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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NGO的秘密指令

民進黨青壯代菁英羅文嘉宣稱將邀請國際知名的「社會企業」阿育王ASHOKA組織來台灣籌辦工作坊,於今年暑假舉辦「台灣工作營」,帶動「青年知識分享運動」。無獨有偶,作家兼廣播名嘴王文華也和《趨勢科技》創辦人張明正合作,成立了一家名為「若水」的社會企業。這一股趨勢,與近年來在亞洲地區日趨活躍、壯大的國際NGO組織(國際非政府組織)動員模式若合符節。這種國際NGO的大規模動員甚至已深入到中國大陸內部,引起北京當局的側目。

bush_gladiator.jpg北京的緊張,其實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因為這些年來,美國透過「大型基金會」和「國際非政府組織」執行CIA(中央情報局)任務的圖謀已逐漸被掲露。「美國民主基金會」的首任主席維恩斯坦Allen Weinstein就曾經在《華盛頓郵報》上招認:「我們今天所做的大部分工作,20年前是由CIA偷偷摸摸地做。」那麼,什麼是CIA過去必須暗中從事的行當呢?

《華盛頓郵報》在1967年所報導過的一樁CIA醜聞大致可以作為代表:以美國的” 國家預算”在國外支助”親美”的文化團體、工會、媒體、個別政治明星以及知名的知識份子。在冷戰時期,美國總統詹森也承認,華盛頓方面為了「防堵蘇聯的意 識形態影響力」,他們不得不採取一些秘密的行動,透過秘密的管道,以便將顧問、設備和資金投入歐洲各國,支援某些媒體和政黨。

中情局CIA 於1960年代和1970年代在拉丁美洲”興風作浪”,鼓動、策劃”軍事政變”(其中以1964年暗算巴西總統古拉特和1973年謀害智利總統阿葉徳的行 動最為經典),引起國際社會的譴責,也在第三世界招致重大反彈。美國參議院不得不在1975年對CIA在國外的胡作非為和軍事上的罪行展開調查。

美國在國外的活動從此化明為暗,「美國政治基金會」(APF)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於1979年成立的。從此,也開展了以”國家預算”挹注”民間基金會”的”工作模式”。1983年,雷根總統簽署了一項名為 「NSDD77」秘密指令,要求美國的外交、軍事活動,「必需緊密地與企業界、工會組織、大學、慈善機構、政黨、媒體結合……」。

雷根的秘密指令,到今天依然有效,而且發展越來越完熟,幾乎已成為美國對外活動的” 巧門”與法門。歐洲方面早就對美國以NGO之名擴張其地盤和影響力的作法相當不滿,紛紛透過媒體的掲露予以警告;俄羅斯和中國方面更是已針對某些「可疑」 的國際NGO進行監控。在臺灣,由於美國的勢力”無所不在”,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的戒心,對於美國官方”外圍組織”的長驅直入,甚至展開雙臂,熱情擁抱。我 們不敢說目前從美國引進的,在台灣透過政治人物或媒體紅人發展的合作計畫,一定有其背後的圖謀,不過,衡諸過去國際上的歷史教訓,我們也不能假裝一片天真 與無知!

 

林深靖 2007-07-17

 


附錄:

祭出七種武器 美國顏色革命接連得手

中亞一些國家雖然由前蘇聯分裂而成立獨立的國家,但是並沒有倒向美國。所以過去多年來,美國一直在尋找機會對這些國家進行演變。美國媒體更是不斷指責中亞各國政府腐敗,打擊政治對手

  從前南斯拉夫到格魯吉亞,從烏克蘭到吉爾吉斯,到處可以看到美國人的身影,東歐和前蘇聯國家正在經歷第二輪“革命”。值得一提的是,左右政權更叠的各種選舉,已成爲華盛頓“革命”的主戰場,“七種武器”則是山姆大叔的制勝“法寶”。

  第一種武器:通過各種西方「基金會」”培養”反對派;

  第二種武器:推選出令美國及其盟友滿意的反對派統一候選人;

  第三種武器:西方特使在選舉前以觀察員身份進入該國,理由是監督投票;

  第四種武器:在選舉開始之前,反對派就已經指責政府弄虛作假;

  第五種武器:在選舉失敗的情況下,反對派要求大批支持者走上街頭;

  第六種武器:西方”承認”反對派獲勝,對當局以制裁相威脅;

  第七種武器:強力部門”倒向”反對派,反對派部分摧毀可憎的國家機關之後”上臺”。

俄羅斯《生意人報》一位副總編曾表示,由於該報的前老闆、寡頭別列佐夫斯基儘管如今已流亡英國,別氏所主導的新聞思想仍然深刻影響該報報導方向,別氏經常通過「非政府組織(NGO)」培養所謂有反對俄羅斯總統普京傾向報紙的記者,而這些記者也樂於使用「非政府組織(NGO)」的錢到西方國家學習。普京已經開始注意到這一問題,並關閉了一些「非政府組織」培養記者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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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回應

  1. 2011/04/05 於 10:55 patchpieces

    智利新自由主義自由市場恐怖實驗室

    傷害應一次為之,因感受痛楚較少,冒犯亦較少。

    -馬基雅維裏(Niccolo Machiavelli),《君王論》,1513年

    如果採取這種“休克”手段,我認為應極詳細地公開宣佈,在極短期內實施。公眾知道得更充分,就更願意採取順應的行動。

    -弗裏德曼給皮諾切特將軍的一封信,1975年4月21日

    皮諾切特將軍和他的支持者,經常提到1973年9月11日的事件,但不說那是軍事政變,而是“一場戰爭”。聖地牙哥看起來確實像戰區:坦克邊開炮邊隆隆開上林蔭大道,政府建築遭到戰鬥機的空中攻擊。但這場戰爭有一個奇怪之處:它只有一方的軍隊。

    從一開始,皮諾切特就已完全掌控陸軍、海軍、陸戰隊和員警。另一方面,阿連德總統拒絕把支持者組織成武裝防衛聯盟,因此他沒有自己的軍隊。唯一的抵抗來自總統府(La Moneda)及其屋頂四周,阿連德和他的侍衛在那裏奮勇防衛民主政治的象徵。這很難稱作一場公平決鬥,雖然總統府內只有36名阿連德支持者,軍方卻對裏面發射24枚火箭。

    這場行動的指揮官是虛榮而喜怒無常的皮諾切特(身材像他坐的坦克車一樣)。顯然他希望這個事件盡可能戲劇化和造成最大傷害,即使這次政變不是一場戰爭,其設計者也希望看起來像是–這是一場智利版的震懾。它確實帶給智利人從未體驗過的震撼。和之前40年經歷六任軍政府統治的鄰國阿根廷不同,智利從未有過這類暴力經驗;智利曾享有160年的和平民主統治,而且過去41年民主未曾中斷過。

    現在總統府陷入火海,總統的屍體被覆蓋著用擔架出來,他貼身的同僚被以步槍指著,臉朝下趴在街上。不久前才從華盛頓回國接任國防部長新職的勒特里爾,那天早上從距離總統府幾分鐘車程的家前往國防部辦公室。他才走進前門就遭遇十二名穿著戰鬥服、埋伏等候的士兵,全都以輕機槍瞄準他。

    在政變之前幾年,來自美國(其中許多來自中情局)的教官已激發智利軍方的反共產黨狂熱,讓他們相信社會主義者就是准俄國間諜,是一股與智利社會格格不入的勢力–一群本土的“內敵”。事實上,真正變成內敵的是軍方,他們已準備把槍口轉向宣誓保護的人民。

    阿連德死後,他的內閣遭逮捕,而且未出現明顯的群眾抵抗,軍政府發動的大規模戰爭在當天中午已經結束。勒特里爾和其他“貴賓”囚犯,最後被送往南部麥哲倫海峽冰冷的道森島(Dawson Island),那裏等於是皮諾切特的西伯利亞勞改營。不過,殺戮和關閉政府對智利的新軍政府還不夠,這些將領知道他們要掌控權力必須真正嚇壞智利人,就像印尼人一樣。據一份解密的中情局報告,在往後的日子,有約1.35萬名公民遭逮捕,以卡車帶走並遭到監禁。有5000人最後被關在聖地牙哥的兩座大足球體育館。在國家體育館中,死亡取代足球成為公眾表演。士兵巡視露天座位區,押著戴頭套的告密者指認“顛覆分子”;被指名的人遭拖進更衣室,而包廂則被改裝成臨時酷刑室。數百人被處死。死屍開始出現在主要公路邊,或浮屍於污濁的市區運河。

    為確保恐怖蔓延到首都以外的地區,皮諾切特派遣他最無情的指揮官斯塔克(Sergio Arellano Stark)將軍,搭乘直升機到北方省份一連串囚禁“顛覆分子”的監獄。在每個城鎮,斯塔克和他的流動行刑隊挑出最知名的囚犯,有時一次多達26人,逐一處以死刑。四天留下的血跡後來被稱為“死亡蓬車隊”(Caravan of Death)。在很短的時間內,整個國家都接收到這個資訊:抵抗將招來死神。

    雖然皮諾切特的戰爭只有一邊開戰,其影響卻與任何內戰或外國侵略一樣真實。
    總計有超過3200人失蹤或遭處死,
    至少有8萬人被監禁,
    還有20萬人因政治因素逃離智利。

    自由市場的恐怖實驗室

    對芝加哥男孩來說,9月11日是充滿期待和腎上腺素激升的一天。卡斯楚已不眠不休地和海軍的聯絡人合作,逐頁取得“磚塊”最後章節的認可。在政變當天,幾位芝加哥男孩住在右派媒體《水星報》裏。當外面街上傳來槍響時,他們急忙印製這份檔,趕在軍政府接管的第一天完成。《水星報》編輯方丹(Arturo Fontaine)回憶說,印刷機“一刻不停地複印這份長文件”。他們直到最後一刻才印完。“在1973年9月12日星期三中午前,出任政府職位的三軍將領辦公桌上,都擺了這份計畫。”

    定稿檔中的提議與弗裏德曼《資本主義與自由》的觀點出奇類似:
    【私有化】、【開放管制】和【削減社會支出】-自由市場的“鐵三角”。
    受美國訓練的智利經濟學家曾嘗試和平引進這些觀念,採取民主政治辯論方式,但他們遭到全面拒絕。現在“芝加哥男孩”和他們的計畫捲土重來,而此時的氣氛顯然更有利於推動他們激進的觀點。在這個“新時代”,除了幾個穿制服的人,他們不必征得任何人同意。最頑固的政治對手現在不是在牢裏、已經死亡,就是四處逃命;戰鬥機和死亡蓬車隊的展示已讓所有人“乖乖就範”。

    “對我們來說,這是革命。”
    皮諾切特的經濟幕僚拉羅列特(Cristian Larroulet)說。

    這算是公允的描述。1973年9月11日不只是阿連德和平的社會主義革命被以暴力終結,也是《經濟學人》雜誌後來形容的一場“反革命”-芝加哥學派運動奪回發展主義與凱恩斯主義成果的第一場勝利。阿連德的局部革命在民主政治拉扯下,處處可見節制與妥協,但現在情勢將大為改觀,以暴力推行的這場反叛可以一路暢行到底。在往後的許多年,“磚塊”擬訂的許多政策將在大規模危機掩護下,施行於數十個別的國家。但智利是這場反革命的發源地 –恐怖的發源地。

    天主教大學經濟學系校友、自稱芝加哥男孩的皮涅拉(Jose Pinera),政變時正在哈佛寫畢業論文。一聽到好消息,他立即回國“協助創立一個追求自由的新國家,讓它從舊體制的灰燼中升起”。皮涅拉後來出任皮諾切特的勞動與礦業部長,他說,這是“真正的革命……一個激進、全面且持續邁向自由市場的行動”。

    在政變前,皮諾切特以幾近諂媚的服從聞名,永遠逢迎和聽從他的文人上司。變身獨裁者後,皮諾切特發現他性格的新面向。對權力的貪戀讓他醜態畢露,他好擺帝王威風,並宣稱“命運”授予他這個職位。不久之後,他策動一場政變中的政變,推翻其他三位他原本同意分享權力的軍事將領,並任命自己為國家最高元首(Supreme Chief of the Nation)兼總統。他沉浸在好大喜功和儀式之中,只為了證明他的統治權,從不錯過能穿上他的普魯士軍裝、戴上軍帽的機會。為了巡視聖地牙哥,他添置了一隊金色防彈賓士轎車。

    皮諾切特對獨裁統治有一套獨門功夫,但和蘇哈托一樣,他對經濟學一竅不通。這是個大問題,因為由ITT帶頭的企業聯合抵制運動已經極有效地讓經濟快速墜落,使皮諾切特很快面臨一觸即發的危機。
    從一開始,軍政府內部就發生權力鬥爭,部分人只想恢復阿連德前的舊狀態,儘快回到民主政治;“芝加哥男孩”則想進行需要時間推動的徹底自由市場改造。
    享受新權力的皮諾切特極厭惡他的命運只是清掃工作的想法──“恢復秩序”,然後出場。
    “我們不是掃除馬克思主義的吸塵器,只為了把權力交還給政客。”他說。
    “芝加哥男孩”徹底改造整個國家的想法才與他剛解放的野心不謀而合,因此就像蘇哈托和他的“柏克萊幫”,皮諾切特立即任命幾位芝加哥大學畢業生擔任高級經濟顧問,包括這個運動的准領導人兼“磚塊”主要撰稿人卡斯楚。他稱呼他們為技術官僚,正好投合“芝加哥學派”自詡整頓經濟是一門科學、而非主觀的人為抉擇。

    即使皮諾切特對通貨膨脹和利率所知有限,這些技術官僚使用的也是他瞭解的語言。經濟學對他們來說,代表必須尊敬和服從的自然力量,因為就像皮涅拉解釋的: “違背自然就是反生產和自欺的行為。”皮諾切特完全同意,他曾寫道,人必須服從結構,因為“自然展現出基本秩序,階級組織是必要的”。
    雙方都宣稱接受更高自然法則的秩序,奠定了皮諾切特-芝加哥學派聯盟的基礎。

    在頭一年半,皮諾切特忠實地遵循芝加哥法則:他把部分(不是全部)國營公司私有化,包括數家銀行;他容許新形式的投機金融;他對外國進口打開邊界大門,撤除長期保護智利製造商的障礙;他削減政府支出10%,但軍隊支出反而大幅增加。他也取消價格管制–對一個數十年來管制麵包和烹飪油等民生必需品的國家,這是相當激進的措施。

    芝加哥男孩曾自信滿滿地向皮諾切特保證,如果他一次完全取消政府對這些領域的參與,經濟學的“自然”律會重新發現平衡,而被視為經濟熱病、表示市場出現不健康症狀的通貨膨脹,將神奇地下降。他們錯了。在1974年,智利的通貨膨脹高達375%,高居世界之冠,而且是阿連德在位期間最高水準的近兩倍。麵包等民生必需品的價格直上雲霄。在此同時,皮諾切特的“自由貿易”實驗使國內充斥廉價進口產品,許多智利人因而失業。本地企業因為無法競爭而關門,失業率創新記錄,饑饉四處蔓延。芝加哥學派的第一個實驗徹底失敗。

    卡斯楚和其他“芝加哥弟子(男孩)”辯稱(以地道的芝加哥風格),問題並非出在他們的理論,而是執行得不夠嚴格。經濟未能自動矯正並恢復和諧的平衡,是因為經過近半世紀的政府干預,仍然殘留許多“扭曲”。如果實驗要成功,皮諾切特必須去除這些扭曲–削減更多支出、進一步私有化,而且更加速執行。

    在那一年半期間,許多智利企業精英吃盡芝加哥弟子(男孩)的極端資本主義實驗的苦頭。唯一的受益者是外國公司和一小撮被稱為“食人魚”的金融家,這些人從金融投機中大撈一票。曾堅定支持政變的基層製造商全都破產。當初引介芝加哥男孩參與政變陰謀的全國製造商協會主席薩恩茲,宣稱實驗的結果“是我們經濟史上最大的失敗”。製造商排斥阿連德的社會主義,原本是希望改變成管理式經濟。“我們不可能讓這種金融混亂繼續主導智利,”薩恩茲說,“必須把龐大的金融資源導引到生產性投資,而不能讓許多連工作都找不到的人,眼睜睜看著那些資源被用於投機炒作。”

    “芝加哥弟子(男孩)”和食人魚(兩類人之間有不少重疊)的目標現在面臨極大的危險,他們決定該是招來大人物的時候了。1975年3月,弗裏德曼和哈伯格應一家大銀行之邀,搭機前往聖地牙哥協助拯救實驗。

    弗裏德曼受到軍政府控制的媒體像搖滾巨星般的歡迎。他吹噓的每句話都登上頭條,他的學術演講在全國電視上轉播,而且他有一位最重要的聽眾:皮諾切特安排和他私下會晤。

    在停留期間,弗裏德曼不斷灌輸一個主題:軍政府已經有好的開始,它必須更放手擁抱自由市場。在演說和訪問中,他使用一個以前從未公開用在現實世界經濟危機的術語:他要求進行“休克治療”。他說那是“唯一的藥方。絕對是。沒有別的良策。再也沒有別的長期解決方法”。當智利記者指出,連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森也採取控制自由市場的措施時,弗裏德曼生氣地說:“我不贊成那些措施。我相信我們不應該採用它們。我反對政府的經濟干預,不管在我自己的國家或在智利都一樣。”

    與皮諾切特會面後,弗裏德曼作了一些個人筆記,並在數十年後寫進他的回憶錄。他觀察到這位將軍“因為認同而被休克治療的觀念吸引,但顯然對可能引發的短期失業感到苦惱”。皮諾切特在這時候已因為下令在足球體育館進行屠殺而惡名傳遍全球;這位獨裁者對休克治療造成人力損失(human cost)的“苦惱”,原本應該令弗裏德曼就此作罷。相反的,他在後續的一封信中強調他的論點,他贊許將軍“極富智慧”的決定,但敦促皮諾切特進一步削減政府支出,“在六個月內削減25%……全面性的”,並同時採用一套支援企業的方案,以邁向“完全自由貿易”。弗裏德曼預測,數十萬個將被國營部門解雇的人,可以很快在民間企業找到新工作,他們將同聲歌頌皮諾切特“竭盡全力剷除阻擋民間市場的許多障礙”。

    弗裏德曼向將軍保證,如果聽從這個建議,他將留下創造“經濟奇跡”的英名;他“可以在數個月內終結通貨膨脹”,失業問題也會同樣“短暫–在幾個月內解決 –而緊接而來的復蘇將極其迅速”。皮諾切特必須採取迅速而果斷的行動,弗裏德曼不斷強調“休克”的重要性,三度提到這個詞,並再三凸顯“漸進策略行不通”。

    皮諾切特已改信弗裏德曼。在他的回信中,智利的最高元首表達了“我對你最高和最尊崇的敬意”,並向弗裏德曼保證“此時正在完全實施這套計畫”。弗裏德曼訪問後,皮諾切特立即開除他的經濟部長,把職位交給卡斯楚,後來又拔擢為財政部長。卡斯楚在政府中到處安插他同夥的芝加哥男孩,其中之一還擔任中央銀行總裁。反對大規模裁員和關廠的薩恩茲,被從製造商協會主席的職位趕下,換上對休克較友善的人。“如果有工業界人士因此而抱怨,讓他們下地獄,我不會為他們說話。”新主席宣佈說。

    剷除反對者後,皮諾切特和卡斯楚展開拆除福利國、建立純資本主義烏托邦的工作。1975年,他們一次削除27%的公共支出–而且繼續削減直到1980 年,使支出只剩阿連德時代的一半。醫療和教育首當其衝,連倡議自由市場的《經濟學人》雜誌,也形容那是“自殘的胡鬧”。卡斯楚把近500家國營公司和銀行私有化,且近乎免費奉送,因為重點是儘快讓它們回歸到經濟秩序的正確位置。他對地方公司毫不留情,繼續取消更多貿易障礙;結果是從1973年到1983 年,總共喪失17.7萬個工業工作。到80年代中期,製造業占經濟的比率已經跌到二次大戰以來的最低水準。

    休克治療這個詞貼切地說明了弗裏德曼的藥方。皮諾切特刻意把他的國家送進深沉的衰退裏,根據的是未經測試的理論,希望以突如其來的萎縮把經濟休克到恢復健康。這種邏輯很像1940年代和1950年代開始大量採用的電擊休克療法,當時的精神病醫生相信,刻意引發癲癇大發作(grand mal seizure)可以神奇地讓患者的大腦重新開機。

    經濟休克療法的理論一部分要靠預期心理在推升通脹過程扮演的角色。壓抑通脹不只需要改變貨幣政策,也要改變消費者、雇主和勞工的行為。突然採取不協調的政策轉變,目的是快速改變預期心理,向大眾傳達遊戲規則已經大幅轉向–價格不會繼續上揚,工資也是。根據這套理論,愈快澆熄通脹預期心理,痛苦的衰退和高失業期就愈縮短。然而,特別是在當政者在大眾間已喪失信用的國家,只有靠重大而果斷的政策休克,才可能“教導”大眾這種痛苦的教訓。

    製造衰退或蕭條本身就是殘酷的想法,因為必須製造大規模的貧窮,而這正是截至當時沒有政治領導人願意測試這套理論的原因。誰願意背上《商業週刊》形容為“刻意製造蕭條的奇愛博士(Dr. Strangelove)”的罪名?

    皮諾切特仍然一意孤行。在施行弗裏德曼休克療法的第一年,智利的經濟萎縮15%,失業率–在阿連德時代不到3%–攀升到20%,是當時智利聞所未聞的高水準。這個國家確實因為“治療”而震撼不已,但與弗裏德曼樂觀的預測相反,失業危機持續了好幾年,而非幾個月。軍政府已著迷於弗裏德曼的疾病譬喻,仍然理直氣壯解釋說:“選擇這條道路是因為,這是直指病根的唯一方法。”弗裏德曼完全贊同。當記者問到“政策的社會成本是否太高”,他的回應是:“可笑的問題。”他對另一位元記者說:“我只關心他們能不能推行得夠久、夠努力。”

    有趣的是,對休克療法最有力的批評來自弗裏德曼以前的學生法蘭克(Andre Gunder Frank)。來自德國的法蘭克50年代在芝加哥大學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時,就已聽到許多有關智利的事,他決定親自到這個他的教授形容為發展主義管理不當造成的反烏托邦(dystopia)。他對自己看到的情況很滿意,並留在智利大學任教,然後出任阿連德政府的經濟顧問。法蘭克因為是叛離自由市場正統思想的芝加哥男孩,所以對智利經濟冒險抱持獨到的看法。弗裏德曼開出大休克的藥方一年後,法蘭克寫了一封難掩激憤的“給哈伯格與弗裏德曼的一封公開信”,運用他受過的芝加哥學派教育,“檢驗智利病人對你們的治療有什麼反應”。

    他計算一個智利家庭如何靠皮諾切特宣稱的“生活工資”掙扎求生。約74%的所得完全用在購買麵包上,迫使家庭不得不節省牛奶和上班搭公車等“奢侈專案”。比較之下,在阿連德時代,麵包、牛奶和公車票只占一般勞工薪水的17%。許多兒童在學校也沒有牛奶可喝,因為軍政府最早的措施之一就是取消學校牛奶計畫。這項措施進一步加深家庭的拮据,愈來愈多學生在課堂上昏倒,許多人乾脆停學。法蘭克發現,他的學長施行的殘暴經濟政策與皮諾切特對這個國家施加的暴力間,有著直接關聯。這位憤憤不平的芝加哥男孩寫道,弗裏德曼的處方是如此扭曲,它們無法“不靠它的孿生兄弟來實施或執行:軍事力量和政治恐怖”。

    皮諾切特的經濟團隊毫不氣餒地繼續深入實驗之境,引進弗裏德曼最前衛的政策:以教育券和特許學校(charter school)取代公立學校,醫療支出改成即收即付(pay-as-you-go)式,把幼稚園和墓園私有化。最激進的是,智利的社會福利制度也被私有化。擬訂這套計畫的皮涅拉說,他從閱讀《資本主義與自由》激發這個構想。小布希政府經常被推崇最先推動“所有權社會”(the ownership society),事實上,30年前的皮諾切特政府才最早實行“所有權人國家”(a nation of owners)。

    智利現在已大膽跨入新領域,全世界的自由市場熱愛者過去只能在純學術環境辯論這類政策的優點,現在都密切注意這個國家。“經濟學教科書說,世界應該以這種方式運作,但除了這裏,還有哪些國家施行它?”美國企業雜誌《巴隆週刊》(Barron’s)驚訝地寫道。《紐約時報》在一篇《智利,恐怖主義實驗場》的文章中說:“抱持強烈觀點的大經濟學家,很難得有機會在病危的經濟體測試特定的處方。更難得的是,經濟學家的顧客不是自己的國家。”許多人特地到現場觀察智利實驗室,包括哈耶克本人,他前往皮諾切特統治下的智利數次,並在1981年選擇在比尼亞德爾馬市(策劃政變的城市),舉行反革命智囊團朝聖山學會的區域會議。

    智利奇跡的真相

    即使在30年後,智利仍然被自由市場狂熱分子視為弗裏德曼理論有效的證明。皮諾切特2006年12月死時(比弗裏德曼晚一個月),《紐約時報》讚譽他“把一個破產的經濟轉變成拉丁美洲最繁榮的經濟”,
    《華盛頓郵報》社論則說,他“引進的自由市場政策創造了智利經濟奇跡”。“智利奇跡”背後的事實,至今仍眾說紛紜。

    皮諾切特掌權17年,在那段期間,他數度改變政策方向。被視為成功奇跡證明的那段穩定成長期,要到80年代中期才開始–也就是芝加哥男孩執行休克療法之後足足十年,而且是在皮諾切特被迫大幅度調整方向後很久。在1982年,雖然智利嚴格遵守芝加哥教條,經濟仍無法倖免於崩潰:債務激增,惡性通貨膨脹復發,失業率飆高到30%–是阿連德時代的十倍。主要原因是食人魚–芝加哥男孩解除所有管制所釋放出來的安然(Enron)式金融機構–以借貸的錢買光智利的資產,累積高達140億美元的龐大債務。

    情勢動盪到皮諾切特被迫採取完全與阿連德一樣的措施:他把許多家這種公司收歸國有。面對市場崩潰,幾乎所有芝加哥男孩都喪失掌控大權的政府職務,包括卡斯楚。幾個在食人魚金融公司位居高位的芝加哥畢業生遭到詐欺調查,他們以科學中立掩飾的真面目被揭穿,而科學中立曾是如此重要的芝加哥男孩表徵。

    唯一保護智利經濟在80年代初免于完全崩潰的是,皮諾切特從未把被阿連德收歸國有的銅礦公司私有化。這家公司創造85%的智利出口收入,這表示當金融泡沫破滅時,國家仍有穩定收入來源。

    很清楚的是,智利從來不是歌頌它的人宣稱的“純”自由市場實驗室。相反的,這個國家有一小群精英在極短時間從有錢躍升為超級富有,憑藉的是一套以舉債和用公帑大量補貼(和紓困)賺取暴利的公式。當奇跡背後的狂熱與推銷術被揭穿後,大家看到皮諾切特和芝加哥男孩統治下的智利,並不是一個以自由市場為特質的資本主義國家,而是政商財團主義(corporatism)國家。Corporatism(統合主義)這個字眼原本指的是墨索里尼的員警國家模式,由社會上的三種主要勢力–政府、企業和工會–結盟而成,它們互相合作以確保以國家民族為名的秩序。智利在皮諾切特統治下,實驗的是一種新形態的統合主義:一個員警國家和大企業互相支援的結盟,聯手對第三個勢力–勞工–發動全面戰爭,藉以大幅增加聯盟佔有國家財富的比率。

    這場戰爭–許多智利人理所當然視為富人對窮人和中產階級的戰爭–才是智利經濟“奇跡”的真相。到1988年,當經濟已穩定且快速成長時,45%的人口落在貧窮線下。不過,最富裕的10%智利人,所得卻增加83%。即使在2007年,智利仍然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會–聯合國調查不平等的123個國家中,智利排名第116,也就是排名第八不平等的國家。

    如果這種記錄對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算得上奇跡,也許休克治療的作用從來就不是為了讓經濟恢復健康。也許它原本就是為了它實際做到的事–把財富吸聚到頂層,並把大部分中產階級休克到無以為生。

    這正是阿連德的前國防部長勒特里爾的看法。在皮諾切特的監獄待了一年後,勒特里爾設法逃離智利,這要感謝國際間積極的遊說奔走。流亡海外並眼看他的祖國迅速凋敝,勒特里爾1976年寫道:“過去三年有數十億美元從工資所得者的口袋被拿走,放進資本主義者和地主的口袋……財富集中並非偶然,而已成為法則;這並非艱困環境下極端的例子–就像軍政府希望全世界相信的–而是一套社會計畫的基礎;這不是經濟的缺陷,而是暫時的政治成功。”

    勒特里爾當時無法得知的是,芝加哥學派統治下的智利提供了未來全球經濟的一瞥。這個模式將一再重複,從俄羅斯到南非到阿根廷:狂熱投機的泡沫和可疑的會計操作,助長了暴利和瘋狂的消費主義,由空蕩如鬼城的工廠和昔日發展所遺留的破舊基礎建設所圍繞;約半數人口被排除在經濟之外;失控的貪瀆和親信政治;國營中小企業滅絕;大量公共財富流入私人手中,緊接著是大量民間債務轉由政府承擔。在智利,如果你不在財富泡沫中,奇跡看起來就像大蕭條,但在這個密閉的泡沫裏,獲利流動如此順暢和快速,讓這些休克治療式“改革”帶來的暴利,變成像此後金融市場施打成癮的高純度古柯鹼。這就是為什麼金融界對智利實驗明顯的矛盾視而不見,不但未重新評估放任主義的基本假設,反而還作出毒癮者的反應:下一針在哪里?

    革命散播,人民消失

    有一陣子,下一針來自拉丁美洲南錐的其他國家,芝加哥學派的反革命在那裏快速擴散。巴西已被美國支持的軍政府掌控,幾位弗裏德曼的巴西學生位居要津。弗裏德曼1973年訪問巴西的時候,正是當地政府使用暴力最高潮的時候,他也宣稱巴西的經濟實驗是“一項奇跡”。在烏拉圭,軍方1973年發動政變,並在次年決定走芝加哥路線。由於烏拉圭的芝加哥大學畢業生太少,將領們邀請“來自芝加哥大學的哈伯格和(經濟學教授)史佳斯達德(Larry Sjaastad)及他們的團隊,其中包括來自阿根廷、智利和巴西的前芝加哥學生,來改革烏拉圭的稅制與商業政策”。烏拉圭過去的平等主義社會立即遭到衝擊:實質工資銳減28%,蒙德維的亞(Montevideo,編按:烏拉圭首都)的街上首度出現成群的拾荒者。

    緊接著加入實驗的是1976年的阿根廷,軍政府從庇隆手中奪得政權。這表示阿根廷、智利、烏拉圭和巴西–曾經是發展主義櫥窗的國家–現在都由美國支持的軍政府統治,而且是芝加哥學派經濟學的活體實驗室。

    據2007年3月公佈的巴西解密檔,在阿根廷將領奪取政權前幾周,他們與皮諾切特和巴西軍政府聯繫,並“擬訂未來政權將採取的主要步驟”。

    儘管有緊密的協調合作,阿根廷軍政府並未像皮諾切特那般深入新自由派實驗;例如,它未把該國的石油蘊藏或社會安全私有化(這些都在後來才實行)。不過,在攻擊曾把阿根廷貧民提升到中產階級的政策和機制方面,軍政府都遵循皮諾切特的做法,這也要歸功於眾多的阿根廷經濟學家參與芝加哥計畫。

    新製造的芝加哥男孩在阿根廷軍政府佔據重要的經濟職位–如財政部長、央行總裁、財政部國庫司司長,以及數個較低級的經濟職位。不過,雖然阿根廷的芝加哥男孩熱烈參與軍政府,最高經濟職位卻由狄霍茲(Jose Alfredo Martinez de Hoz)擔任。狄霍茲是隸屬農村社會組織(Sociedad Rural,是長期掌控阿根廷出口經濟的牧牛場協會)的地主階級,這些相當於阿根廷貴族階級的家族寧願維持封建經濟秩序–因為他們唯恐自己的土地被重新分配給農民,或肉類的價格受到管制以便人人負擔得起。

    狄霍茲承襲他的父親和祖父,長期擔任農村社會組織主席;他也擔任數家跨國企業的董事,包括泛美航空(Pan American Airways)和ITT。當他環顧自己在軍政府的職務時,他確信這場政變代表的是精英階層的反抗,是對40年來阿根廷勞工勢力擴張的反革命。

    狄霍茲當上經濟部長的第一項措施是禁止罷工,以及容許雇主任意裁撤員工。他取消價格管制,導致食物價格飆漲。他也決定再度讓阿根廷變回歡迎外國跨國公司的地方。他取消外資所有權限制,並在初期幾年出售數百家國營企業。這些措施為他贏得許多華盛頓的強力支持者。解密的檔顯示,主管拉丁美洲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羅傑斯(William Rogers),在政變後不久告訴他的長官基辛格:“狄霍茲是個好人。我們一直都保持密切的諮詢關係。”基辛格大為讚賞,因此在狄霍茲訪問華盛頓時安排了一場盛大的會面,以表達對他的禮遇。基辛格也表示願意打幾個電話,提供對阿根廷經濟的協助。“我會打電話給大衛•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基辛格告訴軍政府的外交部長,洛克菲勒當時擔任大通銀行總裁。“我也會打電話給他哥哥,美國副總統尼爾森•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

    為吸引投資,阿根廷在《商業週刊》刊登31頁的廣告增刊,由公關業巨擘博雅公關公司(Burson-Marsteller)製作,在廣告上宣稱“歷史上很少政府如此鼓勵民間投資……我們正進行一場真正的社會革命,我們正尋找夥伴。我們正掙脫國家統治主義的桎梏,並深信民間部門將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同樣的,平民大眾遭受的衝擊最為明顯:在一年內,工資損失40%的價值,工廠關閉,貧窮蔓延。在軍政府掌權前,阿根廷的貧民人數比法國或美國少–只有 9%–失業率只有4.2%。現在這個國家開始出現被視為落後的發展不足跡象,貧窮的社區沒有水供應,可預防的疾病四處蔓延。

    在智利,皮諾切特可以不受節制地使用經濟政策壓縮中產階級,憑藉的是他賴以掌權的休克和恐怖手段。雖然他的戰鬥機和行刑隊在散播恐懼時極有效率,但它們卻帶來公關災難。媒體報導皮諾切特的屠殺引發全球的譴責,歐洲和北美行動主義者積極向他們的政府遊說斷絕與智利的貿易–對一個宣稱必須靠開放外資來維繫國家生存的政權來說,這絕對是不利的結果。

    近日解密的巴西檔顯示,阿根廷的將軍們籌畫1976年的政變時,希望“避免類似反對智利的國際運動”。為達到這個目的,需要的是較不聳人聽聞的鎮壓技巧 –較低調的手段,能散播恐怖,但能躲過眾目睽睽的國際媒體。在智利,皮諾切特很快訴諸失蹤的手段。士兵不再公然殺戮或追捕獵物,而是綁架他們,帶他們到隱秘的集中營,折磨並動輒殺害他們,然後宣稱毫不知情。屍體被丟進集體墳場。據智利1990年5月成立的真相委員會,秘密員警處理部分受害者的方法是,從直升機上把屍體丟進海中,但“先以刀子切開他們的胃,以避免屍體浮上海面”。除了比較低調外,失蹤還是一種比公開屠殺更能有效散播恐怖的手段。想到國家機器可以用來讓人憑空消失,就會讓社會惶惶不安。

    到70年代中期,失蹤已成為南錐各國芝加哥學派軍政府的主要執法工具–而最熱切採用這種做法的是盤踞阿根廷總統府的將領。到他們統治結束時,估計失蹤的人數已多達3000人,其中有許多跟智利的失蹤者一樣,是從空中被拋進拉普拉塔河(Rio de la Plata)混濁的水裏。

    阿根廷軍政府擅長於公開與私下製造恐怖雙管齊下–公開進行恰到好處的恐怖,可以讓所有人知道發生什麼事,但同時也隱瞞足夠的秘密,以便可以否認。在掌權初期,軍政府便清楚展現它願意使用致命武力:一個人被從一輛福特獵鷹轎車(一種因為秘密員警使用而惡名昭彰的汽車)推出,然後被綁在布宜諾賽勒斯最著名的地標、高67.5米的白色方尖石碑上,在眾目睽睽下被機槍打死。

    從此以後,軍政府的殺戮轉入地下,但永遠在進行中。許多人目睹官方否認的失蹤,整個街坊也默默知道發生什麼事。每當有人被列為消滅目標,就會有一隊軍方車輛出現在那個人家門口或工作場所,整個街區被劃為警戒區,經常上空還有一架嗡嗡盤旋的直升機。在大白天和鄰居注視下,員警或士兵撞開大門,拖出受害者,他們在被推進等候的福特獵鷹前,往往大喊自己的名字,希望事件的消息能傳到家人。有些“秘密”行動還更囂張:大家都知道員警會登上擁擠的市公車,抓住乘客的頭髮拖下車;在聖塔菲市(Santa Fe),一對夫妻結婚當天在教堂的聖壇前,當著滿室的賓客被綁架。

    在大眾間展示的恐怖不限於逮捕。一旦遭羈押,阿根廷的囚犯就被送到300多個遍佈全國的酷刑集中營。許多集中營位於人口稠密的住宅區,最惡名遠播的是布宜諾賽勒斯鬧區大街一家歇業的運動俱樂部,一個位於中部布蘭卡港(Bahia Blanca)的學校校舍,另一個則在一所營業中的醫院側廂建築。在這些酷刑中心,軍方車輛經常深夜疾駛進出,尖叫聲不時從隔音不佳的牆內傳出;有人目睹身體形狀的怪異包裹被搬進搬出,一切都看在噤若寒蟬的附近居民眼中。

    烏拉圭的政權也同樣肆無忌憚:該國的主要酷刑中心之一是一個海軍兵營,毗鄰許多蒙德維的亞市民眾喜歡散步與野餐的海濱區,但在獨裁統治期間,這個美麗的地方空無一人,因為居民不想聽到尖叫聲。

    阿根廷軍政府在處理受害者方面特別笨拙。在鄉間散步可能以一場驚嚇收場,因為集體墳場經常掩蓋不全。屍體可能出現在公共垃圾桶,少了手指和牙齒(就像今日在伊拉克的情況),或者可能被沖到海岸和拉普拉塔河岸邊,在軍政府的“死亡飛行”後,經常一次出現半打屍體。它們甚至會從天而降,被直升機丟到農戶的田裏。

    所有阿根廷人都曾在不同情況下,目睹他們的同胞慘遭抹除,但大多數人宣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阿根廷人用一句話來描述當年內心明白、卻因恐懼而閉上眼睛的矛盾:“我們不知道沒有人能否認的事。”

    由於各國軍政府想逮捕的人往往避難到鄰近國家,這裏的政府便借惡名昭彰的大兀鷹行動(Operation Condor)彼此合作。南錐國家的情報單位在這個行動中分享“顛覆分子”的信息–靠華盛頓提供的最新式電腦系統幫忙–並且給彼此的情報員自由出入邊界,以方便綁架和刑訊。這套制度和中情局今日的“非常規引渡”網路,相似得令人毛骨悚然。

    軍政府也交換如何從囚犯榨取資訊的方法。政變之後數天曾被關在體育館遭受酷刑的一名智利人,出乎意料地描述當時房間裏有巴西士兵,建議如何以最科學的方法施加痛楚。

    這段期間南錐國家有許多機會可進行這類交流,有些還透過美國,並牽涉到中情局。1975年美國參議院調查美國干預智利,發現中情局訓練皮諾切特的軍隊“控制顛覆分子”的方法。美國訓練巴西和烏拉圭員警審訊技術,也出現在許多檔的記錄。巴西法院的證詞引述1985年出版的真相委員會報告《巴西:毋忘教訓》(Brazil: Never Again)說,部隊軍官參加陸軍憲兵單位舉辦的正式“刑訊課程”,觀賞幻燈片展示各種折磨方法。在這些課程中,囚犯被帶進來作“現場展示”–在多達 100名陸軍士官觀看和學習下,被殘暴地刑訊。報告說,率先把這種做法引進巴西的是美國警官米特廖內(Dan Mitrione)。巴西軍政府掌權初期,他在貝洛奧里藏特(Belo Horizonte)擔任警方教官,經常從街上抓來乞丐在教室折磨,讓當地員警學習如何製造囚犯身體與心理的極度矛盾。米特廖內後來轉到烏拉圭擔任員警教官,1970年被圖帕馬婁(Tupamaro)遊擊隊綁架並殺害。圖帕馬婁是極左派革命團體,他們策劃擄殺米特廖內,以揭露他參與酷刑訓練。他的一名學生說,米特廖內就像中情局手冊的作者那樣,堅稱有效的酷刑不是虐待而是科學。他的座右銘是:“正確的痛苦,正確的劑量,在正確的地方。”

    酷刑訓練的成果,在這段陰暗期所有南錐的人權報告都斑斑可考。它們再三證實庫巴克手冊上記錄的獨門手法:清晨的逮捕、戴頭巾、嚴格的隔離、施藥、強迫裸體、電擊等。而且在每個地方,麥吉爾大學的刻意引發退化實驗,都留下恐怖的痕跡。

    從智利國家體育館被釋放的囚犯說,強力照明燈一天24小時開著,供應食物的時間似乎刻意不按次序。士兵強迫許多囚犯在頭上覆蓋毯子,讓他們無法清楚地看和聽,這些做法都讓人感到不解,因為所有囚犯都知道他們在體育館裏。囚犯報告說,如此操縱的結果讓他們喪失日夜的感覺,進而大為強化政變與隨後的逮捕帶來的震撼和驚慌。就好像體育館變成一座巨大的實驗室,他們則是一些怪異的感官操縱實驗的對象。

    較忠實模仿中情局實驗的版本,可以在智利的格雷莫迪(Villa Grimaldi)監獄看到–木制的隔離室小到囚犯無法跪下或躺下。烏拉圭自由城(Libertad)監獄的囚犯則被送到“小島”:狹小、沒有窗戶的囚房,隨時有一個燈泡亮著。重要的囚犯被完全隔離超過十年。“我們開始以為自己已經死了,我們的囚房不是囚房,而是墳墓,外面的世界並不存在,太陽只是一個神話。”其中一名囚犯羅森考夫(Mauricio Rosencof)回憶說。他在11年半期間總共看到太陽八個小時。他的知覺在這段期間被剝奪到他“忘記顏色–當時沒有任何顏色”。

    在阿根廷最大的酷刑中心布宜諾賽勒斯的海軍機械學校,隔離室被稱作頭罩(capucha)。在頭罩裏待三個月的米蘭達(Juan Miranda)告訴我那個黑暗的地方說:“他們把你套上眼罩和頭罩,手和腿鎖上鏈子,讓你在監獄的頂樓整天躺在泡棉墊子上。我看不到其他囚犯–我跟他們以夾板隔開。守衛帶食物進來時,他們命令我面對牆壁,然後取下頭罩讓我吃東西。這是我唯一被准許坐起來的時候;其他時候我們必須一直躺著。”另有一些阿根廷囚犯被關在棺材大小的囚房(稱作管子),以隔絕他們的知覺。

    隔離房裏唯一的安慰是審訊室裏更糟的待遇。南錐地區所有軍政權的酷刑室,最普遍使用的技術是電擊。電流通過囚犯身體的方式有數十種變化:用一般電線、軍方野地電話線、從插入指甲下的針通電;把通電的夾子夾在牙齦、乳頭、生殖器、耳朵、嘴巴、傷口;通電到泡在水裏的身體以強化電流;通電到綁在臺子或巴西式鐵 “龍椅”的身體。擁有牛群的阿根廷軍政府對他們獨特的貢獻很自豪–囚犯在一張稱作烤肉架(parrilla)的金屬床上接受電擊,同時用趕牛棒刺他們。

    體驗南錐酷刑體制的人數無法精確計算,但約略的數字在10萬人到15萬人之間,有數以萬計的人遭殺害。

    一位困難時期的目擊證人

    在那個年代身為左派分子註定會被獵殺。那些未逃往海外的人,時時刻刻都必須搶先秘密員警一步,過一種依靠藏匿所、電話密語和假身份勉強度日的生活。靠這種方式活命的阿根廷人之一,是該國傳奇性的調查記者華爾士(Rodolfo Walsh)。這位喜愛社交的才子是犯罪小說作家以及得獎的短篇小說作者;他也是超級偵探,能破解軍方密碼,反過來調查周遭窺伺的特務。華爾士最成功的調查發生於他在古巴當新聞記者時,他在那裏攔截並破解一份中情局的電報,因而揭發豬玀灣侵略計畫。這個資訊讓卡斯楚能夠防備美國的侵略。

    阿根廷的前軍政府禁止庇隆主義並鉗制民主時,華爾士決定加入武裝的蒙特內羅(Montonero)運動,擔任他們的情報專家。華爾士因此而名列軍政府獵捕名單的榜首,而每次名單上有人被劃掉,他就得更擔心刺牛棒下套出的情報,會引導員警找到他和伴侶費雷拉(Lilia Ferreyra)藏匿在布宜諾賽勒斯郊外的小村莊。

    華爾士從他遍佈各地的消息來源,嘗試追蹤軍政府的許多罪行。他編纂死者和失蹤者名單,記錄集體墳場與秘密酷刑中心的地點。他自認對軍方瞭若指掌,但 1977阿根廷軍政府加諸同胞的狂暴與殘酷,仍令他大感震驚。在軍事統治的第一年,他的數十名好友和同僚在死亡集中營消失,他26歲的女兒維琪也身亡,令華爾士痛不欲生。

    但在福特獵鷹盤旋下,寧靜的早晨對他而言是奢想。華爾士知道他的時間有限,於是想出紀念即將到來的軍政府統治一周年的方法:在官方報紙一片歌功頌德中,他要親自寫下未受檢查的報導,揭發導致他的國家沉淪的種種惡行。這篇文章的標題將是“一位作家給軍政府的一封公開信”。華爾士寫道,寫這篇文章“並不指望有人聽,而且確定會遭到迫害,但這是履行我很久以前作的承諾,要為苦難的時代作見證”。

    這封信將成為對國家的恐怖手段和它們所服務的經濟制度最強烈的譴責。華爾士計畫用過去他散佈地下公報的方式,散佈他的“公開信”:印製十份,然後從不同的郵箱寄給挑選的聯絡人,由他們進一步散佈。“我想讓那些混蛋知道,我還在,還活著,而且還能寫。”他坐在他的奧林匹亞牌打字機前告訴費雷拉。

    信一開始就記敍將領們的恐怖活動,它們使用“沒有止境、精密複雜而且極大量的酷刑”,並由中情局參與訓練阿根廷員警。在詳細列出慘不忍睹的方法和墳場地址後,華爾士突然改變語氣:“然而,這些已激發文明世界良心的事件,不是阿根廷人民遭受的最痛,也不是你們對人權最嚴重的侵犯。這個政府的經濟政策才真正讓人發現,它不但解釋了一切罪行,也暴露出借由計劃性悲劇(planned misery)以懲罰數百萬人的窮兇極惡……只要花幾個小時在大布宜諾賽勒斯逛逛,就能看到這種政策多快就把這個城市變成1000萬人口的貧民窟。”

    華爾士描述的體系正是芝加哥學派的新自由主義,一個即將席捲全世界的經濟模式。隨著它未來數十年在阿根廷生根,最後它將把半數的人口推到貧窮線下。華爾士發現它並非偶發事件,而是一個審慎執行的計畫–“計劃性悲劇”。

    這封信簽字的日期是1977年3月24日,正好政變滿一周年。第二天早上,華爾士和費雷拉前往布宜諾賽勒斯,他們分頭把信投入市區各處的郵箱。幾個小時後,華爾士趕赴他與一位失蹤同僚的家人安排的會面。結果這是一個圈套:有人在刑訊中招供,十名武裝士兵已在屋外等候,奉命逮捕華爾士。“活捉那個雜種,他是我的。”三名軍政府領導人之一的馬塞拉(Emilio Massera)海軍上將據說這樣命令士兵。華爾士的名言是:“招供不是罪惡;被捕才是罪惡。”他立即拔出槍,開始射擊。他槍傷一名士兵,逼他們開火;當汽車開到海軍機械學校時,他已氣絕身亡。華爾士的屍體被火焚燒,然後丟入河中。

    “反恐戰爭”的封面故事

    南錐的軍政府毫不掩飾想改造社會的革命野心,但它們仍精明地公開否認華爾士指控的罪行:使用大量暴力以達成經濟目標。然而,這些經濟目標如果不借助一套恐嚇大眾和剷除障礙的體制,勢必激起公眾的反抗。

    國家進行的殺戮逐漸揭露後,軍政府的理由是它們正在進行一場對抗兇險的馬克思主義恐怖分子的戰爭,幕後由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KGB)資助和操控。如果軍政府使用“骯髒”手段,那是因為它們的敵人更兇殘。馬塞拉上將使用今日聽來熟悉得令人感到恐怖的語言,稱呼這是“一場爭取自由和對抗暴政的戰爭……一場由愛生命者對抗愛死亡者的戰爭……我們是在對抗虛無主義者,對抗毀滅的代理人,他們唯一的目的就是毀滅本身,雖然他們以社會十字軍作為掩飾”。

    在智利政變策劃期間,中情局資助一項大規模的宣傳攻勢,把阿連德醜化成偽裝的獨裁者,工于心計的陰謀家,利用憲法體制下的民主奪取權力,但卻準備實施蘇聯式的員警國家,智利人民將無法逃脫被鉗制的命運。在阿根廷和烏拉圭,最大的左派遊擊隊組織–蒙特內羅和圖帕馬婁–被指為國家安全的危險威脅,導致將軍別無選擇,只能中止民主政治,出面控制國家,並使用任何必要手段以鎮壓它們。

    在每個例子中,威脅都被極度擴大,或完全由軍政府捏造。在眾多揭發的真相裏,美國參議院1975年的調查發現,美國政府自己的情報顯示,阿連德並未威脅到民主政治。至於阿根廷的蒙特內羅和烏拉圭的圖帕馬婁,它們是廣獲支援的武裝組織,有能力對軍隊和企業目標發動猛烈的攻擊。但烏拉圭的圖帕馬婁在軍方取得絕對權力時已完全瓦解,而阿根廷的蒙特內羅在持續長達七年的獨裁政權頭六個月,就已被消滅(這是華爾士必須躲藏的原因)。國務院解密的文件證明,阿根廷軍政府的外交部長顧塞提(Cesar Augusto Guzzetti)1976年10月7日告訴基辛格,“恐怖組織已被瓦解”,但軍政府在這個日期之後仍繼續讓成千上萬的市民失蹤。

    有很長一段時間,美國國務院也把在南錐的“骯髒戰爭”,描述成軍方與兇惡的遊擊隊間的戰爭,偶爾戰鬥會失控,但仍值得提供經濟與軍事援助。愈來愈多證據顯示,華盛頓知道它在阿根廷和智利支持的不是一般的軍事行動。

    2006年3月,華盛頓國家安全檔案資料庫(NSA)公佈一份剛解密的國務院會議記錄,會議日期就在阿根廷軍政府發動1967年政變的兩天前。在會議中,主管拉丁美洲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羅傑斯告訴基辛格:“我們必須預期阿根廷不久後會出現大鎮壓,可能流不少血。我想他們必須下手很重,不只對恐怖分子,也對工會和政黨的異議分子。”

    他們果然這麼做。南錐恐怖政權的受害者絕大多數不是武裝組織的成員,而是在工廠、農場、貧民窟和大學工作的非暴力行動主義者,他們是經濟學家、藝術家、心理學家和左派政黨的堅貞支持者。他們遭殺害不是因為有武器(大多數人沒有武器),而是因為他們的信念。在誕生當代資本主義的南錐,“反恐戰爭”是一場剷除這個新秩序所有障礙的戰爭。

    《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
    第三章 休克狀態── 反革命血腥的誕生


  2. 2011/04/05 於 10:56 patchpieces

    阿根廷的滅絕行動並非臨時起意,並非偶爾,也非無理性;它是有系統地毀滅阿根廷“一大部分”的全國團體,其目的在改變這些團體,重塑其樣貌、社會關係、命運與未來。
    -費爾斯坦(Daniel Feierstein),阿根廷社會學家,2004年

    我只有一個目標–繼續活到明天……但不只是活著,而是知道我還活著。
    -維塔尼(Mario Vittani),關在阿根廷酷刑集中營四年的倖存者

    1976年,勒特里爾重回華盛頓特區,不再是大使的身份,而是進步主義智庫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的行動主義者。數千名同僚和朋友仍被關在軍政府的集中營面對酷刑,讓勒特里爾魂牽夢繫,他利用重獲的自由致力於揭發皮諾切特的罪行,並對抗中情局的宣傳機器,為阿連德的事蹟辯護。

    他的倡議與奔走證明有效,皮諾切特面對了舉世譴責他的人權記錄。但讓同時兼具經濟學家身份的勒特里爾灰心的是,儘管全世界對監獄裏的處決和電擊大為震驚,大多數人對經濟休克療法保持緘默;或者就國際銀行給軍政府巨額貸款來說,仍顯得視若無睹,迷惑于皮諾切特擁抱“自由市場基本原則”。勒特里爾駁斥經常被引述的說法,說軍政府有兩套截然劃分的計畫–一套是在經濟轉型上的大膽實驗,另一套則是殘暴酷刑與恐怖的邪惡體制。這位前駐美大使堅稱只有一套計畫,而在這套計畫中,恐怖是自由市場轉型的核心工具。

    “侵犯人權、體制化的殘暴、嚴密控制和鎮壓任何有影響力的異議分子,這些現象向來被認為,與軍政府實施的正統放任式‘自由市場’只有間接關聯,甚至完全沒有關聯。”勒特里爾在《國家》(The Nation)雜誌上發表一篇強烈控訴的文章。他指出:“這種特別方便的社會制度觀念,認為‘經濟自由’與政治恐怖可以共存而互不干涉,使得這些財政發言人能夠一方面支援他們的‘自由’觀念,另一方面又誇誇其談為人權辯護。”

    勒特里爾甚至寫道,弗裏德曼身為“現在管理智利經濟的經濟學家團隊的思想建構者和非正式顧問”,應該為皮諾切特的罪行負部分責任。他駁斥弗裏德曼為自己辯解的說辭,自稱鼓吹休克治療只是提供“技術”建議。勒特里爾說,“以弗裏德曼的方式建立的自由‘民間經濟’和控制通貨膨脹”,不可能和平達成。“這種經濟計畫必須執行,而在智利的情況下,只有靠殺害成千上萬人、在全國遍設集中營、三年內監禁超過10萬人才能達成……大多數人的退化,以及少數特權階級的‘經濟自由’,在智利是一體的兩面。”他寫道,“自由市場”與無盡的恐怖間,存在“一種內在的和諧”。

    勒特里爾引發爭議的文章在1976年8月刊出。不到一個月後的9月21日,這位44歲的經濟學家在華盛頓特區開車經過大使區中心時,一顆安置在駕駛座下的遙控炸彈爆炸,把汽車炸飛並炸斷他兩條腿。勒特里爾被炸斷的腳留在人行道上,人被緊急送往喬治•華盛頓醫院;抵達醫院時他已回天乏術。這位前大使與一位 25歲的美國同事莫菲特(Ronni Moffit)共乘汽車,她也在攻擊中喪生。這是皮諾切特政變以來最令人髮指和最具挑釁意味的罪行。

    聯邦調查局的調查發現,炸彈由皮諾切特的資深秘密員警湯萊(Michael Townley)製作,他後來被聯邦法院定罪。殺手持假護照進入美國,且中情局知情。

    皮諾切特2006年12月去世,高齡91歲,當時他面臨各界嘗試讓他為在位期間的罪行接受審判,這些罪行包括謀殺、綁架、酷刑、貪瀆、逃稅等。勒特里爾的家人數十年來嘗試讓皮諾切特為華府的炸彈攻擊受審,並要求美國開放該事件的檔案。但這位獨裁者壽終正寢,逃過所有審判,並發表一封死後公開信,為政變和使用“最大力量”防止“無產階級獨裁統治”辯護。皮諾切特寫道:“我多麼希望根本不需要1973年9月11日的軍事行動!我多麼希望馬克思-列寧意識形態未侵入我們的祖國!”

    有些拉丁美洲恐怖年代的罪犯沒有這麼幸運。2006年9月,阿根廷軍事獨裁統治終結23年後,一位重要的恐怖執行者終於被判終身監禁。這位被定罪的人叫艾契柯拉茲(Miguel Osvaldo Etchecolatz),在軍政府年代擔任布宜諾賽勒斯省警察局長。

    在歷史性的審判期間,關鍵證人羅培茲(Jorge Julio Lopez)卻失蹤。羅培茲在70年代曾經失蹤、遭殘暴刑訊,然後獲釋放–現在同樣的事再度發生。在阿根廷,羅培茲以第一個“兩度失蹤”者聞名。直到 2007年中,他仍杳無音訊,警方幾已確定他遭綁架是為警告其他可能挺身而出的目擊證人–和恐怖年代一樣的老伎倆。

    該案的法官是阿根廷聯邦法院55歲的羅桑斯基(Carlos Rozanski),他判決艾契柯拉茲犯六項殺人罪、六項非法監禁罪和七項刑訊罪。他在宣判時採取一個不尋常的做法,他說,有罪的判決無法懲罰真正的罪行,但為了“建設集體記憶”,他必須再加注,判決是針對“1976年到1983年間,阿根廷共和國發生的集體大屠殺所犯的所有違反人性的罪行”。

    借由這項判決,法官改寫了阿根廷歷史:70年代對左派分子的殺戮不是數十年來官方描述的“骯髒戰爭”,不是兩方衝突且各自進行不同的罪行,失蹤的人也不是瘋狂的獨裁者沉迷于虐待和個人權力的犧牲者。真正發生的是更科學、更駭人聽聞的理性所造成。就像法官說的,那是一個“由國家的統治者執行的滅絕計畫”。

    他解釋說,殺戮是體制的一部分,早已計畫好,並在全國各地以一致的方法加以複製,且其明顯的意圖並非攻擊個人,而是摧毀那些人所代表的部分社會。種族屠殺是嘗試謀殺一個群體,而非個人的集合;法官指出,因此那是種族屠殺(Genocide)。

    羅桑斯基知道“種族屠殺”的措詞將引發爭議,因此寫了一篇長篇判決文以佐證他的決定。他指出,聯合國的“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Convention on Genocide)定義這種罪行為“意圖摧毀一個國家、人種、宗教或族群的全部或一部分”;該公約並未包括消滅以政治信念為區分的群體–例如發生在阿根廷的情況–但羅桑斯基說,他認為此種排除並不合法。他舉一段鮮為人知的聯合國歷史,解釋在1946年12月11日,聯合國大會針對納粹大屠殺一致投票通過一項決議案,禁止“造成種族、宗教、政治和其他族群全部或一部分被毀滅”的種族屠殺行為。兩年後“政治”這個詞被從公約刪除是應史達林的要求。史達林知道,如果毀滅一個“政治群體”算種族屠殺,他的血腥整肅和大批囚禁政治反對者將符合公約的定義。史達林獲得其他領袖的支持,因為他們也想保留剷除政治異己的權利,所以政治這個詞遭刪除。

    羅桑斯基寫道,他認為原始的聯合國定義更加合法,因為尚未受到這種自利的妥協的干擾。他也舉出西班牙國家法院的一項判決,在1998年讓一名惡名昭彰的阿根廷刑訊者接受審判。該法院也判決阿根廷軍政府犯下“種族屠殺罪行”。它把軍政府嘗試掃除的群體定義為“壓迫者認為不符合國家建立的新秩序模式的人”。一年後的1999年,以發出皮諾切特逮捕令聞名的西班牙法官賈松(Baltasar Garzon),也主張阿根廷發生種族屠殺。他也嘗試為被當作滅絕物件的群體下定義。他寫道,軍政府的目標是“建立新秩序,像希特勒希望在德國達成的一樣,而這個秩序容不下某些類型的人”。那些不符合新秩序的人“不符合阿根廷新國家的理想配置”。

    當然,70年代拉丁美洲政商統合獨裁者的罪行,在規模上無法與納粹和1994年盧旺達的情況相提並論。如果種族屠殺意指的是納粹那樣的大屠殺,那麼拉丁美洲的罪行不屬於這個範疇。不過,如果種族屠殺是依照這些法院的定義,意指企圖消滅阻礙政治目標的群體,那麼這個過程不只發生在阿根廷,而是發生在所有不同程度上變成芝加哥學派實驗室的許多國家。在這些國家,“阻礙理想”的人是各階層的左派分子:經濟學家、施粥所的員工、工會分子、音樂家、農民組織分子、政治人物。這些群體的所有成員都被一個明確且遍及全區域的策略鎖定,亦即以根除左派為目標的大兀鷹行動。

    共產主義崩解後,自由的市場與自由的人民一直被視為單一意識形態的一部分,這個意識形態宣稱可以避免人類重蹈集體墳場、大殺戮和酷刑室的歷史覆轍,而且是唯一且最好的對策。從芝加哥大學地下室脫逃的當代放任式自由市場宗教,最先應用在真實世界的地方是南錐,但它卻未帶來民主;反而它是建基在一個接一個國家被推翻民主政治的情況。它也未帶來和平,反而需要借助奪取數萬條人命的體制性謀殺,以及對10萬到15萬人施予酷刑。

    就像勒特里爾說的,肅清社會的行動與這個計畫的核心意識形態間,有一種“內在和諧”。芝加哥男孩和他們的教授們提供建言,並在南錐軍事政權中佔據高位,他們信仰一種純粹本質的資本主義,他們的體制完全建基於對“平衡”和“秩序”的信仰,並且必須依靠去除干預和“扭曲”才能成功。因為有這些特質,一個承諾忠實採用這種理想的政權,便無法接受其他與之競爭或妥協的世界觀。為了達成理想,它必須獨佔意識形態;否則,根據其核心理論,經濟資訊就會變扭曲,整個體系將失去平衡。

    “芝加哥男孩(應譯:芝加哥小子)”幾乎找不出比1970年代的拉丁美洲南錐更適合的地方,來進行這種絕對主義的實驗。發展主義異軍突起意味這個區域特別刺眼,採用的是“芝加哥學派”視為扭曲或“不經濟的思想”(uneconomic ideas)的政策。更重要的是,這裏百花齊放的平民與智識運動,都與放任資本主義針鋒相對。這些運動並非居於邊緣地位,而是大多數民眾的想法,且反映在許多國家的多次選舉中。芝加哥學派的轉型在南錐受到熱烈歡迎的可能性,大概和無產階級革命在比弗利山莊發生的可能性相當。

    在恐怖行動降臨阿根廷前,華爾士曾寫道:“任何事情都無法阻擋我們,不管是監獄或死亡。因為你無法囚禁或殺死所有人民,因為絕大多數阿根廷人……知道只有人民將拯救人民。”阿連德在看到坦克開至包圍總統府時,發出的最後一通無線電也充滿同樣的頑強不屈,他說:
    “我確信我們在成千上萬智利人的良知中播下的種子,絕不可能被根除。”
    這是他對人民最後的遺言。
    “他們擁有蠻力;他們可以征服我們,但他們無法借罪行或武力阻止社會的進程。歷史站在我們這邊,寫下歷史的是人民。”

    這個區域的軍政府將領和他們的經濟幫兇,對這些真理知之甚詳。幾位阿根廷軍事政變的老兵解釋軍隊的思維:“在1955年,我們相信問題是庇隆,所以我們推翻他,但到1976年,我們已經知道問題出在勞工階級。”整個區域都是如此:問題既廣且深。這種瞭解意味如果新自由主義革命想要成功,軍政府必須做阿連德宣稱不可能的事–完全根除拉丁美洲左派高漲時期撒下的種籽。皮諾切特獨裁政權在政變後發表的《原則宣言》中,形容其使命是一個“改變智利人思想的長期而根本的行動”,呼應20年前智利計畫之父、美國國際發展署派特森說的:“我們需要做的是改變人的形成。”

    但是如何辦到?阿連德所說的種子不是孤立的想法,也非一個政黨團體或工會。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拉丁美洲的左派是主流大眾文化–它是聶魯達(Pablo Neruda)的詩,哈拉(Victor Jara)和索莎(Mercedes Sosa)的民歌,第三世界教士(Third World Priests)的自由神學,波瓦(Augusto Boal)的解放劇場,弗雷勒(Paulo Freire)激進的教育學,賈利安諾和華爾士的革命新聞報導。它是過去和當代從阿蒂加斯(Jose Gervasio Artigas)、波利瓦(Simon Bolivar)到切•格拉瓦等傳奇英雄與殉道者寫下的歷史。當軍政府決心挑戰阿連德的預言,把社會主義連根拔起時,它是向整個文化宣戰。

    這種必要性反映在巴西、智利、烏拉圭和阿根廷軍事政權使用的主要譬喻上:那些法西斯主義者等著清除、洗刷、拔除和治療。在巴西,軍政府對左派分子的搜捕代號為清洗行動(Operation Cleanup)。在政變當天,皮諾切特形容阿連德和他的內閣為“那些即將毀掉國家的垃圾”。一個月後,他保證“剷除智利邪惡的根本”,進行“道德清洗”,以“淨化罪惡”–遙遙呼應《第三帝國》(The Third Reich)作者羅森伯格(Alfred Rosenberg )呼籲的“以鐵掃帚無情地清掃”。

    文化清洗

    在智利、阿根廷和烏拉圭,軍政府進行大規模的意識形態清洗行動,焚燒佛洛德、馬克思和聶魯達的書,關閉數百家報社和雜誌社,佔領大學,禁止罷工和政治集會。

    一些最惡毒的攻擊,則保留給“芝加哥男孩(應譯:芝加哥小子)”在政變前無法打敗的“粉紅”經濟學家。“芝加哥男孩(芝加哥小子)”大本營天主教大學的死對頭是智利大學,那裏有數百名教授因為“怠忽道德職責”而被開除(包括法蘭克這位曾氣憤地寫信回芝加哥母校給前教授的異議分子)。在政變期間,法蘭克報告說:“六名學生在經濟學系大門口被當場射殺,以對其他人起殺雞儆猴作用。”軍政府在阿根廷奪得政權後,士兵開進布蘭卡港的南方大學,以“教唆顛覆”的罪名囚禁17名學者;同樣的,這些人大多來自經濟學系。“我們必須摧毀餵養、塑造和灌輸顛覆分子的來源。”一位元將軍在記者會上宣佈。清洗行動中總共有8000名左派教育者,被以“意識形態嫌犯”整肅。在高中,他們禁止學生作分組報告–因為分組報告被視為潛在的集體精神的跡象,可能危害“個人自由”。

    在聖地牙哥,傳奇民歌手哈拉被帶到智利體育館,他受到的待遇充分展現那股想讓文化噤聲的狂暴決心。據智利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調查,士兵先打碎他的雙手,讓他無法再彈吉他,然後射擊他44次。為了確定他無法在墳墓裏激勵人心,軍政權下令銷毀他偉大的錄音作品。阿根廷音樂家索沙被迫流亡外國,革命戲劇家波拉在飽受酷刑後逃離巴西,賈利安諾從烏拉圭出走,而華爾士則在布宜諾賽勒斯街頭遭謀殺。一個文化就此被蓄意滅絕。

    在同一時候,另一個消過毒、清洗過的文化取而代之。在智利、阿根廷和烏拉圭獨裁統治之初,唯一被准許的公眾集會是閱兵典禮和足球比賽。在智利,女性穿著寬鬆的長褲就可能被逮捕,男性留長髮也一樣。“全國上下正進行徹底的清洗。”阿根廷一家軍政府控制的報紙在社論中宣稱,並呼籲大規模刷洗左派分子的塗鴉, “很快所有外表將煥然一新,借肥皂和清水就能解除夢魘”。

    在智利,皮諾切特決心打破人民走上街頭的習慣。連小規模的集會都被以高壓水槍–皮諾切特最愛的群眾控制武器–驅散。軍政府擁有數百輛水槍車,小到可以開上人行道,對成群散發宣傳單的學童噴水;甚至送葬行列如果太喧鬧也遭到殘暴壓制。這些無所不在的水槍車被稱作原駝(guanaco),取其像一種習慣吐口水的美洲駝,它們把群眾當垃圾般清除,讓街頭閃閃發亮,清潔而空虛。

    政變之後不久,智利軍政府發出一道命令,要求公民借報告外國的“極端主義者”和“狂熱信仰的智利人”,“對清洗國土作出貢獻”。

    誰被殺害,以及為什麼

    在突擊中被掃蕩的人大多數不是軍政府宣稱的“恐怖分子”,而是被視為對經濟計畫造成最大障礙的人。有些人是真正的反政府人士,但許多人只是被認為不符合革命的價值觀。

    “清洗運動”呈現的體制性,從人權與真相委員會報告記錄的失蹤日期和時間就可明確驗證。在巴西,軍政府到60年代末期才開始大規模鎮壓,但有一個例外:政變一發動後,士兵就立即逮捕工廠和農場的工會領袖。根據《巴西:毋忘教訓》報告,他們被送往監獄,許多人遭到酷刑,“理由只是他們受到當局反對的政治思想激勵”。這份真相委員會的報告引述軍方自己的法庭記錄說,大型工會聯盟工人指揮總部(CGT)在軍政府的法庭程式中,被當作“無所不在的惡魔,應加以驅除”。該報告直言不諱地下結論說,“1964年掌權的當局,對‘徹底清除’這個部門特別仔細”,原因是他們“擔心抗拒會從工會蔓延到他們的經濟計畫,而計畫的基礎則是緊縮工資和把經濟去國有化”。

    在智利和阿根廷,軍政府都利用“政變”初期的混亂,對工會運動展開猛烈攻擊。這些行動顯然都事先經過審慎規劃,從“政變”的第一天就展開有系統的突擊。在智利,當所有人都注視被包圍的總統府時,其他部隊也被派往“人稱‘工業帶’的許多工廠,展開突擊和逮捕”。在接著數天,智利的真相與和解報告指出,又有數家工廠被突擊,“並大規模逮捕人,部分人遭殺害或失蹤”。在1976年,80%的智利政治犯是工人和農民。

    阿根廷的真相委員會報告《永遠不再》(Nunca Mas),記錄了同樣對工會有計劃的攻擊:
    “我們發現一大部分(對工人)的行動,是在政變當天進行,或政變後立即進行。”在攻擊工廠的清單中,有一項證詞特別暴露出“恐怖主義”被用作搜捕非暴力工人活動分子的藉口。曾被關在珍珠(La Perla)酷刑集中營的政治犯吉尤娜(Graciela Geuna),描述士兵因為一次即將進行的電廠罷工而監視她。這項罷工準備“示範如何抗拒軍事獨裁”,
    當然不為軍政府所樂見。吉尤娜回憶說:
    “集中營裏的士兵表示,他們決定把罷工‘蒙特內羅化’,讓它變成非法。”(蒙特內羅是已被軍隊完全肅清的遊擊隊組織。)罷工者與蒙特內羅毫無關係,但那已無關緊要。 “珍珠營的士兵自己印製上有‘蒙特內羅’簽名的宣傳單–呼籲電廠工人罷工。”然後這些宣傳品就變成必須綁架和殺害工會領袖的“證據”。

    企業資助酷刑

    對工會領袖的攻擊往往在工廠業主的密切合作下進行,而近幾年向法庭提出的報告提供了明確的檔證據,顯示外國跨國企業在當地的子公司也直接參與。

    在阿根廷政變之前的年代,左派激進分子的崛起曾影響到外國公司,包括在經濟和個人方面;從1973年到1976年,菲亞特(Fiat)汽車公司有五名主管遭暗殺。軍政府取得權力並執行芝加哥學派的政策後,這類公司的命運大幅改觀;現在它們可以把進口產品傾銷到當地市場,支付較低的工資,任意裁撤員工,而且不受管制地把利潤匯回母國。

    數家跨國公司熱烈地表達它們的感激。阿根廷軍事統治後的第一個新年,福特汽車公司刊登一則慶賀的報紙廣告,公開表明支持軍政權的立場:“1976年:阿根廷再次迷途知返。1977年:對所有懷著善意的阿根廷人帶來信心與希望的新年。阿根廷及其人民的福特汽車公司,將全力投入創造祖國的偉大命運。”外國企業不只是感謝軍政府的貢獻,有些公司還積極參與恐怖運動。在巴西,數家跨國公司通力合作,資助它們自己的民間酷刑隊。1969年正當軍政府進入最殘暴的階段,一支不受法律管束的員警部隊成立,取名偵察行動(Operation Bandeirants),簡稱OBAN。據《巴西:毋忘教訓》,這支部隊由軍官組成,靠許多跨國公司的捐款資助,包括福特和通用汽車公司。報告說,由於 OBAN不在軍隊和員警的正式編制裏,因此“在使用審訊手段上享有彈性和免受刑責”,並很快以無與倫比的殘暴聲名遠播。

    不過,最不避諱參與恐怖行動的跨國企業,是福特汽車的阿根廷分公司。該公司供應車輛給軍方,綠色的福特獵鷹轎車被用在成千上萬次綁架和失蹤的行動。阿根廷心理學家兼劇作家帕夫洛夫斯基(Eduardo Pavlovsky),形容這種車是“恐怖的象徵,是死亡之車”。

    福特供應軍方汽車,軍政府則提供福特它擅長的服務–為工廠除掉製造麻煩的工會分子。在政變前,福特被迫對工人作出重大讓步:午餐時間從20分鐘延長到1 小時,每輛汽車銷售的1%用於社會服務計畫。這種情況在政變那天完全改觀,反革命從此展開。福特在布宜諾賽勒斯南郊的工廠變成一座武裝軍營;在接下來的數周,工廠聚集了各式軍用交通工具,包括坦克車和天上盤旋的直升機。工人作證說,一個有百名士兵的軍隊長期駐在該工廠。“我們在福特感覺好像在打仗。而軍隊是沖著我們工人來的。”工會代表卓伊安尼(Pedro Troiani)回憶說。

    士兵搜尋整個廠房,抓住最活躍的工會成員並將他們戴上頭罩,工廠的工頭則協助指認他們。卓伊安尼是從生產線被拖出的人之一,他記得“在囚禁我之前,他們押我在工廠遊行。他們公然這麼做是想讓所有人看到:福特利用這種手段消滅工廠的工會組織”。最令人驚訝的是接下來發生的事:卓伊安尼並未被送到附近的監獄,據其他人轉述,士兵把他們帶到在工廠大門內設置的羈留所。就在工廠內幾天前他們談判合約的地方,這些工人遭到拳打腳踢,其中有兩個人遭電擊。他們被帶往外面的監獄後,酷刑仍持續數周之久,有些長達數個月。工人的律師指出,至少有25位福特工會代表在這段期間遭綁架,其中有半數被拘禁在公司的廠房裏;阿根廷的人權團體現在正在遊說,把福特的工廠正式列入前秘密羈押所的清單。

    2002年,聯邦檢察官代表卓伊安尼和其他14名工人,對福特阿根廷公司提出刑事控告,指稱該公司應為在其廠房發生的鎮壓負法律責任。“福特(阿根廷)及其主管共謀綁架自己的員工,我想他們應為這件事負責。”卓伊安尼說。賓士(Mercedes-Benz)也正面臨類似的調查,該公司遭指控在1970年代與軍方合作,肅清旗下一座工廠的工會領袖,涉嫌交出16名工人的姓名和位址,後來他們全部失蹤,其中14名從此未再尋獲。

    據拉丁美洲歷史學家羅伯特(Karen Robert)的調查,到獨裁統治結束時,“幾乎所有工廠代表都已從阿根廷最大的工廠失蹤……例如賓士、克萊斯勒,以及菲亞特協和(Fiat Concord)。福特與賓士都否認他們的主管在鎮壓中扮演任何角色,司法案件仍在進行中。

    不只工會分子遭到先發制人的攻擊–任何人若抱著非純粹追求獲利的社會價值觀,都是攻擊對象。在該區域各地最殘暴的攻擊,都是針對曾為土地改革而抗爭的農民。阿根廷農地聯盟(Argentine Agrarian Leagues)的領導者–他們曾散播農民有權擁有土地的煽動思想–遭到搜捕和酷刑,往往就在他們工作的農場邊,在眾目睽睽下進行。士兵用卡車電池為刺牛棒通電,把這種處處可見的農場工具用在農民身上。在另一方面,軍政府的經濟政策讓地主和牧牛場業主坐享其成。阿根廷的狄霍茲解除牛肉價格管制,使肉價飆漲超過700%,為業主帶來空前的獲利。

    在貧民窟,先發制人的攻擊目標是社區工人,其中有許多是教會工作者,他們組織社會最貧窮的一群人,要求醫療、公共住宅和教育–換句話說,就是芝加哥男孩想解構的“福利國”。“窮人不再有任何福利可以照顧他們!”他們一面這麼告訴阿根廷醫生黎伍斯基(Norberto Liwsky),一面“電擊我的牙齦、乳頭、生殖器、腹部和耳朵”。

    一位與軍政府合作的阿根廷傳教士解釋行動的指導原則說:“敵人是馬克思主義。是教會和我們祖國的馬克思主義–是一個新國家面對的危險。”這種“新國家面對的危險”有助於解釋,為什麼軍政府的許多受害者如此年輕。在阿根廷,3萬名失蹤者中有81%的年齡介於16歲到30歲。“我們現在的工作是為了往後20 年。”一位惡名昭彰的刑訊者對他的受害者說。

    最年輕的受害者中有一群高中生,他們在1976年聯合請願,要求降低公車票價。對軍政府來說,集體行動顯示這些青少年感染了馬克思主義病毒,其反應是屠殺者的憤怒,有6名敢於提出這種顛覆要求的高中生遭到酷刑並殺害。2006年終於遭到判刑的警察局長艾契柯拉茲,是參與這次攻擊的關鍵人物。

    這類失蹤案例的模式很清楚:在休克治療師嘗試抹去經濟中的集體主義遺毒時,休克部隊則把那種文化的代表從街頭、大學和工廠掃空。

    一些站在經濟轉型最前線的人不防備時會承認,達成他們的目標有賴大規模鎮壓。博雅公關公司(Burson-Marsteller)公關主管伊曼紐爾(Victor Emmanuel),負責把對企業友好的阿根廷軍政府促銷給世界,他告訴一名研究人員,為了打開阿根廷“受保護的國家主義”經濟,動用暴力有其必要。他說:“但沒有人會投資一個捲入內戰的國家。”然而他承認,死的人不只是遊擊隊。“許多無辜者可能也被殺害,”他告訴作家費特羅維茲(Marguerite Feitlowitz)說,“但在那種情況下,需要用到極強大的武力。”

    皮諾切特的芝加哥男孩經濟部長卡斯楚負責執行休克治療,他說,如果沒有皮諾切特的鐵腕支持,他不可能辦到。“輿論強烈反對(我們),所以我們需要強人來維繫政策。我們很幸運皮諾切特總統瞭解而且擁有能抵擋批評的個性。”他也認為,“獨裁政府”最適合保衛經濟自由,因為可以“不摻雜個人情感”地使用權力。

    和大多數國家恐怖一樣,設定目標的殺戮有雙重目的。
    第一,殺戮去除了計畫的實質障礙–那些最可能反擊的人。
    第二,讓所有人目睹“麻煩製造者”失蹤,發出不容誤解的警告給可能想抗拒的人,因而去除了未來的障礙。

    而這些手段確實有效。“我們既困惑又苦惱,乖乖等著接受命令……許多人開始退化;他們變得更依賴和害怕。”智利精神醫生帕拉(Marco Antonio de la Parra)說。換句話說,他們處在休克之中。因此當經濟休克造成物價飆漲和工資下跌時,智利、阿根廷和烏拉圭的街上依舊乾淨和平靜。沒有搶糧暴動,沒有大罷工。家庭借著默默節衣縮食度日,喂他們的嬰兒喝可以抑制饑餓感的傳統飲料馬黛茶(mate),在日出前起床以便走路幾個小時上班,省下公車費;因為營養不良或傷寒死亡的人則被悄悄埋葬。

    十年前,南錐國家的工業還突飛猛進,中產階級迅速崛起,醫療與教育體系十分健全,儼然成為發展中國家的希望。現在,富人與窮人被拋進截然不同的經濟世界,富人可以在佛羅里達取得榮譽市民身份,其他人則被推回落後國家的火坑,而且兩者的鴻溝將隨著後獨裁時代的新自由主義“再造”不斷加深。這些國家不再是激勵人心的楷模,而是對夢想從第三世界升起的貧窮國家的恐怖警告。這種轉變可以與經歷軍政府酷刑營的囚犯相提並論:光是說還不夠–他們被迫放棄最珍視的信念,背叛他們的愛人和孩子。那些屈服的人被稱作“破碎者”。南錐也一樣:這個區域不只被打敗,它被打成碎片。

    酷刑“治療”

    當政策嘗試把文化中的集體主義切除時,監獄裏的酷刑則嘗試從人的心智和精神將之切除。就像一篇1976年阿根廷軍政府的社論說的:“心智也必須清洗,因為那是錯誤誕生的地方。”

    許多施酷刑者採取醫生的姿態。好比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使用痛苦但必要的休克治療,這些審訊者想像他們施加的電擊和其他折磨具有療效–他們只是給囚犯某種醫療,而囚犯在集中營則被稱為髒病者(apestosos),被視為骯髒或染病的人。他們將為囚犯治療社會主義或集體主義思想的疾病。他們的“治療”當然會帶來痛苦,甚至可能致命,但這是為患者著想。“如果你的手臂有壞疽,你必須截肢,對不對?”皮諾切特在回應外界對他人權記錄的批評時,不耐煩地反問。

    整個區域內各國真相委員會報告的證詞顯示,囚犯都描述一套強迫他們背叛內心最深植信念的系統。對大多數拉丁美洲左派來說,他們最珍視的信念就是阿根廷的激進派歷史學家拜爾(Osvaldo Bayer)所說的,“團結是唯一的超越神學”。施酷刑者也知道團結的重要,而且決心借休克來消滅囚犯內在的社會聯結衝動。當然,所有審訊都為了取得有價值的資訊,因此必須強迫囚犯背叛,但許多囚犯報告折磨他們的人對資訊興趣不高,因為他們通常已掌控資訊,反而他們熱衷的是達成背叛。這種做法目的在於對囚犯內在造成無可修復的傷害,這部分的內在原本把協助他人擺在第一位,也是他們參與社會運動的原因,但在傷害之後留下的是羞愧和屈辱。

    有時候背叛完全不是囚犯所能控制。例如,阿根廷囚犯韋蘭尼(Mario Villani)被綁架時身上帶著行事曆,裏面記錄與一個朋友約好會面;士兵突擊會面地點,讓失蹤在恐怖機器的運動分子又增加一名。韋蘭尼的酷刑手用這件事折磨他,他說:“他們抓到霍基是因為他準時赴約。他們知道告訴我這件事,對我的折磨會遠超過220伏特。那種懊悔幾乎令我無法承受。”

    在這種環境下,終極的反抗是囚犯之間表現的小悲憫,例如照料彼此的傷口,或分享稀少的食物。如果這類關愛的舉動被發現,他們會遭到嚴厲懲罰。囚犯會被刺激成盡可能自私自利,不斷有人提供他們浮士德式的交易,例如選擇自己承受更多折磨,或讓其他囚犯受更多酷刑。在一些案例中,囚犯被徹底瓦解,以致同意拿刺牛棒對付其他獄友,或上電視公開放棄他們以前的信念。這些囚犯代表折磨者的終極勝利:囚犯不僅放棄團結,而且為了生存而屈服於放任資本主義核心的割喉特質 –借用ITT主管的話:“追求自利。”

    在南錐工作的兩類“醫生”–將軍與經濟學家–都以幾乎完全相同的比喻形容他們的工作。弗裏德曼描述他在智利的角色像醫生,提供“醫療技術建議給智利政府,以協助終結一場醫療瘟疫”–“通貨膨脹的瘟疫”。芝加哥大學拉丁美洲計畫主持人哈伯格的比喻更直接,他在獨裁統治結束很久後,對一群阿根廷年輕經濟學家發表的演說中說,好經濟學家本身就是治療–他們扮演著“對抗反經濟的思想與政策的抗體”。阿根廷軍政府的外交部長顧塞提說:“當國家的社會身體染上會侵蝕內臟的疾病時,它會產生抗體。這些抗體不能被當作病菌。當政府控制並摧毀遊擊隊,抗體的活動才會消失,就像已經發生的情況。那只是生病身體的自然反應。”

    這種語言當然與納粹當年的思想架構沒有兩樣,納粹辯駁他們是借由殺害社會“生病”的分子,以治癒“國家身體”。就像納粹醫生克萊恩(Fritz Klein)宣稱的:“我想挽救生命。而出於對人命的尊敬,我會從一個生病的身體移除壞疽的盲腸。猶太人是人類身體的壞疽盲腸。”赤棉使用相同的語言辯解在高棉的殺戮:“受感染的部分必須切除。”

    “正常”孩子

    最令人不寒而慄的比喻,莫過於阿根廷軍政府如何對待酷刑營裏的小孩。聯合國有反集體屠殺的公約規範,明確的集體大屠殺行為包括“採取意圖阻止群體人口出生的措施”,以及“強迫轉移一個群體的兒童到另一個群體”。

    據估計,有500名嬰兒在阿根廷的酷刑營誕生,這些嬰兒被立即納入一個再造社會和創造新品種模範市民的計畫。經過短暫的哺乳期後,數百名嬰兒被賣給或送給大多與獨裁政權有直接關係的領養夫妻。據辛苦找到數十名這些小孩的人權團體5月廣場的祖母(Abuelas de Plaza de Mayo),領養的夫妻以軍政府認定為“正常”和健康的資本主義與基督教價值教養這些小孩,而且從未告知他們的出身。嬰兒的父母被視為病勢太重而不值得拯救,幾乎都在酷刑營裏遭殺害。盜竊嬰兒並非出於個人罪行,而是有組織的國家行動。在一樁法庭訴訟中,1977年內政部的官方文件被提出當作證據,文件的標題是“對遭羈押或失蹤之政治與工會領袖,處理其未及齡子女的程式指示”。

    阿根廷歷史的這一章,與美國、加拿大和澳洲原住民兒童遭大規模盜竊極為相似,這些原住民兒童都被送進社區學校,禁止他們說母語,並被責打成“白人”。在70年代的阿根廷,類似的族群至上思維顯然也在運作,其根據並非人種,而是政治信仰、文化和階級。

    政治殺戮與自由市場革命最明確的關聯,要到阿根廷獨裁統治結束四年後才被發現。在1987年,一隊攝影人員在布宜諾賽勒斯市區最豪華的太平洋購物商場(Galerias Pacifico)地下室,驚駭地誤闖一座廢棄的酷刑中心。調查發現,在獨裁統治期間,第一陸軍兵團把部分失蹤者藏匿在商場地下室;地牢牆壁上仍看得到那些早已死去的囚犯的字跡:姓名、日期,以及哀求解救。

    今日的太平洋商場是布宜諾賽勒斯購物區皇冠上的珠寶,是專為吸引國際消費而開設的明證。拱形的屋頂和精緻的壁畫,裝飾了各式各樣的品牌商店,從克麗絲汀迪奧(Christian Dior)、勞夫羅倫(Ralph Lauren)到耐吉(Nike),價格貴到絕大多數本地人買不起,但揀便宜的外國人卻蜂擁而至,享受阿根廷幣貶值的好處。

    對瞭解本身歷史的阿根廷人來說,這座商場代表的是可怕的記憶。就像更早的老式資本主義征服建立在該國原住民的大墳場上,拉丁美洲的芝加哥計畫則建立在曾關過成千上萬不同信仰者的酷刑營上。

    《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
    第四章 清洗石板-恐怖的效用


  3. 2011/04/05 於 10:57 patchpieces

    你決定接受每個國家追求匡正時弊者的委託.在既有的社會體系框架下進行理性實驗。如果你失敗,理性變革將受到舉世的嚴重曲解,只剩下正統派和革命派靠鬥爭來解決爭議。

    ——凱恩斯給羅斯福(F.D.Roosevelt)總統的信.1933年

    我2006年10月訪問薩克斯那天,整個紐約市都籠罩在灰蒙的細雨中,街上每隔約五步就點綴著鮮豔的紅色。剛好那一周是波諾(Bono)的紅色商品計畫(Product Red)盛大推出的時候,紐約市也感染了廣告活動的氣氛。抬頭就能看到廣告看板上巨大的紅色iPOd和亞曼尼太陽眼鏡,每個公車亭都有史蒂文•斯皮爾伯格(Steven Spielberg)或潘娜洛普‘克魯茲(Penelope Cruz)穿著各種紅衣服的海報,市內每家嘉普(Gap)店面都全力配合產品推出,第五大道的蘋果商店散發著玫瑰色的紅光。“一件背心可以改變世界嗎?”一則廣告問。是的,可以,我們確信如此,因為其中一部分獲利將捐給全球基金(Global Fund),用以對抗愛滋病、肺癆和瘧疾。“買到它停止!”兩天前電視轉播波諾與歐普拉.溫芙瑞(Oprah Winfrey)在大採購時,他這麼說。

    我有預感,那一周想採訪薩克斯的記者大多數會想問這位超級巨星經濟學家,對於用這種時尚新方法來籌募援助基金有什麼看法。畢竟,波諾以“我的教授”稱呼薩克斯,而我走進哥倫比亞大學的薩克斯辦公室(他在2002年離開哈佛大學)時,迎面就看見一幅兩人的合照。在這麼光鮮亮麗的慈善活動中,我感覺自己有點像是來擾局的,因為我想談這個教授最不喜歡的話題,一個他曾在記者訪談中威脅要掛電話的話題。我想談俄羅斯,以及那裏到底出了什麼差錯。

    薩克斯是在俄羅斯休克治療一年後,才開始自己的轉型,從全球震撼醫生轉變成全世界最敢言的援助貧窮國家運動者。這個轉型多年來造成他與正統派經濟圈的前同僚與共事者衝突不斷。就薩克斯來說,他本身沒有改變——他一向致力於協助一些國家借由巨額援助和取消債務,以發展市場經濟。多年來他認為有可能透過與IMF和美國財政部合作而達成這些目標,但當他來到俄羅斯現場,發現討論的方向已經改變,而且面對的官員冷漠的程度令他大感震驚,導致他採取與華盛頓的經濟官僚較衝突的立場。

    以後見之明來看,俄羅斯無疑代表了芝加哥學派十字軍演進的新里程碑。在早期70年代和80年代的休克治療實驗室,美國財政部和IMF都希望至少獲得表面上的成功——因為它們是實驗,意味將成為其他國家跟進的典範。70年代的拉丁美洲獨裁政府因為攻擊工會和開放邊界,而獲得持續貸款的獎賞,即使部分背離芝加哥學派的正統思想也是如此,例如,智利仍然由國家控制全世界最大的銅礦場,還有阿根廷軍政府慢動作的私有化。玻利維亞是第一個在80年代採用休克療法的民主國家,因此獲得新援助,部分債務也被免除——這發生在90年代桑契斯進行私有化之前。在第一個採取休克療法的東歐集團國家波蘭,薩克斯毫無困難地取得巨額貸款,而且同樣的,最初的計畫遭遇強力反對後,波蘭的大規模私有化也陷於牛步。

    俄羅斯不一樣。“太多震撼,太少治療”是普遍的看法。西方強權在要求最痛苦的“改革”上毫不通融,同時對回報俄羅斯的援助金額始終十分慳吝。連皮諾切特都曾以貧困兒童的糧食計畫來緩衝休克治療的痛楚;華盛頓的放款機構卻覺得沒有必要幫助葉利欽,反而把俄羅斯推入霍布斯式(Hobbesian)的夢魘。

    與薩克斯深入討論俄羅斯並不容易。原本我想引導談話跨越他剛開始的防衛。(“我是對的,他們完全錯了。”他告訴我。還有,“問桑莫斯,別問我;問魯賓(Bob Rubin),問克林頓,問切尼他們對俄羅斯的演變有多高興”。)我也想跨越他的沮喪。(“我在當時是真的想做點事,結果證明徒勞無功。”)我的目的是想更瞭解,為什麼他在俄羅斯會失敗得這麼慘,為什麼薩克斯出了名的好運就在那個關鍵時刻用完了。

    薩克斯現在說,他一抵達莫斯科就知道情勢已經不太相同。“我一開始就有預感……我從一開始就很生氣。”俄羅斯正面臨“一個第一級的總體經濟危機,是我這輩子見過最嚴重最不穩定的危機”,他說。對他來說,唯一的對策很清楚:他為波蘭擬訂的休克治療措施,“以便讓基本市場力量儘快開始運作——加上巨額的援助。我想的是一年300億美元,大致分成150億美元給俄羅斯,150億美元給各共和國,如此才能展開和平與民主的轉型”。

    我不得不說,只要牽涉到他在波蘭和俄羅斯推行的嚴厲政策,薩克斯的選擇性記憶確實眾人皆知。在我們的訪談中,他不斷美化他要求的快速私有化和大規模削減支出(簡而言之,就是他現在拒絕使用的“休克治療”,他辯稱當時指的只有狹隘的價格政策,而非改造整個國家)。根據他對自己角色的記憶,休克治療只扮演不重要的角色,他幾乎完全專注在募款上;他說,他為波蘭擬訂的計畫是“穩定基金、赦免債務、短期財政援助,與西歐經濟整合……葉利欽的小組要求我幫助他們時,我提議的基本上是相同的事”。

    薩克斯說法裏的重要事實沒有爭議:爭取巨額援助是他為俄羅斯規劃的重心——這也是葉利欽屈從整個計畫的動機。薩克斯說,他的藍圖是以馬歇爾計畫為本,即二次大戰後美國撥給歐洲重建基礎設施和工業的126億美元(相當於今日幣值的1300億美元)的計畫——這個計畫普遍被認為是華盛頓最成功的外交作為。薩克斯說,馬歇爾計畫顯示,“當一個國家陷於混亂時,你不能期望它靠自己以有秩序的方法站起來。所以,我對馬歇爾計畫最感興趣的是……只需要不算太大的財政挹注,就為(歐洲的)經濟復蘇步上軌道奠定基礎”。剛開始時,他相信華盛頓有同樣的政治意願,想把俄羅斯轉變為成功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就像二次大戰後對西德和日本的堅定承諾。

    薩克斯相信他可以從美國財政部和IMF爭取到一套新馬歇爾計畫,而且理由很充分。《紐約時報》在那段期間形容他“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經濟學家”。他記得在擔任波蘭政府顧問時,曾“一天內在白宮籌到10億美元”。但薩克斯告訴我:“當我提議為俄羅斯做同樣的事時,白宮完全沒興趣。IMF的人只是瞪著我,好像我瘋了。”

    雖然葉利欽和他的芝加哥男孩在華盛頓不乏仰慕者,卻沒有人願意拿出他們嘴巴說的援助。這表示薩克斯要求俄羅斯推行激烈的政策,但他無法履行自己的承諾。就是在這時候,他開始近乎自我批判。“我犯的最大的個人錯誤,”薩克斯在俄羅斯的大挫敗期間表示,“是對葉利欽總統說:‘別擔心;援助馬上會到。’我深信那些援助對西方來說太重要、太關鍵了,所以它不能像以前那樣搞砸。”但問題不只出在IMF和財政部沒有聽薩克斯的話,也出在薩克斯還未得到任何保證前,就大力促銷休克治療——一場數百萬人付出慘重代價的豪賭。

    當我重新拿這些問題問薩克斯時,他重申自己真正的過失是誤判華盛頓的政治氣氛。他記得一場與老布希任內的國務卿伊格爾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的談話。薩克斯提出他的看法:如果任由俄羅斯的經濟動亂繼續沉淪,可能會引發沒有人能控制的情勢:大規模饑饉、國家主義復辟,甚至法西斯主義,對一個唯一過剩的產品是核子武器的國家來說確實不智。“你的分析或許很正確,但它不會發生。”伊格爾伯格回答。然後他問薩克斯:“你知道今年是哪一年?”

    當時是1992年,克林頓即將打敗老布希的美國大選年。克林頓競選策略的核心是,布希忽略國內經濟的破敗,一意追求海外的光榮(“問題是經濟,笨蛋”)。薩克斯相信俄羅斯是那場國內鬥爭的受害者。他也說,他現在知道還有別的因素:許多華盛頓的權力掮客仍在打冷戰。他們視俄羅斯崩潰為地緣政治的勝利,可以確保美國的超級強權地位。“我沒有那種心態。”薩克斯告訴我,聽起來像一個童子軍誤人《黑道家族》(The Sopranos)的情節一樣,而他也經常給人這種感覺。“對我來說,那只是‘好極了,這是一個可怕政權的終結。現在,讓我們真的來幫忙(俄羅斯人)。請大家投入所有力量……’現在回想起來,我相信在政策規劃者的心裏,那種想法是瘋了。”

    儘管他遭受挫敗,薩克斯並不覺得那段期間的俄羅斯政策是出於自由市場意識形態。他說,那主要是“純粹的懶惰”所造成。他當時很希望來一場激烈辯論,談談到底應該提供援助給俄羅斯,或完全交給市場解決。但是他碰到的是集體冷漠。他說,他很訝異當時沒有嚴肅的研究和辯論可供重大決策參考。“對我來說,最主要的原因是沒有人努力。讓我們至少花兩天辯論這件事——但我們從未這麼做!我沒看到有人努力工作,‘卷起袖子,我們來認真解決這些問題,我們來搞清楚怎麼回事’。”

    當薩克斯談論“努力工作”時,他是在回憶新政、大社會(Great Society)和馬歇爾計畫的美好時代,當時來自常春藤聯盟的年輕人圍坐在指揮桌,卷起袖子,四周儘是空咖啡杯和成疊的政策文稿,大家針對利率和小麥價格爭議得面紅耳赤。這是決策者在凱恩斯主義最盛時期的行事風格,也是面對俄羅斯災難“嚴重性”應該有的做事方法。

    但把放棄俄羅斯歸咎於華盛頓的集體懶惰,對提供解釋沒有幫助。也許瞭解這段過程更好的方法是,透過自由市場經濟學家偏好的“市場競爭”觀點來看。當冷戰如火如荼進行而蘇聯仍未解體時,全世界的人可以選擇(至少理論上來說)他們想消費的意識形態;當時有兩極,且兩極間也有不少選項。這表示資本主義必須爭取顧客;它必須能提供誘因;它必須是個好產品。凱恩斯主義向來代表著資本主義也必須跟其他意識形態競爭的事實。小羅斯福總統實施新政不僅是為解決大蕭條的急迫問題,也是因為在美國人民遭到放任式自由市場的蠻橫打擊後,一股要求採取不同經濟模式的強大運動必須加以安撫。有些人想要激進的經濟模式:在1932年的總統選舉,100萬美國人投票給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候選人。愈來愈多美國人密切注意路易斯安那州的平民主義者參議員惠朗(Huey Long),他主張所有美國人都應享有2500美元年所得的保障。小羅斯福在解釋為什麼在1935年把更多社會福利加進新政時,說他要“搶先一步做惠朗想做的事”。

    在這種背景下,美國的工業家不情願地接受小羅斯福的新政。市場銳利的鋒刃,必須以提供公共部門就業,及確保沒有人挨餓來軟化——資本主義的存亡正面臨考驗。在冷戰期間,自由世界沒有一個國家能免於這個壓力。事實上,50年代前後這段期間資本主義的成就,即薩克斯所說的“正常”的資本主義——北美洲的工人保障、退休金、公共醫療和國家支持最窮困的人民——是出於面對強大左派必須作出重大讓步的務實需求。

    馬歇爾計畫是在這種經濟大勢下使用的終極武器。戰後的德國經濟陷入危機,大有淹沒整個西歐的危險。同一時候,許多德國人被社會主義吸引,迫使美國政府選擇將德國分裂成兩半,而不願冒讓整個德國崩潰或轉向左派的危險。在西德,美國政府利用馬歇爾計畫建立資本主義體制,其用意並非為福特汽車或席爾斯(Sears)建立快速獲利的新市場,而是期待它的成功能造就繁榮的歐洲市場經濟,消弭社會主義的吸引力。

    到1949年時,這表示得容忍西德政府採取任何完全非資本主義的政策:國家直接創造就業、大舉投資公共部門、補貼德國企業,以及強大的工會。美國政府當時採取的政策,是1990年代對俄羅斯或佔領伊拉克時難以想像的,當時政府不顧大企業的反對而延遲開放外國投資西德,以便遭戰爭打擊的德國企業能在復蘇前避免競爭壓力。“當時的判斷是,讓外國公司進入會像放任海盜劫掠一樣。”以馬歇爾計畫的歷史著作備受讚譽的作者卡洛琳•艾森柏格(Carolyn Eisenberg)告訴我:“現在與當時主要的差別是,美國政府不把德國當搖錢樹。他們不想激起民怨,而認為如果開放德國供劫掠,將阻礙整體歐洲的復蘇。”

    艾森柏格指出,這種政策並非出於利他主義。 “當時蘇聯像一把上膛的槍,而德國經濟陷於危機,還有一大群左派,他們(西方)必須很快爭取德國人民歸順。他們真的認為是為拯救德國的靈魂而戰鬥。”

    艾森柏格對創造馬歇爾計畫的意識形態鬥爭的描述,道出薩克斯的工作有一個長期存在的盲點,包括他晚近值得稱讚的致力於爭取大幅增加對非洲的支出。這個盲點是,大規模的平民運動幾乎從未被提及。對薩克斯來說,寫歷史完全是精英的事,只要用對技術官僚,執行正確的政策,就已足夠。就像休克治療計畫是在拉巴斯和莫斯科的秘密地點草擬的一樣,理所當然的,援助蘇聯300億美元的計畫也應只憑他向華盛頓提出淺顯的理由就能實現。然而,正如艾森柏格指出,提出馬歇爾計畫並非基於慈善,甚至不是靠合理的論據,而是出於對民眾反抗的恐懼。

    薩克斯景仰凱恩斯,但他似乎對凱恩斯主義終於能在美國實現的原因不感興趣:難纏、兇悍的工會的要求,以及聲勢日益壯大的社會主義者,使原本太激進的方案變成實實在在的威脅,進而使新政看來像是可接受的妥協。群眾運動迫使不情願的政府採用薩克斯鼓吹的做法,但薩克斯不願承認這點卻造成嚴重的後果。其中之一是,薩克斯看不到他在俄羅斯面對一個昭然若揭的政治現實:俄羅斯絕不會有馬歇爾計畫,因為當年會有馬歇爾計畫就是因為有俄羅斯。在葉利欽廢除蘇聯時,那把迫使馬歇爾計畫形成的“上膛的槍”已經解除武裝。少了它,資本主義突然可以墮落到最野蠻的形式,不只是在俄羅斯,而是全世界。蘇聯既已崩潰,自由市場現在已獨佔全球,這表示已不再需要任何干擾其完美平衡的“扭曲”。

    這就是對波蘭人和俄羅斯人的承諾(亦即:如果他們接受休克治療,他們將突然醒來發現自己已經成為“正常的歐洲國家”)的真正悲劇所在。那些正常歐洲國家(擁有穩健的社會安全網、工人保障、強大的工會與社會醫療體系)的興起是因為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妥協,現在已不再需要妥協,所有西歐的溫和社會政策也陷於四面楚歌,就像它們在加拿大、澳洲和美國遭到圍剿一樣。這些政策不會引進俄羅斯,當然更不會獲得西方資助。

    基本上,這種擺脫一切束縛的解放,就是芝加哥學派經濟學(或稱作新自由主義,或在美國所稱的新保守主義):不是什麼新發明,而是去除凱恩斯附加物的資本主義,處於獨佔階段的資本主義,一套可以為所欲為的體系——不再需要努力爭取我們這些顧客,可以反社會、反民主和恣意展現其粗魯。只要共產主義仍是威脅,凱恩斯式的紳士協議就會繼續存在;一旦這套體系崩垮,所有妥協的痕跡最後都可能被抹除,以便達成弗裏德曼在半世紀前為他的運動設定的純正主義目標。

    這就是福山1989年在芝加哥大學的演說,誇張地宣告“歷史終結”的重點:他並非真的宣稱世界上已不再有其他思想理論,而只是說共產主義既已崩垮,不再有其他主義的力量強大到能成為勢均力敵的競爭者。

    因此,薩克斯視蘇聯崩潰為擺脫極權統治的自由,準備卷起袖子開始幫忙,但他的芝加哥學派同僚卻視之為不同性質的自由——終於擺脫凱恩斯主義,以及像薩克斯這些昧于現實的社會改革家的自由。從這個觀點看,對俄羅斯袖手旁觀雖令薩克斯憤怒不平,卻不是出於“純粹懶惰”,而是在實踐放任主義:放手不管,不作為。所謂袖手旁觀是指所有負責俄羅斯政策的人(從前老布希政府的國防部長切尼、財政部副部長桑莫斯,到IMF的費歇爾)確實有事可做:他們都在執行純粹的芝加哥學派理論,讓市場施展最狠的本事。俄羅斯比智利看起來更像這種意識形態的實踐,預告了十年後同樣的這一批玩家,將在伊拉克創造的“要錢不要命”(get-rich-or-die-trving)式的反烏托邦。

    這種新遊戲規則於1993年1月13日在華盛頓特區首度亮相。那是一場小而重要的會議,只有受邀者能出席,地點在杜邦圓環(Dupont Circle)卡內基會議中心十樓,距白宮只有七分鐘車程,離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總部也只有一箭之遙。舉足輕重、為世銀和IMF擬訂策略而聞名的經濟學家威廉森(John Williamson)舉辦了這場會議,視之為新自由主義部族的歷史性聚會。出席者包括許多顯赫的明星“技術政治家”(Technopol),他們站在運動的最前線把芝加哥主義散播到全世界。這些人有現任和前任的西班牙、巴西和波蘭的財政部長,土耳其和秘魯的央行總裁,墨西哥總統的幕僚長,以及一位巴拿馬前財政部長。他們之中還有薩克斯的老朋友、他尊崇的巴爾舍諾維奇(Leszek Balcerowicz),即波蘭休克治療的策劃者,還有他的哈佛同僚羅德里克,就是曾證明每個接受新自由主義結構改革的國家都已深陷危機的經濟學家。日後出任IMF第一副總裁的克魯格(Anne Krueger)也在場。最熱心宣傳皮諾切特的智利前部長皮涅拉(Jose Pinera)無法恭逢其盛,因為他正密切追蹤智利的總統選舉,但他還是送來一份詳盡的報告。當時仍擔任葉利欽顧問的薩克斯將發表主題演說。

    會議參與者一整天陶醉在經濟學家最愛的休閒活動,商議如何讓不情願的政治人物採用不受選民歡迎的政策。選舉過後應該多快推出休克治療?在猝然發動攻擊的情況下,中間偏左政黨是否比右派更有效率?最好先警告大眾,或是以“巫毒政治”出乎人民意料較佳?雖然會議取名為“政治改革之政治經濟學”——刻意顯得有點乏味,似乎有意誤導媒體的興趣——不過一位與會者詭秘地表示,其實真正的主題是“馬基雅維裏經濟學”(Machiavellian economics)。

    薩克斯聆聽這些討論幾個小時,直到晚餐後他步上講臺發表演說,題目帶著典型的薩克斯風格:“經濟急診室中的生活”。他的情緒顯然很高昂,台下的聽眾也準備好聆聽這位曾高舉休克治療火炬進入民主時代的偶像的演說。薩克斯並未陶醉在沾沾自喜中,後來他對我說,他決心利用這場演說,嘗試讓這群大權在握的聽眾瞭解俄羅斯情勢的嚴重性。

    他提醒聽眾二次大戰後挹注歐洲和日本的援助“對日本日後的驚人成功極其重要”。他提及收到傳統基金會——弗裏德曼主義發源地——一位分析師的來信,薩克斯說,這位分析師“強烈主張俄羅斯應該改革,但不是靠外國援助俄羅斯”。“這是自由市場理論家的共識——而我也是其中之一。這言之成理,但卻是個錯誤。市場無法包辦一切;國際援助極其重要。”他說,放任主義的偏執觀念正把俄羅斯帶向災難,“不管俄羅斯的改革者多麼勇敢、聰明和幸運,他們不靠大規模的外來援助不可能成功……我們就快錯過這個歷史性的機會了”。

    當然薩克斯獲得一輪掌聲,但熱烈程度只算微溫。為什麼他讚揚大手筆的社會支出?台下的聽眾正在進行一場拆解新政的全球十字軍,而不是再製造一個新政。在接續的討論會中,沒有一位與會者支持薩克斯的挑戰,還有幾位發言反對。

    薩克斯告訴我,他嘗試借由演說“解釋一場真正的危機會是什麼情景……傳達急迫感”。他說,在華盛頓作決策的人往往“不瞭解什麼是經濟動亂。他們不瞭解所引發的脫序狀態”。他想讓他們面對現實世界“有一股動力可能把情勢推往失控,直到引發其他災難,直到希特勒趁勢崛起掌權,直到發生內戰,或大規模饑饉,任何情況都可能……你必須採取緊急的協助作為,因為一個不穩定的情勢絕對會走向愈來愈不穩定,而不會走向正常的平衡”。

    我忍不住想,薩克斯無法充分說服他的聽眾。與會者都十分熟悉佛裏德曼的危機理論,而且許多人曾應用在自己的國家。大多數人完全瞭解經濟崩潰會有多混亂和動盪,但他們從俄羅斯得到一個不同的教訓:痛楚和錯亂的政治情勢正迫使葉利欽快速變賣國家財富,這是明顯而有利的結果。

    會議只得靠主辦人威廉森把討論帶回那些務實的優先事務。薩克斯是這場盛會的明星,但威廉森才是聽眾心目中真正的大師。威廉森頭髮漸禿、不適合上電視,但政治立場的偏執卻相當聳動,“華盛頓共識”這個詞——也許是現代經濟學最常被引用、也最具爭議性的詞——就是他創造的。他以主持嚴密的閉門會議和講座著名,每場會議的目的都是為測試他大膽的假說。在1月的會議,他有一個急迫的目標:他想一勞永逸地測試他所謂的“危機假說”。

    威廉森在他的演說中沒有警告要拯救哪個國家免於急迫的危機;事實上,他狂熱地談論引發巨變的事件。他提醒聽眾一些無可爭辯的證據,顯示只有真正嘗到苦難的國家才願意吞服市場苦藥,只有遭到震撼的國家才會躺下來接受休克治療。他宣稱,“最黑暗的日子才能創造最好的機會,讓人們瞭解必須進行根本的經濟改革”。

    威廉森以他無人能及的技巧,揭露金融世界的潛意識,並一派輕鬆地指出這引發一些有趣的問題

    我們一定會問,刻意挑起災難以剷除改革的政治障礙是不是合理?例如,在巴西早巳有人建議,是否值得故意引發惡性通貨膨脹,以便讓大眾驚嚇到接受這種改變……以歷史的後見之明來看,理論上不會有人贊成1930年代中期的德國或日本走向戰爭,只為了獲得戰敗後接續的飛快成長。但一場較小規模的危機能否發揮同樣的功效?可不可能設計一場假危機,能夠不必付出真危機的成本而帶來同樣的效果?

