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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KULTRA行動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會」的秘密經費支援,同時該行動的掩護計劃也得到了納爾遜·洛克菲勒的秘密撥款,當時納爾遜是艾森豪威爾政府 中負責衛生、教育和福利的助理國務卿,後來擔任總統冷戰戰略和心理戰的特別助理。除了用藥品進行心理控制之外,“MKULTRA行動”還包括研究有效宣傳、“洗腦”、公共關係、廣告、催眠以及其他影響他人的方法

20世紀60年代,美國情報界的一些人開始注意到秘密進行“政權更叠”的全新方式。

從塔維斯托克到「蘭德公司」

1967年,倫敦研究人體關係的塔維斯托克研究所所長弗雷德·埃米尼博士,一位電視“催眠效果”的專家,聲稱當時出現的“年輕人群體”新現象(類似在搖滾音樂會上出現的那種情形)可以有效地重新被加以認識和利用。他深信可以此來“推翻”敵對或不合作的政府

埃米尼在塔維斯托克研究所期刊《人際關係》發 表了一篇名爲《今後30年:概念、方法和預期》的論文,該論文討論了這種現象的潛力,將它與“造反性的歇斯底里”這個概念聯繫起來這就是後來「(美軍情特御用智庫)蘭德公司(Rand)」提出的蜂擁”戰術

第二章 控制歐亞大陸

顔色革命和“蜂擁”行動


“通過投票箱和公民抗議來“製造”民主是如此有效,這已經成爲一種贏得他國選舉的成熟模式。”
——艾恩·特裏納,倫敦《衛報》,2004年11月26日

華盛頓“策動”“顛覆活動”的新利器

2000年,在前南斯拉夫塞爾維亞共和國的貝爾格萊德爆發了一場“運動”,其來勢之猛猶如晴天霹靂。這場運動標誌著美國進行“秘密戰爭”方法的改變

它使用了至少自1968年5月法國爆發學生運動,最終使美國的敵人、法國總統戴高樂下臺時就曾運用的那些“手法”。美國「蘭德公司」的軍事戰略學家將這種“手法”稱爲“蜂擁”,即像一群發起進攻的蜜蜂一樣採取行動

米洛舍維奇成了“美式民主革命”的“犧牲品”在貝爾格萊德,有一些特別的“非政府組織(NGOs)”,這些組織“表面上”看是“私人”的,但“實際上”是美國國會和國務院花錢創辦的,尤其是「國家民主基金會(NED)」和它的兩個分支——「國際共和黨研究所(IRI)」和「國家民主研究所(NDI)」。這些“非政府組織(NGO)”“策劃”和參與了運動,用美國納稅人數百萬的錢,“製造”了以“非暴力改變”爲目的的“人造運動”。


《華盛頓郵報》作家邁克爾·多布斯對貝爾格萊德發生的事情進行了第一手描述。

事件開始於一年多以前,1999年10月的一個秘密會議

貝爾格萊德——在一間光線柔和的會議室裏,美國民調專家杜格·舍恩在前上方的螢幕上展示了對840名塞爾維亞人的深度民意統計資料,講解一項“推翻”歐洲最後僅存的共産主義統治者的戰略綱要。

他向塞爾維亞傳統上那些性情急躁的反對派領導人傳遞的資訊簡明有力。米洛舍維奇4場失敗戰爭、2次嚴重的街頭抗議、北約78天轟炸和10年國際制裁的幸存者,“完全沒有能力”應對一場組織嚴密的選舉挑戰。民調顯示,關鍵在於反對派是否團結。

1999年10月,由舍恩主持講解的這個秘密會議,後來成爲一個重大事件,指明了在一年後導致米洛舍維奇下臺的“選舉革命”的方向它也標誌著美國將外國領導人“搞下臺”的重大努力的“新開始,此次行動不是訴諸在伊朗和危地馬拉等地通過「中央情報局」採取秘密行動的手段,而是運用現代選舉活動的技巧。

儘管美國花費4100萬美元在塞爾維亞“構建民主”這個事件的大致輪廓已經衆所周知,但對美國內、外數十個關鍵參與者的採訪表明,這個事件要比以前報道的更複雜、涉及面也更廣。

在那次秘密戰略會議的12個月之後,幾乎在反對米洛舍維奇運動的每一個方面,美國出錢雇傭的顧問都在幕後起到了關鍵作用——舉行跟蹤民意調查,訓練成千上萬的反對運動活動分子,幫助組織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平行選票統計。美國納稅人爲5000罐塗料和250萬張印著“他完了”口號的標語傳單掏了腰包, 學生活動分子用這些塗料在整個塞爾維亞的牆上塗寫,“他完了”成爲這次革命的口號

米洛舍維奇的倒臺被許多人認爲是東歐最後的巨大“民主”動蕩,不過以後的歷史書也會寫上這是首個由民調推動、重點清晰的大衆革命從“表面上”看是“自發”的街頭抗議,迫使米洛舍維奇尊重2000年9月24日競爭激烈的總統選舉結果,“實際上”卻是由塞爾維亞的民主活動分子與西方顧問和民調專家“精心設計”的戰略決定了這一切

多布斯報道說,美國政府用4100萬美國納稅人的錢“購買”了米洛舍維奇的下臺。這場運動的中心是美國大使裏查德·邁爾斯的官邸,“經過特別訓練”的人員將“天真的學生”組織協調爲網路,“設法”使這些學生們相信,他們在爲更美好的世界、爲“美國生活方式”而戰鬥

在貝爾格萊德起主導作用的是美國國務院,美國駐塞爾維亞大使邁爾斯進行具體指導,美國“國際發展署”通過商業機構和“非政府組織”的渠道提供資金。這些“非政府組織”有「國家民主基金會」及其兩個分支——與民主黨有關的「國家民主研究所」和與共和黨有關的「國際共和黨研究所(IRI)」

「國際共和黨研究所」爲大約20個反對派領導者參加在布達佩斯希爾頓飯店舉行的非暴力抵抗會議提供了經費。在這個會議上,塞爾維亞學生“接受”了怎樣組織罷工,怎樣用記號進行通信,怎樣克服恐懼,怎樣動搖獨裁政權的權威等方面的“訓練”。“主講教官”是美國陸軍退役上校羅伯特·赫爾威,他與「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研究所」的創建者吉恩·夏普一道工作。這個“研究所”的名稱“很奇怪”,因爲它“所做的事”與其名稱沒有任何關係。赫爾威將夏普稱爲“非暴力運動的克勞塞維茨”,將他與克勞塞維茨這位著名的普魯士軍事戰略學家相提並論。?

高呼“你完了!”口號的學生們所接受的“非暴力戰術”,其基礎是「蘭德公司」對成吉思汗和“蜂擁戰術”的研究。“特工人員”使用從“Google地球”下載的全球定位系統 (GPS)圖像,“指導”經過挑選和“訓練”的領導者後者再通過手機短信來“指導”看似自發的“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抗議活動,從而使軍警防不勝防

美國有線電視新 聞網(CNN)則“總能提前”準備好攝像位置,向世界播放“經過精心攝製”的赤手空拳的年輕和平示威者的形象

在貝爾格萊德推翻米洛舍維奇的“民主抗議”活動中,令人奇怪的是他本人就是民主選舉出來的,新鮮的是使用互聯網,特別是網上聊天室、即時消息和博客文章,以及手機短信,通過這些通信手段可以將“易衝動”和“受人誘導”的“新一代”年輕人,快速組織爲示威的群體,這是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才出現的能力。

你完了!”和2000年貝爾格萊德的顛覆活動,是(美新保守派大將)拉姆斯菲爾德(Rumsfeld)作爲美國國防部長後所實施的標誌性政策在民事中的首例成功運用

注重“運用”“新通信技術”來“快速部署”小型集團,不過是拉姆斯菲爾德“軍事領域變革”思想在民事領域的運用,這種軍事變革的思想就是通過“即時”情報和通信,實現小型集團高度機動的作戰。

一位敏銳的美國分析家這樣描述在此過程中“通信”與“機動”的關係

“‘智慧頭盔’視頻提供即時的總體環境消息,各小隊士兵在它們的幫助下佔領城區,這是軍事的一面。通過手機不間斷地聯絡,年輕人成群結夥地湧向預先選定的十字路口,這是這種作戰思想的民事運用。”

如果說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是拉姆斯菲爾德軍事領域變革思想在軍事上的運用,那麽貝爾格萊德以及隨後發生在格魯吉亞的“玫瑰革命”和烏克蘭的“橙色革命”則是這種思想的民事運用案例。正如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困境所顯示的,許多美國戰略家認爲,民事運用(顏色革命)要遠比軍事(政變)運用更有效。

在“政權更叠”上民事模式與軍事(政變)模式如此相似,並非偶然。前「蘭德公司」戰略學家安德魯·馬歇爾自1974年以來就擔任五角大樓淨評估辦公室主任,他是一個隱士般的人物,就是他在五角大樓的辦公室裏提出了這兩種模式

實際上麥迪遜大街和美國政府只不過是運用和改進了這種模式,“民主”地推翻任何對手,並使世界相信這是爲了追求自由而進行的自發抗議。這是一種十分危險的武器。


塞爾維亞人的“你完了!”革命,是在美國政府通過特定的“非政府組織(NGO)”的扶持、指導和資助下進行的,它標誌著五角大樓和與美國軍方有聯繫的思想庫在當代的改進,其中最有名的是在加州聖莫尼卡的「蘭德公司」的傳統策略。早在1968年5月,美國就曾支援法國學生運動,最終迫使法國總統戴高樂下臺。當時戴高樂是美國冷戰政策和經濟政策尤其是越南戰爭的令人敬畏的反對者。

「中情局」早期的粗暴手段

在組建初期,「中央情報局」使用相當粗暴的手段,對那些華盛頓不喜歡的外國領導人有效地進行了(軍事政變)政權更叠。“(軍事政變)推翻”受大衆擁護並經“民主選舉”的伊朗總理穆罕默德·摩薩德,就是「中情局」在伊朗的特工幹的。「中情局」向抗議示威者提供了少量經費,鼓勵反動的君主制主義者。在危地馬拉,「中情局」應美國“聯合水果公司”的要求,推翻了民族主義總統阿本茲,阿本茲所採取的改善危地馬拉農民生活的經濟政策威脅到美國香蕉種植商的利益。?

在早期歲月中,這就是某些人所謂的美國“非正式帝國主義”的典型方式所有秘密和非法對他國“主權的干涉”,都可以用冷戰中對付所謂的共産主義“威 脅”來進行“辯解。美國在海外的商業利益可能會受到民衆支援的或民主選舉的領導人的威脅。人民支援他們的領導人,因爲他支援土地改革與更強有力的工會,對財富進行重新分配,對外國擁有的産業實施“國有化”,或加強對商業的管理以保護工人或消費者利益。

爲了美國企業的利益,「中情局」通常會在美國企業的幫助下“利用”目標國家的反對力量

首先,「中情局」在目標國家“挑選”“右翼(勢力)集團它們通常是軍事集團,向它們提供一項“交易”:“如果你能維持對我們有利的商業環境,我們就讓你上臺。”

接下來,「中情局」與他們一道努力,推翻現有的、往往是“民主”的政府

中情局」使用的“手段”包括宣傳、操縱選舉、購買選票、敲詐勒索、在當地媒體“編造”對手的性醜聞和“假故事”、滲透和破壞反對政黨、綁架、毆打、折磨、恐嚇、經濟破壞,甚至是組織“謀殺小隊”進行“暗殺

這些“活動”最終發展到“軍事政變”,將某個“親美”的“右翼獨裁者”扶上臺。「中情局」訓練“獨裁者”的安保部隊,以審訊、酷刑和“暗殺”來鎮壓大公司的傳統敵人。受害者被稱爲“共産主義分子”,但實際上,幾乎所有受害者都只不過是農民、自由主義者、持中間溫和政治立場者、工會領導人、政治反對派以及自由言論和民主的倡導者在這種局勢下,接下來出現的典型情形是大規模“踐踏人權

在冷戰期間,智利、阿根廷以及其他“數不勝數”的“親美(軍事)獨裁政權”,就是通過這種粗暴的“模式”“塑造”出來的

杜魯門創造了一個“國家安全國度”

早期曾在華爾街擔任律師的情報人員弗蘭克·威斯納是使用這種“老方法”的典範。杜魯門總統簽署法案,設立「中央情報局」。「中情局」作爲美國的新行政機構,“不受”民主制衡或公衆監督的制約,用“國家安全”這個詞來掩蓋一切。這就是後來變成“國家安全國度”的最初由來,在這個世界裏每一種“難以想象”的犯罪行爲,都將會“掩藏”在“國家安全”的“名義”之下,以及“編造出來“的“全球共産主義顛覆”的威脅之下

1948年「中情局」設立之初,威斯納被招募爲“政策協調辦公室”主任,這個辦公室的名稱是“騙人”的,它“實際上”是「中情局」的秘密行動機構。在「中情局」絕密的職責規定裏,辦公室的職責是:

“宣傳、經濟戰爭、預防性的直接行動,

其中包括秘密破壞、反秘密破壞、公開破壞和撤退計劃;

“顛覆”敵對國家,其中包括幫助地下抵抗運動、支援自由世界裏那些受威脅國家的自發反共組織”。

1948年年底,威斯納組織了“嘲鳥又名嘲鶇,産於美國南部,善於模仿別種鳥的叫聲。——譯注行動”,這個行動的“目標”是“影響”國內、外媒體

1952 年,他擔任「中情局」計劃局局長,掌握「中情局」75%的經費。

他在“推翻”伊朗穆罕默德·摩薩德(民主政權)和危地馬拉的阿本茲(民主政權)(軍事政變)行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中情局」還實施其他秘密行動,包括雇傭殺手實施原始的“暗殺。「中情局」實施的這類“行動”要比有組織暴力犯罪團夥多少複雜一些,不過在某些案例中會直接使用“有組織暴力犯罪團夥”成員。

問題在於,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情局」除掉巴拿馬、危地馬拉等國“受大衆歡迎”的領導人的方法,儘管都在對抗“不信仰上帝的共産主義傳播之戰的“名義”下進行,但效率並不高,通常還會造成對美國的不利影響,最終華盛頓往往得不償失。一旦被心懷嫉妒的聯邦調查局局長埃德加·胡佛或被外國媒體曝光,美國這個一向所謂的“自由燈塔”就會黯然失色。

不受任何控制的「中央情報局」在推進自己版本的“美國世紀”時,可以達到匪夷所思的程度。

1953年在納爾遜·洛克菲勒領導的健康教育與福利部的秘密經費支援下,「中情局」實施了代號爲“MKULTRA”的行動該行動受外國“洗腦計劃”的啓發,進行心理控制試驗,在美國人身上使用包括受管制的麥角酸二乙胺 (LSD)和其他藥品,接受實驗的人並不知情或違背這些人的意願,這種試驗後來導致幾個人自殺。

MKULTRA行動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會」的秘密經費支援,同時該行動的掩護計劃也得到了納爾遜·洛克菲勒的秘密撥款,當時納爾遜是艾森豪威爾政府 中負責衛生、教育和福利的助理國務卿,後來擔任總統冷戰戰略和心理戰的特別助理。除了用藥品進行心理控制之外,“MKULTRA行動”還包括研究有效宣傳、“洗腦”、公共關係、廣告、催眠以及其他影響他人的方法

20世紀60年代,美國情報界的一些人開始注意到秘密進行“政權更叠”的全新方式。

從塔維斯托克到「蘭德公司」

1967年,倫敦研究人體關係的塔維斯托克研究所所長弗雷德·埃米尼博士,一位電視“催眠效果”的專家,聲稱當時出現的“年輕人群體”新現象(類似在搖滾音樂會上出現的那種情形)可以有效地重新被加以認識和利用。他深信可以此來“推翻”敵對或不合作的政府

埃米尼在塔維斯托克研究所期刊《人際關係》發 表了一篇名爲《今後30年:概念、方法和預期》的論文,該論文討論了這種現象的潛力,將它與“造反性的歇斯底里”這個概念聯繫起來這就是後來「(美軍情特御用智庫)蘭德公司(Rand)」提出的蜂擁”戰術

英國軍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創建了“塔維斯托克研究所”,作爲英軍的心理戰”研究機構。1921年,貝德福德公爵和塔維斯托克侯爵爲該研究所單獨提供了一幢樓來研究一戰幸存英軍士兵的彈震症。這項研究的目的“不是”爲了幫助這些飽受精神創傷折磨的士兵而是研究人在壓力之下的“崩潰點”。英軍“心理戰局”指導這項研究工作。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曾一度參與了這個研究所心理分析方法方面的工作。

二戰後,「洛克菲勒基金會」撥出經費,與陷入財政困境的“塔維斯托克研究所”進行合作,研究美國運用得越來越多的“心理戰”活動得到「洛克菲勒基金會」經費支援的新組建的“塔維斯托克人體關係研究所”,此時的“使命”是“研究在和平條件下的社會精神病學,類似於在戰爭時期軍隊遇到的問題”。

後來的事態表明,此次轉變的意義極爲重大。

“塔維斯托克研究所”立即在美國開始了工作。該所的首席研究員庫爾特·盧因於1945年來到麻省技術研究所,設立了群體活性研究中心。盧因對在群體環境下影響個體的過程進行科學研究非常感興趣。1948年盧因去世後,該中心遷到了密歇根大學,更名爲社會研究所。

費雷德·埃米尼在1967年提出的概念很快在「北約」利用“蜂擁的年輕人”“推翻”法國總統戴高樂的事件中得到印證——1968年5月「中情局」指導了法國學生的暴動。這只不過是在接下來的35年裏美國情報機構所進行的“一系列顛覆行動”的最初彩排,但它展示了埃米尼所提觀念的效力

加德滿都的搖滾錄影

1989年年底,在俄亥俄州凱斯西儲大學舉行的“全球管理社會創新專案”會議上,費城“沃頓金融學院”一個研究領域爲社會體系結構的教授,霍華德·珀 爾馬特博士,他作爲塔維斯托克研究所埃米尼博士緊密的追隨者,強調說“在宗教色彩濃厚的加德滿都推廣搖滾音樂”,是傳統文化可以被“瓦解”的適當比喻由此産生了珀爾馬特所謂“全球文明”的可能性

爲了實現“瓦解”傳統文化必須做的兩件事,他強調說,

首先要“構建由國際和以地區爲活動重點的組織所構成的國際網路”,相當於今天的“人權組織”和其他“非政府組織(NGO)

其次要“通過大衆傳媒把某個地方性事件轉變爲幾乎同時在世界各地均有影響的全球性事件”。

珀爾馬特的“觀念”包含了美國現代版“政權更叠”的核心內容進入新世紀後它將在中歐以“顔色革命”聞名

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靠政府出資運營的「蘭德公司」 在運用資訊技術秘密挑動“政權更叠”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研究成果

1997年「蘭德公司」研究人員約翰·阿奎拉和戴維·隆菲爾特研究了資訊革命的含義,其中包括通過電子郵件、移動電話聯繫起來的網路組織的優勢及蜂擁的潛在價值,把資訊技術的技能作爲進行戰爭的關鍵方式。

從塞爾維亞、格魯吉亞到烏克蘭的“蜂擁行動”……

在美國國務院和情報界看來,2000年成功地把頑固的米洛舍維奇從總統職位拉下來,證明它們實施“秘密政權更叠”的新方法是有效的這看上去這似乎是 “消滅”與美國政策作對的他國政府的“完美模式”,至於某個政府是否受老百姓擁護或是否經“民主選舉”産生則“無關緊要

面對五角大樓的“蜂擁”新戰爭方式和「蘭德公司」的“顔色革命”技巧,任何一個政權都可能是脆弱的。
在成功“督導製造”了塞爾維亞“你完了!”革命幾個月之後,美國大使邁爾斯被派遣到了下一個崗位,來到中亞高加索山區的小國格魯吉亞共和國。按照常規, 被委派到前蘇聯時代刻板的老官僚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統治下的小而閉塞的格魯吉亞,在美國國務院系統的職業道路上會被認爲是不受重用。但對邁爾斯大使來說完全不是這麽回事他的“使命”是在格魯吉亞的第比利斯“再現”貝爾格萊德的革命。在第比利斯,邁爾斯對時任格魯吉亞司法部長、美國“培養”出來的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畢業生格魯吉亞人薩卡什維利“耳提面命”,“指導”他怎麽把謝瓦爾德納澤“搞下臺”。


邁爾斯得到了與美國政府有聯繫或由政府出資的“非政府組織”的大量幫助其中包括『國家民主基金會(NED)』自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每一個“對外顛覆”或“政權更叠”行動都有這個“機構”的影子。提供幫助的還有美國億萬富翁喬治·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基金會」以及位於華盛頓的「自由之家「自由之家」成立於20世紀40年代,是「北約」的“宣傳機構”,2001年它的領導人是「中央情報局」前局長詹姆斯·伍爾西

除了「蘭德公司」精心構思的使用短信和手機的“蜂擁”技巧,夏普也把非暴力作爲一種“戰爭方式”進行研究。對“非政府組織(NGO)”的運用而言,美國國務院策動“顛覆活動”的方法大體上與1986年在菲律賓推翻費爾南多·馬科斯總統、1989年的天安門動亂,以及1989年哈維爾在捷克斯洛伐克搞的“天鵝絨革命”類似

在1989年天安門動亂期間和前後,夏普的「愛因斯坦研究所」和索羅斯的“中國改革開放基金會”都摻和了進來。夏普承認在動亂發生的幾天前,他到過北京。中國政府當時譴責索羅斯的“基金會”與美國「中情局」有聯繫,要求它離開中國。

時任“美國駐華大使”(中情局資深特工)李潔明,出生於中國青島,在美國「中情局」工作了25。李潔明畢業于耶魯大學,和他的「中情局」以前的同事老布希(布希一世)一樣,都是秘密而又勢力強大的耶魯校友會“骷髏會”的成員。多年後,在瑞士舉辦的一次會議上,李潔明與本書作者進行了私下交談,他對老布希(布希一世)總統在批評中國對天安門動亂所採取的正義行動最初表現出的猶豫不決極爲不滿。(中情局資深特工)李潔明的“這番話”表明,他在這次動亂中所扮演的“角色”非同一般



有關「索羅斯基金會」在中國惹出的亂子在1989年的《華盛頓郵報》上有所報道

夏普的「愛因斯坦研究所」“傳授”所謂的“非暴力戰爭方式”技巧,在培訓從前的華沙條約國家和亞洲各國的青年運動中起到了關鍵作用。喬納森·莫厄特研究員的研究表明,除其他來源之外,夏普的「愛因斯坦研究所」的部分資金來自「索羅斯基金會」和美國政府的「國家民主基金會(NED)」。

在「愛因斯坦研究所」的機構網站上,該“研究所”“承認”曾積極參與在緬甸、泰國、拉脫維亞、立陶宛、愛沙尼亞、白俄羅斯和塞爾維亞的民主組織和反對派進行的抗議活動它“選擇的目標國家”與美國國務院在不同時期要進行“政權更叠”的國家完全一致,這並非巧合。正如古希臘寡頭執政者所洞悉的那樣:“民主”是一把雙刃劍,可以“操縱”民主,“利用”憤怒的大衆的怒火來對付對手

夏普的“研究所”在塞爾維亞策動“你完了!”抗議活動期間,其顧問裏有資深美國情報專家,如負責情報的美國駐歐洲陸軍司令部前副參謀長、「中央情報局」長領導下的“國家情報委員會”成員、退役陸軍少將愛德華·阿特基森。阿特基森將軍還曾任職於美國國務院政治軍事事務局,其顧問裏還有赫爾威上校以及防務資訊中心主任前海軍少將吉恩

烏克蘭的“橙色革命”

2004年1月,接受美國教育(培養)的37歲新總統薩卡什維利就任後,格魯吉亞宣佈了加入「北約」的意願。

■參與“橙色革命”的民衆在烏克蘭首都基輔的獨立廣場上集會

在格魯吉亞成功實施“玫瑰革命”數周之內,美國國務院和“非政府組織”團體瞄上了烏克蘭和數百年來古老俄羅斯的歷史中心基輔。

烏克蘭與俄羅斯在經濟、社會和文化上關係密切,尤其是烏克蘭東部地區,實際上很難將烏克蘭與俄羅斯區分開來。絕大多數從俄羅斯西西伯利亞到德國、 法國和西歐國家的天然氣輸氣管都要經過烏克蘭。從軍事戰略的角度看,加入北約的烏克蘭,而不是中立的烏克蘭,將對俄羅斯構成致命的威脅。而這卻正是布希政 府夢寐以求的東西

“顔色革命”和石油管道地緣政治

看看歐亞大陸地圖就會發現,2000年後華盛頓發動的那些“顔色革命”呈現出一個清晰的模式。顯然,它們的“目標”是“孤立”俄羅斯,最終“切斷”俄羅斯的經濟生命線——將烏拉爾和西伯利亞的天然氣輸送到西歐國家和歐亞大陸的石油和天然氣管道網。■


俄羅斯天然氣管道

2004年,華盛頓在格魯吉亞和烏克蘭“得手”之後,俄羅斯總統普京採取行動對「北約」的西歐國家迫切需要的一項俄羅斯戰略資産——能源——進行中央化控制。俄羅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氣輸出國,其他天然氣輸出國的産量遠遠落在其後。

截至2003年,俄羅斯已經成爲繼沙烏地阿拉伯之後的世界第二大石油輸出國。在前蘇聯時代,烏克蘭、格魯吉亞、俄羅斯、哈薩克斯坦、阿塞拜疆和前蘇 聯其他地區的經濟是完全一體化的。20世紀90年代初前蘇聯瓦解之後,石油、天然氣管道及對外輸送路線仍然存在。烏克蘭和前蘇聯其他地區繼續得到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Gazprom)提供的天然氣,其價格由於得到俄羅斯政府的補貼,遠遠低於俄羅斯供應給西歐的油氣價格。

歐亞大陸管線戰爭

前蘇聯解體之後,華盛頓對中亞侵略性政策的背後意圖,簡單地說就是控制能源。

■里海管道線

只要俄羅斯還有能力通過它的戰略王牌—龐大的石油和天然氣儲備——來贏得西歐、中國和其他地區的經濟聯盟,俄羅斯就不可能在政治上被孤立。形形色色的“顔色革命”,“目標”都直指“包圍”俄羅斯,“切斷”或有望在將來切斷俄羅斯的對外輸出管線。由於俄羅斯以美元計價的外貿收入60%以上來自石油和天然氣出口,美國領導下的「北約」的這種“控制”等同於“卡住”俄羅斯的經濟命脈。
在格魯吉亞共和國發生的“顔色革命”,以及由美國“培養”出來的新總統薩卡什維利領導的將格魯吉亞拉入「北約」的努力,都是確保一條新石油管線計劃的一部分通過這條新管線可以獲得靠近阿塞拜疆巴庫的里海的豐富石油儲備。20世紀90年代初前蘇聯解體後,英國石油公司取得了開採靠近“巴庫”的巨量里海近海油田的牢固主導權。早在克林頓政府時期,在華盛頓的支援下,英國石油公司BP就曾想方設法地尋求建造一條避免通過俄羅斯的石油管線。由於多山的地形,唯一的線路是從巴庫取道第比利斯附近穿過格魯吉亞,經黑海到達北約成員國土耳其,在此土耳其可將該管線連到地中海港口傑伊漢。

■歐亞石油管線英國石油公司最早將巴庫傑伊漢管線稱爲“世紀工程”

在克林頓政府時期,布熱津斯基是英國石油公司顧問並從英國石油公司獲得報酬,因此他遊說華盛頓支援這條管線。1995年,正是布熱津斯基代表克林頓總統來到巴庫,與阿塞拜疆總統蓋達爾·阿利耶夫舉行非正式會晤,目的是協商新的獨立的巴庫石油管線,其中包括後來的巴庫第比利斯傑伊漢管線,BTC 管線


美國阿塞拜疆之間的紐帶

布熱津斯基還是有勢力但不太爲人所知的美國阿塞拜疆商會(USACC)的理事會成員。這個理事會的主席是埃克森美孚公司高管、埃克森美孚勘探公司總裁蒂姆·塞加卡。除布熱津斯基之外,在華盛頓的美國—阿塞拜疆商會理事會其他成員還包括基辛格、貝克。貝克曾在2003年親自去第比利斯,告訴謝瓦爾德納澤,華盛頓希望他下臺,讓華盛頓培養出來的薩卡什維利當總統。現在斯考克羅夫特也是美國阿塞拜疆商會理事會成員,在成爲副總統之前,迪克·切尼也是該商會的理事會成員。

很難想象會有一個團隊擁有比上述人員更有影響的華盛頓地緣政治鐵腕人物。可以這麽說除非爲了某些具有至關重要地位的地緣政治戰略問題,華盛頓的權力精英們不會以如此方式集中在一起浪費時間

BTC管線鋪設到傑伊漢時,該工程在海底的“第二階段”就即將開始此“階段”會將里海周邊的哈薩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的大儲量天然氣田連接起來將這些可能輸送到中國的天然氣“轉而”輸送到西方
在此“背景”下,美國總統喬治·布希(布希二世)2005年5月10親自到第比利斯自由廣場發表演說這一“舉動”很值得注意布希在演說中“鼓吹”在這個地區進行的“對 暴政的戰爭”,讚揚美國支援下的從烏克蘭到格魯吉亞的“顔色革命

接下來布希(布希二世)抨擊了羅斯福總統1945年在雅爾達劃分歐洲的決定,聲稱:“我們不會重復上幾代人的錯誤,與暴君妥協或辯論。不會爲了對穩定的無謂追求而犧牲自由。”

布希說,“我們得到了教訓:不能犧牲任何一個人的自由。從長遠看,我們的安全和真正的穩定取決於其他人的自由。”

布希進而指出:“現在,在整個高加索地區,在中亞和中東周邊,我們看到了同樣的希望,對自由的渴望在年輕人的心裏燃燒。他們正在要求他們的自由,他們將獲得自由。”

自由之家”的名頭很響,歷史也很長。它於20世紀40年代末設立,是美國“動員”公衆輿論支援創建「北約」的遊說機構

2005年,「自由之家」的主席是詹姆斯·伍爾西,「中央情報局」前局長和新保守主義分子,就是他提出了“美國9·11事件”是“第四次世界大戰”的開始

「自由之家」的其他理事有後來成爲巴拉克·奧巴馬對外政策顧問的布熱律斯基,還有克林頓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安東尼·萊克。

“自由之家”的經費提供者是“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美國資訊署、“索羅斯基金會”和「國家民主基金會(NED)」。

「國家民主基金會(NED)」連同“自由之家”,自2000年以來一直是歐亞大陸所有“顔色革命”的核心。「國家民主基金會(NED)」設立於雷根政府時期,是實質上的「中情局」分支機搆它以“私人機構”“面目”出現的“目的”是爲了使活動更方便。「國家民主基金會(NED)」主席韋伯是共和黨前國會議員,與新保守主義分子比爾·貝內特關係密切。自 1984年以後,「國家民主基金會」的主席一直是卡爾,他曾是“自由之家”的學者。在1999年指揮了對塞爾維亞的空中轟炸的「北約」將軍韋斯利·克拉克也是「國家民主基金會」的理事會成員。

曾協助起草「國家民主基金會(NED)」章程的艾倫·溫斯坦在1991年的一次採訪中說

“我們現在做的大量事情,在25年前都由「中情局」秘密執行。”

歐亞大陸政治地理

仔細看看歐亞大陸地圖,就會明白對華盛頓來說在這裏有什麽利害關係。華盛頓的目標不僅是對俄羅斯進行“戰略圍堵”,而且要通過從科索沃的柏恩斯提爾基地到波蘭、捷克以及可能的格魯吉亞和烏克蘭的一系列北約軍事基地,控制俄羅斯與歐盟之間的能源聯繫

華盛頓的戰略還包括一系列“民主”顛覆活動,“方式”是格魯吉亞的“玫瑰革命”和烏克蘭的“橙色革命”式的顔色革命。這些“活動”可能會在戰略上切斷中國獲取來自里海、哈薩克斯坦最終包括俄羅斯的龐大油氣資源的通道。

從前亞洲偉大的“絲綢之路”之所以經過烏茲別克斯坦的塔什幹和哈薩克斯坦的阿拉木圖,地理上的原因很明顯,因爲這個地區爲大山所環抱因此(美國)在地理上對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斯坦的“控制”,將“實現”對中國與中亞之間任何潛在能源管道的“控制”,正如對俄羅斯的“包圍”可以控制俄羅斯與西歐和中東之間的能源以及其他聯繫一樣

在此背景下,可以看到,布熱津斯基1997年9月在《外交》上發表的文章體現了華盛頓對歐亞大陸的真正地緣政治戰略

“世界上大多數在政治上自行其是和有活力的國家都在歐亞大陸。歷史上所有全球權力的競爭都在歐亞大陸。世界上人口最多、最有希望獲得地區霸權的國 家——中國和印度——在歐亞大陸,其他對美國統治地位構成政治和經濟挑戰的國家也在這裏。在美國之後的6個最大的經濟和軍費開支大國在這裏,除了美國之外 所有公認的和秘密的核國家都在這裏。歐亞大陸人口占全球的75%,國內生産總值占全球的60%,能源資源占全球的75%。作爲一個整體,歐亞大陸潛在的權勢甚至超過美國。

歐亞大陸是世界上最有中軸意義的超級大陸。控制歐亞大陸的強權可以對世界上最有經濟活力的三個地區中的兩個——西歐和東亞,施加決定性的影響。看看地圖就會明白,主導了歐亞大陸的國家幾乎可以自動地控制非洲和中東。隨著歐亞大陸已經成爲決定性的地緣政治大棋局,爲歐洲和亞洲分別制定政策已經不足以滿足華盛頓的政治需求。歐亞大陸權勢分佈情況的變化,將對美國的全球統治地位産生決定性影響……

新冷戰圍繞石油開始

在2003年對伊拉克蹩腳的佔領之後是否對伊朗開戰的問題,

格魯吉亞和巴庫第比利斯傑伊漢石油管線的問題,

中國崛起成爲全球經濟超級大國的問題,

所有這些都與地緣政治有關

美國作爲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未來直接與它控制全球石油流通這一現代世界經濟的命脈密切相關。這就是美國入侵阿富汗、蹩腳地佔領伊拉克、1999年發動科索沃戰爭、對伊朗耀武揚威,以及華盛頓(以軍事政變)企圖“推翻”委內瑞拉總統雨果·查維斯的真正原因
在經歷了(美帝和平演變傀儡葉爾欽酒鬼時代)十餘年經濟惡化和國家債務拖欠之後,俄羅斯在弗拉基米爾·普京總統的領導下從1998年開始恢復經濟。美國2003年入侵伊拉克之後油價暴漲,俄羅斯通過向世界市場輸送石油和天然氣歸還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貸款,建立了堅實的外匯儲備,俄羅斯在消沈了十餘年之後經濟開始首次增長。


2000 年後的第一個十年,俄羅斯開始贏得影響力,其途徑不是軍火交易,而是運用它的地緣政治資産——石油和天然氣——採取戰略性行動。普京總統周圍的俄羅斯領導人意識到,如果不採取決定性行動,俄羅斯將很快被軍事對手美國包圍並打敗。沒有任何事情比這個戰鬥更重要。以美國爲基地的“盎格魯撒克遜權力精英(注:WASP)”下定決心阻止俄羅斯的正常運轉,以免其對美國“稱霸世界”構成干擾在華盛頓鷹派看來,“控制”伊朗和敍利亞不過是走向與俄羅斯的“大對決”的步驟而已

在未來數十年裏,除非中國能克服兩大“戰略性弱點”——不斷增長的經濟對進口能源的依賴以及對美國首次“核打擊”構成可靠的核威懾,否則中國不可能興起爲一個真正的全球強權

俄羅斯以其戰略核武器庫擁有足夠的軍事威懾力,同時也有豐富的能源,從而擁有對美國的全球軍事和政治統治地位的可信平衡力。俄羅斯、中國以及與其他歐亞大陸國家的聯盟(實際上是上海合作組織的相關國家,在1998年亞洲危機之後中國與俄羅斯建立了該組織),構成了對美國單邊主導地位的平衡力量。

華盛頓的新石油地緣政治

自從2001年1月小布希(布希二世)政府上臺以來,美國未公開表明的對外政策優先重點是控制世界上的主要石油和天然氣田。現在越來越多證據表明,推翻塔利班政權與控制橫跨中亞的能源管道、將中東地區“軍事化”有重大關聯。


對伊拉克的入侵與美國將中東“軍事化”直接相關。1999年之後,美國在從科索沃的柏恩斯提爾基地到西非沿岸的聖多美/普林西比之間的廣大地區建立了 “軍事基地”美國試圖對委內瑞拉“民主選舉”出來的總統進行“(軍事政變)政權更叠”,同時無恥地聲稱自己是“民主唯一正當的捍衛者”。美國對神經緊張的德國和法國施加巨大的壓力,”要求”將幅員雖小但在戰略上卻很重要的格魯吉亞共和國納入「北約」,以保護巴庫的石油流向地中海

中國尋求能源安全

2000年以來,中國占世界石油消費增長的40%,這個比例還呈進一步擴大之勢。僅僅10年之前,中國才成爲石油淨進口國。中國巨大的經濟引擎靠碳氫化合物驅動,能源是中國的致命弱點。2004年中國首次超過日本成爲繼美國之後的世界第二大石油進口國。

據中國媒體評論,華盛頓不顧世界反對佔領伊拉克的決定,使北京確信必須儘快獲得未來的能源安全。此後,中國走向全球,到每一個有重要石油儲備的地區提供雙邊貸款,減免債務,提供軟貸款,以獲得能源安全。

2004年年底,中國與德黑蘭簽署了價值700億美元的能源協定,在今後30年購買LNG的天然氣,開採亞達瓦蘭大油田。作爲這項交易的一部分,中國北方工業集團公司,將擴建德黑蘭市地鐵。德黑蘭對中國取代日本成爲伊朗最大的石油進口國很感興趣。

據估計,伊朗擁有繼俄羅斯之後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氣儲量。它對中國、日本、俄羅斯、歐盟是具有戰略性的重要經濟區域,對華盛頓同樣如此。

華盛頓“之所以”威脅要在軍事上消滅這個國家,“理由”遠不僅是伊朗的核計劃,而是由於它與俄羅斯、中國和其他歐亞大陸國家建立聯繫的戰略能力

伊朗石油占中國進口石油的14%。顯然,中國對支援美國轟炸伊朗沒興趣。

2005年12月,“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開始修建從哈薩克斯坦到中國西北的石油管道。這條管道削弱了2006年夏華盛頓支援的巴庫第比利斯傑伊漢石油管線的地緣政治重要性

華盛頓指責北京“試圖在源頭控制能源”,聲稱中國正在“鎖住阿爾及利亞、阿塞拜疆、厄瓜多爾、哈薩克斯坦、緬甸、泰國和委內瑞拉的資源”。

中國的答復是:“中國不得不尋求採購海外石油資産,除了主要被美國和英國把持的中東地區,其採購地區主要包括非洲國家、東南亞國家、中亞和南美,這些地區的一些國家與美國合不來”。

中國對石油安全的追求是圍繞石油展開的新冷戰的一顆“重要棋子”。然而,這些生死攸關的全球能源博弈的主角,不是伊朗,不是委內瑞拉,甚至也不是沙烏地阿拉伯和也門爭議中的未開採的巨大儲量的油田。

主角,是俄羅斯。

切尼的能源戰略

從一開始,切尼布希的政策就基於一項“明確的戰略這項戰略是“美國權勢集團”各種“幫派”的共識,這就是確保五角大樓提出的全方位主導的美國對外政策這一政策包括“控制”整個宇宙的大部分地方包含大氣層內外。由英美四大私有石油巨頭——雪佛龍德士古、埃克森美孚、英國石油公司和皇家殼牌——控制石油、直接主導全球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成爲這項全球戰略的基石。

切尼布希政府代表著美國主導集團的決定,如果美國要繼續有能力“控制”世界經濟增長、“防止”競爭性經濟集團尤其是中國的“崛起”,就要大幅調整對外政策,採取“極具侵略性”的措施掌握全球石油資源

華盛頓政策圈很明確地意識到,爲了控制全球石油流通,美國需要“更具侵略性地”投送軍事力量達成“總體的軍事主導地位”,這就是“全方位主導”的實際含義。

迪克·切尼是將美國軍事和能源政策融爲一個一體化主導戰略的理想人選。20世紀90年代初在老布希的領導下,切尼曾任國防部長。1993年離開政府後,切尼成爲總部在德克薩斯(現已遷到迪拜,以回避美國稅收)的哈利伯頓公司首席執行官。哈利伯頓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服務公司。通過它的家樂氏、 Brown & Root子公司,哈利伯頓公司還成爲了五角大樓最大的軍事設施建築商

軍事工業複合體和大石油公司的利益融合,主導了布希政府。


“最有價值的地區”

1999年9月,在即將成爲歷史上最有權勢的副總統一年多以前,切尼在倫敦“石油研究所”發表了露骨的演說,他提出:

“據估計,今後幾年全球石油需求將平均每年上升2個百分點,與此同時保守地估計現有石油儲量的産出將每年自然降低3個百分點。這意味著到2010 年我們每天將額外多買5000萬桶石油。

那麽這些石油從哪兒來呢?

石油從根本說仍然是政府的生意。儘管世界許多地區有巨大的石油機會,但占世界石油儲量 2/3、價格又最便宜的中東,仍然是最有價值的地區……”

切尼估計,到2010年世界每天將多出令人難以置信的5000萬桶石油需求——這是2008年世界石油總產量的50%,相當於5個新沙烏地阿拉伯的産量。

切尼在倫敦講話的第二點是:

“占世界石油儲量2/3、價格又最便宜的中東,仍然是最有價值的地區。”然而,他指出,中東的石油掌握在“(國家)政府”的手裏,不對“(私有公司)私人市場”開放

在發表1999年倫敦演說的時候,切尼是具有超級影響力的智庫“新美國世紀工程”(PNAC)的成員,該組織“下決心”將中東的石油從當地“(國家)政府”手中“奪過來

切尼、唐·拉姆斯菲爾德、保羅·沃爾福威茨以及後來許多布希政府中的重要官員都是這個組織的成員他們發表了新美國世紀工程政策報告《重建美國防 務》。

切尼的這份新“美國世紀工程”報告“呼籲”美國新總統“找到對伊拉克宣戰的藉口”,以“佔領”伊拉克,“直接控制”這個中東第二大石油儲量國

這份報告直率地提出:

“……把實質性的美軍部隊放在海灣地區的需要,超過了薩達姆·侯賽因政權問題……”
這就是切尼在1999年倫敦講話所“暗示”的——將龐大的中東石油資源從獨立的“民族國家政府”手中“奪過來”,交給接受“美國控制”的勢力

對伊拉克的“軍事佔領”是這項“美國戰略”的第一個重大步驟

然而,華盛頓的最終大獎,卻是控制俄羅斯的石油儲量,瓦解俄羅斯軍事力量

肢解”俄羅斯:“最終的獎賞

出於顯而易見的軍事政治原因,華盛頓“不可能”公開說出自1991年前蘇聯解體以來,它的戰略重點“一直是”瓦解或分化俄羅斯,有效控制俄羅斯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從而獲取其“最終的獎賞”。不過,無論淪落到什麽程度,俄國熊仍然擁有可觀的軍事能力,核牙齒依然鋒利。

20世紀90年代以來,華盛頓“啓動”了一個“精心設計的進程”,不僅要將前蘇聯衛星國納入歐盟,還要讓這些衛星國“納入”美國主導的「北約」。至2004年,波蘭、捷克、匈牙利、愛沙尼亞、立陶宛、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亞已經加入「北約」,格魯吉亞已經呈現加入「北約」的勢頭。

新“美國世紀工程”希望將「北約」“擴散”到俄羅斯的大門口。早在1996年,切尼的密友布魯斯·傑克遜,時任美國軍工巨頭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總裁,同時擔任“美國擴展北約委員會”的主席,這個“委員會”是一個強有力的華盛頓遊說組織。

北約」對俄羅斯的“包圍”、歐亞大陸的“顔色革命”、伊拉克的戰爭,均“從屬於”同一個美國地緣政治戰略,是最終“一勞永逸地肢解”俄羅斯作爲美國超級大國霸權的潛在競爭者的大戰略的一部分

“(美帝和平演變傀儡)葉利欽時代”的結束給華盛頓的宏大計劃帶來了一點小麻煩,更爲清醒的普京作爲極具活力的“民族主義力量”開始逐漸謹慎地崛起。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指導”下西方銀行和腐敗的俄羅斯“寡頭”合夥搶劫了這個國家之後,普京政府致力於再造俄羅斯

前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的石油出口一直在增長,到2003年美國對伊拉克發動戰爭時,俄羅斯已經是繼沙烏地阿拉伯之後的世界第二大石油輸出國。

“尤科斯事件”的真正含義

俄羅斯石油地緣政治的轉折性事件發生在2003,正值美國“不顧”世界輿論的反對和聯合國法律的規定,明確表示要把伊拉克和中東地區“軍事化”之際

2003年10月俄羅斯億萬富翁“寡頭”米哈伊爾·霍多爾科夫斯基被捕,同時他的巨型公司“尤科斯石油集團”被“國有化”,讓西方的某些人大吃一驚。

2003年10月霍多爾科夫斯基因被指控逃稅,在新西伯利亞機場被捕。普京政府凍結了“尤科斯石油集團”的股份。到底是什麽促使普京採取了這個驚人之舉呢?

在俄羅斯杜馬(下院)決定性選舉之前4周,霍多爾科夫斯基被逮捕。據可靠統計,霍多爾科夫斯基用其巨大的財富“買到”了多數選票。控制杜馬(下院)是霍多爾科夫斯基計劃在來年總統選舉中打敗普京的第一步。在杜馬的勝利將使他能夠修改選舉法,使其符合自己的利益,同時還可以修改杜馬正在爭議中的法案“地下資源法”。這項法案將阻止尤科斯集團和其他私人公司獲得對地下原材料資源的控制,或阻止建立獨立於俄羅斯國有能源管線的私人能源管線。

■霍多爾科夫斯基(右)正與時任俄羅斯總統的普京在克里姆林宮會談

霍多爾科夫斯基違背了寡頭們對普京做出的承諾,如果他們遠離政治並交還一部分竊取的財富,他們就可以保留財産,這些財産實際上都是葉利欽時期以非法拍賣的方式從國家偷竊來的。

當時,霍多爾科夫斯基是最強勢的“寡頭”,是華盛頓“支援”下反普京暴動的“工具在得知當年7霍多爾科夫斯基與美國副總統切尼在華盛頓秘密會晤後不久,他就被逮捕了

在與切尼會晤後霍多爾科夫斯基開始與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龍德士古公司(康多利紮·賴斯曾在這家公司任職)談判,這兩家公司佔有尤科斯多達40%的股份。在俄羅斯的“尤科斯公司”佔有這個股份,將使華盛頓“通過”美國石油巨頭對未來俄羅斯石油和天然氣管線和石油交易擁有事實上的否決權

就在2003年10月被逮捕幾天之前,霍多爾科夫斯基還在莫斯科接待了老布希(布希一世),老布希(布希一世)當時是在華盛頓有強大勢力的『凱雷投資集團』的顧問(注:幾乎在不為任何台灣電視觀眾所知悉之情況下,台灣全台一半以上的有線電視系統台已悄悄地被美權勢政商資本「凱雷投資集團」所收購掌控,收購掌控系統臺還同時意味著“控制著”台灣收視觀眾人口可以收看到什麼地區拍製、和什麼類型的電視節目),代表其討論美國購買“尤科斯”

在霍多爾科夫斯基和他的夥伴“梅納捷普集團”總裁列別傑夫被捕後,老布希(布希一世)馬上小心謹慎地辭去了在「凱雷投資公司」的兼職。

霍多爾科夫斯基還是華盛頓「凱雷投資集團」的能源顧問,這個集團的合夥人包括美國前國防部長弗蘭克·卡盧奇和前國務卿詹姆斯·貝克。從這些合夥人來看,「凱雷」在華盛頓是一家有權勢的公司,並不令人意外。

“尤科斯”剛剛購買了西伯利亞石油公司,整合起來的“尤科斯西伯利亞石油公司”的石油和天然氣儲量爲195億桶,在當時擁有繼“埃克森美孚”之後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氣儲量。“埃克森”或“雪佛龍”對“尤科斯西伯利亞石油公司”的股權購買是名副其實的“陰謀行動

切尼瞭解這一點,布希瞭解這一點,霍多爾科夫斯基也瞭解這一點。

最重要的是,普京瞭解這一點,並果斷採取行動予以阻止。

霍多爾科夫斯基的被捕“標誌”著普京政府朝著再造俄羅斯和加強戰略防禦的方向進行了“決定性轉變”,它發生在美國2003年“公然佔領”伊拉克的歷史背景下

其另外一個背景是布希政府宣佈取消《反導條約》規定的美國對俄羅斯承擔的義務,以推進美國導彈防禦的發展

在莫斯科看來這是針對自身安全的敵對行動。

到2003年,不需要多少軍事戰略眼光就可以看到,五角大樓鷹派及其在軍工企業和大石油公司的盟友,擁有了一個構想,即美國可以不受國際條約的限制採取對自己最有利的“單邊主義”行動,而什麽是最有利的,這由“新保守主義”的五角大樓鷹派決定

接下來的事件是在華盛頓經費支援下的“秘密顛覆活動”——在俄羅斯周邊國家策動反政府的“顔色革命”。

到2004年年底,在莫斯科看來已經很清楚,圍繞對戰略能源的控制和“單邊核主導地位”的一場“新冷戰”已經全面展開。從1991年前蘇聯解體以來華盛頓明白無誤的行動模式也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國對外政策的最終目標不是中國、不是伊拉克、不是伊朗,而是俄羅斯。華盛頓地緣政治的“終結遊戲”是爲了徹底肢解俄羅斯,肢解這個有能力通過其巨大的石油和天然氣儲量組織起有效國際聯盟的歐亞大陸核心國家。

2003年後,俄羅斯的對外政策、尤其是能源政策,“回歸”到了麥金德爵士提出的“心臟地帶”地緣政治原理,這是自1946年以來前蘇聯“冷戰”戰略的政治基礎。

普京開始採取一系列防禦性步驟,恢復某些可維持的均勢,應對日益明顯的華盛頓的包圍和削弱俄羅斯的政策,接下來美國的戰略失誤使俄羅斯的這項工作 容易了許多。

現在,普京領導下的俄羅斯的行動超越了單純的防禦,轉向有活力的新攻勢,俄羅斯運用能源杠杆,逐步建立起更可信的地緣政治地位。

俄羅斯的能源地緣政治

按生活水平、死亡率和經濟繁榮度來衡量,2004年的俄羅斯不是一個世界級強國,但以能源來衡量俄羅斯則是個巨人。以國土幅員來衡量,俄羅斯仍是世界上土地面積最大的國家,其國土橫跨太平洋到歐洲邊緣的廣大地域。俄羅斯擁有遼闊的領土、巨量的自然資源、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氣儲量。此外,儘管前蘇聯解 體後軍事力量受到了很大削弱,但俄羅斯還是地球上唯一在軍事能力上可與美國匹敵的國家。

俄羅斯擁有超過13萬個油井和約2000個石油和天然氣田。據估計石油儲量近1500億桶,接近伊拉克。在遙遠的北極地區,由於鑽探困難,還有可能存在更大的石油和天然氣田。只要油價超過60美元一桶,在這些遙遠地區開採石油就可以贏利。

■高加索和中亞俄羅斯的國有天然氣管道網——“統一的天然氣輸送系統”,包含龐大的輸送管道線和泵站,橫跨俄羅斯境內15萬公里。在法律上只有國有的俄羅斯天然氣公司可以使用這些管線。除了石油和天然氣本身,這個網路可能是俄羅斯最有價值的國家資産。這是普京新能源地緣政治的核心。

早在2001年就很清楚,由於波羅的海沿岸那些國家即將加入北約,所以普京支援在俄羅斯波羅的海沿岸的普裏莫爾斯克新建一個重要港口。在2006 年3月竣工的這個波羅的海管道系統(BPS),大大緩解了俄羅斯在出口方面對新北約成員國拉脫維亞、立陶宛和波蘭的依賴。波羅的海是俄羅斯西西伯利亞和季曼伯朝拉油田對外出口石油的重要通道。BPS管線現在每天可以向西方市場輸送超過130萬桶的俄羅斯原油。

2006年3月,德國前首相施羅德被提名爲俄羅斯、德國聯營的經過波羅的海海底的1200公里天然氣管道工程的主席。北歐天然氣管線公司 (NEGP)的大股東是俄羅斯國有的俄羅斯天然氣公司,這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氣公司。德國的巴斯夫集團和E?On集團各占24.5%的股份。這項工程價值 50億歐元,2005年年底啓動,建成後將把靠近聖彼得堡的俄羅斯港口城市維堡與德國東部格賴夫斯瓦爾德的天然氣終端連接起來。

這是典型的俄羅斯地緣政治 ——將心臟地帶與中歐聯繫起來。

邱吉爾和後來杜魯門的“冷戰”目標正是在中歐和俄羅斯心臟地帶之間“打入楔子”,即“鐵幕”。

俄羅斯天然氣公司與巴斯夫集團的合資企業是施羅德作爲首相的最後一項重要行動,此舉激怒了親華盛頓的波蘭政府以及烏克蘭因爲它們將注定會失去對境內俄羅斯管線的控制。儘管與布希政府有密切聯繫,但德國新首相默克爾不得不做出艱難選擇,接受這個工程。俄羅斯是德國最大的天然氣出口國,俄羅斯出口量占德國全部進口天然氣的40%。

儲量巨大的什托克曼天然氣田位於巴倫支海的俄羅斯一側,摩爾曼斯克港的北部,它也可能成爲NEGP天然氣供應的一部分。

當這兩個並行的工程結束後,NEGP每年將向德國多輸送550億立方米的俄羅斯天然氣。

2006年4月,普京政府啓動東西伯利亞太平洋(ESPO)管線的建設,這項工程價值110億歐元,從東西伯利亞的泰舍特到俄羅斯的太平洋沿岸。 俄羅斯國家石油管道運輸公司負責這項工程。完工後,這條管線每天可將多達160萬桶石油輸送到俄羅斯遠東地區,進而輸送到迫切需要能源的亞太地區,主要是中國和日本。

中國積極與俄羅斯協商在布拉戈維申斯克和大慶之間鋪設一條支錢。


“泰舍特線”爲俄羅斯、中國、日本和其他亞太國家的能源合作提供了路線圖。

庫頁島:俄羅斯對石油巨頭的控制

2006年9月下旬,一個表面上看微不足道的爭議爆發了,這個爭議導致“皇家荷蘭殼牌公司”失去了俄羅斯庫頁島的二期液化天然氣專案的環境保護許可, 這項工程原定目標是在2008年向日本、韓國和其他客戶提供液化天然氣。“殼牌公司”在俄羅斯遠東、日本北海道北部的一個大島庫頁島英日合作開發石油和天然氣的專案中居領導地位。

普京政府宣佈,“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在庫頁島的工程(這家公司在庫頁島一期石油和天然氣開發專案的一部分)沒有達到環保標準。據估計,庫頁島一期工程包括80億桶石油和巨量的天然氣,用地質學家的標準來說這是個罕見的超級大油田。

20世紀90年代初,(美帝和平演變傀儡)葉利欽政府迫不急待地發出招標,吸引迫切需要的西方投資和技術來開採俄羅斯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當時(民主改革)俄羅斯政府已經破産,石油價格很低。在離任之前,葉利欽採取了一個令人吃驚的行動,慷慨地給予美國和其他西方大石油公司庫頁島一期和二期工程兩個大的石油開採權這兩項工程都以所謂的“産量分享協定(PSA)”爲基礎。

根據産量分享協定的規定,俄羅斯政府將因出讓石油和天然氣的權益而能獲得最終生産出來的石油或天然氣的一定份額,但其必須要等到所有工程和開採的 成本已經收回之後才能得到這項利益以前,只有那些無力爭取更公平條件的“第三世界國家的軟弱政府”才會與西方大石油公司簽署此種“産量分享協定

在俄羅斯政府告知“埃克森美孚”它在庫頁島的工程有問題之後,該公司馬上宣佈這項工程的成本上升。

“埃克森美孚”的律師是與切尼和布希的白宮有密切聯繫的前國務卿貝克,他宣佈成本上升30%,這將使俄羅斯從“産量分享協定”中獲得的石油流通利益進一步下降。俄羅斯能源部長威脅,將中止“埃克森美孚公司”的生産。

根據另外一項産量共用協定,英國的“殼牌公司”擁有在庫頁島二號地區開採石油和天然氣的權力,並將建造俄羅斯首個液化天然氣專案。這個專案價值200 億美元,雇用人員超過1.7萬人,是世界上最大的一體化石油和天然氣工程,其中還包括俄羅斯第一個海上石油開採和一體化的天然氣開採平臺。

在業界看來,俄羅斯針對“美孚公司”和“殼牌公司”採取的明確“行動”,是普京政府在試圖“奪回”在葉利欽時代出讓的石油和天然氣權利

俄羅斯-土耳其天然氣專案

2005年11月,俄羅斯天然氣公司完成了價值32億美元、1213公里長的“藍流天然氣管線。它把俄羅斯克拉斯諾達爾的天然氣經過黑海海底管道輸送到土耳其的黑海沿岸,再向安卡拉提供俄羅斯天然氣。

希臘、義大利和以色列都在與俄羅斯天然氣公司談判,希望從橫跨土耳其的“藍流管道”分流出部分天然氣。

另一個俄羅斯天然氣管線,經過東歐和中歐的“南歐天然氣管線”,正在建造當中,這是一個新的國際天然氣輸送系統

普京正在使用俄羅斯的能源王牌在歐亞大陸建造從西到東、從北到南的經濟紐帶。這完全不是華盛頓所願意見到的

莫斯科的軍事地位

在2003年5月的國情咨文中,普京提出加強俄羅斯的核威懾,製造新型武器,包括爲俄羅斯戰略部隊研製新型武器,實現核威懾現代化,確保“俄羅斯及其盟國長遠的防禦能力”。

在布希政府“單方面”宣佈中止“反導條約”和2001年事實上取消了第二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之後,俄羅斯立即停止撤除和銷毀SS-18分導式多彈頭導彈。

俄羅斯從來沒有失去擁有第一流軍事技術的強國地位。儘管在1990年冷戰結束之後,其陸軍、海軍和空軍處在被遺棄的狀態,但俄羅斯恢復軍事大國地位的諸多要素仍然存在。在各種國際貿易展銷會上,俄羅斯持續不斷地展示先進軍事技術,通過世界武器出口市場使至關重要的軍事技術基礎保持完整狀態。

據2004年華盛頓《權力與利益新聞報告》(PINR)的分析,儘管遇到財政和經濟困難,俄羅斯仍然擁有第一流的軍事技術。前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最大的軍事技術成就之一是BMP-3裝甲戰鬥車,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和阿曼都選擇了這種裝備,而不是西方的同類産品。

據報道,俄羅斯地空導彈系統S-300及其更有威力的後繼型號S-400比美國製造的“愛國者”反導系統更有潛力。有人曾提議在“愛國者”與 S-300兩種反導系統之間進行軍事演習,驗證這兩套系統究竟哪個更好,但這種演習和驗證從來沒有實現過。這就使俄羅斯軍工集團可以聲稱本國系統對美國系統有無可爭議的優勢,雖然這種優勢還未得到證明。

俄羅斯的卡莫夫50(Ka-50)系列軍用直升機使用了最先進的技術和戰術,據歐洲直升機業界人士說,這種直升機可以與華盛頓最好的直升機媲美。

在2006年的印美聯合空中演習中,印度空軍裝備了俄造蘇30(注:Su-30MKI)戰鬥機,在大多數空戰演練中,印度空軍的戰機以機動性勝過美國製造的F-15戰機,這使得美國空軍將軍哈爾·洪伯格承認掌握在印度人手裏的俄羅斯技術“喚醒”了美國空軍。俄羅斯軍工企業還在繼續設計其他直升機、坦克和裝甲車,這些武器裝備 都可以與西方産品媲美。

20世紀90年代以及進入新世紀後,除石油和天然氣出口外,武器出口一直是俄羅斯獲得迫切需要的硬通貨幣的最好方式之一。俄羅斯是繼美國之後的世界第二大武器出口國。當前,俄羅斯的現代軍事技術可能更多用於出口,而不是裝備自己的軍隊。這對美國未來的作戰行動意味深長,因爲實際上世界上所有的暴亂、 遊擊戰、分裂和恐怖分子的武裝活動——美國在未來戰爭中最可能遇上的武裝力量,都裝備了俄羅斯製造的武器或其派生産品。

前蘇聯解體以來,俄羅斯核武器庫發揮了重要的政治作用,它爲俄羅斯提供了根本的安全。2003年俄羅斯不得不購買存放在烏克蘭的戰略轟炸機和洲際彈道導彈(ICBM)。自那以後,戰略核軍力就成爲俄軍的重點。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由於石油和天然氣出口的極高價格,到2008年俄羅斯擁有了堅實的財政基礎。俄羅斯中央銀行擁有超過5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成爲繼中國和日本之後的世界第三大美元外匯儲備國。
在歐亞大陸心臟地帶,越來越活躍的俄羅斯的復興及其與中國和西歐等重要大陸國家日益密切的經濟聯繫這一切正如布熱津斯基曾經“警告”過的,可能會威脅美國實現主導地位的宏大計劃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華盛頓對伊拉克和阿富汗蹩腳的佔領不能自圓其說的“反恐”戰爭,“促成”了歐亞大陸國家之間的相互合作,這也是 2008年8月格魯吉亞衝突的背景。

顯然,華盛頓在明明知道俄羅斯將被迫進行干預、會對華盛頓無情的“包圍圈”畫出紅線的情況下,仍“鼓勵”頭腦發熱的格魯吉亞總統薩卡什維利入侵南奧賽梯。

華盛頓在“故意挑起”與俄羅斯的“新冷戰”。正如前一個“冷戰”一樣,它的目標是再次在俄羅斯與德國之間“打入”鋼鐵楔子,將世界地緣政治秩序帶回到麥金德的最初計劃—— “冷戰的秩序”

爲了達成“全方位主導”,華盛頓不僅需要在歐亞大陸發動針對俄羅斯的“顔色革命”,還要鞏固“新世界秩序”,這種“秩序”可以現實地稱爲“美國控制下的極權主義民主體系”——只有“名義上的民主”,“實際上”則由五角大樓及其控制下的「北約」機構所把持

美國還需要“牢固地控制”中國這個崛起中的歐亞大陸巨人,這項“任務”需要使用“掩藏”在人權”和“民主”戰鬥口號之下的各種各樣“手段

文/威廉。恩道爾 William Engda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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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回應

  1. 2011/04/01 於 22:09 patchpieces

    新美帝國主義-新帝國主義意識形態與美帝戰爭的新方式

     兩個英國人福斯卡斯和格卡伊的《新美帝國主義:布希的反恐戰爭和以血換石油》一書把帝國主義這個曾經非常熟悉的辭彙又在腦海中喚醒了。記得列寧說過,帝國主義的兩大特徵是“掠奪”和“戰爭”,兩位作者給的定義則是“一國對別國進行軍事和經濟征服的企圖”,大同小異,沒有什麼變化,雖然歷史的車輪已經滾過了一個世紀。

      新美帝國的精英們“相信”上天給了他們“特權”,讓他們在各方面——文化、軍事、政治和經濟——都沒人可以挑戰,帝國“註定”將永遠存在下去。新帝國為了建立一種符合自己的愛好、反映自己利益與價值的“國際秩序”,“自以為”巧妙地用“反恐戰爭”取代“反共戰爭”,用“誇大威脅”的手段來使武力為後盾的對外政策“正義化”和“軍事化”,把打擊恐怖主義當作在新世紀進行全球軍事和政治擴張的萬能理由。

      但是,在新帝國與國際社會的博弈過程中,其他國家會發現這種“(美帝世界新)秩序”對自己的利益構成了傷害,使自己受到了壓制,並因此而傾向于聯合起來,共同抵抗和反制“帝國主導(美帝世界新)秩序”的形成。於是,無所制約的帝國意外地發現自己身處一個有著更多敵意、面臨分裂的世界,自己的利益也更難以實現。

      福斯卡斯們認為,儘管龐大的軍事實力是支持美利堅帝國的不可或缺的手段,但它不能取代經濟霸權和美元作為全球性儲備貨幣的重要作用,更不用說美國的強大軍事實力並不能自動為美國提供一個安全的世界。以美元的衰弱為標誌,美帝國的實力也已經步入衰退。所謂的“美帝國”,無非是一種“虛幻”、“狂妄的幻想”而已。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成為世界超級大國,從那時起美國的霸權地位一直依靠三個無可匹敵的方面作支柱:軍事上的絕對優勢、先進的生產方法及相對較強的經濟實力、控制全球經濟市場和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三者之中,美元的作用可能最為顯著。在歐元誕生之前,世界貿易領域沒有一種貨幣能夠挑戰美元的霸權地位。

    隨著1999年底歐元的啟動,世界經濟和貿易體系增添了一種全新的元素,有了一種貨幣能夠與美元相匹敵,有望成為全球儲備貨幣。短短幾年之中,歐元真的成了人們的另一種選擇,成了世界金融市場上第二重要的貨幣,引入歐元之前,未償付的歐元國舊幣債券和票據占世界總量的近28%,美元債券和票據占45%。到2003年年中,這一差距縮小了很多:美元債券和票據所占份額下降到43%,歐元債券和票據的份額上升到41%。在貨幣市場上,這一變化更為顯著:1998年底,以歐元國舊幣為單位的貨幣市場工具僅占世界總量的17%,美元貨幣市場工具占58%;但到2003年年中,美元的份額下降到30%,歐元份額上升到將近46%。如今,歐元在國際貿易結算中的比重占到了四分之一。

    一旦某個“歐佩克(OPEC)‘成員打破慣例,用歐元為其石油重新定價,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和石油美元關係對它的支持之間的相互作用就會受到威脅:
    2000年11月,伊拉克宣佈將使用歐元替代美元對其石油儲備進行重新定價。
    這是第一次有“歐佩克(OPEC)”成員國敢於違反美元“定價規則”,從那之後,歐元不斷升值,美元不斷貶值,
    一段時期以來,利比亞一直敦促用歐元取代美元為石油定價,伊朗、委內瑞拉和其他國家也表示願意在石油交易中使用歐元。
    由於石油交易是支撐美元霸權地位的核心因素,這些都有可能對美國的全球霸權特別是美國經濟實力構成重大威脅。

    現在,美國幾乎向全世界“舉債”,而不儲備任何其他貨幣,因為美元是實際上的全球儲備貨幣。美元幾乎占全世界所有官方外匯儲備的三分之二,美國無需在利率方面同其他貨幣競爭。即使利率低,資本也會流問美元。在美國以外“流通”的美元越多。其他國家就越得向美國“提供”更多物品和服務以換取美元。美國甚至可以奢侈地擁有“以本國貨幣為主的這種地位美國已經享受了30年、就是說自1974年石油美元誕生以來,世界其他各國經濟都為美國經濟提供了大量補貼。這種狀況無疑使美國政治經濟精英受益,同時也使美國經濟緊密依賴于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

      現在的世界貿易是一場買賣遊戲。其他國家生產物品,美國生產美元來購買物品。相互關聯的世界各國經濟不再為了獲得相對優勢而進行貿易:他們爭相出口商品是為了獲得所需要的美圓,來償還美元為主的外債,和囤積美元儲備,以維持本國貨幣的兌換價值。為了防止有人投機和操縱市場,攻擊本國貨幣,各國的中央銀行必須掌握與其流通貨幣相應的美元儲備。一種貨幣貶值的市場壓力越大,該國中央銀行所需要待有的美元儲備就越多,這為美元的更加堅挺創造了系統內部的支援。同時迫使世界各國的中央銀行必須獲得和持有更多美元,從而使美元更堅挺,這種現象被稱作美元霸權,是由重要商品,特別是石油,使用美元定價這一地緣政治造成的特殊性所導致的,每個人都接受美元,因為美元能買石油。石油美元的“迴圈”就是美國從石油生產國獲取的好處,這也是美國自1971年以來容忍“石油輸出國組織”存在的原因。
      
      石油不僅僅是國際上買賣的最重要商品,它也是一切現代國家經濟的生命血液。如果你沒有石油,你就得購買。如果你想在國際市場上購買石油,一般你下得不用美元來買。如果一大部分石油交易改用歐元,不用美元,更多國家就不得不增加歐元貨幣儲備,美國將不得不同歐元直接爭奪全球資本。不僅歐洲可能不再需要美元,連80%以上石油從中東進口的日本也不得不把大部分美元資產轉換成歐元:作為世界最大石油進口國的美國,也不得不持有大量歐元儲備。這對美國的貨幣管理來說是一種災難,因為每年美國不僅將失去一大部分相當於免費的商品和服務補貼,而且從美元儲備轉成歐元儲備還將使美元貶值。滙豐銀行在2003年6月的一份報告中指出,即使是少量資金從美元轉移到別的貨幣,或流量的改變都會產生重大變化。如果美元成了更重要的儲備貨幣,(如果美國準備與歐元分享儲備貨幣地位的話,)這還將意味著或者美國買入更多歐元,或歐洲人減少所持美元,買入歐元。”這顯示了石油(和石油美元)與最近的伊拉克戰爭之間具有清晰、明確的聯繫,同時也說明,金融是力量角逐的一個方面,具有重要的地緣政治意義。

      美國和英國於2003年3月對伊拉克進行(入侵)軍事干涉,在那裏建立了自己的權力機構管理該國,這次“入侵”後不久,就宣佈從伊拉克購買石油只能支付美元。但事情還沒有結束,與之相矛盾的是,儘管美國近期取得了這些軍事和政治進展,在歐、亞地區的軍事實力迅速加強,但出於各種經濟和政治原因,越來越多的中東、南美和俄羅斯石油生產商在討論用歐元“取代”美元,或者用“一攬子貨幣”進行石油公開交易。這樣會加速美元的衰落,推動歐元成為第二個世界儲備貨幣,如果貨幣代表著一個國家的經濟形勢,而美元繼續貶值,美國經濟將在這樣的條件下直線滑落(P15-19 )。(評點:美國入侵伊拉克是以薩達姆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作為表面理由的,背後的原因卻是為了打擊歐元這一真正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三年多過去了,世界發現薩達姆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並不存在,歐元也沒有因為美國的打擊而顯示出弱勢,這就是“強大的”武裝到牙齒的美國所面對的悖論。)
      
    美國情報機構並沒有把自己的任務僅限於折磨嫌疑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情局」幾次派人潛入中國,為在瓜地馬拉“政變”之前刺殺尼政府官員作訓練:這次“政變”成功地推翻了“民主選舉”的總統阿本斯,換上了一連串的“獨裁者”,用武力和野蠻鎮壓的方式對該國進行了40多年的“殘暴統治”。
    儘管出了一連串醜聞,1953年,「中情局」成功地在伊朗推翻了受民眾愛戴的摩薩台政府,把逃亡國外的巴列維國王扶上臺。巴列維對該國的壓榨在隨後的幾十年中一直使美國受益,但最終引發了1979年的伊斯蘭革命,“阿亞圖拉”霍梅尼和他的伊斯蘭教政府上臺;1963年2月,中情局與英國情報機構聯手支持了一次流血政變,使伊拉克復興黨第一次掌權,這同時也鞏固了英國在該地區的利益。1963年的這次“政變”是伊拉克歷史上最血腥的事件,其血腥程度只有1973年9月11日「中情局」支持的智利政變能夠與之相比。

      當時的英國駐巴格達大使羅傑•艾倫爵士寫道,在伊拉克新政府裏,年輕的薩達姆•侯賽因是個顯眼的人物,“極”符合西方的利益,一周後他告訴英國外交部:“現政府正在盡力而為,因此,我個人認為我門應該支持它,長期幫助它站穩腳跟,這樣共產主義威脅可能逐漸消失。”

    “政變”之後,英國和美國馬上承認了巴格達的新政權,在這位大使看來,局勢“幾乎恢復了正常”,經過政府的更替和內部鬥爭,復興黨於1968年鞏固了政權地位。那一年隨後發生的「中情局」“策動”的“政變”使(伊拉克)薩達姆開始掌權,成為艾哈邁德•哈桑•貝克爾的副總統,直至1979年在美國的保佑下成為總統。
    同樣,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中情局」在阿富汗締造並支持了奧薩瑪•本•拉登的組織,作為反抗蘇聯“邪惡帝國”的“自由戰士”,後來才“發現”他們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
    每一次,當時的美國(自由)大眾傳媒都把這些事件當作“沒發生一樣”,只在報導一個國家擺脫共產主義影響時,把這些事和美國的參與當作參考背景。這種“處理方法”並不陌生,就像當時德國人民被告知,關於納粹罪行的報導只不過是猶太人或共產主義者的宣傳。

      馬里蘭大學進行的大量研究發現,通過(自由)商業電視臺看新聞的人中大多數對最近的伊拉克戰爭至少有三種“根本性誤解”之中的一種:
    (1)伊拉克與“9•11”事件有直接關係;
    (2)在伊拉克“找到”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3)國際輿論支持美國入侵伊拉克。
      
    “偉大”的(自由)大眾傳媒頻道總是“變換”入侵的原因,如果一種“說法(故事;敘述)”被證明是錯誤的,他們就“發明”另一種。在一項關於哪個電視頻道看的人最多的全國調查中發現,大多數人通過「福克斯(Fox News)」的系列頻道看新聞。這其中,80%的人說在伊拉克找到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換句話說,“偉大”的(自由)大眾傳媒看上去更像是在把觀眾“搞糊塗”,而不是使觀眾瞭解情況——不幸的結論是,在美國儘管有無處不在的電視報導和發行量巨大的報紙,美國人卻在世界上最“不知情”。

    1947年,「中情局」在“戰略情報局”的基礎上成立,成為與破壞美國自由的“共產主義間諜陰謀”對抗的情報採集機構。據報導,這些“共產主義問諜”使用宣傳和“洗腦”的手段欺騙美國人接受“共產主義者的社會主義”。他們相信,有必要抵制這些險惡陰謀,這是“美式自由”和俄式“洗腦”之間的冷戰的一部分。這種價值觀被反復有效地“植入”西方政治文化之中,儘管國際關係發生了演化、轉變,在冷戰結束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冷戰話題“並沒有”終結或消失:它伴隨著一個新的“敵人”而“重生”。“使美國能夠進攻或”入侵“別國的惟一辦法,是把這些國家的政權”描述“成對我們的安全威脅。因此,塞爾維亞的米洛舍維奇是巴爾於的‘希特勒’,必須被制止。而且伊拉克”必須“被入侵,因為薩達姆(海珊)正在製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把它們交給奧薩瑪•本•拉登。”

    許多美國人繼續深信,他們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是善意的,他們的政府所做的永遠是為了別人好,也為了他們自己好。即使他們國家的行動導致災難,他們也認為,其背後的動機是“高尚”的,儘管有無數證據證明,善意和“高尚”都是“政治口號”,而不是政治方針。看來,美國情報和安全部門在世界其他地區任意使用的大腦控制術在他們本國。他們刻意營造的世界裏取得了最大成功。他們是不是因為被洗腦而相信自己的宣傳?要不,這是另一種宣傳?(P82-85)
    (評點:美國有其在世界上引以為豪的最廣泛的新聞自由和最發達的資訊傳播網路。但是,美國人民在熟練掌握“讓不需要的事實消失的藝術”的政府和自覺地“嚴格實行自我審查”的新聞媒體的引導下,可悲地成了“世界上最不知情”的人民,並天真地以為自己“永遠是為了別人好,”實在是搞不明白 “那些最為人類的幸福操心的人,卻使他們的鄰居感到非常痛苦”的悖論如何得以成立。)

    “我手上的惡魔不夠用了”(想像、妖魔化塑造敵人)

    正如我們看到的,整個冷戰期間,美國“利用”人權和民主價值觀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作為“政治工具”,給蘇聯陣營內部存在的民族、宗教和政治經濟緊張關係火上澆油。
    看看1973年9月「中情局」在智利的活動、皮諾切特推翻和殺死阿連德的例子,
    或者看看1967年10月「中情局」特工在玻利維亞殺死切•格瓦拉的例子,就知道這是“有選擇”進行的。
    此外,薩拉查和卡埃塔諾“獨裁時期”葡萄牙是「北約」成員國;
    1967年至1974年的希臘“獨裁政權”是由一小撮無能的上校扶上臺的,這些上校都在「中情局」的薪水簿上;
    土耳其加入「北約」的過程中經歷了三次“軍事政變”。美國的“雙重標準”政治手腕在冷戰中獲得了勝利,隨後其結果又使其手段“正義化”:目的是打破“邪惡的共產主義體系”。

    美國的人權運動在瓦解蘇聯陣營的過程中起到了輔助作用,但並不是主要因素。正如我們在別的地方所分析過的,理解蘇聯共產主義的失敗必須把它放在與國際債務危機有關的更廣闊的背景下,同時與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蘇聯為了抗衡美國星球大戰計畫耗費了大量資金所導致的力量衰竭聯繫起來。
    由於雷根強調同蘇聯展開全面軍備競賽,而新保守派又公開推崇雷根政府,許多分析人土把新保守派的起源定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我們想要指出的是,事實並非如此,美國新保守主義的新帝國觀比新保守派的起源更為重要。

    我們認為,新保守派使美國新帝國計畫已經存在的戰略框架極端化了。這種已存在的框架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在艾奇遜和尼茲的領導下確立的,建立在三個戰略設想之上:
    第一,“創造”一個看得見的“敵人”,“誇大”它對美國和“自由世界”的威脅;
    第二,加強西方陣營“依賴”於華盛頓決策過程的“輪軸一輻條”體系;
    第三,美元在全球貨幣市場的核心地位。
    然而,蘇聯陣營的瓦解破壞了這一計畫,使美國“失去”了“(亟需)敵人”,使“輪軸一輻條”體系的依賴性鬆懈,特別是歐洲人開始趨向一個更緊密的政治聯盟,通過宣佈發行他們自己的儲備貨幣——歐元,進一步削弱了美元的實力。

    這就是第一次海灣戰爭期間(1991-)、南聯盟危機爆發前和1991年《瑪斯特裏赫特條約》談判即將開始時的形勢,當時法國和德國更加努力推動歐洲形成統一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當1991年美國把(伊拉克)薩達姆從科威特趕出去的時候——要知道,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兩伊戰爭”期間(1980年至1988年),伊拉克是美國在海灣地區的“盟友”——當時擔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科林•鮑威爾抱怨說:“我手上的惡魔不夠用了,我手上的壞蛋使完了。”他認為美國應該使用占絕對優勢的高科技兵力解決緊急狀況和蘇聯解體後產生的地區衝突,以實現“阻止前進”,
    現在這種理論面臨破產,因為“缺少”明顯的、容易界定的、理由充分的“敵人”。「北約」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它不得不重新界定朋友和“敵人”,設計新的意識形態準則;否則它就不得不隨著「華約」的失效而解散。「北約」的“新戰略理念”於1991年11月推出,以鮑威爾的理論為精華,同時期待著1999年和2004年的擴張(1999年是匈牙利、波蘭和捷克,2004年是保加利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羅馬尼亞、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亞)。

    但是克林頓採取了“快刀斬亂麻”的方式,繼承了他的偉大前任們的“輪軸一輻條”理論。克林頓的戰略班子認為冷戰後的全球角色主要有四組。
    第一組是所謂的核心夥伴,如歐洲國家、日本和澳大利亞。
    第二組由過渡中的國家組成,如前共產主義國家。
    第三組由“無賴國家”組成,如伊拉克、伊朗、朝鮮和敘利亞,這些國家拒絕接受核心國家的理想,支持國際恐怖主義,迫切想要得到尚未擁有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以傷害美國及其盟友,也就是核心國家。
    最後還有第四組,就是所謂的失敗國家或地區。
    這種“分類”使美國及其核心盟友承受了極大的人道主義壓力。

    於是,冷戰後的“新敵人”就這樣勉勉強強、湊湊合合地確定下來了,就是那些無賴國家和失敗國家。至於那些過渡國家,如俄羅斯、烏克蘭和“神秘的亞洲大國”中國,他們必須全面實現政治民主、推進公民自由和人權、採取有效的市場經濟、支持反恐公約、與美國領導的西方機構,如「北約」和世界貿易組織,達成合作夥伴協定。正是在這樣的意識形態“框架”下,克林頓政府把美國的目標調整為“人道主義干涉”,而其登峰造極的表現是1999年北約轟炸南聯盟。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盧旺達大屠殺過後,隨著索馬里、利比理亞等失敗國家和地區陷入混亂,世界上約有2000萬難民。由於冷戰年代共和黨和民主黨政府已經成功地在人們的潛意識裏“植入”了“自由—道德”意識,所以盎格魯—撒克遜人民能夠接受用這種意識形態使新帝國戰爭“正義化”的做法。

    帝國進行“人道主義干涉”並非新鮮事物。事實上,至少從1919年《凡爾賽條約》簽訂的時候起,它就被用來防止濫用國家權力壓迫少數民族和宗教信仰上的少數派。②不過,我們想在這裏強調的是,克林頓政府選擇把“人道主義干涉”作為其首要意識形態“工具”,以便在美國“手上的惡魔不夠用”的情況下實現權力政治的目標。
    克林頓和北約的軍隊“人道地”干涉了波黑(1993年至 1995年)、南聯盟的科索沃(1999年);
    在索馬里(1992年至1994年)和海地(1995年)遭受了令人鬱悶的失敗;
    在盧旺達( 1993年至 1995年)和布隆迪( 1994年至1996年)沒有插手、先撇開1948年、1956年、1967年、1973年和1981年至 1983年巴勒斯坦的幾百萬難民不說。盧旺達和波黑是美國雙重標準的典型代表。事實上,簡單比較。下死亡數字,立刻就能看清美國的“權力政治”動機:塞爾維亞族的准軍事部隊和民族主義分子在斯雷佈雷尼察和熱帕屠殺了約 8000名穆斯林,但是在盧旺達,有 100多萬人被屠殺。眾所周知,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布特羅斯•加利提醒人們注意,在盧旺達的人道主義災難即將發生的時候,克林頓政府卻出乎情理之外地關注西巴爾幹地區。帶著對美國這種冷漠態度的驚詫,加利離開了聯合國秘書長的崗位。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機器是團結統一的政治體。任何一個政治體都不可能沒有一點內部矛盾、不團結和重組的願望。所有國家機器都充斥著意識形態爭執,民族和宗教問題,性別、文化和其他社會問題,利益和地位衝突,政治家和政府機構中的個人對立,各種政府部門和政黨之間的對立。階級鬥爭在國家的分裂和重組趨勢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不論從什麼樣的廣泛意義來講,並非一切都可以簡化為階級鬥爭。美國的聯邦制國家機器也不例外,且不提其分化的國家結構。民族和宗教矛盾——和英國、義大利、日本、法國相比,美國的民族和宗教矛盾相對複雜。事實上,美國的外交政策是由三個緊密相連的方面導致的。

      1、聯邦政府內,不同利益群體的代表之間討價還價的過程:聯邦政府試圖通過這一過程體現不同民族、政治、社會和階級的利益。
    2、美國的階級民族利益和安全利益,這些利益遍佈世界,特別是在歐亞地區、重要海路通道(如巴拿馬運河、蘇伊士運河),拉丁美洲和太空。
    3、一個廣泛的政治意識形態準則,如果可能的話,這種政治意識形態原則最好是全球統一的,它建立在美國精英階層的民族階級利益足以成為全世界的利益的基礎上,在其國內也獲得支持。

    克林頓時期,美國最大的缺陷是缺少第三部分。沒有了蘇聯就沒有了“敵人”。沒有了蘇聯意味著歐洲人和美國可以在更廣闊的空間裏施展。包括東歐、中歐、近東和中東。
    然而,美國實現“北約東擴”或推翻(伊拉克)薩達姆政權,僅以“人道主義干涉”為藉口能夠令人信服嗎?總的來說,蘇聯的解體給美國國內和以“輪軸——輻條”體系為基礎的全球力量結構帶來了一個巨大的問題。“人道主義干涉”的政治意識形態無法取代蘇聯。對許多人來說,有各種原因覺得它不足以令人信服,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有兩個:首先,因為在波黑和科索沃只取得了部分勝利,而在索馬里 和海地失敗了;其次,任何人都能看出這種政策註定具有“雙重標準”,從1991年8月(蘇聯正式解體)到2001年8月的十年裏,新保守派努力推動美國政策的進一步“軍事化”,對“劃定”的無賴國家採取先發制人的戰略。但是克林頓政府對這種想法感覺不太好,因為缺少一種組織嚴密的意識形態準則和一種清晰的威脅,以使美國擴大影響的凝聚力得到加強。

    在克林頓第一個任期即將結束的時候,布熱津斯基看到了這種缺陷。他寫道:“美國在國內太民主而在國外太專制,”這一事實“制約美國發揮其實力,特別是軍事脅迫能力”。準確地說,這種缺陷就是“除非國內公眾對美好生活的感覺突然面臨威脅和挑戰,大家對追求實力這一目標沒有什麼熱情。”因此,“除非處在一種真正大的、被廣泛認同的直接外來威脅的情況下”,外交政策所急需的共識很難達成。
    這種直接外來威脅很快就出現了。“9•11”事件後,新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側重點不得不進行調整。

    “反恐戰爭”,還是“全球巴勒斯坦化”?

