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美麗足以讓當代13億人心碎!請你輕點打開
照片中她還保留著作爲遊擊隊員的裝束,只是被卸掉了武裝,但女勇士的鬥志更勝於普通的抗敵武器。見慣了戰爭畫面和宣傳招貼,猛然見到這樣的女子,很是讓人驚歎:能在虎狼之敵面前不失自信與威嚴!願英雄不死,民族自強之精神不死!!!
她的美麗足以讓當代13億人心碎!請你輕點打開
前不久,有朋友建議我到網路上看看:“上面有一張照片,抗日女兵的,震撼人心!”
對那段歷史,通過各種渠道,我知道很多。血雨腥風,就是對那段歷史的概括。那是沈重得讓人喘不過氣來的歷史,沈重得讓我害怕再去翻動。但是,我還是打開了網路。一張歷史照片,能把我這位滿腹學問的朋友驚得語無倫次,其中肯定有什麽了不起的事情。我隨便進入一個網站,輕易找到了這張照片。我發現,這張照片,已經被千萬網友點擊得發燙。
1、抗日女兵笑對死亡
我首先看到了照片下邊的文字:“1938年,日軍在華東捕獲了24歲的抗日女戰士成本華,並殘忍地將她殺害”。
照片中她還保留著作爲遊擊隊員的裝束,只是被卸掉了武裝,但女勇士的鬥志更勝於普通的抗敵武器。見慣了戰爭畫面和宣傳招貼,猛然見到這樣的女子,很是讓人驚歎:能在虎狼之敵面前不失自信與威嚴!願英雄不死,民族自強之精神不死!!!
我繼續往下讀,心開始發緊: 成本華是在堅守和縣城門時,戰鬥到最後被捕的,當時她24歲。因其佩帶的皮帶是童子軍所使用的制式皮帶,被日軍稱爲“中國女童子軍”,實際上,以她的年齡,應該不是童子軍了。從成本華所穿的衣服看,應該是屬於地方武裝。
圖的背景是一處臨街的木質結構的房子。四個日本軍人,從不同角度打量成本華。兩位百姓,老的著深色長衫,無奈地把手攏在袖子中,悲戚地望著成本華的背影。旁邊那位個子高大的小夥子,不知是不是成本華的戰友,他的眼神分明比別人更爲關切、凝重。
而成本華本人卻是最鎮定的,表現出一種安詳,甚至面露微笑。她的雙手交叉放在胸前,這是一臉自信、無所畏懼的姿態,在以殘暴聞名於世的日軍環視之下,表現得從容不迫。
照片中的成本華,雙手交叉昂首挺立。這張照片上的成本華,笑意更加明顯了,真正是將生死置之度外了。
成本華的頭髮有些淩亂,本該往後梳理一些的。這不加修飾的一縷,反倒平添了幾分女性的嫵媚!
2、衆多疑問困惑千萬人
讀完這段文字,我的目光移到這張老照片上。 這是迄今爲止,我見過的最美的女性!震撼人心的美!讓人驚怵的美!
67年的風雨歲月,已經使這張照片變得有些模糊,而受當時攝影技術的限制,又使這張出現在網路上的神秘照片顯得非常粗糙。但是,我仍能清晰地讀出成本華臉上的無所畏懼,以及對鬼子的極度蔑視。一個小小的弱女子,四周圍著衆多如狼似虎的殘暴無比的鬼子兵,卻如入無人之境,這是何等的英雄氣概!
她是誰?是抗日正規軍,還是地方抗日武裝?她的職務是什麽?她是哪里的人?她是怎樣被捕的?她是怎樣被殺害的?她生前都有些什麽樣的驚人事迹……
還有:這張照片是誰拍的,又是怎樣被發現的?
我急於想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但是,我花了整整一天的時間,搜索了差不多所有關於“成本華”的網頁,得到的答案是:沒有人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我在網路上看到的是,千千萬萬人的感動,和對成本華讚美。這張照片被瘋狂轉貼,卻沒有更多有用的資訊。
千萬個問號懸挂在網路上。我發現,我的疑問,正是所有人的疑問。
我背上行囊,出發了。我要去尋找有關這個神秘抗日女兵的點點滴滴,直到水落石出。
3、探尋源頭始於網上
曲折地尋找成本華,是從網上開始的。我在網上查找了所有關於成本華的資料,但獲得的資訊讓人沮喪:成本華,抗日女戰士,1938年在安徽省和縣守衛城門時被日軍俘獲,後被日軍殺害,犧牲時僅24歲(一說20歲)。再沒有更多的東西了。
我開始追蹤這張神秘照片的來源。但由於這張照片已被千萬次轉貼,所以我無法找到最開始的那張帖子。我試圖聯繫原帖的發帖者,但努力的結果表明,這條路沒有希望。我突然想起此前接觸過的一本書——《我認識的鬼子兵》,這本書裏講述了很多鮮爲人知的抗日戰士的故事,包括一些無人知曉的抗日女戰士。這或許是條出路。
好不容易找來了《我認識的鬼子兵》,我迫不及待地翻起來。我驚奇地發現,書裏居然有成本華的記載。記載是這樣的:“把我征服的兩張照片,一張是敵人抓住女戰士成本華,這個中國女人在日本鬼子的槍口前不在乎,不屈服,置生死于不顧,代表了中國女性的英雄氣概。這張照片,忠實地記錄了歷史的瞬間,表現了語言所無法表現的一切。這張照片的形象是中國自解放以來,被無數作家無數次地表現過的英雄行爲。中國的小說、電影、戲劇、故事裏的共產黨員形象,都是這個模式,都是這種英雄形象。”看罷記載,我再次沮喪,因爲這段文字,如果把讚美的語句刪掉,實在沒有更多可供利用的資訊,甚至還沒有網上介紹得詳細。
4、聯繫重要人物方軍
雖然《我認識的鬼子兵》沒有提供更多有關成本華的資訊,但我的收穫也是明顯的:這本權威的著作證實,確有成本華其人其事。這無疑爲我這次意義重大的尋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如果能夠找到方軍,這件事情可能會有突破性進展。我猜想,既然方軍在他的書裏提到了成本華,那麽他應該知道成本華的一些情況。
今年50多歲的方軍,是一個傳奇人物。他曾利用在日本留學、打工的機會,耗時7年,做了一件非同凡響的事:尋找當年侵略中國的日本鬼子兵。尋找是異常艱難的,因爲這些侵華鬼子兵,在世的都已七老八十,而且分散在日本各地,並且由於種種原因,鬼子兵們並不願輕易開口講述侵華戰爭中的事情。但方軍做到了,他成功尋訪了幾十名原侵華日本兵,並從這些人的口中獲得了大量震撼人心的歷史資料。方軍把這些資料,寫成了《我認識的鬼子兵》一書。該書在中國、日本出版後,反響強烈。
我動用了大量關係,居然與很少使用手機的方軍聯繫上了。被外界傳言“不好打交道”的方軍,欣然同意接受採訪。
5、女英雄照片來自當年侵華日軍老兵
一張67年前的抗日女兵老照片突然出現在網上,震撼了太多的中國人。照片上的女兵,被一些網友尊稱爲“劉胡蘭式的抗日英雄”。記者千里追蹤照片源頭發現,這張照片竟來自一名已經死去的日本老兵,這名日本老兵叫山下弘一。山下在死去前把照片提供給了《我認識的鬼子兵》一書的作者——方軍。
通過多種渠道,11月12日,我在北京找到了著名作家、抗戰史研究者——方軍,並從方軍那裏,獲取了另外一張更爲珍貴的成本華的老照片。方軍肯定地說,照片上的那名抗日女兵,確實叫成本華,1938年在安徽省和縣被日寇俘虜並殺害時,年僅24歲。
那天在北京市朝陽區松榆裏一幢普通的住宅樓裏,我見到了方軍。房子不大,而且是租來的。這十多年,爲了完成自己的宏偉計劃,方軍耗費了所有的財産和時間。爲了繼續他的工作,他把自家的大房子租出去,然後又租用了這套廉價的小房子,這中間的價差,就成了方軍的最低生活保障和外出採訪的基本費用。
方軍的房間裏,堆著大量的鬼子兵的資料,全部被分類保存著。這些資料包括數十個鬼子兵與他的通信及每個鬼子兵的個人資訊,這些寶貝現在正逐漸變爲方軍的系列作品——《最後一批人》。
進入方軍房子時,他正在擺弄幾把刺刀。 “這可都是真傢夥。”方軍建議我看看。我把刺刀掂量了一下,很沈,刀鞘是堅硬的牛皮做的,雖然已是半個多世紀之久,顯得有些陳舊,但我仍看得出來,其做工很精細。方軍說,作爲歷史證物的刺刀,是那些日本老兵從日本寄給他的。另外,老兵們還送了幾把在侵華戰爭中使用的大刀給方軍。方軍抽出已經生銹的大刀,輕輕一碰刀鞘,刀鞘裏竟能掉出已變成黑色的凝固的血塊!
