。結果不到半年物價暴漲,全面通貨膨脹,工業品批發價格上漲了13倍以上,企業生產被大大壓縮。
第二步是為控制通貨膨脹實行財政貨幣“雙緊縮”,造成了經濟的進一步急劇下降。
第三步是大規模私有化,一開始是將國有資產的約三分之一無償平分給每個公民(每人領到一萬盧布的私有化證券),後來則是進行國企拍賣。
葉利欽——蓋達爾呼籲公眾“忍受陣痛”,承諾經過短暫的“休克”之後,自由市場經濟將得以建立,經濟和人民生活將迅速好轉。
結果呢?不僅經濟下降50%,公眾失去了大部分儲蓄養老金,生活極為困難,最關鍵的是,所謂“公正自由”的市場經濟體系,完全沒有建立起來,短短三四年,俄羅斯形成了壟斷國家經濟命脈的金融寡頭集團,他們的力量有多強大?連蓋達爾都不得不承認,俄羅斯一度是由七八個商人決定國家大政方針,包括撤換總理。
意味深長的是,俄羅斯“金融寡頭”的組成,並非自由派們到處宣揚的是蘇聯主要領導及其子女親屬們,這些人中的主力,別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霍多爾科夫斯基、斯摩棱斯基、弗裏德曼、阿列克別洛夫、阿布拉莫維奇等等,他們在蘇聯時代大部分都是社會普通階層成員,也沒有太大的財富積累,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都是“猶太人”。
考慮到俄羅斯1.5億人口中,俄羅斯裔占大多數,猶太裔只有25萬左右,不到0.2%,名列各民族26位,這個“現象”顯然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在經濟急劇下降和超級通貨膨脹的情況下,國有資產,每個公民手中的私有化證券,肯定大大貶值,但考慮到“民主俄羅斯”的極度腐敗,認為這些金融寡頭僅僅從蘇聯後期倒賣牛仔褲和煙酒中獲得了足以形成寡頭的先決條件,顯然是不符合常識的,離開了國際壟斷資本、特別是國際猶太資本的大力支持,他們是做不到這點的。
“金融寡頭”控制了俄羅斯的主要金融、能源及傳媒機構,動用巨大財力支持葉利欽,在造成社會經濟災難之後,依然在1996年再次當選,葉利欽時代,“民主俄羅斯”是標準的“資本控制國家”模式。
今天的中國自由派,特別是迷信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學者,同樣也在中國販賣“均分”國有資產和外匯儲備的所謂“深化改革方案”。
普京的重大考驗:反寡頭與再工業化
接任葉利欽上臺的普京,面對的是內外交困的爛攤子,他認為蘇聯解體是巨大的地緣政治災難,認為俄羅斯第一次面臨淪為二流抑或三流國家的危險。
為了把國家從腐朽的金融寡頭手中解救出來,他一上臺就首先向寡頭們開刀,誠然,他依靠了“西羅維琪”的力量(在俄羅斯,特指安全、軍隊及軍工強力部門),但更多是依靠了公眾渴望民族復興與痛恨寡頭的民意;別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流亡國外,首富霍多爾科夫斯基因犯罪而被投入監獄。
但是,普京是理性的,他沒有恢復沙俄歷史上的“反猶”狂熱,在撤掉金融寡頭的代理人總理凱西亞諾夫後,他任命了有猶太背景的弗拉德科夫擔任總理,並同購買了切爾西足球俱樂部的阿布拉莫維奇保持了合作關係。
即使這樣,也大大“激怒”了美國西方,這時我們可以發現一個有意思的證明西方傳媒“客觀自由公正”的現象:因為葉利欽的政策符合美國利益,所以他炮轟議會、建立金融寡頭體制、制定世界上權力最大的總統制憲法,就成了“捍衛民主自由”,按這部憲法,總統葉利欽可以像換襯衣一樣更換總理,至於撤換部長,那更是隨心所欲到極點,不少部長是在出差時在機場新聞廣播中得知自己被撤職的,這讓一個笑話一度在俄羅斯非常流行:“赫魯雪夫承諾,上臺後每個人都吃上土豆燒牛肉;戈巴契夫承諾,上臺後每個人都有新思維;葉利欽承諾,上臺後讓每個人都當一次總理”。
而普京,因為政策不符合美國利益,雖然他繼承了葉利欽的憲法,包括他擔任總統後擔任總理,也完全符合自由派最大聲呼籲的“程式正義”,但他依然被稱為“專制獨裁”。
中國的自由派,也“鸚鵡學舌”般吹捧戈巴契夫、葉利欽“民主自由”,攻擊普京“專制獨裁”。
蘇聯解體、『休克療法』與“金融寡頭”統治,對俄羅斯造成了毀滅性的“去工業化進程”,今天,對發誓要推進俄羅斯現代化的普京和梅德韋傑夫而言,“再工業化”是他們面臨的最為艱巨的挑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是怎麼突出都不過分的,解決不了這個問題,俄羅斯就有淪為“大號沙特”或“大號加拿大”的危險(其實現在俄羅斯的GDP已經與加拿大同一水準了,世界十名左右)。
蘇聯通過一系列堅定的五年計劃,建立了獨立完整、品質較高的現代化工業體系、科研體系及教育體系,雖然,這個體系也存在著進一步合理化改進的空間,但蘇聯解體、特別是工業基地烏克蘭的獨立與“投向西方”嚴重破壞了俄羅斯工業體系的完整,休克療法更是對俄羅斯工業體系幾乎造成了滅頂之災。
普京穩定經濟秩序後,利用能源價格上漲,部分恢復了俄羅斯的工業與軍工,但總體而言,今天的俄羅斯工業、科研、軍工和基礎設施還在吃蘇聯時代的老本,民用工業規模僅僅是美國、中國的零頭,也遠遠落後於日本、德國、英國、法國,基本上與巴西、加拿大、印度處於同一水準。這樣的民用工業基礎也造成一度強大的軍工科研體系持續衰落,在核力量、太空力量、海空軍先進裝備方面,已經越來越難以同美國抗衡。
東歐劇變的“經驗”:對中國沒有什麼太大借鑒價值
蘇東劇變後的東歐“經驗”,也是中國自由派津津樂道的話題,可惜,所謂的東歐“經驗”,對當代中國,沒有什麼太大的借鑒價值。
第一,冷戰中東歐依然落後西歐,這是事實,但這不完全是社會主義制度問題,因為從羅馬時代起,東歐就遠遠落後於西歐,文藝復興特別是工業革命後,東歐同西歐的差距更進一步拉大,東歐中最先進的東德,工業基礎也一直遠遠落後於西部德國地區,這還要考慮因為德國在蘇聯的暴行破壞,戰後初期,蘇聯懲罰性地將東部德國地區的工業遷往蘇聯的事實。
客觀地說,社會主義制度實行四十多年,東歐一度追近了與西歐的差距,但確實沒有消除這個差距。
這和比較1949年後,中國與美國、日本、印度的發展類似,也和比較1917年後蘇聯與美國的發展類似:不充分考慮實行某個制度時的國情基礎事實,是根本無法嚴肅進行體制比較研究的。
第二,二十年後的今天,融入 “西方主流文明社會”,加入了歐盟與北約的東歐國家(現稱中歐或中東歐),依然遠遠落後於西歐,並且在金融危機中,總體而言表現的更為脆弱。
第三,東歐國家,大的也就相當於中國的一個中等省份,大部分國家只相當於中國幾個地級市甚至縣級市的規模,他們願意不需要獨立的政治軍事地位,不需要獨立完整的工業和金融體系,把支柱產業交由美歐外資控制,這是他們的自由,但這對中國這樣規模的大國,借鑒意義是很小的。
中國自由派硬要把東歐“經驗”往中國套,這就相當於硬要把丹麥、挪威或新加坡、阿聯酋的“經驗”往美國套一樣,是純粹的無用功。
國進民進:國家控制資本、國企與民企
俄羅斯“休克療法”造成的經濟社會災難,突出地證明了中國模式國進民進的正確:以公有制為主導,多種經濟形式共同發展,國家控制資本,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包括在中國的外資企業,共同進步。
攻擊中國政府調控經濟的具體做法,要求極大弱化甚至取消中國政府調控經濟的中國自由派,可能忘了「美聯儲」對世界主導貨幣美元的“調控”,忘了美軍對試圖脫離石油美元體系的伊拉克、伊朗的“打擊”與“恐嚇”——這是更直接更強硬的政府調控。
對國企特別是大型央企的具體做法和社會責任也完全可以探討,但鼓吹取消國企、央企的中國自由派,應該知道世界範圍內,金融、能源、糧食、軍工、航空航太、鐵礦乃至資本、超市的壟斷現狀,他們鼓吹的“充分自由競爭”,在當今世界這些領域根本就“不存在”——不是國企主導,就是私企甚至外企主導。新華社的“國家脊樑 負重致遠——中央企業十一五時期改革發展紀實”,充分肯定了央企國企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支柱地位。
意識形態傳媒“閃電戰”:進攻的優勢遠大於防禦
蘇聯解體凸顯了意識形態傳媒戰場的極端重要性,在這個戰場,進攻一方擁有的優勢遠大于防守一方,因為進攻、設置話題、甚至造謠的成本遠小於防守、回應議題和闢謠的成本,各國網路輿情普遍的“習慣性批判”特點又放大了進攻方的優勢。
二戰德軍的“閃電戰”,是以坦克和俯衝轟炸機為快速打擊力量,突破對手薄弱的側翼防線後,迅速插入對手縱深後方,在對手沒有充分組織動員的情況下癱瘓對手的指揮通信後勤能力,瓦解包圍對手並取得勝利,這和二戰中美英軍隊的一線平推戰術形成鮮明對比,波蘭、法國及歐洲許多國家被德軍的“閃電戰”迅速打敗,蘇聯在戰爭初期也在德軍“閃電戰”的打擊下損失慘重。
美國(西方)瓦解蘇聯就是採用了一場標準的意識形態傳媒“閃電戰”,戈巴契夫新思維放棄意識形態戰場指揮,為此提供了極大便利(當然,美國還是綜合運用了外交、軍事、情報、糧食及金融手段),這使得整個蘇聯社會從領導到民眾在極短時間內,仿佛進入集體無意識狀態一樣意志癱瘓,任憑國家土崩瓦解而漠然視之,即使後來俄羅斯公眾知道拋棄自由派(民主派),知道需要強硬捍衛國家利益,也為時已晚,俄羅斯恐怕已經永遠失去了恢復蘇聯時代世界超級大國地位的機會了。
今天美國依然依託其“傳媒”及網路優勢地位,在對其他國家進行著以“顏色革命”為目的的意識形態“傳媒閃電戰”,美國這麼做的另一個深層原因,是置其他國家於“被動”防守地位,防止對手利用金融危機後美國國內日益激化的階級和族群矛盾。
對中國而言,在意識形態傳媒戰場,防守是極為必要的,但僅僅防守是完全不夠的,因為防守方面對進攻方是天然劣勢,而且長期的被動防守也很容易在中外公眾面前喪失道德制高點,所以,在這個戰場,即使中國的軟硬體實力弱於美國西方,合理堅決的反擊進攻也是十分必要的。
中國自由派=科濟列夫+蓋達爾:在蘇聯是悲劇,在中國是喜劇
中國自由派=科濟列夫+蓋達爾,他們追求的都是全面無條件融入“西方主流文明社會”,多黨制及全面私有化,不同的是蘇聯因為出現了戈巴契夫和葉利欽,科濟列夫和蓋達爾好歹還短暫“掌過權”(雖然很快就邊緣化了),而中國自由派一直就是邊緣化的命運。
中國自由派似乎在1980年代初顯出了強大生命力,但後來他們肯定會為一個問題苦惱了幾十年:為什麼蘇聯東歐在戈巴契夫上臺後很快就被“和平演變”,而同樣受到美國大力支持的中國“和平演變”,二十多年了不僅始終沒有成功,而且還愈加顯得遙遙無期?要知道,中國同美國西方的力量對比,還遠遠達不到蘇聯華約同美國北約的力量對比。相信這個問題也讓美國西方的決策者和觀察家們感到了極大的困惑。
換句話說,為什麼科濟列夫和蓋達爾在蘇聯(俄羅斯)上演的是悲劇,中國的自由派近三十年來上演的卻是喜劇(他們多次“準確”預言的“中國崩潰論”,讓他們在中國公眾面前成為了喜劇和鬧劇角色)。
第一,根本一點是,中國是在保持政治穩定前提下推進改革開放的,而蘇聯(俄羅斯)對政治、經濟體制採取的都是激進的自殺式的“休克療法”。
第二,如果說,美國西方聯合蘇聯(俄羅斯)自由派打贏了一場意識形態傳媒“閃電戰”的話,那麼美國西方聯合中國自由派對中國模式的意識形態傳媒戰爭,卻打成了一場陣地戰、膠著戰:蘇聯解體、俄羅斯休克療法的災難,東亞金融危機乃至美國和全球金融危機,美國西方的制度神話一再受到中國和全球的強烈質疑,需要辯解的方面越來越多,按軍事術語,美國西方和中國自由派需要防禦的戰線越來越長,薄弱地段越來越多,需要從進攻中抽調用於防禦的兵力也越來越多,而中國模式的相對成功,客觀上又使得中國用於意識形態傳媒戰場的進攻和防守兵力越來越強。
第三,美國西方,特別是中國自由派的戰術, “幾十年一貫制”,還是科濟列夫、蓋達爾時期的老套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越來越多的人、特別是青年人出國留學、工作、旅遊,美國西方過去的神話成了越來越多中國人口中的“不過如此”,這是中國和過去蘇聯的最大不同。
第四,網路的出現,凸顯了中國自由派戰術的落伍,因為年輕人獲取知識更為迅速便捷,中國自由派費了半天勁,“自我感覺極為良好”的“雄文”,放到網上往往得到的是這樣的評論“這些土包子,怎麼還是幾十年前的舊貨啊,能來點兒新鮮的嗎?”有網友認為“互聯網早普及二十年,蘇聯也許就不會解體。”不少中國自由派哀歎在網路上受到“左派和民族主義的聯合進攻”。
第五,很多愛國學者和愛國網友對中國自由派攻擊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表現出了極大的憤怒,這是非常正確的,但是我們還可以更加辯證地看待這個問題。美國西方的世界地位決定了中國自由派將長期存在(還要考慮美國對中國“顏色革命”產業化運作),在目前市場經濟條件下,正面宣傳處理不當就可能招致反感和副作用,中國自由派對“愛國主義”的攻擊,恰恰作為反面教員把更多的青年人噁心成了他們的對立面,對此,我們應該感謝他們。
中國自由派中的原教旨自由主義者,愛國主義者與其把他們當成“第五縱隊”,不如把他們當成德國在二戰中的盟友義大利,老奸巨猾的英國認為,讓義大利人當敵人比當盟友更有價值。
我們應該歡迎中國自由派,特別是其中的原教旨自由主義者,扮演美國西方的“義大利式的盟友”,他們不僅阻礙了美國西方對中國的和平演變,也在不停地上演著一幕幕“喜劇”,為眾多網友們提供著歡樂。
打臉黨魁尼克森:評價科濟列夫
讓我們來看看尼克森對科濟列夫的有趣評價。當尼克森向科濟列夫請教新俄羅斯的利益問題時,俄國外長謙恭地說:“蘇聯的一個問題是過分卡在國家利益上,所以,現在我們將更多地考慮人類共同的價值問題(注:這很象戈巴契夫的新思維及中國自由派嘴裏的“普世價值”)。如果您有什麼想法並且能夠提醒我們該怎麼確定我們的國家利益的話,我將不勝感激。“
事後尼克森評價說:“當我任副總統,後又任總統時,我竭力表明我是一個為了維護美國利益而搏鬥的狗崽子(注:不論民主黨還是共和黨總統,使用最頻繁的片語都是”美國的國家安全利益“——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在這方面,基辛格是個更大的狗崽子,有時候我還要向他學習。當蘇聯剛剛解體,新俄羅斯需要保衛和加強的時候,他的外長都想向所有人表明他是個多麼好的傢伙。搞不懂俄國人為什麼不派他去慈善機構工作。“
尼克森的評價也完全適用于蓋達爾和中國自由派,按中國青年網友們的術語,尼克森,“普世價值“大本營美國的前總統,是個標準的打臉黨。
即使尼克森曾經懷疑科濟列夫的言行是場戰略欺騙,人們也應該理解,當戈巴契夫在美蘇談判中一再無條件放棄蘇聯的重大戰略利益時,主導美國戰略的冷戰老手布希、切尼、蓋茨等也曾多次懷疑這是不是一場陰險的戰略欺騙,因為超級大國蘇聯並沒有戰敗,而德國總理阿登納、日本首相吉田茂都曾不放過任何微小的機會在美國面前捍衛戰敗國德國和日本的利益。
只能說,戈巴契夫、葉利欽、科濟列夫和蓋達爾的言行,遠遠超出了文明社會人類正常思維的底線,這同樣也適用于中國自由派中的原教旨自由主義者。
中國自由派對“百年邊緣”的反思:救亡壓倒啟蒙
總是要求中國公眾無休止地反思所謂“國民性”的中國自由派,有沒有對自己“百年邊緣”的命運,進行過反思呢?
有,最經典的就是“救亡壓倒啟蒙”,最新的就是“中國模式論所表現出的價值觀,是以民族主義與階級屬性拒絕和解構普世價值及人類文明”。這,就是中國自由派的所謂反思。
如果我是一名中國自由派知識份子,並立志于使中國自由派的價值觀成為中國主流價值觀,那我肯定會對這樣的“反思”感到震驚和不可思議:理論上,把“救亡” 和“民族主義”從“啟蒙”與“普世價值”中剝離,這在“普世價值”大本營美國西方都是不可想像的,僅從美國、德國、法國、英國的國歌和美國的入籍誓詞中就可以證明這點;實踐上,這幾乎相當於公開宣稱,我們中國自由派,就是要站在國家民族命運的「對立面」,我們就是要“百年邊緣”,“永遠邊緣”。
青年一代讀懂了中國:讓四代(戰機)飛!
中國四代(戰)機(F-20)的首飛,在中國網路上,特別是在各大軍網上引發了近年互聯網上少有的轟動,一個80後軍迷寫下的感言,讓眾多年輕的軍迷們熱淚盈眶。
青年一代真正讀懂了中國:他們知道,這是中國國家民族意志、工業體系、科研體系與國防軍工體系的整體進步結果。當今世界只有美國將四代機F—22投入現役,軍事大國俄羅斯的四代機也才剛剛首飛一年,經濟強大的歐盟、日本都只能依賴等待美國低一檔次的四代機F—35。
四代機(F-20)的首飛,標誌著中國捍衛世界和平,構建和諧世界的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同時,廣大理性的軍迷網友們,也坦率地談到與美國的差距,談到了中國模式在共同富裕、自主創新與民族產業升級方面面臨的艱巨任務。
中國自由派(中國崩潰論派)大多數“非常正常”地對這件事保持了“集體沉默”。
1796年,美國首任總統喬治•華盛頓警告國民“迷信外國會產生罪惡”,他說“一個國家對另外一個國家熱情的篤信會產生各種各樣的罪惡。……這會讓那些野心勃勃、腐化墮落、受到迷惑的國民獻身自己喜愛的國家,反而背叛或犧牲自己國家的利益,卻沒有絲毫反感之情,有時甚至頗為自豪。”
這段話,很像是對中國自由派的警告:只要他們繼續圍攻公眾的愛國主義,繼續站在國家民族命運的「對立面」,他們就永遠也不要奢望讀懂中國,讀懂中國的青年,他們“百年邊緣”的“宿命”,也就將一直持續下去。
文/彭曉光
2011-1-25
讚讚
有生命的城市不能一塊塊被變賣而不考慮其固有傳統,即使這些傳統與外國人格格不入……但這是我們的傳統,我們的城市。有好長的時間我們生活在共產黨極權統治下,但現在我們發現生活在生意人的極權統治下並沒有更好過。他們亳不在乎自己身在哪個國家。
——葛林(Gigory Goring).俄羅斯作家,1993年
散播真相——經濟學的法則就像工程學法則一樣。一套法則放諸四海而皆准。
——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1991年
當蘇聯總統戈巴契夫1991年7月飛往倫敦出席七大工業國(G7)高峰會時,他有十足的理由期待一場英雄式的歡迎。在之前的三年,他在國際舞臺上似乎很少昂首闊步,反而經常步履輕飄地向媒體施展魅力,忙著簽署解除軍備條約,接受和平獎項,包括1990年的諾貝爾和平獎。
他甚至做到以前無法想像的事:贏得美國大眾的心。這位俄國領導人徹底挑戰了邪惡帝國的諷刺漫畫,美國媒體甚至給他取一個可愛的呢稱“戈比” (Gorby),而《時代》雜誌在1987年作了一個冒險的決定,讓這位蘇聯總統當上這份雜誌的年度風雲人物。編輯群解釋說,戈巴契夫和他的前任(戴著毛板帽的石像怪)不同,是俄羅斯的雷根——“克里姆林宮版的偉大溝通者”。諾貝爾獎委員會宣稱,拜戈巴契夫所賜,“我們希望我們正在慶祝冷戰結束”。
到90年代開始,戈巴契夫以開放和改革兩大政策,領導蘇聯經歷一段了不起的民主化過程:新聞媒體解禁,俄羅斯國會、地方議會、總統和副總統都改為民選,且憲法法庭也獨立化。在經濟方面,戈巴契夫推動自由市場與強大社會安全網的混合,把關鍵產業置於國家控制下——他預測這個過程將花上十到十五年才能完成。他的最終目標是以斯堪的納維亞模式建立社會民主體制,成為“全人類的社會主義燈塔”。
剛開始西方也希望戈巴契夫成功地放寬蘇聯經濟,轉型為接近瑞典模式的經濟。諾貝爾委員會明白表示,頒獎給他是為了支援蘇聯轉型,也就是“在需要時伸出援手”。戈巴契夫在訪問布拉格時說,他無法獨力完成大業:“就像同在一條繩子上的登山者,世界上的國家必須一起爬上山頂,否則就一起墜入深淵。”
因此1991年在G7高峰會上發生的事完全出乎意料。戈巴契夫從他的友邦元首同伴得到的一致資訊是,如果他不立即採用激進的經濟休克治療,他們將切斷繩索,讓他墜落。“他們對轉型步調與方法的建議令我大吃一驚。”戈巴契夫記述那次會議時說。
波蘭剛在IMF和薩克斯監督下,完成第一回合休克治療,而英國首相梅傑(John Major)、美國總統布希(George H.W.Bush)、加拿大總理穆羅尼(Brian Mulroney)和日本首相海部俊樹的共識是,蘇聯必須追隨波蘭的做法,甚至以更快的速度進行。高峰會後,戈巴契夫從IMF、世界銀行和每一個主要放款機構得到同樣的開拔令。那一年稍晚,當俄羅斯要求赦免債務以度過一場災難性的經濟危機時,卻得到債務必須履行的嚴厲回答。從薩克斯為波蘭尋求援助和赦免債務以來,政治氣氛已經大為改變——變得更加苛刻。
接著發生的事——蘇聯解體,戈巴契夫下臺,由葉利欽取代,以及俄羅斯展開經濟休克治療的混亂過程——已成了現代史詳細記錄的一章。不過,這則故事經常被說成稀鬆平常的“改革”,平板到掩蓋了一個在現代民主政治體制中犯下的重大罪惡。俄羅斯被迫在芝加哥學派經濟計畫和真正的民主革命中作選擇。面對這個選擇,俄羅斯的民主革命早已展開——為了推動芝加哥學派經濟計畫,戈巴契夫已在進行的和平改革進程必須以暴力打斷,然後大幅度反轉。
戈巴契夫知道,要實施G7和IMF提倡的休克治療,唯一的方法是訴諸暴力——就像許多西方國家推動這類政策的手段。《經濟學人》雜誌在1990年一篇影響甚巨的文章中,呼籲戈巴契夫採用“強人統治……粉碎阻礙積極經濟改革的抗拒”。諾貝爾委員會宣告冷戰結束短短兩周後,《經濟學人》就敦促戈巴契夫以冷戰時代最惡名昭彰的屠夫為榜樣。這篇以“米卡爾•瑟基維克•皮諾切特?”(Mikhail Sergeevich Pinochet,譯注:Mikhail Sergeevich為戈巴契夫的教名與本名)為題的文章作結論說,雖然採取這個建議可能導致“放血……它卻可能——只是可能——為蘇聯帶來所謂的皮諾切特式自由經濟”。《華盛頓郵報》還更進一步,在1991年8月刊登一篇評論,標題是“皮諾切特的智利是蘇聯經濟的務實楷模”,支持以政變推翻慢吞吞的戈巴契夫,但該文作者許瑞吉(Michael Schrage)擔心,蘇聯總統的反對者“並沒有採取皮諾切特選項的精明,也沒有多少支持”。許瑞吉寫道,他們應該“效法一位深諳政變個中三昧的獨裁者:退休的智利將軍皮諾切特”。
戈巴契夫很快發現,他面對一位很願意扮演俄羅斯皮諾切特角色的對手。葉利欽雖然擔任俄羅斯總統職位,知名度卻遠不如整個蘇聯的元首戈巴契夫。這種情況在 1991年8月19日大為改觀,也就是G7高峰會後的一個月。一群保守派共產黨員把坦克車開到稱為白宮(White House)的俄羅斯國會大廈前,揚言要攻擊俄羅斯首屆民選國會,以阻止民主化過程。葉利欽帶領一群決心保護新民主的群眾,站到一輛坦克車上,譴責這場侵略是“一群憤世嫉俗的右派企圖政變”。坦克撤退後,葉利欽被捧為民主的捍衛者。一位當天走上街頭的示威者描述說:“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感覺自己可以影響國家情勢。我們的精神飛揚。那是一種團結一心的感覺。我們覺得可以戰勝一切。”
葉利欽也有同感。身為領導人,他向來表現出反戈巴契夫的立場。戈巴契夫給人儒雅、穩重的印象(他最引人爭議的措施是大力反對喝伏特加酒),葉利欽則以貪吃和嗜飲聞名。在政變前,許多俄羅斯人對葉利欽有所保留,但他在共產黨政變中協助挽救了民主,使他至少暫時成了人民英雄。
葉利欽立即把他贏得的戰果全部下注,擴增他的政治實力。只要蘇聯體制不變,他的權力永遠在戈巴契夫之下,但在政變挫敗四個月後的1991年12月,葉利欽使出政治妙招。他與另外兩個蘇聯共和國結盟,這個舉措實際上等於讓蘇聯解體,因而迫使戈巴契夫辭職。廢除“大多數俄羅斯人一輩子隻認定的國家”蘇聯,對俄羅斯人心理造成強烈震撼——就像政治學者柯恩說的,這是俄羅斯在接下來三年間要承受的“三個創傷性震撼”的第一個。
葉利欽宣佈蘇聯不復存在當天,薩克斯也蒞臨克里姆林宮的同一個廳堂。薩克斯回憶這位俄羅斯總統說:“‘各位,我要宣佈蘇聯已經結束……’而我說: ‘哇,你知道,這是百年僅見的大事。這是你所能想像最不可思議的事;這是真正的解放;我們大家一起來幫助這些人民。’”葉利欽邀請薩克斯擔任顧問,而薩克斯態度很認真,他宣稱:“如果波蘭可以辦到,俄羅斯也能。”
但葉利欽想要的不只是顧問,他要的是靠薩克斯的金字招牌為波蘭募得的資金。葉利欽說:“唯一的希望是七大工業國承諾很快提供我們更巨額的財政援助。”薩克斯告訴葉利欽,他有信心如果莫斯科願意採取“大爆炸”的方式建立資本主義經濟,他可以籌得約150億美元。俄羅斯必須有雄心壯志,而且必須迅速行動。葉利欽不知道的是,薩克斯的好運已快用完。
俄羅斯轉型到資本主義的背景,與其國內的貪瀆有關。莫斯科市長勃波夫(Gavriil Popov)宣稱,打破中央管理式經濟的方式只有兩個選擇:“財產可以分給社會所有成員,或者把最好的財產送給領導人……總而言之,有一種民主方式,還有一種權貴式(nomenklatura)、共產黨官僚式的方法。”葉利欽選擇後者——而且匆忙作了這項選擇。1991年底,他前往國會並作了一個不同尋常的建議:如果他們給他一年的特別權力,讓他以命令方式頒佈法律而不必提交國會通過,他便能解決經濟危機,還給人民有效而健康的體制。葉利欽要求的是獨裁者享有的行政權,而非民主政治,但國會仍然感激這位總統在政變陰謀期間扮演的角色,而且國家迫切需要外援。答案是:好,葉利欽可以擁有一年絕對權力以改造俄羅斯經濟。
他立即召集一批經濟學家,其中有許多人在共產黨統治最後幾年曾組織某種自由市場讀書會,閱讀芝加哥學派思想家的基本著作,並討論如何把這些理論應用在俄羅斯。雖然他們未曾在美國念書,卻成了弗裏德曼的狂熱信仰者,甚至俄羅斯媒體稱呼葉利欽的小組為“芝加哥男孩”,張冠李戴地使用這個詞,但對俄羅斯欣欣向榮的黑市經濟而言卻十分貼切。西方國家則稱呼他們為“年輕的改革者”。這批經濟學家的頭是蓋達爾(Yegor Gaidar),葉利欽任命他為兩位副總理之一。1991年到1992年擔任部長的埃文(Pyotr Aven)也在這個內部圈子裏,他談到這群人時說:“他們自認替天行道,而且從他們的信仰自然地流露出超越一切的優越感,很不幸的,這是我們改革者的典型。”
俄羅斯報紙《獨立報》(Nezavisimaya Gazeta)觀察這批突然從天而降在莫斯科掌權的人時,發現一個令人驚訝的發展:“俄羅斯首度在政府中任用一批自由派,他們自認是哈耶克以及弗裏德曼 ‘芝加哥學派’的追隨者。”他們的政策“十分明顯——以‘休克治療’作為藥方的‘厲行財政穩定化’”。該報指出,在葉利欽任命這群人的時候,他也讓惡名昭彰的強人史柯可夫(Yury Skokov)擔任國防與主管鎮壓的部門:陸軍、內政部和國家安全委員會。這些決定顯然互有關聯:“也許‘強人’史柯可夫可以‘確保’在政治上厲行穩定化,而‘強人’經濟學家則能保證經濟上的穩定化。”這篇文章以預測作為結束,“如果他們嘗試建構一個本土化的皮諾切特體制也不會令人意外,其中蓋達爾的小組將扮演‘芝加哥男孩’的角色……”
為了提供葉利欽的芝加哥男孩意識形態和技術上的支持,美國政府資助自己的轉型專家,交付他們為俄羅斯撰寫私有化命令、設立紐約式的證券交易所,設計俄羅斯共同基金市場等工作。在1992年秋天,美國國際發展署授予2100萬美元的合約給哈佛國際發展研究所,由它派遣年輕的律師和經濟學家小組,到俄羅斯協助蓋達爾小組。1995年5月,哈佛聘請薩克斯擔任國際發展研究所所長,這表示他在俄羅斯的改革期扮演兩個角色:先是葉利欽聘請的自由顧問,然後又接掌由美國政府資助的哈佛在俄羅斯的前哨站。
又一次,一群自稱改革家的人,秘密聚集在一起草擬一套激進的經濟計畫。其中一位重要的改革者華西裏夫(Dimitry Vasiliev)回憶說:“剛開始時,我們沒有任何雇員,連秘書也沒有。我們沒有設備,甚至沒有傳真機。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在一個半月內寫出一套全面私有化計畫,我們必須擬訂20項法律……那真的是一段浪漫期。”
1991年10月28日,葉利欽宣佈解除價格管制,並預測“解除價格管制將使一切回歸到正確的位置”。這些“改革家”在戈巴契夫辭職不到一周就推動他們的經濟休克治療計畫——三個創傷性震撼的第二個。這套休克治療計畫也包括自由貿易政策,以及把全國約22.5萬家國營公司迅速私有化的第一階段。
“ ‘芝加哥學派’計畫讓俄羅斯措手不及。”一位葉利欽早期的經濟顧問回憶說。這種措手不及是刻意製造的,是蓋達爾突然並迅速進行改革策略的一環,使得抗拒根本不可能。他的小組想解決的是同一個老問題:民主成了阻礙他們計畫的威脅。俄羅斯人不希望由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來管制他們的經濟,但大多數人仍堅定相信財富重分配,以及政府應扮演積極的角色。和波蘭人對團結工會的支持一樣,1992年接受調查的俄羅斯人有67%說,他們相信工人合作社是把共產國家資產私有化最公平的方式,79%的人則說,他們認為政府的核心功能之一是維持全民就業。這表示如果葉利欽的小組把他們的計畫提交民主辯論,而非對已深感迷失的大眾發動秘密攻擊,芝加哥學派革命將不會有成功的機會。
葉利欽在這段期間的顧問之一馬烏(Vladimir Mau)解釋說,“最有利於革命的情況”是“由於過去的政治鬥爭而筋疲力盡的疲倦大眾……這是何以政府在解除價格管制前如此有信心,因為不可能發生激烈的社會衝突,政府不會被平民反抗推翻”。他解釋說,絕大多數俄羅斯人——70%——反對解除價格管制,但“我們當時和現在都很清楚,人民都專注在他們私人 (園圃)土地的收成,以及個人的經濟狀況”。
斯蒂格利茨當時擔任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他簡單地總結指導休克治療師的思維。他的比喻現在大家應該都耳熟能詳:“只有在‘轉型迷霧’所提供的‘機會視窗’採取奇襲策略,才能在人民有機會組織起來保護他們的既得利益之前達成改變的目的。”換句話說,就是休克主義。
斯蒂格利茨稱呼俄羅斯的改革家為“市場布爾什維克”(Market Bolsheviks),因為他們鍾愛大地震式的革命。不過,當年的布爾什維克全心全意想在舊時代的灰燼中建立中央計畫國家,市場布爾什維克卻相信某種神奇的東西:如果創造出獲利的最理想條件,國家將自動重建自己,無需任何計畫。(這個信念將在十年後的伊拉克再度出現。)
葉利欽大膽承諾“在約六個月內,情況會惡化”,然後復蘇將展開,俄羅斯很快又會是經濟巨人,成為世界四大經濟體之一。這種所謂創造性破壞的理論,其結果是稀少的創造和惡性循環的破壞。短短一年後,休克治療造成災難性的破壞:俄羅斯數百萬中產階級在貨幣貶值中喪失畢生積蓄,數百萬工人因突然削減補貼幾個月領不到工資。1992年俄羅斯的人均消費比1991年減少40%,有三分之一的人民落入貧窮線下。中產階級被迫在牌桌或街頭變賣個人財產——這些走投無路的行為卻被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贊許為“創業家精神”,證明資本主義復蘇已經發生,每賣出一樣傳家寶或一件二手運動夾克都是證明。
和在波蘭一樣,俄羅斯人最後終於重新找到自己的方向,並開始要求終結這種虐待狂式的經濟冒險(“停止實驗”在當時的莫斯科是最常見的牆壁塗鴉)。在選民的壓力下,民選的國會——支持葉利欽取得權力的同一個國會——決定該是節制總統與他的冒牌芝加哥男孩的時候了。1992年12月,他們投票罷黜蓋達爾;在三個月後的1993年3月,國會議員投票取消他們給葉利欽以命令執行經濟法律的特別權力。寬限期已經屆滿,而成果是民不聊生;從現在起法律必須經由國會通過,這是任何自由民主國家的標準做法,也是遵循俄羅斯憲法規定的程式。
國會議員只是執行他們的權利,但葉利欽已習慣於擴大的權力,並開始自認像皇帝多於總統(他已習於自稱伯里斯一世[Boris I])。他借上電視宣佈進入緊急狀態,來報復國會的“叛變”,輕易地恢復他帝王般的權力。三天后,俄羅斯獨立的憲法法庭(創立憲法法庭是戈巴契夫最重大的民主突破之一)以九票對三票,用八項不同的罪名判決葉利欽奪權的舉動違反他宣誓遵守的憲法。
在此時之前,世人還有可能說俄羅斯的“經濟改革”和民主改革是同一個計畫的部分,但葉利欽宣佈進入緊急狀態,兩個計畫已經走上衝突的道路,葉利欽和他的休克治療醫生直接對上了民選國會與憲法。
儘管如此,西方國家仍全力支持葉利欽,因為借用美國總統克林頓(Bill Clinton)的說法,葉利欽仍然自稱扮演“真正致力於自由與民主,真正致力於改革”的角色。大多數西方媒體也支持葉利欽對抗整個國會,把國會議員貶斥為“共產主義強硬派”,嘗試開民主改革的倒車。《紐約時報》莫斯科辦事處主任報導說,他們還沒有擺脫“蘇聯心態——懷疑改革、對民主的無知、蔑視知識份子或‘民主主義者’”。
事實上,這些國會議員儘管有各種缺點(而且共有104l位元議員,缺點一定很多),卻是1991年支持葉利欽和戈巴契夫反抗強硬派政變的同一批人,他們曾投票解散蘇聯,而且直到不久前還全力支持葉利欽。然而《華盛頓郵報》的專欄用“反政府”來形容俄羅斯國會議員——好像他們是闖入者而非政府的一部分。
1993年春季,當國會通過一項未遵守IMF要求厲行節約的預算法案後,衝突逐漸呈現山雨欲來之勢。葉利欽的反應是嘗試根除國會。他在新聞媒體的奧威爾(Orwell)式支持下,匆忙籌備一次公民投票,問選民是否同意解散國會並舉行提前選舉。投票的人數不足以賦予葉利欽需要的權力。不過他仍宣稱勝利,說這場投票證明整個國家支持他,因為他悄悄置人一個完全沒有約束力的問題,問投票者是否支持他的改革。回答是的投票者以些微差距占多數。
在俄羅斯,公民投票普遍被視為宣傳手法,而且是失敗的宣傳。事實是,葉利欽和華盛頓之間,還橫梗著擁有憲法權利的國會可以採取制衡作為:減慢休克治療轉型的速度。一場高壓的行動隨即展開。當時擔任美國財政部長的桑莫斯警告說:“俄羅斯改革的動力必須重新振作並加強力道,才足以獲得持續的多國支持。”IMF得到這個資訊後,一位元匿名的官員洩露消息給新聞界,說一筆15億美元的承諾貸款已被取消,因為IMF“對俄羅斯開改革倒車感到不滿”。葉利欽的前部長埃文說:“IMF對預算與貨幣政策幾近瘋狂的偏執,以及對其他每一件事絕對要求表面功夫和一板一眼的態度……在這整件事中扮演不小的角色。”
IMF洩露消息後的第二天,自信能獲得西方支持的葉利欽跨出了無法撤回的第一步,即直到今日仍被公開形容為“皮諾切特選項”的措施:他下達1400 號命令,宣佈廢止憲法和解散國會。兩天后,國會的特別會議以636票對2票彈劾葉利欽不可饒恕的行為(相當於美國總統片面解散國會)。副總統魯茨科伊 (Aleksandr Rutskoi)宣佈,俄羅斯已為葉利欽和改革者的“政治冒險主義付出沉重代價”。
葉利欽與國會問爆發某種武裝衝突已無可避免。儘管俄羅斯憲法法庭再度判決葉利欽的行為違憲,克林頓仍舊繼續支持他,美國國會也投票通過給葉利欽25 億美元援助。受到鼓舞的葉利欽派遣軍隊包圍國會,並命令市政府切斷國會大廈白宮的電力、暖氣和電話線。莫斯科全球化研究所主任卡佳利茨基(Boris Kagarlitsky)告訴我:“成千上萬支持俄羅斯民主的群眾湧進,嘗試突破封鎖。持續兩周的和平示威群眾和軍隊與警方對峙,使國會大廈的封鎖有一部分被打開,好讓人們送食物和飲水到裏面。和平抵抗的勢力愈來愈大,響應的支持者愈來愈多。”
雙方陣營日益壁壘分明,可以解決僵局的唯一妥協方法是達成提早選舉的協定,讓大眾來評斷是非曲直。許多人呼籲採取這個方案,但正當葉利欽權衡該如何選擇,且據報導他傾向選舉時,波蘭傳來的消息卻是選民用選票嚴厲懲罰以休克治療背叛他們的團結工會。
目睹團結工會在選舉慘遭滑鐵盧後,葉利欽和他的西方顧問已經很清楚提早選舉的風險太大。在俄羅斯,牽涉的財富極為龐大:大油田、約占全世界30%的天然氣蘊藏、20%的鎳,更別說共產黨曾賴以控制廣大人口的武器工廠與國家媒體體系了。
葉利欽放棄談判,擺出不惜一戰的姿態。由於剛提高一倍軍餉,軍隊幾乎全都站在他這邊,因此據《華盛頓郵報》報導,他“以成千上萬名內政部的軍隊、帶刺鐵絲網和鎮暴噴水車,團團圍住國會大廈,不准任何人進出。葉利欽的頭號對手魯茨科伊在國會裏,這時候已武裝起他的護衛,並歡迎近乎法西斯主義的民族主義者加入他的陣營。他呼籲支持者對葉利欽的“獨裁統治”絕不妥協。參與抗議並寫書談到這個事件的卡佳利茨基告訴我,在10月3日,國會的支持群眾“遊行到奧斯坦金諾(Ostankino)電視臺,要求報導這則新聞。群眾有些人有武裝,有些人沒有;群眾裏還有小孩。他們遭到葉利欽軍隊的機關槍攻擊”。約100 名示威者和一名士兵被殺害。葉利欽的下一步是解散所有城市和地方行政區的議會。俄羅斯剛萌芽的民主政治已被一塊塊摧毀。
確實有部分國會議員把希望寄託在群眾身上,顯出對和平解決的嫌惡,但即使是前美國國務卿蓋爾布(Leslie Gelb)也寫道,國會“並非由一群右派瘋子所掌控”。是葉利欽非法解散國會和違抗國家最高法庭的判決,才使俄羅斯陷入這場危機——由於人民不甘於放棄得來不易的民主,他的作為勢必激發鋌而走險的反應。
華盛頓或歐盟若發出明確資訊,應可迫使葉利欽坐下來認真與國會談判,但他獲得的只有鼓勵。最後,在1993年10月4日早上,葉利欽實現了他早已註定的命運,成為俄羅斯版的皮諾切特,他製造的一連串暴力事件無疑與整整20年前發生的智利政變相呼應。在葉利欽對俄羅斯人民帶來的第三個創傷性震撼中,他下令不情願的軍隊突襲俄羅斯白宮,縱火焚燒,使他兩年前借保衛它而揚名立萬的同一棟建築變成一片焦黑。共產主義崩潰可能未耗一兵一卒,但芝加哥式的資本主義卻需要大量槍炮來防衛自己:葉利欽招來5000千名士兵、數十輛坦克和武裝運兵車、直升機和配備自動機關槍的精銳震撼部隊一一全都為了保護俄羅斯的新資本主義經濟免於民主政治的嚴重威脅。
《波士頓環球報》(Boston Globe)這樣報導葉利欽包圍國會:“昨日有長達十個小時,約三十輛俄羅斯陸軍坦克車和武裝運兵車,團團包圍莫斯科鬧區的國會大廈,即俄羅斯人所稱的白宮,並以一輪輪炮火猛烈攻擊,同時步兵以機關槍掃射。在下午四時十五分,約300名警衛、國會議員和工作人員排成一列,舉著手走出建築。”
那天結束時,這場猛烈的軍事攻擊共造成約500人死亡,傷者約1000人,是莫斯科從1917年以來最嚴重的暴力事件。雷德威(Peter Reddawy)與格林斯基(Dmitri Glinski)曾為葉利欽年代寫出最權威性的記敍(《俄羅斯改革的悲劇:市場布爾什維克對抗民主主義》),他們指出:“在白宮裏面和四周的掃蕩行動中,1700人遭逮捕,查扣了11件武器。部分遭逮捕者被羈押在一個體育館,令人想起1973年智利政變皮諾切特使用的方法。”許多人被帶到警察局,在那裏被痛毆。卡佳利茨基回憶說,他的頭部遭到重擊時,一名警官咆哮道: “你們想要民主,你們這些狗娘養的?我們讓你們見識一下民主!”
但俄羅斯並非智利的翻版——它是智利的顛倒版本:皮諾切特發動政變,解散民主體制,然後實施休克治療;葉利欽在民主體制中實施休克治療,然後借解散民主體制和發動政變來保衛它。兩種情況都獲得西方熱烈支援。
“葉利欽的攻擊獲得廣泛支持,”《華盛頓郵報》在政變之後一天的新聞標題這麼寫,“民主可望贏得勝利。” 《波士頓環球報》的標題是“俄羅斯逃過跌回昔日地牢的劫難”。美國國務卿克裏斯多福(Warren Christopher)走訪莫斯科,與葉利欽和蓋達爾站在一起宣佈: “美國不會輕易支持暫停國會運作,但這是非常時期。”
俄羅斯的事件看起來也不同。葉利欽借保衛國會而取得權力,現在卻放火燒掉它,使它焦黑到被戲稱為黑宮。一位中年莫斯科人告訴一群驚訝不已的外國攝影小組:“人民支持葉利欽是因為他承諾給我們民主,他卻關閉民主之門。他不但違反民主,而且讓民主封口。”尼曼(Vitaly Neiman)1991年政變時在白宮大門口擔任守衛,他如此形容這種背叛: “我們得到的是與我們夢想完全相反的東西。我們為他們趕赴臨時構築的路障,以我們的性命保護防線,但他們未履行承諾。”
薩克斯因為證明激進的自由市場改革能與民主相容而備受讚譽,他在葉利欽攻擊國會後繼續公開支持他,將他的反對者貶抑為“一群中了權力毒癮的前共產主義者”。在薩克斯的著作《終結貧窮》中,他完整記述自己參與俄羅斯的過程,卻完全遺漏這段戲劇化的插曲,一次也未曾提及,就像他漏掉在玻利維亞伴隨著他的震撼計畫發生的圍捕與攻擊勞工領袖。
在政變之後,俄羅斯處於不受節制的獨裁統治:民意機構遭解散,憲法法庭中止運作,憲法也束諸高閣;坦克巡邏街道,宵禁實施中,雖然公民權很快恢復,但新聞卻遭到全面審查。
那麼,芝加哥男孩和他們的西方顧問在這個關鍵時刻做了什麼?與當年聖地牙哥烽火延燒時做的一樣,也與後來巴格達燃燒時相同:擺脫民主的干預後,他們繼續埋頭制定法律。政變後三天,薩克斯說,他們發現直到當時俄羅斯“還沒接受過任何休克治療”,因為計畫“才剛實施,既不協調也前後不連貫。這正是做一些事的好機會”。
他們確實做了一些事。“這些日子來,葉利欽的自由經濟小組進展十分順利,”《新聞週刊》報導,“這位元俄羅斯總統解散國會的第二天,就指示市場改革家開始草擬命令。”該雜誌的報導是引述一位元“意氣風發、與政府密切合作的西方經濟學家”,他很明確地表示民主在俄羅斯永遠是市場計畫的阻礙:“擺脫國會的阻力後,現在正是改革的大好時機……此地的經濟學家原本十分沮喪,現在我們夜以繼日工作。”確實好像沒有任何事能像政變這樣讓人高興,正如世界銀行首席俄羅斯經濟學家布裏澤(Charles Blitzer)對《華爾街日報》說的:“我這輩子從沒有這麼開心過。”
這種開心才剛開始。俄羅斯人還在為攻擊事件暈頭轉向時,葉利欽的芝加哥男孩強行實施計畫中最引起爭議的措施:大幅削減預算支出、解除包括麵包等基本食物的價格管制,以及加快和擴大私有化——一切能造成立即悲慘的標準政策,似乎這是員警國家避免反抗的必要條件。
葉利欽政變後,IMF的第一副總裁費歇爾(Stanley Fischer)主張“從各戰線全速推動”。在克林頓政府協助擬訂俄羅斯政策的桑莫斯口徑也一致,他說:“私有化、穩定化和自由化,這‘三化’(three-ations)必須盡可能快速完成。”
變化如此迅速,俄羅斯根本不可能趕得上。勞工往往在還沒搞清楚前,他們的工廠和礦場已經被變賣——當然也不知道如何賣或賣給誰(和十年後我在伊拉克國營工廠所見的茫然與混亂如出一轍)。理論上,這些轉手買賣和交易應該能創造經濟繁榮,使俄羅斯擺脫絕境;在實務中,這個原本信仰共產主義的國家只是換了一個政商財團主義:經濟繁榮的受益者僅限於一小撮俄羅斯人,其中有許多共產黨高幹,以及少數幾個西方共同基金經理人,靠投資剛私有化的俄羅斯公司賺取暴利。一個由新暴發的億萬富豪組成的集團,其中有許多人後來以他們擁有帝王般的財富和權力,變成世人所知的“寡頭” (Oligarch)。他們與葉利欽的芝加哥男孩聯手,剝削幾乎一切有價值的資產,以每個月20億美元的速度把龐大的獲利移到海外。在休克治療前,俄羅斯沒有百萬富翁;據《福布斯》(Forbes)雜誌的名單,到2003年,俄羅斯的億萬富豪已增加到17人。
有部分原因是,葉利欽和他的小組不准外國跨國公司直接收購俄羅斯資產,這是與芝加哥學派正統理論難得一見的不同;他們把戰利品留給俄羅斯人,然後開放外國人投資由所謂寡頭擁有的剛私有化的公司。即使到今日,報酬率仍然高得嚇人。《華爾街日報》說:“想找三年內可以獲利2000%的投資嗎?只有一個股市提供這種希望——俄羅斯。”包括瑞士第一波士頓(CSFB)在內的許多投資銀行,以及幾位財力雄厚的金融家,很快設立專門投資俄羅斯的共同基金。
對俄羅斯的寡頭和外國投資人來說,遠方只有一朵烏雲:葉利欽江河日下的聲望。經濟計畫的效應對俄羅斯平民是如此慘酷,且其過程充滿如此明顯的貪腐,使他的支持率跌到個位數百分比。如果葉利欽被迫下臺,取代他的人勢必為俄羅斯的極端資本主義冒險踩刹車。巨富寡頭和“改革家”更擔心的是,許多在違憲政治條件下遭變賣的資產,可能面臨重新收歸國有的命運。
1994年12月,葉利欽做了有史以來許多走投無路的領導人為抓住權力都做過的事:發動一場戰爭。他的國家安全顧問羅伯夫(Oleg Lobov)曾對一位國會議員透露:“我們需要一場勝利的小戰爭來提高總統的支持率。”而國防部長預測,他的軍隊可以在幾個小時內打敗已宣佈獨立的車臣共和國軍隊——不費吹灰之力。這個計畫至少有一陣子似乎管用。在第一階段,車臣獨立運動受到部分壓制,俄羅斯軍隊佔領格羅茲尼(Grozny)已被棄守的總統府,讓葉利欽能夠宣告光榮勝利。結果證明那是一場短暫的勝利,包括在車臣和在俄羅斯。當葉利欽面臨1996年競選連任,他的聲望仍然十分低落,落選幾乎已是定局,以致他的幕僚開始打取消選舉的主意;一群俄羅斯銀行家署名的信刊登在所有俄羅斯的國營報紙上,強烈暗示這個可能性。葉利欽的私有化部長丘拜斯 (Anatoly Chubais,薩克斯曾以“自由鬥士”形容他)是最敢於公開支援皮諾切特選項的人。他宣稱:“為了讓社會擁有民主,政權必須獨裁。”這完全與智利的芝加哥男孩為皮諾切特找的藉口沆瀣一氣。
最後,選舉如期舉行,葉利欽獲勝,這要歸功於來自金融寡頭估計約一億美元的金援(是法定金額的33倍),以及寡頭控制的電視臺對葉利欽的報導比對手多800倍。在政府可能改朝換代的威脅去除後,停工的芝加哥男孩終於能專注於最具爭議性、也最有利可圖的計畫:出售曾被列寧稱為“制高點”(the commanding heights)的資產。
一家規模與法國道達爾(ToTal)相當的石油公司,以8800萬美元賣出40%股權(道達爾2006年出售的價格高達1930億美元)。生產全球五分之一鎳的諾裏斯克鎳礦公司(Norilsk Nickel),以1.7億美元出售——雖然光是它的年獲利很快就超過15億美元。石油巨人尤科斯(Yukos)掌控的石油超過科威特,售價為3.09億美元;現在它一年獲利超過30億美元。另一石油巨人西丹科(Sidanko)51%股權售價1.3億美元;短短兩年後,這些股權在國際市場價值已飆到28 億美元。一座龐大的武器工廠以3000萬美元賣出,相當於亞斯本(Aspen)一棟度假豪宅的價格。
這是個醜聞不只因為俄羅斯的公共資產被以賤價變賣——也因為它出以典型的政商財團主義手法——購買這些公共資產的錢是公帑。就像《莫斯科時報》記者畢文斯(Matt Bivens)和波恩斯坦(JonaS Bernstein)描述的:“少數幾個欽點的人接管俄羅斯的國營油田,未花一分錢,像一場龐大的騙術,政府的一隻手付款給另一隻手。”在這場政治人物出售國營公司,以及企業人士收購它們的大膽合作中,數字葉利欽的部長把原本應該存到國營銀行或財政部的巨額公款,轉存到金融寡頭匆忙設立的私人銀行。然後國家授與這些銀行執行油田和礦場私有化標售的契約。這些銀行主持標售,但同時也自己進場投標——而且不出所料,寡頭擁有的銀行決定讓自己成為這些國家資產驕傲的新主人。他們用來收購這些國營公司的錢,很可能就是葉利欽的部長先前存進銀行的公帑。換句話說,俄羅斯人為了劫掠自己的國家而提前將公帑存到銀行。
就像一位俄羅斯“年輕改革家”說的,當俄羅斯共產黨決定拆解蘇聯時,他們“用權力來換取財產”。和他的導師皮諾切特一樣,葉利欽的家族也變得非常富有,他的子女和數字姻親被指派擔任私有化大公司的高級職位。
金融寡頭牢牢掌控俄羅斯的重要資產後,他們再開放新公司供西方跨國企業投資,收購大部分股權。在1997年,皇家荷蘭殼牌(Royal Dutch/Shell)和英國石油,與兩大俄羅斯石油巨人俄羅斯天然氣(Gazprom)和西丹科設立合資事業。這是高獲利的投資,但在俄羅斯的大部分財富由俄方控制,不操在外國合夥人手中。IMF和美國財政部後來在玻利維亞和阿根廷的私有化拍賣中,便成功修正了這項疏失。而在入侵伊拉克後,美國還更進一步,企圖把地方精英完全排除在油水可觀的私有化交易之外。
1990年到1994年這段關鍵時期在莫斯科擔任美國大使館首席政治分析師的梅利 (Wayne Merry)曾經坦承,民主與市場利益的選擇在俄羅斯是涇渭分明的。 “美國政府選擇經濟優先於政治。我們選擇解除價格管制、產業私有化,以及創立真正放任、不受管制的資本主義,並且基本上期待法治、公民社會和代議民主政治會因此而自動發展出來……不幸的是,這個選擇必須忽視人民意志,要施加壓力才能推行政策。”
這段期間在俄羅斯創造了如此龐大的財富,以致部分“改革家”難以抗拒分一杯羹。俄羅斯的情況的確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凸顯出技術官僚的迷思,也戳破了憑著理念施行教科書模型的蛋頭自由市場經濟學家的神話。和在智利一樣,猖獗的貪腐和經濟休克治療攜手前進,幾位葉利欽的芝加哥學派部長和副部長,最後都因為喧騰一時的貪腐醜聞而落到丟官的下場。
涉人者包括哈佛俄羅斯計畫的神童,他們負責籌畫俄羅斯的私有化與共同基金市場。兩位擔任計畫主持人的學者——哈佛經濟學教授施萊佛(Andrei Shleifer)和他的副手海伊(Jonathan Hay)——被發現直接從他們創立的市場獲利。施萊佛為蓋達爾小組擔任私有化政策顧問的同時,他妻子則大手筆投資於私有化的俄羅斯資產。30歲的哈佛法學院畢業生海伊,也投資了私有化的俄羅斯石油股票,涉嫌直接違背哈佛的美國國際發展署合約。而海伊在協助俄羅斯政府設立共同基金市場時,後來成為他妻子的女友,則取得第一張可在俄羅斯營運共同基金公司的執照,而這家公司初期的營運地點是在美國政府資助的哈佛辦公室。(技術上來說,薩克斯身為負責俄羅斯計畫的哈佛國際發展研究所主任,他在這段期間是施萊佛和海伊的老闆。不過,薩克斯已不在俄羅斯現場工作,因此未受這些可疑行為的牽連。)
這些醜聞曝光後,美國司法部控告哈佛,宣稱施萊德和海伊的商業交易,違反個人不得從負責的高級工作獲利的合約。經過七年的調查和纏訟,美國波士頓地方法院判決哈佛違反合約,兩位學者“共謀詐騙美國”,“施萊德從事明顯的自利交易”,“海伊企圖透過他父親和女友洗錢40萬美元”。哈佛支付2650萬美元的和解金,創下這所學府歷來最高記錄。施萊德同意賠償200萬美元,海伊同意支付100萬到200萬美元,視他的所得情況而定,但兩人都未承認任何罪責。
也許這類“自利交易”很難避免,因為俄羅斯實驗的性質使然。當時在俄羅斯最有影響力的西方經濟學家之一是阿斯倫德(Anders Aslund),他宣稱休克治療能夠有效是因為“資本主義的誘因或誘惑,幾乎能征服一切”。所以如果必須以貪婪作為重建俄羅斯的發動機,那麼兩位哈佛學者和他們的妻子與女友,以及葉利欽的幕僚及家族自己投入這場瘋狂爭奪,也只是起帶頭作用而已。
這指向一個令人困擾、但很重要的自由市場意識形態問題:他們是被意識形態和信心驅動的“真正信仰者”,深信自由市場可以治癒貧窮落後,就像他們自己說的那樣? 或者這些觀念和理論在激發利他動機的同時,也常被用來當作放任貪婪的藉口?當然,所有意識形態都可能腐化 (正如俄羅斯的共產黨官員在共產黨時代大肆搜括的例子不勝枚舉),而且肯定有誠實的新自由主義者。但芝加哥學派經濟學確實看起來特別容易滋生貪腐。一旦你接受大規模的獲利和貪婪可以為任何社會創造最大利益時,很可能任何個人自肥自利的行為,都能合理化為是對資本主義這個創意無限的大鍋飯作貢獻,為它創造財富和刺激經濟成長——即使只給了自己和自己的同夥人。
索羅斯在東歐的慈善工作——包括他資助薩克斯周遊該地區——也無法避免這種爭議。索羅斯投入東歐集團民主化的使命不容置疑,但他在伴隨民主化的經濟改革中也有明顯的經濟利益。身為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外匯交易人,當各個國家實施可兌換貨幣體制和解除資本管制時,他是最大受益者之一,而當國營公司被送進拍賣場,他也是潛在的大買主。
如果索羅斯直接從他——以慈善家的身份——協助打開的市場獲利,將是完全合法,但外界的觀感將不會特別好。有一陣子他處理利益衝突形象的方法是,禁止他的公司在他的基金會運作的國家投資。但是當俄羅斯拍賣資產時,索羅斯再也難以抗拒。1994年他解釋他的原則“已經有所修正,因為市場正在這個地區快速發展,而我沒有理由或權力否決我的基金,或我的股東在這裏投資的可能性,也不能否決這些國家獲得部分這些基金的機會”。例如,索羅斯在1994年收購俄羅斯私有化電話公司的股權(結果是一項很糟的投資),並在波蘭收購一家大型食品公司的部分股權。在共產主義垮臺早期,索羅斯透過薩克斯的工作,扮演休克治療式經濟轉型幕後的主要推手。不過到了90年代末期,他顯然已改變心意,變成休克治療的主要批評者,並指示他的基金會資助非政府組織,致力於在私有化前要求設置反貪腐措施。
這種覺醒來得太遲,未能挽救俄羅斯免於賭場式的資本主義。休克治療已把俄羅斯敲開,讓熱錢流人——短期的投機性投資和外匯交易,只為賺取高額獲利。在1998年,當亞洲金融危機(第13章的主題)開始擴散時,龐大的投機熱錢意味俄羅斯不可能抵擋得了。原本就已岌岌可危的經濟立即崩垮,大眾歸咎於葉利欽,他的支持率跌落到慘不忍睹的6%。在許多金融寡頭的前途再次受到威脅之際,只有靠另一次休克治療才足以挽救經濟計畫,並避免真正的民主降臨俄羅斯。
1999年9月,俄羅斯發生一連串特別殘暴的恐怖攻擊:似乎毫無來由的,四棟公寓建築在半夜被炸毀,近300人喪命。按照一種美國人從2001年9 月11日後就十分熟悉的說詞,其他所有議題都從政治地圖上被炸得飛散,而世界上只有一樣東西能有這種能耐。“那就是純粹的恐懼,”俄羅斯新聞記者亞巴茲解釋說, “突然間,似乎所有針對民主、金融寡頭的議論——所有事,都比不上對死在自己公寓裏的恐懼。”
被指派負責緝捕“那些畜生”的人是俄羅斯總理,強硬而帶著邪惡氣質的普京(Vladimir Putin)。公寓爆炸案發生後不久,普京在1999年9月底對車臣發動空襲,攻擊平民區。在新籠罩的恐怖氣氛中,曾在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KGB)—— 共產黨時代最可怕的象徵——任職17年的普京,突然間讓許多俄羅斯人感到放心許多。葉利欽的酗酒使他漸漸無法視事,保護者普京正是接替他出任總統的最佳人選。1999年12月31日,在車臣戰爭壓倒其他議題的情況下,幾位元寡頭籌謀把政權從葉利欽悄悄移交給普京,無需經過選舉。葉利欽在交出權力前,從皮諾切特的作戰手冊中拿出最後一章,要求自己的法律豁免權。普京上任後第一件事是簽署保護葉利欽免於刑事追訴的法律,不管是他的貪瀆,或在他任內派遣軍隊殺害支持民主的示威者。葉利欽在歷史上的定位是一個貪腐的丑角多於兇惡的強人,然而他的經濟政策和他為求自保而發動的戰爭,卻為芝加哥學派的十字軍增添許多冤魂,使從70年代智利以來的死亡人數持續穩定增加。除了葉利欽10月政變的死傷者外,車臣的戰爭據估計殺死十萬名平民。他所造成的更大殺戮一直以慢動作進行,但死傷人數卻高得多——那就是經濟休克治療的“附帶破壞”。
在沒有嚴重饑饉、瘟疫或戰爭的情況下,在如此短的時間內造成如此大的損失是前所未見的事。到1998年,超過80%的俄羅斯農場已破產,約70%的俄羅斯工廠關閉,製造出龐大的失業人口。在1989年休克治療之前,俄羅斯聯邦有200萬人生活在貧窮中,每天所得不到4美元。到90年代中期休克治療師開出他們的“苦藥”處方後,據世界銀行統計,有7400萬俄羅斯人生活在貧窮線以下。這表示俄羅斯的“經濟改革”應該對7200萬人在短短八年間陷入貧窮負責。到1996年,25%的俄羅斯人——近3700萬人——生活在被描述為“絕望”的貧窮中。
儘管近幾年來拜石油和天然氣價格飆漲所賜,有數百萬俄羅斯人脫離貧窮,但俄羅斯下層階級的極貧者仍長期無法翻身——就像賤民般被壓在種種社會惡疾下。共產主義下的俄羅斯人居住在擁擠、寒冷的公寓,過著悲慘的生活,但至少有房子住;2006年政府承認,俄羅斯有71.5萬名無家可歸的兒童,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估計的數字則高達350萬名兒童。
在冷戰期間,普遍的酗酒問題總被西方視為共產主義下人民生活悲慘的證據,認為俄羅斯人需要大量伏特加才能過日子。然而在資本主義下,俄羅斯人喝的酒是過去的兩倍多而且他們開始吃更不容易弄到手的止痛藥物。俄羅斯藥品主管官員米開洛夫(Aleksandr Mikhailov)說,使用止痛藥物者從1994年到2004年增加900%,達到逾400萬人,其中有許多是海洛因上癮者。藥物成癮問題帶來另一種無聲殺手:在1995年,5萬名俄羅斯人呈現人類免疫不全病毒(HIV)陽性反應,短短兩年後人數增加一倍;十年後,根據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 (UNAIDS)估計,近100萬名俄羅斯人為HIV陽性。
這些是慢性死亡人數,但快速死亡者也不遑多讓。1992年休克治療一推行後,俄羅斯原已偏高的自殺率開始攀升;在葉利欽“改革”高峰的1994年,自殺率已攀至八年前的近兩倍。俄羅斯人互相殺害的比率也比以前高許多;到1994年,暴力犯罪增加為四倍多。
“我們的祖國和她的人民,從過去15年的罪惡歲月得到什麼?”一位莫斯科的學者在2006年的民主示威中問,“罪惡的資本主義時代已殺害我們10%的人口。”俄羅斯人口確實快速減少中——每年減少約70萬人。從休克治療第一個完整年度的1992年到2006年,俄羅斯人口萎縮660萬人。30年前,異議派芝加哥經濟學家法蘭克寫信給弗裏德曼,指控他犯下“經濟集體屠殺”。今日許多俄羅斯人以類似詞句描述他們的同胞慢慢消失。
這種計劃性悲劇顯得格外荒誕,因為莫斯科的精英炫耀財富的方式,只有在少數幾個石油酋長國才見得到。在今日的俄羅斯,財富的階層化已達到富人和窮人看起來不但像生活在不同的國度,也像來自不同的世紀。一個時區是在已快轉前進成21世紀未來罪惡城市的莫斯科鬧區,金融寡頭坐著黑色賓士車隊,由最精銳的傭兵護衛著賓士于街上,而西方的基金經理人在這裏白天被開放投資規定所吸引,晚上則被免費招待的娼妓誘惑。在另一個時區,一位17歲鄉下女孩被問及她對未來的希望時回答說:“當你坐在這裏用燭光看書時,要談21世紀很難。2l世紀不重要,這裏是19世紀。”
劫掠一個國家的財富多到像在俄羅斯一樣,需要極度的恐怖行動——從放火燒國會到侵略車臣。“助長貧窮與犯罪的政策,”葉利欽初期(後來合棄)的經濟顧問之一亞伯托夫(Georgi Arbatov)寫道,“……只有在民主被鎮壓後才能生存。”這種情況也發生在南錐,在戒嚴令下的玻利維亞,也在未來的伊拉克。
都怪貪腐
重讀西方媒體對俄羅斯休克治療期間的報導,會讓人驚訝當時的討論與十多年後對伊拉克的爭辯竟然如此雷同。對克林頓和小布希政府,當然還有歐盟、七大工業國和IMF來說,在俄羅斯的明確目標是抹除以前的存在狀態,然後創造供資本家攝食的條件,進而開啟一個欣欣向榮的自由市場民主體制——由信心滿滿、才剛踏出校園的美國人來管理。換句話說,一個沒有爆裂物的伊拉克。
當俄羅斯休克治療的狂熱達到最高點時,它的啦啦隊堅信只有徹底摧毀每一種機制,才能創造一個國家重生的條件——這種空白石板的夢幻以後還會在巴格達浮現。哈佛歷史學家派普斯(Richard Pipes)寫道: “最好是俄羅斯繼續瓦解,直到它的體制結構完全消失。”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家埃裏克森(Richard Ericson)1995年也寫道:“任何改革必然造成史無前例的破壞。整個世界必須被拋棄,包括所有的經濟體制,以及大部分的社會與政治體制,直到最後的生產、資本和科技等實體結構。”
另一個與伊拉克類似之處:不管葉利欽如何惡劣地踐踏代表民主的事物,他的統治仍然被西方描述成“轉型為民主”的一部分,只有在普京開始鎮壓幾位金融寡頭的非法活動時,這種說法才改變。同樣的,布希政府向來描述伊拉克正在邁向自由,即使有難以勝數的證據顯示那裏有猖獗的酷刑、失控的行刑隊和鋪天蓋地的新聞檢查。俄羅斯的經濟計畫總是被形容為“改革”,正如伊拉克永遠在“重建”中,即使美國的承包商幾已全部撤走,任由基礎建設工程在肆虐的破壞中荒廢。在 90年代中期的俄羅斯,任何敢於質疑“改革家”智慧的人,都會被貶斥為史達林懷舊派,就像多年來批評佔領伊拉克的人,會受到指控說他們認為薩達姆 (Saddam Hussein)時代的日子比較好過。
當俄羅斯休克治療計畫的失敗再也無法掩飾時,說詞便轉向俄羅斯的“貪腐文化”,以及俄羅斯人“還沒準備好”接受真正的民主體制,因為他們背負長期極權主義的歷史。華盛頓那些智庫的經濟學家匆忙撇清他們在俄羅斯協助創造科學怪人經濟(Frankenstein economy)的責任,嘲笑它是“黑手黨資本主義”——似乎這是俄羅斯特有的產物。“在俄羅斯絕不會發生什麼好事。”《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2001年引述一位元俄羅斯辦公室職員的話報導。在《洛杉磯時報》,新聞記者兼小說家羅利(Richar Lourie)說: “俄羅斯是一個如此可悲的國家,即使他們做的是正常而瑣碎的事,像選舉和賺錢,他們都能搞得一團糟。”經濟學家阿斯倫德曾宣稱,光是“資本主義的誘惑”就能改造俄羅斯,純粹靠貪婪的力量便能提供重建國家的動力。幾年後他被問到出了什麼問題時,回答是“貪腐、貪腐和貪腐”,仿佛貪腐與他曾經如此熱烈稱許的 “資本主義的誘惑”的放縱表現不是同一件事。
整套可笑的掩飾將在十年後重演,用來解釋在伊拉克損失的龐大重建資金,手法則是以詆毀薩達姆的遺毒和“激進派伊斯蘭主義”,取代共產主義和沙皇的遺毒。在伊拉克,美國對伊拉克人顯然無法接受槍口下的“自由”禮物,也變得愈發憤怒——不同的是,在伊拉克這種憤怒不只出現在報紙社論咒駡“不知感恩”的伊拉克人,更由美國和英國士兵直接打在伊拉克百姓身上。
這套怪罪俄羅斯的說辭最大的問題是,它先堵住了任何嚴肅檢驗整件事的機會,讓世界無從瞭解放任式自由市場十字軍的真正面目,發現它是過去30年來最重大的一股政治趨勢。許多寡頭的貪腐仍然被說成一股外來力量,傳染了原本應該很健康的自由市場計畫。然而貪瀆並非俄羅斯自由市場改革的闖入者:倉促而骯髒的交易在每個階段都受到西方強權的積極鼓勵,被視為啟動經濟最快的方法。當俄羅斯的芝加哥男孩和他們的顧問完成摧毀俄羅斯的體制後,他們接下來的計畫就是利用貪婪的力量來拯救這個國家。
這種悲慘的結果也非只發生在俄羅斯;芝加哥學派實驗的30年歷史,就是一場安全國家(security state)與大公司間的大規模貪腐與政商勾結,從智利的食人魚、阿根廷的親信私有化、俄羅斯的金融寡頭、安然的能源騙局,到伊拉克的“舞弊免責區”。休克治療的目的在於打開快速賺取暴利的視窗——雖然是違法,而且就是因為違法。“俄羅斯已變成國際基金投機客的淘金窟”,1997年一份俄羅斯報紙的標題寫道。《福布斯》雜誌則形容俄羅斯和中歐為“新邊疆”。這些殖民時代的用語十分貼切。
對1950年代弗裏德曼發起的運動的最好詮釋是,跨國資本家企圖重新掌控高獲利、無法紀的邊疆,而此等邊疆正是建構今日新自由主義思想的祖師爺亞當 •斯密最稱羨的東西——只是加上一點變化。這個運動並未深入斯密說的沒有西方法律的“野蠻原始國度”(這已不再是可行的選項),而是有系統地拆解既有的法律和規定,以重新創造以前的無法紀狀態。斯密的殖民主義攫取了他形容為以“微不足道的代價”換來的“荒地”,並從中獲得前所未見的利益,而今日的跨國資本家則把政府計畫、公共資產和一切非賣品,視為有待征服和攫取的目標——郵政局、國家公園、學校、社會安全計畫、災難救援,以及任何國家管理的東西。
根據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國家就是殖民邊疆,企業征服者以無情的決心和精力大肆劫掠,和他們的前輩滿載安第斯山的黃金與白銀回國沒有兩樣。斯密眼中的肥沃綠地,變成了彭巴草原上獲利可觀的農場,華爾街則在智利的電話系統、阿根廷的航線、俄羅斯的油田、玻利維亞的自來水系統、美國的公共無線頻道、波蘭的工廠,看到“綠野商機”——全都以公共財產創建、卻以微不足道的代價被變賣。還有利用國家的權力取得專利,以及把以前無法想像的生命形態及自然資源化為商品標上價錢所創造的財富——包括種子、基因、大氣中的碳等。借由永不停息地在公共領域尋找獲利的新邊疆,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就好像殖民時代的地圖畫師,界定穿越亞馬遜的新水道,找到印加廟堂裏隱秘的藏金處。
貪腐在這些現代邊疆一直是不可或缺的配件,一如在殖民時代的淘金潮中那樣。由於最重大的私有化交易簽訂的時機,總是在經濟或政治危機的動盪中,明確的法律和有效的規範難以執行——氣氛一片混亂,價格起伏不定,政治人物也更不可預測。我們過去30年一直生活在邊疆資本主義中,邊疆的地點不斷從一個危機變換到另一個危機的發生處,每當法律追趕上時就變換地點。
因此,俄羅斯億萬富豪寡頭的興起並不是一則警世的故事,反而證明了露天開採一個工業化國家會有多豐厚的獲利,然而華爾街要的還更多。蘇聯崩垮後,美國財政部和IMF對其他陷於危機國家的私有化要求,也變得更加強硬和急切。截至目前最戲劇化的例子發生在1994年,即葉利欽政變的第一年,當時墨西哥經濟發生所謂龍舌蘭危機的大崩盤:美國的紓困條件要求快速私有化,而據《福布斯》雜誌報導,這個過程造就了23個新億萬富豪,“此處的教訓十分明顯:要預測下一批億萬富豪會在何處誕生,只要尋找開放市場的國家”。紓困條件也打開墨西哥,讓外國人持有前所未見的股權比率:在1990年,墨西哥只有一家外資銀行,但“到2000年,30家銀行中有24家握在外國人手中”。顯然唯一能從俄羅斯學到的教訓是,財富轉移的速度愈快和愈沒有法紀,獲利就愈可觀。
桑契斯就是了解其中奧妙的人,這個生意人1985年在家中客廳草擬了玻利維亞休克治療計畫。90年代擔任總統期間,他賣掉玻利維亞的國營石油公司、航空、鐵路、電力和電話公司。和俄羅斯把大獎頒給本國人不同,玻利維亞清倉大拍賣的贏家包括安然、皇家荷蘭殼牌、阿莫科公司(Amoco)、花旗公司 (Citicorp)——而且是直接賣給這些外商,完全無需與當地公司合資。《華爾街日報》1995年描寫在拉巴斯的西部蠻荒景象說,“雷迪森廣場飯店 (Radisson Plaza Hotel)住滿來自美國大公司的主管,像AMR旗下的美國航空公司、MCI通訊公司、埃克森公司(Exxon)和所羅門兄弟公司(Salomlon Brothers)。他們被玻利維亞人邀請來,為將被私有化的產業改寫管轄它們的法律,並競標這些等待拍賣的公司”——好方便的安排。“重要的是讓這些改變無法逆轉,在產生抗體前把事情處理完。”桑契斯在解釋他的休克治療方法時說。為了絕對確保“抗體”不會產生,玻利維亞政府做了以前在類似情況下曾做過的事:再實施一次長時期的“戒嚴”,禁止政治集會,並授權逮捕所有反對這個程式的人。
阿根廷也有一段惡名昭彰的私有化雜耍表演年代,被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的一份投資報告譽為“美麗新世界”。那段期間的主政者是承諾要為勞工喉舌而取得權力的梅內姆總統,他縮減國營公司的規模,並出售油田、電話系統、航空公司、鐵路、機場、公路、供水系統、銀行、布宜諾賽勒斯動物園,還有最後的郵政局和國家年金計畫。當國家的財富流往海外時,阿根廷政治人物的生活也愈來愈豪奢。過去以皮夾克和勞工階級的短髭著稱的梅內姆,開始穿著義大利西裝,並且據報導曾出國接受整形手術(他對自己臉孔浮腫的解釋是“蜜蜂叮的”)。梅內姆手下負責私有化的部長亞索嘉麗(Maria Julia Alsogaray),曾搔首弄姿為流行雜誌拍攝封面,她身披一件毛皮大衣,裏頭未著任何衣服;梅內姆則開始駕駛一輛鮮紅法拉利德斯塔羅沙 (Testarossa)跑車——據說是一位生意人感恩圖報的“禮物”。
仿效俄羅斯私有化的國家,也以較溫和的方式實驗倒轉的葉利欽政變——政府透過選舉和平取得權力,但漸漸訴諸暴力以掌控權力和保護他們的改革。在阿根廷,放任式的新自由主義統治在2001年12月19日結束,當時的總統魯亞(Fernando de la Rua)和財政部長卡瓦洛(Domingo Cavallo),嘗試進一步採取IMF處方的節約措施,遭到人民反抗,魯亞下令聯邦員警以一切必要手段驅散群眾。魯亞最後被迫搭直升機逃亡,但已造成 21名示威者遭員警殺害,1350人受傷。桑契斯在位的最後幾個月還更血腥,他的私有化造成玻利維亞一連串的“戰爭”:先是水的戰爭,對抗貝泰公司 (Bechtel)提高自來水價格300%;接著是“稅戰”,對抗一項IMF擬訂的計畫,準備向勞動貧民加稅以填補預算缺口;然後是“天然氣戰”,反對桑契斯計畫出口天然氣到美國。最後桑契斯也被迫逃離總統府,流亡到美國,但和魯亞一樣,這些戰爭也損失許多人命。桑契斯下令軍隊鎮壓街頭示威後,士兵殺害近 70人——其中許多人只是旁觀者——另有400人受傷。截至2007年初,桑契斯仍遭到玻利維亞最高法院以屠殺相關罪名通緝。
在阿根廷和玻利維亞實施大規模私有化的政府,都被華盛頓視為休克治療可以和平、民主地進行,而無需政變或鎮壓的典範。雖然它們確實不是在槍林彈雨中開始的,但兩者都在槍彈中結束卻是意義重大。
在南半球大部分國家,新自由主義常被說成“第二次殖民劫掠”:在第一次劫掠中,財富攫取自土地,第二次則從國家掠奪。每次掠奪的狂熱停息後就是許諾:下一次將有明確的法律可以阻止國家資產遭變賣,整個過程將在明察秋毫的主管當局和剛正不阿的司法人員嚴密監督下。下一次在私有化前,“體制建構”將已經完備。但在財富已被移往海外後呼籲法律和秩序,實際上只是讓以前的偷竊合法化的方式,就好像歐洲1殖民者以條約來鎖住他們攫取的土地。正如亞當-斯密的想法,邊疆的無法紀不是問題,而是應有之義,與事後的悔恨和保證下次做得更好一樣,都是遊戲的一部分。
《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
第十一章 一個年輕民主國家的篝火--俄羅斯選擇“皮諾切特選項”
讚讚
蘇聯末期的“南方系”
當你流覽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各種出版物時,你會感到仿佛是掉進了一個非理性的世界——一個百般挖苦我們祖國的過去,嘲弄戰場上的陣亡者,褻瀆俄羅斯的光榮,戲謔俄羅斯的悲痛的世界。
——В•利西奇金 Л•謝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戰——資訊心理戰》
1
毛澤東是個荒淫無恥的帝王,他殺的人超過了希特勒和史達林的總和。
毛澤東是個抄襲大師,他所有有名的著作和詩詞都是別人寫的,他甚至還偽造了自己的身高。
毛岸英為了“鍍金”,結果死於一碗蛋炒飯。謝天謝地,這使我們避免了朝鮮式的世襲……
這些年在“南方系”和《春秋大法》(炎黃春秋)等雜誌“控制”的平面或網路媒體上到處可以看到對中國革命史及其革命符號的“解構”“聳人聽聞”的各種“歷史真相”翻著花樣地出現,而且使很多人都信以為真。那些正直的中國人對此異常地憤怒,他們不禁要問:這個國家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托克維爾曾說過一句名言:“……歷史是一座畫廊,在那裏原作很少,複製品很多。”(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P104,商務印書館)我們不如去回顧一下蘇聯的末期,看看同樣是在“不斷深化改革”的時代,蘇聯的那些“南方系”,看看它們在那個混亂時期的“所作所為”以及最終產生的“結果”,或許我們能在莫種程度上找到“今日中國”之“怪現狀”的答案。但是需要說明一點: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類比——因為當時的蘇聯與今天的中國畢竟不完全相同——而是希望能從歷史悲劇中得出各自的教訓。
另外,本文不是對蘇聯國家意識形態演變過程的分析,如果在敍述中這方面的內容不足,敬請原諒。
2
蘇聯時期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曾被蘇聯政權認為是比索爾仁尼琴(索忍尼辛)“更危險”的亞歷山大•季諾維也夫有如下的話:“1985年,還在當選蘇共中央總書記之前,戈巴契夫曾經訪問了英國。他沒有去瞻仰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也是蘇聯意識形態、蘇共意識形態——的創始人馬克思的陵墓,而是去會見了女王。就此我曾經在一次接受採訪的時候說過,一個”歷史性大叛變“的時代開始了。”
季諾維也夫指出:“叛變的首先是國家高層領導人、黨的機關的工作人員、意識形態領袖和知識份子精英的代表。”(亞歷山大•季諾維也夫《俄羅斯共產主義的悲劇》,P62~63,新華出版社)戈巴契夫不知所云的“新思維”和“公開性”打開了混亂的閘門,並且由此形成了以擁護“改革”為名的“民主派”媒體——亦即蘇聯的“南方系”媒體。它們逐漸構成蘇聯末期的權力中心之一:“改革時期資訊戰的主要結構是一個三部曲:糾錯—深化—破壞。……此時,大眾傳媒已經成為與蘇共中央並列的第二權力中心……資訊心理戰第三階段一開始,大眾傳媒就轉到了戈巴契夫的控制與指揮之下,並開始獨立于中央委員會和蘇共的其他機構。所有關鍵崗位也逐漸轉入第五縱隊之手(即開始為西方所控制)。蘇共中央出版社成了印刷反民族出版物(如В•科羅季奇的《星火》雜誌)的中心。大眾傳媒把自由這個概念捧上了天……實際上是根據第五縱隊的計畫行事的。多元論的表像,掩蓋了大眾媒體上開展的一場精心組織的有目的的運動。……大眾傳媒的做法低級庸俗。它們需要轟動效應。性的問題五花八門,沉渣泛起。開放妓院和賣淫合法化的呼聲日高,對各種性變態興趣陡增。一股猛烈的反文化巨浪正在襲來。它能帶來利潤,還能得到撥款。而蘇聯曾經擁有的大量學術著作和科普讀物卻完全消失了。”(В•利西奇金 Л•謝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戰——資訊心理戰》,P225~227,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在嚴肅的劇院,舞臺上竟然出現了床上戲的場面,報紙雜誌上出現污言穢語已經是習以為常,而《莫斯科共青團員報》居然大談口交的魅力——這可是全蘇共青團中央的報紙啊!”(謝•卡拉—莫爾紮《論意識操縱》下,P716,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南方系”媒體的發展勢不可擋:“《論據與事實》(類似於我國的《春秋大法》雜誌)1991年發行2400萬份;《星火》雜誌1988年發行180萬冊;1989年發行350萬冊,1990年發行760萬冊。”(利西奇金 謝列平上引書,P239)與之相比,蘇聯共產黨的機關報《真理報》——儘管它也試圖跟上“改革”的步伐——的發行量不到《論據與事實》雜誌的一半,而且黨報的所謂“發行量”有著眾所周知的特殊性(維•戈•阿法納西耶夫 《《真理報》總編輯沉浮錄》,東方出版社,P2)。民主派”媒體的如魚得水得益于蘇共在意識形態上的潰逃。不過這種“潰逃”不單單是因為招架不住對手:“(蘇共的)意識形態專家們用形式化的、千篇一律的陳詞濫調來‘捍衛’社會主義制度。誇誇其談,四平八穩,毫無實際內容,聞之令人生厭,翻來覆去地講同一個道理,讓人產生一種動物反芻的聯想。這種做法自然會引起人們反感。但這可並非在幹蠢事,而是戈巴契夫分子早有預謀的策略。”與蘇共意識形態專家們的那些“以……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起頭的黨八股相比,“大眾傳媒的典型風格卻是放開了的新風格,追求轟動效應和通俗性。它在資訊傳播過程中利用一切此前在我國並不為人所知或鮮為人知,但在70年過程中西方早已發表過的形形色色反蘇材料……這一情況營造了一種氣氛,使人感到意外、新鮮和真實。”“民主派”媒體和黨內的意識形態專家們“在只有一個球門的賽場上進行了一場獨特的足球賽,兩隊球員都在往裏灌球。”(上引書,P229)值得一提的是,“南方系”媒體的頭頭們過去也大都是黨內的意識形態專家和“忠誠的列寧主義者”。好比《星火》雜誌的科羅季奇,曾在其著名的《仇恨的面孔》中,對美國表達過刻骨的階級仇恨。而在“改革”不斷深化的過程中,他搖身一變成了“改革”堅定的支持者,後來又進化為“極權主義”的反對者;當“極權主義”土崩瓦解時,他終於滿心歡喜地前往了那個讓他曾經極度“仇恨”的美國。
艾倫。杜勒斯在其著名講話中(1945年,在國際關係委員會上的演說)說道:“只有少數人,極少數人,才能感覺到或者認識到究竟發生了什麼。但是,我們會把這些人置於孤立無援的境地,把他們變成眾人恥笑的對象;我們會找到譭謗他們的辦法,宣佈他們是社會渣滓。”
儘管當時作為蘇共黨內的高級領導人之一,並且負責意識形態工作的利加喬夫已經覺察到情況不妙:“1987年秋,在右翼激進派報刊上,準確地說,一條對蘇聯歷史進行歪曲,污蔑的脈絡已經清晰可見了。。”(葉•庫•利加喬夫《警示》,P152,當代世界出版社)”但他在蘇共十九大的那句“你錯了”(針對葉利欽)和尼娜•安德列耶娃的公開信“我不能放棄原則”一樣,在“南方系”媒體鋪天蓋地對“改革的敵人”[據利加喬夫說:“改革的敵人”一詞是由“改革的施工員”亞•雅科夫列夫發明的(上引書,P122)。它讓人不禁聯想起史達林鎮壓時期使用的“人民的敵人”一詞]的聲討之下,“變成眾人恥笑的物件”,最終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 ;“此後,凡是擁護社會主義反對全面否定蘇維埃歷史的人,都成了“改革的敵人”,都是“保守勢力”的代表。”(利西奇金 謝列平上引書,P238)而“你錯了”和公開信作為對試圖瓦解蘇聯的強大力量僅有的幾次微弱抵抗,被留在了歷史的記憶中。
3
俄羅斯學者對“南方系”媒體的意識形態策略進行過細緻的技術分析(上引書,P43~44),摘引如下:
1.利用現有的符號空間,給穩定的、過時的符號添加新內容……
“民主”:在蘇聯,“民主”——人民當家做主——這個概念是作為正面概念進入人們意識中的……新概念則變成了有錢人的權力,錢袋的權力……
“左派”:在蘇聯,它具有正面含義。傳統的左派是主張限制資本權力,主張國有化的。改革時代的新概念則完全相反,左派與右派顛倒過來了。所謂的“民主派”被稱為左派,他們主張非國有化、捍衛資本權力(戈巴契夫曾稱葉利欽是“極左派”——本文作者注)。蘇聯解體之後,顛倒位置已經沒有必要,左右派各歸原位。“壟斷”:蘇聯時期具有負面意義,西方大公司曾被稱為掠奪人民的壟斷寡頭……在改革後期,開始將統一的動力系統、鐵路系統、天然氣系統稱為壟斷機構,人們對它們有一種不好的看法,於是得出結論:必須解散它們(這給國家造成了嚴重後果)……“原始積累”:在所有大學的觀念中,這個詞都意味著是資本主義初級階段,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騙子和小偷氾濫。蘇聯解體後,這個符號用來作為掩蓋大規模巧取豪奪及貪污受賄之用。言下之意是現在正經歷著向資本主義過渡的必要初始階段,以後會好起來的。
2.符號空間融合法。
這是第二套典型手法,它往往熔各種互不相容的符號於一爐……如:木頭盧布、刨花香腸時代、馬克思主義是油炸水、列寧主義是蒙昧主義意識形態、七十年代的昏天黑地、文明國家,等等。
3.符號空間改造法。
可以將符號的結構看成是一塊山巒起伏的原野,既有高峰、陡坡,也有山谷窪地。人的智慧是有限的,所以在記憶中只留下了一些山峰,其他概念環繞在這些高峰周圍。心理戰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清除和消滅這些高峰。
4.符號與現實關係法。……
蘇共意識形態專家們以國家名義發佈明顯的虛假資訊,使人們喪失了對國家的信任。
5.虛假的二分法(對比法)。
符號空間包含了一種二分結構,如:天使—魔鬼,朋友—敵人,並在它的基礎上,將符號分組歸類。(比如將戈巴契夫等人稱為“改革派”,“民主派”;將利加喬夫等人稱作“保守派”,“反改革派”,“反民主派””——本文作者注)
在這五點當中,今天中國的南方系和《炎黃春秋》等雜誌對第四點“符號空間改造法”情有獨鐘——“人的智慧是有限的,所以在記憶中只留下了一些山峰,其他概念環繞在這些高峰周圍。心理戰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清除和消滅這些高峰”——所以它們不知疲倦地扮演著老田所說的“揭老底戰鬥隊”的角色。和它們相比,蘇聯末期的“南方系”前輩們水準更高,成就更大:“80年代,在第五縱隊的文人筆下,衛國戰爭時期的英雄人物幾乎全被安上精心羅織的罪名,受到誹謗和侮辱。對更加久遠的俄國歷史的評價也如法炮製,其中包括彼得大帝、葉卡捷琳娜二世、伊凡雷帝。被頌揚的只有像彼得三世那樣的低能兒。按照80年代末當時的高論,整個俄羅斯歷史簡直是微不足道。”(上引書,P39)在文章的下一部分我們就來分析一下具體的案例,看看蘇聯末期的“南方系”是如何把從卓婭•科斯莫傑米揚斯卡婭一直到弗拉基米爾•伊裏奇•列寧在內的蘇維埃高峰“清除和消滅”,並且將他(她)們的屍骨挖出來鞭屍的。
所有那些將普通概念重複上千遍的人,群眾才會把他記住。
即使撒了謊,也要厚顏無恥地撒下去,人們樂於相信彌天大謊,
而不相信小騙術……人們有時對自己在一些小事上撒謊,但
卻不敢在大事上信口雌黃。因此,他們料想不到有人這樣無恥
地欺騙他們……
——阿道夫•希特勒
“心理戰的手法之一是用歷史的過去偷換當代問題。這一方
法于80年代末曾為蘇共意識形態專家們廣泛使用。他們圍繞20~
30年代的種種事件,圍繞史達林問題,推出了現在的歷史……
第二個手法是將現代問題導入過去從今天的利益出發,挖掘歷史
論據來證明今天的觀點是正確的……第三個手法是‘歷史’戰。
在這場戰爭中把俄羅斯民族引以為榮,視為民族驕傲的所有英雄
和傑出人物統統通過資訊手段在道德上加以誅殺。”
——(В利西奇金 Л謝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戰——資訊心理戰》)
“歷史”戰之一:卓婭•科斯莫傑米揚斯卡婭之死
本文作者曾有個名叫“卓婭”的同學。“卓婭和舒拉”:不僅是蘇聯人民的紅色記憶,也是中國人民曾經的紅色記憶。卓婭因反抗德國侵略者而被殘忍地殺害,她的英名留存于偉大的衛國戰爭史。理所當然地,蘇聯末期她成為“南方系”“清除和消滅”的目標之一。
1991年,紅得發紫的《論據與事實》雜誌刊登了署名А•若夫季斯的文章。作者稱該文是根據已故作家Н.И.阿諾夫(伊萬諾夫)的回憶而寫成的。阿諾夫曾到過卓婭犧牲的彼特裏謝沃村,但卻目睹了“居民們竭力回避談論卓婭”的異常現象。在把讀者的胃口調足之後,作者若夫季斯開始了瓦解卓婭“神話”的工作:
聽我說,尼古拉•伊萬諾維奇(即阿諾夫——本文作者注)說——我有個感覺,在這一切背後一定有個秘密,請告訴我全部真相好嗎?
只有一名女教師在不無猶豫地聽完了阿諾夫‘此事將只有你我知道,絕不告訴他人’的誓言之後,才吞吞吐吐地講道:
德國人在向莫斯科發起總攻期間佔領了彼特裏謝沃村。村長與駐紮在另一個居民點的佔領軍當局保持著聯繫。一天夜裏,村裏的一處木板房著起火來,大火把木板房燒了個精光……過了一天或兩天,縱火者被當場捕獲:一個不認識的姑娘(指卓婭——本文作者注)企圖利用浸透了煤油的破布等物點燃另一個木板房。此時正是嚴冬,一個失去了容身之處的家庭不得不擠到鄰居家裏棲身,全村居民極為憤怒。站崗的人狠狠地打了姑娘一頓,然後把她拖進盧克裏婭的木板房,早晨村長把她解送給當局並報告了所發生的事情。當天,姑娘被前來彼特裏謝沃村執行特別任務的士兵處以絞刑……沒有德國人在此處宿營,因此也沒有任何(按照官方說法)似乎被女遊擊隊員縱火燒掉的德國人的馬廄。
我們的軍隊來到這裏以後,村裏的許多居民被逮捕並被帶走,不知去向。因此,留下來的人面對可能到來的鎮壓,人人都有一種揮之不去的恐懼……
作者最後寫道:
是不是П.利多夫因受村莊裏那些被嚇壞了的居民的欺騙而做了錯誤的報導,或者是他自己為了有利於史達林宣傳而編造了這個事件?但是不管怎麼說,正是他的這種說法出了大名並被“載入史冊”。
卓婭不僅沒有打擊過德國人,反而燒掉了村民賴以過冬的木板房!?對於今天的我們而言,這是多麼熟悉的風格和技巧!
“我”或者“我”的某個知名朋友,來到某個“紅色神話”的發源地,與某個神秘的“老鄉”或是不肯透露姓名(或已故)的“村幹部”聊起了有關於“紅色神話”的事。於是乎,在神秘“老鄉”或“村幹部”對“歷史真相”的娓娓敍述中,狼牙山和地雷戰等“神話”依次破滅了。正如俄羅斯學者對若夫季斯文章所進行的分析:“這個例證清楚地表現了斯梅爾佳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卡拉瑪佐夫兄弟》中的人物,一譯斯麥爾佳科夫——本文作者注)繼承者們非常巧妙的手法。他們的創作依據,都是非常可靠的事實,如一個不認識的女教師對現已作古的作家阿諾夫以及公佈這件事的本文作者А•若夫季斯的口授資料。從這篇短文中,還可以看到希特勒分子如何主持公道,他們對居民如何關心,還可以看到蘇軍佔領彼特裏謝沃村所帶來的恐懼和淒慘,以及對史達林分子利多夫的揭露。這樣,А•若夫季斯的文章就像一枚多彈頭導彈,達到了一石四鳥的目的。”(В•利西奇金 Л•謝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戰——資訊心理戰》,P271~273,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除了《論據與事實》(!)雜誌的文章,有媒體還斷言照片上的那個卓婭屍體是假冒的。對此,俄羅斯聯邦司法部司法鑒定科學研究所進行了相關鑒定,最終結論是“照片上被處絞刑的姑娘是卓婭•科斯莫傑米揚斯卡婭。”(上引書,P273)
“歷史”戰之二:青年近衛軍的母親
老一輩的人應該都很熟悉亞歷山大•法捷耶夫的小說《青年近衛軍》以及根據小說改編的電影:主人公奧列格•科舍沃伊不屈服於敵人的嚴刑拷打,凜然赴死的精神感動了無數人。1991年,《自鳴鐘報》的撰稿人М•沃利娜發表了一篇名叫《科舍沃伊的母親在為誰哭泣》的轟動性文章,文中驚人地聲稱奧列格•科舍沃伊還活著!而科舍沃伊的英雄故事完全是一場由其精神失常的母親引發的離奇騙局:
在羅韋尼基地區的一個合葬墓穴中掘出了一些被德國人槍殺的人已經腐爛的屍體。當時在場的葉連娜•安德列耶芙娜(沃利娜文中奧列格•科舍沃伊的“母親”,實際上她把名字搞錯了——本文作者注)撲向其中一個有白髮的老人的屍體並號叫起來:“奧列日卡,奧列日卡!”所有人都看到了:在她面前的是一個帶白髮的老頭兒,可他還在哭喊著:“奧列日卡!”沒有人提出異議,於是……人們把那個不認識的老頭兒再次作為奧列格•科舍沃伊葬埋了。然而法捷耶夫卻據此杜撰出,奧列格在羅韋尼基監獄中遭受刑訊,並因此一夜之間這個16歲的男孩子竟白了頭!這樣,奧列格•科舍沃伊成了小說中的主人公,而葉連娜•安德列耶芙娜則成了主要英雄人物的母親…..
沃利娜的文章風行全國。文章發表幾天之後,“一群肆無忌憚的流氓無賴在盧甘斯克市把青年近衛軍英雄半身雕像從底座上推了下來”。針對沃利娜的文章,電影《青年近衛軍》中扮演奧列格•科舍沃伊的弗•伊萬諾夫在《真理報》上發表了同樣名為《科舍沃伊的母親在為誰哭泣》的反駁文章。他用充分的證據駁斥了沃利娜,指出了她的大量錯誤,並在文中提到不僅是科舍沃伊本人,他的母親葉連娜•尼古拉耶芙娜(不是沃利娜文中所說的葉連娜•安德列耶芙娜)就遭到過德國人的多次毒打,並導致她終身殘疾的事實。伊萬諾夫在文章中總結道:“我們這裏出現了一種亂翻墓石的傾向,就像女新聞撰稿人М•沃利娜所做的那樣。然而死人不可能說任何話以自衛!……應該記住聖經中的戒條:‘不要做偽證!眾所周知,靠偽證社會不能生存——它將毀滅’。”(上引書,P274~275)
“歷史”戰之三:尤利烏斯•伏契克的傳說
蘇聯末期的“南方系”在大肆挖掘國內墓地的同時,又精力旺盛地折騰到了國外。《絞刑架下的報告》作者,國際共產主義的著名活動家尤利烏斯•伏契克就被掘了出來。
伏契克據說沒有被絞殺於德國普勒岑塞監獄。“他不僅當了德國人的情報員,而且還以這個身份被派到玻利維亞,不久就死在那裏。甚至還出現了一張屍體的照片。”眾所周知,納粹和法西斯主義勢力曾在拉丁美洲有很大的力量,二戰後不少的納粹分子都潛逃到拉美,而這就是發明這個玻利維亞傳說的根由。“另外一些人不堅持‘玻利維亞’說,但仍然斷言,他終究是叛徒—情報員。至於那個著名的《報告》,則無論如何不可能是他寫的,而是後來伏契克的黨內同志們偽造的……”(上引書,P276)對於這種剝奪著作權的手法,其實也無須多說。如同希特勒說的那樣,“即使撒了謊,也要厚顏無恥地撒下去”。只要足夠厚顏無恥,只要“將普通概念重複上千遍”,即使編造出像季米特洛夫是個不能說一句整話的結巴,一樣可以使大眾相信。
假如伏契克泉下有知,他一定會說:
“人們,我愛你們!你們要警惕呵!”
“歷史”戰之四:“史達林森林慘案”
按照“符號空間改造法”的理論,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史達林毫無疑問是蘇聯時代的象徵,高峰中的高峰;蘇聯歷史的光榮與悲劇都在史達林時代得到了最深刻的體現。
“1987—1991年國內幾乎沒有一家報紙,沒有一家雜誌,沒有一個電視頻道看不到指責史達林及其時代的材料的。”(Ю•葉梅利亞諾夫《史達林:未經修改的檔案——在權力的頂峰》,P608,譯林出版社)雖然“非斯化”運動在史達林去世後就已開始,但在“想像力奪權”——這句五月革命時期的經典口號諷刺性地被蘇聯末期的“南方系”成功實現了——的時代,“非斯化”運動到達了它登峰造極的境界。党的最高領導人米•謝•戈巴契夫對這一運動作出了決定性的貢獻。在戈巴契夫執政中期,他向記者和社會學家公開了在蘇共中央委員會馬列研究所的中央檔案館中曾受到特別保護——1987年之前任何人不得調閱——的史達林檔案資料中的部分檔,“其目的在於扶持反對史達林的勢力,因此只公開了能證明史達林是一位元血腥暴君的資料,例如:與黨內政敵的鬥爭,30年代鎮壓運動的經過。那些中性的,特別是缺乏揭露性的材料仍被封存。”而仍被封存的資料中則包括了史達林對當時的“個人崇拜”表示反感等內容(Н•津科維奇《二十世紀最後的秘密》,P53,中國書籍出版社)。
和中國的南方系對毛澤東時代“鋨死”數千萬和“整死”數億人的指控一樣,史達林時代的歷次鎮壓自然也成了這種數位操縱的物件:“例如,很多人的意識中,已經沉澱下了幾百萬農民背井離鄉,作為‘富農階級’被流放的說法。奧•普拉東諾夫說:‘在集體化和消滅富農階級的歲月裏,約有700萬~800萬農民被流放,數百萬農民被關進集中營和監獄’”。對此,俄羅斯研究意識形態和心理戰的著名學者謝•卡拉—莫爾紮質問道:“‘700萬~800萬農民被流放’?連家屬加在一起,那可是3000萬~4000萬人啊!”而後來經過對當時史料和資料的認真研究,“事實是:1930~1931年間,總共381026個家庭計1803392人被特別遣送(所謂‘富農階級流放’)。占農戶總數的1.5%(約3%農戶被官方劃定為富農)。”(謝•卡拉—莫爾紮《論意識操縱》下,P546,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亞歷山大•伊薩耶維奇•索爾仁尼琴(索忍尼辛)的《古拉格群島》是反對史達林和“極權主義”的巨大圖騰,是“南方系”在對蘇聯歷史進行審判時的權威證人:“在他的筆下,古拉格‘島民’歷年的動態,包括徒刑死刑、釋放調轉、患病死亡等方面的情況,逐年均有詳盡研究,列表資料也堪稱卷帙浩繁。”不過正像此書的副標題——《藝術性研究嘗試》一樣,“索爾仁尼琴(索忍尼辛)的資料亦當以”藝術誇張“視之,而整個文化界的人士則幾乎是把這些東西作為集中營社會學學術研究資料來看待的。
他所造成的意識裂變真可謂令人拍案驚奇:一個人讀了那種似乎言之鑿鑿的紀實材料,就會聽而信之,而且更會相信他那‘4000萬人被槍斃’的說法。”(上引書,P549)即使是激烈批判史達林的羅伊•麥德維傑夫,也撰文指責索爾仁尼琴(索忍尼辛)“過於經常地對事實進行明目張膽的歪曲、篡改和有意的回避”(李輝凡 張捷《20世紀俄羅斯文學史》,P447,青島出版社)歷史學家澤姆斯科夫用近10年的時間系統整理了反映勞動改造營管理總局(古拉格)各方面情況的檔案資料,並且發表了各類被鎮壓人員狀況的詳盡匯總材料。“他雖非史達林主義者,但是尊重事實。”但是“民主派卻刻意竭力不理睬他,也不和他論戰”,少數應戰者如安東諾夫—奧夫謝延科也都立即露了大怯。澤姆斯科夫指出他的論敵在引用他本人並未見過的1945年秋季全蘇集中營和勞教所資料時犯了一個“小錯誤”:安東諾夫—奧夫謝延科“漏掉了”一個小數點(МЛН.),其結果就是把160萬人“變成”了1600萬人。“多麼輕而易舉,拿掉小數點,再通過傳媒擴散開來,而億萬人竟然信以為真。當一種思維範式已經形成的時候,操縱家就不在乎理智的論據了。”“操縱家們也正是為了對想像力而非理性施加影響,才會如此誇大數字的,有時會誇張幾十倍,甚至幾百倍。恰恰是這種非要誇大真實數量不可的意圖,才能成為操縱的一種特徵”。(卡拉—莫爾紮上引書,P549)
不久之前曾鬧騰過一陣“卡廷森林慘案”事件,我國的南方系也是不甘人後,積極回應。然而早在1988年的蘇聯,就發生過一個轟動全國的“庫羅派特森林慘案”事件,據當時的“南方系”媒體報導:
在明斯克郊區庫羅派特森林發現大批犧牲於史達林大恐怖時期人士的遺骸,這場恐怖是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機構在1937年至1941年6月期間製造的。
媒體稱這個慘案的死難人數約為數十萬。國外的傳媒也不遺餘力地進行大肆宣傳——這是史達林及其極權制度嗜血成性的又一罪證。最後,在對這個“庫羅派特森林慘案”事件進行了仔細調查後,得出如下結論:
內務人民委員會各機構與所謂庫羅派特森林受害者之間沒有任何關係。在紮斯拉夫公路和明斯克環路之間丘陵地帶的戈迪謝鎮附近,安葬著不少於30萬希特勒種族滅絕暴行的犧牲者(“庫羅派特森林案:時代的篡改”,《軍事史》雜誌,1991.No.6,轉引自В利西奇金 Л謝列平上引書,P267,)
正如俄羅斯學者指出的:“庫羅派特這個地名在白俄羅斯地圖上就從來沒有過。杜撰名稱的目的是為了充分發揮情感的力量,影射史達林在這裏槍殺人就跟殺山鶉[俄語“山鶉”的發音為“庫羅派特卡”(Куропатка),故有此說——本文作者注)一樣無所顧忌。庫羅派特森林案只不過是整個虛偽報導龐大體系中的一個事例而已。”(上引書,P267)在蘇聯末期的混亂歲月裏,儘管一些謠言被揭穿,但謠言總能淹沒真相:製造大量新謠言的速度永遠要快過被動地對舊謠言的逐個駁斥。關於史達林,“有人寫的東西甚至已經離譜到了讓人想瞧一瞧還能編出什麼玩意兒來的程度……出現了大量編造史達林是沙皇暗探局特務的文章。有的文章說,流放中的科巴(史達林早期的黨內別名)襪子臭不可聞,幾乎所有的精神病他都有;他只不過是個神學校裏不學無術的學生而已,等等,等等。布爾什維克一詞居然成了一句罵人話……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攜帶史達林畫像參加群眾大會被認為是低能兒;大眾傳媒曾經專門在各地群眾大會上尋找攜帶有史達林肖像的人,以便表現他們的淺薄和粗俗。”(上引書,P266)“一個穿網眼針織背心的人坐在電視機前。——人們在街上遊行,臉上帶著喜悅。他手指螢光屏上史達林時代那些缺心眼的人,笑得前仰後合,說不出一句話來。”(上引書,P243)(筆者在此想插入一件事情:去年,某城市的一位收藏者——他是毛澤東時代的人——舉辦了一場關於毛澤東時代的影像與圖片展。一個在改革時代成長起來的中年人熱心地從外地趕來參觀——他對那位收藏者感歎道:“你辦的這個展覽很好,很有意義,像這些我的父母那代人都經歷過的;你看那些人(指毛澤東時代廣場上的遊行者),都像是發瘋了一樣,像機器一樣。”收藏者聽完後說:“我們當時對於領袖和國家的熱愛都是出於肺腑的,並不像你說的那樣,是失去了自己意志的表現。”談話由此陷入了尷尬。)
史達林在世的時候,如同從天而降的巨神,其威望甚至超過了列寧。然而他身後的歷史命運又是如此無常,甚至顯得淒涼。1953年在史達林的別墅裏,貝利亞、馬林科夫、赫魯雪夫等人看著史達林生命垂危,卻遲遲不去叫醫生;史達林剛死,“非斯化”的運動就隨即展開:先是貝利亞——如果不是他在黨內鬥爭中被擊敗,也許就輪不到赫魯雪夫來做那個轟動一時的秘密報告了——接著就是赫魯雪夫的高潮戲。赫魯雪夫先是史達林狂熱的吹捧者,後來又是史達林狂熱的反對者。在他與中國交惡的時候,甚至憤怒地聲稱要“把史達林的棺材直接送到北京來!”到了蘇聯末期,在所謂“公開性”政策和勢大滔天的“南方系”的力量之下,“非斯化”運動終於進入了歇斯底里的狀態。“卡廷森林慘案”也好,“庫羅派特森林慘案”也罷,其實史達林早就被一次次地拖進了名叫“史達林”的歷史森林裏,遭到了無數次的審判和槍決。
“歷史”戰之五:“回歸列寧”
“史達林領導下的蘇聯時代在社會意識中被一筆勾銷之後,蘇維埃國家的締造者列寧的名字仿佛成了連接過去與現在的最後一座橋樑,它象徵著幾代人之間的繼承性。因此,損害業已形成的列寧的形象詆毀他的活動,就成了把整個蘇聯時期說成是黑暗和愚昧時代並使人們離開社會主義的一個必要步驟。”(上引書,P169 )
在蘇聯還沒有走向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末日之前,為了非史達林化,必然要借助列寧的威名,列寧代表了蘇維埃國家的終極真理。正如赫魯雪夫提出的“回歸列寧原則”那樣;戈巴契夫在“改革”初期也曾化身為列寧的忠實傳人。而在蘇聯末期的大混亂到來後,所有蘇維埃國家的偶像與禁忌一個個被羞辱被打破;當蘇聯全部的歷史都成了被“清除和消滅”的物件時,列寧這個最後的禁忌也就不能倖免了。所謂“回歸列寧”的意義,可以看作是一步步地把所有的都清算完之後,最後必然來到的總結性清算。
“列寧是德國間諜”,“列寧是毀滅俄羅斯文化的罪人”,“列寧是俄國人民的劊子手”“列寧是美好的沙皇俄國的破壞者”,這些都是老調重彈了。到了這個階段,連編造歷史的工夫都可以省去,而直接使用“純文學”風格了。《自鳴鐘報》的“政治評論家、詩人”——總是這號人物不是嗎?——A•伊萬諾夫斷言:“總的看來,我們的領袖和導師是死于梅毒。”而1990年的另一篇奇文《崇拜的誕生:列寧是典型的神話》(М•魏斯科普夫,《波羅的海時報》)這樣寫道:
大約是1924年,克里姆林宮的下水道經受不住布爾什維克的猛烈衝擊,終於跑水了。陵墓裏灌滿了污水,一名神甫(好象是大牧首本人),這樣說:“聖屍上也是要塗油的。”
……那副傻瓜表情、那顆禿頭 、那張喝得醉醺醺的電報員也差不哪去的鬼臉……打旱地裏冒出來的一顆苗苗兒:要模樣沒個模樣,要氣派沒個氣派。
瓦洛佳搞俗家的科學也在行。他雖說沒有一點詩才,但只要老師吩咐,就可以立刻“用正確的六音步長短短格來翻譯荷馬史詩”。
他的房間保持著修道院式的整潔。一個中學生正在做筆記,筆記本上密密麻麻寫滿了一個個小耗子似的字母——字雖然寫得緊緊巴巴,倒不妨礙思想馳騁。這個中學生寫滿了一個又一個本子,若有所思地瞅著牆壁,眼前是兩片畫著斑斑點點的大屁股似的東西半球——蘇聯國徽的原型……
最後,終於有機會談一談那個與大救星聯姻的她——娜傑日達(指列寧的妻子娜傑日達•克魯普斯卡婭——本文作者注)——的問題了。想不到吧,這個講起話來跟馬卡爾•傑武什金一副腔調的、黨內綽號叫“魚”的革命的女修道院長,居然不乏抒情的想像力……而在那圍著灰毛皮圍脖、像東歐平原一樣扁平乏味的胸膛裏……居然還有一顆監獄未能使之喪失慈愛的心在……跳動?(上引書,P268~269 )
與此文那種妙語連珠,油腔滑調,下流無恥地嘲諷偉人的水準相比,我國那位說毛澤東的字像“狗扒似的劃拉出來了”的小京油子實在只能算是托兒所的程度了。
在“清除和消滅”列寧這座最後高峰的運動中,著名的史達林傳記作者德米特裏•沃爾科戈諾夫上將(我國的“辛同志”可以看作是他的翻版)是一個代表人物。這位擔任過蘇聯陸海軍總政治部副主任、蘇聯國防部軍史研究所所長,曾在史達林傳記中指責史達林違背了偉大的列寧及偉大的列寧主義的黨內軍內的權威理論家,也終於發現了與“極權主義”做鬥爭的必要性。“特別是他在自己全盤否定列寧的著作的封面,為強化對讀者的負面影響,登載了一幅重病患者的照片,那張臉被痛苦折磨得已經變了形,實際上當時人已處於瀕死狀態。”有人指出:“書的封面是對死者的粗暴侮辱(不論大家對列寧的態度如何),故爾他必遭報應。”沃爾科戈諾夫在書出版後不久,就患病並很快死去了。不管這是不是報應應驗,對列寧的詆毀還是見出了成效。《論據與事實》雜誌1991年就“列寧應當躺在什麼地方”向路人提問。莫斯科一位15歲的少年季馬對此回答道:“應該把他從這裏扔出去……嗯,不是扔,應該是運出去。他做過什麼好事嗎?他把全國都搞亂了,現在卻躺在這裏。把他埋到某個墓地去吧!”(上引書,P270)
“把蘇維埃墓地全掘開……”
“不僅僅戰爭年代,而且整個70年蘇聯歷史都逐漸被迅速蔓延開來的污點所覆蓋,許多歷史畫面簡直就是一幅諷刺性漫畫。其中對曾經支持過蘇維埃政權的作家們的態度即為一例。按照各種報刊媒體的說法:阿•托爾斯泰是貪財鬼和酒徒,馬•高爾基是一個虛偽的,名不副實的人,弗•馬雅科夫斯基是發育不全者,米•肖洛霍夫則是抄襲他人作品的人。甚至很難數得清針對《靜靜的頓河》作者究竟有多少造謠中傷。”(上引書,P277)“從‘民主派’的宣傳中可以得出的結論是:整個蘇聯時期的歷史上是一批不合格的人在活動,他們以自己的‘極權政治’威脅西方的偉大民主。”(上引書,P308)B.伊柳欣在《控告總統•起訴狀》(1992年)中說道:“在他(指戈巴契夫——本文作者注)的統治下,整個國家都被變成了考古發掘地。”(上引書,P283)
人們會有一個疑問:為什麼在蘇聯末期大眾會輕易地相信那些“荒唐無稽”的“政治謠言”?由於這涉及到具體的蘇聯意識形態“蛻變”問題,並且不是本文的主題,所以在此僅簡單地談以下一點。蘇聯官方在對其自身歷史的解釋上有著一個非常不好的傾向——這也並非是蘇聯獨有的問題——即用“庸俗化”的歷史觀念去解釋蘇聯史上所發生的諸如黨內鬥爭在內的一系列複雜問題。
在1953年清算貝利亞問題的蘇共“七月全會”上,蘇共中央書記赫魯雪夫的發言就是這種庸俗化歷史觀的典型:
“……早在史達林生前我們就知道貝利亞是個大陰謀家。他是個奸詐的傢伙,是個狡猾的鑽營之徒。他用自己骯髒的爪子牢牢吸在史達林同志的內心,他善於把自己的想法強加給史達林同志……我們大家都尊重史達林同志。不過歲月不饒人,最後一段時間史達林既不能看檔,也不能見人,他的健康狀況不佳。貝利亞這個卑鄙小人狡猾地利用了這一點,非常狡猾……貝利亞對黨的態度跟希特勒沒有區別……貝利亞不是黨員,而是鑽營之徒,可能還是間諜,在這方面還要再挖一挖……”
赫魯雪夫等人用一套“忠臣/奸臣——明君/昏君”的模式去向人民解釋貝利亞問題,甚至用“庸俗化”了的階級鬥爭觀念把貝利亞與希特勒並列——而此人就在不久前還是和自己很親近的同志。“妖魔化貝利亞的形象,把他描繪成悄悄混入党的領導層的傢伙——這都貶低了社會進程在歷史中的重要性,創立了用某些個體的不良意願解釋蘇聯歷史事件的先例。”(Ю•葉梅利亞諾夫《未經修改的檔案:赫魯雪夫傳》,P309,譯林出版社)
赫魯雪夫在二十大上全盤否定史達林領導蘇聯的“三十年”——儘管他後來出於政治原因又多次反復——把大肅反時期的鎮壓描繪成是“暴君”對那些無限忠誠於黨的“老幹部”的迫害,而掩蓋他本人就曾是一個積極的鎮壓者,掩蓋了黨的“老幹部”們對他人的迫害行為以及確實存在的反史達林的密謀等等事實。正如斯台芬•茨威格所說:“熱月九日之所以具有世界歷史意義,並不是因為羅伯斯庇爾被處以死刑,而是他的繼任者採取這種怯懦虛偽的態度(指將罪過推在羅伯斯庇爾一人身上——本文作者注)。因為直到這天為止,革命無論採取任何行動,全部理直氣壯,同時也心安理得地承擔一切責任”(斯•茨威格《約瑟夫•富歇——一個政治性人物的肖像》,P70,華夏出版社)這種對待歷史“隨心所欲”和“胡作非為”的態度,使蘇聯官方的歷史解釋逐漸失去信譽。勃列日涅夫雖然沒有宣佈赫魯雪夫是“希特勒”,但整個勃列日涅夫時代的意識形態語言完全是由連篇的“廢話”和貌似正確無比的“空話”與“套話”構成的。戈巴契夫及其“意識形態專家”“延續”了赫魯雪夫的“精神”。但是他們嫌後者對史達林時代“刨”得還不夠徹底,於是決定直接往祖墳上刨:“現在請想像這樣一種情景。羅馬教皇走到羅馬的聖彼得廣場,對圍攏來的人說了下麵一番話:親愛的教徒們,我必須向你們宣佈,沒有什麼上帝,天主,教會只是一個犯罪組織,我把它解散了。您會怎麼評價這位教皇的行為呢?須知蘇聯的意識形態專家們正是以這種精神表述的。”(亞歷山大•季諾維也夫《俄羅斯共產主義的悲劇》,P64,新華出版社)蘇共官方的歷史解釋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終於土崩瓦解:既然老一套已經令人厭煩,那為什麼不去聽那些更新鮮、更刺激的故事呢?而蘇聯末期的“南方系”進行的大量“歷史發明”-融驚險、偵探、色情、科幻等所有吸引人的要素於一爐,正好滿足了大眾的心理欲望。當然,這並不是蘇聯末期“南方系”能夠大獲全勝的惟一內因,但至少是重要的內因之一。
《零城》的意義
1996年俄羅斯國家杜馬安全委員會舉辦了一個為期半年的講習班,“專門研究破壞社會‘文化核心’的技巧。”參加者包括了不同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的專家。講習班在最後的幾次會議中,重點地討論了卡倫•沙赫納紮羅夫(其父格•霍•沙赫納紮羅夫曾是戈巴契夫的心腹助手之一)的影片《零城》(1988年)。與會的專家一致認為《零城》準確地預見到了蘇聯社會“文化核心”被破壞的過程。
《零城》講述了莫斯科的工程師拉瓦金在“零城”出差時遭遇到的怪異和恐怖經歷:拉瓦金剛到“零城”時,前往一家工廠找廠長,結果竟然“見到女秘書在接待室全裸地坐著。人們進進出出,把緊急要打字的材料交給她,但對怪誕卻視若無睹……出門的時候他病了。那些習以為常的秩序的標誌物——列寧像呀、社會主義勞動競賽榜呀——再也抵禦不住迷亂的局面了。”只有裸女或者只有列寧像的社會都是一個——意識形態意義上的——“秩序的社會”。而當裸女和列寧像在同一個時空中並存,甚至裸女和列寧像被奇妙地拼接在一起,難分彼此的時候,則標誌著“秩序的社會”開始走向混亂和崩潰之路。
在《零城》的尾聲部分,“零城”的“整個匪幫——官員們、地下企業家們、作家,還有好多浪蕩女人——紛紛撲向一顆象徵政權的‘俄羅斯國家樹’,開始摧毀它,撕擄它的枝葉。”(卡拉—莫爾紮上引書,P720)
文/克爾白的懸詩
2010-12-15
讚讚
CIA的公開秘密—兼為《十條誡令》蓋棺定論
一、嘗試為《十條誡令》蓋棺定論
二、(中國國內)親美勢力對《十條誡令》真實性的質疑
三、“Moral Re-Armament”的真面目
四、“Moral Re-Armament”在中國
五、“Moral Re-Armament” 、“共產黨革命章程”及“十條誡令”
六、克格勃(KGB/格別烏)高官什羅寧的話是否可信
七、「中情局」為防止洩密進行的暗殺
A、李志綏之死
B、班尼特之死
一、嘗試為《十條誡令》蓋棺定論
筆者不久前曾寫作《中情局絕密綱領–用普世價值對抗愛國主義》一文http://blog.mshw.org/hexuefei/?p=47,其主要目的有四個:
其一,是揭露美國在全世界推廣所謂美式“普世價值”的真實目的。
【(中情局加爾瓦爾德方案)最高綱領包括最廣泛的目標。它提出的任務是破壞對祖國之愛。它渴望用所謂‘普遍人類價值’代替愛國主義。】《克格勃(KGB/格別烏)X檔案》–p66。
克格勃資深特工什羅甯將軍的這本書在中國2003年出版的。當時譯者趙雲平用的一個詞語是“普遍人類價值”,而2008年後這個詞語有了更加簡略、響亮且準確的中文譯法——“普世價值”,看來「中情局」特工的漢語素養也是一流的。在2008年那偉大的抗震救災過程中,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得到了自改革以來最大程度的激發。而“(黨內美帝買辦)南方報系”當時卻“突如其來”、“莫名其妙”地宣稱抗震救災所體現的是“普世價值”,並由此引發了一場影響深遠的爭論。
而隨後的兩年裏,“普世價值”也成了美國總統奧巴馬“對華喊話”的口頭禪。2003年出版的這本書實際上揭露了所謂“普世價值”思潮的真正的出處、背景及其戰略意圖。原來,不管是蘇聯戈巴契夫的“全人類的價值高於一切”還是中國“(黨內美帝買辦)南方系”的“普世價值”,其真正含義並不是表面宣稱的捍衛全人類和全世界的尊嚴和利益,“普世價值”論只是「中情局」用來“對抗”蘇聯和中國的愛國主義思潮,並最終“肢解”蘇聯和中國的“文化戰工具”。
其二,是揭露美國「中情局」通過“系統性”的工程,“妖魔化”社會主義領袖列寧毛澤東等偉人,進而“顛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陰謀。
【他(杜勒斯)將基本的、集中的打擊指向反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而為了達到既定目的,如美國專家們設想,首先必須打破蘇聯人頭腦中的所謂“列寧綜合體系”。】
《克格勃(KGB/格別烏)X檔案》–p63。
【(反列寧題材)在80年代的俄羅斯幾乎獲得了國家地位,這時許多大眾傳媒開始鼓勵破壞十月革命領袖(列寧的)紀念碑,銷毀他的全集。反列寧題材充斥了報刊、無線電廣播、電視和電影。新聞、文學、藝術和科學的形形色色‘熱心者’懷著受虐的滿意心情去推翻自己以前崇拜的偶像(列寧)。】
《克格勃X檔案》–p65。
【根據艾倫.杜勒斯的企圖,關於‘德國黃金’、‘鉛封的’德國車廂和‘雇傭間諜’這些早就知道的假造謊言竟然成了‘禁果’,它對許多人的耳朵感到好聽。加爾瓦爾德設計的最低綱領在於向新的幾代人灌輸對列寧主義的懷疑,認為列寧主義簡直是‘歷史的錯誤’,人類一部分暫時的、不正常的和不牢固的社會現象。灌輸說早晚要把它結束(‘蘇聯是罪惡帝國’!)】
《克格勃X檔案》–p65。
其三,揭露「中情局」最大機密是如何影響別國領導人。
什羅寧在書中寫道:
【70年代末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反偵察人員們得以解開美國中央情報局最大的秘密,它在於這個部門制定,仔細準備並在80年代著手實施所謂深層掩護的專門計畫。
根據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材料已知,該項計畫的作者是「中央情報局」的前副局長比謝爾,他還制定了‘雙重諜報網’的觀念。根據這一觀念推測,「中情局」將把在美國境外工作的外國人中最有價值和可靠的間諜用於偵察目的。】《克格勃(KGB/格別烏)X檔案》–p42
【給小組規定的任務是滿足偵察屆向主導的國家機關、政治領袖周圍、代表及其他機構和組織進行諜報滲透的需要。即說得是“培養”自己的影響諜報員,使他們向權力機構推進。
影響別國總統,影響其國家機構?難道這種事有可能嗎?