    正如冷戰時期美國的“人權”辭令讓位于瓦解蘇聯的大戰略,“9•11”事件後,美國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使用的“人道主義干涉”辭令讓位給了“反恐戰爭”計畫。2002年1月29日布希曾說:“浩瀚的大洋再也保護不了美國——我們(美國人)只能靠在國外積極採取行動。在國內不斷提高警惕來保護自己。”我們已經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中看到了美國在“國外的積極行動”,這兩個國家前者是藏匿本•拉登的失敗國家,後者是被懷疑擁有、或者可能正在製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無賴國家。的確,按照新保守派的說法,最壞的情形就是恐怖分子或無賴國家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美國人也看到了“在國內提高警惕”,包括通過《愛國者法案》和其他新機構的成立,比如成立國土安全部,其職責相當廣泛,在政治精英中引發了激烈的爭論,討論是否應該限制它的權力,“以免將來它變成像東歐國家曾經出現的那些可怕的安全部門一樣”。不過還有一些值得一提的其他活動,比如所謂的“校園觀察”,一個鼓勵美國大學生監督學校老師在課堂上的反美或反以色列言論的機構。

    正如冷戰時西方國家不得不通過法律和在國內的執法行動抵制“國內外的共產主義威脅”一樣,如今世界各國也得通過執法機構和反恐法律維護安全。這一當務之急體現在聲明裏:“所有國家都有必要對境內的恐怖活動採取‘絕不姑息’的政策。”畢竟“來自90個國家的人在‘9•11’事件中喪生”。美國正在幫助所有國家“制訂計畫,通過各種方式,包括修改法律、技術援助、新的調查技術、分享情報、執法和軍事培訓,幫助(這些國家)獲得打擊恐怖主義的必要能力”。2004年至2005年,在2005年7月7日倫敦地鐵爆炸案之前,英國以布雷爾為首的精英們也加強了反恐立法和執法機構,井且提出應該通過法律允許不發出警告將恐怖嫌疑犯軟禁家中,不給他們合法辯護的權利。
    總而言之,“9•11”事件是個分水嶺,不是因為美國新帝國主義意識形態重要的敵友陣營被破壞了,而是因為全球恐怖主義的新威脅”取代“了蘇聯。美國的新安全宣言說:“為了維持‘9•11’事件以來的勢頭,使全球反恐戰爭處於最前沿,美國政府的所有部門將在雙邊和多邊談判中把打擊恐怖主義當作一項標準日程。”

    新保守派通過充分利用這一標誌性的重大災難事件,得到了“重塑”美國新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穩妥方案。正如德里克•葛列格里所說,世貿雙塔的倒塌“通過一種震撼人心的視覺力量,傳達了在美國都市心臟爆發的一次壯觀的恐怖活動”。事實上,這樣的事件令人很難遺忘,(而美國媒體正努力使它宛如昨天)除非像阿布格裏蔔監獄虐囚事件這樣的腐蝕劑和出乎意料的現象流行開來,引起公眾關注。迪克•切厄反復重申:“別忘了我們在2001年9月11日上午所看到的一切。”但是美國“9•11”事件後的“反恐戰爭”還有更大的政治、經濟和戰略目的。當然,如果所有的恐怖分子都被抓起來了,美國手中的惡魔又該用光了。我們知道,恐怖活動,不管是國家的還是社會的,都是真實的,但是美國的“反恐戰爭”卻是“人為製造”的、“虛構”的。我們也會列出一些具體想法,探討什麼才是應對恐怖主義的最好方法,不論這種恐怖主義來自國家還是非國家角色。

    在題為《打擊恐怖主義國家戰略》的檔中,我們看到:
    我們生活的時代有大量機會使世界的繁榮與美國和全世界熱愛自由的人們所擁有的利益和價值相一致。我們將把握這些機會……通過不斷進行打擊,確保恐怖分子無處藏身,我們將縮小他們的活動範圍,削弱恐怖主義組織的能力……我們永遠不能忘記,我們鬥爭的最終目標是——我們根本的民主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在領導反恐鬥爭的過程中,我們形成了新的國際關係,用適應二十一世紀跨國挑戰的方式重新定義現在的國際關係……前面的鬥爭是長期的、艱苦的。在這場特殊的戰爭中,我們不能期望衝突輕易地結束,或者有明確的結束期限。

    這段話對“反恐戰爭”的新帝國意識形態中的一些重要元素進行了最好的總結。
    首先,它告訴我們,這是一個對美國來說充滿“大量機會”的時代,因為美國可以把它的國家利益當作全球利益強加給全世界,而且可以使用武力。這再次證明,這不是帝國主義的新成分:這是一種長期以來一直存在的意識形態準則,使一群人的政治企圖能夠在本國或國際上佔據支配地位。為了支配他人,這些人的觀點必須淩駕於別人的觀點之上。“9•11”事件所帶來的機遇為美國達到這一目的鋪平了道路。

    其次,這段聲明告訴我們,美國必須“持續不斷”地、在有必要的地方進行“單邊”的、先發制人的打擊。美國確實這樣做了。四年之中,美國轟炸了南聯盟,人侵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在我們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美國或許和以色列正為入侵敘利亞和伊朗打基礎。利比亞不再是美國的目標,因為正如《經濟學家》雜誌所承認的,“卡紮菲退出邪惡軸心以後”,西方石油和天然氣公司如今在利比亞很活躍。歐洲人這回沒有跟從,從德國、法國和俄羅斯反對美國對伊拉克發動先發制人的行動就能看出來。塔里克•阿裏寫道:“這是冷戰後歐盟和美國的內部核心分歧第一次公開分裂,被電視曝光,使公眾輿論以大西洋為界形成兩極分化。”新保守派相信,如果美國展示一下威力,盟友們最終會走到一起來。“軟實力”派的戰略家,約瑟夫•奈,相信這不是美國達到全球目標的正確方式,因為它使盟友更加疏遠了——軟實力是說服而不是強迫別人做你想讓他們做的事的能力。但是美國沒有聽從約瑟夫• 奈的意見。因此,軟實力派思想家認為,華盛頓(輪軸)的外交政策在新保守派的領導下越軍事化,越我行我素,歐洲國家(輻條)越想脫離輪軸獲得自由。

    美國實力的這種永不安分的狀況使我們想起了列夫•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作為二十世紀傑出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之一和1917年俄國革命的領袖人物,托洛茨基認為1917年的俄國革命不能僅僅局限於在俄國進行。相反,如果俄國的布爾什維克想生存下去,它必須通過在波蘭和德國等其他國家不斷進行革命鬥爭來得到加強,並把其他國家的鬥爭當作整個進程的一部分。托洛茨基的觀點在布爾什維克的中央委員會遭到了失敗,不過我們回顧這段歷史是因為有人說托洛茨基和幾位新保守派有思想上的關聯。如果這種說法正確,那麼托洛茨基的政治思想模式正在簡單地(而且過分簡單地)通過新保守派的戰爭計畫和美國強制機器的對外極端化得到實踐。即使這種說法不對,“9•11”事件後美國新帝國主義的所作所為也恰恰是托洛茨基曾預言的:為了解放受國家干預的國內市場,特別是石油和天然氣市場,資本主義國家發動了一場持久的戰爭,通過更換政府和使用先發制人力量使國際環境極端化。

    這使我們直接聯想到“新保守派”“反恐戰爭”的第三個主張。它使我們十分清楚地看到,這場新戰爭可能無限期地進行下去:“我們不能期望衝突輕易地結束,或者有明確的結束期限。”畢竟,怎麼可能徹底消除所有的恐怖主義呢?對這種偏執想法惟一符合邏輯的猜測是,只要美國“需要”,“反恐”戰爭就將持續下去,直到美國“實現”了兩個具體政治目標:
    全方位的控制和強迫全球接受其自由民主價值觀和自由市場經濟。這就是“全球化”的全部內涵:
    與上帝賦予美國的“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真正全球超級大國”地位密切相連的“歷史的終結”。
    然而,這種新的敵友規劃能夠按著冷戰的方式操作嗎?
    這能夠成為美國從事外交事務的長期組織原則嗎?
    迄今為止它是怎樣運作的呢?

    美國戰略家清楚地知道,當今的恐怖活動不受領土的限制,儘管恐怖分子在地球上有基地和經濟資產。它不受國家限制,儘管可能有國家或國家機構暗中為其提供保護。恐怖分子通過複雜的網路進行活動,使用高級的科技手段。儘管這些手段怎麼也比不上美國的軍事和科技優勢——所以才有了“不對稱戰爭”這個詞——恐怖分子的網路經營得很好。
    “新保守派”洞悉這一切,但是“9•11”事件後當阿富汗的塔利班向美國提出逮捕本•拉登,把“基地組織”從阿富汗驅逐出去時,美國拒絕合作。他們還拒絕「北約」對美國第一次真正的“反恐戰爭”的支持。這些都很令人生疑。美國“假裝”打擊恐怖分子,“實際上”他們做的是推翻塔利班政權,在俄羅斯安全利益和中國利益的軟肋上,還有在無賴國家伊朗的東邊“建立”自己的“軍事存在”。這就是他們所做的“一切”。比倫特•格卡伊看到:“‘9•11’事件前幾天,美國能源部情報局把阿富汗的戰略地理位置列為‘從中亞向阿拉伯海出口石油和天然氣的潛在運輸通道’。”而且,在阿富汗戰爭期間,巴基斯坦和土庫曼斯坦討論了“開發一條從土庫曼斯坦經阿富汗到巴基斯坦瓜德爾港的天然氣管道,現在正在中國的援助下在俾路支省海岸興建。”
    由此,免不了得出一個結論——“反恐戰爭。是促進美國在歐洲和亞洲的安全和階級利益的”人為製造“的工具。然而這其中還有其他尚未看到的事實。

    布希和“新保守派”知道,他們無法像戰勝一個失敗國家那樣戰勝恐怖分子。他們無法用國家政治暴力和國家恐怖活動剷除恐怖分子。“國家恐怖主義”和擴大占絕對優勢的軍事影響力,無論技術多麼先進,只能產生反作用,無法消滅自殺式襲擊、部落戰爭這些現象。維持部落地區的治安如今需要大量人力和武器資源。2003年10月16日,在給迪克•邁爾斯將軍、保羅•沃爾福威茨、道格•費思、皮特•佩斯將軍的備忘錄中,拉姆斯菲爾德問道:“如今我們缺乏衡量全球反恐戰爭輸贏的尺度。我們每天抓獲的、殺死的、阻止的和勸服的恐怖分子是不是比伊斯蘭學校和極端傳教士招募、訓練和派遣出去對付我們的更多呢?”

    除了殘忍和好戰之外,問這個“問題”是一種深度“錯覺”,因為那些決意犧牲自己生命的人,隨時隨地都可能殺死別人。更具體地說,美帝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新保守派”忘記了,自殺式爆炸的“主要意義”在於“生命”,而不是死亡。對中東人民來說,“聖戰”和本•拉登所代表的和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共產主義革命和切•格瓦拉對西方激進青年所代表的“一樣”,而美帝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新保守派”對這一“事實”不屑一顧。
    如果新帝國主義國家(如美國)或新殖民主義國家(如 1967年以後的以色列)用“國家恐怖主義”來打擊恐怖分子,其結果必然是暴力的惡性循環。我們還得進行進一步的分析。例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衝突不僅僅是兩個民族主義或原教旨主義互不讓步的問題。它確實是這樣的,但還有一些東西超出這種簡單猜測之外。事實上,它是“被壓迫民族”——巴勒斯坦人的民族主義和“壓迫者”——以色列國家的民族主義之間的“不平等關係”。

    回顧 1967年,伊薩克•多伊徹曾精彩地說過:
    表面上,阿、以衝突只不過是兩個敵對的民族主義之間的衝突,雙萬都處於自以為是和野心膨脹的惡性循環之中。從抽象國際主義的觀點來看,最容易不過的就是把兩者當作同樣毫無價值的和反動的而不屑一顧。然而,這種觀點忽視了那裏的社會和政治現實。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國家人民的民族主義,他們為獨立而進行的鬥爭,不應該和征服者、壓迫者的民族主義放在一個道德政治層面上。前者有歷史理由和進步的方面,而後者沒有……以色列的安全依賴於定期發動戰爭,每隔幾年必須削弱阿拉伯國家的力量。

    新帝國主義和“新猶太復國主義”是手拉手的好兄弟。2002年5月2日,美國參眾兩院通過議案,宣佈美國和以色列“現在正進行一場反對恐怖主義的共同鬥爭”。參議員約瑟夫•利伯曼更直白地說:“以色列受到恐怖分子有組織、蓄意的自殺和殺人襲擊行動的包圍。這些恐怖分子的實質和‘9•11’事件中對我們國家的襲擊是一樣的。”美國駐伊拉克部隊正在吸取“以色列國防軍在巴勒斯坦被占領土上得出的經驗教訓”。為了突破抵抗,美國正在“像以色列情報部門那樣使用阿拉伯線人。美軍把伊拉克的城鎮村莊變成了西岸的影子”。
    還有消息披露,“以色列軍官在美國布拉格堡訓練暗殺小組,模仿以色列國防軍的‘定點清除’戰略”。結論是令人痛心的: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所做的,在以色列的週邊,美國正在向全球做同樣的事。正如新”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原教旨主義與伊斯蘭聖戰相對應,美國國內的“基督教原教旨派”和“猶太復國主義”者與美國以外的全球聖戰相對應。芝加哥諾斯派克大學的唐納德•瓦格納近期對“基督教原教旨主義”和新“猶太復國主義”進行研究,追溯了這兩個意識形態運動在小布希時代與“新保守主義”明顯走到一起的過程。“2000年,共和黨發生了一個轉變。它開始擁護新保守派思想家的理論,宣揚美國的”單邊主義“,支持用軍事手段而不是外交手段解決問題。‘9•11’事件後又採取了更具進攻性的做法,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戰爭和其他的敵人很快都與美國的‘反恐戰爭’聯繫起來,而這毫不奇怪。”因此大家普遍認為,華盛頓對以色列的承諾是一種無可更改的事實,這也正是使布希的巴勒斯坦政策左右為難之處。當然還得強調一下,新保守主義和猶太人的觀點並不完全一致,有許多參與政治的猶太人認為新保守派(和新猶太復國主義者)對世界的觀點是一派胡言。

    新保守派把恐怖主義的根源歸結於貧困、腐敗、宗教衝突和民族矛盾。這毫無意義,按照亨利•C.K.劉的說法:“這樣定義恐怖主義的話,反恐戰爭無法取得勝利。”伊斯蘭恐怖主義的真正原因是美國在原材料豐富的地區,向那些窮苦人民施加其占絕對優勢的影響力,因為這些原材料,如石油和天然氣,對美國正在衰落的經濟。不穩定的金融狀況至關重要。
    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另一個“真正原因”是巴勒斯坦的惡劣狀況和所謂的“國際社會”“無力”強迫以色列“執行”「聯合國安理會」要求其撤出西岸和加沙的242號決議。對付恐怖主義最好的方式是平民方式,一種新的“緩和”政策。應對基地組織和原教旨主義恐怖組織最好的方式是從大中東地區“收回”盎格魯—撒克遜的影響力,從西岸和加沙撤走以色列部隊,成立獨立的巴勒斯坦國。到那時,伊斯蘭教和西方就能在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基礎上發展一種新的民主、平民的政治經濟合作關係。這是把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觀點倒過來想的另一種方法。這也是超越過於“簡單的”、“錯誤的”、危險的、好與壞的宗教困境的另一種方法。
    但是布希的主要選舉支持者——“基督教原教旨派”和新”猶太復國主義者“,都堅持拒絕這樣想(P93-104)。

    2007-03-17


  2. 2011/04/15 於 13:37 patchpieces

    美帝策劃扶植西藏叛亂:中情局組訓叛亂游擊隊供應武器阻止(農奴)和平解放

    阻止西藏(農奴)和平解放

      為適應“(圍堵遏制中國反共白色恐怖撲殺)冷戰”的需要,1947年7月26日,美國國會通過了《1947年國家安全法案》。該法案規定:美國成立「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簡稱CIA);只要總統授權,美國「中央情報局」就有權在國外執行各種秘密行動和准軍事行動。尤其在軍事干涉過於強硬、外交手段軟弱無力時,「中央情報局」的秘密行動便成了美國政府的第三種選擇。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美國開始公開涉足中國西藏事務,支援西藏分裂勢力的活動。美國最高決策層認為,西藏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原因是:
    其一,中國西藏位於亞洲的腹地,作為一個天然的戰略高地屏護著中國的西南地區,如果西藏被中國控制,便會成為共產黨中國向印度施加影響的基地,因而“會對南亞地區(特別是印度)構成威脅”;相反,“一個分裂的西藏”卻與美國政府所希望的“中國在某一方面出現內部崩潰”之目標正好吻合。在美國看來,即便無法分裂中國,西藏分裂勢力的抵抗也可以消耗中國的資源,從而實現削弱中國的目的。
    其二,1950年2月《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和同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以後,從強烈的反華政治需要出發,美國把中國西藏納入其對華“遏制”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中央情報局在援助西藏分裂勢力的活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950年3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先遣部隊向西康地區進發,拉開了解放西藏的序幕。「中央情報局」密切注視著西藏局勢,通過各種途徑搜集有關西藏的情報。此間,西藏上層分裂勢力也準備以武力對抗解放軍入藏,並慫恿達賴喇嘛外逃。7月,達賴喇嘛的長兄土登諾布在「中央情報局」資助下到達紐約,成為美國與達賴秘密聯繫的中間人。

      最初,美國曾試圖阻止西藏(農奴)和平解放,極力慫恿達賴及噶廈(西藏地方政府)拒絕與中央人民政府簽署西藏和平解放的十七條協定。在這一計畫落空以後,中央情報局又策劃了秘密策動達賴出逃的計畫,由於種種原因,這一計畫再次落空。然而,中央情報局與西藏上層分裂勢力的此次密謀,為1959年達賴逃往印度鋪墊了基礎。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SC5412計畫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以後,「中央情報局」積極支持並“操縱”西藏分裂勢力,策劃了一系列旨在製造“西藏獨立”、反對“新中國”的陰謀活動。此間,美國政府密切關注西藏事態的變化,積極採取措施支持西藏分裂勢力。國務院遠東司司長艾利遜認為:“西藏叛亂分子已經發展到集體的公開騷亂的階段”,“西藏的形勢正在向著符合美國利益的方向發展”。因此他建議美國政府應進一步秘密援助西藏抵抗力量。這一建議得到了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高度重視,決定由中央情報局在西藏實施NSC5412計畫——“秘密援助地下反共抵抗力量”的行動計畫。

      1954年3月15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SC)通過了NSC5412計畫。次年,艾森豪總統又批准修補了NSC5412計畫,增加了NSC5412/1和NSC5412/2文件。這三個檔均屬“遏制國際共產主義行動的秘密軍事行動計畫”。其中在NSC5412/2文件中特別規定,在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下,由「中央情報局」具體負責領導反對和遏制“國際共產主義行動”的全部間諜和反間諜行動。該項秘密行動的目標是在“受到國際共產主義威脅和統治的地區發展地下抵抗力量和秘密幫助遊擊隊活動,並保證那些力量在戰爭中的有效能力,使他們在戰爭中擴大軍事力量並獲得所需的供應品”。

      按照美國國家安會委員會第5412/2號檔的精神,由總統、國務院和國防部指定代表組成代表團,又稱“5412委員會”或“特別小組”,也稱5412小組。該小組具體指導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重大秘密行動。這意味著「中央情報局」對西藏實施的各種秘密行動計畫都由該小組決定。

    秘密援助西藏叛亂分子

      依據NSC5412計畫,「中央情報局」在中國西藏地區開始了秘密援助“藏獨”的一系列行動。喬治•派特遜是美國情報部門與印度、中國國民黨、在國外的西藏分裂分子相接觸時的聯絡員和譯員,據他後來聲稱,自從1949年起,中央情報局、國民黨特務和西藏分裂分子的聯繫從未中斷。

      1953年朝鮮戰爭結束後,中印邊界印度一側阿爾莫一帶的居民驚奇地發現:這裏居然出現了三個教育中心、兩個醫院、兩個麻風病院和一個肺病療養院。更令人驚奇的是,在這些“醫院”和“教育中心”裏根本就沒有什麼病人和學生。實際上,從1951年起,「中情局」即已開始從事西藏叛亂分子的訓練工作。阿爾莫就是中情局對西藏施行秘密行動的基地之一。

      1955年春季,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一個下屬機構開始在噶倫堡城郊徵募藏族人,先後在臺灣、沖繩群島、塞班島、關島等地秘密進行訓練,然後將這些受訓人員遣回西藏,作為發動叛亂的骨幹。

      1955年12月,在四川西部藏區(通稱“康巴地區”)的民主改革即將展開之時,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唆使和策動當地部分彝、藏族奴隸主,發動了抗拒民主改革的大規模武裝叛亂。

      叛亂發生後,「中央情報局」當即認定康巴叛軍是美國在西藏行動的可靠盟友。局長艾倫•杜勒斯也認為西藏的形勢為中央情報局的行動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會。1957年2月,中情局挑選了6名康巴叛亂分子,送到太平洋上的關島進行了為期6個月的特種訓練。當年8月,這些受訓結業的康巴特務被空投到西藏,其使命是指導叛亂並促使達賴公開向美國求援。其中兩人與康巴叛匪頭子貢布紮西取得了聯繫,並於1958年1月在達賴的夏宮羅布林卡秘密會晤了達賴的管家帕拉•土登維登。

      後來,「中央情報局」又先後遴選了170余名康巴叛亂分子在琉球、塞班等地接受訓練。因為這些高原來客不習慣海島氣候,「中央情報局」遂又在美國國內設立了一個“康巴遊擊隊員訓練基地”,該基地叫做赫爾營,位於美國克羅拉多州的洛基山脈,是二戰期間美軍第10山地師總部所在地,這個營地曾被用來訓練美軍的山地作戰部隊和特工人員。該地平均海拔高度10000英尺,與西藏的地形、氣候有許多相似之處。為了掩人耳目,1957年7月16日出版的《丹佛郵報》宣佈,赫爾營即將啟用為軍事試驗基地。在這個機密的營門口,赫然懸掛了“危險!請勿接近!”的牌子,登山者見後都以為是核廢料處理場。營地的警衛也得到了命令,凡遇未經許可闖入者,一律就地擊斃!

      在人民解放軍的有力打擊下,康巴叛亂到1957年底基本被平息下去。許多叛亂頭目紛紛逃向西藏,被西藏上層反動集團收留,重新予以武裝,繼續進行非法活動。1957年5月,在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的策劃支持下,從四川藏族地區流竄到西藏的康巴叛亂分子頭目在拉薩成立了反動組織“四水六崗”(藏語“曲細崗珠”,泛指甘、青、川、滇、藏等省區藏族聚居的地方)。

      1958年4月,從四川、青海、甘肅等省藏區竄入西藏的叛亂分子,正式與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結為同盟,將所有武裝力量統一于“四水六崗”組織之內,並分配了叛亂任務。6月,貢布紮西帶著中情局訓練的特務和電臺離開拉薩,竄到西藏山南地區,建立叛亂武裝根據地,組織了叛亂武裝“衛教志願軍”。

      “衛教軍”一成立,就立即得到美國的武器援助。當年夏天,「中情局」就在山南地區空投大批武器彈藥,計有機槍20挺、迫擊炮2門、步槍100支、手榴彈600枚、炮彈600發、子彈40000發。11月26日,中情局通過“麥克馬洪線”以南印度佔領區,又向山南地區運送武器彈藥226馱;年底,向紮古拉馬塘高地空投一批武器,約100支美式來福槍、20挺輕機槍、2門55毫米迫擊炮、60枚手榴彈,每支槍和每門炮配置300發子彈或炮彈。次年1月,又通過尼泊爾運入40馱武器彈藥。為掩蓋真相,美國只提供“二戰”時期的武器。

      「中央情報局」的援助行動,助長了西藏分裂主義分子的囂張氣焰。進入1959年,西藏武裝叛亂逐步升級,叛亂分子不僅襲擊解放軍,而且對藏民劫掠、燒殺,強迫他們反對中央人民政府。3月10日,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終於公開撕毀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發動了全面的武裝叛亂。一周之後,他們又劫持達賴喇嘛離開拉薩,倉皇出逃。

      有外國研究人員認為,叛亂者無法通過和平手段使達賴喇嘛公開站在他們一邊,是促使中情局和他們在1959年3月發動大規模叛亂的根源。這並非空穴來風。最新解密檔案表明,1958年9月,中情局決定秘密增加對叛亂者的資助,以擴大其反對中央政府的遊擊戰,此舉得到艾森豪總統的批准。派特遜證實說,在拉薩叛亂前,他的康巴朋友就告訴他,已經有了一個使達賴喇嘛離開拉薩的計畫了。1959年3月2日,印度加爾各達的《政治家報》發表的一篇匿名文章,也為上述結論提供了證據。作者極其準確地預測說,達賴喇嘛可能不願離開拉薩,但為了使他離開,康巴人將不得不製造些騷亂。

    檔案表明,在西藏叛亂的關鍵時刻,「中央情報局」認定,“達賴的出逃符合美國的利益。”在達賴出逃途中,“曾在「中央情報局」受訓的報務員緊緊相隨,把達賴喇嘛的行程隨時報告給華盛頓。”「中央情報局」設在達卡的基地與達賴喇嘛保持密切聯繫,並準備好一種適合在西藏稀薄空氣中飛行的C—130型運輸機,隨時給他們空投所需物資。兩周後,達賴一行在「中央情報局」訓練的西藏特工幫助下逃到印度佔領區。

      達賴出逃後,叛亂武裝於3月20日淩晨向解放軍發動全面進攻。解放軍被迫進行反擊,兩天內就將其徹底擊潰。隨後,西藏全境的平叛作戰全面展開,叛亂分子苦心經營的山南老巢被一舉蕩平,“衛教軍”敗逃至印度控制區。至當年底,西藏大部分地區的叛亂即被平息。

      策劃西藏“公路襲擾戰”

      「中情局」對西藏叛亂武裝如此不堪一擊大為失望,他們認為這都是反叛者集團作戰的結果。在1959年召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第403次會議上,艾森豪總統批准在中國西藏繼續實施NSC5412系列計畫。艾倫•杜勒斯分析了西藏叛亂失敗的原因並提出了未來的行動方案。他認為:首先,中國人民解放軍在西藏佔有絕對有效的軍事優勢,加之其使用飛機,西藏叛軍已被“成功地肢解”;其次,“西藏(叛亂)遊擊隊總是大集團作戰,軍事調動過於煩冗”,“他們對當地地形熟悉的優勢沒有發揮出來”。接著,杜勒斯分析了中國軍隊的困難,即解放軍數千名步兵在向青藏高原推進過程中要克服嚴峻的給養運輸、惡劣的自然條件的挑戰。因此,如果破壞拉薩——北京的供應線,北京的損失就會出現“實質性地增加”。中央情報局認為,西藏的大部分道路都築在山腰上,一旦被破壞.要用數周甚至數月才能修復;依靠反叛者襲擊公務人員和車隊以獲取中國內部情報,也成為中央情報局日益渴望的事, 因為它從中國其他地區已很難獲得此類情報。

      於是,「中央情報局」確定了“公路襲擾”計畫,將在赫爾營經過專門訓練的藏人空投到西藏,實施破壞西藏公路運輸的行動。

      在西藏叛亂正式爆發之後,被秘密送到赫爾營進行訓練的藏人數量明顯增加,最終共有259人在該營受訓。

      1959年9月下旬,中央情報局決定在康區西部的邊壩(Pembar)地區進行上述行動。邊壩位於薩爾溫江(怒江)南岸,與中國的“成都——拉薩”公路距離很近,由於中國在該路段南北支線的控制薄弱而被選中。同月,在美國受訓的18名藏人被空投到西藏邊壩地區。他們的任務是控制該地區;進攻四川——拉薩公路上的交通運輸和破壞軍事設施,襲擾並阻斷軍事運輸供給,以阻止中國政府對西藏地方的物資供應和軍需運輸;破壞襲擾解放軍平息叛亂的行動。為配合上述行動,美國中央情報局為邊壩地區的叛亂分子空投武器和物資。

      1961年2月,「中央情報局」決定實施第二輪襲擾戰。這次他們選擇了西藏茫康(MaRkham)地區。茫康位於湄公河與雅魯藏布江之間,是中國內地公路穿越康區第二條線路的終點站,也是西藏叛亂分子的聚集之地。中央情報局準備據此破壞北京的後勤運輸。3月,受過訓練的7名藏族特務由中央情報局使用C—130運輸機空投至茫康地區。

      事實證明,美國「中央情報局」對西藏地區上述兩次公路襲擾並不成功,也沒有給中國對西藏地區的控制構成威脅。由於人民解放軍對空降的叛亂分子實施了有效的圍剿,中央情報局從1957年開始空投到西藏的49名藏族特務,除10人逃到印度,2人被捕(至1979年被寬大釋放)外,其他37人不是被擊斃,就是在雪嶺荒原逃竄時死於寒冷和饑渴。

      到1960年底,西藏全區範圍內大股叛亂武裝均被殲滅,人民解放軍取得了平叛鬥爭的決定性勝利。

      “木斯塘計畫”

      「中央情報局」眼看西藏境內的叛亂武裝已無生存基礎,腹地滲透死路一條,於是又將計畫改為從境外進行長期襲擾。1960年前後,中央情報局和西藏分裂勢力決定尋求一個新的安全活動基地,由於印度不願為其提供基地,他們將活動基地從西藏境內轉移到尼泊爾。經過一番挑選,他們看中了尼泊爾境內半獨立的封建領地木斯塘。木斯塘一帶山高林密,地方首領信喇嘛教並不受政府管轄,況且緊鄰西藏邊境,進行滲透行動十分方便。不過當地人煙稀少,一切物資供應均要靠美國解決。

      1960年9月,達賴集團在木斯塘重新組建了“四水六崗衛教軍”,由此開始了在中國邊境長達十年之久的軍事襲擾。其首任總指揮貢布紮西在回憶錄中寫道,“有時,一二百人的西藏遊擊隊的活動深入中國佔領區達100英里”。然而,美國人後來承認:“這些襲擊除了給西藏部隊以暫時的滿足,並激起他們有朝一日真正進軍故鄉的希望外,作用幾近於零”。

    不過有一次,這種襲擊行動卻出乎意料地獲得了大量情報。西藏叛亂分子在一條冷僻的山路上,伏擊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一支小小的車隊,他們在一輛車上發現了幾個郵袋,裏面除了一般日常函件外,還有從北京發出的政府官方檔和軍事檔。叛亂分子把郵袋交給了中央情報局。後來,中央情報局總部的中國問題專家仔細分析了郵袋的內容,從中發現了中國官方大量有關西藏情況的資料與資料。

      除此之處,“西藏行動”未能獲得任何其他值得一提的收穫,卻繼續有氣無力地在原地踏步。

      1960年5月,一架美國U一2飛機進入蘇聯領空進行偵察時被擊落,此後,艾森豪總統下令停止入侵共產黨國家領空,這包括西藏在內。到1960年底中央情報局取消了對西藏叛軍的空投,失去物資供應的叛軍不得不獨自面臨一個苦冬,許多人因為沒有食物和住所而凍餓而死,還有一些人被迫吃皮鞋和皮革來維持生命。

      1961年3月,新上臺的甘迺迪總統重新批准了「中央情報局」的秘密計畫,於是,中央情報局又開始向木斯塘的叛軍空投武器、無線電操作員、裝備和生活必需品。

      「中央情報局」給叛軍下達的任務是,進攻解放軍分散的營地,並在拉薩至新疆的交通幹線上破壞運輸。這些襲擾行動,迫使中國在該地區增加兵力,並將西藏西部的交通線改道為青海至新疆的公路。

      當「中央情報局」決定繼續空投時,遭到了印度的反對。印度國防部長杜特向美國表示:“為了加強中印邊境的防空,堅決擊落任何侵犯印度領空的飛機,因而希望美國的飛機在將來的空投中不要飛越印度領空,也不希望美國利用西藏人在印度反對中國,而使問題複雜化。”沒有印度的支持,“木斯塘計畫”暫時擱淺。

      然而1962秋天,中國和印度爆發了一場短暫的邊境戰爭,從而導致印度政府的態度發生了明顯變化。在對待美國中央情報局利用印度領土(領空)援助達賴集團分裂活動的立場和行動上,印度由原來的反對者(至少是中立者)變成了主要的積極參與者。而且印度開始與美國在軍事上積極合作,美國向印度提供軍事援助,而印度獲得該項援助的條件之一是“與美國合作共同遏制共產黨中國”。軍事合作促使美、印兩國在情報領域展開了合作。美國中央情報局遠東地區負責人菲茲格拉德和印度中央情報局局長穆立克分別為合作雙方的代表。從此,美國中央情報局與印度情報局在援助西藏分裂勢力行動上展開了密切合作。

      美國和印度在“西藏計畫”中各取所需。美國的目的在於抵抗所謂“共產黨中國在印度與南亞的擴張”,具體行動是通過藏人遊擊行動收集解放軍在西藏地區軍事部署的情報。印度在“西藏計畫”中的具體目標是利用藏人遊擊隊對抗中國邊境的防務力量,以期鞏固其“東北邊境特區”(NEFA)的安全。12月,印度情報局實施“察克拉塔計畫”。依據該計畫,這些藏人將被組建為“特別邊境部隊”(Special Frontier Force,簡稱SFF),他們的任務是收集中國情報和實施其他准軍事行動。美國中央情報局極力配合印度情報局的“察克拉塔計畫”。除了為“特別邊境部隊”提供輔助性訓練、跳傘技術外,美國中央情報局還派出由106人組成的特種部隊為其提供“秘密的”遊擊戰術和非常規戰術訓練。

      同時,美、印兩國情報局還將受訓的藏人間諜派往西藏和中、印邊境實施偵察活動。他們通過跳傘進入西藏內地建立了20個情報站,其任務是偵察中國軍隊的集結動向;安裝感測器,用於偵察中國核子試驗及導彈試驗;截取中國軍事通訊的資訊。

      1963年11月,美國「中央情報局」與印度情報局在新德里成立新的聯合行動機構——“特別中心”。“特別中心”的主要職能是利用西藏分裂分子向中國西藏滲透間諜。他們的主要任務是深入西藏及中、印邊境地區,用無線電收集並發送關於中國西藏的社會、政治、軍事情報。美國中央情報局為其提供耐用型太陽能無線電電臺。

      在1964年1月舉行的“特別小組”會議上,美國「中央情報局」又制定並實施了新的“西藏行動”,包括:政治行動、宣傳和准軍事行動。該計畫的目的是“在西藏內部和外國(主要是印度)確立一個自治西藏的政治概念,並在中國內部培養抵抗共產主義政治發展的能力”。

    但是1964 年6月初,木斯塘爆發的一起突發事件徹底改變了美、印合作的行動模式。事件的緣由是,為尋找遊擊隊反華的“素材”,英國一家電視臺派出一個小組在派特遜帶領下,未經允許來到木斯塘。他們說服叛軍發動了一次對中國車隊的襲擊,並將這次襲擊過程拍攝下來,這使得美國中央情報局在西藏的秘密行動被曝光而引起國際社會的譁然。為此,中央情報局停發了對木斯塘叛軍的半年援助資金。

      由於木斯塘襲擊事件的敗露,美、印兩國軍事襲擾的合作行動被迫轉變為單純的情報計畫。 同年10月16日,中國成功爆發了第一顆原子彈,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美、印兩國情報局針對中國情報的合作進程。美國「中央情報局」為印度提供10架C—46運輸機和4架直升機,其中有1架C—46運輸機被改裝成電子偵察機平臺,這些飛機沿著喜瑪拉雅山麓飛行,收集來自西藏地區的電子通信情報。

      從1967年開始,美國「中央情報局」對木斯塘叛軍的援助行動開始走下坡路。這主要是因為,
    首先,木斯塘叛軍的行動沒有達到預期目的,他們沒有在西藏內部實現破壞中國供給和通信系統的目標。
    其次,木斯塘叛軍的任務很大程度上由印度的“特別邊境部隊”來完成,它得到了美國和印度的長期支持。1968年,「中央情報局」近東行動負責人格里奇菲爾德在西藏行動的形勢報告中向“303委員會”特別小組諫言,“在西藏內部取得的成就微乎其微,而其外部的成就(選擇重要目標開展無線電竊聽)要好得多。”

      到1968年,詹森政府停止了對木斯塘叛軍的援助,「中央情報局」也取消了在美國國內對叛亂分子進行訓練的計畫,把整個預算的計畫削減到一年不到120萬美元。

      「中央情報局」在支持西藏叛軍十年之久的時間裏,所耗資金甚巨。據1998年9月15日《洛杉磯時報》的報導:“根據最新公佈的美國情報機構檔,在20世紀6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裏,「中央情報局」每年向西藏流亡運動提供170萬美元用於開展反對中國的活動,其中包括每年向達賴喇嘛提供18萬美元的津貼。”

     “西藏行動”壽終正寢

      1969年1月,尼克森就任美國總統,美國對外政策處於歷史的轉捩點,此時美國的相對實力已走向衰弱。為擺脫越南戰爭的泥潭並借助中國抗衡蘇聯,美國需要中國的參與,為此,美國積極改善與中國的關係,美中關係出現了趨於緩和的態勢。美中關係的“解凍”導致了美國西藏政策的重要變化,此時的西藏分裂集團自然成了美國戰略棋盤上的一粒“棄子”,「中央情報局」對其的秘密支持也隨之停止。

      1973年,尼泊爾國王比蘭德拉訪華。在會見比蘭德拉時,毛澤東主席催促尼方儘快肅清其境內的西藏叛軍。1974年7月,尼泊爾政府軍包圍了木斯塘營地,達賴喇嘛眼看大勢已去,專門錄製了一盤磁帶送到木斯塘營地播放,讓他們放下武器投降。在真切聽到達賴喇嘛的聲音後,大多數叛軍放下武器,還有一些人跳河自盡,最後一任木斯塘叛軍司令旺堆嘉措拒不服從,企圖率領一股人馬突圍去印度,結果在山口被尼泊爾軍隊擊斃,西藏叛亂武裝徹底瓦解。

      1995年11月,達賴在印度北部的達拉薩蘭會見了已退休的美國「中央情報局」官員、當年負責空投行動的約翰•肯尼士•克瑙斯。回顧兩人從前合作的往事時,達賴不無悲哀地說道:“美國政府捲入西藏事務並不是為了幫助西藏,而僅僅是冷戰時期對付中國的戰術需要。” 在達賴喇嘛心中,正是美國的西藏政策才使他成了這場角逐的犧牲品。

      中國政府對西藏叛匪的顛覆行動進行了堅決反擊,1969年1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美印狼狽為奸利用西藏叛匪瘋狂反華》的文章,指出美國是西藏叛匪進行陰謀活動的「後臺老闆」,“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特務經常到西藏叛匪的巢穴裏鬼鬼祟祟地活動”,“一九六七年七月,美國報刊上公開報導,已經有西藏叛匪從印度坐飛機到達美國,進行罪惡活動。”
    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秘密活動,改變不了西藏民主改革的歷史進程,註定最終失敗的命運。

    文/文鋒

    《黨史博采》


  3. 2011/04/15 於 13:39 patchpieces

    美國對哥倫比亞的新殖民政策-「哥倫比亞計畫」

      提到哥倫比亞,許多人就會立刻聯想到這是毒品與游擊隊氾濫的罪惡淵藪之地。羅素克洛和梅格萊恩搭檔演出的「千驚萬險」就是以哥倫比亞為背景,影 片描述的哥倫比亞左派游擊隊在邪惡帝國蘇聯垮台後,變成一群以販毒、綁票維生的恐怖份子,長期以來許多美國人也相信政府與主流(自由)傳媒對於哥倫比亞的 宣傳,相信美國政府目前已耗資數十億的「哥倫比亞計畫」(Plan Columbia)可以消滅哥國毒梟和游擊隊暴力,然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證據卻證明事實剛好相反。

      事實上,「哥倫比亞計畫」只是美國長期對於中南美洲“政經軍干預”的一部份,在美國喬治亞州的班寧堡(Fort Benning),有一所「美洲軍事學校」(SOA, U.S. Army School of the Americas),該校一直被諷刺為「殺手學校」(School of Assassins),因為該校的課程以訓練謀殺、綁架、政變、嚴刑拷打著名,數十年來培養出六萬多名拉丁美洲的軍人,智利民選總統阿葉德被軍事獨裁者皮 諾契特推翻、大主教Oscar Romero被暗殺、瓜地馬拉36年內戰死亡或失蹤的20萬人、薩爾瓦多超過900名平民被屠殺等等,都是“該校”畢業生的“傑作”,女性受害者還會遭強 暴虐殺而死,毫無反抗力量的兒童被活埋或摔死;它也培養惡名昭彰的軍事獨裁者-包括巴拿馬、波利維亞、瓜地馬拉、薩爾瓦多,並且是“右翼民兵”的訓練所- 例如尼加拉瓜殘暴的「國民軍」就是SOA的畢業生,後來組成“右翼恐怖份子”Contra。前巴拿馬總統就稱「美洲軍事學校」是「拉丁美洲最大的亂源製造 基地」,在日漸高漲的抗議聲浪下,該校改名為Western Hemispheric 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WHISC),但是至今仍然繼續培養每年一到兩千名的畢業生(目前1/3的受訓者來自墨西哥,因為該國要對付以Chiapas省原住民為主的薩巴塔游擊 隊(Zapatista)),每年耗費美國納稅人大約兩千萬美金。

      和其他拉美國家相比,哥倫比亞派遣最多軍人(目前已超過一萬多人)到SOA受訓,其中許多高階軍官都犯下違反人權的罪刑,哥倫比亞軍方和殘忍著 稱的右翼民兵組織AUC也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使得在哥國每年有超過三萬人被殺、一百萬人無家可歸。1986年以來已經有三千八百名工會領袖和組織者遭殺 害,在去年的前十一個月,就有180名工會領袖被暗殺,過去十幾年以來,超過三萬名工人、農民、人權組織者、左翼領袖、教師等被軍隊和右翼民兵殺害。最大 的右翼民兵組織AUC的領導人對於謀殺工會領袖毫無悔意,他說「我們有理由殺那些人,因為他們(工會領袖)妨礙他人工作。」因為暴力事件頻仍,自從 1985年以來,已經有兩百萬哥倫比亞平民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園。

      在美國主流(自由)傳媒宣傳下不斷“被污名化”的左翼游擊隊-其中一股最大的力量FARC「哥倫比亞人民革命軍」(有一萬六千到兩萬人的武裝力 量,由工人、農民、組織者所組成)-經由過去36年以來的組織工作,哥國基層人民對其支持率不斷提高,專家估計該游擊隊在哥國自治區的影響力已經超過 50%,相對的哥倫比亞所謂「(美帝扶植傀儡)民主」政府,則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貪污腐敗政權,人民對政府的失望清楚地反映在哥國的投票率上(低於 40%),目前FARC直接掌握的非武裝區(約瑞士大小),也完全沒有上述的暴力事件發生。
      在2000年,美國政府投入十三億美金到「哥倫比亞計畫」以及之後六億美金的「安地斯行動」(Andean Intiative,因為哥倫比亞屬於安地斯山脈國家)(其中一億給哥倫比亞軍方),宣稱該計畫是「對抗毒品之戰」(War on Drugs)以及心照不宣的「對抗左派游擊隊(美國政府定義下的恐怖份子)之戰」,事實上,該計畫對於消滅毒品毫無助益,因為大部分的款項給了“美國跨國 公司”,例如<孟山都(Monsanto)>、United Tech、Sikorsky等,用來進行軍事訓練、購買直昇機和除草劑,另外,美國政府也已提供哥倫比亞軍方和右翼民兵十五億美金。

      然而,哥倫比亞政府和軍隊本身就和毒梟“連為一體”,政府軍隊和右翼民兵就是毒梟背後的軍事力量,前SOA的教官就曾說「SOA是拉丁美洲軍官 洗毒品錢的最佳地點」,美國持續提供哥倫比亞軍事援助反而助長軍隊和右翼民兵繼續在國內“鎮壓平民”、違反人權,並且讓毒梟勢力更擴大。

    此外,美國在哥倫比亞四處噴灑除草劑,宣稱這樣就可以消滅古柯鹼作物,但其實是毫無差別地噴灑在一般農田和雨林上,不但使得農作物大量枯死、農民無 法維持生計、亞瑪遜雨林的生態環境遭破壞、原住民生存環境受到威脅,更讓古柯鹼產業暴增超過100%,在1994到1998年,哥國大約種植45500 公頃的古柯鹼作物,但是有超過140800 公頃的一般作物、古柯鹼和雨林被噴灑,從1999年到2000年,古柯鹼的產量反而增加60%,噴灑除草劑不但完全無效,反而讓種植古柯鹼更有價值。

      著名的拉美學者James Petras就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是美國對拉丁美洲再殖民的試金石,因為哥倫比亞目前擁有第三世界國家最強大的游擊隊力量,開始動搖美國在拉丁 美洲的殖民力量(哥倫比亞的石油是美國重大利益所在,美國從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和厄瓜多進口的石油比波斯灣還要多),因此若能藉由「哥倫比亞計畫」一舉摧 毀反抗的力量,則可以再度建立美國的新帝國主義力量,因此越來越多人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實際上是「死亡計畫」(Plan of Death)。

      今年4月19-22日,在美國首府華盛頓有大規模的反戰(4月20日舉行大遊行,主題為「停止國內和國外的戰爭」Stop the War-At Home& Abroad,詳情請見:http://www.a20stopthewar.org/)、反全球化和「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National Mobilization on Columbia,詳情請見:http://www.colombiamobilization.org/)遊行(世界各地的抗議活動資訊都可以在 http://protest.net/ 找到),「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在4月22日將發動大遊行並提出兩大訴求:
    一、反對美國政府假借掃蕩毒品為名的「哥倫比亞計畫」,
    二、關閉「殺手學校」 -「美洲軍事學校」(SOA)。

    文/洪家寧 2002.4


  4. 2011/05/10 於 16:54 patchpieces

    美、歐可能聯合削弱中國

      2011年初,中東發生了一系列變局。以法、英為首,美國予以配合的多國部隊對利比亞政府軍開始的空中打擊,將中東變局推向高潮。在此我們沒有必要陷入利比亞戰局的細節中,需要討論的是這場戰爭對世界格局及中國的意義。

      臥薪嚐膽的歐洲重現攻勢

      3月27日,北約決定從美國手中全面接管對利比亞的軍事行動。美國主動放棄在北約軍事主導,折射出歐洲與美國之間出現了力量對比的變化,以及由此出現的歐洲在世界政治中初步顯現的相應攻勢。

      現在看來,歐洲統一並不是發生在二戰後“雅爾達格局”中,而是與“雅爾達格局”相排斥的歷史進程,其目標是歐洲人在新形勢下試圖恢復歐洲主導的世界體系,即以沒有歐洲分裂和沒有殖民體系的“凡爾賽體系”,取代由美、蘇設計的、將歐洲分裂為東歐和西歐並由此弱化歐洲的“雅爾達體系”。1946年起,經過半個多世紀的臥薪嚐膽,歐洲人已經接近完成了瓦解“雅爾達體系”和恢復准一戰時“凡爾賽體系”的戰略目標。

      說“接近完成”,是由於它還沒有完全收復地中海南岸。地中海是歐洲“柔軟的腹部”,歷史上的歐洲文明興衰多由地中海開始。歐洲人明白:地中海是歐洲的命運旋轉門。如果不能收復地中海南岸,歐洲大陸就失去了自衛的屏障,其統一成果就不能鞏固。

      正是這個原因,“歐盟”聯合美國於2008年2月17日促成科索沃議會通過獨立宣言,使歐洲統一進程在地中海北岸的巴爾幹最後收口。7月13日,歐盟27個成員國和16個地中海南岸國家領導人在巴黎舉行峰會, 決定正式啟動1995年薩科齊提出的“巴賽隆納進程: 地中海聯盟” 計畫。峰會發表的聲明表示,要把地中海沿岸變為一個和平、民主、合作和繁榮的地區,宣告“地中海聯盟”正式成立。

      2010年美國宣佈“重返亞洲”和美國總統宣佈美國作戰部隊從伊拉克撤出,讓歐洲感覺到巨大的戰略空間。2011年初在中東北非的亂局與“歐盟”的目標不期而遇。但突破美國在北非的影響力,完成歐洲真正統一,僅靠北非亂局是不行的,真正的攻堅還需“槍桿子”的配合。這樣,利比亞便合乎邏輯地成了“歐盟”進軍地中海南岸的突破口。

      薩科齊看似輕率的性格很可能要為歐洲開闢新的歷史。因為歐洲在21世紀第一個十年中在中亞拖垮了美國,第二個十年剛剛開始時,歐洲人已獨立地將其作戰力量投入北非。根據19世紀英、法等歐洲國家治理世界的經驗,保留而不是消滅(利比亞)卡紮菲(格達費)政權,同時在利比亞東部地中海沿岸扶起另一個反對派“政權”,會使歐盟戰略利益“最大化”。因為反對派“政權”會對歐洲軍力形成“絕對依賴”,使「歐盟」不僅能“無限制”地攫奪利比亞的石油等物質利益,還可以進一步在利比亞“立足”並進一步向東西推進,以鞏固歐洲統一的戰略目標。

      從過去20多年的情況看,放棄二戰後蘇、美共治的“雅爾達體系”,用歐美共治的世界體系取而代之,是自雷根至小布希期間美國外交的自覺推行的外交取向。當歐洲統一在巴爾幹科索沃收口後,2010年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宣佈“重返亞洲”。
    2011年中東亂局與利比亞戰事並沒有改變美國重返亞洲的既定政策。日本遭遇的大地震並不表明,中國面臨的美國及其盟國帶來的戰略壓力有絲毫減輕。

     歐、美共治帶來的變化

      如果對世界大勢即將發生的上述變局的分析得以成立的話,那目前中東和遠東的國際關係就會出現如下變化:

      第一是利比亞。
    對歐盟最好的結局是老布希“海灣戰爭”式的結局,即在保留對卡紮菲(格達費)巨大壓力的同時,反政府“政權”也能長期存在;其次是小布希“伊拉克戰爭”的結局,即由於英、法國力不支而使利比亞兩種力量失衡,最終導致英、法對美國的需求增大,使美國重新獲得在歐洲的絕對影響力。

      美國需要出現有利於歐洲的穩定。只有這樣,才能讓歐洲騰出手來,按計劃支持美國在遠東的行動。而最有可能性的結果是讓利比亞衝突雙方在法律上接受利比亞東、西“分治”或分裂的事實。

      第二是日本。
    美國“重返亞洲”依重的基礎盟友是日本。但日本畢竟是遭受過美國原子彈打擊的國家。對美國人而言,日本擁有核武器比朝鮮擁有核武器更為可怕。在東北亞核查問題上,美國人“最不便直說”的就是日本擁核問題。為了重返東亞並建立大西洋盟友,即歐洲盎格魯—撒克遜國家聯盟,而非“雅爾達盟友”即俄國和中國的遠東體系,那美國首先應當做的是廢掉日本的核能力。2011年3月8日,日本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曾說:日本可以在一年內建造核武器。不知是否巧合,話音剛落,日本大地震幾乎毀滅了日本幾十年來埋頭發展的核能力,當然,同時也為美國推進“重返亞洲”戰略“放手”日本在亞洲“攪局”除去了難以言傳的心病。此後的美、日關係將更為緊密,日本對美國將“更加依賴”,為美國效命“更加賣力”。

     美、歐瓜分世界資源,中國是削弱目標

      第三是中國。
    如果將美國“重返亞洲”政策放在與歐、美全球分工,而不是雅爾達傳統中俄、美分工的大格局下,那麼,中、美關係緩衝空間將大幅縮小。由於絕對市場經濟的國際體系,世界資源已不足以支持歐盟、美國和中國這三個經濟能力需要外部資源支援並對這種支持形成絕對依賴的國家的發展需求。

      資源蛋糕就這麼大,且美國已接受歐洲的統一並為其“清掃”了“蘇聯”這個最大障礙,那麼“歐元”的擴大從某種意義上也是美國認可的。歐、美接下來將是“聯合一致”削弱中國,以從中獲得更多資源份額。

      2010年4月15日,美國總統奧巴馬說得“很明白”:如果10億中國人口也過上與美國同樣的生活,那將是人類的悲劇;中國人要富裕起來可以,但中國領導人應該想一個“新模式”,不要讓地球無法承擔。
    也就是說,發展中的中國如果不能為比中國更為發展的西方“讓出”資源,那中國就應當“讓位”:要麼被打掉,要麼自覺“低碳”。

      上世紀中葉,美國曾制定計劃要把崛起的德國“變成牧羊人、蘋果園主和家禽飼養員”。顯然,由“牧羊人、蘋果園主和家禽飼養員”而不是大工業財團組成的國家經濟,是目前西方人對南方國家要求的“低碳”經濟,也就是奧巴馬要求中國人“應該想”出的“新模式”。狼與羊比,羊比狼“低碳”。
    這在中國看來,顯然不能接受,由此必然要與西方鬥爭。

      似乎雷根任期開始,歐、美“聯手”治理世界的跡象愈來愈明顯,從1982年的馬島之戰、「華約」解散、“蘇聯”解體、1991年的海灣戰爭(波斯灣戰爭)、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再到2001年開始的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直到2011年北約打擊利比亞,無不顯示歐、美之間———儘管也有各自的“小九九”———“目標一致”的特徵。2010年在歐洲開始向地中海南岸佈局的同時,美國開始公開提出“重返東亞”,這顯然不僅僅是美國一家的宣誓,而是「北約」即歐美的宣誓。

      美國“幫助”歐洲瓦解了蘇聯和南斯拉夫,並使歐洲大陸統一在巴爾幹封口,那作為“回報”,利比亞之後的「歐盟」也會在遠東,尤其在中國問題上,“全力幫助”美國。

      看來,狼真的來了,而且還不止一隻,它後面還有一群;儘管頭狼已老,但後面的已獲得新生,並與老狼已調整好戰略分工和利益分配關係。世界力量正在進行重組,真正的挑戰正在來臨。

    文/張文木

    2011-05-09  環球時報


  5. 2011/06/25 於 18:11 patchpieces

    近期中、俄、美局勢分析(2011.6.20中俄聯盟抗美帝局勢底定)

    從最近的形勢來看,中、俄的聯盟基本確立,但是聯盟裏面也有緊密程度的區別,下面我把中俄聯盟裏面主要幾個層面的關係描述一下:

    1、 能源領域:分成淺、中、深三種程度的合作,現在中俄屬於中度合作,從現在的走勢來看正在朝著深度合作的方向發展,這個從全球原油期貨價格走勢就能夠看出來,假如中俄的這個層面的合作快速進入深度合作,那麼原油價格會快速下跌。

    2、 貨幣和貿易:分成淺、中、深三種模式,淺度是邊貿的自由使用雙方的貨幣,中度是貨幣互換(然後在一些貿易領域直接使用雙方貨幣,比如能源),深度合作是一般貿易層面的直接使用雙方協商匯率(就是停止使用美元作為中間貨幣)。現在從整體來看,中俄在這個層面已經是深度合作。這個對於美元的打擊會比較大,因此美國在這個問題上面會在歐洲、亞洲對中俄兩國使用相應的軍事威懾手段,因為軍事是貨幣的信用背書。

    3、 糧食:分成淺、中、深三種程度的合作,現在屬於淺度合作,主要是一些簡單的糧食貿易,中度合作就是我國參與俄羅斯的耕作,深度合作就是在種子技術、土地開墾耕作、勞動力的使用方面全方位的合作。現在看來中俄在糧食層面是淺度合作。

    4、 軍事:分成淺、中、深三種程度的合作,現在屬於剛從淺度合作進入中度合作,後面是否會深度合作要看美國的週邊壓力,在強大的壓力之下,肯定會進入深度合作。

    現在整體來看:能源領域中度合作(但是在快速朝著深度合作發展),貨幣和貿易層面已經是深度合作,糧食層面是淺度合作,軍事層面是剛進入中度合作。

    那麼這四樣的合作程度的高低和中、俄之間的關係和美國之間的關係和將來可能發生的事情和措施來看有哪些區別呢?描述如下:

    1、 能源領域的合作模式將直接決定後面原油價格的走勢。

    2、 貿易和貨幣層面的合作的維繫將直接影響後面美國的全球美元佈局和軍事佈局,因為軍事是貨幣的信用背書。

    3、 糧食的合作模式的深淺,是這幾樣合作裏面難度最大的,為何?因為深度合作涉及到土地問題(就是耕地誰來耕作使用什麼種子和勞動力問題和耕地的規劃問題,這些問題很容易引起民族情緒,一般政治家在這方面有點投鼠忌器)。但是只要普京絕對控制了俄羅斯的政局,朝著這個方向合作的概率還是有的,中俄的糧食的合作模式假如進入深度合作,那麼美國的糧食美元策略就完蛋了,這個對於美國的整體戰略打擊會相當大,相信這個也是美國現在極力避免的。美國最近快速打壓糧食價格就是這個道理,溫家寶在英國媒體說中國控制了通脹也是這個道理,為何?因為這樣做就減少了中國去和俄羅斯加深這種聯盟的動力。

    4、 軍事層面的合作後面加深的概率會比較大,因為大家都面臨比較現實的美國的強大的軍事壓力。

    5、 總結:中、俄的聯盟直接“打破”了美國的從“石油美元”向“糧食美元”過渡的整體“美元戰略”,同時打破了美國的全球地緣政治格局。

    那麼我同時又要想了,美國人也不是傻冒,按照我看到過的美國的一些預案,他們會有各種措施(就是會假想對手會有哪些措施,然後自己在按照對手的這些措施來實施相關的策略),那麼我來思考一下針對以上的措施美國會做哪些:

    1、 最優先的就是“解體中國”,假如在後面的過程中美國推翻了中國的政權,那麼美國就全贏了,中國成為了美國的經濟殖民國家(可以想像假如中國成為蘇聯第二,就是第二個葉利欽上臺,老百姓倒楣,和當年俄羅斯一樣大量人員上街要飯,肯定是出賣國家利益給美國的,因為他是靠美國上臺的),這樣俄羅斯就孤掌難鳴了,就像魏國滅了蜀國後、再滅吳國就只是時間問題了。

    2、 其次就是讓俄羅斯的梅德韋傑夫在俄羅斯內部搗亂(比如天然氣的合作問題等等,在這個中間搗亂),讓中國的經濟決策層在合作上面搗亂,在媒體中離間中俄的聯盟,“製造”中、俄之間的摩擦(比如報導俄羅斯賣軍火給越南印度等),這些手段美國都已經做了、或者正在做。這樣“期望”能夠“離間”中、俄之間的聯盟,但是現在看來效果不好,因為前面幾天(6/22)中、俄剛剛在貨幣和貿易層面走入深度合作。

    3、 再其次就是美國要保證在中、俄實質聯盟形成的情況下,保住“安插”在兩國的“內線”不被清洗(在俄羅斯就是梅德韋傑夫和葉利欽殘餘,在中國就是經濟決策層)。

    4、 最差的結果就是美國為了挽回地緣政治的敗局,犧牲經濟利益(就是停止經濟收割),但是這樣做對於美國帝國的本身來說是致命的,會導致美國長期的經濟蕭條。這種可能性幾乎為零,但是美國會給中國或者俄羅斯高層這樣的幻想,就像秦國當初給六國一些幻想一樣的道理)

    那根據上面的情況來看,我們後面一個是要快速加強中、俄之間的能源、農業、軍事層面的合作,同時支持俄羅斯國內的普京的力量,同時打壓國內親美勢力。

    另外還有一個關鍵點就是,要“警惕”美國的“虛假承諾”,很有可能美國後面會出現拉攏中國,比如承諾不對中國進行經濟收割或者減少收割程度,但是我們一定要看清楚本質,什麼叫做本質?就是美國後面收割的主體應該是中國,假如不收割中國,美國的經濟後面就會長期陷入蕭條,因此美國做出的這些承諾是不可信的,是無法達到的,就像秦國當時統一六國時的措施會是一樣。所以我們的高層一定要看清楚這個裏面的關係。

    我還是那句話:30年前我們打越南確立聯美抗蘇的地緣政治策略是對的,30年後的現在我們聯俄抗美的地緣政治策略也是對的。這個世界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這個就是現代版的三國演義。

    我國後面最關鍵的一件事情就是要防止國內的葉利欽上臺(親美的賣國勢力),看看俄羅斯的葉利欽就知道了,他把俄羅斯大量中產階級變成赤貧,把俄羅斯的大量農產品和資源低價出口,導致俄羅斯國內盧布貶值5000多倍,大量赤貧人口上街要飯(包括軍人)。而中國的親美勢力也是造成我國現在老百姓貧困、腐敗嚴重的根源,看看(美第二中情局「福特基金會」特務喉舌)茅於軾的一些言論你就明白了,居然還說高利貸是利國利民的好事,說高房價是因為大家買的起,房價高是因為經濟適用房,我就覺得很奇怪,這樣的人怎麼會有(自由派)媒體大量宣傳,還有人相信。象茅於軾這樣的人,為什麼上天不早點帶它走,
    還有張五常,因為在美國偷稅漏稅,被判87年徒刑,現在這個判決還有效(2003年春節前後,張五常被美國法庭以11項偷稅罪判刑87年,沒收1千萬美圓,罰金475萬美元,張五常在美國被判刑的新聞:http://community.seattletimes.nwsource.com/archive/?date=20030221&slug=cheung21m,也許有人問為何美國要判刑張五常,因為美國就是中央集權地方民主的制度,在地方層面,你犯了法就是要判刑,但是美國一直沒有要求引渡張五常,就是美國中央集權政府出於張五常有“利用價值”的考慮,請參考我原來的一篇文章《從立法角度探討利益集團問題》)。
    其實這些人“背後”都是美國資本的影子。

    文/猴王
    2011-6-25


  6. 2011/07/11 於 02:36 patchpieces

    周簡報20110709

    第一部分:每週一觀點
    第二部分:本周全球地緣政治局勢和大宗走勢分析
    第三部分:本周新聞解讀匯總

    我發覺“新浪(美利奴美分黨)”每天都(偷偷)幫我減1萬的訪問量,不知道為什麼,現在平均日訪問量在5-7萬之間,每天早上看到的日訪問量都比昨天晚上11點多看到的少1萬,另外按照日訪問量5-7萬來看,每篇博文的訪問量應該在3萬左右,現在只有一半。
    也許新浪(美利奴美分黨)小編是在保護我,訪問量顯示過大後說不定有人就要來滅掉我了。

    第一部分:每週一觀點:正在思考是否起訴(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周小川對於通脹的言論和態度)

    這次CPI的資料是6.4%,並且豬肉價格上漲了57%,為什麼“突然間”我們的「統計局」的資料會開始接近“真實資料”了?
    因為「統計局」有幾個人被抓了。

    但是這兩天周小川說的一系列話已經違背了他作為央行行長的職責(周小川:中國能容忍一定程度的通脹,周小川:CPI環比資料更宜作為貨幣政策依據,周小川:不要對CPI同比升幅資料反應過度),所以正在思考是否組一個律師團起訴他,有這方面能力和經驗的律師可以發郵件給我(提供一些建議或者見解或者參與):sh-antong@vip.sina.com

    我們受夠了通脹了,長期的通脹會讓一個國家失去靈魂,失去文化,失去戰鬥力,會讓這個國家的政權失去民心。而這10年的通脹是在“經濟沙皇”策劃之下,央行主導,經濟決策層主推的一系列措施中實現的,目的就是為了最終象蘇聯解體一樣,這樣經濟決策層的葉利欽就能夠獲得政權,這個群體就能夠通過這種巨變把自己的非法所得洗白變成合法財產,並且通過司法手段固化下來(這樣他們世代享用這筆財富,就像當年的葉利欽,他讓普京上臺最關鍵的條件就是不清算他的家族)

    下面是具體分析部分:

    上個月的CPI資料開始接近真實資料了,那我們就要問問,為什麼這兩年我們的「統計局」可以“瞎改資料”呢?
    我下面把整體的分析講一下。

    從09年開始到現在經濟決策層的大部分“動作”都是明目張膽的“配合”美國的戰略,目的就是一個:顛覆我們的政權。

    因為從經濟原理上來說一個經濟體在巨大的通脹中呆的時間越長,一個經濟體在泡沫中呆的時間越長,越容易出現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並且引發政治動盪。

    所以我們的「統計局」在經濟決策層的指使之下,在房價漲的時候(扭曲造假)壓低住房類在CPI中的權重(注:如同台灣在1989-2008李扁執政時代大力推進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一般),在食品漲的時候壓低食品在CPI中的權重。唯一的目的就是讓我國的通脹不受控制,央行就是不加息刺破經濟泡沫,這樣最後可以達到通過出現經濟危機傳導到社會危機最後傳導到政局危機。

    這個就是我們經濟沙皇主使、央行主導、經濟決策層主推的一系列措施。

    國家有關部門通過司法手段介入「統計局」這個根本性問題所在,是相當正確的(雖然晚了點),假如這種通脹幅度,央行都不加息去抑制通脹,那麼我們就完全有軍管央行的理由和必要。

    在6月份的CPI出來後,央行行長周小川說:我們能夠容忍一定程度的通脹。知道嗎,假如在發達國家說這句話的官員是什麼下場,他會被起訴,是需要負司法責任的,並且他的政治生命就此結束。

    但是我們的央行行長居然在面對這麼高的通脹還說這樣的話,對於這樣的人完全可以用叛國罪進行起訴,清查他個人在海外的資產和是否被美國「中情局」滲透。

    後面我會考慮是否以瀆職罪或者什麼可以立案的罪名起訴他。

    第二部分:本周全球地緣政治局勢和大宗走勢分析:

    1、地緣政治部分

    現在的全球局勢的核心內容還是圍繞著“中俄聯盟”這個中心在運作,這個是美國、中國、俄羅斯三個國家的核心利益所在的點,看看布熱津斯基的地緣政治的書就明白了,美國是一個海權帝國,所以美國的海軍和空軍是優勢最強的,中國和俄羅斯現在是陸權強國,優勢主要體現在陸軍,而以“中俄聯盟”為主的「上合組織」北可以到達北冰洋,南可以到達印度洋,西通過地中海可以到達大西洋,東可以到達西太平洋。是世界上面最大的陸地板塊,同時充沛的資源(包括能源、礦產、耕地、人口等等因素)足夠脫離美國的美元體系獨立存在,假如在這個陸地板塊上面通過高鐵、高速公路連貫起來,將成為最強大的陸權聯盟。這個是美國最害怕的,其實大家看看世界上面的地緣政治高手寫的一些書就明白了,這兩任帝國(英國和美國)都是海權帝國,最怕的就是中國和俄羅斯兩個陸權強國的聯盟(這個聯盟天然不會形成,只有在強大的外力之下才會形成,而現在天時地利人和都出現了)。

    從前面基辛格(六月下旬)訪華沒有什麼成果來看,後面美國會採用胡蘿蔔加大棒的政策,所以暫時來說美國不會讓美元指數快速突破78一線,他要觀察情況,因為經濟震盪烈度太大後安插在中國的勢力就完蛋了,但是假如不收割中國的話美國自己又撐不過去,所以現在他們在尋找最有利的手段。一旦形勢確定,美國會快速行動,同時後面的美國副總統(7月11日)訪問中國很有可能是拖時間,美國也不期望中國在近期快速自己主動刺破泡沫,因為中國主動刺破泡沫美國安插進來的經濟決策層的人就都完蛋了。所以最近CPI到了6.4結果周小川居然厚著臉皮說這種話(在發達國家說這種話的結果就是會被起訴,並且葬送了政治生命,同時他所在的利益集團也會遭受重創),可見現在經濟決策層也急了。

    現在主要要看美國總參謀長(8月上旬)訪華的情況,還有後面美國副總統訪華的情況,美國會對中國胡蘿蔔加大棒,假如覺得沒有機會了,就會快速收割。從中國最近的舉動看,我們強硬勢力在逼迫央行刺破泡沫,但是周小川臉皮太厚了。就像周小川原來說加不加息不是他說了算,但是現在CPI出來是6.4的時候卻出來說:中國能容忍一定程度的通脹。這個就證明了我們的經濟決策層在實際控制經濟運行而不是政治局,在經濟領域經濟決策層已經完成了資本串聯權力的模式,這10年來完全無視人民的痛苦,葬送了我國的前途,出賣了我國的利益給美國。

    2、大宗分析部分

    本周整體來說美元指數上升,道鐘斯指數和納斯達克上升,恒生指數震盪,日元加元澳元港幣震盪,英鎊小幅度貶值,原油週一到週四上漲後周五大幅度下跌,黃金上漲,農產品的小麥黃豆玉米上漲。

    近幾周美國3個月、2年和10年的國債收益率有築底回升的勢頭,但是本周3個月的收益率上升,2年和10年的收益率下降,造成長短債的收益率差縮小,這個不利於套利資金的運作(借短債然後放貸給企業長期貸款)。但是整體來說現在美國國債的收益率不高。

    最近NDF處於震盪階段,人民幣兌美元升值預期也在快速減弱。

    最近豬肉價格漲勢兇猛,食用油價格有緊跟其上的可能。

    現在國際大宗走勢的局勢關鍵點就在於中國泡沫什麼時候破裂,中國強硬勢力在逼迫經濟決策層刺破泡沫,但是經濟決策層在做殊死抵抗,因為泡沫一破裂他們就全部完蛋了。現在中國是全球的局點,而中國國內政治的博弈決定了這個局點的走向。相信中國強硬勢力會贏得這場戰爭,帶領中國走向國家富強人民富強。

    第三部分:
    本周新聞匯總(因為週一到週五的都是每天都公佈最新資訊內容分析的,所以這邊就公佈週末的內容)

    大中華區:

    1、律師申請公開三公消費資料 發改委等3部門拒絕:

    我想知道發改委拒絕的法律依據是什麼?難道是國家機密?難道發改委的人出去吃吃喝喝也是國家機密?。

    2、摩根大通下調內地及香港股市評級至減持:

    港股和A股的命運是一樣一樣的。

    3、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倫10日訪華:

    主要過來瞭解中國軍方的動向,中國的核心在於軍隊。

    4、「(台灣)旺報」社評-大陸應以美債救地方債:

    做這個評論的“很有個性”,我們購買的美債是外匯儲備,和地方債是完全兩回事,當年朱(朱鎔基)主導通過外匯儲備給銀行充當資本金本身就是違反憲法的,已經印過一遍基礎貨幣的外匯儲備結果充當銀行資本金後又會印一遍基礎貨幣,這個是違反憲法的,誰要是再這樣做,最後肯定會被人民送上斷頭臺。

    5、包括中國在內的20個工業化和新興市場國家的農業部長上周同意建立一個監控糧食儲備和生產的資料庫。美國飼料穀物協會(U.S. Grains Council)總裁湯瑪斯•多爾(Thomas Dorr)稱,中國應該通過提高糧食需求資料的準確度,以幫助全球糧食生產商提前規劃生產:

    我國切記切記不能參加這個,這樣我們國家就沒有什麼秘密了,
    切記切記!

    6、水利工作會議,未來10年國家將投入4萬億元建設水利:

    水利設施需要維修需要完善,關鍵是錢從哪邊來,如何監管的問題。另外這個不構成放水的問題,因為這個跨度比較大,平均每年在4000億人民幣。
    另外現在貨幣嚴重縮水,現在的4萬億的購買力預計只有09年時候的2.5萬億左右,和前面的4萬億1年內投入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

    7、國家統計局發佈,6月居民消費價格(CPI)同比上漲6.4%,食品價格上漲14.4%;

    工業品出廠價格(PPI)同比上漲7.1%,豬肉漲幅超過57%:呵呵,看來統計局的人一被抓,資料就馬上離“真實水準”要靠近很多了。

    8、周小川:中國能容忍一定程度的通脹:

    這人應該以叛國罪被槍斃掉。

    9、周小川:CPI環比資料更宜作為貨幣政策依據,周小川:不要對CPI同比升幅資料反應過度:

    同比是跟去年同期相比,環比的意思就是跟上個月的資料來比,
    小川同學的意思很明白了,如果資料不太和諧,他還可以“發明”以天或者小時為單位來做比較.看來小川這類人才比較適合去辛巴威做央行行長,你也不能這樣明目張膽的為了美國賣命呀?這樣你是要被送上斷頭臺的。

    10、美國若違約,中國所持國債不在優先保護之列:

    呵呵,這個就是“態度”,是“要脅”。我們要做好拿不回的準備。

    11、多隻城投債遭遇恐慌性拋售 地方債多米諾突現:

    後面這些都是爛帳。

    12、渤海灣中國式開發之痛 石油資源大量流失海外:

    中國海外去保障原油,但是中國近海的原油開採卻要和美國人分享,被他們控盤(雁注:此次渤海原油滲漏應是美石油公司刻意破壞為之,是美國近期進行“惡化”中國海運貿易線恫嚇計畫的一系列連環動作之一,同時也是作為對中國之暗示警告),我們其實可以借助這次污染事件把美國的石油公司從中國踢走,就像當年普京一樣,以環境問題廢掉和英美簽訂的不平等的合同。

    13、7月7日,美國會眾議長博納、眾議院民主黨領袖佩洛西等國會議員集體會見了達賴、美國對台售武又起波瀾,美國副總統拜登將於八月訪華,此行主要目的是向中方說明美國對台軍售的決定,包括即將宣佈提供台灣F16A/B戰機升級,價值四十六億美元。美國這個決定將挑動兩岸關係的敏感神經:

    中、美關係基本要進入轉捩點了,所以我說基辛格來華沒有獲得什麼成果就是這個道理。最近美國高層的“密集來訪”(季辛吉、副總統、參謀聯席會議主席),主要一個原因是“中俄聯盟”已經與美國形成了實質上的地緣政治戰略上的平衡和“對峙”局面.美國迫切需要“摸清”“中俄聯盟”的底線.美國現在用的是胡蘿蔔加大棒政策,接見達賴的同時又主動放低姿態向中方說明對台軍售,說明美國考慮放棄部分利益籌碼來拉攏中國的部分實權派,努力弱化“中俄聯盟”的作用,將中、俄這個聯盟對美在全球的地緣戰略和經濟戰略的影響降至最低。但是相信中國高層不會中了他們的圈套的。

    14、我國連續8個月增持日本長期債 5月購入61億美元:

    央行那幫傻冒,就知道高買低賣。

    15、銀監會:明年起將實施商業銀行杠杆率要求:

    從2009年的4萬億開始,中國的銀行業瘋狂放貸.資產負債表快速膨脹.目前總資產(不含表外資產)已經超過100萬億元.從放貸的壞賬比例和銀行的核心資本(去掉450億美元無實質意義的補充資本金)來看,中國的銀行業已經處於實際破產狀況.現在開始收縮,是為了後面不至於死的太難看.靠信貸支撐的中國經濟泡沫必將面臨崩盤的命運,這個責任是經濟決策層的人要承擔的,是我們兩任總理和央行等等機構要承擔的。

    16、民生銀行北京銀行仍在發行涉嫌違規理財產品:

    不僅僅是這兩家銀行的理財產品違規.中國的銀行業發行的“理財產品”有一半以上屬於中國版的“(金融衍生性商品)次級債”.這些“產品”的實際收益要低於美國的次債.但風險性要遠遠高於美國的次債

    17、食用油再現提價衝動 魯花領漲5%:

    食用油的行政價格控制已經維持近10個月,有相當一部分食用油生產企業為不虧本都停止了生產.再看看美國最近1年來大豆的期貨價格,就知道後面的漲價是必然的.後面我們要面臨的風險不是由成本上升帶來的漲價.而是由於供應不足引起的漲價.豬肉價格的已經為我們提前預演類似的走勢

    18、短期外債占比連續8季度攀升:

    中國短期外債的大幅攀升.一個原因是受人民幣升值和國內收緊貨幣的影響,迫使企業大量在外融資.另外一個原因是中國把積累下來的大量美元現金投入到了美國國債,歐元區國債等流動性比較差的資產上面.造成國內的外匯現金緊缺.這種嚴重失衡的配置.如果出現集中兌付的狀況,我們會面臨巨大的風險和損失

    19、中、菲發表聯合新聞稿:

    對於菲律賓這種小國來說,一邊是遠親美國,另外一邊是近鄰中國.最合適的方式是兩頭都不得罪.這樣才會有足夠的騰挪空間

    20、中糧高管批評美國農業部“大幅修正”玉米供需資料:

    中糧的鬱悶可以理解,剛剛高位吃進一大批.價格馬上被美國農業部的“資料”打下來.美國人最大的特點是對外不按規則出牌,以獲取利益為目的,對內儘量保持公平.保持和諧.
    而我們“恰恰相反”,對外“到處講”海洋法.WTO規則.對內“無視”任何法規,處處“與民爭利”

    21、國防部:日艦機對中方正常海空行動跟蹤監視極易致誤判:

    跟蹤監視容易導致誤判的道理大家都明白.誤判之後會形成摩擦.日本人就是為了這個目的而來的.在“合適的時間點”主動誤判.“主動製造”摩擦.這個時間點主要由美國人來“掌控”。
    其實中國也可以去製造些摩擦的,讓朝鮮去試驗幾枚中長射程的導彈就可以了。

    國外:

    1、美國國防部第一副部長宣佈辭職:

    進入6月後,美國軍方各項高層人事調整漸次展開。6月30日,任職四年半的蓋茨卸任國防部長一職,由中情局局長帕內塔接任;9月份,現任駐阿富汗聯軍司令彼得雷烏斯將出任中情局局長,而現任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倫與海軍作戰部部長拉夫黑德將會退役,分別由陸軍參謀長登蒲賽和海軍作戰部副部長格林納特接任。美國在削減軍費方面的博弈還是相當激烈的。

    2、各國央行從國際清算銀行提大量黃金創十年之最:

    還記得原來有一篇黃金拆借利率的解析的文章嗎?裏面有詳細分析黃金拆借利率和銀行拆借利率之間的關係的文章,關鍵是在於裏面的一個套利模式。(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3b235601017xqt.html )。按照這個套利模式,因為存在清算銀行的黃金利率很低,原來是因為黃金在漲,所以收益的是黃金價格的上漲,當大家發覺黃金要跌了,就會取出黃金然後拋售換取美元,投資進入收益率上升的國債市場或者其他市場。

    3、高盛將未來三個月現貨黃金價格預期從每盎司1,480美元上調至1,565美元。將未來三個月倫敦金屬交易所(LME) 銅價預期從每噸9,300美元上調至9,450美元:

    這條是前幾天的,本來不想評論的,問的人多,所以就講一下,他們的話假如聽了能夠賺錢的話,那麼這個世界就是90%的人賺10%的人的錢,你覺得可能嗎?(注:猴王的戰略眼光某方面尚有些侷限,對於黃金白銀的評估判斷不盡然可信)

    4、美、日、澳9號在南海附近聯合軍演:

    我們真的打仗前從來不軍演的,就像1979年打越南一樣。

    5、美國眾議院通過巨額國防預算案 高達6490億美元:

    參議院基本不會被通過。

    6、美國6月失業率升至今年最高:

    美國的非農資料基本就是一個被操控的資料,防止最近美元指數過快上漲,非農資料就是一個戰術調節器。現在主要要看美國總參謀長訪華的情況,還有後面美國副總統訪華的情況,美國會對中國胡蘿蔔加大棒,假如覺得沒有機會了,就會快速收割。從中國最近的舉動看,我們強硬勢力在逼迫央行刺破泡沫,但是周小川臉皮太厚了。

    7、摩根大通以2.28億美元和解市政債券操縱指控:

    美國的司法大棒在不停敲打華爾街的財團(華爾街財團以猶太勢力為主,猶太勢力在這個中間的占比要高於美國本土勢力)。

    8、印媒報導稱:印、巴外長27日將就雙邊和平進程會談:

    印度目前的國內矛盾非常突出.反政府武裝在不斷壯大.而前段時間.美國在阿富汗對巴基斯坦的“(刺殺賓拉登及隨後之系列恐怖攻擊)行動”也沒有受到預期效果.美、印合圍巴基斯坦的戰略失敗.目前對外的戰略對手必然是中國.為避免兩線作戰.與近鄰巴基斯坦先處好關係就顯得比較重要了.所以最近印控喀什米爾的問題也低調處理了.對於中國來說,力挺巴基斯坦.對印度形成軍事壓力.是非常有必要的

    9、俄反壟斷局要求天然氣工業公司放開管道接入、俄氣以對華供氣為條件要求400億美元預付款:

    普京開始對天然氣公司施加壓力.這個項目的進展可以算作中俄聯盟進展的標誌之一.對於中方來說,需要在戰術上和普京形成配合.以促使這個項目完成

    10、俄擬在2018年前向歐洲至中國西部交通投資800億盧布:

    美國主導的是海權.所以航母第一位.
    中、俄在歐亞大陸上重新開闢陸路通道.將對「上合組織」內部資源整合,聯通歐洲,形成以歐亞大陸為主體的經濟模式有著極大的戰略意義

    11、俄羅斯轟炸機與日本戰鬥機在太平洋進行演習、俄羅斯兩架轟炸機巡邏遭日本戰機跟蹤:

    這兩則新聞比較有趣.同一個人說的話,“被(刻意扭曲)翻譯”成了兩種“截然相反”的意思(以誤導誤解).細細分辨下.就知道那家報社的記者(妓者)在“說瞎話”了.按目前的形勢.日本和俄羅斯(根本)不可能進行聯合軍事演習.
    再退一步.俄羅斯從07年就開始恢復轟炸機常規巡航了,另外2國的聯合軍演.只有幾架不對等的飛機參與.是不是很奇怪。
    其實後面那句應該才是真話:俄羅斯兩架轟炸機巡邏遭日本戰機跟蹤

    12、英國竊聽門發酵默多克(注:Murdoch)成全民公敵:

    竊聽是個藉口.屬於行業內的潛規則之一.默多克這次應該是觸犯了有更大來頭的利益集團.連英國首相這個超級保護傘都遮不住了。記住默多克是猶太人,屬於猶太財團裏面的一份子(注:媒體巨擘Murdoch是美國新崛起右翼新聞電視台Fox News的老闆)。

    13、「美聯儲」揮揮衣袖作別債市投資者愈感惴惴不安:

    不安的不僅僅是投資者.“美國國債”將是造成世界經濟衰退的漩渦中心.這個“黑洞”將逐漸顯露在大家面前.「美聯儲」都作別債市了,我們國家為啥還死抱著美國國債不放.更鬱悶的是,還在拼命將借來的錢去填歐債這個風險性更高的無底洞.結果是已經不言而喻

    文/猴王
    2011-7-9


  7. 2011/08/15 於 14:49 patchpieces

    美宣稱敘利亞政權喪失合法性 印度金融中心孟買開始遭美英以勢力恐怖攻擊(南亞破局動作)

    印度內政部長稱:孟買爆炸案“可能意在破壞印、巴會談”

      【新德里消息】據《印度快報》7月14日消息,印度最大城市孟買在13日晚間發生的連環爆炸案已經造成18人死亡,至少131人受傷。

      印度內政部長奇丹巴拉姆承認事先未收到有關襲擊的情報,爆炸案的背後存在各種動機,不排除是“為了破壞”本月舉行的印度-巴基斯坦會談的可能性。
      奇丹巴拉姆14日稱,印度將調查所有引發爆炸案的動機,印、巴會談將在10天后舉行,為了破壞會談而發動襲擊可能也是動機之一。

    【時事點評】請大家注意這一段文字,原文是:

      印度內政部長奇丹巴拉姆承認事先未收到有關襲擊的情報,爆炸案的背後存在各種動機,不排除是為了破壞本月舉行的印度-巴基斯坦會談的可能性。

     ● “印度政府”在恐怖襲擊後的“第二天(請注意這一點)”便表現出“冷靜”。

      上述這段文字有“三個看點”:

      第一,是“印度政府承認事先未收到有關襲擊的情報”;
      第二,儘管“印度政府”認為“爆炸案的背後存在各種動機”,但在“第一時間”裏“不排除是為了破壞本月舉行的印度-巴基斯坦會談的可能性”。

      第三,也是非常微妙的,不論是“第一”還是“第二”,都是“印度政府”在恐怖襲擊後的“第二天(請注意這一點)”正式發出的“冷靜”之聲。

      毫無疑問,所有這些應該說明了兩點:

     ● 起碼直至“14日”為止印度政府還能保持“冷靜”

      第一點,曾經因美國“圍繞拉登之死”展示“兩種特殊能力”而一度“不那麼冷靜”的印度政府,在目睹“中歐俄美”之核心利益、於“那”之“後”所展示的一系列“排列與組合(第四波)”,無不彰顯“埃及之亂”的“後續發展”仍然處於“脫稿運行(相對策動者而言)”狀態的“大背景”下,起碼直至“14日”為止,它還能保持“冷靜”。

     ● 印度政府似乎“並不認為”局勢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第二點,也是至關重要的一點,在“第一點”的基礎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印度政府“之所以”在“第二天”給出“上述態度”,在於“13日恐怖襲擊”之後的這段時間裏,印度政府“並不認為”局勢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

      換句話說,印度決策層在經過一個晚上的評估後,仍然認為:由“中歐俄美”為主、包括日本、印度、巴西等大國,以及阿盟、非盟,以色列、朝鮮、越南、土耳其、敘利亞、利比亞等“重要國家”或者“區域性組織”所參與的“第四波排列與組合”,其因“種種原因”最終形成的“最新排列與組合”並沒有因“這突如其來的三起爆炸”而發生“根本性的改變”,或者“發生根本性改變”的“可能性”不大。

     ● 我們就曾經詳細論證過這樣一個過程

      而在之前的點評中,我們就曾經詳細論證過這樣一個過程,即:自“拉登之死”後,目睹美國展示的“兩種特殊能力”,特別是在“兩種特殊能力”的威、逼、利、誘“之下,在“策應美國南亞政策”層面邁出“重要一步(印度聲稱向阿富汗提供5億美元援助,從而策應“三獨架構”)”,但又要“進一步觀察”方方面面圍繞“利比亞”這個觀察點、特別是敘利亞這個“止損點”的“排列與組合”,才肯“更進一步”的印度,在“看明白”了方方面面的“最新排列與組合”並不利於“美國南亞政策”的“趨勢”之後,再次啟動了“自孟買2008年恐怖襲擊案後就中斷的印、巴和談”。
      
    ● 這個所謂“最新的排列與組合”,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這樣幾種事情

      至於這個所謂“最新排列與組合”,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這樣幾種事情,即:

      第一,是隨著沙烏地阿拉伯高官訪英、並拋出“要麼中東(以色列鋼釘)都沒核武 要麼就核競賽”,在“是否”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的問題上,“歐美”“終於來到”了“選擇時刻”。

      第二,但我們仍然強調:這一“終於來到”,本質上雖然仍屬於“排列與組合”層面的東西,但明顯有了“一旦選擇擊穿止損點”,就可能招致“中俄”等“國際社會”的斷然反擊、從而令中東局勢、北非、甚至全球局勢一一失控的危險。

      第三,在“歐美”“終於來到”了“選擇時刻”的背後,是隨著“美國利益”借卡紮菲之“口”,正式拋出“準備襲擊歐盟民用目標”這張“牌”之後,在“利比亞之亂”且歐盟發動軍事打擊以來,與利比亞只隔一個地中海的歐盟(歐元),或者第一次感覺到恐懼,恐懼“科索沃戰爭”對歐元的“沉重打擊之惡夢”極可能重演。

      顯然,卡紮菲所說的“…….如果北約繼續襲擊、準備襲擊歐盟民用目標…..”,正是美國從“利比亞”這個“觀察點”出發,對歐盟(歐元)跨海(地中海)一擊的“可操作方案”。

      第四,急於獲得中國實質性的支持、從而在“利比亞之亂”上實現“由亂至穩”的歐盟,終於等不下去了,而在“歐盟宣佈向朝鮮提供1000萬歐元緊急食品援助”的背後,是“歐盟的東北亞政策”終於不得不扛著幾袋糧食、“主動上門”、從而終於沖著“美國利益”擺出一副“準備”從“中朝”這一側登陸朝鮮半島、並參與“東北亞經濟一體化”的“姿態”,“意”從北京這邊抓取“實質性支持”。

      顯然,就如我們之前所強調,這種實質性支援,一方面是在戰略上“支持歐盟對南歐的整合”,再一個,就是在“技術上”支撐歐元的穩定。

     ● “科索沃問題”與”利比亞問題“是兩個層次的問題

      第五,是中國外交“高級代表團”對利比亞反對派領導人訪問北京進行了“回訪”,從而彰顯“中國的利比亞政策”開始向“有利於歐盟的方向”進行微調的“姿態”。

      但是,根據觀察,在“利比亞問題”上,中國向歐盟提供“利比亞實質性支援”的條件,就是要對中國利比亞(非洲)利益進行一種“框架式地、切實保障”,不可否認的是,這種“框架式保障”,本質上講,也是一種“大國”對歐盟的“制衡框架”。

      這裏有必要說明一下:前面所說的“中國向歐盟提供‘實質性支援’的問題”,顯然是個“既包含了利比亞、但又遠遠超出利比亞”的、更高層次的問題。也就是說:在中國的歐盟政策中,更或者,在“中歐俄美”彼此之間的“排列與組合”中,“科索沃問題”與”利比亞問題“是兩個層次的問題。

     ● 美國人“喊”歐洲人“回家”,重要意圖之“一”,在於彌補“美國西太平洋安全框架”在“遏制中國”層面的、空前的“無力感”!