方軍說,成本華的事情,他確實知道一些,是一個名叫山下弘一的老鬼子告訴他的,那照片也是山下弘一提供的。
“山下弘一應該很清楚知道這件事,因爲當時(成本華)就是山下弘一所在的鬼子中隊殺害的。”方軍找出山下弘一提供的成本華犧牲前的照片,我頓時興奮起來,沒想到這麽快就找到答案了!不過我的興奮還沒表現出來,一盆冷水迎面而來:“山下弘一已經死了。”方軍說。線索又斷了。
6、女英雄飽受淩辱被衆鬼子刺死
爲還原抗日女兵成本華的真實歷史,記者與《我認識的鬼子兵》一書的作者方軍面對面。方軍透露,成本華就義時輕蔑面對敵人,從容面對死亡,令侵華日軍膽戰心驚。
老鬼子兵山下弘一死了,尋找抗日女兵成本華最直接、最有用的線索斷了。 但是,山下弘一生前提供給作家方軍的一些資訊,能夠幫助我還原67年前成本華英勇就義的過程。
老兵捧出英雄照片
1992年,北京人方軍在日本留學期間,爲了方便瞭解日本侵華的珍貴史實,借住在日本人小林勇的家裏——小林勇是參與侵華的老鬼子兵。
小林勇對當年的罪惡行徑深深懺悔,因此,他也主動幫助方軍接觸他周圍仍然活著的老鬼子兵。通過小林勇的積極推薦,一個名叫山下弘一的老鬼子兵主動聯繫方軍,讓他送一份外賣到他家裏,他想順便和方軍聊聊。
山下弘一住在東京的一棟兩層小樓房裏,家裏就他和妻子兩個人,孩子們都住在別處。看見方軍,山下弘一顯得有些激動。 落座後,山下弘一突然跪在方軍面前,顫巍巍地說:“對不起啦,對不起啦。”
方軍明白,自己的背後,是一個強大的民族,他是在爲自己的民族接受老鬼子兵的道歉。
山下弘一拿出幾張發黃的照片,這幾張照片是他從一個隨軍的日本記者那裏要來的。方軍發現,一張老照片的下面,寫著幾個很小的字:“成本華,24歲。”
在北京朝陽區松榆裏,方軍的臨時寓所裏,我觸摸到了一段鮮爲人知的歷史,震撼人心的歷史!
抗日女兵拒絕投降
1937年,20多歲的山下弘一加入侵華日軍,進入中國。和他在同一個中隊的,還有他的朋友小林勇。戰爭前,山下弘一和小林勇都是規矩的東京市民。但是,很快,他們燒殺奸掠。
1938年初,山下弘一所在的日軍中隊進入安徽和縣,遭到中國人的武裝抵抗。後來,他們抓住了抵抗的一些中國人,其中一名是個很漂亮的中國婦女。鬼子兵很快搞清楚,這個漂亮的中國婦女名叫成本華,是和縣本地人,24歲,負責指揮這次抵抗。鬼子要成本華投降,成本華輕蔑地看著鬼子,一言不發。隨軍的日本記者拍下了這一幕。
鬼子就把成本華連同其他參與抵抗的中國人關押起來。然後,鬼子們輪奸了成本華。山下弘一、小林勇也參與了這次野獸般的強暴。
幾天後,鬼子要撤退,他們再次集體強姦了成本華,並把抓住的中國人全部刺殺、槍殺。
幾十名戰友被殺害
在槍殺、刺殺中國人時,鬼子把成本華捆綁著,帶到現場,讓成本華觀看他們的殺人表演。成本華冷冷地看著鬼子們的獸行,強烈的蔑視,寫在她的臉上、她的嘴角。
殺完幾十名中國人後,鬼子們累了,找來幾個板凳,靠在和縣古老的城牆腳下休息。慘澹的陽光照著斑駁的城牆,照著獰笑著的鬼子,照著地上血淋淋的屍體,陰森恐怖。
鬼子解開成本華身上的繩索,讓隨軍的日本記者給成本華拍照。成本華輕輕活動一下被綁得發麻的雙臂,然後,理一理淩亂的頭髮,面朝太陽,雙手交叉抱在胸前,輕蔑地微笑著,從容面對死亡。
拍完照,幾個鬼子發瘋般地把刺刀插進了成本華的身體。
英雄微笑震懾鬼子
方軍盤腿坐在木地板上,講述中,流露出痛苦和憤怒。我坐在方軍對面,被這個從未被人提及的故事,壓得喘不過氣來。
戰爭結束回到日本,山下弘一找到那名隨軍日本記者,要了幾張照片,其中兩張,就是成本華的。擔心時間久了,會忘記名字,山下弘一就在照片下注明:“成本華,24歲。”
侵華戰爭噩夢般的經歷,一直折磨著山下弘一,過段時間,他都要翻出成本華的照片,一邊看,一邊喃喃自語:“對不起啊,對不起啊……” 他試圖通過這種懺悔,來減輕心中的罪惡感,但是,什麽辦法也不能讓他從罪惡感中解脫出來。
成本華那輕蔑的微笑,讓他每次接觸,都心驚膽戰。
山下弘一告訴方軍,他當時所在的日軍中隊的士兵,到戰爭結束時,已經沒有幾個,大部分都把骨骸丟在了中國的土地上。回到日本後,仍然活著的幾個鬼子兵偶爾談起成本華,都是非常敬佩的語氣。
7、記者手記:你可以打倒我,但你無法打敗我!
這段時間,每天,我都要看看成本華的照片,長久地。 昨天,在寫這篇稿子的時候,寫著寫著,我哭了起來,不知爲什麽。淚水落在電腦的鍵盤上,淚水模糊了我的雙眼,我寫不下去了,痛哭起來。
我不知道是感動還是悲傷讓我落淚,也不知道是憤怒還是壓抑而讓我落淚。作爲一名見過太多悲歡離合、生死榮辱的老記者,落淚並不是常見的事情。但是,我抑制不住地哭了。
鬼子兵山下弘一和小林勇死了,他們帶走了有關成本華的很多秘密,尋找成本華變得異常艱難。
方軍在訪問山下弘一和小林勇時,沒有問清楚成本華更詳細的情況,包括成本華具體是哪里的人,是什麽樣的抗日武裝。這些疏忽,讓方軍追悔莫及。
我知道我在尋找什麽。英雄成本華讓我如此實在地把握住了中華民族強大的精神力量,這就是尋找成本華的意義所在。
老鬼子兵山下弘一的話,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我們殺死了成本華,但我們敬佩她。”
“想起成本華的那個樣子,我們就感到絕望。”
“成本華那輕蔑的笑,讓我們看到那場戰爭的必然結局。”
我想起了海明威那句著名的話:你可以打倒我,但你無法打敗我。
8、與英雄家鄉的同輩老人痛憶鬼子攻城
爲尋找抗日女英雄成本華,記者來到了成本華的家鄉安徽省和縣縣城尋訪。令人驚奇的是,當地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成本華”這個名字。通過艱苦的民間訪問,記者找到了與成本華是同一家族的老人。離成本華的歷史真相越來越近了。
15日,我從北京輾轉南下,到了抗日女兵成本華犧牲的地方--安徽省和縣縣城尋找線索。我滿以爲能在這裏找到所有疑問的答案,但,這裏幾乎沒人知道成本華這個名字。
但是,通過在民間的廣泛尋訪,我找到了成本華的本家,我開始離成本華越來越近了。
縣裏人不知道成本華
和縣是長江邊上一個古老的小縣城,離南京僅80多公里。這裏是全國聞名的蔬菜之鄉。我的想法是,像成本華這樣的英雄人物,在這個只有10多萬人的小縣城裏,應該是非常出名的。至少,縣裏應該知道這件事。
懷著這樣的想法,我趕到了和縣縣委宣傳部。說明意圖後,宣傳部的人很熱情,說已經在網上看了《重慶晨報》的報道,知道了成本華這個事,“但是,我們此前並不知道有這個人。”
宣傳部的人建議我到縣委黨史辦去問問,那裏是專門管這事的,說不定有希望。
縣委黨史辦的秦女士熱情接待了我,但她的回答同樣讓我失望:“不知道這事。”秦女士建議我找找以前的老主任王廣漢,“他肯定知道。”
秦女士主動和王廣漢老先生聯繫上。我費盡周折在和縣二中的一幢教師宿舍樓裏找到王廣漢,但是,我很快發現,他瞭解的情況,還沒有我已經瞭解的多。
王廣漢說,他已經在網上看見了成本華的照片,雖然行走很不方便,但這段時間他也在通過各種渠道尋找成本華的線索,“但沒有實質性的進展。”
找到了成本華的本家
王廣漢說,別急,這裏有一條很重要的線索—-和縣確實有姓成的,他以前在學校工作的時候,有一個員工就姓成,名叫成乃正。據成乃正說,他的父親就是“本”字輩的!
這是一個重大的突破,這裏有姓成的,而且有成本華這個輩分,這就和鬼子兵山下弘一提供的情況掛上號了!
我跟著王廣汗,在和縣大西門附近的一個小院裏,找到了成乃正的父親--成文才。成文才今年73歲,成本華是1938年被鬼子殺害的,那一年,成文才5歲,應該知道成本華的很多情況。
成文才身體非常好,聽說是重慶的記者來尋找一個抗日女兵,他很感動:“多不容易啊!”但是,成文才說,他見過鬼子兵,但沒有見過成本華,也不知道誰家的女孩子叫成本華。
成文才說,他確實是“本”字輩的,因爲自己從小被抱養,所以名字裏沒有“本”字。成姓在和縣是大姓,很興旺,現在縣城裏還有正宗成姓好幾百人。成姓的輩分也是非常純正的,沒有亂派,他的爺爺是 “以”輩,他父親是“持”輩,他這一輩是“本”輩,他的下一輩是“乃”輩,“絕對不會亂。”
雖然成文才不知道有成本華這個人,但我仍然非常興奮,因爲我已經站在成本華家族的大門前了!