按照美國專家的斷言,這不但可能,而且更有甚者,這是保障全國安全政策最便宜和最有效的方法。對總統可能用三種途徑去影響。
第一,直接通過高級會晤。
第二,通過他的班子,要往裏面打入影響諜報員。
第三,間接地,在大眾傳媒中組織宣傳運動,讚揚總統那些對美國有利的行動。】
《克格勃X檔案》–p45
其四,其目的是初步探究網上廣泛流傳的《十條誡令》的真假。
由於當年克格勃(KGB/格別烏)在「中情局」內部安插了不少間諜,因此當年的蘇聯克格勃(KGB/格別烏)可以說是最瞭解當時「中情局」內幕的機構。克格勃(KGB/格別烏)資深人士維•什羅甯將軍根據以親身經歷的事件、親眼所見的情景、親手處理的情報寫成的這本書,可以說是對美國「中情局」內幕最權威、最真實的披露。書中披露杜勒斯的訓話與網路上流傳的「中情局」《十條誡令》幾乎“完全一致”,可見《十條誡令》並非完全空穴來風。
【「中央情報局」的奠基人和第一任領導人艾倫•杜勒斯的信條,他對自己的軍官們教誨說:
“在那裏(蘇聯)製造了混亂以後,我們不知不覺地把他們的價值偷換成虛假的並迫使他們相信這些價值。怎樣做呢?我們找到自己的志同道合者……我們在俄國找到同盟者和助手。將一個情節接著一個情節地導演世界上最不馴服人民的滅亡、其自我意識最後的、不可逆轉的熄滅,按其規模來說是最雄偉的悲劇……”
“我們將千方百計地支持和發動所謂的藝術家們,他們將培植對色情、暴力、虐淫、叛賣,總之,對任何不道德行為的崇拜。在國家治理中,我們將造成混亂和不可收拾的局面……”
“我們將不知不覺地,但積極地促進官員們、受賄者們地胡作非為,無原則性、官僚主義和因循拖延將被樹為善行……”
“誠實和正派將被嘲笑並變成過去的殘餘。蠻橫無禮、卑鄙下流,謊言和欺騙,兇殺和吸毒,相互之間動物般的恐懼和無恥、叛賣,各民族的民族主義和敵對,首先是對俄羅斯民族的敵對和仇恨——所有這一切我們都將巧妙地和不知不覺地培植,所有這一切都將盛開雙瓣的花朵……”】
《克格勃X檔案》–p62
杜勒斯的這段話同樣曾經在網路上流傳。
根據什羅寧的“披露”,我們可以確定這段訓話的“真實性”確鑿無疑。而《十條誡令》的內容主旨與杜勒斯訓話“完全一致”。
二、親美勢力對《十條誡令》真實性的質疑
但是有一群“親美分子”一直不相信《十條誡令》的存在。而極力幫助「中情局」進行“掩蓋”的便是方舟子的新語絲的網站。
2003年9月9日開始,方舟子在新語絲網站上大張旗鼓地推薦《莊海青:美國中央情報局“中國十誡”:一個謠言的來歷》等文章。見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news/cia.txt 這類文章為了證偽《十條誡令》所舉出的關鍵性的證據就是一個美國網頁:http://snopes.com/language/document/commrule.htm
據說,體制內的“漢奸買辦勢力”將方舟子網站上的這些內容彙報給了中國最高層,中國最高層官員竟然相信方舟子網站上這些為「中情局」辯護的文章,從而認為《十條誡令》僅僅是個謠言。
多年以來,幾乎所有在此問題上替「中情局」辯護的文章都是方舟子網站文章的翻版。方舟子是眾所周知的“抄襲大王”。看來,方舟子的網站,也僅僅是在替「中情局」“辯護”這個問題上,才有些真正原創性的內容。
比如,楊學濤《所謂的美國中情局“十條誡令” 的前世今生》一文實際上是方舟子網站內容的翻版,該文寫道:
【一個網頁引起了我的興趣:http://snopes.com/language/document/commrule.htm
網頁中所列的十個題為“Communist Rules for Revolution”的“條例”與新聞報導所稱的《十條誡令》如出一轍(不用我翻譯了吧?):
據該網站稱,此十條“communist party革命章程”號稱由協約國於1919年5月在德國Dusseldorf搜出來,並于同年首次被印刷在了Oklahoma州的Examiner- Enterprise報上(Examiner-Enterprise是真的,但這個“十條”卻從未在該報發表過),是德國communist party用來腐蝕資產階級、發動共產革命的章程。
目前知道的最早發表年份是1946年(發表在當年2月份的期刊Moral Re-Armament上)。1954年,佛羅里達州司法部長George A. Brautigam證明其為真實,並簽上了大名。後來,“十誡”廣為流傳,選民們出於警惕,就把這十條印出來發給議員們。
1980中期,專欄作家Bob Greene在芝加哥大學與西北大學與俄國問題專家一起研究後共同認定,這十條章程是徹頭徹尾的偽造。Greene寫到: “我一直希望找到一個拿著這個“十條”的communist party member,好讓我有機會問問他‘obloquy’這個單詞到底是什麼意思)
《紐約時報》報導,國家檔案館、國會圖書館和各所大學的圖書館都找不到這個所謂的檔。蒙大拿州參議員Lee Metcalf在與FBI、中情局等機構聯合調查後也得出結論,認為這個所謂檔純屬偽造。
作家Jan Harold Brunvand 評論說:
The rules have to do with dividing people into hostile groups, encouraging government extravagance, and fomenting “unnecessary" strikes in vital industries. What we have lost, the list suggests, is a world without dissent, budget deficits, inflation and labor unrest.
I just can’t remember any such Golden Age.
(這些“條例”讓人民形成了敵對的陣營,鼓勵了政府奢侈浪費,並在重要的產業製造了“不必要”的罷工。“條例”告訴我們,我們失去了一個沒有異見、沒有財政赤字、沒有通貨膨脹、沒有勞工動亂的世界。
我們曾經經歷過這樣的黃金時代嗎?我一點也想不起來。)
可以看出,這個流傳甚廣的“謊言”出自“保守”的美國人之手,他們對於出現在美國的一系列社會變化表示擔憂,又無力解決,便簡單地把罪責“歸結”到了“communist party滲透”上來。1990年代,即便蘇聯已經解體,但“十條”依然不斷被報章引用,作為美國道德滑坡及政治腐敗的一個幌子。】
snopes.com 這個網站認為,所謂1919年發現的“共產黨革命章程”是個純粹的謠言。所謂最早刊登“共產黨革命章程”的的Examiner- Enterprise報上根本就沒有出現過這個所謂的“共產黨革命章程”。而這段文字最早出現在1946年,在Moral Re-Armament 期刊上刊登。
三、“Moral Re-Armament”的真面目
那麼,所謂的“Moral Re-Armament”是個什麼東西呢?
實際上,這個由美國基督教徒Buchman 創辦的“Moral Re-Armament”,是眾多戰略問題研究者高度關注的世界性組織,因為這個組織與美國中情局和聯邦調查局的關係太密切了,是美國用來控制全世界的重要工具。而西方很多媒體也早有報導:該組織與中情局的密切關係。
FBI解密檔案顯示美國總統艾森豪威是“Moral Re-Armament”運動的重要支持者。見:http://www.paperlessarchives.com/ike_fbi.html
一些和“Moral Re-Armament”組織有過接觸的印度宗教人士在談到“Moral Re-Armament”時也說道,人們都相信他們是中情局的:They’re also criticized a lot there. They have been criticized a lot there locally. People, they think they are CIA.見:http://www.vaniquotes.org/wiki/Moral_Rearmament_Movement
實際上,“Moral Re-Armament”在多個國家的作為已經引起了不少正義之士的警覺。比如,恩克魯瑪(Kwame Nkrumah,1909—1972),加納共和國第一任總統,加納人民大會黨主席,非洲著名社會活動家,“非洲社會主義”宣導者和代表人物之一。恩克魯瑪1965年的著作《新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最後階段》(Neo-Colonialism, the Last Stage of imperialism)一書《新殖民主義的機制》這一章中便重點介紹過這個“Moral Re-Armament”。恩克魯瑪是非洲社會主義的代表人物,是非洲社會主義運動的領袖,是加納共和國第一任總統,也當然是當年非洲國家眾多秘密情報的知情者。
恩克魯瑪在書中談到:http://www.marxists.org/subject/africa/nkrumah/neo-colonialism/ch01.htm
【Among instruments of such Western psychological warfare are numbered the intelligence agencies of Western countries headed by thos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visible Government’. But most significant among them all are Moral Re-Armament (MRA), the Peace Corps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USIA).
Moral Re-Armament is an organisation founded in 1938 by the American, Frank Buchman. In the last days before the second world war, it advocated the appeasement of Hitler, often extolling Himmler, the Gestapo chief. In Africa, MRA incursions began at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Against the big anti-colonial upsurge that followed victory in 1945, MRA spent millions advocating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forces oppressing the African peoples and those same peoples. It is not without significance that Moise Tshombe and Joseph Kasavubu of Congo (Leopoldville) are both MRA supporters. George Seldes, in his book One Thousand Americans, characterised MRA as a fascist organisation ‘subsidised by . . . Fascists, and with a long record of collaboration with Fascists the world over. . . .’ This description is supported by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MRA of people like General Carpentier, former commander of NATO land forces, and General Ho Ying-chin, one of Chiang Kai-shek’s top generals. To cap this, several newspapers, some of them in the Western world, have claimed that MRA is actually subsidised by the CIA.
When MRA’s influence began to fail, some new instrument to cover the ideological arena was desired. It came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merican Peace Corps in 1961 by President John Kennedy, with Sargent Shriver, Jr., his brother-in-law, in charge. Shriver, a millionaire who made his pile in land speculation in Chicago, was also known as the friend, confidant and co-worker of the former head of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Allen Dulles. These two had worked together in both 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U.S. war-time intelligence agency, and in the CIA.
Shriver’s record makes a mockery of President Kennedy’s alleged instruction to Shriver to ‘keep the CIA out of the Peace Corps’. So does the fact that, although the Peace Corps is advertised as a voluntary organisation, all its members are carefully screened by the U.S.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
令人驚歎的是,恩克魯瑪1965年的文章便十分清晰地用到了這樣的詞語:the United States ‘Invisible Government’——美國隱形政府。恩克魯瑪的這幾段文字的大概含義是:西方國家(由美國的“隱形政府”所主導)的情報機構用來實施西方心理戰的工具屈指可數,其中最重要的便是Moral Re-Armament (MRA)–道德重整運動, the Peace Corps –和平部隊(即將受過訓練的志願人士送到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服務的組織),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USIA)—美國新聞署。蔣介石的高級將領何應欽曾經是Moral Re-Armament運動的重要參與者。加納首任總統、非洲著名學者和社會主義領導人恩克魯瑪的著作已經將Moral Re-Armament明確地定性為與美國中情局、聯邦調查局等情報機構關係密切的西方進行心理戰的工具。
四、“Moral Re-Armament”在中國
這個“Moral Re-Armament”對中國的影響也是十分深入的,但是很多人卻不知道這個組織的存在,似乎有一隻無形的手在為其保密。作為一個曾對中國及世界產生如此重大影響的半隱形組織,其背後如果沒有美國情報機構的扶持,那是那難以想像的。
以下是幾則該組織在中國的宣傳性介紹:
A、臺灣出版的中華百科全書對介紹:
【道德重整運動
道德重整運動(Moral Re-Armament,簡稱MRA),是美國人蔔克曼(Frank N. D. Buchman)於西元一九三八年在倫敦所發起的,他曾經遍遊世界各地,認識許多領袖,如中國之孫中山先生、印度之甘地、美國之福特以及愛迪生等。他認為所有民族、國家及宗教,最基本的起源,是四個絕對的道德標準,即絕對誠實、絕對純潔、絕對無私、絕對仁愛,並由內心良知作為指導,以知行合一則有天人合一之體認,因而產生無限個人或社會或世界一新大力量,以建立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道德重整在建設新興國家與舊敵成友之工作中,扮演了其幕後的腳色,它不是一種組織,但在瑞士的柯峰設有國際會議中心,許多國家如英、法、荷、加、印、巴西、澳洲、日本等,也有地方或地區中心。
卜克曼早年曾數度訪問我國,與 國父孫中山先生為摯友。戰後,陳立夫與何應欽屢應其邀,赴歐、美參加會議,該時中文稱為「道德重整運動」。
民國六十三年,陽明山華岡中華學術院設有道德武裝研究所。(劉毓棠)】
B、劉毓棠是國民黨的外交官。華僑協會總會雜誌僑協雜誌(第092期)刊登對劉毓棠的回憶文章:
http://www.ocah.org.tw/sidepage/mag_viewpage.php?mag_no=092&id=4051
【一九四五年四月,聯合國在舊金山召開會議。當時毓公擔任中國代表團團長張君勱的英文秘書。張君勱是知名的哲學家,也是民社黨的創辦人,博學多聞,文風剛健有力,毓公和他共事相當愉快。經由張君勱的介紹,毓公認識了「道德重整運動」的發起人蔔克曼(Frank N.D. Buchman)並觀賞了由卜克曼博士率領一批道德重整人士表演的舞臺劇︽被人遺忘的要素︾,宣揚民主道德理念,留下極為深刻印象。】
C、《近代在華部分基督教名人簡介》:
【布克門 Frank Buchman 美國傳教士,1921年,他在牛津大學發起了著名的“牛津團契”運動,其信條為“絕對誠實,絕對純潔,絕對無私,絕對的愛”,此運動後在1938 年改名為“道德重整運動”。20世紀30 年代,廣學會曾在中國陸續出版了牛津團契的14種書籍。】
D、另外還有一則中華民國「道德重整協會」創辦人劉仁州的介紹:
【道德重整在台灣
http://life.fhl.net/Desert/97/s010.htm
「道德重整」自民國卅五年開始,即邀請中國派代表團出席世界性的大會,我國政界諸多要人都曾參與,但角色側重於作為政府國民外交的管道。五十年代之後,「道德重整」在全台各大專院校紛紛成立了合唱團,變成比較民間化、人民自願自發性的活動。後來整個台灣社會風氣改變,開放的程度愈來愈大,人民有更大的自由意志、更多的表達機會。因此到了民國七十九年,一批從「道德重整」合唱團畢業的朋友,覺得台灣社會亟需成立一個「道德重整」的組織,以便針對社會需要改善的地方有所貢獻。「道德重整協會」於焉成立。 】
五、“Moral Re-Armament” 、“共產黨革命章程”及“十條誡令”
瞭解了“Moral Re-Armament”的本質真相,那麼所謂“共產黨革命章程”與“十條誡令”的關係便十分清楚了。
“Moral Re-Armament”公佈所謂“共產黨革命章程”的時間是在1946年,按照克格勃高管什羅寧所掌握的材料,這正是美國開始簽署杜勒斯那段著名的訓示的那段時間。
“Moral Re-Armament”公佈的所謂“共產黨革命章程”,其內容和杜勒斯的訓示十分接近。不過,賊喊捉賊,豬八戒倒打一耙,“Moral Re-Armament”將這些“美國用來顛覆共產黨國家”的信條改成了“共產黨來顛覆美國”的信條予以公佈、發表。這些東西在美國從70年代開始引起美國社會廣泛的討論,經過美國獨立人士的大量調查,最終證明所謂“共產黨革命章程”是子虛烏有的。但是誰都想不到這個事件的真相。
毫無疑問,整個事件的真相是:與中情局和聯邦調查局關係密切的“Moral Re-Armament”組織最早得到了杜勒斯的那篇訓示,或者他們得到了中情局根據杜勒斯訓示形成的誡令。“Moral Re-Armament”將這些內容改頭換面,變成了攻擊共產黨國家的利器。
我們相信,“共產黨革命章程”不可能是“Moral Re-Armament”組織在1946年憑空捏造出來的。看看在杜勒斯發佈他那段著名的訓示20多年後,蘇聯克格勃高級官員什羅甯看到相關內容的反應:
什羅甯將軍說:
【我清楚地記得自己的慌亂心情,那時我瞭解了中央情報局領導人40年代末簽署的這一訓示。這是在1968年.那時我在莫斯科州安全委員會一個區分局工作3年之後,讓我到中央機關工作並從事組織反對意識形態破壞的反宣傳措施。這時當然考慮到了我的記者訓練。意識形態破壞者的目的,最初我覺得是臆造出來、不現實的。難道能迫使誰相信“虛假價值”嗎?難道俄羅斯在這一點上找得到“同盟者和助手”?難道培植對領導了反法西斯鬥爭並拯救了人類免遭“褐色戰爭”蹂躪的“俄羅斯民族的敵對和仇恨”,這現實嗎?民族主義真的那麼危險?而且是否能不知不覺地培植這些價值呢?
但是隨著熟悉西方特工部門的事實和檔,這些問題撤銷了。我越來越確信,艾倫•杜勒斯當闡述自己的綱領時,他依據政府級批准的具體研製的成果和秘密訓示。他將基本的、集中的打擊指向反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而為了達到既定目的,如美國專家們設想,首先必須打破蘇聯人頭腦中的所謂“列寧綜合體系”。】《克格勃X檔案》–p63
也就是說,連克格勃人員見到杜勒斯訓示後,一開始也難以相信它是真實的。但隨著更多的事實和檔,什羅寧才逐漸確信。也就是說,即便是克格勃系統,如果沒有掌握確鑿的文本和證據,他們也無法憑空編造出類似杜勒斯訓示、《十條誡令》那樣的檔內容。
“Moral Re-Armament”組織能夠毫無根由地編造出這些內容來嗎?要知道,蘇聯克格勃根本不存在類似“共產黨革命章程”那樣的專案工程,這一點,連極端親美的人都承認。因為蘇聯解體前後,克格勃已經被中情局高度滲透,克格勃大量機密大量洩露出去,如果真的存在類似檔,美國人早已就公開揭露了。其實像美國色情文化氾濫等社會問題,這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弊病,其伴隨資本主義的歷史一直存在。十分明顯,在蘇聯產生和強大之前,這些弊端就已經產生,“Moral Re-Armament”要把這些問題歸咎于蘇聯的陰謀,連美國人都難以理性地接受。正如眾多美國學者所評論的:“Moral Re-Armament”組織試圖依靠“共產黨革命章程”檔告訴我們,我們失去了一個沒有色情文化、沒有異見、沒有財政赤字、沒有通貨膨脹、沒有勞工動亂的世界。我們曾經經歷過這樣的黃金時代嗎?我一點也想不起來。
那麼“Moral Re-Armament”組織根據什麼編造了所謂“共產黨革命章程”?根據“Moral Re-Armament”組織與美國情報機構的密切關係,“Moral Re-Armament”組織發佈“共產黨革命章程”的時間與杜勒斯談話的時間接近,更重要的是兩份檔內容的高度一致,只要頭腦正常的人,都可以據此判斷整個事件的真正來龍去脈。
六、克格勃(KGB/格別烏)高官什羅寧的話是否可信
也許有人懷疑,《克格勃X檔案》一書中提供的證據是否是什羅寧偽造的?
假如,今天「中情局」人士出版一本《中情局X檔案》,我敢確定,其內容大部分是無價值資訊,甚至有不少內容是“偽造”的。
為什麼?
因為隨著蘇聯解體和克格勃(KGB/格別烏)的瓦解,今天極少人知道「中情局」的內幕,尤其是1990年代以來的內幕。這樣,「中情局」存在大量的“造假”空間。然而克格勃(KGB/格別烏)則不同。今天克格勃(KGB/格別烏)已經成為歷史。克格勃(KGB/格別烏)解體前,其內部已經被「中情局」高度滲透——否則蘇聯也不會遭受解體的下場。比如金城出版社04年出版的《窺視——最新國際間諜情報戰真相》揭露:1973年至1980 年,先後出任克格勃(KGB/格別烏)對外反間諜局局長和第一總局局長的卡盧金竟然是美國特務。《克格勃X檔案》一書也同樣披露,「中情局」對克格勃的滲透十分深入,讓人觸目驚心。看看什羅寧是如何評價克格勃最後一任主席瓦基姆•巴卡金的吧:
【原來巴卡金來到魯邊卡是為了真正粉碎國家安全機關,實質上消滅安全委員會的完整系統,從而在全局上急劇削弱國家的防護、“免疫”系統。他的真正意圖很快就暴露出來了。他充分表現了自己的破壞才能,並且甚至不曾掩飾給他們規定的任務:砸爛國家安全機關。巴卡金在其《擺脫克格勃》一書中簡直扮演著世界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一個臨時工的角色,他領導一個極重要的國家機構的目的僅僅是為了消滅它。我不認為這位政治家不明白,他的意圖實質上帶有反對國家的犯罪活動色彩。】見《克格勃X檔案》第11章《是誰搞垮了國家安全委員會》
換句話說,克格勃(KGB/格別烏)對「中情局」來說透明度很高。克格勃退休官員什羅甯如果在《克格勃檔案》中進行造假,那是完全得不償失的,完全有可能被美國抓住把柄。其次,克格勃(KGB/格別烏)已經徹底解體,俄羅斯政局一度動盪,什羅寧寫此書的目的只能是講點真話留給歷史,而斷不敢為了維護克格勃和蘇聯去大肆造假。可以說,出現於特定歷史條件的這本《克格勃X檔案》,其可信度是同類書中最高的。
至此,關於《十條誡令》的爭論終於可以畫上一個句號了。
七、中情局為防止洩密進行的暗殺
以上內容簡單介紹了是美國影子政府指揮中情局等機構進行文化戰、心理戰等軟戰爭的方案。「中情局」等機構為了保證機密專案的正常進行,不惜一切代價,直至大搞暗殺。在美國,一旦出現「中情局」的高度機密可能被洩露出去的情況,那麼相關人等便會被暗殺。甘迺迪案中死亡的大量人士已經做了精確的示例:
1963 年11 月22 日,美國總統甘迺迪被美國隱形政府指揮情報機構暗殺。隨後,幕後勢力為了防止真相曝光,進行了系列暗殺。在甘迺迪被暗殺後的三年中,18 名相關證人相繼死亡,其中6 人被槍殺,3 人死於車禍,2 人自殺,1 人被割吼,1 人被擰斷脖子,5 人“自然”死亡。從1963 到1993 年,115 名相關證人在各種離奇的事件中自殺或被謀殺。“沃倫委員會”還封存所有檔,檔案和證據長達75年,直到2039年才解密,這些檔涉及CIA,FBI,總統特警保鏢,NSA,國務院,海軍陸戰隊等機構。另外,FBI 和其他政府機構還涉嫌銷毀證據。
當然,不僅僅是甘迺迪案,這種現象已經成為了美國社會的慣例和定律。
A、李志綏之死
筆者關注到「中情局」,始於09年寫作《從縱容“妖魔化毛澤東”到亡黨亡國》http://blog.mshw.org/hexuefei/?p=6 一文曾根據中國出現的大規模妖魔化毛澤東的謠言進行了如下判斷:
【中國自晚清衰落以來,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資本主義半封建社會。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勾結在一起,成為壓迫中國人民的三座大山。這三座大山是當時世界上最反動、最邪惡的勢力。反動勢力的邪惡造就了革命者的偉大,毛澤東是帶領中國人民歷盡千辛萬苦推翻三座大山的人民領袖,毛澤東成為國際共運史上最為光輝的革命家。西方壟斷資本集團在中國扶植的買辦政權—蔣家王朝被毛澤東趕到了幾個海島上,西方壟斷資本集團的第一打手美帝的軍隊又被毛澤東的抗美援朝及援越抗美打得灰頭土臉,西方壟斷資本集團不得不停止軍事擴張的步伐。蘇共二十大,修正主義者赫魯雪夫妖魔化史達林,國際共運陷入混亂後,又是毛澤東扛起了反抗美帝、反對蘇修的革命大旗。毫無疑問,毛澤東是西方壟斷資本集團有史以來的最大敵人。在毛澤東有生之年,西方壟斷資產階級無法打敗這個東方巨人,那麼毛澤東死後,如何在中國及世界消除毛澤東思想的影響、消除這個資產階級的最大隱患,就一定會成為西方壟斷資產階級的重要目標。同樣毫無疑問的是,毛澤東去世後,通過“妖魔化毛澤東”從而干擾、影響、主導中國改革,進而殖民地化中國,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重要戰略任務。】
正如1加1必然等於2一樣,這樣的判斷只是一種必然的邏輯推理。等筆者兩年後讀到《克格勃X檔案》這本書的時候,才正式找到中情局妖魔化社會主義領袖的直接證據——中情局當年的確有針對蘇聯領袖列寧的妖魔化工程項目,那麼針對中國領袖毛澤東的類似工程項目必然存在。
在“妖魔化”毛澤東的系列謠言中,李志綏是“最關鍵”、最重要的一環。然而1995年2月13日,李志綏離奇地死于芝加哥的兒子家中。對此金筆網友在《關於李志綏醫生離奇死亡的推測2009-07-19》中寫道:
【因為死得比較離奇,到現在筆者還記得李志綏醫生死訊的報導。那是一天傍晚,他的家人回家時發現李橫躺在廁所的地板上,氣絕多時。好象那天下午他還外出行走過,旁人沒有發現李有什麼異常形態。
李志綏是在《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出版後不久突然去世的,死前還有報導說,面對中國相關方面的指責,李回擊說,他準備寫第二本有關毛澤東的回憶錄,因此他的死非常離奇蹊蹺。
李死時七十有五,不算長壽。除非八九十歲以上的老人在睡夢中平靜的死去,一般來說,人在這個年齡是不容易一下子死的。以李的 “特殊身份",當地員警,地區檢察官,CIA 甚至 FBI 的 Agents 等,都會密切關注,特別是找出他殺的 “蛛絲馬跡" 。此後我曾留意過新聞,看看有沒有警察局或地區檢察官公佈李的死因。後來李的出版商對外放言說死於 “心肌梗塞",間接印證了李死後是經過了屍體解剖尋找死因的。其實出版商的話不是 “官方" 結論,正式結論應是由警察局或地區檢察官公佈,但是沒有。這是疑點一。
疑點二是心肌梗塞初發病在七十五歲的高齡,這也是不常見的。同時,心肌梗塞也不一定死人,致死的應該是大面積的病灶,或者影響到心臟的傳導系統。如果是前者,發作前定會有徵兆,譬如頻繁的心絞痛,但是那天下午他還是好好的,怎麼可能一下子就那麼嚴重死了呢?很少見。而如果是後者,影響心臟的傳導系統則一定會有心律不齊的前兆。李自己是醫生,有這方面的專業知識。另外,如果他按期檢查身體也應該會被查出來,會接受藥物治療。因此,說他是死於心肌梗塞,讓人覺得無法接受。
……
李志綏的死跟他的書《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是有關聯的。對於我們這些局外人來說,他書的內容真假難辨。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假的?或者說全部是真的?全部是假的?很多疑問需要考證。考證的方法無非是對質和旁證 (第三者證明)。因為這是一部政治回憶錄,牽涉到的內容都是 “保密" 的,幾乎無法獲得旁證。
因此對質就變得非常重要了。中央警衛局還有很多人在,隔洋的論戰也是可能的,特別是中國方面有人出來列舉證據 (人證,物證),說明李書中的故事不真實。
……
李的突然去世“免去”了他必須回答舊日同僚們的“質疑”,結果 “死無對證" 了。面對質疑和論戰,或許對李來說,死是最好的結局。】
筆者當時評論李志綏之死時曾經做過如下分析:
【1995年,李志綏卻“莫名奇妙”地死去。假如李志綏屬於非正常死亡,是被人暗殺,那麼暗殺者有兩種可能:A、李志綏被維護毛澤東形象的中國愛國主義力量暗殺。B、李志綏被西方壟斷資產階級的專政工具美國安全機構如CIA、FBI等暗殺。
實際上,稍用頭腦便能推測A類說法是子虛烏有、混淆視聽的謠言:
1、中國當政者對李志綏的著作是放縱的態度
李志綏的書已經被那些活著的知情者徹底揭露。正如熊蕾所言,“但是他們說明李志綏編造事實的回憶,卻根本無法與李志綏那本書的影響抗衡,就連國內很多人,也寧可相信那本書,而不相信對它的駁斥。”90年代以來的中國大陸,李志綏的書以非法盜版的形式廣泛傳播,互聯網興起後,該書及類似內容又在互聯網上大肆傳播,直到今天,仍然能用百度搜索到相關內容。當政者對此書的縱容導致中國眾多高官、知識份子、學生對該書內容深信不疑。許多人雖然沒有看到過此書,但是也聽說過該書的內容,並深信不疑。
與西方壟斷資產階級、海外反華反共勢力大力支持李志綏著作不同,中國內部捍衛毛澤東的著作則得不到官方大力支持,批判李志綏的努力更多地顯示出純民間的色彩。比如,林克、徐濤和吳旭君的《歷史的真實——評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的回憶〉》對批判李志綏很有利,如果讓普通讀者一起讀到這兩本書,肯定沒有人相信李志綏的謊言。但是林克們的著作發行量很少,也沒有任何媒體大力宣傳,結果其影響力遠遠不如李志綏的著作。
2、與法輪功、民運對比
法輪功、民運、台獨等人對中國當政者的危害更加嚴重。法輪功、民運分子製造的文章書籍在大陸遭受絕對封殺,通過大陸的互聯網也很難搜索到相關內容。
可見,中國當政者對法輪功、民運的痛恨與對李志綏遠遠不是一個級別。但輪子功及民運,以及藏獨、疆獨、台獨等集團中有那麼多人在海外,對當今中國的危害遠遠高於李志綏,但是沒有一個人遭受到中共的暗殺。
實際上中共內許多的“資改”高官、“漢奸洋奴集團”是“支持”、贊同李志綏著作的(這也造成對李志綏的謊言進行消毒極其不利的局面)。所以,中國當政者根本不會去暗殺李志綏。
3、從李志綏死後各方反應來看
李志綏在美國出書,作為首部”妖魔化毛澤東”的重磅炸彈,肯定受到各方高度關注。觀察李志綏著作從出版到傳播的整個過程,僅從“調動”美國一切出版資源、學術資源、輿論資源來與李志綏“高度配合”來看,美國安全機構已經高度介入整個事件。李志綏的安全也必然受到美國安全機構的“保護”,所以要暗殺他,也不是很容易的。
假如李志綏是被中共暗殺,那麼,很明顯這將成為美國將“妖魔化毛澤東”推向高潮的“絕佳機會”。美國剛好可以借此事證明李志綏著作的真實性,而美國絕對“不會放過”這樣一個“妖魔化毛澤東”的“絕佳機會”。
但是,李志綏之死引起的波瀾卻是“如此之小”,甚至遠小於臺灣作家江南被殺案。更加“離奇”地是,美國方面“竟然”宣佈李志綏死於心肌梗塞,而不是被謀殺!
綜上所述,李志綏肯定不是中共暗殺,而只能是被美國安全機構暗殺。某些勢力為了避免李志綏被暗殺後引起美國民眾廣泛關注、各方追查,最終將幕後真正兇手美國安全機構曝光,只能讓李志綏死得靜悄悄,死得不明不白。
實際上,李志綏的書稿經過了美國安全機構的運作,已經被改得面目全非,李志綏肯定知道「中情局」等機構介入此事的內幕,因此也就擁有很高的籌碼來要脅美國以獲得更高報酬。美國方面也擔心李志綏活著會早晚洩露那本書的內幕,如果出現那樣的局面,這本書不僅沒有“妖魔化毛澤東”,反而妖魔化了美國。
所以,讓李志綏安安靜靜地死去就是對美國來說最有利的選擇。書已經出來了,李志綏的“油水”已經被“榨幹”,下面真正要做的是通過傳播管道進一步大規模“傳播”此書,李志綏活著反而是個“累贅”。
如此看來,我們不難理解林克們為什麼會發出這樣的感慨:
“正當我們著手寫這兩篇文章的時候,李志綏死了。聽到這個消息,我們為失去對質物件而感到遺憾。本來,我們是很想同李志綏就他的“回憶錄”中涉及的重要問題逐個對證的。”
李志綏必須這樣不明不白、安安靜靜地死去,他死得恰到時機,恰到好處,他的死及死法最有利地保證了“妖魔化毛澤東”大業的順利開展。】
B、班尼特之死
2009年3月22日,「中情局」轟炸中國駐南大使館負責人班尼特被「中情局」暗殺。
九年前,即2000年4月,也就是在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被轟炸整整11個月後,美國《洛杉磯時報》刊登報導說:“美國「中情局」就誤炸中國使館一事終於做出了正式處分:1名高級官員遭解聘,6人受處分。”實際上而這名被解聘的高級官員,就是班尼特。
環球人物2009年的報導《轟炸我駐南使館元兇被殺之謎:疑遭中情局滅口》:http://news.qq.com/a/20090518/000364.htm
【經過不懈追查,《外交政策》雜誌首先發現了班尼特一個更驚人的身份——他正是1999年科索沃戰爭中,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被炸事件的主要責任人!此消息一出,美國民眾鬧翻了天,“陰謀論”的傳言席捲了全美各大網路。線民們七嘴八舌——“顯然是中國人來尋仇,殺了班尼特和他的妻子!”“傻瓜,應該考慮塞爾維亞人復仇的可能性,他們比中國人尋仇可能性大多了”;更有調侃者稱“當年班尼特用老照片誤炸中國大使館,現在很可能有一夥犯罪分子試圖暗殺黑社會老大,結果用錯照片誤殺了班尼特夫婦”。然而,絕大多數的線民都把懷疑的目光投向了中情局,他們認為,班尼特大半生都在為中情局工作,被“中情局高層滅口”的可能性最大。】
李志綏之死和班尼特之死是有“相似性”的,因為他們都“掌握”「中情局」的絕密資訊。李志綏所“掌握”的資訊是,美國一直在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來製造“妖魔化”毛澤東的“謠言”進而攻破中國的文化安全防線,使中國共產黨員思想產生混亂,從而接受美國式的“普世價值”。
正如國內外許多評論所說的,班尼特肯定也是“掌握”了太多「中情局」的“秘密”,才被「中情局」暗殺。當然,出現這種情況,一定是班尼特試圖利用他掌控的「中情局」絕密資訊去要脅「中情局」,以獲得更大的利益,而「中情局」為了防止洩密、防止被知情人要脅,只能將其暗殺。
「中情局」採取非常手段在美國國內搞暗殺,一般是為了防止重大洩密事件的出現。像甘迺迪被暗殺、李志綏被暗殺、班尼特被暗殺,在所謂司法獨立的美國,“根本不可能”得到公正的調查,其真相有可能一直被“掩蓋”。
被誰“掩蓋”?只能是高於、淩駕於美國憲法之上的力量。
看來在美國,法律並非高於一切的,「中情局」幕後主人的力量和利益才是高於一切的。
所謂司法獨立、程式正義、民主自由人權,都不過是“華麗”的騙人的“口號”。
以上所述李志綏被「中情局」暗殺,就是非常典型的案例。
那麼班尼特掌握了什麼資訊呢?
1999年,美國轟炸中國駐南使館,這是當今中、美兩個大國關係中的最敏感的問題。
這一“事件”,雖然發生在十多年前,但事件一直沒有結束,2009年班尼特被「中情局」暗殺就是這個事件的最新發展。這個事件,直接決定著中、美關係如何發展,也決定著整個世界的戰略格局。可見,班尼特被暗殺,很可能與這個事件有關。
美軍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後,美國通過各種管道向中國表示,這是誤炸。美國政府“為何”一直宣稱是誤炸?
也許,轟炸中國駐南使館,並沒有得到美國總統克林頓等人的同意,這是美國幕後影子政府實施的秘密行動。所以,克林頓等勢力會在事件之後進行調查,「中情局」為了丟車保帥,不得不將班尼特等直接責任人撤職,而克林頓政府自然宣稱是誤炸。或許班尼特內心十分不平衡,與「中情局」之間產生矛盾,班尼特試圖將他掌握的核心機密告知公眾,以此來對「中情局」進行要脅。
此事一旦曝光,有兩大危害:
第一,美國幕後影子政府則真正浮出水面,美國公眾將會意識到,美國本質上是一小撮壟斷資本家進行獨裁專制的極權社會。
第二,這將雄辯地證明,不管美國如何高談中、美友好,美國事實上從來沒有將中國視作朋友,美國一直將中國視作“主要敵人”,試圖將其“肢解”是其持之以恆的戰略目的。正如蘇聯解體後,葉利欽統治的下的俄羅斯曾經徹底向美國投降,但是美國如何對待俄羅斯的?不但進行經濟上的勒索,同時繼續支持車臣等分裂勢力,要進一步“肢解”俄羅斯。
如果中國“一旦意識”到第二個問題,那麼中國必然加緊對美防範,這對美國的“和平演變”“大業”十分不利。因此,為了從戰略上“欺騙”中國,不僅克林頓要將此事件說成是誤炸,「中情局」要將此事件說成是誤炸,美國幕後那隱形的影子政府也必須將此事件說成是誤炸。
那麼,美國為何要蓄意轟炸中國駐南使館呢?
從班尼特被「中情局」暗殺一事可以看出,美國轟炸中國駐南使館,是美國最高統治集團、獨裁的影子政府直接指揮「中情局」實施的秘密行動,也許美國總統克林頓都事先不知道——即便是美國總統(例如甘迺迪)不服從這個獨裁的影子政府的命令,也會被暗殺。
美國中情局的目的在於恐嚇中國鷹派、俄羅斯鷹派及南斯拉夫的領導人米洛舍維奇,攻破南斯拉夫的心理防線。
中國(上海幫江澤民)遭受如此“奇恥大辱”之後,竟然向美國“示弱”,“選擇”繼續“韜光養晦”的策略。於是,美國「中情局」借此暗示米洛舍維奇:不要再寄希望於中國和俄羅斯了,“看看吧”,中國自己遭受美國的侵略、羞辱後也只能選擇投降。
之前俄羅斯葉利欽的“軟弱”反應已經讓米洛舍維奇傷透腦筋。中國在駐南使館被美國轟炸、遭受美國無端羞辱侵略轟炸後,竟然擺出了一幅“軟弱投降”的姿態。
也許正是這一點,最終擊潰了米洛舍維奇的最後心理防線: 5月7號中國駐南大使館被轟炸。5月28號南斯拉夫米洛什維奇總統辦公室就發表聲明接受美國和北約提出的政治解決科索沃危機的基本原則和內容。
美國“何以”襲擊中國大使館,時任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潘占林的看法很有見地:
【那些美國和北約的主戰派們事先宣稱,只要三天,最多一個星期就讓米洛舍維奇跪下求饒,這成了他們大言不慚的自我吹噓。北約騎虎難下,無計可施,於是採取“左道旁門”的卑劣做法,轟炸中國大使館,打掉米洛舍維奇的所謂“精神支柱”,打擊南斯拉夫人民抗擊北約的戰鬥士氣,達到扭轉戰局,便捷取勝的目的。當然,這也是對同情南斯拉夫,反對北約戰爭行動的俄羅斯的一個警告。】詳見:時任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潘占林的著作《戰火中的外交官:親歷北約炸館和南聯盟戰火》。
美國“肢解”南斯拉夫事件,是美國加緊在世界稱霸,加速推動“世界新秩序”的“標誌性”開始。美國能夠順利完成這一過程的前期任務,其必要條件在於,在俄羅斯,鷹派普京也未能完全掌控俄國大局。而在中國,則乾脆沒有普京這樣的鷹派領導人,而“中國的葉利欽(上海幫?劉亞洲?)”比俄羅斯的葉利欽更加“親美賣國”。
結 語:
對於那些因為親美而“喪失了理智”的人而言,本文的結論當然是無法相信的謠言。但對於尚存理智的人而言,本文的結論當然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常識”,本文的價值只是對這些結論提供了一點證據而已。
而對那些眾多一直“昏睡”的人而言,本文內容當然是聞所未聞的秘密。
文/何雪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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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全球戰略形勢分析
一、 近期國內國際形勢綜述
二、 近期國內國際形勢綜合分析和後期國內國際形勢展望
備註:建議博客後面不要再跟水軍(買辦網軍)辯論,怎樣反倒“上了他們的套”,後面全是“無價值”的這種辯論,你們看看那個被我拉到“黑名單”的人“居然”還能夠不停的在後面留言,就“知道”了,他很有可能是“體制內”的人,在“(美帝以華制華已高度滲透掌控之四大門戶網站)「新浪」系統”裏面有很高的“許可權”。所以不用跟他去辯論,不要上他的套。
另外博客後面儘量不要討論敏感話題,在“巨變”之前,那些“漢奸”會使用各種手段,包括“引導”博客後面評論討論敏感話題然後“要求”封博客,所以要注意。
一、近期國內國際形勢綜述
第一部分:中國國內部分
1、 最近幾個月對於幾個要害部門相關人員的查處可以說是一個開頭、也是獲得證據的步驟。
2、 人民網:美國用“金融殖民手段”掏空前蘇聯人70年財富,這個報導證明高層“意識到”我們現在問題的“嚴重性”以及“國內(漢奸買辦特務)賣國利益集團”的狀況。
3、 非經濟領域的快速整治(包括食品衛生等等)
4、 國內軍方對於部隊內部腐敗勢力和“(類劉亞洲上將之美帝第五縱隊)裸官”開始的快速清除
5、 對於“三峽工程”的置疑,這個也是對於權貴階層的打擊的開始
6、 對於地方債務的摸底
7、 “中紀委”對於三大電信運營商的多名高官的雙規和調查,中層幹部全部上繳護照
8、 媒體爆出:“發改委”今年3826億預算投資支出情況不透明,“口袋預算”即中央預算內投資,只有國家發改委擁有審批這些投資項目的權力,而相應的預算分配權也隨專案的審批,落入“國家發改委”名下
9、 「摩根士丹利」將把所持上海莫泰59%的股權出售給如家,其他上海莫泰股東將把所持股權換成新公司的股權
10、 人民日報:執政者要在眾聲喧嘩中傾聽“沉沒的聲音”
11、 前一段時間美國一直在查處一些公司“在華行賄”的事情,其實就是“暗示(威脅恫嚇)”國內的一些人(如陳水扁般之買辦代理人),假如“不聽話”就會“曝光”他們在美國的資產和“受賄”情況
12、 央行專家:中國貨幣政策下半年有望鬆動,穩定經濟為主調
13、 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吳曉靈:通脹壓力嚴峻央行不會放鬆貨幣政策
分析:以上這些只是很多事件中挑選出來的縮影,在黨政軍中,軍隊是最先強硬起來的,同時軍隊內部的反腐和反“裸官”速度也會最快。
從整體來看經濟領域還是那幫“賣國利益集團”在把持,所以“賣國行為”還會繼續,但是他們現在也兩難,假如繼續賣國後面可能被清算,假如不賣國美國可能就會直接“公開”他們在美國的資產(綠卡)和“受賄”資訊,所以“漢奸”都會兩難就是這個道理。除了金融領域外的其他領域整治力度開始加大,包括食品安全、糧食安全等等,同時對於壟斷部門的“清查”也開始了,對於地方政府債務問題的清查也開始了。
所有這些可以看出來,國家高層應該“意識到”了後面可能面臨的問題,在做準備。包括人大財經委開始對於金融領域發出聲音,就是對於金融系統的制約。同時美國的資本在加快撤離速度。
從種種跡象表明,國內強硬勢力起來的速度越快,美國(信用金融經濟泡沫)的“時間越緊迫”,美元指數拉升的時間點會越早。
所以不瞭解國內政治而忽悠大家進股市的是傻冒,大家不要被他們忽悠進股市,更不要進房市。
第二部分:中國和周邊的戰略局勢
1、 前段時間參謀長(劉炳德)訪美
2、 最近幾天國防部長和美國防長在新加坡會晤
3、 前段時間「上合組織」的“參謀長會議”標誌著「上合」向軍事組織(結盟化軍事化)發展
4、 胡總6月中下旬訪問俄羅斯將確立中、俄之間的聯盟關係,俄、中即將開展的天然氣合作規模宏大,雙方正在進行兩個大專案的談判:一個是西線天然氣,一個是東線天然氣,都是標誌性工程。西線每年供氣300億立方米,東線每年供氣380億立方米,而且都是為期30年的合作,意義非常重大
5、 俄高官表示可向中國提供戰略轟炸機生產線
6、 台海形勢暫時沒有發生大的變化,但是不排除中、美關係惡化後小馬哥會被美國“策動”的一些事件趕下臺,然後台海局勢快速惡化。
7、 中國軍隊的快速調動(在南邊特別是藏南的增兵)
8、 對於巴基斯坦最近大量提供軍用物資包括高性能戰機(JF-17)
9、 中國開始接管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並且在緬甸構築出海口
10、 中國在巴基斯坦、緬甸、柬埔寨的強勢介入已經形成對於印度、越南和泰國的牽制
11、 中國在南海的強硬立場
12、 菲律賓擬向聯合國“抗議”中國侵犯其領土:這種“抗議”是沒有任何效果的,在知道中國的“決心”的“前提”下,美國是不會直接介入南海問題的,前面100年,美國只有兩場戰爭失敗了,都是在亞洲而且都是和中國的戰爭。所以美國是不會直接介入的。
13、 越南防長:中、越南海分歧不允許任何第三國干涉,他並表示,兩國之間在南海問題上的一些分歧應該由雙方共同努力解決,不允許任何第三國進行干涉和借此破壞兩國關係:越南防長比菲律賓總統要瞭解中國,因為1979年他們嘗到了中國的厲害。
14、 朝鮮最近對於韓國的強硬表態對於美軍的牽制
15、 沙特(沙烏地阿拉伯)前面一段時間和中國之間的頻繁交流
16、 德國這次是和中國軍方研究機構和中國政府醫療機構聯合研究這種大腸桿菌,最近德國爆發(如SARS般)的大腸桿菌“(美/以)人為製造”的可能性相當大,我國負責實驗室研究領域,德國負責臨床研究領域,現在分析下來這種大腸桿菌具有多種抗生素免疫能力,並且毒性相當強,傳染性強,是由血緣關係比較遠的兩個片段結合而成的,目前沒有藥物有比較好的療效,人為製造這種大腸桿菌的概率很大。德國聯合中國來研究這種大腸桿菌就證明了他們現在對於美國的“顧慮”和對於中國的支援的“需求”
分析:中國最近在全球地緣政治方面的佈局開始“明朗化”,這個背後肯定有幾個水準相當高的地緣政治高手在運籌帷幄,整體的戰略思路基本是聯合俄羅斯和德國抗衡美國,戰術思路是北面通過朝鮮牽制美國在亞太的力量,西面鞏固「上合組織」的內部結構並且進行軍事聯合(也是防止這些國家發生“(美帝資助策動的)顏色革命”),南面我們主動出擊,強勢聯合巴基斯坦、緬甸和柬埔寨,獲得在印度洋的幾個出海口,同時鉗制印度和越南,
在最近的舉措下可以看出來,越南暫時趨向軟化(可能因為他們沒有得到美國的承諾,另外中國在南邊快速增兵,對於越南的壓力相當大,同時越南國內經濟面臨崩潰的邊緣,假如發生戰事,越南的投資環境惡化馬上會發生大規模資金撤離的危險,中國的軍力在1979年已經證實過了),菲律賓現在處於觀望狀態,軍方沒有表態,菲律賓總統期望把這個事情捅到聯合國(就是期望美國給予承諾),但是美國暫時看來沒有表態,這個和前段時間中國參謀長訪問美國的強硬表態有關(就是互摸底線)。
整體看來中國對外最近走的幾步棋相當成功,聯合俄羅斯能夠保障我們的能源和糧食安全,同時獲得軍事支援。在印度洋的拓展打亂了美國的佈局,突破了美國在西太平洋對於中國的封鎖,同時給了印度和越南兩個南亞國家強大的軍事壓力。同時控制進入中東的橋頭堡,威懾在阿富汗的美軍。相信俄羅斯在歐盟那邊會有一些軍事措施來牽制美國的軍力。
最近中國和德國的關係也開始逐漸明朗化,從(如SARS般)大腸桿菌來看,德國“意識”到了這個大腸桿菌可能是“人造”,然後看看誰有這個“技術”和“動機”就明白了,這個也是為何德國和中國軍方聯合搞這個大腸桿菌研究的原因(按理說美國的實驗室能力最強)。假如這個事情最後證實是“人造”大腸桿菌,那麼默克爾的空間就全部打開了,德國會形成一個很大的反對美國的政治氛圍。(但是美國肯定會(栽贓)說是基地組織搞的,德國政府也會在公開場合說是基地組織,但是政治家都知道是怎麼回事)
第三部分:國際部分
1、 俄羅斯可能會在歐洲牽制美國的軍力
2、 沙特最近的態度(發展核反應爐),同時和中國的接觸更加頻繁
3、 最近「上合組織」慢慢向軍事組織的漫進
4、 德國最近和美國的關係更加微妙,假如這次病毒事件證實是“人為因素”,可以直接導致德國民眾和美國的決裂,這個將給默克爾總理一個很好的民意空間。
5、 日本最近的形勢相當微妙,民主黨內部(在金正日一年內第三度訪問中國歸來之後極強硬面對南韓後)也發生大的“矛盾”,民主黨和自民黨之間發生大的矛盾,但是美國控制住了這種鬥爭,必須讓民主黨背完黑鍋後再下臺
6、 日本“核(災難)問題”已經“完全失控”,可以說損失是遠遠遠遠超過當年的蘇聯(車諾比事件),而且影響也將是長遠的,日本很有可能為此而回到發展中國家的行列。美國最近為了“維持”日元匯率也付出了巨大的政治和經濟代價。另外日本國內的財閥勢力最近對於美國也是有很大的離心力。
7、 美國的減赤計畫最近還沒有明朗的結果,但是有兩種可能,一種是真的還處於激烈博弈狀態,另外一種是兩黨之間的博弈不排除現在是在演戲(就是已經協商好了),有可能目的就是為了完成美國的戰略佈局和壓制美元指數。因為從美國最近對外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策略的一致性來看,可能已經達成了某種程度上面的妥協,主要原因可能是中國、俄羅斯和德國之間“逐漸清晰”的關係對於美國產生了巨大的壓力。
8、 (http://www.cnbc.com/id/43221009 )快報:「俄羅斯聯邦安全局」認為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卡恩被捕的真正原因是他發現美國國庫已沒有黃金了。5月初卡恩對美國未能及時向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交割191.3噸黃金“感到日益焦慮”,因為CIA有人向他提供了美國已沒有黃金的消息,卡恩立刻趕往機場,他沒帶手機是怕被美國追蹤。普京將此事稱為“卡恩是美國陰謀的受害者。
外媒:卡恩被捕後試圖通過他的埃及銀行家好友Mahmoud Abdel Salam Omar,將美國黃金儲備的證據拿出,結果Omar“碰巧”也(馬上)犯了“性侵犯”在5月31日在紐約被抓了,CNBC對此進行了報導。可笑的是,虔誠的穆斯林、74歲高齡的Omar居然犯的是性侵犯,而且也是針對賓館女傭,世界真奇妙:呵呵,牛,有道理。
這個問題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假如這個資訊是真的,假如美國的這些黃金是拆借給了“投行”,有兩種可能,
一種是投行已經拋售了這些黃金(準備等黃金跌下來後再買進還給美國政府),那麼大家去炒作這個問題就會造成美元指數快速下跌,而這個下跌有可能是不可控的(這個就違背了美國的可控性原則,就像美國通過評級機構來控制日元一樣,不期望因為核問題而讓日元失控)。
一種是投行還沒有拋售這些黃金,那麼他們就是在等一個時機拋售黃金來造成黃金價格崩盤,造成全球流動性快速收縮。
前者是投行賺錢,後者是美國指使投行攻擊全球經濟。
還有一種可能就是投行已經賣了一部分,另外手上留有一部分砸盤的量。這種可能性比較大。
9、 資料顯示,美國5月非農就業僅增5.4萬,遠差于預期增加15萬,增幅創下2010年9月減少2.9萬人以來最低:美國的統計局關鍵時刻和中國差不多,不過中國的統計局是忽悠國內老百姓,美國的統計局是忽悠世界其他投資者。無非就是為了壓制美元指數,看來他們現在也很急了。
10、 利比亞的問題慢慢開始明朗化了,卡紮非政權的很多高官開始外逃,證明卡紮非政權出現崩潰的跡象,但是美國是不會派地面部隊過去的。後面很有可能是法國派兵過去,這樣有可能挽救現在法國總統的政治生涯。
11、 中東敘利亞問題在俄羅斯的強力介入下,暫時穩定
12、 全球的氣候異常對於農作物的影響加劇,但是俄羅斯宣佈恢復糧食出口能夠一定程度上抑制農作物期貨價格,但是不是決定性作用,這個(糧食定價)控制權還是在美國人手上。
分析:整體來看國際層面的局勢最近變化相當快,兩大陣營的輪廓逐漸清晰。國際政治、經濟和軍事都將面臨比較大的變化,現在已經能夠聽到暴風雨前的雷聲。
後期全球的熱點將是:南亞、日本、中東、北非。
其中最大的一個變數就是日本,假如日本後面被打回發展中國家的行列,美元套利資金就少了一個對手盤,少了一個長期剪羊毛的對象,他就需要再發展一個擁有足夠體量和發展潛力的國家(應該是在巴西、阿根廷、印度等經濟體中選一個)。
二、近期國內國際形勢綜合分析和後期國內國際形勢展望
從最近的整體形勢來看,國內經濟形勢惡化速度相當快,不過經濟決策層以外的高層正在做面對惡化局勢的準備。國內“軍方強硬勢力”快速起來,這個將直接威脅到經濟決策層面“賣國人員”的生死,所以後面國內局勢將是瞬息萬變,說不定哪一天你將在「中央電視臺」看到一些“大員”因為“賣國”和“貪污”被捕的消息。後面那個“經濟沙皇”應該會保留他的面子,但是他的資本“串聯”權力的“模式”會被打掉,這個背後的資本力量也會被打掉。
國際形勢來看全球“兩大陣營”(不以意識形態為標的)的輪廓在快速形成,胡總訪問俄羅斯後這個“結構”將確立下來。後面全球將進入一個經濟、軍事和政治多個層面的對抗階段,將是“剝削和反剝削”、“經濟侵略和反經濟侵略”為主線的一場鬥爭。
後期中國南邊將是一個全球的熱點,包括菲律賓、越南、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地區,將會出現局部的“代理人戰爭”。
文/猴王 201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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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時寒冰一個簡單問題:葉利欽(葉爾欽)是好人還是壞人
文/猴王 2011-06-10
世界上面最可怕的不是天天說謊的,是說9句真話然後最後一句最關鍵最要命的說了假話的。
我這邊問時寒冰兩個問題:
1、 葉利欽(葉爾欽)是好人還是壞人?
2、 梅德韋傑夫背後的資本力量是俄羅斯的老百姓、還是美國資本和俄羅斯內的原有葉利欽殘留的財團?
人傻有兩種,真傻和假傻,
有人以前是真傻,去美國散散心後回來就變成假傻了。
看看1990年後的俄羅斯,盧布貶值5000多倍,大量老百姓上街乞討,軍人也上街乞討,大量女學生為了一個麵包而陪人睡覺。這個就是一個所謂“民主”的社會,一個“資本串聯權力”的社會,一個被美國經濟殖民的社會。葉利欽通過他執政的幾年,控制了俄羅斯的大部分命脈行業,成為他的家族資產。
居然還有人好意思說:“俄羅斯在戈巴契夫手中完成格式化,在葉利欽手中走向新生,在普京手中走向全面復蘇,在梅德韋傑夫手中,則可能走向強大…隨著俄羅斯民主進程的深化,俄羅斯在價值觀方面越來越接近西方…無形中就化解了很多”
我就講一個簡單的事實,當時葉利欽政府和「殼牌公司」簽訂了一個開發庫頁島的協定,這個協定的內容一般是大國通過軍事威逼下強迫小國簽訂的協定才會有的內容,裏面約定殼牌公司在打平成本後才會給予俄羅斯一定比例的原油(或者叫分成),我的天呀,在俄羅斯的土地上面開採石油和天然氣居然,要等盈利了後才能給俄羅斯一些殘羹冷菜,而且這個成本多少還是由殼牌公司說了算。普京上臺後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那個能源寡頭打入監獄,結果損害了歐美的利益,所以他們瘋狂的用民主和人權來說事,但是強硬的普京繼續為了自己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出發,把當時最大的權貴打掉了,2006年通過環境問題禁止了殼牌公司的庫頁島-II天然氣專案。
假如有人認為葉利欽是好人的,那麼假如中國成為第二個蘇聯解體的狀況下,建議你儘早準備一根棍子和一隻碗,一年後能夠派上用場。
現在我國經濟領域已經完成“資本串聯權力”的模式,我們的“經濟沙皇”就是典型的葉利欽(葉爾欽)模式,他通過各種手段控制了經濟決策層,90年代的“分稅制”、“教改”、“醫改”、“房改”、“工人下崗”“製造”廉價勞動力給美國幹活和後面加入WTO放棄我國的“貨幣發行權”,直接“導致”了中國現在這種萬劫不復的境地,造成10年“貨幣大量超發”,
也許有很多人說他在任的時候緊縮貨幣控制了通脹,他在任的時候戰勝了東南亞金融危機,但是告訴你,他不這樣做怎麼會獲得全面的經濟領域的權力?怎麼會輕輕鬆松的就完成了分稅制、教改、醫改、房改、出賣貨幣發行權、讓大量工人下崗後製造廉價勞動力給美國幹活。
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天天說謊的,是說9句真話然後最後一句最要命的說了謊話的,給你吃9個麵包,第十個麵包下面是一把刀,直接把你幹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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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時寒冰昨天發的關於葉利欽的博文
文/猴王 2011-06-17
我本也不想去過多糾纏,但是這個是民族大義,假如中國出現蘇聯解體的這種情況,肯定是賣國利益集團上臺(央行那幫人和背後的“經濟沙皇”),大家就等著明年上街要飯吧。假如有人還在為慈禧開脫,請不要過來評論,沒必要的,這種大是大非的層面,沒必要去討論的。
今天有人叫我去看時寒冰新發的文章,其實我最近比較忙,因為最近局勢變化相當大,我又在寫新的模型,週六還要發佈一篇全球局勢分析的文章。主要好幾個人叫我去看,我就去看了一下,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
居然也開始為慈禧開脫了,那麼汪精衛是不是也帶領中國走向了新生?那希特勒是否也帶領德國走向了新生?
我告訴你,世界上99.99%都是不能用好人和壞人來評價的,因為他們是人民,人民是中性的,但是0.01%的人就是必須用好人和壞人來評價的,因為他們給世界給民族帶來了巨大的傷害,包括生命、物資和道義上面的災難。比如希特勒、汪精衛、慈禧、葉利欽等等。
就說葉利欽(葉爾欽),大家看過劉軍洛的書中的資料就知道葉利欽做了什麼,他靠中產階級的支持上臺,結果一上臺就洗劫中產階級,大量中產階級淪為赤貧,上街要飯,最後大量中產階級遊行要求葉利欽下臺,結果葉利欽用鎮壓的手段回應了原來支持他的人。
時還說到什麼在葉利欽上臺前蘇聯貧富差距就很大,你去看看劉軍洛書中的資料,或者去俄羅斯的一些網站去找統計資料,在蘇聯解體前,蘇聯的福利當時相當好,存在大量中產階級,為什麼葉利欽會上臺,就是占人口總數比例超過60%的中產階級的支持,葉利欽才會上臺的。
為什麼1997-1998年俄羅斯大量民眾要求回到蘇聯時代,因為這些中產階級發覺被騙了,雖然獲得了所謂的民主,但是吃不飽,上街要飯了,從這點來說完全可以印證前後的貧富差距和生活水準的差距。
我今天寫這段不去討論蘇聯-俄羅斯的制度問題,只是簡單寫一下葉利欽給俄羅斯帶來的災難,他洗劫了俄羅斯,帶給俄羅斯的損失是超過二次世界大戰的損失得(財產損失),這樣人還說他好,那你先上街要1年飯再考慮考慮。當時大量的俄羅斯女學生為了一個麵包而陪別人睡覺,假如這種事情出現在你的家庭,你會如何去評價?你忍心讓你的女兒去這樣做嗎?
做人要有良心,這個良心要是真真正正的良心,而不是演戲的戲子,假如大家不瞭解那段歷史可以去看劉軍洛的書,裏面有詳細的葉利欽的做法和當時的詳細的資料,俄羅斯守著這麼大片的土地,結果老百姓挨餓,為何?因為葉利欽家族把糧食都出口換美元了,然後拿美元回來大量收購國有資產,肥了葉利欽家族,結果卻導致大量老百姓淪為赤貧,俄羅斯盧布在他任內貶值5000多倍,當中產階級上街遊行要求他下臺的時候他使用的是瘋狂的鎮壓,這個時候美國怎麼沒有說什麼?因為葉利欽就是美國的走狗,假如這種走狗你時寒冰還去認為他是好人的話,那你時寒冰就是人品有問題了。
假如有人買了劉軍洛的書,可以把劉軍洛講葉利欽的相關的資料貼到網路上來,讓大家瞭解瞭解葉利欽的為人。
有人問的幾個問題:
1、還有很多人說葉利欽現在還不能評判,要等歷史來評判,我就要問了,汪精衛就算再過100年對他的定論還是這個定論(葉利欽背後就是美國人的力量,當年把糧食大量出口國外換取外匯然後占為己有,造成俄羅斯守著大片土地結果老百姓沒吃的,造成俄羅斯盧布失去信用,買不到吃的,大量民眾上街要飯,當兵的也上街要飯,很多高科技人才吃不飽,結果大量移民美國)。不過現在有好多跑出來說汪精衛是好人的,也難怪,美國就是這樣文化閹割日本和韓國的。對於那些說汪精衛是好人的,請不要到這邊來留言或者評論,沒必要。
2、有人說現在俄羅斯不是小日子過得不錯嗎?那你要知道,那不是葉利欽的功勞,那是普京的功勞,普京是把葉利欽的財團老大打入大牢才讓俄羅斯有發展空間的。看看葉利欽的賣國的庫頁島能源交易(見最後面一段附錄)。
3、又有人問普京不是葉利欽提拔上來的嗎?你知道那段歷史嗎?1997年-2000年的盧布危機導致大量俄羅斯民眾要求回到蘇聯時代,當時俄羅斯共產黨獲得大量民眾支持,美國人一看不行了,這個時候才同意讓強硬人物普京上臺收拾殘局的。當時讓普京上臺的最大的條件就是保全葉利欽家族的資產和後面不清算他。
4、又有人說葉利欽把俄羅斯帶向了民主,告訴你葉利欽是個小人,他是靠中產階級的支持起來的,後面卻洗劫了中產階級。大量中產階級變成赤貧,很多人走上街頭要飯。到了盧布危機的時候,大量人民走上街頭抗議葉利欽,要求回到蘇聯時代。當時大量科技人才連飯都吃不飽,很多高端人才去了美國,我們國家的很多技術就是那個時候給那些科學家一些麵包換來的,包括我們的一些航太技術、飛機製造技術等等。
5、俄羅斯為何守著這麼廣大的土地結果挨餓,因為糧食供應短缺而造成盧布大貶值:因為葉利欽把俄羅斯的糧食和石油大量出口獲得外匯然後回來收購了俄羅斯的命脈行業,葉利欽家族基本成為了俄羅斯最大的寡頭。但是付出的代價就是盧布貶值5000多倍,大量俄羅斯人變成赤貧,大量老百姓和軍人上街乞討,大量女學生為了一個麵包而成為妓女。
居然還有人厚著臉皮說葉利欽是好人,在他任內俄羅斯民眾經歷了萬劫不復的10年,俄羅斯整個國家都被洗劫了。這10年俄羅斯遭受的洗劫的綜合損失可以說是創了歷史記錄。而且很多財閥的既得利益因為民主制度而被固化下來了,他們可以世世代代享受著這些既得利益。
然後來看看中國的經濟沙皇,他就在走葉利欽這條道路,這個就是最危險的,看看賣國的中金公司(http://www.people.com.cn/GB/jingji/1040/2508656.html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cj/zxqxb/2011-03-19/content_2067527.html )。時寒冰和這個經濟沙皇一樣的套路,通過一些手段贏得民眾的支持,給人一種煥然一新的感覺,同時針砭時弊,然後通過宣傳受到的一些壓制來贏得同情,這樣的人最有迷惑性。實際上卻在做著置中國於萬劫不復的境地的勾當。典型的葉利欽模式,假如大家不想1年後拿著棍子和碗上街要飯,就要看清楚他們的真面目。要知道,普京才是俄羅斯民眾心目中的英雄,大家可以去問問俄羅斯人或者看俄羅斯這10年來的民調(懂俄文的可以去翻譯一下俄羅斯這10年每年的民調資料,事實證明普京才是俄羅斯的民族英雄,葉利欽執政的時候大量赤貧的民眾上街遊行反對他,但是在美國的支持下一直沒有倒臺)。
中國只有軍方的強勢介入才能夠打掉這波人物,靠公檢法估計100年後都沒有希望。看看經濟沙皇在大部分領域的力量,對比葉利欽在俄羅斯當時的力量,背後都是美國勢力和資本的支撐,當時俄羅斯大量民眾走上街頭抗議葉利欽的政策,囈,那個所謂民主的葉利欽在美國的支持下他就是不倒臺,在這個問題上,美國從來不說葉利欽獨裁,還說他是民主的英雄,不過他不是俄羅斯人民的英雄,是美國人民的英雄。
附錄:葉利欽的賣國的庫頁島能源交易(他很多賣國行為中的一種):
當時葉利欽政府和殼牌公司簽訂了一個開發庫頁島的協定,這個協定的內容一般是大國通過軍事威逼下強迫小國簽訂的協定才會有的內容,裏面約定殼牌公司在打平成本後才會給予俄羅斯一定比例的原油(或者叫分成),我的天呀,在俄羅斯的土地上面開採石油和天然氣居然,要等盈利了後才能給俄羅斯一些殘羹冷菜,而且這個成本多少還是由殼牌公司說了算。普京上臺後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那個能源寡頭打入監獄,結果損害了歐美的利益,所以他們瘋狂的用民主和人權來說事,但是強硬的普京繼續為了自己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出發,把當時最大的權貴打掉了,2006年通過環境問題禁止了殼牌公司的庫頁島-II天然氣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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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全球局勢回顧分析和展望
一、序
二、回顧我們走過的30年
三、回顧2011年走過的歷程
四、關鍵時刻-2011.06
五、展望2011下半年
六、俄羅斯國內的博弈和中國國內的博弈
因為這兩天局勢變化太大了,很多東西需要匯總,美國對於原油、農產品的價格的打壓給俄羅斯的梅德韋傑夫做了很好的策應,而且現在(中國國內-包括軍壇)美國控制的媒體大肆發佈新聞(真真假假)離間中、俄關係,很多東西都要匯總分析
一、序
現在很多(中國國內)網站(此時此際)貼出來“離間”中國和俄羅斯之間的關係的文章,很多都是幾個月前甚至幾年前的“新聞”了,結果拿出來,其實目的很簡單,就是要“阻止”中、俄之間的“聯盟”的形成,因為這個聯盟是美國的“死穴”,可見國內包括國際很多媒體都是被“資本控制”的。
包括“華爾街日報”報導說沒有簽訂天然氣的合約,但是他怎麼就不去看這個整體框架,這個天然氣合約完全在於這個整體框架內,另外還有能源、糧食和軍事和貨幣之間的合作框架,這些都確定了中國和俄羅斯之間的實際聯盟。
看一下下面的世界地圖:
2011全球局勢回顧、分析和展望(一)
美國“控制”的發佈這麼多“離間”中、俄關係的新聞都是想阻止中、俄聯盟的形成,因為中俄聯盟的形成將直接威脅美國對於中國的經濟收割和美國在全球的地位。
記住,“控制媒體”和“控制輿論”是美國的拿手好戲,美國花了200萬美元就把埃及的強勢的穆巴拉克趕下去了,扶持了埃及軍政府上台。
以中、俄為核心的這個「上合組織」的聯盟以及傳統勢力範圍,東可到達西太平洋,北到達北冰洋,西可到達歐洲大陸(通過地中海可以到達大西洋),南可以通過巴基斯坦或者緬甸到達印度洋,是全球最大的大陸板塊和擁有最大的戰略縱深、耕地、能源、優良的出海港口、礦產,完全能夠脫離美元環境而成為一個自給自足的系統,並且完全有能力形成一個抵抗外來軍事力量干涉的體系。
我們看問題要看問題的本質,下面我告訴大家什麼叫做本質:
中國和俄羅斯“聯盟”的本質是什麼?
就是通過能源、糧食的結合保障人民的生存權,通過“軍事聯盟”的形成保障國家的資源和人民不被侵略。(以下文字中的一部分分析是組內成員寫的)
這個就是為何我一說中國和俄羅斯的聯盟就有很多人反對,因為這個是美國的“命門”。
美國的茅:金融,是個很美妙的數位遊戲,但是需要契約精神保障最後的清算執行。可是我想大膽想像一下,“違約”和“賴賬”,都需要硬實力支撐的,萬一,大家都離開了這個叫美元的“賭場”,而“被欺騙”的賭徒們開始背靠背的拒絕支付。這個時候美國就需要另外一個茅:軍事去平衡這個清算執行。
中、俄、歐可不可以背靠背,去違反美國制定的美元本位下的契約精神呢?金融衍生品,在中國是不受中國法律保護的,這點中國政府已經明確提出過;所以,中國企業可以有權拒絕支付;相反的,這個收割過程也結束了;這就是為什麼「上合」、“金磚”內迴圈備用系統的啟動;但是以上所有這些都必要保證老百姓有飯吃有衣穿,我們有足夠的軍事力量抵禦美國的打擊,因為當大家撕去“偽善的外衣”的時,看到的就是槍炮。
以下為小組成員的分析:
美國(以性醜聞)把親德國的IMF(國際貨幣基金會)主席給廢了,讓一位元美國人代理主席直到8月份,這就等於“卡住”了歐元重組的對南歐諸國的優惠貸款,這對歐元龍頭德國可是一個明顯的“警告”。
歐洲也馬上做出了回應,你不方便我經濟救助南豬小國,我就用承認黃金的貨幣屬性來報答你。
接著普京站出來,暗示卡恩是因為黃金的問題被美國“(陷害)處理”的,讓大家的目光一下子轉移到「美聯儲」的“黃金儲備”問題上面。普京這時候選擇了支持歐洲,給美國一刀子。接著默克爾高調訪美,德、美都上演一出好朋友的劇情,坐下來談判,因為彼此都非常需要對方妥協來幫助自己渡過將來的難關。美國可能要求歐洲(拋售黃金)一同“打壓金價”來換取對歐洲效果債務重組上的幫助。
我們來看看中東的問題,以色列國防部長來中國,希望中國不要賣給伊朗部分武器,也希望在巴勒斯坦問題上面給予以色列支持,改變中東的軍事平衡,其實就是以色列做大的局勢。顯然現在中國的態度成為了破局的關鍵。中、俄、歐都準備承認巴勒斯坦建國。在中東如果不能及時制止伊朗的核武器計畫,那麼中東真正的和平就會來臨;
普京在不遺餘力的想拆掉“石油美元”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現在的中東地區形勢的確能支援他的這種想法。根據保爾森的回憶錄,普京曾在08年建議中國跑掉手上的美債來攻擊美元本位,結果沒有得到中國經濟決策層的支援(原因你懂的)。普京最近在俄羅斯的經濟上畫出了一個美妙的藍圖計畫,顯示了他未來的重新當總統的宣言.普京需要與中國形成聯盟,並得到歐盟的支援,才能真正獲得石油和天然氣的定價權。
我的總結:而這些正好也是中國破局美國的封鎖所需要的,只要中國和俄羅斯的“聯盟”的形成,同時中東作為策動,那麼全球的能源價格的定價權就將從美國人手中游走。而在這個中間,中國的“態度”是關鍵性的,我們這個關鍵性的角色能夠給我們帶來巨大的收益和“發展空間”。三國演繹需要三國勢力的均衡,任何一方獨大都會逼迫另外兩方的聯盟。
二、回顧我們走過的30年
要瞭解2011年,就要從30年前說起,1979年我們揍了一頓越南,確定了我們聯合美國抗衡蘇聯的局面,1989年開始蘇聯進入解體階段,這個決定了20年後中國必然聯合俄羅斯抗衡美國,1989年的中國,也確立了美國對中國採取的措施是:養豬殺豬策略,1994年的分稅制決定了地方政府必須找一個收入來源點,1996年開始的後面的“醫改”、“教改”、“房改”確立了中國後面的內需被殺掉,而1994年的“分稅制”助推了地方政府的這個衝動――把房價推向“泡沫”的極致同時形成中央和地方的完全“對立”。
2001年我們加入WTO出賣了我國的貨幣發行權,所以會看到我國以火箭速度印錢,大量洗劫老百姓的財富。
而1998年的大量工人下崗,為給美國廉價製造商品提供了廉價勞動力。
2000後的10年人民幣的對外升值而對內大量印錢導致的“貶值”,讓人民幣這個貨幣“泡沫化”,隨著中國的房價的泡沫化,“核彈”佈置完成,(注:2010年年中影帝亟呼政改)“引爆點”就定在2011年。
所以我們看到,我們的幸福指數從1978年-2003年是上升的,但是從2003年開始大家的幸福指數開始下降,特別是2008年開始幸福指數快速下跌。
為什麼?
因為10多年前就“潛伏”在我們經濟決策層的官員“出賣”了國家利益,葬送了我們的未來,他們是“潛伏者”,看我《決戰2011》這本書,裏面分析了其實從1990年開始就註定了我國現在的結局,我們經過這20年喪失了經濟主權,喪失了實際貨幣發行權,喪失了人民幣定價權,喪失了內需,喪失了道德,我們喪失了我們應該有很多東西。
看完了這些我們就瞭解了這30年的歷史脈絡,30年前鄧小平揍了一頓越南後帶領我們走向經濟發展的道路是對的,30年後的現在,中國再揍一頓越南帶領我們走向經濟和政治的獨立道路也是對的。
三、回顧2011年走過的歷程
2011年上半年是一個重要的歷史階段,我們首先來回顧一下:
1-5月份整個過程中比較核心的就是:圍繞美國的減赤計畫的博弈發生的一系列事情,圍繞中、美關係的破裂發生的一系列事情,圍繞中、俄關係的形成發生的一系列事情,圍繞日本地震和核危機發生的一系列事情,這個是今年上半年的主線,當你抓住了這幾條主線,你就明白了這個世界會如何運轉。
1月份十二五計畫開始
1月份中國的新一代戰機J20試飛成功。
1月份中國石油來源地蘇丹公投,決定南蘇丹獨立
1月份中國主席胡錦濤訪問美國,基本確認了美國殺豬的決心,也確立了我們脫離美國的決心。
2月份埃及總統穆巴拉克下臺,軍方接管權力
2月份公佈的2010年GDP中國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
3月份日本大地震,直接導致日本核反應爐堆心“熔毀”,但是日本政府和美國一直“掩蓋”,這個過後是嚴重的。
3月份利比亞騷亂持續,美、英、法對利比亞採取軍事行動
4月份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公佈
5月份(5/2)本拉登被美國擊斃的消息公佈
5月份報導中國長江流域嚴重的乾旱維持了很長時間
5月份IMF總裁卡嗯被捕,美國的人選將代理到8月份左右,這個將直接完成美國的“佈局”
5月份奧巴馬宣佈大中東計畫
整個上半年(1-5月份):
1、資本市場:可以說在資本市場美國完美的控制了局勢,基本按照美國的整個戰略佈局在進行,包括對於日元匯率的“控制”、黃金、原油、農產品大宗、美元指數、新興國家的匯率。但是美國在控制這些大宗的時候承擔了巨大的經濟和政治成本,特別是逆向控制農產品、日元匯率的走勢。
2、美國減赤:美國減赤已經充分暴露了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的博弈,也充分暴露了美國本土資本和猶太資本之間的利益衝突,請看我前面幾天分析的猶太資本的情況。
3、全球地緣政治局勢:這5個月打破了前面維持了20年的全球地緣政治格局,可以說在這個上面美國是輸了,中、俄的聯盟的形成是被美國逼的,因為在沒有美國這個強大的外力之下,中、俄這兩個近鄰大國很難走到一起,但是在這種時局下,兩者完成了聯盟的初步戰略性的聯盟意圖,這個全球陸地面積最大、海岸線最長、資源農產品自給自足能力最強的“聯盟”的形成,將對美國形成“致命的打擊”。
4、總結:
1-5月份可以說是打了個平手,美國在資本這塊獲得了完勝,但是在地緣政治這塊輸掉了未來。在可預見的後面30年,美國還將是帝國,但是這個帝國將完全不同於前面20年的帝國,因為他碰到了一個強大的聯盟。
四、關鍵時刻-2011.06
6月份最關鍵的核心就是全球兩大陣營的確立,一個是以中、俄為核心的「上合組織」以及周邊的勢力,一個是以美國為核心的集團,兩大集團的對抗熱點將涉及到北非、中東、東歐、南亞。現在以南亞和南中國海為主要爆發點。
中國在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和緬甸尋求出海口突破美國的封鎖同時鉗制印度和越南。
有人不理解,認為俄羅斯靠不住,那麼你告訴我誰靠得住?
大家是否研究過三國演義?當時的吳國的策略就是:魏強則聯蜀,蜀強則聯魏。那麼誰能夠告訴我是魏靠得住還是蜀靠得住?世界上面所有的聯盟都是利益的聯盟,有人說的美國是中國天然的盟友那是“屁話”,世界上面沒有什麼叫做天然的盟友,只有叫做“利益“的這個東西,這個就是全球地緣政治的指揮棒。
2011年6月份是一個“巨變”的月份,中俄聯盟在「上合組織」會議的時候基本確立,
這個時候我們發覺了美國的航母的快速調動,
這個時候我們發覺了美國快速打壓原油和農產品,
這個時候我們發覺了美國給減赤計畫下了最後期限,
這個時候我們發覺了美國動用他最大的“宣傳機器”去“離間”中、俄關係,
這個時候我們發覺了國內鴿派開始大量浮出水面,
這個時候我們發覺了俄羅斯的梅德韋傑夫的勢力開始“作梗”。
很多事情幾種發生在了6月胡錦濤參加的「上合組織」峰會和訪問俄羅斯的過程中。
2011年的6月註定是一個不平常的月份,一個會讓世人記住的月份。
五、展望2011下半年
全球局勢下半年將快速明朗,美國因為自身經濟問題必須對其他國家進行“經濟收割”,而經濟收割將付出巨大的政治代價,一個是美國國內的博弈(涉及到的減赤,雖然確定了,但是沒人會甘願就這麼受到損失)將造成兩大陣營的對立,一個是經濟收割將直接暴露美國在中國的“漢奸集團”,這個“集團”在經濟下滑中將承擔所有責任,而其中很多人將被送進監獄和被槍斃。
有空大家研究一下1979年“中越自衛反擊戰”就能夠明白我前面的預測,為什麼我在上半年能夠預測到很多經濟、地緣政治和軍事的事件,因為當你抓住了整個脈絡,你就明白了這個世界運轉的核心是什麼,主要矛盾是什麼,這些主要矛盾會直接導致什麼樣的結果。
下半年關鍵在於中國、俄羅斯、歐盟、美國和日本的局勢變化。
1、 中國:在南亞和南海發生局部戰爭的概率相當大,國內在經濟危機的情況下“賣國利益集團”會被清算,“貪官”會被清算,會出現大政府小企業的過渡模式(在危機中會導致大量民企倒閉,同時大政府小企業的模式比較容易渡過難關,關鍵在於危機過後很多壟斷行業必須放開,這個是保證後面能夠快速復蘇的根本)。同時房價等高估品種會出現巨大的跌幅,並且是在沒有成交量的情況下出現巨大的跌幅。
2、 俄羅斯:下半年原油價格的暴跌對於俄羅斯內部的政局將是一次嚴峻的考驗,也是對於普京的嚴峻的考驗,但是普京是俄羅斯民眾心中的“英雄”,他的支持率遠遠高於其他任何人,在「上合組織」的框架內,在中國和俄羅斯共渡難關的時候基本會確立「上合組織」的實質性的大聯盟的確立,這個將直接威懾到美元的地位。
3、 歐盟:在下半年的經濟危機中,很有可能「歐盟」成為受傷最大的一個,「歐盟」的結構註定了他的修復是道路漫長的,德國期望的獲得統一的財政權的模式會遭到美國的強烈的阻撓,同時歐盟的危機無法結合到「上合組織」來化解(歐盟內部的分歧決定了這個結果,美國“收買”了歐盟內部除了德國龍頭老大以外的好幾個國家來“對抗”德國)。所以後面我國聯合德國做一些戰術性的動作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歐盟的強大的前提必須是貨幣權和財政權的統一,這是一條漫漫長路。但是一旦歐盟出現戲劇性的不可控的經濟崩盤,那麼歐盟和上合組織的聯合還是很有機會的,我們要時刻注意形勢的發展,做好各種可能的應對措施。
4、 美國:美國的減赤計畫的確立,直接確立了美元指數的長期牛市,大量的美元回流將進入美國的國債市場、高科技行業等等,大量企業的建立將從根本上解決美國的地方財政問題,美國將進入經濟的慢慢復蘇階段,美國將在下半年完成債務重置的工作,新興國家(包括日本)在“經濟大蕭條”中會被迫“低價賣出”美國的長期國債,美國會拉高短期國債價格,廉價發行短期國債。同時今年下半年美國還將維持高失業率和房地產的不景氣,因為復蘇是需要一定的失業率的(廉價的勞動力),同時房地產的不景氣直接將導致中國手上的MBS賣個地板價。美國的股市將經歷一次探底後再拉升。
5、 日本:日本民主黨將在下半年的大蕭條中下臺,同時背起核危機的黑鍋,日本大面積的國土將不適合居住,並且需要大量資金去封堆(核反應爐,當初蘇聯封一個堆是100億美元,幾十萬工人,大量工人後來因為輻射問題生各種病早逝,當初蘇聯的GDP是1萬億美元,預計到2015年,烏克蘭政府還將為善後耗資1700億美元,可見日本後面的沉重負擔),今年下半年將註定日本被打回發展中國家的行列,日本將真正出現空心化(人才空心化、產業空心化、生產空心化),而美國需要一個長期的套利貨幣成為他們剪羊毛的對象,也許後面自民黨上臺後會整合亞洲一些國家形成類似亞元的模式(比如菲律賓、馬來西亞、韓國、越南、印度等等),這樣的經濟體的規模才能夠成為美元套利資金的合適的收割對象。同時在亞洲也形成一個抵抗「上合組織」的聯盟。
6、 全球大宗:黃金、原油等大部分大宗會暴跌,農產品經歷過一次洗盤後會進入長期的上漲階段。
7、 綜合:在下半年的整體危機中,中俄的聯盟模式會得到強化,因為現在的聯盟是建立在一個危機假設的前提下的(下半年的危機和美國的收割),一旦這個假設成為現實,那麼大部分阻力會被化解,因此今年6月份是全球格局形成的時候,今年下半年是這個格局最終確認的時候。美國會贏了經濟輸了地緣政治。什麼叫做博弈,這個就叫做博弈。
六、俄羅斯國內的博弈和中國國內的博弈
從這幾天美國打壓原油價格、農產品價格來看,是在打擊俄羅斯的普京。美國支持梅德韋傑夫(包括美國在俄羅斯的利益代理集團:葉利欽利益集團)的行為後面將成為常態,當時下半年的危機將真正確立普京的地位和聯合中國的這個聯盟的實質性的進展。
預計今年下半年俄羅斯國內的局勢將是普京勝出。
今年下半年中國國內的經濟危機將徹底清除“潛伏”國內20年的經濟層面的“賣國利益集團”,我們的軍隊將在這個中間起到決定性作用,保障政權的穩定(不出現蘇聯解體的情況),同時“肅清”相關(買辦)利益集團。美國會在糧食、食用油、供電、供水、煤氣、疾控、媒體等領域製造很多麻煩,包括鼓動大量人員上街,然後“複製”蘇聯解體的模式,但是只要我們的軍隊做好足夠的應對,在糧食、食用油、供電、供水、煤氣、疾控和媒體等領域做好軍管的預演,相信能夠化解美國的招數。大家要記住,假如美國贏了,那麼就是中國的葉利欽上臺,大量“貪官”的錢就會變成合法了,老百姓將象20年前的俄羅斯人民一樣遭受巨大的洗劫,大家就準備著一年後上街討飯吧(看前面一篇回應時寒冰的文章中介紹的葉利欽政府當時俄羅斯的慘狀)。
預計今年下半年中國國內的“賣國利益集團”會敗北,我國將肅清出賣國家利益者和大部分貪官。
文/猴王 2011-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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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揭貪官外逃路徑:過萬官員出逃 攜款8000億
2011年6月15日 人民網
央行網站刊發《我國腐敗分子向境外轉移資產的途徑及監測方法研究》報告
中國外逃的腐敗分子是怎樣把巨額財產轉移到境外?央行反洗錢部門一直在進行深入研究。昨天,央行網站刊發名為《我國腐敗分子向境外轉移資產的途徑及監測方法研究》的報告精簡版本。該報告由央行反洗錢監測分析中心課題組完成,完成時間為2008年6月。
央行揭秘貪官轉移財產八大路徑
報告指出,中國官員因經濟犯罪外逃始於上世紀80年代末。近年來外逃的腐敗分子及其轉移至境外的資金究竟有多少,至今還沒有一組公認的數位,只能根據各方報導勾畫出大體狀況。
報告指出,人民銀行在監測思路上以“獲取非法資產”和“向境外轉移資產”階段為監測重點,依託並充分利用大額交易和可疑交易報告資料庫,加強對重點地區、敏感行業、特定人群和特定消費方式的監測,同時將自主分析和協查分析相結合。
報告建議相關部門應建立合作安排或工作機制實現資訊共用,建立反腐敗機構互派特派員制度,海關建立反洗錢相關資料查詢、通報機制,建立與國外情報機構的交流等方式,完成反洗錢監測任務。
向境外轉移資產的八種方式
用現金走私來轉移
主要是通過腐敗分子本人夾帶在行李中直接攜帶出境,這種方式較為簡單,費用低,但同時可走私的數額較為有限,風險也比較大;此外腐敗分子通過某些代理機構(主要是地下錢莊)利用一些專門跑腿的“水客”以“螞蟻搬家”、少量多次的方式肩扛手提地在邊境口岸(主要是深圳與香港、珠海與澳門海關)來回走私現金,偷運過境後再以貨幣兌換點名義存入銀行戶頭。這種方式雖然手續比較麻煩而且還要交給地下錢莊一定的費用,但風險較小,很難追查。
替代性匯款體系在中國主要表現為以非法買賣外匯、跨境匯兌為主要業務的地下錢莊
以人民幣和外幣的匯兌為例:其人民幣與外匯的兌換和匯付以間接的方式進行,而不以直接匯兌的運作手法完成,人民幣不必流出境外,外匯也不必流入境內,各自分別對應迴圈。利用此種交易方式跨境轉移資產的主體較為複雜,除了腐敗分子和國企高管,還有某些企業為了避稅逃稅和享受外商投資優惠待遇而進行跨境轉移其灰色資金,以及走私、販毒等犯罪分子和恐怖分子以此轉移其黑錢等等。
利用經常專案下的交易形式向境外轉移資產
此種形式大致有五類:進口預付貨款,出口延期收匯;偽造傭金及其他服務貿易專案對外付款;通過企業之間的關聯交易實現向境外轉移資產的目的;利用假的進口合同騙取外匯管理部門核准外匯匯出境外;少報出口,多報進口。
利用投資形式向境外轉移資產
此類資金轉移的特點是資金向境外轉移在形式上基本合法,通常以企業正常海外投資的形式轉往國外。資金性質的改變發生在境外,在境外被腐敗分子非法佔有或挪作他用。採用此種手法轉移資金的多為大型企業高管人員或某項具體業務的負責人員。
利用信用卡工具向境外轉移資產
腐敗分子或其特定關係人通過在境外使用信用卡大額消費或提現來實現資金向境外轉移。目前我國對此類經常項下的個人支付沒有嚴格的外匯管制或限制。而對於各髮卡機構來說,只要持卡人單次消費或提現是在信用額度內且按時還款即可,並不做累計消費或提現的限制。這就為腐敗分子利用信用卡進行資金境外轉移提供了可乘之機。
利用離岸金融中心向境外轉移資產
這些人多為上市公司或國有企業的高管人員,主要採用以下步驟:第一,轉移企業資產。企業管理層與境外公司通過“高進低出”或者“應收賬款”等方式,將國內企業的資產掏空。第二步,銷毀證據,漂白身份。
海外直接收受
腐敗分子並不從國內向境外轉移資金,而是在境外直接完成貪污、受賄等過程。例如,發案單位在國外進行採購時,有實際控制權的腐敗分子可以通過暗箱操作得到巨額回扣。這些回扣不轉到中國,而是直接存入腐敗分子在境外銀行的帳戶,或轉換成境外的房屋等不動產。更隱蔽的做法是不涉及現金,而以安排子女留學等方式作為交易。
通過在境外的特定關係人轉移資金
此類參與轉移資金的特定關係人在他國均已取得合法身份,或者是留學,或者是他國居民或公民。境內的腐敗分子一方面可以通過其特定關係人以合法手續攜帶或匯出資金;另一方面,這些特定關係人利用其國外身份在當地註冊企業後,以投資形式在中國開設機構,然後以關聯交易等形式轉移資產。
案值與級別不同 逃亡目標國各異
報告引用中國社科院的調研資料披露: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來,外逃黨政幹部,公安、司法幹部和國家事業單位、國有企業高層管理人員,以及駐外中資機構外逃、失蹤人員數目高達16000至18000人,攜帶款項達8000億元人民幣。近年由官方媒體曝光的腐敗分子外逃或將資金轉移境外的典型個案不勝枚舉。這些犯罪嫌疑人潛逃境外的目的地主要集中於北美、澳大利亞、東南亞地區。
具體來說,涉案金額相對小、身份級別相對低的,大多就近逃到我國周邊國家,如泰國、緬甸、馬來西亞、蒙古、俄羅斯等;案值大、身份高的腐敗分子大多逃往西方發達國家,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荷蘭等;一些無法得到直接去西方國家證件的,先龜縮在非洲、拉美、東歐的小國,伺機過渡;有相當多的外逃者通過香港中轉,利用香港世界航空中心的區位以及港人前往原英聯邦所屬國家可以實行“落地簽證”的便利,再逃到其他國家。
(北京青年報 記者程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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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和中國在利比亞問題上共進退
外媒:中俄非正式國家聯盟宣告成立
2011-6-18 參考消息
2011年6月16日 胡錦濤同梅德韋傑夫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於當前國際形勢和重大國際問題的聯合聲明》 6月16日,國家主席胡錦濤同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共同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於當前國際形勢和重大國際問題的聯合聲明》。
【俄羅斯報紙網6 月17日文章】題:俄羅斯和中國在利比亞問題上共進退(作者謝爾蓋•斯米爾諾夫)
俄羅斯和中國就一系列重大外交問題達成共識。北京和莫斯科反對外部勢力干涉阿拉伯國家的抗議活動,呼籲政治解決利比亞危機和伊朗核問題。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和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姆林宮會晤後,兩國間非正式國家聯盟宣告成立。
中俄兩國領導人16日在克里姆林宮舉行會晤。俄中《關於當前國際形勢和重大國際問題的聯合聲明》是此次會晤的主要成果。聲明對中東和北非國家的大規模人民抗議活動作出了評價。莫斯科和北京指出:“外部勢力不應干涉該地區國家內部進程。”
此外,莫斯科和北京還呼籲利比亞國內儘快停火。聲明說:“為避免暴力進一步升級,有關各方必須嚴格遵守聯合國安理會1970和1973號決議,不得隨意解讀和濫用。” 雙方還談到了解決伊朗核計畫問題,主張通過政治手段確保伊朗的核能僅用於和平目的。雙方領導人認為,應當通過談判方式解決朝鮮核問題以及阿富汗危機。
專家認為,中、俄在解決利比亞衝突問題上的共同立場表明,莫斯科和北京下次在安理會投票時將表現得更加慎重。
政治學家亞歷山大•科諾瓦洛夫相信,中俄後退一步是試圖保持在伊蘭界的聲望和支持率。安理會關於利比亞的決議通過得過於匆忙。下次在通過容易引起誤讀的決議時俄中將更加慎重,而現在兩國並沒有能夠對解決利比亞危機施加影響的有效杠杆。
【俄羅斯總統網站6月16日報導】
俄總統梅德韋傑夫在慶祝《俄中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簽署10周年的文藝演出開始前發表講話,他說:“10年前就是在克里姆林宮,簽署了《俄中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將新型俄中關係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為兩國關係長遠發展指明了方向。當前,俄中兩國沒有任何懸而未決的政治問題。雙方本著兼顧對方利益、友好互信精神,推動兩國互利合作穩步發展。”
梅德韋傑夫認為,互信、平等、相互尊重的俄中關係已成為當今國際合作的典範。正如條約中所規定,兩國主張恪守國際法準則,不干涉別國內政,不對他國進行武力施壓,為鞏固世界穩定、建立多極世界共同作出貢獻。
【《日本經濟新聞》6月17日報導】
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16日在克里姆林宮與到訪的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舉行了會談。雙方發表了有關兩國關係的聯合聲明,表示願意借助二十國集團峰會和金磚國家的框架,進—步深化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兩國還簽署了《關於當前國際形勢和重大國際問題的聯合聲明》,對北約針對利比亞採取武力行動進行了不點名的指責。聲明還包含了反對北約在歐洲單方面推進導彈防禦計畫的內容。兩國在牽制歐美問題上採取了統一步調。
文/猴王
2011.6.17
讚讚
近期中、俄、美局勢分析(2011.6.20中俄聯盟抗美帝局勢底定)
從最近的形勢來看,中、俄的聯盟基本確立,但是聯盟裏面也有緊密程度的區別,下面我把中俄聯盟裏面主要幾個層面的關係描述一下:
1、 能源領域:分成淺、中、深三種程度的合作,現在中俄屬於中度合作,從現在的走勢來看正在朝著深度合作的方向發展,這個從全球原油期貨價格走勢就能夠看出來,假如中俄的這個層面的合作快速進入深度合作,那麼原油價格會快速下跌。
2、 貨幣和貿易:分成淺、中、深三種模式,淺度是邊貿的自由使用雙方的貨幣,中度是貨幣互換(然後在一些貿易領域直接使用雙方貨幣,比如能源),深度合作是一般貿易層面的直接使用雙方協商匯率(就是停止使用美元作為中間貨幣)。現在從整體來看,中俄在這個層面已經是深度合作。這個對於美元的打擊會比較大,因此美國在這個問題上面會在歐洲、亞洲對中俄兩國使用相應的軍事威懾手段,因為軍事是貨幣的信用背書。
3、 糧食:分成淺、中、深三種程度的合作,現在屬於淺度合作,主要是一些簡單的糧食貿易,中度合作就是我國參與俄羅斯的耕作,深度合作就是在種子技術、土地開墾耕作、勞動力的使用方面全方位的合作。現在看來中俄在糧食層面是淺度合作。
4、 軍事:分成淺、中、深三種程度的合作,現在屬於剛從淺度合作進入中度合作,後面是否會深度合作要看美國的週邊壓力,在強大的壓力之下,肯定會進入深度合作。
現在整體來看:能源領域中度合作(但是在快速朝著深度合作發展),貨幣和貿易層面已經是深度合作,糧食層面是淺度合作,軍事層面是剛進入中度合作。
那麼這四樣的合作程度的高低和中、俄之間的關係和美國之間的關係和將來可能發生的事情和措施來看有哪些區別呢?描述如下:
1、 能源領域的合作模式將直接決定後面原油價格的走勢。
2、 貿易和貨幣層面的合作的維繫將直接影響後面美國的全球美元佈局和軍事佈局,因為軍事是貨幣的信用背書。
3、 糧食的合作模式的深淺,是這幾樣合作裏面難度最大的,為何?因為深度合作涉及到土地問題(就是耕地誰來耕作使用什麼種子和勞動力問題和耕地的規劃問題,這些問題很容易引起民族情緒,一般政治家在這方面有點投鼠忌器)。但是只要普京絕對控制了俄羅斯的政局,朝著這個方向合作的概率還是有的,中俄的糧食的合作模式假如進入深度合作,那麼美國的糧食美元策略就完蛋了,這個對於美國的整體戰略打擊會相當大,相信這個也是美國現在極力避免的。美國最近快速打壓糧食價格就是這個道理,溫家寶在英國媒體說中國控制了通脹也是這個道理,為何?因為這樣做就減少了中國去和俄羅斯加深這種聯盟的動力。
4、 軍事層面的合作後面加深的概率會比較大,因為大家都面臨比較現實的美國的強大的軍事壓力。
5、 總結:中、俄的聯盟直接“打破”了美國的從“石油美元”向“糧食美元”過渡的整體“美元戰略”,同時打破了美國的全球地緣政治格局。
那麼我同時又要想了,美國人也不是傻冒,按照我看到過的美國的一些預案,他們會有各種措施(就是會假想對手會有哪些措施,然後自己在按照對手的這些措施來實施相關的策略),那麼我來思考一下針對以上的措施美國會做哪些:
1、 最優先的就是“解體中國”,假如在後面的過程中美國推翻了中國的政權,那麼美國就全贏了,中國成為了美國的經濟殖民國家(可以想像假如中國成為蘇聯第二,就是第二個葉利欽上臺,老百姓倒楣,和當年俄羅斯一樣大量人員上街要飯,肯定是出賣國家利益給美國的,因為他是靠美國上臺的),這樣俄羅斯就孤掌難鳴了,就像魏國滅了蜀國後、再滅吳國就只是時間問題了。
2、 其次就是讓俄羅斯的梅德韋傑夫在俄羅斯內部搗亂(比如天然氣的合作問題等等,在這個中間搗亂),讓中國的經濟決策層在合作上面搗亂,在媒體中離間中俄的聯盟,“製造”中、俄之間的摩擦(比如報導俄羅斯賣軍火給越南印度等),這些手段美國都已經做了、或者正在做。這樣“期望”能夠“離間”中、俄之間的聯盟,但是現在看來效果不好,因為前面幾天(6/22)中、俄剛剛在貨幣和貿易層面走入深度合作。
3、 再其次就是美國要保證在中、俄實質聯盟形成的情況下,保住“安插”在兩國的“內線”不被清洗(在俄羅斯就是梅德韋傑夫和葉利欽殘餘,在中國就是經濟決策層)。
4、 最差的結果就是美國為了挽回地緣政治的敗局,犧牲經濟利益(就是停止經濟收割),但是這樣做對於美國帝國的本身來說是致命的,會導致美國長期的經濟蕭條。這種可能性幾乎為零,但是美國會給中國或者俄羅斯高層這樣的幻想,就像秦國當初給六國一些幻想一樣的道理)
那根據上面的情況來看,我們後面一個是要快速加強中、俄之間的能源、農業、軍事層面的合作,同時支持俄羅斯國內的普京的力量,同時打壓國內親美勢力。
另外還有一個關鍵點就是,要“警惕”美國的“虛假承諾”,很有可能美國後面會出現拉攏中國,比如承諾不對中國進行經濟收割或者減少收割程度,但是我們一定要看清楚本質,什麼叫做本質?就是美國後面收割的主體應該是中國,假如不收割中國,美國的經濟後面就會長期陷入蕭條,因此美國做出的這些承諾是不可信的,是無法達到的,就像秦國當時統一六國時的措施會是一樣。所以我們的高層一定要看清楚這個裏面的關係。
我還是那句話:30年前我們打越南確立聯美抗蘇的地緣政治策略是對的,30年後的現在我們聯俄抗美的地緣政治策略也是對的。這個世界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這個就是現代版的三國演義。
我國後面最關鍵的一件事情就是要防止國內的葉利欽上臺(親美的賣國勢力),看看俄羅斯的葉利欽就知道了,他把俄羅斯大量中產階級變成赤貧,把俄羅斯的大量農產品和資源低價出口,導致俄羅斯國內盧布貶值5000多倍,大量赤貧人口上街要飯(包括軍人)。而中國的親美勢力也是造成我國現在老百姓貧困、腐敗嚴重的根源,看看(美第二中情局「福特基金會」特務喉舌)茅於軾的一些言論你就明白了,居然還說高利貸是利國利民的好事,說高房價是因為大家買的起,房價高是因為經濟適用房,我就覺得很奇怪,這樣的人怎麼會有(自由派)媒體大量宣傳,還有人相信。象茅於軾這樣的人,為什麼上天不早點帶它走,
還有張五常,因為在美國偷稅漏稅,被判87年徒刑,現在這個判決還有效(2003年春節前後,張五常被美國法庭以11項偷稅罪判刑87年,沒收1千萬美圓,罰金475萬美元,張五常在美國被判刑的新聞:http://community.seattletimes.nwsource.com/archive/?date=20030221&slug=cheung21m,也許有人問為何美國要判刑張五常,因為美國就是中央集權地方民主的制度,在地方層面,你犯了法就是要判刑,但是美國一直沒有要求引渡張五常,就是美國中央集權政府出於張五常有“利用價值”的考慮,請參考我原來的一篇文章《從立法角度探討利益集團問題》)。
其實這些人“背後”都是美國資本的影子。
文/猴王
2011-6-25
讚讚
美國宣傳機器無日無之對中國的媒體議題設定心理戰舉榆
美國對中國進行的細膩(大眾文宣麻醉催眠)心理戰
美國人通常認爲社會科學是一門大科學,而且是關於人的科學。在美國社會科學得到的科研經費增長最快(27%),它的增長幅度超過其他所有的學科專案。而社會科學中最重要的心理學,其次才是經濟學。心理學作爲專門學科和跨學科研究在美國得到最大程度的“重視”。
這種“重視”的程度我們從美國各城市多如牛毛的心理諮詢機構,大學裏衆多的心理學研究機構,社會上衆多的心理學研究機構就可看出來。還有,大部分的心理學學術論文和心理學專著都是屬於美國的産品。這也可以說明美國人非常重視心理學的研究和應用。
下面用實力簡略說明美國對中國的細膩戰術。
實例一:(所謂)G2(中美國)
G2(中美國)“概念”是2006年由美國學術界提出的,由於這個概念與布希的“單邊主義”相抵觸受到忽視。而奧巴馬上台後,美國轉而實施“巧實力”外交。在布熱津斯基和基辛格等“政客”的推動下“G2(中美國)”成爲世界媒體的“時髦詞語”。G2(中美國)是指由中、美兩國組成一個Group來代替舊有的G8,即“八國集團”,以攜手合作解決世界經濟問題。
“G2(中美國)”這個“概念”是由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伯格斯滕提出來的。他在第四輪中美戰略經濟對話閉幕後召開媒體電話會議,宣傳他的“G2(中美國)”構想。他認爲,中國已經是個名副其實的經濟超級大國。美國應當成全中國,使其成爲國際經濟秩序的合法建築師和管理者,使中國與其作爲全球經濟超級權力的新角色相匹配。此後,伯格斯滕在7、8 月號的《外交》雜誌上撰文,繼續”深化“他的“G2”構想,鼓吹美國應尋求同中國發展一種真正的夥伴關係,以實現對全球經濟體系的共同領導,而不是糾纏於雙邊關係中的衆多問題和相互抱怨。他提出,鑒於”世界貿易組織(WTO)“、”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和八國集團之類的全球治理已經落後於時代,因此只有這種“G2(中美國)”模式,才能準確定位中國的新角色,讓中國人準確地感受到中國是一個全球經濟巨人,是國際秩序的合法建設者和維護者。
表面上看G2(中美國)沒有什麽毛病,不外乎尊重和重視中國的作用,但G2實際上在心理學上有幾個方面的作用:
一. G2將中國與美國“同質化”。
G2的“宣傳”使得世人認爲中國與美國是一樣的,誰領導世界都是那樣。抹殺中國外交“五項基本原則“的方針所呈現的平等、民主、不干涉的實質。令世界誤認爲中國與美國是一樣的霸權大國。
二. G2(中美國)“宣傳”中國與美國的領導作用,擺明是要“分化”中、俄的戰略協作關係(分化“上合”與南南關係)。
美國與中國“套近乎”是爲了“激起”俄羅斯的競爭心理。讓俄羅斯與中國“心存芥蒂”。這樣就可達到消弱和“破壞”中、俄關係,“阻止”中俄深度合作。
三. G2的宣傳“樹立”中國爲“競爭對象”,可令「歐盟」對中國産生猜忌心理和激發歐盟與美國拉關係的競爭心理。
這樣可間接“迫使”『歐盟』與美國套近乎,讓『歐盟』更加與美國步調一致的對付中國。很多反傾銷案例都是『歐盟』與美國私下協商共同發動的。這樣有利於西方的“輿論宣傳”。很多的技術限制和對中國的政治反動也是歐盟配合美國發動的。
四. G2的宣傳可使印度日本等大國妒忌,進而産生競爭心理(分化南南關係)。
客觀上可達到“破壞”印度、日本與中國的雙邊合作和改善關係。而另一方面又可讓他們更加親近美國,萬事不得不依靠美國。
可以說G2是美國最典型的心理戰例子。表面看,G2(中美國)是由民間學者提出,而世界媒體的宣傳也是從俄羅斯、英國的媒體發起。但這樣的宣傳的“幕後”就是美國政府。這與指責人民幣匯率“表面上”由日本提出,而“實際上”是美國政府的要求一樣,是經過“僞裝”而炮製出來的。
實例二 .人民幣匯率
人民幣匯率是美國一直在打的“牌”。迫使人民幣匯率的推升可以變相的讓中國的美元化資産貶值,以此可以達到“賴賬”的目的。但是人民幣的穩定升值趨勢會導致國際上追捧人民幣。因此在這個問題上美國政府利用了典型的“逆反心理”。故意在很多的場合上要求中國提高人民幣匯率。不管中國怎麽應對,美國人都佔便宜。因爲聽話了升值,那麽在國際上美國指揮中國就有了實有的例證。美國可大大的增強他們的影響力。而中國堅持己見與美國的美元緊密掛鈎則美元可以保持強勁的購買力,這樣美國就可以肆無忌憚的貶值美元來對世界賴賬。
在美元大幅貶值“得到世界認同”後再通過金融操作來“引導”人民幣升值。在匯率問題上美國就是利用逆反心理來讓中國人民和政府強烈認爲要緊密掛鈎美元不能將人民幣升值。而且在人民幣升值的這個問題上還經常的引用日本停滯的十年來證明不能將人民幣升值。(日本在日元升值上是否吃虧,現在還是一個謎,有待研究。我個人認爲日元的升值對日本有利。因爲在日元升值時日本根本在經濟上沒有停滯,而是其後的房地産和金融泡沫破滅後才發生的停滯。另外日元的升值無形中使得日本的總體國民收入快速增長。日本國內的經濟雖然停滯,但日元升值引發的對外投資和對資源的控制在實質財富控制方面,日本是大大獲利的!日本的國內GDP停滯,但國民生產總值卻沒有降低,因爲日元升值所造成的大量對外投資每年都爲日本帶來大量的財富。布希日元升值,日本的財富在戰後是無法快速斂聚的。得了便宜還叫苦,由可能是日本學術界的陰謀。)
況且現在人民幣的升值對我們的出口影響並不大。看歐、美對我們的反傾銷産品所徵收的稅率都是30%以上就知道我們國家的大部分産品時有很強的競爭力的。這是一個非常專業但需要認真研究的問題。(我現在專注研究關機關係,只能以後再研究)。
總之,美國在匯率問題上利用心理戰術是不可否認的。
實例三(所謂)“戰略保證”(所謂“利益相關者”)
”戰略保證“是美國繼“利益相關者”之後提出的另一個概念。
這個概念的提出也是基於心理學分析的。美國的社會學家認爲中國政府歷來重視國家信譽,對外的承諾是不會輕易改變的。因此美國的現政府就利用了戰略保證這樣的概念來限制中國政府,要這個政府“承擔責任”,而美國政府則“爲所欲爲”。設下“絆索”來絆倒對方而自己則行動自如。看美國政府保證堅持“自由貿易”,不打貿易戰。政府官員剛保證完,令儀錶就開始多方的實施對中國産品的限制和反傾銷。而中國政府還在堅持著不打貿易戰,受我們自己諾言的限制。
戰略保證是美國政府捆綁我們的絆索,他們利用的是心理學研究成果中國政府將信用。
實例四. 龍、象之爭
中國和印度在中印戰爭後,由於中國在戰勝後並沒有窮追猛打而且還退還了全部繳獲的武器和俘虜,兩國的關係一直比較和睦。而在美國的心理戰下兩國的民間心理和政府心理發生了強烈的變化。
龍、象之爭也是2006年由“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得這個弗雷德.伯格斯滕提出。“表面上”說明的是印度的經濟增長能力與中國經濟增長能力的比較。但是在美國與西方媒體的“引導”下,單純的經濟比較,演化成各個方面的比較。由此而産生“對比性強烈”的“競爭心理”,而競爭心理在媒體的不健康指引下居然發展成爲了火藥味濃烈的對抗心理。世界的媒體是由美、歐領導的,而我們國家的(美國鸚鵡)媒體則“不分青紅皂白”的“追風”報導,令民衆對抗心理加劇。
可以說美國“導引”的中、印發展比較,“激化”中、印矛盾是相當的成功。這是他們心裏戰的一個成功範例。
我們國家在社會心理學方面的研究相當的落後,要迅速的強化著方面的科研能力。
文/強國之鷹
2009-12-01
讚讚
美國特務裂解中國、分離台灣事件簿
美國裂解中國驚心動魄vs.毛澤東高瞻遠矚
十九世紀末,我國積弱,瀕臨列强瓜分。東鄰日本,參謀本部第二局局長小川又次于1887年撰《清國征討案策》,擬將我國華北、華東及臺灣併入日本版圖,餘則支解成數國。例如東北立“滿洲國”、長江以南建“明裔王國”、西藏青海立達賴、喇嘛、內外蒙古甘肅另選各部之長,均分其力,以確保日本獨立。
及至 1940年,日本在華已成功建立東北的「滿洲國」、張家口的「蒙疆聯合自治政府」與南京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實現五十年前小川又次支解中國的狼子野心。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滿洲國」等傀儡政權,灰飛烟滅。但接著的却是美國乘我發生內戰時煽動策劃並支援各地的分離運動,以裂解中國。
日本欲裂解中國,因其燒殺擄掠,手段殘酷,國人知所警惕。但美國裂解中國,因爲是打著民主、人權、民族自决等意識型態的“旗幟”,故國人“反應遲鈍”。斯時(1946-51),美國在我國東南欲分離臺灣、西北則顛覆內蒙、鼓動疆獨、西南則策劃藏獨,以裂解中國的驚心動魄史實,就不易爲國人所知,新生代甚至不知。
回顧中國近代歷史,中國人,尤其是菁英份子,切記莫忘。因爲在中國崛起的道路上,是中華民族菁英與美、日等列强菁英間的較量、對抗與對决。
分離臺灣
1945年10月24日,陳儀抵達臺北松山機場,從機場到臺北,台人萬民爭先相迎,歡聲響徹雲霄。在這樣熱烈慶祝臺灣回歸祖國的政治氛圍下,1946年 1-4月,美國“陸軍情報部”却“居心叵測”地在臺灣從事有關台人國家認同的「臺灣民意測驗」調查。全案由美國駐中國臺北領事館“特務副領事”柯喬治(George H. Kerr自稱葛超智)計劃,情報部組長摩根上校(Col Morgan)偕同日人翻譯員,訪問約300名各階層各政治派系的臺灣人,其結論竟是「臺灣人不願受中國管,而希望美國來管」。
接著的同年夏,《紐約時報》與上海《密勒氏評論報》就與之“相呼應”,報導稱「假如臺灣實行公民投票,臺灣人首先選擇美國,其次選擇日本,决沒有人選擇中國」。
此外,在特務柯喬治的主使下,1947年1月,約有150名臺灣人(代表超過800人)署名「臺灣人請願書」,向美國請願「……要求聯合國托管一直至臺灣獨立」。一個月後的2 月28日,臺灣爆發二二八事件,柯喬治更是利用機會,興風作浪,惟恐臺灣不亂。據國府情報,柯喬治與台人林茂生、廖文毅,請美供給槍枝與經費,美方允供經費。
1947年7月,美國派巡迴大使魏德邁訪台,曾與廖文毅面晤。廖氏向他提出主張暫由聯合國托管臺灣的《處理臺灣問題意見書》。接著10月始,美國媒體乃大肆炒作「臺灣分離運動」。
10月14日美聯社上海電「本社記者今日獲悉:臺灣分離運動的領袖們不久將正式要求出席日本和會,幷將要求舉行公民投票,以便决定仍屬中國抑或完全脫離中國,……」。
31日合衆社上海電稱「臺灣現正展開著秘密活動,企圖向將來舉行之日本和會請願,舉行臺灣全民投票,倘不獲接納,將引起臺灣流血叛變,……」。
11月3日合衆社上海電稱「此間臺灣人今日對本社記者稱:彼等將于明日或本星期四晋京叩謁司徒大使,請求予以援助,俾臺灣能獲得自主之權」。
與此美國媒體“大肆渲染”臺灣分離運動同時的1947年10月15日,香港《華商報》臺北通訊稱,臺灣某參政員曾與美國駐台新聞處處長卡度(Robert J. Catto)密晤兩個鐘頭。據當時在場的翻譯員透露,卡度當時稱臺灣的歸屬尚未正式確定,臺灣人如願意脫離中國的統治,美國可以幫忙,臺灣人如願意接受美國托管,可以提出希望條件及托管期限等語。
該參政員未表示任何意見,僅稱俟試探其他士紳意見後再論。事後,該參政員曾與一些士紳在北投、草山(今陽明山)等處,頻頻與美方人士會面,惟會見內容無從獲悉;面對美方「托管運動」的“分離攻勢”,斯時上海、南京、北平、香港的旅外臺胞,均發出抨擊「托管運動」的聲明,旅滬「臺灣同鄉會」會長還特爲此廣播。國府臺灣情治機關也調查此事的來龍去脈,並向國府呈報稱,此一分離運動的“牽綫人”是「美國新聞處」處長卡度。
1947年9月底,黃紀男與廖文奎二人在南京,拜會中文說得很流利的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請求支援台獨。身爲我國邦交國大使的司徒雷登居然鼓勵道「臺灣獨立是一條漫長而艱辛的道路,但值得奮鬥(The Formosan independence is a long and hard way、but worthwhile to struggle)」。黃紀男旋游南京舊城等名勝古迹,但見南京一片衰頽景象,秦淮河畔夜時一片漆黑和破敗,明孝陵前則小乞丐成堆,衣衫襤褸,故印象深刻。返台後,因感風聲鶴唳,乃决心離台。同(1947)年12月23日清晨六點左右,作爲邦交國駐我臺北新聞處處長的卡度,不但協助黃紀男偷渡,還親自陪行至停泊在基隆港的美國臺灣救濟分署漁船,介紹黃紀男予該船的挪威籍船長,偷渡香港。
顛覆西北
1943年,英、美兩國同時獲准在新疆省會迪化(今烏魯木齊)設立領事館,兩國駐國府重慶大使館的外交人員也獲准可進出我國西部邊疆省份,從而開啓了英、美特務與外交人員顛覆我國邊疆的大門。
1948年春夏,以司徒雷登大使爲首的美國駐南京大使館,强烈建議國務院要及早因應中國內部即將分裂的情勢,幷提出有效對策,讓中國各地可能陸續出現的「區域性政權」有能力對抗中共勢力,以保持美國在中國的影響力。
當時美國駐華外交官員及軍方情報單位,並付諸具體行動。例如1948年3、4月間,美國駐我新疆迪化領事包懋勛(John Hall Paxon),奉美國國務院之命,偕隨譯及同仁,遍訪南、北疆各重要城市。期間除會晤漢族軍政首長與少數民族政教領袖外,居然還播放有維吾爾文翻譯的影片及展覽海報,向我國邊疆民族宣揚美國的强大、民主與友善,複于6月續訪東疆與甘肅河西走廊,幷將此行成果密報華府。同年上半年,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簡稱「中情局」)曾秘密交付約三百盎司的金條,給此時返美述職的駐我國新疆迪化副領事馬克南(Douglas Mackiernan、通曉一些俄語、蒙古語及哈薩克語),用以收買中亞新疆地區的哈薩克族、白俄羅斯族與維吾爾族;
當時「中情局」駐北京的另一名特派員貝賽克(Frank B. Bessac又稱白智仁),則負責直接與內蒙古德王秘密接觸。美國駐華大使館則藉1948年5、6月國府在南京召開國民大會的機會,秘密接觸來自我國西北邊疆的政治人物。前寧夏省主席馬鴻逵在其回憶錄中就提及,斯時司徒雷登就秘邀他至其大使官邸私晤,明白告以華府願對寧夏當局提供包括軍事援助的任何可能協助。
1949年2、3月,美國軍方暗中出資,由總部設于蘭州的「國際物資供應公司」(International Supply Corporation)出面,購買二千多隻卡賓槍,及三百多箱其他各式軍火,幷以美國空軍陳納德將軍(Claire L. Chennault)所主持的「民航空運大隊」(Civil Air Transport)所屬機隊爲掩護,從上海緊急將該批武器運往馬步芳的西北部隊。4月初,陳納德親自飛往青海省會西寧,與馬步芳等會晤,旋趕返華府,向美國國務院高層報告中國西北最新政情,並强調應迅予馬步芳等軍援,以確保內蒙古、寧夏、青海、甘肅、四川、雲南等中國西部省份之獨立性。國務院旋于4月 22日爲當時中國西北政情召開一次特別會議。緊接著,一項專用于支援「大中國地區」(general area of China)境內「非共」(non-Communist)非漢族(non-Chinese)如哈薩克、內蒙古、回族與藏族的「軍事援助方案」(Military Assistance Program、MAP)法案,立即送往國會審查幷迅速獲得通過。此時,美國「中情局」駐廣州特派員梅茲(Raymond Meitz)與德王秘密接觸,告以「MAP法案」即將通過,德王所主導的西蒙自治政權可獲援助。德王一行于同年7月自廣州飛回寧夏定遠營後,在該地又獲貝賽克的類似保證,故信心滿滿,乃于8月10日宣布「蒙古自治政府」正式運作。
1949年夏,我國西北有德王在寧夏阿拉善旗的「蒙古自治政府」、北疆地區哈薩克族烏斯滿所率該族的游擊隊,及回族馬步芳在蘭州西北軍政長官公署的三股分離勢力,急盼美國秘密援助的到來。據可靠情報,美方甚至企圖將馬步芳、馬鴻逵等撤到新疆,與當地勢力結合,組織「大伊斯蘭共和國」。
8月中旬,美國軍方與國務院高層緊急决定,把掛名在「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援華計畫名目下的軍事與民生物資,由陳納德負責全數交付當時聲勢最大的馬步芳與西北軍政長官公署。只是美國物資裝備的到來,並未扭轉馬步芳等的劣勢,8月26日解放軍攻克蘭州,殲滅馬步芳部隊,五天後占領西寧,美援物資全爲彭德懷部隊接收,馬步芳乘美國空軍運輸機倉皇逃離青海,飛往臺灣。此時,德王所領導的定遠營政權,因美國承諾援助的物資未兌現,而人心潰散,旋于數周後的9月20日宣告解體。接著的9 月25日,新疆警備總司令陶峙岳等宣布起義,效忠共黨政權。
鼓動疆獨
此時,美國「中情局」幹員貝賽克、駐迪化副領事馬克南,及數名美國駐迪化領事館在北疆所收買雇用的隨扈,携帶無綫電報機及「中情局」所提供的黃金,于1949年 11月至1950年3月間,先後在北塔山區的巴裏坤湖、新疆塔克拉馬幹沙漠的綠洲地區、青海柴達木盆地格孜庫勒(Gez Kol)湖畔的鐵木裏克(Timurlik)等地活動,並與烏斯滿、賈尼木汗、牙巴孜汗、哈力別克(Qali Beg)、胡賽因台吉(Hussein Taiji)等哈薩克族部族首領秘密接觸,煽動我國邊疆少數民族進行分離的武裝叛亂。斯時,馬克南主導策劃由賈尼木汗負責昌吉、呼圖壁地區,烏斯滿負責吉木薩與奇台一帶,哈力別克負責迪化南山地區等的叛亂。1950年3月,烏斯滿?code>P賈尼木汗在巴裏坤湖宣布成立「自治政府」,領導一萬五千 名哈薩克族人,進行長達一年的武裝叛亂。同年4月,牙巴孜汗則率領約三千名哈薩克族武裝勢力,結合哈力別克的勢力,從東疆哈密地區經南疆、青海進入西藏境 內,一路上與解放軍進行半年的游擊戰。
最後,烏斯滿賈泥木汗于1951年2月遭解放軍俘獲處决。哈力別克與胡賽因台吉則于1951年夏由南疆經喀什米爾出走,逃往土耳其,成爲海外疆獨最活躍的成員之一。牙巴孜汗則經西藏逃亡臺灣,並于1950年代初在台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
至于馬克南與貝賽克等,則跨越昆侖山,向拉薩撤退。馬克南于1950年4月在藏北雪噶洪朗(Shegar-Hunglung)關卡遭藏兵誤殺。貝賽克旋被護送至拉薩,並于是年8月奉命向西藏「外交局」提議,拉薩當局應積極與新疆、青海境內的哈薩克族各部,進行軍事情報交流,以掌握解放軍動態。對此,拉薩官員曾表示高度配合的意願。
策劃藏獨
1946年,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下令向西藏當局提供一批可供發報用的發電機。西藏當局在英國特務福特的協助下,利用這些設備成立「西藏廣播電臺」,散播藏獨輿論。同年春,美國駐印度大使亨德森(Loy Henderson)就建議美方,如果毛澤東的軍隊在中國獲勝,美國就應準備將西藏視爲一個獨立的國家。
1951年3月,亨德森大使與達賴喇嘛的私人教師哈裏爾(Heinrich Harrier)會晤,討論達賴喇嘛出走事(哈裏爾後被查出乃是個隱姓埋名的納粹德國納粹黨黑衫隊軍官,在藏七年,曾利用現代技術爲美國繪製了拉薩及喜瑪拉雅地區的地圖,幷經由「中情局」特務貝賽克 携出西藏,交給美國駐印度使館)。
1950年11月,十四世達賴喇嘛出走亞東。1951年5月,西藏代表在北京與中央簽署「十七點協議」。是時,美國駐印度新德里與加爾克答的外交官,却努力說服當時人在亞東的達賴喇嘛,離開西藏,流亡海外。當時美國向達賴喇嘛開出包括重新同意支援西藏在聯合國的提案,在可能情况下設法提供軍事援助予西藏,派遣密使前往印藏邊界與達賴喇嘛的親信聯繫,承認十四世達賴喇嘛爲一「尊貴的宗教領袖與西藏自主國的元首」(an eminent religious dignitary and head of the autonomous state of Tibet),以及在印度與錫蘭(今斯里蘭卡)拒絕提供政治庇護時,收容達賴喇嘛及其流亡政府等西藏分離我國的條件。但因種種因素,當時達賴喇嘛仍决定返回拉薩。這並未意味著美國的全然失敗,因爲在達賴喇嘛决定返回拉薩前夕,在美國的暗中支援與協助下,達賴喇嘛兄長土登諾布經印度前往美國,另一位兄長嘉樂頓珠,斯時(1951)就與「中情局」簽訂協議,最初爲該局收集情報,後來則策劃游擊戰。日後,嘉樂頓珠與土登諾布二人並經常往來于美國、印度與臺灣之間。及後,美國支援西藏武裝叛亂,1957-61四年間美國「中情局」不但對西藏空投武器、彈藥、糧秣、藥品等物資就超過250噸,甚至將西藏康巴族人(Khambas)送往美國本土科羅拉州丹佛附近高山陸軍的海爾營(Camp Hale)受訓,再空投西藏。
津貼達賴
1959年3月,達賴喇嘛最終逃往西方。據美國國務院外交檔案1964年1月9日特別小組(Special Group)備忘錄的記載,該會計年度還列有給達賴喇嘛津貼的18萬美元預算。美國涉入西藏事務之深,由此可見。時至今日,美國更是技巧地將達賴喇嘛“塑造”成民主人權宗教的鬥士,歷任美國總統不乏予以接見,西方頒予諾貝爾和平獎,安排重要場合演講,以“强化”其從事“分離運動”的“合法性”。日前(2007/10),美國總統布希不但再會見達賴喇嘛,第二天還親自出席並頒發國會金質獎章,遠在天邊的拉薩隨即發生僧侶慶祝達賴獲獎並與軍警衝突的事件。美國利用達賴喇嘛顛覆中國,可說六十年不改其志。
「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
1949年2月,毛澤東在其與米高楊的談話中,提出「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的政策。換言之,就是徹底摧毀清除帝國主義在華的控制及其影響,亦即摧毀遏阻帝國主義的對華“顛覆”。事實檢驗真理,從事後許多時人回憶與解密檔案,我們才驚知當時美國,是對中國從東南的臺灣、到西北的內蒙與新疆、及西藏,居然是進行“全面的裂解”。美國的這些滲透與“顛覆”當時是在極機密的情况下運作,相關情形最終匯總于華府的「國務院」與「中情局」等部門,但對“被顛覆”的中國人,當時不是無法盡悉,就是只能瞭解局部。
如果1950年後中國仍與美國爲友,以當時中國國勢的衰弱,民族自信心的不足,勢必受制于美國一手持民主、人權、民族自决的分離意識型態,收買菁英且分化我國邊疆少數民族,一手提供經費、武器彈藥、且包庇分離份子等的顛覆手段。例如後來美國暗助達賴喇嘛的出逃西方,就爲中國大陸留下了一個迄今尚未解决的難題。故毛澤東「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的政策,徹底摧毀了美國的對華顛覆,捍衛自滿清覆亡後得來不易的中華民族大一統,幷以時間凝聚中國人民的內部力量。因此,客觀而言,毛澤東此一决策,實是關係民族復興啓始的高瞻遠矚决策。
南、北分裂的夢魘
國民黨政府遷往臺灣後,經由臺灣海峽與中國大陸隔海相望,與中國大陸分離。客觀而言,國共內戰導致中國大陸與臺灣迄今未能統一,是近代中國的悲劇。然而,在那個關鍵的年代,蘇聯領導人史大林强烈敦促毛澤東與蔣介石成立聯合政府,但被毛澤東拒絕。1948年底,當中共形勢大好,準備拿下北京揮師南下時,史大林派米高揚到中國,以口信方式傳達史大林意見,要求毛澤東不要南下長江,讓蔣介石得以生存。毛澤東不僅又未接受,反而于1949年1月1日發表了一篇 「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新年獻詞。
1949年4月21日,毛澤東下令解放軍渡過長江,並以「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的蓋世氣魄,數月間即一統萬里江山,美、蘇想分裂中國都來不及。如果歷史可以重演,假設當時毛澤東屈服于史大林的一再要求,假設內戰時日稍久,美國外交、情報、國防等各單位完成意見整合,頭腦清醒過來,加大力度積極分裂中國。例如傾全力軍援國府甚至派軍介入,抗阻中共攻勢,使國共兩黨以長江爲界分治。那時,蘇聯支援北方的中國共產黨政府,美國支援南方的中國國民黨政府。如此一來,一個擁有數億人口的文明古國,將被分割成兩個人口與轄區相當的政權,相互敵視,相互顛覆,則中國人民所受的苦難將遠甚于今日台島灣與中國大陸的分離。此外,由于以長江爲界的北中國與南中國,二者綜合實力相當,任何一方都很難經由武力統一,外加美、蘇兩强蓄意分裂中國,則中國人想在二十一世紀完成統一,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開啓民族復興崛起之路
美國欲乘內戰結束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出現之前,策動並支援我國邊疆少數民族分離,在我國大西北地區建立親美的「區域性政權」,尤其是利用達賴喇嘛使西藏脫離中土,支解我國的“意圖”,居然與日本的“思維一致”。但天算不如人算,未料新興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以千鈞雷霆之勢完成一統。尤其是1949年 10月始,解放軍兵分數路進疆,齊頭幷進,頂風冒雪,餐風宿露,翻過高山峽谷,徒步戈壁瀚海,展現大無畏的英雄氣魄。例如有自阿克蘇徒步橫越渺無人烟的塔克拉瑪幹大漠,急速行軍十五天,直抵和田平亂。有自烏蘇徒步行軍420公里,爬冰臥雪,曆盡艱辛,進駐承化(今阿勒泰),大軍先後旗插天山、阿爾泰山和帕 米爾高原,設立邊防哨卡,戍邊衛國。美國顛覆支解中國大西北的意圖,因措手不及而以失敗告終。但也未完全失敗,既然分裂西北不成,則分裂東南,1950年 6月25日「韓戰」爆發,「韓戰」關臺灣何事?但二天後的6月27日,美國總統杜魯門親自下令其第七艦隊巡防臺灣海峽,實質分裂臺灣至今。同年10月19日,大陸以「中國人民志願軍」名義參戰,禦敵于國門之外。至此,除台港澳外,中國人完成自大清覆亡分崩離析後的實質統一,從而開啓中國復興崛起之路。
作者不詳 2008-4
讚讚
周簡報20110709
第一部分:每週一觀點
第二部分:本周全球地緣政治局勢和大宗走勢分析
第三部分:本周新聞解讀匯總
我發覺“新浪(美利奴美分黨)”每天都(偷偷)幫我減1萬的訪問量,不知道為什麼,現在平均日訪問量在5-7萬之間,每天早上看到的日訪問量都比昨天晚上11點多看到的少1萬,另外按照日訪問量5-7萬來看,每篇博文的訪問量應該在3萬左右,現在只有一半。
也許新浪(美利奴美分黨)小編是在保護我,訪問量顯示過大後說不定有人就要來滅掉我了。
第一部分:每週一觀點:正在思考是否起訴(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周小川對於通脹的言論和態度)
這次CPI的資料是6.4%,並且豬肉價格上漲了57%,為什麼“突然間”我們的「統計局」的資料會開始接近“真實資料”了?