      第六,是美國國會領導人會見了達賴。 在此的背後,是“美國人”也瞄著“中歐”之間的戰略縫隙、抓住機會、重新撿起“北京奧運會聖火傳遞期間”被歐洲人捧得最高、搞得最歡、現已無力再玩的、旨在令“大國”可“有效制衡中國”的“三獨框架”,從而“喊”歐洲人“回家”,其重要意圖之“一”,在於企圖借歐盟、甚至俄羅斯、印度等力量,通過“三獨框架”去彌補“美國西太平洋安全框架”在“遏制中國”層面的、空前的“無力感”!

     ● 最能說明問題的,莫過於解放軍陳總長那番“看似”沒有什麼、實則“一點也不留臉面”式的“講話”

      在“美國西太平洋安全框架”所謂“空前無力感”的層面上,最能說明問題的,莫過於美軍參聯主席馬倫訪華期間,解放軍陳總長那番“看似”沒有什麼、實則“一點兒也不留臉面”式的“講話”了。
    這一點,我們稍後將結合韓國國防部長訪華一事進一步展開。

      第七,在“伊拉克總理表示反對成立新自治區”且“美國施壓伊拉克政府同意延長美軍駐伊拉克時間”的背後,是“美國利益”威脅進一步肢解伊拉克(針對中東國家)、迫使中東國家跟隨“其敘利亞政策”、特別是“伊朗政策”,
    如若不然,就準備在“中東大亂”之後,或武力干涉敘利亞、埃及國內局勢,或軍事攻擊伊朗做準備。
      
    ● 我們可以清楚地觀察到上述“代表性事件”的“後續發展”、且是“非常符合邏輯”的後續發展

      而針對上述幾件“代表事件”,在7月13日孟買再次發生恐怖襲擊事件的前後,同樣通過幾件事情,我們可以清楚地觀察到它們的“後續發展”、且是“非常符合邏輯”的後續發展:

      第一,是利比亞方向。

      7月10日,法國國防部長在接受電視媒體採訪時、稱:武力解決不了問題,並“敦促利比亞反對派與穆阿邁爾;卡紮菲領導的利比亞政府談判”。
      7月11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就中方向利比亞提供人道主義援助答記者問時表示,中方決定向利比亞人民提供價值5000萬元人民幣的人道主義援助物資;
      7月14日,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在結束據稱“內容廣泛的美、俄政策談判”後說,“兩國一致認為利比亞領導人卡紮菲來日無多”。

      但是,與此同時,俄羅斯拒絕了作為聯絡小組成員參加15日舉行的利比亞問題會議的邀請,並堅稱“有關利比亞衝突的所有決定應由聯合國作出”;

     ● “中、俄”在利比亞問題仍然保持著“明顯的戰略協調”

      這樣,在“中、俄”均已收到有關邀請的情況下,“中、俄”均不出席此次會議,從而在利比亞問題仍然保持著“明顯的戰略協調”。

      通過上面這些“後續發展”,我們不難看出,在利比亞問題上,在歐盟扛著幾包糧食、主動上門、前往朝鮮之後,“中歐俄美”的利比亞政策明顯出現這樣一種有趣的畫面,即:

      一方面,是“中歐”在一邊商量著什麼,商量的結果是“法國人承認武力解決不了問題,並敦促利比亞雙方進行談判”;

      二方面,是“俄美”也在一邊商量著什麼,商量的結果是“兩國一致認為利比亞領導人卡紮菲來日無多”;

      三方面,是“歐美”也在一邊商量著什麼(即將召開的利比亞問題會議),而從會前的氣氛來看,商量的結果應該是“共同承認利比亞反對派是唯一合法代表”。

      最後一個方面,是“中俄”也在一邊商量著什麼,商量的結果就是:均不出席此次利比亞問題會議。

     ● “歐美”一旦共同承認“利比亞反對派是唯一合法代表”才是“利比亞之亂”的邏輯發展

      在上述內容中,真正的看點是“三方面”,即“歐美”一旦將“共同承認利比亞反對派是唯一合法代表”。
      值得強調的是,這才是“利比亞之亂”的邏輯發展,顯然,在大國之間圍繞“埃及之亂”的角力進行到這一層面之後,在利比亞這個“觀察點”上,只有當“歐美”共同承認“利比亞反對派是唯一合法代表”之後,基於我們之前的觀點,我們不難明白,至此,“利比亞之亂”才算真正“入了戲”,即:
    這一“共同承認”即可發展為歐盟所期望的“由利比亞反對派為唯一合法代表之統一的利比亞”,
    也可發展為美國所期望的、可將整個非洲、直到歐亞海上運輸線全部搞亂的、“分裂為二”的利比亞,或者由“卡紮菲勢力”與“利比亞反對派”之間相互制衡、繼而始終維持亂局、同樣可以將整個非洲、直到歐亞海上運輸線全部搞亂的、沒有中央集權的“利比亞”。

     ● 美國已經徹底失去利比亞問題的“政治主導權”

      如果從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它可以說“部分實現”了“幕後策動者”策動“埃及之亂”的意圖,但是,從“中、俄”保持著“明顯的戰略協調”、卡紮菲警告對歐盟發動襲擊,
    但歐盟卻已主動扛著糧食包“奔赴”平壤、敘利亞這個“止損點”還仍未“有效擊穿”,
    而中國的利比亞政策卻已經開始“向有利於歐盟方向微調”的最新發展來看,
    通過“利比亞”這個“觀察點”得到的觀察結論就是:作為掌控“利比亞上空”軍事力量的一方,美國已經徹底失去利比亞問題的“政治主導權”,而失去“政治主導權”的後果就是:“美國的利比亞政策”也必須往歐盟方向靠一靠,從而“主動(實則被動)”地讓歐盟“拿自己一把”,令其“獲取資本”與俄羅斯、特別是中國在另一個層面上“討價還價”,這樣,不得不“以空間換時間”的美國人,就要“暫時犧牲”一下那位“在美國明裏暗中保護下、才得以生存至今”的卡紮菲了。
      
    可問題上,在“美國利比亞政策”不得不往歐盟方向靠一靠的同時,一方面是中國利比亞政策因“歐盟主動赴朝鮮”也往歐盟方向靠了一靠,
    但另一方面,也是“原本指望軍事解決”的“歐盟利比亞政策”也在往“中俄方向”靠了一靠,從而在嘴巴上頻繁掛出“…..政治解決…..聯合國主導…..”之類的“中俄主張”。
      也就是說,“美國利比亞政策”也在間接地往“中、俄方向”靠了一靠。

     ● “中、俄”於“耐心的等待”中、在分頭逼“歐美各自的利比亞政策”繼續往外掏“利益”

      如果在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非常清楚的是,在“中、俄”一邊保持著戰略協調,一邊又分頭與“歐盟、美國”去商量什麼的“背後”,在於兩層目的:

      其一,也是最直接的,是“中、俄”於“耐心的等待”中、在分頭逼“歐美各自的利比亞政策”繼續往外掏“利益”。

      其二,也是最關鍵的,是“中、俄”有意在利比亞這個“觀察點”上繼續觀察,並繼續保持一種超然的地位,顯然,“利比亞之亂”的具體進程已經證明:沒有“中或俄”的實質性配合,在“利比亞”問題上“利益根本對立”的“歐美利益”,不論是誰,都是玩不轉“利比亞之亂”的。

     ● “其一”與“其二”有點兒像個“連環套”

      顯然,只有在“其二”的層面去觀察“中、或俄”分頭與“歐、或美”去商量什麼,才能真正弄清楚“中、俄”雙方“均”決定“不出席此次利比亞問題會議”的“真實意圖”,也就是“其一”;

      同樣,只有在“其二”的基礎上去觀察,才能看明白:“其一”與“其二”有點兒像個“連環套”。

     ● 它最終會“套”住誰?特別是、套“死”誰?其“答案”其實並不在利比亞這個“觀察點”上

      值得強調的是,至於它最終會“套”住誰?特別是、套“死”誰?其“答案”其實並不在利比亞這個“觀察點”上,
    而在於科索沃(對歐盟或者美國而言)、
    在於中東(對美國而言),
    在於東北亞(對於美國而方言),
    在於中國南海(對美國而言),
    在於南亞(對中國而言),
    在於烏克蘭(對俄羅斯而言,從這一點,不難看出中國國家主席不久前訪問烏克蘭的意義之所在),
    在於敘利亞局勢是否徹底失控(對“非美勢力”而言),
    更或者在於“伊核徹底失控”(對於“歐美國家利益”與“歐美資本利益”而言)。

      下面,我們再來看看較利比亞“敏感得多的”敘利亞方向。

      第二,是敘利亞方向。

      7月12日,美國國務卿希拉蕊聲稱:敘利亞阿薩德政府已經“喪失其合法性”,並引發敘利亞政府的強烈抗議;
      7月13日,據來自歐盟的消息:鑒於敘利亞政府繼續對要求改革的民眾進行鎮壓,並鼓動巴沙爾的支持者襲擊美國和法國駐敘使館,歐盟準備對敘利亞採取更嚴厲制裁行動,採取集體行動召回駐敘大使是重要選項。
      7月13日,阿拉伯聯盟秘書長訪問敘利亞,在與敘利亞總統會晤後表示:無論是誰,都無權說某個國家的總統“失去合法性”。
      7月14日,聯合國安理會對具有爭議的敘利亞核計畫進行討論;
      7月15日,敘利亞爆發4個月來最大規模遊行;

    ● 美國何以在這個期間突然拋出這張它一直想打卻又一直未敢打的“牌”?

      顯然,在詳細討論了中、俄”雙方“均”決定“不出席此次利比亞問題會議”的“真實意圖”後,特別是理解了那是個“連環套”之後,我們也就很容易明白:美國何以在這個期間突然拋出“敘利亞阿薩德政府已經喪失合法性”這張、自“埃及之亂”以來、它就一直想打卻又一直未敢打的“牌”了?
      
    ● 在“利比亞之亂”真正“入了戲”的“檔口”,美國想將“敘利亞之亂”也“儘快入戲”

      非常清楚,在“利比亞之亂”真正“入了戲”的“檔口”,美國想將“敘利亞之亂”也“儘快入戲”,從而好“讓”急於拿到“中、俄”之“利比亞實質性支持”的歐盟在敘利亞這個“止損點”上有本錢去逼“中、俄”在利比亞問題上做出選擇。

      而站在美國決策層的角度考慮問題,那麼,只要“重獲資本”的歐盟在“逼”的“手段”能為自己所用,那麼,伺機“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也就可“絕對彌補”在利比亞問題上的損失了。

      如果在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美國與法國駐敘利亞大使在這個檔口“公開接觸”敘利亞反對派,也就不令人意外了,至於美國國務聊“直到這個檔口”才敢下“敘利亞政府已經失去合法性”的“結論”,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 “美國敘利亞政策”的“著眼點”仍然在於盡一切手段“迫使敘利亞(阿拉伯國家)與伊朗實質性拉開距離”

      顯然,“法(歐)美”對敘利亞局勢的“公開介入”,特別是美國高喊“敘利亞政府已經失去合法性”,已經令成型於“以色列襲擊土耳其救援船隊”之“處理進程”中的“國際社會(主要由“中歐俄”三方、及阿盟、伊朗、土耳其、沙特、埃及等中東地方王)”的“中東共同利益”受到空前威脅,
    因此,阿拉伯聯盟秘書長緊急訪敘、並批評“美國人的結論”,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由於“法(歐)美”對敘利亞局勢的“公開介入”損害的是包括歐盟在內的“國際社會”的“中東共同利益”,而“美國敘利亞政策”的“著眼點”仍然在於盡一切手段“迫使敘利亞(阿拉伯國家)與伊朗實質性拉開距離”,從而對伊朗進行更大限度的孤立、對其經濟進行更大限度地制裁與封鎖(實質上也是對中國經濟進行制裁與封鎖),
    因此,著眼于維護“伊核問題之中歐俄”戰略協調的至關重要性,法國(歐盟)也非常狡猾地“將”好不容易“才敢”喊出“敘利亞政府失去合法性”、從而在敘利亞問題上“已沒了迴旋餘地(當然,如果美國人自打耳光則是另一回事了)的美國人給“賣”了。

     ● 樹無皮必死無疑,人無臉則天下無敵!

      在美國日後“能否迴旋”的問題,我們認為,真到了那一步,其實它還是自可迴旋、自找臺階,就像它在中國南海問題、中美共管西太平洋問題上上所“自打耳光”一般。
    還如它先腳宣佈中止對巴基斯坦援助、而在巴基斯坦威脅要撤回巴阿邊境的軍事力量、從而暗示“不再管美國後勤補給線的安全”之後,急忙又恢復援助,只是為了臉面,說什麼是“恢復非軍事領域援助”!

      因此,在敘利亞問題上,日後美國如真若如此,也不過是與“上述案例”一道,反復應驗、並強化了一句流行語:樹無皮必死無疑,人無臉則天下無敵!

      不過,我們想強調的是,就“樹無皮必死無疑,人無臉則天下無敵!”而言,我們倒無意突出其“貶義”的意思,反而想通過上述這段內容強調一點,即:目前的一切,特別是美國在某些戰略方向的“巨大反復”,不過是“方方面面”眼下都在基於各自的利益、進行種種“排列與組合”的“某種必然”而已!

      因此,如果我們推而廣之,如果“中國態度”在諸如“利比亞”這個“觀察點”的某個問題上,特別是,在中國居於靈活地位的、比如涉及“中歐美”之間的經濟、特別是金融角力的層面上,也有些反復,也將是出於“排列與組合”的“某種必然”。

      另外,請大家注意一個細節,即:在“公開介入”之後,法國日前指責“中俄”,並稱:安理會有關涉敘利亞決議遭到中國、俄羅斯等的阻撓;

     ● 制裁哪個國家的經濟、是法國(歐盟)的“內政問題”、又何必在意“中俄”的“阻擾”?

      在敘利亞問題上,我們曾經說過:由於歐盟與敘利亞之間的經濟聯繫、歐盟一旦決定配合美國、從而對敘利亞進行“實質性經濟制裁”,則對敘利亞經濟、特別是社會的衝擊將非常巨大,接下來必然是“止損點”被“有效擊穿(敘利亞巴薩爾政府倒臺)”,
    而這勢必導致“國際社會”的強硬反擊,伊核之中歐俄戰略協調可能就此瓦解,其結果是中東全面破局,甚至是“最暴力破局”,中東必然大亂,
    因此,我們不難看出“法國指責”的微妙之所在,即:如果法國(歐盟)果真有心與美國一道“壓”敘利亞與伊朗拉開距離、從而更加嚴厲制裁伊朗(實際上是制裁中國經濟),那麼,它根本就不需要聯合國通過、同意什麼,它自己決定就可以做,因為,制裁哪個國家的經濟、是法國(歐盟)的“內政問題”、又何必在意“中、俄”的“阻擾”?
      
    ● 法國(歐盟)在意的不是“中俄”的“阻擾”、而是自己的利益是否受損

      毫無疑問,在敘利亞問題上,法國(歐盟)在意的不是“中俄”的“阻擾”、而是“中俄”的“臉色”,但說白了,它在意的還是自己的利益是否受損。

      顯然,在這個時候,“威脅要制裁敘利亞”才是歐盟爭取更多利益的手段,“真正去制裁敘利亞”損害的是歐盟自己的利益,因此,在“法國指責”的背後,是在利比亞問題上拿到“美國妥協”的法國(歐盟),順勢將球一腳踢給了美國人腳下:
    就目前而言(利比亞還未實現歐盟想想的‘由亂至穩’呢),基於那個“連環套”的“遊戲技巧”,在利比亞問題上,如果美國人不能再多做一點兒,那麼,在敘利亞問題,我能做的也就這麼多(公開接觸敘利亞反對派),至於其他的,嗯!都怪“中俄”在聯合國的“阻擾”。

     ● 到今天為止,法國(歐盟)的敘利亞政策其實是如此地令人“似曾相識”

      顯然,到今天為止,法國(歐盟)的敘利亞政策其實是如此地令人“似曾相識”:對敘利亞反對派,我是“與之公開對話”的,一如中國“公開接觸利比亞反對派“,;但是,在敘利亞政府是否合法的問題,我可沒說!也一如中國對卡紮菲政府的合法性“從不評說”;

      至於“敘利亞政府不合法”的話,那可是美國人你自己說的,“美國敘利亞政策”反而一如法國(歐盟)在利比亞問題上曾經做過的事(率先定性卡紮菲政權不合法)。

     ● 法國“師法”北京,在“依利比亞這只葫蘆、畫敘利亞這只瓢”!

      不難看出,對比中國今天在利比亞問題上的“靈活與主動”,就很容易明白法國(歐盟)的敘利亞政策,其實是在“師法”北京,在“依利比亞這只葫蘆、畫敘利亞這只瓢”!

      而對比原本想軍事解決利比亞問題的法國(歐盟)、最終在利比亞問題的被動,也就不難想像,只要美國人無法獨力軍事解決敘利亞問題、那麼,只要它敢“獨自”發力“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它面對的必然是歐盟在利比亞問題上所遭遇的局面,即:在中東利益上,甚至全球利益上,為“其他大國”所“群毆”。

    ● 一旦“有效擊穿”之,如果美國又控制不了局面,那一定會是“板磚齊飛”

      如果從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我們就不難強烈地感受到,圍繞“止損點”,“國際社會”、包括那個“有紅杏出牆的危險”,但還“未敢紅杏出牆”的歐盟,都在一邊死盯著華盛頓,一邊手拿板磚,看看它敢不敢獨自“有效擊穿”之!一旦“有效擊穿”之,如果美國又控制不了局面,那一定會是“板磚齊飛”。

      從目前的局勢來看,特別是,從美國在敘利亞問題上的“小心翼翼”來看,特別是,從法國(歐盟)在敘利亞問題上“師法”北京的戰略態度來看,華盛頓雖有“一舉擊穿”之“心”,但出於對中東全面失控之不可預測後果(歐盟隨時可能出賣美國、並借機徹底解決科索沃問題、實現利比亞之亂的“一躍而起”),也恐“未有一舉擊穿之“膽”。

      因此,隨著敘利亞局勢慢慢惡化(7月15日,敘利亞爆發4個月來最大規模遊行,這一趨勢已開始威脅敘利亞政權的穩定),國際社會的“第一步反擊”,很可能是“國際救援船”“又要起航”的消息,至於“強行打通”進出加沙的第三通道、特別是“中東最暴力破局”,則始終是強硬反擊的“第一、第二待選項”!
      而就如我們之前所說,強行打通”進出加沙的第三通道的選擇項,本質上,也是以“中東最暴力破局”為支撐的。

    ● “歐、美”發出“複製”信號

      如果我們從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在“7月14日,聯合國安理會對具有爭議的敘利亞核計畫進行討論”的背後,一方面,是“歐美”發出“複製”信號,即針對敘利亞,以“因伊核而制裁伊朗”的案例為藍本,“複製”一份“聯合國制裁敘利亞的進程與架構”;

     ● 另一份用途(中東核擴散)的“敘利亞核問題”、恐怕也在慢慢浮出水面

      另一方面,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那就是,站在“國際社會”的角度,對比沙烏地阿拉伯所拋出的“….要麼都沒有、要麼都有核武器”的“理念”,特別是,基於中東國家在“敘利亞之亂”的問題上與“美國利益”完全對立的事實,我們認為,另一個版本的、或者另一份用途(中東核擴散)的“敘利亞核問題”、恐怕也在慢慢浮出水面。

      這恐怕是“意見高度不合的”聯合國,能在7月14日“順利進行”“具有爭議的敘利亞核計畫討論會”的原因。
      
     ●  “方方面面”都在“即大膽、又小心”地、在全球範圍內、“排列與組合”著“自己的核心利益”

      通過上述內容,我們想指出的是,通過利比亞這個“觀察點”,圍繞“大國”各自利比亞政策的細微調整,結合敘利亞這個“止損點”在“7月13日孟買恐怖襲擊”前後所發生的事情,以及中、美之間罕見地“在軍事層面上進行公開交鋒”,顯然,“方方面面”都在“即大膽、又小心”地、一會兒在這個方向“示強”、一會兒在另一個方向“示弱”地、在全球範圍內、“排列與組合”著“自己的核心利益”。

     ● 其他戰略方向也出現類似的微妙變化

      而在“歐盟”於“志在必得的”利比亞問題上,在嘴巴上開始頻繁掛出“…..政治解決…..聯合國主導…..”之類的“中俄主張”、且在敘利亞問題上“悍然”地“依葫蘆畫瓢”之後,“中東其他方向”、及全球其他戰略方向、自然也會出現類似的微妙變化。

      下面,我們就簡單羅列一些重要新聞事件,供大家思考。

      第三,是中東其他方向。

      7月12日,中國外交部宣佈,伊拉克總理馬利基將於7月17日訪華。
      7月12日,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主席阿巴斯對中東問題有關四方(聯合國、歐盟、美國和俄羅斯)未能就恢復巴以和談達成一致表示失望,並稱若恢復和談無望,巴方將堅持9月前往聯合國要求承認巴勒斯坦國。
      7月13日,以色列戰機轟炸了加沙地帶2處地點,導致至少1人受傷;
      7月13日,據媒體報導,庫爾德工人黨武裝分子在土耳其東南部伏擊政府軍一支巡邏隊,雙方爆發激烈戰鬥,總共造成20人死亡,7人受傷。
      7月13日,俄羅斯提出以“循序漸進”的策略,讓伊朗逐步處理核專案問題,並相應逐漸放鬆對該國的制裁。
      7月13日,伊朗國際原油交易所的落成典禮7月13日在德黑蘭舉行。而在落成典禮上說,伊朗做了兩點聲明:

      其一,伊朗國際原油交易所的成立掀開了伊朗石油工業的新篇章,不僅將為伊朗的原油和石油產品提供一個新的交易平臺,而且將為外國資本帶來更多、更豐富的投資機遇。
      其二,該交易所的成立為原油定價的國際化提供了又一個平臺,有利於吸引更多石油輸出國參與國際原油定價,並使更多私營企業參與伊朗石油和天然氣項目的投資與開發。

      7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賀國強抵達伊斯法罕,開始對伊朗進行正式友好訪問。

      7月15日,約旦首都安曼發生反政府示威者與政府支持者和員警間的暴力衝突,造成17名員警和數名記者受傷。

     ● 如果沒有“中、俄”的“堅定支援”,“伊朗國際原油交易所”是不可能落成的

      對上述動態,我們想強調的是:
      其一,如果沒有“中俄”的“堅定支持”,這個旨在“為原油定價的國際化提供了又一個平臺,有利於吸引更多石油輸出國參與國際原油定價”的“伊朗國際原油交易所”是不可能落成的;

     ● 沒有“歐洲利益”的默認,“伊朗國際原油交易所”帶來的將是“更加嚴厲的經濟、特別是金融制裁”

      其二,如果沒有“歐洲利益”的默認,那麼,“伊朗國際原油交易所”帶來的不會是“更多私營企業參與伊朗石油和天然氣專案的投資與開發”,而是更加嚴厲的經濟、特別是金融制裁;

      其三,而在“中俄的堅定支持”及“歐盟默認”的背後,恰恰是中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賀國強對“歐洲”與“伊朗”的“穿梭訪問”,與俄羅斯提出以“循序漸進”的策略,讓伊朗逐步處理核專案問題,並相應逐漸放鬆對該國的制裁。

     ● “國際社會(包括歐盟)”已經在開始展示應對“止損點”被“有效擊穿”的“預案”了

      至於“伊拉克總理馬利基將於7月17日訪華”與“巴方對中東四方失望,且將堅持9月前往聯合國要求承認巴勒斯坦國”,則意味著“國際社會(包括歐盟)”已經在開始展示應對“止損點”被“有效擊穿”的“預案”了,即:將各方的利益“一鍋燴”,看看它到底能“煮”出個“什麼味道”來!當然,如果“有人”還在那兒幻想“那時還能控制局面”、且“又不肯實質性讓步”,那就等著品嘗“最後的大餐”–“最暴力中東破局”好了!
      
    ● 法國前腳宣佈撤出部分軍隊、後腳就遭遇襲擊

      第四,阿富汗方向與南亞方向;

      7月12日,法國總統薩科齊突訪阿富汗,並提出“四分之一法國駐阿部隊將于明年撤離”。
      7月13日,法國總統府13日發表公告宣佈,5名法國軍人當天在阿富汗東部卡皮薩省遭“人彈”攻擊喪生,同時還有4名法國軍人受傷。
      7月12日,巴基斯坦國防部長穆赫塔當天在接受該國媒體採訪時表示,巴基斯坦將從巴基斯坦與阿富汗接壤的邊境地區撤回巴國士兵。
      7月13日,印度孟買發生三起恐怖爆炸,死傷多人;
      7月14日,印度內政部長稱:印度將調查所有引發爆炸案的動機,印巴會談將在10天后舉行,為了破壞會談而發動襲擊可能也是動機之一。
      7月15日,印度表示:印度不會因為剛剛發生的孟買爆炸案而影響同巴基斯坦的和談。

      顯然,法國(歐盟)在敘利亞問題上“有樣學樣”的同時,在阿富汗(其實就是南亞)方向也擺出了“至少目前…..不想實質性參與…..南亞方向…..”的姿態。

      眾所周知,阿富汗塔利班的政策是“鼓勵北約成員國從阿富汗撤軍”的,因此,在“法國前腳宣佈撤出部分軍隊”而後腳就遭襲擊的背後,自然是“不希望法國撤軍”的(美國中情局/以色列情報局)勢力所為。
      這也算是“不希望法國撤軍”的(美國中情局/以色列情報局)勢力對“歐盟在南亞方向仍然不提供實質性配合”的一個警告。

     ● 印度孟買再次遭遇恐怖襲擊早已經是個“大概率的問題”

      因為,在這個問題上,除了“南亞破局”的“三種方式”之外,“美國利益”明顯又拋出了一種合作方式,也就是構建遏制中國的“三獨架構”,從達賴赴美、美國放風“奧巴馬或偶見達賴”,再到達賴聲稱“其轉世靈童或出現在俄羅斯的某個地方”,已經不難看出,美國人拼湊“三獨架構”的問題上,已經到了“饑不擇食(指望用這種方式將俄羅斯也儘快牽扯進來,從而讓俄羅斯在中國面前‘吃重’、期待俄羅斯也就此去擠壓中國的戰略利益)”的地步了。

      在這種背景下,在我們的私下討論中,印度孟買再次遭遇恐怖襲擊早已經是個“大概率的問題”了。

      事實上,當我們在“7月13日印度果然遇襲”的基礎上,再去觀察7月15日敘利亞出現的大規模反政府遊行,去觀察法國(歐盟)“公開與敘利亞反對派接觸”,也就不難看出,因“中國利比亞政策”向“有利於歐盟的方向”微調之後,在美國也不得不讓歐盟在利比亞問題上“拿一把”的情況下,法國(歐盟)顯然也想在南亞問題上“複製”其在利比亞問題上的“獲利過程”,即:利用美國人“喊”自己“回家(三獨框架)”從而令中國在“自己的重中之重”方向承受壓力之機,利用美國人需要自己聯手施壓敘利亞(實質性經濟制裁敘利亞、或者推翻敘利亞政府),從而“更加嚴厲”制裁伊朗(實際上是制裁中國)、繼而令中國在經濟、特別是金融上承受壓力之機,法國(歐盟)顯然想就此壓“已經向有利於歐盟方向微調”的“中國利比亞政策”、最好是“中國科索沃政策”向歐盟提供“實質性配合”。

     ● 印度金融中心孟買於7月13日再次被恐怖襲擊之後,中國最應該做的就是兩件事

      從上面的討論不難看出,在印度金融中心孟買於7月13日再次被恐怖襲擊之後,一旦印度政府不能保持冷靜,從而導致“印巴關係”的再次緊張,甚至因“襲擊者的身份”問題引發軍事衝突,那麼,如果中國政府不能用有效的手段,繼續將大國間的戰略交易平臺繼續滯留在“中東和平問題”上,更或者乾脆進一步推送到“科索沃問題”上,
    那麼,目前這個令“中歐俄”均可“與美國一切重大問題都在中東談”的“大國間主要戰略交易平臺”,就有可能被美國人推回至南亞方向,甚至固化在喀什米爾問題上、並以“喀什米爾問題”為具體平臺、以“三獨”為具體框架、以北約為中心,以美日、美韓、美澳軍事同盟為補充、以“南海國家”為策應,構建一個旨在全面遏制中國、直至瓦解、並控制中國的戰略包圍圈。

      因此,在印度金融中心孟買於7月13日再次被恐怖襲擊之後,中國最應該做的就是兩件事:

      其一,用“一切手段”敦促印度政府“務必保持冷靜”,從而令印度決策層確信,這裏面“沒有”“印度利益”的漁利空間,因為,灰個時間點,搞這種恐怖襲擊的意圖,一個,就是要將印度、巴基斯坦、甚至中國推進軍事衝突、甚至少在南亞製造對立,從而為美國“明修棧道式(政治與軍事層面)、或暗渡陳倉式(經濟特別是金融層面)”進行“南亞破局”製造機會;
      
     ● 印度迅速提出“要與伊朗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值得我們去密切關注

      二個,就是準備對印度發起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從而以“第三種方式”進行南亞破局;

      而印度應對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的最好方式,恰恰是與中國、巴基斯坦一道全力穩定南亞局勢,並以參與“歐亞大陸經濟整合”的誠意,與中國、俄羅斯、伊朗等周邊“南方經濟”一道去分化“歐美利益”、激化“三邊撕裂”,從而令“美國資本”不敢單獨發動經濟、金融攻擊。

      如果在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印度迅速提出“要與伊朗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也就值得我們去密切關注了。

     ● 儘管這種設想很毒,但“算盤”從來不是“一方”就可輕易撥動的

      其二,用“一切手段”警告歐盟利益、特別是美國利益,嚴重警告歐洲資本利益、特別是美國資本利益:

      首先是,不要戰略誤判,南亞局勢失控或意味著戰爭,但戰爭一旦發動起來,就會沒有邊界,因此,儘管這種設想很毒,但“算盤”從來不是“一方”就可輕易撥動的。不然的話,在孟買08年遭受襲擊那次,南亞就已經亂了。

      印度不也在第一時間表示“印度不會因為剛剛發生的孟買爆炸案而影響同巴基斯坦的和談”嗎?

      顯然、印度領導層還是“洞悉究裏”的,因此,這種小把戲在08年就沒有得逞。而在時間已經過去近三年之後,在“中段反導、殲20、北斗導航基本夠用”面前,這種把戲恐怕更難得逞!

      這個道理很簡,因為印度決策者也已知道,與08年那次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完全沒有能力去打一場“南亞戰爭”!

      因此,在全球局勢更加危險的今天,在印度稍有不慎就會有可能“亡國”的今天,它甚至已沒有本錢去“玩08年式的悲情”了。

      其次是,即便印度政府無法保持冷靜,從而與巴基斯坦爆發喀什米爾戰爭,在中國被迫捲入“可能的印巴戰爭”之前,一定會用一切手段首先在中東破局,顯然,勢必打破“西方資本主導的世界政治、經濟、特別是金融即有秩序”的“中東最暴力破局”、就是一種理想選擇。

      也就是說,在“印度金融中心孟買7月13日恐怖襲擊”的“後續發展”中,由於“中東最暴力破局”極可能導致全球連鎖反應(全球性核擴散),因此,一旦局勢如此發展,這裏面其實也沒有“西方資本利益”的漁利空間。

      第五,中國南海方向。

      7月10日,據報導,越南警方強行驅散一起就南海緊張局勢抗議中國的遊行活動,並逮捕了至少10人,包括一名為日本媒體服務的攝像師。

      7月13日,日本共同社報導稱:將于19日在印尼舉行的東盟外長會議的聯合聲明,將著力於“展現東盟的團結”,並“期待在11月召開的東盟首腦會議前,與中國制定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行動準則”。

      7月15日,美國海軍第七艦隊的三艘軍艦抵達越南峴港,準備進行為期七天的美越南海聯合軍事訓練;

      對此,我們的觀點就是:

     ● 如果越南領導人還明智,他們就應該知道自己最需要做什麼

      其一,在越南特使訪華、主動與中國進行溝通之後,越南警方10日強行驅散一起就南海緊張局勢抗議中國的遊行活動,只是一個“公開的姿態”,而在“將於19日在印尼舉行的東盟外長會議”的“聯合聲明”的問題上,如果越南領導人還明智的話,那麼,他們就應該知道自己最需要做什麼,即:不要讓任何令“中國南海示強”的“不高興”的內容寫進“聯合聲明”,否則,這種“聯合聲明”宣佈之日,就是中國強行啟動“中越雙邊南海問題解決方案”之時,
    如不服?在“佈置妥當(請大家注意這一前提條件)”之後,那就打!

      其二,在中國軍方高層當著美國軍方高層、公開承認“中國正在試驗可攻擊航母的東風21D中程彈道導彈”,這就是個“明確態度”,而期間發射的一連串的、旨在完善全球監控、定位美國海面軍事目標的“高、精、尖軍事衛星”、其意義在於“東風21D試驗完成並開始實戰部署”,其實就是在公開宣示:在靠近中國大陸的、至少2500公里的海面上(當然包括中國南海),在關鍵時刻,沒有誰有能力阻擋中國的戰略決心。
    不信?那就試試!
      
    因此,在“美國海軍第七艦隊的三艘軍艦抵達越南峴港,準備進行為期七天的美越南海聯合軍事訓練”的問題上,如果美國決策者還明智的話,那麼:

      首先,他們也應該知道自己哪些事情不能做,比如:不能公開為越南“月臺”,為越南的安全“背書”,否則,在“佈置妥當(請大家注意這一前提條件)”之後,中國就會強行啟動“中越雙邊南海問題解決方案”,並一定會當著美國人的面,讓越南成為“美國軍事承諾”下的“第二個格魯吉亞”。

      其次,他們也應該知道自己哪些事情應該做、且必須努力去做,
    比如,勸說“與美國有軍事條約在身”的所謂美國軍事盟友(菲律賓、韓國、日本),在“美國沒有部署妥當”的情況下,不要過分挑釁“中國的核心利益”,否則,中國就可能“伺機”“軍事打擊”美國軍事盟友、特別是韓國,從而讓“美國牌保護傘”在西太平洋淪為“合同違約”的“代名詞”。

      如果在這個層面上去觀察中國國防部一邊搶先公佈“中國軍機巡航釣魚島上空”,一邊公開警告日本軍方“不要距離太近、以免誤判”,而曾經不可一世的“美日軍事同盟”卻一點兒“強硬的態度”都不見,也就不難明白,中國的警告是“認真的”的。

      值得強調的是,上面多處強調的“中國佈置妥當之後”,其實就是指“中國率先在中東破局提升破局速度(這將是美國實質性介入南海問題必須付出的戰略代價,基於此,這也是美國如果明智、它就應該懂得為自己的利益而約束它的盟友的原因)”、甚至推進“中東最暴力破局”。

     ● 美國人是要中東、還是要韓國?

      第六,東北亞方向。

      7月12日,法國外交部證實,法國在朝鮮首都平壤設立一個合作辦事處,主要從事語言和文化方面的交流。

      7月14日,俄羅斯海軍太平洋艦隊消息人士指出,今年八月的最後一個周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編隊將到訪俄符拉迪沃斯托克軍港,中俄海軍編隊將在日本海聯合軍演。

      7月15日,剛剛結束中國之行的美軍聯席參謀長馬倫、在韓國發出如下警告:
      其一,朝鮮可能對韓國發起軍事挑釁;
      其二,朝鮮對韓國的進一步挑釁,將受到美韓同盟的強烈反擊。

      對此,我們的看法是,馬倫所說的“朝鮮可能對韓國發起軍事挑釁”、是“敏銳”的、我們也認為,的確如此。

      而他所說的“朝鮮對韓國的進一步挑釁,將受到美韓同盟的強烈反擊”是“值得懷疑”的。因為問題是,誰做出反擊?是美國、還是韓國?

      如果是美國,我們的問題是,美國人是要中東、還是要韓國?
    前面說了,上面多處強調的“中國佈置妥當之後”,其實就是指“中國率先在中東推升破局的速度”、甚至推進“中東最暴力破局”。

      坦率地講,如果不是“伊核六方會談框架”對伊朗的“有效約束”,中東恐怕“早已最暴力破局”了。

     ● 我們提供一種“特殊局面”,供韓國決策者去提前思考

      如果是韓國,我們的問題是,韓國經濟經得起打一仗嗎?一方面,朝鮮可是有核武器的,這已經註定了韓國打不贏,最多是打平;二方面,中朝可是有友好互助條約在身的。

      因此,在這裏,我們提供一種“特殊局面”供韓國決策者去提前思考:一旦朝鮮邀請、且“中國人民志願軍”也再次接受邀請進駐朝鮮,並“迅速接管”朝鮮的主要城市、交通要道、重要工廠、核心設施,而人數占絕對優勢、且“沒有後顧之憂”、還手握核武器的朝鮮軍隊只管與韓軍“打常規野戰”,那麼,沒有縱深、且物資主要靠海運的韓國人、或者美韓同盟,又準備如何去打這一仗呢?能拖多久呢?

      或者正因如此,陳總長在會見來訪的韓國防長時,向“身為美國棋子、並極可能成為美國全球利益炮灰”的韓國(韓國防長)直言了一句:
    韓國應該能感受美國的霸權!

     ● “大國”彼此間將“攤牌”的“可能方式”進行了一次“口頭彩排”

      通過上面的討論,我們想說明的問題就是:就目前而言,在利比亞、敘利亞、巴以問題、伊核問題、科索沃、南亞、中國南海,東北亞等諸多問題上,表面上看,“中歐俄美”、包括印度、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等、似乎都“面臨”著選擇,
    但實際上,“這種面臨”仍然是“排列與組合”層面的東西,如果再精確一點,“這種面臨”不過是“大國”彼此間將“攤牌”的“可能方式”進行了一次“口頭彩排”,顯然,在這次“口頭彩排”中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中國對“南海核心利益”是志在必得!
      
    ● 美國如想“強推QE3”將冒巨大風險

      顯然,這次“口頭彩排”與美國經濟“急需推QE3”緊密相關,而在美國不打算退出中國南海的情況下,美國如想“強推QE3”將冒巨大風險,除了“金融風險”之外,在政治上的風險尤其之大,即:
      第一,這意味著“美國國家利益”將無法、或者已沒有時間完成狙擊“歐盟全面整合(特別是統一的外交權與財政權)”的任務;

      第二,這意味著“美國資本”最終可能願意“歸入”歐洲資本;

      第三,在“第二”的基礎上,如果“目前仍由美國資本代言的西方資本”最終不能攻擊中國(南方經濟)並得手(控制南方經濟命脈)的話,那麼,“挾”QE1/QE2/QE3之巨大利潤的“美國資本”,最終將攜帶美國的人才、技術最終流向歐盟,

      也正因如此,在“口頭彩排”中,也夾雜了“美國利益”對“歐洲利益”的金融攻擊,即:動用三大評級公司、對歐盟的希臘、義大利、西班牙、愛爾蘭等的“主權信用”進行“狂轟濫炸”。

     ● “歐、美資本利益”之間“暗中默契”的一面

      值得強調的是,在這種攻擊中,人們只是注意到“美國國家利益對歐盟國家利益施展攻擊”的一面,卻沒有注意到“歐、美資本利益”之間“暗中默契”的一面,即:

      第一,在“歐盟國家利益”要求停止美國評級公司對需要救援的歐盟成員國進行評級的背景下,美國評級公司卻突然將希臘主權信用連降4級,
    這說明,有別於美國資本、但卻從屬於西方資本的“歐洲資本”仍然無意拋棄自己的“西方資本屬性”、仍然無意放下“必須由西方資本主導世界”的迷夢;
    這還說明,美國評級公司即屬於美國資本、但更屬於西方資本;

      第二,在“第一”的現實下,說明“西方資本”中的歐洲資本與美國資本一樣,仍然沒有在“歐、美”之間選擇自己的最終流向,從而依舊運行在各自所依附的“國家平臺”上(分別是美國與歐盟),繼而繼續等待機會以最終選擇流向。

      在“歐、美資本”仍未最終選擇流向的情況下,類似近段的這種“口頭彩排”還會持續一段時間,直到美國強推“QE-3甚至QE-N”之後,
    “或”歐盟正式採用“中國公司的評級報告”而“無視”美國公司的評級報告、
    “或”目前“仍由美國資本代言的西方資本”正式對印度、巴西、特別是中國等南方經濟發起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為止。

      顯然,基於前面的觀點,一旦攻擊失敗,“挾”QE1/QE2/QE3…./QE-N之巨大利潤的“美國資本”,最終將攜帶美國的人才、技術流向歐盟。

      不難看出,如果“事實上已經破產”的“美國國家利益”想避免這一“遭拋棄”的悲慘結局,其唯一的希望,如果具體到“可操作層面”上,那就是以“不可逆轉的實際行動”、“承認”中國南海是中國的核心利益,儘管這一“承認”的確有個必將令美國極其痛苦的“錦州效應”。
    相較之下,那種指望通過警告“美國資本喉舌”,去強行調和“美國國家與美國資本利益之間很難調和的矛盾”的手段,根本就解決不了問題!

      如果站在“美國國家利益”的角度,那麼,“最可能”解決問題的,就是美國要兌現其“中美共管西太平洋”的“提議”,以效法十九世紀,英鎊與美元隔著大西洋、在英鎊仍然可長時間維持生命、英國國家利益從而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之狀態下,慢慢交權(在今天,則是默認人民幣的國際化、令人民幣國際化這只“陀螺”順利起旋)。

      事實上,達個問題上,美國人就是不願意又如何?
    伊朗原油期貨交易所都成立了,中國原油期貨交易所還會遠嗎?

    《東方時事解讀》20110715


  8. 2011/08/24 於 06:58 patchpieces

    美副總統拜登笑面虎攜帶南亞破局金融導彈訪華 副總理李克強同時間抵香港佈置金融攻擊反導系統

     哥倫比亞與阿根廷兩國總統呼籲:聯手應對金融震盪
      
      【布宜諾賽勒斯消息】
    據媒體報導,阿根廷總統克莉絲蒂娜和來訪的哥倫比亞總統桑托斯18日呼籲拉美國家加強團結,共同應對全球金融市場的劇烈震盪。
      
      這是哥倫比亞總統近10年來首次對阿根廷進行正式訪問,標誌著兩國關係的升溫。如何應對全球金融市場的新一輪劇烈震盪成為兩國領導人討論的重點議題。
      
    桑托斯指出,拉美國家目前面臨的不僅僅是國際金融市場的動盪,而且是世界經濟和金融領域的“颶風”,拉美國家絕不能等閒視之。
      他說,面對國際金融市場的新一輪震盪,如果拉美國家各自應對挑戰,顯得勢單力薄,但如果團結起來共同應對,加強政策協調,那就具備了相當的實力,而且可以把此次危機轉化為拉美國家的發展機遇。
      
      桑托斯同時呼籲身為二十國集團成員的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能夠統一立場,在二十國集團的會議上代表拉美國家發聲。

    克莉絲蒂娜則在發言中強調,隨著美國和歐盟經濟增長放緩以及金融市場劇烈震盪,拉美國家未雨綢繆加強合作顯得非常必要。她說,為了鼓勵拉美企業的經營和生產,應該建立進口替代機制,使得拉美國家市場上銷售的製成品基本由本地區的工廠生產。與此同時,拉美國家應該充分利用豐富的自然資源,通過工業加工提高產品的附加值,放棄出口原材料或低端產品的發展模式。
      

      【時事點評】
    之所以選擇這則新聞素材作為本期“焦點點評”的“切入點”,仍然在於一種“高度的緊迫感”,即阿根廷總統克莉絲蒂娜8月4日所發出的:拉美國家做好充分準備,防止發達國家將金融危機的嚴重後果轉嫁給包括拉美地區在內的新興市場國家。
      
     ● 有必要“超越”阿根廷總統所處的“地理範圍”–拉美,向“方方面面”發出如下呼籲
      
      顯然,在我們看來,隨著“局勢的最新發展(這一點,稍後再行總結)”,特別是,隨著“美國資本”所代言的“西方資本”仍然拒絕放下其“必須主導全球”的“本性”,在此完全有必要“超越”阿根廷總統所處的“地理範圍”–拉美,以阿根廷總統克利斯蒂的口吻,向“方方面面”發出如下呼籲:
      
      第一,所有“南方經濟體”要做好充分準備,防止發達國家將金融危機的嚴重後果轉嫁給包括拉美地區、非洲、東亞、特別是南亞在內的新興市場國家。
      
      事實上,需要警惕的並不僅僅限於新興市場國家。
      如果在大國層面去討論問題,則包括有中國、俄羅斯、印度與巴西等;
      而在東亞層面上,包括美國所謂的盟友–韓國,甚至還包括美國的另一個盟友–飽受“三邊撕裂”之痛、卻又幻想坐收“南北撕裂”之利,還幻想借機擺脫美國控制的日本。
      
      第二,在“第一”的基礎上,作為進一步的呼籲,全球的所有“非美利益”都要做好充分準備,防止目前仍由“美國資本”所代言的“西方資本利益”將金融危機的嚴重後果轉嫁給包括“全球幾乎所有國家與地區”、包括歐盟。
      
     ● “美國國家利益”如果決意繼續為這種危機轉嫁提供“全平臺的支持”,則要做好充分的心理準備
      
      第三,在第一與第二的基礎上,還要提醒“西方資本”的主要運行平臺–“美國國家利益”,如果決意繼續為這種危機轉嫁提供“全平臺的支持”,則要做好充分的心理準備,承受一種極其可能的結局,即:一旦“西方資本利益”轉嫁金融危機的過程“最終脫稿”,則“該平臺”極其可能將承受、甚至是“獨自承受”慘重的代價—-較另一個超級大國–前蘇聯的“崩潰”還要猛烈得多、甚至是血腥得多的“崩潰過程”

     ● “這種關聯”在美國歷史上就曾經頻頻上演
      
      值得強調的事實之一就是,在這個問題上,在某種意義上講,同樣依附在“美元本位制”之上的英國,之前因一黑人青年被殺所“意外”爆發的“大規模騷亂”,就已經預示了“這一極其可能性”。
      
      值得強調的事實之二就是,“這種關聯(經濟問題種族化、或政治問題種族化)”在美國歷史上就曾經頻頻上演,顯然,如果不是“美國利益”用“美元本位制”的霸權、連續搞了兩波“量化寬鬆”,從而勉強支撐著那本被“新會計準則”所掩蓋的“美國金融爛賬”,令“美國經濟”還在“勉強地穩定運行”著,令“美國民眾” 的生活水準“並沒有受到實質性衝擊”,恐怕“英國式騷亂“、甚至”埃及式之亂”早就在美國發生了。
      
     ● “英鎊”無法像美元那樣“賒”到足夠的“生產、特別是生活物資”以“維持經濟勉強的穩定運行”
      
      值得強調的事實之三,也是至關重要的一點就是:基於“第二點”、基於“美元本位制”對美國經濟的特殊作用,可以這樣說,曾經的世界霸主、今天同樣陷入歐美金融危機中的英國(英鎊),這次之所以會發生“英國騷亂”,即在於英國經濟規模相對較小、更在於英國的政治、特別是軍事力量相對較弱,
    當然,歸根結底在於 “英鎊”無法像美元那樣一邊“量化寬鬆”,一邊還能利用、或者耗費手中的“相應戰略資”,與其他經濟體,特別從“以中國為首的南方經濟體”的手中,或 “交換”、或.“購買”、更加貼切地講、是“賒(請注意這個詞)”到足夠的“生產、特別是生活資料”,以“維持美國經濟勉強的穩定運行”。
      
     ● 對“美國利益”而言,盡一切手段維持“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的“勉強穩定運行”是如此地重要
      
      值得強調的事實之四是,也是最為核心的兩點就是:
      
      第一點:所謂“維持美國經濟勉強的穩定運行”,本質上就是維持那部“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的“勉強穩定運行”。
      
      而對“美國利益”而言,這部已經被“鐵的事實(先是次貸危機、後是歐美金融危機)”證明為“根本不可能永動”的“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盡一切手段維持其“勉強穩定運行”是如此地重要,因為,它事實上擔負著為美國民眾的生活開支、美國社會醫療養老支付、美國軍費開支等諸多“核心項目”進行融資的“融資功能”。
      
      第二點,在“第一點”的基礎上,即然這部被“諸多”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在“現代金融工程”理論的包裝下,歷經數十年,基於期間或發明、或創造的一系列 “金融交易模型”,最終“精心構建”的金融永動機、已經被證明“無法永動”,那麼,一個非常自然的結論就是:這就是一部基於“龐式騙局”之本質的“金融老虎機”。
      
    ●“龐氏騙局”的典型特徵
      
      至於什麼是“龐氏騙局”?我們無意去詳細討論其歷史淵源(“龐氏騙局”源自於一個名叫查理斯-龐齊(Charles Ponzi,1878-1949)的義大利人之美國行騙史),在這裏,只就其“後來發展”給出它的幾個基本特徵:
      
      首先,最高明的“龐式騙局”一般是一種“設計得非常複雜”的投資計畫,複雜到普通人、甚至專業機構“會因為根本無法搞清楚、但只要有錢可賺、也就乾脆不想搞清楚、或者無所謂能否搞清楚”的程度,總之,最高明的“龐式騙局”的投資訣竅,總是讓“人”覺得“不可知和不可複製性”。
      
      值得強調的是,這個所謂的“人”,即包括對金融投資一竅不通的普通人士,也包括擁有豐富專業知識的專業人士與機構。
      
      真實的情況就是,美國華爾街傳奇人物、納斯達克股票市場公司前董事會主席伯納德.麥道夫於08年因涉嫌一場金額近500億美元的“龐式騙局”而遭警方逮捕之後,最令眾人“瞠目結舌”的是,許多鼎鼎有名的各行各業的名人、金融投資專業人士、甚至是實力雄厚的跨國投資機構(比如:英國滙豐銀行、法國巴黎銀行、德國曼恩集團、日本野村證券、蘇格蘭皇家銀行等跨國金融巨頭),都是它的“正式、且穩定的客戶”。
      
     ● 不論是最高明的、還是最拙劣的“龐式騙局”,都具有“拆東牆補西牆”的共同特性
      
      其次,不論是最高明的、還是最拙劣的龐式騙局,都具有“拆東牆補西牆”的共同特性,也就是利用“新投資者”的錢、去向“老投資者”支付投資利潤甚至本金,從而總可以在“遊戲結束之前”以一種“近乎不可思議”的方式維持著“穩定的賺錢效應”,並借此從更多的新投資者那裏騙取投資、吸取現金流。
      
     ● 麥道夫將這種“古老且又簡單”的“龐式騙局”玩到了何等地步?
      
      真實的情況就是,在麥道夫的“龐式騙局”中,它之所以能讓許多“聽著龐式騙局長大的”專業人士、甚至“拿龐式騙局當典型反面案例培訓員工”的投資機構上當,就在於麥道夫的公司“能有每個月1%的固定回報”,特別是在長達二十年的時間裏,不論是熊市還是牛市,它的確“持續且精確地”做到了這一點。
      
      再加上麥道夫頭頂上的、在華爾街長年累積的、神一般的光環,最終令“這份投資”成為許多投資者與投資機構、或為了賺取穩定利潤、或旨在有效平衡投資風險、而進行資產配置的“標準配置”,並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把錢投資給麥道夫的公司竟然成為了某種身份的象徵”。
      
      不難看出,麥道夫將這種“古老且又簡單”的“龐式騙局”玩到了何等地步?

     ● 可以肯定的是,華爾街上還有更大的騙子!
      
      事實上,幾十年的“道行”,讓“麥道夫”成了“美國金融界”的另一尊神話,而作為美國納斯達克市場的締造者之一,在美國次貸危機全面爆發、從而將美國金融界的另一尊神–格林斯潘拉下“神壇”之後,“麥道夫”在某種意義上就成了當時受到重創的美國社會、特別是美國華爾街的“最後一道心理防線”。
      
      而隨著這尊神像的轟然倒下,人們才終於明白:支撐神像的、仍然是古老的“龐式騙局”!只是這次的主角,是迄今華爾街史上最大的騙子!可以肯定的是,華爾街上還有更大的騙子!
      
      最後,“麥道夫”的“龐式騙局”之所以能夠長時間維持,根本原因在於“美國資本利益”在上世紀90年代迫使“美國國家利益”取消了“銀行投資混業禁令”,且默許“美國資本”在資金運作上的“嚴重不透明”。顯然,美國政府在監管上的放任自流,最終給了“行騙者”以極大的空間。

      
      ●“格魯吉亞戰爭”美國反擊俄羅斯遭遇慘敗,之後,“麥道夫資金鏈”徹底斷裂,整個真相才大白於天下
      
      真實的情況是,以“麥道夫”事發前兩年註冊的一家“(賭博式)對沖基金”為例,有監管之責的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竟然從未審查過它的賬目。
      
      直到“格魯吉亞戰爭”美國反擊俄羅斯、但遭遇慘敗,美國次發危機無法捂住,“歐美國金融危機”全面爆發,麥道夫的公司突然面臨大規模贖回壓力(僅歐洲方面一夜之間就有70億美元要求贖回),資金鏈徹底斷裂,整個真相才大白於天下。
      
     ● 麥道夫與華爾街之間是如此地“形似”而且“神似”
      
      事實上,就“上述討論內容”而言,如果將其中的主角–“麥道夫”與平臺—“麥道夫對沖基金”分別置換成“美國資本”與“華爾街”,再結合美國次貸危機爆發的前前後後,特別是結合“美國雷曼兄弟公司的倒閉”觸發的“歐美金融危機”,並回顧美國投資史上“多年前的”另一個重大事件–美國安然(Enron;恩隆)公司的重大期詐事件,我們也就不難看出,兩者之間是如此地“形似”且“神似”,還不缺乏“歷史的連貫性”。
      
      顯然,通過上面的討論,我們的意圖在於讓大家明白這樣幾層事實:
      
     ●“華爾街金融永動機”就是個規模更加龐大、交易模型更加神秘的“麥道夫對沖基金”
      
      第一層,華爾街原本就是N個“麥道夫”的集合,“華爾街金融永動機”就是一個規模更加龐大、品種更加豐富、交易模型更加神秘的“麥道夫對沖基金”。
      
      第二層,“麥道夫”通過“只要你相信我,就會保證你每個月至少可賺取1%的利潤”的“絕不透明”、維持著一場持續了數十年的“龐式騙局”;
      
     ●“華爾街金融永動機”到底是個什麼玩意兒?
      
      而“華爾街金融永動機”則靠著一大堆由“諾貝爾經濟學獎”所“背書”的、號稱為“自動對沖、穩賺不賠”的所謂“經濟學原理、衍生交易規則”,外加一架架高性能電腦系統裏運行的那些、“非方案制定者永遠也搞不清楚、也看不明白的、甚至‘後面的方案修改者’還經常將‘最初方案制定者’都能弄糊塗”的所謂“數學模型”,一邊將號稱“天下第一安全”的美國國債、及“曾經與美國國債一樣安全”的“兩房次債”等作為“基礎生產資料”,從電腦這一端輸進去、再加上可操縱的“利率”與“匯率”、股指、大宗商品價格等諸多“金融材料”,就可從另一端“流出”所需的“成品”。
      
      顯然,這個所謂的“產品”,既包括華爾街向全世界投資者“承諾的利潤”、也包括“華爾街每年都有的豐厚花紅(不論是牛市、還是熊市。而“旱澇保收”恰恰是“龐式騙局”的典型特徵)”、還包括為“美國”這個“運行平臺”賺取足夠的“運行費用”、也就是為“上述核心項目”提供“所需融資”。

     ●“麥道夫”及“麥道夫對沖基金”的垮臺,在於一個“必然之中的偶然因素”
      
      第三層,也是最重要的一層。我們知道,“麥道夫”及“麥道夫對沖基金”的垮臺,在於一個“必然之中的偶然因素”。
      
      當時,在格魯吉亞回合中,因為“歐洲利益”在最關鍵時刻的不配合,“美國資本”對俄羅斯“旨在攻擊石油美元結算制”的“普京路線”的反擊以慘敗告終,隨著美國正式宣佈“素有九尾貓之稱的雷曼兄弟清盤”,“美國次貸危機”全面爆發、並迅速向“歐美金融危機”發展。
      
      ● 有兩個細節特別值得一提
      
      而在“美國次貸危機”轉向“歐美金融危機”的過程中,有兩個細節特別值得一提:
      
      第一個細節是:時任美國財政部長的保爾森通過公開聲明“美國政府承諾對兩房次債進行擔保”,從而正式終結了“美國是否將為兩房次債提供擔保”的“爭論”;
      
      我們之所以再次提及第一個細節,在於:強調“美國兩房次債”也好,“美國國債”也罷,它們都是“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的“基礎生產資料”,因此,除非“美國資本”找到了“新辦法”去驅動這架“傳說中的金融永動機”,或者“創造”某個“新理論”去替代“華爾街龐式騙局”,否則,指望著“這架永動機”能持續提供 “多項核心融資”的美國政府,是必然不敢讓“美國兩房次債”倒掉,這也正是我們在第一時間強調“有本事的話,美國政府就正式宣佈拒絕擔保兩房次債”的原因!
      
      同樣的原理,在不久前美國國會圍繞“美國國債上限”上演“雙簧戲”時,這也是我們始終強調“在你美國正式決定拒絕調高美債上限、從而拒不償付中國等債僅國家的債務之前,根本就懶得理你”的原因之所在!
      
    ● 歐洲資本利益、特別是歐洲國家利益,“更多地”是“華爾街龐式騙局”的“犧牲者”、而不是“食利者”
      
      第二個細節是,在保爾森宣佈“雷曼兄弟清盤”之前,一家德國銀行還在雷曼公司的“一再催促下”、將一筆數十億美元的巨額資金打到了雷曼兄弟的賬上,其結果可想而知。
      
      顯然,如果美國政府在這個問題的“處理進程”中哪怕有一絲的透明、或者有一點點“監管者”的道德,那家德國銀行至於落入這種陷阱嗎?至於讓那數十億美元如同“肉包子打狗”一般“有去無回”嗎?
      
      而我們之所以重提“格魯吉亞回合”的關鍵時刻所出現的“歐、美公開分裂”,之所以重提上述“第二個細節”,在於強調:“歐、美國家利益”之間、“歐、美資本利益” 之間的矛盾重重,如果僅從金融博弈的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通過這個細節,外加美國政府“選擇”雷曼兄弟公司進行“定向倒閉(該公司的主要客戶是‘非美客戶’、特別是歐洲方向的)”,我們也就不難明白:歐洲資本利益、特別是歐洲國家利益,“更多地(請注意我們的用詞)”是“華爾街龐式騙局”的一個“犧牲者”、而不是“食利者”。
      
    ● 為了維護這個“龐式金融遊戲”,美國不得不向中國兜售“中美(G2)模式”
      
      事實上,在“美國次貸危機”之後,也就是“華爾街金融永動機”顯然已經被證明為“不可能永動”、從而也是個“龐式騙局”之後,為了維護這個“龐式金融遊戲”,美國不得不向中國兜售“中美(G2)模式”。
      
      無可爭辯的是,在此之前,這個世界上不是沒有“G2”,且“G2”的形式還多種多樣,比如,冷戰時期,在政治與軍事層面,就有個“兩極(兩個超級大國)”外加“北約與華約”的“G2模式”,除此之外,在經濟、特別是金融層面,不僅曾經有、且現在還仍然維持著的“歐-美(G2)”模式。
      
      顯然,在美國急於與中國玩“中-美國(G2)”的背後,是“美國次貸危機”爆發,“美國利益”通過“定向倒閉雷曼兄弟”、將“美國金融危機”弄成一場“歐-美金融危機”、並導致全球經濟一次探底,從而“活生生地”讓“事實中的G2(歐美)”與“極力兜售中的G2(中美)”、以及其他經濟體(比如俄羅斯),分別在 “金融”與“製造”層面、共同為之埋單。
      
      也正因如此,來自“中歐、甚至俄羅斯”的“強烈反彈”是必然的,而在這種反彈下,“華爾街金融永動機”這局看似高級得多(有諾貝爾經濟學獎作“背書”、有“諸多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親自參與、還有“美國這個國家”作為運作平臺)”的“金融騙局”,也開始真正面臨著“資金鏈斷裂”的危險。

     ● “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看似“高級”,但仍擺脫不了當年“龐氏”發明這種騙局時就“內嵌”的主要特徵
      
      顯然,儘管“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看似“高級”,但它仍擺脫不了當年“龐氏”發明這種騙局時就“內嵌”的主要特徵,既:“騙局”要想“持續產生足夠”的“利潤”、以吸引“後續資金”,就必須借助於“拆東牆補西牆”的手段。
      
     ●“華爾街金融永動機”所面臨的“資金鏈斷裂”問題,與“麥道夫對沖基金”既有共同點也有不同點
      
      在這裏,由於“華爾街金融永動機”這局看似高級得多的“龐式騙局”借助了“美國國家”這個運行平臺,再加上前面已經說了,“華爾街金融永動機”這邊“需要投入”的“核心生產資料”包括有美國國債、兩房次級債等政府與公司“有價債券”,外加“利率”與“匯率”、股指、大宗商品價格等諸多“金融材料”,而那邊指望可以產出的、除了“更多的美元(華爾街的花紅)”之外,還有維護“美國”這個“運行平臺”穩定運行所必需“生產與生活資料”、特別是“美國軍事力量”的 “龐大軍費開支”,不僅如此,還必須“提留”出“足夠的利潤”、或者“利潤前景”、以繼續吸引、或騙取“後續資金”的持續流入,以供其不停地“拆東牆補西牆”。
      
      因此,在“本質”上講,“華爾街金融永動機”所面臨的“資金鏈斷裂”問題,與“麥道夫對沖基金”所遭遇的“資金鏈斷裂”的問題,是既有共同點、也有不同點。
      
     ●“麥道夫”的問題,就是個“錢”的問題!是個“錢”就能解決的問題!
      
      首先,兩者之間的“不同點”在於:
      
      在“麥道夫對沖基金”所遭遇的“資金鏈斷裂”問題上,其實也就是個“美元多少”的問題,簡而言之,如果麥道夫當時還能及時騙到一筆“70億美元”的“現金流”,那麼,“麥道夫”斷不可能就此垮臺;也就是說,“麥道夫”的問題,就是個“錢”的問題!是個“錢”就能解決的問題!而在很大程度上,“錢”能解決的問題就都算不上什麼問題!
      
      這一點,對“華爾街金融永動機”而言,尤其如此!
      
     ●“華爾街金融永動機”所面臨的“資金鏈斷裂”問題,絕不僅僅是個“錢”的問題
      
      因為在“華爾街金融永動機”所面臨的“資金鏈斷裂”問題,除了也有個“美元多少”的問題外,更主要的,是個維持“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穩定運行所需的“諸要素能否維持”的問題。
      換句話說,“華爾街金融永動機”所面臨的“資金鏈斷裂”問題,絕不僅僅是個“美元多少”的問題。
      
      在這個問題上,最貼切的說法就是:“錢”能解決的問題都不是問題!但“華爾街金融永動機”卻的確遇到了問題!
      否則,有“無限美元”可以調用的美國聯儲,早就用“美元”將次貸危機抹平了!何以至今天這種地步?

     ● 兩者之間的“共同點”在於:都是個信心問題
      
      其次,兩者之間的“共同點”在於:“麥道夫”的問題,雖說就是個“錢”的問題,但導致“麥道夫”不僅無法繼續吸引足夠現金流以供其“拆東牆補西牆”、且還遭遇“大量贖回”的,就是個“信心問題”。
      
      顯然,美國管理層通過對雷曼公司的“定向倒閉”、從而將歐盟也一把拖進“歐美金融危機”之後,“麥道夫對沖基金”的“歐洲客戶”或基於對未來經濟信心不足、或基於自己也需要“拆東牆補西牆”,從而“突然集中要求贖回”,又恰巧摧毀了“麥道夫對沖基金”、從而“鬼使神差”摧毀了“美國華爾街另一尊神像”。
      
      可以肯定的是,“華爾街金融永動機”將來能否繼續吸引“足夠的資金流”、以維持其穩定運行,首先就在於一個“信心問題”。
      
      就中國而言,“華爾街金融永動機”想從中國這裏拿到的“資金流”主要有兩個:
      第一個,是“實實在在的生活與生產資料”。
      
      由於中國是東亞經濟、甚至南方實體經濟的代表,因此,作為“北方虛似經濟”的代表,美國經濟能否“相對低成本”地得到生活與生產資料,“中國商品”的輸出方向,是關鍵性的。
      
      第二個,如果“美國經濟”能拿到“第一個”,特別是從中國手中拿到“第一個”,那麼,這也就意味著會轉化成中國手中的“美國國債、或其他美元資產的增加額”。而在主權國家中,由於中國手中握有最大規模(1.3萬億美元)的美國國債,因此,中國的態度至關重要。
      
     ● 中國已經開始沖著“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的“命門”指指點點了
      
      在這種事實下,這種“增加額”既可能被華爾街用作維持其“龐式騙局”的“現金流”,如果中國政府表示“對美元資產有信心”的話;但也可能被視為一種“大規模的贖回”、至少是“準備大規模贖回”的信號,如果中國政府“每天都沒完沒了的擔心”的話;特別是,一旦中國正式表示“對美元資產徹底沒有信心、並“有事無事”地不停嘀咕“除非美國對中國以‘可信任的方案’切實保證‘沒有問題’,否則中國隨時準備調整手中‘在美資產’的規模與品種”的話!
      
      如果在這個層面去觀察中國國家領導人在會見美國副總統拜登時、“不厭其煩”地輪番關切“中國在美資產安全問題”,也就不難明白:中國已經開始沖著“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的“命門”指指點點了。
      
      而從美國副總統拜登也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在不同場合“反復解釋”“美國保證中國在美資產安全”、根本就“沒功夫”關切南海問題、甚至忘記了“要中國解釋航空母艦用途”的“尷尬”來看,那種被別人“點中命門”的感覺的確難受!
      
      顯然,中國手中的美國國債及其它美元有價證券、都是“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的核心生產要素,中國所期望的“保值”、甚至“升值”,“本質”上,對美國而言,就等同于“麥道夫”的“每個月有1%”的“回報承諾”,
      
      如果中國時刻都在擔心“手中的美元資產不僅不能升值”、甚至還要“虧本”,從而“終於有一天不再願意”繼續“維持原有規模的投入”、從而正式帶領東亞經濟、甚至南方經濟“或主動、或被動地縮減”對美國的“實物產品的出口”,或大幅提高“美國從中國、東亞經濟、甚至南方經濟獲取實物產品”的“成本”,而一旦 “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無法“有效彌補”這一“斷裂的資金鏈”,那麼,“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的“穩定運行”就會立刻“出問題”。
      
     ● 就歐盟而言,“華爾街金融永動機”想從歐盟這裏拿到的“資金流”主要有兩個
      
      就歐盟而言,“華爾街金融永動機”想從歐盟這裏拿到的“資金流”主要有兩個:

      第一個,是“歐洲國家利益”基於“南、北撕裂”的框架,與美國一道、對中國進行遏制,這表現在經濟上,就是與“歐美”共同對華構建貿易壁壘,從而令“中國商品”在“流向”上沒有更多的選擇!
      
      第二個,是“歐洲資本利益”基於“西方資本必須主導世界”的“歐美共同利益”,繼續維護“美國資本”的“西方資本代言人”的地位,從而繼續維護“現有國際金融遊戲規則”,也就是“歐、美資本利益”共同維護“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的穩定運行。
      
      然而,“美國利益”想從歐盟這裏拿到這兩個層面的“資金流”又談何容易?
      前面已經說了,“歐、美國家利益”之間、“歐、美資本利益”之間的矛盾重重,歐洲資本利益、特別是歐洲國家利益,“更多地(請注意我們的用詞)”是“華爾街龐式騙局”的一個“犧牲者”、而不是“食利者”。

     ● 只要中國與歐盟能團結一致,就可以立馬掀翻華爾街這條“四處漏水的破船”!
      
      因此,在這個問題,我們認為,如果歐盟利益不想繼續被犧牲,那麼,歐盟的選擇或許將集中表現在“歐洲資本利益”最終是否站在“歐洲國家利益”的層面上,是否在“信用評級”的問題上,或與中國公司合作,從承認中國「大公國際」等評級結果開始,慢慢建立一套“非美國際評級體系”,或者乾脆“另起爐灶”、建立歐洲自己的評級體系!
      
      顯然,一旦如此,將是對“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的毀滅性打擊!
    因為,這將意味著“非美勢力”將慢慢退出“華爾街金融遊戲”,而一個“參與者持續減少”、且“遊戲中沉澱的死籌過多”的“金融遊戲平臺”,其下場註定與“麥多夫對沖基金”一樣!甚至更加慘澹!
      
      通過上面的討論,其實我們已經不難看出,即便僅從金融層面去觀察問題,只要中國與歐盟能團結一致,就可以立馬掀翻華爾街這條“四處漏水的破船”!
      
      事實上,我們已經注意到,最近一段時間來,歐盟內部一邊放出“是時候建立歐洲自己的評級體系”的風聲,一邊又開始客觀評價中國「大公評級公司」的“相關評級報告”。
      
      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苗頭!
      
     ● 對中國而言,“努力促成中、歐團結一致”只能是個“手段”、而不能當成目標
      
      然而,我們也必須清醒,如果僅在“中、歐、美”的層面上考慮問題,那麼,對中國而言,“努力促成中、歐團結一致”只能是個“手段”、而不能當成目標,“真正的目標”仍然是“用這個手段去促進“歐、美”之間的“越走越遠”,從而“盡可能地”促成“華爾街金融永動機”儘早面臨一個“歐洲方向資金鏈斷裂”的問題,
      
      而對“美國利益”而言,尤其可怕的是,或者還等不到真正“出問題”之前,基於“上述可能性”而提前產生、積聚的“強大市場預期”,就足以令“華爾街龐式騙局”提前面對“有別于令麥多夫對沖基金倒臺”的“資金鏈斷裂問題”。
      
      我們再次強調,對承擔了“美國利益太多融資任務”的“華爾街金融永動機”而言,所謂的“資金鏈斷裂問題”,絕不是個單純的“美元多少”的問題,即:它不是個“錢”能解決的問題。
      
     ● 華爾街的另一尊已經倒下的神–格林斯潘老先生,不久前又重出江胡、繼續“行騙”了
      
      曾被美國國務聊希拉蕊在廟堂上公開斥責為“騙子”的華爾街的另一尊已經倒下的神–格林斯潘老先生,不久前又重出江胡、繼續“行騙”了,他說:美國有能力償債,因為美國可以印美元!
      
      然而,基於上面的討論,我們也就不難明白,一旦“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的、源於中國、或者歐盟之中任何一條“資金鏈斷裂(再次強調:這不僅僅是個“美元多少” 的問題)”,而剩下的一家只需取“旁觀態度”、且不說“落井下石”的話,華爾街基於“美元本位制”而攫取的“無限印鈔能力”將立刻被廢,因為,“市場預期”將強烈地預期到:美國國內基於“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的“永動原理(說白了,就是建立在‘風險對沖’基礎上的‘套匯套利’)”而堆積的“數百萬億美元” 的“金融衍生品”將“灰飛煙滅”!美國民眾“數十萬億美元”的私人財富也將在一場更大規模的“麥多夫對沖基金”的垮臺中、瞬間“堙滅”!在此基礎上,更加強烈的市場預期自然就是:美利堅合眾國將在美國社會的暴亂中被徹底撕裂!

    ● 這,恰恰是我們非常警惕一種可能性的原因
      
      值得強調的是,在美國次貸危機、特別是歐、美金融危機全面爆發後近三年的時間裏,“美國利益決策層”在消除上述“市場預期”的層面上,除了拿一本“修訂版會計準則”掩蓋黑洞、延緩第二輪金融危機的爆發時間,通過手中的戰略資源,從“中、歐”那裏或購買、或換取“資金流”、以維持“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的“勉強穩定運行”之外,“毫無辦法”可言。
      
      因此,除非美國能將目前由歐盟、特別是由中國提供的“資金流”牢牢地抓在自己手裏、而不是拿手中“日益貧乏的戰略資源”去“換取”、或“購買”,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而這,恰恰是我們非常警惕一種可能性的原因,即:“美國資本”極可能用“天量硬通貨幣”水淹“南方經濟”,通過在“南方經濟體”內、甚至全球製造金融危機的方式,掀起一場史前例的“大兼併、大收購”,從而“先”徹底掌控“南方經濟”的經濟命脈,“再”徹底收編“歐洲資本”,最後,則是在國家利益層面,徹底肢解中國、歐盟、俄羅斯。
      
      另外,有關如何水淹“南方經濟”、從而“先”控制“中國之外的南方經濟的經濟、特別是金融命脈”,再利用這些“被控制的南方經濟”去圍剿“中國製造”,從而再控制中國經濟、特別是金融命脈的“可能方案”,大家可以參閱之前的討論紀要!
      
      ● 所謂的“中、美共管西太平洋”的“真正內涵”
      
      通過上面的討論,我們其實想強調的就是:
    對“美國利益”而言,如果它仍然不實質性調整其“旨在支配全球的即定全球戰略”,
    那麼,除非它能拉著歐盟、順利完成“水淹南方經濟、直到徹底控制中國的經濟、特別是金融命脈”的一整套計畫,
    否則,除了大規模的戰爭,它已無路可走!
      
      而基於核大國之間的恐怖核平衡,發動“大規模戰爭”自然不是在求生,而是在找死!
      
      因此,剩下來的其實就是一條可行之路,那就是實質性調整其“旨在支配全球的即定全球戰略”,從而像十九世紀未、二十世紀初的英國(英鎊)向美國(美元)慢慢讓渡勢力範圍,並借助美國的力量、隔著大西洋、一邊壓制“其現實威脅(當時的法國)”,一邊“盡可能長地”享受英國霸權的最後時光。
      
      顯然,在今天而言,這也就是所謂的“中、美共管西太平洋”的“真正內涵”。
      
      然而,目前的情況是,在“哥倫比亞與阿根廷兩國總統呼籲:聯手應對金融震盪”的背後,在這兩位總統強調“拉美國家目前面臨的不僅僅是國際金融市場的動盪,而且是世界經濟和金融領域的“颶風”,拉美國家絕不能等閒視之”的背後,是“美國利益決策者”仍然在將美國自己提出的“中、美共管西太平洋”視為一種手段而非目的,也就是說,“美國利益”仍然不打算“實質性調整”其“旨在支配全球的即定全球戰略”,仍然在幻想著如何“策略地實現”水淹“南方經濟”的方案、如何徹底控制中國的經濟、特別是金融命脈,並徹底收編歐洲資本、最後“一勞永逸地”肢解“中、歐、俄”、最終實現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的“永動原理”。
      
      
    事實上,從「標準普爾」調降美國主權信用等級,從而引導美國股市、國際原油、及其它“國際大宗商品”的一輪“暴跌”之後,美國已經做好了“QE3(甚至QE-N)的前期準備工作,也就是說,
    如果沒有意外,暴跌之後美國股市、國際原油、及其它國際大宗商品,將隨著QE3(甚至QEN)的推出,啟動一輪暴漲進程,從而一方面推高南方經濟的通貨膨脹率,打亂這些國家的經濟、特別是金融佈署;
    另一方面、則是進一步迫使包括中國在內的南方經濟體被迫加息,直到“高企的利率”全面抑制南方經濟的經濟活力,從而為美元(甚至可能包括歐元)突然啟動加息週期,用全球性緊縮將“活力”已經受到極大抑制的南方經濟進一步“滅活”,為美元(甚至歐元)最後收購南方經濟中這些“被滅活”的“製造業實體”、特別是“金融實體”,從而自我掌控“華爾街金融永動機”所需的“資金流”—“生產與生活資料”。
      
     ● 最近一段時來所發生的許多事情有個清晰的主線
      
      如果我們從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最近一段時來所發生的許多事情,也就都有個清晰的主線,那就是:
      
      第一,在中國已經準備面對“歐亞海上運輸線之亂”、甚至“中東最暴力破局”的局面,從而開始籌畫“中國經濟最低內迴圈”之後,
    “美國利益”企圖一方面通過 “利比亞讓步”的“利誘”、另一方面通過警告“義大利將倒下”的“威逼”,去換取歐盟的“敘利亞配合”,從而擺出一副“下決心準備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 “止損點”的姿態;
      
      第二,經過我們的觀察,以美國目前的絕對實力與相對實力,以“中、俄”的戰略準備與能力,特別是「歐盟」伺機徹底解決科索沃問題的心機,“第一”對美國而言,極可能只是個“佯動”,
    否則,曾經將歐盟送進“利比亞之亂”長達數個月卻不得要領的美國利益,自己就可能因敘利亞問題、而在因敘利亞這個止損點被擊穿而引發的“巴以衝突”、或者另一次中東戰爭上“重蹈歐盟複轍”!並被“中、歐、俄”所“圍觀”、甚至“群毆”!
      
      第三,一如我們之前多次強調,“美國利益”其實有兩條逃生之路,
    一條是以利比亞為支點,對歐盟(歐元)進行跨海(地中海)一擊;
    再就是,將“埃及之亂”導向“巴基斯坦之亂”、特別是“印度之亂”,從而以“第三種方式南亞破局”。
      
     ● 有意思的是,美國副總統訪華期間,中東、南亞、東亞等戰略方向同時異動、且動得厲害!
      
      有意思的是,就在這個時間點上,“原本”就是、直到現在仍然是“一群烏合之眾”的、但顯然“開始得到”“中、俄”支持、且美國也不敢公開阻止的、親歐洲的利比亞反對派武裝、竟然一口氣打到了卡紮菲的老巢–的黎波里。
      
      同樣是這個時間點,美國副總統正在訪華,不僅如此,中東、南亞、東亞等戰略方向同時異動、且動得厲害!
      
      第一,以色列兩輛公共巴士在以、埃及邊境受襲,而以色列安全官員說:“襲擊的槍彈似乎是從埃及方向射過來的”。
      另據消息稱,以色列軍隊已經報復、並聲稱打死了襲擊者,包括幾名埃及士兵;
      
      第二,巴勒斯坦繼續尋求成為聯合國會員3國,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主席阿巴斯表示:“已有122個國家支持巴勒斯坦國加入聯合國”。
      
      在這個問題上,在之前我們曾經明確指出:沒有歐盟的支持,就目前而言,“中、俄”是很難令巴勒斯坦是如此堅持“尋求成為聯合國成員國”的;
      
      第三,我們注意到,在此之前,也就是週三(8/17)晚間,埃及與美國軍方的消息稱,埃及與美國取消了今年的聯合軍事演習,這項軍事演習的名稱為“明星-2011”。
      
      顯然,如果在”第二、及第三”的“聯動”層面去觀察問題,特別是,如果考慮到埃及通往加沙的“第二條通道”同時受到“歐、美雙方”的共同控制,不難看出,在這種綜合背景下,以色列兩輛公共巴士在“以、埃邊境”受襲,而以色列安全官員又稱:“襲擊的槍彈似乎是從埃及方向射過來的”,
    而基於我們之前的觀點,就這個突然而來的“襲擊事件”而言,無疑既顯得“極其微妙”、又顯得“極合邏輯”!
      
     ● 這種說法似乎在降低“歐盟”的作用
      
      第四,美國防部長帕內塔罕見地公開表示:“世界穩定需要靠中、印等新興力量”,並進一步解釋說:“我們有日漸崛起的力量和國家,比如中國、印度和巴西,更不用說俄羅斯了。我們必須繼續依靠他們為全球穩定發揮作用。我們面臨資源有限的問題,現在正在緊縮預算。”
      
      顯然,這種說法似乎在可以降低“歐盟”的作用。
      毫無疑問,“第四”是“第三”的邏輯使然!
      
    ● 美國利益公開將“埃及之亂”導向“巴基斯坦、特別是印度之亂”的開始
      
      第五,18日,巴基斯坦警方表示,截至當天5清晨,巴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在過去24小時內發生的暴力事件已導致38人死亡。其中,一名巴人民黨領導人17日晚在卡拉奇被刺殺。
      
      第六,18日,針對美國聲明稱“印度應該允許安納;哈紮爾等人進行示威,不應對示威設置任何障礙”。
    印度國會要求印度政府對這次為何一個“孤獨”的社會活動家能引來如此大規模的支持進行調查。  

      據報導,印度國大黨發言人拉西特;阿爾維說:
    “自印度獨立以來,美國從未支持過印度境內的任何運動,這是第一次。美國人說印度應該允許安納;哈紮爾等人進行示威,不應對示威設置任何障礙。美國為什麼會這樣發表聲明?我們需要考慮在這個試圖動搖政府統治、破壞國家的活動幕後到底有著什麼樣的後臺。我們需要嚴肅對待美國的聲明。”
      
      在我們看來,“第五”、特別是“第六”,顯然是美國利益公開將“埃及之亂”導向“巴基斯坦、特別是印度之亂”的開始。
      
      我們再次強調,要特別警惕“第三種方式南亞破局”。
      
      第七:最新消息是,繼美國稍早公開要求“敘利亞總統必須下臺”之後,
    似乎在“第三”的“威脅下、“第四”的“逼迫”下,“第五”與“第六”的“引誘”下,英國、法國、德國也開始公開要求“敘利亞總統必須下臺”;
      
      第八,正是在上述背景下,18日,阿富汗東部一美軍基地當天遭到炸彈爆炸襲擊,直到目前,沒有任何消息說明死傷情況。
      
      在我們看來,如果南亞方向承受的壓力進一步加大,美軍直升機成批往下掉的畫面就一定會出面。我們認為,“成批”的畫面一旦出現,將是“世界維護和平的力量”對“美帝國主義”的最後一次警告!
      
      而就歷史經驗而言,阿富汗可是個先後埋葬了“數個帝國(大英帝國、前蘇聯)”的“大國墳場”,特別是,不可一世的“前蘇聯紅軍”就是因“直升機成批往下掉”而掉下去的。
      如果“有人”偏偏“想賭”自己“或是個例外”,那麼,那就乾脆一把拋出最後的籌碼好了。
      而10年的阿富汗戰爭已經、且還將繼續證明,“美帝國”一點兒也不例外,因此,美國的國運也必將隨著“直升機成批往下掉”而直線墜落!
      
      第九:就在美副總統拜登“攜帶金融導彈(配合南亞破局)”訪華期間,中國副總理李克強正在香港,也在佈置“金融反導系統”。17日,中國公開表示:支持香港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並發行200億元人民幣債券,並一帶公佈了一連串“嚴重支持”香港金融穩定、特別是金融發展的“重大決定”。
      
      顯然,中國決策層對“美國南亞政策”很可能率先金融攻擊中國香港、甚至中國臺灣保持著高度警惕!

     ● 根本就不相信、或者不敢相信“美帝國”是個“例外”的大有“人”在!
      
      第十:18日,橫跨中、日、俄三國的日本海陸海聯運航線通航儀式在日本新潟港舉行;
      在我們看來,這個儀式放在18日舉行、就“日期”而言或是個巧合,但“這個儀式”本身卻絕非巧合,這說明,根本就不相信(對中俄而言)、或者不敢相信(對日本而言)“美帝國”是個“例外”的,是大有“人”在!
      
      第十一,正是在上述綜合背景下,並不意外地”注意到,18日,繼美國率先要求“敘利亞總必須下臺”、並宣佈制裁敘利亞的石油、金融等核心行業之後,英國、法國、德國政府也開始“附議”“敘利亞總必須下臺”的“美國提議”,但在更加重要的“全面制裁問題”上,還是有所保留。
      
      不僅如此,在印度“反政府示威”的問題上,也就是“南亞破局”的問題上,歐盟總體上仍然保持著低調。
      
     ● 這到底是美國“已經拉”歐盟“下了水”呢?還是歐盟正琢磨著“如何一腳”將美國給徹底踢下水、且不再有機會爬起來呢?
      
      這樣,如果從上述綜合情況來看,在敘利亞這個“水深難測”的“止損點”上,歐盟公開加入“敘利亞總必須下臺”這一步,這到底是美國“已經拉”歐盟“下了水” 呢?
    還是歐盟正琢磨著“如何一腳”將美國給徹底踢下水、且不再有機會爬起來呢?
    就“結果”而言,恐怕還得走一步看一步!
    但歐盟琢磨“如何一腳”將美國給徹底踢下水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 顯然,美國人的確“吃不准”歐盟對QE-3的真實意圖!
      
      第十二,最新消息是,北京時間8月18日晚間消息,兩名美聯儲理事稱,美聯儲在未來兩年時間裏將基準利率維持在接近於“零”的承諾可能會帶來有關該行旨在提振股市的誤解,也就是發出一個“利多股市”的信號,
    這是他們反對這一措辭的原因所在.
      
      而結合德國眼下拼命反對發行歐元債券的做法(注:反對不是目的,只是手段,德國想的是借此整合歐盟的統一財權、從而令“歐元”取得與美元分庭抗禮的“財政保證”),再在“第十一”的層面去觀察這一重大消息,不難明白:顯然,美國人的確“吃不准”歐盟對“美國QE-3”的真實態度!
      
     ● 除非美國在最短的時間內,以“不可逆轉的實際行動”承認“中國的南海核心利益”
      
      如果在這個層面去觀察越南與菲律賓的“示弱”,去觀察美國對朝鮮的“示好”、去觀察“橫跨中、日、俄三國的日本海陸海聯運航線通航儀式在日本新潟港舉行”,也就不難看出,“吃不准”歐盟“最終態度”的美國決策者也在給歐盟“喂藥”,既然歐盟仍然沒有“南亞配合”、從而“合歐、美資本”之力、或從“印度之亂”入手、通過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南亞,從而掀起一輪對“南方經濟”進行史無前例的“大兼併”的意思,
    那麼,“美國利益”就可能選擇另一條逃生之路,那就是盡可能尋求中國的“旁觀”,從而以“利比亞”為支點,對歐盟(歐元)進行跨海(地中海)一擊。
      
      但從利比亞反對派迅速攻到“的黎波里”的情況來看,
    從美國要求烏克蘭立刻釋放那位美女前總理之後,俄羅斯已經正式要求“卡紮菲必須下臺”的情況來看,“中、俄”已經加大對“歐盟利比亞政策” 的支持力度,
    也就是說,美國在這個時候想尋求中國“旁觀”,除非美國在最短的時間內,以“不可逆轉的實際行動”承認“具錦州效應”的“中國的南海核心利益”,從而“兌現”“中、美共管西太平洋”的提議,否則 ,根本就不可能!
      
      而由於形勢已經可能激變,因此,在“承認”與“兌現”之前,那種“美國準備放寬對華高技術出口”的“老話”,聽聽還是可以的,因為中國也希望利用這一點去“擠”“歐盟的東北亞政策”,但中國肯定不會“往心裏去”!
      
      至於那份性質原本就為“左手製造問題、右手解決問題”的所謂“臺灣軍售案”,那位“暗獨”的(2008年大選前事先赴美國去接受時任副國務卿的金融高盛人馬-佐立克主子檢審考核的“美帝軍政府在台新代理人”)臺灣領導人馬英九不是“配合演雙簧”演得非常投入嗎?那就請美國人與他去玩好了!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已經說過,由於形勢已變,臺灣問題已經太小,更何況一個“美國特意製造出來的對台軍售問題”?
      