    威廉森的發言代表休克主義的大躍進。在滿屋子的財政部長和央行總裁、人數多到足以辦一場經濟高峰會的這個場合,主動製造嚴重的危機以推動休克治療的想法已被公開討論。

    至少有一位與會者在演說時覺得有必要撇清與這種邪說的關係。英國薩塞克斯大學的經濟學家托伊(John Toye)說:“威廉森建議,挑起人為的危機以觸發改革可能是好做法,我們最好解讀他的用意是在逗笑。”但沒有證據顯示威廉森是在逗笑。事實上,有許多證據顯示,他的想法已被華盛頓和其他地方的最高級金融決策者採用。

    威廉森在華盛頓開會的隔月,我們看到美國掀起一波對“假危機”的新狂熱,雖然當時很少人瞭解它是一套全球策略的一環。1993年2月,加拿大正陷於金融災難,至少一般人從新聞和電視中得到的結論是如此。“債務危機迫近”,全國性報紙《環球郵報》(Globe and Mail)以頭版大標題疾呼。一家全國性大電視臺的特別報導說:“經濟學家預測明年某個時候,或兩年內,財政部副部長將走進內閣,宣佈加拿大的信用已經耗盡……我們的生活將急劇改變。”

    “債牆”(debt wall)這個詞突然變成新語彙,它的意思是,雖然現在的生活似乎舒適平和,但加拿大已嚴重入不敷出,影響力巨大的華爾街公司如穆迪(Moody’s)和標準普爾(s&P),很快就會把我們的國家債信評等從完美的三個A調降下來。萬一發生這種事,機動性超強的投資人在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新規範下,將隨時從加拿大撤資,移到較安全的地方。然後有人告訴我們,唯一的對策是大幅削減部分社會計畫的支出,如失業保險和醫療保險。果不其然,執政的自由黨就這麼做,雖然他們不久前才以創造就業的政綱當選為執政黨(加拿大版的“巫毒政治”)。

    預算赤字的歇斯底里最高潮之後兩年,調查記者麥奎格(Linda Mc Quaig)揭露,少數幾個加拿大的智庫縝密地煽動並操縱這種危機感,尤其是賀維研究所(C.D.Howe Institute)和菲沙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這是弗裏德曼一向大力支持的智庫),背後的贊助者則是幾家最大的銀行和企業。加拿大確實有赤字問題,但並非由失業保險和其他社會計畫的支出造成。根據加拿大統計局,問題出在高利率導致債務價值膨脹,就像80年代沃爾克震撼導致發展中國家債務膨脹一樣。麥奎格前往穆迪的華爾街辦公室,與主管公佈加拿大債信評等的資深分析師塗格利亞(Vincent Truglia)談話,塗格利亞向她透露驚人的內幕:加拿大的企業主管和銀行家不斷向他施壓,要求他發表貶抑加拿大財政的報告,但他拒絕了,因為他認為加拿大是優良而穩定的投資標的。“我處理的國家中,從來沒發生國民希望降低自己國家評級的例子,而且是不斷要求。他們認為加拿大被評得太高。”他說,他經常接到其他國家的代表打電話,抗議他給的評級太低。“但加拿大人比外國人更看輕自己的國家。”

    對加拿大金融圈來說,這是因為“赤字危機”是發動政治鬥爭的重要武器。在塗格利亞接那到些奇怪的電話前,一項要求政府削減醫療和教育等社會計畫支出,以降低稅率的大規模運動已經發動。由於這類社會計畫受到絕大多數加拿大人支持,因此要把削減支出合理化的唯一方法,便是威脅國家經濟可能因此崩潰,陷於全面危機。但穆迪機構繼續給加拿大最高的A++債信評級,因而使維持世界末日氣氛變得極為困難。

    在那段期間,投資人對混淆的資訊感到很困惑:穆迪對加拿大很樂觀,但加拿大媒體不斷報導國家財政的慘況。塗格利亞受夠了加拿大發佈政治操縱的統計數字,擔心自己的研究遭到質疑,於是採取非同尋常的措施,發表一篇澄清加拿大政府支出“並未失控”的“特別評論”,甚至隱約批評右派智庫使用的狡詐統計手法。“近日公佈的數項報告,大幅誇大加拿大的預算債務部位,其中有些數字被重複計算,另一些則作了不恰當的國際比較……這些不正確的計算可能導致加拿大債務問題的嚴重性被誇大。”穆迪發表特別報告後,“債牆”並未迫近的說法傳開來一一但加拿大的企業界並不高興。塗格利亞說,他發表報告後,“加拿大一家大金融機構的人……打電話給我,對著我大吼大叫。這還真罕見”。

    等加拿大人發現“赤字危機”是企業資助的智庫誇大操縱的結果時,生米已煮成熟飯——預算已遭削減並實施。直接的結果之一是,加拿大提供給失業者的社會計畫被大幅削減,而且再也沒有恢復,雖然後續數年出現了預算盈餘。這種危機策略在這段期間不斷被利用,1995年9月,一卷錄影帶被洩露給加拿大新聞界,內容是安大略省教育部長在一次公務員閉門會議中說,在宣佈削減教育支出和其他不受歡迎的改革前,必須先洩露一些描繪悲慘情況的資訊,以便創造必要的驚慌氣氛,雖然這些資訊可能言過其實。他稱這種操作是“創造有用的危機”。

    華盛頓的“統計舞弊”

    在1995年,大多數西方民主國家的政治言論都充斥債牆和經濟即將崩潰的說法,要求政府加速削減支出並進行更大規模的私有化,而且弗裏德曼學派的智庫總是高聲疾呼危機來臨。不過,華盛頓最有權勢的金融機構不但願意借媒體製造危機的表像,也很樂於以具體措施創造貨真價實的危機。在威廉森發表“點燃”危機的言論兩年後,世界銀行的首席發展經濟學家布魯諾(Michael Bruno)公開呼應這種說法,但也未引起媒體注意。在1995年突尼斯國際經濟學會(IEA)的一場演說中(後來由世界銀行以論文出版),布魯諾告訴500位來自58國的經濟學家,國際已逐漸形成共識,認為“一場夠大的危機或許能震撼原本不情願的決策者,使他們採取能提高生產力的改革”。布魯諾舉拉丁美洲為“深度危機似乎有效的主要例子”,尤其是阿根廷。他說,總統梅內姆和財政部長卡瓦洛的表現傑出,“利用緊急氣氛”推動深度私有化。為了不讓聽眾有機會忽略他的論點,布魯諾說:“我一直強調一個大主題:深度危機的政治經濟效應,往往為激進改革帶來有利的結果。”

    基於這個事實,他宣稱國際機構不只要利用既有的經濟危機來推動華盛頓共識,還必須先發制人,切斷援助以使危機更惡化。“不利的休克(例如政府歲入或外部資金流入減少)實際上可能是好事,因為它能縮短(改革的)延遲。‘情況沒有壞到底前不會好轉’的想法會自然浮現……事實上,一場高通脹危機對一個國家的好處,強過在比較不嚴重的危機當中拖泥帶水。”

    布魯諾承認,加深或製造嚴重的經濟崩潰十分可怕——政府可能發不出公務員薪水,公共基礎建設可能荒廢,但身為芝加哥學派的門徒,他呼籲聽眾把這種破壞當作創造的第一階段。“隨著危機加深,政府確實可能逐漸枯萎,”布魯諾說,“這種發展有一種好結果,就是在推動改革時,頑抗團體的力量可能已被削弱——一個採取長期對策而揚棄短期權宜措施的領導人,可望贏得對改革的支持。”

    芝加哥學派對危機的沉溺已迅速席捲知識界。短短幾年前,他們才只是推測惡性通脹危機能創造震撼政策所需的震懾條件,現在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競鼓吹製造失敗國家,只因為危機能提供從廢墟中重頭來過的機會,而世界銀行的經費卻來自178國的公帑,其宗旨是重建和強化困頓的經濟體。

    多年來外界盛傳國際金融機構玩弄威廉森所說的“假危機”,脅迫一些國家任其擺佈,但要證明其事卻十分困難。最詳盡的證詞來自一位轉為告發者的國際貨幣基金幕僚布德夫(Davision Budhoo),他指控IMF偽造資料,只為了宣告某個貧窮但意志堅定的國家經濟陷於危機。

    布德夫出生於格林伍德(Grenada),是接受倫敦政經學院訓練的經濟學家,並且以不同流俗的個人風格在華盛頓智庫圈特立獨行:他留著一頭愛因斯坦型的豎直頭髮,寧願穿風衣而捨棄西裝。他在IMF工作12年,職務是為非洲、拉丁美洲和他的祖國格林伍德設計結構調整計畫。IMF在雷根與柴契爾時代大幅右轉後,思想獨立的布德夫感覺他在工作崗位愈來愈坐立不安。IMF當時在忠貞的新自由主義信徒總裁康得蘇(Michel Camdessus)領導下,擠滿狂熱的芝加哥男孩。布德夫1988年辭職時,決定把自己奉獻給揭發IMF的秘密,他先寫了一封了不起的信給康得蘇,用的是十年前法蘭克寫給弗裏德曼的控訴語氣。

    這封信一開始就以IMF資深經濟學家罕見的熱情語調說:“在我擔任IMF幕僚12年,歷經正式的基金現場工作1000個日子,兜售你的藥方和魔術袋給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和非洲的政府和人民後,今天我辭去工作。對我來說,辭職是無價的解脫,因為我的解脫讓我得以跨出救贖的一大步,希望因此可以洗淨我自覺手上沾滿的幾百萬名貧困、挨餓者的血……那些人流的血多到像河裏的水。那些血也逐漸乾涸,在我全身各處凝結;有時候我感覺全世界的肥皂也無法洗去我以你的名義做的事。”

    然後他開始陳述他的“指控”。布德夫“指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以統計數字當作“致命”武器。他不厭其煩地細數他在80年代中期以基金職員的身份,參與精心計畫的“統計舞弊”,在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報告中“誇大”富藏石油的特立尼達和多巴哥(Trinidad and Tobago))的情況,以便讓這個國家顯得比真正情況更“不穩定”。布德夫聲稱,雖然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掌握”了正確的資訊,但卻把一項衡量勞動成本的關鍵數字“誇大”為兩倍多,使該國的生產力大幅下降。在另一個例子中,他宣稱IMF“幾乎是憑空捏造”龐大的未清償政府債務。

    布德夫說,這些“明顯的疏失”是刻意而非“馬虎計算”的結果,卻被金融市場當作事實,並立即把特立尼達歸類為高風險國家,進而切斷其融資。該國的經濟問題——起因於主要出口物資石油的價格下跌——很快變成“災難”,因而“被迫”向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乞求紓困。然後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求該國接受布德夫形容的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致命的藥”:裁員、降低工資,以及“全套”的結構調整政策。他敍述這個過程是“以詭計故意阻斷該國的經濟救生索”,以便“先摧毀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的經濟,然後促成改變”。

    2001年去世的布德夫在他的信中明白指出,他的控訴不只是因為少數官員對待一個國家的方式。他形容IMF的整個結構調整計畫就是一種大規模的酷刑,讓“‘因痛苦而尖叫’的政府和人民被迫在我們面前屈膝,挫敗、驚惶而混亂,乞求我們以同情心和君子風範對待,但我們殘酷地嘲笑他們,毫不留情地繼續施以折磨”。

    這封信公開後,特立尼達政府委託兩項獨立的研究,調查信中的陳述,並發現信中所述果然是“事實”: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膨脹和“假造”數字,對該國造成嚴重傷害。

    不過,儘管指證歷歷,布德夫爆炸性的控訴卻“消失”得幾乎“無聲無息”;特立尼達和多巴哥是委內瑞拉外海的一群小島,除非該國人民沖進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十九街的總部,它的抱怨不太可能引起世界注意。但這封信在1996年“被改編”成一齣叫《布德夫先生的IMF辭職信》的戲,在紐約東村一家小劇場演出。這出戲出乎意料獲得《紐約時報》好評,稱讚它“不同尋常的創意”和“別出心裁的道具”。這則簡短的戲評是《紐約時報》唯一提到布德夫名字的版面。

    《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
    第十二章 資本家本色──俄羅斯與(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私有化改革下)野蠻市場的新時代


  4. 2011/04/13 於 12:12 patchpieces

    <日本右翼歷史觀批判研究>
    (王向遠著作集第十卷)

    第一章 戰後右翼歷史觀形成的根源與背景——右翼勢力、右翼思潮與戰爭認知問題
     一、右翼歷史觀的古代淵源
     二、現代軍國主義思潮與右翼歷史觀的形成
     三、戰敗後右翼的蠢動及右翼歷史觀的“復活”
     四、冷戰後知識右翼的“猖獗”與右翼歷史觀的“擴散”

    第二章 右翼歷史觀“死灰復燃”的標誌—林房雄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
     一、作為老牌右翼分子的林房雄
     二、解掉兩個緊箍咒
     三、“大東亞戰爭百年戰爭”論的展開
     四、“縱然失敗卻是無悔”

    第三章 一本全面徹底的為侵略歷史“翻案”的書——中村粲的《走向大東亞戰爭之路》
     一、寫作宗旨:為洗刷“汙名”而“篡改”歷史
     二、以種族戰爭史觀“粉飾”侵略
     三、所謂“當事雙方都有幾分責任”
     四、對十五年侵華戰爭的“全面翻案”

    第四章 “惡魔的思想”——渡部升一、穀澤永一的思想
     一、對“反日的日本人”的“告發”
     二、所謂“國益論”和“新憂國論”
     三、“誰把歷史弄成這樣?”
     四、所謂天皇“無責任”,戰爭“有外壓”
     五、“敬告韓國中國俄國美國:日本沒有戰爭責任”

    第五章 “喬裝打扮”的軍國主義史觀——藤岡信勝所謂的“自由主義史觀”
     一、藤岡信勝與“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
     二、所謂“自由主義史觀”的“自由”
     三、“自由主義史觀”的根源與構造
     四、“自由主義史觀”的虛偽本質

    第六章 歇斯底里的“免罪情結”——法學博士小室直樹的“無法”的暴論
     一、“天皇教”的狂熱信徒
     二、反共與反華
     三、搬弄“國際法”為侵略免罪
     四、不容忍任何道歉和謝罪

    第七章 “南京大屠殺”抹殺者的第一隻黑手——田中正明的“虛構”與“總結”
     一、曾做過松井石根秘書的田中正明
     二、所謂“帕爾博士的日本無罪論”
     三、《南京大屠殺的虛構》的虛構
     四、“南京大屠殺否定論的十五個論據”的虛偽

    第八章 作為一股右翼思潮的南京大屠殺“抹殺論”——東中野修道等抹殺論者的猖獗
     一、鈴木明的《南京大屠殺之幻》
     二、阿羅健一、歃本正己、富士信夫的抹殺論
     三、南京大屠殺抹殺論形成了一種思潮
     四、新一代抹殺論者的“旗手”東中野修道
     五、抹殺論者在史實面前註定失敗

    第九章 “皇國”史觀的集大成——西尾幹二的《國民的歷史》
     一、《國民的歷史》暢銷的背後
     二、與中華文化絕緣的“一萬年日本文明史”的虛構
     三、對侵略歷史的全面美化
     四、唯我獨尊的“皇國”史觀的復活

    第十章 右翼歷史觀的教科書化——《新歷史教科書》及教科書的“改惡”
     一、戰後歷史教科書的右翼化軌跡
     二、右翼團體“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的成立
     三、《新歷史教科書》對侵略歷史的歪曲
     四、推動教科書進一步“改惡”的三浦朱門

    第十一章 右翼歷史觀的通俗化、大眾化——小林善紀的政論漫畫《戰爭論》與《臺灣論》
     一、右翼勢力的“廣告塔”
     二、鼓吹戰爭、美化侵略的《戰爭論》
     三、老調重彈、變本加厲的《戰爭論2》和《戰爭論3》
     四、歌頌日本殖民統治、鼓吹台獨的《臺灣論》

    第十二章 右翼歷史觀與靖國神社問題——靖國神社參拜“正當”論
     一、靖國神社的本質
     二、加地伸行等人的“日本乃神國”論
     三、大原康男等人的中國“干涉日本內政”論
     四、小林善紀的《靖國論》

    第十三章 右翼歷史觀對中國歷史教科書的“逆襲”——右翼文人的“中國反日”論
     一、古森義久對“中國反日”的報導和渲染
     二、勝岡寬次對中國“反日教科書”的“徹底批判”
     三、“中國反日”論的其他鼓噪者

    第十四章 從中國歷史觀到中國現實觀——「中國黑暗論」、「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
     一、岡田英弘的中國歷史“黑暗論”
     二、中島嶺雄的「中國黑暗論」與「崩潰論」
     三、長谷川慶太郎的「中國崩潰論」與「中國威脅論」
     四、杉山徹宗等人的「中國威脅論」

    本書研究的是日本右翼及其歷史觀的問題,對歪曲和篡改歷史的日本右翼歷史觀做了深入的剖析。讀完這本書之後讀者會明白,原來那些大放厥詞的政客站在政治舞臺上為歷史翻案的發言是有一整套右翼歷史觀作支撐的,而右翼歷史觀的構建者和系統表述者則是民間身份的一些教授、學者所構成的右翼勢力。換言之,在日本當代學界和言論界,為侵略歷史翻案已經形成一種不可忽視的社會文化思潮。


  5. 2011/04/13 於 12:13 patchpieces
      孔夫子不喜歡紫色,因為紫色混淆了大紅大紫;孔夫子不喜歡鄉愿,因為鄉愿偷走了大是大非。   龍應台出道以來,她用心建立起“冒充”放火的文明。其實她放的,只是“煙火”、不是野火,她沒有任何放火者的歷練,監牢、捶楚、刑求、查禁,她都「陌生」;爭自由、爭民主、爭人權、爭法治,她都「逍遙國外」。她從“不拔一毛”抗爭藍色綠色的野蠻,卻在「(反共肅清撲殺)白色恐怖」“風頭過後”,一片風涼,要我們用文明來說服她。   我們卑視混淆大紅大紫的所謂文明、我們憤怒“偷走”大是大非的所謂文明、我們不再忍耐這票文明的“挑釁”,我們要中國人生氣一次給她看。   每個人都會罵人王八蛋,但李敖卻能用證據證明你是王八蛋。在這本書裏,李敖用24萬字的證據,證明龍應台錯在那裏。龍應台的文章越寫越好,龍應台的大腦越老越混,不能準確切割文章和大腦的“龍應台迷”有禍了,因為你可能是一種動物的蛋。   對蛋化恐懼的“龍應台迷”說來,這本書,是一種救贖。   龍應台口口聲聲請用文明說服她,但她只提俄國大兵強姦中國女人,不提美國大兵強姦中國女人,如此“媚美藏奸”,是那一國說服人的文明呢?   四分之一世紀來,龍應台一貫用“片面強姦”的“戲法”,矇混“龍應台迷”,現在,李敖終於出手了、拆穿了、牛刀殺雞了。為什麼用牛刀殺雞?答案是李敖只有牛刀,只好小試一下了。   孔夫子不喜歡紫色、孔夫子不喜歡鄉願,我們喜歡孔夫子。   《內容摘錄》   【緣 起】   歌德(Goethe)有他的談話對象,康得(Kant)有他的談話對象,缺德的李敖沒有,大體上,李敖永遠在一個人談話,從年復一年一個人在牢房裏、到年復一年一個人在書房裏、到年復一年一個人在“一人轉”的電視節目冷房裏,他沒有談話,有的只是自說自話。   邱吉爾(Churchill)的僕人偷聽到主人在浴室的自說自話,透露說:邱吉爾洗澡時候自說自話是人類最可怕的聲音之一,因為一半出自喉嚨、一半出自鼻孔。李敖一切自行料理,沒有僕人,所以無從偷聽喉嚨或鼻孔,結果呢?邱吉爾是英國首相,他自說自話完了,外面有太多的談話等著他,不愁沒對象,可是李敖呢?他在浴室照了鏡子,走出浴室,另一面鏡子在等他。   太可惜了!孤獨的李敖,失掉太多太多的聲音了。不但失去自言自語、失去自說自話、失去thinking aloud、失去“群胡同笑、四座並歡”、也失去了發明答錄機的意義。白色恐怖時期,家裏被偷裝了竊聽器,但情治單位最後驗收,什麼也沒錄到,只錄到叫床與喘息。   太可惜了!總得記錄出李敖叫床與喘息以外的聲音才行。   但是李敖越老越彆扭了,他一心寫“大書”、寫“陽痿美國”這類“大書”、寫一部又一部的“大書”,他每天工作十六個小時,並且以世界為對象,“威而剛世界”(“偉哥世界”),沒有時間談到世界以外的雞零狗碎了。   不過,李敖儘管全天工作,也會有間隙的時候,Even Homer sometimes nods. 荷馬也有打盹時、荷馬也會有一失。所以,抓住李敖“荷馬的時刻”,抓住他呵欠之下的一些雞零狗碎,也很有趣啊。杜甫就做過“拾遺”的官,“拾遺”就是抓住皇上的雞零狗碎,皇上是管大事的,但是也有雞零狗碎,也不無雞零狗碎可以撿到,所以大詩人杜甫又叫“杜拾遺”。現在,從這本書開始,就是“杜拾遺”的絕活了,不過是拾自己的遺,拾到一本算一本。讓世界除了李敖的“大書”外,偷窺到李敖的種種面相,原來皇上是根本不穿新衣的、皇上知道新衣是赤裸的。——皇上太屌了。   【從“拾穗”到“拿鋤頭的人”】   ■你本是談笑風生的人,可是由於你經常“拒人千里之外”而“失風”了,多可惜啊!希望這部書,可以為你“把風”,拾起許多你“滄海遺珠”。說“遺珠”,也許太狗腿了,至少這部書,使我想起米勒(Jean Fran蔞is Mellet)那幅“拾穗”(Gleaners)。   □好奇怪,為什麼不想起米勒那幅“拿鋤頭的人”(Man with a Hoe)?   ■“拿鋤頭的人”嗎?那幅畫可被指為有“危險的社會主義傾向”(…was condemned as dangerously socialistic)的喲。   □看來一開始,就不打算問到我“危險的社會主義”那一面。是不是?“非其種者,鋤而去之”,拿鋤頭的人是危險的。   ■能閃避得掉嗎?你的頭腦裏,漏掉了“危險的”三個字,別的也就不多了。   □我這麼單薄嗎?別忘了米勒那幅“播種者”(Sower)。   ■“播種者”是一八五一年的、“拾穗”是一八五七年的。“拾穗”意味著在“播種”之後,拾到些什麼,有不同的感覺。這本“李敖秘密談話錄”就有這種感覺,那該多好。   □尤其加上“秘密談話”。   ■尤其加上“秘密談話”。at ease的時候,總會說出一些“秘密”吧?   □我對“秘密”的定義很寬,我曾說過:“凡是你沒讀過的書,就是新書。”凡是你沒聽到的事,就是“秘密”。關鍵在你能否學會用“秘密”的耳朵去傾聽。你學到這本領,聽風聲都可聽到“秘密”。   ■說得太玄了,你是“務實的理想主義者”,別那麼玄吧?   □好,別那麼玄。讓我儘量說拾穗者的語言。   ■“李敖秘密談話錄”該是總書名吧,每一本秘密談話,該有個副書名吧?   □說的是,這本書的副書名,就叫“大江大海騙了你”吧。   ■是不是每次總書名不變,都叫“李敖秘密談話錄”,變的只是副書名?   □是的。   ■“李敖秘密談話錄”,要出多少本呢?   □不知道。第一,要看我活多久;第二,要看我興之所至,拾遺到什麼地步。   ■為什麼第一本談話錄就好像鎖定龍應台呢?   □因為她“橫亙”在我眼前。   ■你用“亙”字,多麼老去的一個字,它的意思是從這端到那端,橫在你眼前。亙是什麼?攔路虎嗎?   □不是攔路虎,攔路虎是國民黨;也不是過街鼠,過街鼠是民進黨。龍應台只是一塊木頭、“殘山剩水”中橫亙的一塊木頭。   ■你的意思是她也攔過路、也過了街?   □她的問題是正在攔路、正在過街。她是現在進行式,是代表頭腦不清中國人的“文化現行犯”。並且這種“文化”,也是臥虎藏鼠的,洋溢著鼠疫。   【龍應台提議與我擁抱】   ■我還是有點納悶,納悶你出這本書。你在“九一一”第九周年,寫了一部“大書”──“陽痿美國”,明顯把你的寫作方向,指向全世界了,為什麼又有回頭的跡象,出這本“大江大海騙了你”,這書對你未免太小了吧?   □我一直躲著,最後還是忍不住了。心想海峽兩岸,只有我有本領徹底拆穿了,我好像責無旁貸,我跟龍應台毫無冤仇。以前,她寫過信給我,我沒回。她官迷,做臺北市文化局長,還請我單獨吃過飯,在徐州路,飯後她提議要擁抱我一下,抱就抱吧。今天我挪用了寫“大書”的時間,快速扯這本回頭書,深愧不無浪費。下筆之際,頗有孔夫子作“春秋”的無奈,知我罪我,聽之他人,但真情告訴你,我已經先罪自己了。我已志在寫一本本的“大書”,扯這本書,對我太小了。幸虧只用零星的時間扯它、幸虧書中還有一定的比重涉及美國、拆穿美國。   ■功德所披之處,其實也不能用一個小字抹殺一切。主要原因是你老了,七十五歲了。“悟以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你在文字上變小氣了,吝於花時間扯你不想扯的了。   □對,我限期在年底以前,完成“屠龍記”。這個“龍”,是多數。牽扯到許多人、許許多多頭腦不清的可憐蟲。“龍應台”毋寧是一個代號、一個通稱。哦,我老了,我有一點嘮叨。   ■既然是談話性質的書,不怕嘮叨。嘮叨一點也別有趣味,至少增加了細膩感。   □你使我想起我在“李敖議壇哀思錄”中的那篇序:   【知我者,其唯老太太乎?】   汗牛也、充棟也、上網也、下載也,古今自傳多矣,但最好的,出自兩位老太太,一位是趙元任太太楊步偉,一位是胡適太太江冬秀。老太太式自傳的最大好處,在她隨意嘮叨。唯其隨意,故少弄假;唯其嘮叨,故無遺珠。……行雲流水,成此奇書。能解老嫗,方足以讀自傳,知我者,其唯老太太乎?   ■你的意思是說,你要不避“隨意嘮叨”之譏,來一本本的“李敖秘密談話錄”,目前只是第一本,先從宰龍老太太開始?   □沒錯。龍應台還不算太夠格做老太太,只是她的思想先老掉牙了而已。   ■面對“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你一定有看呢還是不看呢的苦惱。   □我終於打開了“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我支出了兩個小時,“解決”了這本三百六十頁的書。   ■“解決”?   □“解決”,就是把它看過了、並且大卸八塊、用美工刀切割出一般人看不到的結論。它結構混亂、支離破碎,以許多個人的故事做基點,加以鋪陳,如果發揮得妥當,尚可補救結構混亂和支離破碎的毛病,但龍應台鋪陳的故事,卻發揮不出來,甚至出現嚴重的錯誤,這是該書的致命傷,也正是龍應台的毛病所在。   ■ 這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書的根本不妥之處嗎?   □沒有起碼清楚頭腦的人,最好不要談思想、談歷史。不要高談闊論“大江大海”,因為一九四九年的局面明明只是“殘山剩水”,何來“大江大海”?何況,明明是“殘山剩水”,卻擺出“大江大海”的架構,這種架構,正是蔣介石留下來的思維。龍應台的根本錯誤在她總是做“虛擬演繹” (pseudo-deduction),“虛擬演繹”好比扣第一個扣子,第一個扣子沒扣對,下面的扣子全扣錯了。   【龍應台的不幸】   ■看來龍應台有點不幸,她踩了你的線。她如果只寫寫什麼文藝批評,還算恰如其分。她不自量力,擴大來談“一九四九”的問題,恰恰那是你一步步踩過的線,她跑來亂踩,就鬧笑話了。你從十四歲起看“一九四九”長大,而龍應台呢?“一九四九”時她還沒穿上開襠褲,實際還沒出生。   □“一九四九”對我是目擊、是身曆、是焦距清楚的見聞、是檔累積的印證,但對龍應台都不是,龍應台只想對大題目速成,那是速成不來的,既不夠真實,也容易鬧笑話,搞什麼大題目啊,連小細節都弄不清楚。像臺北的紫藤廬,全不是那麼回事。   ■龍應台書裏說:   我更喜歡在紫藤廬喝茶,會朋友。茶香繚繞裏,有人安靜地回憶在這裏聚集過的一代又一代風流人物以及風流人物所創造出來的歷史,有人慷慨激昂地策畫下一個社會改造運動:紫藤花閒閒地開著,它不急,它太清楚這個城市的身世。   又說:   臺北市有五十八家Starbucks,臺北市只有一個紫藤廬。全世界有六千六百家Starbucks,全世界只有一個紫藤廬。   她把紫藤廬說得好美。   □比起Starbucks,紫藤廬的確有中國茶館的特色,但說“在這裏聚集過的一代又一代風流人物”卻是溢美了。紫藤廬是我大學時代好朋友周弘的家。周弘的爸爸是周德偉,當年是財政部關務署署長,家有汽車。周德偉是學官兩栖人物,寫的德國派文字,有深度但很晦澀。他在家裏請過他老師胡適來吃過飯,絕無人文薈萃可言,更沒有殷海光與自由主義可資號召。他做了長達十九年的署長,如果公然自由主義,官還能做嗎?由於周弘是我好友,我常出入其家,對紫藤廬太熟了。如果說“一代風流人物”出入此宅的,應該只有李敖才是,但李敖眼裏那有學官兩栖人物?周德偉罷官後,請我在家吃飯,站在趙夷午的對聯前。對聯是:   豈有文章覺天下   忍將功業苦蒼生   他說上聯寫的是他,下聯寫的是蔣介石,我在旁邊一直笑。心想此公文章太悶了,豈能覺天下?周德偉死後,他的小兒子周渝還把他老爸的回憶錄影本送給我,內容坦誠精采。周渝五十歲生日,我約他單獨吃了一次飯,那是我一生最後一次參與朋友的婚喪喜慶。我還挖苦周渝說:“你本來可以雄心大志做番事業的,結果紫藤廬的收入,使你安做小富翁了,你誤了一個天才洋溢的周渝。”周渝至今叫我“李哥”,他不以為忤。我在獄中受難時,周渝關切我,俠風感人。總之,紫藤廬的前身絕對沒那麼偉大,說周德偉、殷海光在那兒啟蒙什麼自由主義,都是美麗的神話。至多周德偉的維也納學派視野,影響到殷海光,但周德偉絕對浪費了自己。紫藤廬的故事,告訴我們:自由主義者絕對不能從政,政治人物周德偉誤了大思想家周德偉。周德偉的長子周弘是我一生交過的最寬厚的朋友,我至今懷念他。至於紫藤廬這房子,龍應台說“紫藤花閒閒地開著,它不急,它太清楚這個城市的身世”。當然,它更清楚自己的身世。紫藤廬有知,會為之竊笑。   ■ 看來龍應台根本亂寫了一段神話,她真不幸。   □不是她的不幸,是我們的不幸。   【“大江大海”,屁!】   ■“大江大海騙了你”,這是一個有趣的副書名,並且有張力,用“騙了你”作為提醒,暗示有人是被騙的傻瓜。是個不錯的構想。   □本來我的構想是“大江大海,屁”,用一個“屁”字蹦出一切,簡明扼要,也不錯,更有張力呢。   ■在一本正經之士眼裏,有點不雅吧?   □毛澤東詞中有“放屁”字眼出現,孫中山“三民主義”中也大談“放屁”,屁來屁去的,在他們革命家眼中,都不發生字眼問題。   ■“陽痿美國”一書,中國大陸朝中有人視“陽痿”兩字不雅,影響了出書。   □我想起我做預備軍官排長時候,排中有阿兵哥叫張中尾,讀“青春花朵”一類書,老兵班長鄭金海不准他看。理由是:書中有“月經”兩個字。   ■“陽痿”、“月經”、“放屁”都是生理名詞啊,在醫學書裏還是學術名詞呢。   □“放屁”兩字還夠不上呢,該叫“排氣”。   ■看來該查禁毛孫諸公的著作才安全。   □如果鄭金海班長升了官,做了中朝大員,他幹得出來的。   ■但你還是沒用“屁”字做副書名。   □用“騙了你”更有親切感,因為點出閣下即是被害人、被害人即是閣下。書名把讀者給屁進來了。   ■你用“大江大海”,還把四個字括起來,顯然別有所指。你明明衝著龍應台那本“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來的。   □沒錯。   ■你寫了一輩子的書,在書名上,你都沒有這麼強烈的針對性,這回怎麼這麼大火氣?   □ 太氣人了吧?多少年來,我們與蔣介石及其“文學侍從之臣”抗爭,最後把蔣介石鞭屍、把走狗打得哇哇叫,夾尾而逃。本來已經在清掃戰場了,不料又冒出一群“蔣介石超渡派”,在打招魂幡,這是我看不下去的。   ■ 什麼“蔣介石超渡派”?   □ 超渡是佛門用語,是為死者誦經咒,以佛力代死者消除前世罪業。儀式出自“佛說盂蘭盆經”中“目連救母”故事。   ■ 你說“蔣介石超渡派”,顯然是指文化人來超渡死者蔣介石吧?龍應台是其中之一嗎?   □ 是其中之一,不過她是隱性的,並且滿有技巧,所以“肉麻度”比較低。龍應台在大前提上是肯定蔣介石的團隊的,這還得了!媚蔣媚到骨頭裏了。   ■ 所以你認為很嚴重,你要拆穿龍應台。   □ 拆穿龍應台的精確定義分兩方面,就人而言,是拆穿“龍應台之流”,不限於龍應台個人的,而是多數的;就事而言,是拆穿“龍應臺式錯誤”,也不限於龍應台個人的,而是多數的。龍應台集“後蔣時代”錯誤思想的大成,似正而妖、言偽而辯,我們不能不聲討“龍應台之流”、拆穿“龍應臺式錯誤”。   ■ 幹拆穿這一行,你可是駕輕就熟呢。這方面的書,你寫了好多好多。   □ 六十多年來,我坐看打著國民黨旗號的一批壞人,在禍國殃民以後,退居海隅、竊中國一島以自娛。隨後,又坐看這批壞人,“(法西斯洗腦教育教化)孵出”打著民進黨旗號的一批混人,在有樣學樣以後,退居邊陲、恃中國一島以自毀。我生也雄奇,志不在一島,只緣陰錯陽差,不幸與彼輩同土,自不免於周旋、糾纏、與作弄;愛國情殷,亦不免於救溺、熱諷、與冷嘲。大體說來,對雄奇之人,未免浪費。但是,龍應台靠著與財團的“勾結”、靠著財團們提供的金錢與「基金會」,一路鬧得太囂張了,我實在不得不出手,教訓教訓他們了。   【葉公超的切膚之痛】   ■ 談到教訓,先舉個例,做個示範吧。龍應台好像也有用功的一面,她跑到美國,去看蔣介石的日記呢,滿辛苦的。   □ 龍應台跑到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看“蔣介石日記手稿”,又抄又引蔣介石日記。她的辛苦,發生了兩個問題,第一、蔣介石的日記,龍應台可以一網兜收嗎?第二、要兜收,就不能不對蔣的另一面,視若無睹吧?如蔣私下罵葉公超是秦檜、張邦昌賣國賊,但蔣自己幹的,不正是同一勾當嗎?蔣口口聲聲“漢賊不兩立”,結果是求在聯合國漢賊兩立而不可得,真相不正如此嗎?別以為那是以後的事,那才真正是“一九四九”埋下的伏機呢。   ■ 美國檔案後來公佈了,原來蔣介石並沒有“漢賊不兩立”,他偷偷轉告美國人,我們贊成在聯合國“兩個中國”、兩立出兩個中國,當時由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就是老布希(George Bush)操盤,可是沒有成功,蔣介石給趕出聯合國了。   □可是這“漢賊不兩立”的把戲還一直掛著,不但國民黨的笨蛋們相信,民進黨的笨蛋們也相信,笨蛋林濁水還抱怨因為蔣介石堅守“漢賊不兩立”原則,害得臺灣被趕出聯合國呢,這笨蛋。   ■ 葉公超當然看不到蔣介石在日記中這樣誣衊他,但是龍應台看到了。看到了卻逃避不寫,這是什麼意思?   □ 這就是龍應台的“大問題”。龍應台這種“知識份子”,沒有真的切膚之痛,不像葉公超。四十多年前,在美國新聞處副處長司馬笑(John Alvin Bottorff)的家裏,葉公超就向我說,他加入國民黨,原希望他兩腳踩到泥裏,可以把國民黨救出來,結果呢?他不但沒把國民黨救出來,反倒把自己陷進去,言下不勝悔恨。他如看得到蔣介石日記裏這樣誣衊他,他連頭都要埋在泥裏了。   ■ 葉公超也可統稱“葉公超之流”吧?這些鳳毛麟角的知識份子,“一九四九”年靠錯了邊,最後被蔣介石耍、被蔣介石羞辱,多懊惱啊、多悔恨啊。龍應台寫了一大堆,卻不知道為“葉公超之流”的懊惱與悔恨留點筆墨,她的均衡感一塌糊塗。   □一塌糊塗的不只寫不出“葉公超之流”,而在她竟寫出“錢穆之流”。她寫“冷眼素書樓”,就是叫人哭笑不得的一例。   【龍局長的“素書樓”】   ■“冷眼素書樓”?這篇文章沒收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你出這本“大江大海騙了你”,所讀的龍應台,不限於“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 當然連帶也看點別的。當你宰一隻豬,不能只宰豬頭。   ■ 你講話,像是賓士中的羅馬戰車,不但主將正面揮戈,戰車輪子中軸也裝上尖刀,隨時鑽人一下。好吧,“冷眼素書樓”怎麼說?   □ 馬英九的文化局長寫道:   將來研究臺北史的人會在臺北大事紀中讀到:民國九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臺北市長馬英九與錢穆夫人在素書樓共同植下一株松樹。植松之前,市長鄭重地說明了錢先生從未“佔用市產”,並且為錢先生晚年所受的侮辱正式代表政府向錢夫人道歉。   混蛋豈止馬英九呢,另一個混蛋陳水扁,當年做市長時,不正是索回公產的正犯嗎?陳水扁當上所謂總統,也向錢穆夫人道歉了。事實上,這兩個混蛋市長道什麼歉呢?更早的市長高玉樹“佔用市產”不放,反說錢穆和我高玉樹一樣。錢穆“心有未甘”,投書自明。但自明瞭一大篇,我們看來看去,還是十足占公產不誤,唯一不同的是蔣介石幫他占的而已,但蔣介石幫他占,也是占啊!在“佔用市產”上,錢穆其實不如高玉樹,高玉樹真小人,占就占了;錢穆卻偽君子,占了還大談“委屈”、還要“以正社會人士之視聽”。但是偽君子的手法,卻比真政客高呢!社會視聽中,“聯合報”公開說他有“狷介風範”、“中國時報” 公開說他“讀書人的骨氣卻表露無遺”……這真是笑話!錢穆住蔣介石假公濟私來的豪華別墅,二十二年來一塊錢都沒花,這是那一門子“狷介”?那一門子“讀書人的骨氣”?社會視聽被王惕吾、余紀忠這些混蛋顛倒如此,視聽真亂了!   混蛋是有傳承性的,到了龍局長時代,卻傳承出生花妙筆了:   我們今天在草坡上致歉、獻花、植樹、洗刷錢先生的汙名、發願光大錢先生的文化理念,並不能擦掉已經發生過的歷史:這個城市曾經把一個象徵文化傳承的大儒掃地出門……   事實上,錢穆發揮了什麼“文化理念”呢? 錢穆“發願光大”了一輩子儒家大道,卻不懂“儒家所論士大夫出處進退辭受之道”,多丟人哪!這是那門子的“高風亮節”?   【文化混蛋】   由錢穆這把量尺,可得到四點結論:   一、錢穆是迂夫子、村學究,搞餖飣史學有成就,但不足以談文化哲學,更不足以稱教主。   二、錢穆眼裏的蔣介石是皇帝,他自己自然就是文學侍從之臣,蔣介石把他當“草山一皓”供出來,公私不分,代結“素書之廬”,結果鬧出弊案。   三、蔣介石供錢穆,意在樹立學統道統以給政統“護盤”,箝制自由主義者胡適。只比較胡適反對蔣介石三任總統,而錢穆不敢反對,反倒曲學阿蔣一點上,就可判出兩人高下。   四、“龍應台之流”拾蔣餘唾,也不知錢穆的“文化理念”多麼有損中國文化的全面性,拿香跟著亂拜,反證了她的無知。   ■ 對錢穆,你的理解太透徹了。你在高中時,錢穆不就寫信給你、送書給你嗎?   □ 他對我的私誼,和我對他的公論,是兩回事。對他窄化中國文化與神化蔣介石上,我無法不公論論定他。   ■ 龍應台說“在素書樓的草坡上重展錢先生舊作”如何如何,她看不到錢穆的致命傷嗎?   □ 龍應台看得到嗎?她這方面的分析能力太弱了。龍應台說:   素書樓所留給我們的卻是無窮的不安:那由於缺乏“歷史智識”而“蠻幹強為”,而“鹵莽滅裂”的人,太多了。   多好笑啊,“蠻幹強為”“鹵莽滅裂”的,其實正是他們、道貌岸然的他們、文化局長的他們、“忍將“文化”苦蒼生”的他們。唯一與流氓不同的,是他們幹完了還“高風亮節”呢。噢,我想起來了。在“素書樓”附近,我還看到另一場呢。劉顯叔拉我去參觀參觀張大千的故居──“摩耶精舍”,在外雙溪開衩處,我參觀了這一名宅。查詢之下,原來也有醜聞在內。那塊地皮本是“禁建”地區,張大千不管,先便宜買了下來,然後由蔣介石為他“變更地目”,改成建築用地,大蓋特蓋起來。正庭外面,有蔣經國題字“亮節高風”,赫然招展。如此“亮節”、如此“高風”,龍應台當然更不懂了。   ■ 錢穆是把量尺,龍應台不是量尺嗎?   □ 龍應台也是。從她身上,我們量出來,跟國民黨一脈相承下來的文化人,不管怎麼包裝,也是nuts(混蛋)。   ■她可是馬英九的文化局長呢。   □ 文化nuts。   【龍應台怎樣吃人肉?】   ■錢穆的文化好一點吧?他寫過“中國文化史導論”呢、寫過“文化學大義”呢。   □錢穆的頭腦是不及格的。只要一比對他的書,就會發現。一九三九年,錢穆寫“國史大綱”引論,他說:“未有民族文化已衰息斷絕,而其國家之生命猶得長存者。”可是隔了兩年,這位新時代的教主把他所說的話全忘了,他寫“中國文化史導論”,卻說若不解決“吸收融合西方文化而使中國傳統文化更光大與更充實”這一問題,那麼“中國國家民族雖得存在,而中國傳統文化則仍將失其存在”。看啊,兩年前,他說民族文化不存在國家就完蛋了;兩年後,他說民族文化不存在國家還可以不完蛋。民族文化與國家興亡在錢穆手裏竟變成了這麼好笑的一對寶,一會兒生死攸關、一會兒並不相干。這種推理,怎麼能教我們適從呢?錢穆為了強調民族文化的重要,竟不惜拿“國家之生命”來開玩笑、來嚇人,這種作風,氣是滿壯的,可惜理不太直。夫子這樣亂變,“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變﹄也!”   ■他的餖飣史學還好吧?   □如果沒有人“盜墓”,就還好。例如孫武,是春秋時代吳王闔廬的客卿、是兩千五百年前的軍事家。他的身世,一直遭到懷疑。其中最主要的有兩類:第一類是懷疑根本沒有他這個人;第二類是懷疑他和戰國時代的孫臏為同一個人。像錢穆就是靠後一種說法成名的。不料一九七二年四月,山東臨沂銀雀山的古墓裏,出土了古代竹簡兵書,竹簡中赫然有“孫子”,也赫然有孫臏“兵法”,千古疑案,自此分明!證明了錢穆這種成名之作都是站不住的瞎扯淡。   ■那怎麼辦?   □不怎麼辦,反正錢穆已經成名了,只能怪他媽的孫臏不夠朋友!不夠朋友的看來還不止孫臏呢。這批竹簡中,竟赫然還有古書“尉繚子”。 “尉繚子”也是被錢穆判定是後代假造的書、是偽書,並且說得頭頭是道。但是這批竹簡一出土,證明了真金不怕眾口鑠,大牌學者也者,不過大言欺人而已。   ■又怎麼辦?   □不怎麼辦,反正錢穆已經成名了。   ■龍應台“在素書樓的草坡上重展錢先生舊作”,能知道這些真相嗎?   □你說呢?   ■龍應台跟著錢穆大談中國文化,她不像錢穆那麼“村”吧,她可是留學生呢、還在外國教過書呢。   □一個英國探險家,在探險中碰到一個有吃人肉風俗的蠻人,等到他發現這蠻人竟是一個英國大學裏出身的,大為驚奇,問這個蠻人道:“你難道還吃人肉嗎?”這個蠻人的答話可妙了,他說:“我現在用西餐叉子來吃了。”(I usm fork now.)   【龍應台不懂老蔣日記】   ■ 不但在“素書樓”草坪上啃錢穆,還跑到史丹佛大學舐蔣介石呢。在她書裏,多次提到她去美國看“蔣介石日記手稿”,你認為她上了蔣介石的當,因為她被蔣介石弄糊塗了?   □文明國家的檔案,都有定時開放的年限,但是國民黨當國,它的檔案卻不肯開放。除了欽定的、御用的部分有意展示的檔案外,其他都扣在秘府,不肯示人。許多歷史工作者呼籲開放開放,但依我看來,縱使開放了,也要有慧眼去辨別才成,否則的話,往往適中其計。什麼計呢?原來檔案中的文字,有的並不代表歷史事實,只是專門用來騙人的,尤其用來騙後代之人和歷史家。這種居心,我最早就看出來了。   ■蔣介石日記也有問題嗎?   □問題可多著呢。日記是檔案中第一線真偽攙雜的,然後才衍生出別的。我在沉亦雲“亦雲回憶”中,發現蔣介石的把兄黃郛的一則秘密電報,是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四日發給義弟蔣介石的。那時黃郛正在北方與日本人談判,電報中有一段如下:   至尊電謂“應下最高無上之決心,以求得國人之諒解”一語,則兄(黃郛自稱)尤不能不辯。兩年以來,國事敗壞至此,其原因全在對內專欲求得國人之諒解,對外誤信能得國際之援助,如斯而已矣!最高無上之決心,兄在南昌承允北行時,早已下定,無待今日。兄至今迄未就職,弟(指蔣介石)如要兄依舊留平協贊時局者,希望今後彼此真實的遵守“共嘗艱苦”之舊約,勿專為表面激勵之詞,使後世之單閱電文者,疑愛國者為弟,誤國者為兄也。赤手空拳,蹈入危城,內擾外壓,感慨萬端,神經刺亂,急不擇言,惟吾弟其諒之!並盼電覆。郛感印。   黃郛與蔣介石拜過把子,在一九一一年。二十二年後,他打這樣的電報給蔣介石,內心之沉痛可知。他顯然不滿蔣介石以白紙黑字來跟自己人演戲,使後世之人,看了電報內容,以為愛國的是你、誤國的是我。這種沉痛之言,豈不正令我們了然於心麼?可見白紙黑字的,處處玄機,何況日記呢?   【蔣介石的“專立文字”騙術】   ■這種專門以白紙黑字來作弄你的幹法,可說是“專立文字”而非“不立文字”。   □正因為蔣介石“專立文字”是給人看的,所以,很多文字我們就不可認真。詹特芳在“蔣介石盜取黃金銀元及外幣的經過”一文中,透露吳嵩慶怎麼演政治雙簧的事,頗為有趣。詹特芳說:“撤退到廣州後,有一次蔣批給馬鴻逵二萬塊銀元,條子已經親筆批了,可是就在馬手下來領錢之前,蔣經國由黃埔來了一個電話,叫不要發。這真是一副難吃的苦口藥,蔣親自批發的條子,怎能不給錢呢?又不敢明言,吳只好一個勁地說好話,準備挨駡,要知道這些人都是開口就罵、動手就打的反動軍人,而吳嵩慶又是個文人,真有些對付不過來。 又有一次,財政部長徐堪到蔣處說,廣東的金圓券實在對付不下去了,必須拋五萬兩黃金壓一壓漲風,蔣同意並親筆批發五萬兩黃金。可是也跟上次情況一樣,在財政部領錢人還未來時,黃埔俞濟時(他的侍從長)的電話已經來了,一句話,不要發。這一次更難對付了,徐堪是吳的恩人,吳之所以能當上財政署長,是當初徐做主計長時向蔣推薦的,怎麼辦呢?只好硬著頭皮頂。記得那天徐因未領到黃金在電話內罵吳時,吳急得滿頭大汗,真不知如何是好,只好一個勁地喊『可公可公』(徐堪又名徐可亭,舊社會下屬對頂頭上司最尊敬的稱呼是公,故喊可公),要求可公原諒,然又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更不敢說明得了蔣介石不發的電話。”這個有趣的回憶,清楚的告訴了我們:蔣介石筆下“批給”“批發”的錢,其實不一定拿得到,蔣介石只是“專立文字”給人看而已,你是不能認真的。   【當事人根本沒看到】   ■依此類推,其他的也一樣?   □依此類推,其他的也一樣。例如蔣介石關了蔣百里,一年以後,李根源、張仲仁等人跑去找蔣介石,說“外侮日亟,將才苦少”,希望當局為國家保全人才。蔣介石當面批了“照準”字樣,下令放蔣百里,可是事實上卻仍舊關著,事見曹聚仁“蔣百里評傳”。可見這種“專立文字”,你是不能認真的。又如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兵敗退卻,對蔣介石甩都不甩,只叫他在重慶的手下做間接報告,蔣介石在文件上批示:“史蒂華脫離我軍擅赴印度時,只來此電文,作為通報,不知軍紀何在!”事見梁敬錞“史迪威事件”增訂版。但是,這種“專立文字”,史迪威(史蒂華)當事人卻根本沒看到。你若以為蔣介石有種這樣責備他的洋參謀長,你就錯了。──蔣介石的威武,原來只是給“龍應台之流”看的啊!   【蔣介石的“不立文字”騙術】   ■ 蔣介石的“專立文字”以外,還有什麼花樣?   □ 他還會玩“不立文字”。蔣介石的習慣是,口頭上可以答應許多事,但拒絕立成書面。當時沒有發明答錄機,空口無憑,只要不形諸文字,就沒有把柄在人手中,一切就好辦。蔣介石這一作風,表現在“西安事變”上,最為高段。“西安事變”時,張學良等提出八條件,蔣介石口頭答應,可是“不立文字”;對張學良等不咎既往,蔣介石也口頭答應,可是也“不立文字”,口頭答應之承諾,且經宋美齡、宋子文、洋顧問“背書”,但事後或認帳或不認帳,全憑他高興。這種 “不立文字”的禪門功夫,表現在對外關係上,也有一手。蔣介石跟日本人辦外交,怕“賣國”事洩,就儘量以“不立文字”偷關漏稅,縱立文字也避免條約或協定的形式,以“掩人耳目”。例如與「滿洲國」談判通郵,最後約定“雙方均用記錄,不簽字、不換文,以避免條約之形式”(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外交部致各駐外使署電);又如“何梅協定”,何應欽一直不承認有所謂協定存在,但是,這只能騙中國人,騙不了日本人的。胡適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日記說:“所以不發表此項檔之故,他們說是『不願把此件做成外交檔』。然而日本人早已把此件認作『外交檔』了!”可見日本鬼子才不跟你一廂情願呢! 有的時候,縱立了文字,也動手腳,達到“不立文字”的效果。例如“塘沽協定”,第四條第二項與日本人約定不予公開,並且在簽字之協定外,另有口頭約諾之日方希望事件四項,也沒公佈。這種立如不立的絕技,更不是禪門人物想像所及了。   【檔案裏根本找不到】   ■ 沉醉在“軍統內幕”,有這樣一段:“國民黨的檔案,特別是像軍統局這類特務機關的檔案,也不都是可信的。蔣介石叫戴笠殺害了那麼多革命人士和反蔣人員,我在為軍統局特訓班編寫『行動術』教材(專門搞逮捕、綁票、暗殺、破壞等特務活動的東西)時,曾調閱過不少有關暗殺等事件的檔案材料,就沒有看到那一件中有蔣介石的手令或批示,只有戴笠寫的『奉諭速辦』和『奉諭照辦』。究竟是『奉』了什麼人的『諭』,檔案裏完全找不到。”可見蔣介石的禪門功夫,真不是蓋的。   □ 清朝皇帝在臣下奏摺上有硃批,上立文字,但規定臣下看過後須將原摺交還,那時沒照相機影印機,縱立文字,不虞外洩。蔣介石當科學昌明時代,“不立文字”,更形正本清源。看到他這些禪門功夫,誰還相信他是基督徒喲!   【我只花十分之一的時間】   ■ 龍應台說她寫書時有朋友夫婦、有助理夜以繼日的幫她;有“所有的機構,從香港大學、胡佛研究院、總統府、國防部、空軍、海軍司令部到縣政府和地方文獻會,傾全力”來幫她;有“所有的個人,從身邊的好朋友到臺灣中南部鄉下的台籍國軍和台籍日兵,從總統、副總統、國防部長到退輔會的公務員,從香港調景嶺出身的耆老、徐蚌會戰浴血作戰的老兵到東北長春的圍城倖存者,還有澳洲、英國、美國的戰俘親身經歷者,都慷慨地坐下來跟她談話,提供自己一輩子珍藏的資料和照片”來幫她。你呢?你有這些外來的幫助嗎?   □ 我沒有,我也不需要。龍應台有的,我全沒有,我是個體戶、單幹戶,全部自己來。龍應台太笨了,她寫“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花了四百天;我太聰明了,我完成“大江大海騙了你”,只用了四十天。這四十天雖不無棒喝作用與施教作用,我還不免邊寫邊要快快脫身。 三年前在“李敖議壇哀思錄”一書收尾時,我的玩世之情、情見乎詞,我寫道:   好像是個頑童,在最後一堂考試。他急著趕快考完、急著在陽光下,一邊走一邊慢慢吃蛋捲霜淇淋。於是,他決定繳卷,最後一題也懶得答了。他亂畫了一個圖案,乍看之下,什麼都不像,仔細看去,卻是一隻王八。   王八,再見;霜淇淋,我來了!   這種迫切的童心,如今又來了。   【“龍應臺式錯誤”】   ■ 用一本書來拆穿龍應台,你會不會後悔浪費了你的寶貴時間?   □ 龍應台的確是“小咖”,不值得我一寫,但這“鬼島”上,有幾個是“大咖”?一九九三年,我寫“李登輝的真面目”,在序言中,我近乎無奈的說:“在思想家兼歷史家的眼中,李登輝根本是不值得一寫的小人物。但是,由於陰錯陽差、因緣際會,他竟不倫不類、沐猴而冠,並且多方面有了做樣板的趣味性。如因材施教、以觀猴戲,亦不無警世之資。因此我四年多來,寫了不少以猴戲為主軸的文字。”今天我寫龍應台,正是心同此理。   ■ 寫“李登輝真面目”七年後,你和李慶元合寫“陳水扁的真面目”,你在序裏說,你七年前的感覺又因書而生,你說你可以同樣的說,“陳水扁根本是不值得一寫的小人物”,但為了“因材施教、以觀猴戲,亦不無警世之資”,因此你還是願意挪出一點時間來完成這本書,但願這是最後一次。   □ 我的確有這種感覺。   ■現在寫陳水扁十年以後,又逼得你寫龍應台了,不是嗎?   □是。   ■值得嗎?   □ 龍應台太特殊了,她不像李登輝、陳水扁那樣在政壇上狗屁倒灶,她在文化思想上“乾坤挪移”,“禍害”是另一型的。龍應台侈言“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其實,對“一九四九”呈現的真正問題、核心問題,她根本不敢碰、也沒有能力碰。她碰的,大都是她自己“刻畫(創作)”出來的“現象”,還稱不上是問題。更糟糕的是,她只談“現象”,不談“原因”,因此“現象”引發了盲目的同感與同情,真相從此“弄混”了、是非也“被顛倒”了。龍應台的根本毛病就在這裏、她的“禍害”也在這裏。我把這種只談“現象”不談“原因”的手法,叫作“龍應臺式錯誤”,我要拆穿的,也是這一“手法”。她在北大演講,一開始即談飛彈“現象”而不談“原因”,只談飛彈對著我、而不談為什麼對著你,就是這種“手法”。   ■ 人們說龍應台的文筆很好。   □ 這話要相對說。龍應台竄起在國民黨污染下的文壇裏,因為國民黨文壇的文筆“太爛”了,所以比這種文筆高明一點的,就被大家說好了。龍應台的毛病不在文筆好壞,而在她用一張銀紙,包了一顆臭皮蛋。   ■ 你的意思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 可以這麼說。問題在“人們”弄不清“敗絮”,就被“金玉”給迷糊了。所謂龍應台的“金玉”,也沒什麼,文字流暢而已,但在國民黨文壇中,文字流暢已經是上選了,因為國民黨文壇太爛了。   ■ 你口口聲聲國民黨文壇,有特色嗎?   □ 國民黨文壇是“黨八股”加“鴛鴦蝴蝶派遺蛻”加“三十年代餘緒”加“戰鬥文藝”加“瓊瑤”加“無名氏”加“(租界文人)張愛玲月經棉”的綜合體,算是特色吧。   ■ 與“鴛鴦蝴蝶派”有關嗎?   □ 別忘了早期為國民黨主持宣傳的葉楚傖就是“鴛鴦蝴蝶派”。   ■ “三十年代”又表示什麼?   □ 表示佶屈聱牙、生硬不通,看看三十年代敗將胡秋原的“少作收殘集”吧,那種要命的“少作”文字,就是典型。   ■“戰鬥文藝”?   □ 國民黨搞出的軍中文藝,統統屬之。軍人是打仗的,不是耍筆桿的,但國民黨軍人“打仗不行”卻好文墨,於是文墨苦矣。真正好的軍人是不耍筆桿的,孫立人將軍耍過筆桿嗎?他絕不做什麼“儒將”。   【張愛玲的月經棉】   ■ 他們捧張愛玲,表示了什麼?   □ 張愛玲代表的是“十裏洋場的非漢奸文學”,十裏洋場者,上海也;非漢奸者,嫁給漢奸但自己非漢奸也。張愛玲文筆累贅,但遠超“國民黨文壇”朋輩之上,人們都寫不過她,但心慕手追,所得只是月經棉而已,差得遠了。   ■月經棉是屬於垃圾一類的啊。   □他們迷張愛玲,以致到美國張愛玲的住家外面偷她的垃圾袋檢查,回來寫文章津津樂道呢。   ■ 你說在國民黨文壇下,冒出了龍應台。   □ 先得從這一縱深看,才懂得龍應台多麼淺,龍應台是個文筆通順卻“頭腦不清”的人。再說一遍,她的文章,是“用一張銀紙,包了一顆臭皮蛋”。結果呢,怎麼包都是徒勞無功,看看那本“龍應台評小說”吧,一篇篇所評,不出“國民黨文壇”的生張熟魏,本已不成格局,其中竟評到“無名氏的三本愛情小說”,就更不入流了。無名氏是多麼噁心的,你評他,就好像百靈鳥學貓叫,一貓叫,你就先完了。前面我提到方法學上的“虛擬演繹”,大前提錯了,你的推論就全錯了。“龍應台評小說”的大毛病,根本就在這裏。你能在雜碎卜少夫那種雜碎弟弟的雜碎“三本愛情小說”裏,看到什麼文學嗎?   【龍應台的根本毛病在那裏?】   ■ 龍應台的根本毛病,當然不止這一項。   □ 龍應台的另一個根本毛病,在她「沒資格談問題卻又喜歡談問題」。結果書一本一本出、笑話一本一本鬧。談問題,要有訓練才成,尤其談歷史問題,更得先有“史學訓練”才成,並且這種訓練,也不能跟眼前這些學術班子接龍,因為這些學術班子也不及格。儘管他們有中央研究院、各大學、“聯合報”、 “中國時報”專欄報紙吹捧炒作,但這都屬於龍應台“現象”的衍生部分。不管這批學閥如何巧立名目,美化自己、美化蔣介石,說什麼他們寫的是“大歷史”。那個歷史不大呀,蔣介石的御用學者黃仁宇真臭狗屎。   ■ 臭狗屎?   □ 看看給大漢奸舐痔之作──“陶希聖先生九秩榮慶祝壽論文集”“國史釋論”吧(執行編輯可有杜正勝呢),看看那篇黃仁宇馬屁的“蔣介石的歷史地位”,通篇肉麻已極,說它是臭狗屎,不是罵這票國民黨文人,而是據實陳述。   ■你說吃臭狗屎,會不會太憤世嫉俗了?   □何必閃躲呢?我們一直在吃臭狗屎。幾十年前是老K牌臭狗屎,幾十年後在吃老K徒子徒孫牌臭狗屎。具體的說,幾十年前我們吃的是蔣介石臭狗屎,幾十年後我們吃的是換了精美包裝的,不論包裝紙上是“野火”,還是“大江大海”,都一樣。   ■一般人看了龍應台的書,沒想到竟是這樣分級的。   □那是因為一般人程度不夠。讀國民黨領導人的“遺教”“遺訓”,像吃臭狗屎;讀龍應台的“大江大海”,像吃從臭狗屎堆中撿起來的爛蘋果。爛蘋果的特色之一是,你無法吃下它,轉來轉去,你找不到下口的地方。它渾身不對勁,對了,毛病就出在它渾身不對勁,少了什麼又多了什麼。換句話說,龍應台即使寫“現象”,也出了問題,因為她程度不夠,對“現象”只是“瞎子摸象”,摸到了一條腿,就說像是那個樣子。   ■ 你用“現象”的現象拆穿龍應台,看法真是一針見血。   □ 談到“現象”,可有得瞧了。龍應台最拿手的是寫“現象”,龍應台最蹩腳的是只會寫“現象”──瞎子摸象式的“現象”。她不會解讀“原因”,也不會闡揚正義,她還喜歡“說風涼話”,怪“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其實有良知的中國人早被這個“洋人棄婦”氣死了。龍應台只會寫“現象”,不會寫“原因”,因為她不知道“原因”。更嚴重的是,把“殘山剩水”看成“大江大海”,這就連“現象”都看走眼了。明明是“殘山剩水”,又何來“大江大海”?可見連 “現象”她都觀察有誤。因為她太盲目了,在“瞎子摸象”。   【只會寫“現象”,不會寫“原因”】   □ 南宋畫家“四大家”之一的馬遠,畫的特色多是“半邊一角”的構圖,小中見大、以偏概全,外號“馬一角”,雖然從畫法上,馬遠是從中軸線構圖、十分線構圖、演化到對角線構圖,但卻衍生出一種解讀,就是這位“馬一角”,用心深處,就在點出“殘山剩水”才是畫題所在。既然局面根本就是“殘山剩水”,你偏美化成“大江大海”,不是美化臭狗屎、加上新包裝嗎?你龍應台美化了假的“現象”、“抹殺”了真的“現象”,豈不太可惡了嗎?還作為書名呢,真是其書可誅啊。但是絕對不可以查禁它,因為它是一個好樣板,證明某年某月某一天,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多麼烏龍過,他們竟被“角隅法”騙了。   ■ 你說她“只會寫『現象』,不會寫『原因』”,“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這本書如此嗎?   □ 她的著作談到史實的部分,不幸統統如此。她的歷史訓練太差了、思想訓練也太差了,好奇怪,這位女士卻最喜歡談歷史、談思想,真要命。歷史何辜啊、思想何辜啊。龍應台大膽侈談“一九四九”,如果真的對“一九四九”的“現象”有及格的瞭解,從而肆其偏見,我們可以原諒她,因為她在“基本功”上面做過功課,糟糕的是,她在“一九四九”的“現象”上太不及格了,因此她的“抽樣”,既不能通過歷史學、也不能通過統計學,一塌糊塗。大都“一知半解”,比照“馬一角”的反諷,可叫“龍半截”,因為對“現象”,龍應台只知道一半。並且,一半之中還有假的。   ■ 莫非是少了真的“現象”,多了假的“現象”?   □ 你搔到癢處了。   ■ 從“現象”上檢定,龍應台寫“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從書名上就大錯特錯了。   □並且,由於這本書,可以測量出它的讀者的“水準程度”。有什麼樣的作者,有什麼樣的讀者。   ■ 她的書可賣了幾萬本呢。   □ 幾萬本又怎樣?美國恐怖小說家的書,賣了一億七千萬本呢,能證明讀者是一代聖賢或恐怖分子嗎?   【龍苑長春之一】   ■ 你從理論上論定龍應台,已經很清楚了。舉個例吧。例如,龍應台用很大篇幅,寫國共內戰,寫到長春圍城:   長春圍城,應該從一九四八年四平街被解放軍攻下因而切斷了長春外援的三月十五日算起。到五月二十三日,連小飛機都無法在長春降落,一直被封鎖到十月十九日。這個半年中,長春餓死了多少人?   圍城開始時,長春市的市民人口說是有五十萬,但是城裏頭有無數外地湧進來的難民鄉親,總人數也可能是八十到一百二十萬。圍城結束時,共軍的統計說,剩下十七萬人。   你說那麼多“蒸發”的人,怎麼了?   餓死的人數,從十萬到六十五萬,取其中,就是三十萬人,剛好是南京大屠殺被引用的數字。   一百多公里的封鎖線,每五十米就有一個衛士拿槍守著,不讓難民出關卡。被國軍放出城的大批難民啊,卡在國軍守城線和解放軍的圍城線之間的腰帶地段上,進退不得。屍體橫七豎八地倒在野地裏,一望過去好幾千具。   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發出對共軍前線官兵的賀電……在這場戰役“偉大勝利”的敍述中,長春圍城的慘烈死難,完全不被提及。“勝利”走進新中國的歷史教科書,代代傳授,被稱為“兵不血刃”的光榮解放。    事實這麼簡單嗎? 龍應台提出笨問題,為什麼長春不像南京大屠殺那樣被關注? 為什麼長春不像列寧格勒那樣被重視? 龍應台仍是老套,她只寫“現象”,不找“原因”。你談談原因吧。   □ 這是根本不可以類比的。南京、列寧格勒是外國人侵略,長春是本國人因革命而內戰,“原因”根本不同。問共產黨為什麼圍城,為什麼不問國民黨為什麼造成被圍城的局面? 第一、你造成“反革命”的政府; 第二、你造成“死守孤城”的兵家大忌; 第三、你裹脅人民於先,又驅使人民於後,以“飢民戰”惡整敵人; 第四、你最後還不是投降了,與其如此,何必當初?要投降早投啊,為什麼餓死成千上萬的人民以後才投降?一方面投降了,他方面難道不是“光榮解放”嗎?一方面放下武器了,他方面難道不是“兵不血刃”嗎?   【龍苑長春之二】   龍應台完全不知道,最後的“現象”根本不是單純的飢民問題,而是國民黨蓄謀發起的“飢民戰”。我立刻亮證據給你看。根據“長春文史資料”一九八八年第二輯的調查:   長春守軍為減輕城內糧食奇缺的壓力,還採取了殘忍的“殺民養兵”和“逐民出城”的政策。他們規定一個員警要趕走八人,一個保長要趕走八家,將市內飢民、乞丐和開釋之犯人,均大批地驅趕出城外。   在共產黨這邊,一下子冒出“飢民戰”,不得不妥為應付,也需要時間解決。我們看看共產黨這邊當事人的回憶:   敵人驅使大量市民出城,造成十餘萬市民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僅在我師正面就湧出數萬難民。兵團指示,立刻把難民收容,轉運到解放區就近安置。我師方向的卡哨是難民出口之一。我民運部門協同雙陽、伊通、懷德等縣委、縣政府,轉運疏散,經過十幾個晝夜,才把難民疏散安置下來。   【從“殺民養軍”到“逐民出城”】   可見情況是國民黨方面造的“因”,即“殺民養軍”、“逐民出城”,弄出個“爛攤子”讓你收。 國民黨搶糧食,經過如下:   頒佈了“戰時長春糧時管制辦法”,其中規定市民只准自留三個月的口糧,其餘的糧食按議價賣給市政府,“以供軍需”。居民中如有抗拒不交或隱匿不賣者,一經查獲,除沒收糧食外,還要按軍法懲處。於是,城內居民的糧食被“管制”起來,統一分配,搜括殆盡。   悲劇發生,總要找“原因”,據當時國民黨第一軍頭鄭洞國的回憶:   〔蔣介石〕在電報中除了用好言撫慰我們以外,仍是要我們無論如何要堅守住長春,等待他派大軍前來救援。在給我本人的電報中,蔣先生還特別命令我將長春城內人民的一切物資糧食完全收歸公有,不許私人買賣,然後由政府計口授糧,按人分配,以期渡過眼前難關。   結果呢?蔣介石一籌莫展,根本派不出救兵來。一旦“殺民養軍”的戲碼用到盡頭,“逐民出城”的戲碼就出來了,最後的悲劇證實了兩點:第一、你蔣介石根本不該守長春孤城;第二、你蔣介石根本無力救長春孤城。 是你決策的錯誤,責任攸歸,一清二楚。“原因”在此,可是我們“無知”的龍應台不知道,她只會看“現象”。“現象”就是共產黨不對,這就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這部書的“方法架構”,這麼“頭腦不清”的人,居然還要寫書呢。   ■ 長春非死守之地,根本不該守,結果造成圍城慘劇。   □這當然怪蔣介石的頭腦不清。死守孤城的作用只為了面子、一時的面子。   ■國民黨文宣作品,有“蔣總統在軍事上的豐功偉業”這類主題呢。   □在軍事上,守長春是笑話,懂軍事的人都知道是戰史中的“笑柄”。並且,從戰史中,我們還可領教“飢民戰”的伎倆。凱撒(Caesar)書中記錄:西元前五十二年,蠻族守阿勒西亞(Alesia)城,即驅出城中老弱,到羅馬軍前,乞求一飽。凱撒拒絕收容飢民,因為他看出了這是敵人搞出來的 “飢民戰”。   【“一九四九”的兵敗山倒】   ■“李宗仁回憶錄”中指出蔣介石雖為軍人,實不知兵,最後導致兵敗山倒。歌頌蔣介石豐功偉業的人,很難想像蔣介石在軍事上多麼“外行”。至於所謂北伐成功統一中原云云,成的並非軍功,而是“收買”之功、情報之功,實際上,(假學歷的)蔣介石並不會打仗。   □ 黃埔六期的盛文將軍,他是胡宗南的參謀長,打下延安的就是他。他晚年在“盛文先生訪問紀錄”中回憶,就變相指出蔣介石不知兵,只會用死守耗盡兵力:   我可以大膽地說,徐蚌會戰是不應該打的,這是政略的錯誤。許多地方我們不應該打而打,應該放棄的地方到處死守。這樣攻佔一個地方就多背一身的包袱,最後使自己一點氣力都沒有。關於這一點共黨就不一樣,他就不願背多餘無益的包袱,隨時保全著實力。到處都要死守,等於和敵人同歸於盡。成都最後是我守的,我當時就反對守成都,守它只有同歸於盡而已。   【該看“蕭勁光回憶錄”】   還有共產黨那邊的,也要看。據“蕭勁光回憶錄”,特別指出國民黨的“難民戰術”:   他們將骨瘦如柴的長春市民,成群結隊地“驅趕”出來。這對我部隊壓力很大。我們既要執行封鎖任務,又要維護人民群眾利益,既要粉碎敵人惡毒的陰謀,又不能讓成千上萬的百姓餓死。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政策問題。   共產黨設立了一個“難民處理委員會”:   在前沿和後方設置了大大小小的難民收容所數十個,有計畫地收容難民、疏散難民。開始,我們工作缺乏經驗,給餓苦了的群眾吃飯沒有限制,結果有些群眾在久餓之後突然進食過多,胃腸負擔不了,脹死了。接受教訓,以後收容的難民就先吃兩天稀飯,逐漸增加飲食,避免了類似情況的發生。對收容的難民,及時的疏散到各地去,有的單位還利用難民回去做偵察或瓦解敵軍的工作。圍城期間,難民委員會共發放了四千噸救濟糧,六億元救濟金及五百斤食鹽。為了救濟長春市的難民,減輕當地解放區群眾的負擔,我們的戰士迅速自覺地開展每人每月節約一斤糧的運動。   像蕭勁光這些資料,所在多有,龍應台“一概不看”或不知道看,不明真相與原因、不知道共產黨怎樣搶救難民,就譴責起來了,這種落筆方式,又從何真知“一九四九”呢?糊塗包龍圖龍包圖,把國民黨、共產黨各打五十大板,這叫公正嗎?龍應台的程度太差了,在文獻上,她看得太少太少、根本跟不上有關文獻,她談長春,談得太貧乏了。   【東北人的苦難見證】   ■龍應台喜歡用人證,她做訪問“以實其說”呢。   □ 誰沒人證呢?我的三叔、我的六叔,都是那時死裏逃生的長春難民。我的老同學吳文立,也是一個。在台中一中,我同吳文立放學走在一起,他講述這一悲劇,他那時十二歲,同母親被趕出長春,國共雙方還在交火,流彈打中他母親,當場斃命。奇怪的是,母親身上都餓得乾扁了,都流不出什麼血來了。侈談“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龍應台,你知道多少?   ■ 吳文立是東北人?東北人見證歷史見證得最多?   □ 是,他爸爸吳廣懷是國民黨“國大代表”,是我父親學生。東北人見證中國本土上的苦難,早在一九○四年日俄戰爭就開始了。兩個王八蛋國家打仗,戰場竟在中國領土上,多可惡啊。到了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東北人更首當其衝,開始抗日。可是,蔣介石的國民黨的歷史不這麼算,抗戰竟從“七七事變”算起,“九一八事變”後的六年都不算了。尤其在蔣介石的國民黨“媚日”的時候,“不准”你抗日。我爸爸因為抗日抗得早、抗得拍子與國民黨不對,自然有被國民黨誣為“漢奸”的危險。我爸爸的遭遇,畫出了一幅謔畫,就是:作為一個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人,不愛國當然不對,但是愛國不愛在嘴上,而要言行合一,可不是好玩的。──要愛國,必須得跟著國民黨永遠在一起才行,你要單獨去愛,不論你多少功勞、做多少“地下工作”,結果不用“漢奸”辦你,就是黨恩浩蕩了。我爸爸痛苦的得到這一教訓。因此,在日本走了、共產黨來了的時候,他學乖了,他知道這回一定得抓住國民黨、跟國民黨永不分離才成,再被國民黨所棄、再做國民黨的 “棄民”,國民黨再回來,他一定又是“漢奸”了。於是,他決心搶登巴士,先期逃難,追隨國民黨到天涯、到海角,再也不分離。最後,天外有天、海外有海,他跟到了臺灣,就這樣的,我們全家到了臺灣。那時我十四歲,無決定之權,一切爸爸決定。我爸爸來臺灣的目的,的確沒別人那麼雄壯,一切救國救民反共抗俄的大道理,他全都跟不上。他來臺灣,只是怕國民黨又說他是“漢奸”而已。我爸爸的“漢奸恐懼症”是我們一家來臺灣的根本原因:別人都是怕共產黨而來臺灣,我們卻是怕國民黨而來臺灣,天下令人哭笑不得之事,無過於此了。龍應台侈談“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好像遍訪民隱,她不該不訪到這個有特色的故事吧?漏掉這種有特色的小故事,又何以真知“一九四九”呢?   ■這個故事太特殊了。
  6. 2011/04/13 於 12:14 patchpieces

      【李敖的爸爸】

      □ 當九一八事變以後,馬占山將軍的“東北義勇軍”,是中國第一個以行動抗日的團體。在這個團體以行動抗日的時候,其他團體還在“親日”、“媚日”或觀望之中,我爸爸當時就是馬占山將軍的秘密盟員。馬占山將軍是武人,他有一位替他拿主意的軍師,就是吳煥章。吳煥章是爸爸最好的朋友,他叫我爸爸做二哥。為人風趣、熱情而細心。吳煥章一九三五年起做立法委員、一九四四年做三民主義青年團黑龍江省支團代表、一九四五年做國大代表、興安省主席,到臺灣後做「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台中研究區主任的閒職。九一八事變後,他和我爸爸展開抗日工作;盧溝橋事變後,我爸爸留在北京,吳煥章“同意由李同志參加敵偽組織內,做掩護與策動各工作”。由東北挺進軍總司令馬占山將軍秘密任命。所謂“同志”,是同馬占山將軍抗日志願的有志一同,並非國民黨。我爸爸在淪陷區背“漢奸” 之名、做地下工作,抗戰勝利後,吳煥章簽署了一封他證明我爸爸清白的密件,是寫給當時國民黨特務頭子郭紫峻的,吳煥章這封密件,最後使我爸爸總算免掉了牢獄之災。至於抗日的功勞、做地下工作的功勞,當然是沒有獎勵的,不坐牢就是獎勵,──這就是國民黨的酬庸與寬大啊!

      ■ 吳煥章雖然一直跟國民黨有關係,到臺灣後,也淪為閒職了,東北人忠黨愛國下場,也不過乃爾。一九四九年後,大家流亡到臺灣,他們這一代報銷了,有賴下一代了。

      □ 下一代該算“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完結篇吧?龍應台也該抽樣式帶到吧?像吳煥章的兒子吳丁凱,學成回台,做了辜振甫公司的總教頭。吳丁凱最後婚姻破碎,太太改嫁給張忠謀。亂世的悲歡離合,有的也頗足醒世。古人寫“醒世姻緣”,“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帶來的,光從姻緣切入觀察、反向追蹤,就思過半矣。

      ■ 這種兩代故事,站在第一線的東北人,他們的故事,才真能使人們知道“一九四九”吧?龍應台知道得太少了吧?她不訪問訪問嗎?

      □選出訪問對象,也要眼光呢。

      ■ 談一九四九,六十多年前了,很多當事人都死光了吧?

      □有沒死的,為什麼不訪問訪問?

      ■東北人嗎?

      □就東北人吧,像關中。

      【關中玩馬桶】

      其實啊,有文字資料可循的,不一定要訪問。關中對我敬而遠之,我們從不來往,只不巧吃過一次飯,但我很知道他,在餐桌上,我藐著他,想到他的玩馬桶故事。

      根據一九九二年十一月號“中國男人”的報導:關中的父親是已故資深立委關大成,在抗戰時是地下工作人員。關中四歲那年,關大成被日本特務逮捕,全家人跟著入獄,當時關中年紀還小,但有些際遇片斷卻使他終生難忘。關中回憶說,他們原先住在平津一帶,為了逃避日本人追緝,便搬到父親的老家安東暫住,安東是荒僻的地方,但日本人還是找到了。他們打他母親,由屋子這頭一巴掌打得滾到屋子那頭去,再一巴掌打回來,場面的慘烈,幾乎把年幼的關中嚇死了。關進監獄後,關中至今仍能回憶的景象就是冷冰冰的四壁,家人蜷縮在角落,耳邊聽到的,是犯人腳上鐵鍊的拖曳聲和被拷打時的哀嚎聲。當時他的玩具是囚房內每天拿進拿出的馬桶,那麼髒的東西,他卻常去把玩,因此總是被母親喝斥,甚至挨打。他與小他兩歲的妹妹同時在獄中出麻疹,妹妹未能熬過,死在獄中了,母親哭得死去活來的景象,至今仍是關中難以磨滅的回憶。抗戰勝利後,關中的父親由地下工作人員成為東北的接收大員,但沒幾年東北局勢逆轉,全家又隨著軍隊撤退。關中說他記得軍車抵達四平街時,剛剛結束戰鬥,到處是死屍,嚇得直哭,連晚飯都不敢吃,總覺得家人分給他的饅頭可能是人肉做的,感到噁心。清除戰場的卡車停靠路邊,屍體一具一具往車上扔,水溝內全是血,關中終於見識到什麼是血流成河。

      關中小我六歲,生在一九四○,到臺灣時才八歲。他在臺灣長大,他走的,是國民黨當權派的路,留學歸來,歷任國民黨中央青工會副主任、政策會副秘書長、臺北市黨部主任委員、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行政院青輔會主任委員、國民黨中央組工會主任、副秘書長、中廣公司董事長、立法委員、銓敘部部長、考試院副院長、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內政組召集人、世界龍岡親義總會主席、國民黨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國民黨副主席、考試院院長。他一輩子追隨國民黨,最後在殘山剩水的小朝廷裏做了大官。他一輩子對我敬而遠之,只是不幸與我同桌一次,我看他低頭吃飯,一定想不到我這樣近距離的觀察他遠距離的歷史。他很勤奮,做了大官,仍然不忘記研究和寫書,檢討國民黨的歷史。我遺憾他“始終達不到”檢討的深度──國民黨“禍國殃民”那一深度。但他比小他十二歲的乳臭龍應台可有深度得太多了,他見識過什麼是牢獄、酷刑、和戰亂。他在這方面有身歷與深度,而龍應台呢,只是一層皮。英諺說“美貌只是一層皮”(Beauty but skin deep.)。龍應台長得像個不修邊幅的棄婦,沒有美貌可言,但她的歷史知識,的確只是一層皮,她“不自量力”,大談“一九四九”,連關中都要“皮笑肉不笑了”。

      【可以這樣“二二八”嗎?】

      ■ 我們可以從許多角度來看“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在這個範疇下,“二二八”太重要了。龍應台明明在閃躲這個大題目。

      □ 不止於閃躲,而在“扭曲”。龍應台不斷閃出一種氛圍,就是臺灣的文化處處高於大陸的,搬出高高在上的學術名詞,要你說服她。她把“二二八”定位成“兩個文化的劇烈衝突”、“兩個現代化進程的劇烈衝突”,說得太玄了吧?“二二八”是多麼“一九四九”的題目,“二二八”後兩年就是“一九四九”,龍應台顯然閃躲了這個大題目,如果全部閃躲,也就罷了,她特別根據彭明敏的“記得”,來了彭爸的一段往事: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臺灣全島動亂,爆發劇烈的流血衝突。彭清靠是高雄參議會的議長,自覺有義務去和負責“秩序”的國軍溝通,兩個文化的劇烈衝突──你要說兩個現代化進程的劇烈衝突,我想也可以,終於以悲劇上演。

      彭清靠和其他仕紳代表踏進司令部後,就被五花大綁。其中一個叫塗光明的代表,脾氣耿直,立即破口大駡蔣介石和陳儀。他馬上被帶走隔離,“軍法審判”後,塗光明被槍殺。

      彭明敏記得自己的父親,回到家裏,筋疲力盡,兩天吃不下飯。整個世界,都粉碎了,父親從此不參與政治,也不再理會任何公共事務:

      ……他所嘗到的是一個被出賣的理想主義者的悲痛。到了這個地步,他甚至揚言為身上的華人血統感到可恥,希望子孫與外國人通婚,直到後代再也不能宣稱自己是華人。

      帶著“受傷”記憶的臺灣人,不是只有彭明敏。

      龍應台“不畫龍”,卻點出血淋淋的眼睛,是“什麼意思”呢?
    既然說是“流血衝突”,“衝突”總有雙方面吧,為什麼看來只是單方面的呢?

      ■  這就是龍應台的“手法”,她“只掏出”一段血淋淋切片,別的都不管了,這叫什麼“文化”啊?
    這不是在“惡意挑撥”嗎?
    談“二二八”,只談外省人殺本省人,“不談”本省人殺外省人,單方面挑起本省人的仇恨,這是什麼意思呢?
    龍應台談“二二八”,只根據彭明敏的“文化”,談到的本省人暴行只是打了菸酒公賣局職員,“職員被痛打”、“幾個公賣局職員被毆打重傷而致死亡”。
    事實上,這麼簡單嗎?這麼仁慈嗎?

      【“臺灣菁英”怎樣奸殺外省女人】

      □ 根據唐賢龍“臺灣事變內幕記”(又名“臺灣事變面面觀”)第九十一頁、九十二頁、九十五頁:

      一、二十八日早上十一時許,在臺北新公園中,除了打死十幾個外省人,毆傷二十幾個公務員外,更有一個年輕的少婦,攙了她底一個三歲的小孩子,正想由偏僻的小道中跑回家時,卻被幾個流氓們攔住了,他們對她盡情的調戲後,便一刀將她的嘴巴剖開,一直割裂到耳朵邊,後將她的衣服剝得精光,橫加毆打,打得半死半活時,便將她的手腳捆起來,拋到陰溼的水溝中,該婦人慘叫良久後即身死。當該小孩正在旁邊哭喊媽媽時,另一殘暴的臺灣人,便用手抓住該小孩之頭,用力一扭,即將該小孩之頭倒轉背後,登時氣絕。

      二、又在萬華附近,一小孩被民眾將雙腳捆起,將頭倒置地上,用力猛擊,直至腦漿流出時方將其拋于路旁。

      三、又在臺北橋附近有兩個小學生,路遇民眾,因逃跑不及,即被民眾捉住,民眾一手執一學生,將他們兩個人的頭猛力互撞,等到該兩小學生撞得腦血橫流時,旁觀之民眾猶拍手叫好。

      四、又當天下午,在臺北太平町,有一開旅館之孕婦,被民眾將其衣服剝光,迫令其赤裸裸地遊街示眾,該孕婦羞憤無已,堅不答允,便被一手持日本軍刀之臺灣人,從頭部一刀下去,將該孕婦暨一即將臨盆之嬰孩,劈為兩段,血流如注,當場身死。

      五、又在臺灣銀行門前,有一個小職員,當他剛從辦公室裏走出來,即被一個臺灣人當頭一棒,打得他腦漿迸流,隨即殞命。

      六、這時,適有一對青年夫婦路過此地,又被群眾圍住,吆喝喊打,嚇得他們跪在地上求饒,時有很多臺灣的小學生擠進人叢中,一看原來是 “阿山”,便連忙你一腳、他一腳,將他們兩人踢在地上滾成一團,這時民眾更拳腳交加,棍棒齊揮,不一會,他們便被打得血肉模糊,成了兩具破爛的孤魂。

      七、在新竹縣政府的桃園,被羈囚於大廟、警察局官舍與忠烈祠後山三地之外省人,內有五個女眷被臺灣一群流氓浪人強行姦污後,那五位女眷於羞辱之餘,均憤極自縊殉難。

      八、而該縣大溪鎮國民小學女教員林兆熙被流氓呂春松等輪奸後,衣服盡被剝去,裸體徹夜,凍得要死,後被高山族女縣參議員李月嬌救護始脫險。

      若說以上唐賢龍的書不可信,那麼李登輝主持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為何一再引證?該報告全書中,在這一章有註釋五百九十七個,其中光唐賢龍的書就引了十九個,可見倚之甚殷,只是奸殺外省人之事,一概不引,其他行兇,加上但書而已,如“打殺”“砍殺”就要給加上“據聞”並予以消音?這是什麼意思?什麼學術?把同一作者、同一書予以前言不對後語,這是什麼唐賢龍?

      【龍應台的奸殺文化論】

      ■龍應台口口聲聲把“二二八”定位在臺灣人與大陸人的文化高低上,有一條史料,倒跟龍應台不謀而合。據“臺灣員警”第二卷第十、十一期轉載“臺灣『二二八』事件”(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

      當二十八日下午開始焚燬專賣局時,全市各街巷到處皆有暴徒集團尋找來自國內之外省人施以毆打,名之曰“阿山”,是以“阿山”若為彼輩所瞥見,皆不能逃過“打”的劫數,重時斃命,輕亦在殘廢之列,雖婦孺孕婦亦無一倖免,據記者所知:一數歲之兒童隨其母出街,途遇暴徒,用刀將其母之嘴割裂至耳,復將衣服剝光痛毆垂斃拋之於水溝,其子被用力扭轉面部倒置背後即時氣絕斃命;又一小孩被其雙足扠起倒吊,將頭部猛向地上碰擊,至頭破血流而甘心;又一將兩小孩之頭互為相碰,至腦血橫流,而引為快事;又一孕婦亦被暴徒用日本之武士刀對腹部插入,即時兩命嗚呼。此種狠毒手段,不勝枚舉,慘絕人寰之事,不意竟發生在此號為文化水準高於國內任何一省之臺灣,聞者毛骨悚然,何況目睹其狀者。

      這是唐賢龍“臺灣事變內幕記”以外的另一報導,其中特別提到“文化水準高於國內任何一省之臺灣”,不正是龍應台文化優劣論的先驅嗎?從殘殺小孩到奸殺婦女,重重暴行,豈能以“文化”一筆帶過嗎?有這些殘暴行徑的人,還有什麼“文化”?

      【台、俄奸殺大比賽】

      □ 什麼例子能跟“二二八”時的“文化”高於外省人的“臺灣菁英”相比?奇怪的是,居然在龍應台的書裏,可以找到“文化”的答案。“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書中絕口不提“臺灣菁英”強姦、輪奸又殘殺外省婦女的事,但卻看見俄國大兵強姦、輪奸又殘殺中國婦女的事,在她書中,特別有這麼一大段:

      那一年冬天,二十一歲的臺北人許長卿到瀋陽火車站送別朋友,一轉身就看到了這一幕:

      瀋陽車站前一個很大的廣場,和我們現在的(臺北)總統府前面的廣場差不多。我要回去時,看見廣場上有一個婦女,手牽兩個孩子,背上再背一個,還有一個比較大的,拿一件草蓆,共五個人。有七、八個蘇聯兵把他們圍起來,不顧眾目睽睽之下,先將母親強暴,然後再對小孩施暴。那婦女背上的小孩被解下來,正在嚎啕大哭。蘇聯兵把他們欺負完後,叫他們躺整列,用機關槍掃射打死他們。

      龍應台的“視野”,到了中國東北,但我“奇怪”,她為什麼到不了臺灣?就在“那一年冬天”後的兩三個月裏,“二二八”的場面豈不出現了俄國大兵的暴行,光天化日、強姦輪暴、殺死婦孺,試問那一樣少了?
    龍應台為什麼提都不提?
    當然俄國人的暴行要振筆直書,可是,臺灣人的呢?今天自李筱峰以次,都把 “二二八”的臺灣人供成“臺灣菁英”,但怎麼掩飾那有俄國大兵行徑的“菁英”呢?他們不是“臺灣人”嗎?

      【龍應台只寫俄國大兵在強姦】

      ■ 他們當然是臺灣人,尤其是手執武士刀的臺灣人。但在“二二八”時候,與俄國人有什麼不同呢?

      □俄國人是白種人、臺灣人是黃種人。並且,俄國人暴行的對象是外國人,大陸人對臺灣人說來,是外國人嗎?

      ■他們是台獨分子吧?當然把大陸人看成外國人。

      □台獨分子嗎?先成立“臺灣獨立國”再說吧。民進黨執政了八年,連個所謂“中華民國國歌”都不敢改,還吹牛什麼臺灣獨立呢?

      ■ 他們說改國歌要修憲,有困難。

      □他們胡扯。所謂“中華民國憲法”中,根本沒有國歌條款,改國歌,一道命令就改了。可是當政八年的民進黨政府命令都不敢下,誰相信他們真搞台獨啊。

      ■別扯遠了吧,還是比較比較“臺灣菁英”與俄國大兵吧。

      □看了龍應台的文字,對照起“二二八”時“臺灣菁英”輪姦外省人的記錄,一何酷似啊,我們能無驚心的對比嗎?“臺灣菁英”奸殺中國人,與俄國大兵奸殺中國人,大同小異之處,該是俄國兵在殘忍上,恐怕甘拜下風呢!
    試看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臺灣省『二二八』事變記事”(一九四七年)中記錄: “其最殘忍者,為將婦女裸體毆打,甚至以刀刺其腹,以石塞其陰戶,令其行走,拒者即刺殺之。”看來俄國兵還幹不出“以石塞其陰戶”吧?再看曾今可“臺灣別記”(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六日)的記錄:“還有些婦孺是被暴徒把雙腳拉開拉死的!”看來俄國兵還幹不出把“婦孺雙腳拉開拉死”吧?

      【何須走一趟才知道】

      ■結論呼之欲出了,“台俄奸殺大比賽”,裁判結果,臺灣人勝了老毛子。龍應台去了一趟長春,回來寫出了俄國大兵,又引伸寫道:

      你聽說過索忍尼辛這個人嗎?

      沒聽過?沒關係,他是一九七○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透過他,這個世界比較清楚地瞭解了蘇聯勞改營的內幕,可是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歲的索忍尼辛是蘇聯紅軍一個砲兵連上尉,跟著部隊進軍攻打德軍控制的東普魯士。紅軍一路對德國平民的暴行,他寫在一首一千四百行的“普魯士之夜”裏:

      小小女孩兒躺在床上,
      多少人上過她──一個排?一個連?
      小小女孩突然變成女人,
      然後女人變成屍體……

      這首詩其實寫得滿爛的,但是,它的價值在於,索忍尼辛是個現場目擊者。

      可是你說,你從來就沒聽說過蘇聯紅軍對戰敗德國的“暴行”;學校裏不教,媒體上不談。

      你做出很“老江湖”的樣子,說,還是要回到德國人的“集體贖罪心理學”來理解啊,因為施暴者自認沒權利談自己的被施暴。

      我到長春,其實是想搞懂一件事。

      我好奇怪,一比較就知道的事、一翻查就知道的事,對龍應台說來,為什麼要那麼麻煩?

      □一九九○年,呂秀蓮去了一趟大陸,回來說:她發現,大陸十一億人口對“臺灣是我們的”的觀念,加上軍事力量,對臺灣是相當大的威脅,而獨派人士若不能擺脫閉門造車的作法,非常可能刺激中共,若因此造成對我方人民利益的傷害,是非常不負責任的行為。呂秀蓮的覺悟,自然令人高興。不過,我總覺得,作為第一流的知識份子,瞭解一個地區,若一定得靠“走一趟”為必要條件,才知道什麼、才覺悟什麼、才猛醒什麼,似乎又未免太直接了、太浪費了、太遲鈍了。第一流的知識份子,應該有本領像中國大哲學家老子那樣“不出戶,知天下”,才算功夫。對大陸對臺灣的態度、對台獨絕不可行的認知,還需要靠“走一趟”才清醒嗎?這樣子的求知方式,太笨了一點吧?

      龍應台去了一趟長春,令我想起呂秀蓮。不過,龍應台還不如笨蛋呂秀蓮。龍應台說她“到長春其實是想搞懂一件事”,僕僕風塵的,她回來了,其實她連這件事也沒搞懂。哎呀,她還是做點文藝批評吧,國家大事、思想趨向,不是她搞得懂的。

      【是誰引來俄國大兵?】

      ■ 龍應台大談俄國大兵在東方的暴行,並比照他們在西方的,同樣是只談“現象”,不談“原因”。記錄上說,一個俄國大兵強姦了德國女人,從女人身上爬起來,說:“你們的德國大兵在我們蘇聯,就這樣。”嫁到德國的龍應台,從來不談這一因果。不是說被強姦的是應該的,而是說“原因”也該同時攤出來,並且要區分出來。德國對蘇聯是侵略者、蘇聯對中國卻是加害者,中國還是戰勝國耶,戰勝國的女人還要被強姦、被奸殺,這是什麼道理?要問誰啊?

      □要問蔣介石啊、要問蔣經國啊、要問王世傑啊。是誰引來俄國大兵,看看記錄吧。一般說法是“雅爾達會議”上美國總統羅斯福(FDR)逼中國承認外蒙古獨立。但從“顧維鈞回憶錄”裏,明明看到:不論從美國總統的回信裏,還是從英國外相、美國國務卿的談話裏,還是從中國老外交家的失望裏,都證實出在外蒙問題上,蔣介石及蔣經國、王世傑之流做了不該做出的讓步。──美國主子要你蔣介石賣國,沒有錯,但沒要你賣那麼多!事實上,可以不賣那麼多!可以不賣那麼多卻要賣那麼多,這就是怪事了。“要五毛,給一塊”式的加碼賣國,也是美國逼你的嗎?

      在蔣經國的回憶中,我們得到了答案:

      史大林問我:“你們對外蒙古為什麼堅持不讓它『獨立』?”我說:“你應當諒解,我們中國七年抗戰,就是為了要把失土收復回來,今天日本還沒有趕走,東北臺灣還沒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敵人手中;反而把這樣大的一塊土地割讓出去,豈不失卻了抗戰的本意?我們的國民一定不會原諒我們,會說我們『出賣了國土』;在這樣情形之下,國民一定會起來反對政府,那我們就無法支持抗戰;所以,我們不能同意外蒙古歸併給俄國。”
    我說完了之後,史大林就接著說:“你這段話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過,你要曉得,今天並不是我要你來幫忙,而是你要我來幫忙;倘使你本國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會提出要求。今天,你沒有這個力量,還要講這些話,就等於廢話!”

      寫得多清楚啊,因為是“你要我來幫忙”,所以我才要你的外蒙古。不過,所謂要蘇聯幫忙,不論人家盟國的目的也好、自己賣國的目的也罷,都在使蘇聯出兵、請蘇聯“來幫忙”。但是,八月八日蘇聯外長莫洛托夫(Molotov)向王世傑的宣佈,證實中蘇關係尚未達成協定前,它已出兵了,那麼國還要不要賣,就該從長計議才是。但是,妙的是,這些賣國者,卻仍要照賣不誤,這不是賤種嗎?更妙的,八月十四日日本都投降了,八月十五日蔣介石以下賣國者還向蘇聯簽約大賣。王世傑八月十五日日記上說:

      中俄文約稿書寫需時,簽字手續直至今晨六時始在克里姆林宮舉行。但蘇聯已於數小時前廣播,謂已簽字。蓋日本接受投降條件之答覆適於今晨二時到達此間也。

      為什麼蘇聯方面要捏造簽字時間,提前“數小時”呢?因為日本已在“今晨二時”投降了,連蘇聯都不好意思在日本投降後向戰勝國要土地了,只好捏造說外蒙古是在日本還沒投降前就獨立了。多氣人啊!日本投了降,戰勝國的中國還要簽約賣國。蔣介石、蔣經國、王世傑之流多莫名其妙啊!

      【引來俄國大兵以後】

      按照賣國者與蘇聯訂的“中蘇友好條約”,明明是“在日本投降以後,蘇俄軍隊當於三星期內開始撤退”的、明明是“最多三個月足為完全撤退之時期”的,但是,日本投降後三個月又三個月又三個月,老毛子猶在東北姦淫擄掠中。到了第二年(一九四六)三月六日,“王世傑日記”寫著:

      中蘇交涉,如利用民眾反蘇遊行,及本黨公開之攻擊,縱能促使蘇聯早日撤兵,但不免阻(促)其與東北共產黨及其他反政府武力勾結,造成更不利於國家之形勢。予不主張與蘇聯公開決裂者,大半以此。今日午後予以外交部部長名義,致正式照會于蘇聯大使,促蘇聯即行撤兵。蔣先生尚擬緩發此照會。予因恐未來局勢或使我政府不能訴諸國際會議,故斷然決定發出,但仍未在報紙發表。晚間予面向蔣先生辭外交部長職,蔣先生不允。

      看到了吧,俄國大兵不撤退,一方面固是蘇聯原因,另一方面,卻是蔣介石挽留,“尚擬緩發”“照會”呢。

      當時在東北第一線與蘇聯打交道的董彥平將軍,寫了一本“蘇俄據東北”送給我,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一日,在他家裏,我與他長談,我彷彿知道了什麼,蔣介石被史達林(Stalin)耍成白癡,最後還要求俄國大兵幫他在東北防共產黨呢!

      蔣介石引來俄國大兵,下面才是龍應台片段又斷片的故事。龍應台照舊只寫“現象”,她不寫“原因”、不寫俄國大兵奸殺中國女人的“原因”,她開脫了美國人羅斯福、開脫了中國人蔣介石、也開脫了蘇聯人史達林,她的視野只是一根管子,管中窺見了豹斑。龍應台的讀者跟她窺見了豹斑:

      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山大街”又有了新的名字:“史達林大街”。

      長春人就在這“史達林大街”上行走了將近半個世紀。

      一九九六年,“史達林大街”才改稱“人民大街”。

      但是,對長春街上的“原因”,龍應台永遠閉目以窺豹斑。

      【蔣夫人還慰勞俄軍呢!】

      ■龍應台在字裏行間,明示史達林如何如何、感謝俄軍如何如何,在在均為共產黨傑作,在她筆下,引狼入室的“禍首”國民黨是不見媚骨的。事實上,真的如此嗎?

      □ 看看劉毅夫少將的回憶吧。劉毅夫在“我親歷國軍拒絕收編偽軍的一幕──隨侍蔣夫人赴長春慰勞俄軍的回憶”(“傳記文學”第六十七卷第一期)中說:

      蔣夫人到長春的第二天,就立即前往俄國軍營拜會馬林諾夫斯基。當時天寒地凍,遍地冰雪,蔣夫人仍然豪氣幹雲的昂然進入俄國兵營,當時由會講俄語的經國先生在前領路,我與孔二小姐緊隨夫人身後,以防不測。當時看了蔣夫人的神情,心中無限欽佩,同時想到了歷史上郭子儀獨踏番營的英勇故事。

      夫人進入俄國軍營時,首先檢閱了列隊歡迎的俄軍。當夫人走過之後,俄軍都對神采飛揚的蔣夫人,萬分欽仰,有些人小聲說:“馬達姆倭欽克拉細微”(俄語:夫人好漂亮),我聽了之後,立即回頭用俄語小聲說:“不要亂講!”當時我穿的是國軍將官制服,他們聽了我的話,便不再講了。

      夫人見了馬林諾夫斯基時,曉以大義,俄軍乃于夫人離去之後,立即撤離長春。

      事實上,這位女郭子儀不論“施以顏色”或“曉以大義”,都無助于蘇聯撤軍。對照一下董彥平書中寫的吧:

      蘇俄軍部自一月十日美國馬歇爾特使來華調處共匪糾紛,成立軍事調處執行部,發佈停戰命令以還,態度突轉惡化。對我方接收表示不能協力,二月一日第二次撤兵之約,顯亦無意履行。主席夫人適於此時冒惡劣天候,在零下二十度之嚴冬,萬里冰天中飛蒞長春,代表國家勞問蘇軍,存眷父老;並向蘇軍闡明中蘇友好同盟之真諦,獲致熱烈反響。但蘇方並未因此改變其預定計畫。

      龍應台為什麼不想想呢?中央政府第一夫人蔣宋美齡可是“代表國家勞問蘇軍”呢,長春市政府一條“史達林大街”又算老幾啊!“長春各界人士”的一座“戰機、坦克紀念碑”又算老幾啊!

      【被人強姦也是“國家利益”?】

      ■ 看來龍應台談了半天“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卻談不出大事。蔣介石賣國簽下“中蘇友好條約”是何等攸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大事,龍應台侈談“大江大海”、侈談“一九四九”,卻對大事“隻字不提”。只提俄國大兵在瀋陽強姦中國女人,為什麼不追究誰是引狼入室的禍首呢?

      □ 從頭目言,是羅斯福與蔣介石,從細部作業言,是王世傑與蔣經國。最後,龍應台的“一九四九”到了,蔣介石王世傑之流給趕出大陸了,退守到只有外蒙古四十四分之一大的臺灣島上了。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三日,蔣介石在中國國民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發表“對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報告”,秘密歸屬了責任所在。他說簽約是“我個人的決策”、“是我的責任,亦是我的罪愆”、要“負其全責”。他在簽約七年後,自己承認當年簽約放棄外蒙古,“實在是一個幼稚的幻想,絕非謀國之道。”
    但是,王世傑這邊呢,卻仍舊一言不發,但卻不斷放出風聲,他是“為國家利益”,以致如此。我在“蔣介石研究四集”有“蔣介石、王世傑賣國”一文,收有張九如影印給我的一封王世傑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二日致他的信,談到“中蘇談判”之事,“惟為國家利益,世傑守口如瓶已二十年於茲,即令會聚,弟我亦病不能自由發表耳。”

      ■什麼“國家利益”呢,讓人強姦也是嗎?

      □“王世傑日記”在王世傑死後出版了,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如下:

      有李敖者,日前在文星書店所刊“蔣廷黻選集”,對余被免總統府秘書長(民國四十二年十二月)與簽訂中蘇條約兩事,做侮辱性抨擊。中央黨部〔秘書長〕谷鳳翔等促余向法院控訴其誣毀。餘殊不願給此等人以出鋒頭之機會。惟餘對此兩事為避免牽涉他人過失之故,迄未發佈文字,抑或是餘之過。

      “他人之過”的“他人”是誰呢?龍應台到美國看蔣介石日記,忘了找這一段了吧?在日記裏、在“國家利益”之下,應該看到一個名字吧?

      【“蒙古去,而中華民國亦隨之去矣!”】

      王世傑聽命於蔣介石,簽了“中蘇友好條約”,賣了國。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他向黨中央報告,日記中說:

      ……外蒙,不能不承認其獨立,但戰爭結束後三個月內蘇聯依約不能不自東三省撤退!……東三省之主權可以收回……蔣先生請大家起立表決,結果全體一致起立。

      由此可見,國民黨不但主事者是賣國賊,它的團體也是“賣國集團”。在蔣介石面前,對賣國成果,無人敢於拒絕“起立通過”!

      諷刺的對比是,一九一二年,戴傳賢主持上海“民權報”,就警告“蒙古去,而中華民國亦隨之去矣!”一九一九年,“軍閥”徐樹錚收回了動搖中的外蒙。誰想得到,二十六年後,外蒙卻在國民黨手中失去。一九四九年,在“中華民國”亡國前夜,戴傳賢自殺了,真應了一九一二年的預言:“蒙古去,而中華民國亦隨之去矣!”

      戴傳賢死在“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二日。他二十一歲辦“天鐸報”,惹出文字獄。二十二歲亡命日本,革起命來。二十三歲辛亥革命成功後,做孫文機要秘書。此後青雲直上,二十八歲做大元帥府法制委員會委員,又兼帥府秘書長、外交部次長。三十五歲做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政治委員、宣傳部長。三十七歲做中山大學委員長後改為校長。三十九歲做考試院長,長達二十年。最後做的是國史館館長和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以這種顯赫的履歷,可知他在國民黨中的地位,是炙手可熱的。但這個炙手可熱的黨國元老,卻隨“中華民國”之將亡,自己先死了。

      龍應台書中寫了一個小軍官的殉死,但那一死,只是鴻毛之輕,象徵的意義有限;戴傳賢卻不然,他的自殺,有太多象徵的意義。他的一生,隨 “中華民國”而興、隨“中華民國”而亡。但他在國民黨中,是少有的頗有“純純的信仰”的一位,他關懷國民黨的前途,總是真誠的、情見乎辭的。一九四四年,他在重慶曾家岩發豪語:“周朝的天下是八百年,國民黨至少要掌握政權一千年。”這種“純純的信仰”,在國民黨中,又有誰比得上呢?結果呢,“一九四九”到了,一千年的豪語,遭到挑戰,戴傳賢五十九歲,一死了之。象徵一個時代的結束、也象徵一個信仰的結束。多麼可愛的“一九四九”,賣國的“中華民國”統治者,使“中華民國”淪為死屍;而統治者呢,卻淪為守靈人,戴傳賢死了,他留下了一個孽種,“過繼”給蔣介石,孽種不是別人,就是“蔣緯國”。

      【龍應台只見一彭】

      “原因”越來越大了、頭緒越來越多了。解答龍應台沒搞懂的一件事,好奇怪,答案原來不在東北,卻在臺灣。還是回頭從“二二八”來追蹤吧。

      □這叫環環相扣。一九四六在東北的事,竟從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得到索隱。還是回頭看看“二二八”。

      ■龍應台只引彭明敏的“二二八”,是不是犯了孤證的毛病?

      □當然是。據“高雄市『二二八』事件報告書”:“……有案可據者,計傷公教人員三十一人,死八人,暴徒除拘獲正法者外,死亡七人,民眾傷五四人,死八六人,其餘不詳身分者,死二四人,合計死一二五人,傷八五人。”足證外省人有死亡;再據陳桐“殺戮起源蓄意煽動”(“自由時報”,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七日):“……(暴徒流氓)甚至挾持外省人集體軟禁在高雄中學內,每天只供給一粒飯糰,境遇也相當淒慘……”足證外省人有被拘禁。可見彭明敏所述,是一面之詞,他置外省人在高雄被殺被關於不聞,只記彭孟緝怎樣怎樣,其實,照彭孟緝“臺灣省『二二八』事件回憶錄”、“彭孟緝訪問紀錄”,是會議席上塗光明先掏槍。彭孟緝固非善類,但此彭非彼彭,也別有說詞,龍應台也該知道。至於龍應台引彭明敏“『軍法審判』後,塗光明被槍殺”云云,簡直替彭孟緝搽胭脂抹粉了,那來“審判”啊?兵荒馬亂之際,彭孟緝這種惡棍還給你“審判”嗎?

      ■看來龍應台扯出“二二八”,是上了彭明敏的當。

      □她自己太不用功,才會上當;彭明敏他們太偏執,才會只看單方面的歷史。其實這是一種“弱者的偏執狂”。談“二二八”,眾口一聲,把悲劇定位在外省人的不是上,說破了,這就是“弱者的偏執狂”。人一變成“偏執狂”,則雖遭苦難,不能反省。“二二八”事件,在本省人眼中,百分之百全怪外省人。但我懷疑,到底有沒有一個小數點──百分之百怪外省人中的一個小數點,本省人也不妨反省反省呢?例如事件之起,是緝私人員驚慌中開槍誤殺了一名看熱鬧者,這種緝私人員應予嚴辦,是對的,但群眾包圍警察局,要求立刻“就地正法”,這種不懂事的要求,任何官員都做不到。做不到就起暴動,把外省人中的無辜者予以打、砸、搶、殺,婦女予以強姦、嬰兒予以摔死,這種行為,不該反省反省嗎?由這種暴民濫殺行為招致來的暴君派部隊登陸濫殺,能夠百分之百全怪外省人嗎?我絕對不是說國民黨政府惹起民變、處理民變是對的,但相對方面,本省人的肆虐與招禍反應,也不無反省之處。但是,直到六十四年後的今天,又有幾位反省了呢?

      事件之起,陳儀答應“懲凶賠款”、“不秋後算帳”,本已息事寧人、本已屈服,但是,本省人價碼節節升高,答應了三十二條,又來了四十二條,不懂事的要求,使任何官員都做不到,最後只好兵戎相見,進一步造成悲劇。這種沒有底價似的討價還價,活像六四天安門前的學生,最後亂開價,逼得對方忍無可忍,只好動粗。如今一家哭引發一路哭、一路哭引發全島哭,說不該動粗,你看你把我打成這樣子,動粗的確不該,但不動粗,又該怎麼做才能平息四處蜂起的暴亂呢?六十四年了,誰又假設假設,如果你設身處地,你怎麼想?如果你是二十一師的抗戰老兵,老子跟日本鬼子打了八年仗,光復了臺灣,臺灣人(皇民浪人)居然戴起日本人軍帽、唱起日本人軍歌、拿起日本人軍刀軍槍,沿街打殺外省人,這種亡國奴習性,老子還不教訓教訓你嗎?──如果你是那種老兵,你會有更理性的表現嗎?

    【龍應台的爸爸殺台灣人】

    ■ 這番話引起我的假設,假設當時憲兵連連長龍槐生-龍應台的爸爸在台灣,他是當年「殺敵無數」、殺日本人無數的「那種老兵」啊,他會客氣嗎?因為在他眼中,台灣人絕非那麼無辜,他們可殘暴得像日本兵呢!

     □ 外省人不設身處地替台灣人想,台灣人至今譴責;但台灣人有無也該設身處地想想外省人呢?想想仇日老兵的報復心態呢?想想龍爸爸的滿眼血絲呢?我絕不說外省人對,但我覺得,台灣人的真正菁英應該勇於站出來,矯正矯正自己人的方向,「障百川而東之,挽狂瀾於既倒。」而不是聽任暴民胡來。台灣人菁英林獻堂就是一例。在台中地區的外省人被暴民集中、要予以殺光的當口,林獻堂挺身而出,大聲說:外省人像螞蟻一樣多,我們今天殺光他們,他們明天就來殺光我們。暴民聽了,怕了,才沒一錯再錯。
    相對的,同是本省菁英的林茂生,以他那麼崇高的學術地位,照他兒子林宗義的回憶,卻是「他同意,加諸大陸人的暴力,以及對政府大樓與公務員的傷害,來表達極端的憤怒,乃是人民的幻滅與普遍而強烈的挫折感的一種合理表現」!林茂生明知「這種對財產與大陸人的普遍而不分皂白的暴力,用來作為有效的政治行動是沒有意義,也沒有用的」;明知「後果會很嚴重,真吃力(台語)!」但他無法像林獻堂那樣挺身而出,大聲引導自己人適可而止。作為菁英,在百川狂瀾當前,他是不是少做了點甚麼呢?尤其與林茂生的「文化」不對頭的,他竟相信「加諸大陸人的暴力」是「合理表現」,結果換來大陸人的暴力回敬了,要怪誰呢?
    更嚴重的是,林茂生犯了大忌,他相信了美國人。他被殺的三個「罪跡」是,身為台灣大學教授,卻「一、陰謀叛亂,鼓動該校學生暴亂;二、強力接收國立台灣大學;三、接近美國領事館,企圖由國際干涉,妄想台灣獨立」。

    【美國人害了台灣人】

    「二二八」時美國人的手法,太明顯了。據「陳儀致蔣主席一九四七年三月虞電」;「此次事件有美國人參與,反動份子時與美領事館往來,美領事已發表種種無理由的反對政府言論。」再據「陳儀報告『二二八』事件情形致吳鼎昌等電」;(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事變中,弟派員赴美領館接洽,據報若干台灣野心分子適在內開會………」可見美國人介入「二二八」,官方早已得知。
    再看一些史料;

    一、林宗光「美國人眼中的二二八事件」;「卡兒氏(Kerr按即通稱的:葛超智)說,在二月中旬有一群台灣青年人的代表寫了一篇很長的請願書,給當時美國國務卿喬治。馬歇爾(George Marshall),要求聯合國免陳儀之職,讓台灣受聯合國託管………」
    二、唐賢龍「台灣事變內幕記」(頁108):「……另有台灣大學學生八人,曾向美國領事館請求聲援,謂台灣人因不堪中國人之壓迫,乃有此次改革政治之運動發生。希望美國能予以精神上及物質上之援助……」
    三、「新生報」(一九四七年三月三日):「……關於本案,需要周知全世界及國府之動議即刻成立,即選出林宗賢、林詩黨、呂伯雄、駱水源、李萬居五人為委員,擬託美國領事館善為辦理……」

    以上抽樣,絕非蛛絲馬跡,而是美國領事館葛超智(George Kerr)總提調的傑作。葛超智最後演出撤僑戲,意圖火上加油。報到南京美國大使館。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一面壓住撤僑陰謀,一面密告蔣介石,蔣介石再密令陳儀防範。結論是,台灣人被美國人擺了一道,(台灣館)領事搧風、(南京使館)大使放水。(皇民化)台灣人相信美國人(爹爸),不知美國人(爹爸)出賣了他們(皇民化台人)。林茂生被槍決了,「接近美國領事館」竟成「罪跡」,多不值得啊。

    ■ 當時美國高層對台灣不感興趣嗎?