因為「統計局」有幾個人被抓了。
但是這兩天周小川說的一系列話已經違背了他作為央行行長的職責(周小川:中國能容忍一定程度的通脹,周小川:CPI環比資料更宜作為貨幣政策依據,周小川:不要對CPI同比升幅資料反應過度),所以正在思考是否組一個律師團起訴他,有這方面能力和經驗的律師可以發郵件給我(提供一些建議或者見解或者參與):sh-antong@vip.sina.com
我們受夠了通脹了,長期的通脹會讓一個國家失去靈魂,失去文化,失去戰鬥力,會讓這個國家的政權失去民心。而這10年的通脹是在“經濟沙皇”策劃之下,央行主導,經濟決策層主推的一系列措施中實現的,目的就是為了最終象蘇聯解體一樣,這樣經濟決策層的葉利欽就能夠獲得政權,這個群體就能夠通過這種巨變把自己的非法所得洗白變成合法財產,並且通過司法手段固化下來(這樣他們世代享用這筆財富,就像當年的葉利欽,他讓普京上臺最關鍵的條件就是不清算他的家族)
下面是具體分析部分:
上個月的CPI資料開始接近真實資料了,那我們就要問問,為什麼這兩年我們的「統計局」可以“瞎改資料”呢?
我下面把整體的分析講一下。
從09年開始到現在經濟決策層的大部分“動作”都是明目張膽的“配合”美國的戰略,目的就是一個:顛覆我們的政權。
因為從經濟原理上來說一個經濟體在巨大的通脹中呆的時間越長,一個經濟體在泡沫中呆的時間越長,越容易出現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並且引發政治動盪。
所以我們的「統計局」在經濟決策層的指使之下,在房價漲的時候(扭曲造假)壓低住房類在CPI中的權重(注:如同台灣在1989-2008李扁執政時代大力推進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一般),在食品漲的時候壓低食品在CPI中的權重。唯一的目的就是讓我國的通脹不受控制,央行就是不加息刺破經濟泡沫,這樣最後可以達到通過出現經濟危機傳導到社會危機最後傳導到政局危機。
這個就是我們經濟沙皇主使、央行主導、經濟決策層主推的一系列措施。
國家有關部門通過司法手段介入「統計局」這個根本性問題所在,是相當正確的(雖然晚了點),假如這種通脹幅度,央行都不加息去抑制通脹,那麼我們就完全有軍管央行的理由和必要。
在6月份的CPI出來後,央行行長周小川說:我們能夠容忍一定程度的通脹。知道嗎,假如在發達國家說這句話的官員是什麼下場,他會被起訴,是需要負司法責任的,並且他的政治生命就此結束。
但是我們的央行行長居然在面對這麼高的通脹還說這樣的話,對於這樣的人完全可以用叛國罪進行起訴,清查他個人在海外的資產和是否被美國「中情局」滲透。
後面我會考慮是否以瀆職罪或者什麼可以立案的罪名起訴他。
第二部分:本周全球地緣政治局勢和大宗走勢分析:
1、地緣政治部分
現在的全球局勢的核心內容還是圍繞著“中俄聯盟”這個中心在運作,這個是美國、中國、俄羅斯三個國家的核心利益所在的點,看看布熱津斯基的地緣政治的書就明白了,美國是一個海權帝國,所以美國的海軍和空軍是優勢最強的,中國和俄羅斯現在是陸權強國,優勢主要體現在陸軍,而以“中俄聯盟”為主的「上合組織」北可以到達北冰洋,南可以到達印度洋,西通過地中海可以到達大西洋,東可以到達西太平洋。是世界上面最大的陸地板塊,同時充沛的資源(包括能源、礦產、耕地、人口等等因素)足夠脫離美國的美元體系獨立存在,假如在這個陸地板塊上面通過高鐵、高速公路連貫起來,將成為最強大的陸權聯盟。這個是美國最害怕的,其實大家看看世界上面的地緣政治高手寫的一些書就明白了,這兩任帝國(英國和美國)都是海權帝國,最怕的就是中國和俄羅斯兩個陸權強國的聯盟(這個聯盟天然不會形成,只有在強大的外力之下才會形成,而現在天時地利人和都出現了)。
從前面基辛格(六月下旬)訪華沒有什麼成果來看,後面美國會採用胡蘿蔔加大棒的政策,所以暫時來說美國不會讓美元指數快速突破78一線,他要觀察情況,因為經濟震盪烈度太大後安插在中國的勢力就完蛋了,但是假如不收割中國的話美國自己又撐不過去,所以現在他們在尋找最有利的手段。一旦形勢確定,美國會快速行動,同時後面的美國副總統(7月11日)訪問中國很有可能是拖時間,美國也不期望中國在近期快速自己主動刺破泡沫,因為中國主動刺破泡沫美國安插進來的經濟決策層的人就都完蛋了。所以最近CPI到了6.4結果周小川居然厚著臉皮說這種話(在發達國家說這種話的結果就是會被起訴,並且葬送了政治生命,同時他所在的利益集團也會遭受重創),可見現在經濟決策層也急了。
現在主要要看美國總參謀長(8月上旬)訪華的情況,還有後面美國副總統訪華的情況,美國會對中國胡蘿蔔加大棒,假如覺得沒有機會了,就會快速收割。從中國最近的舉動看,我們強硬勢力在逼迫央行刺破泡沫,但是周小川臉皮太厚了。就像周小川原來說加不加息不是他說了算,但是現在CPI出來是6.4的時候卻出來說:中國能容忍一定程度的通脹。這個就證明了我們的經濟決策層在實際控制經濟運行而不是政治局,在經濟領域經濟決策層已經完成了資本串聯權力的模式,這10年來完全無視人民的痛苦,葬送了我國的前途,出賣了我國的利益給美國。
2、大宗分析部分
本周整體來說美元指數上升,道鐘斯指數和納斯達克上升,恒生指數震盪,日元加元澳元港幣震盪,英鎊小幅度貶值,原油週一到週四上漲後周五大幅度下跌,黃金上漲,農產品的小麥黃豆玉米上漲。
近幾周美國3個月、2年和10年的國債收益率有築底回升的勢頭,但是本周3個月的收益率上升,2年和10年的收益率下降,造成長短債的收益率差縮小,這個不利於套利資金的運作(借短債然後放貸給企業長期貸款)。但是整體來說現在美國國債的收益率不高。
最近NDF處於震盪階段,人民幣兌美元升值預期也在快速減弱。
最近豬肉價格漲勢兇猛,食用油價格有緊跟其上的可能。
現在國際大宗走勢的局勢關鍵點就在於中國泡沫什麼時候破裂,中國強硬勢力在逼迫經濟決策層刺破泡沫,但是經濟決策層在做殊死抵抗,因為泡沫一破裂他們就全部完蛋了。現在中國是全球的局點,而中國國內政治的博弈決定了這個局點的走向。相信中國強硬勢力會贏得這場戰爭,帶領中國走向國家富強人民富強。
第三部分:
本周新聞匯總(因為週一到週五的都是每天都公佈最新資訊內容分析的,所以這邊就公佈週末的內容)
大中華區:
1、律師申請公開三公消費資料 發改委等3部門拒絕:
我想知道發改委拒絕的法律依據是什麼?難道是國家機密?難道發改委的人出去吃吃喝喝也是國家機密?。
2、摩根大通下調內地及香港股市評級至減持:
港股和A股的命運是一樣一樣的。
3、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倫10日訪華:
主要過來瞭解中國軍方的動向,中國的核心在於軍隊。
4、「(台灣)旺報」社評-大陸應以美債救地方債:
做這個評論的“很有個性”,我們購買的美債是外匯儲備,和地方債是完全兩回事,當年朱(朱鎔基)主導通過外匯儲備給銀行充當資本金本身就是違反憲法的,已經印過一遍基礎貨幣的外匯儲備結果充當銀行資本金後又會印一遍基礎貨幣,這個是違反憲法的,誰要是再這樣做,最後肯定會被人民送上斷頭臺。
5、包括中國在內的20個工業化和新興市場國家的農業部長上周同意建立一個監控糧食儲備和生產的資料庫。美國飼料穀物協會(U.S. Grains Council)總裁湯瑪斯•多爾(Thomas Dorr)稱,中國應該通過提高糧食需求資料的準確度,以幫助全球糧食生產商提前規劃生產:
我國切記切記不能參加這個,這樣我們國家就沒有什麼秘密了,
切記切記!
6、水利工作會議,未來10年國家將投入4萬億元建設水利:
水利設施需要維修需要完善,關鍵是錢從哪邊來,如何監管的問題。另外這個不構成放水的問題,因為這個跨度比較大,平均每年在4000億人民幣。
另外現在貨幣嚴重縮水,現在的4萬億的購買力預計只有09年時候的2.5萬億左右,和前面的4萬億1年內投入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
7、國家統計局發佈,6月居民消費價格(CPI)同比上漲6.4%,食品價格上漲14.4%;
工業品出廠價格(PPI)同比上漲7.1%,豬肉漲幅超過57%:呵呵,看來統計局的人一被抓,資料就馬上離“真實水準”要靠近很多了。
8、周小川:中國能容忍一定程度的通脹:
這人應該以叛國罪被槍斃掉。
9、周小川:CPI環比資料更宜作為貨幣政策依據,周小川:不要對CPI同比升幅資料反應過度:
同比是跟去年同期相比,環比的意思就是跟上個月的資料來比,
小川同學的意思很明白了,如果資料不太和諧,他還可以“發明”以天或者小時為單位來做比較.看來小川這類人才比較適合去辛巴威做央行行長,你也不能這樣明目張膽的為了美國賣命呀?這樣你是要被送上斷頭臺的。
10、美國若違約,中國所持國債不在優先保護之列:
呵呵,這個就是“態度”,是“要脅”。我們要做好拿不回的準備。
11、多隻城投債遭遇恐慌性拋售 地方債多米諾突現:
後面這些都是爛帳。
12、渤海灣中國式開發之痛 石油資源大量流失海外:
中國海外去保障原油,但是中國近海的原油開採卻要和美國人分享,被他們控盤(雁注:此次渤海原油滲漏應是美石油公司刻意破壞為之,是美國近期進行“惡化”中國海運貿易線恫嚇計畫的一系列連環動作之一,同時也是作為對中國之暗示警告),我們其實可以借助這次污染事件把美國的石油公司從中國踢走,就像當年普京一樣,以環境問題廢掉和英美簽訂的不平等的合同。
13、7月7日,美國會眾議長博納、眾議院民主黨領袖佩洛西等國會議員集體會見了達賴、美國對台售武又起波瀾,美國副總統拜登將於八月訪華,此行主要目的是向中方說明美國對台軍售的決定,包括即將宣佈提供台灣F16A/B戰機升級,價值四十六億美元。美國這個決定將挑動兩岸關係的敏感神經:
中、美關係基本要進入轉捩點了,所以我說基辛格來華沒有獲得什麼成果就是這個道理。最近美國高層的“密集來訪”(季辛吉、副總統、參謀聯席會議主席),主要一個原因是“中俄聯盟”已經與美國形成了實質上的地緣政治戰略上的平衡和“對峙”局面.美國迫切需要“摸清”“中俄聯盟”的底線.美國現在用的是胡蘿蔔加大棒政策,接見達賴的同時又主動放低姿態向中方說明對台軍售,說明美國考慮放棄部分利益籌碼來拉攏中國的部分實權派,努力弱化“中俄聯盟”的作用,將中、俄這個聯盟對美在全球的地緣戰略和經濟戰略的影響降至最低。但是相信中國高層不會中了他們的圈套的。
14、我國連續8個月增持日本長期債 5月購入61億美元:
央行那幫傻冒,就知道高買低賣。
15、銀監會:明年起將實施商業銀行杠杆率要求:
從2009年的4萬億開始,中國的銀行業瘋狂放貸.資產負債表快速膨脹.目前總資產(不含表外資產)已經超過100萬億元.從放貸的壞賬比例和銀行的核心資本(去掉450億美元無實質意義的補充資本金)來看,中國的銀行業已經處於實際破產狀況.現在開始收縮,是為了後面不至於死的太難看.靠信貸支撐的中國經濟泡沫必將面臨崩盤的命運,這個責任是經濟決策層的人要承擔的,是我們兩任總理和央行等等機構要承擔的。
16、民生銀行北京銀行仍在發行涉嫌違規理財產品:
不僅僅是這兩家銀行的理財產品違規.中國的銀行業發行的“理財產品”有一半以上屬於中國版的“(金融衍生性商品)次級債”.這些“產品”的實際收益要低於美國的次債.但風險性要遠遠高於美國的次債
17、食用油再現提價衝動 魯花領漲5%:
食用油的行政價格控制已經維持近10個月,有相當一部分食用油生產企業為不虧本都停止了生產.再看看美國最近1年來大豆的期貨價格,就知道後面的漲價是必然的.後面我們要面臨的風險不是由成本上升帶來的漲價.而是由於供應不足引起的漲價.豬肉價格的已經為我們提前預演類似的走勢
18、短期外債占比連續8季度攀升:
中國短期外債的大幅攀升.一個原因是受人民幣升值和國內收緊貨幣的影響,迫使企業大量在外融資.另外一個原因是中國把積累下來的大量美元現金投入到了美國國債,歐元區國債等流動性比較差的資產上面.造成國內的外匯現金緊缺.這種嚴重失衡的配置.如果出現集中兌付的狀況,我們會面臨巨大的風險和損失
19、中、菲發表聯合新聞稿:
對於菲律賓這種小國來說,一邊是遠親美國,另外一邊是近鄰中國.最合適的方式是兩頭都不得罪.這樣才會有足夠的騰挪空間
20、中糧高管批評美國農業部“大幅修正”玉米供需資料:
中糧的鬱悶可以理解,剛剛高位吃進一大批.價格馬上被美國農業部的“資料”打下來.美國人最大的特點是對外不按規則出牌,以獲取利益為目的,對內儘量保持公平.保持和諧.
而我們“恰恰相反”,對外“到處講”海洋法.WTO規則.對內“無視”任何法規,處處“與民爭利”
21、國防部:日艦機對中方正常海空行動跟蹤監視極易致誤判:
跟蹤監視容易導致誤判的道理大家都明白.誤判之後會形成摩擦.日本人就是為了這個目的而來的.在“合適的時間點”主動誤判.“主動製造”摩擦.這個時間點主要由美國人來“掌控”。
其實中國也可以去製造些摩擦的,讓朝鮮去試驗幾枚中長射程的導彈就可以了。
國外:
1、美國國防部第一副部長宣佈辭職:
進入6月後,美國軍方各項高層人事調整漸次展開。6月30日,任職四年半的蓋茨卸任國防部長一職,由中情局局長帕內塔接任;9月份,現任駐阿富汗聯軍司令彼得雷烏斯將出任中情局局長,而現任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倫與海軍作戰部部長拉夫黑德將會退役,分別由陸軍參謀長登蒲賽和海軍作戰部副部長格林納特接任。美國在削減軍費方面的博弈還是相當激烈的。
2、各國央行從國際清算銀行提大量黃金創十年之最:
還記得原來有一篇黃金拆借利率的解析的文章嗎?裏面有詳細分析黃金拆借利率和銀行拆借利率之間的關係的文章,關鍵是在於裏面的一個套利模式。(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3b235601017xqt.html )。按照這個套利模式,因為存在清算銀行的黃金利率很低,原來是因為黃金在漲,所以收益的是黃金價格的上漲,當大家發覺黃金要跌了,就會取出黃金然後拋售換取美元,投資進入收益率上升的國債市場或者其他市場。
3、高盛將未來三個月現貨黃金價格預期從每盎司1,480美元上調至1,565美元。將未來三個月倫敦金屬交易所(LME) 銅價預期從每噸9,300美元上調至9,450美元:
這條是前幾天的,本來不想評論的,問的人多,所以就講一下,他們的話假如聽了能夠賺錢的話,那麼這個世界就是90%的人賺10%的人的錢,你覺得可能嗎?(注:猴王的戰略眼光某方面尚有些侷限,對於黃金白銀的評估判斷不盡然可信)
4、美、日、澳9號在南海附近聯合軍演:
我們真的打仗前從來不軍演的,就像1979年打越南一樣。
5、美國眾議院通過巨額國防預算案 高達6490億美元:
參議院基本不會被通過。
6、美國6月失業率升至今年最高:
美國的非農資料基本就是一個被操控的資料,防止最近美元指數過快上漲,非農資料就是一個戰術調節器。現在主要要看美國總參謀長訪華的情況,還有後面美國副總統訪華的情況,美國會對中國胡蘿蔔加大棒,假如覺得沒有機會了,就會快速收割。從中國最近的舉動看,我們強硬勢力在逼迫央行刺破泡沫,但是周小川臉皮太厚了。
7、摩根大通以2.28億美元和解市政債券操縱指控:
美國的司法大棒在不停敲打華爾街的財團(華爾街財團以猶太勢力為主,猶太勢力在這個中間的占比要高於美國本土勢力)。
8、印媒報導稱:印、巴外長27日將就雙邊和平進程會談:
印度目前的國內矛盾非常突出.反政府武裝在不斷壯大.而前段時間.美國在阿富汗對巴基斯坦的“(刺殺賓拉登及隨後之系列恐怖攻擊)行動”也沒有受到預期效果.美、印合圍巴基斯坦的戰略失敗.目前對外的戰略對手必然是中國.為避免兩線作戰.與近鄰巴基斯坦先處好關係就顯得比較重要了.所以最近印控喀什米爾的問題也低調處理了.對於中國來說,力挺巴基斯坦.對印度形成軍事壓力.是非常有必要的
9、俄反壟斷局要求天然氣工業公司放開管道接入、俄氣以對華供氣為條件要求400億美元預付款:
普京開始對天然氣公司施加壓力.這個項目的進展可以算作中俄聯盟進展的標誌之一.對於中方來說,需要在戰術上和普京形成配合.以促使這個項目完成
10、俄擬在2018年前向歐洲至中國西部交通投資800億盧布:
美國主導的是海權.所以航母第一位.
中、俄在歐亞大陸上重新開闢陸路通道.將對「上合組織」內部資源整合,聯通歐洲,形成以歐亞大陸為主體的經濟模式有著極大的戰略意義
11、俄羅斯轟炸機與日本戰鬥機在太平洋進行演習、俄羅斯兩架轟炸機巡邏遭日本戰機跟蹤:
這兩則新聞比較有趣.同一個人說的話,“被(刻意扭曲)翻譯”成了兩種“截然相反”的意思(以誤導誤解).細細分辨下.就知道那家報社的記者(妓者)在“說瞎話”了.按目前的形勢.日本和俄羅斯(根本)不可能進行聯合軍事演習.
再退一步.俄羅斯從07年就開始恢復轟炸機常規巡航了,另外2國的聯合軍演.只有幾架不對等的飛機參與.是不是很奇怪。
其實後面那句應該才是真話:俄羅斯兩架轟炸機巡邏遭日本戰機跟蹤
12、英國竊聽門發酵默多克(注:Murdoch)成全民公敵:
竊聽是個藉口.屬於行業內的潛規則之一.默多克這次應該是觸犯了有更大來頭的利益集團.連英國首相這個超級保護傘都遮不住了。記住默多克是猶太人,屬於猶太財團裏面的一份子(注:媒體巨擘Murdoch是美國新崛起右翼新聞電視台Fox News的老闆)。
13、「美聯儲」揮揮衣袖作別債市投資者愈感惴惴不安:
不安的不僅僅是投資者.“美國國債”將是造成世界經濟衰退的漩渦中心.這個“黑洞”將逐漸顯露在大家面前.「美聯儲」都作別債市了,我們國家為啥還死抱著美國國債不放.更鬱悶的是,還在拼命將借來的錢去填歐債這個風險性更高的無底洞.結果是已經不言而喻
文/猴王
201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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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th Agony of Thatcher Deregulated Financial Model
During the end of the 1970’s into the 1980’s British Conservative Prime Minister Margaret Thatcher and the City of London financial interests who backed her, introduced wholesale measures of privatization, state budget cuts, moves against labor and deregulation of the financial markets. She did so in parallel with similar moves in the USA initiated by advisers around President Ronald Reagan. The claim was that hard medicine was needed to curb inflation and that the bloated state bureaucracy was a central problem. For almost three decades, Anglo-American university economic faculties have turned to Thatcherite deregulation of financial markets as ‘the efficient way,’ in the process, undoing many of the hard-fought gains secured for personal social security, public health care and pension security of the population. Now the ‘poster child’ economy of the Thatcher Revolution, Great Britain, is sinking like the proverbial Titanic, a testimony to the incompetence of what is generally called Neo-liberalism or free market ideology.
As the Neo-liberal revolution began in the economies of the USA and UK, it should not be not surprising that the epi-center of catastrophe in the global crisis now unfolding also lies with the economies of the USA and UK, as well as a handful of economies, including Ireland Canada, Australia, New Zealand and Iceland, all of which embraced the free market Thatcherite agenda most strongly in recent years. Notably, the man who personally implemented Thatcherite financial market reforms and deregulation during the era of Tony Blair in Britain was Gordon Brown, then Treasury Secretary.
A sample of most recent British developments is instructive. Britain‘s economy is about to suffer its most vicious slump since 1946, shrinking by a drastic 2.8 per cent this year, according to EU latest estimates. The UK is predicted to suffer the worst recession of any large European economy.
The consequences for the UK will include soaring unemployment, while the economy also teeters on the brink of full-blown deflation. Unemployment will rise by more than 900,000 people over the next 12 months, driving the jobless total to 2.55 million by the end of the year, or 8.2 per cent of the workforce, from 5.3 per cent at present.
In parallel, the currency, the Pound, which is not part of the Eurozone currencies, has fallen dramatically against the Euro and even the US dollar in recent weeks over growing fears of the collapsing UK economy and banking system. Sterling has fallen below $1.40 to its lowest point in seven and a half years because of concerns about the depth of Britain‘s banking crisis and the Government‘s rising debt levels. This coming year the UK Government‘s borrowing levels may exceed £118 billion, equal to 8 per cent of GDP.
Britain will not be able to reap much benefit from a lower pound for exports because, as part of the Thatcher Revolution, the national economy has out-sourced, de-industrialized and turned to a service economy where, as in the USA, finance and banking became the motor of economic growth the past two decades. That motor has now broken.
Public debt soaring
Fuelled by the cost of state bank bailouts, the UK‘s national debt is set to rise to £1.06 trillion, or 72 per cent of GDP, by 2010, a sharp rise of more than 70% from present levels.
Yesterday, the Gordon Brown Government, only three months ago hailed as the place which was taking effective action to control the global financial meltdown, was forced to introduce yet another new bank bailout package of measures designed to rescue the country‘s banking sector. He refused to put any ceiling on the amount that he might ultimately need, creating great distrust in the Brussels and across the EU.
Combined, British banks have some $4.4 trillion of foreign liabilities. That is twice the size of the British economy. UK foreign reserves are virtually nothing at $60.6 billion. Little wonder that savvy currency traders and hedge funds have decided the British Pound can go only one way, down. Swap markets for CDS now price in an alarming 10% probability of Britain having to default on state debt obligations in the next few years as public debt explodes.
The last time England had a default on state debt in the early 14th Century when King Edward III decided to declare default on his then huge debts to the large Italian banking house of Bardi & Peruzzi, taking the large bank down with it and spreading ruin across Europe.
‘…giving the kiss of life to a corpse‘
The Brown Government admits it does not know whether the second bank rescue package it just launched will work, senior ministers admit. One minister is quoted anonymously in the British press, ‘The truth is that we can‘t be sure whether it will be effective. We have to look calm to try to instil some confidence in the system. But we don‘t know what will happen next. No one can be sure that this is the end of it. We are in completely uncharted waters. The position is changing all the time.’ In brief, the authorities have lost control in the UK.
Gordon Brown and Treasury Secretary Alistair Darling claim the second bailout did not mean the first package they unveiled last October had failed. That deal, they insist, was about preventing banks from going bust; this one was about ensuring they had the confidence to lend to businesses and the public.
The Government refuses to reveal how much it would cost taxpayers. Officials dismissed talk of a £200bn bailout, saying some measures had a low risk and figures were still being calculated. Labour backbenchers conceded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sell“ the rescue plan to an increasingly hostile public. Not surprisingly, polls have turned dramatically against Labour and Brown, now showing that were elections held today, the Conservative Party would win a gain over Labour of 9% to 13 %. An astonishing 49% of all Brotins fear losing their job this year as well.
A major impediment to swift and consequent Government action to contain the impact of the banking crisis has been the dominance of Thatcherite ideology as an almost religious dogma that permeates even Labour, where Tony Blair was portrayed as a Labour version of Thatcher. The ideological absurdity of the situation was underscored recently when the Conservative opposition offered broad support for yesterday‘s measures, even though their concern over soaring borrowing led them to oppose the Government‘s £20bn fiscal stimulus designed to keep the economy moving.
As well, it is clear, following the nationalization last year of Northern Rock and the forced state share of 70% in the large Royal Bank of Scotland, that a type of approach is increasingly urgent along at least the general lines as that used in the early 1990’s Swedish banking crisis, in which the State nationalized banks that were insolvent and unable to raise private capital. Sweden then split the banks into ‘good bank’ and ‘bad bank.’ In the good bank, business of lending to the real economy continued unabated. The assets in the bad bank, largely illiquid Swedish real estate holdings, were held by the state until economic growth again allowed the government to sell the assets in a healthy market. The ultimate taxpayer cost of the Securum model were estimated to have been zero or even a tiny profit when all costs were factored.
The ideological Labour government is stubbornly refusing to admit the logic of the situation, and ends up ‘cutting the dog’s tail off by inches.’ As certain Labour MPs call for the full nationalisation of the banks the Government says that is not its goal. Chancellor Darling stated, ‘We have a clear view that British banks are best managed and owned commercially and not by the Government. That remains our policy.’
John McFall, Labour chairman of the Treasury Select Committee, who believes full nationalisation of the banks is inevitable, asked Darling in recent House of Commons debate if the Government would take a 100 per cent stake in the banks if the new package did not restart lending. Vince Cable, Treasury spokesman for the Liberal Democrats, said, ‘The Government increasingly resembles somebody who is trying to give the kiss of life to a corpse. The Government now effectively controls one of the largest banks in the world. It will almost certainly have to put more money in; it may well acquire other banks.’ Cable had also predicted the bursting of the house price and personal debt bubbles – and the nationalisation of Northern Rock.
Royal Bank of Scotland next
The same day Brown’s Government announced the second bank bailout attempt, Royal Bank of Scotland issued a statement revealing it expects losses of £28bn for 2008, far greater than anyone was expecting, and triggered further selloff in all major British banks. The huge losses announced at RBS were mainly the result of its acquisition of ABN Amro in 2007. RBS paid a high price for ABN and yesterday admitted that the business was worth around £20bn less than it had previously thought. This unexpected announcement resulted in a 67 per cent fall in its shares.
Brown, in a pathetic attempt to deflect blame, has said that he was particularly ‚angry‘ at the record losses racked up by the Royal Bank of Scotland, and the large write-offs of foreign debt. Lloyds Bank is rumored to be the next bank in need of emergency help as the economy of Britain goes into free-fall, the tragic eulogy to Thatcherism.
Origins of the neo-liberal model
The so-called neo-liberal finance model which was espoused by the Thatcher government after 1979 had its origins in a decision by leading Anglo-American financial powers and their circle that it was time to begin a wholesale clawing back of the concessions which they had granted under, as they saw it, duress,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of the 1930’s and in the case of Britain the postwar economic difficulties.
The origins of the effort in the United States go back to a seminal little known book by a scion of the vastly wealthy Rockefeller family, the late John D. Rockefeller III, titled The Second American Revolution. There, amid soporific rhetoric about creation of a ‘humanistic capitalism’ he calls for drastic reduction in the role and size of government in the economy. That theme was then propagated through the efficient propaganda apparatus of the Rockefeller imperium, aided by the economist guru of the Rockefellers’ University of Chicago, Milton Friedman.
Amid the misnamed ‘stagflation’ sluggish growth high inflation era of the late 1970’s into the 1980’s, that propaganda machine, conveniently ignoring the pivotal role of the manipulated oil shocks, shocks incidentally manipulated and brought about by the same Rockefeller family, as I detail in A Century of War: Anglo-American Oil Politics, blamed all ills on ‘big government.’ Rockefeller protégé, Paul Volcker of Chase Manhattan Bank was sent to Jimmy Carter on orders of David Rockefeller, to ‘wring inflation out of the system’ in October 1979, the same general time Thatcher’s Bank of England imposed its own form of economic ‘shock therapy.’
True economic causality was obscured and reams of press copy from the Friedmanite free market camp, during the Reagan and Thatcher era claimed that the ‘defeat of inflation’ had been due to the ruthless discipline of Volcker and Thatcher. That was, we were told, again and again, the reason why the market should be unfettered from government regulation, freed to the devices of its own unbounded innovative genius. The results of that unfettered ‘humanistic capitalism’ or what Alan Greenspan approvingly called the ‘revolution in finance’ is now bringing both meccas of neo -liberalism,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to economic ruin. Somewhere between this and Stalin’s Soviet central planning there lies a better way.
By F. William Engdahl,
22 January 2009
http://www.engdahl.oilgeopolitics.net/Financial_Tsunami/Thatcher_Model/thatcher_mode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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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社會反思“道德淪喪” 貪婪自私侵蝕各個階層
2011年8月17日 環球時報
“潰爛了幾十年的(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社會問題在我們面前爆炸……我們是否有決心面對一些地方發生的慢性道德崩潰?”
英國首相卡梅倫15日以強硬措辭將上周的大騷亂“歸結”為一個“簡單的原因”:道德淪喪。輿論給出的理由要比這個詞複雜得多,但很少有人質疑“道德淪喪”這個事實。英國《每日電訊報》稱,一個黃金般閃耀的民族正被(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道德淪喪拖垮,(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社會在自上而下的貪婪和價值危機中發酵。這場25年來最嚴重的騷亂把英國出醜的舞臺擴展到全世界,加拿大《渥太華公民報》說,戰後英國在“社會民主”方面引領西方,現在也是在這裏,“(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道德腐爛程度最深”。
在英國反思的同時,也有媒體告誡說,許多國家都面臨與英國類似的問題。“倫敦並不遙遠,誰知道下一場暴亂會發生在哪個國家的哪個城市?”孟加拉《每日星報》16日就發出了這樣的警告。
“(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社會上層道德淪喪和下層一樣糟”
雖然大騷亂已經平息,但英國社會的餘震仍然“很劇烈”。首相卡梅倫15日在牛津郡發表演講,堅稱種族關係緊張、貧困和政府的緊縮計畫不是近來騷亂的誘因。
他痛陳(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英國社會的道德淪喪病,“(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不負責任、自私自利、行事不顧後果,孩子無父親、學校無紀律、獎勵無成果、犯罪無懲罰、社區無控制,人性最惡劣的方面受到寬容和放縱,甚至受到一些變得不道德的政府機構的鼓勵”。
卡梅倫說,騷亂“為我們敲響了警鐘”,事件凸顯出(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英國社會已經“破碎”,首要任務就是修補這個“破碎的社會”。英國政府將對現行所有政策進行檢討,改善子女教育和學校教育,尤其讓12萬個“問題家庭”重獲“新生”。
美國《達科他之音》評論稱,卡梅倫終於意識到、並鼓起勇氣說出這些天來混亂和毀滅的“根本原因”。
英國《每日郵報》15日報導說,騷亂及其後果迫使政府和所有人重新認識現代英國。在前幾天的騷亂中,一名13歲女孩被一名15歲男孩強姦。騷亂將長期存在的(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深層社會問題暴露出來。正如卡梅倫所說,騷亂展現了“(新自由主義自由化)慢性道德崩潰”的後果,政府機構和國家誘發了“人性最惡的方面”。
英國《經濟學家》寫道,騷亂玷污了英國在世界的形象,更讓這個國家迷失了對自己的判斷。第一批走上法庭的騷亂者包括一名31歲的大學助教,而非典型的小流氓。不管原因如何有一點可以確定,(新自由主義自由化)道德淪喪感染了英國青年,儘管是一小撮,卻足以搞亂和羞辱整個國家。
與“街頭戰爭”相伴而來的還有“政治戰爭”。據英國廣播公司16日報導,卡梅倫的最大對手、反對黨工党黨魁米利班德15日也在幾乎同樣時間發表講話。米利班德指責卡梅倫政府對騷亂的分析只看到文化墮落而沒有考慮到(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失業、缺少機會和權益受剝奪等造成的社會衝擊,有失偏頗且“膚淺”。
《洛杉磯時報》稱,儘管對於英國社會應該怎樣發展,政治家之間的分歧日益增大,但卡梅倫和米利班德演講中一個共同主題是:(新自由主義自由化)自私和對規則的蔑視並不局限于騷亂的暴徒中,而是同樣存在於(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英國社會最強大的階層中。冒險的銀行家、濫用公款的議員和入侵他人手機的報社記者,都是貪婪、不負責任和濫用權力的典型。這一切都說明這個(新自由主義自由化)社會的道德正在慢慢崩潰。
“(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英國社會上層的道德淪喪和下層一樣糟”,英國《每日電訊報》以此為題稱,整個政治階層都在譴責騷亂,然而議會裏震驚和憤怒的聲音裏夾雜著“虛假”和“偽善”,議員們的“高談闊論”讓人覺得可怕的騷亂似乎和他們“毫不相干”,但事實上,街頭的犯罪行為和現代(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英國社會上層道德分崩離析脫不開干係。
該報導稱,過去20年見證了(新自由主義自由化)英國統治精英階層道德標準的驚人下降,政治家們“撒謊”和“欺騙”成為“家常便飯”,“自私”和“貪婪”幾乎是“普遍文化”。不止貧窮的托特納姆區的青年忘記了他們的職責和權利,切爾西和肯辛頓區的富人們也如此。英國出了嚴重的問題。我們在電視上看到的“貪婪”和有罪不罰的文化一直延伸到(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公司董事會和政府內部,甚至警方和大部分媒體(妓者)。不止這些問題青年,整個英國都需要一個道德改革。
《愛爾蘭時報》講述了一個更令人“絕望”的故事。騷亂中,媽媽們打發孩子進入黑暗、危險的建築偷竊食物和啤酒,因為他們年齡太小即使被抓也不會起訴判罪。有的小孩從商店裏抱出電視,然後摔碎在地上。一些騷亂者津津有味地談這一切多麼有趣,似乎將此視為一個“大玩笑”。
報導稱,1900年前,古羅馬詩人尤維納利寫道:麵包和馬戲用來麻痹社會,衰落最終不可避免。今天在英國和愛爾蘭,一切道德都被稱為毫無意義,“我們一些人是否用消費和輿論代替麵包和馬戲?它們是不是我們喜歡的麻醉劑?”
“整個歐洲甚至世界都面臨道德下降的威脅”
在一些分析人士看來,“道德淪喪”並不是英國一個國家的麻煩,而是整個西方甚至全世界的“病”。埃及《解放報》16日評論說,整個(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西方都處於“道德淪喪”之中,像卡梅倫說的那樣需要修補的社會也不單單是英國,西方不少國家都需要修補社會,可以說,騷亂不但“給英國敲響了警鐘”,而且是在警示全世界。
美國CBN新聞台報導說,當你生活在“(新自由主義自由化)道德真空”的底層,這將不是一個“對與錯”的問題,而是“有或沒有”的問題。如果你在街頭攔下參與騷亂的青年,質問他們“你們為什麼要這樣做?這樣是不對的!”你得到的回饋很可能是疑惑的眼神。
這是整個(新自由主義自由化)西方世界所共同面臨的危機——基督教價值觀的腐蝕和世俗主義的崛起。“這是一個後基督教現象,是一場信仰危機。基督教文明的對立面是什麼?從本質上來說是無法律狀態”。在崇尚“消費主義”和“享樂主義”的(新自由主義自由化)社會裏,這些孩子們的道德準則是什麼?他們沒有被教育去尊重他人的財產,尊重法律。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只是像動物一樣被撫養大。
“幾十年來,(新自由主義自由化)西方社會一直假設公共政策和日常生活可與道德脫離而無害,幾十年來我們播下的(新自由主義自由化)種子,現在正開始收穫惡果。”
美國“達科他之音”網站15日稱,認為個人道德無關緊要,美國1992年選一個“道德破產”的追逐女色者為總統,結果他作為總統竟然做“偽證”,將美國置於尷尬的萊溫斯基醜聞當中。(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公共政策中的道德缺失導致2008年的金融崩潰,我們依然說道德無關緊要,然後吃驚地發現(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華爾街與腐敗政客串通一氣製造美國歷史上最大的金融崩潰。大不列顛創造了一個福利大國,但無人為個人職責負責,無需努力工作。現在無業群氓擁上街頭針對“富人”打砸搶,文明社會為之驚愕。正如《人之見棄》所說:“我們製造沒心沒肺的人,卻期待他們有道德和事業心。我們嘲笑榮譽,卻在發現我們當中有叛徒時感到震驚。”換句話說,“我們蔑視道德,然後在人們為所欲為時又感到震驚”。
德國柏林社會學家馬塞爾16日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實際上,整個歐洲甚至世界都面臨道德下降的威脅。
道德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貧富不均,收入差距越來越大,不滿也越來越多;
二是(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教育機會不平等,老牌西方國家教育品質每況愈下;
三是(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社會救助體系老化,很多有錢人也申請救助,需要救助的人獲得的救助卻在減少;
四是整個(新自由主義自由化)西方社會的煩躁社會心理,新興國家崛起令西方不安,不斷地埋怨。日本神戶大學一名社會學教授對《環球時報》記者說,隨著“物質追求”越來越極端,“道德下降”成為全世界面臨的問題,即使在日本這樣強調合作的社會,年輕一代心中想的也“只有自己(唯我利己現實主義)”。
很少有人質疑“(新自由主義自由化)道德淪喪”是英國騷亂的誘因,但一些分析認為,騷亂的原因並非這麼“單純”。“社會動盪總發生在錯誤的地方”,這是德國《薩爾州日報》為英國騷亂定的調。該報稱,英國的今天,是卡梅倫“偽對策”的結果。自(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教母)鐵娘子柴契爾夫人以來,英國的社會制度“被(新自由主義自由化)完全破壞”了。藍領階層生活“每況愈下”,紳士精英們卻高高在上,(新自由主義自由化)政府的政策為“精英”們服務。實際上,西方不少(新自由主義自由化)國家存在英國式的弊病,改革制度在社會問題的泥沼中越陷越深。
印度《電訊報》稱,不管是在都市還是鄉村,搶劫、縱火和大規模破壞都是“(民主自由鬥士)造反”的特徵。在18世紀的英國,麵包價格上漲引發民眾搶劫;在革命時代的法國,物資匱乏促使民眾造反。現在全球化時代的資本主義創造了空前財富,但也摧毀了英國自由主義的基礎,將金錢作為衡量人的標準。
瑞士《巴塞爾日報》16日說,(新自由主義自由化)英國社會就像一個沒有父親的家庭,家庭成員年輕、失業和迷失方向,最後成為倫敦的暴徒,這是新的英國“破碎家庭”的故事。
“倫敦並不遙遠”
在驚詫於英國這樣一個曾經的“道德楷模”發生如此難以理解的騷亂的同時,一些國家的媒體(妓者)也在提醒,類似的種種問題並非只存在於英國,甚至像(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美國這樣的頭號強國同樣有發生騷亂的危險。馬來西亞《星報》說,馬來西亞人不應該認為我們遠遠優於英國,因為我們也有“不滿的一代”,許多年輕人失業或選擇失業,也有歹徒。我們也有一個數量龐大的單身母親群體,也有未婚媽媽,有太多的亂倫案件,也有吸毒者和毒品供應商,也有虐童事件。
孟加拉《每日星報》16日的報導起了一個耐人尋味的標題:“倫敦並不遙遠”。報導稱,一周的倫敦騷亂是對(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英國“穩定天堂”形象的沉重打擊。在滋生暴亂青年上,英國並非獨一無二。全球經濟衰退持續蔓延,環境日益惡化,人口爆炸,高度都市化的城市中心生活越來越複雜,貧富分化令人們焦躁不安,弱勢群體承擔著社會風暴的苦果。現在他們在倫敦鬧事,誰知道下一場暴亂又在哪個(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國家的哪個城市?
烏干達《每日觀察》15日稱,像英國、美國這樣的(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發達國家,也存在著“道德黑暗”,教育總是在權力主義和極端自由主義之間搖擺。這對非洲來說,是一個警醒。
加拿大《環球郵報》16日比較了英國騷亂與美國費城宵禁,共同點是鬧事者都是“無技能、沒結婚、多餘的人”。歷史上這些人會被送上戰場當炮灰,一些人出海或者被運到澳大利亞,有野心的人則前往新世界。“今天,我們需要新方式,但無人知道它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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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拉登符號走了。維基解密來了-解構Wikileaks維基解密】
帶路黨將更加瘋狂–維琪解密暗含殺機
文/mp83412-08
2011-09-23 民聲網
成立于2006年的“維琪解密(Wikileaks)”一直以來以其神秘而引發人們的猜測和質疑,2010年因“洩露”大量駐阿美軍的秘密檔而引發的軒然大波,讓“維琪解密”名聲大振。“故作震驚”和嚴重關切的姿態讓美國人在世人面前撇清美國與為“(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干係的質疑,同時也引起世界各國高層的關切和不安。
沸沸揚揚的洩密事件最終不了了之,“維琪解密”毫髮無損,依舊安之若素。然而從此這柄高懸在世界各國政府頭上,特別是中國政府(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官員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更加神秘、玄妙、暗藏殺機。
許多的事情的黑幕平頭百姓是很難瞭解的。但卻不能阻止人們的揣測和質疑。
其一,(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為誰而設?
其後面的“真正運作者”和“資助者”為誰?
“為誰服務”?
受誰控制?
其二,(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的重大洩密事件的對象什麼偏偏是美國?
為什麼洩露的是些【看似重要,而非核心】的東西?
美國人對凡是涉及到國家利益的、再困難的事情都可以擺平,卻對小小的維琪解密卻“無可奈何”,真有些“令人匪夷所思”了。
其三,默默無聞的(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為什麼偏偏在2010年這個重要的年份【被美國人炒的紅紅火火】,令世界許多國家和政要心驚膽戰,坐臥不安。
其四,下一步,(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將如何動作?
帶著這些問號,我們不妨對“維琪”的“本質”做一番大膽的推測:
1、“(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是美國或世界資本集團的一桿槍,“隨時(選擇重要之關鍵時刻)”可以(調整槍口)射向他們想要射向的國家和目標。
2、隨著美國的戰略重心轉向亞洲,中國成為其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戰略目標。配合中國的三十年“(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改革開放”,美國對中國全面的“滲透”、圍堵和“控制”基本完成。於是被升級的“(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成為針對中國的的重要武器。成為戴在中國重要(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高官和“帶路黨”頭上的“緊箍咒”。
3、洩密事件“不過是”美國人“自演”的一場“苦肉計”,在世人面前表明他們與“(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沒有關係,以便於他們今後的暗箱操作。
4、“(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的下一步將念響套在中國(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高官和“帶路黨”人頭上的緊箍咒。以加快中國的“(普屎接軌)政改”步伐,“逼迫”“帶路黨”人鋌而走險。力爭在十八大紅二代掌權之前,實現中國的“顏色革命”。
最近“(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拋出了一份美國要保護的中國精英名單,震驚了中國的某些官員和(買辦)精英。這份名單的“設計(透露出)”和運作“十分的高明”:
1、名單成員基本上都是分量較輕的人物,包括一些離退休的官員和“(普屎派)公共知識份子”居多。因此對中國的整個“帶路黨”的力量不會有什麼太大的損害。但是卻對中國的(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自由化)高官和“帶路黨”起到了巨大的“威懾作用”——不聽(美國主子)話、心存貳心、不努力工作會死的很慘!
2、這份名單只是說是美國(主子)要保護的人員名單。並沒有說他們有什麼危害國家和人民的間諜和漢奸行為。在今天“中美國(G2)”政治氣候下,這些人是安全的。但明眼人都知道他們就是“危害”國家和人民利益的“間諜漢奸”。因此這份名單既保證人員的安全,又起到了“巨大的威懾作用”。還同時表明這件事與美國(主子)無關。美國人做事也要對得起聽他們話的“走狗”。不能讓他們過於寒心,畢竟今後還要用得著他們。
3、美國人另一方面也給中國政府出了一道難題。如果政府查辦這些人,沒有充分的理由。同時也會給美國人以口實,招來許多的麻煩。如果政府“不作為”。就等於是“縱容”“漢奸賣國”行為,中國的“帶路黨”將更加是“無忌憚”和瘋狂。這是美國人“希望”看到的。
5、美國人在中國實施的“戰略”一直非常順利,但今天卻遇到了瓶頸。“(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改革開放”的“騙局”已經被人民“看穿”,時至今日(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已“無法進行”下去。中國上下怨聲載道,窮則思變。特別是“毛澤東熱”持續升溫。長此以往,美國對中國的戰略很可能因此而“破產”。因此美國“需要”繼續“綁架”中國手握重權(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高級官員,力推“(普屎接軌)政治改革”。同時要“逼迫” “(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普價值派”和“帶路黨”人跳牆。力爭在紅色勢力形成氣候之前,在十八大紅色力量掌權之前——提前實現中國的“顏色革命”。
近期中國的“右派精英(帶路黨)”也開始了一系列的“與之配合”的動作。
1、8月份胡德平(胡亂邦子)主持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座談會提出中國共產黨有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拉開了“顛覆”中國共產黨的大幕 。
2、“出籠”一系列否定鄧小平的文章,精英(買辦)們的屠刀由原來指向毛澤東,開始指向鄧小平,再繼後將指向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
3、借助“ 71” 講話中的和諧與深化” (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改革開放“做”煙霧“,加速中國”全面私有化(注:南方系和鳳凰系黨內掏光養賄買辦勢力配合著國際壟斷資本心急之所在,最近目標對準著中國戰略產業-高鐵的私有化)“進程和”全面對外開放“。
4、繼續“加劇通貨膨脹”、土地流轉、“強制拆遷(注:南方系地痞自由派買辦媒體再貓哭耗子假惺惺頻大肆報導地方民眾上訪冤屈)”和城鎮化。加大貧富分化和惡化民生,推波助瀾,逼老百姓跳牆(製造社會動亂)。
“(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的“出籠”和升級“恰逢”國際形勢變化的重要關頭。
恰逢中國身陷美國設置的種種“陷阱”而焦頭爛額之時,它正成為“震懾”和“綁架中國”,甚至讓中國徹底翻船的“重要武器”。
1、“配合”中國對美國的心理依賴和物質依賴——“中美國(G2)”。使得中國“無法實施”“棄美聯俄”這樣的戰略調整。
2、“配合”對中國的“(圍堵遏制中國)軍事包圍”——形成軍事和“心理威懾”。
3、“配合”美國和歐洲的債務(泡沫)危機陷阱——讓中國繼續流血(清朝中國的賠償),直至傷及元氣。
4、借助國際重大事件,讓中國丟人失道,讓中國失去國際威信,從而孤立中國。同時在中國周邊“培養”狼群(正因為中國喪失道義力量所致。)
5、通過歐洲在中東和非洲的軍事提升,為美國減輕了軍事負擔,讓美國將精力和力量移向中國。
6、俄羅斯的綏靖政策也為美國整治中國提供一個絕好的時機。再加之日本強硬派的上臺 。攻擊中國的日子正一步步向我們逼近,在即將到來的較量中,我們將看到(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2011-9-23
附 文:
中情局此次很失策──戳穿“南方系”炒作“維琪解密”的把戲
文/CrackCIA
前不久,(漢奸買辦帶路黨)為了嘲笑與“恐嚇”《中國不高興》之類的愛國主義思潮,“南方系”員工某報副主編劉原“得意忘形”,說出了這樣的話:
“我告訴朋友,在”四大(外資掌控)門戶“中,QQ的總編輯是前南方週末的陳菊紅,搜狐主管博客的趙牧是前南方週末的、劉同學新征是新京報來的,新浪也有不少前南都和新京報的舊人,而網易就不用說了,從副總裁、總編輯、副總編輯、總監甚至到各個頻道的主編,大部分都是南方報業出來的。 ”
最近,被“南方報系”控制的騰訊網掛出一則新聞:《維琪解密網公佈40萬份伊戰檔 稱逾10萬人喪生》:
“維琪解密”網站創始人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對美國「有線新聞網(CNN)」說,這40萬份伊戰檔逐層記錄了伊拉克戰爭6年時間裏,美軍在伊拉克作戰的情況,包括美軍紀錄他們所見、所聞以及所做事情的報告。
這些檔中紀錄到,6年來,有10.9萬人在伊戰中喪命,其中63%是伊拉克平民;與此對比,此前的報告稱,9年的阿富汗戰爭導致2萬人喪命。對此阿桑奇表示,伊拉克戰爭的喪生人數是阿富汗戰爭的5倍,與阿戰相比,可謂是一場名副其實的“大屠殺”。
(http://news.qq.com/a/20101023/000682.htm )
這則新聞通過QQ資訊彈給每一位線上的QQ用戶,這是一條被騰訊最高級別、最大規模“宣傳”的新聞。上次騰訊網“塑造”那個飛機失事被摔死的波蘭親美總統廉潔形象的“假新聞”至今還讓人記憶猶新,我當然不會相信一貫“極端親美”的“南方報系”會改邪歸正——如此“高調”地“宣傳”對美國“不利”的消息,簡單分析一下便可知,事情的確“並非那麼簡單”——因為“10萬人喪生”【根本不需要】那個什麼“(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來解密,美國軍方前不久早已“配合”“伊拉克傀儡政府”公佈了這一數字。
我們來看看早先的報導:
據新華社電 美國軍方發佈的資料顯示,將近7.7萬名伊拉克人2004年1月至2008年8月期間死於戰火。
法新社15日援引這項統計報導,63185名伊拉克平民和13754名伊拉克軍人在這段時期死亡,至少121649名伊拉克平民和軍人受傷。
不過,美軍統計資料“遠低於”伊拉克官方和一些外國機構先前統計資料。
按伊拉克人權部去年10月發佈資料,戰火致使85694伊拉克人死亡,147195人受傷。英國非政府組織“伊拉克死難者清點”統計顯示,2003年以來,98252名至107235名伊拉克平民死于戰火。
(《美國軍方發佈的資料顯示伊拉克4年間7.7萬人死於戰火》
http://news.sina.com.cn/w/2010-10-18/072218246511s.shtml )
這篇報導中所謂的“遠遠小於”是如此地蹩腳——7.7萬人與10萬人相比算不上什麼“遠遠小於”,伊拉克傀儡政府和有關媒體也不必裝出咬牙切齒貌似公允的樣子,報出這個美國軍方期望的“10萬人”的數字。第三方機構的調研結果以及各種側面資訊早已讓這個被隱匿的數字從被炮製出來的一刻起就已缺乏說服力,很難取信於世界人民。
世界著名的英國醫學雜誌《柳葉刀》12日刊登調查報告說,自2003年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以來,已有65.5萬(近百萬)伊拉克人死亡。
布魯姆伯格公共衛生學院的博爾哈姆博士說,研究中使用的資料統計方法是非常可靠的。該學院的美國和伊拉克流行病學家在伊拉克的47個地方對1849個家庭、12800多人進行了抽樣調查,問題包括家庭成員的出生、死亡和移民情況。研究人員還指出,被調查物件中80%的人都能提供家屬的死亡證明。結果顯示,受訪家庭中共有629名家庭成員喪生,其中87%發生在伊拉克戰爭爆發後的40個月中。
(千龍網:權威報告揭示伊拉克戰爭驚人死亡人數 2006年10月13日
http://news.sohu.com/20061013/n245771625.shtml
自伊拉克戰爭以來,伊拉克共有多少人因暴力事件而喪生?
英國調查機日前公佈的一項調查稱,伊拉克的戰爭和暴力衝突也許已經導致多達120萬人喪生。
據英國《觀察家》9月16日報導,英國調查機構ORB在伊拉克對1461名18歲以上的成年人進行了抽樣,詢問這些人的家庭中有多少人死於暴力而非自然原因,結果推算出這一令人震驚的死亡數字。
(中國日報網:伊拉克戰爭和暴力衝突死亡人數已超盧旺達大屠殺 2007年09月19日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7-09/19/content_6751718.htm)
自伊戰以來,大量伊拉克婦女失去了丈夫和男性親屬。伊政府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伊拉克目前有300萬寡婦,其中包括在薩達姆政權時期失去丈夫的婦女,她們多數人沒有接受過教育,處境艱難。調查稱,大約74萬伊拉克寡婦已經成了家庭的頂樑柱。
“國際樂施會”執行長霍布茲說:“婦女是被遺忘的伊拉克受害者。”“樂施會”訪問1700名婦女後發現,主要是由於2003年美國領導入侵,35.5%受訪者成了一家之主,“將近25%未能結婚”。
(美軍撤離伊拉克 300萬婦女成為戰爭寡婦
http://www.ccvic.com/news/guojixw/20100819/199985.shtml)
《柳葉刀》雜誌是一份權威的醫學雜誌,其在2006年公佈的抽樣調查的調查報告顯示伊戰死亡人數(直接和間接)達到65萬之眾;英國調查機構ORB在2007年公佈的抽樣調查是死亡數字達到120萬之眾;樂施會前不久的抽樣調查結果顯然更加令人觸目驚心:“伊拉克目前有300萬寡婦”,儘管媒體在報到時非要扯上“薩達姆政權時期”,但是樂施會執行長霍布茲已經明確指出“主要是由於2003年美國領導入侵”——以美國為首的侵略軍是造成伊拉克平民大量死亡的罪魁,這是無法推卸的。
(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此時“解密”的“真實用意”就是要告訴公眾,不要聽信柳葉刀、ORB或者樂施會,“要相信”美國軍方和伊拉克“傀儡政權”。透過這個事件也是我們能夠進一步看清楚,給美國政府和美國軍方“製造麻煩”的“維琪解密”很可能是美國中情局為“製造共識”打造的“反對機器”。
隨著美國精英統治集團“製造”的各類“卑劣事件”逐漸被披露,以及喬姆斯基等良知學者矢志不移的批判公眾已經逐漸地覺悟。前不久喬姆斯基來中國,中國自由派“大肆宣揚”喬姆斯基並非左派。事實上,這個事實更好地揭露了美國的本質。喬姆斯基本身的確並非左派,而是一個真正的捍衛美國憲法、捍衛自由精神的自由主義者。他從來也不會徹底懷疑美國的統治秩序,比如喬姆斯基從感情上就無法接受911事件是美國統治集團的陰謀這樣的真相。就是這樣一個人,因為按照美國憲法精神批評美國的某些霸權做法,竟然被美國主流媒體封殺。而美國那些真正的左派共產主義者、毛澤東主義者的聲音,早就被美國統治階級消滅得一乾二淨了。
美國統治集團通過“操縱媒體、隱瞞資訊”、“製造假新聞”的“手段”來“製造共識”的做法,越來越不能取信於公眾。於是,「中央情報局』便“製造”出“維琪解密”這麼個“反對機器”,通過反對機器的口表達“他們所要表達”的資訊。自由市場上討價還價的做法被「中情局」移到了輿論戰中,而“維琪解密”實質上就是替美國政府要價的“托”。我們不妨來演練一遍輿論市場上這場“討價還價遊戲”:
公眾:伊戰7年來到底有多少人死亡(這件衣服多少錢)
美國軍方:伊戰死亡7.7萬人(1/7.7萬)
第三方機構:應該是120萬到300萬(張家店標價1/120萬,李家店標價1/300萬,你怎麼要1/7.7萬)
維琪解密:據“解密”的權威資料是10.9萬(我朋友是開服裝廠的,這件衣服成本1/10萬,這個價已經很合算了)
然而,「中情局」這次玩得並不高明,它低估了世界人民的智商以及對美國霸權的仇恨情緒。把一百萬的死亡數字“壓縮”到十分之一,這本身就“很難有說服力”。倒不如痛快些,讓“維琪解密”把真實數字打個折,解出個“五十萬”,想必倒是能蠱惑不少民眾。畢竟“維琪解密”除了要做「中情局」的“托”,充當美國主流輿論的“反對機器”,協助“製造共識”。它的更加重要的“任務”卻是要“遏制”共產主義、伊斯蘭世界以及一切“反美”力量。看看“維琪解密”上對中國叛逃的“民運分子”的【極端美化】以及對朝鮮社會主義政權的【惡毒攻擊】,這一切不是“顯而易見”嗎?
「中情局」的“做法”便是在10條解密資訊中放進9條“無關大局”公眾又未曾聽聞的,再放進1條【假新聞】,而這條【假新聞】才是其“真正要表達的東西”。“維琪解密”處處【裝出】一副與美國政府勢不兩立的樣子,不過就是為了騙取一般民眾的信任。美國特工主導或參與綁架(暗殺滅口)別國總統都不是一次兩次了,“解決”一個小小的網站還不是“易如翻掌”。
而“南方報系”等“普世價值派”“一反”一貫“美化美國(主子)”的做法,大肆炒作“(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受過奧巴馬接見的向熹等人恐怕早已深知“維琪解密”與中情局的真實關係,我們不妨摘兩段“南方系”的觀點看看:
普世價值派把“(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打造成西方資本主義世界言論自由的典範,不過是又一次地販賣私貨。而某些“主流媒體(含央屎)”頻頻報導“維琪解密”的新聞,不過是再次充當了“蔣幹盜書”的愚蠢角色。諾貝爾和平獎事件殷鑒不遠,那些拋棄社會主義價值觀、匍匐在西方資產階級普世價值觀腳下的“蠢物”們為什麼就不能吸取教訓呢?
是否危害國家安全的標準究竟是什麼?
1930年代美國大法官休斯裁決:必須到了諸如公佈軍隊行動日期、人數和地點那樣的程度,政府才有“預先禁止”新聞的合法理由。
在1971年的“美帝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秘密文件案”中,該裁決再次被援引。而如果依照這個標準,“維琪解密”的阿富汗軍事機密檔不能算作“洩密”。
於是,阿桑奇在面臨美國的指責時絲毫也不退讓,並表示將持續公開這批文件。
( 南方週末 – 維琪解密:負責洩露一切
http://www.infzm.com/content/48846)
南方週末“渲染”“維琪解密”如何不畏強權,一面代替美國政府套用美國的法律說“維琪解密”的行為不違法,潛臺詞就是維琪解密雖然被美國政府譴責,但是美國政府依然遵照法治原則,沒有將其“非法”關停。
“維琪解密”之類網站的存在,大大約束了美國軍方和政府機構的權力,減少了這些人肆無忌憚使用權力,並威脅到美國以及全球利益的可能性。
(鳳凰網七犀鳥:美國為何不起訴“維琪解密”?-南方報網 觀點
http://opinion.nfdaily.cn/content/2010-07/29/content_14280742.htm)
鳳凰網的這篇文章更加直接,把維琪解密的存在描繪成約束美國政府絕對權力的典範。
一場「中情局」“導演”的‘數字遊戲“,絲毫不能洗刷美帝國主義的深重罪孽。不論7.7萬還是300萬都不過是一串數位,但壘成這一串數字的是一個又一個曾經鮮活的生命。這些生命是那麼的抽象而遙遠,因為這一切此刻不是發生在中國,我們難以感同身受。然而,他們也都是妻子的丈夫、父親的兒子、兒子的父親。
美國“侵略”伊拉克七年,如今留給伊拉克的是什麼:政府低效、傀儡政權幾乎無力恢復社會秩序;戰亂不斷、自殺性襲擊事件時有發生;物價飛漲、廣大人民基本生活沒有著落;缺醫少藥,貧困民眾只有等死;兒童生活在恐懼之中,年輕一代生活在絕望之中;300萬婦女失去了丈夫和男性親屬,74萬伊拉克寡婦已經成了家庭的頂樑柱,處境艱難……
今日的伊拉克仿佛“人間煉獄”。而罪魁禍首卻是美國那幾個石油、軍工寡頭——他們的所作所為僅僅是為了滿足一己之貪婪。正如電影《阿凡達》所展示的情景,誰讓伊拉克人民錯生在這片蘊藏著“黑金”的沃土之上呢?
普世價值派“聲嘶力竭”地為美國主子“叫囂”——美國“入侵”伊拉克是為了給伊拉克人民帶去民主。
焦國標要給美國大兵帶路,為“解放”中國甘做美國精確制導炸彈下的亡魂;
劉曉波要讓中國做三百年殖民地;
方舟子聲稱“薩達姆政權的土崩瓦解,無非是再一次證明了‘失民心者失天下’這條樸素的公理,對所有的國家政權,特別是專制獨裁的政權,都是一個警告。但願永遠不會有中國人民被欺壓、絕望到只能求助外國軍事勢力來解放自己的一天。”
“民主”,“民主”,多少罪惡假汝之手。普世價值派鼓吹的“民主”,不過是捍衛資產階級私有產權的“金主”。
六十年前早已引入這套“金主”制度的(民主)印度今天又是怎樣的景象呢?
兩、三百萬貧民聚集在孟買的貧民窟,幾萬兒童無家可歸,流浪街頭。
印度和伊拉克的歷史及現實告訴我們,“民主”、“自由”的不過是普世價值派的漂亮說辭,隱藏其後的卻是美帝國主義的鐵血手腕和罪惡目的。
“(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在中國的聲名鵲起不過是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編織”的“謊言”大幕的小小一角,但是更具“欺騙性”。正當人們驚喜地看到“維琪解密”爆出美軍在伊拉克濫殺平民、公開“阿富汗戰爭日記”,期待著“維琪解密”解出更多美軍內幕的時候,“維琪解密”這一次終於為其主子——「中情局」幹了回正事,不料「中情局」竟如此地摳門,讓“維琪解密”露出馬腳。
而中國的“普世價值派”則“配合”維琪解密演起“雙簧”:
“維琪解密”檔稱美軍無故射殺伊拉克平民
南方網 2010-10-24 09:57
http://news.southcn.com/i/2010-10/24/content_16958815.htm
維琪解密公佈40萬份伊戰檔 曝美軍虐囚細節
新浪 2010-10-24 08:32
http://news.sina.com.cn/w/2010-10-24/083221340494.shtml
維琪解密公佈海量伊戰秘檔 呈現駭人聽聞細節
搜狐 2010-10-24 06:33
http://news.sohu.com/20101024/n276326295.shtml
揭秘維琪解密:華府眼中釘
香港文匯報 2010-10-24 02:2
http://trans.wenweipo.com/gb/news.wenweipo.com/2010/10/24/IN1010240005.htm
維琪解密曝光40萬份伊戰密件:6成死者是平民
QQ 2010-10-24 01:17
http://news.qq.com/a/20101024/000038.htm
千篇一律的報導——“無故射殺”、“虐囚細節”、“駭人聽聞”——“看似”義正詞嚴地指責美軍,卻又【全都迴避】美軍殺害伊拉克平民的“真實數字”,首肯默認“維琪解密”的10.9萬便是在間接否認120萬,妄圖減輕美軍罪責。然而,民眾似乎並不買賬:
看看騰訊網後面的網友評論吧,這恐怕也是普世價值派所始料未及的。騰訊網的編輯們如果不刪除跟帖,評論裏反美、親毛的聲音就會一直占上風。騰訊等南方報系媒體要想控制線民思想,現在已經很難。民眾一旦覺醒,謊言便無法繼續。
http://comment5.news.qq.com/comment.htm?site=news&id=26442308
騰訊武漢市網友 bfs2010-10-23 11:29:07
才10萬嗎??起碼是50萬才對!
不要看維琪好象是反美的,其實他們中間有很多的美國要人,他們反美是有一定的理由的,或許是這樣的原因,或許是那樣的原因,但是在涉及到美國的根本利益的時候,還是要說假話的,這裏有更深層的因素,不管怎麼說,狗咬狗總是好事情,可以從中分化美國的.
回復支持[6427]
從前幾年的CNN在西藏事件上的造假,到最近主流媒體在汪暉事件到方舟子事件上的歪曲性報導,一系列事件已經教育了廣大民眾。當前絕大部分民眾已經覺醒,他們開始本能地懷疑美國的主流媒體如CNN等,也開始本能地懷疑中國的主流媒體如南方報系、騰訊等門戶網站、央視CCTV及炎黃春秋等右翼雜誌所提供的資訊。由於中國存在葉利欽式的人物,當前黨中央除了對人民網還有部分控制力外,其他所有的主流媒體幾乎都已被中情局所隱性控制。而此次維琪解密網站事件,更加證實了維琪解密網站不過是中情局為了給世界人民洗腦所玩的“無間道”把戲!美國為了控制世界輿論、為了給全世界人民洗腦可謂絞盡腦汁。
然而仍然有少部分的所謂的學者、線民,至今仍然易受「央視」、「南方報系」等主流媒體誤導。比如前不久的方舟子-肖傳國案,某些學者竟然片面相信「央視」、南方報系等主流媒體所傳達的來自方舟子的單方面聲音,竟然完全沒看肖傳國一方的聲音,甚至連亦明的文章《方舟子惡鬥肖傳國始末》(見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1009/183405.html )都沒看過就對方-肖案妄下定論。
在一個階級鬥爭激烈的年代裏,在一個資訊充分湧流的年代裏,幾乎對任何事物任何人物的評價(比如對美國、對毛澤東、對改革、對轉基因、對朝鮮……)都出現了兩種對立的聲音。如果你僅僅接受央視CCTV、美國CNN、中美國南方報系等媒體的資訊,而沒認真研究過烏有之鄉等獨立媒體的聲音,那麼“恭喜”你,你已經被中情局高度洗腦了。善良的人們,為了不被中情局洗腦,你們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心,一定要學會全面地掌握、理性地分析來自正反兩方面的資訊!
附 文 1:
“最大洩密案”疑似中情局導演
作者:夏河年
烏有之鄉 2010-8-5
點擊數:2321
“維琪解密”似乎揭露了不少阿富汗戰爭內幕,包括濫殺平民、事後掩飾、未審先殺、巴情報機關暗助塔利班,等等,主要是2004至2009年底,駐阿美軍及情報人員撰寫的秘密報告。“維琪解密”創辦人阿桑奇希望這批公佈的秘密檔能像當年公開的東德秘密員警檔案那樣引起震撼,並提到戰爭罪,美國媒體認為這是美國歷史上最大的軍事情報洩密事件,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詹姆斯•鐘斯發表聲明說:“美國政府強烈譴責個人和組織洩露機密資訊的做法,這樣做會把美國人和我們合作夥伴的性命置於危險境地,威脅我們的國家安全。”
希拉蕊在越南說,南海的主權爭議牽涉到美國的國家利益,這不是暗示而是明示要介入南海之爭,當即遭到中國外長楊潔篪的反駁,中華兒女更是群情激奮,並且出現了在美軍完成部署前的現在立即派兵教訓“越南猴子”的呼聲。在下對此不以為然,因為如果現在就對越南動手術,正中希拉蕊的下懷,中她老人家的下懷還不如中萊溫斯基的下懷呢,反正不比買彩票中了塊香皂更有意思。真要是幾句話就能挑起一場戰爭,希拉蕊會比見到女兒切爾西豪華的婚禮場面更開心,而我們則違背了“讓別人生氣而自己不生氣”的原則。啥時候動手術合適?答案是中國經濟的發展面臨巨大困難的時候,到那時,就輪到咱大規模開發南海了,開發商作業,解放軍護駕。我領海範圍內的越南建築統統是沒有經過咱國土局審批的,未來的南海市國土局也不會追認,開發與拆除違章建築同時進行。
說到正中下懷,我突然覺得世界媒體正中了美國情報機關的下懷。真正機密的檔,如果有的話,維琪解密並沒有披露,而到處張貼的那些“秘密資訊”,在我看來,第一談不上有多秘密,因為在此之前大家就知道不少;其次,“嚴重傷害國家安全”完全是誇大其詞,除非有大料爆出,不信等著瞧,沒啥大不了的;最後,怎麼看怎麼覺得那些“機密資訊”的“披露”像是中情局的策劃。我們先看幾條媒體沾沾自喜的“秘密資訊”,看看有沒有美國情報機構蓄意而為的嫌疑。
聯軍的攻擊行動共造成144宗涉及殺死平民的事件,導致最少195死174傷,但這些濫殺錯炸事件大多秘而不宣,掩飾了事。
析:前後6年,致平民195死174傷,真要是這樣,我說句不好聽的話,那些入侵者即便不是“文明之師”也差不了多少,你這是揭露聯軍醜聞呢還是為聯軍塗脂抹粉?美軍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寧可錯殺一千也不放走一個”早就不是什麼新聞。
秘密行動小組“黑色”特種部隊373,未經審訊下,擊殺或生擒目標人物,多達2000名塔利班高層及基地目標人物,被列入他們的“擒殺名單”,通常是直接擊殺目標而無任何生擒的意圖,共計抓捕殺死塔利班高價值目標的中等和高級指揮官2058人。這支部隊亦有誤殺平民、女人和兒童,甚至是擋路的阿富汗員警,事後盟軍通常只會向被殺平民的家庭作賠償了事。在2004年到2009這六年共殺死塔利班5萬8千多人,而從2001年到2009年10月為止共殺死敵軍10萬4千人。
析:看起來就像是入侵阿富汗的“文明之師”正在阿富汗幹著該幹的事,偶爾會出點小錯,沒啥特別的,並順便恐嚇塔利班:爾等都已經在我的刺殺名單上,最好是躲在叢山峻嶺裏別跑出來,不然會小命不保,混入平民中也不管用,我們經常是不加區別的。花3年抓捕,花5年審判,美國電影看多了吧你?有了美軍阿帕奇直升機在伊拉克向平民亂槍掃射墊底,這些算什麼呀!真要是有那麼多塔利班士兵和高價值目標被消滅,塔利班現在還能存在嗎?現狀是塔利班已經捲土重來。美軍入侵阿富汗後,塔利班一直在避開美軍鋒芒,到被推翻時,武裝力量並沒有受到重創,後來則與美軍打起了遊擊戰。當然,加上被消滅的“小恐怖分子”是可能有那麼大數量的。
最少有180個情報檔案質疑,巴基斯坦情報局為塔利班提供了資源、避難所甚至是武器,允許其情報機關的代表直接與塔利班秘密會面,商量建立武裝組織網路,打擊駐阿富汗美軍的戰略措施,巴基斯坦政府涉嫌秘密給塔利班提供指導和幫助,例如2007年4月,巴基斯坦情報人員將1000架電單車,給了一個和塔利班有關係的網路,這批批電單車可能用作自殺式炸彈襲擊。
析:戰前巴基斯坦和塔利班是非常親密的盟友,巴情報機構和塔利班的親密關係舉世皆知,只是在美國入侵阿富汗前夕,在美國的威脅下分手。時任總統的小布希對巴基斯坦說:要麼支持我,要麼挨打,不許中立。此後,美國對巴基斯坦是威脅利誘並重。傻子才會相信巴基斯坦和塔利班頭天如膠似漆第二天便打起了生死架,美國有那麼天真嗎?這就好比一對因為非感情因素而分手的情侶,偶爾還會私下幽會,舉世皆知的關係算什麼機密?今日“解密”,恐怕還是警告巴基斯坦吧?不錯,巴基斯坦是因為倒戈而得到了一些美元,但巴國從此陷入了無休止的暴力迴圈中,談不上虧欠美國什麼。
塔利班武裝在2007年用導彈擊落了1架直升機可能導致1名加拿大軍人死亡。
析:這一點被廣泛理解為揭露美國隱瞞塔利班具有這種武器的資訊,實際上我們可以換一個角度理解,那就是:戰爭爆發後,加拿大死了1名外交官、2名記者、2名援助人員和140多名軍人,而塔利班手裏的導彈6年內總共才打死1名加拿大軍人嘛,根本不必當一回事,小弟們別忙著撤,留下繼續幫幫老大吧。
被問及白宮是否會採取措施、迫使維琪解密停止公佈檔,白宮發言人羅伯特•吉布斯回答說:“我們只能請求掌握這些秘密檔的人不要繼續對外公佈。除此之外,我們無能為力”。
析:這話被廣泛理解為美國對自由價值的崇尚並被某些人表彰,而實際上,除非你有對抗的手段,否則的話,為了“美國的國家利益”,啥事他都敢做,包括自由地捏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情報以及虐待戰俘、掃射平民。
據說是由於洩密者愛國心尚存要求把“傷害減至最小”,“維琪解密”網站同意暫時扣起其餘1.5萬份機密檔,總之是迄今為止世人並沒有看見爆什麼大料。實際上,對於已經公佈的檔,維琪解密網站都隱去了告密者的真實姓名。維琪解密又提供了一些文檔供世人下載,但它是加密檔,能下載不能流覽。這可以理解為維琪解密的自保手段,意思就是說,如果你美國要迫害我維琪解密成員,別怪我向公眾交出密碼,但也可以解釋為為了增加可信度而故弄玄虛,畢竟已經公開的充其量只是一些秘密檔,談不上機密檔,太大的價值是沒有的,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大料放在無法打開的另外1.5萬份文件中。為了將戲演得逼真,22歲的美軍情報專員曼甯以及與之有來往的麻省理工學院電腦專家被公開列為情報洩密嫌疑人,曼寧已被從科威特的監獄押解回國。
總體感覺,這次的“維琪解密”更像是美情報機構導演的一出戲,情報機關通過欺騙“維琪解密”而欺騙全世界,因為有些話讓第三者說出來比自己說出來更顯得可信,比方說,如果五角大樓說從2004年到2009年的6年間,總共有195名阿富汗平民死于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聯軍誤炸,輿論肯定不會相信,比如我就會說“將195這三個阿拉伯數字倒過來念還差不多”,讓維琪解密以洩密的方式披露,可信度就高多了,畢竟該網站曾經是扔過重磅炸彈的。
美國《防務新聞》週刊網站7月27日報導:美國兩黨共同組成的一個高級國防專家小組稱,五角大樓的支出計畫和節約成本的努力將無法滿足現代戰爭的供給需要,而美國很可能需要與包括迅速現代化的中國軍隊在內的未來敵人進行這種現代化戰鬥。《防務新聞》披露這樣的資訊,要麼是對中國無所顧忌想說啥說啥,要麼是系列誤導手段之一,比方說引誘中國趁美軍準備不夠充分時與越南開戰,聯繫到“最大洩密案”高度疑似美情報機關導演,咱不能聞雞起舞,該幹啥幹啥,如果要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美國在演戲,咱要多看看,別第一幕沒結束就感動得稀裏嘩啦擦了好幾包餐巾紙。先將中國-東盟自貿區搞紅火,去南沙拔釘子戶可以作為拉動經濟的手段儲備。中越必有一戰,但不要在美國希望的時候開戰。中美之戰在真偽之間,就看我們的準備是否充分,準備充分,判斷準確,謀劃得當,或可免,或來了也不怕。大國的戰略欺騙和情報機構的戰術欺騙是常有的事,自己要有主心骨。我說的是維琪解密疑似美方假“羅寧”之手“洩密”,還有一種可能是俄羅斯情報機構報復抓捕俄方間諜,由於維琪解密的消息途徑眾多,美方釋放的假資訊和俄方的真資訊混到一塊兒,但真正的料,俄方也僅僅是作為威懾手段加了密,一般不會付諸實施,要知道,梅德韋傑夫的親美意識挺重的。
朋友從澳門帶回幾包當地香煙,價格和我們江西老表的“吉品金聖”差不多,二十幾塊錢一包,較貴而不很貴,品質比“吉品金聖”就差多了,煙絲粗細懸殊,口感簡直沒法比,好不容易抽完(朋友送的,我無論如何也不會扔掉),我順嘴說了句“可憐的澳門人民,咋抽這麼差的煙?”,當然是玩笑話,澳門人民比江西老表富裕多了,這我清楚。可見,即便是親自耳聞目睹,還是要加以分析,不然容易出錯。這一波的維琪解密,真實性難以核實,蹊蹺之處過多,大夥兒還是多看看,多想想,別忙著下結論,我也不敢說美方自導就是最後的結論,提供另一個思路而已。
附 文3:
國內輿論陣地都讓美帝的打手南方系佔領了
作者:利楊
南方系某員工得意忘形,說出了這樣的話:“我告訴朋友,在四大門戶中,QQ的總編輯是前南方週末的陳菊紅,搜狐主管博客的趙牧是前南方週末的、劉同學新征是新京報來的,新浪也有不少前南都和新京報的舊人,而網易就不用說了,從副總裁、總編輯、副總編輯、總監甚至到各個頻道的主編,大部分都是南方報業出來的。
昨日在天涯上看到一則帖子,是關於騰訊新聞造假的,作者以詳實的資料指出了騰訊那篇《前駐波蘭大使稱讚波蘭政府節約》的新聞純屬造假。很多人大為吃驚,騰訊,一個全國性的特大媒體,為何會造假呢?其實,這根本就不用奇怪,因為騰訊是南方系控制的媒體之一,只要有能攻擊黨和政府的新聞,他們是決計不會放過的,哪怕為此造假。說起來,中國的媒體存在一個南方系,早就不是什麼新聞了,當年南方系大佬宣稱控制了中國90%的媒體的豪言壯語,依然在耳,由此可知,我們的中宣部,到底打了多久的瞌睡。
南方系,其得名來自於一個很著名的報紙——《南方週末》,《南方週末》是什麼樣的報紙,不用我多說,大家都很清楚,因為很出名,尤其是以攻擊社會主義、共產黨出名。南方報業集團在形成氣候之後又相繼推出了幾種報刊雜誌,雖然他們自稱自己的宗旨是以“反映社會,服務改革,貼近生活,激濁揚清”為特色;以“關注民生,彰顯愛心,維護正義,堅守良知”為己責。但是,隨著網路的發達,不少人都看出了這個集團其實是以“和平演變中國”為自己最大的責任,所謂的良知,只是對美國大老闆的良知,至於對中國人是否有良知,很抱歉,精神上已經是美國公民的南方系眾人,可是徹徹底底將國民當做屁民來看待的,屁民,最好騙嘛。
南方系的形成尤其歷史的原因,與當年改革開放之後對美國形成的狂熱崇拜有著直接的聯繫,也與小平同志在對待左派的問題上矯枉過正有著莫大的關係,在防左,防右問題上,小平同志堅決的執行了“主要是防左”的政策,對右派基本上是放任自流,這給了南方系形成的政治環境和思想環境。隨著南方報業集團的逐步壯大,蘇東劇變又緊接著發生,南方系一下子就找准了自己的目標——“和平演變中國”,而且,隨著南方報業的諸多編輯開始向外流動,猶如一種病毒一般開始侵蝕中國的媒體,到後來,南方系某員工得意忘形,說出了這樣的話:“我告訴朋友,在四大門戶中,QQ的總編輯是前南方週末的陳菊紅,搜狐主管博客的趙牧是前南方週末的、劉同學新征是新京報來的,新浪也有不少前南都和新京報的舊人,而網易就不用說了,從副總裁、總編輯、副總編輯、總監甚至到各個頻道的主編,大部分都是南方報業出來的。 ”
所以,騰訊會在新聞上動手腳,根本就是情理之中的事,經常上網的朋友大概都遇到這樣一種現象——自己的評論發言並不會顯示出來,甚至常常被以違反“國家有關規定”的理由給直接阻攔掉,或者刪除掉。然而,我曾經遇到過這樣一件事,眾所周知,新華網,人民網,某種意義上就是黨的網站,國家的網站,按理說,這種網站上對所謂的“國家有關規定”執行的應該是更為嚴厲的,但是,當我將從新華網的網站上看到的內容複製下來,發到網易的評論裏時,網易告訴我“內容不符合國家有關規定”,很搞笑,不是嗎?如果國家有這種規定,在新華網上是怎麼發表出來的?最搞笑的是,這個內容並非攻擊黨和社會主義的,而是擁護黨和社會主義的,哪個國家會傻到規定“只准攻擊我,不准擁護我”?南方系的人真是聰明,對不符合自己口味的觀點,就打著“國家有關規定”的旗號直接河蟹掉,將矛盾直接轉移給黨,當然,他們也會放行一些跟他們意見不一致的內容,不過,很快就會被淹沒在更多的跟他們意見一致的評論之中,通過技術手段,強行的將評論倒向自己,然後,就宣稱,這是民意。手段雖然老套,不過,對於在獲取資訊上往往存在滯後性的普通人來說,著實是相當的慣用。
在網路尚未普及之時,南方系的報刊雜誌可以經常編造一些假的不能再假的新聞,但是,這些新聞是國外發生的,沒有網路的人無法向外獲得資訊,所以,他們蒙蔽了不少人。然而,網路逐步普及之後,老的手段不行了,跟不上這一變化的《讀者》,《特別關注》,《青年文摘》等逐漸的被人剝去了神聖的光環,露出了腐朽的軀體,能被其所蒙蔽的人群變得狹小。而南方系卻很厲害,他們乘勢入侵了網路,控制了門戶網站,而開始了一種新型的造假,我將其稱之為“真實的謊言”。何為“真實的謊言”?高等數學之中,有這樣一個最為基礎的概念——極限,而“真實的謊言”,就是一種極限狀態下的謊言,這種謊言無限的趨近於真實,讓人難以辨別,尤其是對於無法獲取完整資訊的民眾來說,更是很難分辨其是真是假,而受其蒙蔽。
一個國家,社會制度發生根本性改變,其先兆往往就是思想的混亂,而造成思想混亂的,往往便是媒體,哪種力量控制了媒體,他們就能控制人的思想,就能為所欲為,蘇東劇變的教訓猶在眼前。蘇聯,在歷史教材上將其解體多往經濟原因上套,這很正常,因為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革是以建立市場經濟為目的,那麼,為了在人民中肅立這麼一種非建立市場經濟不可的思想,自然要把蘇聯和東歐當靶子。然而,事實上,蘇聯的解體,最主要的原因是政治原因而非經濟原因,如果不是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的相繼去世,他們所進行的對蘇聯有益的經濟改革被繼任戈巴契夫瞎整一氣,然後又為了轉移黨內對其的職責亂搞政治改革的話,蘇聯,很可能並不會解體。而我們的北方,也許會壓著一個龐然大物,從這點上看,蘇聯解體是值得慶賀的。然而,戈巴契夫一上臺就開始鼓吹所謂的“新思維”,要建立所謂的“民主社會主義”,將整個意識形態領域交給了以整垮蘇聯為己任的雅科夫列夫,雅科夫列夫通過操縱媒體,將整個社會的思潮弄亂,同時,通過媒體,將西方世界扭曲成幻想中的天堂報導給對外界並非很瞭解的蘇聯民眾,兩個人一個在政治經濟上破壞蘇聯,一個在意識形態領域裏瓦解蘇聯,最終葬送掉了蘇聯這個龐然大物,戈巴契夫在將蘇聯整垮後表示:“自己達到了目的,感到很安心”,而雅科夫列夫在蘇聯解體,人民遭受巨大苦難將矛頭指向他時,便打造出了一本《一杯苦酒》,為自己的行為辯解。
歷史,就是一面鏡子,我們將鏡子照向蘇東劇變的歷史,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南方系所在做的一切,無非就是雅科夫列夫們的翻版。80年代,南方系尚未壯大之時,在做這件事兒的是北方的中青系,也就是“中國青年報”在做如此的事兒,現如今,中青系已經沒落,但是從“中國青年報”中仍可以看到他們依舊在延續其80年代的所作所為,只是,遠不如南方系犀利罷了,我讀高中之時,“中國青年報”有個“冰點時評”,不是同樣用著南方系的手段嗎?再往前推,04年雅典奧運會時,當時的《成都商報》體育版有個特約評論員的文章,不是跟南方系同屬一系嗎?直到今天,在《中國青年報》上,我們不也是能看到一個名叫張XX的人在那兒極力的鼓吹私有化,聽聞山西國進民退,比自己死了母親還要如喪考妣嗎?也許,對南方系的人來說,所謂的民主就是“我絕不讓你發表意見,但我誓死扞衛我自己發表意見的權力”吧,行了,寫了這麼多,突然覺得,有個南方系也好,任何事物都有其兩面性,沒有了南方系,西方又該攻擊你沒有了“言論自由”了 。
騰訊網友對《維琪解密網公佈40萬份伊戰檔 稱逾10萬人喪生》的評論
http://comment5.news.qq.com/comment.htm?site=news&id=26442308
讚讚
□ 紅色悲歌
大勢不再
“最危險的敵人往往來自我們內部……”這句話在許多時候、許多地方都是適用的……
對20世紀80年代的美國人而言,蘇聯其實已經越來越不足為慮了–雖然那時蘇聯的威脅被媒體描述得仿佛可能在下一秒就會降臨在西方人面前。如前文所言,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通過一系列軟硬兼施的手段,西方世界中由美國人所主導的"金字塔"型分工體系的結構開始變得清晰且嚴密起來,並且西方世界大於社會主義陣營的經濟總量在美國人的統一調配下成為實實在在的優勢。兩個陣營之間的實力差距從當年的兩屆奧運會就可以看出來。當時美國以蘇聯入侵阿富汗為藉口,帶頭抵制1980年的莫斯科奧運會。結果不算蘇聯自己,當年參賽的國家只有80個,參與報導賽會的新聞記者共有5615名,比參賽運動員的人數還要多。開幕式上,這80個國家裏又有16個國家的代表隊在入場式上沒有打本國國旗,以奧林匹克五環旗替代,新西蘭代表隊乾脆打了面黑色五環旗,有10個國家只有旗手一人,運動員乾脆沒出場,後來在獲獎時這些國家也不升國旗、不奏國歌–借著奧運會搞政治對西方國家來說是輕車熟路。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蘇聯還以顏色,也帶頭搞了一次抵制,但聲勢上要小得多,參加抵制的只有保加利亞、民主德國、越南、蒙古、老撾、捷克斯洛伐克、阿富汗、南也門和古巴等國家。
所謂“抵制”,就是要讓各個國家表明立場、選邊站隊。看看兩次抵制的回應者,東、西方陣營的界線也就基本清楚了。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差不多涵蓋了世界工業生產力的三分之二,這樣的實力一旦被有效地組織起來,結果是顯而易見的。在總體實力居於劣勢的情形下蘇聯要繼續和資本主義陣營保持均勢,那麼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重工業和輕工業的比例以及工業和農業的比例就都無法保持平衡,老百姓的生活水準提高程度和國家經濟增長就無法成正比。舉個例子,在阿富汗戰爭期間, 蘇聯一架米-24武裝直升機的價格只約合9噸豬肉,這不是說蘇聯直升機多便宜,而是意味著那裏的豬肉太貴了,這背後就是蘇聯國內輕重工業嚴重失衡。蘇聯的封閉經濟體系裏,發行的貨幣和生產的產品是對應的,然而這些產品中大多數都是衣不能穿、食不可餐的軍工產品,刨除這一塊,只對比和老百姓生活相關的消費品的話,盧布的發行就是過量的。因為對一般消費品的購買力不足,導致盧布對西方貨幣的官方匯率和實際匯率能差出很多,那時黑市兌換猖獗就是這個問題的反 映。"8 • 19″事件以後盧布迅速貶值,其中就有被"打回原形"的味道。
有人說蘇聯為什麼不能不搞對抗,為什麼不以"和平與發展"作為自己的主題?問題是西方國家不會給社會主義國家陣營這個機會。
雷根上臺以後,美國開始對蘇重新採取遏制政策,表面上沒有20世紀50年代杜魯門主義那樣強硬–因為美、蘇的實力差距沒有那時那麼大,但也不是尼克森時期的收縮政策。雷根政府的基本方針是:強調以抗擊蘇聯為中心,奉行所謂"以實力求和平"的方針,具體說就是以美國的經濟、軍事實力壓制蘇聯;在地區爭奪上,把蘇聯頂在20世紀70年代末的擴張線上,使社會主義陣營不能再前進一步。同時,保持各種管道,加強同蘇聯的"對話"–也就是促使蘇聯"和平演變"。國務卿黑格、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艾倫、國防部長溫伯格成為對蘇戰略的核心人物。後 來艾倫在任職10個月後被對手搞了個受賄醜聞被迫辭去了職務,軍人出身的麥克法蘭接任了他的位置,這樣雷根身邊就是三位軍人出身的鷹派幕僚在決策對蘇戰 略。和平與發展在後面的歷史的確成了時代的主題,但其前提是美蘇兩邊必須有一方衰落直至滅亡,而很不幸,蘇聯是滅亡的那一個。
異 化
產生變化的不只是雙方實力上的對比,更為根本的是蘇聯自身的變化:由於缺乏人民對黨實施有效監督的體制,自赫魯雪夫時代開始,蘇共從一支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共產主義政黨一步一步蛻變成了所謂"全民黨",實質就是變成了一個新的權貴集團,國家資本主義蛻變成了權貴資本主義,列寧被他們改造為一個形象越來越模糊的簡單圖騰,用以維護其執政的合法性。黨開始背離社會主義,背離人民的利益;領導幹部日益脫離群眾,退化成為一群貪婪如狼、懦弱如羊、蠢笨如豬的官僚;官僚主義與幹群關係緊張大大地損害了原本運轉正常的計劃經濟體制,使得內政問題進一步惡化……在經過長達18年的、穩定的、" 一團和氣"的勃列日涅夫時代之後,蘇共的“權貴化”已然到了積重難返的時代,為了讓自己以及子孫後代永享到手的利益,蘇共的“既得利益集團”最終開始搞起了“政治體制改革”—“拋棄”社會主義搞“私有化”,好讓自己從管理財富的國家幹部變成掌握財富的“資本家”。
某些原本就自視高老百姓一等的所謂"知識分子"此時也迫不及待地站出來高喊著要對國家進行“民主改革”,實質則是妄圖在動盪中為自己“分一杯羹”–當初靠搞"民運"上臺的這批人,後來“無一例外”地成了“新貴族”,譬如格魯吉亞的薩卡什維利、烏克蘭的尤先科等等。最可笑的是,由於蘇共背離黨的宗旨和原則、背離社會主義所產生的種種社會弊端,在這些人嘴裏卻成了社會主義的罪狀,以此來徹底否定社會主義。當然,更多的知識份子,則是由於蘇共的腐化以及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經濟快速發展的表像才接受了西方的新自由主義思想,進而不自覺地成為這些思想在蘇聯國內的傳播媒介,而這些天真的知識份子們包括當時蘇聯的"經濟學家"對市場經濟和私有化的認知尚處在"西方 19世紀的水準"–面對一堆經濟問題,他們的理解是只要私有化了,一切"自然"就解決了。
除了黨內與知識界的這兩股力量以外,民族分裂勢力、各種宗教勢 力以及沙俄時期的舊貴族在這段時期也都活躍了起來。而這些人又都不約而同地紛紛將手伸向了西方國家,以期借助外部力量達到自己的目的。
蘇聯時代大量所謂" 異見人士"的活動經費來源於哪兒呢?
顯然並不是從蘇聯的工人農民那裏募集來的,蘇聯時代從未聽說過有這樣的集資活動。到目前為止,我們所知道的一個“大金主”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呢?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又譯為"國家民主捐贈基金會",簡稱END,熟悉國際政治的人恐怕都不會太陌生。它號稱美國上百萬個“非政府組織(NGO)”中的"龍頭老大",和美國國務院、國際開發署、「中央情報局」有密切的聯繫,被認為是「中情局」的"另一塊招牌"。這個20世紀80年代初成立、主要靠美國政府撥款從事活動的"非政府組織(NGO)"在世界很多地方扮演過“特殊的政治角色”,可以數出來的有:委內瑞拉等拉美國家、烏克蘭等獨聯體國家、伊 朗等西亞國家、緬甸等東南亞國家,它們都受到其顛覆活動或推動"顏色革命"的影響。
不僅僅是在黨外,在蘇共黨內,為了抓住權力很多 人同樣選擇去搞“挾洋自重”。在雅克列夫的牽線搭橋之下,1984年戈巴契夫與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在倫敦郊區切克斯別墅一對一地“秘密會見”,談了什麼至今沒有完全解密,但之後西方各個國家立即統一形成了“輿論熱潮”,它們“盛讚”
戈氏"是蘇聯理想的接班人",
“是具有新思想的新一代領導人",
“是可以打交道的人"。
戈氏的那顆帶有招牌式胎記的半禿腦袋在當時常常會出現在西方的各種雜誌上,其中包括《時代週刊》—
柴契爾夫人曾自豪地說:"是我們把戈巴契夫提 拔起來當了總書記。"
1986年雷根和戈巴契夫的雷克雅未克會見也是一對一,戈氏亮出了他的底牌–已做好犧牲蘇聯利益,為美國“效忠”的準備。
戈氏後來公開地承認:在雷克雅 未克會見時"實際上已把蘇聯交付美國聽憑處置",他說:"雷克雅未克實際上是一場戲……一場重頭大戲……我認為,如果沒有雷根這樣強有力的人物,整個過程 就不會開始……這次峰會上我們……走得已經那麼遠,根本就不可能再有回頭路。"
1989年戈巴契夫在馬爾他同老布希總統會見的時候,整體移交蘇聯內政、 外交陣地的過程已經完成,當時有個快言快語的外交官形象地說:"冷戰是在地中海暖洋洋的海水中埋葬的。"
背 叛
如果說戈巴契夫還只是迎合西方勢力的話,葉利欽、謝瓦爾德納澤、切爾諾梅爾金等人則“走得更遠”,這些人代表了蘇共黨內的“反叛力量”。早在1987年夏天,當葉利欽尚未與戈巴契夫發生衝突之時,葉利欽就開始與美國駐蘇聯大使進行“接觸”,他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坦率",給美國大使留下了強烈的印象,美國隨即將他作為重點“工作對象”,“全力支援”他對抗蘇共中央、對抗蘇維埃政權、“分裂”蘇共和蘇聯的一切行為。
由此開始,葉利欽或者說是蘇共內的反叛力量取代了以戈巴契夫為代表的“蘇共改革派”,成為西方國家眼裏"更可以打交道的人",此前戈爾巴喬利用外交場合所反復宣傳的"新思維"、政治改革等話題,此時對西方國家恐怕已經不再有那麼強的吸引力了。
在葉利欽與戈巴契夫公開發生衝突被開除出政治局後,這一點表現得尤為明顯。那時美國利用各種機會始終與葉利欽保持著密切的接觸。1989年葉利欽當選為蘇聯人民代表並進入最高蘇維埃,當年9月隨即訪美,而美方則破格接待這位"非正式訪問"的"非官方人物",安排總統、副總統、國務卿和前總統雷根等諸多政要同他會晤。葉利欽回國後,隨即加緊展開反共活動。一方面在黨外謀求取消蘇共領導地位的憲法的修訂,另一方 面在黨內領導"民主綱領派"進行"政改",力圖"徹底改造"蘇共,剝奪黨的領導權。
戈巴契夫與葉利欽的政治鬥爭,說白了就是蘇共 高層瓜分國家和人民財富的一場利益之爭。為了自身的私利,這些人可謂不擇手段,完全罔顧其他–在這場鬥爭中美國政府竟被請出來擔當起了協調人的角色。葉 系與戈系後來的"聯手合作"是由白宮和美國國務院推動的,在大國政治中恐怕找不出比這更荒謬、更可悲的事情了。1990年3月,葉利欽當選為當時蘇聯範圍內最大的加盟共和國–俄羅斯共和國議會的議員,同年6月,他憑藉一系列"政治秀"當選為俄羅斯共和國的主要行政長官。此後,葉利欽和他的助手們開始採取一系列政治手段,破壞國家的計劃經濟體制,導致國家經濟增速出現明顯下降,降幅約為2%。1991年,葉利欽又進一步破壞中央計畫,他把俄羅斯稅收的絕大 部分截留了下來,不再上交中央財政,而俄羅斯共和國則是蘇聯的主體部分,蘇聯經濟因此當年就下降13%,這最終誘發了蘇聯的解體–20世紀90年代初蘇 聯經濟中出現的問題,根本不在於計劃經濟體制內部,而完全是人為破壞的結果。
蘇共反叛者們最終成了後來蘇聯解體最大的獲益者。如今俄羅斯最富有的人正是當年黨內的"精英"。所謂"改革",說到底改的就是一個社會財富分配體制– 把原來相對平等的財富分配體制砸碎掉,然後把財富堆在那裏,讓人們一哄而上去搶,誰搶著算誰的,蘇聯的"經濟學家"們美其名曰自由競爭。而這些身居要職的 精英們早已給自己占住了最好的位置,這樣一來結果可想而知。除了眾所周知的葉利欽家族之外,還比如說切爾諾梅爾金,20世紀80年代他當過蘇聯天然氣總公 司的總經理,1992年天然氣公司"私有化"後,切爾諾梅爾金搖身一變成了天然氣股份公司最有實力的控股人,控制著全世界40%以上的天然氣資源,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幾個人之一。“蘇聯共青團”中央書記科爾科夫斯基利用自己的職位創辦了一家大銀行,把原屬於人民的財富“變成”了他個人的財產。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黨內的“激進民主派”曾大肆批判蘇共高層的腐敗與特殊化,平心而論,那時蘇共領導幹部們的“特殊化”還僅限於偷偷摸摸地搞些特供商店之類的東西,在莫斯科庫圖佐夫大街上有一座公寓樓,裏面的戶型大致是200~300平方米,勃列日涅夫、蘇斯洛夫和安德羅波夫的居所就在裏面,對於如今的人們而言,這種級別的腐 敗恐怕說出來都會被笑話。事實上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莫斯科就已經實現了電氣化,每5個家庭就有一輛私人汽車,蘇聯公民每月用於文化娛樂的支出占工資總 額的10%~15%,更重要的是涵蓋全民的免費醫療、免費教育以及免費住房。對比1991年之後富可敵國的新貴們的腐敗生活,當時的國情是:國民人均壽命 縮短,治安惡化,貧富差距拉大,國家工業體系支離破碎……當年蘇共的腐敗與之相比,恐怕就有幾分"竊鉤者"與"竊國者"的味道了。如今"竊鉤者"已經"伏 誅",而"竊國者"又當如何呢?
相比於這些新貴,戈巴契夫的晚景則要淒涼得多。在筆者看來,這並非是由於一些文章中所說的愚蠢或者是"好心辦壞事",這其實是他與葉利欽鬥爭失敗的結果。他們所“爭奪”的,不客氣地說其實就是一個“(買辦)賣國者”的位置。蘇聯解體以後,葉利欽給戈巴契夫的只是每月4000盧布的退休金–這也是戈氏在辭職之後所“唯一關心的事情”,不幸的是隨著俄羅斯國內瘋狂的通貨膨脹的到來,這筆錢折合成美元之後不過1美元而已。戈氏開始像一個“藝人”一樣忙著在西方國家“拍廣告”賺錢,他曾帶著10歲的孫女入鏡拍了“必勝客”廣告;拿自己的名字為伏特加酒做了商標;還曾為路易•威登做過廣告……顯然,戈氏所看重的只是“自身的利益”,所謂"好心辦壞事"是無從談起的。
解 體
在蘇共內部如此"配合"的同時,美國人也沒有閑著。美國政府制定“肢解”蘇聯的行動計畫始於1981年春,策劃大致完成於1986年底–也就是戈巴契夫與雷根單獨會見之後,前後一共耗時5年多一點的時間。這一行動當時是背著社會公眾、政府和國會秘密進行的,知道內情的僅限於高層的少數幾個人–總統雷根、「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凱西、總統國家安全助理理查•艾倫和國防部長卡斯帕爾•溫伯格。現在公佈的資料表明最早提出這一計畫的是威廉•凱西,"凱西、艾倫、溫伯格在總統的支持下決定向蘇聯發出挑戰……我們認為雅爾達會議無效。"回憶人記得在凱西提交了阿富汗戰場等 情報報告後,提到了蘇聯問題,凱西認為美國沒有必要再繼續遵守以往的遊戲規則。
哈佛大學歷史學家理查•帕普斯為雷根草擬了美國對付蘇聯最新戰略計畫,代號為:NSDD-75。這一次世界大戰略表明瞭美國政策中的"革命性轉折"。"我們當前的目標已經不是與蘇聯共存,而是要改變蘇聯 的制度。""我們完全有能力借助外部壓力來改變蘇聯制度。""通過利用蘇聯內部的弱點來動搖蘇聯制度是美國的目的。"為此,美國展開專門行動,開始在蘇聯 和東歐國家內部尋找他們覺得可靠的代理人–雅克列夫、戈巴契夫、葉利欽這些人恐怕就是他們的"工作成果",通過給阿富汗反政府武裝以及東歐的反對派以 物質和政治支持,使蘇聯捲入兩場尖銳的危機–阿富汗戰爭和波蘭危機。
與NSDD-75計畫配合的還有另一套反蘇經濟戰方案,代號 是:NSDD-66,在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後開始執行,策劃者是雷根的蘇聯經濟顧問亨利•羅恩。NSDD-66的主要任務是:切斷蘇聯從西方獲得先 進技術用於產業升級的管道;打擊蘇聯外匯的主要來源–石油和天然氣的貿易。克格勃和蘇共高層當時都知道存在這樣一系列"旨在推翻蘇聯制度的美國情報機關 和其他特工機構的計畫",然而忙於瓜分國家財富的權貴們顯然對此並不在意,相反,為了在政治鬥爭中佔據上風,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樂於主動迎合西方國家。
除了戈系和葉系以外,蘇共黨內還存在由雷日科夫、亞納耶夫等人所組成的第三支力量,他們主張要回到比較傳統的社會主義道路上去。然而,這批人並沒有走出 蘇共權貴化的框子抑或是歷史沒有給他們足夠的時間吧。作為挽救聯盟的最後努力,副總統亞納耶夫等人發動了"8 • 19政變",軟禁了戈巴契夫,然而這一行動並未得到人民群眾的回應,後者選擇了冷眼旁觀。而在面對西方所謂的輿論壓力時,亞納耶夫等人又表現得畏首畏 尾,在事件爆發三天之後最終釋放了戈巴契夫。最後的努力至此宣告失敗了,葉利欽借此機會,宣佈蘇共為"非法組織",停止了黨組織在俄羅斯共和國境內的一 切活動–整個過程中,竟沒有一個黨員站出來進行過抗爭。也就在這個8月,烏克蘭、白俄羅斯、莫爾達瓦、阿塞拜疆、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先後宣佈獨 立(此前在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已宣佈獨立,次年,格魯吉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依次宣佈獨立),蘇聯解體至此已進入不可逆狀態。1991年12月 25日,蘇聯總統戈巴契夫宣佈辭職,將國家權力移交給俄羅斯總統。當天19時32分紅旗從克里姆林宮上降落!第二天,蘇聯最高政權蘇維埃通過最後一項決 議,宣佈蘇聯不再存在……
顏色革命
事情到此還遠未結束,這片土地上一下子出現了15位總統–同時也是這裏最富有的人。而在此之前,他們都是蘇共的高級幹 部,正是通過肢解聯盟,原本屬於全體蘇聯人民的國有資產被這些人劃到了自己的口袋裏。這樣一個根源也就決定了,由蘇聯解體而誕生的這些新的政權執政基礎從 一開始就是背離人民根本利益的,是難以獲得民心的–簡單說就是在已經腐化的蘇共基礎上進一步變本加厲。
對於西方國家而言,這些政權同樣是無法令人放心的,他們的利益依舊是基於他們的國家來實現的,和西方世界並沒多少瓜葛,甚至很多地方還會存在衝突–這一點可以參見現在俄羅斯與西 方的關係。如果蘇聯解體僅僅限於這一步,那對西方而言需要解決的就只是一個地緣安全問題,蘇聯地區的資源依舊沒有完全納入西方主導的經濟體系中來,那些地 緣上的戰略要衝也沒有完全被西方國家所掌握,因此資本擴張從中所能獲得的好處還是有限的。
雞蛋原本就有縫,而外面還有一大群虎視眈眈的蒼蠅,於是,顏色革命也就開始了。從格魯吉亞開始,之後是烏克蘭,然後是吉爾吉斯斯坦。與此同時,俄羅斯針對普京的遊戲也開始了。與脫胎于蘇共官僚的舊領導層不同,這些靠“顏色革命”上臺的新貴最初都是黨外的知識份子或者是"異見人士(公共知識分子)",他們手中的政治資源原本要少於前者,於是也就更加“依賴”於西方國家的支持。在蘇聯解體之前,他們和葉利欽們曾可以說是同盟關係,而變質後的蘇共對這些人也一直採取綏靖政策–蘇共不敢依靠人民,就只能選擇向這些所謂“精英階層”尋求支持。如今蘇聯滅亡了,由這些和西方存在更多“共同利益”的人去執掌權力,顯然比那些前蘇共官僚要更合適。
在2003年格 魯吉亞“玫瑰革命”之後,筆者在一部紀錄片裏清楚地記著這樣一個鏡頭:
在一個公開場合,薩卡什維利在對記者進行了一番講話之後,立即回頭去問了他的顧問──美國退役軍官布魯斯•傑克遜這樣一句
“我說錯什麼了嗎?”
這其實就是這些“民主派”人士與美國之間“關係”的“最真實的寫照”。
2008年北京奧運開幕當天,格魯吉亞突然兵進南奧塞梯,由此俄格戰爭的序幕拉開了,之後在不長的時間內,俄羅斯毫無懸念地贏得了戰爭。在此之前,其實兩國已經就南奧塞梯問題達成了協議,原本通過軍演進行示威的俄58集團軍也已結束演習準備撤回。從實力來說,格魯吉亞舉國的武裝力量就數量而言,僅相當於面前俄58集團軍加配屬航空 兵及海軍數量的五分之一,人員及戰術水準、裝備水準同樣遠低於俄軍。在爭議已經通過外交途徑得以解決,而實力又相差懸殊的情況下卻主動挑起戰爭,這顯然是違背常識的,但薩卡什維利偏偏就這麼做了,這是由於領導人的頭腦一時發熱嗎?恐怕並非如此,相反薩卡什維利當時可能還非常清醒。
俄格戰爭有這樣一個背景:2008年時金融風暴正處於高潮階段,當時美元的地位岌岌可危,在這種情況下歐盟和俄羅斯便再次有了聯合起來"搶班奪權"的 想法,按照《保爾森回憶錄》裏的記載,奧運期間普京甚至私下給中國高層傳話,要"一起拋售美國國債",準備直接結束美元的性命。在這種時候,俄格戰爭無異 于在俄歐關係上狠狠地切了一刀,即便雙方決策者對此心知肚明,但迫於國內輿論壓力,短期內也無法和對方繼續保持合作。也就是說,薩卡什維利這個看似毫無道 理的舉動,在一個關鍵時間點上大大地減輕了美元的壓力。美國人才是整個事件真正的受益者,而最直接的受害者則是格魯吉亞的普通百姓和在戰火中送命的士兵。 此番種種,恐怕不是用巧合可以解釋得通的。
死亡進行時
就筆者看來,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東 歐劇變可能是20世紀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場悲劇。首先,對蘇聯而言這無疑是災難性的,西方先前承諾給葉利欽們的援助幾乎無一兌現,俄羅斯從西方國家手裏得到的援助遠不及波蘭和烏克蘭。
1993年冬季,俄羅斯因為糧食危機已經面臨要餓死人的威脅,而在這個時候,副總統魯茨科伊竟還在盤算著如何利用即將到來的危機向葉利欽逼宮奪權。所幸的是,當時中國政府承諾在兩年內以不高於加拿大離岸價格,每年向俄羅斯提供500萬噸共計價值4億美元的玉米,這滿足了俄羅斯生產"人造肉"罐頭和飼料原料的需求,危機方才得以緩解。
和蘇聯時期比較,現在俄羅斯人的人均壽命“減少”了十年以上,
出生率從蘇聯時期的14%~17%銳減至8.3%,
死亡率由蘇聯時期的8%~12%增至14.7%,最高時達15.7%,
俄羅斯平均每年減少人口達100萬──按照國內某些學者的邏輯,也可以說俄國的“改革派”和“民主人士”們“幹掉”了數以千萬計的俄國人。
與此同時,包括俄羅斯在內大量東歐婦女迫于生計而淪為“娼妓”。在當時,西歐各國的色情業的平均價格因為東歐妓女的“大量湧入”而被大大地拉低,以至於本土妓女上街抗議“她們的東歐同行”搞“傾銷”–對蘇聯和其他前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來說,這絕不是一個讓人 聽後樂得起來的笑話。
和很多文章裏所提到的不同,在筆者看來,並非是蘇聯的經濟問題引起的這場悲劇,恰恰相反,是蘇聯解體本身製造了蘇聯地區經濟的悲劇。很多文獻都曾將聯盟解體的原因歸結于蘇聯後期經濟增長緩慢,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首先這個"緩慢"是相對於1975年之蘇聯GDP4 %~8%的增長率而言的,而同期美國的平均值則為3.3%。1975年之後,按照反共專家布熱津斯基《大潰退》一書裏的說法,蘇聯經濟增長常年低於5%,可問題是經歷了"平成戰敗"的日本有十年時間乾脆是處於停滯狀態,美國大蕭條時期也曾有過負增長,但美日政府現在都還活得好好的,而且在1975年經濟增長趨緩時,蘇聯人民的消費額增速是在加快的,換句話說蘇聯在當時已經開始逐步扭轉高積累低消費的情況了。事實上直到1990年年初,蘇聯經濟依舊是正增長,逆增長是當年夏天開始的–原因上文裏提到過,俄羅斯共和國在葉利欽當選總統後開始人為地破壞計劃經濟體系。還要說明的是,蘇聯時代GDP和GNP的計算是不算第三產業的,計劃經濟體制裏不存在金融操作這樣的虛擬經濟成分,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裏,製造業對GDP的貢獻通常只占20%~30%,其餘都是金融及服務業。
對蘇聯的經濟而言,應該說1991年前後的動盪只是讓國家經濟"休克"了–國家的動盪影響的實際只是分配環節。蘇聯範圍內,工廠、設備等等都還在那兒 放著,工農業生產能力完全是可以滿足人民生活需求的,真正的問題出現在後面,蘇聯經濟的"死亡"是一個持續了很長時間的過程。
開啟 蘇聯經濟"死亡"的第一步是聯盟解體。蘇聯工業體系的特點在於各個地區分工高度專業化,往往一個小城鎮只負責一種配件的生產,其餘生活物資都從外面調配,一架圖-154客機,上面的零配件來自十幾個加盟共和國。筆者所生活的城市就是20世紀50年代由蘇聯專家負責規劃的,所以對此有著比較清晰的認識。市內 最初一共三個區,輕工業、重工業、生活三樣分得清清楚楚,三個區之間留出了大量空餘土地以備今後發展–至今市區中心尚有8平方公里的草原。這種高度專業 化的分工可以極大地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生產效率,同時可以比較平均地在國內各個地區實現普遍的工業化,保持國內均衡發展。隨著聯盟的解體,各個加盟共和國 雖然手裏都擁有大量蘇聯時代的工業遺產,但是他們的工業體系都是殘缺不全的,就像是一家裏幾個兄弟分家,把一輛完整的汽車拆成一堆零件,然後每人拿幾個, 結果就是誰也沒有車坐,零件只能當廢鐵賣了。
第二步則是由“私有化”而導致的“去工業化”。在與鄧小平南方視察差不多同一時期,俄羅斯也在搞他們的“有俄國特色的市場經濟”。俄國人的步子要比中國大得多,當時的俄羅斯總理蓋達爾炮製出了一個“跑步進入市場經濟”的"500天計劃",60%的國有資產都被以“股份”的形式平均分配到每個公民手中,而在當時的恐慌情緒之下,大多數老百姓自然是不會考慮如何經營這份“產業”的,他們需要的是儘快把手中的資產券變現,兌換成外幣、黃金,甚至是麵包,然而這種行為卻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恐慌。很快,那些國有資產集中到了少數“寡頭”手中,蘇聯4萬多家國企,除了利潤豐厚的能源、傳媒等產業外,其他產業都被“轉賣”或是廢棄了。因為經營這些產業是要花費很多時間和精力的,而且蘇聯時期基礎產業的 立足點是考慮如何支持國民經濟的穩定運行,是否贏利則另當別論(譬如在遠東修鐵路,從國家戰略角度說是正確的,但從資本家獲利角度說是不正確的),這對急功近利的資本家而言是無法容忍的,於是大量"拆了大樓賣鋼筋"的事情就出來了。當時大家都在搞工業化,蘇聯卻在"去工業化",製造業越來越單薄。在戈爾巴喬夫上臺時,蘇聯工農業總產值年增長率仍舊在6%以上,蘇聯和華約國家的重工業出口約占整個世界出口量的38%[1],軍工出口約占50%,石油天然氣及 其附加產品約占18%,貴重金屬(含有色金屬)及其產品約占40%,民用航空和造船業出口約占25%,化工產品出口約占30%;蘇聯自己的民用船舶總噸位 就佔據世界第一,捕魚量也連續多年占世界第一;煤炭工業產量和出口量也一直高居世界榜首。那麼蘇聯解體之後呢?舉一個簡單的工業指標–汽車年產 量,2009年時俄羅斯的汽車年產量是140多萬輛,尚不及印度,僅僅是中國的10%,而鋼鐵產量是5900多萬噸,差不多也是同年中國的10%。到 2007年時,俄羅斯GDP到了1.2萬億美元,達到了蘇聯解體前的水準–聯盟解體曾使得蘇聯境內GDP減少了45%,這的確是一個不小的進步。但是要 注意的是,這裏提到的是GDP而不是工農業生產總值,這只是說明俄羅斯境內資本流動的量很大,至多意味著增加了一部分就業崗位,而“去工業化”的進程其實並沒有被逆轉,蘇聯時代的GDP是搞工業搞出來的,而現在的GDP是靠賣石油(天然資源)賣出來的–2007年GDP大幅增長主要得益于當年石油價格大漲。在評論鴉片戰爭時我們常常會說,當時中國的GDP雖然是第一,但這是生產瓷器、絲綢的GDP,而英國的GDP則是生產槍炮的GDP,在這裏其實是一個道理。
不只是設備和廠房不斷被廢棄,工業方面的人員培養也出現了可怕的斷層–俄羅斯目前除了能源以外,在國際市場上能拿得出手的大宗商品只剩下了武器裝備, 而俄羅斯軍工系統從業者當時的平均年齡已達到56歲,總工程師多數都是一群八九十歲的老人在擔任,第二梯隊是不存在的,一
[1] 經互會嚴密的組織體制決定了有時需要將它當做一個整體來看待,事實上東歐劇變的起爆點正是"波蘭危機"。當年波蘭的動亂導致原本由它負責的糧食生產無法進行下去,而美國對華約國家的糧食禁運進一步加劇了這一危機,而這又導致了蘇聯等國家經濟運轉異常,進而為戈巴契夫的"政改"提供了藉口。旦這一批人故去,俄軍工行業將面臨無人可用的局面。即便是現在,無論是蘇霍伊、米格戰鬥機還是T系列主戰坦克,基礎設計都是在蘇聯時代已經完成的,後期俄羅斯的工程技 術人員所做的只不過是在這些原始設計上逐步加以升級改進,或者是將當初已經接近完成的項目在降低技術指標後加以完成,1991年以後完全從頭開始研發的項 目幾乎是沒有的。換句話說,如今的俄羅斯軍工行業其實是在吃蘇聯時期的"老本",它的原發性設計能力基本上已經被廢掉了,俄羅斯現在能成為世界第二大軍火 出口國只能說明蘇聯時代工業的強大–靠一堆殘缺不全的殘骸都可以讓一個俄羅斯支撐近20年,而且後面還能再撐一段時間。再拿蘇軍的短板–海軍來說,聯盟解體前夕,蘇聯已經下水兩艘6萬噸級的常規動力航母,其中一艘已經開始海試,另一艘7萬噸的核動力航母也已經完成過半。如今,俄羅斯國內所有的船廠都不 具備建造2萬噸以上軍用船舶的能力,2010年時俄羅斯需要與法國簽訂協定,購買法制的兩萬噸級"西北風"級兩栖攻擊艦。
不光是對蘇聯人民,對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民而言,東歐劇變同樣未必是一件好事情。當然,最起碼對中國而言,蘇聯解體意味著來自北方的地緣威脅幾乎可以說是永久性地消失了,中國還從蘇聯地區以極低廉的價格得到了大批技術、設備、科研人員以及各類資源。
但是必須看到的是,東歐劇變也意味著人類探索有別於資本主義的新的生活模式的進程遭遇了重大的挫折,這是事關所有人的一件事情。而對世界格局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世界政治軍事格局和地緣政治均勢的兩極體制至此被完全打破了,美國成為全世界唯一的霸主。
同時,這也意味著資本擴張的“制衡因素”不存在了,之後的一系列大事件–包括現在的全球經濟危機,可以說都是“發端於此”。
摘錄自:《世界如何發展: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書》
□ 第八章 紅色悲歌
作者:王偉(筆名:博揚)
2011年9月
讚讚
黨的政治紀律同樣不容許黨報傳播政治謠言
——評《浙江日報》所屬媒體發表反黨反華文章的重大危害
2011年5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署名“中紀聞”的評論文章《黨的政治紀律不容許黨員傳播政治謠言》,這無疑是對當前萬民公訴茅于軾、辛子陵的偉大政治鬥爭的一個有力政治支持。茅于軾、辛子陵等採用極端下流的語言造謠辱駡毛澤東,造謠散佈黨中央已做出徹底清除毛澤東思想的決議,造謠污蔑共產黨不抗戰,肆意侮辱人民大眾的思想信仰,為美國(主子)實施“解體中國”戰略“製造”政治動亂等,其所作所為已經嚴重損害了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無論放在當今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屬於嚴重的違法犯罪行為。
可是,由於多年來“中國極端右翼勢力”在“精英立法”過程中設置了大量喪盡天良的法律條款,使他們可以幹出任何滅絕人性的法西斯獸行而不受任何法律制裁,
比如他們可以肆意侮辱人民信仰而不受法律約束和制裁,
他們可以肆意搶劫人民財產而不受法律約束和制裁,
甚至被全世界所有國家都列為頭等犯罪的叛國行為,在當今中國都不受任何法律約束和制裁。
所以,茅于軾、辛子陵等放在任何一個文明國家都屬於十分嚴重的犯罪行為在當今中國卻可以逍遙法外,面對全國人民大眾的極度憤怒,茅於軾的反應如同當今中國絕大多數違法犯罪分子一樣,挑著大母手指頭奸笑著說:“有本事就去法院告,老子正等著呢!”茅于軾的這個“得意反應”是當今中國弱者“最熟悉”的罪惡情景,是所有法西斯野獸最得意忘形的地方,是最能反映當今中國精英立法邪惡本質的地方,是當今中國精英立法最悖逆現代人類文明的地方。
目前包括茅於軾在內的中國法學精英之所以敢突然跳出來向中國共產黨發難,向中國人民發難,就在於他們十分清楚,多年來由他們負責和參與起草的許多法律條款,對他們具有充分的“保護作用”。
在國法已經被完全綁架的被動情況下,中國共產黨唯一能夠動用的政治武器就只剩下了黨紀,所以才有了人民日報《黨的政治紀律不容許黨員傳播政治謠言》這篇文章。由此也可看出當今中國共產黨已經落到了“何等被動”的歷史地步,哪還有一絲一毫執政黨的架勢!只要是有美國(主子)在後面“撐腰”,隨便幾個師爺和訟棍就可以向共產黨叫板,而共產黨除了搬出黨紀之外,無論在法律上還是道義上都已經到了無可奈何的被動地步。由於茅于軾不是共產黨員,不僅國法奈何他不得,黨紀同樣奈何他不得,所以茅於軾才能夠單槍匹馬挑戰共產黨,挑戰億萬人民的共同信仰,打響美國對華戰爭的第一槍——在武力威懾下“文力討伐”中國。只是,中國是中國人民的中國,中國人民決不願意眼睜睜地看著國家慘遭美國解體,於是便掀起了萬民公訴茅于軾的強大民主運動。中國有可能會再次出現宋朝以來那種悲劇現象——民間抗戰轟轟烈烈,政府對“漢奸(買辦)”卻“唯唯諾諾”,好在目前中國已不是南宋,不是晚清,中國共產黨在被法律和道義兩條繩索捆得結結實實的情況下,終於用最後的黨紀武器發出了反抗之聲——“黨紀不容許黨員傳播政治謠言”。
可是,黨員之所以敢於傳播政治謠言不僅僅是因為黨被邪惡法律和邪惡倫理捆住了手腳,同時還在於黨的某些“機構”開始變成“反黨堡壘”,黨報開始成為黨員傳播“政治謠言”的媒體平臺,《浙江日報》所屬媒體發表茅于軾、辛子陵等反黨反華的文章,就是黨的某些機構已經成為“反黨堡壘”的一個典型標誌。茅于軾、辛子陵所製造的關於毛澤東和共產黨的大量政治謠言是通過浙江省委黨報《浙江日報》的“財新網”傳播的,而《浙江日報》的“財新網”又絕非是把關不嚴的偶然事件,而是因為她的“使命”就是傳播此類能夠動亂中國的政治謠言。《浙江日報》財新傳媒集團屬下的兩刊一網全部由胡舒立一人擔任總編輯,而這個胡舒立自2001年以來曾經連續7年被美國(主子)“評選”為各類最佳人物,在獲得美國(主子)“賦予”的各種“榮譽”和獎項方面堪稱中國第一人,甚至遠遠超過那位諾獎得主劉先生。對於這樣一個具有“複雜背景”的人,浙江省委黨報《浙江日報》不僅僅是把屬下一個財新網、一個《新世紀》週刊或者一個《中國改革》雜誌交給她,而是把所有這些媒體的總編輯統統交給胡舒立一個人,並且她同時還在擔任(注意是擔任而不是兼任)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院長、教授和博士生導師,如此多的實職交給一個人,不僅在中國,即使在世界也極為罕見,如果單純從管理的角度來說,是無論如何也不會這樣安排的,現在這樣安排顯然是出於“政治目的”。
特別是再看看這些媒體的“合作方”就會更加明白為什麼這個“媒體集團”敢於公開傳播“政治謠言”,並且還是傳播關於黨中央的政治謠言。《浙江日報》屬下兩家刊物的合作方是「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雜誌社」,這兩個單位的領導人都是高尚全,顧問都是吳敬璉,領導成員還包括周小川、龍永圖、李劍閣等一大批省部級官員。知道了胡舒立“背後”這個龐大的精英群體就會明白為什麼關於毛澤東和共產黨的政治謠言會在這個媒體傳播,而不是在其他媒體傳播了。在此之前,由「中央黨校」教授開始的黨校反黨“現象”就已經屬於“極端荒謬”的反常現象,後來被胡錦濤主席和習近平副主席幾次講話嚴厲刹住了,現在又出現了黨報傳播政治謠言的反常現象,難道還不足以認真反思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源嗎?黨報的資產無論是來自于黨員的黨費,還是來自於國家的財政經費,都必須用於黨和國家的社會主義事業,而不能用來“豢養”一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極端右翼分子”,把黨報作為傳播政治謠言的工具,為美國動亂和“解體中國”“服務”。
《浙江日報》作為一家黨報,能夠在全國公開亮相,率先站到美國和“極端右翼勢力”立場上不能不引起國人的極大憂慮。
胡舒立具有“複雜”的“美國背景”《浙江日報》不會不知道;
茅於軾是公開反共反華的敵對分子,《浙江日報》同樣不會不知道;
辛子陵因為造謠傳謠而在政治上已被控制,《浙江日報》也不會不知道;
他們這些人對重慶唱紅打黑共同持有“敵視態度”,《浙江日報》也應該十分清楚;
再過幾天,就是建黨九十周年大慶,《浙江日報》更是十分清楚;
在這種情況下,《浙江日報》所屬媒體竟然能夠把這樣一些“反共反華分子”聚集到一起,為他們提供“妖魔化”毛澤東和“妖魔化”共產黨的“輿論工具”不能不說是一種“深思熟慮”的政治選擇。
事情明擺著,無論是從共產黨的政治紀律出發,還是從官場的潛規則出發都應該十分清楚,在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九十周年的喜慶時刻,黨報所屬媒體卻發表大塊文章,造謠污蔑“共產黨不抗戰,只是在抗戰初期象徵性地放了幾槍”,造謠辱駡“共產黨的領袖只會整人和強姦婦女”,顯然是在觸犯生死大忌,莫說是執政黨過生日,就算是普通老百姓過生日,如此“造謠辱駡”也是倫理大忌,即便是強盜土匪對此也會有所顧忌,而作為中國共產黨省委機關報的《浙江日報》,卻在此時此刻破口大駡共產黨,究竟對共產黨有多大的仇恨?
