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人的幕後支持下,他們成功地把一場軍方內部中低層軍官反抗高級軍官的所謂“政變”變成了一場針對印尼共產黨及其同情者的大規模(反共肅清白色恐怖)屠殺,據估計,有50~100萬人被殺害,美國媒體也報導說,河水被染成了紅色,河流當中全是屍體,在許多地方,太多的屍體來不及處理,成了衛生難題,等等。之後,印尼開始了長達32年的蘇哈托軍事獨裁統治。
“伯克利黑幫”與印度尼西亞40年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實踐
“伯克利(/柏克萊)黑幫”的形成
“伯克利黑幫”是指印度尼西亞(/印尼)這樣一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者:他們在20世紀50年代後期至60年代初期在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下被送到加州大學伯克利(/柏克萊)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接受培訓,後來回國並在1965年軍事政變後長期執掌印尼經濟大權並推行新自由主義。
“二戰”結束以後,革命運動席捲亞洲,這給美國早就計劃好了的太平洋地區的“秩序”造成了威脅。在「冷戰」開始後,”遏制”共産主義運動在新獨立的亞洲國家的發展更成爲了美國的戰略任務之一。而”利用”教育項目來爲此服務則成爲了美國的”重要手段”。當時負責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迪恩·拉斯克(Dean Rusk)在1952年就指出過,共産主義在亞洲的進攻不僅需要培訓美國人去那裏戰鬥,而且必須要用美國的培訓機構去培養他們在亞洲的盟友。
而當時印度尼西亞的社會形勢對美國來說也很難說是有利的。剛剛獨立的印度尼西亞,民族主義情緒非常濃厚,有一個非常受人們愛戴的總統蘇加諾。更爲嚴重的是,印尼共產黨當時的力量非常強大,到1963年時,它是全世界除了蘇聯和中國之外的第三大共產黨,擁有300萬黨員,其外圍組織更是擁有1700萬成員。正是在這種社會形勢下,蘇加諾在1957年開始對荷蘭資産實行國有化,並成功地挫敗了美國人支持的一次叛亂。
美國人則從50年代早期就開始了他們在印尼製造出一個“現代化的精英”的工作,他們認爲沒有一個現代化的精英集團就不會有一個現代化的國家。由於在當時的印度尼西亞,雖然「美國國際發展署」非常願意提供資助,但拿美國政府的錢來研究印尼的政治經濟問題是令人忌諱的,因而私人基金會,尤其是「福特基金會」在印尼起了更大的作用。「福特基金會」從1954年開始發起使印度尼西亞“現代化”的項目,但剛開始時是與麻省理工學院(MIT)和康奈爾大學(Cornell U.)合作,在這種合作已經建立了各種聯繫、收集到了大量的信息並獲得了相應的經驗之後,便啓動了與伯克利(/柏克萊)合作的項目。
與伯克利(/柏克萊)合作的項目花費了「福特基金會」250萬美元,而且目的非常清楚,那就是爲印度尼西亞在蘇加諾下臺以後準備領導人。這個項目的本地合作夥伴是雅加達大學經濟學院,其院長是蘇密特羅(Sumitro)。他是該學院裏惟一的擁有經濟學博士學位的印尼人,他在荷蘭獲得博士學位,和西方有著密切的聯繫並且參加了在獨立過程中與美國人的談判,印尼1949年獨立後他回國擔任貿易與工業部長(後來擔任財政部長),在國內,他與代表印尼商業和地主利益的黨派關係密切,並在這個群體中頗有影響。
這個項目一開始就用伯克利(/柏克萊)大學的教授取代雅加達大學經濟學院原有的教授,並把學院裏的那些年輕的印尼教師送到伯克利(/柏克萊)去上學,逐步把雅加達大學經濟學院改造成爲一個美國式的經濟學、統計學和工商管理學的學院。雖然這一進程一度遭到蘇加諾的反對,他曾經威脅說要停止西方經濟學教學,但當「福特基金會」以停止所有資助印尼的項目相威脅時,蘇加諾屈服了。當伯克利的教授們在1961—1962年從雅加達大學撤出的時候,第一批被送到伯克利受訓的印尼經濟學者已經學成回國擔當起了這個學院的教學科研任務。
在此期間發生了許多事情,這些事情對印度尼西亞後來的發展産生了很大的影響。前面已經提到,當蘇加諾於1957年開始實施一些進步政策時,印尼的富商和地主階層和一部分心懷不滿的軍官搞了“外島叛亂”(Outer Islands Rebellion)。蘇密特羅也參加了這次叛亂,在叛亂被平息以後,他逃亡到了新加坡,但有意思的是,他並沒有失去對雅加達大學經濟學院的影響力,他與西方仍然保持著密切的聯繫,他的學生們在去美國或者回國的路上經常會去看望他,並把他的想法傳遞給有關各方。甚至經濟學院的院長的職位在他走後也一直空缺,沒有任命別人。
“外島叛亂”還有兩個方面的重要影響,一方面是支持叛亂的印尼社會黨和另外一個代表印尼富商和地主的黨派被取消了,而且由於他們採取這種極端的行動來反對受到絕大多數民衆支持的政府,因此他們的名聲更差了,這使得他們要想靠選舉來打敗印尼共產黨並獲取政權變得完全不可能,即使他們有美國人的背後支持仍是如此。美國人也清楚地認識到了這一點,他們把目光轉向了印尼的軍隊。在新加坡的蘇密特羅也在推動軍隊與印尼富商與地主階層的結合以對付強大的並且還在不斷壯大的共產黨,並公開鼓吹推翻蘇加諾的統治。
並非偶然的是,雅加達大學經濟學院與軍方的聯繫也變得更爲密切。到1962年,學院的一些在伯克利(/柏克萊)拿到學位的教師已經經常性地到印尼軍方的神經中樞——軍事人員與指揮學院(SESKOAD,the Army Staff and Command School)——上課了。在這個過程中他們與軍方的高層建立了非常密切和友好的關係。而美國人早在50年代中期就與印尼軍方的高層有了比較密切的接觸和合作。在他們的幫助下,軍方高層學會了如何把國內的學術資源利用起來並使那些經濟學家成爲軍方的高級顧問。在這種情況下,這批人開始討論“在蘇加諾突然去世時防止出現混亂的緊急計劃”,這些策劃甚至成爲公開的秘密。與此同時,美國人在培訓印尼的軍警人員方面也是用心良苦。到1965年,總共有4000左右的印尼軍官在美國萊文沃斯軍事基地(Fort Leavenworth)學習了如何進行大規模軍事行動或者在布拉格軍事基地(Fort Bragg)學習了如何鎮壓暴亂。除此之外,還有幾百位印尼軍官到哈佛大學或者是錫拉丘茲(Syracuse)大學(/雪城大學)學習了維持一個大的經濟體或者軍事組織的技能,包括從工商管理、人事管理到高空攝影和航運等。而美國國際發展署在菲律賓和馬來西亞的“公共安全項目”還幫助培訓和裝備了印尼的警察系統。
而軍隊在成功地平息了叛亂之後在國內事務當中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大。在蘇加諾宣佈戒嚴令之後,軍方成了印度尼西亞的絕對控制力量,他們在各地的軍官從那些在1957年大選中上臺的印尼共產黨官員手中奪取省級政府的權力。因爲擔心印尼共產黨會在大選當中取得壓倒性的勝利,軍方迫使蘇加諾取消了原定於1959 年舉行的大選並將之推後6年。在蘇加諾的“有引導的民主”(guided democracy)體制下,軍方很快地獲取了政府裏更多的高級職位。不僅如此,軍方還在經濟領域中取得了支配性的地位,他們事實上控制了許多重要經濟部門,比如說種植園、小型的工業、國有的石油和錫礦以及國有的進出口公司等等。以至於美國人也評價說在當時的印尼,軍隊和警察幾乎完全控制了整個國家機器,形成了一種新型的政府——軍事—私人企業體系。
然而,在民間,農民要求”土改”的呼聲也越來越高,印尼共產黨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他們與富商地主階層支持的軍方高層之間的衝突事實上是不可避免的了。但似乎只有後者對此是非常清楚的,在美國人的幕後支持下,他們成功地把一場軍方內部中低層軍官反抗高級軍官的所謂“政變”變成了一場針對印尼共產黨及其同情者的大規模(反共肅清白色恐怖)屠殺,據估計,有50~100萬人被殺害,美國媒體也報導說,河水被染成了紅色,河流當中全是屍體,在許多地方,太多的屍體來不及處理,成了衛生難題,等等。之後,印尼開始了長達32年的蘇哈托軍事獨裁統治。
蘇哈托上臺不久,雅加達大學經濟學院的教授們就在美國人的幫助下制定了一套新的經濟發展戰略和政策。之後,在美國人的支持下,蘇哈托任命了這個學院的5位教授爲他的經濟與財政金融事務專家組成員。到1968年6月,蘇哈托組建了一個所謂的“發展主義內閣”,把國家的經濟大權交給了包括蘇密特羅在內的“伯克利黑幫”。
此後,這群經濟學家以及他們的跟隨者幾乎沒有間斷地執掌權力達40年,壟斷了印度尼西亞的經濟戰略和政策的制定。從1966年到2006年,印度尼西亞有過五任總統,政治體制也從軍事統治轉變爲議會民主,軍隊系統也被重新改造。但在此期間,其經濟政策的制定者始終沒有大的變化。
“伯克利黑幫”推行的政策及其後果
“伯克利黑幫”最初的成員以及他們的學生在政府裏佔據了經濟方面的要職,同時還充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以及美國財政部向印尼政府施加壓力的渠道。拉姆利博士甚至指責他們還負有監視印度尼西亞的經濟政策以確保符合華盛頓的想法的任務。他們所推行的,也是上述這些國際金融機構和美國財政部所喜歡的一套後來被稱爲「華盛頓共識」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當人們剛開始看到這些政策的時候,他們看起來既公平又中立,但是,在這些就像教科書一樣簡單的自由放任政策的背後是霸權的經濟和政治利益。
第一,緊縮的財政政策是「華盛頓共識」的一個支柱。其公開宣稱的目的是爲了促進了宏觀經濟和價格的穩定,但其背後的動機是爲了提供償還外債所需要的財政盈餘。在教育、衛生、住房以及支持小企業發展方面的公共開支要求被縮減,以此爲償還外國債權人而擠出財政盈餘。
第二,「華盛頓共識」要求”金融自由化”以方便全球交易,並保證國際投資和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的利潤。
第三,貿易自由化是爲了在第三世界國家打開物品和服務市場。但與此同時,發達國家卻仍然在使用配額、反傾銷立法、大量的農業補貼、“自願的出口限制”以及其他非關稅壁壘以保護他們的工業和農業。
第四,私有化和出售國有資産以便把政府在經濟當中的作用減少到最小。在現實中這些國有資産都被以極低的價格出售。正如哈佛大學的馬歇爾·戈德曼教授所指出的,”私有化”往往變成了對國有資産進行海盜一樣的搶劫。這爲西方發達國家以極其低廉的價格購買(併購)發展中國家的寶貴的自然資源和國有企業提供了機會。
更爲嚴重的是,「華盛頓共識」在被強加給那些發展中國家時往往不給這些國家以任何的變通和準備的時間。這樣的休克療法的結果總是令人失望的。那些像傳教士一樣到處鼓吹「華盛頓共識」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的意識形態狂熱不給漸進主義和實用主義留下任何空間。
“伯克利黑幫”執掌權力40年留給印度尼西亞人民的遺産很難說是繁榮。從其發展趨勢來看,印度尼西亞恐怕並不是下一個韓國,也不是下一個馬來西亞,相反,印度尼西亞的新的歷史角色越來越像菲律賓。
不僅從經濟總量增長上來說印尼在此期間的表現不盡人意,從其他方面來看更是如此。在所有上述的經濟體當中,印度尼西亞在財富分配、外債以及産業結構方面都表現得相當脆弱。在這些經濟體當中,印度尼西亞擁有的自然資源是非常豐富的,但它們並未被很好地利用來爲印尼人民服務。到今天,印尼的森林被砍伐殆盡、石油儲備被開發得所剩無幾,而整個國家仍欠著大量的外債。貧困問題仍然困擾著印度尼西亞,成千上萬的印尼人甚至無法滿足他們的基本需求。
“伯克利黑幫”也未能對官僚體系進行改革。由於他們的薪水不夠支付正常的生活成本,官僚體系被迫進行腐敗。由於大家普遍認識到沒有人能靠政府支付的可憐的工資過活,腐敗被作爲生活的常態而被接受。
但“伯克利黑幫”以及他們的學生通過互相任命對方爲國有企業的董事會成員以及在印度尼西亞銀行、財政部和國家發展計劃署等部門交叉任職而變得非常富有。正是由於有了太高的薪水,他們根本不關心這個國家的那些拿著很低工資的公務員和軍隊士兵。工資改革不在議事日程上。不管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他們逼著公務員系統和軍隊系統進行腐敗,而且從來沒有想過要解決這個問題。
“伯克利黑幫”的另外一個巨大的失敗是在1997年10月(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邀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來進行干預。毫無疑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參與加重了危機。直到今天這次危機所造成的社會和經濟成本還能被人們感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激起了暴亂和社會動亂,導致幾千萬人失業、大面積的破産,銀行再資本化的費用超過了600萬億印度尼西亞盾,並導致幾百億美元的新的政府外債。
在回答別人的指責時,“伯克利黑幫”總是說,之所以出現這些問題是因爲當政的蘇哈托總統沒有更經常地聽取他們的意見,也沒有完全按他們所說的去做,否則,所有的事情都會變得很好。確實,蘇哈托政府是一個腐敗和殘酷的政府,而且在他的領導之下裙帶主義和瀆職行爲發展到了印尼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程度。但是,事實是,“伯克利黑幫”制定了這個國家的經濟戰略和政策並且帶頭實施它們,上述大量的失敗都是由他們負責的技術和操作層面的失誤造成的。在爲他們的主人服務了 32年,享受了各種權力和特權之後卻試圖逃避在此期間的所作所爲的責任是極其不負責任和可恥的。尤其是當蘇哈托已經失去權力從而再也不能爲他們提供什麽好處的時候更是如此。
那麽,爲什麽“伯克利黑幫”未能在40年的時間裏給印度尼西亞帶來繁榮呢?
答案很簡單,它就在造就這些人的「冷戰」根源裏。 “伯克利黑幫”推行的戰略和政策總是把印尼的利益置於美國霸權的利益之下。事實上,沒有任何一個中等收入國家能夠通過執行「華盛頓共識」的模型而成功地實現工業化,從1980年到2000年的20年間絕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陷於停滯就是這些政策對發展中世界影響的證明。
與之對應的是,日本、韓國和馬來西亞等”抵制”了「華盛頓共識」的國家繁榮起來並實現了國家的工業化。
「東亞模式」沒有像「華盛頓共識」一樣試圖減小”政府”的作用,而是在私人動機與公共支持之間尋求一個適當的平衡。他們沒有過多地依賴外債,也沒有過早地開放金融市場。而亞洲最忠誠於「華盛頓共識」的兩個國家——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在20世紀結束的時候卻在痛苦地承受著債務、貧困、貧富分化以及環境災難。
把全球利益置於國家民族利益之上使印度尼西亞在制定法律戰略和經濟政策時處於依附性的地位。 “伯克利黑幫”從來沒有搞明白的是「華盛頓共識」並不是被設計來幫助窮國工業化的,相反,它是被用來爲在華盛頓的政策制定者背後的強大的經濟利益集團服務的。「華盛頓共識」模型的典型後果是一個從危機到債務積累再到危機的循環,正如80年代早期以來拉丁美洲所經歷的。走出危機靠的是注入大量的借來的(由浮動利率變成高利貸的)資金,由此而積累的債務最終將帶來下一次危機。而對華盛頓的強大的金融利益集團來說,經濟危機給他們提供了迫使發展中國家實施極端的工業和金融部門自由化的政策,以及以低廉的價格購買這些國家寶貴的資産的機會。由於本地企業在具有競爭能力以前就實施了自由化,它們只能被吞併或破産。而外債過多使得外國利益能夠影響甚至主導私有化的法律和條例的制定以及對自然資源財富的管理。
“伯克利黑幫”的行爲方式
“伯克利黑幫”的行爲方式的特點是服從強權,而不考慮執政者是否是獨裁的、違反人權的或者是腐敗的。道德和倫理、民主和正義都不在他們的考慮之中。當然,他們總是非常樂於配合當時的執政者在外國人面前利用他們這些技術官僚來軟化其強權形象並改善公共關係。
他們也非常善於利用媒體。他們不時地把消息或者文件泄露給與他們關係密切的日報或者是周刊。這樣,他們喜歡的這些媒體在市場上具有了相對優勢並願意保持與他們的親密的聯盟關係。有意思的是,爲了增加其影響力和可信度,那些媒體刻意保持了在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方面的非常濃厚的自由主義色彩,但它們在經濟問題上總是極其保守的。
“伯克利黑幫”吸納新成員的模式是基於個人忠誠和封建的人身依附關係,而職業規範則變得不那麽重要。這種組織原則保證了他們的學生以及他們學生的學生的服從和忠誠。其中最順從的學生被他們送到美國學習,以實現與他們的世界觀保持一致。一旦回國並掌握了權力,“伯克利黑幫 ”就把學術界的各種好處給了他們最順從的學生,這些人分別成爲系主任、院長、研究所主任等等。而那些有智慧的,但具有獨立頭腦的學生們則很難得到這些職位。作爲對他們忠誠的回報,黑幫的首腦們還被任命爲國有企業的董事會成員,在“伯克利黑幫”及他們的跟隨者的指導下,這些國有企業效益一直比較差。他們還給他們的領導們提供各種其他的好處,比如出國旅行的機會、在各種官方委員會中的席位以及金錢方面的回報。由於有著比公務員和士兵高許多倍的收入,“伯克利黑幫 ”自認爲是這個國家的知識精英,地位比普通的公務員、軍事人員以及普通人民要高很多。與此同時,他們對民族主義和自主自強精神非常蔑視,不時予以公開抨擊。
在”黑幫”成員控制下的學術研究機構也把忠誠、服從和利益放在首位。
這些機構從其他”黑幫”成員控制的機構中獲取資金支持,這些經費往往來自「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美國「國際發展署」以及其他國際捐助機構和債權人。這就不難理解爲什麽這些機構的研究結果總是支持「華盛頓共識」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的路線了。
通過這種機制,那些華盛頓機構的建議被作爲國家政策介紹到了印度尼西亞的政治經濟討論當中。大衆,甚至那些政治精英都被欺騙了,他們以爲這些機構撰寫的經濟研究報告都是獨立的和客觀的。
爲了在國內外建立更好的形象,“伯克利黑幫”利用從「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國際發展署」得到的資金資助了大量的國際咨詢項目。這些受聘的顧問們組成了”黑幫”的”公共關係機器”,他們撰寫書籍、報紙和雜誌的文章、進行訪談以吹噓“伯克利黑幫”的成就。這些”公關機器”製造出各種宣傳材料,與”黑幫”有關係的媒體發表這些材料,那些全國性的研究機構和國際顧問們則爲這些材料背書,政治家們則在各方面的影響之下聽從他們的政策建議。
爲了保證新自由主義政策在印度尼西亞的推行,“伯克利黑幫”們確實是費盡了心機。當正在討論當中的政府政策與「華盛頓共識」的路線不一致時,“伯克利黑幫”則會馬上採取行動。他們把有關正在討論當中的政策的信息透露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以及美國「國際發展署」。這些機構馬上在它們的官方報告中嚴厲地批評這些新的政策。當然,在更多情況下,“伯克利黑幫”更傾向於使用這種策略,即在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達成的貸款協議當中附加各種強制實施「華盛頓共識」政策的條款。拉姆利博士憤怒地指責說,“伯克利黑幫”在積極地與國際組織共謀以取消印度尼西亞的主權方面從來就不缺乏各種陰謀詭計。
“伯克利黑幫”的末路
進入21世紀以後,“伯克利黑幫”似乎已經比較難以保持他們在過去幾十年裏的榮光了。
新自由主義在過去幾十年裏在全球範圍內的泛濫造成了嚴重後果並激起了各國廣大人民的反抗,在意識形態上,它已經基本破産。在過去的10年裏,就連「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已經明顯地改變了它們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美國財政部似乎還沒有跟上其他機構的步伐),「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經公開宣稱在有大量的全球熱錢流動的情況下,過早地進行金融自由化——包括過早地開放資本賬戶——會極大地增加發生危機的可能性。在他們關於東亞的2007年報告 ——《東亞的復蘇:增長的理念》中,「世界銀行」(雁南飛註:佐立克甫取代了新保守派大將沃爾夫擔任行長,並於2008年聘請北大的林毅夫任首席經濟專家兼副行長)已經承認,政府必須採納相應的政策以克服市場的不完善。簡單地放棄對市場的干預已經不再被認爲是一種合適的發展政策模式。但是,最初的“伯克利黑幫”成員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的跟隨者們仍然充滿了激進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激情,繼續重復那套舊的說辭,即政府失靈總是比市場失靈造成的後果更爲嚴重,必須靠他們來保護印度尼西亞不受“特殊利益集團”的影響。但事實真相是,“伯克利黑幫”自己才代表了一個最強勢的特殊利益集團,即他們代表他們在華盛頓的支持者們的經濟和金融利益。而這種說辭在今天已經越來越缺乏說服力了。
“伯克利黑幫”與這個時代脫節的另外一方面就在於他們的行爲方式已經與後蘇哈托時代的民主政治原則不相容。“伯克利黑幫”的行爲方式總是非常像一個真正的黑幫:秘密的、排外的、服從于權威並且敵視外人。由最初的黑幫形成的並由它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繼承下來的封建的行爲方式在一個開放社會當中已經無法存在下去了。以前,他們只需要讓蘇哈托把他們的政策通過法規強制推行下去就行了。而現在,經濟政策的制定必須要有以事實爲基礎的具有說服力的論述,而不僅僅是服從那些納入到世界銀行貸款協議當中的條件。領導者必須要向人民以及人民在議會當中的代表們說明他們的政策是要解決絕大多數人關注的問題並促進國家的利益。
隨著“伯克利黑幫”在印度尼西亞政壇的淡出,人們擁有了更多的制定經濟政策的民主權力,我們希望看到一個抛棄了新自由主義,遠離經濟停滯和不平等的印度尼西亞,看到一個充分發揮人民的能量和能力,走向民族經濟復興的印度尼西亞。
結語:“伯克利黑幫”與“芝加哥弟子”
“伯克利黑幫”是和“芝加哥弟子”非常類似的一群經濟學家,他們都在美國有意識的資助下根據特定的協議在美國的著名大學裏接受經濟學教育並獲得學位,然後回國,後來在本國發生有美國幕後支持的軍事政變後産生的軍事獨裁政權裏執掌經濟大權,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並給這些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了災難。一批鼓吹極端的自由主義的學者和軍事獨裁政府合作這樣的歷史現象恐怕不是偶然的,弗裏德曼本人當年就曾專門爲此辯護過,其基本意思就是,爲了推行一套“正確 ”的政策,犧牲點民主是有必要的。但在筆者看來,由於新自由主義政策從本質上來說是爲了西方發達國家利益服務而損害發展中國家利益的,因而自然會遭到各國廣大勞動人民的抵制和反對,要在民主體制下推行會遇到各種困難,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的印度尼西亞和70年代早期的智利,人民力量相當強大的情況下就更是如此,因而,通過軍事政變建立軍事獨裁政權,然後靠這個獨裁政權來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也許是這些國家的上層階級和美國實現他們目的的惟一可行的做法吧。
文/朱安東 [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國外理論動態》 2007年第11期
2007年在泰國曼谷一個討論東亞金融危機10周年的會議上,筆者認識了印度尼西亞前經濟和財政部部長拉姆利(Rizal Ramli)博士,後來筆者收到拉姆利題爲《“伯克利(/柏克萊)黑幫”:印度尼西亞錯過了東亞奇蹟》的文章,讀後對文中的內容深感震動,於是在這篇文章的基礎上,筆者又收集整理了一批相關資料。據筆者所知,(中國)國內對相關情況介紹得很少,故在此將“伯克利(/柏克萊)黑幫”的來歷以及他們在印度尼西亞40年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實踐的過程及其災難性後果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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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技術官僚也許能擬訂較進步的稅務改革方案,提出新社會福利法案,或修改匯率體制的某部分,但他們幾乎不可能從一片空白中開始籌畫,完整地全盤建立起他們偏愛的經濟政策架構。
哈伯格(ArnoldHarberger),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1998年很少有學術環境像1950年代的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那樣被過度神話,那個系自認不是一所學系,而是一個思想學派。它不只是訓練學生,而是在建立和強化芝加哥經濟學派(ChicagoSchoolofEconomics),一個保守主義學術派閥的發源地,其思想代表一座革命堡壘,對抗當時主流的“國家主義”(statist)思維。從社會科學大樓門口的標語“科學即度量”(ScienceIsMeasurement)底下,走進傳奇的午餐室,學生們在這裏借挑戰巨人般的教授,磨煉他們的智識勇氣。他們追求的絕非學位這類平庸的東西,吸引他們的是加入一場戰鬥,就像保守派經濟學家兼諾貝爾獎得主貝克(GaryBecker)說的:“我們是跟同行大多數人戰鬥的勇士。”
就像同一時期卡梅倫的麥吉爾大學精神醫學系,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受到一個野心勃勃且充滿魅力的人所宰製,他的使命是對他的專業發動一場徹底的革命。這個人就是弗裏德曼。雖然許多弗裏德曼的導師和同僚,和他一樣狂熱信仰完全的放任主義,但讓這個學系感染這種革命狂熱的卻是弗裏德曼的精力。“許多人老愛問我: 為什麼你這麼興奮?你準備出去和美女約會嗎? ”貝克回憶說,“我回答: 不是,我要去上一堂經濟學課! 當弗裏德曼的學生感覺確實很神奇。”
弗裏德曼的使命和卡梅倫一樣,建基在一個回到“自然”健康狀態、一切處於平衡、人類的干預尚未製造扭曲模式的夢想。卡梅倫夢想讓人類的心智回到純淨狀態,而弗裏德曼夢想去模式的社會,讓社會重返純資本主義的狀態,免於一切干擾 政府法規、貿易障礙,以及既得利益。弗裏德曼也和卡梅倫一樣,相信當經濟高度扭曲時,恢復墮落前狀態的唯一方法是刻意施加痛苦的休克:只有“苦藥”能剷除阻擋進步之路的扭曲和壞模式。卡梅倫以電擊施加休克;弗裏德曼選擇的工具是政策 他對危難國家的大膽政客建議的休克療法。不過,和卡梅倫不同的是,卡梅倫可以把他的獨門理論立即施加在不知情的患者上,弗裏德曼卻需要二十年和數個歷史轉折,才有機會把他徹底抹除和創造的夢想,實施在真實世界中。
芝加哥經濟學派的創建者之一奈特(FrankKnight)認為,教授應該“灌輸”學生一個信念,即每一套經濟理論都是“體系神聖的一部分”,而非可辯論的假設。芝加哥經濟學派教導的神聖理論核心,就是供給、需求、通貨膨脹和失業的經濟力量,就像自然力量一樣,是固定且無可改變的。芝加哥學派的課堂和教科書所想像的真正自由市場裏,這些力量以完美的平衡存在,供給與需求此起彼落,有如月球牽引潮汐。如果經濟體發生高通貨膨脹,根據弗裏德曼嚴格的貨幣主義(monetarism)理論,這一定是因為被誤導的決策者容許太多錢進入體系,而未讓市場找到其平衡。就像生態體系會自我規律、自己保持平衡,市場若聽任其自由發展,就會製造出恰好數量和恰好價格的產品,由領取恰好工資的工人製造,讓他們也擁有恰好的購買能力 也就是一個充分就業的伊甸園,充滿無限的創造力和零通貨膨脹。
哈佛社會學家貝爾(DanielBell)說,熱愛理想化的體系是激進派自由市場經濟學的基本特質。資本主義被視為“有如珍寶的運作”,或“天體運行的規律 一項藝術傑作,令人忍不住聯想到阿佩利斯(Apelles,編按:古希臘畫家)著名的繪畫,畫著一串如此寫實的葡萄,以致鳥兒會飛來想啄食它們”。
弗裏德曼和他的同僚面對的挑戰是,如何證明他們狂熱的想像能在現實世界的市場存活。弗裏德曼向來自詡於視經濟學為一門科學,就像物理學或化學是科學般一絲不苟。但自然科學家可以用元素的行為來證明他們的理論,弗裏德曼卻無法舉任何存在的經濟體,證明如果所有“扭曲”都被排除,留下來的就會是一個完全健康與富足的社會,因為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符合完全放任主義的標準。弗裏德曼和他的同僚無法透過央行和貿易部測試他們的理論,不得不在社會科學大樓地下室的工作間,構思獨特、複雜的數學方程式和電腦模型,以便解釋他們的理論。
對數位和系統的熱愛,把弗裏德曼引導到經濟學。在他的自傳裏,他說他的頓悟是因為高中的幾何學老師在黑板上寫下畢氏定理,並引述濟慈的《希臘古甕頌》來讚歎它的優美:“美即是真,真即是美 這是你在世間所能知,所該知的一切。”弗裏德曼把對這種涵蓋一切的美妙體系的狂喜,以及對單純、優美與精確的追尋,傳承給數個世代的經濟學者。
和所有基本教義派信仰一樣,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對其忠貞信仰者來說,是一個封閉的迴圈。一開始的前提是,自由市場是一個完美的科學體系,在其中的個人根據自利的欲望行事,創造出對所有人的最大利益。其次無可避免的是,如果自由市場經濟出了什麼差錯 高通貨膨脹或失業率激升 一定是因為市場並非完全自由。體系中必然有一些干涉、一些扭曲。芝加哥學派的解決之道永遠不變:更嚴格、更徹底地實行基本教義。
弗裏德曼2006年去世時,訃聞作家忙著摘記他豐富的遺教。有一則訃聞這麼寫:“弗裏德曼的自由市場、自由價格、消費者選擇及經濟自由,為世界帶來我們今日享有的繁榮。”這只對了一部分。世界繁榮的性質 誰享有它,誰沒有,它從何處來 當然具有高度爭議。無可爭辯的是,弗裏德曼的自由市場原則,以及他實施原則的獨到策略,確實讓一些人極為繁榮,為他們帶來幾近完全的自由 可以無視國界存在、避開法律規範與稅金,以及蓄積新的財富。
這種思考賺大錢理論的本事,顯然源自弗裏德曼的童年。他的父母從匈牙利移民到美國,在新澤西州羅韋市(Rahway)買下一家成衣廠,一家人住的公寓就在工廠同一棟建築。弗裏德曼後來寫道:“以今日的標準來看,稱得上是血汗工廠。”對血汗工廠老闆來說,那是一個動盪的時代,馬克思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幫移民工人組織工會,要求制訂安全規範和週末休假 還在放工後開會討論工人所有權的理論。身為老闆的兒子,弗裏德曼無疑聽到許多與這些辯論大不相同的觀點。後來他父親的工廠倒閉,但弗裏德曼經常在演說和電視節目談到它,並且援引作為放任式資本主義好處的例子 證明即使是最糟、最不受規範的工作,都能提供人們攀上自由與繁榮階梯的第一步。
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吸引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當主張工人權力的激進左派思想席捲世界各地時,它提供了既得利益者防衛的方法,而且其性質也一樣激進,本身也充滿理想主義。弗裏德曼自己就說,他的想法不是保護工廠主人支付低薪的權利,而是追求盡可能純粹的“參與式民主”,因為在自由市場,“每個人可以投票決定他喜歡的領帶顏色”。左派人士許諾工人免于老闆宰割、公民免于獨裁統治、國家免於殖民主義壓迫,而弗裏德曼許諾的是“個人自由”,把個人公民提升到超越任何集體企業之上,使他們能借由消費者選擇表達絕對的自由。“特別令人振奮的是,它具有跟馬克思主義吸引當代年輕人一樣的特質,”40年代在芝加哥大學念書的經濟學家帕廷金(DonPatinkin)回憶說,“純粹和明顯的邏輯完整性;理想主義結合激進主義。”馬克思主義者有他們的工人烏托邦,而芝加哥學派也有他們的創業家烏托邦,雙方都宣稱如果能實現理想,將為世界帶來完美與平衡。
一個千古不變的問題是,如何從這裏,通達那個神奇的地方。馬克思主義者很清楚:革命 推翻既有的體系,以社會主義取代。對芝加哥學派來說,答案可沒那麼直接。美國雖然已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但對他們來說還不完全是。在美國,以及所有理論上實行資本主義的經濟體,芝加哥學派都處處看到干涉。為了讓產品更負擔得起,政治人物設定價格;為了減少工人被剝削,他們制定最低工資;為了確保所有人接受教育,他們由國家來掌控教育。這些措施通常看起來是為了幫助人民,但弗裏德曼和他的同僚相信 而且以他們的模型“證明” 它們對市場的平衡造成難以估計的傷害,也危及市場傳達各種資訊、互相溝通的能力。因此芝加哥學派的使命就是淨化這一切 掃除市場的干擾,讓自由市場大鳴大放。
因為這個理由,芝加哥學派並未把馬克思主義視為真正的敵人。真正的問題來源將是美國的凱恩斯學派、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以及當時稱作第三世界的發展主義者(developmentalist)的思想。這些人信仰的不是烏托邦,而是混合式的經濟。這種經濟在芝加哥學派眼中,是混雜了資本主義的消費性產品製造與流通、社會主義的教育、由國家經營水服務等基本民生事業,以及用各種法律來節制極端資本主義的醜八怪。芝加哥學派就像宗教原教旨主義一樣,他們不情願地尊敬不同信仰的原教旨教派,及公開承認的無神論者,卻鄙視不純粹的信仰者,所以他們向這些拼湊混搭型的經濟學家宣戰。他們想要的其實不是革命,而是資本主義的宗教改革(Reformation):回到未受污染的資本主義。
這種純粹主義一大部分來自弗裏德曼的導師哈耶克,他在1950年代也在芝加哥大學教過一陣子書。這位嚴峻的奧地利人曾警告,政府對經濟的任何干涉都將導致社會“走向奴役之路”,必須徹底去除干涉。長期在芝加哥大學擔任教授的哈伯格說,“這些奧地利人”(當時大家如此稱呼這個學派中的學派)極端狂熱,認為任何的國家干涉不僅是錯誤,而且是“邪惡的 就像有一幅漂亮但十分複雜的畫,本身有著完美的和諧,然而卻有一個本來不應存在的斑點,萬分可惜 完美被一點瑕疵玷污了” 。
1947年,弗裏德曼與哈耶克在瑞士朝聖山,與一群自由市場經濟學家成立朝聖山學會(MontPelerinSociety),當時政府應該放任企業統治世界的想法還不被多數人接受。1929年市場崩盤及大蕭條的記憶猶新 許多人畢生積蓄一夕間化為烏有、自殺、施粥所、處處可見的難民。市場創造的災難規模之大,導致迫切需要政府大舉干預。大蕭條並未宣告資本主義死亡,但就像幾年前凱恩斯預測的,它宣告了“放任主義的終結” 結束了讓市場規範自己的時代。1930年代到1950年代初,是一段政府大舉干涉的年代:新政的銳意改革之後是全國積極備戰,新的社會計畫紛紛推出,以創造迫切需要的就業,避免更多人轉向激進的左派。在這個時代,左派與右派的妥協不再是骯髒事,而是許多人眼中的高貴行為,就像凱恩斯1933年寫信給小羅斯福總統說的,這是“正統與革命”被擺到一邊,任它們“自己去爭吵”的時代。在美國傳承凱恩斯學說的加爾佈雷斯(JohnKennethGalbraith)描述當時政治人物和經濟學家的首要使命,就是“躲過蕭條和避免失業”。
第二次世界大戰帶來對貧窮宣戰的急迫感。納粹主義在德國生根時正值德國處於民生凋敝中,原因是第一次大戰後施加的懲罰性戰敗國賠償條款,1929年的崩盤更使情勢惡化。凱恩斯之前就已警告,如果世界對德國的貧窮採取放任策略,反撲的力量將很猛烈:“我敢預測,復仇將既猛又迅速。”這些話在當時未受重視,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開始重建時,西方強國已紛紛接受,市場經濟原則必須保證足夠的基本尊嚴,以避免幻滅的人民再嚮往迷人的意識形態,不管是法西斯主義或共產主義。這種務實的態度創造了所有今日我們稱為“正派”(decent)資本主義的東西 美國的社會安全計畫、加拿大的公共醫療保險、英國的社會福利、法國與德國的勞工保障。
一種類似、但較激進的情緒則在發展中世界崛起,通常冠上發展主義(developmentalism)或第三世界民族主義之名。發展主義經濟學家宣稱,他們的國家只有追求對內導向的工業化策略,最終才能擺脫貧窮的迴圈,而不能依賴把自然資源出口到歐洲和北美,因為當時資源的價格正不斷下跌。他們主張管制,甚至把石油、礦產和其他重要產業國有化,以便把相當比率的收入投入政府推動的發展計畫。
到1950年代,發展主義和富裕國家的凱恩斯學派與社會民主黨人一樣,創造出一連串足以誇耀世人的成功故事。發展主義最進步的實驗室是人稱南錐(SouthernCone)的拉丁美洲南端國家:智利、阿根廷、烏拉圭,以及巴西部分地區。震中是設于智利聖地牙哥的聯合國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在1950年到1963年間由經濟學家普雷比施(RaulPrebisch)擔任主席。普雷比施教導一群經濟學家發展主義理論,並派他們擔任南美洲各國政府的政策顧問。像阿根廷的庇隆(JuanPeron)這類民族主義政治人物,都熱烈推動他們的構想,投入大筆公共資金在基礎建設計畫,如公路和鋼鐵廠,給予國內企業大方的補貼以興建新工廠、生產汽車和洗衣機,並以極高的關稅阻擋外國進口產品。
在這段大刀闊斧的擴張期,南錐國家逐漸比拉丁美洲或第三世界的其他國家更像歐洲和北美。新工廠的工人組織勢力龐大的工會,談判中產階級的工資,他們的小孩則被送進新蓋的公立大學念書。這個地區的馬球俱樂部精英,與廣大的農民大眾間的鴻溝開始拉近。到1950年代,阿根廷已擁有南美洲最大的中產階級,而鄰國的烏拉圭人民識字率高達95%,且所有國民享有免費醫療。發展主義在這段期間如此成功,使拉丁美洲的南錐變成全世界貧窮國家鮮明的象徵:證明只要有聰明、務實的政策,並積極推動,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的分裂確實可以彌合。
這些成功的管理經濟體 北半球的凱恩斯學派國家,以及南半球的發展主義國家 讓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走進一段黑暗期。芝加哥學派在哈佛、耶魯和牛津的死對頭,紛紛被總統們和總理們延攬,以協助馴服市場怪獸;弗裏德曼的應該放任市場比以前更自由的大膽主張,幾乎沒有人感興趣。不過,仍然有少數人對芝加哥學派的理論感興趣 而且這些人還位高權重。
對美國跨國企業的主管來說,必須與明顯較不友善的發展中世界競爭,又得面對國內勢力強大且要求較多的工會,使得戰後的繁榮年代反而是動盪不安的時期。經濟成長迅速,創造出龐大的財富,但企業主和股東卻被迫透過企業稅和勞工工資,重新分配一大部分的財富。所有人都過著富足的生活,但如果回到新政前的統治,少數人原本可以過得更好。
凱恩斯針對放任主義的革命,讓企業損失慘重,顯然需要一個對抗凱恩斯主義的反革命才能收復失土,需要一種恢復到甚至比大蕭條前管制更少的資本主義。這不是華爾街本身可以帶領的十字軍 至少在當時的氣氛下不可能。如果弗裏德曼的好友、花旗銀行總裁裏斯頓(WalterWriston)挺身而出,主張最低工資和企業稅都應廢除,勢必引來強盜大亨的指控。這就是芝加哥學派上場的時候。當弗裏德曼這位聰明的數學家和老練的辯論家提出相同的論述時,兩人所展現的質感明顯地截然不同。弗裏德曼的主張可能被斥為謬誤,但它們被灌注了科學的公正客觀氛圍。讓企業觀點借由學術或半學術機構滲透帶來的龐大利益,不僅使芝加哥學派獲得充沛的捐款,而且在很短的時間讓右派智庫建立起遍佈全球的網路,用以安插和供養世界各地的反革命傭兵。
一切都歸結到弗裏德曼單純的資訊:新政一無是處。這是為什麼許多國家,“包括我的母國,誤入歧途的原因”。為了導正政府的方向,弗裏德曼在他第一本暢銷書《資本主義與自由》中,奠立了日後全球自由市場的遊戲規則,並在美國被新保守主義運動奉為經濟圭臬。
第一,政府必須剷除所有阻礙利潤累積的法律和規範。第二,政府應出售擁有的一切資產,由追求獲利的企業來經營。第三,政府應大幅縮減社會計畫支出。在解除規範、私有化和緊縮支出的三部曲中,弗裏德曼一一細述各種做法。如果必須課稅,稅率應該很低,且富人和窮人應該課以相同稅率。企業應能把產品自由出售到世界任何地方,政府不應採取保護地方產業或地方所有權的作為。包括勞動力在內的所有價格,應該由市場決定,不應該設定最低工資。對私有化,弗裏德曼提議應包括醫療、郵政、教育、退休年金,甚至國家公園。換句話說,他臉不紅、氣不喘地呼籲推翻新政 一套在大蕭條之後由國家、企業與勞工三方暫時達成休戰,進而避免了平民暴動的政策。不管勞工爭取到哪些保護,不管國家現在提供何種服務以緩衝市場的傷害,芝加哥學派的反革命都希望討回來。
它要的還不只這些 它要徵收勞工和政府在那幾十年間積極建設的公共工程。弗裏德曼呼籲政府出售的資產,是多年來投資公帑與技術的結果,沒有這些投資,就無法創造出這些資產的價值。但弗裏德曼關心的是,就原則來說,所有這些共用的財富都應轉移到私人手中。
弗裏德曼的觀點雖然總是假借數學和科學的語言,但它們與跨國企業的利益緊密呼應,而跨國企業生性就渴望廣大而不加規範的新市場。在第一階段的資本主義擴張中,這種肆無忌憚的擴張由殖民主義提供動力 借由“發現”新領土和不必支付代價即攫取土地,然後無需補償當地住民即從地下開採財富。弗裏德曼在對“福利國”和“大政府”的戰爭中,許諾一種新形式的快速致富 但這一次不是征服新領土,而是國家本身就是新領土,要以遠低於價值的價格,變賣國家的公共服務和資產。
向發展主義宣戰
在1950年代的美國,私人取得這類財富還得等幾十年後才發生。即使是堅貞的共和黨人如白宮裏的艾森豪,都不可能採取像芝加哥學派主張的激進右傾政策 公共服務和勞工保護仍然大受歡迎,而艾森豪也想尋求連任。雖然他對扭轉國內的凱恩斯主義毫無興趣,但對以迅速而激烈的行動打擊海外的發展主義卻十分熱衷。芝加哥大學日後就在這個運動扮演了關鍵角色。
艾森豪1953年上任時,伊朗總統摩薩德(MohammadMossadegh)是一位發展主義者,印尼也在愈來愈野心勃勃的蘇加諾手中,他倡言結合所有第三世界的國家主義政府,形成一個超級強權,以便與西方和蘇聯集團分庭抗禮。美國國務院特別關心的是,拉丁美洲南錐的國家主義經濟體愈來愈成功。在全球一大部分國家向史達林主義和毛澤東主義靠近的年代,發展主義者提議的“進口替代”(importsubstitution)其實是相當中道的路線。不過,拉丁美洲應該推動自己的新政這個構想,卻招致強力的反對。拉丁美洲的封建地主對舊體系十分滿意,因為他們坐擁豐厚的利潤,並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貧困農民可用于農場和礦坑。他們憤恨地看著獲利被導向發展其他產業,他們的工人要求土地重新分配,而政府則壓抑他們的穀物價格以使人人買得起。在拉丁美洲做生意的美國與歐洲企業,開始對他們的政府表達類似的抱怨:他們的產品被阻擋在邊界,工人要求加薪,以及最令他們警覺的是,要求把外國人擁有的礦場、銀行等產業收歸國有,以實現拉丁美洲經濟獨立夢想的呼聲日益高漲。
在這些企業利益的壓力下,美國和英國的外交圈興起一個運動,試圖把發展主義政府拉進冷戰的二分邏輯中。這些鷹派警告,別被溫和、民主的外表愚弄,第三世界國家主義是步上極權共產主義的第一步,應該防患於未然。這套理論的兩位主要倡議者是艾森豪的國務卿杜勒斯(JohnFosterDulles)和他的兄弟、擔任剛創立的中情局頭子的艾倫•杜勒斯(AllenDulles)。在擔任公職前,兩兄弟曾在聲名卓著的蘇利文克倫威爾(Sullivan&Cromwell)法律事務所工作,曾代表許多受發展主義影響最大的公司,如摩根大通(J.P.Morgan)、國際鎳礦公司、古巴蔗糖公司,以及聯合水果公司。杜勒斯兄弟上臺後立即採取行動:在1953年和1954年,中情局策動最早的兩次軍事政變,都針對較傾向凱恩斯而非史達林的第三世界政府。
第一次是在1953年,「中情局」成功(軍事政變)推翻伊朗的摩薩德,以殘暴的國王取代之。
第二次是1954年「中情局』贊助的瓜地馬拉政變,是直接應「聯合水果公司」要求而採取的行動。這家公司因昔日蘇利文克倫威爾的關係而能上達杜勒斯兄弟,而當時瓜地馬拉總統古斯曼(JacoboArbenzGuzman)徵收該公司部分未使用的土地(但給予全額補償),用於改造瓜地馬拉的一部分計畫,因而觸怒該公司。古斯曼稱他的計畫是為了把瓜地馬拉“從一個封建經濟主宰的落後國家,改造成一個現代資本主義國家” 但顯然這是美國無法接受的目標。古斯曼遭罷黜後,「聯合水果」很快又掌控大局。
“徹底剷除”在南錐紮根較深的“發展主義”,則是遠為艱巨的挑戰。1953年兩位美國人在智利聖地牙哥會面討論的主題,就是如何達成這個目標,一位元是美國國際合作署(ICA,這個機構後來改制為美國國際發展署[USAID])智利部主任派特森(AlbionPatterson),另一位是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主任舒爾茲(TheodoreW.Schultz)。派特森愈來愈擔心普雷比施和其他拉丁美洲的“粉紅”經濟學家。他對一位同僚強調:“我們必須改變這些人造成的影響,導正他們極其惡劣的教育。”這個目標與舒爾茲的信念一拍即合,他相信美國在與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戰上做得不夠。“美國必須整頓在海外的經濟計畫 我們希望(貧窮國家)借與我們建立關係來達成它們的經濟救贖,並以我們的方式來達成它們的經濟發展。”他說。
兩個人擬出的計畫最後把國家中央式經濟體的溫床聖地牙哥,“轉變”成完全相反的東西-最先進自由市場的實驗場,帶給弗裏德曼夢寐以求的東西:一個用來測試他的寶貝理論的國家。原始的計畫很單純:美國政府將付錢讓智利學生學習經濟學,地點就在當時被視為全世界反“粉紅”最狂熱的學校 芝加哥大學。舒爾茲和他在大學裏的同僚也獲得經費前往聖地牙哥,主持智利經濟的研究,並以芝加哥學派的基本教義訓練學生與教授。
這個計畫與當時眾多資助拉丁美洲學生的美國訓練計畫,最大不同之處是它毫不遮掩的意識形態性質。美國國務院選擇芝加哥大學訓練智利人,這所學校的教授狂熱地想不顧一切追求近乎無政府體制,如此等於是在對抗發展主義的戰爭中發射一枚炮彈,告訴智利人美國政府已經決定他們的精英學生應該和不應該學習什麼思想。由於美國已如此“赤裸”地干涉拉丁美洲事務,所以當派特森找上智利最高學府智利大學的校長,提議出資贊助交換學生計畫時,遭到校長一口拒絕。校長表示,學校必須能參與決定由誰在美國訓練他的學生,他才願意參與計畫。派特森轉而接洽較不知名的智利天主教大學,一所遠為保守且沒有經濟學系的學校。天主教大學立即接受提議,於是華盛頓和芝加哥大學所謂的“智利計畫”就此誕生。
芝加哥大學的舒爾茲解釋,為什麼這個計畫不對所有智利學生開放,而只提供給經過選擇的少數人,他說:“我們的目的是競爭,而非合作。”這種好戰姿態從一開始就很已明白表達:智利計畫的目標是製造意識形態戰士,以便贏得對抗拉丁美洲“粉紅”經濟學家的思想戰。
計畫在1956年正式執行,有100名智利學生從1957年到1970年間,在芝加哥大學攻讀深造學位,由美國納稅人和美國的基金會支付他們的學費和開銷。在1965年,這項計畫擴充到接受遍及拉丁美洲的學生,參與人數最多的是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擴充計畫的經費來自福特基金會的贊助,並且促成芝加哥大學成立拉丁美洲經濟研究中心。在這個計畫下,隨時有40到50位元拉丁美洲人攻讀研究生層次的經濟學 約占該學系學生總數三分之一。在哈佛或麻省理工學院的同類計畫中,拉丁美洲學生只有四到五名。這是令人驚訝的成就:在短短十年間,極度保守的芝加哥大學,已變成拉丁美洲人海外攻讀經濟學的首選地點,而這也決定了該地區未來數十年的歷史軌跡。
“灌輸”芝加哥學派正統思想給這批訪問學生,變成了學系急迫的事務。主持計畫並負責讓這些拉丁美洲人賓至如歸的人是哈伯格,一位穿著老式狩獵裝的經濟學家,能說流利的西班牙語,娶了智利人為妻,並形容自己是“極為虔誠的傳道士”。當智利學生紛紛抵達,哈伯格特別設立了一個“智利研討會”,讓芝加哥大學的教授們,針對南美國家的問題提出他們充滿意識形態的診斷 然後提供如何矯正問題的科學處方。
“突然間,智利和它的經濟變成經濟學系每天的話題。”
1950年代在弗裏德曼門下求學、但後來變成世界知名發展主義經濟學家的法蘭克(AndruGunderFrank)回憶說。
智利的所有政策都被放在顯微鏡下尋找缺點:它細密的社會福利網、保護國有產業、貿易障礙,以及控制價格等。學生被教導鄙視這些減輕貧窮的做法,其中有許多人的博士論文就是解剖拉丁美洲發展主義的愚昧。法蘭克回憶說,哈伯格在50年代和60年代經常造訪聖地牙哥,每次回來就會嚴詞抨擊智利的醫療和教育體制 全拉丁美洲最完善的 是“寅吃卯糧的荒謬嘗試”。
在「福特基金會」裏,有人對資助如此明目張膽的意識形態計畫感到不安。部分人指出,被邀請來向芝加哥大學學生演說的拉丁美洲演講人,都局限於該計畫的校友。“雖然這些努力的品質和影響性不容否認,其狹隘的意識形態卻是嚴重的缺憾。”福特基金會的拉丁美洲專家裴易爾(JeffreyPuryear)在內部評論中寫道,“只能接觸單一的觀點,不符合發展中國家的利益。”這種檢討未能阻止福特繼續資助該計畫。
當第一批智利人從芝加哥返國時,借用聖地牙哥天主教大學經濟學家薩菲亞圖(MarioZafiartu)的說法:他們“甚至比弗裏德曼還弗裏德曼”。許多人在天主教大學經濟學系擔任教授,很快將該學系轉變成位於聖地牙哥市中心的小芝加哥學派 採用同樣的教材、同樣的英文教科書、同樣死硬地宣稱教導的是“純粹”而“科學”的知識。到1963年,該學院13位全職教授中,有12位是芝加哥大學計畫的畢業生,且第一位畢業生卡斯楚(SergiodeCastro)被聘為系主任。新的智利學生不需要離鄉背井跑到美國 數百名學生可以在母國接受芝加哥學派的教育。
受過這個計畫洗禮的學生,不管是在芝加哥或聖地牙哥分店,在南美地區都被稱作“芝加哥男孩”。在美國國際發展署加碼資助下,智利的芝加哥男孩變成狂熱的區域大使,宣揚在拉丁美洲被稱為“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思想,奔走於阿根廷和哥倫比亞等國,並設立更多芝加哥大學的分店 借用一位智利畢業生的話 以便“把這種知識散播到拉丁美洲各地,對抗阻礙自由並助長貧窮與落後的意識形態”。
1990年代的智利外交部長華狄斯(GabrielValdes),形容以芝加哥學派的正統信仰訓練數百名智利經濟學家,是“有組織地從美國移植意識形態,到一個受其直接影響的國家的鮮明例子 這個1950年代制訂的計畫對智利人施予教育,目的在於影響智利人經濟思想的發展”。他指出:“他們引進智利社會的思想是全新的,是 思想市場 上前所未見的觀念。”
以一種思想帝國主義的形式而言,它稱得上無恥。不過,有一個問題:它不管用。1957年芝加哥大學在給國務院資助者的報告上說,“該計畫的核心目的”是訓練一代的學生,“使他們變成智利經濟事務的思想領導者”。但那些芝加哥男孩並沒有把他們的國家帶向光明 事實上,這些國家落在後面。
在60年代初期,南錐的主要經濟辯論並非放任資本主義對抗發展主義,而是如何把發展主義帶向下一階段。馬克思主義者主張大規模國有化和激進的土地改革;溫和派認為關鍵在於拉丁美洲國家間更廣泛的經濟合作,目標是把該地區轉變成強大的貿易集團,與歐洲和北美並立。在南錐的投票所和街上,這些國家迅速靠向左邊。
1962年,巴西在古拉特(JoaoGoulart)總統帶領下,明確地往這個方向邁進。這位經濟國家主義者致力於土地重分配、提高工資,並實施一套大膽的計畫,強迫外國跨國公司再投資一定比率的獲利到巴西經濟,而不能帶出巴西並分配給紐約和倫敦的股東。在阿根廷,軍事政府禁止庇隆的政黨競選,企圖封殺類似巴西的要求,但這些作為只有激化年青一代的庇隆追隨者。
在芝加哥學派實驗的中心智利,思想戰的挫敗最為明顯。到1970年那次改寫智利歷史的選舉時,這個國家已經向左靠近到三個主要政黨都支持把該國最大的收入來源收歸國有:由美國大礦業公司控制的銅礦。換句話說,昂貴的智利計畫已徹底失敗。在這場意識形態戰士向左派敵人發動的思想戰爭,芝加哥男孩未能達成任務。不但經濟辯論繼續向左傾,而且芝加哥男孩淪落到十分邊緣,甚至在智利的選舉完全缺席。
事情可能到此結束,智利計畫只是一個無關緊要的歷史注腳,但後來發生的事讓芝加哥男孩終於出人頭地:尼克森當選美國總統。尼克森“有一套富於想像力、且大體上有效的外交政策”,弗裏德曼熱烈推崇他。而他最有想像力的地方莫過於智利。
尼克森給了芝加哥男孩和他們的教授長期以來夢想的東西:一個機會以證明他們的資本主義烏托邦不只是地下室研討會裏的理論 從零開始重新建造一個國家的機會。民主政治在智利對芝加哥男孩並不友善;獨裁統治將證明是更好的搭檔。
阿連德(SalvadorAllende)的人民團結聯盟(PoupularUnity)1970年贏得智利的選舉,他們在競選中承諾政府將接管許多由外國和地方企業經營的產業。阿連德是拉丁美洲崛起的新類型革命家:和切•格瓦拉(CheGuevara)一樣,他是一位醫生,不同的是,他展現的是自由派的學者風格,而非浪漫的遊擊分子。他可以像卡斯楚(FidelCastro)一樣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說,但他是堅定的民主主義者,深信智利的社會主義改革必須透過選票達成,而非槍桿子。當尼克森聽說阿連德當選總統,他對中情局局長赫姆斯(RichardHelms)下達一個後來變成名言的命令:“讓經濟尖叫(maketheeconomyscream)。”智利的選舉在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引發熱烈反響。阿連德勝選時,哈伯格正好在智利。他寫了一封信給美國的同僚,描述這件事是“悲劇”,並告訴他們“軍事政變的想法在極右派圈子裏也偶爾被提起”。
雖然阿連德保證會協商公平的條件,以補償損失財產與投資的公司,美國跨國公司仍然擔心阿連德代表一個席捲拉丁美洲的趨勢,而且有許多公司不願接受損失這個占營運比率日益升高的收入來源。到1968年,美國的對外投資總額有20%在拉丁美洲,美國公司在該地區設有5436家子公司。這些投資帶來的利潤相當驚人。礦業公司在之前15年間投資智利的銅礦業 這是全球最大的銅礦業 就高達十億美元,但他們已匯回美國72億美元。
阿連德一贏得選戰,在他還沒就職前,美國企業就已向他的政府宣戰。活動的核心是總部設在華盛頓的智利特別委員會(AdHocCommitteeonChile),由投資智利的美國大礦業公司,及幕後領導該委員會的國際電話電報公司(ITT)所組成;ITT持有智利即將被國有化的電話公司70%股權。普瑞納(Purina)、美國銀行(BankofAmerica)和輝瑞化學(PfizerChemical)也在不同階段派出代表。
委員會的唯一目的是“用經濟崩潰對抗他”,迫使阿連德取消國有化。他們提出許多讓阿連德感受痛楚的構想。根據解密的會議記錄,這些公司計畫阻攔美國對智利的貸款,並“暗中要求美國民間銀行也這麼做。建議外國銀行也考慮比照辦理。未來六個月延遲向智利採購。動用美國的銅庫存而不向智利購買。在智利製造美元短缺的情況”。考慮的做法還更多。
阿連德指派他的好友勒特里爾(OrlandoLetelier)出任駐華府大使,要他負責和計畫聯合抵制阿連德政府的公司談判條件。喜歡熱鬧、性格外向的勒特里爾留著70年代典型的胡髭,天生有一副好嗓子,在外交圈甚受歡迎。他兒子法蘭西斯柯最喜愛的回憶是,聽他父親在華盛頓家中招待友人時彈吉他,同時豪放地唱民歌。但儘管有勒特里爾的魅力和技巧,談判從一開始就毫無成功的機會。
1972年3月,勒特里爾正與ITT密集協商時,新聞專欄作家安德森(JackAnderson)發表了一系列爆炸性的文章,披露這家電話公司在兩年前就與中情局和國務院秘密計畫阻止阿連德就職。面對這些指控,加上阿連德仍然掌控權力,民主黨占多數的參議院展開調查,並發現一項牽連甚廣的陰謀,其中ITT提供100萬美元賄賂智利反對勢力,並“設法促成中情局進行一項秘密操縱智利總統選舉結果的計畫”。
參議院在1973年6月公佈的報告也發現,當該計畫失敗而阿連德取得政權後,ITT改用一套新策略,以確保他“無法撐過未來六個月”。參議院最感震驚的是ITT的主管與美國政府的關係。證詞和檔都清楚顯示,ITT直接參與美國對智利政策最高層級的制訂。一位ITT高級主管曾寫信給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HenryKissinger),建議“在不告知阿連德總統情況下,所有已經承諾給智利的美國援款都應該列入 重新檢討 狀態”。這些公司也擅自為尼克森政府擬訂一套十八點策略,裏面明確要求策動軍事政變。“聯絡智利軍方的可靠來源,”信中說,“ 有計劃地搜集他們對阿連德的不滿,藉以建立他下臺的必要性。”
當參議院委員會質詢ITT副總裁格裏蒂(NedGerrity),問及他厚顏嘗試利用美國政府的力量以顛覆智利憲法程式,只為增進ITT自己的經濟利益時,他似乎完全不明白。“照顧自己的利益有什麼不對?”他問。委員會在報告中作出的回應是:“不應容許 自己的利益 在決定美國外交政策中扮演不當角色。”
然而儘管美國使盡各種骯髒伎倆 ITT只是最受矚目的例子 到1973年阿連德仍然在位。800萬美元的秘密支出未能削弱他的影響力。該年的期中國會選舉中,阿連德的政黨獲得的支持甚至超過1970年的初次選舉。顯然採用不同經濟模式的渴望在智利已經生根,而社會主義模式的支援度不斷增長。對從阿連德1970年大選勝利後就處心積慮想推翻他的反對者來說,這表示他們的問題無法只靠除掉他就解決 必須有一個能取代他的人出現,必須有一套更激進的計畫。
政權更迭的教訓:巴西與印尼
有兩套經過仔細研究的“政權更迭”模式,被阿連德的反對者視為可行的方法。一套是巴西,另一套是印尼。
當美國支持的巴西軍政府由布蘭科(HumbertoCastelloBranco)將軍領導,在1964年取得權力後,軍方不僅計畫扭轉古拉特的親貧民計畫,而且要打開巴西供外國投資。起初巴西的將領嘗試採取相對較和平的進程 沒有明顯的殘暴,沒有大規模逮捕,雖然後來發現有若干“顛覆分子”在那段期間遭殘酷刑訊,人數卻少到(巴西又如此大)他們遭受待遇的傳聞幾乎未散播到監獄外。軍政府也刻意保留部分民主政治的遺跡,包括有限的新聞自由和集會自由 一場所謂的紳士政變。
在60年代末期,許多公民決定利用這種有限的自由,表達對巴西貧窮加深的憤怒,他們怪罪軍政府親企業的經濟計畫,而其中許多計畫是由芝加哥大學的畢業生所規劃。到1968年,街頭經常擠滿反軍政府的示威群眾,尤其是由學生領導的遊行規模最大,使政權的穩定岌岌可危。想緊抓權力的軍方四面受敵,於是斷然改變策略:全面封殺民主,鎮壓所有公民自由權,刑訊變成體制化,而且據巴西後來成立的真相委員會,“國家殺人變成家常便飯”。
印尼1965年的政變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從二次大戰以來,印尼一直由蘇加諾總統領導,他是那個年代的查韋斯(Hugo Chvez,編按:委內瑞拉總統),雖然少了查韋斯對選舉的興趣。蘇加諾因為保護印尼經濟、重分配財富和趕走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而激怒富裕國家。他指控IMF和世銀是西方跨國公司利益的傀儡。雖然蘇加諾是國家主義者而非共產主義者,不過他與共產黨密切合作,因此印尼有300萬名活躍的共產黨員。美國和英國政府決心終結蘇加諾的統治,根據解密的交件顯示,中情局曾接獲高層指示,要“視情勢發展和可得的機會,清除蘇加諾總統”。
經過數次不成氣候的“嘗試”後,“機會”終於在1965年10月降臨,由「中情局」支持的蘇哈托將軍展開奪權和“肅清(共產黨)左派”的計畫。「中情局」已暗中列出印尼主要左派分子的名單,這份檔最後落量,他們等了數年才展現對殘暴的興趣。這是幾乎致命的錯誤,因為那給了對手重新集結的機會,甚至形成左派的遊擊部隊。雖然軍政府設法掃蕩街道,但反對勢力頭迫使它減緩經濟計畫。
另一方面,蘇哈托證明,如果及早採用“大規模鎮壓”,國家將陷入某種“休克狀態”,抗拒必須在還沒發生前就加以剷除。他利用“恐怖”如此無情,甚至遠超過最糟的預期,以致那些幾周前還集體呼籲國家獨立的人,現在都嚇得把所有掌控權交給蘇哈托和他的心腹。在“政變”那段期間擔任「中情局」行動部高級主管的麥克基(RalphMcGehee)說,印尼是“典型的運作手法 你可以追蹤所有重大血腥事件的源頭,從華盛頓一路到蘇哈托上臺。這種手法的成功意味著它可以一再重複使用”。
印尼的另一重大教訓是,在“(軍事)政變”前蘇哈托與柏克萊幫的夥伴關係。由於他們已準備好在新政府擔任高級“技術官僚”,並且已讓蘇哈托接受他們的世界觀,政變所達成的不只是去除國家主義者的威脅,它還把印尼轉變成全世界最歡迎跨國公司的環境。
罷黜阿連德的勢力開始逐漸累積,聖地牙哥街頭的牆壁開始出現怵目驚心的警告:“雅加達來了。”
阿連德當選後不久,他在國內的反對者開始以令人毛骨悚然的精確,模仿印尼的手法。芝加哥弟子(男孩)的大本營天主教會大學,變成製造「中情局」所謂“政變氣氛”的原爆點。許多學生加入法西斯組織祖國與自由(Patriay Libertad),在街頭踢正步遊行,公然模仿希特勒青年團。1971年9月,阿連德上任一年後,智利的企業領袖在海濱城市比尼亞德爾馬(VinadelMar)召開緊急會議,擬訂一套共同執行的政權更迭策略。據智利全國製造商協會(中情局提供該協會大筆經費,許多在華盛頓暗中推動同樣計畫的跨國公司也提供資助)主席薩恩茲(OrlandoSenz)說,會議中決定“阿連德的政府與智利的自由和民間企業的存在無法相容,要避免被犧牲的唯一方法就是推翻政府”。這些企業人士組成一個“戰時組織”,其中一個部門將與軍方聯繫;薩恩茲表示,另一部門將“擬訂具體的替代方案以取代政府計畫,並有系統地移交給陸軍”。
薩恩茲延攬數位重要的芝加哥弟子(男孩)來設計替代計畫,並為他們在聖地牙哥的總統府附近設立一個新辦公室。這個由芝加哥大學畢業生卡斯楚(SergiodeCastro)和他在天主教大學的同僚安杜拉加(SergioUndurraga)領導的團體,開始每週召開秘密會議,擬訂如何根據新自由派的主張以激烈改造智利的詳細提案。據後來美國參議院的調查,這個“反對派研究組織”的資金,“超過75%”直接來自中情局。
有一陣子,“(軍事)政變”規劃朝兩個不同的方向進行:軍方規劃消滅阿連德和他的支持者,而經濟學教授則規劃消滅他們的思想。在暴力解決方案的勢力逐漸累積的同時,雙方也互通聲息,由與中情局資助的報紙《水星報》(ElMercurio)有關的企業人士凱利(RobertoKelly)扮演中間人。透過凱利,芝加哥男孩把一份五頁的經濟計畫摘要交給控制大局的海軍將領。海軍點頭後,芝加哥男孩更加緊腳步在政變前為他們的計畫作準備。
他們500頁的聖經 一本從一開始就指導軍政府執行的詳細經濟計畫 在智利被稱作“磚頭”(TheBrick)。據後來成立的美國參議院委員會報告,“中情局的共謀者參與準備一套初期的全面經濟計畫,作為軍政府最重要的經濟決策基礎”。“磚頭”的十位主要撰寫人中,有八位曾在芝加哥大學攻讀經濟學。
雖然推翻阿連德被外界一致描寫成軍事政變,阿連德派駐華盛頓的大使勒特里爾卻認為,軍方與經濟學家各參與一半。勒特里爾寫道:“被智利人稱作 芝加哥男孩 的那些人,說服將領相信他們已準備好填補殘暴的不足。軍方擁有殘暴,而這些知識份子擁有軍方缺乏的資產。”
智利的“(軍事)政變”終於發生,帶來了三種不同的“休克”,這套“模式”日後將在鄰近的國家“複製”,並且將在三十年後的伊拉克“再度出現”。“(軍事)政變”本身的“休克”之後,緊接著是兩種不同形式的“休克”。
一種是弗裏德曼的資本主義“休克治療”,是當時芝加哥大學及其眾多分支機搆已訓練的數百名拉丁美洲經濟學家所擁有的技術。
另一種則是卡梅倫的電擊、藥物與知覺剝奪研究匯整成的庫巴克手冊酷刑技術,透過中情局提供拉丁美洲員警和軍方的大規模訓練計畫,散播到智利。
這三種“休克”形式彙聚在拉丁美洲人的身體,加諸在該地區的政治,製造出一個無法阻擋、不斷交互強化破壞與重建、“抹除”與創造的颶風。“(軍事)政變”的震撼為“經濟休克療法”鋪路;酷刑室的休克嚇壞每個阻擋經濟休克前進的人。從這個活生生的實驗室興起第一個芝加哥學派國家,製造出它的第一個全球反革命勝利。
與毆打他們身體和摧毀他們運動網路背後的龐大經濟利益切割。因此他不願指出虐待他的士兵姓名,寧可指出那些靠著阿根廷對外的經濟依賴而獲利的本國和外國大企業。“外國獨佔公司強迫我們購買穀物和污染土地的化學品,強迫我們接受科技和意識形態。這些全都透過擁有土地並控制政策的寡頭統治者。但我們必須知道,寡頭統治者也受到這些獨佔公司的控制,同樣的福特汽車、孟山都(Monsanto,編按:全球最大的基因改造作物公司)和菲力浦莫理斯(PhilipMorris,編按:美國煙草公司)。我們必須改變的是結構。這是我來這裏必須譴責的。就是這樣。”
聽眾爆出熱烈的掌聲。托馬塞拉以如下的話總結他的證詞:“我相信,真理與正義經歷許多世代後,終究會獲勝。如果要在這場戰鬥中死去,我甘之如飴,但總有一天我將得勝。同時,我會知道敵人是誰,而敵人也知道我是誰。”
芝加哥弟子(男孩)70年代的第一場冒險,應該被當成是對人類的警告:他們的思想極其險惡。由於這種意識形態在第一個實驗場的罪行就沒有責任承擔,使那些不知悔改的理論家培育出來的次代弟子得以逃過刑責,繼續遊走世界尋找下一次的征服。今日我們再度生活在政商聯手大屠殺的時代,許多國家遭受大規模的軍事暴力,並以審慎計畫的手段改造它們成為“自由市場”經濟體;失蹤和酷刑也捲土重來。同樣的,建立自由市場的目標與使用這種殘暴手段的必要性,仍“被視為完全無關”。
《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
第二章 另一類醫生的休克--傅利曼與放任主義實驗室的追尋
讚讚
智利新自由主義自由市場恐怖實驗室
傷害應一次為之,因感受痛楚較少,冒犯亦較少。
-馬基雅維裏(Niccolo Machiavelli),《君王論》,1513年
如果採取這種“休克”手段,我認為應極詳細地公開宣佈,在極短期內實施。公眾知道得更充分,就更願意採取順應的行動。
-弗裏德曼給皮諾切特將軍的一封信,1975年4月21日
皮諾切特將軍和他的支持者,經常提到1973年9月11日的事件,但不說那是軍事政變,而是“一場戰爭”。聖地牙哥看起來確實像戰區:坦克邊開炮邊隆隆開上林蔭大道,政府建築遭到戰鬥機的空中攻擊。但這場戰爭有一個奇怪之處:它只有一方的軍隊。
從一開始,皮諾切特就已完全掌控陸軍、海軍、陸戰隊和員警。另一方面,阿連德總統拒絕把支持者組織成武裝防衛聯盟,因此他沒有自己的軍隊。唯一的抵抗來自總統府(La Moneda)及其屋頂四周,阿連德和他的侍衛在那裏奮勇防衛民主政治的象徵。這很難稱作一場公平決鬥,雖然總統府內只有36名阿連德支持者,軍方卻對裏面發射24枚火箭。
這場行動的指揮官是虛榮而喜怒無常的皮諾切特(身材像他坐的坦克車一樣)。顯然他希望這個事件盡可能戲劇化和造成最大傷害,即使這次政變不是一場戰爭,其設計者也希望看起來像是–這是一場智利版的震懾。它確實帶給智利人從未體驗過的震撼。和之前40年經歷六任軍政府統治的鄰國阿根廷不同,智利從未有過這類暴力經驗;智利曾享有160年的和平民主統治,而且過去41年民主未曾中斷過。
現在總統府陷入火海,總統的屍體被覆蓋著用擔架出來,他貼身的同僚被以步槍指著,臉朝下趴在街上。不久前才從華盛頓回國接任國防部長新職的勒特里爾,那天早上從距離總統府幾分鐘車程的家前往國防部辦公室。他才走進前門就遭遇十二名穿著戰鬥服、埋伏等候的士兵,全都以輕機槍瞄準他。
在政變之前幾年,來自美國(其中許多來自中情局)的教官已激發智利軍方的反共產黨狂熱,讓他們相信社會主義者就是准俄國間諜,是一股與智利社會格格不入的勢力–一群本土的“內敵”。事實上,真正變成內敵的是軍方,他們已準備把槍口轉向宣誓保護的人民。
阿連德死後,他的內閣遭逮捕,而且未出現明顯的群眾抵抗,軍政府發動的大規模戰爭在當天中午已經結束。勒特里爾和其他“貴賓”囚犯,最後被送往南部麥哲倫海峽冰冷的道森島(Dawson Island),那裏等於是皮諾切特的西伯利亞勞改營。不過,殺戮和關閉政府對智利的新軍政府還不夠,這些將領知道他們要掌控權力必須真正嚇壞智利人,就像印尼人一樣。據一份解密的中情局報告,在往後的日子,有約1.35萬名公民遭逮捕,以卡車帶走並遭到監禁。有5000人最後被關在聖地牙哥的兩座大足球體育館。在國家體育館中,死亡取代足球成為公眾表演。士兵巡視露天座位區,押著戴頭套的告密者指認“顛覆分子”;被指名的人遭拖進更衣室,而包廂則被改裝成臨時酷刑室。數百人被處死。死屍開始出現在主要公路邊,或浮屍於污濁的市區運河。
為確保恐怖蔓延到首都以外的地區,皮諾切特派遣他最無情的指揮官斯塔克(Sergio Arellano Stark)將軍,搭乘直升機到北方省份一連串囚禁“顛覆分子”的監獄。在每個城鎮,斯塔克和他的流動行刑隊挑出最知名的囚犯,有時一次多達26人,逐一處以死刑。四天留下的血跡後來被稱為“死亡蓬車隊”(Caravan of Death)。在很短的時間內,整個國家都接收到這個資訊:抵抗將招來死神。
雖然皮諾切特的戰爭只有一邊開戰,其影響卻與任何內戰或外國侵略一樣真實。
總計有超過3200人失蹤或遭處死,
至少有8萬人被監禁,
還有20萬人因政治因素逃離智利。
自由市場的恐怖實驗室
對芝加哥男孩來說,9月11日是充滿期待和腎上腺素激升的一天。卡斯楚已不眠不休地和海軍的聯絡人合作,逐頁取得“磚塊”最後章節的認可。在政變當天,幾位芝加哥男孩住在右派媒體《水星報》裏。當外面街上傳來槍響時,他們急忙印製這份檔,趕在軍政府接管的第一天完成。《水星報》編輯方丹(Arturo Fontaine)回憶說,印刷機“一刻不停地複印這份長文件”。他們直到最後一刻才印完。“在1973年9月12日星期三中午前,出任政府職位的三軍將領辦公桌上,都擺了這份計畫。”
定稿檔中的提議與弗裏德曼《資本主義與自由》的觀點出奇類似:
【私有化】、【開放管制】和【削減社會支出】-自由市場的“鐵三角”。
受美國訓練的智利經濟學家曾嘗試和平引進這些觀念,採取民主政治辯論方式,但他們遭到全面拒絕。現在“芝加哥男孩”和他們的計畫捲土重來,而此時的氣氛顯然更有利於推動他們激進的觀點。在這個“新時代”,除了幾個穿制服的人,他們不必征得任何人同意。最頑固的政治對手現在不是在牢裏、已經死亡,就是四處逃命;戰鬥機和死亡蓬車隊的展示已讓所有人“乖乖就範”。
“對我們來說,這是革命。”
皮諾切特的經濟幕僚拉羅列特(Cristian Larroulet)說。
這算是公允的描述。1973年9月11日不只是阿連德和平的社會主義革命被以暴力終結,也是《經濟學人》雜誌後來形容的一場“反革命”-芝加哥學派運動奪回發展主義與凱恩斯主義成果的第一場勝利。阿連德的局部革命在民主政治拉扯下,處處可見節制與妥協,但現在情勢將大為改觀,以暴力推行的這場反叛可以一路暢行到底。在往後的許多年,“磚塊”擬訂的許多政策將在大規模危機掩護下,施行於數十個別的國家。但智利是這場反革命的發源地 –恐怖的發源地。
天主教大學經濟學系校友、自稱芝加哥男孩的皮涅拉(Jose Pinera),政變時正在哈佛寫畢業論文。一聽到好消息,他立即回國“協助創立一個追求自由的新國家,讓它從舊體制的灰燼中升起”。皮涅拉後來出任皮諾切特的勞動與礦業部長,他說,這是“真正的革命……一個激進、全面且持續邁向自由市場的行動”。
在政變前,皮諾切特以幾近諂媚的服從聞名,永遠逢迎和聽從他的文人上司。變身獨裁者後,皮諾切特發現他性格的新面向。對權力的貪戀讓他醜態畢露,他好擺帝王威風,並宣稱“命運”授予他這個職位。不久之後,他策動一場政變中的政變,推翻其他三位他原本同意分享權力的軍事將領,並任命自己為國家最高元首(Supreme Chief of the Nation)兼總統。他沉浸在好大喜功和儀式之中,只為了證明他的統治權,從不錯過能穿上他的普魯士軍裝、戴上軍帽的機會。為了巡視聖地牙哥,他添置了一隊金色防彈賓士轎車。
皮諾切特對獨裁統治有一套獨門功夫,但和蘇哈托一樣,他對經濟學一竅不通。這是個大問題,因為由ITT帶頭的企業聯合抵制運動已經極有效地讓經濟快速墜落,使皮諾切特很快面臨一觸即發的危機。
從一開始,軍政府內部就發生權力鬥爭,部分人只想恢復阿連德前的舊狀態,儘快回到民主政治;“芝加哥男孩”則想進行需要時間推動的徹底自由市場改造。
享受新權力的皮諾切特極厭惡他的命運只是清掃工作的想法──“恢復秩序”,然後出場。
“我們不是掃除馬克思主義的吸塵器,只為了把權力交還給政客。”他說。
“芝加哥男孩”徹底改造整個國家的想法才與他剛解放的野心不謀而合,因此就像蘇哈托和他的“柏克萊幫”,皮諾切特立即任命幾位芝加哥大學畢業生擔任高級經濟顧問,包括這個運動的准領導人兼“磚塊”主要撰稿人卡斯楚。他稱呼他們為技術官僚,正好投合“芝加哥學派”自詡整頓經濟是一門科學、而非主觀的人為抉擇。
即使皮諾切特對通貨膨脹和利率所知有限,這些技術官僚使用的也是他瞭解的語言。經濟學對他們來說,代表必須尊敬和服從的自然力量,因為就像皮涅拉解釋的: “違背自然就是反生產和自欺的行為。”皮諾切特完全同意,他曾寫道,人必須服從結構,因為“自然展現出基本秩序,階級組織是必要的”。
雙方都宣稱接受更高自然法則的秩序,奠定了皮諾切特-芝加哥學派聯盟的基礎。
在頭一年半,皮諾切特忠實地遵循芝加哥法則:他把部分(不是全部)國營公司私有化,包括數家銀行;他容許新形式的投機金融;他對外國進口打開邊界大門,撤除長期保護智利製造商的障礙;他削減政府支出10%,但軍隊支出反而大幅增加。他也取消價格管制–對一個數十年來管制麵包和烹飪油等民生必需品的國家,這是相當激進的措施。
芝加哥男孩曾自信滿滿地向皮諾切特保證,如果他一次完全取消政府對這些領域的參與,經濟學的“自然”律會重新發現平衡,而被視為經濟熱病、表示市場出現不健康症狀的通貨膨脹,將神奇地下降。他們錯了。在1974年,智利的通貨膨脹高達375%,高居世界之冠,而且是阿連德在位期間最高水準的近兩倍。麵包等民生必需品的價格直上雲霄。在此同時,皮諾切特的“自由貿易”實驗使國內充斥廉價進口產品,許多智利人因而失業。本地企業因為無法競爭而關門,失業率創新記錄,饑饉四處蔓延。芝加哥學派的第一個實驗徹底失敗。
卡斯楚和其他“芝加哥弟子(男孩)”辯稱(以地道的芝加哥風格),問題並非出在他們的理論,而是執行得不夠嚴格。經濟未能自動矯正並恢復和諧的平衡,是因為經過近半世紀的政府干預,仍然殘留許多“扭曲”。如果實驗要成功,皮諾切特必須去除這些扭曲–削減更多支出、進一步私有化,而且更加速執行。
在那一年半期間,許多智利企業精英吃盡芝加哥弟子(男孩)的極端資本主義實驗的苦頭。唯一的受益者是外國公司和一小撮被稱為“食人魚”的金融家,這些人從金融投機中大撈一票。曾堅定支持政變的基層製造商全都破產。當初引介芝加哥男孩參與政變陰謀的全國製造商協會主席薩恩茲,宣稱實驗的結果“是我們經濟史上最大的失敗”。製造商排斥阿連德的社會主義,原本是希望改變成管理式經濟。“我們不可能讓這種金融混亂繼續主導智利,”薩恩茲說,“必須把龐大的金融資源導引到生產性投資,而不能讓許多連工作都找不到的人,眼睜睜看著那些資源被用於投機炒作。”
“芝加哥弟子(男孩)”和食人魚(兩類人之間有不少重疊)的目標現在面臨極大的危險,他們決定該是招來大人物的時候了。1975年3月,弗裏德曼和哈伯格應一家大銀行之邀,搭機前往聖地牙哥協助拯救實驗。
弗裏德曼受到軍政府控制的媒體像搖滾巨星般的歡迎。他吹噓的每句話都登上頭條,他的學術演講在全國電視上轉播,而且他有一位最重要的聽眾:皮諾切特安排和他私下會晤。
在停留期間,弗裏德曼不斷灌輸一個主題:軍政府已經有好的開始,它必須更放手擁抱自由市場。在演說和訪問中,他使用一個以前從未公開用在現實世界經濟危機的術語:他要求進行“休克治療”。他說那是“唯一的藥方。絕對是。沒有別的良策。再也沒有別的長期解決方法”。當智利記者指出,連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森也採取控制自由市場的措施時,弗裏德曼生氣地說:“我不贊成那些措施。我相信我們不應該採用它們。我反對政府的經濟干預,不管在我自己的國家或在智利都一樣。”
與皮諾切特會面後,弗裏德曼作了一些個人筆記,並在數十年後寫進他的回憶錄。他觀察到這位將軍“因為認同而被休克治療的觀念吸引,但顯然對可能引發的短期失業感到苦惱”。皮諾切特在這時候已因為下令在足球體育館進行屠殺而惡名傳遍全球;這位獨裁者對休克治療造成人力損失(human cost)的“苦惱”,原本應該令弗裏德曼就此作罷。相反的,他在後續的一封信中強調他的論點,他贊許將軍“極富智慧”的決定,但敦促皮諾切特進一步削減政府支出,“在六個月內削減25%……全面性的”,並同時採用一套支援企業的方案,以邁向“完全自由貿易”。弗裏德曼預測,數十萬個將被國營部門解雇的人,可以很快在民間企業找到新工作,他們將同聲歌頌皮諾切特“竭盡全力剷除阻擋民間市場的許多障礙”。
弗裏德曼向將軍保證,如果聽從這個建議,他將留下創造“經濟奇跡”的英名;他“可以在數個月內終結通貨膨脹”,失業問題也會同樣“短暫–在幾個月內解決 –而緊接而來的復蘇將極其迅速”。皮諾切特必須採取迅速而果斷的行動,弗裏德曼不斷強調“休克”的重要性,三度提到這個詞,並再三凸顯“漸進策略行不通”。
皮諾切特已改信弗裏德曼。在他的回信中,智利的最高元首表達了“我對你最高和最尊崇的敬意”,並向弗裏德曼保證“此時正在完全實施這套計畫”。弗裏德曼訪問後,皮諾切特立即開除他的經濟部長,把職位交給卡斯楚,後來又拔擢為財政部長。卡斯楚在政府中到處安插他同夥的芝加哥男孩,其中之一還擔任中央銀行總裁。反對大規模裁員和關廠的薩恩茲,被從製造商協會主席的職位趕下,換上對休克較友善的人。“如果有工業界人士因此而抱怨,讓他們下地獄,我不會為他們說話。”新主席宣佈說。
剷除反對者後,皮諾切特和卡斯楚展開拆除福利國、建立純資本主義烏托邦的工作。1975年,他們一次削除27%的公共支出–而且繼續削減直到1980 年,使支出只剩阿連德時代的一半。醫療和教育首當其衝,連倡議自由市場的《經濟學人》雜誌,也形容那是“自殘的胡鬧”。卡斯楚把近500家國營公司和銀行私有化,且近乎免費奉送,因為重點是儘快讓它們回歸到經濟秩序的正確位置。他對地方公司毫不留情,繼續取消更多貿易障礙;結果是從1973年到1983 年,總共喪失17.7萬個工業工作。到80年代中期,製造業占經濟的比率已經跌到二次大戰以來的最低水準。
休克治療這個詞貼切地說明了弗裏德曼的藥方。皮諾切特刻意把他的國家送進深沉的衰退裏,根據的是未經測試的理論,希望以突如其來的萎縮把經濟休克到恢復健康。這種邏輯很像1940年代和1950年代開始大量採用的電擊休克療法,當時的精神病醫生相信,刻意引發癲癇大發作(grand mal seizure)可以神奇地讓患者的大腦重新開機。
經濟休克療法的理論一部分要靠預期心理在推升通脹過程扮演的角色。壓抑通脹不只需要改變貨幣政策,也要改變消費者、雇主和勞工的行為。突然採取不協調的政策轉變,目的是快速改變預期心理,向大眾傳達遊戲規則已經大幅轉向–價格不會繼續上揚,工資也是。根據這套理論,愈快澆熄通脹預期心理,痛苦的衰退和高失業期就愈縮短。然而,特別是在當政者在大眾間已喪失信用的國家,只有靠重大而果斷的政策休克,才可能“教導”大眾這種痛苦的教訓。
製造衰退或蕭條本身就是殘酷的想法,因為必須製造大規模的貧窮,而這正是截至當時沒有政治領導人願意測試這套理論的原因。誰願意背上《商業週刊》形容為“刻意製造蕭條的奇愛博士(Dr. Strangelove)”的罪名?