    □ 一九四七年時候,氛圍的確如此。林宗光「美國人眼中的二二八事件」有一段:「……國務院的官員卻自始不願意使美國捲入台灣問題的漩渦之中……事變之後,卡兒氏(Kerr按即通稱的:葛超智)被召回美國,與當時國務院主管遠東事務的約翰。文森(John Carter Vincent)談起台灣人對美國、聯合國以及台灣將來地位的意願時,文森曾以堅定的口氣告訴卡兒氏(葛超智):『沒有一位聯合國人員──華盛頓的官員不用說──對台灣有任何興趣。』……」美國人是大陸丟了的前夜,才打台灣主意。「(1947)二二八」時候,(中共)還不成氣候,相信美國人的台灣菁英,無異是台灣傻瓜。

    【龍應台不寫美國大兵在強姦】

    (…………我實在不得不下這樣的結論:龍應台不但是媚美派、媚德派、也是媚日派。馬英九用到這種貨色大談「文化」,該怎麼歸類馬英九,我們也就恍然了)

    ■ 還好,至少龍應台不是媚俄派,他談到俄國大兵在強姦中國女人。

    □ 俄國人的暴行固然該揭發,美國人就是好東西嗎?俄國人一九四五年的暴行龍應台都不放過,為什麼卻放過美國人一九四六年的暴行呢?一九四六年比一九四五年更接近「一九四九」吧?

    ■ 美國人在馬路上強姦中國女人,你指「沈崇事件」?

    □ 「沈崇事件」不是單一事件,是蔣介石勾結美國人一連串在中國作惡的一件。按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完了,你們美國大兵不回美國,盤據在中國幹甚麼,很清楚,就是要干涉你們內政啊。美國大兵不回國,反倒開到北京(當時叫北平)、天津、秦皇島、青島、上海、南京等地。驕橫跋扈,犯罪事件不斷發生,甚至大殺中國人,光在上海,從1945年8月至1946年7月,就死傷達一千五百餘人。美國軍艦在黃浦江上橫衝直撞,民船被撞翻,落水而死的群眾達六百六十人。自1945年10月至1947年9月,駐天津美軍共發生車禍、槍殺、搶劫、搗毀、強姦等案件達三百六十五起,受害死傷的中國人近兩千名。其中美軍汽車肇禍事件竟占全市交通事故的百分之七十(70%)。1946年9月3日,在北平火車站西站,三個美國大兵比試槍法,竟以正在調車的鐵路工人王恩弟的人頭做靶子,當場將其槍殺。1946年12月24日晚,北京大學先修班女學生沈崇,行至東單,被兩名美國大兵擁至操場,予以強姦。這下子事情鬧大了,各地抗議美軍暴行。蔣介石政府乃捏造事實,說北大女學生是共產黨,故意勾引美國大兵犯案的。幾十年後,這一說法發酵到高希均、陳長文夥同出版的「錢復回憶錄」,更加油加醬了。

    【錢復替美國人「緩生殖器」】

    錢復寫道:
    大約同一時間,發生了所謂「沈崇事件」(1946年)。沈是北大外文系的女學生,據說在公園中被美國士兵「強姦」了,當時北大親共職業學生乘機發動罷課,風潮席捲了全國,各地大學紛紛罷課,口號是「反飢餓、反迫害」。很諷刺的是,當時國民政府雖然財政異常拮据,全國的大學生不分公私立,卻可以一律享受政府公費,也就是說連三餐都由國家供應,這些受惠的學生竟大喊「反飢餓」。這次罷課持續很久,對政府造成極大困擾,引起社會重大動盪,多年過後,中共當局公布沈崇是主動誘惑美軍,而非被「強姦」,其主要目的是喚起全國民眾反美情緒,減低美國對國民政府的支持。這件我親身經歷的事,使我徹底認清共產黨的面目,數十年來未有絲毫改變。

    「沈崇事件」中的美國大兵暴行,被國民黨官僚錢復嫁禍遮醜後,又怎樣呢?美國大兵的強姦暴行又來了,並且來到了台灣。這回賴不到共產黨頭上了,也無法捏造「中共當局」來規劃了。「錢復回憶錄」只好寫下:

    正在中美為「地位協定」積極進行談判,1964年11月初,又發生琉球美軍來華參加「中美天兵六號演習」,數名黑人士兵在彰化縣埤頭鄉和豐村集體強暴並毆傷我農村女子的嚴重案件。外交部在事發第三天才由美國大使館獲悉,同仁均認為事態嚴重,除與國內主管機關聯繫、充分掌握資訊外,積極向美方交涉將嫌犯留置台灣(其餘美軍在演習結束,均須返回琉球駐地)。

    但是美國主子才不甩你,把被告三人運回琉球。開庭時,卻要求錢復他們退席:

    2月9日上午辯方傳訊七名證人,五名為被告同僚,另兩位為台北美軍憲兵組長及路長宏。在後二名被詢問時,辯方律師又要求我們退席,庭長裁示同意,我們因不宜阻撓庭訊進行即離席,但是我立即請聯絡官通知一七三旅軍法組長雷農()上校來晤。我說明剛才的離席是使庭訊能順利進行,但是當初沈部長向賴特大使索要求的是政府觀察員應能觀察一切審訊的進行,現在美方作法與當初協議是牴觸的。雷農上校一再致歉並表示這是美國法律的規定,他也無能為力。我即提出雖然我們為配合軍事法庭的運作離席,美方有責任提供我國全部庭訊的記錄,我當場寫了一封信給他,正式要求全部記錄。

    多妙啊,原來是這樣配合美國主子的!

    ■ 歷史教科書上不是早就說蔣介石廢除了不平等條約嗎?怎麼美國人又來了「領事裁判權」?並且裁判到要你離席以利「庭訊能順利進行」了?

    □ 我也奇怪啊!廢除了不平等條約奇門遁甲,又回來啦。還有更妙的呢,一派漢奸口氣的錢復在回憶錄裡竟還讚美:「美方審理公正嚴明使我們印象深刻」!多(麼)賤骨頭啊!

    ■ 錢復真賤骨頭。古人說:「緩頰」,錢復可是「緩生殖器」了。

    摘錄自:李敖秘密談話錄:《大江大海》騙了你(第1~ 42節,第49~ 50節) 2011-02-01 出版發行


  7. 2011/04/15 於 17:04 patchpieces

    美國對哥倫比亞的新殖民政策-「哥倫比亞計畫」

      提到哥倫比亞,許多人就會立刻聯想到這是毒品與游擊隊氾濫的罪惡淵藪之地。羅素克洛和梅格萊恩搭檔演出的「千驚萬險」就是以哥倫比亞為背景,影 片描述的哥倫比亞左派游擊隊在邪惡帝國蘇聯垮台後,變成一群以販毒、綁票維生的恐怖份子,長期以來許多美國人也相信政府與主流(自由)傳媒對於哥倫比亞的 宣傳,相信美國政府目前已耗資數十億的「哥倫比亞計畫」(Plan Columbia)可以消滅哥國毒梟和游擊隊暴力,然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證據卻證明事實剛好相反。

      事實上,「哥倫比亞計畫」只是美國長期對於中南美洲“政經軍干預”的一部份,在美國喬治亞州的班寧堡(Fort Benning),有一所「美洲軍事學校」(SOA, U.S. Army School of the Americas),該校一直被諷刺為「殺手學校」(School of Assassins),因為該校的課程以訓練謀殺、綁架、政變、嚴刑拷打著名,數十年來培養出六萬多名拉丁美洲的軍人,智利民選總統阿葉德被軍事獨裁者皮 諾契特推翻、大主教Oscar Romero被暗殺、瓜地馬拉36年內戰死亡或失蹤的20萬人、薩爾瓦多超過900名平民被屠殺等等,都是“該校”畢業生的“傑作”,女性受害者還會遭強 暴虐殺而死,毫無反抗力量的兒童被活埋或摔死;它也培養惡名昭彰的軍事獨裁者-包括巴拿馬、波利維亞、瓜地馬拉、薩爾瓦多,並且是“右翼民兵”的訓練所- 例如尼加拉瓜殘暴的「國民軍」就是SOA的畢業生,後來組成“右翼恐怖份子”Contra。前巴拿馬總統就稱「美洲軍事學校」是「拉丁美洲最大的亂源製造 基地」,在日漸高漲的抗議聲浪下,該校改名為Western Hemispheric 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WHISC),但是至今仍然繼續培養每年一到兩千名的畢業生(目前1/3的受訓者來自墨西哥,因為該國要對付以Chiapas省原住民為主的薩巴塔游擊 隊(Zapatista)),每年耗費美國納稅人大約兩千萬美金。

      和其他拉美國家相比,哥倫比亞派遣最多軍人(目前已超過一萬多人)到SOA受訓,其中許多高階軍官都犯下違反人權的罪刑,哥倫比亞軍方和殘忍著 稱的右翼民兵組織AUC也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使得在哥國每年有超過三萬人被殺、一百萬人無家可歸。1986年以來已經有三千八百名工會領袖和組織者遭殺 害,在去年的前十一個月,就有180名工會領袖被暗殺,過去十幾年以來,超過三萬名工人、農民、人權組織者、左翼領袖、教師等被軍隊和右翼民兵殺害。最大 的右翼民兵組織AUC的領導人對於謀殺工會領袖毫無悔意,他說「我們有理由殺那些人,因為他們(工會領袖)妨礙他人工作。」因為暴力事件頻仍,自從 1985年以來,已經有兩百萬哥倫比亞平民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園。

      在美國主流(自由)傳媒宣傳下不斷“被污名化”的左翼游擊隊-其中一股最大的力量FARC「哥倫比亞人民革命軍」(有一萬六千到兩萬人的武裝力 量,由工人、農民、組織者所組成)-經由過去36年以來的組織工作,哥國基層人民對其支持率不斷提高,專家估計該游擊隊在哥國自治區的影響力已經超過 50%,相對的哥倫比亞所謂「(美帝扶植傀儡)民主」政府,則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貪污腐敗政權,人民對政府的失望清楚地反映在哥國的投票率上(低於 40%),目前FARC直接掌握的非武裝區(約瑞士大小),也完全沒有上述的暴力事件發生。
      在2000年,美國政府投入十三億美金到「哥倫比亞計畫」以及之後六億美金的「安地斯行動」(Andean Intiative,因為哥倫比亞屬於安地斯山脈國家)(其中一億給哥倫比亞軍方),宣稱該計畫是「對抗毒品之戰」(War on Drugs)以及心照不宣的「對抗左派游擊隊(美國政府定義下的恐怖份子)之戰」,事實上,該計畫對於消滅毒品毫無助益,因為大部分的款項給了“美國跨國 公司”,例如<孟山都(Monsanto)>、United Tech、Sikorsky等,用來進行軍事訓練、購買直昇機和除草劑,另外,美國政府也已提供哥倫比亞軍方和右翼民兵十五億美金。

      然而,哥倫比亞政府和軍隊本身就和毒梟“連為一體”,政府軍隊和右翼民兵就是毒梟背後的軍事力量,前SOA的教官就曾說「SOA是拉丁美洲軍官 洗毒品錢的最佳地點」,美國持續提供哥倫比亞軍事援助反而助長軍隊和右翼民兵繼續在國內“鎮壓平民”、違反人權,並且讓毒梟勢力更擴大。

    此外,美國在哥倫比亞四處噴灑除草劑,宣稱這樣就可以消滅古柯鹼作物,但其實是毫無差別地噴灑在一般農田和雨林上,不但使得農作物大量枯死、農民無 法維持生計、亞瑪遜雨林的生態環境遭破壞、原住民生存環境受到威脅,更讓古柯鹼產業暴增超過100%,在1994到1998年,哥國大約種植45500 公頃的古柯鹼作物,但是有超過140800 公頃的一般作物、古柯鹼和雨林被噴灑,從1999年到2000年,古柯鹼的產量反而增加60%,噴灑除草劑不但完全無效,反而讓種植古柯鹼更有價值。

      著名的拉美學者James Petras就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是美國對拉丁美洲再殖民的試金石,因為哥倫比亞目前擁有第三世界國家最強大的游擊隊力量,開始動搖美國在拉丁 美洲的殖民力量(哥倫比亞的石油是美國重大利益所在,美國從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和厄瓜多進口的石油比波斯灣還要多),因此若能藉由「哥倫比亞計畫」一舉摧 毀反抗的力量,則可以再度建立美國的新帝國主義力量,因此越來越多人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實際上是「死亡計畫」(Plan of Death)。

      今年4月19-22日,在美國首府華盛頓有大規模的反戰(4月20日舉行大遊行,主題為「停止國內和國外的戰爭」Stop the War-At Home& Abroad,詳情請見:http://www.a20stopthewar.org/)、反全球化和「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National Mobilization on Columbia,詳情請見:http://www.colombiamobilization.org/)遊行(世界各地的抗議活動資訊都可以在 http://protest.net/ 找到),「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在4月22日將發動大遊行並提出兩大訴求:
    一、反對美國政府“假借”掃蕩毒品為名的「哥倫比亞計畫」,
    二、關閉「殺手學校」 -「美洲軍事學校」(SOA)。

    文/洪家寧 2002.4


  8. 2011/04/19 於 17:44 patchpieces

    美國(佔領軍)把伊拉克變成“轉基因糧食”生産基地

    第一節 經濟休克

    “我們在伊拉克的原因,就是爲了播撒民主的種子,這樣它就會在那裏生根開花,並擴展到整個極權主義地區。”
    ——布希二世

    當小布希講到播撒“民主的種子”時,很少有人意識到,他腦子裏想的是「孟山都」的轉基因種子。
    隨著2003年3月美國“佔領”伊拉克,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狀況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伊拉克的土地不僅由大約13萬美國部隊和一小批與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聯繫密切、唯利是圖的財富冒險家佔領。它的經濟也處在美國“佔領者”的全面控制之下。

    對伊拉克經濟的控制也是由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來實施的。2003年5月,保羅•佈雷默被任命爲新成立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行政長官,這個“佔領機構”披著一層薄薄的面紗。佈雷默曾任美國國務院的“反恐”官員,後來成了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的諮詢公司基辛格合夥公司的執行董事,這家公司的影響力非常巨大。

    從許多方面看,美軍“佔領”下的伊拉克比阿根廷更適合將整個國家的農業體系納入“轉基因商業化農業”的統治範圍之內,美軍的“佔領”發揮了重要作用。美國“佔領當局”直接給了伊拉克農民“一份他們無法拒絕的要約”,就像《教父》裏面所說的:“要麽拿著我們的轉基因種子,要麽去死。”

    對於“被佔領”的伊拉克的所有民事活動,佈雷默事實上擁有生殺大權。尤其特殊的是,他不是向通常負責重建工作的美國國務院彙報工作,而是直接向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裏的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的辦公室報告。

    作爲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的首腦,佈雷默迅速行動,草擬了一系列管治伊拉克的法令。當時,伊拉克既沒有憲法,也沒有根據憲法合法産生的政府。美國“佔領當局”制定了整整100個法令,於2004年4月生效。整體來看,這100項由美國強制實施的新法律(正式名稱是“命令”)將確保伊拉克經濟“按照”美國“強加”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的思路進行“改造”,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華盛頓在1990年後“強加”給俄羅斯和前蘇聯經濟的模式非常相像。

    拉姆斯菲爾德領導的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計劃制定者給佈雷默下達的指令是,強加一種“休克療法”,把以國有經濟爲中心的整個伊拉克經濟“改變”爲一個徹底的自由市場私營經濟。佈雷默在一個月內實施的經濟變革比在30年裏“強迫”拉丁美洲債務國實行的“變革”還要猛烈。

    佈雷默的第一個行動是解雇了50萬名國家工作人員,其中大多數是士兵,還有醫生、護士、教師、出版商和印刷商。接下來,他打開了這個國家的邊界,毫無限制地接納進口:既不用履行什麽邊檢手段,也不用交什麽稅費。在佈雷默2003年5月到巴格達之後兩周,他就宣佈伊拉克“敞開國門做生意”。他沒有說是誰的生意,但這一點隨後越來越清晰。

    “入侵”之前,伊拉克除了石油以外的經濟領域由大約200家國有公司主導,它們生産從水泥、紙張到洗衣機等所有商品。2003年6月,佈雷默宣佈,這些國有企業將立即“私有化”。他說,“將缺乏效率的國有企業轉交到私人手中,對伊拉克經濟復蘇來說至關重要。”伊拉克的“私有化”計劃是自蘇聯解體以來最大規模的國有資産“清倉大甩賣”。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第37號命令》降低了伊拉克的公司稅率,從大約40%降到可憐的15%。沒有了稅收收入,政府將無法在任何方面發揮大的作用。“第39號命令”允許外國企業100%地擁有除了自然資源之外的伊拉克資産。這確保了外國企業可以在這個國家“不受限制”地開展商業活動。投資者可以將其在伊拉克賺到的利潤100%地從這個國家拿走。既不要求他們追加投資,也不對他們課稅。這些法令的受益者,顯然不是伊拉克的經濟和人民。

    根據《第39號命令》,外國公司可以簽訂有效期長達40年的租約和合同。《第40號命令》則以同樣優惠的條件歡迎外國銀行進入伊拉克。與允許外國人“全盤接管”伊拉克經濟相對應的是,“唯一保留下來”的薩達姆時期的法律是那些“限制工會”和集體談判的法規。

    一夜之間,伊拉克從世界上最孤立的國家變成了最自由、最開放的市場。由於其經濟和銀行體系受到戰爭的“毀滅性破壞”,加上美國“帶頭實行”的長達十餘年的“經濟封鎖”,伊拉克人根本無力購買“私有化”的國有公司。外國跨國公司是在佈雷默宏大的經濟復蘇計劃當中“唯一”可能受益的角色。

    這些新法律“被強加”給了一個“慘遭征服”和摧殘的國家,除了搞點軍事上的破壞和打擊侵略者的遊擊戰之外,它不可能進行其他的反抗。爲了使伊拉克對外國投資者具有吸引力,這一整套的100項新法令通過美國政府的“佔領機構”即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實施,它將所有伊拉克經濟的各種權利和控制權都交給了“跨國公司”。

    不僅如此,制定這些法律的“目的”是爲了對這個國家的糧食生産體系進行前所未有的最激進的“改造”鋪平道路。在佈雷默的“統治”之下,伊拉克即將成爲“基因改造”或者說“轉基因商業化農業”的樣板。

    第二節 《第81號命令》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明確定義了這100項命令的法律地位。“命令”被定義爲“對伊拉克人民具有約束力的指示或指令,具有懲罰性後果,或者對管制伊拉克人的方式包括伊拉克法律的變更具有直接作用”。
    換言之,伊拉克人接到命令:“要麽照辦,要麽完蛋。”伊拉克以前的法律,凡是與佈雷默的新“命令”相抵觸的,一律廢止。
    “佔領者”的法律至高無上。

    佈雷默的新法令涉及從媒體到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等各個方面,深藏在其中的是《第81號命令》,即“專利、工業設計、未披露資訊、積體電路和植物新品種法”。《第81號命令》規定:

    11.“第12條”經修訂如下:“專利應賦予所有者以下權利:
    1.如果專利主體是一種産品,有權禁止任何未獲得所有者授權的人製造、利用、使用、提供銷售、出售或進口該産品。”

    12.“第13條第1款”經修訂如下:“專利的有效期,從按本法條文申請註冊存檔之日起計算,至按本法條文註冊生效滿20年後方可終止。”

    《第81號命令》的另一項條款規定:“禁止農民再次使用受保護的品種或任何本章第14條(C)段第1項、第2項提到的品種的種子。”而且,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第81號命令》對伊拉克的專利和工業設計法做了修訂,以保護與某種産品或某種製造工藝相關的任何技術領域的新創意。這些修訂允許在伊拉克的企業或在伊拉克屬於簽約方的相關條約成員國的企業在伊拉克註冊專利。修訂賦予了專利權人以下權利:阻止任何未獲得專利所有者授權的人利用受到專利保護的産品或工藝,從專利在伊拉克註冊之日起爲期20年。修訂還允許個人和企業對工業設計進行註冊。

    用淺顯易懂的語言來說就是,《第81號命令》給了植物新品種專利權人在20年內在伊拉克農業中使用其種子的“絕對權利”,而這些專利的“所有者”恰恰都是“外國大型跨國公司”。儘管“表面上”看來,這是一個公平合理的商業條款,對外國企業的知識産權予以補償,但“實際上”這是對伊拉克主權的侵犯。像許多國家一樣,伊拉克“從未承認過”植物之類的生命形式可以獲得商業專利的原則。這種專利之前由美國或其他國家的專利機構授予「孟山都」、「杜邦」等公司。

    事實上,《第81號命令》所做的是,修訂伊拉克的專利法,以便承認外國專利,不管根據伊拉克的法律這種專利是否合法。表面上,它似乎給了伊拉克農民拒絕購買孟山都種子或其他專利種子、種植本地傳統種子的選擇權。實際上,它産生了完全相反的作用,《第81號命令》的起草者也充分意識到了這一點。
    這些受保護的植物新品種,都是轉基因或者說經過基因改造的植物。選擇種植這種種子的伊拉克農民,需要與持有專利的種子公司簽訂協定,規定他們將支付某種“技術費”,並且每年爲種植這種專利種子支付許可使用費。

    任何試圖將「孟山都」或其他公司的專利種子保留一部分以便在下個作物種植季節再次播種的伊拉克農民都將受到種子供應商的重罰。在美國,「孟山都公司」要求獲得相當於被盜用種子成本120倍的懲罰性損害賠償,後來法院的裁決駁回了這一請求。
    於是在這種“局面”下,伊拉克農民沒有成爲薩達姆•侯賽因的奴隸,卻成了跨國轉基因種子巨頭的“奴僕”。

    《第81號命令》的“核心”是植物新品種保護(PVP)條款。根據該條款,留存種子和再次播種是非法的。農民們使用受專利保護的種子(甚至是“類似的”種子),將受到重罰,甚至坐牢。然而,受到保護的植物新品種,並不是那些在伊拉克農田上歷經上萬年的雜交開發出來的種子。

    相反,受到保護的是「孟山都」等跨國公司巨頭將自己的種子和除草劑引入伊拉克市場的權利,而且它們受到了美國和伊拉克政府的“充分保護”。

    第三節 破壞伊拉克的種子資源

      歷史上,伊拉克是文明搖籃美索不達米亞的一部分。在那裏,在長達數千年的時間裏,底格裏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之間的肥沃河谷爲農作物培育和種植創造了理想的條件。自從大約西元前8000年以來,伊拉克農民就一直在這片土地上耕耘,並培育出品種繁多的、如今世界上使用的幾乎所有麥類品種的種子。他們通過留存部分收穫作爲種子並再次播種的體系做到了這一點,並通過新的播種培育出能夠抗禦疾病的雜交品種。

      多年來,伊拉克人在位於阿布•格萊布的一個國家種子庫裏“一直保存”著這些珍貴的天然種子的樣本。這座城市,如今在國際上更多的是因其設有美國軍方“虐待犯人”的監獄而聞名於世。在美國“佔領”伊拉克及多次大規模轟炸之後,阿布•格萊布那個具有歷史意義、價值連城的種子庫“消失”了,它成了伊拉克戰爭的又一個受害者。

    不過,伊拉克的前農業部曾經採取預防措施,在鄰國敍利亞建立了一個備份的種子儲存庫。在那裏,最重要的麥類種子仍然儲存在一個名爲國際乾旱地區農業研究中心(ICARDA)的機構裏,該機構位於敍利亞的阿勒頗。鑒於已經失去阿布•格萊布的種子庫,如果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需要幫助的話,作爲國際性的國際農業研究諮詢小組(CGIAR)種子庫網路的一部分的國際乾旱地區農業研究中心,原本是可以從其儲備中爲伊拉克人提供種子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沒有這樣做。佈雷默的顧問對伊拉克的糧食前景有著不同的規劃,他們有自己的打算。

    伊拉克農業即將被導向“現代化”和工業化,從傳統的家庭式種植多種作物的農作方式,轉變爲面向“世界市場”而生産的美國式的商業化農業。滿足饑餓的伊拉克人的糧食安全需求,對這個方案來說是無足輕重的。

    按照佈雷默的《第81號命令》,如果國際大公司開發出一種能抗禦某種伊拉克害蟲的種子新品種,而同時一個伊拉克農民正在種植另一種具有同樣抵抗力的種子,那麽這位農民留存自己的種子將是“非法”的。相反,他必須爲使用「孟山都」的轉基因種子支付某種專利使用費。

    按照總部設在日內瓦的世界貿易組織(一個由美國政府和「孟山都」等私營農業綜合企業巨頭主導的機構)的規則,美國的法院和國際法院“有權”實施這樣的植物新品種保護法律。

    20世紀90年代後期,美國的一家生物技術公司太陽基因被授予了一種油酸含量很高的向日葵的專利。不過,不僅僅其基因結構被授予了專利,高油酸含量這種特性本身也被授予了專利,公司聲稱擁有這種權利。太陽基因公司通告所有其他向日葵品種的培育者說,如果他們開發“高油酸含量”的品種,就將被認爲是對這一專利權的侵犯。

    “專利的授予,涵蓋了一個物種的所有基因工程新品種……可能將我們在農場和花園裏種植的所有東西交由一個發明者控制。”國際植物基因資源研究院總幹事傑弗裏•霍丁博士說。“只要大筆一揮,無數農民和科學家的研究成果就可能僅僅因爲一次經濟劫持式的法律行爲而宣告無效。”經濟劫持,正是佈雷默和孟山都試圖按照《第81號命令》在伊拉克幹的勾當。

    對農民的種子品種實行“全面控制”在伊拉克新頒佈的專利法之下將成爲可能。在複雜的法律術語“掩蓋之下”,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的《第81號命令》實際上將伊拉克未來的糧食命運“轉交”到了全球性跨國私人公司手中,這“絕不是”大多數伊拉克人所希望的解放。

    以《第81號命令》頒佈的植物專利法,與其他國家的知識産權法律不同,它們不是通過主權國家政府之間的談判或與世貿組織的談判達成的。它是由華盛頓在“毫無抵抗”的情況下“強加”給伊拉克的。根據華盛頓消息靈通人士的報告,《第81號命令》中有關植物的具體細節是由世界領先的轉基因種子和轉基因作物供應商「孟山都公司」替美國政府起草的。

    第四節 伊拉克農民只能種下“轉基因”種子

    從字面上看,似乎只有伊拉克農民選擇從國際種子公司購買的那些種子,才歸屬美國新“強加”給伊拉克的專利法管轄。實際上,伊拉克正在“被改造”成一個巨大的實驗室,以便在「孟山都」、「杜邦」和「陶氏化學」等轉基因種子和化學品巨頭的“控制之下”進行糧食産品的開發。

    經過伊拉克戰爭的磨難,劫後餘生的大多數伊拉克農民如果還想繼續種地的話,就“不得不”轉向他們國家的農業部尋求得到新種子。這就爲佈雷默“控制”伊拉克人的糧食供應打開了方便之門。

    在十多年的時間裏,伊拉克農民承受著美、英爲首的、對急需的農業設備的“禁運”。另外,戰前伊拉克還遭受了連續三年的嚴重旱災,這些天災使伊拉克麥類作物的種植急劇減少。多年的戰爭和經濟制裁已經摧毀了伊拉克的農業。到2003年,糧食産量已經下降爲不到第一次美伊戰爭之前的1990年産量的一半。到了2003年,大部分伊拉克人依賴聯合國石油換食品的糧食配給生存。

    在使伊拉克糧食生産“現代化”的“名義”下,“美國國際開發署”和美國對伊拉克農業重建和開發規劃機構參與到對傳統的伊拉克農業的“改造”當中。當時起關鍵作用的、由華盛頓任命的伊拉克農業“太上皇”是丹尼爾•阿姆斯圖茨,他曾是美國農業部的官員和大型糧食聯合企業嘉吉公司的副總裁。阿姆斯圖茨是關貿總協定談判烏拉圭回合期間擬定美國在農業方面的主張的關鍵人物之一,烏拉圭回合談判導致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的建立。

    《第81號命令》名義上的目的是“確保伊拉克得到優質的種子,並爲伊拉克參與世界貿易組織提供方便”。當然,“優質”是由佔領當局定義的。加入世貿組織意味著伊拉克必須開放市場,使其法律符合主導世貿組織政策的強大工業和金融利益集團制定的規則。

    《第81號命令》一發佈,美國國際開發署便開始通過美國農業部提供數千噸“高質量、合格的小麥種子”,這些種子來自美國,並得到了補貼,被分發給困境中的伊拉克農民,這在一開始幾乎是免費的。根據對轉基因種子和植物專利持批判態度的非政府組織GRAIN的一份報告,美國國際開發署拒絕允許獨立的科學家確定這種種子是不是轉基因種子。自然,一旦證明是轉基因小麥種子,在一兩個種植季之內,伊拉克農民將會發現自己如果要生存下去,就不得不向外國種子公司支付專利費。GRAIN的報告“揭穿”了《第81號命令》的意圖: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已經使伊拉克農民在收穫後將按法律註冊的新品種的種子留存並再次使用成爲非法。伊拉克人也許可以繼續使用和留存他們的傳統種子和經過多年戰爭和旱災後留下的種子,但這不在統治者規定的重建日程當中。這項法令的意圖是爲在伊拉克建立新的種子市場提供條件,在那裏,跨國公司可以銷售它們的種子——無論是否經過基因改造,農民將不得不在每個作物種植季節重新購買這些種子。

    雖然從歷史上看,伊拉克曾禁止私人擁有生物資源,但美國強加的新專利法引入了一種對種子的壟斷權利制度,這種權利,沒有任何伊拉克農民有資源通過開發而得到。

    實際上,佈雷默將有關“植物新品種保護”的新章節納入到了伊拉克以前的專利法當中。據說,這是爲了提供對“植物新品種的保護”。植物新品種保護作爲一種知識産權,事實上是植物品種的專利,它給予了那些聲稱發現或開發了新品種的植物培育者對植物的排他性權利。

    “植物新品種保護”中的保護,與保護自然資源毫無關係,而是“保護私人培育者的商業利益”。喬治•奧威爾也說不出什麽更好的話了。在美國制定的法令之下,“植物新品種保護”實際上意味著植物品種的毀滅。

    第五節 伊拉克農民種的小麥都出口到了美國

    按照規劃,美國國務院與美國農業部一起努力(該部已經在伊拉克北部設立了56塊“小麥作物推廣實驗田”),目的是“介紹和展示經過改良的小麥種子的價值”。這個專案由德克薩斯A&M大學國際農業辦公室替美國政府打理,該辦公室在伊拉克各地利用800英畝(約323.7公頃)實驗田,向農民們傳授如何種植大麥、鷹嘴豆、豌豆以及小麥等作物的“高産品種”。

    這個投資1.07億美元的美國國際開發署農業重建專案,定下了在第一年使3萬個伊拉克農場産量翻番的目標。其指導思想是說服心存疑慮的伊拉克農民相信,只有使用這種新的“神奇種子”,才能獲得大豐收。與十年前美國農民的情況一樣,身處絕境而又心懷收穫大量糧食的希望,讓伊拉克農民鑽進了外國種子公司的圈套。

    碰巧的是,德克薩斯A&M大學的農業專案也將自己描繪爲“利用生物技術(或者說轉基因技術)方面公認的世界領先者”。用了他們的新種子,新的化學製劑——殺蟲劑、除草劑、殺真菌劑等——便會隨之而來,這些都是由孟山都、嘉吉、陶氏化學等大公司賣給伊拉克人的。

    亞利桑那州的《鳳凰城商業期刊》報道說,
    “一家亞利桑那州的農業研究公司正在提供小麥種子,供伊拉克農民使用,他們期望大幅增加本國出產的糧食供應。”這家公司名爲“全球小麥公司”(WWWC),通過與包括德克薩斯A&M大學在內的三所大學合作,它將“提供1000磅(約453.6 千克)小麥種子,供巴格達以北的伊拉克農民使用”。

    據全球種子行業資訊的中心網站Seedquest介紹,在開發穀類作物種子中“擁有專有權的品種”(被授予專利並爲某個特定公司所擁有的品種)方面,全球小麥公司是領先者。以上提到的這些種子屬於《第81號命令》中那種受到保護的轉基因種子。根據全球小麥公司的說法,任何希望種植他們的某種種子的“客戶”(或者說農民,人們曾經這樣稱呼他們),都要“爲每個品種支付許可費”。這家公司自稱爲“W3”,與亞利桑那大學Bio5生命科學研究所建立了正式的合作關係,而Bio5研究所自稱爲“生物研究水平最高的車庫(在美國代指高技術創新企業的發祥地。——譯注)”,這聽起來十分古怪。

    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鳳凰城商業期刊》上的文章說,“爲了支援伊拉克,共開發了六種小麥種子。三種將用於讓農民種植用於製作通心粉的小麥;另外三個品種將用於種植製作麵包的小麥。”這意味著,2004年後美國在伊拉克發展的穀類作物中有一半是爲了出口。確實,通心粉對於伊拉克人的飲食來說是完全陌生的外來食品,這表明,佈雷默頒佈《第81號命令》的目的與其說是爲了給飽受戰爭創傷、饑腸轆轆的2500萬伊拉克人生産糧食,不如說是建立將轉基因種子用於糧食生産並向全球市場出口的工業化農業産業。

    此外,投資1.07億美元的美國國際開發署農業重建專案,其目的是讓伊拉克政府失去對糧食生産的控制權。“我們的想法是,讓這裏成爲完全自由的市場。”美國國際開發署伊拉克重建辦公室農業專家道格•普爾如是說。

    美國國際開發署的目的反映了美國和世界貿易組織的政策,這一目的是幫助伊拉克新政府逐步取消農業補貼。“農業部長在這方面幹得相當漂亮。” 普爾說。他宣稱,國有企業如美索不達米亞種子公司等“需要拆分和私有化”。但他並沒有提到,在飽受戰火摧殘的伊拉克誰會有錢買得起這樣一家國有種子公司, 只有像孟山都這樣有錢的外國農業綜合企業巨頭才有可能成爲買主。

    爲了便於從外國種子巨頭那裏引進受專利保護的轉基因種子,伊拉克農業部以“補貼價”分銷這些轉基因種子。一旦農民們開始使用轉基因種子,按照《第81號命令》的“植物專利保護”新規定,他們將被迫每年從這家公司購買新種子。在將“自由市場”引入這個國家的旗號下,伊拉克農民逐漸成了外國跨國種子公司的奴隸。

    在2004年12月的一次訪談中,在美國受過教育的伊拉克臨時政府農業部長阿裏聲稱,“我們希望伊拉克農民具有競爭力,所以我們決定對農藥、化肥、良種等投入給予補貼。我們減少了其他補貼,我們必須要有競爭力。”

    換言之,原本用於伊拉克貧困農民購買新種子的錢,被專用于從孟山都等外國跨國公司購買轉基因“良種”。

    與此同時,美國商品出口商垂涎欲滴,盯住了新的市場機會。
    “伊拉克曾是美國農產品重要的商品市場,20世紀80年代的銷售額接近10億美元。”2003年,小布希政府的前農業部長安•維妮曼在農業媒體研討會上如是說。在到華盛頓任職之前,她曾與孟山都公司有密切聯繫。照她的說法,“它有可能再次成爲重要的商業市場。”

    維妮曼忘了說的是,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的兩伊戰爭期間,雷根政府和老布希政府以美國農業部商品信貸公司的出口專案的名義,偷偷賣給薩達姆統治下的伊拉克各種常規武器和化學武器。這一醜聞涉及美國納稅人的數十億美元,牽涉到了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國家安全顧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和義大利拉沃羅國民銀行的亞特蘭大分行。

    根據美國稻米協會副主席約翰•金的說法,在20世紀80年代末1991年海灣戰爭之前伊拉克是美國最大的大米市場。“美國大米行業打算在向伊拉克提供大米方面再次發揮主要作用。”約翰•金對美國國會衆議院農業委員會如是說。“由於目前美國大米行業面臨挑戰……再次進入伊拉克市場,在具有附加價值的産品銷售方面將産生巨大影響。”

    約翰•金補充說,“聯軍2003年對伊拉克的解放,給伊拉克人民帶來了自由。貿易的恢復也給美國大米行業帶來了希望。”他沒有提到的是,2003年,大部分美國大米是基因控制的轉基因大米。

    2004年春,當佈雷默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頒佈《第81號命令》時,激進的年輕教士薩德爾的支持者抗議美國憲兵查封了他們的報紙al Hawza。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指控al Hawza發表可能“構成真正暴力威脅”的“虛假文章”。例如,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引用了一篇文章,它指稱佈雷默在“奉行讓伊拉克人民挨餓的政策,讓他們成天忙於採購麵包,這樣他們就沒工夫要求得到政治自由和個人自由”。

    考慮到《第81號命令》出籠的背景,出現這樣的文章不足爲奇。同樣毫不奇怪的是,考慮到整個轉基因計劃的大賭注,佈雷默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自然要竭力平息這種對其糧食政策的批判。

    第六節 美國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伊拉克巧取豪奪

    2004年11月21日,在如何處理伊拉克政府所欠大約390億美元外債(主要是欠工業化國家的)這個問題上,由債權國政府組成的巴黎俱樂部的主要代表發佈了一份公告。那些外債是薩達姆統治下伊拉克拖欠的大約1200億美元外債的一部分。儘管薩達姆政權已被推翻,華盛頓起初並不打算宣佈把這些舊債一筆勾銷。

    在美國的伊拉克債務特別談判代表詹姆斯•貝克的強大壓力下,參與巴黎俱樂部的各國政府才就390億美元的伊拉克國家債務達成了新的協定。貝克絕對是個談判高手。通過向最高法院上訴,他策劃了2001年小布希的成功當選。他還是布希家族最親近的顧問之一。

    在隨後與經合組織盟國極爲高明的討價還價當中,美國政府成功施壓,高高興興地將伊拉克所欠巴黎俱樂部債權國的舊債大筆勾銷。原因很簡單:這些債務大部分是欠俄羅斯、法國、日本、德國和其他國家的。美國在總債務中只占很少的22億美元。

    巴黎俱樂部成員國發表了一份官方新聞公報:

    各債權國的代表意識到伊拉克共和國的特殊形勢及其在未來歲月裏有限的償還能力,同意作出債務處理,以確保其債務的長期可持續償還能力。爲了這一目的,他們建議本國政府作出如下特殊處理:

    ——立即取消部分後來發生的利息,涉及2005年1月1日時累計債務的30%。剩餘債務將延期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批准之日。這次減免將勾銷所欠巴黎俱樂部389億美元總債務當中的116億美元;

    ——一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獲得批准,將實施30%的債務削減。剩餘債務將按23年期重新安排償還計劃,其中包含一個六年的寬限期。這一步驟,將再削減累計債務116億美元,使減免比例增至60%;

    ——巴黎俱樂部債權國同意,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委員會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實施的三年評估完成之後,再給予最初債務總額20%的減免。

    伊拉克債務的減免,是與伊拉克嚴格遵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這一條件密不可分的。在債務減免過程中,作爲主要佔領者的美國慷慨地勾銷了薩達姆欠俄羅斯、法國、中國等國家的債務,這些國家是華盛頓的對手,曾反對向伊拉克開戰。這個標準計劃與應用于印度尼西亞、波蘭、克羅地亞、塞爾維亞、阿根廷和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的計劃是一樣的。它命令伊拉克將其經濟主權移交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技術官僚,而這些官僚實際上是受美國財政部和華盛頓當局有效控制的。

    雪上加霜的是,在薩達姆時代伊拉克所欠的舊債是各國政府所說的“惡意債務”,即在未經人民同意下發生的、不符合人民利益的(簡而言之,就是不合法的)債務,就像已經不存在的蘇聯的債務一樣。但是美國、英國和其他巴黎俱樂部成員國並不在乎這個。這種債務是控制“新”伊拉克、迫使其向“自由市場 ”轉型的有用武器。轉基因種子和農業的工業化將處於這種強迫性變革的核心。

    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是符合“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在走向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東歐轉型國家急需經濟改革,以擺脫傳統的內向型發展戰略的影響。總的來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有兩種辦法:一種是漸進式的改革,一種是所謂“休克療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是贊成“休克療法 ”的,這兩個組織的觀點被稱爲“華盛頓共識”。——譯注)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計劃的頭等大事。自由市場企業制度也是2004年4月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 “100項命令”的核心。這絕非巧合。

    我們可以恰如其分地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稱爲“全球化的警察”。自從20世紀80年代的債務危機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發展中國家強制實施了債權國要求的殘忍的緊縮和償債計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債務條款被用來強迫各國將它們最爲珍貴的經濟資産拱手轉讓給外國利益集團,以便償還越來越多的債務。

    通常,「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這些措施都得到了龐大的銀行業和私人利益集團的鼎力支援。
    他們系統地“強制實施”國有企業的“私有化”,
    “取消”糧食、衛生和能源的“公共補貼”,
    “削減”公共教育開支。
    因此,使跨國公司得以“主宰”戰後伊拉克的每一項政策,都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佈雷默頒佈的法律來具體落實:
    “精簡”國家機構、
    彈性的勞動隊伍、
    開放邊界、稅收降至最低程度、
    對資本流出伊拉克“不加控制”、
    沒有關稅、
    對外國人的所有權比例“不加限制”。

    伊拉克人民將失去成千上萬的工作崗位,外國産品將把伊拉克本國的産品逐出市場,其中糧食就是一個主要目標。在強制實施的法規和外國競爭的重壓之下,本地企業和家庭式農場毫無競爭的能力。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條件”的“受害國”通常都不可避免地“被迫”使本國經濟向出口轉型,以便賺取美元來“償還”債務。這樣做換來的“胡蘿蔔”通常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放“拯救”貸款或者說“救援”貸款的承諾。而胡蘿蔔背後的“大棒”就是發出這樣一種“威脅”:如果債務國拒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條件,它將被永久列入“黑名單”,得不到任何國外貸款。

    伊拉克也不例外。美國“授意”下的伊拉克大選,其“目的”就是確立一個合法的舞臺,以便將伊拉克政府置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嚴格的控制之下”。實際上,這使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處於“中立”的位置,負責監督伊拉克嚴格遵守佈雷默的“100項命令”。這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能夠“迫使”伊拉克加入華盛頓的“自由市場”全球願景。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計劃在2005年1月30日伊拉克大選之後的某個時候,與伊拉克新政府達成一項“特殊安排”。由於減免伊拉克的大量外債需要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點頭,因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與伊拉克領導人的談判中處於相當有利的位置。

    聯合國安理會第1483號決議賦予了佈雷默管理被佔領的伊拉克的權力,但這本應歸屬國際法的管轄範圍。可見,佈雷默的“100項命令”和經濟“休克療法”,是在完全違反國際法的情況下實行的。

    隨著對伊拉克“私有化”的抗議和針對美國在伊企業暴力活動的蔓延,“掩蓋”這種“令人難堪”的事實變得迫切起來了。因此,佈雷默急匆匆地返回華盛頓,與總統討論接管伊拉克經濟的新方案。其結果是組成了阿亞德•阿拉維爲首的臨時政府,並宣佈伊拉克將在2005年1月舉行大選。
    阿拉維,這個美國“一手扶植”起來的、曾經多年爲「中央情報局」工作的門徒,將“合法地”執行非法的佈雷默法令。

    按照在伊拉克以“佈雷默法律”而聞名的《第39號命令》,伊拉克的各個行業和所有市場將在幾乎沒有限制的情況下向外資開放。這些法律的制定方式,使得無論是臨時政府還是隨後的任何一屆伊拉克政府都很難撤銷或廢除這些政策。

    確實,佈雷默用伊拉克臨時憲法第26條鞏固了“100項命令”,臨時憲法中的第26條,確保了在主權被移交給臨時政府之後,臨時政府將無權改變佈雷默的法律。此外,美國親手挑選出來的親美派被佈雷默安插到了伊拉克的各個部門之中,並有權淩駕於隨後的任何一屆伊拉克政府所做的任何決策之上。

    遍佈于伊拉克各地的13.2萬美國部隊,堅守在2003年後建起的14個新軍事基地上,這就是上述這一點的保證。對於華盛頓在伊拉克使用“ 播撒民主的種子”這種冠冕堂皇的話到底意味著什麽,大多數伊拉克人到了2004年底已經很清楚了。這種種子與普通伊拉克公民獨立決定自己命運的能力毫無關係。

    在2004年6月權力從佈雷默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正式移交給以「中央情報局」的寶貝兒阿拉維爲首的伊拉克臨時政府之後,後者同意接受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加的“開放”來換取債務減免。因此,2004年9月在伊拉克中央銀行行長沙拉比和財政部長馬赫迪發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意向書”所附的備忘錄中,這些人表達了這個美國“扶植”的政府“參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急迫心理。

    “新的金融部門立法將爲建立現代金融部門鋪平道路。”這封意向書這樣吹噓道。意向書接著寫道:
    “三家外國銀行已經獲准開展業務”,而且“若干外國銀行對獲得伊拉克私營銀行的少數股權已經表現出興趣。”
    其中一家銀行是倫敦的滙豐銀行,這是世界最大的銀行之一。

    “強迫”對伊拉克的糧食生産進行“改造”,“使之”種植“擁有專利”的轉基因作物,這是「孟山都」和其他轉基因“巨頭”所作所爲的最突出的例子之一。通過這些“方式”,它們將轉基因作物“強加”給了“不情願”和“不知情”的世界人民。

    文/威廉。恩道爾


  9. 2011/05/11 於 01:28 patchpieces

    拉登故去,威廉結婚,世界媒體為其鼓噪一周有餘,其中尤以“殃屎(中央電視台)”為甚,國家媒體這麼“媚俗”究竟是何心理?
    請捫心自問!拉登是什麼神馬浮雲,相信稍微瞭解國際政治內幕的都知,哪是對方顛覆別國、進行國際劫掠和實現全球“黑計畫”的反面人物,只不過利用完已經成了廢物沒有了價值,不得不拋棄。拉登的離去,竟然弄的國內部分媒體載歌載奔,為什麼這麼弱智?這值得深思(難道為了掙廣告費已經迷失了自己?還是部分人已經被收買心甘情願為對方宣傳賣力?蘋果的一款無實際意義的電腦竟然炒作的要排隊,被挨打也值?)!
    關於媒體的事,我看還是需要溫習一下毛主席曾經說的話:
    “ 中近東許多國家發生政變。搞政變的人開始就要奪取電臺,向全國和全世界說話,原政府的聲音人們就聽不到了。我們的電臺怎麼樣?是否掌握在可靠的人手裏?要從部隊調一個強的幹部去。(一九六二年十月一日國慶日在天安門城樓對周恩來同志的一段講話)。
    現在看來,社會輿論的放縱是對中華民族的犯罪!

    文/韓非論道   20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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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賓拉登走了、維基解密(Wikileaks)來了
    (維基解密Wikileaks來了,所以賓拉登可以走了)

    孫子曰:“擇人而任勢。勢者,因利而制權也”。意思是: “選擇人才去利用和創造有利的態勢。所謂態勢,即是依憑有利於自己的原則,靈活機變,掌握戰場的主動權。”美國因應世界形勢,為謀取美國國家利益,適時選擇了拉登並“製造”了拉登的“神話”。
    拉登前為反對蘇聯侵略的“民族英雄(民主鬥士)”,後又變為“世界公敵”的恐怖組織領袖,一切皆因美國“所賜”。美國不愧為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欺騙高手”,古有“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曹操,今有“挾拉登以恐世界”的美國。近十年來,美國在全球挾“反恐”戰爭的有利態勢,恐怖世界各國,謀取了美國國家利益的“最大化”。

    拉登出身沙特富商之家,而且家族與沙特(沙烏地阿拉伯)王室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1979年蘇聯入侵穆斯林國家阿富汗,正在大學就讀的拉登立即投身抵抗運動,並在此時成為美國的盟友,接受美國的培訓和資助。拉登與他人合建“聖戰者服務中心”,1988年拉登在阿建立“基地”軍事大本營及訓練營地。在美國中情局資助下的拉登率領抵抗戰士頑強鬥爭,直接導致了1989年蘇聯從阿撤軍。通過十年的“戰鬥歷程”,拉登從擁有財產估計達數十億美元的沙烏地阿拉伯富商,被成功的塑造成為穆斯林世界的民族英雄。同時拉登也圓滿的完成了美國遏制蘇聯擴張的戰略任務。

    然而世事變遷,1995年在利雅得的美國軍用建築物遭襲擊,1996年6月沙烏地阿拉伯宰赫蘭的美國兵營遭卡車炸彈襲擊,美國認為拉登是這兩起事件的主謀。1999年6月,美國懸賞500萬美元捉拿拉登。2001年9月11日,紐約世界貿易中心和華盛頓五角大樓等地遭恐怖襲擊後,美國認定拉登是頭號嫌疑犯。至此,美國又成功的將拉登塑造成了世界公敵,“挾拉登以恐世界”的序幕拉開,美國“擇拉登而任勢,因利而制權”,借勢開始了十年恐怖世界的戰爭。

    在這恐怖的十年,拉登的“基地組織”“適時”的出現在美軍想要進入的戰略要地或者急需干涉的國家、或者出現在該恐怖的國家、再或者歸於拉登基地組織名下的恐怖襲擊,諸此等等,拉登的基地組織與美國的國家戰略需求交相輝映,真可謂戰略協作的典範。

    現在拉登“被”亡了,但他老人家的“亡靈”依然在恐怖世界。看看新聞吧:“維琪解密稱基地在歐洲暗藏核彈,拉登遇害即引爆”、
    “ 美國宣佈:將徹查巴基斯坦是否向拉登提供庇護”。
    拉登的“亡靈”指向了歐洲和巴基斯坦,而“恰巧”是美國下一步的恐怖目標。

    雖然拉登“走”了,但他為美國所建的“功勳”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拉登無愧於美國「中央情報局」精英特工中的“無冕之王”。

    同理:“維琪解密”登場了

    先有“維琪解密”禍害美國,後有美國怒火萬丈,再有美國政府欲起訴“維琪解密”創始人朱利安•阿桑齊,另有媒體放風阿桑齊可能遭美國「中央情報局」暗殺,等等等等,一時風起雲湧好不熱鬧,但其無非是又塑造了一個敢於對抗美國的“英雄人物”,實質是在世人面前確認“維琪解密”具有“無可爭議的真實性”而已。美國又以“擇朱利安.阿桑奇而任勢,因利而制權”的制高點開始了欺騙全世界的把戲。
    正如媒體所言:“誰是朱利安.阿桑齊:一個前澳大利亞網路駭客,一個現亡命天涯的通緝犯,主要從事揭秘工作的網站‘維琪解密’的創始人,一個影響力已不輸於本.拉登的‘晃動地球’的人。”自此,美國的國家戰略需求與維琪解密開始了非常默契的“爭鬥”。從今往後我們將會看到,“維琪解密”將伴隨美國國家戰略的步伐“亦步亦趨”。

    同理還有:世界金融市場上的索羅斯、羅傑斯等呼風喚雨的“奇才”,傳媒領域的CNN、華盛頓郵報、新聞週刊等“剛正不阿、民主自由”的新聞媒體,幫助華爾街掠奪他國財富的世界三大評級機構的「穆迪」,「標準普爾」,「惠譽國際」。凡此諸類,無不是“擇人而任勢。
    勢者,因利而制權也”的戰略成果。在我們詛咒美國喪盡天良謀取國家利益最大化的同時,也不得不感歎美國不愧為“謀略大師”,已達孫子所曰“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的境界了。

    文/太陽 
    2011年5月9日


  10. 2011/05/13 於 09:55 patchpieces

    (泡製敵人煽動仇恨)戰爭、(普世)撒謊與美國(高級婊子)的戰爭
    ——從本•拉登被殺談起

    戰爭如濃霧,時而看不到真相,時而摸不清方向。
    於是有人說,真理是戰爭的第一個犧牲品。
    但從執政者的角度來看,戰爭如濃霧,可能是“人造”的,“目的”就是在“蒙蔽”真相,或“誤導”方向。
    這在“民主”國家如此,在專制國家也如此。

    世界上,恐怕沒有一個國家沒有或不會撒謊的。
    民主國家“往往”指責專制國家沒有一句真話,但就戰爭真相一事而言,說謊“最多”的竟然是“開口閉口”自由、民主、人權的美國。

    這裏不談美國1964年為越戰升級(轟炸北越)而“製造”的“東京灣事件”,
    也不談2003年伊拉克戰爭的(鋪天蓋地妖魔化洗腦宣傳)所謂“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我們只看看美國近20年來其他戰爭的幾個例子吧。

    2011年:本•拉登(Bin Laden)定點暗殺的“故事” 

    2011年5月1日,經過多月的監視工作,29-79名美國海軍海豹突擊隊衝進宮殿般的住所與世界頭號通緝恐怖分子本•拉登(手持一支AK-47躲在妻子背後)交火,本•拉登頭部中彈身亡(終於被美中情局老相好盟友給死亡了),
    6小時後“海葬”於北阿拉伯海(死不見屍)。
    唯一的“問題”是,事情的發生“並不是”這樣的。

    後來,白宮“改了又改”。
    我們現在知道本•拉登根本沒有武器,他的妻子是在另一間房子被擊傷的。沒有“人盾”,沒有AK-47。而本•拉登的所謂富麗堂皇的大院,竟然是一個沒有冷氣的陳腐房子!

    現在看來,“所謂”交火也有問題,因為在房子裏唯一手拿武器的是海豹突擊隊,他們是在同一個“手無寸鐵”的病人“不穩定的交火”,並把本•拉登擊斃。

    即使這“修正後”的官方說法也令人難以置信,現在有報告披露,當本•拉登被擊斃時,他的12歲女兒也在場。該報告還說,本•拉登先被生擒,後被處決。換句話說,這是奧巴馬下令的“定點暗殺”(targeted assassination)。

    “定點暗殺”本•拉登的“故事”一改再改,連美國總統奧巴馬和他的高級顧問們在白宮情況室內“目睹”從美國海豹突擊隊頭盔照相機現場向他們“直播”本•拉登的襲擊過程,也可能是“偽造”的。
    「中情局」局長不是說突襲本•拉登過程38分鐘中25分鐘“停電”,美國特種部隊的頭盔相機“失效”嗎?

    在接受美國公共廣播服務電視臺(PBS)的採訪時,「中情局」局長帕內塔說:“一旦我們突擊隊進入大院,我可以告訴你,有一個近20或25分鐘,我們真的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麼,奧巴馬他們到底在看什麼?

    奧巴馬下令“定點暗殺”蓋伊達頭目本•拉登一事,美國政府“一改再改”,越說越令人頭昏腦脹。
    本來嘛,“生,活捉;死,見屍”,這本是美國西部的“正義的伸張”。但這次呢,本•拉登生著,沒有活捉;本•拉登死後,不見屍體,於是謠言四起,變成了一個“沒有屍體”的暗殺。

    但這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

    2004:提爾曼被友軍誤殺的故事

    2004年4月。受到九一一的影響,提爾曼(Pat Tillman)於2002年放棄了一個利潤豐厚的(NFL)職業美式足球,參軍去了。當時,他無私的決定受到布希總統稱讚,而當他2004年4月在阿富汗犧牲時,這位足球明星出身的士兵成為美國英雄主義的縮影。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形容他是一個戰爭英雄,並追授銀星和紫心勳章。

    但提爾曼(Pat Tillman)不是光榮地死在“遭遇勁敵火線”,而是被誤殺的。
    可是,政府並沒有及時告訴他的家人他是如何死亡,“直到”他的追悼會在國家電視臺播出5周後才告訴他們“真相”。

    克咯高烏爾(Jon Krakauer)2009年寫的傳紀裏,說提爾曼(Pat Tillman)“認為”布希總統是個“牛仔”,在伊拉克發動一場“非法和不公正的戰爭”。
    根據克咯告烏爾的新書,提爾曼(Pat Tillman)甚至在日記中寫道,他“懷疑”拯救潔西嘉•林奇是一場“媒體閃電戰”。

    但這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

    2003年:(美國媒體機器撲天蓋地神化宣傳)拯救潔西嘉•林奇的(英雄神話)故事

    2003年,1名19歲的列兵潔西嘉•林奇(Jessica Lynch)成為“侵佔”伊拉克的女英雄。

    據報導,當年3月,當她的連隊在納西裏耶城市附近受到攻擊時,儘管身受重傷,她仍然把手指按在槍扳機裏,直至彈藥耗盡為止。
    她的勇氣並不限於此:林奇在還遭到當地醫院工作人員“虐待”和“審訊”,直到激烈交火後,美國特種部隊才把她救了出來。
    後來,救援林奇的“故事”也被“拍成了電影”。

    問題是,這“不是”真實的。
    實際上,林奇的槍卡住了,她未能發一粒子彈;
    伊拉克醫院的工作人員對她“和藹”,並試圖把她送回美國軍隊,
    而且,伊拉克軍隊早於前一天逃離,根本不需要突擊隊和海軍海豹突擊隊來救援的。
    同時,她也沒有像初步報告說的那樣,被槍傷或刺傷——她的傷是她的車被擊翻倒時所導致的。

    4年後,林奇(本人)在國會聽證說:
    “我仍感困惑,為什麼他們選擇撒謊,並試圖把我造成傳奇人物,而事實上,我當天的戰友才是真正傳說中的英雄…底線是,美國人民有能力決定自己的理想英雄,他們不需要被告知他們精心編造的謊言。”

    但這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

    1990年:薩芭赫的孵化器

    1990年10月10日,美國第一次海灣戰爭(波斯灣戰爭)前夕,在一個非政府國會人權委員會上,科威特一名叫娜依拉赫(Nayirah)的女孩含淚在國會人權委員會上“沉痛作證”,她“目睹”了伊拉克軍隊把早產兒從孵化器拿出,並把它們偷走,然後讓嬰兒白白死亡。雖然當時科威特不准記者調查,很多人都相信和接受她的“證詞”。當時,國際大赦和撤離人員的證詞也都初步證實了她的故事。

    這個“故事”頓時“激動”了全國,並對美國攻擊伊拉克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其實,美國後來用它來“鼓吹”攻擊伊拉克,並最後成為1991年戰爭的理由。

    科威特“解放”後,記者被批准進入科威特,他們才發現偷竊孵化器是缺乏事實依據的。

    1992年,這個“編造”的“故事”已被廣泛地“揭穿”,原來這個女孩真名叫艾爾•薩芭赫(al-Sabah),是“科威特駐美國大使”的女兒,“一直”居留在華盛頓,而不在科威特。據其他人權團體的調查,也發現沒有證據表明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此外,後來進一步發現,它原來是“市民促進自由科威特”組織的“公共關係活動”之一,是科威特政府“委託”美國著名“公關公司”希爾和諾爾頓幹的。

    但這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

    小 結

    2011年5月2日,本•拉登被定點暗殺後,奧巴馬在“我們釘死他”的講話結束時說:
    “但是今晚,我們再次提醒,只要我們下了決心,美國可以為所欲為的。這是我們的歷史故事。”

    唉,“我們的歷史故事”就是一個(婊子又喜歡為自己豎立貞節牌仿)政府對什麼都“撒謊”,同時又“誇稱”其優越道德價值的故事。

    從上述這幾個例子來看,在戰爭“真相”上,美國呀,“撒謊”,又來一次“撒謊”。我們怎能還可相信美國政府的一言一行呢?美國的“自由媒體”不再自由了?媒體從事人員是過於愛國、還是“害怕”什麼?

    但1988年,《華盛頓郵報》老闆及「外交關係委員會」成員格雷厄姆(Katharine Graham)在一個演講裏對「中情局」說:
    “我們生活在一個骯髒和危險的世界裏。有些事情一般市民並不需要知道和不應該知道的。當政府能採取合法的步驟保密,當媒體能決定是否發表它所知道的,民主這時才能繁榮起來。”

    今天,格雷厄姆已死,但她的思想繼續“發揚光大”,因為美國人民“允許”它們這樣做。

    29年來,
    “薩芭赫的孵化器”、
    “拯救潔西嘉•林奇(英雄神話故事)”、
    “提爾曼誤殺”、
    “本•拉登定點暗殺”,等等,
    一一表明美國政府都在“撒謊”,難道我們今天就能相信美國,因為它突然說“真話”了?
    做夢吧!

    文/劉伯松
    2011-5-6

    奧巴馬總統和他的國家安全班子在白宮時局室“全神貫注”地“觀看”本•拉登大院襲擊的“即時直播”錄影。今天,它已成為定義這個重大時刻的里程碑式的照片了。 (攝影者:白宮官方攝影師皮特索薩)


  11. 2011/05/29 於 21:38 patchpiece

    CIA的公開秘密—兼為《十條誡令》蓋棺定論

    一、嘗試為《十條誡令》蓋棺定論
    二、(中國國內)親美勢力對《十條誡令》真實性的質疑
    三、“Moral Re-Armament”的真面目
    四、“Moral Re-Armament”在中國
    五、“Moral Re-Armament” 、“共產黨革命章程”及“十條誡令”
    六、克格勃(KGB/格別烏)高官什羅寧的話是否可信
    七、「中情局」為防止洩密進行的暗殺
    A、李志綏之死
    B、班尼特之死

    一、嘗試為《十條誡令》蓋棺定論

    筆者不久前曾寫作《中情局絕密綱領–用普世價值對抗愛國主義》一文http://blog.mshw.org/hexuefei/?p=47,其主要目的有四個:

    其一,是揭露美國在全世界推廣所謂美式“普世價值”的真實目的。

    【(中情局加爾瓦爾德方案)最高綱領包括最廣泛的目標。它提出的任務是破壞對祖國之愛。它渴望用所謂‘普遍人類價值’代替愛國主義。】《克格勃(KGB/格別烏)X檔案》–p66。

    克格勃資深特工什羅甯將軍的這本書在中國2003年出版的。當時譯者趙雲平用的一個詞語是“普遍人類價值”,而2008年後這個詞語有了更加簡略、響亮且準確的中文譯法——“普世價值”,看來「中情局」特工的漢語素養也是一流的。在2008年那偉大的抗震救災過程中,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得到了自改革以來最大程度的激發。而“(黨內美帝買辦)南方報系”當時卻“突如其來”、“莫名其妙”地宣稱抗震救災所體現的是“普世價值”,並由此引發了一場影響深遠的爭論。
    而隨後的兩年裏,“普世價值”也成了美國總統奧巴馬“對華喊話”的口頭禪。2003年出版的這本書實際上揭露了所謂“普世價值”思潮的真正的出處、背景及其戰略意圖。原來,不管是蘇聯戈巴契夫的“全人類的價值高於一切”還是中國“(黨內美帝買辦)南方系”的“普世價值”,其真正含義並不是表面宣稱的捍衛全人類和全世界的尊嚴和利益,“普世價值”論只是「中情局」用來“對抗”蘇聯和中國的愛國主義思潮,並最終“肢解”蘇聯和中國的“文化戰工具”。

    其二,是揭露美國「中情局」通過“系統性”的工程,“妖魔化”社會主義領袖列寧毛澤東等偉人,進而“顛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陰謀。

    【他(杜勒斯)將基本的、集中的打擊指向反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而為了達到既定目的,如美國專家們設想,首先必須打破蘇聯人頭腦中的所謂“列寧綜合體系”。】
    《克格勃(KGB/格別烏)X檔案》–p63。

    【(反列寧題材)在80年代的俄羅斯幾乎獲得了國家地位,這時許多大眾傳媒開始鼓勵破壞十月革命領袖(列寧的)紀念碑,銷毀他的全集。反列寧題材充斥了報刊、無線電廣播、電視和電影。新聞、文學、藝術和科學的形形色色‘熱心者’懷著受虐的滿意心情去推翻自己以前崇拜的偶像(列寧)。】
    《克格勃X檔案》–p65。

    【根據艾倫.杜勒斯的企圖,關於‘德國黃金’、‘鉛封的’德國車廂和‘雇傭間諜’這些早就知道的假造謊言竟然成了‘禁果’,它對許多人的耳朵感到好聽。加爾瓦爾德設計的最低綱領在於向新的幾代人灌輸對列寧主義的懷疑,認為列寧主義簡直是‘歷史的錯誤’,人類一部分暫時的、不正常的和不牢固的社會現象。灌輸說早晚要把它結束(‘蘇聯是罪惡帝國’!)】
    《克格勃X檔案》–p65。

    其三,揭露「中情局」最大機密是如何影響別國領導人。

    什羅寧在書中寫道:

    【70年代末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反偵察人員們得以解開美國中央情報局最大的秘密,它在於這個部門制定,仔細準備並在80年代著手實施所謂深層掩護的專門計畫。

    根據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材料已知,該項計畫的作者是「中央情報局」的前副局長比謝爾,他還制定了‘雙重諜報網’的觀念。根據這一觀念推測,「中情局」將把在美國境外工作的外國人中最有價值和可靠的間諜用於偵察目的。】《克格勃(KGB/格別烏)X檔案》–p42

    【給小組規定的任務是滿足偵察屆向主導的國家機關、政治領袖周圍、代表及其他機構和組織進行諜報滲透的需要。即說得是“培養”自己的影響諜報員,使他們向權力機構推進。

    影響別國總統,影響其國家機構?難道這種事有可能嗎?
    按照美國專家的斷言,這不但可能,而且更有甚者,這是保障全國安全政策最便宜和最有效的方法。對總統可能用三種途徑去影響。
    第一,直接通過高級會晤。
    第二,通過他的班子,要往裏面打入影響諜報員。
    第三,間接地,在大眾傳媒中組織宣傳運動,讚揚總統那些對美國有利的行動。】
    《克格勃X檔案》–p45

    其四,其目的是初步探究網上廣泛流傳的《十條誡令》的真假。

    由於當年克格勃(KGB/格別烏)在「中情局」內部安插了不少間諜,因此當年的蘇聯克格勃(KGB/格別烏)可以說是最瞭解當時「中情局」內幕的機構。克格勃(KGB/格別烏)資深人士維•什羅甯將軍根據以親身經歷的事件、親眼所見的情景、親手處理的情報寫成的這本書,可以說是對美國「中情局」內幕最權威、最真實的披露。書中披露杜勒斯的訓話與網路上流傳的「中情局」《十條誡令》幾乎“完全一致”,可見《十條誡令》並非完全空穴來風。

    【「中央情報局」的奠基人和第一任領導人艾倫•杜勒斯的信條,他對自己的軍官們教誨說:
    “在那裏(蘇聯)製造了混亂以後,我們不知不覺地把他們的價值偷換成虛假的並迫使他們相信這些價值。怎樣做呢?我們找到自己的志同道合者……我們在俄國找到同盟者和助手。將一個情節接著一個情節地導演世界上最不馴服人民的滅亡、其自我意識最後的、不可逆轉的熄滅,按其規模來說是最雄偉的悲劇……”

    “我們將千方百計地支持和發動所謂的藝術家們,他們將培植對色情、暴力、虐淫、叛賣,總之,對任何不道德行為的崇拜。在國家治理中,我們將造成混亂和不可收拾的局面……”

    “我們將不知不覺地,但積極地促進官員們、受賄者們地胡作非為,無原則性、官僚主義和因循拖延將被樹為善行……”

    “誠實和正派將被嘲笑並變成過去的殘餘。蠻橫無禮、卑鄙下流,謊言和欺騙,兇殺和吸毒,相互之間動物般的恐懼和無恥、叛賣,各民族的民族主義和敵對,首先是對俄羅斯民族的敵對和仇恨——所有這一切我們都將巧妙地和不知不覺地培植,所有這一切都將盛開雙瓣的花朵……”】
    《克格勃X檔案》–p62

    杜勒斯的這段話同樣曾經在網路上流傳。
    根據什羅寧的“披露”,我們可以確定這段訓話的“真實性”確鑿無疑。而《十條誡令》的內容主旨與杜勒斯訓話“完全一致”。

    二、親美勢力對《十條誡令》真實性的質疑

    但是有一群“親美分子”一直不相信《十條誡令》的存在。而極力幫助「中情局」進行“掩蓋”的便是方舟子的新語絲的網站。
    2003年9月9日開始,方舟子在新語絲網站上大張旗鼓地推薦《莊海青:美國中央情報局“中國十誡”:一個謠言的來歷》等文章。見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news/cia.txt 這類文章為了證偽《十條誡令》所舉出的關鍵性的證據就是一個美國網頁:http://snopes.com/language/document/commrule.htm

    據說,體制內的“漢奸買辦勢力”將方舟子網站上的這些內容彙報給了中國最高層,中國最高層官員竟然相信方舟子網站上這些為「中情局」辯護的文章,從而認為《十條誡令》僅僅是個謠言。

    多年以來,幾乎所有在此問題上替「中情局」辯護的文章都是方舟子網站文章的翻版。方舟子是眾所周知的“抄襲大王”。看來,方舟子的網站,也僅僅是在替「中情局」“辯護”這個問題上,才有些真正原創性的內容。

    比如,楊學濤《所謂的美國中情局“十條誡令” 的前世今生》一文實際上是方舟子網站內容的翻版,該文寫道:

    【一個網頁引起了我的興趣:http://snopes.com/language/document/commrule.htm

    網頁中所列的十個題為“Communist Rules for Revolution”的“條例”與新聞報導所稱的《十條誡令》如出一轍(不用我翻譯了吧?):

    據該網站稱,此十條“communist party革命章程”號稱由協約國於1919年5月在德國Dusseldorf搜出來,並于同年首次被印刷在了Oklahoma州的Examiner-  Enterprise報上(Examiner-Enterprise是真的,但這個“十條”卻從未在該報發表過),是德國communist party用來腐蝕資產階級、發動共產革命的章程。

    目前知道的最早發表年份是1946年(發表在當年2月份的期刊Moral Re-Armament上)。1954年,佛羅里達州司法部長George A. Brautigam證明其為真實,並簽上了大名。後來,“十誡”廣為流傳,選民們出於警惕,就把這十條印出來發給議員們。

    1980中期,專欄作家Bob Greene在芝加哥大學與西北大學與俄國問題專家一起研究後共同認定,這十條章程是徹頭徹尾的偽造。Greene寫到: “我一直希望找到一個拿著這個“十條”的communist party member,好讓我有機會問問他‘obloquy’這個單詞到底是什麼意思)

    《紐約時報》報導,國家檔案館、國會圖書館和各所大學的圖書館都找不到這個所謂的檔。蒙大拿州參議員Lee Metcalf在與FBI、中情局等機構聯合調查後也得出結論,認為這個所謂檔純屬偽造。

    作家Jan Harold Brunvand 評論說:

    The rules have to do with dividing people into hostile groups, encouraging government extravagance, and fomenting “unnecessary" strikes in vital industries. What we have lost, the list suggests, is a world without dissent, budget deficits, inflation and labor unrest.

    I just can’t remember any such Golden Age.

    (這些“條例”讓人民形成了敵對的陣營,鼓勵了政府奢侈浪費,並在重要的產業製造了“不必要”的罷工。“條例”告訴我們,我們失去了一個沒有異見、沒有財政赤字、沒有通貨膨脹、沒有勞工動亂的世界。

    我們曾經經歷過這樣的黃金時代嗎?我一點也想不起來。)

    可以看出,這個流傳甚廣的“謊言”出自“保守”的美國人之手,他們對於出現在美國的一系列社會變化表示擔憂,又無力解決,便簡單地把罪責“歸結”到了“communist party滲透”上來。1990年代,即便蘇聯已經解體,但“十條”依然不斷被報章引用,作為美國道德滑坡及政治腐敗的一個幌子。】

    snopes.com 這個網站認為,所謂1919年發現的“共產黨革命章程”是個純粹的謠言。所謂最早刊登“共產黨革命章程”的的Examiner- Enterprise報上根本就沒有出現過這個所謂的“共產黨革命章程”。而這段文字最早出現在1946年,在Moral Re-Armament 期刊上刊登。

    三、“Moral Re-Armament”的真面目

    那麼,所謂的“Moral Re-Armament”是個什麼東西呢?
    實際上,這個由美國基督教徒Buchman 創辦的“Moral Re-Armament”,是眾多戰略問題研究者高度關注的世界性組織,因為這個組織與美國中情局和聯邦調查局的關係太密切了,是美國用來控制全世界的重要工具。而西方很多媒體也早有報導:該組織與中情局的密切關係。

    FBI解密檔案顯示美國總統艾森豪威是“Moral Re-Armament”運動的重要支持者。見:http://www.paperlessarchives.com/ike_fbi.html

    一些和“Moral Re-Armament”組織有過接觸的印度宗教人士在談到“Moral Re-Armament”時也說道,人們都相信他們是中情局的:They’re also criticized a lot there. They have been criticized a lot there locally. People, they think they are CIA.見:http://www.vaniquotes.org/wiki/Moral_Rearmament_Movement

    實際上,“Moral Re-Armament”在多個國家的作為已經引起了不少正義之士的警覺。比如,恩克魯瑪(Kwame Nkrumah,1909—1972),加納共和國第一任總統,加納人民大會黨主席,非洲著名社會活動家,“非洲社會主義”宣導者和代表人物之一。恩克魯瑪1965年的著作《新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最後階段》(Neo-Colonialism, the Last Stage of imperialism)一書《新殖民主義的機制》這一章中便重點介紹過這個“Moral Re-Armament”。恩克魯瑪是非洲社會主義的代表人物,是非洲社會主義運動的領袖,是加納共和國第一任總統,也當然是當年非洲國家眾多秘密情報的知情者。

    恩克魯瑪在書中談到:http://www.marxists.org/subject/africa/nkrumah/neo-colonialism/ch01.htm

    【Among instruments of such Western psychological warfare are numbered the intelligence agencies of Western countries headed by thos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visible Government’. But most significant among them all are Moral Re-Armament (MRA), the Peace Corps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USIA).

    Moral Re-Armament is an organisation founded in 1938 by the American, Frank Buchman. In the last days before the second world war, it advocated the appeasement of Hitler, often extolling Himmler, the Gestapo chief. In Africa, MRA incursions began at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Against the big anti-colonial upsurge that followed victory in 1945, MRA spent millions advocating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forces oppressing the African peoples and those same peoples. It is not without significance that Moise Tshombe and Joseph Kasavubu of Congo (Leopoldville) are both MRA supporters. George Seldes, in his book One Thousand Americans, characterised MRA as a fascist organisation ‘subsidised by . . . Fascists, and with a long record of collaboration with Fascists the world over. . . .’ This description is supported by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MRA of people like General Carpentier, former commander of NATO land forces, and General Ho Ying-chin, one of Chiang Kai-shek’s top generals. To cap this, several newspapers, some of them in the Western world, have claimed that MRA is actually subsidised by the CIA.

    When MRA’s influence began to fail, some new instrument to cover the ideological arena was desired. It came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merican Peace Corps in 1961 by President John Kennedy, with Sargent Shriver, Jr., his brother-in-law, in charge. Shriver, a millionaire who made his pile in land speculation in Chicago, was also known as the friend, confidant and co-worker of the former head of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Allen Dulles. These two had worked together in both 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U.S. war-time intelligence agency, and in the CIA.

    Shriver’s record makes a mockery of President Kennedy’s alleged instruction to Shriver to ‘keep the CIA out of the Peace Corps’. So does the fact that, although the Peace Corps is advertised as a voluntary organisation, all its members are carefully screened by the U.S.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

    令人驚歎的是,恩克魯瑪1965年的文章便十分清晰地用到了這樣的詞語:the United States ‘Invisible Government’——美國隱形政府。恩克魯瑪的這幾段文字的大概含義是:西方國家(由美國的“隱形政府”所主導)的情報機構用來實施西方心理戰的工具屈指可數,其中最重要的便是Moral Re-Armament (MRA)–道德重整運動, the Peace Corps –和平部隊(即將受過訓練的志願人士送到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服務的組織),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USIA)—美國新聞署。蔣介石的高級將領何應欽曾經是Moral Re-Armament運動的重要參與者。加納首任總統、非洲著名學者和社會主義領導人恩克魯瑪的著作已經將Moral Re-Armament明確地定性為與美國中情局、聯邦調查局等情報機構關係密切的西方進行心理戰的工具。

    四、“Moral Re-Armament”在中國

    這個“Moral Re-Armament”對中國的影響也是十分深入的,但是很多人卻不知道這個組織的存在,似乎有一隻無形的手在為其保密。作為一個曾對中國及世界產生如此重大影響的半隱形組織,其背後如果沒有美國情報機構的扶持,那是那難以想像的。

    以下是幾則該組織在中國的宣傳性介紹:

    A、臺灣出版的中華百科全書對介紹:

    【道德重整運動

    道德重整運動(Moral Re-Armament,簡稱MRA),是美國人蔔克曼(Frank N. D. Buchman)於西元一九三八年在倫敦所發起的,他曾經遍遊世界各地,認識許多領袖,如中國之孫中山先生、印度之甘地、美國之福特以及愛迪生等。他認為所有民族、國家及宗教,最基本的起源,是四個絕對的道德標準,即絕對誠實、絕對純潔、絕對無私、絕對仁愛,並由內心良知作為指導,以知行合一則有天人合一之體認,因而產生無限個人或社會或世界一新大力量,以建立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道德重整在建設新興國家與舊敵成友之工作中,扮演了其幕後的腳色,它不是一種組織,但在瑞士的柯峰設有國際會議中心,許多國家如英、法、荷、加、印、巴西、澳洲、日本等,也有地方或地區中心。

    卜克曼早年曾數度訪問我國,與 國父孫中山先生為摯友。戰後,陳立夫與何應欽屢應其邀,赴歐、美參加會議,該時中文稱為「道德重整運動」。

    民國六十三年,陽明山華岡中華學術院設有道德武裝研究所。(劉毓棠)】

    B、劉毓棠是國民黨的外交官。華僑協會總會雜誌僑協雜誌(第092期)刊登對劉毓棠的回憶文章:

    http://www.ocah.org.tw/sidepage/mag_viewpage.php?mag_no=092&id=4051

    【一九四五年四月,聯合國在舊金山召開會議。當時毓公擔任中國代表團團長張君勱的英文秘書。張君勱是知名的哲學家,也是民社黨的創辦人,博學多聞,文風剛健有力,毓公和他共事相當愉快。經由張君勱的介紹,毓公認識了「道德重整運動」的發起人蔔克曼(Frank N.D. Buchman)並觀賞了由卜克曼博士率領一批道德重整人士表演的舞臺劇︽被人遺忘的要素︾,宣揚民主道德理念,留下極為深刻印象。】

    C、《近代在華部分基督教名人簡介》:

    【布克門 Frank Buchman 美國傳教士,1921年,他在牛津大學發起了著名的“牛津團契”運動,其信條為“絕對誠實,絕對純潔,絕對無私,絕對的愛”,此運動後在1938 年改名為“道德重整運動”。20世紀30 年代,廣學會曾在中國陸續出版了牛津團契的14種書籍。】

    D、另外還有一則中華民國「道德重整協會」創辦人劉仁州的介紹:

    【道德重整在台灣
    http://life.fhl.net/Desert/97/s010.htm

    「道德重整」自民國卅五年開始,即邀請中國派代表團出席世界性的大會,我國政界諸多要人都曾參與,但角色側重於作為政府國民外交的管道。五十年代之後,「道德重整」在全台各大專院校紛紛成立了合唱團,變成比較民間化、人民自願自發性的活動。後來整個台灣社會風氣改變,開放的程度愈來愈大,人民有更大的自由意志、更多的表達機會。因此到了民國七十九年,一批從「道德重整」合唱團畢業的朋友,覺得台灣社會亟需成立一個「道德重整」的組織,以便針對社會需要改善的地方有所貢獻。「道德重整協會」於焉成立。 】

    五、“Moral Re-Armament” 、“共產黨革命章程”及“十條誡令”

    瞭解了“Moral Re-Armament”的本質真相,那麼所謂“共產黨革命章程”與“十條誡令”的關係便十分清楚了。

    “Moral Re-Armament”公佈所謂“共產黨革命章程”的時間是在1946年,按照克格勃高管什羅寧所掌握的材料,這正是美國開始簽署杜勒斯那段著名的訓示的那段時間。

    “Moral Re-Armament”公佈的所謂“共產黨革命章程”,其內容和杜勒斯的訓示十分接近。不過,賊喊捉賊,豬八戒倒打一耙,“Moral Re-Armament”將這些“美國用來顛覆共產黨國家”的信條改成了“共產黨來顛覆美國”的信條予以公佈、發表。這些東西在美國從70年代開始引起美國社會廣泛的討論,經過美國獨立人士的大量調查,最終證明所謂“共產黨革命章程”是子虛烏有的。但是誰都想不到這個事件的真相。

    毫無疑問,整個事件的真相是:與中情局和聯邦調查局關係密切的“Moral Re-Armament”組織最早得到了杜勒斯的那篇訓示,或者他們得到了中情局根據杜勒斯訓示形成的誡令。“Moral Re-Armament”將這些內容改頭換面,變成了攻擊共產黨國家的利器。

    我們相信,“共產黨革命章程”不可能是“Moral Re-Armament”組織在1946年憑空捏造出來的。看看在杜勒斯發佈他那段著名的訓示20多年後,蘇聯克格勃高級官員什羅甯看到相關內容的反應:

    什羅甯將軍說:

    【我清楚地記得自己的慌亂心情,那時我瞭解了中央情報局領導人40年代末簽署的這一訓示。這是在1968年.那時我在莫斯科州安全委員會一個區分局工作3年之後,讓我到中央機關工作並從事組織反對意識形態破壞的反宣傳措施。這時當然考慮到了我的記者訓練。意識形態破壞者的目的,最初我覺得是臆造出來、不現實的。難道能迫使誰相信“虛假價值”嗎?難道俄羅斯在這一點上找得到“同盟者和助手”?難道培植對領導了反法西斯鬥爭並拯救了人類免遭“褐色戰爭”蹂躪的“俄羅斯民族的敵對和仇恨”,這現實嗎?民族主義真的那麼危險?而且是否能不知不覺地培植這些價值呢?

    但是隨著熟悉西方特工部門的事實和檔,這些問題撤銷了。我越來越確信,艾倫•杜勒斯當闡述自己的綱領時,他依據政府級批准的具體研製的成果和秘密訓示。他將基本的、集中的打擊指向反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而為了達到既定目的,如美國專家們設想,首先必須打破蘇聯人頭腦中的所謂“列寧綜合體系”。】《克格勃X檔案》–p63

    也就是說,連克格勃人員見到杜勒斯訓示後,一開始也難以相信它是真實的。但隨著更多的事實和檔,什羅寧才逐漸確信。也就是說,即便是克格勃系統,如果沒有掌握確鑿的文本和證據,他們也無法憑空編造出類似杜勒斯訓示、《十條誡令》那樣的檔內容。

    “Moral Re-Armament”組織能夠毫無根由地編造出這些內容來嗎?要知道,蘇聯克格勃根本不存在類似“共產黨革命章程”那樣的專案工程,這一點,連極端親美的人都承認。因為蘇聯解體前後,克格勃已經被中情局高度滲透,克格勃大量機密大量洩露出去,如果真的存在類似檔,美國人早已就公開揭露了。其實像美國色情文化氾濫等社會問題,這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弊病,其伴隨資本主義的歷史一直存在。十分明顯,在蘇聯產生和強大之前,這些弊端就已經產生,“Moral Re-Armament”要把這些問題歸咎于蘇聯的陰謀,連美國人都難以理性地接受。正如眾多美國學者所評論的:“Moral Re-Armament”組織試圖依靠“共產黨革命章程”檔告訴我們,我們失去了一個沒有色情文化、沒有異見、沒有財政赤字、沒有通貨膨脹、沒有勞工動亂的世界。我們曾經經歷過這樣的黃金時代嗎?我一點也想不起來。

    那麼“Moral Re-Armament”組織根據什麼編造了所謂“共產黨革命章程”?根據“Moral Re-Armament”組織與美國情報機構的密切關係,“Moral Re-Armament”組織發佈“共產黨革命章程”的時間與杜勒斯談話的時間接近,更重要的是兩份檔內容的高度一致,只要頭腦正常的人,都可以據此判斷整個事件的真正來龍去脈。

    六、克格勃(KGB/格別烏)高官什羅寧的話是否可信

    也許有人懷疑,《克格勃X檔案》一書中提供的證據是否是什羅寧偽造的?

    假如,今天「中情局」人士出版一本《中情局X檔案》,我敢確定,其內容大部分是無價值資訊,甚至有不少內容是“偽造”的。
    為什麼?
    因為隨著蘇聯解體和克格勃(KGB/格別烏)的瓦解,今天極少人知道「中情局」的內幕,尤其是1990年代以來的內幕。這樣,「中情局」存在大量的“造假”空間。然而克格勃(KGB/格別烏)則不同。今天克格勃(KGB/格別烏)已經成為歷史。克格勃(KGB/格別烏)解體前,其內部已經被「中情局」高度滲透——否則蘇聯也不會遭受解體的下場。比如金城出版社04年出版的《窺視——最新國際間諜情報戰真相》揭露:1973年至1980 年,先後出任克格勃(KGB/格別烏)對外反間諜局局長和第一總局局長的卡盧金竟然是美國特務。《克格勃X檔案》一書也同樣披露,「中情局」對克格勃的滲透十分深入,讓人觸目驚心。看看什羅寧是如何評價克格勃最後一任主席瓦基姆•巴卡金的吧:

    【原來巴卡金來到魯邊卡是為了真正粉碎國家安全機關,實質上消滅安全委員會的完整系統,從而在全局上急劇削弱國家的防護、“免疫”系統。他的真正意圖很快就暴露出來了。他充分表現了自己的破壞才能,並且甚至不曾掩飾給他們規定的任務:砸爛國家安全機關。巴卡金在其《擺脫克格勃》一書中簡直扮演著世界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一個臨時工的角色,他領導一個極重要的國家機構的目的僅僅是為了消滅它。我不認為這位政治家不明白,他的意圖實質上帶有反對國家的犯罪活動色彩。】見《克格勃X檔案》第11章《是誰搞垮了國家安全委員會》

    換句話說,克格勃(KGB/格別烏)對「中情局」來說透明度很高。克格勃退休官員什羅甯如果在《克格勃檔案》中進行造假,那是完全得不償失的,完全有可能被美國抓住把柄。其次,克格勃(KGB/格別烏)已經徹底解體,俄羅斯政局一度動盪,什羅寧寫此書的目的只能是講點真話留給歷史,而斷不敢為了維護克格勃和蘇聯去大肆造假。可以說,出現於特定歷史條件的這本《克格勃X檔案》,其可信度是同類書中最高的。

    至此,關於《十條誡令》的爭論終於可以畫上一個句號了。

    七、中情局為防止洩密進行的暗殺

    以上內容簡單介紹了是美國影子政府指揮中情局等機構進行文化戰、心理戰等軟戰爭的方案。「中情局」等機構為了保證機密專案的正常進行,不惜一切代價,直至大搞暗殺。在美國,一旦出現「中情局」的高度機密可能被洩露出去的情況,那麼相關人等便會被暗殺。甘迺迪案中死亡的大量人士已經做了精確的示例:

    1963 年11 月22 日,美國總統甘迺迪被美國隱形政府指揮情報機構暗殺。隨後,幕後勢力為了防止真相曝光,進行了系列暗殺。在甘迺迪被暗殺後的三年中,18 名相關證人相繼死亡,其中6 人被槍殺,3 人死於車禍,2 人自殺,1 人被割吼,1 人被擰斷脖子,5 人“自然”死亡。從1963 到1993 年,115 名相關證人在各種離奇的事件中自殺或被謀殺。“沃倫委員會”還封存所有檔,檔案和證據長達75年,直到2039年才解密,這些檔涉及CIA,FBI,總統特警保鏢,NSA,國務院,海軍陸戰隊等機構。另外,FBI 和其他政府機構還涉嫌銷毀證據。

    當然,不僅僅是甘迺迪案,這種現象已經成為了美國社會的慣例和定律。

    A、李志綏之死

    筆者關注到「中情局」,始於09年寫作《從縱容“妖魔化毛澤東”到亡黨亡國》http://blog.mshw.org/hexuefei/?p=6 一文曾根據中國出現的大規模妖魔化毛澤東的謠言進行了如下判斷:

    【中國自晚清衰落以來,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資本主義半封建社會。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勾結在一起,成為壓迫中國人民的三座大山。這三座大山是當時世界上最反動、最邪惡的勢力。反動勢力的邪惡造就了革命者的偉大,毛澤東是帶領中國人民歷盡千辛萬苦推翻三座大山的人民領袖,毛澤東成為國際共運史上最為光輝的革命家。西方壟斷資本集團在中國扶植的買辦政權—蔣家王朝被毛澤東趕到了幾個海島上,西方壟斷資本集團的第一打手美帝的軍隊又被毛澤東的抗美援朝及援越抗美打得灰頭土臉,西方壟斷資本集團不得不停止軍事擴張的步伐。蘇共二十大,修正主義者赫魯雪夫妖魔化史達林,國際共運陷入混亂後,又是毛澤東扛起了反抗美帝、反對蘇修的革命大旗。毫無疑問,毛澤東是西方壟斷資本集團有史以來的最大敵人。在毛澤東有生之年,西方壟斷資產階級無法打敗這個東方巨人,那麼毛澤東死後,如何在中國及世界消除毛澤東思想的影響、消除這個資產階級的最大隱患,就一定會成為西方壟斷資產階級的重要目標。同樣毫無疑問的是,毛澤東去世後,通過“妖魔化毛澤東”從而干擾、影響、主導中國改革,進而殖民地化中國,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重要戰略任務。】

    正如1加1必然等於2一樣,這樣的判斷只是一種必然的邏輯推理。等筆者兩年後讀到《克格勃X檔案》這本書的時候,才正式找到中情局妖魔化社會主義領袖的直接證據——中情局當年的確有針對蘇聯領袖列寧的妖魔化工程項目,那麼針對中國領袖毛澤東的類似工程項目必然存在。

    在“妖魔化”毛澤東的系列謠言中,李志綏是“最關鍵”、最重要的一環。然而1995年2月13日,李志綏離奇地死于芝加哥的兒子家中。對此金筆網友在《關於李志綏醫生離奇死亡的推測2009-07-19》中寫道:

    【因為死得比較離奇,到現在筆者還記得李志綏醫生死訊的報導。那是一天傍晚,他的家人回家時發現李橫躺在廁所的地板上,氣絕多時。好象那天下午他還外出行走過,旁人沒有發現李有什麼異常形態。

    李志綏是在《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出版後不久突然去世的,死前還有報導說,面對中國相關方面的指責,李回擊說,他準備寫第二本有關毛澤東的回憶錄,因此他的死非常離奇蹊蹺。

    李死時七十有五,不算長壽。除非八九十歲以上的老人在睡夢中平靜的死去,一般來說,人在這個年齡是不容易一下子死的。以李的 “特殊身份",當地員警,地區檢察官,CIA 甚至 FBI 的 Agents 等,都會密切關注,特別是找出他殺的 “蛛絲馬跡" 。此後我曾留意過新聞,看看有沒有警察局或地區檢察官公佈李的死因。後來李的出版商對外放言說死於 “心肌梗塞",間接印證了李死後是經過了屍體解剖尋找死因的。其實出版商的話不是 “官方" 結論,正式結論應是由警察局或地區檢察官公佈,但是沒有。這是疑點一。

    疑點二是心肌梗塞初發病在七十五歲的高齡,這也是不常見的。同時,心肌梗塞也不一定死人,致死的應該是大面積的病灶,或者影響到心臟的傳導系統。如果是前者,發作前定會有徵兆,譬如頻繁的心絞痛,但是那天下午他還是好好的,怎麼可能一下子就那麼嚴重死了呢?很少見。而如果是後者,影響心臟的傳導系統則一定會有心律不齊的前兆。李自己是醫生,有這方面的專業知識。另外,如果他按期檢查身體也應該會被查出來,會接受藥物治療。因此,說他是死於心肌梗塞,讓人覺得無法接受。

    ……

    李志綏的死跟他的書《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是有關聯的。對於我們這些局外人來說,他書的內容真假難辨。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假的?或者說全部是真的?全部是假的?很多疑問需要考證。考證的方法無非是對質和旁證 (第三者證明)。因為這是一部政治回憶錄,牽涉到的內容都是 “保密" 的,幾乎無法獲得旁證。

    因此對質就變得非常重要了。中央警衛局還有很多人在,隔洋的論戰也是可能的,特別是中國方面有人出來列舉證據 (人證,物證),說明李書中的故事不真實。

    ……

    李的突然去世“免去”了他必須回答舊日同僚們的“質疑”,結果 “死無對證" 了。面對質疑和論戰,或許對李來說,死是最好的結局。】

    筆者當時評論李志綏之死時曾經做過如下分析:

    【1995年,李志綏卻“莫名奇妙”地死去。假如李志綏屬於非正常死亡,是被人暗殺,那麼暗殺者有兩種可能:A、李志綏被維護毛澤東形象的中國愛國主義力量暗殺。B、李志綏被西方壟斷資產階級的專政工具美國安全機構如CIA、FBI等暗殺。

    實際上,稍用頭腦便能推測A類說法是子虛烏有、混淆視聽的謠言:

    1、中國當政者對李志綏的著作是放縱的態度

    李志綏的書已經被那些活著的知情者徹底揭露。正如熊蕾所言,“但是他們說明李志綏編造事實的回憶,卻根本無法與李志綏那本書的影響抗衡,就連國內很多人,也寧可相信那本書,而不相信對它的駁斥。”90年代以來的中國大陸,李志綏的書以非法盜版的形式廣泛傳播,互聯網興起後,該書及類似內容又在互聯網上大肆傳播,直到今天,仍然能用百度搜索到相關內容。當政者對此書的縱容導致中國眾多高官、知識份子、學生對該書內容深信不疑。許多人雖然沒有看到過此書,但是也聽說過該書的內容,並深信不疑。

    與西方壟斷資產階級、海外反華反共勢力大力支持李志綏著作不同,中國內部捍衛毛澤東的著作則得不到官方大力支持,批判李志綏的努力更多地顯示出純民間的色彩。比如,林克、徐濤和吳旭君的《歷史的真實——評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的回憶〉》對批判李志綏很有利,如果讓普通讀者一起讀到這兩本書,肯定沒有人相信李志綏的謊言。但是林克們的著作發行量很少,也沒有任何媒體大力宣傳,結果其影響力遠遠不如李志綏的著作。

    2、與法輪功、民運對比

    法輪功、民運、台獨等人對中國當政者的危害更加嚴重。法輪功、民運分子製造的文章書籍在大陸遭受絕對封殺,通過大陸的互聯網也很難搜索到相關內容。
    可見,中國當政者對法輪功、民運的痛恨與對李志綏遠遠不是一個級別。但輪子功及民運,以及藏獨、疆獨、台獨等集團中有那麼多人在海外,對當今中國的危害遠遠高於李志綏,但是沒有一個人遭受到中共的暗殺。
    實際上中共內許多的“資改”高官、“漢奸洋奴集團”是“支持”、贊同李志綏著作的(這也造成對李志綏的謊言進行消毒極其不利的局面)。所以,中國當政者根本不會去暗殺李志綏。

    3、從李志綏死後各方反應來看

    李志綏在美國出書,作為首部”妖魔化毛澤東”的重磅炸彈,肯定受到各方高度關注。觀察李志綏著作從出版到傳播的整個過程,僅從“調動”美國一切出版資源、學術資源、輿論資源來與李志綏“高度配合”來看,美國安全機構已經高度介入整個事件。李志綏的安全也必然受到美國安全機構的“保護”,所以要暗殺他,也不是很容易的。

    假如李志綏是被中共暗殺,那麼,很明顯這將成為美國將“妖魔化毛澤東”推向高潮的“絕佳機會”。美國剛好可以借此事證明李志綏著作的真實性,而美國絕對“不會放過”這樣一個“妖魔化毛澤東”的“絕佳機會”。
    但是,李志綏之死引起的波瀾卻是“如此之小”,甚至遠小於臺灣作家江南被殺案。更加“離奇”地是,美國方面“竟然”宣佈李志綏死於心肌梗塞,而不是被謀殺!

    綜上所述,李志綏肯定不是中共暗殺,而只能是被美國安全機構暗殺。某些勢力為了避免李志綏被暗殺後引起美國民眾廣泛關注、各方追查,最終將幕後真正兇手美國安全機構曝光,只能讓李志綏死得靜悄悄,死得不明不白。
    實際上,李志綏的書稿經過了美國安全機構的運作,已經被改得面目全非,李志綏肯定知道「中情局」等機構介入此事的內幕,因此也就擁有很高的籌碼來要脅美國以獲得更高報酬。美國方面也擔心李志綏活著會早晚洩露那本書的內幕,如果出現那樣的局面,這本書不僅沒有“妖魔化毛澤東”,反而妖魔化了美國。
    所以,讓李志綏安安靜靜地死去就是對美國來說最有利的選擇。書已經出來了,李志綏的“油水”已經被“榨幹”,下面真正要做的是通過傳播管道進一步大規模“傳播”此書,李志綏活著反而是個“累贅”。
    如此看來,我們不難理解林克們為什麼會發出這樣的感慨:
    “正當我們著手寫這兩篇文章的時候,李志綏死了。聽到這個消息,我們為失去對質物件而感到遺憾。本來,我們是很想同李志綏就他的“回憶錄”中涉及的重要問題逐個對證的。”
    李志綏必須這樣不明不白、安安靜靜地死去,他死得恰到時機,恰到好處,他的死及死法最有利地保證了“妖魔化毛澤東”大業的順利開展。】

    B、班尼特之死

    2009年3月22日,「中情局」轟炸中國駐南大使館負責人班尼特被「中情局」暗殺。

    九年前,即2000年4月,也就是在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被轟炸整整11個月後,美國《洛杉磯時報》刊登報導說:“美國「中情局」就誤炸中國使館一事終於做出了正式處分:1名高級官員遭解聘,6人受處分。”實際上而這名被解聘的高級官員,就是班尼特。

    環球人物2009年的報導《轟炸我駐南使館元兇被殺之謎:疑遭中情局滅口》:http://news.qq.com/a/20090518/000364.htm

    【經過不懈追查,《外交政策》雜誌首先發現了班尼特一個更驚人的身份——他正是1999年科索沃戰爭中,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被炸事件的主要責任人!此消息一出,美國民眾鬧翻了天,“陰謀論”的傳言席捲了全美各大網路。線民們七嘴八舌——“顯然是中國人來尋仇,殺了班尼特和他的妻子!”“傻瓜,應該考慮塞爾維亞人復仇的可能性,他們比中國人尋仇可能性大多了”;更有調侃者稱“當年班尼特用老照片誤炸中國大使館,現在很可能有一夥犯罪分子試圖暗殺黑社會老大,結果用錯照片誤殺了班尼特夫婦”。然而,絕大多數的線民都把懷疑的目光投向了中情局,他們認為,班尼特大半生都在為中情局工作,被“中情局高層滅口”的可能性最大。】

    李志綏之死和班尼特之死是有“相似性”的,因為他們都“掌握”「中情局」的絕密資訊。李志綏所“掌握”的資訊是,美國一直在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來製造“妖魔化”毛澤東的“謠言”進而攻破中國的文化安全防線,使中國共產黨員思想產生混亂,從而接受美國式的“普世價值”。

    正如國內外許多評論所說的,班尼特肯定也是“掌握”了太多「中情局」的“秘密”,才被「中情局」暗殺。當然,出現這種情況,一定是班尼特試圖利用他掌控的「中情局」絕密資訊去要脅「中情局」,以獲得更大的利益,而「中情局」為了防止洩密、防止被知情人要脅,只能將其暗殺。

    「中情局」採取非常手段在美國國內搞暗殺,一般是為了防止重大洩密事件的出現。像甘迺迪被暗殺、李志綏被暗殺、班尼特被暗殺,在所謂司法獨立的美國,“根本不可能”得到公正的調查,其真相有可能一直被“掩蓋”。
    被誰“掩蓋”?只能是高於、淩駕於美國憲法之上的力量。
    看來在美國,法律並非高於一切的,「中情局」幕後主人的力量和利益才是高於一切的。
    所謂司法獨立、程式正義、民主自由人權,都不過是“華麗”的騙人的“口號”。
    以上所述李志綏被「中情局」暗殺,就是非常典型的案例。

    那麼班尼特掌握了什麼資訊呢?

    1999年,美國轟炸中國駐南使館,這是當今中、美兩個大國關係中的最敏感的問題。
    這一“事件”,雖然發生在十多年前,但事件一直沒有結束,2009年班尼特被「中情局」暗殺就是這個事件的最新發展。這個事件,直接決定著中、美關係如何發展,也決定著整個世界的戰略格局。可見,班尼特被暗殺,很可能與這個事件有關。

    美軍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後,美國通過各種管道向中國表示,這是誤炸。美國政府“為何”一直宣稱是誤炸?

    也許,轟炸中國駐南使館,並沒有得到美國總統克林頓等人的同意,這是美國幕後影子政府實施的秘密行動。所以,克林頓等勢力會在事件之後進行調查,「中情局」為了丟車保帥,不得不將班尼特等直接責任人撤職,而克林頓政府自然宣稱是誤炸。或許班尼特內心十分不平衡,與「中情局」之間產生矛盾,班尼特試圖將他掌握的核心機密告知公眾,以此來對「中情局」進行要脅。
    此事一旦曝光,有兩大危害:

    第一,美國幕後影子政府則真正浮出水面,美國公眾將會意識到,美國本質上是一小撮壟斷資本家進行獨裁專制的極權社會。

    第二,這將雄辯地證明,不管美國如何高談中、美友好,美國事實上從來沒有將中國視作朋友,美國一直將中國視作“主要敵人”,試圖將其“肢解”是其持之以恆的戰略目的。正如蘇聯解體後,葉利欽統治的下的俄羅斯曾經徹底向美國投降,但是美國如何對待俄羅斯的?不但進行經濟上的勒索,同時繼續支持車臣等分裂勢力,要進一步“肢解”俄羅斯。

    如果中國“一旦意識”到第二個問題,那麼中國必然加緊對美防範,這對美國的“和平演變”“大業”十分不利。因此,為了從戰略上“欺騙”中國,不僅克林頓要將此事件說成是誤炸,「中情局」要將此事件說成是誤炸,美國幕後那隱形的影子政府也必須將此事件說成是誤炸。

    那麼,美國為何要蓄意轟炸中國駐南使館呢?

    從班尼特被「中情局」暗殺一事可以看出,美國轟炸中國駐南使館,是美國最高統治集團、獨裁的影子政府直接指揮「中情局」實施的秘密行動,也許美國總統克林頓都事先不知道——即便是美國總統(例如甘迺迪)不服從這個獨裁的影子政府的命令,也會被暗殺。

    美國中情局的目的在於恐嚇中國鷹派、俄羅斯鷹派及南斯拉夫的領導人米洛舍維奇,攻破南斯拉夫的心理防線。

    中國(上海幫江澤民)遭受如此“奇恥大辱”之後,竟然向美國“示弱”,“選擇”繼續“韜光養晦”的策略。於是,美國「中情局」借此暗示米洛舍維奇:不要再寄希望於中國和俄羅斯了,“看看吧”,中國自己遭受美國的侵略、羞辱後也只能選擇投降。

    之前俄羅斯葉利欽的“軟弱”反應已經讓米洛舍維奇傷透腦筋。中國在駐南使館被美國轟炸、遭受美國無端羞辱侵略轟炸後,竟然擺出了一幅“軟弱投降”的姿態。
    也許正是這一點,最終擊潰了米洛舍維奇的最後心理防線: 5月7號中國駐南大使館被轟炸。5月28號南斯拉夫米洛什維奇總統辦公室就發表聲明接受美國和北約提出的政治解決科索沃危機的基本原則和內容。

    美國“何以”襲擊中國大使館,時任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潘占林的看法很有見地:

    【那些美國和北約的主戰派們事先宣稱,只要三天,最多一個星期就讓米洛舍維奇跪下求饒,這成了他們大言不慚的自我吹噓。北約騎虎難下,無計可施,於是採取“左道旁門”的卑劣做法,轟炸中國大使館,打掉米洛舍維奇的所謂“精神支柱”,打擊南斯拉夫人民抗擊北約的戰鬥士氣,達到扭轉戰局,便捷取勝的目的。當然,這也是對同情南斯拉夫,反對北約戰爭行動的俄羅斯的一個警告。】詳見:時任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潘占林的著作《戰火中的外交官:親歷北約炸館和南聯盟戰火》。

    美國“肢解”南斯拉夫事件,是美國加緊在世界稱霸,加速推動“世界新秩序”的“標誌性”開始。美國能夠順利完成這一過程的前期任務,其必要條件在於,在俄羅斯,鷹派普京也未能完全掌控俄國大局。而在中國,則乾脆沒有普京這樣的鷹派領導人,而“中國的葉利欽(上海幫?劉亞洲?)”比俄羅斯的葉利欽更加“親美賣國”。

    結 語:

    對於那些因為親美而“喪失了理智”的人而言,本文的結論當然是無法相信的謠言。但對於尚存理智的人而言,本文的結論當然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常識”,本文的價值只是對這些結論提供了一點證據而已。
    而對那些眾多一直“昏睡”的人而言,本文內容當然是聞所未聞的秘密。

    文/何雪飛


  12. 2011/08/14 於 07:18 patchpieces

    Russian Intelligence Calls Facebook “Information Warfare Weapon”
    社交網站「臉書」等是美帝建構的新型式網路訊息戰武器

    A senior Federal Security Service (FSB) official speaking off the record to reporters this morning in the Kremlin labeled the US social media website Facebook as the world’s most dangerous “Information Warfare Weapon” and stated that unless its powers were curbed the freedoms of everyone on Earth would be stripped away entirely.

    Important to note is that this top FSB official had previously (April, 2011) urged Russia to ban Skype, Gmail and Hotmail as “major threats to national security,” a request quickly rejected by the Kremlin due to how such a move would be characterized in the West.

    In his assessment of Facebook, however, this FSB official warned that this supposedly privately run social media website is, in fact, a cre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wareness Office (IAO) whose chilling logo [top photo right] is the “all seeing eye” capstone of the Great Pyramid shining its penetrating gaze upon the whole Earth and whose avowed 2002 mission statement is to achieve Total Information Awareness (TIA) over the entire population of America.

    The IAO states that TIA would be achieved by creating enormous computer databases to gather and store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everyon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cluding personal e-mails, social networks, credit card records, phone calls, medical records, and numerous other sources, without any requirement for a search warrant.

    The end result seen by the IAO is what they call Human Identification at a Distance (HumanID) that they describe as:

    “The HumanID project is an automated biometric identification technology to detect, recognize and identify humans at great distances for “force protection,” crime prevention, and “homeland security/defense” purposes.

    Its goals include programmes to:

    Develop algorithms for locating and acquiring subjects out to 150 meters (500 ft) in range.

    Fuse face and gait recognition into a 24/7 human identification system.

    Develop and demonstrate a human identification system that operates out to 150 meters (500 ft) using visible imagery.

    Develop a low power millimeter wave radar system for wide field of view detection and narrow field of view gait classification.

    Characterize gait performance from video for human identification at a distance.

    Develop a multi-spectral infrared and visible face recognition system.”

    In order to achieve their insidious goals, this FSB official continues, the IAO needed to find a way to get the American people to spy on themselves so as to circumvent all of the laws meant to protect them and their privacy, and which called for the creating of the social media website Facebook, which is now the most visited Internet site in the entire world.

    The actual creation of Facebook is attributed to one of America’s most valued military scientists, and former head of the IAO, Dr. Anita Jones who through 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DOD) and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ies (CIA) venture capital company In-Q-Tel provided Facebook with its initial funding and has since then channeled hundreds-of-millions of dollars into it.

    Unbeknownst to Facebook users is that by becoming members of this social media website they have, in fact, given to the US government complete and total ownership over anything they have done, are doing now, or will do on the Internet in the future, and as we can see evidenced by their own Privacy and Terms of Service agreements they authorized:

    Facebook Privacy Statement

    “Facebook also collects information about you from other sources, such as newspapers and instant messaging services. This is information is gathered regardless of your use of the web site.”

    Facebook Terms of Service

    “By posting Member Content to any part of the Web site, you automatically grant, and you represent and warrant that you have the right to grant, to Facebook an irrevocable, perpetual, non-exclusive, transferable, fully paid, worldwide license (with the right to sublicense) to use, copy, perform, display, reformat, translate, excerpt (in whole or in part) and distribute such information and content and to prepare derivative works of, or incorporate into other works, such information and content, and to grant and authorize sublicenses of the foregoing.”

    Even worse are new reports surfac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Facebook members who have entered their phone numbers onto this site have had their entire address books, text messages, photos, etc. (in essence everything stored on their cellphones or smart phone devices) uploaded to the site without their seeming consent, though by the Privacy and Terms of Service agreements these unsuspecting people authorized to become members Facebook they allowed this to happen.

    To the IAO being able to implement its HumanID programme through its Information Warfare Weapon Facebook, this FSB official warns, is already underway as Germany recently warned that Facebook is likely sitting atop the world’s largest database of biometric information and new repor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show that they have now deployed Facial Recognition Software against their billions of users, and as we can, in part, read as reported by PCWorld.Com:

    “I’m not sure if you’ve heard the news, but Facebook is officially getting super-creepy. Facebook announced Tuesday that it will be implementing facial recognition technology for all users in the next few weeks, semi-automating the photo-tagging process. Sure, you can “opt-out” of the service, but it’s a pretty weak consolation. After all, opting out won’t keep Facebook from gathering data and recognizing your face–it’ll just keep people from tagging you automatically.”

    This FSB official further states that Facebook “pilot-tested” their Facial Recognition Software against people protesting the oppressive US-backed regime of Bahrain when it was used to hunt down dissidents thus consigning them to rape, torture and death.

    Equally as worse, an in-depth October, 2010 report by the American newspaper Examiner detailed how Facebook was already censoring and suppressing various news sto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cluding keeping protests from starting against the BP oil spill, and as we can, in part, read:

    “One of the cointelpro-type attacks carried out by Facebook.com and documented by mainstream media newspaper Politico was against Facebook members who attempted to organize a boycott on Facebook.com against BP, one of the corporate perpetrators of the April 20, 2010 BP Gulf of Mexico oil spill that has devastated the ecology, economy, and population of the Gulf area.

    These sophisticated spying and cointelpro Facebook.com software attack techniques could only be employed with the explicit approval of an upper management executive and venture capital level at Facebook.com. This Facebook.com upper level advertises its easy, open access to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one of the largest recipients of campaign contributions from BP, and whose Secretary of Energy, Steven Chu, received a $500 million grant from BP prior to joining the Obama cabinet.

    Researchers such as Vishar Agarwal have demonstrated the deep interconnection between venture capitalists behind Facebook.com and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investment front company InQTel, whose Board member Dr. Anita Jones was a former high-ranking official of DARPA and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Information Awareness Office.

    Facebook.com is the de-facto controlled Internet asset of the CIA and Department of Defense Information Awareness Office (IAO), “The IAO was established after Admiral John Poindexter, former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to President Ronald Reagan and SAIC executive Brian Hicks approached 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with the idea for an information awareness program after the [false flag operation] of September 11, 2001."

    Facebook.com, the clandestine manifestation of SAIC and Admiral John Poindexter’s brainchild Information Awareness Office (IAO) that has now infiltrated 77.4% of all 266 million Internet users in North America (all of whom are now Facebook.com members), and has transformed the Internet into a velvet-gloved virtual form of Friendly Fascism, and conditional virtual citizenship.”

    Going from the simply scary to the downright horrifying about Facebook was this FSB official warning that this Information Warfare Weapon will soon “introduce” to its members a new technology called an Electronic Skin Tattoo (EST), a hair-thin electronic patch that adheres to the skin like a temporary tattoo they will claim will revolutionize computer gaming and medical sensing and that blur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electronics and biology and brings to ones mind the long prophesied “Mark of the Beast” [bEaST] that the Christian Bible warned that in the “Last Days” no one could buy or sell anything without having one on either their forehead or hand.

    In ending his off the record briefing this senior FSB official noted that all of the information gathered by Facebook (and which they now own) has been transferred to the 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where it is kept in a massive terror database called the Terror Screening Watchlist Service that is loaded with an unknown amount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including names, photographs and biometric data of all Americans who are unwitting members of this Information Warfare Weapon.

    Though many American rights groups have spoken out against this frightful intrusion into the privacy of ordinary citizens the 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is claiming that all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ir computers is confidential and no one is allowed to know about it.