老人回憶鬼子攻城
1938年,成文才5歲。他很清楚地記得,當時他家就在縣城清真小學的對門,一個很熱鬧的地方。
他還清楚地記得,1937年陰曆11月24日,鬼子來了。和縣縣城傾城逃亡。5歲的成本才跟隨父母,恐懼萬分地逃到離縣城不遠的桃花縣(現已撤銷),躲藏起來。
藏了12天,有人來送信,說鬼子兵走了,人們又返回縣城,發現縣城並沒有遭到大的破壞。然而,沒過多久,鬼子突然對縣城空襲,炸死很多無辜百姓,沒有被炸死的人驚恐逃亡到更遠的地方避難,直到1938年4月,人們才返回縣城。
人們發現,整個縣城都被鬼子兵炸毀、燒毀了,“燒了整整半個月,把半邊天都映紅了。”過了沒有多久,全城的人再次集體逃亡,躲避鬼子兵。
成文才說,成姓在和縣有很多家人,但是,因爲是同一個家族,大家都互相很關心,哪家發生什麽事,家族的人都會知道,“如果真有成姓的閨女被鬼子殺了,我們應該知道啊。”
但是,幾次逃亡回來,成文才他們都沒有聽說哪家的閨女出了事。
我再次陷入沮喪。
9、小資料 日軍曾經狂轟和縣
據歷史資料記載,1937年12月13日,南京淪陷後,日軍爲掃清西進障礙,先後三次派遣飛機對和縣等地狂轟濫炸,使縣城很多無辜居民慘遭殺害。
1938年1月,位於南京東郊的江浦縣被日軍侵佔,4月23日,日軍第6師團阪井支隊又在海軍配合下,由安徽省當塗縣採石鎮西渡,24日佔領和縣。至此,和縣一帶除開北部一狹小地帶爲國民黨控制外,其餘均淪入日軍手中。
在和縣城內的菜市場上,日軍士兵曾一次戮殺7人,將人頭砍下垛在賣豬肉的案板上,屍體抛在血泊的青石上。似此慘狀,舉目可見。被佔領的村鎮,刹那間成了人間地獄。
爲挽救國家危亡,1938年4月,新四軍第四支隊東北抗日挺進團進至和縣一帶,動員民衆拿起刀槍抗日。揭開了和縣一帶敵後抗日遊擊戰鬥的序幕。
記者:夏顯虎
2006/01/31 重慶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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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妳的介紹,日本人那麼可惡,為什麼中國人還每天在買toyota和nikon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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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抵制、或買不買日貨這等議題只能算是相當低層次的思考。較有意義的、對於日本軍國法西斯主義的系統性批判是應該建立在哲學思想、文明反思之層次上(天皇體制、神國神道神社、軍國主義、武士道)的。和亞洲中國戰後面對日本軍國法西斯主義“以德報怨”方式迴然相反、正好構成了一組“鮮明對照”的是美歐和猶太holocaust industry面對於納粹法西斯主義數十年來一以貫之緊追不捨的嚴厲批判與追殺。
在處於相同的歷史時間跨度,二(被迫害者)者在處理上態度之所以會迴然不同,個人認為主要有兩因素:在迫害者和被迫害者的角度而言,中國和亞洲國被迫害者相對於日本迫害者是屬較落後次殖民文化體,因而既沒有能力、也沒明確意識要去對迫害者進行追究。所謂較落後次殖民文化體是指即使是中國的精英領導人本身如蔣介石(日本軍校教育)、孫中山者都是深刻地受到日本教育文化之影響,在面對著日本這樣的新興殖民體時,他們內心對之其實是具有著天生好感,而不具有深刻批判意識的。其次,乃是二戰後美國霸權對於日本的態度也迴然不同於在面對于納粹德國的態度一般;也就是當美國基督教文明文化(包括好萊塢影城)在長期致力於系統性的批判著納粹法西斯主義之時,他們對於另一邊的日本軍國法西斯主義卻是輕輕地放過、幾乎是完全不聞不問!(其中的重要原因是什麼呢?最主要原因是日本卒子是美國駕馭用來圍堵壓制中國的扈從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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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個有趣的問題,反思日帝殖民台灣期間,日帝皇軍共誘殺屠殺了高達五、六十萬的勇敢抗日台人(這是個相當大的數目,considering在1920s年代當時台灣島的住民人口數也不過僅六百萬人之數),為何之後台灣卻有那麼多的親日媚日台奸三腳仔皇民呢?而在台灣光復後,台灣經濟還是嚴重依賴日本人呢(雁行理論)?如長榮張榮發(丸紅社)、奇美許文龍者皇民都是二戰後依靠著日本右翼財團的培植而茁壯發跡的(本人的親戚中也有靠著獲取日本電器國際大品牌的台灣總代理特許權而今挺發達的)。
對日帝軍國法西斯主義的反擊其實不需要花心思在抵制日貨的舉動上,而應該集中在批判日帝軍國主義從天皇制度、非人性的神道思想、到武士道等整體體系上!美英以基督教霸權文明的猶太人在二戰後對納粹法西斯的批判不是靠著抵制德國貨這種扮家家酒式的運動而建立的,而是在西方哲學文化界掀起全面性、深入的批判納粹思潮運動、並追殺納粹戰犯殺無赦(而絕非採自以為高尚的以德報怨政策,並繼之與其同謀共謀反華反中狼狽為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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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記者 王軍先生:
在尋找中國童子軍歷史最早發源地資料中 有幸拜讀以上歷史紀錄 在歷史中 中國童子軍(台灣在今年改為中華民國童軍) 創始人為武昌文華書院的教師嚴家麟先生 抗日英雄僅記載上海四行倉庫在槍林彈雨中背國旗振奮士氣的楊慧敏 因時空背景 楊惠敏女士隨國民黨國軍來台灣 因此被稱頌 而文中成女士壯烈成仁則顯為人知 非常可惜 我曾經在1984年在台灣玉山上見過楊女士 彭鍔將軍 林競忠立法委員 均是當年抗日軍政界名人 談及日軍侵華略有所知 今中國童子軍在2011年將屆100年 從成本華女士照片中很明顯可以確定她是中國童子軍的成員 其1 當年能配戴童軍皮帶的人非常稀少 如非有相當富有人家子女無法參加更難談買制服配皮帶 其2 童子軍全世界共同的手勢 除了敬禮用三指並攏(均對用五指)外 照相時一律用雙手抱胸左手在上右手在下姿勢 其3 童子軍講愛國成女士做到了 在殉難時 日本人以中國女童軍稱呼 當時即認定或者有在訊問中談及 亦或是日軍當中有參與童軍運動(SCOUTING)或活動的人 才很肯定確認對其童軍身分之認定 (註:在童子軍歷史中1972年後才有女童軍會組織 在這之前男女性參加童軍活動者均統稱為童子軍) 基於整個故事研判 可推定成女適應該八九不離十是一位 抗日童子軍英雄 比之楊惠敏女士 同有對國家民族犧牲奉獻之精神 成女士最終為國捐軀 則功有超越於楊女士而無不及 其於國家 於童子軍教育而言 能成功教育出愛國人才 實值 兩岸共同予以褒勉 尤其在童軍百年之際 更硬該公之於世 為童軍愛國佳史增添一筆 始不負王軍先生一生苦心. 夏記者 您說是嗎 請回應
發表人:陳榮哲 (1949年生)
曾任:中國童子軍總會 常務監事. 國家訓練員
現任:中華民國童軍總會社區發展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
嘉義市童軍會 總幹事
聯絡電話:(886)-5-2285823*61
攜帶電話:(886)-933-595-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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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華配戴著條童軍腰帶並不代表她就是個童軍,在一個物資條件極度匱乏、而每日隨處隨地可見到死傷枕籍的年代,戰死的、遇害的抗日游擊兵、平民百姓乃至日軍其身上的所有配備都會立即被他人所取用,以當時抗日游擊隊來說,十個兵或許只有兩三個、三四個人擁有把槍,子彈則僅三、四十發,餘者使用大刀矛之類武器。成本華遇害後,相信那條童軍皮帶也會很快轉手成為某人身上的新配件。
台灣民主功利(又勢利)社會這一、二十年有種頗為奇怪的社會現象,很喜歡自我臉上貼金把一些突然出名的名人標貼為「台灣之光」,一個由美國職棒小聯盟長期培養(高中生)、之後成為美國職棒雇傭兵的王建民在揚名立萬之後迅即被台灣媒體及球迷自我臉上貼金標貼為「台灣之光」,殊不知當空洞虛無的台灣球迷需依靠著美國雇傭兵來獲取「台灣之光」的一絲「光環」之時,也同時象徵著台灣在體育大眾文化上的次殖民文化結構(黑賭詐弊醜聞不絕的台灣棒球/職棒的日漸萎縮乃至覆滅),「台灣之光」王建民如今負傷不再出賽,也沒有台灣媒體和球迷再去聞問了。
幾十年來台灣的日軍慰安婦四處哭訴請願凋零卻無人聞問、抗日小兵任令凋零無人聞問,一個原本無人聞問的女英雄在被默默耕耘的人批露後立即有人(單位)跑出來認養。 讓塵歸塵、土歸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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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patchpicec先生指教
基於對過去曾經對地方或國家民族有貢獻 或其思想行動足茲師法之故事均應於適當披露 以為後人稱頌 為國家民族之光 非以地方政治背景型態去認定 只要是屬於華人世界的好事 都是華人之光 不要介定於國界 才符合國際視野 符合地球村的世界公民共有友好理想 成女士的犧牲價值在國家在地方 在歷史的價值 而非僅是童軍世界而已 小事件卻蘊含大道理 方軍先生一生所為您認為所為為何 僅只是凸顯日本侵華史實而已嗎 我想不只止於此 應該更深層的核心價值應該著眼於一個國民對捍衛國土的付出精神 以為後人師 為人歌頌 也讓侵略者反省警惕 您認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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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美帝國主義-新帝國主義意識形態與美帝戰爭的新方式