皮諾切特仍然一意孤行。在施行弗裏德曼休克療法的第一年,智利的經濟萎縮15%,失業率–在阿連德時代不到3%–攀升到20%,是當時智利聞所未聞的高水準。這個國家確實因為“治療”而震撼不已,但與弗裏德曼樂觀的預測相反,失業危機持續了好幾年,而非幾個月。軍政府已著迷於弗裏德曼的疾病譬喻,仍然理直氣壯解釋說:“選擇這條道路是因為,這是直指病根的唯一方法。”弗裏德曼完全贊同。當記者問到“政策的社會成本是否太高”,他的回應是:“可笑的問題。”他對另一位元記者說:“我只關心他們能不能推行得夠久、夠努力。”
有趣的是,對休克療法最有力的批評來自弗裏德曼以前的學生法蘭克(Andre Gunder Frank)。來自德國的法蘭克50年代在芝加哥大學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時,就已聽到許多有關智利的事,他決定親自到這個他的教授形容為發展主義管理不當造成的反烏托邦(dystopia)。他對自己看到的情況很滿意,並留在智利大學任教,然後出任阿連德政府的經濟顧問。法蘭克因為是叛離自由市場正統思想的芝加哥男孩,所以對智利經濟冒險抱持獨到的看法。弗裏德曼開出大休克的藥方一年後,法蘭克寫了一封難掩激憤的“給哈伯格與弗裏德曼的一封公開信”,運用他受過的芝加哥學派教育,“檢驗智利病人對你們的治療有什麼反應”。
他計算一個智利家庭如何靠皮諾切特宣稱的“生活工資”掙扎求生。約74%的所得完全用在購買麵包上,迫使家庭不得不節省牛奶和上班搭公車等“奢侈專案”。比較之下,在阿連德時代,麵包、牛奶和公車票只占一般勞工薪水的17%。許多兒童在學校也沒有牛奶可喝,因為軍政府最早的措施之一就是取消學校牛奶計畫。這項措施進一步加深家庭的拮据,愈來愈多學生在課堂上昏倒,許多人乾脆停學。法蘭克發現,他的學長施行的殘暴經濟政策與皮諾切特對這個國家施加的暴力間,有著直接關聯。這位憤憤不平的芝加哥男孩寫道,弗裏德曼的處方是如此扭曲,它們無法“不靠它的孿生兄弟來實施或執行:軍事力量和政治恐怖”。
皮諾切特的經濟團隊毫不氣餒地繼續深入實驗之境,引進弗裏德曼最前衛的政策:以教育券和特許學校(charter school)取代公立學校,醫療支出改成即收即付(pay-as-you-go)式,把幼稚園和墓園私有化。最激進的是,智利的社會福利制度也被私有化。擬訂這套計畫的皮涅拉說,他從閱讀《資本主義與自由》激發這個構想。小布希政府經常被推崇最先推動“所有權社會”(the ownership society),事實上,30年前的皮諾切特政府才最早實行“所有權人國家”(a nation of owners)。
智利現在已大膽跨入新領域,全世界的自由市場熱愛者過去只能在純學術環境辯論這類政策的優點,現在都密切注意這個國家。“經濟學教科書說,世界應該以這種方式運作,但除了這裏,還有哪些國家施行它?”美國企業雜誌《巴隆週刊》(Barron’s)驚訝地寫道。《紐約時報》在一篇《智利,恐怖主義實驗場》的文章中說:“抱持強烈觀點的大經濟學家,很難得有機會在病危的經濟體測試特定的處方。更難得的是,經濟學家的顧客不是自己的國家。”許多人特地到現場觀察智利實驗室,包括哈耶克本人,他前往皮諾切特統治下的智利數次,並在1981年選擇在比尼亞德爾馬市(策劃政變的城市),舉行反革命智囊團朝聖山學會的區域會議。
智利奇跡的真相
即使在30年後,智利仍然被自由市場狂熱分子視為弗裏德曼理論有效的證明。皮諾切特2006年12月死時(比弗裏德曼晚一個月),《紐約時報》讚譽他“把一個破產的經濟轉變成拉丁美洲最繁榮的經濟”,
《華盛頓郵報》社論則說,他“引進的自由市場政策創造了智利經濟奇跡”。“智利奇跡”背後的事實,至今仍眾說紛紜。
皮諾切特掌權17年,在那段期間,他數度改變政策方向。被視為成功奇跡證明的那段穩定成長期,要到80年代中期才開始–也就是芝加哥男孩執行休克療法之後足足十年,而且是在皮諾切特被迫大幅度調整方向後很久。在1982年,雖然智利嚴格遵守芝加哥教條,經濟仍無法倖免於崩潰:債務激增,惡性通貨膨脹復發,失業率飆高到30%–是阿連德時代的十倍。主要原因是食人魚–芝加哥男孩解除所有管制所釋放出來的安然(Enron)式金融機構–以借貸的錢買光智利的資產,累積高達140億美元的龐大債務。
情勢動盪到皮諾切特被迫採取完全與阿連德一樣的措施:他把許多家這種公司收歸國有。面對市場崩潰,幾乎所有芝加哥男孩都喪失掌控大權的政府職務,包括卡斯楚。幾個在食人魚金融公司位居高位的芝加哥畢業生遭到詐欺調查,他們以科學中立掩飾的真面目被揭穿,而科學中立曾是如此重要的芝加哥男孩表徵。
唯一保護智利經濟在80年代初免于完全崩潰的是,皮諾切特從未把被阿連德收歸國有的銅礦公司私有化。這家公司創造85%的智利出口收入,這表示當金融泡沫破滅時,國家仍有穩定收入來源。
很清楚的是,智利從來不是歌頌它的人宣稱的“純”自由市場實驗室。相反的,這個國家有一小群精英在極短時間從有錢躍升為超級富有,憑藉的是一套以舉債和用公帑大量補貼(和紓困)賺取暴利的公式。當奇跡背後的狂熱與推銷術被揭穿後,大家看到皮諾切特和芝加哥男孩統治下的智利,並不是一個以自由市場為特質的資本主義國家,而是政商財團主義(corporatism)國家。Corporatism(統合主義)這個字眼原本指的是墨索里尼的員警國家模式,由社會上的三種主要勢力–政府、企業和工會–結盟而成,它們互相合作以確保以國家民族為名的秩序。智利在皮諾切特統治下,實驗的是一種新形態的統合主義:一個員警國家和大企業互相支援的結盟,聯手對第三個勢力–勞工–發動全面戰爭,藉以大幅增加聯盟佔有國家財富的比率。
這場戰爭–許多智利人理所當然視為富人對窮人和中產階級的戰爭–才是智利經濟“奇跡”的真相。到1988年,當經濟已穩定且快速成長時,45%的人口落在貧窮線下。不過,最富裕的10%智利人,所得卻增加83%。即使在2007年,智利仍然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會–聯合國調查不平等的123個國家中,智利排名第116,也就是排名第八不平等的國家。
如果這種記錄對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算得上奇跡,也許休克治療的作用從來就不是為了讓經濟恢復健康。也許它原本就是為了它實際做到的事–把財富吸聚到頂層,並把大部分中產階級休克到無以為生。
這正是阿連德的前國防部長勒特里爾的看法。在皮諾切特的監獄待了一年後,勒特里爾設法逃離智利,這要感謝國際間積極的遊說奔走。流亡海外並眼看他的祖國迅速凋敝,勒特里爾1976年寫道:“過去三年有數十億美元從工資所得者的口袋被拿走,放進資本主義者和地主的口袋……財富集中並非偶然,而已成為法則;這並非艱困環境下極端的例子–就像軍政府希望全世界相信的–而是一套社會計畫的基礎;這不是經濟的缺陷,而是暫時的政治成功。”
勒特里爾當時無法得知的是,芝加哥學派統治下的智利提供了未來全球經濟的一瞥。這個模式將一再重複,從俄羅斯到南非到阿根廷:狂熱投機的泡沫和可疑的會計操作,助長了暴利和瘋狂的消費主義,由空蕩如鬼城的工廠和昔日發展所遺留的破舊基礎建設所圍繞;約半數人口被排除在經濟之外;失控的貪瀆和親信政治;國營中小企業滅絕;大量公共財富流入私人手中,緊接著是大量民間債務轉由政府承擔。在智利,如果你不在財富泡沫中,奇跡看起來就像大蕭條,但在這個密閉的泡沫裏,獲利流動如此順暢和快速,讓這些休克治療式“改革”帶來的暴利,變成像此後金融市場施打成癮的高純度古柯鹼。這就是為什麼金融界對智利實驗明顯的矛盾視而不見,不但未重新評估放任主義的基本假設,反而還作出毒癮者的反應:下一針在哪里?
革命散播,人民消失
有一陣子,下一針來自拉丁美洲南錐的其他國家,芝加哥學派的反革命在那裏快速擴散。巴西已被美國支持的軍政府掌控,幾位弗裏德曼的巴西學生位居要津。弗裏德曼1973年訪問巴西的時候,正是當地政府使用暴力最高潮的時候,他也宣稱巴西的經濟實驗是“一項奇跡”。在烏拉圭,軍方1973年發動政變,並在次年決定走芝加哥路線。由於烏拉圭的芝加哥大學畢業生太少,將領們邀請“來自芝加哥大學的哈伯格和(經濟學教授)史佳斯達德(Larry Sjaastad)及他們的團隊,其中包括來自阿根廷、智利和巴西的前芝加哥學生,來改革烏拉圭的稅制與商業政策”。烏拉圭過去的平等主義社會立即遭到衝擊:實質工資銳減28%,蒙德維的亞(Montevideo,編按:烏拉圭首都)的街上首度出現成群的拾荒者。
緊接著加入實驗的是1976年的阿根廷,軍政府從庇隆手中奪得政權。這表示阿根廷、智利、烏拉圭和巴西–曾經是發展主義櫥窗的國家–現在都由美國支持的軍政府統治,而且是芝加哥學派經濟學的活體實驗室。
據2007年3月公佈的巴西解密檔,在阿根廷將領奪取政權前幾周,他們與皮諾切特和巴西軍政府聯繫,並“擬訂未來政權將採取的主要步驟”。
儘管有緊密的協調合作,阿根廷軍政府並未像皮諾切特那般深入新自由派實驗;例如,它未把該國的石油蘊藏或社會安全私有化(這些都在後來才實行)。不過,在攻擊曾把阿根廷貧民提升到中產階級的政策和機制方面,軍政府都遵循皮諾切特的做法,這也要歸功於眾多的阿根廷經濟學家參與芝加哥計畫。
新製造的芝加哥男孩在阿根廷軍政府佔據重要的經濟職位–如財政部長、央行總裁、財政部國庫司司長,以及數個較低級的經濟職位。不過,雖然阿根廷的芝加哥男孩熱烈參與軍政府,最高經濟職位卻由狄霍茲(Jose Alfredo Martinez de Hoz)擔任。狄霍茲是隸屬農村社會組織(Sociedad Rural,是長期掌控阿根廷出口經濟的牧牛場協會)的地主階級,這些相當於阿根廷貴族階級的家族寧願維持封建經濟秩序–因為他們唯恐自己的土地被重新分配給農民,或肉類的價格受到管制以便人人負擔得起。
狄霍茲承襲他的父親和祖父,長期擔任農村社會組織主席;他也擔任數家跨國企業的董事,包括泛美航空(Pan American Airways)和ITT。當他環顧自己在軍政府的職務時,他確信這場政變代表的是精英階層的反抗,是對40年來阿根廷勞工勢力擴張的反革命。
狄霍茲當上經濟部長的第一項措施是禁止罷工,以及容許雇主任意裁撤員工。他取消價格管制,導致食物價格飆漲。他也決定再度讓阿根廷變回歡迎外國跨國公司的地方。他取消外資所有權限制,並在初期幾年出售數百家國營企業。這些措施為他贏得許多華盛頓的強力支持者。解密的檔顯示,主管拉丁美洲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羅傑斯(William Rogers),在政變後不久告訴他的長官基辛格:“狄霍茲是個好人。我們一直都保持密切的諮詢關係。”基辛格大為讚賞,因此在狄霍茲訪問華盛頓時安排了一場盛大的會面,以表達對他的禮遇。基辛格也表示願意打幾個電話,提供對阿根廷經濟的協助。“我會打電話給大衛•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基辛格告訴軍政府的外交部長,洛克菲勒當時擔任大通銀行總裁。“我也會打電話給他哥哥,美國副總統尼爾森•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
為吸引投資,阿根廷在《商業週刊》刊登31頁的廣告增刊,由公關業巨擘博雅公關公司(Burson-Marsteller)製作,在廣告上宣稱“歷史上很少政府如此鼓勵民間投資……我們正進行一場真正的社會革命,我們正尋找夥伴。我們正掙脫國家統治主義的桎梏,並深信民間部門將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同樣的,平民大眾遭受的衝擊最為明顯:在一年內,工資損失40%的價值,工廠關閉,貧窮蔓延。在軍政府掌權前,阿根廷的貧民人數比法國或美國少–只有 9%–失業率只有4.2%。現在這個國家開始出現被視為落後的發展不足跡象,貧窮的社區沒有水供應,可預防的疾病四處蔓延。
在智利,皮諾切特可以不受節制地使用經濟政策壓縮中產階級,憑藉的是他賴以掌權的休克和恐怖手段。雖然他的戰鬥機和行刑隊在散播恐懼時極有效率,但它們卻帶來公關災難。媒體報導皮諾切特的屠殺引發全球的譴責,歐洲和北美行動主義者積極向他們的政府遊說斷絕與智利的貿易–對一個宣稱必須靠開放外資來維繫國家生存的政權來說,這絕對是不利的結果。
近日解密的巴西檔顯示,阿根廷的將軍們籌畫1976年的政變時,希望“避免類似反對智利的國際運動”。為達到這個目的,需要的是較不聳人聽聞的鎮壓技巧 –較低調的手段,能散播恐怖,但能躲過眾目睽睽的國際媒體。在智利,皮諾切特很快訴諸失蹤的手段。士兵不再公然殺戮或追捕獵物,而是綁架他們,帶他們到隱秘的集中營,折磨並動輒殺害他們,然後宣稱毫不知情。屍體被丟進集體墳場。據智利1990年5月成立的真相委員會,秘密員警處理部分受害者的方法是,從直升機上把屍體丟進海中,但“先以刀子切開他們的胃,以避免屍體浮上海面”。除了比較低調外,失蹤還是一種比公開屠殺更能有效散播恐怖的手段。想到國家機器可以用來讓人憑空消失,就會讓社會惶惶不安。
到70年代中期,失蹤已成為南錐各國芝加哥學派軍政府的主要執法工具–而最熱切採用這種做法的是盤踞阿根廷總統府的將領。到他們統治結束時,估計失蹤的人數已多達3000人,其中有許多跟智利的失蹤者一樣,是從空中被拋進拉普拉塔河(Rio de la Plata)混濁的水裏。
阿根廷軍政府擅長於公開與私下製造恐怖雙管齊下–公開進行恰到好處的恐怖,可以讓所有人知道發生什麼事,但同時也隱瞞足夠的秘密,以便可以否認。在掌權初期,軍政府便清楚展現它願意使用致命武力:一個人被從一輛福特獵鷹轎車(一種因為秘密員警使用而惡名昭彰的汽車)推出,然後被綁在布宜諾賽勒斯最著名的地標、高67.5米的白色方尖石碑上,在眾目睽睽下被機槍打死。
從此以後,軍政府的殺戮轉入地下,但永遠在進行中。許多人目睹官方否認的失蹤,整個街坊也默默知道發生什麼事。每當有人被列為消滅目標,就會有一隊軍方車輛出現在那個人家門口或工作場所,整個街區被劃為警戒區,經常上空還有一架嗡嗡盤旋的直升機。在大白天和鄰居注視下,員警或士兵撞開大門,拖出受害者,他們在被推進等候的福特獵鷹前,往往大喊自己的名字,希望事件的消息能傳到家人。有些“秘密”行動還更囂張:大家都知道員警會登上擁擠的市公車,抓住乘客的頭髮拖下車;在聖塔菲市(Santa Fe),一對夫妻結婚當天在教堂的聖壇前,當著滿室的賓客被綁架。
在大眾間展示的恐怖不限於逮捕。一旦遭羈押,阿根廷的囚犯就被送到300多個遍佈全國的酷刑集中營。許多集中營位於人口稠密的住宅區,最惡名遠播的是布宜諾賽勒斯鬧區大街一家歇業的運動俱樂部,一個位於中部布蘭卡港(Bahia Blanca)的學校校舍,另一個則在一所營業中的醫院側廂建築。在這些酷刑中心,軍方車輛經常深夜疾駛進出,尖叫聲不時從隔音不佳的牆內傳出;有人目睹身體形狀的怪異包裹被搬進搬出,一切都看在噤若寒蟬的附近居民眼中。
烏拉圭的政權也同樣肆無忌憚:該國的主要酷刑中心之一是一個海軍兵營,毗鄰許多蒙德維的亞市民眾喜歡散步與野餐的海濱區,但在獨裁統治期間,這個美麗的地方空無一人,因為居民不想聽到尖叫聲。
阿根廷軍政府在處理受害者方面特別笨拙。在鄉間散步可能以一場驚嚇收場,因為集體墳場經常掩蓋不全。屍體可能出現在公共垃圾桶,少了手指和牙齒(就像今日在伊拉克的情況),或者可能被沖到海岸和拉普拉塔河岸邊,在軍政府的“死亡飛行”後,經常一次出現半打屍體。它們甚至會從天而降,被直升機丟到農戶的田裏。
所有阿根廷人都曾在不同情況下,目睹他們的同胞慘遭抹除,但大多數人宣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阿根廷人用一句話來描述當年內心明白、卻因恐懼而閉上眼睛的矛盾:“我們不知道沒有人能否認的事。”
由於各國軍政府想逮捕的人往往避難到鄰近國家,這裏的政府便借惡名昭彰的大兀鷹行動(Operation Condor)彼此合作。南錐國家的情報單位在這個行動中分享“顛覆分子”的信息–靠華盛頓提供的最新式電腦系統幫忙–並且給彼此的情報員自由出入邊界,以方便綁架和刑訊。這套制度和中情局今日的“非常規引渡”網路,相似得令人毛骨悚然。
軍政府也交換如何從囚犯榨取資訊的方法。政變之後數天曾被關在體育館遭受酷刑的一名智利人,出乎意料地描述當時房間裏有巴西士兵,建議如何以最科學的方法施加痛楚。
這段期間南錐國家有許多機會可進行這類交流,有些還透過美國,並牽涉到中情局。1975年美國參議院調查美國干預智利,發現中情局訓練皮諾切特的軍隊“控制顛覆分子”的方法。美國訓練巴西和烏拉圭員警審訊技術,也出現在許多檔的記錄。巴西法院的證詞引述1985年出版的真相委員會報告《巴西:毋忘教訓》(Brazil: Never Again)說,部隊軍官參加陸軍憲兵單位舉辦的正式“刑訊課程”,觀賞幻燈片展示各種折磨方法。在這些課程中,囚犯被帶進來作“現場展示”–在多達 100名陸軍士官觀看和學習下,被殘暴地刑訊。報告說,率先把這種做法引進巴西的是美國警官米特廖內(Dan Mitrione)。巴西軍政府掌權初期,他在貝洛奧里藏特(Belo Horizonte)擔任警方教官,經常從街上抓來乞丐在教室折磨,讓當地員警學習如何製造囚犯身體與心理的極度矛盾。米特廖內後來轉到烏拉圭擔任員警教官,1970年被圖帕馬婁(Tupamaro)遊擊隊綁架並殺害。圖帕馬婁是極左派革命團體,他們策劃擄殺米特廖內,以揭露他參與酷刑訓練。他的一名學生說,米特廖內就像中情局手冊的作者那樣,堅稱有效的酷刑不是虐待而是科學。他的座右銘是:“正確的痛苦,正確的劑量,在正確的地方。”
酷刑訓練的成果,在這段陰暗期所有南錐的人權報告都斑斑可考。它們再三證實庫巴克手冊上記錄的獨門手法:清晨的逮捕、戴頭巾、嚴格的隔離、施藥、強迫裸體、電擊等。而且在每個地方,麥吉爾大學的刻意引發退化實驗,都留下恐怖的痕跡。
從智利國家體育館被釋放的囚犯說,強力照明燈一天24小時開著,供應食物的時間似乎刻意不按次序。士兵強迫許多囚犯在頭上覆蓋毯子,讓他們無法清楚地看和聽,這些做法都讓人感到不解,因為所有囚犯都知道他們在體育館裏。囚犯報告說,如此操縱的結果讓他們喪失日夜的感覺,進而大為強化政變與隨後的逮捕帶來的震撼和驚慌。就好像體育館變成一座巨大的實驗室,他們則是一些怪異的感官操縱實驗的對象。
較忠實模仿中情局實驗的版本,可以在智利的格雷莫迪(Villa Grimaldi)監獄看到–木制的隔離室小到囚犯無法跪下或躺下。烏拉圭自由城(Libertad)監獄的囚犯則被送到“小島”:狹小、沒有窗戶的囚房,隨時有一個燈泡亮著。重要的囚犯被完全隔離超過十年。“我們開始以為自己已經死了,我們的囚房不是囚房,而是墳墓,外面的世界並不存在,太陽只是一個神話。”其中一名囚犯羅森考夫(Mauricio Rosencof)回憶說。他在11年半期間總共看到太陽八個小時。他的知覺在這段期間被剝奪到他“忘記顏色–當時沒有任何顏色”。
在阿根廷最大的酷刑中心布宜諾賽勒斯的海軍機械學校,隔離室被稱作頭罩(capucha)。在頭罩裏待三個月的米蘭達(Juan Miranda)告訴我那個黑暗的地方說:“他們把你套上眼罩和頭罩,手和腿鎖上鏈子,讓你在監獄的頂樓整天躺在泡棉墊子上。我看不到其他囚犯–我跟他們以夾板隔開。守衛帶食物進來時,他們命令我面對牆壁,然後取下頭罩讓我吃東西。這是我唯一被准許坐起來的時候;其他時候我們必須一直躺著。”另有一些阿根廷囚犯被關在棺材大小的囚房(稱作管子),以隔絕他們的知覺。
隔離房裏唯一的安慰是審訊室裏更糟的待遇。南錐地區所有軍政權的酷刑室,最普遍使用的技術是電擊。電流通過囚犯身體的方式有數十種變化:用一般電線、軍方野地電話線、從插入指甲下的針通電;把通電的夾子夾在牙齦、乳頭、生殖器、耳朵、嘴巴、傷口;通電到泡在水裏的身體以強化電流;通電到綁在臺子或巴西式鐵 “龍椅”的身體。擁有牛群的阿根廷軍政府對他們獨特的貢獻很自豪–囚犯在一張稱作烤肉架(parrilla)的金屬床上接受電擊,同時用趕牛棒刺他們。
體驗南錐酷刑體制的人數無法精確計算,但約略的數字在10萬人到15萬人之間,有數以萬計的人遭殺害。
一位困難時期的目擊證人
在那個年代身為左派分子註定會被獵殺。那些未逃往海外的人,時時刻刻都必須搶先秘密員警一步,過一種依靠藏匿所、電話密語和假身份勉強度日的生活。靠這種方式活命的阿根廷人之一,是該國傳奇性的調查記者華爾士(Rodolfo Walsh)。這位喜愛社交的才子是犯罪小說作家以及得獎的短篇小說作者;他也是超級偵探,能破解軍方密碼,反過來調查周遭窺伺的特務。華爾士最成功的調查發生於他在古巴當新聞記者時,他在那裏攔截並破解一份中情局的電報,因而揭發豬玀灣侵略計畫。這個資訊讓卡斯楚能夠防備美國的侵略。
阿根廷的前軍政府禁止庇隆主義並鉗制民主時,華爾士決定加入武裝的蒙特內羅(Montonero)運動,擔任他們的情報專家。華爾士因此而名列軍政府獵捕名單的榜首,而每次名單上有人被劃掉,他就得更擔心刺牛棒下套出的情報,會引導員警找到他和伴侶費雷拉(Lilia Ferreyra)藏匿在布宜諾賽勒斯郊外的小村莊。
華爾士從他遍佈各地的消息來源,嘗試追蹤軍政府的許多罪行。他編纂死者和失蹤者名單,記錄集體墳場與秘密酷刑中心的地點。他自認對軍方瞭若指掌,但 1977阿根廷軍政府加諸同胞的狂暴與殘酷,仍令他大感震驚。在軍事統治的第一年,他的數十名好友和同僚在死亡集中營消失,他26歲的女兒維琪也身亡,令華爾士痛不欲生。
但在福特獵鷹盤旋下,寧靜的早晨對他而言是奢想。華爾士知道他的時間有限,於是想出紀念即將到來的軍政府統治一周年的方法:在官方報紙一片歌功頌德中,他要親自寫下未受檢查的報導,揭發導致他的國家沉淪的種種惡行。這篇文章的標題將是“一位作家給軍政府的一封公開信”。華爾士寫道,寫這篇文章“並不指望有人聽,而且確定會遭到迫害,但這是履行我很久以前作的承諾,要為苦難的時代作見證”。
這封信將成為對國家的恐怖手段和它們所服務的經濟制度最強烈的譴責。華爾士計畫用過去他散佈地下公報的方式,散佈他的“公開信”:印製十份,然後從不同的郵箱寄給挑選的聯絡人,由他們進一步散佈。“我想讓那些混蛋知道,我還在,還活著,而且還能寫。”他坐在他的奧林匹亞牌打字機前告訴費雷拉。
信一開始就記敍將領們的恐怖活動,它們使用“沒有止境、精密複雜而且極大量的酷刑”,並由中情局參與訓練阿根廷員警。在詳細列出慘不忍睹的方法和墳場地址後,華爾士突然改變語氣:“然而,這些已激發文明世界良心的事件,不是阿根廷人民遭受的最痛,也不是你們對人權最嚴重的侵犯。這個政府的經濟政策才真正讓人發現,它不但解釋了一切罪行,也暴露出借由計劃性悲劇(planned misery)以懲罰數百萬人的窮兇極惡……只要花幾個小時在大布宜諾賽勒斯逛逛,就能看到這種政策多快就把這個城市變成1000萬人口的貧民窟。”
華爾士描述的體系正是芝加哥學派的新自由主義,一個即將席捲全世界的經濟模式。隨著它未來數十年在阿根廷生根,最後它將把半數的人口推到貧窮線下。華爾士發現它並非偶發事件,而是一個審慎執行的計畫–“計劃性悲劇”。
這封信簽字的日期是1977年3月24日,正好政變滿一周年。第二天早上,華爾士和費雷拉前往布宜諾賽勒斯,他們分頭把信投入市區各處的郵箱。幾個小時後,華爾士趕赴他與一位失蹤同僚的家人安排的會面。結果這是一個圈套:有人在刑訊中招供,十名武裝士兵已在屋外等候,奉命逮捕華爾士。“活捉那個雜種,他是我的。”三名軍政府領導人之一的馬塞拉(Emilio Massera)海軍上將據說這樣命令士兵。華爾士的名言是:“招供不是罪惡;被捕才是罪惡。”他立即拔出槍,開始射擊。他槍傷一名士兵,逼他們開火;當汽車開到海軍機械學校時,他已氣絕身亡。華爾士的屍體被火焚燒,然後丟入河中。
“反恐戰爭”的封面故事
南錐的軍政府毫不掩飾想改造社會的革命野心,但它們仍精明地公開否認華爾士指控的罪行:使用大量暴力以達成經濟目標。然而,這些經濟目標如果不借助一套恐嚇大眾和剷除障礙的體制,勢必激起公眾的反抗。
國家進行的殺戮逐漸揭露後,軍政府的理由是它們正在進行一場對抗兇險的馬克思主義恐怖分子的戰爭,幕後由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KGB)資助和操控。如果軍政府使用“骯髒”手段,那是因為它們的敵人更兇殘。馬塞拉上將使用今日聽來熟悉得令人感到恐怖的語言,稱呼這是“一場爭取自由和對抗暴政的戰爭……一場由愛生命者對抗愛死亡者的戰爭……我們是在對抗虛無主義者,對抗毀滅的代理人,他們唯一的目的就是毀滅本身,雖然他們以社會十字軍作為掩飾”。
在智利政變策劃期間,中情局資助一項大規模的宣傳攻勢,把阿連德醜化成偽裝的獨裁者,工于心計的陰謀家,利用憲法體制下的民主奪取權力,但卻準備實施蘇聯式的員警國家,智利人民將無法逃脫被鉗制的命運。在阿根廷和烏拉圭,最大的左派遊擊隊組織–蒙特內羅和圖帕馬婁–被指為國家安全的危險威脅,導致將軍別無選擇,只能中止民主政治,出面控制國家,並使用任何必要手段以鎮壓它們。
在每個例子中,威脅都被極度擴大,或完全由軍政府捏造。在眾多揭發的真相裏,美國參議院1975年的調查發現,美國政府自己的情報顯示,阿連德並未威脅到民主政治。至於阿根廷的蒙特內羅和烏拉圭的圖帕馬婁,它們是廣獲支援的武裝組織,有能力對軍隊和企業目標發動猛烈的攻擊。但烏拉圭的圖帕馬婁在軍方取得絕對權力時已完全瓦解,而阿根廷的蒙特內羅在持續長達七年的獨裁政權頭六個月,就已被消滅(這是華爾士必須躲藏的原因)。國務院解密的文件證明,阿根廷軍政府的外交部長顧塞提(Cesar Augusto Guzzetti)1976年10月7日告訴基辛格,“恐怖組織已被瓦解”,但軍政府在這個日期之後仍繼續讓成千上萬的市民失蹤。
有很長一段時間,美國國務院也把在南錐的“骯髒戰爭”,描述成軍方與兇惡的遊擊隊間的戰爭,偶爾戰鬥會失控,但仍值得提供經濟與軍事援助。愈來愈多證據顯示,華盛頓知道它在阿根廷和智利支持的不是一般的軍事行動。
2006年3月,華盛頓國家安全檔案資料庫(NSA)公佈一份剛解密的國務院會議記錄,會議日期就在阿根廷軍政府發動1967年政變的兩天前。在會議中,主管拉丁美洲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羅傑斯告訴基辛格:“我們必須預期阿根廷不久後會出現大鎮壓,可能流不少血。我想他們必須下手很重,不只對恐怖分子,也對工會和政黨的異議分子。”
他們果然這麼做。南錐恐怖政權的受害者絕大多數不是武裝組織的成員,而是在工廠、農場、貧民窟和大學工作的非暴力行動主義者,他們是經濟學家、藝術家、心理學家和左派政黨的堅貞支持者。他們遭殺害不是因為有武器(大多數人沒有武器),而是因為他們的信念。在誕生當代資本主義的南錐,“反恐戰爭”是一場剷除這個新秩序所有障礙的戰爭。
《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
第三章 休克狀態── 反革命血腥的誕生
讚讚
阿根廷的滅絕行動並非臨時起意,並非偶爾,也非無理性;它是有系統地毀滅阿根廷“一大部分”的全國團體,其目的在改變這些團體,重塑其樣貌、社會關係、命運與未來。
-費爾斯坦(Daniel Feierstein),阿根廷社會學家,2004年
我只有一個目標–繼續活到明天……但不只是活著,而是知道我還活著。
-維塔尼(Mario Vittani),關在阿根廷酷刑集中營四年的倖存者
1976年,勒特里爾重回華盛頓特區,不再是大使的身份,而是進步主義智庫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的行動主義者。數千名同僚和朋友仍被關在軍政府的集中營面對酷刑,讓勒特里爾魂牽夢繫,他利用重獲的自由致力於揭發皮諾切特的罪行,並對抗中情局的宣傳機器,為阿連德的事蹟辯護。
他的倡議與奔走證明有效,皮諾切特面對了舉世譴責他的人權記錄。但讓同時兼具經濟學家身份的勒特里爾灰心的是,儘管全世界對監獄裏的處決和電擊大為震驚,大多數人對經濟休克療法保持緘默;或者就國際銀行給軍政府巨額貸款來說,仍顯得視若無睹,迷惑于皮諾切特擁抱“自由市場基本原則”。勒特里爾駁斥經常被引述的說法,說軍政府有兩套截然劃分的計畫–一套是在經濟轉型上的大膽實驗,另一套則是殘暴酷刑與恐怖的邪惡體制。這位前駐美大使堅稱只有一套計畫,而在這套計畫中,恐怖是自由市場轉型的核心工具。
“侵犯人權、體制化的殘暴、嚴密控制和鎮壓任何有影響力的異議分子,這些現象向來被認為,與軍政府實施的正統放任式‘自由市場’只有間接關聯,甚至完全沒有關聯。”勒特里爾在《國家》(The Nation)雜誌上發表一篇強烈控訴的文章。他指出:“這種特別方便的社會制度觀念,認為‘經濟自由’與政治恐怖可以共存而互不干涉,使得這些財政發言人能夠一方面支援他們的‘自由’觀念,另一方面又誇誇其談為人權辯護。”
勒特里爾甚至寫道,弗裏德曼身為“現在管理智利經濟的經濟學家團隊的思想建構者和非正式顧問”,應該為皮諾切特的罪行負部分責任。他駁斥弗裏德曼為自己辯解的說辭,自稱鼓吹休克治療只是提供“技術”建議。勒特里爾說,“以弗裏德曼的方式建立的自由‘民間經濟’和控制通貨膨脹”,不可能和平達成。“這種經濟計畫必須執行,而在智利的情況下,只有靠殺害成千上萬人、在全國遍設集中營、三年內監禁超過10萬人才能達成……大多數人的退化,以及少數特權階級的‘經濟自由’,在智利是一體的兩面。”他寫道,“自由市場”與無盡的恐怖間,存在“一種內在的和諧”。
勒特里爾引發爭議的文章在1976年8月刊出。不到一個月後的9月21日,這位44歲的經濟學家在華盛頓特區開車經過大使區中心時,一顆安置在駕駛座下的遙控炸彈爆炸,把汽車炸飛並炸斷他兩條腿。勒特里爾被炸斷的腳留在人行道上,人被緊急送往喬治•華盛頓醫院;抵達醫院時他已回天乏術。這位前大使與一位 25歲的美國同事莫菲特(Ronni Moffit)共乘汽車,她也在攻擊中喪生。這是皮諾切特政變以來最令人髮指和最具挑釁意味的罪行。
聯邦調查局的調查發現,炸彈由皮諾切特的資深秘密員警湯萊(Michael Townley)製作,他後來被聯邦法院定罪。殺手持假護照進入美國,且中情局知情。
皮諾切特2006年12月去世,高齡91歲,當時他面臨各界嘗試讓他為在位期間的罪行接受審判,這些罪行包括謀殺、綁架、酷刑、貪瀆、逃稅等。勒特里爾的家人數十年來嘗試讓皮諾切特為華府的炸彈攻擊受審,並要求美國開放該事件的檔案。但這位獨裁者壽終正寢,逃過所有審判,並發表一封死後公開信,為政變和使用“最大力量”防止“無產階級獨裁統治”辯護。皮諾切特寫道:“我多麼希望根本不需要1973年9月11日的軍事行動!我多麼希望馬克思-列寧意識形態未侵入我們的祖國!”
有些拉丁美洲恐怖年代的罪犯沒有這麼幸運。2006年9月,阿根廷軍事獨裁統治終結23年後,一位重要的恐怖執行者終於被判終身監禁。這位被定罪的人叫艾契柯拉茲(Miguel Osvaldo Etchecolatz),在軍政府年代擔任布宜諾賽勒斯省警察局長。
在歷史性的審判期間,關鍵證人羅培茲(Jorge Julio Lopez)卻失蹤。羅培茲在70年代曾經失蹤、遭殘暴刑訊,然後獲釋放–現在同樣的事再度發生。在阿根廷,羅培茲以第一個“兩度失蹤”者聞名。直到 2007年中,他仍杳無音訊,警方幾已確定他遭綁架是為警告其他可能挺身而出的目擊證人–和恐怖年代一樣的老伎倆。
該案的法官是阿根廷聯邦法院55歲的羅桑斯基(Carlos Rozanski),他判決艾契柯拉茲犯六項殺人罪、六項非法監禁罪和七項刑訊罪。他在宣判時採取一個不尋常的做法,他說,有罪的判決無法懲罰真正的罪行,但為了“建設集體記憶”,他必須再加注,判決是針對“1976年到1983年間,阿根廷共和國發生的集體大屠殺所犯的所有違反人性的罪行”。
借由這項判決,法官改寫了阿根廷歷史:70年代對左派分子的殺戮不是數十年來官方描述的“骯髒戰爭”,不是兩方衝突且各自進行不同的罪行,失蹤的人也不是瘋狂的獨裁者沉迷于虐待和個人權力的犧牲者。真正發生的是更科學、更駭人聽聞的理性所造成。就像法官說的,那是一個“由國家的統治者執行的滅絕計畫”。
他解釋說,殺戮是體制的一部分,早已計畫好,並在全國各地以一致的方法加以複製,且其明顯的意圖並非攻擊個人,而是摧毀那些人所代表的部分社會。種族屠殺是嘗試謀殺一個群體,而非個人的集合;法官指出,因此那是種族屠殺(Genocide)。
羅桑斯基知道“種族屠殺”的措詞將引發爭議,因此寫了一篇長篇判決文以佐證他的決定。他指出,聯合國的“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Convention on Genocide)定義這種罪行為“意圖摧毀一個國家、人種、宗教或族群的全部或一部分”;該公約並未包括消滅以政治信念為區分的群體–例如發生在阿根廷的情況–但羅桑斯基說,他認為此種排除並不合法。他舉一段鮮為人知的聯合國歷史,解釋在1946年12月11日,聯合國大會針對納粹大屠殺一致投票通過一項決議案,禁止“造成種族、宗教、政治和其他族群全部或一部分被毀滅”的種族屠殺行為。兩年後“政治”這個詞被從公約刪除是應史達林的要求。史達林知道,如果毀滅一個“政治群體”算種族屠殺,他的血腥整肅和大批囚禁政治反對者將符合公約的定義。史達林獲得其他領袖的支持,因為他們也想保留剷除政治異己的權利,所以政治這個詞遭刪除。
羅桑斯基寫道,他認為原始的聯合國定義更加合法,因為尚未受到這種自利的妥協的干擾。他也舉出西班牙國家法院的一項判決,在1998年讓一名惡名昭彰的阿根廷刑訊者接受審判。該法院也判決阿根廷軍政府犯下“種族屠殺罪行”。它把軍政府嘗試掃除的群體定義為“壓迫者認為不符合國家建立的新秩序模式的人”。一年後的1999年,以發出皮諾切特逮捕令聞名的西班牙法官賈松(Baltasar Garzon),也主張阿根廷發生種族屠殺。他也嘗試為被當作滅絕物件的群體下定義。他寫道,軍政府的目標是“建立新秩序,像希特勒希望在德國達成的一樣,而這個秩序容不下某些類型的人”。那些不符合新秩序的人“不符合阿根廷新國家的理想配置”。
當然,70年代拉丁美洲政商統合獨裁者的罪行,在規模上無法與納粹和1994年盧旺達的情況相提並論。如果種族屠殺意指的是納粹那樣的大屠殺,那麼拉丁美洲的罪行不屬於這個範疇。不過,如果種族屠殺是依照這些法院的定義,意指企圖消滅阻礙政治目標的群體,那麼這個過程不只發生在阿根廷,而是發生在所有不同程度上變成芝加哥學派實驗室的許多國家。在這些國家,“阻礙理想”的人是各階層的左派分子:經濟學家、施粥所的員工、工會分子、音樂家、農民組織分子、政治人物。這些群體的所有成員都被一個明確且遍及全區域的策略鎖定,亦即以根除左派為目標的大兀鷹行動。
共產主義崩解後,自由的市場與自由的人民一直被視為單一意識形態的一部分,這個意識形態宣稱可以避免人類重蹈集體墳場、大殺戮和酷刑室的歷史覆轍,而且是唯一且最好的對策。從芝加哥大學地下室脫逃的當代放任式自由市場宗教,最先應用在真實世界的地方是南錐,但它卻未帶來民主;反而它是建基在一個接一個國家被推翻民主政治的情況。它也未帶來和平,反而需要借助奪取數萬條人命的體制性謀殺,以及對10萬到15萬人施予酷刑。
就像勒特里爾說的,肅清社會的行動與這個計畫的核心意識形態間,有一種“內在和諧”。芝加哥男孩和他們的教授們提供建言,並在南錐軍事政權中佔據高位,他們信仰一種純粹本質的資本主義,他們的體制完全建基於對“平衡”和“秩序”的信仰,並且必須依靠去除干預和“扭曲”才能成功。因為有這些特質,一個承諾忠實採用這種理想的政權,便無法接受其他與之競爭或妥協的世界觀。為了達成理想,它必須獨佔意識形態;否則,根據其核心理論,經濟資訊就會變扭曲,整個體系將失去平衡。
“芝加哥男孩(應譯:芝加哥小子)”幾乎找不出比1970年代的拉丁美洲南錐更適合的地方,來進行這種絕對主義的實驗。發展主義異軍突起意味這個區域特別刺眼,採用的是“芝加哥學派”視為扭曲或“不經濟的思想”(uneconomic ideas)的政策。更重要的是,這裏百花齊放的平民與智識運動,都與放任資本主義針鋒相對。這些運動並非居於邊緣地位,而是大多數民眾的想法,且反映在許多國家的多次選舉中。芝加哥學派的轉型在南錐受到熱烈歡迎的可能性,大概和無產階級革命在比弗利山莊發生的可能性相當。
在恐怖行動降臨阿根廷前,華爾士曾寫道:“任何事情都無法阻擋我們,不管是監獄或死亡。因為你無法囚禁或殺死所有人民,因為絕大多數阿根廷人……知道只有人民將拯救人民。”阿連德在看到坦克開至包圍總統府時,發出的最後一通無線電也充滿同樣的頑強不屈,他說:
“我確信我們在成千上萬智利人的良知中播下的種子,絕不可能被根除。”
這是他對人民最後的遺言。
“他們擁有蠻力;他們可以征服我們,但他們無法借罪行或武力阻止社會的進程。歷史站在我們這邊,寫下歷史的是人民。”
這個區域的軍政府將領和他們的經濟幫兇,對這些真理知之甚詳。幾位阿根廷軍事政變的老兵解釋軍隊的思維:“在1955年,我們相信問題是庇隆,所以我們推翻他,但到1976年,我們已經知道問題出在勞工階級。”整個區域都是如此:問題既廣且深。這種瞭解意味如果新自由主義革命想要成功,軍政府必須做阿連德宣稱不可能的事–完全根除拉丁美洲左派高漲時期撒下的種籽。皮諾切特獨裁政權在政變後發表的《原則宣言》中,形容其使命是一個“改變智利人思想的長期而根本的行動”,呼應20年前智利計畫之父、美國國際發展署派特森說的:“我們需要做的是改變人的形成。”
但是如何辦到?阿連德所說的種子不是孤立的想法,也非一個政黨團體或工會。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拉丁美洲的左派是主流大眾文化–它是聶魯達(Pablo Neruda)的詩,哈拉(Victor Jara)和索莎(Mercedes Sosa)的民歌,第三世界教士(Third World Priests)的自由神學,波瓦(Augusto Boal)的解放劇場,弗雷勒(Paulo Freire)激進的教育學,賈利安諾和華爾士的革命新聞報導。它是過去和當代從阿蒂加斯(Jose Gervasio Artigas)、波利瓦(Simon Bolivar)到切•格拉瓦等傳奇英雄與殉道者寫下的歷史。當軍政府決心挑戰阿連德的預言,把社會主義連根拔起時,它是向整個文化宣戰。
這種必要性反映在巴西、智利、烏拉圭和阿根廷軍事政權使用的主要譬喻上:那些法西斯主義者等著清除、洗刷、拔除和治療。在巴西,軍政府對左派分子的搜捕代號為清洗行動(Operation Cleanup)。在政變當天,皮諾切特形容阿連德和他的內閣為“那些即將毀掉國家的垃圾”。一個月後,他保證“剷除智利邪惡的根本”,進行“道德清洗”,以“淨化罪惡”–遙遙呼應《第三帝國》(The Third Reich)作者羅森伯格(Alfred Rosenberg )呼籲的“以鐵掃帚無情地清掃”。
文化清洗
在智利、阿根廷和烏拉圭,軍政府進行大規模的意識形態清洗行動,焚燒佛洛德、馬克思和聶魯達的書,關閉數百家報社和雜誌社,佔領大學,禁止罷工和政治集會。
一些最惡毒的攻擊,則保留給“芝加哥男孩(應譯:芝加哥小子)”在政變前無法打敗的“粉紅”經濟學家。“芝加哥男孩(芝加哥小子)”大本營天主教大學的死對頭是智利大學,那裏有數百名教授因為“怠忽道德職責”而被開除(包括法蘭克這位曾氣憤地寫信回芝加哥母校給前教授的異議分子)。在政變期間,法蘭克報告說:“六名學生在經濟學系大門口被當場射殺,以對其他人起殺雞儆猴作用。”軍政府在阿根廷奪得政權後,士兵開進布蘭卡港的南方大學,以“教唆顛覆”的罪名囚禁17名學者;同樣的,這些人大多來自經濟學系。“我們必須摧毀餵養、塑造和灌輸顛覆分子的來源。”一位元將軍在記者會上宣佈。清洗行動中總共有8000名左派教育者,被以“意識形態嫌犯”整肅。在高中,他們禁止學生作分組報告–因為分組報告被視為潛在的集體精神的跡象,可能危害“個人自由”。
在聖地牙哥,傳奇民歌手哈拉被帶到智利體育館,他受到的待遇充分展現那股想讓文化噤聲的狂暴決心。據智利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調查,士兵先打碎他的雙手,讓他無法再彈吉他,然後射擊他44次。為了確定他無法在墳墓裏激勵人心,軍政權下令銷毀他偉大的錄音作品。阿根廷音樂家索沙被迫流亡外國,革命戲劇家波拉在飽受酷刑後逃離巴西,賈利安諾從烏拉圭出走,而華爾士則在布宜諾賽勒斯街頭遭謀殺。一個文化就此被蓄意滅絕。
在同一時候,另一個消過毒、清洗過的文化取而代之。在智利、阿根廷和烏拉圭獨裁統治之初,唯一被准許的公眾集會是閱兵典禮和足球比賽。在智利,女性穿著寬鬆的長褲就可能被逮捕,男性留長髮也一樣。“全國上下正進行徹底的清洗。”阿根廷一家軍政府控制的報紙在社論中宣稱,並呼籲大規模刷洗左派分子的塗鴉, “很快所有外表將煥然一新,借肥皂和清水就能解除夢魘”。
在智利,皮諾切特決心打破人民走上街頭的習慣。連小規模的集會都被以高壓水槍–皮諾切特最愛的群眾控制武器–驅散。軍政府擁有數百輛水槍車,小到可以開上人行道,對成群散發宣傳單的學童噴水;甚至送葬行列如果太喧鬧也遭到殘暴壓制。這些無所不在的水槍車被稱作原駝(guanaco),取其像一種習慣吐口水的美洲駝,它們把群眾當垃圾般清除,讓街頭閃閃發亮,清潔而空虛。
政變之後不久,智利軍政府發出一道命令,要求公民借報告外國的“極端主義者”和“狂熱信仰的智利人”,“對清洗國土作出貢獻”。
誰被殺害,以及為什麼
在突擊中被掃蕩的人大多數不是軍政府宣稱的“恐怖分子”,而是被視為對經濟計畫造成最大障礙的人。有些人是真正的反政府人士,但許多人只是被認為不符合革命的價值觀。
“清洗運動”呈現的體制性,從人權與真相委員會報告記錄的失蹤日期和時間就可明確驗證。在巴西,軍政府到60年代末期才開始大規模鎮壓,但有一個例外:政變一發動後,士兵就立即逮捕工廠和農場的工會領袖。根據《巴西:毋忘教訓》報告,他們被送往監獄,許多人遭到酷刑,“理由只是他們受到當局反對的政治思想激勵”。這份真相委員會的報告引述軍方自己的法庭記錄說,大型工會聯盟工人指揮總部(CGT)在軍政府的法庭程式中,被當作“無所不在的惡魔,應加以驅除”。該報告直言不諱地下結論說,“1964年掌權的當局,對‘徹底清除’這個部門特別仔細”,原因是他們“擔心抗拒會從工會蔓延到他們的經濟計畫,而計畫的基礎則是緊縮工資和把經濟去國有化”。
在智利和阿根廷,軍政府都利用“政變”初期的混亂,對工會運動展開猛烈攻擊。這些行動顯然都事先經過審慎規劃,從“政變”的第一天就展開有系統的突擊。在智利,當所有人都注視被包圍的總統府時,其他部隊也被派往“人稱‘工業帶’的許多工廠,展開突擊和逮捕”。在接著數天,智利的真相與和解報告指出,又有數家工廠被突擊,“並大規模逮捕人,部分人遭殺害或失蹤”。在1976年,80%的智利政治犯是工人和農民。
阿根廷的真相委員會報告《永遠不再》(Nunca Mas),記錄了同樣對工會有計劃的攻擊:
“我們發現一大部分(對工人)的行動,是在政變當天進行,或政變後立即進行。”在攻擊工廠的清單中,有一項證詞特別暴露出“恐怖主義”被用作搜捕非暴力工人活動分子的藉口。曾被關在珍珠(La Perla)酷刑集中營的政治犯吉尤娜(Graciela Geuna),描述士兵因為一次即將進行的電廠罷工而監視她。這項罷工準備“示範如何抗拒軍事獨裁”,
當然不為軍政府所樂見。吉尤娜回憶說:
“集中營裏的士兵表示,他們決定把罷工‘蒙特內羅化’,讓它變成非法。”(蒙特內羅是已被軍隊完全肅清的遊擊隊組織。)罷工者與蒙特內羅毫無關係,但那已無關緊要。 “珍珠營的士兵自己印製上有‘蒙特內羅’簽名的宣傳單–呼籲電廠工人罷工。”然後這些宣傳品就變成必須綁架和殺害工會領袖的“證據”。
企業資助酷刑
對工會領袖的攻擊往往在工廠業主的密切合作下進行,而近幾年向法庭提出的報告提供了明確的檔證據,顯示外國跨國企業在當地的子公司也直接參與。
在阿根廷政變之前的年代,左派激進分子的崛起曾影響到外國公司,包括在經濟和個人方面;從1973年到1976年,菲亞特(Fiat)汽車公司有五名主管遭暗殺。軍政府取得權力並執行芝加哥學派的政策後,這類公司的命運大幅改觀;現在它們可以把進口產品傾銷到當地市場,支付較低的工資,任意裁撤員工,而且不受管制地把利潤匯回母國。
數家跨國公司熱烈地表達它們的感激。阿根廷軍事統治後的第一個新年,福特汽車公司刊登一則慶賀的報紙廣告,公開表明支持軍政權的立場:“1976年:阿根廷再次迷途知返。1977年:對所有懷著善意的阿根廷人帶來信心與希望的新年。阿根廷及其人民的福特汽車公司,將全力投入創造祖國的偉大命運。”外國企業不只是感謝軍政府的貢獻,有些公司還積極參與恐怖運動。在巴西,數家跨國公司通力合作,資助它們自己的民間酷刑隊。1969年正當軍政府進入最殘暴的階段,一支不受法律管束的員警部隊成立,取名偵察行動(Operation Bandeirants),簡稱OBAN。據《巴西:毋忘教訓》,這支部隊由軍官組成,靠許多跨國公司的捐款資助,包括福特和通用汽車公司。報告說,由於 OBAN不在軍隊和員警的正式編制裏,因此“在使用審訊手段上享有彈性和免受刑責”,並很快以無與倫比的殘暴聲名遠播。
不過,最不避諱參與恐怖行動的跨國企業,是福特汽車的阿根廷分公司。該公司供應車輛給軍方,綠色的福特獵鷹轎車被用在成千上萬次綁架和失蹤的行動。阿根廷心理學家兼劇作家帕夫洛夫斯基(Eduardo Pavlovsky),形容這種車是“恐怖的象徵,是死亡之車”。
福特供應軍方汽車,軍政府則提供福特它擅長的服務–為工廠除掉製造麻煩的工會分子。在政變前,福特被迫對工人作出重大讓步:午餐時間從20分鐘延長到1 小時,每輛汽車銷售的1%用於社會服務計畫。這種情況在政變那天完全改觀,反革命從此展開。福特在布宜諾賽勒斯南郊的工廠變成一座武裝軍營;在接下來的數周,工廠聚集了各式軍用交通工具,包括坦克車和天上盤旋的直升機。工人作證說,一個有百名士兵的軍隊長期駐在該工廠。“我們在福特感覺好像在打仗。而軍隊是沖著我們工人來的。”工會代表卓伊安尼(Pedro Troiani)回憶說。
士兵搜尋整個廠房,抓住最活躍的工會成員並將他們戴上頭罩,工廠的工頭則協助指認他們。卓伊安尼是從生產線被拖出的人之一,他記得“在囚禁我之前,他們押我在工廠遊行。他們公然這麼做是想讓所有人看到:福特利用這種手段消滅工廠的工會組織”。最令人驚訝的是接下來發生的事:卓伊安尼並未被送到附近的監獄,據其他人轉述,士兵把他們帶到在工廠大門內設置的羈留所。就在工廠內幾天前他們談判合約的地方,這些工人遭到拳打腳踢,其中有兩個人遭電擊。他們被帶往外面的監獄後,酷刑仍持續數周之久,有些長達數個月。工人的律師指出,至少有25位福特工會代表在這段期間遭綁架,其中有半數被拘禁在公司的廠房裏;阿根廷的人權團體現在正在遊說,把福特的工廠正式列入前秘密羈押所的清單。
2002年,聯邦檢察官代表卓伊安尼和其他14名工人,對福特阿根廷公司提出刑事控告,指稱該公司應為在其廠房發生的鎮壓負法律責任。“福特(阿根廷)及其主管共謀綁架自己的員工,我想他們應為這件事負責。”卓伊安尼說。賓士(Mercedes-Benz)也正面臨類似的調查,該公司遭指控在1970年代與軍方合作,肅清旗下一座工廠的工會領袖,涉嫌交出16名工人的姓名和位址,後來他們全部失蹤,其中14名從此未再尋獲。
據拉丁美洲歷史學家羅伯特(Karen Robert)的調查,到獨裁統治結束時,“幾乎所有工廠代表都已從阿根廷最大的工廠失蹤……例如賓士、克萊斯勒,以及菲亞特協和(Fiat Concord)。福特與賓士都否認他們的主管在鎮壓中扮演任何角色,司法案件仍在進行中。
不只工會分子遭到先發制人的攻擊–任何人若抱著非純粹追求獲利的社會價值觀,都是攻擊對象。在該區域各地最殘暴的攻擊,都是針對曾為土地改革而抗爭的農民。阿根廷農地聯盟(Argentine Agrarian Leagues)的領導者–他們曾散播農民有權擁有土地的煽動思想–遭到搜捕和酷刑,往往就在他們工作的農場邊,在眾目睽睽下進行。士兵用卡車電池為刺牛棒通電,把這種處處可見的農場工具用在農民身上。在另一方面,軍政府的經濟政策讓地主和牧牛場業主坐享其成。阿根廷的狄霍茲解除牛肉價格管制,使肉價飆漲超過700%,為業主帶來空前的獲利。
在貧民窟,先發制人的攻擊目標是社區工人,其中有許多是教會工作者,他們組織社會最貧窮的一群人,要求醫療、公共住宅和教育–換句話說,就是芝加哥男孩想解構的“福利國”。“窮人不再有任何福利可以照顧他們!”他們一面這麼告訴阿根廷醫生黎伍斯基(Norberto Liwsky),一面“電擊我的牙齦、乳頭、生殖器、腹部和耳朵”。
一位與軍政府合作的阿根廷傳教士解釋行動的指導原則說:“敵人是馬克思主義。是教會和我們祖國的馬克思主義–是一個新國家面對的危險。”這種“新國家面對的危險”有助於解釋,為什麼軍政府的許多受害者如此年輕。在阿根廷,3萬名失蹤者中有81%的年齡介於16歲到30歲。“我們現在的工作是為了往後20 年。”一位惡名昭彰的刑訊者對他的受害者說。
最年輕的受害者中有一群高中生,他們在1976年聯合請願,要求降低公車票價。對軍政府來說,集體行動顯示這些青少年感染了馬克思主義病毒,其反應是屠殺者的憤怒,有6名敢於提出這種顛覆要求的高中生遭到酷刑並殺害。2006年終於遭到判刑的警察局長艾契柯拉茲,是參與這次攻擊的關鍵人物。
這類失蹤案例的模式很清楚:在休克治療師嘗試抹去經濟中的集體主義遺毒時,休克部隊則把那種文化的代表從街頭、大學和工廠掃空。
一些站在經濟轉型最前線的人不防備時會承認,達成他們的目標有賴大規模鎮壓。博雅公關公司(Burson-Marsteller)公關主管伊曼紐爾(Victor Emmanuel),負責把對企業友好的阿根廷軍政府促銷給世界,他告訴一名研究人員,為了打開阿根廷“受保護的國家主義”經濟,動用暴力有其必要。他說:“但沒有人會投資一個捲入內戰的國家。”然而他承認,死的人不只是遊擊隊。“許多無辜者可能也被殺害,”他告訴作家費特羅維茲(Marguerite Feitlowitz)說,“但在那種情況下,需要用到極強大的武力。”
皮諾切特的芝加哥男孩經濟部長卡斯楚負責執行休克治療,他說,如果沒有皮諾切特的鐵腕支持,他不可能辦到。“輿論強烈反對(我們),所以我們需要強人來維繫政策。我們很幸運皮諾切特總統瞭解而且擁有能抵擋批評的個性。”他也認為,“獨裁政府”最適合保衛經濟自由,因為可以“不摻雜個人情感”地使用權力。
和大多數國家恐怖一樣,設定目標的殺戮有雙重目的。
第一,殺戮去除了計畫的實質障礙–那些最可能反擊的人。
第二,讓所有人目睹“麻煩製造者”失蹤,發出不容誤解的警告給可能想抗拒的人,因而去除了未來的障礙。
而這些手段確實有效。“我們既困惑又苦惱,乖乖等著接受命令……許多人開始退化;他們變得更依賴和害怕。”智利精神醫生帕拉(Marco Antonio de la Parra)說。換句話說,他們處在休克之中。因此當經濟休克造成物價飆漲和工資下跌時,智利、阿根廷和烏拉圭的街上依舊乾淨和平靜。沒有搶糧暴動,沒有大罷工。家庭借著默默節衣縮食度日,喂他們的嬰兒喝可以抑制饑餓感的傳統飲料馬黛茶(mate),在日出前起床以便走路幾個小時上班,省下公車費;因為營養不良或傷寒死亡的人則被悄悄埋葬。
十年前,南錐國家的工業還突飛猛進,中產階級迅速崛起,醫療與教育體系十分健全,儼然成為發展中國家的希望。現在,富人與窮人被拋進截然不同的經濟世界,富人可以在佛羅里達取得榮譽市民身份,其他人則被推回落後國家的火坑,而且兩者的鴻溝將隨著後獨裁時代的新自由主義“再造”不斷加深。這些國家不再是激勵人心的楷模,而是對夢想從第三世界升起的貧窮國家的恐怖警告。這種轉變可以與經歷軍政府酷刑營的囚犯相提並論:光是說還不夠–他們被迫放棄最珍視的信念,背叛他們的愛人和孩子。那些屈服的人被稱作“破碎者”。南錐也一樣:這個區域不只被打敗,它被打成碎片。
酷刑“治療”
當政策嘗試把文化中的集體主義切除時,監獄裏的酷刑則嘗試從人的心智和精神將之切除。就像一篇1976年阿根廷軍政府的社論說的:“心智也必須清洗,因為那是錯誤誕生的地方。”
許多施酷刑者採取醫生的姿態。好比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使用痛苦但必要的休克治療,這些審訊者想像他們施加的電擊和其他折磨具有療效–他們只是給囚犯某種醫療,而囚犯在集中營則被稱為髒病者(apestosos),被視為骯髒或染病的人。他們將為囚犯治療社會主義或集體主義思想的疾病。他們的“治療”當然會帶來痛苦,甚至可能致命,但這是為患者著想。“如果你的手臂有壞疽,你必須截肢,對不對?”皮諾切特在回應外界對他人權記錄的批評時,不耐煩地反問。
整個區域內各國真相委員會報告的證詞顯示,囚犯都描述一套強迫他們背叛內心最深植信念的系統。對大多數拉丁美洲左派來說,他們最珍視的信念就是阿根廷的激進派歷史學家拜爾(Osvaldo Bayer)所說的,“團結是唯一的超越神學”。施酷刑者也知道團結的重要,而且決心借休克來消滅囚犯內在的社會聯結衝動。當然,所有審訊都為了取得有價值的資訊,因此必須強迫囚犯背叛,但許多囚犯報告折磨他們的人對資訊興趣不高,因為他們通常已掌控資訊,反而他們熱衷的是達成背叛。這種做法目的在於對囚犯內在造成無可修復的傷害,這部分的內在原本把協助他人擺在第一位,也是他們參與社會運動的原因,但在傷害之後留下的是羞愧和屈辱。
有時候背叛完全不是囚犯所能控制。例如,阿根廷囚犯韋蘭尼(Mario Villani)被綁架時身上帶著行事曆,裏面記錄與一個朋友約好會面;士兵突擊會面地點,讓失蹤在恐怖機器的運動分子又增加一名。韋蘭尼的酷刑手用這件事折磨他,他說:“他們抓到霍基是因為他準時赴約。他們知道告訴我這件事,對我的折磨會遠超過220伏特。那種懊悔幾乎令我無法承受。”
在這種環境下,終極的反抗是囚犯之間表現的小悲憫,例如照料彼此的傷口,或分享稀少的食物。如果這類關愛的舉動被發現,他們會遭到嚴厲懲罰。囚犯會被刺激成盡可能自私自利,不斷有人提供他們浮士德式的交易,例如選擇自己承受更多折磨,或讓其他囚犯受更多酷刑。在一些案例中,囚犯被徹底瓦解,以致同意拿刺牛棒對付其他獄友,或上電視公開放棄他們以前的信念。這些囚犯代表折磨者的終極勝利:囚犯不僅放棄團結,而且為了生存而屈服於放任資本主義核心的割喉特質 –借用ITT主管的話:“追求自利。”
在南錐工作的兩類“醫生”–將軍與經濟學家–都以幾乎完全相同的比喻形容他們的工作。弗裏德曼描述他在智利的角色像醫生,提供“醫療技術建議給智利政府,以協助終結一場醫療瘟疫”–“通貨膨脹的瘟疫”。芝加哥大學拉丁美洲計畫主持人哈伯格的比喻更直接,他在獨裁統治結束很久後,對一群阿根廷年輕經濟學家發表的演說中說,好經濟學家本身就是治療–他們扮演著“對抗反經濟的思想與政策的抗體”。阿根廷軍政府的外交部長顧塞提說:“當國家的社會身體染上會侵蝕內臟的疾病時,它會產生抗體。這些抗體不能被當作病菌。當政府控制並摧毀遊擊隊,抗體的活動才會消失,就像已經發生的情況。那只是生病身體的自然反應。”
這種語言當然與納粹當年的思想架構沒有兩樣,納粹辯駁他們是借由殺害社會“生病”的分子,以治癒“國家身體”。就像納粹醫生克萊恩(Fritz Klein)宣稱的:“我想挽救生命。而出於對人命的尊敬,我會從一個生病的身體移除壞疽的盲腸。猶太人是人類身體的壞疽盲腸。”赤棉使用相同的語言辯解在高棉的殺戮:“受感染的部分必須切除。”
“正常”孩子
最令人不寒而慄的比喻,莫過於阿根廷軍政府如何對待酷刑營裏的小孩。聯合國有反集體屠殺的公約規範,明確的集體大屠殺行為包括“採取意圖阻止群體人口出生的措施”,以及“強迫轉移一個群體的兒童到另一個群體”。
據估計,有500名嬰兒在阿根廷的酷刑營誕生,這些嬰兒被立即納入一個再造社會和創造新品種模範市民的計畫。經過短暫的哺乳期後,數百名嬰兒被賣給或送給大多與獨裁政權有直接關係的領養夫妻。據辛苦找到數十名這些小孩的人權團體5月廣場的祖母(Abuelas de Plaza de Mayo),領養的夫妻以軍政府認定為“正常”和健康的資本主義與基督教價值教養這些小孩,而且從未告知他們的出身。嬰兒的父母被視為病勢太重而不值得拯救,幾乎都在酷刑營裏遭殺害。盜竊嬰兒並非出於個人罪行,而是有組織的國家行動。在一樁法庭訴訟中,1977年內政部的官方文件被提出當作證據,文件的標題是“對遭羈押或失蹤之政治與工會領袖,處理其未及齡子女的程式指示”。
阿根廷歷史的這一章,與美國、加拿大和澳洲原住民兒童遭大規模盜竊極為相似,這些原住民兒童都被送進社區學校,禁止他們說母語,並被責打成“白人”。在70年代的阿根廷,類似的族群至上思維顯然也在運作,其根據並非人種,而是政治信仰、文化和階級。
政治殺戮與自由市場革命最明確的關聯,要到阿根廷獨裁統治結束四年後才被發現。在1987年,一隊攝影人員在布宜諾賽勒斯市區最豪華的太平洋購物商場(Galerias Pacifico)地下室,驚駭地誤闖一座廢棄的酷刑中心。調查發現,在獨裁統治期間,第一陸軍兵團把部分失蹤者藏匿在商場地下室;地牢牆壁上仍看得到那些早已死去的囚犯的字跡:姓名、日期,以及哀求解救。
今日的太平洋商場是布宜諾賽勒斯購物區皇冠上的珠寶,是專為吸引國際消費而開設的明證。拱形的屋頂和精緻的壁畫,裝飾了各式各樣的品牌商店,從克麗絲汀迪奧(Christian Dior)、勞夫羅倫(Ralph Lauren)到耐吉(Nike),價格貴到絕大多數本地人買不起,但揀便宜的外國人卻蜂擁而至,享受阿根廷幣貶值的好處。
對瞭解本身歷史的阿根廷人來說,這座商場代表的是可怕的記憶。就像更早的老式資本主義征服建立在該國原住民的大墳場上,拉丁美洲的芝加哥計畫則建立在曾關過成千上萬不同信仰者的酷刑營上。
《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
第四章 清洗石板-恐怖的效用
讚讚
在90年代初期,每當“自由貿易”的倡議者需要令人信服的“成功故事”來引起討論時,他們一定指向亞洲小龍。它們是以彈跳飛躍速度成長的奇跡經濟體,而“假設”的原因就是它們對不設防的全球化大開邊界。這是一則很好用的“故事”——亞洲小龍確實飛速成長——但說它們快速成長是基於“自由貿易”則「純屬虛構」!馬來西亞、韓國和泰國仍然採取「高度保護主義」政策,「禁止」外國人擁有土地和“收購”國營公司。它們也讓「國家」“扮演重大角色”,能源和交通等部門仍掌握在政府手中。亞洲小龍在培養自己的國內市場時,也阻止許多日本、歐洲和北美的產品進口。它們無疑是成功的經濟故事,但證明的是“混合的管理式經濟體”可以成長更快速和更公平,遠勝過那些遵行西部“蠻荒式華盛頓共識”的國家。
這種情況讓西方和日本的投資銀行與跨國公司「大感不悅」;看著亞洲消費性市場爆炸性的發展,可想而知它們渴望長驅直入這個地區販賣產品。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關心的是,國庫空虛的亞洲小龍已被打碎,現在是重造它們的最佳時機。這個過程的第一階段,就是政治學家貝洛(Walden Bello)所說的,“剷除”這些(創造經濟奇蹟)國家所有的“貿易與投資保護主義,以及當初造就‘亞洲奇跡’不可或缺的國家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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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
第十三章 讓它燒——“劫掠亞洲”與第二道柏林圍牆倒塌
金錢流向機會所在之處.而現在亞洲似乎很便宜。
——史密斯(Gerard Smith),紐約瑞士銀行(UBS)證券金融機構銀行家,評論1997至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
好日子訂不出好政策。
——席亞(Mohammad Sea),印尼蘇哈托將軍的經濟顧問
他們似乎喜歡簡單的問題。
你的薪水能買到什麼?夠吃和住嗎?還有沒有剩錢寄回給父母?往返工廠的交通費呢?但不管我怎麼問,我得到的答復總是“看情形”,或“我不知道”。
“幾個月前,”一位在馬尼拉附近為嘉普(Gap)縫衣服的17歲工人解釋,“我以前都有足夠的錢每月寄一點回家,但現在我賺的幾乎不夠自己買吃的。”
“他們降低你的工資?”我問。
“不是,我想應該沒有。”她有點困惑地說,“只是買的東西好像變少了,物價一直上漲。”
當時是1997年夏季,我正在亞洲研究該地區蓬勃發展的出口工廠工作情況。我發現工人面對一個比逾時工作或工頭虐待更嚴重的問題:他們的國家正快速陷入很快將浮現的全面衰退。在印尼,危機甚至更嚴重,動盪的氣氛格外兇險。印尼貨幣夜以繼日貶值,工人的錢前一天還能買魚和米,第二天卻只夠買米。在食堂和計程車裏的聊天,每個人似乎對該怪罪誰都有同樣的說辭,他們告訴我: “華人。”好像因為印尼的商人階級華人直接從物價上漲當中獲利,所以他們成為怒氣直指的對象。這正是凱恩斯警告經濟混亂的意思——你永遠理不清憤怒、種族偏見和革命的結合會釋放出什麼。
東南亞國家特別容易陷於陰謀論和種族代罪羔羊的糾纏,因為從表面看,金融危機找不到合理的原因。電視和報紙對這個地區的分析,總是好像它得了某種神秘但有高度傳染性的疾病——“亞洲流感”(Asian Flu),市場崩潰立即被貼上這個標籤,等它散播到拉丁美洲和俄羅斯時,又被升級為“亞洲傳染病”(Asian C011tagion)。
在出問題之前幾周,這些國家還被高舉為經濟健康與活力的標竿——所謂的亞洲小龍,全球化最耀眼的成功故事。不久前,股票經紀人還告訴他們的客戶,把儲蓄投資在亞洲“新興市場”共同基金是最安全穩賺的策略;轉眼問,他們成群撤出市場,外匯交易商大舉“攻擊”那些貨幣——泰銖、馬元、印尼盾——製造出《經濟學人》所稱的“通常只與大規模戰爭有關的大規模儲蓄毀滅”。然而,在亞洲小龍經濟體內,可見的情勢並未改變——大體來說,它們仍由相同的裙帶精英掌管;它們沒有遭遇重大天災或戰爭的打擊;它們沒有龐大的赤字——部分國家完全沒有赤字。許多大財團有沉重的債務,但它們仍生產從運動鞋到汽車的種種產品,且銷售和往常一樣強勁。那麼,為什麼在1996年投資人覺得很可以把1000億美元投資在韓國,而到第二年該國卻出現負投資200億美元——足足相差1200億美元?這種不變的貨幣情勢該如何解釋?