    And to the society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created for itself we need only read this recent (2 August 2011) report from Aljazeera about the life these people are soon to live:

    “We’re fast approaching a time when law enforcement will no longer need to ask you for your identification – your physical self, and the biometric data therein, are all that will be required to identify you.

    A gadget attached to a mobile phone can photograph and plot key points and features on your face (breaking the numbers down into biometric data), scan your iris and take your fingerprints on the spot.

    This gizmo doesn’t exist in a futuristic world – it’s already been prototyped and tested. By autumn, the Mobile Offender Recognition and Information System (MORIS), which will allow 40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across the US to carry out such biometric diagnostics, will be rolled out. So far, the 1,000 units on order – at $3,000 and 12.5 oz per device – will be going to sheriff and police departments.”

    The most accurate description, however, of the lives these “Facebook” Americans, and by extension the world, will be living was best described by the great English author and journalist George Orwell (1903-1950) who warned all of those who would give up their liberties for safety… “If you want a vision of the future, imagine a boot stamping on a human face – forever.”

    By: Sorcha Faal,

    August 13, 2011


  13. 2011/08/17 於 08:05 patchpieces

    谷歌(Google)承認把歐洲資料交給(上呈)美國情報機構

    2011年8月16日 《科技日報》

      據美國科技網站ZDNet 8月11日報導,谷歌公司(Google)已承認,它根據美國“(美帝法西斯化)愛國者法案”的規定,把歐洲資料中心的資訊交給了美國情報機構。

      ZDNet網站的消息表明,谷歌公司(Google)是繼“微軟(MS)”之後又一家坦承因為“(美帝法西斯化)愛國者法案”的影響,導致歐洲的雲端資料有風險的公司。谷歌(Google)這麼做是因為美國情報單位要求谷歌(Google)交出儲存在歐洲資料中心的資料。

      這兩家美國公司的表白證明歐洲的資料已不安全,如果歐洲本地的子公司與美國總部有關連的話,就可能會受到美國的檢查。在此之前谷歌公司(Google)遵照美國法律,已經許多次接受這樣的要求。

      微軟承認將歐洲的資料交給美國執法單位的消息曝光之後歐洲議會提出抗議,要求美國當局做出解釋。歐美的外交論戰因而展開,在未來幾個月內還會持續下去。

      如今在歐洲客戶的眼裏,任何一家美國公司,不論是谷歌、微軟、亞馬遜、蘋果或任何其他雲端服務供應商,只要是在歐洲營運的話都無法保護歐洲的資料不受到美國的檢查。


  14. 2011/09/16 於 07:44 patchpieces

    面臨債務金融泡沫及美元霸權體制世紀危機總爆發的美帝以系列手段惡化中國貿易投資環境戰術下 中國國內【漢奸買辦帶路黨】勢力與國際私有壟斷資本的裡應外合/南方系及央視CCTV(&四大外資掌控之門戶網站)是如何巧妙地為美資康菲公司免責的

    康菲饑餐中國肉,南方笑飲中國血
    —渤海漏油事件凸顯中國文化和能源危機

    文/任憑

    2011-09-15

    一、康菲漏油事故,“南方系”的任務

    對於渤海灣康菲漏油事故,中國進步學者張宏良曾有這樣一段評論:

    【目前中國(漢奸)力量已經強大到何等程度,看一下渤海漏油事件就會知道。中國渤海漏油面積達到840平方公里,造成了巨大的海洋生物災難,最初認為肇事者是國有企業中海油公司,以南方系、騰訊、新浪為代表的媒體立刻如同瘋狗般撲了上去,必欲借此機會把國有企業置於死地而後快,把共產黨置於死地而後快,可是撲上去一看才知道,肇事者是美國康菲公司,康菲公司不僅污染了中國海洋,甚至暴露出中國在金融、法律、國防等方面一系列黑洞,如果繼續追究下去將會嚴重損害美國在華利益。所以幕後一聲令下,如海潮般洶湧而來的輿論大潮,又突然如同退潮般齊刷刷地悄然而去,鋪天蓋地的輿論大潮,瞬間便消失得無影無蹤,所有一切立刻又變得風平浪靜,仿佛此前什麼都不曾發生。中國漢奸媒體在渤海漏油事件上,攻守進退、收發自如,簡直如同一人,展示了當今中國漢奸力量之強大、組織程度之高、步調之一致,簡直達到了驚人程度。只有毛澤東領導下的共產黨鼎盛時期才有過如此高度的組織力。】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88d2520102dryd.html (2011-08-16 20:13:22)

    分析下“南方系”媒體在整個事件中的表現:

    從一開始,作為中國最有名氣的媒體,“南方系”不做任何採訪調查研究,就把中海油當做事故的唯一的主要的責任方“死纏爛打”:

    【南方日報:中海油否認瞞報溢油點已全部堵住•南方日報數位報•南方報網

    2011年7月7日… 對於外界對中海油是否存在隱瞞漏油問題,中國海洋石油有限公司投資者關係部總經理蔣永智在接受央視採訪時表示,中海油從來沒有對外隱瞞過重大溢油事故。 …】

    【南都社論:中海油漏油事故,緣何事發半月卻一直沒公開?–南方報業網

    2011年7月4日…之後媒體紛紛希望進一步瞭解情況,但是中海油都沒有回應。直到7月1日,中海油投資者關係部才發佈消息稱,渤海蓬萊19-3油田於6月上、中旬發生滲漏,附近…】

    【葉檀:中海油漏油事故中的"三宗罪"–南方報業網
    2011年7月6日…作者:葉檀 把喪事當喜事辦,把污染事故當作意志體現的良機,某些企業此類悲喜劇層出不窮,從松花江到大連到今天的中海油渤海灣漏油事故,均是如此。】

    【南方日報:中海油再次溢油•南方日報數字報•南方報網

    2011年7月13日…記者從相關部門瞭解到,12日1時30分,中海油綏中36-1油田中心平臺中控發生故障,全油田生產關斷,流程泄壓火炬頭排出的氣體暫態帶出的原油落海。 據…】

    【新京報:中海油接連三起事故 綏中油田溢油停產-南方報網 中國

    2011年7月13日…國家海洋局海洋環境保護司昨日表示,接到報告後,立即要求中海油總公司快速採取有效措施。】

    【南方日報:中海油再次溢油 快速擴張致事故不斷?–南方報業網

    2011年7月13日…據新華社電 記者從相關部門瞭解到,12日1時30分,中海油綏中36-1油田中心平臺中控發生故障,全油田生產關斷,流程泄壓火炬頭排出的氣體暫態帶…】

    而在第一時間,騰訊網、新浪網、搜狐網、鳳凰網等門戶網站紛紛把南方系媒體抨擊中海油的片面報導製作成專題,題目大多是:【中海油漏油事故】之類。

    其實,早在7月5日,國家海洋局環境保護司副司長王斌在新聞通報會上就已經表示,渤海蓬萊19-3油田溢油事故的責任由作業者——康菲石油中國有限公司(下稱“康菲公司”)承擔,國家海洋局正在調查此次事故的具體損失,將對康菲公司提出生態賠償。中海油的責任要根據其與康菲公司簽訂的具體合同來界定。

    但在此之後長達一周的時間,“南方系”媒體仍然把中海油當做主要責任人和問題焦點進行抨擊,“放過”事故的責任者康菲,讓公眾的注意力集中到中海油頭上。

    而2011年09月06日《財經國家週刊》報導:
    【中海油法律部相關負責人告訴《財經國家週刊》記者,作業者承擔所有的勘探、開發風險,國際慣例、中國法律以及合同中都是這樣規定的,康菲應該承擔全部安全、環保等責任。】

    然而,“南方系”的紙終究保不住公眾的怒火。康菲公司一系列惡性引起了中國人民的憤怒:刻意瞞報、對中國海洋局對中國人民刻意撒謊、拖延處理、態度傲慢……尤其是8月5日,康菲中國在其官網上宣稱:【近期,隨著中國渤海灣康菲鑽井平臺漏油事件的不斷演變,使美國康菲石油公司的知名度得到了很大幅度的傳播,也使得美國康菲潤滑油被越來越多的行業內人士所關注,業務成交量同比大幅度提升,業務人員工作量大幅度增加】,把漏油事故當廣告?一時間,聲討康菲這種無比傲慢的的惡行的聲音此起彼伏。

    在這段時間,“南方系”在幹啥?
    “南方系”的策略是“圍魏救趙”,試圖轉移焦點,庇護康菲:

    【南方週末:一周高論:國家海洋局為何偏袒中海油?–南方報業網

    2011年7月14日… 中海油不需要擔責嗎?它可擁有該油田51%權益。……國家海洋局、中海油同屬副部級,難怪有人質疑:“副部級的國家海洋局敢治敢管副部級的中海油嗎】

    【南方都市報:應儘快解決康菲公司渤海溢油事故-2011年08月14日

    2011年8月14日 如今,康菲公司已成千夫所指,但要進一步追問的是,康菲公司的“牛氣”,是如何煉成的?這首先與康菲公司背後的中海油,有莫大關係。】

    【康菲渤海堵油大限已至 中海油難置身事外–南方報業網

    2011年8月31日…而接近康菲中國的人士則對記者表示,康菲中國前期之所以對溢油處理漫不經心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中海油在蓬萊19-3油田中持股51%,康菲認為憑藉中海油的央企…】

    另外,“南方系”還配合所謂環保組織中傷聲討中海油,這些“環保組織(非政府組織)”從一開始就把矛頭對準中海油,當事故責任方已經明確為康菲後,這些“環保組織(非政府組織)”還是拿中海油當做攻擊重點。可見,很多NGO(非政府組織)搞環保是假,他們純粹是西方勢力的“御用工具”:

    【環保組織建議交易所懲戒中海油
    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gsnews/20110707/074410107680.shtml

    2011年07月07日法制日報

    本報北京7月6日訊 記者郤建榮 自然之友、中國政法大學污染受害者法律幫助中心、公眾環境研究中心、達爾問自然求知社等11家環保組織7月6日致信港交所和紐交所,提醒港交所和紐交所注意上市公司中海油在蓬萊19-3油田溢油事故中的表現,並予以懲戒。

    11家環保組織表示,作為油田控股公司(控股51%),中海油向社會公眾隱瞞事故情況長達一個月之久,嚴重威脅投資人權益,漠視企業環境社會責任。他們建議,兩交易所對中海油不及時披露資訊的違規行為進行詳細調查,並予以懲戒。】

    【南方都市報:渤海灣漏油事故,和中海油一起學習環保知識–南方報業網

    2011年7月11日央企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發生溢油事故後,捂住真相一個月,半遮半掩的態度引起公眾質疑。中海油本該公開信息、認真檢討錯誤,但對質疑之聲,並未懷著敬畏之心待之。對此,應該讓民間環保組織給中海油當家庭環保教師,因為中國民間環保組織大概是唯一能說出環保真話,也是擁有豐富環保知識的機構。】

    【南方週末 – 【方舟評論】環境污染事故很熱,“破壞環境罪”很冷

    8月1日,自然之友等12家環保組織發出公開信,呼籲國家海洋局加快中海油溢油事件處理;同時表示,如果國家海洋局在短時間內無法提起公益訴訟,環保組織將不排除在近期率先提起公益訴訟。】

    進入9月份,康菲遭受責罰已成定局。這時,“南方系”則赤裸裸地成了康菲公司的“傳聲筒”,並“不遺餘力”地“鼓動”讓中海油承擔更多責任,換句話說,就是讓康菲公司承擔更少的責任:

    【南方日報:康菲稱央視“騙你的”報導失實•南方日報數位報•南方報網

    2011年9月5日…南方日報訊 據央視前日報導,央視記者前日在事故海域發現目前海面上仍有油污,與此前康菲表態的“兩個徹底”不符。央視記者在蓬萊19—3油田通過公共船用無線對講頻道對一名康菲中國員工進行採訪,對此,康菲員工表示:“我們就是騙你的”。此報導一出,輿論一片譁然。康菲公司對這則報導提出了質疑,認為該報導與事實不符。】

    【中海油是蓬萊溢油事故第一主角 專家稱其應成被告-南方報網

    2011年9月6日… 但是,北京華城律師事務所律師賈方義認為,在這起蓬萊19-3油田溢油事故中,中海油應是事故的第一主角。因為這一油田的開採權是我國政府首先授予中海】

    【渤海漏油事件賠百億,中海油該攤多少?–南方報業網

    2011年9月13日… 中海油占51%的權益,康菲占49%的權益。換句話說,如果漏油事件索賠百億元,中海油和康菲將各掏51億元和49億元,如果數額更大,則以此類推。】

    與中國“南方系”相配合,“南方系”的“洋主子”,“國際壟斷資本”的喉舌英國《金融時報》7日刊發的一篇分析性報導以“康菲溢油事件加劇在華外企擔憂”為標題,並加上“康菲在中國近海運營的一個油田發生的溢油事件已引發人們擔憂在華外企受到歧視”的導語。

    其實,8月份以來,中國官方及中國公眾都已經很清楚,康菲公司是事故油田的作業方,是事故的責任者。但是直到,現在,“南方系”還“不遺餘力”地試圖將主要責任、主要焦點安在中海油頭上。

    直到現在,各大門戶網站的專題仍然是:【中海油漏油事故】。

    比如在新浪網,其專題是:【中海油出現漏油現象】
    http://finance.sina.com.cn/focus/zhylu_2011/index.shtml

    儘管社會輿論、民眾輿論都在問責康菲,但是新浪網等門戶網站整個專題的主題內容、占專題版面最大的版塊、文字最多的版塊仍然是問責中海油,而關於康菲的新聞僅僅是幾個標題連接。

    新浪網【中海油出現漏油現象】專題的主要版面和文字內容如下:

    【康菲石油與中海油之禍
    後續索賠箭在弦上 中海油難置身事外

    隨著事件的演變,目前索賠工作已經成為新的焦點。而接近康菲中國的人士則對記者表示,康菲中國前期之所以對溢油處理漫不經心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中海油在蓬萊19-3油田中持股51%,康菲認為憑藉中海油的央企身份,有能力將事件平息下來。“雖然國家海洋局在事件處理過程中避開中海油而把焦點對準康菲。但進入到法律程式後,中海油作為蓬萊19-3油田51%股份的持有者,將難以置身事外。”
    渤海漏油事件 中海油扮演什麼角色

    最令公眾費解的是,漏油事故發生至今中海油始終“三緘其口”,從未做出公開的表態。事故情況報告中,更是沒有中海油的相關字眼出現。作為主管單位,國家海洋局已經公開表態;作為作業者,康菲公司被打了板子;但作為項目擁有51%權益的中海油,是否就沒有絲毫的責任呢?
    中海油被斥為推脫責任

    在此次溢油事故初期,中海油以非作業方為由,表示“未掌握康菲中國的第一手情況”,並否定國家海洋局“推遲1個月公佈事故”的說法,而國家海洋局近期多次高調批評的矛頭也僅指向康菲中國。但中海油因在肇事公司中持有51%的權益,被斥為“推脫責任”。對此,中海油相關人士回應稱,中海油並未與康菲中國成立合資公司,上述51%的權益的持有也不等於控股。

    中海油漏油事故情況

    [污染情況]渤海840公里海水水質惡化

    7月5日下午消息,國家海洋局今日對蓬萊19-3油田漏油事故召開發佈會,稱溢油事故已經得到基本控制,但油田附近840平方公里的海水由一類水質惡化為四類水質。該事故最早發生在6月4日,比此前媒體報導時間早了半個月左右。其中B平臺漏油屬於海底溢油類型,在我國尚屬首次。】

    南方系在“(實由外資掌控的四大)網路媒體”的“配合”下,成功地完成了庇護跨國公司康菲,嫁禍給中海油的任務。

    二、捍衛康菲利益,南方系顧頭不顧腚

    A、“南方系”媒體在一開始就“有意”進行“歪曲性報導”,他們不管油田的作業方是誰,只報導中海油漏油,聲討中海油,其目的是包庇康菲公司,試圖將公眾怒火引向中海油。

    B、當國家海洋局及中國公眾都已知道,康菲公司才是罪魁禍首,劣跡斑斑的康菲成為輿論的焦點後,南方系砍下如下三板斧,
    1、聲討國家海洋局包庇中海油。
    2、南方系不得不承認,康菲等跨國公司劣跡斑斑,但那不是信譽良好的跨國公司的錯,主要原因是中國法律不健全,中國是腐敗的國度,再有就是中海油在背後庇護康菲,康菲才如此傲慢,中海油才是幕後罪魁。
    3、針對中國公眾對康菲的怒火,南方系直接出面當康菲的傳聲筒,指責關於康菲的負面報導不符合事實。

    C、當康菲公司肯定面臨巨額索賠時,南方系又製造輿論,【中海油是蓬萊溢油事故第一主角】,康菲公司有51%股權,必須承擔51%索賠,也就是說只讓康菲公司承擔49%索賠。

    其實南方系的這些“邏輯”和輿論完全是胡說,為了替外資替跨國企業“賣命”,不惜當腦殘。

    第一、南方系認為,跨國公司本身是清白的信譽良好的,但是在中國腐敗的環境下,也不得不變得劣跡斑斑了。但其實,跨國公司在世界各國收買官員搞官商勾結是通例。第三世界就不必說了(康菲就有不少在其他國家收買政府官員的劣跡),就是在母國美國,官商勾結、官員腐敗的程度遠遠可能會讓被南方系洗腦的中國人歎為觀止:

    【美國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2001年1月上任時仍然持有與國防和生物科技相關的私人公司的大量股票。其中包括吉利德科學公司的大量股票,該公司擁有克流感專利權。2005年7月,美國防部購買了價值5800萬美元的克流感,幾個月後,衛生部宣佈,要訂購價值高達10億美元的克流感。如此官商不分,讓人歎為觀止。2006年,拉姆斯菲爾德宣佈辭職前三周,布希簽署了國防授權法,該法規定遭遇公共健康急難,總統可調用軍隊實施隔離檢疫並確保疫苗供應。這對吉利德等制藥業是大好消息,短短五個月,其股價上漲了24%。2001年1月,吉利德公司的這支股票大約7.45美元,拉式卸任時,這支股票每股價值67.6美元,一共上漲了8.07倍,單單從這支股票身上拉式獲利4000萬美元左右。拉姆斯菲爾德的行為,其實已經違背了美國有關法律,在有美國特色的法律的保護下,拉姆斯菲爾德得以合法或者半合法地腐敗。

    切尼和哈利伯頓公司的醜聞,讓切尼成為幾乎所有美國平民都痛恨的官員。在一個所謂民主自由的國家,如此腐敗的、全民公恨的官員竟然可以長期擔任美國副總統,這也算是人類社會的一大奇觀。哈利伯頓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及天然氣行業服務商之一。切尼擔任副總統後,仍然持有18.9萬股的哈利伯頓股票,還有50萬股尚未執行的認股權。伊拉克戰爭前,這家公司的股價為10美元,三年後漲到41美元,暴漲了四倍多,直接原因是切尼力主的侵略伊拉克的戰爭所帶來的大量石油服務市場和美軍後勤訂單。

    據人民日報社《 環球人物 》雜誌(2009年第5期)《美軍500億貪腐窩案》一文報導,負責伊拉克重建工程的美國陸軍後備役上校科蒂斯•G•懷特福德,與承包商串通一氣,貪污了500億美元。除此之外,尚有1000多億美元的伊拉克戰後重建資金不知所終。】

    當劣跡斑斑的康菲已經成為眾矢之後,南方系製造輿論說,康菲之所以如此傲慢,主要是靠中海油的庇護,這完全是胡說。中海油,包括中石油、中石化自身都沒有像康菲那樣牛氣沖天、無比傲慢,如果康菲真要靠中海油庇護,何以比中海油自身都蠻橫傲慢?康菲遠遠比中海油傲慢的原因,只能是康菲與中國及世界各國搞官商勾結的程度更高而已。

    所謂跨國公司的良好信譽,只是南方系這些不良媒體製造出來的假像。康菲公司及其他跨國公司的惡行,其實遠遠比中國國企要多,但是大多被海內外的南方系這樣的跨國資本的走狗媒體有意掩蓋。

    2011年09月10日 國際先驅導報 報導:

    【記者遍搜中文和英文網站,發現這家公司(康菲)的相關報導非常之少,既沒有關於海洋污染的不良記錄,也沒有公司成長故事之類的新聞。

    維琪百科上關於該公司有兩條簡單的負面提示,一是根據一項研究,康菲在美國公司中空氣污染物排放排第13位。二是2003年,康菲曾被前蘇聯格魯吉亞共和國的一個環境組織告上法庭,原因是一些外國石油公司與格魯吉亞政府勾結,誘導當局通過一項沒有經正常環境影響評價的價值30億美元的管道項目。】

    我們再看去年墨西哥灣漏油事件中BP的惡行,與康菲類似,BP也打出了控制媒體、控制學者、控制政府的三板斧,只不過由於英國BP對美國媒體的控制不夠嚴密,相關資訊才得以報導:

    據資訊時報2010-07-24《深陷三重門BP婁子捅大了》

    【PS門——

    繼修改照片製造工作人員繁忙景象被揭穿後,BP日前再次曝出PS照片醜聞——一架本來停在機場平臺上的靜止飛機被修改成在海上巡視的樣子。BP日前就此事做出公開承認,並發誓停止這種行為。

    收買門——

    英石油收買學者“消聲”

    美國學者23日向媒體透露,英國石油公司曾試圖收買科研人員,讓他們在這起美國史上最嚴重的海洋生態危機中“保持沉默”。

    美國教授協會會長卡裏•尼爾森當天接受採訪時說,英石油試圖收買科研工作者,讓他們在漏油事件發生後保持沉默。尼爾森當天接受採訪時警告說,這種做法可能具有“極大毀滅性”。“我們評估這場災難、為國家撰寫公共政策報告、作出決策的能力可能因學者保持沉默而受影響,在某種程度上,英石油在與美國民眾作對。”

    公關門——

    花大錢請各界大佬危機公關

    英石油的遊說支出報告顯示,鑽井平臺“深水地平線”4月爆炸沉海以來,用於雇請遊說人、律師和危機公關人士的費用大漲,以求最大限度修復自身形象。

    美國《洛杉磯時報》21日報導,英石油與多家院外遊說集團長期合作,在華盛頓擁有一支較強的遊說力量。與這家油氣巨頭有往來的遊說集團大多官場背景深厚,例如遊說公司“杜伯斯坦集團”負責人肯•杜伯斯坦擔任過前總統羅奈爾得•雷根的助手。漏油事件發生後,英石油砸重金聘請曾在比爾•克林頓政府擔任副總檢察長的傑米•戈雷利克及其團隊,代表公司應對國會及其他聯邦機構的調查。現階段,這家油氣開採商正積極聯繫克林頓政府聯邦緊急措施署負責人詹姆斯•維特,希望後者能動用人脈幫公司渡過難關。】

    第二,南方系製造輿論說,中海油有51%的股權,所以中海油就必須承擔51%的索賠。其實,早在7月5日,國家海洋局就已經表示,事故的責任由作業者康菲公司承擔。中海油的責任要根據其與康菲公司簽訂的具體合同來界定。中海油也一再聲稱,事故責任由作業方承擔,是國際慣例。然而,中國的南方系為了捍衛美國公司的利益,卻不斷施加壓力,要求中海油承擔主要責任、第一責任,甚至公開指責國家海洋局包庇中海油。其理由僅僅是中海油有51%的股權。

    南方系一貫鼓吹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但是即便是按照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邏輯,南方系也是在胡說。有51%的股權就一定承擔51%的事故責任嗎?有100%的股權就一定要承擔100%的責任?那太好了,按照這種邏輯,中國那些為跨國企業、為新生資本家打工的工人們在工作時可以為所欲為了,因為即便是出了天大的事故,責任方也是國內外的資本家,因為資本家是股權方和監管方。南方系在對待國內外資本和中國工人之間的關係時,一直傾向股權方享受收益,作業方、工作者承擔責任,在勞動法制定過程中,南方系一直按照新自由主義理念為資本家的利益鼓噪。而現在,中國及中海油成了純粹的控股方,康菲是具體的管理方、作業方及二股東,這時候南方系的邏輯又變成不問青紅皂白鼓動有51%的股權就一定承擔51%的事故責任了。

    假如這次事故屬於不可抗拒力的天災,按照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學,讓中海油和康菲按照股權比例承擔責任還在考慮範圍之內,但是,這次事故,完全是康菲公司的人為原因造成的。根據國家海洋局調查結果和相關專家分析,此次渤海溢油事件,是康菲公司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損害中海油及中國利益,進行了一系列違規作業、出現了低級人為錯誤。

    2011年09月07日《齊魯晚報》報導:《康菲掠奪式開採埋禍根 外資來華作業慣用此伎倆》(注:南方報業網沒有刊登此類捍衛國家利益、對康菲不利的報導)

    【9月5日,在渤海溢油事件發生3個月後,蓬萊19-3油田正式全面停產。該油田是中海油與美國康菲石油公司的合作開發油田,其中,中海油擁有51%的權益,康菲則擁有49%的權益,並擔當作業方。

    “在合同到期前進行‘掠奪式開採’,這幾乎已經成為外資石油公司在中國海域實施開發的慣用伎倆。”9月5日,中海油旗下的中海石油研究中心一位元專家對記者稱。

    這位專家透露,按照康菲與中海油的合同約定,2012年年底,雙方就將重新商定合作模式,中海油可以將作業權收回,或者是調整雙方的分成比例,而至2014年,中海油將進一步收回該油田的權益。“康菲很明白,中海油明年肯定會選擇‘收回作業權’,所以,才會不顧地質條件瘋狂開採。”】

    據中國經營報網9月3日報導:

    【知情人士向記者透露,調查組前往鑽井平臺調研後認為是人為因素造成的,“即人為超高壓”。中海油內部人士說,“一個海上油田區塊的開採期一般只有十幾年,而渤海中該區塊從1999年開採至今已經有12年了,區塊產量已經很有限,康菲為了獲得更多的產量向地層中施加高壓力,造成油體上溢,地層斷裂。”】

    這相當與一個老闆雇一個工人作業,該工人胡亂操作引起重大事故。按照南方系在渤海灣漏油事故中的邏輯,因為老闆有100%的股權,老闆就承擔100%事故責任,誰讓他監管不利?看來,南方系為了捍衛康菲的利益,為了當漢奸,為了中傷國企妖魔化國企,其講話完全顧頭不顧腚了。南方系多年來一直堅定捍衛外資利益損害中國利益,它們當然是無利不起早,如果說康菲公司等跨國企業在嚼中國的肉的話,那麼南方系喝的是中國流的血。正是所謂“康菲饑餐中國肉,南方笑飲中國血”。

    三、漏油事故折射中國國家安全全方位吃緊

    1、從漏油事故看中國輿論安全

    本文第一部分分析過南方系通過互聯網門戶網站的配合,成功地完成最大程度掩護康菲、中傷中海油國企的任務。

    其實早在2009年4月份,在南方系媒體中傷、妖魔化愛國主義書籍《中國不高興》中,南方系員工曾得意忘形一不小心暴露某些資訊:

    (http://sohuliuyuan.blog.sohu.com/114075956.html)

    【我告訴朋友,在四大門戶中,QQ的總編輯是前南方週末的陳菊紅,搜狐主管博客的趙牧是前南方週末的、劉同學新征是新京報來的,新浪也有不少前南都和新京報的舊人,而網易就不用說了,從副總裁、總編輯、副總編輯、總監甚至到各個頻道的主編,大部分都是南方報業出來的。】

    【推薦一篇文章:《中國不高興》妖魔化西方。

    這是中青報著名的冰點欄目文章。冰點一直以鋒利、勇氣而著稱於中國新聞界。在業界,它的地位遠高於所謂的焦點訪談。想不做愚民,就多看冰點吧。

    順便贊一下幼齒的前東家騰訊。他們在MINI首頁推薦了這篇深度文章,可見頭腦還是很清醒的。

    當然也要贊一下我的前東家搜狐,從搜狐星空開始,這只狐狸還是很有擔當精神的。在《中國不高興》出籠之後,搜狐的博客評論,立場是鮮明而冷靜的。

    新浪正在連載《中國不高興》,顯然組織了不少贊的文章,但他們畢竟也有不少批的文章,大體上做到了平衡。

    總體看來,從傳統媒體到網路媒體,《中國不高興》全面潰敗,基本上是被一片痛剿。】

    兩年多過去了,通過康菲漏油事故我們可以發現,南方系對互聯網的控制更加嚴密了。

    至今,國際壟斷資本已經完成了對中國互聯網輿論三位一體的嚴密控制:

    1、利益控制。大型輿論中心、門戶網站都在美國上市,其大股東都是外資。各大互聯網公司的重要收入靠廣告,而勢力雄厚各大跨國公司成了互聯網門戶網站的主要財主。在這種情況下,互聯網輿論必然出現親西方、反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國有企業的明顯傾向。

    2、人員控制。南方系員工已經說得很清楚了,從騰訊、到新浪,包括鳳凰網,各大門戶網站的主編、編輯都是南方系員工,而且這些人已經形成了密切的圈子,並定期召開會議協調行動。

    3、權力控制。全盤西化派、新自由主義勢力已經高度滲透中國政治權力,尤其是互聯網管理部門。這些部門總體上對互聯網監管不力,放任賣國主義、反社會主義、親外資反國企聲音主導互聯網輿論。甚至大有放縱右翼賣國言論、壓制左翼愛國聲音的傾向。

    西方勢力控制了輿論,便控制了大部分人的思想和頭腦,也就控制了大部分人的行動。

    2、從漏油事故看中國能源安全

    康菲漏油事故折射中國能源安全處於極度危機之中。

    在南方系製造的【中海油應承擔主要責任】等煙霧彈的影響下,真正的問題卻被掩蓋了。

    據新浪網的專題報導:

    【相關背景

    合作關係:蓬萊19-3是迄今中國國內最大海上油氣田,由中海油和美國康菲石油合作開發。中海油擁有油田51%的權益,康菲石油擔任作業者擁有49%權益。

    合作背景:蓬萊19-3油田原先由中海油勘探,但由於技術水準等原因,並沒有發現此處有油田。後將這個區塊勘探權賣給康菲公司,康菲發現油田並和中海油簽訂了合作開發協議。】

    據2011年7月8日華夏時報報導:

    【中國多年來的海洋石油開發生產,主要與擁有技術的外資進行合作,作為對價,外資一般享有近一半權益,這樣便造成石油資源外流,合作開發也就成了中國石油能源開發中的隱痛。……

    “鑒於深海開採的難度和渤海油田的油質較稠,中海油一般是與外資企業合作開採海洋石油,之前在開採過程中也出現過滲油、漏油,但都是小事故造成的影響不足以對外公佈,而且按照中海油和外方的合作協議,一般事故主要責任由外方作業者承擔。”中海油內部人士告訴記者。

    抱緊四大搖錢樹

    而多年來中海油很少承擔開採生產風險的主要原因,是因其油田作業大部分交給了外方。

    深入瞭解一下中海油的油氣資源以及開採狀況就不難發現,因缺油而成為世界原油進口大國的中國,海洋石油儲量驚人並非貧油國,而中海油因為“靠水吃水”,多年來採取犧牲部分石油開採量與外方合作開採的方式,可謂坐享著旗下四大產油地區的油氣資源。

    作為中國最大的海上石油及天然氣生產商,中海油主要業務為勘探、開發、生產及銷售石油和天然氣。

    目前,中海油在中國海上擁有四個主要產油地區:渤海灣、南海西部、南海東部和東海。中海油是印尼最大的海上原油生產商之一,同時,中海油還在尼日利亞、澳大利亞和其他國家擁有上游資產。

    不過記者從中海油瞭解到,中海油多年來的海洋石油開發生產,主要是與外資企業合作,外方均負責作業,中海油則負責其他相關事宜,雙方權益一般為中海油占51%而外方占49%,開採生產出的石油由雙方按照權益來分成。

    記者隨後翻看了中海油近年來的公告,發現其每次拿到一批海域開放區塊,就會發佈公告尋找外方企業進行合作,從國家獲取免費資源,再交給有技術的外資企業開採生產,毫不費力並且不承擔風險就能分得一半多的石油,中海油可謂坐享其成。

    而中海油從國家獲得的海上石油資源,可謂富得流油。

    僅看其旗下此次發生滲油的渤海油田,該油田是目前中國海上最大的油田,也是全國第二大原油生產基地,總資源量在120億方左右,僅次於大慶油田。

    ……

    這種合作開發的模式卻成為了中國石油能源的一個隱痛。據記者瞭解到,因為合作開發,多家外資企業已經獲得了渤海灣區域的石油開採權,其中包括康菲石油、菲力浦斯、雪佛龍、科麥奇、德士古、阿帕奇、加拿大王朝能源、EDC等國際能源企業,甚至一些名氣尚小的外資企業。】

    2011年09月07日《齊魯晚報》報導:《康菲掠奪式開採埋禍根 外資來華作業慣用此伎倆》

    【專家透露,按照康菲與中海油的合同約定,2012年年底,雙方就將重新商定合作模式,中海油可以將作業權收回,或者是調整雙方的分成比例,而至2014年,中海油將進一步收回該油田的權益。“康菲很明白,中海油明年肯定會選擇‘收回作業權’,所以,才會不顧地質條件瘋狂開採。”

    掠奪式開採

    “掠奪式開採的一個主要表現是,加大增壓注水電潛泵的功率,也就是加裝變頻器提高電潛泵電機頻率,另一個表現則是,不顧地質條件,頻繁打新的注水井來增加油層壓力,提高採油量。”前述中海石油研究中心專家指出,“這種做法,完全違背了工程技術原理,因為,最初工程設計時並沒有考慮到這種超壓承受力,久而久之,就會使地質狀況出現問題。”

    而這一個觀點,也與七部委聯合調查組此前對“渤海溢油事件”的調查結果非常接近。

    七部委聯合調查組技術組組長、國土資源部地質勘察司副司長陳先達稱,根據康菲公司提供的資料以及調查組的詳細核查,在蓬萊19-3油田B平臺B23號井,本來應該採取分層注水的作業方式,這樣可以防止地層壓力不一形成超壓乃至地層破裂。然而,康菲並沒有遵守這一操作規程,而是採取籠統的注水方式,同時向各個地層注水。

    而在發生溢油的C平臺,在事故發生前夕,康菲公司剛剛新打了一口名為C20的注水井。而正是這一口新井打穿了C25號井製造出的油層高壓區,並由此引發了海洋石油開採中最嚴重的災害———井湧。

    “從各方面來講,打這口新井是沒有必要的,唯一的解釋是,康菲在蓬萊19-3的作業權已面臨交接,為了在短期內盡可能抽出更多的油,康菲不顧地質情況,增加注水井,以進一步增加油層壓力。”一位調查組成員稱。

    這位人士直言,這種合資油田合同到期前“狠撈一筆”的做法,並不是康菲的個別現象。

    中海油得失

    “對於中海油來說,我們對於油井的採油規劃,更看重長期價值,而對外資來說,由於有合同限制,更看重短期價值,這個確實是雙方的分歧所在,但目前,還沒有很好的辦法來規範。”前述中海油內部人士稱。

    而中國石油勘探開發研究院的一位專家則認為,這次渤海溢油事件,可能將對中海油廣泛使用的“中外合作開發模式”形成挑戰。

    ……

    “今天看來,這種模式不僅導致大量石油資源落入外資之手,而且,由於外方掌握作業權,中方缺乏有效的監督條款,從而埋下了類似此次渤海溢油事件的隱患。”上述專家稱。

    前述中海油內部人士對記者稱,根據雙方合作的協定,出於技術保密等需要,中海油甚至沒有許可權“隨時派人到作業方康菲石油的平臺上去實地勘察”。

    “按照慣例,中外雙方的合同期一般不超過30年。”上述中國石油勘探開發研究院專家表示,“現在的中外合營油田大多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簽署的合同,未來合同到期後,中方應盡可能地全部予以收回。”

    根據合作協定,未來兩三年,中海油將逐步收回蓬萊19-3油田的作業權和權益。而康菲,被視為“在合同到期前對該油田進行了‘掠奪式開採’”。】

    筆者認為,中國官員中國國企並非不能批評。當前,存在兩種對國企和官員的批評:一種是南方系類型的,南方系認為,國企及官員的所有惡行和腐敗都是根本性的,是由社會主義和公有制導致的,必須走新自由主義實行美國制度才能解決問題。而中國老百姓則認為,中國國企和官員的問題,如腐敗,唯利是圖,看重企業個體利益個人利益忽視國家和人民利益及長遠利益,這些恰恰是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弊端,這些是新自由主義改革帶來的,而不是社會主義制度和公有制本身的問題。

    眼下,中國的石油資源主要是海洋石油資源,幾乎所有的海洋資源的開發外資都享受至少49%的利潤,再加上外資那有意高估的開發成本,這相當於把中國一半以上的石油資源拱手送給外資。更何況,石油開採主要是用外資的技術由外資管理,而外資在這個過程中承擔了核心工作,一些苦力活則外包給中海油的下屬企業完成。整個過程完全由外資主導。中海油內部人士對媒體稱,根據雙方合作的協定,出於技術保密等需要,中海油甚至沒有許可權“隨時派人到作業方康菲石油的平臺上去實地勘察”。

    我們知道,海洋石油開發成本一般很高,外資企業,如康菲公司,完全有可能任意誇大其開發成本來侵蝕中方利潤,這樣,外資所得的實際利潤估計在60%以上。也就是說,中國把60%以上的石油拱手送給了外資,而外資擔心這些石油股份到期,必然進行掠奪性開採。

    中海油和康菲公司的合作,是中國頭號智囊鄭必堅所鼓動的所謂【中美國】、【中美利益共同體】的典型代表:中國提供資源、提供廉價勞動力,美國負責管理和高科技,美方獲得絕大部分利潤;中國獲得眼前的蠅頭小利,喪失了寶貴的資源、損害了環境。

    中國海洋石油開採,讓外資如康菲公司佔有49%的股權是否太多了?想想美國是怎麼對待中國公司收購美國企業的:因為莫須有的“安全問題”,華為在收購美國3Com、競購摩托羅拉無線網路部門、競購2Wire中皆被美國政府反對,2011年,美國政府還阻止華為收購一家小型科技公司。中國公司要想在美國油田中獲得大量股份,你想都別想。

    筆者建議,中國如果暫時沒有技術勘探開發海洋石油,不妨停下與外企的合作,集中精力攻克海洋石油開採技術。眼下急功近利地與外資合作,為了眼前一點利潤,拱手讓給外資60%以上的海洋石油資源是對中華民族的犯罪。毛時代也曾與美國公司合作勘探海洋石油資源並借機迫使美國企業出讓了不少技術,但是從來沒有給美國企業一丁點中國海洋油田的股份。而今天,從石油勘探到石油開採到具體管理,中國完全讓康菲這樣的企業一手操辦,無限制開發中國寶貴的石油資源,讓康菲獲得絕大部分收益,而中國相關企業僅僅是賣苦力的份——因為由於人力成本高,康菲公司自己做很多週邊工作並不划算,因此又把一些苦力活轉包給中海油下屬企業。這和殖民地有何分別?

    看看美國是怎麼做的:美國多年以來嚴格保護他的海洋石油。美國原油儲量豐富,其探明儲量為37億噸(到2006年),約占世界探明總儲量的2.5%(到2006年)。根據美國國會在1982年通過的法律及老布希在1990年簽署的總統法令,絕大部分近海石油被嚴禁開採,1998年,時任總統的克林頓把法令有效期進一步延長至2012年。

    眼下中海油與康菲公司的合作,完全是不考慮中國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的急功近利行為,但這主要並不是中海油一家企業的錯誤,其實中海油內部也有不少人反對與康菲的合作,反對康菲等跨國企業對中國海洋石油的掠奪性開採,這些情況相關媒體的報導已有一定程度的反映。關鍵問題是康菲之類跨國公司收買了太多的中國高官和美國高官。以上所述這類惡果是中國資改派高官搞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導致的:早在80年代,資改派高官就提出過國家資源【有水快流】的理論,並不惜一切代價引進外資加入WTO,而中國本土企業及企業中的員工也開始只追求個體短期利益最大化,國企高管及地方官員的升遷也完全由短期的企業利潤指標決定,因此出現了中國為了短期利潤,竟然將中國石油資源60%份額拱手讓給外資。康菲、菲力浦斯、雪佛龍等西方跨國公司能獲得中國49%的油田股份,至少得到了中國相關部門的支援和批准。【現在的中外合營油田大多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簽署的合同】,而八九十年代也正是新自由主義資改派官員勢力最強大的時代。毫無疑問,中國出現這樣的產業傾向,出現親外資的輿論文化環境和制度安排,完全是相關官員被外資收買的結果。

    毫無疑問,中華民族真的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
    決戰:CCTV是如何巧妙地為康菲公司免責的?

    2011-09-01

    渤海漏油事件三個月前暴露出來,媒體“群起而轟之”。

    氣勢洶洶、橫眉冷對、千夫所指的對象自然是作為國企的中石油,後來變成國企中海油。仿佛又抓到了一個可以洩憤並趁機摧毀的鐵道部,可以饕餮盛宴一番。

    攻著攻著,更新的內幕爆出來了。中海油的“合作方”,亦即鑽井平臺的“主導者”,是他們一直“跪拜”的“美國大爺”的“康菲公司”。頃刻間,各大媒體“忽然失聲”了。

    新浪、百度、搜狐、騰訊、央視、“南方報系”、人民日報都不見了渤海的漏油,仿佛“忽然間”變成了“一樁小事”,早已堵住並解決了。

    零星的披露似乎僅見于烏有之鄉孔慶東和尚的嬉笑怒駡。正由於這嬉笑怒駡,我才知道,原來渤海的油不僅還在漏,點還多了,面積也大了。

    哎!中國的主流媒體真“孫子”啊,初知國企,破口大駡。又知“洋企”,就一個個癟犢子了。直至今日,也沒見“南方系”出來“炮轟”一句他們的“美國大爺”。

    央視略有不同,近幾日也提康菲公司了。這不?白岩松道貌岸然人模狗樣地出來貌似公允地危襟正坐了。
    怎麼評論?批評嗎?
    是又不是。

    對中海油和北海站,白岩松“的確嚴格”,幾乎“嚴格到了”以猜測去揣度、責備、挑剔的程度。而對於“肇事者”康菲公司卻“輕描淡寫”,大有免責的嫌疑。總是批評自己人,不就是給對方臺階下嗎?

    相關部門,要督促,但肇事者畢竟是“康菲公司”,怎能避重就輕?

    免責就是先做小人,白岩松怎麼說?不要用道德去評價康菲公司,企業的目標都是利益。這麼一來,社會責任感變成了無理的強求。道德評價不能用,怎辦?用法律手段?

    白岩松又說了,中國法律有漏洞,最多只能配二十萬。為了加強洗腦效果,他還引用了環球時報,說康菲公司可能做一個文明的無賴。

    好嘛,法律手段也靠不上了。怎麼辦呢?白岩松說要靠政府、靠輿論、靠公眾。娘希匹的,既然法律和道德都無效,這三者怎麼靠?政府要求,有法律依據嗎?媒體和公眾抨擊,不道德批判行嗎?

    將法律和道德這兩個最重要的途徑堵死了,你說這央視究竟想伸張正義呢?還是想幫助康菲公司免責?康菲是小人,可以依法耍無賴,不就這意思嗎?

    有道是小罵幫大忙,又是一個鮮活的案例了。事實上,除了故意回避康菲事件的右派媒體,包括目前也在關注康菲事件的右派媒體,都在小罵幫大忙,

    康菲需要什麼?
    除了堵漏,最需要的就是可以依法耍無賴。這一點,央視、學者、環球時報幫它做到了,只要大肆宣揚法律有漏洞,中國無法處罰,老百姓也不能道德譴責就足夠了。

    一個中國學者專門去尋找“康菲公司”可以只賠二十萬的“法律依據”,然後廣泛宣傳。不是“狗腿子”又是什麼?法律這東西,你可以自己解釋嘛

    譬如污染,一次罰款二十萬。但污染幾次可以解釋啊。譬如,一毫升算二十萬,連續污染三十天,污染了一百萬次,賠款一下就上去了。既然鬼子鑽漏洞,你也要想犯法,怎麼傻X一樣跟著康菲的調子走呢?

    2010年,美國的加勒比沿海也漏油了,BP拿出了不少於二百億美金。天壤之別啊。為什麼美國可以強迫英國?而中國必須打掉門牙往肚子裏咽呢?

    毫無疑問,美國的法律也不會規定賠款的金額。沒法規定。一平方公里,兩平方公里,十平方公里,一百平方公里,一千或一萬或十萬平方公里,各賠償多少錢,還有深度呢?一米深直到一萬公里深。

    都各自規定賠款的金額?但貨幣也在貶值啊。怎麼可能定額?

    關鍵是你要求賠償的決心和勇氣,有了決心和勇氣,我們的人大和最高法院可以很合理地解釋法律的規定,比如將一毫升油規定為一次污染。

    即使沒有法律規定,就沒辦法懲罰了?至少還有對等原則。你造成了多少損失就配多少,或者徹底清理污染需要多少金錢,就賠多少。不要你賠款,只要你清理乾淨,清理乾淨,這麼簡單的要求完全可以要你花費一百億美金。清理費不是罰款,多簡單的理由?

    事情本來很簡單,但被白岩松之流代表的CCTV搞複雜了。原本緊箍咒在康菲公司身上。經白岩松一評論,這也不能,那也不能,國人反倒沒作繭卻自縛了。

    若沒有幕後交易,象白岩松這樣的“蠢貨評論員”是不是很壞中國的事?

    當然,也可能不是笨蛋,而在於“私心”。將事情拖下去,看中國的笑話。在責備政府過程中,借焦點事件提升知名度和影響力。主流媒體的王八犢子往往就這麼搞事兒的

    難倒,這就是白岩松在自傳和博客中坦言信仰有了危機,自己也時常自私的緣故?


  15. 2011/09/22 於 12:40 patchpieces

    美帝主子線民特務對台灣附庸屬地滲透情蒐無孔不入 台灣自由霉體妓者(美帝買辦傳聲筒)心花怒放毫無所謂

    美國人情蒐無度 豈能無所謂?

    “(美帝中情局外圍的非政府組織)維基解密”所揭露的“美國駐台代表處(美帝駐台總督府)”對台的政治報告經台灣媒體沸沸揚揚的報導似乎已經成為政治醜聞。但是除了矛頭對準台灣各黨(賤骨頭)政治人物“言行不一”,以及他們相互否定的發言紀錄之外,“幾乎沒有” (美國鸚鵡)觀察家對於“美國在台協會(美帝駐台總督府)”的“作風”提出檢討質疑。如今宋楚瑜參選招來各方罵聲不斷,但(美帝前任駐台總督府總督)楊甦棣“囂張橫行”,卻始終不見薪輿。
     
      “(美國鸚鵡)觀察家”譏笑(賤骨頭)政客們勇於內鬥,“其實”他們(美國鸚鵡)只顧嘲諷台灣的(賤骨頭)政客,“放著”美國代表處(美帝駐台總督府)“繼續逍遙”也同樣是屬於勇於內鬥的行為。而連在台協會理事主席都覺得今後美國“情蒐”的風格是否要有所改進,受害的台北(殖民屬地的民主屁民們)卻渾然不覺。
     
      根據“(美帝中情局外圍的非政府組織)維基解密”的內容,兩黨領導人都向“美國駐台代表(美帝駐台總督)”承認,他們在“大選”期間“玩弄”“公投的議題”完全是為了選票,因此籲請美國(主子)不必當真。於是,台灣的(民主屬地屁民)讀者們當然立刻聯想到,當初兩黨(賤骨頭)政客為了“公投”耗費龐大、競相加碼的醜陋鏡頭竟然“都只是”所謂不得不做的選舉伎倆。
     
      美國駐台代表(美帝駐台總督)的政治報告有多少加油添醋或刻意粉飾,外人不得而知。不過,台灣媒體上的(賤骨頭)觀察家一律假定美國人的報告內容是在真實反映台灣(賤骨頭)政客內心所思所想,或反映台灣(美國屬地)政治現狀。這點,則反映台灣(美國鸚鵡)媒體不可思議的天真。

    比如,大家最喜歡提的內容之一是民進黨(賤骨頭)立委暨競選大將管碧玲(美諜線民)“告訴(提供情資)”當時“美國在台協會(美帝駐台總督府)”處長楊甦棣說,民進黨在選舉之後就會把“公投”的議題“拋棄”。不但楊甦棣如此回報,台灣的(美國鸚鵡)媒體也如此相信,只有(美諜線民)管碧玲本人不承認講過這幾個字。
     
      民進黨慣用的“辯論方法”就是(只)承認自己講過某幾個字。最近膾炙人口的正是主席比如蔡英文,她說一九九二年當時海峽兩岸達成協議時雙方都沒講過九二共識這幾個字,“所以沒有”九二共識。(注:同理可證所謂的二二八也根本完全就不存在啦)
     
      但是,(美諜線民)管碧玲如果對她自己有信心,到底講過哪幾個字可以公開告訴大家,不必忌諱,因為她大可說她反正是在敷衍楊甦棣,對(美帝軍政府USMG駐台特首代理人)陳水扁能順利發動公投應該記功,不是記過。但是她對自己沒有信心。
     
      站在競選舞台上的管碧玲叱吒風雲,不可一世,難道她不知道(美帝軍政府USMG駐台特首代理人)陳水扁會隨著群眾與他們在情緒上相互感染,因而採取了事先沒有規劃的激進行動嗎?
    世界上有多少暴力的發生真的曾是事先規劃的呢?
    密室裡的理性充其量是人類生活的一小部分,但是人們卻願意相信那一小部分才是真實的。

      但恰恰相反的可能是,(美諜線民)管碧玲在密室內看似理性的向楊甦棣(駐台總督)提供“情資”,完全不能約束(美帝軍政府USMG駐台特首代理人)陳水扁在選舉戰場上的煽動力,更不能決定管碧玲自己在受到選民情緒感染後的反省方向,自然也就不足以預估事後的政策走向。

      簡言之,(美諜特務)自密室裡向美國人(主子)提供“情報”受到了密室的環境所影響,(傀儡)人的思維與考量都受到特定的制約。為了取信美國人(主子),兩黨(賤骨頭)政客在密室裡什麼話都會說,為的是(爭寵幸)爭取美國(主子)的支持,這就像他們上了選舉舞台為了爭取選民的支持也是什麼都會說。

     以(爭寵幸)爭取美國人(主子)為動機的“情報”算不算真的情報?還是更像是揣摩美國處長(駐台總督)的“期望”所“配合演出”的戲碼?
    (駐台總督)楊甦棣寧可把這些別有居心的“情報”寫進政治報告,應該有他自己的仕途考量,也有他的情感考量。

      (駐台總督)楊甦棣支持(美帝軍政府USMG駐台特首代理人)陳水扁的情感經常溢於言表,所以情感上,他要相信的就是陳水扁是理性的。他也要讓他在國務院的上級相信(美帝軍政府USMG駐台特首代理人)陳水扁沒有失控,所以他的“工作”做得還不錯。

      (美帝駐台總督)楊甦棣四處“蒐集情報”來證明朝野兩黨的“公投(表演)”都是假情假意,並順便“恫嚇”他們不要因此而犧牲與美國(主子)的信任關係。所以看得出來的是,他這個報告是在他對台灣政治發展已經全面失控的情況下想方設法向國務院邀功表態,誇示成績。
     
      可見,美國人不瞭解台灣朝野(賤骨頭)政客“傳承”的“(皇民台奸特權買辦)殖民地文化”與背負的(美蔣權貴)內戰陰影,因此想不到一個領導百萬選民的政客及其策士們的“卑微心態”,也就不懂他們與自己是在玩“上下交相賊”的縱囚論。

      台灣(美國鸚鵡)媒體不能接受台灣(賤骨頭)政客”說一套做一套“,其實,台灣(賤骨頭)政客說的或做的豈只一套?這就是為什麼密室政治愈來愈重要,否則面對每個不同的人彼此揣摩(爭寵)討好拉攏的戲碼就會被其他人看到聽到。
     
      然而,要說這些劇本中哪個是真的,哪個是假的,根本說不準,畢竟沒有一個密室的戲碼能決定另一個密室的戲碼會脫線到什麼極端程度。這也是為什麼“駐台代表(駐台總督)”的(美諜特務)“情蒐”雖然都算是真實的,卻只能是特定時空場合的真實,不是全部的真實。
     
      故若說美國處長“囂張”,毫不為過,台灣(賤骨頭)政客表情逼真地“提供”他“情資”,與美國處長(駐台總督)稱兄道弟無非就是利用美國處長的理性姿態來治療自己捲在塵俗鬥爭中的苦悶,因而縱容了“美國在台協會(美帝駐台總督府)”以為美國(主子)“無所不能”,對台灣(賤骨頭)政客可以“招之即來”,進而無所不知。

    實際上,從美國的政治報告看出來,美國知道的恐怕就是十分之一而已,其他十分之九與所知道的十分之一,彼此間沒有直接關聯,因為“後殖民的(賤骨頭)政客”們在進出不同(動態)情境時,在(現實投機又勢利)人格上是“精神分裂”的(動態道德觀),在思想上是“玩世不恭”的(動態道德觀)。

      現在戲怎麼演下去?
    為今之計,就是請(站起來。走出去。跪下來)外交部召見美國在台協會處長(美帝駐台總督),對他們“無所不在”地“情蒐”及對台灣朝野領導人的“滲透”表達嚴重抗議,並對於在之前大選中“如入無人之境”的楊甦棣(駐台總督)列為不受歡迎的人物。這樣,對今天還在“情蒐”的司徒文才有警惕。

      時而理性,時而不理性才是台灣的真實。今天應該立刻把楊甦棣(前駐台總督)列為不受歡迎的人物,若將來有一天民進黨(賤骨頭)再執政反正還是可以“歡迎”他當座上賓。
    “表演”台灣(附傭屬地)政治中的斷裂與“荒誕”就是給美國(主子)最好最真實的“情資”。由於這個“懦弱逢迎”的陰暗面只給美國(主子)看,所以仍算是台灣人對美國的友好。

    文/石之瑜

    2011-9-22 中評社


  16. 2011/09/23 於 11:27 patchpieces

    解構Wikileaks維基解密

    帶路黨將更加瘋狂–維琪解密暗含殺機

    文/mp83412-08

    2011-09-23 民聲網

    成立于2006年的“維琪解密(Wikileaks)”一直以來以其神秘而引發人們的猜測和質疑,2010年因“洩露”大量駐阿美軍的秘密檔而引發的軒然大波,讓“維琪解密”名聲大振。“故作震驚”和嚴重關切的姿態讓美國人在世人面前撇清美國與為“(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干係的質疑,同時也引起世界各國高層的關切和不安。
    沸沸揚揚的洩密事件最終不了了之,“維琪解密”毫髮無損,依舊安之若素。然而從此這柄高懸在世界各國政府頭上,特別是中國政府(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官員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更加神秘、玄妙、暗藏殺機。

    許多的事情的黑幕平頭百姓是很難瞭解的。但卻不能阻止人們的揣測和質疑。
    其一,(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為誰而設?
    其後面的“真正運作者”和“資助者”為誰?
    “為誰服務”?
    受誰控制?

    其二,(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的重大洩密事件的對象什麼偏偏是美國?
    為什麼洩露的是些【看似重要,而非核心】的東西?
    美國人對凡是涉及到國家利益的、再困難的事情都可以擺平,卻對小小的維琪解密卻“無可奈何”,真有些“令人匪夷所思”了。

    其三,默默無聞的(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為什麼偏偏在2010年這個重要的年份【被美國人炒的紅紅火火】,令世界許多國家和政要心驚膽戰,坐臥不安。

    其四,下一步,(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將如何動作?

    帶著這些問號,我們不妨對“維琪”的“本質”做一番大膽的推測:
    1、“(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是美國或世界資本集團的一桿槍,“隨時(選擇重要之關鍵時刻)”可以(調整槍口)射向他們想要射向的國家和目標。
    2、隨著美國的戰略重心轉向亞洲,中國成為其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戰略目標。配合中國的三十年“(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改革開放”,美國對中國全面的“滲透”、圍堵和“控制”基本完成。於是被升級的“(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成為針對中國的的重要武器。成為戴在中國重要(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高官和“帶路黨”頭上的“緊箍咒”。
    3、洩密事件“不過是”美國人“自演”的一場“苦肉計”,在世人面前表明他們與“(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沒有關係,以便於他們今後的暗箱操作。
    4、“(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的下一步將念響套在中國(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高官和“帶路黨”人頭上的緊箍咒。以加快中國的“(普屎接軌)政改”步伐,“逼迫”“帶路黨”人鋌而走險。力爭在十八大紅二代掌權之前,實現中國的“顏色革命”。

    最近“(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拋出了一份美國要保護的中國精英名單,震驚了中國的某些官員和(買辦)精英。這份名單的“設計(透露出)”和運作“十分的高明”:
    1、名單成員基本上都是分量較輕的人物,包括一些離退休的官員和“(普屎派)公共知識份子”居多。因此對中國的整個“帶路黨”的力量不會有什麼太大的損害。但是卻對中國的(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自由化)高官和“帶路黨”起到了巨大的“威懾作用”——不聽(美國主子)話、心存貳心、不努力工作會死的很慘!
    2、這份名單只是說是美國(主子)要保護的人員名單。並沒有說他們有什麼危害國家和人民的間諜和漢奸行為。在今天“中美國(G2)”政治氣候下,這些人是安全的。但明眼人都知道他們就是“危害”國家和人民利益的“間諜漢奸”。因此這份名單既保證人員的安全,又起到了“巨大的威懾作用”。還同時表明這件事與美國(主子)無關。美國人做事也要對得起聽他們話的“走狗”。不能讓他們過於寒心,畢竟今後還要用得著他們。
    3、美國人另一方面也給中國政府出了一道難題。如果政府查辦這些人,沒有充分的理由。同時也會給美國人以口實,招來許多的麻煩。如果政府“不作為”。就等於是“縱容”“漢奸賣國”行為,中國的“帶路黨”將更加是“無忌憚”和瘋狂。這是美國人“希望”看到的。
    5、美國人在中國實施的“戰略”一直非常順利,但今天卻遇到了瓶頸。“(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改革開放”的“騙局”已經被人民“看穿”,時至今日(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已“無法進行”下去。中國上下怨聲載道,窮則思變。特別是“毛澤東熱”持續升溫。長此以往,美國對中國的戰略很可能因此而“破產”。因此美國“需要”繼續“綁架”中國手握重權(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高級官員,力推“(普屎接軌)政治改革”。同時要“逼迫” “(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普價值派”和“帶路黨”人跳牆。力爭在紅色勢力形成氣候之前,在十八大紅色力量掌權之前——提前實現中國的“顏色革命”。

    近期中國的“右派精英(帶路黨)”也開始了一系列的“與之配合”的動作。
    1、8月份胡德平(胡亂邦子)主持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座談會提出中國共產黨有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拉開了“顛覆”中國共產黨的大幕 。
    2、“出籠”一系列否定鄧小平的文章,精英(買辦)們的屠刀由原來指向毛澤東,開始指向鄧小平,再繼後將指向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
    3、借助“ 71” 講話中的和諧與深化” (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改革開放“做”煙霧“,加速中國”全面私有化(注:南方系和鳳凰系黨內掏光養賄買辦勢力配合著國際壟斷資本心急之所在,最近目標對準著中國戰略產業-高鐵的私有化)“進程和”全面對外開放“。
    4、繼續“加劇通貨膨脹”、土地流轉、“強制拆遷(注:南方系地痞自由派買辦媒體再貓哭耗子假惺惺頻大肆報導地方民眾上訪冤屈)”和城鎮化。加大貧富分化和惡化民生,推波助瀾,逼老百姓跳牆(製造社會動亂)。

    “(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的“出籠”和升級“恰逢”國際形勢變化的重要關頭。
    恰逢中國身陷美國設置的種種“陷阱”而焦頭爛額之時,它正成為“震懾”和“綁架中國”,甚至讓中國徹底翻船的“重要武器”。
    1、“配合”中國對美國的心理依賴和物質依賴——“中美國(G2)”。使得中國“無法實施”“棄美聯俄”這樣的戰略調整。
    2、“配合”對中國的“(圍堵遏制中國)軍事包圍”——形成軍事和“心理威懾”。
    3、“配合”美國和歐洲的債務(泡沫)危機陷阱——讓中國繼續流血(清朝中國的賠償),直至傷及元氣。
    4、借助國際重大事件,讓中國丟人失道,讓中國失去國際威信,從而孤立中國。同時在中國周邊“培養”狼群(正因為中國喪失道義力量所致。)
    5、通過歐洲在中東和非洲的軍事提升,為美國減輕了軍事負擔,讓美國將精力和力量移向中國。
    6、俄羅斯的綏靖政策也為美國整治中國提供一個絕好的時機。再加之日本強硬派的上臺 。攻擊中國的日子正一步步向我們逼近,在即將到來的較量中,我們將看到(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2011-9-23 

    附 文:

    中情局此次很失策──戳穿“南方系”炒作“維琪解密”的把戲

    文/CrackCIA

    前不久,(漢奸買辦帶路黨)為了嘲笑與“恐嚇”《中國不高興》之類的愛國主義思潮,“南方系”員工某報副主編劉原“得意忘形”,說出了這樣的話:
    “我告訴朋友,在”四大(外資掌控)門戶“中,QQ的總編輯是前南方週末的陳菊紅,搜狐主管博客的趙牧是前南方週末的、劉同學新征是新京報來的,新浪也有不少前南都和新京報的舊人,而網易就不用說了,從副總裁、總編輯、副總編輯、總監甚至到各個頻道的主編,大部分都是南方報業出來的。 ”

    最近,被“南方報系”控制的騰訊網掛出一則新聞:《維琪解密網公佈40萬份伊戰檔 稱逾10萬人喪生》:

    “維琪解密”網站創始人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對美國「有線新聞網(CNN)」說,這40萬份伊戰檔逐層記錄了伊拉克戰爭6年時間裏,美軍在伊拉克作戰的情況,包括美軍紀錄他們所見、所聞以及所做事情的報告。

    這些檔中紀錄到,6年來,有10.9萬人在伊戰中喪命,其中63%是伊拉克平民;與此對比,此前的報告稱,9年的阿富汗戰爭導致2萬人喪命。對此阿桑奇表示,伊拉克戰爭的喪生人數是阿富汗戰爭的5倍,與阿戰相比,可謂是一場名副其實的“大屠殺”。
    (http://news.qq.com/a/20101023/000682.htm )

    這則新聞通過QQ資訊彈給每一位線上的QQ用戶,這是一條被騰訊最高級別、最大規模“宣傳”的新聞。上次騰訊網“塑造”那個飛機失事被摔死的波蘭親美總統廉潔形象的“假新聞”至今還讓人記憶猶新,我當然不會相信一貫“極端親美”的“南方報系”會改邪歸正——如此“高調”地“宣傳”對美國“不利”的消息,簡單分析一下便可知,事情的確“並非那麼簡單”——因為“10萬人喪生”【根本不需要】那個什麼“(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來解密,美國軍方前不久早已“配合”“伊拉克傀儡政府”公佈了這一數字。

    我們來看看早先的報導:

    據新華社電 美國軍方發佈的資料顯示,將近7.7萬名伊拉克人2004年1月至2008年8月期間死於戰火。

    法新社15日援引這項統計報導,63185名伊拉克平民和13754名伊拉克軍人在這段時期死亡,至少121649名伊拉克平民和軍人受傷。

    不過,美軍統計資料“遠低於”伊拉克官方和一些外國機構先前統計資料。

    按伊拉克人權部去年10月發佈資料,戰火致使85694伊拉克人死亡,147195人受傷。英國非政府組織“伊拉克死難者清點”統計顯示,2003年以來,98252名至107235名伊拉克平民死于戰火。

    (《美國軍方發佈的資料顯示伊拉克4年間7.7萬人死於戰火》
    http://news.sina.com.cn/w/2010-10-18/072218246511s.shtml

    這篇報導中所謂的“遠遠小於”是如此地蹩腳——7.7萬人與10萬人相比算不上什麼“遠遠小於”,伊拉克傀儡政府和有關媒體也不必裝出咬牙切齒貌似公允的樣子,報出這個美國軍方期望的“10萬人”的數字。第三方機構的調研結果以及各種側面資訊早已讓這個被隱匿的數字從被炮製出來的一刻起就已缺乏說服力,很難取信於世界人民。

    世界著名的英國醫學雜誌《柳葉刀》12日刊登調查報告說,自2003年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以來,已有65.5萬(近百萬)伊拉克人死亡。

    布魯姆伯格公共衛生學院的博爾哈姆博士說,研究中使用的資料統計方法是非常可靠的。該學院的美國和伊拉克流行病學家在伊拉克的47個地方對1849個家庭、12800多人進行了抽樣調查,問題包括家庭成員的出生、死亡和移民情況。研究人員還指出,被調查物件中80%的人都能提供家屬的死亡證明。結果顯示,受訪家庭中共有629名家庭成員喪生,其中87%發生在伊拉克戰爭爆發後的40個月中。

    (千龍網:權威報告揭示伊拉克戰爭驚人死亡人數 2006年10月13日
    http://news.sohu.com/20061013/n245771625.shtml

    自伊拉克戰爭以來,伊拉克共有多少人因暴力事件而喪生?
    英國調查機日前公佈的一項調查稱,伊拉克的戰爭和暴力衝突也許已經導致多達120萬人喪生。

    據英國《觀察家》9月16日報導,英國調查機構ORB在伊拉克對1461名18歲以上的成年人進行了抽樣,詢問這些人的家庭中有多少人死於暴力而非自然原因,結果推算出這一令人震驚的死亡數字。

    (中國日報網:伊拉克戰爭和暴力衝突死亡人數已超盧旺達大屠殺 2007年09月19日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7-09/19/content_6751718.htm)

    自伊戰以來,大量伊拉克婦女失去了丈夫和男性親屬。伊政府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伊拉克目前有300萬寡婦,其中包括在薩達姆政權時期失去丈夫的婦女,她們多數人沒有接受過教育,處境艱難。調查稱,大約74萬伊拉克寡婦已經成了家庭的頂樑柱。

    “國際樂施會”執行長霍布茲說:“婦女是被遺忘的伊拉克受害者。”“樂施會”訪問1700名婦女後發現,主要是由於2003年美國領導入侵,35.5%受訪者成了一家之主,“將近25%未能結婚”。

    (美軍撤離伊拉克 300萬婦女成為戰爭寡婦
    http://www.ccvic.com/news/guojixw/20100819/199985.shtml)

    《柳葉刀》雜誌是一份權威的醫學雜誌,其在2006年公佈的抽樣調查的調查報告顯示伊戰死亡人數(直接和間接)達到65萬之眾;英國調查機構ORB在2007年公佈的抽樣調查是死亡數字達到120萬之眾;樂施會前不久的抽樣調查結果顯然更加令人觸目驚心:“伊拉克目前有300萬寡婦”,儘管媒體在報到時非要扯上“薩達姆政權時期”,但是樂施會執行長霍布茲已經明確指出“主要是由於2003年美國領導入侵”——以美國為首的侵略軍是造成伊拉克平民大量死亡的罪魁,這是無法推卸的。

    (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此時“解密”的“真實用意”就是要告訴公眾,不要聽信柳葉刀、ORB或者樂施會,“要相信”美國軍方和伊拉克“傀儡政權”。透過這個事件也是我們能夠進一步看清楚,給美國政府和美國軍方“製造麻煩”的“維琪解密”很可能是美國中情局為“製造共識”打造的“反對機器”。

    隨著美國精英統治集團“製造”的各類“卑劣事件”逐漸被披露,以及喬姆斯基等良知學者矢志不移的批判公眾已經逐漸地覺悟。前不久喬姆斯基來中國,中國自由派“大肆宣揚”喬姆斯基並非左派。事實上,這個事實更好地揭露了美國的本質。喬姆斯基本身的確並非左派,而是一個真正的捍衛美國憲法、捍衛自由精神的自由主義者。他從來也不會徹底懷疑美國的統治秩序,比如喬姆斯基從感情上就無法接受911事件是美國統治集團的陰謀這樣的真相。就是這樣一個人,因為按照美國憲法精神批評美國的某些霸權做法,竟然被美國主流媒體封殺。而美國那些真正的左派共產主義者、毛澤東主義者的聲音,早就被美國統治階級消滅得一乾二淨了。

    美國統治集團通過“操縱媒體、隱瞞資訊”、“製造假新聞”的“手段”來“製造共識”的做法,越來越不能取信於公眾。於是,「中央情報局』便“製造”出“維琪解密”這麼個“反對機器”,通過反對機器的口表達“他們所要表達”的資訊。自由市場上討價還價的做法被「中情局」移到了輿論戰中,而“維琪解密”實質上就是替美國政府要價的“托”。我們不妨來演練一遍輿論市場上這場“討價還價遊戲”:

    公眾:伊戰7年來到底有多少人死亡(這件衣服多少錢)

    美國軍方:伊戰死亡7.7萬人(1/7.7萬)

    第三方機構:應該是120萬到300萬(張家店標價1/120萬,李家店標價1/300萬,你怎麼要1/7.7萬)

    維琪解密:據“解密”的權威資料是10.9萬(我朋友是開服裝廠的,這件衣服成本1/10萬,這個價已經很合算了)

    然而,「中情局」這次玩得並不高明,它低估了世界人民的智商以及對美國霸權的仇恨情緒。把一百萬的死亡數字“壓縮”到十分之一,這本身就“很難有說服力”。倒不如痛快些,讓“維琪解密”把真實數字打個折,解出個“五十萬”,想必倒是能蠱惑不少民眾。畢竟“維琪解密”除了要做「中情局」的“托”,充當美國主流輿論的“反對機器”,協助“製造共識”。它的更加重要的“任務”卻是要“遏制”共產主義、伊斯蘭世界以及一切“反美”力量。看看“維琪解密”上對中國叛逃的“民運分子”的【極端美化】以及對朝鮮社會主義政權的【惡毒攻擊】,這一切不是“顯而易見”嗎?
    「中情局」的“做法”便是在10條解密資訊中放進9條“無關大局”公眾又未曾聽聞的,再放進1條【假新聞】,而這條【假新聞】才是其“真正要表達的東西”。“維琪解密”處處【裝出】一副與美國政府勢不兩立的樣子,不過就是為了騙取一般民眾的信任。美國特工主導或參與綁架(暗殺滅口)別國總統都不是一次兩次了,“解決”一個小小的網站還不是“易如翻掌”。

    而“南方報系”等“普世價值派”“一反”一貫“美化美國(主子)”的做法,大肆炒作“(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受過奧巴馬接見的向熹等人恐怕早已深知“維琪解密”與中情局的真實關係,我們不妨摘兩段“南方系”的觀點看看:

    普世價值派把“(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打造成西方資本主義世界言論自由的典範,不過是又一次地販賣私貨。而某些“主流媒體(含央屎)”頻頻報導“維琪解密”的新聞,不過是再次充當了“蔣幹盜書”的愚蠢角色。諾貝爾和平獎事件殷鑒不遠,那些拋棄社會主義價值觀、匍匐在西方資產階級普世價值觀腳下的“蠢物”們為什麼就不能吸取教訓呢?

    是否危害國家安全的標準究竟是什麼?
    1930年代美國大法官休斯裁決:必須到了諸如公佈軍隊行動日期、人數和地點那樣的程度,政府才有“預先禁止”新聞的合法理由。

    在1971年的“美帝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秘密文件案”中,該裁決再次被援引。而如果依照這個標準,“維琪解密”的阿富汗軍事機密檔不能算作“洩密”。

    於是,阿桑奇在面臨美國的指責時絲毫也不退讓,並表示將持續公開這批文件。
    ( 南方週末 – 維琪解密:負責洩露一切
    http://www.infzm.com/content/48846)

    南方週末“渲染”“維琪解密”如何不畏強權,一面代替美國政府套用美國的法律說“維琪解密”的行為不違法,潛臺詞就是維琪解密雖然被美國政府譴責,但是美國政府依然遵照法治原則,沒有將其“非法”關停。

    “維琪解密”之類網站的存在,大大約束了美國軍方和政府機構的權力,減少了這些人肆無忌憚使用權力,並威脅到美國以及全球利益的可能性。

    (鳳凰網七犀鳥:美國為何不起訴“維琪解密”?-南方報網 觀點
    http://opinion.nfdaily.cn/content/2010-07/29/content_14280742.htm)

    鳳凰網的這篇文章更加直接,把維琪解密的存在描繪成約束美國政府絕對權力的典範。

    一場「中情局」“導演”的‘數字遊戲“,絲毫不能洗刷美帝國主義的深重罪孽。不論7.7萬還是300萬都不過是一串數位,但壘成這一串數字的是一個又一個曾經鮮活的生命。這些生命是那麼的抽象而遙遠,因為這一切此刻不是發生在中國,我們難以感同身受。然而,他們也都是妻子的丈夫、父親的兒子、兒子的父親。

    美國“侵略”伊拉克七年,如今留給伊拉克的是什麼:政府低效、傀儡政權幾乎無力恢復社會秩序;戰亂不斷、自殺性襲擊事件時有發生;物價飛漲、廣大人民基本生活沒有著落;缺醫少藥,貧困民眾只有等死;兒童生活在恐懼之中,年輕一代生活在絕望之中;300萬婦女失去了丈夫和男性親屬,74萬伊拉克寡婦已經成了家庭的頂樑柱,處境艱難……
    今日的伊拉克仿佛“人間煉獄”。而罪魁禍首卻是美國那幾個石油、軍工寡頭——他們的所作所為僅僅是為了滿足一己之貪婪。正如電影《阿凡達》所展示的情景,誰讓伊拉克人民錯生在這片蘊藏著“黑金”的沃土之上呢?

    普世價值派“聲嘶力竭”地為美國主子“叫囂”——美國“入侵”伊拉克是為了給伊拉克人民帶去民主。
    焦國標要給美國大兵帶路,為“解放”中國甘做美國精確制導炸彈下的亡魂;
    劉曉波要讓中國做三百年殖民地;
    方舟子聲稱“薩達姆政權的土崩瓦解,無非是再一次證明了‘失民心者失天下’這條樸素的公理,對所有的國家政權,特別是專制獨裁的政權,都是一個警告。但願永遠不會有中國人民被欺壓、絕望到只能求助外國軍事勢力來解放自己的一天。”

    “民主”,“民主”,多少罪惡假汝之手。普世價值派鼓吹的“民主”,不過是捍衛資產階級私有產權的“金主”。
    六十年前早已引入這套“金主”制度的(民主)印度今天又是怎樣的景象呢?
    兩、三百萬貧民聚集在孟買的貧民窟,幾萬兒童無家可歸,流浪街頭。
    印度和伊拉克的歷史及現實告訴我們,“民主”、“自由”的不過是普世價值派的漂亮說辭,隱藏其後的卻是美帝國主義的鐵血手腕和罪惡目的。

    “(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在中國的聲名鵲起不過是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編織”的“謊言”大幕的小小一角,但是更具“欺騙性”。正當人們驚喜地看到“維琪解密”爆出美軍在伊拉克濫殺平民、公開“阿富汗戰爭日記”,期待著“維琪解密”解出更多美軍內幕的時候,“維琪解密”這一次終於為其主子——「中情局」幹了回正事,不料「中情局」竟如此地摳門,讓“維琪解密”露出馬腳。

    而中國的“普世價值派”則“配合”維琪解密演起“雙簧”:

    “維琪解密”檔稱美軍無故射殺伊拉克平民
    南方網 2010-10-24 09:57
    http://news.southcn.com/i/2010-10/24/content_16958815.htm

    維琪解密公佈40萬份伊戰檔 曝美軍虐囚細節
    新浪 2010-10-24 08:32
    http://news.sina.com.cn/w/2010-10-24/083221340494.shtml

    維琪解密公佈海量伊戰秘檔 呈現駭人聽聞細節
    搜狐 2010-10-24 06:33
    http://news.sohu.com/20101024/n276326295.shtml

    揭秘維琪解密:華府眼中釘
    香港文匯報 2010-10-24 02:2
    http://trans.wenweipo.com/gb/news.wenweipo.com/2010/10/24/IN1010240005.htm

    維琪解密曝光40萬份伊戰密件:6成死者是平民
    QQ 2010-10-24 01:17
    http://news.qq.com/a/20101024/000038.htm

    千篇一律的報導——“無故射殺”、“虐囚細節”、“駭人聽聞”——“看似”義正詞嚴地指責美軍,卻又【全都迴避】美軍殺害伊拉克平民的“真實數字”,首肯默認“維琪解密”的10.9萬便是在間接否認120萬,妄圖減輕美軍罪責。然而,民眾似乎並不買賬:

    看看騰訊網後面的網友評論吧,這恐怕也是普世價值派所始料未及的。騰訊網的編輯們如果不刪除跟帖,評論裏反美、親毛的聲音就會一直占上風。騰訊等南方報系媒體要想控制線民思想,現在已經很難。民眾一旦覺醒,謊言便無法繼續。
    http://comment5.news.qq.com/comment.htm?site=news&id=26442308

    騰訊武漢市網友 bfs2010-10-23 11:29:07

    才10萬嗎??起碼是50萬才對!
    不要看維琪好象是反美的,其實他們中間有很多的美國要人,他們反美是有一定的理由的,或許是這樣的原因,或許是那樣的原因,但是在涉及到美國的根本利益的時候,還是要說假話的,這裏有更深層的因素,不管怎麼說,狗咬狗總是好事情,可以從中分化美國的.

    回復支持[6427]

    從前幾年的CNN在西藏事件上的造假,到最近主流媒體在汪暉事件到方舟子事件上的歪曲性報導,一系列事件已經教育了廣大民眾。當前絕大部分民眾已經覺醒,他們開始本能地懷疑美國的主流媒體如CNN等,也開始本能地懷疑中國的主流媒體如南方報系、騰訊等門戶網站、央視CCTV及炎黃春秋等右翼雜誌所提供的資訊。由於中國存在葉利欽式的人物,當前黨中央除了對人民網還有部分控制力外,其他所有的主流媒體幾乎都已被中情局所隱性控制。而此次維琪解密網站事件,更加證實了維琪解密網站不過是中情局為了給世界人民洗腦所玩的“無間道”把戲!美國為了控制世界輿論、為了給全世界人民洗腦可謂絞盡腦汁。

    然而仍然有少部分的所謂的學者、線民,至今仍然易受「央視」、「南方報系」等主流媒體誤導。比如前不久的方舟子-肖傳國案,某些學者竟然片面相信「央視」、南方報系等主流媒體所傳達的來自方舟子的單方面聲音,竟然完全沒看肖傳國一方的聲音,甚至連亦明的文章《方舟子惡鬥肖傳國始末》(見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1009/183405.html )都沒看過就對方-肖案妄下定論。

    在一個階級鬥爭激烈的年代裏,在一個資訊充分湧流的年代裏,幾乎對任何事物任何人物的評價(比如對美國、對毛澤東、對改革、對轉基因、對朝鮮……)都出現了兩種對立的聲音。如果你僅僅接受央視CCTV、美國CNN、中美國南方報系等媒體的資訊,而沒認真研究過烏有之鄉等獨立媒體的聲音,那麼“恭喜”你,你已經被中情局高度洗腦了。善良的人們,為了不被中情局洗腦,你們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心,一定要學會全面地掌握、理性地分析來自正反兩方面的資訊!

    附 文 1:

    “最大洩密案”疑似中情局導演

    作者:夏河年

    烏有之鄉 2010-8-5
    點擊數:2321

      “維琪解密”似乎揭露了不少阿富汗戰爭內幕,包括濫殺平民、事後掩飾、未審先殺、巴情報機關暗助塔利班,等等,主要是2004至2009年底,駐阿美軍及情報人員撰寫的秘密報告。“維琪解密”創辦人阿桑奇希望這批公佈的秘密檔能像當年公開的東德秘密員警檔案那樣引起震撼,並提到戰爭罪,美國媒體認為這是美國歷史上最大的軍事情報洩密事件,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詹姆斯•鐘斯發表聲明說:“美國政府強烈譴責個人和組織洩露機密資訊的做法,這樣做會把美國人和我們合作夥伴的性命置於危險境地,威脅我們的國家安全。”

      希拉蕊在越南說,南海的主權爭議牽涉到美國的國家利益,這不是暗示而是明示要介入南海之爭,當即遭到中國外長楊潔篪的反駁,中華兒女更是群情激奮,並且出現了在美軍完成部署前的現在立即派兵教訓“越南猴子”的呼聲。在下對此不以為然,因為如果現在就對越南動手術,正中希拉蕊的下懷,中她老人家的下懷還不如中萊溫斯基的下懷呢,反正不比買彩票中了塊香皂更有意思。真要是幾句話就能挑起一場戰爭,希拉蕊會比見到女兒切爾西豪華的婚禮場面更開心,而我們則違背了“讓別人生氣而自己不生氣”的原則。啥時候動手術合適?答案是中國經濟的發展面臨巨大困難的時候,到那時,就輪到咱大規模開發南海了,開發商作業,解放軍護駕。我領海範圍內的越南建築統統是沒有經過咱國土局審批的,未來的南海市國土局也不會追認,開發與拆除違章建築同時進行。

      說到正中下懷,我突然覺得世界媒體正中了美國情報機關的下懷。真正機密的檔,如果有的話,維琪解密並沒有披露,而到處張貼的那些“秘密資訊”,在我看來,第一談不上有多秘密,因為在此之前大家就知道不少;其次,“嚴重傷害國家安全”完全是誇大其詞,除非有大料爆出,不信等著瞧,沒啥大不了的;最後,怎麼看怎麼覺得那些“機密資訊”的“披露”像是中情局的策劃。我們先看幾條媒體沾沾自喜的“秘密資訊”,看看有沒有美國情報機構蓄意而為的嫌疑。

      聯軍的攻擊行動共造成144宗涉及殺死平民的事件,導致最少195死174傷,但這些濫殺錯炸事件大多秘而不宣,掩飾了事。
      析:前後6年,致平民195死174傷,真要是這樣,我說句不好聽的話,那些入侵者即便不是“文明之師”也差不了多少,你這是揭露聯軍醜聞呢還是為聯軍塗脂抹粉?美軍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寧可錯殺一千也不放走一個”早就不是什麼新聞。

      秘密行動小組“黑色”特種部隊373,未經審訊下,擊殺或生擒目標人物,多達2000名塔利班高層及基地目標人物,被列入他們的“擒殺名單”,通常是直接擊殺目標而無任何生擒的意圖,共計抓捕殺死塔利班高價值目標的中等和高級指揮官2058人。這支部隊亦有誤殺平民、女人和兒童,甚至是擋路的阿富汗員警,事後盟軍通常只會向被殺平民的家庭作賠償了事。在2004年到2009這六年共殺死塔利班5萬8千多人,而從2001年到2009年10月為止共殺死敵軍10萬4千人。
      析:看起來就像是入侵阿富汗的“文明之師”正在阿富汗幹著該幹的事,偶爾會出點小錯,沒啥特別的,並順便恐嚇塔利班:爾等都已經在我的刺殺名單上,最好是躲在叢山峻嶺裏別跑出來,不然會小命不保,混入平民中也不管用,我們經常是不加區別的。花3年抓捕,花5年審判,美國電影看多了吧你?有了美軍阿帕奇直升機在伊拉克向平民亂槍掃射墊底,這些算什麼呀!真要是有那麼多塔利班士兵和高價值目標被消滅,塔利班現在還能存在嗎?現狀是塔利班已經捲土重來。美軍入侵阿富汗後,塔利班一直在避開美軍鋒芒,到被推翻時,武裝力量並沒有受到重創,後來則與美軍打起了遊擊戰。當然,加上被消滅的“小恐怖分子”是可能有那麼大數量的。

      最少有180個情報檔案質疑,巴基斯坦情報局為塔利班提供了資源、避難所甚至是武器,允許其情報機關的代表直接與塔利班秘密會面,商量建立武裝組織網路,打擊駐阿富汗美軍的戰略措施,巴基斯坦政府涉嫌秘密給塔利班提供指導和幫助,例如2007年4月,巴基斯坦情報人員將1000架電單車,給了一個和塔利班有關係的網路,這批批電單車可能用作自殺式炸彈襲擊。
      析:戰前巴基斯坦和塔利班是非常親密的盟友,巴情報機構和塔利班的親密關係舉世皆知,只是在美國入侵阿富汗前夕,在美國的威脅下分手。時任總統的小布希對巴基斯坦說:要麼支持我,要麼挨打,不許中立。此後,美國對巴基斯坦是威脅利誘並重。傻子才會相信巴基斯坦和塔利班頭天如膠似漆第二天便打起了生死架,美國有那麼天真嗎?這就好比一對因為非感情因素而分手的情侶,偶爾還會私下幽會,舉世皆知的關係算什麼機密?今日“解密”,恐怕還是警告巴基斯坦吧?不錯,巴基斯坦是因為倒戈而得到了一些美元,但巴國從此陷入了無休止的暴力迴圈中,談不上虧欠美國什麼。

      塔利班武裝在2007年用導彈擊落了1架直升機可能導致1名加拿大軍人死亡。
      析:這一點被廣泛理解為揭露美國隱瞞塔利班具有這種武器的資訊,實際上我們可以換一個角度理解,那就是:戰爭爆發後,加拿大死了1名外交官、2名記者、2名援助人員和140多名軍人,而塔利班手裏的導彈6年內總共才打死1名加拿大軍人嘛,根本不必當一回事,小弟們別忙著撤,留下繼續幫幫老大吧。

      被問及白宮是否會採取措施、迫使維琪解密停止公佈檔,白宮發言人羅伯特•吉布斯回答說:“我們只能請求掌握這些秘密檔的人不要繼續對外公佈。除此之外,我們無能為力”。
      析:這話被廣泛理解為美國對自由價值的崇尚並被某些人表彰,而實際上,除非你有對抗的手段,否則的話,為了“美國的國家利益”,啥事他都敢做,包括自由地捏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情報以及虐待戰俘、掃射平民。

      據說是由於洩密者愛國心尚存要求把“傷害減至最小”,“維琪解密”網站同意暫時扣起其餘1.5萬份機密檔,總之是迄今為止世人並沒有看見爆什麼大料。實際上,對於已經公佈的檔,維琪解密網站都隱去了告密者的真實姓名。維琪解密又提供了一些文檔供世人下載,但它是加密檔,能下載不能流覽。這可以理解為維琪解密的自保手段,意思就是說,如果你美國要迫害我維琪解密成員,別怪我向公眾交出密碼,但也可以解釋為為了增加可信度而故弄玄虛,畢竟已經公開的充其量只是一些秘密檔,談不上機密檔,太大的價值是沒有的,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大料放在無法打開的另外1.5萬份文件中。為了將戲演得逼真,22歲的美軍情報專員曼甯以及與之有來往的麻省理工學院電腦專家被公開列為情報洩密嫌疑人,曼寧已被從科威特的監獄押解回國。
      總體感覺,這次的“維琪解密”更像是美情報機構導演的一出戲,情報機關通過欺騙“維琪解密”而欺騙全世界,因為有些話讓第三者說出來比自己說出來更顯得可信,比方說,如果五角大樓說從2004年到2009年的6年間,總共有195名阿富汗平民死于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聯軍誤炸,輿論肯定不會相信,比如我就會說“將195這三個阿拉伯數字倒過來念還差不多”,讓維琪解密以洩密的方式披露,可信度就高多了,畢竟該網站曾經是扔過重磅炸彈的。

      美國《防務新聞》週刊網站7月27日報導:美國兩黨共同組成的一個高級國防專家小組稱,五角大樓的支出計畫和節約成本的努力將無法滿足現代戰爭的供給需要,而美國很可能需要與包括迅速現代化的中國軍隊在內的未來敵人進行這種現代化戰鬥。《防務新聞》披露這樣的資訊,要麼是對中國無所顧忌想說啥說啥,要麼是系列誤導手段之一,比方說引誘中國趁美軍準備不夠充分時與越南開戰,聯繫到“最大洩密案”高度疑似美情報機關導演,咱不能聞雞起舞,該幹啥幹啥,如果要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美國在演戲,咱要多看看,別第一幕沒結束就感動得稀裏嘩啦擦了好幾包餐巾紙。先將中國-東盟自貿區搞紅火,去南沙拔釘子戶可以作為拉動經濟的手段儲備。中越必有一戰,但不要在美國希望的時候開戰。中美之戰在真偽之間,就看我們的準備是否充分,準備充分,判斷準確,謀劃得當,或可免,或來了也不怕。大國的戰略欺騙和情報機構的戰術欺騙是常有的事,自己要有主心骨。我說的是維琪解密疑似美方假“羅寧”之手“洩密”,還有一種可能是俄羅斯情報機構報復抓捕俄方間諜,由於維琪解密的消息途徑眾多,美方釋放的假資訊和俄方的真資訊混到一塊兒,但真正的料,俄方也僅僅是作為威懾手段加了密,一般不會付諸實施,要知道,梅德韋傑夫的親美意識挺重的。
      朋友從澳門帶回幾包當地香煙,價格和我們江西老表的“吉品金聖”差不多,二十幾塊錢一包,較貴而不很貴,品質比“吉品金聖”就差多了,煙絲粗細懸殊,口感簡直沒法比,好不容易抽完(朋友送的,我無論如何也不會扔掉),我順嘴說了句“可憐的澳門人民,咋抽這麼差的煙?”,當然是玩笑話,澳門人民比江西老表富裕多了,這我清楚。可見,即便是親自耳聞目睹,還是要加以分析,不然容易出錯。這一波的維琪解密,真實性難以核實,蹊蹺之處過多,大夥兒還是多看看,多想想,別忙著下結論,我也不敢說美方自導就是最後的結論,提供另一個思路而已。

    附 文3:

    國內輿論陣地都讓美帝的打手南方系佔領了

    作者:利楊

    南方系某員工得意忘形,說出了這樣的話:“我告訴朋友,在四大門戶中,QQ的總編輯是前南方週末的陳菊紅,搜狐主管博客的趙牧是前南方週末的、劉同學新征是新京報來的,新浪也有不少前南都和新京報的舊人,而網易就不用說了,從副總裁、總編輯、副總編輯、總監甚至到各個頻道的主編,大部分都是南方報業出來的。

    昨日在天涯上看到一則帖子,是關於騰訊新聞造假的,作者以詳實的資料指出了騰訊那篇《前駐波蘭大使稱讚波蘭政府節約》的新聞純屬造假。很多人大為吃驚,騰訊,一個全國性的特大媒體,為何會造假呢?其實,這根本就不用奇怪,因為騰訊是南方系控制的媒體之一,只要有能攻擊黨和政府的新聞,他們是決計不會放過的,哪怕為此造假。說起來,中國的媒體存在一個南方系,早就不是什麼新聞了,當年南方系大佬宣稱控制了中國90%的媒體的豪言壯語,依然在耳,由此可知,我們的中宣部,到底打了多久的瞌睡。

    南方系,其得名來自於一個很著名的報紙——《南方週末》,《南方週末》是什麼樣的報紙,不用我多說,大家都很清楚,因為很出名,尤其是以攻擊社會主義、共產黨出名。南方報業集團在形成氣候之後又相繼推出了幾種報刊雜誌,雖然他們自稱自己的宗旨是以“反映社會,服務改革,貼近生活,激濁揚清”為特色;以“關注民生,彰顯愛心,維護正義,堅守良知”為己責。但是,隨著網路的發達,不少人都看出了這個集團其實是以“和平演變中國”為自己最大的責任,所謂的良知,只是對美國大老闆的良知,至於對中國人是否有良知,很抱歉,精神上已經是美國公民的南方系眾人,可是徹徹底底將國民當做屁民來看待的,屁民,最好騙嘛。

    南方系的形成尤其歷史的原因,與當年改革開放之後對美國形成的狂熱崇拜有著直接的聯繫,也與小平同志在對待左派的問題上矯枉過正有著莫大的關係,在防左,防右問題上,小平同志堅決的執行了“主要是防左”的政策,對右派基本上是放任自流,這給了南方系形成的政治環境和思想環境。隨著南方報業集團的逐步壯大,蘇東劇變又緊接著發生,南方系一下子就找准了自己的目標——“和平演變中國”,而且,隨著南方報業的諸多編輯開始向外流動,猶如一種病毒一般開始侵蝕中國的媒體,到後來,南方系某員工得意忘形,說出了這樣的話:“我告訴朋友,在四大門戶中,QQ的總編輯是前南方週末的陳菊紅,搜狐主管博客的趙牧是前南方週末的、劉同學新征是新京報來的,新浪也有不少前南都和新京報的舊人,而網易就不用說了,從副總裁、總編輯、副總編輯、總監甚至到各個頻道的主編,大部分都是南方報業出來的。 ”

    所以,騰訊會在新聞上動手腳,根本就是情理之中的事,經常上網的朋友大概都遇到這樣一種現象——自己的評論發言並不會顯示出來,甚至常常被以違反“國家有關規定”的理由給直接阻攔掉,或者刪除掉。然而,我曾經遇到過這樣一件事,眾所周知,新華網,人民網,某種意義上就是黨的網站,國家的網站,按理說,這種網站上對所謂的“國家有關規定”執行的應該是更為嚴厲的,但是,當我將從新華網的網站上看到的內容複製下來,發到網易的評論裏時,網易告訴我“內容不符合國家有關規定”,很搞笑,不是嗎?如果國家有這種規定,在新華網上是怎麼發表出來的?最搞笑的是,這個內容並非攻擊黨和社會主義的,而是擁護黨和社會主義的,哪個國家會傻到規定“只准攻擊我,不准擁護我”?南方系的人真是聰明,對不符合自己口味的觀點,就打著“國家有關規定”的旗號直接河蟹掉,將矛盾直接轉移給黨,當然,他們也會放行一些跟他們意見不一致的內容,不過,很快就會被淹沒在更多的跟他們意見一致的評論之中,通過技術手段,強行的將評論倒向自己,然後,就宣稱,這是民意。手段雖然老套,不過,對於在獲取資訊上往往存在滯後性的普通人來說,著實是相當的慣用。

    在網路尚未普及之時,南方系的報刊雜誌可以經常編造一些假的不能再假的新聞,但是,這些新聞是國外發生的,沒有網路的人無法向外獲得資訊,所以,他們蒙蔽了不少人。然而,網路逐步普及之後,老的手段不行了,跟不上這一變化的《讀者》,《特別關注》,《青年文摘》等逐漸的被人剝去了神聖的光環,露出了腐朽的軀體,能被其所蒙蔽的人群變得狹小。而南方系卻很厲害,他們乘勢入侵了網路,控制了門戶網站,而開始了一種新型的造假,我將其稱之為“真實的謊言”。何為“真實的謊言”?高等數學之中,有這樣一個最為基礎的概念——極限,而“真實的謊言”,就是一種極限狀態下的謊言,這種謊言無限的趨近於真實,讓人難以辨別,尤其是對於無法獲取完整資訊的民眾來說,更是很難分辨其是真是假,而受其蒙蔽。

    一個國家,社會制度發生根本性改變,其先兆往往就是思想的混亂,而造成思想混亂的,往往便是媒體,哪種力量控制了媒體,他們就能控制人的思想,就能為所欲為,蘇東劇變的教訓猶在眼前。蘇聯,在歷史教材上將其解體多往經濟原因上套,這很正常,因為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革是以建立市場經濟為目的,那麼,為了在人民中肅立這麼一種非建立市場經濟不可的思想,自然要把蘇聯和東歐當靶子。然而,事實上,蘇聯的解體,最主要的原因是政治原因而非經濟原因,如果不是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的相繼去世,他們所進行的對蘇聯有益的經濟改革被繼任戈巴契夫瞎整一氣,然後又為了轉移黨內對其的職責亂搞政治改革的話,蘇聯,很可能並不會解體。而我們的北方,也許會壓著一個龐然大物,從這點上看,蘇聯解體是值得慶賀的。然而,戈巴契夫一上臺就開始鼓吹所謂的“新思維”,要建立所謂的“民主社會主義”,將整個意識形態領域交給了以整垮蘇聯為己任的雅科夫列夫,雅科夫列夫通過操縱媒體,將整個社會的思潮弄亂,同時,通過媒體,將西方世界扭曲成幻想中的天堂報導給對外界並非很瞭解的蘇聯民眾,兩個人一個在政治經濟上破壞蘇聯,一個在意識形態領域裏瓦解蘇聯,最終葬送掉了蘇聯這個龐然大物,戈巴契夫在將蘇聯整垮後表示:“自己達到了目的,感到很安心”,而雅科夫列夫在蘇聯解體,人民遭受巨大苦難將矛頭指向他時,便打造出了一本《一杯苦酒》,為自己的行為辯解。

    歷史,就是一面鏡子,我們將鏡子照向蘇東劇變的歷史,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南方系所在做的一切,無非就是雅科夫列夫們的翻版。80年代,南方系尚未壯大之時,在做這件事兒的是北方的中青系,也就是“中國青年報”在做如此的事兒,現如今,中青系已經沒落,但是從“中國青年報”中仍可以看到他們依舊在延續其80年代的所作所為,只是,遠不如南方系犀利罷了,我讀高中之時,“中國青年報”有個“冰點時評”,不是同樣用著南方系的手段嗎?再往前推,04年雅典奧運會時,當時的《成都商報》體育版有個特約評論員的文章,不是跟南方系同屬一系嗎?直到今天,在《中國青年報》上,我們不也是能看到一個名叫張XX的人在那兒極力的鼓吹私有化,聽聞山西國進民退,比自己死了母親還要如喪考妣嗎?也許,對南方系的人來說,所謂的民主就是“我絕不讓你發表意見,但我誓死扞衛我自己發表意見的權力”吧,行了,寫了這麼多,突然覺得,有個南方系也好,任何事物都有其兩面性,沒有了南方系,西方又該攻擊你沒有了“言論自由”了 。

    騰訊網友對《維琪解密網公佈40萬份伊戰檔 稱逾10萬人喪生》的評論
    http://comment5.news.qq.com/comment.htm?site=news&id=26442308


  17. 2011/09/27 於 09:55 patchpieces

    網易,一個漢奸媒體──看網易“淡化(冷處理)”華爾街騷亂

    作者:逍遙道長
    2011-09-26
    http://blog.sina.com.cn/mingzuziyoukexue

    媒體已經是威力遠超核武的戰爭武器,以“網易”為代表的中國主流媒體已經成為國內外反動勢力搞亂中國的橋頭堡。強烈要求媒體管理機構國務院新聞辦劃歸工農兵人大直接管理!  

    華爾街騷亂這麼大的事情,中國主流媒體居然“集體失語”,這是一種“選擇性失語”。更確切說是一場戰爭,一場“國內外反動勢力”勾結起來搞亂中國的戰爭。  

    百度搜索關鍵字“華爾街的騷亂網易”,打開鏈結:  

    http://money.163.com/11/0919/09/7EA9DKV800253B0H.html  

    http://money.163.com/11/0920/08/7ECP72SA00253B0H.html  

    評論居然是零。這對日訪問量上千萬乃至到億的“網易”來說簡直是個奇跡。對於能夠把屁大點的小事都能放首頁“炒火”的“網易”來說,華爾街騷亂“這麼大的事情”居然就這麼被“冷處理”了,而且處理得“這麼成功”!不得不佩服“網易”的高明。  

    在對華爾街騷亂進行“冷處理”的同時,“網易”可沒有閑著,比如象“利比亞發現疑似1996年大屠殺千人坑”居然能夠放首頁頭版,目前回復人數達15000多人。再看回復是些神馬玩意,頭一條“座等五毛狗解釋”,第三條“又一個史達林式的人物”,頂回復的均過千人。我們暫且不論利比亞的千人坑是咋回事,也無論這些回復是否成問題。單就網易避重就輕的手法就值得懷疑。難道當前的華爾街騷亂這麼大的事件的新聞性就比不上一個成為昨日黃花的利比亞事件?  

    這是一場戰爭!一場徹頭徹尾的戰爭!這些由網路水軍、五毛、美分、網特組成的網路打手,居然賊喊捉賊,罵起五毛起來。真是毫無人性而言的一群禽獸。  

     

    紐約“佔領華爾街”遊行升級 85名示威者被逮捕

    中新網9月26日電

    2011年9月26日 中新網 

    美國紐約“佔領華爾街”示威進入第2周,警方繼續“重兵封鎖”「紐約證交所」大門,示威者只能在3條街外紮營靜坐,聲討華爾街企業貪婪。
    據香港《文匯報》報導,當地時間24日,過百名示威者試圖遊行到曼哈頓下城,警方“拘捕”至少85人,但有示威者稱他們和平抗爭,警方卻過度使用武力,向被包圍的示威者噴胡椒噴霧,還有臉上流血的示威者從地上被拉起扣上手銬。

      示威者多為大學生,他們高舉美國國旗和高呼反企業口號,亦有人要求為上週三行刑的死囚大衛斯討回公道。當他們抵達曼哈頓聯合廣場時,警方用膠網圍起場地。

    “佔領華爾街”運動–美國左派要終結資本主義

    記者戰齊報導

    民聲網

    一場席捲美國的政治大動盪已經拉開序幕

    據9月19日出版的《環球時報》報導
    【9月17日,一場“佔領華爾街”的運動在美國紐約上演,通過互聯網組織起來的抗議者宣稱將使用埃及人民的戰術,“將曼哈頓變成埃及的解放廣場”。美國媒體擔心,在中東北非地區上演的“阿拉伯之春”系列暴亂可能已蔓延至美國。

    《新美國人》評論說,分析人士警告,隨著極端活動分子、左派組織、自我標榜的“革命者”和反資本主義煽動者策劃從9月17日起“佔領”華爾街大串聯,可能導致嚴重騷亂。

    抗議群眾最終選擇距華爾街約300米外的三一地區安營紮寨。】

    據美國每日新聞網9月18日報導
    【美國金融中心紐約華爾街當地時間17日遭遇了一場大規模示威,示威者們揚言要“佔領華爾街”。示威組織者稱,他們的意圖是要反對美國政治的權錢交易、兩黨政爭以及社會不公正。這是自7月三藩市騷亂爆發以來,發生在美國最大城市的人民民主運動,一場席捲美國的政治大動盪已經拉開序幕。】

    《廣州日報》9月20報導
    【17日,近千美國人在紐約華爾街附近遊行。這場由反消費網路雜誌“廣告剋星”組織在網上發起,名為“佔領華爾街”的活動,旨在表達對美國金融體系的不滿,抗議金融體系“青睞”權貴階層的現實,據稱,全球74個城市也會有人示威回應。有國外媒體將這場活動稱之為美國式的“革命”。

    據報導,此次示威活動的發起者早在其網站上將他們的抗議活動與“中東北非革命”相提並論,稱“跟我們在埃及、希臘、西班牙和冰島的兄弟姐妹一樣,我們計畫使用群眾佔領這一革命戰術,恢復美國的民主,我們也鼓勵通過非暴力手段實現目標,最大限度保護所有參與者的安全。”】

    image001.jpg

    示威者
    明確提出反對資本主義的要求

    環球網9月19日報導

    【“廣告剋星”網路雜誌的總編輯拉森表示,這是一個“沒有領導人的反抗運動”,希望提出單一訴求,訴求的內容則由參與活動者討論決定,可能是“追拿經濟崩盤的禍首”。
    遊行組織方稱,這次遊行活動旨在表達對美國金融體系的不滿,抗議金融體系“青睞”權貴階層的現實,“我們代表社會的99%,我們不再忍受那1%的貪婪與腐敗”。

    群情激昂的人們在高喊“現在就革命!現在就革命!”的口號,更有不少人在高呼“要工作!要工作!”
    美國新興的政治保守勢力“茶黨”更成了示威者的眾矢之的。
    我也能有自由發言的權利嗎?華爾街在蠶食我們孩子的未來。

    有工人運動組織成員在爭取勞工權益,也有社會主義運動組織呼籲“終結資本主義制度”,很多傳單上印著拉美革命領導人切•格瓦拉的頭像。

    “消除腐敗”、
    “停止削減社福預算”
    和“貪婪華爾街,紐約人受夠了”的標語四處飄揚。

    “在利比亞打仗,在阿富汗打仗,在伊拉克打仗,還好意思削減教育、公共專案預算,”一名戴面具的抗議者告訴法新社記者。

    哲學學生朱利亞•裏弗•希特說:
    “這是一場反對金融業貪婪的抗議遊行,我們來到華爾街,因為這裏是貪婪的起始點……我們受夠了,不能再容忍。”】

    中國新聞網09月18日報導
    【一位匿名示威者說,要通過這次示威“顯示民眾的力量”,迫使華爾街的金融巨頭們吐出他們“霸佔人民的財產”】
    新華報業網

    【一個合唱團體舉著反對奧巴馬的標牌,高唱:“奧巴馬是個瘋子、瘋子、瘋子,啟動第25條修正案……”】


  18. 2011/09/30 於 08:47 patchpieces

    □ 紅色悲歌

    大勢不再

      “最危險的敵人往往來自我們內部……”這句話在許多時候、許多地方都是適用的……

      對20世紀80年代的美國人而言,蘇聯其實已經越來越不足為慮了–雖然那時蘇聯的威脅被媒體描述得仿佛可能在下一秒就會降臨在西方人面前。如前文所言,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通過一系列軟硬兼施的手段,西方世界中由美國人所主導的"金字塔"型分工體系的結構開始變得清晰且嚴密起來,並且西方世界大於社會主義陣營的經濟總量在美國人的統一調配下成為實實在在的優勢。兩個陣營之間的實力差距從當年的兩屆奧運會就可以看出來。當時美國以蘇聯入侵阿富汗為藉口,帶頭抵制1980年的莫斯科奧運會。結果不算蘇聯自己,當年參賽的國家只有80個,參與報導賽會的新聞記者共有5615名,比參賽運動員的人數還要多。開幕式上,這80個國家裏又有16個國家的代表隊在入場式上沒有打本國國旗,以奧林匹克五環旗替代,新西蘭代表隊乾脆打了面黑色五環旗,有10個國家只有旗手一人,運動員乾脆沒出場,後來在獲獎時這些國家也不升國旗、不奏國歌–借著奧運會搞政治對西方國家來說是輕車熟路。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蘇聯還以顏色,也帶頭搞了一次抵制,但聲勢上要小得多,參加抵制的只有保加利亞、民主德國、越南、蒙古、老撾、捷克斯洛伐克、阿富汗、南也門和古巴等國家。

       所謂“抵制”,就是要讓各個國家表明立場、選邊站隊。看看兩次抵制的回應者,東、西方陣營的界線也就基本清楚了。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差不多涵蓋了世界工業生產力的三分之二,這樣的實力一旦被有效地組織起來,結果是顯而易見的。在總體實力居於劣勢的情形下蘇聯要繼續和資本主義陣營保持均勢,那麼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重工業和輕工業的比例以及工業和農業的比例就都無法保持平衡,老百姓的生活水準提高程度和國家經濟增長就無法成正比。舉個例子,在阿富汗戰爭期間, 蘇聯一架米-24武裝直升機的價格只約合9噸豬肉,這不是說蘇聯直升機多便宜,而是意味著那裏的豬肉太貴了,這背後就是蘇聯國內輕重工業嚴重失衡。蘇聯的封閉經濟體系裏,發行的貨幣和生產的產品是對應的,然而這些產品中大多數都是衣不能穿、食不可餐的軍工產品,刨除這一塊,只對比和老百姓生活相關的消費品的話,盧布的發行就是過量的。因為對一般消費品的購買力不足,導致盧布對西方貨幣的官方匯率和實際匯率能差出很多,那時黑市兌換猖獗就是這個問題的反 映。"8 • 19″事件以後盧布迅速貶值,其中就有被"打回原形"的味道。

      有人說蘇聯為什麼不能不搞對抗,為什麼不以"和平與發展"作為自己的主題?問題是西方國家不會給社會主義國家陣營這個機會。
    雷根上臺以後,美國開始對蘇重新採取遏制政策,表面上沒有20世紀50年代杜魯門主義那樣強硬–因為美、蘇的實力差距沒有那時那麼大,但也不是尼克森時期的收縮政策。雷根政府的基本方針是:強調以抗擊蘇聯為中心,奉行所謂"以實力求和平"的方針,具體說就是以美國的經濟、軍事實力壓制蘇聯;在地區爭奪上,把蘇聯頂在20世紀70年代末的擴張線上,使社會主義陣營不能再前進一步。同時,保持各種管道,加強同蘇聯的"對話"–也就是促使蘇聯"和平演變"。國務卿黑格、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艾倫、國防部長溫伯格成為對蘇戰略的核心人物。後 來艾倫在任職10個月後被對手搞了個受賄醜聞被迫辭去了職務,軍人出身的麥克法蘭接任了他的位置,這樣雷根身邊就是三位軍人出身的鷹派幕僚在決策對蘇戰 略。和平與發展在後面的歷史的確成了時代的主題,但其前提是美蘇兩邊必須有一方衰落直至滅亡,而很不幸,蘇聯是滅亡的那一個。

    異 化

      產生變化的不只是雙方實力上的對比,更為根本的是蘇聯自身的變化:由於缺乏人民對黨實施有效監督的體制,自赫魯雪夫時代開始,蘇共從一支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共產主義政黨一步一步蛻變成了所謂"全民黨",實質就是變成了一個新的權貴集團,國家資本主義蛻變成了權貴資本主義,列寧被他們改造為一個形象越來越模糊的簡單圖騰,用以維護其執政的合法性。黨開始背離社會主義,背離人民的利益;領導幹部日益脫離群眾,退化成為一群貪婪如狼、懦弱如羊、蠢笨如豬的官僚;官僚主義與幹群關係緊張大大地損害了原本運轉正常的計劃經濟體制,使得內政問題進一步惡化……在經過長達18年的、穩定的、" 一團和氣"的勃列日涅夫時代之後,蘇共的“權貴化”已然到了積重難返的時代,為了讓自己以及子孫後代永享到手的利益,蘇共的“既得利益集團”最終開始搞起了“政治體制改革”—“拋棄”社會主義搞“私有化”,好讓自己從管理財富的國家幹部變成掌握財富的“資本家”。

      某些原本就自視高老百姓一等的所謂"知識分子"此時也迫不及待地站出來高喊著要對國家進行“民主改革”,實質則是妄圖在動盪中為自己“分一杯羹”–當初靠搞"民運"上臺的這批人,後來“無一例外”地成了“新貴族”,譬如格魯吉亞的薩卡什維利、烏克蘭的尤先科等等。最可笑的是,由於蘇共背離黨的宗旨和原則、背離社會主義所產生的種種社會弊端,在這些人嘴裏卻成了社會主義的罪狀,以此來徹底否定社會主義。當然,更多的知識份子,則是由於蘇共的腐化以及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經濟快速發展的表像才接受了西方的新自由主義思想,進而不自覺地成為這些思想在蘇聯國內的傳播媒介,而這些天真的知識份子們包括當時蘇聯的"經濟學家"對市場經濟和私有化的認知尚處在"西方 19世紀的水準"–面對一堆經濟問題,他們的理解是只要私有化了,一切"自然"就解決了。
    除了黨內與知識界的這兩股力量以外,民族分裂勢力、各種宗教勢 力以及沙俄時期的舊貴族在這段時期也都活躍了起來。而這些人又都不約而同地紛紛將手伸向了西方國家,以期借助外部力量達到自己的目的。
    蘇聯時代大量所謂" 異見人士"的活動經費來源於哪兒呢?
    顯然並不是從蘇聯的工人農民那裏募集來的,蘇聯時代從未聽說過有這樣的集資活動。到目前為止,我們所知道的一個“大金主”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呢?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又譯為"國家民主捐贈基金會",簡稱END,熟悉國際政治的人恐怕都不會太陌生。它號稱美國上百萬個“非政府組織(NGO)”中的"龍頭老大",和美國國務院、國際開發署、「中央情報局」有密切的聯繫,被認為是「中情局」的"另一塊招牌"。這個20世紀80年代初成立、主要靠美國政府撥款從事活動的"非政府組織(NGO)"在世界很多地方扮演過“特殊的政治角色”,可以數出來的有:委內瑞拉等拉美國家、烏克蘭等獨聯體國家、伊 朗等西亞國家、緬甸等東南亞國家,它們都受到其顛覆活動或推動"顏色革命"的影響。

      不僅僅是在黨外,在蘇共黨內,為了抓住權力很多 人同樣選擇去搞“挾洋自重”。在雅克列夫的牽線搭橋之下,1984年戈巴契夫與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在倫敦郊區切克斯別墅一對一地“秘密會見”,談了什麼至今沒有完全解密,但之後西方各個國家立即統一形成了“輿論熱潮”,它們“盛讚”
    戈氏"是蘇聯理想的接班人",
    “是具有新思想的新一代領導人",
    “是可以打交道的人"。
    戈氏的那顆帶有招牌式胎記的半禿腦袋在當時常常會出現在西方的各種雜誌上,其中包括《時代週刊》—
    柴契爾夫人曾自豪地說:"是我們把戈巴契夫提 拔起來當了總書記。"

     1986年雷根和戈巴契夫的雷克雅未克會見也是一對一,戈氏亮出了他的底牌–已做好犧牲蘇聯利益,為美國“效忠”的準備。
    戈氏後來公開地承認:在雷克雅 未克會見時"實際上已把蘇聯交付美國聽憑處置",他說:"雷克雅未克實際上是一場戲……一場重頭大戲……我認為,如果沒有雷根這樣強有力的人物,整個過程 就不會開始……這次峰會上我們……走得已經那麼遠,根本就不可能再有回頭路。"
    1989年戈巴契夫在馬爾他同老布希總統會見的時候,整體移交蘇聯內政、 外交陣地的過程已經完成,當時有個快言快語的外交官形象地說:"冷戰是在地中海暖洋洋的海水中埋葬的。"

     背 叛

       如果說戈巴契夫還只是迎合西方勢力的話,葉利欽、謝瓦爾德納澤、切爾諾梅爾金等人則“走得更遠”,這些人代表了蘇共黨內的“反叛力量”。早在1987年夏天,當葉利欽尚未與戈巴契夫發生衝突之時,葉利欽就開始與美國駐蘇聯大使進行“接觸”,他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坦率",給美國大使留下了強烈的印象,美國隨即將他作為重點“工作對象”,“全力支援”他對抗蘇共中央、對抗蘇維埃政權、“分裂”蘇共和蘇聯的一切行為。
    由此開始,葉利欽或者說是蘇共內的反叛力量取代了以戈巴契夫為代表的“蘇共改革派”,成為西方國家眼裏"更可以打交道的人",此前戈爾巴喬利用外交場合所反復宣傳的"新思維"、政治改革等話題,此時對西方國家恐怕已經不再有那麼強的吸引力了。

      在葉利欽與戈巴契夫公開發生衝突被開除出政治局後,這一點表現得尤為明顯。那時美國利用各種機會始終與葉利欽保持著密切的接觸。1989年葉利欽當選為蘇聯人民代表並進入最高蘇維埃,當年9月隨即訪美,而美方則破格接待這位"非正式訪問"的"非官方人物",安排總統、副總統、國務卿和前總統雷根等諸多政要同他會晤。葉利欽回國後,隨即加緊展開反共活動。一方面在黨外謀求取消蘇共領導地位的憲法的修訂,另一方 面在黨內領導"民主綱領派"進行"政改",力圖"徹底改造"蘇共,剝奪黨的領導權。

      戈巴契夫與葉利欽的政治鬥爭,說白了就是蘇共 高層瓜分國家和人民財富的一場利益之爭。為了自身的私利,這些人可謂不擇手段,完全罔顧其他–在這場鬥爭中美國政府竟被請出來擔當起了協調人的角色。葉 系與戈系後來的"聯手合作"是由白宮和美國國務院推動的,在大國政治中恐怕找不出比這更荒謬、更可悲的事情了。1990年3月,葉利欽當選為當時蘇聯範圍內最大的加盟共和國–俄羅斯共和國議會的議員,同年6月,他憑藉一系列"政治秀"當選為俄羅斯共和國的主要行政長官。此後,葉利欽和他的助手們開始採取一系列政治手段,破壞國家的計劃經濟體制,導致國家經濟增速出現明顯下降,降幅約為2%。1991年,葉利欽又進一步破壞中央計畫,他把俄羅斯稅收的絕大 部分截留了下來,不再上交中央財政,而俄羅斯共和國則是蘇聯的主體部分,蘇聯經濟因此當年就下降13%,這最終誘發了蘇聯的解體–20世紀90年代初蘇 聯經濟中出現的問題,根本不在於計劃經濟體制內部,而完全是人為破壞的結果。

     蘇共反叛者們最終成了後來蘇聯解體最大的獲益者。如今俄羅斯最富有的人正是當年黨內的"精英"。所謂"改革",說到底改的就是一個社會財富分配體制– 把原來相對平等的財富分配體制砸碎掉,然後把財富堆在那裏,讓人們一哄而上去搶,誰搶著算誰的,蘇聯的"經濟學家"們美其名曰自由競爭。而這些身居要職的 精英們早已給自己占住了最好的位置,這樣一來結果可想而知。除了眾所周知的葉利欽家族之外,還比如說切爾諾梅爾金,20世紀80年代他當過蘇聯天然氣總公 司的總經理,1992年天然氣公司"私有化"後,切爾諾梅爾金搖身一變成了天然氣股份公司最有實力的控股人,控制著全世界40%以上的天然氣資源,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幾個人之一。“蘇聯共青團”中央書記科爾科夫斯基利用自己的職位創辦了一家大銀行,把原屬於人民的財富“變成”了他個人的財產。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黨內的“激進民主派”曾大肆批判蘇共高層的腐敗與特殊化,平心而論,那時蘇共領導幹部們的“特殊化”還僅限於偷偷摸摸地搞些特供商店之類的東西,在莫斯科庫圖佐夫大街上有一座公寓樓,裏面的戶型大致是200~300平方米,勃列日涅夫、蘇斯洛夫和安德羅波夫的居所就在裏面,對於如今的人們而言,這種級別的腐 敗恐怕說出來都會被笑話。事實上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莫斯科就已經實現了電氣化,每5個家庭就有一輛私人汽車,蘇聯公民每月用於文化娛樂的支出占工資總 額的10%~15%,更重要的是涵蓋全民的免費醫療、免費教育以及免費住房。對比1991年之後富可敵國的新貴們的腐敗生活,當時的國情是:國民人均壽命 縮短,治安惡化,貧富差距拉大,國家工業體系支離破碎……當年蘇共的腐敗與之相比,恐怕就有幾分"竊鉤者"與"竊國者"的味道了。如今"竊鉤者"已經"伏 誅",而"竊國者"又當如何呢?