兩個英國人福斯卡斯和格卡伊的《新美帝國主義:布希的反恐戰爭和以血換石油》一書把帝國主義這個曾經非常熟悉的辭彙又在腦海中喚醒了。記得列寧說過,帝國主義的兩大特徵是“掠奪”和“戰爭”,兩位作者給的定義則是“一國對別國進行軍事和經濟征服的企圖”,大同小異,沒有什麼變化,雖然歷史的車輪已經滾過了一個世紀。
新美帝國的精英們“相信”上天給了他們“特權”,讓他們在各方面——文化、軍事、政治和經濟——都沒人可以挑戰,帝國“註定”將永遠存在下去。新帝國為了建立一種符合自己的愛好、反映自己利益與價值的“國際秩序”,“自以為”巧妙地用“反恐戰爭”取代“反共戰爭”,用“誇大威脅”的手段來使武力為後盾的對外政策“正義化”和“軍事化”,把打擊恐怖主義當作在新世紀進行全球軍事和政治擴張的萬能理由。
但是,在新帝國與國際社會的博弈過程中,其他國家會發現這種“(美帝世界新)秩序”對自己的利益構成了傷害,使自己受到了壓制,並因此而傾向于聯合起來,共同抵抗和反制“帝國主導(美帝世界新)秩序”的形成。於是,無所制約的帝國意外地發現自己身處一個有著更多敵意、面臨分裂的世界,自己的利益也更難以實現。
福斯卡斯們認為,儘管龐大的軍事實力是支持美利堅帝國的不可或缺的手段,但它不能取代經濟霸權和美元作為全球性儲備貨幣的重要作用,更不用說美國的強大軍事實力並不能自動為美國提供一個安全的世界。以美元的衰弱為標誌,美帝國的實力也已經步入衰退。所謂的“美帝國”,無非是一種“虛幻”、“狂妄的幻想”而已。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成為世界超級大國,從那時起美國的霸權地位一直依靠三個無可匹敵的方面作支柱:軍事上的絕對優勢、先進的生產方法及相對較強的經濟實力、控制全球經濟市場和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三者之中,美元的作用可能最為顯著。在歐元誕生之前,世界貿易領域沒有一種貨幣能夠挑戰美元的霸權地位。
隨著1999年底歐元的啟動,世界經濟和貿易體系增添了一種全新的元素,有了一種貨幣能夠與美元相匹敵,有望成為全球儲備貨幣。短短幾年之中,歐元真的成了人們的另一種選擇,成了世界金融市場上第二重要的貨幣,引入歐元之前,未償付的歐元國舊幣債券和票據占世界總量的近28%,美元債券和票據占45%。到2003年年中,這一差距縮小了很多:美元債券和票據所占份額下降到43%,歐元債券和票據的份額上升到41%。在貨幣市場上,這一變化更為顯著:1998年底,以歐元國舊幣為單位的貨幣市場工具僅占世界總量的17%,美元貨幣市場工具占58%;但到2003年年中,美元的份額下降到30%,歐元份額上升到將近46%。如今,歐元在國際貿易結算中的比重占到了四分之一。
一旦某個“歐佩克(OPEC)‘成員打破慣例,用歐元為其石油重新定價,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和石油美元關係對它的支持之間的相互作用就會受到威脅:
2000年11月,伊拉克宣佈將使用歐元替代美元對其石油儲備進行重新定價。
這是第一次有“歐佩克(OPEC)”成員國敢於違反美元“定價規則”,從那之後,歐元不斷升值,美元不斷貶值,
一段時期以來,利比亞一直敦促用歐元取代美元為石油定價,伊朗、委內瑞拉和其他國家也表示願意在石油交易中使用歐元。
由於石油交易是支撐美元霸權地位的核心因素,這些都有可能對美國的全球霸權特別是美國經濟實力構成重大威脅。
現在,美國幾乎向全世界“舉債”,而不儲備任何其他貨幣,因為美元是實際上的全球儲備貨幣。美元幾乎占全世界所有官方外匯儲備的三分之二,美國無需在利率方面同其他貨幣競爭。即使利率低,資本也會流問美元。在美國以外“流通”的美元越多。其他國家就越得向美國“提供”更多物品和服務以換取美元。美國甚至可以奢侈地擁有“以本國貨幣為主的這種地位美國已經享受了30年、就是說自1974年石油美元誕生以來,世界其他各國經濟都為美國經濟提供了大量補貼。這種狀況無疑使美國政治經濟精英受益,同時也使美國經濟緊密依賴于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
現在的世界貿易是一場買賣遊戲。其他國家生產物品,美國生產美元來購買物品。相互關聯的世界各國經濟不再為了獲得相對優勢而進行貿易:他們爭相出口商品是為了獲得所需要的美圓,來償還美元為主的外債,和囤積美元儲備,以維持本國貨幣的兌換價值。為了防止有人投機和操縱市場,攻擊本國貨幣,各國的中央銀行必須掌握與其流通貨幣相應的美元儲備。一種貨幣貶值的市場壓力越大,該國中央銀行所需要待有的美元儲備就越多,這為美元的更加堅挺創造了系統內部的支援。同時迫使世界各國的中央銀行必須獲得和持有更多美元,從而使美元更堅挺,這種現象被稱作美元霸權,是由重要商品,特別是石油,使用美元定價這一地緣政治造成的特殊性所導致的,每個人都接受美元,因為美元能買石油。石油美元的“迴圈”就是美國從石油生產國獲取的好處,這也是美國自1971年以來容忍“石油輸出國組織”存在的原因。
石油不僅僅是國際上買賣的最重要商品,它也是一切現代國家經濟的生命血液。如果你沒有石油,你就得購買。如果你想在國際市場上購買石油,一般你下得不用美元來買。如果一大部分石油交易改用歐元,不用美元,更多國家就不得不增加歐元貨幣儲備,美國將不得不同歐元直接爭奪全球資本。不僅歐洲可能不再需要美元,連80%以上石油從中東進口的日本也不得不把大部分美元資產轉換成歐元:作為世界最大石油進口國的美國,也不得不持有大量歐元儲備。這對美國的貨幣管理來說是一種災難,因為每年美國不僅將失去一大部分相當於免費的商品和服務補貼,而且從美元儲備轉成歐元儲備還將使美元貶值。滙豐銀行在2003年6月的一份報告中指出,即使是少量資金從美元轉移到別的貨幣,或流量的改變都會產生重大變化。如果美元成了更重要的儲備貨幣,(如果美國準備與歐元分享儲備貨幣地位的話,)這還將意味著或者美國買入更多歐元,或歐洲人減少所持美元,買入歐元。”這顯示了石油(和石油美元)與最近的伊拉克戰爭之間具有清晰、明確的聯繫,同時也說明,金融是力量角逐的一個方面,具有重要的地緣政治意義。
美國和英國於2003年3月對伊拉克進行(入侵)軍事干涉,在那裏建立了自己的權力機構管理該國,這次“入侵”後不久,就宣佈從伊拉克購買石油只能支付美元。但事情還沒有結束,與之相矛盾的是,儘管美國近期取得了這些軍事和政治進展,在歐、亞地區的軍事實力迅速加強,但出於各種經濟和政治原因,越來越多的中東、南美和俄羅斯石油生產商在討論用歐元“取代”美元,或者用“一攬子貨幣”進行石油公開交易。這樣會加速美元的衰落,推動歐元成為第二個世界儲備貨幣,如果貨幣代表著一個國家的經濟形勢,而美元繼續貶值,美國經濟將在這樣的條件下直線滑落(P15-19 )。(評點:美國入侵伊拉克是以薩達姆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作為表面理由的,背後的原因卻是為了打擊歐元這一真正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三年多過去了,世界發現薩達姆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並不存在,歐元也沒有因為美國的打擊而顯示出弱勢,這就是“強大的”武裝到牙齒的美國所面對的悖論。)
美國情報機構並沒有把自己的任務僅限於折磨嫌疑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情局」幾次派人潛入中國,為在瓜地馬拉“政變”之前刺殺尼政府官員作訓練:這次“政變”成功地推翻了“民主選舉”的總統阿本斯,換上了一連串的“獨裁者”,用武力和野蠻鎮壓的方式對該國進行了40多年的“殘暴統治”。
儘管出了一連串醜聞,1953年,「中情局」成功地在伊朗推翻了受民眾愛戴的摩薩台政府,把逃亡國外的巴列維國王扶上臺。巴列維對該國的壓榨在隨後的幾十年中一直使美國受益,但最終引發了1979年的伊斯蘭革命,“阿亞圖拉”霍梅尼和他的伊斯蘭教政府上臺;1963年2月,中情局與英國情報機構聯手支持了一次流血政變,使伊拉克復興黨第一次掌權,這同時也鞏固了英國在該地區的利益。1963年的這次“政變”是伊拉克歷史上最血腥的事件,其血腥程度只有1973年9月11日「中情局」支持的智利政變能夠與之相比。
當時的英國駐巴格達大使羅傑•艾倫爵士寫道,在伊拉克新政府裏,年輕的薩達姆•侯賽因是個顯眼的人物,“極”符合西方的利益,一周後他告訴英國外交部:“現政府正在盡力而為,因此,我個人認為我門應該支持它,長期幫助它站穩腳跟,這樣共產主義威脅可能逐漸消失。”
“政變”之後,英國和美國馬上承認了巴格達的新政權,在這位大使看來,局勢“幾乎恢復了正常”,經過政府的更替和內部鬥爭,復興黨於1968年鞏固了政權地位。那一年隨後發生的「中情局」“策動”的“政變”使(伊拉克)薩達姆開始掌權,成為艾哈邁德•哈桑•貝克爾的副總統,直至1979年在美國的保佑下成為總統。
同樣,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中情局」在阿富汗締造並支持了奧薩瑪•本•拉登的組織,作為反抗蘇聯“邪惡帝國”的“自由戰士”,後來才“發現”他們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
每一次,當時的美國(自由)大眾傳媒都把這些事件當作“沒發生一樣”,只在報導一個國家擺脫共產主義影響時,把這些事和美國的參與當作參考背景。這種“處理方法”並不陌生,就像當時德國人民被告知,關於納粹罪行的報導只不過是猶太人或共產主義者的宣傳。
馬里蘭大學進行的大量研究發現,通過(自由)商業電視臺看新聞的人中大多數對最近的伊拉克戰爭至少有三種“根本性誤解”之中的一種:
(1)伊拉克與“9•11”事件有直接關係;
(2)在伊拉克“找到”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3)國際輿論支持美國入侵伊拉克。