     ● 美國決策層會在“兩條生路”的問題上加快抉擇
      
      就目前而言,美國的“利比亞政策”已經基本失敗(陷阱落空),這樣,由於“利比亞籌碼”已經對歐盟暫時失去了效力,因此,它不僅在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的問題上會更加謹慎,以免在中東落入與“中-歐-俄”、甚至“阿拉伯聯盟”等“全面為敵”的處境,
    但由於時間不等人,美國決策層會在“兩條生路”的問題上加快抉擇,
    因此,站在中國的角度看問題,即要高度警惕“第三種方式南亞破局”、也要警惕“西方資本”水淹南方經濟、從而掀起一輪、最終旨在控制中國經濟、特別是金融命脈的、史無前例的、對“南方經濟”進行的“大兼併”。
      
      對此,作為金融層面的應對措施之一,中國要更加頻繁地、沖著“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的“命門”進行“指指點點”。
    而作為政治與軍事層面的準備,中國要與俄羅斯、土耳其、敘利亞、伊朗、埃及等中東地方王密切溝通,為“破”美國中東安全框架之 “局”、特別是旨在掀翻“西方資本主導世界”之基礎的“最暴力中東破局”做最後的準備。
      
     ● “美、以”以實際行動測試歐盟在敘利亞政策上的真實取向
      
      如果在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在歐、美一致要求“敘利亞總統必須下臺”,而“巴以衝突”卻突然再起的背景下,以色列因報復打死埃及士兵一事,應該是“美、以”以實際行動測試“國際社會(包括歐盟)”在“永久開通第二條、甚至強行第三條通道”問題上的“團結度”,也是測試歐盟在敘利亞政策上的真實取向。
      
      ●如果……這又何嘗不是“有人”在測試“美、以”阻止“第二條、甚至第三條通道”的決心?
      
      而如果以色列兩輛公共巴士在“以、埃邊境”受襲一事不那麼簡單的話,那麼,這又何嘗不是“有人”在測試“美、以”阻止“第二條、甚至第三條通道”的決心?
      
      而從歐盟對以色列兩輛公共巴士在“以、埃邊境”受襲,以色列之後又槍殺埃及兩名士兵的“低調反應”、而巴勒斯坦仍然堅持準備單方面建國的綜合情況來看,我們再次強調:
    在敘利亞這個“水深難測”的“止損點”上,歐盟公開加入“敘利亞總必須下臺”這一步,這倒底是美國“已經拉”歐盟“下了水”呢?還是歐盟正琢磨著“如何一腳”將美國給徹底踢下水、且不再有機會爬起來呢?
    就“結果”而言,恐怕還得走一步看一步!
    但明知歐元是美元現實敵人的歐盟,在這種有利情況下,認真琢磨“如何一腳”將美國給徹底踢下水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總之,由於局勢已經發展到極其複雜的層面,全球熱點問題明顯開始聯動,再往前走任何一步,都有可能觸發不可意料的結果,特別是金融層面的。

    《東方時事解讀》20110819


  9. 2011/09/11 於 20:38 patchpieces

    U.S. furthers Reagan’s Star War plans with global NATO(to Attack Russia and China)

    John Robles

    Voice of Russia
    September 9, 2011
    http://rickrozoff.wordpress.com/2011/09/09/us-furthers-reagan%E2%80%99s-star-war-plans-with-global-nato/

    Interview with Rick Rozoff, the manager of the Stop NATO website and mailing list and a contributing writer to Global Research.ca, conducted on September 4

    They tried to shut you down over the weekend. Can you tell us what happened?

    Yes, thank you for asking. The Stop NATO website(http://rickrozoff.wordpress.com) was shut down by its host, WordPress, on Friday without any plausible explanation, with just a vague statement about “concern over some content on your site.” The site is a reputable news one and it took 24 hours and a good deal of pressure from sources around the world before WordPress relented and allowed the site to be reactivated. They didn’t close it down, they just prevented me from posting any new material. Of course, by the nature of these things it’s hard to determine whether it was a conscious political decision, but one has to allow for this possibility. Anyway, we are back online for the time being and thank you for asking.

    Turkey has recently agreed formally to host NATO anti-ballistic missile elements on its territory.

    From what I understand, the agreement by Turkey is that they are going to station what’s called a Forward-Based X-Band Radar-Transportable of the sort that was installed in Israel three years ago by the U.S., in the Negev Desert, which has by the way a range of 4,300 km (2,700 miles) and if aimed in the proper direction could take in the entirety of Western Russia and a good deal of Southern Russia. That is an equivalent of what is to be based in Turkey, in theory aimed exclusively against Iran, but I think only the credulous would believe that.

    This has to be seen, of course, in the context of the decision reached at the NATO summit in Lisbon, Portugal, last November to incorporate all NATO nations into the U.S. Missile Defense Agency plans for a global anti-ballistic missile system. Russian Foreign Minister Sergei Lavrov has recently clarified that we are not only talking about regional or even European continent-wide interceptor missile systems but one that is international in scope. And bringing it into Turkey – there have, incidentally, been discussions going back ten or more years from respective heads of the Missile Defense Agency of the U.S. Defense Department about situating interceptor missile facilities not only in Turkey, but also in nations like Ukraine, Georgia, Azerbaijan. So, there are plans to extend a U.S.-dominated interceptor missile system from Europe to the east and south, that is into the Middle East and presumably into the South Caucasus and all the way to Central Asia.

    Launch of ship-based Standard Missile-3

    Of those countries that you’ve mentioned, which are in the process of soon signing formal agreements with NATO that you know of?

    Every one of them has an advanced partnership program with NATO except for Turkey, which is, of course, a member. But I think another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is that Romanian President Traian Basescu said last week that the U.S. and Romania will soon sign an agreement for the stationing of 24 Standard Missile-3 interceptors in Romania, which is part of what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terms its Phased Adaptive Approach.

    There are actually four phases of the SM-3, and last week Lockheed Martin announced it is establishing a testing facility near Huntsville, Alabama for what will be the most advanced, the SM-3 Block IIB, to go online in 2020. There will be an intermediate version ready for deployment in 2015, and SM-3s will be based, estimates are 24 each, in Romania and Poland. And we have to recall that last year the U.S. moved the first Patriot Advanced Capability-3, an advanced version of the Patriot interceptor missile, into the Polish city of Morag, which is only some 35 miles away from the Russian border, with Kaliningrad.

    I would like to add that accompanying the Patriot Advanced Capability-3 missiles in Poland are a hundred or more US servicemen, which are the first foreign troops to be stationed on Polish soil since the breakup of the Warsaw Pact, and the Forward-Based X-Band Radar set up in Israel is staffed by something in the neighborhood of a hundred U.S. military personnel as well, which are the first foreign troops stationed in Israel for a prolonged period in its history, and with the deployment of SM-3s in Romania a hundred U.S. troops will also be stationed in that nation, we are seeing the export of U.S. military forces and equipment to the east and to the south. I think it’s noteworthy that the announcement regarding Turkey was made by new State Department spokesperson Victoria Nuland, who from 2003 to 2008 was U.S.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NATO. This is the person who announced that Turkey is going to host a U.S.-NATO interceptor missile radar facility.

    NATO is making overtures to India and India looks like it are considering working with them as well.

    The actual announcement was made by another very significant person, the current U.S. ambassador to NATO, Ivo Daalder, who incidentally six years ago co-authored a piece in Foreign Affairs, the monthly publication of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with the intriguing title of Global NATO, the opening sentence of which states that NATO has “gone global,” and openly advocated at that point that NATO incorporate as full members, not simply as partners, what he deemed to be the world’s democracies, amongst which was India. The latter country would link interceptor missile capacities in Europe,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and the Persian Gulf with thos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Japan, South Korea, Australia and Taiwan.

    We are talking about people pursuing a long-term agenda. What the U.S. is reactivating now with the inclusion of NATO i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Ronald Reagan administration’s “Star Wars” plan, the so-called 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 out of which the current Missile Defense Agency developed; that is, one that allows the U.S. and its allies to be impenetrable to retaliation or any capability of retaliating by other countries that might be subjected to attacks by the U.S. and its allies. That is, nations like Russia and China will effectively lose their deterrence capabilities.

    Targeted nation’s ballistic missiles can be destroyed in the boost, ascent, midcourse and terminal phases through a stratified series of constantly enhanced Patriot Advance Capability-3, sea- and land-based Standard Missile-3, Ground-based Midcourse Defense (with its Exoatmospheric Kill Vehicle) and 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interceptors. A 280-foot-tall, 50,000-ton Missile Defense Agency Sea-Based X-Band Radar is home based in Adak, in the Aleutian Islands, menacingly close to Russia’s Pacific coast.

    Sea-Based X-Band Radar, part of Ground-based Midcourse Defense system

    To cap it all off, the Pentagon has been hell-bent in pursuing the militarization of space, a threat that China and Russia raise each year in the United Nations.

    We have to recollect that the head of state of the U.S. currently, President Barack Obama – ironically, paradoxically, distressingly – on the occasion of delivering his Nobel Peace Prize acceptance speech in December of 2009 openly boasted that the U.S. was “the world’s sole military superpower.”

    And I think that to maintain that status in the face of a weakening U.S. economy, with the rise of the BRICS nations and so forth, with trends that suggest that the U.S. is in decline internationally, that Washington is intent on maintaining its military supremacy – its one trump card if you will, its ultima ratio regum – and to ensure that no other country has the ability to retaliate, particularly in strategic terms. And when we talk about the latest proposed model of the SM-3 we are talking about one that could threaten Russia as well as China. I would argue that North Korea and Iran are pretexts for developing a global Star Wars system that would place both Russia and China within a circle of U.S. and allied interceptor missile system.

    NATO missile elements in India would protect against or annul what threat for NATO?

    There is no threat to NATO at all in my estimate, so that’s a fictitious claim. What in fact you are seeing is consolidation of what observers have warned about for a decade – the emergence of an Asia-Pacific NATO.


  10. 2011/09/30 於 08:17 patchpieces

    □ 紅色悲歌

    大勢不再

      “最危險的敵人往往來自我們內部……”這句話在許多時候、許多地方都是適用的……

      對20世紀80年代的美國人而言,蘇聯其實已經越來越不足為慮了–雖然那時蘇聯的威脅被媒體描述得仿佛可能在下一秒就會降臨在西方人面前。如前文所言,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通過一系列軟硬兼施的手段,西方世界中由美國人所主導的"金字塔"型分工體系的結構開始變得清晰且嚴密起來,並且西方世界大於社會主義陣營的經濟總量在美國人的統一調配下成為實實在在的優勢。兩個陣營之間的實力差距從當年的兩屆奧運會就可以看出來。當時美國以蘇聯入侵阿富汗為藉口,帶頭抵制1980年的莫斯科奧運會。結果不算蘇聯自己,當年參賽的國家只有80個,參與報導賽會的新聞記者共有5615名,比參賽運動員的人數還要多。開幕式上,這80個國家裏又有16個國家的代表隊在入場式上沒有打本國國旗,以奧林匹克五環旗替代,新西蘭代表隊乾脆打了面黑色五環旗,有10個國家只有旗手一人,運動員乾脆沒出場,後來在獲獎時這些國家也不升國旗、不奏國歌–借著奧運會搞政治對西方國家來說是輕車熟路。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蘇聯還以顏色,也帶頭搞了一次抵制,但聲勢上要小得多,參加抵制的只有保加利亞、民主德國、越南、蒙古、老撾、捷克斯洛伐克、阿富汗、南也門和古巴等國家。

       所謂“抵制”,就是要讓各個國家表明立場、選邊站隊。看看兩次抵制的回應者,東、西方陣營的界線也就基本清楚了。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差不多涵蓋了世界工業生產力的三分之二,這樣的實力一旦被有效地組織起來,結果是顯而易見的。在總體實力居於劣勢的情形下蘇聯要繼續和資本主義陣營保持均勢,那麼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重工業和輕工業的比例以及工業和農業的比例就都無法保持平衡,老百姓的生活水準提高程度和國家經濟增長就無法成正比。舉個例子,在阿富汗戰爭期間, 蘇聯一架米-24武裝直升機的價格只約合9噸豬肉,這不是說蘇聯直升機多便宜,而是意味著那裏的豬肉太貴了,這背後就是蘇聯國內輕重工業嚴重失衡。蘇聯的封閉經濟體系裏,發行的貨幣和生產的產品是對應的,然而這些產品中大多數都是衣不能穿、食不可餐的軍工產品,刨除這一塊,只對比和老百姓生活相關的消費品的話,盧布的發行就是過量的。因為對一般消費品的購買力不足,導致盧布對西方貨幣的官方匯率和實際匯率能差出很多,那時黑市兌換猖獗就是這個問題的反 映。"8 • 19″事件以後盧布迅速貶值,其中就有被"打回原形"的味道。

      有人說蘇聯為什麼不能不搞對抗,為什麼不以"和平與發展"作為自己的主題?問題是西方國家不會給社會主義國家陣營這個機會。
    雷根上臺以後,美國開始對蘇重新採取遏制政策,表面上沒有20世紀50年代杜魯門主義那樣強硬–因為美、蘇的實力差距沒有那時那麼大,但也不是尼克森時期的收縮政策。雷根政府的基本方針是:強調以抗擊蘇聯為中心,奉行所謂"以實力求和平"的方針,具體說就是以美國的經濟、軍事實力壓制蘇聯;在地區爭奪上,把蘇聯頂在20世紀70年代末的擴張線上,使社會主義陣營不能再前進一步。同時,保持各種管道,加強同蘇聯的"對話"–也就是促使蘇聯"和平演變"。國務卿黑格、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艾倫、國防部長溫伯格成為對蘇戰略的核心人物。後 來艾倫在任職10個月後被對手搞了個受賄醜聞被迫辭去了職務,軍人出身的麥克法蘭接任了他的位置,這樣雷根身邊就是三位軍人出身的鷹派幕僚在決策對蘇戰 略。和平與發展在後面的歷史的確成了時代的主題,但其前提是美蘇兩邊必須有一方衰落直至滅亡,而很不幸,蘇聯是滅亡的那一個。

    異 化

      產生變化的不只是雙方實力上的對比,更為根本的是蘇聯自身的變化:由於缺乏人民對黨實施有效監督的體制,自赫魯雪夫時代開始,蘇共從一支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共產主義政黨一步一步蛻變成了所謂"全民黨",實質就是變成了一個新的權貴集團,國家資本主義蛻變成了權貴資本主義,列寧被他們改造為一個形象越來越模糊的簡單圖騰,用以維護其執政的合法性。黨開始背離社會主義,背離人民的利益;領導幹部日益脫離群眾,退化成為一群貪婪如狼、懦弱如羊、蠢笨如豬的官僚;官僚主義與幹群關係緊張大大地損害了原本運轉正常的計劃經濟體制,使得內政問題進一步惡化……在經過長達18年的、穩定的、" 一團和氣"的勃列日涅夫時代之後,蘇共的“權貴化”已然到了積重難返的時代,為了讓自己以及子孫後代永享到手的利益,蘇共的“既得利益集團”最終開始搞起了“政治體制改革”—“拋棄”社會主義搞“私有化”,好讓自己從管理財富的國家幹部變成掌握財富的“資本家”。

      某些原本就自視高老百姓一等的所謂"知識分子"此時也迫不及待地站出來高喊著要對國家進行“民主改革”,實質則是妄圖在動盪中為自己“分一杯羹”–當初靠搞"民運"上臺的這批人,後來“無一例外”地成了“新貴族”,譬如格魯吉亞的薩卡什維利、烏克蘭的尤先科等等。最可笑的是,由於蘇共背離黨的宗旨和原則、背離社會主義所產生的種種社會弊端,在這些人嘴裏卻成了社會主義的罪狀,以此來徹底否定社會主義。當然,更多的知識份子,則是由於蘇共的腐化以及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經濟快速發展的表像才接受了西方的新自由主義思想,進而不自覺地成為這些思想在蘇聯國內的傳播媒介,而這些天真的知識份子們包括當時蘇聯的"經濟學家"對市場經濟和私有化的認知尚處在"西方 19世紀的水準"–面對一堆經濟問題,他們的理解是只要私有化了,一切"自然"就解決了。
    除了黨內與知識界的這兩股力量以外,民族分裂勢力、各種宗教勢 力以及沙俄時期的舊貴族在這段時期也都活躍了起來。而這些人又都不約而同地紛紛將手伸向了西方國家,以期借助外部力量達到自己的目的。
    蘇聯時代大量所謂" 異見人士"的活動經費來源於哪兒呢?
    顯然並不是從蘇聯的工人農民那裏募集來的,蘇聯時代從未聽說過有這樣的集資活動。到目前為止,我們所知道的一個“大金主”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呢?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又譯為"國家民主捐贈基金會",簡稱END,熟悉國際政治的人恐怕都不會太陌生。它號稱美國上百萬個“非政府組織(NGO)”中的"龍頭老大",和美國國務院、國際開發署、「中央情報局」有密切的聯繫,被認為是「中情局」的"另一塊招牌"。這個20世紀80年代初成立、主要靠美國政府撥款從事活動的"非政府組織(NGO)"在世界很多地方扮演過“特殊的政治角色”,可以數出來的有:委內瑞拉等拉美國家、烏克蘭等獨聯體國家、伊 朗等西亞國家、緬甸等東南亞國家,它們都受到其顛覆活動或推動"顏色革命"的影響。

      不僅僅是在黨外,在蘇共黨內,為了抓住權力很多 人同樣選擇去搞“挾洋自重”。在雅克列夫的牽線搭橋之下,1984年戈巴契夫與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在倫敦郊區切克斯別墅一對一地“秘密會見”,談了什麼至今沒有完全解密,但之後西方各個國家立即統一形成了“輿論熱潮”,它們“盛讚”
    戈氏"是蘇聯理想的接班人",
    “是具有新思想的新一代領導人",
    “是可以打交道的人"。
    戈氏的那顆帶有招牌式胎記的半禿腦袋在當時常常會出現在西方的各種雜誌上,其中包括《時代週刊》—
    柴契爾夫人曾自豪地說:"是我們把戈巴契夫提 拔起來當了總書記。"

     1986年雷根和戈巴契夫的雷克雅未克會見也是一對一,戈氏亮出了他的底牌–已做好犧牲蘇聯利益,為美國“效忠”的準備。
    戈氏後來公開地承認:在雷克雅 未克會見時"實際上已把蘇聯交付美國聽憑處置",他說:"雷克雅未克實際上是一場戲……一場重頭大戲……我認為,如果沒有雷根這樣強有力的人物,整個過程 就不會開始……這次峰會上我們……走得已經那麼遠,根本就不可能再有回頭路。"
    1989年戈巴契夫在馬爾他同老布希總統會見的時候,整體移交蘇聯內政、 外交陣地的過程已經完成,當時有個快言快語的外交官形象地說:"冷戰是在地中海暖洋洋的海水中埋葬的。"

     背 叛

       如果說戈巴契夫還只是迎合西方勢力的話,葉利欽、謝瓦爾德納澤、切爾諾梅爾金等人則“走得更遠”,這些人代表了蘇共黨內的“反叛力量”。早在1987年夏天,當葉利欽尚未與戈巴契夫發生衝突之時,葉利欽就開始與美國駐蘇聯大使進行“接觸”,他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坦率",給美國大使留下了強烈的印象,美國隨即將他作為重點“工作對象”,“全力支援”他對抗蘇共中央、對抗蘇維埃政權、“分裂”蘇共和蘇聯的一切行為。
    由此開始,葉利欽或者說是蘇共內的反叛力量取代了以戈巴契夫為代表的“蘇共改革派”,成為西方國家眼裏"更可以打交道的人",此前戈爾巴喬利用外交場合所反復宣傳的"新思維"、政治改革等話題,此時對西方國家恐怕已經不再有那麼強的吸引力了。

      在葉利欽與戈巴契夫公開發生衝突被開除出政治局後,這一點表現得尤為明顯。那時美國利用各種機會始終與葉利欽保持著密切的接觸。1989年葉利欽當選為蘇聯人民代表並進入最高蘇維埃,當年9月隨即訪美,而美方則破格接待這位"非正式訪問"的"非官方人物",安排總統、副總統、國務卿和前總統雷根等諸多政要同他會晤。葉利欽回國後,隨即加緊展開反共活動。一方面在黨外謀求取消蘇共領導地位的憲法的修訂,另一方 面在黨內領導"民主綱領派"進行"政改",力圖"徹底改造"蘇共,剝奪黨的領導權。

      戈巴契夫與葉利欽的政治鬥爭,說白了就是蘇共 高層瓜分國家和人民財富的一場利益之爭。為了自身的私利,這些人可謂不擇手段,完全罔顧其他–在這場鬥爭中美國政府竟被請出來擔當起了協調人的角色。葉 系與戈系後來的"聯手合作"是由白宮和美國國務院推動的,在大國政治中恐怕找不出比這更荒謬、更可悲的事情了。1990年3月,葉利欽當選為當時蘇聯範圍內最大的加盟共和國–俄羅斯共和國議會的議員,同年6月,他憑藉一系列"政治秀"當選為俄羅斯共和國的主要行政長官。此後,葉利欽和他的助手們開始採取一系列政治手段,破壞國家的計劃經濟體制,導致國家經濟增速出現明顯下降,降幅約為2%。1991年,葉利欽又進一步破壞中央計畫,他把俄羅斯稅收的絕大 部分截留了下來,不再上交中央財政,而俄羅斯共和國則是蘇聯的主體部分,蘇聯經濟因此當年就下降13%,這最終誘發了蘇聯的解體–20世紀90年代初蘇 聯經濟中出現的問題,根本不在於計劃經濟體制內部,而完全是人為破壞的結果。

     蘇共反叛者們最終成了後來蘇聯解體最大的獲益者。如今俄羅斯最富有的人正是當年黨內的"精英"。所謂"改革",說到底改的就是一個社會財富分配體制– 把原來相對平等的財富分配體制砸碎掉,然後把財富堆在那裏,讓人們一哄而上去搶,誰搶著算誰的,蘇聯的"經濟學家"們美其名曰自由競爭。而這些身居要職的 精英們早已給自己占住了最好的位置,這樣一來結果可想而知。除了眾所周知的葉利欽家族之外,還比如說切爾諾梅爾金,20世紀80年代他當過蘇聯天然氣總公 司的總經理,1992年天然氣公司"私有化"後,切爾諾梅爾金搖身一變成了天然氣股份公司最有實力的控股人,控制著全世界40%以上的天然氣資源,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幾個人之一。“蘇聯共青團”中央書記科爾科夫斯基利用自己的職位創辦了一家大銀行,把原屬於人民的財富“變成”了他個人的財產。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黨內的“激進民主派”曾大肆批判蘇共高層的腐敗與特殊化,平心而論,那時蘇共領導幹部們的“特殊化”還僅限於偷偷摸摸地搞些特供商店之類的東西,在莫斯科庫圖佐夫大街上有一座公寓樓,裏面的戶型大致是200~300平方米,勃列日涅夫、蘇斯洛夫和安德羅波夫的居所就在裏面,對於如今的人們而言,這種級別的腐 敗恐怕說出來都會被笑話。事實上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莫斯科就已經實現了電氣化,每5個家庭就有一輛私人汽車,蘇聯公民每月用於文化娛樂的支出占工資總 額的10%~15%,更重要的是涵蓋全民的免費醫療、免費教育以及免費住房。對比1991年之後富可敵國的新貴們的腐敗生活,當時的國情是:國民人均壽命 縮短,治安惡化,貧富差距拉大,國家工業體系支離破碎……當年蘇共的腐敗與之相比,恐怕就有幾分"竊鉤者"與"竊國者"的味道了。如今"竊鉤者"已經"伏 誅",而"竊國者"又當如何呢?

      相比於這些新貴,戈巴契夫的晚景則要淒涼得多。在筆者看來,這並非是由於一些文章中所說的愚蠢或者是"好心辦壞事",這其實是他與葉利欽鬥爭失敗的結果。他們所“爭奪”的,不客氣地說其實就是一個“(買辦)賣國者”的位置。蘇聯解體以後,葉利欽給戈巴契夫的只是每月4000盧布的退休金–這也是戈氏在辭職之後所“唯一關心的事情”,不幸的是隨著俄羅斯國內瘋狂的通貨膨脹的到來,這筆錢折合成美元之後不過1美元而已。戈氏開始像一個“藝人”一樣忙著在西方國家“拍廣告”賺錢,他曾帶著10歲的孫女入鏡拍了“必勝客”廣告;拿自己的名字為伏特加酒做了商標;還曾為路易•威登做過廣告……顯然,戈氏所看重的只是“自身的利益”,所謂"好心辦壞事"是無從談起的。

     解 體

      在蘇共內部如此"配合"的同時,美國人也沒有閑著。美國政府制定“肢解”蘇聯的行動計畫始於1981年春,策劃大致完成於1986年底–也就是戈巴契夫與雷根單獨會見之後,前後一共耗時5年多一點的時間。這一行動當時是背著社會公眾、政府和國會秘密進行的,知道內情的僅限於高層的少數幾個人–總統雷根、「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凱西、總統國家安全助理理查•艾倫和國防部長卡斯帕爾•溫伯格。現在公佈的資料表明最早提出這一計畫的是威廉•凱西,"凱西、艾倫、溫伯格在總統的支持下決定向蘇聯發出挑戰……我們認為雅爾達會議無效。"回憶人記得在凱西提交了阿富汗戰場等 情報報告後,提到了蘇聯問題,凱西認為美國沒有必要再繼續遵守以往的遊戲規則。

      哈佛大學歷史學家理查•帕普斯為雷根草擬了美國對付蘇聯最新戰略計畫,代號為:NSDD-75。這一次世界大戰略表明瞭美國政策中的"革命性轉折"。"我們當前的目標已經不是與蘇聯共存,而是要改變蘇聯 的制度。""我們完全有能力借助外部壓力來改變蘇聯制度。""通過利用蘇聯內部的弱點來動搖蘇聯制度是美國的目的。"為此,美國展開專門行動,開始在蘇聯 和東歐國家內部尋找他們覺得可靠的代理人–雅克列夫、戈巴契夫、葉利欽這些人恐怕就是他們的"工作成果",通過給阿富汗反政府武裝以及東歐的反對派以 物質和政治支持,使蘇聯捲入兩場尖銳的危機–阿富汗戰爭和波蘭危機。

      與NSDD-75計畫配合的還有另一套反蘇經濟戰方案,代號 是:NSDD-66,在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後開始執行,策劃者是雷根的蘇聯經濟顧問亨利•羅恩。NSDD-66的主要任務是:切斷蘇聯從西方獲得先 進技術用於產業升級的管道;打擊蘇聯外匯的主要來源–石油和天然氣的貿易。克格勃和蘇共高層當時都知道存在這樣一系列"旨在推翻蘇聯制度的美國情報機關 和其他特工機構的計畫",然而忙於瓜分國家財富的權貴們顯然對此並不在意,相反,為了在政治鬥爭中佔據上風,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樂於主動迎合西方國家。

       除了戈系和葉系以外,蘇共黨內還存在由雷日科夫、亞納耶夫等人所組成的第三支力量,他們主張要回到比較傳統的社會主義道路上去。然而,這批人並沒有走出 蘇共權貴化的框子抑或是歷史沒有給他們足夠的時間吧。作為挽救聯盟的最後努力,副總統亞納耶夫等人發動了"8 • 19政變",軟禁了戈巴契夫,然而這一行動並未得到人民群眾的回應,後者選擇了冷眼旁觀。而在面對西方所謂的輿論壓力時,亞納耶夫等人又表現得畏首畏 尾,在事件爆發三天之後最終釋放了戈巴契夫。最後的努力至此宣告失敗了,葉利欽借此機會,宣佈蘇共為"非法組織",停止了黨組織在俄羅斯共和國境內的一 切活動–整個過程中,竟沒有一個黨員站出來進行過抗爭。也就在這個8月,烏克蘭、白俄羅斯、莫爾達瓦、阿塞拜疆、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先後宣佈獨 立(此前在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已宣佈獨立,次年,格魯吉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依次宣佈獨立),蘇聯解體至此已進入不可逆狀態。1991年12月 25日,蘇聯總統戈巴契夫宣佈辭職,將國家權力移交給俄羅斯總統。當天19時32分紅旗從克里姆林宮上降落!第二天,蘇聯最高政權蘇維埃通過最後一項決 議,宣佈蘇聯不再存在……

    顏色革命

      事情到此還遠未結束,這片土地上一下子出現了15位總統–同時也是這裏最富有的人。而在此之前,他們都是蘇共的高級幹 部,正是通過肢解聯盟,原本屬於全體蘇聯人民的國有資產被這些人劃到了自己的口袋裏。這樣一個根源也就決定了,由蘇聯解體而誕生的這些新的政權執政基礎從 一開始就是背離人民根本利益的,是難以獲得民心的–簡單說就是在已經腐化的蘇共基礎上進一步變本加厲。

      對於西方國家而言,這些政權同樣是無法令人放心的,他們的利益依舊是基於他們的國家來實現的,和西方世界並沒多少瓜葛,甚至很多地方還會存在衝突–這一點可以參見現在俄羅斯與西 方的關係。如果蘇聯解體僅僅限於這一步,那對西方而言需要解決的就只是一個地緣安全問題,蘇聯地區的資源依舊沒有完全納入西方主導的經濟體系中來,那些地 緣上的戰略要衝也沒有完全被西方國家所掌握,因此資本擴張從中所能獲得的好處還是有限的。

      雞蛋原本就有縫,而外面還有一大群虎視眈眈的蒼蠅,於是,顏色革命也就開始了。從格魯吉亞開始,之後是烏克蘭,然後是吉爾吉斯斯坦。與此同時,俄羅斯針對普京的遊戲也開始了。與脫胎于蘇共官僚的舊領導層不同,這些靠“顏色革命”上臺的新貴最初都是黨外的知識份子或者是"異見人士(公共知識分子)",他們手中的政治資源原本要少於前者,於是也就更加“依賴”於西方國家的支持。在蘇聯解體之前,他們和葉利欽們曾可以說是同盟關係,而變質後的蘇共對這些人也一直採取綏靖政策–蘇共不敢依靠人民,就只能選擇向這些所謂“精英階層”尋求支持。如今蘇聯滅亡了,由這些和西方存在更多“共同利益”的人去執掌權力,顯然比那些前蘇共官僚要更合適。

      在2003年格 魯吉亞“玫瑰革命”之後,筆者在一部紀錄片裏清楚地記著這樣一個鏡頭:
    在一個公開場合,薩卡什維利在對記者進行了一番講話之後,立即回頭去問了他的顧問──美國退役軍官布魯斯•傑克遜這樣一句
    “我說錯什麼了嗎?”
    這其實就是這些“民主派”人士與美國之間“關係”的“最真實的寫照”。
    2008年北京奧運開幕當天,格魯吉亞突然兵進南奧塞梯,由此俄格戰爭的序幕拉開了,之後在不長的時間內,俄羅斯毫無懸念地贏得了戰爭。在此之前,其實兩國已經就南奧塞梯問題達成了協議,原本通過軍演進行示威的俄58集團軍也已結束演習準備撤回。從實力來說,格魯吉亞舉國的武裝力量就數量而言,僅相當於面前俄58集團軍加配屬航空 兵及海軍數量的五分之一,人員及戰術水準、裝備水準同樣遠低於俄軍。在爭議已經通過外交途徑得以解決,而實力又相差懸殊的情況下卻主動挑起戰爭,這顯然是違背常識的,但薩卡什維利偏偏就這麼做了,這是由於領導人的頭腦一時發熱嗎?恐怕並非如此,相反薩卡什維利當時可能還非常清醒。

      俄格戰爭有這樣一個背景:2008年時金融風暴正處於高潮階段,當時美元的地位岌岌可危,在這種情況下歐盟和俄羅斯便再次有了聯合起來"搶班奪權"的 想法,按照《保爾森回憶錄》裏的記載,奧運期間普京甚至私下給中國高層傳話,要"一起拋售美國國債",準備直接結束美元的性命。在這種時候,俄格戰爭無異 于在俄歐關係上狠狠地切了一刀,即便雙方決策者對此心知肚明,但迫於國內輿論壓力,短期內也無法和對方繼續保持合作。也就是說,薩卡什維利這個看似毫無道 理的舉動,在一個關鍵時間點上大大地減輕了美元的壓力。美國人才是整個事件真正的受益者,而最直接的受害者則是格魯吉亞的普通百姓和在戰火中送命的士兵。 此番種種,恐怕不是用巧合可以解釋得通的。

      死亡進行時

      就筆者看來,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東 歐劇變可能是20世紀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場悲劇。首先,對蘇聯而言這無疑是災難性的,西方先前承諾給葉利欽們的援助幾乎無一兌現,俄羅斯從西方國家手裏得到的援助遠不及波蘭和烏克蘭。
    1993年冬季,俄羅斯因為糧食危機已經面臨要餓死人的威脅,而在這個時候,副總統魯茨科伊竟還在盤算著如何利用即將到來的危機向葉利欽逼宮奪權。所幸的是,當時中國政府承諾在兩年內以不高於加拿大離岸價格,每年向俄羅斯提供500萬噸共計價值4億美元的玉米,這滿足了俄羅斯生產"人造肉"罐頭和飼料原料的需求,危機方才得以緩解。
    和蘇聯時期比較,現在俄羅斯人的人均壽命“減少”了十年以上,
    出生率從蘇聯時期的14%~17%銳減至8.3%,
    死亡率由蘇聯時期的8%~12%增至14.7%,最高時達15.7%,
    俄羅斯平均每年減少人口達100萬──按照國內某些學者的邏輯,也可以說俄國的“改革派”和“民主人士”們“幹掉”了數以千萬計的俄國人。
    與此同時,包括俄羅斯在內大量東歐婦女迫于生計而淪為“娼妓”。在當時,西歐各國的色情業的平均價格因為東歐妓女的“大量湧入”而被大大地拉低,以至於本土妓女上街抗議“她們的東歐同行”搞“傾銷”–對蘇聯和其他前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來說,這絕不是一個讓人 聽後樂得起來的笑話。

      和很多文章裏所提到的不同,在筆者看來,並非是蘇聯的經濟問題引起的這場悲劇,恰恰相反,是蘇聯解體本身製造了蘇聯地區經濟的悲劇。很多文獻都曾將聯盟解體的原因歸結于蘇聯後期經濟增長緩慢,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首先這個"緩慢"是相對於1975年之蘇聯GDP4 %~8%的增長率而言的,而同期美國的平均值則為3.3%。1975年之後,按照反共專家布熱津斯基《大潰退》一書裏的說法,蘇聯經濟增長常年低於5%,可問題是經歷了"平成戰敗"的日本有十年時間乾脆是處於停滯狀態,美國大蕭條時期也曾有過負增長,但美日政府現在都還活得好好的,而且在1975年經濟增長趨緩時,蘇聯人民的消費額增速是在加快的,換句話說蘇聯在當時已經開始逐步扭轉高積累低消費的情況了。事實上直到1990年年初,蘇聯經濟依舊是正增長,逆增長是當年夏天開始的–原因上文裏提到過,俄羅斯共和國在葉利欽當選總統後開始人為地破壞計劃經濟體系。還要說明的是,蘇聯時代GDP和GNP的計算是不算第三產業的,計劃經濟體制裏不存在金融操作這樣的虛擬經濟成分,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裏,製造業對GDP的貢獻通常只占20%~30%,其餘都是金融及服務業。

     對蘇聯的經濟而言,應該說1991年前後的動盪只是讓國家經濟"休克"了–國家的動盪影響的實際只是分配環節。蘇聯範圍內,工廠、設備等等都還在那兒 放著,工農業生產能力完全是可以滿足人民生活需求的,真正的問題出現在後面,蘇聯經濟的"死亡"是一個持續了很長時間的過程。

      開啟 蘇聯經濟"死亡"的第一步是聯盟解體。蘇聯工業體系的特點在於各個地區分工高度專業化,往往一個小城鎮只負責一種配件的生產,其餘生活物資都從外面調配,一架圖-154客機,上面的零配件來自十幾個加盟共和國。筆者所生活的城市就是20世紀50年代由蘇聯專家負責規劃的,所以對此有著比較清晰的認識。市內 最初一共三個區,輕工業、重工業、生活三樣分得清清楚楚,三個區之間留出了大量空餘土地以備今後發展–至今市區中心尚有8平方公里的草原。這種高度專業 化的分工可以極大地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生產效率,同時可以比較平均地在國內各個地區實現普遍的工業化,保持國內均衡發展。隨著聯盟的解體,各個加盟共和國 雖然手裏都擁有大量蘇聯時代的工業遺產,但是他們的工業體系都是殘缺不全的,就像是一家裏幾個兄弟分家,把一輛完整的汽車拆成一堆零件,然後每人拿幾個, 結果就是誰也沒有車坐,零件只能當廢鐵賣了。

      第二步則是由“私有化”而導致的“去工業化”。在與鄧小平南方視察差不多同一時期,俄羅斯也在搞他們的“有俄國特色的市場經濟”。俄國人的步子要比中國大得多,當時的俄羅斯總理蓋達爾炮製出了一個“跑步進入市場經濟”的"500天計劃",60%的國有資產都被以“股份”的形式平均分配到每個公民手中,而在當時的恐慌情緒之下,大多數老百姓自然是不會考慮如何經營這份“產業”的,他們需要的是儘快把手中的資產券變現,兌換成外幣、黃金,甚至是麵包,然而這種行為卻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恐慌。很快,那些國有資產集中到了少數“寡頭”手中,蘇聯4萬多家國企,除了利潤豐厚的能源、傳媒等產業外,其他產業都被“轉賣”或是廢棄了。因為經營這些產業是要花費很多時間和精力的,而且蘇聯時期基礎產業的 立足點是考慮如何支持國民經濟的穩定運行,是否贏利則另當別論(譬如在遠東修鐵路,從國家戰略角度說是正確的,但從資本家獲利角度說是不正確的),這對急功近利的資本家而言是無法容忍的,於是大量"拆了大樓賣鋼筋"的事情就出來了。當時大家都在搞工業化,蘇聯卻在"去工業化",製造業越來越單薄。在戈爾巴喬夫上臺時,蘇聯工農業總產值年增長率仍舊在6%以上,蘇聯和華約國家的重工業出口約占整個世界出口量的38%[1],軍工出口約占50%,石油天然氣及 其附加產品約占18%,貴重金屬(含有色金屬)及其產品約占40%,民用航空和造船業出口約占25%,化工產品出口約占30%;蘇聯自己的民用船舶總噸位 就佔據世界第一,捕魚量也連續多年占世界第一;煤炭工業產量和出口量也一直高居世界榜首。那麼蘇聯解體之後呢?舉一個簡單的工業指標–汽車年產 量,2009年時俄羅斯的汽車年產量是140多萬輛,尚不及印度,僅僅是中國的10%,而鋼鐵產量是5900多萬噸,差不多也是同年中國的10%。到 2007年時,俄羅斯GDP到了1.2萬億美元,達到了蘇聯解體前的水準–聯盟解體曾使得蘇聯境內GDP減少了45%,這的確是一個不小的進步。但是要 注意的是,這裏提到的是GDP而不是工農業生產總值,這只是說明俄羅斯境內資本流動的量很大,至多意味著增加了一部分就業崗位,而“去工業化”的進程其實並沒有被逆轉,蘇聯時代的GDP是搞工業搞出來的,而現在的GDP是靠賣石油(天然資源)賣出來的–2007年GDP大幅增長主要得益于當年石油價格大漲。在評論鴉片戰爭時我們常常會說,當時中國的GDP雖然是第一,但這是生產瓷器、絲綢的GDP,而英國的GDP則是生產槍炮的GDP,在這裏其實是一個道理。

     不只是設備和廠房不斷被廢棄,工業方面的人員培養也出現了可怕的斷層–俄羅斯目前除了能源以外,在國際市場上能拿得出手的大宗商品只剩下了武器裝備, 而俄羅斯軍工系統從業者當時的平均年齡已達到56歲,總工程師多數都是一群八九十歲的老人在擔任,第二梯隊是不存在的,一

      [1]  經互會嚴密的組織體制決定了有時需要將它當做一個整體來看待,事實上東歐劇變的起爆點正是"波蘭危機"。當年波蘭的動亂導致原本由它負責的糧食生產無法進行下去,而美國對華約國家的糧食禁運進一步加劇了這一危機,而這又導致了蘇聯等國家經濟運轉異常,進而為戈巴契夫的"政改"提供了藉口。旦這一批人故去,俄軍工行業將面臨無人可用的局面。即便是現在,無論是蘇霍伊、米格戰鬥機還是T系列主戰坦克,基礎設計都是在蘇聯時代已經完成的,後期俄羅斯的工程技 術人員所做的只不過是在這些原始設計上逐步加以升級改進,或者是將當初已經接近完成的項目在降低技術指標後加以完成,1991年以後完全從頭開始研發的項 目幾乎是沒有的。換句話說,如今的俄羅斯軍工行業其實是在吃蘇聯時期的"老本",它的原發性設計能力基本上已經被廢掉了,俄羅斯現在能成為世界第二大軍火 出口國只能說明蘇聯時代工業的強大–靠一堆殘缺不全的殘骸都可以讓一個俄羅斯支撐近20年,而且後面還能再撐一段時間。再拿蘇軍的短板–海軍來說,聯盟解體前夕,蘇聯已經下水兩艘6萬噸級的常規動力航母,其中一艘已經開始海試,另一艘7萬噸的核動力航母也已經完成過半。如今,俄羅斯國內所有的船廠都不 具備建造2萬噸以上軍用船舶的能力,2010年時俄羅斯需要與法國簽訂協定,購買法制的兩萬噸級"西北風"級兩栖攻擊艦。

      不光是對蘇聯人民,對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民而言,東歐劇變同樣未必是一件好事情。當然,最起碼對中國而言,蘇聯解體意味著來自北方的地緣威脅幾乎可以說是永久性地消失了,中國還從蘇聯地區以極低廉的價格得到了大批技術、設備、科研人員以及各類資源。

    但是必須看到的是,東歐劇變也意味著人類探索有別於資本主義的新的生活模式的進程遭遇了重大的挫折,這是事關所有人的一件事情。而對世界格局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世界政治軍事格局和地緣政治均勢的兩極體制至此被完全打破了,美國成為全世界唯一的霸主。

    同時,這也意味著資本擴張的“制衡因素”不存在了,之後的一系列大事件–包括現在的全球經濟危機,可以說都是“發端於此”。

    摘錄自:《世界如何發展: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書》
    □ 第八章 紅色悲歌

    作者:王偉(筆名:博揚)

    2011年9月


  11. 2011/09/30 於 08:18 patchpieces

    美國(佔領軍)把伊拉克變成“轉基因糧食”生産基地

    第一節 經濟休克

    “我們在伊拉克的原因,就是爲了播撒民主的種子,這樣它就會在那裏生根開花,並擴展到整個極權主義地區。”
    ——布希二世

    當小布希(布希二世)講到播撒“民主的種子”時,很少有人意識到,他腦子裏想的是「孟山都」的轉基因種子。
    隨著2003年3月美國“佔領”伊拉克,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狀況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伊拉克的土地不僅由大約13萬美國部隊和一小批與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聯繫密切、唯利是圖的財富冒險家佔領。它的經濟也處在美國“佔領者”的全面控制之下。

    對伊拉克經濟的控制也是由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來實施的。2003年5月,保羅•佈雷默被任命爲新成立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行政長官,這個“佔領機構”披著一層薄薄的面紗。佈雷默曾任美國國務院的“反恐”官員,後來成了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的諮詢公司基辛格合夥公司的執行董事,這家公司的影響力非常巨大。

    從許多方面看,美軍“佔領”下的伊拉克比阿根廷更適合將整個國家的農業體系納入“轉基因商業化農業”的統治範圍之內,美軍的“佔領”發揮了重要作用。美國“佔領當局”直接給了伊拉克農民“一份他們無法拒絕的要約”,就像《教父》裏面所說的:“要麽拿著我們的轉基因種子,要麽去死。”

    對於“被佔領”的伊拉克的所有民事活動,佈雷默事實上擁有生殺大權。尤其特殊的是,他不是向通常負責重建工作的美國國務院彙報工作,而是直接向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裏的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的辦公室報告。

    作爲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的首腦,佈雷默迅速行動,草擬了一系列管治伊拉克的法令。當時,伊拉克既沒有憲法,也沒有根據憲法合法産生的政府。美國“佔領當局”制定了整整100個法令,於2004年4月生效。整體來看,這100項由美國強制實施的新法律(正式名稱是“命令”)將確保伊拉克經濟“按照”美國“強加”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的思路進行“改造”,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華盛頓在1990年後“強加”給俄羅斯和前蘇聯經濟的模式非常相像。

    拉姆斯菲爾德領導的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計劃制定者給佈雷默下達的指令是,強加一種“休克療法”,把以國有經濟爲中心的整個伊拉克經濟“改變”爲一個徹底的自由市場私營經濟。佈雷默在一個月內實施的經濟變革比在30年裏“強迫”拉丁美洲債務國實行的“變革”還要猛烈。

    佈雷默的第一個行動是解雇了50萬名國家工作人員,其中大多數是士兵,還有醫生、護士、教師、出版商和印刷商。接下來,他打開了這個國家的邊界,毫無限制地接納進口:既不用履行什麽邊檢手段,也不用交什麽稅費。在佈雷默2003年5月到巴格達之後兩周,他就宣佈伊拉克“敞開國門做生意”。他沒有說是誰的生意,但這一點隨後越來越清晰。

    “入侵”之前,伊拉克除了石油以外的經濟領域由大約200家國有公司主導,它們生産從水泥、紙張到洗衣機等所有商品。2003年6月,佈雷默宣佈,這些國有企業將立即“私有化”。他說,“將缺乏效率的國有企業轉交到私人手中,對伊拉克經濟復蘇來說至關重要。”伊拉克的“私有化”計劃是自蘇聯解體以來最大規模的國有資産“清倉大甩賣”。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第37號命令》降低了伊拉克的公司稅率,從大約40%降到可憐的15%。沒有了稅收收入,政府將無法在任何方面發揮大的作用。“第39號命令”允許外國企業100%地擁有除了自然資源之外的伊拉克資産。這確保了外國企業可以在這個國家“不受限制”地開展商業活動。投資者可以將其在伊拉克賺到的利潤100%地從這個國家拿走。既不要求他們追加投資,也不對他們課稅。這些法令的受益者,顯然不是伊拉克的經濟和人民。

    根據《第39號命令》,外國公司可以簽訂有效期長達40年的租約和合同。《第40號命令》則以同樣優惠的條件歡迎外國銀行進入伊拉克。與允許外國人“全盤接管”伊拉克經濟相對應的是,“唯一保留下來”的薩達姆時期的法律是那些“限制工會”和集體談判的法規。

    一夜之間,伊拉克從世界上最孤立的國家變成了最自由、最開放的市場。由於其經濟和銀行體系受到戰爭的“毀滅性破壞”,加上美國“帶頭實行”的長達十餘年的“經濟封鎖”,伊拉克人根本無力購買“私有化”的國有公司。外國跨國公司是在佈雷默宏大的經濟復蘇計劃當中“唯一”可能受益的角色。

    這些新法律“被強加”給了一個“慘遭征服”和摧殘的國家,除了搞點軍事上的破壞和打擊侵略者的遊擊戰之外,它不可能進行其他的反抗。爲了使伊拉克對外國投資者具有吸引力,這一整套的100項新法令通過美國政府的“佔領機構”即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實施,它將所有伊拉克經濟的各種權利和控制權都交給了“跨國公司”。

    不僅如此,制定這些法律的“目的”是爲了對這個國家的糧食生産體系進行前所未有的最激進的“改造”鋪平道路。在佈雷默的“統治”之下,伊拉克即將成爲“基因改造”或者說“轉基因商業化農業”的樣板。

    第二節 《第81號命令》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明確定義了這100項命令的法律地位。“命令”被定義爲“對伊拉克人民具有約束力的指示或指令,具有懲罰性後果,或者對管制伊拉克人的方式包括伊拉克法律的變更具有直接作用”。
    換言之,伊拉克人接到命令:“要麽照辦,要麽完蛋。”伊拉克以前的法律,凡是與佈雷默的新“命令”相抵觸的,一律廢止。
    “佔領者”的法律至高無上。

    佈雷默的新法令涉及從媒體到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等各個方面,深藏在其中的是《第81號命令》,即“專利、工業設計、未披露資訊、積體電路和植物新品種法”。《第81號命令》規定:

    11.“第12條”經修訂如下:“專利應賦予所有者以下權利:
    1.如果專利主體是一種産品,有權禁止任何未獲得所有者授權的人製造、利用、使用、提供銷售、出售或進口該産品。”

    12.“第13條第1款”經修訂如下:“專利的有效期,從按本法條文申請註冊存檔之日起計算,至按本法條文註冊生效滿20年後方可終止。”

    《第81號命令》的另一項條款規定:“禁止農民再次使用受保護的品種或任何本章第14條(C)段第1項、第2項提到的品種的種子。”而且,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第81號命令》對伊拉克的專利和工業設計法做了修訂,以保護與某種産品或某種製造工藝相關的任何技術領域的新創意。這些修訂允許在伊拉克的企業或在伊拉克屬於簽約方的相關條約成員國的企業在伊拉克註冊專利。修訂賦予了專利權人以下權利:阻止任何未獲得專利所有者授權的人利用受到專利保護的産品或工藝,從專利在伊拉克註冊之日起爲期20年。修訂還允許個人和企業對工業設計進行註冊。

    用淺顯易懂的語言來說就是,《第81號命令》給了植物新品種專利權人在20年內在伊拉克農業中使用其種子的“絕對權利”,而這些專利的“所有者”恰恰都是“外國大型跨國公司”。儘管“表面上”看來,這是一個公平合理的商業條款,對外國企業的知識産權予以補償,但“實際上”這是對伊拉克主權的侵犯。像許多國家一樣,伊拉克“從未承認過”植物之類的生命形式可以獲得商業專利的原則。這種專利之前由美國或其他國家的專利機構授予「孟山都」、「杜邦」等公司。

    事實上,《第81號命令》所做的是,修訂伊拉克的專利法,以便承認外國專利,不管根據伊拉克的法律這種專利是否合法。表面上,它似乎給了伊拉克農民拒絕購買孟山都種子或其他專利種子、種植本地傳統種子的選擇權。實際上,它産生了完全相反的作用,《第81號命令》的起草者也充分意識到了這一點。
    這些受保護的植物新品種,都是轉基因或者說經過基因改造的植物。選擇種植這種種子的伊拉克農民,需要與持有專利的種子公司簽訂協定,規定他們將支付某種“技術費”,並且每年爲種植這種專利種子支付許可使用費。

    任何試圖將「孟山都」或其他公司的專利種子保留一部分以便在下個作物種植季節再次播種的伊拉克農民都將受到種子供應商的重罰。在美國,「孟山都公司」要求獲得相當於被盜用種子成本120倍的懲罰性損害賠償,後來法院的裁決駁回了這一請求。
    於是在這種“局面”下,伊拉克農民沒有成爲薩達姆•侯賽因的奴隸,卻成了跨國轉基因種子巨頭的“奴僕”。

    《第81號命令》的“核心”是植物新品種保護(PVP)條款。根據該條款,留存種子和再次播種是非法的。農民們使用受專利保護的種子(甚至是“類似的”種子),將受到重罰,甚至坐牢。然而,受到保護的植物新品種,並不是那些在伊拉克農田上歷經上萬年的雜交開發出來的種子。

    相反,受到保護的是「孟山都」等跨國公司巨頭將自己的種子和除草劑引入伊拉克市場的權利,而且它們受到了美國和伊拉克政府的“充分保護”。

    第三節 破壞伊拉克的種子資源

      歷史上,伊拉克是文明搖籃美索不達米亞的一部分。在那裏,在長達數千年的時間裏,底格裏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之間的肥沃河谷爲農作物培育和種植創造了理想的條件。自從大約西元前8000年以來,伊拉克農民就一直在這片土地上耕耘,並培育出品種繁多的、如今世界上使用的幾乎所有麥類品種的種子。他們通過留存部分收穫作爲種子並再次播種的體系做到了這一點,並通過新的播種培育出能夠抗禦疾病的雜交品種。

      多年來,伊拉克人在位於阿布•格萊布的一個國家種子庫裏“一直保存”著這些珍貴的天然種子的樣本。這座城市,如今在國際上更多的是因其設有美國軍方“虐待犯人”的監獄而聞名於世。在美國“佔領”伊拉克及多次大規模轟炸之後,阿布•格萊布那個具有歷史意義、價值連城的種子庫“消失”了,它成了伊拉克戰爭的又一個受害者。

    不過,伊拉克的前農業部曾經採取預防措施,在鄰國敍利亞建立了一個備份的種子儲存庫。在那裏,最重要的麥類種子仍然儲存在一個名爲國際乾旱地區農業研究中心(ICARDA)的機構裏,該機構位於敍利亞的阿勒頗。鑒於已經失去阿布•格萊布的種子庫,如果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需要幫助的話,作爲國際性的國際農業研究諮詢小組(CGIAR)種子庫網路的一部分的國際乾旱地區農業研究中心,原本是可以從其儲備中爲伊拉克人提供種子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沒有這樣做。佈雷默的顧問對伊拉克的糧食前景有著不同的規劃,他們有自己的打算。

    伊拉克農業即將被導向“現代化”和工業化,從傳統的家庭式種植多種作物的農作方式,轉變爲面向“世界市場”而生産的美國式的商業化農業。滿足饑餓的伊拉克人的糧食安全需求,對這個方案來說是無足輕重的。

    按照佈雷默的《第81號命令》,如果國際大公司開發出一種能抗禦某種伊拉克害蟲的種子新品種,而同時一個伊拉克農民正在種植另一種具有同樣抵抗力的種子,那麽這位農民留存自己的種子將是“非法”的。相反,他必須爲使用「孟山都」的轉基因種子支付某種專利使用費。

    按照總部設在日內瓦的世界貿易組織(一個由美國政府和「孟山都」等私營農業綜合企業巨頭主導的機構)的規則,美國的法院和國際法院“有權”實施這樣的植物新品種保護法律。

    20世紀90年代後期,美國的一家生物技術公司太陽基因被授予了一種油酸含量很高的向日葵的專利。不過,不僅僅其基因結構被授予了專利,高油酸含量這種特性本身也被授予了專利,公司聲稱擁有這種權利。太陽基因公司通告所有其他向日葵品種的培育者說,如果他們開發“高油酸含量”的品種,就將被認爲是對這一專利權的侵犯。

    “專利的授予,涵蓋了一個物種的所有基因工程新品種……可能將我們在農場和花園裏種植的所有東西交由一個發明者控制。”國際植物基因資源研究院總幹事傑弗裏•霍丁博士說。“只要大筆一揮,無數農民和科學家的研究成果就可能僅僅因爲一次經濟劫持式的法律行爲而宣告無效。”經濟劫持,正是佈雷默和孟山都試圖按照《第81號命令》在伊拉克幹的勾當。

    對農民的種子品種實行“全面控制”在伊拉克新頒佈的專利法之下將成爲可能。在複雜的法律術語“掩蓋之下”,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的《第81號命令》實際上將伊拉克未來的糧食命運“轉交”到了全球性跨國私人公司手中,這“絕不是”大多數伊拉克人所希望的解放。

    以《第81號命令》頒佈的植物專利法,與其他國家的知識産權法律不同,它們不是通過主權國家政府之間的談判或與世貿組織的談判達成的。它是由華盛頓在“毫無抵抗”的情況下“強加”給伊拉克的。根據華盛頓消息靈通人士的報告,《第81號命令》中有關植物的具體細節是由世界領先的轉基因種子和轉基因作物供應商「孟山都公司」替美國政府起草的。

    第四節 伊拉克農民只能種下“轉基因”種子

    從字面上看,似乎只有伊拉克農民選擇從國際種子公司購買的那些種子,才歸屬美國新“強加”給伊拉克的專利法管轄。實際上,伊拉克正在“被改造”成一個巨大的實驗室,以便在「孟山都」、「杜邦」和「陶氏化學」等轉基因種子和化學品巨頭的“控制之下”進行糧食産品的開發。

    經過伊拉克戰爭的磨難,劫後餘生的大多數伊拉克農民如果還想繼續種地的話,就“不得不”轉向他們國家的農業部尋求得到新種子。這就爲佈雷默“控制”伊拉克人的糧食供應打開了方便之門。

    在十多年的時間裏,伊拉克農民承受著美、英爲首的、對急需的農業設備的“禁運”。另外,戰前伊拉克還遭受了連續三年的嚴重旱災,這些天災使伊拉克麥類作物的種植急劇減少。多年的戰爭和經濟制裁已經摧毀了伊拉克的農業。到2003年,糧食産量已經下降爲不到第一次美伊戰爭之前的1990年産量的一半。到了2003年,大部分伊拉克人依賴聯合國石油換食品的糧食配給生存。

    在使伊拉克糧食生産“現代化”的“名義”下,“美國國際開發署”和美國對伊拉克農業重建和開發規劃機構參與到對傳統的伊拉克農業的“改造”當中。當時起關鍵作用的、由華盛頓任命的伊拉克農業“太上皇”是丹尼爾•阿姆斯圖茨,他曾是美國農業部的官員和大型糧食聯合企業嘉吉公司的副總裁。阿姆斯圖茨是關貿總協定談判烏拉圭回合期間擬定美國在農業方面的主張的關鍵人物之一,烏拉圭回合談判導致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的建立。

    《第81號命令》名義上的目的是“確保伊拉克得到優質的種子,並爲伊拉克參與世界貿易組織提供方便”。當然,“優質”是由佔領當局定義的。加入世貿組織意味著伊拉克必須開放市場,使其法律符合主導世貿組織政策的強大工業和金融利益集團制定的規則。

    《第81號命令》一發佈,美國國際開發署便開始通過美國農業部提供數千噸“高質量、合格的小麥種子”,這些種子來自美國,並得到了補貼,被分發給困境中的伊拉克農民,這在一開始幾乎是免費的。根據對轉基因種子和植物專利持批判態度的非政府組織GRAIN的一份報告,美國國際開發署拒絕允許獨立的科學家確定這種種子是不是轉基因種子。自然,一旦證明是轉基因小麥種子,在一兩個種植季之內,伊拉克農民將會發現自己如果要生存下去,就不得不向外國種子公司支付專利費。GRAIN的報告“揭穿”了《第81號命令》的意圖: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已經使伊拉克農民在收穫後將按法律註冊的新品種的種子留存並再次使用成爲非法。伊拉克人也許可以繼續使用和留存他們的傳統種子和經過多年戰爭和旱災後留下的種子,但這不在統治者規定的重建日程當中。這項法令的意圖是爲在伊拉克建立新的種子市場提供條件,在那裏,跨國公司可以銷售它們的種子——無論是否經過基因改造,農民將不得不在每個作物種植季節重新購買這些種子。

    雖然從歷史上看,伊拉克曾禁止私人擁有生物資源,但美國強加的新專利法引入了一種對種子的壟斷權利制度,這種權利,沒有任何伊拉克農民有資源通過開發而得到。

    實際上,佈雷默將有關“植物新品種保護”的新章節納入到了伊拉克以前的專利法當中。據說,這是爲了提供對“植物新品種的保護”。植物新品種保護作爲一種知識産權,事實上是植物品種的專利,它給予了那些聲稱發現或開發了新品種的植物培育者對植物的排他性權利。

    “植物新品種保護”中的保護,與保護自然資源毫無關係,而是“保護私人培育者的商業利益”。喬治•奧威爾也說不出什麽更好的話了。在美國制定的法令之下,“植物新品種保護”實際上意味著植物品種的毀滅。

    第五節 伊拉克農民種的小麥都出口到了美國

    按照規劃,美國國務院與美國農業部一起努力(該部已經在伊拉克北部設立了56塊“小麥作物推廣實驗田”),目的是“介紹和展示經過改良的小麥種子的價值”。這個專案由德克薩斯A&M大學國際農業辦公室替美國政府打理,該辦公室在伊拉克各地利用800英畝(約323.7公頃)實驗田,向農民們傳授如何種植大麥、鷹嘴豆、豌豆以及小麥等作物的“高産品種”。

    這個投資1.07億美元的美國國際開發署農業重建專案,定下了在第一年使3萬個伊拉克農場産量翻番的目標。其指導思想是說服心存疑慮的伊拉克農民相信,只有使用這種新的“神奇種子”,才能獲得大豐收。與十年前美國農民的情況一樣,身處絕境而又心懷收穫大量糧食的希望,讓伊拉克農民鑽進了外國種子公司的圈套。

    碰巧的是,德克薩斯A&M大學的農業專案也將自己描繪爲“利用生物技術(或者說轉基因技術)方面公認的世界領先者”。用了他們的新種子,新的化學製劑——殺蟲劑、除草劑、殺真菌劑等——便會隨之而來,這些都是由孟山都、嘉吉、陶氏化學等大公司賣給伊拉克人的。

    亞利桑那州的《鳳凰城商業期刊》報道說,
    “一家亞利桑那州的農業研究公司正在提供小麥種子,供伊拉克農民使用,他們期望大幅增加本國出產的糧食供應。”這家公司名爲“全球小麥公司”(WWWC),通過與包括德克薩斯A&M大學在內的三所大學合作,它將“提供1000磅(約453.6 千克)小麥種子,供巴格達以北的伊拉克農民使用”。

    據全球種子行業資訊的中心網站Seedquest介紹,在開發穀類作物種子中“擁有專有權的品種”(被授予專利並爲某個特定公司所擁有的品種)方面,全球小麥公司是領先者。以上提到的這些種子屬於《第81號命令》中那種受到保護的轉基因種子。根據全球小麥公司的說法,任何希望種植他們的某種種子的“客戶”(或者說農民,人們曾經這樣稱呼他們),都要“爲每個品種支付許可費”。這家公司自稱爲“W3”,與亞利桑那大學Bio5生命科學研究所建立了正式的合作關係,而Bio5研究所自稱爲“生物研究水平最高的車庫(在美國代指高技術創新企業的發祥地。——譯注)”,這聽起來十分古怪。

    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鳳凰城商業期刊》上的文章說,“爲了支援伊拉克,共開發了六種小麥種子。三種將用於讓農民種植用於製作通心粉的小麥;另外三個品種將用於種植製作麵包的小麥。”這意味著,2004年後美國在伊拉克發展的穀類作物中有一半是爲了出口。確實,通心粉對於伊拉克人的飲食來說是完全陌生的外來食品,這表明,佈雷默頒佈《第81號命令》的目的與其說是爲了給飽受戰爭創傷、饑腸轆轆的2500萬伊拉克人生産糧食,不如說是建立將轉基因種子用於糧食生産並向全球市場出口的工業化農業産業。

    此外,投資1.07億美元的美國國際開發署農業重建專案,其目的是讓伊拉克政府失去對糧食生産的控制權。“我們的想法是,讓這裏成爲完全自由的市場。”美國國際開發署伊拉克重建辦公室農業專家道格•普爾如是說。

    美國國際開發署的目的反映了美國和世界貿易組織的政策,這一目的是幫助伊拉克新政府逐步取消農業補貼。“農業部長在這方面幹得相當漂亮。” 普爾說。他宣稱,國有企業如美索不達米亞種子公司等“需要拆分和私有化”。但他並沒有提到,在飽受戰火摧殘的伊拉克誰會有錢買得起這樣一家國有種子公司, 只有像孟山都這樣有錢的外國農業綜合企業巨頭才有可能成爲買主。

    爲了便於從外國種子巨頭那裏引進受專利保護的轉基因種子,伊拉克農業部以“補貼價”分銷這些轉基因種子。一旦農民們開始使用轉基因種子,按照《第81號命令》的“植物專利保護”新規定,他們將被迫每年從這家公司購買新種子。在將“自由市場”引入這個國家的旗號下,伊拉克農民逐漸成了外國跨國種子公司的奴隸。

    在2004年12月的一次訪談中,在美國受過教育的伊拉克臨時政府農業部長阿裏聲稱,“我們希望伊拉克農民具有競爭力,所以我們決定對農藥、化肥、良種等投入給予補貼。我們減少了其他補貼,我們必須要有競爭力。”

    換言之,原本用於伊拉克貧困農民購買新種子的錢,被專用于從孟山都等外國跨國公司購買轉基因“良種”。

    與此同時,美國商品出口商垂涎欲滴,盯住了新的市場機會。
    “伊拉克曾是美國農產品重要的商品市場,20世紀80年代的銷售額接近10億美元。”2003年,小布希政府的前農業部長安•維妮曼在農業媒體研討會上如是說。在到華盛頓任職之前,她曾與孟山都公司有密切聯繫。照她的說法,“它有可能再次成爲重要的商業市場。”

    維妮曼忘了說的是,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的兩伊戰爭期間,雷根政府和老布希政府以美國農業部商品信貸公司的出口專案的名義,偷偷賣給薩達姆統治下的伊拉克各種常規武器和化學武器。這一醜聞涉及美國納稅人的數十億美元,牽涉到了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國家安全顧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和義大利拉沃羅國民銀行的亞特蘭大分行。

    根據美國稻米協會副主席約翰•金的說法,在20世紀80年代末1991年海灣戰爭之前伊拉克是美國最大的大米市場。“美國大米行業打算在向伊拉克提供大米方面再次發揮主要作用。”約翰•金對美國國會衆議院農業委員會如是說。“由於目前美國大米行業面臨挑戰……再次進入伊拉克市場,在具有附加價值的産品銷售方面將産生巨大影響。”

    約翰•金補充說,“聯軍2003年對伊拉克的解放,給伊拉克人民帶來了自由。貿易的恢復也給美國大米行業帶來了希望。”他沒有提到的是,2003年,大部分美國大米是基因控制的轉基因大米。

    2004年春,當佈雷默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頒佈《第81號命令》時,激進的年輕教士薩德爾的支持者抗議美國憲兵查封了他們的報紙al Hawza。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指控al Hawza發表可能“構成真正暴力威脅”的“虛假文章”。例如,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引用了一篇文章,它指稱佈雷默在“奉行讓伊拉克人民挨餓的政策,讓他們成天忙於採購麵包,這樣他們就沒工夫要求得到政治自由和個人自由”。

    考慮到《第81號命令》出籠的背景,出現這樣的文章不足爲奇。同樣毫不奇怪的是,考慮到整個轉基因計劃的大賭注,佈雷默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自然要竭力平息這種對其糧食政策的批判。

    第六節 美國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伊拉克巧取豪奪

    2004年11月21日,在如何處理伊拉克政府所欠大約390億美元外債(主要是欠工業化國家的)這個問題上,由債權國政府組成的巴黎俱樂部的主要代表發佈了一份公告。那些外債是薩達姆統治下伊拉克拖欠的大約1200億美元外債的一部分。儘管薩達姆政權已被推翻,華盛頓起初並不打算宣佈把這些舊債一筆勾銷。

    在美國的伊拉克債務特別談判代表詹姆斯•貝克的強大壓力下,參與巴黎俱樂部的各國政府才就390億美元的伊拉克國家債務達成了新的協定。貝克絕對是個談判高手。通過向最高法院上訴,他策劃了2001年小布希的成功當選。他還是布希家族最親近的顧問之一。

    在隨後與經合組織盟國極爲高明的討價還價當中,美國政府成功施壓,高高興興地將伊拉克所欠巴黎俱樂部債權國的舊債大筆勾銷。原因很簡單:這些債務大部分是欠俄羅斯、法國、日本、德國和其他國家的。美國在總債務中只占很少的22億美元。

    巴黎俱樂部成員國發表了一份官方新聞公報:

    各債權國的代表意識到伊拉克共和國的特殊形勢及其在未來歲月裏有限的償還能力,同意作出債務處理,以確保其債務的長期可持續償還能力。爲了這一目的,他們建議本國政府作出如下特殊處理:

    ——立即取消部分後來發生的利息,涉及2005年1月1日時累計債務的30%。剩餘債務將延期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批准之日。這次減免將勾銷所欠巴黎俱樂部389億美元總債務當中的116億美元;

    ——一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獲得批准,將實施30%的債務削減。剩餘債務將按23年期重新安排償還計劃,其中包含一個六年的寬限期。這一步驟,將再削減累計債務116億美元,使減免比例增至60%;

    ——巴黎俱樂部債權國同意,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委員會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實施的三年評估完成之後,再給予最初債務總額20%的減免。

    伊拉克債務的減免,是與伊拉克嚴格遵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這一條件密不可分的。在債務減免過程中,作爲主要佔領者的美國慷慨地勾銷了薩達姆欠俄羅斯、法國、中國等國家的債務,這些國家是華盛頓的對手,曾反對向伊拉克開戰。這個標準計劃與應用于印度尼西亞、波蘭、克羅地亞、塞爾維亞、阿根廷和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的計劃是一樣的。它命令伊拉克將其經濟主權移交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技術官僚,而這些官僚實際上是受美國財政部和華盛頓當局有效控制的。

    雪上加霜的是,在薩達姆時代伊拉克所欠的舊債是各國政府所說的“惡意債務”,即在未經人民同意下發生的、不符合人民利益的(簡而言之,就是不合法的)債務,就像已經不存在的蘇聯的債務一樣。但是美國、英國和其他巴黎俱樂部成員國並不在乎這個。這種債務是控制“新”伊拉克、迫使其向“自由市場 ”轉型的有用武器。轉基因種子和農業的工業化將處於這種強迫性變革的核心。

    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是符合“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在走向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東歐轉型國家急需經濟改革,以擺脫傳統的內向型發展戰略的影響。總的來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有兩種辦法:一種是漸進式的改革,一種是所謂“休克療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是贊成“休克療法 ”的,這兩個組織的觀點被稱爲“華盛頓共識”。——譯注)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計劃的頭等大事。自由市場企業制度也是2004年4月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 “100項命令”的核心。這絕非巧合。

    我們可以恰如其分地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稱爲“全球化的警察”。自從20世紀80年代的債務危機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發展中國家強制實施了債權國要求的殘忍的緊縮和償債計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債務條款被用來強迫各國將它們最爲珍貴的經濟資産拱手轉讓給外國利益集團,以便償還越來越多的債務。

    通常,「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這些措施都得到了龐大的銀行業和私人利益集團的鼎力支援。
    他們系統地“強制實施”國有企業的“私有化”,
    “取消”糧食、衛生和能源的“公共補貼”,
    “削減”公共教育開支。
    因此,使跨國公司得以“主宰”戰後伊拉克的每一項政策,都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佈雷默頒佈的法律來具體落實:
    “精簡”國家機構、
    彈性的勞動隊伍、
    開放邊界、稅收降至最低程度、
    對資本流出伊拉克“不加控制”、
    沒有關稅、
    對外國人的所有權比例“不加限制”。

    伊拉克人民將失去成千上萬的工作崗位,外國産品將把伊拉克本國的産品逐出市場,其中糧食就是一個主要目標。在強制實施的法規和外國競爭的重壓之下,本地企業和家庭式農場毫無競爭的能力。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條件”的“受害國”通常都不可避免地“被迫”使本國經濟向出口轉型,以便賺取美元來“償還”債務。這樣做換來的“胡蘿蔔”通常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放“拯救”貸款或者說“救援”貸款的承諾。而胡蘿蔔背後的“大棒”就是發出這樣一種“威脅”:如果債務國拒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條件,它將被永久列入“黑名單”,得不到任何國外貸款。

    伊拉克也不例外。美國“授意”下的伊拉克大選,其“目的”就是確立一個合法的舞臺,以便將伊拉克政府置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嚴格的控制之下”。實際上,這使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處於“中立”的位置,負責監督伊拉克嚴格遵守佈雷默的“100項命令”。這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能夠“迫使”伊拉克加入華盛頓的“自由市場”全球願景。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計劃在2005年1月30日伊拉克大選之後的某個時候,與伊拉克新政府達成一項“特殊安排”。由於減免伊拉克的大量外債需要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點頭,因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與伊拉克領導人的談判中處於相當有利的位置。

    聯合國安理會第1483號決議賦予了佈雷默管理被佔領的伊拉克的權力,但這本應歸屬國際法的管轄範圍。可見,佈雷默的“100項命令”和經濟“休克療法”,是在完全違反國際法的情況下實行的。

    隨著對伊拉克“私有化”的抗議和針對美國在伊企業暴力活動的蔓延,“掩蓋”這種“令人難堪”的事實變得迫切起來了。因此,佈雷默急匆匆地返回華盛頓,與總統討論接管伊拉克經濟的新方案。其結果是組成了阿亞德•阿拉維爲首的臨時政府,並宣佈伊拉克將在2005年1月舉行大選。
    阿拉維,這個美國“一手扶植”起來的、曾經多年爲「中央情報局」工作的門徒,將“合法地”執行非法的佈雷默法令。

    按照在伊拉克以“佈雷默法律”而聞名的《第39號命令》,伊拉克的各個行業和所有市場將在幾乎沒有限制的情況下向外資開放。這些法律的制定方式,使得無論是臨時政府還是隨後的任何一屆伊拉克政府都很難撤銷或廢除這些政策。

    確實,佈雷默用伊拉克臨時憲法第26條鞏固了“100項命令”,臨時憲法中的第26條,確保了在主權被移交給臨時政府之後,臨時政府將無權改變佈雷默的法律。此外,美國親手挑選出來的親美派被佈雷默安插到了伊拉克的各個部門之中,並有權淩駕於隨後的任何一屆伊拉克政府所做的任何決策之上。

    遍佈于伊拉克各地的13.2萬美國部隊,堅守在2003年後建起的14個新軍事基地上,這就是上述這一點的保證。對於華盛頓在伊拉克使用“ 播撒民主的種子”這種冠冕堂皇的話到底意味著什麽,大多數伊拉克人到了2004年底已經很清楚了。這種種子與普通伊拉克公民獨立決定自己命運的能力毫無關係。

    在2004年6月權力從佈雷默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正式移交給以「中央情報局」的寶貝兒阿拉維爲首的伊拉克臨時政府之後,後者同意接受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加的“開放”來換取債務減免。因此,2004年9月在伊拉克中央銀行行長沙拉比和財政部長馬赫迪發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意向書”所附的備忘錄中,這些人表達了這個美國“扶植”的政府“參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急迫心理。

    “新的金融部門立法將爲建立現代金融部門鋪平道路。”這封意向書這樣吹噓道。意向書接著寫道:
    “三家外國銀行已經獲准開展業務”,而且“若干外國銀行對獲得伊拉克私營銀行的少數股權已經表現出興趣。”
    其中一家銀行是倫敦的滙豐銀行,這是世界最大的銀行之一。

    “強迫”對伊拉克的糧食生産進行“改造”,“使之”種植“擁有專利”的轉基因作物,這是「孟山都」和其他轉基因“巨頭”所作所爲的最突出的例子之一。通過這些“(帝國新殖民)方式”,它們將轉基因作物“強加”給了“不情願”和“不知情”的世界人民。