究竟是“什麼人”給了他如此天大的膽子!選擇在這個時候“妖魔化”毛澤東和共產黨,讓人感覺《浙江日報》仿佛不是大陸共產黨的報紙,而是臺灣國民黨的報紙。
顯然,《浙江日報》黨報媒體是“有意選擇”在這個特殊時刻表明立場,表明與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相對立的政治立場。此時此刻他們“妖魔化”毛澤東妖魔化共產黨的另外一個目的,就是要激怒共產黨和人民群眾,借此證明當今中國所有的矛盾和問題,都是由封建遺風和文革遺毒這兩股勢力造成的。最近中國突然刮起了再次“妖魔化”文革的風潮,有人把現在人民看不起病,買不起房,上不起學,養不起老等(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問題,把中國資源被外資耗光、環境被外資毀壞等(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問題,把中國金融資產變成美國財政收入、中國婦女變成國際妓女、中國勞工變成外資奴隸等(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問題,把轉基因主糧對中國經濟安全和種族安全的嚴重威脅等(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問題,統統“歸結為”是封建遺風和文革遺毒這兩股勢力造成的,認為是封建勢力和文革勢力造成了當今中國社會的貧富兩極分化,造成了充斥整個社會的偽劣假冒產品和有毒食品。
由於這個判斷過於“荒誕不經”,過於違背現實,所以需要“製造”實例來證明,《浙江日報》所屬媒體“妖魔化”毛澤東和共產黨便起到了為上述“荒謬邏輯”提供證據的任務。道理很簡單,如果任憑他們妖魔化毛澤東和共產黨,中國就會陷入大流血、大動盪、大分裂;如果反對他們妖魔化毛澤東和共產黨,則會被指責為是兩股勢力——共產黨進行干預會被指責為是封建遺風,人民大眾起來反抗則會被指責為是文革遺毒,無論出現哪種情況,都會為“兩股勢力論”提供證據。“兩股勢力論”是沖著誰來的,大家心裏都很清楚,所謂封建遺風是指紅二代接班,所謂文革遺毒是指重慶唱紅打黑。此時《浙江日報》所屬媒體這樣做,矛頭所向顯然是中共18大。
可以說,目前中國大地突然再次掀起妖魔化毛澤東、妖魔化共產黨、妖魔化社會主義、妖魔化人民革命、妖魔化中華民族、妖魔化中國人民的排空濁浪,主要針對目標就是中共18大。無論是美國精英集團還是“國內買辦漢奸集團”都十分清楚,中共18大將會形成中國轉變發展方式的組織力量和政治基礎,而這是他們無論如何不能接受的政治局面,特別是美國(主子)更加“不能接受”。美國在經過百年來最大金融(泡沫化)危機之後,親身體驗到了“中美國(G2)”對美國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美國能夠在百年未遇的特大金融危機中不影響人民生活,仍然能夠保持物美價廉的超市供應;能夠在“(債務貨幣化)大量印製美元”的情況下不發生通貨膨脹,而把困擾美國數十年的通貨膨脹“轉嫁”到中國老百姓頭上,完全有賴於“中美國(G2)”的存在和發展。而一旦中國轉變發展方式,把經濟發展“轉移”到滿足國內人民需要上來就會徹底抽掉“中美國”賴以存在的物質基礎,就會徹底切斷美國向中國轉移通貨膨脹的經濟管道,這種狀況是美國無論如何都“不能接受”的,美國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地“阻止”這種情況發生。否則,美國對中國30多年的“歷史佈局”就很有可能會如同對俄羅斯的佈局一樣,完全付諸東流。美國耗費半個多世紀搞垮了蘇聯,結果卻是竹籃打水一場空,不僅沒有得到哪怕是一丁半點兒蘇聯資源,甚至還造就出一個燃燒著民族主義熊熊大火的俄羅斯帝國。如果這種情況在中國重演將會對美國造成極其嚴重的後果,由於美國對中國廉價商品和金融佔有的依賴性已經形成,一旦失去了中國廉價商品和金融資產注入,目前美國高收入低物價的生活方式將難以繼續,金融危機的災難就會重新砸回到美國老百姓頭上,很可能會引發美國社會動盪和社會革命。所以,美國無論如何都不能讓俄羅斯的情況在中國重演,中國不僅不能復興社會主義,甚至連民族主義也不能復興;中國不僅不能再出現一個毛澤東,甚至連出現一個普京也不行(只能出現美國傀儡葉爾欽、戈巴契夫)。美國一定要趕在中共18大之前出手,製造中東北非的動亂和戰爭,是從外部擠壓和威懾,操縱中國內部“第五縱隊”進行“政治叛亂”,則屬於“文力討伐”。
“文力討伐”是早在甲午戰爭之前日本戰略家就制訂出來的侵略中國計畫,他們認為對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說,只能是“文力討伐”為主,“武力討伐”為輔,“文力討伐”在前,“武力討伐”在後。
曾經兩次敗於中國的美國,再加上中國強大的核威懾力量更加不敢對中國輕易動武,轉而採取了當初日本人制定而沒有成功實施的“文力討伐”戰略,“操縱”中國內部的“漢奸(買辦)集團”把中國搞亂,通過“妖魔化”毛澤東在精神上把中國人變成“一盤散沙”,通過“妖魔化”共產黨在政治上把中國人變成一盤散沙,進而把中國變成第二個利比亞。美國人對他們的“文力討伐”戰略充滿信心,最近國務卿希拉蕊就直言不諱地說道:“中國想用拖一天算一天的辦法,試圖逃過中東北非的命運,完全是白日做夢”。
馬上就要赴任駐中國大使的駱家輝(美國華人影帝),在美國參議院聽證會上,十分明確地展示了搞亂中國的五點計畫,美國參議員弗蘭克•沃爾夫更是猛烈敲打著桌子警告駱家輝(美國華人影帝)說:不要把中國的主權和法律放在眼裏,美國大使館就是要變成“中國的自由之島”,美國大使必須要公開參加“中國的地下教會”。“指示”大使館如此“明目張膽”地“蔑視”和踐踏所在國的主權和尊嚴,甚至連戰爭期間交戰國之間都十分罕見。美國人對中國“文力討伐”戰略的自信“絕非”像中國(吳建民式鸚鵡太監)外交部發言人所講的那樣沒有任何根據,而是有著充分的現實依據。
一是他們用“否定文革”和“精英立法”這兩道繩索捆住了中國手腳,
二是他們的基督教理想主義精神和從中國文革中吸收的大眾政治文明,使他們擁有遠遠超過日本的文化根基,完全有能力對中國實施“文力討伐”。
到目前為止,美國對中國“文力討伐”的戰略“相當成功”,
以茅于軾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精英集團”受他們“控制”,
以“李莊律師團”為核心的“偽自由主義精英集團”受他們“控制”,
以“(外資掌控)四大門戶網站”為代表的中國網路媒體受他們“控制”,
以「南方系」為代表的中國字媒體受他們“控制”,
甚至連中國生物學界研究轉基因的核心專家集團都受他們“控制”。
這些“精英集團”再加上“買辦集團”構成了美國對中國發動新型戰爭的龐大的“政治偽軍部隊”,其中“新自由主義”、“偽自由主義”和“南方系”的諸多“漢奸”則是美國對中國進行“文力討伐”的駐華“先遣軍”。這個“先遣軍”的能量之大已經遠遠超過了當初的吳三桂和後來的“汪偽部隊”。特別是30多年來,“改革教”給中國成功‘戴上“了一個所謂“不能迫害知識份子”的緊箍咒(其他任何國家都沒有這個罪名),在這個緊箍咒的作用下,無論知識份子怎麼“折騰”中國也都“無可奈何”。美國更是抓住了中國這個“死穴”,無論是什麼“阿貓阿狗”,只要是“反共反華”就“(加冕譽冠)命名”為是“知識份子(or民主自由鬥士)”,廣州有一個地地道道的“街頭流氓”,就是因為反共反華,並且“僅僅是”因為“反共反華”,便被美國“(加冕譽冠)推舉”為是“百大公共知識份子”。
目前《浙江日報》所屬媒體發表反共反華文章就是美國對中國“文力討伐”的結果,在美國參議院和國務院事實上“已經宣佈”對中國發動“新型戰爭”的情況下出現《浙江日報》所屬媒體的反共反華事件,已經不再像以往“南方系”那樣只是一般性的替美國(主子)說話,而是跨出了現代中國“東南互保”的第一步。
晚清時期“東南互保”的歷史悲劇有可能在中國重演。1900年中國政府對侵略中國的西方列強宣戰後,宰相李鴻章立刻率領東南各省與西方列強“擅自媾和”,背叛中央政府單獨與西方列強簽署和平協定,把對西方列強宣戰的慈禧太后變成了沒有一兵一卒的孤家寡人。慈禧太后被迫只能召集義和團進行抗戰,東南地方政府又“勾結”“八國聯軍”要求慈禧太后屠殺“義和團”,宰相李鴻章更是“代表”“八國聯軍”“要脅”慈禧太后:如果不殺掉“義和團”就殺掉慈禧太后,慈禧太后為保住自家性命而出賣了浴血奮戰的“義和團”,與“八國聯軍”聯合圍剿義和團。“八國聯軍”為了殺服中國人不僅把義和團男女老少全部殺光,還把當時主張抗戰的一些大臣女眷輪奸致死,同時在中國北方人口最稠密的京津地區展開“大屠殺”,殺掉了京津地區百分之九十的中國老百姓,“京津大屠殺”無論是就其規模還是就其慘烈程度而言都“遠遠超過”後來的南京大屠殺。可是,“控制”中國輿論的“買辦漢奸集團”卻對超過南京大屠殺的“京津大屠殺”“百般歌頌”,甚至在百度百科等各種場合把“八國聯軍”的“京津屠殺”稱為是“一次紀律鬆散的國際維和行動”(最近在愛國輿論的抗議下,百度百科等才放棄了對八國聯軍的公開歌頌)。中國改革教主將“極端右翼分子”馬立誠等人正是因為看到國內知識界為“八國聯軍”的“京津大屠殺”“正名”成功才率領“中國漢奸文人‘掀起了聲勢浩大的為南京大屠殺”翻案“的浪潮。馬立誠所在的”南方系“那個”圈子“與茅于軾胡舒立所在的《浙江日報》這個”圈子’不僅是“同一類人”,甚至乾脆就是同一些人。
「人民日報」發表的中紀委評論文章指出:“黨的政治紀律是高壓線,任何黨員,不論其在黨內的威望和職務有多高,只要是違反了黨的政治紀律都應給予嚴肅的批評教育或紀律處分,對造成嚴重後果的,要依紀依法予以嚴肅懲處,決不姑息遷就。”
現在,《浙江日報》跨出了“東南互保”的第一步,跨出了黨報反黨的第一步,造成了全國十幾個省市自治區的人民的強烈不滿和抗議,後果不可謂不嚴重,並且其威望和職務都還不是很高,能否依紀查處,人們拭目以待。
倘若在中、美衝突如此嚴重的關鍵時刻,在事關黨和國家生死安危的關鍵時刻,對如此嚴重的政治反水和政治叛亂都姑息遷就,那麼,晚清“東南互保”的民族悲劇將不可避免地會再次重演。
“中國極端右翼集團”為了“配合”美國(主子)的新型戰爭,“製造”國內動亂和“分裂”目前已經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極端程度。
一方面在政治上造謠辱駡毛澤東,侮辱人民信仰,激發國內動亂,以便達到一箭雙雕的漁利目的;
另一方面則在經濟上人為製造物價暴漲,逼迫老百姓跳牆。“國家發改委”不僅打著與“國際接軌”的旗號拉高國內油價糧價,甚至為已經壟斷了中國消費品行業的外資公司大幅漲價“保駕護航”。中國“日化行業”的外資公司在基本“消滅”了本地民族品牌之後已經完全形成了壟斷價格,可以對中國消費者隨心所欲的任意掠奪,分散的中國消費者根本沒有任何能力抵抗外資的價格壟斷,唯一的指望就是“國家發改委”的干預和保護。可是,目前“國家發改委”卻在外資公司大幅漲價時宣稱:“依據《價格法》,企業有權漲價”,如此一來,中國消費者就完全變成了任憑外資隨意宰割的無助羔羊。面對在外資鐵蹄下悲慘掙扎的中國消費者,所有良知尚存的中國人無不義憤填膺——
當初“引領”外資控制中國產業的是“國家發改委”,
後來“委託”那些“反共反華”的師爺訟棍制訂《價格法》的也是“國家發改委”,
現在宣佈依照《價格法》外資有權漲價的,還是“國家發改委”!
所有這些僅僅是民族不幸的歷史巧合,還是按照“既定路線圖”事先預設的結果?
在美國向中國轉嫁通貨膨脹、意圖製造中國經濟政治雙重危機的高度敏感時刻,“國家發改委”卻一隻手打著與“國際接軌”的旗號下令國有企業油價上漲,另一隻手又打著《價格法》的旗號保護外資企業漲價,不是要把天下百姓逼上死路又是什麼?一個國家的法律,本來應該是維護本國利益的工具,維護天理人倫的工具,可是,當今中國的法律卻變成了損害本國利益的工具,最能說明問題的是,當初負責起草制訂這些法律的那些師爺訟棍恰恰是今天公開站出來反黨反華的“極端右翼分子”,而“保護”他們公開站到反黨反華立場上的恰恰就是他們當初起草的這些法律。
發展到今天,人們才明白了“中國極端右翼勢力”建立所謂“民主與法治”的真正含義:在對付共產黨的統一領導時,他們只講民主倫理而絕不承認法治;相反,在對付老百姓的正義要求時,他們又只講法治而絕不承認民主倫理。
他們在替美國“文力討伐”中國時,“扯著嗓子”高喊自由、民主,“高喊”實體正義;他們在替國內“買辦漢奸集團”“討伐”人民大眾時又同樣“扯著嗓子”高喊法治,高喊程式正義。
在中國政府抓捕茅于軾同夥時,他們“叫喊”自由民主,全然不管什麼法治不法治;在萬民公訴茅于軾時,他們又“叫喊”法治程式,全然不管什麼自由和民主。
如果認真瞭解了他們的所謂“民主與法治”之後就會發現他們完全是一幫已經徹底滅絕人性的地地道道的法西斯畜生,甚至連法西斯畜生都“不如”,法西斯畜生至少“還知道”維護自己的國家。
中國自宋朝以後,所面對的敵國總是10年戰略、20年戰略乃至50年戰略,特別是當今“(虛偽陰險)對手”美國,“解體中國”的戰略歷經半個多世紀始終不變,包括上述保護反黨反華分子的諸多法律就是在10年前、20年前甚至更早時候制訂的,
什麼叫國家戰略?這就是國家戰略!
可是反觀中國,每當國家有難,總是精英階層群體背叛,朝中叛臣如雲似水,民間“漢奸走狗遍地”,無論是蒙古滅亡南宋,還是清兵入關滅亡大明,抑或是兩次日本侵華戰爭,幾乎都是敵國將領指揮著漢族的降兵降將屠殺本國人民。
甚至連敵國將領都不明白漢族人為什麼那麼喜歡當“漢奸”,蒙古皇帝忽必烈在滅亡南宋後就曾經當面問過宋朝降將:你們為什麼寧可背負千古駡名也要當漢奸?當時那些宋朝降將的回答與今天“帶路黨”的回答差不多,“右派帶路黨”的回答是中國沒有自由民主,左派帶路黨的回答是中國存在剝削壓迫,那些降將的回答則是宋朝奸臣當道、迫害忠良。
當時忽必烈就反駁道:你們拿的是朝廷俸祿,既然朝廷奸臣當道,你們就應該幫助朝廷剷除奸臣,怎麼能夠投降外敵把朝廷滅掉呢?當時忽必烈就下令,在撰寫修宋朝歷史時,一定要大力歌頌那些為國捐軀的忠臣良將,如同日本兵在戰場上厚葬抗日英雄張自忠將軍一樣。
相反,倒是“中國人撰寫”的歷史“秉承”的完全是“漢奸文化”,把“賣國罪名”完全“扣到”曾經還有過對外宣戰的慈禧太後頭上,而把投降“八國聯軍”的東南諸省的“地方漢奸”“歌頌”為是避免戰亂的歷史英雄。茅於軾就是根據這個“邏輯”,把漢奸汪精衛“稱頌”為是歷史大英雄,而對堅持敵後抗戰的毛澤東和共產黨則用盡下流語言“大肆妖魔化”。
由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開始的“漢奸文化”氾濫終於再次淹沒了當今中國的精英階層,美國國務卿希拉蕊“一聲令下”中國各路“精英(買辦)”立刻“嚎叫”著撲向了中國共產黨,撲向了中國人民,甚至連黨報都再次選擇當年“東南互保”的做法,不假思索地站到了反黨反華的立場上。
風雨來臨蟻上樹,大船將沉鼠先逃。《浙江日報》把屬下全部媒體黨產交給一夥反共反華分子來掌管,公開站到反共反華立場上,是一個十分可怕的“災難性信號”,它“標誌”著中國有可能再次出現“東南互保”,“中國投降派”有可能再次佔據上風。中國自宋朝以來,除了毛澤東時代之外在外敵面前“總是”“投降派占”上風,而主戰派的下場則慘不忍睹,要麼像南宋嶽飛那樣本人慘死風波亭,要麼像晚清崇綺那樣全家女眷被侵略者輪奸致死,總之,從來就沒有好下場。而今,美國巡航導彈還沒有打到北京,“殺左族毛”的“叫囂”就已經響徹雲霄,在最近數百名右派精英的聚會上乾脆借一個說書的小癟三(易中天)之口宣佈所有崇拜毛澤東的人“都不是人”,既然不是人,也就沒有任何人權,到時候就可以隨便殺戮。大家千萬不要認為右派集會宣佈崇拜毛澤東的人“不是人”,只是一種洩憤的氣話,而是“精心策劃”的一種“威脅”。在宣佈崇拜毛澤東就“不是人”的會場上,中國法學界的大佬幾乎全部在場,他們“完全知道”這句話的“法律含義”。此前,這些人剛剛用所謂“小蔣積德,蔣家無恙”的話“威脅”紅二代,在重慶獲得了巨大勝利,現在又用崇拜毛澤東就“不是人”,不享有基本人權的話,來“威脅”中國老百姓。美國等西方國家為了配合國內“極端右翼勢力”對紅二代的威脅“採取”了一系列“針對”發展中國家領導人的“斬首行動”——擊斃本•拉登,逮捕象牙海岸總統巴博,通緝利比亞領導人卡紮菲,審判埃及總統穆巴拉克等,“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警告中國紅二代領導人,如果“膽敢悖逆”美國(高級流氓)“旨意”,上述這些首腦人物的下場就是結局。現在,這種威脅已經產生了極其“惡劣”的廣泛影響,據某政法大學的一位校領導講,在他們的“政治威脅”之下,有些本來已經站到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立場上的教授再次發生動搖又縮了回去,相反,那些反黨反華反人民的反動教授重新“揚威耀武”地站了出來,叫囂要與共產黨和人民大眾鬥爭到底。黨報媒體公開站到反黨反華立場上,估計也與這種威脅有關。如果繼續任憑這些“買辦漢奸”對上用“小蔣”威脅紅二代,對下用“不是人”威脅老百姓,結果只能是把越來越多的幹部群眾逼上漢奸道路。
現在,美國巡航導彈還沒有打到中國,就採用恐怖手段“公開威脅”人們叛國“當漢奸”,倘若美國真的打進來,恐怕到時候不用美國人開槍,僅憑這些“漢奸還鄉團”就能夠把中國殺得血流成河!
當今中國的“買辦漢奸”猖獗到如此程度,國家還有什麼安全可言,百姓還有什麼安全可言!
今天姑息一個《浙江日報》,明天就會產生無數個《浙江日報》,國家的分裂和動盪將不可避免!
既然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已經宣佈:“任何黨員,不論其在黨內的威望和職務有多高”,只要是違背政治紀律,就“要依紀依法予以嚴肅懲處,決不姑息遷就”,那麼請問,黨報媒體造謠辱駡開國領袖“強姦婦女無數”算不算違背政治紀律?黨報媒體造謠污蔑共產黨不抗戰算不算違背政治紀律?把黨報媒體交給一幫反共反華分子用做反共反華的工具算不算違背政治紀律?
如果連《浙江日報》這樣一個小小的黨報媒體都處理不了又如何彰顯“不論其在黨內的威望和職務有多高”的嚴正警告?
中國各大“門戶網站”已經被外資和外國勢力所“控制”,如果越來越多的黨報也被外國勢力和“漢奸勢力”所“控制”,那麼,蘇聯亡黨亡國的悲劇將不可避免!
或許有人會說,蘇聯亡黨亡國之後老百姓不是一樣生活嗎?
問題就在於中國和蘇聯不一樣。一是蘇聯原本就是由許多獨立國家所組成,名字就叫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解體之後只不過是重新回到原有狀態,各國重過各國的日子;中國則不同,歷史上一直是一個統一國家,每次分裂都是軍閥混戰、血流成河,人口死亡百分之七十以上。二是美國對蘇聯和對中國的戰略目標不同,美國對蘇聯的戰略目標只是亡黨亡國,而對中國的戰略目標則是亡黨亡國亡中華。在中國“佈局”轉基因主糧就是最有力的說明,“基因武器”不同於核武器的最根本特點,就是能夠“有選擇性”地滅絕一個民族,這就是全世界除中國之外、所有國家都“拒絕”轉基因主糧的根本原因。“美國資本集團”和“國內買辦漢奸集團”打倒共產黨的目的是要推翻毛澤東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制度框架,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制度框架的目的是要“解體”中華民族和“消滅”中國“13億垃圾人口”。倘若不是看到美國如此龐大的“滅絕計畫”,“中國精英集團”也不可能在槍炮未響的情況下就成群成群地走上了充當美國政治偽軍的叛國道路,現在他們這樣做的目的無非就是想在中國這艘大船沉沒之前,換上盎格魯•撒克遜的西方大船。毛主席生前也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才發動文化大革命,拆除黨群之間的政治籬笆,把共產黨和人民大眾捆綁在一起,通過黨群一體化形成戰無不勝的強大力量,以此來挽救中國共產黨,挽救中國人民,並在戰勝危機的基礎上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崛起。其實,目前體制內外毛派共產黨人的迅速發展,中國紅色大潮的再次興起,都是毛主席生前佈局的結果。
現在,毛主席生前布下的這盤世紀性大棋與美國“解體中國”的世紀性戰略,針鋒相對、不共戴天地碰撞在了一起,是贏是輸,是生是死,都只能放手一搏,中華民族已經沒有了繼續韜光養晦的歷史餘地。而“決定”中、美之間這場歷史較量的“勝負關鍵”就是美國在中國“佈局”的“第五縱隊”。此前我們曾經多次講過,美國全部對華戰略都是建立在“漢奸”這個基礎之上,只要打掉“漢奸(買辦)”這個美國的戰略基礎,美國就會“被迫放棄”解體和滅絕中國的戰略。美國與中國兩次交手失敗的歷史教訓,中國核威懾的強大力量,特別是中國絕不會侵略美國的和平發展道路決定了如果沒有中國“內部漢奸”的配合,美國絕不會對中國單方面採取軍事行動,所以,徹底剷除“漢奸(買辦)勢力”是當今中國轉危為安的唯一機會,也是中、美兩國未來和平交往與發展的根本條件。“中國極端右翼勢力”組成的“第五縱隊”已經成為中國體內的“巨大毒瘤”,再不痛下決心徹底切除這個“毒瘤”中華民族將死無葬身之地,13億中國人民將死無葬身之地。
剷除“漢奸(買辦)勢力”的時候到了,美國已經開始“動手”了,中國人民已經發動起來了,不要再猶豫,也不能再猶豫了,如果連一個小小的《浙江日報》,連一個小小的茅於軾都奈何不了,這個資訊回饋到美國,回饋到“漢奸(買辦)集團”,必將會使他們更加倍感鼓舞,更加“無所顧忌”,更加痛下殺手,那樣一來,中國從此將再也不會得到片刻安寧。
文/張宏良
2011-9-14
讚讚
*** 美帝加緊威逼利誘歐盟推“債務貨幣化政策”以配合美進行史上最大規模水淹攻擊南方經濟(製造全球惡性通膨動亂>經濟貿易崩潰>美金融資本再進入賤價併購)之陰謀
(美聯儲藉“賣短債買長債”的障眼法開始啟動“以可無限印發的虛擬紙美鈔從中國債權國手上去置換回收需付利息的國債債務”的狸貓換太子伎倆)】***
“金融大鱷”索羅斯:美國已陷入雙底衰退
【綜合消息】據媒體報導,有"金融大鱷"之稱的知名投資人喬治•索羅斯9月22日表示,美國經濟目前已陷入"雙底衰退"階段。他同時警告稱,目前歐元區所面臨的主權債務危機比雷曼兄弟破產"更加危險"。
索羅斯是在接受美國CNBC電視頻道專訪時做出上述表態的。他強調,如果美國聯邦政府近來推出的大規模就業刺激計畫無法達到預期效果,美國經濟將面臨更為嚴重的經濟增速放緩趨勢,其"二次探底"程度也將繼續加深。索羅斯指出,美國經濟的不景氣現狀實際上受到了歐債危機的拖累,而後者實質上是一次流動性危機。他強調,儘管危機嚴重程度較雷曼兄弟破產有過之而無不及,但目前歐元區領導人仍希望盡全力確保歐元區的完整性,"因為歐元區解體的後果太過可怕"。同時,索羅斯預計,歐元區內將有兩到三個小型經濟體出現債務違約甚至最終退出歐元區,但屆時歐洲經濟體也將對此做好心理準備,否則全球金融市場必然受到深度驚擾。他還強調,歐債危機的高潮不會在9月出現,因為"他們還沒有為此做好準備"。
此外,索羅斯支持歐洲央行發行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的舉動,"這實際上是歐元區政府債券的雛形,這類債券儘管尚未正式存在,但其出爐是市場希望看到的"。
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呼籲採取協調行動應對挑戰
【華盛頓9月22日消息】據媒體報導,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22日發表聯合聲明,表示致力於採取國際協調行動來應對全球經濟面臨的挑戰,以確保金融穩定,重塑信心和刺激經濟增長。
聲明指出,當前全球經濟面臨來自主權債務危機、金融體系脆弱、市場動盪、經濟增長疲軟和失業率居高不下等風險帶來的挑戰,二十國集團致力於推動開展財政整頓並促進經濟強勁、可持續和平衡增長。
聲明指出,二十國集團將採取必要舉措來維護銀行體系和金融市場的穩定,如有必要,各國央行將繼續為銀行業提供流動性,確保銀行資本金充足;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正為將在法國戛納舉行的二十國集團峰會制定協調行動計畫。
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22日在華盛頓舉行了會議,會後發佈了該聲明。
【時事點評】我們先來關注第二則新聞、即“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呼籲採取協調行動應對挑戰”。
●“全球經濟二次探底不可避免論”的“現實版”而已
我們知道,法國戛納將舉行二十國集團峰會,至於此次“會議的主題”與“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呼籲採取協調行動應對挑戰”的真實意圖,大家就不用猜了,因為“金融大鱷”喬治•索羅斯先生已經在那裏“高聲嚷嚷”了,那就是所謂的:美國經濟目前已陷入“雙底衰退”階段。他同時警告稱,目前歐元區所面臨的主權債務危機比雷曼兄弟破產“更加危險”。
事實上,所謂“雙底衰退”根本就不是什麼“聳人聽聞”的新聞,也就是我們一直強調的“全球經濟二次探底不可避免論”的“現實版”而已。
而在這裏,我們也再次強調三個觀點,即:
● 只要………否則,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經濟的二次次探底、甚至“硬著陸”將不可避免!
第一,以“美國利益決策層”基於“美國資本利益”層面策動“埃及之亂”、及不肯兌現“美國自己提出的中美共管西太平洋的G2修訂版”、從而“至今不肯”實質性調整其“旨在支配全球的既定全球戰略”的情況來看,除非“中國經濟”“最終接受”成為“目前仍由美國資本所代言的西方資本”領導下的、一個不具關鍵決策權的“小配角”,或者,除非“美國利益”在中國“拒不接受小配角”的“全面反擊”下、最終被迫兌現“中美共管西太平洋的修訂版G2(該版本的‘核心內涵’,在之前的點評中,我們已經詳細討論過,在此不再重複)”、從而“實質性”調整其既定全球戰略,否則,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經濟的二次次探底、甚至“硬著陸”將不可避免!
● “美國經濟”問題的“根源”並不在外、而在於內
第二,對“美國經濟”而言,不論是已經成為現實的“一次探底”、還是不可避免的“二次探底”,其問題的“根源”並不在外、而在於內。
在“根源”的問題上,如果說得“宏觀一點兒”,是美國社會制度問題,是美國國家利益與美國資本利益之間矛盾的不可調和性所決定的;
如果說得“微觀一點兒”,則可分為兩點:
其一,是“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的“永動原理”已被“次貸危機”及“一次探底”所證明為“根本不可能實現”,且“美國利益集團”內部或基於“資本的貪婪性”也好,或基於“美國社會穩定運轉的一切資源”均依賴于“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的“最終融資”也罷、反正是死活不肯放棄“這部‘搞不定’南方經濟(特別是中國經濟)則即將崩潰”的“華爾街金融永動機”所決定的。
● “重建美國工業體系”是絕不可能實現的“鬼話”
其二,是除了一部“被實踐已經證明為破產”的、但依靠“美元本位制”的餘威、仍指著“昨天一個QE1”、今天一個“QE2”、明天一個“QE3”的小花招、而“勉強”運行、從而繼續為“美國利益”的“各個重要項目(民生、軍費)”提供融資的“華爾街金融永動機”之外,“美國利益決策者”直到今天也沒有為“美國經濟”找出、或者“製造出”、更或者“幻想出”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來。
至於奧巴馬通過“那張大嘴”誇下的“重建美國工業體系”的“海口”,任何明眼人都知:這根本就是“經濟全球化”已成事實的背景下,絕不可能實現的“鬼話”。
●“鬼話”之所以是“鬼”,在於兩點
然而,“鬼話”之所以是“鬼”,在於兩點:
第一點,對“美國經濟”而言,作為一個“最為可能的經濟增長點”—“新能源產業”,是有所顧慮的,原因主要有二: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歐盟、特別是中國的“切入甚深”,因此,在實質性搞定歐盟經濟(歐元)、或者中國經濟(人民幣)之前,“美國經濟”已經不可能“獨霸”相關產業的話語權,也就是說,對美國經濟而言,最好的結果也不過“三分市場而居其一”。
而“這一市場結果”簡單投射到“關乎全球新秩序”的“伊朗問題最終解決方案”中去,也成了一部實實在在的“全球多極化方案”。
顯然,如果“美國利益決策層”真心願意接受“實質性多極化”,那麼,事情也就變得非常簡單了,“中歐美(注,這種情況下,就沒有俄羅斯什麼事了)”只須重回“伊核問題六方會談”的框架、借助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特別是“國際清算銀行”的改革,就能確定這一切。
然而,真實的情況已經證明:事情根本沒有“如此簡單”,而“沒有如此簡單”的主要原因,又顯然在於“美國利益決策層”從骨子裏拒絕“實質性多極化”。
即然如此,我們就再來看看第二個原因。
● 這無疑於“自我啟動”瓦解基於“石油美元結算制”的“美元本位制”的“快速瓦解進程”
第二個原因,也是最為重要的原因。是享受著“美元本位制”巨大紅利的“美國利益決策者”非常擔心,一旦自己也像歐盟、甚至中國那樣“正式地、全面”推進“新能源產業”,並將其作為“美國主要經濟增長點”、從而令其“成為世界經濟的主要增長點”,那麼,除了“第一個原因”的弊端“仍然不能規避”之外,還將“立刻重創”美國至今掌控著“定價權”的“全球傳統能源產業”,這無疑於“自我啟動”瓦解基於“石油美元結算制”的“美元本位制”的“快速瓦解進程”。
● 在“鬼話”不可能實現的“背後”,卻也隱約可見一個巨大的陰謀
第二點,在“鬼話”不可能實現的“背後”,卻也隱約可見一個巨大的陰謀,在某種程度上講,只要包括這個“鬼話”在內的系列“鬼話”能被“某些人”所相信,那麼,這個“巨大的陰謀”就有實現的可能性。
● “系列鬼話”包括有這樣的幾個經典傳說
在這裏,所謂的“系列鬼話”包括有這樣的幾個經典傳說:
其一,以奧巴馬政府宣佈自伊拉克、特別是自阿富汗撤軍為標誌,美國決策層就將“致力於削減財政赤字(包括國防支出)、平衡預算、控制債務規模、大搞美國基建項目,倍增美國出口、重建美國工業體系、提升就業率“作為其未來主要經濟目標。
其二,為了實現“其一”,美國將致力於促成“全球大規模美元回流”,以獲得相應的資金,就類似2000年前後“利用從全世界回流美國的資金、去搞什麼知識經濟”的類似。
● 從“知識經濟(眼球經濟)”、“基因經濟”、直到“納米經濟”,但無一能擔起“美國經濟增長點”的重任
然而,“真實的歷史”是,2000年前後,格林斯潘先生在拿到“美元大規模回流”之後,搞所謂的“知識經濟”又搞出了個什麼結果呢?
結果就是:不僅“知識經濟”沒能成為美國經濟的新增長點,反而就此吹了個“網路泡泡”;之後、為了防止“網路泡泡”的破滅,又想鼓搗什麼“基因經濟”、直到“納米經濟”,但無一能擔起“美國經濟增長點”的重任,
最後,無奈之下,為了維持美國經濟的增長、更因為害怕“之前大規模回流美國的資金”因“看不到希望”而重新流出美國,從而被迫放開“美國銀行不得混業”的禁令,在“美國國家、公司債務的迅速膨脹”的基礎上,直接吹起了“房地產泡泡”,並由此種下“次貸危機”的禍根。
至於現任美國國務聊的希拉蕊女士在貸危機爆發後痛駡格林斯潘“美國不用還債”的“正式言論”是“騙子”,那不過是“格林斯潘曾經參與的美國決策層”、想通過發動伊拉克戰爭,掌控全球資源、從而逼迫全球為其買單、最終“一把燙平”那一系列“泡泡”層層累積在“次貸危機”中的“巨大隱患”之“全盤計畫”,卻遭遇“伊核問題”的狙擊,最終未能如願…….的“歇斯底里的爆發”與“轉嫁責任”而已!
● “今天的情況”與“那段歷史”是多麼地相似,不僅“形擬”而且“神似”
顯然,對比上面這段歷史與美國今天的現實,我們不難看出,“今天的情況”與“那段歷史”是多麼地相似,不僅“形擬(美國經濟即將二次探底)”而且“神似(美國經濟仍然沒有可靠的經濟增長點,卻指望可以走向復蘇)”,
且“美國利益決策層”的“解決方案”也是“如此的雷同”。
● 人們有必要認真地思考一個問題
可問題是,在美國次貸危機已經成為“真實的歷史”、且“歐美金融危機”仍然在深化發展的背景下,人們就不禁要、且有必要認真地思考一個問題,即:
在美國“絕對實力”與“相對實力”都佔據“不容它人挑戰”的絕對優勢的時候,在“美元本位制”的光輝如日中天、市場甚至一度相信“神一般的”格林斯潘已帶領“美聯儲”找到了“可燙平資本主義經濟週期”的“鑰匙”的那段日子裏,被“美國資本”誘導而“大規模回流美國的資金”尚且不能令“沒有可靠經濟增長點”的美國經濟“重獲增長動力”、而最終“不得不”輸入“房地產泡沫”這管“雞血”,
那麼,今天那些指著“資金回流美國”這一完全為“美元本位制”利用手中的“最後餘威”所“精心計畫”的“表面現象”、就在那裏興奮地大嚷“美國經濟必將就此復蘇”的“奧巴馬政府”與“美國經濟學家”,又該如何去解釋“美國次貸危機”的“產生”與“爆發”呢?
● “美國利益”真正想重建的工業體系,並不在美國國內,而在美國國外
另外,在你們“一再要求”人們相信“美國經濟可就此復蘇、並將重建美國工業體系”、且力求讓人們相信“這次資金回流與上次回流的結果真的不同”之前,想說的是:你們真的缺少一個邏輯,哪怕是一個“可以糊弄一般投資者”的邏輯!
事實上,通過上面的討論,想強調的是:在美國絕對實力與相對實力均已實質性下降的今天,在“美元本位制”的光輝早已因“QE1/QE2”卻也“無法增加美國就業率”的事實所剝去的今天,“美國利益”真正想重建的工業體系,並不在美國國內,而在美國國外;或者準確地講,“華爾街金融永動機”欲想維持穩定運轉、那麼,它急於掌握的“資金流(注:不僅僅是資金問題,而是包括所有美國已經不能提供的生產與生活資料)”,並不在美國國內,而在美國國外。
● 這種重建模式也是我們多次強調且必須高度警惕的一種模式
換句話說,如果“美國經濟”還能通過“重建工業體系”的手段來獲得“復蘇”的話,那麼,這種重建也一定是在“美國之外”進行,顯然,“這”這種模式也就是我們多次強調且必須高度警惕的一種模式,即:目前仍然由美國資本代言的“西方資本”,利用手中的“美元本位制本”可以“調用無限美元”的金融優勢,在另一波不可避免的金融危機中,盡一切手段誘導“非美經濟體”的貨幣與資本政策、或者全球戰略出錯,從而伺機對北方中的歐盟、日本,特別是對南方中的中國、俄羅斯、巴西、印度等經濟體的“實業優質資產”、特別是金融資產,進行一場無論是在規模上、還是在形式上,都足以稱之為“史無前例的大兼併”,從而主要“在美國境外”而不是在美國境內完成所謂的“美國工業體系重建”,最終實現讓“華爾街金融永動機”自我掌握“資金流(注:不僅僅是貨幣問題)”的目的。
顯然,在“此波資金回流美國”的“背後”,可以肯定的是,美國早已失去競爭優勢的製造業不會得到“半毛錢”,同樣可以肯定的是,“此波回流美國的資金”主要就一個去向、那就是被“誘進”那部急需“美聯儲量化寬鬆”、但因歐盟、特別是中國仍然不肯配合,美聯儲又不敢公然“QE3”的“華爾街金融永動機”充當“生產資料”。
上面討論了“美國經濟”問題的“根源”並不在外、而在於內的“第二個原因”,下面,我們再來看看第三個原因。
● “華爾街龐式騙局”最終崩潰將是不可避免
第三,如果從長遠看,就如我們之前所論證的:由於“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的“永動原理”根本不可能實現,其“實質”等同於一個規模極其巨大的“龐式騙局”,因此,這套建立在一大堆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及“相關獲獎理論”所包裝起來的“現代金融工程學”、或者“經濟、金融模型”上的、號稱有“自我平衡、對沖風險”功能的“永動機制”,最終崩潰將是不可避免。
● 美聯儲弄出個“賣短債買長債”的“小花招”、終於迫不及待地開始搞“變相QE3”
值得強調的是,如果僅僅從經濟、或者金融的層面去討論問題,那麼,儘管“最終”觸發“這種崩潰”極可能是一種“重大的偶發事件”,但是,從美聯儲弄出個“賣短債買長債”的“小花招”、終於迫不及待地開始搞“變相QE3”的情況來看,這種“可能的偶發”已經是一種“肯定的必然”,唯一的變數就是時間問題。
●“4000億美元‘賣短債買長債’計畫”不會對美國經濟有任何值得一提的“拉動作用”
事實上,我們注意到,美聯儲(FED)是在聲稱“美國經濟面臨巨大下行風險”的同時,採取新一輪舉措刺激經濟增長政策、也就是推出所謂“4000億美元‘賣短債買長債’計畫”的。
而在這個問題上,美聯儲公開宣佈“美國經濟存在巨大下行風險”,其分量不可謂之不重,但4,000億美元"賣短債買長債"顯然不會對就業情況日益惡化(美國失業率實際上達到了16%、而不是公佈的“接近10%”)的美國經濟有任何值得一提的“拉動作用”。
● 推出“賣短債買長債”本質上是一種無奈之舉
事實上,所謂“賣短債買長債”,其實是在歐盟“直到目前仍然不肯配合”美國QE3情況下的無奈之舉。
● 意圖“即”在於壓低“美國長期利率”、“更”在於擠出債主手中的短期債券、正式啟動“美國國債回收進程”
其意圖“即”在於借此宣佈“控制、甚至壓低”對華爾街金融衍生品安全至關重要的美國長期利率、“更”在於【擠出(置換)】債主手中的短期債券,從而正式啟動“先回收長期、再回收短期、一段時間後、則長短期視情況隨時交替回收”的“美國國債回收進程”。
● 準備用“無限的美元”去回收“有限國債”、甚至“兩房次級債”的“障眼法”
因此,美國“變相QE3”將由此開始。因為,市場遲早會明白:所謂“賣短債買長債”,不過是美聯儲準備用“無限的美元”去回收(置換)“有限國債”、甚至“兩房次級債”的“障眼法”。
所謂“賣短債買長債”根本就是鬼話,
美聯儲的目的在於對“需要支付利息”的“美國長、短債”用“隨時就有的、不需付息的美元”進行“輪番回收”,並“牢牢地控制在”華爾街自己手中,從而日後在“以無限美元、甚至拉上歐元、日元衝擊南方經濟”的時候,可以盡可能地在“美國國債”與“美國市場長期利率”之間構築起一道“防火牆”。
● 一旦美聯儲通過上述方法“如願”地“實質性回收”了“不為美國利益所掌控”的“美國國債”,則……………
不僅如此,國際大宗商品將“較目前更加任由華爾街定價”,華爾街操縱物價的能力將較目前更加強大,因為,“南方經濟”手中的美元、除了“購買”“美國願意賣”的“美國商品(比如,美國大片)”之外,就只能無任何收益地存在美國銀行、且還要支付“手續費”等“美國政府隨時可以增加的、旨在逼迫‘南方經濟’去購買‘美國願意賣’的‘美國商品’的額外費用”。
當然,還有一個出處,那就是被迫在“華爾街”再無後顧之憂的、更加瘋狂地操縱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瘋狂波動”中、落個“追漲殺跌”的命運。
不難想像的是,一旦美聯儲通過上述方法“如願”地“實質性回收”了“不為美國利益所掌控”的“美國國債”,並以種種手段“威逼利誘”歐盟貨幣政策“默認”、甚至轉為“量化寬鬆”(注:日本一直在進行量化寬鬆),則,相對應的美元(包括部分屈服之後的歐元、及已經在量化寬鬆的日元),就會像潮水般地湧向巴西、印度等“南方經濟”、“先”水淹南方、以盡力製造泡沫,“後”準備刺破泡沫,而待這些“南方經濟”的泡沫破滅之後、“再”以大量的流動性、以極低的價格、去大肆兼併這些經濟體的“優質資產”。
最後,如果“中國經濟”經受住了這些衝擊、而仍然在穩定運行,
則“西方資本”就可憑藉自身的金融優勢、外加通過“水淹南方”、“大兼併”得來的巴西、印度、中東、南美、非洲、東亞等“南方經濟”的“製造實體”與市場,激化“這些屆時已經受控的經濟體”與“中國經濟”之間的矛盾,甚至鼓動“這些南方經濟體”運用行政與法律等一切手段,與北方國家一道、針對“中國製造”製造各種貿易壁壘,包括“網路壁壘”,全面衝擊“中國經濟”。
● 歐洲金融承受的“美國壓力”已慢慢接近於極限
可以肯定的是,隨著美國評級機構正式調降法國幾大銀行、特別是義大利主權信用,歐洲金融承受的“美國壓力”已慢慢接近於極限。
值得警惕的最新消息是:
其一,據歐洲媒體報導,歐盟有可能考慮調降利率。
顯然,一旦如此,中國與歐美之間的利差又將“整體擴大”,“歐美”通過“量化寬鬆”而放出的流動性將更加積極湧入境內,從而加大管理層宏觀對沖的難度。這正是我們始終對中國央行在“中歐美”中“率先加息”持保留態度的“金融考慮”。
其二,歐盟各國基本達成一致,將對敘利亞進行更嚴格的制裁。
至於制裁的內容,我們注意到,主要是敘利亞總統阿薩德的兩名親信將被禁止入境歐盟,他們在歐盟的資產被凍結。同時,歐盟將禁止對敘利亞石油業進行投資。
顯然,如果這就是“更嚴格制裁”的主要內容,那麼,這距離“全面制裁”仍然有很遠的距離。
這也就意味著距離“歐洲利益”默認“美國QE3”還有一段距離,
也意味著“美國利益”要麼加大力度在經濟、特別是金融上進一步施壓于歐盟,要麼加大力度在中東和平、利比亞、科索沃方向選擇一點、或者兩點,但“不會是全部的三點”以進一步讓步于歐盟,而做到這些,都需要“強硬的金融手段支撐”。
因此,更或者,為達目的,“美國利益決策層”有可能破罐子破摔“直接QE3”,從而測試歐盟、特別是中國的“應手”,並迫使中國、特別是歐盟做最後的選擇。
● 國際市場可能因“美國QE3”的“各種放風”而令市場無所適從、最終出現“巨幅波動”
最近一段時間裏,國際市場已經因“美國QE3”的“各種放風”而令市場無所適從、最終出現“巨幅波動”。
事實上,就這兩天,一個所謂的“4000億賣短債買長債”所掀起的“全球市場暴跌”,就已經說明了這一點。
另外,我們也注意到,就在週四,歐美市場大跌,其中,美國道指跌391點,跌幅為-2.51%,收在10733點。
而隨著美國道指快速跌向10000點關口,而“跌破10000點就可能有令局面走向失控的危險”、及“華爾街金融.永動機”之“絕不能跌破“7000至8000點”的“剛性要求”,將令美聯儲的施壓歐盟的強硬貨幣手段“捉襟見肘”、且極易落入“傷敵10000、自損8000”的境地。
不僅如此,一旦國際商品、特別是原油價格長時間處於回調,又可令中國經濟意外地喘上一口氣。
因此,我們預期,下一步,美國對歐盟的讓步,最可能在政治層面,也就是在中東和平、利比亞、科索沃方向,
而一旦這些方向出現“美國向歐盟進行重大讓步的明確信號”,也就意味著歐盟準備默認“美國QE3”了,也就意味美聯儲將大膽拋開““4000億賣短債買長債”的幌子進行“史上最大規模的量化寬鬆”,在全球市場掀起一波脈衝式反彈、特別是石油、大宗商品市場。
而一旦歐盟(歐元)最終屈服,而令“美國變相QE3”的“後續發展”如願展開,則中國除了動用我們於07年就指出的匯率手段,即:讓人民幣帶領東亞貨幣,或針對美元、或者針對歐元大幅貶值,從而一方面“強行重置”“歐美經濟成本、“搶先”激化歐、美不可調和矛盾”之外,唯一能做的,恐怕就是將貨幣與資本政策調整至確保“最低限度內迴圈”的層面,並將國家安全政策調整為“保衛最低限度內迴圈”之“安全”的層面。
● 至於歐盟是否能頂住這波壓力、從而繼續“不認可美聯儲的量化寬鬆”,我們並不樂觀
對此,我們也再次強調,至於歐盟是否能頂住這波壓力、從而繼續“不認可美聯儲的量化寬鬆”,我們並不樂觀。
最大的變數在於“最終默認”美國QE3的“歐洲利益”,是否“歐美聯手”去“全面惡化中國的外在安全環境、特別是外在經濟安全環境”,是否在“全面惡化……”的同時去“實質性配合”美國利益去“水淹南方”,從而為“美國利益”或者“西方資本”所設定的、以經濟(特別是金融)為先導的、從各個層面一起發動的“天下圍攻中國經濟”走出關鍵的、也是戰略誤判的一步!
值得強調的是,一旦歐盟報之以“默認”、甚至參與“美國新一輪量化寬鬆”,而不論是否“歐美聯手”去“全面惡化中國的外在安全環境、特別是外在經濟安全環境”,市場資金都會立刻湧入市場、從而在全球範圍內觸發包括股市、商品期貨、貴金融、能源價格在內的,一波脈衝式反彈。
● 要不了多久,“市場資金”就會“如美聯儲所願的”省悟過來,從而極大地推高大宗商品、特別是原油價格
顯然,在我們看來,從美國市場(美國股市、商品市場)對4000億美元"賣短債買長債"計畫的正式反應是“大跌”的情況來看,市場在“第一時間”並沒有意識到“美國變相QE3”在“美國經濟”的重壓下其實已經“強行啟動”,眼下,“美國利益”等的就是歐盟的“默認”甚至參與新一輪的“量化寬鬆”、之後、“美國利益”盼的則是“歐盟利益”實質配合其“水淹南方”。
這一點,要不了多久,“市場資金”就會“如美聯儲所願的”省悟過來,從而極大地推高大宗商品、特別是原油價格。
● 有可能在某一時點瞬間擊穿上述“龐式騙局”中的最後一根“保險絲”
事實上,自2007年8月美國次貸危機露出“端倪”之後,特別是、因“在北京奧運會開幕那天爆發的格魯吉亞戰爭中慘敗”而不得不利用雷曼兄弟公司的“定向清盤”將歐盟金融也拖下水,令歐美第一輪金融危機全面爆發、世界經濟第一次探底以來,通過我們幾年的觀察與評估,毫無疑問的是,那種“重大的、必然的、偶發事件”又必將“因”引發上述“龐式騙局”中所設定的“某一種極限條件”、從而在某一時點瞬間擊穿上述“龐式騙局”中的最後一根“保險絲”,比如:美元迅速貶值,“更”比如,美國長期利率迅速上升。
● 只要…….美國經濟根本不存在“復蘇可能”,能爭取的只有“逃生機會”
因此,除非歐盟最終做出“戰略誤判”從而“自我啟動”歐盟(歐元)的“快速瓦解進程”、“或者”中國在“應對過程中”犯下重大的、不可逆轉的戰略性錯誤,
否則,美國經濟也好、“華爾街金融永動機”也罷,根本不存在什麼以“經濟復蘇”為“實質”的“復蘇可能”,能爭取的、也只有以“逃生”為“實質”的“逃生機會”。
就目前而言,其“逃生”的“最高效路徑”就是“威逼利誘”中國最終接受美國“全力兜售”的“中美共管地球(G2)”模式,但“中國利益”基於自己的核心利益、特別是長遠核心利益,給“美國利益(注,是指美國國家利益與美國資本利益的最大交集部分)”留出的“逃生”之道是美國效仿“英美特殊關係”的“中美共管西太平洋(修訂版G2)”模式
顯然,在我們的評估中,即便實現了這種“逃生”、就“美國綜合實力”而言,其“結果”也不過是只能維持其“絕對實力”而無法維持其“相對實力”。
請大家仔細體味上述說法!
● “西方資本”急於尋找、並確定“下一版本”之“戰略運行平臺”的原因
針對這一說法,想強調的是,“這”恐怕正是“目前仍由美國資本代言的西方資本”急於尋找、並確定“下一版本”之“戰略運行平臺”的原因。
至於歐盟最終是否做出“戰略誤判”從而“自我啟動”歐盟(歐元)的“快速瓦解進程”,這恰恰是“歐洲利益(歐洲國家利益與歐洲資本利益)”目前面臨的一個最大、且最緊迫問題。
至於上述所謂“重大的、不可逆轉戰略錯誤”,由於在之前已經詳細討論過,在這裏也不過多展開,只簡單提及兩個層面:
● “美國利益”幾乎在不擇手段
其一,如果僅僅在經濟、特別是金融層面去考慮問題,則比如,在“中歐美”之中率先進行不可逆轉的加息週期、繼而全面喪失貨幣特別是資本政策的自主權,最終實質性地‘自我滅活’中國的經濟活力;
其二,如果我們在“綜合層面”去考慮問題,則比如,
中國最終坐視美國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國際社會”之“大多數”的中東利益的“止損點”而“不作為”、或者“不有效作為”,從而導致“以中國經巴基斯坦至伊朗”的這一“戰略走廊”為支點的“中國全球戰略”徹底崩塌。
而為了引誘歐盟做出戰略誤判、特別是迫使中國在上述問題上“應對出錯”、或不作為、更或者“不有效作為”,近段以來,從美國加大力度對歐盟債務危機落井下石,及美國宣佈對台軍售案、到美國國會放話準備通過敦促人民幣升值、否則對中國商品進行制裁的議案等情況來看,“美國利益”幾乎在不擇手段。
我們注意到,隨著本週一標普將義大利主權債務評級下調一檔至A,
再加上瑞銀違規交易巨虧,法興銀行在9月初股市大跌之時出售黃金的消息被爆光、市場開始強烈疑慮歐洲金融業流動性不足的問題。
表面上看,這些事件只是令歐洲債務危機再起波瀾,但實際上,通過這些事件的“集中爆發”,我們已經可以明顯觀察到一股強大的力量,正在調動一切資源,“壓”歐洲央行在貨幣政策上轉趨“放鬆”、從而向美聯儲靠近,令後者無風險、或者低風險推出用以“水淹南方經濟體”的“QE3、甚至QEN”。
至於歐盟是否能頂住這波壓力、從而繼續“不認可美聯儲的量化寬鬆”,一如我們之前所說,我們並不樂觀,
最大的變數在於“最終默認”美國QE3的“歐洲利益”,是否“歐美聯手”去“全面惡化中國的外在安全環境、特別是外在經濟安全環境”,是否在“全面惡化……”的同時去“實質性配合”美國利益去“水淹南方”,從而為“美國利益”或者“西方資本”所設定的、以經濟(特別是金融)為先導的、從各個層面一起發動的“天下圍攻中國”走出關鍵的、也是戰略誤判的一步!
我們也注意到,中國方面也“立刻”對歐洲的情況發出了兩個極其說明問題的信號:
第一,針對“瑞銀違規交易巨虧、市場開始強烈疑慮歐洲金融業流動性不足”而引出的“中國銀行暫停與歐洲部分銀行的外匯和人民幣利率掉期交易”的市場傳言,中國銀行官方層面直到今天都沒有做出正式回應。
第二,中國商務部週二(20日)舉辦例行新聞發佈會,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通報了1-8月我國商務工作運行的有關情況並回答記者提問。沈丹陽稱:對歐盟至今不承認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中方對此非常失望。但同時又強調,
沈丹陽稱:歐債危機爆發以來,我們一直非常關注,並且力所能及地伸出了援助之手,但是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和支持歐洲應對債務危機是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我不認為兩者之間一定有什麼必然的聯繫。中國人在幫助別人的時候,往往都是不設定前提的。
顯然,中國方面於週三發出的“兩個信號”,與我們之前的觀點,即:
在“美國利益”與“西方資本”正不惜一切代價對“歐洲利益”進行“威逼利誘”的同時,中國也在對歐洲進行“威逼利誘”。
儘管如此,我們認為,不論是美國、還是中國、其對“歐洲利益”所分別施展的“威逼利誘”、主要著眼點仍然在於最大限度地警告歐盟,“要或者不要”全面參與“全面惡化中國的外在安全環境、特別是外在經濟安全環境”,從而“要、或者不要”去“實質性配合”美國利益去“水淹南方”的計畫、繼而“要或者不要”去配合美國、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特別是進行針對中國的“南亞破局”。
從目前情況看,歐洲金融業的“流動性不足”問題已經被“拋”了出來,自然而然地,歐盟“默認”美國QE3最終將“水到渠成”,
但是,一如我們之前所說:即便歐盟“最終默認”美國QE3,但在實質性配合美國利益水淹南方、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甚至為美國提供“實質性南亞配合”的問題上,還有待觀察!
● 中國決策層對“上述兩種致命戰略錯誤”已經、或者始終有著清醒的認識
而針對“歐盟可能調降利率、從而可能擴大中國與歐美之間的利差”的危險性,我們一直擔心的“持續加息”不是已經停止、且開始以更多的行政與法律手段取而代之嗎?
至於“歐盟各國基本達成一致,將對敘利亞進行更嚴格的制裁”、從而想通吃“中美”的做法,
隨著美國“兩個中東盟友”–土耳其、特別是埃及,與“美國中東安全框架”的“錨點”之一的、號稱“中東鋼釘”的以色列之間關係的“迅速惡化”,
隨著“國際社會”在中東方向“重點培養”之“地方王之一”的土耳其已經公開警告、必要時準備為“國際社會”進出加沙的“第三條通道”進行武裝護航,
以及“地方王之一”的“埃及(新)政府”默認了“境內組織襲擊以色列大使館”行為、從而預示埃及有可能實質性地永久開放“第二條通道”,
特別是,隨著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一再頂住”來自“美以”的強大壓力,決心提交“入聯申請”,而中國始終在“上述事件”中發揮著關鍵作用的情況來看,中國又怎麼可能“最終坐視”美國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而“不作為”、或者“不有效作為”?
顯然,種種跡象顯示,中國決策層對“上述兩種致命戰略錯誤”已經、或者始終有著清醒的認識。
● 為救“華爾街”,美國只能在“通過水淹南方、在美國境外重建與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相配套的、自我掌控的工業體系”
至此,我們已經連續兩期側重於經濟層面進行解讀,之所以這樣,在於近段的“國際局勢”,一切的一切,都在圍繞這些內容在展開!且“這種展開”已經接近於“圖空匕現”了,因為所謂的“美元套利平倉觸發的資金回流美國”根本就解決不了“美國經濟”的核心問題–房地產與就業問題,而所謂“可能利用這些回流資金”去“重建美國工業體系”的觀點更是不知所云,
“美國決策層”近來不擇手段的情況已經預示了一點:“美國利益”仍然不打算實質性調整其既定全球戰略,因此,為救“華爾街”,美國只能在“通過水淹南方、對南方經濟、甚至部分北方經濟進行史無前例的大兼併、從而在美國境外重建與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相配套的、自我掌控的工業體系”。
● 要進一步加大對國防軍工的投入,從而以實際行動展示如下決心
對此,我們的建議就是:除了在準備策應“伊朗悍然核爆”的基礎上,加大力度促進第二、三條通道的打通、繼而繼續推進“中東破局進程”、對“美元本位制”施加強大戰略壓力之外,
還需要對“歐美”進行提醒:人民幣匯率可不光是只能升值、還有可能突然貶值,且是大幅度的貶值;最關鍵的是,從現在開始,除了繼續既定的、諸如高鐵、新能源等產業升級方面的戰略部署,以確立自己、甚至全球的新的經濟增長點外,再就是要進一步加大對國防軍工的投入,從而一方面盡可能拉動經濟增長,一方面也以實際行動展示如下決心,即:
第一種決心:中國隨時可以將貨幣與資本政策調整至確保“最低限度內迴圈”的層面,並將國家安全政策調整為“保衛最低限度內迴圈”之“安全”的層面,從而為必要時,盡一切手段,在某一時點瞬間擊穿“華爾街龐式騙局”中的最後一根“保險絲”、做好必要的戰略準備。
第二種決心:在第一種決心的基礎上,不就是在經濟上“玩全球經濟硬著陸”、在政治上玩“天下大亂”嗎?至少在“中、歐、美”之中,中國還偏偏就是最不怕“玩這些蹦極”的一家!
在我們看來,只有提前做好這種“最壞的打算”,“才會”有機會去爭取一個“最好的結果”!
而從歐盟與中、俄一道、促成巴勒斯坦下決心“入聯”的情況來看,儘管美國在利比亞問題上“幾乎對歐盟一讓到底”,並在歐洲債務危機問題上對歐盟保持著最大限度的戰略壓力,但是,從歐盟對敘利亞制裁的“升級版”來看,美國決策者可能也看出來了,即便歐盟最終“默認”美國QE3,但是,在至關重要的、是否“實質性”配合美國“水淹南方”、特別是“南亞破局”的問題上,仍然不能讓美國完全放心!
事實上,直到今天,種種跡象顯示,歐盟貨幣政策與其敘利亞政策一樣,仍然保持著“將美國徹底踢下水的選擇項”。
因此,只要中國應對沒有大的、不可逆轉的戰略錯誤,由於中國沒有“500萬億美元”的金融衍生品所織成的“龐式騙局”要“背”,因此,即便到了“玩蹦極”這一步,即便算上中國的地方債、房地產風險,中國仍將處於戰略主動。
至於近來南海(印度與越南合作開發南海能源)、台海(美國宣佈對台軍售)上刮起了那幾陣“噁心”的妖風,比起“向來在中東說一不二”、如今卻面臨“眾叛親離”、且落入“以色列這根中東鋼釘”都無法罩住、逼得以色列失望得“放風”要與中國簽定“高鐵”的美國而言,究竟是“誰在噁心誰”?是個不言自明的問題。
以“印度與越南合作開發南海能源”為例,許多人往往盯著“註定不可能實質性兌現”的“印度與越南合作開發南海能源”,卻沒有注意“足以令美國人吐血”的第一次“中印經濟戰略對話即將在9月底舉行”。
不過,仍然要高度警惕的是,隨著“美國在民進黨主席訪美期間宣佈對台軍售”、從而將“這份功勞”劃歸在“有台獨黨綱的民進黨”名下,我們已經隱隱約約看到:台獨勢力在國際勢力的策應下,玩“局部台獨”的危險性越來越大!這是需要認真應對的!
事實上,就如多次強調的那樣,中國大陸的台海政策,隨著“隱獨”的馬英九勢力上臺多年來,一直在“配合美國(主子)”及臺灣民進黨“努力消除”島內、特別是國民黨內統派勢力的努力日益明顯,的確有許多值得檢討的地方。
《東方時事解讀》
2011.9.26
讚讚
網易(及實由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一個漢奸媒體──看網易“淡化(屏蔽/封鎖/冷處理)”華爾街(茉莉花革命)騷亂
作者:逍遙道長
2011-09-26
http://blog.sina.com.cn/mingzuziyoukexue
媒體已經是威力遠超核武的戰爭武器,以“網易”為代表的中國主流媒體已經成為國內外反動勢力搞亂中國的橋頭堡。強烈要求媒體管理機構國務院新聞辦劃歸工農兵人大直接管理!
華爾街騷亂這麼大的事情,中國主流媒體居然“集體失語”,這是一種“選擇性失語”。更確切說是一場戰爭,一場“國內外反動勢力”勾結起來搞亂中國的戰爭。
百度搜索關鍵字“華爾街的騷亂網易”,打開鏈結:
http://money.163.com/11/0919/09/7EA9DKV800253B0H.html
http://money.163.com/11/0920/08/7ECP72SA00253B0H.html
評論居然是零。這對日訪問量上千萬乃至到億的“網易”來說簡直是個奇跡。對於能夠把屁大點的小事都能放首頁“炒火”的“網易”來說,華爾街騷亂“這麼大的事情”居然就這麼被“冷處理”了,而且處理得“這麼成功”!不得不佩服“網易”的高明。
在對華爾街騷亂進行“冷處理”的同時,“網易”可沒有閑著,比如象“利比亞發現疑似1996年大屠殺千人坑”居然能夠放首頁頭版,目前回復人數達15000多人。再看回復是些神馬玩意,頭一條“座等五毛狗解釋”,第三條“又一個史達林式的人物”,頂回復的均過千人。我們暫且不論利比亞的千人坑是咋回事,也無論這些回復是否成問題。單就網易避重就輕的手法就值得懷疑。難道當前的華爾街騷亂這麼大的事件的新聞性就比不上一個成為昨日黃花的利比亞事件?
這是一場戰爭!一場徹頭徹尾的戰爭!這些由網路水軍、五毛、美分、網特組成的網路打手,居然賊喊捉賊,罵起五毛起來。真是毫無人性而言的一群禽獸。
紐約“佔領華爾街”遊行升級 85名示威者被逮捕
中新網9月26日電
2011年9月26日 中新網
美國紐約“佔領華爾街”示威進入第2周,警方繼續“重兵封鎖”「紐約證交所」大門,示威者只能在3條街外紮營靜坐,聲討華爾街企業貪婪。
據香港《文匯報》報導,當地時間24日,過百名示威者試圖遊行到曼哈頓下城,警方“拘捕”至少85人,但有示威者稱他們和平抗爭,警方卻過度使用武力,向被包圍的示威者噴胡椒噴霧,還有臉上流血的示威者從地上被拉起扣上手銬。
示威者多為大學生,他們高舉美國國旗和高呼反企業口號,亦有人要求為上週三行刑的死囚大衛斯討回公道。當他們抵達曼哈頓聯合廣場時,警方用膠網圍起場地。
“佔領華爾街”運動–美國左派要終結資本主義
記者戰齊報導
民聲網
一場席捲美國的政治大動盪已經拉開序幕
據9月19日出版的《環球時報》報導
【9月17日,一場“佔領華爾街”的運動在美國紐約上演,通過互聯網組織起來的抗議者宣稱將使用埃及人民的戰術,“將曼哈頓變成埃及的解放廣場”。美國媒體擔心,在中東北非地區上演的“阿拉伯之春”系列暴亂可能已蔓延至美國。
《新美國人》評論說,分析人士警告,隨著極端活動分子、左派組織、自我標榜的“革命者”和反資本主義煽動者策劃從9月17日起“佔領”華爾街大串聯,可能導致嚴重騷亂。
抗議群眾最終選擇距華爾街約300米外的三一地區安營紮寨。】
據美國每日新聞網9月18日報導
【美國金融中心紐約華爾街當地時間17日遭遇了一場大規模示威,示威者們揚言要“佔領華爾街”。示威組織者稱,他們的意圖是要反對美國政治的權錢交易、兩黨政爭以及社會不公正。這是自7月三藩市騷亂爆發以來,發生在美國最大城市的人民民主運動,一場席捲美國的政治大動盪已經拉開序幕。】
《廣州日報》9月20報導
【17日,近千美國人在紐約華爾街附近遊行。這場由反消費網路雜誌“廣告剋星”組織在網上發起,名為“佔領華爾街”的活動,旨在表達對美國金融體系的不滿,抗議金融體系“青睞”權貴階層的現實,據稱,全球74個城市也會有人示威回應。有國外媒體將這場活動稱之為美國式的“革命”。
據報導,此次示威活動的發起者早在其網站上將他們的抗議活動與“中東北非革命”相提並論,稱“跟我們在埃及、希臘、西班牙和冰島的兄弟姐妹一樣,我們計畫使用群眾佔領這一革命戰術,恢復美國的民主,我們也鼓勵通過非暴力手段實現目標,最大限度保護所有參與者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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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者
明確提出反對資本主義的要求
環球網9月19日報導
【“廣告剋星”網路雜誌的總編輯拉森表示,這是一個“沒有領導人的反抗運動”,希望提出單一訴求,訴求的內容則由參與活動者討論決定,可能是“追拿經濟崩盤的禍首”。
遊行組織方稱,這次遊行活動旨在表達對美國金融體系的不滿,抗議金融體系“青睞”權貴階層的現實,“我們代表社會的99%,我們不再忍受那1%的貪婪與腐敗”。
群情激昂的人們在高喊“現在就革命!現在就革命!”的口號,更有不少人在高呼“要工作!要工作!”
美國新興的政治保守勢力“茶黨”更成了示威者的眾矢之的。
我也能有自由發言的權利嗎?華爾街在蠶食我們孩子的未來。
有工人運動組織成員在爭取勞工權益,也有社會主義運動組織呼籲“終結資本主義制度”,很多傳單上印著拉美革命領導人切•格瓦拉的頭像。
“消除腐敗”、
“停止削減社福預算”
和“貪婪華爾街,紐約人受夠了”的標語四處飄揚。
“在利比亞打仗,在阿富汗打仗,在伊拉克打仗,還好意思削減教育、公共專案預算,”一名戴面具的抗議者告訴法新社記者。
哲學學生朱利亞•裏弗•希特說:
“這是一場反對金融業貪婪的抗議遊行,我們來到華爾街,因為這裏是貪婪的起始點……我們受夠了,不能再容忍。”】
中國新聞網09月18日報導
【一位匿名示威者說,要通過這次示威“顯示民眾的力量”,迫使華爾街的金融巨頭們吐出他們“霸佔人民的財產”】
新華報業網
【一個合唱團體舉著反對奧巴馬的標牌,高唱:
“奧巴馬是個瘋子、瘋子、瘋子,啟動第25條修正案……”】
讚讚
CIA的公開秘密—兼為《十條誡令》蓋棺定論
一、嘗試為《十條誡令》蓋棺定論
二、(中國國內)親美勢力對《十條誡令》真實性的質疑
三、“Moral Re-Armament”的真面目
四、“Moral Re-Armament”在中國
五、“Moral Re-Armament” 、“共產黨革命章程”及“十條誡令”
六、克格勃(KGB/格別烏)高官什羅寧的話是否可信
七、「中情局」為防止洩密進行的暗殺
A、李志綏之死
B、班尼特之死
一、嘗試為《十條誡令》蓋棺定論
筆者不久前曾寫作《中情局絕密綱領–用普世價值對抗愛國主義》一文http://blog.mshw.org/hexuefei/?p=47,其主要目的有四個:
其一,是揭露美國在全世界推廣所謂美式“普世價值”的真實目的。
【(中情局加爾瓦爾德方案)最高綱領包括最廣泛的目標。它提出的任務是破壞對祖國之愛。它渴望用所謂‘普遍人類價值’代替愛國主義。】《克格勃(KGB/格別烏)X檔案》–p66。
克格勃資深特工什羅甯將軍的這本書在中國2003年出版的。當時譯者趙雲平用的一個詞語是“普遍人類價值”,而2008年後這個詞語有了更加簡略、響亮且準確的中文譯法——“普世價值”,看來「中情局」特工的漢語素養也是一流的。在2008年那偉大的抗震救災過程中,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得到了自改革以來最大程度的激發。而“(黨內美帝買辦)南方報系”當時卻“突如其來”、“莫名其妙”地宣稱抗震救災所體現的是“普世價值”,並由此引發了一場影響深遠的爭論。
而隨後的兩年裏,“普世價值”也成了美國總統奧巴馬“對華喊話”的口頭禪。2003年出版的這本書實際上揭露了所謂“普世價值”思潮的真正的出處、背景及其戰略意圖。原來,不管是蘇聯戈巴契夫的“全人類的價值高於一切”還是中國“(黨內美帝買辦)南方系”的“普世價值”,其真正含義並不是表面宣稱的捍衛全人類和全世界的尊嚴和利益,“普世價值”論只是「中情局」用來“對抗”蘇聯和中國的愛國主義思潮,並最終“肢解”蘇聯和中國的“文化戰工具”。
其二,是揭露美國「中情局」通過“系統性”的工程,“妖魔化”社會主義領袖列寧毛澤東等偉人,進而“顛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陰謀。
【他(杜勒斯)將基本的、集中的打擊指向反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而為了達到既定目的,如美國專家們設想,首先必須打破蘇聯人頭腦中的所謂“列寧綜合體系”。】
《克格勃(KGB/格別烏)X檔案》–p63。
【(反列寧題材)在80年代的俄羅斯幾乎獲得了國家地位,這時許多大眾傳媒開始鼓勵破壞十月革命領袖(列寧的)紀念碑,銷毀他的全集。反列寧題材充斥了報刊、無線電廣播、電視和電影。新聞、文學、藝術和科學的形形色色‘熱心者’懷著受虐的滿意心情去推翻自己以前崇拜的偶像(列寧)。】
《克格勃X檔案》–p65。
【根據艾倫.杜勒斯的企圖,關於‘德國黃金’、‘鉛封的’德國車廂和‘雇傭間諜’這些早就知道的假造謊言竟然成了‘禁果’,它對許多人的耳朵感到好聽。加爾瓦爾德設計的最低綱領在於向新的幾代人灌輸對列寧主義的懷疑,認為列寧主義簡直是‘歷史的錯誤’,人類一部分暫時的、不正常的和不牢固的社會現象。灌輸說早晚要把它結束(‘蘇聯是罪惡帝國’!)】
《克格勃X檔案》–p65。
其三,揭露「中情局」最大機密是如何影響別國領導人。
什羅寧在書中寫道:
【70年代末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反偵察人員們得以解開美國中央情報局最大的秘密,它在於這個部門制定,仔細準備並在80年代著手實施所謂深層掩護的專門計畫。
根據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材料已知,該項計畫的作者是「中央情報局」的前副局長比謝爾,他還制定了‘雙重諜報網’的觀念。根據這一觀念推測,「中情局」將把在美國境外工作的外國人中最有價值和可靠的間諜用於偵察目的。】《克格勃(KGB/格別烏)X檔案》–p42
【給小組規定的任務是滿足偵察屆向主導的國家機關、政治領袖周圍、代表及其他機構和組織進行諜報滲透的需要。即說得是“培養”自己的影響諜報員,使他們向權力機構推進。
影響別國總統,影響其國家機構?難道這種事有可能嗎?
按照美國專家的斷言,這不但可能,而且更有甚者,這是保障全國安全政策最便宜和最有效的方法。對總統可能用三種途徑去影響。
第一,直接通過高級會晤。
第二,通過他的班子,要往裏面打入影響諜報員。
第三,間接地,在大眾傳媒中組織宣傳運動,讚揚總統那些對美國有利的行動。】
《克格勃X檔案》–p45
其四,其目的是初步探究網上廣泛流傳的《十條誡令》的真假。
由於當年克格勃(KGB/格別烏)在「中情局」內部安插了不少間諜,因此當年的蘇聯克格勃(KGB/格別烏)可以說是最瞭解當時「中情局」內幕的機構。克格勃(KGB/格別烏)資深人士維•什羅甯將軍根據以親身經歷的事件、親眼所見的情景、親手處理的情報寫成的這本書,可以說是對美國「中情局」內幕最權威、最真實的披露。書中披露杜勒斯的訓話與網路上流傳的「中情局」《十條誡令》幾乎“完全一致”,可見《十條誡令》並非完全空穴來風。
【「中央情報局」的奠基人和第一任領導人艾倫•杜勒斯的信條,他對自己的軍官們教誨說:
“在那裏(蘇聯)製造了混亂以後,我們不知不覺地把他們的價值偷換成虛假的並迫使他們相信這些價值。怎樣做呢?我們找到自己的志同道合者……我們在俄國找到同盟者和助手。將一個情節接著一個情節地導演世界上最不馴服人民的滅亡、其自我意識最後的、不可逆轉的熄滅,按其規模來說是最雄偉的悲劇……”
“我們將千方百計地支持和發動所謂的藝術家們,他們將培植對色情、暴力、虐淫、叛賣,總之,對任何不道德行為的崇拜。在國家治理中,我們將造成混亂和不可收拾的局面……”
“我們將不知不覺地,但積極地促進官員們、受賄者們地胡作非為,無原則性、官僚主義和因循拖延將被樹為善行……”
“誠實和正派將被嘲笑並變成過去的殘餘。蠻橫無禮、卑鄙下流,謊言和欺騙,兇殺和吸毒,相互之間動物般的恐懼和無恥、叛賣,各民族的民族主義和敵對,首先是對俄羅斯民族的敵對和仇恨——所有這一切我們都將巧妙地和不知不覺地培植,所有這一切都將盛開雙瓣的花朵……”】
《克格勃X檔案》–p62
杜勒斯的這段話同樣曾經在網路上流傳。
根據什羅寧的“披露”,我們可以確定這段訓話的“真實性”確鑿無疑。而《十條誡令》的內容主旨與杜勒斯訓話“完全一致”。
二、親美勢力對《十條誡令》真實性的質疑
但是有一群“親美分子”一直不相信《十條誡令》的存在。而極力幫助「中情局」進行“掩蓋”的便是方舟子的新語絲的網站。
2003年9月9日開始,方舟子在新語絲網站上大張旗鼓地推薦《莊海青:美國中央情報局“中國十誡”:一個謠言的來歷》等文章。見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news/cia.txt 這類文章為了證偽《十條誡令》所舉出的關鍵性的證據就是一個美國網頁:http://snopes.com/language/document/commrule.htm
據說,體制內的“漢奸買辦勢力”將方舟子網站上的這些內容彙報給了中國最高層,中國最高層官員竟然相信方舟子網站上這些為「中情局」辯護的文章,從而認為《十條誡令》僅僅是個謠言。
多年以來,幾乎所有在此問題上替「中情局」辯護的文章都是方舟子網站文章的翻版。方舟子是眾所周知的“抄襲大王”。看來,方舟子的網站,也僅僅是在替「中情局」“辯護”這個問題上,才有些真正原創性的內容。
比如,楊學濤《所謂的美國中情局“十條誡令” 的前世今生》一文實際上是方舟子網站內容的翻版,該文寫道:
【一個網頁引起了我的興趣:http://snopes.com/language/document/commrule.htm
網頁中所列的十個題為“Communist Rules for Revolution”的“條例”與新聞報導所稱的《十條誡令》如出一轍(不用我翻譯了吧?):
據該網站稱,此十條“communist party革命章程”號稱由協約國於1919年5月在德國Dusseldorf搜出來,並于同年首次被印刷在了Oklahoma州的Examiner- Enterprise報上(Examiner-Enterprise是真的,但這個“十條”卻從未在該報發表過),是德國communist party用來腐蝕資產階級、發動共產革命的章程。
目前知道的最早發表年份是1946年(發表在當年2月份的期刊Moral Re-Armament上)。1954年,佛羅里達州司法部長George A. Brautigam證明其為真實,並簽上了大名。後來,“十誡”廣為流傳,選民們出於警惕,就把這十條印出來發給議員們。
1980中期,專欄作家Bob Greene在芝加哥大學與西北大學與俄國問題專家一起研究後共同認定,這十條章程是徹頭徹尾的偽造。Greene寫到: “我一直希望找到一個拿著這個“十條”的communist party member,好讓我有機會問問他‘obloquy’這個單詞到底是什麼意思)
《紐約時報》報導,國家檔案館、國會圖書館和各所大學的圖書館都找不到這個所謂的檔。蒙大拿州參議員Lee Metcalf在與FBI、中情局等機構聯合調查後也得出結論,認為這個所謂檔純屬偽造。
作家Jan Harold Brunvand 評論說:
The rules have to do with dividing people into hostile groups, encouraging government extravagance, and fomenting 『unnecessary』 strikes in vital industries. What we have lost, the list suggests, is a world without dissent, budget deficits, inflation and labor unrest.
I just can’t remember any such Golden Age.
(這些“條例”讓人民形成了敵對的陣營,鼓勵了政府奢侈浪費,並在重要的產業製造了“不必要”的罷工。“條例”告訴我們,我們失去了一個沒有異見、沒有財政赤字、沒有通貨膨脹、沒有勞工動亂的世界。
我們曾經經歷過這樣的黃金時代嗎?我一點也想不起來。)
可以看出,這個流傳甚廣的“謊言”出自“保守”的美國人之手,他們對於出現在美國的一系列社會變化表示擔憂,又無力解決,便簡單地把罪責“歸結”到了“communist party滲透”上來。1990年代,即便蘇聯已經解體,但“十條”依然不斷被報章引用,作為美國道德滑坡及政治腐敗的一個幌子。】
snopes.com 這個網站認為,所謂1919年發現的“共產黨革命章程”是個純粹的謠言。所謂最早刊登“共產黨革命章程”的的Examiner- Enterprise報上根本就沒有出現過這個所謂的“共產黨革命章程”。而這段文字最早出現在1946年,在Moral Re-Armament 期刊上刊登。
三、“Moral Re-Armament”的真面目
那麼,所謂的“Moral Re-Armament”是個什麼東西呢?
實際上,這個由美國基督教徒Buchman 創辦的“Moral Re-Armament”,是眾多戰略問題研究者高度關注的世界性組織,因為這個組織與美國中情局和聯邦調查局的關係太密切了,是美國用來控制全世界的重要工具。而西方很多媒體也早有報導:該組織與中情局的密切關係。
FBI解密檔案顯示美國總統艾森豪威是“Moral Re-Armament”運動的重要支持者。見:http://www.paperlessarchives.com/ike_fbi.html
一些和“Moral Re-Armament”組織有過接觸的印度宗教人士在談到“Moral Re-Armament”時也說道,人們都相信他們是中情局的:They’re also criticized a lot there. They have been criticized a lot there locally. People, they think they are CIA.見:http://www.vaniquotes.org/wiki/Moral_Rearmament_Movement
實際上,“Moral Re-Armament”在多個國家的作為已經引起了不少正義之士的警覺。比如,恩克魯瑪(Kwame Nkrumah,1909—1972),加納共和國第一任總統,加納人民大會黨主席,非洲著名社會活動家,“非洲社會主義”宣導者和代表人物之一。恩克魯瑪1965年的著作《新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最後階段》(Neo-Colonialism, the Last Stage of imperialism)一書《新殖民主義的機制》這一章中便重點介紹過這個“Moral Re-Armament”。恩克魯瑪是非洲社會主義的代表人物,是非洲社會主義運動的領袖,是加納共和國第一任總統,也當然是當年非洲國家眾多秘密情報的知情者。
恩克魯瑪在書中談到:http://www.marxists.org/subject/africa/nkrumah/neo-colonialism/ch01.htm
【Among instruments of such Western psychological warfare are numbered the intelligence agencies of Western countries headed by thos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visible Government’. But most significant among them all are Moral Re-Armament (MRA), the Peace Corps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USIA).
Moral Re-Armament is an organisation founded in 1938 by the American, Frank Buchman. In the last days before the second world war, it advocated the appeasement of Hitler, often extolling Himmler, the Gestapo chief. In Africa, MRA incursions began at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Against the big anti-colonial upsurge that followed victory in 1945, MRA spent millions advocating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forces oppressing the African peoples and those same peoples. It is not without significance that Moise Tshombe and Joseph Kasavubu of Congo (Leopoldville) are both MRA supporters. George Seldes, in his book One Thousand Americans, characterised MRA as a fascist organisation ‘subsidised by . . . Fascists, and with a long record of collaboration with Fascists the world over. . . .’ This description is supported by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MRA of people like General Carpentier, former commander of NATO land forces, and General Ho Ying-chin, one of Chiang Kai-shek’s top generals. To cap this, several newspapers, some of them in the Western world, have claimed that MRA is actually subsidised by the CIA.
When MRA’s influence began to fail, some new instrument to cover the ideological arena was desired. It came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merican Peace Corps in 1961 by President John Kennedy, with Sargent Shriver, Jr., his brother-in-law, in charge. Shriver, a millionaire who made his pile in land speculation in Chicago, was also known as the friend, confidant and co-worker of the former head of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Allen Dulles. These two had worked together in both 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U.S. war-time intelligence agency, and in the CIA.
Shriver’s record makes a mockery of President Kennedy’s alleged instruction to Shriver to ‘keep the CIA out of the Peace Corps’. So does the fact that, although the Peace Corps is advertised as a voluntary organisation, all its members are carefully screened by the U.S.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
令人驚歎的是,恩克魯瑪1965年的文章便十分清晰地用到了這樣的詞語:the United States ‘Invisible Government’——美國隱形政府。恩克魯瑪的這幾段文字的大概含義是:西方國家(由美國的“隱形政府”所主導)的情報機構用來實施西方心理戰的工具屈指可數,其中最重要的便是Moral Re-Armament (MRA)–道德重整運動, the Peace Corps –和平部隊(即將受過訓練的志願人士送到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服務的組織),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USIA)—美國新聞署。蔣介石的高級將領何應欽曾經是Moral Re-Armament運動的重要參與者。加納首任總統、非洲著名學者和社會主義領導人恩克魯瑪的著作已經將Moral Re-Armament明確地定性為與美國中情局、聯邦調查局等情報機構關係密切的西方進行心理戰的工具。
四、“Moral Re-Armament”在中國
這個“Moral Re-Armament”對中國的影響也是十分深入的,但是很多人卻不知道這個組織的存在,似乎有一隻無形的手在為其保密。作為一個曾對中國及世界產生如此重大影響的半隱形組織,其背後如果沒有美國情報機構的扶持,那是那難以想像的。
以下是幾則該組織在中國的宣傳性介紹:
A、臺灣出版的中華百科全書對介紹:
【道德重整運動
道德重整運動(Moral Re-Armament,簡稱MRA),是美國人蔔克曼(Frank N. D. Buchman)於西元一九三八年在倫敦所發起的,他曾經遍遊世界各地,認識許多領袖,如中國之孫中山先生、印度之甘地、美國之福特以及愛迪生等。他認為所有民族、國家及宗教,最基本的起源,是四個絕對的道德標準,即絕對誠實、絕對純潔、絕對無私、絕對仁愛,並由內心良知作為指導,以知行合一則有天人合一之體認,因而產生無限個人或社會或世界一新大力量,以建立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道德重整在建設新興國家與舊敵成友之工作中,扮演了其幕後的腳色,它不是一種組織,但在瑞士的柯峰設有國際會議中心,許多國家如英、法、荷、加、印、巴西、澳洲、日本等,也有地方或地區中心。
卜克曼早年曾數度訪問我國,與 國父孫中山先生為摯友。戰後,陳立夫與何應欽屢應其邀,赴歐、美參加會議,該時中文稱為「道德重整運動」。
民國六十三年,陽明山華岡中華學術院設有道德武裝研究所。(劉毓棠)】
B、劉毓棠是國民黨的外交官。華僑協會總會雜誌僑協雜誌(第092期)刊登對劉毓棠的回憶文章:
http://www.ocah.org.tw/sidepage/mag_viewpage.php?mag_no=092&id=4051
【一九四五年四月,聯合國在舊金山召開會議。當時毓公擔任中國代表團團長張君勱的英文秘書。張君勱是知名的哲學家,也是民社黨的創辦人,博學多聞,文風剛健有力,毓公和他共事相當愉快。經由張君勱的介紹,毓公認識了「道德重整運動」的發起人蔔克曼(Frank N.D. Buchman)並觀賞了由卜克曼博士率領一批道德重整人士表演的舞臺劇︽被人遺忘的要素︾,宣揚民主道德理念,留下極為深刻印象。】
C、《近代在華部分基督教名人簡介》:
【布克門 Frank Buchman 美國傳教士,1921年,他在牛津大學發起了著名的“牛津團契”運動,其信條為“絕對誠實,絕對純潔,絕對無私,絕對的愛”,此運動後在1938 年改名為“道德重整運動”。20世紀30 年代,廣學會曾在中國陸續出版了牛津團契的14種書籍。】
D、另外還有一則中華民國「道德重整協會」創辦人劉仁州的介紹:
【道德重整在台灣
http://life.fhl.net/Desert/97/s010.htm
「道德重整」自民國卅五年開始,即邀請中國派代表團出席世界性的大會,我國政界諸多要人都曾參與,但角色側重於作為政府國民外交的管道。五十年代之後,「道德重整」在全台各大專院校紛紛成立了合唱團,變成比較民間化、人民自願自發性的活動。後來整個台灣社會風氣改變,開放的程度愈來愈大,人民有更大的自由意志、更多的表達機會。因此到了民國七十九年,一批從「道德重整」合唱團畢業的朋友,覺得台灣社會亟需成立一個「道德重整」的組織,以便針對社會需要改善的地方有所貢獻。「道德重整協會」於焉成立。 】
五、“Moral Re-Armament” 、“共產黨革命章程”及“十條誡令”
瞭解了“Moral Re-Armament”的本質真相,那麼所謂“共產黨革命章程”與“十條誡令”的關係便十分清楚了。
“Moral Re-Armament”公佈所謂“共產黨革命章程”的時間是在1946年,按照克格勃高管什羅寧所掌握的材料,這正是美國開始簽署杜勒斯那段著名的訓示的那段時間。
“Moral Re-Armament”公佈的所謂“共產黨革命章程”,其內容和杜勒斯的訓示十分接近。不過,賊喊捉賊,豬八戒倒打一耙,“Moral Re-Armament”將這些“美國用來顛覆共產黨國家”的信條改成了“共產黨來顛覆美國”的信條予以公佈、發表。這些東西在美國從70年代開始引起美國社會廣泛的討論,經過美國獨立人士的大量調查,最終證明所謂“共產黨革命章程”是子虛烏有的。但是誰都想不到這個事件的真相。
毫無疑問,整個事件的真相是:與中情局和聯邦調查局關係密切的“Moral Re-Armament”組織最早得到了杜勒斯的那篇訓示,或者他們得到了中情局根據杜勒斯訓示形成的誡令。“Moral Re-Armament”將這些內容改頭換面,變成了攻擊共產黨國家的利器。
我們相信,“共產黨革命章程”不可能是“Moral Re-Armament”組織在1946年憑空捏造出來的。看看在杜勒斯發佈他那段著名的訓示20多年後,蘇聯克格勃高級官員什羅甯看到相關內容的反應:
什羅甯將軍說:
【我清楚地記得自己的慌亂心情,那時我瞭解了中央情報局領導人40年代末簽署的這一訓示。這是在1968年.那時我在莫斯科州安全委員會一個區分局工作3年之後,讓我到中央機關工作並從事組織反對意識形態破壞的反宣傳措施。這時當然考慮到了我的記者訓練。意識形態破壞者的目的,最初我覺得是臆造出來、不現實的。難道能迫使誰相信“虛假價值”嗎?難道俄羅斯在這一點上找得到“同盟者和助手”?難道培植對領導了反法西斯鬥爭並拯救了人類免遭“褐色戰爭”蹂躪的“俄羅斯民族的敵對和仇恨”,這現實嗎?民族主義真的那麼危險?而且是否能不知不覺地培植這些價值呢?
但是隨著熟悉西方特工部門的事實和檔,這些問題撤銷了。我越來越確信,艾倫•杜勒斯當闡述自己的綱領時,他依據政府級批准的具體研製的成果和秘密訓示。他將基本的、集中的打擊指向反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而為了達到既定目的,如美國專家們設想,首先必須打破蘇聯人頭腦中的所謂“列寧綜合體系”。】《克格勃X檔案》–p63
也就是說,連克格勃人員見到杜勒斯訓示後,一開始也難以相信它是真實的。但隨著更多的事實和檔,什羅寧才逐漸確信。也就是說,即便是克格勃系統,如果沒有掌握確鑿的文本和證據,他們也無法憑空編造出類似杜勒斯訓示、《十條誡令》那樣的檔內容。
“Moral Re-Armament”組織能夠毫無根由地編造出這些內容來嗎?要知道,蘇聯克格勃根本不存在類似“共產黨革命章程”那樣的專案工程,這一點,連極端親美的人都承認。因為蘇聯解體前後,克格勃已經被中情局高度滲透,克格勃大量機密大量洩露出去,如果真的存在類似檔,美國人早已就公開揭露了。其實像美國色情文化氾濫等社會問題,這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弊病,其伴隨資本主義的歷史一直存在。十分明顯,在蘇聯產生和強大之前,這些弊端就已經產生,“Moral Re-Armament”要把這些問題歸咎于蘇聯的陰謀,連美國人都難以理性地接受。正如眾多美國學者所評論的:“Moral Re-Armament”組織試圖依靠“共產黨革命章程”檔告訴我們,我們失去了一個沒有色情文化、沒有異見、沒有財政赤字、沒有通貨膨脹、沒有勞工動亂的世界。我們曾經經歷過這樣的黃金時代嗎?我一點也想不起來。
那麼“Moral Re-Armament”組織根據什麼編造了所謂“共產黨革命章程”?根據“Moral Re-Armament”組織與美國情報機構的密切關係,“Moral Re-Armament”組織發佈“共產黨革命章程”的時間與杜勒斯談話的時間接近,更重要的是兩份檔內容的高度一致,只要頭腦正常的人,都可以據此判斷整個事件的真正來龍去脈。
六、克格勃(KGB/格別烏)高官什羅寧的話是否可信
也許有人懷疑,《克格勃X檔案》一書中提供的證據是否是什羅寧偽造的?
假如,今天「中情局」人士出版一本《中情局X檔案》,我敢確定,其內容大部分是無價值資訊,甚至有不少內容是“偽造”的。
為什麼?
因為隨著蘇聯解體和克格勃(KGB/格別烏)的瓦解,今天極少人知道「中情局」的內幕,尤其是1990年代以來的內幕。這樣,「中情局」存在大量的“造假”空間。然而克格勃(KGB/格別烏)則不同。今天克格勃(KGB/格別烏)已經成為歷史。克格勃(KGB/格別烏)解體前,其內部已經被「中情局」高度滲透——否則蘇聯也不會遭受解體的下場。比如金城出版社04年出版的《窺視——最新國際間諜情報戰真相》揭露:1973年至1980 年,先後出任克格勃(KGB/格別烏)對外反間諜局局長和第一總局局長的卡盧金竟然是美國特務。《克格勃X檔案》一書也同樣披露,「中情局」對克格勃的滲透十分深入,讓人觸目驚心。看看什羅寧是如何評價克格勃最後一任主席瓦基姆•巴卡金的吧:
【原來巴卡金來到魯邊卡是為了真正粉碎國家安全機關,實質上消滅安全委員會的完整系統,從而在全局上急劇削弱國家的防護、“免疫”系統。他的真正意圖很快就暴露出來了。他充分表現了自己的破壞才能,並且甚至不曾掩飾給他們規定的任務:砸爛國家安全機關。巴卡金在其《擺脫克格勃》一書中簡直扮演著世界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一個臨時工的角色,他領導一個極重要的國家機構的目的僅僅是為了消滅它。我不認為這位政治家不明白,他的意圖實質上帶有反對國家的犯罪活動色彩。】見《克格勃X檔案》第11章《是誰搞垮了國家安全委員會》
換句話說,克格勃(KGB/格別烏)對「中情局」來說透明度很高。克格勃退休官員什羅甯如果在《克格勃檔案》中進行造假,那是完全得不償失的,完全有可能被美國抓住把柄。其次,克格勃(KGB/格別烏)已經徹底解體,俄羅斯政局一度動盪,什羅寧寫此書的目的只能是講點真話留給歷史,而斷不敢為了維護克格勃和蘇聯去大肆造假。可以說,出現於特定歷史條件的這本《克格勃X檔案》,其可信度是同類書中最高的。
至此,關於《十條誡令》的爭論終於可以畫上一個句號了。
七、中情局為防止洩密進行的暗殺
以上內容簡單介紹了是美國影子政府指揮中情局等機構進行文化戰、心理戰等軟戰爭的方案。「中情局」等機構為了保證機密專案的正常進行,不惜一切代價,直至大搞暗殺。在美國,一旦出現「中情局」的高度機密可能被洩露出去的情況,那麼相關人等便會被暗殺。甘迺迪案中死亡的大量人士已經做了精確的示例:
1963 年11 月22 日,美國總統甘迺迪被美國隱形政府指揮情報機構暗殺。隨後,幕後勢力為了防止真相曝光,進行了系列暗殺。在甘迺迪被暗殺後的三年中,18 名相關證人相繼死亡,其中6 人被槍殺,3 人死於車禍,2 人自殺,1 人被割吼,1 人被擰斷脖子,5 人“自然”死亡。從1963 到1993 年,115 名相關證人在各種離奇的事件中自殺或被謀殺。“沃倫委員會”還封存所有檔,檔案和證據長達75年,直到2039年才解密,這些檔涉及CIA,FBI,總統特警保鏢,NSA,國務院,海軍陸戰隊等機構。另外,FBI 和其他政府機構還涉嫌銷毀證據。
當然,不僅僅是甘迺迪案,這種現象已經成為了美國社會的慣例和定律。
A、李志綏之死
筆者關注到「中情局」,始於09年寫作《從縱容“妖魔化毛澤東”到亡黨亡國》http://blog.mshw.org/hexuefei/?p=6 一文曾根據中國出現的大規模妖魔化毛澤東的謠言進行了如下判斷:
【中國自晚清衰落以來,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資本主義半封建社會。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勾結在一起,成為壓迫中國人民的三座大山。這三座大山是當時世界上最反動、最邪惡的勢力。反動勢力的邪惡造就了革命者的偉大,毛澤東是帶領中國人民歷盡千辛萬苦推翻三座大山的人民領袖,毛澤東成為國際共運史上最為光輝的革命家。西方壟斷資本集團在中國扶植的買辦政權—蔣家王朝被毛澤東趕到了幾個海島上,西方壟斷資本集團的第一打手美帝的軍隊又被毛澤東的抗美援朝及援越抗美打得灰頭土臉,西方壟斷資本集團不得不停止軍事擴張的步伐。蘇共二十大,修正主義者赫魯雪夫妖魔化史達林,國際共運陷入混亂後,又是毛澤東扛起了反抗美帝、反對蘇修的革命大旗。毫無疑問,毛澤東是西方壟斷資本集團有史以來的最大敵人。在毛澤東有生之年,西方壟斷資產階級無法打敗這個東方巨人,那麼毛澤東死後,如何在中國及世界消除毛澤東思想的影響、消除這個資產階級的最大隱患,就一定會成為西方壟斷資產階級的重要目標。同樣毫無疑問的是,毛澤東去世後,通過“妖魔化毛澤東”從而干擾、影響、主導中國改革,進而殖民地化中國,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重要戰略任務。】
正如1加1必然等於2一樣,這樣的判斷只是一種必然的邏輯推理。等筆者兩年後讀到《克格勃X檔案》這本書的時候,才正式找到中情局妖魔化社會主義領袖的直接證據——中情局當年的確有針對蘇聯領袖列寧的妖魔化工程項目,那麼針對中國領袖毛澤東的類似工程項目必然存在。
在“妖魔化”毛澤東的系列謠言中,李志綏是“最關鍵”、最重要的一環。然而1995年2月13日,李志綏離奇地死于芝加哥的兒子家中。對此金筆網友在《關於李志綏醫生離奇死亡的推測2009-07-19》中寫道:
【因為死得比較離奇,到現在筆者還記得李志綏醫生死訊的報導。那是一天傍晚,他的家人回家時發現李橫躺在廁所的地板上,氣絕多時。好象那天下午他還外出行走過,旁人沒有發現李有什麼異常形態。
李志綏是在《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出版後不久突然去世的,死前還有報導說,面對中國相關方面的指責,李回擊說,他準備寫第二本有關毛澤東的回憶錄,因此他的死非常離奇蹊蹺。
李死時七十有五,不算長壽。除非八九十歲以上的老人在睡夢中平靜的死去,一般來說,人在這個年齡是不容易一下子死的。以李的 『特殊身份』,當地員警,地區檢察官,CIA 甚至 FBI 的 Agents 等,都會密切關注,特別是找出他殺的 『蛛絲馬跡』 。此後我曾留意過新聞,看看有沒有警察局或地區檢察官公佈李的死因。後來李的出版商對外放言說死於 『心肌梗塞』,間接印證了李死後是經過了屍體解剖尋找死因的。其實出版商的話不是 『官方』 結論,正式結論應是由警察局或地區檢察官公佈,但是沒有。這是疑點一。
疑點二是心肌梗塞初發病在七十五歲的高齡,這也是不常見的。同時,心肌梗塞也不一定死人,致死的應該是大面積的病灶,或者影響到心臟的傳導系統。如果是前者,發作前定會有徵兆,譬如頻繁的心絞痛,但是那天下午他還是好好的,怎麼可能一下子就那麼嚴重死了呢?很少見。而如果是後者,影響心臟的傳導系統則一定會有心律不齊的前兆。李自己是醫生,有這方面的專業知識。另外,如果他按期檢查身體也應該會被查出來,會接受藥物治療。因此,說他是死於心肌梗塞,讓人覺得無法接受。
……
李志綏的死跟他的書《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是有關聯的。對於我們這些局外人來說,他書的內容真假難辨。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假的?或者說全部是真的?全部是假的?很多疑問需要考證。考證的方法無非是對質和旁證 (第三者證明)。因為這是一部政治回憶錄,牽涉到的內容都是 『保密』 的,幾乎無法獲得旁證。
因此對質就變得非常重要了。中央警衛局還有很多人在,隔洋的論戰也是可能的,特別是中國方面有人出來列舉證據 (人證,物證),說明李書中的故事不真實。
……
李的突然去世“免去”了他必須回答舊日同僚們的“質疑”,結果 『死無對證』 了。面對質疑和論戰,或許對李來說,死是最好的結局。】
筆者當時評論李志綏之死時曾經做過如下分析:
【1995年,李志綏卻“莫名奇妙”地死去。假如李志綏屬於非正常死亡,是被人暗殺,那麼暗殺者有兩種可能:A、李志綏被維護毛澤東形象的中國愛國主義力量暗殺。B、李志綏被西方壟斷資產階級的專政工具美國安全機構如CIA、FBI等暗殺。
實際上,稍用頭腦便能推測A類說法是子虛烏有、混淆視聽的謠言:
1、中國當政者對李志綏的著作是放縱的態度
李志綏的書已經被那些活著的知情者徹底揭露。正如熊蕾所言,“但是他們說明李志綏編造事實的回憶,卻根本無法與李志綏那本書的影響抗衡,就連國內很多人,也寧可相信那本書,而不相信對它的駁斥。”90年代以來的中國大陸,李志綏的書以非法盜版的形式廣泛傳播,互聯網興起後,該書及類似內容又在互聯網上大肆傳播,直到今天,仍然能用百度搜索到相關內容。當政者對此書的縱容導致中國眾多高官、知識份子、學生對該書內容深信不疑。許多人雖然沒有看到過此書,但是也聽說過該書的內容,並深信不疑。
與西方壟斷資產階級、海外反華反共勢力大力支持李志綏著作不同,中國內部捍衛毛澤東的著作則得不到官方大力支持,批判李志綏的努力更多地顯示出純民間的色彩。比如,林克、徐濤和吳旭君的《歷史的真實——評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的回憶〉》對批判李志綏很有利,如果讓普通讀者一起讀到這兩本書,肯定沒有人相信李志綏的謊言。但是林克們的著作發行量很少,也沒有任何媒體大力宣傳,結果其影響力遠遠不如李志綏的著作。
2、與法輪功、民運對比
法輪功、民運、台獨等人對中國當政者的危害更加嚴重。法輪功、民運分子製造的文章書籍在大陸遭受絕對封殺,通過大陸的互聯網也很難搜索到相關內容。
可見,中國當政者對法輪功、民運的痛恨與對李志綏遠遠不是一個級別。但輪子功及民運,以及藏獨、疆獨、台獨等集團中有那麼多人在海外,對當今中國的危害遠遠高於李志綏,但是沒有一個人遭受到中共的暗殺。
實際上中共內許多的“資改”高官、“漢奸洋奴集團”是“支持”、贊同李志綏著作的(這也造成對李志綏的謊言進行消毒極其不利的局面)。所以,中國當政者根本不會去暗殺李志綏。
3、從李志綏死後各方反應來看
李志綏在美國出書,作為首部”妖魔化毛澤東”的重磅炸彈,肯定受到各方高度關注。觀察李志綏著作從出版到傳播的整個過程,僅從“調動”美國一切出版資源、學術資源、輿論資源來與李志綏“高度配合”來看,美國安全機構已經高度介入整個事件。李志綏的安全也必然受到美國安全機構的“保護”,所以要暗殺他,也不是很容易的。
假如李志綏是被中共暗殺,那麼,很明顯這將成為美國將“妖魔化毛澤東”推向高潮的“絕佳機會”。美國剛好可以借此事證明李志綏著作的真實性,而美國絕對“不會放過”這樣一個“妖魔化毛澤東”的“絕佳機會”。
但是,李志綏之死引起的波瀾卻是“如此之小”,甚至遠小於臺灣作家江南被殺案。更加“離奇”地是,美國方面“竟然”宣佈李志綏死於心肌梗塞,而不是被謀殺!
綜上所述,李志綏肯定不是中共暗殺,而只能是被美國安全機構暗殺。某些勢力為了避免李志綏被暗殺後引起美國民眾廣泛關注、各方追查,最終將幕後真正兇手美國安全機構曝光,只能讓李志綏死得靜悄悄,死得不明不白。
實際上,李志綏的書稿經過了美國安全機構的運作,已經被改得面目全非,李志綏肯定知道「中情局」等機構介入此事的內幕,因此也就擁有很高的籌碼來要脅美國以獲得更高報酬。美國方面也擔心李志綏活著會早晚洩露那本書的內幕,如果出現那樣的局面,這本書不僅沒有“妖魔化毛澤東”,反而妖魔化了美國。
所以,讓李志綏安安靜靜地死去就是對美國來說最有利的選擇。書已經出來了,李志綏的“油水”已經被“榨幹”,下面真正要做的是通過傳播管道進一步大規模“傳播”此書,李志綏活著反而是個“累贅”。
如此看來,我們不難理解林克們為什麼會發出這樣的感慨:
“正當我們著手寫這兩篇文章的時候,李志綏死了。聽到這個消息,我們為失去對質物件而感到遺憾。本來,我們是很想同李志綏就他的“回憶錄”中涉及的重要問題逐個對證的。”
李志綏必須這樣不明不白、安安靜靜地死去,他死得恰到時機,恰到好處,他的死及死法最有利地保證了“妖魔化毛澤東”大業的順利開展。】
B、班尼特之死
2009年3月22日,「中情局」轟炸中國駐南大使館負責人班尼特被「中情局」暗殺。
九年前,即2000年4月,也就是在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被轟炸整整11個月後,美國《洛杉磯時報》刊登報導說:“美國「中情局」就誤炸中國使館一事終於做出了正式處分:1名高級官員遭解聘,6人受處分。”實際上而這名被解聘的高級官員,就是班尼特。
環球人物2009年的報導《轟炸我駐南使館元兇被殺之謎:疑遭中情局滅口》:http://news.qq.com/a/20090518/000364.htm
【經過不懈追查,《外交政策》雜誌首先發現了班尼特一個更驚人的身份——他正是1999年科索沃戰爭中,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被炸事件的主要責任人!此消息一出,美國民眾鬧翻了天,“陰謀論”的傳言席捲了全美各大網路。線民們七嘴八舌——“顯然是中國人來尋仇,殺了班尼特和他的妻子!”“傻瓜,應該考慮塞爾維亞人復仇的可能性,他們比中國人尋仇可能性大多了”;更有調侃者稱“當年班尼特用老照片誤炸中國大使館,現在很可能有一夥犯罪分子試圖暗殺黑社會老大,結果用錯照片誤殺了班尼特夫婦”。然而,絕大多數的線民都把懷疑的目光投向了中情局,他們認為,班尼特大半生都在為中情局工作,被“中情局高層滅口”的可能性最大。】
李志綏之死和班尼特之死是有“相似性”的,因為他們都“掌握”「中情局」的絕密資訊。李志綏所“掌握”的資訊是,美國一直在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來製造“妖魔化”毛澤東的“謠言”進而攻破中國的文化安全防線,使中國共產黨員思想產生混亂,從而接受美國式的“普世價值”。
正如國內外許多評論所說的,班尼特肯定也是“掌握”了太多「中情局」的“秘密”,才被「中情局」暗殺。當然,出現這種情況,一定是班尼特試圖利用他掌控的「中情局」絕密資訊去要脅「中情局」,以獲得更大的利益,而「中情局」為了防止洩密、防止被知情人要脅,只能將其暗殺。
「中情局」採取非常手段在美國國內搞暗殺,一般是為了防止重大洩密事件的出現。像甘迺迪被暗殺、李志綏被暗殺、班尼特被暗殺,在所謂司法獨立的美國,“根本不可能”得到公正的調查,其真相有可能一直被“掩蓋”。
被誰“掩蓋”?只能是高於、淩駕於美國憲法之上的力量。
看來在美國,法律並非高於一切的,「中情局」幕後主人的力量和利益才是高於一切的。
所謂司法獨立、程式正義、民主自由人權,都不過是“華麗”的騙人的“口號”。
以上所述李志綏被「中情局」暗殺,就是非常典型的案例。
那麼班尼特掌握了什麼資訊呢?
1999年,美國轟炸中國駐南使館,這是當今中、美兩個大國關係中的最敏感的問題。
這一“事件”,雖然發生在十多年前,但事件一直沒有結束,2009年班尼特被「中情局」暗殺就是這個事件的最新發展。這個事件,直接決定著中、美關係如何發展,也決定著整個世界的戰略格局。可見,班尼特被暗殺,很可能與這個事件有關。
美軍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後,美國通過各種管道向中國表示,這是誤炸。美國政府“為何”一直宣稱是誤炸?
也許,轟炸中國駐南使館,並沒有得到美國總統克林頓等人的同意,這是美國幕後影子政府實施的秘密行動。所以,克林頓等勢力會在事件之後進行調查,「中情局」為了丟車保帥,不得不將班尼特等直接責任人撤職,而克林頓政府自然宣稱是誤炸。或許班尼特內心十分不平衡,與「中情局」之間產生矛盾,班尼特試圖將他掌握的核心機密告知公眾,以此來對「中情局」進行要脅。
此事一旦曝光,有兩大危害:
第一,美國幕後影子政府則真正浮出水面,美國公眾將會意識到,美國本質上是一小撮壟斷資本家進行獨裁專制的極權社會。
第二,這將雄辯地證明,不管美國如何高談中、美友好,美國事實上從來沒有將中國視作朋友,美國一直將中國視作“主要敵人”,試圖將其“肢解”是其持之以恆的戰略目的。正如蘇聯解體後,葉利欽統治的下的俄羅斯曾經徹底向美國投降,但是美國如何對待俄羅斯的?不但進行經濟上的勒索,同時繼續支持車臣等分裂勢力,要進一步“肢解”俄羅斯。
如果中國“一旦意識”到第二個問題,那麼中國必然加緊對美防範,這對美國的“和平演變”“大業”十分不利。因此,為了從戰略上“欺騙”中國,不僅克林頓要將此事件說成是誤炸,「中情局」要將此事件說成是誤炸,美國幕後那隱形的影子政府也必須將此事件說成是誤炸。
那麼,美國為何要蓄意轟炸中國駐南使館呢?
從班尼特被「中情局」暗殺一事可以看出,美國轟炸中國駐南使館,是美國最高統治集團、獨裁的影子政府直接指揮「中情局」實施的秘密行動,也許美國總統克林頓都事先不知道——即便是美國總統(例如甘迺迪)不服從這個獨裁的影子政府的命令,也會被暗殺。
美國中情局的目的在於恐嚇中國鷹派、俄羅斯鷹派及南斯拉夫的領導人米洛舍維奇,攻破南斯拉夫的心理防線。
中國(上海幫江澤民)遭受如此“奇恥大辱”之後,竟然向美國“示弱”,“選擇”繼續“韜光養晦”的策略。於是,美國「中情局」借此暗示米洛舍維奇:不要再寄希望於中國和俄羅斯了,“看看吧”,中國自己遭受美國的侵略、羞辱後也只能選擇投降。
之前俄羅斯葉利欽的“軟弱”反應已經讓米洛舍維奇傷透腦筋。中國在駐南使館被美國轟炸、遭受美國無端羞辱侵略轟炸後,竟然擺出了一幅“軟弱投降”的姿態。
也許正是這一點,最終擊潰了米洛舍維奇的最後心理防線: 5月7號中國駐南大使館被轟炸。5月28號南斯拉夫米洛什維奇總統辦公室就發表聲明接受美國和北約提出的政治解決科索沃危機的基本原則和內容。
美國“何以”襲擊中國大使館,時任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潘占林的看法很有見地:
【那些美國和北約的主戰派們事先宣稱,只要三天,最多一個星期就讓米洛舍維奇跪下求饒,這成了他們大言不慚的自我吹噓。北約騎虎難下,無計可施,於是採取“左道旁門”的卑劣做法,轟炸中國大使館,打掉米洛舍維奇的所謂“精神支柱”,打擊南斯拉夫人民抗擊北約的戰鬥士氣,達到扭轉戰局,便捷取勝的目的。當然,這也是對同情南斯拉夫,反對北約戰爭行動的俄羅斯的一個警告。】詳見:時任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潘占林的著作《戰火中的外交官:親歷北約炸館和南聯盟戰火》。
美國“肢解”南斯拉夫事件,是美國加緊在世界稱霸,加速推動“世界新秩序”的“標誌性”開始。美國能夠順利完成這一過程的前期任務,其必要條件在於,在俄羅斯,鷹派普京也未能完全掌控俄國大局。而在中國,則乾脆沒有普京這樣的鷹派領導人,而“中國的葉利欽(上海幫?劉亞洲?)”比俄羅斯的葉利欽更加“親美賣國”。
結 語:
對於那些因為親美而“喪失了理智”的人而言,本文的結論當然是無法相信的謠言。但對於尚存理智的人而言,本文的結論當然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常識”,本文的價值只是對這些結論提供了一點證據而已。
而對那些眾多一直“昏睡”的人而言,本文內容當然是聞所未聞的秘密。
文/何雪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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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專家:美帝全球扶植第五縱隊佈署代理機構傀儡代理人 已開始進行第4次世界大戰
<俄專家:派第五縱隊 美已開始第4次世界大戰>
蘇聯雖已解體 大戰仍在繼續
蘇聯消亡是20世紀地緣政治中的一場浩劫,現在已經過去20年。這個“奧秘”至今依舊令許多人關切和好奇。
為什麼會發生這一切?也許只有根據現代戰爭的理論才能搞清楚。 “冷戰”一般被認為是20世紀一場最大的非軍事地緣政治較量,實際上是第三次世界大戰,是以對手(以國家為靶標)全面失敗為目的的一場資訊戰、意識形態戰。戰爭是從國家內部、人民意識中挑起的,特點是有失敗,但是好像又沒有軍事行動。在這場戰爭中蘇聯被打敗了。
現在,美國的主要目的不是戰勝單個國家或單個軍事政治集團,而是全面統治整個世界。為達到這一目的,美國實際上已經開始第四次世界大戰。
這場戰爭的不同之處在於,它具有全球性,是完全意義上的世界大戰,它將“逐步蔓延”到整個世界,所有民族和國家。
這場戰爭將沿著三個方向進行(以“冷戰”或“熱戰”形式)。
第一,向那些被選擇為“進攻目標國”的居民和政治精英的社會意識進行大量的“資訊心理宣傳”。
第二,在這些國家建立專門的“代理機構(網路門戶、自由媒體、基金會、智庫、非政府組織等)”,通過“第五縱隊”來發揮作用,向這些“機構”提供一切幫助,借此“影響”大眾傳媒,達到直接在這些國家內部“操縱”人們意識的目的。
第三,對那些不順從、“強調獨立發展”的國家,搞“顏色革命”、直接投資,甚至訴諸武力,用武力“推翻”這些國家的政府、並建立“親美政府的傀儡”。
“自由主義的現代化”是一種“不宣而戰”的戰略,它將導致西方和東方之間產生“文明大對立”。
如果說在蘇聯崩潰之前兩種社會制度———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對立是世界進程中的基本矛盾的話,那麼在蘇聯解體之後,當今時代的主要矛盾則是東、西方之間在文化價值觀上的全球衝突,它將決定當代世界的整個政治建構和發展。富裕的西方(美國、加拿大、西歐國家、日本、澳大利亞、新西蘭)與相對落後的東方(俄羅斯、烏克蘭和其他獨聯體國家、中國、印度、伊斯蘭國家、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相對峙。
那麼,“這種戰爭”給俄羅斯帶來了什麼呢?
俄羅斯迄今無法修復“自由化改革”的“後果”,依舊處在制度危機、意識形態模糊不清的狀態之中。國家從來沒有面臨像現在這樣的問題:怎麼辦?
要回答這一問題和確定新的發展前景,必須明確做到以下幾點:
第一,公開承認俄羅斯和西方不是同路人;
第二,俄羅斯應該“堅決摒棄”各種形式的自由主義思想,無論是西方自由主義思想還是俄式自由主義思想;
第三,俄羅斯只有建立全新的“國家意識形態”概念及其明確具體的政治行動綱要才能改變自己的發展軌跡。
應該“拋棄”這種東、西方間的矛盾可以通過“讓步”和妥協的方式來解決的“幻想”。它們的地緣政治目標和志向完全是不相容的。西方從來不需要一個強大和繁榮的俄羅斯。根據國際關係的現實情況,俄羅斯應該重新架構自己的對外政策,由面向西方“轉為”面向東方和南方。
文/【俄】弗拉基米爾•伊萬諾維奇•多博林科夫
(莫斯科羅蒙諾索夫國立大學社會學系主任)
2011-6-14 環球時報
http://mil.huanqiu.com/Observation/2011-06/17552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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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s New World Order Agenda》
by Stephen Lendman
2011-11-13
New world order strategy dictates major global economic, political, and military policies. Nothing happens accidentally.
Events are manipulated. At issue is world dominance. America, Israel, and key NATO nations are partnered to achieve it.
Wars, economic disruption, financial terrorism, and other upheavals play out in real time. Grand schemes lie behind them.
Today’s economic crisis wasn’t happenstance. It was well planned, willful policy to transfer unprecedented wealth to private hands.
Super-rich crooks got richer. Social inequalities deepened. Unmanageable debt levels skyrocketed. “Bailouts" metaphorically mean grand theft. Unknown trillions of dollars, euros and pounds vanished to secret accounts and offshore tax havens.
Currencies are being debased. Crisis conditions worsen. At issue is subverting democracy, ending social justice, and consolidating global power in private hands.
Political analyst Peter Eyre calls it “a well orchestrated master plan to swindle trillions of taxpayer dollars from so many countries."
Pumping them into bank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lets them game the system advantageously. “Are you starting to get the picture?"
“In a nutshell, the elite ‘New World Order’ (rulers) got into bed with the banking and financial sectors, who then got into bed with the governments of the world, who then got into bed with senior political figures, who then told us, the taxpayers, that all your money will now have to be used to bail them out or face economic collapse."
It’s a con, a scam to loot wealth from nations and households. Anyone facing default gets in trouble. Individual borrowers have their assets seized by creditors. Governments have to deal with the loan shark of last resort – the IMF.
Its terms require privatizing public enterprises, mass layoffs, deregulation, deep social spending cuts, wage freezes or cuts, unrestricted access for Western corporations, corporate-friendly tax cuts, increases for working people, undermining trade unionism, and enforcing harsh repression against those who balk.
In sum, its financial terrorism, New World Order tyranny, waging war on nations and humanity for profit and power.
According to Eyre:
“It boggles the mind that a system so vulnerable to manipulation would ever have come into existence in the first place."
It wasn’t by accident or from Adam Smith’s invisible hand. Since the 19th century, it was engineered by Rothschilds, Rockefellers, and other visible ones in league with complicit politicians to the highest levels.
Eyre ended his commentary, saying “Stay tuned for more grime and slime."
War as an Instrument of Control
Wars play an integral role. On September 11, 1990, preparing America for Operation Desert Storm, GHW Bush told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that war on Iraq presented “a rare opportunity to move toward an historic period of cooperation. Out of these troubled times….a New World Order can emerge."
McAlvany Intelligence Advisory defines it as follows:
“A supranational authority to regulate world commerce and industry;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that would control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oil; an international currency that would replace the dollar (and other major currencies); a world development fund that would make funds available to free and communist nations alike; (and) an international police force to enforce the edicts of the New World Order."
A briefer definition is tyrannical money power in private hands. Dictating global policies, what it says goes. Major bank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all the shots. Political leaders genuflect and obey, including when to wage wars against what enemies.
On September 21, 1992, GHW Bush told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that multinational troops would become a New World Order army, saying:
“Nations should develop and train military units for possible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America’s permanent war agenda wasn’t explained. Neither was using “peacekeepers" as imperial occupiers.
Post-9/11, Dick Cheney warned of wars that won’t end in our lifetime. Former CIA Director James Woolsey said America “is engaged in World War IV, and it could continue for years….This fourth world war, I think, will last considerably longer than either World Wars I or II did for us."
In its 2006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QDR), Pentagon commanders called it the “long war." In fact, throughout US history, America waged continual wars at home and abroad.
Obama is Washington’s latest warrior president. Earlier ones included Washington, Madison, Jackson, Lincoln, T. Roosevelt, Wilson, F. Roosevelt, Truman, Johnson, Nixon, Reagan, GHW Bush, Clinton, and GW Bush.
America glorifies wars in the name of peace. The business of America is war and grand theft. One nation after another is pillaged. Libya was the latest. Are Syria and Iran next?
At issue is consolidating wealth and power, subverting democratic freedoms, and achieving unchallenged global dominance through financial manipulation and brute force.
War Is a Racket Based on Lies
General Smedley Butler’s 1935 book titled, “War is a Racket" followed his 1933 speech on the same theme. In it he said:
“I spent thirty-three years and four months in active military service as (a Marine). I served in all commissioned ranks from Second Lieutenant to Major-General. And during that period, I spent most of my time being a high class muscle-man for Big Business, for Wall Street and for the Bankers. In short, I was a racketeer, a gangster for capitalism."
“I helped make Mexico….safe for American oil interests in 1914. I helped make Haiti and Cuba a decent place for the National City Bank boys to collect revenues in. I helped in the raping of half a dozen Central American republics for the benefit of Wall Street."
“The record of racketeering is long. I helped purify Nicaragua for the international banking house of Brown Brothers in 1909 – 1912. I brought light to the Dominican Republic for American sugar interests in 1916. In China, I helped to see to it that Standard Oil went its way unmolested."
“During those years, I had, as the boys in the back room would say, a swell racket. Looking back at it, I feel that I could have given Al Capone a few hints. The best he could do was operate his racket in three districts. I operated on three continents."
America’s global empire stretches everywhere. Super-weapons Butler couldn’t have imagined enforce it. By going public, he was an American hero. Who in today’s military can match him? Who’d dare try?
Cowards waged war on Libya. On November 10, NSNBC said Libyans haven’t enough basic foods to survive. “Tens of thousands of small businesses were destroyed." People can’t support their families.
Public anger rages against NATO. Libya’s a “powder keg ready to explode at any time." Suspected Gaffafi loyalists are arrested and tortured daily.
Libyan-style democracy includes “murder(ing), tortur(ing), and imprison(ing)" anti-Nato resisters. Foreign occupiers from Qatar, UAE, and other nations are instructed to terrorize Libyans to submit.