“偉大”的(自由)大眾傳媒頻道總是“變換”入侵的原因,如果一種“說法(故事;敘述)”被證明是錯誤的,他們就“發明”另一種。在一項關於哪個電視頻道看的人最多的全國調查中發現,大多數人通過「福克斯(Fox News)」的系列頻道看新聞。這其中,80%的人說在伊拉克找到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換句話說,“偉大”的(自由)大眾傳媒看上去更像是在把觀眾“搞糊塗”,而不是使觀眾瞭解情況——不幸的結論是,在美國儘管有無處不在的電視報導和發行量巨大的報紙,美國人卻在世界上最“不知情”。
1947年,「中情局」在“戰略情報局”的基礎上成立,成為與破壞美國自由的“共產主義間諜陰謀”對抗的情報採集機構。據報導,這些“共產主義問諜”使用宣傳和“洗腦”的手段欺騙美國人接受“共產主義者的社會主義”。他們相信,有必要抵制這些險惡陰謀,這是“美式自由”和俄式“洗腦”之間的冷戰的一部分。這種價值觀被反復有效地“植入”西方政治文化之中,儘管國際關係發生了演化、轉變,在冷戰結束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冷戰話題“並沒有”終結或消失:它伴隨著一個新的“敵人”而“重生”。“使美國能夠進攻或”入侵“別國的惟一辦法,是把這些國家的政權”描述“成對我們的安全威脅。因此,塞爾維亞的米洛舍維奇是巴爾於的‘希特勒’,必須被制止。而且伊拉克”必須“被入侵,因為薩達姆(海珊)正在製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把它們交給奧薩瑪•本•拉登。”
許多美國人繼續深信,他們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是善意的,他們的政府所做的永遠是為了別人好,也為了他們自己好。即使他們國家的行動導致災難,他們也認為,其背後的動機是“高尚”的,儘管有無數證據證明,善意和“高尚”都是“政治口號”,而不是政治方針。看來,美國情報和安全部門在世界其他地區任意使用的大腦控制術在他們本國。他們刻意營造的世界裏取得了最大成功。他們是不是因為被洗腦而相信自己的宣傳?要不,這是另一種宣傳?(P82-85)
(評點:美國有其在世界上引以為豪的最廣泛的新聞自由和最發達的資訊傳播網路。但是,美國人民在熟練掌握“讓不需要的事實消失的藝術”的政府和自覺地“嚴格實行自我審查”的新聞媒體的引導下,可悲地成了“世界上最不知情”的人民,並天真地以為自己“永遠是為了別人好,”實在是搞不明白 “那些最為人類的幸福操心的人,卻使他們的鄰居感到非常痛苦”的悖論如何得以成立。)
“我手上的惡魔不夠用了”(想像、妖魔化塑造敵人)
正如我們看到的,整個冷戰期間,美國“利用”人權和民主價值觀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作為“政治工具”,給蘇聯陣營內部存在的民族、宗教和政治經濟緊張關係火上澆油。
看看1973年9月「中情局」在智利的活動、皮諾切特推翻和殺死阿連德的例子,
或者看看1967年10月「中情局」特工在玻利維亞殺死切•格瓦拉的例子,就知道這是“有選擇”進行的。
此外,薩拉查和卡埃塔諾“獨裁時期”葡萄牙是「北約」成員國;
1967年至1974年的希臘“獨裁政權”是由一小撮無能的上校扶上臺的,這些上校都在「中情局」的薪水簿上;
土耳其加入「北約」的過程中經歷了三次“軍事政變”。美國的“雙重標準”政治手腕在冷戰中獲得了勝利,隨後其結果又使其手段“正義化”:目的是打破“邪惡的共產主義體系”。
美國的人權運動在瓦解蘇聯陣營的過程中起到了輔助作用,但並不是主要因素。正如我們在別的地方所分析過的,理解蘇聯共產主義的失敗必須把它放在與國際債務危機有關的更廣闊的背景下,同時與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蘇聯為了抗衡美國星球大戰計畫耗費了大量資金所導致的力量衰竭聯繫起來。
由於雷根強調同蘇聯展開全面軍備競賽,而新保守派又公開推崇雷根政府,許多分析人土把新保守派的起源定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我們想要指出的是,事實並非如此,美國新保守主義的新帝國觀比新保守派的起源更為重要。
我們認為,新保守派使美國新帝國計畫已經存在的戰略框架極端化了。這種已存在的框架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在艾奇遜和尼茲的領導下確立的,建立在三個戰略設想之上:
第一,“創造”一個看得見的“敵人”,“誇大”它對美國和“自由世界”的威脅;
第二,加強西方陣營“依賴”於華盛頓決策過程的“輪軸一輻條”體系;
第三,美元在全球貨幣市場的核心地位。
然而,蘇聯陣營的瓦解破壞了這一計畫,使美國“失去”了“(亟需)敵人”,使“輪軸一輻條”體系的依賴性鬆懈,特別是歐洲人開始趨向一個更緊密的政治聯盟,通過宣佈發行他們自己的儲備貨幣——歐元,進一步削弱了美元的實力。
這就是第一次海灣戰爭期間(1991-)、南聯盟危機爆發前和1991年《瑪斯特裏赫特條約》談判即將開始時的形勢,當時法國和德國更加努力推動歐洲形成統一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當1991年美國把(伊拉克)薩達姆從科威特趕出去的時候——要知道,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兩伊戰爭”期間(1980年至1988年),伊拉克是美國在海灣地區的“盟友”——當時擔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科林•鮑威爾抱怨說:“我手上的惡魔不夠用了,我手上的壞蛋使完了。”他認為美國應該使用占絕對優勢的高科技兵力解決緊急狀況和蘇聯解體後產生的地區衝突,以實現“阻止前進”,
現在這種理論面臨破產,因為“缺少”明顯的、容易界定的、理由充分的“敵人”。「北約」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它不得不重新界定朋友和“敵人”,設計新的意識形態準則;否則它就不得不隨著「華約」的失效而解散。「北約」的“新戰略理念”於1991年11月推出,以鮑威爾的理論為精華,同時期待著1999年和2004年的擴張(1999年是匈牙利、波蘭和捷克,2004年是保加利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羅馬尼亞、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亞)。
但是克林頓採取了“快刀斬亂麻”的方式,繼承了他的偉大前任們的“輪軸一輻條”理論。克林頓的戰略班子認為冷戰後的全球角色主要有四組。
第一組是所謂的核心夥伴,如歐洲國家、日本和澳大利亞。
第二組由過渡中的國家組成,如前共產主義國家。
第三組由“無賴國家”組成,如伊拉克、伊朗、朝鮮和敘利亞,這些國家拒絕接受核心國家的理想,支持國際恐怖主義,迫切想要得到尚未擁有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以傷害美國及其盟友,也就是核心國家。
最後還有第四組,就是所謂的失敗國家或地區。
這種“分類”使美國及其核心盟友承受了極大的人道主義壓力。
於是,冷戰後的“新敵人”就這樣勉勉強強、湊湊合合地確定下來了,就是那些無賴國家和失敗國家。至於那些過渡國家,如俄羅斯、烏克蘭和“神秘的亞洲大國”中國,他們必須全面實現政治民主、推進公民自由和人權、採取有效的市場經濟、支持反恐公約、與美國領導的西方機構,如「北約」和世界貿易組織,達成合作夥伴協定。正是在這樣的意識形態“框架”下,克林頓政府把美國的目標調整為“人道主義干涉”,而其登峰造極的表現是1999年北約轟炸南聯盟。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盧旺達大屠殺過後,隨著索馬里、利比理亞等失敗國家和地區陷入混亂,世界上約有2000萬難民。由於冷戰年代共和黨和民主黨政府已經成功地在人們的潛意識裏“植入”了“自由—道德”意識,所以盎格魯—撒克遜人民能夠接受用這種意識形態使新帝國戰爭“正義化”的做法。
帝國進行“人道主義干涉”並非新鮮事物。事實上,至少從1919年《凡爾賽條約》簽訂的時候起,它就被用來防止濫用國家權力壓迫少數民族和宗教信仰上的少數派。②不過,我們想在這裏強調的是,克林頓政府選擇把“人道主義干涉”作為其首要意識形態“工具”,以便在美國“手上的惡魔不夠用”的情況下實現權力政治的目標。
克林頓和北約的軍隊“人道地”干涉了波黑(1993年至 1995年)、南聯盟的科索沃(1999年);
在索馬里(1992年至1994年)和海地(1995年)遭受了令人鬱悶的失敗;
在盧旺達( 1993年至 1995年)和布隆迪( 1994年至1996年)沒有插手、先撇開1948年、1956年、1967年、1973年和1981年至 1983年巴勒斯坦的幾百萬難民不說。盧旺達和波黑是美國雙重標準的典型代表。事實上,簡單比較。下死亡數字,立刻就能看清美國的“權力政治”動機:塞爾維亞族的准軍事部隊和民族主義分子在斯雷佈雷尼察和熱帕屠殺了約 8000名穆斯林,但是在盧旺達,有 100多萬人被屠殺。眾所周知,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布特羅斯•加利提醒人們注意,在盧旺達的人道主義災難即將發生的時候,克林頓政府卻出乎情理之外地關注西巴爾幹地區。帶著對美國這種冷漠態度的驚詫,加利離開了聯合國秘書長的崗位。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機器是團結統一的政治體。任何一個政治體都不可能沒有一點內部矛盾、不團結和重組的願望。所有國家機器都充斥著意識形態爭執,民族和宗教問題,性別、文化和其他社會問題,利益和地位衝突,政治家和政府機構中的個人對立,各種政府部門和政黨之間的對立。階級鬥爭在國家的分裂和重組趨勢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不論從什麼樣的廣泛意義來講,並非一切都可以簡化為階級鬥爭。美國的聯邦制國家機器也不例外,且不提其分化的國家結構。民族和宗教矛盾——和英國、義大利、日本、法國相比,美國的民族和宗教矛盾相對複雜。事實上,美國的外交政策是由三個緊密相連的方面導致的。