    文/威廉。恩道爾


  12. 2011/10/01 於 21:46 patchpieces
    Punishing Pakistan and Challenging China Pakistan in Pieces, Part 2 by Andrew Gavin Marshall Global Research, June 30, 2011 http://www.globalresearch.ca/index.php?context=va&aid=25440 This is Part 2 of “Pakistan in Pieces.\" Part 1: Imperial Eye on Pakistan http://globalresearch.ca/index.php?context=va&aid=25009 The AfPak War Theatre: Establishing the New Strategy As Senator Obama became the President-elect Obama, his foreign policy strategy on Afghanistan was already being formed. In 2007, Obama took on veteran geostrategist and Jimmy Carter’s former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Zbigniew Brzezinski as one of his top foreign policy advisers,[1] and he remained his foreign policy adviser throughout 2008.[2] On Obama’s campaign, he announced that as President, he would scale down the war in Iraq, and focus the “War on Terror” on Afghanistan, promising “to send in about 10,000 more troops and to strike next-door Pakistan, if top terrorists are spotted there.”[3] In October of 2008, before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s, “senior Bush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gathered in secret with Afghanistan experts from NATO and the United Nations,” to deliver a message to advisers of McCain and Obama to tell them that, “the situation in Afghanistan is getting worse,” and “that the next president needed to have a plan for Afghanistan before he took office,” or else, “it could be too late.”[4] Both McCain and Obama had agreed to a troop increase for Afghanistan, essentially ensuring the “continuity of empire” from one administration to the next. A week after winning the election, Obama invited one of Hillary Clinton’s top supporters and advisers to meet with him. Richard Holbrooke, who had worked in every Democratic administration since John F. Kennedy, “which extended from the Vietnam War, in the sixties, to the Balkan conflicts of the nineties,” was Clinton’s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Nations for the last year and a half of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Obama had decided “that Holbrooke should take on the hardest foreign-policy problem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faced: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Holbrooke wrote in March of 2008, before Obama won the Presidency, that, “The conflict in Afghanistan will be far more costly and much, much longer than Americans realize,” and it “will eventually become the longest in American history.”[5] The position Holbrooke was to receive in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was one created specifically for him. He was to become a “special representative” to the region of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I]n addition to being an emissary to the region, Holbrooke would run operations on the civilian side of American policy. He would create a rump regional bureau within the State Department, carved out of the Bureau of South and Central Asia, whose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desks would report directly to him. He would assemble outside experts and officials from various government agencies to work for him, and he would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through Hillary Clinton. Clinton told Holbrooke that he would be the civilian counterpart to General David Petraeus, the military head of Central Command.[6] Holbrooke was thus placed in charge of “Af-Pak”, a term of his own creation, “to make the point that the two countries could not be dealt with separately,” which was then adopted into official parlance.[7] In November of 2008, the Washington Post reported that while Obama was considering giving the position of Secretary of State (which he then did), he was also discussing giving General James L. Jones the posi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which he subsequently did. The article stated that, “Obama is considering expanding the scope of the job to give the adviser the kind of authority once wielded by powerful figures such as Henry A. Kissinger.” James Jones was a former NATO commander and Marine Corps commandant.[8] Jones as NATO commander was pivotal in assembling troops for the war in Afghanistan, and at the time of his nomination as NSA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he headed “the U.S. Chamber of Commerce’s Institute for 21st Century Energy.”[9] The official statement of purpose for the Institute for 21st Century Energy is: to unify energy policymakers, regulators, business leaders, and the American public behind a common sense strategy that ensures affordable, reliable, and diverse energy supplies, improves environmental stewardship, promotes economic growth, and strengthens national security.[10] Jones earned $900,000 in salary from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got $330,000 from serving on the board of Boeing and $290,000 for serving on the board of Chevron upon his resignations of those positions to becom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11] In October of 2010, Jones was replaced a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by Tom Donilon. On February 8, 2009, within weeks of being installed as NSA, Jones gave a speech at the 45th Munich Conference on Security Policy, in which he stated: As the most recent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of the United States, I take my daily orders from Dr. [Henry] Kissinger, filtered down through Generaal Brent Scowcroft and Sandy Berger, who is also here. We have a chain of command in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that exists today.[12] He then elaborated on the purpose and restructur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under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He stated that the NSC “must be strategic” in that, “we won’t effectively advance the priorities if we spend our time reacting to events, instead of shaping them. And that requires strategic thinking.” He further stated that: the NSC today works very closely with President Obama’s 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 which is led by Mr. Larry Summers, so that our response to the economic crisis is coordinated with our global partners and our national security needs.[13] Shortly after taking office, Obama set up a two-month White House strategic review of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to be headed by Bruce Riedel, a former CIA official and scholar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and “Riedel will report to Obama and to retired Marine Gen. James L. Jones Jr.,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and was to work very closely with Richard Holbrooke in drafting the policy review.[14] In February of 2009, Henry Kissinger wrote an article for the Washington Post describing the strategy America should undertake in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emphasizing the role of “security” over the aim of “reform” of the Afghan government, stating that, “Reform will require decades; it should occur as a result of, and even side by side with, the attainment of security — but it cannot be the precondition for it.” Militarily, Kissinger recommended the “control of Kabul and the Pashtun area,” which stretches from Afghanistan to the North-West Frontier Province and Balochistan province in Pakistan. When it came to the issue of Pakistan, Kissinger wrote: The conduct of Pakistan will be crucial. Pakistan’s leaders must face the fact that continued toleration of the sanctuaries — or continued impotence with respect to them — will draw their country ever deeper into an international maelstrom.[15] Following the policy review, on March 27, Obama announced the administration’s new strategy for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decidedly to make it a dual strategy: the AfPak strategy. Obama promised “to send lawyers and agricultural experts to Afghanistan to reform its government and economy, and to offer seven and a half billion dollars in new aid for schools, roads, and democracy in Pakistan.”[16] Holbrooke had a staff of 30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and “nine government agencies, including the C.I.A., the F.B.I., the Defense and Treasury Departments, and two foreign countries, Britain and Canada, [were] represented in the office.” General David Patraeus, then Commander of U.S. CENTCOM (the Pentagon’s Central Command with authority over the Middle East, Egypt and Central Asia), along with then-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Admiral Mike Mullen, and Richard Holbrooke worked together and “pressured General Ashfaq Kayani, the head of the Pakistani Army, to push back against the Taliban in Swat,” which had the effect of precipitating the internal displacement of more than 2 million people.[17] Changing Strategy, Changing Command In January of 2009, shortly after Obama took office, he announced that his administration “picked Lt. Gen. Karl W. Eikenberry, a former top military commander in Afghanistan, to be the next United States ambassador to Kabul,” of which the New York Times said: Tapping a career Army officer who will soon retire from the service to fill one of the country’s most sensitive diplomatic jobs is a highly unusual choice.[18] Further, the General had “repeatedly warn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not prevail in Afghanistan and defeat global terrorism without addressing the havens that fighters with Al Qaeda had established in neighboring Pakistan,” which is parallel to the new strategy in Afghanistan. His appointment “has the backing of Richard C. Holbrooke, President Obama’s special envoy for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19] On May 11, Defense Secretary Robert Gates fired General David D. McKiernan, Commander of th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ssistance Force (ISAF), which commands all NATO forces in Afghanistan. Gates stated that, “It’s time for new leadership and fresh eyes,” and that it was the Pentagon command which recommended the White House fire McKiernan, including Gates, the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Mullen and McKiernan’s military boss, General Patraeus, Commander of CENTCOM.[20] There has been much speculation as to the reasons for his firing, and it is a significant question to ask, as the firing of a General in the field is a rarity in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The general view pushed by the Pentagon was that it was due to a matter of “consistency,” as in changing strategies and changing ambassadors, it was also necessary to change Generals. While McKiernan was focused on military means and tactics, the strategy required counter-insurgency tactics. It was reported that, “McKiernan was overly cautious in creating U.S.-backed local militias, a tactic that Petraeus had employed when he was the top commander of U.S. forces in Iraq.”[21] One Washington Post article made the claim that the push to fire McKiernan came initially and most forcefully from the Chairman of the JCS Mullen, and that Gates agreed and lobbied Obama to fire him. The reasoning was that McKiernan was “too deferential to NATO” in that he wasn’t able to properly manage the NATO forces in Afghanistan, and lacked the political fortitude to manage both military and political affairs.[22] The official reason for the firing was mostly to facilitate alignment with the new strategy requiring a new military commander, which is likely true. However, it require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new strategy as well as a look at who was sent in to replace McKiernan where you realize the true nature of his being fired. [Note: McChrystal himself was later fired in 2010 after publicly speaking out against top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McKiernan was replaced with Lt. Gen. Stanley A. McChrystal, former Commander of the Pentagon’s Joint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 (JSOC), the highly secretive command of U.S. Special Forces operations. As the Washington Post pointed out, his appointment “marks the continued ascendancy of officers who have pressed for the use of counterinsurgency tactics, in Iraq and Afghanistan, that are markedly different from the Army’s traditional doctrine.”[23] The new AfPak strategy, which McChrystal would oversee, “relies on the kind of special forces and counterinsurgency tactics McChrystal knows well, as well as nonmilitary approaches to confronting the Taliban. It would hinge success in the seven-year-old war to political and other conditions across the border in Pakistan.”[24] In March of 2009,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Seymour Hersh revealed that the U.S. military was running an “executive assassination ring” during the Bush years, and that the Joint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 (JSOC) was running it, and that, “It is a special wing of our special operations community that is set up independently,” and that, “They do not report to anybody, except in the Bush-Cheney days, they reported directly to the Cheney office… Congress has no oversight of it.” He elaborated: Under President Bush’s authority, they’ve been going into countries, not talking to the ambassador or the CIA station chief, and finding people on a list and executing them and leaving. That’s been going on, in the name of all of us.[25] Hersh appeared on Amy Goodman’s program, Democracy Now, to further discuss the program, of which he stated: There’s more—at least a dozen countries and perhaps more. The President has authorized these kinds of ac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also in Latin America, I will tell you, Central America, some countries. They’ve been—our boys have been told they can go and take the kind of executive action they need, and that’s simply—there’s no legal basis for it.[26] At the time this news story broke, it was reported that the JSOC commander at the time, “ordered a halt to most commando missions in Afghanistan, reflecting a growing concern that civilian deaths caused by American firepower are jeopardizing broader goals there.” The halt lasted a total of two weeks, and “came after a series of nighttime raids by Special Operations troops in recent months killed women and children.”[27] All of this is very concerning, considering that the new Commander of NATO operations in Afghanistan, was the former head of the “executive assassination ring.” Having run JSOC between 2003 and 2008, McChrystal “built a sophisticated network of soldiers and intelligence operatives,” which conducted operations and assassinations in Iraq, Afghanistan, as well as Pakistan.”[28] In June it was reported that McChrystal was “given carte blanche to handpick a dream team of subordinates, including many Special Operations veterans, as he moves to carry out an ambitious new strategy.” He was reported to be assembling a corps of 400 officers and soldiers “who will rotat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fghanistan for a minimum of three years.” The New York Times referred to this strategy as “unknown in the military today outside Special Operations.” The Times further reported that McChrystal: picked the senior intelligence adviser to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Maj. Gen. Michael T. Flynn, to join him in Kabul as director of intelligence there. In Washington, Brig. Gen. Scott Miller, a longtime Special Operations officer now assigned to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but who had served previously under General McChrystal, is now organizing a new Pakistan-Afghanistan Coordination Cell.[29] In June of 2006, Newsweek referred to McChrystal’s JSOC as being a “part of what Vice President Dick Cheney was referring to when he said America would have to ‘work the dark side’ after 9/11.” McChrystal also happened to be a Fellow at Harvard and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30] As it was later revealed, the CIA had been running – from 2002 onwards – a force of roughly 3,000 elite paramilitary Afghans, purportedly to hunt al-Qaeda and the Taliban for the CIA. Used for reconnaissance, surveillance, and actual operations, many in the force have been trained by the CIA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ir operations and numbers have expanded since the new strategy involving Pakistan was put in place. The paramilitary force – or terrorists, depending upon one’s perspective – are undertaking covert operations inside Pakistan, often working directly with U.S. Special Forces.[31] It must be remembered that during the Afghan-Soviet war in the 1980s when the CIA was funding, arming and training the Afghan Mujahideen to fight the Soviets – late to become known as ‘al-Qaeda’ – they were, at the time, referred to as “freedom fighters,” just as the terrorist death squads were referred to in Nicaragua. Thus, the nomenclature of “paramilitary force” must be viewed with suspicion as to what the group is actually doing: covert operations, surveillance, assassinations, etc., which by many definitions would make them a terrorist outfit. In May of 2009, the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was reported as saying that a US military offensive in southern Afghanistan could have the effect of pushing militants and Taliban into Pakistan, “whose troops are already struggling to combat militants.” Chairman Mike Mullen stated that this means that Pakistan “could face even greater turmoil in the months ahead.” This was based off of a US surge of troops in Afghanistan. Senator Russ Feingold said that, “We may end up further destabilizing Pakistan without providing substantial lasting improvements in Afghanistan,” and that, “Weak civilian governments, an increased number of militants and an expanded U.S. troop presence could be a recipe for disaster for those nations in the region as well as our own nation’s security.” Mullen responded to the Senator’s concerns by stating, “Can I… (be) 100 percent certain that won’t destabilize Pakistan? I don’t know the answer to that.”[32] But of course, the answer is in fact, certain; and it’s an unequivocal “yes”. These remarks were made following the surge of an additional 21,000 US troops to Afghanistan in March. In the beginning of May, Pakistan launched a military offensive against the Taliban in Swat and other areas of the North West Frontier Province (NWFP), after a peace deal broke down between them, “forcing more than two million people from their homes.”[33] It was further reported that: Pakistani military chief Gen. Ashfaq Kayani has told U.S. officials he’s worried not only about Taliban moving across the border, but also the possibility that U.S. forces could prompt an exodus of refugees from southern Afghanistan.[34] In May, Holbrooke and the American military establishment had pressured the Pakistani government to undertake the offensive against the Taliban in the Swat Valley, which led to the displacement of more than 2 million people. As the New Yorker put it, Holbrooke “was mapping out a new vision for American interests in a volatile region, as his old friend Henry Kissinger had done in Southeast Asia. And he was positioning himself to be a mediator in an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s he had done in the Balkans.”[35] In September of 2009 a classified report written by General McChrystal was leaked, in which he had concluded, “that a successful counterinsurgency strategy will require 500,000 troops over five years.”[36] It was further reported in September that, “the CIA is deploying teams of spies, analysts and paramilitary operatives to Afghanistan, part of a broad intelligence ‘surge’ that will make its station there among the largest in the agency’s history,” rivaling its stations in Iraq and Vietnam at the height of those wars. The initiative began “under pressure from Army Gen. Stanley A. McChrystal,” and the extra personnel are being employed in a number of ways, including teaming up with Special Forces troops in “pursuing high-value targets.” Further: The intelligence expansion goes beyond the CIA to involve every major spy service, officials said, includ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which intercepts calls and e-mails, as well as the 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 which tracks military threats.[37] In October of 2009, it was reported by the Washington Post that although Obama announced a troop surge in Afghanistan of 21,000 additional troops, “in an unannounced move, the White House has also authorized — and the Pentagon is deploying — at least 13,000 troops beyond that number.” It was reported that these additional forces were primarily made up of “support forces, including engineers, medical personnel, intelligence experts and military police.” Thus, it brings the total 2009 surge in Afghanistan to 34,000 US troops. Thus as of October 2009, there were 68,000 US troops in Afghanistan (more than double the amount of when Bush left office), and 124,000 US troops in Iraq.[38] In early October, Henry Kissinger wrote an article for Newsweek in which he proposed a strategy for the US in Afghanistan, in which he initially made it clear that he supported General McChrystal’s proposal of sending an additional 40,000 troops to Afghanistan. Kissinger proclaimed that calls for an “exit strategy” were a “metaphor for withdrawal,” which is tantamount to “abandonment.” Clearly, Kissinger favours a long-term presence. He stated that even a victory “may not permit troop withdrawals,” citing the case of South Korea. Kissinger further wrote on the options for Afghan strategy, stating: A negotiation with the [Taliban] might isolate Al Qaeda and lead to its defeat, in return for not challenging the Taliban in the governance of Afghanistan. After all, it was the Taliban which provided bases for Al Qaeda in the first place. This theory seems to me to be too clever by half. Al Qaeda and the Taliban are unlikely to be able to be separated so neatly geographically. It would also imply the partition of Afghanistan along functional lines, for it is highly improbable that the civic actions on which our policies are based could be carried out in areas controlled by the Taliban. Even so-called realists—like me—would gag at a tacit U.S. cooperation with the Taliban in the governance of Afghanistan.[39] Kissinger further claimed that a reduction of forces in Afghanistan would “fundamentally affect domestic stability in Pakistan by freeing the Qaeda forces along the Afghan border for even deeper incursions into Pakistan, threatening domestic chaos,” and that, “the prospects of world order will be greatly affected by whether our strategy comes to be perceived as a retreat from the region, or a more effective way to sustain it.”[40] He further explained that any attempts to “endow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ith overriding authority” could produce resistance, which would “be ironic if, by following the received counterinsurgency playbook too literally, we produced another motive for civil war.” Kissinger thus proposed a strategy not aimed at “control from Kabul,” but rather, “emphasis needs to be given to regional efforts and regional militia.” Kissinger explained the regional importance of Afghanistan, and thus, the “challenge” of American strategy: The special aspect of Afghanistan is that it has powerful neighbors or near neighbors—Pakistan, India, China, Russia, Iran. Each is threatened in one way or another and, in many respects, more than we are by the emergence of a base for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Pakistan by Al Qaeda; India by general jihadism and specific terror groups; China by fundamentalist Shiite jihadists in Xinjiang; Russia by unrest in the Muslim south; even Iran by the fundamentalist Sunni Taliban. Each has substantial capacities for defending its interests. Each has chosen, so far, to stand more or less aloof.[41] In November of 2009, Malalai Joya, a former Afghan MP and one of the few female political leaders in Afghanistan, said that: Eight years ago, the U.S. and NATO—under the banner of women’s rights,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occupied my country and pushed us from the frying pan into the fire . . . Eight years is enough to know better about the corrupt, mafia system of [President] Hamid Karzai . . . My people are crushed between two powerful enemies . . . From the sky, occupation forces bomb and kill civilians…and on the ground, the Taliban and warlords continue their crimes . . . It is better that they leave my country; my people are that fed up . . . Occupation will never bring liberation, and it is impossible to bring democracy by war.[42] In late November, Pakistani Premier Yousuf Raza Gilani warned “that the US’s decision to send thousands of extra troops to Afghanistan may destabilize his country,” as it would likely lead to “a spill over of militants inside Pakistan.” In particular, it could force militants and Taliban to migrate into Pakistan’s southern province of Balochistan.[43] On December 1, President Obama announced that the U.S. would send an additional 30,000 US troops to Afghanistan by summer 2010, and with a “plan” to purportedly withdraw by July 2011. As the Washington Post reported, “adding 30,000 U.S. troops to the roughly 70,000 that are in Afghanistan now amounts to most of what Gen. Stanley A. McChrystal, the commander of U.S. and NATO forces there, requested at the end of August.” Obama stated that the chief objective was to “destroy al-Qaeda,” and a senior administration official said that, “the goal for the Afghan army, for example, is to increase its ranks from 90,000 to 134,000 by the end of 2010.”[44] President Karzai said in early December that, “Afghanistan’s security forces will need U.S. support for another 15 to 20 years,” and that, “it would take five years for his forces to assume responsibility for security throughout the country.”[45] This statement supports the conclusions set out in McChrystal’s classified report, which stated that the US would need to remain for at least 5 years. Seth Jones, a civilian adviser to the U.S. military and senior political scientist at RAND Corporation, one of America’s top defense think tanks, wrote an op-ed for the New York Times in December titled, “Take the War to Pakistan.” He stated that the U.S. is repeating the same mistakes of the Soviets when they occupied Afghanistan in the 1980s by not attacking the Taliban “sanctuary” in Pakistan’s Baluchistan province. He stated that, “This sanctuary is critical because the Afghan war is organized and run out of Baluchistan.” He then proclaim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Pakistan must target Taliban leaders in Baluchistan,” which could include conducting raids into Pakistani territory or hit Taliban leaders with drone strikes.[46] As Jeremy Scahill reported in June 2009, “more than 240,000 contractor employees, about 80 percent of them foreign nationals, are working in Iraq and Afghanistan to support operations and projects of the U.S. military,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nd the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cahill reported on the findings of a Defense Department report on contracting work in the war zones, stating that, “there has been a 23%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Private Security Contractors’ working for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in Iraq in the second quarter of 2009 and a 29% increase in Afghanistan, which ‘correlates to the build up of forces’ in the country.” While contractors outnumbered forces in Afghanistan, in Iraq they were roughly equal to the US forces occupying the country, at 130,000.[47] It was reported that as Obama ordered more troops to Afghanistan in December of 2009, a new surge of contractors would follow suit. As of June 2009, the number of contractors in Afghanistan outweighed the US military presence itself, with 73,968 contractors and 55,107 troop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estimates, “Between 7% and 16% of the total are Blackwater-style private security contractors.” As of December 2009, the number of contractors in Afghanistan was reported to be 104,100.[48] In January of 2010, as Obama’s announced 30,000 extra troops began to be deployed to Afghanistan, Pakistani officials became increasingly fearful that “a stepped-up war just over the border could worsen the increasingly bloody struggle with militancy” within Pakistan itself, ultimately further destabilizing Pakistan’s southwestern border and the “already volatile tribal areas in the northwest.” On top of sending militants into Pakistan, there were fears that it would exacerbate the flow of Afghan refugees into Pakistani territory.[49] Blackwater and the “Secret War” in Pakistan In November of 2009,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and best-selling author Jeremy Scahill wrote an exclusive report on the secret war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Pakistan. The story sheds light on the American strategy in the region aimed at the destabilization and ultimately the implosion of Pakistan. The chief architects and administrators of this policy in Pakistan are none other than the Joint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 (JSOC), previously run as an “executive assassination ring” by General McChrystal, and the infamous mercenary organization, Blackwater, now known as Xe Services. JSOC and Blackwater work together covertly in undertaking a covert war in yet another nation in the region, adding to the list of Afghanistan and Iraq. Scahill described the covert operations as “targeted assassinations of suspected Taliban and Al Qaeda operatives,” as well as “other sensitive action inside and outside Pakistan.” Further, “the Blackwater operatives also assist in gathering intelligence and help direct a secret US military drone bombing campaign that runs parallel to the well-documented CIA predator strikes.” The sources for the report are drawn heavily from individuals within the US military intelligence apparatus. One source revealed that the program is so “compartmentalized” that “senior figures within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and the US military chain of command may not be aware of its existence.” This program is also separate from the CIA’s own programs, including both drone attacks and assassinations, of which the CIA assassination program was said to be cancelled in June of 2009. It was in 2006 that JSOC reached an agreement with the Pakistani government to run operations within the country, back when Stanley McChrystal was running it in close cooperation with Vice President Dick Cheney as an “executive assassination ring.” A former Blackwater executive confirmed that Blackwater was operating in Pakistan in cooperation with both the CIA and JSOC, as well as being on a subcontract for the Pakistani government itself, as well as “working for the Pakistani government on a subcontract with an Islamabad-based security firm that puts US Blackwater operatives on the ground with Pakistani forces in counter-terrorism operations, including house raids and border interdictions, in the North-West Frontier Province and elsewhere in Pakistan.” JSOC’s covert program in liaison with Blackwater in Pakistan dates back to 2007, and the operations are coordinated out of the US Bagram Air Base in Afghanistan, and that Blackwater operates at “an ultra-exclusive level above top secret.” The contracts are all kept secret, and therefore “shielded from public oversight.” On top of carrying out operations for JSOC and the CIA inside Pakistan, Blackwater further conducts operations in Uzbekistan. In regards to the drone strikes within Pakistan, while largely reported as being a part of the CIA drone program, many are, in fact, undertaken under a covert parallel JSOC program. One intelligence source told Jeremy Scahill that, “when you see some of these hits, especially the ones with high civilian casualties, those are almost always JSOC strikes.” Further, Blackwater is involved in the drone strike program with JSOC, “Contractors and especially JSOC personnel working under a classified mandate are not [overseen by Congress], so they just don’t care. If there’s one person they’re going after and there’s thirty-four people in the building, thirty-five people are going to die. That’s the mentality.” Blackwater further provides security for many secret US drone bases, as well as JSOC camps and 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 (DIA) camps within Pakistan. With General McChrystal’s rise from JSOC Commander to Commander of the Afghan war theatre (which in military-strategic terms now includes Pakistan under the umbrella of “AfPak”), “there is a concomitant rise in JSOC’s power and influence within the military structure.” McChrystal had overseen JSOC during the majority of the Bush years, where he worked very closely and directly with Vice President Cheney and Secretary of Defense Donald Rumsfeld. As Seymour Hersh had exposed, JSOC operated as an “executive assassination ring” and had caused many problematic diplomatic situ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as even the State Department wasn’t informed about their operations. One high-level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 was quoted as saying: The only way we found out about it is our ambassadors started to call us and say, ‘Who the hell are these six-foot-four white males with eighteen-inch biceps walking around our capital cities?’ So we discovered this, we discovered one in South America, for example, because he actually murdered a taxi driver, and we had to get him out of there real quick. We rendered him–we rendered him home.[50] Blackwater is also involved in providing “security for a US-backed aid project” in a region of Pakistan, which implies that even some aid projects are connected with military and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often using them as a cover for covert operations. Blackwater still operates in Afghanistan working for the US military, the State Department and the CIA. As one military-intelligence official stated: Having learned its lessons after the private security contracting fiasco in Iraq, Blackwater has shifted its operational focus to two venues: protecting things that are in danger and anticipating other places we’re going to go as a nation that are dangerous.[51] Mmuch of Scahill’s information has been supported by other mainstream news sources. In August of 2009, the New York Times reported that in 2004, the CIA “hired outside contractors from the private security contractor Blackwater USA as part of a secret program to locate and assassinate top operatives of Al Qaeda.” The CIA had held high-level meetings with Blackwater founder and former Navy SEAL Erik Prince. The article also revealed that in 2002, Blackwater had been awarded the contract to handle security for the CIA station in Afghanistan, “and the company maintains other classified contracts with the C.I.A.” Blackwater has hired several former CIA officials, “including Cofer Black, who ran the C.I.A. counterterrorism center immediately after the Sept. 11 attacks.”[52] On December 10, 2009, the New York Times reported that in both Afghanistan and Iraq, Blackwater “participated in some of the C.I.A.’s most sensitive activities — clandestine raids with agency officers against people suspected of being insurgents.” These raids, referred to as “snatch and grab” operations, occurred almost nightly between 2004 and 2006, and that, “involvement in the operations became so routine that the lines supposedly dividing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the military and Blackwater became blurred.” One former CIA official was quoted as saying, “There was a feeling that Blackwater eventually became an extension of the agency.” Further, Blackwater was reported to have provided security not only for the CIA station in Afghanistan, but also in Iraq; and in both countries, Blackwater “personnel accompanied the [CIA] officers even on offensive operations sometimes begun in conjunction with Delta Force or Navy Seals teams.”[53] In late August it was reported that Blackwater had a CIA contract to operate the remotely piloted drones, carried out at “hidden bases” in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as well as provide security at the bases.[54] In December, the New York Times ran a story reporting that the CIA had terminated its contract with Blackwater “that allowed the company to load bombs on C.I.A. drones in Pakistan and Afghanistan.” However, while the CIA claimed that all Blackwater contracts were under review, a CIA spokesperson said that, “At this time, Blackwater is not involved in any C.I.A. operations other than in a security or support role,”[55] which is still a very wide role, considering how the roles have been blurred between providing “security” and actively taking part in missions. As the Guardian reported in December of 2009, Blackwater had a contract in Pakistan “to manage the construction of a training facility for the paramilitary Frontier Corps, just outside Peshawar,” which is the Pakistani Army’s paramilitary force.[56] Despite a continual official denial of Blackwater involvement in Pakistan, in December, the CIA admitted Blackwater operates in Pakistan under CIA contracts,[57] and in January of 2010, US Defense Secretary Robert Gates confirmed that both Blackwater (now known as Xe Services) and DynCorp have been operating in Pakistan.[58] However, some reports indicate that Blackwater may be involved in even more nefarious activities inside Pakistan. A former head of Pakistani’s intelligence services, the ISI, stated in an interview that apart from simply taking part in drone attacks, Blackwater “may be involved in actions that destabilize the country.” Elaborating, he said, “My assessment is that they [Blackwater agents] — either themselves or most probably through others, through the locals — do carry out some of the explosions,” and that, “the idea is to carry out such actions, like carrying attacks in the civilian areas to make the others look bad in the eyes of the public.” In other words, according to the former head of the ISI, Blackwater may be involved in committing false flag terrorist attacks inside Pakistan.[59] In November of 2009, Al-Jazeera reported that while many attacks occurring across Pakistan are blamed on the Tehreek e-Taliban, Pakistan’s Taliban, “the group has issued its first video statement denying involvement in targeting civilians and has blamed external forces for at least two recent blasts.” The denial stated that the attacks are being used as an excuse to prepare for military operations in various tribal regions of Pakistan, including South Waziristan. The denial also stated that the Pakistani Taliban “had no role in the bomb blast in a Peshawar market that killed at least 100 people as well as an attack in Charsada, a town located in Pakistan’s North West Frontier Province.” The spokesperson claimed that the Pakistani Taliban does not target civilians, and that the bombings were “linked to Blackwater activities in the country.” Even when the bombings initially occurred the Taliban denied involvement, and the local media was blaming “Blackwater and other American agencies.”[60] The head of the Pakistani Taliban had previously stated that, “if Taliban can carry out attacks in Islamabad and target Pakistan army’s headquarters, then why should they target general public,” and proceeded to blame the bomb blast in Peshawar that killed 108 people on “Blackwater and Pakistani agencies [that] are involved in attacks in public places to blame the militants.” He was further quoted as saying, “Our war is against the government and the security forces and not against the people. We are not involved in blasts.”[61] In January of 2010, it was reported that Blackwater “is in the running for a Pentagon contract potentially worth $1 billion to train Afghanistan’s troubled national police force,” as Blackwater already “trains the Afghan border police — an arm of the national police — and drug interdiction units in volatile southern Afghanistan.”[62] As Jeremy Scahill reported in August of 2009 on a legal case against Blackwater, where a former Blackwater mercenary and an ex-US Marine “have made a series of explosive allegations in sworn statements filed on August 3 in federal court in Virginia.” Among the claims: The two men claim that the company’s owner, Erik Prince, may have murdered or facilitated the murder of individuals who were cooperating with federal authorities investigating the company. The former employee also alleges that Prince “views himself as a Christian crusader tasked with eliminating Muslims and the Islamic faith from the globe,\" and that Prince’s companies “encouraged and rewarded the destruction of Iraqi life.\"[63] Further, both men stated that Blackwater was smuggling weapons into Iraq, often on Erik Prince’s private planes. These allegations surfaced in a trial against Blackwater for committing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and war crimes in Iraq against civilians. One of those who testified further stated that, “On several occasions after my departure from Mr. Prince’s employ, Mr. Prince’s management has personally threatened me with death and violence.” The testimony continued in explaining that: Mr. Prince intentionally deployed to Iraq certain men who shared his vision of Christian supremacy, knowing and wanting these men to take every available opportunity to murder Iraqis. Many of these men used call signs based on the Knights of the Templar, the warriors who fought the Crusades. Mr. Prince operated his companies in a manner that encouraged and rewarded the destruction of Iraqi life. For example, Mr. Prince’s executives would openly speak about going over to Iraq to “lay Hajiis out on cardboard.\" Going to Iraq to shoot and kill Iraqis was viewed as a sport or game. Mr. Prince’s employees openly and consistently used racist and derogatory terms for Iraqis and other Arabs, such as “ragheads\" or “hajiis.\"[64] In January of 2010, Erik Prince, the controversial founder and CEO of Blackwater gave an interview with Vanity Fair magazine which was intended to not simply discuss the company, but also the man behind the company. It begins by quoting Prince as saying, “I put myself and my company at the C.I.A.’s disposal for some very risky missions,” and continued, “But when it became politically expedient to do so, someone threw me under the bus.” It is worth quoting the article at some length: Publicly, [Erik Prince] has served as Blackwater’s C.E.O. and chairman. Privately, and secretly, he has been doing the C.I.A.’s bidding, helping to craft, fund, and execute operations ranging from inserting personnel into “denied areas”—places U.S. intelligence has trouble penetrating—to assembling hit teams targeting al-Qaeda members and their allies. Prince, according to sources with knowledge of his activities, has been working as a C.I.A. asset: in a word, as a spy. While his company was busy gleaning more than $1.5 billion in government contracts between 2001 and 2009—by acting, among other things, as an overseas Praetorian guard for C.I.A. and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s—Prince became a Mr. Fix-It in the war on terror. His access to paramilitary forces, weapons, and aircraft, and his indefatigable ambition—the very attributes that have galvanized his critics—also made him extremely valuable, some say, to U.S. intelligence.[65] Prince’s Afghan security team is the “special-projects” team of Blackwater, and “except for their language its men appear indistinguishable from Afghans. They have full beards, headscarves, and traditional knee-length shirts over baggy trousers.” In regards to Prince’s worth with the CIA, he: wasn’t merely a contractor; he was, insiders say, a full-blown asset. Three sources with direct knowledge of the relationship say that the C.I.A.’s National Resources Division recruited Prince in 2004 to join a secret network of American citizens with special skills or unusual access to targets of interest.[66] In Afghanistan, Blackwater “provides security for the US Ambassador Karl Eikenberry and his staff, and trains narcotics and Afghan special police units.” There was also a revolving door of sorts between Blackwater and the CIA. Not only was Prince a CIA asset, but many higher-ups in the CIA would also move into Blackwater. A Blackwater-CIA team even hunted down an alleged Al-Qaeda financier in Hamburg, Germany, without even the German government’s awareness of it. Publicly, the Blackwater program with the CIA was canned. Although there was no mention of its covert program with JSOC in Pakistan, so one must assume its relationship is maintained in some capacity. Prince ultimately left his position at Blackwater in the face of bad press, but still controls the majority of the stock.[67] In September of 2009, General Mirza Aslam Beg, Pakistan’s former Army Chief, said that, “Blackwater was directly involved in the assassinations of former Pakistani prime minister Benazir Bhutto and former Lebanese prime minister Rafik Hariri.” He told a Saudi Arabian daily that, “former Pakistani president Pervez Musharraf had given Blackwater the green light to carry out terrorist operations in the cities of Islamabad, Rawalpindi, Peshawar, and Quetta.” It was in an interview with a Pakistani TV network when he stated that Blackwater and “the United States killed Benazir Bhutto.” Beg was chief of Army staff during Benazir Bhutto’s first administration. He claimed that she was killed “in an international conspiracy because she had decided to back out of the deal through which she had returned to the country after nine years in exile.”[68] Is the West Punishing Pakistan to Challenge China? China and Pakistan established diplomatic ties in 1951, and have enjoyed a close relationship since then, with Pakistan being one of the first countries to recogniz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50. One of the primary reasons behind the close and ever-closer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Pakistan is the role of India, as both an adversary and competitor to Pakistan and China. A Pakistani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States said that for Pakistan, “China is a high-value guarantor of security against India.” Further, within India, increased Chinese military support to Pakistan is perceived as “a key aspect of Beijing’s perceived policy of ‘encirclement’ or constraint of India as a means of preventing or delaying New Delhi’s ability to challenge Beijing’s region-wide influence.” These ties have increased since the 1990s, and especially as the United States became increasingly close to India. As a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background report on China-Pakistan relations explained: The two countries have cooperated on a variety of large-scal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n Pakistan, including highways, gold and copper mines, major electricity complexes and power plants, and numerous nuclear power projects. With roughly ten thousand Chinese workers engaged in 120 projects in Pakistan, total Chinese investment–which includes heavy engineering, power generation, mining, and telecommunications–was valued at $4 billion in 2007 and is expected to rise to $15 billion by 2010.[69] As the Pakistani ambassador to the U.S. further explained, “Pakistan thinks that bo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crucial for it,” however, he went on, “If push comes to shove, it would probably choose China–but for this moment, it doesn’t look like there has to be a choice.” The recent U.S.-India civilian nuclear agreement has further entrenched a distrust of America within Pakistan and pushed the country closer to China. In 2010, China announced it would be building two nuclear power reactors in Pakistan.[70] In 2007, China and Pakistan inaugurated Gwadar Port in Pakistan’s Balochistan Province along the Arabian Sea, creating the first major point in an “energy corridor” which would eventually bring oil from the Gulf overland through Pakistan into China. China financed the building of the port city for $200 million, with plans to fund billions more worth of railroads, roads, and pipelines which would link Gwadar Port to China. Pakistan is strategically placed in the centre of the new ‘Great Game’, a nomenclature for the great imperial battles over Central Asia in the 19th century. Pakistan is neighbour to Iran, India, China, and Afghanistan, with a coastline on the Arabian Sea. Thus, Pakistan is situated between the oil-rich Middle East and the natural gas-rich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with two of the fastest growing economies in the world – India and China – as energy-hungry neighbours; with the imperial presence of America in neighbouring Afghanistan, with its eye focused intensely on neighbouring Iran. A ‘Great Game’ ensues, drawing in Russia, China, India and America, and the main focus of the game is pipelines.[71] China has a major pipeline project in the works to bring in natural gas from Central Asia, transporting the gas from Turkmenistan through Uzbekistan and Kazakhstan and into China, which is set to be completed by 2013.[72] Iran, OPEC’s second largest oil exporter (after Saudi Arabia), is among the top ten oil exporters to China, and in 2010 it was reported that the Chinese have invested roughly $40 billion in Iran’s oil and gas sectors, including financing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even new oil refineries, as well as various oil and gas pipeline projects.[73] In June of 2011, it was reported that China’s oil imports from Iran have increased by 32%, signaling a growing importanc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e largest three oil exporters to China are Saudi Arabia, Angola, and Iran, respectively.[74] The Gwadar Port city built by Chinese investments is destined to be a central hub in the pipeline politics of the ‘Great Game,’ in particular between the competing pipeline projects of the Trans-Afghan Pipeline (TAP or TAPI), involving a pipeline bringing natural gas from Turkmenistan through Afghanistan, Pakistan, and into India; and the Iran-Pakistan-India pipeline (IPI). The major issue here is that the TAPI pipeline cannot be built so long as Afghanistan is plunged into war, thus the project has been incessantly stalled. On the other hand, India has been wavering and moving out of the picture in the IPI pipeline, in no small measure due to its increasingly close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has sought to dissuade Pakistan from building a pipeline with Iran. However, in 2010, Pakistan and Iran signed the agreement, and are willing to either allow India or China to be the beneficiary of the pipeline. Whether going to India or China, Gwadar Port will be a central hub in this project.[75] Pakistan has now been seeking direct help from China on the Iran-Pakistan pipeline project.[76] The U.S., for its part, warned Pakistan against signing onto a pipeline project with Iran, yet Pakistan proceeded with the project regardless.[77] The southern Pakistani province of Balochistan is home to oil, gas, copper, gold, and coal reserves, not to mention, it is the strategic corridor through which the pipeline projects would run, and is home to the strategically significant port city of Gwadar. For the past fifty years, however, Balochistan has been a major hub of Chinese investment and opportunity, with Chinese companies having poured $15 billion into projects in the province, inclu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n oil refinery, copper and zinc mines, and of course, Gwadar Port.[78] India is increasingly concerned about China’s presence in the Gulf and Indian Ocean. China is building ports not only in Pakistan, but in Bangladesh and Burma, as well as railroad lines in Nepal.[79] Following the supposed assassination of Osama bin Laden by the U.S. in Pakistani territory, tensions between Pakistan and America increased, and ties between China and Pakistan deepened. The Chinese were subsequently approached by the Pakistanis to take control of the port of Gwadar, and perhaps to even build a Pakistani naval base there, though the Chinese have denied Pakistani claims that any such deal had been reached. China, further, in response to the apparent U.S. assassination of Bin Laden, said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referr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must respect” Pakistani sovereignty. Indian news quoted diplomatic sources as saying that China “warned in unequivocal terms that any attack on Pakistan would be construed as an attack on China.”[80] Pakistani Prime Minister Gilani visited China on a state visit shortly after the American raid into Pakistan. Following the meetings, China agreed to immediately provide 50 fighter jets to Pakistan, a clear signal that Pakistan is looking for alternatives to its American dependence, and China is all too happy to provide such an alternative.[81] As the Financial Times reported, “Pakistan has asked China to build a naval base at its south-western port of Gwadar and expects the Chinese navy to maintain a regular presence there.”[82] China has also signaled that it would be interested in setting up foreign military bases, just as the United States has, and specifically is interested in such a base inside Pakistan. The aim “would be to exert pressure on India as well as counter US influence in Pakistan and Afghanistan.”[83] Conclusion It would seem, then, that the true cause of chaos, destabilization, and war in Pakistan is not the Orientalist perspective of Pakistanis being the ‘Other’: barbaric, backwards, violent and self-destructive, in need to ‘intervention’ to right their own wrongs. Following along the same lines as the dismantling of Yugoslavia in the 1990s, the destabilization of Pakistan is aimed at wider strategic objectives for the Western imperial powers: namely, the isolation of China. While Pakistan has long been a staunch U.S. puppet regime, in the wider geopolitical context of a global rivalr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for control of the world’s resources and strategic positions, Pakistan may be sacrificed upon the altar of empire. The potential result of this strategy, in a country exceeding 180 million people, armed with nuclear weapons, and in the centre of one of the most tumultuous regions in the world, may be cataclysmic, perhaps even resulting in a war between the ‘great powers.’ The only way to help prevent such a potential scenario would be to analyze the strategy further, and expose it to a much wider audience, thus initiating a wider public discussion on the issue. As long as the public discourse on Pakistan is framed as an issue of “terrorism” and the “War on Terror” alone, this strategic nightmare will continue forward. As the saying goes, “In war, truth is the first casualty.” But so too then, can war be the casualty of Truth. Andrew Gavin Marshall is a Research Associate with the Centre for Research on Globalization (CRG). He is co-editor, with Michel Chossudovsky, of the recent book,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The Great Depression of the XXI Century,\" available to order at Globalresearch.ca. He is currently working on a forthcoming book on ‘Global Government’. Notes [1] Russell Berman, Despite Criticism, Obama Stands By Adviser Brzezinski. The New York Sun: September 13, 2007: http://www.nysun.com/national/despite-criticism-obama-stands-by-adviser/62534/ [2] Eli Lake, Obama Adviser Leads Delegation to Damascus. The New York Sun: February 12, 2008: http://www.nysun.com/foreign/obama-adviser-leads-delegation-to-damascus/71123/ [3] Jonathan Tepperman, How Obama’s Star Could Fall. Newsweek: October 13, 2008: http://www.newsweek.com/id/162316 [4] Mark Mazzetti and Eric Schmitt, McCain and Obama advisers briefed on deteriorating Afghan war.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31, 2008: http://www.nytimes.com/2008/10/31/world/americas/31iht-31policy.17405861.html [5] George Packer, The Last Mission. The New Yorker: September 28, 1009: http://www.newyorker.com/reporting/2009/09/28/090928fa_fact_packer [6] Ibid. [7] Ibid. [8] Michael Abramowitz, Shailagh Murray and Anne E. Kornblut, Obama Close to Choosing Clinton, Jones for Key Posts.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2, 2008: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8/11/21/AR2008112103981.html [9] Ibid. [10] About Us, Our Mission. Chamber of Commerce: Institute for 21st Century Energy: http://www.energyxxi.org/pages/about_us.aspx [11] JOHN D. MCKINNON and T.W. FARNAM, Hedge Fund Paid Summers $5.2 Million in Past Yea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5, 2009: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23879462053487927.html [12] James L. Jones, 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Jones at 45th Munich Conference on Security Policy.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February 8, 2009: http://www.cfr.org/publication/18515/remarks_by_national_security_adviser_jones_at_45th_munich_conference_on_security_policy.html [13] Ibid. [14] Julian E. Barnes, Obama team works on overhaul of Afghanistan, Pakistan policy. Los Angeles Times: February 11, 2009: http://articles.latimes.com/2009/feb/11/world/fg-us-afghan11 [15] Henry A. Kissinger, A Strategy for Afghanistan.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26, 2009: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9/02/25/AR2009022503124.html [16] George Packer, The Last Mission. The New Yorker: September 28, 1009: http://www.newyorker.com/reporting/2009/09/28/090928fa_fact_packer [17] Ibid. [18] Eric Schmitt, Obama Taps a General as the Envoy to Kabul.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9,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01/30/washington/30diplo.html [19] Ibid. [20] Agencies, US fires top general in Afghanistan as war worsens. China Daily: May 12, 2009: http://www.chinadaily.com.cn/world/2009-05/12/content_7766306.htm [21] Ann Scott Tyson, Top U.S. Commander in Afghanistan Is Fired.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12, 2009: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9/05/11/AR2009051101864.html [22] Rajiv Chandrasekaran, Pentagon Worries Led to Command Change. The Washington Post: August 17, 2009: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9/08/16/AR2009081602304_pf.html [23] Ann Scott Tyson, Top U.S. Commander in Afghanistan Is Fired.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12, 2009: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9/05/11/AR2009051101864.html [24] Agencies, US fires top general in Afghanistan as war worsens. China Daily: May 12, 2009: http://www.chinadaily.com.cn/world/2009-05/12/content_7766306.htm [25] Muriel Kane, Hersh: ‘Executive assassination ring’ reported directly to Cheney. The Raw Story: March 11, 2009: http://rawstory.com/news/2008/Hersh_US_has_been_running_executive_0311.html [26] Transcript, Seymour Hersh: Secret US Forces Carried Out Assassinations in a Dozen Countries, Including in Latin America. Democracy Now!: March 31, 2009: http://www.democracynow.org/2009/3/31/seymour_hersh_secret_us_forces_carried [27] MARK MAZZETTI and ERIC SCHMITT, U.S. Halted Some Raids in Afghanistan.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9,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03/10/world/asia/10terror.html [28] Ann Scott Tyson, Manhunter To Take On a Wider Mission.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13, 2009: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9/05/12/AR2009051203679_pf.html [29] THOM SHANKER and ERIC SCHMITT, U.S. Commander in Afghanistan Is Given More Leeway.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0,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06/11/world/asia/11command.html [30] Michael Hirsh and John Barry, The Hidden General. Newsweek: June 26, 2006: http://www.newsweek.com/id/52445 [31] KIMBERLY DOZIER and ADAM GOLDMAN, Counterterrorist Pursuit Team: 3,000 Man CIA Paramilitary Force Hunts Militants In Afghanistan, Pakistan, Huffington Post, 22 September 2010: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0/09/22/counterterrorist-pursuit-_n_734961.html [32] Andrew Gray, US Afghan surge could push militants into Pakistan. Reuters: May 21, 2009: http://www.alertnet.org/thenews/newsdesk/N21412211.htm [33] Isambard Wilkinson, Top US official warns that war in Afghanistan strengthens Taliban in Pakistan. The Telegraph: May 22, 2009: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asia/pakistan/5369740/Top-US-official-warns-that-war-in-Afghanistan-strengthens-Taliban-in-Pakistan.html [34] AP, Afghanistan surge tied to Pakistan stability. MSNBC: May 21, 2009: http://www.msnbc.msn.com/id/30871807/ns/world_news-south_and_central_asia/ [35] George Packer, The Last Mission. The New Yorker: September 28, 2009: http://www.newyorker.com/reporting/2009/09/28/090928fa_fact_packer [36] Tom Andrews, Classified McChrystal Report: 500,000 Troops Will Be Required Over Five Years in Afghanistan. Huffington Post: September 24, 2009: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tom-andrews/classified-mcchrystal-rep_b_298528.html [37] Greg Miller, CIA expanding presence in Afghanistan. The Los Angeles Times: September 20, 2009: http://www.latimes.com/news/nationworld/world/la-fg-afghan-intel20-2009sep20,0,1183243.story?page=1 [38] Ann Scott Tyson, Support Troops Swelling U.S. Force in Afghanistan. The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13, 2009: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9/10/12/AR2009101203142.html?hpid=topnews [39] Henry A. Kissinger, Deployments and Diplomacy. Newsweek: October 12, 2009: http://www.newsweek.com/id/216704 [40] Ibid. [41] Ibid. [42] Travis Lupick, Suspended Afghan MP Malalai Joya wants NATO’s mission to end. The Georgia Straight: November 12, 2009: http://www.straight.com/article-270310/vancouver/afghan-activist-wants-natos-mission-end [43] US surge in Afghanistan ‘may destablize Pakistan’. Press TV: November 30, 2009: http://www.presstv.ir/detail.aspx?id=112484&sectionid=351020401 [44] Scott Wilson, Obama: U.S. security is still at stake. The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2, 2009: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9/12/01/AR2009120101231.html [45] Julian E. Barnes and Tony Perry, Afghanistan will need U.S. help for 15 to 20 years, Karzai says. The Los Angeles Times: December 9, 2009: http://www.latimes.com/news/nation-and-world/la-fg-afghan-mcchrystal9-2009dec09,0,224382.story [46] Seth G. Jones, Take the War to Pakistan.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3,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12/04/opinion/04jones.html [47] Jeremy Scahill, U.S. War Privatization Results in Billions Lost in Fraud, Waste and Abuse—Report. Rebel Reports: June 10, 2009: http://rebelreports.com/post/121172812/u-s-war-privatization-results-in-billions-lost-in [48] Justin Elliott, As Obama Sends More Troops, Giant Shadow Army Of Contractors Set To Grow In Afghanistan. TPMMuckraker: December 1, 2009: http://tpmmuckraker.talkingpointsmemo.com/2009/12/as_obama_sends_more_troops_giant_shadow_army_of_co.php?ref=fpb [49] Karin Brulliard, Pakistan worried U.S. buildup in Afghanistan will send militants across border. The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5, 2010: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10/01/04/AR2010010403335.html [50] Jeremy Scahill, The Secret US War in Pakistan. The Nation: November 23, 2009: http://www.thenation.com/doc/20091207/scahill [51] Ibid. [52] Mark Mazzetti, C.I.A. Sought Blackwater’s Help to Kill Jihadists.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19,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08/20/us/20intel.html [53] James Risen and Mark Mazzetti, Blackwater Guards Tied to Secret C.I.A. Raids.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0,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12/11/us/politics/11blackwater.html [54] James Risen and Mark Mazzetti, C.I.A. Said to Use Outsiders to Put Bombs on Drones.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0,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08/21/us/21intel.html [55] Mark Mazzetti, Blackwater Loses a Job for the C.I.A.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1,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12/12/us/politics/12blackwater.html [56] Declan Walsh and Ewen MacAskill, Blackwater operating at CIA Pakistan base, ex-official says. The Guardian: December 11, 2009: 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09/dec/11/blackwater-in-cia-pakistan-base [57] CIA admits Blackwater presence in Pakistan. Press TV: December 12, 2009: http://www.presstv.ir/detail.aspx?id=113512&sectionid=351020401 [58] Gates confirms Blackwater presence in Pakistan. Press TV: January 22, 2010: http://www.presstv.ir/detail.aspx?id=116754&sectionid=351020401 [59] Blackwater behind Pakistan bombings: Ex-intel chief. Press TV: December 12, 2009: http://www.presstv.com/detail.aspx?id=113540&sectionid=351
  13. 2011/10/17 於 21:32 patchpieces

    【中俄鷹派抬頭-中俄地緣戰略結盟態勢已成/中俄聯手否決制裁敘利亞案 美帝瘋狗續泡製“中東版天安艦事件”-伊朗陰謀暗殺沙特大使(挑撥遜尼派vs.什葉派)】

    奧巴馬:伊朗須為刺殺沙特駐美大使陰謀付出代價
      
      【華盛頓消息】據媒體報導,美國總統奧巴馬13日表示,伊朗必須為其策劃刺殺沙特駐美大使的陰謀付出代價,美國將對伊朗實施“最嚴厲”的制裁,並且“不排除任何選項”。

      奧巴馬當天是在白宮與到訪的韓國總統李明博召開聯合記者會時說這番話的。他稱,這一陰謀不只是伊朗的“一個危險的升級”,它是伊朗政府“危險和魯莽行為”模式的一部分。

      奧巴馬指出,在這起暗殺沙特駐美大使的陰謀中,有一個伊朗裔美國人參與其中,而伊朗政府內部的某些人和他有直接聯繫,並支付資金給他。

      “這些事實有目共睹,除非掌握了支撐這些指控的證據,否則我們不會隨便提出這樣的指控。”奧巴馬說,“我們已經與所有的盟友、國際社會接觸,並將事實擺在他們面前。我們相信人們分析之後,對這些事實不會有爭議。”

      奧巴馬指責伊朗的做法遠遠超越了可接受的國際行為準則,而這只是伊朗長期以來一系列暴力行為的一個例子而已。
      奧巴馬表示,美國將同其他合作夥伴和盟國一起確保伊朗為此付出代價。第一步,美國將起訴那些參與這起陰謀的個人;第二步美國將對伊朗實施“最嚴厲”的制裁,並繼續動員國際社會進一步孤立伊朗。
      “現在我們不排除任何選項來對付伊朗,但你可以預期,我們將繼續對伊朗政府施加各種壓力。”奧巴馬說。

      美國司法部11日宣佈挫敗一起企圖暗殺沙特駐美國大使阿德爾•朱拜爾的陰謀,一名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成員及一名擁有美國和伊朗雙重國籍的美國公民遭起訴。

      美國政府指責這起暗殺行動與伊朗政府有關。但伊朗政府堅決否認,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副司令侯賽因•薩拉米13日說,美國指控伊朗參與暗殺沙烏地阿拉伯駐美國大使是一場“毫無根據的鬧劇”。
      
     【時事點評】請大家注意這兩段文字,原文分別是:
      
      第一段:美國總統奧巴馬13日表示,伊朗必須為其策劃刺殺沙特駐美大使的陰謀付出代價,美國將對伊朗實施“最嚴厲”的制裁,並且“不排除任何選項”。
      
      第二段:美國政府指責這起暗殺行動與伊朗政府有關。但伊朗政府堅決否認,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副司令侯賽因•薩拉米13日說,美國指控伊朗參與暗殺沙烏地阿拉伯駐美國大使是一場“毫無根據的鬧劇”。
      
     ● 所謂的“證據”,是可以“精心製造”出來的
      
      這的確是一場“鬧劇”,但伊朗政府、及一切愛好和平的力量必須警惕的兩點是:
      
      第一點,隨著局勢的進一步惡化,它“最終”未必是“毫無根據”的,因為,憑藉美國之前“製造”天安號事件的“功力”與“動機”(更早一點,為發動越南戰爭,美國政府還有“製造”北部灣事件事件的前科),所謂的“證據”,是可以“精心製造”出來的。
      
      ●“刺殺案”原本就是一部“現代美國版的‘指鹿為馬’”
      
    第二點,也是最值得警惕的一點,“刺殺案”原本就是一部“現代美國版的‘指鹿為馬’”。
      
      一如秦朝時的趙高,“始作俑者”最為關注的並不是所謂的“證據”,而是“效果”如何,也就是說:在自己公開“指鹿”之後,是否有“附合謂馬者”,特別是,“附合謂馬”者都是何人?
      
      ● “美全球戰略”向“方方面面”以“最貼近真實地”的形式“正式亮出了”自己的底牌
      
      因此,既然“美國行政當局”的“最高層”親自出面上演“指鹿為馬”的“現代版”,意在將“刺殺沙特駐美大使”的標籤貼在了伊朗頭上,並借此“劃清敵友”,那麼,這也就意味著華盛頓在這個問題上“已經刻意地”、“徹底排除了迴旋餘地”,也就是說,“美國全球戰略”已經向“方方面面”以“最貼近真實地”的形式“正式亮出了”自己的底牌。
      
    ● “美國利益決策層”再一次對“美國伊朗政策”進行了“具體量化”
      
      “這張底牌”上赫然包括有這樣幾條:
      
      第一條,顯然,這當然就是美國總統奧巴馬“親自出馬”的意義所在,即:以“美國利益決策層”之“最高級別發言人”的身份“強調”:這是“美國伊朗政策政策”的“最後態度”;
      
      第二條,在“第一條”的基礎上,特別是,在“方方面面”之間的“第四波排列與組合”都在“極盡變幻”的“新形勢”下,“美國利益決策層”再一次對“美國伊朗政策”進行了“具體量化”,也就是此番“親自出馬”、且“表現得”“不再打算傾聽”的奧巴馬、通過那張“我們既從未相信、且也從未看好過”的“大嘴”、一字一句吐出的、堪稱是“美國單邊主義(小布希、切尼、接姆斯菲爾德、賴斯….時代)”最為囂張時之“對伊政策拷貝”的“美國對伊朗最新計畫”。
      
     ● 這不僅僅是一份“對伊朗新計畫”,它還是一份“殺機畢現”的“美國全球戰略”
      
      值得強調的是,這份在“操作層面”上有著“雖出於水、但寒于水”之特性的“拷貝件”,稱得上是一份“殺機畢現”的“美國對伊朗最新計畫”,而值得警惕的是,由於“伊朗問題”基於“非美勢力”、特別是中國全球戰略的極端重要性,這不僅僅是一份“對伊朗新計畫”,它還是一份“殺機畢現”的“美國全球戰略”。
      
      另外,如果站在中國決策層的角度去觀察,那麼,它還是一份“殺機畢現”的“美國對華新計畫”。
      
    ● “美國利益決策層”強加給“國際社會”頭上的選擇其實就是兩個:YES或NO!
      
      第三條,在“第一條”與“第二條”的基礎上,也就是為了強調“美國將以決不動搖的決心”去“兌現”這份“美國對伊朗最新計畫”,“美國利益決策層”決心“不再要任何迴旋空間”,
    也就是說,在“如何對待伊朗”的問題上、或者是否定性伊朗的恐怖身份問題上,口口聲聲稱“拿到了確鑿證據”的“美國利益決策層”強加給“國際社會”頭上的選擇其實就是兩個:YES或NO!

     ● “美國決策層”顯然在借“這一重大事件”、試圖“重新爬上”國際道德、特別是國際法的制高點
      
      顯然,這就一如小布希在911之後、借“幾千條人命”的“巨大悲情”,沖著國際社會、拋出的那個“極其霸道之宣言”:要麼就是美國的朋友,要麼就是美國的敵人!
      
      不難看出,“整個事情”走下來,“美國決策層”顯然在借“這一重大事件”、試圖“重新爬上”國際道德、特別是國際法的制高點,製造出一種“911式不容他人說不”的“道德高壓氣氛”,通過“重新炮製”一個“不是美國的朋友,要麼就是美國的敵人”的“911式悲情氣場”,催促,準確地講、是同時用“實力(美國軍事、特別是金融實力)與道德(伊朗刺殺他國大使的行為如果坐實,伊朗當然會不容於國際社會)”的“高壓”,催促“方方面面”在“諸多重大國際問題”上、盡可能地“循著有利於美國利益的思路”進行“排列與組合”、也就是在至關重要的“伊朗問題”上“重新站隊”。
      
     ● 美國“公然不要”其“國家體面”、彰顯其更加被動
      
      第二,在“第一”的基礎上,特別是,從美國竟然弄出“伊朗策劃刺殺沙烏地阿拉伯駐美國大使”這一“荒唐劇本”、從而“公然不要”美國“國家體面”的情況來看,
    我們還認為,美國“旨在支配全球”的“全球既定戰略”也未因塞進幾根“巧實力”的槓桿就從全局被動中扭轉過來,
    不僅未扭轉,反而因“埃及之亂後續發展”的“脫稿運行”而更加被動。
      
     ● “美國利益”的確在不惜一切手段地、迫使歐盟、特別是中國最終做出“戰略誤判”
      
      而在之前的點評中,我們曾經以大量篇幅詳細論證了這樣一組結論,即:
      
      第一,我們認為,在“美國單邊主義(小布希主義)”隨著奧巴馬的上臺而換了一張“嘴臉(傾聽主義)”之後,美國“旨在支配全球”的“全球既定戰略”並未因抹上幾層“傾聽色彩”而有“實質性調整”!
      
      顯然,從奧巴馬不顧伊朗的“公開揭露”、悍然地“以美國最高行政官員”的身份、從“那張大嘴”今天正式吐出“伊朗必須為其策劃刺殺沙特駐美大使的陰謀付出代價,美國將對伊朗實施最嚴厲的制裁,並且不排除任何選項”….的強硬言論,從而為“中東版天安號事件”正式背書之後,任何稍有政治敏感度的人都會明白:美國“旨在支配全球”的“全球既定戰略”從來沒有因美國總統的換了“膚色”而有任何實質性改變。
      
      不僅沒有改變,且從美國以不同的方式、但性質卻一樣卑鄙的手段,連續策劃“天安號事件”、“伊朗刺殺沙烏地阿拉伯駐美大使”的“惡劣劇本”來看,如果僅僅站在“中、歐、美”的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美國利益”已經的確如我們所說,在不惜一切手段地、迫使歐盟、特別是中國最終做出“戰略誤判”。
      
    ● 再談“歐洲利益(歐洲國家利益與歐洲資本利益)”目前面臨的一個最大、且最緊迫問題
      
      在這裏,我們再次強調兩點:
      
      第一點,在我們的討論中,在這個問題上,如果站在中國利益的層面,
    那麼,對“歐盟利益”而言,它可能做出的“戰略誤判”,主要在於:
    歐盟或“實質性配合‘美國利益’、用天量的流動性、水淹南方經濟”,
    或向美國提供實質性南亞配合,與美國一道進行所謂“南亞破局”,從而“實質性地”與美國聯手,全面惡化“中國的外在安全環境”。
      
      而一旦歐盟最終做出“戰略誤判”、並令美國最終實現了“全面惡化中國外在安全環境”的戰略目的,則美國隨之期望中國也出現的“戰略調整”就是:中國或“為”避免自己的外在安全環境被全面惡化,或“因”無力承受自己的外在安全環境被全面惡化,而最終選擇接受“中美共管地球的G2模式”,從而令美國可挾“中美之合力”,迅速解決歐元(歐盟)問題。
      
      顯然,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說:一旦歐盟做出“戰略誤判”,且中國被迫進行上述“戰略調整”,也就等同于歐盟“自我啟動”了歐盟(歐元)的“快速瓦解進程”。
      
      也正因如此,“這個問題”恰恰是“歐洲利益(歐洲國家利益與歐洲資本利益)”目前面臨的一個最大、且最緊迫問題。
      
     ● “再談”中國如最終坐視美國有效擊穿敘利亞“止損點”而“不作為”、或者“不有效作為”,將導致“中國全球戰略”徹底崩塌
      
      第二點,在我們的討論中,在這個問題上,中國也要避免出現“重大的、不可逆轉戰略錯誤”,即:
      
      其一,如果僅僅在經濟、特別是金融層面去考慮問題,則比如,在“中、歐、美”之中率先進行不可逆轉的加息週期、繼而全面喪失貨幣特別是資本政策的自主權,最終實質性地‘自我滅活’中國的經濟活力;
      
      其二,如果我們在“綜合層面”去考慮問題,則比如,中國最終坐視美國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國際社會”之“大多數”的中東利益的“止損點”而“不作為”、或者“不有效作為”,從而導致“以中國經巴基斯坦至伊朗”的這一“戰略走廊”為支點的“中國全球戰略”徹底崩塌。
      
     ● 重溫“前三波排列與組合”的觀察結果,有助於更加清醒地觀察目前看似“變幻莫測”的國際局勢
      
      第三,我們也認為,自“國際局勢”以“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及“科索沃單方面宣佈獨立”為標誌,不可逆轉地進入“科索沃獨立後續發展階段”,並“如我們所預期地”依次經歷了、分別以“美、俄直接交手”與“歐、美直接交手”及“中、美直接交手”的“第一、二、三波排列與組合”,其“真實的歷程”已經為我們提供了“極其豐富的觀察結果”,來幫助我們更加清醒地觀察目前的局勢,也就是看似“變幻莫測”的“第四波排列與組合”。

      在占盡天時、地利與人和的情況下,美國利益何以仍然無法阻止次貸危機的“最終爆發”
      
      其一,美國次貸危機的“最終爆發”,意味著這樣一個事實,即:即便當時“美國絕對實力”特別是“相對實力”都處於顛峰狀態,即便是堪稱“美國史上最具鷹派色彩”、對外“強硬至極致”的“單邊主義政決策團隊”,即便策略性地通過“911”騙到了美國社會對“在外發動戰爭的極高支持度”、且騙到了世界輿論的高度同情,
    “美國利益”最終還是無法用像一、二次世界大戰那樣,通過“週邊(相對於美國本土)”的“非和平方式”、去解決“美國經濟結構上的問題”、或者美國社會結構問題、更或者美國制度層面的結構問題。
      
      顯然,以“911事件”為標誌,“美國利益”在占盡天時、地利與人和的情況下,仍然無法阻止美國次貸危機於2007年“最終爆發”,再加上期間“近乎7年的解決時間”,所有這些都已經充分證明了一點,那就是:
      
      在“大國層面(歐盟計算在內)”上,作為內部問題累積最為嚴重、社會矛盾最為尖銳的主要“政治經濟體”,由於“美國國家利益”想借“西方資本(美國資本)”之力去支配全球、從而可以犧牲“非美勢力”為代價、去解決它自身很難獨自解決的問題,因此,它事實上遭遇了“非美利益(主要是中歐俄、拉美國家、中東國家)”集體的、且是“實質性”的強烈反對。
      
     ● 曾經至剛至強的“小布希決策團隊”終於不得不做“非實質性、但卻非常重要的戰略調整”
      
      其二,而“美國單邊主義”試圖“在週邊”解決問題的戰略、在殘酷的現實面前撞得頭破血流、且美國次貸危機也終於2007年8月“風生水起”、慢慢“浮出水面”之後,2007年未至2008年初,此前還至剛至強之“美國利益”的“小布希決策團隊”終於不得不做“非實質性、但卻非常重要的戰略調整”。
      
      這種調整的“代表性事件”就是“科索沃單方面宣佈獨立”。
      
     ● “科索沃單方面宣佈獨立”是美國被迫向歐盟簽下的一份“投名狀”
      
      科索沃於2008年2月單方面宣佈獨立“表面”上是“歐、美利益”基於“中東利益”與“南亞利益”進行戰略交易的一個衍生品。
      而實際上,則是全局被動的“美國既定全球戰略”,一方面“即無法、也不甘心”割捨“中東核心利益(以犧牲以色列的方式推動中東和平進程、並就此成全‘歐盟利益’的中東地位)”,而另一方面又“想儘快拿到歐盟南亞實質性配合”,從而“簽下的”一份“向歐盟展現極大戰略合作誠意”的“投名狀”。
      
      顯然,“美國利益”簽下這份“投名狀”的意圖在於“先以空間換空間,再以空間換時間”,在於“繼續推進”其“既定的全球戰略”,在於繼續推進主要針對中國的“南亞破局”。
      
     ● “美國南亞政策”具有強烈的“連環性”
      
     而就如我們之前多次強調,“美國南亞政策”具有強烈的“連環性”,即:除了伺機發動“實質性破局”以全面破壞中國全球戰略的戰略空間、“先”將中國徹底堵截在中國境內、“再”利用“三獨框架”、結合所謂“徹底民主政治、完全自由經濟”等手段、將中國推入“瓦解進程”的險惡用心之外,
    它的另一功用,就是想用一種“最貼近真實”的“破局努力”,迫使中國妥協,從而好挾“中-美經濟之合力”,於“轉身間”一舉擊潰“自運行之日起”就不斷挑戰美元地位、不停蠶食美元市場份額的歐元,並伺機瓦解“直到今天仍在全力進行整合的歐盟”。
      
      顯然,在這個問題的“努力層面”上,也就衍生出所謂的“中-美共管地球的(G2/美中國)模式”,並出現了以美國總統奧巴馬、美國前政要布熱津斯基、基辛格等為“代表性說客”的“美國朝野聯合豪華推銷團”。
      
     ● 中、歐也將南亞與中亞(阿富汗)視為一個“連環劫”
      
      (直到一、兩年前才)洞悉這些的中國與歐盟,在應對上,即出於各自的核心利益、也出於雙方的全球共同利益,大體上,也是將南亞與中亞(阿富汗)視為一個“連環劫”,從而一方面努力維持著交織于伊核問題上的“中-歐-俄”戰略協調,一方面,彼此策應著將“大國間戰略利益主要交易平臺”從中國的重中之重–南亞方向、慢慢移向均遠離“中-歐-俄”的重中之重,卻獨獨聚集了美國核心利益的中東方向。
      
      顯然,在這個問題上也就出現了中國“不僅” (直到一、兩年前才開始)力拒“美國朝野聯合豪華推銷團”傾力兜售的“中美共管地球的(G2/美中國)模式”、且堅決奉行“扶弱(歐元)鋤強(美元)”的政策,與歐盟死活不願意向美提供“實質性南亞配合”、
    且與俄羅斯一道,積極策應中國發動的“東亞(東北亞、南海)、南亞問題全部都與美國在中東談”、從而形成了當前這種“一切重要問題都與美國在中東談”的、“中歐俄”輪番上陣、“輪番消遣”美國全球利益的局面。
      
      在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美國利益決策層”基於“美國資本利益(含Wikileaks維琪解密)”而不顧“美國國家利益”所策動的“埃及之亂”、及其“後續發展”不過是美國針對“一切重要問題都與美國在中東談”所展開的、旨在“以攻為守”的戰略反擊。
      
     ● 站在中國的角度看問題,美國的戰略反擊有兩個意圖
       如果僅站在中國的角度看問題,美國的戰略反擊有兩個意圖:
      
      第一個意圖,是沿“歐亞海上運輸線”全面破壞中國的外在安全環境,
    從而“仿效”中國針對美國的“一切重要問題都與美國在中東談”(注,這實際上就是出“圍魏救趙”),在南亞之“外”、繼續其“南亞政策”、也就是要麼迫使中國接受“中美共管地球的G2”,
    要麼,就將“歐亞運輸線之亂”導向專門針對東亞經濟、特別是中國經濟的“東亞、或者中國海上運輸線之亂”,從而伺機展開對東亞、特別是對中國的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
      
      而值得強調的是,至於“後者”,它“既”是我們常常提及的、“暗渡陳倉層面的(側重于經濟與金融攻擊)南亞破局”,“也”是日後“西方資本”伺機上演“巴基斯坦之亂、特別是印度之亂”的“準備工作”。
      
      第二個意圖,在展開“上述意圖”的基礎上,伺機將“大國間戰略利益主要交易平臺”從目前這種“均”遠離“中、歐、俄”的重中之重,卻獨獨聚集了美國核心利益的中東方向、再慢慢移回中國的重中之重–南亞方向,如果歐盟基於自己的一已私利、在美國的強大壓力下(歐洲債務危機)、其“全球政策”最終願意向“美國全球政策”提供“實質性配合”的話。
      
     ● 美國終於跟隨歐盟之後、雙雙跳入“坑”中的主要原因
      
      顯然,如果歐盟仍然不願意向美國提供“實質性配合”,那麼,美國用來威脅歐盟的手段就是:利用“美元本位制”的“剩餘價值”與“美國軍事力量”,將歐盟按在“利比亞之亂”這個“坑”中,並“持續加壓”歐洲債務危機,且伺機對歐盟(歐元)跨海(地中海)予以致命一擊。
      
      這也正是我們認為:隨著美國出爾反爾、最終決定向利比亞派出“大量”地面部隊、從而“表面上“是保護美國在利外交機構、人員的安全,但“實際上”卻是為“卡紮菲(格達費)勢力”提供“安全遮斷”,美國終於跟隨歐盟之後、雙雙跳入“坑”中的主要原因。
      
    ● “卡紮菲(格達費)勢力”的主要成員何以生不見人、死不見屍?
      
      如果從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我們就很容易明白:
    為什麼在利比亞這個樹沒幾棵、草沒有幾叢、到處是沙漠的不毛之地,“卡紮菲(格達費)勢力”的主要成員均是生不見人、死不見屍了。不僅如此,還能指揮“親卡武裝”繼續作戰。
      
      在此,如果歐盟、特別是今天的“利比亞執政當局”膽子足夠,在此就為其支一個招:
    包圍、甚至強行進入美國駐利比亞大使館、及其它外交機構、商業設施,或者、長時間地切斷“美國地面部隊駐地”與外界的聯繫,時間到了,一定會有意外的、重大收穫!
       然而,一旦如此,後果可要自負!我們可不為此承擔任何責任,道理很簡單:“大家可都是成年人”!。
      
     ● 一旦如此,也就意味著如今已雙雙落入“坑”中的“歐、美”,誰也甭想從利比亞這個坑中“安全地爬出來”
      
      至於後果,主要有兩個:
      
      第一,這種大膽行為本身就是一種“撕破臉皮”;
      
      第二,一旦歐、美以任何形式“撕破臉皮”,也就意味著“利比亞之亂”會立刻升格為“利比亞內戰”、直至“科索沃戰爭”的重新爆發,這也就意味著在利比亞這個曾經的“觀察點”、如今的“撕裂點”上,始於伊拉克戰爭就出現、且持續至今的“歐美大西洋裂縫”就被“徹底撕裂了”。
      
      而一旦如此,也就意味著如今已雙雙落入“坑”中的“歐、美”,誰也甭想從利比亞這個坑中“安全地爬出來”,
    對“歐盟利益(歐元)、美國利益(美元)”雙方而言,“死活”另說,但彼此間落個“斷胳膊少腿”、則是必然的!
      
     ● 一旦如此,作為聯盟也好(歐盟),國家也罷,“歐、美”之間也必然瓦解一個!
      
      事實上,局勢發展至今,自“美國利益”也決定步“歐洲利益”後塵、跳進利比亞這個“坑”中,從而令利比亞從“觀察點”立刻轉化為”撕裂點“之後,
    從“中、歐、俄、美”圍著“敘利亞”這個“止損點”的一連串表現來看,除非“矛盾雖可以調和、但卻很難調和”的“歐、美資本利益”之間的一方“甘心歸順對方、並為對方所驅使”,
    否則,在“矛盾雖可有效緩和、但不可調和”的歐、美國家利益”的“強大張力”下,利比亞這個“坑”最終必然埋葬“現代西方資本”中的“一支”,
    而一旦如此,作為聯盟也好(歐盟),國家也罷,“歐、美”之間也必然瓦解一個!
      
      在這個問題上,再次強調:
    “歐、美資本利益”之間的矛盾之所以“可以調和、但卻很難調和”,恰恰在於“歐、美國家利益”之間的“強大張力”,
    也在於“中、俄”的“挑撥離間”,
    還在於歐盟也“沉迷”於“一切都可與美國在中東談”的“新戰略遊戲”。
      
    ● 該決議案”分明是“美國擬定、之後、委託歐盟發佈”的!
      
      在這個層面上,如果我們去觀察“中、俄”聯手否決“那份‘據稱’是歐盟提出、美國支持.”的“聯合國譴責敘利亞決議案”,那麼,我們也就不難看出這樣幾絲隱晦、但卻極其強烈的信號:
      
      第一,什麼是“歐盟提出、美國支持”?
    從內容看,“該決議案”分明是“美國擬定、之後、花‘錢’、且是一大筆‘錢’、委託歐盟發佈”的!
      
     ● 除了落入“坑”中之外,“美國利益”基本上是一無所獲!
      
      根據我們的觀察,美國為了這個“委託”,那可是花了大價錢的!
    別的不說,僅以利比亞為例,從完全就是一群“烏合之眾”的“利比亞反對派”以令人吃驚的速度、迅速攻佔卡紮菲的大本營--的黎波里,
    到卡紮菲(格達費)勢力突然退出“公眾的視野”,
    再到“利比亞反對派”得到“中、俄”的承認,從而成為“利比亞執政當局”,
    最後,“美國利比亞政策”為了保留“埃及之亂”的“調整後劇本”不就此中斷,不得已讓地面部隊進入利比亞、正式跳進“坑”中,
    作為“旁觀者”,我們認為:“美國利比亞政策”對歐盟的“讓步”可謂巨大,
    但是,所有這一切的“努力與冒險”均被“中、俄”的否決給粉碎了,不僅如此,美國全球戰略還就此留下一個巨大的隱患:那就是,努力的代價付出了,但得到的結果卻是:除了落入“坑”中之外,基本上是一無所獲!
      
      因此,我們也就不難明白,為何作為“支持者”的美國卻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得“歇斯底里”般的“憤怒”,而作為“提出者”的歐盟,反倒是“譴責”兩聲了事了!
      
     ● 歐盟更多是在“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且對結果抱持一種“錢貨兩清”的態度!

      顯然,在這筆“一要問題都與美國在中東談”的交易中,歐盟更多是在“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且對結果抱持一種“錢貨兩清”的態度!
      
      值得強調的是,該決議案事先已經被大量修改,其中,許多文字、甚至是所謂的“提出者”歐盟出面,根據俄羅斯、特別是中國之“敘利亞政策的原則”進行的修改,因此,歐盟在“中、俄”這裏,事先也早就“有個交待”!而美國最終同意“大量修改版”,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在“中、歐、俄”之間打根楔子、並借此“尋找”曲解“中、俄”之“敘利亞政策”的餘地,也就是意圖尋找一個“突破點”。
      
     ● 歐盟自然是此輪角力的“最大收益者”
      
      因此,從“中、俄”斷然否決“按自己意見大量修改(排除了軍事解決項)”之後“文稿”的動作來看,自然是洞悉美國的企圖,因此,也就是不給美國這個機會。因此,作為“提出者”的歐盟自然是此輪角力的“最大收益者”。
      
     ● 正式完成了“新遊戲”的“第一輪”
      
      討論進行到這裏,我們也就不難看出,最重要的,在“中、俄”分別在歐盟的策應下,分別“階段性平息”了“東北亞(2010年3月美國自導自演自殘栽贓挑撥的天安號事件)、南海問題國際化”、及“階段性收穫”了烏克蘭利益之後,“中、俄”聯手否決決議案的結果,對歐盟而言,顯然不僅未傷及“中-歐-俄”的戰略協調(中、俄在不同場合分別再次強調支持歐元的穩定),還讓歐盟“階段性收穫”了一個“利比亞執政當局”。
      
      毫無疑問,中國率先出手的“一切重要問題都與美國在中東談”的“新戰略遊戲”,在此之前,就已經“菜過兩味(中、俄)”,至此,也就算是“酒至三巡(中歐俄)”、從而正式完成了“新遊戲”的“第一輪”。
      
    ● 儘管是已“酒至三巡”,但“中-歐-俄”本質上仍然是“階段性收穫”
      
      同樣毫無疑問的是,儘管是已“酒至三巡”,但“中-歐-俄”本質上仍然是“階段性收穫”,
    而從歐盟制裁敘利亞、特別是伊朗的“力度”上來看,特別是,從“中、緬”之間的關係因“緬甸民主”而出現某種裂痕,及中國13名公民在“這個時間點”在東南亞被慘忍殺害的情況來看,“該遊戲”還將“繼續遊戲”下去。
      
     ● 即便是在利比亞,“遊戲”還將“繼續”!更別提敘利亞這個“止損點”了
      
      而從烏克蘭前總理在“這個時間點”被判刑、但“判斷內容”令歐盟與俄羅斯“均不滿意”的情況來看,俄羅斯“階段性收穫”的“烏克蘭利益”也會有所反復,
    至於歐盟的“階段性收益”,從“親卡武裝”近日突然大舉反攻“利比亞執政當局”的“大跌眼鏡”來看,都是“再合乎邏輯”不過的了。
    顯然,即便是在利比亞,“遊戲”還將“繼續”!更別提敘利亞這個“止損點”了。
      
     ● 一道“至關重要”的“強烈信號”令“美國利益”感到“意外”、並受到沉重打擊
      
      因此,想強調的是:在很大程度上,歐盟“提出”該決議、及“該決議”最終被否決,都符合“中歐俄美”的“敘利亞政策”,
    但令“美國敘利亞政策”意外的是,儘管美國人打出一大堆牌(比如:美國參院準備通過人民幣匯率法案,對台軍售案),且按中國的意味做了修改,但中國依然與“必然出手否決”俄羅斯一道聯手投出了“否決票”。從而向“方方面面”發出一道“至關重要”的“強烈信號”。

      從本質上講,美國之所以以“歇斯底里”的方式去“憤怒”,恰恰在於這道“至關重要”的“強烈信號”令“美國利益”感到“意外”、並受到沉重打擊了。

     ● 中、俄聯手傳遞一束“最為明確”、且“不容他人有一絲一毫曲解餘地”的“明確信號”
      
      第二,“中、俄”何以聯手“否決”一份“已經被大量修改”的“譴責案”?
      
      對此首席就指出,這是為了向“方方面面”、特別是敘利亞與歐盟、『阿盟』傳遞“最為明確”、且“不容他人有一絲一毫曲解餘地”的“明確信號”,即:
      
      其一,不論“中、歐、俄、美”與『非盟』、『阿盟』等在“利比亞”這個“撕裂點”的“排列與組合”如何變化,“敘利亞”的確就是“國際社會”之中東共同利益的“止損點”;
      為此,在滿足“確保敘利亞國家安全不受外來勢力軍事、也包括政治顛覆”的“前提條件”之前,即便是“譴責”也不行!
      
      其二,在“其一”的基礎上,“中、俄”作為有能力對抗美國、甚至北約的“兩個主要軍事強國”,絕不允許“敘利亞”成為“利比亞第二”。如果有誰不信,可以試一試!
      
      其三,在“其二”的基礎上,如果有人一定要試,那就得準備面對中東的全面破局、甚至最暴力破局!
      
      而在這個問題上,特別是“伊朗跨越核門檻”的問題上,我們曾經多次強調,這是個“中、歐、俄”之“大多數”便可決定的事情。不論美國是否反對!
      
     ● 一旦……也就無所謂什麼“投鼠忌器”了
      
      其四,在“其三”的基礎上,如果“有人”不“全力阻止”美國在敘利亞問題上的冒險,
    那麼,“絕不允許”“敘利亞”成為“利比亞第二”的“國際社會”,也就無所謂什麼“投鼠忌器”了,
    也就是說,中東國家也好,海灣國家(如沙烏地阿拉伯)也罷,如果不與“國際社會”一道“全力維護”敘利亞這個“止損點”,反而試圖“借機”去打那個“什葉派與遜尼派、甚至庫爾德問題”的“小算盤”,
    那麼,中東的全面破局、甚至最暴力破局的後果是什麼,恐怕就得仔細掂量掂量!
      
     ● “混水摸魚”的招,誰都會玩、也都想玩,也都有能力玩!
      
      在這個問題上,想強調幾點:
      
      首先:“混水摸魚”的招,誰都會玩、也都想玩,也都有能力玩!
      
      其次:一旦“中、俄”也準備憑藉自己的實力、甚至攜帶『上合(組織)』之力去“攪混水、玩摸魚”,作為“魚(中東之亂)”的“所在地”──“中東國家”與“美元本位制”、更或者“西方資本(包括了歐洲資本利益)”,相對而言,其實並沒有“混水摸魚”的本錢。
      
    ●“穿鞋者”在那兒拼命鬧事,足見“新遊戲”下的中東局勢之“實質”
      
      誰都知道,建設與維持一個框架、比徹底摧毀一個框架、要困難得多!更何況,在中東這個地方,誰是穿鞋者、誰是光腳者,可謂一目了然!
      
      而眼下偏偏是“穿鞋者(美帝)”在那兒拼命鬧事,足見“新遊戲”下的中東局勢之“實質”。
      
     ● 美國決策層”必須正視的一種“可能性”
      
      最後,對“美國利益”而言,“中、俄”讓伊朗加入“上合”似乎還有“中-歐-俄伊核戰略協調”這一層因素而“有所顧慮”,
    但如果萬不得已,且又不必要“最暴力破局”,那麼,將“敘利亞”納入『上合(組織)』的保護之內,從“中、俄”聯手否決“決議案”的架式來看,恐怕也是“美國決策層”必須正視的“可能性”。
      
      顯然,一旦如此,國際社會進出加沙(Gaza)的“第三條通道”是不通也得通!
    一旦如此,“中、俄”也就正式“入主中東”,並以強力平衡“美-以”軍事力量的“平衡者”的形象出現。
      
      而一旦如此,美國中東安全框架的經濟支點--沙烏地阿拉伯,出於“美元本位制”不可靠性,也就會迸發出類似今天土耳其所表現出的“強大活力”。
    否則,在諸多“中東地方王”都將維護中東地區自身利益、阿拉伯利益、或者伊斯蘭利益的“爭先恐後”下,還敢緊跟美國的沙烏地阿拉伯其政權的存在就會立刻成為問題。
      
     ● 站在美國的角度,不論是中東的全面破局、還是最暴力破局,其後果都將是“不可控”的
      
      因此,站在美國的角度去考慮問題,不論是中東的全面破局、還是最暴力破局,只要“中、俄”聯手強行介入,其“後果”都將是“不可控”的。
      
      而對於許多中東國家、或者伊斯蘭國家而言,這種局面一旦形成反倒又是可以接受的,在這個問題上,在“尊王攘夷”下突然變得“活力四射”的土耳其,就是一個鮮活的例子!
      
     ● 在“尊王攘夷”下突然變得“活力四射”的土耳其,就是一個鮮活的例子!
      
      如果在這個層面去觀察“美國指責伊朗策劃暗殺沙烏地阿拉伯駐美大使”,且聲稱“要對伊朗實施最嚴厲制裁”、且“不排除任何選項(這當然包括軍事解決)”,而沙烏地阿拉伯卻“不吭聲”,
      
      顯然,“該指控”無論真、假,都將後果嚴重、且值得高度警惕。
    可以肯定的是,美國人在“捏造事實”,因此,在警惕什麼的問題上,自然是警惕美國人“此舉的真實意圖”是什麼?
      
      我們認為,如果結合敘利亞之前公開警告“將以自殺式襲擊報復西方的攻擊”,那麼,我們就不難強烈地感覺到:所有這些,似乎意味著“美國利益”準備在至關重要的敘利亞方向進行某種“重大行動”,
    至於這種“重大行動”是否導致敘利亞這個止損點被徹底擊穿,恐怕還需要觀察,因為,通過上面的討論我們已經可以看出,“美國利益”目前雖有徹底擊穿該止損點的“強烈動機”,但卻沒有相應的“戰略資源”以掌控“徹底擊穿”之後的局面。
      
      因此,我們認為,即便果真有某種“重大行動”,也是一種“伴隨攻擊的測試計畫”,且“測試”的因素居多。
      
      但就如我們之前所說,如果“國際社會”不能及時“強硬反擊”,則這種原本“測試”因素居多的“伴隨攻擊的測試計畫”,將立刻轉換為“攻擊居多”的“攻擊計畫”,且中國、俄羅斯等國際社會很難事後補救,即便能補救,付出的戰略代價也會較“在第一時間就及時強硬反擊”來得更加高昂。
      
     ● “國際社會”有必要做好“及時強硬反擊”的“一切準備工作”、準備好“以亂對亂”,
      
      因此,我們強烈建議:“國際社會”有必要做好“及時強硬反擊”的“一切準備工作”、以“準備好”在“第一時間”就可做出包括、政治、經濟(金融)、特別是軍事層面的“強硬反擊”,準備好“以亂對亂”、“以亂制亂”、及“亂中取勝”,從而迫使“美國利益”知難而退!
      
    ● 許多國家都在搶時間、以上下其手、“多方通吃”
      
      如果我們在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
    在美國“公然警告”巴基斯坦之餘,
    近期來集中爆發的中國13名公民在泰國遇害、
    印度、緬甸、越南的外交突然活躍、
    日本積極插手南海問題,
    特別是歐盟(德國)也開始回到越南,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顯然,“這些周邊”國家似乎也看清楚了“中東局勢”的詭秘與危險、或者不可預測。
      
      因此,也在搶時間、以上下其手、“多方通吃”。不僅如此,由於時間太急,在“吃相”上還顯得極其難看。
      
     ● 越南著眼於將自己從“中國視軍事打擊越南作為攻取南海‘錦州’之‘點’的‘危險性’”解脫出來的“靈活一著”。
      
      “吃相”最為難看的是印度與越南。
    以越南為例,一方面,越南國家主席訪印,並與印度一邊頂著中國的警告、簽了一份註定不會實質性兌現的“南海開發資源協議”,
    另一方面,越南執政黨主席卻訪華,並與中國簽了一份旨在“雙邊解決南海爭端”的“雙邊協議”,並引發“強調南海問題應多邊解決的菲律賓(實際上是美國)”的強烈不滿。
      
      從越南的情況我們不難看出,越南與中國簽的這份旨在“雙邊解決南海爭端”的“雙邊協議”,根本就是在打自己、也在打剛剛跑到美國去商量南海問題的“東盟”的臉,
    但在“前段中國軍事高壓”下“明白了自己處境”的越南,此次雖然吃相難看,但卻是著眼於將自己從“中國視軍事打擊越南作為攻取南海‘錦州’之‘點’的‘危險性’”解脫出來的“靈活一著”。
      
     ● 美國所給予期望的“南海問題國際化”在越南這個“關鍵點”上提前“漏風”了
      
      由此,我們也不難看出,美國所給予期望的“南海問題國際化”在越南這個“關鍵點”上,就提前“漏風”了。
      
      既然越南如此,那麼,近來積極插手越南、緬甸的印度,其“可用性”又有幾何?更何況,在兩波孟買襲擊案中均能保持冷靜、且一次比一次冷靜的印度,自己就在一邊增兵中、印邊境,但一邊也在開始用人民幣結算。其“吃相”也好看不到哪兒去!
      
      還有那個滿世界叫喊著要插手南海的日本,它的首相不也一邊強烈要求與中國建立軍事熱線、以防止意外衝突,一邊還在“試探著”訪華的話題嗎?
      
     ● 不僅是中國、俄羅斯也已然準備在“中東大亂”
      
      從本質上講,只要“怕打的”越南最終願意與中國在雙邊框架內解決南海問題,那麼,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已經在準備“浴火重生”的中國經濟、在南海方向以自己的綜合實力、實現“錦州效應”、繼而在確保“中國最低限度內迴圈”的問題上,就會容易得多、且高效得多。
      
      在此前景下,美國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也好,“國際社會”強烈進行反擊也罷,總之,從俄羅斯總理訪華成果,且雙方簽定一大堆“意在中東大亂派上用場”的“中俄能源協定”的情況來看,不僅是中國、俄羅斯也已然準備在“中東大亂”。
      
      值得強調的是,一旦歐盟在“中、俄”的“實質性支持”下搞掂“利比亞之亂”,則歐盟也就為“中東大亂”準備好了“新的能源供應基地”。
    防止歐盟得到這塊近在咫尺的“能源基地”、繼而與“中、俄”合流,特別是以“一個穩定、親歐的利比亞”作為“科索沃問題”的一個戰略屏障,這也正是“美國利益”寧願食言、向利比亞派出地面部隊、從而想也不想就跳“坑”的原因之所在。
      
    ● 中國已然準備在“中東大亂”去摸一條大魚
      
      而站在中國的立場去觀察,中國已然準備在“中東大亂”、歐盟、特別是美國社會大亂的“這趟混水”中、去摸一條大魚、
    即:“美元本位制”因中東大亂而轟然倒塌、歐元也因歐盟社會持續動盪而不穩,從而令人民幣橫空出世的“大魚”。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再次強調,一個不能自由浮動、並實行資本管制的人民幣,依託中國的政治穩定與強大的軍事實力、及龐大的商品吞吐能力、特別是製造能力,在“全球經濟大亂”甚至“政治大亂”的情況下,反將會最具有“結算”上的優勢—那就是“穩定”與“實用”。

      而一旦天下大亂,至少在東亞這一塊,能買到足夠生產與生活資料,且能安全運回國的,恐怕就是人民幣了。
      
     ● 就目前而言,“佔領華爾街”的原因並不簡單
      
      值得強調的是,儘管我們很早就相信“歐盟、特別是美國一定會發生類似埃及之亂”的情況,但就目前而言,“佔領華爾街”的原因、或者美國統治層“刻意寬容”該運動的原因並不簡單。
      
      一方面,這是“美國利益”在“美國國家利益與美國資本利益”的撕扯下、不知所措的直接結果。
      這一點,從美國總統、紐約市長、美國資本的代表、美國議員均一定程度支持“佔領華爾街”的情況中就可以看出。
      
      當然,這裏面也有即將到來的“選舉”因素。但這不是主要的!
      
      可真實的邏輯就是,如果它們果真“真心支持”,那麼,恐怕“佔領華爾街”的者早就佔領了整個美國。可問題偏偏不是這樣的,這也說明,問題不是那麼簡單的。
      
     ● 一個“冒險嘗試”
      
      作為“佔領華爾街”的另一面,這也是“美國利益”意圖通過“可控”的“佔領華爾街”、去促發“佔領倫敦、直至佔領巴黎、柏林、(米蘭)”等一系列不可控行動、以強行緩和“不可調和、但可有效緩和的歐、美國家利益之間的矛盾”、強行調和“很難調和的歐、美資本利益之間矛盾”的一個“冒險嘗試”,
    一旦成功,“歐、美利益”就會拿“伊朗謀殺沙烏地阿拉伯駐美大使”說事兒,一步到位地“對伊朗實施最嚴厲制裁”、
    甚至“敘利亞”這個“止損點”是否有必要擊穿都不用管了。
      
    ● 這一點,大家必須認清!
      
      而一如我們多次強調,所謂“對伊朗實施最嚴厲制裁”,就是“對中國實施最嚴厲制裁”,也就是“暗渡陳倉層面的南亞破局”。
      
      如果僅在中國利益的層面去考慮問題,那麼,“對伊朗實施最嚴厲制裁”才是美國利益策劃敘利亞之亂的根本用心。
      
      至於(美國資本)策劃“埃及之亂”的根本用心、則是“在南亞之外的方向”去謀求“暗渡陳倉層面的南亞破局”。
    這一點,大家必須認清!
      
     ● “歐、美”中的至少一家,一定會在這場“不可控”的運動中倒下來
      
      另外,從發展上看,一旦“中東大亂”,導致“歐亞海上運輸線大亂”,而“非美勢力”也回報一個“全球海上運輸線大亂”,
    則目前“(美國國家背後操控的)可控”的“佔領華爾街”在全球經濟全面衰退之下、就極可能發展為“不可控”的“全球反對資本主義運動”,而“歐、美”中的至少一家,一定會在這場“不可控”的運動中倒下來。
      
     ● 一種“不小的可能性”
      
      而作為一種“不小的可能性”,我們認為,一旦“歐、美經濟、社會陷入全面混亂”,且假如期間歐元、或者美元始終存在,那麼,人民幣是有可能成為“不相上下的歐元與美元之間”、“相互確定”幣值的“錨貨幣”、從而“直接標價”歐元與美元的幣值。

      而這,就是我們之前多次所說的:人民幣將以教科書都沒有的方式進行國際化中的一種。
      
    ● 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
      
      也正是如此,我們認為,如果歐盟決意與美國聯手“量化寬鬆(債務數位貨幣化)”、從而計畫先“水淹南方”再對中國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
    那麼,在經濟特別是金融層面上,中國完全可以通過人民幣帶領東亞貨幣、或選擇美元、或選擇歐元進行大幅度貶值,全面打亂“更多是競爭關係的歐、美經濟”之間的“經濟運行成本”、全面衝擊歐、美之間的、旨在“水淹南方”的“經濟與金融協調”,再結合政治與軍事上引爆的中東全面破局、甚至世界全面破局,讓目前仍然可控的“佔領華爾街”進一步激化成“不可控的佔領華盛頓、佔領倫敦、柏林等”,從而側證一條真理,那就是: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
      
      在這個問題上,美國決策者應該知道的教訓就是:“美國利益決策者”之前“基於美國資本利益”而策劃的“埃及之亂”之“後續發展”已然脫稿,
    此次“基於美國國家利益”而“刻意寬容”的“佔領華爾街”,就沒有“脫稿”的那一天嗎?如果加上“外部力量”、特別是“網路”的努力呢?
      
      不過,討論進行到這裏,我們也不能不客觀地說一句,之前的,美國拿網路安全說事、著手管制網路的這一手,恐怕就是想對“佔領華爾街”、特別是“佔領巴黎、柏林”的“即用之也防之”的“未雨綢繆”!
      
      而在“網路”的問題上,最近的“淘寶”事件就值得警惕,在我們看來,對那種“境外勢力相”、以類似的方式、不惜代價、利用手中“控股”、但根本“不計成本”的“政治資本”的力量,意圖推高中國經濟運行成本,從而在中國製造混亂的可能性,有關方面要高度警惕才是!

    《東方時事》2011.10.17


  14. 2011/11/14 於 13:09 patchpieces

    《America’s New World Order Agenda》

    by Stephen Lendman
    2011-11-13

    New world order strategy dictates major global economic, political, and military policies. Nothing happens accidentally.

    Events are manipulated. At issue is world dominance. America, Israel, and key NATO nations are partnered to achieve it.

    Wars, economic disruption, financial terrorism, and other upheavals play out in real time. Grand schemes lie behind them.

    Today’s economic crisis wasn’t happenstance. It was well planned, willful policy to transfer unprecedented wealth to private hands.

    Super-rich crooks got richer. Social inequalities deepened. Unmanageable debt levels skyrocketed. “Bailouts" metaphorically mean grand theft. Unknown trillions of dollars, euros and pounds vanished to secret accounts and offshore tax havens.

    Currencies are being debased. Crisis conditions worsen. At issue is subverting democracy, ending social justice, and consolidating global power in private hands.

    Political analyst Peter Eyre calls it “a well orchestrated master plan to swindle trillions of taxpayer dollars from so many countries."

    Pumping them into bank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lets them game the system advantageously. “Are you starting to get the picture?"

    “In a nutshell, the elite ‘New World Order’ (rulers) got into bed with the banking and financial sectors, who then got into bed with the governments of the world, who then got into bed with senior political figures, who then told us, the taxpayers, that all your money will now have to be used to bail them out or face economic collapse."

    It’s a con, a scam to loot wealth from nations and households. Anyone facing default gets in trouble. Individual borrowers have their assets seized by creditors. Governments have to deal with the loan shark of last resort – the IMF.

    Its terms require privatizing public enterprises, mass layoffs, deregulation, deep social spending cuts, wage freezes or cuts, unrestricted access for Western corporations, corporate-friendly tax cuts, increases for working people, undermining trade unionism, and enforcing harsh repression against those who balk.

    In sum, its financial terrorism, New World Order tyranny, waging war on nations and humanity for profit and power.

    According to Eyre:
    “It boggles the mind that a system so vulnerable to manipulation would ever have come into existence in the first place."

    It wasn’t by accident or from Adam Smith’s invisible hand. Since the 19th century, it was engineered by Rothschilds, Rockefellers, and other visible ones in league with complicit politicians to the highest levels.

    Eyre ended his commentary, saying “Stay tuned for more grime and slime."

    War as an Instrument of Control

    Wars play an integral role. On September 11, 1990, preparing America for Operation Desert Storm, GHW Bush told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that war on Iraq presented “a rare opportunity to move toward an historic period of cooperation. Out of these troubled times….a New World Order can emerge."

    McAlvany Intelligence Advisory defines it as follows:

    “A supranational authority to regulate world commerce and industry;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that would control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oil; an international currency that would replace the dollar (and other major currencies); a world development fund that would make funds available to free and communist nations alike; (and) an international police force to enforce the edicts of the New World Order."

    A briefer definition is tyrannical money power in private hands. Dictating global policies, what it says goes. Major bank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all the shots. Political leaders genuflect and obey, including when to wage wars against what enemies.

    On September 21, 1992, GHW Bush told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that multinational troops would become a New World Order army, saying:
    “Nations should develop and train military units for possible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America’s permanent war agenda wasn’t explained. Neither was using “peacekeepers" as imperial occupiers.

    Post-9/11, Dick Cheney warned of wars that won’t end in our lifetime. Former CIA Director James Woolsey said America “is engaged in World War IV, and it could continue for years….This fourth world war, I think, will last considerably longer than either World Wars I or II did for us."