結果證明這些國家是純粹恐慌的受害者,始作俑者則是全球化市場兇險難料的速度與波動。從一則謠傳開始——泰國沒有足夠的美元作貨幣後盾——引發一場電子獸群的大奔逃。銀行收回它們的放款,而原本快速成長的房地產市場很快就泡沫爆破。興建到一半的商場、摩天大樓和度假中心停工;靜止的營建吊車高聳在曼谷擁擠的天際線。在以往較緩慢的資本主義時代,危機可能就此停止,但由於共同基金的銷售經紀人把亞洲小龍當作一套投資來促銷,因此當一隻小龍倒下時,其餘便跟著全倒:繼泰國:之後,恐慌迅速蔓延,資金從印尼、馬來西亞、泰國流出,甚至波及全球第十一大經濟體、也是全球化天空下的燦爛明星韓國。
亞洲政府被迫傾盡央行的儲備以支持自己的貨幣,把最初的恐慌變成現實;現在這些國家真的快破產了。市場的反應是更深的恐慌,在一年間,亞洲股票市場有6000億美元蒸發——這是花了數十年累積的龐大財富。
危機會激發鋌而走險的行為。在印尼,貧困的民眾湧進都市的商店,劫掠他們能帶走的東西。在一個特別恐怖的例子當中,一家雅加達的購物商場在遭到劫掠時失火,數百人被活活燒死。
在韓國,電視臺展開大規模宣傳,呼籲民眾捐獻黃金珠寶,以便融化後用於清償國家債務。短短幾個月內,300萬人捐出他們的項鏈、耳環、運動獎牌和獎盃。至少有~位婦女捐出她的結婚戒指,一位樞機主教則捐出黃金十字架。電視播放庸俗的“捐出你的黃金”遊戲秀,但雖然收集了足夠壓低世界金價的200噸黃金,韓國的貨幣仍繼續暴跌。
就像大蕭條時發生過的情況,這場危機導致家庭眼看畢生積蓄消失,成千上萬小企業關門,進而引發一波自殺潮。韓國的自殺率在1998年攀升50%,年齡分佈最高的是60歲以上,因為老年的父母想為痛苦掙扎的子女減輕經濟負擔。韓國媒體也報導家人集體自殺比率驚悚地增加,一些債務纏身的父親帶著家人一起上吊。當局指出,由於“只有家長死亡被列為自殺,其餘則列為他殺,所以實際自殺人數遠高於公佈的統計數字”。
亞洲危機的起因是典型的恐慌迴圈,而唯一可以遏阻它的做法,就是在1994~所謂龍舌蘭危機中挽救墨西哥貨幣的措施:美國財政部迅速而果斷地向市場證明,絕不會讓墨西哥倒債。但美國並未對亞洲及時採取這種措施。事實上,危機一爆發後,重量級的金融機構放出一連串出乎意料、口徑一致資訊:別幫助亞洲。
當時已85歲上下的弗裏德曼,罕見地出現在有線電視新聞網(CNN)上,告訴新聞主播陶布斯(Lou Dobbs)他反對任何種類的紓困,而應該讓市場自行回到正軌。“教授,我無法形容在這場睿智的討論中獲得你的支持是多麼有意義。”仰慕大師到有點難看的陶布斯說。這種讓它們沉淪的立場獲得弗裏德曼的老友、前花旗銀行最高主管裏斯頓(Walter Wriston)以及舒爾茲(George Shultz)的呼應;舒爾茲後來與弗裏德曼在右派的胡佛研究所共事,也擔任證券經紀商嘉信理財董事。
這種看法也獲得華爾街最大投資公司摩根斯丹利(Morgan Stanley)公開支持。該公司當紅的新興市場策略師裴洛斯基(Jay Pelosky)在洛杉磯由米爾肯學會(Milken Institute)主辦的會議上說,IMF和美國財政部絕不可救援這場規模和1930年代一樣大的危機。“我們現在在亞洲需要的是更多壞消息。壞消息是繼續刺激調整過程所不可或缺的。”裴洛斯基說。
克林頓政府照著華爾街的劇本演出。當1997年11月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在溫哥華舉行時,危機爆發已四個月,克林頓輕描淡寫地把這場經濟災難說成“路上的一點顛躓”,因而激怒亞洲領袖。資訊非常清楚:美國財政部不急著遏阻災難。至於為了避免這類崩潰而創設的世界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也採取自俄羅斯以來就變成注冊商標的無為策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後確實作出反應——但並非單純的金融危機所需要的快速、緊急穩定貸款。相反的,它條列出一長串要求,內容在透露出“芝加哥學派”深信不疑的思維:亞洲的災難反而是潛在的機會。
在90年代初期,每當“自由貿易”的倡議者需要令人信服的“成功故事”來引起討論時,他們一定指向亞洲小龍。它們是以彈跳飛躍速度成長的奇跡經濟體,而“假設”的原因就是它們對不設防的全球化大開邊界。這是一則很好用的“故事”——亞洲小龍確實飛速成長——但說它們快速成長是基於“自由貿易”則「純屬虛構」!馬來西亞、韓國和泰國仍然採取「高度保護主義」政策,「禁止」外國人擁有土地和“收購”國營公司。它們也讓「國家」“扮演重大角色”,能源和交通等部門仍掌握在政府手中。亞洲小龍在培養自己的國內市場時,也阻止許多日本、歐洲和北美的產品進口。它們無疑是成功的經濟故事,但證明的是“混合的管理式經濟體”可以成長更快速和更公平,遠勝過那些遵行西部“蠻荒式華盛頓共識”的國家。
這種情況讓西方和日本的投資銀行與跨國公司「大感不悅」;看著亞洲消費性市場爆炸性的發展,可想而知它們渴望長驅直入這個地區販賣產品。它們也想擁有買下亞洲小龍好公司的權利——特別是韓國令人稱羨的財團如大宇、現代、三星和樂金(LG)。90年代中期,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新創的世界貿易組織施壓下,亞洲政府同意區別對待不同的分歧:它們將繼續堅持保:保護國營公司免於外國持有的法律,同時“拒絕”把主要國營公司“私有化”的壓力,但它們將撤除金融產業的障礙,容許大量紙上投資和外匯交易湧進。
1997年湧入亞洲的熱錢突然出現流向大逆轉,正是這類在西方壓力下合法化的投機性投資所造成。當然,華爾街的看法不是這樣。紅牌投資分析師立即看出,這場危機是大好機會,可以徹底剷除亞洲剩下的保護障礙。摩根斯丹利策略師裴洛斯基對這個邏輯特別直言不諱:如果任由危機惡化,所有外國貨幣就會從該地區流光,而亞洲公司若不是倒閉,就是得被迫把自己賣給西方公司——兩種情況的結果都會讓摩根斯丹利獲益。“我希望看到企業倒閉和出售資產……出售資產非常難得;通常業主不想賣,除非他們別無選擇。因此,我們需要更多壞消息,才能持續壓迫這些企業變賣它們的公司。”
有些人以更冠冕堂皇的角度看亞洲的崩潰。皮涅拉是皮諾切特捧為明星的部長,現在為華盛頓特區的卡托研究所工作,他喜形於色地評論這場危機,宣稱“最終審判日已經來臨”。在皮涅拉眼中,這場危機是他與他的芝加哥男孩同僚70年代在智利發動的戰爭的最新章節。他說,亞洲小龍隕落代表的正是“第二道柏林牆倒塌”,也代表“自由市場民主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國家主權間有‘第三條路’的思想崩解”。
皮涅拉的想法不是非主流觀點。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格林斯潘也公開支持這種看法,他可能是全世界最有權勢的經濟決策者。格林斯潘形容這場危機是“極戲劇化的事件,其發展將趨近我國的市場制度”。他也評論說:“當前的危機很可能加速許多亞洲國家殘存體制的崩解,即政府指導的投資仍占一大部分的經濟體制。”換句話說,亞洲管理式經濟的毀滅,實際上是創造一個新美國式經濟的過程——借用一個幾年後被用在更暴亂背景下的詞:新亞洲誕生前的陣痛。
有人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領導人康得蘇可能是全世界第二有權勢的經濟決策者,他也表達類似的觀點。在一次難得的訪問中,他說這場危機是亞洲蛻去舊皮、重新誕生的機會。“經濟模式不會永遠不變,”他說,“有時候它們很管用,而久而久之……它們會變得過時而必須揚棄。”這場由謠傳引發、並由虛構變成事實的危機,顯然就是該揚棄的時機。
為了掌握稍縱即逝的機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一連數月坐視危機惡化後,終於開始與病弱氣虛的亞洲政府展開談判。這段期間唯一拒絕IMF的國家是馬來西亞,這要歸功於該國相對較少的債務。經常惹來爭議的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Mahathir Mohamad)說,他認為不應該“摧毀經濟以便讓它變得更好”,這些話在當時已足夠讓他被打為瘋狂的激進派了。其他遭危機重創的亞洲經濟體因為迫切需要外國貨幣,無法拒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提供上百億美元的可能性:泰國、菲律賓、印尼和韓國都坐上談判桌。“你無法強迫一個國家要求幫忙,它必須自己開口。但在缺錢的時候,它已經走投無路。”IMF的談判代表費歇爾(Stanley Fischer)說。
費歇爾是最大力主張在俄羅斯採用休克治療的人之一,雖然在那裏造成龐大的人力損失,他對亞洲的態度仍同樣堅強不屈。有幾個國家的政府建議,由於危機源自放寬資金大量進出的管制,而且沒有減緩資金流速的機制,也許應該恢復若干障礙——可怕的“資本控制”。中國一向維持這種控制(在這方面未採納弗裏德曼的建議),因此是亞洲“唯一”未遭危機蹂躪的國家。馬來西亞決定恢復控制,而且似乎很有效。
費歇爾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團隊的其他人立即駁斥這個構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表現出對危機的起因“毫無興趣”,而完全專注在“如何利用”危機帶來的機會。經濟崩潰迫使許多原本強硬的國家搖尾乞憐;對掌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來說,錯失這個機會之窗無異於怠忽職守。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關心的是,國庫空虛的亞洲小龍已被打碎,現在是重造它們的最佳時機。這個過程的第一階段,就是政治學家貝洛(Walden Bello)所說的,“剷除”這些(創造經濟奇蹟)國家所有的“貿易與投資保護主義,以及當初造就‘亞洲奇跡’不可或缺的國家干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也要求政府大幅削減預算,導致一些自殺率已經激升的國家大量裁撤公務員。費歇爾承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獲致的結論是,在韓國和印尼,危機與政府浪費無關。儘管如此,他利用危機賦予的權力,強行要求這些國家採取痛苦的節約措施。就像一位《紐約時報》記者寫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行為“有如心臟外科醫生在動手術半途,決定順便也為肺臟和腎臟開刀”。
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拔除亞洲小龍的舊習慣和做法後,它們已準備好芝加哥式的重生:基本服務“私有化”、獨立的中央銀行、“彈性”的勞動力、低社會支出,當然還有完全的自由貿易。根據新協定,泰國將開放外國人擁有當地銀行的大量股份,印尼將削減糧食補貼,韓國將取消保護工人免于大批裁員的法律。IMF甚至在韓國設定嚴格的裁員目標:為了取得貸款,該國的銀行業必須裁撤500%的員工(後來降至:30%)。這種要求對許多西方跨國公司很重要,因為它們要確定未來能大幅度縮編想並購的亞洲公司。皮涅拉的“柏林圍牆”倒塌了。
這類措施在危機爆發之前一年是無法想像的,因為韓國工會的強悍正達到顛峰。它們曾以一連串韓國史上最激進的罷工,頑抗將降低就業安全的新勞動法案。但拜危機所賜,遊戲規則已經改變。經濟瓦解的情勢如此險惡,於是工會同意(正如從玻利維亞到俄羅斯的類似危機一樣)政府暫時的獨裁統治;這段期間沒有持續太久——久到剛好夠開始實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計畫。
例如,泰國的休克治療方案是在國會強行通過,未經由正常的辯論程式,而且採取四項緊急命令的形式。泰國副總理素帕猜.巴尼巴滴(supachai Panitchpakdi)坦承:“我們已喪失自主權,喪失我們決定自己總體經濟政策的能力。” (素帕猜因為這種合作態度後來被任命為WTO主席。)在韓國,IMF顛覆民主還更明顯。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韓國談判結束時正好碰上總統大選,有兩位候選人以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政見競選。「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採取非比“尋常”的“干預主權國家”政治程式的動作,要求所有四個主要候選人必須承諾當選後會堅守剛談妥的協議,否則將拒撥貸款。韓國實際上是待贖的人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因而可以“予取予求”:每個候選人都以書面保證支持IMF的方案。芝加哥學派保護經濟事務不受民主干擾的核心使命,從未表現得如此明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告訴韓國人,你們可以投票,但你們的選票影響不到對經濟的管理和組織。 (協議簽訂那天很快被稱為韓國的“國恥日”。)
在另一個受創嚴重的國家,連這種限制民主的動作也用不著。印尼是區域中最先對外國投資敞開大門的國家,當時(由美帝「中情局」背後策動支持的1965軍事政變上台)仍在掌權30多年的蘇哈托控制下。不過,年事已高的蘇哈托對西方已不再那麼順服(獨裁者經常如此)。經過數十年“(私有化改革)變賣”印尼的石油和礦藏給外國公司後,他對圖利外人漸感厭倦,開始轉而照顧自己、子女和他的高爾夫球友的利益,時間已長達十年之久。例如,蘇哈托給他兒子湯米(Tommy)擁有的汽車公司大量補貼,讓福特和豐田公司大感驚慌,認為必須跟這家分析師戲稱為“湯米的玩具”的本土車廠競爭實在毫無道理。
一連幾個月,蘇哈托嘗試抗拒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自行公佈一項未包含IMF要求的大幅削減支出的預算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此是加倍還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規定代表不准在談判期間向新聞界透露消息,因為任何談判進展的跡象都會嚴重影響市場。但這未能阻止某位匿名的“資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官員”告訴《華盛頓郵報》:“市場正在揣測印尼領導高層對這個計畫有多認真,尤其是對重大的改革措施。”這篇報導接著又預測,IMF將扣住數百億美元的承諾貸款來懲罰印尼。報導刊出後,印尼貨幣立即直線墜落,在一天內貶值25%。
受到重大打擊的蘇哈托被迫屈服。“有人可以幫我找瞭解當前情勢的經濟學家嗎?”媒體報導印尼外交部長如此哀求。蘇哈托果真找到一位經濟學家;事實上,他找了許多位。在保證最後階段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談判會順利進行後,蘇哈托把掌權早期曾經重用、但年老時逐漸疏遠的柏克萊幫重新找回來。經過這麼多年政海浮沉,柏克萊幫重掌大權,由已經70歲、在印尼人稱“柏克萊幫校長”的尼蒂薩斯卓(Widjojo Nitisastro)領導。“在情勢大好時,尼蒂薩斯卓和那些經濟學家被打入冷宮,蘇哈托只聽從親信的話。”蘇哈托昔日的部長薩德利說(Mohammad Sadli)解釋說:“這群技術官僚在危機期間發揮了最大作用,蘇哈托暫時對他們言聽計從,並命令其他部長閉嘴。”但尼蒂薩斯卓團隊的一位成員說,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談判需要的絕不只是講道理的學者,“不像思想論辯,對方不會施加壓力”。可想而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得到幾乎所有想得到的——總共140項“調整計畫”。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火上添油
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來說,這場危機進行得“一帆風順”。在不到一年間,它談判成功的“經濟大改造”國家包括泰國、印尼、韓國和菲律賓。最後它已準備要面對這種“改造戲碼”的考驗時刻:宣佈,也就是終於要對飽受震撼的大眾公開這個錙銖必較、字字斟酌的主題了——就這個例子來說,重點是全球股市和外匯市場。如果一切順利,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拉開最新創作的布幕時,前一年逃離亞洲的熱錢將急著回流,搶進亞洲小龍現在又魅力難擋的股票、債券和貨幣。
但情勢的發展卻非如此;市場反而開始恐慌,原因是:如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認為小龍已無可救藥,必須從最根本重新改造,那麼亞洲的情況顯然比所有人以前擔心的還嚴重。
因此錢非但沒有回流,交易商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重大宣佈的反應是立即撤出更多錢,以及進一步“攻擊”亞洲貨幣。韓國每天流失十億美元,債信被“降到”垃圾債券等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幫忙”已把危機變成“災難”。或者,照當時已經向國際金融機構公開宣戰的薩克斯說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不但沒有滅火,反而在火上添油。”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機會主義”在亞洲造成的人力損失,與在俄羅斯不相上下。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ILO)估計,在這段期間丟掉工作的人數高達驚人的2400萬人,其中印尼的失業率從4%飆升到12%。在“改革”的高峰,泰國每天損失2000個工作——一個月6萬個。在韓國,每個月遭解雇的員工有30萬人——主要因為IMF毫無必要地要求削減政府預算和提高利率。到1999年,韓國和印尼的失業率在兩年內都上升近三倍。就像70年代的拉丁美洲,在亞洲這些國家消失的就是當初為此區造就“奇跡”的事物:為數眾多且快速增長的中產階級。在1996年,63.7%的韓國人被歸類為中產階級;到1999年,比率已劇降到38.4%。據世界銀行統計,在這段會被華爾士稱作“計劃性悲劇”期間,有2000萬人淪為貧民。
每個統計數字背後都有一則痛苦犧牲與拙劣決策的故事。和絕大多數例子一樣,女性和兒童是危機最大的“受害者”。許多菲律賓和韓國的農村家庭“販賣”女兒給人口販子,帶她們到澳洲、歐洲和北美從事“性交易”。
在泰國,政府衛生官員報告,雛妓在短短一年內增加20%——這是實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改革”後的一年。
菲律賓也發現相同的趨勢(女大學生菲傭四處流落亞洲各國現象)。“景氣好時富人受益,危機時卻是我們這些窮人付出代價。”泰國東北部一位社區領導人說,她在丈夫失去工廠的工作後,被迫送女兒去做撿破爛的工作。“甚至我們有限的求學和醫療機會,現在也逐漸消失。”
在這種背景下,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Madeleine Albright)1999年3月訪問泰國時,覺得“應該斥責”泰國人從事娼妓工作和走上“毒品的死路”。
奧爾布賴特以充滿道德勇氣的語調說:“女孩不應被剝削和虐待,並暴露在愛滋病風險下。反抗是極其重要的事。”她顯然覺得這麼多泰國女孩被迫跳入火坑,跟她在同一趟訪問中表達“強烈支持”的節約政策沒有任何關連。這與弗裏德曼當年表達對皮諾切特違反人權的不滿,同時又讚揚他們大膽擁抱經濟休克治療如出一轍。
在廢墟中“搜括”
亞洲危機的“故事”通常說到這裏就“結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嘗試幫忙,只是不管用。即使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內部稽核也得到這個結論。該“基金”的獨立評估辦公室總結說,結構調整的需求“所得到的計畫建議並不完善”,同時“似乎已多過必要的範圍”,且“對解決危機並非絕對重要”。它也警告,“危機不應該只因為很適合借力使力,而被利用作為尋求長期改革目標的機會,不管它們的好處有多合理”。
內部報告有一個措詞特別強烈的章節,指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被自由市場意識形態蒙蔽,以致認為資本控制的體制完全不可行。“如果金融市場未以理性和穩定的方式影響世界資本的說法被視為邪說,那麼考慮資本控制就變成了道德的罪惡。”
當時很少人肯承認的是,雖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確實辜負了亞洲的人民,但它:卻“並未”辜負華爾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極端措施可能嚇走了熱錢,但大投資銀行和跨國公司卻大受鼓舞。“當然這些市場極為動盪,”
倫敦安石投資管理公司(Ashmore)研究部主任布斯(Jerome Booth)說,“那是讓它們特別有樂趣的原因。”這些追求樂趣的公司瞭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調整”結果是,幾乎亞洲的一切東西現在都等著“變賣”;而市場愈“驚慌”,更多走投無路的亞洲公司就會出售,把價格壓到最低。「摩根斯丹利」的裴洛斯基曾說,亞洲需要的是“更多壞消息,才能持續壓迫這些企業變賣它們的公司”。實際情況就是這樣,這要感謝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究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是否預先計畫加深亞洲的危機,或只是魯莽而麻木不仁,仍是一個引起辯論的話題。也許最寬容的解釋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知道它穩贏不輸:如果它的調整導致新興市場的股市又吹起另一個泡沫,將帶來許多利益;如果這些調整刺激更多資本外流,這對“禿鷹資本家”則是“大豐收”。不管哪一種,「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面對大崩盤的可能性都可以安穩地擲骰子。現在已經很清楚誰贏了這場賭博。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IMF與韓國達成最後協定後兩個月,《華爾街日報》註銷一篇以“華爾街清理亞太災後現場”為題的文章,報導裴洛斯基的公司以及其他數家知名的銀行,“已派遣大隊銀行家到亞太地區搜尋證券經紀商、資產管理公司,甚至於銀行,以便以低價並購。亞太並購機會的搜獵極為急迫,因為以美林(Merrill Lynch)和摩根斯丹利為首的許多美國證券公司,把海外擴張列為第一要務”。數樁大交易在很短的時間內通過:美林買下日本山一證券(Yamaichi Securities)和泰國一家大證券公司,美國國際集團(AIG)則以極低的折扣價格拿下曼谷投資公司(Bangkok Investment)。摩根大通收購起亞汽車(Kia M0tors)部分股權,而旅行家集團(Traveler Group)和所羅門美邦(Salomon smith Barney)買下韓國最大的紡織公司和數家別的公司。有趣的是,所羅門美邦這段期間負責建議公司並購對象的國際監事會主席是拉姆斯菲爾德(1999年5月獲任用)。切尼也是理事會成員。另一個贏家是「凱雷集團(Carlyle Group)」,這是一家總部設在華盛頓的“神秘公司”(注:美情治政商集團「凱雷集團」“外資”在最愛台灣的民進黨民代默不作聲掩護下在台灣偷偷摸摸低調地大舉收購了極具策略性的產業──有線電視系統台──大半江山),以提供前總統和前部長退職後的安身處所而聞名,顧客從前國務卿貝克 (James Baker)、前英國首相梅傑到擔任顧問的老布希,洋洋大觀。凱雷利用高層關係搶下大宇(Daewoo)的電信部門、雙龍資訊通訊(Ssangyong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韓國最大科技公司之一),並成為一家韓國大銀行的大股東。
前美國商務部副部長賈登(Jeffrey Garten)預測,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計畫完成後,“亞洲的面貌將大大不同,美國公司在新亞洲的佈局將更深人,更四通八達”。
他不是在開玩笑。在兩年內,亞洲的許多面貌已“大為改觀”,數百家當地銀行被國際大銀行“取代”。《紐約時報》形容這是“全世界最大的倒店拍賣會”,《商業週刊))則稱為“買企業市集”。事實上,它只是9.11事件後災難資本主義將變成市場標準的預覽:一個可怕的悲劇被利用來讓外國公司“入侵”亞洲。它們在那裏不是為建立自己的事業和競爭力,而是要“攫取”幾十年來由韓國公司建立的整個規制、勞動力、顧客群和品牌價值,而且往往採取“拆解”、縮小編制或完全關閉它們的方式,以便為自己的進口產品“剷除”競爭。
例如,韓國企業巨擘「三星」被拆解分售:「富豪(Volvo)」取得它的重工部門,莊臣公司(SC Johnson & Sons)取得制藥部門,「奇異(GE)」則買下照明部門。幾年後,“大宇集團”過去十分壯盛、估價高達60億美元的汽車部門被以區區4億美元賣給「通用汽車(GM)』——比起俄羅斯“休克治療”的“盜竊規模”毫不遜色。不過,不同於俄羅斯發生的狀況,本地企業是被跨國公司所“掠奪”。
其他從亞洲危機“分食”到大餅的重量級玩家包括西格拉姆(Seagram’s)、惠普(HP)、雀巢(Nestle)、英特布魯(Interbrew)和諾華(Novartis)、家樂福(Carrefour)、特易購(Tesco)和易利信(Ericsson)。可口可樂以5億美元買下一家韓國裝瓶廠;寶潔(Porcter and Gamble)買下一家韓國包裝公司;日產買下印尼最大的汽車公司。奇異拿下韓國電冰箱製造商LG的控制股權;英國的電力發動公司(Powergen)吞併韓國大型電力與天然氣業者LG能源(LG Energy)。據《商業週刊》,沙烏地阿拉伯親王阿華里德(Alwaleed bin Talal),“搭乘他的乳白色波音727噴射機,奔走于亞洲各地尋找便宜貨”——包括入股「大宇』。
不言而喻,最敢於倡言“加深危機”的摩根斯丹利也參與許多交易,賺進龐大的傭金。它擔任大宇出售汽車部門的顧問,也負責仲介數家韓國銀行的私有化。
被賣給外國人的“不只是”亞洲的民間公司。和早期拉丁美洲及東歐的“危機”一樣,亞洲危機也“迫使”政府出售公共服務以籌措迫切需要的資金。美國政府——開始就“熱切期待”這種效應,並表現在強調國會應授權撥出龐大經費給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用於“改造”亞洲,美國貿易代表白茜芙(Charlene Barshefsky)還保證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協議“會為美國公司創造新商機”;亞洲將被迫“加速若干重要部門的”私有化“——包括能源、運輸公共事業和電信”。
果然,危機“引發”一波“私有化浪潮”,外國“跨國公司”也大賺一票。
貝泰(Bechhtel)拿到馬尼拉東區自來水和下水道系統的“私有化”合約,以及在印尼蘇拉威西(sulaweisi)興建一座煉油廠。
“摩托羅拉”取得韓國Appeal電信的全部股權。
紐約的能源巨人西斯(sithe),得到泰國國營天然氣業者汽電共生公司(Cogeneration)的大股。
印尼的水系統被英國的泰晤士水利(Thames Water)與法國的里昂水利(Lyonnaise des Eaux)“瓜分”。
加拿大的西岸能源(Westcoast Energy)吃下印度的一個大電力廠計畫。
英國電信(British Telecorn)分別收購馬來西亞以及韓國郵政的大股。
加拿大貝爾(。Bell canada)分到韓國電信業者韓松(Hansol)的一部分。
總計短短20個月內,外國“跨國公司”在印尼、泰國、韓國、馬來西亞和菲律賓,進行186件重大“企業併購案”。倫敦政經學院(LSE)經濟學家韋德(Robert wade)和經濟顧問溫納羅索(Frank Vneroso)觀察這波“如火如荼”的“併購潮”時預測,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計畫“預告了一波各國資產在承平時期”轉移“給外國公司的浪潮,其規模是過去50年來世界各地所僅見”。
IMF雖然承認初期對危機的反應犯了若干錯誤,但宣稱已很快矯正錯誤,並宣稱“穩定”計畫十分成功。亞洲的市場最後確實平靜下來,但付出了巨大且持續的代價。弗裏德曼在危機最高峰時曾提醒大家別驚慌,堅稱“一切都會過去……等這場金融風暴塵埃落定,你們將看到亞洲恢復成長,但究竟需要一年、兩年或三年,沒有人能鐵口直斷”。
實際情況是,十年後,亞洲危機並未過去。2400萬人在短短兩年內失去工作,新的“絕望感”已深入社會,沒有任何文化能輕易吸收。它以不同的形式表現在亞洲各地,從印尼和泰國的宗教極端主義,到雛妓交易爆炸性的增加。
印尼、馬來西亞和韓國的“失業率”仍未降到1997年以前的水準。在危機期間喪失工作的工人非但未再回到工作崗位,而且裁員持續進行,因為外國企業主要求他們的投資要得到更高的獲利。自殺率也未見下降:在韓國,自殺現在是第四高的死因,是危機前自殺率的兩倍多,每天有38人結束自己的生命。
這是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稱為“穩定計劃”的政策“未被說出”的故事。稱“穩定計劃”就好像國家是在市場驚濤駭浪中的船,它們最後確實穩定下來,但新的平衡是靠著把數百萬人拋到船外得來的:公共部門的員工、小企業主、低收入農戶、工會運動者。“穩定”的醜陋秘密是,絕大多數人從未再爬回船上。他們淪落到現在住了超過十億人的貧民窟;他們淪落到娼館,或貨船的貨櫃裏。他們是一無所有的人,是德國詩人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所形容的“不屬於過去或未來的人”。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求在亞洲施行“正統主義”的“受害者”還不只這些人。在印尼,我1997年目睹的排華情緒持續升高,“背後”則有樂見“注意力轉移”的統治階層在“煽風點火”。(美帝所扶植右翼軍事強人傀儡)蘇哈托提高基本民生物資的價格後,情勢更加惡化。全國各地:暴發動亂,許多人以華裔少數族群為目標;大約有1200人遭殺害,數十名華裔女性被輪暴。他們也應該計人“芝加哥學派意識形態”的“受害者”。
印尼人的“憤怒”最後還是轉向蘇哈托和總統府。過去30年來,印尼人基於對蘇哈托“(由美帝「中情局」背後策動支持的1965軍事政變)上臺”時“(反共肅清撲殺)血腥鎮壓”的記憶,大致很少發生暴亂,且這種“記憶”因為東帝汶省份不時發生的屠殺而曆久彌新。反蘇哈托的怒火在這段期間一直在燜燒,但最後潑灑汽油的是IMF——諷刺的是,引爆怒火的正是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求提高汽油價格。此後印尼人奮起把(美帝所扶植右翼軍事強人傀儡)蘇哈托推下臺。
和監獄的審問官一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利用”危機帶來的極度痛苦“粉碎”亞洲小龍的意志,“迫使”這些國家完全“屈服”。但「中情局」的審問手冊警告說,這種方法可能用過頭——加諸太多痛苦,導致非但沒有產生退化和順服,審問者面對的卻是信心和叛逆。在印尼,那條界線似乎已經超過,令人警醒到“休克治療”可能已經施用過量,引發一股從玻利維亞以至於日後伊拉克的經驗裏十分面熟的逆流。
不過,“自由市場十字軍”是反應遲緩的學生,尤其是當他們的政策產生意料之外的後果時。從斬獲豐厚的“亞洲大拍賣”學到的唯一教訓,似乎是對“休克主義”更加肯定,更多“災難”即機會的證據(如果還需要證據的話),它是打碎一個社會、開闢新邊疆的絕佳攪拌器。危機高峰之後幾年,幾位知名的評論家甚至還說,亞洲發生的事儘管帶來許多破壞,卻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經濟學人》評論說:“韓國需要一場全國性的災難,才足以從封閉的國家轉向一個擁抱外國資本、改變和競爭的國家。”而弗裏德曼在他的暢銷書《淩志汽車與橄欖樹》(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中宣稱,亞洲發生的事根本不是危機。“我相信全球化幫了所有人的忙,在1990年代融解了泰國、韓國、馬來西亞、印尼、墨西哥、俄羅斯和巴西的經濟,因為它揭露許多腐朽的做法和體制。”他寫道,並且又說:“暴露韓國的親信資本主義,在我的書中不是危機。”他在《紐約時報》的專欄“支持”入侵伊拉克,“套用”的正是相同的“邏輯”,不同的是,融解伊拉克是靠巡航導彈,不是外匯交易。
亞洲危機確實證明“災難”的“利用”可以有多大成果。但在另一方面,市場崩潰的破壞力和西方“事不關己”的反應,也激發強烈的反對運動。
跨國資本的力量在亞洲“肆虐”,但它們“激發”高漲的公眾憤怒,而這種“憤怒”最終也直接指向推動“放任式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機構。《金融時報》在一篇平衡得異乎尋常的社論中指出,亞洲是“大眾對資本主義感到不安,和全球化已達到令人憂慮程度的警訊。亞洲危機向世人展現,即使最成功的國家也可能在資本突然流動下屈膝,民眾對秘密的避險基金顯然可以導致世界另一邊的大規模貧窮感到憤怒。”
在前蘇聯地區,休克治療刻意的計劃性悲劇可以推給從共產主義過渡到市場民主的“痛苦轉型”,亞洲危機卻純粹是全球化市場的“創作”。然而當全球化的大祭司派遣傳教士到災區時,他們想做的卻是“加深痛苦”。
其結果是,這些傳教士喪失了過去隱身幕後的安詳與自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費歇爾回憶他在談判之初訪問韓國時首爾希爾頓飯店的“喧鬧氣氛”。“我被囚禁在自己的旅館房間裏——不能出去,因為如果我打開門,外面會有1萬名攝影師。”根據別的報導,為了趕赴談判進行的會議廳,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代表被迫“繞道從後面的門進入,其間必須上下數段樓梯,穿過希爾頓的大廚房”。在當時,IMF官員還不習慣如此受注意。被迫在五星級旅館與會議中心當囚犯的經驗,在往後幾年將成為華盛頓共識特使的家常便飯,因為世界各地都有:大規模的示威迎接他們。
1998年以後,要靠和平手段——透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慣用的“威嚇”或在貿易高峰會上施壓——施行“休克治療式”的改造已愈來愈困難。1999年西雅圖世界貿易組織會議的挫敗,讓源自南方的新反抗情緒在世界舞臺嶄露頭角。雖然那些大學生年紀的示威者獲得大篇幅的媒體報導,真正的反抗卻發生在會議中心裏,發展中國家形成一個投票集團,拒絕在開放貿易上作更多退讓,除非歐洲和(虛偽)美國“停止補貼”和“保護”自己國內的產業。
在當時,西雅圖的挫敗還可能被解釋為政商財團主義穩定前進中的小頓挫,然而,短短幾年後,情勢的逆轉已不容否認:美國政府創立亞太自由貿易區的野心已被擱置,一套全球投資條約,以及跨越阿拉斯加到智利的美洲自由貿易區計畫,也都胎死腹中。
也許所謂反全球化運動最大的影響是,強迫芝加哥學派意識形態登上國際辯論的焦點。在千禧年之交有一段短暫的時期,全球沒有急迫的危機來轉移注意——“債務震撼”的威力已經消退,“轉型”已經完成,而新的全球戰爭尚未發生。
值得注意的只有“自由市場十字軍”在現實世界留下的痕跡:“不平等”的淒慘景況,以及一個接一個接受弗裏德曼建議的政府“留下”的“貪腐“和”環境惡化“——他在多年前給皮諾切特的建議是,“用別人的錢行善”是個錯誤。
回首這段期間,令人驚奇的是,這段資本主義再也不必與其他思想或勢力抗衡的獨佔期只有極為短暫的8年──從1991年蘇聯崩潰到1999年WTO(世界貿易組織)談判失敗為止。但升高的反對並未削弱一些人追求這種暴利目標的決心;它的宣導人相信,他們需要的是比以往更大的震撼,以“製造”出更大的“恐懼”和“混亂”。
讚讚
美國對哥倫比亞的新殖民政策-「哥倫比亞計畫」
提到哥倫比亞,許多人就會立刻聯想到這是毒品與游擊隊氾濫的罪惡淵藪之地。羅素克洛和梅格萊恩搭檔演出的「千驚萬險」就是以哥倫比亞為背景,影 片描述的哥倫比亞左派游擊隊在邪惡帝國蘇聯垮台後,變成一群以販毒、綁票維生的恐怖份子,長期以來許多美國人也相信政府與主流(自由)傳媒對於哥倫比亞的 宣傳,相信美國政府目前已耗資數十億的「哥倫比亞計畫」(Plan Columbia)可以消滅哥國毒梟和游擊隊暴力,然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證據卻證明事實剛好相反。
事實上,「哥倫比亞計畫」只是美國長期對於中南美洲“政經軍干預”的一部份,在美國喬治亞州的班寧堡(Fort Benning),有一所「美洲軍事學校」(SOA, U.S. Army School of the Americas),該校一直被諷刺為「殺手學校」(School of Assassins),因為該校的課程以訓練謀殺、綁架、政變、嚴刑拷打著名,數十年來培養出六萬多名拉丁美洲的軍人,智利民選總統阿葉德被軍事獨裁者皮 諾契特推翻、大主教Oscar Romero被暗殺、瓜地馬拉36年內戰死亡或失蹤的20萬人、薩爾瓦多超過900名平民被屠殺等等,都是“該校”畢業生的“傑作”,女性受害者還會遭強 暴虐殺而死,毫無反抗力量的兒童被活埋或摔死;它也培養惡名昭彰的軍事獨裁者-包括巴拿馬、波利維亞、瓜地馬拉、薩爾瓦多,並且是“右翼民兵”的訓練所- 例如尼加拉瓜殘暴的「國民軍」就是SOA的畢業生,後來組成“右翼恐怖份子”Contra。前巴拿馬總統就稱「美洲軍事學校」是「拉丁美洲最大的亂源製造 基地」,在日漸高漲的抗議聲浪下,該校改名為Western Hemispheric 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WHISC),但是至今仍然繼續培養每年一到兩千名的畢業生(目前1/3的受訓者來自墨西哥,因為該國要對付以Chiapas省原住民為主的薩巴塔游擊 隊(Zapatista)),每年耗費美國納稅人大約兩千萬美金。
和其他拉美國家相比,哥倫比亞派遣最多軍人(目前已超過一萬多人)到SOA受訓,其中許多高階軍官都犯下違反人權的罪刑,哥倫比亞軍方和殘忍著 稱的右翼民兵組織AUC也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使得在哥國每年有超過三萬人被殺、一百萬人無家可歸。1986年以來已經有三千八百名工會領袖和組織者遭殺 害,在去年的前十一個月,就有180名工會領袖被暗殺,過去十幾年以來,超過三萬名工人、農民、人權組織者、左翼領袖、教師等被軍隊和右翼民兵殺害。最大 的右翼民兵組織AUC的領導人對於謀殺工會領袖毫無悔意,他說「我們有理由殺那些人,因為他們(工會領袖)妨礙他人工作。」因為暴力事件頻仍,自從 1985年以來,已經有兩百萬哥倫比亞平民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園。
在美國主流(自由)傳媒宣傳下不斷“被污名化”的左翼游擊隊-其中一股最大的力量FARC「哥倫比亞人民革命軍」(有一萬六千到兩萬人的武裝力 量,由工人、農民、組織者所組成)-經由過去36年以來的組織工作,哥國基層人民對其支持率不斷提高,專家估計該游擊隊在哥國自治區的影響力已經超過 50%,相對的哥倫比亞所謂「(美帝扶植傀儡)民主」政府,則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貪污腐敗政權,人民對政府的失望清楚地反映在哥國的投票率上(低於 40%),目前FARC直接掌握的非武裝區(約瑞士大小),也完全沒有上述的暴力事件發生。
在2000年,美國政府投入十三億美金到「哥倫比亞計畫」以及之後六億美金的「安地斯行動」(Andean Intiative,因為哥倫比亞屬於安地斯山脈國家)(其中一億給哥倫比亞軍方),宣稱該計畫是「對抗毒品之戰」(War on Drugs)以及心照不宣的「對抗左派游擊隊(美國政府定義下的恐怖份子)之戰」,事實上,該計畫對於消滅毒品毫無助益,因為大部分的款項給了“美國跨國 公司”,例如<孟山都(Monsanto)>、United Tech、Sikorsky等,用來進行軍事訓練、購買直昇機和除草劑,另外,美國政府也已提供哥倫比亞軍方和右翼民兵十五億美金。
然而,哥倫比亞政府和軍隊本身就和毒梟“連為一體”,政府軍隊和右翼民兵就是毒梟背後的軍事力量,前SOA的教官就曾說「SOA是拉丁美洲軍官 洗毒品錢的最佳地點」,美國持續提供哥倫比亞軍事援助反而助長軍隊和右翼民兵繼續在國內“鎮壓平民”、違反人權,並且讓毒梟勢力更擴大。
此外,美國在哥倫比亞四處噴灑除草劑,宣稱這樣就可以消滅古柯鹼作物,但其實是毫無差別地噴灑在一般農田和雨林上,不但使得農作物大量枯死、農民無 法維持生計、亞瑪遜雨林的生態環境遭破壞、原住民生存環境受到威脅,更讓古柯鹼產業暴增超過100%,在1994到1998年,哥國大約種植45500 公頃的古柯鹼作物,但是有超過140800 公頃的一般作物、古柯鹼和雨林被噴灑,從1999年到2000年,古柯鹼的產量反而增加60%,噴灑除草劑不但完全無效,反而讓種植古柯鹼更有價值。
著名的拉美學者James Petras就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是美國對拉丁美洲再殖民的試金石,因為哥倫比亞目前擁有第三世界國家最強大的游擊隊力量,開始動搖美國在拉丁 美洲的殖民力量(哥倫比亞的石油是美國重大利益所在,美國從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和厄瓜多進口的石油比波斯灣還要多),因此若能藉由「哥倫比亞計畫」一舉摧 毀反抗的力量,則可以再度建立美國的新帝國主義力量,因此越來越多人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實際上是「死亡計畫」(Plan of Death)。
今年4月19-22日,在美國首府華盛頓有大規模的反戰(4月20日舉行大遊行,主題為「停止國內和國外的戰爭」Stop the War-At Home& Abroad,詳情請見:http://www.a20stopthewar.org/)、反全球化和「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National Mobilization on Columbia,詳情請見:http://www.colombiamobilization.org/)遊行(世界各地的抗議活動資訊都可以在 http://protest.net/ 找到),「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在4月22日將發動大遊行並提出兩大訴求:
一、反對美國政府“假借”掃蕩毒品為名的「哥倫比亞計畫」,
二、關閉「殺手學校」 -「美洲軍事學校」(SOA)。
文/洪家寧 2002.4
讚讚
美國(佔領軍)把伊拉克變成“轉基因糧食”生産基地
第一節 經濟休克
“我們在伊拉克的原因,就是爲了播撒民主的種子,這樣它就會在那裏生根開花,並擴展到整個極權主義地區。”
——布希二世
當小布希講到播撒“民主的種子”時,很少有人意識到,他腦子裏想的是「孟山都」的轉基因種子。
隨著2003年3月美國“佔領”伊拉克,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狀況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伊拉克的土地不僅由大約13萬美國部隊和一小批與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聯繫密切、唯利是圖的財富冒險家佔領。它的經濟也處在美國“佔領者”的全面控制之下。
對伊拉克經濟的控制也是由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來實施的。2003年5月,保羅•佈雷默被任命爲新成立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行政長官,這個“佔領機構”披著一層薄薄的面紗。佈雷默曾任美國國務院的“反恐”官員,後來成了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的諮詢公司基辛格合夥公司的執行董事,這家公司的影響力非常巨大。
從許多方面看,美軍“佔領”下的伊拉克比阿根廷更適合將整個國家的農業體系納入“轉基因商業化農業”的統治範圍之內,美軍的“佔領”發揮了重要作用。美國“佔領當局”直接給了伊拉克農民“一份他們無法拒絕的要約”,就像《教父》裏面所說的:“要麽拿著我們的轉基因種子,要麽去死。”
對於“被佔領”的伊拉克的所有民事活動,佈雷默事實上擁有生殺大權。尤其特殊的是,他不是向通常負責重建工作的美國國務院彙報工作,而是直接向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裏的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的辦公室報告。
作爲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的首腦,佈雷默迅速行動,草擬了一系列管治伊拉克的法令。當時,伊拉克既沒有憲法,也沒有根據憲法合法産生的政府。美國“佔領當局”制定了整整100個法令,於2004年4月生效。整體來看,這100項由美國強制實施的新法律(正式名稱是“命令”)將確保伊拉克經濟“按照”美國“強加”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的思路進行“改造”,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華盛頓在1990年後“強加”給俄羅斯和前蘇聯經濟的模式非常相像。
拉姆斯菲爾德領導的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計劃制定者給佈雷默下達的指令是,強加一種“休克療法”,把以國有經濟爲中心的整個伊拉克經濟“改變”爲一個徹底的自由市場私營經濟。佈雷默在一個月內實施的經濟變革比在30年裏“強迫”拉丁美洲債務國實行的“變革”還要猛烈。
佈雷默的第一個行動是解雇了50萬名國家工作人員,其中大多數是士兵,還有醫生、護士、教師、出版商和印刷商。接下來,他打開了這個國家的邊界,毫無限制地接納進口:既不用履行什麽邊檢手段,也不用交什麽稅費。在佈雷默2003年5月到巴格達之後兩周,他就宣佈伊拉克“敞開國門做生意”。他沒有說是誰的生意,但這一點隨後越來越清晰。
“入侵”之前,伊拉克除了石油以外的經濟領域由大約200家國有公司主導,它們生産從水泥、紙張到洗衣機等所有商品。2003年6月,佈雷默宣佈,這些國有企業將立即“私有化”。他說,“將缺乏效率的國有企業轉交到私人手中,對伊拉克經濟復蘇來說至關重要。”伊拉克的“私有化”計劃是自蘇聯解體以來最大規模的國有資産“清倉大甩賣”。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第37號命令》降低了伊拉克的公司稅率,從大約40%降到可憐的15%。沒有了稅收收入,政府將無法在任何方面發揮大的作用。“第39號命令”允許外國企業100%地擁有除了自然資源之外的伊拉克資産。這確保了外國企業可以在這個國家“不受限制”地開展商業活動。投資者可以將其在伊拉克賺到的利潤100%地從這個國家拿走。既不要求他們追加投資,也不對他們課稅。這些法令的受益者,顯然不是伊拉克的經濟和人民。
根據《第39號命令》,外國公司可以簽訂有效期長達40年的租約和合同。《第40號命令》則以同樣優惠的條件歡迎外國銀行進入伊拉克。與允許外國人“全盤接管”伊拉克經濟相對應的是,“唯一保留下來”的薩達姆時期的法律是那些“限制工會”和集體談判的法規。
一夜之間,伊拉克從世界上最孤立的國家變成了最自由、最開放的市場。由於其經濟和銀行體系受到戰爭的“毀滅性破壞”,加上美國“帶頭實行”的長達十餘年的“經濟封鎖”,伊拉克人根本無力購買“私有化”的國有公司。外國跨國公司是在佈雷默宏大的經濟復蘇計劃當中“唯一”可能受益的角色。
這些新法律“被強加”給了一個“慘遭征服”和摧殘的國家,除了搞點軍事上的破壞和打擊侵略者的遊擊戰之外,它不可能進行其他的反抗。爲了使伊拉克對外國投資者具有吸引力,這一整套的100項新法令通過美國政府的“佔領機構”即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實施,它將所有伊拉克經濟的各種權利和控制權都交給了“跨國公司”。
不僅如此,制定這些法律的“目的”是爲了對這個國家的糧食生産體系進行前所未有的最激進的“改造”鋪平道路。在佈雷默的“統治”之下,伊拉克即將成爲“基因改造”或者說“轉基因商業化農業”的樣板。
第二節 《第81號命令》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明確定義了這100項命令的法律地位。“命令”被定義爲“對伊拉克人民具有約束力的指示或指令,具有懲罰性後果,或者對管制伊拉克人的方式包括伊拉克法律的變更具有直接作用”。
換言之,伊拉克人接到命令:“要麽照辦,要麽完蛋。”伊拉克以前的法律,凡是與佈雷默的新“命令”相抵觸的,一律廢止。
“佔領者”的法律至高無上。
佈雷默的新法令涉及從媒體到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等各個方面,深藏在其中的是《第81號命令》,即“專利、工業設計、未披露資訊、積體電路和植物新品種法”。《第81號命令》規定:
11.“第12條”經修訂如下:“專利應賦予所有者以下權利:
1.如果專利主體是一種産品,有權禁止任何未獲得所有者授權的人製造、利用、使用、提供銷售、出售或進口該産品。”
12.“第13條第1款”經修訂如下:“專利的有效期,從按本法條文申請註冊存檔之日起計算,至按本法條文註冊生效滿20年後方可終止。”
《第81號命令》的另一項條款規定:“禁止農民再次使用受保護的品種或任何本章第14條(C)段第1項、第2項提到的品種的種子。”而且,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第81號命令》對伊拉克的專利和工業設計法做了修訂,以保護與某種産品或某種製造工藝相關的任何技術領域的新創意。這些修訂允許在伊拉克的企業或在伊拉克屬於簽約方的相關條約成員國的企業在伊拉克註冊專利。修訂賦予了專利權人以下權利:阻止任何未獲得專利所有者授權的人利用受到專利保護的産品或工藝,從專利在伊拉克註冊之日起爲期20年。修訂還允許個人和企業對工業設計進行註冊。
用淺顯易懂的語言來說就是,《第81號命令》給了植物新品種專利權人在20年內在伊拉克農業中使用其種子的“絕對權利”,而這些專利的“所有者”恰恰都是“外國大型跨國公司”。儘管“表面上”看來,這是一個公平合理的商業條款,對外國企業的知識産權予以補償,但“實際上”這是對伊拉克主權的侵犯。像許多國家一樣,伊拉克“從未承認過”植物之類的生命形式可以獲得商業專利的原則。這種專利之前由美國或其他國家的專利機構授予「孟山都」、「杜邦」等公司。
事實上,《第81號命令》所做的是,修訂伊拉克的專利法,以便承認外國專利,不管根據伊拉克的法律這種專利是否合法。表面上,它似乎給了伊拉克農民拒絕購買孟山都種子或其他專利種子、種植本地傳統種子的選擇權。實際上,它産生了完全相反的作用,《第81號命令》的起草者也充分意識到了這一點。
這些受保護的植物新品種,都是轉基因或者說經過基因改造的植物。選擇種植這種種子的伊拉克農民,需要與持有專利的種子公司簽訂協定,規定他們將支付某種“技術費”,並且每年爲種植這種專利種子支付許可使用費。
任何試圖將「孟山都」或其他公司的專利種子保留一部分以便在下個作物種植季節再次播種的伊拉克農民都將受到種子供應商的重罰。在美國,「孟山都公司」要求獲得相當於被盜用種子成本120倍的懲罰性損害賠償,後來法院的裁決駁回了這一請求。
於是在這種“局面”下,伊拉克農民沒有成爲薩達姆•侯賽因的奴隸,卻成了跨國轉基因種子巨頭的“奴僕”。
《第81號命令》的“核心”是植物新品種保護(PVP)條款。根據該條款,留存種子和再次播種是非法的。農民們使用受專利保護的種子(甚至是“類似的”種子),將受到重罰,甚至坐牢。然而,受到保護的植物新品種,並不是那些在伊拉克農田上歷經上萬年的雜交開發出來的種子。
相反,受到保護的是「孟山都」等跨國公司巨頭將自己的種子和除草劑引入伊拉克市場的權利,而且它們受到了美國和伊拉克政府的“充分保護”。
第三節 破壞伊拉克的種子資源
歷史上,伊拉克是文明搖籃美索不達米亞的一部分。在那裏,在長達數千年的時間裏,底格裏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之間的肥沃河谷爲農作物培育和種植創造了理想的條件。自從大約西元前8000年以來,伊拉克農民就一直在這片土地上耕耘,並培育出品種繁多的、如今世界上使用的幾乎所有麥類品種的種子。他們通過留存部分收穫作爲種子並再次播種的體系做到了這一點,並通過新的播種培育出能夠抗禦疾病的雜交品種。
多年來,伊拉克人在位於阿布•格萊布的一個國家種子庫裏“一直保存”著這些珍貴的天然種子的樣本。這座城市,如今在國際上更多的是因其設有美國軍方“虐待犯人”的監獄而聞名於世。在美國“佔領”伊拉克及多次大規模轟炸之後,阿布•格萊布那個具有歷史意義、價值連城的種子庫“消失”了,它成了伊拉克戰爭的又一個受害者。
不過,伊拉克的前農業部曾經採取預防措施,在鄰國敍利亞建立了一個備份的種子儲存庫。在那裏,最重要的麥類種子仍然儲存在一個名爲國際乾旱地區農業研究中心(ICARDA)的機構裏,該機構位於敍利亞的阿勒頗。鑒於已經失去阿布•格萊布的種子庫,如果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需要幫助的話,作爲國際性的國際農業研究諮詢小組(CGIAR)種子庫網路的一部分的國際乾旱地區農業研究中心,原本是可以從其儲備中爲伊拉克人提供種子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沒有這樣做。佈雷默的顧問對伊拉克的糧食前景有著不同的規劃,他們有自己的打算。
伊拉克農業即將被導向“現代化”和工業化,從傳統的家庭式種植多種作物的農作方式,轉變爲面向“世界市場”而生産的美國式的商業化農業。滿足饑餓的伊拉克人的糧食安全需求,對這個方案來說是無足輕重的。
按照佈雷默的《第81號命令》,如果國際大公司開發出一種能抗禦某種伊拉克害蟲的種子新品種,而同時一個伊拉克農民正在種植另一種具有同樣抵抗力的種子,那麽這位農民留存自己的種子將是“非法”的。相反,他必須爲使用「孟山都」的轉基因種子支付某種專利使用費。
按照總部設在日內瓦的世界貿易組織(一個由美國政府和「孟山都」等私營農業綜合企業巨頭主導的機構)的規則,美國的法院和國際法院“有權”實施這樣的植物新品種保護法律。
20世紀90年代後期,美國的一家生物技術公司太陽基因被授予了一種油酸含量很高的向日葵的專利。不過,不僅僅其基因結構被授予了專利,高油酸含量這種特性本身也被授予了專利,公司聲稱擁有這種權利。太陽基因公司通告所有其他向日葵品種的培育者說,如果他們開發“高油酸含量”的品種,就將被認爲是對這一專利權的侵犯。
“專利的授予,涵蓋了一個物種的所有基因工程新品種……可能將我們在農場和花園裏種植的所有東西交由一個發明者控制。”國際植物基因資源研究院總幹事傑弗裏•霍丁博士說。“只要大筆一揮,無數農民和科學家的研究成果就可能僅僅因爲一次經濟劫持式的法律行爲而宣告無效。”經濟劫持,正是佈雷默和孟山都試圖按照《第81號命令》在伊拉克幹的勾當。
對農民的種子品種實行“全面控制”在伊拉克新頒佈的專利法之下將成爲可能。在複雜的法律術語“掩蓋之下”,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的《第81號命令》實際上將伊拉克未來的糧食命運“轉交”到了全球性跨國私人公司手中,這“絕不是”大多數伊拉克人所希望的解放。
以《第81號命令》頒佈的植物專利法,與其他國家的知識産權法律不同,它們不是通過主權國家政府之間的談判或與世貿組織的談判達成的。它是由華盛頓在“毫無抵抗”的情況下“強加”給伊拉克的。根據華盛頓消息靈通人士的報告,《第81號命令》中有關植物的具體細節是由世界領先的轉基因種子和轉基因作物供應商「孟山都公司」替美國政府起草的。
第四節 伊拉克農民只能種下“轉基因”種子
從字面上看,似乎只有伊拉克農民選擇從國際種子公司購買的那些種子,才歸屬美國新“強加”給伊拉克的專利法管轄。實際上,伊拉克正在“被改造”成一個巨大的實驗室,以便在「孟山都」、「杜邦」和「陶氏化學」等轉基因種子和化學品巨頭的“控制之下”進行糧食産品的開發。
經過伊拉克戰爭的磨難,劫後餘生的大多數伊拉克農民如果還想繼續種地的話,就“不得不”轉向他們國家的農業部尋求得到新種子。這就爲佈雷默“控制”伊拉克人的糧食供應打開了方便之門。
在十多年的時間裏,伊拉克農民承受著美、英爲首的、對急需的農業設備的“禁運”。另外,戰前伊拉克還遭受了連續三年的嚴重旱災,這些天災使伊拉克麥類作物的種植急劇減少。多年的戰爭和經濟制裁已經摧毀了伊拉克的農業。到2003年,糧食産量已經下降爲不到第一次美伊戰爭之前的1990年産量的一半。到了2003年,大部分伊拉克人依賴聯合國石油換食品的糧食配給生存。
在使伊拉克糧食生産“現代化”的“名義”下,“美國國際開發署”和美國對伊拉克農業重建和開發規劃機構參與到對傳統的伊拉克農業的“改造”當中。當時起關鍵作用的、由華盛頓任命的伊拉克農業“太上皇”是丹尼爾•阿姆斯圖茨,他曾是美國農業部的官員和大型糧食聯合企業嘉吉公司的副總裁。阿姆斯圖茨是關貿總協定談判烏拉圭回合期間擬定美國在農業方面的主張的關鍵人物之一,烏拉圭回合談判導致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的建立。
《第81號命令》名義上的目的是“確保伊拉克得到優質的種子,並爲伊拉克參與世界貿易組織提供方便”。當然,“優質”是由佔領當局定義的。加入世貿組織意味著伊拉克必須開放市場,使其法律符合主導世貿組織政策的強大工業和金融利益集團制定的規則。
《第81號命令》一發佈,美國國際開發署便開始通過美國農業部提供數千噸“高質量、合格的小麥種子”,這些種子來自美國,並得到了補貼,被分發給困境中的伊拉克農民,這在一開始幾乎是免費的。根據對轉基因種子和植物專利持批判態度的非政府組織GRAIN的一份報告,美國國際開發署拒絕允許獨立的科學家確定這種種子是不是轉基因種子。自然,一旦證明是轉基因小麥種子,在一兩個種植季之內,伊拉克農民將會發現自己如果要生存下去,就不得不向外國種子公司支付專利費。GRAIN的報告“揭穿”了《第81號命令》的意圖: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已經使伊拉克農民在收穫後將按法律註冊的新品種的種子留存並再次使用成爲非法。伊拉克人也許可以繼續使用和留存他們的傳統種子和經過多年戰爭和旱災後留下的種子,但這不在統治者規定的重建日程當中。這項法令的意圖是爲在伊拉克建立新的種子市場提供條件,在那裏,跨國公司可以銷售它們的種子——無論是否經過基因改造,農民將不得不在每個作物種植季節重新購買這些種子。
雖然從歷史上看,伊拉克曾禁止私人擁有生物資源,但美國強加的新專利法引入了一種對種子的壟斷權利制度,這種權利,沒有任何伊拉克農民有資源通過開發而得到。
實際上,佈雷默將有關“植物新品種保護”的新章節納入到了伊拉克以前的專利法當中。據說,這是爲了提供對“植物新品種的保護”。植物新品種保護作爲一種知識産權,事實上是植物品種的專利,它給予了那些聲稱發現或開發了新品種的植物培育者對植物的排他性權利。
“植物新品種保護”中的保護,與保護自然資源毫無關係,而是“保護私人培育者的商業利益”。喬治•奧威爾也說不出什麽更好的話了。在美國制定的法令之下,“植物新品種保護”實際上意味著植物品種的毀滅。
第五節 伊拉克農民種的小麥都出口到了美國
按照規劃,美國國務院與美國農業部一起努力(該部已經在伊拉克北部設立了56塊“小麥作物推廣實驗田”),目的是“介紹和展示經過改良的小麥種子的價值”。這個專案由德克薩斯A&M大學國際農業辦公室替美國政府打理,該辦公室在伊拉克各地利用800英畝(約323.7公頃)實驗田,向農民們傳授如何種植大麥、鷹嘴豆、豌豆以及小麥等作物的“高産品種”。
這個投資1.07億美元的美國國際開發署農業重建專案,定下了在第一年使3萬個伊拉克農場産量翻番的目標。其指導思想是說服心存疑慮的伊拉克農民相信,只有使用這種新的“神奇種子”,才能獲得大豐收。與十年前美國農民的情況一樣,身處絕境而又心懷收穫大量糧食的希望,讓伊拉克農民鑽進了外國種子公司的圈套。
碰巧的是,德克薩斯A&M大學的農業專案也將自己描繪爲“利用生物技術(或者說轉基因技術)方面公認的世界領先者”。用了他們的新種子,新的化學製劑——殺蟲劑、除草劑、殺真菌劑等——便會隨之而來,這些都是由孟山都、嘉吉、陶氏化學等大公司賣給伊拉克人的。
亞利桑那州的《鳳凰城商業期刊》報道說,
“一家亞利桑那州的農業研究公司正在提供小麥種子,供伊拉克農民使用,他們期望大幅增加本國出產的糧食供應。”這家公司名爲“全球小麥公司”(WWWC),通過與包括德克薩斯A&M大學在內的三所大學合作,它將“提供1000磅(約453.6 千克)小麥種子,供巴格達以北的伊拉克農民使用”。
據全球種子行業資訊的中心網站Seedquest介紹,在開發穀類作物種子中“擁有專有權的品種”(被授予專利並爲某個特定公司所擁有的品種)方面,全球小麥公司是領先者。以上提到的這些種子屬於《第81號命令》中那種受到保護的轉基因種子。根據全球小麥公司的說法,任何希望種植他們的某種種子的“客戶”(或者說農民,人們曾經這樣稱呼他們),都要“爲每個品種支付許可費”。這家公司自稱爲“W3”,與亞利桑那大學Bio5生命科學研究所建立了正式的合作關係,而Bio5研究所自稱爲“生物研究水平最高的車庫(在美國代指高技術創新企業的發祥地。——譯注)”,這聽起來十分古怪。
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鳳凰城商業期刊》上的文章說,“爲了支援伊拉克,共開發了六種小麥種子。三種將用於讓農民種植用於製作通心粉的小麥;另外三個品種將用於種植製作麵包的小麥。”這意味著,2004年後美國在伊拉克發展的穀類作物中有一半是爲了出口。確實,通心粉對於伊拉克人的飲食來說是完全陌生的外來食品,這表明,佈雷默頒佈《第81號命令》的目的與其說是爲了給飽受戰爭創傷、饑腸轆轆的2500萬伊拉克人生産糧食,不如說是建立將轉基因種子用於糧食生産並向全球市場出口的工業化農業産業。
此外,投資1.07億美元的美國國際開發署農業重建專案,其目的是讓伊拉克政府失去對糧食生産的控制權。“我們的想法是,讓這裏成爲完全自由的市場。”美國國際開發署伊拉克重建辦公室農業專家道格•普爾如是說。
美國國際開發署的目的反映了美國和世界貿易組織的政策,這一目的是幫助伊拉克新政府逐步取消農業補貼。“農業部長在這方面幹得相當漂亮。” 普爾說。他宣稱,國有企業如美索不達米亞種子公司等“需要拆分和私有化”。但他並沒有提到,在飽受戰火摧殘的伊拉克誰會有錢買得起這樣一家國有種子公司, 只有像孟山都這樣有錢的外國農業綜合企業巨頭才有可能成爲買主。
爲了便於從外國種子巨頭那裏引進受專利保護的轉基因種子,伊拉克農業部以“補貼價”分銷這些轉基因種子。一旦農民們開始使用轉基因種子,按照《第81號命令》的“植物專利保護”新規定,他們將被迫每年從這家公司購買新種子。在將“自由市場”引入這個國家的旗號下,伊拉克農民逐漸成了外國跨國種子公司的奴隸。
在2004年12月的一次訪談中,在美國受過教育的伊拉克臨時政府農業部長阿裏聲稱,“我們希望伊拉克農民具有競爭力,所以我們決定對農藥、化肥、良種等投入給予補貼。我們減少了其他補貼,我們必須要有競爭力。”
換言之,原本用於伊拉克貧困農民購買新種子的錢,被專用于從孟山都等外國跨國公司購買轉基因“良種”。
與此同時,美國商品出口商垂涎欲滴,盯住了新的市場機會。
“伊拉克曾是美國農產品重要的商品市場,20世紀80年代的銷售額接近10億美元。”2003年,小布希政府的前農業部長安•維妮曼在農業媒體研討會上如是說。在到華盛頓任職之前,她曾與孟山都公司有密切聯繫。照她的說法,“它有可能再次成爲重要的商業市場。”
維妮曼忘了說的是,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的兩伊戰爭期間,雷根政府和老布希政府以美國農業部商品信貸公司的出口專案的名義,偷偷賣給薩達姆統治下的伊拉克各種常規武器和化學武器。這一醜聞涉及美國納稅人的數十億美元,牽涉到了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國家安全顧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和義大利拉沃羅國民銀行的亞特蘭大分行。
根據美國稻米協會副主席約翰•金的說法,在20世紀80年代末1991年海灣戰爭之前伊拉克是美國最大的大米市場。“美國大米行業打算在向伊拉克提供大米方面再次發揮主要作用。”約翰•金對美國國會衆議院農業委員會如是說。“由於目前美國大米行業面臨挑戰……再次進入伊拉克市場,在具有附加價值的産品銷售方面將産生巨大影響。”
約翰•金補充說,“聯軍2003年對伊拉克的解放,給伊拉克人民帶來了自由。貿易的恢復也給美國大米行業帶來了希望。”他沒有提到的是,2003年,大部分美國大米是基因控制的轉基因大米。
2004年春,當佈雷默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頒佈《第81號命令》時,激進的年輕教士薩德爾的支持者抗議美國憲兵查封了他們的報紙al Hawza。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指控al Hawza發表可能“構成真正暴力威脅”的“虛假文章”。例如,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引用了一篇文章,它指稱佈雷默在“奉行讓伊拉克人民挨餓的政策,讓他們成天忙於採購麵包,這樣他們就沒工夫要求得到政治自由和個人自由”。
考慮到《第81號命令》出籠的背景,出現這樣的文章不足爲奇。同樣毫不奇怪的是,考慮到整個轉基因計劃的大賭注,佈雷默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自然要竭力平息這種對其糧食政策的批判。
第六節 美國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伊拉克巧取豪奪
2004年11月21日,在如何處理伊拉克政府所欠大約390億美元外債(主要是欠工業化國家的)這個問題上,由債權國政府組成的巴黎俱樂部的主要代表發佈了一份公告。那些外債是薩達姆統治下伊拉克拖欠的大約1200億美元外債的一部分。儘管薩達姆政權已被推翻,華盛頓起初並不打算宣佈把這些舊債一筆勾銷。
在美國的伊拉克債務特別談判代表詹姆斯•貝克的強大壓力下,參與巴黎俱樂部的各國政府才就390億美元的伊拉克國家債務達成了新的協定。貝克絕對是個談判高手。通過向最高法院上訴,他策劃了2001年小布希的成功當選。他還是布希家族最親近的顧問之一。
在隨後與經合組織盟國極爲高明的討價還價當中,美國政府成功施壓,高高興興地將伊拉克所欠巴黎俱樂部債權國的舊債大筆勾銷。原因很簡單:這些債務大部分是欠俄羅斯、法國、日本、德國和其他國家的。美國在總債務中只占很少的22億美元。
巴黎俱樂部成員國發表了一份官方新聞公報:
各債權國的代表意識到伊拉克共和國的特殊形勢及其在未來歲月裏有限的償還能力,同意作出債務處理,以確保其債務的長期可持續償還能力。爲了這一目的,他們建議本國政府作出如下特殊處理:
——立即取消部分後來發生的利息,涉及2005年1月1日時累計債務的30%。剩餘債務將延期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批准之日。這次減免將勾銷所欠巴黎俱樂部389億美元總債務當中的116億美元;
——一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獲得批准,將實施30%的債務削減。剩餘債務將按23年期重新安排償還計劃,其中包含一個六年的寬限期。這一步驟,將再削減累計債務116億美元,使減免比例增至60%;
——巴黎俱樂部債權國同意,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委員會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實施的三年評估完成之後,再給予最初債務總額20%的減免。
伊拉克債務的減免,是與伊拉克嚴格遵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這一條件密不可分的。在債務減免過程中,作爲主要佔領者的美國慷慨地勾銷了薩達姆欠俄羅斯、法國、中國等國家的債務,這些國家是華盛頓的對手,曾反對向伊拉克開戰。這個標準計劃與應用于印度尼西亞、波蘭、克羅地亞、塞爾維亞、阿根廷和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的計劃是一樣的。它命令伊拉克將其經濟主權移交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技術官僚,而這些官僚實際上是受美國財政部和華盛頓當局有效控制的。
雪上加霜的是,在薩達姆時代伊拉克所欠的舊債是各國政府所說的“惡意債務”,即在未經人民同意下發生的、不符合人民利益的(簡而言之,就是不合法的)債務,就像已經不存在的蘇聯的債務一樣。但是美國、英國和其他巴黎俱樂部成員國並不在乎這個。這種債務是控制“新”伊拉克、迫使其向“自由市場 ”轉型的有用武器。轉基因種子和農業的工業化將處於這種強迫性變革的核心。
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是符合“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在走向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東歐轉型國家急需經濟改革,以擺脫傳統的內向型發展戰略的影響。總的來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有兩種辦法:一種是漸進式的改革,一種是所謂“休克療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是贊成“休克療法 ”的,這兩個組織的觀點被稱爲“華盛頓共識”。——譯注)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計劃的頭等大事。自由市場企業制度也是2004年4月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 “100項命令”的核心。這絕非巧合。
我們可以恰如其分地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稱爲“全球化的警察”。自從20世紀80年代的債務危機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發展中國家強制實施了債權國要求的殘忍的緊縮和償債計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債務條款被用來強迫各國將它們最爲珍貴的經濟資産拱手轉讓給外國利益集團,以便償還越來越多的債務。
通常,「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這些措施都得到了龐大的銀行業和私人利益集團的鼎力支援。
他們系統地“強制實施”國有企業的“私有化”,
“取消”糧食、衛生和能源的“公共補貼”,
“削減”公共教育開支。
因此,使跨國公司得以“主宰”戰後伊拉克的每一項政策,都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佈雷默頒佈的法律來具體落實:
“精簡”國家機構、
彈性的勞動隊伍、
開放邊界、稅收降至最低程度、
對資本流出伊拉克“不加控制”、
沒有關稅、
對外國人的所有權比例“不加限制”。
伊拉克人民將失去成千上萬的工作崗位,外國産品將把伊拉克本國的産品逐出市場,其中糧食就是一個主要目標。在強制實施的法規和外國競爭的重壓之下,本地企業和家庭式農場毫無競爭的能力。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條件”的“受害國”通常都不可避免地“被迫”使本國經濟向出口轉型,以便賺取美元來“償還”債務。這樣做換來的“胡蘿蔔”通常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放“拯救”貸款或者說“救援”貸款的承諾。而胡蘿蔔背後的“大棒”就是發出這樣一種“威脅”:如果債務國拒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條件,它將被永久列入“黑名單”,得不到任何國外貸款。
伊拉克也不例外。美國“授意”下的伊拉克大選,其“目的”就是確立一個合法的舞臺,以便將伊拉克政府置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嚴格的控制之下”。實際上,這使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處於“中立”的位置,負責監督伊拉克嚴格遵守佈雷默的“100項命令”。這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能夠“迫使”伊拉克加入華盛頓的“自由市場”全球願景。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計劃在2005年1月30日伊拉克大選之後的某個時候,與伊拉克新政府達成一項“特殊安排”。由於減免伊拉克的大量外債需要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點頭,因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與伊拉克領導人的談判中處於相當有利的位置。
聯合國安理會第1483號決議賦予了佈雷默管理被佔領的伊拉克的權力,但這本應歸屬國際法的管轄範圍。可見,佈雷默的“100項命令”和經濟“休克療法”,是在完全違反國際法的情況下實行的。
隨著對伊拉克“私有化”的抗議和針對美國在伊企業暴力活動的蔓延,“掩蓋”這種“令人難堪”的事實變得迫切起來了。因此,佈雷默急匆匆地返回華盛頓,與總統討論接管伊拉克經濟的新方案。其結果是組成了阿亞德•阿拉維爲首的臨時政府,並宣佈伊拉克將在2005年1月舉行大選。
阿拉維,這個美國“一手扶植”起來的、曾經多年爲「中央情報局」工作的門徒,將“合法地”執行非法的佈雷默法令。
按照在伊拉克以“佈雷默法律”而聞名的《第39號命令》,伊拉克的各個行業和所有市場將在幾乎沒有限制的情況下向外資開放。這些法律的制定方式,使得無論是臨時政府還是隨後的任何一屆伊拉克政府都很難撤銷或廢除這些政策。
確實,佈雷默用伊拉克臨時憲法第26條鞏固了“100項命令”,臨時憲法中的第26條,確保了在主權被移交給臨時政府之後,臨時政府將無權改變佈雷默的法律。此外,美國親手挑選出來的親美派被佈雷默安插到了伊拉克的各個部門之中,並有權淩駕於隨後的任何一屆伊拉克政府所做的任何決策之上。
遍佈于伊拉克各地的13.2萬美國部隊,堅守在2003年後建起的14個新軍事基地上,這就是上述這一點的保證。對於華盛頓在伊拉克使用“ 播撒民主的種子”這種冠冕堂皇的話到底意味著什麽,大多數伊拉克人到了2004年底已經很清楚了。這種種子與普通伊拉克公民獨立決定自己命運的能力毫無關係。
在2004年6月權力從佈雷默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正式移交給以「中央情報局」的寶貝兒阿拉維爲首的伊拉克臨時政府之後,後者同意接受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加的“開放”來換取債務減免。因此,2004年9月在伊拉克中央銀行行長沙拉比和財政部長馬赫迪發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意向書”所附的備忘錄中,這些人表達了這個美國“扶植”的政府“參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急迫心理。
“新的金融部門立法將爲建立現代金融部門鋪平道路。”這封意向書這樣吹噓道。意向書接著寫道:
“三家外國銀行已經獲准開展業務”,而且“若干外國銀行對獲得伊拉克私營銀行的少數股權已經表現出興趣。”
其中一家銀行是倫敦的滙豐銀行,這是世界最大的銀行之一。
“強迫”對伊拉克的糧食生産進行“改造”,“使之”種植“擁有專利”的轉基因作物,這是「孟山都」和其他轉基因“巨頭”所作所爲的最突出的例子之一。通過這些“方式”,它們將轉基因作物“強加”給了“不情願”和“不知情”的世界人民。
文/威廉。恩道爾
讚讚
蘇聯末期的“(普世民主)南方系(炎黃春秋、鳳凰系)”
當你流覽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各種出版物時,你會感到仿佛是掉進了一個非理性的世界——一個百般挖苦我們祖國的過去,嘲弄戰場上的陣亡者,褻瀆俄羅斯的光榮,戲謔俄羅斯的悲痛的世界。
——В•利西奇金 Л•謝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戰——資訊心理戰》
1
“毛澤東是個荒淫無恥的帝王,他殺的人超過了希特勒和史達林的總和。”
“毛澤東是個抄襲大師,他所有有名的著作和詩詞都是別人寫的,他甚至還偽造了自己的身高。”
“毛岸英為了“鍍金”,結果死於一碗蛋炒飯。謝天謝地,這使我們避免了朝鮮式的世襲……“
這些年在“南方系(& 炎黃春秋、鳳凰系)”和《春秋大法》(炎黃春秋)等雜誌“控制”的平面或網路媒體上到處可以看到對中國革命史及其革命符號的“解構”“聳人聽聞”的各種“歷史真相”“翻著花樣”地出現,而且使很多人都信以為真。那些正直的中國人對此異常地憤怒,他們不禁要問:這個國家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托克維爾曾說過一句名言:“……歷史是一座畫廊,在那裏原作很少,複製品很多。”(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P104,商務印書館)
我們不如去回顧一下蘇聯的末期,看看同樣是在“不斷深化改革”的時代,蘇聯的那些“南方系(& 炎黃春秋、鳳凰系)”,看看它們在那個混亂時期的“所作所為”以及最終產生的“結果”,或許我們能在莫種程度上找到“今日中國”之“怪現狀”的答案。但是需要說明一點: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類比——因為當時的蘇聯與今天的中國畢竟不完全相同——而是希望能從歷史悲劇中得出各自的教訓。
另外,本文不是對蘇聯國家意識形態演變過程的分析,如果在敍述中這方面的內容不足,敬請原諒。
2
蘇聯時期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曾被蘇聯政權認為是比索爾仁尼琴(索忍尼辛)“更危險”的亞歷山大•季諾維也夫有如下的話:“1985年,還在當選蘇共中央總書記之前,戈巴契夫曾經訪問了英國。他沒有去瞻仰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也是蘇聯意識形態、蘇共意識形態——的創始人馬克思的陵墓,而是去會見了女王。就此我曾經在一次接受採訪的時候說過,一個”歷史性大叛變“的時代開始了。”
季諾維也夫指出:“叛變的首先是國家高層領導人、黨的機關的工作人員、意識形態領袖和知識份子精英的代表。”(亞歷山大•季諾維也夫《俄羅斯共產主義的悲劇》,P62~63,新華出版社)戈巴契夫不知所云的“新思維”和“公開性”打開了混亂的閘門,並且由此形成了以擁護“改革”為名的“民主派”媒體——亦即蘇聯的“南方系(& 炎黃春秋、鳳凰系)”媒體。它們逐漸構成蘇聯末期的權力中心之一:“改革時期資訊戰的主要結構是一個三部曲:糾錯—深化—破壞。……此時,大眾傳媒已經成為與蘇共中央並列的第二權力中心……資訊心理戰第三階段一開始,大眾傳媒就轉到了戈巴契夫的控制與指揮之下,並開始獨立于中央委員會和蘇共的其他機構。所有關鍵崗位也逐漸轉入第五縱隊之手(即開始為西方所控制)。蘇共中央出版社成了印刷反民族出版物(如В•科羅季奇的《星火》雜誌)的中心。大眾傳媒把自由這個概念捧上了天……實際上是根據第五縱隊的計畫行事的。多元論的表像,掩蓋了大眾媒體上開展的一場精心組織的有目的的運動。……大眾傳媒的做法低級庸俗。它們需要轟動效應。性的問題五花八門,沉渣泛起。開放妓院和賣淫合法化的呼聲日高,對各種性變態興趣陡增。一股猛烈的反文化巨浪正在襲來。它能帶來利潤,還能得到撥款。而蘇聯曾經擁有的大量學術著作和科普讀物卻完全消失了。”(В•利西奇金 Л•謝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戰——資訊心理戰》,P225~227,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在嚴肅的劇院,舞臺上竟然出現了床上戲的場面,報紙雜誌上出現污言穢語已經是習以為常,而《莫斯科共青團員報》居然大談口交的魅力——這可是全蘇共青團中央的報紙啊!”(謝•卡拉—莫爾紮《論意識操縱》下,P716,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南方系”媒體的發展勢不可擋:“《論據與事實》(類似於我國的《春秋大法》─炎黃春秋-雜誌)1991年發行2400萬份;《星火》雜誌1988年發行180萬冊;1989年發行350萬冊,1990年發行760萬冊。”(利西奇金 謝列平上引書,P239)與之相比,蘇聯共產黨的機關報《真理報》——儘管它也試圖跟上“改革”的步伐——的發行量不到《論據與事實》雜誌的一半,而且黨報的所謂“發行量”有著眾所周知的特殊性(維•戈•阿法納西耶夫 《《真理報》總編輯沉浮錄》,東方出版社,P2)。民主派”媒體的如魚得水得益于蘇共在意識形態上的潰逃。不過這種“潰逃”不單單是因為招架不住對手:“(蘇共的)意識形態專家們用形式化的、千篇一律的陳詞濫調來‘捍衛’社會主義制度。誇誇其談,四平八穩,毫無實際內容,聞之令人生厭,翻來覆去地講同一個道理,讓人產生一種動物反芻的聯想。這種做法自然會引起人們反感。但這可並非在幹蠢事,而是戈巴契夫分子早有預謀的策略。”與蘇共意識形態專家們的那些“以……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起頭的黨八股相比,“大眾傳媒的典型風格卻是放開了的新風格,追求轟動效應和通俗性。它在資訊傳播過程中利用一切此前在我國並不為人所知或鮮為人知,但在70年過程中西方早已發表過的形形色色反蘇材料……這一情況營造了一種氣氛,使人感到意外、新鮮和真實。”“民主派”媒體和黨內的意識形態專家們“在只有一個球門的賽場上進行了一場獨特的足球賽,兩隊球員都在往裏灌球。”(上引書,P229)值得一提的是,“南方系”媒體的頭頭們過去也大都是黨內的意識形態專家和“忠誠的列寧主義者”。好比《星火》雜誌的科羅季奇,曾在其著名的《仇恨的面孔》中,對美國表達過刻骨的階級仇恨。而在“改革”不斷深化的過程中,他搖身一變成了“改革”堅定的支持者,後來又進化為“極權主義”的反對者;當“極權主義”土崩瓦解時,他終於滿心歡喜地前往了那個讓他曾經極度“仇恨”的美國。
艾倫。杜勒斯在其著名講話中(1945年,在國際關係委員會上的演說)說道:“只有少數人,極少數人,才能感覺到或者認識到究竟發生了什麼。但是,我們會把這些人置於孤立無援的境地,把他們變成眾人恥笑的對象;我們會找到譭謗他們的辦法,宣佈他們是社會渣滓。”
儘管當時作為蘇共黨內的高級領導人之一,並且負責意識形態工作的利加喬夫已經覺察到情況不妙:“1987年秋,在右翼激進派報刊上,準確地說,一條對蘇聯歷史進行歪曲,污蔑的脈絡已經清晰可見了。。”(葉•庫•利加喬夫《警示》,P152,當代世界出版社)”但他在蘇共十九大的那句“你錯了”(針對葉利欽)和尼娜•安德列耶娃的公開信“我不能放棄原則”一樣,在“南方系”媒體鋪天蓋地對“改革的敵人”[據利加喬夫說:“改革的敵人”一詞是由“改革的施工員”亞•雅科夫列夫發明的(上引書,P122)。它讓人不禁聯想起史達林鎮壓時期使用的“人民的敵人”一詞]的聲討之下,“變成眾人恥笑的物件”,最終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 ;“此後,凡是擁護社會主義反對全面否定蘇維埃歷史的人,都成了“改革的敵人”,都是“保守勢力”的代表。”(利西奇金 謝列平上引書,P238)而“你錯了”和公開信作為對試圖瓦解蘇聯的強大力量僅有的幾次微弱抵抗,被留在了歷史的記憶中。
3
俄羅斯學者對“南方系”媒體的意識形態策略進行過細緻的技術分析(上引書,P43~44),摘引如下:
1.利用現有的符號空間,給穩定的、過時的符號添加新內容……
“民主”:在蘇聯,“民主”——人民當家做主——這個概念是作為正面概念進入人們意識中的……新概念則變成了有錢人的權力,錢袋的權力……
“左派”:在蘇聯,它具有正面含義。傳統的左派是主張限制資本權力,主張國有化的。改革時代的新概念則完全相反,左派與右派顛倒過來了。所謂的“民主派”被稱為左派,他們主張非國有化、捍衛資本權力(戈巴契夫曾稱葉利欽是“極左派”——本文作者注)。蘇聯解體之後,顛倒位置已經沒有必要,左右派各歸原位。“壟斷”:蘇聯時期具有負面意義,西方大公司曾被稱為掠奪人民的壟斷寡頭……在改革後期,開始將統一的動力系統、鐵路系統、天然氣系統稱為壟斷機構,人們對它們有一種不好的看法,於是得出結論:必須解散它們(這給國家造成了嚴重後果)……“原始積累”:在所有大學的觀念中,這個詞都意味著是資本主義初級階段,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騙子和小偷氾濫。蘇聯解體後,這個符號用來作為掩蓋大規模巧取豪奪及貪污受賄之用。言下之意是現在正經歷著向資本主義過渡的必要初始階段,以後會好起來的。
2.符號空間融合法。
這是第二套典型手法,它往往熔各種互不相容的符號於一爐……如:木頭盧布、刨花香腸時代、馬克思主義是油炸水、列寧主義是蒙昧主義意識形態、七十年代的昏天黑地、文明國家,等等。
3.符號空間改造法。
可以將符號的結構看成是一塊山巒起伏的原野,既有高峰、陡坡,也有山谷窪地。人的智慧是有限的,所以在記憶中只留下了一些山峰,其他概念環繞在這些高峰周圍。心理戰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清除和消滅這些高峰。
4.符號與現實關係法。……
蘇共意識形態專家們以國家名義發佈明顯的虛假資訊,使人們喪失了對國家的信任。
5.虛假的二分法(對比法)。
符號空間包含了一種二分結構,如:天使—魔鬼,朋友—敵人,並在它的基礎上,將符號分組歸類。(比如將戈巴契夫等人稱為“改革派”,“民主派”;將利加喬夫等人稱作“保守派”,“反改革派”,“反民主派””——本文作者注)
在這五點當中,今天中國的南方系和《炎黃春秋》等雜誌對第四點“符號空間改造法”情有獨鐘——“人的智慧是有限的,所以在記憶中只留下了一些山峰,其他概念環繞在這些高峰周圍。心理戰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清除和消滅這些高峰”——所以它們不知疲倦地扮演著老田所說的“揭老底戰鬥隊”的角色。和它們相比,蘇聯末期的“南方系”前輩們水準更高,成就更大:“80年代,在第五縱隊的文人筆下,衛國戰爭時期的英雄人物幾乎全被安上精心羅織的罪名,受到誹謗和侮辱。對更加久遠的俄國歷史的評價也如法炮製,其中包括彼得大帝、葉卡捷琳娜二世、伊凡雷帝。被頌揚的只有像彼得三世那樣的低能兒。按照80年代末當時的高論,整個俄羅斯歷史簡直是微不足道。”(上引書,P39)在文章的下一部分我們就來分析一下具體的案例,看看蘇聯末期的“南方系”是如何把從卓婭•科斯莫傑米揚斯卡婭一直到弗拉基米爾•伊裏奇•列寧在內的蘇維埃高峰“清除和消滅”,並且將他(她)們的屍骨挖出來鞭屍的。
所有那些將普通概念重複上千遍的人,群眾才會把他記住。
即使撒了謊,也要厚顏無恥地撒下去,人們樂於相信彌天大謊,
而不相信小騙術……人們有時對自己在一些小事上撒謊,但
卻不敢在大事上信口雌黃。因此,他們料想不到有人這樣無恥
地欺騙他們……
——阿道夫•希特勒
“心理戰的手法之一是用歷史的過去偷換當代問題。這一方
法于80年代末曾為蘇共意識形態專家們廣泛使用。他們圍繞20~
30年代的種種事件,圍繞史達林問題,推出了現在的歷史……
第二個手法是將現代問題導入過去從今天的利益出發,挖掘歷史
論據來證明今天的觀點是正確的……第三個手法是‘歷史’戰。
在這場戰爭中把俄羅斯民族引以為榮,視為民族驕傲的所有英雄
和傑出人物統統通過資訊手段在道德上加以誅殺。”
——(В利西奇金 Л謝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戰——資訊心理戰》)
“歷史”戰之一:卓婭•科斯莫傑米揚斯卡婭之死
本文作者曾有個名叫“卓婭”的同學。“卓婭和舒拉”:不僅是蘇聯人民的紅色記憶,也是中國人民曾經的紅色記憶。卓婭因反抗德國侵略者而被殘忍地殺害,她的英名留存于偉大的衛國戰爭史。理所當然地,蘇聯末期她成為“南方系”“清除和消滅”的目標之一。
1991年,紅得發紫的《論據與事實》雜誌刊登了署名А•若夫季斯的文章。作者稱該文是根據已故作家Н.И.阿諾夫(伊萬諾夫)的回憶而寫成的。阿諾夫曾到過卓婭犧牲的彼特裏謝沃村,但卻目睹了“居民們竭力回避談論卓婭”的異常現象。在把讀者的胃口調足之後,作者若夫季斯開始了瓦解卓婭“神話”的工作:
聽我說,尼古拉•伊萬諾維奇(即阿諾夫——本文作者注)說——我有個感覺,在這一切背後一定有個秘密,請告訴我全部真相好嗎?
只有一名女教師在不無猶豫地聽完了阿諾夫‘此事將只有你我知道,絕不告訴他人’的誓言之後,才吞吞吐吐地講道:
德國人在向莫斯科發起總攻期間佔領了彼特裏謝沃村。村長與駐紮在另一個居民點的佔領軍當局保持著聯繫。一天夜裏,村裏的一處木板房著起火來,大火把木板房燒了個精光……過了一天或兩天,縱火者被當場捕獲:一個不認識的姑娘(指卓婭——本文作者注)企圖利用浸透了煤油的破布等物點燃另一個木板房。此時正是嚴冬,一個失去了容身之處的家庭不得不擠到鄰居家裏棲身,全村居民極為憤怒。站崗的人狠狠地打了姑娘一頓,然後把她拖進盧克裏婭的木板房,早晨村長把她解送給當局並報告了所發生的事情。當天,姑娘被前來彼特裏謝沃村執行特別任務的士兵處以絞刑……沒有德國人在此處宿營,因此也沒有任何(按照官方說法)似乎被女遊擊隊員縱火燒掉的德國人的馬廄。
我們的軍隊來到這裏以後,村裏的許多居民被逮捕並被帶走,不知去向。因此,留下來的人面對可能到來的鎮壓,人人都有一種揮之不去的恐懼……
作者最後寫道:
是不是П.利多夫因受村莊裏那些被嚇壞了的居民的欺騙而做了錯誤的報導,或者是他自己為了有利於史達林宣傳而編造了這個事件?但是不管怎麼說,正是他的這種說法出了大名並被“載入史冊”。
卓婭不僅沒有打擊過德國人,反而燒掉了村民賴以過冬的木板房!?對於今天的我們而言,這是多麼熟悉的風格和技巧!
“我”或者“我”的某個知名朋友,來到某個“紅色神話”的發源地,與某個神秘的“老鄉”或是不肯透露姓名(或已故)的“村幹部”聊起了有關於“紅色神話”的事。於是乎,在神秘“老鄉”或“村幹部”對“歷史真相”的娓娓敍述中,狼牙山和地雷戰等“神話”依次破滅了。正如俄羅斯學者對若夫季斯文章所進行的分析:“這個例證清楚地表現了斯梅爾佳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卡拉瑪佐夫兄弟》中的人物,一譯斯麥爾佳科夫——本文作者注)繼承者們非常巧妙的手法。他們的創作依據,都是非常可靠的事實,如一個不認識的女教師對現已作古的作家阿諾夫以及公佈這件事的本文作者А•若夫季斯的口授資料。從這篇短文中,還可以看到希特勒分子如何主持公道,他們對居民如何關心,還可以看到蘇軍佔領彼特裏謝沃村所帶來的恐懼和淒慘,以及對史達林分子利多夫的揭露。這樣,А•若夫季斯的文章就像一枚多彈頭導彈,達到了一石四鳥的目的。”(В•利西奇金 Л•謝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戰——資訊心理戰》,P271~273,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除了《論據與事實》(!)雜誌的文章,有媒體還斷言照片上的那個卓婭屍體是假冒的。對此,俄羅斯聯邦司法部司法鑒定科學研究所進行了相關鑒定,最終結論是“照片上被處絞刑的姑娘是卓婭•科斯莫傑米揚斯卡婭。”(上引書,P273)
“歷史”戰之二:青年近衛軍的母親
老一輩的人應該都很熟悉亞歷山大•法捷耶夫的小說《青年近衛軍》以及根據小說改編的電影:主人公奧列格•科舍沃伊不屈服於敵人的嚴刑拷打,凜然赴死的精神感動了無數人。1991年,《自鳴鐘報》的撰稿人М•沃利娜發表了一篇名叫《科舍沃伊的母親在為誰哭泣》的轟動性文章,文中驚人地聲稱奧列格•科舍沃伊還活著!而科舍沃伊的英雄故事完全是一場由其精神失常的母親引發的離奇騙局:
在羅韋尼基地區的一個合葬墓穴中掘出了一些被德國人槍殺的人已經腐爛的屍體。當時在場的葉連娜•安德列耶芙娜(沃利娜文中奧列格•科舍沃伊的“母親”,實際上她把名字搞錯了——本文作者注)撲向其中一個有白髮的老人的屍體並號叫起來:“奧列日卡,奧列日卡!”所有人都看到了:在她面前的是一個帶白髮的老頭兒,可他還在哭喊著:“奧列日卡!”沒有人提出異議,於是……人們把那個不認識的老頭兒再次作為奧列格•科舍沃伊葬埋了。然而法捷耶夫卻據此杜撰出,奧列格在羅韋尼基監獄中遭受刑訊,並因此一夜之間這個16歲的男孩子竟白了頭!這樣,奧列格•科舍沃伊成了小說中的主人公,而葉連娜•安德列耶芙娜則成了主要英雄人物的母親…..