      相比於這些新貴,戈巴契夫的晚景則要淒涼得多。在筆者看來,這並非是由於一些文章中所說的愚蠢或者是"好心辦壞事",這其實是他與葉利欽鬥爭失敗的結果。他們所“爭奪”的,不客氣地說其實就是一個“(買辦)賣國者”的位置。蘇聯解體以後,葉利欽給戈巴契夫的只是每月4000盧布的退休金–這也是戈氏在辭職之後所“唯一關心的事情”,不幸的是隨著俄羅斯國內瘋狂的通貨膨脹的到來,這筆錢折合成美元之後不過1美元而已。戈氏開始像一個“藝人”一樣忙著在西方國家“拍廣告”賺錢,他曾帶著10歲的孫女入鏡拍了“必勝客”廣告;拿自己的名字為伏特加酒做了商標;還曾為路易•威登做過廣告……顯然,戈氏所看重的只是“自身的利益”,所謂"好心辦壞事"是無從談起的。

     解 體

      在蘇共內部如此"配合"的同時,美國人也沒有閑著。美國政府制定“肢解”蘇聯的行動計畫始於1981年春,策劃大致完成於1986年底–也就是戈巴契夫與雷根單獨會見之後,前後一共耗時5年多一點的時間。這一行動當時是背著社會公眾、政府和國會秘密進行的,知道內情的僅限於高層的少數幾個人–總統雷根、「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凱西、總統國家安全助理理查•艾倫和國防部長卡斯帕爾•溫伯格。現在公佈的資料表明最早提出這一計畫的是威廉•凱西,"凱西、艾倫、溫伯格在總統的支持下決定向蘇聯發出挑戰……我們認為雅爾達會議無效。"回憶人記得在凱西提交了阿富汗戰場等 情報報告後,提到了蘇聯問題,凱西認為美國沒有必要再繼續遵守以往的遊戲規則。

      哈佛大學歷史學家理查•帕普斯為雷根草擬了美國對付蘇聯最新戰略計畫,代號為:NSDD-75。這一次世界大戰略表明瞭美國政策中的"革命性轉折"。"我們當前的目標已經不是與蘇聯共存,而是要改變蘇聯 的制度。""我們完全有能力借助外部壓力來改變蘇聯制度。""通過利用蘇聯內部的弱點來動搖蘇聯制度是美國的目的。"為此,美國展開專門行動,開始在蘇聯 和東歐國家內部尋找他們覺得可靠的代理人–雅克列夫、戈巴契夫、葉利欽這些人恐怕就是他們的"工作成果",通過給阿富汗反政府武裝以及東歐的反對派以 物質和政治支持,使蘇聯捲入兩場尖銳的危機–阿富汗戰爭和波蘭危機。

      與NSDD-75計畫配合的還有另一套反蘇經濟戰方案,代號 是:NSDD-66,在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後開始執行,策劃者是雷根的蘇聯經濟顧問亨利•羅恩。NSDD-66的主要任務是:切斷蘇聯從西方獲得先 進技術用於產業升級的管道;打擊蘇聯外匯的主要來源–石油和天然氣的貿易。克格勃和蘇共高層當時都知道存在這樣一系列"旨在推翻蘇聯制度的美國情報機關 和其他特工機構的計畫",然而忙於瓜分國家財富的權貴們顯然對此並不在意,相反,為了在政治鬥爭中佔據上風,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樂於主動迎合西方國家。

       除了戈系和葉系以外,蘇共黨內還存在由雷日科夫、亞納耶夫等人所組成的第三支力量,他們主張要回到比較傳統的社會主義道路上去。然而,這批人並沒有走出 蘇共權貴化的框子抑或是歷史沒有給他們足夠的時間吧。作為挽救聯盟的最後努力,副總統亞納耶夫等人發動了"8 • 19政變",軟禁了戈巴契夫,然而這一行動並未得到人民群眾的回應,後者選擇了冷眼旁觀。而在面對西方所謂的輿論壓力時,亞納耶夫等人又表現得畏首畏 尾,在事件爆發三天之後最終釋放了戈巴契夫。最後的努力至此宣告失敗了,葉利欽借此機會,宣佈蘇共為"非法組織",停止了黨組織在俄羅斯共和國境內的一 切活動–整個過程中,竟沒有一個黨員站出來進行過抗爭。也就在這個8月,烏克蘭、白俄羅斯、莫爾達瓦、阿塞拜疆、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先後宣佈獨 立(此前在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已宣佈獨立,次年,格魯吉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依次宣佈獨立),蘇聯解體至此已進入不可逆狀態。1991年12月 25日,蘇聯總統戈巴契夫宣佈辭職,將國家權力移交給俄羅斯總統。當天19時32分紅旗從克里姆林宮上降落!第二天,蘇聯最高政權蘇維埃通過最後一項決 議,宣佈蘇聯不再存在……

    顏色革命

      事情到此還遠未結束,這片土地上一下子出現了15位總統–同時也是這裏最富有的人。而在此之前,他們都是蘇共的高級幹 部,正是通過肢解聯盟,原本屬於全體蘇聯人民的國有資產被這些人劃到了自己的口袋裏。這樣一個根源也就決定了,由蘇聯解體而誕生的這些新的政權執政基礎從 一開始就是背離人民根本利益的,是難以獲得民心的–簡單說就是在已經腐化的蘇共基礎上進一步變本加厲。

      對於西方國家而言,這些政權同樣是無法令人放心的,他們的利益依舊是基於他們的國家來實現的,和西方世界並沒多少瓜葛,甚至很多地方還會存在衝突–這一點可以參見現在俄羅斯與西 方的關係。如果蘇聯解體僅僅限於這一步,那對西方而言需要解決的就只是一個地緣安全問題,蘇聯地區的資源依舊沒有完全納入西方主導的經濟體系中來,那些地 緣上的戰略要衝也沒有完全被西方國家所掌握,因此資本擴張從中所能獲得的好處還是有限的。

      雞蛋原本就有縫,而外面還有一大群虎視眈眈的蒼蠅,於是,顏色革命也就開始了。從格魯吉亞開始,之後是烏克蘭,然後是吉爾吉斯斯坦。與此同時,俄羅斯針對普京的遊戲也開始了。與脫胎于蘇共官僚的舊領導層不同,這些靠“顏色革命”上臺的新貴最初都是黨外的知識份子或者是"異見人士(公共知識分子)",他們手中的政治資源原本要少於前者,於是也就更加“依賴”於西方國家的支持。在蘇聯解體之前,他們和葉利欽們曾可以說是同盟關係,而變質後的蘇共對這些人也一直採取綏靖政策–蘇共不敢依靠人民,就只能選擇向這些所謂“精英階層”尋求支持。如今蘇聯滅亡了,由這些和西方存在更多“共同利益”的人去執掌權力,顯然比那些前蘇共官僚要更合適。

      在2003年格 魯吉亞“玫瑰革命”之後,筆者在一部紀錄片裏清楚地記著這樣一個鏡頭:
    在一個公開場合,薩卡什維利在對記者進行了一番講話之後,立即回頭去問了他的顧問──美國退役軍官布魯斯•傑克遜這樣一句
    “我說錯什麼了嗎?”
    這其實就是這些“民主派”人士與美國之間“關係”的“最真實的寫照”。
    2008年北京奧運開幕當天,格魯吉亞突然兵進南奧塞梯,由此俄格戰爭的序幕拉開了,之後在不長的時間內,俄羅斯毫無懸念地贏得了戰爭。在此之前,其實兩國已經就南奧塞梯問題達成了協議,原本通過軍演進行示威的俄58集團軍也已結束演習準備撤回。從實力來說,格魯吉亞舉國的武裝力量就數量而言,僅相當於面前俄58集團軍加配屬航空 兵及海軍數量的五分之一,人員及戰術水準、裝備水準同樣遠低於俄軍。在爭議已經通過外交途徑得以解決,而實力又相差懸殊的情況下卻主動挑起戰爭,這顯然是違背常識的,但薩卡什維利偏偏就這麼做了,這是由於領導人的頭腦一時發熱嗎?恐怕並非如此,相反薩卡什維利當時可能還非常清醒。

      俄格戰爭有這樣一個背景:2008年時金融風暴正處於高潮階段,當時美元的地位岌岌可危,在這種情況下歐盟和俄羅斯便再次有了聯合起來"搶班奪權"的 想法,按照《保爾森回憶錄》裏的記載,奧運期間普京甚至私下給中國高層傳話,要"一起拋售美國國債",準備直接結束美元的性命。在這種時候,俄格戰爭無異 于在俄歐關係上狠狠地切了一刀,即便雙方決策者對此心知肚明,但迫於國內輿論壓力,短期內也無法和對方繼續保持合作。也就是說,薩卡什維利這個看似毫無道 理的舉動,在一個關鍵時間點上大大地減輕了美元的壓力。美國人才是整個事件真正的受益者,而最直接的受害者則是格魯吉亞的普通百姓和在戰火中送命的士兵。 此番種種,恐怕不是用巧合可以解釋得通的。

      死亡進行時

      就筆者看來,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東 歐劇變可能是20世紀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場悲劇。首先,對蘇聯而言這無疑是災難性的,西方先前承諾給葉利欽們的援助幾乎無一兌現,俄羅斯從西方國家手裏得到的援助遠不及波蘭和烏克蘭。
    1993年冬季,俄羅斯因為糧食危機已經面臨要餓死人的威脅,而在這個時候,副總統魯茨科伊竟還在盤算著如何利用即將到來的危機向葉利欽逼宮奪權。所幸的是,當時中國政府承諾在兩年內以不高於加拿大離岸價格,每年向俄羅斯提供500萬噸共計價值4億美元的玉米,這滿足了俄羅斯生產"人造肉"罐頭和飼料原料的需求,危機方才得以緩解。
    和蘇聯時期比較,現在俄羅斯人的人均壽命“減少”了十年以上,
    出生率從蘇聯時期的14%~17%銳減至8.3%,
    死亡率由蘇聯時期的8%~12%增至14.7%,最高時達15.7%,
    俄羅斯平均每年減少人口達100萬──按照國內某些學者的邏輯,也可以說俄國的“改革派”和“民主人士”們“幹掉”了數以千萬計的俄國人。
    與此同時,包括俄羅斯在內大量東歐婦女迫于生計而淪為“娼妓”。在當時,西歐各國的色情業的平均價格因為東歐妓女的“大量湧入”而被大大地拉低,以至於本土妓女上街抗議“她們的東歐同行”搞“傾銷”–對蘇聯和其他前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來說,這絕不是一個讓人 聽後樂得起來的笑話。

      和很多文章裏所提到的不同,在筆者看來,並非是蘇聯的經濟問題引起的這場悲劇,恰恰相反,是蘇聯解體本身製造了蘇聯地區經濟的悲劇。很多文獻都曾將聯盟解體的原因歸結于蘇聯後期經濟增長緩慢,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首先這個"緩慢"是相對於1975年之蘇聯GDP4 %~8%的增長率而言的,而同期美國的平均值則為3.3%。1975年之後,按照反共專家布熱津斯基《大潰退》一書裏的說法,蘇聯經濟增長常年低於5%,可問題是經歷了"平成戰敗"的日本有十年時間乾脆是處於停滯狀態,美國大蕭條時期也曾有過負增長,但美日政府現在都還活得好好的,而且在1975年經濟增長趨緩時,蘇聯人民的消費額增速是在加快的,換句話說蘇聯在當時已經開始逐步扭轉高積累低消費的情況了。事實上直到1990年年初,蘇聯經濟依舊是正增長,逆增長是當年夏天開始的–原因上文裏提到過,俄羅斯共和國在葉利欽當選總統後開始人為地破壞計劃經濟體系。還要說明的是,蘇聯時代GDP和GNP的計算是不算第三產業的,計劃經濟體制裏不存在金融操作這樣的虛擬經濟成分,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裏,製造業對GDP的貢獻通常只占20%~30%,其餘都是金融及服務業。

     對蘇聯的經濟而言,應該說1991年前後的動盪只是讓國家經濟"休克"了–國家的動盪影響的實際只是分配環節。蘇聯範圍內,工廠、設備等等都還在那兒 放著,工農業生產能力完全是可以滿足人民生活需求的,真正的問題出現在後面,蘇聯經濟的"死亡"是一個持續了很長時間的過程。

      開啟 蘇聯經濟"死亡"的第一步是聯盟解體。蘇聯工業體系的特點在於各個地區分工高度專業化,往往一個小城鎮只負責一種配件的生產,其餘生活物資都從外面調配,一架圖-154客機,上面的零配件來自十幾個加盟共和國。筆者所生活的城市就是20世紀50年代由蘇聯專家負責規劃的,所以對此有著比較清晰的認識。市內 最初一共三個區,輕工業、重工業、生活三樣分得清清楚楚,三個區之間留出了大量空餘土地以備今後發展–至今市區中心尚有8平方公里的草原。這種高度專業 化的分工可以極大地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生產效率,同時可以比較平均地在國內各個地區實現普遍的工業化,保持國內均衡發展。隨著聯盟的解體,各個加盟共和國 雖然手裏都擁有大量蘇聯時代的工業遺產,但是他們的工業體系都是殘缺不全的,就像是一家裏幾個兄弟分家,把一輛完整的汽車拆成一堆零件,然後每人拿幾個, 結果就是誰也沒有車坐,零件只能當廢鐵賣了。

      第二步則是由“私有化”而導致的“去工業化”。在與鄧小平南方視察差不多同一時期,俄羅斯也在搞他們的“有俄國特色的市場經濟”。俄國人的步子要比中國大得多,當時的俄羅斯總理蓋達爾炮製出了一個“跑步進入市場經濟”的"500天計劃",60%的國有資產都被以“股份”的形式平均分配到每個公民手中,而在當時的恐慌情緒之下,大多數老百姓自然是不會考慮如何經營這份“產業”的,他們需要的是儘快把手中的資產券變現,兌換成外幣、黃金,甚至是麵包,然而這種行為卻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恐慌。很快,那些國有資產集中到了少數“寡頭”手中,蘇聯4萬多家國企,除了利潤豐厚的能源、傳媒等產業外,其他產業都被“轉賣”或是廢棄了。因為經營這些產業是要花費很多時間和精力的,而且蘇聯時期基礎產業的 立足點是考慮如何支持國民經濟的穩定運行,是否贏利則另當別論(譬如在遠東修鐵路,從國家戰略角度說是正確的,但從資本家獲利角度說是不正確的),這對急功近利的資本家而言是無法容忍的,於是大量"拆了大樓賣鋼筋"的事情就出來了。當時大家都在搞工業化,蘇聯卻在"去工業化",製造業越來越單薄。在戈爾巴喬夫上臺時,蘇聯工農業總產值年增長率仍舊在6%以上,蘇聯和華約國家的重工業出口約占整個世界出口量的38%[1],軍工出口約占50%,石油天然氣及 其附加產品約占18%,貴重金屬(含有色金屬)及其產品約占40%,民用航空和造船業出口約占25%,化工產品出口約占30%;蘇聯自己的民用船舶總噸位 就佔據世界第一,捕魚量也連續多年占世界第一;煤炭工業產量和出口量也一直高居世界榜首。那麼蘇聯解體之後呢?舉一個簡單的工業指標–汽車年產 量,2009年時俄羅斯的汽車年產量是140多萬輛,尚不及印度,僅僅是中國的10%,而鋼鐵產量是5900多萬噸,差不多也是同年中國的10%。到 2007年時,俄羅斯GDP到了1.2萬億美元,達到了蘇聯解體前的水準–聯盟解體曾使得蘇聯境內GDP減少了45%,這的確是一個不小的進步。但是要 注意的是,這裏提到的是GDP而不是工農業生產總值,這只是說明俄羅斯境內資本流動的量很大,至多意味著增加了一部分就業崗位,而“去工業化”的進程其實並沒有被逆轉,蘇聯時代的GDP是搞工業搞出來的,而現在的GDP是靠賣石油(天然資源)賣出來的–2007年GDP大幅增長主要得益于當年石油價格大漲。在評論鴉片戰爭時我們常常會說,當時中國的GDP雖然是第一,但這是生產瓷器、絲綢的GDP,而英國的GDP則是生產槍炮的GDP,在這裏其實是一個道理。

     不只是設備和廠房不斷被廢棄,工業方面的人員培養也出現了可怕的斷層–俄羅斯目前除了能源以外,在國際市場上能拿得出手的大宗商品只剩下了武器裝備, 而俄羅斯軍工系統從業者當時的平均年齡已達到56歲,總工程師多數都是一群八九十歲的老人在擔任,第二梯隊是不存在的,一

      [1]  經互會嚴密的組織體制決定了有時需要將它當做一個整體來看待,事實上東歐劇變的起爆點正是"波蘭危機"。當年波蘭的動亂導致原本由它負責的糧食生產無法進行下去,而美國對華約國家的糧食禁運進一步加劇了這一危機,而這又導致了蘇聯等國家經濟運轉異常,進而為戈巴契夫的"政改"提供了藉口。旦這一批人故去,俄軍工行業將面臨無人可用的局面。即便是現在,無論是蘇霍伊、米格戰鬥機還是T系列主戰坦克,基礎設計都是在蘇聯時代已經完成的,後期俄羅斯的工程技 術人員所做的只不過是在這些原始設計上逐步加以升級改進,或者是將當初已經接近完成的項目在降低技術指標後加以完成,1991年以後完全從頭開始研發的項 目幾乎是沒有的。換句話說,如今的俄羅斯軍工行業其實是在吃蘇聯時期的"老本",它的原發性設計能力基本上已經被廢掉了,俄羅斯現在能成為世界第二大軍火 出口國只能說明蘇聯時代工業的強大–靠一堆殘缺不全的殘骸都可以讓一個俄羅斯支撐近20年,而且後面還能再撐一段時間。再拿蘇軍的短板–海軍來說,聯盟解體前夕,蘇聯已經下水兩艘6萬噸級的常規動力航母,其中一艘已經開始海試,另一艘7萬噸的核動力航母也已經完成過半。如今,俄羅斯國內所有的船廠都不 具備建造2萬噸以上軍用船舶的能力,2010年時俄羅斯需要與法國簽訂協定,購買法制的兩萬噸級"西北風"級兩栖攻擊艦。

      不光是對蘇聯人民,對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民而言,東歐劇變同樣未必是一件好事情。當然,最起碼對中國而言,蘇聯解體意味著來自北方的地緣威脅幾乎可以說是永久性地消失了,中國還從蘇聯地區以極低廉的價格得到了大批技術、設備、科研人員以及各類資源。

    但是必須看到的是,東歐劇變也意味著人類探索有別於資本主義的新的生活模式的進程遭遇了重大的挫折,這是事關所有人的一件事情。而對世界格局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世界政治軍事格局和地緣政治均勢的兩極體制至此被完全打破了,美國成為全世界唯一的霸主。

    同時,這也意味著資本擴張的“制衡因素”不存在了,之後的一系列大事件–包括現在的全球經濟危機,可以說都是“發端於此”。

    摘錄自:《世界如何發展: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書》
    □ 第八章 紅色悲歌

    作者:王偉(筆名:博揚)

    2011年9月


  19. 2011/09/30 於 08:47 patchpieces

    美國對哥倫比亞的新殖民政策-「哥倫比亞計畫」

      提到哥倫比亞,許多人就會立刻聯想到這是“毒品”與游擊隊氾濫的罪惡淵藪之地。(好萊塢電影大眾文化洗腦工業)羅素克洛和梅格萊恩搭檔演出的「千驚萬險」就是以哥倫比亞為背景,影片“描述”的哥倫比亞左派游擊隊在邪惡帝國蘇聯垮台後變成一群以販毒、綁票維生的恐怖份子,長期以來許多美國人也相信政府與主流(民主自由)傳媒對於哥倫比亞的(謊言)宣傳,相信美國政府目前已耗資數十億的「哥倫比亞計畫」(Plan Columbia)可以消滅哥國毒梟和游擊隊暴力,然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證據卻證明事實“剛好相反”。

      事實上,「哥倫比亞計畫」只是美國長期對於中南美洲“政-經-軍干預”的一部份,在美國喬治亞州的班寧堡(Fort Benning),有一所「美洲軍事學校」(SOA, U.S. Army School of the Americas),該校一直被諷刺為「殺手學校」(School of Assassins),因為該校的課程以訓練謀殺、綁架、(軍事)政變、嚴刑拷打著名,數十年來“培養”出六萬多名拉丁美洲的軍人,智利民選總統阿葉德被軍事獨裁者皮諾契特(軍事政變)推翻、大主教Oscar Romero被暗殺、瓜地馬拉36年內戰死亡或失蹤的20萬人、薩爾瓦多超過900名平民被屠殺等等,都是“該校”畢業生的“傑作”,女性受害者還會遭強暴虐殺而死,毫無反抗力量的兒童被活埋或摔死;它也“培養”惡名昭彰的(美帝傀儡)軍事獨裁者-包括巴拿馬、波利維亞、瓜地馬拉、薩爾瓦多,並且是“右翼民兵”的訓練所──例如尼加拉瓜殘暴的「國民軍」就是SOA(美洲軍事學校)的畢業生,後來組成“右翼恐怖份子”Contra(桑定游擊隊)。前巴拿馬總統就稱「美洲軍事學校」是「拉丁美洲最大的亂源製造基地」,在日漸高漲的抗議聲浪下,該校“改名”為Western Hemispheric 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WHISC),但是至今仍然繼續培養每年一到兩千名的畢業生(目前1/3的受訓者來自墨西哥,因為該國要“對付”以Chiapas省原住民為主的薩巴塔游擊隊(Zapatista),每年耗費美國納稅人大約兩千萬美金。

      和其他拉美國家相比,哥倫比亞派遣最多軍人(目前已超過一萬多人)到SOA(美洲軍事學校)受訓,其中許多高階軍官都犯下違反人權的罪刑,哥倫比亞軍方和殘忍著稱的右翼民兵組織AUC也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使得在哥國每年有超過三萬人被殺、一百萬人無家可歸。1986年以來已經有三千八百名工會領袖和組織者遭殺害,在去年(2001年)的前十一個月就有180名工會領袖被暗殺,過去十幾年以來,超過三萬名工人、農民、人權組織者、左翼領袖、教師等被軍隊和右翼民兵殺害。最大的右翼民兵組織AUC的領導人對於謀殺工會領袖毫無悔意,他說「我們有理由殺那些人,因為他們(工會領袖)妨礙他人工作。」因為暴力事件頻仍,自從 1985年以來,已經有兩百萬哥倫比亞平民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園。

      在美國主流(民主自由)傳媒宣傳下不斷“被污名化”的左翼游擊隊──其中一股最大的力量FARC「哥倫比亞人民革命軍」(有一萬六千到兩萬人的武裝力 量,由工人、農民、組織者所組成)-經由過去36年以來的組織工作,哥國基層人民對其支持率不斷提高,專家估計該游擊隊在哥國自治區的影響力已經超過 50%,相對的哥倫比亞所謂「(美帝扶植傀儡)民主」政府,則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貪污腐敗政權,人民對政府的失望清楚地反映在哥國的投票率上(低於40%),目前FARC直接掌握的非武裝區(約瑞士大小),也完全沒有上述的暴力事件發生。
      在2000年,美國政府投入十三億美金到「哥倫比亞計畫」以及之後六億美金的「安地斯行動」(Andean Intiative,因為哥倫比亞屬於安地斯山脈國家)(其中一億給哥倫比亞軍方),“宣稱”該計畫是「對抗毒品之戰」(War on Drugs)以及心照不宣的「對抗左派游擊隊(美國政府定義下的恐怖份子)之戰」,事實上,該計畫對於消滅毒品毫無助益,因為大部分的款項給了“美國跨國 公司”,例如「孟山都(Monsanto)」、United Tech、Sikorsky等,用來進行軍事訓練、購買直昇機和除草劑,另外,美國政府也已提供哥倫比亞軍方和右翼民兵十五億美金。

      然而,哥倫比亞政府和軍隊本身就和毒梟“連為一體”,政府軍隊和右翼民兵就是毒梟“背後”的軍事力量,前SOA(美洲軍事學校)的教官就曾說「SOA是拉丁美洲軍官 洗毒品錢的最佳地點」,美國持續提供哥倫比亞軍事援助反而助長軍隊和右翼民兵繼續在國內“鎮壓平民”、違反人權,並且讓毒梟勢力更擴大。

    此外,美國在哥倫比亞四處噴灑除草劑,宣稱這樣就可以消滅古柯鹼作物,但其實是毫無差別地噴灑在一般農田和雨林上,不但使得農作物大量枯死、農民無 法維持生計、亞瑪遜雨林的生態環境遭破壞、原住民生存環境受到威脅,更讓古柯鹼產業暴增超過100%,在1994到1998年,哥國大約種植45,500公頃的古柯鹼作物,但是有超過140,800 公頃的一般作物、古柯鹼和雨林被噴灑,從1999年到2000年,古柯鹼的產量反而增加60%,噴灑除草劑不但完全無效,反而讓種植古柯鹼更有價值。

      著名的拉美學者James Petras就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是美國對拉丁美洲“再殖民”的試金石,因為哥倫比亞目前擁有第三世界國家最強大的游擊隊力量,開始動搖美國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力量”(哥倫比亞的石油是美國重大利益所在,美國從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和厄瓜多進口的石油比波斯灣還要多),因此若能藉由「哥倫比亞計畫」一舉摧毀反抗的力量,則可以再度建立美國的新帝國主義力量,因此越來越多人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實際上是「死亡計畫」(Plan of Death)。

      今年(2002)4月19-22日,在美國首府華盛頓有大規模的反戰(4月20日舉行大遊行,主題為「停止國內和國外的戰爭」Stop the War-At Home& Abroad,詳情請見:http://www.a20stopthewar.org/)、反全球化和「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National Mobilization on Columbia,詳情請見:http://www.colombiamobilization.org/)遊行(世界各地的抗議活動資訊都可以在 http://protest.net/ 找到),「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在4月22日將發動大遊行並提出兩大訴求:
    一、反對美國政府“假借”掃蕩毒品為名的「哥倫比亞計畫」,
    二、關閉「殺手學校」-「美洲軍事學校」(SOA)。

    文/洪家寧 2002.4


  20. 2011/09/30 於 08:48 patchpieces

    美國(佔領軍)把伊拉克變成“轉基因糧食”生産基地

    第一節 經濟休克

    “我們在伊拉克的原因,就是爲了播撒民主的種子,這樣它就會在那裏生根開花,並擴展到整個極權主義地區。”
    ——布希二世

    當小布希(布希二世)講到播撒“民主的種子”時,很少有人意識到,他腦子裏想的是「孟山都」的轉基因種子。
    隨著2003年3月美國“佔領”伊拉克,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狀況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伊拉克的土地不僅由大約13萬美國部隊和一小批與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聯繫密切、唯利是圖的財富冒險家佔領。它的經濟也處在美國“佔領者”的全面控制之下。

    對伊拉克經濟的控制也是由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來實施的。2003年5月,保羅•佈雷默被任命爲新成立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行政長官,這個“佔領機構”披著一層薄薄的面紗。佈雷默曾任美國國務院的“反恐”官員,後來成了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的諮詢公司基辛格合夥公司的執行董事,這家公司的影響力非常巨大。

    從許多方面看,美軍“佔領”下的伊拉克比阿根廷更適合將整個國家的農業體系納入“轉基因商業化農業”的統治範圍之內,美軍的“佔領”發揮了重要作用。美國“佔領當局”直接給了伊拉克農民“一份他們無法拒絕的要約”,就像《教父》裏面所說的:“要麽拿著我們的轉基因種子,要麽去死。”

    對於“被佔領”的伊拉克的所有民事活動,佈雷默事實上擁有生殺大權。尤其特殊的是,他不是向通常負責重建工作的美國國務院彙報工作,而是直接向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裏的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的辦公室報告。

    作爲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的首腦,佈雷默迅速行動,草擬了一系列管治伊拉克的法令。當時,伊拉克既沒有憲法,也沒有根據憲法合法産生的政府。美國“佔領當局”制定了整整100個法令,於2004年4月生效。整體來看,這100項由美國強制實施的新法律(正式名稱是“命令”)將確保伊拉克經濟“按照”美國“強加”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的思路進行“改造”,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華盛頓在1990年後“強加”給俄羅斯和前蘇聯經濟的模式非常相像。

    拉姆斯菲爾德領導的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計劃制定者給佈雷默下達的指令是,強加一種“休克療法”,把以國有經濟爲中心的整個伊拉克經濟“改變”爲一個徹底的自由市場私營經濟。佈雷默在一個月內實施的經濟變革比在30年裏“強迫”拉丁美洲債務國實行的“變革”還要猛烈。

    佈雷默的第一個行動是解雇了50萬名國家工作人員,其中大多數是士兵,還有醫生、護士、教師、出版商和印刷商。接下來,他打開了這個國家的邊界,毫無限制地接納進口:既不用履行什麽邊檢手段,也不用交什麽稅費。在佈雷默2003年5月到巴格達之後兩周,他就宣佈伊拉克“敞開國門做生意”。他沒有說是誰的生意,但這一點隨後越來越清晰。

    “入侵”之前,伊拉克除了石油以外的經濟領域由大約200家國有公司主導,它們生産從水泥、紙張到洗衣機等所有商品。2003年6月,佈雷默宣佈,這些國有企業將立即“私有化”。他說,“將缺乏效率的國有企業轉交到私人手中,對伊拉克經濟復蘇來說至關重要。”伊拉克的“私有化”計劃是自蘇聯解體以來最大規模的國有資産“清倉大甩賣”。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第37號命令》降低了伊拉克的公司稅率,從大約40%降到可憐的15%。沒有了稅收收入,政府將無法在任何方面發揮大的作用。“第39號命令”允許外國企業100%地擁有除了自然資源之外的伊拉克資産。這確保了外國企業可以在這個國家“不受限制”地開展商業活動。投資者可以將其在伊拉克賺到的利潤100%地從這個國家拿走。既不要求他們追加投資,也不對他們課稅。這些法令的受益者,顯然不是伊拉克的經濟和人民。

    根據《第39號命令》,外國公司可以簽訂有效期長達40年的租約和合同。《第40號命令》則以同樣優惠的條件歡迎外國銀行進入伊拉克。與允許外國人“全盤接管”伊拉克經濟相對應的是,“唯一保留下來”的薩達姆時期的法律是那些“限制工會”和集體談判的法規。

    一夜之間,伊拉克從世界上最孤立的國家變成了最自由、最開放的市場。由於其經濟和銀行體系受到戰爭的“毀滅性破壞”,加上美國“帶頭實行”的長達十餘年的“經濟封鎖”,伊拉克人根本無力購買“私有化”的國有公司。外國跨國公司是在佈雷默宏大的經濟復蘇計劃當中“唯一”可能受益的角色。

    這些新法律“被強加”給了一個“慘遭征服”和摧殘的國家,除了搞點軍事上的破壞和打擊侵略者的遊擊戰之外,它不可能進行其他的反抗。爲了使伊拉克對外國投資者具有吸引力,這一整套的100項新法令通過美國政府的“佔領機構”即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實施,它將所有伊拉克經濟的各種權利和控制權都交給了“跨國公司”。

    不僅如此,制定這些法律的“目的”是爲了對這個國家的糧食生産體系進行前所未有的最激進的“改造”鋪平道路。在佈雷默的“統治”之下,伊拉克即將成爲“基因改造”或者說“轉基因商業化農業”的樣板。

    第二節 《第81號命令》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明確定義了這100項命令的法律地位。“命令”被定義爲“對伊拉克人民具有約束力的指示或指令,具有懲罰性後果,或者對管制伊拉克人的方式包括伊拉克法律的變更具有直接作用”。
    換言之,伊拉克人接到命令:“要麽照辦,要麽完蛋。”伊拉克以前的法律,凡是與佈雷默的新“命令”相抵觸的,一律廢止。
    “佔領者”的法律至高無上。

    佈雷默的新法令涉及從媒體到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等各個方面,深藏在其中的是《第81號命令》,即“專利、工業設計、未披露資訊、積體電路和植物新品種法”。《第81號命令》規定:

    11.“第12條”經修訂如下:“專利應賦予所有者以下權利:
    1.如果專利主體是一種産品,有權禁止任何未獲得所有者授權的人製造、利用、使用、提供銷售、出售或進口該産品。”

    12.“第13條第1款”經修訂如下:“專利的有效期,從按本法條文申請註冊存檔之日起計算,至按本法條文註冊生效滿20年後方可終止。”

    《第81號命令》的另一項條款規定:“禁止農民再次使用受保護的品種或任何本章第14條(C)段第1項、第2項提到的品種的種子。”而且,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第81號命令》對伊拉克的專利和工業設計法做了修訂,以保護與某種産品或某種製造工藝相關的任何技術領域的新創意。這些修訂允許在伊拉克的企業或在伊拉克屬於簽約方的相關條約成員國的企業在伊拉克註冊專利。修訂賦予了專利權人以下權利:阻止任何未獲得專利所有者授權的人利用受到專利保護的産品或工藝,從專利在伊拉克註冊之日起爲期20年。修訂還允許個人和企業對工業設計進行註冊。

    用淺顯易懂的語言來說就是,《第81號命令》給了植物新品種專利權人在20年內在伊拉克農業中使用其種子的“絕對權利”,而這些專利的“所有者”恰恰都是“外國大型跨國公司”。儘管“表面上”看來,這是一個公平合理的商業條款,對外國企業的知識産權予以補償,但“實際上”這是對伊拉克主權的侵犯。像許多國家一樣,伊拉克“從未承認過”植物之類的生命形式可以獲得商業專利的原則。這種專利之前由美國或其他國家的專利機構授予「孟山都」、「杜邦」等公司。

    事實上,《第81號命令》所做的是,修訂伊拉克的專利法,以便承認外國專利,不管根據伊拉克的法律這種專利是否合法。表面上,它似乎給了伊拉克農民拒絕購買孟山都種子或其他專利種子、種植本地傳統種子的選擇權。實際上,它産生了完全相反的作用,《第81號命令》的起草者也充分意識到了這一點。
    這些受保護的植物新品種,都是轉基因或者說經過基因改造的植物。選擇種植這種種子的伊拉克農民,需要與持有專利的種子公司簽訂協定,規定他們將支付某種“技術費”,並且每年爲種植這種專利種子支付許可使用費。

    任何試圖將「孟山都」或其他公司的專利種子保留一部分以便在下個作物種植季節再次播種的伊拉克農民都將受到種子供應商的重罰。在美國,「孟山都公司」要求獲得相當於被盜用種子成本120倍的懲罰性損害賠償,後來法院的裁決駁回了這一請求。
    於是在這種“局面”下,伊拉克農民沒有成爲薩達姆•侯賽因的奴隸,卻成了跨國轉基因種子巨頭的“奴僕”。

    《第81號命令》的“核心”是植物新品種保護(PVP)條款。根據該條款,留存種子和再次播種是非法的。農民們使用受專利保護的種子(甚至是“類似的”種子),將受到重罰,甚至坐牢。然而,受到保護的植物新品種,並不是那些在伊拉克農田上歷經上萬年的雜交開發出來的種子。

    相反,受到保護的是「孟山都」等跨國公司巨頭將自己的種子和除草劑引入伊拉克市場的權利,而且它們受到了美國和伊拉克政府的“充分保護”。

    第三節 破壞伊拉克的種子資源

      歷史上,伊拉克是文明搖籃美索不達米亞的一部分。在那裏,在長達數千年的時間裏,底格裏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之間的肥沃河谷爲農作物培育和種植創造了理想的條件。自從大約西元前8000年以來,伊拉克農民就一直在這片土地上耕耘,並培育出品種繁多的、如今世界上使用的幾乎所有麥類品種的種子。他們通過留存部分收穫作爲種子並再次播種的體系做到了這一點,並通過新的播種培育出能夠抗禦疾病的雜交品種。

      多年來,伊拉克人在位於阿布•格萊布的一個國家種子庫裏“一直保存”著這些珍貴的天然種子的樣本。這座城市,如今在國際上更多的是因其設有美國軍方“虐待犯人”的監獄而聞名於世。在美國“佔領”伊拉克及多次大規模轟炸之後,阿布•格萊布那個具有歷史意義、價值連城的種子庫“消失”了,它成了伊拉克戰爭的又一個受害者。

    不過,伊拉克的前農業部曾經採取預防措施,在鄰國敍利亞建立了一個備份的種子儲存庫。在那裏,最重要的麥類種子仍然儲存在一個名爲國際乾旱地區農業研究中心(ICARDA)的機構裏,該機構位於敍利亞的阿勒頗。鑒於已經失去阿布•格萊布的種子庫,如果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需要幫助的話,作爲國際性的國際農業研究諮詢小組(CGIAR)種子庫網路的一部分的國際乾旱地區農業研究中心,原本是可以從其儲備中爲伊拉克人提供種子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沒有這樣做。佈雷默的顧問對伊拉克的糧食前景有著不同的規劃,他們有自己的打算。

    伊拉克農業即將被導向“現代化”和工業化,從傳統的家庭式種植多種作物的農作方式,轉變爲面向“世界市場”而生産的美國式的商業化農業。滿足饑餓的伊拉克人的糧食安全需求,對這個方案來說是無足輕重的。

    按照佈雷默的《第81號命令》,如果國際大公司開發出一種能抗禦某種伊拉克害蟲的種子新品種,而同時一個伊拉克農民正在種植另一種具有同樣抵抗力的種子,那麽這位農民留存自己的種子將是“非法”的。相反,他必須爲使用「孟山都」的轉基因種子支付某種專利使用費。

    按照總部設在日內瓦的世界貿易組織(一個由美國政府和「孟山都」等私營農業綜合企業巨頭主導的機構)的規則,美國的法院和國際法院“有權”實施這樣的植物新品種保護法律。

    20世紀90年代後期,美國的一家生物技術公司太陽基因被授予了一種油酸含量很高的向日葵的專利。不過,不僅僅其基因結構被授予了專利,高油酸含量這種特性本身也被授予了專利,公司聲稱擁有這種權利。太陽基因公司通告所有其他向日葵品種的培育者說,如果他們開發“高油酸含量”的品種,就將被認爲是對這一專利權的侵犯。

    “專利的授予,涵蓋了一個物種的所有基因工程新品種……可能將我們在農場和花園裏種植的所有東西交由一個發明者控制。”國際植物基因資源研究院總幹事傑弗裏•霍丁博士說。“只要大筆一揮,無數農民和科學家的研究成果就可能僅僅因爲一次經濟劫持式的法律行爲而宣告無效。”經濟劫持,正是佈雷默和孟山都試圖按照《第81號命令》在伊拉克幹的勾當。

    對農民的種子品種實行“全面控制”在伊拉克新頒佈的專利法之下將成爲可能。在複雜的法律術語“掩蓋之下”,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的《第81號命令》實際上將伊拉克未來的糧食命運“轉交”到了全球性跨國私人公司手中,這“絕不是”大多數伊拉克人所希望的解放。

    以《第81號命令》頒佈的植物專利法,與其他國家的知識産權法律不同,它們不是通過主權國家政府之間的談判或與世貿組織的談判達成的。它是由華盛頓在“毫無抵抗”的情況下“強加”給伊拉克的。根據華盛頓消息靈通人士的報告,《第81號命令》中有關植物的具體細節是由世界領先的轉基因種子和轉基因作物供應商「孟山都公司」替美國政府起草的。

    第四節 伊拉克農民只能種下“轉基因”種子

    從字面上看,似乎只有伊拉克農民選擇從國際種子公司購買的那些種子,才歸屬美國新“強加”給伊拉克的專利法管轄。實際上,伊拉克正在“被改造”成一個巨大的實驗室,以便在「孟山都」、「杜邦」和「陶氏化學」等轉基因種子和化學品巨頭的“控制之下”進行糧食産品的開發。

    經過伊拉克戰爭的磨難,劫後餘生的大多數伊拉克農民如果還想繼續種地的話,就“不得不”轉向他們國家的農業部尋求得到新種子。這就爲佈雷默“控制”伊拉克人的糧食供應打開了方便之門。

    在十多年的時間裏,伊拉克農民承受著美、英爲首的、對急需的農業設備的“禁運”。另外,戰前伊拉克還遭受了連續三年的嚴重旱災,這些天災使伊拉克麥類作物的種植急劇減少。多年的戰爭和經濟制裁已經摧毀了伊拉克的農業。到2003年,糧食産量已經下降爲不到第一次美伊戰爭之前的1990年産量的一半。到了2003年,大部分伊拉克人依賴聯合國石油換食品的糧食配給生存。

    在使伊拉克糧食生産“現代化”的“名義”下,“美國國際開發署”和美國對伊拉克農業重建和開發規劃機構參與到對傳統的伊拉克農業的“改造”當中。當時起關鍵作用的、由華盛頓任命的伊拉克農業“太上皇”是丹尼爾•阿姆斯圖茨,他曾是美國農業部的官員和大型糧食聯合企業嘉吉公司的副總裁。阿姆斯圖茨是關貿總協定談判烏拉圭回合期間擬定美國在農業方面的主張的關鍵人物之一,烏拉圭回合談判導致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的建立。

    《第81號命令》名義上的目的是“確保伊拉克得到優質的種子,並爲伊拉克參與世界貿易組織提供方便”。當然,“優質”是由佔領當局定義的。加入世貿組織意味著伊拉克必須開放市場,使其法律符合主導世貿組織政策的強大工業和金融利益集團制定的規則。

    《第81號命令》一發佈,美國國際開發署便開始通過美國農業部提供數千噸“高質量、合格的小麥種子”,這些種子來自美國,並得到了補貼,被分發給困境中的伊拉克農民,這在一開始幾乎是免費的。根據對轉基因種子和植物專利持批判態度的非政府組織GRAIN的一份報告,美國國際開發署拒絕允許獨立的科學家確定這種種子是不是轉基因種子。自然,一旦證明是轉基因小麥種子,在一兩個種植季之內,伊拉克農民將會發現自己如果要生存下去,就不得不向外國種子公司支付專利費。GRAIN的報告“揭穿”了《第81號命令》的意圖: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已經使伊拉克農民在收穫後將按法律註冊的新品種的種子留存並再次使用成爲非法。伊拉克人也許可以繼續使用和留存他們的傳統種子和經過多年戰爭和旱災後留下的種子,但這不在統治者規定的重建日程當中。這項法令的意圖是爲在伊拉克建立新的種子市場提供條件,在那裏,跨國公司可以銷售它們的種子——無論是否經過基因改造,農民將不得不在每個作物種植季節重新購買這些種子。

    雖然從歷史上看,伊拉克曾禁止私人擁有生物資源,但美國強加的新專利法引入了一種對種子的壟斷權利制度,這種權利,沒有任何伊拉克農民有資源通過開發而得到。

    實際上,佈雷默將有關“植物新品種保護”的新章節納入到了伊拉克以前的專利法當中。據說,這是爲了提供對“植物新品種的保護”。植物新品種保護作爲一種知識産權,事實上是植物品種的專利,它給予了那些聲稱發現或開發了新品種的植物培育者對植物的排他性權利。

    “植物新品種保護”中的保護,與保護自然資源毫無關係,而是“保護私人培育者的商業利益”。喬治•奧威爾也說不出什麽更好的話了。在美國制定的法令之下,“植物新品種保護”實際上意味著植物品種的毀滅。

    第五節 伊拉克農民種的小麥都出口到了美國

    按照規劃,美國國務院與美國農業部一起努力(該部已經在伊拉克北部設立了56塊“小麥作物推廣實驗田”),目的是“介紹和展示經過改良的小麥種子的價值”。這個專案由德克薩斯A&M大學國際農業辦公室替美國政府打理,該辦公室在伊拉克各地利用800英畝(約323.7公頃)實驗田,向農民們傳授如何種植大麥、鷹嘴豆、豌豆以及小麥等作物的“高産品種”。

    這個投資1.07億美元的美國國際開發署農業重建專案,定下了在第一年使3萬個伊拉克農場産量翻番的目標。其指導思想是說服心存疑慮的伊拉克農民相信,只有使用這種新的“神奇種子”,才能獲得大豐收。與十年前美國農民的情況一樣,身處絕境而又心懷收穫大量糧食的希望,讓伊拉克農民鑽進了外國種子公司的圈套。

    碰巧的是,德克薩斯A&M大學的農業專案也將自己描繪爲“利用生物技術(或者說轉基因技術)方面公認的世界領先者”。用了他們的新種子,新的化學製劑——殺蟲劑、除草劑、殺真菌劑等——便會隨之而來,這些都是由孟山都、嘉吉、陶氏化學等大公司賣給伊拉克人的。

    亞利桑那州的《鳳凰城商業期刊》報道說,
    “一家亞利桑那州的農業研究公司正在提供小麥種子,供伊拉克農民使用,他們期望大幅增加本國出產的糧食供應。”這家公司名爲“全球小麥公司”(WWWC),通過與包括德克薩斯A&M大學在內的三所大學合作,它將“提供1000磅(約453.6 千克)小麥種子,供巴格達以北的伊拉克農民使用”。

    據全球種子行業資訊的中心網站Seedquest介紹,在開發穀類作物種子中“擁有專有權的品種”(被授予專利並爲某個特定公司所擁有的品種)方面,全球小麥公司是領先者。以上提到的這些種子屬於《第81號命令》中那種受到保護的轉基因種子。根據全球小麥公司的說法,任何希望種植他們的某種種子的“客戶”(或者說農民,人們曾經這樣稱呼他們),都要“爲每個品種支付許可費”。這家公司自稱爲“W3”,與亞利桑那大學Bio5生命科學研究所建立了正式的合作關係,而Bio5研究所自稱爲“生物研究水平最高的車庫(在美國代指高技術創新企業的發祥地。——譯注)”,這聽起來十分古怪。

    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鳳凰城商業期刊》上的文章說,“爲了支援伊拉克,共開發了六種小麥種子。三種將用於讓農民種植用於製作通心粉的小麥;另外三個品種將用於種植製作麵包的小麥。”這意味著,2004年後美國在伊拉克發展的穀類作物中有一半是爲了出口。確實,通心粉對於伊拉克人的飲食來說是完全陌生的外來食品,這表明,佈雷默頒佈《第81號命令》的目的與其說是爲了給飽受戰爭創傷、饑腸轆轆的2500萬伊拉克人生産糧食,不如說是建立將轉基因種子用於糧食生産並向全球市場出口的工業化農業産業。

    此外,投資1.07億美元的美國國際開發署農業重建專案,其目的是讓伊拉克政府失去對糧食生産的控制權。“我們的想法是,讓這裏成爲完全自由的市場。”美國國際開發署伊拉克重建辦公室農業專家道格•普爾如是說。

    美國國際開發署的目的反映了美國和世界貿易組織的政策,這一目的是幫助伊拉克新政府逐步取消農業補貼。“農業部長在這方面幹得相當漂亮。” 普爾說。他宣稱,國有企業如美索不達米亞種子公司等“需要拆分和私有化”。但他並沒有提到,在飽受戰火摧殘的伊拉克誰會有錢買得起這樣一家國有種子公司, 只有像孟山都這樣有錢的外國農業綜合企業巨頭才有可能成爲買主。

    爲了便於從外國種子巨頭那裏引進受專利保護的轉基因種子,伊拉克農業部以“補貼價”分銷這些轉基因種子。一旦農民們開始使用轉基因種子,按照《第81號命令》的“植物專利保護”新規定,他們將被迫每年從這家公司購買新種子。在將“自由市場”引入這個國家的旗號下,伊拉克農民逐漸成了外國跨國種子公司的奴隸。

    在2004年12月的一次訪談中,在美國受過教育的伊拉克臨時政府農業部長阿裏聲稱,“我們希望伊拉克農民具有競爭力,所以我們決定對農藥、化肥、良種等投入給予補貼。我們減少了其他補貼,我們必須要有競爭力。”

    換言之,原本用於伊拉克貧困農民購買新種子的錢,被專用于從孟山都等外國跨國公司購買轉基因“良種”。

    與此同時,美國商品出口商垂涎欲滴,盯住了新的市場機會。
    “伊拉克曾是美國農產品重要的商品市場,20世紀80年代的銷售額接近10億美元。”2003年,小布希政府的前農業部長安•維妮曼在農業媒體研討會上如是說。在到華盛頓任職之前,她曾與孟山都公司有密切聯繫。照她的說法,“它有可能再次成爲重要的商業市場。”

    維妮曼忘了說的是,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的兩伊戰爭期間,雷根政府和老布希政府以美國農業部商品信貸公司的出口專案的名義,偷偷賣給薩達姆統治下的伊拉克各種常規武器和化學武器。這一醜聞涉及美國納稅人的數十億美元,牽涉到了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國家安全顧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和義大利拉沃羅國民銀行的亞特蘭大分行。

    根據美國稻米協會副主席約翰•金的說法,在20世紀80年代末1991年海灣戰爭之前伊拉克是美國最大的大米市場。“美國大米行業打算在向伊拉克提供大米方面再次發揮主要作用。”約翰•金對美國國會衆議院農業委員會如是說。“由於目前美國大米行業面臨挑戰……再次進入伊拉克市場,在具有附加價值的産品銷售方面將産生巨大影響。”

    約翰•金補充說,“聯軍2003年對伊拉克的解放,給伊拉克人民帶來了自由。貿易的恢復也給美國大米行業帶來了希望。”他沒有提到的是,2003年,大部分美國大米是基因控制的轉基因大米。

    2004年春,當佈雷默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頒佈《第81號命令》時,激進的年輕教士薩德爾的支持者抗議美國憲兵查封了他們的報紙al Hawza。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指控al Hawza發表可能“構成真正暴力威脅”的“虛假文章”。例如,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引用了一篇文章,它指稱佈雷默在“奉行讓伊拉克人民挨餓的政策,讓他們成天忙於採購麵包,這樣他們就沒工夫要求得到政治自由和個人自由”。

    考慮到《第81號命令》出籠的背景,出現這樣的文章不足爲奇。同樣毫不奇怪的是,考慮到整個轉基因計劃的大賭注,佈雷默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自然要竭力平息這種對其糧食政策的批判。

    第六節 美國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伊拉克巧取豪奪

    2004年11月21日,在如何處理伊拉克政府所欠大約390億美元外債(主要是欠工業化國家的)這個問題上,由債權國政府組成的巴黎俱樂部的主要代表發佈了一份公告。那些外債是薩達姆統治下伊拉克拖欠的大約1200億美元外債的一部分。儘管薩達姆政權已被推翻,華盛頓起初並不打算宣佈把這些舊債一筆勾銷。

    在美國的伊拉克債務特別談判代表詹姆斯•貝克的強大壓力下,參與巴黎俱樂部的各國政府才就390億美元的伊拉克國家債務達成了新的協定。貝克絕對是個談判高手。通過向最高法院上訴,他策劃了2001年小布希的成功當選。他還是布希家族最親近的顧問之一。

    在隨後與經合組織盟國極爲高明的討價還價當中,美國政府成功施壓,高高興興地將伊拉克所欠巴黎俱樂部債權國的舊債大筆勾銷。原因很簡單:這些債務大部分是欠俄羅斯、法國、日本、德國和其他國家的。美國在總債務中只占很少的22億美元。

    巴黎俱樂部成員國發表了一份官方新聞公報:

    各債權國的代表意識到伊拉克共和國的特殊形勢及其在未來歲月裏有限的償還能力,同意作出債務處理,以確保其債務的長期可持續償還能力。爲了這一目的,他們建議本國政府作出如下特殊處理:

    ——立即取消部分後來發生的利息,涉及2005年1月1日時累計債務的30%。剩餘債務將延期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批准之日。這次減免將勾銷所欠巴黎俱樂部389億美元總債務當中的116億美元;

    ——一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獲得批准,將實施30%的債務削減。剩餘債務將按23年期重新安排償還計劃,其中包含一個六年的寬限期。這一步驟,將再削減累計債務116億美元,使減免比例增至60%;

    ——巴黎俱樂部債權國同意,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委員會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實施的三年評估完成之後,再給予最初債務總額20%的減免。

    伊拉克債務的減免,是與伊拉克嚴格遵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這一條件密不可分的。在債務減免過程中,作爲主要佔領者的美國慷慨地勾銷了薩達姆欠俄羅斯、法國、中國等國家的債務,這些國家是華盛頓的對手,曾反對向伊拉克開戰。這個標準計劃與應用于印度尼西亞、波蘭、克羅地亞、塞爾維亞、阿根廷和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的計劃是一樣的。它命令伊拉克將其經濟主權移交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技術官僚,而這些官僚實際上是受美國財政部和華盛頓當局有效控制的。

    雪上加霜的是,在薩達姆時代伊拉克所欠的舊債是各國政府所說的“惡意債務”,即在未經人民同意下發生的、不符合人民利益的(簡而言之,就是不合法的)債務,就像已經不存在的蘇聯的債務一樣。但是美國、英國和其他巴黎俱樂部成員國並不在乎這個。這種債務是控制“新”伊拉克、迫使其向“自由市場 ”轉型的有用武器。轉基因種子和農業的工業化將處於這種強迫性變革的核心。

    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是符合“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在走向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東歐轉型國家急需經濟改革,以擺脫傳統的內向型發展戰略的影響。總的來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有兩種辦法:一種是漸進式的改革,一種是所謂“休克療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是贊成“休克療法 ”的,這兩個組織的觀點被稱爲“華盛頓共識”。——譯注)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計劃的頭等大事。自由市場企業制度也是2004年4月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 “100項命令”的核心。這絕非巧合。

    我們可以恰如其分地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稱爲“全球化的警察”。自從20世紀80年代的債務危機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發展中國家強制實施了債權國要求的殘忍的緊縮和償債計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債務條款被用來強迫各國將它們最爲珍貴的經濟資産拱手轉讓給外國利益集團,以便償還越來越多的債務。

    通常,「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這些措施都得到了龐大的銀行業和私人利益集團的鼎力支援。
    他們系統地“強制實施”國有企業的“私有化”,
    “取消”糧食、衛生和能源的“公共補貼”,
    “削減”公共教育開支。
    因此,使跨國公司得以“主宰”戰後伊拉克的每一項政策,都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佈雷默頒佈的法律來具體落實:
    “精簡”國家機構、
    彈性的勞動隊伍、
    開放邊界、稅收降至最低程度、
    對資本流出伊拉克“不加控制”、
    沒有關稅、
    對外國人的所有權比例“不加限制”。

    伊拉克人民將失去成千上萬的工作崗位,外國産品將把伊拉克本國的産品逐出市場,其中糧食就是一個主要目標。在強制實施的法規和外國競爭的重壓之下,本地企業和家庭式農場毫無競爭的能力。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條件”的“受害國”通常都不可避免地“被迫”使本國經濟向出口轉型,以便賺取美元來“償還”債務。這樣做換來的“胡蘿蔔”通常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放“拯救”貸款或者說“救援”貸款的承諾。而胡蘿蔔背後的“大棒”就是發出這樣一種“威脅”:如果債務國拒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條件,它將被永久列入“黑名單”,得不到任何國外貸款。

    伊拉克也不例外。美國“授意”下的伊拉克大選,其“目的”就是確立一個合法的舞臺,以便將伊拉克政府置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嚴格的控制之下”。實際上,這使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處於“中立”的位置,負責監督伊拉克嚴格遵守佈雷默的“100項命令”。這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能夠“迫使”伊拉克加入華盛頓的“自由市場”全球願景。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計劃在2005年1月30日伊拉克大選之後的某個時候,與伊拉克新政府達成一項“特殊安排”。由於減免伊拉克的大量外債需要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點頭,因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與伊拉克領導人的談判中處於相當有利的位置。

    聯合國安理會第1483號決議賦予了佈雷默管理被佔領的伊拉克的權力,但這本應歸屬國際法的管轄範圍。可見,佈雷默的“100項命令”和經濟“休克療法”,是在完全違反國際法的情況下實行的。

    隨著對伊拉克“私有化”的抗議和針對美國在伊企業暴力活動的蔓延,“掩蓋”這種“令人難堪”的事實變得迫切起來了。因此,佈雷默急匆匆地返回華盛頓,與總統討論接管伊拉克經濟的新方案。其結果是組成了阿亞德•阿拉維爲首的臨時政府,並宣佈伊拉克將在2005年1月舉行大選。
    阿拉維,這個美國“一手扶植”起來的、曾經多年爲「中央情報局」工作的門徒,將“合法地”執行非法的佈雷默法令。

    按照在伊拉克以“佈雷默法律”而聞名的《第39號命令》,伊拉克的各個行業和所有市場將在幾乎沒有限制的情況下向外資開放。這些法律的制定方式,使得無論是臨時政府還是隨後的任何一屆伊拉克政府都很難撤銷或廢除這些政策。

    確實,佈雷默用伊拉克臨時憲法第26條鞏固了“100項命令”,臨時憲法中的第26條,確保了在主權被移交給臨時政府之後,臨時政府將無權改變佈雷默的法律。此外,美國親手挑選出來的親美派被佈雷默安插到了伊拉克的各個部門之中,並有權淩駕於隨後的任何一屆伊拉克政府所做的任何決策之上。

    遍佈于伊拉克各地的13.2萬美國部隊,堅守在2003年後建起的14個新軍事基地上,這就是上述這一點的保證。對於華盛頓在伊拉克使用“ 播撒民主的種子”這種冠冕堂皇的話到底意味著什麽,大多數伊拉克人到了2004年底已經很清楚了。這種種子與普通伊拉克公民獨立決定自己命運的能力毫無關係。

    在2004年6月權力從佈雷默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正式移交給以「中央情報局」的寶貝兒阿拉維爲首的伊拉克臨時政府之後,後者同意接受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加的“開放”來換取債務減免。因此,2004年9月在伊拉克中央銀行行長沙拉比和財政部長馬赫迪發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意向書”所附的備忘錄中,這些人表達了這個美國“扶植”的政府“參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急迫心理。

    “新的金融部門立法將爲建立現代金融部門鋪平道路。”這封意向書這樣吹噓道。意向書接著寫道:
    “三家外國銀行已經獲准開展業務”,而且“若干外國銀行對獲得伊拉克私營銀行的少數股權已經表現出興趣。”
    其中一家銀行是倫敦的滙豐銀行,這是世界最大的銀行之一。

    “強迫”對伊拉克的糧食生産進行“改造”,“使之”種植“擁有專利”的轉基因作物,這是「孟山都」和其他轉基因“巨頭”所作所爲的最突出的例子之一。通過這些“(帝國新殖民)方式”,它們將轉基因作物“強加”給了“不情願”和“不知情”的世界人民。

    文/威廉。恩道爾


  21. 2011/09/30 於 08:50 patchpieces

    網易(及實由美日資掌控的四大門戶),一個漢奸媒體──看網易“淡化(屏蔽/封鎖/冷處理)”華爾街(茉莉花革命)騷亂

    作者:逍遙道長
    2011-09-26
    http://blog.sina.com.cn/mingzuziyoukexue

    媒體已經是威力遠超核武的戰爭武器,以“網易”為代表的中國主流媒體已經成為國內外反動勢力搞亂中國的橋頭堡。強烈要求媒體管理機構國務院新聞辦劃歸工農兵人大直接管理!  

    華爾街騷亂這麼大的事情,中國主流媒體居然“集體失語”,這是一種“選擇性失語”。更確切說是一場戰爭,一場“國內外反動勢力”勾結起來搞亂中國的戰爭。  

    百度搜索關鍵字“華爾街的騷亂網易”,打開鏈結:  

    http://money.163.com/11/0919/09/7EA9DKV800253B0H.html  

    http://money.163.com/11/0920/08/7ECP72SA00253B0H.html  

    評論居然是零。這對日訪問量上千萬乃至到億的“網易”來說簡直是個奇跡。對於能夠把屁大點的小事都能放首頁“炒火”的“網易”來說,華爾街騷亂“這麼大的事情”居然就這麼被“冷處理”了,而且處理得“這麼成功”!不得不佩服“網易”的高明。  

    在對華爾街騷亂進行“冷處理”的同時,“網易”可沒有閑著,比如象“利比亞發現疑似1996年大屠殺千人坑”居然能夠放首頁頭版,目前回復人數達15000多人。再看回復是些神馬玩意,頭一條“座等五毛狗解釋”,第三條“又一個史達林式的人物”,頂回復的均過千人。我們暫且不論利比亞的千人坑是咋回事,也無論這些回復是否成問題。單就網易避重就輕的手法就值得懷疑。難道當前的華爾街騷亂這麼大的事件的新聞性就比不上一個成為昨日黃花的利比亞事件?  

    這是一場戰爭!一場徹頭徹尾的戰爭!這些由網路水軍、五毛、美分、網特組成的網路打手,居然賊喊捉賊,罵起五毛起來。真是毫無人性而言的一群禽獸。  

     

    紐約“佔領華爾街”遊行升級 85名示威者被逮捕

    中新網9月26日電

    2011年9月26日 中新網 

    美國紐約“佔領華爾街”示威進入第2周,警方繼續“重兵封鎖”「紐約證交所」大門,示威者只能在3條街外紮營靜坐,聲討華爾街企業貪婪。
    據香港《文匯報》報導,當地時間24日,過百名示威者試圖遊行到曼哈頓下城,警方“拘捕”至少85人,但有示威者稱他們和平抗爭,警方卻過度使用武力,向被包圍的示威者噴胡椒噴霧,還有臉上流血的示威者從地上被拉起扣上手銬。

      示威者多為大學生,他們高舉美國國旗和高呼反企業口號,亦有人要求為上週三行刑的死囚大衛斯討回公道。當他們抵達曼哈頓聯合廣場時,警方用膠網圍起場地。

    “佔領華爾街”運動–美國左派要終結資本主義

    記者戰齊報導

    民聲網

    一場席捲美國的政治大動盪已經拉開序幕

    據9月19日出版的《環球時報》報導
    【9月17日,一場“佔領華爾街”的運動在美國紐約上演,通過互聯網組織起來的抗議者宣稱將使用埃及人民的戰術,“將曼哈頓變成埃及的解放廣場”。美國媒體擔心,在中東北非地區上演的“阿拉伯之春”系列暴亂可能已蔓延至美國。

    《新美國人》評論說,分析人士警告,隨著極端活動分子、左派組織、自我標榜的“革命者”和反資本主義煽動者策劃從9月17日起“佔領”華爾街大串聯,可能導致嚴重騷亂。

    抗議群眾最終選擇距華爾街約300米外的三一地區安營紮寨。】

    據美國每日新聞網9月18日報導
    【美國金融中心紐約華爾街當地時間17日遭遇了一場大規模示威,示威者們揚言要“佔領華爾街”。示威組織者稱,他們的意圖是要反對美國政治的權錢交易、兩黨政爭以及社會不公正。這是自7月三藩市騷亂爆發以來,發生在美國最大城市的人民民主運動,一場席捲美國的政治大動盪已經拉開序幕。】

    《廣州日報》9月20報導
    【17日,近千美國人在紐約華爾街附近遊行。這場由反消費網路雜誌“廣告剋星”組織在網上發起,名為“佔領華爾街”的活動,旨在表達對美國金融體系的不滿,抗議金融體系“青睞”權貴階層的現實,據稱,全球74個城市也會有人示威回應。有國外媒體將這場活動稱之為美國式的“革命”。

    據報導,此次示威活動的發起者早在其網站上將他們的抗議活動與“中東北非革命”相提並論,稱“跟我們在埃及、希臘、西班牙和冰島的兄弟姐妹一樣,我們計畫使用群眾佔領這一革命戰術,恢復美國的民主,我們也鼓勵通過非暴力手段實現目標,最大限度保護所有參與者的安全。”】

    image001.jpg

    示威者
    明確提出反對資本主義的要求

    環球網9月19日報導

    【“廣告剋星”網路雜誌的總編輯拉森表示,這是一個“沒有領導人的反抗運動”,希望提出單一訴求,訴求的內容則由參與活動者討論決定,可能是“追拿經濟崩盤的禍首”。
    遊行組織方稱,這次遊行活動旨在表達對美國金融體系的不滿,抗議金融體系“青睞”權貴階層的現實,“我們代表社會的99%,我們不再忍受那1%的貪婪與腐敗”。

    群情激昂的人們在高喊“現在就革命!現在就革命!”的口號,更有不少人在高呼“要工作!要工作!”
    美國新興的政治保守勢力“茶黨”更成了示威者的眾矢之的。
    我也能有自由發言的權利嗎?華爾街在蠶食我們孩子的未來。

    有工人運動組織成員在爭取勞工權益,也有社會主義運動組織呼籲“終結資本主義制度”,很多傳單上印著拉美革命領導人切•格瓦拉的頭像。

    “消除腐敗”、
    “停止削減社福預算”
    和“貪婪華爾街,紐約人受夠了”的標語四處飄揚。

    “在利比亞打仗,在阿富汗打仗,在伊拉克打仗,還好意思削減教育、公共專案預算,”一名戴面具的抗議者告訴法新社記者。

    哲學學生朱利亞•裏弗•希特說:
    “這是一場反對金融業貪婪的抗議遊行,我們來到華爾街,因為這裏是貪婪的起始點……我們受夠了,不能再容忍。”】

    中國新聞網09月18日報導
    【一位匿名示威者說,要通過這次示威“顯示民眾的力量”,迫使華爾街的金融巨頭們吐出他們“霸佔人民的財產”】
    新華報業網

    【一個合唱團體舉著反對奧巴馬的標牌,高唱:
    “奧巴馬是個瘋子、瘋子、瘋子,啟動第25條修正案……”】


  22. 2011/10/02 於 16:17 patchpieces

    俄專家:美帝全球扶植第五縱隊佈署代理機構傀儡代理人 已開始進行第4次世界大戰

    <俄專家:派第五縱隊 美已開始第4次世界大戰>

    蘇聯雖已解體 大戰仍在繼續

      蘇聯消亡是20世紀地緣政治中的一場浩劫,現在已經過去20年。這個“奧秘”至今依舊令許多人關切和好奇。

      為什麼會發生這一切?也許只有根據現代戰爭的理論才能搞清楚。 “冷戰”一般被認為是20世紀一場最大的非軍事地緣政治較量,實際上是第三次世界大戰,是以對手(以國家為靶標)全面失敗為目的的一場資訊戰、意識形態戰。戰爭是從國家內部、人民意識中挑起的,特點是有失敗,但是好像又沒有軍事行動。在這場戰爭中蘇聯被打敗了。

      現在,美國的主要目的不是戰勝單個國家或單個軍事政治集團,而是全面統治整個世界。為達到這一目的,美國實際上已經開始第四次世界大戰。
    這場戰爭的不同之處在於,它具有全球性,是完全意義上的世界大戰,它將“逐步蔓延”到整個世界,所有民族和國家。

      這場戰爭將沿著三個方向進行(以“冷戰”或“熱戰”形式)。
    第一,向那些被選擇為“進攻目標國”的居民和政治精英的社會意識進行大量的“資訊心理宣傳”。
    第二,在這些國家建立專門的“代理機構”,通過“第五縱隊”來發揮作用,向這些“機構”提供一切幫助,借此“影響”大眾傳媒,達到直接在這些國家內部“操縱”人們意識的目的。
    第三,對那些不順從、強調獨立發展的國家,搞“顏色革命”、直接投資,甚至訴諸武力,用武力“推翻”這些國家的政府、並建立“親美政府的傀儡”。

     “自由主義的現代化”是一種“不宣而戰”的戰略,它將導致西方和東方之間產生“文明大對立”。
    如果說在蘇聯崩潰之前兩種社會制度———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對立是世界進程中的基本矛盾的話,那麼在蘇聯解體之後,當今時代的主要矛盾則是東、西方之間在文化價值觀上的全球衝突,它將決定當代世界的整個政治建構和發展。富裕的西方(美國、加拿大、西歐國家、日本、澳大利亞、新西蘭)與相對落後的東方(俄羅斯、烏克蘭和其他獨聯體國家、中國、印度、伊斯蘭國家、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相對峙。

      那麼,“這種戰爭”給俄羅斯帶來了什麼呢?

      俄羅斯迄今無法修復“自由化改革”的“後果”,依舊處在制度危機、意識形態模糊不清的狀態之中。國家從來沒有面臨像現在這樣的問題:怎麼辦?

      要回答這一問題和確定新的發展前景,必須明確做到以下幾點:
    第一,公開承認俄羅斯和西方不是同路人;
    第二,俄羅斯應該“堅決摒棄”各種形式的自由主義思想,無論是西方自由主義思想還是俄式自由主義思想;
    第三,俄羅斯只有建立全新的“國家意識形態”概念及其明確具體的政治行動綱要才能改變自己的發展軌跡。

      應該“拋棄”這種東、西方間的矛盾可以通過“讓步”和妥協的方式來解決的“幻想”。它們的地緣政治目標和志向完全是不相容的。西方從來不需要一個強大和繁榮的俄羅斯。根據國際關係的現實情況,俄羅斯應該重新架構自己的對外政策,由面向西方“轉為”面向東方和南方。

    文/【俄】弗拉基米爾•伊萬諾維奇•多博林科夫
    (莫斯科羅蒙諾索夫國立大學社會學系主任)

    2011-6-14   環球時報
    http://mil.huanqiu.com/Observation/2011-06/1755264.html


  23. 2011/10/20 於 07:27 patchpieces

    從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暗殺集團到以色列政府國家恐怖主義

    以色列是中東地區第一個成立“恐怖主義組織”的政權。現在,該政權繼續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被占領土上從事“恐怖主義”活動。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運動的歷史和其成立說明了這一事實,即:猶太復國主義政權留在巴勒斯坦的最根本目的就是集體屠殺和“暗殺”無辜的巴勒斯坦人民。
    “猶太民族基金會”主任喬澤夫•維特茲在1940年,也就是以色列政權宣佈其成立的8年前宣佈,在巴勒斯坦不可以存在兩個政府,如果阿拉伯人離開這片土地,這裏才能成為我們的地方。如果阿拉伯人留在這裏,我們將成為微不足道和一個弱小國家的主人。因此,我們應當將巴勒斯坦人驅趕出去,使這片土地上不能留下一個村莊或一個部落。

    在1897年舉行第一次國際猶太復國主義會議以及建立猶太復國主義恐怖團體的第一人弗拉迪米爾•亞博延斯基出生沒過多長時間,也就是在20世紀初亞博延斯基建立了第一個猶太復國主義恐怖組織,該組織是猶太復國主義恐怖組織和所有其他組織的始祖。
    之後,在英國殖民主義者佔領巴勒斯坦30年期間,猶太復國主義恐怖組織如哈格納、伊什特蘭、伊爾貢、巴塔爾等恐怖主義組織相繼在巴勒斯坦被占領土上出現,這些恐怖主義組織的領導人都是以色列政權最重要的人物。大衛•本•古裏安、摩西•達揚、埃胡德•巴拉克、伊紮克•拉賓、伊紮克•沙米爾、穆納希姆•貝根和沙龍(夏龍)等人物也先後擔任了以色列政權的戰爭部長、總參謀長和總理等職務。這些人在1930年至1940年10年期間在對巴勒斯坦人民實施恐怖主義行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1979年,以色列一調查代表團“迫使”拉賓從自己的回憶錄中“刪除”有關屠殺巴勒斯坦人民和50萬巴勒斯坦人從拉姆萊和裏達兩個村莊被驅逐的內容。
    拉賓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聲稱,我在與以色列總理大衛•本•古裏安和他的副手舉行的會議中就這一問題即:巴勒斯坦人民應當做什麼舉行了會談。這兩人就此表示,我們應當將巴勒斯坦人趕出巴勒斯坦。但是,巴勒斯坦人民現在不願離開他們的家園,現在我們只有採取暴力和恐怖等手段迫使他們離開,等他們看到這些暴力的時候他們就會吸取教訓倉惶而逃。猶太復國主義分子們採取各種方法和戰術在巴勒斯坦領土上從事恐怖主義活動。這些恐怖主義活動包括秘密暗殺巴勒斯坦知名人士,在巴勒斯坦人的賓館、市場、公共汽車和餐廳裏放置炸彈或者綁架巴勒斯坦人。猶太復國主義暗殺集團每天都守候在巴勒斯坦人民的住宅附近,用炸彈炸他們,使他們處在白色恐怖和恐懼之中。猶太復國主義政權通過這些方法在巴勒斯坦被占領土上製造恐懼和混亂迫使巴勒斯坦人民逃離自己的家園。

    猶太復國主義政權軍隊集體屠殺數百名迪爾•亞新村莊的巴勒斯坦人正是這些恐怖襲擊行動的事例之一。該村莊居民曾在一個小時內就被猶太復國主義政權軍隊血洗一空。除此之外,猶太復國主義政權軍隊還將數名遭綁架的巴勒斯坦人集體殺害。更可恨的是,猶太復國主義恐怖集團在對巴勒斯坦各村莊、城鎮和他們的居民區發動襲擊和實施大屠殺之後,又用推土機將這些地方徹底推平,在其基礎上為自己的猶太人移民重新修建猶太人定居點,直到巴勒斯坦人民的標誌和特徵徹底被抹掉,不留下一點屬於巴勒斯坦人民自己的東西。
    之後,猶太復國主義分子們又在被侵佔的巴勒斯坦土地上種莊稼種樹或種花。猶太復國主義分子們為同化巴勒斯坦各地區採取的行動讓人不可思議。幾乎這些被佔領地區的巴勒斯坦人的特徵蕩然無存。甚至任何一個巴勒斯坦人都無法認識這些只在幾個月被佔領和遭破壞地區的村莊、城鎮和他們的住宅。

    在以色列侵略政權宣佈其成立之日起,就有數百個巴勒斯坦人的村莊和城鎮被以色列侵略軍破壞和摧毀,同時導致70萬巴勒斯坦人民被迫離開了自己的家園,淪為難民,無家可歸。事實上,這些被佔領的村莊都是以色列恐怖主義政權軍隊發動恐怖主義行動得來的。這些被佔領地區至 今仍被該政權侵略軍所控制。以色列伊爾貢恐怖主義組織領導人穆納希姆•貝根榮獲諾貝爾和平獎、迪爾•亞新村莊居民遭集體屠殺以及以色列軍隊總參謀長伊紮 克•拉賓在1967年發動的六日戰爭,這些都是巴勒斯坦人民的應有權力遭踐踏和破壞的最不公正的最明顯事例。猶太復國主義各種暗殺集團隨著以色列政權的成立而建立了起來。其中 有名的暗殺集團當屬以色列“摩薩德(Mossad)”間諜機構。該間諜機構是猶太復國主義政府恐怖主義組織的最大恐怖組織。目前,“摩薩德(Mossad)”間諜機構正在巴勒斯坦境外從事自己的間諜活動。自以色列侵略政權成立之後,猶太復國主義分子們一直在巴勒斯坦各地區犯罪作惡,以色列侵略軍曾經在巴勒斯坦的卡夫爾•紮希姆村莊發動的集體屠殺事件正是這些罪行的最真實寫照。以色列侵略軍在1956年10月29日下午僅在4個半小時的時間裏就血洗了卡夫爾•紮希姆村莊,隨即又宣佈一名以色列軍官擔任該村村長。在經過4個半小時之後,以色列侵略軍又制定了行人出入該村莊的法規並宣佈這一法規於當日起執行。在卡夫爾•紮希姆村莊被封鎖之後,該村居民都被禁止離開該村莊。儘管該村村長向以色列軍官解釋說,現在400名村民正在自己的農田裏從事耕種作業,他們晚上就會返回自己的住宅,但以色列軍官根本不理睬這些解釋。並利用天黑將自己的軍隊部署在了該村莊的周圍。以色列侵略軍在得到巴勒斯坦農民返回家園的消息之後向這些耕種的農民開槍掃射,殺害了數百名無辜的巴勒斯坦人。

    聯合國觀察員在1950年向安理會提交的報告中闡述了自己親眼目睹的以色列政權的“罪行”。他在報告中寫道,在格比耶(GABIE)村莊有66名村民遭以色列政權軍隊“集體屠殺”,其中四分之三的人是婦女和兒童。這些遭殺害的村民有的滿身是槍眼,有的已經被打的面目全非。他們的房屋、窗戶玻璃以及大門 都遭到了機槍掃射。
    這些跡象表明,當時遭殺害的巴勒斯坦人正在自己的家裏,就在當時他們遭到了以色列侵略軍的殘酷殺害。還有許多房屋被炸彈炸毀,有些房屋的大門和窗戶被自動步槍打了許多洞。

    發生在格比耶村莊的殘酷流血事件是由以色列前總理沙龍一手策劃的。之後,在1980 年代又以沙龍為首的以色列侵略軍對在黎巴嫩的兩個巴勒斯坦難民營薩布拉和沙齊拉難民營發動了“集體屠殺”行動,並殺害了這兩座難民裏的2000名巴勒斯坦平民,同時將他們的屍體一塊塊撕開。但是,從1970年代開始,猶太復國主義恐怖集團就以新的方式開始了“恐怖主義”行動。以色列政權的摩薩德(Mossad)間諜機構和情報機構沆瀣一氣共同在巴勒斯坦被占領土上從事暗殺行動,他們還制定了詳細的“暗殺計畫”在巴勒斯坦境外從事暗殺行動。
    巴勒斯坦報社編輯、作家兼詩人古薩•凱法尼 1972年在黎巴嫩被暗殺、
    巴勒斯坦著名漫畫家納吉•阿裏1987年在黎巴嫩被暗殺、
    突尼斯薩夫組織2號人物艾布•傑哈德1988年連中7槍被暗殺,
    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運動領導人法塔赫博士1994年在馬耳它被暗殺、
    黎巴嫩真主党運動總書記賽伊德阿巴斯•穆薩維與他的妻子和三個孩子于1992年被暗殺,
    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精神領袖謝赫艾哈邁德•亞幸於2004年被暗殺,
    這些都是猶太復國主義恐怖集團在巴勒斯坦被占領土境外從事暗殺活動的“冰山一角”。在21世紀的今天,巴勒斯坦人民和黎巴嫩人民不斷遭猶太復國主義侵略政權的“集體屠殺”和發動的“恐怖襲擊”行動,這些均表明猶太復國主義與“恐怖主義”緊密交織在一起。
    在1990年代,以色列政權軍隊又轟炸了聯合國駐黎巴嫩南部的一處觀察站,並血洗了黎巴嫩加納村莊,此次襲擊事件造成包括100名婦女和兒童在內的數百名黎巴嫩平民喪生。然而就在2006年以色列政權軍隊針對黎巴嫩發動的33天戰爭中再次向該村莊發動了野蠻襲擊行動。
    現在再來關注一下(巴勒斯坦)加沙(Gaza)局勢,許多加沙(Gaza)居民現在被關押在以色列政權的監獄裏,以色列政權軍隊每天動用導彈和炸彈向加沙(Gaza)居民發動襲擊。並“阻止”藥品、食品和燃料進入該地區,這些都表明了猶太復國主義政權“罪行”的本質。與此同時,在21世紀,該侵略政權又企圖在中東地區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

    伊朗華語台 2011-10-18

    http://www2.irib.ir/worldservice/chinese/zhuanti/zhuanti/08052802.htm


  24. 2011/11/03 於 12:18 patchpieces

    簡評美國(基督教霸權文化)的“信仰外交”與我國文化安全

    “冷戰”結束以來,在國際戰略格局中,宗教的復興和宗教的衝突成為重要的社會現象。仔細分析這些社會現象主要不是精神層面的有神論在起作用,而是宗教的社會性被“人為的抬高”和“強化”。宗教有神論被某些國家和某些利益集團當作“謀取”政治勢力和經濟利益的“手段”。
    從科學無神論的視角考察,這種現象是歷史文明的倒退,急需我們進行研究,提出對應戰略。

    一、從“(基督教霸權)傳教士外交”到“信仰外交” 

    一個(基督教霸權)超級大國立法“定期審查”世界各國的宗教現狀,這是“冷戰”後國際舞臺上的一個重要“戰略變化”。這種“以信仰為基礎的外交”(faith-based diplomacy),成為歷史上“(基督教霸權)傳教士外交”和當代“人權外交”的最新版本。
    而當代中國的宗教問題“長期”被美國(基督教霸權)《1998年國際宗教自由法》“審查”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案例。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戰略格局最重要的變化是美國“新保守主義勢力”企圖建立“獨霸”全球的“單極”時代。某些權威人士鼓吹“單邊主義”的霸權政策,推行“新干涉主義”戰略。
    這一理論有兩個支點:一是捍衛“人類普遍的價值觀”,提出西方的“人權”、“法治”等等都是“普世價值”;
    二是“人權高於主權”,提出“人權無國界”。
    而當代“美式(基督教霸權)人權標準”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將宗教自由視為人權的第一基石。
    美國“基督教新基要主義”勢力和政治“(極右翼)新保守主義勢力”結盟,共同推動國會通過《1998年國際宗教自由法案》,使其成為“以國家力量”進行基督教“全球戰略擴張”的工具。

    在冷戰期間,基督教被當作“美國反對無神論共產主義的重要立足點。” ① 冷戰之後,兩極對抗消失,地緣政治因素減弱,而國際關係中的宗教因素日益突出。所謂“國際宗教自由”的議題,成為某些人士的“口頭禪”。

    有位美國學者為這種“信仰外交”的合理性注疏,他說:
    “爭奪新世界秩序靈魂的鬥爭已經發生,認真看待文化和宗教多元主義,目前已經成為21世紀最重要的外交政策挑戰之一。”②
    在他看來,21世紀最重要的外交政策挑戰之一是“爭奪新世界秩序靈魂的鬥爭”。而在保守本土民族文化的人們看來,某些國家為“爭奪新世界秩序靈魂”,動用國家行政資源,如:外交手段,甚至發動戰爭,傳播某種宗教信仰文化,是十足的“霸權主義”。

    歷年美國政府發佈的《國際宗教自由報告》,一再“強調”其(基督教霸權)價值觀。美國國務院在《2001年度國際宗教自由報告》的導言中,宣稱要“使宗教自由成為憲法中的第一自由”。
    美國當局“運用”國家力量,在國際人權領域裏強化美國價值觀。如:《2006年國際宗教自由報告》宣稱:
    “宗教信仰作為個人選項和基本自由。是美國特徵的立足點,根植于我國開國先賢的理想。從建國至今,宗教自由一直是我國最首要的自由之一。美國人民捍衛宗教自由的決心——不僅在國內,而且在全世界——始終不渝。正如康多莉紮•賴斯國務卿所說:‘對美國來說,沒有比宗教自由和宗教良心更根本的東西。我們國家就建立在這一基礎上。宗教自由是民主的核心。’”③

    現在,美國當局進一步提升“國際宗教(基督教霸權)自由”的戰略價值,鼓吹“宗教自由即促進國家安全”。如:2008年,美國國務院國際宗教自由辦公室主任湯瑪斯•F.法爾(Thomas.F.Farr)公開呼籲美國外交應使“保護和擴展宗教自由成為其核心因素之一”,並宣稱“美國國家安全的中心議題是伊斯蘭恐怖主義。”④
    目前,關於宗教問題在國際戰略中的地位美國朝野看法日趨一致。“以(基督教霸權)信仰為基礎的外交”(faith-based diplomacy),成為當代“(基督教霸權)人權外交”的最新版本。⑤

    共和黨的戰略家卡爾•羅夫(Karl.Rove)的解釋說:
    “理性對於研究、分析歷史和政治也許是好的,但對於實踐和創造歷史和政治則不同。被感知和被期待的信仰,不能在塵世被證明和被演示,現在,則更為有效地動員人們去創造變化。”⑥
    美國的政治家用基督教(霸權)的“普世價值”,激勵民眾創造歷史“源於”一種“美國式的(斯巴達體制)政治生態環境”。可是,某些美國的執政者將這種宗教信仰的價值觀,作為外交的基礎,強力向全世界“(強制)推廣”,這種“霸權主義”的外交能走多遠呢?

    應當指出,美國政府大力促進的“國際宗教(基督教霸權)信仰自由”,是以“美國國家利益”為標準的。例如:美國國務院發表的“2002年國際宗教自由年度報告”,將緬甸、中國、伊朗、伊拉克、朝鮮、蘇丹列為“特別關注國家”。2004的年度報告又將伊拉克從名單上刪除。
    而事實上,在美(侵略)軍“佔領”的伊拉克(民主人間地獄),殺戮“聖戰”不斷,民眾的生命安全都“難以保障”(數百萬伊拉克人淪為難民、數十萬伊婦女淪為娼妓、產生近百萬孤兒),難道宗教信仰反而獲得更大的自由嗎? 從2003年美軍“入侵”伊拉克至今,在這場戰爭中死傷的伊拉克平民至少有66萬人(注:死亡相關事件及圖像被包括谷歌搜索引擎在內之西方自由媒體妓者所協助全力滅跡掩蓋),被“國際人權組織”批評為“本世紀第一個十年最大的人道主義災難”。最近,“(實為美帝資本及中情局外圍之非政府組織)維琪揭秘/Wikileaks”網公佈,在伊拉克戰爭中,總計10.9萬死亡人數中,有6.6萬非作戰人士。另一個總部設在倫敦的“伊拉克罹難人數統計”組織說,在戰爭中死亡的平民高達12.2萬人。⑦

    “反恐、反恐,越反越恐!”,已經成為國際流行語。
    根據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學者研究,20世紀80年代,全球僅有5起自殺式襲擊事件,到90年代升至50起,而2009年,全球的“人體炸彈”事件高達500起。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反抗”(基督教霸權)外國軍隊的“佔領”。⑧
    美國政府大力實施《國際宗教信仰(基督教霸權)自由法案》,聲稱“尊重宗教自由的國家極少對他國造成安全威脅”。⑨
    這些“惟我獨尊”“說教”在鐵的事實面前如同皇帝的新衣、自欺欺人。顯而易見,這種“考察”國際宗教(基督教霸權)自由的標準是“唯美國的利益”為轉移的。

    我認為,冷戰結束以來,西方列強的“核心話語”已經“轉向”“以宗教自由為基石”的人權。基督教的“普世價值”不斷“被抽象化”,成為西式(金權貪婪)民主制度的“圖騰”,正如美國前國務卿所說的“(基督教霸權)宗教自由是民主的核心”。
    這種“符號化”的“(基督教霸權)普世價值”企圖將社會核心價值體系從各國基本的社會關係中“剝離”出來,成為國際舞臺上“(基督教霸權)新干涉主義”的“武器”。這種“(基督教霸權)宗教意識形態化”的傾向影響了國際社會文化多元化的發展,“造成”世界的“動盪不安”。

    基督教信仰“被(基督教霸權)意識形態化”的“現象”反映出歷史在曲折中延伸。當代宗教新基要主義的復興向政治領域“擴張”,現代國家能否堅持“政教分離”的原則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基督教新基要主義”復興,與(極右翼)政治保守主義“聯盟”,企圖以國家的力量向全世界“傳播”基督教(霸權)的“福音”,造成新的“政教分離”的危機。

    二、影響中國國家安全的宗教因素

    2006年12月,在中國國家安全政策委員會舉辦的第五屆國家安全論壇上,我曾撰文指出,冷戰結束後,影響中國國家安全的宗教因素主要有三個:即
    以達賴集團為首的藏獨分裂勢力;
    打著伊斯蘭教旗幟“東突”分裂勢力;
    美國基督教新保守勢力(基督教霸權)對華的“擴張戰略”。
    在西方“遏制中國”的戰略中,這些宗教因素將成為敵對勢力“利用”的重要資源。

    近幾年,在我國邊疆地區接連發生一系列暴力事件,2008年“3•14”拉薩暴力事件,2009年“7•5”烏魯木齊暴力事件,其規模之大,手段之殘忍,仍使人感到深深地震驚!
    大量事實表明,這些民族分裂勢力有深厚的宗教極端主義背景,成為誘發國內恐怖活動的重要因素之一。我認為,在未來十年,這三種因素將繼續存在,在西方列強“新干涉主義”的支持下依然對我國的國家安全構成相當的威脅。

    以美國當局為首的某些國際利益集團將(基督教霸權)宗教當作西方價值觀的“負荷體”,用於“意識形態的輸出”和“顛覆”他國的“政治工具”;從海灣戰爭(波斯灣戰爭)到伊拉克戰爭,相關利益集團都“利用” (基督教霸權)宗教作為“動員”民眾的手段,由是“導致”宗教動亂和教派戰爭“遍及全球”,令民族問題也蒙上一層神聖外衣而變得“空前尖銳”,難以調和,這已經成為21世紀以來世界戰略格局中的重要特徵。

    境外敵對勢力利用(基督教霸權)宗教、民族因素破壞祖國邊疆地區的社會主義建設。民族分裂勢力利用宗教極端思想成為分裂祖國的危險毒瘤。西藏拉薩“3•14”暴力事件,新疆烏魯木齊“7•5”暴力事件為我們敲響警鐘。新疆、西藏等地區的民族分裂勢力與海外敵對勢力相呼應,越來越多地披上宗教的外衣,具有更殘酷的破壞性。

    宗教不只是一種文化,而且也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政治手段。就從當前世界看,凡發生血腥衝突的地方幾乎沒有不與宗教相聯繫的;對大多數地區和國家言,不瞭解戰爭的宗教背景就不可能瞭解戰爭的文化原因。打著宗教“旗號”製造事端在我們國內的西藏問題、新疆問題上已是有目共睹,而對我國潛在威脅最大的乃是美國基督教新基要主義的“全球擴張戰略”。

    如果說,西藏、新疆地區的民族分裂勢力與宗教極端思想相結合,形成分裂祖國領土的恐怖主義暴力威脅,那麼,國際(基督教霸權)宗教右翼勢力利用合法管道向我國的文化教育領域“持續滲透”已經開始形成挑戰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軟實力”。暴力威脅,赤裸裸,血淋淋;而軟刀子,甜言蜜語,溫情脈脈。在當今世界“鬥而不破”的戰略博弈中,軟刀子是“巧實力”中的核心力量。

    2008年8月,一位中國著名學者在歐洲訪問時提問:請簡要說明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是什麼?
    英國國家戰略研究所“跨國威脅和政治風險”專案負責人回答說:
    “中國若‘硬實力’崛起,美國則十分歡迎;中國若‘軟實力’崛起,美中之間將可能發生直接全面的激烈衝突。”⑩

    如果說“硬實力”是指經濟實力,美國真的歡迎中國崛起嗎? 此另當別論。“軟實力”應當是指政治制度、社會文化、價值體系等等,當然包括民主、自由、人權等意識形態。民主制度和人權理念是西方向全世界推廣“軟實力”的兩張主牌。
    冷戰結束後,在國際戰略中,人權的牌日益顯赫。而根據美國當局的詮釋,“宗教自由成為人權的第一基石”。2008年8月,時任美國總統的小布希發表談話說:“我已通過明確、坦率和一貫的方式告訴中國領導人,我們高度關注宗教自由和人權”。{11} 奧巴馬政府上臺後,當務之急是應對經濟危機。在推廣美國核心價值時,美國政府調整策略採用“更溫和、更低調的手段”。
    我們應當清醒地認識到,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美國執政者的國際戰略方向是“殊途同歸”的。

    基督教新基要主義的“全球擴張戰略”成為“美國霸權主義”的工具。中國成為國際(基督教霸權)宗教右翼勢力“傳播”(基督教霸權)基督教福音的“重點地區”。
    美國《1998年國際宗教自由法案》的確立是美國宗教勢力“影響”國家外交政策的“標誌性事件”。正如美國前國務卿賴斯所說的“宗教自由是民主的核心”。這種宗教信仰文化不斷被抽象化,成為西式民主制度的圖騰,成為美國推行霸權主義的戰略工具。

    在該法案實施中美國以國家力量“推動”基督教(霸權)“全球戰略擴張”,不斷在“人權”和“宗教自由”領域向中國發難。中國成為該項立法的主要制裁對象之一。這種“新干涉主義”,為“爭奪新世界秩序靈魂”,動用國家行政資源。中國成為國際宗教勢力“傳播”基督教福音的重點地區。中國內地大量基督教家庭聚會點,接受海外(基督教霸權)宗教組織的“資助”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在評估美國基督教(霸權)對華戰略“擴張”的態勢時,一位著名學者指出:
    “它可以開動全部國家機器,從總統、國務院、國會、國家安全委員會統一運作,許多教會組織和教會院校協同配合,形成國家、宗教和非政府組織各以不同的優勢對外擴張,政治威脅、經濟收買、文化宣傳、合法與非法手段齊頭並進,以至於能夠在基督教歷來勢微的我國,製造出相當強大的輿論,進入高等講堂和學術研究機構。地下教會敢於與國家法規公開對立。”{12}

    西方(基督教霸權)宗教右翼勢力特別“善於利用”合法管道深入我國文化教育和學術研究陣地,“培植”力量,“宣傳”他們的世界觀、價值觀和政治觀,與我國主流意識形態“對立”。他們有“強大”的政治背景,雄厚的資金,長遠的戰略,以及為“扶植”和“培訓”宣教骨幹的教育體系。與這種強大的宗教文化傳播陣勢相比,我們科學無神論的聲音過於“微弱”。這種形勢若不及時改變,後患無窮。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經濟結構、利益格局發生深刻變化,人們思想的多變性和差異性不斷增強。其中,引人矚目的社會現象之一是信仰宗教的民眾日益增多。“宗教學”逐漸由邊緣學科發展起來被稱為“顯學”。

    隨著“宗教熱”的興起,一種“精心呵護”宗教文化的學術傾向也逐漸升溫。有一些人士“極力推崇”某種宗教文化,將其詮釋為“道德的源泉”、“民主的根基”、甚至是“科學的前提”。
    還有一些權威人士大力宣導“文化神學”,並積極推動這種“文化神學”成為國家研究機構和高等院校的學術方向。這種思潮已經開始影響政策制定和輿論導向。

    海外宗教勢力的所謂“合法滲透”,主要形式是“文化交流”、“學術研究”。他們通過教育系統和研究機構,在青年知識份子中“宣傳”基督教“優秀論”,將西方近現代文明“歸功”於宗教信仰,“貶低”或“詆毀”中國的傳統文化,視社會主義價值觀“若無物”。至今我們沒有學術上的應對,科學無神論幾乎沒有話語權,表述西方近現代歷史的真相,以及世俗人文主義和科學無神論發揮的決定性作用。

    “(基督教霸權)宗教滲透”已經成為國外“文化滲透”的主要內容。而文化問題,宗教問題,以至意識形態問題,畢竟需要思想上的應對。我們應該掌握話語權,應該培植我們的學術優勢,我們不應該放棄意識形態陣地。

    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中,無神論的唯物世界觀和積極人生觀佔有重要地位。黨中央一再指出:要鞏固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要增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科學無神論的作用不容忽視。一個時間以來,有種輿論“力圖”把科學無神論從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中剔除出去,這是危險的,既不符合人類歷史和當代的世俗化潮流,也與中國的人本主義傳統相悖。

    注釋:

    ① 參見羅伯特•鮑柯克、肯尼斯•湯普森編,龔方震、陳耀廷等譯:《宗教與意識形態》,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18-319頁。

    ② Scott.M.Thomas,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Relig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ruggle for Soul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2005.p.16.

    ③Annual 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2006.

    ④ Foreign Affairs,2008.3/4.

    ⑤ 參見徐以驊:《當代國際傳教運動研究的“四個跨越”》, 《世界宗教文化》2010年第1期。

    ⑥ 習五一、楊峰編譯:《美國的宗教和世界歷史》,(Scott.Atran,Religion in America and World History),見《科學與無神論》2010年第4期。

    ⑦ 英國《獨立報》網站2010年10月23日,轉引自《參考消息》2010年10月24日。

    ⑧ 鳳凰衛視:《皇牌大放送》:《奧巴馬和他的戰爭》2010年3月20日。參見:www.Phoenixtv.com.cn.或phtv.ofeng.com/program/zmdfs/…./0316_1655-1577914:shtml.

    ⑨“A Briefing by Ambassador-at-Large for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John Hanford,Washington D.C.September 15,2004”www.state.gov/secretary/rm/36197.htm

    ⑩ 李慎明:《關於民主與普世民主的相關思考》,見:李慎明主編:《世界社會主義跟蹤研究報告(2009—2010)》,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2月版,第4頁。

    {11}《美國總統布希8月7日在泰國曼谷的講話》,http://bbs.zxrs.net/dispbbs_61_115131_1.html.

    {12} 文丁:《試看〈1998年國際宗教自由法案〉中的“宗教自由”》,《科學與無神論》2010年第6期。

    文/習五一

    《科學與無神論》2011年第1期


  25. 2011/11/14 於 13:08 patchpieces

    《America’s New World Order Agenda》

    by Stephen Lendman
    2011-11-13

    New world order strategy dictates major global economic, political, and military policies. Nothing happens accidentally.

    Events are manipulated. At issue is world dominance. America, Israel, and key NATO nations are partnered to achieve it.

    Wars, economic disruption, financial terrorism, and other upheavals play out in real time. Grand schemes lie behind them.

    Today’s economic crisis wasn’t happenstance. It was well planned, willful policy to transfer unprecedented wealth to private hands.

    Super-rich crooks got richer. Social inequalities deepened. Unmanageable debt levels skyrocketed. “Bailouts" metaphorically mean grand theft. Unknown trillions of dollars, euros and pounds vanished to secret accounts and offshore tax havens.

    Currencies are being debased. Crisis conditions worsen. At issue is subverting democracy, ending social justice, and consolidating global power in private hands.

    Political analyst Peter Eyre calls it “a well orchestrated master plan to swindle trillions of taxpayer dollars from so many countries."

    Pumping them into bank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lets them game the system advantageously. “Are you starting to get the picture?"

    “In a nutshell, the elite ‘New World Order’ (rulers) got into bed with the banking and financial sectors, who then got into bed with the governments of the world, who then got into bed with senior political figures, who then told us, the taxpayers, that all your money will now have to be used to bail them out or face economic collapse."

    It’s a con, a scam to loot wealth from nations and households. Anyone facing default gets in trouble. Individual borrowers have their assets seized by creditors. Governments have to deal with the loan shark of last resort – the IMF.

    Its terms require privatizing public enterprises, mass layoffs, deregulation, deep social spending cuts, wage freezes or cuts, unrestricted access for Western corporations, corporate-friendly tax cuts, increases for working people, undermining trade unionism, and enforcing harsh repression against those who balk.

    In sum, its financial terrorism, New World Order tyranny, waging war on nations and humanity for profit and power.

    According to Eyre:
    “It boggles the mind that a system so vulnerable to manipulation would ever have come into existence in the first place."

    It wasn’t by accident or from Adam Smith’s invisible hand. Since the 19th century, it was engineered by Rothschilds, Rockefellers, and other visible ones in league with complicit politicians to the highest levels.

    Eyre ended his commentary, saying “Stay tuned for more grime and slime."

    War as an Instrument of Control

    Wars play an integral role. On September 11, 1990, preparing America for Operation Desert Storm, GHW Bush told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that war on Iraq presented “a rare opportunity to move toward an historic period of cooperation. Out of these troubled times….a New World Order can emerge."

    McAlvany Intelligence Advisory defines it as follows:

    “A supranational authority to regulate world commerce and industry;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that would control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oil; an international currency that would replace the dollar (and other major currencies); a world development fund that would make funds available to free and communist nations alike; (and) an international police force to enforce the edicts of the New World Order."

    A briefer definition is tyrannical money power in private hands. Dictating global policies, what it says goes. Major bank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all the shots. Political leaders genuflect and obey, including when to wage wars against what enemies.

    On September 21, 1992, GHW Bush told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that multinational troops would become a New World Order army, saying:
    “Nations should develop and train military units for possible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America’s permanent war agenda wasn’t explained. Neither was using “peacekeepers" as imperial occupiers.

    Post-9/11, Dick Cheney warned of wars that won’t end in our lifetime. Former CIA Director James Woolsey said America “is engaged in World War IV, and it could continue for years….This fourth world war, I think, will last considerably longer than either World Wars I or II did for us."

    In its 2006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QDR), Pentagon commanders called it the “long war." In fact, throughout US history, America waged continual wars at home and abroad.

    Obama is Washington’s latest warrior president. Earlier ones included Washington, Madison, Jackson, Lincoln, T. Roosevelt, Wilson, F. Roosevelt, Truman, Johnson, Nixon, Reagan, GHW Bush, Clinton, and GW Bush.

    America glorifies wars in the name of peace. The business of America is war and grand theft. One nation after another is pillaged. Libya was the latest. Are Syria and Iran next?

    At issue is consolidating wealth and power, subverting democratic freedoms, and achieving unchallenged global dominance through financial manipulation and brute force.

    War Is a Racket Based on Lies

    General Smedley Butler’s 1935 book titled, “War is a Racket" followed his 1933 speech on the same theme. In it he said:
    “I spent thirty-three years and four months in active military service as (a Marine). I served in all commissioned ranks from Second Lieutenant to Major-General. And during that period, I spent most of my time being a high class muscle-man for Big Business, for Wall Street and for the Bankers. In short, I was a racketeer, a gangster for capitalism."

    “I helped make Mexico….safe for American oil interests in 1914. I helped make Haiti and Cuba a decent place for the National City Bank boys to collect revenues in. I helped in the raping of half a dozen Central American republics for the benefit of Wall Street."

    “The record of racketeering is long. I helped purify Nicaragua for the international banking house of Brown Brothers in 1909 – 1912. I brought light to the Dominican Republic for American sugar interests in 1916. In China, I helped to see to it that Standard Oil went its way unmolested."

    “During those years, I had, as the boys in the back room would say, a swell racket. Looking back at it, I feel that I could have given Al Capone a few hints. The best he could do was operate his racket in three districts. I operated on three continents."

    America’s global empire stretches everywhere. Super-weapons Butler couldn’t have imagined enforce it. By going public, he was an American hero. Who in today’s military can match him? Who’d dare try?

    Cowards waged war on Libya. On November 10, NSNBC said Libyans haven’t enough basic foods to survive. “Tens of thousands of small businesses were destroyed." People can’t support their families.

    Public anger rages against NATO. Libya’s a “powder keg ready to explode at any time." Suspected Gaffafi loyalists are arrested and tortured daily.

    Libyan-style democracy includes “murder(ing), tortur(ing), and imprison(ing)" anti-Nato resisters. Foreign occupiers from Qatar, UAE, and other nations are instructed to terrorize Libyans to submit.

    Nonetheless, resistance continues. Fighting rages across Libya. Everyone has weapons. Gaddafi wisely armed millions. By restricting enough supplies, NATO made food a weapon of war.

    Washington, Britain, France, and belligerent partners also transformed Africa’s most developed country into its least. For many, getting enough life sustaining essentials requires fighting for them. Libya metaphorically symbolizes New World Order tyranny. Perhaps Syria and Iran ARE next.

    Last March, Syria’s externally generated uprisings began. Despite legitimate grievances, Washington orchestrated change there like elsewhere in the region.

    It’s part of its imperial “New World Order/New Middle East" project to control North Africa, the Middle East and Central Asia to Russia’s borders.

    For over a decade, planned regime change targeted Iraq, Afghanistan, Lebanon, Iran, Somalia, Sudan, Libya, Syria, and other global countries.

    Libya’s model was test marketed and readied for future aggression. Targets are selected well in advance.

    IAEA’s fabricated Iranian report may ignite what’s planned next. On November 12, Haaretz headlined, “US demands Iran respond to IAEA report within days," saying:

    Attending a Pacific Rim summit, Hillary Clinton issued demands, saying:

    “Iran has a long history of deception and denial regarding its nuclear program and in the coming days we expect Iran to answer the serious questions raised by this report."

    “The US will continue to consult closely with out allies on the next steps we take to increase pressure on Iran."

    Clinton, Obama and other top US officials are inveterate liars and war criminals. America thrives on “deception and denial," raging lawlessly on a global scale.

    Iran threatens no one. Its nuclear program is peaceful and nonmilitary. No evidence disproves it. Saying so is false.

    Kazem Gharib-Abadi, Iran’s permanent Executive Council representative to the Organization for the Prohibition of Chemical Weapons (OPCW) told Press TV:
    “The recent IAEA report is a historic and international mistake which has endangered the agency’s credit, and is based on political provocation and false claims made up of fabricated US (and Israeli) information."

    Iran dismissed the report as “unbalanced, unprofessional and prepared with political motivation and under political pressure by mostly the United States."

    Independent experts agree. It lacks credibility. America’s intelligence established refuted it last March. IAEA’s information predates 2003.

    It’s worthless, but could ignite war if Washington plans it with Israel and other willing NATO partners. Stay tuned. Further updates will follow.

    http://sjlendman.blogspot.com/

    =========================================
    《Big Lies Launch Wars》

    by Stephen Lendman
    2011-11-12

    In “The Art of War," Sun Tzu said “All war is based on deception."

    What worked in ancient times more than ever applies now, given instant ways of communicating globally and super-weapons Washington and Israel threaten to use like hand grenades.

    In “Doctor Faustus", Christopher Marlowe mentioned “the face that launched a thousand ships." He referred to Helen of Troy (formerly of Sparta).

    To win her back, Greeks launched 1,000 warships. According to Greek mythology, the Trojan War followed.

    Homer’s Odyssey and Iliad recounted it. So did Roman poets Virgil and Ovid. Homer said it lasted 10 years. Mythological goddess quarrels started it.

    Real, mythological, or fabricated reasons work equally well. Then it was Athena and Hera v. Aphrodite. Today it’s “war on terror" fear tactics.

    Near its end, Greeks entered Troy in a Trojan Horse. America’s perhaps was 9/11. Both were duplicitous acts used to ravage targeted enemies.

    The expression, “beware of Greeks bearing gifts" originated from back then. According to Homer and other Greek literature, they burned the city, captured Trojan women, rescued Helen, and returned her to Menelaus, her husband.

    Fear, misinformation, and deceit work best enlisting popular support, whether in ancient China, Greece or modern times. Television today supplies it.

    From its earliest days, it lied, distracted, entertained, and provided a platform for corporate America to control thought, manipulate public opinion, and sell people junk they don’t need.

    In a June 1950 commencement speech, Boston University President Daniel Marsh said, “If the (television) craze continues….we are destined to have a nation of morons."

    In May 1961, Kennedy’s FCC chairman Newton Minow called commercial television a “vast wasteland." He suggested watching it for a day “without a book, without a magazine, without a newspaper," with no distractions.

    “Keep your eyes glued to that set until the station signs off" as it once did before 24 broadcasting. “I can assure you that what you will observe is a vast wasteland, (a) procession of game shows, (nonsensical) formula comedies….blood and thunder, mayhem, violence, sadism, murder, western bad men, western good men, private eyes, gangsters, more violence, and cartoons."

    “And endless commercials – many screaming, cajoling, and offending….And if you think I exaggerate….try it."

    Try it now. It’s the same on hundreds of channels round the clock ad nauseam.

    Communication theorist/media critic George Gerbner once said television has nothing to tell and everything to sell.

    In his book,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Neil Postman said “Americans are the most entertained and least informed people in the world," knowing little or nothing about what matters most.

    Famed comedian Ernie Kovacs once said television is called a medium because it’s neither rare or well done.

    Because most people rely on it for news and information, a nation of “morons" lets America get away with murder.

    America’s Permanent War Agenda

    In his book titled, “Perpetual War for Perpetual Peace," Gore Vidal said:

    “our rulers 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have made sure that we are never to be told the truth about anything that our government has done to other people, not to mention our own."

    In his book titled, “Dreaming War," he compared GW Bush’s imperial ambitions to WW II and subsequent Truman Doctrine pledge:

    “To support free peoples who are resisting attempted subjugation by armed minorities or by outside pressures."

    At issue was keeping Greece and Turkey from going communist. Applied globally, it initiated America’s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strategy.

    Ever since, it lurched from one war to another to benefit war profiteers and advance America’s imperium, no matter the body count to achieve both.