    In its 2006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QDR), Pentagon commanders called it the “long war." In fact, throughout US history, America waged continual wars at home and abroad.

    Obama is Washington’s latest warrior president. Earlier ones included Washington, Madison, Jackson, Lincoln, T. Roosevelt, Wilson, F. Roosevelt, Truman, Johnson, Nixon, Reagan, GHW Bush, Clinton, and GW Bush.

    America glorifies wars in the name of peace. The business of America is war and grand theft. One nation after another is pillaged. Libya was the latest. Are Syria and Iran next?

    At issue is consolidating wealth and power, subverting democratic freedoms, and achieving unchallenged global dominance through financial manipulation and brute force.

    War Is a Racket Based on Lies

    General Smedley Butler’s 1935 book titled, “War is a Racket" followed his 1933 speech on the same theme. In it he said:
    “I spent thirty-three years and four months in active military service as (a Marine). I served in all commissioned ranks from Second Lieutenant to Major-General. And during that period, I spent most of my time being a high class muscle-man for Big Business, for Wall Street and for the Bankers. In short, I was a racketeer, a gangster for capitalism."

    “I helped make Mexico….safe for American oil interests in 1914. I helped make Haiti and Cuba a decent place for the National City Bank boys to collect revenues in. I helped in the raping of half a dozen Central American republics for the benefit of Wall Street."

    “The record of racketeering is long. I helped purify Nicaragua for the international banking house of Brown Brothers in 1909 – 1912. I brought light to the Dominican Republic for American sugar interests in 1916. In China, I helped to see to it that Standard Oil went its way unmolested."

    “During those years, I had, as the boys in the back room would say, a swell racket. Looking back at it, I feel that I could have given Al Capone a few hints. The best he could do was operate his racket in three districts. I operated on three continents."

    America’s global empire stretches everywhere. Super-weapons Butler couldn’t have imagined enforce it. By going public, he was an American hero. Who in today’s military can match him? Who’d dare try?

    Cowards waged war on Libya. On November 10, NSNBC said Libyans haven’t enough basic foods to survive. “Tens of thousands of small businesses were destroyed." People can’t support their families.

    Public anger rages against NATO. Libya’s a “powder keg ready to explode at any time." Suspected Gaffafi loyalists are arrested and tortured daily.

    Libyan-style democracy includes “murder(ing), tortur(ing), and imprison(ing)" anti-Nato resisters. Foreign occupiers from Qatar, UAE, and other nations are instructed to terrorize Libyans to submit.

    Nonetheless, resistance continues. Fighting rages across Libya. Everyone has weapons. Gaddafi wisely armed millions. By restricting enough supplies, NATO made food a weapon of war.

    Washington, Britain, France, and belligerent partners also transformed Africa’s most developed country into its least. For many, getting enough life sustaining essentials requires fighting for them. Libya metaphorically symbolizes New World Order tyranny. Perhaps Syria and Iran ARE next.

    Last March, Syria’s externally generated uprisings began. Despite legitimate grievances, Washington orchestrated change there like elsewhere in the region.

    It’s part of its imperial “New World Order/New Middle East" project to control North Africa, the Middle East and Central Asia to Russia’s borders.

    For over a decade, planned regime change targeted Iraq, Afghanistan, Lebanon, Iran, Somalia, Sudan, Libya, Syria, and other global countries.

    Libya’s model was test marketed and readied for future aggression. Targets are selected well in advance.

    IAEA’s fabricated Iranian report may ignite what’s planned next. On November 12, Haaretz headlined, “US demands Iran respond to IAEA report within days," saying:

    Attending a Pacific Rim summit, Hillary Clinton issued demands, saying:

    “Iran has a long history of deception and denial regarding its nuclear program and in the coming days we expect Iran to answer the serious questions raised by this report."

    “The US will continue to consult closely with out allies on the next steps we take to increase pressure on Iran."

    Clinton, Obama and other top US officials are inveterate liars and war criminals. America thrives on “deception and denial," raging lawlessly on a global scale.

    Iran threatens no one. Its nuclear program is peaceful and nonmilitary. No evidence disproves it. Saying so is false.

    Kazem Gharib-Abadi, Iran’s permanent Executive Council representative to the Organization for the Prohibition of Chemical Weapons (OPCW) told Press TV:
    “The recent IAEA report is a historic and international mistake which has endangered the agency’s credit, and is based on political provocation and false claims made up of fabricated US (and Israeli) information."

    Iran dismissed the report as “unbalanced, unprofessional and prepared with political motivation and under political pressure by mostly the United States."

    Independent experts agree. It lacks credibility. America’s intelligence established refuted it last March. IAEA’s information predates 2003.

    It’s worthless, but could ignite war if Washington plans it with Israel and other willing NATO partners. Stay tuned. Further updates will follow.

    http://sjlendman.blogspot.com/

    =========================================
    《Big Lies Launch Wars》

    by Stephen Lendman
    2011-11-12

    In “The Art of War," Sun Tzu said “All war is based on deception."

    What worked in ancient times more than ever applies now, given instant ways of communicating globally and super-weapons Washington and Israel threaten to use like hand grenades.

    In “Doctor Faustus", Christopher Marlowe mentioned “the face that launched a thousand ships." He referred to Helen of Troy (formerly of Sparta).

    To win her back, Greeks launched 1,000 warships. According to Greek mythology, the Trojan War followed.

    Homer’s Odyssey and Iliad recounted it. So did Roman poets Virgil and Ovid. Homer said it lasted 10 years. Mythological goddess quarrels started it.

    Real, mythological, or fabricated reasons work equally well. Then it was Athena and Hera v. Aphrodite. Today it’s “war on terror" fear tactics.

    Near its end, Greeks entered Troy in a Trojan Horse. America’s perhaps was 9/11. Both were duplicitous acts used to ravage targeted enemies.

    The expression, “beware of Greeks bearing gifts" originated from back then. According to Homer and other Greek literature, they burned the city, captured Trojan women, rescued Helen, and returned her to Menelaus, her husband.

    Fear, misinformation, and deceit work best enlisting popular support, whether in ancient China, Greece or modern times. Television today supplies it.

    From its earliest days, it lied, distracted, entertained, and provided a platform for corporate America to control thought, manipulate public opinion, and sell people junk they don’t need.

    In a June 1950 commencement speech, Boston University President Daniel Marsh said, “If the (television) craze continues….we are destined to have a nation of morons."

    In May 1961, Kennedy’s FCC chairman Newton Minow called commercial television a “vast wasteland." He suggested watching it for a day “without a book, without a magazine, without a newspaper," with no distractions.

    “Keep your eyes glued to that set until the station signs off" as it once did before 24 broadcasting. “I can assure you that what you will observe is a vast wasteland, (a) procession of game shows, (nonsensical) formula comedies….blood and thunder, mayhem, violence, sadism, murder, western bad men, western good men, private eyes, gangsters, more violence, and cartoons."

    “And endless commercials – many screaming, cajoling, and offending….And if you think I exaggerate….try it."

    Try it now. It’s the same on hundreds of channels round the clock ad nauseam.

    Communication theorist/media critic George Gerbner once said television has nothing to tell and everything to sell.

    In his book,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Neil Postman said “Americans are the most entertained and least informed people in the world," knowing little or nothing about what matters most.

    Famed comedian Ernie Kovacs once said television is called a medium because it’s neither rare or well done.

    Because most people rely on it for news and information, a nation of “morons" lets America get away with murder.

    America’s Permanent War Agenda

    In his book titled, “Perpetual War for Perpetual Peace," Gore Vidal said:

    “our rulers 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have made sure that we are never to be told the truth about anything that our government has done to other people, not to mention our own."

    In his book titled, “Dreaming War," he compared GW Bush’s imperial ambitions to WW II and subsequent Truman Doctrine pledge:

    “To support free peoples who are resisting attempted subjugation by armed minorities or by outside pressures."

    At issue was keeping Greece and Turkey from going communist. Applied globally, it initiated America’s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strategy.

    Ever since, it lurched from one war to another to benefit war profiteers and advance America’s imperium, no matter the body count to achieve both.

    In his 1953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revisionist essays titled, “Perpetual War for Perpetual Peace: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Foreign Policy of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and It’s Aftermath," Harry Elmer Barnes wrote:

    “If trends continue as they have during the last fifteen years, we shall soon reach (the) point of no return, and can only anticipate interminable wars, disguised as noble gestures for peace."

    “Such an era could only culminate in a third world war which might well, as Arnold J. Toynbee has suggested, leave only the pygmies in remote jungles, or even the apes and ants, to carry on ‘the cultural traditions’ of mankind."

    Deception, misinformation, popular fiction, and Big Lies launch wars – all of them. Television today incites them. Earlier times, however had other ways to enlist public support or at least avoid opposition enough to stop them.

    Historian Gabriel Kolko explained nothing good about “the good war," WW II, or any others. None achieve peac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ne conflict begets others. Endless destructive cycles follow. Countless millions die. Vast destruction ravages countries. Human misery, not liberation, results.

    Since the 19th century, imperial wars shaped American life. Waging them is prioritized. Technological expertise produces killing machines. Industrial America suffered.

    Human needs go unmet, today more than ever in modern times. State capitalism partners with business waging war. Uneducated, disadvantaged, impoverished, disconnected, restless, angry millions get left on their own sink or swim.

    Others go to war to get killed, injured, maimed, or emotionally scared for life with nothing in return benefitting them.

    In his January 1961 farewell address, Dwight Eisenhower warned about: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citing the “grave implications" of a “coalition of the military and industrialists who profit by manufacturing arms and selling them to the government."

    He said “we must guard against the acquisition of unwarranted influence….by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The potential for the disastrous rise of misplaced power exists and will persist."

    He added that:
    “Every gun that is made, every war ship launched, every rocket fired signifies, in the final sense, a theft from those who hunger and are not fed, from those who are cold and not clothed…."

    Today, dominant “iron triangle" authority runs America’s war machine. With sitting presidents, it consists of Congress, the Pentagon, and defense industry profiteers, including producers of sophisticated technology for digital age warfare Eisenhower couldn’t have imagined.

    In combination, they addicted the nation to war, not for threats. It’s for power and profits. Why else would war be America’s business!

    In his book titled, “JFK and the Unspeakable: Why He Died and Why It Matters," James Douglas discussed many reasons. Key was his opposition to force.

    After the Joint Chiefs demanded troops for Laos, he told Geneva Conference representative Averell Harriman:
    “Did you understand? I want a negotiated settlement in Laos. I don’t want to put troops in."

    He opposed nuclear weapons use in Berlin and Southeast Asia. During the 1962 Cuban missile crisis, he refused to bomb or invade. Afterwards he said, “I never had the slightest intention of doing so."

    In June 1963 (a few months before his assassination), he called for abolishing nuclear weapons, ending the Cold War, and advancing “general and complete disarmament."

    In October 1963, he signed National Security Action Memorandum (NSAM) 263 to withdraw 1,000 US forces from Vietnam by year end and all of them by 1965.

    He wanted “to splinter the CIA in a thousand pieces and scatter it to the winds."

    Before Gaza, the West Bank and East Jerusalem were occupied, he supported UN Resolution 194, authorizing diaspora Palestinians’ right of return they never got.

    He wanted the American Zionist Council (AIPAC’s original name) registered as a foreign agent. He opposed Israel’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He wanted peace, not conflicts. It cost him his life. Future presidents got the message. The rest, as they say, is history.

    Canadian Law Professor Michael Mandel explained imperial America’s lawlessness in his 2004 book titled, “How America Gets Away with Murder: Illegal Wars, Collateral Damage,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He discussed Justice Robert’s Jackson’s Nuremberg “supreme crime" declaration. It’s more than ever relevant given America’s out-of-control belligerence, ravaging the world one country at a time or in multiples.

    At Nuremberg, Jackson said:

    “To initiate a war of aggression….is not only an international crimes; it is the supreme international crimes differing only from the other war crimes in that it contains within itself the accumulated evil of the whole."

    In 1950, the Nuremberg Tribunal defined crimes against peace as:
    “(i) Planning, preparation, initiation or waging of a war of aggression or a war in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eaties, agreements or assurances; (and)

    (ii) Participation in a common plan or conspiracy for the accomplishment of any of the acts mentioned under (i)."

    After WW I, Kellogg-Briand in 1928 renounced aggressive war, prohibiting its use as “an instrument of national policy," except in self-defense.

    Sixty-three nations were signatories, including America, Britain, France, Germany, Italy, Soviet Russia, and Japan. The US Senate approved the treaty 85 – 1. Like Nuremberg, it’s binding international law.

    Washington’s war machine hardly slowed. WW II followed as well as perpetual others thereafter. Even then, the business of America was war. It’s more than ever that today.

    Its “scourge" wants power, profits and unchallenged dominance. Today, America wages it globally against humanity. International law is defied. So is morality and common sense.

    International peace, security, stability, equity, justice, and freedom are non-starters. Only war spoils matter, including benefits derived from them in all forms.

    Since WW II, America, its NATO partners and Israel waged regular aggressive wars. Millions of noncombatant civilians perished. Appalling human suffering resulted.

    Washington’s imperial war machine is today’s greatest threat, ravaging the world one country at a time. Congressional authority was abdicated. Presidents can act on their own.

    In September 2001, Congress approved the Authorization for Use of Military Force (AUMF) for “the use of United States Armed Forces against those responsible for the recent attacks launched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War on terror" authority accelerated permanent wars. Presidents now wage them at their discretion.

    Where it all ends, who knows. No one’s able to stop them. Short of finding a way, free societies, planet earth and humanity hang in the balance. Even risks that great are ign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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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r of Words on Iran》

    by Stephen Lendman
    2011-11-11

    Provocative rhetoric followed release of the IAEA report on Iran’s nuclear program, despite baseless allegations in it.

    In October 2009, the Agency leaked a document titled “Possible Dimensions of Iran’s Nuclear Program" to the New York Times. At issue was circumventing then IAEA head Mohamed ElBaradei. Allegations in it were spurious. As a result, he wouldn’t touch it.

    Two months later Yukiuya Amano replaced him. IAEA was politicized. In December 2010, the London Guardian published a leaked US embassy cable saying he’s “director general of all states, but in agreement with us." Its title was: “Amano ready for prime time."

    A November 2010 Guardian article headlined, “Nuclear Wikileaks: Cables show cosy US relationship with (new) IAEA chief."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 Geoffrey Pyatt was quoted, saying:

    Amano will “overcome bureaucratic inertia (and) modernize Agency operations…." He’s “solidly in the US court on every key strategic decision, from high-level personnel appointments to the handling of Iran’s alleged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In other words, he’s there to salute and obey orders, not be nonpolitical and impartial. He hasn’t disappointed.

    America’s media jumped on his new report, again suggesting “possible military dimensions to Iran’s nuclear program" with no evidence whatever proving it. Nonetheless, US, Israeli and UK belligerents bellowed it. So far, nothing’s gone beyond rhetorical saber rattling.

    Whether or not war’s planned isn’t known. Cooler heads in high places know the risk. Minimally it could engulf the entire region disastrously. Worse would be general war, possibly involving Russia and China.

    Once something starts, anything’s possible, even unthinkably using of nuclear weapons to destroy underground facilities. Doing so would risk many thousands of lives and widespread radiation contamination.

    Guardian writer Julian Borger headlined, “The IAEA report: what does it mean and will it lead to war with Iran?" saying:
    “There is nothing in the report that was not previously known by the major powers. The West and Israel (supplied information on alleged) weapons development…."

    “Furthermore, the bulk of the report is historical," pre-2003. Clearly it shows Iran’s not “rac(ing) to a bomb."

    “Obama….has no stomach nor money for another war, and (Pentagon) generals insist that every way they game the scenarios, America comes out the loser.”

    Former IAEA inspector/later department director Robert Kelly called Amano’s report “very thin," a “real mish-mash," including “amateurish analysis…I thought there would be a lot more there….It’s certainly old news. It’s really quite stunning how little new information is in there."

    In 2005, Kelly examined Amano’s original documents. Gotten from a mysterious laptop, they alleged a so-called “green salt project" to provide clandestine uranium, high-explosives testing, and reengineering a Shahab-3 missile to carry a nuclear warhead.

    From them, Kelly discounted possible Iranian military applications, suggesting documents were forged, saying:
    “There is nothing to tell that those documents are real. My sense when I went through (them) years ago was that there was possibly a lot of stuff in there that was genuine, (but) it was a kind of junk."

    The little high quality material in them amounted to “two or three pages that wasn’t related to anything else in the package. It was on a different topic, and you just wondered" whether fake evidence was planted.

    He recalled 1993 and 1994 when the IAEA got “very complex forgeries" on an alleged Iraq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Those documents had markings on them (to) resemble Iraqi (ones), but when we dug into them they were clearly forgeries."

    In 2002, Kelly said the IAEA got “pretty bad" Italian forgeries on Iraq’s alleged Niger nuclear links. That was then. War resulted. Now perhaps Iran’s targeted unjustifiably.

    Shannon Kile,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Nuclear Weapons Project head, said:

    Iran “doesn’t seem to have the same North Korea-like obsession with 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s. That’s nowhere to be found in the (IAEA) evidence."

    “Yes, Iran is making progress. They’ve covered the waterfront in terms of the main technical areas that you need to develop a nuclear weapon. But there is no evidence they have a dedicated program under way."

    Nonetheless,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Wayne Madsen sees “War Clouds Form(ing) over Iran," saying:
    “Israel’s strategy is to make certain that its plans to attack Iran’s nuclear facilities and, perhaps other targets, meet no opposition from (US) diplomatic circles…."

    As a result, “Asian nations want to freeze the United States out of interference in Asia." Worrisome signs include Israel’s “open secret ally, Saudi Arabia," appointing former Egyptian intelligence head Omar Suleiman advisor to Crown Prince Nayef bin Abdul Aziz al-Saud.

    Washington’s increasing its presence in Kuwait, Bahrain, Qatar, UAE, Oman and perhaps elsewhere in the region. New CIA and Pentagon Predator drone bases were established in Djibouti, Seychelles, Ethiopia, and reportedly Saudi Arabia. More are planned.

    Obama’s “under tremendous (Israeli Lobby) pressure (to) support an Israeli military strike on Iran…." Doing so would involve Washington and perhaps other NATO partners. To assure pro-Israeli voter support, Obama would have to go along.

    Given the potential for war, Russia, China, their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member states, India, Turkey, and other regional nations show justifiable alarm.

    On November 10, Israel National News headlined, “Report: Israel Preparing ‘Christmas Surprise’ for Iran," saying:

    Britain’s Daily Mail said Israel may attack “Iran’s nuclear facilities….as soon as December 25…." An unnamed senior Foreign Office official said, “We’re expecting something as early as Christmas," or very early in the new year."

    Foreign Secretary William Hague said the IAEA report “completely discredits" Iran’s nonmilitary dimension claim.

    Israel Defense Minister Ehud Barak told Israeli Radio, “We continue to recommend to our friends in the world and to ourselves, not to take any option off the table," suggesting a possible attack.

    Haaretz reported that Amir Kahanovich, chief economist at Israel’s Clal Finance saying attacking Iran would exact far too high an economic price for the world to accept.

    He cited sharply higher oil prices, disrupted global trade, and more affecting Israel and other nations.

    Israel’s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Ephraim Kam doubt stiff sanctions are coming. Russia and China won’t tolerate them. They’d also risk greater economic fallout. At most, he says “another round of light sanctions."

    US Defense Secretary Leon Panetta said attacking Iran should be a “last resort." Doing so would have serious regional repercussions, he believes. Potentially they could be much worse.

    Interviewed on Press TV, historian Peter Rushton accused Israel of escalating anti-Iran hysteria, adding:
    “I think voters in Britain and America would do well to take a long hard look at those politicians who are prepared to give limitless trust to Israel at the expense of their own people" and regional peace.

    Hezbollah leader Seyyed Hassan Nasrallah expects regional war to erupt from attacking Iran.

    Also interviewed on Press TV, independent journalist Nader Mokhtari said:

    “The United Nations has lost its basic functions for a very long time. (It) has not been able to intervene effectively in matters that it should have been able (to), according to its charter…."

    Its structure prevents “99% of the world (from having) a say in running world affairs, and a select few" decide everything, including on those issues most important.

    America has virtual veto power on all issues. With Israel, it threatens attacking Tehran unjustifiably. Its allegations are baseless. Regional war may follow with unpredictable consequences. The danger is real and frightening.

    A Final Comment

    Last May, George Mitchell left his White House Middle East envoy post. Rumor at the time suggested it was because of his deputy Dennis Ross’ extreme bias.

    Anti-Defamation League head Abe Foxman calls him Israel’s “advocate." Middle East analyst Aaron David Miller calls him “Israel’s lawyer." Others call him a Zionist hardliner up to no good for Palestine or Israel’s regional rivals.

    Some say he was forced out. Now he’s stepping down. On November 10, The New York Times headlined, “Obama’s Influential Mideast Envoy to Resign," saying:
    He’s stepping down “at a time when Israeli-Palestinian peace talks are frozen and tensions over Iran are flaring anew."

    Ross gave the usual reason about wanting to spend more time with his family. Others cite his duplicity, extreme bias, and failure to accomplish anything beyond representing Israel at a time its influence is waning.

    Earlier he served as GHW Bush administration’s State Department Policy and Planning director, after which he became Clinton’s Special Middle East Coordinator.

    He’s also co-founder of the AIPAC-backed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WINEP). It’s an extremist pro-Israeli front group. Ross will return after leaving his present post.

    WINEP’s Board of Advisors includes a rogue’s gallery of figures like Richard Perle, George Shultz, Robert McFarlane, James Woolsey, and former US Israeli ambassador Samuel Lewis.

    James Petras once called Ross “a virulent Zionist advocate of Israel’s ultra-militaristic policies, including an armed preemptive attack on Iranian nuclear and military installations."
    “Ross is an unconditional supporter of the Israeli starvation siege of (Gaza), and fully backed Israel’s savage (2006) air attacks against civilian targets in Lebanon."

    No friend of Palestine, he one-sidedly backs Israel’s worst lawlessness. He won’t be mi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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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rica’s Media War on Iran》

    by Steve Lendman
    2011-11-11

    When Washington goes to war or threatens it, America’s media march in lockstep, cheerleading. Fiction substitutes for fact.

    News is carefully filtered, dissent marginalized, and supporting imperial belligerence substitutes for full and accurate disclosure.

    As a result, patriotism means going along with rogue policies. Never mind rule of law principles and democratic values. Free and open societies are risked. So is humanity if belligerents overstep.

    The IAEA Iranian nuclear program report stirred a hornet’s nest of inflammatory commentary, no matter the agency’s fabricated contents. Previous US intelligence assessments refuted them, including most recently in March 2011.

    Nonetheless, IAEA allegations proved red meat for America’s media. Commentaries from three major broadsheets are typical.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On November 8, deputy Journal editorial page editor Bret Stephens headlined, “Now For a Real Iran Debate," saying:
    “There’s no scarcity of reliable information about Iran’s nuclear programs, licit and illicit." At issue only is how Washington and Western allies act “to check them."

    In September, IAEA said “Iran had enriched 4.5 tons of low-enriched uranium – sufficient, with further enrichment, for three or four bombs – and that a third of the uranium had been enriched in the last year alone."

    It also said “Iran had begun more advanced centrifuges, capable of enriching uranium at a significantly faster rate than" earlier ones. “So much for the success of sanctions in shutting down Iran’s underground network of nuclear-parts suppliers."

    Fact check

    Iran’s nuclear program is peaceful and nonmilitary. No credible evidence suggests otherwise. Its operations follow standard procedures. Other nations follow them. None are vilified. Nothing done is illegal. Beating up on Iran bogusly discredits anyone doing it.
    “So much for the enabling fiction that was the 2007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which judged ‘with high confidence’ that Iran ‘halted it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in the fall of 2003."

    So much for a Journal editor accepting fabricated IAEA information, refuted by US intelligence as recently as March 2011 in its America’s Annual Threat Assessment of the 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He continued saying pursuing diplomacy or more “sanctions guarantees failure, signals weakness, and emboldens the hardest of Iranian hardliners."

    Time’s “no longer on the West’s side….(F)urther delay only increases the complexity and uncertainties of any strike."

    Short of supporting war, Stephen railed against Iran, saying Western leaders should “hasten the regime’s demise." How he didn’t say or explain that every nation’s sovereignty is inviolable, whether or not he approves.

    The New York Times

    A Times editorial headlined, “The Truth About Iran," saying:
    Despite using fabricated, discredited, old information with no credibility, The Times called IAEA’s document “chillingly comprehensive….What gives the report particular credibility is its meticulous sourcing."

    Russia, China and other nations “have been shielding Iran." Security Council members must “quickly impose a new round of even tougher sanctions…."

    Fact check

    For years, Times writers and commentators beat up mercilessly on Iran. In June 2009, Iran’s presidential election was more democratic than America’s rigged process.

    Nonetheless, a Times editorial headlined, “Iran’s Nonrepublic," claiming “government authorities bulldozed the results" so incumbent Ahmadinejad’s victory was “bogus."

    Instead of journalistic integrity, The Times claimed Ahmadinejad stole the election with no evidence whatever proving it. Rhetoric substituted for reasoned commentary in typical Times style.

    In contrast, when the Supreme Court reversed America’s 2000 popular vote (and electoral one learned months later) to install its own favorite, a Times editorial supported Bush’s illegitimacy and his “unusual" post-election “gracious(ness)."

    No matter that Al Gore won and they knew it. No matter what’s now known about a rogue administration terrorizing humanity.

    Stopping short of supporting war, The Times said striking Iran’s nuclear facilities “would not set (it) back for very long. It would rally Iranians around their illegitimate government….The last round of sanctions was approved 17 months ago."

    Russia and China oppose more. “So long as that enabling continues, Iran will keep pushing its nuclear program forward."

    Fact check

    In April 2010, Ron Paul addressed HR 2194, the Comprehensive Iran Sanctions, Accountability and Divestment Act, saying:
    “I rise in strong opposition," including against its Senate version. Debate replicated lies, misinformation and distortions preceding Iraq 2003. “Propaganda (is) speed(ing) us to war against Iran for the benefit of special interests."

    “A vote for sanctions on Iran is a vote for war against Iran." In other words, he called sanctions an act of war.

    In 1997,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called economic sanctions “a war against public health." Sanctions constitute war by other means. Manipulated money power in private hands used irresponsibly is financial war.

    Delegitimizing Iran’s legal nuclear program shows which side Times editors support. They’re the same anti-populist power and wealth ones they always back on all vital issues.

    The Washington Post

    A WP editorial headlined, “Running out of time to stop Iran’s nuclear program," saying:
    The IAEA “spelled out in detail what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have known for a long time: Iran’s nuclear program has an explicit military dimension, aimed at producing a warhead that can be fitted onto one of the country’s medium-range missiles."

    Fact check

    Substituting bombast for truth, Post editorializing got another black eye. Throughout the piece, accuracy was nowhere in sight.

    Like The Times, Journal, and others like them, however, what else can be expected from establishment broadsheets. They stop short of doing what readers expect – their job.
    “The IAEA’s evidence….ought to end serious debate about whether Tehran’s program is for peaceful purposes. That’s why Russia and China tried to block the report."

    Never mind that IAEA’s “evidence" lacks credibility. It was fabricated, discredited and out of date. Independent analysts refuted it. All countries should denounce its nefarious purpose, potentially leading to war.

    Short of supporting it, the Post said Obama’s got time to act. He repeatedly said “Iran’s acquisition of a nuclear weapon is unacceptable – and the IAEA report makes clear that the danger is growing, not diminishing."

    Most dangerous are:

    ◎ IAEA heads publishing baseless allegations;
    ◎ America, Israel, and Western nations supporting them;
    ◎ and disreputable major media opinion writers marching in lockstep instead of doing their jobs responsibly.

    Sadly, that’s what passes for corporate-controlled news, commentary and opinion in America.

    It’s why more readers go elsewhere for real information and analysis. Hopefully one day they all will!


  15. 2011/11/23 於 10:25 patchpieces

    新自由主義經濟麻毒藥方肆虐的美帝附傭國埃及(統治三十年的穆巴拉克強人傀儡政權)貧富懸殊人民不滿經濟現狀 持續爆發民主革命
    【美中情局操縱埃及軍政府傀儡 鎮壓民主人權鬥士致2000餘人傷亡】

    《中東劇變與美國、新自由主義》
    美國與埃及軍方

    文/馬耀邦

    節選自馬耀邦《中東劇變與美國、新自由主義》 2011年6月

    中東劇變最引人注意的兩個熱點是埃及和利比亞。
    這兩個國家體現了中東劇變“進程”背後最重要的兩個變數:
    美國“推動”的新自由主義“引起動盪”,
    然後美國“插手(介入)”力圖“繼續主導”。

    實際上,(美國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政權的穩定一直是美國中東政策的基石。《紐約時報》坦率地表示:“30年來,特別是由於埃以和平條約,穆巴拉克政府一直是美國在這一動盪區域的政策支柱。美國官員擔心,一個新的尤其是由穆斯林兄弟會或其他伊斯蘭組織控制的政府,可能不會遵守穆巴拉克先生之前任安瓦爾•薩達特在1979年簽訂的該條約。”

    根據1979年的“大衛營協議”,以色列將其佔領的西奈半島歸還埃及,但它並未滿足巴勒斯坦人的要求。相反,該條約引發了未來更多的衝突,因為以色列在與該地區的主要強國之一埃及實現和平共處之後,能夠集中其軍事資源,用於對付伊朗和巴勒斯坦。

    “大衛營協議”符合美國的地緣政治利益,因為,(阿拉伯世界叛徒;美國附傭傀儡)埃及是美國中東政策的關鍵所在。作為對每年2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和其他援助的回報,埃及向國外投資開放,其工業和市場成了西方跨國公司的砧板上的肉。戰略上,美國“收穫”了一個處於從屬地位的新“盟國(附傭傀儡)”。埃及充當了“制衡”伊朗的重要砝碼。(阿拉伯世界叛徒;美國附傭傀儡)埃及軍事喪失了獨立性,日益“依賴”於美國的軍需品和訓練。因此,“埃及政府認為,巴勒斯坦會妨礙其融入美國和以色列主導的區域安排。如今,埃及與以色列共同合作扼制加沙,同時又參與以色列、美國和巴勒斯坦之間的會談。為此,以色列安全官員支持穆巴拉克提名奧馬爾•蘇萊曼作為埃及副總統”。

    結果,面對穆巴拉克政權的倒臺,美國非常擔心示威遊行最終轉化為一場革命運動。在慕尼克安全會議上,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告訴西方政客、外交官和商界高管:“任何一個社會都有各種勢力在活動,尤其是在一個面臨各種挑戰的社會。為了實施自己的日程,這些勢力試圖破壞和超越社會進程。這是我為何認為,遵守埃及政府——實際上是由副總統奧馬爾•蘇萊曼領導的——宣佈的過渡進程之重要性的原因。”

    蘇萊曼是穆巴拉克一手提拔的副總統、前情報總局局長和“美國中央情報局在開羅的主要聯繫人”。事實上,從20世紀90年代的克林頓政府開始,蘇萊曼作為穆巴拉克的秘密員警首領,制定了“非常規引渡計畫”。根據該計畫,“美國中情局在世界各地逮捕的所謂恐怖分子嫌犯,戴著頭罩和手銬被送往埃及,旨在進行刑訊逼供”。

    儘管蘇萊曼先生在國內外臭名昭著,(主子)奧巴馬政府還是選擇他作為“一位過渡性人物”。隨著形勢的發展,華盛頓以一種“穆巴拉克必須下臺”的姿態與開羅進行對話。這清楚地表明,埃及實際上已經淪為“美國的殖民地”。
    私下裏,“埃及政府開始在精英中清洗穆巴拉克的主要支持者。穆巴拉克政府的國防部長兼陸軍元帥坦塔維前往解放廣場,表面上是檢閱軍隊,但其實主要是為了結交抗議者”。然而,在團結穆巴拉克的老朋友以完成過渡的同時,奧巴馬政府明確表示,埃及的任何根本性改變都是無益於事的。美國“之所以(變臉)”強烈要求穆巴拉克辭職,只因為它發現,這個“傀儡”已經成為一種負擔,不再符合華盛頓的利益。

    歷史上,美國曾在亞洲和拉丁美洲“扶持”過許多像穆巴拉克這樣的“獨裁政權”。一旦民眾動亂挑戰這些美國支持的獨裁政權,一場社會和政治革命有成功的跡象時,美國就採取一種三軌政策來應對:
    一是公開批評侵犯人權的現象,主張民主改革;
    二是私下裏發出信號,繼續支援當政者;
    三是尋找一位可以替代當權者、保留政府機構和經濟制度並支持美帝國戰略利益的精英。
    華盛頓害怕社會巨變和政治革命,它毫不猶豫地“暗殺”了(美國附傭傀儡)南越的吳庭豔等獨裁者,只因為(美國附傭傀儡)吳庭豔在南越存亡問題上竟敢違背美國的指示。

    華盛頓已經承受過太晚干預的教訓。在古巴革命中,它無法做出一個切實可行的選擇,而只能支持巴蒂斯圖塔政權。同樣,索摩查政權被推翻時,華盛頓持觀望態度而未予以幫助,其結果是美國企業被國有化,在尼加拉瓜出現了一個對美國不友好的政府。

    因此,“20世紀80年代,美國在拉丁美洲變得更加積極主動。它推動了過渡時期的協商式選舉,圓滑的新自由主義政客當選,取代了獨裁者。這些政客承諾,維持現有的政府機構,保護國內外精英的特權,支援美國的區域和國際政策”。

    從而,埃及暴動使奧巴馬政府陷入極端的困境,因為它需要找到“一種非常的政治方案,既能讓穆巴拉克下臺,又能保持和強化國家機構的政治權力,同時融入民選方式來作為平息和瓦解群眾運動的手段”。華盛頓這項計畫的主要障礙之一,是埃及武裝部隊和穆巴拉克的中央安全軍。這些軍隊的領導人在埃及的腐敗政權中受益匪淺。

    自“大衛營協議”簽署以來,華盛頓一直“培養”與埃及軍方的密切關係,美國每年提供價值14億美元的軍備,以“收買”他們。結果,埃及軍方發生了變化,“由保衛埃及邊界和本地區利益的軍隊,轉變為主要職能是操控人民和保護美國所支持政權的軍隊。埃及軍方的軍火儲備和美式武器的零部件數目都被維持在最低限度,以確保埃及無法同以色列開戰”。
    過去30年來,埃及軍官都曾經在美國防務學院接受過“培訓”。埃及暴動期間,在埃南中將(Sami Hafez Enan)的帶領下,20多位埃及高級軍官在美國防部(對外侵略部)召開會議、舉行酒宴和就餐。在華盛頓期間,美國敦促埃及高級軍官們在對待抗議者時要保持克制,因為奧巴馬政府不希望埃及軍方的形象受到玷污,其理由是,埃及軍方“將在推翻穆巴拉克政權的行動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

    因此,埃及軍方宣稱,他們不會對抗議者訴諸武力。埃及軍方“發表聲明,將抗議者的要求描述為‘合法的’,並半心半意地呼籲抗議者回家,承諾恢復正常的生活秩序”。埃及的高級軍官自稱站在抗議者一方,逐步為“(美國暗地支持的)軍事政變”奠定了穩固的基礎,釋放出與穆巴拉克徹底決裂的信號。
    當軍事政變既成事實,埃及軍方又發表聲明,“稱讚穆巴拉克是一名為祖國做出巨大貢獻的領導人。它暗示,軍方不會長期掌權,並表示,軍方是不會取代合法政府的”。

    “(美國暗地支持的)軍事政變”之後,埃及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控制了埃及。最高委員會現由穆罕默德•侯賽因•坦塔維元帥(Field Marshall Tantawi)領導。自1991年以來,坦塔維就一直是穆巴拉克政府的國防部長和武裝部隊總司令。穆巴拉克政府前總理和埃及空軍前司令艾哈邁德•沙菲克將軍(General Ahmed Al -Shafik)也是擁有權勢的最高委員會成員之一。最高委員會成員還包括奧馬爾•蘇萊曼。

    事實上,“軍事政變”之後埃及局勢並無改善,埃及實際上是以無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主義告終。對奧巴馬政府來說,保持現狀是最合意的結果。因此,華盛頓對此非常高興,它立即宣佈,繼續向埃及提供軍事援助。作為回報,埃及軍政府宣稱,它會遵守1979年與以色列簽訂的和平協定,將繼續在加沙地區對巴勒斯坦人實施制裁。

    為了“延續”無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主義,華盛頓試圖通過“顏色革命”的過程就如同我們在南斯拉夫和其他東歐國家所見證的那樣,在埃及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在這種體制之下,選舉“結果”可以輕易地“被人為操控”。因此,美國公開宣稱,它將向新的埃及政黨提供“資助”。這是“明目張膽”地侵犯一國主權和“干涉”一國內政。
    在埃及軍政府的同心努力之下,華盛頓“正努力分化真正的反對派,並將其自己的所謂反對派人物安插入抗議運動”。前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巴拉迪(Mohanned Al-Baradei)就是華盛頓(美國主子)“選中”的反對派人物之一。正是巴拉迪要求穆巴拉克辭職,同時建立埃及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巴拉迪是在美國受的教育,大多數時間生活在西方,他代表著華盛頓的利益,反對革命性的變化。

    埃及是“新自由主義”的典範

    對美國來說不幸的是,埃及人民“不可能”接納無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主義政權,因為其“代表了現狀”:裙帶資本主義與“掠奪性外資”相互合作、一片繁榮,而民族工業“破壞殆盡”。
    1991年,新自由主義結構調整計畫“被強加”給埃及,其結果是“毀滅性”的:“40%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之下,每天的生活費不足兩美元,失業率持續攀升,年輕一代失去就業機會。”社會支出的縮水還使絕大多數人喪失了基本醫療保健和教育的機會。埃及的“兩極分化”現象已經越來越走向極端。一千個家庭“控制著”這個國家的大部分商業和財富,他們是“私有化”和“新自由主義”的主要受益者。為了“壓制”合法要求和正義聲音,(美國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政府雇用了一支規模龐大的安全部隊,“警察局裏的刑訊和虐待成為一種例行公事。警方的路障和盤查成為埃及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顯然,如此腐敗的(美國附傭傀儡)政權已經在埃及人民心目中信譽掃地。不管華盛頓“收買”了多少埃及精英,也不管動用多麼強大的軍事力量,都無法動搖埃及人民“要求變革”的意願和決心。埃及人民為獨立和贏得國家尊嚴所作的鬥爭永遠不會停息。美國(反自由、反真民主)“頑固地”要求“維持現狀”並維護其在中東的地緣政治利益,這再次“暴露”了其國際行為的“醜陋性”。總之一句話,美國不過是只紙老虎。

    1989年冷戰的結束標誌著全球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其突出特徵是“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和全球化的擴散。令人驚奇的是,作為一個極為貧困的國家,在實施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強加的經濟改革數年後,埃及竟被標榜為新自由主義的典範之一。為了免除多達數以百億美元計的債務,從1991年開始,埃及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簽訂了一份關於結構改革措施的協定。結果,金融自由化(金改)、私有化(金改)、解除管制(金改)、開放市場、為外國直接投資提供國民待遇等一系列結構調整計畫在埃及得到執行。

    統計資料顯示,埃及取得了一定的經濟成就。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於埃及的報告:埃及的“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由1991/1992年實質上停滯的狀態上升至1995/1996年的4%以上,而通脹率從超過21%下降至7%”。此外,開放市場和歡迎外國直接投資導致了外匯儲備的不斷積聚。

    然而,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看來,這仍未達到預期值,尤其是在結構改革方面。於是,1996年至1998年,它為埃及“設計”了為期兩年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規劃,其重點是“私有化、解除管制、貿易自由化和財政金融部門改革”。

    遺憾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持”的“私有化”往往涉及將利潤豐厚的國有企業“拍賣”給外國跨國公司或本國圈內人。這造成了埃及“工作環境的”快速惡化“,引發了一次極為猛烈的罷工潮,以至於一位分析家稱之為中東地區近半個世紀最大的一次社會運動”。

    其間,“裙帶資本主義盛行,而曾經作為埃及經濟支柱的本地工業任由衰退。與此同時,私營的工業部門生產陶器、大理石和化肥等破壞環境的產品,這些產品的產能不斷擴大,得不到有效的監管,為居民的健康帶來嚴重惡果”。

    而且,“裙帶資本主義”必然導致財富集中於極少數經濟精英之手。不少“經濟精英”充當了跨國公司的“(買辦)代理人”,大量地進口電子和汽車等消費品。房地產開發商也位列其中,其中許多人與政治精英關係密切。這些開發商僅以實際價值的一小部分就拿到公有土地,建造封閉式社區和度假勝地,供埃及社會上流階層所用。利用國家的支持,包括基礎設施補貼和廉價的土地,房地產作為非石油產業,成為埃及經濟的第三大產業。

    毫不奇怪,埃及社會日益“兩極分化”,“據評估,1000個左右的家庭控制著該經濟體的大部分領域”。為了保護其財富,維護自身利益,精英們施加“政治壓力”,促使有關稅收改革的法律通過。從而,最高所得稅從42%削減為20%。在穆巴拉克的領導下,埃及政府實行單一的統一所得稅。據此,高工資和低工資收入者按其收入支付同一稅率。因此,“穆巴拉克主導了一個這樣的進程:國家財富落人小部分私人手中,而絕大多數人”貧困化“,40%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之下,每天的生活費不足兩美元,失業率不斷上升,年輕一代沒有就業機會”。

    而且,由於與全球經濟一體化並“放棄”了自給自足的政策,埃及的糧食和其他日用必需品的價格“扶搖直上”。然而,(美國附傭傀儡)埃及政府“無視”工人的抗議,仍然將最低工資固定為一個月不到一百美元。這在埃及工人階級中不得人心,但贏得了跨國公司的認可,“全球工商業界稱讚穆巴拉克的做法是‘勇敢的’、‘印象深刻的’和‘有遠見的’”。

    於是,外國投資蜂擁流入埃及,尤其是它的經濟特區。由於張開雙臂歡迎外資,埃及取得了“在過去的三年保持高達7%”的經濟增幅。表面上,在許多旁觀者看來,埃及是一個繁榮的國家。埃及的首都開羅在不到五年的時間裏規模擴大了一倍,豪華別墅、大型購物中心、主題公園、高爾夫球館和馬球館四處林立。

    遺憾的是,這樣的房地產發展水準沒有改善絕大多數埃及人民的生活水準。事實上,自實施新自由主義所“指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結構調整計畫以來,90%的埃及人沒有分享到國內生產總值和經濟增長的成果。恰恰相反,如前所述,越來越多的埃及人“陷入貧困”。最令人吃驚的是,這竟然發生在埃及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最快的時期。這引出一個問題,以國內生產總值作為衡量經濟發展的指標是否正確和有效。

    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武裝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結構調整計畫的重壓下,埃及甚至將公共社會服務“私有化”。結果,大多數埃及人“喪失”了基本醫療衛生和教育的機會。那些受不到教育的窮苦孩子最終只能從事卑賤的工作,拿著微薄的薪水,來勉強維持家庭的生計。

    更令人無法接受的是,(美國傀儡)穆巴拉克家族的成員竟是這種“裙帶資本主義”的積極參與者。他們是許多企業的股東,其唯一目的就是使自己變得更加富有。實際上,“(美國傀儡)穆巴拉克及其小集團長期以來一直將埃及視為其私人領地,將埃及資源視為戰利品進行分贓”。

    他們自肥腰包的另一種方式就是將(金改)金融部門“私有化”。用「中央情報局」的話說,埃及精英“積極地推行經濟改革,以吸引外國投資”。
    2004年至2008年期間,(美國傀儡)穆巴拉克及其親友忙於“兜售”埃及國有銀行。埃及銀行“落入”外國人手中的同時,穆巴拉克“取消”了對自由資本流動的限制,“放鬆”了對外國財產投資的“監管”。埃及成為全球房地產投機和有價證券投資的“聖地”,因為它“取消”了紅利稅、資本收益稅和債券投資利息稅。

    因此,2005年,埃及商業銀行出售了其70%的股權;隨後,2006年,亞歷山大銀行——埃及最大的四家國有銀行之一,被一家義大利銀行——聖保羅銀行收購。國有銀行的出售和對國家金融體系的放任自流極大地玷污了穆巴拉克政府的形象,暴露了該政府的醜陋本性。這預示著它將自食惡果,從而播下了其覆滅的種子。毫不奇怪,執行新自由主義指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調整計畫,其結果不可避免地導致了2011年1月25日的暴動。

    由於埃及的政治和經濟困境,新自由主義在該國備受指責。經濟學家、開羅的薩達特行政學院前院長漢迪•阿布德拉茲表示,“埃及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實踐帶來了通脹呼嘯直上、失業率持續上升和普通人購買力的下降”。阿布德拉茲先生補充說,新自由主義政策“有效地限制了這個國家的司法、立法和安全能力,而不是只局限於經濟問題……物價的失控已經引起惡性通脹。同時,失業率正在穩步攀升,而根據實際價值衡量,普通人的工資水準一直下滑。這一切逐步破壞了社會穩定,使得窮人更窮,富人更富”。

    破壞社會穩定的關鍵因素之一是糧食價格飛漲。在埃及,各種主食價格每年攀升17%。但是,西方媒體報導埃及暴動時,卻完全忽視了這一簡單的事實。自埃及暴動以來,《紐約時報》的湯瑪斯•弗裏德曼等全球主義者一直譴責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稱這些國家造成了糧食價格上漲,從而間接地引起這場暴動。他表示:“中國本身並未促成這場暴動,但是,中國和以亞洲為首的發展中世界對肉類、穀物、糖、小麥和石油的消費日益增大,確實促成了該事件。”然而,根據新德里經濟研究中心的加雅提•戈什教授的研究,2006年至2007年糧食價格暴漲期間,印度和中國的需求實際上下降了3%。

    美國發生經濟危機之後,「美聯儲」將利率降至“史無前例”的“低水準”,同時“放鬆銀根”,向美國金融體系注資數以萬億計的美元。於是,投機資本蜂擁流入商品市場。借助於“交易型開放式指數基金(ETF)”等“金融衍生品”、華爾街投資銀行——「高盛公司」,利用槓桿作用將小麥價格拉至空前的高度。其最終結果是:“紅色硬質小麥通常以每60蒲式耳3至6美元成交。該價格先是升至12美元,又至15美元,再至18美元,而後突破了20美元。2008年2月25日,紅色硬質春麥期貨收盤于25美元每蒲式耳。具有諷刺性的是,2008年是世界歷史上小麥產量最高的一年。”

    在一篇題為《高盛如何對世界窮人饑荒下賭注並贏了賭局》的文章中,新聞記者約翰•哈裏(Johann Hari)稱:“從2006年底開始,世界各地的糧食價格突然開始飆升。一年後,小麥價格上升了80%,玉米上漲了90%,大米漲了320%。30多個國家發生了糧食暴動,2億平民面臨營養不良和饑餓。2008年春季,糧食價格又”不可思議地“忽然回落到原先水準,似乎在玩一場魔術。”
    聯合國糧食問題特別報告員吉恩•齊格勒稱之為“無聲的大屠殺”,完全是“人為操縱的”。

    事實上,在金融市場,農產品“被包裝”成類似於次級抵押貸款的衍生品,僅是在名稱上由債務抵押債券(CDOs)改為商品抵押證券(CCO)。事實真相是,由於新自由主義“解除管制政策”的實施,「高盛」等華爾街投資銀行的手段之一就是以“製造”“金融泡沫”來牟取不義的“暴利”,網路泡沫和“房產泡沫”就是明證。顯然,下一個“泡沫”將是農業泡沫,它會給數以億計的發展中國家人民帶來“大規模饑荒”,更不用說已經發生在突尼斯和埃及的“大規模暴動”。

    雖然西方媒體(妓者)“極盡所能”地將埃及暴動“描繪”為“自由”和“民主”起義, 但實際上,它是為了“生存”和“匱乏”而戰。歸根結底,正是在“新自由主義”及其“市場原教旨主義”理論的指導下,金融投機商將穀物價格抬高至一種天價,從而“導致”大規模“暴動”。
    此外,“新自由主義”主張,國家應“放棄”對農業的扶持,採取一種“(放任)不干預”的政策。由於城市中心區得到大量投資,而農村的農業發展遭遇忽視,埃及等許多國家很快淪為糧食極度匱乏的國家。
    更糟糕的是,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推行的經濟改革和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第三世界的農民遭受西方國家得到“補貼”的農產品的“不公平競爭”,這進一步加劇了社會動盪和糧食危機。
    因此,隨著(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政權的垮臺,“新自由主義”在全世界人民的眼裏已經“信譽掃地”。對於那些“信奉”新自由主義的領導人和“擁護”新自由主義的國家,這應當是一記“警鐘”。
    他們最終會落到與(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一樣的“命運”,“步其後塵”並國破家亡嗎?這無疑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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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情局操縱埃及軍政府 鎮壓民眾致2000傷亡
    《埃及衝突致35死近兩千人受傷 過渡政府辭職被拒》

    2011-11-22 紅網
    http://www.dzwww.com/xinwen/guojixinwen/201111/t20111122_6780129.htm

    [提要] (11-22)最新消息顯示,首都開羅和其他一些城市的持續衝突已導致35人死亡、近兩千人受傷。示威者要求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主席坦塔維下臺、軍方儘快移交國家權力。政府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有人企圖阻撓選舉正常進行。

      據新華社電 最新消息顯示,首都開羅和其他一些城市的持續衝突已導致35人死亡、近兩千人受傷。示威者要求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主席坦塔維下臺、軍方儘快移交國家權力。政府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有人企圖阻撓選舉正常進行。

      示威者要求軍方領導人下臺

      21日,數千名示威者聚集在開羅解放廣場附近通往內政部大樓的一條街道內,並向軍警投擲石塊。安全部隊多次發射催淚彈驅散人群。廣場上一些示威者高呼口號,要求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主席坦塔維下臺、軍方儘快移交國家權力。示威活動20日迅速蔓延,亞歷山大、蘇伊士、塞得港、阿裏什和南部的明亞、艾斯尤特等地均有抗議活動,一些地方示威者與員警發生衝突。

      開羅等地18日發生大規模示威活動,抗議政府提出的憲法原則性檔,要求軍方儘快交權。19日,軍警在解放廣場開展清場行動,強行驅趕繼續抗議的示威者,導致1名青年死亡。

      議會選舉將如期舉行

      埃及過渡政府和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20日召開安全局勢緊急會議後宣佈,將保證議會選舉如期舉行。政府在聲明中說,目前局勢緊張的原因是有人企圖阻撓選舉正常進行和新國家機構的形成。政府將與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在此敏感的歷史時期擔負責任。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要求政府對衝突進行調查。

      據埃及《今日埃及人報》21日報導,因部分內閣成員不滿衝突事件的處理方式,過渡政府在20日召開的會議上集體向軍方遞交辭呈,但被拒絕。

      今年2月,穆巴拉克因抗議活動辭去總統職務,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接管國家權力,並解散議會。此後,埃及大規模抗議活動不斷。根據安排,人民議會(議會下院)選舉將於本月28日舉行,明年1月29日舉行協商會議(議會上院)選舉,而總統選舉日期尚未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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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中情局操縱埃及軍政府傀儡 鎮壓民眾致2000傷亡
    《中情局“萬能先生”幕後操縱埃及政壇》

    李筱哲 楊牧 8月18日訊 

    2011年8月18日 人民網

    俄羅斯《真理報》今日發表文章《埃及的“神秘部長”》,揭秘埃及局勢動盪以來操縱政壇的幕後人物。文章摘編如下:

     是誰在“幕後操縱”埃及政壇?

      “神秘部長”(美帝附傭傀儡)奧馬爾•蘇萊曼留給埃及軍政府的影響非常重要。20年從事“情報”工作的經歷使他已經不能被那些把(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趕下臺的人忽視。

      當美國「中情局」來到中東簡陋的環境中需要和以色列聯繫的時候,需要和摩薩德打交道的時候,他就是美國「中情局」的“萬能先生”。

      蘇萊曼由於(扮演美帝忠實走狗)曾對加沙地區(Gaza)實施封鎖而在阿伯拉世界“聲名狼藉”,當時他說,“要讓巴勒斯坦人為支持哈馬斯而受到‘餓著但不餓死’的懲罰”。
    在加沙地區,40%的兒童都因為饑餓而營養不良,並致殘。

      (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是埃及人的教父,但他如同阿拉伯世界其他國家的領導人一樣缺乏魅力並堅持用強權治理國家。蘇萊曼是他的參謀和決策執行人,(如今)也正是他把(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推上了審判台。

      當穆巴拉克和兒子們的生活極盡招搖之時,蘇萊曼卻一直保持低調。直到穆巴拉克政權最終倒下、蘇萊曼接任埃及副總統一職之後他的生活才漸漸走到幕前。正是他向世界宣佈“(美帝暗地佈署扶持)軍事政變”已經完成,穆巴拉克正式“退休”了。

      當然,每一個推翻(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後來成為軍政府成員的人都“經由蘇萊曼批准”。也許有人憎恨這位“神秘部長”,但每個政府官員都明白自己不想在結束政治生涯的時候落得個在籠裏受審的下場。

      蘇萊曼讓政府成員各安其位,還有誰能更好地讓政府遠離瓦解?還有誰能更好地讓這些人隨時知悉「中情局」的消息?

      如今,蘇萊曼的行蹤仍然是個謎。最後一次聽說他的消息是他給埃及《金字塔報》寫過一封信,在信裏他稱無意競選埃及總統,他所想做的就是“和家人一起平靜生活”。

      軍事法庭審判、酷刑和失蹤——這一切都給蘇萊曼貼上了神秘的標籤,也警告著今天的埃及和那些在街頭集會推翻穆巴拉克的人:(美帝附傭傀儡)蘇萊曼善於在“幕後操縱”,而那些為(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的垮臺而高興的人正忽略他對埃及政壇的持續性影響。


  16. 2011/12/05 於 10:21 patchpieces

    美國雙重圍堵 中國如何破局?

    一、美國“重返亞洲”,中國面臨“嚴冬”

    美國正在高調“重返亞洲”。
    其實,美國“從來就沒有”離開過亞洲。
    “所謂”重返,無非是“發出”一個強烈信號:這一回,美國要真正開始重視亞洲了。
    此前,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美國通過“廣場協議”,成功地“扼殺”了日本崛起的勢頭後,亞洲的新興國家在美國人眼裏都不過是它“予取予奪”的提款機而已,不再有誰是它的挑戰對手。  

    但是,過去二十年,風流水轉,中國起來了,特別是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歐元啟動,恐怖主義,中國復興,
    這三大因素開始有可能危及美國人的世紀夢想:連續兩個百年的“美國世紀夢”。  

    為此,美國人窮十年之力,擊斃了本•拉登,“象徵性”的結束了“反恐戰爭”;又“通過”(引爆)歐債危機使歐元陷入一時難以自拔的困境。
    接下來,還“剩下”一個麻煩,那就是中國。

    當美國經濟遭金融危機重創,使盡渾身解數也無法將經濟拉出泥潭時,美國人別無選擇,不得不拿出自己曾經屢試不爽的“老招數”:我的日子不好過,那我就折騰別人,讓別人的日子比我更難過。最後,水落石出,相比之下,還是我的日子更好過。

    於是,奧巴馬和他的團隊頻出“陰招”,在西太平洋上空演出了一連串令人眼花繚亂的“政治雜技”。先是通過“(自導自演)天安號事件(悲情苦肉計)——延坪島炮擊——黃海軍演”以及“釣魚島事件”,把本已有離心傾向的韓、日兩國一邊倒地拉向美國,
    “穩住”東北亞的陣腳後,又掉頭南下,“挑唆”和鼓動越南、菲律賓在南中國海反復滋事;
    恢復對臺灣出售武器;
    向緬甸政府釋放“善意”,在原本關係不錯的中、緬之間打進楔子;
    跟新加坡談判部署沿海快速艦基地問題;
    在澳大利亞建立一個駐紮2500名海軍陸戰隊的軍事基地;
    與印度建立“戰略夥伴”關係。

    在打完這一系列地緣戰略的“組合拳”之後,真正富有深意的戰略動作也跟著出臺,那就是“主導”甚至主宰亞太經濟。因為在美國人看來,一切戰略利益,最終都要表達為經濟利益,而經濟利益的獲得只能通過財富的轉移來實現。環視全球,受美國經濟影響和歐債危機拖累,大多數國家的經濟都表現低迷。只有亞太地區,由於有漸成地區經濟火車頭的中國“牽引”,尚具活力。對美國來說,無論是讓自己“經濟脫困”,還是要把亞洲財富最後變成美國的財富,都必須刻不容緩地向亞太“開刀”。因為如果現在不動手,等到亞洲國家圍繞中國重新排起新的雁陣時,美國想做什麼,恐怕都為時晚矣。

    一不做,二不休。奧巴馬和希拉蕊“輪番出擊”。極力“架空”甚至廢棄已存在了近二十年的“APEC”機制,然後,”借殼上市“,把原本默默無聞的“TPP”(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變成美國主導乃至主宰亞太經濟的”新平臺“,為亞太經濟”重新定則立規“,意在用其將亞太國家一網打盡,獨獨把中國”排除在外“。

    有評論一針見血地指出:

    “美國為什麼要力推TPP?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克林頓曾明確表示,把推動TPP作為美國重返亞洲戰略的重點。美國試圖以TPP為突破口,建立以其為主導的橫跨太平洋的亞太經濟合作體系,並由此建立美國主導的”亞太自貿區“,進而贏得全球的戰略優勢。
    TPP談判“出現”的背景是,亞太特別是“亞洲區域經貿合作”進展迅速。美國一方面不願錯過亞太經濟發展良機,同時也希望通過“設置”一定“規範”繼續主導這一地區未來政治、經濟等格局的變化。”

    所有這一切,只有一個目標,“劍指中國”。
    對滿懷熱情擁抱全球化,“以為”可以通過市場經濟話語,與美國和西方這些意識形態語境不同的國家,找到共同話題的中國來說,無異於兜頭一盆涼水。

    當切分財富蛋糕的遊戲變成一場零和遊戲,你的獲得就是他的失去時,共同的語境就只能是赤裸裸的“叢林法則”的殘酷對話:
    依據美國在過去兩年間對中國所做的全部“動作”來判斷,不難得出一個結論:環繞中國的地緣戰略和經濟戰略的雙重“嚴冬”正在來臨。中國,必須做好“過冬”的準備了。

    二、美國為什麼要對中國出黑拳,下狠手?

    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海嘯”並沒有過去。美國經濟今天“遠不是”尚未復蘇的問題,美國次貸的第二個“債務違約”期已經開始,而2007——08年次貸危機中“被掩蓋”的美金融機構的“有毒資產”也陸續開始釋放。
    這對美國經濟復蘇是一個沉重的牽制和打擊(中國亦不能倖免。因為這一輪危機會導致美國經濟進一步衰退,再通過貿易聯繫傳導,使世界貿易整體衰退,從而導致中國的外需萎縮,壓抑中國經濟增長),也是美國政府“極力”在歐債問題和南海問題上“做文章”的重要原因。因為美國政府“不希望”全球視線過分“聚焦”在美國遇到的“麻煩”上,從而“動搖”對美元和美國的信心。

    美國債務上限問題的艱難解決,雖然讓美國也讓全世界的債主們鬆了口氣,但誰都知道,這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尤其“解決不了”美國仍須靠“借債度日”的本質問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報告指出:美國國債已占其GDP的99%,預計2012年將達到103%。美國財長蓋特納承認,美國政府每花1美元,其中就有40美分是借的。包括國債在內,美國公、私債務總額已高達55兆(萬億)美元,人均負債17.6萬美元,家庭平均負債67萬美元。而美國年度稅收僅約3萬億美元,中等家庭年均收入約5萬美元,這說明美國已深陷入不敷出的債務困境。)因為這一問題與美國是靠(美元霸權)向全球輸出美元這一“方式”生存聯繫在一起的,這一“特裏芬難題”是美國經濟愈來愈解不開的死結。

    造成美國經濟今天這一局面的是美國從“(1944)佈雷頓森林體系”建立到解體後這大半個世紀裏,由於掌握了國際流通貨幣的金融高端優勢,而逐漸放棄了對那些處於低端的實體經濟的眷顧。美國之所以過去四十年裏把大部分中低端製造業當做“垃圾產業”轉移出去(只把高端技術產業和高附加值產業保留下來),是確信可以通過全球信任(依賴依附)的美元(霸權)體系使新興國家成為為其廉價提供中低端產品的加工廠,說白了也就是為掙美元(白條)給美國“打工”。而當美國為脫困不斷實施“量化寬鬆(債務貨幣化)貨幣政策”,濫發美元,使美元越來越弱勢,美元的信用也日益受到普遍質疑時,美國人那種即使沒有“實體經濟”,單靠“虛擬經濟”也能過好日子的局面,就難以為繼了。

    現在,金融危機的引爆和發酵使美國靠“輸出美元、轉移全球財富”的“模式”已不可持續,這意味著“華盛頓共識”的“不可持續”。
    眼下,看不出美國能夠拿出新的以美國和美元為中心的新模式繼續“忽悠”整個世界。美國今天所做的一切都還是在拼命維護和“挽救”這一“模式”。因此對其前景的預期是悲觀的。

    在這一“本質性問題”得到根本性解決之前,奧巴馬所許諾的“再工業化”和“五年內出口翻一番”的目標,都將是畫餅充饑。

    這首先是美國“勞動力成本”過高,而各類工會為了自身利益又都不肯降低從業人員工薪(這次NBA勞資雙方工薪大戰就是最新例證)。如果美國“產業空心化”這一致命現實不能從根本上得到扭轉,美國的衰落就幾乎不可避免。這不是通過“玩弄”“壓人民幣升值”這種“偽命題”就能解決的。
    因為美元要獲得“全球結算貨幣和儲備貨幣”這一地位(只有獲得這一地位才能帶來美元霸權),美國只能通過貿易方式向全球“輸出美元(轉嫁成本及債務)”。這也就必然造成美國的貿易逆差。這一“特裏芬問題”既是美元的天然優勢,也是其天然缺陷。其優勢是美國可以通過輸出“綠紙”而廉價獲得全球的產品和資源。其缺陷就是如此一來美國只能使自己長期處在貿易逆差狀態。這意味著美國即使不從中國獲得產品(也就不存在美中貿易逆差,當然也就談不上操縱人民幣匯率問題),也必須從其他國家獲得替代產品,仍然解決不了其逆差國地位的問題,當然也就無從解決其國內民眾的就業問題(因為其民眾不可能都就業于高端產業,而一度達到的70%就業人口從事金融和金融服務業的“盛況”,也由於金融危機的爆發,金融業的蕭條而不可能重現)。
    這種自己臉醜怪鏡子的做法,對解決“美國病”於事無補。就此意義上說,金融危機暴露出來的“美國病”,是本體性的,起碼是“結構性”的,而不是一般的決策失誤或監管不力。這一“根本性”的缺陷恐怕只有美國放棄美元霸權,放棄美元一僕二主的矛盾地位,讓位於“世界元”才可能一勞永逸的解決。這就意味著壓人民幣升值“真正的目的”是,美國寧可轉向其他國家尋求替代產品,也要給中國出口依賴型經濟以“打擊”,因為那些可以為美國“提供”替代產品的(次殖民)國家無一個可對美國的霸權地位提出挑戰,而這正是美國上層最擔心的事情。
    所以,打擊中國是“目的”,解決其國內就業只是“幌子”。因為兩個目的只能實現其一,那就是打擊中國,就業問題是根本解決不了的。美國國會的議員們肯定明白這一點,只是拿中國產品搶了美國人的飯碗“(卸責)說事”罷了。

    既然如此,中國應明白美國的“用心”,做好“徹底下車”的準備,不必再與美國打口水仗。因為中國“必須認清”,美國的那些國會議員極力推進這一議案是鐵了心的,不惜一切代價也要“阻止”中國經濟增長(帶動中國國力、軍力的增長)對美國的霸權地位構成最終的威脅。
    明白了這一點,中國就應該丟掉一切“幻想”,只能與美國進行冷靜的合作和清醒的博弈。

    三、如何脫困,美國還需要一場戰爭

    無論我們現在如何不看好美國的未來,現在仍必須清醒地看到,即使在美國金融危機如此嚴重,美元霸權可能崩潰的情況下,美元的地位眼下仍無一種貨幣可以替代。國際大宗商品交易和一般貿易,仍“擺脫不了”美元結算的慣性力。(國際清算銀行資料顯示,全球每天發生的國際貿易中有86%涉及美元結算。)
    美國也充分瞭解這一點。因此,為“擺脫”這種困境,繼續延長自己的霸主地位,給自己贏得“舔傷”的時間和空間,美國當然要想辦法拉其他國家為其分擔風險,同時給一些國家“製造麻煩”和難題,讓所有這些國家“顧不上”指責美國、懷疑美國、甚至對付美國。這是美國的一大“策略”。
    歐債危機、南海問題、北非中東變局,都是美國在下“先手棋”,四處“布子”,給不同的對手“製造”不同的麻煩。

    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一直在努力克服危機對其經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帶來的沉重打擊,尤其是努力擺脫全世界對美元信心下降的不利局面。美國需要大量的“美元回流”支撐其國內經濟的“流動性”。“吸引”美元回流美國的辦法,一是靠美國高科技支撐的高回報率的投資環境(這一點現在已沒了指望),另一點就靠發行美國國債(美國國債利率雖低,但相對安全,且幾乎沒有上限,想買多少買多少,但債務上限的風波,也讓世人對其償債的前景產生越來越多的疑慮)。
    對美國人而言,自從踏上美元霸權道路之後,其經濟就已成為一種“信心經濟”,只有世人對美元信心充足,相信美國的國家信用,才會讓更多“美元回流”美國,給美國經濟賴以為生的的“信貸(信用債務)模式”引入活水。
    儘管美國的兩任財長以及貿易代表、聯儲主席都跳出來“發出”利好信號,但是美國實體經濟振興道路艱難,金融改革進展緩慢,就業、市場的實際情況都不盡如人意,兩輪量化寬鬆(債務貨幣化)政策使用過後經濟仍未見起色,且反而讓世人對美元兌水大為不滿,更加擔心。
    美國巨額國債又牽動國際關注,國家信用面臨質疑,這些問題都無法令人看好美國經濟的復蘇前景。無法提振世界對美國的信心,無法恢復人們對美元的信心,這讓美國非常難堪。

    在這種情勢下,美國將會做什麼?美國還能做什麼?
    也就是說,美國最有可能通過“什麼辦法”讓自己脫困?

    我認為不外乎三種方式脫困。

    其一、在最理想的情況下,是“技術脫困”,就像當年美國人用IT業引領全球經濟,讓自己賺的盆滿缽滿一樣。
    但眼下,這種前景似乎很“渺茫”。除非美國能在能源技術上獲得突破,則可能一舉解決許多麻煩,美國將重新鳳凰涅槃,所以,我們對美國在能源技術上的任何進展都應保持關注和警惕。因為在能源日漸緊張的情況下,誰能掌握新的能源技術,誰就可能控制世界的未來。如果美國掌握了這種技術,就可能使全球經濟重新翻盤,確保美元地位不可撼動。

    其二、是“賴賬脫困”。
    對這一點,我們尤其要特別警惕,提防美國繼續在美元上“做文章”。不能排除這樣一種可能性:美國在未來一段時間,繼續超發美元,讓美元的信用爛到極點,再借助其世界第一的黃金儲備,突然宣佈部分恢復金本位制,讓美元重新與黃金掛鈎,從而“重新”為美元定值,藉以達到與舊美元“脫鉤”,“金蟬脫殼”,公然赤裸裸“賴賬”的目的。但這一步棋是雙刃劍,傷害別人,也傷害美國自己,不到萬不得已,無路可走時,美國應不會出此下策。

    其三、就是“戰爭脫困”了。
    通過戰爭既拉動美國經濟,增加就業機會,擺脫國內壓力,又在國際上重新為美元樹威。用戰爭對大宗商品價格特別是能源價格產生決定性影響,從而對國際投資環境及經濟佈局重新洗牌,改變國際資本的投向,使美國最終成為受益方。
    眼下看,美國人的下一個打擊目標最接近水到渠成的是目標是敘利亞。
    最有可能打擊的目標是伊朗。
    最出人意料的打擊目標將是委內瑞拉。

    四、內在的穩固和強大是應對美國挑戰的最有力武器

    歐債危機動搖了人們對歐元區經濟的信心,也給歐盟的發展前景帶來了不確定因素,作為單一貨幣的歐元對美元儲備貨幣、基準貨幣的“挑戰”也就大大“減弱”。對此,當我們看清美國的這種“大戰略”後就必須儘早研究和部署真正管用的對等戰略和見招拆招地應對之。

    首先,作為一個大國,你的外交、軍事這兩隻輪子必須相互配合,要善於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不能在國際舞臺上只有一個表情。
    最近幾年,“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這種“論調”的提出者自有其“意圖”,但客觀說來,“中國威脅論”也並非完全抹黑中國。因為你近年來體量急劇增大、體能快速提升,別人自然會有壓力,這幾乎是每一個大國崛起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情況。
    面對“中國威脅論”論調,我們以往採取的“方式”是不斷做解釋:我們不威脅他人,我們是和平崛起,但這種宣示“收效甚微”。別人對你自然會有他的固有看法甚至“偏見”。你想用宣傳去消除他們這種看法和偏見是很困難的。既然如此,你索性就少在這方面下功夫,不妨“該強硬的時候強硬一些”,讓那些持“中國威脅論”,想給中國製造麻煩的人習慣中國“威脅”的存在。

    就此意義來說,我國首艘航母的出現肯定會在那些“中國威脅論”的想法上加上一個極有分量的砝碼。因為中國的安全不能依靠驅逐艦來維繫。我們還需要“大傢伙”和“硬傢伙”。隨著中國經濟全球化的參與度提高,中國有大量的海外利益需要國家力量的保護,中國又是資源進口大國和能源消耗大國,國際通道的暢通和安全對中國未來發展的意義非比尋常,需要有更多的利器保護我們的商船和海上生命線,同時也承擔相應的國際責任,向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
    就這一點而言,中國擁有航母會是治療“中國威脅論”患者,讓他們脫敏,也給他們帶來相應利益的好藥方。
    其二,對於那些一心想給中國“製造”麻煩者,中國不妨像美國那樣,也下先手棋,給“麻煩製造者”製造麻煩。
    我們這些年一直強調國內穩定“不折騰”,這是對的,但這並不意味著在國際上你也完全“不折騰”。比如在東海或南海方向,在外交和動武之間,有巨大的灰色地帶可以讓你有所作為。當然,必須強調的是,在如何“作為”上,要動腦子,講智慧,而不是蠻幹。美國這些年對中國“(設陷埋地雷)佈局下棋”,打擦邊球,動了不少腦筋,做了不少手腳,很多做法值得我們好好玩味和借鑒。

    其三,中國需要用好手中“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一票,可以多投否決票和贊同票,少投棄權票。
    要把否決票和贊同票做為組合拳來打。從聯合國決策機制來看,否決票或贊同票都體現為加一票或減一票的力量,而棄權票則“無法顯示”這一票的立場和力量。
    中國要儘量減少投棄權票,從而避免在別人眼裏,你就是個零(廢物)。你可以在一些問題上先投否決票,然後借此與別人討價還價,在別人接受你的條件後,再投贊同票,通過這一“過程”讓別人明白,中國是它繞不過去的力量,使他們在處理國際問題時不能不考慮中國的看法。

    其四,中國要用好手中巨額的美國國債,把巨量外儲和美債歐債做為戰略武器來使用,“而不是”只考慮它的安全性或投資回報率。
    乍一看,中國買美國國債是不得已而為之,是被美國所綁架,其實並非完全如此。巨額美元國債實際上令中、美兩國處在一個十分微妙的“互相綁架”的狀態。
    對中國而言,買美國國債易,投資美國難,持有美國國債確實是不得已的選擇;但對美國而言,巨額債務降低了美元的信用,美元信用是美國經濟的生存支柱,美元信用下降,最終會損傷美國經濟本身。如果美國真的違約,中國擁有的三萬億(兆)美元的外匯儲備中約有一萬多億(兆)是美國國債,確實存在損失風險,但這種損失風險是可以估量的,或者說是可控的;
    美國則不然,“違約”就意味著美元信用“瀕臨崩潰”,其基準貨幣、儲備貨幣的地位會大幅下降,進而與(以期貨及各式金融高槓桿衍生性虛擬經濟商品操控)大宗(實體經濟)商品“定價”、國際貿易結算脫鉤,顯然有助於人民幣國際地位的提升。這絕對不是華爾街乃至華盛頓願意看到並接受的。中國的損失在當下,美國的損失則在未來,孰輕孰重?美國掂量得很清楚。這種“互相綁架”使我們擁有了金融戰略武器操作的空間。

    其五,中國要敢於“做負責任的大國”,但我們履行這些國際責任和義務決不是依照西方的指令。
    首先我們要有能力維護自己的安全,並自願向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如中國艦隊在索馬里護航,優先考慮確保本國商船、油輪的安全,並向提出要求的他國船隻提供護航服務;更重要的是,中國要在關鍵時刻為兄弟國家和准盟國有所擔當。從既往經驗來看,對巴基斯坦、俄羅斯等友好國家,各個層面的合作意願需要加以保護和維持,一些問題上要互通聲氣、彼此支持。
    這反過來也會對我們打擊分裂勢力、恐怖主義活動有很大幫助。在今天的國際社會,只有支持了別人,才能得到別人的支持,從而避免孤立。獲得別人的支持沒有免費的途徑。

    其六,加速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減少出口依賴,特別是對美國市場的依賴,使中國經濟面向世界有更強的適應性。
    在完善金融體制,增強金融體制的防衝擊、抗打擊能力的前提下,逐步完成人民幣國際化進程,與貿易對手更多地進行貨幣互換和人民幣結算,是不錯的方法。中國已處於資本擴張期,但資本的輸出不是人民幣、而主要是雖然巨量但畢竟有限的外匯儲備這一點,要有清醒的認識。
    非本幣擴張是不可持續的,而且風險很大。

    其七,必須加大整軍備戰的力度。
    中國周邊群狼環伺,連狼崽子也敢從“龍口奪食”。而更重要的是做好比對台軍事鬥爭準備更大的軍事鬥爭準備。世界大戰打不起來,不等於小戰、中戰打不起來。隨著中國的逐漸強大,戰爭危險不是在減小,而是在增大。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重建“社會公平”。縮小貧富差距是社會穩定、發展的根本出路。
    必須懂得“這一點”如解決不好,就有可能危及到黨和國家的生存。任何時候,內部的穩固都是外部強大的根本和基石。中國這樣的國家,你自己不垮,沒有任何力量能搞垮你。

    文/喬 良 

    2011年11月24日

    刊於《國外理論動態》2011年第12期

    近期文章鏈結:

    喬良:以我山之石,攻他山之玉——讀美軍《網路中心戰案例研究》隨想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112/279036.html

    喬良:美元戰爭還能打多久?    
    http://www.wyzxsx.com/Article/finance/201111/273122.html

    喬良與陳志武對話:金融與國家安全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0/201106/241187.html


  17. 2011/12/08 於 17:21 patchpieces

    顛覆推翻利比亞強人格達費政權之後 美中情局及英國情報局正藉其轄下恐怖組織雇傭兵代理人(轉戰)滲透打擊伊朗、敘利亞政權

    《China Joins Russia, Orders Military To Prepare For World War- III》

    A grim Ministry of Defense bulletin issued to Prime Minister Putin and President Medvedev today states that President Hu has “agreed in principal” that the only way to stop the West’s aggression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is through “direct and immediate military action” and that the Chinese leader has ordered his Naval Forces to “prepare for warfare.”

    Hu’s call for war joins Chinese Rear Admiral and prominent military commentator Zhang Zhaozhong(張兆忠少將) who, likewise, warned this past week that “China will not hesitate to protect Iran even with a Third World War,” and Russian General Nikolai Makarov who grimly stated last week, “I do not rule out local and regional armed conflicts developing into a large-scale war, including using nuclear weapons.”

    The raising of global tensions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was exploded this past fortnight when Russian Ambassador Vladimir Titorenko and two of his aides retuning from Syria were brutally assaulted and put in hospital(http://en.ria.ru/russia/20111205/169361690.html) by Qatar security forces aided by CIA and British MI6 agents(美帝CIA中情局及英國M16情報局特工背後予協助的卡達爾安全部隊) attempting to gain access to diplomatic pouches containing information from Syrian intelligenc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as flooding Syria and Iran with the same US-backed al Qaida mercenaries(由美帝所背後支持、成功顛覆推翻了利比亞格達費政府的蓋達“基地恐怖組織”雇傭兵已開始轉戰湧入敘利亞及伊朗境內 http://www.2ndrevolt.com/articles/view/456) who toppled the Libyan government.

    Further evidence in these diplomatic pouches, this bulletin says, reveal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preparing an “ultimate solution” to the Middle East Crisis should nuclear war break out by attacking Syria and Iran with lethal biological agents intended to kill tens of millions of innocent civilians(在對敘利亞及伊朗進行攻擊時,意圖致千萬無辜平民於死的生物基因媒介致命武器).

    The discovery of the biological agent to be used by the West was revealed a fortnight ago by Dutch virologist Ron Fouchier of the Erasmus Medical Centre in the Netherlands who lead a team of scientists that discovered that a mere five mutations to the avian flu virus was sufficient to make it spread far more easily and would make it the most lethal killer of mankind ever invented.

    Should the US begin an attack utilizing this deadly virus(致命病毒), this bulletin continues, its most likely method of delivery would be via its RQ-170 Sentinel Drone(隱形無人飛機) which is operated by the CIA(http://english.iribnews.ir/newsbody.aspx?ID=16489).

    These frightening assessments of future US actions against its enemies were revealed in this bulletin based upon Russian intelligence analysts examination of the RQ-170 Sentinel Drone brought down over Iranian territory last week by the Russian made Avtobaza ground-based electronic intelligence and jamming system used against this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with little damage and that showed it be equipped with a sophisticated aerosol delivery system.

    Important to note is that the Western powers first use of a deadly flu virus to destroy their enemies and overthrow the established global order was first used less than a century ago in 1918 when the Spanish Flu variant(http://en.wikipedia.org/wiki/1918_flu_pandemic) was unleashed at the ending of World War I and killed an estimated 500 million people which represented fully 3% of the world’s entire population.

    Archived KGB files on the Spanish Flu pandemic have always stated that this deadly virus was “bio-engineered” by US military scientists who used as their “guinea pigs” American Soldiers who were the first recorded victims (http://en.wikipedia.org/wiki/1918_flu_pandemic)and were stationed at Fort Riley, Kansas.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underlying reasons behi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Western allies push for Total Global War was recently detailed by the top American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Greg Hunter(http://www.coasttocoastam.com/guest/hunter-greg/43361) whose shocking in depth report titled “Is the World Spinning Out of Control?” (http://usawatchdog.com/europe-bailout-news/)revealed that the entire edifice of the Western economic systems is crumbling under the weight of over $100 Trillion(http://www.telegraph.co.uk/finance/financetopics/davos/8267768/World-needs-100-trillion-more-credit-says-World-Economic-Forum.html) in debt no one is able to pay and wherein he warned: “Never in history has the world been this close to total financial chaos and nuclear war at the same time.” (http://usawatchdog.com/europe-bailout-news/)

    Sadly, but as always,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not being allowed to know the horrific future their elite leaders are planning for them, a situation made even worse this past week when the US Senate passed a new law by a 93-7 vote(http://gawker.com/5865089/20-things-you-should-know-about-americas-most-horrifying-new-law) that is warned will destroy America for all time by giving total control of this once free nation over to its military forces and destroy their Constitution.

    As we noted in our previous report, it is worth mentioning again the words of the American Founding Father, Thomas Jefferson, who warned his fellow citizens over 200 years ago about what is happening today by saying:

    “I believe that banking institutions are more dangerous to our liberties than standing armies. If the American people ever allow private banks to control the issue of their currency, first by inflation, then by deflation, the banks and corporations that will grow up around will deprive the people of all property until their children wake-up homeless on the continent their fathers conquered.”

    By: Sorcha Faal

    2011-12-7

    Note:
    Western governments and their intelligence services actively campaign against the information found in these reports so as not to alarm their citizens about the many catastrophic Earth changes and events to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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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體曝美國利用恐怖組織(代理人)打擊伊朗》

    2011年11月15日 新華網 

      一篇報導12日披露,美國「中情局」正“利用”包括“人民聖戰者組織”在內的恐怖分子“代理人”在伊朗實施爆炸襲擊。

      “監獄星球”網站12日刊登的一篇文章援引若干可靠人士——包括美國情報機構線民和前軍事人員——的話聲稱,美國正在伊朗境內實施秘密軍事行動,利用游擊隊組織對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發動襲擊。

      文章說:“德黑蘭認為美國正在伊朗境內發動恐怖襲擊,進而破壞內賈德政權的穩定,以便為(美國-以色列)軍事打擊”做準備“。這一論點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官方媒體的忽視,但「中情局」利用恐怖分子代理人恰恰就在這麼做,這是確定無疑的事實。”

      這一報導進一步證實了伊朗國家最高安全委員會秘書賽義德•賈利利的說法。
    賈利利說,伊朗有無可辯駁的證據表明,美國政府正式參與了反對伊朗的陰謀,派出特工在伊朗和該地區其他國家實施破壞和恐怖行動。

      此外,美國正在訓練恐怖組織並向其提供經費,通過暴力和其他顛覆行動破壞伊朗的穩定。

      正如許多美、英主流媒體在2007年所報導的那樣,美國還在“利用”隸屬“基地”組織的遜尼派恐怖組織“真主旅”在伊朗實施自殺式爆炸和其他旨在“破壞穩定”的襲擊。這一“政策”是由小布希(布希二世)政府“制訂”的,並被奧巴馬政府“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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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 Takes Down Top Bio-Terror Official, Then Alleges Iran Plot》

    《US Takes Down Top Bio-Terror Official, Then Alleges Iran Plot》

    By: Sorcha Faal

    2011-10-12

    A frightening Main Intelligence Directorate (GRU) report circulating in the Kremlin today warns that the Obama regime may be about to launch an Operation Northwoods type “false flag” bio-terror attack as a pretext for bombing and then invading Iran.

    According to this GRU report, US authorities took down one of their top bio-terror officials yesterday named Dr. Kimberly Lindsey [photo 2nd left] who is th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and one of the world’s most highly regarded scientists in the field of weaponized anthrax after charging her and her and her live-in boyfriend with “child molestation and bestiality.”

    Important to note is that the US always charges their “enemies of the state” with lurid sex crimes such as when they targeted former US Marine intelligence analyst and UN weapons inspector Scott Ritter with “criminal solicitation of a minor” after he accused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of deliberately lying about Iraq’s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in order to launch an invasion against them.

    The cause for Dr. Lindsey being put on the Obama regimes “enemy of the state” list, this GRU report says, was her assisting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in their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atastrophic 9/11 anthrax attack upo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disputes the findings of th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 used to close this case.

    Dr. Lindsey’s expertise on weaponized anthrax proved invaluable to WHO scientists whose findings were reported this week, and as we can, in part, read as reported by the InfoWars.Com news service in their report titled World Authority On Anthrax Disputes Government Explanation Of 2001 Attack and which says:

    “Three leading scientists, one a world authority on the composition of Anthrax, have produced a paper that presents evidence that directly calls into question the FBI’s version of events surrounding the 2001 anthrax mail attacks.

    The paper by Coordinator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Working Group on Anthrax Research and Control, Martin E. Hugh-Jones, biologist Barbara Hatch Rosenberg, and chemist Stuart Jacobsen is to be published in the peer reviewed Journal of Bioterrorism & Biodefense.

    “three scientists argue that distinctive chemicals found in the dried anthrax spores — including the unexpected presence of tin — point to a high degree of manufacturing skill, contrary to federal reassurances that the attack germs were unsophisticated.” reports the New York Times.

    “…bureau scientists focused on tin early in their eight-year investigation, calling it an “element of interest” and a potentially critical clue to the criminal case. They later dropped their lengthy inquiry, never mentioned tin publicly and never offered any detailed account of how they thought the powder had been made.” The report continues.

    Dr. Hugh-Jones said that the presence of tine “indicates a very special processing, and expertise,” directly contradicting the FBI’s assertion that microbiologist Bruce Ivins acted as the lone perpetrator of the attacks that killed five people and infected 17 others in the weeks immediately following 9/11.”

    Within hours after Dr. Lindsey’s arrest, this GRU report continues, the US issued a “global alert” for American citizens after they accused Iran of backing a plot to kill Saudi Arabia’s ambassador to Washington that Obama called “a flagrant violation of U.S. and international law” and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Clinton vows action over.

    According to the Obama regime the head of this alleged Iranian plot was former Texas used-car dealer named Manssor Arbabsiar [photo 3rd left] who is a naturalized US citizen, holds an Iranian passport and whose close friends say is an “unlikely secret agent,” was “no mastermind” and was “kind of a hustler.”

    FBI Director Robert Mueller said the convoluted plot could have been straight from a film and, “Though it reads like the pages of a Hollywood script, the impact would have been very real and many lives would have been lost.”

    Iranian parliament speaker Ali Larijani called the US allegations a “mischievous, foolish” attempt to fuel tension between Iran and Saudi Arabia saying that “These claims are vulgar … It is a childish and amateur game … We believe that our neighbors in the region are very well aware that America is using this story to ruin our relationship with Saudi Arabia.”

    Iran’s claim that the Obama regimes charges against them were lies was immediately backed up by one of the CIA’s most honored former analysts Robert Baer who is TIME.Com’s current intelligence columnist and has contributed articles to Vanity Fai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nd The Washington Post.

    Baer, who was interviewed just a few hours ago by Australia’s The World Today news programme warned that the Obama regimes charges against Iran were “made up propaganda” and warns the US must open immediately a direct diplomatic channel with the Iranian regime…or risk igniting “an uncontrollable war.”

    This GRU report gravely notes that an “uncontrollable” war may be exactly what the Obama regime wants as its economy lurches ever closer to the abyss and inevitable chaos will soon be the “new normal” in America.

    The GRU further warns in their report that with the US signing a $1.25 billion contract last Monday with Emergent BioSolutions for 44.75 million doses of the only proven vaccine to protect against a weaponized anthrax attack [what happens to the other 260 million Americans we don’t know], and one of America’s most honorable Congressman, Ron Paul, now warning that the Obama regime has given itself a “license to kill” any citizen it wants to without evidence or trial, the United States, indeed, may about to do the unthinkable.