沃利娜的文章風行全國。文章發表幾天之後,“一群肆無忌憚的流氓無賴在盧甘斯克市把青年近衛軍英雄半身雕像從底座上推了下來”。針對沃利娜的文章,電影《青年近衛軍》中扮演奧列格•科舍沃伊的弗•伊萬諾夫在《真理報》上發表了同樣名為《科舍沃伊的母親在為誰哭泣》的反駁文章。他用充分的證據駁斥了沃利娜,指出了她的大量錯誤,並在文中提到不僅是科舍沃伊本人,他的母親葉連娜•尼古拉耶芙娜(不是沃利娜文中所說的葉連娜•安德列耶芙娜)就遭到過德國人的多次毒打,並導致她終身殘疾的事實。伊萬諾夫在文章中總結道:“我們這裏出現了一種亂翻墓石的傾向,就像女新聞撰稿人М•沃利娜所做的那樣。然而死人不可能說任何話以自衛!……應該記住聖經中的戒條:‘不要做偽證!眾所周知,靠偽證社會不能生存——它將毀滅’。”(上引書,P274~275)
“歷史”戰之三:尤利烏斯•伏契克的傳說
蘇聯末期的“南方系”在大肆挖掘國內墓地的同時,又精力旺盛地折騰到了國外。《絞刑架下的報告》作者,國際共產主義的著名活動家尤利烏斯•伏契克就被掘了出來。
伏契克據說沒有被絞殺於德國普勒岑塞監獄。“他不僅當了德國人的情報員,而且還以這個身份被派到玻利維亞,不久就死在那裏。甚至還出現了一張屍體的照片。”眾所周知,納粹和法西斯主義勢力曾在拉丁美洲有很大的力量,二戰後不少的納粹分子都潛逃到拉美,而這就是發明這個玻利維亞傳說的根由。“另外一些人不堅持‘玻利維亞’說,但仍然斷言,他終究是叛徒—情報員。至於那個著名的《報告》,則無論如何不可能是他寫的,而是後來伏契克的黨內同志們偽造的……”(上引書,P276)對於這種剝奪著作權的手法,其實也無須多說。如同希特勒說的那樣,“即使撒了謊,也要厚顏無恥地撒下去”。只要足夠厚顏無恥,只要“將普通概念重複上千遍”,即使編造出像季米特洛夫是個不能說一句整話的結巴,一樣可以使大眾相信。
假如伏契克泉下有知,他一定會說:
“人們,我愛你們!你們要警惕呵!”
“歷史”戰之四:“史達林森林慘案”
按照“符號空間改造法”的理論,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史達林毫無疑問是蘇聯時代的象徵,高峰中的高峰;蘇聯歷史的光榮與悲劇都在史達林時代得到了最深刻的體現。
“1987—1991年國內幾乎沒有一家報紙,沒有一家雜誌,沒有一個電視頻道看不到指責史達林及其時代的材料的。”(Ю•葉梅利亞諾夫《史達林:未經修改的檔案——在權力的頂峰》,P608,譯林出版社)雖然“非斯化”運動在史達林去世後就已開始,但在“想像力奪權”——這句五月革命時期的經典口號諷刺性地被蘇聯末期的“南方系”成功實現了——的時代,“非斯化”運動到達了它登峰造極的境界。党的最高領導人米•謝•戈巴契夫對這一運動作出了決定性的貢獻。在戈巴契夫執政中期,他向記者和社會學家公開了在蘇共中央委員會馬列研究所的中央檔案館中曾受到特別保護——1987年之前任何人不得調閱——的史達林檔案資料中的部分檔,“其目的在於扶持反對史達林的勢力,因此只公開了能證明史達林是一位元血腥暴君的資料,例如:與黨內政敵的鬥爭,30年代鎮壓運動的經過。那些中性的,特別是缺乏揭露性的材料仍被封存。”而仍被封存的資料中則包括了史達林對當時的“個人崇拜”表示反感等內容(Н•津科維奇《二十世紀最後的秘密》,P53,中國書籍出版社)。
和中國的南方系對毛澤東時代“鋨死”數千萬和“整死”數億人的指控一樣,史達林時代的歷次鎮壓自然也成了這種數位操縱的物件:“例如,很多人的意識中,已經沉澱下了幾百萬農民背井離鄉,作為‘富農階級’被流放的說法。奧•普拉東諾夫說:‘在集體化和消滅富農階級的歲月裏,約有700萬~800萬農民被流放,數百萬農民被關進集中營和監獄’”。對此,俄羅斯研究意識形態和心理戰的著名學者謝•卡拉—莫爾紮質問道:“‘700萬~800萬農民被流放’?連家屬加在一起,那可是3000萬~4000萬人啊!”而後來經過對當時史料和資料的認真研究,“事實是:1930~1931年間,總共381026個家庭計1803392人被特別遣送(所謂‘富農階級流放’)。占農戶總數的1.5%(約3%農戶被官方劃定為富農)。”(謝•卡拉—莫爾紮《論意識操縱》下,P546,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亞歷山大•伊薩耶維奇•索爾仁尼琴(索忍尼辛)的《古拉格群島》是反對史達林和“極權主義”的巨大圖騰,是“南方系”在對蘇聯歷史進行審判時的權威證人:“在他的筆下,古拉格‘島民’歷年的動態,包括徒刑死刑、釋放調轉、患病死亡等方面的情況,逐年均有詳盡研究,列表資料也堪稱卷帙浩繁。”不過正像此書的副標題——《藝術性研究嘗試》一樣,“索爾仁尼琴(索忍尼辛)的資料亦當以”藝術誇張“視之,而整個文化界的人士則幾乎是把這些東西作為集中營社會學學術研究資料來看待的。
他所造成的意識裂變真可謂令人拍案驚奇:一個人讀了那種似乎言之鑿鑿的紀實材料,就會聽而信之,而且更會相信他那‘4000萬人被槍斃’的說法。”(上引書,P549)即使是激烈批判史達林的羅伊•麥德維傑夫,也撰文指責索爾仁尼琴(索忍尼辛)“過於經常地對事實進行明目張膽的歪曲、篡改和有意的回避”(李輝凡 張捷《20世紀俄羅斯文學史》,P447,青島出版社)歷史學家澤姆斯科夫用近10年的時間系統整理了反映勞動改造營管理總局(古拉格)各方面情況的檔案資料,並且發表了各類被鎮壓人員狀況的詳盡匯總材料。“他雖非史達林主義者,但是尊重事實。”但是“民主派卻刻意竭力不理睬他,也不和他論戰”,少數應戰者如安東諾夫—奧夫謝延科也都立即露了大怯。澤姆斯科夫指出他的論敵在引用他本人並未見過的1945年秋季全蘇集中營和勞教所資料時犯了一個“小錯誤”:安東諾夫—奧夫謝延科“漏掉了”一個小數點(МЛН.),其結果就是把160萬人“變成”了1600萬人。“多麼輕而易舉,拿掉小數點,再通過傳媒擴散開來,而億萬人竟然信以為真。當一種思維範式已經形成的時候,操縱家就不在乎理智的論據了。”“操縱家們也正是為了對想像力而非理性施加影響,才會如此誇大數字的,有時會誇張幾十倍,甚至幾百倍。恰恰是這種非要誇大真實數量不可的意圖,才能成為操縱的一種特徵”。(卡拉—莫爾紮上引書,P549)
不久之前曾鬧騰過一陣“卡廷森林慘案”事件,我國的南方系也是不甘人後,積極回應。然而早在1988年的蘇聯,就發生過一個轟動全國的“庫羅派特森林慘案”事件,據當時的“南方系”媒體報導:
在明斯克郊區庫羅派特森林發現大批犧牲於史達林大恐怖時期人士的遺骸,這場恐怖是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機構在1937年至1941年6月期間製造的。
媒體稱這個慘案的死難人數約為數十萬。國外的傳媒也不遺餘力地進行大肆宣傳——這是史達林及其極權制度嗜血成性的又一罪證。最後,在對這個“庫羅派特森林慘案”事件進行了仔細調查後,得出如下結論:
內務人民委員會各機構與所謂庫羅派特森林受害者之間沒有任何關係。在紮斯拉夫公路和明斯克環路之間丘陵地帶的戈迪謝鎮附近,安葬著不少於30萬希特勒種族滅絕暴行的犧牲者(“庫羅派特森林案:時代的篡改”,《軍事史》雜誌,1991.No.6,轉引自В利西奇金 Л謝列平上引書,P267,)
正如俄羅斯學者指出的:“庫羅派特這個地名在白俄羅斯地圖上就從來沒有過。杜撰名稱的目的是為了充分發揮情感的力量,影射史達林在這裏槍殺人就跟殺山鶉[俄語“山鶉”的發音為“庫羅派特卡”(Куропатка),故有此說——本文作者注)一樣無所顧忌。庫羅派特森林案只不過是整個虛偽報導龐大體系中的一個事例而已。”(上引書,P267)在蘇聯末期的混亂歲月裏,儘管一些謠言被揭穿,但謠言總能淹沒真相:製造大量新謠言的速度永遠要快過被動地對舊謠言的逐個駁斥。關於史達林,“有人寫的東西甚至已經離譜到了讓人想瞧一瞧還能編出什麼玩意兒來的程度……出現了大量編造史達林是沙皇暗探局特務的文章。有的文章說,流放中的科巴(史達林早期的黨內別名)襪子臭不可聞,幾乎所有的精神病他都有;他只不過是個神學校裏不學無術的學生而已,等等,等等。布爾什維克一詞居然成了一句罵人話……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攜帶史達林畫像參加群眾大會被認為是低能兒;大眾傳媒曾經專門在各地群眾大會上尋找攜帶有史達林肖像的人,以便表現他們的淺薄和粗俗。”(上引書,P266)“一個穿網眼針織背心的人坐在電視機前。——人們在街上遊行,臉上帶著喜悅。他手指螢光屏上史達林時代那些缺心眼的人,笑得前仰後合,說不出一句話來。”(上引書,P243)(筆者在此想插入一件事情:去年,某城市的一位收藏者——他是毛澤東時代的人——舉辦了一場關於毛澤東時代的影像與圖片展。一個在改革時代成長起來的中年人熱心地從外地趕來參觀——他對那位收藏者感歎道:“你辦的這個展覽很好,很有意義,像這些我的父母那代人都經歷過的;你看那些人(指毛澤東時代廣場上的遊行者),都像是發瘋了一樣,像機器一樣。”收藏者聽完後說:“我們當時對於領袖和國家的熱愛都是出於肺腑的,並不像你說的那樣,是失去了自己意志的表現。”談話由此陷入了尷尬。)
史達林在世的時候,如同從天而降的巨神,其威望甚至超過了列寧。然而他身後的歷史命運又是如此無常,甚至顯得淒涼。1953年在史達林的別墅裏,貝利亞、馬林科夫、赫魯雪夫等人看著史達林生命垂危,卻遲遲不去叫醫生;史達林剛死,“非斯化”的運動就隨即展開:先是貝利亞——如果不是他在黨內鬥爭中被擊敗,也許就輪不到赫魯雪夫來做那個轟動一時的秘密報告了——接著就是赫魯雪夫的高潮戲。赫魯雪夫先是史達林狂熱的吹捧者,後來又是史達林狂熱的反對者。在他與中國交惡的時候,甚至憤怒地聲稱要“把史達林的棺材直接送到北京來!”到了蘇聯末期,在所謂“公開性”政策和勢大滔天的“南方系”的力量之下,“非斯化”運動終於進入了歇斯底里的狀態。“卡廷森林慘案”也好,“庫羅派特森林慘案”也罷,其實史達林早就被一次次地拖進了名叫“史達林”的歷史森林裏,遭到了無數次的審判和槍決。
“歷史”戰之五:“回歸列寧”
“史達林領導下的蘇聯時代在社會意識中被一筆勾銷之後,蘇維埃國家的締造者列寧的名字仿佛成了連接過去與現在的最後一座橋樑,它象徵著幾代人之間的繼承性。因此,損害業已形成的列寧的形象詆毀他的活動,就成了把整個蘇聯時期說成是黑暗和愚昧時代並使人們離開社會主義的一個必要步驟。”(上引書,P169 )
在蘇聯還沒有走向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末日之前,為了非史達林化,必然要借助列寧的威名,列寧代表了蘇維埃國家的終極真理。正如赫魯雪夫提出的“回歸列寧原則”那樣;戈巴契夫在“改革”初期也曾化身為列寧的忠實傳人。而在蘇聯末期的大混亂到來後,所有蘇維埃國家的偶像與禁忌一個個被羞辱被打破;當蘇聯全部的歷史都成了被“清除和消滅”的物件時,列寧這個最後的禁忌也就不能倖免了。所謂“回歸列寧”的意義,可以看作是一步步地把所有的都清算完之後,最後必然來到的總結性清算。
“列寧是德國間諜”,“列寧是毀滅俄羅斯文化的罪人”,“列寧是俄國人民的劊子手”“列寧是美好的沙皇俄國的破壞者”,這些都是老調重彈了。到了這個階段,連編造歷史的工夫都可以省去,而直接使用“純文學”風格了。《自鳴鐘報》的“政治評論家、詩人”——總是這號人物不是嗎?——A•伊萬諾夫斷言:“總的看來,我們的領袖和導師是死于梅毒。”而1990年的另一篇奇文《崇拜的誕生:列寧是典型的神話》(М•魏斯科普夫,《波羅的海時報》)這樣寫道:
大約是1924年,克里姆林宮的下水道經受不住布爾什維克的猛烈衝擊,終於跑水了。陵墓裏灌滿了污水,一名神甫(好象是大牧首本人),這樣說:“聖屍上也是要塗油的。”
……那副傻瓜表情、那顆禿頭 、那張喝得醉醺醺的電報員也差不哪去的鬼臉……打旱地裏冒出來的一顆苗苗兒:要模樣沒個模樣,要氣派沒個氣派。
瓦洛佳搞俗家的科學也在行。他雖說沒有一點詩才,但只要老師吩咐,就可以立刻“用正確的六音步長短短格來翻譯荷馬史詩”。
他的房間保持著修道院式的整潔。一個中學生正在做筆記,筆記本上密密麻麻寫滿了一個個小耗子似的字母——字雖然寫得緊緊巴巴,倒不妨礙思想馳騁。這個中學生寫滿了一個又一個本子,若有所思地瞅著牆壁,眼前是兩片畫著斑斑點點的大屁股似的東西半球——蘇聯國徽的原型……
最後,終於有機會談一談那個與大救星聯姻的她——娜傑日達(指列寧的妻子娜傑日達•克魯普斯卡婭——本文作者注)——的問題了。想不到吧,這個講起話來跟馬卡爾•傑武什金一副腔調的、黨內綽號叫“魚”的革命的女修道院長,居然不乏抒情的想像力……而在那圍著灰毛皮圍脖、像東歐平原一樣扁平乏味的胸膛裏……居然還有一顆監獄未能使之喪失慈愛的心在……跳動?(上引書,P268~269 )
與此文那種妙語連珠,油腔滑調,下流無恥地嘲諷偉人的水準相比,我國那位說毛澤東的字像“狗扒似的劃拉出來了”的小京油子實在只能算是托兒所的程度了。
在“清除和消滅”列寧這座最後高峰的運動中,著名的史達林傳記作者德米特裏•沃爾科戈諾夫上將(我國的“辛同志”可以看作是他的翻版)是一個代表人物。這位擔任過蘇聯陸海軍總政治部副主任、蘇聯國防部軍史研究所所長,曾在史達林傳記中指責史達林違背了偉大的列寧及偉大的列寧主義的黨內軍內的權威理論家,也終於發現了與“極權主義”做鬥爭的必要性。“特別是他在自己全盤否定列寧的著作的封面,為強化對讀者的負面影響,登載了一幅重病患者的照片,那張臉被痛苦折磨得已經變了形,實際上當時人已處於瀕死狀態。”有人指出:“書的封面是對死者的粗暴侮辱(不論大家對列寧的態度如何),故爾他必遭報應。”沃爾科戈諾夫在書出版後不久,就患病並很快死去了。不管這是不是報應應驗,對列寧的詆毀還是見出了成效。《論據與事實》雜誌1991年就“列寧應當躺在什麼地方”向路人提問。莫斯科一位15歲的少年季馬對此回答道:“應該把他從這裏扔出去……嗯,不是扔,應該是運出去。他做過什麼好事嗎?他把全國都搞亂了,現在卻躺在這裏。把他埋到某個墓地去吧!”(上引書,P270)
“把蘇維埃墓地全掘開……”
“不僅僅戰爭年代,而且整個70年蘇聯歷史都逐漸被迅速蔓延開來的污點所覆蓋,許多歷史畫面簡直就是一幅諷刺性漫畫。其中對曾經支持過蘇維埃政權的作家們的態度即為一例。按照各種報刊媒體的說法:阿•托爾斯泰是貪財鬼和酒徒,馬•高爾基是一個虛偽的,名不副實的人,弗•馬雅科夫斯基是發育不全者,米•肖洛霍夫則是抄襲他人作品的人。甚至很難數得清針對《靜靜的頓河》作者究竟有多少造謠中傷。”(上引書,P277)“從‘民主派’的宣傳中可以得出的結論是:整個蘇聯時期的歷史上是一批不合格的人在活動,他們以自己的‘極權政治’威脅西方的偉大民主。”(上引書,P308)B.伊柳欣在《控告總統•起訴狀》(1992年)中說道:“在他(指戈巴契夫——本文作者注)的統治下,整個國家都被變成了考古發掘地。”(上引書,P283)
人們會有一個疑問:為什麼在蘇聯末期大眾會輕易地相信那些“荒唐無稽”的“政治謠言”?由於這涉及到具體的蘇聯意識形態“蛻變”問題,並且不是本文的主題,所以在此僅簡單地談以下一點。蘇聯官方在對其自身歷史的解釋上有著一個非常不好的傾向——這也並非是蘇聯獨有的問題——即用“庸俗化”的歷史觀念去解釋蘇聯史上所發生的諸如黨內鬥爭在內的一系列複雜問題。
在1953年清算貝利亞問題的蘇共“七月全會”上,蘇共中央書記赫魯雪夫的發言就是這種庸俗化歷史觀的典型:
“……早在史達林生前我們就知道貝利亞是個大陰謀家。他是個奸詐的傢伙,是個狡猾的鑽營之徒。他用自己骯髒的爪子牢牢吸在史達林同志的內心,他善於把自己的想法強加給史達林同志……我們大家都尊重史達林同志。不過歲月不饒人,最後一段時間史達林既不能看檔,也不能見人,他的健康狀況不佳。貝利亞這個卑鄙小人狡猾地利用了這一點,非常狡猾……貝利亞對黨的態度跟希特勒沒有區別……貝利亞不是黨員,而是鑽營之徒,可能還是間諜,在這方面還要再挖一挖……”
赫魯雪夫等人用一套“忠臣/奸臣——明君/昏君”的模式去向人民解釋貝利亞問題,甚至用“庸俗化”了的階級鬥爭觀念把貝利亞與希特勒並列——而此人就在不久前還是和自己很親近的同志。“妖魔化貝利亞的形象,把他描繪成悄悄混入党的領導層的傢伙——這都貶低了社會進程在歷史中的重要性,創立了用某些個體的不良意願解釋蘇聯歷史事件的先例。”(Ю•葉梅利亞諾夫《未經修改的檔案:赫魯雪夫傳》,P309,譯林出版社)
赫魯雪夫在二十大上全盤否定史達林領導蘇聯的“三十年”——儘管他後來出於政治原因又多次反復——把大肅反時期的鎮壓描繪成是“暴君”對那些無限忠誠於黨的“老幹部”的迫害,而掩蓋他本人就曾是一個積極的鎮壓者,掩蓋了黨的“老幹部”們對他人的迫害行為以及確實存在的反史達林的密謀等等事實。正如斯台芬•茨威格所說:“熱月九日之所以具有世界歷史意義,並不是因為羅伯斯庇爾被處以死刑,而是他的繼任者採取這種怯懦虛偽的態度(指將罪過推在羅伯斯庇爾一人身上——本文作者注)。因為直到這天為止,革命無論採取任何行動,全部理直氣壯,同時也心安理得地承擔一切責任”(斯•茨威格《約瑟夫•富歇——一個政治性人物的肖像》,P70,華夏出版社)這種對待歷史“隨心所欲”和“胡作非為”的態度,使蘇聯官方的歷史解釋逐漸失去信譽。勃列日涅夫雖然沒有宣佈赫魯雪夫是“希特勒”,但整個勃列日涅夫時代的意識形態語言完全是由連篇的“廢話”和貌似正確無比的“空話”與“套話”構成的。戈巴契夫及其“意識形態專家”“延續”了赫魯雪夫的“精神”。但是他們嫌後者對史達林時代“刨”得還不夠徹底,於是決定直接往祖墳上刨:“現在請想像這樣一種情景。羅馬教皇走到羅馬的聖彼得廣場,對圍攏來的人說了下麵一番話:親愛的教徒們,我必須向你們宣佈,沒有什麼上帝,天主,教會只是一個犯罪組織,我把它解散了。您會怎麼評價這位教皇的行為呢?須知蘇聯的意識形態專家們正是以這種精神表述的。”(亞歷山大•季諾維也夫《俄羅斯共產主義的悲劇》,P64,新華出版社)蘇共官方的歷史解釋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終於土崩瓦解:既然老一套已經令人厭煩,那為什麼不去聽那些更新鮮、更刺激的故事呢?而蘇聯末期的“南方系”進行的大量“歷史發明”-融驚險、偵探、色情、科幻等所有吸引人的要素於一爐,正好滿足了大眾的心理欲望。當然,這並不是蘇聯末期“南方系”能夠大獲全勝的惟一內因,但至少是重要的內因之一。
《零城》的意義
1996年俄羅斯國家杜馬安全委員會舉辦了一個為期半年的講習班,“專門研究破壞社會‘文化核心’的技巧。”參加者包括了不同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的專家。講習班在最後的幾次會議中,重點地討論了卡倫•沙赫納紮羅夫(其父格•霍•沙赫納紮羅夫曾是戈巴契夫的心腹助手之一)的影片《零城》(1988年)。與會的專家一致認為《零城》準確地預見到了蘇聯社會“文化核心”被破壞的過程。
《零城》講述了莫斯科的工程師拉瓦金在“零城”出差時遭遇到的怪異和恐怖經歷:拉瓦金剛到“零城”時,前往一家工廠找廠長,結果竟然“見到女秘書在接待室全裸地坐著。人們進進出出,把緊急要打字的材料交給她,但對怪誕卻視若無睹……出門的時候他病了。那些習以為常的秩序的標誌物——列寧像呀、社會主義勞動競賽榜呀——再也抵禦不住迷亂的局面了。”只有裸女或者只有列寧像的社會都是一個——意識形態意義上的——“秩序的社會”。而當裸女和列寧像在同一個時空中並存,甚至裸女和列寧像被奇妙地拼接在一起,難分彼此的時候,則標誌著“秩序的社會”開始走向混亂和崩潰之路。
在《零城》的尾聲部分,“零城”的“整個匪幫——官員們、地下企業家們、作家,還有好多浪蕩女人——紛紛撲向一顆象徵政權的‘俄羅斯國家樹’,開始摧毀它,撕擄它的枝葉。”(卡拉—莫爾紮上引書,P720)
文/克爾白的懸詩
2010-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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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時寒冰一個簡單問題:葉利欽(葉爾欽)是好人還是壞人
文/猴王 2011-06-10
世界上面最可怕的不是天天說謊的,是說9句真話然後最後一句最關鍵最要命的說了假話的。
我這邊問時寒冰兩個問題:
1、 葉利欽(葉爾欽)是好人還是壞人?
2、 梅德韋傑夫背後的資本力量是俄羅斯的老百姓、還是美國資本和俄羅斯內的原有葉利欽殘留的財團?
人傻有兩種,真傻和假傻,
有人以前是真傻,去美國散散心後回來就變成假傻了。
看看1990年後的俄羅斯,盧布貶值5000多倍,大量老百姓上街乞討,軍人也上街乞討,大量女學生為了一個麵包而陪人睡覺。這個就是一個所謂“民主”的社會,一個“資本串聯權力”的社會,一個被美國經濟殖民的社會。葉利欽通過他執政的幾年,控制了俄羅斯的大部分命脈行業,成為他的家族資產。
居然還有人好意思說:“俄羅斯在戈巴契夫手中完成格式化,在葉利欽手中走向新生,在普京手中走向全面復蘇,在梅德韋傑夫手中,則可能走向強大…隨著俄羅斯民主進程的深化,俄羅斯在價值觀方面越來越接近西方…無形中就化解了很多”
我就講一個簡單的事實,當時葉利欽政府和「殼牌公司」簽訂了一個開發庫頁島的協定,這個協定的內容一般是大國通過軍事威逼下強迫小國簽訂的協定才會有的內容,裏面約定殼牌公司在打平成本後才會給予俄羅斯一定比例的原油(或者叫分成),我的天呀,在俄羅斯的土地上面開採石油和天然氣居然,要等盈利了後才能給俄羅斯一些殘羹冷菜,而且這個成本多少還是由殼牌公司說了算。普京上臺後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那個能源寡頭打入監獄,結果損害了歐美的利益,所以他們瘋狂的用民主和人權來說事,但是強硬的普京繼續為了自己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出發,把當時最大的權貴打掉了,2006年通過環境問題禁止了殼牌公司的庫頁島-II天然氣專案。
假如有人認為葉利欽是好人的,那麼假如中國成為第二個蘇聯解體的狀況下,建議你儘早準備一根棍子和一隻碗,一年後能夠派上用場。
現在我國經濟領域已經完成“資本串聯權力”的模式,我們的“經濟沙皇”就是典型的葉利欽(葉爾欽)模式,他通過各種手段控制了經濟決策層,90年代的“分稅制”、“教改”、“醫改”、“房改”、“工人下崗”“製造”廉價勞動力給美國幹活和後面加入WTO放棄我國的“貨幣發行權”,直接“導致”了中國現在這種萬劫不復的境地,造成10年“貨幣大量超發”,
也許有很多人說他在任的時候緊縮貨幣控制了通脹,他在任的時候戰勝了東南亞金融危機,但是告訴你,他不這樣做怎麼會獲得全面的經濟領域的權力?怎麼會輕輕鬆松的就完成了分稅制、教改、醫改、房改、出賣貨幣發行權、讓大量工人下崗後製造廉價勞動力給美國幹活。
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天天說謊的,是說9句真話然後最後一句最要命的說了謊話的,給你吃9個麵包,第十個麵包下面是一把刀,直接把你幹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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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時寒冰昨天發的關於葉利欽的博文
文/猴王 2011-06-17
我本也不想去過多糾纏,但是這個是民族大義,假如中國出現蘇聯解體的這種情況,肯定是賣國利益集團上臺(央行那幫人和背後的“經濟沙皇”),大家就等著明年上街要飯吧。假如有人還在為慈禧開脫,請不要過來評論,沒必要的,這種大是大非的層面,沒必要去討論的。
今天有人叫我去看時寒冰新發的文章,其實我最近比較忙,因為最近局勢變化相當大,我又在寫新的模型,週六還要發佈一篇全球局勢分析的文章。主要好幾個人叫我去看,我就去看了一下,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
居然也開始為慈禧開脫了,那麼汪精衛是不是也帶領中國走向了新生?那希特勒是否也帶領德國走向了新生?
我告訴你,世界上99.99%都是不能用好人和壞人來評價的,因為他們是人民,人民是中性的,但是0.01%的人就是必須用好人和壞人來評價的,因為他們給世界給民族帶來了巨大的傷害,包括生命、物資和道義上面的災難。比如希特勒、汪精衛、慈禧、葉利欽等等。
就說葉利欽(葉爾欽),大家看過劉軍洛的書中的資料就知道葉利欽做了什麼,他靠中產階級的支持上臺,結果一上臺就洗劫中產階級,大量中產階級淪為赤貧,上街要飯,最後大量中產階級遊行要求葉利欽下臺,結果葉利欽用鎮壓的手段回應了原來支持他的人。
時還說到什麼在葉利欽上臺前蘇聯貧富差距就很大,你去看看劉軍洛書中的資料,或者去俄羅斯的一些網站去找統計資料,在蘇聯解體前,蘇聯的福利當時相當好,存在大量中產階級,為什麼葉利欽會上臺,就是占人口總數比例超過60%的中產階級的支持,葉利欽才會上臺的。
為什麼1997-1998年俄羅斯大量民眾要求回到蘇聯時代,因為這些中產階級發覺被騙了,雖然獲得了所謂的民主,但是吃不飽,上街要飯了,從這點來說完全可以印證前後的貧富差距和生活水準的差距。
我今天寫這段不去討論蘇聯-俄羅斯的制度問題,只是簡單寫一下葉利欽給俄羅斯帶來的災難,他洗劫了俄羅斯,帶給俄羅斯的損失是超過二次世界大戰的損失得(財產損失),這樣人還說他好,那你先上街要1年飯再考慮考慮。當時大量的俄羅斯女學生為了一個麵包而陪別人睡覺,假如這種事情出現在你的家庭,你會如何去評價?你忍心讓你的女兒去這樣做嗎?
做人要有良心,這個良心要是真真正正的良心,而不是演戲的戲子,假如大家不瞭解那段歷史可以去看劉軍洛的書,裏面有詳細的葉利欽的做法和當時的詳細的資料,俄羅斯守著這麼大片的土地,結果老百姓挨餓,為何?因為葉利欽家族把糧食都出口換美元了,然後拿美元回來大量收購國有資產,肥了葉利欽家族,結果卻導致大量老百姓淪為赤貧,俄羅斯盧布在他任內貶值5000多倍,當中產階級上街遊行要求他下臺的時候他使用的是瘋狂的鎮壓,這個時候美國怎麼沒有說什麼?因為葉利欽就是美國的走狗,假如這種走狗你時寒冰還去認為他是好人的話,那你時寒冰就是人品有問題了。
假如有人買了劉軍洛的書,可以把劉軍洛講葉利欽的相關的資料貼到網路上來,讓大家瞭解瞭解葉利欽的為人。
有人問的幾個問題:
1、還有很多人說葉利欽現在還不能評判,要等歷史來評判,我就要問了,汪精衛就算再過100年對他的定論還是這個定論(葉利欽背後就是美國人的力量,當年把糧食大量出口國外換取外匯然後占為己有,造成俄羅斯守著大片土地結果老百姓沒吃的,造成俄羅斯盧布失去信用,買不到吃的,大量民眾上街要飯,當兵的也上街要飯,很多高科技人才吃不飽,結果大量移民美國)。不過現在有好多跑出來說汪精衛是好人的,也難怪,美國就是這樣文化閹割日本和韓國的。對於那些說汪精衛是好人的,請不要到這邊來留言或者評論,沒必要。
2、有人說現在俄羅斯不是小日子過得不錯嗎?那你要知道,那不是葉利欽的功勞,那是普京的功勞,普京是把葉利欽的財團老大打入大牢才讓俄羅斯有發展空間的。看看葉利欽的賣國的庫頁島能源交易(見最後面一段附錄)。
3、又有人問普京不是葉利欽提拔上來的嗎?你知道那段歷史嗎?1997年-2000年的盧布危機導致大量俄羅斯民眾要求回到蘇聯時代,當時俄羅斯共產黨獲得大量民眾支持,美國人一看不行了,這個時候才同意讓強硬人物普京上臺收拾殘局的。當時讓普京上臺的最大的條件就是保全葉利欽家族的資產和後面不清算他。
4、又有人說葉利欽把俄羅斯帶向了民主,告訴你葉利欽是個小人,他是靠中產階級的支持起來的,後面卻洗劫了中產階級。大量中產階級變成赤貧,很多人走上街頭要飯。到了盧布危機的時候,大量人民走上街頭抗議葉利欽,要求回到蘇聯時代。當時大量科技人才連飯都吃不飽,很多高端人才去了美國,我們國家的很多技術就是那個時候給那些科學家一些麵包換來的,包括我們的一些航太技術、飛機製造技術等等。
5、俄羅斯為何守著這麼廣大的土地結果挨餓,因為糧食供應短缺而造成盧布大貶值:因為葉利欽把俄羅斯的糧食和石油大量出口獲得外匯然後回來收購了俄羅斯的命脈行業,葉利欽家族基本成為了俄羅斯最大的寡頭。但是付出的代價就是盧布貶值5000多倍,大量俄羅斯人變成赤貧,大量老百姓和軍人上街乞討,大量女學生為了一個麵包而成為妓女。
居然還有人厚著臉皮說葉利欽是好人,在他任內俄羅斯民眾經歷了萬劫不復的10年,俄羅斯整個國家都被洗劫了。這10年俄羅斯遭受的洗劫的綜合損失可以說是創了歷史記錄。而且很多財閥的既得利益因為民主制度而被固化下來了,他們可以世世代代享受著這些既得利益。
然後來看看中國的經濟沙皇,他就在走葉利欽這條道路,這個就是最危險的,看看賣國的中金公司(http://www.people.com.cn/GB/jingji/1040/2508656.html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cj/zxqxb/2011-03-19/content_2067527.html )。時寒冰和這個經濟沙皇一樣的套路,通過一些手段贏得民眾的支持,給人一種煥然一新的感覺,同時針砭時弊,然後通過宣傳受到的一些壓制來贏得同情,這樣的人最有迷惑性。實際上卻在做著置中國於萬劫不復的境地的勾當。典型的葉利欽模式,假如大家不想1年後拿著棍子和碗上街要飯,就要看清楚他們的真面目。要知道,普京才是俄羅斯民眾心目中的英雄,大家可以去問問俄羅斯人或者看俄羅斯這10年來的民調(懂俄文的可以去翻譯一下俄羅斯這10年每年的民調資料,事實證明普京才是俄羅斯的民族英雄,葉利欽執政的時候大量赤貧的民眾上街遊行反對他,但是在美國的支持下一直沒有倒臺)。
中國只有軍方的強勢介入才能夠打掉這波人物,靠公檢法估計100年後都沒有希望。看看經濟沙皇在大部分領域的力量,對比葉利欽在俄羅斯當時的力量,背後都是美國勢力和資本的支撐,當時俄羅斯大量民眾走上街頭抗議葉利欽的政策,囈,那個所謂民主的葉利欽在美國的支持下他就是不倒臺,在這個問題上,美國從來不說葉利欽獨裁,還說他是民主的英雄,不過他不是俄羅斯人民的英雄,是美國人民的英雄。
附錄:葉利欽的賣國的庫頁島能源交易(他很多賣國行為中的一種):
當時葉利欽政府和殼牌公司簽訂了一個開發庫頁島的協定,這個協定的內容一般是大國通過軍事威逼下強迫小國簽訂的協定才會有的內容,裏面約定殼牌公司在打平成本後才會給予俄羅斯一定比例的原油(或者叫分成),我的天呀,在俄羅斯的土地上面開採石油和天然氣居然,要等盈利了後才能給俄羅斯一些殘羹冷菜,而且這個成本多少還是由殼牌公司說了算。普京上臺後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那個能源寡頭打入監獄,結果損害了歐美的利益,所以他們瘋狂的用民主和人權來說事,但是強硬的普京繼續為了自己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出發,把當時最大的權貴打掉了,2006年通過環境問題禁止了殼牌公司的庫頁島-II天然氣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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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th Agony of Thatcher Deregulated Financial Model
During the end of the 1970’s into the 1980’s British Conservative Prime Minister Margaret Thatcher and the City of London financial interests who backed her, introduced wholesale measures of privatization, state budget cuts, moves against labor and deregulation of the financial markets. She did so in parallel with similar moves in the USA initiated by advisers around President Ronald Reagan. The claim was that hard medicine was needed to curb inflation and that the bloated state bureaucracy was a central problem. For almost three decades, Anglo-American university economic faculties have turned to Thatcherite deregulation of financial markets as ‘the efficient way,’ in the process, undoing many of the hard-fought gains secured for personal social security, public health care and pension security of the population. Now the ‘poster child’ economy of the Thatcher Revolution, Great Britain, is sinking like the proverbial Titanic, a testimony to the incompetence of what is generally called Neo-liberalism or free market ideology.
As the Neo-liberal revolution began in the economies of the USA and UK, it should not be not surprising that the epi-center of catastrophe in the global crisis now unfolding also lies with the economies of the USA and UK, as well as a handful of economies, including Ireland Canada, Australia, New Zealand and Iceland, all of which embraced the free market Thatcherite agenda most strongly in recent years. Notably, the man who personally implemented Thatcherite financial market reforms and deregulation during the era of Tony Blair in Britain was Gordon Brown, then Treasury Secretary.
A sample of most recent British developments is instructive. Britain‘s economy is about to suffer its most vicious slump since 1946, shrinking by a drastic 2.8 per cent this year, according to EU latest estimates. The UK is predicted to suffer the worst recession of any large European economy.
The consequences for the UK will include soaring unemployment, while the economy also teeters on the brink of full-blown deflation. Unemployment will rise by more than 900,000 people over the next 12 months, driving the jobless total to 2.55 million by the end of the year, or 8.2 per cent of the workforce, from 5.3 per cent at present.
In parallel, the currency, the Pound, which is not part of the Eurozone currencies, has fallen dramatically against the Euro and even the US dollar in recent weeks over growing fears of the collapsing UK economy and banking system. Sterling has fallen below $1.40 to its lowest point in seven and a half years because of concerns about the depth of Britain‘s banking crisis and the Government‘s rising debt levels. This coming year the UK Government‘s borrowing levels may exceed £118 billion, equal to 8 per cent of GDP.
Britain will not be able to reap much benefit from a lower pound for exports because, as part of the Thatcher Revolution, the national economy has out-sourced, de-industrialized and turned to a service economy where, as in the USA, finance and banking became the motor of economic growth the past two decades. That motor has now broken.
Public debt soaring
Fuelled by the cost of state bank bailouts, the UK‘s national debt is set to rise to £1.06 trillion, or 72 per cent of GDP, by 2010, a sharp rise of more than 70% from present levels.
Yesterday, the Gordon Brown Government, only three months ago hailed as the place which was taking effective action to control the global financial meltdown, was forced to introduce yet another new bank bailout package of measures designed to rescue the country‘s banking sector. He refused to put any ceiling on the amount that he might ultimately need, creating great distrust in the Brussels and across the EU.
Combined, British banks have some $4.4 trillion of foreign liabilities. That is twice the size of the British economy. UK foreign reserves are virtually nothing at $60.6 billion. Little wonder that savvy currency traders and hedge funds have decided the British Pound can go only one way, down. Swap markets for CDS now price in an alarming 10% probability of Britain having to default on state debt obligations in the next few years as public debt explodes.
The last time England had a default on state debt in the early 14th Century when King Edward III decided to declare default on his then huge debts to the large Italian banking house of Bardi & Peruzzi, taking the large bank down with it and spreading ruin across Europe.
‘…giving the kiss of life to a corpse‘
The Brown Government admits it does not know whether the second bank rescue package it just launched will work, senior ministers admit. One minister is quoted anonymously in the British press, ‘The truth is that we can‘t be sure whether it will be effective. We have to look calm to try to instil some confidence in the system. But we don‘t know what will happen next. No one can be sure that this is the end of it. We are in completely uncharted waters. The position is changing all the time.’ In brief, the authorities have lost control in the UK.
Gordon Brown and Treasury Secretary Alistair Darling claim the second bailout did not mean the first package they unveiled last October had failed. That deal, they insist, was about preventing banks from going bust; this one was about ensuring they had the confidence to lend to businesses and the public.
The Government refuses to reveal how much it would cost taxpayers. Officials dismissed talk of a £200bn bailout, saying some measures had a low risk and figures were still being calculated. Labour backbenchers conceded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sell“ the rescue plan to an increasingly hostile public. Not surprisingly, polls have turned dramatically against Labour and Brown, now showing that were elections held today, the Conservative Party would win a gain over Labour of 9% to 13 %. An astonishing 49% of all Brotins fear losing their job this year as well.
A major impediment to swift and consequent Government action to contain the impact of the banking crisis has been the dominance of Thatcherite ideology as an almost religious dogma that permeates even Labour, where Tony Blair was portrayed as a Labour version of Thatcher. The ideological absurdity of the situation was underscored recently when the Conservative opposition offered broad support for yesterday‘s measures, even though their concern over soaring borrowing led them to oppose the Government‘s £20bn fiscal stimulus designed to keep the economy moving.
As well, it is clear, following the nationalization last year of Northern Rock and the forced state share of 70% in the large Royal Bank of Scotland, that a type of approach is increasingly urgent along at least the general lines as that used in the early 1990’s Swedish banking crisis, in which the State nationalized banks that were insolvent and unable to raise private capital. Sweden then split the banks into ‘good bank’ and ‘bad bank.’ In the good bank, business of lending to the real economy continued unabated. The assets in the bad bank, largely illiquid Swedish real estate holdings, were held by the state until economic growth again allowed the government to sell the assets in a healthy market. The ultimate taxpayer cost of the Securum model were estimated to have been zero or even a tiny profit when all costs were factored.
The ideological Labour government is stubbornly refusing to admit the logic of the situation, and ends up ‘cutting the dog’s tail off by inches.’ As certain Labour MPs call for the full nationalisation of the banks the Government says that is not its goal. Chancellor Darling stated, ‘We have a clear view that British banks are best managed and owned commercially and not by the Government. That remains our policy.’
John McFall, Labour chairman of the Treasury Select Committee, who believes full nationalisation of the banks is inevitable, asked Darling in recent House of Commons debate if the Government would take a 100 per cent stake in the banks if the new package did not restart lending. Vince Cable, Treasury spokesman for the Liberal Democrats, said, ‘The Government increasingly resembles somebody who is trying to give the kiss of life to a corpse. The Government now effectively controls one of the largest banks in the world. It will almost certainly have to put more money in; it may well acquire other banks.’ Cable had also predicted the bursting of the house price and personal debt bubbles – and the nationalisation of Northern Rock.
Royal Bank of Scotland next
The same day Brown’s Government announced the second bank bailout attempt, Royal Bank of Scotland issued a statement revealing it expects losses of £28bn for 2008, far greater than anyone was expecting, and triggered further selloff in all major British banks. The huge losses announced at RBS were mainly the result of its acquisition of ABN Amro in 2007. RBS paid a high price for ABN and yesterday admitted that the business was worth around £20bn less than it had previously thought. This unexpected announcement resulted in a 67 per cent fall in its shares.
Brown, in a pathetic attempt to deflect blame, has said that he was particularly ‚angry‘ at the record losses racked up by the Royal Bank of Scotland, and the large write-offs of foreign debt. Lloyds Bank is rumored to be the next bank in need of emergency help as the economy of Britain goes into free-fall, the tragic eulogy to Thatcherism.
Origins of the neo-liberal model
The so-called neo-liberal finance model which was espoused by the Thatcher government after 1979 had its origins in a decision by leading Anglo-American financial powers and their circle that it was time to begin a wholesale clawing back of the concessions which they had granted under, as they saw it, duress,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of the 1930’s and in the case of Britain the postwar economic difficulties.
The origins of the effort in the United States go back to a seminal little known book by a scion of the vastly wealthy Rockefeller family, the late John D. Rockefeller III, titled The Second American Revolution. There, amid soporific rhetoric about creation of a ‘humanistic capitalism’ he calls for drastic reduction in the role and size of government in the economy. That theme was then propagated through the efficient propaganda apparatus of the Rockefeller imperium, aided by the economist guru of the Rockefellers’ University of Chicago, Milton Friedman.
Amid the misnamed ‘stagflation’ sluggish growth high inflation era of the late 1970’s into the 1980’s, that propaganda machine, conveniently ignoring the pivotal role of the manipulated oil shocks, shocks incidentally manipulated and brought about by the same Rockefeller family, as I detail in A Century of War: Anglo-American Oil Politics, blamed all ills on ‘big government.’ Rockefeller protégé, Paul Volcker of Chase Manhattan Bank was sent to Jimmy Carter on orders of David Rockefeller, to ‘wring inflation out of the system’ in October 1979, the same general time Thatcher’s Bank of England imposed its own form of economic ‘shock therapy.’
True economic causality was obscured and reams of press copy from the Friedmanite free market camp, during the Reagan and Thatcher era claimed that the ‘defeat of inflation’ had been due to the ruthless discipline of Volcker and Thatcher. That was, we were told, again and again, the reason why the market should be unfettered from government regulation, freed to the devices of its own unbounded innovative genius. The results of that unfettered ‘humanistic capitalism’ or what Alan Greenspan approvingly called the ‘revolution in finance’ is now bringing both meccas of neo -liberalism,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to economic ruin. Somewhere between this and Stalin’s Soviet central planning there lies a better way.
By F. William Engdahl,
22 January 2009
http://www.engdahl.oilgeopolitics.net/Financial_Tsunami/Thatcher_Model/thatcher_mode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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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社會反思“道德淪喪” 貪婪自私侵蝕各個階層
2011年8月17日 環球時報
“潰爛了幾十年的(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社會問題在我們面前爆炸……我們是否有決心面對一些地方發生的慢性道德崩潰?”
英國首相卡梅倫15日以強硬措辭將上周的大騷亂“歸結”為一個“簡單的原因”:道德淪喪。輿論給出的理由要比這個詞複雜得多,但很少有人質疑“道德淪喪”這個事實。英國《每日電訊報》稱,一個黃金般閃耀的民族正被(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道德淪喪拖垮,(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社會在自上而下的貪婪和價值危機中發酵。這場25年來最嚴重的騷亂把英國出醜的舞臺擴展到全世界,加拿大《渥太華公民報》說,戰後英國在“社會民主”方面引領西方,現在也是在這裏,“(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道德腐爛程度最深”。
在英國反思的同時,也有媒體告誡說,許多國家都面臨與英國類似的問題。“倫敦並不遙遠,誰知道下一場暴亂會發生在哪個國家的哪個城市?”孟加拉《每日星報》16日就發出了這樣的警告。
“(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社會上層道德淪喪和下層一樣糟”
雖然大騷亂已經平息,但英國社會的餘震仍然“很劇烈”。首相卡梅倫15日在牛津郡發表演講,堅稱種族關係緊張、貧困和政府的緊縮計畫不是近來騷亂的誘因。
他痛陳(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英國社會的道德淪喪病,“(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不負責任、自私自利、行事不顧後果,孩子無父親、學校無紀律、獎勵無成果、犯罪無懲罰、社區無控制,人性最惡劣的方面受到寬容和放縱,甚至受到一些變得不道德的政府機構的鼓勵”。
卡梅倫說,騷亂“為我們敲響了警鐘”,事件凸顯出(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英國社會已經“破碎”,首要任務就是修補這個“破碎的社會”。英國政府將對現行所有政策進行檢討,改善子女教育和學校教育,尤其讓12萬個“問題家庭”重獲“新生”。
美國《達科他之音》評論稱,卡梅倫終於意識到、並鼓起勇氣說出這些天來混亂和毀滅的“根本原因”。
英國《每日郵報》15日報導說,騷亂及其後果迫使政府和所有人重新認識現代英國。在前幾天的騷亂中,一名13歲女孩被一名15歲男孩強姦。騷亂將長期存在的(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深層社會問題暴露出來。正如卡梅倫所說,騷亂展現了“(新自由主義自由化)慢性道德崩潰”的後果,政府機構和國家誘發了“人性最惡的方面”。
英國《經濟學家》寫道,騷亂玷污了英國在世界的形象,更讓這個國家迷失了對自己的判斷。第一批走上法庭的騷亂者包括一名31歲的大學助教,而非典型的小流氓。不管原因如何有一點可以確定,(新自由主義自由化)道德淪喪感染了英國青年,儘管是一小撮,卻足以搞亂和羞辱整個國家。
與“街頭戰爭”相伴而來的還有“政治戰爭”。據英國廣播公司16日報導,卡梅倫的最大對手、反對黨工党黨魁米利班德15日也在幾乎同樣時間發表講話。米利班德指責卡梅倫政府對騷亂的分析只看到文化墮落而沒有考慮到(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失業、缺少機會和權益受剝奪等造成的社會衝擊,有失偏頗且“膚淺”。
《洛杉磯時報》稱,儘管對於英國社會應該怎樣發展,政治家之間的分歧日益增大,但卡梅倫和米利班德演講中一個共同主題是:(新自由主義自由化)自私和對規則的蔑視並不局限于騷亂的暴徒中,而是同樣存在於(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英國社會最強大的階層中。冒險的銀行家、濫用公款的議員和入侵他人手機的報社記者,都是貪婪、不負責任和濫用權力的典型。這一切都說明這個(新自由主義自由化)社會的道德正在慢慢崩潰。
“(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英國社會上層的道德淪喪和下層一樣糟”,英國《每日電訊報》以此為題稱,整個政治階層都在譴責騷亂,然而議會裏震驚和憤怒的聲音裏夾雜著“虛假”和“偽善”,議員們的“高談闊論”讓人覺得可怕的騷亂似乎和他們“毫不相干”,但事實上,街頭的犯罪行為和現代(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英國社會上層道德分崩離析脫不開干係。
該報導稱,過去20年見證了(新自由主義自由化)英國統治精英階層道德標準的驚人下降,政治家們“撒謊”和“欺騙”成為“家常便飯”,“自私”和“貪婪”幾乎是“普遍文化”。不止貧窮的托特納姆區的青年忘記了他們的職責和權利,切爾西和肯辛頓區的富人們也如此。英國出了嚴重的問題。我們在電視上看到的“貪婪”和有罪不罰的文化一直延伸到(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公司董事會和政府內部,甚至警方和大部分媒體(妓者)。不止這些問題青年,整個英國都需要一個道德改革。
《愛爾蘭時報》講述了一個更令人“絕望”的故事。騷亂中,媽媽們打發孩子進入黑暗、危險的建築偷竊食物和啤酒,因為他們年齡太小即使被抓也不會起訴判罪。有的小孩從商店裏抱出電視,然後摔碎在地上。一些騷亂者津津有味地談這一切多麼有趣,似乎將此視為一個“大玩笑”。
報導稱,1900年前,古羅馬詩人尤維納利寫道:麵包和馬戲用來麻痹社會,衰落最終不可避免。今天在英國和愛爾蘭,一切道德都被稱為毫無意義,“我們一些人是否用消費和輿論代替麵包和馬戲?它們是不是我們喜歡的麻醉劑?”
“整個歐洲甚至世界都面臨道德下降的威脅”
在一些分析人士看來,“道德淪喪”並不是英國一個國家的麻煩,而是整個西方甚至全世界的“病”。埃及《解放報》16日評論說,整個(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西方都處於“道德淪喪”之中,像卡梅倫說的那樣需要修補的社會也不單單是英國,西方不少國家都需要修補社會,可以說,騷亂不但“給英國敲響了警鐘”,而且是在警示全世界。
美國CBN新聞台報導說,當你生活在“(新自由主義自由化)道德真空”的底層,這將不是一個“對與錯”的問題,而是“有或沒有”的問題。如果你在街頭攔下參與騷亂的青年,質問他們“你們為什麼要這樣做?這樣是不對的!”你得到的回饋很可能是疑惑的眼神。
這是整個(新自由主義自由化)西方世界所共同面臨的危機——基督教價值觀的腐蝕和世俗主義的崛起。“這是一個後基督教現象,是一場信仰危機。基督教文明的對立面是什麼?從本質上來說是無法律狀態”。在崇尚“消費主義”和“享樂主義”的(新自由主義自由化)社會裏,這些孩子們的道德準則是什麼?他們沒有被教育去尊重他人的財產,尊重法律。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只是像動物一樣被撫養大。
“幾十年來,(新自由主義自由化)西方社會一直假設公共政策和日常生活可與道德脫離而無害,幾十年來我們播下的(新自由主義自由化)種子,現在正開始收穫惡果。”
美國“達科他之音”網站15日稱,認為個人道德無關緊要,美國1992年選一個“道德破產”的追逐女色者為總統,結果他作為總統竟然做“偽證”,將美國置於尷尬的萊溫斯基醜聞當中。(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公共政策中的道德缺失導致2008年的金融崩潰,我們依然說道德無關緊要,然後吃驚地發現(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華爾街與腐敗政客串通一氣製造美國歷史上最大的金融崩潰。大不列顛創造了一個福利大國,但無人為個人職責負責,無需努力工作。現在無業群氓擁上街頭針對“富人”打砸搶,文明社會為之驚愕。正如《人之見棄》所說:“我們製造沒心沒肺的人,卻期待他們有道德和事業心。我們嘲笑榮譽,卻在發現我們當中有叛徒時感到震驚。”換句話說,“我們蔑視道德,然後在人們為所欲為時又感到震驚”。
德國柏林社會學家馬塞爾16日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實際上,整個歐洲甚至世界都面臨道德下降的威脅。
道德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貧富不均,收入差距越來越大,不滿也越來越多;
二是(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教育機會不平等,老牌西方國家教育品質每況愈下;
三是(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社會救助體系老化,很多有錢人也申請救助,需要救助的人獲得的救助卻在減少;
四是整個(新自由主義自由化)西方社會的煩躁社會心理,新興國家崛起令西方不安,不斷地埋怨。日本神戶大學一名社會學教授對《環球時報》記者說,隨著“物質追求”越來越極端,“道德下降”成為全世界面臨的問題,即使在日本這樣強調合作的社會,年輕一代心中想的也“只有自己(唯我利己現實主義)”。
很少有人質疑“(新自由主義自由化)道德淪喪”是英國騷亂的誘因,但一些分析認為,騷亂的原因並非這麼“單純”。“社會動盪總發生在錯誤的地方”,這是德國《薩爾州日報》為英國騷亂定的調。該報稱,英國的今天,是卡梅倫“偽對策”的結果。自(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教母)鐵娘子柴契爾夫人以來,英國的社會制度“被(新自由主義自由化)完全破壞”了。藍領階層生活“每況愈下”,紳士精英們卻高高在上,(新自由主義自由化)政府的政策為“精英”們服務。實際上,西方不少(新自由主義自由化)國家存在英國式的弊病,改革制度在社會問題的泥沼中越陷越深。
印度《電訊報》稱,不管是在都市還是鄉村,搶劫、縱火和大規模破壞都是“(民主自由鬥士)造反”的特徵。在18世紀的英國,麵包價格上漲引發民眾搶劫;在革命時代的法國,物資匱乏促使民眾造反。現在全球化時代的資本主義創造了空前財富,但也摧毀了英國自由主義的基礎,將金錢作為衡量人的標準。
瑞士《巴塞爾日報》16日說,(新自由主義自由化)英國社會就像一個沒有父親的家庭,家庭成員年輕、失業和迷失方向,最後成為倫敦的暴徒,這是新的英國“破碎家庭”的故事。
“倫敦並不遙遠”
在驚詫於英國這樣一個曾經的“道德楷模”發生如此難以理解的騷亂的同時,一些國家的媒體(妓者)也在提醒,類似的種種問題並非只存在於英國,甚至像(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美國這樣的頭號強國同樣有發生騷亂的危險。馬來西亞《星報》說,馬來西亞人不應該認為我們遠遠優於英國,因為我們也有“不滿的一代”,許多年輕人失業或選擇失業,也有歹徒。我們也有一個數量龐大的單身母親群體,也有未婚媽媽,有太多的亂倫案件,也有吸毒者和毒品供應商,也有虐童事件。
孟加拉《每日星報》16日的報導起了一個耐人尋味的標題:“倫敦並不遙遠”。報導稱,一周的倫敦騷亂是對(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英國“穩定天堂”形象的沉重打擊。在滋生暴亂青年上,英國並非獨一無二。全球經濟衰退持續蔓延,環境日益惡化,人口爆炸,高度都市化的城市中心生活越來越複雜,貧富分化令人們焦躁不安,弱勢群體承擔著社會風暴的苦果。現在他們在倫敦鬧事,誰知道下一場暴亂又在哪個(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國家的哪個城市?
烏干達《每日觀察》15日稱,像英國、美國這樣的(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發達國家,也存在著“道德黑暗”,教育總是在權力主義和極端自由主義之間搖擺。這對非洲來說,是一個警醒。
加拿大《環球郵報》16日比較了英國騷亂與美國費城宵禁,共同點是鬧事者都是“無技能、沒結婚、多餘的人”。歷史上這些人會被送上戰場當炮灰,一些人出海或者被運到澳大利亞,有野心的人則前往新世界。“今天,我們需要新方式,但無人知道它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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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謀—-妖魔化國有企業背後的西方資本財團身影
自從西方經濟理論特別是新自由經濟理論在中國“大行其道”並且成為經濟學的所謂主流之後,“妖魔化”公有制和國有企業的“聲音”就此起彼伏,至今綿綿不絕。即便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被美國的(老鼠會式的龐氏騙局)金融危機給撞擊的千瘡百孔,信奉新自由經濟理論的“中國精英”們也沒有停止過對公有制和國有企業的“攻擊”。
西方經濟理論的“擁躉”們如此“熱衷”於攻擊公有制和國有企業從一開始不是學術和理論問題,而是實實在在的利益之爭。要搞清楚對公有制發動“進攻”的原因就不得不注意新自由經濟理論的核心觀點:市場自由化、企業私有化和經濟全球化。
新自由經濟理論的觀點可以用兩句話來概括:主張資本的自由流動不受行業、地域和國界的約束,讓大小資本和企業的競爭盡可能少受規則約束。
由此也不難發現,新自由經濟理論的觀點最“符合”大資本的利益,而在當今世界,實力最強的資本就是跨國資本及其背後的西方資本財團。
為了實現資本的自由流動和自由競爭,西方經濟中的新自由經濟理論不僅僅把計劃經濟和公有制“視為敵人”,而且極其排斥國家干預,一切干預資本行動自由的客觀存在,包括國家界限,都是新自由經濟理論批判的對象。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主張的自由市場經濟和資本跨越國界的自由流動,“表面”的理由是以市場的自由運行來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但是在“實際上”,這種反對約束的自由市場經濟理論的最大受益者是西方跨國資本極其背後的資本財團。新自由經濟理論的本質是把動物法則作為經濟運行的最高法則,實現動物法則指導下的企業競爭。新自由經濟理論的哲學基礎就是達爾文的進化論。
對於動物世界的強者來說,它最大的敵人是可以跟其匹敵或者妨礙其自由捕獵的對手,最需要做的就是“消滅掉”面前的可能的對手,以最大程度的佔有更多資源。對於市場上的競爭來說也是如此。西方壟斷基本財團擁有最強的資金實力、最豐富的競爭經驗、最有利的競爭規則、最強大的資源和市場控制能力,是市場上的最強者。強者最希望的是“沒有規則(對手領域上放任式自由)”或者按照自己制定的規則去進行角逐,最希望的是“沒有裁判員”或者自己就是裁判員。當今幾乎所有的市場運行規則都是以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西方主導的國際經濟組織“制訂”的,這些“規則”的最“基本原則”就是“保障”跨國公司及其背後的西方資本財團的“利益最大化”。隨著資本主義發展到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資本財團“隱蔽”在幕後,一手掌握著西方主要資本國家的政治權力,一手又通過西方資本國家的“代理人”控制著主要的“國際經濟組織”,一方面掌握了資本,一方面又控制了國際規則制定權,一方面是運動員,一方面又是仲裁者。在一個開放性的市場上,在有利於自己的經濟規則約束之下,跨國集團就可以做到無堅不摧。
對於西方資本財團而言,他們實現利益最大化的最大障礙,就是不在其控制之下的國家的公權力、不符合自己利益的規則和以此為依託建立起來的國家直接控制的企業。一個不受跨國資本控制的國家可以通過制定本國的規則,讓跨國資本在該國的規則下進行競爭,消除了跨國資本的規則優勢,還可以利用規則來保護本國的民族企業和幼稚行業,而且,該國的國有企業有國家力量作為支持,通過國家力量實現了資本的聯合,可以把眾多個小舢板組合為一個聯合艦隊,面對跨國資本航空母艦的衝擊,具有相當的抵抗能力,可以在跨國資本的巨無霸面前不被摧毀。這樣在極大程度上妨礙了市場強者的通吃行動。
由此,我們不難看出,為什麼新自由經濟理論如此的否定公有制和國家干預。不受西方資本財團控制的國家制定規則和國家力量支援的公有制企業,實在是影響西方資本財團攻城掠地的最大障礙。
新自由經濟理論在中國的大行其道,背後也當然離不開西方資本財團的支持,活躍在中國的大大小小的西方“基金會”一直在不遺餘力的“培植”信奉和傳播“新自由經濟理論”的中國精英學者,為他們的研究項目創造機會和提供資金支援,讓這些學者精英在學術、教育和輿論等方面推廣新自由經濟理論;通過影響中國的平面媒體和網路媒體,對這些精英學者進行包裝,提高他們的曝光率,製造學術明星,形成精英崇拜,再通過媒體把他們的聲音放大,把新自由主義的媒體充斥於各大媒體,進行潤物細無聲的“洗腦式”地毯宣傳;通過對教育領域的滲透,讓新自由經濟的理論進入大學課堂,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課堂上給邊緣化,在一代代學生頭腦中植入進行新自由經濟理論;通過各種手段對決策部門施加影響,讓新自由經濟理論盡可能的體現於政府的決策中,付諸中國的經濟實踐。跨國公司是新自由經濟理論在中國的批發商,通過中國的主流經濟學者對國有企業的批判和攻擊,反映了跨國公司和其背後的資本財團在中國的利益訴求。妖魔化公有制和國有企業,是為了拆除中國的國有企業對於跨國企業控制中國經濟的控障礙;反對計劃經濟和國家干預,是為了跨國資本盡可能少受限制的發展;鼓勵中國減少投資和貿易門檻,是為了更有利於跨國資本在中國的投資和貿易行為;鼓勵中國融入全球化,是為了把中國的企業置於有利於西方資本財團的國際規則之中進行獵殺。
有資料表明,中國28個主要行業,外資占多數資產控制權的占了21個,每個已經開放產業的前五名幾乎都是由外資控制。這21個行業,基本都是國有企業撤出的行業。中國的私營企業在西方跨國公司的群狼面前,基本還是無法形成有效競爭力量。這就顯示了一條規律,凡是國有企業大規模退出的行業,中國的私營企業,在方跨國公司的群狼面前,基本還是無法形成有效競爭力量。沒有國有企業的積極參與,中國很多行業必然會淪為外資馳騁的領域。國有企業是中國唯一能抗衡西方壟斷資本控制的跨國企業的市場主體力量。國有企業的大規模退出,雖然給中國的私營企業讓出了發展的空間,但更是給跨國企業控制該行業創造了機會。一個行業被外資控制,這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都可能會變成經濟安全問題。
中國的國有企業雖然退出了很多競爭性行業,但是關係國家經濟命脈的行業還控制在國有企業手中,這是中國在融入全球化體質後,還能夠抵禦金融危機肆虐的一個重要因素。如果中國的國有企業基本被私有化,那麼外資就自然會進入到中國的最核心的經濟領域中,那麼中國的經濟安全乃至國家安全都會掌握在外國資本勢力之手,中國的經濟主權會因此而受到跨國資本的衝擊。這是西方資本財團夢寐以求的事情。經濟是基礎,經濟一旦淪為外資之手,那麼政治也難以保持完全的獨立。從這個角度上,做大做強國有企業,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是一個政治問題。不僅僅是經濟利益攸關的問題,而且是關係國家主權和國家安全的大問題。
在國有企業的問題上,蘇聯和俄羅斯給我們提供了前車之鑒。
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接受西方出具的經濟藥方實行的“休克療法”就是完完全全的“新自由經濟理論”烹製的。其主要內容就是實行“國有企業私有化”、完全的自由市場化。
這種“改革”的結果,是同1990年相比,1991年下降了8%,1992年下降了19%,1993年下降了32%,到1995年經濟總量下降了一半。從1992年1月至1993年9月這一期間,物價上漲了162倍,而居民的現金收入只增加56倍,這就意味著人民的實際生活水準下降了2/3。由於“休克療法”,人民僅在1992年就損失了9000億盧布以上。“改革”把大部分俄羅斯人拋向了貧困線,甚至赤貧。 1992年俄羅斯年通貨膨脹率高達2000%。伴隨著俄羅斯經濟總量的萎縮,俄羅斯的經濟結構也日趨惡化,資源和電力行業成為經濟的主要部門,經濟結構單一且不合理,昔日的工業門類齊全的工業強國淪為主要依靠出賣資源為主要收入的國家。
俄羅斯的“私有化”實際成為歷史空前的“大規模腐敗”,價值2000億美元的國有企業私有化的所得收入只有72美元,原本屬於全體人民共同共有的財產以超音速的速度變成少數金融寡頭的私有財產。俄羅斯的“私有化”同時也演變成一場外國資本對蘇聯時期七十年積累進行“洗劫”的盛宴,有資料表明,美國利用蘇聯資本市場的放開,通過一系列的金融導彈轟炸,最後僅僅動用了幾億美元就把前蘇聯人民積攢70年的財富—價值28兆(萬億)美元的財富席捲而走。在這場“財富洗劫”中,新自由市場經濟理論烹調出的“休克療法”其威力簡直勝過任何幾百顆氫彈。依據“新自由經濟理論”“泡制”出的“華盛頓共識”在東歐、拉美和東南亞地區,基本實現了同樣的“結果”,都是經濟命脈最終淪為“外資控制”,成為外國資本的“經濟殖民地”,很多國家的最核心資產都淪為外資的“囊中之物”。“新自由經濟理論”簡直就是一把威力無比的“搶劫兇器”。
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成為世界第二,但是經濟的“高度外向型”和外資對中國諸多行業的壟斷地位,給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敲響了“警鐘”。中國和俄羅斯相比,比較幸運的是,新自由經濟幾輪的“完全私有化”和“完全自由的市場”還沒有得以完全實施,所以中國至今還通過國有企業保護住了自己的最核心的經濟命脈。但是如此同時,已經享受過經濟私有化和市場化創造的洗劫盛宴的西方資本財團們面對中國剩餘的國有企業和國有企業控制的核心經濟部門一直沒有放棄覬覦之心,一直沒有停止過努力。它們通過在中國的“利益代言人”,通過它們影響和“操縱”的“(四大門戶)網路媒體”片刻也沒有停止對國有企業的“輿論圍剿”。任何行動,輿論先行。跨國資本“隱藏”於背後,和中國的私營企業一起合唱,由中國的主流精英“衝鋒在前”、不斷造勢的“國退民進”協奏曲正是為了“瓜分”剩餘的國有企業,以求得對中國經濟最核心領域和經濟命脈的“完全控制”。對於這樣的一些圖謀,我們不應該放棄警惕之心。
事實上,現在把中國經濟改革“造成”的“貧富懸殊”等一系列問題的重要原因“歸於”國企壟斷正是竭力啟動新一輪國退民進大潮的“輿論動員”。而中國的經濟現實也清晰的表明,“所謂”的國退民進往往會變成“國有資本撤退外資乘虛而入取得行業控制權”這樣的一個遊戲。國有資本的退出,讓中國的私營企業成為一個個分散的個體去面對具有強大實力的跨國資本,很容易就失去行業控制地位和行業定價權,最終的結果就是從國有變成私有,然後再變成“外資擁有”。中國的二十一行業被“外資”占控制地位就是基本通過這個“方式”來實現的。
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們他們“所謂”的理論創新從來沒有超出西方經濟學的範疇,打著理論創新的“幌子”售賣西方經濟學特別是“新自由經濟理論”的方子,三十年來,中國的“知識精英”是一直這麼做的。為了給“國退民進”製造理由,他們所謂的“國退民進”的理由就是國有企業沒有效率,
當西方經濟學,特別是新自由經濟理論“被炒作”成主流經濟學之後,對國有企業的評價權就落入了中國主流經濟學者的手中,同時憑藉他們掌握的話語權,國有企業“被妖魔化”是一種必然。
西方經濟學雖然流派林立,但是他們有著共同的理論根基。在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新自由經濟理論和凱恩斯主義是交替占主導地位,但是也一直共生共存。新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的共同點,就是都把維護資本特別是大資本的利益作為自己的最高準則,就跟動物法則的最高準則是“弱肉強食”一樣。當資本主義國家實行一段時間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之後,大資本在自己制定的遊戲規則中不斷勝出,通過大魚吃小魚的遊戲,讓資本和資源進一步集中於少數大資本手中。由此造成了社會的貧富加劇,導致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和社會矛盾的加劇。失業率增加,社會有效需求萎縮,生產的相對過剩加重,經濟危機發生。這個時候,凱恩斯主義就會登臺,政府開始干預經濟,通過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增加社會就業機會,創造社會需求。但是另一個相應的結果是政府負債增加。而美、英等國家的“貨幣發行權”是掌握在“金融寡頭”手中,政府的負債就變成了金融寡頭對政府因而也是對該國家人民的債權。隨著利息的增加,債務的雪球越滾越大。隨著負債的增加,政府對金融寡頭的依賴性越來越強,債務象一條越收越緊的絞索一樣套在政府脖子上;金融寡頭作為政府的債權人,對政府的控制就一點點的加大。這點在美國和英國表現的尤為“明顯”。新自由主義更有利於大資本在市場上的資本集中,凱恩斯主義更有利於大資本把政府變成資本的僕人。通過交替使用新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政策,資本日益集中於“壟斷資本”手中,政府正式變成壟斷資本的僕人。資本一手控制了經濟資源,一手控制了政治資源。這是多麼巧妙的遊戲,一切都在“自由”的規則之下進行,“表面上”多麼符合自由和法治,結果卻和草原上的弱肉強食的動物淘汰沒有兩樣。區別在於,獅子老虎只能享受動物法則的對己有利的因素,卻沒有權利去制定規則。而壟斷資本本身就是獅子老虎,還有權力制定規則。歷史上最不公平的遊戲規則,就是在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下實現的,還美其名曰“現代文明”、“自由民主”、“普世價值”。
因此,所謂的自由經濟理論,雖然在表面上和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理論長期對峙,但是這兩種理論的核心不但沒有衝突反而是一致的,都是堅持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作為理論的基礎。這點非常類似於政治領域的資本主義兩黨制,資本主義的兩黨制雖然主張微有不同,但是基本主張和基本立場在維護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生產關係這個基本立場是沒有任何不同的。
簡而言之,無論是新自由經濟理論還是凱恩斯主義經濟理論都是站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對立面,都是把維護資本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
同樣,無論是奉行新自由主義還是凱恩斯主義的中國所謂的主流經濟學者,“都只”反對國有企業的壟斷,卻“從來沒有”反對過外國資本在中國形成的壟斷。
國有壟斷是壟斷,外國資本的壟斷“難道”就不是壟斷了嗎?
這種在壟斷問題上的“雙重標準”正是這些喊著“為民”的主流們的“狐狸尾巴”。
在這些主流精英的“心裏”、眼裏和嘴裏,私有制企業就是民企,資本家就是“民”而真正的全民所有制企業被他們口誅筆伐多年。先是把全民所有的所有企業變成了一個國家充當所有者的國有企業,喊著產權清晰的旗號搞的產權反而不清晰了。國營企業是全民所有,政府只有經營權,國有企業,則是國家所有,政府代行所有權。一字之差,企業的主人就變成了看客,全民所有制變成了向私有制轉變的中間狀態。
然後,這些所謂的主流們,就開始攻擊國有企業壟斷,讓他們心中的民介入,企圖把國有企業“私有化”。
而“私有化”的大餐真的會落入這些民間資本家手中嗎?
那是做夢!
規模如此之大的國有企業,只有外國資本,才有實力笑話。
“私有化”的“最終結果”就是從國有壟斷變成了“外資壟斷”。
這就是“妖魔化”國企的“終極目的”。
雖然現在的國有企業與社會主義的國營企業有著很大的不同,本質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組織形式,但畢竟相比較私有資本而言,更接近社會主義。中國的蘇丹紅、毒奶粉、地溝油、跳樓死、黑磚窯等等最尖銳的社會問題有多少不是冒稱“民營”的私有經濟的傑作?
但是在主流學者和主流媒體的“雙重標準”之下,“私有經濟”出現的“問題”再大,就歸因為改革不夠深化、市場不完善;
國有企業出現了問題,那應該把國有企業連根拔除。
“雙重標準”簡直成了這些人的救命稻草。在“雙重標準”的廣泛使用上中國的主流們已經成功的實現了和國際的接軌。
國有企業確實存在問題,問題的根源是把全民所有改成了國家所有,把國營企業的集體領導機制和職工的民主管理機制給故意取消了,形成了權力的失控;再把國有企業變成了市場競爭的主體,國有企業變成了資本逐利的工具,這必然會導致與民爭利。
所有問題的“根源”就是“私有化”。解決國有企業的問題,只能是社會主義方向,把國有企業重新變回國營企業,恢復和完善企業的民主化管理機制,重新把職工變成企業的主人國企的運行重新置於工人和人民的監督之下。
資本主義私有制企業運行了幾百年了,至今都沒有找到真正有效的激勵和約束機制。華爾街金融機構“導致”的(老鼠會式的龐氏騙局)金融危機,證明了所謂外國先進管理經驗的“神話”破滅。一個造成(老鼠會式的龐氏騙局)嚴重危機的管理模式和機制,我們如果還繼續去學,那無異於跟死人學習自殺技術。公有制企業遇到的管理問題,在私有制企業裏都能找到。公有制沒有解決的管理問題,私有制企業也沒有解決。
相反,私有制企業解決不了的企業管理問題,公有制企業尋找到了更高級的管理思想。我們曾經有了一個到現在都世界領先的企業管理思想和管理機制—-鞍鋼憲法,我們需要把它找回來,完善它,而不是丟棄。美國企業管理學日本,日本企業管理管理的三大精髓“年功序列”、“終身雇傭”、“目標管理法”,在鞍鋼憲法中,都能找到。而且,鞍鋼憲法所核心的企業是為人民服務的理念,卻不可能在資本主義的私有制企業的管理思想中找到。
文/大眾民主
2011-9-23 民聲網
讚讚
□ 紅色悲歌
大勢不再
“最危險的敵人往往來自我們內部……”這句話在許多時候、許多地方都是適用的……
對20世紀80年代的美國人而言,蘇聯其實已經越來越不足為慮了–雖然那時蘇聯的威脅被媒體描述得仿佛可能在下一秒就會降臨在西方人面前。如前文所言,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通過一系列軟硬兼施的手段,西方世界中由美國人所主導的"金字塔"型分工體系的結構開始變得清晰且嚴密起來,並且西方世界大於社會主義陣營的經濟總量在美國人的統一調配下成為實實在在的優勢。兩個陣營之間的實力差距從當年的兩屆奧運會就可以看出來。當時美國以蘇聯入侵阿富汗為藉口,帶頭抵制1980年的莫斯科奧運會。結果不算蘇聯自己,當年參賽的國家只有80個,參與報導賽會的新聞記者共有5615名,比參賽運動員的人數還要多。開幕式上,這80個國家裏又有16個國家的代表隊在入場式上沒有打本國國旗,以奧林匹克五環旗替代,新西蘭代表隊乾脆打了面黑色五環旗,有10個國家只有旗手一人,運動員乾脆沒出場,後來在獲獎時這些國家也不升國旗、不奏國歌–借著奧運會搞政治對西方國家來說是輕車熟路。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蘇聯還以顏色,也帶頭搞了一次抵制,但聲勢上要小得多,參加抵制的只有保加利亞、民主德國、越南、蒙古、老撾、捷克斯洛伐克、阿富汗、南也門和古巴等國家。
所謂“抵制”,就是要讓各個國家表明立場、選邊站隊。看看兩次抵制的回應者,東、西方陣營的界線也就基本清楚了。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差不多涵蓋了世界工業生產力的三分之二,這樣的實力一旦被有效地組織起來,結果是顯而易見的。在總體實力居於劣勢的情形下蘇聯要繼續和資本主義陣營保持均勢,那麼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重工業和輕工業的比例以及工業和農業的比例就都無法保持平衡,老百姓的生活水準提高程度和國家經濟增長就無法成正比。舉個例子,在阿富汗戰爭期間, 蘇聯一架米-24武裝直升機的價格只約合9噸豬肉,這不是說蘇聯直升機多便宜,而是意味著那裏的豬肉太貴了,這背後就是蘇聯國內輕重工業嚴重失衡。蘇聯的封閉經濟體系裏,發行的貨幣和生產的產品是對應的,然而這些產品中大多數都是衣不能穿、食不可餐的軍工產品,刨除這一塊,只對比和老百姓生活相關的消費品的話,盧布的發行就是過量的。因為對一般消費品的購買力不足,導致盧布對西方貨幣的官方匯率和實際匯率能差出很多,那時黑市兌換猖獗就是這個問題的反 映。"8 • 19″事件以後盧布迅速貶值,其中就有被"打回原形"的味道。
有人說蘇聯為什麼不能不搞對抗,為什麼不以"和平與發展"作為自己的主題?問題是西方國家不會給社會主義國家陣營這個機會。
雷根上臺以後,美國開始對蘇重新採取遏制政策,表面上沒有20世紀50年代杜魯門主義那樣強硬–因為美、蘇的實力差距沒有那時那麼大,但也不是尼克森時期的收縮政策。雷根政府的基本方針是:強調以抗擊蘇聯為中心,奉行所謂"以實力求和平"的方針,具體說就是以美國的經濟、軍事實力壓制蘇聯;在地區爭奪上,把蘇聯頂在20世紀70年代末的擴張線上,使社會主義陣營不能再前進一步。同時,保持各種管道,加強同蘇聯的"對話"–也就是促使蘇聯"和平演變"。國務卿黑格、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艾倫、國防部長溫伯格成為對蘇戰略的核心人物。後 來艾倫在任職10個月後被對手搞了個受賄醜聞被迫辭去了職務,軍人出身的麥克法蘭接任了他的位置,這樣雷根身邊就是三位軍人出身的鷹派幕僚在決策對蘇戰 略。和平與發展在後面的歷史的確成了時代的主題,但其前提是美蘇兩邊必須有一方衰落直至滅亡,而很不幸,蘇聯是滅亡的那一個。
異 化
產生變化的不只是雙方實力上的對比,更為根本的是蘇聯自身的變化:由於缺乏人民對黨實施有效監督的體制,自赫魯雪夫時代開始,蘇共從一支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共產主義政黨一步一步蛻變成了所謂"全民黨",實質就是變成了一個新的權貴集團,國家資本主義蛻變成了權貴資本主義,列寧被他們改造為一個形象越來越模糊的簡單圖騰,用以維護其執政的合法性。黨開始背離社會主義,背離人民的利益;領導幹部日益脫離群眾,退化成為一群貪婪如狼、懦弱如羊、蠢笨如豬的官僚;官僚主義與幹群關係緊張大大地損害了原本運轉正常的計劃經濟體制,使得內政問題進一步惡化……在經過長達18年的、穩定的、" 一團和氣"的勃列日涅夫時代之後,蘇共的“權貴化”已然到了積重難返的時代,為了讓自己以及子孫後代永享到手的利益,蘇共的“既得利益集團”最終開始搞起了“政治體制改革”—“拋棄”社會主義搞“私有化”,好讓自己從管理財富的國家幹部變成掌握財富的“資本家”。
某些原本就自視高老百姓一等的所謂"知識分子"此時也迫不及待地站出來高喊著要對國家進行“民主改革”,實質則是妄圖在動盪中為自己“分一杯羹”–當初靠搞"民運"上臺的這批人,後來“無一例外”地成了“新貴族”,譬如格魯吉亞的薩卡什維利、烏克蘭的尤先科等等。最可笑的是,由於蘇共背離黨的宗旨和原則、背離社會主義所產生的種種社會弊端,在這些人嘴裏卻成了社會主義的罪狀,以此來徹底否定社會主義。當然,更多的知識份子,則是由於蘇共的腐化以及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經濟快速發展的表像才接受了西方的新自由主義思想,進而不自覺地成為這些思想在蘇聯國內的傳播媒介,而這些天真的知識份子們包括當時蘇聯的"經濟學家"對市場經濟和私有化的認知尚處在"西方 19世紀的水準"–面對一堆經濟問題,他們的理解是只要私有化了,一切"自然"就解決了。
除了黨內與知識界的這兩股力量以外,民族分裂勢力、各種宗教勢 力以及沙俄時期的舊貴族在這段時期也都活躍了起來。而這些人又都不約而同地紛紛將手伸向了西方國家,以期借助外部力量達到自己的目的。
蘇聯時代大量所謂" 異見人士"的活動經費來源於哪兒呢?