1、聯邦政府內,不同利益群體的代表之間討價還價的過程:聯邦政府試圖通過這一過程體現不同民族、政治、社會和階級的利益。
2、美國的階級民族利益和安全利益,這些利益遍佈世界,特別是在歐亞地區、重要海路通道(如巴拿馬運河、蘇伊士運河),拉丁美洲和太空。
3、一個廣泛的政治意識形態準則,如果可能的話,這種政治意識形態原則最好是全球統一的,它建立在美國精英階層的民族階級利益足以成為全世界的利益的基礎上,在其國內也獲得支持。
克林頓時期,美國最大的缺陷是缺少第三部分。沒有了蘇聯就沒有了“敵人”。沒有了蘇聯意味著歐洲人和美國可以在更廣闊的空間裏施展。包括東歐、中歐、近東和中東。
然而,美國實現“北約東擴”或推翻(伊拉克)薩達姆政權,僅以“人道主義干涉”為藉口能夠令人信服嗎?總的來說,蘇聯的解體給美國國內和以“輪軸——輻條”體系為基礎的全球力量結構帶來了一個巨大的問題。“人道主義干涉”的政治意識形態無法取代蘇聯。對許多人來說,有各種原因覺得它不足以令人信服,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有兩個:首先,因為在波黑和科索沃只取得了部分勝利,而在索馬里 和海地失敗了;
其次,任何人都能看出這種政策註定具有“雙重標準”,從1991年8月(蘇聯正式解體)到2001年8月的十年裏,新保守派努力推動美國政策的進一步“軍事化”,對“劃定”的無賴國家採取先發制人的戰略。但是克林頓政府對這種想法感覺不太好,因為缺少一種組織嚴密的意識形態準則和一種清晰的威脅,以使美國擴大影響的凝聚力得到加強。
在克林頓第一個任期即將結束的時候,布熱津斯基看到了這種缺陷。他寫道:“美國在國內太民主而在國外太專制,”這一事實“制約美國發揮其實力,特別是軍事脅迫能力”。準確地說,這種缺陷就是“除非國內公眾對美好生活的感覺突然面臨威脅和挑戰,大家對追求實力這一目標沒有什麼熱情。”因此,“除非處在一種真正大的、被廣泛認同的直接外來威脅的情況下”,外交政策所急需的共識很難達成。
這種直接外來威脅很快就出現了。“9•11”事件後,新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側重點不得不進行調整。
“反恐戰爭”,還是“全球巴勒斯坦化”?
正如冷戰時期美國的“人權”辭令讓位于瓦解蘇聯的大戰略,“9•11”事件後,美國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使用的“人道主義干涉”辭令讓位給了“反恐戰爭”計畫。2002年1月29日布希曾說:“浩瀚的大洋再也保護不了美國——我們(美國人)只能靠在國外積極採取行動。在國內不斷提高警惕來保護自己。”我們已經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中看到了美國在“國外的積極行動”,這兩個國家前者是藏匿本•拉登的失敗國家,後者是被懷疑擁有、或者可能正在製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無賴國家。的確,按照新保守派的說法,最壞的情形就是恐怖分子或無賴國家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美國人也看到了“在國內提高警惕”,包括通過《愛國者法案》和其他新機構的成立,比如成立國土安全部,其職責相當廣泛,在政治精英中引發了激烈的爭論,討論是否應該限制它的權力,“以免將來它變成像東歐國家曾經出現的那些可怕的安全部門一樣”。不過還有一些值得一提的其他活動,比如所謂的“校園觀察”,一個鼓勵美國大學生監督學校老師在課堂上的反美或反以色列言論的機構。
正如冷戰時西方國家不得不通過法律和在國內的執法行動抵制“國內外的共產主義威脅”一樣,如今世界各國也得通過執法機構和反恐法律維護安全。這一當務之急體現在聲明裏:“所有國家都有必要對境內的恐怖活動採取‘絕不姑息’的政策。”畢竟“來自90個國家的人在‘9•11’事件中喪生”。美國正在幫助所有國家“制訂計畫,通過各種方式,包括修改法律、技術援助、新的調查技術、分享情報、執法和軍事培訓,幫助(這些國家)獲得打擊恐怖主義的必要能力”。2004年至2005年,在2005年7月7日倫敦地鐵爆炸案之前,英國以布雷爾為首的精英們也加強了反恐立法和執法機構,井且提出應該通過法律允許不發出警告將恐怖嫌疑犯軟禁家中,不給他們合法辯護的權利。
總而言之,“9•11”事件是個分水嶺,不是因為美國新帝國主義意識形態重要的敵友陣營被破壞了,而是因為全球恐怖主義的新威脅”取代“了蘇聯。美國的新安全宣言說:“為了維持‘9•11’事件以來的勢頭,使全球反恐戰爭處於最前沿,美國政府的所有部門將在雙邊和多邊談判中把打擊恐怖主義當作一項標準日程。”
新保守派通過充分利用這一標誌性的重大災難事件,得到了“重塑”美國新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穩妥方案。正如德里克•葛列格里所說,世貿雙塔的倒塌“通過一種震撼人心的視覺力量,傳達了在美國都市心臟爆發的一次壯觀的恐怖活動”。事實上,這樣的事件令人很難遺忘,(而美國媒體正努力使它宛如昨天)除非像阿布格裏蔔監獄虐囚事件這樣的腐蝕劑和出乎意料的現象流行開來,引起公眾關注。迪克•切厄反復重申:“別忘了我們在2001年9月11日上午所看到的一切。”但是美國“9•11”事件後的“反恐戰爭”還有更大的政治、經濟和戰略目的。當然,如果所有的恐怖分子都被抓起來了,美國手中的惡魔又該用光了。我們知道,恐怖活動,不管是國家的還是社會的,都是真實的,但是美國的“反恐戰爭”卻是“人為製造”的、“虛構”的。我們也會列出一些具體想法,探討什麼才是應對恐怖主義的最好方法,不論這種恐怖主義來自國家還是非國家角色。
在題為《打擊恐怖主義國家戰略》的檔中,我們看到:
我們生活的時代有大量機會使世界的繁榮與美國和全世界熱愛自由的人們所擁有的利益和價值相一致。我們將把握這些機會……通過不斷進行打擊,確保恐怖分子無處藏身,我們將縮小他們的活動範圍,削弱恐怖主義組織的能力……我們永遠不能忘記,我們鬥爭的最終目標是——我們根本的民主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在領導反恐鬥爭的過程中,我們形成了新的國際關係,用適應二十一世紀跨國挑戰的方式重新定義現在的國際關係……前面的鬥爭是長期的、艱苦的。在這場特殊的戰爭中,我們不能期望衝突輕易地結束,或者有明確的結束期限。
這段話對“反恐戰爭”的新帝國意識形態中的一些重要元素進行了最好的總結。
首先,它告訴我們,這是一個對美國來說充滿“大量機會”的時代,因為美國可以把它的國家利益當作全球利益強加給全世界,而且可以使用武力。這再次證明,這不是帝國主義的新成分:這是一種長期以來一直存在的意識形態準則,使一群人的政治企圖能夠在本國或國際上佔據支配地位。為了支配他人,這些人的觀點必須淩駕於別人的觀點之上。“9•11”事件所帶來的機遇為美國達到這一目的鋪平了道路。
其次,這段聲明告訴我們,美國必須“持續不斷”地、在有必要的地方進行“單邊”的、先發制人的打擊。美國確實這樣做了。四年之中,美國轟炸了南聯盟,人侵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在我們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美國或許和以色列正為入侵敘利亞和伊朗打基礎。利比亞不再是美國的目標,因為正如《經濟學家》雜誌所承認的,“卡紮菲退出邪惡軸心以後”,西方石油和天然氣公司如今在利比亞很活躍。歐洲人這回沒有跟從,從德國、法國和俄羅斯反對美國對伊拉克發動先發制人的行動就能看出來。塔里克•阿裏寫道:“這是冷戰後歐盟和美國的內部核心分歧第一次公開分裂,被電視曝光,使公眾輿論以大西洋為界形成兩極分化。”新保守派相信,如果美國展示一下威力,盟友們最終會走到一起來。“軟實力”派的戰略家,約瑟夫•奈,相信這不是美國達到全球目標的正確方式,因為它使盟友更加疏遠了——軟實力是說服而不是強迫別人做你想讓他們做的事的能力。但是美國沒有聽從約瑟夫• 奈的意見。因此,軟實力派思想家認為,華盛頓(輪軸)的外交政策在新保守派的領導下越軍事化,越我行我素,歐洲國家(輻條)越想脫離輪軸獲得自由。
美國實力的這種永不安分的狀況使我們想起了列夫•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作為二十世紀傑出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之一和1917年俄國革命的領袖人物,托洛茨基認為1917年的俄國革命不能僅僅局限於在俄國進行。相反,如果俄國的布爾什維克想生存下去,它必須通過在波蘭和德國等其他國家不斷進行革命鬥爭來得到加強,並把其他國家的鬥爭當作整個進程的一部分。托洛茨基的觀點在布爾什維克的中央委員會遭到了失敗,不過我們回顧這段歷史是因為有人說托洛茨基和幾位新保守派有思想上的關聯。如果這種說法正確,那麼托洛茨基的政治思想模式正在簡單地(而且過分簡單地)通過新保守派的戰爭計畫和美國強制機器的對外極端化得到實踐。即使這種說法不對,“9•11”事件後美國新帝國主義的所作所為也恰恰是托洛茨基曾預言的:為了解放受國家干預的國內市場,特別是石油和天然氣市場,資本主義國家發動了一場持久的戰爭,通過更換政府和使用先發制人力量使國際環境極端化。
這使我們直接聯想到“新保守派”“反恐戰爭”的第三個主張。它使我們十分清楚地看到,這場新戰爭可能無限期地進行下去:“我們不能期望衝突輕易地結束,或者有明確的結束期限。”畢竟,怎麼可能徹底消除所有的恐怖主義呢?對這種偏執想法惟一符合邏輯的猜測是,只要美國“需要”,“反恐”戰爭就將持續下去,直到美國“實現”了兩個具體政治目標:
全方位的控制和強迫全球接受其自由民主價值觀和自由市場經濟。這就是“全球化”的全部內涵:
與上帝賦予美國的“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真正全球超級大國”地位密切相連的“歷史的終結”。
然而,這種新的敵友規劃能夠按著冷戰的方式操作嗎?