    In his 1953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revisionist essays titled, “Perpetual War for Perpetual Peace: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Foreign Policy of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and It’s Aftermath," Harry Elmer Barnes wrote:

    “If trends continue as they have during the last fifteen years, we shall soon reach (the) point of no return, and can only anticipate interminable wars, disguised as noble gestures for peace."

    “Such an era could only culminate in a third world war which might well, as Arnold J. Toynbee has suggested, leave only the pygmies in remote jungles, or even the apes and ants, to carry on ‘the cultural traditions’ of mankind."

    Deception, misinformation, popular fiction, and Big Lies launch wars – all of them. Television today incites them. Earlier times, however had other ways to enlist public support or at least avoid opposition enough to stop them.

    Historian Gabriel Kolko explained nothing good about “the good war," WW II, or any others. None achieve peac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ne conflict begets others. Endless destructive cycles follow. Countless millions die. Vast destruction ravages countries. Human misery, not liberation, results.

    Since the 19th century, imperial wars shaped American life. Waging them is prioritized. Technological expertise produces killing machines. Industrial America suffered.

    Human needs go unmet, today more than ever in modern times. State capitalism partners with business waging war. Uneducated, disadvantaged, impoverished, disconnected, restless, angry millions get left on their own sink or swim.

    Others go to war to get killed, injured, maimed, or emotionally scared for life with nothing in return benefitting them.

    In his January 1961 farewell address, Dwight Eisenhower warned about: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citing the “grave implications" of a “coalition of the military and industrialists who profit by manufacturing arms and selling them to the government."

    He said “we must guard against the acquisition of unwarranted influence….by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The potential for the disastrous rise of misplaced power exists and will persist."

    He added that:
    “Every gun that is made, every war ship launched, every rocket fired signifies, in the final sense, a theft from those who hunger and are not fed, from those who are cold and not clothed…."

    Today, dominant “iron triangle" authority runs America’s war machine. With sitting presidents, it consists of Congress, the Pentagon, and defense industry profiteers, including producers of sophisticated technology for digital age warfare Eisenhower couldn’t have imagined.

    In combination, they addicted the nation to war, not for threats. It’s for power and profits. Why else would war be America’s business!

    In his book titled, “JFK and the Unspeakable: Why He Died and Why It Matters," James Douglas discussed many reasons. Key was his opposition to force.

    After the Joint Chiefs demanded troops for Laos, he told Geneva Conference representative Averell Harriman:
    “Did you understand? I want a negotiated settlement in Laos. I don’t want to put troops in."

    He opposed nuclear weapons use in Berlin and Southeast Asia. During the 1962 Cuban missile crisis, he refused to bomb or invade. Afterwards he said, “I never had the slightest intention of doing so."

    In June 1963 (a few months before his assassination), he called for abolishing nuclear weapons, ending the Cold War, and advancing “general and complete disarmament."

    In October 1963, he signed National Security Action Memorandum (NSAM) 263 to withdraw 1,000 US forces from Vietnam by year end and all of them by 1965.

    He wanted “to splinter the CIA in a thousand pieces and scatter it to the winds."

    Before Gaza, the West Bank and East Jerusalem were occupied, he supported UN Resolution 194, authorizing diaspora Palestinians’ right of return they never got.

    He wanted the American Zionist Council (AIPAC’s original name) registered as a foreign agent. He opposed Israel’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He wanted peace, not conflicts. It cost him his life. Future presidents got the message. The rest, as they say, is history.

    Canadian Law Professor Michael Mandel explained imperial America’s lawlessness in his 2004 book titled, “How America Gets Away with Murder: Illegal Wars, Collateral Damage,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He discussed Justice Robert’s Jackson’s Nuremberg “supreme crime" declaration. It’s more than ever relevant given America’s out-of-control belligerence, ravaging the world one country at a time or in multiples.

    At Nuremberg, Jackson said:

    “To initiate a war of aggression….is not only an international crimes; it is the supreme international crimes differing only from the other war crimes in that it contains within itself the accumulated evil of the whole."

    In 1950, the Nuremberg Tribunal defined crimes against peace as:
    “(i) Planning, preparation, initiation or waging of a war of aggression or a war in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eaties, agreements or assurances; (and)

    (ii) Participation in a common plan or conspiracy for the accomplishment of any of the acts mentioned under (i)."

    After WW I, Kellogg-Briand in 1928 renounced aggressive war, prohibiting its use as “an instrument of national policy," except in self-defense.

    Sixty-three nations were signatories, including America, Britain, France, Germany, Italy, Soviet Russia, and Japan. The US Senate approved the treaty 85 – 1. Like Nuremberg, it’s binding international law.

    Washington’s war machine hardly slowed. WW II followed as well as perpetual others thereafter. Even then, the business of America was war. It’s more than ever that today.

    Its “scourge" wants power, profits and unchallenged dominance. Today, America wages it globally against humanity. International law is defied. So is morality and common sense.

    International peace, security, stability, equity, justice, and freedom are non-starters. Only war spoils matter, including benefits derived from them in all forms.

    Since WW II, America, its NATO partners and Israel waged regular aggressive wars. Millions of noncombatant civilians perished. Appalling human suffering resulted.

    Washington’s imperial war machine is today’s greatest threat, ravaging the world one country at a time. Congressional authority was abdicated. Presidents can act on their own.

    In September 2001, Congress approved the Authorization for Use of Military Force (AUMF) for “the use of United States Armed Forces against those responsible for the recent attacks launched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War on terror" authority accelerated permanent wars. Presidents now wage them at their discretion.

    Where it all ends, who knows. No one’s able to stop them. Short of finding a way, free societies, planet earth and humanity hang in the balance. Even risks that great are ign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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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r of Words on Iran》

    by Stephen Lendman
    2011-11-11

    Provocative rhetoric followed release of the IAEA report on Iran’s nuclear program, despite baseless allegations in it.

    In October 2009, the Agency leaked a document titled “Possible Dimensions of Iran’s Nuclear Program" to the New York Times. At issue was circumventing then IAEA head Mohamed ElBaradei. Allegations in it were spurious. As a result, he wouldn’t touch it.

    Two months later Yukiuya Amano replaced him. IAEA was politicized. In December 2010, the London Guardian published a leaked US embassy cable saying he’s “director general of all states, but in agreement with us." Its title was: “Amano ready for prime time."

    A November 2010 Guardian article headlined, “Nuclear Wikileaks: Cables show cosy US relationship with (new) IAEA chief."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 Geoffrey Pyatt was quoted, saying:

    Amano will “overcome bureaucratic inertia (and) modernize Agency operations…." He’s “solidly in the US court on every key strategic decision, from high-level personnel appointments to the handling of Iran’s alleged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In other words, he’s there to salute and obey orders, not be nonpolitical and impartial. He hasn’t disappointed.

    America’s media jumped on his new report, again suggesting “possible military dimensions to Iran’s nuclear program" with no evidence whatever proving it. Nonetheless, US, Israeli and UK belligerents bellowed it. So far, nothing’s gone beyond rhetorical saber rattling.

    Whether or not war’s planned isn’t known. Cooler heads in high places know the risk. Minimally it could engulf the entire region disastrously. Worse would be general war, possibly involving Russia and China.

    Once something starts, anything’s possible, even unthinkably using of nuclear weapons to destroy underground facilities. Doing so would risk many thousands of lives and widespread radiation contamination.

    Guardian writer Julian Borger headlined, “The IAEA report: what does it mean and will it lead to war with Iran?" saying:
    “There is nothing in the report that was not previously known by the major powers. The West and Israel (supplied information on alleged) weapons development…."

    “Furthermore, the bulk of the report is historical," pre-2003. Clearly it shows Iran’s not “rac(ing) to a bomb."

    “Obama….has no stomach nor money for another war, and (Pentagon) generals insist that every way they game the scenarios, America comes out the loser.”

    Former IAEA inspector/later department director Robert Kelly called Amano’s report “very thin," a “real mish-mash," including “amateurish analysis…I thought there would be a lot more there….It’s certainly old news. It’s really quite stunning how little new information is in there."

    In 2005, Kelly examined Amano’s original documents. Gotten from a mysterious laptop, they alleged a so-called “green salt project" to provide clandestine uranium, high-explosives testing, and reengineering a Shahab-3 missile to carry a nuclear warhead.

    From them, Kelly discounted possible Iranian military applications, suggesting documents were forged, saying:
    “There is nothing to tell that those documents are real. My sense when I went through (them) years ago was that there was possibly a lot of stuff in there that was genuine, (but) it was a kind of junk."

    The little high quality material in them amounted to “two or three pages that wasn’t related to anything else in the package. It was on a different topic, and you just wondered" whether fake evidence was planted.

    He recalled 1993 and 1994 when the IAEA got “very complex forgeries" on an alleged Iraq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Those documents had markings on them (to) resemble Iraqi (ones), but when we dug into them they were clearly forgeries."

    In 2002, Kelly said the IAEA got “pretty bad" Italian forgeries on Iraq’s alleged Niger nuclear links. That was then. War resulted. Now perhaps Iran’s targeted unjustifiably.

    Shannon Kile,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Nuclear Weapons Project head, said:

    Iran “doesn’t seem to have the same North Korea-like obsession with 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s. That’s nowhere to be found in the (IAEA) evidence."

    “Yes, Iran is making progress. They’ve covered the waterfront in terms of the main technical areas that you need to develop a nuclear weapon. But there is no evidence they have a dedicated program under way."

    Nonetheless,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Wayne Madsen sees “War Clouds Form(ing) over Iran," saying:
    “Israel’s strategy is to make certain that its plans to attack Iran’s nuclear facilities and, perhaps other targets, meet no opposition from (US) diplomatic circles…."

    As a result, “Asian nations want to freeze the United States out of interference in Asia." Worrisome signs include Israel’s “open secret ally, Saudi Arabia," appointing former Egyptian intelligence head Omar Suleiman advisor to Crown Prince Nayef bin Abdul Aziz al-Saud.

    Washington’s increasing its presence in Kuwait, Bahrain, Qatar, UAE, Oman and perhaps elsewhere in the region. New CIA and Pentagon Predator drone bases were established in Djibouti, Seychelles, Ethiopia, and reportedly Saudi Arabia. More are planned.

    Obama’s “under tremendous (Israeli Lobby) pressure (to) support an Israeli military strike on Iran…." Doing so would involve Washington and perhaps other NATO partners. To assure pro-Israeli voter support, Obama would have to go along.

    Given the potential for war, Russia, China, their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member states, India, Turkey, and other regional nations show justifiable alarm.

    On November 10, Israel National News headlined, “Report: Israel Preparing ‘Christmas Surprise’ for Iran," saying:

    Britain’s Daily Mail said Israel may attack “Iran’s nuclear facilities….as soon as December 25…." An unnamed senior Foreign Office official said, “We’re expecting something as early as Christmas," or very early in the new year."

    Foreign Secretary William Hague said the IAEA report “completely discredits" Iran’s nonmilitary dimension claim.

    Israel Defense Minister Ehud Barak told Israeli Radio, “We continue to recommend to our friends in the world and to ourselves, not to take any option off the table," suggesting a possible attack.

    Haaretz reported that Amir Kahanovich, chief economist at Israel’s Clal Finance saying attacking Iran would exact far too high an economic price for the world to accept.

    He cited sharply higher oil prices, disrupted global trade, and more affecting Israel and other nations.

    Israel’s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Ephraim Kam doubt stiff sanctions are coming. Russia and China won’t tolerate them. They’d also risk greater economic fallout. At most, he says “another round of light sanctions."

    US Defense Secretary Leon Panetta said attacking Iran should be a “last resort." Doing so would have serious regional repercussions, he believes. Potentially they could be much worse.

    Interviewed on Press TV, historian Peter Rushton accused Israel of escalating anti-Iran hysteria, adding:
    “I think voters in Britain and America would do well to take a long hard look at those politicians who are prepared to give limitless trust to Israel at the expense of their own people" and regional peace.

    Hezbollah leader Seyyed Hassan Nasrallah expects regional war to erupt from attacking Iran.

    Also interviewed on Press TV, independent journalist Nader Mokhtari said:

    “The United Nations has lost its basic functions for a very long time. (It) has not been able to intervene effectively in matters that it should have been able (to), according to its charter…."

    Its structure prevents “99% of the world (from having) a say in running world affairs, and a select few" decide everything, including on those issues most important.

    America has virtual veto power on all issues. With Israel, it threatens attacking Tehran unjustifiably. Its allegations are baseless. Regional war may follow with unpredictable consequences. The danger is real and frightening.

    A Final Comment

    Last May, George Mitchell left his White House Middle East envoy post. Rumor at the time suggested it was because of his deputy Dennis Ross’ extreme bias.

    Anti-Defamation League head Abe Foxman calls him Israel’s “advocate." Middle East analyst Aaron David Miller calls him “Israel’s lawyer." Others call him a Zionist hardliner up to no good for Palestine or Israel’s regional rivals.

    Some say he was forced out. Now he’s stepping down. On November 10, The New York Times headlined, “Obama’s Influential Mideast Envoy to Resign," saying:
    He’s stepping down “at a time when Israeli-Palestinian peace talks are frozen and tensions over Iran are flaring anew."

    Ross gave the usual reason about wanting to spend more time with his family. Others cite his duplicity, extreme bias, and failure to accomplish anything beyond representing Israel at a time its influence is waning.

    Earlier he served as GHW Bush administration’s State Department Policy and Planning director, after which he became Clinton’s Special Middle East Coordinator.

    He’s also co-founder of the AIPAC-backed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WINEP). It’s an extremist pro-Israeli front group. Ross will return after leaving his present post.

    WINEP’s Board of Advisors includes a rogue’s gallery of figures like Richard Perle, George Shultz, Robert McFarlane, James Woolsey, and former US Israeli ambassador Samuel Lewis.

    James Petras once called Ross “a virulent Zionist advocate of Israel’s ultra-militaristic policies, including an armed preemptive attack on Iranian nuclear and military installations."
    “Ross is an unconditional supporter of the Israeli starvation siege of (Gaza), and fully backed Israel’s savage (2006) air attacks against civilian targets in Lebanon."

    No friend of Palestine, he one-sidedly backs Israel’s worst lawlessness. He won’t be mi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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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rica’s Media War on Iran》

    by Steve Lendman
    2011-11-11

    When Washington goes to war or threatens it, America’s media march in lockstep, cheerleading. Fiction substitutes for fact.

    News is carefully filtered, dissent marginalized, and supporting imperial belligerence substitutes for full and accurate disclosure.

    As a result, patriotism means going along with rogue policies. Never mind rule of law principles and democratic values. Free and open societies are risked. So is humanity if belligerents overstep.

    The IAEA Iranian nuclear program report stirred a hornet’s nest of inflammatory commentary, no matter the agency’s fabricated contents. Previous US intelligence assessments refuted them, including most recently in March 2011.

    Nonetheless, IAEA allegations proved red meat for America’s media. Commentaries from three major broadsheets are typical.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On November 8, deputy Journal editorial page editor Bret Stephens headlined, “Now For a Real Iran Debate," saying:
    “There’s no scarcity of reliable information about Iran’s nuclear programs, licit and illicit." At issue only is how Washington and Western allies act “to check them."

    In September, IAEA said “Iran had enriched 4.5 tons of low-enriched uranium – sufficient, with further enrichment, for three or four bombs – and that a third of the uranium had been enriched in the last year alone."

    It also said “Iran had begun more advanced centrifuges, capable of enriching uranium at a significantly faster rate than" earlier ones. “So much for the success of sanctions in shutting down Iran’s underground network of nuclear-parts suppliers."

    Fact check

    Iran’s nuclear program is peaceful and nonmilitary. No credible evidence suggests otherwise. Its operations follow standard procedures. Other nations follow them. None are vilified. Nothing done is illegal. Beating up on Iran bogusly discredits anyone doing it.
    “So much for the enabling fiction that was the 2007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which judged ‘with high confidence’ that Iran ‘halted it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in the fall of 2003."

    So much for a Journal editor accepting fabricated IAEA information, refuted by US intelligence as recently as March 2011 in its America’s Annual Threat Assessment of the 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He continued saying pursuing diplomacy or more “sanctions guarantees failure, signals weakness, and emboldens the hardest of Iranian hardliners."

    Time’s “no longer on the West’s side….(F)urther delay only increases the complexity and uncertainties of any strike."

    Short of supporting war, Stephen railed against Iran, saying Western leaders should “hasten the regime’s demise." How he didn’t say or explain that every nation’s sovereignty is inviolable, whether or not he approves.

    The New York Times

    A Times editorial headlined, “The Truth About Iran," saying:
    Despite using fabricated, discredited, old information with no credibility, The Times called IAEA’s document “chillingly comprehensive….What gives the report particular credibility is its meticulous sourcing."

    Russia, China and other nations “have been shielding Iran." Security Council members must “quickly impose a new round of even tougher sanctions…."

    Fact check

    For years, Times writers and commentators beat up mercilessly on Iran. In June 2009, Iran’s presidential election was more democratic than America’s rigged process.

    Nonetheless, a Times editorial headlined, “Iran’s Nonrepublic," claiming “government authorities bulldozed the results" so incumbent Ahmadinejad’s victory was “bogus."

    Instead of journalistic integrity, The Times claimed Ahmadinejad stole the election with no evidence whatever proving it. Rhetoric substituted for reasoned commentary in typical Times style.

    In contrast, when the Supreme Court reversed America’s 2000 popular vote (and electoral one learned months later) to install its own favorite, a Times editorial supported Bush’s illegitimacy and his “unusual" post-election “gracious(ness)."

    No matter that Al Gore won and they knew it. No matter what’s now known about a rogue administration terrorizing humanity.

    Stopping short of supporting war, The Times said striking Iran’s nuclear facilities “would not set (it) back for very long. It would rally Iranians around their illegitimate government….The last round of sanctions was approved 17 months ago."

    Russia and China oppose more. “So long as that enabling continues, Iran will keep pushing its nuclear program forward."

    Fact check

    In April 2010, Ron Paul addressed HR 2194, the Comprehensive Iran Sanctions, Accountability and Divestment Act, saying:
    “I rise in strong opposition," including against its Senate version. Debate replicated lies, misinformation and distortions preceding Iraq 2003. “Propaganda (is) speed(ing) us to war against Iran for the benefit of special interests."

    “A vote for sanctions on Iran is a vote for war against Iran." In other words, he called sanctions an act of war.

    In 1997,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called economic sanctions “a war against public health." Sanctions constitute war by other means. Manipulated money power in private hands used irresponsibly is financial war.

    Delegitimizing Iran’s legal nuclear program shows which side Times editors support. They’re the same anti-populist power and wealth ones they always back on all vital issues.

    The Washington Post

    A WP editorial headlined, “Running out of time to stop Iran’s nuclear program," saying:
    The IAEA “spelled out in detail what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have known for a long time: Iran’s nuclear program has an explicit military dimension, aimed at producing a warhead that can be fitted onto one of the country’s medium-range missiles."

    Fact check

    Substituting bombast for truth, Post editorializing got another black eye. Throughout the piece, accuracy was nowhere in sight.

    Like The Times, Journal, and others like them, however, what else can be expected from establishment broadsheets. They stop short of doing what readers expect – their job.
    “The IAEA’s evidence….ought to end serious debate about whether Tehran’s program is for peaceful purposes. That’s why Russia and China tried to block the report."

    Never mind that IAEA’s “evidence" lacks credibility. It was fabricated, discredited and out of date. Independent analysts refuted it. All countries should denounce its nefarious purpose, potentially leading to war.

    Short of supporting it, the Post said Obama’s got time to act. He repeatedly said “Iran’s acquisition of a nuclear weapon is unacceptable – and the IAEA report makes clear that the danger is growing, not diminishing."

    Most dangerous are:

    ◎ IAEA heads publishing baseless allegations;
    ◎ America, Israel, and Western nations supporting them;
    ◎ and disreputable major media opinion writers marching in lockstep instead of doing their jobs responsibly.

    Sadly, that’s what passes for corporate-controlled news, commentary and opinion in America.

    It’s why more readers go elsewhere for real information and analysis. Hopefully one day they all will!


  26. 2011/11/18 於 08:48 patchpieces

    《“普世”是鬼話 “民主”是謊言》

    一、

    11月15日淩晨,在“民主”而又“優雅”、“自由”兼且“普世”的美利堅合眾國,“佔領華爾街運動”被強行清場。

    美國紐約警方15日淩晨開始對“佔領華爾街”示威者實施強制清場,並與示威者爆發“衝突”,現場一度極為混亂,多人被捕。
    “佔領華爾街”示威是今年9月份開始的,旨在抗議美國財富分配不均及社會不公。該運動很快蔓延到全美,並擴散到全球(民主失敗)資本主義國家。美國當局最近開始強制驅逐“佔領”示威者,奧克蘭(Oakland)等地警方清理了當地的抗議者營地,並逮捕不少示威者(注:Oakland警方已打死了二名自由民主人士),號稱“民主普世祖師爺”的美國引發世界關注並遭到強烈圍觀,“普世”又一次變得一文不值。

    二、

    奧巴馬“當初”信誓旦旦親口許諾的“希望在2011年聯大看到作為聯合國正式成員國的巴勒斯坦國”餘音尚在,9月21日,便在在紐約毫無愧疚的直言告訴阿巴斯:“美國反對巴勒斯坦方面通過聯合國安理會謀求會員國地位,將在必要時行使否決權。”

    10月31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體大會以107票贊成、52票棄權、14票反對通過決議,接納巴勒斯坦為該組織正式成員國,這是巴勒斯坦以成員國資格加入的首個聯合國專門機構。對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民主)決定美國當即作出強烈反應:就在決議通過當天,美國以“該決議違反美國國內法案為由”,宣佈中止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繳納會費,在全世界目瞪口呆的注視下,“民主”就像一塊被狂風吹得無影無蹤的“遮羞布”——在眾目睽睽之下,一個優雅的黑人總統,在陽光下忘情裸奔。

    三、

    繼指控伊朗企圖暗殺沙特駐美大使而威脅使用武力報復後,11月3日,根據即將公佈的“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報告證實,伊朗無視聯合國制裁,在多處被禁生産基地製造和實驗核武器”為由,美-英-以三國(極右翼法西斯世界動亂軸心)顯示出不惜單方面對伊動武的強烈後應:英國軍方正在加快其應變計畫的實施,為可能聯合美國對伊朗實施軍事打擊行動做準備。
    至於日本有沒有核計畫?
    朝鮮有沒有核計畫?
    以色列有沒有核計畫(大規模毀滅性核武器)?
    “時明時瞎”的美國人“狡黠”地眨巴著眼睛:“不知道!”
    明眼人其實早已看出:因為巴勒斯坦入聯問題無法迥避,美-英-以(極右翼法西斯世界動亂軸心)實在找不到解決問題的方法,只好又以“伊拉克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同樣的“理由”,找一個有利可圖的倒楣蛋開刀了。

    所謂“民主”,是由“超強的武力”、“巨大的(印發虛擬數位貨幣)財力”、“強勁的思想控制力”這三大力量“支撐”的:
    武力保證絕對的印鈔權;
    思想文化價值觀說明“印鈔權”之正義性,這樣美國便可以揮霍無度、窮兵黷武地“搞通貨膨脹”、借債度日並將風險“轉嫁”到國外。
    這就是美國的“民主”,這就是美國津津樂道的“普選制”、引以為豪的“議會制”、大肆渲染的“三權分立制”,是“虛偽”的、隱蔽的、“表面的”民主。

    “普選制”是美國津津樂道的“民主形式”。然而,這純粹是一種以金錢為潤滑劑的“民主大拍賣”,是賭博性的花錢大比賽。絕大多數老百姓根本就支付不起、更無法籌集數以千萬美元的巨額的競選經費。這樣選出來的總統從來不是多數人的代表,更不可能是全體人民的代表,這就是“佔領華爾街”99%-1%的由來。

    “議會制”是美國引以為豪的“民主制度”。公民普選產生議員和國會的立法監督權,是資產階級招搖撞騙的“如意”。其思想家大肆鼓吹議員乃“全民利益”之代表,議會乃“主權在民”之象徵。然而,以金錢為潤滑劑的選舉制度,必定與政黨利益不可分割,必定為少數富人專有、統治、謀利,這就是(民主)政客們每天都敢公開在大罵全世界、卻不敢放半個屁得罪出錢幫他們贏得競選的猶太人的由來。

    “三權分立制”是美國大肆渲染的“民主標本”。資產階級鞏固統治後,三權分立逐漸從封建的“階級分權”蛻變為資產階級獨佔統治下的職權分工,蛻變為調整資產階級內部關係、鞏固資產階級專政、欺騙勞動人民的精巧工具。而且,在現實中,“三權”之間明顯地表現出行政權力日益擴大的趨勢,說明了所謂“自由資本”必然是“資本”說了算,離開了“資本”的“自由”,根本就狗屁不是!這就是“佔領華爾街”示威者被強行驅逐的的由來。

    美國“自命”為民主、自由、博愛的“普世國家”,“不符合”美國民主模式的是“集權國家”,甚至是“流氓國家”。但美國人似乎忘了:他們的友好朋友卻大部分都是後者。美國的旗幟一面寫著誘人的民主、自由、博愛,另一面卻沾滿了侵略的鮮血。這面旗被美國當作“侵略的工具”,但“普世主義”的“福音”並沒有如期降臨到阿爾及利亞、阿富汗、伊拉克、甚至是同在美洲後院的海地!
    美國是超級大國,同時也是“超級巨騙”。其“騙術”高明到被騙而不知道被騙,因為美國“俘虜”的是對方的靈魂,這就是為什麼“右糞”一直給人們一個弱智、無腦、像一群僵屍似的的由來。

    這群無腦(虛偽右憤)僵屍到處宣揚“民主”,但只限於“符合美國利益”的“民主”;
    如果巴勒斯坦想通過“民主”來獲得獨立,對不起,僵屍們是絕對不去討論這些與它們的利益無關的“民主問題”的。
    別看他們(虛偽右憤)平時叫得賊歡、眼睛瞪得賊大,“一說到”巴勒斯坦入聯問題、驅逐並逮捕聚集在華爾街的示威者時,它們不單止是(顧左右而言它:裝聾作啞)“啞巴”,簡直連眼睛都“瞎了”。

    不信?儘管試試看!

    文/維哥

    2011-11-16  環球網


  27. 2011/11/23 於 10:39 patcphieces

    新自由主義經濟麻毒藥方肆虐的美帝附傭國埃及(統治三十年的穆巴拉克強人傀儡政權)貧富懸殊人民不滿經濟現狀 持續爆發民主革命
    【美中情局操縱埃及軍政府傀儡 鎮壓民主人權鬥士致2000餘人傷亡】

    《中東劇變與美國、新自由主義》
    美國與埃及軍方

    文/馬耀邦

    節選自馬耀邦《中東劇變與美國、新自由主義》 2011年6月

    中東劇變最引人注意的兩個熱點是埃及和利比亞。
    這兩個國家體現了中東劇變“進程”背後最重要的兩個變數:
    美國“推動”的新自由主義“引起動盪”,
    然後美國“插手(介入)”力圖“繼續主導”。

    實際上,(美國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政權的穩定一直是美國中東政策的基石。《紐約時報》坦率地表示:“30年來,特別是由於埃以和平條約,穆巴拉克政府一直是美國在這一動盪區域的政策支柱。美國官員擔心,一個新的尤其是由穆斯林兄弟會或其他伊斯蘭組織控制的政府,可能不會遵守穆巴拉克先生之前任安瓦爾•薩達特在1979年簽訂的該條約。”

    根據1979年的“大衛營協議”,以色列將其佔領的西奈半島歸還埃及,但它並未滿足巴勒斯坦人的要求。相反,該條約引發了未來更多的衝突,因為以色列在與該地區的主要強國之一埃及實現和平共處之後,能夠集中其軍事資源,用於對付伊朗和巴勒斯坦。

    “大衛營協議”符合美國的地緣政治利益,因為,(阿拉伯世界叛徒;美國附傭傀儡)埃及是美國中東政策的關鍵所在。作為對每年2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和其他援助的回報,埃及向國外投資開放,其工業和市場成了西方跨國公司的砧板上的肉。戰略上,美國“收穫”了一個處於從屬地位的新“盟國(附傭傀儡)”。埃及充當了“制衡”伊朗的重要砝碼。(阿拉伯世界叛徒;美國附傭傀儡)埃及軍事喪失了獨立性,日益“依賴”於美國的軍需品和訓練。因此,“埃及政府認為,巴勒斯坦會妨礙其融入美國和以色列主導的區域安排。如今,埃及與以色列共同合作扼制加沙,同時又參與以色列、美國和巴勒斯坦之間的會談。為此,以色列安全官員支持穆巴拉克提名奧馬爾•蘇萊曼作為埃及副總統”。

    結果,面對穆巴拉克政權的倒臺,美國非常擔心示威遊行最終轉化為一場革命運動。在慕尼克安全會議上,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告訴西方政客、外交官和商界高管:“任何一個社會都有各種勢力在活動,尤其是在一個面臨各種挑戰的社會。為了實施自己的日程,這些勢力試圖破壞和超越社會進程。這是我為何認為,遵守埃及政府——實際上是由副總統奧馬爾•蘇萊曼領導的——宣佈的過渡進程之重要性的原因。”

    蘇萊曼是穆巴拉克一手提拔的副總統、前情報總局局長和“美國中央情報局在開羅的主要聯繫人”。事實上,從20世紀90年代的克林頓政府開始,蘇萊曼作為穆巴拉克的秘密員警首領,制定了“非常規引渡計畫”。根據該計畫,“美國中情局在世界各地逮捕的所謂恐怖分子嫌犯,戴著頭罩和手銬被送往埃及,旨在進行刑訊逼供”。

    儘管蘇萊曼先生在國內外臭名昭著,(主子)奧巴馬政府還是選擇他作為“一位過渡性人物”。隨著形勢的發展,華盛頓以一種“穆巴拉克必須下臺”的姿態與開羅進行對話。這清楚地表明,埃及實際上已經淪為“美國的殖民地”。
    私下裏,“埃及政府開始在精英中清洗穆巴拉克的主要支持者。穆巴拉克政府的國防部長兼陸軍元帥坦塔維前往解放廣場,表面上是檢閱軍隊,但其實主要是為了結交抗議者”。然而,在團結穆巴拉克的老朋友以完成過渡的同時,奧巴馬政府明確表示,埃及的任何根本性改變都是無益於事的。美國“之所以(變臉)”強烈要求穆巴拉克辭職,只因為它發現,這個“傀儡”已經成為一種負擔,不再符合華盛頓的利益。

    歷史上,美國曾在亞洲和拉丁美洲“扶持”過許多像穆巴拉克這樣的“獨裁政權”。一旦民眾動亂挑戰這些美國支持的獨裁政權,一場社會和政治革命有成功的跡象時,美國就採取一種三軌政策來應對:
    一是公開批評侵犯人權的現象,主張民主改革;
    二是私下裏發出信號,繼續支援當政者;
    三是尋找一位可以替代當權者、保留政府機構和經濟制度並支持美帝國戰略利益的精英。
    華盛頓害怕社會巨變和政治革命,它毫不猶豫地“暗殺”了(美國附傭傀儡)南越的吳庭豔等獨裁者,只因為(美國附傭傀儡)吳庭豔在南越存亡問題上竟敢違背美國的指示。

    華盛頓已經承受過太晚干預的教訓。在古巴革命中,它無法做出一個切實可行的選擇,而只能支持巴蒂斯圖塔政權。同樣,索摩查政權被推翻時,華盛頓持觀望態度而未予以幫助,其結果是美國企業被國有化,在尼加拉瓜出現了一個對美國不友好的政府。

    因此,“20世紀80年代,美國在拉丁美洲變得更加積極主動。它推動了過渡時期的協商式選舉,圓滑的新自由主義政客當選,取代了獨裁者。這些政客承諾,維持現有的政府機構,保護國內外精英的特權,支援美國的區域和國際政策”。

    從而,埃及暴動使奧巴馬政府陷入極端的困境,因為它需要找到“一種非常的政治方案,既能讓穆巴拉克下臺,又能保持和強化國家機構的政治權力,同時融入民選方式來作為平息和瓦解群眾運動的手段”。華盛頓這項計畫的主要障礙之一,是埃及武裝部隊和穆巴拉克的中央安全軍。這些軍隊的領導人在埃及的腐敗政權中受益匪淺。

    自“大衛營協議”簽署以來,華盛頓一直“培養”與埃及軍方的密切關係,美國每年提供價值14億美元的軍備,以“收買”他們。結果,埃及軍方發生了變化,“由保衛埃及邊界和本地區利益的軍隊,轉變為主要職能是操控人民和保護美國所支持政權的軍隊。埃及軍方的軍火儲備和美式武器的零部件數目都被維持在最低限度,以確保埃及無法同以色列開戰”。
    過去30年來,埃及軍官都曾經在美國防務學院接受過“培訓”。埃及暴動期間,在埃南中將(Sami Hafez Enan)的帶領下,20多位埃及高級軍官在美國防部(對外侵略部)召開會議、舉行酒宴和就餐。在華盛頓期間,美國敦促埃及高級軍官們在對待抗議者時要保持克制,因為奧巴馬政府不希望埃及軍方的形象受到玷污,其理由是,埃及軍方“將在推翻穆巴拉克政權的行動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

    因此,埃及軍方宣稱,他們不會對抗議者訴諸武力。埃及軍方“發表聲明,將抗議者的要求描述為‘合法的’,並半心半意地呼籲抗議者回家,承諾恢復正常的生活秩序”。埃及的高級軍官自稱站在抗議者一方,逐步為“(美國暗地支持的)軍事政變”奠定了穩固的基礎,釋放出與穆巴拉克徹底決裂的信號。
    當軍事政變既成事實,埃及軍方又發表聲明,“稱讚穆巴拉克是一名為祖國做出巨大貢獻的領導人。它暗示,軍方不會長期掌權,並表示,軍方是不會取代合法政府的”。

    “(美國暗地支持的)軍事政變”之後,埃及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控制了埃及。最高委員會現由穆罕默德•侯賽因•坦塔維元帥(Field Marshall Tantawi)領導。自1991年以來,坦塔維就一直是穆巴拉克政府的國防部長和武裝部隊總司令。穆巴拉克政府前總理和埃及空軍前司令艾哈邁德•沙菲克將軍(General Ahmed Al -Shafik)也是擁有權勢的最高委員會成員之一。最高委員會成員還包括奧馬爾•蘇萊曼。

    事實上,“軍事政變”之後埃及局勢並無改善,埃及實際上是以無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主義告終。對奧巴馬政府來說,保持現狀是最合意的結果。因此,華盛頓對此非常高興,它立即宣佈,繼續向埃及提供軍事援助。作為回報,埃及軍政府宣稱,它會遵守1979年與以色列簽訂的和平協定,將繼續在加沙地區對巴勒斯坦人實施制裁。

    為了“延續”無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主義,華盛頓試圖通過“顏色革命”的過程就如同我們在南斯拉夫和其他東歐國家所見證的那樣,在埃及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在這種體制之下,選舉“結果”可以輕易地“被人為操控”。因此,美國公開宣稱,它將向新的埃及政黨提供“資助”。這是“明目張膽”地侵犯一國主權和“干涉”一國內政。
    在埃及軍政府的同心努力之下,華盛頓“正努力分化真正的反對派,並將其自己的所謂反對派人物安插入抗議運動”。前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巴拉迪(Mohanned Al-Baradei)就是華盛頓(美國主子)“選中”的反對派人物之一。正是巴拉迪要求穆巴拉克辭職,同時建立埃及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巴拉迪是在美國受的教育,大多數時間生活在西方,他代表著華盛頓的利益,反對革命性的變化。

    埃及是“新自由主義”的典範

    對美國來說不幸的是,埃及人民“不可能”接納無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主義政權,因為其“代表了現狀”:裙帶資本主義與“掠奪性外資”相互合作、一片繁榮,而民族工業“破壞殆盡”。
    1991年,新自由主義結構調整計畫“被強加”給埃及,其結果是“毀滅性”的:“40%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之下,每天的生活費不足兩美元,失業率持續攀升,年輕一代失去就業機會。”社會支出的縮水還使絕大多數人喪失了基本醫療保健和教育的機會。埃及的“兩極分化”現象已經越來越走向極端。一千個家庭“控制著”這個國家的大部分商業和財富,他們是“私有化”和“新自由主義”的主要受益者。為了“壓制”合法要求和正義聲音,(美國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政府雇用了一支規模龐大的安全部隊,“警察局裏的刑訊和虐待成為一種例行公事。警方的路障和盤查成為埃及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顯然,如此腐敗的(美國附傭傀儡)政權已經在埃及人民心目中信譽掃地。不管華盛頓“收買”了多少埃及精英,也不管動用多麼強大的軍事力量,都無法動搖埃及人民“要求變革”的意願和決心。埃及人民為獨立和贏得國家尊嚴所作的鬥爭永遠不會停息。美國(反自由、反真民主)“頑固地”要求“維持現狀”並維護其在中東的地緣政治利益,這再次“暴露”了其國際行為的“醜陋性”。總之一句話,美國不過是只紙老虎。

    1989年冷戰的結束標誌著全球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其突出特徵是“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和全球化的擴散。令人驚奇的是,作為一個極為貧困的國家,在實施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強加的經濟改革數年後,埃及竟被標榜為新自由主義的典範之一。為了免除多達數以百億美元計的債務,從1991年開始,埃及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簽訂了一份關於結構改革措施的協定。結果,金融自由化(金改)、私有化(金改)、解除管制(金改)、開放市場、為外國直接投資提供國民待遇等一系列結構調整計畫在埃及得到執行。

    統計資料顯示,埃及取得了一定的經濟成就。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於埃及的報告:埃及的“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由1991/1992年實質上停滯的狀態上升至1995/1996年的4%以上,而通脹率從超過21%下降至7%”。此外,開放市場和歡迎外國直接投資導致了外匯儲備的不斷積聚。

    然而,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看來,這仍未達到預期值,尤其是在結構改革方面。於是,1996年至1998年,它為埃及“設計”了為期兩年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規劃,其重點是“私有化、解除管制、貿易自由化和財政金融部門改革”。

    遺憾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持”的“私有化”往往涉及將利潤豐厚的國有企業“拍賣”給外國跨國公司或本國圈內人。這造成了埃及“工作環境的”快速惡化“,引發了一次極為猛烈的罷工潮,以至於一位分析家稱之為中東地區近半個世紀最大的一次社會運動”。

    其間,“裙帶資本主義盛行,而曾經作為埃及經濟支柱的本地工業任由衰退。與此同時,私營的工業部門生產陶器、大理石和化肥等破壞環境的產品,這些產品的產能不斷擴大,得不到有效的監管,為居民的健康帶來嚴重惡果”。

    而且,“裙帶資本主義”必然導致財富集中於極少數經濟精英之手。不少“經濟精英”充當了跨國公司的“(買辦)代理人”,大量地進口電子和汽車等消費品。房地產開發商也位列其中,其中許多人與政治精英關係密切。這些開發商僅以實際價值的一小部分就拿到公有土地,建造封閉式社區和度假勝地,供埃及社會上流階層所用。利用國家的支持,包括基礎設施補貼和廉價的土地,房地產作為非石油產業,成為埃及經濟的第三大產業。

    毫不奇怪,埃及社會日益“兩極分化”,“據評估,1000個左右的家庭控制著該經濟體的大部分領域”。為了保護其財富,維護自身利益,精英們施加“政治壓力”,促使有關稅收改革的法律通過。從而,最高所得稅從42%削減為20%。在穆巴拉克的領導下,埃及政府實行單一的統一所得稅。據此,高工資和低工資收入者按其收入支付同一稅率。因此,“穆巴拉克主導了一個這樣的進程:國家財富落人小部分私人手中,而絕大多數人”貧困化“,40%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之下,每天的生活費不足兩美元,失業率不斷上升,年輕一代沒有就業機會”。

    而且,由於與全球經濟一體化並“放棄”了自給自足的政策,埃及的糧食和其他日用必需品的價格“扶搖直上”。然而,(美國附傭傀儡)埃及政府“無視”工人的抗議,仍然將最低工資固定為一個月不到一百美元。這在埃及工人階級中不得人心,但贏得了跨國公司的認可,“全球工商業界稱讚穆巴拉克的做法是‘勇敢的’、‘印象深刻的’和‘有遠見的’”。

    於是,外國投資蜂擁流入埃及,尤其是它的經濟特區。由於張開雙臂歡迎外資,埃及取得了“在過去的三年保持高達7%”的經濟增幅。表面上,在許多旁觀者看來,埃及是一個繁榮的國家。埃及的首都開羅在不到五年的時間裏規模擴大了一倍,豪華別墅、大型購物中心、主題公園、高爾夫球館和馬球館四處林立。

    遺憾的是,這樣的房地產發展水準沒有改善絕大多數埃及人民的生活水準。事實上,自實施新自由主義所“指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結構調整計畫以來,90%的埃及人沒有分享到國內生產總值和經濟增長的成果。恰恰相反,如前所述,越來越多的埃及人“陷入貧困”。最令人吃驚的是,這竟然發生在埃及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最快的時期。這引出一個問題,以國內生產總值作為衡量經濟發展的指標是否正確和有效。

    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武裝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結構調整計畫的重壓下,埃及甚至將公共社會服務“私有化”。結果,大多數埃及人“喪失”了基本醫療衛生和教育的機會。那些受不到教育的窮苦孩子最終只能從事卑賤的工作,拿著微薄的薪水,來勉強維持家庭的生計。

    更令人無法接受的是,(美國傀儡)穆巴拉克家族的成員竟是這種“裙帶資本主義”的積極參與者。他們是許多企業的股東,其唯一目的就是使自己變得更加富有。實際上,“(美國傀儡)穆巴拉克及其小集團長期以來一直將埃及視為其私人領地,將埃及資源視為戰利品進行分贓”。

    他們自肥腰包的另一種方式就是將(金改)金融部門“私有化”。用「中央情報局」的話說,埃及精英“積極地推行經濟改革,以吸引外國投資”。
    2004年至2008年期間,(美國傀儡)穆巴拉克及其親友忙於“兜售”埃及國有銀行。埃及銀行“落入”外國人手中的同時,穆巴拉克“取消”了對自由資本流動的限制,“放鬆”了對外國財產投資的“監管”。埃及成為全球房地產投機和有價證券投資的“聖地”,因為它“取消”了紅利稅、資本收益稅和債券投資利息稅。

    因此,2005年,埃及商業銀行出售了其70%的股權;隨後,2006年,亞歷山大銀行——埃及最大的四家國有銀行之一,被一家義大利銀行——聖保羅銀行收購。國有銀行的出售和對國家金融體系的放任自流極大地玷污了穆巴拉克政府的形象,暴露了該政府的醜陋本性。這預示著它將自食惡果,從而播下了其覆滅的種子。毫不奇怪,執行新自由主義指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調整計畫,其結果不可避免地導致了2011年1月25日的暴動。

    由於埃及的政治和經濟困境,新自由主義在該國備受指責。經濟學家、開羅的薩達特行政學院前院長漢迪•阿布德拉茲表示,“埃及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實踐帶來了通脹呼嘯直上、失業率持續上升和普通人購買力的下降”。阿布德拉茲先生補充說,新自由主義政策“有效地限制了這個國家的司法、立法和安全能力,而不是只局限於經濟問題……物價的失控已經引起惡性通脹。同時,失業率正在穩步攀升,而根據實際價值衡量,普通人的工資水準一直下滑。這一切逐步破壞了社會穩定,使得窮人更窮,富人更富”。

    破壞社會穩定的關鍵因素之一是糧食價格飛漲。在埃及,各種主食價格每年攀升17%。但是,西方媒體報導埃及暴動時,卻完全忽視了這一簡單的事實。自埃及暴動以來,《紐約時報》的湯瑪斯•弗裏德曼等全球主義者一直譴責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稱這些國家造成了糧食價格上漲,從而間接地引起這場暴動。他表示:“中國本身並未促成這場暴動,但是,中國和以亞洲為首的發展中世界對肉類、穀物、糖、小麥和石油的消費日益增大,確實促成了該事件。”然而,根據新德里經濟研究中心的加雅提•戈什教授的研究,2006年至2007年糧食價格暴漲期間,印度和中國的需求實際上下降了3%。

    美國發生經濟危機之後,「美聯儲」將利率降至“史無前例”的“低水準”,同時“放鬆銀根”,向美國金融體系注資數以萬億計的美元。於是,投機資本蜂擁流入商品市場。借助於“交易型開放式指數基金(ETF)”等“金融衍生品”、華爾街投資銀行——「高盛公司」,利用槓桿作用將小麥價格拉至空前的高度。其最終結果是:“紅色硬質小麥通常以每60蒲式耳3至6美元成交。該價格先是升至12美元,又至15美元,再至18美元,而後突破了20美元。2008年2月25日,紅色硬質春麥期貨收盤于25美元每蒲式耳。具有諷刺性的是,2008年是世界歷史上小麥產量最高的一年。”

    在一篇題為《高盛如何對世界窮人饑荒下賭注並贏了賭局》的文章中,新聞記者約翰•哈裏(Johann Hari)稱:“從2006年底開始,世界各地的糧食價格突然開始飆升。一年後,小麥價格上升了80%,玉米上漲了90%,大米漲了320%。30多個國家發生了糧食暴動,2億平民面臨營養不良和饑餓。2008年春季,糧食價格又”不可思議地“忽然回落到原先水準,似乎在玩一場魔術。”
    聯合國糧食問題特別報告員吉恩•齊格勒稱之為“無聲的大屠殺”,完全是“人為操縱的”。

    事實上,在金融市場,農產品“被包裝”成類似於次級抵押貸款的衍生品,僅是在名稱上由債務抵押債券(CDOs)改為商品抵押證券(CCO)。事實真相是,由於新自由主義“解除管制政策”的實施,「高盛」等華爾街投資銀行的手段之一就是以“製造”“金融泡沫”來牟取不義的“暴利”,網路泡沫和“房產泡沫”就是明證。顯然,下一個“泡沫”將是農業泡沫,它會給數以億計的發展中國家人民帶來“大規模饑荒”,更不用說已經發生在突尼斯和埃及的“大規模暴動”。

    雖然西方媒體(妓者)“極盡所能”地將埃及暴動“描繪”為“自由”和“民主”起義, 但實際上,它是為了“生存”和“匱乏”而戰。歸根結底,正是在“新自由主義”及其“市場原教旨主義”理論的指導下,金融投機商將穀物價格抬高至一種天價,從而“導致”大規模“暴動”。
    此外,“新自由主義”主張,國家應“放棄”對農業的扶持,採取一種“(放任)不干預”的政策。由於城市中心區得到大量投資,而農村的農業發展遭遇忽視,埃及等許多國家很快淪為糧食極度匱乏的國家。
    更糟糕的是,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推行的經濟改革和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第三世界的農民遭受西方國家得到“補貼”的農產品的“不公平競爭”,這進一步加劇了社會動盪和糧食危機。
    因此,隨著(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政權的垮臺,“新自由主義”在全世界人民的眼裏已經“信譽掃地”。對於那些“信奉”新自由主義的領導人和“擁護”新自由主義的國家,這應當是一記“警鐘”。
    他們最終會落到與(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一樣的“命運”,“步其後塵”並國破家亡嗎?這無疑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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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情局操縱埃及軍政府 鎮壓民眾致2000傷亡
    《埃及衝突致35死近兩千人受傷 過渡政府辭職被拒》

    2011-11-22 紅網
    http://www.dzwww.com/xinwen/guojixinwen/201111/t20111122_6780129.htm

    [提要] (11-22)最新消息顯示,首都開羅和其他一些城市的持續衝突已導致35人死亡、近兩千人受傷。示威者要求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主席坦塔維下臺、軍方儘快移交國家權力。政府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有人企圖阻撓選舉正常進行。

      據新華社電 最新消息顯示,首都開羅和其他一些城市的持續衝突已導致35人死亡、近兩千人受傷。示威者要求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主席坦塔維下臺、軍方儘快移交國家權力。政府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有人企圖阻撓選舉正常進行。

      示威者要求軍方領導人下臺

      21日,數千名示威者聚集在開羅解放廣場附近通往內政部大樓的一條街道內,並向軍警投擲石塊。安全部隊多次發射催淚彈驅散人群。廣場上一些示威者高呼口號,要求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主席坦塔維下臺、軍方儘快移交國家權力。示威活動20日迅速蔓延,亞歷山大、蘇伊士、塞得港、阿裏什和南部的明亞、艾斯尤特等地均有抗議活動,一些地方示威者與員警發生衝突。

      開羅等地18日發生大規模示威活動,抗議政府提出的憲法原則性檔,要求軍方儘快交權。19日,軍警在解放廣場開展清場行動,強行驅趕繼續抗議的示威者,導致1名青年死亡。

      議會選舉將如期舉行

      埃及過渡政府和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20日召開安全局勢緊急會議後宣佈,將保證議會選舉如期舉行。政府在聲明中說,目前局勢緊張的原因是有人企圖阻撓選舉正常進行和新國家機構的形成。政府將與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在此敏感的歷史時期擔負責任。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要求政府對衝突進行調查。

      據埃及《今日埃及人報》21日報導,因部分內閣成員不滿衝突事件的處理方式,過渡政府在20日召開的會議上集體向軍方遞交辭呈,但被拒絕。

      今年2月,穆巴拉克因抗議活動辭去總統職務,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接管國家權力,並解散議會。此後,埃及大規模抗議活動不斷。根據安排,人民議會(議會下院)選舉將於本月28日舉行,明年1月29日舉行協商會議(議會上院)選舉,而總統選舉日期尚未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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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中情局操縱埃及軍政府傀儡 鎮壓民眾致2000傷亡
    《中情局“萬能先生”幕後操縱埃及政壇》

    李筱哲 楊牧 8月18日訊 

    2011年8月18日 人民網

    俄羅斯《真理報》今日發表文章《埃及的“神秘部長”》,揭秘埃及局勢動盪以來操縱政壇的幕後人物。文章摘編如下:

     是誰在“幕後操縱”埃及政壇?

      “神秘部長”(美帝附傭傀儡)奧馬爾•蘇萊曼留給埃及軍政府的影響非常重要。20年從事“情報”工作的經歷使他已經不能被那些把(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趕下臺的人忽視。

      當美國「中情局」來到中東簡陋的環境中需要和以色列聯繫的時候,需要和摩薩德打交道的時候,他就是美國「中情局」的“萬能先生”。

      蘇萊曼由於(扮演美帝忠實走狗)曾對加沙地區(Gaza)實施封鎖而在阿伯拉世界“聲名狼藉”,當時他說,“要讓巴勒斯坦人為支持哈馬斯而受到‘餓著但不餓死’的懲罰”。
    在加沙地區,40%的兒童都因為饑餓而營養不良,並致殘。

      (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是埃及人的教父,但他如同阿拉伯世界其他國家的領導人一樣缺乏魅力並堅持用強權治理國家。蘇萊曼是他的參謀和決策執行人,(如今)也正是他把(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推上了審判台。

      當穆巴拉克和兒子們的生活極盡招搖之時,蘇萊曼卻一直保持低調。直到穆巴拉克政權最終倒下、蘇萊曼接任埃及副總統一職之後他的生活才漸漸走到幕前。正是他向世界宣佈“(美帝暗地佈署扶持)軍事政變”已經完成,穆巴拉克正式“退休”了。

      當然,每一個推翻(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後來成為軍政府成員的人都“經由蘇萊曼批准”。也許有人憎恨這位“神秘部長”,但每個政府官員都明白自己不想在結束政治生涯的時候落得個在籠裏受審的下場。

      蘇萊曼讓政府成員各安其位,還有誰能更好地讓政府遠離瓦解?還有誰能更好地讓這些人隨時知悉「中情局」的消息?

      如今,蘇萊曼的行蹤仍然是個謎。最後一次聽說他的消息是他給埃及《金字塔報》寫過一封信,在信裏他稱無意競選埃及總統,他所想做的就是“和家人一起平靜生活”。

      軍事法庭審判、酷刑和失蹤——這一切都給蘇萊曼貼上了神秘的標籤,也警告著今天的埃及和那些在街頭集會推翻穆巴拉克的人:(美帝附傭傀儡)蘇萊曼善於在“幕後操縱”,而那些為(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的垮臺而高興的人正忽略他對埃及政壇的持續性影響。


  28. 2011/12/08 於 16:11 patchpieces

    顛覆推翻利比亞強人格達費政權之後 美中情局及英國情報局正藉其轄下恐怖組織雇傭兵代理人(轉戰)滲透打擊伊朗、敘利亞政權

    《China Joins Russia, Orders Military To Prepare For World War- III》

    A grim Ministry of Defense bulletin issued to Prime Minister Putin and President Medvedev today states that President Hu has “agreed in principal” that the only way to stop the West’s aggression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is through “direct and immediate military action” and that the Chinese leader has ordered his Naval Forces to “prepare for warfare.”

    Hu’s call for war joins Chinese Rear Admiral and prominent military commentator Zhang Zhaozhong(張兆忠少將) who, likewise, warned this past week that “China will not hesitate to protect Iran even with a Third World War,” and Russian General Nikolai Makarov who grimly stated last week, “I do not rule out local and regional armed conflicts developing into a large-scale war, including using nuclear weapons.”

    The raising of global tensions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was exploded this past fortnight when Russian Ambassador Vladimir Titorenko and two of his aides retuning from Syria were brutally assaulted and put in hospital(http://en.ria.ru/russia/20111205/169361690.html) by Qatar security forces aided by CIA and British MI6 agents(美帝CIA中情局及英國M16情報局特工背後予協助的卡達爾安全部隊) attempting to gain access to diplomatic pouches containing information from Syrian intelligenc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as flooding Syria and Iran with the same US-backed al Qaida mercenaries(由美帝所背後支持、成功顛覆推翻了利比亞格達費政府的蓋達“基地恐怖組織”雇傭兵已開始轉戰湧入敘利亞及伊朗境內 http://www.2ndrevolt.com/articles/view/456) who toppled the Libyan government.

    Further evidence in these diplomatic pouches, this bulletin says, reveal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preparing an “ultimate solution” to the Middle East Crisis should nuclear war break out by attacking Syria and Iran with lethal biological agents intended to kill tens of millions of innocent civilians(在對敘利亞及伊朗進行攻擊時,意圖致千萬無辜平民於死的生物基因媒介致命武器).

    The discovery of the biological agent to be used by the West was revealed a fortnight ago by Dutch virologist Ron Fouchier of the Erasmus Medical Centre in the Netherlands who lead a team of scientists that discovered that a mere five mutations to the avian flu virus was sufficient to make it spread far more easily and would make it the most lethal killer of mankind ever invented.

    Should the US begin an attack utilizing this deadly virus(致命病毒), this bulletin continues, its most likely method of delivery would be via its RQ-170 Sentinel Drone(隱形無人飛機) which is operated by the CIA(http://english.iribnews.ir/newsbody.aspx?ID=16489).

    These frightening assessments of future US actions against its enemies were revealed in this bulletin based upon Russian intelligence analysts examination of the RQ-170 Sentinel Drone brought down over Iranian territory last week by the Russian made Avtobaza ground-based electronic intelligence and jamming system used against this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with little damage and that showed it be equipped with a sophisticated aerosol delivery system.

    Important to note is that the Western powers first use of a deadly flu virus to destroy their enemies and overthrow the established global order was first used less than a century ago in 1918 when the Spanish Flu variant(http://en.wikipedia.org/wiki/1918_flu_pandemic) was unleashed at the ending of World War I and killed an estimated 500 million people which represented fully 3% of the world’s entire population.

    Archived KGB files on the Spanish Flu pandemic have always stated that this deadly virus was “bio-engineered” by US military scientists who used as their “guinea pigs” American Soldiers who were the first recorded victims (http://en.wikipedia.org/wiki/1918_flu_pandemic)and were stationed at Fort Riley, Kansas.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underlying reasons behi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Western allies push for Total Global War was recently detailed by the top American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Greg Hunter(http://www.coasttocoastam.com/guest/hunter-greg/43361) whose shocking in depth report titled “Is the World Spinning Out of Control?” (http://usawatchdog.com/europe-bailout-news/)revealed that the entire edifice of the Western economic systems is crumbling under the weight of over $100 Trillion(http://www.telegraph.co.uk/finance/financetopics/davos/8267768/World-needs-100-trillion-more-credit-says-World-Economic-Forum.html) in debt no one is able to pay and wherein he warned: “Never in history has the world been this close to total financial chaos and nuclear war at the same time.” (http://usawatchdog.com/europe-bailout-news/)

    Sadly, but as always,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not being allowed to know the horrific future their elite leaders are planning for them, a situation made even worse this past week when the US Senate passed a new law by a 93-7 vote(http://gawker.com/5865089/20-things-you-should-know-about-americas-most-horrifying-new-law) that is warned will destroy America for all time by giving total control of this once free nation over to its military forces and destroy their Constitution.

    As we noted in our previous report, it is worth mentioning again the words of the American Founding Father, Thomas Jefferson, who warned his fellow citizens over 200 years ago about what is happening today by saying:

    “I believe that banking institutions are more dangerous to our liberties than standing armies. If the American people ever allow private banks to control the issue of their currency, first by inflation, then by deflation, the banks and corporations that will grow up around will deprive the people of all property until their children wake-up homeless on the continent their fathers conquered.”

    By: Sorcha Faal

    2011-12-7

    Note:
    Western governments and their intelligence services actively campaign against the information found in these reports so as not to alarm their citizens about the many catastrophic Earth changes and events to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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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體曝美國利用恐怖組織(代理人)打擊伊朗》

    2011年11月15日 新華網 

      一篇報導12日披露,美國「中情局」正“利用”包括“人民聖戰者組織”在內的恐怖分子“代理人”在伊朗實施爆炸襲擊。

      “監獄星球”網站12日刊登的一篇文章援引若干可靠人士——包括美國情報機構線民和前軍事人員——的話聲稱,美國正在伊朗境內實施秘密軍事行動,利用游擊隊組織對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發動襲擊。

      文章說:“德黑蘭認為美國正在伊朗境內發動恐怖襲擊,進而破壞內賈德政權的穩定,以便為(美國-以色列)軍事打擊”做準備“。這一論點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官方媒體的忽視,但「中情局」利用恐怖分子代理人恰恰就在這麼做,這是確定無疑的事實。”

      這一報導進一步證實了伊朗國家最高安全委員會秘書賽義德•賈利利的說法。
    賈利利說,伊朗有無可辯駁的證據表明,美國政府正式參與了反對伊朗的陰謀,派出特工在伊朗和該地區其他國家實施破壞和恐怖行動。

      此外,美國正在訓練恐怖組織並向其提供經費,通過暴力和其他顛覆行動破壞伊朗的穩定。

      正如許多美、英主流媒體在2007年所報導的那樣,美國還在“利用”隸屬“基地”組織的遜尼派恐怖組織“真主旅”在伊朗實施自殺式爆炸和其他旨在“破壞穩定”的襲擊。這一“政策”是由小布希(布希二世)政府“制訂”的,並被奧巴馬政府“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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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 Takes Down Top Bio-Terror Official, Then Alleges Iran Plot》

    《US Takes Down Top Bio-Terror Official, Then Alleges Iran Plot》

    By: Sorcha Faal

    2011-10-12

    A frightening Main Intelligence Directorate (GRU) report circulating in the Kremlin today warns that the Obama regime may be about to launch an Operation Northwoods type “false flag” bio-terror attack as a pretext for bombing and then invading Iran.

    According to this GRU report, US authorities took down one of their top bio-terror officials yesterday named Dr. Kimberly Lindsey [photo 2nd left] who is th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and one of the world’s most highly regarded scientists in the field of weaponized anthrax after charging her and her and her live-in boyfriend with “child molestation and bestiality.”

    Important to note is that the US always charges their “enemies of the state” with lurid sex crimes such as when they targeted former US Marine intelligence analyst and UN weapons inspector Scott Ritter with “criminal solicitation of a minor” after he accused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of deliberately lying about Iraq’s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in order to launch an invasion against them.

    The cause for Dr. Lindsey being put on the Obama regimes “enemy of the state” list, this GRU report says, was her assisting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in their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atastrophic 9/11 anthrax attack upo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disputes the findings of th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 used to close this case.

    Dr. Lindsey’s expertise on weaponized anthrax proved invaluable to WHO scientists whose findings were reported this week, and as we can, in part, read as reported by the InfoWars.Com news service in their report titled World Authority On Anthrax Disputes Government Explanation Of 2001 Attack and which says:

    “Three leading scientists, one a world authority on the composition of Anthrax, have produced a paper that presents evidence that directly calls into question the FBI’s version of events surrounding the 2001 anthrax mail attacks.

    The paper by Coordinator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Working Group on Anthrax Research and Control, Martin E. Hugh-Jones, biologist Barbara Hatch Rosenberg, and chemist Stuart Jacobsen is to be published in the peer reviewed Journal of Bioterrorism & Biodefense.

    “three scientists argue that distinctive chemicals found in the dried anthrax spores — including the unexpected presence of tin — point to a high degree of manufacturing skill, contrary to federal reassurances that the attack germs were unsophisticated.” reports the New York Times.

    “…bureau scientists focused on tin early in their eight-year investigation, calling it an “element of interest” and a potentially critical clue to the criminal case. They later dropped their lengthy inquiry, never mentioned tin publicly and never offered any detailed account of how they thought the powder had been made.” The report continues.

    Dr. Hugh-Jones said that the presence of tine “indicates a very special processing, and expertise,” directly contradicting the FBI’s assertion that microbiologist Bruce Ivins acted as the lone perpetrator of the attacks that killed five people and infected 17 others in the weeks immediately following 9/11.”

    Within hours after Dr. Lindsey’s arrest, this GRU report continues, the US issued a “global alert” for American citizens after they accused Iran of backing a plot to kill Saudi Arabia’s ambassador to Washington that Obama called “a flagrant violation of U.S. and international law” and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Clinton vows action over.

    According to the Obama regime the head of this alleged Iranian plot was former Texas used-car dealer named Manssor Arbabsiar [photo 3rd left] who is a naturalized US citizen, holds an Iranian passport and whose close friends say is an “unlikely secret agent,” was “no mastermind” and was “kind of a hustler.”

    FBI Director Robert Mueller said the convoluted plot could have been straight from a film and, “Though it reads like the pages of a Hollywood script, the impact would have been very real and many lives would have been lost.”

    Iranian parliament speaker Ali Larijani called the US allegations a “mischievous, foolish” attempt to fuel tension between Iran and Saudi Arabia saying that “These claims are vulgar … It is a childish and amateur game … We believe that our neighbors in the region are very well aware that America is using this story to ruin our relationship with Saudi Arabia.”

    Iran’s claim that the Obama regimes charges against them were lies was immediately backed up by one of the CIA’s most honored former analysts Robert Baer who is TIME.Com’s current intelligence columnist and has contributed articles to Vanity Fai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nd The Washington Post.

    Baer, who was interviewed just a few hours ago by Australia’s The World Today news programme warned that the Obama regimes charges against Iran were “made up propaganda” and warns the US must open immediately a direct diplomatic channel with the Iranian regime…or risk igniting “an uncontrollable war.”

    This GRU report gravely notes that an “uncontrollable” war may be exactly what the Obama regime wants as its economy lurches ever closer to the abyss and inevitable chaos will soon be the “new normal” in America.

    The GRU further warns in their report that with the US signing a $1.25 billion contract last Monday with Emergent BioSolutions for 44.75 million doses of the only proven vaccine to protect against a weaponized anthrax attack [what happens to the other 260 million Americans we don’t know], and one of America’s most honorable Congressman, Ron Paul, now warning that the Obama regime has given itself a “license to kill” any citizen it wants to without evidence or trial, the United States, indeed, may about to do the unthinkable.


  29. 2011/12/10 於 15:16 patchpieces

    解構多民族國家。解構中東。解構多元文化。製造文明衝突=>為美以基督教霸權干涉、經濟文化殖民它主權國家創造合理性/合法性--警惕美以歐基督教霸權的Yinon Plan

    《為“文明的衝突”佈一大盤棋:分裂、征服與統治“新中東” 》
    《為“文明的衝突”佈一大盤棋:分裂、征服與統治“新中東” 》
    《為“文明的衝突”佈一大盤棋:分裂、征服與統治“新中東” 》

    “阿拉伯之春”這一熱門辭彙其實是由一群遠在的華盛頓、倫敦、巴黎和布魯塞爾辦公室的個人和團體所“炮製”的。這群人除了對這一地區有膚淺的認識外,對阿拉伯國家幾乎一無所知。
    阿拉伯民族間正打開的自然是一個混合包裹,而叛亂與機會主義一樣都是這個包裹裏的一部分。
    哪里有革命,哪里就有反革命。

    阿拉伯世界的“動亂”也並不是所謂的阿拉伯的“覺醒”;這一辭彙顧名思義便是阿拉伯人總是處於昏睡之中,儘管他們一直被獨裁和不公所包圍。
    現實的阿拉伯世界,作為更廣闊的土耳其-阿拉伯-伊朗世界的一部分已經被頻繁的起義所填充。儘管這些叛亂已被阿拉伯的獨裁者以及美國、英國和法國等(老殖民帝國)國家協力平息。而這些(老殖民帝國)大國的“干涉”一直是民主的(反動)制衡力量,且將繼續發揮作用。

    【分而治之(支解分裂依附策略)】:首次“阿拉伯之春”如何“被操縱”

    重整中東的計畫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幾年。而正是在一戰期間,這些帶有“殖民”傾向的“設計”才隨著反對奧斯曼帝國的“阿拉伯大起義”清晰地表現出來。

    儘管英國、法國和義大利都曾是殖民國家,迫使阿拉伯人民在諸如阿爾及利亞、利比亞、埃及和蘇丹等國家“享受不到”任何自由,但是這些殖民國家仍成功地將自己“塑造成”阿拉伯解放運動的朋友和盟友。

    “阿拉伯大起義”期間,英國和法國(老殖民帝國)事實上使阿拉伯人充當它們的步兵(走卒)反抗奧斯曼帝國,以“進一步實施”其地緣政治的圖謀。倫敦和巴黎之間簽訂的秘密協定——“賽克斯-皮科協定”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英國與法國所作的僅僅是通過向阿拉伯人販賣它們有關阿拉伯從所謂的奧斯曼帝國的“鎮壓”中解放的思想,而取得對阿拉伯人的使用和“操控”。

    事實上,奧斯曼帝國是一個多民族帝國。它給了所有民族當地和文化自治權,但最終被操縱成為了一個土耳其實體。甚至是隨後的在奧斯曼安納托利亞的亞美尼亞種族的滅絕,也不得不與當代在伊拉克的基督徒的目標一樣,被視為外部行為體為“分裂”奧斯曼帝國、安納托利亞以及奧斯曼帝國公民的一個“秘密計畫”的一部分。

    奧斯曼帝國解體後,正是倫敦和巴黎“拒絕承認”阿拉伯人的自由,儘管也是它們在阿拉伯民族間的“播下”了“不和”種子。當地“腐敗”的阿拉伯領導人也曾是“該計畫”的合作夥伴,他們中很多人(帶路黨)對能成為英國和法國的(買辦)客戶而“欣喜若狂”。同樣,今天的“阿拉伯之春”也正在“被操縱”。美國、英國、法國以及其他國家正在“腐敗”的阿拉伯領袖與重要人物(傀儡買辦帶路黨)的“幫助”下“重組”阿拉伯世界和非洲。

    Yinon計畫:混亂中的秩序

    Yinon計畫,作為英國在中東戰略的“延續”,是以色列為確保其地區優勢的一項戰略計畫。它堅持並規定,以色列必須通過將周圍阿拉伯國家“巴爾幹化”為弱小國家,以“重組”其地緣政治環境。

    以色列戰略家將伊拉克視為對以色列構成最大戰略挑戰的阿拉巴國家。這就是為什麼伊拉克被刻畫為中東和阿拉伯世界“巴爾幹化”的核心(注:美帝入侵佔領伊拉克其主要戰略目的並非一般淺薄的戰略家所謂的僅只是覬覦石油,而是基於一長遠計劃、更深層次的對於中東人口、文化進行重組改造──美帝入侵佔領伊拉克後主要的遺產就是已大致上將伊拉克分割為三個自治區)。在伊拉克,以色列戰略家根據『Yinon計畫』的概念宣導將伊拉克“劃分(切割)”為一個庫爾德“國家”和兩個阿拉伯“國家”,這兩個阿拉伯“國家”分別由什葉派穆斯林人和遜尼派穆斯林人接管。
    而達成這一“目的”的第一步就是一場伊拉克與伊朗之間的戰爭(兩伊戰爭),這也在『Yinon計畫』的範疇之中。 2008年的《大西洋》期刊和2006《美國軍方武裝部隊》雜誌分別刊登了緊隨『Yinon計畫』大綱後被大量發行的地圖。
    除了“分裂”伊拉克(這也是拜登計畫所宣導的),“分裂”黎巴嫩、埃及和敘利亞也在『Yinon計畫』之中。
    同樣在計畫中的還有“分裂”伊朗、土耳其、索馬里和巴基斯坦。
    『Yinon計畫』也將“分裂”北非納入其中,被預測將從“分裂”埃及開始,蔓延至蘇丹、利比亞以及其他地區。

    確保統治區安全:“重新定義”阿拉伯世界……

    儘管已有所調整,『Yinon計畫』正在實行中,並將在“徹底分裂”的目標下逐漸發揮作用。該“計畫”源於理查•珀爾和研究組於1996年為時任以色列總理的本傑明•內塔尼亞胡所撰寫的一份政策性檔。珀爾曾擔任雷根總統時期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的副秘書長,後成為小布希和白宮的軍事顧問。
    除了珀爾以外,“邁向2000新以色列戰略”研究組的其他成員還包括詹姆斯•科爾伯特(猶太國家安全事務研究所)、
    小查理斯•費爾班克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道格拉斯•費斯(費斯和澤爾事務所)、
    羅伯特•魯文貝格(先進戰略與政治研究所)、
    喬納森•陶羅普(華盛頓近東政策研究所)、
    大衛•烏姆瑟爾(先進戰略與政治研究所)
    以及梅拉夫•烏姆瑟爾(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徹底分裂:確保統治區安全”是1996年這份以色列政策檔的全名。

    在很多方面看,美國正在執行1996年特拉維夫政策檔確保“統治區”(realm)安全的目標。
    此外,“realm”一詞反映了檔作者的戰略心理。Realm通常指君主管轄的領土或是屬於君主統治、但並不屬於君主的直接管轄範圍,而由王侯進行管轄的領土。
    而在這裏,“realm”一詞正暗指中東屬於特拉維夫的王國。珀爾身為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官員卻參與以色列檔的撰寫這一事實也使人不禁要問:該統治區的概念上的主權是屬於以色列,還是美國,抑或兩者兼而有之?

    確保統治區安全:“破壞”大馬士革穩定的“以色列藍圖”

    1996年以色列檔要求在2000年或以後“驅退敘利亞“(rolling back Syria),通過將敘利亞人驅逐出黎巴嫩、並在約旦和土耳其幫助下對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造成動亂“等方式。而這兩起事件已分別於2005年和2011年”相繼發生“。
    1996年檔指出:“以色列可以與土耳其和約旦合作,通過削弱、遏制甚至驅退敘利亞以塑造以色列戰略環境。這一努力可以集中力量將薩達姆•侯賽因的勢力驅逐出伊拉克——以色列本身重要的戰略目標——作為挫敗敘利亞地區野心的一種手段。”[1]

    作為“建立”以色列主導的“新中東”並“包圍”利比亞的第一步,1996年檔要求“去除(消滅)”薩達姆•侯賽因在巴格達的權力,甚至暗示將伊拉克“巴爾幹化”並建立一個包括遜尼派穆斯林的“伊拉克中部”在內的反大馬士革戰略地區聯盟。檔作者寫道:“但敘利亞在這場衝突中有潛在的弱點:大馬士革太過忙於處理受威脅的新地區方程以致無暇顧及黎巴嫩;而且大馬士革還懼怕由以色列和伊拉克中部、土耳其組成的‘自然軸’以及位於中部的約旦會聯合擠壓敘利亞,並將其從阿拉伯半島分離出去。對於敘利亞而言,這拉開意味著重新繪製中東地圖的序幕,而這也將威脅到敘利亞的領土完整。”[2]

    珀爾與研究組關於“邁向2000新以色列戰略”還提出將敘利亞人趕出黎巴嫩,並通過黎巴嫩反對派破壞敘利亞的穩定:“(以色列必須轉移)敘利亞的注意力,通過黎巴嫩反對派分子破壞敘利亞對黎巴嫩對控制。”[3]這就是2005年繼哈哈裏遭暗殺後將發生的,哈裏裏事件也觸發了所謂的“雪松革命”以及推動形成了由腐敗的賽德•哈裏裏控制的反敘利亞3•14聯盟。

    檔還要求特拉維夫“把握時機,提醒世界敘利亞政權的性質”。[4] 這顯然是以色列通過搞公共關係(PR)來“妖魔化”其對手的戰略。
    2009年,以色列新聞媒體公開承認,特拉維夫通過其大使館和外交使團發動了一場“全球性的運動”,包括“媒體宣傳”和在伊朗使館前組織抗議等來“詆毀”伊朗總統競選,這一運動甚至在競選還沒開始前就已被掀起。[5]

    該檔還提到一些類似於目前敘利亞正在發生的事。檔指出:“最重要的是,以色列在為土耳其和約旦反利比亞行動給予外交、軍事和行動上的支持、尤其利益所在這一點是可以理解的,包括以色列支持土耳其和約旦與敘利亞領土內的一些阿拉伯部落組成部落聯盟,並對敘利亞統治精英充滿敵意等。”[6]
    隨著2011年敘利亞的動盪,叛亂分子的運動和約旦土耳其邊界的“軍火走私(以扶持支持軍事武裝叛變)”已成大馬士革的一個重大問題。

    在此背景下,阿裏埃勒•沙龍和以色列在英、美“入侵”伊拉克後請求華盛頓襲擊敘利亞、利比亞和伊朗也就毫不奇怪了。[7]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檔還主張通過先發制人的戰爭來“塑造”以色列的地緣戰略環境並開創“新中東”。[8] 這也是美國在2001年時會採取的一項政策。

    剷除中東的基督教團體

    利比亞危機之前,埃及基督徒被襲擊與蘇丹南部的公投“同時發生”絕非巧合。
    同樣,伊拉克的基督徒,這一世界上最古老的基督教團體之一“被驅逐”出他們在伊拉克的故土也“並非偶然”。
    與伊拉克基督徒被驅逐“同時發生”的還有在美國和英國軍隊“警覺地注視”下,由於什葉派穆斯林與遜尼派穆斯林的暴力和敢死隊而“被迫形成”不同宗教的分區,巴格達的市鎮成為一片宗教飛地。這都與『Yinon計畫』密不可分,而該地區的“重組”是一個更為遠大的目標的一部分。

    在伊朗,以色列人一直試圖將以色列猶太團體驅逐,卻總是徒勞無功。伊朗實際擁有著中東第二大的猶太人口,可以說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維持原樣的猶太群體。伊朗猶太人將自己視為被與祖國伊朗密不可分的伊朗人,他們和穆斯林人和基督教伊朗人是完全一樣的。對於他們來說,因為他們是猶太人所以需要調遷到以色列的想法簡直是荒謬的。

    在黎巴嫩,以色列“一直致力”於“加劇”各種基督教、穆斯林以及德魯茲教派間的“緊張”局勢。黎巴嫩是進入敘利亞的一個跳板,黎巴嫩“被分裂”為數個國家也被視為將敘利亞“巴爾幹化”為數個阿拉伯宗派小國的途徑。Yinon計畫的目標就是在遜尼派穆斯林、什葉派穆斯林、基督教和德魯茲的宗教和宗派身份基礎上,將黎巴嫩和敘利亞“分為”數個國家。敘利亞基督教的遷離也可能是目標之一。

    馬龍派天主教敘利亞安提阿教會,也即最大的自治東方禮教會的新主教表達了他對於在地中海東部和中東地區阿拉伯基督徒清洗運動的憂慮。Mar Beshara Boutros Al-Rahi大主教和黎巴嫩、敘利亞許多其他的基督教領袖都擔心穆斯林兄弟會接管整個敘利亞。像伊拉克一樣,神秘組織正在襲擊敘利亞的基督團體。基督教東正教的領袖,包括耶路撒冷東正教的大主教都公開表示了他們的嚴重關切。除了基督教的阿拉伯人,亞述和亞美尼亞這一多數為基督教徒的群體也表示了他們的恐懼。

    Sheikh Al-Rahi近期在巴黎會見了總統尼古拉斯•薩科齊。據悉,這位馬龍派大主教與薩科齊在敘利亞問題上出現分歧,這促使薩科齊說敘利亞政權即將覆滅。
    主教Al-Rahi的立場是敘利亞必須被留下、並允許其進行改革。
    這位馬龍派主教還告訴薩科齊說如果法國希望合法地使真主黨解除武裝,那麼以色列需要被作為一個“威脅”來對待和處理。

    由於Al-Rahi在法國的立場,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的基督教和穆斯林宗教領袖立即到黎巴嫩對他進行了探訪並表達了感謝。
    黎巴嫩的真主黨及其政治聯盟,其中多數為黎巴嫩議會的議員,均高度讚揚了後訪問了黎巴嫩南部的馬龍派主教。

    Sheikh Al-Rahi以為他對於真主黨的立場和他拒絕為推翻敘利亞政權提供支持,現在正遭到以哈裏裏為首的“3•14聯盟”的政治攻擊。一場基督教會議正在經哈哈裏籌畫中,以反對Al-Rahi主教和馬龍派教會的立場。
    自Al-Rahi表明自身的立場後,塔利爾黨,這一活躍在黎巴嫩和敘利亞的黨派,也開始對其進行批評。有報導稱,美國高級官員也取消了他們和馬龍派主教的會見,這也是他們對於Al-Rahi關於真主黨和敘利亞立場表示不滿的信號。

    在黎巴嫩,哈裏裏為首的“3•14聯盟”一直都是一個受歡迎的少數群體(甚至當該聯盟成為議會中的多數時),該聯盟一直與美國、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以及敘利亞的暴力和恐怖組織密切合作。穆斯林兄弟會和其他敘利亞所謂的薩拉菲斯特組織也一直與哈裏裏以及“3•14聯盟”中的基督教政黨相互協調,並舉行秘密會談。這也是為什麼哈裏裏與他的同盟一直反對大主教Al-Rahi。也正是哈裏裏和“3•14聯盟”將伊斯蘭法塔赫帶入黎巴嫩,並幫助其中的一些成員逃往敘利亞作戰。

    有一些不知名的狙擊手正在瞄準敘利亞平民和敘利亞的軍隊射擊,“(藉)以造成”混亂和內鬥。敘利亞的基督團體也成為這些狙擊手的對象。很可能這些攻擊者是來自美國、法國、約旦、以色列、土耳其、沙烏地阿拉伯和阿拉伯灣的武裝力量與一部分敘利亞人組成的聯盟。

    華盛頓、特拉維夫以及布魯塞爾正籌畫著將基督教從中東遷離。據悉,Sheikh Al-Rahi在巴黎被總統薩科齊告知,地中海東部和中東的基督教團體可以重新被納入歐盟。這並不是什麼慷慨的提議,而是被有意將中東古老的基督教團體根除的國家扇了一記耳光。其目的或是將基督教團體重置於該地區之外,抑或將這些團體劃分為眾多分區。兩種都可能成為目標。

    這一計畫旨在將阿拉伯國家劃定為專門的穆斯林國家,這與「Yinon計畫」和美國“控制”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目標是相一致的。其“結果”很可能是一場大國戰爭。
    阿拉伯基督徒如今與阿拉伯黑人處境非常類似。

    重新劃分非洲:Yinon計畫正在發揮作用……

    關於非洲,特拉維夫將保障非洲的安全視為其廣泛週邊的一部分。這一更為廣泛的或所謂的“新週邊”已成為1979年抵抗包括伊朗(巴列維時期以色列最親密的盟友之一)在內的阿拉伯“舊週邊”隨著伊朗革命的瓦解後,特拉維夫地緣戰略的基礎。在這一情況下,以色列的“新週邊”隨著埃塞俄比亞、烏干達和肯雅等反阿拉伯和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等國家的“納入”而被概念化。這也是為什麼以色列要如此深入地參與蘇丹的“巴爾幹化”(注:原有蘇丹目前已被操縱分割為二,以基督徒組成為主的南蘇丹已於2011年獨立)。

    在中東教派分裂的背景下,以色列已列出了重組非洲的計畫。『Yinon計畫』試圖從三個方面的基礎上劃定非洲:(1)民族語言;(2)膚色;(3)宗教。為確保統治,先進戰略與政治研究所這一以色列智囊團(包括珀爾在內)也推動創建了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的美國『非洲司令部(AFRICOM)』。

    試圖“分裂”阿拉伯和非洲身份的行動正在“進行中”。它只在將所謂的“黑非洲”與所謂“非黑”的北非劃分開來。這是分裂非洲大陸上所謂的“阿拉伯人”與“黑人”計畫的一部分。

    正是這一目標“造成”並推廣了“非洲南蘇丹”與“阿拉伯北蘇丹”這兩種荒謬的身份。這也是為什麼黑膚色的利比亞人被視為利比亞“清洗膚色”運動中的對象。阿拉伯身份在北非正與非洲身份“相脫離”。同時還存在“剷除”大量的“黑膚色阿拉伯人”的計畫,以明確劃分“非洲黑人”與新的北非“非黑人“的界限。這也將”導致“剩餘的柏柏爾“非黑人”與阿拉伯人間的戰爭。

    同樣情況下,在非洲蘇丹、尼日利亞等地,緊張情緒也在為進一步劃分界限的穆斯林與基督徒間醞釀著。而造成這種分裂的基礎,包括膚色、宗教、種族和語言等,都“助長”著非洲的“瓦解”與不和。這都是一個將北非與剩餘非洲大陸劃分的更遠大非洲戰略的一部分。

    為“文明的衝突”布棋

    正是在這一點上,所有這些“看似”一盤散沙的事件都被“聯繫”在了一起。

    整個棋盤正在上演“文明的衝突”,而所有的棋子也各就各位。阿拉伯世界正“被隔離開”來,並被清晰的界線所劃分。這些界線“阻止”不同民族語言、膚色和宗教團體間相互的過渡與融合。

    在這項“計畫”中,將不再有社會與國家的過渡與融合。這就是為什麼中東和北非的基督徒,如科普特人,正成為“被攻擊”的對象。這也是為什麼黑膚色的阿拉伯人和柏柏爾人以及北非的黑人在北非正面臨著“種族滅絕”的威脅。

    繼伊拉克、埃及之後,阿拉伯利比亞民眾國和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對『Yinon計畫』而言)都是 “破壞”北非和東南亞地區穩定的核心。
    利比亞發生的一切(美歐顛覆推翻利比亞政權的『顛覆模式』)對非洲有著巨大的影響,而敘利亞的狀況也深刻地影響了東南亞及更遠的地區。按照『Yinon計畫』所指出的,伊拉克和埃及是造成阿拉伯國家不穩定的切入點。

    如今正在“上演”的是建立一個專門的“穆斯林中東”地區(以色列除外),而這也將“造成”什葉派與遜尼派間的鬥爭。類似的場景也正在“北非非黑人”區上演,表現為阿拉伯人與柏柏爾人的衝突。
    同時,在“文明的衝突(劇本)模式“下,中東與北非也”被認為“是所謂的“西方”與“非洲黑人”間的衝突。

    這就是“為什麼”法國的薩科齊和英國的卡梅倫在利比亞衝突初期相繼發表聲明,指出多元文化主義在各自的西歐社會中已經“不復存在”。[9] 
    真正的多元文化主義正威脅著“北約戰爭議程”的合法性,也為作為美國對外政策基石的“文明的衝突”的實施造成了障礙。

    在這一點上,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解釋了為什麼多元文化主義會成為華盛頓及其盟友的威脅:
    “隨著美國成為文化日益多元的社會,它可能會發現在對外政策問題上要想達到一致性就愈加困難(如與阿拉伯世界、中國、伊朗、俄羅斯或者是前蘇聯等地戰爭),除非存在真正被能被廣泛覺察到的大規模的直接外部威脅。這樣的共識普遍存在于二戰甚至冷戰期間(如今也存在著,因為“全球反恐戰爭”)。[10]
    布熱津斯基的下一句則指明了為什麼人們會反對或支持戰爭:
    “然而(共識)不僅僅深深地紮根於共用的民主觀中且人們意識到這些民主觀正在受到威脅,而且也根植于對歐洲集權主義下的受害者們在[11]文化上和種族上的親近。”

    雖有冗餘之嫌,我仍然要一再提出正是因為這種要“打破”中東-北非(MENA)地區、所謂的“西方世界”與撒哈拉以南非洲間“文化融合”的企圖,所以基督徒和黑人正在(被安排)遭到攻擊。

    “種族中心主義”與意識形態:將今日的“正義戰爭”正當化

    在過去,西歐的殖民國家會對他們的人民進行洗腦。他們的目標就是獲得推行殖民的支持。而其形式就是在武裝商人與殖民軍隊支持下轉播基督教(唯我獨尊)及其教義。

    同時,種族意識形態也被提出。那些被殖民的人被刻畫成“下等人”、低等、沒有靈魂。
    最終,承擔“開化”那些所謂的“世界未開化人民”的 “白人的責任”等語句開始被使用。這種具有凝聚力的思想框架被用於將殖民主義“塑造”為一項“正義事業”。而這也為征服和“開化”外國領土的“正義戰爭”提供了合法性。

    如今,美國、英國、法國和德國的帝國主義計畫並“沒有改變”。改變的只是為發動“新的殖民主義戰爭”、進行征服的“藉口”與理由。
    在殖民統治時期,發動戰爭的敍述(論述)與理由被包括英國和法國在內的殖民國家的公眾輿論所接受。
    今天的“正義戰爭”和“正當理由”也在婦女權利、人權、人道主義和民主的“旗幟”下進行著。

    文/Mahdi Darius Nazemroaya

    (加拿大)Global Research 2011年11月26日
    http://www.globalresearch.ca/index.php?context=va&aid=27786


    Mahdi Darius Nazemroaya是加拿大渥太華的一位獲獎作家。
    他是蒙特利爾全球化研究中心(CRG)的一位社會學家和副研究員。他曾見證了北非“阿拉伯之春”的過程。在北約(2011年)轟炸利比亞期間,他正在利比亞擔任KPFA的聯合研究專案——Flashpoint專案的特派記者。


  30. 2011/12/25 於 11:54 patchpieces

    美軍情特工設陷阱羅織泡製中國間諜案內幕實例

    獨家: 《美設陷阱製造"中國間諜案"內幕》

    記者 程剛  
    2008-10-27 《環球時報》
    http://first.huanqiu.com/2008-10/263793.html

      中國竊取美國軍用産品、中國間諜偷取美國敏感技術……諸如此類的案件報道,近些年來時常見諸美國的媒體。
    “聳人聽聞”的“標題”看上去似乎都是言之鑿鑿、有根有據的“事實”,所謂的“中國間諜威脅”也因此“被炒作”得煞有介事。
    然而,事實的“真相”究竟是怎樣的呢?
    一對現居廣州的中國夫妻,幾年前曾在美國陷入一齣“莫須有”的“中國竊取美國軍事器材”的鬧劇中,他們思前想後,考慮再三,終于將自己那段不幸的遭遇向環球時報和盤托出。
    而更特別的際遇是,這個事件中另一個關鍵人物也浮出水面,此人已被中國有關部門依法審查,並向記者講述了自己不堪回首、充滿悔恨和自責的特殊經歷。通過對兩方的采訪,彼此印證,一個所謂“中國竊取美國軍事器材案件”的炮製過程清晰地呈現出來。

     特工盯上無辜華人

      梁秀文坐在廣州白雲山一個小山頭上的茶室裏,家鄉溫暖濕潤的南風也吹不開兩年半的牢獄之苦凝結在她眼角的愁紋恨意。2007年7月,她在美國服完刑後被美方驅逐出境,回到廣州。丈夫莊競華因爲先判决、先入獄而比她早一年多回來。談起自己涉入的那起曾在美國媒體上鬧得沸沸揚揚的華人夫妻非法向中國出口戰鬥機和導彈零部件案,夫妻二人的憤懣和不平溢于言表,莊競華說:“我們不是沒有錯,那是個人做生意中的過失,但美國特工的做法却耍陰險和過分得多,完全就是不擇手段,我們必須把這一切告訴世人。”

      上世紀90年代初,23歲的莊競華和梁秀文大學畢業後去了美國。兩人在南加州讀完MBA後,都在洛杉磯順利地找到了工作,他們覺得生活充滿了希望。

      麻煩上身是從一份傳真開始的。1998年年中的一天,來自中國瀋陽一家貿易公司、署名“王軍”的詢價單傳真到梁秀文的公司。“是讓我們公司給某個C— 130飛機的零部件報價,當時公司正在著手開發中國市場,所以雖然這是一筆很小很普通的生意,公司也很高興”,梁秀文說,“這筆買賣剛做完,瀋陽這家公司的王軍又發來了第二份詢價單,我們還沒給回音就出差到了中國,乾脆順便去瀋陽考察了這家公司。”在瀋陽,梁秀文沒有找到“王軍”,而是第一次見到了公司董事長牛再勝。

      梁秀文和莊競華事後知道他們已經陷入美國情報和特工部門設下的一個臥底圈套中,“王軍”只是虛構的訂貨人,扮演關鍵角色的臥底就是這個牛再勝。

      牛再勝當時對梁秀文說,他在瀋陽的公司做的是軍品和軍需品出口生意,他的朋友“王軍”幫他聯繫在中東的買家。回到美國後,梁秀文的公司繼續爲第二單生意尋找供貨商。這單生意裏要的基本都是F—14軍機和一些導彈的零部件,在美國國內可以隨便交易,但其中有兩項商品,一種明確不許出口到中國,一種需要申請美國政府的出口許可證。

      1999年2月3日,牛再勝突然造訪梁秀文所在公司,說爲方便開展業務,尋找美國供貨方,他準備在美國注册一家新公司。牛再勝反復强調自己不大瞭解美國軍品生意的情况,問了很多有關産品出口許可證的問題。

      到6月,牛再勝又打來電話,說他已在美國注册“中美航空設備供應公司(SAAS)”,有事可以直接和他的朋友“田太太”聯繫,這單生意他很快可以下訂單,但對那些需要出口許可證的貨物他不願意提供最終買方的詳細信息。梁秀文所在的公司這時已經對牛感到不耐煩,决定不再和他做生意。但爲此事忙了很久的梁心有不甘,决定用未婚夫莊競華的公司和他繼續完成這筆貿易。

      莊競華在讀MBA的時候注册了一個叫美通(Maytone)的公司。梁秀文把莊競華和美通公司介紹給牛再勝後,很快牛就同意和美通繼續做這筆生意,幷且答應那兩件不能出口到中國和需要辦出口許可證的東西先不買了。

      1999年7月8日下午,牛再勝主動約莊競華談另一筆生意。莊競華說:“見面時我曾對牛建議,既然他在美國有公司,他要買的東西又很小,我可以直接把貨交給他。結果牛推托說他剛剛來美國,不知道具體怎麽辦運貨,還是請我幫他把貨直接發走,他來付運費。”莊競華說:“直到出事後我才弄明白,我向牛再勝提出把貨直接交給他在美國的公司,那就等于是在兩個美國公司之間進行合法的軍品交易,但身爲美國特工臥底的牛却拒絕了我這種合法的做法,這明擺著就是硬要把我往非法出口的陷阱裏帶。”

      但當時莊競華幷不知道這些,更不知道牛的腰間還別著美國特工安裝的錄音設備,他只覺得牛的言語有些奇怪,三番五次地問“到底這次買的東西需不需要出口許可證”。很快,“田太太”寄來了填好瀋陽地址和運費支付賬號的聯邦快遞(UPS)運輸單,莊還自己跑了一趟UPS櫃檯,發出了貨。就這樣,從1999年 7月到10月,雙方一共做了3筆生意,共計5個零件,總售價約2.5萬美元。

     千方百計引誘當事人犯罪

      讓莊競華和梁秀文覺得蹊蹺的事情發生在這年秋天他們兩人先後回國之時。他們給牛再勝在瀋陽的公司打個電話,問問收到貨物的情况怎麽樣,沒想到接電話的人說公司根本就沒有做過任何進口業務,什麽也沒有收到過。

      但莊先回到美國後,却收到“田太太”發來的傳真,確認第三批貨已經收到。沒過幾天,“田太太”又發來新的詢價單。這個單子可把莊競華嚇壞了:裏面包括戰斧及愛國者等導彈的探測器、導航儀、天綫、集成電路卡,一種先進中程空對空導彈的目標探測器,甚至還有標明了軍用化學物質的四氟化鈾……

      莊競華隱約感覺到事情有些不大對頭,和梁秀文商量後,就給“田太太”回一份傳真,說他們不想做這方面的生意了。但不久還在廣州父母家中的梁秀文竟然接到一個電話,說他們寄到瀋陽的所有貨品都收到了,瀋陽的公司只是一個名義上的收貨公司,貨其實一進中國海關就會有人取走,打電話的人還讓她有疑問就直接打電話給牛。

      莊競華撥通牛再勝的美國電話時,牛的語氣極爲生硬,但第二天却收到牛再勝手寫的一份態度完全不同的傳真:在細節上我們一直沒有向你解釋……我知道你很迷惑,我希望我們能繼續做生意……新興公司只是用來做進口記錄,郵包在中國由其他人直接從海關取走,再發給國外的客戶……我同外國買主的關係很好,對你找到和提供的每一個零件可以給你傭金和工資,每個月你可以掙幾千。這些客戶急要零件,幷付大價錢來買。這個生意是有風險的,你以前運的東西也是有風險的……

      莊競華說:“解釋、欺騙、利誘、威脅,這個傳真裏全都有了,在我們已經拒絕再做軍品生意的時候還白紙黑字地這麽鼓動我們,可以看出,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把這個事件製造得越大越好。”

      梁秀文、莊競華堅决地斷絕了和牛再勝、“田太太”的往來,從此不再接觸軍品交易。他們結了婚,搬了新家,還有了一個可愛的小女兒。

      沒有想到在事過3年多之後,2003年的2月26日,這對夫妻分別在自己的公司裏被美方拘捕,事由正是他們以美通公司名義非法出口過軍用品。保釋庭拒絕他們保釋,而開始要他們堅决不認罪的律師不久也轉而勸他們庭外認罪。律師說,一旦開庭,陪審團閉著眼睛都會認可政府“臥底行動”的證據,嚴判莊、梁。那樣的話,他們將面臨個人最多40年的刑罰和最高400萬美元的罰款。律師還告訴他們,如果同意控方提議,達成控辯交易,不開庭就認罪,法庭可以分別判他們 30個月的刑期,罰款只是最輕的每人6000美元,同時批准梁秀文保釋,戴著電子跟踪器在家照顧3歲多的女兒。爲了無人照看的可憐女兒,莊、梁經過再三權衡,同意在《認罪協議書》上簽字,罪名是“企圖向中國出口國防部件罪”。

      與此同時,美國媒體却盯上此案反復炒作。
    “在美華人向中國出售戰機導彈零件被判刑”、
    “加州女華人對華非法出口軍火被判兩年半”……
    類似的標題從2003年一直到2005年都在美國的不少媒體上陸續出現過。

      梁秀文說:“其實他們就是要”製造“一起華人向中國非法出口武器的案件好給人形成一種中國人偷美國國防技術的”印象“。美特工對我們調查得非常仔細,他們很清楚,除了被他們這個姓牛的臥底牽著做了那三筆軍品生意之外,之前之後我們都沒有碰過其他的軍品買賣。但美國檢察官及海關、國防部、FBI、移民局的特工……不停地來問我們同樣的問題:在我們出國前後、回國期間有沒有中國官方的人找過我們。有一次,一個FBI的特工專門從外地趕來向我瞭解情况,問我是怎樣和中國軍隊發展起業務的,我很奇怪,就反問他:
    ‘不是你們的人先來找我的嗎?’
    他聽完連忙問身邊一位參與我案件的國防部特工:
    ‘她只賣過東西給我們的臥底嗎?’
    見對方連連點頭,FBI的這個特工大失所望,就什麽也不問了。”

    他是這樣被逼當臥底的

      牛再勝是在美國一個健身俱樂部裏看到了莊、梁被捕的電視報道。在瀋陽的一個居民樓裏,54歲的牛再勝對記者說:“當時,我的心中確實有過一絲愧疚。” 牛再勝曾經在中國軍隊中服役十幾年。1989年轉業下海,很早就開始做軍品、軍需品出口生意,1993年他在瀋陽成立了自己的一個貿易公司。1994年,牛再勝在美國開設了分公司,幷在那裏定居。

      牛再勝說,像他這樣經歷的在美華人,美國特工是不會輕易放過的。1996年5月,FBI和國防情報局(DIA)的特工來到牛再勝的公司,威脅牛把自己過去在中國軍隊服役的情况都告訴美國人。

      不久,牛再勝先後有兩樁生意遭遇了麻煩,其中一起涉及敏感物資出口,結果,別人將美國海關人員Dollen Lee引薦給了牛。Lee兩度幫牛擺脫了生意困境,成爲了牛眼中的好友。事實上,Lee是一名美國海關特工,後來就是她一直在指揮牛再勝。

      1996年11月,FBI和海關的特工又來到牛再勝的公司,說已經掌握牛的公司有違法經營活動,直截了當要求牛爲他們工作。特工們軟硬兼施。開始,牛說自己合法經營,拒絕合作,幷起身想走。FBI特工頓時一脚將牛絆倒,然後使勁把牛摁在座位上,幷甩出幾份材料,威脅說:“憑這個就可以關掉你的公司,法辦你,把你全家趕出美國。”海關特工則對牛“好言”相勸:“你和我們合作可以獲得豐厚的報酬,還能幫你全家辦綠卡,以後別的美國部門也不會再找你麻煩。” 這些話都擊中了牛再勝的軟肋,他答應了。很快,美國海關特工局就明確由Lee直接指揮牛再勝。

      1998年3月,Lee給牛再勝布置了一個非常簡單的任務,然後給了他2000美元的報酬,誇他事情做得很老到,幷要他履行正式手續,做FBI和海關的“綫人”。牛再勝說:“我一想事情這麽簡單又有這麽好的報酬,就同意了。”“綫人”的任務是在美國幾個情報特工部門聯合實施的代號爲“暗夜之星 (Dark Star)”的聯邦臥底行動中充當臥底,每個月薪金有3000美元左右。
    牛再勝說:“‘暗夜之星’其實就是讓我和我的公司作‘誘餌’,引誘那些被調查的公司上鈎。”

      按照指令,牛再勝從瀋陽的公司向這些公司發出了海關擬好的詢價單。“王軍”是策劃出來的虛構訂貨人,最終用戶虛構在中東;在美國的聯繫電話是全部錄音的;田太太(Amy Tian)的傳真其實就在Lee的辦公室裏,回復的傳真都由這些海關特工來起草;爲了方便取證,所有的貨物都很小,交給聯邦快遞運輸,由海關特工局填好運輸單,運輸賬號是海關的,所有的貨根本就不會運出美國,都由海關截下作爲證據。聯邦調查局、海關特工局等負責設好局,牛再勝出面聯繫、解釋、周旋,把人帶進圈套。

      在Lee的指揮下,牛以SAAS公司的名義與美通公司共完成3筆交易,交易金額逐步增大,其中含有“違禁”物品的品種、數量也逐步增加。牛再勝說,美國特工和他就是用這種方式,不斷引誘莊、梁在犯罪的陷阱中越陷越深。

      美國特工還要牛再勝協助通過錄音錄像獲取莊、梁的所謂犯罪證據,要求牛再勝一定要與莊談這些軍用零件的出口許可證問題,最好得到“需要出口許可證,但是用UPS寄出去誰會知道”這樣的回答;再就是設法讓莊、梁說出這些東西大多是哪些國家所需要的,比如中東的伊朗之類。

     臥底的懺悔

      回到國內的牛再勝越來越感到悔恨、內疚和負罪。他告訴記者:
    “美國特工開始跟我說,不要我做針對中國的事情,但後來我才知道根本就不是這樣。他們指示我以中國公司的名義來發訂貨單,就是要給中國栽贓。最終,我不僅幫著美國人陷害了自己的兩位同胞,更沒有想到事情鬧得這麽大,甚至損害了國家的利益和形象。”

      一位專家對記者說,在美國,執法機構采用臥底行動這樣的警察圈套來打擊犯罪在一定條件下是合法的,但本身仍然存在很大爭議,原因在于這種方式有引誘、教唆犯罪之嫌。從這起案件看,美國執法與情報機關把臥底行動擴大到了其它國家,指使“綫人”牛再勝,一再欺騙、誘使本來遵紀守法、沒有犯罪前科和主觀故意的兩個中國公民落入非法出口武器的圈套,然後逮捕、起訴,人爲地製造犯罪。莊、梁一案中,美國特工使用的臥底是在美的中國公民,把中國公司、中國商人虛設爲買方,最終用戶在中東,交易後時隔3年才對莊、梁實施逮捕,不斷追問莊、梁是否與中國政府有關,案發後又再三炒作,這一系列設計和做法,其政治目的不言而喻。

      莊競華說,他原先特別痛恨牛再勝,但後來知道牛也是被美國特工脅迫的。美國特工硬是逼迫中國人陷害中國人,明明一切都是美國特工設計的“圈套”,還拿來指責中國,“抹黑”中國。
    莊競華說:
    “我們想告訴在美國的中國人,千萬要小心,這樣的事情隨時都可能發生!”牛再勝也對記者說:“海關特工起初跟我說,這個行動屬于反走私的性質,沒想到後來竟然變成了中國竊取美國的軍事機密。”

      牛再勝告訴記者,他回到國內以後,美國特工還不斷給他發了幾封郵件,說非常需要他儘快回美國“做生意”。美國特工還把準備在美國中文報紙上發布的廣告發給他,讓他提出修改的建議,廣告的內容是:中國技術貿易公司尋求航空工業供給商,提供航空零件以供海外用戶。
    牛再勝說:“他們顯然還在用類似的辦法來設圈套,製造針對中國的案件,還想繼續利用像我一樣的人。我就是被他們千方百計抓住把柄拉下水的,希望海外的中國人引以爲戒,更不要重蹈我的覆轍,不要做出對不起中國人和國家的事情。”


  31. 2011/12/25 於 17:03 patchpieces

    《美領事(楊蘇棣)再次吹響了反對派的集結號》

    文/卓偉

    2011-12-8 香港《文匯報》

      美國駐港領事楊蘇棣日前又再出來“放話”,指一些聲稱美國資助或策劃香港政黨行動的說法並無根據。
    當被問及“維琪解密”的檔揭露,美國駐港領事過去“屢屢插手”香港事務,並詳細記錄了如何拉攏成立“四人幫”時,楊蘇棣終於承認曾就宗教事宜與陳日君會面,在香港見過陳方安生及李柱銘,而他在臺灣公幹時,又認識到黎智英云云。
    這是間接承認了他與“四人幫”的“交往”,所謂“會見”實為“指揮”,美領事千方百計促成“四人幫”,不過是通過“四人幫”來“控制”反對派干預香港政局。
    “維琪解密”已說得很清楚,虧楊蘇棣還敢厚著臉皮胡吹一通。

      過去,每當香港發生重大政治事件時,美國駐港領事都會或明或暗地向反對派及有關喉舌“放話”,一方面是“傳達”白宮的最新“政策路線”,“要求”反對派“充分配合”;
    另方面則是擬定政治策略,以胡蘿蔔加大棒整合各方人馬,槍口一致對外。
    就如在中東及北非爆發革命後,楊蘇棣隨即“召見”各反對派政黨“解說”華府的最新策略,會見之後,反對派各政黨立即提出要在香港“仿效”,結果慘澹收場。
    楊蘇棣不甘失敗,又繼續“添薪加火”,雖然最終失敗收場,但已盡顯楊蘇棣對反對派的“掌控”能力。

      現在楊蘇棣又出來“吹響”了集結號,而且“時機”更為敏感,正是在反對派區選受挫,各反對派政黨政客民望大跌之時,也是反對派喉舌全力藉所謂“種票”問題上綱上線,以圖為反對派選情翻盤之時,楊蘇棣走出台前,高調評論“種票”案,表示高興廉政公署採取法律行動,期望能夠儘快調查真相,並重申深信港府會維護香港的民主,確保“一國兩制”得以持續云云。
    楊蘇棣身為駐外領事,在身份上已經不適宜對別國內政指指點點,胡亂評論,而且楊蘇棣的“高興”也是耐人尋味,聯繫到反對派近日突然高度整合,不分陣營不分黨派全力開火,正說明美國駐港領事又在赤裸裸地“插手”和“指揮”這一輪“種票”狙擊,其他反對派看到楊蘇棣的“高興”,豈不急急走出來加上一腳。就如早前一樣,美國“吹雞”,各反對派就自動歸位。

      楊蘇棣出身于“反華(基督傳教士)”的中國通世家,派到哪里哪里就會“發生”所謂“顏色革命”,在擔任「美國在台協會」臺北辦事處副主任時就與(美帝軍事政府在台特首/代理人)陳水扁打得火熱,“大力支持”台獨路線。而方法不外乎緊密聯繫當地反對派,通過各種軟硬手段去收編各個反對派政黨,當“時機成熟時”發動致命一擊。
    須警惕的是,自從楊蘇棣(2010年初)派到了香港,“接連”就發生了違法違憲的“五區公投”等事件,他還不斷借各種議題干預、攻擊中國內政。現在他甚至明火執仗地“插手”香港選舉制度,“指揮”反對派繼續攻擊選舉制度,“唯恐天下不亂”,“動機”為何不說自明。反對派跟著“起哄”最終只會玩火自焚。

    ===========================================
    楊蘇棣“公開干政” 稱“插手”港事屬職務

    記者/鄭治祖

    2011-12-8 (香港)文匯報

    據「維琪解密」早前公開的多份機密電文顯示,美國駐港領事館一直與香港反對派各黨派,包括民主黨、公民黨以至社民連等保持「密切聯繫」,
    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更「告洋狀」,“要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美國駐港總領事楊蘇棣在一公開活動聲言,與香港的政黨及政團接觸只是他們在香港「履行」的職責,「並無不妥」,又否認他們曾資助或支持香港任何政黨,更公開評論香港新一屆特首選舉,以至近期所謂的「種票」問題。

      「維琪解密」早前披露的機密外交電文,美國駐港領事館涉推動「宗教(陳日君)、政客(李柱銘、陳方安生)、傳媒(黎智英)」三位一體港版「四人幫」的組合,並與「四人幫」過從甚密,狂索香港和內地情報。

      同時,美領事館一直與部分反對派中人“頻繁見面”,向他們“搜集”的情報涉及香港和內地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形勢、特首評價、特首選舉、政黨發展,以及內地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情報等。其中,民主黨的塗謹申和羅致光更被列為美方「要嚴格保護」的對象。

     指自己所為是「外交工作」

      楊蘇棣昨日會見香港傳媒,被問及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曾就「維琪解密」披露的事件,批評他是「搞分裂的老手」時,他回應指,自己明白郝鐵川在外交上的立場,但否認美國有資助或支持香港任何政黨,稱自己進行的是外交工作,故接觸不同背景的政界人士,包括反對派及建制派是在「履行職務」:「我和我的同事在香港履行的外交工作,與中國外交人員履行的沒有分別,我覺得我們的立場並無不妥。」

      「繼續留意唐梁政綱」

      就有關香港新屆特首選舉問題時,楊蘇棣說,新特首必須得到香港民意的支持,香港特首人選除了愛國和有能力,也都要有民望:「香港人的意見很重要,令香港未來領導人可以有效管治,和滿足大眾期望。」他又稱,自己會「繼續留意唐英年及梁振英的政綱」。

      被問及近期多宗懷疑「種票」事件時,他就稱,歡迎香港廉政公署及選舉事務當局調查事件,期望能夠儘快查出真相,維護香港的民主,確保「一國兩制」得以持續。

      高敬德指違領事公約

      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高敬德批評,楊蘇棣身為美國官員,無權亦不應該對香港的事務指手劃腳,尤其「維琪解密」披露美領事館與「港版四人幫」過從極密,已直接干預香港事務。他認為,根據《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和各國雙邊領事條約均規定,領館成員應當避免一切直接或間接干涉駐在國內政的言論和行動,更不得通過與反對黨接觸,或組織反對派,向其提供援助或聲援,表示同情等,故質疑美領館的行為,已違反了《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這是任何主權國家所不能容許的」。

      計佑銘:毋須外人多言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計佑銘亦強調,楊蘇棣對特首選舉說三道四,更試圖借所謂「種票」問題煽風點火、混淆視聽,露出他試圖干預香港政治事務的本質,又批評美國官員不應對香港的事務發表被視為干預性的言論,尤其具體涉及到香港新屆特首選舉的問題,因為這完全是由港人自己作主的事,毋須外人教香港人怎樣做。

      劉宇新:難掩干預港事

      全國政協委員劉宇新則指,楊蘇棣試圖否認干預香港事務,並不能掩蓋美領館促成「港版四人幫」的事實,尤其「四人幫」對香港政事的謀劃,部分連反對派政黨都不得其聞,但4人卻向美國總領事定時彙報,絕不尋常,與尋常的溝通完全不一樣。

      王紹爾:種票論疑有“幕後黑手”

      資深評論員王紹爾批評,楊蘇棣在「種票」問題上與香港反對派政黨同一口徑,反映反對派在區選後“大肆炒作”的所謂「種票論」或有「幕後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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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方嚴厲批評美駐港總領事(楊蘇棣)干政 再不改就要“驅逐”》

    2011-12-19 環球時報

    “極為罕見!”
    多家香港媒體和美國媒體如此評述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呂新華16日對美國駐港總領事楊蘇棣“一再干預香港內部事務,違反國際法及公認行為準則”的批評。
    呂新華還警告稱,如果美方不改正,不排除將其列為“不受歡迎的人”。
    美國駐港領事館隨後對中方指責進行了反駁。

    香港《成報》18日分析稱,香港特首進入選舉季,楊蘇棣近來不斷就香港選舉問題公開發表意見,提出“美方希望”,“觸動了北京的神經”,但呂新華的狠話“施壓姿態高於實際”。

    據香港《明報》和《星島日報》17日報導,過去很少召開記者會的外交部駐香港特派員呂新華16日主動邀約4家香港傳媒見面。在大約半小時的見面會上,
    呂新華說,“維琪解密”網站披露的美國駐港總領館電文顯示,美方不僅就香港政制發展問題向特區政府提出過帶有干涉性的意見,而且與特定的某些人頻繁見面,更有部分香港人士主動要求美方介入香港內部事務。

    當被問到如何進一步跟進這一問題時,呂新華表示,外交層面上有多種做法,包括“交涉”、“嚴重交涉”及“警告”等,如不改正,“中國政府有權採取嚴厲交涉,把他列為’不受歡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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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s criticism of U.S. policy turns personal
    China offered an unusual public rebuke of Washington’s senior diplomat in Hong Kong.

    By Andrew Higgins, —hong kong

    Now it’s getting personal. After months of sniping at American policy, China has turned its fire on Washington’s senior diplomat in this former British colony.

    In an unusual public rebuke,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China’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ccused U.S. Consul General Stephen Young of breaching diplomatic norms and ignoring “solemn warnings” to keep quiet about democracy in the region, which since 1997 has been part of China.

    The scolding by China’s top diplomat here follows a series of articles in Communist Party-controlled media denouncing Young — who served in Kyrgyzstan during a democratic uprising there in 2005 — as part of an American plot to spread disorder and keep China down.

    “Wherever he goes, there is trouble and so-called color revolution,” said Wen Wei Po, a pillar of the party’s still mostly secret political apparatus in Hong Kong. The paper described Young — the son of an Army officer who fought in Korea and Vietnam and served as a military adviser in Taiwan — as coming from “an anti-China, anti-communist family.”

    The consulate said Young has done nothing wrong. “We categorically reject any assertion that the behavior of U.S.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staff in Hong Kong has been anything other than appropriate and in keeping with longstanding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law and practice,” a spokesman said.

    Pro-Beijing groups in Hong Kong have long grumbled about the U.S. Consulate, but the intervention of Lu Xinhua, the foreign ministry’s senior official here, suggested a new push to curb what China views as American interference in Hong Kong and beyond.

    Always prickly over alleged foreign meddling, Beijing has grown particularly jittery following this year’s Arab Spring and calls on the Internet for the Chinese to follow suit with a “jasmine revolution.”

    Internet influence

    China’s push-back, both in Hong Kong and Beijing, has been unusually personal, with state-run media and, on occasion, government officials denouncing American diplomats, including former U.S. ambassador Jon Huntsman Jr. and his successor, Ambassador Gary Locke.

    This, said Li Datong, a Chinese writer and former editor, reflected authorities’ alarm that the Internet has turned previously obscure U.S. envoys into prominent public figures whose remarks and actions get praised — and pilloried — on Web forums and micro-blogs.