Nonetheless, resistance continues. Fighting rages across Libya. Everyone has weapons. Gaddafi wisely armed millions. By restricting enough supplies, NATO made food a weapon of war.
Washington, Britain, France, and belligerent partners also transformed Africa’s most developed country into its least. For many, getting enough life sustaining essentials requires fighting for them. Libya metaphorically symbolizes New World Order tyranny. Perhaps Syria and Iran ARE next.
Last March, Syria’s externally generated uprisings began. Despite legitimate grievances, Washington orchestrated change there like elsewhere in the region.
It’s part of its imperial “New World Order/New Middle East" project to control North Africa, the Middle East and Central Asia to Russia’s borders.
For over a decade, planned regime change targeted Iraq, Afghanistan, Lebanon, Iran, Somalia, Sudan, Libya, Syria, and other global countries.
Libya’s model was test marketed and readied for future aggression. Targets are selected well in advance.
IAEA’s fabricated Iranian report may ignite what’s planned next. On November 12, Haaretz headlined, “US demands Iran respond to IAEA report within days," saying:
Attending a Pacific Rim summit, Hillary Clinton issued demands, saying:
“Iran has a long history of deception and denial regarding its nuclear program and in the coming days we expect Iran to answer the serious questions raised by this report."
“The US will continue to consult closely with out allies on the next steps we take to increase pressure on Iran."
Clinton, Obama and other top US officials are inveterate liars and war criminals. America thrives on “deception and denial," raging lawlessly on a global scale.
Iran threatens no one. Its nuclear program is peaceful and nonmilitary. No evidence disproves it. Saying so is false.
Kazem Gharib-Abadi, Iran’s permanent Executive Council representative to the Organization for the Prohibition of Chemical Weapons (OPCW) told Press TV:
“The recent IAEA report is a historic and international mistake which has endangered the agency’s credit, and is based on political provocation and false claims made up of fabricated US (and Israeli) information."
Iran dismissed the report as “unbalanced, unprofessional and prepared with political motivation and under political pressure by mostly the United States."
Independent experts agree. It lacks credibility. America’s intelligence established refuted it last March. IAEA’s information predates 2003.
It’s worthless, but could ignite war if Washington plans it with Israel and other willing NATO partners. Stay tuned. Further updates will follow.
http://sjlendman.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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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 Lies Launch Wars》
by Stephen Lendman
2011-11-12
In “The Art of War," Sun Tzu said “All war is based on deception."
What worked in ancient times more than ever applies now, given instant ways of communicating globally and super-weapons Washington and Israel threaten to use like hand grenades.
In “Doctor Faustus", Christopher Marlowe mentioned “the face that launched a thousand ships." He referred to Helen of Troy (formerly of Sparta).
To win her back, Greeks launched 1,000 warships. According to Greek mythology, the Trojan War followed.
Homer’s Odyssey and Iliad recounted it. So did Roman poets Virgil and Ovid. Homer said it lasted 10 years. Mythological goddess quarrels started it.
Real, mythological, or fabricated reasons work equally well. Then it was Athena and Hera v. Aphrodite. Today it’s “war on terror" fear tactics.
Near its end, Greeks entered Troy in a Trojan Horse. America’s perhaps was 9/11. Both were duplicitous acts used to ravage targeted enemies.
The expression, “beware of Greeks bearing gifts" originated from back then. According to Homer and other Greek literature, they burned the city, captured Trojan women, rescued Helen, and returned her to Menelaus, her husband.
Fear, misinformation, and deceit work best enlisting popular support, whether in ancient China, Greece or modern times. Television today supplies it.
From its earliest days, it lied, distracted, entertained, and provided a platform for corporate America to control thought, manipulate public opinion, and sell people junk they don’t need.
In a June 1950 commencement speech, Boston University President Daniel Marsh said, “If the (television) craze continues….we are destined to have a nation of morons."
In May 1961, Kennedy’s FCC chairman Newton Minow called commercial television a “vast wasteland." He suggested watching it for a day “without a book, without a magazine, without a newspaper," with no distractions.
“Keep your eyes glued to that set until the station signs off" as it once did before 24 broadcasting. “I can assure you that what you will observe is a vast wasteland, (a) procession of game shows, (nonsensical) formula comedies….blood and thunder, mayhem, violence, sadism, murder, western bad men, western good men, private eyes, gangsters, more violence, and cartoons."
“And endless commercials – many screaming, cajoling, and offending….And if you think I exaggerate….try it."
Try it now. It’s the same on hundreds of channels round the clock ad nauseam.
Communication theorist/media critic George Gerbner once said television has nothing to tell and everything to sell.
In his book,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Neil Postman said “Americans are the most entertained and least informed people in the world," knowing little or nothing about what matters most.
Famed comedian Ernie Kovacs once said television is called a medium because it’s neither rare or well done.
Because most people rely on it for news and information, a nation of “morons" lets America get away with murder.
America’s Permanent War Agenda
In his book titled, “Perpetual War for Perpetual Peace," Gore Vidal said:
“our rulers 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have made sure that we are never to be told the truth about anything that our government has done to other people, not to mention our own."
In his book titled, “Dreaming War," he compared GW Bush’s imperial ambitions to WW II and subsequent Truman Doctrine pledge:
“To support free peoples who are resisting attempted subjugation by armed minorities or by outside pressures."
At issue was keeping Greece and Turkey from going communist. Applied globally, it initiated America’s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strategy.
Ever since, it lurched from one war to another to benefit war profiteers and advance America’s imperium, no matter the body count to achieve both.
In his 1953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revisionist essays titled, “Perpetual War for Perpetual Peace: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Foreign Policy of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and It’s Aftermath," Harry Elmer Barnes wrote:
“If trends continue as they have during the last fifteen years, we shall soon reach (the) point of no return, and can only anticipate interminable wars, disguised as noble gestures for peace."
“Such an era could only culminate in a third world war which might well, as Arnold J. Toynbee has suggested, leave only the pygmies in remote jungles, or even the apes and ants, to carry on ‘the cultural traditions’ of mankind."
Deception, misinformation, popular fiction, and Big Lies launch wars – all of them. Television today incites them. Earlier times, however had other ways to enlist public support or at least avoid opposition enough to stop them.
Historian Gabriel Kolko explained nothing good about “the good war," WW II, or any others. None achieve peac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ne conflict begets others. Endless destructive cycles follow. Countless millions die. Vast destruction ravages countries. Human misery, not liberation, results.
Since the 19th century, imperial wars shaped American life. Waging them is prioritized. Technological expertise produces killing machines. Industrial America suffered.
Human needs go unmet, today more than ever in modern times. State capitalism partners with business waging war. Uneducated, disadvantaged, impoverished, disconnected, restless, angry millions get left on their own sink or swim.
Others go to war to get killed, injured, maimed, or emotionally scared for life with nothing in return benefitting them.
In his January 1961 farewell address, Dwight Eisenhower warned about: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citing the “grave implications" of a “coalition of the military and industrialists who profit by manufacturing arms and selling them to the government."
He said “we must guard against the acquisition of unwarranted influence….by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The potential for the disastrous rise of misplaced power exists and will persist."
He added that:
“Every gun that is made, every war ship launched, every rocket fired signifies, in the final sense, a theft from those who hunger and are not fed, from those who are cold and not clothed…."
Today, dominant “iron triangle" authority runs America’s war machine. With sitting presidents, it consists of Congress, the Pentagon, and defense industry profiteers, including producers of sophisticated technology for digital age warfare Eisenhower couldn’t have imagined.
In combination, they addicted the nation to war, not for threats. It’s for power and profits. Why else would war be America’s business!
In his book titled, “JFK and the Unspeakable: Why He Died and Why It Matters," James Douglas discussed many reasons. Key was his opposition to force.
After the Joint Chiefs demanded troops for Laos, he told Geneva Conference representative Averell Harriman:
“Did you understand? I want a negotiated settlement in Laos. I don’t want to put troops in."
He opposed nuclear weapons use in Berlin and Southeast Asia. During the 1962 Cuban missile crisis, he refused to bomb or invade. Afterwards he said, “I never had the slightest intention of doing so."
In June 1963 (a few months before his assassination), he called for abolishing nuclear weapons, ending the Cold War, and advancing “general and complete disarmament."
In October 1963, he signed National Security Action Memorandum (NSAM) 263 to withdraw 1,000 US forces from Vietnam by year end and all of them by 1965.
He wanted “to splinter the CIA in a thousand pieces and scatter it to the winds."
Before Gaza, the West Bank and East Jerusalem were occupied, he supported UN Resolution 194, authorizing diaspora Palestinians’ right of return they never got.
He wanted the American Zionist Council (AIPAC’s original name) registered as a foreign agent. He opposed Israel’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He wanted peace, not conflicts. It cost him his life. Future presidents got the message. The rest, as they say, is history.
Canadian Law Professor Michael Mandel explained imperial America’s lawlessness in his 2004 book titled, “How America Gets Away with Murder: Illegal Wars, Collateral Damage,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He discussed Justice Robert’s Jackson’s Nuremberg “supreme crime" declaration. It’s more than ever relevant given America’s out-of-control belligerence, ravaging the world one country at a time or in multiples.
At Nuremberg, Jackson said:
“To initiate a war of aggression….is not only an international crimes; it is the supreme international crimes differing only from the other war crimes in that it contains within itself the accumulated evil of the whole."
In 1950, the Nuremberg Tribunal defined crimes against peace as:
“(i) Planning, preparation, initiation or waging of a war of aggression or a war in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eaties, agreements or assurances; (and)
(ii) Participation in a common plan or conspiracy for the accomplishment of any of the acts mentioned under (i)."
After WW I, Kellogg-Briand in 1928 renounced aggressive war, prohibiting its use as “an instrument of national policy," except in self-defense.
Sixty-three nations were signatories, including America, Britain, France, Germany, Italy, Soviet Russia, and Japan. The US Senate approved the treaty 85 – 1. Like Nuremberg, it’s binding international law.
Washington’s war machine hardly slowed. WW II followed as well as perpetual others thereafter. Even then, the business of America was war. It’s more than ever that today.
Its “scourge" wants power, profits and unchallenged dominance. Today, America wages it globally against humanity. International law is defied. So is morality and common sense.
International peace, security, stability, equity, justice, and freedom are non-starters. Only war spoils matter, including benefits derived from them in all forms.
Since WW II, America, its NATO partners and Israel waged regular aggressive wars. Millions of noncombatant civilians perished. Appalling human suffering resulted.
Washington’s imperial war machine is today’s greatest threat, ravaging the world one country at a time. Congressional authority was abdicated. Presidents can act on their own.
In September 2001, Congress approved the Authorization for Use of Military Force (AUMF) for “the use of United States Armed Forces against those responsible for the recent attacks launched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War on terror" authority accelerated permanent wars. Presidents now wage them at their discretion.
Where it all ends, who knows. No one’s able to stop them. Short of finding a way, free societies, planet earth and humanity hang in the balance. Even risks that great are ign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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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 of Words on Iran》
by Stephen Lendman
2011-11-11
Provocative rhetoric followed release of the IAEA report on Iran’s nuclear program, despite baseless allegations in it.
In October 2009, the Agency leaked a document titled “Possible Dimensions of Iran’s Nuclear Program" to the New York Times. At issue was circumventing then IAEA head Mohamed ElBaradei. Allegations in it were spurious. As a result, he wouldn’t touch it.
Two months later Yukiuya Amano replaced him. IAEA was politicized. In December 2010, the London Guardian published a leaked US embassy cable saying he’s “director general of all states, but in agreement with us." Its title was: “Amano ready for prime time."
A November 2010 Guardian article headlined, “Nuclear Wikileaks: Cables show cosy US relationship with (new) IAEA chief."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 Geoffrey Pyatt was quoted, saying:
Amano will “overcome bureaucratic inertia (and) modernize Agency operations…." He’s “solidly in the US court on every key strategic decision, from high-level personnel appointments to the handling of Iran’s alleged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In other words, he’s there to salute and obey orders, not be nonpolitical and impartial. He hasn’t disappointed.
America’s media jumped on his new report, again suggesting “possible military dimensions to Iran’s nuclear program" with no evidence whatever proving it. Nonetheless, US, Israeli and UK belligerents bellowed it. So far, nothing’s gone beyond rhetorical saber rattling.
Whether or not war’s planned isn’t known. Cooler heads in high places know the risk. Minimally it could engulf the entire region disastrously. Worse would be general war, possibly involving Russia and China.
Once something starts, anything’s possible, even unthinkably using of nuclear weapons to destroy underground facilities. Doing so would risk many thousands of lives and widespread radiation contamination.
Guardian writer Julian Borger headlined, “The IAEA report: what does it mean and will it lead to war with Iran?" saying:
“There is nothing in the report that was not previously known by the major powers. The West and Israel (supplied information on alleged) weapons development…."
“Furthermore, the bulk of the report is historical," pre-2003. Clearly it shows Iran’s not “rac(ing) to a bomb."
“Obama….has no stomach nor money for another war, and (Pentagon) generals insist that every way they game the scenarios, America comes out the loser.”
Former IAEA inspector/later department director Robert Kelly called Amano’s report “very thin," a “real mish-mash," including “amateurish analysis…I thought there would be a lot more there….It’s certainly old news. It’s really quite stunning how little new information is in there."
In 2005, Kelly examined Amano’s original documents. Gotten from a mysterious laptop, they alleged a so-called “green salt project" to provide clandestine uranium, high-explosives testing, and reengineering a Shahab-3 missile to carry a nuclear warhead.
From them, Kelly discounted possible Iranian military applications, suggesting documents were forged, saying:
“There is nothing to tell that those documents are real. My sense when I went through (them) years ago was that there was possibly a lot of stuff in there that was genuine, (but) it was a kind of junk."
The little high quality material in them amounted to “two or three pages that wasn’t related to anything else in the package. It was on a different topic, and you just wondered" whether fake evidence was planted.
He recalled 1993 and 1994 when the IAEA got “very complex forgeries" on an alleged Iraq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Those documents had markings on them (to) resemble Iraqi (ones), but when we dug into them they were clearly forgeries."
In 2002, Kelly said the IAEA got “pretty bad" Italian forgeries on Iraq’s alleged Niger nuclear links. That was then. War resulted. Now perhaps Iran’s targeted unjustifiably.
Shannon Kile,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Nuclear Weapons Project head, said:
Iran “doesn’t seem to have the same North Korea-like obsession with 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s. That’s nowhere to be found in the (IAEA) evidence."
“Yes, Iran is making progress. They’ve covered the waterfront in terms of the main technical areas that you need to develop a nuclear weapon. But there is no evidence they have a dedicated program under way."
Nonetheless,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Wayne Madsen sees “War Clouds Form(ing) over Iran," saying:
“Israel’s strategy is to make certain that its plans to attack Iran’s nuclear facilities and, perhaps other targets, meet no opposition from (US) diplomatic circles…."
As a result, “Asian nations want to freeze the United States out of interference in Asia." Worrisome signs include Israel’s “open secret ally, Saudi Arabia," appointing former Egyptian intelligence head Omar Suleiman advisor to Crown Prince Nayef bin Abdul Aziz al-Saud.
Washington’s increasing its presence in Kuwait, Bahrain, Qatar, UAE, Oman and perhaps elsewhere in the region. New CIA and Pentagon Predator drone bases were established in Djibouti, Seychelles, Ethiopia, and reportedly Saudi Arabia. More are planned.
Obama’s “under tremendous (Israeli Lobby) pressure (to) support an Israeli military strike on Iran…." Doing so would involve Washington and perhaps other NATO partners. To assure pro-Israeli voter support, Obama would have to go along.
Given the potential for war, Russia, China, their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member states, India, Turkey, and other regional nations show justifiable alarm.
On November 10, Israel National News headlined, “Report: Israel Preparing ‘Christmas Surprise’ for Iran," saying:
Britain’s Daily Mail said Israel may attack “Iran’s nuclear facilities….as soon as December 25…." An unnamed senior Foreign Office official said, “We’re expecting something as early as Christmas," or very early in the new year."
Foreign Secretary William Hague said the IAEA report “completely discredits" Iran’s nonmilitary dimension claim.
Israel Defense Minister Ehud Barak told Israeli Radio, “We continue to recommend to our friends in the world and to ourselves, not to take any option off the table," suggesting a possible attack.
Haaretz reported that Amir Kahanovich, chief economist at Israel’s Clal Finance saying attacking Iran would exact far too high an economic price for the world to accept.
He cited sharply higher oil prices, disrupted global trade, and more affecting Israel and other nations.
Israel’s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Ephraim Kam doubt stiff sanctions are coming. Russia and China won’t tolerate them. They’d also risk greater economic fallout. At most, he says “another round of light sanctions."
US Defense Secretary Leon Panetta said attacking Iran should be a “last resort." Doing so would have serious regional repercussions, he believes. Potentially they could be much worse.
Interviewed on Press TV, historian Peter Rushton accused Israel of escalating anti-Iran hysteria, adding:
“I think voters in Britain and America would do well to take a long hard look at those politicians who are prepared to give limitless trust to Israel at the expense of their own people" and regional peace.
Hezbollah leader Seyyed Hassan Nasrallah expects regional war to erupt from attacking Iran.
Also interviewed on Press TV, independent journalist Nader Mokhtari said:
“The United Nations has lost its basic functions for a very long time. (It) has not been able to intervene effectively in matters that it should have been able (to), according to its charter…."
Its structure prevents “99% of the world (from having) a say in running world affairs, and a select few" decide everything, including on those issues most important.
America has virtual veto power on all issues. With Israel, it threatens attacking Tehran unjustifiably. Its allegations are baseless. Regional war may follow with unpredictable consequences. The danger is real and frightening.
A Final Comment
Last May, George Mitchell left his White House Middle East envoy post. Rumor at the time suggested it was because of his deputy Dennis Ross’ extreme bias.
Anti-Defamation League head Abe Foxman calls him Israel’s “advocate." Middle East analyst Aaron David Miller calls him “Israel’s lawyer." Others call him a Zionist hardliner up to no good for Palestine or Israel’s regional rivals.
Some say he was forced out. Now he’s stepping down. On November 10, The New York Times headlined, “Obama’s Influential Mideast Envoy to Resign," saying:
He’s stepping down “at a time when Israeli-Palestinian peace talks are frozen and tensions over Iran are flaring anew."
Ross gave the usual reason about wanting to spend more time with his family. Others cite his duplicity, extreme bias, and failure to accomplish anything beyond representing Israel at a time its influence is waning.
Earlier he served as GHW Bush administration’s State Department Policy and Planning director, after which he became Clinton’s Special Middle East Coordinator.
He’s also co-founder of the AIPAC-backed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WINEP). It’s an extremist pro-Israeli front group. Ross will return after leaving his present post.
WINEP’s Board of Advisors includes a rogue’s gallery of figures like Richard Perle, George Shultz, Robert McFarlane, James Woolsey, and former US Israeli ambassador Samuel Lewis.
James Petras once called Ross “a virulent Zionist advocate of Israel’s ultra-militaristic policies, including an armed preemptive attack on Iranian nuclear and military installations."
“Ross is an unconditional supporter of the Israeli starvation siege of (Gaza), and fully backed Israel’s savage (2006) air attacks against civilian targets in Lebanon."
No friend of Palestine, he one-sidedly backs Israel’s worst lawlessness. He won’t be mi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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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s Media War on Iran》
by Steve Lendman
2011-11-11
When Washington goes to war or threatens it, America’s media march in lockstep, cheerleading. Fiction substitutes for fact.
News is carefully filtered, dissent marginalized, and supporting imperial belligerence substitutes for full and accurate disclosure.
As a result, patriotism means going along with rogue policies. Never mind rule of law principles and democratic values. Free and open societies are risked. So is humanity if belligerents overstep.
The IAEA Iranian nuclear program report stirred a hornet’s nest of inflammatory commentary, no matter the agency’s fabricated contents. Previous US intelligence assessments refuted them, including most recently in March 2011.
Nonetheless, IAEA allegations proved red meat for America’s media. Commentaries from three major broadsheets are typical.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On November 8, deputy Journal editorial page editor Bret Stephens headlined, “Now For a Real Iran Debate," saying:
“There’s no scarcity of reliable information about Iran’s nuclear programs, licit and illicit." At issue only is how Washington and Western allies act “to check them."
In September, IAEA said “Iran had enriched 4.5 tons of low-enriched uranium – sufficient, with further enrichment, for three or four bombs – and that a third of the uranium had been enriched in the last year alone."
It also said “Iran had begun more advanced centrifuges, capable of enriching uranium at a significantly faster rate than" earlier ones. “So much for the success of sanctions in shutting down Iran’s underground network of nuclear-parts suppliers."
Fact check
Iran’s nuclear program is peaceful and nonmilitary. No credible evidence suggests otherwise. Its operations follow standard procedures. Other nations follow them. None are vilified. Nothing done is illegal. Beating up on Iran bogusly discredits anyone doing it.
“So much for the enabling fiction that was the 2007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which judged ‘with high confidence’ that Iran ‘halted it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in the fall of 2003."
So much for a Journal editor accepting fabricated IAEA information, refuted by US intelligence as recently as March 2011 in its America’s Annual Threat Assessment of the 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He continued saying pursuing diplomacy or more “sanctions guarantees failure, signals weakness, and emboldens the hardest of Iranian hardliners."
Time’s “no longer on the West’s side….(F)urther delay only increases the complexity and uncertainties of any strike."
Short of supporting war, Stephen railed against Iran, saying Western leaders should “hasten the regime’s demise." How he didn’t say or explain that every nation’s sovereignty is inviolable, whether or not he approves.
The New York Times
A Times editorial headlined, “The Truth About Iran," saying:
Despite using fabricated, discredited, old information with no credibility, The Times called IAEA’s document “chillingly comprehensive….What gives the report particular credibility is its meticulous sourcing."
Russia, China and other nations “have been shielding Iran." Security Council members must “quickly impose a new round of even tougher sanctions…."
Fact check
For years, Times writers and commentators beat up mercilessly on Iran. In June 2009, Iran’s presidential election was more democratic than America’s rigged process.
Nonetheless, a Times editorial headlined, “Iran’s Nonrepublic," claiming “government authorities bulldozed the results" so incumbent Ahmadinejad’s victory was “bogus."
Instead of journalistic integrity, The Times claimed Ahmadinejad stole the election with no evidence whatever proving it. Rhetoric substituted for reasoned commentary in typical Times style.
In contrast, when the Supreme Court reversed America’s 2000 popular vote (and electoral one learned months later) to install its own favorite, a Times editorial supported Bush’s illegitimacy and his “unusual" post-election “gracious(ness)."
No matter that Al Gore won and they knew it. No matter what’s now known about a rogue administration terrorizing humanity.
Stopping short of supporting war, The Times said striking Iran’s nuclear facilities “would not set (it) back for very long. It would rally Iranians around their illegitimate government….The last round of sanctions was approved 17 months ago."
Russia and China oppose more. “So long as that enabling continues, Iran will keep pushing its nuclear program forward."
Fact check
In April 2010, Ron Paul addressed HR 2194, the Comprehensive Iran Sanctions, Accountability and Divestment Act, saying:
“I rise in strong opposition," including against its Senate version. Debate replicated lies, misinformation and distortions preceding Iraq 2003. “Propaganda (is) speed(ing) us to war against Iran for the benefit of special interests."
“A vote for sanctions on Iran is a vote for war against Iran." In other words, he called sanctions an act of war.
In 1997,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called economic sanctions “a war against public health." Sanctions constitute war by other means. Manipulated money power in private hands used irresponsibly is financial war.
Delegitimizing Iran’s legal nuclear program shows which side Times editors support. They’re the same anti-populist power and wealth ones they always back on all vital issues.
The Washington Post
A WP editorial headlined, “Running out of time to stop Iran’s nuclear program," saying:
The IAEA “spelled out in detail what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have known for a long time: Iran’s nuclear program has an explicit military dimension, aimed at producing a warhead that can be fitted onto one of the country’s medium-range missiles."
Fact check
Substituting bombast for truth, Post editorializing got another black eye. Throughout the piece, accuracy was nowhere in sight.
Like The Times, Journal, and others like them, however, what else can be expected from establishment broadsheets. They stop short of doing what readers expect – their job.
“The IAEA’s evidence….ought to end serious debate about whether Tehran’s program is for peaceful purposes. That’s why Russia and China tried to block the report."
Never mind that IAEA’s “evidence" lacks credibility. It was fabricated, discredited and out of date. Independent analysts refuted it. All countries should denounce its nefarious purpose, potentially leading to war.
Short of supporting it, the Post said Obama’s got time to act. He repeatedly said “Iran’s acquisition of a nuclear weapon is unacceptable – and the IAEA report makes clear that the danger is growing, not diminishing."
Most dangerous are:
◎ IAEA heads publishing baseless allegations;
◎ America, Israel, and Western nations supporting them;
◎ and disreputable major media opinion writers marching in lockstep instead of doing their jobs responsibly.
Sadly, that’s what passes for corporate-controlled news, commentary and opinion in America.
It’s why more readers go elsewhere for real information and analysis. Hopefully one day they all will!
讚讚
發改委劍指國企(中國電信) 背後站著外資/中情局
《中國的那些事(1):新華社為何幫南方系出頭?》
文/蔡子尤
2011-11-16 民聲網
最近,“南方系媒體”發動了一大一小兩場戰役,
一是以中國電信為突破口,通過“炒作”所謂國企壟斷問題“圍剿”中國國企,
二是“圍剿”孔慶東。
其實孔慶東對“南方系媒體”的所謂“三罵”(去你媽的、滾你媽的、X你媽的),事後證明完全是孔慶東的引蛇出洞。
看看被罵記者是如何說的:
http://www.mshw.org/review/debate/2011-11-15/6116.html
【濟南時報:孔慶東在微博上說你“態度很和氣,語言很陰險”。你問了他什麼問題,讓他覺得陰險?
曹林華:我根本沒來得及提問。我剛介紹完身份,他就來了句“我不接受你們‘南方系’採訪,去他媽的!”然後把電話掛了。
濟南時報:只是一句“去他媽的”嗎?孔慶東在微博上炫耀他罵了你一組排比句(去你媽的!滾你媽的!×你媽的!)。
曹林華:這些都是他意淫的。他罵得沒那麼誇張,這讓我既好氣又好笑。孔慶東一貫喜歡誇張,他是個表演欲望很強的人,正如他周圍人所說,他喜歡惡作劇。】
原來,孔慶東電話裏只是隨口說了句【去他媽的】,很明顯,罵的是南方系。孔慶東說的不是【去你媽的】,更不是【去你媽的、滾你媽的、X你媽的】。顯而易見,孔慶東在微博上說罵了南方系【去你媽的、滾你媽的、X你媽的】,既不是濟南時報說的炫耀,也不是曹林華說的惡作劇,而是典型的引蛇出洞,而且引出了新華社這條愚蠢的大蟒蛇。
孔慶東還很詫異,自己痛駡、耍弄南方系,為何新華社跳了出來?
廣大網民可能十分鮮明地記得,2008年汶川地震之後,南方系炒作【中國抗震救災是為了兌現對於普世價值的承諾】,而南方系主張的普世價值,其真實含義是【美國及西方的政治經濟制度代表人類普世價值】,而新華社也發表類似報導《從唐山到汶川:中國的改變》。新華社此文當時發表在新華網及各大網站的頭條,似乎是要強迫每個線民都要讀一遍。此文借讚美汶川救災,醜化唐山救災,醜化毛時代。內容主要有: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5/29/content_8277937.htm
1、在全國人民都在抗震救災時刻,繼續批判唐山大地震時的抗震救災,以此醜化毛澤東和毛時代,醜化社會主義。
2、認為改革開放時代和毛時代相比,【中共的執政理念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人民的主體地位得到進一步尊重,人道主義和人文關懷漸成社會風尚。】這顯然是把中國改開以來的這30年的中共,同1921到1979這近60年的中共做了徹底切割。
3、文章牽強附會東拉西扯,認為【抗震救災還反映了中國法治社會的逐步形成完善,……例如,“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與“私有財產不可侵犯”被寫入憲法。】,這完全是普世價值的腔調。
實際上,新華社的文章在“有意曲解”憲法,憲法第十三條是【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而新華社及南方系“曲解”成【“私有財產不可侵犯”被寫入憲法】。
在中國人民大眾“強烈要求”清算“暴富階層”“侵吞”國有資產的原罪的背景下,新華社及南方系“要幹什麼”,一清二楚。其實,新華社及南方系主張的【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並沒有”寫進憲法。憲法第十二條是【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將憲法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合起來讀,憲法的意思就是要清算暴富階層侵吞國資的原罪。
憲法全文見: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4/content_62714.htm
另外,憲法顯而易見也不會保障那些反毛、反共的人權,也就是說,南方系及新華社中大量的反共分子的人權並不受憲法保護。
雖然新華社記者文章沒有直接提【普世價值】四個字,雖然新華社記者的文章不得不提社會主義這四個字,但是此文章“內涵”其實和南方系“完全一致”。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擁護社會主義、擁護毛澤東的文章,在人民網旗下強國論壇大部分能發出來,
而在新華網發展論壇則幾乎“全面封殺”。
更重要的是,新華網國內部分曾參與多起“妖魔化”毛澤東、“妖魔化”社會主義的炒作事件。與新華網相比,人民網則沒有參與。
比如:2007年12月10日,新華網、新浪網等主流網站刊登文章:《據統計毛澤東稿酬累計達1.3億》。見:
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7-12/10/content_7223084.htm
此文實際上幾年前美國「中情局」“資金支援”的海外民運反共刊物製造的垃圾。後來汪東興、吳連登等人澄清了事實真相,新華網及南方報系並未刊登相關澄清文章,新華網的“造謠”也沒受到任何處理。
此事件詳情見:《從縱容“妖魔化毛澤東”到亡黨亡國》http://blog.hxf.mshw.org/post/4/18
其實看看新華社的歷史就很清楚,新華社裏有不少“南方系”的“同盟軍”,瞭解了以下情況,出現如上怪事,就一點不奇怪了。
這裏列舉一二:
比如:
《炎黃春秋》的社長杜導正,曾任新華社河北分社社長、新華社廣東分社社長,“文革”後,歷任新華總社黨組成員兼國內部主任、《光明日報》總編輯、新聞出版署署長。
《炎黃春秋》的骨幹、編委李普就曾擔任新華社副社長。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派5人小組接管新華社,李普是5人之一。
《炎黃春秋》核心作者、著名反共、反毛學者戴煌在新華社內人脈極廣,連原新華社社長郭超人都極為尊崇,戴煌更是屢次欺負新華社老社長穆青。看看戴煌是如何洋洋得意地自述的:
http://news.qq.com/a/20110712/001157_1.htm
【後來郭超人當新華社副社長了。他去過我家裏幾回。他勸我說,老戴呀,你得多到後面去跑一跑啊。也就是多到穆青家裏跑一跑。我才不去呢。穆青和李普後來住在同一層樓裏,他們一個在這邊兒,一個在那邊兒,挨著。李普和我關係很好,我經常去找他聊天。但我就是不到穆青家裏去。穆青派他老婆到李普家裏,想看看我和李普到底在談些什麼。我這一輩子啊,就這個脾氣,看不慣的人,天皇老子我也不怕,也不理。】
《炎黃春秋》的副社長楊繼繩也是新華社高級記者,在新華社工作35年。
新華社原國內部主任張萬舒,也是《炎黃春秋》的重要支持者,2009年張萬舒在香港出版關於8X8的敏感書籍,被亞洲週刊評為2009年十大中文(非小說)好書。張萬舒是國內最早報導小崗村改革的記者之一。張萬舒1964年始任新華社安徽分社記者,後任採編主任、副社長;1983年調任北京新華社總社國內新聞部副主任、主任;1992年改任新華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
1990年,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曾出逃美國,許家屯為中共正部級幹部,曾任江蘇省委書記和中共中央委員,叛逃時還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職務。他在叛逃後受到賣國指控,並在1991年被中共開除黨籍並撤銷所擔任的人大委員職務。
新華社“多出怪事”。2010年7月末,「鳳凰網」、南方報業網紛紛刊登:《網現新華社記者叛逃謠言鳳凰獨家闢謠》、《新華社國內部主任叛逃英國系謠言駐英養病》等文章,原來,英國每日電訊報導:新華社國內部主任萬武義已經叛逃英國,萬武義的妻子已經先期移民了英國,是“裸官”一族,而鳳凰網和南方系替新華社國內部主任闢謠,說其只是在養病: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0729/12/42556_42227479.shtml
http://bbs.xizi.com/thread-1597146-1-1.html
【據可靠消息,國內最大的新聞通訊社——新華社國內部主任萬武義已經叛逃英國,有關記者在英國對萬武義本人和其妻子見面時證實了這個消息。這也是繼1990年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徐家屯叛逃美國之後,從該機構叛逃到海外的最高級官員。但新華社和國內其他新聞機構並未對外報導。萬武義在和記者見面時表示,他之所以出逃英國完全是政治上的考慮,是因為在相關報導中觸動了特殊階層的利益,受到政治壓力而被迫離開。但國內熟悉萬武義的人士則指出,萬武義涉嫌貪污腐敗和收受賄賂,是在得知即將被革職調查的消息後而出走英國。
北京紀檢機關在試圖對萬武義的家屬做進一步調查時發現,在此之前,萬武義的妻子已經先期移民英國,萬武義是典型的“裸官”一族。所謂“裸官”,就是指自己在國內做官,但家屬、財產已經轉移到海外的官員。因為這類官員罪行一旦敗露就會選擇逃離,輕易逃脫國內法律制裁而引起了極大民憤,中國ZF最近正出臺措施,要求幹部就配偶子女移居國外情況向組織部門彙報,否則將追究紀律法律責任。
新華社的全稱是新華通訊社,也是中國的“國家通訊社”,同時具有行政管理職能。因為該機構在中國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加上新華社國內部和國內眾多ZF、大型企事業部門千絲萬縷的聯繫,掌握著國內幾乎所有重要新聞的編輯、簽發、報導權而一直是這些部門的公關物件,萬武義也很可能是在此過程中收受巨額賄賂而落馬。據傳,在新華社內部,有關萬武義的名聲一直不佳,在萬武義叛逃之後,新華社內部,包括海外各分社也被要求不許談論此事。
這也是時隔20年後,新華社再一次暴出“高官外逃”事件。此前一起發生在1990年,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曾出逃美國,許家屯為中共正部級幹部,曾任江蘇省委書記和中共中央委員,叛逃時還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職務。他在叛逃後受到“賣國”指控,並在1991年被中共“開除黨籍”並撤銷所擔任的人大委員職務。】
新華社萬武義就“叛逃英國一事”嚴正聲明:
http://news.china.com/zh_cn/news100/11038989/20100812/16077255.html
【2010-08-12 新華社
今年5月22日,本人參加中組部等組織的專題研究班到英國牛津大學學習,原計劃6月6日回國。學習期間因腰椎間盤突出的舊疾嚴重復發,遵醫囑在當地臥床治療。在中國民航局和中國駐英大使館協助下,在新華社總社有關部門和倫敦分社密切配合下,本人於7月31日下午順利返回北京。
在此,本人對新華社領導的熱情關懷和同事們的精心關照,表示衷心的感謝;對給予精心治療的英籍華人醫生夏志道夫婦等多位醫護人員以及提供熱情幫助的牛津大學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志願者,致以深深的謝意;對所有給予本人以關心和支持的各界人士,表示誠摯的謝意。本人將積極配合治療,爭取早日康復,重返工作崗位。
令人氣憤的是,在本人於英國臥床治療期間,個別別有用心的機構和個人公然採用捏造事實的卑劣手段,惡意對本人及家人進行造謠中傷,給本人及家人的相關權利造成極大損害。為此,本人要求侵權機構和個人就其誹謗行為公開賠禮道歉。同時,本人正在考慮依據相關法律規定追究侵權機構和個人的法律責任的問題。
特此聲明。
萬武義】
“究竟”是什麼人向英國每日電訊“透露”了新華社國內部主任叛逃的消息?
每日電訊為何相信這些消息並說消息可靠?
恐怕肯定不是美國「中情局」運作的吧?相信讀者自有分析。
至於事實真相如何,我們拭目以待吧。
總而言之,建國後新華社歷屆領導高層中,既有胡喬木、吳冷西、朱穆之、穆青、喻權域這樣真正的愛國愛黨愛人民的真共產黨員,
也有杜導正、許家屯之類的共產主義叛徒。
希望現任新華社國內部主任萬武義不是杜導正、李普、張萬舒、許家屯、楊繼繩之類的叛國叛黨分子。
此次新華社“聯合”南方系“圍剿”孔慶東。新華社“罕見地”發表新華調查、新華專電、新華社記者李江濤、趙琬微發表《如此素質如何為人師表?——北大教授孔慶東爆粗口罵記者惹眾怒》一文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kongqingdong/content-3/detail_2011_11/10/10563219_0.shtml
新華社記者黃冠發表《“教授罵人”有觸道德法律底線之嫌》一文:
http://www.legaldaily.com.cn/zbzk/content/2011-11/11/content_3088059.htm
兩篇文章均“殺氣騰騰”,直接“要求”北大開除孔慶東。這些“漢奸(帶路黨)”完全被孔慶東耍得團團轉,最後“不得不”在新華網“刪除”了這兩篇文章。
李江濤、趙琬微、黃冠等新華社國內部記者,應該是歸萬武義管吧?
總而言之,新華社相當於半個南方系。
南方系,已經徹頭徹尾地被“漢奸分子”、新自由主義分子、資改派“把持”,而新華社只有一部分被“漢奸”控制。最起碼,新華社國際方面的報導就比國內方面要好得多。
其實,無論是南方系、新華社還是《炎黃春秋》,他們都有一個統一的稱謂,“趙系人馬”。
趙紫陽,1960年後,歷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第二書記、第一書記,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處書記,曾兼任廣東省軍區政治委員、廣州軍區第三政治委員。1974年4月至1975年10月,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
任仲夷,1980—1985年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兼省軍區第一政委。1985年後退出領導工作崗位,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趙紫陽、任仲夷在廣東耕耘多年,黨羽眾多。“改革開放”以來,在這些“趙系黨羽”及“美帝獨裁霸權”的“庇護”下“南方系(漢奸買辦帶路黨)”一直茁長成長,《炎黃春秋》(漢奸買辦帶路黨)近幾年也是杜導正等“趙系”骨幹一手操作,而新華社這些傳統左派媒體自然也“被安插”了許多“趙系”黨羽。
張宏良文章曾說:
【南方系能夠成為中國媒體領域的實際老大,還是因為它“特殊”的“美國背景”。2010年美國總統奧巴馬訪問中國期間,點名要求單獨會見南方系報紙總編,否則,奧巴馬總統拒絕會見任何媒體,立刻返回美國,由中國承擔一切後果。中國方面沒有辦法,只能忍氣吞聲,由中宣部一位副部長親去廣州專機陪同南方系報紙總編進京接受奧巴馬會見。奧巴馬如此過分的舉措,不僅遠遠超過了主權國家之間的交往原則,甚至遠遠超過了宗主國對殖民地國家的要求,即使抗戰期間日本佔領軍對汪偽政權的要求,也不過如此。奧巴馬之所以堅持這樣做,無非是在用這個舉動向人們顯示,中國南方系媒體的政治地位,遠在人民日報、新華社和中央電視臺之上,至少在美國看來必須如此。】
奧巴馬“庇護”南方系(漢奸買辦帶路黨)的背景是自2008年以來南方系是“漢奸媒體”,這已經眾所周知。體制內的愛國主義力量試圖徹底修理整頓南方系和《炎黃春秋》(漢奸買辦帶路黨),這些行動遭受“趙系人馬”的頑強抵抗,而奧巴馬訪華就是為趙系人馬“打氣”的。在奧巴馬及趙系人馬的“通力保護”下,南方系和《炎黃春秋》(漢奸買辦帶路黨)平穩度過危機。奧巴馬拼下老本,也要“保護”南方系這些“棋子”,當然是為了在不久的將來更好地在中國搞“顏色革命”,肢解中國。
顯而易見,國內的南方系、炎黃春秋(漢奸買辦帶路黨)、新華社國內部、及中青報冰點週刊,都屬於“趙系人馬”。而這些“趙系人馬”的“背後”是「中情局」。無論是“大肆推廣”荒謬的“西方普世價值”和“新自由主義經濟”理念,還是“妖魔化”毛澤東,這些都是「中情局」的“一手策劃”,而南方系、炎黃春秋、新華社(漢奸買辦帶路黨)只是奉命行事。
據《克格勃X檔案:一個老牌間諜對國家最高機秘的披露》一書(著者是[俄]維•什羅甯,曾任克格勃局長。新華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介紹:早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情局首任局長杜勒斯策劃了系列方案,如“加爾瓦爾德方案”,其用途是【將基本的、集中的打擊指向反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要達到這個目的,【首先必須打破蘇聯人頭腦中的所謂‘列寧綜合體系’。】
而“直到”差不多半個世紀後,蘇聯克格勃才得以比較清楚地瞭解。
【根據艾倫.杜勒斯的企圖,關於‘德國黃金’、‘鉛封的’德國車廂和‘雇傭間諜’這些早就知道的假造謊言竟然成了‘禁果’,它對許多人的耳朵感到好聽。
加爾瓦爾德設計的最低綱領在於向新的幾代人灌輸對列寧主義的懷疑,認為列寧主義簡直是‘歷史的錯誤’,人類一部分暫時的、不正常的和不牢固的社會現象。灌輸說早晚要把它結束(‘蘇聯是罪惡帝國’!)】 《克格勃X檔案》–p65
詳情見:《中情局絕密綱領–用普世價值對抗愛國主義》
http://blog.hxf.mshw.org/post/4/33
與「中情局」在蘇聯的“操作”類似,中國南方系、炎黃春秋等(漢奸買辦帶路黨)媒體也在90年代後期以來“刮起”了“妖魔化”毛澤東的狂潮。
而“南方系(漢奸買辦帶路黨)”主張的所謂【普世價值】,正是「中情局」策劃方案的“要點”:
【(加爾瓦爾德方案)最高綱領包括最廣泛的目標。它提出的任務是破壞對祖國之愛。它渴望用所謂‘普遍人類價值’代替愛國主義。】《克格勃X檔案》–p66
有網友因此感歎到:
【到此,所有中國愛國者的疑惑終於有了十分合理的解釋:
在2008年那偉大的抗震救災過程中,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得到了自改革以來最大程度的激發。而“南方報系(漢奸買辦帶路黨)”當時卻“突如其來”、“莫名其妙”地宣稱抗震救災所體現的是“普世價值”,並由此引發了一場影響深遠的爭論。而隨後的兩年裏,“普世價值”也成了美國總統奧巴馬“對華喊話”的“口頭禪”。2003年出版的這本書實際上揭露了所謂“普世價值”思潮的真正的出處、背景及其戰略意圖。】
此次新華社出動“參與”圍剿孔慶東是一個“重要信號”。顯然,自李銳嫡系“中組部”老幹部崔武年發表《政改十三點》,“公開打出”趙紫陽(漢奸買辦帶路黨)的旗幟後,整個體制內的“趙系”都“蠢蠢欲動”,“加緊”了“肢解中國”的進程。
崔十三點見:http://www.mshw.org/review/debate/2011-10-26/5676.html
寫到此處,任何人都能看得出來,新華社為何要幫南方系出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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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那些事(2):發改委劍指中國電信,背後站著外資》
文/蔡子尤
2011-11-16 民聲網
上回說到新華社幫著南方系‘圍剿’孔慶東的事,指出不管是新華社、「中青報」、“南方系”還是“炎黃春秋”,都是“趙系”人馬,
而在這一切的“背後”是「中情局」。
其實,與「發改委」“圍剿”中國電信相比,新華社“圍剿”孔慶東,還算小事情。
一、「發改委」劍指中國電信,“背後”是外資
自11月9日CCTV《新聞30分》報導發改委調查中國電信、中國聯通壟斷,並將處罰幾十億後,引起了軒然大波,中國電信行業面臨生死危機。據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院長助理劉剛教授分析:
http://it.sohu.com/20111112/n325396790.shtm
【現在對電信、聯通提起反壟斷調查“時機”並不好。中國電信收入有1/3來自寬頻,如果真的像「央視」報導那樣被判定為壟斷,其要麼被罰款,要麼被限定市場份額,那整個中國電信就會由贏利變成虧損;而中國聯通日子就更加難過了,2010年就巨額虧損,假如遭遇反壟斷,那要麼是倒閉,要麼是被重組。】
劉剛還分析【此次寬頻反壟斷實質上是廣電和電信之爭的延續,大前提是目前正在進行的三網融合】,這個判斷也是絕大部分媒體的觀點:
http://www.chinanews.com/it/2011/11-14/3457430.shtml
【“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的反壟斷調查案被不少媒體指稱為其競爭對手廣電系統發起的“神仙架”。】
原來,自互聯網興起以來,傳統的電視與互聯網的融合已經是大勢所趨。所謂【三網融合】,就是電信網、廣播電視網、互聯網的融合。這裏面主要涉及兩個部門,一個是廣電系統,一個是電信系統。
此次事件的“起因”,就是廣電系統的企業像搞自己的互聯網業務,就得使用電信行業的寬頻,但是他們發現自己需要向“中國電信”繳費太多,“中國電信”定的價格太高。廣電系統最理想的狀態是,有自己的電視臺,有自己的網站,還有自己的寬頻,將電視臺和互聯網融為一體。
其實,電信系統也有自己類似的想法,搶佔制高點,進軍網路電視市場。
據媒體介紹:
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5-01/07/content_2427568.htm
http://tech.sina.com.cn/t/2006-06-09/2348983625.shtml
【“中國電信已計畫今年(2005)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開展網路電視業務。流媒體視頻業務將是電信今年重點推廣的內容,公司計畫今年將在大部分城市開通網路電視。”中國電信互聯星空事業部某高層近日表示。中國電信在杭州、廣東等地對網路電視進行的秘密試驗早已不是新聞。而2001年中國電信就曾試水,與新華社合作成立上海新華電信網路電視有限公司。】
【2005年,2005年4月27日,上海文廣越過中央電視獲得國內首張IPTV牌照,電信系統與上海文廣合作步伐的加快,幾方合作開展的IPTV試點一度高達50餘個。電信系統進軍網路電視,自然遭受廣電系統的圍堵:泉州廣播電視局發出一紙通告,叫停泉州地區的“百視通”網路電視業務,網路電視業務又在浙江擱淺。】
也就是說,推進三網融合,需要廣電系統和電信系統的通力合作。要搞網路電視,即需要寬頻和互聯網,也需要電視臺,本來廣電系統和電信系統相互合作,三網融合就可實現了。但是,雙方卻搞得你死我活,不斷內鬥。
整個事件看起來似乎比較簡單,一方是“工信部”下屬的電信企業,另一方是「廣電總局」下屬的廣電系統都想搶佔三網融合制高點,比如都要推網路電視。電信系統參與搞的網路電視被“各地廣電局”封殺。而廣電系統搞的寬頻業務面臨電信系統的高價,於是,就有了「發改委」調查電信壟斷一事。
本來,工信部和廣電總局打架,作為國務院各部位的老大,「發改委」應該調節兩個小兄弟的矛盾,讓兩者合作才對,但「發改委」的“意思”卻是“希望”廣電系統也進軍寬頻業務與電信“繼續內鬥”、競爭,“美其名”曰——打破壟斷。
(ISP(互聯網服務提供商)是經國家主管部門批准的正式運營企業,除了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之外,還包括中國移動、歌華有線、長城寬頻、天威視訊、中國教育和科研電腦網等近二十家企業。而歌華有線就是廣電系統取得ISP牌照的代表性企業。各方人物分析,歌華有線是此次發改委調查電信壟斷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其實,這一切,都是“外資壟斷巨頭”所“布的局”。
早在2007年,就有媒體報導:
歌華有線發展個人寬頻 “聯手外資”對抗網通
http://www.cnpaf.net/Class/news/200710/21772.html
2008年5月30日證券時報報導:《歌華有線與外資簽署寬頻合作協定》
http://zjdaily.zjol.com.cn/jrzb/html/2008-05/30/content_2741402.htm
【“歌華有線”日前正式與“自由媒體國際有限公司”和“華創夥伴投資有限公司”簽署了《關於設立寬頻合資公司的合作協議》,合資公司將通過歌華有線的寬頻網路向居民和商業客戶提供ISP服務(互聯網接入服務)。
……
“歌華有線”此次與國際知名的有線運營商的“合作”,可充分利用外資在寬頻運營及增值服務方面的優勢加速推動歌華有線高速資料寬頻業務及有線電視網增值業務的開展。】
而「自由媒體國際有限公司」是“什麼背景”呢?
此次與「歌華有線」合作的「自由媒體國際有限公司LibertyGlobal,Inc(簡稱LGI)」於2005年1月在美國特拉華州成立,同年在納斯達克上市,其掌舵人即是與默多克齊名的美國傳媒寡頭、“美國有線電視奠基人(patchpieces注:有線電視MSO系統台教父)”約翰・馬龍(John Malone)。
百度百科說:他讓默多克(Murdoch)、雷石東這樣的人膽戰心驚,他讓美國副總統戈爾甘拜下風.他是美國傳媒業的“成吉思汗”。
約翰-馬龍(John Malone)。還是美國最大地主: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usstock/c/20111012/010610602798.shtml
【北京時間2011年10月12日,美國地產月刊《Land Report》的年度調查顯示,自由傳媒集團(Liberty Media)董事長約翰-馬龍(John Malone)超過CNN創始人泰德-特納(Ted Turner),成為美國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今年早些時候,馬龍收購了緬因州和新罕布什爾州超過100萬英畝的林地,現在他名下的土地總面積已達到220萬英畝,超過了特納的200萬英畝,後者在過去的15 年裏一直位居美國最大地主之首。】
於是事情再“明顯不過”了:廣電系統顯然無法在寬頻及互聯網方面同電信系統競爭,廣電系統因此和美國傳媒寡頭“合作”,挑戰電信系統。
其實廣電和電信“內鬥”多年完全是“不應該”的。由國務院出面,甚至「發改委」這個老大調節,讓廣電系統和電信系統“合作合資”,發揮各自長處,共同搞三網融合,共同搞網路電視,利益雙方共用,這不是“很簡單”的事麼?為什麼一定要讓廣電系統也進軍電信領域?
事實上,廣電系統沒有相關實力,只得“引進外資”,“一起進攻”電信,這一切的“背後”對誰有利?
為什麼“寧可”與“外資”合作,也“不肯”與電信合作?
顯然,「發改委」的“藉口”還是要打破壟斷。在「發改委」“看來”,讓電信和廣電聯合成立公司是更大的壟斷。
而讓廣電“引進外鬼”與“美國壟斷巨頭”約翰-馬龍(John Malone)。合資就不是壟斷了?
在「發改委」“看來”,讓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合併,“解決”南北網路互訪的問題,“解決”億萬網民的苦惱,更是壟斷。
在「發改委」看來,讓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等企業合作,“一起壓低”從美國進口的電信設備及互聯網專利的(國際寡頭壟斷)價格(現在每年是5000億,超過軍費),這也是壟斷。
在「發改委」看來,像搞兩彈一星那樣,讓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等企業合併合作,互通有無,共同開發自主電信及互聯網技術和設備,“打破”“外資的壟斷”,“打破”美國壟斷寡頭的壟斷,這也叫壟斷。
按照「發改委」反壟斷的“思路”,兩彈一星根本“搞不出來”。
在「發改委」看來,為了反壟斷,電信行業一分為四,結果還是壟斷,再一分為十六,再分為三十二家(國際資本集團“支解分割依附”策略)……就像解放前的“軍閥混戰”,外資剛好進來“兼併”。
「發改委」究竟“代表”誰的利益?
「發改委」真的要讓電信行業走鋼鐵行業的“老路”嗎?
2009年07月10日第一財經日報報導:《鐵礦石最大買家為何沒有話語權》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90710/02426463633.shtml
【日本鋼鐵企業和貿易企業的“集中度高”,他們“掌控”著其國內60%以上的鐵礦石需求,而在中國這一數字僅為13%。
在日本,貿易商被稱為“商社”,鋼廠通過管道委託,由貿易商進口鐵礦石然後轉賣給鋼廠。商社的數量不多,但他們之間的“利益聯結”卻“極為緊密”,都是“互相交叉持股”和互派人員,而日本的鋼廠一般也會投資商社,佔據一定的股份。
在鐵礦石“依存度”幾乎100%的日本,鋼鐵企業和貿易商基本是“一體對外”的模式,
而中國則“恰恰相反”,善於“內鬥”。
這種“內鬥”,首先體現在鋼廠和貿易商的“數量之多”。
根據不完全統計,目前中國共有大小鋼鐵企業1200家左右,其中上規模的大中型鋼企有70多家,排名前5位的企業鋼產量僅占全國總量的28.5%,而美國、歐盟、日本等發達國家和地區排名前4位元企業鋼產量占全國比重為60%乃至70%以上。
目前國內有鐵礦石進口資質的企業共有112家,其中鋼鐵企業有70多家,雖然數量上較往年已經大幅減少,但數量仍然是世界最多的。其中又有國有,有民營,國有鋼企有的隸屬于國務院國資委,有的則隸屬於地方政府。
每個企業有自己不同的利益,自然“各懷鬼胎”,各自為政。
因此,產業“集中度不高”已經成為中國鋼鐵行業的“致命硬傷”,也已經成為歷年鐵礦石談判敗北的主要原因之一。】
也就是說,正因為日本鋼鐵行業是“計劃經濟壟斷型”的,因此“壓低”了必和「必拓」、「力拓」等礦山(巨頭)的鐵礦石價格。
而中國鋼鐵行業是“市場經濟競爭型”的,於是每年中國要向「力拓」等三大巨頭多交7000億。
近年中國吃“市場經濟惡性競爭”的虧已經不少了。如:《央企海外並購互挖牆腳,惡性價格競爭》
http://www.mshw.org/news/soe/2011-10-24/4503.html
【隨著中央企業海外投資熱情的高漲,在個別海外收購專案中,多家中央企業之間缺乏必要的溝通與合作,進行惡性價格競爭,出現了自家人挖自家人牆腳的情況。這既造成了國有資產不必要的損失,也十分有損中央企業的國際形象。
據國資委相關人士透露:“中央企業間境外投資的惡性競爭近年來屢屢發生。已經有好幾個項目,本來我們的企業可以花5000萬~6000萬美元收購的項目,由於央企之間的相互抬價、惡性競爭,結果花了1億多美元。”】
日本企業模式本來“學”得就是蘇聯及毛時代“計劃經濟的模式”。
我們“改革開放”卻將好的經驗“全部拋掉”,搞“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市場化。
按照前述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院長助理劉剛教授的分析,此次「發改委」氣勢洶洶,中國電信行業“面臨”被拆分的“威脅”,而外資正“虎視眈眈”,約翰-馬龍(John Malone)。更是已經兵臨城下,與「歌華有線」建立了合資公司。
可以說,“外國壟斷資本”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只欠「發改委」【反國企壟斷】這陣東風。
外資進入電信行業,其“危險程度”是“超人想像”的。
按照中國入世的“承諾”,中國電信業將逐步對外開放。即先開放增值業務、再開放資料和移動通信業務,最後開放基礎電信業務和基礎通信設施。
早從2004年12月11日開始,根據中國入世承諾,中國開始允許外資涉足基礎電信業務,外商可以與中國公司設立合資的形式進入中國北京、上海和廣州三地市場,外方的持股比例最高為25%。按照相關承諾,到2007年外資股權可以達到49%,並且取消地域限制。
到2007年左右,所有的媒體都在喊,【電信業,狼來了】。但是,自2007年以來,外資巨頭主要在觀望,狼沒有來。
這是為何?
因為一個巨無霸橫在外資面前,這就是中國國有企業:中國電信、中國聯通等巨型公司。外資即便是進入中國,也會毫無收益。
也“恰恰”是在2007年左右開始,“南方系媒體”紛紛“製造謠言”,說中國上網比美國貴10倍、100倍,要求反電信壟斷,“要求”將電信拆分“私有化”,讓外資和私企進入。這一切絕對“不是巧合”。“南方系”的“背後”正是那些著急的外資巨頭。
至於南方系的“謠言”是如何不靠譜,可見相關分析:
指鹿為馬–南方系反電信壟斷的背後
http://www.mshw.org/theory/eco/2011-11-10/6021.html
假如「發改委」借反壟斷的領域拆分中國電信行業的“陰謀”得逞,未來中國電信行業將一定是“外資的天下”。先不要說外資“全盤控制”電信行業,哪怕外資控制10%的份額,對中國國家安全來說也是無比恐怖的事情。
首先,外資已經“基本控制”“中國(所有的)門戶網站”。
互聯網業務,其專業術語是電信增值業務,是電信行業最先開放的部分。根據國務院辦公廳、發改委、商務部歷次外資並購安全審查制度或者規定,互聯網行業(電信增值業務)都未列入並購安全審查範圍,也就是說外資入股並購中國互聯網企業,不受國家安全審查。
而中國各大門戶網站如「新浪」、「搜狐」、「網易」、「百度」、「騰訊」及視頻網站如土豆、優酷等,都早已通過“協定控制(VIEs)模式”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
什麼是“協議控制”?在VIEs模式下,境內企業的經營決策、財務、人事、技術等“實際控制權”轉移給外國投資者。
看看廣州日報的報導:
http://tech.sina.com.cn/i/2011-09-20/03236084179.shtml
企業海外曲線上市或受限協定控制引起高度關注
【解釋:協議控制
2000年4月,新浪網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首開互聯網企業協定控制模式先例,為此市場也稱這種海外上市協定控制模式為“新浪模式”(又稱VIE模式,Variable Interest Entity)。
“新浪模式”的實質是通過合作協定的方式,“境外殼公司”實際控制境內牌照公司(為保護境外殼公司投資人的“安全”,通常牌照公司的全部股權也被抵押給技術公司,進而由殼公司全權控制),將收入和利潤轉移到境外殼公司,規避了外資機構不能擁有ICP牌照的問題(即互聯網路的外資行業禁入政策),使外資機構得以大量進入原本對其封閉的互聯網行業,並控股行業中的龍頭企業。】
通過“協定控制模式”外資已經“全面控制”了中國互聯網門戶網站,但是這些門戶網站所使用的寬頻、光纖線路,還主要是中國國企如中國電信所控制。雖然在外資控制下,以這些門戶網站為代表的互聯網企業已經成為反共勢力(詆毀煽動顛覆中國)的重要“活動陣地”與“輿論平臺”,“時時刻刻”在“傳播”反黨、反毛、反社會主義的有害資訊。但是,一旦發生重大突發性事件,中國很容易截斷危害國家安全的資訊傳播。
一旦外資連這些寬頻和線路都“控制”了,後果“不堪設想”。
想想吧:約翰-馬龍(John Malone)。及默多克(Murdoch)等美國壟斷寡頭在中國“擁有”無數「鳳凰網」、「騰訊網」這樣的互聯網門戶網站,還“擁有”無數「歌華線上」這樣的電視媒體,還“擁有”自己的獨立的無數條寬頻和線路。就這樣美國壟斷寡頭及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意志”可以“直達”千千萬萬中國普通老百姓的電腦,而中國政府的“所謂”監管可能完全被各種手段“規避”,幾乎為零。
顯而易見,「發改委」借反壟斷“推動”的“所謂”三網融合完全成了美國「中情局」及壟斷寡頭“主導”的三網融合,是美國「中情局」“控制壟斷”中國的三網。
除了顛覆勢力、顛覆資訊、顛覆意識形態的“入侵”,另外的“問題”是國家機密的洩露。
讓外資及私企進入電信基礎行業進軍寬頻業務,
請問,中國軍隊人員要聯互聯網嗎?
中國政府人員要聯互聯網嗎?
如果外資控制了互聯網主幹寬頻及線路,原則上,外資可以“監控”中國互聯網上所有的資訊。美國「中情局」的駭客也就不必費盡心機搞入侵了,中國軍隊的機密資訊會自動流入外資在互聯網線路上設置的監聽器裏。可怕地三網融合,不光是互聯網,還有電信網,就是說中國政府要員打的任何電話都能被外資及中情局“監控‘到。
另外就是“國內顛覆勢力”與「中情局」的聯絡也將主要使用外資的寬頻及線路。
要知道,互聯網在蘇聯解體中“發揮”過重要作用。
據《青年參考》(2011年08月24日22 版)報導:
http://www.mshw.org/news/oversea/2011-08-25/4187.html
【20年前的8月19日,一群強硬的保守派“軟禁”了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試圖奪取對蘇聯的控制。然而,政變者在控制電視臺、電臺、報紙等媒體機構的同時,卻遺漏了部分通信管道,讓葉利欽得以將《告俄羅斯公民書》昭告全世界,致使政變流產。在此過程中,尚處於幼年階段的國際互聯網發揮了通風報信的作用。】
蘇聯科技的確是夠發達的,很早就有了互聯網的雛形,也許就是幾台電腦通過一條線路與美國相連。但是克格勃由於忽略了對這個早期的互聯網及其他個別媒體的監控,使得819政變功虧一簣。
而今天,在「發改委」反電信壟斷的東風下,無數個這樣無法監控的線路將在中國建立起來。
對於所謂壟斷的問題,正如廣大網民指出的,國企從制度設計上、從原則上是屬於“全民所有”的,將反壟斷法“指向”國企,是“指鹿為馬”。只有外資和私企才有壟斷問題,因為這些企業是歸“一小撮人所有”的。
當然,假如中國電信、中國聯通出現了官僚所有、高管所有的傾向,那麼也會出現壟斷性質的行為,「發改委」需要做的是,恢復這些電信企業全民所有的屬性,比如恢復“鞍鋼憲法”,選拔真正走群眾路線的人擔當國企高管,讓廣大人民及電信職工有更多制約監督高管的權力。
但“實際上”「發改委」做的“恰恰相反”,他們是搞高管高薪,“刺激”國企高管去腐敗、去搞壟斷行為,接著“借這些問題”,借反壟斷的“名義”,將電信行業及其他行業拆分,再“賣給”外資和私企,“美其名”曰反壟斷。
這哪里是反壟斷?分明是把電信行業等國企從中國老百姓手上“奪走”,“賤賣”給外國大資本家,這不是反壟斷,恰恰是在“製造”壟斷,是在“製造”美國「中情局」對全中國人民從政治、經濟到文化的“徹底壟斷”。
讚讚
《中國“新洋奴”的十大特徵》
縱觀中國近現代史,大小“洋奴”層出不窮、前赴後繼。它們一貫“冠冕堂皇”地打著“民主、自由、人權”和“反腐敗”的大旗,妄圖“佔據”道德制高點。以獲得根本虛無的合法性與存在價值。用這些“冠冕堂皇”的“名詞”掩飾著它們“出賣”國家和民族利益的“醜惡行徑”。
試問有哪個“洋奴”承認自己是洋奴,連汪精衛都“死也不承認”自己是“賣國賊”,就別人指望這些“貨色”有人性有良知了。所以可以總結的是,長一副人類嘴臉的生物未必就是個真正的人。
用點文字稍做分析,或許對認清它們的“真實面目”有些許助益。
1、無條件“崇拜”西方是它們的信仰
在這一點上它們表現得“非常徹底”。它們“崇尚”和羡慕西方的“民主自由”和富裕,憎恨和厭惡中國的“獨裁專政”和貧瘠,可謂愛恨分明。西方就是好,西方人就是高尚就是優秀,西方就是文明是人類社會的顛峰。中國不僅應該學習,最好被西方“佔領”。這樣就是最原汁原味的西方式制度了,就可以發達了。“可是”香港被英國“佔領”那麼長時間也“沒看”建立個先進的制度啊,最後還是“要等到”2017才普選。
2、自詡為“國際主義”戰士
他們(極多數為唯我獨尊的文明高貴基督教教徒)“沒有”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或者說他們作為一個中國人沒有應有的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美國和日本是民主國家,所以美國和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它們標榜自己是真正的國際主義者。而實質上就是提美國和西方“張目”的美國西方的“代言走狗”罷了。為了讓自己看上去不那麼卑賤,它們選擇“扮演”非常高尚的國際主義者。它們以它們的智商揣度其他人,以為別人會信。面對西方的負面新聞,它們替主人“辯解”道:即使西方有缺點那是神聖民主的小小副作用而已。它們認為美國和西方(主子)“代表”了世界,而它們是“國際主義”戰士,所以美國和西方的國家利益必須得到“徹底維護”。至於美國的民主內涵和西方的民主本質,它們根本不曾去考究。而中國究竟怎樣健康地走向自己的民主之路,它們除了惡毒的“咒駡”和卑劣的攻擊現行政治體系和肆意的“抹黑”國家領導人之外,其餘的它們一概“漠不關心”。
3、它們是“軟骨類”
民族大義和民族氣節是它們“非常厭惡”和“恐懼”的字眼,在它們的字典裏“找不到”這樣的詞。它們旗幟鮮明地“支持”它們各自的“主子”,在他們的“主子”面前“奴顏婢膝”,一副“點頭哈腰”蝦米狀。它們根據自己的人生經歷和教育背景,把西方“描繪”成“天堂”,一旦他人稍有質疑就給別人“扣”被洗腦的“帽子”。連西方人自己都承認自己的社會不完美,你們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卻非要說西方是天堂。當你拿西方人的話質問它們時,它們不免又“讚揚”起自己“主人”的謙虛。它們被西方嚇破了膽,你稍微說點像男人的硬話,它們就出來“扮演”苦口婆心的好人勸你冷靜。要不就是直接給你“扣”極端民族主義的“大帽子”,給你們非洋奴潑冷水“潑髒水”。一般非洋奴就是想“平等”的站直了跟西方說話,這點要求都不能讓中國人實現。可見這幫滿口仁義道德的“惡棍”是何其“無恥”、何其“下賤”!
4、假民主自由,“真軟蛋”洋奴
“民主自由”是它們的“幌子”,“一己私利”是它們的目的。它們甚至可以放聲高歌“有奶便是娘”的“洋奴進行曲”。
因此,它們在美國人和西方人面前“搖尾乞憐”的樣子也就不難理喻了。
它們也用實際行動愛國,但它們愛的“不是”自己的祖國。
你只要“不同意”它們的看法就“血口噴人”你是黨棍黨衛軍,跟它們不一樣就是內奴。自己是“洋奴”,跟它們不一樣就是內奴。
5、 普世價值是它們永遠的“招牌”
“民主自由”是人類社會永恆的主題。曾幾何時也成了“(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們手裏一塊最有效的招牌。它們把它們的產品──出賣國家和民族利益,“巧妙”地貼上了“民主自由”的標籤。對於一少部分缺乏鑒別能力的人,不能說它們的產品沒有一點誘惑力。它們這些雜碎拿著自己認為的金字招牌到處“掛洋頭賣狗肉”。
6、“反腐敗”是它們新的招牌
人民對腐敗現象深惡痛絕,“洋奴”們則覺得有機可乘。所以“(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們也反腐敗,但它們“不是”為了反腐敗而反腐敗。真正的愛國人士反腐敗是為了建立健全的國家機制,使國家加快走向強盛。而“漢奸”們的反腐敗則有著本質上的區別,它們的規律是:
反腐敗——> 反對執政黨——> 反對自己國家——> “吹噓”自己的(主子)宗主國(美國、日本)——> “出賣”自己國家的國家利益給它的宗主國(美國、日本)。
所以,結論是:“洋奴”的反腐敗是為了博取大眾的同情和共鳴,以“掩蓋”它們“出賣”中國國家利益的可恥罪行。本來就事論事,而這些雜碎卻無端將很多“不相干”的事情和人物聯繫到它們“截取”的事實中,“利用”大眾反腐敗的心理宣傳自己的主張。同時還“不斷挑撥”是非“離間”各地各階層。為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做準備,甚至直接“潛伏”個輿論陣地為“洋奴”及其主人搖旗呐喊加油助威。
7、“洋奴”始終處於忐忑不安的尷尬境地
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洋奴”們深知自己的處境,只是由於環境的不同,“現代洋奴”仿佛更加理直氣壯了似的。二戰時的“洋奴”做的是直接對國家利益和人民血淋淋的傷害,是顯性的;“現代(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做的也是直接對中國國家利益和大眾血淋淋的傷害,是“隱性”的。
“(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們惶惶不可終日,惟恐其可恥行徑的暴露。一旦有人觸及其靈魂痛處,它們往往是內心驚恐不安,外表正義凜然拘理力爭,並且馬上將別人冠之以“憤憤”、“專制”、“不民主”“五毛黨”等“大帽子”,加以“醜化”和沒有底線的“不斷攻擊”。甚至有的在極度不安之下病態成“歇斯底里”,它們或“斷章取義”的“狡辯”,或乾脆破口大駡,種種醜態不一而足!它們不斷用誇張的詞語和“栽贓的手段”攻擊污蔑陷害非洋奴,只能說上帝要滅亡它們。於是乎先讓它們瘋狂。
8、“(動態價值觀)洋奴”永遠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選擇性失明”
“洋奴”不是沒有雙眼。和人類一樣,它們也有雙眼。但與普通人不同的是,它們的雙眼有一種“特殊功能”,我給它們的這個“特殊功能”起個名字──“(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選擇性失明”。也就是說它們看待事物都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選擇性(動態價值觀)”的,永遠是從事實中“截取”“自己需要”對自己有利的(一小)部分以期用來增加自己言論觀點的說服力。它們“(封鎖)禁止”任何人“揭穿”它們根本站不住腳的言論,其實這也是“符合”“(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強盜邏輯”的行為。只是它們“表演”的太拙劣,反而讓自己陷入被動。
歐洲每年都“騷亂”而且還死人,可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從來選擇“無視”,選擇“緘默”。你做“洋奴”就做,你為何來說中國不是。
中國不騷亂你說是高壓,中國萬一有了你們就興高采烈爭相圍觀。然後就不斷“放大事實”與根本不相干的東西“牽強附會”的聯繫起來,以便讓自己的“混帳邏輯”更有“欺騙性”。
9、不斷強調中國人身份 還時不時妄圖“代表”“我們”
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雜碎”最讓人不齒的就是明明是個“西方走狗”卻還“裝”自己很愛國。“模仿”魯迅等人的口氣“頤指氣使”驕橫跋扈。你拿它無法辯解的事實去質問,就“狡猾”的“偽裝”成不合你一般見識的老實人。把自己“裝扮”成中國的良心,
你這麼有“良心”,當中國領土被他國竊據的時候你們“怎麼”緘默。那個(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長平“滿嘴”普世價值,為何在中國大使館被它主人炸了的時候“選擇沉默”。
你“平常”不是總要言論自由嗎?怎麼中國人死了你都“不關心”,
你不是尊重人權嗎?生命權難道不是人權嗎?
你質問,他就“逃避”。最後來個不痛不癢的解釋。“以免”別人繼續質問到時候被撕下了好人的“偽裝”露出“洋奴”真容遭人唾棄。
在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的文章裏,有個巨大的驚人相似。就是喜歡“言必稱”我們,總“喜歡”用集體名詞,覺得自己“佔據”道德優勢。“有資格”點評世間的萬物。在公民社會,任何人都是因個體而存在,總是“鼓吹”西方那一套,卻連這個(最基本的普世邏輯)都“不清楚”。你就是你,你就代表你。沒有合法的他人授權你有“資格”代表誰?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自己覺得用這樣的口氣可以“欺騙大眾”讓大眾陷入自己設計好的“圈套”成為自己“洋奴”陣營中的一員。只能說“洋奴”的主人會很失望的,畢竟西方金融危機了,沒那麼多錢搞崗前培訓了。難怪現今的自由派洋奴自己砸自己招牌。
10、中國有原罪
在“(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心裏,中國做什麼都有罪。
西方可以幹的事情,中國就不可以幹。
西方人排獎牌榜,那是因為西方重數字重調查研究。中國看重獎牌榜就是舉國體制的罪惡造成的扭曲心理。
中國有些項目不錯,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就說都是舉國體制的結果沒什麼。要是說到中國不擅長的專案,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又說那是中國人種不行。
中國的企業不建立工會,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說沒人權。當中國企業建立了工會要求外資企業建立工會時,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說破壞投資環境歧視外國企業。
中國企業出去買資源,“(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說那是有政治目的的非正常行為。哪個汽車不用石油,用石油就叫有特殊目的。外國企業鯨吞中國戰略資源,中國開始管制,這些人又說中國搞保護主義。美國西方甚至印度搞那麼多次貿易保護主義你們(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怎麼緘默呢?難道那些被外國保護主義傷害的中國企業的員工的就業生存權不是人權的一部分嗎?
你要是把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逼急了,“(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就說西方那是(貪婪失敗)民主社會政府要對自己國家負責。難道中國的資源就應該賤賣嗎?中國天生就是劣等嗎?
有的“(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還會說,西方有些不對,但中國不應該學。西方對中國非禮,中國不反抗,難道就一直忍氣吞聲嗎?你如此質問“洋奴”,(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又會說中國。
總之就一條“原則”,西方“特殊”、中國有罪。
中國這個罪還是“原罪”,是永遠無法洗刷的。
文/天平居士
2011-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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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義經濟麻毒藥方肆虐的美帝附傭國埃及(統治三十年的穆巴拉克強人傀儡政權)貧富懸殊人民不滿經濟現狀 持續爆發民主革命
【美中情局操縱埃及軍政府傀儡 鎮壓民主人權鬥士致2000餘人傷亡】
《中東劇變與美國、新自由主義》
美國與埃及軍方
文/馬耀邦
節選自馬耀邦《中東劇變與美國、新自由主義》 2011年6月
中東劇變最引人注意的兩個熱點是埃及和利比亞。
這兩個國家體現了中東劇變“進程”背後最重要的兩個變數:
美國“推動”的新自由主義“引起動盪”,
然後美國“插手(介入)”力圖“繼續主導”。
實際上,(美國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政權的穩定一直是美國中東政策的基石。《紐約時報》坦率地表示:“30年來,特別是由於埃以和平條約,穆巴拉克政府一直是美國在這一動盪區域的政策支柱。美國官員擔心,一個新的尤其是由穆斯林兄弟會或其他伊斯蘭組織控制的政府,可能不會遵守穆巴拉克先生之前任安瓦爾•薩達特在1979年簽訂的該條約。”
根據1979年的“大衛營協議”,以色列將其佔領的西奈半島歸還埃及,但它並未滿足巴勒斯坦人的要求。相反,該條約引發了未來更多的衝突,因為以色列在與該地區的主要強國之一埃及實現和平共處之後,能夠集中其軍事資源,用於對付伊朗和巴勒斯坦。
“大衛營協議”符合美國的地緣政治利益,因為,(阿拉伯世界叛徒;美國附傭傀儡)埃及是美國中東政策的關鍵所在。作為對每年2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和其他援助的回報,埃及向國外投資開放,其工業和市場成了西方跨國公司的砧板上的肉。戰略上,美國“收穫”了一個處於從屬地位的新“盟國(附傭傀儡)”。埃及充當了“制衡”伊朗的重要砝碼。(阿拉伯世界叛徒;美國附傭傀儡)埃及軍事喪失了獨立性,日益“依賴”於美國的軍需品和訓練。因此,“埃及政府認為,巴勒斯坦會妨礙其融入美國和以色列主導的區域安排。如今,埃及與以色列共同合作扼制加沙,同時又參與以色列、美國和巴勒斯坦之間的會談。為此,以色列安全官員支持穆巴拉克提名奧馬爾•蘇萊曼作為埃及副總統”。
結果,面對穆巴拉克政權的倒臺,美國非常擔心示威遊行最終轉化為一場革命運動。在慕尼克安全會議上,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告訴西方政客、外交官和商界高管:“任何一個社會都有各種勢力在活動,尤其是在一個面臨各種挑戰的社會。為了實施自己的日程,這些勢力試圖破壞和超越社會進程。這是我為何認為,遵守埃及政府——實際上是由副總統奧馬爾•蘇萊曼領導的——宣佈的過渡進程之重要性的原因。”
蘇萊曼是穆巴拉克一手提拔的副總統、前情報總局局長和“美國中央情報局在開羅的主要聯繫人”。事實上,從20世紀90年代的克林頓政府開始,蘇萊曼作為穆巴拉克的秘密員警首領,制定了“非常規引渡計畫”。根據該計畫,“美國中情局在世界各地逮捕的所謂恐怖分子嫌犯,戴著頭罩和手銬被送往埃及,旨在進行刑訊逼供”。
儘管蘇萊曼先生在國內外臭名昭著,(主子)奧巴馬政府還是選擇他作為“一位過渡性人物”。隨著形勢的發展,華盛頓以一種“穆巴拉克必須下臺”的姿態與開羅進行對話。這清楚地表明,埃及實際上已經淪為“美國的殖民地”。
私下裏,“埃及政府開始在精英中清洗穆巴拉克的主要支持者。穆巴拉克政府的國防部長兼陸軍元帥坦塔維前往解放廣場,表面上是檢閱軍隊,但其實主要是為了結交抗議者”。然而,在團結穆巴拉克的老朋友以完成過渡的同時,奧巴馬政府明確表示,埃及的任何根本性改變都是無益於事的。美國“之所以(變臉)”強烈要求穆巴拉克辭職,只因為它發現,這個“傀儡”已經成為一種負擔,不再符合華盛頓的利益。
歷史上,美國曾在亞洲和拉丁美洲“扶持”過許多像穆巴拉克這樣的“獨裁政權”。一旦民眾動亂挑戰這些美國支持的獨裁政權,一場社會和政治革命有成功的跡象時,美國就採取一種三軌政策來應對:
一是公開批評侵犯人權的現象,主張民主改革;
二是私下裏發出信號,繼續支援當政者;
三是尋找一位可以替代當權者、保留政府機構和經濟制度並支持美帝國戰略利益的精英。
華盛頓害怕社會巨變和政治革命,它毫不猶豫地“暗殺”了(美國附傭傀儡)南越的吳庭豔等獨裁者,只因為(美國附傭傀儡)吳庭豔在南越存亡問題上竟敢違背美國的指示。
華盛頓已經承受過太晚干預的教訓。在古巴革命中,它無法做出一個切實可行的選擇,而只能支持巴蒂斯圖塔政權。同樣,索摩查政權被推翻時,華盛頓持觀望態度而未予以幫助,其結果是美國企業被國有化,在尼加拉瓜出現了一個對美國不友好的政府。
因此,“20世紀80年代,美國在拉丁美洲變得更加積極主動。它推動了過渡時期的協商式選舉,圓滑的新自由主義政客當選,取代了獨裁者。這些政客承諾,維持現有的政府機構,保護國內外精英的特權,支援美國的區域和國際政策”。
從而,埃及暴動使奧巴馬政府陷入極端的困境,因為它需要找到“一種非常的政治方案,既能讓穆巴拉克下臺,又能保持和強化國家機構的政治權力,同時融入民選方式來作為平息和瓦解群眾運動的手段”。華盛頓這項計畫的主要障礙之一,是埃及武裝部隊和穆巴拉克的中央安全軍。這些軍隊的領導人在埃及的腐敗政權中受益匪淺。
自“大衛營協議”簽署以來,華盛頓一直“培養”與埃及軍方的密切關係,美國每年提供價值14億美元的軍備,以“收買”他們。結果,埃及軍方發生了變化,“由保衛埃及邊界和本地區利益的軍隊,轉變為主要職能是操控人民和保護美國所支持政權的軍隊。埃及軍方的軍火儲備和美式武器的零部件數目都被維持在最低限度,以確保埃及無法同以色列開戰”。
過去30年來,埃及軍官都曾經在美國防務學院接受過“培訓”。埃及暴動期間,在埃南中將(Sami Hafez Enan)的帶領下,20多位埃及高級軍官在美國防部(對外侵略部)召開會議、舉行酒宴和就餐。在華盛頓期間,美國敦促埃及高級軍官們在對待抗議者時要保持克制,因為奧巴馬政府不希望埃及軍方的形象受到玷污,其理由是,埃及軍方“將在推翻穆巴拉克政權的行動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
因此,埃及軍方宣稱,他們不會對抗議者訴諸武力。埃及軍方“發表聲明,將抗議者的要求描述為‘合法的’,並半心半意地呼籲抗議者回家,承諾恢復正常的生活秩序”。埃及的高級軍官自稱站在抗議者一方,逐步為“(美國暗地支持的)軍事政變”奠定了穩固的基礎,釋放出與穆巴拉克徹底決裂的信號。
當軍事政變既成事實,埃及軍方又發表聲明,“稱讚穆巴拉克是一名為祖國做出巨大貢獻的領導人。它暗示,軍方不會長期掌權,並表示,軍方是不會取代合法政府的”。
“(美國暗地支持的)軍事政變”之後,埃及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控制了埃及。最高委員會現由穆罕默德•侯賽因•坦塔維元帥(Field Marshall Tantawi)領導。自1991年以來,坦塔維就一直是穆巴拉克政府的國防部長和武裝部隊總司令。穆巴拉克政府前總理和埃及空軍前司令艾哈邁德•沙菲克將軍(General Ahmed Al -Shafik)也是擁有權勢的最高委員會成員之一。最高委員會成員還包括奧馬爾•蘇萊曼。
事實上,“軍事政變”之後埃及局勢並無改善,埃及實際上是以無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主義告終。對奧巴馬政府來說,保持現狀是最合意的結果。因此,華盛頓對此非常高興,它立即宣佈,繼續向埃及提供軍事援助。作為回報,埃及軍政府宣稱,它會遵守1979年與以色列簽訂的和平協定,將繼續在加沙地區對巴勒斯坦人實施制裁。
為了“延續”無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主義,華盛頓試圖通過“顏色革命”的過程就如同我們在南斯拉夫和其他東歐國家所見證的那樣,在埃及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在這種體制之下,選舉“結果”可以輕易地“被人為操控”。因此,美國公開宣稱,它將向新的埃及政黨提供“資助”。這是“明目張膽”地侵犯一國主權和“干涉”一國內政。
在埃及軍政府的同心努力之下,華盛頓“正努力分化真正的反對派,並將其自己的所謂反對派人物安插入抗議運動”。前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巴拉迪(Mohanned Al-Baradei)就是華盛頓(美國主子)“選中”的反對派人物之一。正是巴拉迪要求穆巴拉克辭職,同時建立埃及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巴拉迪是在美國受的教育,大多數時間生活在西方,他代表著華盛頓的利益,反對革命性的變化。
埃及是“新自由主義”的典範
對美國來說不幸的是,埃及人民“不可能”接納無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主義政權,因為其“代表了現狀”:裙帶資本主義與“掠奪性外資”相互合作、一片繁榮,而民族工業“破壞殆盡”。
1991年,新自由主義結構調整計畫“被強加”給埃及,其結果是“毀滅性”的:“40%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之下,每天的生活費不足兩美元,失業率持續攀升,年輕一代失去就業機會。”社會支出的縮水還使絕大多數人喪失了基本醫療保健和教育的機會。埃及的“兩極分化”現象已經越來越走向極端。一千個家庭“控制著”這個國家的大部分商業和財富,他們是“私有化”和“新自由主義”的主要受益者。為了“壓制”合法要求和正義聲音,(美國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政府雇用了一支規模龐大的安全部隊,“警察局裏的刑訊和虐待成為一種例行公事。警方的路障和盤查成為埃及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顯然,如此腐敗的(美國附傭傀儡)政權已經在埃及人民心目中信譽掃地。不管華盛頓“收買”了多少埃及精英,也不管動用多麼強大的軍事力量,都無法動搖埃及人民“要求變革”的意願和決心。埃及人民為獨立和贏得國家尊嚴所作的鬥爭永遠不會停息。美國(反自由、反真民主)“頑固地”要求“維持現狀”並維護其在中東的地緣政治利益,這再次“暴露”了其國際行為的“醜陋性”。總之一句話,美國不過是只紙老虎。
1989年冷戰的結束標誌著全球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其突出特徵是“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和全球化的擴散。令人驚奇的是,作為一個極為貧困的國家,在實施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強加的經濟改革數年後,埃及竟被標榜為新自由主義的典範之一。為了免除多達數以百億美元計的債務,從1991年開始,埃及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簽訂了一份關於結構改革措施的協定。結果,金融自由化(金改)、私有化(金改)、解除管制(金改)、開放市場、為外國直接投資提供國民待遇等一系列結構調整計畫在埃及得到執行。
統計資料顯示,埃及取得了一定的經濟成就。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於埃及的報告:埃及的“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由1991/1992年實質上停滯的狀態上升至1995/1996年的4%以上,而通脹率從超過21%下降至7%”。此外,開放市場和歡迎外國直接投資導致了外匯儲備的不斷積聚。
然而,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看來,這仍未達到預期值,尤其是在結構改革方面。於是,1996年至1998年,它為埃及“設計”了為期兩年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規劃,其重點是“私有化、解除管制、貿易自由化和財政金融部門改革”。
遺憾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持”的“私有化”往往涉及將利潤豐厚的國有企業“拍賣”給外國跨國公司或本國圈內人。這造成了埃及“工作環境的”快速惡化“,引發了一次極為猛烈的罷工潮,以至於一位分析家稱之為中東地區近半個世紀最大的一次社會運動”。
其間,“裙帶資本主義盛行,而曾經作為埃及經濟支柱的本地工業任由衰退。與此同時,私營的工業部門生產陶器、大理石和化肥等破壞環境的產品,這些產品的產能不斷擴大,得不到有效的監管,為居民的健康帶來嚴重惡果”。
而且,“裙帶資本主義”必然導致財富集中於極少數經濟精英之手。不少“經濟精英”充當了跨國公司的“(買辦)代理人”,大量地進口電子和汽車等消費品。房地產開發商也位列其中,其中許多人與政治精英關係密切。這些開發商僅以實際價值的一小部分就拿到公有土地,建造封閉式社區和度假勝地,供埃及社會上流階層所用。利用國家的支持,包括基礎設施補貼和廉價的土地,房地產作為非石油產業,成為埃及經濟的第三大產業。
毫不奇怪,埃及社會日益“兩極分化”,“據評估,1000個左右的家庭控制著該經濟體的大部分領域”。為了保護其財富,維護自身利益,精英們施加“政治壓力”,促使有關稅收改革的法律通過。從而,最高所得稅從42%削減為20%。在穆巴拉克的領導下,埃及政府實行單一的統一所得稅。據此,高工資和低工資收入者按其收入支付同一稅率。因此,“穆巴拉克主導了一個這樣的進程:國家財富落人小部分私人手中,而絕大多數人”貧困化“,40%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之下,每天的生活費不足兩美元,失業率不斷上升,年輕一代沒有就業機會”。
而且,由於與全球經濟一體化並“放棄”了自給自足的政策,埃及的糧食和其他日用必需品的價格“扶搖直上”。然而,(美國附傭傀儡)埃及政府“無視”工人的抗議,仍然將最低工資固定為一個月不到一百美元。這在埃及工人階級中不得人心,但贏得了跨國公司的認可,“全球工商業界稱讚穆巴拉克的做法是‘勇敢的’、‘印象深刻的’和‘有遠見的’”。
於是,外國投資蜂擁流入埃及,尤其是它的經濟特區。由於張開雙臂歡迎外資,埃及取得了“在過去的三年保持高達7%”的經濟增幅。表面上,在許多旁觀者看來,埃及是一個繁榮的國家。埃及的首都開羅在不到五年的時間裏規模擴大了一倍,豪華別墅、大型購物中心、主題公園、高爾夫球館和馬球館四處林立。
遺憾的是,這樣的房地產發展水準沒有改善絕大多數埃及人民的生活水準。事實上,自實施新自由主義所“指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結構調整計畫以來,90%的埃及人沒有分享到國內生產總值和經濟增長的成果。恰恰相反,如前所述,越來越多的埃及人“陷入貧困”。最令人吃驚的是,這竟然發生在埃及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最快的時期。這引出一個問題,以國內生產總值作為衡量經濟發展的指標是否正確和有效。
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武裝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結構調整計畫的重壓下,埃及甚至將公共社會服務“私有化”。結果,大多數埃及人“喪失”了基本醫療衛生和教育的機會。那些受不到教育的窮苦孩子最終只能從事卑賤的工作,拿著微薄的薪水,來勉強維持家庭的生計。
更令人無法接受的是,(美國傀儡)穆巴拉克家族的成員竟是這種“裙帶資本主義”的積極參與者。他們是許多企業的股東,其唯一目的就是使自己變得更加富有。實際上,“(美國傀儡)穆巴拉克及其小集團長期以來一直將埃及視為其私人領地,將埃及資源視為戰利品進行分贓”。
他們自肥腰包的另一種方式就是將(金改)金融部門“私有化”。用「中央情報局」的話說,埃及精英“積極地推行經濟改革,以吸引外國投資”。
2004年至2008年期間,(美國傀儡)穆巴拉克及其親友忙於“兜售”埃及國有銀行。埃及銀行“落入”外國人手中的同時,穆巴拉克“取消”了對自由資本流動的限制,“放鬆”了對外國財產投資的“監管”。埃及成為全球房地產投機和有價證券投資的“聖地”,因為它“取消”了紅利稅、資本收益稅和債券投資利息稅。
因此,2005年,埃及商業銀行出售了其70%的股權;隨後,2006年,亞歷山大銀行——埃及最大的四家國有銀行之一,被一家義大利銀行——聖保羅銀行收購。國有銀行的出售和對國家金融體系的放任自流極大地玷污了穆巴拉克政府的形象,暴露了該政府的醜陋本性。這預示著它將自食惡果,從而播下了其覆滅的種子。毫不奇怪,執行新自由主義指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調整計畫,其結果不可避免地導致了2011年1月25日的暴動。
由於埃及的政治和經濟困境,新自由主義在該國備受指責。經濟學家、開羅的薩達特行政學院前院長漢迪•阿布德拉茲表示,“埃及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實踐帶來了通脹呼嘯直上、失業率持續上升和普通人購買力的下降”。阿布德拉茲先生補充說,新自由主義政策“有效地限制了這個國家的司法、立法和安全能力,而不是只局限於經濟問題……物價的失控已經引起惡性通脹。同時,失業率正在穩步攀升,而根據實際價值衡量,普通人的工資水準一直下滑。這一切逐步破壞了社會穩定,使得窮人更窮,富人更富”。
破壞社會穩定的關鍵因素之一是糧食價格飛漲。在埃及,各種主食價格每年攀升17%。但是,西方媒體報導埃及暴動時,卻完全忽視了這一簡單的事實。自埃及暴動以來,《紐約時報》的湯瑪斯•弗裏德曼等全球主義者一直譴責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稱這些國家造成了糧食價格上漲,從而間接地引起這場暴動。他表示:“中國本身並未促成這場暴動,但是,中國和以亞洲為首的發展中世界對肉類、穀物、糖、小麥和石油的消費日益增大,確實促成了該事件。”然而,根據新德里經濟研究中心的加雅提•戈什教授的研究,2006年至2007年糧食價格暴漲期間,印度和中國的需求實際上下降了3%。
美國發生經濟危機之後,「美聯儲」將利率降至“史無前例”的“低水準”,同時“放鬆銀根”,向美國金融體系注資數以萬億計的美元。於是,投機資本蜂擁流入商品市場。借助於“交易型開放式指數基金(ETF)”等“金融衍生品”、華爾街投資銀行——「高盛公司」,利用槓桿作用將小麥價格拉至空前的高度。其最終結果是:“紅色硬質小麥通常以每60蒲式耳3至6美元成交。該價格先是升至12美元,又至15美元,再至18美元,而後突破了20美元。2008年2月25日,紅色硬質春麥期貨收盤于25美元每蒲式耳。具有諷刺性的是,2008年是世界歷史上小麥產量最高的一年。”
在一篇題為《高盛如何對世界窮人饑荒下賭注並贏了賭局》的文章中,新聞記者約翰•哈裏(Johann Hari)稱:“從2006年底開始,世界各地的糧食價格突然開始飆升。一年後,小麥價格上升了80%,玉米上漲了90%,大米漲了320%。30多個國家發生了糧食暴動,2億平民面臨營養不良和饑餓。2008年春季,糧食價格又”不可思議地“忽然回落到原先水準,似乎在玩一場魔術。”
聯合國糧食問題特別報告員吉恩•齊格勒稱之為“無聲的大屠殺”,完全是“人為操縱的”。
事實上,在金融市場,農產品“被包裝”成類似於次級抵押貸款的衍生品,僅是在名稱上由債務抵押債券(CDOs)改為商品抵押證券(CCO)。事實真相是,由於新自由主義“解除管制政策”的實施,「高盛」等華爾街投資銀行的手段之一就是以“製造”“金融泡沫”來牟取不義的“暴利”,網路泡沫和“房產泡沫”就是明證。顯然,下一個“泡沫”將是農業泡沫,它會給數以億計的發展中國家人民帶來“大規模饑荒”,更不用說已經發生在突尼斯和埃及的“大規模暴動”。
雖然西方媒體(妓者)“極盡所能”地將埃及暴動“描繪”為“自由”和“民主”起義, 但實際上,它是為了“生存”和“匱乏”而戰。歸根結底,正是在“新自由主義”及其“市場原教旨主義”理論的指導下,金融投機商將穀物價格抬高至一種天價,從而“導致”大規模“暴動”。
此外,“新自由主義”主張,國家應“放棄”對農業的扶持,採取一種“(放任)不干預”的政策。由於城市中心區得到大量投資,而農村的農業發展遭遇忽視,埃及等許多國家很快淪為糧食極度匱乏的國家。
更糟糕的是,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推行的經濟改革和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第三世界的農民遭受西方國家得到“補貼”的農產品的“不公平競爭”,這進一步加劇了社會動盪和糧食危機。
因此,隨著(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政權的垮臺,“新自由主義”在全世界人民的眼裏已經“信譽掃地”。對於那些“信奉”新自由主義的領導人和“擁護”新自由主義的國家,這應當是一記“警鐘”。
他們最終會落到與(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一樣的“命運”,“步其後塵”並國破家亡嗎?這無疑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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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情局操縱埃及軍政府 鎮壓民眾致2000傷亡
《埃及衝突致35死近兩千人受傷 過渡政府辭職被拒》
2011-11-22 紅網
http://www.dzwww.com/xinwen/guojixinwen/201111/t20111122_6780129.htm
[提要] (11-22)最新消息顯示,首都開羅和其他一些城市的持續衝突已導致35人死亡、近兩千人受傷。示威者要求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主席坦塔維下臺、軍方儘快移交國家權力。政府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有人企圖阻撓選舉正常進行。
據新華社電 最新消息顯示,首都開羅和其他一些城市的持續衝突已導致35人死亡、近兩千人受傷。示威者要求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主席坦塔維下臺、軍方儘快移交國家權力。政府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有人企圖阻撓選舉正常進行。
示威者要求軍方領導人下臺
21日,數千名示威者聚集在開羅解放廣場附近通往內政部大樓的一條街道內,並向軍警投擲石塊。安全部隊多次發射催淚彈驅散人群。廣場上一些示威者高呼口號,要求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主席坦塔維下臺、軍方儘快移交國家權力。示威活動20日迅速蔓延,亞歷山大、蘇伊士、塞得港、阿裏什和南部的明亞、艾斯尤特等地均有抗議活動,一些地方示威者與員警發生衝突。
開羅等地18日發生大規模示威活動,抗議政府提出的憲法原則性檔,要求軍方儘快交權。19日,軍警在解放廣場開展清場行動,強行驅趕繼續抗議的示威者,導致1名青年死亡。
議會選舉將如期舉行
埃及過渡政府和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20日召開安全局勢緊急會議後宣佈,將保證議會選舉如期舉行。政府在聲明中說,目前局勢緊張的原因是有人企圖阻撓選舉正常進行和新國家機構的形成。政府將與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在此敏感的歷史時期擔負責任。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要求政府對衝突進行調查。
據埃及《今日埃及人報》21日報導,因部分內閣成員不滿衝突事件的處理方式,過渡政府在20日召開的會議上集體向軍方遞交辭呈,但被拒絕。
今年2月,穆巴拉克因抗議活動辭去總統職務,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接管國家權力,並解散議會。此後,埃及大規模抗議活動不斷。根據安排,人民議會(議會下院)選舉將於本月28日舉行,明年1月29日舉行協商會議(議會上院)選舉,而總統選舉日期尚未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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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情局操縱埃及軍政府傀儡 鎮壓民眾致2000傷亡
《中情局“萬能先生”幕後操縱埃及政壇》
李筱哲 楊牧 8月18日訊
2011年8月18日 人民網
俄羅斯《真理報》今日發表文章《埃及的“神秘部長”》,揭秘埃及局勢動盪以來操縱政壇的幕後人物。文章摘編如下:
是誰在“幕後操縱”埃及政壇?
“神秘部長”(美帝附傭傀儡)奧馬爾•蘇萊曼留給埃及軍政府的影響非常重要。20年從事“情報”工作的經歷使他已經不能被那些把(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趕下臺的人忽視。
當美國「中情局」來到中東簡陋的環境中需要和以色列聯繫的時候,需要和摩薩德打交道的時候,他就是美國「中情局」的“萬能先生”。
蘇萊曼由於(扮演美帝忠實走狗)曾對加沙地區(Gaza)實施封鎖而在阿伯拉世界“聲名狼藉”,當時他說,“要讓巴勒斯坦人為支持哈馬斯而受到‘餓著但不餓死’的懲罰”。
在加沙地區,40%的兒童都因為饑餓而營養不良,並致殘。
(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是埃及人的教父,但他如同阿拉伯世界其他國家的領導人一樣缺乏魅力並堅持用強權治理國家。蘇萊曼是他的參謀和決策執行人,(如今)也正是他把(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推上了審判台。
當穆巴拉克和兒子們的生活極盡招搖之時,蘇萊曼卻一直保持低調。直到穆巴拉克政權最終倒下、蘇萊曼接任埃及副總統一職之後他的生活才漸漸走到幕前。正是他向世界宣佈“(美帝暗地佈署扶持)軍事政變”已經完成,穆巴拉克正式“退休”了。
當然,每一個推翻(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後來成為軍政府成員的人都“經由蘇萊曼批准”。也許有人憎恨這位“神秘部長”,但每個政府官員都明白自己不想在結束政治生涯的時候落得個在籠裏受審的下場。
蘇萊曼讓政府成員各安其位,還有誰能更好地讓政府遠離瓦解?還有誰能更好地讓這些人隨時知悉「中情局」的消息?
如今,蘇萊曼的行蹤仍然是個謎。最後一次聽說他的消息是他給埃及《金字塔報》寫過一封信,在信裏他稱無意競選埃及總統,他所想做的就是“和家人一起平靜生活”。
軍事法庭審判、酷刑和失蹤——這一切都給蘇萊曼貼上了神秘的標籤,也警告著今天的埃及和那些在街頭集會推翻穆巴拉克的人:(美帝附傭傀儡)蘇萊曼善於在“幕後操縱”,而那些為(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的垮臺而高興的人正忽略他對埃及政壇的持續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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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構多民族國家。解構中東。解構多元文化。製造文明衝突=>為美以基督教霸權干涉、經濟文化殖民它主權國家創造合理性/合法性--警惕美以歐基督教霸權的Yinon Plan
《為“文明的衝突”佈一大盤棋:分裂、征服與統治“新中東” 》
《為“文明的衝突”佈一大盤棋:分裂、征服與統治“新中東” 》
《為“文明的衝突”佈一大盤棋:分裂、征服與統治“新中東” 》
“阿拉伯之春”這一熱門辭彙其實是由一群遠在的華盛頓、倫敦、巴黎和布魯塞爾辦公室的個人和團體所“炮製”的。這群人除了對這一地區有膚淺的認識外,對阿拉伯國家幾乎一無所知。
阿拉伯民族間正打開的自然是一個混合包裹,而叛亂與機會主義一樣都是這個包裹裏的一部分。
哪里有革命,哪里就有反革命。
阿拉伯世界的“動亂”也並不是所謂的阿拉伯的“覺醒”;這一辭彙顧名思義便是阿拉伯人總是處於昏睡之中,儘管他們一直被獨裁和不公所包圍。
現實的阿拉伯世界,作為更廣闊的土耳其-阿拉伯-伊朗世界的一部分已經被頻繁的起義所填充。儘管這些叛亂已被阿拉伯的獨裁者以及美國、英國和法國等(老殖民帝國)國家協力平息。而這些(老殖民帝國)大國的“干涉”一直是民主的(反動)制衡力量,且將繼續發揮作用。
【分而治之(支解分裂依附策略)】:首次“阿拉伯之春”如何“被操縱”
重整中東的計畫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幾年。而正是在一戰期間,這些帶有“殖民”傾向的“設計”才隨著反對奧斯曼帝國的“阿拉伯大起義”清晰地表現出來。
儘管英國、法國和義大利都曾是殖民國家,迫使阿拉伯人民在諸如阿爾及利亞、利比亞、埃及和蘇丹等國家“享受不到”任何自由,但是這些殖民國家仍成功地將自己“塑造成”阿拉伯解放運動的朋友和盟友。
“阿拉伯大起義”期間,英國和法國(老殖民帝國)事實上使阿拉伯人充當它們的步兵(走卒)反抗奧斯曼帝國,以“進一步實施”其地緣政治的圖謀。倫敦和巴黎之間簽訂的秘密協定——“賽克斯-皮科協定”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英國與法國所作的僅僅是通過向阿拉伯人販賣它們有關阿拉伯從所謂的奧斯曼帝國的“鎮壓”中解放的思想,而取得對阿拉伯人的使用和“操控”。
事實上,奧斯曼帝國是一個多民族帝國。它給了所有民族當地和文化自治權,但最終被操縱成為了一個土耳其實體。甚至是隨後的在奧斯曼安納托利亞的亞美尼亞種族的滅絕,也不得不與當代在伊拉克的基督徒的目標一樣,被視為外部行為體為“分裂”奧斯曼帝國、安納托利亞以及奧斯曼帝國公民的一個“秘密計畫”的一部分。
奧斯曼帝國解體後,正是倫敦和巴黎“拒絕承認”阿拉伯人的自由,儘管也是它們在阿拉伯民族間的“播下”了“不和”種子。當地“腐敗”的阿拉伯領導人也曾是“該計畫”的合作夥伴,他們中很多人(帶路黨)對能成為英國和法國的(買辦)客戶而“欣喜若狂”。同樣,今天的“阿拉伯之春”也正在“被操縱”。美國、英國、法國以及其他國家正在“腐敗”的阿拉伯領袖與重要人物(傀儡買辦帶路黨)的“幫助”下“重組”阿拉伯世界和非洲。
Yinon計畫:混亂中的秩序
Yinon計畫,作為英國在中東戰略的“延續”,是以色列為確保其地區優勢的一項戰略計畫。它堅持並規定,以色列必須通過將周圍阿拉伯國家“巴爾幹化”為弱小國家,以“重組”其地緣政治環境。
以色列戰略家將伊拉克視為對以色列構成最大戰略挑戰的阿拉巴國家。這就是為什麼伊拉克被刻畫為中東和阿拉伯世界“巴爾幹化”的核心(注:美帝入侵佔領伊拉克其主要戰略目的並非一般淺薄的戰略家所謂的僅只是覬覦石油,而是基於一長遠計劃、更深層次的對於中東人口、文化進行重組改造──美帝入侵佔領伊拉克後主要的遺產就是已大致上將伊拉克分割為三個自治區)。在伊拉克,以色列戰略家根據『Yinon計畫』的概念宣導將伊拉克“劃分(切割)”為一個庫爾德“國家”和兩個阿拉伯“國家”,這兩個阿拉伯“國家”分別由什葉派穆斯林人和遜尼派穆斯林人接管。
而達成這一“目的”的第一步就是一場伊拉克與伊朗之間的戰爭(兩伊戰爭),這也在『Yinon計畫』的範疇之中。 2008年的《大西洋》期刊和2006《美國軍方武裝部隊》雜誌分別刊登了緊隨『Yinon計畫』大綱後被大量發行的地圖。
除了“分裂”伊拉克(這也是拜登計畫所宣導的),“分裂”黎巴嫩、埃及和敘利亞也在『Yinon計畫』之中。
同樣在計畫中的還有“分裂”伊朗、土耳其、索馬里和巴基斯坦。
『Yinon計畫』也將“分裂”北非納入其中,被預測將從“分裂”埃及開始,蔓延至蘇丹、利比亞以及其他地區。
確保統治區安全:“重新定義”阿拉伯世界……
儘管已有所調整,『Yinon計畫』正在實行中,並將在“徹底分裂”的目標下逐漸發揮作用。該“計畫”源於理查•珀爾和研究組於1996年為時任以色列總理的本傑明•內塔尼亞胡所撰寫的一份政策性檔。珀爾曾擔任雷根總統時期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的副秘書長,後成為小布希和白宮的軍事顧問。
除了珀爾以外,“邁向2000新以色列戰略”研究組的其他成員還包括詹姆斯•科爾伯特(猶太國家安全事務研究所)、
小查理斯•費爾班克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道格拉斯•費斯(費斯和澤爾事務所)、
羅伯特•魯文貝格(先進戰略與政治研究所)、
喬納森•陶羅普(華盛頓近東政策研究所)、
大衛•烏姆瑟爾(先進戰略與政治研究所)
以及梅拉夫•烏姆瑟爾(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徹底分裂:確保統治區安全”是1996年這份以色列政策檔的全名。
在很多方面看,美國正在執行1996年特拉維夫政策檔確保“統治區”(realm)安全的目標。
此外,“realm”一詞反映了檔作者的戰略心理。Realm通常指君主管轄的領土或是屬於君主統治、但並不屬於君主的直接管轄範圍,而由王侯進行管轄的領土。
而在這裏,“realm”一詞正暗指中東屬於特拉維夫的王國。珀爾身為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官員卻參與以色列檔的撰寫這一事實也使人不禁要問:該統治區的概念上的主權是屬於以色列,還是美國,抑或兩者兼而有之?
確保統治區安全:“破壞”大馬士革穩定的“以色列藍圖”
1996年以色列檔要求在2000年或以後“驅退敘利亞“(rolling back Syria),通過將敘利亞人驅逐出黎巴嫩、並在約旦和土耳其幫助下對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造成動亂“等方式。而這兩起事件已分別於2005年和2011年”相繼發生“。
1996年檔指出:“以色列可以與土耳其和約旦合作,通過削弱、遏制甚至驅退敘利亞以塑造以色列戰略環境。這一努力可以集中力量將薩達姆•侯賽因的勢力驅逐出伊拉克——以色列本身重要的戰略目標——作為挫敗敘利亞地區野心的一種手段。”[1]
作為“建立”以色列主導的“新中東”並“包圍”利比亞的第一步,1996年檔要求“去除(消滅)”薩達姆•侯賽因在巴格達的權力,甚至暗示將伊拉克“巴爾幹化”並建立一個包括遜尼派穆斯林的“伊拉克中部”在內的反大馬士革戰略地區聯盟。檔作者寫道:“但敘利亞在這場衝突中有潛在的弱點:大馬士革太過忙於處理受威脅的新地區方程以致無暇顧及黎巴嫩;而且大馬士革還懼怕由以色列和伊拉克中部、土耳其組成的‘自然軸’以及位於中部的約旦會聯合擠壓敘利亞,並將其從阿拉伯半島分離出去。對於敘利亞而言,這拉開意味著重新繪製中東地圖的序幕,而這也將威脅到敘利亞的領土完整。”[2]
珀爾與研究組關於“邁向2000新以色列戰略”還提出將敘利亞人趕出黎巴嫩,並通過黎巴嫩反對派破壞敘利亞的穩定:“(以色列必須轉移)敘利亞的注意力,通過黎巴嫩反對派分子破壞敘利亞對黎巴嫩對控制。”[3]這就是2005年繼哈哈裏遭暗殺後將發生的,哈裏裏事件也觸發了所謂的“雪松革命”以及推動形成了由腐敗的賽德•哈裏裏控制的反敘利亞3•14聯盟。
檔還要求特拉維夫“把握時機,提醒世界敘利亞政權的性質”。[4] 這顯然是以色列通過搞公共關係(PR)來“妖魔化”其對手的戰略。
2009年,以色列新聞媒體公開承認,特拉維夫通過其大使館和外交使團發動了一場“全球性的運動”,包括“媒體宣傳”和在伊朗使館前組織抗議等來“詆毀”伊朗總統競選,這一運動甚至在競選還沒開始前就已被掀起。[5]
該檔還提到一些類似於目前敘利亞正在發生的事。檔指出:“最重要的是,以色列在為土耳其和約旦反利比亞行動給予外交、軍事和行動上的支持、尤其利益所在這一點是可以理解的,包括以色列支持土耳其和約旦與敘利亞領土內的一些阿拉伯部落組成部落聯盟,並對敘利亞統治精英充滿敵意等。”[6]
隨著2011年敘利亞的動盪,叛亂分子的運動和約旦土耳其邊界的“軍火走私(以扶持支持軍事武裝叛變)”已成大馬士革的一個重大問題。
在此背景下,阿裏埃勒•沙龍和以色列在英、美“入侵”伊拉克後請求華盛頓襲擊敘利亞、利比亞和伊朗也就毫不奇怪了。[7]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檔還主張通過先發制人的戰爭來“塑造”以色列的地緣戰略環境並開創“新中東”。[8] 這也是美國在2001年時會採取的一項政策。
剷除中東的基督教團體
利比亞危機之前,埃及基督徒被襲擊與蘇丹南部的公投“同時發生”絕非巧合。
同樣,伊拉克的基督徒,這一世界上最古老的基督教團體之一“被驅逐”出他們在伊拉克的故土也“並非偶然”。
與伊拉克基督徒被驅逐“同時發生”的還有在美國和英國軍隊“警覺地注視”下,由於什葉派穆斯林與遜尼派穆斯林的暴力和敢死隊而“被迫形成”不同宗教的分區,巴格達的市鎮成為一片宗教飛地。這都與『Yinon計畫』密不可分,而該地區的“重組”是一個更為遠大的目標的一部分。
在伊朗,以色列人一直試圖將以色列猶太團體驅逐,卻總是徒勞無功。伊朗實際擁有著中東第二大的猶太人口,可以說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維持原樣的猶太群體。伊朗猶太人將自己視為被與祖國伊朗密不可分的伊朗人,他們和穆斯林人和基督教伊朗人是完全一樣的。對於他們來說,因為他們是猶太人所以需要調遷到以色列的想法簡直是荒謬的。
在黎巴嫩,以色列“一直致力”於“加劇”各種基督教、穆斯林以及德魯茲教派間的“緊張”局勢。黎巴嫩是進入敘利亞的一個跳板,黎巴嫩“被分裂”為數個國家也被視為將敘利亞“巴爾幹化”為數個阿拉伯宗派小國的途徑。Yinon計畫的目標就是在遜尼派穆斯林、什葉派穆斯林、基督教和德魯茲的宗教和宗派身份基礎上,將黎巴嫩和敘利亞“分為”數個國家。敘利亞基督教的遷離也可能是目標之一。
馬龍派天主教敘利亞安提阿教會,也即最大的自治東方禮教會的新主教表達了他對於在地中海東部和中東地區阿拉伯基督徒清洗運動的憂慮。Mar Beshara Boutros Al-Rahi大主教和黎巴嫩、敘利亞許多其他的基督教領袖都擔心穆斯林兄弟會接管整個敘利亞。像伊拉克一樣,神秘組織正在襲擊敘利亞的基督團體。基督教東正教的領袖,包括耶路撒冷東正教的大主教都公開表示了他們的嚴重關切。除了基督教的阿拉伯人,亞述和亞美尼亞這一多數為基督教徒的群體也表示了他們的恐懼。
Sheikh Al-Rahi近期在巴黎會見了總統尼古拉斯•薩科齊。據悉,這位馬龍派大主教與薩科齊在敘利亞問題上出現分歧,這促使薩科齊說敘利亞政權即將覆滅。
主教Al-Rahi的立場是敘利亞必須被留下、並允許其進行改革。
這位馬龍派主教還告訴薩科齊說如果法國希望合法地使真主黨解除武裝,那麼以色列需要被作為一個“威脅”來對待和處理。
由於Al-Rahi在法國的立場,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的基督教和穆斯林宗教領袖立即到黎巴嫩對他進行了探訪並表達了感謝。
黎巴嫩的真主黨及其政治聯盟,其中多數為黎巴嫩議會的議員,均高度讚揚了後訪問了黎巴嫩南部的馬龍派主教。
Sheikh Al-Rahi以為他對於真主黨的立場和他拒絕為推翻敘利亞政權提供支持,現在正遭到以哈裏裏為首的“3•14聯盟”的政治攻擊。一場基督教會議正在經哈哈裏籌畫中,以反對Al-Rahi主教和馬龍派教會的立場。
自Al-Rahi表明自身的立場後,塔利爾黨,這一活躍在黎巴嫩和敘利亞的黨派,也開始對其進行批評。有報導稱,美國高級官員也取消了他們和馬龍派主教的會見,這也是他們對於Al-Rahi關於真主黨和敘利亞立場表示不滿的信號。
在黎巴嫩,哈裏裏為首的“3•14聯盟”一直都是一個受歡迎的少數群體(甚至當該聯盟成為議會中的多數時),該聯盟一直與美國、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以及敘利亞的暴力和恐怖組織密切合作。穆斯林兄弟會和其他敘利亞所謂的薩拉菲斯特組織也一直與哈裏裏以及“3•14聯盟”中的基督教政黨相互協調,並舉行秘密會談。這也是為什麼哈裏裏與他的同盟一直反對大主教Al-Rahi。也正是哈裏裏和“3•14聯盟”將伊斯蘭法塔赫帶入黎巴嫩,並幫助其中的一些成員逃往敘利亞作戰。
有一些不知名的狙擊手正在瞄準敘利亞平民和敘利亞的軍隊射擊,“(藉)以造成”混亂和內鬥。敘利亞的基督團體也成為這些狙擊手的對象。很可能這些攻擊者是來自美國、法國、約旦、以色列、土耳其、沙烏地阿拉伯和阿拉伯灣的武裝力量與一部分敘利亞人組成的聯盟。
華盛頓、特拉維夫以及布魯塞爾正籌畫著將基督教從中東遷離。據悉,Sheikh Al-Rahi在巴黎被總統薩科齊告知,地中海東部和中東的基督教團體可以重新被納入歐盟。這並不是什麼慷慨的提議,而是被有意將中東古老的基督教團體根除的國家扇了一記耳光。其目的或是將基督教團體重置於該地區之外,抑或將這些團體劃分為眾多分區。兩種都可能成為目標。
這一計畫旨在將阿拉伯國家劃定為專門的穆斯林國家,這與「Yinon計畫」和美國“控制”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目標是相一致的。其“結果”很可能是一場大國戰爭。
阿拉伯基督徒如今與阿拉伯黑人處境非常類似。
重新劃分非洲:Yinon計畫正在發揮作用……
關於非洲,特拉維夫將保障非洲的安全視為其廣泛週邊的一部分。這一更為廣泛的或所謂的“新週邊”已成為1979年抵抗包括伊朗(巴列維時期以色列最親密的盟友之一)在內的阿拉伯“舊週邊”隨著伊朗革命的瓦解後,特拉維夫地緣戰略的基礎。在這一情況下,以色列的“新週邊”隨著埃塞俄比亞、烏干達和肯雅等反阿拉伯和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等國家的“納入”而被概念化。這也是為什麼以色列要如此深入地參與蘇丹的“巴爾幹化”(注:原有蘇丹目前已被操縱分割為二,以基督徒組成為主的南蘇丹已於2011年獨立)。
在中東教派分裂的背景下,以色列已列出了重組非洲的計畫。『Yinon計畫』試圖從三個方面的基礎上劃定非洲:(1)民族語言;(2)膚色;(3)宗教。為確保統治,先進戰略與政治研究所這一以色列智囊團(包括珀爾在內)也推動創建了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的美國『非洲司令部(AFRICOM)』。
試圖“分裂”阿拉伯和非洲身份的行動正在“進行中”。它只在將所謂的“黑非洲”與所謂“非黑”的北非劃分開來。這是分裂非洲大陸上所謂的“阿拉伯人”與“黑人”計畫的一部分。
正是這一目標“造成”並推廣了“非洲南蘇丹”與“阿拉伯北蘇丹”這兩種荒謬的身份。這也是為什麼黑膚色的利比亞人被視為利比亞“清洗膚色”運動中的對象。阿拉伯身份在北非正與非洲身份“相脫離”。同時還存在“剷除”大量的“黑膚色阿拉伯人”的計畫,以明確劃分“非洲黑人”與新的北非“非黑人“的界限。這也將”導致“剩餘的柏柏爾“非黑人”與阿拉伯人間的戰爭。
同樣情況下,在非洲蘇丹、尼日利亞等地,緊張情緒也在為進一步劃分界限的穆斯林與基督徒間醞釀著。而造成這種分裂的基礎,包括膚色、宗教、種族和語言等,都“助長”著非洲的“瓦解”與不和。這都是一個將北非與剩餘非洲大陸劃分的更遠大非洲戰略的一部分。
為“文明的衝突”布棋
正是在這一點上,所有這些“看似”一盤散沙的事件都被“聯繫”在了一起。
整個棋盤正在上演“文明的衝突”,而所有的棋子也各就各位。阿拉伯世界正“被隔離開”來,並被清晰的界線所劃分。這些界線“阻止”不同民族語言、膚色和宗教團體間相互的過渡與融合。
在這項“計畫”中,將不再有社會與國家的過渡與融合。這就是為什麼中東和北非的基督徒,如科普特人,正成為“被攻擊”的對象。這也是為什麼黑膚色的阿拉伯人和柏柏爾人以及北非的黑人在北非正面臨著“種族滅絕”的威脅。
繼伊拉克、埃及之後,阿拉伯利比亞民眾國和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對『Yinon計畫』而言)都是 “破壞”北非和東南亞地區穩定的核心。
利比亞發生的一切(美歐顛覆推翻利比亞政權的『顛覆模式』)對非洲有著巨大的影響,而敘利亞的狀況也深刻地影響了東南亞及更遠的地區。按照『Yinon計畫』所指出的,伊拉克和埃及是造成阿拉伯國家不穩定的切入點。
如今正在“上演”的是建立一個專門的“穆斯林中東”地區(以色列除外),而這也將“造成”什葉派與遜尼派間的鬥爭。類似的場景也正在“北非非黑人”區上演,表現為阿拉伯人與柏柏爾人的衝突。
同時,在“文明的衝突(劇本)模式“下,中東與北非也”被認為“是所謂的“西方”與“非洲黑人”間的衝突。
這就是“為什麼”法國的薩科齊和英國的卡梅倫在利比亞衝突初期相繼發表聲明,指出多元文化主義在各自的西歐社會中已經“不復存在”。[9]
真正的多元文化主義正威脅著“北約戰爭議程”的合法性,也為作為美國對外政策基石的“文明的衝突”的實施造成了障礙。
在這一點上,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解釋了為什麼多元文化主義會成為華盛頓及其盟友的威脅:
“隨著美國成為文化日益多元的社會,它可能會發現在對外政策問題上要想達到一致性就愈加困難(如與阿拉伯世界、中國、伊朗、俄羅斯或者是前蘇聯等地戰爭),除非存在真正被能被廣泛覺察到的大規模的直接外部威脅。這樣的共識普遍存在于二戰甚至冷戰期間(如今也存在著,因為“全球反恐戰爭”)。[10]
布熱津斯基的下一句則指明了為什麼人們會反對或支持戰爭:
“然而(共識)不僅僅深深地紮根於共用的民主觀中且人們意識到這些民主觀正在受到威脅,而且也根植于對歐洲集權主義下的受害者們在[11]文化上和種族上的親近。”
雖有冗餘之嫌,我仍然要一再提出正是因為這種要“打破”中東-北非(MENA)地區、所謂的“西方世界”與撒哈拉以南非洲間“文化融合”的企圖,所以基督徒和黑人正在(被安排)遭到攻擊。
“種族中心主義”與意識形態:將今日的“正義戰爭”正當化
在過去,西歐的殖民國家會對他們的人民進行洗腦。他們的目標就是獲得推行殖民的支持。而其形式就是在武裝商人與殖民軍隊支持下轉播基督教(唯我獨尊)及其教義。
同時,種族意識形態也被提出。那些被殖民的人被刻畫成“下等人”、低等、沒有靈魂。
最終,承擔“開化”那些所謂的“世界未開化人民”的 “白人的責任”等語句開始被使用。這種具有凝聚力的思想框架被用於將殖民主義“塑造”為一項“正義事業”。而這也為征服和“開化”外國領土的“正義戰爭”提供了合法性。
如今,美國、英國、法國和德國的帝國主義計畫並“沒有改變”。改變的只是為發動“新的殖民主義戰爭”、進行征服的“藉口”與理由。
在殖民統治時期,發動戰爭的敍述(論述)與理由被包括英國和法國在內的殖民國家的公眾輿論所接受。
今天的“正義戰爭”和“正當理由”也在婦女權利、人權、人道主義和民主的“旗幟”下進行著。
文/Mahdi Darius Nazemroaya
(加拿大)Global Research 2011年11月26日
http://www.globalresearch.ca/index.php?context=va&aid=27786
□
Mahdi Darius Nazemroaya是加拿大渥太華的一位獲獎作家。
他是蒙特利爾全球化研究中心(CRG)的一位社會學家和副研究員。他曾見證了北非“阿拉伯之春”的過程。在北約(2011年)轟炸利比亞期間,他正在利比亞擔任KPFA的聯合研究專案——Flashpoint專案的特派記者。
讚讚
□ 胡錦濤:敵對勢力長期“重點滲透”中國思想文化領域 □
....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國際敵對勢力正在“加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思想文化領域是他們進行“長期滲透”的重點領域。
我們要深刻認識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嚴重性”和複雜性,
警鐘長鳴、警惕長存,採取有力措施加以防範和應對。
□ 胡總公開斥責西方陰謀顯中國血性
文/青衫老祖
2012-1-3
最近(2012-1-1),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求是》撰文強調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其中講到這樣一段話:
“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國際敵對勢力正在”抓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思想文化領域是他們進行”長期滲透“的重點領域。
我們要深刻認識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嚴重性”和複雜性,警鐘長鳴、警惕長存,採取有力措施加以防範和應對。”
在印象中,這是本世紀以來中國國家元首“第一次”在公開的場合公開談論“西化、分化陰謀”,
“第一次”公開強調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艱巨性和複雜性,
第一次提出“雙警”即“警鐘長鳴、警惕長存”,
第一次公開要求“防範和應對”。
這幾個“第一次”表明中國已經放棄從前所採取的“淡化意識形態鬥爭、突出經濟領域合作”的外交策略,決心在全球大舞臺上高高豎立並保護好中華民族自己的文化大旗!