顯然並不是從蘇聯的工人農民那裏募集來的,蘇聯時代從未聽說過有這樣的集資活動。到目前為止,我們所知道的一個“大金主”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呢?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又譯為"國家民主捐贈基金會",簡稱END,熟悉國際政治的人恐怕都不會太陌生。它號稱美國上百萬個“非政府組織(NGO)”中的"龍頭老大",和美國國務院、國際開發署、「中央情報局」有密切的聯繫,被認為是「中情局」的"另一塊招牌"。這個20世紀80年代初成立、主要靠美國政府撥款從事活動的"非政府組織(NGO)"在世界很多地方扮演過“特殊的政治角色”,可以數出來的有:委內瑞拉等拉美國家、烏克蘭等獨聯體國家、伊 朗等西亞國家、緬甸等東南亞國家,它們都受到其顛覆活動或推動"顏色革命"的影響。
不僅僅是在黨外,在蘇共黨內,為了抓住權力很多 人同樣選擇去搞“挾洋自重”。在雅克列夫的牽線搭橋之下,1984年戈巴契夫與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在倫敦郊區切克斯別墅一對一地“秘密會見”,談了什麼至今沒有完全解密,但之後西方各個國家立即統一形成了“輿論熱潮”,它們“盛讚”
戈氏"是蘇聯理想的接班人",
“是具有新思想的新一代領導人",
“是可以打交道的人"。
戈氏的那顆帶有招牌式胎記的半禿腦袋在當時常常會出現在西方的各種雜誌上,其中包括《時代週刊》—
柴契爾夫人曾自豪地說:"是我們把戈巴契夫提 拔起來當了總書記。"
1986年雷根和戈巴契夫的雷克雅未克會見也是一對一,戈氏亮出了他的底牌–已做好犧牲蘇聯利益,為美國“效忠”的準備。
戈氏後來公開地承認:在雷克雅 未克會見時"實際上已把蘇聯交付美國聽憑處置",他說:"雷克雅未克實際上是一場戲……一場重頭大戲……我認為,如果沒有雷根這樣強有力的人物,整個過程 就不會開始……這次峰會上我們……走得已經那麼遠,根本就不可能再有回頭路。"
1989年戈巴契夫在馬爾他同老布希總統會見的時候,整體移交蘇聯內政、 外交陣地的過程已經完成,當時有個快言快語的外交官形象地說:"冷戰是在地中海暖洋洋的海水中埋葬的。"
背 叛
如果說戈巴契夫還只是迎合西方勢力的話,葉利欽、謝瓦爾德納澤、切爾諾梅爾金等人則“走得更遠”,這些人代表了蘇共黨內的“反叛力量”。早在1987年夏天,當葉利欽尚未與戈巴契夫發生衝突之時,葉利欽就開始與美國駐蘇聯大使進行“接觸”,他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坦率",給美國大使留下了強烈的印象,美國隨即將他作為重點“工作對象”,“全力支援”他對抗蘇共中央、對抗蘇維埃政權、“分裂”蘇共和蘇聯的一切行為。
由此開始,葉利欽或者說是蘇共內的反叛力量取代了以戈巴契夫為代表的“蘇共改革派”,成為西方國家眼裏"更可以打交道的人",此前戈爾巴喬利用外交場合所反復宣傳的"新思維"、政治改革等話題,此時對西方國家恐怕已經不再有那麼強的吸引力了。
在葉利欽與戈巴契夫公開發生衝突被開除出政治局後,這一點表現得尤為明顯。那時美國利用各種機會始終與葉利欽保持著密切的接觸。1989年葉利欽當選為蘇聯人民代表並進入最高蘇維埃,當年9月隨即訪美,而美方則破格接待這位"非正式訪問"的"非官方人物",安排總統、副總統、國務卿和前總統雷根等諸多政要同他會晤。葉利欽回國後,隨即加緊展開反共活動。一方面在黨外謀求取消蘇共領導地位的憲法的修訂,另一方 面在黨內領導"民主綱領派"進行"政改",力圖"徹底改造"蘇共,剝奪黨的領導權。
戈巴契夫與葉利欽的政治鬥爭,說白了就是蘇共 高層瓜分國家和人民財富的一場利益之爭。為了自身的私利,這些人可謂不擇手段,完全罔顧其他–在這場鬥爭中美國政府竟被請出來擔當起了協調人的角色。葉 系與戈系後來的"聯手合作"是由白宮和美國國務院推動的,在大國政治中恐怕找不出比這更荒謬、更可悲的事情了。1990年3月,葉利欽當選為當時蘇聯範圍內最大的加盟共和國–俄羅斯共和國議會的議員,同年6月,他憑藉一系列"政治秀"當選為俄羅斯共和國的主要行政長官。此後,葉利欽和他的助手們開始採取一系列政治手段,破壞國家的計劃經濟體制,導致國家經濟增速出現明顯下降,降幅約為2%。1991年,葉利欽又進一步破壞中央計畫,他把俄羅斯稅收的絕大 部分截留了下來,不再上交中央財政,而俄羅斯共和國則是蘇聯的主體部分,蘇聯經濟因此當年就下降13%,這最終誘發了蘇聯的解體–20世紀90年代初蘇 聯經濟中出現的問題,根本不在於計劃經濟體制內部,而完全是人為破壞的結果。
蘇共反叛者們最終成了後來蘇聯解體最大的獲益者。如今俄羅斯最富有的人正是當年黨內的"精英"。所謂"改革",說到底改的就是一個社會財富分配體制– 把原來相對平等的財富分配體制砸碎掉,然後把財富堆在那裏,讓人們一哄而上去搶,誰搶著算誰的,蘇聯的"經濟學家"們美其名曰自由競爭。而這些身居要職的 精英們早已給自己占住了最好的位置,這樣一來結果可想而知。除了眾所周知的葉利欽家族之外,還比如說切爾諾梅爾金,20世紀80年代他當過蘇聯天然氣總公 司的總經理,1992年天然氣公司"私有化"後,切爾諾梅爾金搖身一變成了天然氣股份公司最有實力的控股人,控制著全世界40%以上的天然氣資源,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幾個人之一。“蘇聯共青團”中央書記科爾科夫斯基利用自己的職位創辦了一家大銀行,把原屬於人民的財富“變成”了他個人的財產。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黨內的“激進民主派”曾大肆批判蘇共高層的腐敗與特殊化,平心而論,那時蘇共領導幹部們的“特殊化”還僅限於偷偷摸摸地搞些特供商店之類的東西,在莫斯科庫圖佐夫大街上有一座公寓樓,裏面的戶型大致是200~300平方米,勃列日涅夫、蘇斯洛夫和安德羅波夫的居所就在裏面,對於如今的人們而言,這種級別的腐 敗恐怕說出來都會被笑話。事實上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莫斯科就已經實現了電氣化,每5個家庭就有一輛私人汽車,蘇聯公民每月用於文化娛樂的支出占工資總 額的10%~15%,更重要的是涵蓋全民的免費醫療、免費教育以及免費住房。對比1991年之後富可敵國的新貴們的腐敗生活,當時的國情是:國民人均壽命 縮短,治安惡化,貧富差距拉大,國家工業體系支離破碎……當年蘇共的腐敗與之相比,恐怕就有幾分"竊鉤者"與"竊國者"的味道了。如今"竊鉤者"已經"伏 誅",而"竊國者"又當如何呢?
相比於這些新貴,戈巴契夫的晚景則要淒涼得多。在筆者看來,這並非是由於一些文章中所說的愚蠢或者是"好心辦壞事",這其實是他與葉利欽鬥爭失敗的結果。他們所“爭奪”的,不客氣地說其實就是一個“(買辦)賣國者”的位置。蘇聯解體以後,葉利欽給戈巴契夫的只是每月4000盧布的退休金–這也是戈氏在辭職之後所“唯一關心的事情”,不幸的是隨著俄羅斯國內瘋狂的通貨膨脹的到來,這筆錢折合成美元之後不過1美元而已。戈氏開始像一個“藝人”一樣忙著在西方國家“拍廣告”賺錢,他曾帶著10歲的孫女入鏡拍了“必勝客”廣告;拿自己的名字為伏特加酒做了商標;還曾為路易•威登做過廣告……顯然,戈氏所看重的只是“自身的利益”,所謂"好心辦壞事"是無從談起的。
解 體
在蘇共內部如此"配合"的同時,美國人也沒有閑著。美國政府制定“肢解”蘇聯的行動計畫始於1981年春,策劃大致完成於1986年底–也就是戈巴契夫與雷根單獨會見之後,前後一共耗時5年多一點的時間。這一行動當時是背著社會公眾、政府和國會秘密進行的,知道內情的僅限於高層的少數幾個人–總統雷根、「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凱西、總統國家安全助理理查•艾倫和國防部長卡斯帕爾•溫伯格。現在公佈的資料表明最早提出這一計畫的是威廉•凱西,"凱西、艾倫、溫伯格在總統的支持下決定向蘇聯發出挑戰……我們認為雅爾達會議無效。"回憶人記得在凱西提交了阿富汗戰場等 情報報告後,提到了蘇聯問題,凱西認為美國沒有必要再繼續遵守以往的遊戲規則。
哈佛大學歷史學家理查•帕普斯為雷根草擬了美國對付蘇聯最新戰略計畫,代號為:NSDD-75。這一次世界大戰略表明瞭美國政策中的"革命性轉折"。"我們當前的目標已經不是與蘇聯共存,而是要改變蘇聯 的制度。""我們完全有能力借助外部壓力來改變蘇聯制度。""通過利用蘇聯內部的弱點來動搖蘇聯制度是美國的目的。"為此,美國展開專門行動,開始在蘇聯 和東歐國家內部尋找他們覺得可靠的代理人–雅克列夫、戈巴契夫、葉利欽這些人恐怕就是他們的"工作成果",通過給阿富汗反政府武裝以及東歐的反對派以 物質和政治支持,使蘇聯捲入兩場尖銳的危機–阿富汗戰爭和波蘭危機。
與NSDD-75計畫配合的還有另一套反蘇經濟戰方案,代號 是:NSDD-66,在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後開始執行,策劃者是雷根的蘇聯經濟顧問亨利•羅恩。NSDD-66的主要任務是:切斷蘇聯從西方獲得先 進技術用於產業升級的管道;打擊蘇聯外匯的主要來源–石油和天然氣的貿易。克格勃和蘇共高層當時都知道存在這樣一系列"旨在推翻蘇聯制度的美國情報機關 和其他特工機構的計畫",然而忙於瓜分國家財富的權貴們顯然對此並不在意,相反,為了在政治鬥爭中佔據上風,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樂於主動迎合西方國家。
除了戈系和葉系以外,蘇共黨內還存在由雷日科夫、亞納耶夫等人所組成的第三支力量,他們主張要回到比較傳統的社會主義道路上去。然而,這批人並沒有走出 蘇共權貴化的框子抑或是歷史沒有給他們足夠的時間吧。作為挽救聯盟的最後努力,副總統亞納耶夫等人發動了"8 • 19政變",軟禁了戈巴契夫,然而這一行動並未得到人民群眾的回應,後者選擇了冷眼旁觀。而在面對西方所謂的輿論壓力時,亞納耶夫等人又表現得畏首畏 尾,在事件爆發三天之後最終釋放了戈巴契夫。最後的努力至此宣告失敗了,葉利欽借此機會,宣佈蘇共為"非法組織",停止了黨組織在俄羅斯共和國境內的一 切活動–整個過程中,竟沒有一個黨員站出來進行過抗爭。也就在這個8月,烏克蘭、白俄羅斯、莫爾達瓦、阿塞拜疆、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先後宣佈獨 立(此前在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已宣佈獨立,次年,格魯吉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依次宣佈獨立),蘇聯解體至此已進入不可逆狀態。1991年12月 25日,蘇聯總統戈巴契夫宣佈辭職,將國家權力移交給俄羅斯總統。當天19時32分紅旗從克里姆林宮上降落!第二天,蘇聯最高政權蘇維埃通過最後一項決 議,宣佈蘇聯不再存在……
顏色革命
事情到此還遠未結束,這片土地上一下子出現了15位總統–同時也是這裏最富有的人。而在此之前,他們都是蘇共的高級幹 部,正是通過肢解聯盟,原本屬於全體蘇聯人民的國有資產被這些人劃到了自己的口袋裏。這樣一個根源也就決定了,由蘇聯解體而誕生的這些新的政權執政基礎從 一開始就是背離人民根本利益的,是難以獲得民心的–簡單說就是在已經腐化的蘇共基礎上進一步變本加厲。
對於西方國家而言,這些政權同樣是無法令人放心的,他們的利益依舊是基於他們的國家來實現的,和西方世界並沒多少瓜葛,甚至很多地方還會存在衝突–這一點可以參見現在俄羅斯與西 方的關係。如果蘇聯解體僅僅限於這一步,那對西方而言需要解決的就只是一個地緣安全問題,蘇聯地區的資源依舊沒有完全納入西方主導的經濟體系中來,那些地 緣上的戰略要衝也沒有完全被西方國家所掌握,因此資本擴張從中所能獲得的好處還是有限的。
雞蛋原本就有縫,而外面還有一大群虎視眈眈的蒼蠅,於是,顏色革命也就開始了。從格魯吉亞開始,之後是烏克蘭,然後是吉爾吉斯斯坦。與此同時,俄羅斯針對普京的遊戲也開始了。與脫胎于蘇共官僚的舊領導層不同,這些靠“顏色革命”上臺的新貴最初都是黨外的知識份子或者是"異見人士(公共知識分子)",他們手中的政治資源原本要少於前者,於是也就更加“依賴”於西方國家的支持。在蘇聯解體之前,他們和葉利欽們曾可以說是同盟關係,而變質後的蘇共對這些人也一直採取綏靖政策–蘇共不敢依靠人民,就只能選擇向這些所謂“精英階層”尋求支持。如今蘇聯滅亡了,由這些和西方存在更多“共同利益”的人去執掌權力,顯然比那些前蘇共官僚要更合適。
在2003年格 魯吉亞“玫瑰革命”之後,筆者在一部紀錄片裏清楚地記著這樣一個鏡頭:
在一個公開場合,薩卡什維利在對記者進行了一番講話之後,立即回頭去問了他的顧問──美國退役軍官布魯斯•傑克遜這樣一句
“我說錯什麼了嗎?”
這其實就是這些“民主派”人士與美國之間“關係”的“最真實的寫照”。
2008年北京奧運開幕當天,格魯吉亞突然兵進南奧塞梯,由此俄格戰爭的序幕拉開了,之後在不長的時間內,俄羅斯毫無懸念地贏得了戰爭。在此之前,其實兩國已經就南奧塞梯問題達成了協議,原本通過軍演進行示威的俄58集團軍也已結束演習準備撤回。從實力來說,格魯吉亞舉國的武裝力量就數量而言,僅相當於面前俄58集團軍加配屬航空 兵及海軍數量的五分之一,人員及戰術水準、裝備水準同樣遠低於俄軍。在爭議已經通過外交途徑得以解決,而實力又相差懸殊的情況下卻主動挑起戰爭,這顯然是違背常識的,但薩卡什維利偏偏就這麼做了,這是由於領導人的頭腦一時發熱嗎?恐怕並非如此,相反薩卡什維利當時可能還非常清醒。
俄格戰爭有這樣一個背景:2008年時金融風暴正處於高潮階段,當時美元的地位岌岌可危,在這種情況下歐盟和俄羅斯便再次有了聯合起來"搶班奪權"的 想法,按照《保爾森回憶錄》裏的記載,奧運期間普京甚至私下給中國高層傳話,要"一起拋售美國國債",準備直接結束美元的性命。在這種時候,俄格戰爭無異 于在俄歐關係上狠狠地切了一刀,即便雙方決策者對此心知肚明,但迫於國內輿論壓力,短期內也無法和對方繼續保持合作。也就是說,薩卡什維利這個看似毫無道 理的舉動,在一個關鍵時間點上大大地減輕了美元的壓力。美國人才是整個事件真正的受益者,而最直接的受害者則是格魯吉亞的普通百姓和在戰火中送命的士兵。 此番種種,恐怕不是用巧合可以解釋得通的。
死亡進行時
就筆者看來,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東 歐劇變可能是20世紀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場悲劇。首先,對蘇聯而言這無疑是災難性的,西方先前承諾給葉利欽們的援助幾乎無一兌現,俄羅斯從西方國家手裏得到的援助遠不及波蘭和烏克蘭。
1993年冬季,俄羅斯因為糧食危機已經面臨要餓死人的威脅,而在這個時候,副總統魯茨科伊竟還在盤算著如何利用即將到來的危機向葉利欽逼宮奪權。所幸的是,當時中國政府承諾在兩年內以不高於加拿大離岸價格,每年向俄羅斯提供500萬噸共計價值4億美元的玉米,這滿足了俄羅斯生產"人造肉"罐頭和飼料原料的需求,危機方才得以緩解。
和蘇聯時期比較,現在俄羅斯人的人均壽命“減少”了十年以上,
出生率從蘇聯時期的14%~17%銳減至8.3%,
死亡率由蘇聯時期的8%~12%增至14.7%,最高時達15.7%,
俄羅斯平均每年減少人口達100萬──按照國內某些學者的邏輯,也可以說俄國的“改革派”和“民主人士”們“幹掉”了數以千萬計的俄國人。
與此同時,包括俄羅斯在內大量東歐婦女迫于生計而淪為“娼妓”。在當時,西歐各國的色情業的平均價格因為東歐妓女的“大量湧入”而被大大地拉低,以至於本土妓女上街抗議“她們的東歐同行”搞“傾銷”–對蘇聯和其他前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來說,這絕不是一個讓人 聽後樂得起來的笑話。
和很多文章裏所提到的不同,在筆者看來,並非是蘇聯的經濟問題引起的這場悲劇,恰恰相反,是蘇聯解體本身製造了蘇聯地區經濟的悲劇。很多文獻都曾將聯盟解體的原因歸結于蘇聯後期經濟增長緩慢,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首先這個"緩慢"是相對於1975年之蘇聯GDP4 %~8%的增長率而言的,而同期美國的平均值則為3.3%。1975年之後,按照反共專家布熱津斯基《大潰退》一書裏的說法,蘇聯經濟增長常年低於5%,可問題是經歷了"平成戰敗"的日本有十年時間乾脆是處於停滯狀態,美國大蕭條時期也曾有過負增長,但美日政府現在都還活得好好的,而且在1975年經濟增長趨緩時,蘇聯人民的消費額增速是在加快的,換句話說蘇聯在當時已經開始逐步扭轉高積累低消費的情況了。事實上直到1990年年初,蘇聯經濟依舊是正增長,逆增長是當年夏天開始的–原因上文裏提到過,俄羅斯共和國在葉利欽當選總統後開始人為地破壞計劃經濟體系。還要說明的是,蘇聯時代GDP和GNP的計算是不算第三產業的,計劃經濟體制裏不存在金融操作這樣的虛擬經濟成分,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裏,製造業對GDP的貢獻通常只占20%~30%,其餘都是金融及服務業。
對蘇聯的經濟而言,應該說1991年前後的動盪只是讓國家經濟"休克"了–國家的動盪影響的實際只是分配環節。蘇聯範圍內,工廠、設備等等都還在那兒 放著,工農業生產能力完全是可以滿足人民生活需求的,真正的問題出現在後面,蘇聯經濟的"死亡"是一個持續了很長時間的過程。
開啟 蘇聯經濟"死亡"的第一步是聯盟解體。蘇聯工業體系的特點在於各個地區分工高度專業化,往往一個小城鎮只負責一種配件的生產,其餘生活物資都從外面調配,一架圖-154客機,上面的零配件來自十幾個加盟共和國。筆者所生活的城市就是20世紀50年代由蘇聯專家負責規劃的,所以對此有著比較清晰的認識。市內 最初一共三個區,輕工業、重工業、生活三樣分得清清楚楚,三個區之間留出了大量空餘土地以備今後發展–至今市區中心尚有8平方公里的草原。這種高度專業 化的分工可以極大地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生產效率,同時可以比較平均地在國內各個地區實現普遍的工業化,保持國內均衡發展。隨著聯盟的解體,各個加盟共和國 雖然手裏都擁有大量蘇聯時代的工業遺產,但是他們的工業體系都是殘缺不全的,就像是一家裏幾個兄弟分家,把一輛完整的汽車拆成一堆零件,然後每人拿幾個, 結果就是誰也沒有車坐,零件只能當廢鐵賣了。
第二步則是由“私有化”而導致的“去工業化”。在與鄧小平南方視察差不多同一時期,俄羅斯也在搞他們的“有俄國特色的市場經濟”。俄國人的步子要比中國大得多,當時的俄羅斯總理蓋達爾炮製出了一個“跑步進入市場經濟”的"500天計劃",60%的國有資產都被以“股份”的形式平均分配到每個公民手中,而在當時的恐慌情緒之下,大多數老百姓自然是不會考慮如何經營這份“產業”的,他們需要的是儘快把手中的資產券變現,兌換成外幣、黃金,甚至是麵包,然而這種行為卻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恐慌。很快,那些國有資產集中到了少數“寡頭”手中,蘇聯4萬多家國企,除了利潤豐厚的能源、傳媒等產業外,其他產業都被“轉賣”或是廢棄了。因為經營這些產業是要花費很多時間和精力的,而且蘇聯時期基礎產業的 立足點是考慮如何支持國民經濟的穩定運行,是否贏利則另當別論(譬如在遠東修鐵路,從國家戰略角度說是正確的,但從資本家獲利角度說是不正確的),這對急功近利的資本家而言是無法容忍的,於是大量"拆了大樓賣鋼筋"的事情就出來了。當時大家都在搞工業化,蘇聯卻在"去工業化",製造業越來越單薄。在戈爾巴喬夫上臺時,蘇聯工農業總產值年增長率仍舊在6%以上,蘇聯和華約國家的重工業出口約占整個世界出口量的38%[1],軍工出口約占50%,石油天然氣及 其附加產品約占18%,貴重金屬(含有色金屬)及其產品約占40%,民用航空和造船業出口約占25%,化工產品出口約占30%;蘇聯自己的民用船舶總噸位 就佔據世界第一,捕魚量也連續多年占世界第一;煤炭工業產量和出口量也一直高居世界榜首。那麼蘇聯解體之後呢?舉一個簡單的工業指標–汽車年產 量,2009年時俄羅斯的汽車年產量是140多萬輛,尚不及印度,僅僅是中國的10%,而鋼鐵產量是5900多萬噸,差不多也是同年中國的10%。到 2007年時,俄羅斯GDP到了1.2萬億美元,達到了蘇聯解體前的水準–聯盟解體曾使得蘇聯境內GDP減少了45%,這的確是一個不小的進步。但是要 注意的是,這裏提到的是GDP而不是工農業生產總值,這只是說明俄羅斯境內資本流動的量很大,至多意味著增加了一部分就業崗位,而“去工業化”的進程其實並沒有被逆轉,蘇聯時代的GDP是搞工業搞出來的,而現在的GDP是靠賣石油(天然資源)賣出來的–2007年GDP大幅增長主要得益于當年石油價格大漲。在評論鴉片戰爭時我們常常會說,當時中國的GDP雖然是第一,但這是生產瓷器、絲綢的GDP,而英國的GDP則是生產槍炮的GDP,在這裏其實是一個道理。
不只是設備和廠房不斷被廢棄,工業方面的人員培養也出現了可怕的斷層–俄羅斯目前除了能源以外,在國際市場上能拿得出手的大宗商品只剩下了武器裝備, 而俄羅斯軍工系統從業者當時的平均年齡已達到56歲,總工程師多數都是一群八九十歲的老人在擔任,第二梯隊是不存在的,一
[1] 經互會嚴密的組織體制決定了有時需要將它當做一個整體來看待,事實上東歐劇變的起爆點正是"波蘭危機"。當年波蘭的動亂導致原本由它負責的糧食生產無法進行下去,而美國對華約國家的糧食禁運進一步加劇了這一危機,而這又導致了蘇聯等國家經濟運轉異常,進而為戈巴契夫的"政改"提供了藉口。旦這一批人故去,俄軍工行業將面臨無人可用的局面。即便是現在,無論是蘇霍伊、米格戰鬥機還是T系列主戰坦克,基礎設計都是在蘇聯時代已經完成的,後期俄羅斯的工程技 術人員所做的只不過是在這些原始設計上逐步加以升級改進,或者是將當初已經接近完成的項目在降低技術指標後加以完成,1991年以後完全從頭開始研發的項 目幾乎是沒有的。換句話說,如今的俄羅斯軍工行業其實是在吃蘇聯時期的"老本",它的原發性設計能力基本上已經被廢掉了,俄羅斯現在能成為世界第二大軍火 出口國只能說明蘇聯時代工業的強大–靠一堆殘缺不全的殘骸都可以讓一個俄羅斯支撐近20年,而且後面還能再撐一段時間。再拿蘇軍的短板–海軍來說,聯盟解體前夕,蘇聯已經下水兩艘6萬噸級的常規動力航母,其中一艘已經開始海試,另一艘7萬噸的核動力航母也已經完成過半。如今,俄羅斯國內所有的船廠都不 具備建造2萬噸以上軍用船舶的能力,2010年時俄羅斯需要與法國簽訂協定,購買法制的兩萬噸級"西北風"級兩栖攻擊艦。
不光是對蘇聯人民,對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民而言,東歐劇變同樣未必是一件好事情。當然,最起碼對中國而言,蘇聯解體意味著來自北方的地緣威脅幾乎可以說是永久性地消失了,中國還從蘇聯地區以極低廉的價格得到了大批技術、設備、科研人員以及各類資源。
但是必須看到的是,東歐劇變也意味著人類探索有別於資本主義的新的生活模式的進程遭遇了重大的挫折,這是事關所有人的一件事情。而對世界格局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世界政治軍事格局和地緣政治均勢的兩極體制至此被完全打破了,美國成為全世界唯一的霸主。
同時,這也意味著資本擴張的“制衡因素”不存在了,之後的一系列大事件–包括現在的全球經濟危機,可以說都是“發端於此”。
摘錄自:《世界如何發展: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書》
□ 第八章 紅色悲歌
作者:王偉(筆名:博揚)
201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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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專家:美帝全球扶植第五縱隊佈署代理機構傀儡代理人 已開始進行第4次世界大戰
<俄專家:派第五縱隊 美已開始第4次世界大戰>
蘇聯雖已解體 大戰仍在繼續
蘇聯消亡是20世紀地緣政治中的一場浩劫,現在已經過去20年。這個“奧秘”至今依舊令許多人關切和好奇。
為什麼會發生這一切?也許只有根據現代戰爭的理論才能搞清楚。 “冷戰”一般被認為是20世紀一場最大的非軍事地緣政治較量,實際上是第三次世界大戰,是以對手(以國家為靶標)全面失敗為目的的一場資訊戰、意識形態戰。戰爭是從國家內部、人民意識中挑起的,特點是有失敗,但是好像又沒有軍事行動。在這場戰爭中蘇聯被打敗了。
現在,美國的主要目的不是戰勝單個國家或單個軍事政治集團,而是全面統治整個世界。為達到這一目的,美國實際上已經開始第四次世界大戰。
這場戰爭的不同之處在於,它具有全球性,是完全意義上的世界大戰,它將“逐步蔓延”到整個世界,所有民族和國家。
這場戰爭將沿著三個方向進行(以“冷戰”或“熱戰”形式)。
第一,向那些被選擇為“進攻目標國”的居民和政治精英的社會意識進行大量的“資訊心理宣傳”。
第二,在這些國家建立專門的“代理機構(網路門戶、自由媒體、基金會、智庫、非政府組織等)”,通過“第五縱隊”來發揮作用,向這些“機構”提供一切幫助,借此“影響”大眾傳媒,達到直接在這些國家內部“操縱”人們意識的目的。
第三,對那些不順從、“強調獨立發展”的國家,搞“顏色革命”、直接投資,甚至訴諸武力,用武力“推翻”這些國家的政府、並建立“親美政府的傀儡”。
“自由主義的現代化”是一種“不宣而戰”的戰略,它將導致西方和東方之間產生“文明大對立”。
如果說在蘇聯崩潰之前兩種社會制度———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對立是世界進程中的基本矛盾的話,那麼在蘇聯解體之後,當今時代的主要矛盾則是東、西方之間在文化價值觀上的全球衝突,它將決定當代世界的整個政治建構和發展。富裕的西方(美國、加拿大、西歐國家、日本、澳大利亞、新西蘭)與相對落後的東方(俄羅斯、烏克蘭和其他獨聯體國家、中國、印度、伊斯蘭國家、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相對峙。
那麼,“這種戰爭”給俄羅斯帶來了什麼呢?
俄羅斯迄今無法修復“自由化改革”的“後果”,依舊處在制度危機、意識形態模糊不清的狀態之中。國家從來沒有面臨像現在這樣的問題:怎麼辦?
要回答這一問題和確定新的發展前景,必須明確做到以下幾點:
第一,公開承認俄羅斯和西方不是同路人;
第二,俄羅斯應該“堅決摒棄”各種形式的自由主義思想,無論是西方自由主義思想還是俄式自由主義思想;
第三,俄羅斯只有建立全新的“國家意識形態”概念及其明確具體的政治行動綱要才能改變自己的發展軌跡。
應該“拋棄”這種東、西方間的矛盾可以通過“讓步”和妥協的方式來解決的“幻想”。它們的地緣政治目標和志向完全是不相容的。西方從來不需要一個強大和繁榮的俄羅斯。根據國際關係的現實情況,俄羅斯應該重新架構自己的對外政策,由面向西方“轉為”面向東方和南方。
文/【俄】弗拉基米爾•伊萬諾維奇•多博林科夫
(莫斯科羅蒙諾索夫國立大學社會學系主任)
2011-6-14 環球時報
http://mil.huanqiu.com/Observation/2011-06/17552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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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s New World Order Agenda》
by Stephen Lendman
2011-11-13
New world order strategy dictates major global economic, political, and military policies. Nothing happens accidentally.
Events are manipulated. At issue is world dominance. America, Israel, and key NATO nations are partnered to achieve it.
Wars, economic disruption, financial terrorism, and other upheavals play out in real time. Grand schemes lie behind them.
Today’s economic crisis wasn’t happenstance. It was well planned, willful policy to transfer unprecedented wealth to private hands.
Super-rich crooks got richer. Social inequalities deepened. Unmanageable debt levels skyrocketed. “Bailouts" metaphorically mean grand theft. Unknown trillions of dollars, euros and pounds vanished to secret accounts and offshore tax havens.
Currencies are being debased. Crisis conditions worsen. At issue is subverting democracy, ending social justice, and consolidating global power in private hands.
Political analyst Peter Eyre calls it “a well orchestrated master plan to swindle trillions of taxpayer dollars from so many countries."
Pumping them into bank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lets them game the system advantageously. “Are you starting to get the picture?"
“In a nutshell, the elite ‘New World Order’ (rulers) got into bed with the banking and financial sectors, who then got into bed with the governments of the world, who then got into bed with senior political figures, who then told us, the taxpayers, that all your money will now have to be used to bail them out or face economic collapse."
It’s a con, a scam to loot wealth from nations and households. Anyone facing default gets in trouble. Individual borrowers have their assets seized by creditors. Governments have to deal with the loan shark of last resort – the IMF.
Its terms require privatizing public enterprises, mass layoffs, deregulation, deep social spending cuts, wage freezes or cuts, unrestricted access for Western corporations, corporate-friendly tax cuts, increases for working people, undermining trade unionism, and enforcing harsh repression against those who balk.
In sum, its financial terrorism, New World Order tyranny, waging war on nations and humanity for profit and power.
According to Eyre:
“It boggles the mind that a system so vulnerable to manipulation would ever have come into existence in the first place."
It wasn’t by accident or from Adam Smith’s invisible hand. Since the 19th century, it was engineered by Rothschilds, Rockefellers, and other visible ones in league with complicit politicians to the highest levels.
Eyre ended his commentary, saying “Stay tuned for more grime and slime."
War as an Instrument of Control
Wars play an integral role. On September 11, 1990, preparing America for Operation Desert Storm, GHW Bush told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that war on Iraq presented “a rare opportunity to move toward an historic period of cooperation. Out of these troubled times….a New World Order can emerge."
McAlvany Intelligence Advisory defines it as follows:
“A supranational authority to regulate world commerce and industry;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that would control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oil; an international currency that would replace the dollar (and other major currencies); a world development fund that would make funds available to free and communist nations alike; (and) an international police force to enforce the edicts of the New World Order."
A briefer definition is tyrannical money power in private hands. Dictating global policies, what it says goes. Major bank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all the shots. Political leaders genuflect and obey, including when to wage wars against what enemies.
On September 21, 1992, GHW Bush told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that multinational troops would become a New World Order army, saying:
“Nations should develop and train military units for possible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America’s permanent war agenda wasn’t explained. Neither was using “peacekeepers" as imperial occupiers.
Post-9/11, Dick Cheney warned of wars that won’t end in our lifetime. Former CIA Director James Woolsey said America “is engaged in World War IV, and it could continue for years….This fourth world war, I think, will last considerably longer than either World Wars I or II did for us."
In its 2006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QDR), Pentagon commanders called it the “long war." In fact, throughout US history, America waged continual wars at home and abroad.
Obama is Washington’s latest warrior president. Earlier ones included Washington, Madison, Jackson, Lincoln, T. Roosevelt, Wilson, F. Roosevelt, Truman, Johnson, Nixon, Reagan, GHW Bush, Clinton, and GW Bush.
America glorifies wars in the name of peace. The business of America is war and grand theft. One nation after another is pillaged. Libya was the latest. Are Syria and Iran next?
At issue is consolidating wealth and power, subverting democratic freedoms, and achieving unchallenged global dominance through financial manipulation and brute force.
War Is a Racket Based on Lies
General Smedley Butler’s 1935 book titled, “War is a Racket" followed his 1933 speech on the same theme. In it he said:
“I spent thirty-three years and four months in active military service as (a Marine). I served in all commissioned ranks from Second Lieutenant to Major-General. And during that period, I spent most of my time being a high class muscle-man for Big Business, for Wall Street and for the Bankers. In short, I was a racketeer, a gangster for capitalism."
“I helped make Mexico….safe for American oil interests in 1914. I helped make Haiti and Cuba a decent place for the National City Bank boys to collect revenues in. I helped in the raping of half a dozen Central American republics for the benefit of Wall Street."
“The record of racketeering is long. I helped purify Nicaragua for the international banking house of Brown Brothers in 1909 – 1912. I brought light to the Dominican Republic for American sugar interests in 1916. In China, I helped to see to it that Standard Oil went its way unmolested."
“During those years, I had, as the boys in the back room would say, a swell racket. Looking back at it, I feel that I could have given Al Capone a few hints. The best he could do was operate his racket in three districts. I operated on three continents."
America’s global empire stretches everywhere. Super-weapons Butler couldn’t have imagined enforce it. By going public, he was an American hero. Who in today’s military can match him? Who’d dare try?
Cowards waged war on Libya. On November 10, NSNBC said Libyans haven’t enough basic foods to survive. “Tens of thousands of small businesses were destroyed." People can’t support their families.
Public anger rages against NATO. Libya’s a “powder keg ready to explode at any time." Suspected Gaffafi loyalists are arrested and tortured daily.
Libyan-style democracy includes “murder(ing), tortur(ing), and imprison(ing)" anti-Nato resisters. Foreign occupiers from Qatar, UAE, and other nations are instructed to terrorize Libyans to submit.
Nonetheless, resistance continues. Fighting rages across Libya. Everyone has weapons. Gaddafi wisely armed millions. By restricting enough supplies, NATO made food a weapon of war.
Washington, Britain, France, and belligerent partners also transformed Africa’s most developed country into its least. For many, getting enough life sustaining essentials requires fighting for them. Libya metaphorically symbolizes New World Order tyranny. Perhaps Syria and Iran ARE next.
Last March, Syria’s externally generated uprisings began. Despite legitimate grievances, Washington orchestrated change there like elsewhere in the region.
It’s part of its imperial “New World Order/New Middle East" project to control North Africa, the Middle East and Central Asia to Russia’s borders.
For over a decade, planned regime change targeted Iraq, Afghanistan, Lebanon, Iran, Somalia, Sudan, Libya, Syria, and other global countries.
Libya’s model was test marketed and readied for future aggression. Targets are selected well in advance.
IAEA’s fabricated Iranian report may ignite what’s planned next. On November 12, Haaretz headlined, “US demands Iran respond to IAEA report within days," saying:
Attending a Pacific Rim summit, Hillary Clinton issued demands, saying:
“Iran has a long history of deception and denial regarding its nuclear program and in the coming days we expect Iran to answer the serious questions raised by this report."
“The US will continue to consult closely with out allies on the next steps we take to increase pressure on Iran."
Clinton, Obama and other top US officials are inveterate liars and war criminals. America thrives on “deception and denial," raging lawlessly on a global scale.
Iran threatens no one. Its nuclear program is peaceful and nonmilitary. No evidence disproves it. Saying so is false.
Kazem Gharib-Abadi, Iran’s permanent Executive Council representative to the Organization for the Prohibition of Chemical Weapons (OPCW) told Press TV:
“The recent IAEA report is a historic and international mistake which has endangered the agency’s credit, and is based on political provocation and false claims made up of fabricated US (and Israeli) information."
Iran dismissed the report as “unbalanced, unprofessional and prepared with political motivation and under political pressure by mostly the United States."
Independent experts agree. It lacks credibility. America’s intelligence established refuted it last March. IAEA’s information predates 2003.
It’s worthless, but could ignite war if Washington plans it with Israel and other willing NATO partners. Stay tuned. Further updates will follow.
http://sjlendman.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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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 Lies Launch Wars》
by Stephen Lendman
2011-11-12
In “The Art of War," Sun Tzu said “All war is based on deception."
What worked in ancient times more than ever applies now, given instant ways of communicating globally and super-weapons Washington and Israel threaten to use like hand grenades.
In “Doctor Faustus", Christopher Marlowe mentioned “the face that launched a thousand ships." He referred to Helen of Troy (formerly of Sparta).
To win her back, Greeks launched 1,000 warships. According to Greek mythology, the Trojan War followed.
Homer’s Odyssey and Iliad recounted it. So did Roman poets Virgil and Ovid. Homer said it lasted 10 years. Mythological goddess quarrels started it.
Real, mythological, or fabricated reasons work equally well. Then it was Athena and Hera v. Aphrodite. Today it’s “war on terror" fear tactics.
Near its end, Greeks entered Troy in a Trojan Horse. America’s perhaps was 9/11. Both were duplicitous acts used to ravage targeted enemies.
The expression, “beware of Greeks bearing gifts" originated from back then. According to Homer and other Greek literature, they burned the city, captured Trojan women, rescued Helen, and returned her to Menelaus, her husband.
Fear, misinformation, and deceit work best enlisting popular support, whether in ancient China, Greece or modern times. Television today supplies it.
From its earliest days, it lied, distracted, entertained, and provided a platform for corporate America to control thought, manipulate public opinion, and sell people junk they don’t need.
In a June 1950 commencement speech, Boston University President Daniel Marsh said, “If the (television) craze continues….we are destined to have a nation of morons."
In May 1961, Kennedy’s FCC chairman Newton Minow called commercial television a “vast wasteland." He suggested watching it for a day “without a book, without a magazine, without a newspaper," with no distractions.
“Keep your eyes glued to that set until the station signs off" as it once did before 24 broadcasting. “I can assure you that what you will observe is a vast wasteland, (a) procession of game shows, (nonsensical) formula comedies….blood and thunder, mayhem, violence, sadism, murder, western bad men, western good men, private eyes, gangsters, more violence, and cartoons."
“And endless commercials – many screaming, cajoling, and offending….And if you think I exaggerate….try it."
Try it now. It’s the same on hundreds of channels round the clock ad nauseam.
Communication theorist/media critic George Gerbner once said television has nothing to tell and everything to sell.
In his book,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Neil Postman said “Americans are the most entertained and least informed people in the world," knowing little or nothing about what matters most.
Famed comedian Ernie Kovacs once said television is called a medium because it’s neither rare or well done.
Because most people rely on it for news and information, a nation of “morons" lets America get away with murder.
America’s Permanent War Agenda
In his book titled, “Perpetual War for Perpetual Peace," Gore Vidal said:
“our rulers 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have made sure that we are never to be told the truth about anything that our government has done to other people, not to mention our own."
In his book titled, “Dreaming War," he compared GW Bush’s imperial ambitions to WW II and subsequent Truman Doctrine pledge:
“To support free peoples who are resisting attempted subjugation by armed minorities or by outside pressures."
At issue was keeping Greece and Turkey from going communist. Applied globally, it initiated America’s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strategy.
Ever since, it lurched from one war to another to benefit war profiteers and advance America’s imperium, no matter the body count to achieve both.
In his 1953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revisionist essays titled, “Perpetual War for Perpetual Peace: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Foreign Policy of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and It’s Aftermath," Harry Elmer Barnes wrote:
“If trends continue as they have during the last fifteen years, we shall soon reach (the) point of no return, and can only anticipate interminable wars, disguised as noble gestures for peace."
“Such an era could only culminate in a third world war which might well, as Arnold J. Toynbee has suggested, leave only the pygmies in remote jungles, or even the apes and ants, to carry on ‘the cultural traditions’ of mankind."
Deception, misinformation, popular fiction, and Big Lies launch wars – all of them. Television today incites them. Earlier times, however had other ways to enlist public support or at least avoid opposition enough to stop them.
Historian Gabriel Kolko explained nothing good about “the good war," WW II, or any others. None achieve peac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ne conflict begets others. Endless destructive cycles follow. Countless millions die. Vast destruction ravages countries. Human misery, not liberation, results.
Since the 19th century, imperial wars shaped American life. Waging them is prioritized. Technological expertise produces killing machines. Industrial America suffered.
Human needs go unmet, today more than ever in modern times. State capitalism partners with business waging war. Uneducated, disadvantaged, impoverished, disconnected, restless, angry millions get left on their own sink or swim.
Others go to war to get killed, injured, maimed, or emotionally scared for life with nothing in return benefitting them.
In his January 1961 farewell address, Dwight Eisenhower warned about: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citing the “grave implications" of a “coalition of the military and industrialists who profit by manufacturing arms and selling them to the government."
He said “we must guard against the acquisition of unwarranted influence….by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The potential for the disastrous rise of misplaced power exists and will persist."
He added that:
“Every gun that is made, every war ship launched, every rocket fired signifies, in the final sense, a theft from those who hunger and are not fed, from those who are cold and not clothed…."
Today, dominant “iron triangle" authority runs America’s war machine. With sitting presidents, it consists of Congress, the Pentagon, and defense industry profiteers, including producers of sophisticated technology for digital age warfare Eisenhower couldn’t have imagined.
In combination, they addicted the nation to war, not for threats. It’s for power and profits. Why else would war be America’s business!
In his book titled, “JFK and the Unspeakable: Why He Died and Why It Matters," James Douglas discussed many reasons. Key was his opposition to force.
After the Joint Chiefs demanded troops for Laos, he told Geneva Conference representative Averell Harriman:
“Did you understand? I want a negotiated settlement in Laos. I don’t want to put troops in."
He opposed nuclear weapons use in Berlin and Southeast Asia. During the 1962 Cuban missile crisis, he refused to bomb or invade. Afterwards he said, “I never had the slightest intention of doing so."
In June 1963 (a few months before his assassination), he called for abolishing nuclear weapons, ending the Cold War, and advancing “general and complete disarmament."
In October 1963, he signed National Security Action Memorandum (NSAM) 263 to withdraw 1,000 US forces from Vietnam by year end and all of them by 1965.
He wanted “to splinter the CIA in a thousand pieces and scatter it to the winds."
Before Gaza, the West Bank and East Jerusalem were occupied, he supported UN Resolution 194, authorizing diaspora Palestinians’ right of return they never got.
He wanted the American Zionist Council (AIPAC’s original name) registered as a foreign agent. He opposed Israel’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He wanted peace, not conflicts. It cost him his life. Future presidents got the message. The rest, as they say, is history.
Canadian Law Professor Michael Mandel explained imperial America’s lawlessness in his 2004 book titled, “How America Gets Away with Murder: Illegal Wars, Collateral Damage,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He discussed Justice Robert’s Jackson’s Nuremberg “supreme crime" declaration. It’s more than ever relevant given America’s out-of-control belligerence, ravaging the world one country at a time or in multiples.
At Nuremberg, Jackson said:
“To initiate a war of aggression….is not only an international crimes; it is the supreme international crimes differing only from the other war crimes in that it contains within itself the accumulated evil of the whole."
In 1950, the Nuremberg Tribunal defined crimes against peace as:
“(i) Planning, preparation, initiation or waging of a war of aggression or a war in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eaties, agreements or assurances; (and)
(ii) Participation in a common plan or conspiracy for the accomplishment of any of the acts mentioned under (i)."
After WW I, Kellogg-Briand in 1928 renounced aggressive war, prohibiting its use as “an instrument of national policy," except in self-defense.
Sixty-three nations were signatories, including America, Britain, France, Germany, Italy, Soviet Russia, and Japan. The US Senate approved the treaty 85 – 1. Like Nuremberg, it’s binding international law.
Washington’s war machine hardly slowed. WW II followed as well as perpetual others thereafter. Even then, the business of America was war. It’s more than ever that today.
Its “scourge" wants power, profits and unchallenged dominance. Today, America wages it globally against humanity. International law is defied. So is morality and common sense.
International peace, security, stability, equity, justice, and freedom are non-starters. Only war spoils matter, including benefits derived from them in all forms.
Since WW II, America, its NATO partners and Israel waged regular aggressive wars. Millions of noncombatant civilians perished. Appalling human suffering resulted.
Washington’s imperial war machine is today’s greatest threat, ravaging the world one country at a time. Congressional authority was abdicated. Presidents can act on their own.
In September 2001, Congress approved the Authorization for Use of Military Force (AUMF) for “the use of United States Armed Forces against those responsible for the recent attacks launched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War on terror" authority accelerated permanent wars. Presidents now wage them at their discretion.
Where it all ends, who knows. No one’s able to stop them. Short of finding a way, free societies, planet earth and humanity hang in the balance. Even risks that great are ign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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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 of Words on Iran》
by Stephen Lendman
2011-11-11
Provocative rhetoric followed release of the IAEA report on Iran’s nuclear program, despite baseless allegations in it.
In October 2009, the Agency leaked a document titled “Possible Dimensions of Iran’s Nuclear Program" to the New York Times. At issue was circumventing then IAEA head Mohamed ElBaradei. Allegations in it were spurious. As a result, he wouldn’t touch it.
Two months later Yukiuya Amano replaced him. IAEA was politicized. In December 2010, the London Guardian published a leaked US embassy cable saying he’s “director general of all states, but in agreement with us." Its title was: “Amano ready for prime time."
A November 2010 Guardian article headlined, “Nuclear Wikileaks: Cables show cosy US relationship with (new) IAEA chief."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 Geoffrey Pyatt was quoted, saying:
Amano will “overcome bureaucratic inertia (and) modernize Agency operations…." He’s “solidly in the US court on every key strategic decision, from high-level personnel appointments to the handling of Iran’s alleged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In other words, he’s there to salute and obey orders, not be nonpolitical and impartial. He hasn’t disappointed.
America’s media jumped on his new report, again suggesting “possible military dimensions to Iran’s nuclear program" with no evidence whatever proving it. Nonetheless, US, Israeli and UK belligerents bellowed it. So far, nothing’s gone beyond rhetorical saber rattling.
Whether or not war’s planned isn’t known. Cooler heads in high places know the risk. Minimally it could engulf the entire region disastrously. Worse would be general war, possibly involving Russia and China.
Once something starts, anything’s possible, even unthinkably using of nuclear weapons to destroy underground facilities. Doing so would risk many thousands of lives and widespread radiation contamination.
Guardian writer Julian Borger headlined, “The IAEA report: what does it mean and will it lead to war with Iran?" saying:
“There is nothing in the report that was not previously known by the major powers. The West and Israel (supplied information on alleged) weapons development…."
“Furthermore, the bulk of the report is historical," pre-2003. Clearly it shows Iran’s not “rac(ing) to a bomb."
“Obama….has no stomach nor money for another war, and (Pentagon) generals insist that every way they game the scenarios, America comes out the loser.”
Former IAEA inspector/later department director Robert Kelly called Amano’s report “very thin," a “real mish-mash," including “amateurish analysis…I thought there would be a lot more there….It’s certainly old news. It’s really quite stunning how little new information is in there."
In 2005, Kelly examined Amano’s original documents. Gotten from a mysterious laptop, they alleged a so-called “green salt project" to provide clandestine uranium, high-explosives testing, and reengineering a Shahab-3 missile to carry a nuclear warhead.
From them, Kelly discounted possible Iranian military applications, suggesting documents were forged, saying:
“There is nothing to tell that those documents are real. My sense when I went through (them) years ago was that there was possibly a lot of stuff in there that was genuine, (but) it was a kind of junk."
The little high quality material in them amounted to “two or three pages that wasn’t related to anything else in the package. It was on a different topic, and you just wondered" whether fake evidence was planted.
He recalled 1993 and 1994 when the IAEA got “very complex forgeries" on an alleged Iraq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Those documents had markings on them (to) resemble Iraqi (ones), but when we dug into them they were clearly forgeries."
In 2002, Kelly said the IAEA got “pretty bad" Italian forgeries on Iraq’s alleged Niger nuclear links. That was then. War resulted. Now perhaps Iran’s targeted unjustifiably.
Shannon Kile,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Nuclear Weapons Project head, said:
Iran “doesn’t seem to have the same North Korea-like obsession with 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s. That’s nowhere to be found in the (IAEA) evidence."
“Yes, Iran is making progress. They’ve covered the waterfront in terms of the main technical areas that you need to develop a nuclear weapon. But there is no evidence they have a dedicated program under way."
Nonetheless,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Wayne Madsen sees “War Clouds Form(ing) over Iran," saying:
“Israel’s strategy is to make certain that its plans to attack Iran’s nuclear facilities and, perhaps other targets, meet no opposition from (US) diplomatic circles…."
As a result, “Asian nations want to freeze the United States out of interference in Asia." Worrisome signs include Israel’s “open secret ally, Saudi Arabia," appointing former Egyptian intelligence head Omar Suleiman advisor to Crown Prince Nayef bin Abdul Aziz al-Saud.
Washington’s increasing its presence in Kuwait, Bahrain, Qatar, UAE, Oman and perhaps elsewhere in the region. New CIA and Pentagon Predator drone bases were established in Djibouti, Seychelles, Ethiopia, and reportedly Saudi Arabia. More are planned.
Obama’s “under tremendous (Israeli Lobby) pressure (to) support an Israeli military strike on Iran…." Doing so would involve Washington and perhaps other NATO partners. To assure pro-Israeli voter support, Obama would have to go along.
Given the potential for war, Russia, China, their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member states, India, Turkey, and other regional nations show justifiable alarm.
On November 10, Israel National News headlined, “Report: Israel Preparing ‘Christmas Surprise’ for Iran," saying:
Britain’s Daily Mail said Israel may attack “Iran’s nuclear facilities….as soon as December 25…." An unnamed senior Foreign Office official said, “We’re expecting something as early as Christmas," or very early in the new year."
Foreign Secretary William Hague said the IAEA report “completely discredits" Iran’s nonmilitary dimension claim.
Israel Defense Minister Ehud Barak told Israeli Radio, “We continue to recommend to our friends in the world and to ourselves, not to take any option off the table," suggesting a possible attack.
Haaretz reported that Amir Kahanovich, chief economist at Israel’s Clal Finance saying attacking Iran would exact far too high an economic price for the world to accept.
He cited sharply higher oil prices, disrupted global trade, and more affecting Israel and other nations.
Israel’s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Ephraim Kam doubt stiff sanctions are coming. Russia and China won’t tolerate them. They’d also risk greater economic fallout. At most, he says “another round of light sanctions."
US Defense Secretary Leon Panetta said attacking Iran should be a “last resort." Doing so would have serious regional repercussions, he believes. Potentially they could be much worse.
Interviewed on Press TV, historian Peter Rushton accused Israel of escalating anti-Iran hysteria, adding:
“I think voters in Britain and America would do well to take a long hard look at those politicians who are prepared to give limitless trust to Israel at the expense of their own people" and regional peace.
Hezbollah leader Seyyed Hassan Nasrallah expects regional war to erupt from attacking Iran.
Also interviewed on Press TV, independent journalist Nader Mokhtari said:
“The United Nations has lost its basic functions for a very long time. (It) has not been able to intervene effectively in matters that it should have been able (to), according to its charter…."
Its structure prevents “99% of the world (from having) a say in running world affairs, and a select few" decide everything, including on those issues most important.
America has virtual veto power on all issues. With Israel, it threatens attacking Tehran unjustifiably. Its allegations are baseless. Regional war may follow with unpredictable consequences. The danger is real and frightening.
A Final Comment
Last May, George Mitchell left his White House Middle East envoy post. Rumor at the time suggested it was because of his deputy Dennis Ross’ extreme bias.
Anti-Defamation League head Abe Foxman calls him Israel’s “advocate." Middle East analyst Aaron David Miller calls him “Israel’s lawyer." Others call him a Zionist hardliner up to no good for Palestine or Israel’s regional rivals.
Some say he was forced out. Now he’s stepping down. On November 10, The New York Times headlined, “Obama’s Influential Mideast Envoy to Resign," saying:
He’s stepping down “at a time when Israeli-Palestinian peace talks are frozen and tensions over Iran are flaring anew."
Ross gave the usual reason about wanting to spend more time with his family. Others cite his duplicity, extreme bias, and failure to accomplish anything beyond representing Israel at a time its influence is waning.
Earlier he served as GHW Bush administration’s State Department Policy and Planning director, after which he became Clinton’s Special Middle East Coordinator.
He’s also co-founder of the AIPAC-backed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WINEP). It’s an extremist pro-Israeli front group. Ross will return after leaving his present post.
WINEP’s Board of Advisors includes a rogue’s gallery of figures like Richard Perle, George Shultz, Robert McFarlane, James Woolsey, and former US Israeli ambassador Samuel Lewis.
James Petras once called Ross “a virulent Zionist advocate of Israel’s ultra-militaristic policies, including an armed preemptive attack on Iranian nuclear and military installations."
“Ross is an unconditional supporter of the Israeli starvation siege of (Gaza), and fully backed Israel’s savage (2006) air attacks against civilian targets in Lebanon."
No friend of Palestine, he one-sidedly backs Israel’s worst lawlessness. He won’t be mi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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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s Media War on Iran》
by Steve Lendman
2011-11-11
When Washington goes to war or threatens it, America’s media march in lockstep, cheerleading. Fiction substitutes for fact.
News is carefully filtered, dissent marginalized, and supporting imperial belligerence substitutes for full and accurate disclosure.
As a result, patriotism means going along with rogue policies. Never mind rule of law principles and democratic values. Free and open societies are risked. So is humanity if belligerents overstep.
The IAEA Iranian nuclear program report stirred a hornet’s nest of inflammatory commentary, no matter the agency’s fabricated contents. Previous US intelligence assessments refuted them, including most recently in March 2011.
Nonetheless, IAEA allegations proved red meat for America’s media. Commentaries from three major broadsheets are typical.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On November 8, deputy Journal editorial page editor Bret Stephens headlined, “Now For a Real Iran Debate," saying:
“There’s no scarcity of reliable information about Iran’s nuclear programs, licit and illicit." At issue only is how Washington and Western allies act “to check them."
In September, IAEA said “Iran had enriched 4.5 tons of low-enriched uranium – sufficient, with further enrichment, for three or four bombs – and that a third of the uranium had been enriched in the last year alone."
It also said “Iran had begun more advanced centrifuges, capable of enriching uranium at a significantly faster rate than" earlier ones. “So much for the success of sanctions in shutting down Iran’s underground network of nuclear-parts suppliers."
Fact check
Iran’s nuclear program is peaceful and nonmilitary. No credible evidence suggests otherwise. Its operations follow standard procedures. Other nations follow them. None are vilified. Nothing done is illegal. Beating up on Iran bogusly discredits anyone doing it.
“So much for the enabling fiction that was the 2007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which judged ‘with high confidence’ that Iran ‘halted it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in the fall of 2003."
So much for a Journal editor accepting fabricated IAEA information, refuted by US intelligence as recently as March 2011 in its America’s Annual Threat Assessment of the 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He continued saying pursuing diplomacy or more “sanctions guarantees failure, signals weakness, and emboldens the hardest of Iranian hardliners."
Time’s “no longer on the West’s side….(F)urther delay only increases the complexity and uncertainties of any strike."
Short of supporting war, Stephen railed against Iran, saying Western leaders should “hasten the regime’s demise." How he didn’t say or explain that every nation’s sovereignty is inviolable, whether or not he approves.
The New York Times
A Times editorial headlined, “The Truth About Iran," saying:
Despite using fabricated, discredited, old information with no credibility, The Times called IAEA’s document “chillingly comprehensive….What gives the report particular credibility is its meticulous sourcing."
Russia, China and other nations “have been shielding Iran." Security Council members must “quickly impose a new round of even tougher sanctions…."
Fact check
For years, Times writers and commentators beat up mercilessly on Iran. In June 2009, Iran’s presidential election was more democratic than America’s rigged process.
Nonetheless, a Times editorial headlined, “Iran’s Nonrepublic," claiming “government authorities bulldozed the results" so incumbent Ahmadinejad’s victory was “bogus."
Instead of journalistic integrity, The Times claimed Ahmadinejad stole the election with no evidence whatever proving it. Rhetoric substituted for reasoned commentary in typical Times style.
In contrast, when the Supreme Court reversed America’s 2000 popular vote (and electoral one learned months later) to install its own favorite, a Times editorial supported Bush’s illegitimacy and his “unusual" post-election “gracious(ness)."
No matter that Al Gore won and they knew it. No matter what’s now known about a rogue administration terrorizing humanity.
Stopping short of supporting war, The Times said striking Iran’s nuclear facilities “would not set (it) back for very long. It would rally Iranians around their illegitimate government….The last round of sanctions was approved 17 months ago."
Russia and China oppose more. “So long as that enabling continues, Iran will keep pushing its nuclear program forward."
Fact check
In April 2010, Ron Paul addressed HR 2194, the Comprehensive Iran Sanctions, Accountability and Divestment Act, saying:
“I rise in strong opposition," including against its Senate version. Debate replicated lies, misinformation and distortions preceding Iraq 2003. “Propaganda (is) speed(ing) us to war against Iran for the benefit of special interests."
“A vote for sanctions on Iran is a vote for war against Iran." In other words, he called sanctions an act of war.
In 1997,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called economic sanctions “a war against public health." Sanctions constitute war by other means. Manipulated money power in private hands used irresponsibly is financial war.
Delegitimizing Iran’s legal nuclear program shows which side Times editors support. They’re the same anti-populist power and wealth ones they always back on all vital issues.
The Washington Post
A WP editorial headlined, “Running out of time to stop Iran’s nuclear program," saying:
The IAEA “spelled out in detail what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have known for a long time: Iran’s nuclear program has an explicit military dimension, aimed at producing a warhead that can be fitted onto one of the country’s medium-range missiles."
Fact check
Substituting bombast for truth, Post editorializing got another black eye. Throughout the piece, accuracy was nowhere in sight.
Like The Times, Journal, and others like them, however, what else can be expected from establishment broadsheets. They stop short of doing what readers expect – their job.
“The IAEA’s evidence….ought to end serious debate about whether Tehran’s program is for peaceful purposes. That’s why Russia and China tried to block the report."
Never mind that IAEA’s “evidence" lacks credibility. It was fabricated, discredited and out of date. Independent analysts refuted it. All countries should denounce its nefarious purpose, potentially leading to war.
Short of supporting it, the Post said Obama’s got time to act. He repeatedly said “Iran’s acquisition of a nuclear weapon is unacceptable – and the IAEA report makes clear that the danger is growing, not diminishing."
Most dangerous are:
◎ IAEA heads publishing baseless allegations;
◎ America, Israel, and Western nations supporting them;
◎ and disreputable major media opinion writers marching in lockstep instead of doing their jobs responsibly.
Sadly, that’s what passes for corporate-controlled news, commentary and opinion in America.
It’s why more readers go elsewhere for real information and analysis. Hopefully one day they all will!
讚讚
發改委劍指國企(中國電信) 背後站著外資/中情局
《中國的那些事(1):新華社為何幫南方系出頭?》
文/蔡子尤
2011-11-16 民聲網
最近,“南方系媒體”發動了一大一小兩場戰役,
一是以中國電信為突破口,通過“炒作”所謂國企壟斷問題“圍剿”中國國企,
二是“圍剿”孔慶東。
其實孔慶東對“南方系媒體”的所謂“三罵”(去你媽的、滾你媽的、X你媽的),事後證明完全是孔慶東的引蛇出洞。
看看被罵記者是如何說的:
http://www.mshw.org/review/debate/2011-11-15/6116.html
【濟南時報:孔慶東在微博上說你“態度很和氣,語言很陰險”。你問了他什麼問題,讓他覺得陰險?
曹林華:我根本沒來得及提問。我剛介紹完身份,他就來了句“我不接受你們‘南方系’採訪,去他媽的!”然後把電話掛了。
濟南時報:只是一句“去他媽的”嗎?孔慶東在微博上炫耀他罵了你一組排比句(去你媽的!滾你媽的!×你媽的!)。
曹林華:這些都是他意淫的。他罵得沒那麼誇張,這讓我既好氣又好笑。孔慶東一貫喜歡誇張,他是個表演欲望很強的人,正如他周圍人所說,他喜歡惡作劇。】
原來,孔慶東電話裏只是隨口說了句【去他媽的】,很明顯,罵的是南方系。孔慶東說的不是【去你媽的】,更不是【去你媽的、滾你媽的、X你媽的】。顯而易見,孔慶東在微博上說罵了南方系【去你媽的、滾你媽的、X你媽的】,既不是濟南時報說的炫耀,也不是曹林華說的惡作劇,而是典型的引蛇出洞,而且引出了新華社這條愚蠢的大蟒蛇。
孔慶東還很詫異,自己痛駡、耍弄南方系,為何新華社跳了出來?
廣大網民可能十分鮮明地記得,2008年汶川地震之後,南方系炒作【中國抗震救災是為了兌現對於普世價值的承諾】,而南方系主張的普世價值,其真實含義是【美國及西方的政治經濟制度代表人類普世價值】,而新華社也發表類似報導《從唐山到汶川:中國的改變》。新華社此文當時發表在新華網及各大網站的頭條,似乎是要強迫每個線民都要讀一遍。此文借讚美汶川救災,醜化唐山救災,醜化毛時代。內容主要有: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5/29/content_8277937.htm
1、在全國人民都在抗震救災時刻,繼續批判唐山大地震時的抗震救災,以此醜化毛澤東和毛時代,醜化社會主義。
2、認為改革開放時代和毛時代相比,【中共的執政理念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人民的主體地位得到進一步尊重,人道主義和人文關懷漸成社會風尚。】這顯然是把中國改開以來的這30年的中共,同1921到1979這近60年的中共做了徹底切割。
3、文章牽強附會東拉西扯,認為【抗震救災還反映了中國法治社會的逐步形成完善,……例如,“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與“私有財產不可侵犯”被寫入憲法。】,這完全是普世價值的腔調。
實際上,新華社的文章在“有意曲解”憲法,憲法第十三條是【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而新華社及南方系“曲解”成【“私有財產不可侵犯”被寫入憲法】。
在中國人民大眾“強烈要求”清算“暴富階層”“侵吞”國有資產的原罪的背景下,新華社及南方系“要幹什麼”,一清二楚。其實,新華社及南方系主張的【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並沒有”寫進憲法。憲法第十二條是【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將憲法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合起來讀,憲法的意思就是要清算暴富階層侵吞國資的原罪。
憲法全文見: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4/content_62714.htm
另外,憲法顯而易見也不會保障那些反毛、反共的人權,也就是說,南方系及新華社中大量的反共分子的人權並不受憲法保護。
雖然新華社記者文章沒有直接提【普世價值】四個字,雖然新華社記者的文章不得不提社會主義這四個字,但是此文章“內涵”其實和南方系“完全一致”。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擁護社會主義、擁護毛澤東的文章,在人民網旗下強國論壇大部分能發出來,
而在新華網發展論壇則幾乎“全面封殺”。
更重要的是,新華網國內部分曾參與多起“妖魔化”毛澤東、“妖魔化”社會主義的炒作事件。與新華網相比,人民網則沒有參與。
比如:2007年12月10日,新華網、新浪網等主流網站刊登文章:《據統計毛澤東稿酬累計達1.3億》。見:
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7-12/10/content_7223084.htm
此文實際上幾年前美國「中情局」“資金支援”的海外民運反共刊物製造的垃圾。後來汪東興、吳連登等人澄清了事實真相,新華網及南方報系並未刊登相關澄清文章,新華網的“造謠”也沒受到任何處理。
此事件詳情見:《從縱容“妖魔化毛澤東”到亡黨亡國》http://blog.hxf.mshw.org/post/4/18
其實看看新華社的歷史就很清楚,新華社裏有不少“南方系”的“同盟軍”,瞭解了以下情況,出現如上怪事,就一點不奇怪了。
這裏列舉一二:
比如:
《炎黃春秋》的社長杜導正,曾任新華社河北分社社長、新華社廣東分社社長,“文革”後,歷任新華總社黨組成員兼國內部主任、《光明日報》總編輯、新聞出版署署長。
《炎黃春秋》的骨幹、編委李普就曾擔任新華社副社長。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派5人小組接管新華社,李普是5人之一。
《炎黃春秋》核心作者、著名反共、反毛學者戴煌在新華社內人脈極廣,連原新華社社長郭超人都極為尊崇,戴煌更是屢次欺負新華社老社長穆青。看看戴煌是如何洋洋得意地自述的:
http://news.qq.com/a/20110712/001157_1.htm
【後來郭超人當新華社副社長了。他去過我家裏幾回。他勸我說,老戴呀,你得多到後面去跑一跑啊。也就是多到穆青家裏跑一跑。我才不去呢。穆青和李普後來住在同一層樓裏,他們一個在這邊兒,一個在那邊兒,挨著。李普和我關係很好,我經常去找他聊天。但我就是不到穆青家裏去。穆青派他老婆到李普家裏,想看看我和李普到底在談些什麼。我這一輩子啊,就這個脾氣,看不慣的人,天皇老子我也不怕,也不理。】
《炎黃春秋》的副社長楊繼繩也是新華社高級記者,在新華社工作35年。
新華社原國內部主任張萬舒,也是《炎黃春秋》的重要支持者,2009年張萬舒在香港出版關於8X8的敏感書籍,被亞洲週刊評為2009年十大中文(非小說)好書。張萬舒是國內最早報導小崗村改革的記者之一。張萬舒1964年始任新華社安徽分社記者,後任採編主任、副社長;1983年調任北京新華社總社國內新聞部副主任、主任;1992年改任新華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
1990年,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曾出逃美國,許家屯為中共正部級幹部,曾任江蘇省委書記和中共中央委員,叛逃時還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職務。他在叛逃後受到賣國指控,並在1991年被中共開除黨籍並撤銷所擔任的人大委員職務。
新華社“多出怪事”。2010年7月末,「鳳凰網」、南方報業網紛紛刊登:《網現新華社記者叛逃謠言鳳凰獨家闢謠》、《新華社國內部主任叛逃英國系謠言駐英養病》等文章,原來,英國每日電訊報導:新華社國內部主任萬武義已經叛逃英國,萬武義的妻子已經先期移民了英國,是“裸官”一族,而鳳凰網和南方系替新華社國內部主任闢謠,說其只是在養病: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0729/12/42556_42227479.shtml
http://bbs.xizi.com/thread-1597146-1-1.html
【據可靠消息,國內最大的新聞通訊社——新華社國內部主任萬武義已經叛逃英國,有關記者在英國對萬武義本人和其妻子見面時證實了這個消息。這也是繼1990年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徐家屯叛逃美國之後,從該機構叛逃到海外的最高級官員。但新華社和國內其他新聞機構並未對外報導。萬武義在和記者見面時表示,他之所以出逃英國完全是政治上的考慮,是因為在相關報導中觸動了特殊階層的利益,受到政治壓力而被迫離開。但國內熟悉萬武義的人士則指出,萬武義涉嫌貪污腐敗和收受賄賂,是在得知即將被革職調查的消息後而出走英國。
北京紀檢機關在試圖對萬武義的家屬做進一步調查時發現,在此之前,萬武義的妻子已經先期移民英國,萬武義是典型的“裸官”一族。所謂“裸官”,就是指自己在國內做官,但家屬、財產已經轉移到海外的官員。因為這類官員罪行一旦敗露就會選擇逃離,輕易逃脫國內法律制裁而引起了極大民憤,中國ZF最近正出臺措施,要求幹部就配偶子女移居國外情況向組織部門彙報,否則將追究紀律法律責任。
新華社的全稱是新華通訊社,也是中國的“國家通訊社”,同時具有行政管理職能。因為該機構在中國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加上新華社國內部和國內眾多ZF、大型企事業部門千絲萬縷的聯繫,掌握著國內幾乎所有重要新聞的編輯、簽發、報導權而一直是這些部門的公關物件,萬武義也很可能是在此過程中收受巨額賄賂而落馬。據傳,在新華社內部,有關萬武義的名聲一直不佳,在萬武義叛逃之後,新華社內部,包括海外各分社也被要求不許談論此事。
這也是時隔20年後,新華社再一次暴出“高官外逃”事件。此前一起發生在1990年,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曾出逃美國,許家屯為中共正部級幹部,曾任江蘇省委書記和中共中央委員,叛逃時還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職務。他在叛逃後受到“賣國”指控,並在1991年被中共“開除黨籍”並撤銷所擔任的人大委員職務。】
新華社萬武義就“叛逃英國一事”嚴正聲明:
http://news.china.com/zh_cn/news100/11038989/20100812/16077255.html
【2010-08-12 新華社
今年5月22日,本人參加中組部等組織的專題研究班到英國牛津大學學習,原計劃6月6日回國。學習期間因腰椎間盤突出的舊疾嚴重復發,遵醫囑在當地臥床治療。在中國民航局和中國駐英大使館協助下,在新華社總社有關部門和倫敦分社密切配合下,本人於7月31日下午順利返回北京。
在此,本人對新華社領導的熱情關懷和同事們的精心關照,表示衷心的感謝;對給予精心治療的英籍華人醫生夏志道夫婦等多位醫護人員以及提供熱情幫助的牛津大學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志願者,致以深深的謝意;對所有給予本人以關心和支持的各界人士,表示誠摯的謝意。本人將積極配合治療,爭取早日康復,重返工作崗位。
令人氣憤的是,在本人於英國臥床治療期間,個別別有用心的機構和個人公然採用捏造事實的卑劣手段,惡意對本人及家人進行造謠中傷,給本人及家人的相關權利造成極大損害。為此,本人要求侵權機構和個人就其誹謗行為公開賠禮道歉。同時,本人正在考慮依據相關法律規定追究侵權機構和個人的法律責任的問題。
特此聲明。
萬武義】
“究竟”是什麼人向英國每日電訊“透露”了新華社國內部主任叛逃的消息?
每日電訊為何相信這些消息並說消息可靠?
恐怕肯定不是美國「中情局」運作的吧?相信讀者自有分析。
至於事實真相如何,我們拭目以待吧。
總而言之,建國後新華社歷屆領導高層中,既有胡喬木、吳冷西、朱穆之、穆青、喻權域這樣真正的愛國愛黨愛人民的真共產黨員,
也有杜導正、許家屯之類的共產主義叛徒。
希望現任新華社國內部主任萬武義不是杜導正、李普、張萬舒、許家屯、楊繼繩之類的叛國叛黨分子。
此次新華社“聯合”南方系“圍剿”孔慶東。新華社“罕見地”發表新華調查、新華專電、新華社記者李江濤、趙琬微發表《如此素質如何為人師表?——北大教授孔慶東爆粗口罵記者惹眾怒》一文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kongqingdong/content-3/detail_2011_11/10/10563219_0.shtml
新華社記者黃冠發表《“教授罵人”有觸道德法律底線之嫌》一文:
http://www.legaldaily.com.cn/zbzk/content/2011-11/11/content_3088059.htm
兩篇文章均“殺氣騰騰”,直接“要求”北大開除孔慶東。這些“漢奸(帶路黨)”完全被孔慶東耍得團團轉,最後“不得不”在新華網“刪除”了這兩篇文章。
李江濤、趙琬微、黃冠等新華社國內部記者,應該是歸萬武義管吧?
總而言之,新華社相當於半個南方系。
南方系,已經徹頭徹尾地被“漢奸分子”、新自由主義分子、資改派“把持”,而新華社只有一部分被“漢奸”控制。最起碼,新華社國際方面的報導就比國內方面要好得多。
其實,無論是南方系、新華社還是《炎黃春秋》,他們都有一個統一的稱謂,“趙系人馬”。
趙紫陽,1960年後,歷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第二書記、第一書記,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處書記,曾兼任廣東省軍區政治委員、廣州軍區第三政治委員。1974年4月至1975年10月,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
任仲夷,1980—1985年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兼省軍區第一政委。1985年後退出領導工作崗位,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趙紫陽、任仲夷在廣東耕耘多年,黨羽眾多。“改革開放”以來,在這些“趙系黨羽”及“美帝獨裁霸權”的“庇護”下“南方系(漢奸買辦帶路黨)”一直茁長成長,《炎黃春秋》(漢奸買辦帶路黨)近幾年也是杜導正等“趙系”骨幹一手操作,而新華社這些傳統左派媒體自然也“被安插”了許多“趙系”黨羽。
張宏良文章曾說:
【南方系能夠成為中國媒體領域的實際老大,還是因為它“特殊”的“美國背景”。2010年美國總統奧巴馬訪問中國期間,點名要求單獨會見南方系報紙總編,否則,奧巴馬總統拒絕會見任何媒體,立刻返回美國,由中國承擔一切後果。中國方面沒有辦法,只能忍氣吞聲,由中宣部一位副部長親去廣州專機陪同南方系報紙總編進京接受奧巴馬會見。奧巴馬如此過分的舉措,不僅遠遠超過了主權國家之間的交往原則,甚至遠遠超過了宗主國對殖民地國家的要求,即使抗戰期間日本佔領軍對汪偽政權的要求,也不過如此。奧巴馬之所以堅持這樣做,無非是在用這個舉動向人們顯示,中國南方系媒體的政治地位,遠在人民日報、新華社和中央電視臺之上,至少在美國看來必須如此。】
奧巴馬“庇護”南方系(漢奸買辦帶路黨)的背景是自2008年以來南方系是“漢奸媒體”,這已經眾所周知。體制內的愛國主義力量試圖徹底修理整頓南方系和《炎黃春秋》(漢奸買辦帶路黨),這些行動遭受“趙系人馬”的頑強抵抗,而奧巴馬訪華就是為趙系人馬“打氣”的。在奧巴馬及趙系人馬的“通力保護”下,南方系和《炎黃春秋》(漢奸買辦帶路黨)平穩度過危機。奧巴馬拼下老本,也要“保護”南方系這些“棋子”,當然是為了在不久的將來更好地在中國搞“顏色革命”,肢解中國。
顯而易見,國內的南方系、炎黃春秋(漢奸買辦帶路黨)、新華社國內部、及中青報冰點週刊,都屬於“趙系人馬”。而這些“趙系人馬”的“背後”是「中情局」。無論是“大肆推廣”荒謬的“西方普世價值”和“新自由主義經濟”理念,還是“妖魔化”毛澤東,這些都是「中情局」的“一手策劃”,而南方系、炎黃春秋、新華社(漢奸買辦帶路黨)只是奉命行事。
據《克格勃X檔案:一個老牌間諜對國家最高機秘的披露》一書(著者是[俄]維•什羅甯,曾任克格勃局長。新華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介紹:早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情局首任局長杜勒斯策劃了系列方案,如“加爾瓦爾德方案”,其用途是【將基本的、集中的打擊指向反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要達到這個目的,【首先必須打破蘇聯人頭腦中的所謂‘列寧綜合體系’。】
而“直到”差不多半個世紀後,蘇聯克格勃才得以比較清楚地瞭解。
【根據艾倫.杜勒斯的企圖,關於‘德國黃金’、‘鉛封的’德國車廂和‘雇傭間諜’這些早就知道的假造謊言竟然成了‘禁果’,它對許多人的耳朵感到好聽。
加爾瓦爾德設計的最低綱領在於向新的幾代人灌輸對列寧主義的懷疑,認為列寧主義簡直是‘歷史的錯誤’,人類一部分暫時的、不正常的和不牢固的社會現象。灌輸說早晚要把它結束(‘蘇聯是罪惡帝國’!)】 《克格勃X檔案》–p65
詳情見:《中情局絕密綱領–用普世價值對抗愛國主義》
http://blog.hxf.mshw.org/post/4/33
與「中情局」在蘇聯的“操作”類似,中國南方系、炎黃春秋等(漢奸買辦帶路黨)媒體也在90年代後期以來“刮起”了“妖魔化”毛澤東的狂潮。
而“南方系(漢奸買辦帶路黨)”主張的所謂【普世價值】,正是「中情局」策劃方案的“要點”:
【(加爾瓦爾德方案)最高綱領包括最廣泛的目標。它提出的任務是破壞對祖國之愛。它渴望用所謂‘普遍人類價值’代替愛國主義。】《克格勃X檔案》–p66
有網友因此感歎到:
【到此,所有中國愛國者的疑惑終於有了十分合理的解釋:
在2008年那偉大的抗震救災過程中,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得到了自改革以來最大程度的激發。而“南方報系(漢奸買辦帶路黨)”當時卻“突如其來”、“莫名其妙”地宣稱抗震救災所體現的是“普世價值”,並由此引發了一場影響深遠的爭論。而隨後的兩年裏,“普世價值”也成了美國總統奧巴馬“對華喊話”的“口頭禪”。2003年出版的這本書實際上揭露了所謂“普世價值”思潮的真正的出處、背景及其戰略意圖。】
此次新華社出動“參與”圍剿孔慶東是一個“重要信號”。顯然,自李銳嫡系“中組部”老幹部崔武年發表《政改十三點》,“公開打出”趙紫陽(漢奸買辦帶路黨)的旗幟後,整個體制內的“趙系”都“蠢蠢欲動”,“加緊”了“肢解中國”的進程。
崔十三點見:http://www.mshw.org/review/debate/2011-10-26/5676.html
寫到此處,任何人都能看得出來,新華社為何要幫南方系出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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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那些事(2):發改委劍指中國電信,背後站著外資》
文/蔡子尤
2011-11-16 民聲網
上回說到新華社幫著南方系‘圍剿’孔慶東的事,指出不管是新華社、「中青報」、“南方系”還是“炎黃春秋”,都是“趙系”人馬,
而在這一切的“背後”是「中情局」。
其實,與「發改委」“圍剿”中國電信相比,新華社“圍剿”孔慶東,還算小事情。
一、「發改委」劍指中國電信,“背後”是外資
自11月9日CCTV《新聞30分》報導發改委調查中國電信、中國聯通壟斷,並將處罰幾十億後,引起了軒然大波,中國電信行業面臨生死危機。據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院長助理劉剛教授分析:
http://it.sohu.com/20111112/n325396790.shtm
【現在對電信、聯通提起反壟斷調查“時機”並不好。中國電信收入有1/3來自寬頻,如果真的像「央視」報導那樣被判定為壟斷,其要麼被罰款,要麼被限定市場份額,那整個中國電信就會由贏利變成虧損;而中國聯通日子就更加難過了,2010年就巨額虧損,假如遭遇反壟斷,那要麼是倒閉,要麼是被重組。】
劉剛還分析【此次寬頻反壟斷實質上是廣電和電信之爭的延續,大前提是目前正在進行的三網融合】,這個判斷也是絕大部分媒體的觀點:
http://www.chinanews.com/it/2011/11-14/3457430.shtml
【“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的反壟斷調查案被不少媒體指稱為其競爭對手廣電系統發起的“神仙架”。】
原來,自互聯網興起以來,傳統的電視與互聯網的融合已經是大勢所趨。所謂【三網融合】,就是電信網、廣播電視網、互聯網的融合。這裏面主要涉及兩個部門,一個是廣電系統,一個是電信系統。
此次事件的“起因”,就是廣電系統的企業像搞自己的互聯網業務,就得使用電信行業的寬頻,但是他們發現自己需要向“中國電信”繳費太多,“中國電信”定的價格太高。廣電系統最理想的狀態是,有自己的電視臺,有自己的網站,還有自己的寬頻,將電視臺和互聯網融為一體。
其實,電信系統也有自己類似的想法,搶佔制高點,進軍網路電視市場。
據媒體介紹:
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5-01/07/content_2427568.htm
http://tech.sina.com.cn/t/2006-06-09/2348983625.shtml
【“中國電信已計畫今年(2005)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開展網路電視業務。流媒體視頻業務將是電信今年重點推廣的內容,公司計畫今年將在大部分城市開通網路電視。”中國電信互聯星空事業部某高層近日表示。中國電信在杭州、廣東等地對網路電視進行的秘密試驗早已不是新聞。而2001年中國電信就曾試水,與新華社合作成立上海新華電信網路電視有限公司。】
【2005年,2005年4月27日,上海文廣越過中央電視獲得國內首張IPTV牌照,電信系統與上海文廣合作步伐的加快,幾方合作開展的IPTV試點一度高達50餘個。電信系統進軍網路電視,自然遭受廣電系統的圍堵:泉州廣播電視局發出一紙通告,叫停泉州地區的“百視通”網路電視業務,網路電視業務又在浙江擱淺。】
也就是說,推進三網融合,需要廣電系統和電信系統的通力合作。要搞網路電視,即需要寬頻和互聯網,也需要電視臺,本來廣電系統和電信系統相互合作,三網融合就可實現了。但是,雙方卻搞得你死我活,不斷內鬥。
整個事件看起來似乎比較簡單,一方是“工信部”下屬的電信企業,另一方是「廣電總局」下屬的廣電系統都想搶佔三網融合制高點,比如都要推網路電視。電信系統參與搞的網路電視被“各地廣電局”封殺。而廣電系統搞的寬頻業務面臨電信系統的高價,於是,就有了「發改委」調查電信壟斷一事。
本來,工信部和廣電總局打架,作為國務院各部位的老大,「發改委」應該調節兩個小兄弟的矛盾,讓兩者合作才對,但「發改委」的“意思”卻是“希望”廣電系統也進軍寬頻業務與電信“繼續內鬥”、競爭,“美其名”曰——打破壟斷。
(ISP(互聯網服務提供商)是經國家主管部門批准的正式運營企業,除了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之外,還包括中國移動、歌華有線、長城寬頻、天威視訊、中國教育和科研電腦網等近二十家企業。而歌華有線就是廣電系統取得ISP牌照的代表性企業。各方人物分析,歌華有線是此次發改委調查電信壟斷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其實,這一切,都是“外資壟斷巨頭”所“布的局”。
早在2007年,就有媒體報導:
歌華有線發展個人寬頻 “聯手外資”對抗網通
http://www.cnpaf.net/Class/news/200710/21772.html
2008年5月30日證券時報報導:《歌華有線與外資簽署寬頻合作協定》
http://zjdaily.zjol.com.cn/jrzb/html/2008-05/30/content_2741402.htm
【“歌華有線”日前正式與“自由媒體國際有限公司”和“華創夥伴投資有限公司”簽署了《關於設立寬頻合資公司的合作協議》,合資公司將通過歌華有線的寬頻網路向居民和商業客戶提供ISP服務(互聯網接入服務)。
……
“歌華有線”此次與國際知名的有線運營商的“合作”,可充分利用外資在寬頻運營及增值服務方面的優勢加速推動歌華有線高速資料寬頻業務及有線電視網增值業務的開展。】
而「自由媒體國際有限公司」是“什麼背景”呢?
此次與「歌華有線」合作的「自由媒體國際有限公司LibertyGlobal,Inc(簡稱LGI)」於2005年1月在美國特拉華州成立,同年在納斯達克上市,其掌舵人即是與默多克齊名的美國傳媒寡頭、“美國有線電視奠基人(patchpieces注:有線電視MSO系統台教父)”約翰・馬龍(John Malone)。
百度百科說:他讓默多克(Murdoch)、雷石東這樣的人膽戰心驚,他讓美國副總統戈爾甘拜下風.他是美國傳媒業的“成吉思汗”。
約翰-馬龍(John Malone)。還是美國最大地主: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usstock/c/20111012/010610602798.shtml
【北京時間2011年10月12日,美國地產月刊《Land Report》的年度調查顯示,自由傳媒集團(Liberty Media)董事長約翰-馬龍(John Malone)超過CNN創始人泰德-特納(Ted Turner),成為美國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今年早些時候,馬龍收購了緬因州和新罕布什爾州超過100萬英畝的林地,現在他名下的土地總面積已達到220萬英畝,超過了特納的200萬英畝,後者在過去的15 年裏一直位居美國最大地主之首。】
於是事情再“明顯不過”了:廣電系統顯然無法在寬頻及互聯網方面同電信系統競爭,廣電系統因此和美國傳媒寡頭“合作”,挑戰電信系統。
其實廣電和電信“內鬥”多年完全是“不應該”的。由國務院出面,甚至「發改委」這個老大調節,讓廣電系統和電信系統“合作合資”,發揮各自長處,共同搞三網融合,共同搞網路電視,利益雙方共用,這不是“很簡單”的事麼?為什麼一定要讓廣電系統也進軍電信領域?
事實上,廣電系統沒有相關實力,只得“引進外資”,“一起進攻”電信,這一切的“背後”對誰有利?
為什麼“寧可”與“外資”合作,也“不肯”與電信合作?
顯然,「發改委」的“藉口”還是要打破壟斷。在「發改委」“看來”,讓電信和廣電聯合成立公司是更大的壟斷。
而讓廣電“引進外鬼”與“美國壟斷巨頭”約翰-馬龍(John Malone)。合資就不是壟斷了?