這能夠成為美國從事外交事務的長期組織原則嗎?
迄今為止它是怎樣運作的呢?
美國戰略家清楚地知道,當今的恐怖活動不受領土的限制,儘管恐怖分子在地球上有基地和經濟資產。它不受國家限制,儘管可能有國家或國家機構暗中為其提供保護。恐怖分子通過複雜的網路進行活動,使用高級的科技手段。儘管這些手段怎麼也比不上美國的軍事和科技優勢——所以才有了“不對稱戰爭”這個詞——恐怖分子的網路經營得很好。
“新保守派”洞悉這一切,但是“9•11”事件後當阿富汗的塔利班向美國提出逮捕本•拉登,把“基地組織”從阿富汗驅逐出去時,美國拒絕合作。他們還拒絕「北約」對美國第一次真正的“反恐戰爭”的支持。這些都很令人生疑。美國“假裝”打擊恐怖分子,“實際上”他們做的是推翻塔利班政權,在俄羅斯安全利益和中國利益的軟肋上,還有在無賴國家伊朗的東邊“建立”自己的“軍事存在”。這就是他們所做的“一切”。比倫特•格卡伊看到:“‘9•11’事件前幾天,美國能源部情報局把阿富汗的戰略地理位置列為‘從中亞向阿拉伯海出口石油和天然氣的潛在運輸通道’。”而且,在阿富汗戰爭期間,巴基斯坦和土庫曼斯坦討論了“開發一條從土庫曼斯坦經阿富汗到巴基斯坦瓜德爾港的天然氣管道,現在正在中國的援助下在俾路支省海岸興建。”
由此,免不了得出一個結論——“反恐戰爭。是促進美國在歐洲和亞洲的安全和階級利益的”人為製造“的工具。然而這其中還有其他尚未看到的事實。
布希和“新保守派”知道,他們無法像戰勝一個失敗國家那樣戰勝恐怖分子。他們無法用國家政治暴力和國家恐怖活動剷除恐怖分子。“國家恐怖主義”和擴大占絕對優勢的軍事影響力,無論技術多麼先進,只能產生反作用,無法消滅自殺式襲擊、部落戰爭這些現象。維持部落地區的治安如今需要大量人力和武器資源。2003年10月16日,在給迪克•邁爾斯將軍、保羅•沃爾福威茨、道格•費思、皮特•佩斯將軍的備忘錄中,拉姆斯菲爾德問道:“如今我們缺乏衡量全球反恐戰爭輸贏的尺度。我們每天抓獲的、殺死的、阻止的和勸服的恐怖分子是不是比伊斯蘭學校和極端傳教士招募、訓練和派遣出去對付我們的更多呢?”
除了殘忍和好戰之外,問這個“問題”是一種深度“錯覺”,因為那些決意犧牲自己生命的人,隨時隨地都可能殺死別人。更具體地說,美帝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新保守派”忘記了,自殺式爆炸的“主要意義”在於“生命”,而不是死亡。對中東人民來說,“聖戰”和本•拉登所代表的和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共產主義革命和切•格瓦拉對西方激進青年所代表的“一樣”,而美帝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新保守派”對這一“事實”不屑一顧。
如果新帝國主義國家(如美國)或新殖民主義國家(如 1967年以後的以色列)用“國家恐怖主義”來打擊恐怖分子,其結果必然是暴力的惡性循環。我們還得進行進一步的分析。例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衝突不僅僅是兩個民族主義或原教旨主義互不讓步的問題。它確實是這樣的,但還有一些東西超出這種簡單猜測之外。事實上,它是“被壓迫民族”——巴勒斯坦人的民族主義和“壓迫者”——以色列國家的民族主義之間的“不平等關係”。
回顧 1967年,伊薩克•多伊徹曾精彩地說過:
表面上,阿、以衝突只不過是兩個敵對的民族主義之間的衝突,雙萬都處於自以為是和野心膨脹的惡性循環之中。從抽象國際主義的觀點來看,最容易不過的就是把兩者當作同樣毫無價值的和反動的而不屑一顧。然而,這種觀點忽視了那裏的社會和政治現實。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國家人民的民族主義,他們為獨立而進行的鬥爭,不應該和征服者、壓迫者的民族主義放在一個道德政治層面上。前者有歷史理由和進步的方面,而後者沒有……以色列的安全依賴於定期發動戰爭,每隔幾年必須削弱阿拉伯國家的力量。
新帝國主義和“新猶太復國主義”是手拉手的好兄弟。2002年5月2日,美國參眾兩院通過議案,宣佈美國和以色列“現在正進行一場反對恐怖主義的共同鬥爭”。參議員約瑟夫•利伯曼更直白地說:“以色列受到恐怖分子有組織、蓄意的自殺和殺人襲擊行動的包圍。這些恐怖分子的實質和‘9•11’事件中對我們國家的襲擊是一樣的。”美國駐伊拉克部隊正在吸取“以色列國防軍在巴勒斯坦被占領土上得出的經驗教訓”。為了突破抵抗,美國正在“像以色列情報部門那樣使用阿拉伯線人。美軍把伊拉克的城鎮村莊變成了西岸的影子”。
還有消息披露,“以色列軍官在美國布拉格堡訓練暗殺小組,模仿以色列國防軍的‘定點清除’戰略”。結論是令人痛心的: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所做的,在以色列的週邊,美國正在向全球做同樣的事。正如新”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原教旨主義與伊斯蘭聖戰相對應,美國國內的“基督教原教旨派”和“猶太復國主義”者與美國以外的全球聖戰相對應。芝加哥諾斯派克大學的唐納德•瓦格納近期對“基督教原教旨主義”和新“猶太復國主義”進行研究,追溯了這兩個意識形態運動在小布希時代與“新保守主義”明顯走到一起的過程。“2000年,共和黨發生了一個轉變。它開始擁護新保守派思想家的理論,宣揚美國的”單邊主義“,支持用軍事手段而不是外交手段解決問題。‘9•11’事件後又採取了更具進攻性的做法,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戰爭和其他的敵人很快都與美國的‘反恐戰爭’聯繫起來,而這毫不奇怪。”因此大家普遍認為,華盛頓對以色列的承諾是一種無可更改的事實,這也正是使布希的巴勒斯坦政策左右為難之處。當然還得強調一下,新保守主義和猶太人的觀點並不完全一致,有許多參與政治的猶太人認為新保守派(和新猶太復國主義者)對世界的觀點是一派胡言。
新保守派把恐怖主義的根源歸結於貧困、腐敗、宗教衝突和民族矛盾。這毫無意義,按照亨利•C.K.劉的說法:“這樣定義恐怖主義的話,反恐戰爭無法取得勝利。”伊斯蘭恐怖主義的真正原因是美國在原材料豐富的地區,向那些窮苦人民施加其占絕對優勢的影響力,因為這些原材料,如石油和天然氣,對美國正在衰落的經濟。不穩定的金融狀況至關重要。
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另一個“真正原因”是巴勒斯坦的惡劣狀況和所謂的“國際社會”“無力”強迫以色列“執行”「聯合國安理會」要求其撤出西岸和加沙的242號決議。對付恐怖主義最好的方式是平民方式,一種新的“緩和”政策。應對基地組織和原教旨主義恐怖組織最好的方式是從大中東地區“收回”盎格魯—撒克遜的影響力,從西岸和加沙撤走以色列部隊,成立獨立的巴勒斯坦國。到那時,伊斯蘭教和西方就能在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基礎上發展一種新的民主、平民的政治經濟合作關係。這是把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觀點倒過來想的另一種方法。這也是超越過於“簡單的”、“錯誤的”、危險的、好與壞的宗教困境的另一種方法。
但是布希的主要選舉支持者——“基督教原教旨派”和新”猶太復國主義者“,都堅持拒絕這樣想(P93-104)。
2007-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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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右翼歷史觀批判研究>
(王向遠著作集第十卷)
第一章 戰後右翼歷史觀形成的根源與背景——右翼勢力、右翼思潮與戰爭認知問題
一、右翼歷史觀的古代淵源
二、現代軍國主義思潮與右翼歷史觀的形成
三、戰敗後右翼的蠢動及右翼歷史觀的“復活”
四、冷戰後知識右翼的“猖獗”與右翼歷史觀的“擴散”
第二章 右翼歷史觀“死灰復燃”的標誌—林房雄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
一、作為老牌右翼分子的林房雄
二、解掉兩個緊箍咒
三、“大東亞戰爭百年戰爭”論的展開
四、“縱然失敗卻是無悔”
第三章 一本全面徹底的為侵略歷史“翻案”的書——中村粲的《走向大東亞戰爭之路》
一、寫作宗旨:為洗刷“汙名”而篡改歷史
二、以種族戰爭史觀粉飾侵略
三、所謂“當事雙方都有幾分責任”
四、對十五年侵華戰爭的全面翻案
第四章 “惡魔的思想”——渡部升一、穀澤永一的思想
一、對“反日的日本人”的“告發”
二、所謂“國益論”和“新憂國論”
三、“誰把歷史弄成這樣?”