回顧世界歷史發展進程,我們可以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中國能不能實現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將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大國、以及中國在全球化中居於什麼樣的地位,關鍵並不在於有多少GDP(唯利是圖唯GDP論庸俗發展觀),而在於有沒有為世界所稱道的“文化旗幟”。
文化是“民族之魂”。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其前進的道路上可能會歷經磨難、飽經滄桑,有時還可能遭遇“亡國之痛”,但是,只要民族文化不滅,就可以東山再起、重整河山,再度復興。
中華民族之所以歷經7000年而綿延永續關鍵就在於文化不滅!“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之所以保持持續快速增長的勢頭,累積而成世界上擁有重大全球影響力的大國,同樣與中國始終保持文化的“獨立性”、特色性有絕大關係。
“文化獨立”支撐中國獨立;整垮中國最有效的“方法”自然也是“摧毀”中國的文化。自新中國成立以來,西方“瓦解中國”的“努力”就一直沒有停止過。“新中國”成立62年的實踐令西方得出“教訓”,單純使用硬實力,包括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任何國家都難以戰勝中國。從文化上,也就是從價值觀上“西化”中國,進而令中國成為它們的“附庸”,使它們覺得唯一可試的辦法。
於是,如今的西方,對中國採取的完全是如下策略:經濟上融合、軍事上圍堵、文化上滲透、政治上顛覆。文化上滲透包括培養(崇美媚美)親美分子、支持分裂分子、推銷美國(文化意識型態24-7洗腦)大片、購買一批“(崇美媚美懼美)文化洋奴”。
面對這一“形勢”,如何有效應對西方的“西化”、“分化”圖謀,確保中國文化獨立和文化安全成為中國長期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重大歷史任務。
認真學習胡總的講話,筆者感覺有以下幾點值得關注和把握:
第一,中國對敵對勢力的遏制、圍堵、分化、弱化陰謀有清醒的認識,並始終保持高度警惕;
第二,中國有著高度的自信和自尊,過去、現在和將來都不會屈服於任何外來壓力,不管是軍事上的還是經濟上的,也不管是政治上的還是文化上的;中國都將堅持走自己的道路,一往無前的推進民族復興的偉業;
第三,中國已經做好與敵對勢力鬥爭到底的準備,不管是軍事鬥爭、還是文化鬥爭,都將凝聚中華民族的智慧,制定一套切實有效的應對策略;
第四,中國已經“充分認識到”在“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的世界格局中開展文化鬥爭亦即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重要性、艱巨性和複雜性有了更清晰的認識,確立了 “警鐘長鳴、警惕長存”的鬥爭意識,形成了“防範和應對”兩手抓的文化鬥爭策略。
在大國競爭中,清醒比什麼都重要。西方之所以“不遺餘力”的“宣傳”他們的意識形態,“兜售”它們的價值觀,“目的”決不是想中國強大,而是想中國“弱化”。蘇聯的教訓證明,中國不徹底粉碎它們的“文化入侵”面臨的將是國家分裂、秩序混亂、發展停滯,中國自1840年以來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所做的一切努力將付諸東流。
從這個意義上講,胡總公開斥責西方“陰謀”,具有“標誌性”意義。它“標誌”著中國不會在意識形態領域自動繳械,不會接受它們的價值觀,不會聽任它們西化、“西化”中國。為了維護中華民族的文化、尊嚴和自立自強,中國將不惜一切代價,不管是“新冷戰”。還是“新熱戰”,還是打打談談的消耗戰,中國都將奉陪到底。因為,在關係民族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上,中國惟有與敵人展開堅決的鬥爭,除此而外,沒有任何第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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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A的公開秘密—-兼為《十條誡令》蓋棺定論
一、嘗試為《十條誡令》蓋棺定論
二、(中國國內)親美勢力對《十條誡令》真實性的質疑
三、“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的真面目
四、“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在中國
五、“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 、“共產黨革命章程”及“十條誡令”
六、克格勃(KGB/格別烏)高官什羅寧的話是否可信
七、「中情局」為防止洩密進行的暗殺
A、李志綏之死
B、班尼特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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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雜誌發表胡錦濤總書記重要文章
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
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2012年1月1日出版的新年第1期《求是》雜誌發表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的重要文章:
《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胡錦濤:敵對勢力長期重點滲透中國思想文化領域
胡錦濤《求是》撰文強調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以下為原文:
2011-12-31
文化建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佈局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繁榮發展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全會通過的決定,全面總結黨領導文化建設的成就和經驗,深刻分析文化建設面臨的形勢和任務,在集中全黨智慧的基礎上,闡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確立了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戰略目標,提出了新形勢下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指導思想、重要方針、目標任務、政策舉措,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指導我國文化改革發展的綱領性檔。全黨要認真學習、深刻領會,共同把全會精神落到實處,為實現全會提出的目標任務而奮鬥。
第一,深刻認識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充分發揮先進文化引領前進方向、凝聚奮鬥力量、推動事業發展的作用,是我們黨的一條寶貴經驗和一大政治優勢。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我們黨都結合時代條件、圍繞黨的中心任務提出文化綱領、文化目標、文化政策,堅持不懈推進文化建設,有力推動了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的不懈努力,我們走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顯著提高了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促進了人的全面發展,顯著增強了國家文化軟實力,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強大精神力量,為進一步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奠定了堅實基礎、積累了寶貴經驗。
當今世界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當代中國正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向著新的奮鬥目標邁進,文化的作用更加廣泛而深刻。從國際看,綜合國力競爭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顯,許多國家特別是主要大國都把提高文化軟實力作為增強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重要戰略。在世界範圍內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更加頻繁的背景下,誰佔據了文化發展制高點,誰擁有了強大文化軟實力,誰就能夠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贏得主動。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國際敵對勢力正在加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思想文化領域是他們進行長期滲透的重點領域。我們要深刻認識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嚴重性和複雜性,警鐘長鳴、警惕長存,採取有力措施加以防範和應對。從國內看,經過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發展,我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顯著增強,但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我國已經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和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越來越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撐,豐富精神文化生活越來越成為我國人民的熱切願望。從我國文化建設自身看,文化領域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革,文化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總體而言,文化發展同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還不完全適應,束縛文化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機制問題尚未根本解決,文化在引領風尚、教育人民、服務社會、推動發展等方面的作用還沒有得到充分發揮,我國文化整體實力和國際影響力與我國國際地位還不相稱,“西強我弱”的國際文化和輿論格局尚未根本扭轉。在理想信念教育、思想道德建設、誠信建設、文藝創作、公共文化服務、文化產業發展、農村文化發展、流動人口文化生活、網路建設和管理、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等方面都還存在不少突出矛盾和問題,必須抓緊加以解決。
總之,抓住和用好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關係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鬥目標,關係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關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全會提出了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指導思想,強調要全面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根本任務,以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以改革創新為動力,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培養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質,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弘揚中華文化,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全黨要深刻領會和全面貫徹這一指導思想,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自覺把文化繁榮發展作為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是党執政興國第一要務的重要內容,作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一個基本要求,進一步推動文化建設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以及生態文明建設協調發展,為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提供堅強思想保證、強大精神動力、有力輿論支持、良好文化條件。
第二,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內涵豐富,具體體現在全會決定提出的指導思想、重要方針、目標任務、政策舉措之中,要全面領會、全面貫徹。這裏,我想強調幾個問題。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引領,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最鮮明的特徵,也是事關文化改革發展全局的根本問題。只有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引領,才能打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根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日益發展和對外開放不斷擴大的形勢下,我國社會思想更加多樣、社會價值更加多元、社會思潮更加多變,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引領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更加凸顯。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為文化建設提供有力理論指導,確保文化改革發展始終沿著正確道路前進;必須堅持把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應用于文化改革發展各個領域,不斷豐富和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符合時代發展要求的文化建設理論,使我國文化各方面發展建立在深厚理論基礎之上;必須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正確處理弘揚主旋律和提倡多樣化的關係、教育人民和滿足人民多樣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關係、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和提高經濟效益的關係,有效引領社會思潮,有力抵制各種錯誤和腐朽思想影響,不斷鞏固和壯大社會主義主流思想文化。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必須發揮人民在文化建設中的主體作用,堅持文化發展為了人民、文化發展依靠人民、文化發展成果由人民共用。為了誰、依靠誰是我們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根本問題,決定著社會主義文化的性質和方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是人民共建共用的文化,人民是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最深厚的力量源泉。堅持這一點,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也是我們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理念的重要體現。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堅持以人為本,以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為根本目的,不斷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必須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和首創精神,使全社會文化創造活力競相迸發;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關心人民命運,體察人民願望,反映人民心聲,在人民偉大創造中汲取營養,把最好的精神食糧奉獻給人民;必須堅持面向基層、面向群眾,把滿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作為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基本任務,鼓勵創作生產更多受到群眾歡迎的文化產品,讓文化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必須繼承和發揚中華優秀文化傳統,大力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積澱著中華民族的深厚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團結奮進的不竭動力,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深厚基礎。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大力弘揚中華優秀文化傳統,大力弘揚五四運動以來形成的革命文化傳統,大力弘揚改革開放以來文化領域形成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觀念新風尚,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必須以更加開闊的視野、更加博大的胸懷對待外來文化,積極參與國際文化交流合作,學習借鑒一切有利於我國文化改革發展的有益經驗和優秀成果。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必須堅持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業、一手抓文化產業,推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是社會主義制度下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權益的基本途徑,是實現文化發展成果由人民共建共用的制度保障。發展文化產業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滿足人民多樣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徑,是充分發揮市場在文化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激發全社會文化創造活力的必然要求。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科學界定人民的基本文化權益和多樣化精神文化需求,全面把握政府和市場在文化建設中的職責和功能,推動形成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兩手抓、兩加強的工作格局;必須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以政府為主導,以公共財政為支撐,以公益性文化單位為骨幹,以全體人民為服務物件,以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權益為主要內容,鼓勵全社會積極參與,大力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必須著力培育一批有實力、有競爭力的骨幹文化企業,提高我國文化產業整體實力和競爭力,形成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文化產業格局。無論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還是發展文化產業,都要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正確處理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關係,始終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
第三,以改革創新精神落實好全會提出的各項任務。
全會對新形勢下推進文化改革發展作出全面部署,提出一系列新任務新舉措新要求,各地區各部門要統籌兼顧、立足實際,有計劃分步驟加以落實,既要全面貫徹又要突出重點,最重要的是要緊緊圍繞全會決定關於推進文化改革發展指導思想中的“四個以”來抓好落實。
堅持以科學發展為主題。科學發展是黨和國家工作的鮮明主題,也是文化改革發展的鮮明主題。要自覺把科學發展要求貫穿文化改革發展各個方面,緊密結合文化改革發展實際,著力轉變文化發展方式,提高文化發展品質和效益,不斷提高文化發展科學化水準。要堅持以人為本,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保障人民各項文化權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要堅持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著力解決影響文化科學發展的突出問題,協調好文化改革發展各個領域和各個環節,促進文化持續快速健康發展。要堅持統籌兼顧,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文化改革發展重大關係,統籌文化改革發展各項工作,完善文化佈局、文化結構、文化資源配置,促進城鄉、區域文化一體化發展,推動文化資源向農村、基層傾斜,向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傾斜,不斷增強文化發展後勁,實現文化又好又快發展。堅持以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根本任務。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根源于民族優秀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並吸收人類文明成果發展起來的,是我國社會主義文化的引領和主導。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緊緊抓住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這個根本。要堅持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武裝全黨、教育人民,大力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新的實踐。要堅持以理想信念教育為重點,引導廣大幹部群眾不斷增強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自覺性和堅定性。要廣泛開展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社會主義榮辱觀宣傳教育,深化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活動,加強思想道德建設,建設和諧文化,培育文明風尚。要在全黨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學習教育,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國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設和党的建設全過程,貫穿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各領域,體現到精神文化產品創作生產傳播各方面。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非一日之功,既是當前的緊迫任務,又是長期的戰略任務,必須通過堅持不懈、持之以恆的努力,使之真正成為全黨全社會的普遍共識,轉化為廣大幹部群眾的自覺行動。
堅持以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滿足人民對實現自身文化權益和豐富自身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必須大力繁榮文化創作,豐富群眾文化生活,提高人民文化生活品質。要加大對城鄉基層文化建設投入力度,深入實施重點文化惠民工程,加快公共文化基礎設施建設。要加強文化創作生產引導,引導文化工作者堅持正確文化立場,弘揚真善美,貶斥假惡醜,把學術探索和藝術創作融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之中,創作生產出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相統一、人民喜聞樂見的優秀文藝作品。要發展健康向上的網路文化,使互聯網等新興媒體真正成為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新陣地、公共文化服務新平臺、人民精神文化新空間。要組織開展群眾樂於參與、便於參與的文化活動,引導群眾在文化建設中自我表現、自我教育、自我服務,依靠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推動文化繁榮發展。
堅持以改革創新為動力。只有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創新文化內容和形式,才能不斷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不斷為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提供強大動力。要圍繞構建充滿活力、富有效率、更加開放、有利於文化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努力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新進展,破除制約文化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要深化公益性文化單位改革,深化國有經營性文化單位改革,深化文化管理體制改革,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加強文化法制建設。要加快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創新公共文化服務運行機制,不斷提高公益性文化單位服務群眾能力和水準。要提高文化產業規模化、集約化、專業化水準,優化文化產業結構,促進文化和科技融合發展,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要圍繞提高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積極開拓國際文化市場,創新文化走出去模式,不斷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
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把文化建設擺在全局工作重要位置,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規劃,與經濟社會發展一同研究部署、一同組織實施、一同督促檢查。要認真開展調查研究,總結經驗,發現問題,結合實際制定貫徹落實意見,明確工作責任,提出具體要求,確保全會提出的目標任務和政策舉措落到實處。要把文化改革發展成效納入科學發展考核評價體系,作為衡量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工作業績的重要依據。要把文化人才隊伍建設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著力加大對年輕人才、高層次人才、複合型人才的培養力度,努力造就一批有影響的文化名家、文化大師和各領域領軍人物,建設宏大文化人才隊伍。要深入做好知識份子工作,充分調動廣大知識份子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把廣大知識份子緊緊團結在党的周圍。總之,全黨要貫徹落實好全會精神,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在科學發展道路上奮力開創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局面。
(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講話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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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中央對此始終保持清醒認識。
但當前黨內有兩大問題:
一個是(中央黨校那批掛羊頭賣狗肉)打著紅旗反紅旗;
一個是目前理論無法指導實踐。
這兩個問題不解決,意識形態領域的爭奪就佔據不到有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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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
上面早就知道了吧
現在“公開表態”就意味著要“反擊”了
所以自費五毛們就等著看戲吧
火烤偽精英水煮普世派
咱就跟著添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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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信號啊,期待那些虛偽的普世民主JY(精蠅)們早點下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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哼哼,這回我們找一找被敵對勢力滲透的媒體,不會有人出來出來“裝純情”說——“都是黨國的媒體、哪來的漢奸媒體”——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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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撲屎派”的噩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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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種就把南方蜥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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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口 2012-1-3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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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3 03:05 AM
現在才說?剛睡醒?
喂!!!有人在搞我們啊!喂!大家聽到沒有啊?有人在搞我們!
中國的各個級別領導,包括最高層,只能在別人和自己一樣飯桶的環境下搞搞勾心鬥角。對外不敢鬥爭,不善鬥爭,歸根結底,還是因為不善鬥爭:有人見過善於鬥 爭的人不敢鬥爭麼?回想薩科齊08年騎在中國人頭屙屎長達兩個星期,中央政府十分淡定,一言不發。我想咱們的領導是不是準備好對策了啊,這麼淡定。結果對 策就是沒有對策,等人家屙完就好了嘛…
就這篇文章來說,空洞無物,只不過是提出了一個命題的八股文而已。其實凡是關心中國的人,哪個不知道文化建設出問題了?說人家要西化我們,我們要發揚中華 文化?這話說清楚了麼?說對了麼?說完了麼?
調查了麼,研究了麼?執政兩屆就擠出這麼個玩意?
很明顯,領導們不太像是競爭出來的,倒像是一幫近親繁殖出來的,也就這個水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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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3
覺得東西方文明的衝突和公開競爭就要開始了.木偶有心無力,能做好鋪墊就不錯了,期待下一代(習近平-薄希來)發力吧.
中國要進一步走向世界,進一步發展自己,不可能一直虛心學習西方,“崇洋媚外”,韜光下棋的.這條路讓我們固然大大地發展了實力,但我們經濟上成了“附庸”西方的 資本主義經濟,過度依靠廉價出口,血汗工廠血供西方尤其是美國,價廉物美的東西依賴西方的市場卻無法升級成靠品牌靠科技含量靠文化含量的商品高價高利潤占 領人家的市場,相反現實是別人的商品靠文化宣傳優勢高價佔領我們的市場.
在政治上,明不正言不順,導致官員“失去”自己的信仰,只好去“崇尚”西方的文化信仰,只好想著為自己和家人“謀私利搞腐敗”.
在對外關係上,不展示實力就沒人正確瞭解中國,喜歡上中國,從而和中國友好,合作,一起發展,一起對付歐、美欺壓搞亂.周邊國家被西方文化洗腦,認為西方文明一直正確,比東方文明好,低看中國誤解中國,在西方威恩並施下,配合西方搞亂中國和中國爭鬥.
在人民幣國際化上,更需要宣傳我們的各方面的實力和及其依附的先進文化,讓中小國家有信心使用人民幣,讓它們相信中國能鬥住美國的,你們不用太怕美國.展 示我們的實力和文化,給它們希望,給它們發展模式,給它們保護和依託.未來西方文明衰落了,東方文明才是應該它們學習的,東方文明是有資格有實力取代西方 文明的統治地位的,西方文明不可能永遠這樣強勢的,東方文明歷史上強勢過蓋過西方文明,未來將奪回強勢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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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響的雷,也沒有一滴雨(類似重慶)來的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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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3
希望中央對此始終保持清醒認識。
但當前黨內有兩大問題:
一個是打著紅旗反紅旗;
一個是目前理論無法 …
发表于 2012-1-2 06:54 PM
你總結得很好!
也許是我孤陋寡聞,好久沒聽到對共產主義的宣傳了。但這樣也好!至少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不要拿這塊布遮羞。要老老實實地對老百姓說,我們要做什麼,要怎樣 做。什麼是社會主義?現在已經過了“不爭論”的時期了,必須讓老百姓都知道都認同我們要往哪里去。這樣才能取信於民,避免各種利益團體混僥視聽從中牟利, 最終壞了社會主義的金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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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棄了毛澤東思想,空喊“科學發展觀”這類虛無縹緲的空洞口號,
唉!誰能給個權威定義,什麼是“科學發展觀”??一直很費解
的確很令人迷惑。
我一開始以為是為了治理環境污染。。
後來才知道是個政治目標。。
但即然是“發展”,就得有個目標。但一直沒有具體的目標。
於是現在認為,“科學發展觀”只是一個手段。
總結出來就是,“沒有具體目標”的發展手段。。
最絕的是,‘有所為、有所不為’,啥‘貓’等模糊論,“思想混亂”根子就出在這裏。
臺上不過是蒼蠅,台後精英們自己都不知怎麼自圓其說,哈哈
注意“時間點”在美帝出臺“收割”資本海外資產後,“被綁架的買辦”受到兩面狙擊。 資本之間撕裂,離撕破臉皮就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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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中國的意識形態價值觀“一片混亂”,最直接的反應就是社會道德底線“一再被突破”,幾乎任何事物都能引發正、反兩方面的尖銳對立和辯論,是與非的界限越發“模糊含混”,各階級、個族群、各利益團體日趨成型、分裂。左、中、右對現實都普遍不滿,人們對於未來愈加迷茫,對未來、對政府喪失信心……
而且,還有一隻“無形的手”,一股“無形的勢力”,潛移默化的鼓動人們的不滿和憤懣,引導人們的思維模式。這些,難道廟堂之上真的一無所知、還是束手無策?
讚讚
《揭示美國未來幾年的全球戰略》
2012-1-9
這個話題我久有意談談,這跟我長期研究美國的戰略核心層的戰略計畫有關係,可以說我要說的內容與許多美國金融,地緣政治軍事戰略,經濟方面的核心人物有關。
實際上奧巴馬的“戰略計畫”一開始就被美國的領導層背後的“影子勢力”所推崇,基辛格曾說過奧巴馬“能同時”下好好幾局棋,這代表美國真正的“權力階層”對其“能力”的認同。
亞洲與印度洋,大洋洲
在西方地緣戰略學中“歐亞大陸”是世界權力中心,若要“控制世界”必須設計好“控制”歐亞大陸的戰略,而歐亞大陸包括幾個特別有影響力的中心敏感區域,分別是亞太,印度洋及印度,還有就是中東和中亞,東歐,世界歷史上的霸權爭鬥實際上最終的目標是為了爭奪由誰來控制世界上這些最為廣泛的戰略區域,我這裏之所以說大洋洲是因為這裏一向就只是美國與英國的戰略後方支撐點,後勤基地而已
首先從亞洲和印度洋,大洋洲說起,
奧巴馬今年內最高調的聲調就是強調美國要“重返亞洲”,“構築”所謂的“亞洲安全條約體系”,這是一個未來幾十年的戰略計畫,希拉蕊克林頓在一篇名為《美國的亞洲太平洋世紀》的文章中提到了美國未來幾十年內要在亞洲建立新的“太平洋戰略體系”框架,她重點提到了四個國家與美國的戰略關係,
首先是美、日關係在太平洋體系中的戰略基礎作用,
第二是印、美關係對美國在中南,南海,南亞的戰略的積極意義,
再其次就是美國與澳大利亞的戰略合作關係,
這三個國家實際上構成了美國在亞洲太平洋的戰略體系的“三大支柱”,從地緣戰略的角度保證了美國在整個面向亞洲,太平洋世界的權力基礎與戰略地位,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把包括印度洋和大洋洲的國家體系統一納入了自己的戰略構想之中,可見其眼光之寬廣與深遠,這可以說是美國自冷戰結束以來最為精深的地緣戰略計畫,亞洲大國與太平洋世界,乃至包括俄羅斯最近“加入”世貿組織都在其“精心的算計”之中,
大家打開地圖可以看到的是在太平洋的棋盤上,美國“領導”的環太平洋、印度洋權力中心的實力驚人,更何況這一區域中包括中國,印度,日本,再加上東南亞各個經濟十分有活力的小國,同時這也是世界貿易體系最為敏感的一束神經叢,可以這樣講誰“控制”了世界貿易上的主要“海洋通道”,誰就控制了世界的財富流向,
亞太地區的印度與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經濟這幾十年來發展最為迅速的國家,而東南亞也一直世界上經濟最有活力的地區之一,這種經濟上的戰略利益與海洋霸權的戰略交匯實際上讓美國戰略家們意識到了控制這一關鍵性全球區域的重要性,這裏有可能是二十一世紀全球大國崛起的中心領域。
大家可以仔細看看這裏的資本,人力,科技,經濟,貿易因素,航運,軍事實力的全球性的影響,美國的一些領導人和政治家最近都“突然說”自己一直是“亞太國家”,一直是“太平洋國家”,也就不值得奇怪了,正如希拉蕊所說,只要控制亞太財富與亞洲太平洋到印度洋的財富流向,就能讓美國在二十一世紀繼續繁榮,她同時也說這裏的事事關美國的二十一世紀的全球命運和福祉,美國的布熱津斯基和基辛格兩位著名戰略家一直特別注意亞太戰略的設計,布熱津斯基曾在2003年前後專門寫過一篇名為《如何與中國相處》的文章,特別介紹了“如何”從戰略上“控制”中國勢力崛起,而基辛格被一些【天真(愚蠢)而愛做(普世假值)夢的中國人】視為友好的美國人,其實正是這位著名的戰略家曾在伊拉克戰爭前夜幾次進入白宮與當時的總統小布希(布希三世)會商如何進攻伊拉克,而當時中國和俄國是在伊拉克有著巨額石油投資的,布熱津斯基在他的文章雖然說不能與中國開戰,可是他是奧巴馬的政治顧問,他在利比亞的“戰爭設計”上打垮了前政權,而中國也正好在利比亞有大量的投資(火速撤僑轉進千里,敵寇追趕不及),
美國的世界戰略從馬漢時代起就“設計好”了,就是要控制世界就要控制歐亞大陸,而要控制歐亞大陸就得讓歐亞大陸“火光沖天,戰禍連綿”,讓歐亞大國“互相為敵,相互牽制”與爭鬥爭奪大陸霸權,
在馬漢時代美國的戰略計畫是“不能讓”出現一個強大統一的中國政權,這樣一來必須“維持”中國當時“分裂”的戰略形勢,所以在馬漢死了若干年後的中國內戰決戰時,美國“力主”中國國、共雙方“劃江而治,分裂為二”,美國當時這一“戰略思考”的背後有著國家長期戰略的深深的影響,他們就是為了“永遠扼殺”一個統一的中國在地緣戰略上向海外的擴張,從而威脅美國在太平洋上的永久性霸權,因為“一旦”中國統一強大,海上實力的強大將“導致”美國太平洋霸權的徹底衰落,美國與日本爭奪太平洋霸權從而控制太平洋的海權的戰略最後將以中國勝利美國日本失敗而結束,
當然我剛才說的都是歷史上美國地緣戰略思想中的“對華戰略”,不過大家如果細心就會發現美國這一戰略思想“並未被放棄”,相反這一亞太戰略已經被用更為深遠的戰略佈局“繼續下來”,他們現在制定的新亞太戰略與太平洋國家戰略體系實際上更意味深長的“表明”了中國統一對他們世界整體戰略的威脅與影響,他們恐怕想看到的不是一個統一的大陸強國,他們最大的“目標”永遠是讓一些歐亞大陸的強國“徹底分裂”成“好幾部分”,以便於他們執行那久已有之的“以華制華”的戰略傳統。
從歷史到現在我們可以看看美國的太平洋戰略的幾次變遷,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他們的戰略傳統中對中國始終是一個弱勢的中國對他們“有利”的思想,他們在“冷戰”時期和中國建交的“原因”僅僅是那個時候他“需要”用中國的力量“消耗”蘇聯對美國的全球性威脅,說白一點,這不過是中國歷史上秦國以“連橫策略”對六國的老辦法的“現代應用”而已。我們可以設想的是當中國“按美國的方向”發展後印度這一亞洲強權,印度洋上的地區強國將最終也難免被美國戰略所“設計”,最終難免被美國用同樣的“制衡之術”與內外交困戰略打垮並消亡,因為如果說美國“(利)用中國”消滅了蘇聯的話,那麼現在它正“(利)用印度”的力量“遏制中國”,將來中國如果被迫出現美國所需要的那種局面,難道印度會有好的結局,所以我個人認為這裏面充滿了悲劇,我看到許多所謂的印度(西化精英買辦)強硬派的“表演”不得不感覺好笑,螳螂捕蟬的故事真的是一直不斷的在歷史中上演。
這極可能是後話,我們放下不說。
中東,中亞,東歐
美國在亞太那樣行動中期的“目標”是中國,那麼遠期戰略目標是什麼,記得布熱津斯基在他的名著《大棋局》中提到俄羅斯時用到的戰略,他曾在書提出一個著名的設想,把龐大的俄羅斯聯邦分為三到四個大的統治區域的戰略設想,這是一個宏偉而龐大的戰略設想,
他們為何要這樣做,他們拆散中國,將來還要搞垮印度,然後把所有力量集中到俄羅斯,這是為了奠定他們眼中永久性的“新世界秩序”,也就是這些年來他們在“彼爾德伯格”,“國際清算銀行”,<三方委員會>,還有<美國外交協會>,<英國皇家國際事務協會>設計好的戰略,這一戰略的成型已經有了近幾年的歷史,他們在殖民時代就在設計這一“世界性帝國”,文藝復興時期有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曾寫過一部名字就叫《世界帝國》的名著,他們中有的人曾預言未來會出現一個統一的世界性政府,世界性的權力中心和貨幣,那麼這一中心在那裏呢?人們盡可以展開想像的空間,大膽設想,小心求證。
美國與蘇聯在冷戰時代對中東進行了前所未有的軍事爭奪,最後冷戰以蘇聯的徹底失敗而終結,不過中東的勢力剩下了美國一家獨大的局勢,美國在八十年代挑動中東強國伊朗與伊拉克的戰爭,消耗中東強國的實力,實際上嚴重惡化了中東國家間的關係,美國在兩個布希時代打擊了伊拉克,在克林頓時代敲開了東歐的大門,他們最終在2003年摧毀了薩達姆伊拉克政權,從而掀開了世界性變局的序幕,美國更加深入的控制了中東的石油,他們通過03年的戰爭開始了逐步更加深入的控制中東金融,貨幣與地緣政治的進程,
奧巴馬上台執政以來,他和他的領導層實際上有著“更為宏大”的戰略計畫,他們“重塑”了中東地緣戰略格局,同時設立「非洲司令部」,(顛覆利比亞)控制北非,進而“滲入”非洲,同時在中亞與東歐大搞“顏色革命”,
美國著名的全球地緣戰略學家布熱津斯基提出的不穩定的“新月弧形地帶”指出了存在於中東,東歐與中亞的地緣戰略問題,民族問題,他們“巧妙的利用”了這一切,他們未來肯定是在非洲全面掀開新的“全面控制”的高潮,
著名地緣政治學者恩道爾在其名著《霸權之後:美國的全方位控制》一書中對此有過詳細的介紹說明,
同時在美國著名的國際關係學者斯蒂芬沃爾特和約瑟夫奈也介紹了美國最近幾年在這些區域取得的“重大進展”,
我之所以說未來印度也將面臨嚴重的生存空間問題是因為美國在中東,在中亞,在東歐,在中國,在中南半島的全方面努力與戰略佈局最終針對的目標實際上也包括印度,所以向下看未來幾十年的印度實際上也面臨著嚴重的戰略與生存問題,
而當這一切都“解決後”,所有的威脅都不再是威脅時,那時我們就將看到決戰將發生在俄國的東,西,南三方同時壓向俄羅斯聯邦,這時西方把俄羅斯分成三、四個統治區域的戰略設想將變得並非不可想像,這才是最後一環,而這一最後一環的結束,就是全球性“世界新秩序”與“世界性統一政府”的“來臨”,“問題”是當那時到來時世界上還有中華民族生存的機會嗎?我想這才是問題的實質,
這些年來關於西方的陰謀論著名分析不絕於耳,並且西方也確實為了“推進”這些戰略性的目標而不懈努力,甚至於“不排除”戰爭。可是在這一切“精心謀劃”與努力的背後,會不會出現另一種非人力所能控制的結果呢?我想一切都還是個謎。
奧巴馬與他的歐洲盟友們顯然“已經確定”他們的戰略目標,最近他們在伊朗問題上實際上已經協調了立場,這實際上可以從他們的“敘利亞政策”上看出端倪,他他們的戰略計畫是繼續歐盟與“北約東擴”壓縮俄國的戰略空間,不過以後可能只是靈活東擴了,
現在美國的戰略中心實際上已經轉移到了亞太,他們在中東重點要解決的問題就是伊朗,然後是中亞的「上合組織」其他成員國,前一段時間連蒙古國也在試圖和西方走近,這確實是一大警告,不得不讓所有人擔憂未來更迫在眉睫的威脅,
日本著名戰略分析家曾警告說明年中東與南亞的巴基斯坦將發生巨變,而最近美國<外交政策>雜誌也在預測明年巴基斯坦政權更迭,這“意味”著更大的“風暴”實際上還在形成,伊朗並不是最終的美國在中東的戰略目標,他們一定有更有深遠的地緣戰略計畫,他們要的是中亞的格局變得按他們的“設計”發展,這也是為什麼俄羅斯在敘利亞事件中會派出自己的航母的原因,理由很簡單,俄羅斯的戰略思想家一定已經看到了伊朗,敘利亞,還有中亞最後變局對自己的威脅,這意味著蘇聯結束以來另一次巨大的外交退縮形勢即將形成,而這是俄國國家安全的嚴重挑戰,那時再加東歐的親美勢力,俄國國內的反對派和俄羅斯國家經濟在歐洲債務金融崩盤中受到的嚴重影響,這一切將使未來俄羅斯國家面臨著嚴重的國際與國內形勢,所以他們十分警惕性的對待了這一切。問題與形勢遠比我們想像的要複雜的多了。
俄國勢力收縮,未來金融系統將受到歐洲債務危機與銀行體系崩盤的重擊,國內反對勢力的興起,這一切沒有完,俄國剛加入世貿組織而國際戰略領域卻發生了這樣微妙的變化,這背後有著的是另一次大棋局與命運的較量,只是不知道國內的人會不會看明白這一點呢?
回過頭來我們再說非洲,我們看到的是美國及西方勢力在北非的全面展開與推進,中、俄在非洲實際上已經嚴重處於守勢,未來中國與俄國會失去更多的非洲利益,到最後我們會發現非洲依舊是西方勢力尤其是美國勢力重要勢力範圍,美國成立的「非洲軍事司令部」的戰略意義也在對非洲進行全面的統治,實際上這已經是在“恢復”“舊殖民地時代”西方在非洲的戰略優勢地位,我們到時候會發現歷史在二十和二十一世紀轉了一圈子,卻回到了原來的地方,新的殖民主義比舊的殖民主義更有生命力和破壞力的存在於亞非、拉美地區。
這難道是宿命和命運的安排,不可抗拒的規律,還是僅僅是一種歷史發展的進程呢,我覺得的我給不出答案,二十一世紀結束後那時的人們也許會給出這一問題的答案,一切真的都還太像個謎了
文/未世民
2012-1-9 草根財經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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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報海外高調指責美國新戰略瞄準中國伊朗
楊毅:《美新軍事戰略瞄準中國伊朗 或更攪亂局勢》
文/楊毅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12-1-9
2012年1月5日, 奧巴馬總統“罕見地”在五角大樓與國防部長帕內塔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鄧蒲賽上將一道舉行了記者會,公佈了題為《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國防的優先任務》的新軍事戰略報告,“充分顯示”了奧巴馬政府對美國調整軍事戰略的“高度重視”。
新軍事戰略“明確”把中國和伊朗列為美國的“瞄準對象”。
近年來,戰線過長、能力不足,稱霸全球野心太大、資源有限等矛盾,始終是制約美國國防戰略與軍事戰略的重要因素。金融危機、經濟衰退,再加上伊拉克和阿富汗兩場戰爭讓美國的綜合國力傷筋動骨,面對諸多挑戰確實是“捉襟見肘”。
自從2010年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提出“重振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 的目標和“國內建設、海外塑造”的戰略途徑之後,美國在全球戰略部署調整中明顯地“加強”了對亞太地區的戰略投入,而“切入點”就是把地區安全形勢“攪動”成為一種 “亂局”狀態,造成和“放大”地區各國對中國的戰略恐慌,這樣美國就可以“揮師東進”“應邀重返亞洲”。
2010年以來,美國成功地利用“天安號軍艦事件“、延坪島炮擊事件,達到了“阻止了日本的離心”、“強化了韓國的依賴”、“惡化了中國的環境”等目的,同時又通過高調介入南海爭端、慫恿菲律賓等國強勢對抗中國,唯恐天下不亂。攻擊中國合理的軍事力量建設,“藉口”反對所謂“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啟動“空海一體戰”概念並付諸實施,刺激新的安全競賽,“破壞”地區和平、穩定與繁榮。
美國新公佈的軍事戰略報告意味著美國在軍事上對亞太地區的戰略投入將從戰略規劃“轉向”到戰略實施的階段,
美國的高調投入將對這一地區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呢?美國公開宣稱自己是“公共安全產品”的“提供者”,針對的是“戰略意圖不明的中國軍事力量現代化”,這恰恰是“本末倒置”的騙人邏輯。
我們可以清晰地回憶到,在過去幾年間,美國忙於“反恐戰爭”,無暇顧及亞洲之際,亞洲地區,特別是東亞地區是一派安定、和平與繁榮景象,以 10+1、10+3為標誌的地區經濟合作大大促進了地區各國的經濟關係、安全關係和政治關係的改善。
而“自從”美國2009年開始高調“重返亞洲”之後,各種危及地區安全的事件接踵而來,地區動盪此起彼伏,稍微有些戰略頭腦的人們就不難看出誰是地區安全的“保障者”,誰是地區安全的“麻煩製造者”了。
美國經濟復蘇乏力,“重返亞洲”的戰略因為“口袋缺錢”是不能贏得地區各國的歡迎的。於是,製造矛盾、製造混亂,亂中推銷軍火,利用相關國家尋求“安全保護”的訴求,獲取經濟利益,為美國經濟復蘇打開市場。
隨著更多的美國的軍艦、飛機活躍在亞洲地區,地區安全形勢可能更加動盪,美國的戰略算盤也可能隨著地區各國逐漸認清其真實面目而落空。
(作者楊毅 係解放軍海軍少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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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中國媒體解讀美新軍事戰略引關注
【《俄羅斯商業諮詢日報》網站1月7日報導】
題:中國媒體發現亞洲的“萬惡之源”
中國媒體認為美國是(煽動/策動/製造)亞洲“不穩定”的“罪魁禍首”,對美國旨在擴大在亞洲的軍事存在的新國防戰略進行了猛烈抨擊。
中國的一位軍事專家說,自 2009年美國(希拉蕊)提出必須“重返亞洲”後,危及地區安全的事件就“接踵而來”。他認為,不難猜出,哪個國家是亞洲安全的真正“保證人”,哪個國家是“萬惡之源”。
西方分析家認為,美國此舉表明其維護亞洲地區安全的立場沒有改變,中國不必對美國新國防戰略感到擔憂。
但中方媒體認為,美國新戰略標誌著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軍事行動結束後一個新階段的開始,“明顯針對的是中國和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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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反華)之音電臺網站1月7日報導】
題:中國對美國國防藍圖表示擔心
中國官方媒體對美國的最新國防計畫表示擔心,警告說它可能會破壞美、中關係。
一份中國報紙昨天援引一名中國國防專家的話說,美國此前一天宣佈的藍圖顯然針對的是中國。
該報援引中國人民大學分析家金燦榮的話說,美國覺得中國的高速發展威脅到了自己。他警告說,美國的新戰略將使北京感到不舒服,可能會影響雙邊關係。
美國總統奧巴馬前天宣佈了新戰略。他說美國將加強在亞太地區的存在,儘管美國正大幅削減國防開支。
中國官方的新華通訊社也對美國的國防計畫發表了評論,說歡迎美國為亞太地區的和平和穩定作貢獻,但任何軍國主義政策都將引發敵意並遭遇強烈對抗。
在總體較為克制的評論中,新華社說美國應放棄顯示自己的力量,因為這麼做無助於解決地區爭端。
【英國廣播公司網站1月7日報導】
題:中國媒體關注美國新亞太軍事戰略
中國官方媒體對美國將新軍事戰略重點轉向亞太表示關注和批評。
新華社發表國際時評稱這是 “美國最不該選擇的選項”。
文章說,亞太正處於“謀求和平發展合作的時代”,美國以軍力為後盾介入亞太事務,“會擴散緊張氛圍,加劇地區對武力的焦慮”,“釋放了令人不安的信號”。
但也有中國專家分析認為,美國調整軍事重點並非僅針對中國,而是奧巴馬在經濟乏力困境下為維護“軍事超強”地位所做的戰略選擇。
而《人民日報》海外版高調指責美國的新戰略。它刊登了中國國防大學研究員、海軍少將楊毅的文章,指責奧巴馬政府新軍事戰略瞄準中國和伊朗。楊毅在文章中指責美國是亞太地區安全的 “麻煩製造者”。
中國官方尚未就美國的新軍事戰略做出正式表態。
【路透北京1月7日電】
刊登在週六《人民日報海外版》上的評論稱,美國在全球戰略部署調整中明顯地加強了對亞太地區的戰略投入,而切入點就是把地區安全形勢攪動成為一種"亂局"狀態,造成和放大地區各國對中國的戰略恐慌。
該評論與週五《環球時報》的憤怒評論如出一轍,此前美國總統奧巴馬宣佈美國政府將加強對亞洲地區的軍事投入。
美國於去年底推出新的國防戰略,明確顯示美國對亞洲地區的重視。美國盟友和分析師稱,中國對此不必擔憂。
海軍少將楊毅在評論中寫道"新軍事戰略明確把中國和伊朗列為美國的瞄準對象"。
“自從美國2009年開始高調‘重返亞洲’之後,各種危及地區安全的事件接踵而來,地區動盪此起彼伏。"
“稍微有些戰略頭腦的人們就不難看出誰是地區安全的‘保障者’,誰是地區安全的‘麻煩製造者’了。"
發表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上的評論不代表中國政府立場,不過大體反映官方的看法。(完)
編譯:李富強 發稿:王鳳昌 http://cn.reuters.com/article/CNTopGenNews/idCNCNE80804E2012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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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軍事戰略對準中國,中國媒體篡改內容欺瞞人民》
文/張宏良
2012-1-7
美國新軍事戰略公佈前幾小時的頭天晚上,當時在和孔慶東、司馬南、戴旭、韓德強等人一起吃飯,戴旭一落座就透露了美國新軍事戰略的主要內容,並慷慨激昂地痛斥了吳建民等外交智囊一系列喪權辱國行為。第二天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公佈的美國新軍事戰略,內容果然與戴旭透露的差不多。特別是其中最重要也是最新的一點,即美國公開宣佈新軍事戰略的目標,就是集中對付中共和伊朗,完全證實了此前我們一直強調的美國對中國的軍事威脅和戰爭準備。
然而讓人極為震驚的是,中國媒體(新華網)在向國內民眾報導美國新軍事戰略時,卻“故意刪改”了美國新軍事戰略的對華內容,把美國對中國發出的戰爭威脅,“篡改”成美國是為了保障中國和亞太的“安全與繁榮”,這種“篡改”可能造成的恐怖後果簡直讓人無法想像,狼已經宣佈前來吃羊,可是羊圈的喇叭卻欺騙羊群說,狼是為了羊圈的“安全和繁榮”,這讓人想起了當年為日本鬼子“帶路”的漢奸宣傳:“皇軍是來建立大東亞共榮圈,與我們共存共榮的”。
大家比較一下後面附件一美國媒體的報導與附件二中國媒體的報導,就可以看出中國媒體完全“篡改”了美國新軍事戰略的核心內容。
一是通過“篡改”“掩蓋”了美國新軍事戰略的打擊目標是中國。美國媒體報導“新的軍事戰略明確指出,在美國預算面臨整體緊縮的情況下,美國未來將逐漸遠離地面戰爭,重新調整軍隊應對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威脅,加強海軍和空軍力量在太平洋和霍爾木茲海峽與中共和伊朗抗衡。”
而在中國媒體報導中,則“刪掉”了“中共”二字,把美國新軍事戰略的打擊目標變成只剩伊朗一個國家。
二是把美國新軍事戰略的目的是“準備發動戰爭”,“篡改”成為是“維護亞太的安全與繁榮”。美國媒體報導新軍事戰略變革的目的是“意味著順應如何準備發動戰爭的變化”;而中國報導則“篡改”為是為了“維護亞太的安全與繁榮”。
這兩點“篡改”恰恰是對美國新軍事戰略打擊目標的“根本篡改”,經過這樣一“篡改”,美國新軍事戰略針對中國的“戰略威脅”和戰爭準備,完全“變成”了幫助中國和平發展的友好戰略,至少是對中國完全無害的戰略。要知道,對本國人民“隱瞞”敵人軍事打擊的資訊,與隱瞞本國政策和事件的資訊,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隱瞞”和“篡改”本國政策和事件的資訊可以用維穩來解釋;但是,隱瞞敵人軍事打擊的資訊,則是剝奪了本國老百姓逃命的機會,特別是再把準備前來屠殺本國人民的侵略者篡改美化成為和平使者,則完全是對本國人民的嚴重犯罪。
中國媒體轉載的是「新華網」“篡改”的報導,我們不知道眼下“篡改”美國戰爭威脅的人,與“圍攻”孔慶東等愛國人士的人是否屬於同一夥人,但是他們所從事的“罪惡勾當”卻完全相同,都是在把13億中國人民置於死地。雖然他們的直接動機和目的,並非是要把13億中國人民置於死地,並非是讓絕大多數中國人民死於非命,可能只是為了繼續向美國輸送財富,幫助美國以及周邊國家繼續侵佔中國的海域和領土,而又不致于引起老百姓的憤怒和不滿,故而向老百姓掩蓋美國對中國充滿敵意的戰爭威脅,但是,他們這樣做的客觀作用,卻是在不折不扣地把中國變成膏血遍地、堆屍滿街的血腥屠宰場。
美國新軍事戰略說得清清楚楚:“美國未來將逐漸遠離地面戰爭”“用海軍和空軍力量在太平洋”與中共抗衡,也就是說,美國要把中國變成未來戰場,戰爭不僅不會導致美國平民傷亡,甚至不會導致美國士兵傷亡。
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核大國來說,難道就不會把戰火也燒到美國本土?美國堅信不會,美國新軍事戰略就是建立在中國絕不會把戰火燒到美國本土的基礎上,如同美國堅信伊拉克和利比亞不會把戰爭燒到美國本土一樣。美國的這種自信來自哪里?就是來自於中國的“第五縱隊”漢奸勢力。中國媒體對美國新軍事戰略的“篡改”就完全證實了美國這種自信具有鋼鐵般的事實依據。如果一個國家連對方發出的戰爭威脅都要向本國人民“隱瞞”;
在對方已經宣佈要對本國進行軍事打擊的情況下,仍然“欺騙”本國老百姓去相信對方是和平使者;
在對方已經率領和“操縱”周邊國家開始瓜分本國領土的情況下,仍然要瞞著本國人民把財富源源不斷地向對方輸送;
在對方總統、國務卿、國防部長直到核潛艇艦長都表示要用武力解決中國南海問題的情況下,中國媒體和外交官卻仍然在欺騙中國老百姓說中美是友好合作關係……
如果連這種口頭上的戰爭威脅都“不敢正視”,都“怕得要死”,又怎麼可能有勇氣把戰火燒到美國本土?現在,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僅僅是發佈了一個打擊中國的新軍事戰略,還沒有真的實施打擊,整個中國從官方到民間所有媒體就全都在替美國“掩蓋”,全都在替美國向中國老百姓保守秘密,一旦美國真對中國動起手來,中國媒體和外交豈不是會比現在更加徹底地站在美國一邊!這就是美國自信戰火不會燒到美國本土的原因。
站在美國新軍事戰略的立場上來看當今中國人民掀起的偉大的“反漢奸運動”,就會深深理解這場“反漢奸運動”實際上是中國人民的一場自救運動。中國人民一滴血一滴汗養育出來的精英集團背叛了人民,他們不僅把中國人民的資源和財富送給了美國等西方國家,甚至最終還要把中國人民的性命也一併送給美國等西方國家。在沒有發生侵略戰爭的和平時期,一個國家的精英集團把本國人民全部出賣給敵對國家,這在人類歷史上是十分罕見的現象,從北宋到晚清從未有過,包括“賣國”最嚴重的“蔣介石集團”表面上也還喊幾句抗日口號,至少還不會幫助日本鬼子欺騙中國老百姓,甚至連當時替日本鬼子宣傳“共存共榮”的“漢奸”也是在日本鬼子指使下迫不得已的行為,而如今中國的精英集團卻是在美國沒有任何指使的情況下,“主動”把美國的戰爭威脅“篡改”成為和平友好行動。可見當今漢奸之可惡,遠遠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
在中國人民發起偉大的“反漢奸運動”進行民族自救的同時,我們想起了中國共產黨。其實,更應該奮起自救的是中國共產黨。仔細看一下美國新軍事戰略就會發現,雖然美國把中國和伊朗同時列為戰爭目標,但是其中卻有一個性質截然不同的區別——對伊朗是打擊伊朗這個國家,而對中國則只是打擊中共這個政黨——美國新軍事戰略的用詞是“與中共和伊朗抗衡”,而不是與中國和伊朗抗衡。美國之所以提出在伊朗打擊整個國家而在中國只打擊共產黨,絕不僅僅是因為伊朗是一個小國而中國是一個大國,而是因為伊朗是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家,沒有經過中國和利比亞那樣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沒有第五縱隊“漢奸帶路黨“,國家不是依靠軍警慰問而是依靠群眾維穩,很難通過內亂搞垮伊朗政府,所以只能通過外部力量打擊整個伊朗國家。
而中國則不同,情況比伊拉克和利比亞更加糟糕,一是通過“新自由主義改革”的“貧富兩極分化”和腐敗,“激化”了中國社會的官民矛盾和黨群矛盾,埋下了中國內亂的社會種子。
二是通過“妖魔化”毛澤東和“妖魔化”文化大革命把共產黨成功釘死在道德窪地上,“漢奸勢力”控制了意識形態和主流媒體,“漢奸文化”滲透到社會每一個角落,黨校反黨、黨報反黨,甚至“模範共產黨員”反黨,已經成為一種政治時尚,成為所謂改革派的最醒目標誌,中國漢奸力量在反黨的旗幟下迅速聚集起來,不僅“控制”了幾乎整個媒體,甚至還控制了絕大部分政府部門,形成了超越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的強大力量。
三是漢奸勢力用維穩綁架了共產黨,他們一方面打著共產黨的“旗號”大肆搶劫百姓,一方面把搶劫罪名反手扣到共產黨頭上,如此一來,老百姓的“怒火”越大,共產黨維穩的壓力就越大,共產黨維穩的壓力越大,“漢奸勢力”在維穩的名義下對老百姓的搶劫和鎮壓就越嚴重,由此形成了老百姓疲於奔命、共產黨疲於維穩的惡性循環。這種惡性循環,即使沒有外部干預,最終也會變成內亂。而只要稍加干預,這種建立在惡性循環基礎上的維穩大廈就會轟然倒塌,這就是美國堅信能夠把中國變成第二個利比亞,在零傷亡的情況下“顛覆中國”的信心之所在。在此我們看到,美國再次十分巧妙地吸收了毛主席的統一戰線思想,對中國各種政治力量進行分化瓦解,只提打擊“中共”,不再提打擊中國,以此來把中國共產黨變成第二個卡紮菲(格達費)。
所以,中國共產黨也到了該進行自救的時候了!
要記住,美國新軍事戰略提出的是要消滅中共,而不是消滅中國——儘管其最終目的是要“肢解中國”。特別是在美國看來,共產主義是比法西斯主義更加邪惡的力量,要用比處死卡紮菲和納粹黨徒更加殘酷的手段來對付共產主義者。從2007年美國總統小布希(布希三世)到現在的總統奧巴馬,都在罪惡排序上把共產主義排在法西斯主義前面,小布希發誓要為被共產主義殺害的死難者報仇,奧巴馬發誓要繼承先輩與共產主義鬥爭的“革命”遺志,為剷除共產主義而鬥爭。請那些目前還沒有暗中投敵並且以後也不打算投敵叛變的共產黨人想一想,連沒有被美國政治家如此仇恨的卡紮菲都會被當街亂槍打死,而被美國如此仇恨的中國共產黨人到時還會有更好下場?如果說,在此之前,體制內的中國共產黨人對美國抱有“幻想”還是可以理解的話,那麼在美國新軍事戰略已經出臺的今天,已經把中國共產黨列為打擊對象的今天,已經把共產主義和恐怖主義並列的今天(小布希早就宣佈“反恐就是反共”),仍然對美國寄予幻想,那可就真是“自作孽不可活”了。
中國人民已經醒來了,中國共產黨,也該醒醒了。
有人總是像李鴻章要脅慈禧太后那樣要脅共產黨,聲稱一旦對外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干預,國內老百姓就會趁機造反推翻朝廷,慈禧太后就是聽信了這種鬼話才走上了賣國道路。其實,這種論調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太小瞧了中國人民,中國人民的民族大義和家國情懷是與生俱來、不可磨滅的,這種超越自我、支撐天地的崇高品質和獻身精神,是引導人類社會向前發展最根本的價值取向,是中華民族歷盡艱難、飽經憂患而生生不息最根本的生命源泉,中國人民無論在多麼艱難困苦的情況下,都始終不渝地把祖國看成是偉大的母親,哪怕是受盡委屈也不會背叛母親。這是那些受西方價值觀薰陶、尚未擺脫低級動物本能狀態的私利主義者的黑暗靈魂永遠無法理解的精神現象,如同低級動物永遠無法理解高級動物的精神現象一樣。中國人民從來不會因為苦難和壓迫而背叛祖國,歷史上是如此,現實同樣是如此。
中國的資本主義是世界歷史上最血腥最殘暴的資本主義,可是,2011年美國利用這一點在中國搞“茉莉花革命”,企圖推翻共產黨時,整個中國沒有一個老百姓站出來支持美國的“茉莉花革命”,包括那些拼死上訪的老百姓也拒絕參與其中,這些連死都不怕的訪民為什麼要拒絕參加,因為中國老百姓天生的政治嗅覺,使他們聞到了“茉莉花革命”的“漢奸”味道。再看看眼下,地方政府在奪老百姓的地,“開發(奸)商”在扒老百姓的房,股市在搶老百姓的錢,醫院在要老百姓的命,可是,中國老百姓並沒有因此就趁共產黨之危,與美國顛覆勢力和漢奸勢力聯合起來,如同蘇聯東歐和中東北非那樣,借機打倒共產黨,相反,中國老百姓看到共產黨有危險,立刻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漢奸運動”,向共產黨伸出了援救之手。這就是我們的人民,這就是我們這塊熱土生活的偉大人民,有如此偉大寬厚的人民做後盾,共產黨應該感到幸運,這是其他國家共產黨所沒有的歷史幸運,如果不為這種幸運感謝人民,接受人民,融化於人民,反倒是防範人民,害怕人民,把人民當敵人,那就只能是自絕於人民,自絕於歷史!
可是迄今為止,面對美國的戰爭威脅,中國的反映卻令人憂慮,幾乎又在重演歷史上退縮忍讓最終任人宰割的亡國悲劇。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被問到對美國新軍事戰略的看法時,外交部發言人卻避實就虛地大談了一通中、美合作友好之類的題外話,而對美國戰爭威脅沒有哪怕是一個字的評論;
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一位將軍的話更加雷人,說什麼“美國這一軍事戰略並不完全針對中國。”這句話如同說“美國原子彈並不完全扔到中國”一樣荒謬絕倫,美國軍事打擊目標“完全針對中國”和“並不完全針對中國”,對中國來說又有什麼區別?難道有伊朗陪著共赴黃泉就應該感到慶倖?真不明白這位將軍對強盜“並不只搶劫他一家”有什麼值得安慰的。反觀GDP和人口只相當於中國5%的伊朗,面對美國的軍事威脅,反倒義正辭嚴地表示,一旦美國膽敢對伊朗實施石油禁運和軍事干預,伊朗海軍將用武力封鎖霍爾木茲海峽。
本來,無論是按照生活常理,還是按照軍事常規而言,在美國沒有解決伊朗問題之前,不應該把中國也同時列為打擊對象,可是,美國國防部長卻在最近宣佈,如果中國和伊朗阻止美軍進入中國南海和伊朗霍爾木茲海峽,美國將集中全部資源予以打擊。美國在還沒有打下伊朗之前又突然加上一個中國,無論其中有多少個解釋,至少有一點確定無疑,就是在美國看來,加上中國這個打擊對象並不會增加困難和風險。號稱美國核潛艇之王的“俄亥俄號”艦長希克斯的話也證實了這一點,他在接受記著採訪時說,他“並不擔憂南海爭議”,因為“只要接到長官指示,他的‘俄亥俄號’可以完成任何任務”,請注意,這位美國艦長說的是“完成任何任務”,並沒有任何例外,自然也包括大規模屠殺和人口滅絕。只要稍微注意一下當今美國精英集團對中國的討論,就會發現美國已經輕視中國到了何等程度。目前美國在如何對待中國的問題上,無論是軍人還是政客,所討論的問題始終只有一個,就是採用什麼辦法扳倒中國(Take China down)更好,而從沒有任何人討論過能不能扳倒中國,這就如同老百姓過年殺豬一樣,所討論的問題永遠是怎樣殺豬更好,而不絕會去討論能不能殺得了豬。
可見,在美國人眼裏,中國人已經變成了可以隨意宰殺的豬羊!
正是因為美國人的傲慢自信和中國人的“畏縮退讓”才越來越“激發”了中國周邊國家對中國的野心,使東亞地區史無前例地進入了欺辱中國的時代。如今中國人打開電視,看到聽到的永遠都是,哪個哪個國家又扣押了中國漁船,又逮捕或毆打了中國船員;哪個哪個國家又佔領了中國島嶼,又在中國海域開發了油田;此時此刻去上網,所看到的則是日本議員登上了中國釣魚島,菲律賓軍艦開進中國九段線(中國國界)巡航;而中國的反映,則“永遠”都是外交部的口頭抗議,唯一變化就是發言人的性別偶爾不同——有時候是個小白臉,有時候是個漂亮娘兒們,抗議的詞句則完全相同。外交部給中央的建議和給百姓的解釋也始終只有一句話:“不用武力保衛國土是大國自信的表現,是綜合國力強大的標誌”,按照這個邏輯,等到哪天中國領土被侵佔得只剩下一個中南海了,中國就徹底自信徹底強大了。據說,這是中國外交泰斗吳建民(太監)的著名格言,是中國外交部和外交學院最根本的外交理念,不幸的是,這個連秦檜和李鴻章都會嘲笑太弱智的外交理念,竟然“主宰”了中國外交界。
當今中國想起來也真是不幸,辛辛苦苦養了一批經濟學家,結果是把中國的資源和財富輸送到了美國,還搞出了一個不男不女的“中美國”;
辛辛苦苦養了一批法學家,結果是不僅弄出個“西門慶立法”,把老百姓整得屁眼兒朝上,還把共產黨和共和國弄成了沒有合法身份的“黑戶”,應該被美國消滅;
辛辛苦苦養了一批生物學家,結果是把13億中國人民變成了實驗轉基因主糧的“國際小白鼠”;
辛辛苦苦養了一批外交家,結果是喪權辱國還不算,反倒在大會小會上大講特講,中國老祖宗不講理,把國界劃到了對方家門口,現在我們要重新劃給人家。美國人和周邊國家聽中國外交官這麼一說,立刻來了精神,把軍艦開進了中國海域。並且所有國家前來中國割讓土地的要求,美國強迫中國放棄南海的要求,竟都是以中國外交官的話為依據。以往西方列強提出的不平等條約是強加給李鴻章的,現在美國率領亞洲諸弱的不平等要求則是根據李鴻章的話提出來的。你說當今中國冤枉到了何等程度!
美國把中國列為新軍事戰略打擊目標,是中國“韜光養晦”甘當三孫子的“綏靖政策”激發起來的,如果繼續照此下去,伊拉克和利比亞的悲劇將很快在中國重演,一旦到了那時,就一切都晚了。此前我們一直在講,只有敢戰的民族才有可能避免戰爭,只有不怕鬼的人才不會遇到鬼。現在中國是到了“內懲國賊、外保衛國土”的時候了,中國人民大眾已經喊出了打倒漢奸,中國紅色大潮已經矛頭直指漢奸,共產黨根本無需多費力氣,只要順應歷史潮流和人民要求,就能夠順利剷除美國對華軍事戰略的根本基礎——漢奸,為中華民族崛起掃清障礙。
幹吧,中國共產黨,你已經沒有了任何退路!當狼已經張開血盆大口時,要想活下去,就要成為獅子,而不能繼續成為羊。
20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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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美國媒體的報導
《美國新軍事戰略出爐 集中抗衡中共伊朗》
奧巴馬政府美東時間1月5日(週四)在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公佈的一項新的軍事戰略明確指出﹐在美國預算面臨整體緊縮的情況下,美國未來將逐漸遠離地面戰爭﹐重新調整軍隊應對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威脅,加強海軍和空軍力量在太平洋和霍爾木茲海峽與中共和伊朗抗衡。
美國總統奧巴馬出席了國防部的新聞發佈會並發表講話。官員們說,總統參加國防部新聞會在歷史上是首次。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週三表示,奧巴馬非常積極的參與了這一新戰略的制定,從去年9月起曾與國防部長和軍方高層、包括部隊指揮官進行密集會面。
美國當局計畫將縮減陸軍和海軍陸戰隊的規模,有效地限制未來大規模的國家建設任務﹐縮小美軍在歐洲的足跡。國防部官員說,現在為57萬人的陸軍,很可能要削減至約49萬。美國地面部隊將不再大到足以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地區進行長時間、大規模的剿匪運動。
在未來十年內軍隊預算減少為 4,870億美元,奧巴馬表示,該戰略的目的是要避免粗心浪費,但全面的削減,將會危及國家安全。他補充說,美軍將不得不作出後10年的國防開支的增長記錄。
“我們的軍隊將被精簡,但世界必須知道,美國是要保持我們敏捷、靈活和應對突發事件及威脅的全方位的軍事優勢。”奧巴馬說。
“我們不能重複錯誤的過去,留下對未來的準備不足。”奧巴馬說:“作為總司令,我不會讓這種情況重演。”
針對美國軍方未來能否在同一時間應對兩個主要衝突的猜測﹐國防部長帕內塔說,新的部隊結構將意味著順應如何準備發動戰爭的變化。“我們將有能力面對和戰勝一次超過一個對手(的戰鬥)。”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登蒲賽將軍說,美國軍隊仍然遍及全球。“我們有著全球性的力量,我們必須能夠進行跨全方位的活動和軍事行動。”
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計畫還指出了新的投資領域,如特種作戰部隊,仍將是重中之重。其關鍵任務包括去年成功殺死本拉登。同時也將資助一些監控技術,包括無人駕駛飛機和融合來自不同來源的情報的能力,以及其他反恐舉措,網路戰和遏制核武器擴散等。
帕內塔說,國防部(對外侵略部)削減預算的一些具體細節將在最後預算提案完成之前的本月晚些時候出爐。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登蒲賽將軍(右)說,美國軍隊仍然遍及全球。“我們有著全球性的力量,我們必須能夠進行跨全方位的活動和軍事行動”。
美軍去年年底撤離伊拉克,美國將對外重心轉向亞太地區。接近帕內塔的軍事專家表示,奧巴馬反對將美國目前的11個航母戰鬥群削減至10個,認為美國需在太平洋地區保持足夠威懾力量,以應對來自中共當局的可能威脅。
儘管美國國防預算將面臨重大削減,但是奧巴馬總統去年11月訪問澳大利亞時表示,縮減美國國防開支不會以犧牲亞太地區利益為代價。國防部長帕內塔在去年10月訪問日本時也表示:“我們將會加強我們在太平洋地區的存在。”
儘管觀察家認為華盛頓與北京發生正面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很小。但美國與伊朗之間關係近期呈現劍拔弩張之勢。伊朗當局上周發出威脅說,一旦美國因為伊朗的核專案而對其實施石油禁運或是伊朗與美國爆發全面衝突,它將使用武力來封鎖重要石油通道霍爾木茲海峽。
伊朗軍方本週二則發出警告,要求美國的航空母艦不要返回波斯灣,否則伊朗軍方可能採取行動。對此美國表示,美軍艦在霍爾木茲海峽的通行符合國際法規定,美國有義務確保航海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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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中國媒體(新華社)的報導
《美國宣佈新軍事戰略將重心轉向亞太地區》
記者/支林飛 杜靜 華盛頓1月5日電
新華網
美國總統奧巴馬5日宣佈推出一項新軍事戰略,強調美國雖然面臨預算壓力,但將努力確保其“軍事超強”地位,同時將美國軍事重心轉向亞太地區。
奧巴馬當天在五角大樓與國防部長帕內塔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鄧蒲賽一道舉行了記者會,公佈了這份題為《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國防的優先任務》的新軍事戰略報告。新戰略暗示美國將縮減陸軍規模,並減少在歐洲的軍事存在,轉而加強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以維護亞太的“安全與繁榮”。
奧巴馬在講話中表示,美軍在經歷十年戰爭後正處於“一個過渡時期”,雖然美軍將繼續為維護全球安全作貢獻,但有必要對其關注重點進行再平衡,把重心轉向亞太地區。他強調,雖然美國面臨削減國防預算的壓力,美軍規模將會縮減,“但世界必須知道,美國將維持其武裝部隊的軍事超強優勢,美軍將保持靈活性,準備應對各種緊急事態和威脅”。
這項新軍事戰略保留了美軍的一些傳統使命,包括打擊恐怖主義、維持核威懾、確保國土安全、阻止和挫敗任何潛在敵人的入侵等,同時強調將提高美軍在網路戰、導彈防禦等方面的能力,但將避免發動類似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這樣的持續時間很長的大規模戰爭。
奧巴馬政府是在面臨緊縮預算的巨大壓力、反恐戰爭取得“階段性成果”(?)、美軍撤出伊拉克和正從阿富汗撤軍的背景下提出以上新軍事戰略的。為了削減不斷增長的財政赤字,奧巴馬政府(注:在未來每年年度政府預算實際的債務赤字將高達1.5兆美元以上之情況下)提出了大幅縮減預算(注:實僅為象徵性小幅度削減)的計畫,其中包括在今後10年內削減4890億美元的國防開支。
讚讚
□□ 日帝殖民者把勇敢抗日台灣人基因一一撲殺 培植台奸走狗為士紳地主
百多年來統治著台灣此日美附傭殖民屬地的霸權意識型態:
首先是1895~1945「日帝殖民皇民主義」-全面撲殺六十萬勇敢抗日志士,以“阻截”台灣獨立“回歸”中國祖國;
接著1946~1990文化霸權是「反共右翼法西斯主義」美日台右翼反共圍堵白色恐怖撲殺-全面撲殺心懷紅色祖國的泛統派台灣文化精英;
再來1991~2008文化霸權就是美日舊殖民勢力扶植下的滯台皇民浪人三腳老台奸復辟分離主義假借民主之名推動的偽台灣國族主義;表現在成立於全台實多半為皇民遺族餘孽的所謂本土社團(皇民學社叫獸)
而貫穿這三者的本質就是「反共」與「反中國」的複合意識,這種複合意識存在於日本主子右翼法西斯的思想和歷史脈絡中,也獨霸於戰後冷戰與內戰的時代中。
□□ 美國駐台副領事葛超智特工陰謀策動少數士紳請願託管釀致228悲劇
美國駐台副領事George Kerr葛超智228事件事發前服務於OSS(CIA中央情報局前身),他以台灣地位未定為由鼓吹「託管論」,私下在台灣糾集台灣士紳從事台灣獨立活動,丘念台亦指葛超智在台進行情報工作。證據顯示整起台灣人「託管」事件葛超智介入甚深,甚至可說台灣人請願行動係葛氏於幕後指導。葛超智於1965年完成Formosa Betrayed藉此書推諉責任將二二八事件曲解成台灣人尋求託管與獨立運動,將自己塑造成關心台灣人民前途的人道關懷者,日後更搖身一變成為台獨運動「教父」。葛超智私下企圖透過由少數台籍領袖對以美國政府「請願」方式,促成美國「託管」台灣的目的。
□□ 台灣法西斯社會轉型正義暗無天日 白色恐怖左派台灣精英光環遭篡奪
美帝主導全球反共肅清白色恐怖撲殺 “美蔣”反共屠殺近萬左派台灣精英
反抗美帝扶持的美蔣腐敗政權的「白色恐怖五千名勇敢台灣人死刑政治受難者」與長期由美日帝國殖民勢力背後扶持的今日皇民台奸嘴炮台獨運動之間並無絲毫關係(反共肅清白色恐怖撲殺期無一孬種皇民台獨遭判死刑,因為皇民台奸台獨長期受到美日主子的寵愛扶植暨政治庇護)美蔣1950年代展開的白色恐怖撲殺本土精英受害政治犯實則全都是共黨及左派「心向紅色祖國」之泛統派人士。白色恐怖台灣左派精英政治犯受害者之政治光環卻在美蔣法西斯餘孽默許下遭復辟皇民浪人所無恥篡奪。光是以1950年代的前五年,美蔣政權在臺灣至少殺害了近5000名地下黨及左派人士;8000個以上的“匪諜”、知識份子文化人、工農,並將同樣數目的人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到無期徒刑。這就是一般所謂的“臺灣50年代白色恐怖”。
□□ 美帝主導全球反共肅清白色恐怖撲殺1965指揮印尼屠殺百萬左派人士
美帝中情局在澳大利亞和英國當局的緊密配合下主導了蘇哈托執行的印尼1965年軍事政變。近百萬工人農民學生和政治活動分子在政變後慘遭屠殺。用血腥和鐵腕手段統治了印尼32年的“軍事強人”—蘇哈托在美英帝國主義策劃和配合下,聯同另一反共將領納蘇蒂安五星上將發動了一次軍事政變。這場蓄謀已久旨在推翻蘇加諾總統消滅共產黨,以便完全倒向西方世界的政變使印尼共和國頓時陷入血泊當中,數十萬的印共黨員,上百萬的無辜工人農民不管男女老幼被劊子手的屠刀槍炮殺害了
□□ 台政腐霉體軍隊院校社團雖潛伏佈滿美諜特務 但享宗主權從不遭逮捕
美帝中情局黑手在台反華反共鬼島肆無忌憚囂張自由橫行活動七十年秘辛
反華反共鬼島美諜特務鬼影徸徸 極右翼麥卡錫陰魂餘孽地方黑金派系林熔煽自由屎報為Taipei Times台北屎報的母報 寇謐 美諜線民假美洋鬼子製造假消息假新聞投書美霉告密告洋狀與美帝主子一搭一唱唱雙簧亂台灣,一手裝神一手弄鬼恫嚇台灣人製造台灣警察法西斯社會動盪不安 自由屎報林熔煽皇民地方黑金地痞假新聞一搭一唱唱雙簧翻雲覆雨亂台灣樂此不疲、變本加厲!美帝宗主國這次通過民進黨蔡英文皇民勢力再次放出“一邊一國論”,並指令腐敗的台灣金權司法系統放出洗錢扁,既有未來搞局部台獨以威脅中國大陸,又有放縱台獨以拉攏並堅定日本國內“反華抗中”意志的雙重意圖
□□ 台教會、台灣社、北社和南社等滯台三腳其實都是皇民買辦化的外來社團
反抗美蔣獨裁政權的「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勇敢台灣人」與長期由美日帝國殖民勢力背後扶持的今之皇民台奸嘴炮台獨運動之間並無何關係(反共肅清白色恐怖撲殺期無一孬種皇民台獨遭判死刑,因為皇民台奸台獨長期受到美日主子的寵愛扶持暨政治庇護)美蔣1950年代展開的白色恐怖撲殺本土精英受害政治犯全都是共黨及左派「心向紅色祖國」之泛統派人士。白色恐怖台灣左派精英政治犯受害者之政治光環卻在美蔣法西斯餘孽默許下遭復辟皇民浪人所無恥篡奪。光是以1950年代的前五年,美蔣政權在臺灣至少殺害了近5000名地下黨及左派人士;8000個以上的“匪諜”、知識份子文化人、工農,並將同樣數目的人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到無期徒刑。這就是一般所謂的“臺灣50年代白色恐怖”
□□ 面對美日主子江河日下 皇民社團走狗收斂了不敢再鬼叫正名制憲建國
2010年以以龐氏詐騙模式失敗民主債務國家-美帝、歐洲和日本主權債務危機為標誌,由實則上已然全面破產的私有銀行金融體系轉嫁債務予國家政府承擔及虛擬紙貨幣信用危機全面進入國家主權債務危機階段。2011年全球失敗民主國家]政府債務總規模將超過50兆美元,民主債務國家的政府債務規模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將突破100%。與新興債權國強勁的財富創造能力相比,民主債務國乏力的經濟增長、脆弱的償付能力將加劇國家債務危機,拖累世界經濟,並導致信用戰爭升級,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破壞力量
□□ 美中情局外圍組織維基解密映照出美諜特務滲透佈滿全台灣 無孔不入
主要由美中情局線民特務所組成的中情局外圍組織維基解密為了瀕臨爆破邊緣的美帝金融泡沫危機解圍、四處潑糞挑撥製造矛盾轉移焦點視線,近一年來突然出現崛起,並心急如焚地頻頻爆料。臺灣島賤骨頭民主政治人物對美帝駐台總督主子情蒐的彙報猶如美諜情報員,和美國主子官員的談話被視為接近和獲得美國寵幸的重要機會。藍綠橘紅各方賤骨頭民主政治人物爲了爭寵接近美國主子絡繹於途,為能夠被美帝駐台總督主子邀約談話為無上光榮,顯見美國操控臺灣黑手。
□□ 爭寵美駐台特首人選依例事先得逐一前往美國匯報接受主子審查旨示
由於呆頑六十餘年來一直是美帝反華的鷹犬附傭屬地,呆頑爭逐美帝駐台特首代理人(兒皇帝)人選事先都得前往黴戾奸宗主國接受主子的審查及旨示。黴戾奸主子比照2007年馬娘(及奸巧謝)在競選前事先前往美國匯報接受黴戾奸副國務卿層級的考核旨示,此次主持審檢考核蔡英文地主候選人選的同樣是副國務卿層級的國務院副國務卿奈茲,還有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坎伯。黴戾奸主子將會在審查匯報中確認空心菜的中國大陸、國防政策是否符合黴戾奸國家戰略利益目標,是否會繼續致力維持兩岸長期敵對及分治之兩國論關係等。
□□ 美重申不承認台灣是主權國家 民進黨(及獨台台灣國民黨)走狗裝聾作啞從不敢對主子嗆聲
美國再度重申:不承認臺灣是啥主權國家!美國官員說台外交官劉姍姍無法享有外交豁免權是因為臺灣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美國和日本主子多年來已多次反覆重申:台灣並非甚麼主權國家!可鄙又可笑的是,在精神病鬼島內最有他媽的呆頑狼尊嚴(逢中必反)、又最會噁心裝腔作勢作秀的綠營民進黨走狗右憤徒孫無賴們卻總是噁心始終如一「顧左右而言它」裝聾作啞裝鴕鳥,從來都不敢對其美、日主子放個響屁,更不用說甚麼敢對主子歇斯底里嗆聲抗議了!負責本案的聯邦檢察官柯德斯告訴NBC電視新聞由於美國不承認臺灣是主權國家,因此劉姍姍無法享有外交豁免權。
□□ 台灣長期來是美帝反華的附傭屬地永遠不敢碰美帝駐台總督一根汗毛
在美台關係中從來就沒有過平等。美帝是主子、皇民化的台灣則是附屬附傭。台灣對美國要有二個絕對服從:一,服膺美帝主子的戰略利益與美國經濟利益。二,服從美帝的政治安排與指導。服從換來的是所謂的主子保護(以華制華棋子)。所謂的美台關係平等只是台灣人的自我唬爛矇騙。其實台灣上下至今仍認為離開美國的保護台灣就完了。美國可以隨意抓捕台駐堪薩斯辦事處處長,但台灣永遠不敢碰美帝駐台總督一根汗毛。
□□ 美帝主導全球白色恐怖近20年輸出顏色革命 難道馬英九/蔡英文不用負責任嗎
冷戰期間拉丁美洲的巴西、阿根庭、烏拉圭、巴拿馬、玻利維亞等國顛覆合法政府的一系列“軍事政變” 、軍事獨裁強人的反共白色恐怖屠殺無一不是“民主美國”所背後策劃支持的。
美國政府一直將民選的社會主義總統查維茲視為“眼中釘”。美國明裡暗裡支持委內瑞拉親美勢力發動未遂政變,“企圖推翻”執政的“民選合法”的查維茲政府。政變前美國主要通過美國政府背景的「美國全國民主基金會」向發動政變的委內瑞拉親美勢力提供資金。「全國民主基金會」是1983年由美國國會建立的,目的是“加強世界上的民主機構”,它接受政府的和私人的資金。該“基金會”的拉美和加勒比主任薩瓦蒂尼是委內瑞拉政變勢力重要的政治顧問,推動和支持整個反對政府的“陰謀網”,此人與委內瑞拉的政變分子保持經常的密切聯系。委內瑞拉駐美洲國家大使瓦萊羅揭露說,除「美國全國民主基金會」之外,美國政府還通過「美國新聞社」提供210萬美元,通過國務院的民主、人權和勞工辦公室提供100萬美元,通過國際開發署提供200萬美元,這些錢都用於“資助”委內瑞拉反政府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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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諜特務四人幫)黎智英黑金操控“抗中亂港” 必須徹查》
(香港)大公報/社評
2011年10月19日
http://www.takungpao.com/opinion/takungpao/2011-10-19/980069.html
本港政黨政治昨日爆出有史以來的最大“醜聞”:
──公民黨、民主黨、社民連、前反對派政黨,過去幾年的主要活動經費原來全部由同一個「金主」、「壹傳媒」老闆黎智英所提供,其中「民」、「公」兩大黨收取的款項都在一千萬元以上,民主黨去年的三百多萬經費更全部由黎智英一人「包辦」。
看來,所謂「四大」反對派政黨原來全部都姓「黎」!
──更有甚者,那個「政治主教」陳日君,自○五年開始,年年收取黎智英三百萬至五百萬不等,迄今總數已逾二千萬;但對這筆巨額「捐獻」,天主教香港教區負責人昨日表示不知情、也從未收過錢。
看來,不僅教區不知道,就是上帝也被他的「牧者」騙了!
──還有,那個「香港良心」陳方安生,2007、2008年分別收取過黎智英的二十萬和一百萬,前者是支持「參選」立法會、後者是支持成立「民間策發會」反對政改方案,看來,不僅「四大」反對派政黨都姓「黎」,連陳太也「改姓」了。
有關消息,先在網上流傳,再經多份報刊及電子媒體廣泛報導,全港市民嘩然!而在有「抬頭人」支票真名實姓的鐵一般證據下,當事人黎智英“裝聾作啞”“不敢回應”,其轄下「蘋果日報」更“閃閃縮縮”的只在「政治八卦」版略為報導,而「受惠」的反對派政黨和個人,既不敢承認也不敢否認,一副「此地無銀」的“窘態”畢露。
當然,本港是自由社會,人人有權選取自己認同的政治團體給予支持;但是,當全港主要的反對派政黨、當全港所有的抗中亂港政治活動,都同時由一個「金主」、一個傳媒老闆所支持,那問題就絕不簡單、十分嚴重的了。事態的嚴重性在於操控二字。黎智英年年拿出以千萬計的金錢資助反對派政黨,動機何在?目的何存?難道他真是那麼的無私和慷慨,只求付出、不問「收成」嗎?
而且,當全港主要的反對派政黨都被「收編」到「黎」字旗之後,本港的民主政治還能有獨立自主生存的空間嗎?
還能推動港人社會的政治生態正常、健康發展嗎?
屆時「黎老闆」或「老闆的老闆」要東要西、要這要那,今日反政改、明日抗遞補,「小的們」敢不言聽計從、「身」照辦嗎?
事實是,不管在任何民主國度或社會,政黨政治都會涉及千絲萬縷的金錢關係,但作為有目的、有企圖、有回報的「政治獻金」,特別是躲在幕後、隻手遮天、操控一切的壟斷式「政治黑金」,絕對是為所有的民主、法治社會所不容。近年日本換首相如「走馬燈」,其中不止一位都是因接受「政治獻金」而要黯然下台的。
九七回歸後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下,香港可以照行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但不能被個別人勾結外國勢力,企圖變特區為反華反共基地。黎智英以巨額金錢收買反對派政黨,“全面操控”本港的“抗中亂港”活動,已經構成性質十分嚴重的政治事實,對此,特區政府有關部門、“廉政公署”必須展開徹查,廣大市民更有權要黎智英公開交代:「政治黑金」與“(反華反中)外國勢力”有何關係?(肥佬黎智英)「蘋果日報」“抗中亂港”還要亂到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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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干預香港實錄》
文/劉乃強 (全國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中國評論》2011年12月號
肥佬黎智英(壹傳媒/《蘋果日報》)在香港政治中扮演什麼角色,令人懷疑
表:黎智英近年政治捐獻
奇怪的政治捐款
10月中,一個以臺灣為基地的資料分享軟體網站FOXY出現了一些有關黎智英(壹傳媒/《蘋果日報》)2005年至今年的政治捐獻紀錄和預算。捐獻的對象包括(香港)反對派的政黨如“公民黨”(1,455萬)、“民主黨”(1,369萬)和社民連(100萬)等,和個人如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130萬),和獲得最多捐款的退休天主教樞機主教陳日君(2,000萬)。
(見表:黎智英近年政治捐獻)
陳方安生只在2008年參加補選,那麼2007年和2009年的款項是用來做什麼的呢?陳日君更離奇,他在2009年4月才退休,在2005年~2009年這五年間,他身為現職樞機主教,而教會每年從信眾和各界收取善款,用於維持教會營運、教育、慈善公益等用途,內部有監控,避免浪費與誤用,
他“為何”不以教會的名義接受捐款?
他這個當時是現職的樞機主教卻以“個人”接受這筆鉅款,香港天主教教會多次重申並不知情,更不知款項的去向。陳日君開始時還想“隱瞞”,到不能再忍時,索性借機來一次遲來的三天禁食去抗議發生多時的教育政策,高調的自稱是“敗家子”,接受捐款與政治無關,全部用於教區事務上,包括坐商務客位出差開會、給神職人員每封高達二千元利是、資助內地神父到海外進修,以及援助國內地下教會等。需要指出的是,他籠統舉出的例子,除了他個人每年數次的商務機票外,其他包括資助地下教會,都是天主教會本身經常性推行的工作,所以這位神職人員是明顯說謊。這一千多萬的鉅款真正的用途是什麼?
政治捐款來自何方
我們不知道,但是我們已經知道的是:
1.黎智英在《蘋果日報》不斷跌紙,新出的免費小報《爽報》惡評如潮,廣告嚴重不足,“壹傳媒集團”要發出盈利警告,預告將出現虧損之際,他今年的捐款預算卻沒有收縮,基本上養起香港兩大反對派政黨。
2.黎智英的捐獻紀錄全部是英文的,交收過程十分詳細而且具體,看來不光是給他自己看,還要向一些“英語人”交代。
3.紀錄中經常出現“壹傳媒動畫有限公司”商務總監Mark Simon這個人,作款項交收仲介。Mark Simon出身“美國情報人員”,與美國政黨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資料顯示黎智英透過Mark Simon於2003~2008年經常以“壹傳媒”及《蘋果日報》的名義,向美國共和黨其他附屬右派團體捐獻,金額最少24,500美元。
4.在這次外泄的捐款名單中,受助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跟他一起編輯《中國“六四”真相》英文版的人,乃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J.Nathan),而黎安友則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注1] 董事會董事。
從這裏,我們很有理由懷疑黎智英散出去的不是他自己的“辛苦錢”,“來源”更很可能是美國,黎智英只是一個“中轉站”,而陳日君又是另外一個“中轉站”,將由黎智英發下來的錢再“轉發”出去。例如,轉發予更小、更分散的個人及團體。
美國駐港領事館扮演什麼角色
香港從來都有外國力量充斥各個領域。在回歸之後,美國駐港領事館的編制一下子增至300人,美領事館大量收集香港及內地情報,早已是公開的秘密,其中自稱“泛民”的反對派頭面人物更是他們的重要情報來源。9月份“維琪解密”公開的美國駐港總領事館主要是2005~2010年向華盛頓發出的近千份機密電報[注2],證實了美國對香港事無大小,上至特首人選、民主發展,下至香港廢物處理方向、電力市場是否開放、到我2009年初在《南華早報》提出的香港飲用水供應的安全問題,以及香港金融市場發展、香港專上教育界如何評價內地學術自由等,監察幾達“無微不至”的地步,並及時呈報華盛頓。而香港反對派與美國,則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美領館職員頻密與反對派廣泛接觸,搜集情報和意見;李柱銘、陳方安生等反對派頭目亦曾多次鼓勵和主動要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
美國過去一直不承認干預香港事務,“維琪解密”這次公開大量電文使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很尷尬,不斷施加壓力,要傳媒低調處理,企圖蒙混過關。但是紙已經包不住火,“維琪解密”電報顯示,美國一直在“插手干預”香港事務,香港反對派“活動”“背後”有美駐港總領事館“影子”甚至主導。從這些檔,我們可以隱約的看到一條“線索”,把香港近年的眾多政治現象和事件,包括民主黨的內部矛盾、公民党的興起和跟民主黨的矛盾、陳方安生的複出、“五區公投”的原由、餘若薇和陳方安生對此的態度如何被銀主黎智英等“改變”、“泛民”的分裂、“社民連”被收編、民主黨與公民黨等的選舉策略和部署,以及反對派精神領袖式人物的可能人選等等,把個中脈絡十分清楚地貫穿起來——讓世人清楚看到,自回歸以來,香港政壇長期“動盪不安”,亂局的“源頭”,香港反對派“背後”的“銀主”和靠山就是“美國駐港總領事館”。
2006年3月,陳日君在梵蒂岡接受冊封樞機,他帶同教齡甚淺的黎智英和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同行,並引領兩人向教宗本篤十六世朝聖。
“維琪解密”披露,美領事館於2006年3月的電文中表明,會探討“傳媒、宗教、政客”三種力量結合下的影響力,一方面透過美國線人收集當時三人在梵蒂岡的一言一行,還研究當時傳媒的看法,和諮詢香港天主教界消息人士的意見。
此後,陳日君、李柱銘、陳方安生及黎智英等人即被媒體稱為反對派的“新四人幫”便經常與美國駐港總領事會面吃飯,尋求“資助”及要求對方提出策略性指導,擬聯合“宗教”、“政黨”及“傳媒”三大影響力,在香港政壇上興波作浪。到2007年的立法會補選,“新四人幫”開始試圖發揮“造王者”的力量,美領事館於2007年9月的檔透露,李柱銘、黎智英等遊說陳太參選,並形容她是可以統一反對派對抗有意參選的葉劉淑儀的唯一人選,而陳太亦樂於藉此一試自己的剩餘政治影響力。“新四人幫”由勸退民主黨的甘乃威,到陳太當選上場後,正式成形,近年主導整個反對派的力量和意識形態,並開始插手反對派的選舉部署及政黨合作。眾所周知,2009年反對政改的所謂“五區公投”,是一出由“新四人幫”幕後操盤,出錢出力促成公民黨和社民連台前演出的一場政治鬧劇。
香港反對派的“真正面目”
“維琪解密”電報更揭示了一些在香港政壇十分活躍的重要人物所暴露出來的真面目。這些政客在美國駐港外交官面前獻計出賣戰友和盟友、出賣香港、出賣國家,與他們在市民面前所呈現那種掌握著道德高地,大義凜然地打擊建制派的言行,完全是兩回事、兩種人,讓人們對香港反對派的本質,和原形畢露的真正面目有更正確和深入的瞭解。
當中民主黨的塗謹申,他除了是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之外,還是民主黨前主席李柱銘的“高徒”,經常跟隨李柱銘赴美“告洋狀”,乞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2003年塗謹申與李柱銘赴日內瓦將《23條》立法最新消息彙報給布魯塞爾的歐盟成員時曾恐嚇說,《23條》立法將會破壞香港與歐盟關係。“維琪解密”檔顯示,塗謹申於2007年主動向美領事館警告美國政府,聲言中共已成功滲透入民主黨,民主黨已處於一個很危險的狀況,提出美國政府有需要瞭解有關民主黨的最新情況,相信美國政府是唯一有能力阻止中共對民主黨的滲透工作。在有關事件的發展期間,塗謹申曾多次與美國駐港領事館接觸和交代最新的情況,其後又向駐港領事館遞交有關民主黨滲透事件報告,要求美國政府關注民主黨的情況。美國駐港領事館的分析認為,塗謹申的這些做法是企圖藉此尋求美國政府的影響,阻止所謂的滲透工作。塗謹申向美國出賣黨內戰友,大概還加上其他尚未見光的行動,獲得的回報是美國把他列為美國駐港領事館“嚴格保護”(strict protection)的對象。事件揭露之後,吃裏扒外的塗謹申在民主黨內地位絲毫不受影響,可見他的行為是得到民主黨高層的默許。
另外一個得到美國駐港領事館“嚴格保護”物件特殊待遇的民主黨核心成員竟然是一個學者:民主黨中委,有民主黨“大腦”之稱的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羅致光。回歸前1995~1997年、回歸後1998~2004年羅致光曾是立法會議員,今天在特區政府中仍有大量公職,包括可以大派數十億元的關愛基金執行委員會主席。檔顯示,2009年初,羅致光評估“五區公投”的補選部分,若建制派參加,公、社兩黨恐怕只會獲得3席,梁國雄、陳偉業有危險;如果工聯會陳婉嫻出選,梁家傑都有可能輸掉議席。2010年中,在民主黨決定支持政改“優化”方案前,羅致光亦向美方彙報,預告民主黨準備就政改方案“妥協”。
塗謹申和羅致光兩人都是中國公民,竟然在中國境內,受到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嚴格保護”。首先,他們究竟是什麼身份?為美國做了什麼事情?背了什麼風險?需要受到保護。而美國在中國境內,究竟如何能依法“嚴格保護”一個中國公民?
我們不知道。但有些事情,我們也是知道的:「中情局」遠東地區諜報站就設在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內。長期以來,「中情局」的情報人員以此為平臺,以外交人員身份為“掩護”在香港“大肆”進行“諜報活動”。據美國政治雜誌《地緣指導》披露,美國駐港總領事館人數常年保持在300人以上,更大量的情報人員在文化、商務、外交人員身份的掩護下除搜集香港本地的情報外,還以香港為跳板,開展“針對”中國內地的間諜活動。以前「中情局」在香港的工作主要是針對中國內地,但從去年開始,「中情局」“加大”了針對香港的間諜活動。按照規定,一些重要雇傭特工會被「中情局」指為“嚴格保護”的對象。[注3]
FOXY網站,以往曾多次洩密,但都能繼續運作,但在公開了黎智英的政治捐獻資料之後,便無故突然無聲無息關閉。
“維琪解密”文件揭露陳方安生這位前高官及立法會議員,表面信誓旦旦地效忠《基本法》,擁護“一國兩制”,背地裏將香港政情機密源源不絕向美國“輸送”,並不斷“促使”美國“插手”香港政治。陳安安生除了是美總領事親自會見的主要聯絡對象,經常向她請教,話題無所不包,重點是反對派在政治方面的部署,包括陳太辭去政務司司長的原因、會否參加2007年特首選舉,到退任立法會議員後的動向和行動,以至她對內地和香港,均巨細無遺地一一諮詢之外,這位被西方傳媒稱為“香港良心”的陳方安生,也很積極向美國駐港總領事表態,要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同時她又鼓勵時任駐港總領事唐若文應多就支持香港民主發展發表意見。
在“維琪解密”公開的2006年9月電文中,披露了陳太對美國駐港總領事直言,不參選2007年特首的原因,是她“很珍惜自己與北京的聯繫”,若為了一場必輸的選舉而與北京對著幹,“個人政治代價太高”;美國駐港總領事于2009年1月的電文又透露,陳方安生揚言自己不再參與立法會選舉後,重要工作是走入學校層面,宣揚她的“兩制”理念,以抗衡行政長官曾蔭權和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推動的愛國教育。2009年7月電文中指出,陳方安生在會面中,就“鼓勵”美國政府應不時提醒“北京政府”,美方關注北京政府如何處理與香港相關的事務,“因為北京政府很介意其他國家,特別是美國如何評論他們”。而另外兩份於2009年1月和8月發出的機密電文中亦指出,陳太先後遊說美國駐港總領事唐若文,“她認為中聯辦是中國干預的源泉。香港傳統左派仍是民主發展的障礙”。美國應干涉香港事務,又鼓勵唐若文應多就支持香港民主發展發表意見,特別是美國作為香港的主要貿易夥伴,“在港有著很龐大的利益”。諷刺的是,唐2009年1月的電文題目為《陳方安生——不在其位仍謀其政》,她真正關心的,並非香港和國家,而是個人政治前途和美國的利益。而在“維琪解密”檔公開後,陳方安生一直在回避社會的質詢。
另一位傳奇人物是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自由党主席李鵬飛。“維琪解密”檔案揭露,李鵬飛多次在北京參加人大代表會議之後,向美國報告兩會的情況和北京的動向。他更向美國推薦公民党前黨魁余若薇,接替李柱銘作為領導整個“泛民主派”的共主。李鵬飛一方面是中國法定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大的港區代表,另一張面孔又是美國的線人,和反對派核心人物。檔顯示他有份遊說餘若薇參與反對政改的“五區公投”,于邀功之餘,同時又向美國打小報告,透露陳方安生和餘若薇對“五區公投”的本來保留態度,其三刀兩面的表現,令人側目。只是美國人並不欣賞李鵬飛的政治判斷,於電文中直接質疑餘若薇在反對派中的決定性影響力。
香港內部矛盾的根源與政府作為
“一國兩制”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早在1984年中英協定達成以後就預言,“對於中英聯合聲明應該想到,總會有些人不打算徹底實行。某種動亂的因素,搗亂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總是會有的。老實說,這樣的因素不會來自北京,卻不能排除存在於香港內部,也不能排除來自某種國際力量。”[注4]
“維琪解密”以大量事實證明了鄧公的遠見。香港回歸,中國千方百計保持香港的穩定和繁榮,而美國等西方國家要千方百計無風起浪,破壞香港的穩定和繁榮,企圖證明香港的回歸是錯誤的,“一國兩制”是失敗的,而如陳方安生所言,將來只有“一國一制”,那就是香港資本主義這“一制”。說到底,香港內部的政治和社會的各種矛盾,根源其實就是中國和美國在香港矛盾的反映。
對此,中國當然不可能坐視,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于9月中接受中新社提問,指出維琪解密的電文顯示,美國駐港總領館官員對於香港政制、社會發展問題興趣很大。美方不僅就香港政制發展問題向特區政府提出過帶有干涉性的意見,而且與特定的某些人頻繁見面。如果是這樣,美方的行為就超出了《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等國際法所規定的職能,“我們有理由對此感到關切和不滿,並要求美方停止這種錯誤做法。”外交部駐港公署向美駐港總領館表達了中方的關切,表明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要求美方嚴格遵守有關國際法和公認的行為準則,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發言人指出,當今世界面臨很多重大而緊迫的問題,香港應該是中美進一步開展和加強合作的重要橋樑,“希望美方摒棄冷戰思維,不在香港搞政治上的小動作。”
這非正式的外交抗議,軟弱無力,當然只是聊勝於無,而美國處於完全理虧的狀態,起碼短期之內也會暫時收斂。但是如無具體的措施,相信不久之後將會死灰復燃,甚至欺我軟弱,而變本加厲。
若以美國的有關法例為參考準則的話,黎智英和反對派政黨上述的一系列行為,輕則罰鉅款,重則要坐牢。因此,中央有必要責成特區政府,頂住已證實被美國收買和保護的反對派的阻撓,儘快就《基本法廿三條》國家安全立法,並且在2017年開始全面落實普選之前,訂制《政黨法》和《政治捐獻法》等,使杜絕外國勢力干預香港政治生態有法可依。
[注1]:NED可稱美國上百萬個非政府組織中的龍頭老大,跟美國國務院、國際開發署、中央情報局有密切的聯繫,被認為是中情局(CIA)的“另一塊招牌”。因為NED有非政府組織(NGO)的招牌,不易引起注意,甚至連西方的研究報告都說,“在向非政府組織提供戰略資金方面,美國外交政策精英們認為NED比秘密支持更可靠”。
NED主要資金源自美政府撥款,美政府對NED的撥款主要包括三部分,當中最大來源是國會年度撥款。NED還頻頻資助“民運”、“藏獨”、“東突”等各種反華勢力。NED下屬四大機構,即共和黨的國際共和研究所、民主黨的全國民主研究所、美國商會國際私營企業中心及勞聯-產聯的國際勞工團結美國中心。
[注2]美國的機密分類有三級,分別為confidential,secret及top secret。這回被公開的除了兩份是屬於第二級之外,其他都只是初級機密檔。
[注3] http://paper.wenweipo.com/2011/09/14/PL1109140001.htm
[注4] http://www.news365.com.cn/wxpd/wz/shhm/200903/t20090320_2244535.htm
《中國評論》月刊2011年12月號 總第16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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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諜特務四人幫)《(壹傳媒/《蘋果日報》)黎智英熱衷政治捐獻》
成報 2012-1-24
http://www.singpao.com/NewsArticle.aspx?NewsID=199923&Lang=sc
【本報政治組報導】「壹傳媒」集團老闆黎智英與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原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及民主黨創党主席李柱銘關係密切,從多份透過分享軟體foxy外泄的「肥佬黎數簿」(見圖)可見,黎智英一直熱衷政治捐獻,且是陳方安生、公民黨、民主黨、社民連、前綫「大水喉」,在七年內便捐款逾5,100萬元。
本報昨晚致電「壹傳媒」集團,但接線生指黎智英已離開公司便掛線。據悉,陳方安生亦知有傳媒收到有關文件,但未有進一步回應,目前暫未知檔真偽,但從檔內容及單據所見,相信頗具真實性。綜合來說,各政黨及政治人物收到的捐款總額,陳日君 2,000萬;公民党 1,502萬;民主黨 1,369萬;陳方安生130萬;社民連100萬;前綫40萬。
「維琪解密」早前公開逾千份美國駐港領事館機密電文,揭破「港版四人幫」,即民主黨創党主席李柱銘、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原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和《壹傳媒》集團老闆黎智英,常密晤美國駐港領事尋求資助及要求對方提出策略性指導,擬藉各人手上「宗教」、「政黨」及「傳媒」三大影響力,在香港不單議政論政,還藉此大搞政治運動。
有匿名人士昨向傳媒報料,指透過Foxy分享軟體,輸入「LAI CHEE YING」,搜尋得到最少5份有關疑似黎智英的捐款紀錄及入數單據。最震撼是細看內容,不難發現黎智英是泛民主派的「大水喉」。
7年內捐款逾5,100萬
據該未經證實的檔,獲黎智英捐款的政黨,包括近年屢次煽動平民百姓狀告政府的公民党,公民党核心策劃的爭取外傭居港權及阻港珠澳橋興建的兩宗官司,令其受市民的支持率劇跌。根據黎智英的捐款紀錄顯示,該黨最少有逾1400多萬元捐款(2006-2011年)。
陳方安生則獲捐款130萬,估計其中一筆款項是資助她參加2007年9月的立法會港島選區補選的選舉經費。在2010年公民党與社民連發起「五區公投」的日子內,公民党恰巧有一筆大約400萬的黎智英捐款;而社民連則有一筆100萬的捐款。最離奇是中國會創辦人、富豪「上海灘」鄧永鏗亦有接受黎智英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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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情局間諜黎智英政治獻金操控香港反對派》
──打造港澳臺反華基地
港媒爆:(美諜特務四人幫)黎智英5年捐2.3億政治獻金
香港各大媒體今天均在頭版報導,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是香港泛民主陣營的超級金主,由2005年迄今共捐出港幣6000多萬元 (台幣2.3億),其中3500萬元直接捐給公民黨、民主黨、社民連在內的反對派政黨。而在曝光捐款名單中,香港前政務司長陳方安生、天主教香港教區前主教陳日君也赫然在列,陳日君接受的捐款總額高達港幣2000萬。
相關捐款資料是由最新一期的「Foxy解密」揭露,網上分享軟體Foxy 近年不時洩露政府或機構的內部機密檔。據香港明報報導,黎智英的捐款佔民主黨非會員捐款的比例極高,2009/10年度高達99.4%,佔公民黨非會員捐款比例則在40%至68%之間,顯示捐款高度集中在一人。
香港媒體評論,媒體大亨對政黨和政治人物的大額捐輸事涉敏感,例如媒體大亨梅鐸去年10月在期中選舉前的兩筆100萬美元政治捐款即引發極大風波。文匯報指智英意圖操控反對派。
香港沒有《政黨法》,政黨無須公開大金額捐款來源,但政黨若以公司名義註冊,須在財務報告中列出所收捐款總額。
Foxy連日公佈的5份黎智英檔案,包括他的現金流量表、 2005年至今的捐款清單、捐款文件、捐款本票等。接受黎智英捐款最多的是民主黨、公民黨,兩黨總額達港幣3300萬,公民黨自2006年起每年收到捐款,金額由200萬增至今年的600萬,顯示黎智英對該黨支持增加。
黎智英對記者的查詢迄無回應,各政黨中也只有社民連承認接受港幣 100萬的「五區公投」經費。
其他政黨多不願證實或評論有關捐款,而以「捐款人資料不公開、任何捐款均沒有附帶條件」來回應。民主黨並表示,捐款人身分保密是為免中國方面「秋後算帳」。
【2011/10/18 聯合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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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巨額捐獻惹爭議 陳日君:無關政治》
香港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向政界及個人的巨額捐獻事件持續發酵,前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證實接受過捐款,但與政治無關。
陳日君今早公開證實,曾收過黎智英的捐款,但強調對方只是捐錢給自己,與教區無關,也與政治無關。
陳日君說,所收捐款用於本地慈善團體、支援中國大陸的修女到羅馬進修,以及捐助海外的天災。
至於民主黨和公民黨,至今仍拒絕公開曾否收過黎智英的捐款,但他們強調不會在任何附帶條件下接受外來捐款。
本地媒體昨天報導,一份疑似是黎智英私人帳簿的Foxy文件昨日曝光,帳簿記錄黎智英於2005年至2011年間,捐款給多個泛民政黨和個別人士。
其中,陳日君獲得最多捐款,過往幾年獲捐款約港幣2000萬元。
在政黨方面,民主黨自2006至 2011年獲黎智英捐款1300餘萬元;公民黨獲捐款約1500萬元。
此外,黎智英也曾向社會民主連線、港府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等小黨及個人捐獻。
香港媒體對此質疑,第1,陳日君出任主教時收取如此龐大捐款,其用途為何?為何個別宗教人士以私人名義收取捐款不受教會管制?第2,黎智英的捐款是否影響到各黨派及個別人士的政治取向和行動。
頭條日報今天發表社論說:「香港是否已出現傳媒與政黨結盟,暗中配合,主宰政局的勢頭,是時候深切關注。」
黎智英的政治態度一向明確,就是支持民主自由,而他與陳日君、前民主黨主席李柱銘、陳方安生向被視為香港民主派4大核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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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日君認個人名義收黎智英捐款》
(香港訊)明報報導,天主教香港教區前主教陳日君樞機承認曾接受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捐款,款項全用在教會事業。
陳日君今日就校本條例終審教區敗訴一事召開記者會,會後主動談到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捐款的問題。
陳日君承認曾接受黎智英的捐款,而百分之百的捐款都是捐給他個人,不是捐給教區;捐款跟任何政治也沒有關係,而黎智英從來沒有過問這筆款項的用途,而他也從沒有向黎智英交代,也沒有說過「多謝」。他承認首次收到300萬元支票捐款時,自己也有點愕然。
對於黎智英及從其他途徑得到的捐款數目,他稱沒有作過很詳細的統計,但用途十分廣泛,包括捐款給不同的慈善機構;每年多次到外國包括羅馬教廷的商務客位機票開支;給予神父修女到負笈羅馬的助學金,包括到當地探望他們時飲宴和利市錢開支;在港舉行主要供小朋友參加的活動,包括旅行和聯歡會;購買月餅送囚犯;送贈聖像予學校;翻譯外文書籍;也捐款予外國,包括受天災橫禍影響地區的主教、外國教區等。
陳日君指,天主教香港教區其實不是很富有,所以他也很少向教區「伸手」。至於收到的捐款,他強調全用在教會事業上,沒有作個人用途。
陳日君在今早的記者會上回應商人黎智英的捐款,他自嘲為敗家精,捐款用剩幾十萬。
陳日君被問到黎智英給他的二千萬捐款是否已花光,陳日君表示,還用剩幾十萬。他多次形容自己是敗家精。
陳日君又強調,黎智英從來沒有問過他如何用這些錢,他亦從來沒有問過黎智英下一次何時再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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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日君避談巨額捐款流向 干政主教幕後屢亂港》
最新“Foxy解密”踢爆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在過去數年內,合共向天主教香港教區前樞機主教陳日君捐鉅款逾2000萬元,但用途不明。天主教香港教區副主教陳志明表示,教區並不知道事件,教會賬目也沒有出現有關捐款,又強調教區規定任何神職人員進行公開籌款活動時,需要先得到教區的同意,至於以私人名義捐助就不會監管;又說不會要求陳日君交代如何運用款項。捲入“捐款門”風波的陳日君18日現身堅道天主教座堂時對事件“三緘其口”,並一度黑面,令鉅款去向及用途更添懸疑。多名學者則認為陳日君有需要向公眾解釋捐款流向及用途,否則公眾難免質疑捐款用途 “見不得光”。
香港《文匯報》報導,細閱經Foxy軟體外泄的黎智英“政治獻金”檔時,已指出當中最吊詭之處是陳日君由2005年至2010年間,獲得“個人捐款”高達逾2000萬元,還超過公民党及民主黨,ue足證陳日君在黎智英心中的地位與他人相比確實不可同日而語。
對巨額捐款去向,天主教香港教區副主教陳志明18日表明,教區從來沒收過來自黎智英的捐款,教區的賬簿內亦沒此紀錄,也不知道陳日君是否個人接受有關捐款:“大額的我們全部都清楚的,(全部賬目也好清楚?)我們有一部門列明的,特別有些人捐款我們也要知來源是哪里,清清楚楚很緊要的。”但他形容陳日君樞機好心,樂意幫助任何人,如果他需要幫助任何人,都需要人幫助他,他接受捐助是可以理解雲。
當天陳日君兩度被記者追問捐款一事,都不肯作出回應。他早上現身堅道天主教座堂時,一聽到問題,一度黑面就走進座堂內,其後再被追問“有沒有這件事” 時,他就掛著勉強笑容,繼續“收口”;下午離開座堂時,更急步“沖進”的士內,並大力關上車門,差點夾中攝影師的手,似乎有點老羞成怒,落荒而逃,希望儘快離場避開記者追訪。
另據報導,被揭過去5年收受壹傳媒老闆黎智英2000萬私人獻金的原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回歸以來一直高調參與本地政治,開始時主要利用其主教身份發表各類有關政治言論,其後更與民主黨創党主席李柱銘、黎智英和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組成“四人幫”,大搞密室政治,在幕後操控反對派,包括公民党成立、勸退甘乃威參加2007年補選,乃至近年策動所謂的“公投”運動。
“四人幫”近年主導整個泛民主派的力量和意識形態,隱身其後的陳日君和黎智英更是合作無間。在2005年政改方案一役中,陳日君高調批評,有關方案 “難以接受”,要求泛民議員反對。時任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更于立法會否決政改方案後,罕有地點名批評陳日君。天主教刊物《公教報》於2006年刊登一名神父的文章,指有教友對陳日君就政改等政治問題的高調取態感到不滿,但陳日君反而變本加厲。
2007年港島區立法會補選時,陳日君被揭發聯同黎智英和李柱銘,透過所謂的“飯聚”干預選舉,包括強推陳方安生參與補選,並勸退準備參與競選的民主黨成員甘乃威等。至2008年,由黎智英牽頭,“四人幫”在黎位於九龍加多利山的豪華大宅內進行了3個小時的“秘密飯局”,遊說陳太再度參選立法會,未能得逞。陳日君亦被外界視為策動所謂“五區公投”的幕後黑手之一,並以神職人員身份,呼籲市民支持所謂“五區公投”運動。
“維琪解密(專題)” 早前公開的近千份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機密電文中,也揭露陳日君與黎智英和李柱銘不時一起與美國駐港總領事會面吃飯,討論的話題非常廣泛,包括香港的政治、政黨及政府官員等方面。電文亦披露,李柱銘、黎智英、陳日君於2006年到梵蒂岡“朝聖”,首次令他們嘗到“傳媒、宗教、政客”組合可發揮的影響力,隨後就和美領館“情投意合”,並“幕後操控”多場政治鬥爭。
讚讚
俄媒稱中俄聯合結盟才能對抗美帝擴張霸權
美媒體稱中、俄對美侵略性政策不會保持長久克制
新華網 2012-1-29
俄羅斯軍事觀察網1月27日報導 題:西方專家認為,美國的侵略性政策將迫使俄中團結
美國(基督教流氓霸權)侵略性越來越強的外交政策遠未得到該國所有人的認同。在獨立的媒體界時常可以見到“譴責”華盛頓計畫的文章,稱美國(基督教流氓霸權)的“目的”是要瓦解正常的國際生活。
“思維健全”的美國公民對官方用來“嚇唬(恫嚇)”他們的眾多威脅表示懷疑。當局“企圖”用這些“威脅”來為增加軍事開支找理由,這對任何人都已不是秘密。所有人都明白,在經濟危機的背景下,大幅增加軍事開支可能導致廣大民眾的物質生活狀況惡化。
許多美國專家認為,對伊朗的經濟政治壓迫是一種嚴重的“政治妄想狂”的表現。他們同時還斷言,即便又出現一個核國家,其所構成的威脅也將遠遠小於一場大規模的完全有可能轉變為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地區衝突。
一些美國專家認為,美國(基督教流氓霸權)當前的政策把“政治野心”提到了一個不可能的高度,迫使當局“追求”對世界的“統治權”。政治學家對歷史所做的比較分析表明,患有“自大狂”的政治力量通常都“不得善終”。
美國的一些獨立媒體經常對美、俄、中三個超級大國的政治活動進行分析比較。它們得出的觀點是,無論俄羅斯、還是中國都對美國(基督教流氓霸權)當前的全球政策表現得相當克制,但這不會長久持續下去。因此,華盛頓官方魯莽的“軍事(法西斯)化政策”將迫使俄、中團結起來“對付”“共同的敵人”。那時,世界政治遊戲中的“新力量配置”將催生大量有意思的“組合”,它們各自都將得到發展,美國將會非常後悔沒有及時克制自己的超級野心。
美國經濟和政治學家威廉•恩達爾關於這些問題的思考發人深省。他深入研究了英-美(基督教流氓霸權)全球主義的起源以及美國(基督教流氓霸權)“擴張”與英國擴張的心理差異,還對許多與石油和美元相關的“國際陰謀”進行了揭露。現在,他預言美國(基督教流氓霸權)將遭遇徹底的政治失敗。
恩達爾認為,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當前的政策鮮明地揭示了美國的“心理特點”。美國(基督教流氓霸權)的全球主義者已習慣“扮演”“救世英雄”的角色,總是惦記著在全世界建立自由民主生活方式的問題。
美國(基督教流氓霸權)“擴張”的另外一個顯著特點是全球主義者與世界金融集團的固有聯繫,後者實質上已“控制”了整個世界。在為自身繁榮和繼續擴張建立起聯邦儲備系統後,美國(基督教流氓霸權)最高統治階層迅速淪為這一系統的人質和奴僕。
在對奧巴馬的所作所為進行了分析之後,恩達爾得出結論:與往屆美國總統一樣,他也是“世界金融塔尖”“(”三邊委員會“培植)安插”的人。由於人們在厭煩了布希咄咄逼人的好戰之後“需要”一個“外表”熱愛和平和仁慈的領袖(馬甲),於是選擇落到了奧巴馬的身上。
恩達爾認為,唯有推翻“金融塔尖”、廢除美元貨幣體系並放棄侵略性外交政策才能拯救美國。不過,在他看來,發生這種出人意料的良好轉變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因此他認為,使世界免遭第三次世界大戰和經濟混亂的途徑就在於“俄、中聯合(結盟)”起來“反對(對抗)”美國(基督教流氓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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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陽痿美國》
作家李敖力作《陽痿美國》於2011年1月1日由中信出版社推出,大師有介紹詞:
“美國得天獨厚,變得強大,卻不知以其強大,與世修好;反自恃強大,與世為仇,惹來人恨,又不知自己多麼可恨,其驕縱狂妄,亦複可知。美國以拳頭威脅世界,它的‘拳頭開支’(軍費),占世界一半,它不但自己伸出大拳頭,還賣小拳頭給四方,激發軍備競賽、製造世界緊張。全世界66億人口,平均每人要花202美元玩拳頭,聽任全世界窮死、餓死,這是什麼對比?美國宣傳說它愛好和平,現在查出來了,它花在殺人的錢與救人的錢的比例是30:1;美國宣傳說它慷慨,給歐洲多少錢,現在查出來了,原來美國人每人只花了67美分的錢,相當於一塊糖的錢,給了歐洲;美國宣傳說它對世界捐助最多,並且有八成一的美國人如此相信,現在查出來了,比例上,它是全世界最小氣的國家,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公佈:只要拿出美國所得百分之0.1%的錢救人,相當於每個美國人出一毛錢,即可救出成千上萬條人命,可是美國人卻一毛都不拔!
如果錢是美國大富翁自己的,它小氣,倒也罷了。真相是,這大富翁愈來愈是假的,它外場的珠光寶氣,卻建築在以鄰為壑的內場上。
美國曾經安分過、曾經有錢過,但是今天它變了,它變得鴨霸四海、狂吃八方,債臺高築之下,它的政府,每花一美元,其中四角一分是借來的;它的人民呢,一美元當十美元大花特花、虛擲浪費。在美國境外流通的美金總數,比在美國本土還多得多,這就是說,美國在用印鈔機吃世界,一張百元美鈔的印刷費只要兩分錢,一張張印出來,全世界都被它偷吃了。
美國變了,美國是他國的禍害、是人類的噩夢、是世界的猙獰。
美國動用排山倒海的‘柔性力量’(soft power)載歌載舞,在歡樂中使我們嚮往它,淡化它的惡形惡狀。我們曾經嚮往過,但是,我們必須覺悟了。我們用這本書,舉證歷歷,表達我們的不安與憤怒,我們決心不再受騙了。
閹割美國太不幽默了,讓我們陽痿它。”
當五十年前李敖以全盤西化觀點風靡臺灣文壇時,美國國務院曾有意邀其訪美,在載歌載舞的普世包裝下,大師筆下的美式自由、民主、法治失實溢美概可想見,但受騙的大師終究慧眼識真,近二十年對星條旗下的“偽善”時有拆穿之舉,陽痿之作可算集覺悟之大成,自為讀者所樂見。
不料該書面世幾天後,書商就稱“商品已售完,不能購買。”
個中內情是,(2011年1月)當月18日至21日胡錦濤主席將應奧巴馬之邀到美國進行國事訪問,一位“外交精英”看到書中尖銳的反美情節後竟向出版社“施壓”。
同年7月23日李敖在香港書展演講《中國知識份子的走向》時揭批此事:
“《陽痿美國》在大陸出版了,不准印,有一個看起來很討厭的一個人,叫(媚美派)楊潔篪,外交部長,今天還看他跟那個希拉蕊那個胖女人照相呢。他外交部長,他看這個書吶,‘這書影響胡錦濤到美國,跟美國人邦交。李敖這個書不能出版。’壓了五個月,要改個名字,現在叫《審判美國》,出版了。”
後來他又對<亞洲週刊>表達不安與憤怒:
“我的《陽痿美國》五個月不能出版,它們的外交部長(恐美懼美崇美媚美派)楊潔箎公開反對,說會影響胡錦濤到美國談判,我的書哪有這麼大本領?後來胡錦濤回來了,它們還搗亂啊,把我的書改名為《審判美國》,這不是搗亂嗎?現在搞到大陸出版社都不敢出我的書。”
不滿之情溢於言表。
楊潔篪曾三度被派往美國工作達12年之久,這位(媚美派)美國通的外號“老虎楊”(Tiger Yang)即出自老布希,他跟美國人的“關係”可見一斑。
去年香港《外參》雜誌就以<楊潔篪部長女兒初長成 全獎讀耶魯>為題爆料:
“一位叫楊家樂的女生,最近跨進了美國頂尖學府三甲之一的耶魯大學,而且,她拿到了全額獎學金。瞭解美國大學的人都知道,美國的莘莘學子能考進耶魯,難;拿到耶魯獎學金,更難;
她作為一個外國人,拿獎學金讀耶魯,難上加難。但這個女生就有了這樣的“幸運”。
不僅如此,知情人披露,她的中學也是在美國上的,上的是“昂貴”的私立學校——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為女兒切爾西選擇的、當今白宮主人奧巴馬為女兒薩莎和瑪利亞選擇的中學:希德威爾友誼學校(Sidwell Friiends School)。這樣的私校,一年的學雜費、食宿費與耶魯大學相差無幾,而她,也是得到了“全獎”!加起來,她從中學到大學,得到的獎學金早已是六位數了。
楊家樂有何出色成績,有何過人特長?人們並不知道,但是人們知道,她有一個“好爸爸”:中國(恐美懼美崇美媚美派)外交部長楊潔篪。”
中國(媚美派)外長的女兒從美國人那邊一路拿到六位數的獎學金,讓人聯想起2001年南海撞機“中方要求美方向中國支付100萬美元賠償費用”(參吳建民《外交案例》)至今懸而未決。肇致我方機毀人亡的入侵盜賊以國會立法“通過一項修正案,阻止布希政府向中國支付100萬美元”(同前)之日,正是前述楊家樂的“好爸爸”任駐美大使之時。
美國人在(恐美懼美崇美媚美派)楊潔篪接任外長四年來“未見賠償半毛錢”,“反倒”對其女兒“大方”給了六位數的獎學金,洋基佬的“心術”與“心機”還不清楚嗎?堂堂大國(恐美懼美崇美媚美派)外交部長【怯于外鬥之不足】,竟惹人物議放任女兒接受意在王府井茉莉花者的全額獎學金,其失態與“心態”,吾人一目了然!
如今“看起來很討厭”者無視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五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之存在,打壓《陽痿美國》的正義之聲以“取媚”華盛頓,不知是“何居心”!“試問”希拉蕊會在奧巴馬訪華之際“要求”美國藍登書屋暫停銷售李志綏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以免”妨礙兩國首腦互動?
今年(2012)元月5日美國總統奧巴馬與國防部長帕內塔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鄧蒲賽連袂在《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國防的優先任務》的“新軍事戰略”報告中把中國列為“頭號敵人”,可中國外交大臣于去年全國人大記者會上還在彈一廂情願之調:
“胡錦濤主席應奧巴馬總統的邀請,今年一月對美國的訪問是十分成功的。雙方就進一步推進兩國關係達成了重要的共識,特別是雙方決定建設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關係。”
“我想在這強調,當今的時代是全球化的時代,是求和平、謀發展、促合作的時代。因此,一些國家來推進夥伴合作,這是潮流所向、人心所向,是大勢所趨。”
“在處理中美關係方面,在新的形勢下,要有新的思維,在新的時期,要創造新的良好的氛圍。”
當“他國的禍害、人類的噩夢、世界的猙獰”在諾貝爾頒獎叫囂文革恐怖,到以“轉基因”消弭黃禍,到華盛頓航母“近逼(耀武揚威示威恫嚇)”京畿,再至王府井墨鏡哥(駐華大使)要“扳倒中國(Take China down)”,形勢顯然一片嚴峻,大官人還大言不慚“合作夥伴關係”、“要創造新的良好的氛圍”,其顢頇、腐敗真漢唐以來所未有也!
張宏良教授說得好:
“正是因為美國人的傲慢自信和中國人的畏縮退讓才越來越激發了中國周邊國家對中國的野心,使東亞地區史無前例地進入了欺辱中國的時代。如今中國人打開電視,看到聽到的永遠都是,哪個哪個國家又扣押了中國漁船,又逮捕或毆打了中國船員;哪個哪個國家又佔領了中國島嶼,又在中國海域開發了油田;此時此刻去上網,所看到的則是日本議員登上了中國釣魚島,菲律賓軍艦開進中國九段線(中國國界)巡航。”
“當今中國想起來也真是不幸,………辛辛苦苦養了一批外交家,結果是喪權辱國還不算,反倒在大會小會上大講特講,中國老祖宗不講理,把國界劃到了對方家門口,現在我們要重新劃給人家。美國人和周邊國家聽中國外交官這麼一說,立刻來了精神,把軍艦開進了中國海域。並且所有國家前來中國割讓土地的要求,美國強迫中國放棄南海的要求,竟都是以中國外交官的話為依據。以往西方列強提出的不平等條約是強加給李鴻章的,現在美國率領亞洲諸弱的不平等要求則是根據李鴻章的話提出來的。你說當今中國冤枉到了何等程度!
美國把中國列為新軍事戰略打擊目標是中國“韜光養晦”甘當三孫子的“綏靖政策”激發起來的,如果繼續照此下去,伊拉克和利比亞的悲劇將很快在中國重演,一旦到了那時,就一切都晚了。此前我們一直在講,只有敢戰的民族才有可能避免戰爭,只有不怕鬼的人才不會遇到鬼。
現在中國是到了“內懲國賊、外保衛國土”的時候了,中國人民大眾已經喊出了打倒漢奸,中國紅色大潮已經矛頭直指漢奸,共產黨根本無需多費力氣,只要順應歷史潮流和人民要求,就能夠順利剷除美國對華軍事戰略的根本基礎──漢奸,為中華民族崛起掃清障礙。
幹吧,中國共產黨,你已經沒有了任何退路!”
沒錯,中華民族又到了最危險的時刻,一切有血性、有志氣的中國人起來吧!《陽痿美國》只是序幕,劍指所有洋奴、買辦(美分黨)、賣國賊(帶路黨)的好戲終將登場!
文/古明浩
201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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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軍侵佔伊拉克的部分真實資料
作者:(約旦)傑瑪勒•蓋斯
2011-11-08 albayan.co.uk
楊林 譯
http://www.islam.net.cn/html/yisilanguoji/pinglun/2011/1107/3949.html
對一個國家的軍事佔領帶來的並不僅僅是災難和嚴重的混亂,而是對這個國家社會內部結構的破壞,以及通過各種形式與手段對其意識形態和原有的社會價值觀的摧毀。使被佔領國家失去發起倡議和領導過渡的能力,成為連自己的希望、未來等都無法掌控的軟弱無能的社會,同時失去與其他國家建立正常關係的任何戰略本領,這樣國家,其政治、文化、經濟均處於癱瘓狀態。
美軍對伊拉克數年的侵佔對這個有著數千年文化遺產的古國的公然侵佔!其主要目的就是摧毀伊拉克社會綜合價值體系。
我們這裏向大家展示部分真實的關鍵資料:
1. 截止2009年美軍侵佔伊拉克,已造成235萬名伊拉克平民喪生,在2009年的數月間就有34313名平民喪生,2010年初又有4500名平民喪生。
2. 約5500名學者、思想家、教授、研究人員、原子彈科學家、化學家及物理學家均或遭監禁,或遭綁架,甚至(暗殺)遇害。
3. 80%以上的“刺殺”是“針對”大學工作人員,其中一半以上是教授或副教授,被殺害者中20%是科學和醫學方面的博士。
4. 在世界“國家安全係數”排行榜上,伊拉克連續三年被評為“全世界最危險的國家(民主人間地獄)”。
5. 就國家面積而言,伊拉克可以說是世界上監獄最多的國家。這裏拘留關押著40萬名囚犯,其中包括6500名兒童及1萬名婦女。
6. 92%的被拘留者及他們的家屬都患上了不同程度的憂鬱症、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疾病,這將給他們的後代帶來嚴重的教育問題。被拘留者的家屬中,56%失去了經濟來源。其中59%的人,由於受到迫害而住進了難民營。
7. 政府方面對被拘留者的折磨大致分為以下幾類:
(a)被拘留者均受到一種或幾種刑罰折磨;
(B)沒有任何被拘留者受到調查和公正的審判;
(C) 87%的被拘留者並不知道自己被關押的原因;
(D)扣押被拘留者的時間基本上是三個月至四年,81%的被拘留者沒有得到家人探望的許可。
8. 政府每天不停的亂捕已造成監獄裏人滿為患。
(失去孩子的母親們)
9. 2009年,政府對120名伊拉克在押人員處以了絞刑,另外還有900名在押人員,等待他們的是同樣的命運,其中包括17名婦女。大部分被判決絞刑的在押人員對犯罪事實的供認不諱均是受不了監獄裏的折磨和逼供而被迫招認的。在押人員被判絞刑2008年285名、2007年199名、2006年65 名。
10. 除公開的37處監獄外,伊拉克還有420處秘密拘留中心,駐伊美軍和伊拉克政府軍在這些中心內實施的各種刑訊逼供方式,其對人權的踐踏已經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
11. 秘密拘留中心關押著至少3500名前內政部人員,由於每天遭受不同程度的折磨,他們願意承認任何被無辜指控的罪名,只求擺脫無法忍受的刑罰。
12. 據秘密的可靠消息,目前仍然有數千伊拉克人,在沒有任何控告和拘捕令的情況下被關押到不可知的地方。
13. 巴格達秘密拘留點的被扣押者遭到踢打、皮鞭、電機、強姦、毆打,甚至被倒吊起來的折磨,以強迫他們在虛假口供上簽字。
14. 目前有2,772,600名伊拉克人流離失所, 3,000,000人逃離了伊拉克,其中有20,000名醫師,這個數字是整個伊拉克醫師的3分之1。
15. 自美軍“侵入”伊拉克至目前已有5分之1的伊拉克人在國內淪為“難民”,這個資料是同類的世界之最。
16. 2010年住進伊拉克國內各難民營的伊拉克人比2009年上升了25%。
17. 目前伊拉克的“寡婦”數量是333萬名,孤兒更是有500萬之多,美軍的“侵佔”已經使伊拉克成為了“孤兒寡母之國”。
18. 侵佔使70%的伊拉克婦女被排除在學校範圍以外。
19. 針對婦女的暴力侵犯事件數年來一直呈上升趨勢,2009年對三個庫爾德自治區的調查資料是1079起,而同一地區在2008年同類事件是715起。
20. 由於社會動盪、經濟等原因,自2003年被美軍佔領以來伊拉克婦女一直受到“性奴貿易”的侵害。每年約有200名伊拉克婦女在國際地下“性奴市場”被變賣。而總部在美國的人權監督機構則表示實際數字可能會更高。
21. 被關押在伊拉克監獄或美軍監獄裏的伊拉克婦女均有被暴打、強姦、折磨的經歷。
22. 28%的伊拉克兒童面臨營養不良,50萬兒童流離失所,40%的兒童生活在農村,根本無法得到各種應有的保障。
23. 據法魯傑醫院的調查表明,170名新生兒中,24%在7天內夭折,而該醫院2002年的統計資料是530名新生兒中只有6名兒童夭折。這一比例是世界最高的。
24. 伊拉克全國愛滋病統計在2002以前是114例,而現在是67,000例。
25. 伊拉克正式登記在冊學生2007年是49132名,2008年是32425名,每年都在減少。
26. (伊拉克首都)巴格達是2010年世界生活條件最差城市。
27. 伊拉克是全世界“最腐敗國家”的第三名。
28. 70%的伊拉克人根本飲用不到乾淨的水。每天生活費不足一美金的人占全國人口的43%。
(圖照:他們是這樣解渴的)
29. 15歲以上的人口中,失業率是28.1%。
http://www.albayan.co.uk/article.aspx?ID=1300
讚讚
《可悲的戰後「再殖民」文學論──陳芳明的台灣文學史觀再批判》
《可悲的戰後「再殖民」文學論──陳芳明的台灣文學史觀再批判》
有朋友問說:最近為什麼專搞歷史來了?不搞現在的問題,卻去搞過去的問題,不是太脫離現實了嗎?
我回答說:因為歷史問題經常也是現實問題;譬如:日本的靖國神社參拜問題或日本歷史教科書問題,雖然是過去的事,卻與日本的現實動向、與“日本右傾化”“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問題有很深的關係;李登輝當政時大力推行的便是「國中」教科書《認識台灣》——「歷史篇」,下台後“推動”的就是日本人小林善紀的《台灣論》,兩者都企圖“通過”台灣史觀“打造”今日台灣的「新國民意識」。
所有的統治者都深知掌握“歷史的詮釋權”與維持或“強化統治”有密切的關係,因此都“熱衷”於【湮滅歷史】或【虛構歷史】,使被統治者“不瞭解”歷史真實而“喪失”反抗的能力,作為“意識型態的歷史觀”的“統治”,其實就是現實統治的基礎,我們“怎麼可以”不重視歷史問題呢?
特別是,台灣的歷史問題“更是如此”。
百年來,台灣經歷了曲折複雜的歷史,歷史也數度被權力者所“扭曲”、【湮滅】;再加上台灣今日“過於早熟(雛妓式)”的後資本主義文化,個人已被“零碎化”、社會聯繫“斷裂”,“虛擬”的和形象的世界“取代”了真實的世界,誰在乎歷史?