    “The propaganda department wants to eliminate the influences of the U.S. diplomats as much as possible,” said Li, who was fired as editor of Freezing Point, a weekly journal, after he published an article that partly defended the actions of imperial powers in the 19th century.

    First to come under fire was (前美駐北京大使)Huntsman, who quit April 30 as ambassador and launched a now sputtering campaign for the Republican Party’s presidential nomination.

    Beijing was furious when the ambassador in February appeared outside a Beijing McDonald’s that online postings had designated as a venue for a “jasmine revolution” protest. Huntsman said he was just out for a stroll with his family. Police blanketed the area and roughed up foreign journalists. No protesters were sighted.


  32. 2011/12/26 於 16:30 patchpieces

    《對利比亞戰爭的戰略解讀》

    2011年10月31日午夜,「北約」正式宣佈結束利比亞戰爭。[1][①] 這場戰爭是“冷戰”後西方首次在非洲大陸發動地區戰爭,也是西方首次“強行改變”當前西亞北非國家的政治進程。
    總體看,這場戰爭的爆發與當前特定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背景直接相關。同時,這場戰爭“反過來”又將“重新塑造”利比亞、阿拉伯世界乃至未來國際格局。因此有必要對這場戰爭的基本背景及戰略影響進行必要評估。

    一、利比亞戰爭是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日趨失衡”的必然結果

    利比亞戰爭的爆發是多種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它與近幾十年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日趨失衡”直接相關。

    首先,這場戰爭是當前國際體系急劇轉型的必然產物。
    20世紀國際體系主要經歷了兩次重大轉型,並促使體系內國家的行為發生重大變化:二戰結束後,以西方列強主宰世界為主要特徵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世界四大員警”(美、蘇、英、中,主要是美、蘇兩家)共治世界的“雅爾達體系”。
    但此後50多年,設想中的“美、蘇合作”最終變成了“美、蘇冷戰”現實。換言之,冷戰之“實”與雅爾達體系之“名”格格不入。這對美、蘇不是好事,但對“夾縫中生存”的第三世界國家卻不然。
    一方面,美、蘇“核恐怖平衡”反使世界維持了難得的和平狀態,雙方在第三世界的爭奪總體較為節制,甚少直接發動戰爭。
    另一方面,美、蘇為獲得競爭優勢,都將爭取第三世界支持作為制勝籌碼,競相為其提供經濟和軍事援助。這就為諸多第三世界國家提供了閃展騰挪的外交餘地,藉以謀求政治獨立和經濟自主。
    而20世紀90年代初蘇東陣營解體使西方勢力一枝獨大,這些年來,西方通過“北約東擴”、(G8)八國集團、意識形態等紐帶越綁越緊。世界權力結構失衡使“雅爾達體系”名存實亡,並逐漸形成了西方“聯手打壓(顛覆裂解)”非西方國家的“後雅爾達體系”。這種國際體系與力量分佈“名實相副”,因此在該體系下,西方(強者)更富於“侵略性”,其對非西方國家(弱者)干涉(顛覆裂解)更加頻繁。

    “冷戰”結束後相當長時期,美、歐忙於分享“冷戰紅利”,通過“北約東擴”與“歐盟東擴”等方式“瓜分”前蘇聯在東歐的“勢力範圍”,從而將東歐和部分前蘇聯版圖日趨納為西方的週邊地帶。[2][②] 
    而1999年西方發動科索沃戰爭就是因為南聯盟“阻擋”了北約和歐盟東擴的步伐。但近年來,隨著俄羅斯復興,歐、美東擴之路遇到抵制和阻擊,尤其是2008年8月俄羅斯出兵格魯吉亞,而美、歐又未能做出有效反擊,標誌著持續十幾年的東擴進程已成“強弩之末”。在這種背景下,歐、美戰略角逐重心日趨轉向中東、中亞、非洲等資源豐富或地緣位置重要的“中間地帶”,並對“不聽號令”的(主權)國家頻頻使用武力。美國為“深入”中亞和中東,在短短2年時間內接連發動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地區戰爭。
    而2011年「北約」“發動”利比亞戰爭“遵循”的正是相似的邏輯。
    歐盟早在1995 年就與地中海沿岸12 國“啟動”了旨在加強雙方全面合作的“巴賽隆納進程”。美國也加大在非洲投入力度。
    法國總統薩科齊為恢復、擴大法國在非洲影響和利益在2007年競選期間又提出『地中海聯盟』設想,重點加強與北非國家合作,並企圖使阿爾及利亞、利比亞以及臨近的蘇丹和幾內亞灣等重要產油區為法國提供穩定能源。但這些“重返非洲”舉措受到利比亞(格達費反殖民愛國民族主義者)的“掣肘”。利比亞卡紮菲(格達費)政權“民族主義(反殖民愛國主義)”色彩甚濃,他早期曾採取一系列“保護”民族利益的重大措施,如收回美、英在利比亞軍事基地,廢除同西方公司不平等協定,將所有外國公司收歸國有等。即使2003年卡紮菲(格達費)“投靠西方”後其政策仍保持很大獨立性。2008年7月首屆“地中海峰會”召開時,卡紮菲僅派代表作為觀察員出席,他還“批評”『地中海聯盟』設想是“殖民主義者”和帝國主義的回歸。[3][③]
    利比亞強烈的“獨立姿態”使其成為歐洲政治和資本力量“南下擴張”的主要“絆腳石”。

    就像當年擋住「北約」和歐盟東擴的“南聯盟”必然要遭受西方軍事打擊一樣,利比亞因阻擋了西方(特別是歐洲)新一輪地緣政治/經濟“擴張”浪潮,而為後來遭到西方的軍事打擊埋下伏筆。美、英、法之所以在深受金融危機拖累的困難背景下執意發動利比亞戰爭,正是由於利比亞“阻礙”了北約國家“重返非洲”戰略規劃的實施。[4][④] 此外,2011年(由美帝中情局所屬外圍非政府組織的“Wikileaks維基解密”配合“美國資本勢力”所煽火策動)席捲西亞、北非的“中東波(顏色革命)”使西亞北非地區對外防護能力降至歷史最低點,為西方武力干涉利比亞提供難得機遇。法國因支持突尼斯本•阿裏外交失分,此後又過早承認利比亞反對派而再次面臨外交失敗,因而急於通過發動戰爭挽回在阿拉伯世界形象。[5][⑤]

    回顧“冷戰”後發生的數場地區戰爭,前幾場戰爭基本是美國唱主角,歐洲唱配角,而這次的利比亞戰爭歐、美角色正好對調。這從側面說明,歐、美在對付非西方國家時已形成互相“補位”的戰略默契。而這正是西方共治世界的“後雅爾達體系”的典型特色。

    其次,這場戰爭也是“壟斷資本主義”“惡性發展”的必然結果。
    蘇東社會主義陣營解體後,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在“經濟全球化”名義下迅速“主宰”全球。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大的問題就是因追求“利潤最大化”而導致的“肆意妄為”。在平均利潤率不斷下降趨勢下,資本家為獲得更高利潤而日趨將資本從生產領域“轉向”金融領域,創建了“脫離”實體生產的金融資本。當前,世界(實體)商品交易量所需流通貨幣量只占資本交易量的4%。但金融領域本身不創造財富。金融業的過度繁榮並不意味資本主義找到自我救贖之路,而更像是病情加重後出現的“虛胖和浮腫”。
    因為它意味著由4%的“實體經濟”“創造”的剩餘價值要由100%的資本來“分贓”,由此使資本增值空間越來越小,平均利潤率被金融泡沫急劇攤薄而趨近於零。在利潤率趨近於零的背景下,金融資本謀利主要靠“金融炒作”和層出不窮的“金融衍生品”,由此演變為“空手套白狼”的“賭場資本主義”。[6][⑥] 
    而2008年以來不斷深化的金融危機以及歐美債務危機表明,資本主義經濟已到“無法自我調節”的地步。

    在這種“背景”下,“(人為)製造(人禍)災難”就成了緩解經濟危機、獲取利潤的“慣用手段”。這裏的災難既包括由大自然引發的海嘯、颶風、地震、乾旱,也包括(人禍災難)政變、戰爭、恐怖襲擊等社會暴力行為。
    “通過”等待和“(人為)製造(人禍)災難”,進行“精心策劃”的“(災難禿鷹)掠奪”,以及將災難視為激動人心的市場機會,意味著資本主義已演變為“災難(禿鷹)資本主義”。[7][⑦] 其主要經濟策略就是“等待一個大危機,然後趁著遭受打擊的人民茫無頭緒之際,把國家資產一塊塊變賣給個人,並且迅速讓‘改革’永久化。”[8][⑧]
    從緩解經濟危機角度看,這些(人為製造的人禍)災難和(恐怖主義)暴力手段的“首要經濟目的”就是“打開”原本封閉的新市場。因此,西方武力打擊的重點就是那些阻擋資本擴張、奉行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社會主義政策的(主權)國家,以及市場體制落後、不肯與資本主義體系“接軌(接鬼)”的“化外之邦”。
    在歷史上,“資本積累和殖民化過程如同一根紅線貫穿著整個工業化時代。”[9][⑨]

    冷戰結束後,西方(禿鷹)“發動”的數場地區戰爭既是爭奪“中間地帶”的地緣政治擴張,更是為將這些國家“強行納入”西方經濟體系的資本擴張。
    “經濟絕非這些戰爭唯一的動機,但在每一場戰爭中,重大的集體打擊都被利用來為經濟休克療法鋪路。”[10][⑩]
    2003年美國(瞎掰理由藉口)發動伊拉克戰爭前,美國正面臨多年來未遇的經濟衰退。因此小布希(布希三世)政府一直在刻意“尋找”對伊拉克發動戰爭的“藉口”。小布希(布希三世)2006年坦承:
    “我這幾年最困難的工作之一,就是如何將伊拉克與反恐戰爭聯繫起來。”[11][11] 
    而正是在這場戰爭後,伊拉克資源市場逐步“被打開”,同時也為西方資本打開了一個巨大市場。
    美國一家公司合夥人興沖沖地說:
    “獲得寶潔公司(P&G)產品流通權就像金礦一樣,一家貨色齊全的7-Eleven超市可以打倒30家伊拉克雜貨店;一家沃爾瑪可以接管全伊拉克。”[12][12]

    近兩年,歐、美(數位金融泡沫)債務危機持續發酵,經濟形勢嚴峻程度遠比2001年時更甚。而經濟危機嚴重程度歷來與“災難資本主義”“(人為)製造(人禍)災難”的嚴重程度“成正比”。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越是嚴重,西方越有可能因絕望而訴諸武力。[13][13] 
    2011年利比亞戰爭很大程度就是西方試圖緩解(數位金融泡沫債務危機)國內經濟矛盾的一種手段。利比亞石油儲量非洲第一,而且油質好,開採成本低,且有半數以上未開發(注:利比亞擁有141噸黃金),西方如能獲得這一“石油大蛋糕”無疑有助於提升經濟信心。法國外長朱佩不加掩飾地將法國介入利比亞軍事衝突稱作是“對未來的投資”。[14][14]
    值得關注的是,在這次戰爭中,越是那些“產業空心化”、金融資本膨脹的國家(如英、法、美)參戰越積極,而實體經濟較為發達的國家(如德國)對戰爭則明顯不熱心。這從一個側面說明:“賭場資本主義”更易演變為“災難資本主義”。

    二、利比亞戰爭“加劇”了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失衡狀態

    利比亞戰爭是西方首次動用武力“強行改變”當前“中東動盪波”國家原有政治進程,也是冷戰後西方首次在非洲大陸發動的戰爭,因而對利比亞、阿拉伯世界乃至西方自身都已產生並將繼續產生深遠影響。

    首先,“後卡紮菲時代”的利比亞可能淪為西方體系中的跟班和“附庸”。
    二戰後期,史達林就曾說過:“任何人都會把其社會制度強加給別人,他的軍隊能走多遠,強加的範圍就有多遠。”[15][15]這句凝結著地緣政治學核心智慧的判斷同樣適用於這此的利比亞戰爭。北約武力推翻執政42年的卡紮菲政權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通過改朝換代將利比亞“馴化”為西方政治經濟體系中的“附庸”乃至挺進非洲的橋頭堡。

    問題在於,現在畢竟不同於殖民時代,西方可以武力打敗利比亞,但卻不可能直接接管利比亞政權。怎樣才能確保利比亞馴服於西方呢?
    從歷史經驗看,西方國家對第三世界國家進行“有效控制”的最有效辦法之一,就是使這些國家保持“政治軟弱”和“經濟依附性”,而“不得不”依靠外部大國。以西方“經略中東”為例。英、法和美國儘管主導中東的歷史時代不同,但其基本思路卻驚人地相似,那就是鼓勵、“扶植”中東國家內代表落後保守勢力、執政基礎不甚牢固的政權。但竭力避免這些國家出現大規模的社會和經濟革命,“避免”代表多數人利益的先進階級上臺掌權。“殖民國家為了支持它的統治,通常會對維持甚至加強殖民地不平等的社會與經濟結構頗感興趣……甚至殖民國家往往會造成新的特權和新的特權集團,以穩定其對殖民地的統治”。[16][16]
    這些統治者完全“仰仗”西方支持才能維繫統治,因此不得不悉心維護西方在其國家中的種種利益。這就使西方大國與當地統治人物形成事實上的“結盟”關係。當年英國在挑選費薩爾當伊拉克國王時,英國外交部官員說得非常直白:“我們所要的是一位只滿足于登基為王,而不打算勵精圖治的國王。”“我們需要的是一些有阿拉伯人參加、使我們能放心地離開而同時又能在幕後操縱的政府機構;……而且前提是我們的經濟和政治利益將得到保證。”[17][17]
    由此“不難理解”,為何中東成為世界上傳統君主制國家最多的地區。即使在實行君主立憲制的所謂“自由阿拉伯時期”(上世紀20-30年代),阿拉伯國家的統治者還是“不信任自己的人民,而甘願成為西方的奴僕”。[18][18]

    而2011年發動利比亞戰爭的兩大主謀——英國和法國,恰好在一戰後曾在阿拉伯世界進行過“委任統治”,而其統治“秘訣”之一就是在各國有意識“培植”代表落後生產方式的王公貴族和部落酋長。這次英、法“故伎重演”,採取了挑撥、激化利比亞國內部落間矛盾的做法。鑒往知今。為了確保對戰後利比亞進行有效控制,英、法不可能允許利比亞再出現“卡紮菲式”的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式領導人,因此必然要“剔除”導致利比亞保持“獨立性”的勢力和制度,同時“大力培植”落後依附性勢力,以及可能導致該國政治衰朽的政治制度。

    目前看,“後卡紮菲時代”的利比亞正在朝這個方向發展。從政治制度看,強制轉型使利比亞面臨“軟政權化”危險。據報導,「利比亞全國過渡委員會」已制定長達數年的政治進程時間表,[19][19] 儼然開始向“民主化”國家過渡。但利比亞本質上是個部族國家,境內有140多個部落。這次的利比亞戰爭也有濃厚的“部落戰爭”色彩,民眾對所謂“民主運動”的支持率還不到2%,[20][20]因此該國未來權力分配很難擺脫“部族政治”底色。即便實現所謂“包容性政治”,也不過是“按部族實力分配權力”。這種情況很容易導致利比亞最高權力“碎片化”,使國家陷入形式上統一、實則部落/軍閥割據的“伊拉克化”狀態。
    如2011年11月22日成立“過渡政府”後,南部費贊地區的勢力抱怨被邊緣化,東部則有人抗議新政府是“西部人的政府”,一些部落拒絕承認新政府。有學者早就預言:“後卡紮菲時代無論何時出現,但有一點可以預見,那就是利比亞將陷入局勢緊張、危機四伏的狀態,各種社會力量將上演群雄逐鹿的大戲。”[21][21]在這種內訌不止的情況下,利比亞將不得不更多“仰仗”西方,而不太可能再與西方為敵。

    從階級屬性和意識形態看,掌管利比亞未來的是一種比卡紮菲政權“更加落伍”的勢力。利比亞“食租經濟”的特點決定了該國最大的問題不是如何賺錢,而是如何分配財富。因此該國未來“舉什麼旗”,“走什麼路”的問題至關重要。而目前即將執政的「全國過渡委員會」內部魚龍混雜,[22][22] 東部反叛部落高舉的大旗居然是1969年被推翻的伊德里斯王朝用過的旗幟。“過渡委”顯然不能代表歷史進步力量。如果沒有西方武力“支持”,它根本不可能奪權上臺。事實上,儘管戰爭已經結束,執政當局(帶路黨)卻仍“要求”北約繼續呆在利比亞,[23][23] 這足以表明其執政地位和信心的脆弱性。
    不言而喻,這些由(帶路黨)落後勢力掌控的國家越是脆弱,就越需要外界保護,也越願意在資源、主權問題上對西方做出大的“讓步”。利比亞戰爭期間,反對派(帶路黨)為換取法國支持曾承諾戰後法國可控制利比亞35%的石油生產。10月中旬,時任“過渡委”主席的賈利勒(帶路黨)宣稱,利比亞新政府將“優先考慮”讓西方參戰國進入利比亞商業領域。[24][24] 換句話說,未來的利比亞外交很可能是當年伊德里斯王朝的翻版,而“不可能”繼續保持“獨立自主”地位。這種“依附性”前途對利比亞民眾國民當然不是好事,但卻正中西方下懷——唯有如此,西方才可能有效控制該國,並借其實現預想中的地緣利益和資源利益。

    其次,阿拉伯世界的民族復興夢更加渺茫。
    阿拉伯世界總共3億多人口,領土面積超過1400萬平方公里,還擁有世界上最豐富的石油資源,完全有潛質成為世界權力格局中的重要一極。但近百年來,阿拉伯世界卻更多與戰亂、爭端、屈辱、落後、邊緣化等負面辭彙聯繫在一起。造成阿拉伯世界積弱積貧的根源是多方面的,但總的根本乃是該地區地緣版圖“碎片化”。[25][25] 亨廷頓認為,文明集團往往要圍繞一個“核心國家”,它能夠行使維持秩序功能。核心國家或核心國家的缺失或解體一般都意味著混亂和災難。[26][26] 
    中東地區常年動盪,外部勢力頻頻“插手”與該地區缺乏核心國家直接相關。一戰後,英、法依據1916年秘密簽訂的“賽克斯-皮科特協定”將阿拉伯世界“分割”成若干小國“委任統治”,由此“奠定”了中東地緣版圖“碎片化”的格局。這種災難性的建國史為阿拉伯世界埋下羸弱、動盪和外部干涉的禍端。這些國家實力相當、缺乏佔據支配地位的核心國家,因而“誰也吃不掉誰,但誰也不服從誰”。加之彼此政體、意識形態、政策乃至宗教教派差異甚大,很難建立行之有效的地區性聯盟。相反,每個國家都唯恐地區局勢不利於己,因此不約而同地採取“相互制衡”做法,導致地區內耗不斷,既無力解決內部矛盾,也無力阻擋外敵入侵,甚至“主動邀請”外部勢力介入中東。美國學者伯納德•路易斯曾指出,西方國家只需要人數很少的軍隊就能進入中東核心地帶;而要去趕走這些西方軍隊,則需要另外一個西方國家的軍隊。[27][27] 正是地緣版圖的這種“碎片化”格局使中東豐富的石油資源非但未成為阿拉伯民族之福,反而成為惹來戰爭的禍根。冷戰結束至今,西方發動的5場地區戰爭中,4場在伊斯蘭世界,3次針對阿拉伯國家,而伊拉克和利比亞恰好都是石油資源豐富的國家。

    因此,阿拉伯世界要想實現民族復興,擺脫惡性循環的厄運,其基本前提就是謀求阿拉伯各國的團結統一。20世紀50-60年代,以納賽爾和阿拉伯復興社會黨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均強調阿拉伯民族要走聯合自強道路。雖然這種思潮因1967年中東戰爭而走向衰落,但這條路徑仍是阿拉伯世界實現復興的不二法門。
    卡紮菲1969年上臺時深受阿拉伯民族主義思潮感染,自視為納賽爾的忠實追隨者,宣導阿拉伯民族主義。他曾指出:
    “要想保護阿拉伯人民不遭敵人侵犯,就少不了統一;要想保護阿拉伯國家的成就,就少不了統一;要想保護自己和社會主義,就少不了統一。”[28][28]
    執政以來,他先後試圖同埃及、敘利亞、蘇丹、突尼斯、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等國實現聯合或合併,可是都中途夭折,他還被埃及前總統薩達特視為“危險的妄想症患者”。[29][29] 此後這些年來,卡紮菲外交政策重點日趨轉向非洲,並力倡構建“非洲合眾國”、“非洲聯合政府”。[30][30] 但其政治話語中仍保留著反對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主張阿拉伯聯合等重要主張。可以說,卡紮菲已成為阿拉伯民族主義浪潮中的最後一位領導人。[31][31]

    而阿拉伯世界如果真的像卡紮菲所說實現“聯合自強”,西方顯然將失去對該地區的控制,而該地區“保持”分裂內訌狀態,更“符合”西方戰略利益。由此不難發現,這些年來,凡是主張依附西方、包容以色列、漠視阿拉伯聯合的阿拉伯領導人,總是被西方奉為座上賓。相反,那些主張獨立自主,謀求阿拉伯團結統一的領導人(如納賽爾、阿薩德、卡紮菲,乃至武力統一者薩達姆等),總是被西方視為眼中釘、肉中刺(死於非命)。卡紮菲作為這批阿拉伯強人中的最後一位,西方巴不得他早點消失。而這次西方聯手打擊利比亞,既是阿拉伯世界地緣版圖“碎片化”的必然產物,同時也包含著“徹底埋葬”阿拉伯聯合的戰略企圖,而卡紮菲之死意味著阿拉伯民族主義時代的“徹底終結”。[32][32] 一些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對此只能徒然憤慨,[33][33]還有人呼籲要舉行抗議,反對卡塔爾及海灣國家參與北約空襲利比亞。[34][34]

    2011年席捲西亞、北非的阿拉伯動盪潮,雖然抗議重點是爭取政治尊嚴和經濟公平,但也包含了探索民族復興新路的成分。而突如其來的利比亞戰爭顯然是一場西方“肆意踐踏”阿拉伯國家主權的“殖民戰爭”,同時戰爭結果又是為徹底堵死阿拉伯民族復興的唯一路徑。但面對這場事關阿拉伯世界尊嚴和民族復興大業的“悲劇性事件”,多數阿拉伯國家卻“渾然不覺”,「阿盟」還“充當”了西方打擊阿拉伯國家的“傳聲筒”,鼓動聯合國在利比亞設立禁飛區,卡塔爾和阿聯酋等海灣小國甚至直接參加“圍毆”卡紮菲(11月12日阿盟宣佈停止敘利亞阿盟成員國資格,27日又宣稱對敘進行政治和經濟制裁),客觀上起了激化矛盾的作用。[35][35] 這種“兄弟鬩于牆”的現象從側面說明,阿拉伯民族復興希望更趨渺茫。這場看似聲勢浩大的中東劇變,最終必將虎頭蛇尾,不可能產生什麼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歷史成果。
    在喪失了一批有戰略目光的政治家後,阿拉伯世界已很難形成合力。一旦阿拉伯世界內部分裂持久化,阿拉伯世界將空有人口、疆域和資源等潛在優勢,卻始終難以走出戰亂和衰退的惡性循環,繼續淪為西方大國政治的犧牲品。

    第三,西方贏得眼前,卻可能失掉長遠。
    西方是利比亞戰爭的主要發動者和主要受益者。尤其是在戰爭中出力最多的英、法等國有可能近水樓臺,從利比亞令人垂涎的石油資源以及巨大的國內市場中撈取更多好處。2011年10月下旬,法國和德國商務代表團紛紛到訪的黎波里,與利比亞當局的石油部長等官員閉門會談。英國也派出龐大商務代表團(包括BP和殼牌)訪問利比亞。[36][36] 西方國家顯然開始加速“染指”利比亞戰後利益分配。
    從地緣角度看,這場戰事的暫時成功將“刺激”西方繼續進行“軍事冒險”的決心和胃口。利比亞戰爭剛接近尾聲,美國就開始炒作“伊朗暗殺門事件”和伊朗核武報告,軍事打擊伊朗的呼聲日高。[37][37] 卡紮菲被打死剛兩天,美國就宣佈撤回駐敘利亞大使,美國參議員麥卡恩(總統候選競選人)公開叫囂“現在是可能使用軍事行動保護敘利亞平民的時候了”。西方智庫也開始探討軍事干預敘利亞利弊。[38][38] 11月下旬,歐、美用人權草案譴責敘利亞,以金融制裁打擊伊朗,推倒伊敘同盟的用意越來越明顯。

    然而,利比亞戰爭本質上是場“非正義戰爭”。它看似得到聯合國授權,實際既忽視了1973號決議關於發揮區域組織或區域安排作用的精神,也超越了聯合國的授權範圍,因此是場缺乏形式合法性的“侵略戰爭”和“殖民戰爭”。[39][39]  
    同時,北約發動空襲自稱是“防止出現人道主義災難”,但利比亞戰前國內傷亡不過數百人,而西方狂轟濫炸及由此造成的戰端擴大卻導致3萬多人死亡,5萬多人受傷,使之成為缺乏實質合法性的“醜陋戰爭”。[40][40] 這場戰爭的“非正義性”使西方雖然贏得眼前地緣和資源利益,但卻可能因此而輸掉長遠。

    一方面,伊斯蘭激進勢力借機坐大,成為西方新的敵人。20世紀七、八十年代中東興起的伊斯蘭復興運動強烈反對西方,因而成為西方的心頭大患。從根本上說,穆斯林之所以“恨”西方正是因為西方在中東推行“霸權主義”,導致國際道義。同時,當年西方出於抗擊蘇聯等實用主義考慮,而“刻意扶植”本•拉丹以及塔利班等伊斯蘭勢力,結果養虎遺患,面臨被其反噬的危險。
    而這次利比亞戰爭仿佛是以往歷史的重演。而北約為儘快將卡紮菲趕下臺,主動武裝該國反對派,以致該國長期被壓制的伊斯蘭極端勢力乘機坐大。利比亞執政當局目前兩個最主要的軍事力量都是伊斯蘭勢力。的黎波里實際掌控者、軍事委員會主席貝爾哈吉和東部城市德爾納軍事委員會負責人哈薩迪,均是前極端組織利比亞“伊斯蘭戰鬥團”領導人,主張建立伊斯蘭政權。而過渡委前主席賈利勒也公開稱可能恢復“沙裏亞法”,建立“利比亞伊斯蘭共和國”。[41][41]可以預計,未來利比亞伊斯蘭色彩將日益濃重,並可能出現阿富汗那樣的塔利班式政權。[42][42] 從更大範圍看,伊斯蘭復興勢力正借“阿拉伯之春”強勢歸來,目前“伊斯蘭復興黨”已在突尼斯大選中獲勝,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很可能在本國勝選。伊斯蘭復興主義“回潮”已成為不爭事實。

    西方在此敏感時刻在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發動“侵略戰爭”很容易激起更多穆斯林的“反西方”情緒。卡紮菲就將北約空襲視為新的“十字軍東征”,並呼籲對西方發動“聖戰”,[43][43] 而卡紮菲自己身體力行,最終血戰至死,因而成為不少穆斯林心目中的“反西方英雄”。如果“阿拉伯之春”由國內層面的反獨裁、反權貴,轉向外交層面的“反殖民”、反西方,西方一直擔憂的“伊斯蘭與西方衝突”便可能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

    另一方面,這場戰爭加深了國際政治的“叢林”色彩,將使西方面臨更大安全挑戰。
    “主權國家不容干預”原則本來是弱小國家生存的護身符。但近年來,西方鼓吹“人道主義干預”、“人權高於主權”、“保護的責任”等,不斷挑戰“主權不容干預”基本原則。西方發動戰爭的“藉口”越來越隨意。這次西方發動的利比亞戰爭起因是利比亞政府鎮壓反對派抗議。而類似情況在許多國家時常可見,如果“利比亞模式”成為慣例,任何國家都可能成為西方軍事打擊對象。這不禁讓更多國家人人自危。卡紮菲是在投靠西方、主動放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後遭受軍事打擊的事實更是警醒其他國家領導人:西方國家關鍵時刻靠不住,唯有發展自己的“撒手鐧”,才可能真正保存自己。
    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此間公開稱,卡紮菲在核問題上妥協的後果表明,伊朗繼續核計畫是完全正確的。[44][44] 而最近伊朗核能力突進成為熱點話題。整個世界日趨重返“叢林”狀態,使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可能性空前增大,西方未來將面臨更嚴重的安全挑戰。

    三、結 論

    “播下龍種,卻收穫跳蚤”。
    當前風起雲湧的中東劇變本來是一場以民權、民生、民族為主要訴求的革命運動。但突如其來的利比亞戰爭不僅改變了當地原有政治進程,也使“中東波”性質日趨“變味”,更使國際力量對比更趨失衡,國際體系轉換進一步加快。權力與資本擴張日趨借助暴力手段,世界由此變得更不太平。利比亞戰爭剛剛結束,西方打伊朗和打敘利亞的喧囂日漸高漲。不管未來敘利亞和伊朗是否會遭受西方軍事打擊,但可以肯定的是,利比亞戰爭絕不是最後一場殖民戰爭。
    而廣大“中間地帶”尤其是中東地區,已成為中國實現和平崛起的重要緩衝地帶,以及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資源供應地,西方在上述地區頻繁進行軍事干預,在客觀上“壓縮”了中國崛起的週邊空間,危害到中國海外經濟利益拓展。[45][45] 80多年前,中國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積四十年之經驗”得出結論,即“欲達到勝利,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46][46] 在西方日趨聯合、戰爭力量日漸增長情況下,制止戰爭的唯一辦法就是世界上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聯合起來。只有當和平力量增長超過戰爭力量增長時,戰爭可能性才會被降至最低,中國可持續發展才會得到有效保障。

    文/田文林

    《現代國際關係》 2011年第12期

    [1][①] “北約宣佈結束在利比亞軍事行動”,http://military.people.com.cn/GB/16090649.html.(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2][②]參見[波蘭]卡齊未耶日•Z•波茲南斯基著,佟憲國譯:《全球化的負面影響:東歐國家的民族資本被剝奪》,經濟管理出版社,2004年版。

    [3][③]Bruno Waterfield,“Gaddafi attacks Sarkozy plan for Union of the Med”, The Telegraph,10 Jul, 2008
    [4][④]W. Yusef Doucet,“Free Libya is Green Libya: Supporting the Real Libyan Revolution”,http://www.voxunion.com/?p=4644.
    [5][⑤] Alan Woods,“After the death of Gaddafi: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Libya”,http://www.marxist.com/ gaddafi-dead-revolution-and-counter-revolution-in-libya.htm.(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5日)

    [6][⑥][英]蘇珊•斯特蘭奇著,李紅梅譯:《賭場資本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參見全書。

    [7][⑦][加]娜奧米•克萊恩著,吳國卿、王柏鴻譯:《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廣西師大出版社,2010年,第4頁。

    [8][⑧][加]娜奧米•克萊恩著:《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第4頁。

    [9][⑨][美]斯坦利•阿羅諾維茨、希瑟•高特內主編:《控訴帝國:21世紀世界秩序中的全球化及其抵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4頁。

    [10][⑩][加]娜奧米•克萊恩著:《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第7頁。
    [11][11]Melissa McNamara,Bush: “We Don’t Torture”,http://www.cbsnews.com/stories/2006/09/06/eveningnews/main 1979106.shtml(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9日)

    [12][12][加]娜奧米•克萊恩著:《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第303頁。
    [13][13] Gerald A. Perreira,“NATO and Qaddafi: What All Friends of Africa Should Know”,New Dawn,No. 126 (May-June 2011)

    [14][14]“法國外長稱介入利比亞是‘對未來的投資’”,http://news.xinhuanet.com/2011-08/29/c_121923156.htm.(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日)

    [15][15][美]詹姆斯•希恩著,黃公夏譯:《暴力的衰落》,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第137頁。

    [16][16] [美]斯塔夫裏亞諾斯著,遲越、王紅生等譯,黃席群、羅榮渠校:《全球分裂》,商務印書館,1995年,第487頁。

    [17][17][美]斯塔夫裏亞諾斯著:《全球分裂》,第581頁。

    [18][18] Hilal Khashan, Arabs at the Crossroad: Political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0, p.64
    [19][19] “Libya after Qaddafi:A new timetable”,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34813.(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5日)
    [20][20]Gerald A. Perreira, “NATO and Qaddafi: What All Friends of Africa Should Know”,New Dawn,No. 126 (May-June 2011).

    [21][21][美]羅奈爾得•布魯斯•聖約翰著,韓志斌譯:《利比亞史》,中國出版集團,2011年,第220頁。

    [22][22]Daniel Serwer,“Post-Qaddafi Instability in Libya”,CPA Contingency Planning Memorandum No. 12,http://www.cfr.org/libya/post-qaddafi-instability-libya/p25612.(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23][23] David D.Kirkpatrick and Rick Gladstone, “Libya asks NATO to remai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October 28, 2011
    [24][24] Alan Woods,“After the death of Gaddafi: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Libya”,http://www.marxist. com/ gaddafi-dead-revolution-and-counter-revolution-in-libya.htm.(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5日)

    [25][25]田文林:“地緣政治•中東破碎地帶•利比亞戰爭”,《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年第4期,第26-32頁。

    [26][26][美]撒母耳•亨廷頓著,周琪等譯:《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新華出版社,1998年,第167-169頁。

    [27][27][美]伯納德•路易斯:《中東》,載[英]約翰•格利賓等:《歷史焦點》,朱善萍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72頁。

    [28][28]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譯室編譯:《卡紮菲和利比亞》,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67頁。
    [29][29]Robert H. Reid,“Arab strongman: With Gaddafi death, an era passes”,The Economic Times, Oct 22, 2011

    [30][30]Babatunde Fagbayibo,“The Libyan revolution: Thoughts on a post-Gaddafi era of African integration”,http://www.consultancyafrica.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846:the-libyan-revolution-thoughts-on-a-post-gaddafi-era-of-african-integration&catid=57:africa-watch-discussion-papers&Itemid=263.(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6日)
    [31][31] Robert H. Reid,“Arab strongman: With Gaddafi death, an era passes”,The Economic Times, Oct 22, 2011

    [32][32]Mohamad Bazzi,“The Death Of The Qaddafi Generation: The Era Of Arab Strongmen Comes To An End”,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36603/mohamad-bazzi/the-death-of-the-qaddafi- generation.(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33][33]“A Position Statement by the Arab Nationalism List On The Assassination of Mu’ Ammar Qaddhafi And His Comrades, Libya, and Arab Consciousness”, http://freearabvoice.org/?p=1469. (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2日)
    [34][34]“The Arab Nationalist List invites you to protest against the Qatari regime in Brussels”, http://www.qawmi.com /?p=2331.(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4日)

    [35][35]Ahmed El-Tonsi,“Ottomans, Arabs, Westerners and Libya”,Al-Ahram,17 – 23 November, 2011
    [36][36] “Libya’s revolution:Messy politics, perky economics”,The Economist, Oct 8th 2011,http://www.economist.com/ node/21531472.(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9日)
    [37][37]The Associated Press, “U.S. strike on Iran likelier than ever, former CIA chief says”, http://www.haaretz.com/ news/diplomacy-defense/u-s-strike-on-iran-likelier-than-ever-former-cia-chief-says-1.303980.(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38][38]Jeffrey White,“Implications of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Syria”,PolicyWatch #1864,October 28, 2011,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templateC05.php?CID=3415.(上網時間:2011年11月5日)

    [39][39] “Libya: Colonialism Lives”,http://blackstarnews.com/news/135/ARTICLE/7603/2011-08-26.html.(上網時間:2011年10月31日)

    [40][40]Michael O’Hanlon,“Winning Ugly in Libya”,March 30, 2011,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7684/ michael-ohanlon/winning-ugly-in-libya; An Huihou, NATO faces ‘catastrophic success’ in Libya, People’s Daily Online, 29 octobre 2011, http://www.mondialisation.ca/index.php/vdare.com/roberts/index.php?context=va&aid = 26287.(上網時間:2011年11月3日)
    [41][41]Marc Lynch,“What the Libya intervention achieved”,October 27, 2011,http://lynch.foreignpolicy.com/posts/ 2011/10/27/ what_the_libya_intervention_achieved?wpisrc=obnetwork.(上網時間:2011年10月30日)

    [42][42]有學者已注意到當前利比亞與1992年後阿富汗政局的相似性,參見Michael Semple,“What Post-Qaddafi Libya Has to Learn From Afghanistan”,http://www.foreignaffairs.com/features/letters- from/what-post-qaddafi- libya-has-to-learn-from-afghanistan.(上網時間:2011年11月7日)
    [43][43]Ahmed El-Tonsi,“Ottomans, Arabs, Westerners and Libya”,Al-Ahram,17 – 23 November, 2011

    [44][44]Fredrik Dahl,“Libya conflict may strengthen Iran nuclear defiance”,http://www.forexyard.com/en/news/ ANALYSIS-Libya-conflict-may-strengthen-Iran-nuclear-defiance-2011-03-24T154942Z.(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9日)
    [45][45]W. Yusef Doucet,Free Libya is Green Libya: Supporting the Real Libyan Revolution,http://www.voxunion.com/?p=4644.

    [47][46]《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4卷,1991年版,第14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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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比亞之戰意在控制中國戰略要害》

    文/威廉•恩道爾 (William Engdahl)

    (美帝)華盛頓“主導下“的「北約」決定”發動“利比亞戰爭實質上是「北約」以及美國國防部(實為”對外侵略部“的美稱)控制中國要害的戰略的”組成部分“。目前,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石油進口國,對原油和天然氣進口存在巨大的”戰略依賴“。

    認真審視非洲地圖,並探究美國國防部(為”對外侵略部“的美稱)新組建『非洲司令部』的原由,就會發現,『北約』”發動“利比亞戰爭實質上是「北約」及美國國防部(為”對外侵略部“的美稱)”控制“中國石油及原材料來源整體戰略的構成部分——對於中國而言,非洲是其最具戰略重要性的石油及原材料來源之一。

    「北約」“發動”利比亞戰爭僅與石油有關。不過,鑒於美國有著可靠的國外能源供應,所以這場戰爭的發動應該“並非僅為“控制利比亞高品質原油,而是“為了”使中國“無法長期進口”非洲及中東石油。
    換句話說,「北約」及(美帝)華盛頓“發動”這場戰爭(主要戰略目的)就是為了“制衡中國”。

    利比亞北臨地中海,與義大利隔海相望。多年來,義大利埃尼石油公司一直是利比亞境內最大的外國石油公司。該國西臨突尼斯和阿爾及利亞,南臨乍得(察德),東臨蘇丹和埃及。就其地理位置而言,對於美國國防部『非洲司令部』“控制”非洲、非洲資源以及非洲資源出口地的長期戰略具有重要意義。

    在卡紮菲(格達費)統治下,利比亞“嚴格控制”高品質的原油資源。2006年的資料顯示,利比亞已探明石油規模為“非洲最大”,約占非洲石油總儲量的35%,甚至比尼日利亞還多。
    近年來,中國、俄羅斯以及其他國家都在該國獲得了石油開採權。

    很明顯,「北約」及(美帝)華盛頓“發動”利比亞戰爭已經“初見成效”:中國、俄羅斯及巴西不但反對聯合國制裁利比亞,還呼籲利比亞通過談判解決內部衝突,反對北約空襲。
    因此,利比亞反對派(帶路黨)下轄石油公司Agoco發言人阿貝加里馬奧夫稱:
    “我們和義大利、法國和英國等西方國家之間不存在問題。不過,我們與俄羅斯、中國和巴西之間可能會存在一些政治問題。”

    在過去幾年裏,(美帝)華盛頓逐漸認識到,受經濟擴張影響,在不到10年前還是美國“親密盟友”的中國,已經成長為“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
    不過,對於華盛頓而言,把中國塑造成“新敵”並非易事,因為美國政府還需要中國(親美媚美精英帶路黨)大量購買美國國債。

    今年8月,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向美國國會呈交了2011年度中國軍力報告。該報告稱:
    “在過去的10年裏,中國在現代科技領域的巨額投資令中國軍事受益匪淺。許多現代系統日臻成熟,其他系統也會在未來幾年內投入使用。”
    報告還稱:“在中國會如何利用其不斷增強的能力的問題上,仍然存在不確定性……中國作為主要國際參與者的崛起,很有可能會重新定義21世紀的戰略格局。”

    事實上,在(美帝)華盛頓的潛移默化下,以CNN、BBC、《紐約時報》為代表的“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宣傳機器”,或是英國《衛報》都會“醜化中國及中國領導人”。對於(美帝)華盛頓及華爾街(金融禿鷹)的許多人而言,中國正變得過於強大,“過於獨立”。為了“控制”這種情況,中國對石油進口的“依賴”就成了其“要害”,而利比亞正恰恰是中國該“要害”的“死穴”。

    自“冷戰”後,(美帝)華盛頓一直忽視對非政策,而中國能源及原材料企業在非洲大陸的活動,則為(美帝)華盛頓敲響了警鐘。幾年前,隨著未來能源需求變得越來越明顯,中國針對非洲發起了大規模經濟外交,並於2006年達到高潮:北京鋪上紅地毯,迎接赴華訪問的40多位非洲國家首腦,共同探討一系列經濟問題。對於中國工業現代化而言,沒有什麼比確保未來非洲石油資源更加重要的事情了。

    中國開始與被法國、英國或葡萄牙等“歐洲殖民國家”放棄的非洲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乍得(察德)就是其中之一。作為最貧窮、最偏僻的非洲國家,乍得2006年與北京建立了外交關係。2007年10月,“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簽署合約,與乍得政府聯合組建煉油廠。2002年後,他們開始鋪設石油管道,從位於該煉油廠以南300千米處的一處油田,向該煉油廠輸送石油。受西方國家“支援”的“(美第二中情局)非政府組織(NGOs)”開始批判中國石油管道對環境的影響。
    不過,2003年美國石油公司「雪佛龍(Chevron)」開採乍得(查德)石油資源時,該“(美第二中情局)非政府組織(NGOs)”卻“一言未發”。
    2011年7月,乍得和中國在該國首都恩賈梅納附近開辦合資煉油廠。中國石油企業在乍得的活動與其在蘇丹達爾富爾地區的石油專案有著驚人的相似。

    20世紀90年代,在美國石油公司「雪佛龍(Chevron)」放棄其在蘇丹的業務後,中國開始和蘇丹展開合作,後者將越來越多的石油輸入中國。到1998年時,“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已從蘇丹南部油田開始向位於東北部紅海西岸的蘇丹港鋪設了一條長達1500千米的石油管道,並在蘇丹首都喀土穆附近開辦了一家大型煉油廠。
    蘇丹是中國首個大型海外油田專案。到2011年初,在中國進口石油中,源自蘇丹的石油,大部分來自“飽受衝突蹂躪”的南部地區,已占到10%。蘇丹日產油量為49萬桶,對華供油量則占到60%。對於中國能源戰略而言,蘇丹至關重要。

    從地質角度來看,從蘇丹西部達爾富爾地區經乍得至喀麥隆的廣大地區就是一個巨大的油田,儲量可能相當於一個新的沙烏地阿拉伯。對於“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戰略封鎖”中國未來石油來源而言,“控制”蘇丹南部地區、乍得以及喀麥隆是至關重要的。

    成立於2008年的『美軍非洲司令部』是近來西方“軍事行動”的主力。很明顯,該“司令部”的成立就是為了“控制”中國對非洲石油及礦產資源漸增的影響力。2007年年底,(美帝)華盛頓“大西洋理事會”非洲事務專家彼得•法姆公開表示,美軍『非洲司令部』的目標之一,就是確保美國可獲得非洲豐富的碳氫化合物及其他戰略資源,該任務包括減輕這些自然資源的脆弱性,並確保當地不存在對這些資源感興趣的第三方,例如中國、印度、日本或俄羅斯,以獲得壟斷或優惠待遇。

    2007年,在美國國會作證支持組建美軍「非洲司令部」的法姆稱,充滿活力的中國經濟的石油饑渴難以得到滿足,而且還需要其他自然資源維持經濟持續發展,而非洲的自然財富使之對中國充滿誘惑力。目前中國日進口石油約260萬桶,其中超過76.5萬桶石油——約占石油日進口量的1/3——來自非洲國家,特別是蘇丹、安哥拉以及剛果。

    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許多分析家都預測非洲——特別是蘊含豐富石油儲量的西海岸沿海國家——將日益成為美、中兩國的戰略競爭舞臺,因為這兩個國家都在尋求擴大自身影響力,並確保各自資源來源。

    由此可見,美國“製造”利比亞“政權更迭”及整個“大中東計畫”(隱藏在“阿拉伯春天”的背後),都是為了確保其對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油田的“絕對控制權”,並“控制”特別是中國等國的未來政策。
    正如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所說的那樣:
    “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國家或國家集團。”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 第407期
    摘自2011年10月《環球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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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睹美歐流氓禿鷹攻打利比亞巨變從而竊取(美歐銀行財團需求恐急的)利比亞擁有的145噸實體黃金 查維茲警惕下令要求全數運回委內瑞拉儲放在美歐銀行、市值110億美元(211噸)的國有黃金金條

    《查維茲要求委內瑞拉央行回籠110億美元黃金儲備》

    文/張澄

    2011年8月19日

    委內瑞拉總統查維茲命令央行回籠110億美元的黃金儲備,這些黃金目前由諸如「英國央行」等發達國家的機構持有。

    查維茲今天表示,目前委內瑞拉所持的365噸黃金中有211噸儲備在美國、歐洲、加拿大以及瑞士的銀行中,這些(實體)黃金要“積極回籠”。
    此外「摩根大通」、「巴克萊銀行」和「渣打銀行」也持有委內瑞拉的黃金。

    在電視講話中,查維茲說,
    “自1980年起,我們已經在「英國央行」持有99噸黃金,現在我同意將之召回,這是一個正確的決定。”

    委內瑞拉央行行長Nelson Merentes表示,委內瑞拉的出口收入95%依靠石油,目前該國正在尋求儲備多樣化,計畫將現金儲備由美國和歐洲移至對新興市場的投資中。

    這次回籠也意味著全球第15大黃金儲備國在金價今年以來上升28%後的一次大動作。

    截至發稿,黃金交易價格已經升至每盎司1816美元。

    8月16日委內瑞拉的黃金儲備價值為286億美元。委內瑞拉財長稱,受美元的貶值、美國政府違約的風險以及歐洲債務危機的影響,回籠黃金儲備將更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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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vez Emptying Bank of England Vault as Venezuela Brings Back Gold Hoard》

    by Daniel Cancel and Nathan Crooks

    2011-8-18

    Chavez Orders $11 Billion of Gold Home as Metal Hits Record

    In all, Venezuela has 365.8 metric tons of gold reserves, according to the World Gold Council. Photographer: Kerem Uzel/Bloomberg

    Venezuelan President Hugo Chavez ordered the central bank to repatriate $11 billion of gold reserves held in developed nations’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Bank of England as prices for the metal rise to a record.

    Venezuela, which holds 211 tons of its 365 tons of gold reserves in U.S., European, Canadian and Swiss banks, will progressively return the bars to its central bank’s vault, Chavez said yesterday. JPMorgan Chase & Co. (JPM), Barclays Plc (BARC), and Standard Chartered Plc (STAN) also hold Venezuelan gold, he said.

    “We’ve held 99 tons of gold at the Bank of England since 1980. I agree with bringing that home,” Chavez said yesterday on state television. “It’s a healthy decision.”


  33. 2012/01/04 於 11:21 patchpieces

    □ 胡錦濤:敵對勢力長期“重點滲透”中國思想文化領域 □

    ....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國際敵對勢力正在“加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思想文化領域是他們進行“長期滲透”的重點領域。
    我們要深刻認識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嚴重性”和複雜性,
    警鐘長鳴、警惕長存,採取有力措施加以防範和應對。

    □ 胡總公開斥責西方陰謀顯中國血性

    文/青衫老祖

    2012-1-3

    最近(2012-1-1),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求是》撰文強調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其中講到這樣一段話:
    “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國際敵對勢力正在”抓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思想文化領域是他們進行”長期滲透“的重點領域。
    我們要深刻認識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嚴重性”和複雜性,警鐘長鳴、警惕長存,採取有力措施加以防範和應對。”

    在印象中,這是本世紀以來中國國家元首“第一次”在公開的場合公開談論“西化、分化陰謀”,
    “第一次”公開強調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艱巨性和複雜性,
    第一次提出“雙警”即“警鐘長鳴、警惕長存”,
    第一次公開要求“防範和應對”。

    這幾個“第一次”表明中國已經放棄從前所採取的“淡化意識形態鬥爭、突出經濟領域合作”的外交策略,決心在全球大舞臺上高高豎立並保護好中華民族自己的文化大旗!

    回顧世界歷史發展進程,我們可以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中國能不能實現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將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大國、以及中國在全球化中居於什麼樣的地位,關鍵並不在於有多少GDP(唯利是圖唯GDP論庸俗發展觀),而在於有沒有為世界所稱道的“文化旗幟”。
    文化是“民族之魂”。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其前進的道路上可能會歷經磨難、飽經滄桑,有時還可能遭遇“亡國之痛”,但是,只要民族文化不滅,就可以東山再起、重整河山,再度復興。

    中華民族之所以歷經7000年而綿延永續關鍵就在於文化不滅!“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之所以保持持續快速增長的勢頭,累積而成世界上擁有重大全球影響力的大國,同樣與中國始終保持文化的“獨立性”、特色性有絕大關係。

    “文化獨立”支撐中國獨立;整垮中國最有效的“方法”自然也是“摧毀”中國的文化。自新中國成立以來,西方“瓦解中國”的“努力”就一直沒有停止過。“新中國”成立62年的實踐令西方得出“教訓”,單純使用硬實力,包括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任何國家都難以戰勝中國。從文化上,也就是從價值觀上“西化”中國,進而令中國成為它們的“附庸”,使它們覺得唯一可試的辦法。

    於是,如今的西方,對中國採取的完全是如下策略:經濟上融合、軍事上圍堵、文化上滲透、政治上顛覆。文化上滲透包括培養(崇美媚美)親美分子、支持分裂分子、推銷美國(文化意識型態24-7洗腦)大片、購買一批“(崇美媚美懼美)文化洋奴”。

    面對這一“形勢”,如何有效應對西方的“西化”、“分化”圖謀,確保中國文化獨立和文化安全成為中國長期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重大歷史任務。
    認真學習胡總的講話,筆者感覺有以下幾點值得關注和把握:

    第一,中國對敵對勢力的遏制、圍堵、分化、弱化陰謀有清醒的認識,並始終保持高度警惕;

    第二,中國有著高度的自信和自尊,過去、現在和將來都不會屈服於任何外來壓力,不管是軍事上的還是經濟上的,也不管是政治上的還是文化上的;中國都將堅持走自己的道路,一往無前的推進民族復興的偉業;

    第三,中國已經做好與敵對勢力鬥爭到底的準備,不管是軍事鬥爭、還是文化鬥爭,都將凝聚中華民族的智慧,制定一套切實有效的應對策略;

    第四,中國已經“充分認識到”在“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的世界格局中開展文化鬥爭亦即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重要性、艱巨性和複雜性有了更清晰的認識,確立了 “警鐘長鳴、警惕長存”的鬥爭意識,形成了“防範和應對”兩手抓的文化鬥爭策略。

    在大國競爭中,清醒比什麼都重要。西方之所以“不遺餘力”的“宣傳”他們的意識形態,“兜售”它們的價值觀,“目的”決不是想中國強大,而是想中國“弱化”。蘇聯的教訓證明,中國不徹底粉碎它們的“文化入侵”面臨的將是國家分裂、秩序混亂、發展停滯,中國自1840年以來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所做的一切努力將付諸東流。

    從這個意義上講,胡總公開斥責西方“陰謀”,具有“標誌性”意義。它“標誌”著中國不會在意識形態領域自動繳械,不會接受它們的價值觀,不會聽任它們西化、“西化”中國。為了維護中華民族的文化、尊嚴和自立自強,中國將不惜一切代價,不管是“新冷戰”。還是“新熱戰”,還是打打談談的消耗戰,中國都將奉陪到底。因為,在關係民族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上,中國惟有與敵人展開堅決的鬥爭,除此而外,沒有任何第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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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A的公開秘密—-兼為《十條誡令》蓋棺定論

    一、嘗試為《十條誡令》蓋棺定論
    二、(中國國內)親美勢力對《十條誡令》真實性的質疑
    三、“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的真面目
    四、“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在中國
    五、“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 、“共產黨革命章程”及“十條誡令”
    六、克格勃(KGB/格別烏)高官什羅寧的話是否可信
    七、「中情局」為防止洩密進行的暗殺
    A、李志綏之死
    B、班尼特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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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是》雜誌發表胡錦濤總書記重要文章
      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
      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2012年1月1日出版的新年第1期《求是》雜誌發表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的重要文章:
    《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胡錦濤:敵對勢力長期重點滲透中國思想文化領域
    胡錦濤《求是》撰文強調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以下為原文:

    2011-12-31

    文化建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佈局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繁榮發展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全會通過的決定,全面總結黨領導文化建設的成就和經驗,深刻分析文化建設面臨的形勢和任務,在集中全黨智慧的基礎上,闡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確立了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戰略目標,提出了新形勢下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指導思想、重要方針、目標任務、政策舉措,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指導我國文化改革發展的綱領性檔。全黨要認真學習、深刻領會,共同把全會精神落到實處,為實現全會提出的目標任務而奮鬥。

    第一,深刻認識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充分發揮先進文化引領前進方向、凝聚奮鬥力量、推動事業發展的作用,是我們黨的一條寶貴經驗和一大政治優勢。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我們黨都結合時代條件、圍繞黨的中心任務提出文化綱領、文化目標、文化政策,堅持不懈推進文化建設,有力推動了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的不懈努力,我們走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顯著提高了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促進了人的全面發展,顯著增強了國家文化軟實力,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強大精神力量,為進一步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奠定了堅實基礎、積累了寶貴經驗。

    當今世界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當代中國正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向著新的奮鬥目標邁進,文化的作用更加廣泛而深刻。從國際看,綜合國力競爭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顯,許多國家特別是主要大國都把提高文化軟實力作為增強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重要戰略。在世界範圍內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更加頻繁的背景下,誰佔據了文化發展制高點,誰擁有了強大文化軟實力,誰就能夠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贏得主動。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國際敵對勢力正在加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思想文化領域是他們進行長期滲透的重點領域。我們要深刻認識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嚴重性和複雜性,警鐘長鳴、警惕長存,採取有力措施加以防範和應對。從國內看,經過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發展,我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顯著增強,但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我國已經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和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越來越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撐,豐富精神文化生活越來越成為我國人民的熱切願望。從我國文化建設自身看,文化領域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革,文化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總體而言,文化發展同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還不完全適應,束縛文化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機制問題尚未根本解決,文化在引領風尚、教育人民、服務社會、推動發展等方面的作用還沒有得到充分發揮,我國文化整體實力和國際影響力與我國國際地位還不相稱,“西強我弱”的國際文化和輿論格局尚未根本扭轉。在理想信念教育、思想道德建設、誠信建設、文藝創作、公共文化服務、文化產業發展、農村文化發展、流動人口文化生活、網路建設和管理、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等方面都還存在不少突出矛盾和問題,必須抓緊加以解決。

    總之,抓住和用好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關係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鬥目標,關係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關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全會提出了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指導思想,強調要全面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根本任務,以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以改革創新為動力,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培養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質,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弘揚中華文化,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全黨要深刻領會和全面貫徹這一指導思想,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自覺把文化繁榮發展作為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是党執政興國第一要務的重要內容,作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一個基本要求,進一步推動文化建設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以及生態文明建設協調發展,為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提供堅強思想保證、強大精神動力、有力輿論支持、良好文化條件。

    第二,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內涵豐富,具體體現在全會決定提出的指導思想、重要方針、目標任務、政策舉措之中,要全面領會、全面貫徹。這裏,我想強調幾個問題。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引領,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最鮮明的特徵,也是事關文化改革發展全局的根本問題。只有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引領,才能打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根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日益發展和對外開放不斷擴大的形勢下,我國社會思想更加多樣、社會價值更加多元、社會思潮更加多變,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引領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更加凸顯。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為文化建設提供有力理論指導,確保文化改革發展始終沿著正確道路前進;必須堅持把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應用于文化改革發展各個領域,不斷豐富和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符合時代發展要求的文化建設理論,使我國文化各方面發展建立在深厚理論基礎之上;必須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正確處理弘揚主旋律和提倡多樣化的關係、教育人民和滿足人民多樣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關係、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和提高經濟效益的關係,有效引領社會思潮,有力抵制各種錯誤和腐朽思想影響,不斷鞏固和壯大社會主義主流思想文化。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必須發揮人民在文化建設中的主體作用,堅持文化發展為了人民、文化發展依靠人民、文化發展成果由人民共用。為了誰、依靠誰是我們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根本問題,決定著社會主義文化的性質和方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是人民共建共用的文化,人民是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最深厚的力量源泉。堅持這一點,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也是我們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理念的重要體現。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堅持以人為本,以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為根本目的,不斷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必須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和首創精神,使全社會文化創造活力競相迸發;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關心人民命運,體察人民願望,反映人民心聲,在人民偉大創造中汲取營養,把最好的精神食糧奉獻給人民;必須堅持面向基層、面向群眾,把滿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作為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基本任務,鼓勵創作生產更多受到群眾歡迎的文化產品,讓文化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必須繼承和發揚中華優秀文化傳統,大力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積澱著中華民族的深厚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團結奮進的不竭動力,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深厚基礎。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大力弘揚中華優秀文化傳統,大力弘揚五四運動以來形成的革命文化傳統,大力弘揚改革開放以來文化領域形成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觀念新風尚,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必須以更加開闊的視野、更加博大的胸懷對待外來文化,積極參與國際文化交流合作,學習借鑒一切有利於我國文化改革發展的有益經驗和優秀成果。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必須堅持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業、一手抓文化產業,推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是社會主義制度下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權益的基本途徑,是實現文化發展成果由人民共建共用的制度保障。發展文化產業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滿足人民多樣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徑,是充分發揮市場在文化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激發全社會文化創造活力的必然要求。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科學界定人民的基本文化權益和多樣化精神文化需求,全面把握政府和市場在文化建設中的職責和功能,推動形成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兩手抓、兩加強的工作格局;必須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以政府為主導,以公共財政為支撐,以公益性文化單位為骨幹,以全體人民為服務物件,以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權益為主要內容,鼓勵全社會積極參與,大力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必須著力培育一批有實力、有競爭力的骨幹文化企業,提高我國文化產業整體實力和競爭力,形成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文化產業格局。無論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還是發展文化產業,都要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正確處理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關係,始終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

    第三,以改革創新精神落實好全會提出的各項任務。

    全會對新形勢下推進文化改革發展作出全面部署,提出一系列新任務新舉措新要求,各地區各部門要統籌兼顧、立足實際,有計劃分步驟加以落實,既要全面貫徹又要突出重點,最重要的是要緊緊圍繞全會決定關於推進文化改革發展指導思想中的“四個以”來抓好落實。

    堅持以科學發展為主題。科學發展是黨和國家工作的鮮明主題,也是文化改革發展的鮮明主題。要自覺把科學發展要求貫穿文化改革發展各個方面,緊密結合文化改革發展實際,著力轉變文化發展方式,提高文化發展品質和效益,不斷提高文化發展科學化水準。要堅持以人為本,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保障人民各項文化權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要堅持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著力解決影響文化科學發展的突出問題,協調好文化改革發展各個領域和各個環節,促進文化持續快速健康發展。要堅持統籌兼顧,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文化改革發展重大關係,統籌文化改革發展各項工作,完善文化佈局、文化結構、文化資源配置,促進城鄉、區域文化一體化發展,推動文化資源向農村、基層傾斜,向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傾斜,不斷增強文化發展後勁,實現文化又好又快發展。堅持以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根本任務。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根源于民族優秀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並吸收人類文明成果發展起來的,是我國社會主義文化的引領和主導。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緊緊抓住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這個根本。要堅持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武裝全黨、教育人民,大力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新的實踐。要堅持以理想信念教育為重點,引導廣大幹部群眾不斷增強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自覺性和堅定性。要廣泛開展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社會主義榮辱觀宣傳教育,深化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活動,加強思想道德建設,建設和諧文化,培育文明風尚。要在全黨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學習教育,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國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設和党的建設全過程,貫穿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各領域,體現到精神文化產品創作生產傳播各方面。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非一日之功,既是當前的緊迫任務,又是長期的戰略任務,必須通過堅持不懈、持之以恆的努力,使之真正成為全黨全社會的普遍共識,轉化為廣大幹部群眾的自覺行動。

    堅持以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滿足人民對實現自身文化權益和豐富自身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必須大力繁榮文化創作,豐富群眾文化生活,提高人民文化生活品質。要加大對城鄉基層文化建設投入力度,深入實施重點文化惠民工程,加快公共文化基礎設施建設。要加強文化創作生產引導,引導文化工作者堅持正確文化立場,弘揚真善美,貶斥假惡醜,把學術探索和藝術創作融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之中,創作生產出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相統一、人民喜聞樂見的優秀文藝作品。要發展健康向上的網路文化,使互聯網等新興媒體真正成為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新陣地、公共文化服務新平臺、人民精神文化新空間。要組織開展群眾樂於參與、便於參與的文化活動,引導群眾在文化建設中自我表現、自我教育、自我服務,依靠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推動文化繁榮發展。

    堅持以改革創新為動力。只有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創新文化內容和形式,才能不斷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不斷為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提供強大動力。要圍繞構建充滿活力、富有效率、更加開放、有利於文化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努力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新進展,破除制約文化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要深化公益性文化單位改革,深化國有經營性文化單位改革,深化文化管理體制改革,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加強文化法制建設。要加快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創新公共文化服務運行機制,不斷提高公益性文化單位服務群眾能力和水準。要提高文化產業規模化、集約化、專業化水準,優化文化產業結構,促進文化和科技融合發展,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要圍繞提高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積極開拓國際文化市場,創新文化走出去模式,不斷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

    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把文化建設擺在全局工作重要位置,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規劃,與經濟社會發展一同研究部署、一同組織實施、一同督促檢查。要認真開展調查研究,總結經驗,發現問題,結合實際制定貫徹落實意見,明確工作責任,提出具體要求,確保全會提出的目標任務和政策舉措落到實處。要把文化改革發展成效納入科學發展考核評價體系,作為衡量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工作業績的重要依據。要把文化人才隊伍建設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著力加大對年輕人才、高層次人才、複合型人才的培養力度,努力造就一批有影響的文化名家、文化大師和各領域領軍人物,建設宏大文化人才隊伍。要深入做好知識份子工作,充分調動廣大知識份子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把廣大知識份子緊緊團結在党的周圍。總之,全黨要貫徹落實好全會精神,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在科學發展道路上奮力開創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局面。

    (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講話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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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中央對此始終保持清醒認識。

    但當前黨內有兩大問題:
    一個是(中央黨校那批掛羊頭賣狗肉)打著紅旗反紅旗;
    一個是目前理論無法指導實踐。

    這兩個問題不解決,意識形態領域的爭奪就佔據不到有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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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上面早就知道了吧
    現在“公開表態”就意味著要“反擊”了

    所以自費五毛們就等著看戲吧

    火烤偽精英水煮普世派
    咱就跟著添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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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信號啊,期待那些虛偽的普世民主JY(精蠅)們早點下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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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哼,這回我們找一找被敵對勢力滲透的媒體,不會有人出來出來“裝純情”說——“都是黨國的媒體、哪來的漢奸媒體”——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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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撲屎派”的噩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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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種就把南方蜥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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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口 2012-1-3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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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3 03:05 AM

    現在才說?剛睡醒?
    喂!!!有人在搞我們啊!喂!大家聽到沒有啊?有人在搞我們!

    中國的各個級別領導,包括最高層,只能在別人和自己一樣飯桶的環境下搞搞勾心鬥角。對外不敢鬥爭,不善鬥爭,歸根結底,還是因為不善鬥爭:有人見過善於鬥 爭的人不敢鬥爭麼?回想薩科齊08年騎在中國人頭屙屎長達兩個星期,中央政府十分淡定,一言不發。我想咱們的領導是不是準備好對策了啊,這麼淡定。結果對 策就是沒有對策,等人家屙完就好了嘛…

    就這篇文章來說,空洞無物,只不過是提出了一個命題的八股文而已。其實凡是關心中國的人,哪個不知道文化建設出問題了?說人家要西化我們,我們要發揚中華 文化?這話說清楚了麼?說對了麼?說完了麼?
    調查了麼,研究了麼?執政兩屆就擠出這麼個玩意?

    很明顯,領導們不太像是競爭出來的,倒像是一幫近親繁殖出來的,也就這個水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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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3

    覺得東西方文明的衝突和公開競爭就要開始了.木偶有心無力,能做好鋪墊就不錯了,期待下一代(習近平-薄希來)發力吧.

    中國要進一步走向世界,進一步發展自己,不可能一直虛心學習西方,“崇洋媚外”,韜光下棋的.這條路讓我們固然大大地發展了實力,但我們經濟上成了“附庸”西方的 資本主義經濟,過度依靠廉價出口,血汗工廠血供西方尤其是美國,價廉物美的東西依賴西方的市場卻無法升級成靠品牌靠科技含量靠文化含量的商品高價高利潤占 領人家的市場,相反現實是別人的商品靠文化宣傳優勢高價佔領我們的市場.

    在政治上,明不正言不順,導致官員“失去”自己的信仰,只好去“崇尚”西方的文化信仰,只好想著為自己和家人“謀私利搞腐敗”.

    在對外關係上,不展示實力就沒人正確瞭解中國,喜歡上中國,從而和中國友好,合作,一起發展,一起對付歐、美欺壓搞亂.周邊國家被西方文化洗腦,認為西方文明一直正確,比東方文明好,低看中國誤解中國,在西方威恩並施下,配合西方搞亂中國和中國爭鬥.

    在人民幣國際化上,更需要宣傳我們的各方面的實力和及其依附的先進文化,讓中小國家有信心使用人民幣,讓它們相信中國能鬥住美國的,你們不用太怕美國.展 示我們的實力和文化,給它們希望,給它們發展模式,給它們保護和依託.未來西方文明衰落了,東方文明才是應該它們學習的,東方文明是有資格有實力取代西方 文明的統治地位的,西方文明不可能永遠這樣強勢的,東方文明歷史上強勢過蓋過西方文明,未來將奪回強勢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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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響的雷,也沒有一滴雨(類似重慶)來的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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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3

    希望中央對此始終保持清醒認識。

    但當前黨內有兩大問題:
    一個是打著紅旗反紅旗;
    一個是目前理論無法 …
    发表于 2012-1-2 06:54 PM

    你總結得很好!
    也許是我孤陋寡聞,好久沒聽到對共產主義的宣傳了。但這樣也好!至少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不要拿這塊布遮羞。要老老實實地對老百姓說,我們要做什麼,要怎樣 做。什麼是社會主義?現在已經過了“不爭論”的時期了,必須讓老百姓都知道都認同我們要往哪里去。這樣才能取信於民,避免各種利益團體混僥視聽從中牟利, 最終壞了社會主義的金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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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棄了毛澤東思想,空喊“科學發展觀”這類虛無縹緲的空洞口號,
    唉!誰能給個權威定義,什麼是“科學發展觀”??一直很費解

    的確很令人迷惑。
    我一開始以為是為了治理環境污染。。
    後來才知道是個政治目標。。

    但即然是“發展”,就得有個目標。但一直沒有具體的目標。
    於是現在認為,“科學發展觀”只是一個手段。
    總結出來就是,“沒有具體目標”的發展手段。。

    最絕的是,‘有所為、有所不為’,啥‘貓’等模糊論,“思想混亂”根子就出在這裏。
    臺上不過是蒼蠅,台後精英們自己都不知怎麼自圓其說,哈哈

    注意“時間點”在美帝出臺“收割”資本海外資產後,“被綁架的買辦”受到兩面狙擊。 資本之間撕裂,離撕破臉皮就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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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中國的意識形態價值觀“一片混亂”,最直接的反應就是社會道德底線“一再被突破”,幾乎任何事物都能引發正、反兩方面的尖銳對立和辯論,是與非的界限越發“模糊含混”,各階級、個族群、各利益團體日趨成型、分裂。左、中、右對現實都普遍不滿,人們對於未來愈加迷茫,對未來、對政府喪失信心……
    而且,還有一隻“無形的手”,一股“無形的勢力”,潛移默化的鼓動人們的不滿和憤懣,引導人們的思維模式。這些,難道廟堂之上真的一無所知、還是束手無策?


  34. 2012/01/10 於 09:16 patchpieces

    《揭示美國未來幾年的全球戰略》

    2012-1-9

    這個話題我久有意談談,這跟我長期研究美國的戰略核心層的戰略計畫有關係,可以說我要說的內容與許多美國金融,地緣政治軍事戰略,經濟方面的核心人物有關。
    實際上奧巴馬的“戰略計畫”一開始就被美國的領導層背後的“影子勢力”所推崇,基辛格曾說過奧巴馬“能同時”下好好幾局棋,這代表美國真正的“權力階層”對其“能力”的認同。

    亞洲與印度洋,大洋洲

    在西方地緣戰略學中“歐亞大陸”是世界權力中心,若要“控制世界”必須設計好“控制”歐亞大陸的戰略,而歐亞大陸包括幾個特別有影響力的中心敏感區域,分別是亞太,印度洋及印度,還有就是中東和中亞,東歐,世界歷史上的霸權爭鬥實際上最終的目標是為了爭奪由誰來控制世界上這些最為廣泛的戰略區域,我這裏之所以說大洋洲是因為這裏一向就只是美國與英國的戰略後方支撐點,後勤基地而已

    首先從亞洲和印度洋,大洋洲說起,
    奧巴馬今年內最高調的聲調就是強調美國要“重返亞洲”,“構築”所謂的“亞洲安全條約體系”,這是一個未來幾十年的戰略計畫,希拉蕊克林頓在一篇名為《美國的亞洲太平洋世紀》的文章中提到了美國未來幾十年內要在亞洲建立新的“太平洋戰略體系”框架,她重點提到了四個國家與美國的戰略關係,
    首先是美、日關係在太平洋體系中的戰略基礎作用,
    第二是印、美關係對美國在中南,南海,南亞的戰略的積極意義,
    再其次就是美國與澳大利亞的戰略合作關係,
    這三個國家實際上構成了美國在亞洲太平洋的戰略體系的“三大支柱”,從地緣戰略的角度保證了美國在整個面向亞洲,太平洋世界的權力基礎與戰略地位,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把包括印度洋和大洋洲的國家體系統一納入了自己的戰略構想之中,可見其眼光之寬廣與深遠,這可以說是美國自冷戰結束以來最為精深的地緣戰略計畫,亞洲大國與太平洋世界,乃至包括俄羅斯最近“加入”世貿組織都在其“精心的算計”之中,
    大家打開地圖可以看到的是在太平洋的棋盤上,美國“領導”的環太平洋、印度洋權力中心的實力驚人,更何況這一區域中包括中國,印度,日本,再加上東南亞各個經濟十分有活力的小國,同時這也是世界貿易體系最為敏感的一束神經叢,可以這樣講誰“控制”了世界貿易上的主要“海洋通道”,誰就控制了世界的財富流向,
    亞太地區的印度與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經濟這幾十年來發展最為迅速的國家,而東南亞也一直世界上經濟最有活力的地區之一,這種經濟上的戰略利益與海洋霸權的戰略交匯實際上讓美國戰略家們意識到了控制這一關鍵性全球區域的重要性,這裏有可能是二十一世紀全球大國崛起的中心領域。
    大家可以仔細看看這裏的資本,人力,科技,經濟,貿易因素,航運,軍事實力的全球性的影響,美國的一些領導人和政治家最近都“突然說”自己一直是“亞太國家”,一直是“太平洋國家”,也就不值得奇怪了,正如希拉蕊所說,只要控制亞太財富與亞洲太平洋到印度洋的財富流向,就能讓美國在二十一世紀繼續繁榮,她同時也說這裏的事事關美國的二十一世紀的全球命運和福祉,美國的布熱津斯基和基辛格兩位著名戰略家一直特別注意亞太戰略的設計,布熱津斯基曾在2003年前後專門寫過一篇名為《如何與中國相處》的文章,特別介紹了“如何”從戰略上“控制”中國勢力崛起,而基辛格被一些【天真(愚蠢)而愛做(普世假值)夢的中國人】視為友好的美國人,其實正是這位著名的戰略家曾在伊拉克戰爭前夜幾次進入白宮與當時的總統小布希(布希三世)會商如何進攻伊拉克,而當時中國和俄國是在伊拉克有著巨額石油投資的,布熱津斯基在他的文章雖然說不能與中國開戰,可是他是奧巴馬的政治顧問,他在利比亞的“戰爭設計”上打垮了前政權,而中國也正好在利比亞有大量的投資(火速撤僑轉進千里,敵寇追趕不及),
    美國的世界戰略從馬漢時代起就“設計好”了,就是要控制世界就要控制歐亞大陸,而要控制歐亞大陸就得讓歐亞大陸“火光沖天,戰禍連綿”,讓歐亞大國“互相為敵,相互牽制”與爭鬥爭奪大陸霸權,
    在馬漢時代美國的戰略計畫是“不能讓”出現一個強大統一的中國政權,這樣一來必須“維持”中國當時“分裂”的戰略形勢,所以在馬漢死了若干年後的中國內戰決戰時,美國“力主”中國國、共雙方“劃江而治,分裂為二”,美國當時這一“戰略思考”的背後有著國家長期戰略的深深的影響,他們就是為了“永遠扼殺”一個統一的中國在地緣戰略上向海外的擴張,從而威脅美國在太平洋上的永久性霸權,因為“一旦”中國統一強大,海上實力的強大將“導致”美國太平洋霸權的徹底衰落,美國與日本爭奪太平洋霸權從而控制太平洋的海權的戰略最後將以中國勝利美國日本失敗而結束,
    當然我剛才說的都是歷史上美國地緣戰略思想中的“對華戰略”,不過大家如果細心就會發現美國這一戰略思想“並未被放棄”,相反這一亞太戰略已經被用更為深遠的戰略佈局“繼續下來”,他們現在制定的新亞太戰略與太平洋國家戰略體系實際上更意味深長的“表明”了中國統一對他們世界整體戰略的威脅與影響,他們恐怕想看到的不是一個統一的大陸強國,他們最大的“目標”永遠是讓一些歐亞大陸的強國“徹底分裂”成“好幾部分”,以便於他們執行那久已有之的“以華制華”的戰略傳統。
    從歷史到現在我們可以看看美國的太平洋戰略的幾次變遷,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他們的戰略傳統中對中國始終是一個弱勢的中國對他們“有利”的思想,他們在“冷戰”時期和中國建交的“原因”僅僅是那個時候他“需要”用中國的力量“消耗”蘇聯對美國的全球性威脅,說白一點,這不過是中國歷史上秦國以“連橫策略”對六國的老辦法的“現代應用”而已。我們可以設想的是當中國“按美國的方向”發展後印度這一亞洲強權,印度洋上的地區強國將最終也難免被美國戰略所“設計”,最終難免被美國用同樣的“制衡之術”與內外交困戰略打垮並消亡,因為如果說美國“(利)用中國”消滅了蘇聯的話,那麼現在它正“(利)用印度”的力量“遏制中國”,將來中國如果被迫出現美國所需要的那種局面,難道印度會有好的結局,所以我個人認為這裏面充滿了悲劇,我看到許多所謂的印度(西化精英買辦)強硬派的“表演”不得不感覺好笑,螳螂捕蟬的故事真的是一直不斷的在歷史中上演。
    這極可能是後話,我們放下不說。

    中東,中亞,東歐

    美國在亞太那樣行動中期的“目標”是中國,那麼遠期戰略目標是什麼,記得布熱津斯基在他的名著《大棋局》中提到俄羅斯時用到的戰略,他曾在書提出一個著名的設想,把龐大的俄羅斯聯邦分為三到四個大的統治區域的戰略設想,這是一個宏偉而龐大的戰略設想,
    他們為何要這樣做,他們拆散中國,將來還要搞垮印度,然後把所有力量集中到俄羅斯,這是為了奠定他們眼中永久性的“新世界秩序”,也就是這些年來他們在“彼爾德伯格”,“國際清算銀行”,<三方委員會>,還有<美國外交協會>,<英國皇家國際事務協會>設計好的戰略,這一戰略的成型已經有了近幾年的歷史,他們在殖民時代就在設計這一“世界性帝國”,文藝復興時期有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曾寫過一部名字就叫《世界帝國》的名著,他們中有的人曾預言未來會出現一個統一的世界性政府,世界性的權力中心和貨幣,那麼這一中心在那裏呢?人們盡可以展開想像的空間,大膽設想,小心求證。

    美國與蘇聯在冷戰時代對中東進行了前所未有的軍事爭奪,最後冷戰以蘇聯的徹底失敗而終結,不過中東的勢力剩下了美國一家獨大的局勢,美國在八十年代挑動中東強國伊朗與伊拉克的戰爭,消耗中東強國的實力,實際上嚴重惡化了中東國家間的關係,美國在兩個布希時代打擊了伊拉克,在克林頓時代敲開了東歐的大門,他們最終在2003年摧毀了薩達姆伊拉克政權,從而掀開了世界性變局的序幕,美國更加深入的控制了中東的石油,他們通過03年的戰爭開始了逐步更加深入的控制中東金融,貨幣與地緣政治的進程,
    奧巴馬上台執政以來,他和他的領導層實際上有著“更為宏大”的戰略計畫,他們“重塑”了中東地緣戰略格局,同時設立「非洲司令部」,(顛覆利比亞)控制北非,進而“滲入”非洲,同時在中亞與東歐大搞“顏色革命”,
    美國著名的全球地緣戰略學家布熱津斯基提出的不穩定的“新月弧形地帶”指出了存在於中東,東歐與中亞的地緣戰略問題,民族問題,他們“巧妙的利用”了這一切,他們未來肯定是在非洲全面掀開新的“全面控制”的高潮,
    著名地緣政治學者恩道爾在其名著《霸權之後:美國的全方位控制》一書中對此有過詳細的介紹說明,
    同時在美國著名的國際關係學者斯蒂芬沃爾特和約瑟夫奈也介紹了美國最近幾年在這些區域取得的“重大進展”,
    我之所以說未來印度也將面臨嚴重的生存空間問題是因為美國在中東,在中亞,在東歐,在中國,在中南半島的全方面努力與戰略佈局最終針對的目標實際上也包括印度,所以向下看未來幾十年的印度實際上也面臨著嚴重的戰略與生存問題,
    而當這一切都“解決後”,所有的威脅都不再是威脅時,那時我們就將看到決戰將發生在俄國的東,西,南三方同時壓向俄羅斯聯邦,這時西方把俄羅斯分成三、四個統治區域的戰略設想將變得並非不可想像,這才是最後一環,而這一最後一環的結束,就是全球性“世界新秩序”與“世界性統一政府”的“來臨”,“問題”是當那時到來時世界上還有中華民族生存的機會嗎?我想這才是問題的實質,
    這些年來關於西方的陰謀論著名分析不絕於耳,並且西方也確實為了“推進”這些戰略性的目標而不懈努力,甚至於“不排除”戰爭。可是在這一切“精心謀劃”與努力的背後,會不會出現另一種非人力所能控制的結果呢?我想一切都還是個謎。

    奧巴馬與他的歐洲盟友們顯然“已經確定”他們的戰略目標,最近他們在伊朗問題上實際上已經協調了立場,這實際上可以從他們的“敘利亞政策”上看出端倪,他他們的戰略計畫是繼續歐盟與“北約東擴”壓縮俄國的戰略空間,不過以後可能只是靈活東擴了,
    現在美國的戰略中心實際上已經轉移到了亞太,他們在中東重點要解決的問題就是伊朗,然後是中亞的「上合組織」其他成員國,前一段時間連蒙古國也在試圖和西方走近,這確實是一大警告,不得不讓所有人擔憂未來更迫在眉睫的威脅,
    日本著名戰略分析家曾警告說明年中東與南亞的巴基斯坦將發生巨變,而最近美國<外交政策>雜誌也在預測明年巴基斯坦政權更迭,這“意味”著更大的“風暴”實際上還在形成,伊朗並不是最終的美國在中東的戰略目標,他們一定有更有深遠的地緣戰略計畫,他們要的是中亞的格局變得按他們的“設計”發展,這也是為什麼俄羅斯在敘利亞事件中會派出自己的航母的原因,理由很簡單,俄羅斯的戰略思想家一定已經看到了伊朗,敘利亞,還有中亞最後變局對自己的威脅,這意味著蘇聯結束以來另一次巨大的外交退縮形勢即將形成,而這是俄國國家安全的嚴重挑戰,那時再加東歐的親美勢力,俄國國內的反對派和俄羅斯國家經濟在歐洲債務金融崩盤中受到的嚴重影響,這一切將使未來俄羅斯國家面臨著嚴重的國際與國內形勢,所以他們十分警惕性的對待了這一切。問題與形勢遠比我們想像的要複雜的多了。
    俄國勢力收縮,未來金融系統將受到歐洲債務危機與銀行體系崩盤的重擊,國內反對勢力的興起,這一切沒有完,俄國剛加入世貿組織而國際戰略領域卻發生了這樣微妙的變化,這背後有著的是另一次大棋局與命運的較量,只是不知道國內的人會不會看明白這一點呢?

    回過頭來我們再說非洲,我們看到的是美國及西方勢力在北非的全面展開與推進,中、俄在非洲實際上已經嚴重處於守勢,未來中國與俄國會失去更多的非洲利益,到最後我們會發現非洲依舊是西方勢力尤其是美國勢力重要勢力範圍,美國成立的「非洲軍事司令部」的戰略意義也在對非洲進行全面的統治,實際上這已經是在“恢復”“舊殖民地時代”西方在非洲的戰略優勢地位,我們到時候會發現歷史在二十和二十一世紀轉了一圈子,卻回到了原來的地方,新的殖民主義比舊的殖民主義更有生命力和破壞力的存在於亞非、拉美地區。

    這難道是宿命和命運的安排,不可抗拒的規律,還是僅僅是一種歷史發展的進程呢,我覺得的我給不出答案,二十一世紀結束後那時的人們也許會給出這一問題的答案,一切真的都還太像個謎了

    文/未世民

    2012-1-9 草根財經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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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報海外高調指責美國新戰略瞄準中國伊朗

    楊毅:《美新軍事戰略瞄準中國伊朗 或更攪亂局勢》

    文/楊毅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12-1-9

      2012年1月5日, 奧巴馬總統“罕見地”在五角大樓與國防部長帕內塔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鄧蒲賽上將一道舉行了記者會,公佈了題為《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國防的優先任務》的新軍事戰略報告,“充分顯示”了奧巴馬政府對美國調整軍事戰略的“高度重視”。
    新軍事戰略“明確”把中國和伊朗列為美國的“瞄準對象”。

      近年來,戰線過長、能力不足,稱霸全球野心太大、資源有限等矛盾,始終是制約美國國防戰略與軍事戰略的重要因素。金融危機、經濟衰退,再加上伊拉克和阿富汗兩場戰爭讓美國的綜合國力傷筋動骨,面對諸多挑戰確實是“捉襟見肘”。
    自從2010年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提出“重振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 的目標和“國內建設、海外塑造”的戰略途徑之後,美國在全球戰略部署調整中明顯地“加強”了對亞太地區的戰略投入,而“切入點”就是把地區安全形勢“攪動”成為一種 “亂局”狀態,造成和“放大”地區各國對中國的戰略恐慌,這樣美國就可以“揮師東進”“應邀重返亞洲”。

      2010年以來,美國成功地利用“天安號軍艦事件“、延坪島炮擊事件,達到了“阻止了日本的離心”、“強化了韓國的依賴”、“惡化了中國的環境”等目的,同時又通過高調介入南海爭端、慫恿菲律賓等國強勢對抗中國,唯恐天下不亂。攻擊中國合理的軍事力量建設,“藉口”反對所謂“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啟動“空海一體戰”概念並付諸實施,刺激新的安全競賽,“破壞”地區和平、穩定與繁榮。

      美國新公佈的軍事戰略報告意味著美國在軍事上對亞太地區的戰略投入將從戰略規劃“轉向”到戰略實施的階段,
    美國的高調投入將對這一地區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呢?美國公開宣稱自己是“公共安全產品”的“提供者”,針對的是“戰略意圖不明的中國軍事力量現代化”,這恰恰是“本末倒置”的騙人邏輯。

      我們可以清晰地回憶到,在過去幾年間,美國忙於“反恐戰爭”,無暇顧及亞洲之際,亞洲地區,特別是東亞地區是一派安定、和平與繁榮景象,以 10+1、10+3為標誌的地區經濟合作大大促進了地區各國的經濟關係、安全關係和政治關係的改善。
    而“自從”美國2009年開始高調“重返亞洲”之後,各種危及地區安全的事件接踵而來,地區動盪此起彼伏,稍微有些戰略頭腦的人們就不難看出誰是地區安全的“保障者”,誰是地區安全的“麻煩製造者”了。
    美國經濟復蘇乏力,“重返亞洲”的戰略因為“口袋缺錢”是不能贏得地區各國的歡迎的。於是,製造矛盾、製造混亂,亂中推銷軍火,利用相關國家尋求“安全保護”的訴求,獲取經濟利益,為美國經濟復蘇打開市場。

      隨著更多的美國的軍艦、飛機活躍在亞洲地區,地區安全形勢可能更加動盪,美國的戰略算盤也可能隨著地區各國逐漸認清其真實面目而落空。

    (作者楊毅 係解放軍海軍少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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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中國媒體解讀美新軍事戰略引關注

    【《俄羅斯商業諮詢日報》網站1月7日報導】
    題:中國媒體發現亞洲的“萬惡之源”

      中國媒體認為美國是(煽動/策動/製造)亞洲“不穩定”的“罪魁禍首”,對美國旨在擴大在亞洲的軍事存在的新國防戰略進行了猛烈抨擊。

      中國的一位軍事專家說,自 2009年美國(希拉蕊)提出必須“重返亞洲”後,危及地區安全的事件就“接踵而來”。他認為,不難猜出,哪個國家是亞洲安全的真正“保證人”,哪個國家是“萬惡之源”。

      西方分析家認為,美國此舉表明其維護亞洲地區安全的立場沒有改變,中國不必對美國新國防戰略感到擔憂。
    但中方媒體認為,美國新戰略標誌著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軍事行動結束後一個新階段的開始,“明顯針對的是中國和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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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反華)之音電臺網站1月7日報導】
    題:中國對美國國防藍圖表示擔心

      中國官方媒體對美國的最新國防計畫表示擔心,警告說它可能會破壞美、中關係。

      一份中國報紙昨天援引一名中國國防專家的話說,美國此前一天宣佈的藍圖顯然針對的是中國。

      該報援引中國人民大學分析家金燦榮的話說,美國覺得中國的高速發展威脅到了自己。他警告說,美國的新戰略將使北京感到不舒服,可能會影響雙邊關係。

      美國總統奧巴馬前天宣佈了新戰略。他說美國將加強在亞太地區的存在,儘管美國正大幅削減國防開支。

      中國官方的新華通訊社也對美國的國防計畫發表了評論,說歡迎美國為亞太地區的和平和穩定作貢獻,但任何軍國主義政策都將引發敵意並遭遇強烈對抗。

      在總體較為克制的評論中,新華社說美國應放棄顯示自己的力量,因為這麼做無助於解決地區爭端。

    【英國廣播公司網站1月7日報導】
    題:中國媒體關注美國新亞太軍事戰略

      中國官方媒體對美國將新軍事戰略重點轉向亞太表示關注和批評。

      新華社發表國際時評稱這是 “美國最不該選擇的選項”。

      文章說,亞太正處於“謀求和平發展合作的時代”,美國以軍力為後盾介入亞太事務,“會擴散緊張氛圍,加劇地區對武力的焦慮”,“釋放了令人不安的信號”。

      但也有中國專家分析認為,美國調整軍事重點並非僅針對中國,而是奧巴馬在經濟乏力困境下為維護“軍事超強”地位所做的戰略選擇。

      而《人民日報》海外版高調指責美國的新戰略。它刊登了中國國防大學研究員、海軍少將楊毅的文章,指責奧巴馬政府新軍事戰略瞄準中國和伊朗。楊毅在文章中指責美國是亞太地區安全的 “麻煩製造者”。

      中國官方尚未就美國的新軍事戰略做出正式表態。

    【路透北京1月7日電】
    刊登在週六《人民日報海外版》上的評論稱,美國在全球戰略部署調整中明顯地加強了對亞太地區的戰略投入,而切入點就是把地區安全形勢攪動成為一種"亂局"狀態,造成和放大地區各國對中國的戰略恐慌。

    該評論與週五《環球時報》的憤怒評論如出一轍,此前美國總統奧巴馬宣佈美國政府將加強對亞洲地區的軍事投入。

    美國於去年底推出新的國防戰略,明確顯示美國對亞洲地區的重視。美國盟友和分析師稱,中國對此不必擔憂。

    海軍少將楊毅在評論中寫道"新軍事戰略明確把中國和伊朗列為美國的瞄準對象"。

    “自從美國2009年開始高調‘重返亞洲’之後,各種危及地區安全的事件接踵而來,地區動盪此起彼伏。"

    “稍微有些戰略頭腦的人們就不難看出誰是地區安全的‘保障者’,誰是地區安全的‘麻煩製造者’了。"

    發表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上的評論不代表中國政府立場,不過大體反映官方的看法。(完)

    編譯:李富強 發稿:王鳳昌 http://cn.reuters.com/article/CNTopGenNews/idCNCNE80804E2012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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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新軍事戰略對準中國,中國媒體篡改內容欺瞞人民》

    文/張宏良
    2012-1-7

    美國新軍事戰略公佈前幾小時的頭天晚上,當時在和孔慶東、司馬南、戴旭、韓德強等人一起吃飯,戴旭一落座就透露了美國新軍事戰略的主要內容,並慷慨激昂地痛斥了吳建民等外交智囊一系列喪權辱國行為。第二天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公佈的美國新軍事戰略,內容果然與戴旭透露的差不多。特別是其中最重要也是最新的一點,即美國公開宣佈新軍事戰略的目標,就是集中對付中共和伊朗,完全證實了此前我們一直強調的美國對中國的軍事威脅和戰爭準備。

    然而讓人極為震驚的是,中國媒體(新華網)在向國內民眾報導美國新軍事戰略時,卻“故意刪改”了美國新軍事戰略的對華內容,把美國對中國發出的戰爭威脅,“篡改”成美國是為了保障中國和亞太的“安全與繁榮”,這種“篡改”可能造成的恐怖後果簡直讓人無法想像,狼已經宣佈前來吃羊,可是羊圈的喇叭卻欺騙羊群說,狼是為了羊圈的“安全和繁榮”,這讓人想起了當年為日本鬼子“帶路”的漢奸宣傳:“皇軍是來建立大東亞共榮圈,與我們共存共榮的”。
    大家比較一下後面附件一美國媒體的報導與附件二中國媒體的報導,就可以看出中國媒體完全“篡改”了美國新軍事戰略的核心內容。

    一是通過“篡改”“掩蓋”了美國新軍事戰略的打擊目標是中國。美國媒體報導“新的軍事戰略明確指出,在美國預算面臨整體緊縮的情況下,美國未來將逐漸遠離地面戰爭,重新調整軍隊應對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威脅,加強海軍和空軍力量在太平洋和霍爾木茲海峽與中共和伊朗抗衡。”
    而在中國媒體報導中,則“刪掉”了“中共”二字,把美國新軍事戰略的打擊目標變成只剩伊朗一個國家。
    二是把美國新軍事戰略的目的是“準備發動戰爭”,“篡改”成為是“維護亞太的安全與繁榮”。美國媒體報導新軍事戰略變革的目的是“意味著順應如何準備發動戰爭的變化”;而中國報導則“篡改”為是為了“維護亞太的安全與繁榮”。

    這兩點“篡改”恰恰是對美國新軍事戰略打擊目標的“根本篡改”,經過這樣一“篡改”,美國新軍事戰略針對中國的“戰略威脅”和戰爭準備,完全“變成”了幫助中國和平發展的友好戰略,至少是對中國完全無害的戰略。要知道,對本國人民“隱瞞”敵人軍事打擊的資訊,與隱瞞本國政策和事件的資訊,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隱瞞”和“篡改”本國政策和事件的資訊可以用維穩來解釋;但是,隱瞞敵人軍事打擊的資訊,則是剝奪了本國老百姓逃命的機會,特別是再把準備前來屠殺本國人民的侵略者篡改美化成為和平使者,則完全是對本國人民的嚴重犯罪。
    中國媒體轉載的是「新華網」“篡改”的報導,我們不知道眼下“篡改”美國戰爭威脅的人,與“圍攻”孔慶東等愛國人士的人是否屬於同一夥人,但是他們所從事的“罪惡勾當”卻完全相同,都是在把13億中國人民置於死地。雖然他們的直接動機和目的,並非是要把13億中國人民置於死地,並非是讓絕大多數中國人民死於非命,可能只是為了繼續向美國輸送財富,幫助美國以及周邊國家繼續侵佔中國的海域和領土,而又不致于引起老百姓的憤怒和不滿,故而向老百姓掩蓋美國對中國充滿敵意的戰爭威脅,但是,他們這樣做的客觀作用,卻是在不折不扣地把中國變成膏血遍地、堆屍滿街的血腥屠宰場。

    美國新軍事戰略說得清清楚楚:“美國未來將逐漸遠離地面戰爭”“用海軍和空軍力量在太平洋”與中共抗衡,也就是說,美國要把中國變成未來戰場,戰爭不僅不會導致美國平民傷亡,甚至不會導致美國士兵傷亡。
    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核大國來說,難道就不會把戰火也燒到美國本土?美國堅信不會,美國新軍事戰略就是建立在中國絕不會把戰火燒到美國本土的基礎上,如同美國堅信伊拉克和利比亞不會把戰爭燒到美國本土一樣。美國的這種自信來自哪里?就是來自於中國的“第五縱隊”漢奸勢力。中國媒體對美國新軍事戰略的“篡改”就完全證實了美國這種自信具有鋼鐵般的事實依據。如果一個國家連對方發出的戰爭威脅都要向本國人民“隱瞞”;
    在對方已經宣佈要對本國進行軍事打擊的情況下,仍然“欺騙”本國老百姓去相信對方是和平使者;
    在對方已經率領和“操縱”周邊國家開始瓜分本國領土的情況下,仍然要瞞著本國人民把財富源源不斷地向對方輸送;
    在對方總統、國務卿、國防部長直到核潛艇艦長都表示要用武力解決中國南海問題的情況下,中國媒體和外交官卻仍然在欺騙中國老百姓說中美是友好合作關係……
    如果連這種口頭上的戰爭威脅都“不敢正視”,都“怕得要死”,又怎麼可能有勇氣把戰火燒到美國本土?現在,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僅僅是發佈了一個打擊中國的新軍事戰略,還沒有真的實施打擊,整個中國從官方到民間所有媒體就全都在替美國“掩蓋”,全都在替美國向中國老百姓保守秘密,一旦美國真對中國動起手來,中國媒體和外交豈不是會比現在更加徹底地站在美國一邊!這就是美國自信戰火不會燒到美國本土的原因。

    站在美國新軍事戰略的立場上來看當今中國人民掀起的偉大的“反漢奸運動”,就會深深理解這場“反漢奸運動”實際上是中國人民的一場自救運動。中國人民一滴血一滴汗養育出來的精英集團背叛了人民,他們不僅把中國人民的資源和財富送給了美國等西方國家,甚至最終還要把中國人民的性命也一併送給美國等西方國家。在沒有發生侵略戰爭的和平時期,一個國家的精英集團把本國人民全部出賣給敵對國家,這在人類歷史上是十分罕見的現象,從北宋到晚清從未有過,包括“賣國”最嚴重的“蔣介石集團”表面上也還喊幾句抗日口號,至少還不會幫助日本鬼子欺騙中國老百姓,甚至連當時替日本鬼子宣傳“共存共榮”的“漢奸”也是在日本鬼子指使下迫不得已的行為,而如今中國的精英集團卻是在美國沒有任何指使的情況下,“主動”把美國的戰爭威脅“篡改”成為和平友好行動。可見當今漢奸之可惡,遠遠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

    在中國人民發起偉大的“反漢奸運動”進行民族自救的同時,我們想起了中國共產黨。其實,更應該奮起自救的是中國共產黨。仔細看一下美國新軍事戰略就會發現,雖然美國把中國和伊朗同時列為戰爭目標,但是其中卻有一個性質截然不同的區別——對伊朗是打擊伊朗這個國家,而對中國則只是打擊中共這個政黨——美國新軍事戰略的用詞是“與中共和伊朗抗衡”,而不是與中國和伊朗抗衡。美國之所以提出在伊朗打擊整個國家而在中國只打擊共產黨,絕不僅僅是因為伊朗是一個小國而中國是一個大國,而是因為伊朗是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家,沒有經過中國和利比亞那樣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沒有第五縱隊“漢奸帶路黨“,國家不是依靠軍警慰問而是依靠群眾維穩,很難通過內亂搞垮伊朗政府,所以只能通過外部力量打擊整個伊朗國家。
    而中國則不同,情況比伊拉克和利比亞更加糟糕,一是通過“新自由主義改革”的“貧富兩極分化”和腐敗,“激化”了中國社會的官民矛盾和黨群矛盾,埋下了中國內亂的社會種子。
    二是通過“妖魔化”毛澤東和“妖魔化”文化大革命把共產黨成功釘死在道德窪地上,“漢奸勢力”控制了意識形態和主流媒體,“漢奸文化”滲透到社會每一個角落,黨校反黨、黨報反黨,甚至“模範共產黨員”反黨,已經成為一種政治時尚,成為所謂改革派的最醒目標誌,中國漢奸力量在反黨的旗幟下迅速聚集起來,不僅“控制”了幾乎整個媒體,甚至還控制了絕大部分政府部門,形成了超越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的強大力量。
    三是漢奸勢力用維穩綁架了共產黨,他們一方面打著共產黨的“旗號”大肆搶劫百姓,一方面把搶劫罪名反手扣到共產黨頭上,如此一來,老百姓的“怒火”越大,共產黨維穩的壓力就越大,共產黨維穩的壓力越大,“漢奸勢力”在維穩的名義下對老百姓的搶劫和鎮壓就越嚴重,由此形成了老百姓疲於奔命、共產黨疲於維穩的惡性循環。這種惡性循環,即使沒有外部干預,最終也會變成內亂。而只要稍加干預,這種建立在惡性循環基礎上的維穩大廈就會轟然倒塌,這就是美國堅信能夠把中國變成第二個利比亞,在零傷亡的情況下“顛覆中國”的信心之所在。在此我們看到,美國再次十分巧妙地吸收了毛主席的統一戰線思想,對中國各種政治力量進行分化瓦解,只提打擊“中共”,不再提打擊中國,以此來把中國共產黨變成第二個卡紮菲(格達費)。

    所以,中國共產黨也到了該進行自救的時候了!
    要記住,美國新軍事戰略提出的是要消滅中共,而不是消滅中國——儘管其最終目的是要“肢解中國”。特別是在美國看來,共產主義是比法西斯主義更加邪惡的力量,要用比處死卡紮菲和納粹黨徒更加殘酷的手段來對付共產主義者。從2007年美國總統小布希(布希三世)到現在的總統奧巴馬,都在罪惡排序上把共產主義排在法西斯主義前面,小布希發誓要為被共產主義殺害的死難者報仇,奧巴馬發誓要繼承先輩與共產主義鬥爭的“革命”遺志,為剷除共產主義而鬥爭。請那些目前還沒有暗中投敵並且以後也不打算投敵叛變的共產黨人想一想,連沒有被美國政治家如此仇恨的卡紮菲都會被當街亂槍打死,而被美國如此仇恨的中國共產黨人到時還會有更好下場?如果說,在此之前,體制內的中國共產黨人對美國抱有“幻想”還是可以理解的話,那麼在美國新軍事戰略已經出臺的今天,已經把中國共產黨列為打擊對象的今天,已經把共產主義和恐怖主義並列的今天(小布希早就宣佈“反恐就是反共”),仍然對美國寄予幻想,那可就真是“自作孽不可活”了。

    中國人民已經醒來了,中國共產黨,也該醒醒了。

    有人總是像李鴻章要脅慈禧太后那樣要脅共產黨,聲稱一旦對外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干預,國內老百姓就會趁機造反推翻朝廷,慈禧太后就是聽信了這種鬼話才走上了賣國道路。其實,這種論調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太小瞧了中國人民,中國人民的民族大義和家國情懷是與生俱來、不可磨滅的,這種超越自我、支撐天地的崇高品質和獻身精神,是引導人類社會向前發展最根本的價值取向,是中華民族歷盡艱難、飽經憂患而生生不息最根本的生命源泉,中國人民無論在多麼艱難困苦的情況下,都始終不渝地把祖國看成是偉大的母親,哪怕是受盡委屈也不會背叛母親。這是那些受西方價值觀薰陶、尚未擺脫低級動物本能狀態的私利主義者的黑暗靈魂永遠無法理解的精神現象,如同低級動物永遠無法理解高級動物的精神現象一樣。中國人民從來不會因為苦難和壓迫而背叛祖國,歷史上是如此,現實同樣是如此。
    中國的資本主義是世界歷史上最血腥最殘暴的資本主義,可是,2011年美國利用這一點在中國搞“茉莉花革命”,企圖推翻共產黨時,整個中國沒有一個老百姓站出來支持美國的“茉莉花革命”,包括那些拼死上訪的老百姓也拒絕參與其中,這些連死都不怕的訪民為什麼要拒絕參加,因為中國老百姓天生的政治嗅覺,使他們聞到了“茉莉花革命”的“漢奸”味道。再看看眼下,地方政府在奪老百姓的地,“開發(奸)商”在扒老百姓的房,股市在搶老百姓的錢,醫院在要老百姓的命,可是,中國老百姓並沒有因此就趁共產黨之危,與美國顛覆勢力和漢奸勢力聯合起來,如同蘇聯東歐和中東北非那樣,借機打倒共產黨,相反,中國老百姓看到共產黨有危險,立刻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漢奸運動”,向共產黨伸出了援救之手。這就是我們的人民,這就是我們這塊熱土生活的偉大人民,有如此偉大寬厚的人民做後盾,共產黨應該感到幸運,這是其他國家共產黨所沒有的歷史幸運,如果不為這種幸運感謝人民,接受人民,融化於人民,反倒是防範人民,害怕人民,把人民當敵人,那就只能是自絕於人民,自絕於歷史!

    可是迄今為止,面對美國的戰爭威脅,中國的反映卻令人憂慮,幾乎又在重演歷史上退縮忍讓最終任人宰割的亡國悲劇。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被問到對美國新軍事戰略的看法時,外交部發言人卻避實就虛地大談了一通中、美合作友好之類的題外話,而對美國戰爭威脅沒有哪怕是一個字的評論;
    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一位將軍的話更加雷人,說什麼“美國這一軍事戰略並不完全針對中國。”這句話如同說“美國原子彈並不完全扔到中國”一樣荒謬絕倫,美國軍事打擊目標“完全針對中國”和“並不完全針對中國”,對中國來說又有什麼區別?難道有伊朗陪著共赴黃泉就應該感到慶倖?真不明白這位將軍對強盜“並不只搶劫他一家”有什麼值得安慰的。反觀GDP和人口只相當於中國5%的伊朗,面對美國的軍事威脅,反倒義正辭嚴地表示,一旦美國膽敢對伊朗實施石油禁運和軍事干預,伊朗海軍將用武力封鎖霍爾木茲海峽。
    本來,無論是按照生活常理,還是按照軍事常規而言,在美國沒有解決伊朗問題之前,不應該把中國也同時列為打擊對象,可是,美國國防部長卻在最近宣佈,如果中國和伊朗阻止美軍進入中國南海和伊朗霍爾木茲海峽,美國將集中全部資源予以打擊。美國在還沒有打下伊朗之前又突然加上一個中國,無論其中有多少個解釋,至少有一點確定無疑,就是在美國看來,加上中國這個打擊對象並不會增加困難和風險。號稱美國核潛艇之王的“俄亥俄號”艦長希克斯的話也證實了這一點,他在接受記著採訪時說,他“並不擔憂南海爭議”,因為“只要接到長官指示,他的‘俄亥俄號’可以完成任何任務”,請注意,這位美國艦長說的是“完成任何任務”,並沒有任何例外,自然也包括大規模屠殺和人口滅絕。只要稍微注意一下當今美國精英集團對中國的討論,就會發現美國已經輕視中國到了何等程度。目前美國在如何對待中國的問題上,無論是軍人還是政客,所討論的問題始終只有一個,就是採用什麼辦法扳倒中國(Take China down)更好,而從沒有任何人討論過能不能扳倒中國,這就如同老百姓過年殺豬一樣,所討論的問題永遠是怎樣殺豬更好,而不絕會去討論能不能殺得了豬。

    可見,在美國人眼裏,中國人已經變成了可以隨意宰殺的豬羊!

    正是因為美國人的傲慢自信和中國人的“畏縮退讓”才越來越“激發”了中國周邊國家對中國的野心,使東亞地區史無前例地進入了欺辱中國的時代。如今中國人打開電視,看到聽到的永遠都是,哪個哪個國家又扣押了中國漁船,又逮捕或毆打了中國船員;哪個哪個國家又佔領了中國島嶼,又在中國海域開發了油田;此時此刻去上網,所看到的則是日本議員登上了中國釣魚島,菲律賓軍艦開進中國九段線(中國國界)巡航;而中國的反映,則“永遠”都是外交部的口頭抗議,唯一變化就是發言人的性別偶爾不同——有時候是個小白臉,有時候是個漂亮娘兒們,抗議的詞句則完全相同。外交部給中央的建議和給百姓的解釋也始終只有一句話:“不用武力保衛國土是大國自信的表現,是綜合國力強大的標誌”,按照這個邏輯,等到哪天中國領土被侵佔得只剩下一個中南海了,中國就徹底自信徹底強大了。據說,這是中國外交泰斗吳建民(太監)的著名格言,是中國外交部和外交學院最根本的外交理念,不幸的是,這個連秦檜和李鴻章都會嘲笑太弱智的外交理念,竟然“主宰”了中國外交界。

    當今中國想起來也真是不幸,辛辛苦苦養了一批經濟學家,結果是把中國的資源和財富輸送到了美國,還搞出了一個不男不女的“中美國”;
    辛辛苦苦養了一批法學家,結果是不僅弄出個“西門慶立法”,把老百姓整得屁眼兒朝上,還把共產黨和共和國弄成了沒有合法身份的“黑戶”,應該被美國消滅;
    辛辛苦苦養了一批生物學家,結果是把13億中國人民變成了實驗轉基因主糧的“國際小白鼠”;
    辛辛苦苦養了一批外交家,結果是喪權辱國還不算,反倒在大會小會上大講特講,中國老祖宗不講理,把國界劃到了對方家門口,現在我們要重新劃給人家。美國人和周邊國家聽中國外交官這麼一說,立刻來了精神,把軍艦開進了中國海域。並且所有國家前來中國割讓土地的要求,美國強迫中國放棄南海的要求,竟都是以中國外交官的話為依據。以往西方列強提出的不平等條約是強加給李鴻章的,現在美國率領亞洲諸弱的不平等要求則是根據李鴻章的話提出來的。你說當今中國冤枉到了何等程度!