  18. 2011/12/10 於 15:21 patchpieces

    解構多民族國家。解構中東。解構多元文化。製造文明衝突=>為美以基督教霸權干涉、經濟文化殖民它主權國家創造合理性/合法性--警惕美以歐基督教霸權的Yinon Plan

    《為“文明的衝突”佈一大盤棋:分裂、征服與統治“新中東” 》
    《為“文明的衝突”佈一大盤棋:分裂、征服與統治“新中東” 》
    《為“文明的衝突”佈一大盤棋:分裂、征服與統治“新中東” 》

    “阿拉伯之春”這一熱門辭彙其實是由一群遠在的華盛頓、倫敦、巴黎和布魯塞爾辦公室的個人和團體所“炮製”的。這群人除了對這一地區有膚淺的認識外,對阿拉伯國家幾乎一無所知。
    阿拉伯民族間正打開的自然是一個混合包裹,而叛亂與機會主義一樣都是這個包裹裏的一部分。
    哪里有革命,哪里就有反革命。

    阿拉伯世界的“動亂”也並不是所謂的阿拉伯的“覺醒”;這一辭彙顧名思義便是阿拉伯人總是處於昏睡之中,儘管他們一直被獨裁和不公所包圍。
    現實的阿拉伯世界,作為更廣闊的土耳其-阿拉伯-伊朗世界的一部分已經被頻繁的起義所填充。儘管這些叛亂已被阿拉伯的獨裁者以及美國、英國和法國等(老殖民帝國)國家協力平息。而這些(老殖民帝國)大國的“干涉”一直是民主的(反動)制衡力量,且將繼續發揮作用。

    【分而治之(支解分裂依附策略)】:首次“阿拉伯之春”如何“被操縱”

    重整中東的計畫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幾年。而正是在一戰期間,這些帶有“殖民”傾向的“設計”才隨著反對奧斯曼帝國的“阿拉伯大起義”清晰地表現出來。

    儘管英國、法國和義大利都曾是殖民國家,迫使阿拉伯人民在諸如阿爾及利亞、利比亞、埃及和蘇丹等國家“享受不到”任何自由,但是這些殖民國家仍成功地將自己“塑造成”阿拉伯解放運動的朋友和盟友。

    “阿拉伯大起義”期間,英國和法國(老殖民帝國)事實上使阿拉伯人充當它們的步兵(走卒)反抗奧斯曼帝國,以“進一步實施”其地緣政治的圖謀。倫敦和巴黎之間簽訂的秘密協定——“賽克斯-皮科協定”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英國與法國所作的僅僅是通過向阿拉伯人販賣它們有關阿拉伯從所謂的奧斯曼帝國的“鎮壓”中解放的思想,而取得對阿拉伯人的使用和“操控”。

    事實上,奧斯曼帝國是一個多民族帝國。它給了所有民族當地和文化自治權,但最終被操縱成為了一個土耳其實體。甚至是隨後的在奧斯曼安納托利亞的亞美尼亞種族的滅絕,也不得不與當代在伊拉克的基督徒的目標一樣,被視為外部行為體為“分裂”奧斯曼帝國、安納托利亞以及奧斯曼帝國公民的一個“秘密計畫”的一部分。

    奧斯曼帝國解體後,正是倫敦和巴黎“拒絕承認”阿拉伯人的自由,儘管也是它們在阿拉伯民族間的“播下”了“不和”種子。當地“腐敗”的阿拉伯領導人也曾是“該計畫”的合作夥伴,他們中很多人(帶路黨)對能成為英國和法國的(買辦)客戶而“欣喜若狂”。同樣,今天的“阿拉伯之春”也正在“被操縱”。美國、英國、法國以及其他國家正在“腐敗”的阿拉伯領袖與重要人物(傀儡買辦帶路黨)的“幫助”下“重組”阿拉伯世界和非洲。

    Yinon計畫:混亂中的秩序

    Yinon計畫,作為英國在中東戰略的“延續”,是以色列為確保其地區優勢的一項戰略計畫。它堅持並規定,以色列必須通過將周圍阿拉伯國家“巴爾幹化”為弱小國家,以“重組”其地緣政治環境。

    以色列戰略家將伊拉克視為對以色列構成最大戰略挑戰的阿拉巴國家。這就是為什麼伊拉克被刻畫為中東和阿拉伯世界“巴爾幹化”的核心(注:美帝入侵佔領伊拉克其主要戰略目的並非一般淺薄的戰略家所謂的僅只是覬覦石油,而是基於一長遠計劃、更深層次的對於中東人口、文化進行重組改造──美帝入侵佔領伊拉克後主要的遺產就是已大致上將伊拉克分割為三個自治區)。在伊拉克,以色列戰略家根據『Yinon計畫』的概念宣導將伊拉克“劃分(切割)”為一個庫爾德“國家”和兩個阿拉伯“國家”,這兩個阿拉伯“國家”分別由什葉派穆斯林人和遜尼派穆斯林人接管。
    而達成這一“目的”的第一步就是一場伊拉克與伊朗之間的戰爭(兩伊戰爭),這也在『Yinon計畫』的範疇之中。 2008年的《大西洋》期刊和2006《美國軍方武裝部隊》雜誌分別刊登了緊隨『Yinon計畫』大綱後被大量發行的地圖。
    除了“分裂”伊拉克(這也是拜登計畫所宣導的),“分裂”黎巴嫩、埃及和敘利亞也在『Yinon計畫』之中。
    同樣在計畫中的還有“分裂”伊朗、土耳其、索馬里和巴基斯坦。
    『Yinon計畫』也將“分裂”北非納入其中,被預測將從“分裂”埃及開始,蔓延至蘇丹、利比亞以及其他地區。

    確保統治區安全:“重新定義”阿拉伯世界……

    儘管已有所調整,『Yinon計畫』正在實行中,並將在“徹底分裂”的目標下逐漸發揮作用。該“計畫”源於理查•珀爾和研究組於1996年為時任以色列總理的本傑明•內塔尼亞胡所撰寫的一份政策性檔。珀爾曾擔任雷根總統時期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的副秘書長,後成為小布希和白宮的軍事顧問。
    除了珀爾以外,“邁向2000新以色列戰略”研究組的其他成員還包括詹姆斯•科爾伯特(猶太國家安全事務研究所)、
    小查理斯•費爾班克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道格拉斯•費斯(費斯和澤爾事務所)、
    羅伯特•魯文貝格(先進戰略與政治研究所)、
    喬納森•陶羅普(華盛頓近東政策研究所)、
    大衛•烏姆瑟爾(先進戰略與政治研究所)
    以及梅拉夫•烏姆瑟爾(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徹底分裂:確保統治區安全”是1996年這份以色列政策檔的全名。

    在很多方面看,美國正在執行1996年特拉維夫政策檔確保“統治區”(realm)安全的目標。
    此外,“realm”一詞反映了檔作者的戰略心理。Realm通常指君主管轄的領土或是屬於君主統治、但並不屬於君主的直接管轄範圍,而由王侯進行管轄的領土。
    而在這裏,“realm”一詞正暗指中東屬於特拉維夫的王國。珀爾身為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官員卻參與以色列檔的撰寫這一事實也使人不禁要問:該統治區的概念上的主權是屬於以色列,還是美國,抑或兩者兼而有之?

    確保統治區安全:“破壞”大馬士革穩定的“以色列藍圖”

    1996年以色列檔要求在2000年或以後“驅退敘利亞“(rolling back Syria),通過將敘利亞人驅逐出黎巴嫩、並在約旦和土耳其幫助下對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造成動亂“等方式。而這兩起事件已分別於2005年和2011年”相繼發生“。
    1996年檔指出:“以色列可以與土耳其和約旦合作,通過削弱、遏制甚至驅退敘利亞以塑造以色列戰略環境。這一努力可以集中力量將薩達姆•侯賽因的勢力驅逐出伊拉克——以色列本身重要的戰略目標——作為挫敗敘利亞地區野心的一種手段。”[1]

    作為“建立”以色列主導的“新中東”並“包圍”利比亞的第一步,1996年檔要求“去除(消滅)”薩達姆•侯賽因在巴格達的權力,甚至暗示將伊拉克“巴爾幹化”並建立一個包括遜尼派穆斯林的“伊拉克中部”在內的反大馬士革戰略地區聯盟。檔作者寫道:“但敘利亞在這場衝突中有潛在的弱點:大馬士革太過忙於處理受威脅的新地區方程以致無暇顧及黎巴嫩;而且大馬士革還懼怕由以色列和伊拉克中部、土耳其組成的‘自然軸’以及位於中部的約旦會聯合擠壓敘利亞,並將其從阿拉伯半島分離出去。對於敘利亞而言,這拉開意味著重新繪製中東地圖的序幕,而這也將威脅到敘利亞的領土完整。”[2]

    珀爾與研究組關於“邁向2000新以色列戰略”還提出將敘利亞人趕出黎巴嫩,並通過黎巴嫩反對派破壞敘利亞的穩定:“(以色列必須轉移)敘利亞的注意力,通過黎巴嫩反對派分子破壞敘利亞對黎巴嫩對控制。”[3]這就是2005年繼哈哈裏遭暗殺後將發生的,哈裏裏事件也觸發了所謂的“雪松革命”以及推動形成了由腐敗的賽德•哈裏裏控制的反敘利亞3•14聯盟。

    檔還要求特拉維夫“把握時機,提醒世界敘利亞政權的性質”。[4] 這顯然是以色列通過搞公共關係(PR)來“妖魔化”其對手的戰略。
    2009年,以色列新聞媒體公開承認,特拉維夫通過其大使館和外交使團發動了一場“全球性的運動”,包括“媒體宣傳”和在伊朗使館前組織抗議等來“詆毀”伊朗總統競選,這一運動甚至在競選還沒開始前就已被掀起。[5]

    該檔還提到一些類似於目前敘利亞正在發生的事。檔指出:“最重要的是,以色列在為土耳其和約旦反利比亞行動給予外交、軍事和行動上的支持、尤其利益所在這一點是可以理解的,包括以色列支持土耳其和約旦與敘利亞領土內的一些阿拉伯部落組成部落聯盟,並對敘利亞統治精英充滿敵意等。”[6]
    隨著2011年敘利亞的動盪,叛亂分子的運動和約旦土耳其邊界的“軍火走私(以扶持支持軍事武裝叛變)”已成大馬士革的一個重大問題。

    在此背景下,阿裏埃勒•沙龍和以色列在英、美“入侵”伊拉克後請求華盛頓襲擊敘利亞、利比亞和伊朗也就毫不奇怪了。[7]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檔還主張通過先發制人的戰爭來“塑造”以色列的地緣戰略環境並開創“新中東”。[8] 這也是美國在2001年時會採取的一項政策。

    剷除中東的基督教團體

    利比亞危機之前,埃及基督徒被襲擊與蘇丹南部的公投“同時發生”絕非巧合。
    同樣,伊拉克的基督徒,這一世界上最古老的基督教團體之一“被驅逐”出他們在伊拉克的故土也“並非偶然”。
    與伊拉克基督徒被驅逐“同時發生”的還有在美國和英國軍隊“警覺地注視”下,由於什葉派穆斯林與遜尼派穆斯林的暴力和敢死隊而“被迫形成”不同宗教的分區,巴格達的市鎮成為一片宗教飛地。這都與『Yinon計畫』密不可分,而該地區的“重組”是一個更為遠大的目標的一部分。

    在伊朗,以色列人一直試圖將以色列猶太團體驅逐,卻總是徒勞無功。伊朗實際擁有著中東第二大的猶太人口,可以說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維持原樣的猶太群體。伊朗猶太人將自己視為被與祖國伊朗密不可分的伊朗人,他們和穆斯林人和基督教伊朗人是完全一樣的。對於他們來說,因為他們是猶太人所以需要調遷到以色列的想法簡直是荒謬的。

    在黎巴嫩,以色列“一直致力”於“加劇”各種基督教、穆斯林以及德魯茲教派間的“緊張”局勢。黎巴嫩是進入敘利亞的一個跳板,黎巴嫩“被分裂”為數個國家也被視為將敘利亞“巴爾幹化”為數個阿拉伯宗派小國的途徑。Yinon計畫的目標就是在遜尼派穆斯林、什葉派穆斯林、基督教和德魯茲的宗教和宗派身份基礎上,將黎巴嫩和敘利亞“分為”數個國家。敘利亞基督教的遷離也可能是目標之一。

    馬龍派天主教敘利亞安提阿教會,也即最大的自治東方禮教會的新主教表達了他對於在地中海東部和中東地區阿拉伯基督徒清洗運動的憂慮。Mar Beshara Boutros Al-Rahi大主教和黎巴嫩、敘利亞許多其他的基督教領袖都擔心穆斯林兄弟會接管整個敘利亞。像伊拉克一樣,神秘組織正在襲擊敘利亞的基督團體。基督教東正教的領袖,包括耶路撒冷東正教的大主教都公開表示了他們的嚴重關切。除了基督教的阿拉伯人,亞述和亞美尼亞這一多數為基督教徒的群體也表示了他們的恐懼。

    Sheikh Al-Rahi近期在巴黎會見了總統尼古拉斯•薩科齊。據悉,這位馬龍派大主教與薩科齊在敘利亞問題上出現分歧,這促使薩科齊說敘利亞政權即將覆滅。
    主教Al-Rahi的立場是敘利亞必須被留下、並允許其進行改革。
    這位馬龍派主教還告訴薩科齊說如果法國希望合法地使真主黨解除武裝,那麼以色列需要被作為一個“威脅”來對待和處理。

    由於Al-Rahi在法國的立場,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的基督教和穆斯林宗教領袖立即到黎巴嫩對他進行了探訪並表達了感謝。
    黎巴嫩的真主黨及其政治聯盟,其中多數為黎巴嫩議會的議員,均高度讚揚了後訪問了黎巴嫩南部的馬龍派主教。

    Sheikh Al-Rahi以為他對於真主黨的立場和他拒絕為推翻敘利亞政權提供支持,現在正遭到以哈裏裏為首的“3•14聯盟”的政治攻擊。一場基督教會議正在經哈哈裏籌畫中,以反對Al-Rahi主教和馬龍派教會的立場。
    自Al-Rahi表明自身的立場後,塔利爾黨,這一活躍在黎巴嫩和敘利亞的黨派,也開始對其進行批評。有報導稱,美國高級官員也取消了他們和馬龍派主教的會見,這也是他們對於Al-Rahi關於真主黨和敘利亞立場表示不滿的信號。

    在黎巴嫩,哈裏裏為首的“3•14聯盟”一直都是一個受歡迎的少數群體(甚至當該聯盟成為議會中的多數時),該聯盟一直與美國、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以及敘利亞的暴力和恐怖組織密切合作。穆斯林兄弟會和其他敘利亞所謂的薩拉菲斯特組織也一直與哈裏裏以及“3•14聯盟”中的基督教政黨相互協調,並舉行秘密會談。這也是為什麼哈裏裏與他的同盟一直反對大主教Al-Rahi。也正是哈裏裏和“3•14聯盟”將伊斯蘭法塔赫帶入黎巴嫩,並幫助其中的一些成員逃往敘利亞作戰。

    有一些不知名的狙擊手正在瞄準敘利亞平民和敘利亞的軍隊射擊,“(藉)以造成”混亂和內鬥。敘利亞的基督團體也成為這些狙擊手的對象。很可能這些攻擊者是來自美國、法國、約旦、以色列、土耳其、沙烏地阿拉伯和阿拉伯灣的武裝力量與一部分敘利亞人組成的聯盟。

    華盛頓、特拉維夫以及布魯塞爾正籌畫著將基督教從中東遷離。據悉,Sheikh Al-Rahi在巴黎被總統薩科齊告知,地中海東部和中東的基督教團體可以重新被納入歐盟。這並不是什麼慷慨的提議,而是被有意將中東古老的基督教團體根除的國家扇了一記耳光。其目的或是將基督教團體重置於該地區之外,抑或將這些團體劃分為眾多分區。兩種都可能成為目標。

    這一計畫旨在將阿拉伯國家劃定為專門的穆斯林國家,這與「Yinon計畫」和美國“控制”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目標是相一致的。其“結果”很可能是一場大國戰爭。
    阿拉伯基督徒如今與阿拉伯黑人處境非常類似。

    重新劃分非洲:Yinon計畫正在發揮作用……

    關於非洲,特拉維夫將保障非洲的安全視為其廣泛週邊的一部分。這一更為廣泛的或所謂的“新週邊”已成為1979年抵抗包括伊朗(巴列維時期以色列最親密的盟友之一)在內的阿拉伯“舊週邊”隨著伊朗革命的瓦解後,特拉維夫地緣戰略的基礎。在這一情況下,以色列的“新週邊”隨著埃塞俄比亞、烏干達和肯雅等反阿拉伯和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等國家的“納入”而被概念化。這也是為什麼以色列要如此深入地參與蘇丹的“巴爾幹化”(注:原有蘇丹目前已被操縱分割為二,以基督徒組成為主的南蘇丹已於2011年獨立)。

    在中東教派分裂的背景下,以色列已列出了重組非洲的計畫。『Yinon計畫』試圖從三個方面的基礎上劃定非洲:(1)民族語言;(2)膚色;(3)宗教。為確保統治,先進戰略與政治研究所這一以色列智囊團(包括珀爾在內)也推動創建了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的美國『非洲司令部(AFRICOM)』。

    試圖“分裂”阿拉伯和非洲身份的行動正在“進行中”。它只在將所謂的“黑非洲”與所謂“非黑”的北非劃分開來。這是分裂非洲大陸上所謂的“阿拉伯人”與“黑人”計畫的一部分。

    正是這一目標“造成”並推廣了“非洲南蘇丹”與“阿拉伯北蘇丹”這兩種荒謬的身份。這也是為什麼黑膚色的利比亞人被視為利比亞“清洗膚色”運動中的對象。阿拉伯身份在北非正與非洲身份“相脫離”。同時還存在“剷除”大量的“黑膚色阿拉伯人”的計畫,以明確劃分“非洲黑人”與新的北非“非黑人“的界限。這也將”導致“剩餘的柏柏爾“非黑人”與阿拉伯人間的戰爭。

    同樣情況下,在非洲蘇丹、尼日利亞等地,緊張情緒也在為進一步劃分界限的穆斯林與基督徒間醞釀著。而造成這種分裂的基礎,包括膚色、宗教、種族和語言等,都“助長”著非洲的“瓦解”與不和。這都是一個將北非與剩餘非洲大陸劃分的更遠大非洲戰略的一部分。

    為“文明的衝突”布棋

    正是在這一點上,所有這些“看似”一盤散沙的事件都被“聯繫”在了一起。

    整個棋盤正在上演“文明的衝突”,而所有的棋子也各就各位。阿拉伯世界正“被隔離開”來,並被清晰的界線所劃分。這些界線“阻止”不同民族語言、膚色和宗教團體間相互的過渡與融合。

    在這項“計畫”中,將不再有社會與國家的過渡與融合。這就是為什麼中東和北非的基督徒,如科普特人,正成為“被攻擊”的對象。這也是為什麼黑膚色的阿拉伯人和柏柏爾人以及北非的黑人在北非正面臨著“種族滅絕”的威脅。

    繼伊拉克、埃及之後,阿拉伯利比亞民眾國和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對『Yinon計畫』而言)都是 “破壞”北非和東南亞地區穩定的核心。
    利比亞發生的一切(美歐顛覆推翻利比亞政權的『顛覆模式』)對非洲有著巨大的影響,而敘利亞的狀況也深刻地影響了東南亞及更遠的地區。按照『Yinon計畫』所指出的,伊拉克和埃及是造成阿拉伯國家不穩定的切入點。

    如今正在“上演”的是建立一個專門的“穆斯林中東”地區(以色列除外),而這也將“造成”什葉派與遜尼派間的鬥爭。類似的場景也正在“北非非黑人”區上演,表現為阿拉伯人與柏柏爾人的衝突。
    同時,在“文明的衝突(劇本)模式“下,中東與北非也”被認為“是所謂的“西方”與“非洲黑人”間的衝突。

    這就是“為什麼”法國的薩科齊和英國的卡梅倫在利比亞衝突初期相繼發表聲明,指出多元文化主義在各自的西歐社會中已經“不復存在”。[9] 
    真正的多元文化主義正威脅著“北約戰爭議程”的合法性,也為作為美國對外政策基石的“文明的衝突”的實施造成了障礙。

    在這一點上,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解釋了為什麼多元文化主義會成為華盛頓及其盟友的威脅:
    “隨著美國成為文化日益多元的社會,它可能會發現在對外政策問題上要想達到一致性就愈加困難(如與阿拉伯世界、中國、伊朗、俄羅斯或者是前蘇聯等地戰爭),除非存在真正被能被廣泛覺察到的大規模的直接外部威脅。這樣的共識普遍存在于二戰甚至冷戰期間(如今也存在著,因為“全球反恐戰爭”)。[10]
    布熱津斯基的下一句則指明了為什麼人們會反對或支持戰爭:
    “然而(共識)不僅僅深深地紮根於共用的民主觀中且人們意識到這些民主觀正在受到威脅,而且也根植于對歐洲集權主義下的受害者們在[11]文化上和種族上的親近。”

    雖有冗餘之嫌,我仍然要一再提出正是因為這種要“打破”中東-北非(MENA)地區、所謂的“西方世界”與撒哈拉以南非洲間“文化融合”的企圖,所以基督徒和黑人正在(被安排)遭到攻擊。

    “種族中心主義”與意識形態:將今日的“正義戰爭”正當化

    在過去,西歐的殖民國家會對他們的人民進行洗腦。他們的目標就是獲得推行殖民的支持。而其形式就是在武裝商人與殖民軍隊支持下轉播基督教(唯我獨尊)及其教義。

    同時,種族意識形態也被提出。那些被殖民的人被刻畫成“下等人”、低等、沒有靈魂。
    最終,承擔“開化”那些所謂的“世界未開化人民”的 “白人的責任”等語句開始被使用。這種具有凝聚力的思想框架被用於將殖民主義“塑造”為一項“正義事業”。而這也為征服和“開化”外國領土的“正義戰爭”提供了合法性。

    如今,美國、英國、法國和德國的帝國主義計畫並“沒有改變”。改變的只是為發動“新的殖民主義戰爭”、進行征服的“藉口”與理由。
    在殖民統治時期,發動戰爭的敍述(論述)與理由被包括英國和法國在內的殖民國家的公眾輿論所接受。
    今天的“正義戰爭”和“正當理由”也在婦女權利、人權、人道主義和民主的“旗幟”下進行著。

    文/Mahdi Darius Nazemroaya

    (加拿大)Global Research 2011年11月26日
    http://www.globalresearch.ca/index.php?context=va&aid=27786


    Mahdi Darius Nazemroaya是加拿大渥太華的一位獲獎作家。
    他是蒙特利爾全球化研究中心(CRG)的一位社會學家和副研究員。他曾見證了北非“阿拉伯之春”的過程。在北約(2011年)轟炸利比亞期間,他正在利比亞擔任KPFA的聯合研究專案——Flashpoint專案的特派記者。


  19. 2011/12/25 於 17:00 patchpieces

    《美領事(楊蘇棣)再次吹響了反對派的集結號》

    文/卓偉

    2011-12-8 香港《文匯報》

      美國駐港領事楊蘇棣日前又再出來“放話”,指一些聲稱美國資助或策劃香港政黨行動的說法並無根據。
    當被問及“維琪解密”的檔揭露,美國駐港領事過去“屢屢插手”香港事務,並詳細記錄了如何拉攏成立“四人幫”時,楊蘇棣終於承認曾就宗教事宜與陳日君會面,在香港見過陳方安生及李柱銘,而他在臺灣公幹時,又認識到黎智英云云。
    這是間接承認了他與“四人幫”的“交往”,所謂“會見”實為“指揮”,美領事千方百計促成“四人幫”,不過是通過“四人幫”來“控制”反對派干預香港政局。
    “維琪解密”已說得很清楚,虧楊蘇棣還敢厚著臉皮胡吹一通。

      過去,每當香港發生重大政治事件時,美國駐港領事都會或明或暗地向反對派及有關喉舌“放話”,一方面是“傳達”白宮的最新“政策路線”,“要求”反對派“充分配合”;
    另方面則是擬定政治策略,以胡蘿蔔加大棒整合各方人馬,槍口一致對外。
    就如在中東及北非爆發革命後,楊蘇棣隨即“召見”各反對派政黨“解說”華府的最新策略,會見之後,反對派各政黨立即提出要在香港“仿效”,結果慘澹收場。
    楊蘇棣不甘失敗,又繼續“添薪加火”,雖然最終失敗收場,但已盡顯楊蘇棣對反對派的“掌控”能力。

      現在楊蘇棣又出來“吹響”了集結號,而且“時機”更為敏感,正是在反對派區選受挫,各反對派政黨政客民望大跌之時,也是反對派喉舌全力藉所謂“種票”問題上綱上線,以圖為反對派選情翻盤之時,楊蘇棣走出台前,高調評論“種票”案,表示高興廉政公署採取法律行動,期望能夠儘快調查真相,並重申深信港府會維護香港的民主,確保“一國兩制”得以持續云云。
    楊蘇棣身為駐外領事,在身份上已經不適宜對別國內政指指點點,胡亂評論,而且楊蘇棣的“高興”也是耐人尋味,聯繫到反對派近日突然高度整合,不分陣營不分黨派全力開火,正說明美國駐港領事又在赤裸裸地“插手”和“指揮”這一輪“種票”狙擊,其他反對派看到楊蘇棣的“高興”,豈不急急走出來加上一腳。就如早前一樣,美國“吹雞”,各反對派就自動歸位。

      楊蘇棣出身于“反華(基督傳教士)”的中國通世家,派到哪里哪里就會“發生”所謂“顏色革命”,在擔任「美國在台協會」臺北辦事處副主任時就與(美帝軍事政府在台特首/代理人)陳水扁打得火熱,“大力支持”台獨路線。而方法不外乎緊密聯繫當地反對派,通過各種軟硬手段去收編各個反對派政黨,當“時機成熟時”發動致命一擊。
    須警惕的是,自從楊蘇棣(2010年初)派到了香港,“接連”就發生了違法違憲的“五區公投”等事件,他還不斷借各種議題干預、攻擊中國內政。現在他甚至明火執仗地“插手”香港選舉制度,“指揮”反對派繼續攻擊選舉制度,“唯恐天下不亂”,“動機”為何不說自明。反對派跟著“起哄”最終只會玩火自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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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蘇棣“公開干政” 稱“插手”港事屬職務

    記者/鄭治祖

    2011-12-8 (香港)文匯報

    據「維琪解密」早前公開的多份機密電文顯示,美國駐港領事館一直與香港反對派各黨派,包括民主黨、公民黨以至社民連等保持「密切聯繫」,
    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更「告洋狀」,“要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美國駐港總領事楊蘇棣在一公開活動聲言,與香港的政黨及政團接觸只是他們在香港「履行」的職責,「並無不妥」,又否認他們曾資助或支持香港任何政黨,更公開評論香港新一屆特首選舉,以至近期所謂的「種票」問題。

      「維琪解密」早前披露的機密外交電文,美國駐港領事館涉推動「宗教(陳日君)、政客(李柱銘、陳方安生)、傳媒(黎智英)」三位一體港版「四人幫」的組合,並與「四人幫」過從甚密,狂索香港和內地情報。

      同時,美領事館一直與部分反對派中人“頻繁見面”,向他們“搜集”的情報涉及香港和內地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形勢、特首評價、特首選舉、政黨發展,以及內地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情報等。其中,民主黨的塗謹申和羅致光更被列為美方「要嚴格保護」的對象。

     指自己所為是「外交工作」

      楊蘇棣昨日會見香港傳媒,被問及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曾就「維琪解密」披露的事件,批評他是「搞分裂的老手」時,他回應指,自己明白郝鐵川在外交上的立場,但否認美國有資助或支持香港任何政黨,稱自己進行的是外交工作,故接觸不同背景的政界人士,包括反對派及建制派是在「履行職務」:「我和我的同事在香港履行的外交工作,與中國外交人員履行的沒有分別,我覺得我們的立場並無不妥。」

      「繼續留意唐梁政綱」

      就有關香港新屆特首選舉問題時,楊蘇棣說,新特首必須得到香港民意的支持,香港特首人選除了愛國和有能力,也都要有民望:「香港人的意見很重要,令香港未來領導人可以有效管治,和滿足大眾期望。」他又稱,自己會「繼續留意唐英年及梁振英的政綱」。

      被問及近期多宗懷疑「種票」事件時,他就稱,歡迎香港廉政公署及選舉事務當局調查事件,期望能夠儘快查出真相,維護香港的民主,確保「一國兩制」得以持續。

      高敬德指違領事公約

      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高敬德批評,楊蘇棣身為美國官員,無權亦不應該對香港的事務指手劃腳,尤其「維琪解密」披露美領事館與「港版四人幫」過從極密,已直接干預香港事務。他認為,根據《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和各國雙邊領事條約均規定,領館成員應當避免一切直接或間接干涉駐在國內政的言論和行動,更不得通過與反對黨接觸,或組織反對派,向其提供援助或聲援,表示同情等,故質疑美領館的行為,已違反了《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這是任何主權國家所不能容許的」。

      計佑銘:毋須外人多言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計佑銘亦強調,楊蘇棣對特首選舉說三道四,更試圖借所謂「種票」問題煽風點火、混淆視聽,露出他試圖干預香港政治事務的本質,又批評美國官員不應對香港的事務發表被視為干預性的言論,尤其具體涉及到香港新屆特首選舉的問題,因為這完全是由港人自己作主的事,毋須外人教香港人怎樣做。

      劉宇新:難掩干預港事

      全國政協委員劉宇新則指,楊蘇棣試圖否認干預香港事務,並不能掩蓋美領館促成「港版四人幫」的事實,尤其「四人幫」對香港政事的謀劃,部分連反對派政黨都不得其聞,但4人卻向美國總領事定時彙報,絕不尋常,與尋常的溝通完全不一樣。

      王紹爾:種票論疑有“幕後黑手”

      資深評論員王紹爾批評,楊蘇棣在「種票」問題上與香港反對派政黨同一口徑,反映反對派在區選後“大肆炒作”的所謂「種票論」或有「幕後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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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方嚴厲批評美駐港總領事(楊蘇棣)干政 再不改就要“驅逐”》

    2011-12-19 環球時報

    “極為罕見!”
    多家香港媒體和美國媒體如此評述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呂新華16日對美國駐港總領事楊蘇棣“一再干預香港內部事務,違反國際法及公認行為準則”的批評。
    呂新華還警告稱,如果美方不改正,不排除將其列為“不受歡迎的人”。
    美國駐港領事館隨後對中方指責進行了反駁。

    香港《成報》18日分析稱,香港特首進入選舉季,楊蘇棣近來不斷就香港選舉問題公開發表意見,提出“美方希望”,“觸動了北京的神經”,但呂新華的狠話“施壓姿態高於實際”。

    據香港《明報》和《星島日報》17日報導,過去很少召開記者會的外交部駐香港特派員呂新華16日主動邀約4家香港傳媒見面。在大約半小時的見面會上,
    呂新華說,“維琪解密”網站披露的美國駐港總領館電文顯示,美方不僅就香港政制發展問題向特區政府提出過帶有干涉性的意見,而且與特定的某些人頻繁見面,更有部分香港人士主動要求美方介入香港內部事務。

    當被問到如何進一步跟進這一問題時,呂新華表示,外交層面上有多種做法,包括“交涉”、“嚴重交涉”及“警告”等,如不改正,“中國政府有權採取嚴厲交涉,把他列為’不受歡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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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s criticism of U.S. policy turns personal
    China offered an unusual public rebuke of Washington’s senior diplomat in Hong Kong.

    By Andrew Higgins, —hong kong

    Now it’s getting personal. After months of sniping at American policy, China has turned its fire on Washington’s senior diplomat in this former British colony.

    In an unusual public rebuke,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China’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ccused U.S. Consul General Stephen Young of breaching diplomatic norms and ignoring “solemn warnings” to keep quiet about democracy in the region, which since 1997 has been part of China.

    The scolding by China’s top diplomat here follows a series of articles in Communist Party-controlled media denouncing Young — who served in Kyrgyzstan during a democratic uprising there in 2005 — as part of an American plot to spread disorder and keep China down.

    “Wherever he goes, there is trouble and so-called color revolution,” said Wen Wei Po, a pillar of the party’s still mostly secret political apparatus in Hong Kong. The paper described Young — the son of an Army officer who fought in Korea and Vietnam and served as a military adviser in Taiwan — as coming from “an anti-China, anti-communist family.”

    The consulate said Young has done nothing wrong. “We categorically reject any assertion that the behavior of U.S.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staff in Hong Kong has been anything other than appropriate and in keeping with longstanding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law and practice,” a spokesman said.

    Pro-Beijing groups in Hong Kong have long grumbled about the U.S. Consulate, but the intervention of Lu Xinhua, the foreign ministry’s senior official here, suggested a new push to curb what China views as American interference in Hong Kong and beyond.

    Always prickly over alleged foreign meddling, Beijing has grown particularly jittery following this year’s Arab Spring and calls on the Internet for the Chinese to follow suit with a “jasmine revolution.”

    Internet influence

    China’s push-back, both in Hong Kong and Beijing, has been unusually personal, with state-run media and, on occasion, government officials denouncing American diplomats, including former U.S. ambassador Jon Huntsman Jr. and his successor, Ambassador Gary Locke.

    This, said Li Datong, a Chinese writer and former editor, reflected authorities’ alarm that the Internet has turned previously obscure U.S. envoys into prominent public figures whose remarks and actions get praised — and pilloried — on Web forums and micro-blogs.

    “The propaganda department wants to eliminate the influences of the U.S. diplomats as much as possible,” said Li, who was fired as editor of Freezing Point, a weekly journal, after he published an article that partly defended the actions of imperial powers in the 19th century.

    First to come under fire was (前美駐北京大使)Huntsman, who quit April 30 as ambassador and launched a now sputtering campaign for the Republican Party’s presidential nomination.

    Beijing was furious when the ambassador in February appeared outside a Beijing McDonald’s that online postings had designated as a venue for a “jasmine revolution” protest. Huntsman said he was just out for a stroll with his family. Police blanketed the area and roughed up foreign journalists. No protesters were sighted.


  20. 2012/01/05 於 11:12 patchpieces

    □ 胡錦濤:敵對勢力長期“重點滲透”中國思想文化領域 □
    《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國際敵對勢力正在“加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思想文化領域是他們進行“長期滲透”的重點領域。
    我們要深刻認識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嚴重性”和複雜性,
    警鐘長鳴、警惕長存,採取有力措施加以防範和應對。

    □ 胡總公開斥責西方陰謀顯中國血性

    文/青衫老祖

    2012-1-3

    最近(2011-10-8),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求是》撰文強調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其中講到這樣一段話:
    “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國際敵對勢力正在”抓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思想文化領域是他們進行”長期滲透“的重點領域。
    我們要深刻認識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嚴重性”和複雜性,警鐘長鳴、警惕長存,採取有力措施加以防範和應對。”

    在印象中,這是本世紀以來中國國家元首“第一次”在公開的場合公開談論“西化、分化陰謀”,
    “第一次”公開強調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艱巨性和複雜性,
    第一次提出“雙警”即“警鐘長鳴、警惕長存”,
    第一次公開要求“防範和應對”。

    這幾個“第一次”表明中國已經放棄從前所採取的“淡化意識形態鬥爭、突出經濟領域合作”的外交策略,決心在全球大舞臺上高高豎立並保護好中華民族自己的文化大旗!

    回顧世界歷史發展進程,我們可以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中國能不能實現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將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大國、以及中國在全球化中居於什麼樣的地位,關鍵並不在於有多少GDP(唯利是圖唯GDP論庸俗發展觀),而在於有沒有為世界所稱道的“文化旗幟”。
    文化是“民族之魂”。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其前進的道路上可能會歷經磨難、飽經滄桑,有時還可能遭遇“亡國之痛”,但是,只要民族文化不滅,就可以東山再起、重整河山,再度復興。

    中華民族之所以歷經7000年而綿延永續關鍵就在於文化不滅!“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之所以保持持續快速增長的勢頭,累積而成世界上擁有重大全球影響力的大國,同樣與中國始終保持文化的“獨立性”、特色性有絕大關係。

    “文化獨立”支撐中國獨立;整垮中國最有效的“方法”自然也是“摧毀”中國的文化。自新中國成立以來,西方“瓦解中國”的“努力”就一直沒有停止過。“新中國”成立62年的實踐令西方得出“教訓”,單純使用硬實力,包括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任何國家都難以戰勝中國。從文化上,也就是從價值觀上“西化”中國,進而令中國成為它們的“附庸”,使它們覺得唯一可試的辦法。

    於是,如今的西方,對中國採取的完全是如下策略:經濟上融合、軍事上圍堵、文化上滲透、政治上顛覆。文化上滲透包括培養(崇美媚美)親美分子、支持分裂分子、推銷美國(文化意識型態24-7洗腦)大片、購買一批“(崇美媚美懼美)文化洋奴”。

    面對這一“形勢”,如何有效應對西方的“西化”、“分化”圖謀,確保中國文化獨立和文化安全成為中國長期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重大歷史任務。
    認真學習胡總的講話,筆者感覺有以下幾點值得關注和把握:

    第一,中國對敵對勢力的遏制、圍堵、分化、弱化陰謀有清醒的認識,並始終保持高度警惕;

    第二,中國有著高度的自信和自尊,過去、現在和將來都不會屈服於任何外來壓力,不管是軍事上的還是經濟上的,也不管是政治上的還是文化上的;中國都將堅持走自己的道路,一往無前的推進民族復興的偉業;

    第三,中國已經做好與敵對勢力鬥爭到底的準備,不管是軍事鬥爭、還是文化鬥爭,都將凝聚中華民族的智慧,制定一套切實有效的應對策略;

    第四,中國已經“充分認識到”在“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的世界格局中開展文化鬥爭亦即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重要性、艱巨性和複雜性有了更清晰的認識,確立了 “警鐘長鳴、警惕長存”的鬥爭意識,形成了“防範和應對”兩手抓的文化鬥爭策略。

    在大國競爭中,清醒比什麼都重要。西方之所以“不遺餘力”的“宣傳”他們的意識形態,“兜售”它們的價值觀,“目的”決不是想中國強大,而是想中國“弱化”。蘇聯的教訓證明,中國不徹底粉碎它們的“文化入侵”面臨的將是國家分裂、秩序混亂、發展停滯,中國自1840年以來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所做的一切努力將付諸東流。

    從這個意義上講,胡總公開斥責西方“陰謀”,具有“標誌性”意義。它“標誌”著中國不會在意識形態領域自動繳械,不會接受它們的價值觀,不會聽任它們西化、“西化”中國。為了維護中華民族的文化、尊嚴和自立自強,中國將不惜一切代價,不管是“新冷戰”。還是“新熱戰”,還是打打談談的消耗戰,中國都將奉陪到底。因為,在關係民族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上,中國惟有與敵人展開堅決的鬥爭,除此而外,沒有任何第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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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A的公開秘密—-兼為《十條誡令》蓋棺定論

    一、嘗試為《十條誡令》蓋棺定論
    二、(中國國內)親美勢力對《十條誡令》真實性的質疑
    三、“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的真面目
    四、“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在中國
    五、“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 、“共產黨革命章程”及“十條誡令”
    六、克格勃(KGB/格別烏)高官什羅寧的話是否可信
    七、「中情局」為防止洩密進行的暗殺
    A、李志綏之死
    B、班尼特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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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是》雜誌發表胡錦濤總書記重要文章
    《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2012年1月1日出版的新年第1期《求是》雜誌發表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的重要文章:
    《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胡錦濤:敵對勢力長期重點滲透中國思想文化領域
    胡錦濤《求是》撰文強調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以下為原文:

    2011-12-31

    文化建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佈局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繁榮發展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全會通過的決定,全面總結黨領導文化建設的成就和經驗,深刻分析文化建設面臨的形勢和任務,在集中全黨智慧的基礎上,闡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確立了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戰略目標,提出了新形勢下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指導思想、重要方針、目標任務、政策舉措,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指導我國文化改革發展的綱領性檔。全黨要認真學習、深刻領會,共同把全會精神落到實處,為實現全會提出的目標任務而奮鬥。

    第一,深刻認識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充分發揮先進文化引領前進方向、凝聚奮鬥力量、推動事業發展的作用,是我們黨的一條寶貴經驗和一大政治優勢。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我們黨都結合時代條件、圍繞黨的中心任務提出文化綱領、文化目標、文化政策,堅持不懈推進文化建設,有力推動了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的不懈努力,我們走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顯著提高了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促進了人的全面發展,顯著增強了國家文化軟實力,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強大精神力量,為進一步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奠定了堅實基礎、積累了寶貴經驗。

    當今世界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當代中國正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向著新的奮鬥目標邁進,文化的作用更加廣泛而深刻。從國際看,綜合國力競爭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顯,許多國家特別是主要大國都把提高文化軟實力作為增強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重要戰略。在世界範圍內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更加頻繁的背景下,誰佔據了文化發展制高點,誰擁有了強大文化軟實力,誰就能夠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贏得主動。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國際敵對勢力正在加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思想文化領域是他們進行長期滲透的重點領域。我們要深刻認識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嚴重性和複雜性,警鐘長鳴、警惕長存,採取有力措施加以防範和應對。從國內看,經過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發展,我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顯著增強,但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我國已經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和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越來越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撐,豐富精神文化生活越來越成為我國人民的熱切願望。從我國文化建設自身看,文化領域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革,文化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總體而言,文化發展同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還不完全適應,束縛文化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機制問題尚未根本解決,文化在引領風尚、教育人民、服務社會、推動發展等方面的作用還沒有得到充分發揮,我國文化整體實力和國際影響力與我國國際地位還不相稱,“西強我弱”的國際文化和輿論格局尚未根本扭轉。在理想信念教育、思想道德建設、誠信建設、文藝創作、公共文化服務、文化產業發展、農村文化發展、流動人口文化生活、網路建設和管理、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等方面都還存在不少突出矛盾和問題,必須抓緊加以解決。

    總之,抓住和用好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關係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鬥目標,關係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關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全會提出了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指導思想,強調要全面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根本任務,以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以改革創新為動力,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培養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質,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弘揚中華文化,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全黨要深刻領會和全面貫徹這一指導思想,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自覺把文化繁榮發展作為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是党執政興國第一要務的重要內容,作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一個基本要求,進一步推動文化建設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以及生態文明建設協調發展,為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提供堅強思想保證、強大精神動力、有力輿論支持、良好文化條件。

    第二,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內涵豐富,具體體現在全會決定提出的指導思想、重要方針、目標任務、政策舉措之中,要全面領會、全面貫徹。這裏,我想強調幾個問題。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引領,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最鮮明的特徵,也是事關文化改革發展全局的根本問題。只有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引領,才能打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根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日益發展和對外開放不斷擴大的形勢下,我國社會思想更加多樣、社會價值更加多元、社會思潮更加多變,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引領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更加凸顯。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為文化建設提供有力理論指導,確保文化改革發展始終沿著正確道路前進;必須堅持把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應用于文化改革發展各個領域,不斷豐富和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符合時代發展要求的文化建設理論,使我國文化各方面發展建立在深厚理論基礎之上;必須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正確處理弘揚主旋律和提倡多樣化的關係、教育人民和滿足人民多樣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關係、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和提高經濟效益的關係,有效引領社會思潮,有力抵制各種錯誤和腐朽思想影響,不斷鞏固和壯大社會主義主流思想文化。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必須發揮人民在文化建設中的主體作用,堅持文化發展為了人民、文化發展依靠人民、文化發展成果由人民共用。為了誰、依靠誰是我們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根本問題,決定著社會主義文化的性質和方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是人民共建共用的文化,人民是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最深厚的力量源泉。堅持這一點,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也是我們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理念的重要體現。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堅持以人為本,以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為根本目的,不斷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必須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和首創精神,使全社會文化創造活力競相迸發;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關心人民命運,體察人民願望,反映人民心聲,在人民偉大創造中汲取營養,把最好的精神食糧奉獻給人民;必須堅持面向基層、面向群眾,把滿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作為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基本任務,鼓勵創作生產更多受到群眾歡迎的文化產品,讓文化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必須繼承和發揚中華優秀文化傳統,大力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積澱著中華民族的深厚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團結奮進的不竭動力,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深厚基礎。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大力弘揚中華優秀文化傳統,大力弘揚五四運動以來形成的革命文化傳統,大力弘揚改革開放以來文化領域形成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觀念新風尚,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必須以更加開闊的視野、更加博大的胸懷對待外來文化,積極參與國際文化交流合作,學習借鑒一切有利於我國文化改革發展的有益經驗和優秀成果。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必須堅持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業、一手抓文化產業,推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是社會主義制度下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權益的基本途徑,是實現文化發展成果由人民共建共用的制度保障。發展文化產業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滿足人民多樣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徑,是充分發揮市場在文化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激發全社會文化創造活力的必然要求。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科學界定人民的基本文化權益和多樣化精神文化需求,全面把握政府和市場在文化建設中的職責和功能,推動形成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兩手抓、兩加強的工作格局;必須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以政府為主導,以公共財政為支撐,以公益性文化單位為骨幹,以全體人民為服務物件,以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權益為主要內容,鼓勵全社會積極參與,大力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必須著力培育一批有實力、有競爭力的骨幹文化企業,提高我國文化產業整體實力和競爭力,形成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文化產業格局。無論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還是發展文化產業,都要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正確處理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關係,始終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

    第三,以改革創新精神落實好全會提出的各項任務。

    全會對新形勢下推進文化改革發展作出全面部署,提出一系列新任務新舉措新要求,各地區各部門要統籌兼顧、立足實際,有計劃分步驟加以落實,既要全面貫徹又要突出重點,最重要的是要緊緊圍繞全會決定關於推進文化改革發展指導思想中的“四個以”來抓好落實。

    堅持以科學發展為主題。科學發展是黨和國家工作的鮮明主題,也是文化改革發展的鮮明主題。要自覺把科學發展要求貫穿文化改革發展各個方面,緊密結合文化改革發展實際,著力轉變文化發展方式,提高文化發展品質和效益,不斷提高文化發展科學化水準。要堅持以人為本,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保障人民各項文化權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要堅持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著力解決影響文化科學發展的突出問題,協調好文化改革發展各個領域和各個環節,促進文化持續快速健康發展。要堅持統籌兼顧,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文化改革發展重大關係,統籌文化改革發展各項工作,完善文化佈局、文化結構、文化資源配置,促進城鄉、區域文化一體化發展,推動文化資源向農村、基層傾斜,向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傾斜,不斷增強文化發展後勁,實現文化又好又快發展。堅持以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根本任務。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根源于民族優秀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並吸收人類文明成果發展起來的,是我國社會主義文化的引領和主導。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緊緊抓住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這個根本。要堅持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武裝全黨、教育人民,大力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新的實踐。要堅持以理想信念教育為重點,引導廣大幹部群眾不斷增強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自覺性和堅定性。要廣泛開展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社會主義榮辱觀宣傳教育,深化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活動,加強思想道德建設,建設和諧文化,培育文明風尚。要在全黨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學習教育,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國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設和党的建設全過程,貫穿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各領域,體現到精神文化產品創作生產傳播各方面。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非一日之功,既是當前的緊迫任務,又是長期的戰略任務,必須通過堅持不懈、持之以恆的努力,使之真正成為全黨全社會的普遍共識,轉化為廣大幹部群眾的自覺行動。

    堅持以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滿足人民對實現自身文化權益和豐富自身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必須大力繁榮文化創作,豐富群眾文化生活,提高人民文化生活品質。要加大對城鄉基層文化建設投入力度,深入實施重點文化惠民工程,加快公共文化基礎設施建設。要加強文化創作生產引導,引導文化工作者堅持正確文化立場,弘揚真善美,貶斥假惡醜,把學術探索和藝術創作融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之中,創作生產出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相統一、人民喜聞樂見的優秀文藝作品。要發展健康向上的網路文化,使互聯網等新興媒體真正成為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新陣地、公共文化服務新平臺、人民精神文化新空間。要組織開展群眾樂於參與、便於參與的文化活動,引導群眾在文化建設中自我表現、自我教育、自我服務,依靠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推動文化繁榮發展。

    堅持以改革創新為動力。只有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創新文化內容和形式,才能不斷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不斷為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提供強大動力。要圍繞構建充滿活力、富有效率、更加開放、有利於文化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努力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新進展,破除制約文化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要深化公益性文化單位改革,深化國有經營性文化單位改革,深化文化管理體制改革,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加強文化法制建設。要加快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創新公共文化服務運行機制,不斷提高公益性文化單位服務群眾能力和水準。要提高文化產業規模化、集約化、專業化水準,優化文化產業結構,促進文化和科技融合發展,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要圍繞提高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積極開拓國際文化市場,創新文化走出去模式,不斷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

    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把文化建設擺在全局工作重要位置,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規劃,與經濟社會發展一同研究部署、一同組織實施、一同督促檢查。要認真開展調查研究,總結經驗,發現問題,結合實際制定貫徹落實意見,明確工作責任,提出具體要求,確保全會提出的目標任務和政策舉措落到實處。要把文化改革發展成效納入科學發展考核評價體系,作為衡量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工作業績的重要依據。要把文化人才隊伍建設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著力加大對年輕人才、高層次人才、複合型人才的培養力度,努力造就一批有影響的文化名家、文化大師和各領域領軍人物,建設宏大文化人才隊伍。要深入做好知識份子工作,充分調動廣大知識份子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把廣大知識份子緊緊團結在党的周圍。總之,全黨要貫徹落實好全會精神,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在科學發展道路上奮力開創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局面。

    (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講話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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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 Hostile forces seek to westernize, split China

    By Gillian Wong,
    A.P. 2012-1-3

    BEIJING (AP) — Chinese President Hu Jintao has told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that hostile forces abroad are trying to westernize and divide the country with their cultural influence and that officials must remain vigilant against such efforts.

    The party magazine Seeking Truth this week published an excerpt of a speech by Hu to party leaders in October in which he said China is facing a difficult ideological struggle.

    “We must clearly see that international hostile forces are intensifying the strategic plot of westernizing and dividing China, and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fields are the focal areas of their long-term infiltration," Hu said.

    Hu did not specify who the hostile forces are, but Chinese leaders have tried to bolster their legitimacy with a more demanding public by depicting China as being engaged in an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war with the West.

    Hu’s remarks are part of the Communist Party’s broader push to reinforce socialist principles in an attempt to counter calls by liberal Chinese for “universal values" such as freedom of expression, which state media often portray as Western concepts unsuited to China’s unique circumstances.

    Chinese leaders are under pressure from a public that is upset over income inequality, corruption and other ills of rapid growth and that feels empowered by rising prosperity and social media to criticize the government.

    To compete for ideological influence, party leaders have said China must create more cultural products like books, films and art to attract Chinese and foreign audiences. As part of efforts to wrest back Communist Party control over cultural industries, China also recently said it would limit reality TV shows and other light fare shown on satellite television stations.

    “We should deeply understand the seriousness and complexity of the ideological struggle, always sound the alarms and remain vigilant, and take forceful measures to be on guard and respond," Hu said in the speech, made at an annual policy meeting of the party’s Central Committee — 365 members of the power elite.

    China has stepped up a campaign to boost its influence by making movies that promote Chinese culture or the Communist Party’s legitimacy. These include “Beginning of the Great Revival," a film to celebrate the Communist Party’s 90th anniversary, and the 2009 blockbuster “The Founding of a Republic" marking 60 years of Communist rule.

    The government also has mounted concerted efforts to police the Internet and, after “Arab spring" protests ousted autocrats in Egypt and Tunisia, to intimidate Chinese political activists from launching a similar movement.

    Last month, Beijing and other city authorities ordered Internet microblogs to require users to register with their real names, a tightening of rules aimed at controlling China’s rapidly growing social networks. Last year, microblogs helped mobilize 12,000 people in the northeastern city of Dalian to successfully demand the relocation of a petrochemical fa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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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中央對此始終保持清醒認識。

    但當前黨內有兩大問題:
    一個是(中央黨校那批掛羊頭賣狗肉)打著紅旗反紅旗;
    一個是目前理論無法指導實踐。

    這兩個問題不解決,意識形態領域的爭奪就佔據不到有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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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上面早就知道了吧
    現在“公開表態”就意味著要“反擊”了

    所以自費五毛們就等著看戲吧

    火烤偽精英水煮普世派
    咱就跟著添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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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信號啊,期待那些虛偽的普世民主JY(精蠅)們早點下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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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哼,這回我們找一找被敵對勢力滲透的媒體,不會有人出來出來“裝純情”說——“都是黨國的媒體、哪來的漢奸媒體”——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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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撲屎派”的噩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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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種就把南方蜥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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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口 2012-1-3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

    2012-1-3 03:05 AM

    現在才說?剛睡醒?
    喂!!!有人在搞我們啊!喂!大家聽到沒有啊?有人在搞我們!

    中國的各個級別領導,包括最高層,只能在別人和自己一樣飯桶的環境下搞搞勾心鬥角。對外不敢鬥爭,不善鬥爭,歸根結底,還是因為不善鬥爭:有人見過善於鬥爭的人不敢鬥爭麼?回想(法總統)薩科齊08年騎在中國人頭屙屎長達兩個星期,中央政府十分淡定,一言不發。我想咱們的領導是不是準備好對策了啊,這麼淡定。結果對策就是沒有對策,等人家屙完就好了嘛…

    就這篇文章來說,空洞無物,只不過是提出了一個命題的八股文而已。其實凡是關心中國的人,哪個不知道文化建設出問題了?說人家要西化我們,我們要發揚中華文化?這話說清楚了麼?說對了麼?說完了麼?調查了麼,研究了麼?執政兩屆就擠出這麼個玩意?

    很明顯,領導們不太像是競爭出來的,倒像是一幫近親繁殖出來的,也就這個水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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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3

    覺得東西方文明的衝突和公開競爭就要開始了.木偶有心無力,能做好鋪墊就不錯了,期待下一代(習近平-薄希來)發力吧.

    中國要進一步走向世界,進一步發展自己,不可能一直虛心學習西方,“崇洋媚外”,韜光下棋的.這條路讓我們固然大大地發展了實力,但我們經濟上成了“附庸”西方的資本主義經濟,過度依靠廉價出口,血汗工廠血供西方尤其是美國,價廉物美的東西依賴西方的市場卻無法升級成靠品牌靠科技含量靠文化含量的商品高價高利潤占領人家的市場,相反現實是別人的商品靠文化宣傳優勢高價佔領我們的市場.

    在政治上,明不正言不順,導致官員“失去”自己的信仰,只好去“崇尚”西方的文化信仰,只好想著為自己和家人“謀私利搞腐敗”.

    在對外關係上,不展示實力就沒人正確瞭解中國,喜歡上中國,從而和中國友好,合作,一起發展,一起對付歐、美欺壓搞亂.周邊國家被西方文化洗腦,認為西方文明一直正確,比東方文明好,低看中國誤解中國,在西方威恩並施下,配合西方搞亂中國和中國爭鬥.

    在人民幣國際化上,更需要宣傳我們的各方面的實力和及其依附的先進文化,讓中小國家有信心使用人民幣,讓它們相信中國能鬥住美國的,你們不用太怕美國.展 示我們的實力和文化,給它們希望,給它們發展模式,給它們保護和依託.未來西方文明衰落了,東方文明才是應該它們學習的,東方文明是有資格有實力取代西方 文明的統治地位的,西方文明不可能永遠這樣強勢的,東方文明歷史上強勢過蓋過西方文明,未來將奪回強勢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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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響的雷,也沒有一滴雨(類似重慶)來的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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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3

    希望中央對此始終保持清醒認識。

    但當前黨內有兩大問題:
    一個是打著紅旗反紅旗;
    一個是目前理論無法 …
    发表于 2012-1-2 06:54 PM

    你總結得很好!
    也許是我孤陋寡聞,好久沒聽到對共產主義的宣傳了。但這樣也好!至少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不要拿這塊布遮羞。要老老實實地對老百姓說,我們要做什麼,要怎樣 做。什麼是社會主義?現在已經過了“不爭論”的時期了,必須讓老百姓都知道都認同我們要往哪里去。這樣才能取信於民,避免各種利益團體混僥視聽從中牟利, 最終壞了社會主義的金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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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棄了毛澤東思想,空喊“科學發展觀”這類虛無縹緲的空洞口號,
    唉!誰能給個權威定義,什麼是“科學發展觀”??一直很費解

    的確很令人迷惑。
    我一開始以為是為了治理環境污染。。
    後來才知道是個政治目標。。

    但即然是“發展”,就得有個目標。但一直沒有具體的目標。
    於是現在認為,“科學發展觀”只是一個手段。
    總結出來就是,“沒有具體目標”的發展手段。。

    最絕的是,‘有所為、有所不為’,啥‘貓’等模糊論,“思想混亂”根子就出在這裏。
    臺上不過是蒼蠅,台後精英們自己都不知怎麼自圓其說,哈哈

    注意“時間點”在美帝出臺“收割”資本海外資產後,“被綁架的買辦”受到兩面狙擊。 資本之間撕裂,離撕破臉皮就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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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中國的意識形態價值觀“一片混亂”,最直接的反應就是社會道德底線“一再被突破”,幾乎任何事物都能引發正、反兩方面的尖銳對立和辯論,是與非的界限越發“模糊含混”,各階級、個族群、各利益團體日趨成型、分裂。左、中、右對現實都普遍不滿,人們對於未來愈加迷茫,對未來、對政府喪失信心……
    而且,還有一隻“無形的手”,一股“無形的勢力”,潛移默化的鼓動人們的不滿和憤懣,引導人們的思維模式。這些,難道廟堂之上真的一無所知、還是束手無策?


  21. 2012/01/10 於 08:39 patchpieces

    《揭示美國未來幾年的全球戰略》

    2012-1-9

    這個話題我久有意談談,這跟我長期研究美國的戰略核心層的戰略計畫有關係,可以說我要說的內容與許多美國金融,地緣政治軍事戰略,經濟方面的核心人物有關。
    實際上奧巴馬的“戰略計畫”一開始就被美國的領導層背後的“影子勢力”所推崇,基辛格曾說過奧巴馬“能同時”下好好幾局棋,這代表美國真正的“權力階層”對其“能力”的認同。

    亞洲與印度洋,大洋洲

    在西方地緣戰略學中“歐亞大陸”是世界權力中心,若要“控制世界”必須設計好“控制”歐亞大陸的戰略,而歐亞大陸包括幾個特別有影響力的中心敏感區域,分別是亞太,印度洋及印度,還有就是中東和中亞,東歐,世界歷史上的霸權爭鬥實際上最終的目標是為了爭奪由誰來控制世界上這些最為廣泛的戰略區域,我這裏之所以說大洋洲是因為這裏一向就只是美國與英國的戰略後方支撐點,後勤基地而已

    首先從亞洲和印度洋,大洋洲說起,
    奧巴馬今年內最高調的聲調就是強調美國要“重返亞洲”,“構築”所謂的“亞洲安全條約體系”,這是一個未來幾十年的戰略計畫,希拉蕊克林頓在一篇名為《美國的亞洲太平洋世紀》的文章中提到了美國未來幾十年內要在亞洲建立新的“太平洋戰略體系”框架,她重點提到了四個國家與美國的戰略關係,
    首先是美、日關係在太平洋體系中的戰略基礎作用,
    第二是印、美關係對美國在中南,南海,南亞的戰略的積極意義,
    再其次就是美國與澳大利亞的戰略合作關係,
    這三個國家實際上構成了美國在亞洲太平洋的戰略體系的“三大支柱”,從地緣戰略的角度保證了美國在整個面向亞洲,太平洋世界的權力基礎與戰略地位,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把包括印度洋和大洋洲的國家體系統一納入了自己的戰略構想之中,可見其眼光之寬廣與深遠,這可以說是美國自冷戰結束以來最為精深的地緣戰略計畫,亞洲大國與太平洋世界,乃至包括俄羅斯最近“加入”世貿組織都在其“精心的算計”之中,
    大家打開地圖可以看到的是在太平洋的棋盤上,美國“領導”的環太平洋、印度洋權力中心的實力驚人,更何況這一區域中包括中國,印度,日本,再加上東南亞各個經濟十分有活力的小國,同時這也是世界貿易體系最為敏感的一束神經叢,可以這樣講誰“控制”了世界貿易上的主要“海洋通道”,誰就控制了世界的財富流向,
    亞太地區的印度與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經濟這幾十年來發展最為迅速的國家,而東南亞也一直世界上經濟最有活力的地區之一,這種經濟上的戰略利益與海洋霸權的戰略交匯實際上讓美國戰略家們意識到了控制這一關鍵性全球區域的重要性,這裏有可能是二十一世紀全球大國崛起的中心領域。
    大家可以仔細看看這裏的資本,人力,科技,經濟,貿易因素,航運,軍事實力的全球性的影響,美國的一些領導人和政治家最近都“突然說”自己一直是“亞太國家”,一直是“太平洋國家”,也就不值得奇怪了,正如希拉蕊所說,只要控制亞太財富與亞洲太平洋到印度洋的財富流向,就能讓美國在二十一世紀繼續繁榮,她同時也說這裏的事事關美國的二十一世紀的全球命運和福祉,美國的布熱津斯基和基辛格兩位著名戰略家一直特別注意亞太戰略的設計,布熱津斯基曾在2003年前後專門寫過一篇名為《如何與中國相處》的文章,特別介紹了“如何”從戰略上“控制”中國勢力崛起,而基辛格被一些【天真(愚蠢)而愛做(普世假值)夢的中國人】視為友好的美國人,其實正是這位著名的戰略家曾在伊拉克戰爭前夜幾次進入白宮與當時的總統小布希(布希三世)會商如何進攻伊拉克,而當時中國和俄國是在伊拉克有著巨額石油投資的,布熱津斯基在他的文章雖然說不能與中國開戰,可是他是奧巴馬的政治顧問,他在利比亞的“戰爭設計”上打垮了前政權,而中國也正好在利比亞有大量的投資(火速撤僑轉進千里,敵寇追趕不及),
    美國的世界戰略從馬漢時代起就“設計好”了,就是要控制世界就要控制歐亞大陸,而要控制歐亞大陸就得讓歐亞大陸“火光沖天,戰禍連綿”,讓歐亞大國“互相為敵,相互牽制”與爭鬥爭奪大陸霸權,
    在馬漢時代美國的戰略計畫是“不能讓”出現一個強大統一的中國政權,這樣一來必須“維持”中國當時“分裂”的戰略形勢,所以在馬漢死了若干年後的中國內戰決戰時,美國“力主”中國國、共雙方“劃江而治,分裂為二”,美國當時這一“戰略思考”的背後有著國家長期戰略的深深的影響,他們就是為了“永遠扼殺”一個統一的中國在地緣戰略上向海外的擴張,從而威脅美國在太平洋上的永久性霸權,因為“一旦”中國統一強大,海上實力的強大將“導致”美國太平洋霸權的徹底衰落,美國與日本爭奪太平洋霸權從而控制太平洋的海權的戰略最後將以中國勝利美國日本失敗而結束,
    當然我剛才說的都是歷史上美國地緣戰略思想中的“對華戰略”,不過大家如果細心就會發現美國這一戰略思想“並未被放棄”,相反這一亞太戰略已經被用更為深遠的戰略佈局“繼續下來”,他們現在制定的新亞太戰略與太平洋國家戰略體系實際上更意味深長的“表明”了中國統一對他們世界整體戰略的威脅與影響,他們恐怕想看到的不是一個統一的大陸強國,他們最大的“目標”永遠是讓一些歐亞大陸的強國“徹底分裂”成“好幾部分”,以便於他們執行那久已有之的“以華制華”的戰略傳統。
    從歷史到現在我們可以看看美國的太平洋戰略的幾次變遷,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他們的戰略傳統中對中國始終是一個弱勢的中國對他們“有利”的思想,他們在“冷戰”時期和中國建交的“原因”僅僅是那個時候他“需要”用中國的力量“消耗”蘇聯對美國的全球性威脅,說白一點,這不過是中國歷史上秦國以“連橫策略”對六國的老辦法的“現代應用”而已。我們可以設想的是當中國“按美國的方向”發展後印度這一亞洲強權,印度洋上的地區強國將最終也難免被美國戰略所“設計”,最終難免被美國用同樣的“制衡之術”與內外交困戰略打垮並消亡,因為如果說美國“(利)用中國”消滅了蘇聯的話,那麼現在它正“(利)用印度”的力量“遏制中國”,將來中國如果被迫出現美國所需要的那種局面,難道印度會有好的結局,所以我個人認為這裏面充滿了悲劇,我看到許多所謂的印度(西化精英買辦)強硬派的“表演”不得不感覺好笑,螳螂捕蟬的故事真的是一直不斷的在歷史中上演。
    這極可能是後話,我們放下不說。

    中東,中亞,東歐

    美國在亞太那樣行動中期的“目標”是中國,那麼遠期戰略目標是什麼,記得布熱津斯基在他的名著《大棋局》中提到俄羅斯時用到的戰略,他曾在書提出一個著名的設想,把龐大的俄羅斯聯邦分為三到四個大的統治區域的戰略設想,這是一個宏偉而龐大的戰略設想,
    他們為何要這樣做,他們拆散中國,將來還要搞垮印度,然後把所有力量集中到俄羅斯,這是為了奠定他們眼中永久性的“新世界秩序”,也就是這些年來他們在“彼爾德伯格”,“國際清算銀行”,<三方委員會>,還有<美國外交協會>,<英國皇家國際事務協會>設計好的戰略,這一戰略的成型已經有了近幾年的歷史,他們在殖民時代就在設計這一“世界性帝國”,文藝復興時期有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曾寫過一部名字就叫《世界帝國》的名著,他們中有的人曾預言未來會出現一個統一的世界性政府,世界性的權力中心和貨幣,那麼這一中心在那裏呢?人們盡可以展開想像的空間,大膽設想,小心求證。

    美國與蘇聯在冷戰時代對中東進行了前所未有的軍事爭奪,最後冷戰以蘇聯的徹底失敗而終結,不過中東的勢力剩下了美國一家獨大的局勢,美國在八十年代挑動中東強國伊朗與伊拉克的戰爭,消耗中東強國的實力,實際上嚴重惡化了中東國家間的關係,美國在兩個布希時代打擊了伊拉克,在克林頓時代敲開了東歐的大門,他們最終在2003年摧毀了薩達姆伊拉克政權,從而掀開了世界性變局的序幕,美國更加深入的控制了中東的石油,他們通過03年的戰爭開始了逐步更加深入的控制中東金融,貨幣與地緣政治的進程,
    奧巴馬上台執政以來,他和他的領導層實際上有著“更為宏大”的戰略計畫,他們“重塑”了中東地緣戰略格局,同時設立「非洲司令部」,(顛覆利比亞)控制北非,進而“滲入”非洲,同時在中亞與東歐大搞“顏色革命”,
    美國著名的全球地緣戰略學家布熱津斯基提出的不穩定的“新月弧形地帶”指出了存在於中東,東歐與中亞的地緣戰略問題,民族問題,他們“巧妙的利用”了這一切,他們未來肯定是在非洲全面掀開新的“全面控制”的高潮,
    著名地緣政治學者恩道爾在其名著《霸權之後:美國的全方位控制》一書中對此有過詳細的介紹說明,
    同時在美國著名的國際關係學者斯蒂芬沃爾特和約瑟夫奈也介紹了美國最近幾年在這些區域取得的“重大進展”,
    我之所以說未來印度也將面臨嚴重的生存空間問題是因為美國在中東,在中亞,在東歐,在中國,在中南半島的全方面努力與戰略佈局最終針對的目標實際上也包括印度,所以向下看未來幾十年的印度實際上也面臨著嚴重的戰略與生存問題,
    而當這一切都“解決後”,所有的威脅都不再是威脅時,那時我們就將看到決戰將發生在俄國的東,西,南三方同時壓向俄羅斯聯邦,這時西方把俄羅斯分成三、四個統治區域的戰略設想將變得並非不可想像,這才是最後一環,而這一最後一環的結束,就是全球性“世界新秩序”與“世界性統一政府”的“來臨”,“問題”是當那時到來時世界上還有中華民族生存的機會嗎?我想這才是問題的實質,
    這些年來關於西方的陰謀論著名分析不絕於耳,並且西方也確實為了“推進”這些戰略性的目標而不懈努力,甚至於“不排除”戰爭。可是在這一切“精心謀劃”與努力的背後,會不會出現另一種非人力所能控制的結果呢?我想一切都還是個謎。

    奧巴馬與他的歐洲盟友們顯然“已經確定”他們的戰略目標,最近他們在伊朗問題上實際上已經協調了立場,這實際上可以從他們的“敘利亞政策”上看出端倪,他他們的戰略計畫是繼續歐盟與“北約東擴”壓縮俄國的戰略空間,不過以後可能只是靈活東擴了,
    現在美國的戰略中心實際上已經轉移到了亞太,他們在中東重點要解決的問題就是伊朗,然後是中亞的「上合組織」其他成員國,前一段時間連蒙古國也在試圖和西方走近,這確實是一大警告,不得不讓所有人擔憂未來更迫在眉睫的威脅,
    日本著名戰略分析家曾警告說明年中東與南亞的巴基斯坦將發生巨變,而最近美國<外交政策>雜誌也在預測明年巴基斯坦政權更迭,這“意味”著更大的“風暴”實際上還在形成,伊朗並不是最終的美國在中東的戰略目標,他們一定有更有深遠的地緣戰略計畫,他們要的是中亞的格局變得按他們的“設計”發展,這也是為什麼俄羅斯在敘利亞事件中會派出自己的航母的原因,理由很簡單,俄羅斯的戰略思想家一定已經看到了伊朗,敘利亞,還有中亞最後變局對自己的威脅,這意味著蘇聯結束以來另一次巨大的外交退縮形勢即將形成,而這是俄國國家安全的嚴重挑戰,那時再加東歐的親美勢力,俄國國內的反對派和俄羅斯國家經濟在歐洲債務金融崩盤中受到的嚴重影響,這一切將使未來俄羅斯國家面臨著嚴重的國際與國內形勢,所以他們十分警惕性的對待了這一切。問題與形勢遠比我們想像的要複雜的多了。
    俄國勢力收縮,未來金融系統將受到歐洲債務危機與銀行體系崩盤的重擊,國內反對勢力的興起,這一切沒有完,俄國剛加入世貿組織而國際戰略領域卻發生了這樣微妙的變化,這背後有著的是另一次大棋局與命運的較量,只是不知道國內的人會不會看明白這一點呢?

    回過頭來我們再說非洲,我們看到的是美國及西方勢力在北非的全面展開與推進,中、俄在非洲實際上已經嚴重處於守勢,未來中國與俄國會失去更多的非洲利益,到最後我們會發現非洲依舊是西方勢力尤其是美國勢力重要勢力範圍,美國成立的「非洲軍事司令部」的戰略意義也在對非洲進行全面的統治,實際上這已經是在“恢復”“舊殖民地時代”西方在非洲的戰略優勢地位,我們到時候會發現歷史在二十和二十一世紀轉了一圈子,卻回到了原來的地方,新的殖民主義比舊的殖民主義更有生命力和破壞力的存在於亞非、拉美地區。

    這難道是宿命和命運的安排,不可抗拒的規律,還是僅僅是一種歷史發展的進程呢,我覺得的我給不出答案,二十一世紀結束後那時的人們也許會給出這一問題的答案,一切真的都還太像個謎了

    文/未世民

    2012-1-9 草根財經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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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報海外高調指責美國新戰略瞄準中國伊朗

    楊毅:《美新軍事戰略瞄準中國伊朗 或更攪亂局勢》

    文/楊毅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12-1-9

      2012年1月5日, 奧巴馬總統“罕見地”在五角大樓與國防部長帕內塔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鄧蒲賽上將一道舉行了記者會,公佈了題為《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國防的優先任務》的新軍事戰略報告,“充分顯示”了奧巴馬政府對美國調整軍事戰略的“高度重視”。
    新軍事戰略“明確”把中國和伊朗列為美國的“瞄準對象”。

      近年來,戰線過長、能力不足,稱霸全球野心太大、資源有限等矛盾,始終是制約美國國防戰略與軍事戰略的重要因素。金融危機、經濟衰退,再加上伊拉克和阿富汗兩場戰爭讓美國的綜合國力傷筋動骨,面對諸多挑戰確實是“捉襟見肘”。
    自從2010年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提出“重振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 的目標和“國內建設、海外塑造”的戰略途徑之後,美國在全球戰略部署調整中明顯地“加強”了對亞太地區的戰略投入,而“切入點”就是把地區安全形勢“攪動”成為一種 “亂局”狀態,造成和“放大”地區各國對中國的戰略恐慌,這樣美國就可以“揮師東進”“應邀重返亞洲”。

      2010年以來,美國成功地利用“天安號軍艦事件“、延坪島炮擊事件,達到了“阻止了日本的離心”、“強化了韓國的依賴”、“惡化了中國的環境”等目的,同時又通過高調介入南海爭端、慫恿菲律賓等國強勢對抗中國,唯恐天下不亂。攻擊中國合理的軍事力量建設,“藉口”反對所謂“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啟動“空海一體戰”概念並付諸實施,刺激新的安全競賽,“破壞”地區和平、穩定與繁榮。

      美國新公佈的軍事戰略報告意味著美國在軍事上對亞太地區的戰略投入將從戰略規劃“轉向”到戰略實施的階段,
    美國的高調投入將對這一地區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呢?美國公開宣稱自己是“公共安全產品”的“提供者”,針對的是“戰略意圖不明的中國軍事力量現代化”,這恰恰是“本末倒置”的騙人邏輯。

      我們可以清晰地回憶到,在過去幾年間,美國忙於“反恐戰爭”,無暇顧及亞洲之際,亞洲地區,特別是東亞地區是一派安定、和平與繁榮景象,以 10+1、10+3為標誌的地區經濟合作大大促進了地區各國的經濟關係、安全關係和政治關係的改善。
    而“自從”美國2009年開始高調“重返亞洲”之後,各種危及地區安全的事件接踵而來,地區動盪此起彼伏,稍微有些戰略頭腦的人們就不難看出誰是地區安全的“保障者”,誰是地區安全的“麻煩製造者”了。
    美國經濟復蘇乏力,“重返亞洲”的戰略因為“口袋缺錢”是不能贏得地區各國的歡迎的。於是,製造矛盾、製造混亂,亂中推銷軍火,利用相關國家尋求“安全保護”的訴求,獲取經濟利益,為美國經濟復蘇打開市場。

      隨著更多的美國的軍艦、飛機活躍在亞洲地區,地區安全形勢可能更加動盪,美國的戰略算盤也可能隨著地區各國逐漸認清其真實面目而落空。

    (作者楊毅 係解放軍海軍少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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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中國媒體解讀美新軍事戰略引關注

    【《俄羅斯商業諮詢日報》網站1月7日報導】
    題:中國媒體發現亞洲的“萬惡之源”

      中國媒體認為美國是(煽動/策動/製造)亞洲“不穩定”的“罪魁禍首”,對美國旨在擴大在亞洲的軍事存在的新國防戰略進行了猛烈抨擊。

      中國的一位軍事專家說,自 2009年美國(希拉蕊)提出必須“重返亞洲”後,危及地區安全的事件就“接踵而來”。他認為,不難猜出,哪個國家是亞洲安全的真正“保證人”,哪個國家是“萬惡之源”。

      西方分析家認為,美國此舉表明其維護亞洲地區安全的立場沒有改變,中國不必對美國新國防戰略感到擔憂。
    但中方媒體認為,美國新戰略標誌著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軍事行動結束後一個新階段的開始,“明顯針對的是中國和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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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反華)之音電臺網站1月7日報導】
    題:中國對美國國防藍圖表示擔心

      中國官方媒體對美國的最新國防計畫表示擔心,警告說它可能會破壞美、中關係。

      一份中國報紙昨天援引一名中國國防專家的話說,美國此前一天宣佈的藍圖顯然針對的是中國。

      該報援引中國人民大學分析家金燦榮的話說,美國覺得中國的高速發展威脅到了自己。他警告說,美國的新戰略將使北京感到不舒服,可能會影響雙邊關係。

      美國總統奧巴馬前天宣佈了新戰略。他說美國將加強在亞太地區的存在,儘管美國正大幅削減國防開支。

      中國官方的新華通訊社也對美國的國防計畫發表了評論,說歡迎美國為亞太地區的和平和穩定作貢獻,但任何軍國主義政策都將引發敵意並遭遇強烈對抗。

      在總體較為克制的評論中,新華社說美國應放棄顯示自己的力量,因為這麼做無助於解決地區爭端。

    【英國廣播公司網站1月7日報導】
    題:中國媒體關注美國新亞太軍事戰略

      中國官方媒體對美國將新軍事戰略重點轉向亞太表示關注和批評。

      新華社發表國際時評稱這是 “美國最不該選擇的選項”。

      文章說,亞太正處於“謀求和平發展合作的時代”,美國以軍力為後盾介入亞太事務,“會擴散緊張氛圍,加劇地區對武力的焦慮”,“釋放了令人不安的信號”。

      但也有中國專家分析認為,美國調整軍事重點並非僅針對中國,而是奧巴馬在經濟乏力困境下為維護“軍事超強”地位所做的戰略選擇。

      而《人民日報》海外版高調指責美國的新戰略。它刊登了中國國防大學研究員、海軍少將楊毅的文章,指責奧巴馬政府新軍事戰略瞄準中國和伊朗。楊毅在文章中指責美國是亞太地區安全的 “麻煩製造者”。

      中國官方尚未就美國的新軍事戰略做出正式表態。

    【路透北京1月7日電】
    刊登在週六《人民日報海外版》上的評論稱,美國在全球戰略部署調整中明顯地加強了對亞太地區的戰略投入,而切入點就是把地區安全形勢攪動成為一種"亂局"狀態,造成和放大地區各國對中國的戰略恐慌。

    該評論與週五《環球時報》的憤怒評論如出一轍,此前美國總統奧巴馬宣佈美國政府將加強對亞洲地區的軍事投入。

    美國於去年底推出新的國防戰略,明確顯示美國對亞洲地區的重視。美國盟友和分析師稱,中國對此不必擔憂。

    海軍少將楊毅在評論中寫道"新軍事戰略明確把中國和伊朗列為美國的瞄準對象"。

    “自從美國2009年開始高調‘重返亞洲’之後,各種危及地區安全的事件接踵而來,地區動盪此起彼伏。"

    “稍微有些戰略頭腦的人們就不難看出誰是地區安全的‘保障者’,誰是地區安全的‘麻煩製造者’了。"

    發表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上的評論不代表中國政府立場,不過大體反映官方的看法。(完)

    編譯:李富強 發稿:王鳳昌 http://cn.reuters.com/article/CNTopGenNews/idCNCNE80804E2012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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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新軍事戰略對準中國,中國媒體篡改內容欺瞞人民》

    文/張宏良
    2012-1-7

    美國新軍事戰略公佈前幾小時的頭天晚上,當時在和孔慶東、司馬南、戴旭、韓德強等人一起吃飯,戴旭一落座就透露了美國新軍事戰略的主要內容,並慷慨激昂地痛斥了吳建民等外交智囊一系列喪權辱國行為。第二天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公佈的美國新軍事戰略,內容果然與戴旭透露的差不多。特別是其中最重要也是最新的一點,即美國公開宣佈新軍事戰略的目標,就是集中對付中共和伊朗,完全證實了此前我們一直強調的美國對中國的軍事威脅和戰爭準備。

    然而讓人極為震驚的是,中國媒體(新華網)在向國內民眾報導美國新軍事戰略時,卻“故意刪改”了美國新軍事戰略的對華內容,把美國對中國發出的戰爭威脅,“篡改”成美國是為了保障中國和亞太的“安全與繁榮”,這種“篡改”可能造成的恐怖後果簡直讓人無法想像,狼已經宣佈前來吃羊,可是羊圈的喇叭卻欺騙羊群說,狼是為了羊圈的“安全和繁榮”,這讓人想起了當年為日本鬼子“帶路”的漢奸宣傳:“皇軍是來建立大東亞共榮圈,與我們共存共榮的”。
    大家比較一下後面附件一美國媒體的報導與附件二中國媒體的報導,就可以看出中國媒體完全“篡改”了美國新軍事戰略的核心內容。

    一是通過“篡改”“掩蓋”了美國新軍事戰略的打擊目標是中國。美國媒體報導“新的軍事戰略明確指出,在美國預算面臨整體緊縮的情況下,美國未來將逐漸遠離地面戰爭,重新調整軍隊應對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威脅,加強海軍和空軍力量在太平洋和霍爾木茲海峽與中共和伊朗抗衡。”
    而在中國媒體報導中,則“刪掉”了“中共”二字,把美國新軍事戰略的打擊目標變成只剩伊朗一個國家。
    二是把美國新軍事戰略的目的是“準備發動戰爭”,“篡改”成為是“維護亞太的安全與繁榮”。美國媒體報導新軍事戰略變革的目的是“意味著順應如何準備發動戰爭的變化”;而中國報導則“篡改”為是為了“維護亞太的安全與繁榮”。

    這兩點“篡改”恰恰是對美國新軍事戰略打擊目標的“根本篡改”,經過這樣一“篡改”,美國新軍事戰略針對中國的“戰略威脅”和戰爭準備,完全“變成”了幫助中國和平發展的友好戰略,至少是對中國完全無害的戰略。要知道,對本國人民“隱瞞”敵人軍事打擊的資訊,與隱瞞本國政策和事件的資訊,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隱瞞”和“篡改”本國政策和事件的資訊可以用維穩來解釋;但是,隱瞞敵人軍事打擊的資訊,則是剝奪了本國老百姓逃命的機會,特別是再把準備前來屠殺本國人民的侵略者篡改美化成為和平使者,則完全是對本國人民的嚴重犯罪。
    中國媒體轉載的是「新華網」“篡改”的報導,我們不知道眼下“篡改”美國戰爭威脅的人,與“圍攻”孔慶東等愛國人士的人是否屬於同一夥人,但是他們所從事的“罪惡勾當”卻完全相同,都是在把13億中國人民置於死地。雖然他們的直接動機和目的,並非是要把13億中國人民置於死地,並非是讓絕大多數中國人民死於非命,可能只是為了繼續向美國輸送財富,幫助美國以及周邊國家繼續侵佔中國的海域和領土,而又不致于引起老百姓的憤怒和不滿,故而向老百姓掩蓋美國對中國充滿敵意的戰爭威脅,但是,他們這樣做的客觀作用,卻是在不折不扣地把中國變成膏血遍地、堆屍滿街的血腥屠宰場。

    美國新軍事戰略說得清清楚楚:“美國未來將逐漸遠離地面戰爭”“用海軍和空軍力量在太平洋”與中共抗衡,也就是說,美國要把中國變成未來戰場,戰爭不僅不會導致美國平民傷亡,甚至不會導致美國士兵傷亡。
    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核大國來說,難道就不會把戰火也燒到美國本土?美國堅信不會,美國新軍事戰略就是建立在中國絕不會把戰火燒到美國本土的基礎上,如同美國堅信伊拉克和利比亞不會把戰爭燒到美國本土一樣。美國的這種自信來自哪里?就是來自於中國的“第五縱隊”漢奸勢力。中國媒體對美國新軍事戰略的“篡改”就完全證實了美國這種自信具有鋼鐵般的事實依據。如果一個國家連對方發出的戰爭威脅都要向本國人民“隱瞞”;
    在對方已經宣佈要對本國進行軍事打擊的情況下,仍然“欺騙”本國老百姓去相信對方是和平使者;
    在對方已經率領和“操縱”周邊國家開始瓜分本國領土的情況下,仍然要瞞著本國人民把財富源源不斷地向對方輸送;
    在對方總統、國務卿、國防部長直到核潛艇艦長都表示要用武力解決中國南海問題的情況下,中國媒體和外交官卻仍然在欺騙中國老百姓說中美是友好合作關係……
    如果連這種口頭上的戰爭威脅都“不敢正視”,都“怕得要死”,又怎麼可能有勇氣把戰火燒到美國本土?現在,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僅僅是發佈了一個打擊中國的新軍事戰略,還沒有真的實施打擊,整個中國從官方到民間所有媒體就全都在替美國“掩蓋”,全都在替美國向中國老百姓保守秘密,一旦美國真對中國動起手來,中國媒體和外交豈不是會比現在更加徹底地站在美國一邊!這就是美國自信戰火不會燒到美國本土的原因。

    站在美國新軍事戰略的立場上來看當今中國人民掀起的偉大的“反漢奸運動”,就會深深理解這場“反漢奸運動”實際上是中國人民的一場自救運動。中國人民一滴血一滴汗養育出來的精英集團背叛了人民,他們不僅把中國人民的資源和財富送給了美國等西方國家,甚至最終還要把中國人民的性命也一併送給美國等西方國家。在沒有發生侵略戰爭的和平時期,一個國家的精英集團把本國人民全部出賣給敵對國家,這在人類歷史上是十分罕見的現象,從北宋到晚清從未有過,包括“賣國”最嚴重的“蔣介石集團”表面上也還喊幾句抗日口號,至少還不會幫助日本鬼子欺騙中國老百姓,甚至連當時替日本鬼子宣傳“共存共榮”的“漢奸”也是在日本鬼子指使下迫不得已的行為,而如今中國的精英集團卻是在美國沒有任何指使的情況下,“主動”把美國的戰爭威脅“篡改”成為和平友好行動。可見當今漢奸之可惡,遠遠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

    在中國人民發起偉大的“反漢奸運動”進行民族自救的同時,我們想起了中國共產黨。其實,更應該奮起自救的是中國共產黨。仔細看一下美國新軍事戰略就會發現,雖然美國把中國和伊朗同時列為戰爭目標,但是其中卻有一個性質截然不同的區別——對伊朗是打擊伊朗這個國家,而對中國則只是打擊中共這個政黨——美國新軍事戰略的用詞是“與中共和伊朗抗衡”,而不是與中國和伊朗抗衡。美國之所以提出在伊朗打擊整個國家而在中國只打擊共產黨,絕不僅僅是因為伊朗是一個小國而中國是一個大國,而是因為伊朗是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家,沒有經過中國和利比亞那樣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沒有第五縱隊“漢奸帶路黨“,國家不是依靠軍警慰問而是依靠群眾維穩,很難通過內亂搞垮伊朗政府,所以只能通過外部力量打擊整個伊朗國家。
    而中國則不同,情況比伊拉克和利比亞更加糟糕,一是通過“新自由主義改革”的“貧富兩極分化”和腐敗,“激化”了中國社會的官民矛盾和黨群矛盾,埋下了中國內亂的社會種子。
    二是通過“妖魔化”毛澤東和“妖魔化”文化大革命把共產黨成功釘死在道德窪地上,“漢奸勢力”控制了意識形態和主流媒體,“漢奸文化”滲透到社會每一個角落,黨校反黨、黨報反黨,甚至“模範共產黨員”反黨,已經成為一種政治時尚,成為所謂改革派的最醒目標誌,中國漢奸力量在反黨的旗幟下迅速聚集起來,不僅“控制”了幾乎整個媒體,甚至還控制了絕大部分政府部門,形成了超越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的強大力量。
    三是漢奸勢力用維穩綁架了共產黨,他們一方面打著共產黨的“旗號”大肆搶劫百姓,一方面把搶劫罪名反手扣到共產黨頭上,如此一來,老百姓的“怒火”越大,共產黨維穩的壓力就越大,共產黨維穩的壓力越大,“漢奸勢力”在維穩的名義下對老百姓的搶劫和鎮壓就越嚴重,由此形成了老百姓疲於奔命、共產黨疲於維穩的惡性循環。這種惡性循環,即使沒有外部干預,最終也會變成內亂。而只要稍加干預,這種建立在惡性循環基礎上的維穩大廈就會轟然倒塌,這就是美國堅信能夠把中國變成第二個利比亞,在零傷亡的情況下“顛覆中國”的信心之所在。在此我們看到,美國再次十分巧妙地吸收了毛主席的統一戰線思想,對中國各種政治力量進行分化瓦解,只提打擊“中共”,不再提打擊中國,以此來把中國共產黨變成第二個卡紮菲(格達費)。

    所以,中國共產黨也到了該進行自救的時候了!
    要記住,美國新軍事戰略提出的是要消滅中共,而不是消滅中國——儘管其最終目的是要“肢解中國”。特別是在美國看來,共產主義是比法西斯主義更加邪惡的力量,要用比處死卡紮菲和納粹黨徒更加殘酷的手段來對付共產主義者。從2007年美國總統小布希(布希三世)到現在的總統奧巴馬,都在罪惡排序上把共產主義排在法西斯主義前面,小布希發誓要為被共產主義殺害的死難者報仇,奧巴馬發誓要繼承先輩與共產主義鬥爭的“革命”遺志,為剷除共產主義而鬥爭。請那些目前還沒有暗中投敵並且以後也不打算投敵叛變的共產黨人想一想,連沒有被美國政治家如此仇恨的卡紮菲都會被當街亂槍打死,而被美國如此仇恨的中國共產黨人到時還會有更好下場?如果說,在此之前,體制內的中國共產黨人對美國抱有“幻想”還是可以理解的話,那麼在美國新軍事戰略已經出臺的今天,已經把中國共產黨列為打擊對象的今天,已經把共產主義和恐怖主義並列的今天(小布希早就宣佈“反恐就是反共”),仍然對美國寄予幻想,那可就真是“自作孽不可活”了。

    中國人民已經醒來了,中國共產黨,也該醒醒了。

    有人總是像李鴻章要脅慈禧太后那樣要脅共產黨,聲稱一旦對外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干預,國內老百姓就會趁機造反推翻朝廷,慈禧太后就是聽信了這種鬼話才走上了賣國道路。其實,這種論調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太小瞧了中國人民,中國人民的民族大義和家國情懷是與生俱來、不可磨滅的,這種超越自我、支撐天地的崇高品質和獻身精神,是引導人類社會向前發展最根本的價值取向,是中華民族歷盡艱難、飽經憂患而生生不息最根本的生命源泉,中國人民無論在多麼艱難困苦的情況下,都始終不渝地把祖國看成是偉大的母親,哪怕是受盡委屈也不會背叛母親。這是那些受西方價值觀薰陶、尚未擺脫低級動物本能狀態的私利主義者的黑暗靈魂永遠無法理解的精神現象,如同低級動物永遠無法理解高級動物的精神現象一樣。中國人民從來不會因為苦難和壓迫而背叛祖國,歷史上是如此,現實同樣是如此。
    中國的資本主義是世界歷史上最血腥最殘暴的資本主義,可是,2011年美國利用這一點在中國搞“茉莉花革命”,企圖推翻共產黨時,整個中國沒有一個老百姓站出來支持美國的“茉莉花革命”,包括那些拼死上訪的老百姓也拒絕參與其中,這些連死都不怕的訪民為什麼要拒絕參加,因為中國老百姓天生的政治嗅覺,使他們聞到了“茉莉花革命”的“漢奸”味道。再看看眼下,地方政府在奪老百姓的地,“開發(奸)商”在扒老百姓的房,股市在搶老百姓的錢,醫院在要老百姓的命,可是,中國老百姓並沒有因此就趁共產黨之危,與美國顛覆勢力和漢奸勢力聯合起來,如同蘇聯東歐和中東北非那樣,借機打倒共產黨,相反,中國老百姓看到共產黨有危險,立刻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漢奸運動”,向共產黨伸出了援救之手。這就是我們的人民,這就是我們這塊熱土生活的偉大人民,有如此偉大寬厚的人民做後盾,共產黨應該感到幸運,這是其他國家共產黨所沒有的歷史幸運,如果不為這種幸運感謝人民,接受人民,融化於人民,反倒是防範人民,害怕人民,把人民當敵人,那就只能是自絕於人民,自絕於歷史!