在「發改委」“看來”,讓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合併,“解決”南北網路互訪的問題,“解決”億萬網民的苦惱,更是壟斷。
在「發改委」看來,讓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等企業合作,“一起壓低”從美國進口的電信設備及互聯網專利的(國際寡頭壟斷)價格(現在每年是5000億,超過軍費),這也是壟斷。
在「發改委」看來,像搞兩彈一星那樣,讓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等企業合併合作,互通有無,共同開發自主電信及互聯網技術和設備,“打破”“外資的壟斷”,“打破”美國壟斷寡頭的壟斷,這也叫壟斷。
按照「發改委」反壟斷的“思路”,兩彈一星根本“搞不出來”。
在「發改委」看來,為了反壟斷,電信行業一分為四,結果還是壟斷,再一分為十六,再分為三十二家(國際資本集團“支解分割依附”策略)……就像解放前的“軍閥混戰”,外資剛好進來“兼併”。
「發改委」究竟“代表”誰的利益?
「發改委」真的要讓電信行業走鋼鐵行業的“老路”嗎?
2009年07月10日第一財經日報報導:《鐵礦石最大買家為何沒有話語權》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90710/02426463633.shtml
【日本鋼鐵企業和貿易企業的“集中度高”,他們“掌控”著其國內60%以上的鐵礦石需求,而在中國這一數字僅為13%。
在日本,貿易商被稱為“商社”,鋼廠通過管道委託,由貿易商進口鐵礦石然後轉賣給鋼廠。商社的數量不多,但他們之間的“利益聯結”卻“極為緊密”,都是“互相交叉持股”和互派人員,而日本的鋼廠一般也會投資商社,佔據一定的股份。
在鐵礦石“依存度”幾乎100%的日本,鋼鐵企業和貿易商基本是“一體對外”的模式,
而中國則“恰恰相反”,善於“內鬥”。
這種“內鬥”,首先體現在鋼廠和貿易商的“數量之多”。
根據不完全統計,目前中國共有大小鋼鐵企業1200家左右,其中上規模的大中型鋼企有70多家,排名前5位的企業鋼產量僅占全國總量的28.5%,而美國、歐盟、日本等發達國家和地區排名前4位元企業鋼產量占全國比重為60%乃至70%以上。
目前國內有鐵礦石進口資質的企業共有112家,其中鋼鐵企業有70多家,雖然數量上較往年已經大幅減少,但數量仍然是世界最多的。其中又有國有,有民營,國有鋼企有的隸屬于國務院國資委,有的則隸屬於地方政府。
每個企業有自己不同的利益,自然“各懷鬼胎”,各自為政。
因此,產業“集中度不高”已經成為中國鋼鐵行業的“致命硬傷”,也已經成為歷年鐵礦石談判敗北的主要原因之一。】
也就是說,正因為日本鋼鐵行業是“計劃經濟壟斷型”的,因此“壓低”了必和「必拓」、「力拓」等礦山(巨頭)的鐵礦石價格。
而中國鋼鐵行業是“市場經濟競爭型”的,於是每年中國要向「力拓」等三大巨頭多交7000億。
近年中國吃“市場經濟惡性競爭”的虧已經不少了。如:《央企海外並購互挖牆腳,惡性價格競爭》
http://www.mshw.org/news/soe/2011-10-24/4503.html
【隨著中央企業海外投資熱情的高漲,在個別海外收購專案中,多家中央企業之間缺乏必要的溝通與合作,進行惡性價格競爭,出現了自家人挖自家人牆腳的情況。這既造成了國有資產不必要的損失,也十分有損中央企業的國際形象。
據國資委相關人士透露:“中央企業間境外投資的惡性競爭近年來屢屢發生。已經有好幾個項目,本來我們的企業可以花5000萬~6000萬美元收購的項目,由於央企之間的相互抬價、惡性競爭,結果花了1億多美元。”】
日本企業模式本來“學”得就是蘇聯及毛時代“計劃經濟的模式”。
我們“改革開放”卻將好的經驗“全部拋掉”,搞“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市場化。
按照前述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院長助理劉剛教授的分析,此次「發改委」氣勢洶洶,中國電信行業“面臨”被拆分的“威脅”,而外資正“虎視眈眈”,約翰-馬龍(John Malone)。更是已經兵臨城下,與「歌華有線」建立了合資公司。
可以說,“外國壟斷資本”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只欠「發改委」【反國企壟斷】這陣東風。
外資進入電信行業,其“危險程度”是“超人想像”的。
按照中國入世的“承諾”,中國電信業將逐步對外開放。即先開放增值業務、再開放資料和移動通信業務,最後開放基礎電信業務和基礎通信設施。
早從2004年12月11日開始,根據中國入世承諾,中國開始允許外資涉足基礎電信業務,外商可以與中國公司設立合資的形式進入中國北京、上海和廣州三地市場,外方的持股比例最高為25%。按照相關承諾,到2007年外資股權可以達到49%,並且取消地域限制。
到2007年左右,所有的媒體都在喊,【電信業,狼來了】。但是,自2007年以來,外資巨頭主要在觀望,狼沒有來。
這是為何?
因為一個巨無霸橫在外資面前,這就是中國國有企業:中國電信、中國聯通等巨型公司。外資即便是進入中國,也會毫無收益。
也“恰恰”是在2007年左右開始,“南方系媒體”紛紛“製造謠言”,說中國上網比美國貴10倍、100倍,要求反電信壟斷,“要求”將電信拆分“私有化”,讓外資和私企進入。這一切絕對“不是巧合”。“南方系”的“背後”正是那些著急的外資巨頭。
至於南方系的“謠言”是如何不靠譜,可見相關分析:
指鹿為馬–南方系反電信壟斷的背後
http://www.mshw.org/theory/eco/2011-11-10/6021.html
假如「發改委」借反壟斷的領域拆分中國電信行業的“陰謀”得逞,未來中國電信行業將一定是“外資的天下”。先不要說外資“全盤控制”電信行業,哪怕外資控制10%的份額,對中國國家安全來說也是無比恐怖的事情。
首先,外資已經“基本控制”“中國(所有的)門戶網站”。
互聯網業務,其專業術語是電信增值業務,是電信行業最先開放的部分。根據國務院辦公廳、發改委、商務部歷次外資並購安全審查制度或者規定,互聯網行業(電信增值業務)都未列入並購安全審查範圍,也就是說外資入股並購中國互聯網企業,不受國家安全審查。
而中國各大門戶網站如「新浪」、「搜狐」、「網易」、「百度」、「騰訊」及視頻網站如土豆、優酷等,都早已通過“協定控制(VIEs)模式”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
什麼是“協議控制”?在VIEs模式下,境內企業的經營決策、財務、人事、技術等“實際控制權”轉移給外國投資者。
看看廣州日報的報導:
http://tech.sina.com.cn/i/2011-09-20/03236084179.shtml
企業海外曲線上市或受限協定控制引起高度關注
【解釋:協議控制
2000年4月,新浪網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首開互聯網企業協定控制模式先例,為此市場也稱這種海外上市協定控制模式為“新浪模式”(又稱VIE模式,Variable Interest Entity)。
“新浪模式”的實質是通過合作協定的方式,“境外殼公司”實際控制境內牌照公司(為保護境外殼公司投資人的“安全”,通常牌照公司的全部股權也被抵押給技術公司,進而由殼公司全權控制),將收入和利潤轉移到境外殼公司,規避了外資機構不能擁有ICP牌照的問題(即互聯網路的外資行業禁入政策),使外資機構得以大量進入原本對其封閉的互聯網行業,並控股行業中的龍頭企業。】
通過“協定控制模式”外資已經“全面控制”了中國互聯網門戶網站,但是這些門戶網站所使用的寬頻、光纖線路,還主要是中國國企如中國電信所控制。雖然在外資控制下,以這些門戶網站為代表的互聯網企業已經成為反共勢力(詆毀煽動顛覆中國)的重要“活動陣地”與“輿論平臺”,“時時刻刻”在“傳播”反黨、反毛、反社會主義的有害資訊。但是,一旦發生重大突發性事件,中國很容易截斷危害國家安全的資訊傳播。
一旦外資連這些寬頻和線路都“控制”了,後果“不堪設想”。
想想吧:約翰-馬龍(John Malone)。及默多克(Murdoch)等美國壟斷寡頭在中國“擁有”無數「鳳凰網」、「騰訊網」這樣的互聯網門戶網站,還“擁有”無數「歌華線上」這樣的電視媒體,還“擁有”自己的獨立的無數條寬頻和線路。就這樣美國壟斷寡頭及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意志”可以“直達”千千萬萬中國普通老百姓的電腦,而中國政府的“所謂”監管可能完全被各種手段“規避”,幾乎為零。
顯而易見,「發改委」借反壟斷“推動”的“所謂”三網融合完全成了美國「中情局」及壟斷寡頭“主導”的三網融合,是美國「中情局」“控制壟斷”中國的三網。
除了顛覆勢力、顛覆資訊、顛覆意識形態的“入侵”,另外的“問題”是國家機密的洩露。
讓外資及私企進入電信基礎行業進軍寬頻業務,
請問,中國軍隊人員要聯互聯網嗎?
中國政府人員要聯互聯網嗎?
如果外資控制了互聯網主幹寬頻及線路,原則上,外資可以“監控”中國互聯網上所有的資訊。美國「中情局」的駭客也就不必費盡心機搞入侵了,中國軍隊的機密資訊會自動流入外資在互聯網線路上設置的監聽器裏。可怕地三網融合,不光是互聯網,還有電信網,就是說中國政府要員打的任何電話都能被外資及中情局“監控‘到。
另外就是“國內顛覆勢力”與「中情局」的聯絡也將主要使用外資的寬頻及線路。
要知道,互聯網在蘇聯解體中“發揮”過重要作用。
據《青年參考》(2011年08月24日22 版)報導:
http://www.mshw.org/news/oversea/2011-08-25/4187.html
【20年前的8月19日,一群強硬的保守派“軟禁”了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試圖奪取對蘇聯的控制。然而,政變者在控制電視臺、電臺、報紙等媒體機構的同時,卻遺漏了部分通信管道,讓葉利欽得以將《告俄羅斯公民書》昭告全世界,致使政變流產。在此過程中,尚處於幼年階段的國際互聯網發揮了通風報信的作用。】
蘇聯科技的確是夠發達的,很早就有了互聯網的雛形,也許就是幾台電腦通過一條線路與美國相連。但是克格勃由於忽略了對這個早期的互聯網及其他個別媒體的監控,使得819政變功虧一簣。
而今天,在「發改委」反電信壟斷的東風下,無數個這樣無法監控的線路將在中國建立起來。
對於所謂壟斷的問題,正如廣大網民指出的,國企從制度設計上、從原則上是屬於“全民所有”的,將反壟斷法“指向”國企,是“指鹿為馬”。只有外資和私企才有壟斷問題,因為這些企業是歸“一小撮人所有”的。
當然,假如中國電信、中國聯通出現了官僚所有、高管所有的傾向,那麼也會出現壟斷性質的行為,「發改委」需要做的是,恢復這些電信企業全民所有的屬性,比如恢復“鞍鋼憲法”,選拔真正走群眾路線的人擔當國企高管,讓廣大人民及電信職工有更多制約監督高管的權力。
但“實際上”「發改委」做的“恰恰相反”,他們是搞高管高薪,“刺激”國企高管去腐敗、去搞壟斷行為,接著“借這些問題”,借反壟斷的“名義”,將電信行業及其他行業拆分,再“賣給”外資和私企,“美其名”曰反壟斷。
這哪里是反壟斷?分明是把電信行業等國企從中國老百姓手上“奪走”,“賤賣”給外國大資本家,這不是反壟斷,恰恰是在“製造”壟斷,是在“製造”美國「中情局」對全中國人民從政治、經濟到文化的“徹底壟斷”。
讚讚
《中國“新洋奴”的十大特徵》
縱觀中國近現代史,大小“洋奴”層出不窮、前赴後繼。它們一貫“冠冕堂皇”地打著“民主、自由、人權”和“反腐敗”的大旗,妄圖“佔據”道德制高點。以獲得根本虛無的合法性與存在價值。用這些“冠冕堂皇”的“名詞”掩飾著它們“出賣”國家和民族利益的“醜惡行徑”。
試問有哪個“洋奴”承認自己是洋奴,連汪精衛都“死也不承認”自己是“賣國賊”,就別人指望這些“貨色”有人性有良知了。所以可以總結的是,長一副人類嘴臉的生物未必就是個真正的人。
用點文字稍做分析,或許對認清它們的“真實面目”有些許助益。
1、無條件“崇拜”西方是它們的信仰
在這一點上它們表現得“非常徹底”。它們“崇尚”和羡慕西方的“民主自由”和富裕,憎恨和厭惡中國的“獨裁專政”和貧瘠,可謂愛恨分明。西方就是好,西方人就是高尚就是優秀,西方就是文明是人類社會的顛峰。中國不僅應該學習,最好被西方“佔領”。這樣就是最原汁原味的西方式制度了,就可以發達了。“可是”香港被英國“佔領”那麼長時間也“沒看”建立個先進的制度啊,最後還是“要等到”2017才普選。
2、自詡為“國際主義”戰士
他們(極多數為唯我獨尊的文明高貴基督教教徒)“沒有”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或者說他們作為一個中國人沒有應有的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美國和日本是民主國家,所以美國和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它們標榜自己是真正的國際主義者。而實質上就是提美國和西方“張目”的美國西方的“代言走狗”罷了。為了讓自己看上去不那麼卑賤,它們選擇“扮演”非常高尚的國際主義者。它們以它們的智商揣度其他人,以為別人會信。面對西方的負面新聞,它們替主人“辯解”道:即使西方有缺點那是神聖民主的小小副作用而已。它們認為美國和西方(主子)“代表”了世界,而它們是“國際主義”戰士,所以美國和西方的國家利益必須得到“徹底維護”。至於美國的民主內涵和西方的民主本質,它們根本不曾去考究。而中國究竟怎樣健康地走向自己的民主之路,它們除了惡毒的“咒駡”和卑劣的攻擊現行政治體系和肆意的“抹黑”國家領導人之外,其餘的它們一概“漠不關心”。
3、它們是“軟骨類”
民族大義和民族氣節是它們“非常厭惡”和“恐懼”的字眼,在它們的字典裏“找不到”這樣的詞。它們旗幟鮮明地“支持”它們各自的“主子”,在他們的“主子”面前“奴顏婢膝”,一副“點頭哈腰”蝦米狀。它們根據自己的人生經歷和教育背景,把西方“描繪”成“天堂”,一旦他人稍有質疑就給別人“扣”被洗腦的“帽子”。連西方人自己都承認自己的社會不完美,你們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卻非要說西方是天堂。當你拿西方人的話質問它們時,它們不免又“讚揚”起自己“主人”的謙虛。它們被西方嚇破了膽,你稍微說點像男人的硬話,它們就出來“扮演”苦口婆心的好人勸你冷靜。要不就是直接給你“扣”極端民族主義的“大帽子”,給你們非洋奴潑冷水“潑髒水”。一般非洋奴就是想“平等”的站直了跟西方說話,這點要求都不能讓中國人實現。可見這幫滿口仁義道德的“惡棍”是何其“無恥”、何其“下賤”!
4、假民主自由,“真軟蛋”洋奴
“民主自由”是它們的“幌子”,“一己私利”是它們的目的。它們甚至可以放聲高歌“有奶便是娘”的“洋奴進行曲”。
因此,它們在美國人和西方人面前“搖尾乞憐”的樣子也就不難理喻了。
它們也用實際行動愛國,但它們愛的“不是”自己的祖國。
你只要“不同意”它們的看法就“血口噴人”你是黨棍黨衛軍,跟它們不一樣就是內奴。自己是“洋奴”,跟它們不一樣就是內奴。
5、 普世價值是它們永遠的“招牌”
“民主自由”是人類社會永恆的主題。曾幾何時也成了“(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們手裏一塊最有效的招牌。它們把它們的產品──出賣國家和民族利益,“巧妙”地貼上了“民主自由”的標籤。對於一少部分缺乏鑒別能力的人,不能說它們的產品沒有一點誘惑力。它們這些雜碎拿著自己認為的金字招牌到處“掛洋頭賣狗肉”。
6、“反腐敗”是它們新的招牌
人民對腐敗現象深惡痛絕,“洋奴”們則覺得有機可乘。所以“(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們也反腐敗,但它們“不是”為了反腐敗而反腐敗。真正的愛國人士反腐敗是為了建立健全的國家機制,使國家加快走向強盛。而“漢奸”們的反腐敗則有著本質上的區別,它們的規律是:
反腐敗——> 反對執政黨——> 反對自己國家——> “吹噓”自己的(主子)宗主國(美國、日本)——> “出賣”自己國家的國家利益給它的宗主國(美國、日本)。
所以,結論是:“洋奴”的反腐敗是為了博取大眾的同情和共鳴,以“掩蓋”它們“出賣”中國國家利益的可恥罪行。本來就事論事,而這些雜碎卻無端將很多“不相干”的事情和人物聯繫到它們“截取”的事實中,“利用”大眾反腐敗的心理宣傳自己的主張。同時還“不斷挑撥”是非“離間”各地各階層。為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做準備,甚至直接“潛伏”個輿論陣地為“洋奴”及其主人搖旗呐喊加油助威。
7、“洋奴”始終處於忐忑不安的尷尬境地
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洋奴”們深知自己的處境,只是由於環境的不同,“現代洋奴”仿佛更加理直氣壯了似的。二戰時的“洋奴”做的是直接對國家利益和人民血淋淋的傷害,是顯性的;“現代(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做的也是直接對中國國家利益和大眾血淋淋的傷害,是“隱性”的。
“(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們惶惶不可終日,惟恐其可恥行徑的暴露。一旦有人觸及其靈魂痛處,它們往往是內心驚恐不安,外表正義凜然拘理力爭,並且馬上將別人冠之以“憤憤”、“專制”、“不民主”“五毛黨”等“大帽子”,加以“醜化”和沒有底線的“不斷攻擊”。甚至有的在極度不安之下病態成“歇斯底里”,它們或“斷章取義”的“狡辯”,或乾脆破口大駡,種種醜態不一而足!它們不斷用誇張的詞語和“栽贓的手段”攻擊污蔑陷害非洋奴,只能說上帝要滅亡它們。於是乎先讓它們瘋狂。
8、“(動態價值觀)洋奴”永遠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選擇性失明”
“洋奴”不是沒有雙眼。和人類一樣,它們也有雙眼。但與普通人不同的是,它們的雙眼有一種“特殊功能”,我給它們的這個“特殊功能”起個名字──“(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選擇性失明”。也就是說它們看待事物都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選擇性(動態價值觀)”的,永遠是從事實中“截取”“自己需要”對自己有利的(一小)部分以期用來增加自己言論觀點的說服力。它們“(封鎖)禁止”任何人“揭穿”它們根本站不住腳的言論,其實這也是“符合”“(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強盜邏輯”的行為。只是它們“表演”的太拙劣,反而讓自己陷入被動。
歐洲每年都“騷亂”而且還死人,可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從來選擇“無視”,選擇“緘默”。你做“洋奴”就做,你為何來說中國不是。
中國不騷亂你說是高壓,中國萬一有了你們就興高采烈爭相圍觀。然後就不斷“放大事實”與根本不相干的東西“牽強附會”的聯繫起來,以便讓自己的“混帳邏輯”更有“欺騙性”。
9、不斷強調中國人身份 還時不時妄圖“代表”“我們”
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雜碎”最讓人不齒的就是明明是個“西方走狗”卻還“裝”自己很愛國。“模仿”魯迅等人的口氣“頤指氣使”驕橫跋扈。你拿它無法辯解的事實去質問,就“狡猾”的“偽裝”成不合你一般見識的老實人。把自己“裝扮”成中國的良心,
你這麼有“良心”,當中國領土被他國竊據的時候你們“怎麼”緘默。那個(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長平“滿嘴”普世價值,為何在中國大使館被它主人炸了的時候“選擇沉默”。
你“平常”不是總要言論自由嗎?怎麼中國人死了你都“不關心”,
你不是尊重人權嗎?生命權難道不是人權嗎?
你質問,他就“逃避”。最後來個不痛不癢的解釋。“以免”別人繼續質問到時候被撕下了好人的“偽裝”露出“洋奴”真容遭人唾棄。
在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的文章裏,有個巨大的驚人相似。就是喜歡“言必稱”我們,總“喜歡”用集體名詞,覺得自己“佔據”道德優勢。“有資格”點評世間的萬物。在公民社會,任何人都是因個體而存在,總是“鼓吹”西方那一套,卻連這個(最基本的普世邏輯)都“不清楚”。你就是你,你就代表你。沒有合法的他人授權你有“資格”代表誰?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自己覺得用這樣的口氣可以“欺騙大眾”讓大眾陷入自己設計好的“圈套”成為自己“洋奴”陣營中的一員。只能說“洋奴”的主人會很失望的,畢竟西方金融危機了,沒那麼多錢搞崗前培訓了。難怪現今的自由派洋奴自己砸自己招牌。
10、中國有原罪
在“(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心裏,中國做什麼都有罪。
西方可以幹的事情,中國就不可以幹。
西方人排獎牌榜,那是因為西方重數字重調查研究。中國看重獎牌榜就是舉國體制的罪惡造成的扭曲心理。
中國有些項目不錯,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就說都是舉國體制的結果沒什麼。要是說到中國不擅長的專案,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又說那是中國人種不行。
中國的企業不建立工會,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說沒人權。當中國企業建立了工會要求外資企業建立工會時,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說破壞投資環境歧視外國企業。
中國企業出去買資源,“(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說那是有政治目的的非正常行為。哪個汽車不用石油,用石油就叫有特殊目的。外國企業鯨吞中國戰略資源,中國開始管制,這些人又說中國搞保護主義。美國西方甚至印度搞那麼多次貿易保護主義你們(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怎麼緘默呢?難道那些被外國保護主義傷害的中國企業的員工的就業生存權不是人權的一部分嗎?
你要是把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逼急了,“(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就說西方那是(貪婪失敗)民主社會政府要對自己國家負責。難道中國的資源就應該賤賣嗎?中國天生就是劣等嗎?
有的“(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還會說,西方有些不對,但中國不應該學。西方對中國非禮,中國不反抗,難道就一直忍氣吞聲嗎?你如此質問“洋奴”,(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又會說中國。
總之就一條“原則”,西方“特殊”、中國有罪。
中國這個罪還是“原罪”,是永遠無法洗刷的。
文/天平居士
2011-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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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義經濟麻毒藥方肆虐的美帝附傭國埃及(統治三十年的穆巴拉克強人傀儡政權)貧富懸殊人民不滿經濟現狀 持續爆發民主革命
【美中情局操縱埃及軍政府傀儡 鎮壓民主人權鬥士致2000餘人傷亡】
《中東劇變與美國、新自由主義》
美國與埃及軍方
文/馬耀邦
節選自馬耀邦《中東劇變與美國、新自由主義》 2011年6月
中東劇變最引人注意的兩個熱點是埃及和利比亞。
這兩個國家體現了中東劇變“進程”背後最重要的兩個變數:
美國“推動”的新自由主義“引起動盪”,
然後美國“插手(介入)”力圖“繼續主導”。
實際上,(美國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政權的穩定一直是美國中東政策的基石。《紐約時報》坦率地表示:“30年來,特別是由於埃以和平條約,穆巴拉克政府一直是美國在這一動盪區域的政策支柱。美國官員擔心,一個新的尤其是由穆斯林兄弟會或其他伊斯蘭組織控制的政府,可能不會遵守穆巴拉克先生之前任安瓦爾•薩達特在1979年簽訂的該條約。”
根據1979年的“大衛營協議”,以色列將其佔領的西奈半島歸還埃及,但它並未滿足巴勒斯坦人的要求。相反,該條約引發了未來更多的衝突,因為以色列在與該地區的主要強國之一埃及實現和平共處之後,能夠集中其軍事資源,用於對付伊朗和巴勒斯坦。
“大衛營協議”符合美國的地緣政治利益,因為,(阿拉伯世界叛徒;美國附傭傀儡)埃及是美國中東政策的關鍵所在。作為對每年2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和其他援助的回報,埃及向國外投資開放,其工業和市場成了西方跨國公司的砧板上的肉。戰略上,美國“收穫”了一個處於從屬地位的新“盟國(附傭傀儡)”。埃及充當了“制衡”伊朗的重要砝碼。(阿拉伯世界叛徒;美國附傭傀儡)埃及軍事喪失了獨立性,日益“依賴”於美國的軍需品和訓練。因此,“埃及政府認為,巴勒斯坦會妨礙其融入美國和以色列主導的區域安排。如今,埃及與以色列共同合作扼制加沙,同時又參與以色列、美國和巴勒斯坦之間的會談。為此,以色列安全官員支持穆巴拉克提名奧馬爾•蘇萊曼作為埃及副總統”。
結果,面對穆巴拉克政權的倒臺,美國非常擔心示威遊行最終轉化為一場革命運動。在慕尼克安全會議上,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告訴西方政客、外交官和商界高管:“任何一個社會都有各種勢力在活動,尤其是在一個面臨各種挑戰的社會。為了實施自己的日程,這些勢力試圖破壞和超越社會進程。這是我為何認為,遵守埃及政府——實際上是由副總統奧馬爾•蘇萊曼領導的——宣佈的過渡進程之重要性的原因。”
蘇萊曼是穆巴拉克一手提拔的副總統、前情報總局局長和“美國中央情報局在開羅的主要聯繫人”。事實上,從20世紀90年代的克林頓政府開始,蘇萊曼作為穆巴拉克的秘密員警首領,制定了“非常規引渡計畫”。根據該計畫,“美國中情局在世界各地逮捕的所謂恐怖分子嫌犯,戴著頭罩和手銬被送往埃及,旨在進行刑訊逼供”。
儘管蘇萊曼先生在國內外臭名昭著,(主子)奧巴馬政府還是選擇他作為“一位過渡性人物”。隨著形勢的發展,華盛頓以一種“穆巴拉克必須下臺”的姿態與開羅進行對話。這清楚地表明,埃及實際上已經淪為“美國的殖民地”。
私下裏,“埃及政府開始在精英中清洗穆巴拉克的主要支持者。穆巴拉克政府的國防部長兼陸軍元帥坦塔維前往解放廣場,表面上是檢閱軍隊,但其實主要是為了結交抗議者”。然而,在團結穆巴拉克的老朋友以完成過渡的同時,奧巴馬政府明確表示,埃及的任何根本性改變都是無益於事的。美國“之所以(變臉)”強烈要求穆巴拉克辭職,只因為它發現,這個“傀儡”已經成為一種負擔,不再符合華盛頓的利益。
歷史上,美國曾在亞洲和拉丁美洲“扶持”過許多像穆巴拉克這樣的“獨裁政權”。一旦民眾動亂挑戰這些美國支持的獨裁政權,一場社會和政治革命有成功的跡象時,美國就採取一種三軌政策來應對:
一是公開批評侵犯人權的現象,主張民主改革;
二是私下裏發出信號,繼續支援當政者;
三是尋找一位可以替代當權者、保留政府機構和經濟制度並支持美帝國戰略利益的精英。
華盛頓害怕社會巨變和政治革命,它毫不猶豫地“暗殺”了(美國附傭傀儡)南越的吳庭豔等獨裁者,只因為(美國附傭傀儡)吳庭豔在南越存亡問題上竟敢違背美國的指示。
華盛頓已經承受過太晚干預的教訓。在古巴革命中,它無法做出一個切實可行的選擇,而只能支持巴蒂斯圖塔政權。同樣,索摩查政權被推翻時,華盛頓持觀望態度而未予以幫助,其結果是美國企業被國有化,在尼加拉瓜出現了一個對美國不友好的政府。
因此,“20世紀80年代,美國在拉丁美洲變得更加積極主動。它推動了過渡時期的協商式選舉,圓滑的新自由主義政客當選,取代了獨裁者。這些政客承諾,維持現有的政府機構,保護國內外精英的特權,支援美國的區域和國際政策”。
從而,埃及暴動使奧巴馬政府陷入極端的困境,因為它需要找到“一種非常的政治方案,既能讓穆巴拉克下臺,又能保持和強化國家機構的政治權力,同時融入民選方式來作為平息和瓦解群眾運動的手段”。華盛頓這項計畫的主要障礙之一,是埃及武裝部隊和穆巴拉克的中央安全軍。這些軍隊的領導人在埃及的腐敗政權中受益匪淺。
自“大衛營協議”簽署以來,華盛頓一直“培養”與埃及軍方的密切關係,美國每年提供價值14億美元的軍備,以“收買”他們。結果,埃及軍方發生了變化,“由保衛埃及邊界和本地區利益的軍隊,轉變為主要職能是操控人民和保護美國所支持政權的軍隊。埃及軍方的軍火儲備和美式武器的零部件數目都被維持在最低限度,以確保埃及無法同以色列開戰”。
過去30年來,埃及軍官都曾經在美國防務學院接受過“培訓”。埃及暴動期間,在埃南中將(Sami Hafez Enan)的帶領下,20多位埃及高級軍官在美國防部(對外侵略部)召開會議、舉行酒宴和就餐。在華盛頓期間,美國敦促埃及高級軍官們在對待抗議者時要保持克制,因為奧巴馬政府不希望埃及軍方的形象受到玷污,其理由是,埃及軍方“將在推翻穆巴拉克政權的行動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
因此,埃及軍方宣稱,他們不會對抗議者訴諸武力。埃及軍方“發表聲明,將抗議者的要求描述為‘合法的’,並半心半意地呼籲抗議者回家,承諾恢復正常的生活秩序”。埃及的高級軍官自稱站在抗議者一方,逐步為“(美國暗地支持的)軍事政變”奠定了穩固的基礎,釋放出與穆巴拉克徹底決裂的信號。
當軍事政變既成事實,埃及軍方又發表聲明,“稱讚穆巴拉克是一名為祖國做出巨大貢獻的領導人。它暗示,軍方不會長期掌權,並表示,軍方是不會取代合法政府的”。
“(美國暗地支持的)軍事政變”之後,埃及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控制了埃及。最高委員會現由穆罕默德•侯賽因•坦塔維元帥(Field Marshall Tantawi)領導。自1991年以來,坦塔維就一直是穆巴拉克政府的國防部長和武裝部隊總司令。穆巴拉克政府前總理和埃及空軍前司令艾哈邁德•沙菲克將軍(General Ahmed Al -Shafik)也是擁有權勢的最高委員會成員之一。最高委員會成員還包括奧馬爾•蘇萊曼。
事實上,“軍事政變”之後埃及局勢並無改善,埃及實際上是以無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主義告終。對奧巴馬政府來說,保持現狀是最合意的結果。因此,華盛頓對此非常高興,它立即宣佈,繼續向埃及提供軍事援助。作為回報,埃及軍政府宣稱,它會遵守1979年與以色列簽訂的和平協定,將繼續在加沙地區對巴勒斯坦人實施制裁。
為了“延續”無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主義,華盛頓試圖通過“顏色革命”的過程就如同我們在南斯拉夫和其他東歐國家所見證的那樣,在埃及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在這種體制之下,選舉“結果”可以輕易地“被人為操控”。因此,美國公開宣稱,它將向新的埃及政黨提供“資助”。這是“明目張膽”地侵犯一國主權和“干涉”一國內政。
在埃及軍政府的同心努力之下,華盛頓“正努力分化真正的反對派,並將其自己的所謂反對派人物安插入抗議運動”。前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巴拉迪(Mohanned Al-Baradei)就是華盛頓(美國主子)“選中”的反對派人物之一。正是巴拉迪要求穆巴拉克辭職,同時建立埃及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巴拉迪是在美國受的教育,大多數時間生活在西方,他代表著華盛頓的利益,反對革命性的變化。
埃及是“新自由主義”的典範
對美國來說不幸的是,埃及人民“不可能”接納無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主義政權,因為其“代表了現狀”:裙帶資本主義與“掠奪性外資”相互合作、一片繁榮,而民族工業“破壞殆盡”。
1991年,新自由主義結構調整計畫“被強加”給埃及,其結果是“毀滅性”的:“40%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之下,每天的生活費不足兩美元,失業率持續攀升,年輕一代失去就業機會。”社會支出的縮水還使絕大多數人喪失了基本醫療保健和教育的機會。埃及的“兩極分化”現象已經越來越走向極端。一千個家庭“控制著”這個國家的大部分商業和財富,他們是“私有化”和“新自由主義”的主要受益者。為了“壓制”合法要求和正義聲音,(美國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政府雇用了一支規模龐大的安全部隊,“警察局裏的刑訊和虐待成為一種例行公事。警方的路障和盤查成為埃及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顯然,如此腐敗的(美國附傭傀儡)政權已經在埃及人民心目中信譽掃地。不管華盛頓“收買”了多少埃及精英,也不管動用多麼強大的軍事力量,都無法動搖埃及人民“要求變革”的意願和決心。埃及人民為獨立和贏得國家尊嚴所作的鬥爭永遠不會停息。美國(反自由、反真民主)“頑固地”要求“維持現狀”並維護其在中東的地緣政治利益,這再次“暴露”了其國際行為的“醜陋性”。總之一句話,美國不過是只紙老虎。
1989年冷戰的結束標誌著全球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其突出特徵是“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和全球化的擴散。令人驚奇的是,作為一個極為貧困的國家,在實施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強加的經濟改革數年後,埃及竟被標榜為新自由主義的典範之一。為了免除多達數以百億美元計的債務,從1991年開始,埃及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簽訂了一份關於結構改革措施的協定。結果,金融自由化(金改)、私有化(金改)、解除管制(金改)、開放市場、為外國直接投資提供國民待遇等一系列結構調整計畫在埃及得到執行。
統計資料顯示,埃及取得了一定的經濟成就。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於埃及的報告:埃及的“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由1991/1992年實質上停滯的狀態上升至1995/1996年的4%以上,而通脹率從超過21%下降至7%”。此外,開放市場和歡迎外國直接投資導致了外匯儲備的不斷積聚。
然而,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看來,這仍未達到預期值,尤其是在結構改革方面。於是,1996年至1998年,它為埃及“設計”了為期兩年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規劃,其重點是“私有化、解除管制、貿易自由化和財政金融部門改革”。
遺憾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持”的“私有化”往往涉及將利潤豐厚的國有企業“拍賣”給外國跨國公司或本國圈內人。這造成了埃及“工作環境的”快速惡化“,引發了一次極為猛烈的罷工潮,以至於一位分析家稱之為中東地區近半個世紀最大的一次社會運動”。
其間,“裙帶資本主義盛行,而曾經作為埃及經濟支柱的本地工業任由衰退。與此同時,私營的工業部門生產陶器、大理石和化肥等破壞環境的產品,這些產品的產能不斷擴大,得不到有效的監管,為居民的健康帶來嚴重惡果”。
而且,“裙帶資本主義”必然導致財富集中於極少數經濟精英之手。不少“經濟精英”充當了跨國公司的“(買辦)代理人”,大量地進口電子和汽車等消費品。房地產開發商也位列其中,其中許多人與政治精英關係密切。這些開發商僅以實際價值的一小部分就拿到公有土地,建造封閉式社區和度假勝地,供埃及社會上流階層所用。利用國家的支持,包括基礎設施補貼和廉價的土地,房地產作為非石油產業,成為埃及經濟的第三大產業。
毫不奇怪,埃及社會日益“兩極分化”,“據評估,1000個左右的家庭控制著該經濟體的大部分領域”。為了保護其財富,維護自身利益,精英們施加“政治壓力”,促使有關稅收改革的法律通過。從而,最高所得稅從42%削減為20%。在穆巴拉克的領導下,埃及政府實行單一的統一所得稅。據此,高工資和低工資收入者按其收入支付同一稅率。因此,“穆巴拉克主導了一個這樣的進程:國家財富落人小部分私人手中,而絕大多數人”貧困化“,40%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之下,每天的生活費不足兩美元,失業率不斷上升,年輕一代沒有就業機會”。
而且,由於與全球經濟一體化並“放棄”了自給自足的政策,埃及的糧食和其他日用必需品的價格“扶搖直上”。然而,(美國附傭傀儡)埃及政府“無視”工人的抗議,仍然將最低工資固定為一個月不到一百美元。這在埃及工人階級中不得人心,但贏得了跨國公司的認可,“全球工商業界稱讚穆巴拉克的做法是‘勇敢的’、‘印象深刻的’和‘有遠見的’”。
於是,外國投資蜂擁流入埃及,尤其是它的經濟特區。由於張開雙臂歡迎外資,埃及取得了“在過去的三年保持高達7%”的經濟增幅。表面上,在許多旁觀者看來,埃及是一個繁榮的國家。埃及的首都開羅在不到五年的時間裏規模擴大了一倍,豪華別墅、大型購物中心、主題公園、高爾夫球館和馬球館四處林立。
遺憾的是,這樣的房地產發展水準沒有改善絕大多數埃及人民的生活水準。事實上,自實施新自由主義所“指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結構調整計畫以來,90%的埃及人沒有分享到國內生產總值和經濟增長的成果。恰恰相反,如前所述,越來越多的埃及人“陷入貧困”。最令人吃驚的是,這竟然發生在埃及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最快的時期。這引出一個問題,以國內生產總值作為衡量經濟發展的指標是否正確和有效。
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武裝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結構調整計畫的重壓下,埃及甚至將公共社會服務“私有化”。結果,大多數埃及人“喪失”了基本醫療衛生和教育的機會。那些受不到教育的窮苦孩子最終只能從事卑賤的工作,拿著微薄的薪水,來勉強維持家庭的生計。
更令人無法接受的是,(美國傀儡)穆巴拉克家族的成員竟是這種“裙帶資本主義”的積極參與者。他們是許多企業的股東,其唯一目的就是使自己變得更加富有。實際上,“(美國傀儡)穆巴拉克及其小集團長期以來一直將埃及視為其私人領地,將埃及資源視為戰利品進行分贓”。
他們自肥腰包的另一種方式就是將(金改)金融部門“私有化”。用「中央情報局」的話說,埃及精英“積極地推行經濟改革,以吸引外國投資”。
2004年至2008年期間,(美國傀儡)穆巴拉克及其親友忙於“兜售”埃及國有銀行。埃及銀行“落入”外國人手中的同時,穆巴拉克“取消”了對自由資本流動的限制,“放鬆”了對外國財產投資的“監管”。埃及成為全球房地產投機和有價證券投資的“聖地”,因為它“取消”了紅利稅、資本收益稅和債券投資利息稅。
因此,2005年,埃及商業銀行出售了其70%的股權;隨後,2006年,亞歷山大銀行——埃及最大的四家國有銀行之一,被一家義大利銀行——聖保羅銀行收購。國有銀行的出售和對國家金融體系的放任自流極大地玷污了穆巴拉克政府的形象,暴露了該政府的醜陋本性。這預示著它將自食惡果,從而播下了其覆滅的種子。毫不奇怪,執行新自由主義指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調整計畫,其結果不可避免地導致了2011年1月25日的暴動。
由於埃及的政治和經濟困境,新自由主義在該國備受指責。經濟學家、開羅的薩達特行政學院前院長漢迪•阿布德拉茲表示,“埃及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實踐帶來了通脹呼嘯直上、失業率持續上升和普通人購買力的下降”。阿布德拉茲先生補充說,新自由主義政策“有效地限制了這個國家的司法、立法和安全能力,而不是只局限於經濟問題……物價的失控已經引起惡性通脹。同時,失業率正在穩步攀升,而根據實際價值衡量,普通人的工資水準一直下滑。這一切逐步破壞了社會穩定,使得窮人更窮,富人更富”。
破壞社會穩定的關鍵因素之一是糧食價格飛漲。在埃及,各種主食價格每年攀升17%。但是,西方媒體報導埃及暴動時,卻完全忽視了這一簡單的事實。自埃及暴動以來,《紐約時報》的湯瑪斯•弗裏德曼等全球主義者一直譴責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稱這些國家造成了糧食價格上漲,從而間接地引起這場暴動。他表示:“中國本身並未促成這場暴動,但是,中國和以亞洲為首的發展中世界對肉類、穀物、糖、小麥和石油的消費日益增大,確實促成了該事件。”然而,根據新德里經濟研究中心的加雅提•戈什教授的研究,2006年至2007年糧食價格暴漲期間,印度和中國的需求實際上下降了3%。
美國發生經濟危機之後,「美聯儲」將利率降至“史無前例”的“低水準”,同時“放鬆銀根”,向美國金融體系注資數以萬億計的美元。於是,投機資本蜂擁流入商品市場。借助於“交易型開放式指數基金(ETF)”等“金融衍生品”、華爾街投資銀行——「高盛公司」,利用槓桿作用將小麥價格拉至空前的高度。其最終結果是:“紅色硬質小麥通常以每60蒲式耳3至6美元成交。該價格先是升至12美元,又至15美元,再至18美元,而後突破了20美元。2008年2月25日,紅色硬質春麥期貨收盤于25美元每蒲式耳。具有諷刺性的是,2008年是世界歷史上小麥產量最高的一年。”
在一篇題為《高盛如何對世界窮人饑荒下賭注並贏了賭局》的文章中,新聞記者約翰•哈裏(Johann Hari)稱:“從2006年底開始,世界各地的糧食價格突然開始飆升。一年後,小麥價格上升了80%,玉米上漲了90%,大米漲了320%。30多個國家發生了糧食暴動,2億平民面臨營養不良和饑餓。2008年春季,糧食價格又”不可思議地“忽然回落到原先水準,似乎在玩一場魔術。”
聯合國糧食問題特別報告員吉恩•齊格勒稱之為“無聲的大屠殺”,完全是“人為操縱的”。
事實上,在金融市場,農產品“被包裝”成類似於次級抵押貸款的衍生品,僅是在名稱上由債務抵押債券(CDOs)改為商品抵押證券(CCO)。事實真相是,由於新自由主義“解除管制政策”的實施,「高盛」等華爾街投資銀行的手段之一就是以“製造”“金融泡沫”來牟取不義的“暴利”,網路泡沫和“房產泡沫”就是明證。顯然,下一個“泡沫”將是農業泡沫,它會給數以億計的發展中國家人民帶來“大規模饑荒”,更不用說已經發生在突尼斯和埃及的“大規模暴動”。
雖然西方媒體(妓者)“極盡所能”地將埃及暴動“描繪”為“自由”和“民主”起義, 但實際上,它是為了“生存”和“匱乏”而戰。歸根結底,正是在“新自由主義”及其“市場原教旨主義”理論的指導下,金融投機商將穀物價格抬高至一種天價,從而“導致”大規模“暴動”。
此外,“新自由主義”主張,國家應“放棄”對農業的扶持,採取一種“(放任)不干預”的政策。由於城市中心區得到大量投資,而農村的農業發展遭遇忽視,埃及等許多國家很快淪為糧食極度匱乏的國家。
更糟糕的是,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推行的經濟改革和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第三世界的農民遭受西方國家得到“補貼”的農產品的“不公平競爭”,這進一步加劇了社會動盪和糧食危機。
因此,隨著(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政權的垮臺,“新自由主義”在全世界人民的眼裏已經“信譽掃地”。對於那些“信奉”新自由主義的領導人和“擁護”新自由主義的國家,這應當是一記“警鐘”。
他們最終會落到與(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一樣的“命運”,“步其後塵”並國破家亡嗎?這無疑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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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情局操縱埃及軍政府 鎮壓民眾致2000傷亡
《埃及衝突致35死近兩千人受傷 過渡政府辭職被拒》
2011-11-22 紅網
http://www.dzwww.com/xinwen/guojixinwen/201111/t20111122_6780129.htm
[提要] (11-22)最新消息顯示,首都開羅和其他一些城市的持續衝突已導致35人死亡、近兩千人受傷。示威者要求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主席坦塔維下臺、軍方儘快移交國家權力。政府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有人企圖阻撓選舉正常進行。
據新華社電 最新消息顯示,首都開羅和其他一些城市的持續衝突已導致35人死亡、近兩千人受傷。示威者要求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主席坦塔維下臺、軍方儘快移交國家權力。政府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有人企圖阻撓選舉正常進行。
示威者要求軍方領導人下臺
21日,數千名示威者聚集在開羅解放廣場附近通往內政部大樓的一條街道內,並向軍警投擲石塊。安全部隊多次發射催淚彈驅散人群。廣場上一些示威者高呼口號,要求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主席坦塔維下臺、軍方儘快移交國家權力。示威活動20日迅速蔓延,亞歷山大、蘇伊士、塞得港、阿裏什和南部的明亞、艾斯尤特等地均有抗議活動,一些地方示威者與員警發生衝突。
開羅等地18日發生大規模示威活動,抗議政府提出的憲法原則性檔,要求軍方儘快交權。19日,軍警在解放廣場開展清場行動,強行驅趕繼續抗議的示威者,導致1名青年死亡。
議會選舉將如期舉行
埃及過渡政府和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20日召開安全局勢緊急會議後宣佈,將保證議會選舉如期舉行。政府在聲明中說,目前局勢緊張的原因是有人企圖阻撓選舉正常進行和新國家機構的形成。政府將與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在此敏感的歷史時期擔負責任。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要求政府對衝突進行調查。
據埃及《今日埃及人報》21日報導,因部分內閣成員不滿衝突事件的處理方式,過渡政府在20日召開的會議上集體向軍方遞交辭呈,但被拒絕。
今年2月,穆巴拉克因抗議活動辭去總統職務,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接管國家權力,並解散議會。此後,埃及大規模抗議活動不斷。根據安排,人民議會(議會下院)選舉將於本月28日舉行,明年1月29日舉行協商會議(議會上院)選舉,而總統選舉日期尚未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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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情局操縱埃及軍政府傀儡 鎮壓民眾致2000傷亡
《中情局“萬能先生”幕後操縱埃及政壇》
李筱哲 楊牧 8月18日訊
2011年8月18日 人民網
俄羅斯《真理報》今日發表文章《埃及的“神秘部長”》,揭秘埃及局勢動盪以來操縱政壇的幕後人物。文章摘編如下:
是誰在“幕後操縱”埃及政壇?
“神秘部長”(美帝附傭傀儡)奧馬爾•蘇萊曼留給埃及軍政府的影響非常重要。20年從事“情報”工作的經歷使他已經不能被那些把(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趕下臺的人忽視。
當美國「中情局」來到中東簡陋的環境中需要和以色列聯繫的時候,需要和摩薩德打交道的時候,他就是美國「中情局」的“萬能先生”。
蘇萊曼由於(扮演美帝忠實走狗)曾對加沙地區(Gaza)實施封鎖而在阿伯拉世界“聲名狼藉”,當時他說,“要讓巴勒斯坦人為支持哈馬斯而受到‘餓著但不餓死’的懲罰”。
在加沙地區,40%的兒童都因為饑餓而營養不良,並致殘。
(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是埃及人的教父,但他如同阿拉伯世界其他國家的領導人一樣缺乏魅力並堅持用強權治理國家。蘇萊曼是他的參謀和決策執行人,(如今)也正是他把(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推上了審判台。
當穆巴拉克和兒子們的生活極盡招搖之時,蘇萊曼卻一直保持低調。直到穆巴拉克政權最終倒下、蘇萊曼接任埃及副總統一職之後他的生活才漸漸走到幕前。正是他向世界宣佈“(美帝暗地佈署扶持)軍事政變”已經完成,穆巴拉克正式“退休”了。
當然,每一個推翻(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後來成為軍政府成員的人都“經由蘇萊曼批准”。也許有人憎恨這位“神秘部長”,但每個政府官員都明白自己不想在結束政治生涯的時候落得個在籠裏受審的下場。
蘇萊曼讓政府成員各安其位,還有誰能更好地讓政府遠離瓦解?還有誰能更好地讓這些人隨時知悉「中情局」的消息?
如今,蘇萊曼的行蹤仍然是個謎。最後一次聽說他的消息是他給埃及《金字塔報》寫過一封信,在信裏他稱無意競選埃及總統,他所想做的就是“和家人一起平靜生活”。
軍事法庭審判、酷刑和失蹤——這一切都給蘇萊曼貼上了神秘的標籤,也警告著今天的埃及和那些在街頭集會推翻穆巴拉克的人:(美帝附傭傀儡)蘇萊曼善於在“幕後操縱”,而那些為(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的垮臺而高興的人正忽略他對埃及政壇的持續性影響。
讚讚
Pathogenesis of Central Bank Ruin
by Jim Willie
2011-12-15
Central banks are the current sovereign debt market. It is a vacated market. They are the majority bidders via debt monetization. The monetary inflation has become the New Normal and a travesty. In perverse fashion, the financial markets celebrate the monetized purchases, even calling for higher volume. In the process, bond and stock market integrity has been destroyed. Foreign creditors depart the USTreasury Bond market. Large European banks depart the Southern Europe sovereign debt market. Central banks step in to avert panic as the underlying structure to the global monetary system crumbles. When government bond yields rose quickly in Europe, it was not from abandonment by their central bank. The big Euro banks sell boatloads of bonds while the EuroCB buys only truckloads. The bond market integrity has been deteriorating very quickly. The dependence upon the debt monetization process is vividly clear. It is hyper monetary inflation to fill the void, thus providing the dominant bid. Ironically, the dullard stock market mavens celebrate the arrival of the central bank purchases without truly comprehending the destroyed integrity of the bond market. IQ levels are falling along with stock index levels.
NEXT GROUND ZERO IS ITALY
Upcoming budget impasses and bank failures will break the European Union wide open. A perceived temporary patchjob solution in Europe has been delineated. More of the same will accomplish nothing. A march toward a federation is apparent, despite the desire for decentralization. A motive to force a system failure is at work to create the federal structure. Recent appointments prove the point. Again Goldman Sachs knights arrive to the rescue in secret appointments. They earn the title technocrats, but crowds reject them as unelected leaders. Ignore the term Technocrat given both to Monti and the newly installed Mario Draghi at the Euro Central Bank. They are Syndicate loyalists.
Howard Davies is former director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ormer deputy director at the Bank of England. He calls for 1) fiscal federation with a unified central bank, 2) broad purchases of sovereign bonds, and 3) unlimited liquidityprovided by the Euro Central Bank. The prescription is stark and clear for hyper monetary inflation, the central bank serving as the entire government bond market, and the installation of a federation across Europe. The last 12 years have proved without a doubt that a unified Europe is a disaster in a bottle, whose cables and levers eventually break under the pressure of grand differences and the passage of time.
The raging crisis in Italy festers as it turns to a boil. Italy will serve as the agent of contagion, next to France and Spain. No solution is possible, as the summits are futile. Italy will expose the Euro Central Bank as both powerless and ruined. The focus has shifted away from Greece and squarely on Italy as the center of chaos in Southern Europe. Once more the meter for disorder is the benchmark 10-year Italian Govt Bond yield. It has surged toward the critical 7.0% mark as investors cast bond market votes against the policy in Rome and the upcoming austerity measures to be pushed through. Such level is regarded as unsustainable, given the massive Italian debts. Worker strikes have made vividly clear that Uber Leader Mario Monti will not succeed in large budget cuts without consequences. Striking Italian metal workers in Turin are shown in the photo. The biggest Italian unions (ports, highways, truckers, banks) went on strike. They oppose measures as painful hits pensioners and workers, leaving the wealthy untouched. Numerous big Italian banks are on the verge of failure. Neighboring France faces scrutiny of the bank asset feces. Markets brace for an expected debt downgrade to remove its coveted and undeserved AAA rating by Standard & Poors.
Syndicate appointed (not elected) Prime Minister Mario Monti believes Italy risks a Greek-style economic collapse without approval of the hotly debated austerity package. Italy stands as the third largest economy in the EuroZone, whose borrowing costs began to approach the levels that forced Ireland, Greece, and Portugal to seek an international bailouts. The controversial package has the support of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OECD). It is designed by Monti to save Italy. The decree plans to raise more than 10 billion Euros (=US$13.4 bn) from a property tax, impose a new levy on luxury items like yachts, raise the Value Added Tax, crack down on tax evasion, and increase the pension age. Monti supports the French and German calls for tighter controls on national budgets. He said, “If Italy were not capable of reversing the negative spiral of growth in debt and restoring confidence to international markets, there would be dramatic consequences, which could go as far as putting the survival of the common currency at risk. Italy is ready to do what it has to do but Europe must not fail to do its part. Without this package, we think that Italy would have collapsed, that Italy would go into a situation similar to that of Greece. It would be perfectly understandable that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should have the same enforcement powers in the area of budgets that it has in the area of competition." He describes loosely a federation, where Goldman Sachs sits in the thrones of Europe, in a quasi debt failure receivership role. Unfortunately, the pressure on the Euro Central Bank to purchase Italian, Spanish, and Greek Govt Bonds has put its balance sheet in total ruins. It is the buyer of last resort for fast falling toxic bonds. The only central bank more ruined is the US Federal Reserve.
Felix Zulauf, the former hedge fund manager and asset manager, has very strong European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a very sharp eye. He expects a depression to hit Southern Europe, and for one nation to exit the Euro Monetary Union next year. The process has no rules. The day after exit, the nation will suffer ruin of their banking system, forcing a rapid nationalization in a reverted currency. The end result will be a sovereign debt default and pure chaos across the continent. The coming depression will lay waste to the USDollar, the British Pound, and probably the Yen too. All fiat currencies will endure a powerful stress test, but based in reality, not a charade. As soon as any group of big Euro banks enter a failure and bust, the cascade of contagion will act like a fast moving virus to destroy many Western banks. We will then see a repeat of history with 20 Lehmans in bank failures, if not sooner.
CENTRAL BANKS AVERTED BANK FAILURES
The Euro Central Bank averted 10 to 20 Lehmans with the extended Dollar Swap Facility provided by the USFed. Money is almost free. The volume of money grants is enormous, likely never repaid. Witness the effect of the central banks showing reluctance to enter into bond purchases. The system breaks down in powerful manner.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said demand for three-month US$-based loans surged after it announced a broader Dollar Swap Facility for European usage. The USFed cut the cost of the financing from an ultra-low 1.0% to an almost free 0.5% rate. The USFed discount window was made cheaper for foreign banks than US banks (who pay 75 basis points), an indication of the destruction.Rumors persist that a cool $1 trillion has been made available. Five other central banks participated in the coordinated move which included the Bank of Japan. The Frankfurt-based EuroCB immediately made loans for $50.7 billion to 34 big teetering Euro banks on December 1st, the terms for 84 days at a fixed rate of 0.59 percent. That compares with the $395 million lent in the last three-month offering on November 9th at a 1.09% rate. The EuroCB also lent five banks $1.6 billion in regular weekly dollar operation on a single day as December opened, up from $352 million the previous week. The borrowing done at the Discount Window catapulted by 127-fold, from a paltry $395 million to $50.7 billion in a sudden move.
The public will not be informed of which banks tapped the credit line, more like a slush fund. They claim they do not wish to put the bank at risk of unwarranted attack. My view is the attack would be to put the proper value on the bank, ZERO. My sources tell that one major French bank was on the verge of failure, probably Societe Generale. Another source of bank and gold information was very clear in telling that the USFed acted reluctantly and forcefully, in order to avert a major catastrophe. He described a situation where several big Euro banks (the usual suspects in France, Spain, and Italy) were on the verge of failure. The USFed was appealed to by the EuroCB so as to prevent an estimated 20 Lehmans from occurring overnight, as in multiple bank failures from a flash event. He went on to mention that a flash event is inevitable, which the central bankers are powerless to stop. It will come in time, with an unknown trigger event that lights a fuse. Each new $trillion credit line buys less time and covers fewer obligations.
The Wall Street banks filled a void in providing liquidity in USDollar denomination to the big European banks. In doing so, the New York banks have tied themselves with a lethal financial tether to Europe. The London banks had already been connected. The connection lies in the shadowy derivative market. It used to be kept in the shadows since the contracts provided the majority of bank profit, and even supported the artificial rates in the bond market to a great extent. Now the derivative market is kept in the shadows because the big banks are mutually destroyed by insurance awards after failures. A little publicized trend was put into effect in the middle months of 2011. The big Wall Street banks filled a void. The inter-bank lending in Europe came to a halt in response to the sovereign debt crisis, a euphemism for the Southern European Govt bond market collapse. The big US banks offered a lifeline in the form of leveraged liquidity based upon unregulated derivatives whose notional value is in the $trillions. In doing so, the Anglo banks created a mutual risk factor in the umbilical cord of shadowy structures. If a handful of big European banks go bust, the contagion will be felt instantly (as in overnight) in New York and London. To claim that the US is insulated from Europe is nonsense. To claim that the European distress makes the US more attractive is patently false. Fifty major financial firms are tied around the necks with a common thick rope, weighed down by insolvency, going down together. Matters are so bad in Europe, that most banks have shut down the inter-bank lending, thus isolating the weakest. Huge funds placed at the Euro Central Bank signal the failures. The big European banks are soon to fail. They distrust each other.
THE GREAT GOLD PRICE DIVERGENCE
The Gold market has gone into the Twilight Zone. The ruin of the European banking system, dragged down by toxic sovereign debt, has made the big Euro banks desperate. They are tapping into the virtually unlimited Dollar Swap Facility, using borrowed money to lease gold. The Powerz have made the lease rate negative in order to attract borrowers. The supply has come from both Libya and Greece. These corrupted bankers require more gold, thus more wars and more victim nations. The system has turned to extreme abuse in order to keep a lid on the gold price, or better yet, to avert a string of Lehman-type financial firm failures in Europe. In the process, a Jackass forecast has begun to come to pass. The paper gold price (dictated by the bizarre COMEX market) is diverging from the physical gold price (determined by actual large private purchases). In late November, a great reliable global gold trader source assured that despite a posted $1740 gold price, the true physical price paid for large gold bullion purchases in the private market was more like $1950 per ounce!! That is a $200 price divergence, or 12% higher.
The COMEX has been drained of gold inventory.
The MF Global event was motivated by the desire to avoid meeting delivery notices.
Instead, JPMorgan stole the accounts demanding delivery, a neat trick fully permitted by the Syndicate that controls the USGovt, the US regulatory bodies, and the US law enforcement.
The lawsuits will be full of drama and intrigue. The integrity of the US financial system has been exposed, this time in full glory that even financial news anchors cannot deny.
Here is the smoking gun. Days after the MF Global bankruptcy was filed, and a vast array of deliveries in silver were expunged. The silver vault inventory tells the story of the crime. JPMorgan simply converted what should have been MF Global client silver into JPM licensed vaults.
Review the timeline.
MF Global declared bankruptcy on October 31st.
About a week later the CME began reporting that 1.4 million ounces of Registered silver was unaccounted for and unavailable for delivery, including 627,182 ounces from non-cartel banks.
About 7 to 10 days afterwards, JPMorgan suddenly reported a deposit of 613,738 ounces into Eligible vaults. Exactly seven days later, JPMorgan adjusted this silver into Registered vaults. JPMorgan had not seen one significant silver deposit in months prior to this bountiful day.
Great work on the part of the Silver Doctors to decipher the story.
The charade continues before the USCongress. They are told of claims that investigators are searching avidly for the missing funds.
They know where the funds are, in JPMorgan London accounts. They told us they were avidly looking for Madoff Funds too. They know where those funds are too, in the Land of Yodels. Reckoning is coming.
Big bank failures are coming.
Unspeakable debt monetization is coming.
Flash events are coming.
More vanishing acts for private accounts are coming.
Divergence in the gold price is coming that will shut down the COMEX altogether during a parade of lawsuits, but probably not prosecution.
National debt defaults are coming. The new 2012 year will prove to be a tumultuous year, will chaos reigning and the global monetary system laid to waste. Gold will soar, probably not for the leverage addicts who choose to play in the rigged corrupted futures contract arena, the chronic victims of fraud. If lucky, their accounts will not vanish, possibly stolen.
The wise who will survive and thrive will snag the physical gold offered at attractive artificially low price. Large purchases are not available at the current posted paper price.
DESPERATELY SEEKING BULLION
The Powerz need more Libyas and Greeces.
They tapped into 144 metric tons captured in London from the Libyan accounts and 111 metric tons seized from the Greek accounts. It is the bankers New Gold, as reported by intrepid Jeff Neilson.
In a fresh sign of bankster desperation, the lease rates for gold have been pushed down to net negative levels. Contrast to the extraordinarily high premiums paid on gold purchases. Big European banks on the brink of ruin, the next Lehmans, are leasing gold in order to raise cash and stave off failure.
It is simple math. The great enablers are the central banks. Cases exist of multiple sellers of the same gold bullion bars, a common trick made famous by the GLD exchange traded fund, the SPDR Gold (dis)Trust.
All leasing is done without regulation, like the derivative market. Neilson concludes, “Here is where we come upon a seeming paradox with respect to the recent explosion of gold leasing. We know that the banksters have virtually run out of their own bullion, as the evidence is absolutely conclusive. The same Western central banks which were openly selling 500 tons of gold per year onto the market every year have now all totally ceased their gold sales. They have no more gold, or at least they had no more gold." The Washington Accord guided official gold sales, a completed process. The physical gold price is diverging from the false paper price directed by the COMEX and guardians like JPMorgan.
If truth be known, over 40 thousand tons of gold bullion has been leased and sold that does not exist.
In the coming years, reconciliation will assist in sending the gold price much higher, toward $5000 per ounce. As time passes, more criminal actions will be visible in the open, like MF Global.
POLITICAL LEADERS TURN IRRELEVANT
Pointless meaningless exercise in futility is seen in the big European summit meetings. They are wasting their efforts, biding time, deceiving the public, and supporting the bankers in last ditch attempts to salvage what cannot be saved. The sovereign bond market is loaded with rollover interactive explosive devices that will continue to explode without relief. The politicians offer no solutions, as Merkel and Sarkozy are the only members meeting in public eye, yet neither has any power left. They meet and sign deals only to be contradicted and countermanded later by the bankers with power and court judges reciting law. The German leaders at the summit meetings are all for public show, even financial market management. None has any power left. None is involved in the new alliance. The informed observer need not follow what they decide upon anymore, because in 2 to 3 weeks their pact will all vaporize into nothingness. Markets are impressed for minutes and no more. Witness their last several accords, none of which endured. The movie keeps repeating like Ground Hog’s Day. They cannot solve the ultimate entrenched problem of toxic sovereign bonds within the PIIGS nations of Southern Europe. They have no tools in their medicine chest, only phony money and more debt, even silly new Uber-Bonds. They actively avoid putting their decisions to a public referendum vote, since the people would vote down any further bank welfare in the form of more bond redemptions or bailouts. No evidence of democracy can be seen. Politicians debate, dispute, then make accords, but their communiques are common graffiti.
The dirtiest secret is that France has already been tossed into the PIIGS pen by Germany, no invitation given to join them in the next chapter. Nothing is decided anymore in Paris without Berlin approval. Germany owns over 90% of French Govt debt. Absolute desperation is seen with the string of absurd vacant meetings held by two powerless figures, Angela Merkel of Germany and Nicolas Sarkozy of France. Merkel has zero political base, yet insists on conducting more meetings that lack enduring substance. Sarkozy attends the meetings but has been stripped of his privilege to cleave with Germany, rejected. The French are going through a flailing stage beset by convulsions on the political stage without proper identification by any geopolitical doctor. Their crippled president actually claimed publicly that loss of AAA rating for government debt would not be insurmountable. Within days, the extreme pressure placed upon one US rating agency caused a delay of the debt downgrade.
The key to Europe is the chain of explosive devices linked to France, Italy, and Spain. No solution exists. Rollover of their debt will exacerbate the crisis. The leaders are like witchdoctors presiding over a bonfire. The OECD has thrown some water on the faces with a forecast of government debt in industrialized nations, set to rise from $10.4 trillion to $10.5 trillion in the coming year. The prospect to finance the debt is perilous.
WALL STREET SUBTERFUGE IN NEW WEAPONS
Wall Street is reported to be sabotaging the Euro currency. They are using a Japanese Yen position front. They also rely upon debt rating agencies to sling key attack arrows. The belief is that what hurts the Euro currency will help the USDollar. Such shallow strategy. It will result in mutual destruction with gathering momentum, along with an unstoppable collapse of big banks in Europe, Lond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sordid story was reported by Zero Hedge last month about how the Wall Street villains had created short trades directed against the Euro currency and even the big European banks. They had created a complex network of positions designed to conceal their nefarious intentions. At the center was a funding mechanism from the Japanese Yen currency. The belief was that further damage and destruction in the European financial structure could be helpful in lifting the USDollar, or at least buying some more time. This is the very essence of the Competing Currency War and its mutually destructive tactics, so much so that analysts adroitly describe it as a race to the bottom in the protection of the export trade.
Joining the subterfuge are the US-based debt rating agencies. They have been dutiful in delivering painful debt downgrade banners to fly over both government debt and corporate debt across mostly Southern Europe. Theirs are non-stop financial assaults. The very same corrupted agencies were bought off from 2000 to 2007 with rosy undeserved AAA ratings on toxic bond securities sold by their Wall Street masters. A pretty cream topping on a pile of cow manure does not make the paddy delectable to eat. The USGovt debt downgrade was followed by an endless skein of European downgrades for banks and sovereign debt, the motive being to even the wrecked playing field, and make the US not so alone, subject to intense scrutiny. The USDollar has performed well since the Greek Govt Bond disaster spread to Italy, even spreading the stench to France. Some European leaders have openly complained that the US-based debt rating agencies are doing damage with motive, ignoring the rot in US banks.
HYPER INFLATION & THE FAILURE OF 0%
Hyper monetary inflation is the advantage almost entirely for the banker class. It is being used to prepare for domination in the next chapter. By directing largesse to Wall Street, and obstructing it to the Main Street, the Powerz believe they are winning the battle over inflation. But they have presided over a wicked rot instead, in addition to causing a class war. The eventual cost will be lethal inflation and a thrust inevitably into the Third World. The theory is simple enough. Prevent the massive flow of monetary largesse from reaching the main channels of the USEconomy. Keep the labor wages down, even if costs are rising universally. Direct the enormous sums of money into the banking sector to cover toxic bonds, to redeem preferred stocks, and to replenish funds for executive bonuses. Then claim success over inflation after falsifying the official CPI data. Furthermore, use public disclosure with all the fanfare concerning big relief packages like the TARP Funds to distract attention away from the truly mindboggling multi-$trillion grants at 0% never to be repaid by central banks and major financial allies. The above scenario is an over-simplified account that glosses over further illegal activity in the form of forged home foreclosure documents. The end result is a profound resentment that has sparked the primary roots of a class war, and the Occupy Wall Street movement. The bitter fruits are many, such as lost market integrity from chronic interventions, lost moral fabric from moral hazard swallowed whole, and a nation that undergoes systemic failure without relief or compassion. Any actual steps toward a legitimate solution are nowhere seen, like big bank liquidation, like home loan modification, like the return of industry from Asia. When any reconstruction begins, the ultimate cost must be paid by the stern hand of Economic Mother Nature, the effect to include a dynamo of price inflation, a powerful currency decline from global rejection, if not isolation and punishment.
The 0% monetary policy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a monetary failure. It forces an economic failure. Worse, it is a badge to represent failure, not a remedy from failure. It is a road sign on a dead end in a grotesque liquidity trap if monetary growth is halted, and hyper-inflation if continued. The United States is repeating the Japanese lost decade policy, but doing a better job of lying about the results. The United States has learned nothing from their lost decade. The US is much worse off than Japan. The US has no broad industrial base. It has no trade surplus. It has no self-contained federal debt. It has no long school season. It has no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when grand crimes are revealed. Jim Rickards has made the point in the speaking circuit that despite knowledge and awareness, the United State bank leaders are repeated the exact same monetary errors that Japan made. Adding liquidity to an insolvent system does not accomplish anything, but the US will do it over and over again without success. In fact, after the ineffective policy is evident, the US will double the effort in a glaring example of futility. Worse, as the US repeats the errors, it boasts of being superior, even as the official statistics are grotesque lies worthy of derision. The US protects the grand larceny perpetrators, the big banks. See JPMorgan and the MF Global case.
The 0% marquee is actually a tombstone epitaph, since the US cannot exit from its clutches. It will force the ruin of entire fortresses of capital. The wrong price of money assures that capital destruction. The USGovt cannot permit a rise from 0% in capital cost, since it is running $1.5 trillion annual deficits. Normal cost of money would result in hundreds of $billions in higher debt service costs. The United States is trapped by 0%, not stimulated by it. As time passes, more capital will be retired, more speculation will be the norm, and healthy capital formation will become a mirage. The system will hurtle toward systemic failure.
The USGovt debt ratio is about to reach 100%. The once powerful beacon of freedom and juggernaut of financial prowess looks like yet another PIIGS nation. The debt monetization is orders of magnitude greater than admitted, part of the policy landscape, a QE To Infinity. More debt downgrades are coming. In early 2009 the US populace was told that the USGovt budget deficit would return under $1 billion. It did not. According to the Jackass forecast, it zoomed up to $1.5 trillion and stayed there for consecutive years. The deficits persist chronically without remedy in the $1500 billion range annually, a staggering 43% ratio of the total budget. The other debt ratio is the cumulative debt versus the USEconomic size as measured by the Gross Domestic Product. The United States Govt is soon to hit the 100% debt mark versus GDP. The pair of debt ratios is typical of PIIGS nations in deep trouble. The profound risk to the US financial system is masked by the USFed activity. They are monetizing 10 times as much as they admit, and the Quantitative Easing programs never were interrupted. The Operation Twist was a grand deception to conceal coverage of what foreign central banks wished to dump. Look for another debt downgrade of the USGovt in coming months, after the Q4 shows a ripe $1 trillion in added deficits.
Compare to Canada which has a mere 34.9% total debt burden versus its GDP, a much stronger financial situation. The nation in the Great White North could have been a powerhouse leader with a huge sovereign wealth fund like Norway, except they followed the Goldman Sachs path to the fields of corruption and fealty, selling almost all their gold in a grand Wall Street game that even Switzerland joined. Then Canada followed the Bush Doctrine of fascism, embracing the war footing, sending soldiers to support the narco war, and tightening the security vise. Next they will become a Chinese commercial colony, a better fate than the US to be sure.
http://www.marketoracle.co.uk/Article321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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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nkers’ New Gold
Jeff Nielson
2011-12-14
In a fresh sign of bankster desperation, we recently learned that they have pushed lease rates for gold to the lowest, negative level in history – i.e. they are paying people more money to “borrow" their gold than at any other time. We know this is a sign of desperation, because back in the real world, buyers are paying premiums near record-highs to buy their (real) gold.
There are numerous implications regarding this latest bankster tactic to suppress the gold market, but before getting into those let’s explore all of the reasons why bankers like “leasing gold" in the first place. The starting point is to note that it is with gold-leasing that we see the beginnings of the banksters’ 100:1 leverage in the gold market.
A banker is holding a quantity of gold in his vault. He “lends" the gold to a trader, and suddenly you have two parties both pretending to be the “owners" of that gold. Naturally, the banksters also like the fact that this is a totally opaque, unregulated/unreported transaction. The banksters can secretly lend out their gold, and since the transactions are never reported, we lack the absolute proof that none of this “loaned gold" is ever repaid.
There is certainly plenty of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on which to base such a conclusion, however. In order to review this evidence, we first need to know what is being done with the bankers’ leased gold. A detailed analysis by veteran precious metals commentator Frank Veneroso explains how and why “The ultimate borrowers in the gold lending operation are these shorts in the gold futures and forward market."
We immediately see a second reason the bankers love gold-leasing: all of the “leased" gold ends up being shorted onto the market. What this directly implies then is that in order for these gold leases to ever be repaid the short positions must be closed out so that the gold (supposedly) backing the trade can be repatriated to the bank. However, what we see in the gold market is a huge, permanent short position in the gold market – which has swelled enormously since Veneroso wrote the article above nearly a decade ago.
We now know that at least some of these gold leases have never been repaid, since the gold that was loaned out remains on the market. However, as a matter of simple arithmetic we can deduce that few if any of these leases are ever repaid. As I noted above, each gold lease creates “paper gold" (i.e. a “fractional reserve" gold market) and increases the bankers’ leverage in the gold market.
We know from Jeffrey “I can’t keep a secret" Christian of the CPM Group that the gold market is leveraged by approximately 100:1. Yet just as every new lease increases leverage in the gold market, closing out any lease would reduce leverage by a corresponding amount. The combination of the permanently rising leverage, and the permanently rising short position provide irrefutable empirical evidence that little if any of this “leased gold" is ever repaid.
We can reinforce this conclusion further through common sense, and a basic observation of bankster behavior. Specifically, bankers never reduce their leverage voluntarily – the exception being short-term panic reactions each time their reckless gambling (again) pushes them to the verge of their own bankruptcy. However, as noted above there is zero empirical evidence that the banksters ever reduce their leverage in the gold market on even a semi-permanent basis.
Having supplied several powerful reasons as to why the bullion banks love to “lease" their gold (i.e. sell it to multiple buyers) begs the question: why aren’t the bankers always “leasing" vast amounts of gold to suppress the price? Hopefully that answer is obvious to regular readers. If you want to loan ton after ton of gold onto the market, you must have some original bullion to lend into the market in the first place.
Here is where we come upon a seeming paradox with respect to the recent explosion of gold leasing. We know that the banksters have virtually run out of their own bullion, as the evidence is absolutely conclusive. The same Western central banks which were openly selling 500 tons of gold per year onto the market every year have now all totally ceased their gold sales. They have no more gold…or at least they had no more gold.
Yet here we have the same bankers directly implying that suddenly they have lots of gold. It makes no sense to announce “the greatest sale on gold in history" – only to run out of inventory after the few first customers have bought their fill. Clearly the bankers have some new gold. This begs an even more obvious question: where did they get it?
Here, unfortunately, we must descend into speculation. However it is speculation which we can back up with yet more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As I noted in a previous commentary, as part of the “economic rape" of European economies, the bankers announced that they would be “willing to accept gold as collateral" for some of their (fraudulent) paper debts. How magnanimous of them!
As we all know, when Greece (finally) forced the bond parasites to absorb 50% “haircuts" on their holdings that was a default event. What happens when a debtor defaults on a debt? Collateral is seized. The latest statistics from the World Gold Council on official government reserves show Greece sitting with over 111 tons of gold. And as victims of the MF Global collapse have learned the hard way, our criminal governments (and the bankers who pull their strings) no longer see it as necessary to even report when they have taken something from people. Thus the bankers could have looted every ounce of Greece’s gold from its people and it could be months, years, or never before we finally find out about it.
One hundred and eleven tons is a lot of gold to lease, but it’s certainly not the only gold hoard onto which the bankers could have recently latched their talons. Those who followed the “Libyan revolution" will have recalled a remarkable flip-flop by the West.
At one moment, we had the vastly superior military forces of Muammar Gaddafi steamrolling the rag-tag, disorganized rabble we knew as the “Libyan rebels". They were on the verge of collapsing. All hope was lost. Western leaders lamented that the lack of “UN authorization" prevented these upstanding citizens of the global community from doing anything to assist the rebels – and there was absolutely no sign of any “movement" in those negotiations.
The next moment, the same disorganized rabble which didn’t even have a military command structure (let alone a nation to command) announced they had created a “central bank". About ten seconds after that announcement, Western leaders announce a “sudden breakthrough" at the UN, and a drafted-and-approved resolution instantly materialized. And before the ink was even dry on that document, war-planes from several Western nations were on the way to Libya to enforce a “no-fly zone".
At that point we witnessed how much regard these Western nations had for international law. When following the UN mandate and merely enforcing the “no-fly zone" was not producing the result these nations desired, they simply tore up the resolution and threw it away. Instead, they began carpet-bombing any/all areas under the control of Gaddafi, slaughtering his ground forces (and large numbers of civilians) in what is a textbook example of “war crimes".
This brings us back to the pivotal moment when Libya’s central bank was created. What possible purpose could there have been for the rebels to create a central bank before they had even created a real army to take control of the country? There was no “banking" to be done. And yet it was the creation of that symbol which was the obvious catalyst for a massive military commitment by the West.
One thing we do know about central banks is that they are the official receptacles for a nation’s gold reserves. Turning again to WGC statistics on national gold reserves, we see that Libya had even more gold than Greece, 143.8 tons to be precise – and more than enough for a group of gold-hungry bankers to instruct their lackeys in government to mobilize their war-machines.
Let’s summarize the facts. We had Western central banks totally running out of any gold to sell onto the market, with all gold sales having ceased for more than a year. Suddenly, we have the bullion banks announcing they have so much gold on their hands that they are doing more than just giving it away, they are literally paying people to “borrow" it – in the greatest “gold sale" in all of history.
We have the same bankers announcing that the gold of Greece was now “collateral" for its sovereign debts. We then had the Greek government defaulting on those debts, directly implying the seizure of that collateral.
We had the “rebels" of Libya on the verge of total annihilation, while Western governments claimed they were helpless to intervene because it was “against international law". We suddenly saw the rebels create an official receptacle for their nations gold, and then had those same Western nations instantly launching a massive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to Libya, where Western governments flagrantly disregarded international law while committing their war crimes.
You be the judge.
For newer or more timid investors in the gold market who fear that this latest operation is somehow an indication of bankster omnipotence, relax. It was less than two years ago that the scheming banksters thought they could torpedo the gold market through getting the IMF to dump 400 tons of gold onto the market (50% more gold than that of Greece and Libya combined).
What happened then? As soon as that gold hit the market, India swallowed-up half of it in one gulp. The price of gold was permanently launched above the $1000/oz mark – and the gold market has never looked back since.
We know that the banksters are capable of depressing the price of gold over the short-term. We also know from the six-fold increase in the price of gold over the past decade that they are losing this “war". Meanwhile, it is only a matter of time until the masses realize that the worthless paper in their wallets is worthless. Sounds like a great time to buy gold – on sale.
Jeff Nie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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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歷來第七大破產個案
歐債風暴襲美 『明富環球』破產(10/31)
2011年 11月2日
【葉俊沂、劉煥彥╱綜合報導】
全球最大經紀商公司明富環球(MF Global Holdings)聲請破產保護,為全美首家因歐債危機而倒閉的金融機構。國內最大期貨商寶來曼氏期貨(6023)昨表示,明富環球只是持股19%的外資股東,不參與經營,對寶來曼氏期貨的營運及財務均沒有影響。
握63億美元問題歐債
明富環球營運長艾比羅(Bradley Abelow)表示,由於歐債風暴所引發一連串事件,如金融管理單位要求增加資本、信貸公司調降信用評等、保證金要求等,導致明富環球於歐洲遭受大額虧損。
明富環球共握有包含義大利、西班牙、比利時、葡萄牙及愛爾蘭共63億美元(1895億元台幣)問題國家債券。全球交易所和結算公司已紛紛暫停明富環球的交易,該公司聲請破產保護,也促使英國監管部門首次啟動保護機制。
明富環球於2006年投資寶來期貨,持股比率19.5%,僅次於寶來證的44.54%,是第2大股東,之後寶來期貨也更名為寶來曼氏期貨。但隨著明年4月寶來曼氏正式併入元大期貨,屆時明富環球持股比率將降至11%。
寶來曼氏總經理周筱玲昨天表示:「台灣期貨商交易國外盤屬多家上手制度,單一上手有狀況,公司還有其他上手可繼續下單,對交易不會有影響。且客戶保證金均存於受主管機關監管的客戶保證金隔離帳戶,受各國相關法律保障,客戶保證金權益不會受損。」
寶來曼氏也強調,明富環球不可能拋售對寶來曼氏期貨持股,因在進入破產保護程序後,明富環球資產已凍結。
證期局官員則表示,目前仍在觀察明富環球聲請破產保護的後續狀況,包括寶來曼氏期貨是否提出任何需求;此外,證期局表示,已於8、9月調查過業界狀況,目前已知國內期貨業幾乎沒有投資歐債。
目前明富環球急欲出售美國經紀業務子公司MF Global Inc.以尋求公司生存機會,但客戶資金無故消失的消息曝光,使出售計劃宣告破局。目前美國證管會及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續調查資金消失原因。
明富環球小檔案
英文名稱:MF Global Holdings
公司簡史:
◎1793年成立,原為英格蘭糖品經紀商
◎2007年公開上市
主要業務:各項金融商品經紀、諮詢業務
企業總部:美國紐約
員工數:2870人(截至2011年3月止)
執行長:柯辛(Jon Corzine)
市場地位:全球最大期貨經紀商
市值:1.97億美元
今年來股價漲跌幅:-8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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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美國美資近日積極介入俄羅斯杜馬(國會)民主選舉 並操控不服輸的反對派鬧事 惹惱了普京 使得惱怒的普京抖出了美國背後顛覆利比亞(先秘密保護著格達費、後出賣殺害之)的一絲真相】
普京指責美特種部隊涉嫌殺害利前領導人格達費/卡紮菲
2011-12-16 人民網
據法新社12月15日消息,俄羅斯總理普京15日在與民眾直播連線節目期間指出,美國特種部隊涉及殺害利比亞前領導人卡紮菲(格達費)。
“這事是誰做的?”