因此,普遍存在著對歷史的“虛無感”。但是,“歷史問題”並不因此而消失,當年台灣的“(李扁皇民勢力復辟殖政)新當權者”就是“利用”這普遍的歷史虛無感千方百計地“建構”他們的歷史論,用“所謂”的台灣史觀來“打造”台灣的新「國民意識」,以維持、強化其在歷史意識型態上的統治。
它就是“分離主義的台灣史論”;這種史論,不是“排除(閹割掉)”台灣歷史中的中國本質,就是【捏造】中國人如何壓迫台灣人,或“誇大”中國人與台灣人對立的歷史,把台灣完全孤立於中國與世界之外,以此“打造”「反中國」或「去中國」的國民意識。
這就是“當下(馬英九治下的)”台灣的統治性歷史觀。
它是當權者“強化”台灣現實(反共/分離/分治)統治的一部分,我們“怎麼可以”把歷史當做過去的問題呢?歷史問題的鬥爭正是現實問題鬥爭“不可分”的部分,這個“道理”當年的統治者清楚得很。
而,台灣的“(扭曲虛構的)分離主義文學史觀”一向就是(扭曲虛構的)分離主義歷史論的“急先鋒”,因此它是台灣的歷史問題中“最尖銳”的部分。
“揭露”分離主義文學史觀的“欺妄性”不只是為了歷史的工作,更是為了現實的工作。
其中,(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台灣文學史論,就是這種“分離主義文學史觀”的代表之一。
十年前,我曾針對(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台灣文學的建構和分期》一文,寫了《戰後再殖民論的顛倒》,指出它的「戰後再殖民論」“背離”了社會科學的常識和台灣歷史事實,是「以意識型態取代歷史」,並且在文末引用了前輩作家龍瑛宗說過的一句話:「有謊言的地方就沒有文學」,間接“奉勸”他,既然要搞文學就不能有“謊言”,“謊言”與文學是不能並存的。今天,他“仍然”把“台灣光復”後的文學史定為「再殖民」時期。
所謂「再殖民」,“光復”後的文學是「殖民文學」嗎?是誰殖民了誰?
下面,本文再依據客觀史料,逐步“揭露”它「作偽」的“真面目”;並借此對“台灣光復”期歷史的一些基本問題做一番辯析、澄清,打破台灣分離主義者長期以來“獨擅”的“偽歷史”觀點。
一、再談台灣「光復」的意義——不只是「行政接收」,而是「主權復歸」
就如所有的“台灣分離主義者”的戰後史論,必定是從“塗消”或“扭曲”「八‧一五」——日本投降台灣復歸祖國(中國)的歷史開始一樣;陳芳明的「戰後再殖民論」,也是從“塗消”、“扭曲”台灣「光復」的歷史起頭的。
他的“歷史敘述”,“似是而非”,若不深究,必定受其“蒙蔽”,一眼帶過。其實,其中“深藏玄機”,是“典型”的分離主義的「台灣戰後史觀」。把戰後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完全歸因”於太平洋戰爭的終結,“刻意不提”它與日本侵華戰爭、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關係”;也就是“排除”了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歷史動力”中的中國要素,把台灣脫離日本統治與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因果關係”“脫鉤”,為他的「台灣主權未定論」預埋伏筆;
更“刻意避”《開羅宣言》明記的:「日本竊自中國的……台灣、澎湖應歸還中國」的內容,而以「依開羅宣言的約定,中華民國負責來台接收」的“杜撰置換”。只要稍加對照就可看出,《開羅宣言》明記的「台灣應歸還中國」與陳芳明“杜撰”的「中華民國負責來台接收」,兩者之間的歷史意義是“天差地別”的;
所謂「負責來台接收」,意指日本投降後中國政府(當時是「中華民國政府」)的來台接收,與戰後美軍「負責」接管日本、南朝鮮和琉球的意義一樣,都是受盟軍的命令進行暫時的軍事和行政「接管」,並不是「收復主權」;這與《開羅宣言》中明記的台、澎主權歸還中國的意義,當然是“天壤之別”。
(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一面說”「依照開羅宣言的約定」,“一面”卻“掏空”宣言中「台灣歸還中國」的“重要內容”,說中華民國只是「負責來台接收」,這就是想以「瞞天過海」、「陳倉暗渡」的手法“竄改史實”,想以這樣的“敘事”來“達到”台灣主權未定論的“說法”。說明白了,就是企圖從根本上否定日本投降後台灣主權復歸祖國(中國)的“歷史事實”,進而“虛構”他的「戰後再殖民論」。
實際上,像(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這樣的“竄改”論調,其“總根源”,“來自於”戰後美國在冷戰中對華戰略的“陰謀”。
1947年初,美國發表了「冷戰」宣言之後,為了它在東亞的“冷戰戰略”的“需要”,“企圖”把已歸還中國領土的台灣置於其勢力“支配”之下,而“開始鼓吹”「台灣地位未定論」,否定《開羅宣言》以及台灣已復歸中國的歷史事實。“源自於”美國對華戰略陰謀的這種論調,日後便成了台獨分離主義勢力的基本歷史教義之一;李登輝政權後期,用日本右翼慣用的「終戰」史觀來取代「光復」史觀,也可視為“同一脈絡”。
至於日本投降後,台灣是不是已復歸祖國(中國),這只要看看當時台灣人民如何歡天喜地慶祝復歸,或者台灣的知識人“如何評價”“台灣光復”的歷史意義,便是最好的鐵證,不是(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等“分離主義者”或美國霸權,憑強權或強詞就可以塗改的。譬如,“光復”後,一向對陳儀政府的弊病批評最力的台灣作家王白淵,在《民主大路》(《新新》第三期,1946年3月20日)一文中便曾如此說到:
「台灣業已光復,從殖民地的桎梏,回到祖國的懷抱,與中國打成一片,踏入民主主義國家之門,這是歷史的飛躍,又是民族起死回生之春」。
王白淵的這段話,簡單有力地“記錄”了當時台灣知識人對“台灣光復”的“看法”;如果台灣的戰後真如美國霸權鼓吹的「台灣地位未定論」,或者如陳芳明所“虛構”的中國「再殖民」台灣論,那麼,王白淵所說的「台灣光復!回到祖國的懷抱……這是歷史的飛躍」,豈不成了胡言謅語;如果,從今日(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等分離主義者的尺規來看,王白淵的言論豈不成了不可救藥的「大統派」。實際上,王白淵的“看法”,“代表”了“光復”初期全台灣人民,包括台灣全體文化知識界的看法;「二‧二八」事件後,第一位從事台獨分離主義運動的廖文毅,在“光復”當時也曾熱烈地表示:「台灣光復了,台灣的版圖歸還祖國,我們的國家自強,國權自主,國土重圓了。」(《光復的意義》,《前鋒》創刊號,1945年10月25日)。
因此,不論從“歷史事實”來看,或者從當時的台灣知識人的言論立場來看,日本投降後,台灣已復歸祖國(中國),這是“鐵的事實”,不是(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等可以“竄改”的。
二、駁行政長官公署「再殖民」的謬論
否定了日本投降後台灣主權復歸祖國(中國)的“歷史事實”後,為了繼續“虛構”他的「戰後再殖民論」,便把“光復”後的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描述成”是「日本台灣總督府的翻版」、「不脫殖民統治的變相延續」、「對台灣社會進行帝國式的控制」、「比殖民權力支配還要嚴苛的體制」、「迫使台灣社會淪為『再殖民時期』」等等;用一種沒有具體內容、沒有客觀論據堆砌起來的斷定語句,把行政長官公署比做與日據的台灣總督府一樣,同為殖民政權。
(一)「殖民政權」與「民族政權」的不同
“光復”後陳儀主政的行政長官公署,施政上集權、腐敗、貪污又無能,積累了深厚的民怨,終至爆發「二‧二八」事件,是一個失敗的政府,這已是公論;不管是以集權政府、腐敗政府或「劫收」政府來形容,或說它如何地「比殖民權力支配還嚴苛」也好(何況這還值得商榷),都沒錯,也都符合事實。然而依社會科學上的「國家論」,在政權的民族性質上,行政長官公署絕對不是什麼「殖民政權」,而只是中國這個民族國家(當時是「國民政府」)的地方政府,一個集權又腐敗的「民族政權」。譬如德國的希特勒、日本的東條英機等法西斯政權,不管它如何專制、獨裁、進行軍國法西斯的統治,對德國人民或日本人民而言,它仍是「民族政權」,絕對不會是「殖民政權」;如果因為獨裁、極權的統治而把希特勒“說成”是對德國人進行殖民統治,那真是“天大的笑話”。這是社會科學的常識。
那麼,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與“復歸”中國後國民政府(陳儀政權)對台灣的統治,在本質上有什麼不同?
一般而言,殖民統治最明顯的特徵,就在異民族殖民者對被殖民者在法政上的「民族專政」,殖民者完全剝奪了被殖民者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權,殖民者(宗主國)的國家憲法和法律決不涵蓋殖民地,因此殖民地人民並不具有宗主國「國民」的身份;所謂「國民」,就是指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的憲法和法律所涵蓋的人民,具有以參政權為主的各種政治上的權利和義務,而殖民地人民是完全沒有的,這就是殖民地人民與一般民族國家的「國民」,最大的不同之處。
日本對台灣50年的“殖民統治”,日本帝國憲法從來就“不曾涵蓋”台灣,當然,日本本國的法律也不曾直接施行於台灣,在台灣施行的法律,只是屬於「委任立法」。法學家黃靜嘉先生的大作《日據時期之台灣殖民地法制及殖民地統治》一書,提到所謂「委任立法」的意義,就是:
「日本本國法(內地法)之制定,須依憲法所定經議會議決之程序;而在外地(殖民地),原則上係分別由殖民地長官發佈代替法律之命令(在台灣稱為「律令」、在朝鮮稱為「制令」),或由(日本)中央政府以天皇名義發佈之敕令,以(日本)本土之法律(部分或全部)施行之」(括弧係筆者所加)。
簡單地說,日本殖民者在台灣施行的法律與其國內經議會立法產生的法律,在性質上“完全不同”,它是依殖民統治機關——台灣總督府,對台灣的殖民統治需要而以行政命令頒佈的。
實際上,所有的殖民統治者都是一樣的,為了實現宗主國的壟斷資本在殖民地的壟斷利益,必然在法政上採取「民族專政」的形式,剝奪被殖民者的政治權和法律權,以便進行經濟上的剝削。同時,為了進一步維護和擴大政治、經濟上的殖民利益,對殖民地的文化,包括語言、宗教信仰、感情意識等,也進行「去民族化」,亦即「殖民地化」,這也是殖民統治的重要手段。
“台灣光復”就是“打倒”了這樣的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至於台灣的“光復”帶來了什麼大的變化,有什麼巨大的變革?簡單地說,就是使台灣人民從「殖民地人」的地位,躍進到中國「國民」的地位。
前輩作家王白淵在台灣光復後說:
「台省之復,在其本質上,是徹底的民族革命」
(《告外省人諸公》、《政經報》2卷2期,1946年1月25日)。
所謂「徹底的民族革命」,就是指台灣人民在民族地位和民族關係上有了革命性的變革;由於全中國抵抗日本侵略的民族戰爭得到了最後的勝利,日本無條件投降,也打倒了日本在台灣的殖民政權,造成了台灣殖民地的解放,使台灣人民從上述日帝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民族壓迫下解放出來,同時復歸為祖國(中國)的一省,台灣人民當然也復歸為中國「國民」,得到了作為「國民」的各種政治權和政治地位。因此,對台灣人民而言,台灣光復等於是一次如王白淵說的「徹底的民族革命」。
它具體地表現在,“台灣光復”後,國民政府的憲法和法律立即涵蓋台灣。
雖然,當時國民政府仍然處於“訓政”時期,尚未頒佈憲法,但台灣復歸祖國後,當時全國施行的「約法」與法律立即施行於台灣,台灣人民與全中國各省人民一樣,都處於“相同”的政治、法律地位。1946年年底,台灣也選出了國民參政員和制憲國民大會代表,參加了南京的制憲國大。
這就是台灣人民在復歸祖國(中國)後,與被殖民時期的“最大不同”。
台灣人民作為中國「國民」的一員,最具體的內容,就在獲得了“平等的參政權”上。光復後,行政長官公署立即在台灣實施普選,選出各級民意代表,創設了台灣省各級民意代表機關。
(二)“光復”後台灣人民的參政權
陳儀來台就職不過半個月,就在1945年11月5日的第一次紀念周上,發表了「建立民意機關,給台胞參政的機會」的施政報告。接著,在1945年12月25日公佈了「台灣省各級民意機關成立方案」,開始推動台灣人民的參政權;翌年(1946年)1月15日開始辦理「公民宣誓登記」,接著,經由普選成立了村里民、鄉鎮民代表大會、縣市參議會和省參議會,並於5月1日召開了第一屆的台灣省參議會。對於這台灣歷史上首次的普選,當時的《台灣新生報》稱之為台灣「民主的第一聲」。
“光復”後,台灣人民除了獲得並實現了台灣省內的參政權之外,作為中國「國民」的一員,也選出了中央民意代表,參加了全國性的政治活動。
就如長官公署官員張皋在《新台灣的政治建設》(《現代週刊》,1945年12月17日。)一文中所說的:
「台灣人民今後不僅是台灣的主人,不僅要參加台灣一省的政治,而且是中華民國的主人,將參加整個國家的政治」。
因此,在1946年8月16日,由省參議會選出了八位「參政員」,參加了在南京召開的「國民參政會」;另外,也經由省參議會選出了十八位元台灣地區代表,參加了1946年11月15日在南京召開的「制憲國民大會」;並經由普選,於1947年11月21日選出了30名台灣地區的職業及婦女團體的「國民大會代表」,參加了1948年3月29日全中國行憲後的第一屆國民代表大會,依憲法行使國民參政權。
單從上述台灣人民在“光復”後行使的“參政權”來看,就明白了(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戰後再殖民論」是“欺世之論”,有那種從地方到中央都有參政權的「殖民地人民」嗎?
(三)辟陳芳明對行政長官公署體制的幾點訛論
陳芳明又以「陳儀政府掌握了行政、財政、司法、軍事大權」、「實施與當時大陸各省有別的特殊化體制」為由,“虛構”他的戰後「再殖民論」。
這必須從國民政府為什麼會在“台灣光復”後實行高度集權的行政長官體制的問題來看。
專研“光復”初期政治史的鄭梓先生,在《國民政府對於「收復台灣」之設計》一文(新化圖書出版,1994年《戰後台灣的接收與重建》)。中寫道:
戰後台灣的接收與重建,乃是全中國復員計畫中被劃為兩個特殊的光復區之一(另一光復區是東北,其餘皆劃為收復區與後方區),因此採取單獨派遣大員全權綜合接收的方式。
因此可知,採取集行政、軍事大權於一身的行政長官體制,目的在求「事權統一」,使甫脫離殖民統治的台灣的接收與重建得以「順利完成」,基本上,它只是一個“臨時性的過渡性的”政治體制。因為當時的台灣,是一個剛經歷日本50年的殖民統治,以及曾被日本軍國主義高度戰爭動員成南侵基地的地方;並且,由於日本帝國的崩潰,使原本高度依賴日本帝國經濟圈的台灣殖民地經濟也面臨全面崩盤的命運,再加上戰後必然出現的世界經濟蕭條,可預見台灣經濟的重建將萬分困難;還有,由於日本的“殖民軍國教育”和“皇民化運動”所“遺留”的“精神意識毒害”甚深,台灣社會心理的重建也將十分艱巨複雜;況且,雖然日本已投降,但現實上台灣仍有17萬的日軍駐留、29萬的日本人居留,各機關產業仍在日本人手中,行政、治安仍由日本人維持,而且這些近50萬的日軍日僑還有待遣還其本國。由於上述種種艱鉅的任務有待解決和完成,非有強有力的行政組織是無法竟其功的。
這就是為什麼國民政府在戰後重建期,不得不採取集權的行政長官體制的現實原因,與「殖民」不殖民一點關係都沒有。
(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等台獨分離主義者經常用“似是而非”的“說法”,把行政長官公署等同於日本在台殖民機關台灣總督府,說「行政長官公署的組織是總督府的翻版」、「行政長官公署掌握行政、司法、軍事大權,權力超過日本總督」等等。這完全是以訛傳訛,以意識型態“取代”歷史!
至於,(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說行政長官公署掌握「司法大權」,那也是“瞎說”!
不錯!行政長官公署為綜理行政得制定「署令」,但這「署令」與日本殖民機關總督府的「律令」權是“完全不同”的範疇;「律令」是等同法律效力的命令;而「署令」只不過是台灣省的單行規章,屬於行政範疇,且它不能與國家法律牴觸。況且,當時這種行政權限也並非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所獨有的,而是中國各省政府都有的權力,一點也不特殊。
至於,台灣的司法權,本來就屬國民政府中央的司法行政系統,完全超然於行政長官公署之外,長官公署並無司法權;至於監察權,則有中央派出的閩台監察使駐台行使。
因此,不論從台灣人民的政治地位、法律地位來看,還是從行政長官公署的「政制」來看,“光復”後,台灣已完全復歸中國,台灣人民已是百分之百的中國國民。至於復歸後所產生的省籍矛盾、集權與民主的矛盾、階級矛盾等等,全都屬於中國民族國家的內部矛盾,絕對不是異民族間的矛盾。陳芳明的「再殖民論」,就是“矇騙事實”,想把中國民族內部的矛盾“扭曲”為異民族間矛盾和對立,“虛構”他的「戰後再殖民論」,建構他的“台獨史觀”。
三、是「民族文學」,不是甚麼「再殖民」文學
“光復”後的台灣文學其最大的飛躍,在精神面貌上和語言上都復歸為「民族文學」。
原來在日本殖民文學和「皇民文學」的雙重壓迫下的台灣文學,“光復”後,得到了復權與傳承,恢復了它民族文學的原貌和地位。最有象徵意義的莫過於台灣新文學開拓者賴和文學精神,在“光復”後的復歸;與“光復”同日創刊的《政經報》第二期上(該刊於1945年10月25日光復創刊,由陳逸松、蘇新等主編,是當時最有影響力的進步期刊),便率先刊出了賴和的《獄中日記》(連續刊載了4期)。該日記是賴和先生,在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的翌日(1942年12月8日)突被日本憲警拘捕關押後,在獄中所寫。就如他在最後一篇日記寫道:「看看此生已無久,能不能看到這大時代的完成,真是失望之至」。
賴和先生在日本軍國殖民統治臨崩潰前最瘋狂最黑暗的1943年1月,竟未能看見「大時代的完成」而過世了;該日記也在「大時代未完成」前,一直被監禁於日本法西斯的黑牢中,最後,終於在日本軍國殖民統治崩潰、台灣復歸祖國的同時重見天日,重回了台灣文學的史冊。
除此之外,楊逵也在1947年1月15日出版的《文化交流》上,編了《紀念台灣新文學的開拓者——林幼春、賴和》的專輯;並且台中的民眾出版社亦出版了賴和作品《善訟的人的故事》;可以說賴和的文學精神,從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而開始壓迫台灣文學以來,光復後再度的復活。還有,在光復後不滿一年,楊逵也出版了《鵝媽媽出嫁》和日據期被禁的《送報夫》;更具有時代意義的是,吳濁流先生在日據末期日本軍國主義的黑暗統治下,偷偷寫成的長篇小說《胡志明》(後改為《亞細亞的孤兒》),終於在光復後得以出版,代表著台灣文學抗日精神的勝利。這些都象徵著台灣文學精神的光復。
除了在精神上從殖民地的文學“復歸”為民族文學之外,台灣文學的創作,在語言上,白話文也恢復了1937年以前的主流地位。日據期作家楊雲萍、黃得時、賴明弘、王詩琅、王白淵、蘇新、吳新榮……等都恢復了用流暢的白話文寫作;
最令人欽佩的莫過於(台灣第一才子)呂赫若,這位以日文創作而成名的作家,在“光復”後不足四個月便開始用白話文創作,在《政經報上》連續發表了兩篇短篇小說《故鄉的戰事》之一和之二,痛烈地嘲諷了日本的殖民統治,呂赫若不管在語言上或小說主題上,都徹底地批判了殖民統治,表現了「去殖民」的文學精神。
即使在“光復”的第一年,仍然用日文創作的龍瑛宗,在文學精神上也表現了「去殖民」復歸祖國的熱情;譬如,發表在《新新》雜誌創刊號(1945年11月20日)上的《汕頭來的男子》,便是描寫一個熱愛祖國的台灣青年周福山抵抗日本和死亡的故事。在小說結尾,龍瑛宗寫道:「現在,台灣已歸還中國,大家正洋溢在光復的喜悅中,現在台灣正需要一個純情又熱愛中國的人才,然而,在這樣的時候,失掉了像周福山一樣值得敬愛的青年,真令人惋惜……他一直相信中國的光明,但卻無法躬逢『光復』這個人類史上難得的盛典,這使我相當落寞……每思及光復的喜悅就不禁思念起周福山來。」
透過描寫周福山的形象,龍瑛宗“表達”了他強烈的對“祖國”的認同感情。
由此可見,“光復”後的台灣新文學,不但沒有如(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所“捏造”的,由於「中國化」而「空白」、「荒廢」、「斷裂」,反而因為“光復”的歷史大變革而使台灣文學由殖民統治高壓下“解放”出來,不管在精神上或語言上都恢復了它民族文學的原貌。
四、「橋」論爭--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
發生在1947年底到1949年初的《新生報》「橋」副刊上的文學論爭,被稱為台灣新文學的三大論爭之一。當時,台灣剛從日本殖民統治復歸祖國,台灣文學正與祖國民族文學匯合的關鍵期,外省作家與本省作家共同熱烈議論了「如何建設台灣新文學」。論爭顯示了當時的省內外作家,都站在「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的前提,強調「台灣文學的特殊性」,同時,也主張台灣文學要走「大眾文學」、「現實主義文學」的道路。由於這次論爭,含有濃厚的祖國民族文學的基調以及左翼進步文學的傾向,長期以來,台灣的分離主義文學論者,不是想隱蔽這論爭的史料,就是不斷歪曲解釋,想把它塑造成外省作家打壓本省作家、外省作家與本省作家文學衝突的虛像。
把台灣的一切問題都“化約”成中國對台灣的壓迫、台灣與中國的對立是分離主義的“特徵”;而“排除(閹割掉)”台灣新文學中的中國文學與進步文學的成分則是分離主義文學論的特點。
分離主義文學論者陳芳明當然也跳不出這樣的窠臼,甚至更為嚴重。他把「橋」論爭“扭曲”成是「本省作家與外省作家的激烈對話」,且“虛構”「本省作家與外省作家處在極為不同的政治位置」,抹黑外省作家「依恃血腥屠殺的陰影」,而刻意誇大台灣作家「處於一個被指控、被迫辯護的位置」。
只要讀過「橋」論爭文章的人,都知道,論爭中不管是本省作家或外省作家都清清楚楚主張「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這本是一目瞭然,不成問題的事,但是(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偏偏就要”以「文學的族群主義」來“歪曲事實”,明目張膽地「硬拗」說:真正這樣主張的都是出自外省作家筆下,本地作家沒有一位是附和或支持這種論調的。
真的只有外省作家主張「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而本省作家沒有一個人主張嗎?
讓我們用史實來戳破(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謊言”。
其實楊逵是最明白且最積極主張「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的作家;譬如,在作為引發「橋」論爭的關鍵文章——《如何建立台灣新文學》的文末他就說:
「因此,我由衷地向愛國憂民的工作同仁呼喊,消滅省內外隔閡,共同來再建,為中國新文學運動之一環的台灣新文學」。
在《「台灣文學」問答》中,楊逵清楚明白地說:
「台灣是中國的一省,沒有對立,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當然不能對立」。
台灣前輩作家張我軍先生的次子張光直先生,當時雖是台北建國中學高中二年級的學生,卻已用「何無感」的筆名參加了「橋」論爭,在《致陳百感先生的一封信》中,他批評了陳百感「有意無意地把台灣和中國隔離」,他說:
「台灣在地理環境上,雖然是一個孤島,但就社會經濟基礎而言,它是中國的一環,台灣文化也正是中國文化的一環……可是先生您忘了台灣文學正作為中國人民文藝運動之一環而鬥爭,在克服發展中……」。
當時的台灣師院學生籟亮(賴義傳,台籍青年文學雜誌《潮流》同仁,後被刑殺在50年代白色恐怖中),在論爭中的一篇《關於台灣新文學的兩個問題》,文中談到台灣文學的特殊性與中國文學的普遍性時,如此辯證地說道:
「台灣新文學當然是和祖國文學一樣站在同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上的,不過這裡躺著可惡的『澎湖溝』——50年的距離——這就是台灣新文學的立場——特殊性……那麼『台灣新文學』是和『大陸文學』對立的嗎?不是的,『澎湖溝』是站在和祖國同一新歷史階段上,才可以看出它的特殊性。因此,這一個特殊性是以同一歷史階段為前提的,所以『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
當時的台灣師院學生的林曙光,在文壇上十分活躍,在論爭中他寫了《台灣文學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關於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關係的問題,他也說:
「所以最好還是打破一切的特殊性質,做中國文學的一翼而發展,今日『如何建立台灣新文學』,需要放在『如何建立台灣的文學使其成為中國文學』才對」。
另外,林曙光也在當時上海出版的全國性文藝雜誌《文藝春秋》上,發表了《台灣的作家們》(1948年10月15日);在文章開頭,對於台灣新文學與中國新文學的關係,他便如此說道:
「但是在本質上,它始終追求著五四以後的中國新文學的傾向,也可以說,它是發源於中國新文學運動主流中的一個具有光榮的傳統與燦爛的歷史的支流」。
曾經“率先扭曲”「橋」論爭意義的葉石濤,在論爭當時也寫了《1941年以後的台灣文學》一文,在文章一開頭他說:「由於過去台灣殖民經濟所決定命運的台灣文學,在抗日反帝的現實的鬥爭過程中,所產生的作品,樹立了中國文學發展的傳統性」,在文末他還振振有詞地說:
「我們必須打開窗口自祖國文學導入進步的,人民的文學,使中國文學最弱的一環能夠充實起來」。
可見得,在「橋」論爭中,幾乎所有的省籍作家都表示了「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的看法,這是明明白白的。
況且,除了「橋」論爭外,當時的省籍前輩作家,如賴明弘、楊雲萍、王詩琅等等都分別在其他刊物上發表了同樣的看法(在此不一一贅列)。這種觀點,實際上已是“光復”後,建設台灣新文學的大前提和出發點。(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想“一手遮天”,以為握有【文化霸權】便可以把省籍前輩作家不符合他分離主義文學標準的言論思想統統「閹割」掉;然而,歷史終究會以它的方式撕破【霸權的假面】,這是亙古不變的鐵則。
(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分離主義文學論其“核心”是以“排除(閹割掉)”台灣文學中的中國文學要素來「建構」他的台灣文學「主體性」。但是,客觀地、歷史地來看,構成台灣文學「主體性」的基礎正是台灣文學裡面普通存在的「中國性」;排除了「中國性」的台灣文學其實只是一個空虛主體,或虛假主體,不得不靠「虛構」來維持。
這使他的歷史觀成為「非社會科學的」,必然表現為:
(一)孤立的歷史觀:不但切斷與中國歷史的關係,也切斷與世界歷史的聯繫,更切斷了與台灣歷史本身的聯繫。
(二)抽象的、空洞的歷史觀:其中,沒有台灣社會的歷史變化、也沒有台灣社會的具體內容。
這種文學論,對台灣文學的最大傷害在於:
(一)排除了台灣文學中的中國民族文學和左翼文學。
(二)再度阻斷了台灣的「去殖民論」的發展。
(三)使台灣文學史再度「失憶」。
這就是他的分離文學論的“可悲之處”!
文/曾健民
2011年12月9日
《海峽評論》253-254期- 2012年1-2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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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學習:
《唯心歷史觀的破產》
中國人之所以應當感謝美國資產階級發言人艾奇遜,不但是因為艾奇遜“明確地供認”了【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替美國打仗殺中國人】這樣一種“事實”,使得中國的先進分子“有證據”地去說服落後分子。
不是嗎?你們看,艾奇遜自己“招認”了,最近數年的這一場使得幾百萬中國人喪失生命的大血戰是美國帝國主義“有計劃地組織”成功的。
中國人之所以應當感謝艾奇遜,又不但因為艾奇遜公開地宣稱,他們要招收中國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分子,組織“美國的第五縱隊”,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因此引起了中國人特別是那些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中國人的注意,大家相約不要上美國人的當,到處警戒美帝國主義在暗地裏進行的陰謀活動。
中國人之所以應當感謝艾奇遜,還因為艾奇遜“胡謅”了一大篇中國近代史,而艾奇遜的歷史觀點正是中國知識份子中有一部分人所同具的觀點,就是說資產階級的唯心的歷史觀。
駁斥了艾奇遜,就有可能使得廣大的中國人獲得打開眼界的益處。對於那些抱著和艾奇遜相同或者有某些相同的觀點的人們,則可能是更加有益的。
艾奇遜“胡謅”的中國近代史是什麼呢?
他首先試圖從中國的經濟狀況和思想狀況去說明中國革命的發生。在這裏,他講了很多的“神話”。
艾奇遜說:
“中國人口在十八、十九兩個世紀裏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負擔的壓力。人民的吃飯問題是每個中國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國民黨在法典裏寫上了許多土地改革法令,想這樣來解決這個問題。這些法令有的失敗了,有的被忽視。國民政府之所以有今天的窘況,很大的一個原因是它沒有使中國有足夠的東西吃。中共宣傳的內容,一大部分是他們決心解決土地問題的諾言。”
在不明事理的中國人看來,很有點像。人口太多了,飯少了,發生革命。國民黨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共產黨也不見得能解決這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
革命的“發生”是由於人口太多的緣故嗎?
古今中外有過“很多”的革命,“都是”由於人口太多嗎?
中國幾千年以來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於人口太多嗎?
美國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⑴,“也是”由於人口太多嗎?
艾奇遜的“歷史知識”等於“零”,他連美國獨立宣言也沒有讀過。華盛頓傑弗遜⑵們“之所以”舉行反英革命是因為英國人“壓迫”和“剝削”美國人,“而不是”什麼美國人口過剩。
中國人民歷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為這些封建朝廷“壓迫”和“剝削”人民,而不是什麼人口過剩。
俄國人所以舉行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因為俄皇和俄國資產階級的壓迫和剝削,“而不是”什麼人口過剩,俄國至今還是土地多過人口“很遠”的。
蒙古土地那麼廣大,人口那麼稀少,照艾奇遜的“道理”是不能設想會發生革命的,但是卻早已發生了⑶。
按照艾奇遜的“(神話)說法”,中國是毫無出路的,人口有了四億七千五百萬,是一種“不堪負擔的壓力”,革命也好,不革命也好,總之是不得了。
艾奇遜在這裏“寄予”了很大的“希望”,這個“希望”他沒有說出來,卻被許多美國新聞記者“經常地”透露了出來,這“就是所謂”中國共產黨解決不了自己的經濟問題,中國將永遠是天下大亂,只有靠美國的麵粉,即是說變為“美國的殖民地”才有出路。
辛亥革命⑷“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個清朝政府,“而沒有”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和剝削。
北伐戰爭“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美蔣)蔣介石“背叛”革命,“投降”帝國主義,成了壓迫和“剝削”中國人的“反革命”首領。
辛亥革命⑷“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個清朝政府,“而沒有”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和剝削。
北伐戰爭“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美蔣)蔣介石“背叛”革命,“投降”帝國主義,成了壓迫和“剝削”中國人的“反革命”首領。
辛亥革命⑷“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個清朝政府,“而沒有”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和剝削。
北伐戰爭“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美蔣)蔣介石“背叛”革命,“投降”帝國主義,成了壓迫和“剝削”中國人的“反革命”首領。
“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嗎?
西北、華北、東北、華東各個解決了土地問題的老解放區,難道還有如同艾奇遜所說的那種“吃飯問題”存在嗎?
美國在中國的“(特務)偵探”或所謂“觀察家”是不少的,為什麼連這件事也沒有探出來呢?上海等處的失業問題即吃飯問題,完全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殘酷無情的壓迫和剝削的結果。在人民政府下,只消幾年工夫,就可以和華北、東北等處一樣完全地解決失業即吃飯的問題。
中國人口眾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辦法,這辦法就是生產。
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如像馬爾薩斯⑸者流“所謂”食物增加趕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謬論”,不但被馬克思主義者早已從理論上駁斥得乾乾淨淨,而且已被革命後的蘇聯和中國解放區的“事實”所完全駁倒。
根據革命加生產即能解決吃飯問題的真理,中共中央已命令全國各地的共產黨組織和人民解放軍,對於國民黨的舊工作人員,只要有一技之長而不是反動有據或劣跡昭著的分子,一概予以維持,不要裁減。十分困難時,飯勻著吃,房子擠著住。已被裁減而生活無著者,收回成命,給以飯吃。國民黨軍起義的或被俘的,按此原則,一律收留。凡非首要的反動分子,只要悔罪,亦須給以生活出路。
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
我們是艾奇遜反革命理論的駁斥者,我們相信革命能改變一切,一個人口眾多、物產豐盛、生活優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國,不要很久就可以到來,一切悲觀論調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西方的影響”,這是艾奇遜“解釋”中國革命所以發生的第二個原因。
艾奇遜說:“中國自己的高度文化和文明,有了三千多年的發展,大體上不曾沾染外來的影響。中國人即是被武力征服,最後總是能夠馴服和融化侵入者。他們自然會因此把自己當作世界的中心,把自己看成是文明人類的最高表現。到了十九世紀中葉,西方突破了中國孤立的牆壁,那在以前是不可逾越的。這些外來者帶來了進取性,帶來了發展得蓋世無雙的西方技術,帶來了為以往的侵入者所從來不曾帶入中國的高度文化。一部分由於這些品質,一部分由於清朝統治的衰落,西方人不但沒有被中國融化,而且介紹了許多新思想進來,這些新思想發生了重要作用,激起了騷動和不安。”
在不明事理的中國人看來,艾奇遜說得很有點像。西方的新觀念輸入了中國,引起了革命。
革什麼人的命呢?因為“清朝統治的衰落”,向弱點進攻,是革清朝的命了。
艾奇遜在這裏說得“不恰當”。辛亥革命是“革帝國主義的命”。
中國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為清朝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反對英國鴉片侵略的戰爭⑹,反對英法聯軍侵略的戰爭⑺,反對帝國主義走狗清朝的太平天國戰爭⑻,反對法國侵略的戰爭⑼,反對日本侵略的戰爭⑽,反對八國聯軍侵略的戰爭⑾,都失敗了,於是再有反對帝國主義走狗清朝的辛亥革命,這就是到辛亥為止的近代中國史。
艾奇遜所說的“西方的影響”是什麼呢?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1848年)中所說的西方資產階級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⑿。在這個影響或“改造”過程中,西方資產階級需要“買辦”和熟習西方習慣的“奴才”,“不得不”允許中國這一類國家開辦學校和派遣留學生,給中國“介紹了許多新思想進來”。隨著也就“產生”了中國這類國家的民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同時並使農民破產,造成了廣大的半無產階級。這樣,西方資產階級就在東方造成了兩類人,一類是少數人,這就是為帝國主義“服務”的“洋奴”;一類是多數人,這就是反抗帝國主義的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從這些階級出身的知識份子,所有這些,都是帝國主義“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從這些人“發生”的。不是什麼西方思想的輸入引起了“騷動和不安”,“而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引起”了反抗。
在這個反抗運動中,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即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到1919年的五四運動⒀的前夜,共計七十多年中,中國人沒有什麼思想武器可以抗禦帝國主義。舊的頑固的封建主義的思想武器打了“敗仗”了,抵不住,宣告破產了。不得已,中國人被迫從帝國主義的老家即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武器庫中學來了進化論、天賦人權論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等項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組織過政黨,舉行過革命,“以為”可以外禦列強,內建民國。但是這些東西也和封建主義的思想武器一樣,軟弱得很,又是抵不住,“敗下陣”來,宣告破產了。
1917年的俄國革命“喚醒”了中國人,中國人“學得了”一樣新的東西,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
孫中山也“提倡”“以俄為師”,主張“聯俄聯共”。
總之是從此以後,中國改換了方向。
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
孫中山也“提倡”“以俄為師”,主張“聯俄聯共”。
總之是從此以後,中國改換了方向。
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
孫中山也“提倡”“以俄為師”,主張“聯俄聯共”。
總之是從此以後,中國改換了方向。
艾奇遜是“帝國主義政府”的發言人,他當然“一個字也不願意提到”帝國主義。他將帝國主義的侵略,說成“外來者帶來了進取性”。
看啊,多麼美麗的名稱——“進取性”。中國人學了這種“進取性”,不是進取到英國或美國去,只是在中國境內引起了“騷動和不安”,即是革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命。可惜沒有一次成功,都給“進取性”的發明人即帝國主義者打敗了。於是掉轉頭去學別的東西,很奇怪,果然一學就靈。
“中國共產黨是在二十年代初期,在俄羅斯革命的思想推動之下建立起來的”。
艾奇遜說對了。這種思想不是別的,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這種思想,和艾奇遜所說的西方資產階級的“為以往的侵入者所從來不曾帶入中國的高度文化”相比較,不知要高出幾多倍。其明效大驗,就是和中國舊的封建主義文化相比較可以被艾奇遜們傲視為“高度文化”的那種西方資產階級的文化,一遇見中國人民學會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文化,即科學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就要打敗仗。被中國人民學會了的科學的革命的新文化,
第一仗打敗了【帝國主義的走狗】北洋軍閥,
第二仗打敗了【帝國主義的又一名走狗】蔣介石在二萬五千里長征路上對於中國紅軍的攔阻,
第三仗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汪精衛,
第四仗最後地【結束了美國和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及其走狗】(美蔣)蔣介石等一切反動派的統治。
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到中國“之所以”發生這樣大的作用,“是因為”中國的社會條件有了這種“(迫切)需要”,“是因為”同中國人民革命的實踐發生了聯繫,是因為被中國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觀的實際的事物相聯繫,如果沒有客觀存在的需要,如果不為人民群眾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東西,即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不起作用的。
我們是反對歷史唯心論的歷史唯物論者。
非常奇怪,“蘇維埃的學說和實踐,對於孫中山先生的思想和原則,尤其是在經濟方面和黨的組織方面,有相當的影響”。
被艾奇遜們所傲視的西方的“高度文化”,對於孫先生的影響怎麼樣呢?艾奇遜“沒有說”。孫先生以大半輩子的光陰從西方資產階級文化中尋找救國真理,
結果是“失望”,轉而“以俄為師”,這是一個偶然的事件嗎?
結果是“失望”,轉而“以俄為師”,這是一個偶然的事件嗎
結果是“失望”,轉而“以俄為師”,這是一個偶然的事件嗎
顯然不是。
孫先生和他所代表的苦難的中國人民,一齊被“西方的影響”所“激怒”,下決心“聯俄聯共”,和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奮鬥和拚命,當然不是偶然的。
孫先生和他所代表的苦難的中國人民,一齊被“西方的影響”所“激怒”,下決心“聯俄聯共”,和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奮鬥和拚命,當然不是偶然的
孫先生和他所代表的苦難的中國人民,一齊被“西方的影響”所“激怒”,下決心“聯俄聯共”,和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奮鬥和拚命,當然不是偶然的
在這裏,艾奇遜“不敢說”蘇聯人是帝國主義侵略者,孫中山是向侵略者學習。那末,好了,孫中山可以向蘇聯人學習,而蘇聯人並非帝國主義侵略者,為什麼孫中山的繼承者,孫中山死後的中國人,就不可以向蘇聯人學習呢?
“為什麼”孫中山以外的中國人從馬克思列寧主義學了科學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理論,並使之和中國的特點相結合,發動了中國的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創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就叫做“受蘇聯控制”,“共產國際的第五縱隊”,“赤色帝國主義的走狗”呢?
世上有這樣高明的“邏輯”嗎?
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後,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從這時起,近代世界歷史上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偉大的勝利的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已經復興了並正在復興著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文化。
這種中國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來說,已經超過了整個資本主義的世界。比方美國的國務卿艾奇遜之流,他們對於現代中國和現代世界的“認識水準”,就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個普通戰士的水準之下。
至此為止,艾奇遜以一個資產階級大學教授講述無聊課本的姿態,向人們表示他在尋求中國事變的因果關係。中國之所以發生革命,一因人口太多,二因西方思想的刺激。
你們看,他好像是一個因果論者。接下去,他就連這點無聊的“偽造”的因果論也不見了,出現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事變。中國人就是那樣毫無原因地互相爭權奪利和猜疑仇恨。鬥爭中的國民黨和共產黨,雙方的精神力量的對比,發生了莫名其妙的變化,一方極度下降,降到零度以下,另一方極度上升,升到狂熱的程度。
什麼原因呢?誰也不知道——這就是艾奇遜所代表的美國的“高度文化”中所固有的“邏輯”。
文/毛 澤 東
1949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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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評:
“漢奸(買辦帶路黨)”們“宣揚”的所謂不深入“改革開放,就死路一條”,國人就沒有飯吃,就會餓肚子,就會死,“本質上”想把天朝“變成”對方(美帝)的殖民地,這是多麼荒謬的唯心論!
讚讚
《狐狸看雞窩 破產專家“研究發展”》
《狐狸看雞窩 破產專家“研究發展”》
真該感謝佐利克——要不是這位洋大人的“當眾嘉獎”引起了我的注意和好奇、隨手搜索了一下,我還真不會發現“勾結”「世界銀行」秘密安排中國命運、把持『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頭號人物竟然是個“破產專家”——更確切地說,是“國有企業政策性破產專家”。
這可是官方網站的正式資料——李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黨組副書記,“長期從事宏觀經濟、國有企業改革、企業國有產權管理、國有企業政策性破產、國有企業金融衍生產品投資管理、企業資訊化等方面實踐和政策研究工作”(http://www.drc.gov.cn/zxld.asp)
看清沒有?“長期從事”“國有企業改革、企業國有產權管理、國有企業政策性破產”。有多長期?官方資料一清二楚:
1991年進國務院,1998年成國務院辦公室大拿——正是“下崗幾千萬”、“買斷工齡”、“下崗分流”、“減員增效”、“改革代價”、“破產重組”、“產權明晰”、“MBO”、“冰棍論”、“吐痰論”、“靚女先嫁論”、“國有企業無主論”、“國有資產大流失”如火如荼的時候(大權在握的李大人在其中的貢獻自然大大的)。
屈指一算,人家迄今已足足幹了二十多年的“國有企業改革、企業國有產權管理、國有企業政策性破產”,而且有理論有行動——“實踐和政策研究工作”,可見絕對是這行的老資格老油條。“多年的道路走成河,多年的媳婦熬成婆”,即便李大人當年是外行,如今也早成內行了。
尤其是“國有企業政策性破產”(就是說國有企業沒虧損也必須破產——國有企業不賺錢是“沒效率”,賺錢是“壟斷”,死活都有罪,非消滅不可,難怪要“政策性破產”),這號專業全世界有幾家?“物以稀為貴”,只要是我有你沒有,哪怕是個癩蛤蟆也得當天鵝供。幾十年如一日理論聯繫實際搞“國有企業政策性破產”的,豈能沒資格當“國有企業破產專家”?
讓“破產專家”主管“研究發展”實在是諷刺:這不是讓狐狸看雞圈嗎?而讓“國有企業破產專家”把持“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則不但是諷刺,而且簡直是恐怖了——火葬場老闆開醫院,真正巴不得的是要人死還是要人活?
“國有企業破產專家”把持“發展研究中心”,真不知道這“發展研究中心”的正經差事是什麼?
是中國經濟的發展,還是國有企業的破產?
難道說,只有國有企業破產,中國經濟才能發展?更或者說,國有企業破產=中國經濟發展?
怪不得李大人幹了二十多年的“國有企業破產”、砸了幾千萬老工人的飯碗還不過癮,又“風雨無阻、致死方休”地瞄上了倖存的國有企業,大有不把剩下的幾億國有企業職工都變成“改革代價”誓不甘休的淩雲壯志。
李大人不愧是“專家”,懂得審時度勢見機行事,積二十多年“國有企業政策性破產”之經驗,知道要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中國國有企業,單憑自己的份量還不夠,即便拉著“後臺(瘟政改)”一起出馬也困難重重——如今對付中國老百姓,聳人聽聞的招牌頭銜已經不靈了,用魯迅的話說,“‘皇太后鞋店’的顧客,我看見也並不比‘皇后鞋店’裏的多”——經過三十多年的“特別是”,“專家”臭了,“學者”臭了,“教授”臭了,“精英”臭了,“經濟學家”臭了,“學術研究”臭了,這會兒哪怕祭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這大得嚇人的招牌也未必能再讓老百姓肅然起敬、兩腿發軟、屁滾尿流了。
怎麼辦呢?土的不行就來洋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中國的菩薩不靈就找外國的,向世界銀行搬救兵,遠道的和尚好念經:土特產的“專家”不靈、“學者”不靈、“教授”不靈、“精英”不靈、“經濟學家”不靈、“學術研究”不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不靈,那就來洋的,請「世界銀行」的“洋大人”出馬,再把土特產頭銜全堆到一起,來個一勺燴,這下該靈了吧?
於是就有了“世界銀行”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專家”+“學者”+“教授”+“精英”+“經濟學家”+“學術研究”=“2030的中國”
——為了打鬼,所以借助鐘魁;
為了消滅國企,所以勾結洋人。
反正“中國人(漢奸買辦帶路黨)勾結外國人共同對付中國人”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只是這次“精英”對“百姓”的色彩格外濃厚鮮明——中、美“精英”大聯合,齊心協力“對付”中國老百姓。你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還沒影呢,人家的“中美國精英,聯合起來”的合作結晶都出來了,了不起吧?
說實在話,我倒覺得佐利克挨駡有點冤——人家想搞垮中國不假,問題是誰讓你專找想搞垮中國的人出點子?你不理不睬不上當,他再一肚子壞水也使不上勁。找屠夫動手術,割死人算誰的?屠夫固然責無旁貸,把屠夫“說成”醫生的人更罪大惡極,而盲目相信“屠夫是醫生”的人自己也有責任。“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
“蒼蠅不抱沒縫的蛋”,沒有家賊引不來外賊,沒有內鬼引不來外鬼,沒有“李偉”們當“李鬼”或曰“裏鬼”,佐利克們再能也是“狗咬刺蝟——沒處下嘴”—— 佐利克自己承認,這個“中國2030”的研究專案從“發起到指導”全虧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由此可見想出這個“(瘟政改)鬼點子”的並非美國人,而是中國文匪“精英”——美國人再滑頭,對付起中國來還是不如中國文人的花花腸子多。
比如對別國經濟指手畫腳,總是親自出馬,頂多以“世界銀行”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名義,基本屬於直來直去硬幹,以前還真沒見玩過這種“聯合研究”這類“曲線干涉”的把戲。這“聯合研究”跟中國京戲的“男人扮女人”其實是一個味:京戲是“男人看見‘扮女人’,女人看見‘男人扮’ 。表面上是中性,骨子裏當然還是男的”。
而這“聯合研究”呢?外國人明白是“「世界銀行」做說了算”,中國人卻“以為”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說了算”,“表面上”是“雙贏”,骨子裏當然還是洋人說了算。“男人扮女人”是“我們中國最偉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藝術’”,“聯合研究”不過是這種“最偉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藝術’”的副產品,這等招術是習慣于直線思維的西方人想破頭也發明不出來的。不過沒關係,人家只需要把握住一條:“以華制華”,用中國的文匪“精英”整中國人。
比如這次“聯合研究”,從出點子到付諸實施到使其通過,沒有中國文匪“精英”的裏應外合門都沒有。佐利克說“李偉主任為如何使本報告對中國領導層更有利用價值提供了特殊的重要指導作用”
——可見人家把中國政府內部的運作規律規則全盤告訴了美國人,手把手“教會”人家“如何干涉”中國內政:你要這麼幹准通不過,必須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才能“對中國領導層更有利用價值”,才能克服阻力達到目的。所以佐利克才會感激不盡,才會用“特殊的重要指導作用”這樣的字眼來形容。
從“甲午戰爭”到“八國聯軍”到“抗日戰爭”,外國鬼子為什麼對中國情況瞭若指掌?就因為有一代又一代的“(漢奸買辦帶路黨)內奸”給人家“提供”了及時準確的情報。如今“裏鬼”們連如何把握中國政府內部的運作規律、如何“更有效地干涉”中國內政這樣深入細緻的政治情報都手把手地教會人家了,難怪人家對成立“中美國”如此信心十足。
順便說一句:按照“消滅國企”、“政企分開”的原則,政府部門與學術研究機構同樣應該分開。
既然如此,那這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本身也應該在消滅之列:說你是學術研究單位吧你分明是政府機構,說你是政府機構吧你又標榜搞“學術研究”,又掌權又“研究”,難道不是不倫不類?
你的“學術研究”成果是競爭的產物,還是權力的產物?
你搞“學術研究”時什麼時候允許過競爭?
“什麼時候”允許中國老百姓參與?
“借助”權力搞“學術研究”、“不准”別人爭論的人有什麼資格指責“國有企業壟斷”、“破壞競爭”?
國有企業即便壟斷也只影響某一個行業。而這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壟斷的“學術研究”呢?影響的可是全國所有行業的國有企業——幾個“學者”借著權力勾結外國人,不聲不響就偷偷決定了全國幾百個大型國有企業、幾千萬幾億國有企業職工、幾萬億國有資產的命運,誰給你的權力?
這難道不比某個具體的國有企業某一方面的壟斷“嚴重百倍”?
要人下崗的人應該自己先下崗,要破除壟斷的人應該先破除自己的壟斷,先破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國家決策的壟斷。要消滅國企,就該先消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這樣不倫不類的機構。中國要發展,頭一條就不能讓“國有企業政策性破產專家”來把持“研究發展”——自身不正,焉能正人?
真正值得深思的是“聯合研究報告”的出爐時機——不早不晚正趕上“最後一屆”,正趕上“寧要……不要”一浪高過一浪之時。這才奇了、怪了:“改革攻堅”拖拖拉拉了多少年,怎麼(瘟政改)快下臺了“突然”像上足了發條來了勁了?早幹什麼去了?以前那麼四平八穩,怎麼如今突然什麼也不在乎,大喊大叫“冒點風險不怕”了?
為什麼以前不敢提“冒點風險不怕”?
其實窗戶紙一捅就破:“監守自盜的賊”如何才能在離任後不被追究?
簡單得很:離任前暗中放它一把火,掐著點專等交接班完成之後才燒起來。這時接任的焦頭爛額救火都來不及,“哪有功夫”查自己的帳?“這樣一來”什麼贓款贓物都可以“藉口”大火推得乾乾淨淨,別人還會說:人家當班時再不濟也沒出這種大亂子,全是你這新上任的無能。
由此可見先前的“拖”和現在的“趕”都是經過【周密策劃】的,算准了要“安排”個卸任之後的“天下大亂”,這才能確保自己加老婆孩子這些年的貪贓枉法不會被追究。沒有這招後手,(瘟政改)大權不在之後如何保住腦袋?(瘟政改)狐狸看雞圈、破產專家“研究發展”其實是戲中有戲,這淌渾水“深得很”,背後的名堂多了去啦。
文/黎陽
2012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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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旋 □
短評/韓菲論道
2012.2.27
“改革”三十年,搞資本主義的“弊端”現在盡顯,解放前“人吃人”的“醜惡黑暗社會”已經重現演繹一遍,給人民群眾生動的上了一課什麼叫“三座大山”,也許這就叫歷史的螺旋發展。
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國”前三十年勒緊褲腰帶進行創業、建設、佈局加生產,留給了中華民族用以輝煌復興的硬體,但人民思維與精神世界的轉變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輕易改變,聖人想通過文革這樣的不流血的方式“洗涮滌蕩”中華民族部分自謂為讀書人、人上人的“積弱、自卑、猥瑣、自私”(清政府毒害之深)的內心,達到適應先進生產關係的目的,結果絕大部分人領會不到聖人文革的深刻精神,最終人亡政息。
如今“人心思變”,仁人志士反思不斷,歷史的螺旋必定向“迴轉”。如果有一天,天朝絕大多數的人民精神(文化上)世界被自信、自尊、慈儉等優秀品質充滿,再加上天朝無以倫比的生產與創新的硬體,則獨領風騷將為時不晚,試問小小寰球誰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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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奴 □
短評/韓菲論道
2012.2.27
“政治原則性”的“喪失”是現在官員的普遍規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造成了招商引資往往“不顧羞恥”甚至達到“弱智”,地方官員普遍在外事方面一幅“洋奴”習氣,低三下氣,看見外夷“自慚形穢”,鬼子在國內有點事就上升到政治層次考慮問題,怕丟官帽子,出現這種愚蠢的精神問題,歸根結底怪乎誰?
其實人民看的很明白,問題的關鍵在“核心”。清政府之所以對外“奴顏媚骨”,割地賠款,俯首稱臣,是“同樣的道理”,教科書寫了點,但是沒有寫明白,清政府的問題同樣處在“核心”,王公大臣,尤其是“核心”的那幾位蠻夷,通過鴉片貿易,割地賠款,出賣主權(經濟,金融,建造,交通,礦產、建軍等)得到了多少好處?只要自己飽,那管全家餓,“個人私欲”無限膨脹,大好江山化作幾錠元寶褲兜藏,搞成這樣江山不失,天理何存。
至於誰如果有興趣,可以試著考證清政府軍機處及封疆大吏中的那幾位通過與外夷“相互勾結”鯨吞了多少金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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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懷璧其罪 □
短評/韓菲論道
2012.2.28
天朝勞苦大眾經過約三十年的浴血奮戰,奪得江山,有了真正的主導權,後又勒緊褲腰帶又建設了三十年,終於擁有了屬於全集人民的巨額財產,在經過三十年的排除干擾的艱難發展,好不容易才長到成年(有了成果),如今“漢奸”赤裸裸的“勾結”洋人想通過所謂的“不改革就死路一條”的恐怖誓惡毒言奪取全集人民的資產,
國企有罪嗎?國企是“簡單的經濟問題”嗎?
國企“承載”的是一種公有制為主體的政治體制,
國企是一種“無以替代”的戰爭動員能力,
國企是執政黨穩定社會的最有力的利器,
國企是 附著在國家力量上的倍增器。。。
如果“漢奸”們真正通過所謂的“改革私有化”了國企,那一天真正來臨,也就是的執政黨走向“滅亡”的開始!
看看《春秋左傳•桓公十年》 中描述:“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 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
通過這個典故能看到什麼問題?
內、外敵人第一步先要你的寶(經濟),
第二部在要你的刀(軍隊),
第三部要你的項上人頭,
試問你tmd的給不給?要還是不知死活搞“私有”,只能命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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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子)明碼呼叫 (漢奸買辦帶路黨) □ (美歐操縱利比亞軍事政變模式)
短評/韓菲論道
2012.2.29
“時間”對內外敵對勢力來說“越來越緊迫”,“逼得”對方開始對國內不得力的“漢奸”們進行“明碼呼叫”。前有稀拉瀝,後有唑克痢,內有“漢奸”們(注:含臥底最深的新自由主義經濟『芝加哥弟子Chicago Boys』世銀林毅夫)自己出來暴露自己,
【歸根結底就一個主題,帝國主義快要倒斃,需要天朝為其墊背】,
第一步“私有化國企”也就“貼上”不改革,中華民族就死路一條的“惡毒標籤”進行“隱蔽”。
有個測試不知道准不准,如果允許私人資本參股國企,就讓他們真正的拿出(實體)黃金、白銀作為交換的股本,不知道他們願意不願意?
別他娘的又從銀行“貸款(虛擬數位貨幣)”完成參股國企,通過產品漲價賺取暴利最終把“毒害”“轉嫁”給全集人民,這種“空手套白狼”對人民資產“剝奪”還“美其名”曰資本運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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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種 、 猛虎
短評/韓菲論道
2012.3.2
“(中俄)正義與(美英以法西斯霸權聯盟)邪惡的鬥爭”已經白熱化,對敘利亞的提案“(2012/3/1)再次否決”說明兩大陣營的戰鬥鼓角已經吹響,還是那句話, 不管唯心者無論如何“粉飾”,如何堅持自己的唯心立場,世界格局都將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分裂成兩大團集”,除非有些(美奴帶路黨當權當道)民族“自甘墮落”下去,甘願做奴隸被人剝削與蹂躪(從去年的“國內漢奸們”提出的拯救對方就是救自 己的繆論,相當於舊西藏農奴甘願去救領主一樣滿腦子進水般“麻木不知羞恥”)。
應該注意的是,敘利亞巴沙爾一定需要防止對方(美帝中情局+以色列猶太Mossad魔殺刀)玩“暗殺遊戲”,暗殺首腦一直被對方(美帝中情局+以色列猶太Mossad魔殺刀)認為是自己武器袋中最能起作用的一種方式,所以選好接班人與核心力量以防不測早準備。“置之死地而後生,陷之亡地而後存”,巴沙爾要以大無畏的勇氣秋風掃落葉般的蕩盡對方的“雇傭”與特種部隊。敘利亞現在最需要的是反特種作戰的技術、戰術與裝備。反過來看,曾遭受對方特種襲擊與即將下一輪遭受對方特種打擊的國家是不是應該向此處派遣自己一部分特種部隊,看看對方的特種是不是吹得那麼神,特種在國內練不出真本事,只有經過實戰與血與火的鍛打,特種才能真正成為國之利刃。
對方(美帝基督教霸權+英法老帝國殖民勢力)現在在非洲採用的是“騷擾驅趕戰術”,讓你正常經營多年並有成果的經濟利益和經濟活動受到限制最終退出,(肢解分化依附戰略)蘇丹就是典型事例,經過近二十年投資建設現在到了收穫期,結果經濟果實運不回,逼迫天朝的猛虎出征咬人,陸軍這只虎早應該放出幫助黑兄弟去阻擊對方(美帝基督教霸權+英法老帝國殖民勢力)的“侵入”。沒有力量的延伸,哪能保證利益的獲取。所以航母應該儘快成軍,水陸並進經營非洲大地,海盜和強盜才能根本上絕跡,才能構築非洲的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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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第二大的“私人公司”(其實背景未必是私人的),在這裏,引用jackrain兄的原文,“世界第二大的是美國的G4S,這個名字是因為它的前是 Group 4 Falck A/S,和 Securicor plc 合併後成立的,這是負責安全保衛的公司,就是保鏢吧!超過625000名員工,雖然一些業務重點是對銀行,監獄,機場等負責保安,G4S也在世界各地的危機中發揮重要作用。
2008年,它又買下了Armorgroup,其中9000雇員守衛了約三分之一在伊拉克的所有非軍用補給車隊的保護。它在超過125個國家和地區為安全 提供保護,包括一些非洲和拉丁美洲最危險的地方,它提供了政府機構和私營公司的全副武裝的安全部隊,土地掃雷,軍事情報和培訓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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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韓非兄剛才的點評,不難看出,其實近期在非洲針對我國伸出的“黑手”背後可能就有“這幫人”,而且“數量龐大”,這也是美帝能在世界各主要地帶“張牙舞爪”的條件,人員配備眾多,正如jackrain兄所言,有多少退伍軍人都進了這個公司,這其實就是另外一種“變相”的“軍事駐紮”和延伸。
讚讚
● 颱風,太極,2011“巧合事件”——台海上空的戰略欺騙(從南海博弈看華盛頓的台海戰略框架)●
2011-8-13
本文基於一系列政治事件和“巧合性”社會事件去推演華盛頓的,或同時也是臺北某勢力的“台海戰略”,並不意味著本文一定認為某些事件及事件之間的邏輯聯繫是事實,是陰謀,或不是事實,不是陰謀,或都是事實,都是陰謀。
在推演出其戰略佈署之後,對某些事件之真偽性的懷疑便可暫時懸擱,在時間能為今日歷史解密之前,無妨暫把本文在某種程度上看做——基於概率事件的博弈邏輯分析“過程”。
…………………………2011新聞事件……………………………
(1)4月27日,阿里山小火車發生翻覆“意外”,造成109名大陸遊客受傷、5名大陸遊客死亡和4名臺灣乘客受傷。經“查明”,肇事主因是左方邊坡一棵28米高的森氏櫟突然枝幹斷裂,擊中第七節車廂,造成第五、六、七、八共4節車廂翻覆。
(2)5月10日,美國軍艦“葛羅夫斯號”在配合北約組織執行反海盜任務時,攻擊被索馬里海盜挾持臺灣漁船“日春財68號”,與海盜交火,臺灣船長吳來于遭波及身亡。美軍調查結論是吳來於與3名海盜並非遭到蓄意殺害,反海盜任務目標是逼降挾持臺灣漁船“日春財68號”上的海盜。在船上由4名美國水兵對臺灣船長和3名海盜舉行了海葬儀式。
(3)5月24日,臺灣爆出起雲劑事件。
(4)5月26日,中國第一個作業深度達3000米最大下鑽深度超過10000米的深海鑽井平臺——“海洋石油981”由製造方中國船舶工業集團公司交付給國家海洋石油公司。同時,中國對瓦良格號航母艦體的改裝工程進入收尾階段。
(5)6月12日,臺灣防務部門宣佈,為因應日益升級的南海緊張局勢,臺灣將向南海所占島嶼部署導彈艇和坦克等重型武器。
(6)6月14日,據菲律賓“sunstar”新聞網站報導,美國駐菲大使于當地時間6月14日,就不斷升級的中菲南海爭端緊張局勢表示,美國將支持菲律賓,並稱“美國在所有問題上都站在菲律賓一邊”。
(7)6月16日,馬英九出席《郝柏村解讀蔣公日記1945~1949》新書發表會。馬英九表示,書中指出,“蔣公”除了“領導抗戰、抵禦外侮”之外,最大的貢獻,還是“制定並實施‘中華民國憲法’”,因為這部“憲法”是一部“涵蓋全中國人的‘憲法’”,當時臺灣也有選派18位代表參與制定,更是現在處理兩岸關係的重要依據。他指出,每當提到處理兩岸關係的原則,他必定會強調“在‘中華民國憲法’的架構下,不統不獨不武,九二共識、一中各表”,沒有這部“憲法”,真的很難推動兩岸關係,因為兩岸與兩德、兩韓情況完全不一樣。(2006年3月31日起,大學的胡佛研究所首次公佈蔣介石從1917年到1931年的日記內容。2009年,最後一部分蔣介石日記也在胡佛解密。)
(8)6月30日上午傳出臺灣李登輝貪污案全案偵結,李登輝依貪污罪被起訴。(李登輝2008年8月14日被陳水扁拖下水,指稱李登輝曾經……)
(9)7月7日,臺灣舉行多場活動紀念盧溝橋事變,馬英九致辭。
(10)7月7日,美國會眾議長博納、眾議院民主黨領袖佩洛西等國會議員集體會見了達賴
(11)7月17日(華盛頓當地時間7月16日11點35分),奧巴馬帶女兒在白宮約見達賴。前一天,白宮官方網站剛剛公佈約見資訊。
(12)7月18日12時許,新疆和田市一公安派出所,一夥暴徒襲擊民警,劫持人質並實施縱火。我公安、武警擊斃數名暴徒,成功解救6名人質。事件中,1名武警、1名聯防隊員犧牲,2名人質被害,1名聯防隊員受重傷。
(13)7月20日上午,在印尼巴厘島舉行的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高官會就落實《宣言》指標案文達成一致,並就今後工作達成一系列共識,為推動落實《宣言》進程、推進南海務實合作鋪平了道路。(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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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過去的(2011)5-7月間,南海風雲積聚,從大勢上看,如果臺北協同北京聯手維護南海權益,則美國很難在南海發力。而進入2011年,臺灣島上最具震動力的大事件有兩個——一是塑化劑事件,二是台毒“教父”李登輝被正式起訴,而這兩個重大事件與南海問題成為熱點在時間上高度重合。
塑化劑事件是多年來對臺灣社會穩定構成重大威脅的唯一一次非自然力事件、非“政治性”事件。這一事件在被揭發之初,臺北政府也可以採取低調方式暗中處理,實施“危機控制”防止負面效應擴散,以不致於引起社會恐慌。但從事件“暴露”之日算起,幾個月來,事態仍有“可以”被繼續放大的勢能,所造成的後果“可以”更為嚴重;它也“可以”隨時被壓制,把間接經濟損失和對社會造成的負面震動限制在一個臺北政府完全可以控制的範圍內。而從時間進程上看,塑化劑事件“恰巧”與南海問題升溫在時間上高度重合——塑化劑事件被爆出之日只比中國深海鑽井平臺交工早2天,同此時,中國改裝瓦良格號航母的工程正緊鑼密鼓且被輿論爆炒中,而到7月底南海風波漸止,起雲劑事件也恰巧走向平靜。
如果說在這種“巧合性”背後的確有某大國(美帝)勢力在起著引信作用和放大作用,那麼這個某大國(美帝)對中國的“南海示強”(按照東方評論員的概念)行動就一定是有預判的(或者出於純粹的智庫研判,或者在北京有情報管道)。無論塑化劑事件之爆出程式與某大國有關與否,客觀上,塑化劑事件被“強力度”直接爆出都對臺灣產生了警告效應——某大國有能力,也有準備以巧力重擊臺灣經濟,引發社會問題,並由此改變台島的政治格局、選戰形勢,所以在南海問題上,臺北不得配合北京行動……與事件相配合的還有“事態”層面的操作——塑化劑事件讓台島民眾心理及社會氛圍陷於恐慌狀態,不敢“起事”,尤其針對美國的強勢霸權不敢“起事”,也遂使得台島媒體無力、無意生產可以配合“北京南海行事”的輿論,而傳媒輿論消極退縮,反過來又壓制了台省民眾的南海訴求。很可能,馬英九政府沒有被某大國勢力的這一威壓所制服(動向上看,臺北仍有出擊南海的意圖或至少表面意圖),或者還可能馬英九提出了更高要價,而某大國勢力也需要維護台島目前的選戰格局(國民黨藍營“略為”占優),於是另一個“巧合”性事件發生了——6月30日,李登輝貪污案全案偵結,李登輝依貪污罪被起訴——這是某大國勢力給馬英九及藍營的一個“大禮”(某大國勢力“明確”允許臺灣司法系統起訴李登輝),而要理解這個內容比較複雜的“大禮包”,就要分析某大國勢力的“台海戰略”有著怎樣一個框架,它又是這樣形成的——
進入2006年,隨著大陸對臺灣的經濟籠絡政策逐漸生效,並效果加大,台毒勢力大勢不保;同時,中國反台毒輿論增漲,2005春,全國人大通過《反國家分裂法》也從博弈邏輯上“否決”了台毒政客的“膽氣”;
此外,美帝全面打擊前南斯拉夫,侵略阿富汗、伊拉克——美帝這些連續的稱霸戰爭(侵略戰爭的新形式)也加深了中國人民對美帝的不信任;
加上陳水扁貪腐案在其05年5月20日卸任前已經呈現……
這些因素都“促使”華盛頓“修改”其台海策略,“於是”2006年3月31日,“蔣介石日記”在美國開始公佈,某些勢力意圖“借此提升”國民黨在大陸、台島的聲望,而美國針對中國選擇“顏變”路線的“意圖”開始增加。蔣日記不是一次性開放、而是在數年中逐漸公佈的——如果華盛頓沒有對日記內容做刪減或篡改操作,也一定是先由美國智庫針對蔣日記做“戰略分析”,在確保“有利於”美國戰略部署,保證美國在台海政策上贏得先手的“前提”下,再行公佈日記內容,並“利用”日記內容及民間相關的好奇心、叛逆情結製造政治影響。
參考下述歷史事件上演之時間順序,不難看出華盛頓之所以在台海-中國問題上弱化台毒路線,強化“顏變”路線的“理據”——
…………………………台島政治大事件回顧…………………………
2000年的選舉中,國民黨分裂,陳水扁以39.3%的支持率勝選,實現台島首次政黨輪替。
2002年8月起,發表一系列台毒言論,鼓吹“一邊一國”論。
2004年,陳水扁在319槍擊事件後以微弱優數擊敗連宋,“意外”獲連任。
2005年,(a)中美之間因臺灣問題,對抗開始升級。(b)高捷弊案,陳水扁面臨信任危機。(c)2005春,全國人大通過《反國家分裂法》。(d)2005年底,民進黨在“三合一”選舉中慘敗。
2006年3月31日,大學的胡佛研究所首次公佈蔣介石從1917年到1931年的日記內容。
2006年5月20日,陳水扁卸任,特偵組立即分案偵辦機要費案,並將陳水扁列為被告。
2010年11月26日,連勝文在競選晚會上遭遇槍擊,經搶救生還。
同期美國的重大行動:
2001年9月7日(“9•11事件”前幾天),英國石油公司(BP)宣佈退出中國的“西氣東輸”工程。
2001年10月7號,美國開始對阿富汗塔利班進行了大規模轟炸
2001年,『上合組織』成立。
2003年3月美英聯軍大規模軍事打擊薩達姆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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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起訴李登輝”作為華盛頓給台島藍營的“大禮包”,其中會藏有什麼大致內容,就隱約可測了——李登輝不僅是台毒“教父”,對台島選戰進程來說,李登輝這個幕後人物還是一個不確定因素,那麼起訴李登輝之後,基本可以壓制住台島各政黨的台毒立場,還能保證選戰在“常態”下進行,也在華盛頓可以預研、遙控的範圍內進行,即華盛頓希望台島演繹一場火熱的、不獨的、文明的選戰表演給大陸民眾看,而即便民進黨在最後關頭獲得優勢,華盛頓也有辦法為台島選戰加上一根“美國稻草”,保證馬英九和國民黨獲勝。當然,按照華盛頓的戰略程式,李登輝在2011年此時也應該到了被起訴的時機了,華盛頓贈送給國民黨藍營的只是一個“明確性”而已,但僅只這一“明確性”也足以對馬英九陣營贏得選戰大勢構成直接支持了。但是,李登輝也只是被起訴,距離案件審結還遙遙無期,到明年春季選戰結束前,華盛頓仍然可以利用李登輝這張牌隨時制約國民黨和馬英九,也仍然可以選擇實質性地支援台毒,或策略性地臨時支持台毒,這就要看全球局勢如何演繹變化,而華盛頓的“中國戰略”要不要做相應的變更(或者程式性變更)了。
如果說冷戰局面下,台島政治勢力還寄望於兩大陣營的大博弈過程能夠產生機會,改變中國政治的局域環境,從而它有機會重返大陸,那麼冷戰結束後幾年,北京改革開放,民心趨穩,89年後的中國政治全面進入經濟層面去運作,民眾的政治敏感度大為降低,又隨著中國經濟進入增長軌道,從而台島政治勢力幾乎“完全失去”了渡海入京的前景,這就導致了,也加深了台獨傾向,陳水扁遂“應運而生”,啟動了“台毒通道”。同時,不能說在“臺灣式民主”背後的台毒傾向沒有華盛頓的影子,對於華盛頓,“台毒通道”是“應需而生”。臺灣國民黨由於在大陸有其前身,有故事可以追溯(雖然乏有照亮史書的故事),它天生就是“統派”,尤其在與作為它的反對派的綠營的競爭中,它需要著意去選擇與綠營相異的立場。那麼反過來,綠營的策略就變成“耍賴式”,硬性去撕裂台島社會。
中國“入世”後經濟向右滑行,美帝企圖以經濟、金融為平臺實施“經濟和演”兼金融打擊、經濟掠奪,然而隨著美國步入金融-經濟危機,華盛頓的“遏制”政策從暗中升到臺面,台島似乎又一次看到了“胡漢三情結”的可能前景(“我胡漢三,又回來了”),外觀形象還不錯的馬英九也更適合美帝的需要了,於是國民黨抱起馬英九順利上臺,而隨著美國經濟走向危機,遏制中國的力度加大,臺灣藍營的“胡漢三情結”更萌萌欲動,而美帝也加重了“不允許台毒”的真假立場。但在全球大博弈中,美帝需要不斷與北京交換籌碼、換算籌碼,台毒立場也並沒有被華盛頓真正放棄。
由於中國大陸的“反對派”們不易成勢,海外的“(普世派美分帶路黨)民運派”在中國網民心目中已經“淪落”成為腐化、無能、“賣國”的貨色,華盛頓“顛覆”中國的“企圖”就會“另尋路徑”,那麼就只有台島上的馬英九及其國民黨了。在華盛頓戰略家看來,一旦大陸政權有內患,反而是台島上的政府、政黨可以直接獲得奪權機會,或者由台島政黨來整合大陸政治勢力。然而,有這種可能性存在,北京就必須提升自己的執政能力,反擊腐敗,贏得民心,各可能存在的潛在的派系也至少需要一個共同底線——拒絕由華盛頓操演的這個“以顏變促肢解”的“颱風策劃”,這樣,台島就成為大陸的“牛虻”,催促大陸政治前行,所以目前,華盛頓的策略主要以鼓動馬英九和國民黨暗度陳倉為主線,不想令“颱風策劃”事實上變成大陸的“牛虻”。
隨著中國“南海示強”,宣告中國經濟“可以”選擇硬著陸,甚至在不得已的世界經濟態勢中,還或多或少地可以“有意”選擇“硬著陸”(在美帝的逼迫下,全球經濟硬著陸,而中國可能需要被迫做出一定的“先期性”準備),那麼在美帝和台島藍營看來,如果硬著陸成實,中國經濟將會有一個低迷期,失業、腐敗等問題將凸顯為、被凸顯為社會不安定因素,那麼美帝可以借機顏變中國,或者肢解中國。而如果此時台毒聲勢猖獗,臺北權力將不可避免地減弱對大陸的滲透與“顏變”的操作效果,那麼在台島選戰進行之際,華盛頓認為有必要支持馬英九的藍營。但也由此,馬英九及藍營可能不聽話,可能向華盛頓要價更高,也可能出於為確保選戰勝利而尋求與北京合作,於是華盛頓一方面向馬英九及藍營做出保證(給李登輝立案),同時給臺北“製造”新問題,“無中生有”榨取籌碼(塑化劑事件),從而把藍營控制在掌心。
一旦中國被華盛頓肢解並同時被“顏變”,美國有可能會從它所能控制的南海利益中割掉一塊送給馬英九和國民黨,作為馬英九挾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重回大陸的資本(見面禮),但這一點(不會很多)本來就原屬中國的利益無法與美國將要從中國肢解掉的廣大西部國土資源、地緣價值相比,當然,菲、越等國就要喊疼了。不過還沒完,華盛頓會繼續讓南海保持爭執狀態,包括(正被某些人臆想中的)馬英九的“中華政府”在內的南海各國的利益還是要被美國玩轉——在華盛頓的立場上,除了美帝,地球上不可以有其他主權可言。
解體、顏變同時發生——華盛頓曾經用以對付前蘇聯的破壞模式還要被它用於中國。為厘清美帝這一戰略,再看臺灣選戰之前這一年左右時間裏,台島上發生的幾個“巧合性”事件——
一是,今年4月27日臺灣阿里山小火車大陸遊客死傷事件。據說事故原因是一顆老樹恰好折斷,自然,不論是不是在某勢力的“善導”下,反正“老樹”是徹底放棄了為自己辯護的權利。但事件造成的政治後果是——加速中的陸台民間交往步伐受到了來自“客觀”方面的限制。民間交往會潛移默化地增強兩岸民眾的認同感、依賴感,大陸對臺灣的影響力無形中會得到加深,而美國對台影響力會相應下降,即美帝對臺灣政治的操縱空間,包括“台毒空間”會變局促。同時,這些由大陸大城市富裕群體構成的遊客的政治意見遠比中低收入階層的意願更重要,他們將因臺灣之行增強其反對台毒的立場與情結,並這種情結與立場將因為“階層差”向同階層、不同階層順利擴散,形成某種類似流行風一般的“認同文化”,這就從大陸方面限制了台毒空間和“三獨框架”。華盛頓或者華盛頓在臺北的最新合夥人要求的是“從臺灣方面”把台毒限定在一定成色內,以配合其“政治颱風登陸”,而不希望“從大陸方面”限制台毒空間從而也限制“三獨空間”。
二是,去年(2010)11月26日(中國豬)連勝文被槍擊事件。連戰一派政治力量影響了華盛頓的或者華盛頓與臺北某政治勢力共同構設的戰略安排,反倒可能會配合大陸的針對性應策(針對華盛頓的策劃)。連戰作為最傾向於同大陸的台海政策合作的“統一合作”派領袖,他的兒子就要“中槍”,而這次槍擊實實在在威脅到連勝文的生命,與(利比亞)卡紮菲(格達費)三個孫兒被炸事件頗為類似——起到了對(臺灣)政客的震懾效應。但連勝文中槍與陳水扁中槍事件性質、結果完全不同,卻都有利於華盛頓或者同時有利於台島某政治勢力。
連勝文中槍還要有象徵性和“政治效果”,所以“中槍事件”不可以發生在其他場合,而必須是在競選臺上。競選臺上的槍擊案件必然受到全臺灣的重視,屬於必須全力偵緝的案件,那麼除非案犯弱智,是不會選擇這種場合刺殺那位陳鴻源先生的,並且子彈準確擊中連勝文頭部,所以“誤傷”一說大不足信,卻不能不令人產生聯想,而這種聯想(主要又是潛意識聯想)正符合“震懾”目的。目下,檢方卻已經為事件“定調”為“誤擊”——頗有“美式風格”的說法,那麼是不是可以猜測——臺灣司法部門也已經在某種程度上被某大國(美帝)控制了呢?或者被由某大國遙控的台島某勢力(有點繞地)控制了呢?當然,這種事件肯定不是由真正的基督教徒,也不是自由女神的真正信仰者策劃的。
連勝文被“誤傷”,
臺灣船長被“誤殺”,
阿里山小火車被大樹“誤砸”
——無法準確判斷這一系列事件是不是都出於偶發,本文只能說——這些事件事件之間的“連續性安排”,及事件對美帝戰略部署呈現為明顯的“邏輯有利”,及從概率上看其“意外性”也都太低,及與美帝(白宮、美帝國防部、CIA)的操作風格也夠神似——這些疑問至少可以考驗一番政治場面中的思維邏輯。
此外,塑化劑事件的第一位“發現者”是一位50歲出頭的婦女,與卡恩事件中的女主角年齡相仿,這是不是也算一種頗具美式風味的,或者“臺北之美系風味”的“巧合性”呢?
如果這些“不都是”巧合,則本文可以大膽預言——在美國的要求下,馬、蔡將有一場火熱的選戰,但選戰會非常之公平、理性。除非國際大勢更變,華盛頓將放棄“三獨框架”而選擇“以顏變促肢解”的針對中國的策略,本文稱之為“颱風策劃”。
如此,按照華盛頓的意願,明年(2012)春季台島選戰中的勝者“必將”是馬英九及其國民黨,然後,在國際形勢之適當時機——或者借選戰餘熱,或者在馬英九威望大盛之時,華盛頓“導演”的“顏變”大戲將進入高潮,而先于大戲高潮的,將是美國攻擊中國金融與經濟,製造對北京不滿的民眾情緒,以及,“美分黨”和“新臺幣黨”將聯合發動網路“輿論戰役”。
大戲高潮之前後,還會出現的大事件有——新疆、西藏將會同時出事;
印度在美國鼓動下壓迫巴基斯坦從而威脅中國能源安全,再從而華盛頓可以引誘歐盟聯手攻擊中國金融;
朝鮮半島問題出現於中國不利之局面,等。
以本文觀點,這些就是華盛頓的戰略安排,而台島上的馬英九及其國民黨正是華盛頓這一全盤陰謀的核心機樞。當然也有可能在美帝的“慷慨授意”下,馬英九將命令台軍趕赴南海收復部分失地,或堅守部分島礁,而美國將保持中立卻又可能暗中相助臺北,得到“南海禮物”或僅僅得到“南海面子”的國民黨和馬英九由此可以在大陸聲譽更隆……
在需要鼓勵北京“改革開放”政策時,美帝出臺了“台毒政策”;
當需要以“顏變”入手來“肢解中國”這一大政策形成時,美帝開始(旨示)推升“不統,不獨,不戰”的國民黨,而打壓“台獨”的綠營。“不統,不獨,不戰”這三個辭彙顯然太過模棱三可,邏輯矛盾,三個辭彙之後應該還有幾個辭彙不好言明,更不好意思言明,因為馬英九的藍營不可能不暗中準備、儲備一個或多個“台海問題解決路徑”,除非他們腦子的確當機了同時還秉持了對台島民眾不負責任的態度。
當然,美帝也不會讓“台獨”銷聲匿跡,因為利用“台獨”勢力才能控制“不獨”的國民黨,也針對北京把“台毒”做成可供華盛頓反復使用的籌碼,和牌面詭異的千牌,以圖吃定北京。從中華傳統和意識形態之“法理”上,北京不得不把“美國不支持台毒”作為中美關係之底線,更關鍵的邏輯是,華盛頓對“台毒”實際所持的支持態度時時撕扯著中國版圖,牽扯到西藏、新疆問題,這是中國必須打定這一“台海底線”的邏輯前提。但是,華盛頓也可以反向一推,以“和演”促肢解,玩太極推手。具體到這次南海問題,華盛頓的“太極推手技術”就表現得爐火純青——
白宮約見達賴事件發生在(2011)7月17日(僅提前一天正式公佈預約消息),而新疆和田襲擊派出所事件發生在(2011)7月18日——兩個事件在時間僅相隔1天,兩者當然不是孤立事件,而是所謂“三獨框架”或者“颱風框架”內的事件(新疆恐怖事件需要作案者提前準備,而約在10天前即7月7日,美國會眾議長博納、眾議院民主黨領袖佩洛西等國會議員已經集體會見了達賴),兩事件的“警告性意味”是很濃的,且這個“警告”是同時給北京、臺北的:
對北京的警告內容是——如果中國執意且明確地堅持南海立場,華盛頓將可能立即啟動“三獨框架”(實際上是“以顏變促肢解”的“兩獨加顏變”框架),而其中的博弈邏輯是——給馬英九及國民黨一個可以向北京做辯解的臺階——臺北沒有參與這次“三獨”陰謀,還承受了來自華盛頓的壓力,那麼至少在此時,北京也就無法指責臺北和給臺北(在南海協同問題上)施加壓力了。
華盛頓對臺北的警告是——如果馬英九向大陸靠近,在南海事務上幫助北京,則華盛頓可以拋棄藍營,轉而支持蔡英文的綠營,去真實地啟動“三獨框架”。雖然臺北放棄了守土職責,但兩個事件為臺灣向美國做出的妥協做了掩人耳目的工作,馬英九的南海政策沒有影響到馬先生及國民黨在陸、台民眾中,和在傳媒介面上的聲望。當然,北京和臺北也應該明知華盛頓推出“達賴進入白宮”和“新疆襲擊派出所”事件多半出於虛晃兩槍,華盛頓全面實施其“三獨框架”或“此顏變促肢解”的“颱風計畫”還不到華盛頓認為滿意的時機,所以“起訴李登輝”事件也幾乎在同被時推出來,作為給台島藍營的“大禮”。
華盛頓先允許臺北拆掉綠營的一個根基——台毒教父李登輝,作為籌碼,換取執政的馬英九政府放棄南海動作。而當南海風雲暫息,李登輝的問題又變得不那麼嚴重了,李又開始頻頻露臉了,即,華盛頓還是要用“台毒牌”來制約藍營政府,而此前與藍營政府交換的籌碼只是“台毒”這塊大籌碼上的一塊邊角料,華盛頓可以隨時重新修復這塊籌碼。李登輝垂垂老矣,最後一點可利用價值也被美帝榨取,不知道這會不會動搖他那顆當初決定給華盛頓政治家當跟班的萌萌的小心肝兒,還要像史上那些即使失敗鳥也要保持自信滿滿的外表形象的政治家一樣,在潛意識夢界把自己打扮成滄桑角色,白天則要把自信形象扮演到底,騙一騙台島上某些成年男蘿莉,女粉絲神馬的,還能在陳水扁、馬英九身上看見自己當年的影子,耶。
所謂“三獨框架”的確可以視為一個框架,但它卻只是美國+國民黨在行動路線上的一個半真半假的招式,作為賣給中國和世界輿論的一個欺騙性框架,一個“贗品戰略圖”,而明修棧道,暗度陳倉才是它們積極推動的主線戰略。“顏變”路線上,國民黨當然不會大喊大叫,更可能,現在看來正是——明修經濟和民間交流,暗度政治,而以網路輿論和傳媒市場為重點去興風作浪。常凱申,國軍,甚至黃世仁的名譽都在強勁反彈中,影視畫面中,“民國主題”熱潮不疲且場景多半發生在商鋪、別墅和地主大院裏,主角必須是民族資本家與或偽風流,或扮倜儻的富貴公子、小姐,因為大陸右右製片人、搗眼是不反對胡漢三回鄉的。(至於文本作者為什麼選擇革命立場,請參閱本人另外的政治文論)
而所謂“馬英九是隱獨”這種看法也不在正確的理解路線上,可能也正是華盛頓和國民黨故意釋放給大陸的“誤導性資訊”。
華盛頓的陰謀應該是——如果不能在國民黨主導下統,則臺灣獨。但這個“獨”首先又不是“台獨”,而首先是——美帝將中國肢解成若干部分(看起來其目標至少是新疆、西藏、內地),而馬英九可以得到大陸的前提條件是——美帝需要他的國民黨能提供給美帝用以“肢解”中國所需要的“顏變”能量。然而且慢——除非紅黨恢復到十分強勢,美帝就不會允許台島政治勢力染指被肢解後的“內地”,因為在美帝看來,台島的“民主政治”相對“成熟”,“民主資源”相對豐厚,美帝是不會允許大陸免費獲得這種“成熟果實”的。那麼馬英九的大運——如果有的話,就還在台島。這樣美帝至少會四分中華。所謂“飛鳥盡,良弓藏”。制服小白兔,還需要走狗麼?
美帝在檔層面不支持台毒,卻在某些實際操作層面支持台毒,華盛頓那是一顆賊心,兩手準備——在美帝的等待中,各屆華盛頓政府是都做了戰略儲備的。美帝正在把它的“戰略設計方案”強行推銷給中國——如果美帝認為台毒對中國的傷害更大,就在台毒路線上發力;如果認為“顏變”對中國傷害更大,就選擇在“顏變”路線上集中給力。華盛頓的策略是把臺灣問題一飯兩吃,既蒸且煮,而且讓台島民眾以狂熱的“選票民主”的方式自己蒸自己or煮自己,美帝則不著痕跡。華盛頓還把是否支持台毒做成一個籌碼,反復吃定北京,這又包括——把“三獨框架”和“颱風策劃”作為一明一暗的兩個要在某一關鍵時刻以掀起“風暴”的形式去實施的真假“戰略圖”,來引誘北京和中國社會輿論,卻暗中隨機翻轉牌面,向北京,向中國多次索要戰略利益。美國對台軍售則給台島統、獨兩派政客們同時打雞血,讓他們不致於面對大陸之大,包括道義之大,失去政治面貌而消沉、崩潰。當然,華盛頓的這種戰略設計也出於美帝這個國家的性質——它逐漸成為一個金融-軍工複合體,軍火商不斷給華盛頓施加壓力,華盛頓的戰略設計需要同時照顧到軍火商的利益,故而,華盛頓選擇既在對台軍售中讓美國軍火商賺取巨額利益,又以或支持,或限制對台軍售來迷惑世人和輿論。
可以看出,台島的政治格局基本在“按照”華盛頓所“設計”的意圖在行走,近幾年中這種態勢“尤為明顯”,一場“政治颱風”正在華盛頓-臺北醞釀中。
當初起訴陳水扁,和現在起訴李登輝都是針對性的“限制性的封口令”,而從近期綠營的“海峽態度”看,綠營也有意在“等待時機”,以圖在整個中國“借殼上市”。自然,這種姿態也明確反證了當年綠營竭力製造“台毒議題”之目的不過為了選戰需要。而通過“(民主)選戰”,華盛頓遠遠地“控制著”台島政治大局,也恐怕很多台島重要政治人物都有“把柄”被華盛頓及其設置在台島上的某機構所握有。面對如此現實,不知道身為西方政治學學者的蔡英文有何心得,有木有做筆記?蔡英文看向馬英九的眼光中有木有“惺惺相惜”,或者基於瓊瑤小說情節的同病相憐般的感應?近期,在涉及兩岸關係問題的言論中,蔡英文的表達很是模糊,讓台島輿論界及綠營內部“思想界”很感莫名其妙,並因而指責她不知所云。那麼看看蔡英文的下述言論,應可察知蔡英文的言語能力已經陷於窘境,並之所以讓她的言語陷於窘境的綠營在台島新的政治格局中的更加窘迫的地位——
“很多的政策都會按部就班,時間到了就會對外說明,希望選民或關切不同議題的人,都能更深入去瞭解。”
“我在兩岸關係講不清楚,這是有人故意不去看清楚它”
“你不要期待用傳統的方法來回答你的傳統問題,只要看清楚,問題本質都在裏面”。
……如果民進黨執政,要與對岸建立一個“可長可久的架構”。
強調外資認為民進黨執政,兩岸政策改變不大,和國民黨想操作的氛圍不一樣。
“有些事要執政時才能處理,等時間到了就會說明。”
作為政治學學者,蔡英文的學問當然不是白給的,但她在話語之間頗有不便之處,而在兩岸關係這種大議題上她又無權保持沉默,媒體追問下她只能如此囫圇搪塞罷了。在本文看來,其言語間潛在的意思不吝在影射——在兩岸關係問題上,馬英九比我危險得多……作為綠營領袖,這種意思她不能明言,而她意圖改換綠營之兩岸關係問題立場的“大手筆”設想也更多基於華盛頓已經做出的“戰略轉換”所造成的新的台島政治局面,意在為綠營贏取政治前景,也意圖獲得華盛頓“戰略局”在新戰略框架內的“青睞”,最好能在華盛頓新的“台海策劃”中成為主角,故而其胸襟也就尚未拓展到一島視野之外,和西方原產的“自由資本主義”視野之外。也所以,大陸要求綠營根本性地放棄“台毒”立場,這是政策層面所決定的,也出於博弈需要,即,大陸希望綠營轉變根本立場,從而讓美帝用以反復吃定北京的“千牌”失效(至少失掉雙面性),那麼蔡英文對大陸的羞答與委婉——就算可以理解為暗遞秋波,其成色就還不足得很——還在“華盛頓框架”之內,而不是基於“中華框架”和“全球反殖民框架”。
當年,正當志願軍在“抗美援朝戰爭”中面對“聯合國軍”時,企圖“反攻大陸”的國民黨政府這個“反對派”在臺灣島上,而不是處在共和國“腹內”。現在,臺灣經濟倒是一半在大陸“腹內”,而美帝“預圖剝奪”15億中國人民生存資源而在南海搞針對中國的對抗,只會讓美帝可利用的中國“腹內”的“反對派”悄然遠離美帝(當然還會剩下一些特別無賴的渣滓型“反對派”和投機分子),這與美帝的長遠戰略設計——“和演”和“肢解”中國之目標不符,因為“和演”和“肢解”都需要利用中國的“反對派”去施展與美帝正在中東搞的“阿拉伯之春”相類似的“下臺政治”。那麼對於華盛頓的戰略設想,台島上的政治勢力就堪當大用了。那麼也可以說,即使南海上中國與美國的對抗以平手收局,北京也已成“決勝”之勢——能夠“消滅”大量境內的潛在“反對派”,從而也把華盛頓的“顏變”戰略化解於無形。
然而南海問題頗為複雜,怎樣的南海“勝勢”又不僅涉及主權問題,就此,華盛頓選擇的策略是——把可能出現的中、美南海對抗壓制在萌芽狀態,即,除了不使中國獲得應有的能源安全,也把北京試圖通過南海問題順便突破台海局面的意圖壓制在萌芽狀態,還讓中國大陸境內的潛在“反對派”不對美帝失去“愛好”,其方法是“影響力戰術組合”,關鍵點則是壓制住臺北,然後在6月14日搶先聲稱“美國在所有問題上都站在菲律賓一邊”—— 塑化劑事件、臺灣船長被美軍誤殺事件在時間上早於美國在南海問題上做表態(甚至現在華盛頓的表態及其真實態度也故意透露出不明確性),從而美帝提前壓制了台島民眾的心理,也把大陸內部潛在“反對派”的可能因南海勢態而產生的對美帝的不滿情結化解在“未萌芽狀態”,也讓台島民眾、輿論在潛意識層面就無望於、不敢於向美帝做鬥爭,從而美帝可以搶佔台-美關係之底線——6月14日,美國駐菲大使就不斷升級的中菲南海爭端緊張局勢表示,美國將支持菲律賓,並稱“美國在所有問題上都站在菲律賓一邊”。
由於臺北退縮,華盛頓令菲律賓以“可能獲得美帝的實質性支持”為預設,菲律賓保持了表面的高調,而中國並沒有直接、明確增加對菲律賓方面的壓力,總體上卻也沒有轉為低調,所以越南示弱了——因為中國可能的重點出擊可以在越南、菲律賓之間做兩選,在臺北消極態度出臺之後,即北京失去借台島力量制約菲律賓的可能性之後,中國選擇越南方向做重點警告的概率就急遽增高了。中國的收穫是威懾住了越南這個南海周邊的主要“問題國”,和保持了南海現狀。
俄羅斯也樂於中國在南海維持現狀,因為俄羅斯憑藉石油供應可以繼續對中國施加壓力,換取籌碼,同時,南海經歷了567月的政治升溫,中美在南海加深了對抗性,這對俄羅斯在全球“四方大博弈”格局獲取更佳位置可謂有利無弊。
馬英九及國民黨則拿到“好大一個政治遠景”,又在選戰中得到美帝的具體支持(允許馬英九拿下李登輝,或者也為藍營提供了關於李登輝貪污的情報),馬英九妥協了。然而美帝隨時可以更改對藍營的支援策略,仍然可以再啟動“三獨框架”並把它做大、做開,當然又不須“做真”。或者,如果美國不敢逼迫中國去“選擇”經濟硬著陸,那麼“三獨框架”被美帝重新推動的機會就不減多少。這種“兩手準備”所形成的態勢對於華盛頓來說不吝又是一件可以隨機置換方向和變更重量的籌碼,可以用於影響北京怎樣出臺新的金融策略與經濟政策。
中國的“妥協”主要是向臺北的“妥協”,北京不希望臺灣走台毒路線,也不想失去國民黨對綠營的制約力,不想讓臺灣民眾說——北京怎麼能不歡迎國民黨的親和大陸的政策?所以北京對“國民黨藍營向美帝做出的妥協”表示沉默。當然北京也無法出示藍營向美帝妥協的證據——雖然北京也可以用可能找到的證據,和有技術含量的言論指責來牽制馬英九的大陸政策——但即使北京有證據,也很難讓馬英九承擔“南海問題”上的責任,因為這與“南海示強”相矛盾,好像中國海軍真的怕了美軍艦隊似的——大博弈中,首先不能輸在這種輿論層面、心理層面上。
當然,南海的相對平靜和中、美的“相對低調”還取決於“四方博弈”之即時運演,在“四方博弈”的現時局面下,美帝至少在當下的“四方博弈態勢”中還不敢正式和全面啟動“颱風方案”(以“顏變”促“肢解)。同時,美帝在中東搞的所謂“阿拉伯之春”即推廣“反對派政治”的國際政治運動本來也有另一個針對性目標——中國,美帝搞“致亂中東”是要與“颱風方案”相策應的,但所謂“阿拉伯之春”正處於僵執狀態中。也所以,當南海問題升溫,也當菲律賓不敢逞強,尤其當越南謀求與中國和解,華盛頓感到中國在南海仍然可以贏得局面的時候——7月17日,達賴進入白宮了,緊接著第二天,新疆發生匪徒襲擊派出所事件(華盛頓提前一天確定達賴入白宮的時間,因為他們可以預知兩天后的“新疆派出所事件”勢必會發生,不會半途而廢了。而“達賴事件”先於且僅先于“新疆派出所事件”一天,這就等於警告北京——兩件事是由我們白宮策劃的)。華盛頓之所以敢於如此“試著啟動”“三獨方案”或者隱蔽地啟動“颱風方案”,除了華盛頓可能已經“高控”臺北政治,或者試圖讓北京相信它已經在相當程度上控制著臺北政治,關鍵也在於——美帝在利比亞、阿富汗和整個中東地區的大博弈中至少沒有輸掉大勢,而美元對歐元的“貨幣戰爭”進程也可滿意,甚至有所斬獲(在利比亞問題上美國對歐盟增加了控制力,等)。華盛頓做給北京的姿態是——如果中國強行去收回南海利益,雖然華盛頓不需要,或者不可以與中國在南海進行正面對抗尤其是軍事對抗,但美帝可以提前啟動“颱風方案”,權作“試運演”,這也是美帝可以接受的,但對於中國總意味著切實的威脅。
通過新疆派出所事件和西藏事件(達賴入白宮),華盛頓也是試圖在東盟會議期間給中國製造壓力。然而在華盛頓看來,東盟會議後,或者中國至少維持了南海現狀即保留了能夠做策略選擇的主動性空間,或者中國仍然會在南海主權問題上態度堅定,而解放軍的海空軍對菲律賓,海陸空軍對越南仍然構成強大壓力,和可以憑藉提升軍事技術而增加這種壓力——那麼華盛頓基於這樣的預判,恐怕不會不做出有針對性的預案,那麼這個預案是什麼呢?這就是本文本著“大膽猜想,暫無法求證”的原則,要提示出另外一個“巧合性”事件,即723動車事故——
儘管中國高鐵建設構成談不上完善,但高鐵令中國民眾對祖國強盛這一大趨勢信心陡增,也增加了北京的社會威望,這對西方勢力的“顏變”陰謀構成麻煩,也增強著中國社會在收回南海權益問題上的信心與期待。雖然不能就此就認為溫州動車案是某些勢力在搞破壞,但美帝和臺北都是有作案動機的。阿里山小火車事故與溫州動車事故,兩者在時間上相隔不到三個月,地理距離僅斜線相隔一個臺灣海峽,也都在臺灣省人最容易操作的省份發生(723動車事故出事地點在浙南溫州,車次分別為北京至福州、杭州至福州)……這些巧合性也算得上“蹊蹺”了。如果的確是特務作案,那麼這兩起“事故”之策劃也就很有可能出自同一個“辦公室”。如果兩起事故真的都出於陰謀策劃,那麼出於純粹的推導,再參量其他幾個事件,就有理由繼續大膽推想——華盛頓與臺北某一政治勢力之間已經有了一個專門機構,並且它至少有分支機搆在臺灣,或者本部就在臺灣,且臺灣省某勢力恐怕不僅是簡單的參與者,且兩起“事故”的執行人應該就是中國臺灣省人或者福州人、溫州人或者對這一地區非常熟識的人。那麼如果本文的這一猜測不偽,則723事故與南海問題之間存在的聯繫應該就是——動搖中國社會對自身國力的信心,和對“政府在南海問題上能夠有所作為”的信心,也包括對J20等其他高端技術的信心,而缺少信心也就缺少決心,而來自民眾的信心也影響到北京決策層的信心與決心。也就是說——華盛頓要盡可能把中國社會去維護南海權益的信心(從而決心)壓制到不足以產生有效行動力的程度。除此,可能華盛頓的謀算還要更深——通過兩起火車“事故”追加北京與臺北藍營的矛盾,從而把臺北綁定在華盛頓一邊。
如果後邊這一猜測不偽(通過兩起火車“事故”追加北京與臺北藍營的矛盾,而把臺北綁定在華盛頓一邊),那麼就說明——華盛頓認為它對臺北藍營的控制力還不足夠,也即是說,北京還有機會拆除華盛頓埋在臺北的“政治炸彈”或者要引發政治颱風的那只“蝴蝶”。當然,本文也並不能確信兩起火車事故、塑化劑事件一定是出於政治目的破壞行為,因為畢竟三個事件都有經營者追逐利益或業績,而在生產中冒進這一因素。但是,這些事件所發生的時間點、地點卻都太“巧合”,也都“巧合”於美帝的戰略佈署,且耐人尋味了——至少從事後觀想的角度解讀。
美帝會不會放棄臺灣這張大牌?會不會在台海問題上布下複雜的戰略安排?美帝在臺北有木有布下強大的影響力?這種疑問實在算不上需要中學生才能想通的問題,瓊瑤小說和幾年前還青春爛漫的小燕子趙薇可以不信,但本文必信其有,至於他們的具體的陰謀操作是不是正符合本文內容所推演的這些,則本文無理保證。雖然,本文試圖揭發陰謀,或者以分析性文本“生產某些政治認知”以圖破解“颱風計畫”——也算一種應對性策略,但在這個傳媒時代,新聞事件的爆炸性影響力並不擔憂這種文本分析、複雜分析,尤其在還缺少證據的情勢下,而所謂“謊言重複百遍就會變成真理”——媒體轟炸才是傳媒戰爭的“王道”,也所以,某些勢力才膽敢製造“巧合性新聞事件”,並且有些“製造性事件”還明確地希望民眾產生懷疑——卡恩QJ事件、美軍射殺戰區平民等,都是典型事例,因為美帝需要的正是警告效應——警告與華盛頓不是一條心的政客,也警告地球村敢於反抗美帝霸權的人民群眾——地球村裏,資本向人民發動的“權力戰爭”從未停歇。
以傳媒為平臺,美帝的戰略佈署中還有另一層面的重要內容——戰略欺騙。所謂“三獨框架”、“馬英九隱獨”都應該是華盛頓販售給中國的欺騙性概念,以便華盛頓可以暗度陳倉施行其“颱風策劃”。那麼,通過具體分析美帝的上述戰略佈署,可以在“戰略學”上得到一些原則性觀點——
不論對於戰略博弈中的哪一方,如果它只有一項戰略設計備案,對手就容易找到應策。製造特殊事件、製造偽概念實施戰略欺騙——這些都是為了造成有利於己方的戰略勢態。而面對對手的戰略制約手段,一方為了讓它的戰略部署成勢,它需要出臺不止一個的,亦真亦假的戰略方案,並且試探性地實施。其試探性出擊除為了等待對手出錯,以及在重複造勢中擴張態勢——這兩種程式性目標,還有一個非程式性目標——在“試探性”出擊中破壞對手的防禦步調,令對手在窘迫態勢下向某一個戰略方案-方向做出過度的應對,形成不易更張的佈局——棋勢難收,招式用老,而它則借機把它多項戰略方案中的另一項方案做成“大勢”。如此,博弈完畢,“歷史”開場。
上述所謂“戰略邏輯”只能算是化簡敍述,博弈作為它所能發生的“場域事件”必然超越當時人類的個體、群體智慧,而妄想以操縱天下——這種志向只可能出於一己營苟私我,及其剝削者階級之貪婪本性,而與“無為而治”之大道義相隔了一層大智慧,甚至與“伊莎貝拉之蝴蝶”的智慧也不能相比——伊莎貝拉的蝴蝶有億萬之數,每一蝴蝶的飛行也有萬千之變,而風暴之後,世界依然自然、大千。最重要的是,伊莎貝拉如果鑽入錢眼,就不是風暴會在何時何地發生的問題了,而只能是比“不發生”更虛渺的“不存在”。至少在針對中國14億人民的所謂“戰略”上,和針對地球人的金融掠奪之所謂“戰略”中,美帝逆于人道天道,其戰略水準再高亦不出猥瑣(當然,一定是鉅款在握的自信純爺們的猥瑣)。凡陰謀必有破綻,它即使得一時之逞,收一時之利,也必隨即消於無形無象,更無法改寫人類追求自由的大歷史(自由女神高天流雲,表示不明白神馬叫做鴨梨)。
三個月來在南海,美國是有所怯陣的,忌憚臺灣出手只是一個方面,此外,華盛頓和北京都承受不了在一場中美對抗中敗陣,而將會給“四方博弈”大局帶來的不利影響。在“四方博弈”大局觀下,俄、歐都在期待一場嚴重的中美對抗,以其從中漁利。好在,中國可以等待補充海軍、海巡實力,而中國的台海策略中需要考量、判斷美帝的“三獨框架”與“以顏變促肢解”的“颱風框架”,確認中國更容易處置哪一種局面——從國內治理和國際博弈兩方面處置。也要考量是否可以一舉定南海,甚或一舉也定台海——借用華盛頓的這一“颱風陰謀”讓“一國論”佔據台島,破掉被華盛頓反復利用的,正反面玩轉的“台毒”這張千牌,而後北京可以挾台島共赴南海……但這種思路下微妙之處甚多,恐怕不易操作。馬英九及其黨派不會出於民族大義、國家大義或者全球正義而配合北京——意圖肯定還是有一些的,但既然馬英九跟隨美帝選擇了“顏變+肢解”路線,臺北就願意在國土問題上給兩岸人民做出點好樣子,那麼在南海問題上,臺北仍然“可用”,關鍵在於北京如何展開戰略操作。而戰略操作的關鍵又是——單就應策而言,針對美帝的“每一個”陰謀戰略,準備好(幾種)有效備案,且不能讓美帝猜知,這是關鍵中的關鍵——不可以讓對手“知己知彼”,才曰出奇制勝。當然,像七一“唱響紅歌”這種意識形態之“戲劇鬥爭”是戰略構設中必不可少的基礎性內容。
題外話:
(1)前幾日,名為“梅花”的颱風在朝鮮登陸,這種情況非常少見。不知道大自然的,或者外星人的這個提示性隱喻(梅花是臺灣省花吧)可以做何理解?隱喻,就是在博弈智慧失去效應的方向,人類在困惑境遇中向自然求取藝術理解力的那種心智努力。在這裏,人類智慧超越博弈視野,有藝術,有道德,有宗教,有和諧……
(2)在本節文字收筆這一刻,電視新聞中報導說——美國昨天試飛的一款高超音速無人空天戰機在升空後失去聯繫——而如果這款飛機研製成功,美國將可以在一小時內對地球村裏任意地點實施打擊。
附一個鏈結:2011年臺灣高考歷史試題: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ews/1/215645.shtml
不須解釋,大家能看出其中所有題目都與“國民D主導統一”這一主題高度相關,而且試卷中選答題佔據著過高份額,所提供的“標準答案”也都不是簡單的答案,而是“論調性知識”,明顯帶有“洗腦”目的。由此亦可見,臺灣教育機構也已經被嚴格控制在某勢力之手,也可見這一勢力的操縱力之深,和策劃之處心積慮。
文/空蕩的原野
201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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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客赴台旅遊4年間發生(人工)意外的比率居然比其他國家高出200倍,這個數字令人吃驚!
陸客遊台頻傳死傷 陸官媒批
特派記者韓化宇/北京報導
2012-7-15 旺報
▲陸客團在台灣頻傳意外,已引起大陸各界、尤其是官方媒體的撻伐。圖為7月7日,哈爾濱旅遊團在台灣遇車禍後被拖到龍潭收費站附近的事故車輛。 (新華社)
陸客團在台灣頻傳意外,已引起大陸各界、尤其是官方媒體的撻伐聲浪。大陸中央電視台昨日報導稱,陸客赴台旅遊4年間發生意外的比率,居然比其他國家高出200倍,這個數字「令人吃驚!」;
《人民日報》海外版更不客氣抨擊,面對一次次血的教訓,「台灣主管部門難道不應認真反思,還要繼續以天氣原因等當作擋箭牌嗎?」
讚讚
【普世接軌派大影帝溫家寶的火何以延燒到薄熙來身上?】
提高警惕,不要毀在國內【主流精英們(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自由化普世價值派)】的手中,那是一幫【(個人)私慾熏心、吃裏扒外】的【普世買辦豺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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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影帝瘟政改)溫家寶:中央已統一思想要(私有化)打破銀行壟斷】
2012-4-3 鳳凰網
【國難當頭的日子,(普世影帝瘟政改)總理又開始說文革了】
2012-9-18
很多人一直不明白漢民族精英統治階級的“韜光養晦”思維方式。其實很簡單,中國人是世界最勤勞而且能夠能忍耐的,中國人口一直是世界之最,在每個王朝的初期只要稍微給人民一點活路,只要剝削廣大中國人民就足夠讓統治階級過上幸福生活了。所以他們“韜光養晦”。
可問題是到了最後,(個人主義)人性的貪得無厭他們就變成了只知道無限制壓榨本國人民還振振有詞!?!動咎拿文革“說事”,真正對民族國家強盛不衰有幫助嗎?能夠解決我們面臨的問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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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家寶兒子溫雲松改名易姓(係人頭、非改名易姓),接受『平安保險』董事長馬明哲73億元(人民幣)的“平安保險”股票,於是廣東《新財富 》雜誌2003年中國富豪排行榜上前十名出現了一位身世不明、相片不見的「鄭建源」
【溫家寶、薄熙來恩怨內幕:一個親歷者的回憶】
2012年5月9日
文/弼馬溫 (美國)
提示:
本人曾在90年代初的大連與薄熙來有一面之緣。90年代末期,在北京、上海、廣東等地經商,與溫家寶夫人張工有過數面之緣。與徐明有過餐敘,與鄭建源溫公子雲松也有過數次會面。都是正常的工作往來。
本人現在已經旅居海外。看到最近薄熙來同志“被整肅”,海內外輿論“一邊倒地”大批判,本不想參與其中。但今天看到北京高校女教師王錚的公開信,感覺自己應該有點勇氣把“事實”披露一些。
一、第一個關鍵人物徐明
徐明是聯繫(影帝)溫家寶和薄熙來的一個關鍵人物。90年代末期,(影帝)溫家寶還是副總理,薄熙來在遼寧,徐明生意主要在東北,但要把生意做大,疏通中央的關係是必不可少的。
徐明參與在上海成立一家保險公司,『生命人壽保險公司』。當時成立保險公司需要中央批准的牌照,屬於稀缺資源,不是一般人可以拿到的。但徐明拿到了。在拿這個牌照的過程中,徐明曾遇到一些挫折。其中,需要上海金融工委的批准。徐明直接打了個電話給當時上海的市委書記陳良宇,不久這個事情就搞定了。中央那邊,只有“國務院”能夠批,讀者自然可以想像徐明通過了誰的關係。
這個事情,徐明欠了陳良宇一個人情。也使得當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影帝)溫家寶知道徐明和陳良宇“有關係”。當時,(影帝)溫家寶和陳良宇還沒有鬧翻。
「生命人壽」的股東有徐明,還有一個人,就是鄭建源。此人也是『平安保險』的股東。有人猜測此人是溫雲松。本文作者和“鄭建源”有過餐敘,其人廣東口音,說話靦腆,中等身材,戴眼睛。據作者回憶,不應該是北京長大的溫公子。這個鄭建源確實是鄭裕彤的代理,但鄭裕彤和溫家的關係,尤其是和溫太張工的關係,就不能不讓人懷疑其中的淵源。
二、第二個關鍵人物馬明哲
「平安保險」馬明哲在90年末期,曾經花大筆資金聘請「麥肯錫公司」為其做事。溫家寶的女兒溫小萌也在「(美商)麥肯錫公司」做事。據作者瞭解到的事實是,馬明哲手下一個經理,離婚後娶了個新老婆。這個新老婆據稱是溫小萌的同學。通過這層關係,馬明哲搭上了溫小萌。馬明哲將這個經理調到北京分公司工作。也就是2000年左右,馬明哲在北京的平安大廈竣工,於是就有了溫太的“戴夢得公司”獲得北京平安大廈一層樓的事情。
筆者的一個老友親眼看見,張工(溫太)帶領著香港富豪鄭裕彤,親自參觀了馬明哲的“平安公司”。後來就有了鄭裕彤和英國“滙豐銀行”入股『平安保險』。也就有了國務院特批平安公司成為集保險、銀行、證券、信託等為一體的金融集團,並得到國務院特批在香港和上海上市,並能夠作為一家外資公司享受內資公司的待遇,等等。
至於裏面具體有什麼內幕交易,《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邱偉的那篇文章,基本都點到了。
三、第三個關鍵人物邱偉
《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邱偉的報導,把『平安保險』股權的騰挪轉換寫的比較清楚。文章最後不點名的暗示溫家寶公子溫雲松化名鄭建源持有平安保險70多億的股份。這裏有必要讓大家瞭解下邱偉這篇報導出籠的內幕。
作為一個出道不久的記者,邱偉無從瞭解平安公司內部股權的內幕。而能夠告訴邱偉內幕的,必然是來自平安公司高層。
這裏又要回到徐明那裏。徐明參股成立的「上海生命人壽」請了一個原『平安保險』的經理來任董事長。這個人是和馬明哲一起創立『平安保險』的元老之一。而此人離開馬明哲後,就把『平安(保險)公司』的一些內幕捅給了“南方報業”集團下面的《21世紀經濟報導》。當時是一個副總編帶著一個記者和此人會面的。稿子出來後,本來是壓著的。報社只是希望能夠從『平安公司』多爭取點廣告費。(這點可以google原“南方報業”的金牌記者楊海鵬。“南方報業”通過負面報導“換取”『平安公司』廣告費的“黑幕”,就是楊海鵬最先捅到網上的。)
但(普世影帝瘟政改)溫家寶當“總理”後,先搞了段宏觀調控。上海的本地富豪感覺壓力很大,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也對溫家寶的政策有不同意見。而“南方報業”的股權裏面有上海富豪郭廣昌的投資。於是,《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邱偉的文章就出版了。當時引起轟動。
邱偉的文章給了(普世影帝瘟政改)溫家寶很大、很大、很大的壓力。這也就“埋下”了日後陳良宇(被整肅)下臺的禍根。
四、剪不斷、理還亂
06年左右,陳良宇在政治局會議上公開提出和(普世影帝瘟政改)溫家寶不同的意見。再加上(普世影帝瘟政改)溫家寶已經基本摸清了《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邱偉報導的出臺內幕。(普世影帝瘟政改)溫家寶對陳良宇是“非常痛恨”。不久,陳良宇就下臺了。
由於(普世影帝瘟政改)溫家寶掌握了《21世紀經濟報導》那篇致命文章的出臺內幕,也知道是誰捅出了(影帝)溫家參與『平安(保險)公司』的事情,而徐明偏偏又把那個捅內幕的原「平安(保險)」經理聘為自己參股的上海『生命人壽公司』的董事長。於是,本來還有傳言要把女兒嫁給徐明,現在徐明已經靠邊站了。徐明自己也知道捅了簍子,趕緊彌補。一是自己逐漸遠離公眾視線,選擇低調;二是,炒了那個原「平安(保險)」經理的魷魚。希望可以挽回。
但都為時已晚。徐明參股的大連商業銀行,上海保險公司等等多個專案,本來早可以上市,但“國務院”和證監會就是不批。徐明自己也很窩火。
大家都知道徐明是誰的人。(普世影帝瘟政改)溫家寶對徐明的火,也就逐漸延燒到了薄熙來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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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家寶大公子溫雲松獲得馬明哲股份】
萬維
2004-6-30
繼內地《經濟觀察報》踢爆中國首富馬明哲“贈送”前“中國證監會”主席劉鴻儒長子劉方30億“平安”股份後,最新一期的《21世紀經濟報道》披露記者的調查顯示,中國國務院總理(普世影帝瘟政改)溫家寶長子溫雲松更獲得首富馬明哲公司價值73.6億港幣的股份。而僅僅在一年前,從國有股東處獲得這些股份的價格只有4600萬。
在題為“平安保險間接大股東“傀儡富豪”鄭建源調查”的報道中,《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邱偉親赴北京、浙江、廣東等地進行調查,發現持有「平安保險」價值73.6億股份的富豪鄭建源居然是一個持有“廣東汕尾陸河縣”假身份證的神秘人物。(廣東汕尾並無陸河縣)
據《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來自多方渠道的消息,對該神秘富豪的描述是︰30來歲,常住北京,在美國留學歸來後在北京創立了一家公司,一直從事IT方面的工作,曾經幫助平安保險以及一些全國性的商業銀行、證券公司從事IT項目的建設與咨詢。
而據數月前首富馬明哲披露其與溫家寶家族的交易內容來看,此神秘富豪正是溫家寶長子溫雲松。
據博訊新聞的早前報道,溫雲松曾留學美國,歸國後曾欲求職于一知名外商公司但被拒。溫雲松後自行在北京創業,設立網絡公司Unihub,自任總裁。而在Unihubg公司網站上,平安保險、招商銀行等國內金融機構,正是Unihub的主要客戶。
至此,中國首富馬明哲腐敗兵團的幕後主使再次被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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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影帝瘟政改)溫家寶大公子溫雲松獲得中國首富馬明哲73.6億港幣股份】
博訊
2004年7月1日
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04/07/200407010705.shtml
編者按:
繼內地《經濟觀察報》踢爆中國首富馬明哲贈送前中國證監會主席劉鴻儒長子劉方30億平安股份後,最新一期的《21世紀經濟報導》披露記者的調查顯示,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長子溫雲松更獲得首富馬明哲公司價值73.6億港幣的股份。而僅僅在一年前,從國有股東處獲得這些股份的價格只有4600萬。
在題為“平安保險間接大股東“傀儡富豪”鄭建源調查”的報導中,《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邱偉親赴北京、浙江、廣東等地進行調查,發現持有平安保險價值73.6億股份的富豪鄭建源居然是一個持有“廣東汕尾陸河縣”假身份證的神秘人物
據《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來自多方管道的消息,對該神秘富豪的描述是:30來歲,常住北京,在美國留學歸來後在北京創立了一家公司,一直從事IT方面的工作,曾經幫助平安保險以及一些全國性的商業銀行、證券公司從事IT專案的建設與諮詢。
而據數月前首富馬明哲披露其與溫家寶家族的交易內容來看,此神秘富豪正是溫家寶長子溫雲松。
據博訊新聞的早前報導,溫雲松曾留學美國,歸國後曾欲求職于一知名外商公司但被拒。溫雲松後自行在北京創業,設立網路公司Unihub,自任總裁。而在Unihubg公司網站上,平安保險、招商銀行等國內金融機構,正是Unihub的主要客戶。
至此,中國首富馬明哲腐敗兵團的幕後主使再次被曝光。
以下轉載《21世紀經濟報導》最新報導。
鄭建源很可能是被人推到前臺的一個“符號”,幕後操縱者另有其人
【“平安保險”間接大股東“傀儡富豪”鄭建源調查”】
記者/邱 偉 北京、杭州報導
2004年6月30日 21世紀經濟報導
鄭氏本無名,卻因身為『平安保險』的間接股東而登上了富豪榜。
在《新財富》雜誌“2003內地富豪排行榜”中,鄭建源因為控制著源信行投資有限公司和寶華集團(這兩公司分列平安保險第5和第7大股東),鄭的身價被估為33億人民幣,排在第三位。
如今,『平安保險』上市當讓鄭建源身價倍增。上市後,源信行和寶華集團控制『平安保險』的股份為7.13億股,約占總股本的11%。如果這兩公司還是為鄭建源所控制的話,那麼按照每股10.33港元的發行價計算,鄭建源的財富僅因平安保險就應達73.6億港幣。
然而,本報記者調查發現,鄭建源只不過是一個“傀儡(人頭)”,徒有富豪之名,並無富豪之實。
“幕後操縱者”另有其人。
掩飾什麼?
為了追蹤到鄭建源的真面目,記者首先在北京市工商局查閱了源信行和寶華集團的登記資料,發現這兩家公司變動頻繁。
源信行有兩家,之前,一直持有『平安保險』股權的是源信行投資諮詢有限責任公司,現由王丹和汪春平兩人各持有50%股權;而現在『平安保險』上市,持有『平安保險』股權的則變成了“源信行投資有限公司”,其股東又是兩家法人,即北京裕昌隆工貿有限公司和北京恒豐永業經貿有限公司,追到最後,一名為劉方的自然人持股最多,分別持有裕昌隆的75%股權和恒豐永業的80%股權,源信行投資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亦為劉方。
寶華集團在2002年12月變更為由5家法人近乎平均持股,這5家法人分別是上海興德創業投資有限公司、上海宏華創業投資有限公司、北京匯寶華創業投資有限公司、上海豐盛投資有限公司、北京寶源投資有限公司。對5家法人進一步追蹤發現,最終持股的是蔡曉紅、張怡垣等一些陌生的自然人,鄭建源的名字不再出 現,法定代表人也從鄭建源變成了鄭平忠。
如此地隱居幕後,鄭建源想掩飾什麼?
根據工商登記資料,源信行和寶華集團的辦公地點均在北京新世界中心北辦公樓15樓。記者趕往新世界中心,發現15樓已經成為一家體育用品公司。新世界的辦公人員告訴記者,寶華集團早在一年多前就搬離了新世界,遷往地址不詳。
記者撥打114查詢兩公司的電話,均沒有登記。然而,在記者翻看《北京黃頁》時,卻意外發現了北京寶源投資的電話和位址,寶源投資是寶華集團的股東之一,持有20.5%寶華集團的股權。
記者致電寶源投資,一女士接電話。記者上來就問“這裡是寶華集團嗎?”,對方給予了肯定的答覆。記者提出想找劉方,對方告知劉方不在辦公室,辦公室暫時只有她一人留守。記者再次提出,想聯繫到她的老闆鄭建源,對方回答是“鄭老闆在香港工作”。
記者提出想瞭解有關寶華集團的進一步資訊,對方卻奉勸記者不要這麼做,並說他們“有嚴格的保密規定”,就什麼都不說了。
記者隨即趕往寶源投資的所在地德惠寫字樓B座(也即寶華集團和源信行的所在地),發現德惠寫字樓坐落在北京崇文區一個小街道上,而B座更是由破落的小 旅館改造而成,像賓館房間一樣的房子內塞滿了各種小公司,而寶華集團即位于2樓的一個小房間內,空間不足20平方米。該寫字樓絕對是一家低檔寫字樓。
如此有錢的公司卻租用如此廉價的寫字樓,讓人不免疑惑。
更多的疑惑則接踵而至。
記者接著在上海114台查詢所有和寶華集團相關聯公司的電話,最終只發現一家上海銀峰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的電話登記在冊。上海銀峰曾經的法定代表人亦為鄭建源。
記者致電上海銀峰,從聲音辨別是一女孩接的電話。和北京一樣,上海這家位於金茂大廈的辦公室同樣只有一人留守,而且,這位女孩剛來工作一個月,她不知道老闆的名字、不知道公司的業務,甚至連招聘她進來的人是誰都不知道。
記者關注到另外一家寶華集團的關聯公司上海宏華創業投資有限公司,該公司持有寶華集團19.85%的股份。在上海巨集華的工商登記資料中,曾留有該公司大股東兼法定代表人俞建偉的手機號碼。
記者撥通俞建偉的手機,剛說出鄭建源的名號,俞便忙稱“我不知道”,便隨即掛了電話。
一切都太奇怪了。
身份懸疑
關於鄭建源,似乎一切都是謎團。
到目前為止,媒體沒有見過鄭的任何一張照片,更從未見過鄭本人,甚至連他的基本履歷都沒有。鄭建源更像是憑空冒出來,一夜之間成為巨富。
《新財富》在資料介紹中,稱其“早年在北京從事輕工業產品的國際貿易”。記者致電《新財富》,其工作人員稱,這句話也是從媒體上看來的,並不具有嚴格的真實性。
也許,最真實的線索只有在他擔任寶華集團法定代表人期間,在資料登記資料中留下的大陸身份證號碼。根據身份證號碼顯示,鄭建源今年33歲,廣東汕尾陸河縣人。
然而,既然鄭建源常年在香港工作,那麼香港的工商登記應留有蛛絲馬跡。
通過對香港工商登記資料的查詢發現,香港有一家公司,名曰“寶華控股”。資料顯示,寶華控股有兩位股東,其中Global Access Network Tech Ltd.公司持有99%股權,China Growth Investments公司持有1%的股權。而Global Access Network Tech Ltd.由鄭建源持有999,999股,由tsoi tsui kuk女士持有1股。
資料顯示,寶華控股原先在香港新世界中心辦公,1年多前,幾乎是和北京寶華集團搬家的同時,寶華控股搬往香港國際金融中心1期辦公,然而,記者致電國際金融中心1期的物業管理處,卻被告知沒有這家公司。
資料還顯示,鄭建源持有香港居民身份證,為香港常住居民。目前,鄭建源登記居住地為東湧。東湧靠近香港新機場,此住宅區在香港沒有什麼名氣,價位也是中低檔。而在此之前,鄭建源的登記住處一直是太古城,而太古城亦為香港的平民住宅。
一切的指向都令人生疑:鄭建源是一個真正的富豪?
鄭裕彤煙幕
那麼,真正的幕後老闆是誰呢?