    可是迄今為止,面對美國的戰爭威脅,中國的反映卻令人憂慮,幾乎又在重演歷史上退縮忍讓最終任人宰割的亡國悲劇。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被問到對美國新軍事戰略的看法時,外交部發言人卻避實就虛地大談了一通中、美合作友好之類的題外話,而對美國戰爭威脅沒有哪怕是一個字的評論;
    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一位將軍的話更加雷人,說什麼“美國這一軍事戰略並不完全針對中國。”這句話如同說“美國原子彈並不完全扔到中國”一樣荒謬絕倫,美國軍事打擊目標“完全針對中國”和“並不完全針對中國”,對中國來說又有什麼區別?難道有伊朗陪著共赴黃泉就應該感到慶倖?真不明白這位將軍對強盜“並不只搶劫他一家”有什麼值得安慰的。反觀GDP和人口只相當於中國5%的伊朗,面對美國的軍事威脅,反倒義正辭嚴地表示,一旦美國膽敢對伊朗實施石油禁運和軍事干預,伊朗海軍將用武力封鎖霍爾木茲海峽。
    本來,無論是按照生活常理,還是按照軍事常規而言,在美國沒有解決伊朗問題之前,不應該把中國也同時列為打擊對象,可是,美國國防部長卻在最近宣佈,如果中國和伊朗阻止美軍進入中國南海和伊朗霍爾木茲海峽,美國將集中全部資源予以打擊。美國在還沒有打下伊朗之前又突然加上一個中國,無論其中有多少個解釋,至少有一點確定無疑,就是在美國看來,加上中國這個打擊對象並不會增加困難和風險。號稱美國核潛艇之王的“俄亥俄號”艦長希克斯的話也證實了這一點,他在接受記著採訪時說,他“並不擔憂南海爭議”,因為“只要接到長官指示,他的‘俄亥俄號’可以完成任何任務”,請注意,這位美國艦長說的是“完成任何任務”,並沒有任何例外,自然也包括大規模屠殺和人口滅絕。只要稍微注意一下當今美國精英集團對中國的討論,就會發現美國已經輕視中國到了何等程度。目前美國在如何對待中國的問題上,無論是軍人還是政客,所討論的問題始終只有一個,就是採用什麼辦法扳倒中國(Take China down)更好,而從沒有任何人討論過能不能扳倒中國,這就如同老百姓過年殺豬一樣,所討論的問題永遠是怎樣殺豬更好,而不絕會去討論能不能殺得了豬。

    可見,在美國人眼裏,中國人已經變成了可以隨意宰殺的豬羊!

    正是因為美國人的傲慢自信和中國人的“畏縮退讓”才越來越“激發”了中國周邊國家對中國的野心,使東亞地區史無前例地進入了欺辱中國的時代。如今中國人打開電視,看到聽到的永遠都是,哪個哪個國家又扣押了中國漁船,又逮捕或毆打了中國船員;哪個哪個國家又佔領了中國島嶼,又在中國海域開發了油田;此時此刻去上網,所看到的則是日本議員登上了中國釣魚島,菲律賓軍艦開進中國九段線(中國國界)巡航;而中國的反映,則“永遠”都是外交部的口頭抗議,唯一變化就是發言人的性別偶爾不同——有時候是個小白臉,有時候是個漂亮娘兒們,抗議的詞句則完全相同。外交部給中央的建議和給百姓的解釋也始終只有一句話:“不用武力保衛國土是大國自信的表現,是綜合國力強大的標誌”,按照這個邏輯,等到哪天中國領土被侵佔得只剩下一個中南海了,中國就徹底自信徹底強大了。據說,這是中國外交泰斗吳建民(太監)的著名格言,是中國外交部和外交學院最根本的外交理念,不幸的是,這個連秦檜和李鴻章都會嘲笑太弱智的外交理念,竟然“主宰”了中國外交界。

    當今中國想起來也真是不幸,辛辛苦苦養了一批經濟學家,結果是把中國的資源和財富輸送到了美國,還搞出了一個不男不女的“中美國”;
    辛辛苦苦養了一批法學家,結果是不僅弄出個“西門慶立法”,把老百姓整得屁眼兒朝上,還把共產黨和共和國弄成了沒有合法身份的“黑戶”,應該被美國消滅;
    辛辛苦苦養了一批生物學家,結果是把13億中國人民變成了實驗轉基因主糧的“國際小白鼠”;
    辛辛苦苦養了一批外交家,結果是喪權辱國還不算,反倒在大會小會上大講特講,中國老祖宗不講理,把國界劃到了對方家門口,現在我們要重新劃給人家。美國人和周邊國家聽中國外交官這麼一說,立刻來了精神,把軍艦開進了中國海域。並且所有國家前來中國割讓土地的要求,美國強迫中國放棄南海的要求,竟都是以中國外交官的話為依據。以往西方列強提出的不平等條約是強加給李鴻章的,現在美國率領亞洲諸弱的不平等要求則是根據李鴻章的話提出來的。你說當今中國冤枉到了何等程度!

    美國把中國列為新軍事戰略打擊目標,是中國“韜光養晦”甘當三孫子的“綏靖政策”激發起來的,如果繼續照此下去,伊拉克和利比亞的悲劇將很快在中國重演,一旦到了那時,就一切都晚了。此前我們一直在講,只有敢戰的民族才有可能避免戰爭,只有不怕鬼的人才不會遇到鬼。現在中國是到了“內懲國賊、外保衛國土”的時候了,中國人民大眾已經喊出了打倒漢奸,中國紅色大潮已經矛頭直指漢奸,共產黨根本無需多費力氣,只要順應歷史潮流和人民要求,就能夠順利剷除美國對華軍事戰略的根本基礎——漢奸,為中華民族崛起掃清障礙。

    幹吧,中國共產黨,你已經沒有了任何退路!當狼已經張開血盆大口時,要想活下去,就要成為獅子,而不能繼續成為羊。

    20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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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美國媒體的報導

    《美國新軍事戰略出爐 集中抗衡中共伊朗》

    奧巴馬政府美東時間1月5日(週四)在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公佈的一項新的軍事戰略明確指出﹐在美國預算面臨整體緊縮的情況下,美國未來將逐漸遠離地面戰爭﹐重新調整軍隊應對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威脅,加強海軍和空軍力量在太平洋和霍爾木茲海峽與中共和伊朗抗衡。

    美國總統奧巴馬出席了國防部的新聞發佈會並發表講話。官員們說,總統參加國防部新聞會在歷史上是首次。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週三表示,奧巴馬非常積極的參與了這一新戰略的制定,從去年9月起曾與國防部長和軍方高層、包括部隊指揮官進行密集會面。

    美國當局計畫將縮減陸軍和海軍陸戰隊的規模,有效地限制未來大規模的國家建設任務﹐縮小美軍在歐洲的足跡。國防部官員說,現在為57萬人的陸軍,很可能要削減至約49萬。美國地面部隊將不再大到足以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地區進行長時間、大規模的剿匪運動。

    在未來十年內軍隊預算減少為 4,870億美元,奧巴馬表示,該戰略的目的是要避免粗心浪費,但全面的削減,將會危及國家安全。他補充說,美軍將不得不作出後10年的國防開支的增長記錄。

    “我們的軍隊將被精簡,但世界必須知道,美國是要保持我們敏捷、靈活和應對突發事件及威脅的全方位的軍事優勢。”奧巴馬說。

    “我們不能重複錯誤的過去,留下對未來的準備不足。”奧巴馬說:“作為總司令,我不會讓這種情況重演。”

    針對美國軍方未來能否在同一時間應對兩個主要衝突的猜測﹐國防部長帕內塔說,新的部隊結構將意味著順應如何準備發動戰爭的變化。“我們將有能力面對和戰勝一次超過一個對手(的戰鬥)。”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登蒲賽將軍說,美國軍隊仍然遍及全球。“我們有著全球性的力量,我們必須能夠進行跨全方位的活動和軍事行動。”

    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計畫還指出了新的投資領域,如特種作戰部隊,仍將是重中之重。其關鍵任務包括去年成功殺死本拉登。同時也將資助一些監控技術,包括無人駕駛飛機和融合來自不同來源的情報的能力,以及其他反恐舉措,網路戰和遏制核武器擴散等。

    帕內塔說,國防部(對外侵略部)削減預算的一些具體細節將在最後預算提案完成之前的本月晚些時候出爐。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登蒲賽將軍(右)說,美國軍隊仍然遍及全球。“我們有著全球性的力量,我們必須能夠進行跨全方位的活動和軍事行動”。

    美軍去年年底撤離伊拉克,美國將對外重心轉向亞太地區。接近帕內塔的軍事專家表示,奧巴馬反對將美國目前的11個航母戰鬥群削減至10個,認為美國需在太平洋地區保持足夠威懾力量,以應對來自中共當局的可能威脅。

    儘管美國國防預算將面臨重大削減,但是奧巴馬總統去年11月訪問澳大利亞時表示,縮減美國國防開支不會以犧牲亞太地區利益為代價。國防部長帕內塔在去年10月訪問日本時也表示:“我們將會加強我們在太平洋地區的存在。”

    儘管觀察家認為華盛頓與北京發生正面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很小。但美國與伊朗之間關係近期呈現劍拔弩張之勢。伊朗當局上周發出威脅說,一旦美國因為伊朗的核專案而對其實施石油禁運或是伊朗與美國爆發全面衝突,它將使用武力來封鎖重要石油通道霍爾木茲海峽。

    伊朗軍方本週二則發出警告,要求美國的航空母艦不要返回波斯灣,否則伊朗軍方可能採取行動。對此美國表示,美軍艦在霍爾木茲海峽的通行符合國際法規定,美國有義務確保航海自由。

    ——————————————————————————
    附件二:中國媒體(新華社)的報導

    《美國宣佈新軍事戰略將重心轉向亞太地區》

    記者/支林飛 杜靜 華盛頓1月5日電

    新華網 

    美國總統奧巴馬5日宣佈推出一項新軍事戰略,強調美國雖然面臨預算壓力,但將努力確保其“軍事超強”地位,同時將美國軍事重心轉向亞太地區。

    奧巴馬當天在五角大樓與國防部長帕內塔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鄧蒲賽一道舉行了記者會,公佈了這份題為《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國防的優先任務》的新軍事戰略報告。新戰略暗示美國將縮減陸軍規模,並減少在歐洲的軍事存在,轉而加強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以維護亞太的“安全與繁榮”。

    奧巴馬在講話中表示,美軍在經歷十年戰爭後正處於“一個過渡時期”,雖然美軍將繼續為維護全球安全作貢獻,但有必要對其關注重點進行再平衡,把重心轉向亞太地區。他強調,雖然美國面臨削減國防預算的壓力,美軍規模將會縮減,“但世界必須知道,美國將維持其武裝部隊的軍事超強優勢,美軍將保持靈活性,準備應對各種緊急事態和威脅”。

    這項新軍事戰略保留了美軍的一些傳統使命,包括打擊恐怖主義、維持核威懾、確保國土安全、阻止和挫敗任何潛在敵人的入侵等,同時強調將提高美軍在網路戰、導彈防禦等方面的能力,但將避免發動類似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這樣的持續時間很長的大規模戰爭。

    奧巴馬政府是在面臨緊縮預算的巨大壓力、反恐戰爭取得“階段性成果”(?)、美軍撤出伊拉克和正從阿富汗撤軍的背景下提出以上新軍事戰略的。為了削減不斷增長的財政赤字,奧巴馬政府(注:在未來每年年度政府預算實際的債務赤字將高達1.5兆美元以上之情況下)提出了大幅(注:實僅為象徵性小幅度)縮減預算的計畫,其中包括在今後10年內削減4890億美元的國防開支。


  22. 2012/01/25 於 12:22 patchpieces

    □□ 日帝殖民者把勇敢抗日台灣人基因一一撲殺 培植台奸走狗為士紳地主

    百多年來統治著台灣此日美附傭殖民屬地的霸權意識型態:
    首先是1895~1945「日帝殖民皇民主義」-全面撲殺六十萬勇敢抗日志士,以“阻截”台灣獨立“回歸”中國祖國;
    接著1946~1990文化霸權是「反共右翼法西斯主義」美日台右翼反共圍堵白色恐怖撲殺-全面撲殺心懷紅色祖國的泛統派台灣文化精英;
    再來1991~2008文化霸權就是美日舊殖民勢力扶植下的滯台皇民浪人三腳老台奸復辟分離主義假借民主之名推動的偽台灣國族主義;表現在成立於全台實多半為皇民遺族餘孽的所謂本土社團(皇民學社叫獸)
    而貫穿這三者的本質就是「反共」與「反中國」的複合意識,這種複合意識存在於日本主子右翼法西斯的思想和歷史脈絡中,也獨霸於戰後冷戰與內戰的時代中。

    □□ 美國駐台副領事葛超智特工陰謀策動少數士紳請願託管釀致228悲劇

    美國駐台副領事George Kerr葛超智228事件事發前服務於OSS(CIA中央情報局前身),他以台灣地位未定為由鼓吹「託管論」,私下在台灣糾集台灣士紳從事台灣獨立活動,丘念台亦指葛超智在台進行情報工作。證據顯示整起台灣人「託管」事件葛超智介入甚深,甚至可說台灣人請願行動係葛氏於幕後指導。葛超智於1965年完成Formosa Betrayed藉此書推諉責任將二二八事件曲解成台灣人尋求託管與獨立運動,將自己塑造成關心台灣人民前途的人道關懷者,日後更搖身一變成為台獨運動「教父」。葛超智私下企圖透過由少數台籍領袖對以美國政府「請願」方式,促成美國「託管」台灣的目的。

    □□ 台灣法西斯社會轉型正義暗無天日 白色恐怖左派台灣精英光環遭篡奪

    美帝主導全球反共肅清白色恐怖撲殺 “美蔣”反共屠殺近萬左派台灣精英
    反抗美帝扶持的美蔣腐敗政權的「白色恐怖五千名勇敢台灣人死刑政治受難者」與長期由美日帝國殖民勢力背後扶持的今日皇民台奸嘴炮台獨運動之間並無絲毫關係(反共肅清白色恐怖撲殺期無一孬種皇民台獨遭判死刑,因為皇民台奸台獨長期受到美日主子的寵愛扶植暨政治庇護)美蔣1950年代展開的白色恐怖撲殺本土精英受害政治犯實則全都是共黨及左派「心向紅色祖國」之泛統派人士。白色恐怖台灣左派精英政治犯受害者之政治光環卻在美蔣法西斯餘孽默許下遭復辟皇民浪人所無恥篡奪。光是以1950年代的前五年,美蔣政權在臺灣至少殺害了近5000名地下黨及左派人士;8000個以上的“匪諜”、知識份子文化人、工農,並將同樣數目的人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到無期徒刑。這就是一般所謂的“臺灣50年代白色恐怖”。

    □□ 美帝主導全球反共肅清白色恐怖撲殺1965指揮印尼屠殺百萬左派人士

    美帝中情局在澳大利亞和英國當局的緊密配合下主導了蘇哈托執行的印尼1965年軍事政變。近百萬工人農民學生和政治活動分子在政變後慘遭屠殺。用血腥和鐵腕手段統治了印尼32年的“軍事強人”—蘇哈托在美英帝國主義策劃和配合下,聯同另一反共將領納蘇蒂安五星上將發動了一次軍事政變。這場蓄謀已久旨在推翻蘇加諾總統消滅共產黨,以便完全倒向西方世界的政變使印尼共和國頓時陷入血泊當中,數十萬的印共黨員,上百萬的無辜工人農民不管男女老幼被劊子手的屠刀槍炮殺害了

    □□ 台政腐霉體軍隊院校社團雖潛伏佈滿美諜特務 但享宗主權從不遭逮捕

    美帝中情局黑手在台反華反共鬼島肆無忌憚囂張自由橫行活動七十年秘辛
    反華反共鬼島美諜特務鬼影徸徸 極右翼麥卡錫陰魂餘孽地方黑金派系林熔煽自由屎報為Taipei Times台北屎報的母報 寇謐 美諜線民假美洋鬼子製造假消息假新聞投書美霉告密告洋狀與美帝主子一搭一唱唱雙簧亂台灣,一手裝神一手弄鬼恫嚇台灣人製造台灣警察法西斯社會動盪不安 自由屎報林熔煽皇民地方黑金地痞假新聞一搭一唱唱雙簧翻雲覆雨亂台灣樂此不疲、變本加厲!美帝宗主國這次通過民進黨蔡英文皇民勢力再次放出“一邊一國論”,並指令腐敗的台灣金權司法系統放出洗錢扁,既有未來搞局部台獨以威脅中國大陸,又有放縱台獨以拉攏並堅定日本國內“反華抗中”意志的雙重意圖
    □□ 台教會、台灣社、北社和南社等滯台三腳其實都是皇民買辦化的外來社團 

    反抗美蔣獨裁政權的「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勇敢台灣人」與長期由美日帝國殖民勢力背後扶持的今之皇民台奸嘴炮台獨運動之間並無何關係(反共肅清白色恐怖撲殺期無一孬種皇民台獨遭判死刑,因為皇民台奸台獨長期受到美日主子的寵愛扶持暨政治庇護)美蔣1950年代展開的白色恐怖撲殺本土精英受害政治犯全都是共黨及左派「心向紅色祖國」之泛統派人士。白色恐怖台灣左派精英政治犯受害者之政治光環卻在美蔣法西斯餘孽默許下遭復辟皇民浪人所無恥篡奪。光是以1950年代的前五年,美蔣政權在臺灣至少殺害了近5000名地下黨及左派人士;8000個以上的“匪諜”、知識份子文化人、工農,並將同樣數目的人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到無期徒刑。這就是一般所謂的“臺灣50年代白色恐怖”

    □□ 面對美日主子江河日下 皇民社團走狗收斂了不敢再鬼叫正名制憲建國

    2010年以以龐氏詐騙模式失敗民主債務國家-美帝、歐洲和日本主權債務危機為標誌,由實則上已然全面破產的私有銀行金融體系轉嫁債務予國家政府承擔及虛擬紙貨幣信用危機全面進入國家主權債務危機階段。2011年全球失敗民主國家]政府債務總規模將超過50兆美元,民主債務國家的政府債務規模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將突破100%。與新興債權國強勁的財富創造能力相比,民主債務國乏力的經濟增長、脆弱的償付能力將加劇國家債務危機,拖累世界經濟,並導致信用戰爭升級,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破壞力量

    □□ 美中情局外圍組織維基解密映照出美諜特務滲透佈滿全台灣 無孔不入

    主要由美中情局線民特務所組成的中情局外圍組織維基解密為了瀕臨爆破邊緣的美帝金融泡沫危機解圍、四處潑糞挑撥製造矛盾轉移焦點視線,近一年來突然出現崛起,並心急如焚地頻頻爆料。臺灣島賤骨頭民主政治人物對美帝駐台總督主子情蒐的彙報猶如美諜情報員,和美國主子官員的談話被視為接近和獲得美國寵幸的重要機會。藍綠橘紅各方賤骨頭民主政治人物爲了爭寵接近美國主子絡繹於途,為能夠被美帝駐台總督主子邀約談話為無上光榮,顯見美國操控臺灣黑手。

    □□ 爭寵美駐台特首人選依例事先得逐一前往美國匯報接受主子審查旨示

    由於呆頑六十餘年來一直是美帝反華的鷹犬附傭屬地,呆頑爭逐美帝駐台特首代理人(兒皇帝)人選事先都得前往黴戾奸宗主國接受主子的審查及旨示。黴戾奸主子比照2007年馬娘(及奸巧謝)在競選前事先前往美國匯報接受黴戾奸副國務卿層級的考核旨示,此次主持審檢考核蔡英文地主候選人選的同樣是副國務卿層級的國務院副國務卿奈茲,還有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坎伯。黴戾奸主子將會在審查匯報中確認空心菜的中國大陸、國防政策是否符合黴戾奸國家戰略利益目標,是否會繼續致力維持兩岸長期敵對及分治之兩國論關係等。

    □□ 美重申不承認台灣是主權國家 民進黨(及獨台台灣國民黨)走狗裝聾作啞從不敢對主子嗆聲

    美國再度重申:不承認臺灣是啥主權國家!美國官員說台外交官劉姍姍無法享有外交豁免權是因為臺灣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美國和日本主子多年來已多次反覆重申:台灣並非甚麼主權國家!可鄙又可笑的是,在精神病鬼島內最有他媽的呆頑狼尊嚴(逢中必反)、又最會噁心裝腔作勢作秀的綠營民進黨走狗右憤徒孫無賴們卻總是噁心始終如一「顧左右而言它」裝聾作啞裝鴕鳥,從來都不敢對其美、日主子放個響屁,更不用說甚麼敢對主子歇斯底里嗆聲抗議了!負責本案的聯邦檢察官柯德斯告訴NBC電視新聞由於美國不承認臺灣是主權國家,因此劉姍姍無法享有外交豁免權。

    □□ 台灣長期來是美帝反華的附傭屬地永遠不敢碰美帝駐台總督一根汗毛

    在美台關係中從來就沒有過平等。美帝是主子、皇民化的台灣則是附屬附傭。台灣對美國要有二個絕對服從:一,服膺美帝主子的戰略利益與美國經濟利益。二,服從美帝的政治安排與指導。服從換來的是所謂的主子保護(以華制華棋子)。所謂的美台關係平等只是台灣人的自我唬爛矇騙。其實台灣上下至今仍認為離開美國的保護台灣就完了。美國可以隨意抓捕台駐堪薩斯辦事處處長,但台灣永遠不敢碰美帝駐台總督一根汗毛。

    □□ 美帝主導全球白色恐怖近20年輸出顏色革命 難道馬英九/蔡英文不用負責任嗎

    冷戰期間拉丁美洲的巴西、阿根庭、烏拉圭、巴拿馬、玻利維亞等國顛覆合法政府的一系列“軍事政變” 、軍事獨裁強人的反共白色恐怖屠殺無一不是“民主美國”所背後策劃支持的。
    美國政府一直將民選的社會主義總統查維茲視為“眼中釘”。美國明裡暗裡支持委內瑞拉親美勢力發動未遂政變,“企圖推翻”執政的“民選合法”的查維茲政府。政變前美國主要通過美國政府背景的「美國全國民主基金會」向發動政變的委內瑞拉親美勢力提供資金。「全國民主基金會」是1983年由美國國會建立的,目的是“加強世界上的民主機構”,它接受政府的和私人的資金。該“基金會”的拉美和加勒比主任薩瓦蒂尼是委內瑞拉政變勢力重要的政治顧問,推動和支持整個反對政府的“陰謀網”,此人與委內瑞拉的政變分子保持經常的密切聯系。委內瑞拉駐美洲國家大使瓦萊羅揭露說,除「美國全國民主基金會」之外,美國政府還通過「美國新聞社」提供210萬美元,通過國務院的民主、人權和勞工辦公室提供100萬美元,通過國際開發署提供200萬美元,這些錢都用於“資助”委內瑞拉反政府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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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諜特務四人幫)黎智英黑金操控“抗中亂港” 必須徹查》

    (香港)大公報/社評

    2011年10月19日
    http://www.takungpao.com/opinion/takungpao/2011-10-19/980069.html

    本港政黨政治昨日爆出有史以來的最大“醜聞”:

    ──公民黨、民主黨、社民連、前反對派政黨,過去幾年的主要活動經費原來全部由同一個「金主」、「壹傳媒」老闆黎智英所提供,其中「民」、「公」兩大黨收取的款項都在一千萬元以上,民主黨去年的三百多萬經費更全部由黎智英一人「包辦」。
    看來,所謂「四大」反對派政黨原來全部都姓「黎」!

    ──更有甚者,那個「政治主教」陳日君,自○五年開始,年年收取黎智英三百萬至五百萬不等,迄今總數已逾二千萬;但對這筆巨額「捐獻」,天主教香港教區負責人昨日表示不知情、也從未收過錢。
    看來,不僅教區不知道,就是上帝也被他的「牧者」騙了!

    ──還有,那個「香港良心」陳方安生,2007、2008年分別收取過黎智英的二十萬和一百萬,前者是支持「參選」立法會、後者是支持成立「民間策發會」反對政改方案,看來,不僅「四大」反對派政黨都姓「黎」,連陳太也「改姓」了。

    有關消息,先在網上流傳,再經多份報刊及電子媒體廣泛報導,全港市民嘩然!而在有「抬頭人」支票真名實姓的鐵一般證據下,當事人黎智英“裝聾作啞”“不敢回應”,其轄下「蘋果日報」更“閃閃縮縮”的只在「政治八卦」版略為報導,而「受惠」的反對派政黨和個人,既不敢承認也不敢否認,一副「此地無銀」的“窘態”畢露。

    當然,本港是自由社會,人人有權選取自己認同的政治團體給予支持;但是,當全港主要的反對派政黨、當全港所有的抗中亂港政治活動,都同時由一個「金主」、一個傳媒老闆所支持,那問題就絕不簡單、十分嚴重的了。事態的嚴重性在於操控二字。黎智英年年拿出以千萬計的金錢資助反對派政黨,動機何在?目的何存?難道他真是那麼的無私和慷慨,只求付出、不問「收成」嗎?

    而且,當全港主要的反對派政黨都被「收編」到「黎」字旗之後,本港的民主政治還能有獨立自主生存的空間嗎?
    還能推動港人社會的政治生態正常、健康發展嗎?
    屆時「黎老闆」或「老闆的老闆」要東要西、要這要那,今日反政改、明日抗遞補,「小的們」敢不言聽計從、「身」照辦嗎?

    事實是,不管在任何民主國度或社會,政黨政治都會涉及千絲萬縷的金錢關係,但作為有目的、有企圖、有回報的「政治獻金」,特別是躲在幕後、隻手遮天、操控一切的壟斷式「政治黑金」,絕對是為所有的民主、法治社會所不容。近年日本換首相如「走馬燈」,其中不止一位都是因接受「政治獻金」而要黯然下台的。

    九七回歸後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下,香港可以照行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但不能被個別人勾結外國勢力,企圖變特區為反華反共基地。黎智英以巨額金錢收買反對派政黨,“全面操控”本港的“抗中亂港”活動,已經構成性質十分嚴重的政治事實,對此,特區政府有關部門、“廉政公署”必須展開徹查,廣大市民更有權要黎智英公開交代:「政治黑金」與“(反華反中)外國勢力”有何關係?(肥佬黎智英)「蘋果日報」“抗中亂港”還要亂到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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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干預香港實錄》

    文/劉乃強 (全國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中國評論》2011年12月號

    肥佬黎智英(壹傳媒/《蘋果日報》)在香港政治中扮演什麼角色,令人懷疑

    表:黎智英近年政治捐獻

      奇怪的政治捐款

      10月中,一個以臺灣為基地的資料分享軟體網站FOXY出現了一些有關黎智英(壹傳媒/《蘋果日報》)2005年至今年的政治捐獻紀錄和預算。捐獻的對象包括(香港)反對派的政黨如“公民黨”(1,455萬)、“民主黨”(1,369萬)和社民連(100萬)等,和個人如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130萬),和獲得最多捐款的退休天主教樞機主教陳日君(2,000萬)。

      (見表:黎智英近年政治捐獻)

      陳方安生只在2008年參加補選,那麼2007年和2009年的款項是用來做什麼的呢?陳日君更離奇,他在2009年4月才退休,在2005年~2009年這五年間,他身為現職樞機主教,而教會每年從信眾和各界收取善款,用於維持教會營運、教育、慈善公益等用途,內部有監控,避免浪費與誤用,
    他“為何”不以教會的名義接受捐款?
    他這個當時是現職的樞機主教卻以“個人”接受這筆鉅款,香港天主教教會多次重申並不知情,更不知款項的去向。陳日君開始時還想“隱瞞”,到不能再忍時,索性借機來一次遲來的三天禁食去抗議發生多時的教育政策,高調的自稱是“敗家子”,接受捐款與政治無關,全部用於教區事務上,包括坐商務客位出差開會、給神職人員每封高達二千元利是、資助內地神父到海外進修,以及援助國內地下教會等。需要指出的是,他籠統舉出的例子,除了他個人每年數次的商務機票外,其他包括資助地下教會,都是天主教會本身經常性推行的工作,所以這位神職人員是明顯說謊。這一千多萬的鉅款真正的用途是什麼?

      政治捐款來自何方

      我們不知道,但是我們已經知道的是:

      1.黎智英在《蘋果日報》不斷跌紙,新出的免費小報《爽報》惡評如潮,廣告嚴重不足,“壹傳媒集團”要發出盈利警告,預告將出現虧損之際,他今年的捐款預算卻沒有收縮,基本上養起香港兩大反對派政黨。

      2.黎智英的捐獻紀錄全部是英文的,交收過程十分詳細而且具體,看來不光是給他自己看,還要向一些“英語人”交代。

      3.紀錄中經常出現“壹傳媒動畫有限公司”商務總監Mark Simon這個人,作款項交收仲介。Mark Simon出身“美國情報人員”,與美國政黨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資料顯示黎智英透過Mark Simon於2003~2008年經常以“壹傳媒”及《蘋果日報》的名義,向美國共和黨其他附屬右派團體捐獻,金額最少24,500美元。

      4.在這次外泄的捐款名單中,受助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跟他一起編輯《中國“六四”真相》英文版的人,乃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J.Nathan),而黎安友則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注1] 董事會董事。

      從這裏,我們很有理由懷疑黎智英散出去的不是他自己的“辛苦錢”,“來源”更很可能是美國,黎智英只是一個“中轉站”,而陳日君又是另外一個“中轉站”,將由黎智英發下來的錢再“轉發”出去。例如,轉發予更小、更分散的個人及團體。

      美國駐港領事館扮演什麼角色

      香港從來都有外國力量充斥各個領域。在回歸之後,美國駐港領事館的編制一下子增至300人,美領事館大量收集香港及內地情報,早已是公開的秘密,其中自稱“泛民”的反對派頭面人物更是他們的重要情報來源。9月份“維琪解密”公開的美國駐港總領事館主要是2005~2010年向華盛頓發出的近千份機密電報[注2],證實了美國對香港事無大小,上至特首人選、民主發展,下至香港廢物處理方向、電力市場是否開放、到我2009年初在《南華早報》提出的香港飲用水供應的安全問題,以及香港金融市場發展、香港專上教育界如何評價內地學術自由等,監察幾達“無微不至”的地步,並及時呈報華盛頓。而香港反對派與美國,則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美領館職員頻密與反對派廣泛接觸,搜集情報和意見;李柱銘、陳方安生等反對派頭目亦曾多次鼓勵和主動要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

      美國過去一直不承認干預香港事務,“維琪解密”這次公開大量電文使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很尷尬,不斷施加壓力,要傳媒低調處理,企圖蒙混過關。但是紙已經包不住火,“維琪解密”電報顯示,美國一直在“插手干預”香港事務,香港反對派“活動”“背後”有美駐港總領事館“影子”甚至主導。從這些檔,我們可以隱約的看到一條“線索”,把香港近年的眾多政治現象和事件,包括民主黨的內部矛盾、公民党的興起和跟民主黨的矛盾、陳方安生的複出、“五區公投”的原由、餘若薇和陳方安生對此的態度如何被銀主黎智英等“改變”、“泛民”的分裂、“社民連”被收編、民主黨與公民黨等的選舉策略和部署,以及反對派精神領袖式人物的可能人選等等,把個中脈絡十分清楚地貫穿起來——讓世人清楚看到,自回歸以來,香港政壇長期“動盪不安”,亂局的“源頭”,香港反對派“背後”的“銀主”和靠山就是“美國駐港總領事館”。

      2006年3月,陳日君在梵蒂岡接受冊封樞機,他帶同教齡甚淺的黎智英和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同行,並引領兩人向教宗本篤十六世朝聖。
    “維琪解密”披露,美領事館於2006年3月的電文中表明,會探討“傳媒、宗教、政客”三種力量結合下的影響力,一方面透過美國線人收集當時三人在梵蒂岡的一言一行,還研究當時傳媒的看法,和諮詢香港天主教界消息人士的意見。

      此後,陳日君、李柱銘、陳方安生及黎智英等人即被媒體稱為反對派的“新四人幫”便經常與美國駐港總領事會面吃飯,尋求“資助”及要求對方提出策略性指導,擬聯合“宗教”、“政黨”及“傳媒”三大影響力,在香港政壇上興波作浪。到2007年的立法會補選,“新四人幫”開始試圖發揮“造王者”的力量,美領事館於2007年9月的檔透露,李柱銘、黎智英等遊說陳太參選,並形容她是可以統一反對派對抗有意參選的葉劉淑儀的唯一人選,而陳太亦樂於藉此一試自己的剩餘政治影響力。“新四人幫”由勸退民主黨的甘乃威,到陳太當選上場後,正式成形,近年主導整個反對派的力量和意識形態,並開始插手反對派的選舉部署及政黨合作。眾所周知,2009年反對政改的所謂“五區公投”,是一出由“新四人幫”幕後操盤,出錢出力促成公民黨和社民連台前演出的一場政治鬧劇。

      香港反對派的“真正面目”

      “維琪解密”電報更揭示了一些在香港政壇十分活躍的重要人物所暴露出來的真面目。這些政客在美國駐港外交官面前獻計出賣戰友和盟友、出賣香港、出賣國家,與他們在市民面前所呈現那種掌握著道德高地,大義凜然地打擊建制派的言行,完全是兩回事、兩種人,讓人們對香港反對派的本質,和原形畢露的真正面目有更正確和深入的瞭解。

      當中民主黨的塗謹申,他除了是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之外,還是民主黨前主席李柱銘的“高徒”,經常跟隨李柱銘赴美“告洋狀”,乞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2003年塗謹申與李柱銘赴日內瓦將《23條》立法最新消息彙報給布魯塞爾的歐盟成員時曾恐嚇說,《23條》立法將會破壞香港與歐盟關係。“維琪解密”檔顯示,塗謹申於2007年主動向美領事館警告美國政府,聲言中共已成功滲透入民主黨,民主黨已處於一個很危險的狀況,提出美國政府有需要瞭解有關民主黨的最新情況,相信美國政府是唯一有能力阻止中共對民主黨的滲透工作。在有關事件的發展期間,塗謹申曾多次與美國駐港領事館接觸和交代最新的情況,其後又向駐港領事館遞交有關民主黨滲透事件報告,要求美國政府關注民主黨的情況。美國駐港領事館的分析認為,塗謹申的這些做法是企圖藉此尋求美國政府的影響,阻止所謂的滲透工作。塗謹申向美國出賣黨內戰友,大概還加上其他尚未見光的行動,獲得的回報是美國把他列為美國駐港領事館“嚴格保護”(strict protection)的對象。事件揭露之後,吃裏扒外的塗謹申在民主黨內地位絲毫不受影響,可見他的行為是得到民主黨高層的默許。

      另外一個得到美國駐港領事館“嚴格保護”物件特殊待遇的民主黨核心成員竟然是一個學者:民主黨中委,有民主黨“大腦”之稱的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羅致光。回歸前1995~1997年、回歸後1998~2004年羅致光曾是立法會議員,今天在特區政府中仍有大量公職,包括可以大派數十億元的關愛基金執行委員會主席。檔顯示,2009年初,羅致光評估“五區公投”的補選部分,若建制派參加,公、社兩黨恐怕只會獲得3席,梁國雄、陳偉業有危險;如果工聯會陳婉嫻出選,梁家傑都有可能輸掉議席。2010年中,在民主黨決定支持政改“優化”方案前,羅致光亦向美方彙報,預告民主黨準備就政改方案“妥協”。

      塗謹申和羅致光兩人都是中國公民,竟然在中國境內,受到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嚴格保護”。首先,他們究竟是什麼身份?為美國做了什麼事情?背了什麼風險?需要受到保護。而美國在中國境內,究竟如何能依法“嚴格保護”一個中國公民?

      我們不知道。但有些事情,我們也是知道的:「中情局」遠東地區諜報站就設在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內。長期以來,「中情局」的情報人員以此為平臺,以外交人員身份為“掩護”在香港“大肆”進行“諜報活動”。據美國政治雜誌《地緣指導》披露,美國駐港總領事館人數常年保持在300人以上,更大量的情報人員在文化、商務、外交人員身份的掩護下除搜集香港本地的情報外,還以香港為跳板,開展“針對”中國內地的間諜活動。以前「中情局」在香港的工作主要是針對中國內地,但從去年開始,「中情局」“加大”了針對香港的間諜活動。按照規定,一些重要雇傭特工會被「中情局」指為“嚴格保護”的對象。[注3]

      FOXY網站,以往曾多次洩密,但都能繼續運作,但在公開了黎智英的政治捐獻資料之後,便無故突然無聲無息關閉。

      “維琪解密”文件揭露陳方安生這位前高官及立法會議員,表面信誓旦旦地效忠《基本法》,擁護“一國兩制”,背地裏將香港政情機密源源不絕向美國“輸送”,並不斷“促使”美國“插手”香港政治。陳安安生除了是美總領事親自會見的主要聯絡對象,經常向她請教,話題無所不包,重點是反對派在政治方面的部署,包括陳太辭去政務司司長的原因、會否參加2007年特首選舉,到退任立法會議員後的動向和行動,以至她對內地和香港,均巨細無遺地一一諮詢之外,這位被西方傳媒稱為“香港良心”的陳方安生,也很積極向美國駐港總領事表態,要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同時她又鼓勵時任駐港總領事唐若文應多就支持香港民主發展發表意見。

      在“維琪解密”公開的2006年9月電文中,披露了陳太對美國駐港總領事直言,不參選2007年特首的原因,是她“很珍惜自己與北京的聯繫”,若為了一場必輸的選舉而與北京對著幹,“個人政治代價太高”;美國駐港總領事于2009年1月的電文又透露,陳方安生揚言自己不再參與立法會選舉後,重要工作是走入學校層面,宣揚她的“兩制”理念,以抗衡行政長官曾蔭權和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推動的愛國教育。2009年7月電文中指出,陳方安生在會面中,就“鼓勵”美國政府應不時提醒“北京政府”,美方關注北京政府如何處理與香港相關的事務,“因為北京政府很介意其他國家,特別是美國如何評論他們”。而另外兩份於2009年1月和8月發出的機密電文中亦指出,陳太先後遊說美國駐港總領事唐若文,“她認為中聯辦是中國干預的源泉。香港傳統左派仍是民主發展的障礙”。美國應干涉香港事務,又鼓勵唐若文應多就支持香港民主發展發表意見,特別是美國作為香港的主要貿易夥伴,“在港有著很龐大的利益”。諷刺的是,唐2009年1月的電文題目為《陳方安生——不在其位仍謀其政》,她真正關心的,並非香港和國家,而是個人政治前途和美國的利益。而在“維琪解密”檔公開後,陳方安生一直在回避社會的質詢。

      另一位傳奇人物是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自由党主席李鵬飛。“維琪解密”檔案揭露,李鵬飛多次在北京參加人大代表會議之後,向美國報告兩會的情況和北京的動向。他更向美國推薦公民党前黨魁余若薇,接替李柱銘作為領導整個“泛民主派”的共主。李鵬飛一方面是中國法定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大的港區代表,另一張面孔又是美國的線人,和反對派核心人物。檔顯示他有份遊說餘若薇參與反對政改的“五區公投”,于邀功之餘,同時又向美國打小報告,透露陳方安生和餘若薇對“五區公投”的本來保留態度,其三刀兩面的表現,令人側目。只是美國人並不欣賞李鵬飛的政治判斷,於電文中直接質疑餘若薇在反對派中的決定性影響力。

      香港內部矛盾的根源與政府作為

      “一國兩制”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早在1984年中英協定達成以後就預言,“對於中英聯合聲明應該想到,總會有些人不打算徹底實行。某種動亂的因素,搗亂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總是會有的。老實說,這樣的因素不會來自北京,卻不能排除存在於香港內部,也不能排除來自某種國際力量。”[注4]

      “維琪解密”以大量事實證明了鄧公的遠見。香港回歸,中國千方百計保持香港的穩定和繁榮,而美國等西方國家要千方百計無風起浪,破壞香港的穩定和繁榮,企圖證明香港的回歸是錯誤的,“一國兩制”是失敗的,而如陳方安生所言,將來只有“一國一制”,那就是香港資本主義這“一制”。說到底,香港內部的政治和社會的各種矛盾,根源其實就是中國和美國在香港矛盾的反映。

      對此,中國當然不可能坐視,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于9月中接受中新社提問,指出維琪解密的電文顯示,美國駐港總領館官員對於香港政制、社會發展問題興趣很大。美方不僅就香港政制發展問題向特區政府提出過帶有干涉性的意見,而且與特定的某些人頻繁見面。如果是這樣,美方的行為就超出了《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等國際法所規定的職能,“我們有理由對此感到關切和不滿,並要求美方停止這種錯誤做法。”外交部駐港公署向美駐港總領館表達了中方的關切,表明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要求美方嚴格遵守有關國際法和公認的行為準則,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發言人指出,當今世界面臨很多重大而緊迫的問題,香港應該是中美進一步開展和加強合作的重要橋樑,“希望美方摒棄冷戰思維,不在香港搞政治上的小動作。”

      這非正式的外交抗議,軟弱無力,當然只是聊勝於無,而美國處於完全理虧的狀態,起碼短期之內也會暫時收斂。但是如無具體的措施,相信不久之後將會死灰復燃,甚至欺我軟弱,而變本加厲。

    若以美國的有關法例為參考準則的話,黎智英和反對派政黨上述的一系列行為,輕則罰鉅款,重則要坐牢。因此,中央有必要責成特區政府,頂住已證實被美國收買和保護的反對派的阻撓,儘快就《基本法廿三條》國家安全立法,並且在2017年開始全面落實普選之前,訂制《政黨法》和《政治捐獻法》等,使杜絕外國勢力干預香港政治生態有法可依。

      [注1]:NED可稱美國上百萬個非政府組織中的龍頭老大,跟美國國務院、國際開發署、中央情報局有密切的聯繫,被認為是中情局(CIA)的“另一塊招牌”。因為NED有非政府組織(NGO)的招牌,不易引起注意,甚至連西方的研究報告都說,“在向非政府組織提供戰略資金方面,美國外交政策精英們認為NED比秘密支持更可靠”。
      NED主要資金源自美政府撥款,美政府對NED的撥款主要包括三部分,當中最大來源是國會年度撥款。NED還頻頻資助“民運”、“藏獨”、“東突”等各種反華勢力。NED下屬四大機構,即共和黨的國際共和研究所、民主黨的全國民主研究所、美國商會國際私營企業中心及勞聯-產聯的國際勞工團結美國中心。

      [注2]美國的機密分類有三級,分別為confidential,secret及top secret。這回被公開的除了兩份是屬於第二級之外,其他都只是初級機密檔。

      [注3] http://paper.wenweipo.com/2011/09/14/PL1109140001.htm

      [注4] http://www.news365.com.cn/wxpd/wz/shhm/200903/t20090320_2244535.htm

    《中國評論》月刊2011年12月號 總第16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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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諜特務四人幫)《(壹傳媒/《蘋果日報》)黎智英熱衷政治捐獻》

    成報 2012-1-24
    http://www.singpao.com/NewsArticle.aspx?NewsID=199923&Lang=sc

      【本報政治組報導】「壹傳媒」集團老闆黎智英與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原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及民主黨創党主席李柱銘關係密切,從多份透過分享軟體foxy外泄的「肥佬黎數簿」(見圖)可見,黎智英一直熱衷政治捐獻,且是陳方安生、公民黨、民主黨、社民連、前綫「大水喉」,在七年內便捐款逾5,100萬元。

      本報昨晚致電「壹傳媒」集團,但接線生指黎智英已離開公司便掛線。據悉,陳方安生亦知有傳媒收到有關文件,但未有進一步回應,目前暫未知檔真偽,但從檔內容及單據所見,相信頗具真實性。綜合來說,各政黨及政治人物收到的捐款總額,陳日君 2,000萬;公民党 1,502萬;民主黨 1,369萬;陳方安生130萬;社民連100萬;前綫40萬。

      「維琪解密」早前公開逾千份美國駐港領事館機密電文,揭破「港版四人幫」,即民主黨創党主席李柱銘、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原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和《壹傳媒》集團老闆黎智英,常密晤美國駐港領事尋求資助及要求對方提出策略性指導,擬藉各人手上「宗教」、「政黨」及「傳媒」三大影響力,在香港不單議政論政,還藉此大搞政治運動。

      有匿名人士昨向傳媒報料,指透過Foxy分享軟體,輸入「LAI CHEE YING」,搜尋得到最少5份有關疑似黎智英的捐款紀錄及入數單據。最震撼是細看內容,不難發現黎智英是泛民主派的「大水喉」。

    7年內捐款逾5,100萬

      據該未經證實的檔,獲黎智英捐款的政黨,包括近年屢次煽動平民百姓狀告政府的公民党,公民党核心策劃的爭取外傭居港權及阻港珠澳橋興建的兩宗官司,令其受市民的支持率劇跌。根據黎智英的捐款紀錄顯示,該黨最少有逾1400多萬元捐款(2006-2011年)。

      陳方安生則獲捐款130萬,估計其中一筆款項是資助她參加2007年9月的立法會港島選區補選的選舉經費。在2010年公民党與社民連發起「五區公投」的日子內,公民党恰巧有一筆大約400萬的黎智英捐款;而社民連則有一筆100萬的捐款。最離奇是中國會創辦人、富豪「上海灘」鄧永鏗亦有接受黎智英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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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情局間諜黎智英政治獻金操控香港反對派》
    ──打造港澳臺反華基地

    港媒爆:(美諜特務四人幫)黎智英5年捐2.3億政治獻金

    香港各大媒體今天均在頭版報導,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是香港泛民主陣營的超級金主,由2005年迄今共捐出港幣6000多萬元 (台幣2.3億),其中3500萬元直接捐給公民黨、民主黨、社民連在內的反對派政黨。而在曝光捐款名單中,香港前政務司長陳方安生、天主教香港教區前主教陳日君也赫然在列,陳日君接受的捐款總額高達港幣2000萬。

    相關捐款資料是由最新一期的「Foxy解密」揭露,網上分享軟體Foxy 近年不時洩露政府或機構的內部機密檔。據香港明報報導,黎智英的捐款佔民主黨非會員捐款的比例極高,2009/10年度高達99.4%,佔公民黨非會員捐款比例則在40%至68%之間,顯示捐款高度集中在一人。

    香港媒體評論,媒體大亨對政黨和政治人物的大額捐輸事涉敏感,例如媒體大亨梅鐸去年10月在期中選舉前的兩筆100萬美元政治捐款即引發極大風波。文匯報指智英意圖操控反對派。

    香港沒有《政黨法》,政黨無須公開大金額捐款來源,但政黨若以公司名義註冊,須在財務報告中列出所收捐款總額。

    Foxy連日公佈的5份黎智英檔案,包括他的現金流量表、 2005年至今的捐款清單、捐款文件、捐款本票等。接受黎智英捐款最多的是民主黨、公民黨,兩黨總額達港幣3300萬,公民黨自2006年起每年收到捐款,金額由200萬增至今年的600萬,顯示黎智英對該黨支持增加。

    黎智英對記者的查詢迄無回應,各政黨中也只有社民連承認接受港幣 100萬的「五區公投」經費。

    其他政黨多不願證實或評論有關捐款,而以「捐款人資料不公開、任何捐款均沒有附帶條件」來回應。民主黨並表示,捐款人身分保密是為免中國方面「秋後算帳」。

    【2011/10/18 聯合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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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智英巨額捐獻惹爭議 陳日君:無關政治》

    香港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向政界及個人的巨額捐獻事件持續發酵,前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證實接受過捐款,但與政治無關。

    陳日君今早公開證實,曾收過黎智英的捐款,但強調對方只是捐錢給自己,與教區無關,也與政治無關。

    陳日君說,所收捐款用於本地慈善團體、支援中國大陸的修女到羅馬進修,以及捐助海外的天災。

    至於民主黨和公民黨,至今仍拒絕公開曾否收過黎智英的捐款,但他們強調不會在任何附帶條件下接受外來捐款。

    本地媒體昨天報導,一份疑似是黎智英私人帳簿的Foxy文件昨日曝光,帳簿記錄黎智英於2005年至2011年間,捐款給多個泛民政黨和個別人士。

    其中,陳日君獲得最多捐款,過往幾年獲捐款約港幣2000萬元。

    在政黨方面,民主黨自2006至 2011年獲黎智英捐款1300餘萬元;公民黨獲捐款約1500萬元。

    此外,黎智英也曾向社會民主連線、港府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等小黨及個人捐獻。

    香港媒體對此質疑,第1,陳日君出任主教時收取如此龐大捐款,其用途為何?為何個別宗教人士以私人名義收取捐款不受教會管制?第2,黎智英的捐款是否影響到各黨派及個別人士的政治取向和行動。

    頭條日報今天發表社論說:「香港是否已出現傳媒與政黨結盟,暗中配合,主宰政局的勢頭,是時候深切關注。」

    黎智英的政治態度一向明確,就是支持民主自由,而他與陳日君、前民主黨主席李柱銘、陳方安生向被視為香港民主派4大核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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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日君認個人名義收黎智英捐款》

    (香港訊)明報報導,天主教香港教區前主教陳日君樞機承認曾接受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捐款,款項全用在教會事業。

      陳日君今日就校本條例終審教區敗訴一事召開記者會,會後主動談到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捐款的問題。

      陳日君承認曾接受黎智英的捐款,而百分之百的捐款都是捐給他個人,不是捐給教區;捐款跟任何政治也沒有關係,而黎智英從來沒有過問這筆款項的用途,而他也從沒有向黎智英交代,也沒有說過「多謝」。他承認首次收到300萬元支票捐款時,自己也有點愕然。

      對於黎智英及從其他途徑得到的捐款數目,他稱沒有作過很詳細的統計,但用途十分廣泛,包括捐款給不同的慈善機構;每年多次到外國包括羅馬教廷的商務客位機票開支;給予神父修女到負笈羅馬的助學金,包括到當地探望他們時飲宴和利市錢開支;在港舉行主要供小朋友參加的活動,包括旅行和聯歡會;購買月餅送囚犯;送贈聖像予學校;翻譯外文書籍;也捐款予外國,包括受天災橫禍影響地區的主教、外國教區等。

      陳日君指,天主教香港教區其實不是很富有,所以他也很少向教區「伸手」。至於收到的捐款,他強調全用在教會事業上,沒有作個人用途。

      陳日君在今早的記者會上回應商人黎智英的捐款,他自嘲為敗家精,捐款用剩幾十萬。

      陳日君被問到黎智英給他的二千萬捐款是否已花光,陳日君表示,還用剩幾十萬。他多次形容自己是敗家精。

      陳日君又強調,黎智英從來沒有問過他如何用這些錢,他亦從來沒有問過黎智英下一次何時再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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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日君避談巨額捐款流向 干政主教幕後屢亂港》

    最新“Foxy解密”踢爆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在過去數年內,合共向天主教香港教區前樞機主教陳日君捐鉅款逾2000萬元,但用途不明。天主教香港教區副主教陳志明表示,教區並不知道事件,教會賬目也沒有出現有關捐款,又強調教區規定任何神職人員進行公開籌款活動時,需要先得到教區的同意,至於以私人名義捐助就不會監管;又說不會要求陳日君交代如何運用款項。捲入“捐款門”風波的陳日君18日現身堅道天主教座堂時對事件“三緘其口”,並一度黑面,令鉅款去向及用途更添懸疑。多名學者則認為陳日君有需要向公眾解釋捐款流向及用途,否則公眾難免質疑捐款用途 “見不得光”。

      香港《文匯報》報導,細閱經Foxy軟體外泄的黎智英“政治獻金”檔時,已指出當中最吊詭之處是陳日君由2005年至2010年間,獲得“個人捐款”高達逾2000萬元,還超過公民党及民主黨,ue足證陳日君在黎智英心中的地位與他人相比確實不可同日而語。

      對巨額捐款去向,天主教香港教區副主教陳志明18日表明,教區從來沒收過來自黎智英的捐款,教區的賬簿內亦沒此紀錄,也不知道陳日君是否個人接受有關捐款:“大額的我們全部都清楚的,(全部賬目也好清楚?)我們有一部門列明的,特別有些人捐款我們也要知來源是哪里,清清楚楚很緊要的。”但他形容陳日君樞機好心,樂意幫助任何人,如果他需要幫助任何人,都需要人幫助他,他接受捐助是可以理解雲。

      當天陳日君兩度被記者追問捐款一事,都不肯作出回應。他早上現身堅道天主教座堂時,一聽到問題,一度黑面就走進座堂內,其後再被追問“有沒有這件事” 時,他就掛著勉強笑容,繼續“收口”;下午離開座堂時,更急步“沖進”的士內,並大力關上車門,差點夾中攝影師的手,似乎有點老羞成怒,落荒而逃,希望儘快離場避開記者追訪。

      另據報導,被揭過去5年收受壹傳媒老闆黎智英2000萬私人獻金的原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回歸以來一直高調參與本地政治,開始時主要利用其主教身份發表各類有關政治言論,其後更與民主黨創党主席李柱銘、黎智英和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組成“四人幫”,大搞密室政治,在幕後操控反對派,包括公民党成立、勸退甘乃威參加2007年補選,乃至近年策動所謂的“公投”運動。

      “四人幫”近年主導整個泛民主派的力量和意識形態,隱身其後的陳日君和黎智英更是合作無間。在2005年政改方案一役中,陳日君高調批評,有關方案 “難以接受”,要求泛民議員反對。時任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更于立法會否決政改方案後,罕有地點名批評陳日君。天主教刊物《公教報》於2006年刊登一名神父的文章,指有教友對陳日君就政改等政治問題的高調取態感到不滿,但陳日君反而變本加厲。

      2007年港島區立法會補選時,陳日君被揭發聯同黎智英和李柱銘,透過所謂的“飯聚”干預選舉,包括強推陳方安生參與補選,並勸退準備參與競選的民主黨成員甘乃威等。至2008年,由黎智英牽頭,“四人幫”在黎位於九龍加多利山的豪華大宅內進行了3個小時的“秘密飯局”,遊說陳太再度參選立法會,未能得逞。陳日君亦被外界視為策動所謂“五區公投”的幕後黑手之一,並以神職人員身份,呼籲市民支持所謂“五區公投”運動。

      “維琪解密(專題)” 早前公開的近千份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機密電文中,也揭露陳日君與黎智英和李柱銘不時一起與美國駐港總領事會面吃飯,討論的話題非常廣泛,包括香港的政治、政黨及政府官員等方面。電文亦披露,李柱銘、黎智英、陳日君於2006年到梵蒂岡“朝聖”,首次令他們嘗到“傳媒、宗教、政客”組合可發揮的影響力,隨後就和美領館“情投意合”,並“幕後操控”多場政治鬥爭。


  23. 2012/03/05 於 21:01 patchpieces

    □ 敘利亞、伊朗間出現良性迴圈對美歐以勇敢軍事反擊 美帝即可能不惜代價轉而嘗試拉歐盟一道聯手定向金融攻擊巴西印度(水淹南方進而圍攻中國) □

    朝、美下周可能在北京會晤磋商糧食援助問題

      【首爾消息】
    據韓聯社3月2日消息,朝、美雙方在發佈朝、美第三輪高級別對話成果後,加快了後續磋商步伐。
    據悉,美國國務院負責朝鮮人權問題的特使羅伯特?金可能于下周中在中國北京同朝鮮外務省美國局局長李根舉行會晤,就對朝糧食援助等問題開展磋商。

      一位外交消息人士1日表示,羅伯特?金計畫下周內在第三國同李根舉行會晤,就糧食援助等問題的細節進行磋商。鑒於2月27日開幕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在日內瓦舉行,羅伯特?金和李根很可能選在北京舉行會晤。
    有分析認為,羅伯特?金還有可能訪問朝鮮。

      朝、美雙方2月23日至24日在北京舉行了第三輪高級別對話,就朝鮮採取中斷鈾濃縮計畫(UEP)等無核化先決措施,美國則向朝鮮提供24萬噸糧食援助,雙方達成共識。據悉,朝鮮還要求美方再提供5萬噸玉米援助。

      據推測,除了商討糧食援助有關問題以外,雙方這次很可能重點磋商監督援助糧食分配過程的問題。

      歐盟同意給予塞爾維亞候選成員國資格

      【布魯塞爾消息】據媒體報導,歐盟成員國領導人1日在布魯塞爾召開的歐盟峰會上同意給予塞爾維亞歐盟候選成員國資格。

      歐洲理事會主席范龍佩在當天會後的新聞發佈會上宣佈了這一決定。他對塞爾維亞獲得歐盟候選成員國資格表示祝賀,並表示希望塞爾維亞進一步深化政治和經濟改革以達到入盟標準。

      范龍佩敦促塞爾維亞認真落實與科索沃達成的各項協議,希望雙方積極維護地區穩定。

      塞爾維亞於2009年12月提出加入歐盟的申請。科索沃問題一直是塞爾維亞入盟道路上的主要障礙。
    科索沃是塞爾維亞的一個自治省,1999年6月科索沃戰爭結束後由聯合國託管。科索沃於2008年2月單方面宣佈獨立,隨後獲得美國等多數西方國家的承認,但塞爾維亞始終堅持其對科索沃的主權。

    【時事點評】
    我們先來關注第一則新聞素材,即:“朝、美下周可能在北京會晤磋商糧食援助問題”。

      請大家注意這一段文字,原文是:

      一位外交消息人士1日表示,羅伯特?金計畫下周內在第三國同李根舉行會晤,就糧食援助等問題的細節進行磋商。鑒於2月27日開幕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在日內瓦舉行,羅伯特?金和李根很可能選在北京舉行會晤。有分析認為,羅伯特?金還有可能訪問朝鮮。

    ● 這段文字“絕非巧合”地對“兩件事”進行了“相提並論”

      這段文字“絕非巧合”地對“兩件事”進行了“相提並論”,那就是:

      第一件事:是2月23日至24日在北京舉行了“朝、美第三輪高級別對話”,當然,還有其“後續發展”;

      第二件事:則是於2月27日開幕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當然,主要也是其“後續發展”;

     ● 這段文字還“有意無意地”提及了一個“非常具前瞻性”的“分析人士觀點”

      然而,我們想強調的是,不僅僅是如此,這段文字還“有意無意地”提及了一個“非常具前瞻性”的“分析人士觀點”,那就是:“……….羅伯特?金還有可能訪問朝鮮”!

      在對“這一前瞻性觀點”給出我們自己的意見之前,還是先來討論所謂的“兩件事情”。

      顯然,“第一件事”說的是““朝、美第三輪高級別雙邊對話”、顯然,朝、美雙方“談”的是朝核問題,至少“表面”是這樣的;

      而“第二件事”的焦點是敘利亞問題,但基於我們之前的大量論證,大家不難明白,它“圍繞”的卻是“伊核問題”。

     ● 再談“兩核問題”的“實質”

      在之前的點評中,甚至可以說在過去的數年之中,圍繞“兩核問題”的“實質”,我們一再強調這樣幾個觀點:

      第一,所謂的“國際新秩序”,其實就是國際政治、經濟、軍事新秩序(相對現有的一超多強的秩序而言),其實也就是“伊核問題”的核心問題,
    而包裹在“這一核心問題”的“內核深處”的,就是“國際金融新秩序”的問題,也就是要麼終結、要麼強化“美元本位制”的問題。

      第二,在“第一”的基礎上,如果以“國家利益”為區分,那麼,所謂“國際新秩序”大致可分為兩種,
    一種是以“終結美元本位制”為核心訴求的、也就是“中、歐、俄等非美國家”所要的“國際多邊架構”,
    另一種則是以強化“美元本位制”為核心訴求的、也就是“美國(請注意,是“美國”)”所要的“國際單邊架構”。

      第三,在第一的基礎上,如果以“資本利益”為區分,那麼,所謂“國際新秩序”大致也可分為兩種,
    一種是以“‘歐、美(西方)’資本繼續把持國際金融話語權”為訴求的、也就是“西方資本”所要的“國際金融單邊架構”,
    另一種,則是以“終結‘西方資本”繼續把持國際金融話語權”為訴求的、也就是“非西方資本”所要的“南、北多邊架構”。

     ● 在所謂“國家利益”與“資本利益”之間,“西方(主要是歐、美)內部”即有不可調和的矛盾,也有極大的妥協空間

      第四,也是非常重要的,即:“第二”與“第三”說明,在所謂“國家利益”與“資本利益”之間,“西方(主要是歐美)內部”即有不可調和的矛盾,也有極大的妥協空間,
    而“不可調和的矛盾”之所以“不可調和”,在於“終結或者強化美元本位制”是一個決定“歐、美國家”在國家、民族層面的前途與命運的核心問題;
    而“有極大的妥協空間”之所以“可以妥協”,則在於“歐、美資本”都期望“由自己代表西方(請注意我們的用詞)”繼續把持“新的國際金融遊戲規則的制定權與執行權”。

     ● 美國想“繼續長時間”維持現有的“一超(美國)多強(中、歐、俄等)”格局已經極為困難

      對上述所謂“新的國際金融遊戲規則的制定權與執行權”,想再次重複兩點:其一,對“歐、美等北方經濟體”而言,它其實就是一種“有別于”現有的“一超(美國)多強(中、歐、俄等)”的“國際新秩序”的“內核”,因此,即便是在“北方”內部,“歐、美”雙方各自也都有著“更進一步的訴求”。

      因此,美國即定全球戰略的戰略訴求在於:“時不我待地”進一步強化自己“一超”的地位並徹底弱化“多強”的力量,也就是企圖獲取一種可在政治、軍事、經濟(特別是金融)等各個層面“全面支配”地球的“絕對力量”。

     ● 美國企圖快速獲取一種“絕對力量”

      從“(自導自演製造)911事件”、再到順勢“蛙跳”進阿富汗進行“反恐”戰爭、特別是“再轉頭”發動伊拉克戰爭,正是美國試圖通過“大中東計畫(包括了中亞)”進一步強化自己“一超”地位並徹底弱化“多強”力量、從而快速獲取上述“絕對力量”之劇本的“最初環節”。
    顯然,這一企圖一旦實現,在“美國支配地球”的層面而言,其“支配的力度與廣度”都將是“史無前例”的。

     ●“絕對力量”沒有拿到,維持現有“一超多強”格局也已變得極為困難

      因此,對美國而言,在“最初環節”歷經近十個年頭、最終還是“演砸”了的情況下(美國次貸危機終因伊拉克戰爭的“勝而不利”而全面爆發、就是“演砸”了的“核心標誌”/注:就某方面而言,俄羅斯2008-8-8打破單極格局的格魯吉亞戰爭才是導致美國2008年次貸危機全面爆發的導火線),在自己的絕對與相對實力均已實質性下降的情況下,不僅那種“絕對力量”沒有拿到,即便是想“繼續長時間”維持現有的“一超(美國)多強(中歐俄等)”格局也已變得極為困難。

     ● 華盛頓決策層似乎感覺到…….

      就目前而言,儘管“盡全力維繫”現有“一超多強”格局符合美國當前利益,但是,由於“從美國次貸危機至美國金融危機”的“整個過程”、已經嚴重削弱了美國“用於”維繫這一格局的“綜合能力”。

      因此,原本計畫在“獲取全面支配地球之力量”之前,先盡全力維繫(注:拋出G2模式,就是一種努力)這一即有格局的“美國”,似乎已經感覺到:除非“一舉破局”、即:快速地從“一超多極”飛躍至“全面支配”,否則,既有的“一超(美國)多強(中、歐、俄等)”不僅永遠沒有升級至“美國全面支配”的那一天,還必將滑向“多極世界(中歐美、或者中歐俄美等)”、且在“上述滑動過程”中,美國快速淪為一個二流國家將是個“大概率的事件”。

      在這個問題上,只要看看“前蘇聯”由兩超之一迅速滑至“俄羅斯”的過程,就不難感悟。

     ●“歐洲諸國”先建立“歐共體”、再轉進“歐盟”的“原教旨”

      顯然,作為一個“已經啟動全面整合進程”的“政治、經濟與軍事實體”,對“歐盟”而言,最終“取代美國、代言西方、支配世界”,原本就是“歐洲諸國”先建立“歐共體”、再轉進“歐盟”的“原教旨”。

     ● 站在「歐盟」的角度觀察問題,美國旨在“全面支配地球”的“即定全球戰略”,就其“思想”而言,本身根本沒有錯

      因此,如果站在「歐盟」的角度觀察問題,那麼,美國旨在“全面支配地球”的“即定全球戰略”,就其“思想”而言,本身根本沒有錯,只是錯在“主體”不同,即:錯就錯在“它一旦實現,仍是美國代言西方、支配地球、而不是歐盟行使這一權力”!

      其二,對“中、俄等南方經濟體”而言,即便是「歐盟」“取代美國、代言西方”、從而把持“新的國際金融遊戲規則的制定權與執行權”,但它與“現有的美元本位制”並沒有本質區別,因為,那還是由“西方”說了算!

      不僅如此,它還與“美國試圖進一步強化的”美元本位制“(支配地球的標誌)”的“企圖心”也沒有什麼本質不同,因為,它最多也不過是由“歐元本位制”去取代“美元本位制”、從而由歐盟、而不是美國去支配地球。

     ● 這是基於“一超多強”現有格局之“合縱連橫”的戰略需要

      因此,站在“中、俄等南方經濟體”的角度、特別是站在中國的角度觀察問題,一如我們之前所強調的,只要「歐盟」不向美國提供其急需的“實質性南亞配合”,那麼,中國繼續奉行“扶弱(歐元)鋤強(美元)”的政策、繼續拒絕“G2模式”,這些本身都沒有問題,因為這是基於“一超多強”現有格局之“合縱連橫”的戰略需要。

     ● “扶的力度”、特別是“扶的方式”是有“金融前提”的

      然而,具體到“扶的力度”、特別是“扶的方式”等問題,那也是有“金融前提”的,即:以“歐元”支持、至少是默認人民幣“實質性走向國際”為前提條件。

     ● 在策略上,中國的“扶弱(歐元)鋤強(美元)”可以在“力度”上大做文章

      與此同時,由於中國的“進一步發展”、也就是“南下與北上戰略(相關討論見之前點評)”已經客觀要求“人民幣實質性走向國際”,
    而這,不論在主觀與客觀層面上,都是與現有的、“把持著國際金融話語權”的“美元本位制”直接衝突,因此,中國的“扶弱(歐元)鋤強(美元)”,在策略上,可以在“力度”與“時機”上大做文章。

      要想做活、且做好這篇文章,其“核心要義”就是要將“扶弱(歐元)”與“鋤強(美元)”的“扶”與“鋤”之力度與時機、視作“人民幣實質性國際化”這枚硬幣的兩面、且缺一不可。
     其實,在之前的點評中,我們也曾經以“陀螺”及“陀螺穩定”的條件為例子,去形容人民幣國際化的問題。

      因為,學過物理學的人應該知道,高速旋轉的陀螺是最穩定的。因此,要想“人民幣實質性國際化進程”這枚硬幣最終像陀螺那般穩定運行,就得在“人民幣國際化取得實質性突破”之前,將這枚硬幣旋轉起來、並始終“令其兩面”處於一種“動態變化”之中。

     ● 我們應該這樣去理解“扶弱(歐元)鋤強(美元)”

      也就是說,我們應該這樣去理解“扶弱(歐元)鋤強(美元)”,即:

      首先,毫無疑問,“扶弱(歐元)鋤強(美元)”的原則始終應該堅持。除非歐盟向美國提供“實質性南亞配合”、從而“歐、美”聯手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中國。

      其次,毫無疑問,“扶弱(歐元)鋤強(美元)”的目的在於“鋤”掉“美元本位制”,全不是“扶”出一個“歐元本位制”。

      最後,同樣毫無疑問的是,“扶弱(歐元)”、特別是“扶”的力度與時機,只是“鋤強(美元)”的手段,儘管視國際形勢的具體發展,在“力度”上可能有階段性地調整,或持續增強、或一時減弱,但其目的始終在於“鋤強(美元)”、並“扶”出一個有利於“人民幣以教科書都沒有的方式完成國際化”的國際環境,從而“堅定”眼下“相對弱勢”的歐盟(歐元)與美國(美元)相抗衡的信念與決心;

      與此同時,“鋤強(美元)”、特別是“鋤”的力度與時機,也只是個手段,儘管視國際形勢的具體發展,在這兩個問題上,中國也可能階段性地有所調整,或持續增強、或一時減弱,但其目的也始終在於迫使美國(美元)出於防止歐盟(歐元)搶班奪權之“現實威脅”的壓力、而不得不一點點兒讓渡“令中國(人民幣)慢慢走出去的戰略空間”,一種有利於人民幣國際化的戰略空間。

      顯然,通過上面的討論、特別是有關“陀螺”的討論,我們應該不難看出:“扶弱(歐元)”與“鋤強(美元)”之間、特別是“扶的力度”與“鋤的力度”之間,原本就是對辯證關係,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且缺一不可。

      中國眼下要做的,就是要讓“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這枚“硬幣”、在這對辯證關係的“交替推動”下、“先”旋轉起來、“再”不斷地加速、直到“起旋的硬幣”成為一隻“高速穩定旋轉”的陀螺!

     ● 美國利益(或西方資本利益)何以“不惜透支其戰略能力”也要圍繞敘利亞這個“止損點”大做文章?

      如果我們在經濟、特別是“金融層面”去觀察與處理問題的話,那麼,我們也就可以清楚地看出:

      第一,“美國利益”或者“目前仍由美國資本代言的西方資本利益”之所以急於“不惜透支其戰略能力(完全不考慮一旦兌現、也就意味著美國霸權的徹底終結)、四處狂扔胡蘿蔔(比如對”阿盟“、特別是對”歐盟“),並最大限度地輔之以大棒(動輒就威脅軍事打擊伊朗、甚至巴基斯坦)“,在“表面”一層去看,其意圖可以這樣去描述,即:是在爭取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資源、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以“迫使”敘利亞最終能“完整地加入制裁伊朗陣營”;

     ● 從“深一層”的層面去看,其“意圖”也可以這樣去描述

      而從“深一層”的層面去看,其“意圖”都可以這樣去描述,即:想通過“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或者圍繞敘利亞這個止損點大做文章的“整個過程”,去觸發一種“骨牌效應”,通過“最大限度地孤立伊朗”、且在“用一切手段(經濟、特別是金融制裁、外加軍事威脅)”努力推進“推翻伊朗反美政”的進程中,最終“實質性”達成分拆“伊核”之“中-歐-俄戰略協調”、以“水淹南方”的方式“激化”中國與主要南方經濟體之間的矛盾,直至形成“經濟、或者金融制裁中國”、最後“全球圍攻中國”的“目的”。

     ● 從“可操作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上述目的” 又均非“最終目的”

      然而,如果從“可操作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上述的表面的、或者深一層的目的” 又均非“最終目的”,而只是一種“最為高效、且相對安全的戰略手段(對比政治、特別是軍事解決模式所具有的不可控危險性而言)”。

     ● “借此過程”掩蓋一個“極具欺騙性、實用性、經濟效能比、且相對安全、一旦順利展開、則施展起來也得心應手的戰略企圖”

      因此,在“美國利益”或“目前仍由美國資本代言的西方資本利益”目前不惜一切、也要“封閉”伊朗在中東方向“最後一隻氣眼(敘利亞阿薩德政權)”,並最終實現“全球圍攻中國”的“背後”,
    是想“借此過程”掩蓋一個“極具欺騙性、也極具實用性、特別是極具經濟效能比、不僅相對安全(如果中國等戰略應對錯誤的話)、關鍵是一旦順利展開、則施展起來也會得心應手的戰略企圖”,那就是:“時不我待地”進一步強化自己“一超”的地位並快速、且徹底弱化“多強”、特別是中國的力量,也就是企圖“快速獲取”一種可在政治、軍事、經濟(特別是金融)等各個層面“全面支配”地球的“絕對力量”。

     ● 這種“絕對力量”其實就是“一種空前強化的西方經濟、特別是金融霸權”及其對政治與軍事霸權的當然延伸

      顯然,這種“絕對力量”其實就是“一種空前強化的西方經濟、特別是金融霸權”,
    及這種經濟、特別是金融霸權”一旦為美國利益(西方資本利益)所獲得,反過來又必然對“西方政治、軍事霸權”的“進一步強化”與“當然延伸”。

      前面說了,從“911事件”、再到順勢“蛙跳”進阿富汗進行“反恐”戰爭、特別是“再轉頭”發動伊拉克戰爭,正是美國試圖通過“大中東計畫(包括了中亞)”進一步強化自己“一超”地位、並徹底弱化“多強”力量、從而快速獲取上述“絕對力量”之劇本的“最初環節”。

     ● 美國決策層其實早就感覺到“有必要快速獲得”一種“絕對力量”,以“確保”不需要考慮償付美國所欠天量債務

      因此,早在美國(2001)發動伊拉克戰爭之前,更準確地講,早在阿富汗戰爭、甚至911事件之前,特別是在“曾經的一座神”–格林斯潘執掌美聯儲、以“美國根本不需要考慮償付債務(為此,美國國務聊希拉克曾經在國會聽證會上公開大罵格林斯潘是騙子、害了美國)”為出發點、向美國房地產吹泡泡以“贏得解決問題的時間”的時候, 或者比那更早,“美國利益決策層”其實早就感覺到“有必要快速獲得”一種“全面支配地球”的“絕對力量”,以“確保”靠大舉借債為生的美國人、特別是美國經濟,最終根本就不需要考慮償付所欠天量債務了。

    通過這些,我們也就不難看出,在美國決策者內心中,至少在美國經濟、特別是金融決策者的內心中,其解決債務問題的終極方案與手段“是個什麼性質的東西”了!

     ●“這個東西”的核心就是通過一切必要、且最為高效的手段,迅速獲取對全球經濟體系、特別是金融體系的絕對控制權

      顯然,“這個東西”的核心就是通過一切必要、且最為高效的手段,迅速獲取對全球經濟體系、特別是金融體系的絕對控制權。
      至於當時被美國決策者所認定的“必要且最為高效”的手段,就是通過“美國軍事霸權”迅速“控制全球主要能源點(中東與中亞)”、從而好最大限度地發揮“石油美元結算制”的槓桿作用,再慢慢扼殺極度信賴能源經濟的俄羅斯、及極其信賴中東、中亞能源的中國與歐洲、日本經濟的“競爭力”的過程中,最終攫取全球“南方經濟也好、北方經濟也罷”的所有“控制權”。

      這才是“美國利益決策層”早在911之前,就想單方面發動伊拉克戰爭的原因,這更是美國借911事件的“悲情”、順利進行“戰爭動員”之後,且先“成功”在阿富汗等中亞方向、中國與俄羅斯的後院“紮釘”,從而“一邊威脅”、並“監視”中國與俄羅斯,一邊也做好威脅、包抄伊朗的軍事前期準備,後又迅速揮軍直取伊拉克、並在取得伊拉克戰爭的軍事勝利之後,就“迫不及待”地“威脅”敘利亞(當時的美國國防部長拉氏、可是動輒就“軍事威脅”敘利亞的),企圖迫使對伊朗至關重要、也對“巴、以問題”至關重要、從而“對美國能否儘快實現大中東民主計畫”也至關重要的敘利亞“就範”、從而最終完成包圍、封鎖伊朗、甚至“必要時對伊朗發動戰爭(如果伊朗在‘美國計畫打通伊朗至中亞的陸上通道、從而徹底控制中亞能源的時間表內’拒不屈服的話)”等一切必要準備的“真實動機”。

     ● 這一企圖一旦實現,在“美國支配地球”的層面而言,其“支配的力度與廣度”都將是“史無前例”的

      顯然,這一企圖一旦實現,不僅將“迅速消解”令“美國現有能力在現有國際力量對比中根本無法消解的美國債務危機”,且在“美國支配地球”的層面而言,其“支配的力度與廣度”都將是“史無前例”的。

     ● 有一個“不為常人所感知的事實”

      值得強調的是,所謂的“美國現有能力”,可以這樣去理解,即:儘管其絕對實力、特別是相對實力均已經較“小布希當時在航空母艦上得意地宣佈伊拉克戰爭已經取得勝利”時有了“實質性下降”,但是,今天的美國、至少在表面上,仍然是集政治、經濟、軍事、特別是金融霸權於一身,也就是說,在“美國陷入債務危機而無力自拔”、僅僅是靠一輪又一輪的、或明裏的(QE1與QE2)、或暗裏的(什麼“扭轉操作”、對美國房地產、汽車業等提供注資等)量化寬鬆去支撐其經濟、社會、特別是軍事“勉強運轉”的背後,其實有一個“不為常人所感知的事實”,那就是:在美國集政治、經濟、軍事、特別是金融霸權於一身的情況下,美國仍然爆發了次貸危機、且直至目前仍然陷入深深的債務危機之中無法自拔,
    這只能說明一個問題,即:“現有國際格局”根本無法支撐美國經濟、特別是金融的穩定運行了。除非“儘管實力已經實質性下降、但仍然集數個霸權於一身”的美國、能“實質性”打破目前這個“現有的、美國獲利最多的、但卻無法阻止美國陷入債務危機、也無望令出解出債務危機的、全球經濟、特別是金融格局”、且仍然能控制它!

      討論進行到這裏,我們其實想強調的就是這樣幾點:

      第一點,就目前而言,“美國決策者”之所以不惜損害“美國國家利益(對此,美國國務聊曾公開承認:美國的中東政策並不總與美國利益一致)”、而是基於“美國資本利益”的層面、去策動一場、旨在對”一切重大問題都與美國在中東談”進行“以攻為守”的反擊的“埃及之亂”,並企圖在“埃及之亂”的“後續發展”中、全面惡化中國的外在安全環境,從而在“另一個戰略方向”實現“暗渡陳倉層面的南亞破局(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就“本質”而言,就是想“快速獲取”上述那種對全球經濟體系、特別是金融體系的絕對控制權。

      第二點,而在中國成功進行了反衛星試驗、中段反導、殲20試飛(美國吹噓的“海空一體戰”也被“人”在伊朗上空給打回原形),從而徹底打破了“美國軍事技術絕對優勢”的“神話”之後,“美國利益決策層”基於“美國資本利益”的層面策動“埃及之亂”,並盡全力將其後續發展往“全面惡化中國外在安全環境、特別是經濟安全環境”的方向導引,就是想在“相對現實地(請大家注意我們的用詞,因為”美國軍事技術絕對優勢的神話“打破之後,西方資本明白,再想通過軍事手段去實現‘明修棧道式的南亞破局’,已經變得完全不可能)”的層面上,也就是“相對安全”、更或者“可操作性”的層面上,去“快速獲取”上述那種對全球經濟體系、特別是金融體系的絕對控制權。

    第三點,最新的消息是,中國代表團1日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關於敘利亞侵犯人權問題進行的決議草案表決中投了反對票。

      顯然,這是中國再次向“方方面面”強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絕對有效”。而由於“中、俄”接連發出“支撐敘利亞、特別是伊朗”的信號,敘利亞與伊朗問題也就終於出現了“伊朗敢於去做中、俄期望它做的事情,且基於它自身的利益、它也願意去做的事情”之局面。

      我們注意到,2月28日,針對“美、以”軍事打擊伊朗的叫囂、伊朗國防部長聲稱:伊朗有“秘密能力”應對外敵。

      至於這個所謂的“秘密能力”是什麼?我們不得而知,但是,我們卻注意到兩個細節:

      其一,在做出上述宣示的次日、也就是2月29日,伊朗破天荒地向媒體開放了一處重要的航太設施;

      其二,也就在當天,美國國務卿希拉蕊援引美國情報局的結論稱:伊朗尚未決定製造核武器!並就此重申:要加大對伊朗的新制裁!

     ● 敘利亞與伊朗局勢之間出現的“良性迴圈”

      顯然,在“無法軍事解決伊朗”的情況下,在敘利亞局勢處於最關鍵時刻的背景下,任何令“方方面面”確信伊朗將製造、或準備正在製造核武器、從而令包括敘利亞、伊朗、巴以和平問題、甚至庫爾德人問題的中東局勢或全面失控、並引來“中、俄”等大國的“實質性介入”的“資訊”,站在“美國敘利亞政策”或“美國中東戰略”的角度,無疑是不符合美國利益的!

      當然,為了實現更加嚴厲制裁伊朗的目的,美國務卿基於“美國敘利亞政策”的需要,而強調的“伊朗尚未決定製造核武器”,絕不應該解讀為“美國有理由放鬆更加嚴厲制裁伊朗”的信號,而應該解讀為美國“期望能動搖敘利亞阿薩德政府下決心清剿境內反動派武裝”的需要。

      然而,在“中、俄”持續“雙反”支撐下,在“中、俄”發出“放手”伊朗“去切實準備悍然核爆”的信號後,特別是,在伊朗最高精神領袖于“上述支撐”下、公開放出“伊朗不坐等敵人攻擊,也可先發制人”的強硬下,敘利亞阿薩德政府最終還是下決心動用重兵清剿境內反動派武裝。

      也就是說,“敘利亞也終於敢於去做伊朗期望它做的,且基於敘利亞政府自身的利益、它也願意去做的事情”了!

      而“這些”,正是我們一再強調“中、俄有必要‘放手’伊朗去切實準備悍然核爆”才會出現的“良性迴圈”。

      而在此“最新發展”下,任何“有關伊朗正在製造核武器”的“切實證據”或者“結論”,其實都意味著中東局勢在往“敘利亞局勢的進一步惡化,或將直接觸發中東全面破局、甚至是中東最暴力破局”的方向發展。

      而基於“美國利益既不能承受中東全面破局、也不能承受中東最暴力破局”的“承受能力”,美國務卿希拉蕊“暫時也只能痛苦地”為“伊朗尚未決定製造核武器”的“最新情報”進行“背書”!
    不僅如此,美國政府還得“違心地”宣佈暫不同意對敘利亞反對派提供武裝”,「阿盟」也公開聲稱“沒有摻合向敘利亞反對派提供武裝”的事情。
    結果,摻合了且又未正式撇清干係的,也就剩下“歐盟”一家的。

      有意思的是,據媒體報導,在敘利亞政府重兵清剿的行動中,竟然抓獲了100多名法國軍人。顯然,“歐盟”在推動“敘利亞之亂”往“中東全面破局”的方向疾走的問題上,可積極得很!

      而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曾經說過,“能夠承受中東全面破局”的歐盟,可一直有著借“敘利亞之亂”的“後續發展”、伺機將“美國利益”給一腳徹底踢下水、並往死裏整、從而可從利比亞那個坑中一躍而起的企圖心!

     ● 不能承受這兩種局面中的任何一種的“美國利益”、做出“急於穩住局勢”的“複雜反應“也就不奇怪了!

      通過上面的討論,我們想說明的就是:由於敘利亞局勢在“中、俄”發出“放手”的信號之後,敘利亞與伊朗之間出現了某種“良性迴圈”,
    如果美國再稍不注意,且繼續對伊朗、特別是敘利亞施加不可承受壓力,則敘利亞或者伊朗就可能在“中、俄”的“明確支撐”下,隨時爆出將局勢導入“美國利益不能承受的中東全面破局、特別是中東最暴力破局”的局面,因此,不能承受這兩種局面中的任何一種的“美國利益”、做出某種“急於穩住局勢不要往最壞方向快速發展”的“複雜反應”也就不奇怪了!

      之所以“複雜”,在於美國既想穩住局勢、但又不想示弱。也正因如此,在美國政府援引情報部門的情報、一再重申“伊朗還沒有決定製造核武器”的同時,美國軍方又放出了“正在制定軍事打擊伊朗核設施的軍事計畫”。

      這與美國一邊急於緩和朝、美關係、一邊又極力否認以糧食換朝鮮暫停核項目、未了,還要通過“韓國軍演”展示“我仍然強硬”的“複雜”做派、又順勢測試朝鮮決策者在“後金正日時代”是否有變化等、有著異曲同工之處!

     ● 美國利益極可能轉而嘗試“不惜代價、拉『歐盟』與自己一道、聯手水淹南方”

      第四點,基於上述變化,通過今天的討論,我們想強調的第四點就是:在美國利益(或者西方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