普京說道,“無人機,包括美國的無人機。它們攻擊了他(卡紮菲/格達費)的車輛。然後,通過(美國的)特種部隊——他們原本不應該在那裏的,它們引來了所謂的反對派和戰士,未經法庭審判或調查就殺害了他(卡紮菲/格達費)。”
法新社說,普京的言論也是俄羅斯首次將美國政府與卡紮菲(格達費)之死牽連在一起。
讚讚
《對利比亞戰爭的戰略解讀》
2011年10月31日午夜,「北約」正式宣佈結束利比亞戰爭。[1][①] 這場戰爭是“冷戰”後西方首次在非洲大陸發動地區戰爭,也是西方首次“強行改變”當前西亞北非國家的政治進程。
總體看,這場戰爭的爆發與當前特定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背景直接相關。同時,這場戰爭“反過來”又將“重新塑造”利比亞、阿拉伯世界乃至未來國際格局。因此有必要對這場戰爭的基本背景及戰略影響進行必要評估。
一、利比亞戰爭是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日趨失衡”的必然結果
利比亞戰爭的爆發是多種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它與近幾十年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日趨失衡”直接相關。
首先,這場戰爭是當前國際體系急劇轉型的必然產物。
20世紀國際體系主要經歷了兩次重大轉型,並促使體系內國家的行為發生重大變化:二戰結束後,以西方列強主宰世界為主要特徵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世界四大員警”(美、蘇、英、中,主要是美、蘇兩家)共治世界的“雅爾達體系”。
但此後50多年,設想中的“美、蘇合作”最終變成了“美、蘇冷戰”現實。換言之,冷戰之“實”與雅爾達體系之“名”格格不入。這對美、蘇不是好事,但對“夾縫中生存”的第三世界國家卻不然。
一方面,美、蘇“核恐怖平衡”反使世界維持了難得的和平狀態,雙方在第三世界的爭奪總體較為節制,甚少直接發動戰爭。
另一方面,美、蘇為獲得競爭優勢,都將爭取第三世界支持作為制勝籌碼,競相為其提供經濟和軍事援助。這就為諸多第三世界國家提供了閃展騰挪的外交餘地,藉以謀求政治獨立和經濟自主。
而20世紀90年代初蘇東陣營解體使西方勢力一枝獨大,這些年來,西方通過“北約東擴”、(G8)八國集團、意識形態等紐帶越綁越緊。世界權力結構失衡使“雅爾達體系”名存實亡,並逐漸形成了西方“聯手打壓(顛覆裂解)”非西方國家的“後雅爾達體系”。這種國際體系與力量分佈“名實相副”,因此在該體系下,西方(強者)更富於“侵略性”,其對非西方國家(弱者)干涉(顛覆裂解)更加頻繁。
“冷戰”結束後相當長時期,美、歐忙於分享“冷戰紅利”,通過“北約東擴”與“歐盟東擴”等方式“瓜分”前蘇聯在東歐的“勢力範圍”,從而將東歐和部分前蘇聯版圖日趨納為西方的週邊地帶。[2][②]
而1999年西方發動科索沃戰爭就是因為南聯盟“阻擋”了北約和歐盟東擴的步伐。但近年來,隨著俄羅斯復興,歐、美東擴之路遇到抵制和阻擊,尤其是2008年8月俄羅斯出兵格魯吉亞,而美、歐又未能做出有效反擊,標誌著持續十幾年的東擴進程已成“強弩之末”。在這種背景下,歐、美戰略角逐重心日趨轉向中東、中亞、非洲等資源豐富或地緣位置重要的“中間地帶”,並對“不聽號令”的(主權)國家頻頻使用武力。美國為“深入”中亞和中東,在短短2年時間內接連發動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地區戰爭。
而2011年「北約」“發動”利比亞戰爭“遵循”的正是相似的邏輯。
歐盟早在1995 年就與地中海沿岸12 國“啟動”了旨在加強雙方全面合作的“巴賽隆納進程”。美國也加大在非洲投入力度。
法國總統薩科齊為恢復、擴大法國在非洲影響和利益在2007年競選期間又提出『地中海聯盟』設想,重點加強與北非國家合作,並企圖使阿爾及利亞、利比亞以及臨近的蘇丹和幾內亞灣等重要產油區為法國提供穩定能源。但這些“重返非洲”舉措受到利比亞(格達費反殖民愛國民族主義者)的“掣肘”。利比亞卡紮菲(格達費)政權“民族主義(反殖民愛國主義)”色彩甚濃,他早期曾採取一系列“保護”民族利益的重大措施,如收回美、英在利比亞軍事基地,廢除同西方公司不平等協定,將所有外國公司收歸國有等。即使2003年卡紮菲(格達費)“投靠西方”後其政策仍保持很大獨立性。2008年7月首屆“地中海峰會”召開時,卡紮菲僅派代表作為觀察員出席,他還“批評”『地中海聯盟』設想是“殖民主義者”和帝國主義的回歸。[3][③]
利比亞強烈的“獨立姿態”使其成為歐洲政治和資本力量“南下擴張”的主要“絆腳石”。
就像當年擋住「北約」和歐盟東擴的“南聯盟”必然要遭受西方軍事打擊一樣,利比亞因阻擋了西方(特別是歐洲)新一輪地緣政治/經濟“擴張”浪潮,而為後來遭到西方的軍事打擊埋下伏筆。美、英、法之所以在深受金融危機拖累的困難背景下執意發動利比亞戰爭,正是由於利比亞“阻礙”了北約國家“重返非洲”戰略規劃的實施。[4][④] 此外,2011年(由美帝中情局所屬外圍非政府組織的“Wikileaks維基解密”配合“美國資本勢力”所煽火策動)席捲西亞、北非的“中東波(顏色革命)”使西亞北非地區對外防護能力降至歷史最低點,為西方武力干涉利比亞提供難得機遇。法國因支持突尼斯本•阿裏外交失分,此後又過早承認利比亞反對派而再次面臨外交失敗,因而急於通過發動戰爭挽回在阿拉伯世界形象。[5][⑤]
回顧“冷戰”後發生的數場地區戰爭,前幾場戰爭基本是美國唱主角,歐洲唱配角,而這次的利比亞戰爭歐、美角色正好對調。這從側面說明,歐、美在對付非西方國家時已形成互相“補位”的戰略默契。而這正是西方共治世界的“後雅爾達體系”的典型特色。
其次,這場戰爭也是“壟斷資本主義”“惡性發展”的必然結果。
蘇東社會主義陣營解體後,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在“經濟全球化”名義下迅速“主宰”全球。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大的問題就是因追求“利潤最大化”而導致的“肆意妄為”。在平均利潤率不斷下降趨勢下,資本家為獲得更高利潤而日趨將資本從生產領域“轉向”金融領域,創建了“脫離”實體生產的金融資本。當前,世界(實體)商品交易量所需流通貨幣量只占資本交易量的4%。但金融領域本身不創造財富。金融業的過度繁榮並不意味資本主義找到自我救贖之路,而更像是病情加重後出現的“虛胖和浮腫”。
因為它意味著由4%的“實體經濟”“創造”的剩餘價值要由100%的資本來“分贓”,由此使資本增值空間越來越小,平均利潤率被金融泡沫急劇攤薄而趨近於零。在利潤率趨近於零的背景下,金融資本謀利主要靠“金融炒作”和層出不窮的“金融衍生品”,由此演變為“空手套白狼”的“賭場資本主義”。[6][⑥]
而2008年以來不斷深化的金融危機以及歐美債務危機表明,資本主義經濟已到“無法自我調節”的地步。
在這種“背景”下,“(人為)製造(人禍)災難”就成了緩解經濟危機、獲取利潤的“慣用手段”。這裏的災難既包括由大自然引發的海嘯、颶風、地震、乾旱,也包括(人禍災難)政變、戰爭、恐怖襲擊等社會暴力行為。
“通過”等待和“(人為)製造(人禍)災難”,進行“精心策劃”的“(災難禿鷹)掠奪”,以及將災難視為激動人心的市場機會,意味著資本主義已演變為“災難(禿鷹)資本主義”。[7][⑦] 其主要經濟策略就是“等待一個大危機,然後趁著遭受打擊的人民茫無頭緒之際,把國家資產一塊塊變賣給個人,並且迅速讓‘改革’永久化。”[8][⑧]
從緩解經濟危機角度看,這些(人為製造的人禍)災難和(恐怖主義)暴力手段的“首要經濟目的”就是“打開”原本封閉的新市場。因此,西方武力打擊的重點就是那些阻擋資本擴張、奉行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社會主義政策的(主權)國家,以及市場體制落後、不肯與資本主義體系“接軌(接鬼)”的“化外之邦”。
在歷史上,“資本積累和殖民化過程如同一根紅線貫穿著整個工業化時代。”[9][⑨]
冷戰結束後,西方(禿鷹)“發動”的數場地區戰爭既是爭奪“中間地帶”的地緣政治擴張,更是為將這些國家“強行納入”西方經濟體系的資本擴張。
“經濟絕非這些戰爭唯一的動機,但在每一場戰爭中,重大的集體打擊都被利用來為經濟休克療法鋪路。”[10][⑩]
2003年美國(瞎掰理由藉口)發動伊拉克戰爭前,美國正面臨多年來未遇的經濟衰退。因此小布希(布希三世)政府一直在刻意“尋找”對伊拉克發動戰爭的“藉口”。小布希(布希三世)2006年坦承:
“我這幾年最困難的工作之一,就是如何將伊拉克與反恐戰爭聯繫起來。”[11][11]
而正是在這場戰爭後,伊拉克資源市場逐步“被打開”,同時也為西方資本打開了一個巨大市場。
美國一家公司合夥人興沖沖地說:
“獲得寶潔公司(P&G)產品流通權就像金礦一樣,一家貨色齊全的7-Eleven超市可以打倒30家伊拉克雜貨店;一家沃爾瑪可以接管全伊拉克。”[12][12]
近兩年,歐、美(數位金融泡沫)債務危機持續發酵,經濟形勢嚴峻程度遠比2001年時更甚。而經濟危機嚴重程度歷來與“災難資本主義”“(人為)製造(人禍)災難”的嚴重程度“成正比”。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越是嚴重,西方越有可能因絕望而訴諸武力。[13][13]
2011年利比亞戰爭很大程度就是西方試圖緩解(數位金融泡沫債務危機)國內經濟矛盾的一種手段。利比亞石油儲量非洲第一,而且油質好,開採成本低,且有半數以上未開發(注:利比亞擁有141噸黃金),西方如能獲得這一“石油大蛋糕”無疑有助於提升經濟信心。法國外長朱佩不加掩飾地將法國介入利比亞軍事衝突稱作是“對未來的投資”。[14][14]
值得關注的是,在這次戰爭中,越是那些“產業空心化”、金融資本膨脹的國家(如英、法、美)參戰越積極,而實體經濟較為發達的國家(如德國)對戰爭則明顯不熱心。這從一個側面說明:“賭場資本主義”更易演變為“災難資本主義”。
二、利比亞戰爭“加劇”了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失衡狀態
利比亞戰爭是西方首次動用武力“強行改變”當前“中東動盪波”國家原有政治進程,也是冷戰後西方首次在非洲大陸發動的戰爭,因而對利比亞、阿拉伯世界乃至西方自身都已產生並將繼續產生深遠影響。
首先,“後卡紮菲時代”的利比亞可能淪為西方體系中的跟班和“附庸”。
二戰後期,史達林就曾說過:“任何人都會把其社會制度強加給別人,他的軍隊能走多遠,強加的範圍就有多遠。”[15][15]這句凝結著地緣政治學核心智慧的判斷同樣適用於這此的利比亞戰爭。北約武力推翻執政42年的卡紮菲政權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通過改朝換代將利比亞“馴化”為西方政治經濟體系中的“附庸”乃至挺進非洲的橋頭堡。
問題在於,現在畢竟不同於殖民時代,西方可以武力打敗利比亞,但卻不可能直接接管利比亞政權。怎樣才能確保利比亞馴服於西方呢?
從歷史經驗看,西方國家對第三世界國家進行“有效控制”的最有效辦法之一,就是使這些國家保持“政治軟弱”和“經濟依附性”,而“不得不”依靠外部大國。以西方“經略中東”為例。英、法和美國儘管主導中東的歷史時代不同,但其基本思路卻驚人地相似,那就是鼓勵、“扶植”中東國家內代表落後保守勢力、執政基礎不甚牢固的政權。但竭力避免這些國家出現大規模的社會和經濟革命,“避免”代表多數人利益的先進階級上臺掌權。“殖民國家為了支持它的統治,通常會對維持甚至加強殖民地不平等的社會與經濟結構頗感興趣……甚至殖民國家往往會造成新的特權和新的特權集團,以穩定其對殖民地的統治”。[16][16]
這些統治者完全“仰仗”西方支持才能維繫統治,因此不得不悉心維護西方在其國家中的種種利益。這就使西方大國與當地統治人物形成事實上的“結盟”關係。當年英國在挑選費薩爾當伊拉克國王時,英國外交部官員說得非常直白:“我們所要的是一位只滿足于登基為王,而不打算勵精圖治的國王。”“我們需要的是一些有阿拉伯人參加、使我們能放心地離開而同時又能在幕後操縱的政府機構;……而且前提是我們的經濟和政治利益將得到保證。”[17][17]
由此“不難理解”,為何中東成為世界上傳統君主制國家最多的地區。即使在實行君主立憲制的所謂“自由阿拉伯時期”(上世紀20-30年代),阿拉伯國家的統治者還是“不信任自己的人民,而甘願成為西方的奴僕”。[18][18]
而2011年發動利比亞戰爭的兩大主謀——英國和法國,恰好在一戰後曾在阿拉伯世界進行過“委任統治”,而其統治“秘訣”之一就是在各國有意識“培植”代表落後生產方式的王公貴族和部落酋長。這次英、法“故伎重演”,採取了挑撥、激化利比亞國內部落間矛盾的做法。鑒往知今。為了確保對戰後利比亞進行有效控制,英、法不可能允許利比亞再出現“卡紮菲式”的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式領導人,因此必然要“剔除”導致利比亞保持“獨立性”的勢力和制度,同時“大力培植”落後依附性勢力,以及可能導致該國政治衰朽的政治制度。
目前看,“後卡紮菲時代”的利比亞正在朝這個方向發展。從政治制度看,強制轉型使利比亞面臨“軟政權化”危險。據報導,「利比亞全國過渡委員會」已制定長達數年的政治進程時間表,[19][19] 儼然開始向“民主化”國家過渡。但利比亞本質上是個部族國家,境內有140多個部落。這次的利比亞戰爭也有濃厚的“部落戰爭”色彩,民眾對所謂“民主運動”的支持率還不到2%,[20][20]因此該國未來權力分配很難擺脫“部族政治”底色。即便實現所謂“包容性政治”,也不過是“按部族實力分配權力”。這種情況很容易導致利比亞最高權力“碎片化”,使國家陷入形式上統一、實則部落/軍閥割據的“伊拉克化”狀態。
如2011年11月22日成立“過渡政府”後,南部費贊地區的勢力抱怨被邊緣化,東部則有人抗議新政府是“西部人的政府”,一些部落拒絕承認新政府。有學者早就預言:“後卡紮菲時代無論何時出現,但有一點可以預見,那就是利比亞將陷入局勢緊張、危機四伏的狀態,各種社會力量將上演群雄逐鹿的大戲。”[21][21]在這種內訌不止的情況下,利比亞將不得不更多“仰仗”西方,而不太可能再與西方為敵。
從階級屬性和意識形態看,掌管利比亞未來的是一種比卡紮菲政權“更加落伍”的勢力。利比亞“食租經濟”的特點決定了該國最大的問題不是如何賺錢,而是如何分配財富。因此該國未來“舉什麼旗”,“走什麼路”的問題至關重要。而目前即將執政的「全國過渡委員會」內部魚龍混雜,[22][22] 東部反叛部落高舉的大旗居然是1969年被推翻的伊德里斯王朝用過的旗幟。“過渡委”顯然不能代表歷史進步力量。如果沒有西方武力“支持”,它根本不可能奪權上臺。事實上,儘管戰爭已經結束,執政當局(帶路黨)卻仍“要求”北約繼續呆在利比亞,[23][23] 這足以表明其執政地位和信心的脆弱性。
不言而喻,這些由(帶路黨)落後勢力掌控的國家越是脆弱,就越需要外界保護,也越願意在資源、主權問題上對西方做出大的“讓步”。利比亞戰爭期間,反對派(帶路黨)為換取法國支持曾承諾戰後法國可控制利比亞35%的石油生產。10月中旬,時任“過渡委”主席的賈利勒(帶路黨)宣稱,利比亞新政府將“優先考慮”讓西方參戰國進入利比亞商業領域。[24][24] 換句話說,未來的利比亞外交很可能是當年伊德里斯王朝的翻版,而“不可能”繼續保持“獨立自主”地位。這種“依附性”前途對利比亞民眾國民當然不是好事,但卻正中西方下懷——唯有如此,西方才可能有效控制該國,並借其實現預想中的地緣利益和資源利益。
其次,阿拉伯世界的民族復興夢更加渺茫。
阿拉伯世界總共3億多人口,領土面積超過1400萬平方公里,還擁有世界上最豐富的石油資源,完全有潛質成為世界權力格局中的重要一極。但近百年來,阿拉伯世界卻更多與戰亂、爭端、屈辱、落後、邊緣化等負面辭彙聯繫在一起。造成阿拉伯世界積弱積貧的根源是多方面的,但總的根本乃是該地區地緣版圖“碎片化”。[25][25] 亨廷頓認為,文明集團往往要圍繞一個“核心國家”,它能夠行使維持秩序功能。核心國家或核心國家的缺失或解體一般都意味著混亂和災難。[26][26]
中東地區常年動盪,外部勢力頻頻“插手”與該地區缺乏核心國家直接相關。一戰後,英、法依據1916年秘密簽訂的“賽克斯-皮科特協定”將阿拉伯世界“分割”成若干小國“委任統治”,由此“奠定”了中東地緣版圖“碎片化”的格局。這種災難性的建國史為阿拉伯世界埋下羸弱、動盪和外部干涉的禍端。這些國家實力相當、缺乏佔據支配地位的核心國家,因而“誰也吃不掉誰,但誰也不服從誰”。加之彼此政體、意識形態、政策乃至宗教教派差異甚大,很難建立行之有效的地區性聯盟。相反,每個國家都唯恐地區局勢不利於己,因此不約而同地採取“相互制衡”做法,導致地區內耗不斷,既無力解決內部矛盾,也無力阻擋外敵入侵,甚至“主動邀請”外部勢力介入中東。美國學者伯納德•路易斯曾指出,西方國家只需要人數很少的軍隊就能進入中東核心地帶;而要去趕走這些西方軍隊,則需要另外一個西方國家的軍隊。[27][27] 正是地緣版圖的這種“碎片化”格局使中東豐富的石油資源非但未成為阿拉伯民族之福,反而成為惹來戰爭的禍根。冷戰結束至今,西方發動的5場地區戰爭中,4場在伊斯蘭世界,3次針對阿拉伯國家,而伊拉克和利比亞恰好都是石油資源豐富的國家。
因此,阿拉伯世界要想實現民族復興,擺脫惡性循環的厄運,其基本前提就是謀求阿拉伯各國的團結統一。20世紀50-60年代,以納賽爾和阿拉伯復興社會黨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均強調阿拉伯民族要走聯合自強道路。雖然這種思潮因1967年中東戰爭而走向衰落,但這條路徑仍是阿拉伯世界實現復興的不二法門。
卡紮菲1969年上臺時深受阿拉伯民族主義思潮感染,自視為納賽爾的忠實追隨者,宣導阿拉伯民族主義。他曾指出:
“要想保護阿拉伯人民不遭敵人侵犯,就少不了統一;要想保護阿拉伯國家的成就,就少不了統一;要想保護自己和社會主義,就少不了統一。”[28][28]
執政以來,他先後試圖同埃及、敘利亞、蘇丹、突尼斯、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等國實現聯合或合併,可是都中途夭折,他還被埃及前總統薩達特視為“危險的妄想症患者”。[29][29] 此後這些年來,卡紮菲外交政策重點日趨轉向非洲,並力倡構建“非洲合眾國”、“非洲聯合政府”。[30][30] 但其政治話語中仍保留著反對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主張阿拉伯聯合等重要主張。可以說,卡紮菲已成為阿拉伯民族主義浪潮中的最後一位領導人。[31][31]
而阿拉伯世界如果真的像卡紮菲所說實現“聯合自強”,西方顯然將失去對該地區的控制,而該地區“保持”分裂內訌狀態,更“符合”西方戰略利益。由此不難發現,這些年來,凡是主張依附西方、包容以色列、漠視阿拉伯聯合的阿拉伯領導人,總是被西方奉為座上賓。相反,那些主張獨立自主,謀求阿拉伯團結統一的領導人(如納賽爾、阿薩德、卡紮菲,乃至武力統一者薩達姆等),總是被西方視為眼中釘、肉中刺(死於非命)。卡紮菲作為這批阿拉伯強人中的最後一位,西方巴不得他早點消失。而這次西方聯手打擊利比亞,既是阿拉伯世界地緣版圖“碎片化”的必然產物,同時也包含著“徹底埋葬”阿拉伯聯合的戰略企圖,而卡紮菲之死意味著阿拉伯民族主義時代的“徹底終結”。[32][32] 一些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對此只能徒然憤慨,[33][33]還有人呼籲要舉行抗議,反對卡塔爾及海灣國家參與北約空襲利比亞。[34][34]
2011年席捲西亞、北非的阿拉伯動盪潮,雖然抗議重點是爭取政治尊嚴和經濟公平,但也包含了探索民族復興新路的成分。而突如其來的利比亞戰爭顯然是一場西方“肆意踐踏”阿拉伯國家主權的“殖民戰爭”,同時戰爭結果又是為徹底堵死阿拉伯民族復興的唯一路徑。但面對這場事關阿拉伯世界尊嚴和民族復興大業的“悲劇性事件”,多數阿拉伯國家卻“渾然不覺”,「阿盟」還“充當”了西方打擊阿拉伯國家的“傳聲筒”,鼓動聯合國在利比亞設立禁飛區,卡塔爾和阿聯酋等海灣小國甚至直接參加“圍毆”卡紮菲(11月12日阿盟宣佈停止敘利亞阿盟成員國資格,27日又宣稱對敘進行政治和經濟制裁),客觀上起了激化矛盾的作用。[35][35] 這種“兄弟鬩于牆”的現象從側面說明,阿拉伯民族復興希望更趨渺茫。這場看似聲勢浩大的中東劇變,最終必將虎頭蛇尾,不可能產生什麼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歷史成果。
在喪失了一批有戰略目光的政治家後,阿拉伯世界已很難形成合力。一旦阿拉伯世界內部分裂持久化,阿拉伯世界將空有人口、疆域和資源等潛在優勢,卻始終難以走出戰亂和衰退的惡性循環,繼續淪為西方大國政治的犧牲品。
第三,西方贏得眼前,卻可能失掉長遠。
西方是利比亞戰爭的主要發動者和主要受益者。尤其是在戰爭中出力最多的英、法等國有可能近水樓臺,從利比亞令人垂涎的石油資源以及巨大的國內市場中撈取更多好處。2011年10月下旬,法國和德國商務代表團紛紛到訪的黎波里,與利比亞當局的石油部長等官員閉門會談。英國也派出龐大商務代表團(包括BP和殼牌)訪問利比亞。[36][36] 西方國家顯然開始加速“染指”利比亞戰後利益分配。
從地緣角度看,這場戰事的暫時成功將“刺激”西方繼續進行“軍事冒險”的決心和胃口。利比亞戰爭剛接近尾聲,美國就開始炒作“伊朗暗殺門事件”和伊朗核武報告,軍事打擊伊朗的呼聲日高。[37][37] 卡紮菲被打死剛兩天,美國就宣佈撤回駐敘利亞大使,美國參議員麥卡恩(總統候選競選人)公開叫囂“現在是可能使用軍事行動保護敘利亞平民的時候了”。西方智庫也開始探討軍事干預敘利亞利弊。[38][38] 11月下旬,歐、美用人權草案譴責敘利亞,以金融制裁打擊伊朗,推倒伊敘同盟的用意越來越明顯。
然而,利比亞戰爭本質上是場“非正義戰爭”。它看似得到聯合國授權,實際既忽視了1973號決議關於發揮區域組織或區域安排作用的精神,也超越了聯合國的授權範圍,因此是場缺乏形式合法性的“侵略戰爭”和“殖民戰爭”。[39][39]
同時,北約發動空襲自稱是“防止出現人道主義災難”,但利比亞戰前國內傷亡不過數百人,而西方狂轟濫炸及由此造成的戰端擴大卻導致3萬多人死亡,5萬多人受傷,使之成為缺乏實質合法性的“醜陋戰爭”。[40][40] 這場戰爭的“非正義性”使西方雖然贏得眼前地緣和資源利益,但卻可能因此而輸掉長遠。
一方面,伊斯蘭激進勢力借機坐大,成為西方新的敵人。20世紀七、八十年代中東興起的伊斯蘭復興運動強烈反對西方,因而成為西方的心頭大患。從根本上說,穆斯林之所以“恨”西方正是因為西方在中東推行“霸權主義”,導致國際道義。同時,當年西方出於抗擊蘇聯等實用主義考慮,而“刻意扶植”本•拉丹以及塔利班等伊斯蘭勢力,結果養虎遺患,面臨被其反噬的危險。
而這次利比亞戰爭仿佛是以往歷史的重演。而北約為儘快將卡紮菲趕下臺,主動武裝該國反對派,以致該國長期被壓制的伊斯蘭極端勢力乘機坐大。利比亞執政當局目前兩個最主要的軍事力量都是伊斯蘭勢力。的黎波里實際掌控者、軍事委員會主席貝爾哈吉和東部城市德爾納軍事委員會負責人哈薩迪,均是前極端組織利比亞“伊斯蘭戰鬥團”領導人,主張建立伊斯蘭政權。而過渡委前主席賈利勒也公開稱可能恢復“沙裏亞法”,建立“利比亞伊斯蘭共和國”。[41][41]可以預計,未來利比亞伊斯蘭色彩將日益濃重,並可能出現阿富汗那樣的塔利班式政權。[42][42] 從更大範圍看,伊斯蘭復興勢力正借“阿拉伯之春”強勢歸來,目前“伊斯蘭復興黨”已在突尼斯大選中獲勝,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很可能在本國勝選。伊斯蘭復興主義“回潮”已成為不爭事實。
西方在此敏感時刻在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發動“侵略戰爭”很容易激起更多穆斯林的“反西方”情緒。卡紮菲就將北約空襲視為新的“十字軍東征”,並呼籲對西方發動“聖戰”,[43][43] 而卡紮菲自己身體力行,最終血戰至死,因而成為不少穆斯林心目中的“反西方英雄”。如果“阿拉伯之春”由國內層面的反獨裁、反權貴,轉向外交層面的“反殖民”、反西方,西方一直擔憂的“伊斯蘭與西方衝突”便可能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
另一方面,這場戰爭加深了國際政治的“叢林”色彩,將使西方面臨更大安全挑戰。
“主權國家不容干預”原則本來是弱小國家生存的護身符。但近年來,西方鼓吹“人道主義干預”、“人權高於主權”、“保護的責任”等,不斷挑戰“主權不容干預”基本原則。西方發動戰爭的“藉口”越來越隨意。這次西方發動的利比亞戰爭起因是利比亞政府鎮壓反對派抗議。而類似情況在許多國家時常可見,如果“利比亞模式”成為慣例,任何國家都可能成為西方軍事打擊對象。這不禁讓更多國家人人自危。卡紮菲是在投靠西方、主動放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後遭受軍事打擊的事實更是警醒其他國家領導人:西方國家關鍵時刻靠不住,唯有發展自己的“撒手鐧”,才可能真正保存自己。
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此間公開稱,卡紮菲在核問題上妥協的後果表明,伊朗繼續核計畫是完全正確的。[44][44] 而最近伊朗核能力突進成為熱點話題。整個世界日趨重返“叢林”狀態,使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可能性空前增大,西方未來將面臨更嚴重的安全挑戰。
三、結 論
“播下龍種,卻收穫跳蚤”。
當前風起雲湧的中東劇變本來是一場以民權、民生、民族為主要訴求的革命運動。但突如其來的利比亞戰爭不僅改變了當地原有政治進程,也使“中東波”性質日趨“變味”,更使國際力量對比更趨失衡,國際體系轉換進一步加快。權力與資本擴張日趨借助暴力手段,世界由此變得更不太平。利比亞戰爭剛剛結束,西方打伊朗和打敘利亞的喧囂日漸高漲。不管未來敘利亞和伊朗是否會遭受西方軍事打擊,但可以肯定的是,利比亞戰爭絕不是最後一場殖民戰爭。
而廣大“中間地帶”尤其是中東地區,已成為中國實現和平崛起的重要緩衝地帶,以及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資源供應地,西方在上述地區頻繁進行軍事干預,在客觀上“壓縮”了中國崛起的週邊空間,危害到中國海外經濟利益拓展。[45][45] 80多年前,中國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積四十年之經驗”得出結論,即“欲達到勝利,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46][46] 在西方日趨聯合、戰爭力量日漸增長情況下,制止戰爭的唯一辦法就是世界上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聯合起來。只有當和平力量增長超過戰爭力量增長時,戰爭可能性才會被降至最低,中國可持續發展才會得到有效保障。
文/田文林
《現代國際關係》 2011年第12期
[1][①] “北約宣佈結束在利比亞軍事行動”,http://military.people.com.cn/GB/16090649.html.(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2][②]參見[波蘭]卡齊未耶日•Z•波茲南斯基著,佟憲國譯:《全球化的負面影響:東歐國家的民族資本被剝奪》,經濟管理出版社,2004年版。
[3][③]Bruno Waterfield,“Gaddafi attacks Sarkozy plan for Union of the Med”, The Telegraph,10 Jul, 2008
[4][④]W. Yusef Doucet,“Free Libya is Green Libya: Supporting the Real Libyan Revolution”,http://www.voxunion.com/?p=4644.
[5][⑤] Alan Woods,“After the death of Gaddafi: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Libya”,http://www.marxist.com/ gaddafi-dead-revolution-and-counter-revolution-in-libya.htm.(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5日)
[6][⑥][英]蘇珊•斯特蘭奇著,李紅梅譯:《賭場資本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參見全書。
[7][⑦][加]娜奧米•克萊恩著,吳國卿、王柏鴻譯:《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廣西師大出版社,2010年,第4頁。
[8][⑧][加]娜奧米•克萊恩著:《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第4頁。
[9][⑨][美]斯坦利•阿羅諾維茨、希瑟•高特內主編:《控訴帝國:21世紀世界秩序中的全球化及其抵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4頁。
[10][⑩][加]娜奧米•克萊恩著:《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第7頁。
[11][11]Melissa McNamara,Bush: “We Don’t Torture”,http://www.cbsnews.com/stories/2006/09/06/eveningnews/main 1979106.shtml(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9日)
[12][12][加]娜奧米•克萊恩著:《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第303頁。
[13][13] Gerald A. Perreira,“NATO and Qaddafi: What All Friends of Africa Should Know”,New Dawn,No. 126 (May-June 2011)
[14][14]“法國外長稱介入利比亞是‘對未來的投資’”,http://news.xinhuanet.com/2011-08/29/c_121923156.htm.(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日)
[15][15][美]詹姆斯•希恩著,黃公夏譯:《暴力的衰落》,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第137頁。
[16][16] [美]斯塔夫裏亞諾斯著,遲越、王紅生等譯,黃席群、羅榮渠校:《全球分裂》,商務印書館,1995年,第487頁。
[17][17][美]斯塔夫裏亞諾斯著:《全球分裂》,第581頁。
[18][18] Hilal Khashan, Arabs at the Crossroad: Political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0, p.64
[19][19] “Libya after Qaddafi:A new timetable”,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34813.(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5日)
[20][20]Gerald A. Perreira, “NATO and Qaddafi: What All Friends of Africa Should Know”,New Dawn,No. 126 (May-June 2011).
[21][21][美]羅奈爾得•布魯斯•聖約翰著,韓志斌譯:《利比亞史》,中國出版集團,2011年,第220頁。
[22][22]Daniel Serwer,“Post-Qaddafi Instability in Libya”,CPA Contingency Planning Memorandum No. 12,http://www.cfr.org/libya/post-qaddafi-instability-libya/p25612.(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23][23] David D.Kirkpatrick and Rick Gladstone, “Libya asks NATO to remai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October 28, 2011
[24][24] Alan Woods,“After the death of Gaddafi: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Libya”,http://www.marxist. com/ gaddafi-dead-revolution-and-counter-revolution-in-libya.htm.(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5日)
[25][25]田文林:“地緣政治•中東破碎地帶•利比亞戰爭”,《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年第4期,第26-32頁。
[26][26][美]撒母耳•亨廷頓著,周琪等譯:《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新華出版社,1998年,第167-169頁。
[27][27][美]伯納德•路易斯:《中東》,載[英]約翰•格利賓等:《歷史焦點》,朱善萍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72頁。
[28][28]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譯室編譯:《卡紮菲和利比亞》,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67頁。
[29][29]Robert H. Reid,“Arab strongman: With Gaddafi death, an era passes”,The Economic Times, Oct 22, 2011
[30][30]Babatunde Fagbayibo,“The Libyan revolution: Thoughts on a post-Gaddafi era of African integration”,http://www.consultancyafrica.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846:the-libyan-revolution-thoughts-on-a-post-gaddafi-era-of-african-integration&catid=57:africa-watch-discussion-papers&Itemid=263.(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6日)
[31][31] Robert H. Reid,“Arab strongman: With Gaddafi death, an era passes”,The Economic Times, Oct 22, 2011
[32][32]Mohamad Bazzi,“The Death Of The Qaddafi Generation: The Era Of Arab Strongmen Comes To An End”,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36603/mohamad-bazzi/the-death-of-the-qaddafi- generation.(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33][33]“A Position Statement by the Arab Nationalism List On The Assassination of Mu’ Ammar Qaddhafi And His Comrades, Libya, and Arab Consciousness”, http://freearabvoice.org/?p=1469. (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2日)
[34][34]“The Arab Nationalist List invites you to protest against the Qatari regime in Brussels”, http://www.qawmi.com /?p=2331.(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4日)
[35][35]Ahmed El-Tonsi,“Ottomans, Arabs, Westerners and Libya”,Al-Ahram,17 – 23 November, 2011
[36][36] “Libya’s revolution:Messy politics, perky economics”,The Economist, Oct 8th 2011,http://www.economist.com/ node/21531472.(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9日)
[37][37]The Associated Press, “U.S. strike on Iran likelier than ever, former CIA chief says”, http://www.haaretz.com/ news/diplomacy-defense/u-s-strike-on-iran-likelier-than-ever-former-cia-chief-says-1.303980.(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38][38]Jeffrey White,“Implications of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Syria”,PolicyWatch #1864,October 28, 2011,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templateC05.php?CID=3415.(上網時間:2011年11月5日)
[39][39] “Libya: Colonialism Lives”,http://blackstarnews.com/news/135/ARTICLE/7603/2011-08-26.html.(上網時間:2011年10月31日)
[40][40]Michael O’Hanlon,“Winning Ugly in Libya”,March 30, 2011,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7684/ michael-ohanlon/winning-ugly-in-libya; An Huihou, NATO faces ‘catastrophic success’ in Libya, People’s Daily Online, 29 octobre 2011, http://www.mondialisation.ca/index.php/vdare.com/roberts/index.php?context=va&aid = 26287.(上網時間:2011年11月3日)
[41][41]Marc Lynch,“What the Libya intervention achieved”,October 27, 2011,http://lynch.foreignpolicy.com/posts/ 2011/10/27/ what_the_libya_intervention_achieved?wpisrc=obnetwork.(上網時間:2011年10月30日)
[42][42]有學者已注意到當前利比亞與1992年後阿富汗政局的相似性,參見Michael Semple,“What Post-Qaddafi Libya Has to Learn From Afghanistan”,http://www.foreignaffairs.com/features/letters- from/what-post-qaddafi- libya-has-to-learn-from-afghanistan.(上網時間:2011年11月7日)
[43][43]Ahmed El-Tonsi,“Ottomans, Arabs, Westerners and Libya”,Al-Ahram,17 – 23 November, 2011
[44][44]Fredrik Dahl,“Libya conflict may strengthen Iran nuclear defiance”,http://www.forexyard.com/en/news/ ANALYSIS-Libya-conflict-may-strengthen-Iran-nuclear-defiance-2011-03-24T154942Z.(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9日)
[45][45]W. Yusef Doucet,Free Libya is Green Libya: Supporting the Real Libyan Revolution,http://www.voxunion.com/?p=4644.
[47][46]《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4卷,1991年版,第14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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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亞之戰意在控制中國戰略要害》
文/威廉•恩道爾 (William Engdahl)
(美帝)華盛頓“主導下“的「北約」決定”發動“利比亞戰爭實質上是「北約」以及美國國防部(實為”對外侵略部“的美稱)控制中國要害的戰略的”組成部分“。目前,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石油進口國,對原油和天然氣進口存在巨大的”戰略依賴“。
認真審視非洲地圖,並探究美國國防部(為”對外侵略部“的美稱)新組建『非洲司令部』的原由,就會發現,『北約』”發動“利比亞戰爭實質上是「北約」及美國國防部(為”對外侵略部“的美稱)”控制“中國石油及原材料來源整體戰略的構成部分——對於中國而言,非洲是其最具戰略重要性的石油及原材料來源之一。
「北約」“發動”利比亞戰爭僅與石油有關。不過,鑒於美國有著可靠的國外能源供應,所以這場戰爭的發動應該“並非僅為“控制利比亞高品質原油,而是“為了”使中國“無法長期進口”非洲及中東石油。
換句話說,「北約」及(美帝)華盛頓“發動”這場戰爭(主要戰略目的)就是為了“制衡中國”。
利比亞北臨地中海,與義大利隔海相望。多年來,義大利埃尼石油公司一直是利比亞境內最大的外國石油公司。該國西臨突尼斯和阿爾及利亞,南臨乍得(察德),東臨蘇丹和埃及。就其地理位置而言,對於美國國防部『非洲司令部』“控制”非洲、非洲資源以及非洲資源出口地的長期戰略具有重要意義。
在卡紮菲(格達費)統治下,利比亞“嚴格控制”高品質的原油資源。2006年的資料顯示,利比亞已探明石油規模為“非洲最大”,約占非洲石油總儲量的35%,甚至比尼日利亞還多。
近年來,中國、俄羅斯以及其他國家都在該國獲得了石油開採權。
很明顯,「北約」及(美帝)華盛頓“發動”利比亞戰爭已經“初見成效”:中國、俄羅斯及巴西不但反對聯合國制裁利比亞,還呼籲利比亞通過談判解決內部衝突,反對北約空襲。
因此,利比亞反對派(帶路黨)下轄石油公司Agoco發言人阿貝加里馬奧夫稱:
“我們和義大利、法國和英國等西方國家之間不存在問題。不過,我們與俄羅斯、中國和巴西之間可能會存在一些政治問題。”
在過去幾年裏,(美帝)華盛頓逐漸認識到,受經濟擴張影響,在不到10年前還是美國“親密盟友”的中國,已經成長為“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
不過,對於華盛頓而言,把中國塑造成“新敵”並非易事,因為美國政府還需要中國(親美媚美精英帶路黨)大量購買美國國債。
今年8月,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向美國國會呈交了2011年度中國軍力報告。該報告稱:
“在過去的10年裏,中國在現代科技領域的巨額投資令中國軍事受益匪淺。許多現代系統日臻成熟,其他系統也會在未來幾年內投入使用。”
報告還稱:“在中國會如何利用其不斷增強的能力的問題上,仍然存在不確定性……中國作為主要國際參與者的崛起,很有可能會重新定義21世紀的戰略格局。”
事實上,在(美帝)華盛頓的潛移默化下,以CNN、BBC、《紐約時報》為代表的“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宣傳機器”,或是英國《衛報》都會“醜化中國及中國領導人”。對於(美帝)華盛頓及華爾街(金融禿鷹)的許多人而言,中國正變得過於強大,“過於獨立”。為了“控制”這種情況,中國對石油進口的“依賴”就成了其“要害”,而利比亞正恰恰是中國該“要害”的“死穴”。
自“冷戰”後,(美帝)華盛頓一直忽視對非政策,而中國能源及原材料企業在非洲大陸的活動,則為(美帝)華盛頓敲響了警鐘。幾年前,隨著未來能源需求變得越來越明顯,中國針對非洲發起了大規模經濟外交,並於2006年達到高潮:北京鋪上紅地毯,迎接赴華訪問的40多位非洲國家首腦,共同探討一系列經濟問題。對於中國工業現代化而言,沒有什麼比確保未來非洲石油資源更加重要的事情了。
中國開始與被法國、英國或葡萄牙等“歐洲殖民國家”放棄的非洲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乍得(察德)就是其中之一。作為最貧窮、最偏僻的非洲國家,乍得2006年與北京建立了外交關係。2007年10月,“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簽署合約,與乍得政府聯合組建煉油廠。2002年後,他們開始鋪設石油管道,從位於該煉油廠以南300千米處的一處油田,向該煉油廠輸送石油。受西方國家“支援”的“(美第二中情局)非政府組織(NGOs)”開始批判中國石油管道對環境的影響。
不過,2003年美國石油公司「雪佛龍(Chevron)」開採乍得(查德)石油資源時,該“(美第二中情局)非政府組織(NGOs)”卻“一言未發”。
2011年7月,乍得和中國在該國首都恩賈梅納附近開辦合資煉油廠。中國石油企業在乍得的活動與其在蘇丹達爾富爾地區的石油專案有著驚人的相似。
20世紀90年代,在美國石油公司「雪佛龍(Chevron)」放棄其在蘇丹的業務後,中國開始和蘇丹展開合作,後者將越來越多的石油輸入中國。到1998年時,“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已從蘇丹南部油田開始向位於東北部紅海西岸的蘇丹港鋪設了一條長達1500千米的石油管道,並在蘇丹首都喀土穆附近開辦了一家大型煉油廠。
蘇丹是中國首個大型海外油田專案。到2011年初,在中國進口石油中,源自蘇丹的石油,大部分來自“飽受衝突蹂躪”的南部地區,已占到10%。蘇丹日產油量為49萬桶,對華供油量則占到60%。對於中國能源戰略而言,蘇丹至關重要。
從地質角度來看,從蘇丹西部達爾富爾地區經乍得至喀麥隆的廣大地區就是一個巨大的油田,儲量可能相當於一個新的沙烏地阿拉伯。對於“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戰略封鎖”中國未來石油來源而言,“控制”蘇丹南部地區、乍得以及喀麥隆是至關重要的。
成立於2008年的『美軍非洲司令部』是近來西方“軍事行動”的主力。很明顯,該“司令部”的成立就是為了“控制”中國對非洲石油及礦產資源漸增的影響力。2007年年底,(美帝)華盛頓“大西洋理事會”非洲事務專家彼得•法姆公開表示,美軍『非洲司令部』的目標之一,就是確保美國可獲得非洲豐富的碳氫化合物及其他戰略資源,該任務包括減輕這些自然資源的脆弱性,並確保當地不存在對這些資源感興趣的第三方,例如中國、印度、日本或俄羅斯,以獲得壟斷或優惠待遇。
2007年,在美國國會作證支持組建美軍「非洲司令部」的法姆稱,充滿活力的中國經濟的石油饑渴難以得到滿足,而且還需要其他自然資源維持經濟持續發展,而非洲的自然財富使之對中國充滿誘惑力。目前中國日進口石油約260萬桶,其中超過76.5萬桶石油——約占石油日進口量的1/3——來自非洲國家,特別是蘇丹、安哥拉以及剛果。
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許多分析家都預測非洲——特別是蘊含豐富石油儲量的西海岸沿海國家——將日益成為美、中兩國的戰略競爭舞臺,因為這兩個國家都在尋求擴大自身影響力,並確保各自資源來源。
由此可見,美國“製造”利比亞“政權更迭”及整個“大中東計畫”(隱藏在“阿拉伯春天”的背後),都是為了確保其對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油田的“絕對控制權”,並“控制”特別是中國等國的未來政策。
正如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所說的那樣:
“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國家或國家集團。”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 第407期
摘自2011年10月《環球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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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美歐流氓禿鷹攻打利比亞巨變從而竊取(美歐銀行財團需求恐急的)利比亞擁有的145噸實體黃金 查維茲警惕下令要求全數運回委內瑞拉儲放在美歐銀行、市值110億美元(211噸)的國有黃金金條
《查維茲要求委內瑞拉央行回籠110億美元黃金儲備》
文/張澄
2011年8月19日
委內瑞拉總統查維茲命令央行回籠110億美元的黃金儲備,這些黃金目前由諸如「英國央行」等發達國家的機構持有。
查維茲今天表示,目前委內瑞拉所持的365噸黃金中有211噸儲備在美國、歐洲、加拿大以及瑞士的銀行中,這些(實體)黃金要“積極回籠”。
此外「摩根大通」、「巴克萊銀行」和「渣打銀行」也持有委內瑞拉的黃金。
在電視講話中,查維茲說,
“自1980年起,我們已經在「英國央行」持有99噸黃金,現在我同意將之召回,這是一個正確的決定。”
委內瑞拉央行行長Nelson Merentes表示,委內瑞拉的出口收入95%依靠石油,目前該國正在尋求儲備多樣化,計畫將現金儲備由美國和歐洲移至對新興市場的投資中。
這次回籠也意味著全球第15大黃金儲備國在金價今年以來上升28%後的一次大動作。
截至發稿,黃金交易價格已經升至每盎司1816美元。
8月16日委內瑞拉的黃金儲備價值為286億美元。委內瑞拉財長稱,受美元的貶值、美國政府違約的風險以及歐洲債務危機的影響,回籠黃金儲備將更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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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vez Emptying Bank of England Vault as Venezuela Brings Back Gold Hoard》
by Daniel Cancel and Nathan Crooks
2011-8-18
Chavez Orders $11 Billion of Gold Home as Metal Hits Record
In all, Venezuela has 365.8 metric tons of gold reserves, according to the World Gold Council. Photographer: Kerem Uzel/Bloomberg
Venezuelan President Hugo Chavez ordered the central bank to repatriate $11 billion of gold reserves held in developed nations’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Bank of England as prices for the metal rise to a record.
Venezuela, which holds 211 tons of its 365 tons of gold reserves in U.S., European, Canadian and Swiss banks, will progressively return the bars to its central bank’s vault, Chavez said yesterday. JPMorgan Chase & Co. (JPM), Barclays Plc (BARC), and Standard Chartered Plc (STAN) also hold Venezuelan gold, he said.
“We’ve held 99 tons of gold at the Bank of England since 1980. I agree with bringing that home,” Chavez said yesterday on state television. “It’s a healthy decision.”
讚讚
□ 胡錦濤:敵對勢力長期“重點滲透”中國思想文化領域 □
....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國際敵對勢力正在“加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思想文化領域是他們進行“長期滲透”的重點領域。
我們要深刻認識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嚴重性”和複雜性,
警鐘長鳴、警惕長存,採取有力措施加以防範和應對。
□ 胡總公開斥責西方陰謀顯中國血性
文/青衫老祖
2012-1-3
最近(2012-1-1),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求是》撰文強調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其中講到這樣一段話:
“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國際敵對勢力正在”抓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思想文化領域是他們進行”長期滲透“的重點領域。
我們要深刻認識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嚴重性”和複雜性,警鐘長鳴、警惕長存,採取有力措施加以防範和應對。”
在印象中,這是本世紀以來中國國家元首“第一次”在公開的場合公開談論“西化、分化陰謀”,
“第一次”公開強調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艱巨性和複雜性,
第一次提出“雙警”即“警鐘長鳴、警惕長存”,
第一次公開要求“防範和應對”。
這幾個“第一次”表明中國已經放棄從前所採取的“淡化意識形態鬥爭、突出經濟領域合作”的外交策略,決心在全球大舞臺上高高豎立並保護好中華民族自己的文化大旗!
回顧世界歷史發展進程,我們可以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中國能不能實現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將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大國、以及中國在全球化中居於什麼樣的地位,關鍵並不在於有多少GDP(唯利是圖唯GDP論庸俗發展觀),而在於有沒有為世界所稱道的“文化旗幟”。
文化是“民族之魂”。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其前進的道路上可能會歷經磨難、飽經滄桑,有時還可能遭遇“亡國之痛”,但是,只要民族文化不滅,就可以東山再起、重整河山,再度復興。
中華民族之所以歷經7000年而綿延永續關鍵就在於文化不滅!“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之所以保持持續快速增長的勢頭,累積而成世界上擁有重大全球影響力的大國,同樣與中國始終保持文化的“獨立性”、特色性有絕大關係。
“文化獨立”支撐中國獨立;整垮中國最有效的“方法”自然也是“摧毀”中國的文化。自新中國成立以來,西方“瓦解中國”的“努力”就一直沒有停止過。“新中國”成立62年的實踐令西方得出“教訓”,單純使用硬實力,包括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任何國家都難以戰勝中國。從文化上,也就是從價值觀上“西化”中國,進而令中國成為它們的“附庸”,使它們覺得唯一可試的辦法。
於是,如今的西方,對中國採取的完全是如下策略:經濟上融合、軍事上圍堵、文化上滲透、政治上顛覆。文化上滲透包括培養(崇美媚美)親美分子、支持分裂分子、推銷美國(文化意識型態24-7洗腦)大片、購買一批“(崇美媚美懼美)文化洋奴”。
面對這一“形勢”,如何有效應對西方的“西化”、“分化”圖謀,確保中國文化獨立和文化安全成為中國長期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重大歷史任務。
認真學習胡總的講話,筆者感覺有以下幾點值得關注和把握:
第一,中國對敵對勢力的遏制、圍堵、分化、弱化陰謀有清醒的認識,並始終保持高度警惕;
第二,中國有著高度的自信和自尊,過去、現在和將來都不會屈服於任何外來壓力,不管是軍事上的還是經濟上的,也不管是政治上的還是文化上的;中國都將堅持走自己的道路,一往無前的推進民族復興的偉業;
第三,中國已經做好與敵對勢力鬥爭到底的準備,不管是軍事鬥爭、還是文化鬥爭,都將凝聚中華民族的智慧,制定一套切實有效的應對策略;
第四,中國已經“充分認識到”在“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的世界格局中開展文化鬥爭亦即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重要性、艱巨性和複雜性有了更清晰的認識,確立了 “警鐘長鳴、警惕長存”的鬥爭意識,形成了“防範和應對”兩手抓的文化鬥爭策略。
在大國競爭中,清醒比什麼都重要。西方之所以“不遺餘力”的“宣傳”他們的意識形態,“兜售”它們的價值觀,“目的”決不是想中國強大,而是想中國“弱化”。蘇聯的教訓證明,中國不徹底粉碎它們的“文化入侵”面臨的將是國家分裂、秩序混亂、發展停滯,中國自1840年以來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所做的一切努力將付諸東流。
從這個意義上講,胡總公開斥責西方“陰謀”,具有“標誌性”意義。它“標誌”著中國不會在意識形態領域自動繳械,不會接受它們的價值觀,不會聽任它們西化、“西化”中國。為了維護中華民族的文化、尊嚴和自立自強,中國將不惜一切代價,不管是“新冷戰”。還是“新熱戰”,還是打打談談的消耗戰,中國都將奉陪到底。因為,在關係民族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上,中國惟有與敵人展開堅決的鬥爭,除此而外,沒有任何第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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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A的公開秘密—-兼為《十條誡令》蓋棺定論
一、嘗試為《十條誡令》蓋棺定論
二、(中國國內)親美勢力對《十條誡令》真實性的質疑
三、“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的真面目
四、“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在中國
五、“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 、“共產黨革命章程”及“十條誡令”
六、克格勃(KGB/格別烏)高官什羅寧的話是否可信
七、「中情局」為防止洩密進行的暗殺
A、李志綏之死
B、班尼特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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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雜誌發表胡錦濤總書記重要文章
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
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2012年1月1日出版的新年第1期《求是》雜誌發表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的重要文章:
《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胡錦濤:敵對勢力長期重點滲透中國思想文化領域
胡錦濤《求是》撰文強調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以下為原文:
2011-12-31
文化建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佈局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繁榮發展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全會通過的決定,全面總結黨領導文化建設的成就和經驗,深刻分析文化建設面臨的形勢和任務,在集中全黨智慧的基礎上,闡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確立了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戰略目標,提出了新形勢下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指導思想、重要方針、目標任務、政策舉措,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指導我國文化改革發展的綱領性檔。全黨要認真學習、深刻領會,共同把全會精神落到實處,為實現全會提出的目標任務而奮鬥。
第一,深刻認識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充分發揮先進文化引領前進方向、凝聚奮鬥力量、推動事業發展的作用,是我們黨的一條寶貴經驗和一大政治優勢。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我們黨都結合時代條件、圍繞黨的中心任務提出文化綱領、文化目標、文化政策,堅持不懈推進文化建設,有力推動了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的不懈努力,我們走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顯著提高了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促進了人的全面發展,顯著增強了國家文化軟實力,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強大精神力量,為進一步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奠定了堅實基礎、積累了寶貴經驗。
當今世界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當代中國正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向著新的奮鬥目標邁進,文化的作用更加廣泛而深刻。從國際看,綜合國力競爭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顯,許多國家特別是主要大國都把提高文化軟實力作為增強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重要戰略。在世界範圍內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更加頻繁的背景下,誰佔據了文化發展制高點,誰擁有了強大文化軟實力,誰就能夠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贏得主動。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國際敵對勢力正在加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思想文化領域是他們進行長期滲透的重點領域。我們要深刻認識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嚴重性和複雜性,警鐘長鳴、警惕長存,採取有力措施加以防範和應對。從國內看,經過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發展,我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顯著增強,但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我國已經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和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越來越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撐,豐富精神文化生活越來越成為我國人民的熱切願望。從我國文化建設自身看,文化領域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革,文化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總體而言,文化發展同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還不完全適應,束縛文化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機制問題尚未根本解決,文化在引領風尚、教育人民、服務社會、推動發展等方面的作用還沒有得到充分發揮,我國文化整體實力和國際影響力與我國國際地位還不相稱,“西強我弱”的國際文化和輿論格局尚未根本扭轉。在理想信念教育、思想道德建設、誠信建設、文藝創作、公共文化服務、文化產業發展、農村文化發展、流動人口文化生活、網路建設和管理、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等方面都還存在不少突出矛盾和問題,必須抓緊加以解決。
總之,抓住和用好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關係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鬥目標,關係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關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全會提出了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指導思想,強調要全面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根本任務,以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以改革創新為動力,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培養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質,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弘揚中華文化,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全黨要深刻領會和全面貫徹這一指導思想,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自覺把文化繁榮發展作為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是党執政興國第一要務的重要內容,作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一個基本要求,進一步推動文化建設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以及生態文明建設協調發展,為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提供堅強思想保證、強大精神動力、有力輿論支持、良好文化條件。
第二,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內涵豐富,具體體現在全會決定提出的指導思想、重要方針、目標任務、政策舉措之中,要全面領會、全面貫徹。這裏,我想強調幾個問題。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引領,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最鮮明的特徵,也是事關文化改革發展全局的根本問題。只有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引領,才能打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根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日益發展和對外開放不斷擴大的形勢下,我國社會思想更加多樣、社會價值更加多元、社會思潮更加多變,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引領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更加凸顯。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為文化建設提供有力理論指導,確保文化改革發展始終沿著正確道路前進;必須堅持把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應用于文化改革發展各個領域,不斷豐富和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符合時代發展要求的文化建設理論,使我國文化各方面發展建立在深厚理論基礎之上;必須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正確處理弘揚主旋律和提倡多樣化的關係、教育人民和滿足人民多樣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關係、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和提高經濟效益的關係,有效引領社會思潮,有力抵制各種錯誤和腐朽思想影響,不斷鞏固和壯大社會主義主流思想文化。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必須發揮人民在文化建設中的主體作用,堅持文化發展為了人民、文化發展依靠人民、文化發展成果由人民共用。為了誰、依靠誰是我們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根本問題,決定著社會主義文化的性質和方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是人民共建共用的文化,人民是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最深厚的力量源泉。堅持這一點,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也是我們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理念的重要體現。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堅持以人為本,以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為根本目的,不斷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必須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和首創精神,使全社會文化創造活力競相迸發;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關心人民命運,體察人民願望,反映人民心聲,在人民偉大創造中汲取營養,把最好的精神食糧奉獻給人民;必須堅持面向基層、面向群眾,把滿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作為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基本任務,鼓勵創作生產更多受到群眾歡迎的文化產品,讓文化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必須繼承和發揚中華優秀文化傳統,大力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積澱著中華民族的深厚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團結奮進的不竭動力,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深厚基礎。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大力弘揚中華優秀文化傳統,大力弘揚五四運動以來形成的革命文化傳統,大力弘揚改革開放以來文化領域形成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觀念新風尚,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必須以更加開闊的視野、更加博大的胸懷對待外來文化,積極參與國際文化交流合作,學習借鑒一切有利於我國文化改革發展的有益經驗和優秀成果。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必須堅持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業、一手抓文化產業,推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是社會主義制度下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權益的基本途徑,是實現文化發展成果由人民共建共用的制度保障。發展文化產業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滿足人民多樣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徑,是充分發揮市場在文化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激發全社會文化創造活力的必然要求。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科學界定人民的基本文化權益和多樣化精神文化需求,全面把握政府和市場在文化建設中的職責和功能,推動形成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兩手抓、兩加強的工作格局;必須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以政府為主導,以公共財政為支撐,以公益性文化單位為骨幹,以全體人民為服務物件,以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權益為主要內容,鼓勵全社會積極參與,大力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必須著力培育一批有實力、有競爭力的骨幹文化企業,提高我國文化產業整體實力和競爭力,形成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文化產業格局。無論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還是發展文化產業,都要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正確處理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關係,始終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
第三,以改革創新精神落實好全會提出的各項任務。
全會對新形勢下推進文化改革發展作出全面部署,提出一系列新任務新舉措新要求,各地區各部門要統籌兼顧、立足實際,有計劃分步驟加以落實,既要全面貫徹又要突出重點,最重要的是要緊緊圍繞全會決定關於推進文化改革發展指導思想中的“四個以”來抓好落實。
堅持以科學發展為主題。科學發展是黨和國家工作的鮮明主題,也是文化改革發展的鮮明主題。要自覺把科學發展要求貫穿文化改革發展各個方面,緊密結合文化改革發展實際,著力轉變文化發展方式,提高文化發展品質和效益,不斷提高文化發展科學化水準。要堅持以人為本,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保障人民各項文化權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要堅持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著力解決影響文化科學發展的突出問題,協調好文化改革發展各個領域和各個環節,促進文化持續快速健康發展。要堅持統籌兼顧,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文化改革發展重大關係,統籌文化改革發展各項工作,完善文化佈局、文化結構、文化資源配置,促進城鄉、區域文化一體化發展,推動文化資源向農村、基層傾斜,向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傾斜,不斷增強文化發展後勁,實現文化又好又快發展。堅持以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根本任務。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根源于民族優秀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並吸收人類文明成果發展起來的,是我國社會主義文化的引領和主導。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緊緊抓住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這個根本。要堅持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武裝全黨、教育人民,大力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新的實踐。要堅持以理想信念教育為重點,引導廣大幹部群眾不斷增強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自覺性和堅定性。要廣泛開展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社會主義榮辱觀宣傳教育,深化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活動,加強思想道德建設,建設和諧文化,培育文明風尚。要在全黨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學習教育,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國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設和党的建設全過程,貫穿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各領域,體現到精神文化產品創作生產傳播各方面。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非一日之功,既是當前的緊迫任務,又是長期的戰略任務,必須通過堅持不懈、持之以恆的努力,使之真正成為全黨全社會的普遍共識,轉化為廣大幹部群眾的自覺行動。
堅持以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滿足人民對實現自身文化權益和豐富自身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必須大力繁榮文化創作,豐富群眾文化生活,提高人民文化生活品質。要加大對城鄉基層文化建設投入力度,深入實施重點文化惠民工程,加快公共文化基礎設施建設。要加強文化創作生產引導,引導文化工作者堅持正確文化立場,弘揚真善美,貶斥假惡醜,把學術探索和藝術創作融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之中,創作生產出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相統一、人民喜聞樂見的優秀文藝作品。要發展健康向上的網路文化,使互聯網等新興媒體真正成為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新陣地、公共文化服務新平臺、人民精神文化新空間。要組織開展群眾樂於參與、便於參與的文化活動,引導群眾在文化建設中自我表現、自我教育、自我服務,依靠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推動文化繁榮發展。
堅持以改革創新為動力。只有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創新文化內容和形式,才能不斷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不斷為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提供強大動力。要圍繞構建充滿活力、富有效率、更加開放、有利於文化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努力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新進展,破除制約文化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要深化公益性文化單位改革,深化國有經營性文化單位改革,深化文化管理體制改革,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加強文化法制建設。要加快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創新公共文化服務運行機制,不斷提高公益性文化單位服務群眾能力和水準。要提高文化產業規模化、集約化、專業化水準,優化文化產業結構,促進文化和科技融合發展,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要圍繞提高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積極開拓國際文化市場,創新文化走出去模式,不斷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
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把文化建設擺在全局工作重要位置,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規劃,與經濟社會發展一同研究部署、一同組織實施、一同督促檢查。要認真開展調查研究,總結經驗,發現問題,結合實際制定貫徹落實意見,明確工作責任,提出具體要求,確保全會提出的目標任務和政策舉措落到實處。要把文化改革發展成效納入科學發展考核評價體系,作為衡量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工作業績的重要依據。要把文化人才隊伍建設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著力加大對年輕人才、高層次人才、複合型人才的培養力度,努力造就一批有影響的文化名家、文化大師和各領域領軍人物,建設宏大文化人才隊伍。要深入做好知識份子工作,充分調動廣大知識份子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把廣大知識份子緊緊團結在党的周圍。總之,全黨要貫徹落實好全會精神,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在科學發展道路上奮力開創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局面。
(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講話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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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中央對此始終保持清醒認識。
但當前黨內有兩大問題:
一個是(中央黨校那批掛羊頭賣狗肉)打著紅旗反紅旗;
一個是目前理論無法指導實踐。
這兩個問題不解決,意識形態領域的爭奪就佔據不到有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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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
上面早就知道了吧
現在“公開表態”就意味著要“反擊”了
所以自費五毛們就等著看戲吧
火烤偽精英水煮普世派
咱就跟著添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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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信號啊,期待那些虛偽的普世民主JY(精蠅)們早點下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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哼哼,這回我們找一找被敵對勢力滲透的媒體,不會有人出來出來“裝純情”說——“都是黨國的媒體、哪來的漢奸媒體”——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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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撲屎派”的噩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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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種就把南方蜥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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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口 2012-1-3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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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3 03:05 AM
現在才說?剛睡醒?
喂!!!有人在搞我們啊!喂!大家聽到沒有啊?有人在搞我們!
中國的各個級別領導,包括最高層,只能在別人和自己一樣飯桶的環境下搞搞勾心鬥角。對外不敢鬥爭,不善鬥爭,歸根結底,還是因為不善鬥爭:有人見過善於鬥 爭的人不敢鬥爭麼?回想薩科齊08年騎在中國人頭屙屎長達兩個星期,中央政府十分淡定,一言不發。我想咱們的領導是不是準備好對策了啊,這麼淡定。結果對 策就是沒有對策,等人家屙完就好了嘛…
就這篇文章來說,空洞無物,只不過是提出了一個命題的八股文而已。其實凡是關心中國的人,哪個不知道文化建設出問題了?說人家要西化我們,我們要發揚中華 文化?這話說清楚了麼?說對了麼?說完了麼?
調查了麼,研究了麼?執政兩屆就擠出這麼個玩意?
很明顯,領導們不太像是競爭出來的,倒像是一幫近親繁殖出來的,也就這個水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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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3
覺得東西方文明的衝突和公開競爭就要開始了.木偶有心無力,能做好鋪墊就不錯了,期待下一代(習近平-薄希來)發力吧.
中國要進一步走向世界,進一步發展自己,不可能一直虛心學習西方,“崇洋媚外”,韜光下棋的.這條路讓我們固然大大地發展了實力,但我們經濟上成了“附庸”西方的 資本主義經濟,過度依靠廉價出口,血汗工廠血供西方尤其是美國,價廉物美的東西依賴西方的市場卻無法升級成靠品牌靠科技含量靠文化含量的商品高價高利潤占 領人家的市場,相反現實是別人的商品靠文化宣傳優勢高價佔領我們的市場.
在政治上,明不正言不順,導致官員“失去”自己的信仰,只好去“崇尚”西方的文化信仰,只好想著為自己和家人“謀私利搞腐敗”.
在對外關係上,不展示實力就沒人正確瞭解中國,喜歡上中國,從而和中國友好,合作,一起發展,一起對付歐、美欺壓搞亂.周邊國家被西方文化洗腦,認為西方文明一直正確,比東方文明好,低看中國誤解中國,在西方威恩並施下,配合西方搞亂中國和中國爭鬥.
在人民幣國際化上,更需要宣傳我們的各方面的實力和及其依附的先進文化,讓中小國家有信心使用人民幣,讓它們相信中國能鬥住美國的,你們不用太怕美國.展 示我們的實力和文化,給它們希望,給它們發展模式,給它們保護和依託.未來西方文明衰落了,東方文明才是應該它們學習的,東方文明是有資格有實力取代西方 文明的統治地位的,西方文明不可能永遠這樣強勢的,東方文明歷史上強勢過蓋過西方文明,未來將奪回強勢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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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響的雷,也沒有一滴雨(類似重慶)來的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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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3
希望中央對此始終保持清醒認識。
但當前黨內有兩大問題:
一個是打著紅旗反紅旗;
一個是目前理論無法 …
发表于 2012-1-2 06:54 PM
你總結得很好!
也許是我孤陋寡聞,好久沒聽到對共產主義的宣傳了。但這樣也好!至少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不要拿這塊布遮羞。要老老實實地對老百姓說,我們要做什麼,要怎樣 做。什麼是社會主義?現在已經過了“不爭論”的時期了,必須讓老百姓都知道都認同我們要往哪里去。這樣才能取信於民,避免各種利益團體混僥視聽從中牟利, 最終壞了社會主義的金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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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棄了毛澤東思想,空喊“科學發展觀”這類虛無縹緲的空洞口號,
唉!誰能給個權威定義,什麼是“科學發展觀”??一直很費解
的確很令人迷惑。
我一開始以為是為了治理環境污染。。
後來才知道是個政治目標。。
但即然是“發展”,就得有個目標。但一直沒有具體的目標。
於是現在認為,“科學發展觀”只是一個手段。
總結出來就是,“沒有具體目標”的發展手段。。
最絕的是,‘有所為、有所不為’,啥‘貓’等模糊論,“思想混亂”根子就出在這裏。
臺上不過是蒼蠅,台後精英們自己都不知怎麼自圓其說,哈哈
注意“時間點”在美帝出臺“收割”資本海外資產後,“被綁架的買辦”受到兩面狙擊。 資本之間撕裂,離撕破臉皮就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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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中國的意識形態價值觀“一片混亂”,最直接的反應就是社會道德底線“一再被突破”,幾乎任何事物都能引發正、反兩方面的尖銳對立和辯論,是與非的界限越發“模糊含混”,各階級、個族群、各利益團體日趨成型、分裂。左、中、右對現實都普遍不滿,人們對於未來愈加迷茫,對未來、對政府喪失信心……
而且,還有一隻“無形的手”,一股“無形的勢力”,潛移默化的鼓動人們的不滿和憤懣,引導人們的思維模式。這些,難道廟堂之上真的一無所知、還是束手無策?
讚讚
圖窮匕乃現/《揭示美國未來幾年的全球戰略》
2012-1-9
這個話題我久有意談談,這跟我長期研究美國的戰略核心層的戰略計畫有關係,可以說我要說的內容與許多美國金融,地緣政治軍事戰略,經濟方面的核心人物有關。
實際上奧巴馬的“戰略計畫”一開始就被美國的領導層背後的“影子勢力”所推崇,基辛格曾說過奧巴馬“能同時”下好好幾局棋,這代表美國真正的“權力階層”對其“能力”的認同。
亞洲與印度洋,大洋洲
在西方地緣戰略學中“歐亞大陸”是世界權力中心,若要“控制世界”必須設計好“控制”歐亞大陸的戰略,而歐亞大陸包括幾個特別有影響力的中心敏感區域,分別是亞太,印度洋及印度,還有就是中東和中亞,東歐,世界歷史上的霸權爭鬥實際上最終的目標是為了爭奪由誰來控制世界上這些最為廣泛的戰略區域,我這裏之所以說大洋洲是因為這裏一向就只是美國與英國的戰略後方支撐點,後勤基地而已
首先從亞洲和印度洋,大洋洲說起,
奧巴馬今年內最高調的聲調就是強調美國要“重返亞洲”,“構築”所謂的“亞洲安全條約體系”,這是一個未來幾十年的戰略計畫,希拉蕊克林頓在一篇名為《美國的亞洲太平洋世紀》的文章中提到了美國未來幾十年內要在亞洲建立新的“太平洋戰略體系”框架,她重點提到了四個國家與美國的戰略關係,
首先是美、日關係在太平洋體系中的戰略基礎作用,
第二是印、美關係對美國在中南,南海,南亞的戰略的積極意義,
再其次就是美國與澳大利亞的戰略合作關係,
這三個國家實際上構成了美國在亞洲太平洋的戰略體系的“三大支柱”,從地緣戰略的角度保證了美國在整個面向亞洲,太平洋世界的權力基礎與戰略地位,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把包括印度洋和大洋洲的國家體系統一納入了自己的戰略構想之中,可見其眼光之寬廣與深遠,這可以說是美國自冷戰結束以來最為精深的地緣戰略計畫,亞洲大國與太平洋世界,乃至包括俄羅斯最近“加入”世貿組織都在其“精心的算計”之中,
大家打開地圖可以看到的是在太平洋的棋盤上,美國“領導”的環太平洋、印度洋權力中心的實力驚人,更何況這一區域中包括中國,印度,日本,再加上東南亞各個經濟十分有活力的小國,同時這也是世界貿易體系最為敏感的一束神經叢,可以這樣講誰“控制”了世界貿易上的主要“海洋通道”,誰就控制了世界的財富流向,
亞太地區的印度與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經濟這幾十年來發展最為迅速的國家,而東南亞也一直世界上經濟最有活力的地區之一,這種經濟上的戰略利益與海洋霸權的戰略交匯實際上讓美國戰略家們意識到了控制這一關鍵性全球區域的重要性,這裏有可能是二十一世紀全球大國崛起的中心領域。
大家可以仔細看看這裏的資本,人力,科技,經濟,貿易因素,航運,軍事實力的全球性的影響,美國的一些領導人和政治家最近都“突然說”自己一直是“亞太國家”,一直是“太平洋國家”,也就不值得奇怪了,正如希拉蕊所說,只要控制亞太財富與亞洲太平洋到印度洋的財富流向,就能讓美國在二十一世紀繼續繁榮,她同時也說這裏的事事關美國的二十一世紀的全球命運和福祉,美國的布熱津斯基和基辛格兩位著名戰略家一直特別注意亞太戰略的設計,布熱津斯基曾在2003年前後專門寫過一篇名為《如何與中國相處》的文章,特別介紹了“如何”從戰略上“控制”中國勢力崛起,而基辛格被一些【天真(愚蠢)而愛做(普世假值)夢的中國人】視為友好的美國人,其實正是這位著名的戰略家曾在伊拉克戰爭前夜幾次進入白宮與當時的總統小布希(布希三世)會商如何進攻伊拉克,而當時中國和俄國是在伊拉克有著巨額石油投資的,布熱津斯基在他的文章雖然說不能與中國開戰,可是他是奧巴馬的政治顧問,他在利比亞的“戰爭設計”上打垮了前政權,而中國也正好在利比亞有大量的投資(火速撤僑轉進千里,敵寇追趕不及),
美國的世界戰略從馬漢時代起就“設計好”了,就是要控制世界就要控制歐亞大陸,而要控制歐亞大陸就得讓歐亞大陸“火光沖天,戰禍連綿”,讓歐亞大國“互相為敵,相互牽制”與爭鬥爭奪大陸霸權,
在馬漢時代美國的戰略計畫是“不能讓”出現一個強大統一的中國政權,這樣一來必須“維持”中國當時“分裂”的戰略形勢,所以在馬漢死了若干年後的中國內戰決戰時,美國“力主”中國國、共雙方“劃江而治,分裂為二”,美國當時這一“戰略思考”的背後有著國家長期戰略的深深的影響,他們就是為了“永遠扼殺”一個統一的中國在地緣戰略上向海外的擴張,從而威脅美國在太平洋上的永久性霸權,因為“一旦”中國統一強大,海上實力的強大將“導致”美國太平洋霸權的徹底衰落,美國與日本爭奪太平洋霸權從而控制太平洋的海權的戰略最後將以中國勝利美國日本失敗而結束,
當然我剛才說的都是歷史上美國地緣戰略思想中的“對華戰略”,不過大家如果細心就會發現美國這一戰略思想“並未被放棄”,相反這一亞太戰略已經被用更為深遠的戰略佈局“繼續下來”,他們現在制定的新亞太戰略與太平洋國家戰略體系實際上更意味深長的“表明”了中國統一對他們世界整體戰略的威脅與影響,他們恐怕想看到的不是一個統一的大陸強國,他們最大的“目標”永遠是讓一些歐亞大陸的強國“徹底分裂”成“好幾部分”,以便於他們執行那久已有之的“以華制華”的戰略傳統。
從歷史到現在我們可以看看美國的太平洋戰略的幾次變遷,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他們的戰略傳統中對中國始終是一個弱勢的中國對他們“有利”的思想,他們在“冷戰”時期和中國建交的“原因”僅僅是那個時候他“需要”用中國的力量“消耗”蘇聯對美國的全球性威脅,說白一點,這不過是中國歷史上秦國以“連橫策略”對六國的老辦法的“現代應用”而已。我們可以設想的是當中國“按美國的方向”發展後印度這一亞洲強權,印度洋上的地區強國將最終也難免被美國戰略所“設計”,最終難免被美國用同樣的“制衡之術”與內外交困戰略打垮並消亡,因為如果說美國“(利)用中國”消滅了蘇聯的話,那麼現在它正“(利)用印度”的力量“遏制中國”,將來中國如果被迫出現美國所需要的那種局面,難道印度會有好的結局,所以我個人認為這裏面充滿了悲劇,我看到許多所謂的印度(西化精英買辦)強硬派的“表演”不得不感覺好笑,螳螂捕蟬的故事真的是一直不斷的在歷史中上演。
這極可能是後話,我們放下不說。
中東,中亞,東歐
美國在亞太那樣行動中期的“目標”是中國,那麼遠期戰略目標是什麼,記得布熱津斯基在他的名著《大棋局》中提到俄羅斯時用到的戰略,他曾在書提出一個著名的設想,把龐大的俄羅斯聯邦分為三到四個大的統治區域的戰略設想,這是一個宏偉而龐大的戰略設想,
他們為何要這樣做,他們拆散中國,將來還要搞垮印度,然後把所有力量集中到俄羅斯,這是為了奠定他們眼中永久性的“新世界秩序”,也就是這些年來他們在“彼爾德伯格”,“國際清算銀行”,<三方委員會>,還有<美國外交協會>,<英國皇家國際事務協會>設計好的戰略,這一戰略的成型已經有了近幾年的歷史,他們在殖民時代就在設計這一“世界性帝國”,文藝復興時期有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曾寫過一部名字就叫《世界帝國》的名著,他們中有的人曾預言未來會出現一個統一的世界性政府,世界性的權力中心和貨幣,那麼這一中心在那裏呢?人們盡可以展開想像的空間,大膽設想,小心求證。
美國與蘇聯在冷戰時代對中東進行了前所未有的軍事爭奪,最後冷戰以蘇聯的徹底失敗而終結,不過中東的勢力剩下了美國一家獨大的局勢,美國在八十年代挑動中東強國伊朗與伊拉克的戰爭,消耗中東強國的實力,實際上嚴重惡化了中東國家間的關係,美國在兩個布希時代打擊了伊拉克,在克林頓時代敲開了東歐的大門,他們最終在2003年摧毀了薩達姆伊拉克政權,從而掀開了世界性變局的序幕,美國更加深入的控制了中東的石油,他們通過03年的戰爭開始了逐步更加深入的控制中東金融,貨幣與地緣政治的進程,
奧巴馬上台執政以來,他和他的領導層實際上有著“更為宏大”的戰略計畫,他們“重塑”了中東地緣戰略格局,同時設立「非洲司令部」,(顛覆利比亞)控制北非,進而“滲入”非洲,同時在中亞與東歐大搞“顏色革命”,
美國著名的全球地緣戰略學家布熱津斯基提出的不穩定的“新月弧形地帶”指出了存在於中東,東歐與中亞的地緣戰略問題,民族問題,他們“巧妙的利用”了這一切,他們未來肯定是在非洲全面掀開新的“全面控制”的高潮,
著名地緣政治學者恩道爾在其名著《霸權之後:美國的全方位控制》一書中對此有過詳細的介紹說明,
同時在美國著名的國際關係學者斯蒂芬沃爾特和約瑟夫奈也介紹了美國最近幾年在這些區域取得的“重大進展”,
我之所以說未來印度也將面臨嚴重的生存空間問題是因為美國在中東,在中亞,在東歐,在中國,在中南半島的全方面努力與戰略佈局最終針對的目標實際上也包括印度,所以向下看未來幾十年的印度實際上也面臨著嚴重的戰略與生存問題,
而當這一切都“解決後”,所有的威脅都不再是威脅時,那時我們就將看到決戰將發生在俄國的東,西,南三方同時壓向俄羅斯聯邦,這時西方把俄羅斯分成三、四個統治區域的戰略設想將變得並非不可想像,這才是最後一環,而這一最後一環的結束,就是全球性“世界新秩序”與“世界性統一政府”的“來臨”,“問題”是當那時到來時世界上還有中華民族生存的機會嗎?我想這才是問題的實質,
這些年來關於西方的陰謀論著名分析不絕於耳,並且西方也確實為了“推進”這些戰略性的目標而不懈努力,甚至於“不排除”戰爭。可是在這一切“精心謀劃”與努力的背後,會不會出現另一種非人力所能控制的結果呢?我想一切都還是個謎。
奧巴馬與他的歐洲盟友們顯然“已經確定”他們的戰略目標,最近他們在伊朗問題上實際上已經協調了立場,這實際上可以從他們的“敘利亞政策”上看出端倪,他他們的戰略計畫是繼續歐盟與“北約東擴”壓縮俄國的戰略空間,不過以後可能只是靈活東擴了,
現在美國的戰略中心實際上已經轉移到了亞太,他們在中東重點要解決的問題就是伊朗,然後是中亞的「上合組織」其他成員國,前一段時間連蒙古國也在試圖和西方走近,這確實是一大警告,不得不讓所有人擔憂未來更迫在眉睫的威脅,
日本著名戰略分析家曾警告說明年中東與南亞的巴基斯坦將發生巨變,而最近美國<外交政策>雜誌也在預測明年巴基斯坦政權更迭,這“意味”著更大的“風暴”實際上還在形成,伊朗並不是最終的美國在中東的戰略目標,他們一定有更有深遠的地緣戰略計畫,他們要的是中亞的格局變得按他們的“設計”發展,這也是為什麼俄羅斯在敘利亞事件中會派出自己的航母的原因,理由很簡單,俄羅斯的戰略思想家一定已經看到了伊朗,敘利亞,還有中亞最後變局對自己的威脅,這意味著蘇聯結束以來另一次巨大的外交退縮形勢即將形成,而這是俄國國家安全的嚴重挑戰,那時再加東歐的親美勢力,俄國國內的反對派和俄羅斯國家經濟在歐洲債務金融崩盤中受到的嚴重影響,這一切將使未來俄羅斯國家面臨著嚴重的國際與國內形勢,所以他們十分警惕性的對待了這一切。問題與形勢遠比我們想像的要複雜的多了。
俄國勢力收縮,未來金融系統將受到歐洲債務危機與銀行體系崩盤的重擊,國內反對勢力的興起,這一切沒有完,俄國剛加入世貿組織而國際戰略領域卻發生了這樣微妙的變化,這背後有著的是另一次大棋局與命運的較量,只是不知道國內的人會不會看明白這一點呢?
回過頭來我們再說非洲,我們看到的是美國及西方勢力在北非的全面展開與推進,中、俄在非洲實際上已經嚴重處於守勢,未來中國與俄國會失去更多的非洲利益,到最後我們會發現非洲依舊是西方勢力尤其是美國勢力重要勢力範圍,美國成立的「非洲軍事司令部」的戰略意義也在對非洲進行全面的統治,實際上這已經是在“恢復”“舊殖民地時代”西方在非洲的戰略優勢地位,我們到時候會發現歷史在二十和二十一世紀轉了一圈子,卻回到了原來的地方,新的殖民主義比舊的殖民主義更有生命力和破壞力的存在於亞非、拉美地區。
這難道是宿命和命運的安排,不可抗拒的規律,還是僅僅是一種歷史發展的進程呢,我覺得的我給不出答案,二十一世紀結束後那時的人們也許會給出這一問題的答案,一切真的都還太像個謎了
文/未世民
2012-1-9 草根財經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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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報海外高調指責美國新戰略瞄準中國伊朗
圖窮匕乃現/楊毅:《美新軍事戰略瞄準中國伊朗 或更攪亂局勢》
文/楊毅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12-1-9
2012年1月5日, 奧巴馬總統“罕見地”在五角大樓與國防部長帕內塔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鄧蒲賽上將一道舉行了記者會,公佈了題為《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國防的優先任務》的新軍事戰略報告,“充分顯示”了奧巴馬政府對美國調整軍事戰略的“高度重視”。
新軍事戰略“明確”把中國和伊朗列為美國的“瞄準對象”。
近年來,戰線過長、能力不足,稱霸全球野心太大、資源有限等矛盾,始終是制約美國國防戰略與軍事戰略的重要因素。金融危機、經濟衰退,再加上伊拉克和阿富汗兩場戰爭讓美國的綜合國力傷筋動骨,面對諸多挑戰確實是“捉襟見肘”。
自從2010年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提出“重振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 的目標和“國內建設、海外塑造”的戰略途徑之後,美國在全球戰略部署調整中明顯地“加強”了對亞太地區的戰略投入,而“切入點”就是把地區安全形勢“攪動”成為一種 “亂局”狀態,造成和“放大”地區各國對中國的戰略恐慌,這樣美國就可以“揮師東進”“應邀重返亞洲”。
2010年以來,美國成功地利用“天安號軍艦事件“、延坪島炮擊事件,達到了“阻止了日本的離心”、“強化了韓國的依賴”、“惡化了中國的環境”等目的,同時又通過高調介入南海爭端、慫恿菲律賓等國強勢對抗中國,唯恐天下不亂。攻擊中國合理的軍事力量建設,“藉口”反對所謂“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啟動“空海一體戰”概念並付諸實施,刺激新的安全競賽,“破壞”地區和平、穩定與繁榮。
美國新公佈的軍事戰略報告意味著美國在軍事上對亞太地區的戰略投入將從戰略規劃“轉向”到戰略實施的階段,
美國的高調投入將對這一地區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呢?美國公開宣稱自己是“公共安全產品”的“提供者”,針對的是“戰略意圖不明的中國軍事力量現代化”,這恰恰是“本末倒置”的騙人邏輯。
我們可以清晰地回憶到,在過去幾年間,美國忙於“反恐戰爭”,無暇顧及亞洲之際,亞洲地區,特別是東亞地區是一派安定、和平與繁榮景象,以 10+1、10+3為標誌的地區經濟合作大大促進了地區各國的經濟關係、安全關係和政治關係的改善。
而“自從”美國2009年開始高調“重返亞洲”之後,各種危及地區安全的事件接踵而來,地區動盪此起彼伏,稍微有些戰略頭腦的人們就不難看出誰是地區安全的“保障者”,誰是地區安全的“麻煩製造者”了。
美國經濟復蘇乏力,“重返亞洲”的戰略因為“口袋缺錢”是不能贏得地區各國的歡迎的。於是,製造矛盾、製造混亂,亂中推銷軍火,利用相關國家尋求“安全保護”的訴求,獲取經濟利益,為美國經濟復蘇打開市場。
隨著更多的美國的軍艦、飛機活躍在亞洲地區,地區安全形勢可能更加動盪,美國的戰略算盤也可能隨著地區各國逐漸認清其真實面目而落空。
(作者楊毅 係解放軍海軍少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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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中國媒體解讀美新軍事戰略引關注
【《俄羅斯商業諮詢日報》網站1月7日報導】
題:中國媒體發現亞洲的“萬惡之源”
中國媒體認為美國是(煽動/策動/製造)亞洲“不穩定”的“罪魁禍首”,對美國旨在擴大在亞洲的軍事存在的新國防戰略進行了猛烈抨擊。
中國的一位軍事專家說,自 2009年美國(希拉蕊)提出必須“重返亞洲”後,危及地區安全的事件就“接踵而來”。他認為,不難猜出,哪個國家是亞洲安全的真正“保證人”,哪個國家是“萬惡之源”。
西方分析家認為,美國此舉表明其維護亞洲地區安全的立場沒有改變,中國不必對美國新國防戰略感到擔憂。
但中方媒體認為,美國新戰略標誌著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軍事行動結束後一個新階段的開始,“明顯針對的是中國和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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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反華)之音電臺網站1月7日報導】
題:中國對美國國防藍圖表示擔心
中國官方媒體對美國的最新國防計畫表示擔心,警告說它可能會破壞美、中關係。
一份中國報紙昨天援引一名中國國防專家的話說,美國此前一天宣佈的藍圖顯然針對的是中國。
該報援引中國人民大學分析家金燦榮的話說,美國覺得中國的高速發展威脅到了自己。他警告說,美國的新戰略將使北京感到不舒服,可能會影響雙邊關係。
美國總統奧巴馬前天宣佈了新戰略。他說美國將加強在亞太地區的存在,儘管美國正大幅削減國防開支。
中國官方的新華通訊社也對美國的國防計畫發表了評論,說歡迎美國為亞太地區的和平和穩定作貢獻,但任何軍國主義政策都將引發敵意並遭遇強烈對抗。
在總體較為克制的評論中,新華社說美國應放棄顯示自己的力量,因為這麼做無助於解決地區爭端。
【英國廣播公司網站1月7日報導】
題:中國媒體關注美國新亞太軍事戰略
中國官方媒體對美國將新軍事戰略重點轉向亞太表示關注和批評。
新華社發表國際時評稱這是 “美國最不該選擇的選項”。
文章說,亞太正處於“謀求和平發展合作的時代”,美國以軍力為後盾介入亞太事務,“會擴散緊張氛圍,加劇地區對武力的焦慮”,“釋放了令人不安的信號”。
但也有中國專家分析認為,美國調整軍事重點並非僅針對中國,而是奧巴馬在經濟乏力困境下為維護“軍事超強”地位所做的戰略選擇。
而《人民日報》海外版高調指責美國的新戰略。它刊登了中國國防大學研究員、海軍少將楊毅的文章,指責奧巴馬政府新軍事戰略瞄準中國和伊朗。楊毅在文章中指責美國是亞太地區安全的 “麻煩製造者”。
中國官方尚未就美國的新軍事戰略做出正式表態。
【路透北京1月7日電】
刊登在週六《人民日報海外版》上的評論稱,美國在全球戰略部署調整中明顯地加強了對亞太地區的戰略投入,而切入點就是把地區安全形勢攪動成為一種"亂局"狀態,造成和放大地區各國對中國的戰略恐慌。
該評論與週五《環球時報》的憤怒評論如出一轍,此前美國總統奧巴馬宣佈美國政府將加強對亞洲地區的軍事投入。
美國於去年底推出新的國防戰略,明確顯示美國對亞洲地區的重視。美國盟友和分析師稱,中國對此不必擔憂。
海軍少將楊毅在評論中寫道"新軍事戰略明確把中國和伊朗列為美國的瞄準對象"。
“自從美國2009年開始高調‘重返亞洲’之後,各種危及地區安全的事件接踵而來,地區動盪此起彼伏。"
“稍微有些戰略頭腦的人們就不難看出誰是地區安全的‘保障者’,誰是地區安全的‘麻煩製造者’了。"
發表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上的評論不代表中國政府立場,不過大體反映官方的看法。(完)
編譯:李富強 發稿:王鳳昌 http://cn.reuters.com/article/CNTopGenNews/idCNCNE80804E2012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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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warns U.S. to be “careful" in military refocus》
By Chris Buckley | Beijing
2012-1-9
The Chinese aircraft carrier Varyag is pictured during its second sea trial in the Yellow Sea, south-southeast of the port of Dalian, in this DigitalGlobe photograph released on December 14, 2011. -REUTERS/DigitalGlobe
(Reuters) – China’s Ministry of Defence warned the United States on Monday to be “careful in its words and actions" after announcing a defence rethink that stresses responding to China’s rise by shoring up U.S. alliances and bases across Asia.