    美國把中國列為新軍事戰略打擊目標,是中國“韜光養晦”甘當三孫子的“綏靖政策”激發起來的,如果繼續照此下去,伊拉克和利比亞的悲劇將很快在中國重演,一旦到了那時,就一切都晚了。此前我們一直在講,只有敢戰的民族才有可能避免戰爭,只有不怕鬼的人才不會遇到鬼。現在中國是到了“內懲國賊、外保衛國土”的時候了,中國人民大眾已經喊出了打倒漢奸,中國紅色大潮已經矛頭直指漢奸,共產黨根本無需多費力氣,只要順應歷史潮流和人民要求,就能夠順利剷除美國對華軍事戰略的根本基礎——漢奸,為中華民族崛起掃清障礙。

    幹吧,中國共產黨,你已經沒有了任何退路!當狼已經張開血盆大口時,要想活下去,就要成為獅子,而不能繼續成為羊。

    20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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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美國媒體的報導

    《美國新軍事戰略出爐 集中抗衡中共伊朗》

    奧巴馬政府美東時間1月5日(週四)在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公佈的一項新的軍事戰略明確指出﹐在美國預算面臨整體緊縮的情況下,美國未來將逐漸遠離地面戰爭﹐重新調整軍隊應對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威脅,加強海軍和空軍力量在太平洋和霍爾木茲海峽與中共和伊朗抗衡。

    美國總統奧巴馬出席了國防部的新聞發佈會並發表講話。官員們說,總統參加國防部新聞會在歷史上是首次。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週三表示,奧巴馬非常積極的參與了這一新戰略的制定,從去年9月起曾與國防部長和軍方高層、包括部隊指揮官進行密集會面。

    美國當局計畫將縮減陸軍和海軍陸戰隊的規模,有效地限制未來大規模的國家建設任務﹐縮小美軍在歐洲的足跡。國防部官員說,現在為57萬人的陸軍,很可能要削減至約49萬。美國地面部隊將不再大到足以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地區進行長時間、大規模的剿匪運動。

    在未來十年內軍隊預算減少為 4,870億美元,奧巴馬表示,該戰略的目的是要避免粗心浪費,但全面的削減,將會危及國家安全。他補充說,美軍將不得不作出後10年的國防開支的增長記錄。

    “我們的軍隊將被精簡,但世界必須知道,美國是要保持我們敏捷、靈活和應對突發事件及威脅的全方位的軍事優勢。”奧巴馬說。

    “我們不能重複錯誤的過去,留下對未來的準備不足。”奧巴馬說:“作為總司令,我不會讓這種情況重演。”

    針對美國軍方未來能否在同一時間應對兩個主要衝突的猜測﹐國防部長帕內塔說,新的部隊結構將意味著順應如何準備發動戰爭的變化。“我們將有能力面對和戰勝一次超過一個對手(的戰鬥)。”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登蒲賽將軍說,美國軍隊仍然遍及全球。“我們有著全球性的力量,我們必須能夠進行跨全方位的活動和軍事行動。”

    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計畫還指出了新的投資領域,如特種作戰部隊,仍將是重中之重。其關鍵任務包括去年成功殺死本拉登。同時也將資助一些監控技術,包括無人駕駛飛機和融合來自不同來源的情報的能力,以及其他反恐舉措,網路戰和遏制核武器擴散等。

    帕內塔說,國防部(對外侵略部)削減預算的一些具體細節將在最後預算提案完成之前的本月晚些時候出爐。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登蒲賽將軍(右)說,美國軍隊仍然遍及全球。“我們有著全球性的力量,我們必須能夠進行跨全方位的活動和軍事行動”。

    美軍去年年底撤離伊拉克,美國將對外重心轉向亞太地區。接近帕內塔的軍事專家表示,奧巴馬反對將美國目前的11個航母戰鬥群削減至10個,認為美國需在太平洋地區保持足夠威懾力量,以應對來自中共當局的可能威脅。

    儘管美國國防預算將面臨重大削減,但是奧巴馬總統去年11月訪問澳大利亞時表示,縮減美國國防開支不會以犧牲亞太地區利益為代價。國防部長帕內塔在去年10月訪問日本時也表示:“我們將會加強我們在太平洋地區的存在。”

    儘管觀察家認為華盛頓與北京發生正面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很小。但美國與伊朗之間關係近期呈現劍拔弩張之勢。伊朗當局上周發出威脅說,一旦美國因為伊朗的核專案而對其實施石油禁運或是伊朗與美國爆發全面衝突,它將使用武力來封鎖重要石油通道霍爾木茲海峽。

    伊朗軍方本週二則發出警告,要求美國的航空母艦不要返回波斯灣,否則伊朗軍方可能採取行動。對此美國表示,美軍艦在霍爾木茲海峽的通行符合國際法規定,美國有義務確保航海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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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中國媒體(新華社)的報導

    《美國宣佈新軍事戰略將重心轉向亞太地區》

    記者/支林飛 杜靜 華盛頓1月5日電

    新華網 

    美國總統奧巴馬5日宣佈推出一項新軍事戰略,強調美國雖然面臨預算壓力,但將努力確保其“軍事超強”地位,同時將美國軍事重心轉向亞太地區。

    奧巴馬當天在五角大樓與國防部長帕內塔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鄧蒲賽一道舉行了記者會,公佈了這份題為《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國防的優先任務》的新軍事戰略報告。新戰略暗示美國將縮減陸軍規模,並減少在歐洲的軍事存在,轉而加強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以維護亞太的“安全與繁榮”。

    奧巴馬在講話中表示,美軍在經歷十年戰爭後正處於“一個過渡時期”,雖然美軍將繼續為維護全球安全作貢獻,但有必要對其關注重點進行再平衡,把重心轉向亞太地區。他強調,雖然美國面臨削減國防預算的壓力,美軍規模將會縮減,“但世界必須知道,美國將維持其武裝部隊的軍事超強優勢,美軍將保持靈活性,準備應對各種緊急事態和威脅”。

    這項新軍事戰略保留了美軍的一些傳統使命,包括打擊恐怖主義、維持核威懾、確保國土安全、阻止和挫敗任何潛在敵人的入侵等,同時強調將提高美軍在網路戰、導彈防禦等方面的能力,但將避免發動類似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這樣的持續時間很長的大規模戰爭。

    奧巴馬政府是在面臨緊縮預算的巨大壓力、反恐戰爭取得“階段性成果”(?)、美軍撤出伊拉克和正從阿富汗撤軍的背景下提出以上新軍事戰略的。為了削減不斷增長的財政赤字,奧巴馬政府(注:在未來每年年度政府預算實際的債務赤字將高達1.5兆美元以上之情況下)提出了大幅縮減預算(注:實僅為象徵性小幅度削減)的計畫,其中包括在今後10年內削減4890億美元的國防開支。


  35. 2012/01/25 於 09:55 patchpieces

    □□ 日帝殖民者把勇敢抗日台灣人基因一一撲殺培植台奸走狗為士紳地主

    百多年來統治著台灣此日美附傭殖民屬地的霸權意識型態:
    首先是1895~1945「日帝殖民皇民主義」-全面撲殺六十萬勇敢抗日志士,以“阻截”台灣獨立“回歸”中國祖國;
    接著1946~1990文化霸權是「反共右翼法西斯主義」美日台右翼反共圍堵白色恐怖撲殺-全面撲殺心懷紅色祖國的泛統派台灣文化精英;
    再來1991~2008文化霸權就是美日舊殖民勢力扶植下的滯台皇民浪人三腳老台奸復辟分離主義假借民主之名推動的偽台灣國族主義;表現在成立於全台實多半為皇民遺族餘孽的所謂本土社團(皇民學社叫獸)
    而貫穿這三者的本質就是「反共」與「反中國」的複合意識,這種複合意識存在於日本主子右翼法西斯的思想和歷史脈絡中,也獨霸於戰後冷戰與內戰的時代中。

    □□ 美國駐台副領事葛超智特工陰謀策動少數士紳請願託管釀致228悲劇

    美國駐台副領事George Kerr葛超智228事件事發前服務於OSS(CIA中央情報局前身),他以台灣地位未定為由鼓吹「託管論」,私下在台灣糾集台灣士紳從事台灣獨立活動,丘念台亦指葛超智在台進行情報工作。證據顯示整起台灣人「託管」事件葛超智介入甚深,甚至可說台灣人請願行動係葛氏於幕後指導。葛超智於1965年完成Formosa Betrayed藉此書推諉責任將二二八事件曲解成台灣人尋求託管與獨立運動,將自己塑造成關心台灣人民前途的人道關懷者,日後更搖身一變成為台獨運動「教父」。葛超智私下企圖透過由少數台籍領袖對以美國政府「請願」方式,促成美國「託管」台灣的目的。

    □□ 台灣法西斯社會轉型正義暗無天日 白色恐怖左派台灣精英光環遭篡奪

    美帝主導全球反共肅清白色恐怖撲殺 “美蔣”反共屠殺近萬左派台灣精英
    反抗美帝扶持的美蔣腐敗政權的「白色恐怖五千名勇敢台灣人死刑政治受難者」與長期由美日帝國殖民勢力背後扶持的今日皇民台奸嘴炮台獨運動之間並無絲毫關係(反共肅清白色恐怖撲殺期無一孬種皇民台獨遭判死刑,因為皇民台奸台獨長期受到美日主子的寵愛扶植暨政治庇護)美蔣1950年代展開的白色恐怖撲殺本土精英受害政治犯實則全都是共黨及左派「心向紅色祖國」之泛統派人士。白色恐怖台灣左派精英政治犯受害者之政治光環卻在美蔣法西斯餘孽默許下遭復辟皇民浪人所無恥篡奪。光是以1950年代的前五年,美蔣政權在臺灣至少殺害了近5000名地下黨及左派人士;8000個以上的“匪諜”、知識份子文化人、工農,並將同樣數目的人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到無期徒刑。這就是一般所謂的“臺灣50年代白色恐怖”。

    □□ 美帝主導全球反共肅清白色恐怖撲殺1965指揮印尼屠殺百萬左派人士

    美帝中情局在澳大利亞和英國當局的緊密配合下主導了蘇哈托執行的印尼1965年軍事政變。近百萬工人農民學生和政治活動分子在政變後慘遭屠殺。用血腥和鐵腕手段統治了印尼32年的“軍事強人”—蘇哈托在美英帝國主義策劃和配合下,聯同另一反共將領納蘇蒂安五星上將發動了一次軍事政變。這場蓄謀已久旨在推翻蘇加諾總統消滅共產黨,以便完全倒向西方世界的政變使印尼共和國頓時陷入血泊當中,數十萬的印共黨員,上百萬的無辜工人農民不管男女老幼被劊子手的屠刀槍炮殺害了

    □□ 台政腐霉體軍隊院校社團雖潛伏佈滿美諜特務 但享宗主權從不遭逮捕

    美帝中情局黑手在台反華反共鬼島肆無忌憚囂張自由橫行活動七十年秘辛
    反華反共鬼島美諜特務鬼影徸徸 極右翼麥卡錫陰魂餘孽地方黑金派系林熔煽自由屎報為Taipei Times台北屎報的母報 寇謐 美諜線民假美洋鬼子製造假消息假新聞投書美霉告密告洋狀與美帝主子一搭一唱唱雙簧亂台灣,一手裝神一手弄鬼恫嚇台灣人製造台灣警察法西斯社會動盪不安 自由屎報林熔煽皇民地方黑金地痞假新聞一搭一唱唱雙簧翻雲覆雨亂台灣樂此不疲、變本加厲!美帝宗主國這次通過民進黨蔡英文皇民勢力再次放出“一邊一國論”,並指令腐敗的台灣金權司法系統放出洗錢扁,既有未來搞局部台獨以威脅中國大陸,又有放縱台獨以拉攏並堅定日本國內“反華抗中”意志的雙重意圖
    □□ 台教會、台灣社、北社和南社等滯台三腳其實都是皇民買辦化的外來社團 

    反抗美蔣獨裁政權的「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勇敢台灣人」與長期由美日帝國殖民勢力背後扶持的今之皇民台奸嘴炮台獨運動之間並無何關係(反共肅清白色恐怖撲殺期無一孬種皇民台獨遭判死刑,因為皇民台奸台獨長期受到美日主子的寵愛扶持暨政治庇護)美蔣1950年代展開的白色恐怖撲殺本土精英受害政治犯全都是共黨及左派「心向紅色祖國」之泛統派人士。白色恐怖台灣左派精英政治犯受害者之政治光環卻在美蔣法西斯餘孽默許下遭復辟皇民浪人所無恥篡奪。光是以1950年代的前五年,美蔣政權在臺灣至少殺害了近5000名地下黨及左派人士;8000個以上的“匪諜”、知識份子文化人、工農,並將同樣數目的人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到無期徒刑。這就是一般所謂的“臺灣50年代白色恐怖”

    □□ 面對美日主子江河日下 皇民社團走狗收斂了不敢再鬼叫正名制憲建國

    2010年以以龐氏詐騙模式失敗民主債務國家-美帝、歐洲和日本主權債務危機為標誌,由實則上已然全面破產的私有銀行金融體系轉嫁債務予國家政府承擔及虛擬紙貨幣信用危機全面進入國家主權債務危機階段。2011年全球失敗民主國家]政府債務總規模將超過50兆美元,民主債務國家的政府債務規模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將突破100%。與新興債權國強勁的財富創造能力相比,民主債務國乏力的經濟增長、脆弱的償付能力將加劇國家債務危機,拖累世界經濟,並導致信用戰爭升級,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破壞力量

    □□ 美中情局外圍組織維基解密映照出美諜特務滲透佈滿全台灣 無孔不入

    主要由美中情局線民特務所組成的中情局外圍組織維基解密為了瀕臨爆破邊緣的美帝金融泡沫危機解圍、四處潑糞挑撥製造矛盾轉移焦點視線,近一年來突然出現崛起,並心急如焚地頻頻爆料。臺灣島賤骨頭民主政治人物對美帝駐台總督主子情蒐的彙報猶如美諜情報員,和美國主子官員的談話被視為接近和獲得美國寵幸的重要機會。藍綠橘紅各方賤骨頭民主政治人物爲了爭寵接近美國主子絡繹於途,為能夠被美帝駐台總督主子邀約談話為無上光榮,顯見美國操控臺灣黑手。

    □□ 爭寵美駐台特首人選依例事先得逐一前往美國匯報接受主子審查旨示

    由於呆頑六十餘年來一直是美帝反華的鷹犬附傭屬地,呆頑爭逐美帝駐台特首代理人(兒皇帝)人選事先都得前往黴戾奸宗主國接受主子的審查及旨示。黴戾奸主子比照2007年馬娘(及奸巧謝)在競選前事先前往美國匯報接受黴戾奸副國務卿層級的考核旨示,此次主持審檢考核蔡英文地主候選人選的同樣是副國務卿層級的國務院副國務卿奈茲,還有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坎伯。黴戾奸主子將會在審查匯報中確認空心菜的中國大陸、國防政策是否符合黴戾奸國家戰略利益目標,是否會繼續致力維持兩岸長期敵對及分治之兩國論關係等。

    □□ 美重申不承認台灣是主權國家 民進黨(及獨台台灣國民黨)走狗裝聾作啞從不敢對主子嗆聲

    美國再度重申:不承認臺灣是啥主權國家!美國官員說台外交官劉姍姍無法享有外交豁免權是因為臺灣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美國和日本主子多年來已多次反覆重申:台灣並非甚麼主權國家!可鄙又可笑的是,在精神病鬼島內最有他媽的呆頑狼尊嚴(逢中必反)、又最會噁心裝腔作勢作秀的綠營民進黨走狗右憤徒孫無賴們卻總是噁心始終如一「顧左右而言它」裝聾作啞裝鴕鳥,從來都不敢對其美、日主子放個響屁,更不用說甚麼敢對主子歇斯底里嗆聲抗議了!負責本案的聯邦檢察官柯德斯告訴NBC電視新聞由於美國不承認臺灣是主權國家,因此劉姍姍無法享有外交豁免權。

    □□ 台灣長期來是美帝反華的附傭屬地永遠不敢碰美帝駐台總督一根汗毛

    在美台關係中從來就沒有過平等。美帝是主子、皇民化的台灣則是附屬附傭。台灣對美國要有二個絕對服從:一,服膺美帝主子的戰略利益與美國經濟利益。二,服從美帝的政治安排與指導。服從換來的是所謂的主子保護(以華制華棋子)。所謂的美台關係平等只是台灣人的自我唬爛矇騙。其實台灣上下至今仍認為離開美國的保護台灣就完了。美國可以隨意抓捕台駐堪薩斯辦事處處長,但台灣永遠不敢碰美帝駐台總督一根汗毛。

    □□ 美帝主導全球白色恐怖近20年輸出顏色革命 難道馬英九/蔡英文不用負責任嗎

    冷戰期間拉丁美洲的巴西、阿根庭、烏拉圭、巴拿馬、玻利維亞等國顛覆合法政府的一系列“軍事政變” 、軍事獨裁強人的反共白色恐怖屠殺無一不是“民主美國”所背後策劃支持的。
    美國政府一直將民選的社會主義總統查維茲視為“眼中釘”。美國明裡暗裡支持委內瑞拉親美勢力發動未遂政變,“企圖推翻”執政的“民選合法”的查維茲政府。政變前美國主要通過美國政府背景的「美國全國民主基金會」向發動政變的委內瑞拉親美勢力提供資金。「全國民主基金會」是1983年由美國國會建立的,目的是“加強世界上的民主機構”,它接受政府的和私人的資金。該“基金會”的拉美和加勒比主任薩瓦蒂尼是委內瑞拉政變勢力重要的政治顧問,推動和支持整個反對政府的“陰謀網”,此人與委內瑞拉的政變分子保持經常的密切聯系。委內瑞拉駐美洲國家大使瓦萊羅揭露說,除「美國全國民主基金會」之外,美國政府還通過「美國新聞社」提供210萬美元,通過國務院的民主、人權和勞工辦公室提供100萬美元,通過國際開發署提供200萬美元,這些錢都用於“資助”委內瑞拉反政府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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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諜特務四人幫)黎智英黑金操控“抗中亂港” 必須徹查》

    (香港)大公報/社評

    2011年10月19日
    http://www.takungpao.com/opinion/takungpao/2011-10-19/980069.html

    本港政黨政治昨日爆出有史以來的最大“醜聞”:

    ──公民黨、民主黨、社民連、前反對派政黨,過去幾年的主要活動經費原來全部由同一個「金主」、「壹傳媒」老闆黎智英所提供,其中「民」、「公」兩大黨收取的款項都在一千萬元以上,民主黨去年的三百多萬經費更全部由黎智英一人「包辦」。
    看來,所謂「四大」反對派政黨原來全部都姓「黎」!

    ──更有甚者,那個「政治主教」陳日君,自○五年開始,年年收取黎智英三百萬至五百萬不等,迄今總數已逾二千萬;但對這筆巨額「捐獻」,天主教香港教區負責人昨日表示不知情、也從未收過錢。
    看來,不僅教區不知道,就是上帝也被他的「牧者」騙了!

    ──還有,那個「香港良心」陳方安生,2007、2008年分別收取過黎智英的二十萬和一百萬,前者是支持「參選」立法會、後者是支持成立「民間策發會」反對政改方案,看來,不僅「四大」反對派政黨都姓「黎」,連陳太也「改姓」了。

    有關消息,先在網上流傳,再經多份報刊及電子媒體廣泛報導,全港市民嘩然!而在有「抬頭人」支票真名實姓的鐵一般證據下,當事人黎智英“裝聾作啞”“不敢回應”,其轄下「蘋果日報」更“閃閃縮縮”的只在「政治八卦」版略為報導,而「受惠」的反對派政黨和個人,既不敢承認也不敢否認,一副「此地無銀」的“窘態”畢露。

    當然,本港是自由社會,人人有權選取自己認同的政治團體給予支持;但是,當全港主要的反對派政黨、當全港所有的抗中亂港政治活動,都同時由一個「金主」、一個傳媒老闆所支持,那問題就絕不簡單、十分嚴重的了。事態的嚴重性在於操控二字。黎智英年年拿出以千萬計的金錢資助反對派政黨,動機何在?目的何存?難道他真是那麼的無私和慷慨,只求付出、不問「收成」嗎?

    而且,當全港主要的反對派政黨都被「收編」到「黎」字旗之後,本港的民主政治還能有獨立自主生存的空間嗎?
    還能推動港人社會的政治生態正常、健康發展嗎?
    屆時「黎老闆」或「老闆的老闆」要東要西、要這要那,今日反政改、明日抗遞補,「小的們」敢不言聽計從、「身」照辦嗎?

    事實是,不管在任何民主國度或社會,政黨政治都會涉及千絲萬縷的金錢關係,但作為有目的、有企圖、有回報的「政治獻金」,特別是躲在幕後、隻手遮天、操控一切的壟斷式「政治黑金」,絕對是為所有的民主、法治社會所不容。近年日本換首相如「走馬燈」,其中不止一位都是因接受「政治獻金」而要黯然下台的。

    九七回歸後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下,香港可以照行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但不能被個別人勾結外國勢力,企圖變特區為反華反共基地。黎智英以巨額金錢收買反對派政黨,“全面操控”本港的“抗中亂港”活動,已經構成性質十分嚴重的政治事實,對此,特區政府有關部門、“廉政公署”必須展開徹查,廣大市民更有權要黎智英公開交代:「政治黑金」與“(反華反中)外國勢力”有何關係?(肥佬黎智英)「蘋果日報」“抗中亂港”還要亂到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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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干預香港實錄》

    文/劉乃強 (全國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中國評論》2011年12月號

    肥佬黎智英(壹傳媒/《蘋果日報》)在香港政治中扮演什麼角色,令人懷疑

    表:黎智英近年政治捐獻

      奇怪的政治捐款

      10月中,一個以臺灣為基地的資料分享軟體網站FOXY出現了一些有關黎智英(壹傳媒/《蘋果日報》)2005年至今年的政治捐獻紀錄和預算。捐獻的對象包括(香港)反對派的政黨如“公民黨”(1,455萬)、“民主黨”(1,369萬)和社民連(100萬)等,和個人如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130萬),和獲得最多捐款的退休天主教樞機主教陳日君(2,000萬)。

      (見表:黎智英近年政治捐獻)

      陳方安生只在2008年參加補選,那麼2007年和2009年的款項是用來做什麼的呢?陳日君更離奇,他在2009年4月才退休,在2005年~2009年這五年間,他身為現職樞機主教,而教會每年從信眾和各界收取善款,用於維持教會營運、教育、慈善公益等用途,內部有監控,避免浪費與誤用,
    他“為何”不以教會的名義接受捐款?
    他這個當時是現職的樞機主教卻以“個人”接受這筆鉅款,香港天主教教會多次重申並不知情,更不知款項的去向。陳日君開始時還想“隱瞞”,到不能再忍時,索性借機來一次遲來的三天禁食去抗議發生多時的教育政策,高調的自稱是“敗家子”,接受捐款與政治無關,全部用於教區事務上,包括坐商務客位出差開會、給神職人員每封高達二千元利是、資助內地神父到海外進修,以及援助國內地下教會等。需要指出的是,他籠統舉出的例子,除了他個人每年數次的商務機票外,其他包括資助地下教會,都是天主教會本身經常性推行的工作,所以這位神職人員是明顯說謊。這一千多萬的鉅款真正的用途是什麼?

      政治捐款來自何方

      我們不知道,但是我們已經知道的是:

      1.黎智英在《蘋果日報》不斷跌紙,新出的免費小報《爽報》惡評如潮,廣告嚴重不足,“壹傳媒集團”要發出盈利警告,預告將出現虧損之際,他今年的捐款預算卻沒有收縮,基本上養起香港兩大反對派政黨。

      2.黎智英的捐獻紀錄全部是英文的,交收過程十分詳細而且具體,看來不光是給他自己看,還要向一些“英語人”交代。

      3.紀錄中經常出現“壹傳媒動畫有限公司”商務總監Mark Simon這個人,作款項交收仲介。Mark Simon出身“美國情報人員”,與美國政黨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資料顯示黎智英透過Mark Simon於2003~2008年經常以“壹傳媒”及《蘋果日報》的名義,向美國共和黨其他附屬右派團體捐獻,金額最少24,500美元。

      4.在這次外泄的捐款名單中,受助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跟他一起編輯《中國“六四”真相》英文版的人,乃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J.Nathan),而黎安友則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注1] 董事會董事。

      從這裏,我們很有理由懷疑黎智英散出去的不是他自己的“辛苦錢”,“來源”更很可能是美國,黎智英只是一個“中轉站”,而陳日君又是另外一個“中轉站”,將由黎智英發下來的錢再“轉發”出去。例如,轉發予更小、更分散的個人及團體。

      美國駐港領事館扮演什麼角色

      香港從來都有外國力量充斥各個領域。在回歸之後,美國駐港領事館的編制一下子增至300人,美領事館大量收集香港及內地情報,早已是公開的秘密,其中自稱“泛民”的反對派頭面人物更是他們的重要情報來源。9月份“維琪解密”公開的美國駐港總領事館主要是2005~2010年向華盛頓發出的近千份機密電報[注2],證實了美國對香港事無大小,上至特首人選、民主發展,下至香港廢物處理方向、電力市場是否開放、到我2009年初在《南華早報》提出的香港飲用水供應的安全問題,以及香港金融市場發展、香港專上教育界如何評價內地學術自由等,監察幾達“無微不至”的地步,並及時呈報華盛頓。而香港反對派與美國,則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美領館職員頻密與反對派廣泛接觸,搜集情報和意見;李柱銘、陳方安生等反對派頭目亦曾多次鼓勵和主動要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

      美國過去一直不承認干預香港事務,“維琪解密”這次公開大量電文使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很尷尬,不斷施加壓力,要傳媒低調處理,企圖蒙混過關。但是紙已經包不住火,“維琪解密”電報顯示,美國一直在“插手干預”香港事務,香港反對派“活動”“背後”有美駐港總領事館“影子”甚至主導。從這些檔,我們可以隱約的看到一條“線索”,把香港近年的眾多政治現象和事件,包括民主黨的內部矛盾、公民党的興起和跟民主黨的矛盾、陳方安生的複出、“五區公投”的原由、餘若薇和陳方安生對此的態度如何被銀主黎智英等“改變”、“泛民”的分裂、“社民連”被收編、民主黨與公民黨等的選舉策略和部署,以及反對派精神領袖式人物的可能人選等等,把個中脈絡十分清楚地貫穿起來——讓世人清楚看到,自回歸以來,香港政壇長期“動盪不安”,亂局的“源頭”,香港反對派“背後”的“銀主”和靠山就是“美國駐港總領事館”。

      2006年3月,陳日君在梵蒂岡接受冊封樞機,他帶同教齡甚淺的黎智英和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同行,並引領兩人向教宗本篤十六世朝聖。
    “維琪解密”披露,美領事館於2006年3月的電文中表明,會探討“傳媒、宗教、政客”三種力量結合下的影響力,一方面透過美國線人收集當時三人在梵蒂岡的一言一行,還研究當時傳媒的看法,和諮詢香港天主教界消息人士的意見。

      此後,陳日君、李柱銘、陳方安生及黎智英等人即被媒體稱為反對派的“新四人幫”便經常與美國駐港總領事會面吃飯,尋求“資助”及要求對方提出策略性指導,擬聯合“宗教”、“政黨”及“傳媒”三大影響力,在香港政壇上興波作浪。到2007年的立法會補選,“新四人幫”開始試圖發揮“造王者”的力量,美領事館於2007年9月的檔透露,李柱銘、黎智英等遊說陳太參選,並形容她是可以統一反對派對抗有意參選的葉劉淑儀的唯一人選,而陳太亦樂於藉此一試自己的剩餘政治影響力。“新四人幫”由勸退民主黨的甘乃威,到陳太當選上場後,正式成形,近年主導整個反對派的力量和意識形態,並開始插手反對派的選舉部署及政黨合作。眾所周知,2009年反對政改的所謂“五區公投”,是一出由“新四人幫”幕後操盤,出錢出力促成公民黨和社民連台前演出的一場政治鬧劇。

      香港反對派的“真正面目”

      “維琪解密”電報更揭示了一些在香港政壇十分活躍的重要人物所暴露出來的真面目。這些政客在美國駐港外交官面前獻計出賣戰友和盟友、出賣香港、出賣國家,與他們在市民面前所呈現那種掌握著道德高地,大義凜然地打擊建制派的言行,完全是兩回事、兩種人,讓人們對香港反對派的本質,和原形畢露的真正面目有更正確和深入的瞭解。

      當中民主黨的塗謹申,他除了是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之外,還是民主黨前主席李柱銘的“高徒”,經常跟隨李柱銘赴美“告洋狀”,乞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2003年塗謹申與李柱銘赴日內瓦將《23條》立法最新消息彙報給布魯塞爾的歐盟成員時曾恐嚇說,《23條》立法將會破壞香港與歐盟關係。“維琪解密”檔顯示,塗謹申於2007年主動向美領事館警告美國政府,聲言中共已成功滲透入民主黨,民主黨已處於一個很危險的狀況,提出美國政府有需要瞭解有關民主黨的最新情況,相信美國政府是唯一有能力阻止中共對民主黨的滲透工作。在有關事件的發展期間,塗謹申曾多次與美國駐港領事館接觸和交代最新的情況,其後又向駐港領事館遞交有關民主黨滲透事件報告,要求美國政府關注民主黨的情況。美國駐港領事館的分析認為,塗謹申的這些做法是企圖藉此尋求美國政府的影響,阻止所謂的滲透工作。塗謹申向美國出賣黨內戰友,大概還加上其他尚未見光的行動,獲得的回報是美國把他列為美國駐港領事館“嚴格保護”(strict protection)的對象。事件揭露之後,吃裏扒外的塗謹申在民主黨內地位絲毫不受影響,可見他的行為是得到民主黨高層的默許。

      另外一個得到美國駐港領事館“嚴格保護”物件特殊待遇的民主黨核心成員竟然是一個學者:民主黨中委,有民主黨“大腦”之稱的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羅致光。回歸前1995~1997年、回歸後1998~2004年羅致光曾是立法會議員,今天在特區政府中仍有大量公職,包括可以大派數十億元的關愛基金執行委員會主席。檔顯示,2009年初,羅致光評估“五區公投”的補選部分,若建制派參加,公、社兩黨恐怕只會獲得3席,梁國雄、陳偉業有危險;如果工聯會陳婉嫻出選,梁家傑都有可能輸掉議席。2010年中,在民主黨決定支持政改“優化”方案前,羅致光亦向美方彙報,預告民主黨準備就政改方案“妥協”。

      塗謹申和羅致光兩人都是中國公民,竟然在中國境內,受到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嚴格保護”。首先,他們究竟是什麼身份?為美國做了什麼事情?背了什麼風險?需要受到保護。而美國在中國境內,究竟如何能依法“嚴格保護”一個中國公民?

      我們不知道。但有些事情,我們也是知道的:「中情局」遠東地區諜報站就設在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內。長期以來,「中情局」的情報人員以此為平臺,以外交人員身份為“掩護”在香港“大肆”進行“諜報活動”。據美國政治雜誌《地緣指導》披露,美國駐港總領事館人數常年保持在300人以上,更大量的情報人員在文化、商務、外交人員身份的掩護下除搜集香港本地的情報外,還以香港為跳板,開展“針對”中國內地的間諜活動。以前「中情局」在香港的工作主要是針對中國內地,但從去年開始,「中情局」“加大”了針對香港的間諜活動。按照規定,一些重要雇傭特工會被「中情局」指為“嚴格保護”的對象。[注3]

      FOXY網站,以往曾多次洩密,但都能繼續運作,但在公開了黎智英的政治捐獻資料之後,便無故突然無聲無息關閉。

      “維琪解密”文件揭露陳方安生這位前高官及立法會議員,表面信誓旦旦地效忠《基本法》,擁護“一國兩制”,背地裏將香港政情機密源源不絕向美國“輸送”,並不斷“促使”美國“插手”香港政治。陳安安生除了是美總領事親自會見的主要聯絡對象,經常向她請教,話題無所不包,重點是反對派在政治方面的部署,包括陳太辭去政務司司長的原因、會否參加2007年特首選舉,到退任立法會議員後的動向和行動,以至她對內地和香港,均巨細無遺地一一諮詢之外,這位被西方傳媒稱為“香港良心”的陳方安生,也很積極向美國駐港總領事表態,要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同時她又鼓勵時任駐港總領事唐若文應多就支持香港民主發展發表意見。

      在“維琪解密”公開的2006年9月電文中,披露了陳太對美國駐港總領事直言,不參選2007年特首的原因,是她“很珍惜自己與北京的聯繫”,若為了一場必輸的選舉而與北京對著幹,“個人政治代價太高”;美國駐港總領事于2009年1月的電文又透露,陳方安生揚言自己不再參與立法會選舉後,重要工作是走入學校層面,宣揚她的“兩制”理念,以抗衡行政長官曾蔭權和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推動的愛國教育。2009年7月電文中指出,陳方安生在會面中,就“鼓勵”美國政府應不時提醒“北京政府”,美方關注北京政府如何處理與香港相關的事務,“因為北京政府很介意其他國家,特別是美國如何評論他們”。而另外兩份於2009年1月和8月發出的機密電文中亦指出,陳太先後遊說美國駐港總領事唐若文,“她認為中聯辦是中國干預的源泉。香港傳統左派仍是民主發展的障礙”。美國應干涉香港事務,又鼓勵唐若文應多就支持香港民主發展發表意見,特別是美國作為香港的主要貿易夥伴,“在港有著很龐大的利益”。諷刺的是,唐2009年1月的電文題目為《陳方安生——不在其位仍謀其政》,她真正關心的,並非香港和國家,而是個人政治前途和美國的利益。而在“維琪解密”檔公開後,陳方安生一直在回避社會的質詢。

      另一位傳奇人物是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自由党主席李鵬飛。“維琪解密”檔案揭露,李鵬飛多次在北京參加人大代表會議之後,向美國報告兩會的情況和北京的動向。他更向美國推薦公民党前黨魁余若薇,接替李柱銘作為領導整個“泛民主派”的共主。李鵬飛一方面是中國法定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大的港區代表,另一張面孔又是美國的線人,和反對派核心人物。檔顯示他有份遊說餘若薇參與反對政改的“五區公投”,于邀功之餘,同時又向美國打小報告,透露陳方安生和餘若薇對“五區公投”的本來保留態度,其三刀兩面的表現,令人側目。只是美國人並不欣賞李鵬飛的政治判斷,於電文中直接質疑餘若薇在反對派中的決定性影響力。

      香港內部矛盾的根源與政府作為

      “一國兩制”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早在1984年中英協定達成以後就預言,“對於中英聯合聲明應該想到,總會有些人不打算徹底實行。某種動亂的因素,搗亂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總是會有的。老實說,這樣的因素不會來自北京,卻不能排除存在於香港內部,也不能排除來自某種國際力量。”[注4]

      “維琪解密”以大量事實證明了鄧公的遠見。香港回歸,中國千方百計保持香港的穩定和繁榮,而美國等西方國家要千方百計無風起浪,破壞香港的穩定和繁榮,企圖證明香港的回歸是錯誤的,“一國兩制”是失敗的,而如陳方安生所言,將來只有“一國一制”,那就是香港資本主義這“一制”。說到底,香港內部的政治和社會的各種矛盾,根源其實就是中國和美國在香港矛盾的反映。

      對此,中國當然不可能坐視,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于9月中接受中新社提問,指出維琪解密的電文顯示,美國駐港總領館官員對於香港政制、社會發展問題興趣很大。美方不僅就香港政制發展問題向特區政府提出過帶有干涉性的意見,而且與特定的某些人頻繁見面。如果是這樣,美方的行為就超出了《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等國際法所規定的職能,“我們有理由對此感到關切和不滿,並要求美方停止這種錯誤做法。”外交部駐港公署向美駐港總領館表達了中方的關切,表明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要求美方嚴格遵守有關國際法和公認的行為準則,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發言人指出,當今世界面臨很多重大而緊迫的問題,香港應該是中美進一步開展和加強合作的重要橋樑,“希望美方摒棄冷戰思維,不在香港搞政治上的小動作。”

      這非正式的外交抗議,軟弱無力,當然只是聊勝於無,而美國處於完全理虧的狀態,起碼短期之內也會暫時收斂。但是如無具體的措施,相信不久之後將會死灰復燃,甚至欺我軟弱,而變本加厲。

    若以美國的有關法例為參考準則的話,黎智英和反對派政黨上述的一系列行為,輕則罰鉅款,重則要坐牢。因此,中央有必要責成特區政府,頂住已證實被美國收買和保護的反對派的阻撓,儘快就《基本法廿三條》國家安全立法,並且在2017年開始全面落實普選之前,訂制《政黨法》和《政治捐獻法》等,使杜絕外國勢力干預香港政治生態有法可依。

      [注1]:NED可稱美國上百萬個非政府組織中的龍頭老大,跟美國國務院、國際開發署、中央情報局有密切的聯繫,被認為是中情局(CIA)的“另一塊招牌”。因為NED有非政府組織(NGO)的招牌,不易引起注意,甚至連西方的研究報告都說,“在向非政府組織提供戰略資金方面,美國外交政策精英們認為NED比秘密支持更可靠”。
      NED主要資金源自美政府撥款,美政府對NED的撥款主要包括三部分,當中最大來源是國會年度撥款。NED還頻頻資助“民運”、“藏獨”、“東突”等各種反華勢力。NED下屬四大機構,即共和黨的國際共和研究所、民主黨的全國民主研究所、美國商會國際私營企業中心及勞聯-產聯的國際勞工團結美國中心。

      [注2]美國的機密分類有三級,分別為confidential,secret及top secret。這回被公開的除了兩份是屬於第二級之外,其他都只是初級機密檔。

      [注3] http://paper.wenweipo.com/2011/09/14/PL1109140001.htm

      [注4] http://www.news365.com.cn/wxpd/wz/shhm/200903/t20090320_2244535.htm

    《中國評論》月刊2011年12月號 總第16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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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諜特務四人幫)《(壹傳媒/《蘋果日報》)黎智英熱衷政治捐獻》

    成報 2012-1-24
    http://www.singpao.com/NewsArticle.aspx?NewsID=199923&Lang=sc

      【本報政治組報導】「壹傳媒」集團老闆黎智英與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原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及民主黨創党主席李柱銘關係密切,從多份透過分享軟體foxy外泄的「肥佬黎數簿」(見圖)可見,黎智英一直熱衷政治捐獻,且是陳方安生、公民黨、民主黨、社民連、前綫「大水喉」,在七年內便捐款逾5,100萬元。

      本報昨晚致電「壹傳媒」集團,但接線生指黎智英已離開公司便掛線。據悉,陳方安生亦知有傳媒收到有關文件,但未有進一步回應,目前暫未知檔真偽,但從檔內容及單據所見,相信頗具真實性。綜合來說,各政黨及政治人物收到的捐款總額,陳日君 2,000萬;公民党 1,502萬;民主黨 1,369萬;陳方安生130萬;社民連100萬;前綫40萬。

      「維琪解密」早前公開逾千份美國駐港領事館機密電文,揭破「港版四人幫」,即民主黨創党主席李柱銘、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原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和《壹傳媒》集團老闆黎智英,常密晤美國駐港領事尋求資助及要求對方提出策略性指導,擬藉各人手上「宗教」、「政黨」及「傳媒」三大影響力,在香港不單議政論政,還藉此大搞政治運動。

      有匿名人士昨向傳媒報料,指透過Foxy分享軟體,輸入「LAI CHEE YING」,搜尋得到最少5份有關疑似黎智英的捐款紀錄及入數單據。最震撼是細看內容,不難發現黎智英是泛民主派的「大水喉」。

    7年內捐款逾5,100萬

      據該未經證實的檔,獲黎智英捐款的政黨,包括近年屢次煽動平民百姓狀告政府的公民党,公民党核心策劃的爭取外傭居港權及阻港珠澳橋興建的兩宗官司,令其受市民的支持率劇跌。根據黎智英的捐款紀錄顯示,該黨最少有逾1400多萬元捐款(2006-2011年)。

      陳方安生則獲捐款130萬,估計其中一筆款項是資助她參加2007年9月的立法會港島選區補選的選舉經費。在2010年公民党與社民連發起「五區公投」的日子內,公民党恰巧有一筆大約400萬的黎智英捐款;而社民連則有一筆100萬的捐款。最離奇是中國會創辦人、富豪「上海灘」鄧永鏗亦有接受黎智英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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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情局間諜黎智英政治獻金操控香港反對派》
    ──打造港澳臺反華基地

    港媒爆:(美諜特務四人幫)黎智英5年捐2.3億政治獻金

    香港各大媒體今天均在頭版報導,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是香港泛民主陣營的超級金主,由2005年迄今共捐出港幣6000多萬元 (台幣2.3億),其中3500萬元直接捐給公民黨、民主黨、社民連在內的反對派政黨。而在曝光捐款名單中,香港前政務司長陳方安生、天主教香港教區前主教陳日君也赫然在列,陳日君接受的捐款總額高達港幣2000萬。

    相關捐款資料是由最新一期的「Foxy解密」揭露,網上分享軟體Foxy 近年不時洩露政府或機構的內部機密檔。據香港明報報導,黎智英的捐款佔民主黨非會員捐款的比例極高,2009/10年度高達99.4%,佔公民黨非會員捐款比例則在40%至68%之間,顯示捐款高度集中在一人。

    香港媒體評論,媒體大亨對政黨和政治人物的大額捐輸事涉敏感,例如媒體大亨梅鐸去年10月在期中選舉前的兩筆100萬美元政治捐款即引發極大風波。文匯報指智英意圖操控反對派。

    香港沒有《政黨法》,政黨無須公開大金額捐款來源,但政黨若以公司名義註冊,須在財務報告中列出所收捐款總額。

    Foxy連日公佈的5份黎智英檔案,包括他的現金流量表、 2005年至今的捐款清單、捐款文件、捐款本票等。接受黎智英捐款最多的是民主黨、公民黨,兩黨總額達港幣3300萬,公民黨自2006年起每年收到捐款,金額由200萬增至今年的600萬,顯示黎智英對該黨支持增加。

    黎智英對記者的查詢迄無回應,各政黨中也只有社民連承認接受港幣 100萬的「五區公投」經費。

    其他政黨多不願證實或評論有關捐款,而以「捐款人資料不公開、任何捐款均沒有附帶條件」來回應。民主黨並表示,捐款人身分保密是為免中國方面「秋後算帳」。

    【2011/10/18 聯合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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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智英巨額捐獻惹爭議 陳日君:無關政治》

    香港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向政界及個人的巨額捐獻事件持續發酵,前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證實接受過捐款,但與政治無關。

    陳日君今早公開證實,曾收過黎智英的捐款,但強調對方只是捐錢給自己,與教區無關,也與政治無關。

    陳日君說,所收捐款用於本地慈善團體、支援中國大陸的修女到羅馬進修,以及捐助海外的天災。

    至於民主黨和公民黨,至今仍拒絕公開曾否收過黎智英的捐款,但他們強調不會在任何附帶條件下接受外來捐款。

    本地媒體昨天報導,一份疑似是黎智英私人帳簿的Foxy文件昨日曝光,帳簿記錄黎智英於2005年至2011年間,捐款給多個泛民政黨和個別人士。

    其中,陳日君獲得最多捐款,過往幾年獲捐款約港幣2000萬元。

    在政黨方面,民主黨自2006至 2011年獲黎智英捐款1300餘萬元;公民黨獲捐款約1500萬元。

    此外,黎智英也曾向社會民主連線、港府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等小黨及個人捐獻。

    香港媒體對此質疑,第1,陳日君出任主教時收取如此龐大捐款,其用途為何?為何個別宗教人士以私人名義收取捐款不受教會管制?第2,黎智英的捐款是否影響到各黨派及個別人士的政治取向和行動。

    頭條日報今天發表社論說:「香港是否已出現傳媒與政黨結盟,暗中配合,主宰政局的勢頭,是時候深切關注。」

    黎智英的政治態度一向明確,就是支持民主自由,而他與陳日君、前民主黨主席李柱銘、陳方安生向被視為香港民主派4大核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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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日君認個人名義收黎智英捐款》

    (香港訊)明報報導,天主教香港教區前主教陳日君樞機承認曾接受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捐款,款項全用在教會事業。

      陳日君今日就校本條例終審教區敗訴一事召開記者會,會後主動談到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捐款的問題。

      陳日君承認曾接受黎智英的捐款,而百分之百的捐款都是捐給他個人,不是捐給教區;捐款跟任何政治也沒有關係,而黎智英從來沒有過問這筆款項的用途,而他也從沒有向黎智英交代,也沒有說過「多謝」。他承認首次收到300萬元支票捐款時,自己也有點愕然。

      對於黎智英及從其他途徑得到的捐款數目,他稱沒有作過很詳細的統計,但用途十分廣泛,包括捐款給不同的慈善機構;每年多次到外國包括羅馬教廷的商務客位機票開支;給予神父修女到負笈羅馬的助學金,包括到當地探望他們時飲宴和利市錢開支;在港舉行主要供小朋友參加的活動,包括旅行和聯歡會;購買月餅送囚犯;送贈聖像予學校;翻譯外文書籍;也捐款予外國,包括受天災橫禍影響地區的主教、外國教區等。

      陳日君指,天主教香港教區其實不是很富有,所以他也很少向教區「伸手」。至於收到的捐款,他強調全用在教會事業上,沒有作個人用途。

      陳日君在今早的記者會上回應商人黎智英的捐款,他自嘲為敗家精,捐款用剩幾十萬。

      陳日君被問到黎智英給他的二千萬捐款是否已花光,陳日君表示,還用剩幾十萬。他多次形容自己是敗家精。

      陳日君又強調,黎智英從來沒有問過他如何用這些錢,他亦從來沒有問過黎智英下一次何時再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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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日君避談巨額捐款流向 干政主教幕後屢亂港》

    最新“Foxy解密”踢爆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在過去數年內,合共向天主教香港教區前樞機主教陳日君捐鉅款逾2000萬元,但用途不明。天主教香港教區副主教陳志明表示,教區並不知道事件,教會賬目也沒有出現有關捐款,又強調教區規定任何神職人員進行公開籌款活動時,需要先得到教區的同意,至於以私人名義捐助就不會監管;又說不會要求陳日君交代如何運用款項。捲入“捐款門”風波的陳日君18日現身堅道天主教座堂時對事件“三緘其口”,並一度黑面,令鉅款去向及用途更添懸疑。多名學者則認為陳日君有需要向公眾解釋捐款流向及用途,否則公眾難免質疑捐款用途 “見不得光”。

      香港《文匯報》報導,細閱經Foxy軟體外泄的黎智英“政治獻金”檔時,已指出當中最吊詭之處是陳日君由2005年至2010年間,獲得“個人捐款”高達逾2000萬元,還超過公民党及民主黨,ue足證陳日君在黎智英心中的地位與他人相比確實不可同日而語。

      對巨額捐款去向,天主教香港教區副主教陳志明18日表明,教區從來沒收過來自黎智英的捐款,教區的賬簿內亦沒此紀錄,也不知道陳日君是否個人接受有關捐款:“大額的我們全部都清楚的,(全部賬目也好清楚?)我們有一部門列明的,特別有些人捐款我們也要知來源是哪里,清清楚楚很緊要的。”但他形容陳日君樞機好心,樂意幫助任何人,如果他需要幫助任何人,都需要人幫助他,他接受捐助是可以理解雲。

      當天陳日君兩度被記者追問捐款一事,都不肯作出回應。他早上現身堅道天主教座堂時,一聽到問題,一度黑面就走進座堂內,其後再被追問“有沒有這件事” 時,他就掛著勉強笑容,繼續“收口”;下午離開座堂時,更急步“沖進”的士內,並大力關上車門,差點夾中攝影師的手,似乎有點老羞成怒,落荒而逃,希望儘快離場避開記者追訪。

      另據報導,被揭過去5年收受壹傳媒老闆黎智英2000萬私人獻金的原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回歸以來一直高調參與本地政治,開始時主要利用其主教身份發表各類有關政治言論,其後更與民主黨創党主席李柱銘、黎智英和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組成“四人幫”,大搞密室政治,在幕後操控反對派,包括公民党成立、勸退甘乃威參加2007年補選,乃至近年策動所謂的“公投”運動。

      “四人幫”近年主導整個泛民主派的力量和意識形態,隱身其後的陳日君和黎智英更是合作無間。在2005年政改方案一役中,陳日君高調批評,有關方案 “難以接受”,要求泛民議員反對。時任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更于立法會否決政改方案後,罕有地點名批評陳日君。天主教刊物《公教報》於2006年刊登一名神父的文章,指有教友對陳日君就政改等政治問題的高調取態感到不滿,但陳日君反而變本加厲。

      2007年港島區立法會補選時,陳日君被揭發聯同黎智英和李柱銘,透過所謂的“飯聚”干預選舉,包括強推陳方安生參與補選,並勸退準備參與競選的民主黨成員甘乃威等。至2008年,由黎智英牽頭,“四人幫”在黎位於九龍加多利山的豪華大宅內進行了3個小時的“秘密飯局”,遊說陳太再度參選立法會,未能得逞。陳日君亦被外界視為策動所謂“五區公投”的幕後黑手之一,並以神職人員身份,呼籲市民支持所謂“五區公投”運動。

      “維琪解密(專題)” 早前公開的近千份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機密電文中,也揭露陳日君與黎智英和李柱銘不時一起與美國駐港總領事會面吃飯,討論的話題非常廣泛,包括香港的政治、政黨及政府官員等方面。電文亦披露,李柱銘、黎智英、陳日君於2006年到梵蒂岡“朝聖”,首次令他們嘗到“傳媒、宗教、政客”組合可發揮的影響力,隨後就和美領館“情投意合”,並“幕後操控”多場政治鬥爭。


  36. 2012/02/05 於 06:22 patchpieces

    《可悲的戰後「再殖民」文學論──陳芳明的台灣文學史觀再批判》
    《可悲的戰後「再殖民」文學論──陳芳明的台灣文學史觀再批判》

    有朋友問說:最近為什麼專搞歷史來了?不搞現在的問題,卻去搞過去的問題,不是太脫離現實了嗎?
    我回答說:因為歷史問題經常也是現實問題;譬如:日本的靖國神社參拜問題或日本歷史教科書問題,雖然是過去的事,卻與日本的現實動向、與“日本右傾化”“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問題有很深的關係;李登輝當政時大力推行的便是「國中」教科書《認識台灣》——「歷史篇」,下台後“推動”的就是日本人小林善紀的《台灣論》,兩者都企圖“通過”台灣史觀“打造”今日台灣的「新國民意識」。
    所有的統治者都深知掌握“歷史的詮釋權”與維持或“強化統治”有密切的關係,因此都“熱衷”於【湮滅歷史】或【虛構歷史】,使被統治者“不瞭解”歷史真實而“喪失”反抗的能力,作為“意識型態的歷史觀”的“統治”,其實就是現實統治的基礎,我們“怎麼可以”不重視歷史問題呢?

    特別是,台灣的歷史問題“更是如此”。

    百年來,台灣經歷了曲折複雜的歷史,歷史也數度被權力者所“扭曲”、【湮滅】;再加上台灣今日“過於早熟(雛妓式)”的後資本主義文化,個人已被“零碎化”、社會聯繫“斷裂”,“虛擬”的和形象的世界“取代”了真實的世界,誰在乎歷史?
    因此,普遍存在著對歷史的“虛無感”。但是,“歷史問題”並不因此而消失,當年台灣的“(李扁皇民勢力復辟殖政)新當權者”就是“利用”這普遍的歷史虛無感千方百計地“建構”他們的歷史論,用“所謂”的台灣史觀來“打造”台灣的新「國民意識」,以維持、強化其在歷史意識型態上的統治。

    它就是“分離主義的台灣史論”;這種史論,不是“排除(閹割掉)”台灣歷史中的中國本質,就是【捏造】中國人如何壓迫台灣人,或“誇大”中國人與台灣人對立的歷史,把台灣完全孤立於中國與世界之外,以此“打造”「反中國」或「去中國」的國民意識。

    這就是“當下(馬英九治下的)”台灣的統治性歷史觀。

    它是當權者“強化”台灣現實(反共/分離/分治)統治的一部分,我們“怎麼可以”把歷史當做過去的問題呢?歷史問題的鬥爭正是現實問題鬥爭“不可分”的部分,這個“道理”當年的統治者清楚得很。

    而,台灣的“(扭曲虛構的)分離主義文學史觀”一向就是(扭曲虛構的)分離主義歷史論的“急先鋒”,因此它是台灣的歷史問題中“最尖銳”的部分。

    “揭露”分離主義文學史觀的“欺妄性”不只是為了歷史的工作,更是為了現實的工作。

    其中,(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台灣文學史論,就是這種“分離主義文學史觀”的代表之一。

    十年前,我曾針對(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台灣文學的建構和分期》一文,寫了《戰後再殖民論的顛倒》,指出它的「戰後再殖民論」“背離”了社會科學的常識和台灣歷史事實,是「以意識型態取代歷史」,並且在文末引用了前輩作家龍瑛宗說過的一句話:「有謊言的地方就沒有文學」,間接“奉勸”他,既然要搞文學就不能有“謊言”,“謊言”與文學是不能並存的。今天,他“仍然”把“台灣光復”後的文學史定為「再殖民」時期。
    所謂「再殖民」,“光復”後的文學是「殖民文學」嗎?是誰殖民了誰?

    下面,本文再依據客觀史料,逐步“揭露”它「作偽」的“真面目”;並借此對“台灣光復”期歷史的一些基本問題做一番辯析、澄清,打破台灣分離主義者長期以來“獨擅”的“偽歷史”觀點。

    一、再談台灣「光復」的意義——不只是「行政接收」,而是「主權復歸」
    就如所有的“台灣分離主義者”的戰後史論,必定是從“塗消”或“扭曲”「八‧一五」——日本投降台灣復歸祖國(中國)的歷史開始一樣;陳芳明的「戰後再殖民論」,也是從“塗消”、“扭曲”台灣「光復」的歷史起頭的。

    他的“歷史敘述”,“似是而非”,若不深究,必定受其“蒙蔽”,一眼帶過。其實,其中“深藏玄機”,是“典型”的分離主義的「台灣戰後史觀」。把戰後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完全歸因”於太平洋戰爭的終結,“刻意不提”它與日本侵華戰爭、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關係”;也就是“排除”了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歷史動力”中的中國要素,把台灣脫離日本統治與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因果關係”“脫鉤”,為他的「台灣主權未定論」預埋伏筆;
    更“刻意避”《開羅宣言》明記的:「日本竊自中國的……台灣、澎湖應歸還中國」的內容,而以「依開羅宣言的約定,中華民國負責來台接收」的“杜撰置換”。只要稍加對照就可看出,《開羅宣言》明記的「台灣應歸還中國」與陳芳明“杜撰”的「中華民國負責來台接收」,兩者之間的歷史意義是“天差地別”的;
    所謂「負責來台接收」,意指日本投降後中國政府(當時是「中華民國政府」)的來台接收,與戰後美軍「負責」接管日本、南朝鮮和琉球的意義一樣,都是受盟軍的命令進行暫時的軍事和行政「接管」,並不是「收復主權」;這與《開羅宣言》中明記的台、澎主權歸還中國的意義,當然是“天壤之別”。
    (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一面說”「依照開羅宣言的約定」,“一面”卻“掏空”宣言中「台灣歸還中國」的“重要內容”,說中華民國只是「負責來台接收」,這就是想以「瞞天過海」、「陳倉暗渡」的手法“竄改史實”,想以這樣的“敘事”來“達到”台灣主權未定論的“說法”。說明白了,就是企圖從根本上否定日本投降後台灣主權復歸祖國(中國)的“歷史事實”,進而“虛構”他的「戰後再殖民論」。

    實際上,像(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這樣的“竄改”論調,其“總根源”,“來自於”戰後美國在冷戰中對華戰略的“陰謀”。
    1947年初,美國發表了「冷戰」宣言之後,為了它在東亞的“冷戰戰略”的“需要”,“企圖”把已歸還中國領土的台灣置於其勢力“支配”之下,而“開始鼓吹”「台灣地位未定論」,否定《開羅宣言》以及台灣已復歸中國的歷史事實。“源自於”美國對華戰略陰謀的這種論調,日後便成了台獨分離主義勢力的基本歷史教義之一;李登輝政權後期,用日本右翼慣用的「終戰」史觀來取代「光復」史觀,也可視為“同一脈絡”。

    至於日本投降後,台灣是不是已復歸祖國(中國),這只要看看當時台灣人民如何歡天喜地慶祝復歸,或者台灣的知識人“如何評價”“台灣光復”的歷史意義,便是最好的鐵證,不是(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等“分離主義者”或美國霸權,憑強權或強詞就可以塗改的。譬如,“光復”後,一向對陳儀政府的弊病批評最力的台灣作家王白淵,在《民主大路》(《新新》第三期,1946年3月20日)一文中便曾如此說到:

    「台灣業已光復,從殖民地的桎梏,回到祖國的懷抱,與中國打成一片,踏入民主主義國家之門,這是歷史的飛躍,又是民族起死回生之春」。

    王白淵的這段話,簡單有力地“記錄”了當時台灣知識人對“台灣光復”的“看法”;如果台灣的戰後真如美國霸權鼓吹的「台灣地位未定論」,或者如陳芳明所“虛構”的中國「再殖民」台灣論,那麼,王白淵所說的「台灣光復!回到祖國的懷抱……這是歷史的飛躍」,豈不成了胡言謅語;如果,從今日(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等分離主義者的尺規來看,王白淵的言論豈不成了不可救藥的「大統派」。實際上,王白淵的“看法”,“代表”了“光復”初期全台灣人民,包括台灣全體文化知識界的看法;「二‧二八」事件後,第一位從事台獨分離主義運動的廖文毅,在“光復”當時也曾熱烈地表示:「台灣光復了,台灣的版圖歸還祖國,我們的國家自強,國權自主,國土重圓了。」(《光復的意義》,《前鋒》創刊號,1945年10月25日)。

    因此,不論從“歷史事實”來看,或者從當時的台灣知識人的言論立場來看,日本投降後,台灣已復歸祖國(中國),這是“鐵的事實”,不是(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等可以“竄改”的。

    二、駁行政長官公署「再殖民」的謬論

    否定了日本投降後台灣主權復歸祖國(中國)的“歷史事實”後,為了繼續“虛構”他的「戰後再殖民論」,便把“光復”後的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描述成”是「日本台灣總督府的翻版」、「不脫殖民統治的變相延續」、「對台灣社會進行帝國式的控制」、「比殖民權力支配還要嚴苛的體制」、「迫使台灣社會淪為『再殖民時期』」等等;用一種沒有具體內容、沒有客觀論據堆砌起來的斷定語句,把行政長官公署比做與日據的台灣總督府一樣,同為殖民政權。

    (一)「殖民政權」與「民族政權」的不同

    “光復”後陳儀主政的行政長官公署,施政上集權、腐敗、貪污又無能,積累了深厚的民怨,終至爆發「二‧二八」事件,是一個失敗的政府,這已是公論;不管是以集權政府、腐敗政府或「劫收」政府來形容,或說它如何地「比殖民權力支配還嚴苛」也好(何況這還值得商榷),都沒錯,也都符合事實。然而依社會科學上的「國家論」,在政權的民族性質上,行政長官公署絕對不是什麼「殖民政權」,而只是中國這個民族國家(當時是「國民政府」)的地方政府,一個集權又腐敗的「民族政權」。譬如德國的希特勒、日本的東條英機等法西斯政權,不管它如何專制、獨裁、進行軍國法西斯的統治,對德國人民或日本人民而言,它仍是「民族政權」,絕對不會是「殖民政權」;如果因為獨裁、極權的統治而把希特勒“說成”是對德國人進行殖民統治,那真是“天大的笑話”。這是社會科學的常識。

    那麼,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與“復歸”中國後國民政府(陳儀政權)對台灣的統治,在本質上有什麼不同?

    一般而言,殖民統治最明顯的特徵,就在異民族殖民者對被殖民者在法政上的「民族專政」,殖民者完全剝奪了被殖民者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權,殖民者(宗主國)的國家憲法和法律決不涵蓋殖民地,因此殖民地人民並不具有宗主國「國民」的身份;所謂「國民」,就是指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的憲法和法律所涵蓋的人民,具有以參政權為主的各種政治上的權利和義務,而殖民地人民是完全沒有的,這就是殖民地人民與一般民族國家的「國民」,最大的不同之處。

    日本對台灣50年的“殖民統治”,日本帝國憲法從來就“不曾涵蓋”台灣,當然,日本本國的法律也不曾直接施行於台灣,在台灣施行的法律,只是屬於「委任立法」。法學家黃靜嘉先生的大作《日據時期之台灣殖民地法制及殖民地統治》一書,提到所謂「委任立法」的意義,就是:

    「日本本國法(內地法)之制定,須依憲法所定經議會議決之程序;而在外地(殖民地),原則上係分別由殖民地長官發佈代替法律之命令(在台灣稱為「律令」、在朝鮮稱為「制令」),或由(日本)中央政府以天皇名義發佈之敕令,以(日本)本土之法律(部分或全部)施行之」(括弧係筆者所加)。

    簡單地說,日本殖民者在台灣施行的法律與其國內經議會立法產生的法律,在性質上“完全不同”,它是依殖民統治機關——台灣總督府,對台灣的殖民統治需要而以行政命令頒佈的。

    實際上,所有的殖民統治者都是一樣的,為了實現宗主國的壟斷資本在殖民地的壟斷利益,必然在法政上採取「民族專政」的形式,剝奪被殖民者的政治權和法律權,以便進行經濟上的剝削。同時,為了進一步維護和擴大政治、經濟上的殖民利益,對殖民地的文化,包括語言、宗教信仰、感情意識等,也進行「去民族化」,亦即「殖民地化」,這也是殖民統治的重要手段。

    “台灣光復”就是“打倒”了這樣的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至於台灣的“光復”帶來了什麼大的變化,有什麼巨大的變革?簡單地說,就是使台灣人民從「殖民地人」的地位,躍進到中國「國民」的地位。

    前輩作家王白淵在台灣光復後說:
    「台省之復,在其本質上,是徹底的民族革命」
    (《告外省人諸公》、《政經報》2卷2期,1946年1月25日)。
    所謂「徹底的民族革命」,就是指台灣人民在民族地位和民族關係上有了革命性的變革;由於全中國抵抗日本侵略的民族戰爭得到了最後的勝利,日本無條件投降,也打倒了日本在台灣的殖民政權,造成了台灣殖民地的解放,使台灣人民從上述日帝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民族壓迫下解放出來,同時復歸為祖國(中國)的一省,台灣人民當然也復歸為中國「國民」,得到了作為「國民」的各種政治權和政治地位。因此,對台灣人民而言,台灣光復等於是一次如王白淵說的「徹底的民族革命」。

    它具體地表現在,“台灣光復”後,國民政府的憲法和法律立即涵蓋台灣。

    雖然,當時國民政府仍然處於“訓政”時期,尚未頒佈憲法,但台灣復歸祖國後,當時全國施行的「約法」與法律立即施行於台灣,台灣人民與全中國各省人民一樣,都處於“相同”的政治、法律地位。1946年年底,台灣也選出了國民參政員和制憲國民大會代表,參加了南京的制憲國大。

    這就是台灣人民在復歸祖國(中國)後,與被殖民時期的“最大不同”。

    台灣人民作為中國「國民」的一員,最具體的內容,就在獲得了“平等的參政權”上。光復後,行政長官公署立即在台灣實施普選,選出各級民意代表,創設了台灣省各級民意代表機關。

    (二)“光復”後台灣人民的參政權

    陳儀來台就職不過半個月,就在1945年11月5日的第一次紀念周上,發表了「建立民意機關,給台胞參政的機會」的施政報告。接著,在1945年12月25日公佈了「台灣省各級民意機關成立方案」,開始推動台灣人民的參政權;翌年(1946年)1月15日開始辦理「公民宣誓登記」,接著,經由普選成立了村里民、鄉鎮民代表大會、縣市參議會和省參議會,並於5月1日召開了第一屆的台灣省參議會。對於這台灣歷史上首次的普選,當時的《台灣新生報》稱之為台灣「民主的第一聲」。

    “光復”後,台灣人民除了獲得並實現了台灣省內的參政權之外,作為中國「國民」的一員,也選出了中央民意代表,參加了全國性的政治活動。

    就如長官公署官員張皋在《新台灣的政治建設》(《現代週刊》,1945年12月17日。)一文中所說的:

    「台灣人民今後不僅是台灣的主人,不僅要參加台灣一省的政治,而且是中華民國的主人,將參加整個國家的政治」。

    因此,在1946年8月16日,由省參議會選出了八位「參政員」,參加了在南京召開的「國民參政會」;另外,也經由省參議會選出了十八位元台灣地區代表,參加了1946年11月15日在南京召開的「制憲國民大會」;並經由普選,於1947年11月21日選出了30名台灣地區的職業及婦女團體的「國民大會代表」,參加了1948年3月29日全中國行憲後的第一屆國民代表大會,依憲法行使國民參政權。

    單從上述台灣人民在“光復”後行使的“參政權”來看,就明白了(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戰後再殖民論」是“欺世之論”,有那種從地方到中央都有參政權的「殖民地人民」嗎?

    (三)辟陳芳明對行政長官公署體制的幾點訛論

    陳芳明又以「陳儀政府掌握了行政、財政、司法、軍事大權」、「實施與當時大陸各省有別的特殊化體制」為由,“虛構”他的戰後「再殖民論」。

    這必須從國民政府為什麼會在“台灣光復”後實行高度集權的行政長官體制的問題來看。

    專研“光復”初期政治史的鄭梓先生,在《國民政府對於「收復台灣」之設計》一文(新化圖書出版,1994年《戰後台灣的接收與重建》)。中寫道:

    戰後台灣的接收與重建,乃是全中國復員計畫中被劃為兩個特殊的光復區之一(另一光復區是東北,其餘皆劃為收復區與後方區),因此採取單獨派遣大員全權綜合接收的方式。

    因此可知,採取集行政、軍事大權於一身的行政長官體制,目的在求「事權統一」,使甫脫離殖民統治的台灣的接收與重建得以「順利完成」,基本上,它只是一個“臨時性的過渡性的”政治體制。因為當時的台灣,是一個剛經歷日本50年的殖民統治,以及曾被日本軍國主義高度戰爭動員成南侵基地的地方;並且,由於日本帝國的崩潰,使原本高度依賴日本帝國經濟圈的台灣殖民地經濟也面臨全面崩盤的命運,再加上戰後必然出現的世界經濟蕭條,可預見台灣經濟的重建將萬分困難;還有,由於日本的“殖民軍國教育”和“皇民化運動”所“遺留”的“精神意識毒害”甚深,台灣社會心理的重建也將十分艱巨複雜;況且,雖然日本已投降,但現實上台灣仍有17萬的日軍駐留、29萬的日本人居留,各機關產業仍在日本人手中,行政、治安仍由日本人維持,而且這些近50萬的日軍日僑還有待遣還其本國。由於上述種種艱鉅的任務有待解決和完成,非有強有力的行政組織是無法竟其功的。

    這就是為什麼國民政府在戰後重建期,不得不採取集權的行政長官體制的現實原因,與「殖民」不殖民一點關係都沒有。

    (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等台獨分離主義者經常用“似是而非”的“說法”,把行政長官公署等同於日本在台殖民機關台灣總督府,說「行政長官公署的組織是總督府的翻版」、「行政長官公署掌握行政、司法、軍事大權,權力超過日本總督」等等。這完全是以訛傳訛,以意識型態“取代”歷史!

    至於,(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說行政長官公署掌握「司法大權」,那也是“瞎說”!

    不錯!行政長官公署為綜理行政得制定「署令」,但這「署令」與日本殖民機關總督府的「律令」權是“完全不同”的範疇;「律令」是等同法律效力的命令;而「署令」只不過是台灣省的單行規章,屬於行政範疇,且它不能與國家法律牴觸。況且,當時這種行政權限也並非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所獨有的,而是中國各省政府都有的權力,一點也不特殊。
    至於,台灣的司法權,本來就屬國民政府中央的司法行政系統,完全超然於行政長官公署之外,長官公署並無司法權;至於監察權,則有中央派出的閩台監察使駐台行使。

    因此,不論從台灣人民的政治地位、法律地位來看,還是從行政長官公署的「政制」來看,“光復”後,台灣已完全復歸中國,台灣人民已是百分之百的中國國民。至於復歸後所產生的省籍矛盾、集權與民主的矛盾、階級矛盾等等,全都屬於中國民族國家的內部矛盾,絕對不是異民族間的矛盾。陳芳明的「再殖民論」,就是“矇騙事實”,想把中國民族內部的矛盾“扭曲”為異民族間矛盾和對立,“虛構”他的「戰後再殖民論」,建構他的“台獨史觀”。

    三、是「民族文學」,不是甚麼「再殖民」文學

    “光復”後的台灣文學其最大的飛躍,在精神面貌上和語言上都復歸為「民族文學」。

    原來在日本殖民文學和「皇民文學」的雙重壓迫下的台灣文學,“光復”後,得到了復權與傳承,恢復了它民族文學的原貌和地位。最有象徵意義的莫過於台灣新文學開拓者賴和文學精神,在“光復”後的復歸;與“光復”同日創刊的《政經報》第二期上(該刊於1945年10月25日光復創刊,由陳逸松、蘇新等主編,是當時最有影響力的進步期刊),便率先刊出了賴和的《獄中日記》(連續刊載了4期)。該日記是賴和先生,在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的翌日(1942年12月8日)突被日本憲警拘捕關押後,在獄中所寫。就如他在最後一篇日記寫道:「看看此生已無久,能不能看到這大時代的完成,真是失望之至」。
    賴和先生在日本軍國殖民統治臨崩潰前最瘋狂最黑暗的1943年1月,竟未能看見「大時代的完成」而過世了;該日記也在「大時代未完成」前,一直被監禁於日本法西斯的黑牢中,最後,終於在日本軍國殖民統治崩潰、台灣復歸祖國的同時重見天日,重回了台灣文學的史冊。
    除此之外,楊逵也在1947年1月15日出版的《文化交流》上,編了《紀念台灣新文學的開拓者——林幼春、賴和》的專輯;並且台中的民眾出版社亦出版了賴和作品《善訟的人的故事》;可以說賴和的文學精神,從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而開始壓迫台灣文學以來,光復後再度的復活。還有,在光復後不滿一年,楊逵也出版了《鵝媽媽出嫁》和日據期被禁的《送報夫》;更具有時代意義的是,吳濁流先生在日據末期日本軍國主義的黑暗統治下,偷偷寫成的長篇小說《胡志明》(後改為《亞細亞的孤兒》),終於在光復後得以出版,代表著台灣文學抗日精神的勝利。這些都象徵著台灣文學精神的光復。

    除了在精神上從殖民地的文學“復歸”為民族文學之外,台灣文學的創作,在語言上,白話文也恢復了1937年以前的主流地位。日據期作家楊雲萍、黃得時、賴明弘、王詩琅、王白淵、蘇新、吳新榮……等都恢復了用流暢的白話文寫作;
    最令人欽佩的莫過於(台灣第一才子)呂赫若,這位以日文創作而成名的作家,在“光復”後不足四個月便開始用白話文創作,在《政經報上》連續發表了兩篇短篇小說《故鄉的戰事》之一和之二,痛烈地嘲諷了日本的殖民統治,呂赫若不管在語言上或小說主題上,都徹底地批判了殖民統治,表現了「去殖民」的文學精神。
    即使在“光復”的第一年,仍然用日文創作的龍瑛宗,在文學精神上也表現了「去殖民」復歸祖國的熱情;譬如,發表在《新新》雜誌創刊號(1945年11月20日)上的《汕頭來的男子》,便是描寫一個熱愛祖國的台灣青年周福山抵抗日本和死亡的故事。在小說結尾,龍瑛宗寫道:「現在,台灣已歸還中國,大家正洋溢在光復的喜悅中,現在台灣正需要一個純情又熱愛中國的人才,然而,在這樣的時候,失掉了像周福山一樣值得敬愛的青年,真令人惋惜……他一直相信中國的光明,但卻無法躬逢『光復』這個人類史上難得的盛典,這使我相當落寞……每思及光復的喜悅就不禁思念起周福山來。」
    透過描寫周福山的形象,龍瑛宗“表達”了他強烈的對“祖國”的認同感情。

    由此可見,“光復”後的台灣新文學,不但沒有如(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所“捏造”的,由於「中國化」而「空白」、「荒廢」、「斷裂」,反而因為“光復”的歷史大變革而使台灣文學由殖民統治高壓下“解放”出來,不管在精神上或語言上都恢復了它民族文學的原貌。

    四、「橋」論爭--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

    發生在1947年底到1949年初的《新生報》「橋」副刊上的文學論爭,被稱為台灣新文學的三大論爭之一。當時,台灣剛從日本殖民統治復歸祖國,台灣文學正與祖國民族文學匯合的關鍵期,外省作家與本省作家共同熱烈議論了「如何建設台灣新文學」。論爭顯示了當時的省內外作家,都站在「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的前提,強調「台灣文學的特殊性」,同時,也主張台灣文學要走「大眾文學」、「現實主義文學」的道路。由於這次論爭,含有濃厚的祖國民族文學的基調以及左翼進步文學的傾向,長期以來,台灣的分離主義文學論者,不是想隱蔽這論爭的史料,就是不斷歪曲解釋,想把它塑造成外省作家打壓本省作家、外省作家與本省作家文學衝突的虛像。

    把台灣的一切問題都“化約”成中國對台灣的壓迫、台灣與中國的對立是分離主義的“特徵”;而“排除(閹割掉)”台灣新文學中的中國文學與進步文學的成分則是分離主義文學論的特點。
    分離主義文學論者陳芳明當然也跳不出這樣的窠臼,甚至更為嚴重。他把「橋」論爭“扭曲”成是「本省作家與外省作家的激烈對話」,且“虛構”「本省作家與外省作家處在極為不同的政治位置」,抹黑外省作家「依恃血腥屠殺的陰影」,而刻意誇大台灣作家「處於一個被指控、被迫辯護的位置」。

    只要讀過「橋」論爭文章的人,都知道,論爭中不管是本省作家或外省作家都清清楚楚主張「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這本是一目瞭然,不成問題的事,但是(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偏偏就要”以「文學的族群主義」來“歪曲事實”,明目張膽地「硬拗」說:真正這樣主張的都是出自外省作家筆下,本地作家沒有一位是附和或支持這種論調的。

    真的只有外省作家主張「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而本省作家沒有一個人主張嗎?

    讓我們用史實來戳破(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謊言”。

    其實楊逵是最明白且最積極主張「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的作家;譬如,在作為引發「橋」論爭的關鍵文章——《如何建立台灣新文學》的文末他就說:
    「因此,我由衷地向愛國憂民的工作同仁呼喊,消滅省內外隔閡,共同來再建,為中國新文學運動之一環的台灣新文學」。

    在《「台灣文學」問答》中,楊逵清楚明白地說:

    「台灣是中國的一省,沒有對立,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當然不能對立」。

    台灣前輩作家張我軍先生的次子張光直先生,當時雖是台北建國中學高中二年級的學生,卻已用「何無感」的筆名參加了「橋」論爭,在《致陳百感先生的一封信》中,他批評了陳百感「有意無意地把台灣和中國隔離」,他說:
    「台灣在地理環境上,雖然是一個孤島,但就社會經濟基礎而言,它是中國的一環,台灣文化也正是中國文化的一環……可是先生您忘了台灣文學正作為中國人民文藝運動之一環而鬥爭,在克服發展中……」。

    當時的台灣師院學生籟亮(賴義傳,台籍青年文學雜誌《潮流》同仁,後被刑殺在50年代白色恐怖中),在論爭中的一篇《關於台灣新文學的兩個問題》,文中談到台灣文學的特殊性與中國文學的普遍性時,如此辯證地說道:

    「台灣新文學當然是和祖國文學一樣站在同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上的,不過這裡躺著可惡的『澎湖溝』——50年的距離——這就是台灣新文學的立場——特殊性……那麼『台灣新文學』是和『大陸文學』對立的嗎?不是的,『澎湖溝』是站在和祖國同一新歷史階段上,才可以看出它的特殊性。因此,這一個特殊性是以同一歷史階段為前提的,所以『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

    當時的台灣師院學生的林曙光,在文壇上十分活躍,在論爭中他寫了《台灣文學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關於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關係的問題,他也說:

    「所以最好還是打破一切的特殊性質,做中國文學的一翼而發展,今日『如何建立台灣新文學』,需要放在『如何建立台灣的文學使其成為中國文學』才對」。

    另外,林曙光也在當時上海出版的全國性文藝雜誌《文藝春秋》上,發表了《台灣的作家們》(1948年10月15日);在文章開頭,對於台灣新文學與中國新文學的關係,他便如此說道:

    「但是在本質上,它始終追求著五四以後的中國新文學的傾向,也可以說,它是發源於中國新文學運動主流中的一個具有光榮的傳統與燦爛的歷史的支流」。

    曾經“率先扭曲”「橋」論爭意義的葉石濤,在論爭當時也寫了《1941年以後的台灣文學》一文,在文章一開頭他說:「由於過去台灣殖民經濟所決定命運的台灣文學,在抗日反帝的現實的鬥爭過程中,所產生的作品,樹立了中國文學發展的傳統性」,在文末他還振振有詞地說:

    「我們必須打開窗口自祖國文學導入進步的,人民的文學,使中國文學最弱的一環能夠充實起來」。

    可見得,在「橋」論爭中,幾乎所有的省籍作家都表示了「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的看法,這是明明白白的。
    況且,除了「橋」論爭外,當時的省籍前輩作家,如賴明弘、楊雲萍、王詩琅等等都分別在其他刊物上發表了同樣的看法(在此不一一贅列)。這種觀點,實際上已是“光復”後,建設台灣新文學的大前提和出發點。(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想“一手遮天”,以為握有【文化霸權】便可以把省籍前輩作家不符合他分離主義文學標準的言論思想統統「閹割」掉;然而,歷史終究會以它的方式撕破【霸權的假面】,這是亙古不變的鐵則。

    (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分離主義文學論其“核心”是以“排除(閹割掉)”台灣文學中的中國文學要素來「建構」他的台灣文學「主體性」。但是,客觀地、歷史地來看,構成台灣文學「主體性」的基礎正是台灣文學裡面普通存在的「中國性」;排除了「中國性」的台灣文學其實只是一個空虛主體,或虛假主體,不得不靠「虛構」來維持。

    這使他的歷史觀成為「非社會科學的」,必然表現為:

    (一)孤立的歷史觀:不但切斷與中國歷史的關係,也切斷與世界歷史的聯繫,更切斷了與台灣歷史本身的聯繫。

    (二)抽象的、空洞的歷史觀:其中,沒有台灣社會的歷史變化、也沒有台灣社會的具體內容。

    這種文學論,對台灣文學的最大傷害在於:

    (一)排除了台灣文學中的中國民族文學和左翼文學。

    (二)再度阻斷了台灣的「去殖民論」的發展。

    (三)使台灣文學史再度「失憶」。

    這就是他的分離文學論的“可悲之處”!

    文/曾健民

    2011年12月9日

    《海峽評論》253-254期- 2012年1-2月號


  37. 2012/10/20 於 21:50 patchpieces

    ● 颱風,太極,2011“巧合事件”——台海上空的戰略欺騙(從南海博弈看華盛頓的台海戰略框架)●

    2011-8-13

      本文基於一系列政治事件和“巧合性”社會事件去推演華盛頓的,或同時也是臺北某勢力的“台海戰略”,並不意味著本文一定認為某些事件及事件之間的邏輯聯繫是事實,是陰謀,或不是事實,不是陰謀,或都是事實,都是陰謀。
    在推演出其戰略佈署之後,對某些事件之真偽性的懷疑便可暫時懸擱,在時間能為今日歷史解密之前,無妨暫把本文在某種程度上看做——基於概率事件的博弈邏輯分析“過程”。
      
      

    …………………………2011新聞事件……………………………
      

    (1)4月27日,阿里山小火車發生翻覆“意外”,造成109名大陸遊客受傷、5名大陸遊客死亡和4名臺灣乘客受傷。經“查明”,肇事主因是左方邊坡一棵28米高的森氏櫟突然枝幹斷裂,擊中第七節車廂,造成第五、六、七、八共4節車廂翻覆。

      (2)5月10日,美國軍艦“葛羅夫斯號”在配合北約組織執行反海盜任務時,攻擊被索馬里海盜挾持臺灣漁船“日春財68號”,與海盜交火,臺灣船長吳來于遭波及身亡。美軍調查結論是吳來於與3名海盜並非遭到蓄意殺害,反海盜任務目標是逼降挾持臺灣漁船“日春財68號”上的海盜。在船上由4名美國水兵對臺灣船長和3名海盜舉行了海葬儀式。

      (3)5月24日,臺灣爆出起雲劑事件。

      (4)5月26日,中國第一個作業深度達3000米最大下鑽深度超過10000米的深海鑽井平臺——“海洋石油981”由製造方中國船舶工業集團公司交付給國家海洋石油公司。同時,中國對瓦良格號航母艦體的改裝工程進入收尾階段。

      (5)6月12日,臺灣防務部門宣佈,為因應日益升級的南海緊張局勢,臺灣將向南海所占島嶼部署導彈艇和坦克等重型武器。

      (6)6月14日,據菲律賓“sunstar”新聞網站報導,美國駐菲大使于當地時間6月14日,就不斷升級的中菲南海爭端緊張局勢表示,美國將支持菲律賓,並稱“美國在所有問題上都站在菲律賓一邊”。

      (7)6月16日,馬英九出席《郝柏村解讀蔣公日記1945~1949》新書發表會。馬英九表示,書中指出,“蔣公”除了“領導抗戰、抵禦外侮”之外,最大的貢獻,還是“制定並實施‘中華民國憲法’”,因為這部“憲法”是一部“涵蓋全中國人的‘憲法’”,當時臺灣也有選派18位代表參與制定,更是現在處理兩岸關係的重要依據。他指出,每當提到處理兩岸關係的原則,他必定會強調“在‘中華民國憲法’的架構下,不統不獨不武,九二共識、一中各表”,沒有這部“憲法”,真的很難推動兩岸關係,因為兩岸與兩德、兩韓情況完全不一樣。(2006年3月31日起,大學的胡佛研究所首次公佈蔣介石從1917年到1931年的日記內容。2009年,最後一部分蔣介石日記也在胡佛解密。)

      (8)6月30日上午傳出臺灣李登輝貪污案全案偵結,李登輝依貪污罪被起訴。(李登輝2008年8月14日被陳水扁拖下水,指稱李登輝曾經……)

      (9)7月7日,臺灣舉行多場活動紀念盧溝橋事變,馬英九致辭。

      (10)7月7日,美國會眾議長博納、眾議院民主黨領袖佩洛西等國會議員集體會見了達賴

      (11)7月17日(華盛頓當地時間7月16日11點35分),奧巴馬帶女兒在白宮約見達賴。前一天,白宮官方網站剛剛公佈約見資訊。

      (12)7月18日12時許,新疆和田市一公安派出所,一夥暴徒襲擊民警,劫持人質並實施縱火。我公安、武警擊斃數名暴徒,成功解救6名人質。事件中,1名武警、1名聯防隊員犧牲,2名人質被害,1名聯防隊員受重傷。

      (13)7月20日上午,在印尼巴厘島舉行的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高官會就落實《宣言》指標案文達成一致,並就今後工作達成一系列共識,為推動落實《宣言》進程、推進南海務實合作鋪平了道路。(中新社)
     

     ………………………………………………………………………
     
     
      剛剛過去的(2011)5-7月間,南海風雲積聚,從大勢上看,如果臺北協同北京聯手維護南海權益,則美國很難在南海發力。而進入2011年,臺灣島上最具震動力的大事件有兩個——一是塑化劑事件,二是台毒“教父”李登輝被正式起訴,而這兩個重大事件與南海問題成為熱點在時間上高度重合。
      
      塑化劑事件是多年來對臺灣社會穩定構成重大威脅的唯一一次非自然力事件、非“政治性”事件。這一事件在被揭發之初,臺北政府也可以採取低調方式暗中處理,實施“危機控制”防止負面效應擴散,以不致於引起社會恐慌。但從事件“暴露”之日算起,幾個月來,事態仍有“可以”被繼續放大的勢能,所造成的後果“可以”更為嚴重;它也“可以”隨時被壓制,把間接經濟損失和對社會造成的負面震動限制在一個臺北政府完全可以控制的範圍內。而從時間進程上看,塑化劑事件“恰巧”與南海問題升溫在時間上高度重合——塑化劑事件被爆出之日只比中國深海鑽井平臺交工早2天,同此時,中國改裝瓦良格號航母的工程正緊鑼密鼓且被輿論爆炒中,而到7月底南海風波漸止,起雲劑事件也恰巧走向平靜。
      
      如果說在這種“巧合性”背後的確有某大國(美帝)勢力在起著引信作用和放大作用,那麼這個某大國(美帝)對中國的“南海示強”(按照東方評論員的概念)行動就一定是有預判的(或者出於純粹的智庫研判,或者在北京有情報管道)。無論塑化劑事件之爆出程式與某大國有關與否,客觀上,塑化劑事件被“強力度”直接爆出都對臺灣產生了警告效應——某大國有能力,也有準備以巧力重擊臺灣經濟,引發社會問題,並由此改變台島的政治格局、選戰形勢,所以在南海問題上,臺北不得配合北京行動……與事件相配合的還有“事態”層面的操作——塑化劑事件讓台島民眾心理及社會氛圍陷於恐慌狀態,不敢“起事”,尤其針對美國的強勢霸權不敢“起事”,也遂使得台島媒體無力、無意生產可以配合“北京南海行事”的輿論,而傳媒輿論消極退縮,反過來又壓制了台省民眾的南海訴求。很可能,馬英九政府沒有被某大國勢力的這一威壓所制服(動向上看,臺北仍有出擊南海的意圖或至少表面意圖),或者還可能馬英九提出了更高要價,而某大國勢力也需要維護台島目前的選戰格局(國民黨藍營“略為”占優),於是另一個“巧合”性事件發生了——6月30日,李登輝貪污案全案偵結,李登輝依貪污罪被起訴——這是某大國勢力給馬英九及藍營的一個“大禮”(某大國勢力“明確”允許臺灣司法系統起訴李登輝),而要理解這個內容比較複雜的“大禮包”,就要分析某大國勢力的“台海戰略”有著怎樣一個框架,它又是這樣形成的——
      
      進入2006年,隨著大陸對臺灣的經濟籠絡政策逐漸生效,並效果加大,台毒勢力大勢不保;同時,中國反台毒輿論增漲,2005春,全國人大通過《反國家分裂法》也從博弈邏輯上“否決”了台毒政客的“膽氣”;
    此外,美帝全面打擊前南斯拉夫,侵略阿富汗、伊拉克——美帝這些連續的稱霸戰爭(侵略戰爭的新形式)也加深了中國人民對美帝的不信任;
    加上陳水扁貪腐案在其05年5月20日卸任前已經呈現……
    這些因素都“促使”華盛頓“修改”其台海策略,“於是”2006年3月31日,“蔣介石日記”在美國開始公佈,某些勢力意圖“借此提升”國民黨在大陸、台島的聲望,而美國針對中國選擇“顏變”路線的“意圖”開始增加。蔣日記不是一次性開放、而是在數年中逐漸公佈的——如果華盛頓沒有對日記內容做刪減或篡改操作,也一定是先由美國智庫針對蔣日記做“戰略分析”,在確保“有利於”美國戰略部署,保證美國在台海政策上贏得先手的“前提”下,再行公佈日記內容,並“利用”日記內容及民間相關的好奇心、叛逆情結製造政治影響。
      

      參考下述歷史事件上演之時間順序,不難看出華盛頓之所以在台海-中國問題上弱化台毒路線,強化“顏變”路線的“理據”——
     

     …………………………台島政治大事件回顧…………………………
      

    2000年的選舉中,國民黨分裂,陳水扁以39.3%的支持率勝選,實現台島首次政黨輪替。
      2002年8月起,發表一系列台毒言論,鼓吹“一邊一國”論。
      2004年,陳水扁在319槍擊事件後以微弱優數擊敗連宋,“意外”獲連任。
      2005年,(a)中美之間因臺灣問題,對抗開始升級。(b)高捷弊案,陳水扁面臨信任危機。(c)2005春,全國人大通過《反國家分裂法》。(d)2005年底,民進黨在“三合一”選舉中慘敗。
      2006年3月31日,大學的胡佛研究所首次公佈蔣介石從1917年到1931年的日記內容。
      2006年5月20日,陳水扁卸任,特偵組立即分案偵辦機要費案,並將陳水扁列為被告。

      2010年11月26日,連勝文在競選晚會上遭遇槍擊,經搶救生還。
      
      同期美國的重大行動:
      

    2001年9月7日(“9•11事件”前幾天),英國石油公司(BP)宣佈退出中國的“西氣東輸”工程。
      2001年10月7號,美國開始對阿富汗塔利班進行了大規模轟炸
      2001年,『上合組織』成立。
      2003年3月美英聯軍大規模軍事打擊薩達姆政權。
     

     ……………………………………………………………………………
      
      那麼,“起訴李登輝”作為華盛頓給台島藍營的“大禮包”,其中會藏有什麼大致內容,就隱約可測了——李登輝不僅是台毒“教父”,對台島選戰進程來說,李登輝這個幕後人物還是一個不確定因素,那麼起訴李登輝之後,基本可以壓制住台島各政黨的台毒立場,還能保證選戰在“常態”下進行,也在華盛頓可以預研、遙控的範圍內進行,即華盛頓希望台島演繹一場火熱的、不獨的、文明的選戰表演給大陸民眾看,而即便民進黨在最後關頭獲得優勢,華盛頓也有辦法為台島選戰加上一根“美國稻草”,保證馬英九和國民黨獲勝。當然,按照華盛頓的戰略程式,李登輝在2011年此時也應該到了被起訴的時機了,華盛頓贈送給國民黨藍營的只是一個“明確性”而已,但僅只這一“明確性”也足以對馬英九陣營贏得選戰大勢構成直接支持了。但是,李登輝也只是被起訴,距離案件審結還遙遙無期,到明年春季選戰結束前,華盛頓仍然可以利用李登輝這張牌隨時制約國民黨和馬英九,也仍然可以選擇實質性地支援台毒,或策略性地臨時支持台毒,這就要看全球局勢如何演繹變化,而華盛頓的“中國戰略”要不要做相應的變更(或者程式性變更)了。
      
      如果說冷戰局面下,台島政治勢力還寄望於兩大陣營的大博弈過程能夠產生機會,改變中國政治的局域環境,從而它有機會重返大陸,那麼冷戰結束後幾年,北京改革開放,民心趨穩,89年後的中國政治全面進入經濟層面去運作,民眾的政治敏感度大為降低,又隨著中國經濟進入增長軌道,從而台島政治勢力幾乎“完全失去”了渡海入京的前景,這就導致了,也加深了台獨傾向,陳水扁遂“應運而生”,啟動了“台毒通道”。同時,不能說在“臺灣式民主”背後的台毒傾向沒有華盛頓的影子,對於華盛頓,“台毒通道”是“應需而生”。臺灣國民黨由於在大陸有其前身,有故事可以追溯(雖然乏有照亮史書的故事),它天生就是“統派”,尤其在與作為它的反對派的綠營的競爭中,它需要著意去選擇與綠營相異的立場。那麼反過來,綠營的策略就變成“耍賴式”,硬性去撕裂台島社會。
      
      中國“入世”後經濟向右滑行,美帝企圖以經濟、金融為平臺實施“經濟和演”兼金融打擊、經濟掠奪,然而隨著美國步入金融-經濟危機,華盛頓的“遏制”政策從暗中升到臺面,台島似乎又一次看到了“胡漢三情結”的可能前景(“我胡漢三,又回來了”),外觀形象還不錯的馬英九也更適合美帝的需要了,於是國民黨抱起馬英九順利上臺,而隨著美國經濟走向危機,遏制中國的力度加大,臺灣藍營的“胡漢三情結”更萌萌欲動,而美帝也加重了“不允許台毒”的真假立場。但在全球大博弈中,美帝需要不斷與北京交換籌碼、換算籌碼,台毒立場也並沒有被華盛頓真正放棄。
      
      由於中國大陸的“反對派”們不易成勢,海外的“(普世派美分帶路黨)民運派”在中國網民心目中已經“淪落”成為腐化、無能、“賣國”的貨色,華盛頓“顛覆”中國的“企圖”就會“另尋路徑”,那麼就只有台島上的馬英九及其國民黨了。在華盛頓戰略家看來,一旦大陸政權有內患,反而是台島上的政府、政黨可以直接獲得奪權機會,或者由台島政黨來整合大陸政治勢力。然而,有這種可能性存在,北京就必須提升自己的執政能力,反擊腐敗,贏得民心,各可能存在的潛在的派系也至少需要一個共同底線——拒絕由華盛頓操演的這個“以顏變促肢解”的“颱風策劃”,這樣,台島就成為大陸的“牛虻”,催促大陸政治前行,所以目前,華盛頓的策略主要以鼓動馬英九和國民黨暗度陳倉為主線,不想令“颱風策劃”事實上變成大陸的“牛虻”。
      
      隨著中國“南海示強”,宣告中國經濟“可以”選擇硬著陸,甚至在不得已的世界經濟態勢中,還或多或少地可以“有意”選擇“硬著陸”(在美帝的逼迫下,全球經濟硬著陸,而中國可能需要被迫做出一定的“先期性”準備),那麼在美帝和台島藍營看來,如果硬著陸成實,中國經濟將會有一個低迷期,失業、腐敗等問題將凸顯為、被凸顯為社會不安定因素,那麼美帝可以借機顏變中國,或者肢解中國。而如果此時台毒聲勢猖獗,臺北權力將不可避免地減弱對大陸的滲透與“顏變”的操作效果,那麼在台島選戰進行之際,華盛頓認為有必要支持馬英九的藍營。但也由此,馬英九及藍營可能不聽話,可能向華盛頓要價更高,也可能出於為確保選戰勝利而尋求與北京合作,於是華盛頓一方面向馬英九及藍營做出保證(給李登輝立案),同時給臺北“製造”新問題,“無中生有”榨取籌碼(塑化劑事件),從而把藍營控制在掌心。
      
      一旦中國被華盛頓肢解並同時被“顏變”,美國有可能會從它所能控制的南海利益中割掉一塊送給馬英九和國民黨,作為馬英九挾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重回大陸的資本(見面禮),但這一點(不會很多)本來就原屬中國的利益無法與美國將要從中國肢解掉的廣大西部國土資源、地緣價值相比,當然,菲、越等國就要喊疼了。不過還沒完,華盛頓會繼續讓南海保持爭執狀態,包括(正被某些人臆想中的)馬英九的“中華政府”在內的南海各國的利益還是要被美國玩轉——在華盛頓的立場上,除了美帝,地球上不可以有其他主權可言。
      
      解體、顏變同時發生——華盛頓曾經用以對付前蘇聯的破壞模式還要被它用於中國。為厘清美帝這一戰略,再看臺灣選戰之前這一年左右時間裏,台島上發生的幾個“巧合性”事件——
      
    一是,今年4月27日臺灣阿里山小火車大陸遊客死傷事件。據說事故原因是一顆老樹恰好折斷,自然,不論是不是在某勢力的“善導”下,反正“老樹”是徹底放棄了為自己辯護的權利。但事件造成的政治後果是——加速中的陸台民間交往步伐受到了來自“客觀”方面的限制。民間交往會潛移默化地增強兩岸民眾的認同感、依賴感,大陸對臺灣的影響力無形中會得到加深,而美國對台影響力會相應下降,即美帝對臺灣政治的操縱空間,包括“台毒空間”會變局促。同時,這些由大陸大城市富裕群體構成的遊客的政治意見遠比中低收入階層的意願更重要,他們將因臺灣之行增強其反對台毒的立場與情結,並這種情結與立場將因為“階層差”向同階層、不同階層順利擴散,形成某種類似流行風一般的“認同文化”,這就從大陸方面限制了台毒空間和“三獨框架”。華盛頓或者華盛頓在臺北的最新合夥人要求的是“從臺灣方面”把台毒限定在一定成色內,以配合其“政治颱風登陸”,而不希望“從大陸方面”限制台毒空間從而也限制“三獨空間”。
     

     二是,去年(2010)11月26日(中國豬)連勝文被槍擊事件。連戰一派政治力量影響了華盛頓的或者華盛頓與臺北某政治勢力共同構設的戰略安排,反倒可能會配合大陸的針對性應策(針對華盛頓的策劃)。連戰作為最傾向於同大陸的台海政策合作的“統一合作”派領袖,他的兒子就要“中槍”,而這次槍擊實實在在威脅到連勝文的生命,與(利比亞)卡紮菲(格達費)三個孫兒被炸事件頗為類似——起到了對(臺灣)政客的震懾效應。但連勝文中槍與陳水扁中槍事件性質、結果完全不同,卻都有利於華盛頓或者同時有利於台島某政治勢力。
    連勝文中槍還要有象徵性和“政治效果”,所以“中槍事件”不可以發生在其他場合,而必須是在競選臺上。競選臺上的槍擊案件必然受到全臺灣的重視,屬於必須全力偵緝的案件,那麼除非案犯弱智,是不會選擇這種場合刺殺那位陳鴻源先生的,並且子彈準確擊中連勝文頭部,所以“誤傷”一說大不足信,卻不能不令人產生聯想,而這種聯想(主要又是潛意識聯想)正符合“震懾”目的。目下,檢方卻已經為事件“定調”為“誤擊”——頗有“美式風格”的說法,那麼是不是可以猜測——臺灣司法部門也已經在某種程度上被某大國(美帝)控制了呢?或者被由某大國遙控的台島某勢力(有點繞地)控制了呢?當然,這種事件肯定不是由真正的基督教徒,也不是自由女神的真正信仰者策劃的。
      
      連勝文被“誤傷”,
    臺灣船長被“誤殺”,
    阿里山小火車被大樹“誤砸”
    ——無法準確判斷這一系列事件是不是都出於偶發,本文只能說——這些事件事件之間的“連續性安排”,及事件對美帝戰略部署呈現為明顯的“邏輯有利”,及從概率上看其“意外性”也都太低,及與美帝(白宮、美帝國防部、CIA)的操作風格也夠神似——這些疑問至少可以考驗一番政治場面中的思維邏輯。
    此外,塑化劑事件的第一位“發現者”是一位50歲出頭的婦女,與卡恩事件中的女主角年齡相仿,這是不是也算一種頗具美式風味的,或者“臺北之美系風味”的“巧合性”呢?
      
      如果這些“不都是”巧合,則本文可以大膽預言——在美國的要求下,馬、蔡將有一場火熱的選戰,但選戰會非常之公平、理性。除非國際大勢更變,華盛頓將放棄“三獨框架”而選擇“以顏變促肢解”的針對中國的策略,本文稱之為“颱風策劃”。
    如此,按照華盛頓的意願,明年(2012)春季台島選戰中的勝者“必將”是馬英九及其國民黨,然後,在國際形勢之適當時機——或者借選戰餘熱,或者在馬英九威望大盛之時,華盛頓“導演”的“顏變”大戲將進入高潮,而先于大戲高潮的,將是美國攻擊中國金融與經濟,製造對北京不滿的民眾情緒,以及,“美分黨”和“新臺幣黨”將聯合發動網路“輿論戰役”。
    大戲高潮之前後,還會出現的大事件有——新疆、西藏將會同時出事;
    印度在美國鼓動下壓迫巴基斯坦從而威脅中國能源安全,再從而華盛頓可以引誘歐盟聯手攻擊中國金融;
    朝鮮半島問題出現於中國不利之局面,等。
    以本文觀點,這些就是華盛頓的戰略安排,而台島上的馬英九及其國民黨正是華盛頓這一全盤陰謀的核心機樞。當然也有可能在美帝的“慷慨授意”下,馬英九將命令台軍趕赴南海收復部分失地,或堅守部分島礁,而美國將保持中立卻又可能暗中相助臺北,得到“南海禮物”或僅僅得到“南海面子”的國民黨和馬英九由此可以在大陸聲譽更隆……
      
      在需要鼓勵北京“改革開放”政策時,美帝出臺了“台毒政策”;
    當需要以“顏變”入手來“肢解中國”這一大政策形成時,美帝開始(旨示)推升“不統,不獨,不戰”的國民黨,而打壓“台獨”的綠營。“不統,不獨,不戰”這三個辭彙顯然太過模棱三可,邏輯矛盾,三個辭彙之後應該還有幾個辭彙不好言明,更不好意思言明,因為馬英九的藍營不可能不暗中準備、儲備一個或多個“台海問題解決路徑”,除非他們腦子的確當機了同時還秉持了對台島民眾不負責任的態度。
    當然,美帝也不會讓“台獨”銷聲匿跡,因為利用“台獨”勢力才能控制“不獨”的國民黨,也針對北京把“台毒”做成可供華盛頓反復使用的籌碼,和牌面詭異的千牌,以圖吃定北京。從中華傳統和意識形態之“法理”上,北京不得不把“美國不支持台毒”作為中美關係之底線,更關鍵的邏輯是,華盛頓對“台毒”實際所持的支持態度時時撕扯著中國版圖,牽扯到西藏、新疆問題,這是中國必須打定這一“台海底線”的邏輯前提。但是,華盛頓也可以反向一推,以“和演”促肢解,玩太極推手。具體到這次南海問題,華盛頓的“太極推手技術”就表現得爐火純青——
      
      白宮約見達賴事件發生在(2011)7月17日(僅提前一天正式公佈預約消息),而新疆和田襲擊派出所事件發生在(2011)7月18日——兩個事件在時間僅相隔1天,兩者當然不是孤立事件,而是所謂“三獨框架”或者“颱風框架”內的事件(新疆恐怖事件需要作案者提前準備,而約在10天前即7月7日,美國會眾議長博納、眾議院民主黨領袖佩洛西等國會議員已經集體會見了達賴),兩事件的“警告性意味”是很濃的,且這個“警告”是同時給北京、臺北的:
     

     對北京的警告內容是——如果中國執意且明確地堅持南海立場,華盛頓將可能立即啟動“三獨框架”(實際上是“以顏變促肢解”的“兩獨加顏變”框架),而其中的博弈邏輯是——給馬英九及國民黨一個可以向北京做辯解的臺階——臺北沒有參與這次“三獨”陰謀,還承受了來自華盛頓的壓力,那麼至少在此時,北京也就無法指責臺北和給臺北(在南海協同問題上)施加壓力了。
      

    華盛頓對臺北的警告是——如果馬英九向大陸靠近,在南海事務上幫助北京,則華盛頓可以拋棄藍營,轉而支持蔡英文的綠營,去真實地啟動“三獨框架”。雖然臺北放棄了守土職責,但兩個事件為臺灣向美國做出的妥協做了掩人耳目的工作,馬英九的南海政策沒有影響到馬先生及國民黨在陸、台民眾中,和在傳媒介面上的聲望。當然,北京和臺北也應該明知華盛頓推出“達賴進入白宮”和“新疆襲擊派出所”事件多半出於虛晃兩槍,華盛頓全面實施其“三獨框架”或“此顏變促肢解”的“颱風計畫”還不到華盛頓認為滿意的時機,所以“起訴李登輝”事件也幾乎在同被時推出來,作為給台島藍營的“大禮”。
      
      華盛頓先允許臺北拆掉綠營的一個根基——台毒教父李登輝,作為籌碼,換取執政的馬英九政府放棄南海動作。而當南海風雲暫息,李登輝的問題又變得不那麼嚴重了,李又開始頻頻露臉了,即,華盛頓還是要用“台毒牌”來制約藍營政府,而此前與藍營政府交換的籌碼只是“台毒”這塊大籌碼上的一塊邊角料,華盛頓可以隨時重新修復這塊籌碼。李登輝垂垂老矣,最後一點可利用價值也被美帝榨取,不知道這會不會動搖他那顆當初決定給華盛頓政治家當跟班的萌萌的小心肝兒,還要像史上那些即使失敗鳥也要保持自信滿滿的外表形象的政治家一樣,在潛意識夢界把自己打扮成滄桑角色,白天則要把自信形象扮演到底,騙一騙台島上某些成年男蘿莉,女粉絲神馬的,還能在陳水扁、馬英九身上看見自己當年的影子,耶。
      
      所謂“三獨框架”的確可以視為一個框架,但它卻只是美國+國民黨在行動路線上的一個半真半假的招式,作為賣給中國和世界輿論的一個欺騙性框架,一個“贗品戰略圖”,而明修棧道,暗度陳倉才是它們積極推動的主線戰略。“顏變”路線上,國民黨當然不會大喊大叫,更可能,現在看來正是——明修經濟和民間交流,暗度政治,而以網路輿論和傳媒市場為重點去興風作浪。常凱申,國軍,甚至黃世仁的名譽都在強勁反彈中,影視畫面中,“民國主題”熱潮不疲且場景多半發生在商鋪、別墅和地主大院裏,主角必須是民族資本家與或偽風流,或扮倜儻的富貴公子、小姐,因為大陸右右製片人、搗眼是不反對胡漢三回鄉的。(至於文本作者為什麼選擇革命立場,請參閱本人另外的政治文論)

      而所謂“馬英九是隱獨”這種看法也不在正確的理解路線上,可能也正是華盛頓和國民黨故意釋放給大陸的“誤導性資訊”。
    華盛頓的陰謀應該是——如果不能在國民黨主導下統,則臺灣獨。但這個“獨”首先又不是“台獨”,而首先是——美帝將中國肢解成若干部分(看起來其目標至少是新疆、西藏、內地),而馬英九可以得到大陸的前提條件是——美帝需要他的國民黨能提供給美帝用以“肢解”中國所需要的“顏變”能量。然而且慢——除非紅黨恢復到十分強勢,美帝就不會允許台島政治勢力染指被肢解後的“內地”,因為在美帝看來,台島的“民主政治”相對“成熟”,“民主資源”相對豐厚,美帝是不會允許大陸免費獲得這種“成熟果實”的。那麼馬英九的大運——如果有的話,就還在台島。這樣美帝至少會四分中華。所謂“飛鳥盡,良弓藏”。制服小白兔,還需要走狗麼?
      
      美帝在檔層面不支持台毒,卻在某些實際操作層面支持台毒,華盛頓那是一顆賊心,兩手準備——在美帝的等待中,各屆華盛頓政府是都做了戰略儲備的。美帝正在把它的“戰略設計方案”強行推銷給中國——如果美帝認為台毒對中國的傷害更大,就在台毒路線上發力;如果認為“顏變”對中國傷害更大,就選擇在“顏變”路線上集中給力。華盛頓的策略是把臺灣問題一飯兩吃,既蒸且煮,而且讓台島民眾以狂熱的“選票民主”的方式自己蒸自己or煮自己,美帝則不著痕跡。華盛頓還把是否支持台毒做成一個籌碼,反復吃定北京,這又包括——把“三獨框架”和“颱風策劃”作為一明一暗的兩個要在某一關鍵時刻以掀起“風暴”的形式去實施的真假“戰略圖”,來引誘北京和中國社會輿論,卻暗中隨機翻轉牌面,向北京,向中國多次索要戰略利益。美國對台軍售則給台島統、獨兩派政客們同時打雞血,讓他們不致於面對大陸之大,包括道義之大,失去政治面貌而消沉、崩潰。當然,華盛頓的這種戰略設計也出於美帝這個國家的性質——它逐漸成為一個金融-軍工複合體,軍火商不斷給華盛頓施加壓力,華盛頓的戰略設計需要同時照顧到軍火商的利益,故而,華盛頓選擇既在對台軍售中讓美國軍火商賺取巨額利益,又以或支持,或限制對台軍售來迷惑世人和輿論。
      
      可以看出,台島的政治格局基本在“按照”華盛頓所“設計”的意圖在行走,近幾年中這種態勢“尤為明顯”,一場“政治颱風”正在華盛頓-臺北醞釀中。
    當初起訴陳水扁,和現在起訴李登輝都是針對性的“限制性的封口令”,而從近期綠營的“海峽態度”看,綠營也有意在“等待時機”,以圖在整個中國“借殼上市”。自然,這種姿態也明確反證了當年綠營竭力製造“台毒議題”之目的不過為了選戰需要。而通過“(民主)選戰”,華盛頓遠遠地“控制著”台島政治大局,也恐怕很多台島重要政治人物都有“把柄”被華盛頓及其設置在台島上的某機構所握有。面對如此現實,不知道身為西方政治學學者的蔡英文有何心得,有木有做筆記?蔡英文看向馬英九的眼光中有木有“惺惺相惜”,或者基於瓊瑤小說情節的同病相憐般的感應?近期,在涉及兩岸關係問題的言論中,蔡英文的表達很是模糊,讓台島輿論界及綠營內部“思想界”很感莫名其妙,並因而指責她不知所云。那麼看看蔡英文的下述言論,應可察知蔡英文的言語能力已經陷於窘境,並之所以讓她的言語陷於窘境的綠營在台島新的政治格局中的更加窘迫的地位——
     

    “很多的政策都會按部就班,時間到了就會對外說明,希望選民或關切不同議題的人,都能更深入去瞭解。”
      “我在兩岸關係講不清楚,這是有人故意不去看清楚它”
      “你不要期待用傳統的方法來回答你的傳統問題,只要看清楚,問題本質都在裏面”。
      ……如果民進黨執政,要與對岸建立一個“可長可久的架構”。
      強調外資認為民進黨執政,兩岸政策改變不大,和國民黨想操作的氛圍不一樣。
      “有些事要執政時才能處理,等時間到了就會說明。”
      

    作為政治學學者,蔡英文的學問當然不是白給的,但她在話語之間頗有不便之處,而在兩岸關係這種大議題上她又無權保持沉默,媒體追問下她只能如此囫圇搪塞罷了。在本文看來,其言語間潛在的意思不吝在影射——在兩岸關係問題上,馬英九比我危險得多……作為綠營領袖,這種意思她不能明言,而她意圖改換綠營之兩岸關係問題立場的“大手筆”設想也更多基於華盛頓已經做出的“戰略轉換”所造成的新的台島政治局面,意在為綠營贏取政治前景,也意圖獲得華盛頓“戰略局”在新戰略框架內的“青睞”,最好能在華盛頓新的“台海策劃”中成為主角,故而其胸襟也就尚未拓展到一島視野之外,和西方原產的“自由資本主義”視野之外。也所以,大陸要求綠營根本性地放棄“台毒”立場,這是政策層面所決定的,也出於博弈需要,即,大陸希望綠營轉變根本立場,從而讓美帝用以反復吃定北京的“千牌”失效(至少失掉雙面性),那麼蔡英文對大陸的羞答與委婉——就算可以理解為暗遞秋波,其成色就還不足得很——還在“華盛頓框架”之內,而不是基於“中華框架”和“全球反殖民框架”。
      
      當年,正當志願軍在“抗美援朝戰爭”中面對“聯合國軍”時,企圖“反攻大陸”的國民黨政府這個“反對派”在臺灣島上,而不是處在共和國“腹內”。現在,臺灣經濟倒是一半在大陸“腹內”,而美帝“預圖剝奪”15億中國人民生存資源而在南海搞針對中國的對抗,只會讓美帝可利用的中國“腹內”的“反對派”悄然遠離美帝(當然還會剩下一些特別無賴的渣滓型“反對派”和投機分子),這與美帝的長遠戰略設計——“和演”和“肢解”中國之目標不符,因為“和演”和“肢解”都需要利用中國的“反對派”去施展與美帝正在中東搞的“阿拉伯之春”相類似的“下臺政治”。那麼對於華盛頓的戰略設想,台島上的政治勢力就堪當大用了。那麼也可以說,即使南海上中國與美國的對抗以平手收局,北京也已成“決勝”之勢——能夠“消滅”大量境內的潛在“反對派”,從而也把華盛頓的“顏變”戰略化解於無形。
    然而南海問題頗為複雜,怎樣的南海“勝勢”又不僅涉及主權問題,就此,華盛頓選擇的策略是——把可能出現的中、美南海對抗壓制在萌芽狀態,即,除了不使中國獲得應有的能源安全,也把北京試圖通過南海問題順便突破台海局面的意圖壓制在萌芽狀態,還讓中國大陸境內的潛在“反對派”不對美帝失去“愛好”,其方法是“影響力戰術組合”,關鍵點則是壓制住臺北,然後在6月14日搶先聲稱“美國在所有問題上都站在菲律賓一邊”—— 塑化劑事件、臺灣船長被美軍誤殺事件在時間上早於美國在南海問題上做表態(甚至現在華盛頓的表態及其真實態度也故意透露出不明確性),從而美帝提前壓制了台島民眾的心理,也把大陸內部潛在“反對派”的可能因南海勢態而產生的對美帝的不滿情結化解在“未萌芽狀態”,也讓台島民眾、輿論在潛意識層面就無望於、不敢於向美帝做鬥爭,從而美帝可以搶佔台-美關係之底線——6月14日,美國駐菲大使就不斷升級的中菲南海爭端緊張局勢表示,美國將支持菲律賓,並稱“美國在所有問題上都站在菲律賓一邊”。
      
      由於臺北退縮,華盛頓令菲律賓以“可能獲得美帝的實質性支持”為預設,菲律賓保持了表面的高調,而中國並沒有直接、明確增加對菲律賓方面的壓力,總體上卻也沒有轉為低調,所以越南示弱了——因為中國可能的重點出擊可以在越南、菲律賓之間做兩選,在臺北消極態度出臺之後,即北京失去借台島力量制約菲律賓的可能性之後,中國選擇越南方向做重點警告的概率就急遽增高了。中國的收穫是威懾住了越南這個南海周邊的主要“問題國”,和保持了南海現狀。
      
      俄羅斯也樂於中國在南海維持現狀,因為俄羅斯憑藉石油供應可以繼續對中國施加壓力,換取籌碼,同時,南海經歷了567月的政治升溫,中美在南海加深了對抗性,這對俄羅斯在全球“四方大博弈”格局獲取更佳位置可謂有利無弊。
      
      馬英九及國民黨則拿到“好大一個政治遠景”,又在選戰中得到美帝的具體支持(允許馬英九拿下李登輝,或者也為藍營提供了關於李登輝貪污的情報),馬英九妥協了。然而美帝隨時可以更改對藍營的支援策略,仍然可以再啟動“三獨框架”並把它做大、做開,當然又不須“做真”。或者,如果美國不敢逼迫中國去“選擇”經濟硬著陸,那麼“三獨框架”被美帝重新推動的機會就不減多少。這種“兩手準備”所形成的態勢對於華盛頓來說不吝又是一件可以隨機置換方向和變更重量的籌碼,可以用於影響北京怎樣出臺新的金融策略與經濟政策。
      
      中國的“妥協”主要是向臺北的“妥協”,北京不希望臺灣走台毒路線,也不想失去國民黨對綠營的制約力,不想讓臺灣民眾說——北京怎麼能不歡迎國民黨的親和大陸的政策?所以北京對“國民黨藍營向美帝做出的妥協”表示沉默。當然北京也無法出示藍營向美帝妥協的證據——雖然北京也可以用可能找到的證據,和有技術含量的言論指責來牽制馬英九的大陸政策——但即使北京有證據,也很難讓馬英九承擔“南海問題”上的責任,因為這與“南海示強”相矛盾,好像中國海軍真的怕了美軍艦隊似的——大博弈中,首先不能輸在這種輿論層面、心理層面上。
      
      當然,南海的相對平靜和中、美的“相對低調”還取決於“四方博弈”之即時運演,在“四方博弈”的現時局面下,美帝至少在當下的“四方博弈態勢”中還不敢正式和全面啟動“颱風方案”(以“顏變”促“肢解)。同時,美帝在中東搞的所謂“阿拉伯之春”即推廣“反對派政治”的國際政治運動本來也有另一個針對性目標——中國,美帝搞“致亂中東”是要與“颱風方案”相策應的,但所謂“阿拉伯之春”正處於僵執狀態中。也所以,當南海問題升溫,也當菲律賓不敢逞強,尤其當越南謀求與中國和解,華盛頓感到中國在南海仍然可以贏得局面的時候——7月17日,達賴進入白宮了,緊接著第二天,新疆發生匪徒襲擊派出所事件(華盛頓提前一天確定達賴入白宮的時間,因為他們可以預知兩天后的“新疆派出所事件”勢必會發生,不會半途而廢了。而“達賴事件”先於且僅先于“新疆派出所事件”一天,這就等於警告北京——兩件事是由我們白宮策劃的)。華盛頓之所以敢於如此“試著啟動”“三獨方案”或者隱蔽地啟動“颱風方案”,除了華盛頓可能已經“高控”臺北政治,或者試圖讓北京相信它已經在相當程度上控制著臺北政治,關鍵也在於——美帝在利比亞、阿富汗和整個中東地區的大博弈中至少沒有輸掉大勢,而美元對歐元的“貨幣戰爭”進程也可滿意,甚至有所斬獲(在利比亞問題上美國對歐盟增加了控制力,等)。華盛頓做給北京的姿態是——如果中國強行去收回南海利益,雖然華盛頓不需要,或者不可以與中國在南海進行正面對抗尤其是軍事對抗,但美帝可以提前啟動“颱風方案”,權作“試運演”,這也是美帝可以接受的,但對於中國總意味著切實的威脅。
      
      通過新疆派出所事件和西藏事件(達賴入白宮),華盛頓也是試圖在東盟會議期間給中國製造壓力。然而在華盛頓看來,東盟會議後,或者中國至少維持了南海現狀即保留了能夠做策略選擇的主動性空間,或者中國仍然會在南海主權問題上態度堅定,而解放軍的海空軍對菲律賓,海陸空軍對越南仍然構成強大壓力,和可以憑藉提升軍事技術而增加這種壓力——那麼華盛頓基於這樣的預判,恐怕不會不做出有針對性的預案,那麼這個預案是什麼呢?這就是本文本著“大膽猜想,暫無法求證”的原則,要提示出另外一個“巧合性”事件,即723動車事故——
      
      儘管中國高鐵建設構成談不上完善,但高鐵令中國民眾對祖國強盛這一大趨勢信心陡增,也增加了北京的社會威望,這對西方勢力的“顏變”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