第一個引人注目的聯想人物是新世界集團的掌門人、香港知名富豪鄭裕彤。新世界集團在香港擁有三家上市公司,資產逾千億港元,包括新世界發展、新世界基建、新世界中國地產等。
聯想基於以下幾點:一是鄭建源和鄭裕彤兩人都姓鄭,頗值得猜想;二是鄭建源為世界眼科組織董事,而鄭裕彤曾經資助過世界眼科組織的創立;三是寶華集團和源信行原來都在北京新世界中心辦公,而寶華控股原來也在香港新世界中心辦公。
另外,重要的一點是,目前源信行投資有限公司持有的平安保險的股權,除了從招商局直接購買的外,還有一部分來自於新世界集團。
資料顯示,香港新世界曾與武漢建設投資公司各出資50%成立武漢武新實業發展有限公司。1999年,武漢武新花費15037萬元獲得了中國平安保險 4.4%股權。然而,就在1999年底,新世界方面把持有的50%武漢武新股權轉讓給了武漢宏基經濟發展有限公司,後幾經輾轉,這部分股權被鄭玉鶯、鄭澤 良和湯巧蓮三位自然人完全掌控,而這3位自然人曾是鄭裕彤控制的位於廣州順德的周大福珠寶加工廠的工人。
2001年8月22日,鄭玉鶯等三位自然人轉讓其所持有的武漢宏基股權,同時武漢宏基更名為武漢益利科技發展有限公司。股權變更後,北京新源聯動投資 管理有限公司占52.94%,上海銀峰占47.06%。北京新源聯動後即更名為寶華投資,在2002年12月,再次更名成為今天的寶華集團。
2002年5月27日,武漢益利再次發生股權變更,上海銀峰持有的13280.4萬股全部轉讓給源信行投資有限公司,北京新源聯動持有的2720萬股 轉讓給北京旭業升科技發展有限公司,17999.6萬股轉讓給源信行。變更後,源信行投資有限公司持有武漢益利92%股權,北京旭業升科技發展有限公司持 有其餘8%。
另有其人
為了證實鄭裕彤實際控制鄭建源的猜測,記者趕赴杭州。
在2003年中期,寶華集團收購了浙江省信託投資有限公司。目前的浙江信託,已經被鄭建源的代表人實際控制,並有計劃遷址北京。
而且,據其內部人士透露,浙江信託在這次整體轉讓過程中,轉讓價格比照實際淨資產出現了大幅度縮水,縮水比例達到了50%以上,寶華集團以非常便宜的代價獲得了浙江信託。
如此大的事件,同在杭州的其他幾家信託公司應該對寶華集團的背景有所瞭解。
記者找到了其中一家信託公司的總經理,當記者提出鄭建源並不是最終的老闆,而是一個“傀儡人”時,他用笑意表示了肯定;當記者提出和鄭裕彤有關的說法時,他表示“聽說過這種傳言”,但隨即他表示“這種說法的可能性並不大,實際控制者可能另有其人”。同時,他勸記者“不要關注這件事情了,因為很敏感”。
另外一些信託公司的員工告訴記者,“鄭裕彤根本不是鄭建源的最終控制人,鄭裕彤頂多是個‘抬轎者’”。
那麼,最終控制人到底是誰呢?
根據來自多方管道的消息,對最終掌控者的描述是:30來歲,常住北京,在美國留學歸來後在北京創立了一家公司,一直從事IT方面的工作,曾經幫助平安保險以及一些全國性的商業銀行、證券公司從事IT專案的建設與諮詢。
關於「平安」,到底還有多少故事?
(特約記者區嘉儀、本報實習記者劉巍對本文亦有重要貢獻)
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04/07/20040701070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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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保險”員工幹部代表的公開信:
給溫家寶總理,你為什麼要為馬明哲這個腐敗分子撐腰?
博訊 2003年11月19日
尊敬的溫家寶總理:
我們給您寫信,反映『平安保險公司』董事長馬明哲的腐敗問題。馬明哲經常在公司內部和社會上講,說他是您的人,有什麼事情您都會保護他,因為他給您的家人和部下給了很多好處。我們都相信,馬明哲是在利用您,來保護他自己的腐敗行為。在此,我們向您和中央如實反映馬明哲的腐敗問題,請您和中央能夠嚴肅處理。
1、馬明哲說曾給溫總理兒子溫雲松巨大的商業利益
馬明哲在公司內部會議上講。溫總理的兒子溫雲松,當年從美國讀書畢業後,到香港的“摩根”(Morgan Stanley)公司找工作。“摩根公司”在“平安”有股份,『摩根』派的董事和他是好朋友。但當時,『摩根』沒有錄取溫總理的兒子。後來,他知道這個消息後,說,他給「摩根」打個招呼就好了。可惜知道的太晚,於是,他就個人借錢,並安排溫雲松去開公司。成立了一家公司叫“優創(Unihub)”的公司。
馬明哲在公司內部會議上說,要不是他幫忙,溫雲松還不知道會流浪到哪里。沒有他,哪里有溫雲松的今天。現在,他給溫雲松的公司一年1個多億的諮詢業務。諮詢業務又不要什麼本錢,等於是給他送錢。馬明哲還吹噓,他現在讓溫雲松給他幹什麼,溫雲松跑得比誰都快。
馬明哲還將與溫雲松公司合作的事情,專門放在公司網站上。到處宣揚自己對溫雲松的恩惠。您可以到www.pa18.com上看到。
2、馬明哲說給曾給溫總理女兒溫小萌在上海買了棟別墅
馬明哲在公司會議上吹噓,說自己在上海湯臣別墅區有一棟別墅。別人都以為那是他的,其實,那是他用公司的錢買下來,送給了溫總理的女兒溫小萌的。馬明哲說,溫小萌以前在美國一家保險經紀公司Aeon工作,多虧他的照顧,把平安公司的業務給了這家公司,才讓溫小萌保住了飯碗。
馬明哲還說,看到溫小萌經常到上海,沒有地方住,只能住在酒店裏。就索性在上海湯臣買了棟別墅送給溫小萌住。他還吹噓,說溫小萌高興壞了。現在,他有什麼事情,溫小萌可以幫他直接送到中央。
中央開會,有什麼重大新聞,馬明哲說他都可以提前知道。說是溫雲松和溫小萌每天都要給他打電話來,把中央什麼重要的事情告訴他。十六大之前,党的常委班子人選,馬明哲在公司內部會議上都給我們說了。我們開始還不信,以為他在吹牛。最後大會開完後,馬明哲說的名單赫然和《人民日報》公佈的一樣。
3、馬明哲還說,溫總理的太太張工(馬明哲這麼叫,具體叫什麼名字我們也不知道),和他關係最好。
馬明哲在公司內外都吹噓,說自己去總理家串門,比溫總理的親戚還方便。門衛的武警都認識他的賓士車了。就是因為,他和溫總理的太太關係最好。
馬明哲經常給一些高層送一些珠寶鑽石,他吹噓說是溫總理的太太張工給他的。他說,溫太“壟斷”中國的珠寶鑽石行業,還多虧了他幫忙。溫太的公司,叫“戴夢得”。成立的時候,在北京沒有辦公室。馬明哲說,他把北京平安大廈的一層樓免費送給溫太的公司用。還送了一輛紅色的寶馬跑車給溫太當坐駕。溫太對他感激不盡。
馬明哲還吹噓,溫太只要到深圳,肯定會到他家裏做客。馬明哲吹噓說,溫太很喜歡他在深圳銀湖金碧苑的房子。馬明哲自己住17號別墅,就又在旁邊買了一棟。說是,溫太每次到深圳,都住在那裏。根本不去深圳市政府的招待所麒麟山莊,也不去五洲大酒店。
4、馬明哲還吹噓自己和馬凱的關係好,在深圳送了塊地給馬凱。
馬明哲在公司內部會議上吹噓說,溫太對自己很好,專門還把原來溫總理的大秘書馬凱介紹給了他。說有些事情,溫總理不好出面的,就讓馬凱來幫他打招呼。馬明哲還吹噓,說自己和馬凱都姓馬,最後一查家譜,大家原來真的是一家人。老家都在吉林。他說,家譜上還有他們兩口子的名字。我們也不知道馬明哲是不是自己在吹牛。
馬明哲說,在深圳帝王大廈對面有一塊地,是「平安公司」的。價值1個多億。後來,馬凱的一個朋友找到他,說想要這塊地來開發房地產。於是,他就一方面讓「平安信託公司」給他們擔保,並讓自己老婆給他們提供了1個多億的貸款。馬明哲的老婆陳元是“廣東發展銀行”深圳分行的行長。那塊地,就以1000萬的價格,給了馬凱的朋友。
馬明哲在公司內部經常說,大家好好幹,不要怕。出了什麼事情都由溫總理頂著。去年,中紀委不是來查了嗎,最後不是也不了了之了嗎。怕什麼。現在的中國,不是你貪污多少,而是你有沒有後臺,後臺硬不硬。
5、馬明哲的後臺到底是誰?
熟悉馬明哲的人都知道,馬明哲早年是靠深圳蛇口的總經理袁庚。後來,在90年代,又通過袁庚,邀請了田紀雲副總理和鄒家華副總理到深圳的公司總部參觀。於是,他就到處吹噓自己和田副總理的兒子田秉強和天秉剛關係多麼好,通過平安的香港公司給了他們多少好處等等。
現在,馬明哲又吹噓自己和朱總理的關係多麼好,自己給朱總理寫的信,朱總理每次都給他親筆回信。還拿出來給我們看。還說,朱總理女婿在香港的公司,多虧他給他們業務。等等。
現在,溫總理當選了,馬明哲又開始吹噓自己和溫總理的關係。
我們廣大員工和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我們知道,馬明哲這樣公開吹噓自己和國家領導人的關係,就是為了給自己找靠山。似乎這樣,他有再大的經濟腐敗問題,黨和政府也拿他沒有辦法。
但我們都相信,黨和國家領導人是不會和馬明哲這樣的腐敗分子勾結在一起的。
懇請溫總理認清馬明哲這樣的腐敗分子的真面目!
中國平安保險(集團)公司員工幹部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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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媒曝溫家寶女兒參與建行上市 大陸媒體忙滅火
9月3日,香港有報章報導稱,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女兒溫如春,有份參與中國建設銀行在香港的上市工作。中新社當 天引述可靠消息澄清,上述報道純屬謠言,溫如春目前正在北京家中,從未以「顧問」身分或以其他任何身分參與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的工作,或建行在香港上市的 相關事務。
香港星島日報4日報導說,香港一分經濟報章3日報導,擬于下月在港上市的中國建設銀行,將會委任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為 其中一家上市主承銷商,其他承銷團則包括摩根士丹利、大摩與建銀投資合組的中國國際金融。該報並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一波得以躋身其中,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女 兒溫如春發揮了積極作用。
該報又引述消息說,溫如春是在三月才正式以「顧問」身分與一波合作,但已改善該行在開拓中國業務上寸進的局面。由于她的身分敏感,故雙方選擇以顧問形式合作。
該報又指溫如春與一波合作的時間,剛好與花旗放棄建行生意的時間相若,結果助一波成功突圍。而一波為爭取承銷商生意,也準備斥資五億美元入股建行。
對此,中新社當天特別發稿澄清,指「香港某報紙今天報道說,擬于下月在香港上市的中國建設銀行,將委任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為上市主承銷商,並稱中央主要領導 人的女兒溫如春以『顧問』的身分參與該項工作,從中發揮積極作用。此間可靠消息人士證實,上述報道純屬謠言,溫女士現在北京家中,她從未以『顧問』身分或 以其他任何身分參與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的工作,也從未參與中國建設銀行在香港上市的相關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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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家寶妻戴戒指值200萬(人民幣) 平民總理富貴夫人】
【明報專訊】
2007年11月3日
中國總理(普世影帝瘟政改)溫家寶周五出訪亞歐4國,而溫總太太幾乎從來沒有跟他一同出現在公開場合。有台灣珠寶商透露,身為中國珠寶玉石首飾行業協會常務副會長的溫太張蓓莉買珠寶時出手大方,手上戴的戒指價值逾200萬人民幣。
據台灣媒體報道﹕(普世影帝瘟政改)溫家寶努力打造「平民總理」形象可能會被夫人一舉破功。台灣珠寶商周五在北京透露﹐溫家寶夫人張培莉愛珠寶個性至今不變﹐曾向台灣珠寶商買珠寶﹐一出手就超過台幣1,500萬元。
目前北京正舉辦「國際珠寶展」﹐有80多家台灣珠寶商參加。台灣珠寶商備妥6,500多萬台幣的天價翡翠等她上門。台商表示﹐來自台灣的珠寶不僅一般人喜愛﹐北京高官眷屬也不例外﹐且出手也十分大方。
根據台灣媒體在北京引述“台灣寶石協會”理事長余忠達話說﹕
「溫總理夫人(前次來選購時)﹐她看了非常開心﹐她看了戒指耳環﹐非常好的﹐選了兩件﹐她手上戴的(戒指)最少一個要兩百萬人民幣以上。」
為了證明自己沒有亂說﹐台商還秀出總理夫人選購時照片。台商期待溫家寶夫人今年能再度光臨。台灣參展團長邱惟鐘表示﹐溫家寶的太太上次來展會是第3天才來﹐因前幾天人太多﹐顯然是不想驚動太多人。
台商接到總理夫人今年還要再來的消息後﹐特別準備了天價翡翠﹐台商說﹐「這個東西都是我們準備的﹐今天給她再選購的﹐大概1,500萬人民幣左右」。
溫家寶當上總理後“努力營造”「平民總理」形象。
大陸媒體常說﹕「溫總理一身樸實的服裝﹐一把黑雨傘﹐一雙黑布鞋﹐置身於老百姓中間﹐平易近人﹐和藹可親。」
據了解﹐溫家寶當上總理後不久就要夫人張培莉辭去與珠寶業有關職務﹐以避瓜田李下之嫌。
張培莉畢業於蘭州大學地質地理系﹐幾年前曾擔任中國珠寶協會副主席﹑北京「戴夢得」(鑽石中文譯音)公司總裁。在辭去商業職務後﹐看來地質學家出身的總理夫人仍喜愛頂級珠寶。
http://www.mingpaony.com/htm/News/20071103/nea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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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公司董事長馬明哲回憶與前證監會主席劉鴻儒的錢權交易】
博訊
2003年11月16日
(以下內容根據馬明哲口述整理)
一、劉鴻儒同志任職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常務副行長及證監會主席期間,對平安的各項工作予以了大量的支持和幫助,這些均在正常工作的審批範圍之內。
1989年底,在公司的盛情邀請下,在蛇口招商局董事長袁庚同志的建議下,原中國人民銀行常務副行長劉鴻儒同志陪同國家外匯總局唐根堯局長來平安考察工作,對平安的一批年輕人的工作熱情予以了較高的評價和讚賞。
中國平安保險公司在海南設立分支機搆時,主要由中國人民銀行金管司負責此項工作的審批,金管司非常支持這項工作,使平安海南分公司的設立得以順利進行,客觀地講,此屬於中國人民銀行正常工作的審批。
1994年,平安董事長更換。原全國人大委員會田紀雲副委員長、中央中組部楊副部長、原中國人民銀行王歧山副行長,以及劉鴻儒同志協助公司為說服原工商銀行張肖行長作了大量深入的工作,劉鴻儒同志對這件事是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二、劉鴻儒同志自任職崗位退休後,平安也一直與其保持良好的關係,並決定聘任他為公司名譽董事長,在生活上、經濟上予以各方面的支持和幫助,劉鴻儒同志也為平安作了大量的宣傳工作。
早期,劉鴻儒同志也一直很關心和支持平安,對外比較積極地宣傳、介紹平安的企業文化和平安經營理念、平安的機制,為平安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做了大量的工作。
“平安”及馬明哲董事長與劉鴻儒同志保持這樣一種良好的關係是承擔了巨大的政治風險。北京有關部門的有些人員把對劉鴻儒意見的矛盾和焦點轉向平安和馬明哲董事長個人,平安及馬董事長個人都承擔了較大的壓力,但平安及馬董個人均義無反顧的承受下來。
三、近年來,劉鴻儒同志對平安的態度正逐漸在改變,並沒有站在公司名譽董事長的角度宣傳和支持平安,相反,劉鴻儒同志對於公司的內部經營管理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並對外界做出一些不利於平安內部團結的輿論,對待一些事情的處理失之偏頗。
關於李鋼同志個人的待遇問題
李鋼同志有一段時間情緒不太穩定,認為個人待遇偏低。李鋼同志作為公司副總,其個人待遇僅在公司常務副總之下,待遇應該是很好了,按工作績效來講,李鋼同志的排名也較後。但他個人感覺不平衡,曾找到劉鴻儒同志反映此事,劉鴻儒同志知道此事後並未向馬明哲董事長反映此事,而是轉告公司的兩位副董事長,使外界造成一種內部分配不均的誤解,事後顧立基副董事長知道此事後才轉告馬董事長。
關於梁曉娟同志降級一事
梁曉娟同志因個人工作表現及業績的問題,公司決定對其予以降級。事後,梁曉娟同志向劉鴻儒同志反映此事,當劉鴻儒同志知道此事後也未事前徵求馬明哲董事長的意見,直接向原深圳市武捷思副市長反映,給外界造成一種不好的印象。作為公司的名譽董事長,此類事情不向馬董事長直接溝通,而公司其他負責人反映此事,確有不妥之處。
關於“平安證券公司”
劉鴻儒同志經常在各種大、小場合講“從事保險的人管不好證券公司”,“證券公司應該脫離平安集團”,包括在股東大會,全國系統工作會議上不斷宣講這兩個觀點。即使在平安證券員工士氣低落之時,也散發這種言論,較大程度上影響了證券公司各級領導幹部和員工的工作積極性。
胡傑同志主持證券公司工作期間,由她經手所造成的各項經濟案件損失總額超過3.5個億,兩年時間多發獎金1750萬元,胡傑同志個人兩年也多領取幾十萬元,作為集團公司的副總,領取雙份待遇是不應該的,對其他人來講是不公平的。胡傑同志主持工作期間,員工士氣低落,工作熱情低,員工凝聚力不強。這些不良行為的產生都與劉鴻儒同志的某些言論有很大關係。
劉鴻儒同志當時對證券公司班子的調整也當眾提出不同的意見,而不是私下和馬明哲董事長協商和溝通。馬董事長曾多次側面告知劉鴻儒同志,平安證券是整個集團的資產管理和運用的支柱,而劉鴻儒同志一直沒有接受。作為名譽董事長,劉鴻儒同志對證券公司的深入管理以及錯誤言論的宣傳都給證券公司帶來了不良的影響。
近段時間,劉鴻儒同志多次為其兒子劉方的事情向馬董說情,並於半月前約三九集團的李平董事長一起與馬董事長一起面談此事。其子劉方的房地產項目應付平安7500萬人民幣,現僅付5000萬;另劉方在外有一項其他房地產業務,劉鴻儒提出希望平安能為劉方貸款融資,或提供擔保,或者平安信託的下屬企業用股權作抵押,為劉方貸款7000萬。考慮到這件事情是違背黨的組織原則和公司制度,馬明哲董事長婉言拒絕。
對於此事,劉鴻儒同志可能不太理解,因而有些個人情緒。本次董事會也藉故未能參加,當聽到一些遍面和個別反映後,沒有在充分瞭解實情的情況下,在外界宣傳了一些對平安不利的言論,尤其是公開對公司內部經營管理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見,這些意見並不是直接向經營班子提,向馬明哲董事長提,而是向外界、向有關政府監管部門的人員和公司董、監事反映,這種做法確實有失之偏頗之處。最明顯莫過於關於提升王利平、楊秀麗同志為副總經理一事。
關於提升王利平、楊秀麗同志為副總經理一事
這件事情,主要問題在於李鋼,作為公司的副總經理,竟然在總經理室會後把內部討論意見等機密資訊對外漏透,這本身是嚴重違反公司紀律的行為。當劉鴻儒同志知道此事,並非以一種積極的態度向馬明哲董事長反映,而是以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和口氣分別向中國人民銀行總行蔡鄂生副行長、袁庚名譽董事長、肖少聯監事及其他人反映此事,使其他人誤認為公司經營班子不團結,對外造成極壞的影響。劉鴻儒同志的這種做法用意何在,頗難讓人理解。
總結:
劉鴻儒同志在任職和離職期間,一直與平安建立了良好的關係,平安在經濟上與生活上給予劉鴻儒同志大量的支持和幫助,劉鴻儒同志早期也為平安做了大量積極的宣傳,馬明哲董事長與劉鴻儒同志也建立了深厚的個人感情。
平安與馬明哲董事長均非常珍惜這段來之不易的感情,不管遇到什麼樣的問題和困難,希望劉鴻儒同志都能一如既往地支持和關心平安的發展。
來源:平安保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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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漢奸(皇民)家族天津宜興埠溫氏面紗揭開】
1, 溫瀛士(普世影帝溫家寶爺爺)一支與溫世珍一支的關系問題。幾年前搜集到往上公開的資料:
百度百科,溫瀛士詞條描述:
溫世霖一家系宜興埠的教育世家,與溫瀛士並無血緣族親關系,
但溫瀛士主動與“有錢有權”的(皇民漢奸)溫世霖、溫世珍兄弟接洽,在形式上進行了“認戶”、“認宗”,即認祖歸宗。
溫世霖、溫世珍兄弟財大氣粗,權傾津門,溫家寶1942年出生時,正值(皇民漢奸)溫世珍為天津“漢奸頭子”之時,對溫瀛士一支多有資助,幼兒時代的溫家寶正是在這種優越的生活中出生,其本人對已經認祖歸宗過的族爺溫世珍必然有相當深厚的感激之情。
2, 溫瀛士的死亡時間。
眾多公開資料都寫明(普世接軌派大影帝)溫家寶爺爺溫瀛士死於1948年底或1949年初的平津戰役期間。其中溫瀛士的弟弟溫瀛舉(即建國後第一批外交官溫朋久)在其回憶錄中稱兄長在1948年底1949年初平津戰役中遇害是他“一輩子最難受的事”,
黨史博覽》在介紹“溫家寶的家世”時卻稱,溫家寶的爺爺溫瀛士死於“天津解放前夕”。但在(普世接軌派大影帝)溫家寶向(中共)組織部門自述時,一直聲稱其祖父與1960年2月自然死亡。
後(普世接軌派大影帝)溫家寶發跡,所有輿論統一口徑,稱溫瀛士在1960年2月自然死亡。
一個人,卻有兩個“相差十年以上”的死亡時間,可見其中【隱藏著何等驚天的秘密】。以邏輯推測,溫瀛士必是在人民解放軍解放天津的炮火中不肯離開其深宅大院撤退到安全的地方而被炮火擊中死亡,只有這種情況才能讓溫家寶對中共和毛澤東產生如此“巨大的仇恨”,必欲在共產黨內“臥底”近50年,而以亡黨亡國為至死方休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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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毛普世接軌派逃亡貪官的壯觀隊伍
甚為恥辱的壯觀:“普世接軌”大陸逃亡貪官的海外圈子已經成形!
2012-8-4
隨著北京反腐力度的增壓,貪官的腳步似乎也在加快。一個令人震驚的事實是,在反貪風暴中落馬的官員越來越多,涉案官員的級別越來越高,貪官挾款外逃的事例越來越頻密。但外逃的貪官究竟有多少?中國每年有多少黑金外流?有關評估並不確切。至於(普世接軌派)貪官及其子女在海外的生活形態,國內民眾更是一頭霧水。
早在2005年,被中國政府列入“外逃貪官”名單的前武漢長動集團董事長于志安,在美國投書報刊喊冤,稱自己是“反貪被迫出走”。當年70歲的于志安1995年突然出走菲律賓,同年12月赴美國。大陸官方指控他卷款逃走。美國移民局經過5年核查,2004年批給他綠卡。知情人士稱,他轉移到美國的近千萬美金,成為他在美“立身”的資本。
在洛杉磯、紐約、夏威夷、休斯頓、溫哥華、多倫多,經常可以看到不少開超豪華轎車、珠光寶氣的中國男女,並已形成了一個圈子。這些人不參加當地華人社區的活動,不在人多的場合露面,行蹤詭秘。不過,在高檔餐廳裏,人們也偶爾可以聽到他們聚集在一起喝酒時談論,說當初出來時弄的錢太少,還應該多拿一些,因為現時外逃的官員搞的錢又大大超過了他們。(普世接軌派)貪官的海外圈子正在成形,成瘡,也在成為北京致力打擊的一個重點。
讚讚
《有無——薩達姆(伊拉克海珊)的海灣戰爭(波斯灣戰爭)與冷戰後全球大棋局》
(與當前敘利亞局勢高度相關)
莫斯科佔據阿富汗這個博弈支點,試圖借道伊朗去破局“石油美元霸權”,但是這一招“回馬槍”被薩達姆(海珊)擋在波斯灣以東,莫斯科爭勢無果,其博弈操作遂轉向被動,逐漸導向一個結果——莫斯科要在“主動解體”與“被動解體”之間做選擇——莫斯科選擇了“主動解體”。(期間的國內外博弈鬥爭也很複雜,問題本身更極為重要。留做專題討論)
“主動解體”讓莫斯科從“敗局”中挽回一點主動性,這也是莫斯科選擇“主動解體”的“原因”之一,而怎樣利用好這個“主動性”,莫斯科也一定已經做了深刻推演,也一定是在這條“主動解體路線”上的推演結果(和在推演內容中再做出主動佈局,並由此得到的進一步的推演結果)讓莫斯科“可以”確定“主動解體”路線,就是說,在蘇聯解體前後,莫斯科一定在“大棋局”盤面上做了重要的博弈佈署,一定運籌了讓美英土著難以應接的大謀略——
那麼做為主動的博弈者,莫斯科會選擇哪里佈局呢?或者說,美、蘇最後的博弈決鬥會發生在哪里呢?
既然這場決鬥發源于石油美元,此後的博弈平臺仍然還在中東石油產區,那麼莫斯科也一定要在這裏埋下勝負手。
在中東那些土著博弈者中,薩達姆曾經是一個“異動者”,在中東博弈局面上他所處的位置也讓他不得不做一個“異動者”——地緣上,伊拉克南翼是石油儲量第一的沙特,東南方向是沙特的“王權”盟友們,它們和沙特(沙烏地阿拉伯)一道已經(也勢將)被美帝國選擇為“(非民主;專制王權)戰略盟友”,也就基本上失去了博弈者身份;東翼是不能投靠美、蘇兩大霸權中任何一方的伊朗,而伊朗又成為美、蘇的必爭之地,伊朗也就勢必自立為一個中東大局中的土著博弈者。
此外,伊拉克的西翼還有以色列這個特殊博弈者,北翼則是土耳其這個身份特殊的北約國家。那麼,莫斯科要施展它的謀略為“冷戰收盤”佈局,難免要首選伊拉克做道具。
(做為國家,伊拉克的本源在兩河沖積平原上廣大的農耕區域,而農耕區域必定承載了相對眾多的人口,區域內又根本沒有可以阻擋大軍攻伐的自然屏障,那麼這方土地上必定要出現一個在歷史變遷中相當穩定的國家——它也用以抵抗歷史變遷。但是從伊拉克向東,向西北,分別有廣大的山地高原,山地高原能夠承載較多的耕、牧人口,又能讓這裏的政權進退可依,而相對穩定的政權下就形成穩定的民族。這種“山地高原民族國家”又時而有能力攻伐與它相鄰的大平原,雖然不能形成長久的統治,卻能夠割占-整合平原上的一部分農耕生產力,並就此與農耕鄰國埋下領土爭端的種子,這就是伊朗(土耳其與伊拉克之間有廣闊荒漠,能夠有效阻斷攻伐,也就阻斷統治繩索)。在伊拉克的南翼是夾雜著綠洲的廣闊沙漠,這裏的博弈邏輯是:只有統一了大沙漠的主體區域才能夠制止廣闊沙漠裏的部落攻伐,從而讓“大沙漠政治”穩定下來,穩定下來的這個政權就是現代史上這個“沙烏地阿拉伯”。
除了土耳其,波斯灣沿岸就有了三大國家:沙特(沙烏地阿拉伯)、伊拉克、伊朗。又,在這片相當乾旱的中東大區,沖積平原的幅員不及沙漠廣大,而伊朗高原如果不是比兩河平原遼闊,它就沒有可能逃出兩河政權的長期控制從而不能形成穩定的民族國家——那麼大致按照三大國的領土面積,波斯灣油氣在儲量分佈上也沒有逃出 “概率空間”。)
下面再看中東博弈的核心與關鍵——既然莫斯科未能打通它進入波斯灣的道路,既然中東大博弈從傳統的地緣政治博弈向“石油美元博弈”這種資本直接以博弈者身份參與的“軟博弈”演變,既然莫斯科基本定下“主動解體”路線圖因而不再直接參與中東角逐,那麼莫斯科就要給美帝國留下一個強大對手,還最好是一個資本對手,而這個對手還會從內部攻擊美帝國,能夠從全球“大棋局”制約和攻擊美帝國——猶太資本勢力佈署在華爾街和中東石油產區(以色列,及以色列與石油王權的關係),對“石油美元”的控制能力更強,更直接,它還是美英資本隨時準備創造機會去鯨吞的獵物……基於兩路資本之間這種“決鬥關係”和單向“鯨吞關係”,美英土著資本一定要至少壓制住猶太資本的這個實體根基——以色列。當然,美英資本不需要讓以色列這個國家被阿拉伯勢力徹底趕進地中海,只要以色列在阿拉伯-伊斯蘭的巨大壓力下疲于應付,有求于美英土著,從而令猶太資本也陷於被動,美英土著資本就有機會鯨吞猶太資本,或者在保留這一“鯨吞權利”的前提下先行“解體蘇聯”。反過來,憑藉以色列為政權依託(包括軍力和核武。1968年底,以色列每年已經可以生產四至五枚核彈頭),猶太資本可以進行有效抵抗,以色列以它博弈“棋手”的身份還可以聯合歐陸、俄羅斯(蘇聯的繼承者)、中國、阿拉伯王權(手中有石油武器),對美帝國的單極霸權實施反制,再以華爾街鬥爭做為配合,不難攪亂美英土著資本的“大棋局”,促使美英單極霸權走向終結。
又,之所以這些棋手(資本,政權實體)將會同猶太資本配合,是因為在美英單極霸權格局下,美英資本將無所求於它們,又為了鞏固、擴大美英的單極霸權而要去要去徹底壓制它們,而它們也會借美英的單極霸權秩序被(猶太資本)致亂之機謀求連橫,壓縮或者推翻美英單極霸權並且去謀求它們自身的霸權,那麼它們對美英霸權的威脅更反過來又要求美英資本去徹底壓制它們——而這種博弈關係也能夠加劇它們針對美英單極霸權的博弈力度。
那麼,除非美英有把握一舉奪取並穩固單極霸權,不需要擔憂其他博弈者(聯合)反擊它們,則“怎樣壓制住以色列”就成為“美帝國的大棋局”上的一個關鍵“課題”,而壓制以色列就要利用以色列的“天然”敵手——阿拉伯勢力和伊斯蘭勢力。
那麼反過來,莫斯科最需要做的就是扶植以色列-猶太資本,而流徙在美帝國的猶太資本離不開來自以色列政權的支撐,那麼對猶太資本不能在資本層面給予幫助的莫斯科,就要堅決支持-支撐以色列,就要制止美帝國利用阿拉伯-伊斯蘭勢力去打壓以色列。
其時,阿拉伯諸幫內部有兩大勢力——一組是沙特(沙烏地阿拉伯)等王政國家群體,一組是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埃及等以強人獨裁為主流特徵的世俗政權(從伊斯蘭這個範疇更廣泛的環境看,還有宗教政體的伊朗、世俗化也西化的土耳其兩個重要勢力)。其中,前一組王權勢力並不願意打壓以色列,因為——美帝國以“沙特等國的王權政體之容易被推翻”這一緊迫現實去威脅這些王權,要求它們支持“石油美元”,否則美帝國可以輕易“幫助”阿拉伯民眾推翻他們的王政,只是,在冷戰時代,美帝國需要顧忌蘇聯,所以這些阿拉伯王權勢力握有有限的“反叛權”。而當蘇聯失去力量不再能與美帝國抗衡,美帝國就根本不需要向阿拉伯王權交付任何條件,就能夠驅策這些王權更馴服地為美帝國服務,又隨時可以出於戰略需要廢黜“石油王權”,轉而去為“石油美元”扶植另外的代理人,除非——在美帝國內部有一支力量可以有效約束美帝國的中東策略、戰略,而這支力量只能是猶太資本。
以色列在中東,猶太資本在華爾街-華盛頓,它們願意並且能夠出手幫助阿拉伯王權——直接地,可以減輕美帝國對這些王權的壓力,包括收買、攪亂華盛頓的政策;間接地,通過博弈縱橫,阿拉伯王權與以色列+猶太資本還形成一種“看似奇怪”的聯盟,共同制約著美帝國的中東霸權,繼而也制約了美帝國在全球的單極霸權。這種聯手制約又主要是制約了美帝國在中東霸權的操作路徑,即迫使美帝國必須沿用“以阿拉伯王權為盟友”這種代理人模式,而阿拉伯王權又以消極“反以”回報以色列-猶太資本。
在後一組阿拉伯(阿拉伯語社會)勢力中,薩達姆的伊拉克最有實力和影響力——它有“石油武器”和石油財力,有可供領袖阿拉伯諸邦的人口和國土,擁有“波斯灣石油地緣”重要性,還謀求核武(兩伊戰爭期間先後被伊朗、以色列空襲而停滯),也代表世俗革命。從幾個方面看,伊拉克都是的最適合的領頭羊之選,可供美英驅策去聯合其他阿拉伯諸邦共同打擊以色列。雖然伊拉克的國力在“兩伊戰爭”中大損,但以石油財力,其國力可以在十年內恢復如昔,如果伊拉克還整合了科威特的國力又主要是石油收益的話,它還將變得更強。此外,兩伊戰爭鍛造了伊拉克軍伍,損失的武庫可以由石油收益補充,石油經濟為主的社會又是高生育率社會讓伊拉克也不乏兵源,而兵源優勢是以色列最為忌憚的。再看其他阿拉伯國家——利比亞遠離波斯灣,人口和國力有限,不能提供足夠的反以力度;埃及人口眾多,與以色列相鄰,曾經是阿拉伯諸邦中的“反以”主力,又地處運河被美英勢力影響,這些條件都可供“反以”。但是,埃及不夠富足,不論埃及是不是反以和怎樣強烈反以,它都不能從阿石油王權“兄弟”那裏拿到更多“反以補助”(以色列-阿王權秘盟),而且埃及的前景不能寄望於石油,反而更寄望於以色列可以幫助提供的正常的區域經濟和一個“大地中海”,所以在幾次中東戰爭之後,在“大棋局”形式大變的情勢下,埃及不能,也不願成為反以主力,也沒有道理再為那些富裕的“阿拉伯兄弟”充當炮灰和支付戰爭消耗。那麼,美英土著要找出一個可供它們壓制以色列的“盟友”,同時,最好這個“盟友”還能威懾阿王權(令它們聽命,否則美英就允許這個“盟友”取而代之),還能抵住莫斯科的“伊朗局”(在蘇聯解體之後,莫斯科還要繼續操作),就只有兩個選擇——伊拉克、敘利亞。
(當然,如果美英土著選擇的這個“盟友”足夠強大,它也就可以成為蘇聯、歐陸、猶太資本這些博弈者的棋子與“盟友”,不過這種情況能夠出現還需要特定的博弈環境與條件。)
那麼,莫斯科就要提前解除伊拉克、敘利亞對以色列構成的威脅。(如果莫斯科能夠做到,那麼美英土著如果還要廢黜以色列對猶太資本的支持作用,就只有直接派出美軍去攻伐以色列了,則猶太資本就要“跳牆”了,中東也只能上演“N國演繹”了,莫斯科將奪走美帝國的單極霸權了。)然而,莫斯科無法做到同時削弱伊拉克和敘利亞,哪怕去直接削弱其中之一,也做不到。好在,莫斯科曾經長期支持敘利亞,兩國有著相當於盟國的良好關係,莫斯科可以爭取到大馬士革的立場,但不利的是——與伊拉克相比,敘利亞不夠強大,它很少有石油收益,等於沒有石油武器,它的政權在阿拉維派(什葉派的一個支派)之手,而這個派別只占敘利亞人口的11%,所以這個現政權不夠穩定,又,敘利亞與伊拉克國土相連,所以伊拉克有軍事、政治兩種武器可以顛覆敘利亞。那麼,莫斯科就要卸除伊拉克對敘利亞構成的威脅,也就能夠卸除“一個再度強大起來的伊拉克將對猶太資本構成的威脅”。還不止於此,莫斯科還要斬獲更多——
巴格達時間1990年8月2日淩晨2時,伊拉克以10萬兵力侵入科威特,迅速取得全勝並攻佔科威特王宮,包括時任亞奧理事會主席的法赫德親王在內的一些王室成員被殺。8月7日新的科威特-即科威特共和國成立,8月8日,應科威特共和國政府要求,科威特與伊拉克“徹底地不可逆轉地實現了合併”——薩達姆做出這樣一個重大決策之前,必然已經審慎觀察了國際局勢,嚴謹推演了美、蘇的立場和反應,並且至少與美、蘇之一做過溝通,得到它或者它們的支援與配合,這樣,薩達姆才敢於製造這樣的“大事件”,但這個溝通對象(支持者)不是華盛頓。
那麼當“科威特事件”發生,如果美帝國不壓制住薩達姆的伊拉克,則阿王權及其資本將陷於危局,隨後陷入危局的就是以色列和猶太資本,所以它們此時必須在“叛局”路線上有所行動,則莫斯科在“蘇聯不解體反而可以反攻”這條路線上將有機可乘。如果莫斯科實施反擊的條件還是不能形成(成熟),則莫斯科在拿到它由此可以拿到的更多籌碼(蘇聯解體的條件)之余,也充分利用這場“海灣局”,通過借美帝國之手打弱伊拉克,為“冷戰後”時代提前佈局,這個佈局將大大有利於莫斯科——
(1)這場“打弱伊拉克”的戰爭勢必在波斯灣-中東社會製造和升級對美帝國的恐懼,也製造和升級“反美環境”。
之所以這必須是一場“打弱”伊拉克的戰爭,而不僅限於美帝國出賣迫使伊拉克撤兵,是因為——如果華盛頓不使用美軍打弱伊拉克,則阿王權不可能卸除它與伊拉克的矛盾和不信任,實際上則是阿王權對華盛頓的的不信任將要驟增(與薩達姆尚未侵佔科威特時相比),則阿王權的“叛美立場”將非常堅定,從而猶太資本的叛局動作也就加緊和加劇,而且當伊拉克在將來某一時刻攻伐敘利亞的時候,阿王權將會站在敘利亞一邊,通過要脅華盛頓,通過它們在中東的影響力去制止伊拉克。
(2)為阿王權除去來自伊拉克這個近身強鄰的威脅,讓阿王權獲得獨立的博弈立場,這個獨立的博弈立場可以牽制美帝國的單極霸權,可供配合莫斯科實施“冷戰後反擊”。(例如阿王權可以啟用法郎、馬克、日元,或者此後出臺的歐元去結算其石油出口)
(3)猶太資本-以色列也丟掉了伊拉克這個威脅,可以站在更獨立、更強硬的博弈立場,更少受制於華盛頓。
(4)阿王權較少受制於美帝國,也就意味著以色列的安全能夠獲得更多來自阿王權的支撐,還意味著猶太資本針對美英土著的博弈立場可以更少受制于美英(相反,美英土著威脅阿王權,也就間接威脅了猶太資本)。
(5)※※※※※ 最為重要的是——當冷戰收官,蘇聯解體,莫斯科從全球收縮其勢力,包括全面撤除其海外軍事基地,卻唯獨保留了敘利亞的塔爾圖斯港這唯一一處海外軍事基地。該基地加上莫斯科與敘利亞傳統的聯盟關係,可供壓迫以色列-猶太資本的博弈立場,要求後者在“後冷戰”時代的全球大棋局中做出博弈佈署時要照顧莫斯科的利益,以至於要配合莫斯科的佈署,當然,莫斯科與猶太資本也可以借此達成針對其他博弈者的“博弈協同”。(莫斯科通過敘利亞脅迫以色列-猶太資本的手段,除了來自軍事基地和敘利亞政權的戰略決心,也包括經常性手段。也所以,“這個敘利亞”很“可以”是真主党、哈馬斯等強硬派反以組織的重要後臺。當然,也有理由測想:以色列是否已經把影響力打入了真主党、哈馬斯內部,也同敘利亞有著戰略性合作。)同時,猶太資本的博弈立場偏向莫斯科,雖然是出於“被迫”,但是客觀上就使得美英土著更加需要剪除猶太資本勢力在美帝國金融、政權層面的影響力,而這種影響力又以資本實力為後盾,這樣,莫斯科就更加離間了原本已經處在搏鬥-鯨吞關係中的美英土著與猶太資本,讓猶太資本在美帝國的處境更加危險,讓它必須加速、加深那個“叛局”。那麼,為了讓莫斯科針對以色列-猶太資本的這張“敘利亞牌”生效,莫斯科就要替敘利亞解除來自伊拉克的軍事威脅,讓美英不能利用伊拉克的實力“吃掉”莫斯科的這張“敘利亞牌”,因為伊拉克可以——或者壓迫敘利亞迫使敘利亞政權改變親莫斯科立場,或者薩達姆在美英的支援下直接兵發大馬士革,或者支持敘利亞境內的占人口大多數的遜尼派顛覆親莫斯科的阿拉維派現政權。反過來,一旦伊拉克勢力進入敘利亞,伊拉克就直接對以色列兵臨城下了(伊拉克要直接威脅以色列,必須途經約旦或者敘利亞國土),這等於美英從莫斯科手裏奪去針對猶太資本的這張“敘利亞大牌”,又抓緊在它們自己的手心。或者,哪怕伊拉克並不壓迫、攻伐敘利亞,只是掀起和領導一場“反以運動”,輔以軍事動作(例如向約旦、敘利亞借道),也同樣等於美英握有一張針對猶太資本的“伊拉克牌”。——那麼總結起來,莫斯科借美英之手打掉了伊拉克針對敘利亞的軍力優勢,保住了自己手裏的大牌,同時消除了華盛頓手裏的大牌,一得一失之間,莫斯科大勝。【當前的敘利亞局勢中,各方博弈者正在著力爭奪的目標就主要包括這一張“針對猶太資本的敘利亞牌”。】※※※※※
既然“冷戰後”莫斯科將退出中東,華盛頓就可以按照它的需要全盤宰製波斯灣-中東,包括薩達姆的伊拉克,那麼在大局觀上,在“冷戰收盤”之前,中東的任何“異動”都不會對莫斯科造成不利。所以,莫斯科完全可以“授意”薩達姆,“幫助”他做出侵佔-統一科威特這個決斷,而這個“授意”或者這個在莫斯科與巴格達之間的“密約”應該只是——在博弈邏輯上達成相互理解,所以雙方可以和願意協同行動。
華盛頓以進取的立場爭取贏得冷戰,而莫斯科不得不以收縮的立場處置冷戰大勢,在這一前提下,莫斯科就通過“海灣局”掠獲到最大博弈戰果,並且讓華盛頓從“贏得冷戰”中得到的勝利果實大打折扣,從事實上把冷戰置換到新的博弈格局中來,把冷戰延續下來,把莫斯科的敗局轉變成一次階段性事件,把“蘇聯解體和蘇東解體”變成冷戰這場戰爭中的一場階段性戰役,一場“大撤退”性質的防禦戰役——莫斯科在冷戰中失去了決勝的機會,也失去了奪得階段性勝利的機會,那麼莫斯科需要放遠視野,提前做出戰略性佈局……
然而,莫斯科還不能就此停止博弈推演,因為“大棋局”由多方共同捭闔,在博弈推演的任一節點上都有可能被其他博弈者借局佈局,所以上述博弈推演還不夠充分……下邊從薩達姆的立場對這盤“海灣局”再做演繹。
“冷戰後”,或者至少波斯灣的“冷戰後”(莫斯科退出阿富汗從而遠離波斯灣政治已成事實),鑒於美帝國將沒有實力對等的對手,至少在中東沒有,所以薩達姆必須以美帝國的立場去定位伊拉克的立場,定位伊拉克的國運路向——
(1)針對阿王權,針對中東石油政治大盤——
在現時和未來的中東博弈中,初看之下,莫斯科也需要伊拉克,至少看起來伊拉克的存在和強大能讓中東博弈變得複雜,從而有利於勢力相對較弱的博弈者縱橫操作,尤其當莫斯科已經從伊朗方向撤退(結束阿富汗戰事)。但是,能夠破局“石油美元”的只有阿王權團體,即便另外謀成“俄佩克”之類鬥爭平臺也很難與歐佩克競逐。而一旦阿王權準備叛離“石油美元”,美英土著反而要利用伊拉克去制約阿王權。但是,當蘇聯從阿富汗後撤,即說明莫斯科無力、無意再來波斯灣與美帝國做大開大合的爭逐,那麼波斯灣乃至中東的政治格局將由美帝國做一家獨裁。按照美英土著的博弈需要,不讓中東地區出現一個阿拉伯強國——是美英土著的方向性策略,而保留阿王權就能確保實現這個大策略(阿王權國家占中東阿拉伯國家中的半數,佔有大部分石油儲量,且容易受美英的控制),讓變化、變數出現的時間延後還有利於美英霸權拖延那個“被破局”時間點的到來(不論那個破局是否有成效),所以美英在原則上會盡可能保留阿王權,直到不得不廢黜它,或者變化了的博弈大勢要求美帝國放棄它。再造另一個版本的“中東局”。所以,(美英土著資本的)美帝國不會輕易允許薩達姆衝擊阿王權,那麼美帝國以薩達姆做為威脅阿王權的工具——這個選擇的必要性失去了成色。
(2)針對以色列——
“冷戰後大棋局”的主題將是資本大搏鬥和“石油金融爭奪戰”。美英土著可以利用薩達姆,讓他領袖各路阿拉伯力量——(1)衝擊以色列。直接令猶太資本失去根基而失勢,再褫奪-鯨吞之。或者,迫使猶太資本向美英土著妥協和交付籌碼,借此打亂猶太資本的博弈佈署和博弈步調,包括迫使猶太資本與美英土著合作去打擊俄羅斯、歐陸,再返身謀奪猶太資本。(2)利用薩達姆的伊拉克,或者武力攻伐敘利亞,或者致亂敘利亞讓遜尼派奪權。目標都是讓敘利亞從親蘇(俄)立場轉變到親美立場。(3)讓薩達姆威懾-衝擊阿王權,間接威懾-衝擊以色列。
那麼,伊拉克可以繼續為(美英土著的)美帝國所用,但前提是伊拉克需要足夠強大才能對以色列構成實質性威脅,而伊拉克還需要越過約旦或者敘利亞才能威脅以色列本土,這又要求它的武力需要更為強大,強大到能夠迫使敘利亞改變立場,或者直接攻破敘利亞。那麼在(美英土著的)美帝國的立場上,可以允許伊拉克擴張,但前提是美英土著能夠把伊拉克做成這個針對性工具擺放進新的“大棋局”的捭闔縱橫空間中去。
(3)針對伊朗——由於蘇聯收縮,莫斯科很難再通過伊朗介入-進入波斯灣,也由於伊拉克因兩伊戰爭而實力衰弱,於是在美英土著那裏,薩達姆基本上失去了可利用價值。
(4)但是,不論在哪一條路徑上利用伊拉克,美帝國都不會讓中東出現一個阿拉伯強國,或者一個意志獨立的石油大國,或者一個非王權的阿拉伯統一勢力,那麼(薩達姆的)伊拉克在被美英土著利用之後,能夠走到的最好結果就是竹籃打水,如果不是“狡兔死,走狗烹”的話。即便伊拉克不去(或者不“被去”)充當美英土著的工具,可以預期的最好結果也只是——美帝國要讓中東石油政治格局保持現狀(那麼中東勢力之間的“大局觀”也只能是“保持現狀”),則伊拉克的武庫將在10年後變成擺設。比“保持現狀”更有可能出現的情形是——美帝國需要穩固並擴展其美元霸權,於是需要全盤控制一個“大中東”,那麼很可能,它需要在穩固它與石油王權的緊密聯盟關係之外,還去爭取伊朗的立場,那麼夾在沙特與伊朗之間的伊拉克就“很可以”被美帝國出賣,薩達姆要“被下臺”以至於被審判(兩伊戰爭、暴政、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薩達姆當然推演過這些邏輯。
總結起來,在上述3方面裏,(1)和(2)讓美帝國有理由打壓伊拉克,(3)卻有可能讓美英選擇相反的態度,前提是伊拉克要足夠強大,且“大棋局”要求美英啟用伊拉克並且有啟用伊拉克的捭闔空間。(4)則讓美英土著在利用了伊拉克之後再對它進行打壓。而做為應對,薩達姆這一次侵佔-統一科威特(曾經是一國)的行動就“巧妙”地同時應對了(美英土著的)美帝國的3個立場,“看起來”可以化解美英將要對伊拉克和薩達姆本人造成的不利——薩達姆利用“冷戰收局”前夜的複雜局勢,希望(美英土著的)美帝國不敢於在中東啟動戰爭,希望得到莫斯科的支持,希望歐陸對(美英土著的)美帝國施加反制,而在伊拉克統一了科威特之後,薩達姆可以憑藉更強的國力令(美英土著的)美帝國忌憚(它與其他博弈者聯合,它在中東石油政治中更大的權重地位,又更難用軍事手段解除它的武力),同時,合併了科威特的伊拉克實力更強,滿足了美英對伊拉克的工具性需要。這樣,薩達姆既迫使華盛頓,又同時勾引華盛頓重新考慮它的中東佈局,給伊拉克一個更確鑿的“主力盟友”地位,然後,伊拉克就有機會取締海灣王權政治,一統阿拉伯石油諸邦。
以為看清了博弈推演,也看清了華盛頓、莫斯科的意圖,薩達姆才敢於“侵略或者統一”科威特,但是——“冷戰收局”進程已經啟動,值此前夜,無論美英土著試圖為“冷戰後”做更深的佈署(主要針對猶太資本和歐陸),或者蘇聯試圖退回冷戰,都會遭到其他博弈者的聯合打擊,直接陷入敗局。而此前,由於美、蘇都難以把冷戰繼續下去,各方博弈者已經在數年中把這個“大局觀”走實,很難做出方向性調整。
薩達姆希望莫斯科做的,或者與莫斯科“有約”的內容應該就是——在保守的立場下,莫斯科在外交層面幫助伊拉克,在積極立場上,莫斯科啟動它在敘利亞的力量與影響力,向以色列發起衝擊,與薩達姆衝擊阿王權的行動相接應,如此,則中東大亂,美元之基礎飄搖——如果莫斯科繼續擴大行動,那將是一場“冷戰之決戰”。雖然,莫斯科幾乎不可能由此贏得冷戰,但莫斯科可以在拿到美英土著、猶太資本-以色列、歐陸的籌碼之後罷手。那麼在薩達姆看來,莫斯科會有所行動的,而莫斯科與伊拉克的聯動在“大棋局”上造成的影響是美英土著“不可接受”的,而此時或者先此一步,薩達姆可以在先行拿到美帝國的籌碼,即美帝國承認伊拉克合併科威特這一現狀,並以實際政治行動保證這個“承認”的有效性之後,遂撤出博弈。這樣,在(美英土著的)美帝國更改過的中東佈局中,伊拉克將成為(美英土著的)美帝國的“首要盟友”,去充當威脅阿王權,和威懾-攻伐以色列的工具,尤其當華盛頓向莫斯科交付了中東籌碼或中東利益之後,美帝國就更需要伊拉克這個“工具盟友”。但是,莫斯科或者沒有什麼貨真價實的籌碼與利益可以爭取了,或者在薩達姆攻伐科威特之後,莫斯科立即拿到了籌碼與利益,而讓美帝國去打弱伊拉克——這一結果本身正是莫斯科在這一輪博弈中要去追求的最大目標。於是莫斯科沒有行動,這多少出乎薩達姆的預料。
如果莫斯科配合薩達姆去行動,則又是莫斯科的回馬一槍(早一次是蘇軍進佔阿富汗)——莫斯科可以利用敘利亞和伊拉克同時威脅阿王權,也威懾以色列,但是在蘇聯尚未實行私有化之前,包括猶太資本在內的所有西方資本(做為博弈者)都不可能最終站在莫斯科一邊,雖然在博弈進程中它們會與莫斯科聯動,也給予莫斯科“幫助”。那麼莫斯科的反擊的最佳結果是維續冷戰,或者讓歐陸一舉獨立(不須是一個聯合的歐盟)——對於莫斯科,維續冷戰已經勉為其難,一場“反擊戰”的後果中還包括了促使西方資本聯合起來這一效果,這不利於莫斯科操作“蘇聯主動解體”;如果結果是讓歐陸一舉獨立,不論莫斯科是否繼續保持社會主義立場,在已經難以拉回東歐盟友(蘇東已經主動開始鬆動)的情勢下,美歐還要聯合打壓莫斯科,莫斯科迎來的形勢將不會比它選擇隔岸觀火更好。關鍵又是——在這樣的“冷戰之反擊戰”中,猶太資本很少機會參與縱橫,施展捭闔,很可能“被出局”,而歐陸一舉獨立更能讓美歐資本有機會聯合廢黜猶太資本,則莫斯科將獨自面對美歐,在大勢上,這與保留猶太資本做為“大棋局”中的博弈者(去美英腹內構建“叛局”)相比,可謂差之千里。所以,莫斯科已經不準備做反擊,它要放棄(出賣?)薩達姆,把無法取勝的“回馬一槍”突然改換為——穩穩拿住針對猶太資本的“敘利亞牌”。而且,敘利亞也擔憂伊拉克在做大之後威脅到自己,它們之間的對立關係久已明確存在,莫斯科也就很難驅動敘利亞……(在“反伊拉克”聯盟的34個國家中,敘利亞還是提供了軍事支持的幾個國家之一)
阿王權諸邦是高度一體的,或者說,這些阿拉伯王權是拴在一條繩子上的螞蚱,因為王權政治容易被顛覆,且其一倒下,就很容易引起骨牌效應。所以形成和維護這個王權聯盟的做為主調的“博弈條款”是——要麼你們美英土著(或者美帝國)完全保留王權,要麼你們全部廢黜王權。當然這是主調,不排除特定情況下“條款失效”。所以,這一次薩達姆攻伐的不僅是科威特,還是,正是全部阿王權諸邦。所以伊拉克給美英土著和美帝國出了一道難以抉擇的“高級”難題,華盛頓幾乎不可能找到折中方案——要麼美軍與薩達姆兵戈相見,這等於美帝國(美英土著資本)自廢一把好兵器。要麼承認伊拉克吞併科威特這個結果,而如果美英承認這一結果,則阿王權就需要在美英土著之外加緊尋求新的盟友,和促使波斯灣局面複雜化,美元都將不再有一個堅實的“王權石油基礎”,而此時蘇聯尚未解體…….又在此時,受到了薩達姆的真刀真槍和強烈意志的威脅,阿王權更“有權利”要求美帝國必須 “打弱”伊拉克,同時以嚴厲姿態打出一個政治事態即“廢黜王權是不合法行為,也是反美行為”,而不是驅逐伊拉克軍隊了事,這樣薩達姆或者N達姆才不那麼容易捲土重來。那麼這場驅逐薩達姆的戰爭一定要熱鬧,要有氣勢,要確鑿地打弱伊拉克讓阿王權基本滿意。推演及此,如果莫斯科在敘利亞或者其他方向採取行動配合薩達姆的話,反而阿王權更需要依賴美帝國保護它,美帝國就不須向阿王權交付“打弱伊拉克”這個條件了。也所以莫斯科選擇隔岸觀火。
伊拉克攻伐科威特時,莫斯科沒有行動,這多少出乎薩達姆的預料;當美軍糾集盟友大規模攻伐伊拉克軍隊,莫斯科還是沒有行動,就基本上在薩達姆的預料之內了,因為華盛頓的行動最終取決於它的博弈推演,和它與莫斯科的協調(因為兩國不可以直接對抗,或者引起直接對抗。但是對於美蘇大國,這種協調也必須在推演料算之內)。所以,薩達姆對“科威特大事”的決斷還要看他與華盛頓之間一對一的“兵推”對局——伊拉克可以做美英土著的工具去威懾-攻伐以色列、阿王權(主要是針對以色列),但是不做“兔死狗烹”那種,所以薩達姆有權避免那種局面,方法是——利用冷戰收局這個極度敏感的博弈環境,先行吞占科威特,即做大伊拉克,並要求美帝國承認這一既成事實結果(不只是口頭和文本上承認,而是要在博弈層面能夠進行“邏輯確認”,即要求美英土著無法反悔除非它們願意在新的博弈中付出巨大代價),即要求美英土著在“冷戰後”選擇伊拉克而不是阿王權做為“只能二選一的盟友”,即要求美英土著在廢黜阿王權的同時支持“一個強而大的伊拉克”這條路線上走出決定性一步。即便美英土著不接受薩達姆打出的這個既成事實,不接受薩達姆要求的這條中東路線,派兵來攻伐伊拉克,伊拉克也不會亡國,薩達姆也“很可以”保住權位,因為美帝國(不論是美英土著的美帝國,還是包括了猶太資本的美帝國。此時在這一問題上,薩達姆未必分得清)的確需要保留“伊拉克牌”,當然可以是一張較弱的牌,美帝國也不希望中東格局大變以至於影響到“冷戰收局”。所以,薩達姆“吞併科威特”這個決斷的動力除了來自莫斯科,也來自他單獨與華盛頓的“兵棋推演”的結果,兩個理由又不可能完全分割。
假如沒有莫斯科的“許諾”(也許只是外交方面的承諾,加上向薩達姆兜售“大局觀”和博弈推演,讓薩達姆做出決斷),薩達姆也“敢於”去吞占科威特,但博弈推演的結果只能是——薩達姆空忙一場,還要被打弱。所以來自莫斯科的且不論真偽的“承諾”就成為薩達姆做出決斷的關鍵要素。而薩達姆在發兵科威特之前已經做出攻伐科威特的態勢,包括輿論攻伐,也是要判斷華盛頓的真實態度,並且從華盛頓的態度再去判讀莫斯科的真實態度(華盛頓與莫斯科之間必有溝通,而由於兩霸之間必須避免直接衝突,那麼兩霸之間達成的“協議”、共識和劃下的底線一定比薩達姆與其中之一“達成的協定”成色更高,更可靠。而且,華盛頓做為“大棋局”的第一博弈者,其洞察力、預見力當然在薩達姆之上。又,華盛頓的意志也是“大棋局”發展的最重要因素)。而表面上的“事實”顯示——華盛頓表現出了相當“誠懇”的“中立態度”,這讓薩達姆再無顧忌,兵發科威特……
華盛頓的中立態度就等於它對薩達姆攻伐科威特的策劃做了默認,這直接導致了薩達姆誤判形勢,這場“科威特局”才得以形成……而莫斯科一定演繹過華盛頓的應手,才會推出這一局“科威特博弈”——
當薩達姆在發兵科威特之前做出攻伐科威特的態勢,包括輿論攻伐,和去阿拉伯國家做合縱外交,這種情勢已經等於“薩達姆已經在行動”——針對科威特的軍事佈署和輿論造勢,本身已經讓阿王權如坐針氈,即薩達姆已經撬動了美英土著在中東的石油政治基礎,華盛頓已然無法讓中東“恢復原狀”了,即華盛頓已經無法通過制止薩達姆而挽回“這一個”損失(阿王權對華盛頓的“信任”與否定性判讀),於是,華盛頓就轉換問題——讓薩達姆的這一次“異動”進一步走實,再加以利用。所以,華盛頓不僅不能制止薩達姆,還要給予鼓勵。顯然,華盛頓一定明白,它的中立態度會起到鼓勵薩達姆的作用,無此,則薩達姆難以做出最後決斷。那麼華盛頓怎樣轉換這個問題-矛盾並加以利用呢?
如果沒有這場伊拉克吞併科威特的戰爭事件發生,阿王權也將繼續忌憚伊拉克,它們也將積極在美英之外謀求保障,而猶太資本也將積極佈署和暗中擴大那一“叛局”——阿王權和猶太資本都為“冷戰後”積極佈局。這將會導致那個“冷戰收局時刻”被拖延,和“冷戰收局過程”被拖延,和導致“冷戰不完全收局”,這些路徑都對美英土著不利,所以美英土著此時需要積極做好“打弱伊拉克的工作”,以儘早迎來一個對它們更為有利的“冷戰後”局面——雖然打弱伊拉克也對莫斯科有利,但在“冷戰後”的中東,美英需要對付的直接對手將不是莫斯科,而是歐陸和猶太資本,那麼相對來講,與其讓歐陸或猶太資本在“冷戰收局”中製造不安定局面並從中獲利,不如把這個利益“讓與”莫斯科;既然這場海灣戰爭背後的佈局——做為送給美英土著的問題,已經被莫斯科做成,那就遲早需要解決問題,而美英更希望它提早解決,安全地解決。
伊拉克吞併科威特,這一事件極大衝擊了所有中東王權手中的權力、利益和王權統治本身,而薩達姆敢於這樣做,就等於是華盛頓允許了在中東以現代政治取代阿拉伯諸幫的王權傳統這條路線。這就不單是一個阿拉伯王權體制、王權利益受到“衝擊”的問題了,而是中東王權政治必須、必然結束的問題。而伊拉克軍隊強攻科威特王宮,射殺多名王儲更意味著整個阿拉伯諸邦的王族還很可能被剝奪和平下臺的機會,和不被允許保留大量財產,很多王族成員還很可能被施以“暴力審判”。同時,這也等於是華盛頓主動對“以色列-猶太資本-阿王權之間的華盛頓戲法”的舊框架實施了攻擊,讓猶太資本-以色列失去一個支撐(阿王權)。又同時,美帝國同意伊拉克做大做強,也就向以色列的國家安全發起了實實在在的直接攻擊。通過海灣戰爭的前半程,華盛頓在盤面上以“把棋走實的方式”製造了阿王權、猶太資本對美英的需求。當然這只是在製造態勢,而為了讓伊拉克的行動能夠充分取得這種巨大的威懾效果,在伊拉克軍隊發起進攻前,華盛頓還推出中立的官方輿論,聲言不介入兩國爭端…….事件進程到此,就等於華盛頓借薩達姆之手握緊了阿拉伯石油王權的命門——華盛頓這樣轉換了問題。
由於“蘇聯的存在”在客觀上就是猶太資本得以自保的第一道防線,所以當美帝國將要摧垮蘇聯,猶太資本就需要“維持”蘇聯,方法包括在資本市場上給美英土著製造麻煩,聯合歐陸、阿拉伯石油王權製造“割據”大局,甚至它們“可以”整體地向蘇聯方向“叛逃”,製造一個“兩陣營同時解體”的亂局,再於亂中求存,以至謀利、謀勝。所以,鑒於“蘇聯解體”對於美英單極霸權有著極大價值,是美英的首要目的,美帝國要想首先“解體蘇聯”,就必須拿出足夠分量的籌碼給各路“盟友”,尤其要向猶太資本這個老謀深算的,佈署在美帝國腹內的“第五縱隊”證明其“誠意”,從而安撫和分化陣營內的叛離群體,遏制“叛局”。於是,華盛頓突然反手一擊——出賣薩達姆,把“美帝國通過剪除來自薩達姆的威脅,從而送給以色列一個長期的可以追求強國的安全環境”這一事件做成籌碼,贈送給猶太資本,這樣猶太資本也才一時“安心”,否則猶太資本不肯協助美帝國給予蘇聯最後一擊,也不肯去各方博弈者那裏協調“蘇聯解體事宜”,更保留引爆華爾街金融問題,甚至引爆“美元安全”這部分博弈權利——如果美英手中握著薩達姆的伊拉克這個針對以色列安全的大殺器,並且因此擁有極大把握成功圍剿猶太資本,那麼猶太資本當然需要,當然可以“掀桌子”,“跳牆”。當然同時,利用同樣的原理,美英土著也穩住了阿拉伯石油王權,令它們也安心協助美帝國去完成“蘇聯解體工程”,尤其讓阿王權看到它們在中東已經獲得了看起來無可撼動的安全政治環境、地緣環境,從而化解它們必須立即“跳牆”的動機……這樣,在成功轉換了問題之後,華盛頓再成功地從新問題的博弈矛盾中打劫了利益。
[ 當薩達姆做出勢態要去攻伐科威特,沙特就已經去華盛頓告狀了(沙特為美國提供過相關資訊,但“看起來”未能引起白宮的重視)。那麼,要麼白宮已經對沙特做出了保證,而沙特並未通告科威特,卻利用它“王權領袖”的地位穩住其他王權諸邦。要麼出於華盛頓有能力掌握這些王權政府的動向,白宮根本沒有對沙特做出保證,或者保證說薩達姆決不敢於侵吞科威特,而王權諸邦還有機會在受到薩達姆的實盤攻伐之後再宣佈放棄美元結算,或者從而,華盛頓還可以借用阿王權的異動去偵察“大局觀”…… ]
然而單是直接“打弱”伊拉克,這個籌碼還不夠高成色,因為薩達姆的伊拉克在兩伊戰爭後國力衰弱,對以色列的國家安全(同理也對阿王權)尚未構成現實威脅,所以,美帝國勾引薩達姆去侵佔-整合科威特,形成一個“伊拉克在加速恢復實力,也加速稱霸中東,也在整合阿拉伯力量”之現實態勢,這就鑿實而強力威脅到以色列的國家安全了(同理也對阿王權)。這時,美帝國再出手打擊薩達姆,解除伊拉克的武力和稱霸潛力,就向猶太資本和阿王權交付了成色充足的籌碼。如此,華盛頓近乎“無中生有”,“無米為炊”就製作出“伊拉克對以色列的巨大威脅”和“伊拉克對阿王權的巨大威脅”這兩隻大籌碼,還讓它們不得不接受與華盛頓“交換籌碼”的要求。
[ 在美英土著資本勢力的立場上,如果在打弱伊拉克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去顛覆薩達姆再搞“民主”政權,則伊拉克有可能被伊朗輸出宗教革命而拿走果實,或者被阿王權收買、收編,則美英土著就少了一個(針對阿王權、猶太資本的)可以再度啟用的籌碼。而如果美軍直接控制伊拉克,將加劇中東的反美環境,更要令阿王權和以色列高度緊張,促使它們與莫斯科、歐陸加緊聯合,加緊“叛局”行動反制美英土著。 ]
莫斯科看到——猶太資本與美英土著之間可以就“以色列安全”進行籌碼交換,甚至可能,早在兩伊戰爭的時候就已經看到這種籌碼交換已經在進行——兩伊戰爭能夠打弱伊拉克,才能促成這樁籌碼交換順利進行,和以這種方式進行(這可能也是阿富汗戰事後期,莫斯科遲遲不從阿富汗撤軍的原因之一,莫斯科要促成兩路資本的這樁交易)。但是,這樁交換雖然“完全可以進行”,但並不就是“必須進行”,因為猶太資本對美英土著的巨大威脅——在華爾街“狗急跳牆”並不是猶太資本真正想要的結果,只做為有效威脅之用,而美英土著也有機會成功壓制猶太資本可能的“跳牆”行動。那麼莫斯科就積極促成這樁“籌碼交換”,讓這樁交易必須發生,並且讓它進行得徹底,從而“幫助”猶太資本這支“第五縱隊”獲得安全。並且與此同步,莫斯科保留它與敘利亞的特殊關係,握緊針對猶太資本的大牌,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這支“猶太資本縱隊”,讓它為莫斯科所用——如果華盛頓、莫斯科各自握有一張針對猶太資本的牌,就相當於誰都沒有這張牌。那麼這又等於是:通過“科威特局”,莫斯科才獲得了這張牌。
[ 此外,要說莫斯科“推出”而不說莫斯科只是“推動”了“科威特局”,因為假如沒有莫斯科的“推動”,包括為薩達姆提供“大盤推演”(當然只正確推演到,至少要推演到“美帝國保持中立”這一環節),薩達姆很可能就不能知道(不理解)華盛頓將會“保持中立”,這局“科威特博弈”就要被薩達姆擱置。薩達姆最有可能出錯的推演環節很可能就是——他只看到美帝國,卻未能分清(或慎重分清)它是美英土著資本的美帝國,還是美英土著與猶太資本共同的美帝國。本文之所以這樣設想是因為——如果博弈推演過程不需要太複雜,在博弈者立場已經被確定的前提下,則推演過程想要出錯都難,而對於博弈者立場的判讀,及對於立場背後的博弈者的屬性的判讀就需要於動態中不斷修正大局觀…… ]
“伊拉克侵入科威特並著手整合科威特,進一步威懾阿王權和以色列”這一步驟走實的程度有多高,猶太資本+阿拉伯石油王權必須相互配合去引爆一次石油危機+金融危機+美元危機+西方經濟危機——這一應手的實在性就有多高。同時,歐陸已經在籌畫“歐洲統一”大局,出於對蘇聯解體後美英獨霸格局的擔憂,歐陸大國(法、德)一定會加速歐陸聯合進程、並同時遠離美帝,在莫斯科的幫助下,在猶太資本要去發起的石油危機-經濟危機的配合下,“歐洲聯合且獨立於美帝”頗有一舉成勢的機會——當然,這些“棋盤推演”首先都做為對美帝國的威脅,然後才“做為”“博弈事實”。那麼此際,美英與其冒險在蘇聯即將自行倒下的前夜引發陣營內鬥,讓“蘇聯解體”不得不變成“蘇聯與美歐同時解體”,就不如先行聯合“現盟友”推倒蘇聯,再反手對付內部將要產生的新的敵人。(而要做到成功聯合“現盟友”,美英在必要的情況下就需要向莫斯科支付利益——這個“必要的情況”正是莫斯科這個老對手積極打造並遞交給華盛頓的“利益交割檔”,只是,博弈中沒有可信賴的“契約”可以憑藉,莫斯科要借用薩達姆的誤判與華盛頓在實際鬥爭中演繹這份“博弈合同”。)此時,蘇東陣營解體已經進行到半程,難以逆轉,“蘇聯解體事項”也在被蘇聯高層操作中,並且蘇聯高層已經開始佈局國內放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猶太資本和歐陸資本並不是很擔憂一個在冷戰中獲勝卻被經濟難題困縛的的“非蘇聯”會來擊垮西方的資本主義制度,即便擔憂有理,西方也有資源實施反制——
(1)美帝國的國力、武力將會繼續存在,它仍將是歐陸資本的保護傘,即便它失去單極霸權,這是由它的資本立場所決定的。
(2)只要蘇聯放棄社會主義動員體制和基於這種體制的中央集權,西方資本就有辦法迫使蘇聯(或收縮之後的俄羅斯)接受它們的資本輸入和進入“休克療程”,尤其因為前蘇東、蘇聯陣線內部將有兩組內應會來接應西方資本:
一是,獲得獨立博弈立場的原蘇東國家、原蘇聯各加盟共和國政府,不論這種新政府是不是還堅持社會主義的革命博弈,它們都會(同時)據有國家立場、民族立場和地緣政治立場,尤其在“蘇聯地緣”瓦解從而令這些政權變得無所依託之際;
二是,從官僚立場轉變為資本立場的整個權貴階級,他們將從內部阻止新一個蘇維埃及蘇維埃聯盟重新出現……
那麼,美帝國通過打弱伊拉克,就破除了一場“冷戰收局”下“可以”出現的由其他博弈者發起的“聯合反擊戰”。
[ 美帝國在它如何進行“中東佈局轉換”這一問題上存在漏洞,莫斯科看到並積極抓取了這一漏洞,相反,如果莫斯科消極,也就沒有當前的“敘利亞博弈熱點”了,美英土著與猶太資本便可以更早聯手,向莫斯科(及北京)展開(更大規模的)攻勢了…… ]
伊拉克強勢威懾阿拉伯石油王權,波斯灣有可能陷入亂局,那麼在莫斯科的支持下,馬克、法郎有了機會,可以進入中東分割美元的石油結算權……但是美英擁有一項博弈權利——要求歐陸和猶太資本先行配合美英令蘇聯解體,而後西方資本才可以展開它們之間的博弈。同時,薩達姆的行動顯然是在向美帝國爭寵,卻很少摻有與歐陸合作的意圖,哪怕是間接層面的博弈合作,而此時及此後相當長的時間內,歐陸也無力、無手段深入介入波斯灣博弈(有美英海軍力量在面前,莫斯科方向也無力做出關鍵性策應,薩達姆根本不需要知道法國是不是也有能夠開進波斯灣的海軍力量)。所以在莫斯科放棄的情況下,美帝國 “有權”邀約歐陸一同參與打弱伊拉克的行動。美英可以接受這樣的結果,因為在“冷戰後”大局中的相當長時期內,一個被打弱的伊拉克無力致亂波斯灣,也就無力支持其他博弈者,這會讓歐陸不得“快速”遠離美英立場,不能“快速”形成——莫斯科聯合歐陸、猶太資本、中東石油權勢對美英進行聯合反擊的機會,即美英破除了“冷戰後”即將出現的第一場針對它的“聯合反擊戰”,而美英可以繼續(聯合歐陸)打壓收縮後的俄羅斯……
那麼可以說,美帝國通過海灣戰爭打弱伊拉克,就破解了兩場“可以”發生的“聯合反擊戰”——第一場是“可以發生的”,因為它們首先是被歐陸、猶太資本兩個博弈者“準備著”但又不需要走實……第二場是可以走實的,但是需要更多條件……又,第一場“聯合反擊戰”可以爭取一個“兩陣營同時解體”的大勢,並且歐陸、猶太資本可以爭取在“冷戰後”大局中站穩根基。第二場“聯合反擊戰”基於薩達姆把美帝國的波斯灣格局打亂,並且新的格局可以延續到蘇聯解體之後,幾路博弈者再來針對美英土著破局。在兩場“聯合反擊戰”的博弈推演中,幾路博弈者不能達成協同,又,要配合薩達姆的“波斯灣之亂”需要以軍事手段為重,而歐陸還沒有獨立的軍力,俄羅斯很難在剛剛結束阿富汗戰爭之後再以強權面貌沖進波斯灣,又不可以與美帝國正面衝突…….但是幾路博弈者可以誘使薩達姆做出“異動”,並從中博取利益。
那麼現在可以說:莫斯科、美英土著通過海灣戰爭,借用薩達姆,各自避免了讓本方陷於巨大被動,以至陷入“被出局”的局面,保留了各自的現有霸權權力和繼續謀霸的機會和“機會空間”,雖然莫斯科保留的現時權益少得多……莫斯科對海灣已經無力介入,且鞭長莫及,於是需要向更大的棋局中放眼,用空間換時間,把博弈延伸到更大的歷史中去……
下邊再演繹以色列和猶太資本的博弈立場——
(1)由於蘇聯尚未解體,華盛頓(英美土著)還不能確知蘇聯將“收縮”到何種程度,同時這個“收縮程度”又取決於時局走勢,那麼猶太資本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挾持美英土著的“冷戰大局觀”。於是,猶太資本能夠與莫斯科合作,從海灣戰爭中套取利益。但猶太資本也讓莫斯科拿到了針對它和以色列的權利(籌碼),所以莫斯科比猶太資本更有理由策劃這場“海灣局”。
(2)“冷戰後”的中東,與美英爭逐的主角將是歐陸(德、法)。由於歐陸無法在波斯灣與美英博弈軍力,原則上它就希望波斯灣-中東格局能足夠複雜,而美英打弱伊拉克讓中東石油政治格局變得簡單,就等於壓縮了歐陸的捭闔空間。那麼歐陸就需要更多來自猶太資本的配合,猶太資本就獲得了一份更大的去歐陸佈局的“權利合同”(當然,如果沒有海灣戰爭事件,歐陸為了分裂美帝國,也需要向猶太資本做讓步,允許它登陸歐陸)。反過來,如果沒有這場“海灣局”,歐陸就能拿到針對猶太資本的更大籌碼(猶太資本在美帝國腹內所以不夠安全,需要歐陸的幫助),則猶太資本很難登陸歐陸或者“成功登陸”歐陸,而如果猶太資本不能“成功登陸”歐陸,它就將失去充分的縱橫空間,無從捭闔博弈,將被美英土著圍殲在北美——一個叫做曼哈頓的小島上。
(3)伊拉克這個威脅解除之後,美帝國很難再找到或者樹立另一個與(薩達姆的)伊拉克分量相當的,哪怕分量相近的替代者去威脅以色列(就此不妨考量:為什麼與以色列不相鄰的波斯人的伊朗卻需要喊出,“可以”喊出“把以色列從地球上抹去”這樣的語文句子)。那麼以色列解除了威脅它國土安全的那個最強的,也是最切近的威脅,即猶太資本基本破除了美英資本針對自己的“這種”籌碼(利用代理人施加威懾與攻伐),從而在中東地緣政治中也打開了博弈空間——空間和時間對於缺乏政權支撐、地緣支撐的猶太資本來說,就是“國土”,就是地緣縱深。
——華盛頓、莫斯科、猶太資本都在薩達姆看到的那一盤“局面”之上,再做一了局。
博弈局面中隨時產生新的佈局與變局——局中有局,借局佈局。無中生有,樹上開花。
文/空蕩的原野
20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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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瞞天過海連環策- 911大棋局全景推演》
《瞞天過海連環策- 911大棋局全景推演》
《瞞天過海連環策- 911大棋局全景推演》
〇 要點提示
1.直接地,“911博弈”是發生在美元資本與歐元資本之間的一場生死決戰。通過爭奪貨幣霸權,“美元帝國”與“歐陸帝國”(借殼“歐盟”)這兩個政治實體又要爭逐全球政治霸權,而爭逐全球政治霸權又不過是為各自所代理的那一路資本盜取壟斷地位服務……就此,全球各路博弈者演繹了一輪錯綜複雜的“大棋局”攻伐,俄羅斯、猶太資本(+以色列)更全力運籌、實施各自的爭霸野心,而一些次要博弈者雖然審慎行事力圖自保,卻不免或被借為棋子,或遭到訛詐,或被淘汰出局……
2.在這一輪全球爭霸博弈中(當然也包含“反霸”內容),“911攻擊事件”是足以改變“全球大棋局”宏觀走向的一個最關鍵節點,是由一組博弈者主動發起的一個“破局性事件”,它們通過“911事變”扭轉大勢,一時“轉敗為勝”,所以本文把這一輪全球大博弈擬名為“911博弈”或者“911大棋局”。
3.有三路博弈者參與了“911事變”(“911攻擊事件”),它們是:白宮(美英土著資本及權勢集團)、海灣石油王權、猶太資本(+以色列)。此外,“埃及政權”也勉強可以算作第四路(邊緣)參與者。其中,猶太資本做為整個“911大棋局”的“最終策劃者”並未直接參與“911攻擊事件”……白宮不僅是“911大棋局”的“最高策劃者”和最高操控者,還做為主要行動者參與了針對美國本土的“911攻擊事件”……海灣王權向基地組織最高層發出指令,本.拉登接受指令並驅動基地組織,與白宮配合上演了9月11日的攻擊事件……埃及最高權力核心(或者只有穆巴拉克一人)是否知曉,或者知曉多少“911策劃”的相關內容,從而是否向基地組織二號領導人紮瓦赫裏發出指令,或者埃及最高權力核心在“9月11日事件”中的實際角色——本文尚未能就此做出可靠推演,但至少可以確定的是:這個“埃及最高核心”在“911大棋局”中另有重要角色……
4.站在基地組織背後的博弈者是“沙特王權”(代理海灣王權及其資本)和“埃及最高權力核心”(“意圖”代表埃及國家利益)。又,做為博弈者的“埃及”可謂是以色列(+猶太資本)找到的“鐵杆”戰略盟友,是以,在“大棋局”之縱橫捭闔中,基地組織有時也需要,也能夠間接執行猶太資本的戰略意圖。
5.在“911策劃”中,由沙特人本.拉登領導,並以沙特籍人為主要成員執行“911攻擊”,以及(或者)他們承認對事件負責,其目的是——海灣王權由此向美元帝國交付了一張“投名狀”,即,由於美元帝國由此可以把海灣王權指證為美國的敵人,白宮就可以迅速廢黜海灣王權,所以海灣王權不可以叛離美元立場(廢止“石油美元”或者出爐“石油歐元”),再所以美元帝國就不需要廢黜海灣王權——由此,雙方就“石油美元”達成更為緊密的“勾結合同”。(這算是一則“瞞天過海”,也做為“911大棋局”之一處“棋眼”)
6.阿富汗地處偏隅,國家體量中小,政治鬆散,在“大棋局”中長期處在被動位置和邊緣位置,政權博弈能力偏低——恰是這些互為因果的因素,才使得這個地緣政治地圖中的“地理國家”突然變成一處最重要的戰略節點——可供強權切入。美英強權通過阿富汗重置了中亞“能源管線政治”,和借阿富汗為跳板向周邊國家縱橫捭闔,從宏觀、微觀上改造了中亞-中東地緣政治,乃至一時重置了全球政治地緣……
7.關鍵地緣政治目標:埃及,土庫曼斯坦,印尼(當然還有阿富汗,伊朗,伊拉克)……
8.關鍵地緣政治工程(地緣政治手術):“北約反導”,巴傑石油管線,“大地中海計畫”……
9.一號醬油男:英國。在近現代歷史中,英國政權高效代理了英國本土資本利益。而今天,英國(政權及其資本)遊走在美、歐之間,實際身份卻是美帝國使派的008小弟,行無間道,手中醬油瓶要在關鍵時刻助美帝,砸法、德……
10.法蘭西(2011-3)攻伐卡紮菲(格達費),海豹突擊隊(2011-5-1)刺殺本.拉登等事件都可以視為“911大棋局”的重要後續組成部分(或可視為新一輪大博弈)。
刺殺本.拉登事件還是美英土著、猶太資本、海灣王權(也有莫斯科、巴黎)之間擺開的一局“無間道”。
11.……
〇 從“冷戰收局”到“911大棋局”
緊隨蘇聯解體,“歐陸聯盟”立即形成(蘇聯正式解體不足1個半月之後,即1992年2月7日,“歐共體”12國外長和財政部長在馬斯特里赫特正式簽署),即,“蘇東解體+蘇聯解體”與西方資本陣營分裂同時進行,互為博弈因果,或者說,“歐盟”成立、且獨立於美帝國本就是“蘇聯解體局”的一部分。此時,美英土著資本不能正面攻掠歐陸,既不能對歐陸施加全面控制,也不能正面遏制歐陸的爭霸前景,因為那樣必將導致歐陸背離美英,去借重莫斯科的軍事、政治、地緣力量對美英施加反制。以及,猶太資本也不會允許美英土著攻掠歐陸,它會以引爆美帝國金融危機、經濟危機為手段掣肘美英,因為美英土著在解除歐陸這個最強對手之後將立即返身圍殲猶太資本(乘俄羅斯極衰之際,而中國不具備爭霸全球的地緣條件和實力條件),且猶太資本還必須保留歐陸做為它可以出逃的目的地。而且,全球各國政治力量、資本力量同樣需要掣肘、反制美英土著的單極霸權。那麼可以說——“美英土著不可以正面攻掠歐陸,從而歐陸獲得獨立博弈者資格”也正是“蘇聯解體局”即“冷戰收局”中已經包括,已經預置的一個邏輯內容,這個邏輯內容與邏輯關係也是“蘇聯可以選擇主動解體,敢於選擇自主解體”的博弈邏輯前提……反過來,從蘇聯解體到“911”此10年間,西方資本陣線內部的叛局之所以未能發生,也是因為其陣線內部尚未形成一股具備更多利益協同的背叛勢力——歐陸意圖獨立于美英,但是各國做為中小博弈者需要一個明確的共同利益或(及)前景做為盟約,才能形成一個強大的“叛局同盟”,具體地,歐陸需要通過拿到“金融武器”從而把歐陸各國轉變成為各國資本利益的聯合體,從而成為一個確鑿的“大國博弈者”而不會在美英的壓力下分崩離析——歐元正是這個“共同武器”。所以,新一輪的“全球大博弈”的主題來自“歐元出世,及怎樣出世”,它是“蘇聯解體博弈”(冷戰收局)之後又一輪具有轉折性意義的“大博弈”。即是說,當“蘇聯解體博弈”經過了大約10年的後續運演,針對暗中生衍變化的“大棋局”(和各方博弈者共同參與構建的“大局觀”),主要博弈者必須考慮出爐一輪新的“全球大博弈”了。
從人口規模、經濟體量與品質、科技資產到文化資產,歐陸都勝過美國,或者可以迅速勝過美國,哪怕是縮減版的“歐陸帝國”。所以,歐元霸權“可以”在“市場規則”之下取代美元霸權。而且此時,美元總面值已經超出美國的經濟規模和經濟實力,包含了那部分由霸權帶來的數額。那麼一旦歐元取得石油結算地位,哪怕是在“石油美元”之下成為第二結算貨幣,美元霸權也要被終結,“美元帝國”將不復存在,美國經濟將走向崩潰,而美帝國舊的帝國之本、即實體生產力也已經部分被放棄,沒有放棄的那部分生產力也將在美元失去霸權之後繼續衰落——200多年的英-美全球霸權也要當即終結。
是以,“歐元出世”是繼“蘇聯解體”之後又一次深刻影響到全球爭霸-反霸格局的重大事件,當然,它的由來(之所以能夠出世)也是一次“博弈事件”,是由全球爭霸-反霸歷史演繹而來的一個後果,和“大棋局”的一個新的主題性內容。它或者足以改變全球霸權-反霸格局,推翻美元帝國和美英傳統霸權,或者美元資本和美元帝國成功維護它們的既得霸權利益。此時,全球各路博弈者必須針對“歐元出世”重新做出捭闔縱橫,以能爭取一個于本方有利的“大棋局局面”(針對1975年“美元帝國”以“石油美元霸權”為武器向全球社會發起的“貨幣戰爭”,從後期到收局的“冷戰進程”也可以看做是全球力量對美英霸權做出的第一輪反抗與反制)。其中,美元帝國及舊霸權體系下的既得利益集團要針對“歐元出世局”做出破解(破局)……
本文將通過“博弈邏輯”推演並顯示——“911事件”就是在這一“大局觀”背景下由美英土著資本、猶太資本、海灣王權三路博弈者共同精心設計、實施的一步“大棋”,一個它們用以“突破由‘歐元出世局’而引起的全球大棋局新走勢”(破局)的重大“博弈事件”,它的真相就只能是“博弈真相”……當然,參與陰謀策劃的三路博弈者之間也必然存在的捭闔鬥爭也構成“911大棋局”的重要內容。
〇從“美帝國”到“美元帝國”(1)全球化與東亞金融風暴
從蘇聯解體到歐元出世這10年間,美英土著既然不可以正面攻掠歐陸,那麼它是否可以“退求其次”去華爾街圍殲猶太金融資本呢?答案也是“不能”——此一時期的美帝國,它的權力功能還不能擺脫冷戰機制(冷戰也並沒有真的過去),美英土著資本在對外立場上能夠長期達成一致(通過美國式“民主”政治),但在美帝國境內,美英土著這一路資本尚未形成為一個獨立的博弈者能夠去同有著千年歷史和有著緊密利益關係的猶太財團或曰“資本民族”(在馬克思的概念下)進行全面的博弈鬥爭。而且,一旦美英土著敢於圍殲猶太資本,則不僅猶太資本要“跳牆”,要致亂美國金融、美國經濟,讓美英不可能在那10年之間走到它全球霸權的極盛頂點。更加,歐陸也必須提前謀動,包括不會配合美英去竭力打壓俄羅斯而是必須聯合俄羅斯,則美英不僅算不上贏得“冷戰”,還要因為內部爆發叛局而直接失去霸權位置……
這也是說,在“冷戰收局”這一盤棋局中,與莫斯科對弈的白宮實際上已經是一個被猶太資本靈魂附體的白宮,或曰“冷戰收局”是在莫斯科、白宮、猶太資本、歐陸(主要是法國)之間做出的一次“大變盤”,並且在這幾路博弈者之間還不能論出勝負,而猶太資本正是這一盤“冷戰收局”中的縱橫家,是以不至於讓自己在冷戰後置於美英土著資本的刀俎之下。不止於此,對於“沒有祖國”且至少“懷璧其罪”的猶太資本,它的“大棋局”必須籌謀更深,更早,包括1975年“石油美元”之所以出籠,怎樣出籠……當然,猶太資本必須順應大勢,包括順和美英資本的利益及其大局觀,更利用美英土著資本、“美帝國”、“正常的美國”之間的矛盾,才能做到借勢佈局,乃至借局佈局……
那麼既然此時不能鯨吞猶太資本,美英土著就勾結猶太資本,通過“全球化運動”在全球布下經濟-金融大棋局,對全球實施金融掠奪和經濟剝削(90年代初“全球化”概念出爐並被熱炒。1995年1月1日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並開始運行),包括通過金融手段直接掠奪、收割東亞、俄羅斯的財富、實力與潛力,也削弱這些博弈者的博弈實力。同時,美英土著借“全球化”繼續擴張外勢,壯大美元資本的實力與勢力,增強霸權美元對全球的金融控制力。又同時,白宮在東歐、中亞,在車臣問題、“歐洲反導”等問題上聯合歐陸進一步打壓、拆解俄羅斯,讓那個針對它(美英土著資本)的叛局失去來自俄羅斯的強力支撐,再圖返身迫降歐陸,圍剿猶太資本。又同時,美英土著資本也利用“全球化”這一時間進程(美帝國和美元帝國的擴張進程)從冷戰身份中走出來,恢復其“傳統資本立場”,即用“美英資本立場”替換冷戰時期的“美帝國資本立場”,以能獲得一個足以制約乃至鯨吞猶太金融資本“集團”的“獨立博弈者身份”。由於猶太資本勢力已經滲透到美帝國各重要領域,美英土著資本還需要借重倫敦去完成它的佈署……對此,猶太資本必須找到反制手段——
〇從“美帝國”到“美元帝國”(2)猶太資本的“土著”盟友
在冷戰時期,猶太金融資本的“集團”屬性也有所淡化、或曰被淡化運行,但是“金融民族”卻始終做為一種不會失去的集團性立場,因為——這個立場首先就是由金融資本的內在屬性所要求的,即由金融資本的壟斷性所要求的,而不是首先出自“民族屬性”的要求。所以在“美帝國”時期和“美帝國”向“美元帝國”轉向時期,資本金融化和金融資本走向壟斷化的進程始終未斷。而且,猶太資本借其歷史繼承性一直在持續壯大,而這又是因為維繫“金融壟斷性”需要借用某種自然屬性下的“集團性”,那麼血緣關係、歷史承繼、宗教社區、文化認同、國族認同——這些未曾被,也不可能被歷史遺棄的差異性內容還是會楔入“金融資本集團”的建構進程中去,何況在美國-美帝國的歷史中,猶太金融資本一直就以民族性為根基才得以在北美立足、生根、壯大,以至謀得金融霸權……
蘇聯解體10年後,美帝國已經基本完成向“美元帝國”的蛻變。但是猶太資本必須在美國國內尋找到另一個強力盟友,或者它與某個“資本盟友”的結盟雖然不足以控制美帝國,卻能夠在美國權力政治結構中獲得一種結構性優勢,以能壓制住其他資本集團及其聯盟,和壓制住美英“土著金融資本”這個“大聯盟”,只有這樣,猶太資本才能避免被圍殲並爭取到出逃機會,或者借爭取到的“出逃權”再行做局、佈局……猶太資本選擇的這一支“土著資本盟友”就是“美英石油資本”——把它從美英土著資本群落中拉攏、分割出來與自己結成利益同盟。不過,在“鯨吞猶太資本”這一博弈方向上,只要條件成熟,美英石油資本仍然可以“還原”到美英土著資本的共同立場,而這就要求猶太資本的戰略佈局必須步調緊湊,並且要讓石油資本能夠從猶太資本的佈局中獲得暴利——猶太資本有辦法做到這兩點,辦法就是——
(1)強化美帝國以“石油美元政治”為根基的“大棋局”走向,讓白宮必須借重於石油資本的配合,也從而必須借重猶太金融資本的配合。“911佈局”就是一個關鍵性的強化步驟與手段。
(2)借白宮佈局中東、中亞之機,讓美英石油資本搶佔那裏的油田股份從而站穩“石油大棋局”立場。自然,白宮也需要這支它可以信任,可以控制的的嫡系資本來配合、幫助它展開中東-中亞佈局乃至全球佈局。
(3)在華爾街,猶太金融資本與美英石油資本相互勾結,一同套取暴利……這些可行的勾結關係,以及這一勾結能夠引導、推動白宮更堅決地走向符合“猶太資本佈局”的方向(美英土著的戰略佈局),以及這兩路勾結起來的資本能夠為,願意為白宮的戰略佈署提供現實可行的支援與配合,包括金融戰線、石油地緣政治(主要針對莫斯科)上的支持而不是背叛或背離——這些正是猶太資本之所以把美英石油資本選做戰略盟友的因由。
(那麼美帝國軍工資本是猶太資本的“國內土著資本盟友”麼?猶太資本所需要的“石油美元帝國”的確需要軍事霸權做支撐,但是此前的“美帝國”時期,美國土著資本也需要,更需要軍事霸權的支撐。而且,美國軍事工業整合著美國的大工業資源、大學資源和高科技資源,而這些資源正是“可以”構造一個“健康美國”的主要成分。所以說,美國軍工資本更靠近猶太資本的“敵手”——美英土著資本的立場。當然,在“大棋局”裏沒有“永遠的敵人”……)
猶太資本針對美英土著的策略也必須切合美帝國現階段的歷史走向(歷史慣性),這個走向至少要是——美英土著資本在全球“大棋局”中的立場將要求美帝國堅持這一走向。這就是說,並非“猶太資本+美元石油資本”的權重真的壓過其他美英土著資本,也壓過“美國”社會可以整合起來的社會力量、“民主力量”,從而兩路資本能夠挾持美帝國走向“美元帝國”……猶太資本拉攏一支“土著資本盟友”只為避免被土著資本鯨吞,而美英土著資本預圖鯨吞猶太資本也不是為了回到一個傳統的“美帝國”或者“美國”(所謂非帝國的“美國”根本不曾見存於歷史),而是要把這個金融帝國和通過它而向全球社會榨取的金融暴利收歸己有,而且面向全球“大棋局”,美英土著也要爭取剪除猶太資本這支“第五縱隊”……美英土著資本(及其權勢)、猶太資本都知道——從“美帝國”到“美元帝國”的轉變具有歷史必然性,而猶太資本只能參與、投機到這一歷史過程中去,卻不足以挾持它。相反,“美帝國->美元帝國”這個必然性轉變卻是英美資本長期從全球榨取霸權利益的歷史結果,也是“資本的全球大棋局”之博弈結果(要透徹泛解析這個問題,還需要結合所謂“美國的本質”等視角,並且需要重新解讀“二戰”,才可能一併論演,所以另立章節)。
主要是美英土著資本中的大資本才有權力-能力-影響力去收割猶太資本(必須通過國家機器),所以,猶太資本“可以”通過“邀請這個敵手一起分贓”的方式至少延緩那個自己被圍剿的命運進程,進而有可以贏得機會去改變-扭轉美英土著針對它的戰略設計內容,乃至在“大棋局”中戰勝美英土著資本。當然,非不得已,猶太資本不會向美英土著大資本讓渡財富,那麼分贓的方式就是——讓美帝國經濟進一步走向“金融化”,讓美英土著大資本也貪婪于“金融掠奪”帶來的暴利,包括向美國國內做金融掠奪和向全球做金融掠奪,以及,讓美英石油資本能夠與自己共同套利和去中東圈佔油田……這應該也是這一輪美國金融危機-債務危機的資本動機與資本動力——如果說金融壟斷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那麼這種捆綁關係,及“大棋局博弈關係”就具體演繹了“最高階段”的現實形態,和壟斷的現實形態,而這種“捆綁(勾結)”還追加了這個帝國圖謀“統治全球”的“邪惡動機”。
有了石油資本這一路“土著盟友”,猶太資本可以影響白宮的戰略定向,主要是讓“白宮的大棋局”的步調有利於“猶太資本的大棋局”步調,而且在操作層面,兩路資本也有必要進入白宮(白宮是美國大資本的代理人,只在“操作層面”擁有權力)——這兩路資本共同扶植小布希、切尼集團上臺,因為兩人及其政治家族(後臺)並不算是美國政治家族勢力中的主流與強者,“猶太資本+石油資本”容易賄買和拉攏他們,並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他們,也包括威脅——指證他們接受了石油資本的賄賂。當然,小布希和切尼出賣的只是美英土著資本集團的戰略“步調”,並沒有出賣那個戰略“本身”。而且,猶太資本要借局佈局(借白宮的佈局去展開自己的佈局),就還必須為美英土著資本的“大棋局”提供一個後者一定會接受的宏觀大策,且這個“宏略大策”——必須符合白宮的戰略遠景,必須切實可行,必須是超過(美英土著自己的)其他策劃的一個“上策”,才可能成功“賄買”白宮(的某些辦公室)。當然在設計中,猶太資本會讓這個贈送給白宮的“上策”必須在猶太資本的配合下才可能實施並完成,以免被美英土著修改策劃內容,以至於被“將計就計”,被布下“局中局”……那麼,以“911事件”為“棋眼”,一個“911大策劃”早已出爐,開始演繹了。鑒於棋局之大,佈局之重,完全有理由把它看做是同“冷戰收局”(蘇聯解體局)同等量級的新一盤“大棋局”,是繼“冷戰收局“之後的新一輪全球大博弈。
(因時間和精力有限,也缺少資源去仔細窺察美國內政及美元資本的內部鬥爭,本小節中的分析性內容或存偏頗。)
〇 從“美帝國”到“美元帝國”(3)“911事變”的原始底圖
既然美英土著資本不可以正面攻掠歐陸,也不可以立即返身收割猶太資本,那麼美英與歐陸這兩路資本之間能夠達成媾和麼?——“美、歐分立”做為“冷戰收局”的博弈結果,與“可以媾和”相對應的博弈內容就是——冷戰尚未真正結束。當然,就“西方陣線”依然存續來講,美英帝國與歐陸一直在媾和中,不過它們這個勾當也受制於“大棋局”……具體地——
(1)德國、法國一直自我保存為兩個“完全經濟體”,歐陸更是一個超大的“完全經濟體”,鑒於巨大體量,也鑒於科技對產業的依賴而失去科技優勢也就失去一切競爭優勢,歐陸也只能繼續走“完全經濟”路線。那麼其實體生產力不可以被美元霸權統治或者被美元資本吸血。
(2)歐陸的體量、實力與潛力高於美國,並且這種差距將繼續拉大,尤其美國實體生產潛力已經衰落。這種前景下,歐陸沒有理由放棄爭霸野心。
(3)鑒於第(2)條,美英資本無法以美國本土實體經濟為本去同歐陸做“自由競爭”,那麼美英土著資本一定會把自己定位為盤剝者,這又要借重于金融霸權-貨幣霸權而這個霸權它已經在手。
(4)如果美英與歐陸媾和,猶太資本將立即被美英土著鯨吞,所以猶太資本必須予以反制,且不計代價。
(5)美、歐媾和的後果將是——它們要在全球重演“殖民地時代”,雖然形式會有所不同。而這是全球正義力量都不能接受的,包括俄羅斯、中國、阿拉伯等等,而某些國家還要被霸權者借為“棋子國”(典型地就像曾經的日本)……當然,所謂(1)(2)(3)(4)都是從“大局觀”中抽象出來的片面,任何單一理由在“大棋局”中都不免侷促,所以在“大棋局實際”中都並不能單獨成立……
美英土著資本不可以正面攻掠歐陸,也不可以立即返身收割猶太資本,美英與歐陸這兩路資本除非通過捭闔贏得這盤“大棋局”否則也不能達成媾和,那麼“美元帝國”可以回到“美帝國”麼?簡單看來——除非徹底改造美國社會,讓美國從美英霸權體系下獲得真正的獨立(脫離由霸權體制支援的“暴利模式”,包括停止通過“全球化資本主義”向全球人類社區“吸血”),美帝國或者“美元帝國”的國內實體經濟就不可能恢復競爭力。然而,出於壟斷資本的本性,美英土著資本是不予考慮“退出全球霸權”的。更何況,歐陸資本以實力為基礎正在要求取代美英資本的全球霸權地位,則即便出於金融資本之間的壟斷鬥爭,美英資本也不會主動放棄霸權包括美元霸權——除非它能夠會同歐陸資本從“大棋局”捭闔出一個隻只它們有利的媾和結果才勉強算是“放棄霸權”,這樣,問題就又回到這盤“大棋局”……而在“大棋局”中,歐陸與美英帝國分別已經擺出“歐元出世局”(做為“冷戰收局”的繼承和後果)、“全球化局”,大盤面上——歐陸資本有望借助包括莫斯科在內的國際力量而從“歐元出世局”一舉贏盤,而美英土著資本坐擁美元霸權、軍事霸權和讓它相當自負的“軟實力”(主要就是從英帝國500百年爭霸史和英美200餘年霸權史中“積澱”而來的戰略能力),且猶太資本在美元與元的大決戰中(至少在決定戰局走向的第一輪戰役中)必須站在美元立場……
而且美元及“美元帝國”已經在全球做出佈署,布下戰場和陣勢,布下“局中局”,僅就此,美元帝國也不準備回到一個“正常的美國”,那麼鑒於
(1)美帝國已經走向“美元帝國”而這個轉向必將影響美國本土實體經濟,以及美英為維持其全球霸權而需要遏制歐陸、東亞經濟的發展從而也必將損害美國本土經濟。
(2)美元為維持其貨幣霸權而“需要”遏制歐元,從而“美元帝國”需要對歐陸經濟做有限打壓,這也將影響到美國經濟。
(3)“美元帝國”為壓制、打擊、控制歐陸、東亞博弈者而“需要”推高油價,因為推高油價既能讓“美元帝國”拿住針對歐陸、東亞博弈者的籌碼,也能直接打壓歐陸、東亞的經濟。而且,美英石油資本和猶太金融資本還要從高油價獲利和通過對油價的控制去金融“市場”套利。並且,白宮為拉住海灣王權也需要向石油王權讓利。再加之,美英、歐陸、俄羅斯必將爭逐中東從而不可避免影響到油價——但是反過來,高油價也勢將打擊全球經濟、也包括美國經濟。
(4)不論美英土著資本還是猶太資本都要強化自身的“財勢”以能在美帝國國內的權勢爭奪中取得優勢,去“挾動”白宮,猶太資本還需要綏靖其他美英資本以能讓它們在“美元帝國”之路上有利可圖,而這必將加速、加劇美國社會的貧富分化……這些(由霸權主義自身引起的)因素必將衝擊美國經濟,影響美國“公民”和“納稅人”的生活水準,那麼美元資本一定已經深入考慮了“怎樣可以避免被革命”這種問題,也考慮了當它們對“大棋局”做出系列佈署時不可以受到國內(社會)博弈的限制、牽制。就此,美元資本一定責令白宮做出預防,拿出預案——
“911”事件不久(2002年6月6日),美國總統小布希宣佈將成立“國土安全部”,曰“防止美國本土再次遭受恐怖襲擊”。又,華盛頓“針對恐怖主義”出臺了“相關法律”……但實際上,白宮的真實意圖卻在於控制美國民眾和美國社會,以阻止非常可能爆發的社會反抗乃至國內革命。那麼可以說——“美元帝國”的財團早在“911事件”之前的那段時期(向美元帝國過渡時期,就早已把打壓美國國內民眾(的反抗甚至革命)做為它們的一個重要博弈目標了。即是說,設計一場針對美國國家和國民的重大恐怖攻擊也是為了加大美帝國的國內管制,為鎮壓美國民眾而準備社會政治環境與機制——“911攻擊”就是它們所需要的“最適合”的方式,即911就必須是一次讓美國國民恐懼的,讓美國公民生命遭受很大損失的悲情事件。
當然,後文中將要推證:在“911陰謀”中還合成了美元帝國的另外三個重大戰略性目標,而這個“壟斷資本要保證它們對美國民眾、美國社會的統治”只是其目標之一……之所以說這個目標(“恐怖主義內政”)才是“911事變”的原始底圖,主要是因為——在原理上,其餘幾個戰略性目標都可以經由其他策劃去佈署和實施,卻唯有“恐怖主義內政”讓美元壟斷資本最難另尋途徑去實施……今天,美元資本針對美帝國國內的統治仍然需要“恐怖主義內政”(也包括控制、轉移種族矛盾等多種國內矛盾),那麼可以判斷:由美元資本發明、發動的這場針對“美國”的“恐怖主義戰爭”就不會停止。但是,美元資本又不能讓恐怖攻擊在“貨幣戰爭”大環境下衝擊“美帝國信用”從而衝擊美元霸權,所以,美元資本(或美元帝國或美英土著權勢)會選擇——
或者讓本.拉登這個“象喻符號”足夠誇張,且讓這個“符號”繼續存活;或者在烈度上限制針對美國本土的恐怖襲擊,但是讓有關“恐怖襲擊”的“事件或者傳媒事件”不斷;
或者讓歐洲或其他地方成為恐怖襲擊的靶標也同樣能夠起到震懾美國“公民社會”之效果還威脅歐陸或其他博弈者;
或者,當華爾街在白宮的策應下準備好一個金融圈套能夠讓美元(或美元霸權)先跌再起(像“911攻擊”這樣),白宮再會發動下一次針對美國本土的較大規模的恐怖攻擊(再複製一次“911博弈事件”)……
〇 大局觀第一季——白宮的難題
1999年1月1日歐元在歐盟11國正式啟動。規定2002年1月1日歐元正式流通。2002年3月1日起成員國原貨幣停止流通……
隨歐元出世,如果美元帝國及其利益“盟友”沒有做出主動應對或有效應對,則“大棋局”走向如何?“它們不做出應對”當然是不可能的,卻又全球所有博弈者(也包括華盛頓、歐陸、莫斯科)針對“歐元出世局”都必須首先參量的一則“大局觀”,在時間順序上是“大局觀第一次”。在“大局觀第一季”視野下,足以衝垮美元霸權及“美元帝國”的路徑有四條——
1.伊拉克、伊朗、俄羅斯、中亞(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阿塞拜疆),乃至還有委內瑞拉這些能源出口“大戶”中的多數選擇以歐元結算其能源出口,即出爐“石油歐元”——雖然美元帝國有望保住海灣石油王權這最大一路石油輸出勢力,已經大而無當(總面額已經遠超它的實際“價值”)的霸權美元也將倒塌,美元帝國的最好的結果是它將緩慢崩潰(但是“大棋局”不會如此簡單,美元帝國只能迅速崩潰……)。
(2000年11月,伊拉克央行宣佈以歐元替換美元作為外貿結算貨幣,並把100億美元外匯改換為歐元。
2000年12月24日,伊拉克宣佈,伊政府決定自2002年初開始正式以歐元替換美元作為外貿結算貨幣。)
2.東亞,主要是中國、日本停止美元外儲,改為儲備歐元。以至於東亞拋售美元,或者積極同石油出口國啟動“石油歐元”……
3.在“大棋局”變化之後(美元帝國不能完全封鎖住第1、第2條路徑),海灣石油王權向歐元立場轉移,出籠“石油歐元”或者也同時保留“石油美元”——即便海灣王權同時保留了“石油美元”(出籠“有限石油歐元”)以能夠在美英、歐陸之間縱橫求存,美元霸權及“美元帝國”也必然走向終結。
4.借美元-歐元之間的決鬥,並且推助這場決鬥,莫斯科有機會攜領中亞,聯合伊拉克、伊朗,乃至還有委內瑞拉,去啟動一個“俄佩克”,對抗以至於取代“歐佩克”,或者拉攏歐元甚或拉攏歐佩克,去重建全球貨幣秩序——則美元帝國勢必終結,而莫斯科有望獲益極大乃至向第一霸權邁進……
這四條“大致”路徑是所有“大棋局”博弈者都必須要看到的(除非某些次要博弈者欠缺基本的戰略能力,或者它在政權機制上壓制了自己的“國家戰略頭腦”,或者某些小國地處偏隅在‘大棋局’中根本算不上一路棋手)。當然,“大棋局實際”一定會向複雜化演繹,但不論多麼複雜,對於預圖維續美元霸權和美元帝國的資本及其野心來講,它們都必須成功封鎖,且同時封鎖這四條足以摧垮美元霸權的路徑,因為任何一條路徑都足以“單獨”摧垮美元霸權,或者至少把“大棋局”迅速引向對美元帝國極為不利的方向從而間接摧垮美元霸權(或者就是一個路徑引發其他路徑)。並且,因為霸權者的野心,也因為在“大棋局”中美英帝國和美元帝國已經站在霸權頂點所以“不進則退”,它們還會力圖在防禦的同時謀求進取……不過在四條路徑中,尤其第1、第2條路徑,讓白宮破解起來何其困難,而四條路徑又複合在一起,主要博弈對手又已經捭闔縱橫,還將繼續縱橫捭闔(視‘大棋局’變化,視白宮的應手),看起來這簡直就是美元霸權和美元帝國的“死局”。
當然,“美元帝國”手中還是握有自己的優勢,其優勢有四:
1.軍事優勢。
2.尚能一時操縱的霸權美元和金融控制力。
3.一時尚未被廢黜的全球霸權地位。
4. 所謂包括戰略能力在內的“軟實力”……
但是,在“歐元出世局”開始演繹之後,至少多數主要博弈者能夠看到這個大不利於美元和美元帝國的“大棋局”,也就看淡了美元帝國、美英帝國的霸權前景,所以美元帝國的優勢就只剩下一樣才算得上可靠,即軍事優勢。
〇大博弈第一季——“北約東擴”,及莫斯科的戰略
足以衝垮“美元霸權”和“美元帝國”的四條路徑中,第1條無疑最為核心,最為吃重——顯然,白宮絕難改變莫斯科的立場,也絕難改變歐陸的立場,因為歐陸明確看到自己的霸權前景即在眼前……然而,所謂“大棋局”是“列國”的“大棋局”,歐陸與俄羅斯的戰略目標、戰略利益不可能——在一條路徑上高度會合而其矛盾又不可能被其他博弈者利用而放大。這就為白宮“破局”提供了條件——
在莫斯科的戰略中有一個基礎性的邏輯——
莫斯科擁有可供其成為全球第一霸權的武力優勢、能源優勢、地緣優勢(國土縱深可以同時控攝歐陸、東亞、中東),它的終極戰略目標當然是成為全球第一霸權。初看之下,莫斯科似乎有理由全力攻伐現存第一霸權即美英,直接就是擊垮霸權美元。然而,莫斯科不能允許美英霸權垮臺之後,歐陸卻拿走霸權果實成為不易撼動的第一霸權——如果想要莫斯科全力或者哪怕大力支持歐元,例如攜中亞各能源出口國並聯合和鼓動兩伊去出籠“石油歐元”,就必須有一個前提,即,莫斯科必須保留足夠的機會可以在接下來的“大棋局”中讓自己能夠控制“歐陸帝國”,或者至少不能讓“歐陸帝國”反過來(聯合衰落的美帝國)控制住俄羅斯。畢竟,莫斯科這只大熊寧要一隻對岸的老虎(大西洋對岸的美利堅),也不要一隻身邊的老虎(歐陸帝國),何況身邊的這一隻老虎還更具潛在實力。
那麼,白宮只要打壓俄羅斯,並且打壓到“莫斯科無望控制歐陸帝國”的程度,莫斯科就將不會允許歐陸霸權取代美英霸權,而是要等待更好的時機……
雖然歐陸在人口規模、經濟體量和品質上都遠超俄羅斯,但是在可供爭霸全球的地緣條件和幅員廣度上卻遠不及俄羅斯,而決定兩路博弈者勢力對比的關鍵就在東歐,即,東歐誰屬(整合或者控制)將是歐陸、俄羅斯勢力此消彼長的決定性因素——雖然蘇聯已經解體,但是莫斯科卻可以隨時糾集起原蘇聯諸邦中的多數,甚至威壓(原蘇東陣營中的)東歐幾國把它們變成“真空地區”(尤其冷戰後它們並未由倒向西方立場而獲得什麼利益),恢復莫斯科的地緣政治空間(“蘇聯解體”也做為莫斯科的一次戰略大撤退),則歐陸帝國的版圖將立即變得促狹,將全部暴露在俄羅斯中遠端導彈的準星之內,和快速反應部隊的突襲航程之內,則莫斯科可以隨時威懾著歐陸帝國……那麼當歐陸奪得貨幣霸權,卻將隨即面臨一個巨大困境——莫斯科將要搶走“霸權果實”而歐陸自己將成為俄羅斯的附庸。這時,歐陸就必須依靠大西洋對岸的美帝國做為戰略上的後方依託和“地緣縱深”,則美帝國有權繼續充當歐陸的“大哥”,從而美元地位有權繼續高於歐元地位,即“歐元霸權”和“歐陸帝國”尚不能實際成立,也即歐元稱霸之路只是一個虛幻……是以,歐陸必須支持“北約東擴”。
反過來,如果歐陸控制-整合東歐,不僅歐陸帝國的幅員得以向東做大尺度擴張,與俄羅斯之間的地緣態勢此消彼長,而且白俄羅斯、烏克蘭這兩個俄羅斯的主要盟友國和俄羅斯的主體部分(即歐洲部分)就暴露在歐陸帝國的勢力之下了,歐陸可以從政治上、經濟上、心理上滲透、顛覆、拉攏白俄羅斯、烏克蘭甚至包括俄羅斯的加盟共和國,和從軍事上以“北約反導”和空軍實力壓迫它們從而促進政治、軍事目標(俄羅斯雖然幅員巨集巨,它的人口、經濟卻高度集中在歐洲部分,這是它在戰略地緣上的主要弱點)……如此,歐陸可以甩開美英建立一個獨立的帝國了,也就可以全力向美元發起決鬥了。
是以,從進取的立場上,歐陸也必須支持“北約東擴”。
具體到“大棋局”——
如果歐陸帝國能夠把版圖著實地延伸到東歐,則在歐元霸權取代美元霸權成為大趨勢之時,美英就至少有需要去同歐陸媾和-勾結,反過來充當歐陸帝國的“小弟”,去共同壓制俄羅斯。同時,美英土著可以在歐陸的支援下順利鯨吞猶太資本(歐元不再需要猶太資本這支第五縱隊)——在美英霸權資本的立場上,這也算是它退離霸權歷史的一條“可取”之路,結果將是歐陸-美英繼續共同統治全球(當然,前提是‘大棋局’及美國國內經濟等因素已經讓白宮找不到維續霸權的路徑,而且美元土著還希望在‘大棋局’形成這一大勢之前盡可能利用猶太資本收割全球財富)。如此,歐元、歐陸將在它的霸權之路上順利前行……
反之,如果歐陸帝國不能控制東歐,它就需要美帝國的強力支撐才能制止莫斯科來盜取霸權果實,即美英-歐陸之間不易達成勾結。
那麼在歐元盛,美元衰的大趨勢下,莫斯科可以找到一個機會(或者推波助瀾製造機會),突然強力出手支持歐元,推翻美元霸權,而令歐陸被“大棋局”裹挾不得不接受莫斯科拋給自己的“雞肋”(否則歐元崩盤,或歐元區解體),或者只能去爭取把“大棋局”導入新的一輪以制止莫斯走上霸權之巔。
又或同時,莫斯科還可以借敘利亞為軍事-政治基地,支援敘利亞聯合阿拉伯諸邦去攻伐以色列,遂讓美英土著資本有機會鯨吞猶太資本,從而讓美英“可以”把貨幣霸權讓渡給歐陸……看起來,這是莫斯科幫助歐陸帝國稱霸,但是隨後,莫斯科可以聯合阿拉伯諸邦再來攻伐歐陸帝國,奪走霸權,就此,可以發現這樣的路線圖——
在歐陸搶得中東石油出口結算權(“石油歐元”出籠)之後,歐陸並沒有充分的武力控制中東各路博弈者,即便歐陸會同那個(被摧垮美元霸權而)武力衰落的美帝國,也太難全面控制中東,因為中東諸侯將得到俄羅斯的全力支援、或者也有中國乃至日本等主要博弈者的強力支持(東亞的支持強度取決於複雜的“大棋局”因素。確定的是:東亞“需要”提供強力支援)。那麼,中東諸侯在莫斯科及國際力量的支持下有機會出籠自己的“石油貨幣”(例如海元),或者它們支持一個“貨幣籃子”取代“石油歐元”這種霸權貨幣,而它們會得到莫斯科,尤其東亞的支持。那麼,“石油歐元”這只煮熟的鴨子也會從歐陸帝國的餐桌上飛走(甚或,莫斯科並非沒有機會進一步做局,去打造一個“俄佩克”乃至於“石油盧布”)……就此,莫斯科或者“中東石油博弈者”還有強力手段對付歐陸——阻斷蘇伊士運河,讓歐洲經濟承受不起高成本能源(繞道好望角)。而“阻斷蘇伊士運河”在方法上可以非常簡單,例如有夠多或者夠大的船舶“意外”擱淺或者傾覆在蘇伊士航道,隨後,其他船舶還可能發生碰撞……而且,在抑制歐陸霸權帝國這個問題上,埃及的立場根本不需要誰來動員(關於埃及的分析留給後文)……
——尤其,如果歐陸帝國不能整合東歐,美英就更有權(以向歐陸提供戰略支撐做為籌碼)向歐陸討價還價,爭取奪回貨幣霸權。或者即便歐陸能夠捭闔出一種局面令美英甘做歐陸的‘小弟’,但是如果美帝國在歐元的攻伐下衰落之路過於急驟,一個版圖促狹且暴露在俄羅斯軍事力量之下的歐陸帝國也不能放開手腳向莫斯科博弈……也所以,歐陸能夠整合東歐還意味著歐陸因此可以向美元霸權發起強勢攻伐,同時不怕美帝國以急驟的方式衰落,並且在攻伐決戰開始前,歐陸手中這個“強勢攻伐權”可以讓歐陸在它同美英的捭闔鬥爭中佔據主動位置,從而容易引導出一個有利於歐陸自己的“決勝局”。
……“911事件”前,美英、歐陸已經聯合推進、實施了“北約東擴計畫”。那麼當美元-歐元之大決戰正式開始,如果莫斯科盡力支持歐元,則要麼歐陸一舉成為第一霸權,要麼兩路資本謀和而歐、美在北約框架下聯手攻伐俄羅斯——所以,“北約東擴”莫斯科失去了全力支持歐元的必要理由,即,“北約東擴”成為了美元帝國用來制約歐元爭霸的工具。但是,美元帝國(及美英霸權帝國)只是解除了來自莫斯科的一個直接性的威脅,即莫斯科仍然可以縱橫捭闔,以迂回策略介入“大棋局”,而莫斯科的主要鬥爭目標仍然是美英霸權——俄羅斯的“黃雀策略(漁翁策略)”受阻,它就只能更徹底地走“扶植歐元路線”,和與猶太資本進一步增進協同,把“大棋局”引向複雜化,而“複雜化”也是幾路主要博弈者可以接受的。
是以,在“破局美元霸權”的四條路徑中,白宮力推“北約東擴”、“北約反導”只針對第1條路徑有效,且只能算“半效”。
“北約東擴”屬於傳統政治運作,而“歐洲反導”就可以曰做“地緣政治工程”或“地緣政治手術”了(通過實物工程改造政治,改造“大棋局”)。這樣說也是因為“反導系統”本身沒有多少軍事價值——不難從導彈技術上突破它,而且威懾畢竟只是威懾,即便擁有“全效”反導系統的北約也並不能真的對俄羅斯發動核戰。對於美英、歐陸雙方,“歐洲反導”(及“北約東擴”)的主要戰略價值就在於“地緣政治手術”——(1)它成為美、歐維續傳統聯盟尤其軍事聯盟的平臺。(2)“歐洲反導”向東推進就意味著爭取到了東歐各國的立場,即把“北約東擴”從軍事上坐實,從而進一步從政治-經濟-心理上坐實,讓“大歐洲”(歐陸帝國)在地緣上做大和做實——這符合歐洲所願,也就意味著歐-俄之間可能的聯合、聯動被自動阻斷——這是美元帝國願意看到的。
而對於準備佈署“反導系統”的幾個東歐國家來講,它們的“反導設施”反而要成為莫斯科的第一波打擊的標靶,甚至當莫斯科判斷西方的“反導系統”的確有效而俄羅斯的導彈無力突破它們,則莫斯科未必不會以單方面軍事行動或者間諜行動摧毀它們,而北約則束手無策,畢竟莫斯科並未發起一場“核戰”,規模也不算一場“大戰”。那麼東歐幾國迎接“歐洲反導”的目的就在於它們希望借此進一步融入“大歐洲”,而幾國政客階層與國內資本之的目則主要在於握有更多實際權力和做穩資本利益——寧做西方資本的附庸,不做莫斯科的傀儡。
即使沒有這場主要肇起於“貨幣戰爭”的“911大棋局”,“北約東擴”也“勢在必行”,所以還不能說“北約東擴”單純就是白宮針對“歐元出世局”的破局動作。然而在2000年小布希上臺後,美國退出了與俄羅斯簽署的《反彈道導彈條約》,此時正是“911事變”前夕,可見白宮要通過“歐洲反導”強化“北約東擴”的戰略效用。這便是白宮針對“歐元出世”在做出“破局”了。而在“911事變”後,白宮著重推行“歐洲反導”也繼承了這一戰略框架,等於深入開掘“北約東擴”的戰略內容,和能夠用一個新花式把“北約東擴牌”繼續打下去。然而,美元帝國並不真正要把“歐洲反導”坐實(除非“歐陸帝國”失去前景),因為一旦“歐洲反導”確鑿成立,歐陸將不再擔憂莫斯科,則歐元就要向美元發起總攻了,雖然那時莫斯科不意支持歐元,但歐元可以聯合東亞、海灣王權、猶太資本共同破局美元霸權(雖然三路博弈者都會向歐陸要求條件),或者同時送給莫斯科一個“雞肋”……
那麼我們在新聞中看到美帝國的反導技術總是不過關,那可能就不一定純屬偶然(當然,美帝國在“反導”的某些方面落後於中國也可能就是“技術事實”)……2009年9月,奧巴馬政府宣佈放棄布希政府時期的“歐洲反導計畫”,取消了波蘭、捷克的反導基地,聲稱將出爐新的“歐洲反導計畫”,而在地理上,波蘭和捷克處在俄羅斯與德國、西歐之間。
2010年7月,奧巴馬政府明確了這個新版“歐洲反導計畫”,它宣佈將首先佈署海基防禦系統(地中海和北海),這在客觀上把德國暴露給了俄羅斯;然後在第二個計畫步驟中,它準備把防禦基地佈署在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客觀上還是把德國暴露給俄羅斯;它的第三個“計畫中”的步驟才準備選擇波蘭做為重點投入的防禦方位(“保護”德國)……時間上,2009-2010正是美國金融危機-債務危機剛剛爆發,繼“911大博弈”之後,美元與歐元正要展開新一輪決鬥,此時白宮收束“歐洲反導”正可以對“歐元帝國”釜底抽薪,或者同時以“釜底抽薪”而達到“防患於未然”之效果(美元與歐元這新一輪次的決鬥也非常之複雜,而“新版歐洲反導計畫”的其餘具體內容也具有針對了這一輪“大博弈”)……
那麼可以理解:白宮並非一把“歐洲反導”進行到底,而是要把“歐洲反導之推進過程”進行到底。而一旦“歐洲反導”坐實,將意味著美元準備向歐元投降,或者投誠(勾結)。當然,“歐洲反導”並不構成“美元向歐元投誠”必要前提。因為原則上,“大棋局”中沒有“必要前提”——通過捭闔縱橫,暗中改寫“大棋局”,繞開僵局內容和“必要前提”,一路博弈者才可望出奇制勝!(因此針對美、歐勾結問題,或者針對美元資產走勢,“歐洲反導進程的走勢”可以做為一項預警條件,但不能絕對看待。)
……借已經展開的文字,我們繼續對莫斯科的戰略原則做一點概括性分析,當然這只是本文目前的理解(這是“大棋局”中至為關鍵的問題之一,所以需要非常謹慎)——
莫斯科的戰略應該有一個主調式(原則)——
(1)要麼突然出手給予美帝國霸權(及美元霸權)致命一擊,並由此贏得一個局面以利於莫斯科爭霸——突然性是關鍵。
(2)要麼緩步促使“大棋局”走上有利於莫斯科而不利於美帝國的路線,其“緩步”也包括“積極等待”。這又是因為畢竟美元帝國(和美英集團)掌握著更多、更強的戰略資源可供其“做局”,而美元帝國處在一個自然衰落的“歷史過程”中也因此需要通過“做局”突破困境,是以莫斯科在難以判清美元帝國“做什麼局,怎樣做局”的情況下可以選擇等待,也等待美英同歐陸,同猶太資本的矛盾進一步激化……其中(1)通常要配合(2),因為華盛頓為避免(1),將不可避免地向莫斯科做出讓步,華盛頓的戰略步調遂受到限制,則莫斯科可以由此推進(2),再由(2)為(1)儲備條件……當然,莫斯科也可以“出其不意”,不顧(2)而直接於暗中準備(1)……相對次要地,莫斯科還有其他“戰略原則”——(3)利用其他博弈者的戰略誤判,主要是利用中小博弈者相對薄弱的戰略能力,對其進行戰略訛詐(當然,美英、猶太資本、歐陸也會這樣做)。(4)時而做出野蠻動作,為實力已經不濟的俄羅斯追加“國力”……後文中,我們還要偵緝莫斯科戰略佈署中的其他內涵,如果那不能稱之為“戰略原則”的話。
文/空蕩的原野
201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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