The statement from the ministry spokesman Geng Yansheng was Beijing’s fullest reaction so far to the new U.S. strategy unveiled last week. It echoed the mix of wariness and outward restraint that has marked China’s response to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pivot" to Asia since late last year.
“We have not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sued this guide to its defence strategy, and we will closely observe the impact that U.S. military strategic adjustment has o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on global security developments," Geng said in a statement issued on the ministry’s website (www.mod.gov.cn).
“The accusations leveled at China by the U.S. side in this document are totally baseless," said Geng.
“We hop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flow with the tide of the era, and deal with China and the Chinese military in an objective and rational way, will be careful in its words and actions, and do more that is benefici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their militaries."
The new U.S. strategy promises to boost strength in Asia in an attempt to counter China’s growing ability to check U.S. power in the region, even as U.S. forces draw back elsewhere across the globe.
Under the new strategy, the United States will maintain large bases in Japan and South Korea and deploy U.S. Marines, navy ships and aircraft to Australia’s Northern Territory.
The strategy calls for countering potential attempts by China and Iran to block U.S. capabilities in areas like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Strait of Hormuz.
China has sought to balance voicing its wariness about the U.S. moves with its desire for steady relations with Washington, especially as both sides grapple with domestic politics this year, when President Barack Obama faces a re-election fight and China’s ruling Communist Party undergoes a leadership handover.
So far, Beijing officials have avoided the usual high-pitched assertions that Washington is bent on encircling China, a view widely echoed by popular Chinese newspapers and websites.
GROWING CONCERN
The expanded U.S. military presence in Asia is based on a miscalculation of Beijing’s intent to modernize its military defenses,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aid on Monday.
“The accusation targeting China in the document has no basis, and is fundamentally unrealistic,"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Liu Weimin said at a regular news conference, in response to a question from state media about whether China poses a threat to U.S. security.
“China adheres to the path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an independent and peaceful foreign policy and a defensive national defence policy," Liu added.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2/01/09/us-china-usa-defence-idUSTRE8080H32012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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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軍事戰略對準中國,中國媒體篡改內容欺瞞人民》
文/張宏良
2012-1-7
美國新軍事戰略公佈前幾小時的頭天晚上,當時在和孔慶東、司馬南、戴旭、韓德強等人一起吃飯,戴旭一落座就透露了美國新軍事戰略的主要內容,並慷慨激昂地痛斥了吳建民等外交智囊一系列喪權辱國行為。第二天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公佈的美國新軍事戰略,內容果然與戴旭透露的差不多。特別是其中最重要也是最新的一點,即美國公開宣佈新軍事戰略的目標,就是集中對付中共和伊朗,完全證實了此前我們一直強調的美國對中國的軍事威脅和戰爭準備。
然而讓人極為震驚的是,中國媒體(新華網)在向國內民眾報導美國新軍事戰略時,卻“故意刪改”了美國新軍事戰略的對華內容,把美國對中國發出的戰爭威脅,“篡改”成美國是為了保障中國和亞太的“安全與繁榮”,這種“篡改”可能造成的恐怖後果簡直讓人無法想像,狼已經宣佈前來吃羊,可是羊圈的喇叭卻欺騙羊群說,狼是為了羊圈的“安全和繁榮”,這讓人想起了當年為日本鬼子“帶路”的漢奸宣傳:“皇軍是來建立大東亞共榮圈,與我們共存共榮的”。
大家比較一下後面附件一美國媒體的報導與附件二中國媒體的報導,就可以看出中國媒體完全“篡改”了美國新軍事戰略的核心內容。
一是通過“篡改”“掩蓋”了美國新軍事戰略的打擊目標是中國。美國媒體報導“新的軍事戰略明確指出,在美國預算面臨整體緊縮的情況下,美國未來將逐漸遠離地面戰爭,重新調整軍隊應對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威脅,加強海軍和空軍力量在太平洋和霍爾木茲海峽與中共和伊朗抗衡。”
而在中國媒體報導中,則“刪掉”了“中共”二字,把美國新軍事戰略的打擊目標變成只剩伊朗一個國家。
二是把美國新軍事戰略的目的是“準備發動戰爭”,“篡改”成為是“維護亞太的安全與繁榮”。美國媒體報導新軍事戰略變革的目的是“意味著順應如何準備發動戰爭的變化”;而中國報導則“篡改”為是為了“維護亞太的安全與繁榮”。
這兩點“篡改”恰恰是對美國新軍事戰略打擊目標的“根本篡改”,經過這樣一“篡改”,美國新軍事戰略針對中國的“戰略威脅”和戰爭準備,完全“變成”了幫助中國和平發展的友好戰略,至少是對中國完全無害的戰略。要知道,對本國人民“隱瞞”敵人軍事打擊的資訊,與隱瞞本國政策和事件的資訊,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隱瞞”和“篡改”本國政策和事件的資訊可以用維穩來解釋;但是,隱瞞敵人軍事打擊的資訊,則是剝奪了本國老百姓逃命的機會,特別是再把準備前來屠殺本國人民的侵略者篡改美化成為和平使者,則完全是對本國人民的嚴重犯罪。
中國媒體轉載的是「新華網」“篡改”的報導,我們不知道眼下“篡改”美國戰爭威脅的人,與“圍攻”孔慶東等愛國人士的人是否屬於同一夥人,但是他們所從事的“罪惡勾當”卻完全相同,都是在把13億中國人民置於死地。雖然他們的直接動機和目的,並非是要把13億中國人民置於死地,並非是讓絕大多數中國人民死於非命,可能只是為了繼續向美國輸送財富,幫助美國以及周邊國家繼續侵佔中國的海域和領土,而又不致于引起老百姓的憤怒和不滿,故而向老百姓掩蓋美國對中國充滿敵意的戰爭威脅,但是,他們這樣做的客觀作用,卻是在不折不扣地把中國變成膏血遍地、堆屍滿街的血腥屠宰場。
美國新軍事戰略說得清清楚楚:“美國未來將逐漸遠離地面戰爭”“用海軍和空軍力量在太平洋”與中共抗衡,也就是說,美國要把中國變成未來戰場,戰爭不僅不會導致美國平民傷亡,甚至不會導致美國士兵傷亡。
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核大國來說,難道就不會把戰火也燒到美國本土?美國堅信不會,美國新軍事戰略就是建立在中國絕不會把戰火燒到美國本土的基礎上,如同美國堅信伊拉克和利比亞不會把戰爭燒到美國本土一樣。美國的這種自信來自哪里?就是來自於中國的“第五縱隊”漢奸勢力。中國媒體對美國新軍事戰略的“篡改”就完全證實了美國這種自信具有鋼鐵般的事實依據。如果一個國家連對方發出的戰爭威脅都要向本國人民“隱瞞”;
在對方已經宣佈要對本國進行軍事打擊的情況下,仍然“欺騙”本國老百姓去相信對方是和平使者;
在對方已經率領和“操縱”周邊國家開始瓜分本國領土的情況下,仍然要瞞著本國人民把財富源源不斷地向對方輸送;
在對方總統、國務卿、國防部長直到核潛艇艦長都表示要用武力解決中國南海問題的情況下,中國媒體和外交官卻仍然在欺騙中國老百姓說中美是友好合作關係……
如果連這種口頭上的戰爭威脅都“不敢正視”,都“怕得要死”,又怎麼可能有勇氣把戰火燒到美國本土?現在,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僅僅是發佈了一個打擊中國的新軍事戰略,還沒有真的實施打擊,整個中國從官方到民間所有媒體就全都在替美國“掩蓋”,全都在替美國向中國老百姓保守秘密,一旦美國真對中國動起手來,中國媒體和外交豈不是會比現在更加徹底地站在美國一邊!這就是美國自信戰火不會燒到美國本土的原因。
站在美國新軍事戰略的立場上來看當今中國人民掀起的偉大的“反漢奸運動”,就會深深理解這場“反漢奸運動”實際上是中國人民的一場自救運動。中國人民一滴血一滴汗養育出來的精英集團背叛了人民,他們不僅把中國人民的資源和財富送給了美國等西方國家,甚至最終還要把中國人民的性命也一併送給美國等西方國家。在沒有發生侵略戰爭的和平時期,一個國家的精英集團把本國人民全部出賣給敵對國家,這在人類歷史上是十分罕見的現象,從北宋到晚清從未有過,包括“賣國”最嚴重的“蔣介石集團”表面上也還喊幾句抗日口號,至少還不會幫助日本鬼子欺騙中國老百姓,甚至連當時替日本鬼子宣傳“共存共榮”的“漢奸”也是在日本鬼子指使下迫不得已的行為,而如今中國的精英集團卻是在美國沒有任何指使的情況下,“主動”把美國的戰爭威脅“篡改”成為和平友好行動。可見當今漢奸之可惡,遠遠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
在中國人民發起偉大的“反漢奸運動”進行民族自救的同時,我們想起了中國共產黨。其實,更應該奮起自救的是中國共產黨。仔細看一下美國新軍事戰略就會發現,雖然美國把中國和伊朗同時列為戰爭目標,但是其中卻有一個性質截然不同的區別——對伊朗是打擊伊朗這個國家,而對中國則只是打擊中共這個政黨——美國新軍事戰略的用詞是“與中共和伊朗抗衡”,而不是與中國和伊朗抗衡。美國之所以提出在伊朗打擊整個國家而在中國只打擊共產黨,絕不僅僅是因為伊朗是一個小國而中國是一個大國,而是因為伊朗是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家,沒有經過中國和利比亞那樣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沒有第五縱隊“漢奸帶路黨“,國家不是依靠軍警慰問而是依靠群眾維穩,很難通過內亂搞垮伊朗政府,所以只能通過外部力量打擊整個伊朗國家。
而中國則不同,情況比伊拉克和利比亞更加糟糕,一是通過“新自由主義改革”的“貧富兩極分化”和腐敗,“激化”了中國社會的官民矛盾和黨群矛盾,埋下了中國內亂的社會種子。
二是通過“妖魔化”毛澤東和“妖魔化”文化大革命把共產黨成功釘死在道德窪地上,“漢奸勢力”控制了意識形態和主流媒體,“漢奸文化”滲透到社會每一個角落,黨校反黨、黨報反黨,甚至“模範共產黨員”反黨,已經成為一種政治時尚,成為所謂改革派的最醒目標誌,中國漢奸力量在反黨的旗幟下迅速聚集起來,不僅“控制”了幾乎整個媒體,甚至還控制了絕大部分政府部門,形成了超越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的強大力量。
三是漢奸勢力用維穩綁架了共產黨,他們一方面打著共產黨的“旗號”大肆搶劫百姓,一方面把搶劫罪名反手扣到共產黨頭上,如此一來,老百姓的“怒火”越大,共產黨維穩的壓力就越大,共產黨維穩的壓力越大,“漢奸勢力”在維穩的名義下對老百姓的搶劫和鎮壓就越嚴重,由此形成了老百姓疲於奔命、共產黨疲於維穩的惡性循環。這種惡性循環,即使沒有外部干預,最終也會變成內亂。而只要稍加干預,這種建立在惡性循環基礎上的維穩大廈就會轟然倒塌,這就是美國堅信能夠把中國變成第二個利比亞,在零傷亡的情況下“顛覆中國”的信心之所在。在此我們看到,美國再次十分巧妙地吸收了毛主席的統一戰線思想,對中國各種政治力量進行分化瓦解,只提打擊“中共”,不再提打擊中國,以此來把中國共產黨變成第二個卡紮菲(格達費)。
所以,中國共產黨也到了該進行自救的時候了!
要記住,美國新軍事戰略提出的是要消滅中共,而不是消滅中國——儘管其最終目的是要“肢解中國”。特別是在美國看來,共產主義是比法西斯主義更加邪惡的力量,要用比處死卡紮菲和納粹黨徒更加殘酷的手段來對付共產主義者。從2007年美國總統小布希(布希三世)到現在的總統奧巴馬,都在罪惡排序上把共產主義排在法西斯主義前面,小布希發誓要為被共產主義殺害的死難者報仇,奧巴馬發誓要繼承先輩與共產主義鬥爭的“革命”遺志,為剷除共產主義而鬥爭。請那些目前還沒有暗中投敵並且以後也不打算投敵叛變的共產黨人想一想,連沒有被美國政治家如此仇恨的卡紮菲都會被當街亂槍打死,而被美國如此仇恨的中國共產黨人到時還會有更好下場?如果說,在此之前,體制內的中國共產黨人對美國抱有“幻想”還是可以理解的話,那麼在美國新軍事戰略已經出臺的今天,已經把中國共產黨列為打擊對象的今天,已經把共產主義和恐怖主義並列的今天(小布希早就宣佈“反恐就是反共”),仍然對美國寄予幻想,那可就真是“自作孽不可活”了。
中國人民已經醒來了,中國共產黨,也該醒醒了。
有人總是像李鴻章要脅慈禧太后那樣要脅共產黨,聲稱一旦對外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干預,國內老百姓就會趁機造反推翻朝廷,慈禧太后就是聽信了這種鬼話才走上了賣國道路。其實,這種論調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太小瞧了中國人民,中國人民的民族大義和家國情懷是與生俱來、不可磨滅的,這種超越自我、支撐天地的崇高品質和獻身精神,是引導人類社會向前發展最根本的價值取向,是中華民族歷盡艱難、飽經憂患而生生不息最根本的生命源泉,中國人民無論在多麼艱難困苦的情況下,都始終不渝地把祖國看成是偉大的母親,哪怕是受盡委屈也不會背叛母親。這是那些受西方價值觀薰陶、尚未擺脫低級動物本能狀態的私利主義者的黑暗靈魂永遠無法理解的精神現象,如同低級動物永遠無法理解高級動物的精神現象一樣。中國人民從來不會因為苦難和壓迫而背叛祖國,歷史上是如此,現實同樣是如此。
中國的資本主義是世界歷史上最血腥最殘暴的資本主義,可是,2011年美國利用這一點在中國搞“茉莉花革命”,企圖推翻共產黨時,整個中國沒有一個老百姓站出來支持美國的“茉莉花革命”,包括那些拼死上訪的老百姓也拒絕參與其中,這些連死都不怕的訪民為什麼要拒絕參加,因為中國老百姓天生的政治嗅覺,使他們聞到了“茉莉花革命”的“漢奸”味道。再看看眼下,地方政府在奪老百姓的地,“開發(奸)商”在扒老百姓的房,股市在搶老百姓的錢,醫院在要老百姓的命,可是,中國老百姓並沒有因此就趁共產黨之危,與美國顛覆勢力和漢奸勢力聯合起來,如同蘇聯東歐和中東北非那樣,借機打倒共產黨,相反,中國老百姓看到共產黨有危險,立刻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漢奸運動”,向共產黨伸出了援救之手。這就是我們的人民,這就是我們這塊熱土生活的偉大人民,有如此偉大寬厚的人民做後盾,共產黨應該感到幸運,這是其他國家共產黨所沒有的歷史幸運,如果不為這種幸運感謝人民,接受人民,融化於人民,反倒是防範人民,害怕人民,把人民當敵人,那就只能是自絕於人民,自絕於歷史!
可是迄今為止,面對美國的戰爭威脅,中國的反映卻令人憂慮,幾乎又在重演歷史上退縮忍讓最終任人宰割的亡國悲劇。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被問到對美國新軍事戰略的看法時,外交部發言人卻避實就虛地大談了一通中、美合作友好之類的題外話,而對美國戰爭威脅沒有哪怕是一個字的評論;
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一位將軍的話更加雷人,說什麼“美國這一軍事戰略並不完全針對中國。”這句話如同說“美國原子彈並不完全扔到中國”一樣荒謬絕倫,美國軍事打擊目標“完全針對中國”和“並不完全針對中國”,對中國來說又有什麼區別?難道有伊朗陪著共赴黃泉就應該感到慶倖?真不明白這位將軍對強盜“並不只搶劫他一家”有什麼值得安慰的。反觀GDP和人口只相當於中國5%的伊朗,面對美國的軍事威脅,反倒義正辭嚴地表示,一旦美國膽敢對伊朗實施石油禁運和軍事干預,伊朗海軍將用武力封鎖霍爾木茲海峽。
本來,無論是按照生活常理,還是按照軍事常規而言,在美國沒有解決伊朗問題之前,不應該把中國也同時列為打擊對象,可是,美國國防部長卻在最近宣佈,如果中國和伊朗阻止美軍進入中國南海和伊朗霍爾木茲海峽,美國將集中全部資源予以打擊。美國在還沒有打下伊朗之前又突然加上一個中國,無論其中有多少個解釋,至少有一點確定無疑,就是在美國看來,加上中國這個打擊對象並不會增加困難和風險。號稱美國核潛艇之王的“俄亥俄號”艦長希克斯的話也證實了這一點,他在接受記著採訪時說,他“並不擔憂南海爭議”,因為“只要接到長官指示,他的‘俄亥俄號’可以完成任何任務”,請注意,這位美國艦長說的是“完成任何任務”,並沒有任何例外,自然也包括大規模屠殺和人口滅絕。只要稍微注意一下當今美國精英集團對中國的討論,就會發現美國已經輕視中國到了何等程度。目前美國在如何對待中國的問題上,無論是軍人還是政客,所討論的問題始終只有一個,就是採用什麼辦法扳倒中國(Take China down)更好,而從沒有任何人討論過能不能扳倒中國,這就如同老百姓過年殺豬一樣,所討論的問題永遠是怎樣殺豬更好,而不絕會去討論能不能殺得了豬。
可見,在美國人眼裏,中國人已經變成了可以隨意宰殺的豬羊!
正是因為美國人的傲慢自信和中國人的“畏縮退讓”才越來越“激發”了中國周邊國家對中國的野心,使東亞地區史無前例地進入了欺辱中國的時代。如今中國人打開電視,看到聽到的永遠都是,哪個哪個國家又扣押了中國漁船,又逮捕或毆打了中國船員;哪個哪個國家又佔領了中國島嶼,又在中國海域開發了油田;此時此刻去上網,所看到的則是日本議員登上了中國釣魚島,菲律賓軍艦開進中國九段線(中國國界)巡航;而中國的反映,則“永遠”都是外交部的口頭抗議,唯一變化就是發言人的性別偶爾不同——有時候是個小白臉,有時候是個漂亮娘兒們,抗議的詞句則完全相同。外交部給中央的建議和給百姓的解釋也始終只有一句話:“不用武力保衛國土是大國自信的表現,是綜合國力強大的標誌”,按照這個邏輯,等到哪天中國領土被侵佔得只剩下一個中南海了,中國就徹底自信徹底強大了。據說,這是中國外交泰斗吳建民(太監)的著名格言,是中國外交部和外交學院最根本的外交理念,不幸的是,這個連秦檜和李鴻章都會嘲笑太弱智的外交理念,竟然“主宰”了中國外交界。
當今中國想起來也真是不幸,辛辛苦苦養了一批經濟學家,結果是把中國的資源和財富輸送到了美國,還搞出了一個不男不女的“中美國”;
辛辛苦苦養了一批法學家,結果是不僅弄出個“西門慶立法”,把老百姓整得屁眼兒朝上,還把共產黨和共和國弄成了沒有合法身份的“黑戶”,應該被美國消滅;
辛辛苦苦養了一批生物學家,結果是把13億中國人民變成了實驗轉基因主糧的“國際小白鼠”;
辛辛苦苦養了一批外交家,結果是喪權辱國還不算,反倒在大會小會上大講特講,中國老祖宗不講理,把國界劃到了對方家門口,現在我們要重新劃給人家。美國人和周邊國家聽中國外交官這麼一說,立刻來了精神,把軍艦開進了中國海域。並且所有國家前來中國割讓土地的要求,美國強迫中國放棄南海的要求,竟都是以中國外交官的話為依據。以往西方列強提出的不平等條約是強加給李鴻章的,現在美國率領亞洲諸弱的不平等要求則是根據李鴻章的話提出來的。你說當今中國冤枉到了何等程度!
美國把中國列為新軍事戰略打擊目標,是中國“韜光養晦”甘當三孫子的“綏靖政策”激發起來的,如果繼續照此下去,伊拉克和利比亞的悲劇將很快在中國重演,一旦到了那時,就一切都晚了。此前我們一直在講,只有敢戰的民族才有可能避免戰爭,只有不怕鬼的人才不會遇到鬼。現在中國是到了“內懲國賊、外保衛國土”的時候了,中國人民大眾已經喊出了打倒漢奸,中國紅色大潮已經矛頭直指漢奸,共產黨根本無需多費力氣,只要順應歷史潮流和人民要求,就能夠順利剷除美國對華軍事戰略的根本基礎——漢奸,為中華民族崛起掃清障礙。
幹吧,中國共產黨,你已經沒有了任何退路!當狼已經張開血盆大口時,要想活下去,就要成為獅子,而不能繼續成為羊。
20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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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美國媒體的報導
《美國新軍事戰略出爐 集中抗衡中共伊朗》
奧巴馬政府美東時間1月5日(週四)在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公佈的一項新的軍事戰略明確指出﹐在美國預算面臨整體緊縮的情況下,美國未來將逐漸遠離地面戰爭﹐重新調整軍隊應對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威脅,加強海軍和空軍力量在太平洋和霍爾木茲海峽與中共和伊朗抗衡。
美國總統奧巴馬出席了國防部的新聞發佈會並發表講話。官員們說,總統參加國防部新聞會在歷史上是首次。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週三表示,奧巴馬非常積極的參與了這一新戰略的制定,從去年9月起曾與國防部長和軍方高層、包括部隊指揮官進行密集會面。
美國當局計畫將縮減陸軍和海軍陸戰隊的規模,有效地限制未來大規模的國家建設任務﹐縮小美軍在歐洲的足跡。國防部官員說,現在為57萬人的陸軍,很可能要削減至約49萬。美國地面部隊將不再大到足以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地區進行長時間、大規模的剿匪運動。
在未來十年內軍隊預算減少為 4,870億美元,奧巴馬表示,該戰略的目的是要避免粗心浪費,但全面的削減,將會危及國家安全。他補充說,美軍將不得不作出後10年的國防開支的增長記錄。
“我們的軍隊將被精簡,但世界必須知道,美國是要保持我們敏捷、靈活和應對突發事件及威脅的全方位的軍事優勢。”奧巴馬說。
“我們不能重複錯誤的過去,留下對未來的準備不足。”奧巴馬說:“作為總司令,我不會讓這種情況重演。”
針對美國軍方未來能否在同一時間應對兩個主要衝突的猜測﹐國防部長帕內塔說,新的部隊結構將意味著順應如何準備發動戰爭的變化。“我們將有能力面對和戰勝一次超過一個對手(的戰鬥)。”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登蒲賽將軍說,美國軍隊仍然遍及全球。“我們有著全球性的力量,我們必須能夠進行跨全方位的活動和軍事行動。”
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計畫還指出了新的投資領域,如特種作戰部隊,仍將是重中之重。其關鍵任務包括去年成功殺死本拉登。同時也將資助一些監控技術,包括無人駕駛飛機和融合來自不同來源的情報的能力,以及其他反恐舉措,網路戰和遏制核武器擴散等。
帕內塔說,國防部(對外侵略部)削減預算的一些具體細節將在最後預算提案完成之前的本月晚些時候出爐。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登蒲賽將軍(右)說,美國軍隊仍然遍及全球。“我們有著全球性的力量,我們必須能夠進行跨全方位的活動和軍事行動”。
美軍去年年底撤離伊拉克,美國將對外重心轉向亞太地區。接近帕內塔的軍事專家表示,奧巴馬反對將美國目前的11個航母戰鬥群削減至10個,認為美國需在太平洋地區保持足夠威懾力量,以應對來自中共當局的可能威脅。
儘管美國國防預算將面臨重大削減,但是奧巴馬總統去年11月訪問澳大利亞時表示,縮減美國國防開支不會以犧牲亞太地區利益為代價。國防部長帕內塔在去年10月訪問日本時也表示:“我們將會加強我們在太平洋地區的存在。”
儘管觀察家認為華盛頓與北京發生正面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很小。但美國與伊朗之間關係近期呈現劍拔弩張之勢。伊朗當局上周發出威脅說,一旦美國因為伊朗的核專案而對其實施石油禁運或是伊朗與美國爆發全面衝突,它將使用武力來封鎖重要石油通道霍爾木茲海峽。
伊朗軍方本週二則發出警告,要求美國的航空母艦不要返回波斯灣,否則伊朗軍方可能採取行動。對此美國表示,美軍艦在霍爾木茲海峽的通行符合國際法規定,美國有義務確保航海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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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中國媒體(新華社)的報導
《美國宣佈新軍事戰略將重心轉向亞太地區》
記者/支林飛 杜靜 華盛頓1月5日電
新華網
美國總統奧巴馬5日宣佈推出一項新軍事戰略,強調美國雖然面臨預算壓力,但將努力確保其“軍事超強”地位,同時將美國軍事重心轉向亞太地區。
奧巴馬當天在五角大樓與國防部長帕內塔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鄧蒲賽一道舉行了記者會,公佈了這份題為《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國防的優先任務》的新軍事戰略報告。新戰略暗示美國將縮減陸軍規模,並減少在歐洲的軍事存在,轉而加強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以維護亞太的“安全與繁榮”。
奧巴馬在講話中表示,美軍在經歷十年戰爭後正處於“一個過渡時期”,雖然美軍將繼續為維護全球安全作貢獻,但有必要對其關注重點進行再平衡,把重心轉向亞太地區。他強調,雖然美國面臨削減國防預算的壓力,美軍規模將會縮減,“但世界必須知道,美國將維持其武裝部隊的軍事超強優勢,美軍將保持靈活性,準備應對各種緊急事態和威脅”。
這項新軍事戰略保留了美軍的一些傳統使命,包括打擊恐怖主義、維持核威懾、確保國土安全、阻止和挫敗任何潛在敵人的入侵等,同時強調將提高美軍在網路戰、導彈防禦等方面的能力,但將避免發動類似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這樣的持續時間很長的大規模戰爭。
奧巴馬政府是在面臨緊縮預算的巨大壓力、反恐戰爭取得“階段性成果”(?注:美帝鸚鵡蠢蛋記者總忠實地傳達覆誦美國金權媒體生產餵食的一切假故事/偽論述)、美軍撤出伊拉克和正從阿富汗撤軍的背景下提出以上新軍事戰略的。為了削減不斷增長的財政赤字,奧巴馬政府(注:在未來美政府每年年度預算實際的債務赤字將增加高達1.5兆美元以上之主權信用破產邊緣情況下)提出了大幅縮減預算(注:實僅為象徵性小幅度削減)的計畫,其中包括在今後10年內削減4890億美元的國防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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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無——薩達姆(伊拉克海珊)的海灣戰爭(波斯灣戰爭)與冷戰後全球大棋局》
(與當前敘利亞局勢高度相關)
莫斯科佔據阿富汗這個博弈支點,試圖借道伊朗去破局“石油美元霸權”,但是這一招“回馬槍”被薩達姆(海珊)擋在波斯灣以東,莫斯科爭勢無果,其博弈操作遂轉向被動,逐漸導向一個結果——莫斯科要在“主動解體”與“被動解體”之間做選擇——莫斯科選擇了“主動解體”。(期間的國內外博弈鬥爭也很複雜,問題本身更極為重要。留做專題討論)
“主動解體”讓莫斯科從“敗局”中挽回一點主動性,這也是莫斯科選擇“主動解體”的“原因”之一,而怎樣利用好這個“主動性”,莫斯科也一定已經做了深刻推演,也一定是在這條“主動解體路線”上的推演結果(和在推演內容中再做出主動佈局,並由此得到的進一步的推演結果)讓莫斯科“可以”確定“主動解體”路線,就是說,在蘇聯解體前後,莫斯科一定在“大棋局”盤面上做了重要的博弈佈署,一定運籌了讓美英土著難以應接的大謀略——
那麼做為主動的博弈者,莫斯科會選擇哪里佈局呢?或者說,美、蘇最後的博弈決鬥會發生在哪里呢?
既然這場決鬥發源于石油美元,此後的博弈平臺仍然還在中東石油產區,那麼莫斯科也一定要在這裏埋下勝負手。
在中東那些土著博弈者中,薩達姆曾經是一個“異動者”,在中東博弈局面上他所處的位置也讓他不得不做一個“異動者”——地緣上,伊拉克南翼是石油儲量第一的沙特,東南方向是沙特的“王權”盟友們,它們和沙特(沙烏地阿拉伯)一道已經(也勢將)被美帝國選擇為“(非民主;專制王權)戰略盟友”,也就基本上失去了博弈者身份;東翼是不能投靠美、蘇兩大霸權中任何一方的伊朗,而伊朗又成為美、蘇的必爭之地,伊朗也就勢必自立為一個中東大局中的土著博弈者。
此外,伊拉克的西翼還有以色列這個特殊博弈者,北翼則是土耳其這個身份特殊的北約國家。那麼,莫斯科要施展它的謀略為“冷戰收盤”佈局,難免要首選伊拉克做道具。
(做為國家,伊拉克的本源在兩河沖積平原上廣大的農耕區域,而農耕區域必定承載了相對眾多的人口,區域內又根本沒有可以阻擋大軍攻伐的自然屏障,那麼這方土地上必定要出現一個在歷史變遷中相當穩定的國家——它也用以抵抗歷史變遷。但是從伊拉克向東,向西北,分別有廣大的山地高原,山地高原能夠承載較多的耕、牧人口,又能讓這裏的政權進退可依,而相對穩定的政權下就形成穩定的民族。這種“山地高原民族國家”又時而有能力攻伐與它相鄰的大平原,雖然不能形成長久的統治,卻能夠割占-整合平原上的一部分農耕生產力,並就此與農耕鄰國埋下領土爭端的種子,這就是伊朗(土耳其與伊拉克之間有廣闊荒漠,能夠有效阻斷攻伐,也就阻斷統治繩索)。在伊拉克的南翼是夾雜著綠洲的廣闊沙漠,這裏的博弈邏輯是:只有統一了大沙漠的主體區域才能夠制止廣闊沙漠裏的部落攻伐,從而讓“大沙漠政治”穩定下來,穩定下來的這個政權就是現代史上這個“沙烏地阿拉伯”。
除了土耳其,波斯灣沿岸就有了三大國家:沙特(沙烏地阿拉伯)、伊拉克、伊朗。又,在這片相當乾旱的中東大區,沖積平原的幅員不及沙漠廣大,而伊朗高原如果不是比兩河平原遼闊,它就沒有可能逃出兩河政權的長期控制從而不能形成穩定的民族國家——那麼大致按照三大國的領土面積,波斯灣油氣在儲量分佈上也沒有逃出 “概率空間”。)
下面再看中東博弈的核心與關鍵——既然莫斯科未能打通它進入波斯灣的道路,既然中東大博弈從傳統的地緣政治博弈向“石油美元博弈”這種資本直接以博弈者身份參與的“軟博弈”演變,既然莫斯科基本定下“主動解體”路線圖因而不再直接參與中東角逐,那麼莫斯科就要給美帝國留下一個強大對手,還最好是一個資本對手,而這個對手還會從內部攻擊美帝國,能夠從全球“大棋局”制約和攻擊美帝國——猶太資本勢力佈署在華爾街和中東石油產區(以色列,及以色列與石油王權的關係),對“石油美元”的控制能力更強,更直接,它還是美英資本隨時準備創造機會去鯨吞的獵物……基於兩路資本之間這種“決鬥關係”和單向“鯨吞關係”,美英土著資本一定要至少壓制住猶太資本的這個實體根基——以色列。當然,美英資本不需要讓以色列這個國家被阿拉伯勢力徹底趕進地中海,只要以色列在阿拉伯-伊斯蘭的巨大壓力下疲于應付,有求于美英土著,從而令猶太資本也陷於被動,美英土著資本就有機會鯨吞猶太資本,或者在保留這一“鯨吞權利”的前提下先行“解體蘇聯”。反過來,憑藉以色列為政權依託(包括軍力和核武。1968年底,以色列每年已經可以生產四至五枚核彈頭),猶太資本可以進行有效抵抗,以色列以它博弈“棋手”的身份還可以聯合歐陸、俄羅斯(蘇聯的繼承者)、中國、阿拉伯王權(手中有石油武器),對美帝國的單極霸權實施反制,再以華爾街鬥爭做為配合,不難攪亂美英土著資本的“大棋局”,促使美英單極霸權走向終結。
又,之所以這些棋手(資本,政權實體)將會同猶太資本配合,是因為在美英單極霸權格局下,美英資本將無所求於它們,又為了鞏固、擴大美英的單極霸權而要去要去徹底壓制它們,而它們也會借美英的單極霸權秩序被(猶太資本)致亂之機謀求連橫,壓縮或者推翻美英單極霸權並且去謀求它們自身的霸權,那麼它們對美英霸權的威脅更反過來又要求美英資本去徹底壓制它們——而這種博弈關係也能夠加劇它們針對美英單極霸權的博弈力度。
那麼,除非美英有把握一舉奪取並穩固單極霸權,不需要擔憂其他博弈者(聯合)反擊它們,則“怎樣壓制住以色列”就成為“美帝國的大棋局”上的一個關鍵“課題”,而壓制以色列就要利用以色列的“天然”敵手——阿拉伯勢力和伊斯蘭勢力。
那麼反過來,莫斯科最需要做的就是扶植以色列-猶太資本,而流徙在美帝國的猶太資本離不開來自以色列政權的支撐,那麼對猶太資本不能在資本層面給予幫助的莫斯科,就要堅決支持-支撐以色列,就要制止美帝國利用阿拉伯-伊斯蘭勢力去打壓以色列。
其時,阿拉伯諸幫內部有兩大勢力——一組是沙特(沙烏地阿拉伯)等王政國家群體,一組是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埃及等以強人獨裁為主流特徵的世俗政權(從伊斯蘭這個範疇更廣泛的環境看,還有宗教政體的伊朗、世俗化也西化的土耳其兩個重要勢力)。其中,前一組王權勢力並不願意打壓以色列,因為——美帝國以“沙特等國的王權政體之容易被推翻”這一緊迫現實去威脅這些王權,要求它們支持“石油美元”,否則美帝國可以輕易“幫助”阿拉伯民眾推翻他們的王政,只是,在冷戰時代,美帝國需要顧忌蘇聯,所以這些阿拉伯王權勢力握有有限的“反叛權”。而當蘇聯失去力量不再能與美帝國抗衡,美帝國就根本不需要向阿拉伯王權交付任何條件,就能夠驅策這些王權更馴服地為美帝國服務,又隨時可以出於戰略需要廢黜“石油王權”,轉而去為“石油美元”扶植另外的代理人,除非——在美帝國內部有一支力量可以有效約束美帝國的中東策略、戰略,而這支力量只能是猶太資本。
以色列在中東,猶太資本在華爾街-華盛頓,它們願意並且能夠出手幫助阿拉伯王權——直接地,可以減輕美帝國對這些王權的壓力,包括收買、攪亂華盛頓的政策;間接地,通過博弈縱橫,阿拉伯王權與以色列+猶太資本還形成一種“看似奇怪”的聯盟,共同制約著美帝國的中東霸權,繼而也制約了美帝國在全球的單極霸權。這種聯手制約又主要是制約了美帝國在中東霸權的操作路徑,即迫使美帝國必須沿用“以阿拉伯王權為盟友”這種代理人模式,而阿拉伯王權又以消極“反以”回報以色列-猶太資本。
在後一組阿拉伯(阿拉伯語社會)勢力中,薩達姆的伊拉克最有實力和影響力——它有“石油武器”和石油財力,有可供領袖阿拉伯諸邦的人口和國土,擁有“波斯灣石油地緣”重要性,還謀求核武(兩伊戰爭期間先後被伊朗、以色列空襲而停滯),也代表世俗革命。從幾個方面看,伊拉克都是的最適合的領頭羊之選,可供美英驅策去聯合其他阿拉伯諸邦共同打擊以色列。雖然伊拉克的國力在“兩伊戰爭”中大損,但以石油財力,其國力可以在十年內恢復如昔,如果伊拉克還整合了科威特的國力又主要是石油收益的話,它還將變得更強。此外,兩伊戰爭鍛造了伊拉克軍伍,損失的武庫可以由石油收益補充,石油經濟為主的社會又是高生育率社會讓伊拉克也不乏兵源,而兵源優勢是以色列最為忌憚的。再看其他阿拉伯國家——利比亞遠離波斯灣,人口和國力有限,不能提供足夠的反以力度;埃及人口眾多,與以色列相鄰,曾經是阿拉伯諸邦中的“反以”主力,又地處運河被美英勢力影響,這些條件都可供“反以”。但是,埃及不夠富足,不論埃及是不是反以和怎樣強烈反以,它都不能從阿石油王權“兄弟”那裏拿到更多“反以補助”(以色列-阿王權秘盟),而且埃及的前景不能寄望於石油,反而更寄望於以色列可以幫助提供的正常的區域經濟和一個“大地中海”,所以在幾次中東戰爭之後,在“大棋局”形式大變的情勢下,埃及不能,也不願成為反以主力,也沒有道理再為那些富裕的“阿拉伯兄弟”充當炮灰和支付戰爭消耗。那麼,美英土著要找出一個可供它們壓制以色列的“盟友”,同時,最好這個“盟友”還能威懾阿王權(令它們聽命,否則美英就允許這個“盟友”取而代之),還能抵住莫斯科的“伊朗局”(在蘇聯解體之後,莫斯科還要繼續操作),就只有兩個選擇——伊拉克、敘利亞。
(當然,如果美英土著選擇的這個“盟友”足夠強大,它也就可以成為蘇聯、歐陸、猶太資本這些博弈者的棋子與“盟友”,不過這種情況能夠出現還需要特定的博弈環境與條件。)
那麼,莫斯科就要提前解除伊拉克、敘利亞對以色列構成的威脅。(如果莫斯科能夠做到,那麼美英土著如果還要廢黜以色列對猶太資本的支持作用,就只有直接派出美軍去攻伐以色列了,則猶太資本就要“跳牆”了,中東也只能上演“N國演繹”了,莫斯科將奪走美帝國的單極霸權了。)然而,莫斯科無法做到同時削弱伊拉克和敘利亞,哪怕去直接削弱其中之一,也做不到。好在,莫斯科曾經長期支持敘利亞,兩國有著相當於盟國的良好關係,莫斯科可以爭取到大馬士革的立場,但不利的是——與伊拉克相比,敘利亞不夠強大,它很少有石油收益,等於沒有石油武器,它的政權在阿拉維派(什葉派的一個支派)之手,而這個派別只占敘利亞人口的11%,所以這個現政權不夠穩定,又,敘利亞與伊拉克國土相連,所以伊拉克有軍事、政治兩種武器可以顛覆敘利亞。那麼,莫斯科就要卸除伊拉克對敘利亞構成的威脅,也就能夠卸除“一個再度強大起來的伊拉克將對猶太資本構成的威脅”。還不止於此,莫斯科還要斬獲更多——
巴格達時間1990年8月2日淩晨2時,伊拉克以10萬兵力侵入科威特,迅速取得全勝並攻佔科威特王宮,包括時任亞奧理事會主席的法赫德親王在內的一些王室成員被殺。8月7日新的科威特-即科威特共和國成立,8月8日,應科威特共和國政府要求,科威特與伊拉克“徹底地不可逆轉地實現了合併”——薩達姆做出這樣一個重大決策之前,必然已經審慎觀察了國際局勢,嚴謹推演了美、蘇的立場和反應,並且至少與美、蘇之一做過溝通,得到它或者它們的支援與配合,這樣,薩達姆才敢於製造這樣的“大事件”,但這個溝通對象(支持者)不是華盛頓。
那麼當“科威特事件”發生,如果美帝國不壓制住薩達姆的伊拉克,則阿王權及其資本將陷於危局,隨後陷入危局的就是以色列和猶太資本,所以它們此時必須在“叛局”路線上有所行動,則莫斯科在“蘇聯不解體反而可以反攻”這條路線上將有機可乘。如果莫斯科實施反擊的條件還是不能形成(成熟),則莫斯科在拿到它由此可以拿到的更多籌碼(蘇聯解體的條件)之余,也充分利用這場“海灣局”,通過借美帝國之手打弱伊拉克,為“冷戰後”時代提前佈局,這個佈局將大大有利於莫斯科——
(1)這場“打弱伊拉克”的戰爭勢必在波斯灣-中東社會製造和升級對美帝國的恐懼,也製造和升級“反美環境”。
之所以這必須是一場“打弱”伊拉克的戰爭,而不僅限於美帝國出賣迫使伊拉克撤兵,是因為——如果華盛頓不使用美軍打弱伊拉克,則阿王權不可能卸除它與伊拉克的矛盾和不信任,實際上則是阿王權對華盛頓的的不信任將要驟增(與薩達姆尚未侵佔科威特時相比),則阿王權的“叛美立場”將非常堅定,從而猶太資本的叛局動作也就加緊和加劇,而且當伊拉克在將來某一時刻攻伐敘利亞的時候,阿王權將會站在敘利亞一邊,通過要脅華盛頓,通過它們在中東的影響力去制止伊拉克。
(2)為阿王權除去來自伊拉克這個近身強鄰的威脅,讓阿王權獲得獨立的博弈立場,這個獨立的博弈立場可以牽制美帝國的單極霸權,可供配合莫斯科實施“冷戰後反擊”。(例如阿王權可以啟用法郎、馬克、日元,或者此後出臺的歐元去結算其石油出口)
(3)猶太資本-以色列也丟掉了伊拉克這個威脅,可以站在更獨立、更強硬的博弈立場,更少受制於華盛頓。
(4)阿王權較少受制於美帝國,也就意味著以色列的安全能夠獲得更多來自阿王權的支撐,還意味著猶太資本針對美英土著的博弈立場可以更少受制于美英(相反,美英土著威脅阿王權,也就間接威脅了猶太資本)。
(5)※※※※※ 最為重要的是——當冷戰收官,蘇聯解體,莫斯科從全球收縮其勢力,包括全面撤除其海外軍事基地,卻唯獨保留了敘利亞的塔爾圖斯港這唯一一處海外軍事基地。該基地加上莫斯科與敘利亞傳統的聯盟關係,可供壓迫以色列-猶太資本的博弈立場,要求後者在“後冷戰”時代的全球大棋局中做出博弈佈署時要照顧莫斯科的利益,以至於要配合莫斯科的佈署,當然,莫斯科與猶太資本也可以借此達成針對其他博弈者的“博弈協同”。(莫斯科通過敘利亞脅迫以色列-猶太資本的手段,除了來自軍事基地和敘利亞政權的戰略決心,也包括經常性手段。也所以,“這個敘利亞”很“可以”是真主党、哈馬斯等強硬派反以組織的重要後臺。當然,也有理由測想:以色列是否已經把影響力打入了真主党、哈馬斯內部,也同敘利亞有著戰略性合作。)同時,猶太資本的博弈立場偏向莫斯科,雖然是出於“被迫”,但是客觀上就使得美英土著更加需要剪除猶太資本勢力在美帝國金融、政權層面的影響力,而這種影響力又以資本實力為後盾,這樣,莫斯科就更加離間了原本已經處在搏鬥-鯨吞關係中的美英土著與猶太資本,讓猶太資本在美帝國的處境更加危險,讓它必須加速、加深那個“叛局”。那麼,為了讓莫斯科針對以色列-猶太資本的這張“敘利亞牌”生效,莫斯科就要替敘利亞解除來自伊拉克的軍事威脅,讓美英不能利用伊拉克的實力“吃掉”莫斯科的這張“敘利亞牌”,因為伊拉克可以——或者壓迫敘利亞迫使敘利亞政權改變親莫斯科立場,或者薩達姆在美英的支援下直接兵發大馬士革,或者支持敘利亞境內的占人口大多數的遜尼派顛覆親莫斯科的阿拉維派現政權。反過來,一旦伊拉克勢力進入敘利亞,伊拉克就直接對以色列兵臨城下了(伊拉克要直接威脅以色列,必須途經約旦或者敘利亞國土),這等於美英從莫斯科手裏奪去針對猶太資本的這張“敘利亞大牌”,又抓緊在它們自己的手心。或者,哪怕伊拉克並不壓迫、攻伐敘利亞,只是掀起和領導一場“反以運動”,輔以軍事動作(例如向約旦、敘利亞借道),也同樣等於美英握有一張針對猶太資本的“伊拉克牌”。——那麼總結起來,莫斯科借美英之手打掉了伊拉克針對敘利亞的軍力優勢,保住了自己手裏的大牌,同時消除了華盛頓手裏的大牌,一得一失之間,莫斯科大勝。【當前的敘利亞局勢中,各方博弈者正在著力爭奪的目標就主要包括這一張“針對猶太資本的敘利亞牌”。】※※※※※
既然“冷戰後”莫斯科將退出中東,華盛頓就可以按照它的需要全盤宰製波斯灣-中東,包括薩達姆的伊拉克,那麼在大局觀上,在“冷戰收盤”之前,中東的任何“異動”都不會對莫斯科造成不利。所以,莫斯科完全可以“授意”薩達姆,“幫助”他做出侵佔-統一科威特這個決斷,而這個“授意”或者這個在莫斯科與巴格達之間的“密約”應該只是——在博弈邏輯上達成相互理解,所以雙方可以和願意協同行動。
華盛頓以進取的立場爭取贏得冷戰,而莫斯科不得不以收縮的立場處置冷戰大勢,在這一前提下,莫斯科就通過“海灣局”掠獲到最大博弈戰果,並且讓華盛頓從“贏得冷戰”中得到的勝利果實大打折扣,從事實上把冷戰置換到新的博弈格局中來,把冷戰延續下來,把莫斯科的敗局轉變成一次階段性事件,把“蘇聯解體和蘇東解體”變成冷戰這場戰爭中的一場階段性戰役,一場“大撤退”性質的防禦戰役——莫斯科在冷戰中失去了決勝的機會,也失去了奪得階段性勝利的機會,那麼莫斯科需要放遠視野,提前做出戰略性佈局……
然而,莫斯科還不能就此停止博弈推演,因為“大棋局”由多方共同捭闔,在博弈推演的任一節點上都有可能被其他博弈者借局佈局,所以上述博弈推演還不夠充分……下邊從薩達姆的立場對這盤“海灣局”再做演繹。
“冷戰後”,或者至少波斯灣的“冷戰後”(莫斯科退出阿富汗從而遠離波斯灣政治已成事實),鑒於美帝國將沒有實力對等的對手,至少在中東沒有,所以薩達姆必須以美帝國的立場去定位伊拉克的立場,定位伊拉克的國運路向——
(1)針對阿王權,針對中東石油政治大盤——
在現時和未來的中東博弈中,初看之下,莫斯科也需要伊拉克,至少看起來伊拉克的存在和強大能讓中東博弈變得複雜,從而有利於勢力相對較弱的博弈者縱橫操作,尤其當莫斯科已經從伊朗方向撤退(結束阿富汗戰事)。但是,能夠破局“石油美元”的只有阿王權團體,即便另外謀成“俄佩克”之類鬥爭平臺也很難與歐佩克競逐。而一旦阿王權準備叛離“石油美元”,美英土著反而要利用伊拉克去制約阿王權。但是,當蘇聯從阿富汗後撤,即說明莫斯科無力、無意再來波斯灣與美帝國做大開大合的爭逐,那麼波斯灣乃至中東的政治格局將由美帝國做一家獨裁。按照美英土著的博弈需要,不讓中東地區出現一個阿拉伯強國——是美英土著的方向性策略,而保留阿王權就能確保實現這個大策略(阿王權國家占中東阿拉伯國家中的半數,佔有大部分石油儲量,且容易受美英的控制),讓變化、變數出現的時間延後還有利於美英霸權拖延那個“被破局”時間點的到來(不論那個破局是否有成效),所以美英在原則上會盡可能保留阿王權,直到不得不廢黜它,或者變化了的博弈大勢要求美帝國放棄它。再造另一個版本的“中東局”。所以,(美英土著資本的)美帝國不會輕易允許薩達姆衝擊阿王權,那麼美帝國以薩達姆做為威脅阿王權的工具——這個選擇的必要性失去了成色。
(2)針對以色列——
“冷戰後大棋局”的主題將是資本大搏鬥和“石油金融爭奪戰”。美英土著可以利用薩達姆,讓他領袖各路阿拉伯力量——(1)衝擊以色列。直接令猶太資本失去根基而失勢,再褫奪-鯨吞之。或者,迫使猶太資本向美英土著妥協和交付籌碼,借此打亂猶太資本的博弈佈署和博弈步調,包括迫使猶太資本與美英土著合作去打擊俄羅斯、歐陸,再返身謀奪猶太資本。(2)利用薩達姆的伊拉克,或者武力攻伐敘利亞,或者致亂敘利亞讓遜尼派奪權。目標都是讓敘利亞從親蘇(俄)立場轉變到親美立場。(3)讓薩達姆威懾-衝擊阿王權,間接威懾-衝擊以色列。
那麼,伊拉克可以繼續為(美英土著的)美帝國所用,但前提是伊拉克需要足夠強大才能對以色列構成實質性威脅,而伊拉克還需要越過約旦或者敘利亞才能威脅以色列本土,這又要求它的武力需要更為強大,強大到能夠迫使敘利亞改變立場,或者直接攻破敘利亞。那麼在(美英土著的)美帝國的立場上,可以允許伊拉克擴張,但前提是美英土著能夠把伊拉克做成這個針對性工具擺放進新的“大棋局”的捭闔縱橫空間中去。
(3)針對伊朗——由於蘇聯收縮,莫斯科很難再通過伊朗介入-進入波斯灣,也由於伊拉克因兩伊戰爭而實力衰弱,於是在美英土著那裏,薩達姆基本上失去了可利用價值。
(4)但是,不論在哪一條路徑上利用伊拉克,美帝國都不會讓中東出現一個阿拉伯強國,或者一個意志獨立的石油大國,或者一個非王權的阿拉伯統一勢力,那麼(薩達姆的)伊拉克在被美英土著利用之後,能夠走到的最好結果就是竹籃打水,如果不是“狡兔死,走狗烹”的話。即便伊拉克不去(或者不“被去”)充當美英土著的工具,可以預期的最好結果也只是——美帝國要讓中東石油政治格局保持現狀(那麼中東勢力之間的“大局觀”也只能是“保持現狀”),則伊拉克的武庫將在10年後變成擺設。比“保持現狀”更有可能出現的情形是——美帝國需要穩固並擴展其美元霸權,於是需要全盤控制一個“大中東”,那麼很可能,它需要在穩固它與石油王權的緊密聯盟關係之外,還去爭取伊朗的立場,那麼夾在沙特與伊朗之間的伊拉克就“很可以”被美帝國出賣,薩達姆要“被下臺”以至於被審判(兩伊戰爭、暴政、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薩達姆當然推演過這些邏輯。
總結起來,在上述3方面裏,(1)和(2)讓美帝國有理由打壓伊拉克,(3)卻有可能讓美英選擇相反的態度,前提是伊拉克要足夠強大,且“大棋局”要求美英啟用伊拉克並且有啟用伊拉克的捭闔空間。(4)則讓美英土著在利用了伊拉克之後再對它進行打壓。而做為應對,薩達姆這一次侵佔-統一科威特(曾經是一國)的行動就“巧妙”地同時應對了(美英土著的)美帝國的3個立場,“看起來”可以化解美英將要對伊拉克和薩達姆本人造成的不利——薩達姆利用“冷戰收局”前夜的複雜局勢,希望(美英土著的)美帝國不敢於在中東啟動戰爭,希望得到莫斯科的支持,希望歐陸對(美英土著的)美帝國施加反制,而在伊拉克統一了科威特之後,薩達姆可以憑藉更強的國力令(美英土著的)美帝國忌憚(它與其他博弈者聯合,它在中東石油政治中更大的權重地位,又更難用軍事手段解除它的武力),同時,合併了科威特的伊拉克實力更強,滿足了美英對伊拉克的工具性需要。這樣,薩達姆既迫使華盛頓,又同時勾引華盛頓重新考慮它的中東佈局,給伊拉克一個更確鑿的“主力盟友”地位,然後,伊拉克就有機會取締海灣王權政治,一統阿拉伯石油諸邦。
以為看清了博弈推演,也看清了華盛頓、莫斯科的意圖,薩達姆才敢於“侵略或者統一”科威特,但是——“冷戰收局”進程已經啟動,值此前夜,無論美英土著試圖為“冷戰後”做更深的佈署(主要針對猶太資本和歐陸),或者蘇聯試圖退回冷戰,都會遭到其他博弈者的聯合打擊,直接陷入敗局。而此前,由於美、蘇都難以把冷戰繼續下去,各方博弈者已經在數年中把這個“大局觀”走實,很難做出方向性調整。
薩達姆希望莫斯科做的,或者與莫斯科“有約”的內容應該就是——在保守的立場下,莫斯科在外交層面幫助伊拉克,在積極立場上,莫斯科啟動它在敘利亞的力量與影響力,向以色列發起衝擊,與薩達姆衝擊阿王權的行動相接應,如此,則中東大亂,美元之基礎飄搖——如果莫斯科繼續擴大行動,那將是一場“冷戰之決戰”。雖然,莫斯科幾乎不可能由此贏得冷戰,但莫斯科可以在拿到美英土著、猶太資本-以色列、歐陸的籌碼之後罷手。那麼在薩達姆看來,莫斯科會有所行動的,而莫斯科與伊拉克的聯動在“大棋局”上造成的影響是美英土著“不可接受”的,而此時或者先此一步,薩達姆可以在先行拿到美帝國的籌碼,即美帝國承認伊拉克合併科威特這一現狀,並以實際政治行動保證這個“承認”的有效性之後,遂撤出博弈。這樣,在(美英土著的)美帝國更改過的中東佈局中,伊拉克將成為(美英土著的)美帝國的“首要盟友”,去充當威脅阿王權,和威懾-攻伐以色列的工具,尤其當華盛頓向莫斯科交付了中東籌碼或中東利益之後,美帝國就更需要伊拉克這個“工具盟友”。但是,莫斯科或者沒有什麼貨真價實的籌碼與利益可以爭取了,或者在薩達姆攻伐科威特之後,莫斯科立即拿到了籌碼與利益,而讓美帝國去打弱伊拉克——這一結果本身正是莫斯科在這一輪博弈中要去追求的最大目標。於是莫斯科沒有行動,這多少出乎薩達姆的預料。
如果莫斯科配合薩達姆去行動,則又是莫斯科的回馬一槍(早一次是蘇軍進佔阿富汗)——莫斯科可以利用敘利亞和伊拉克同時威脅阿王權,也威懾以色列,但是在蘇聯尚未實行私有化之前,包括猶太資本在內的所有西方資本(做為博弈者)都不可能最終站在莫斯科一邊,雖然在博弈進程中它們會與莫斯科聯動,也給予莫斯科“幫助”。那麼莫斯科的反擊的最佳結果是維續冷戰,或者讓歐陸一舉獨立(不須是一個聯合的歐盟)——對於莫斯科,維續冷戰已經勉為其難,一場“反擊戰”的後果中還包括了促使西方資本聯合起來這一效果,這不利於莫斯科操作“蘇聯主動解體”;如果結果是讓歐陸一舉獨立,不論莫斯科是否繼續保持社會主義立場,在已經難以拉回東歐盟友(蘇東已經主動開始鬆動)的情勢下,美歐還要聯合打壓莫斯科,莫斯科迎來的形勢將不會比它選擇隔岸觀火更好。關鍵又是——在這樣的“冷戰之反擊戰”中,猶太資本很少機會參與縱橫,施展捭闔,很可能“被出局”,而歐陸一舉獨立更能讓美歐資本有機會聯合廢黜猶太資本,則莫斯科將獨自面對美歐,在大勢上,這與保留猶太資本做為“大棋局”中的博弈者(去美英腹內構建“叛局”)相比,可謂差之千里。所以,莫斯科已經不準備做反擊,它要放棄(出賣?)薩達姆,把無法取勝的“回馬一槍”突然改換為——穩穩拿住針對猶太資本的“敘利亞牌”。而且,敘利亞也擔憂伊拉克在做大之後威脅到自己,它們之間的對立關係久已明確存在,莫斯科也就很難驅動敘利亞……(在“反伊拉克”聯盟的34個國家中,敘利亞還是提供了軍事支持的幾個國家之一)
阿王權諸邦是高度一體的,或者說,這些阿拉伯王權是拴在一條繩子上的螞蚱,因為王權政治容易被顛覆,且其一倒下,就很容易引起骨牌效應。所以形成和維護這個王權聯盟的做為主調的“博弈條款”是——要麼你們美英土著(或者美帝國)完全保留王權,要麼你們全部廢黜王權。當然這是主調,不排除特定情況下“條款失效”。所以,這一次薩達姆攻伐的不僅是科威特,還是,正是全部阿王權諸邦。所以伊拉克給美英土著和美帝國出了一道難以抉擇的“高級”難題,華盛頓幾乎不可能找到折中方案——要麼美軍與薩達姆兵戈相見,這等於美帝國(美英土著資本)自廢一把好兵器。要麼承認伊拉克吞併科威特這個結果,而如果美英承認這一結果,則阿王權就需要在美英土著之外加緊尋求新的盟友,和促使波斯灣局面複雜化,美元都將不再有一個堅實的“王權石油基礎”,而此時蘇聯尚未解體…….又在此時,受到了薩達姆的真刀真槍和強烈意志的威脅,阿王權更“有權利”要求美帝國必須 “打弱”伊拉克,同時以嚴厲姿態打出一個政治事態即“廢黜王權是不合法行為,也是反美行為”,而不是驅逐伊拉克軍隊了事,這樣薩達姆或者N達姆才不那麼容易捲土重來。那麼這場驅逐薩達姆的戰爭一定要熱鬧,要有氣勢,要確鑿地打弱伊拉克讓阿王權基本滿意。推演及此,如果莫斯科在敘利亞或者其他方向採取行動配合薩達姆的話,反而阿王權更需要依賴美帝國保護它,美帝國就不須向阿王權交付“打弱伊拉克”這個條件了。也所以莫斯科選擇隔岸觀火。
伊拉克攻伐科威特時,莫斯科沒有行動,這多少出乎薩達姆的預料;當美軍糾集盟友大規模攻伐伊拉克軍隊,莫斯科還是沒有行動,就基本上在薩達姆的預料之內了,因為華盛頓的行動最終取決於它的博弈推演,和它與莫斯科的協調(因為兩國不可以直接對抗,或者引起直接對抗。但是對於美蘇大國,這種協調也必須在推演料算之內)。所以,薩達姆對“科威特大事”的決斷還要看他與華盛頓之間一對一的“兵推”對局——伊拉克可以做美英土著的工具去威懾-攻伐以色列、阿王權(主要是針對以色列),但是不做“兔死狗烹”那種,所以薩達姆有權避免那種局面,方法是——利用冷戰收局這個極度敏感的博弈環境,先行吞占科威特,即做大伊拉克,並要求美帝國承認這一既成事實結果(不只是口頭和文本上承認,而是要在博弈層面能夠進行“邏輯確認”,即要求美英土著無法反悔除非它們願意在新的博弈中付出巨大代價),即要求美英土著在“冷戰後”選擇伊拉克而不是阿王權做為“只能二選一的盟友”,即要求美英土著在廢黜阿王權的同時支持“一個強而大的伊拉克”這條路線上走出決定性一步。即便美英土著不接受薩達姆打出的這個既成事實,不接受薩達姆要求的這條中東路線,派兵來攻伐伊拉克,伊拉克也不會亡國,薩達姆也“很可以”保住權位,因為美帝國(不論是美英土著的美帝國,還是包括了猶太資本的美帝國。此時在這一問題上,薩達姆未必分得清)的確需要保留“伊拉克牌”,當然可以是一張較弱的牌,美帝國也不希望中東格局大變以至於影響到“冷戰收局”。所以,薩達姆“吞併科威特”這個決斷的動力除了來自莫斯科,也來自他單獨與華盛頓的“兵棋推演”的結果,兩個理由又不可能完全分割。
假如沒有莫斯科的“許諾”(也許只是外交方面的承諾,加上向薩達姆兜售“大局觀”和博弈推演,讓薩達姆做出決斷),薩達姆也“敢於”去吞占科威特,但博弈推演的結果只能是——薩達姆空忙一場,還要被打弱。所以來自莫斯科的且不論真偽的“承諾”就成為薩達姆做出決斷的關鍵要素。而薩達姆在發兵科威特之前已經做出攻伐科威特的態勢,包括輿論攻伐,也是要判斷華盛頓的真實態度,並且從華盛頓的態度再去判讀莫斯科的真實態度(華盛頓與莫斯科之間必有溝通,而由於兩霸之間必須避免直接衝突,那麼兩霸之間達成的“協議”、共識和劃下的底線一定比薩達姆與其中之一“達成的協定”成色更高,更可靠。而且,華盛頓做為“大棋局”的第一博弈者,其洞察力、預見力當然在薩達姆之上。又,華盛頓的意志也是“大棋局”發展的最重要因素)。而表面上的“事實”顯示——華盛頓表現出了相當“誠懇”的“中立態度”,這讓薩達姆再無顧忌,兵發科威特……
華盛頓的中立態度就等於它對薩達姆攻伐科威特的策劃做了默認,這直接導致了薩達姆誤判形勢,這場“科威特局”才得以形成……而莫斯科一定演繹過華盛頓的應手,才會推出這一局“科威特博弈”——
當薩達姆在發兵科威特之前做出攻伐科威特的態勢,包括輿論攻伐,和去阿拉伯國家做合縱外交,這種情勢已經等於“薩達姆已經在行動”——針對科威特的軍事佈署和輿論造勢,本身已經讓阿王權如坐針氈,即薩達姆已經撬動了美英土著在中東的石油政治基礎,華盛頓已然無法讓中東“恢復原狀”了,即華盛頓已經無法通過制止薩達姆而挽回“這一個”損失(阿王權對華盛頓的“信任”與否定性判讀),於是,華盛頓就轉換問題——讓薩達姆的這一次“異動”進一步走實,再加以利用。所以,華盛頓不僅不能制止薩達姆,還要給予鼓勵。顯然,華盛頓一定明白,它的中立態度會起到鼓勵薩達姆的作用,無此,則薩達姆難以做出最後決斷。那麼華盛頓怎樣轉換這個問題-矛盾並加以利用呢?
如果沒有這場伊拉克吞併科威特的戰爭事件發生,阿王權也將繼續忌憚伊拉克,它們也將積極在美英之外謀求保障,而猶太資本也將積極佈署和暗中擴大那一“叛局”——阿王權和猶太資本都為“冷戰後”積極佈局。這將會導致那個“冷戰收局時刻”被拖延,和“冷戰收局過程”被拖延,和導致“冷戰不完全收局”,這些路徑都對美英土著不利,所以美英土著此時需要積極做好“打弱伊拉克的工作”,以儘早迎來一個對它們更為有利的“冷戰後”局面——雖然打弱伊拉克也對莫斯科有利,但在“冷戰後”的中東,美英需要對付的直接對手將不是莫斯科,而是歐陸和猶太資本,那麼相對來講,與其讓歐陸或猶太資本在“冷戰收局”中製造不安定局面並從中獲利,不如把這個利益“讓與”莫斯科;既然這場海灣戰爭背後的佈局——做為送給美英土著的問題,已經被莫斯科做成,那就遲早需要解決問題,而美英更希望它提早解決,安全地解決。
伊拉克吞併科威特,這一事件極大衝擊了所有中東王權手中的權力、利益和王權統治本身,而薩達姆敢於這樣做,就等於是華盛頓允許了在中東以現代政治取代阿拉伯諸幫的王權傳統這條路線。這就不單是一個阿拉伯王權體制、王權利益受到“衝擊”的問題了,而是中東王權政治必須、必然結束的問題。而伊拉克軍隊強攻科威特王宮,射殺多名王儲更意味著整個阿拉伯諸邦的王族還很可能被剝奪和平下臺的機會,和不被允許保留大量財產,很多王族成員還很可能被施以“暴力審判”。同時,這也等於是華盛頓主動對“以色列-猶太資本-阿王權之間的華盛頓戲法”的舊框架實施了攻擊,讓猶太資本-以色列失去一個支撐(阿王權)。又同時,美帝國同意伊拉克做大做強,也就向以色列的國家安全發起了實實在在的直接攻擊。通過海灣戰爭的前半程,華盛頓在盤面上以“把棋走實的方式”製造了阿王權、猶太資本對美英的需求。當然這只是在製造態勢,而為了讓伊拉克的行動能夠充分取得這種巨大的威懾效果,在伊拉克軍隊發起進攻前,華盛頓還推出中立的官方輿論,聲言不介入兩國爭端…….事件進程到此,就等於華盛頓借薩達姆之手握緊了阿拉伯石油王權的命門——華盛頓這樣轉換了問題。
由於“蘇聯的存在”在客觀上就是猶太資本得以自保的第一道防線,所以當美帝國將要摧垮蘇聯,猶太資本就需要“維持”蘇聯,方法包括在資本市場上給美英土著製造麻煩,聯合歐陸、阿拉伯石油王權製造“割據”大局,甚至它們“可以”整體地向蘇聯方向“叛逃”,製造一個“兩陣營同時解體”的亂局,再於亂中求存,以至謀利、謀勝。所以,鑒於“蘇聯解體”對於美英單極霸權有著極大價值,是美英的首要目的,美帝國要想首先“解體蘇聯”,就必須拿出足夠分量的籌碼給各路“盟友”,尤其要向猶太資本這個老謀深算的,佈署在美帝國腹內的“第五縱隊”證明其“誠意”,從而安撫和分化陣營內的叛離群體,遏制“叛局”。於是,華盛頓突然反手一擊——出賣薩達姆,把“美帝國通過剪除來自薩達姆的威脅,從而送給以色列一個長期的可以追求強國的安全環境”這一事件做成籌碼,贈送給猶太資本,這樣猶太資本也才一時“安心”,否則猶太資本不肯協助美帝國給予蘇聯最後一擊,也不肯去各方博弈者那裏協調“蘇聯解體事宜”,更保留引爆華爾街金融問題,甚至引爆“美元安全”這部分博弈權利——如果美英手中握著薩達姆的伊拉克這個針對以色列安全的大殺器,並且因此擁有極大把握成功圍剿猶太資本,那麼猶太資本當然需要,當然可以“掀桌子”,“跳牆”。當然同時,利用同樣的原理,美英土著也穩住了阿拉伯石油王權,令它們也安心協助美帝國去完成“蘇聯解體工程”,尤其讓阿王權看到它們在中東已經獲得了看起來無可撼動的安全政治環境、地緣環境,從而化解它們必須立即“跳牆”的動機……這樣,在成功轉換了問題之後,華盛頓再成功地從新問題的博弈矛盾中打劫了利益。
[ 當薩達姆做出勢態要去攻伐科威特,沙特就已經去華盛頓告狀了(沙特為美國提供過相關資訊,但“看起來”未能引起白宮的重視)。那麼,要麼白宮已經對沙特做出了保證,而沙特並未通告科威特,卻利用它“王權領袖”的地位穩住其他王權諸邦。要麼出於華盛頓有能力掌握這些王權政府的動向,白宮根本沒有對沙特做出保證,或者保證說薩達姆決不敢於侵吞科威特,而王權諸邦還有機會在受到薩達姆的實盤攻伐之後再宣佈放棄美元結算,或者從而,華盛頓還可以借用阿王權的異動去偵察“大局觀”…… ]
然而單是直接“打弱”伊拉克,這個籌碼還不夠高成色,因為薩達姆的伊拉克在兩伊戰爭後國力衰弱,對以色列的國家安全(同理也對阿王權)尚未構成現實威脅,所以,美帝國勾引薩達姆去侵佔-整合科威特,形成一個“伊拉克在加速恢復實力,也加速稱霸中東,也在整合阿拉伯力量”之現實態勢,這就鑿實而強力威脅到以色列的國家安全了(同理也對阿王權)。這時,美帝國再出手打擊薩達姆,解除伊拉克的武力和稱霸潛力,就向猶太資本和阿王權交付了成色充足的籌碼。如此,華盛頓近乎“無中生有”,“無米為炊”就製作出“伊拉克對以色列的巨大威脅”和“伊拉克對阿王權的巨大威脅”這兩隻大籌碼,還讓它們不得不接受與華盛頓“交換籌碼”的要求。
[ 在美英土著資本勢力的立場上,如果在打弱伊拉克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去顛覆薩達姆再搞“民主”政權,則伊拉克有可能被伊朗輸出宗教革命而拿走果實,或者被阿王權收買、收編,則美英土著就少了一個(針對阿王權、猶太資本的)可以再度啟用的籌碼。而如果美軍直接控制伊拉克,將加劇中東的反美環境,更要令阿王權和以色列高度緊張,促使它們與莫斯科、歐陸加緊聯合,加緊“叛局”行動反制美英土著。 ]
莫斯科看到——猶太資本與美英土著之間可以就“以色列安全”進行籌碼交換,甚至可能,早在兩伊戰爭的時候就已經看到這種籌碼交換已經在進行——兩伊戰爭能夠打弱伊拉克,才能促成這樁籌碼交換順利進行,和以這種方式進行(這可能也是阿富汗戰事後期,莫斯科遲遲不從阿富汗撤軍的原因之一,莫斯科要促成兩路資本的這樁交易)。但是,這樁交換雖然“完全可以進行”,但並不就是“必須進行”,因為猶太資本對美英土著的巨大威脅——在華爾街“狗急跳牆”並不是猶太資本真正想要的結果,只做為有效威脅之用,而美英土著也有機會成功壓制猶太資本可能的“跳牆”行動。那麼莫斯科就積極促成這樁“籌碼交換”,讓這樁交易必須發生,並且讓它進行得徹底,從而“幫助”猶太資本這支“第五縱隊”獲得安全。並且與此同步,莫斯科保留它與敘利亞的特殊關係,握緊針對猶太資本的大牌,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這支“猶太資本縱隊”,讓它為莫斯科所用——如果華盛頓、莫斯科各自握有一張針對猶太資本的牌,就相當於誰都沒有這張牌。那麼這又等於是:通過“科威特局”,莫斯科才獲得了這張牌。
[ 此外,要說莫斯科“推出”而不說莫斯科只是“推動”了“科威特局”,因為假如沒有莫斯科的“推動”,包括為薩達姆提供“大盤推演”(當然只正確推演到,至少要推演到“美帝國保持中立”這一環節),薩達姆很可能就不能知道(不理解)華盛頓將會“保持中立”,這局“科威特博弈”就要被薩達姆擱置。薩達姆最有可能出錯的推演環節很可能就是——他只看到美帝國,卻未能分清(或慎重分清)它是美英土著資本的美帝國,還是美英土著與猶太資本共同的美帝國。本文之所以這樣設想是因為——如果博弈推演過程不需要太複雜,在博弈者立場已經被確定的前提下,則推演過程想要出錯都難,而對於博弈者立場的判讀,及對於立場背後的博弈者的屬性的判讀就需要於動態中不斷修正大局觀…… ]
“伊拉克侵入科威特並著手整合科威特,進一步威懾阿王權和以色列”這一步驟走實的程度有多高,猶太資本+阿拉伯石油王權必須相互配合去引爆一次石油危機+金融危機+美元危機+西方經濟危機——這一應手的實在性就有多高。同時,歐陸已經在籌畫“歐洲統一”大局,出於對蘇聯解體後美英獨霸格局的擔憂,歐陸大國(法、德)一定會加速歐陸聯合進程、並同時遠離美帝,在莫斯科的幫助下,在猶太資本要去發起的石油危機-經濟危機的配合下,“歐洲聯合且獨立於美帝”頗有一舉成勢的機會——當然,這些“棋盤推演”首先都做為對美帝國的威脅,然後才“做為”“博弈事實”。那麼此際,美英與其冒險在蘇聯即將自行倒下的前夜引發陣營內鬥,讓“蘇聯解體”不得不變成“蘇聯與美歐同時解體”,就不如先行聯合“現盟友”推倒蘇聯,再反手對付內部將要產生的新的敵人。(而要做到成功聯合“現盟友”,美英在必要的情況下就需要向莫斯科支付利益——這個“必要的情況”正是莫斯科這個老對手積極打造並遞交給華盛頓的“利益交割檔”,只是,博弈中沒有可信賴的“契約”可以憑藉,莫斯科要借用薩達姆的誤判與華盛頓在實際鬥爭中演繹這份“博弈合同”。)此時,蘇東陣營解體已經進行到半程,難以逆轉,“蘇聯解體事項”也在被蘇聯高層操作中,並且蘇聯高層已經開始佈局國內放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猶太資本和歐陸資本並不是很擔憂一個在冷戰中獲勝卻被經濟難題困縛的的“非蘇聯”會來擊垮西方的資本主義制度,即便擔憂有理,西方也有資源實施反制——
(1)美帝國的國力、武力將會繼續存在,它仍將是歐陸資本的保護傘,即便它失去單極霸權,這是由它的資本立場所決定的。
(2)只要蘇聯放棄社會主義動員體制和基於這種體制的中央集權,西方資本就有辦法迫使蘇聯(或收縮之後的俄羅斯)接受它們的資本輸入和進入“休克療程”,尤其因為前蘇東、蘇聯陣線內部將有兩組內應會來接應西方資本:
一是,獲得獨立博弈立場的原蘇東國家、原蘇聯各加盟共和國政府,不論這種新政府是不是還堅持社會主義的革命博弈,它們都會(同時)據有國家立場、民族立場和地緣政治立場,尤其在“蘇聯地緣”瓦解從而令這些政權變得無所依託之際;
二是,從官僚立場轉變為資本立場的整個權貴階級,他們將從內部阻止新一個蘇維埃及蘇維埃聯盟重新出現……
那麼,美帝國通過打弱伊拉克,就破除了一場“冷戰收局”下“可以”出現的由其他博弈者發起的“聯合反擊戰”。
[ 美帝國在它如何進行“中東佈局轉換”這一問題上存在漏洞,莫斯科看到並積極抓取了這一漏洞,相反,如果莫斯科消極,也就沒有當前的“敘利亞博弈熱點”了,美英土著與猶太資本便可以更早聯手,向莫斯科(及北京)展開(更大規模的)攻勢了…… ]
伊拉克強勢威懾阿拉伯石油王權,波斯灣有可能陷入亂局,那麼在莫斯科的支持下,馬克、法郎有了機會,可以進入中東分割美元的石油結算權……但是美英擁有一項博弈權利——要求歐陸和猶太資本先行配合美英令蘇聯解體,而後西方資本才可以展開它們之間的博弈。同時,薩達姆的行動顯然是在向美帝國爭寵,卻很少摻有與歐陸合作的意圖,哪怕是間接層面的博弈合作,而此時及此後相當長的時間內,歐陸也無力、無手段深入介入波斯灣博弈(有美英海軍力量在面前,莫斯科方向也無力做出關鍵性策應,薩達姆根本不需要知道法國是不是也有能夠開進波斯灣的海軍力量)。所以在莫斯科放棄的情況下,美帝國 “有權”邀約歐陸一同參與打弱伊拉克的行動。美英可以接受這樣的結果,因為在“冷戰後”大局中的相當長時期內,一個被打弱的伊拉克無力致亂波斯灣,也就無力支持其他博弈者,這會讓歐陸不得“快速”遠離美英立場,不能“快速”形成——莫斯科聯合歐陸、猶太資本、中東石油權勢對美英進行聯合反擊的機會,即美英破除了“冷戰後”即將出現的第一場針對它的“聯合反擊戰”,而美英可以繼續(聯合歐陸)打壓收縮後的俄羅斯……
那麼可以說,美帝國通過海灣戰爭打弱伊拉克,就破解了兩場“可以”發生的“聯合反擊戰”——第一場是“可以發生的”,因為它們首先是被歐陸、猶太資本兩個博弈者“準備著”但又不需要走實……第二場是可以走實的,但是需要更多條件……又,第一場“聯合反擊戰”可以爭取一個“兩陣營同時解體”的大勢,並且歐陸、猶太資本可以爭取在“冷戰後”大局中站穩根基。第二場“聯合反擊戰”基於薩達姆把美帝國的波斯灣格局打亂,並且新的格局可以延續到蘇聯解體之後,幾路博弈者再來針對美英土著破局。在兩場“聯合反擊戰”的博弈推演中,幾路博弈者不能達成協同,又,要配合薩達姆的“波斯灣之亂”需要以軍事手段為重,而歐陸還沒有獨立的軍力,俄羅斯很難在剛剛結束阿富汗戰爭之後再以強權面貌沖進波斯灣,又不可以與美帝國正面衝突…….但是幾路博弈者可以誘使薩達姆做出“異動”,並從中博取利益。
那麼現在可以說:莫斯科、美英土著通過海灣戰爭,借用薩達姆,各自避免了讓本方陷於巨大被動,以至陷入“被出局”的局面,保留了各自的現有霸權權力和繼續謀霸的機會和“機會空間”,雖然莫斯科保留的現時權益少得多……莫斯科對海灣已經無力介入,且鞭長莫及,於是需要向更大的棋局中放眼,用空間換時間,把博弈延伸到更大的歷史中去……
下邊再演繹以色列和猶太資本的博弈立場——
(1)由於蘇聯尚未解體,華盛頓(英美土著)還不能確知蘇聯將“收縮”到何種程度,同時這個“收縮程度”又取決於時局走勢,那麼猶太資本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挾持美英土著的“冷戰大局觀”。於是,猶太資本能夠與莫斯科合作,從海灣戰爭中套取利益。但猶太資本也讓莫斯科拿到了針對它和以色列的權利(籌碼),所以莫斯科比猶太資本更有理由策劃這場“海灣局”。
(2)“冷戰後”的中東,與美英爭逐的主角將是歐陸(德、法)。由於歐陸無法在波斯灣與美英博弈軍力,原則上它就希望波斯灣-中東格局能足夠複雜,而美英打弱伊拉克讓中東石油政治格局變得簡單,就等於壓縮了歐陸的捭闔空間。那麼歐陸就需要更多來自猶太資本的配合,猶太資本就獲得了一份更大的去歐陸佈局的“權利合同”(當然,如果沒有海灣戰爭事件,歐陸為了分裂美帝國,也需要向猶太資本做讓步,允許它登陸歐陸)。反過來,如果沒有這場“海灣局”,歐陸就能拿到針對猶太資本的更大籌碼(猶太資本在美帝國腹內所以不夠安全,需要歐陸的幫助),則猶太資本很難登陸歐陸或者“成功登陸”歐陸,而如果猶太資本不能“成功登陸”歐陸,它就將失去充分的縱橫空間,無從捭闔博弈,將被美英土著圍殲在北美——一個叫做曼哈頓的小島上。
(3)伊拉克這個威脅解除之後,美帝國很難再找到或者樹立另一個與(薩達姆的)伊拉克分量相當的,哪怕分量相近的替代者去威脅以色列(就此不妨考量:為什麼與以色列不相鄰的波斯人的伊朗卻需要喊出,“可以”喊出“把以色列從地球上抹去”這樣的語文句子)。那麼以色列解除了威脅它國土安全的那個最強的,也是最切近的威脅,即猶太資本基本破除了美英資本針對自己的“這種”籌碼(利用代理人施加威懾與攻伐),從而在中東地緣政治中也打開了博弈空間——空間和時間對於缺乏政權支撐、地緣支撐的猶太資本來說,就是“國土”,就是地緣縱深。
——華盛頓、莫斯科、猶太資本都在薩達姆看到的那一盤“局面”之上,再做一了局。
博弈局面中隨時產生新的佈局與變局——局中有局,借局佈局。無中生有,樹上開花。
文/空蕩的原野
20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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