四、所謂天皇“無責任”,戰爭“有外壓”
五、“敬告韓國中國俄國美國:日本沒有戰爭責任”
第五章 “喬裝打扮”的軍國主義史觀——藤岡信勝所謂的“自由主義史觀”
一、藤岡信勝與“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
二、所謂“自由主義史觀”的“自由”
三、“自由主義史觀”的根源與構造
四、“自由主義史觀”的虛偽本質
第六章 歇斯底里的“免罪情結”——法學博士小室直樹的“無法”的暴論
一、“天皇教”的狂熱信徒
二、反共與反華
三、搬弄“國際法”為侵略免罪
四、不容忍任何道歉和謝罪
第七章 “南京大屠殺”抹殺者的第一隻黑手——田中正明的“虛構”與“總結”
一、曾做過松井石根秘書的田中正明
二、所謂“帕爾博士的日本無罪論”
三、《南京大屠殺的虛構》的虛構
四、“南京大屠殺否定論的十五個論據”的虛偽
第八章 作為一股右翼思潮的南京大屠殺“抹殺論”——東中野修道等抹殺論者的猖獗
一、鈴木明的《南京大屠殺之幻》
二、阿羅健一、歃本正己、富士信夫的抹殺論
三、南京大屠殺抹殺論形成了一種思潮
四、新一代抹殺論者的“旗手”東中野修道
五、抹殺論者在史實面前註定失敗
第九章 “皇國”史觀的集大成——西尾幹二的《國民的歷史》
一、《國民的歷史》暢銷的背後
二、與中華文化絕緣的“一萬年日本文明史”的虛構
三、對侵略歷史的全面美化
四、唯我獨尊的“皇國”史觀的復活
第十章 右翼歷史觀的教科書化——《新歷史教科書》及教科書的“改惡”
一、戰後歷史教科書的右翼化軌跡
二、右翼團體“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的成立
三、《新歷史教科書》對侵略歷史的歪曲
四、推動教科書進一步“改惡”的三浦朱門
第十一章 右翼歷史觀的通俗化、大眾化——小林善紀的政論漫畫《戰爭論》與《臺灣論》
一、右翼勢力的“廣告塔”
二、鼓吹戰爭、美化侵略的《戰爭論》
三、老調重彈、變本加厲的《戰爭論2》和《戰爭論3》
四、歌頌日本殖民統治、鼓吹台獨的《臺灣論》
第十二章 右翼歷史觀與靖國神社問題——靖國神社參拜“正當”論
一、靖國神社的本質
二、加地伸行等人的“日本乃神國”論
三、大原康男等人的中國“干涉日本內政”論
四、小林善紀的《靖國論》
第十三章 右翼歷史觀對中國歷史教科書的“逆襲”——右翼文人的“中國反日”論
一、古森義久對“中國反日”的報導和渲染
二、勝岡寬次對中國“反日教科書”的“徹底批判”
三、“中國反日”論的其他鼓噪者
第十四章 從中國歷史觀到中國現實觀——「中國黑暗論」、「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
一、岡田英弘的中國歷史“黑暗論”
二、中島嶺雄的「中國黑暗論」與「崩潰論」
三、長谷川慶太郎的「中國崩潰論」與「中國威脅論」
四、杉山徹宗等人的「中國威脅論」
本書研究的是日本右翼及其歷史觀的問題,對歪曲和篡改歷史的日本右翼歷史觀做了深入的剖析。讀完這本書之後讀者會明白,原來那些大放厥詞的政客站在政治舞臺上為歷史翻案的發言是有一整套右翼歷史觀作支撐的,而右翼歷史觀的構建者和系統表述者則是民間身份的一些教授、學者所構成的右翼勢力。換言之,在日本當代學界和言論界,為侵略歷史翻案已經形成一種不可忽視的社會文化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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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炒地皮吸血大王林榮三榮登富士比(Forbes)財經雜誌全球首富前五十名
《金權城市》點名聯邦(三重幫自由時報林榮三) 炒地牟利
顏玉龍/新北市報導
2011-02-17 中國時報
土地炒翻天,鄰近台北市東區的新北市汐止區也成矚目焦點,已有預售案成交價一坪四十萬元以上,讓早期養地的大財團「出現」解套的契機,但也再次引發山坡地開發,以及財團以農民身分買農地開發的爭議,其中以「聯邦建設」的“瓏山林”建案最具「代表」。
《金權城市:地方派系、財團與台北都會發展的社會學分析》一書中,台大教授陳東升認為財團購買農地、山坡、工業用地,並利用“變更地目”營造高額利潤,是“基本炒作手法”。他進一步點名「聯邦建設」,指(自由時報)林榮三在七十六年買下汐止十八甲“林地”,每坪公告地價二、三千元,“變更地目”並推建案,每坪售價十五萬元,獲取幾十億元利益。
陳東升在書中提及,「瓏山林有一部份是承租國有林地,透過公有地放領取得土地所有權,接著申請“山坡地”的開發,(再)變(更地目)為丙種建地。白匏湖二百多甲土地來源,一是林榮三長子林鴻聯以“自耕農”身分承購三百多筆農地,另一部分是林榮三的三子林鴻堯向國有財產局承租林地。」
由於瓏山林完工後,須向汐止鎮公所申請「未損害公共設施證明」,《廖學廣的獨立時代》一書中寫道,「建商賣房子賺大錢,鎮公所沒有義務為建商擦屁股」為由,將申請案打回票。「幾經洽商,最後雙方達成的協議,由林榮三捐贈一座綜合運動公園給汐止鎮,鎮公所同意綜合運動公園以林榮三命名。」
不過,公園設計圖完成,也整好地等著林榮三來蓋公園,最後卻沒著落,廖學廣出手反撲,在競選連任時,發出在白匏湖山區設置垃圾場的文宣,並取名為「榮三垃圾場」。
「林榮三發動旗下《自由時報》,在鎮長選舉投票前最後兩天,將駐汐止鎮的記者召回總社,配合社長、總編輯發稿,全力圍剿廖學廣。廖學廣也不甘示弱,召開記者會一一點名林榮三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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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週刊>被砸/(本土黑幫)天道盟太陽會13人成擒 廖學廣關狗籠案主嫌在內
東森新聞 2002/10/22
社會中心/綜合報導
「壹週刊」辦公室本月6日被黑道分子砸毀,引起社會各界重視,警政署22日規劃全國大掃黑,警方針對「天道盟」太陽會桃園龍潭組、台北萬華組、基隆仁愛組展開全面搜索,合計逮捕13名嫌犯,起出「太陽集團」制服、改造手槍等贓物。
刑事局與台北市刑警大隊兵分多路,由士林地檢署主任檢察官陳國鳴指揮,22日凌晨在基隆市、台北縣、桃園縣同步行動,逮捕基隆仁愛組組長謝金峰等13名嫌犯,其中,綽號「阿風」的謝金峰在「天道盟」名氣響亮,涉及85年立委廖學廣狗籠案,曾經逃亡泰國,後來被警方緝捕回國。
警方調查,某週刊報導「天道盟」新、舊太陽會搶地盤風波,引起舊太陽會不滿,屬於舊太陽會的桃園龍潭組、台北萬華組、基隆仁愛組,分別接獲越洋電話指示,本月6日在某週刊位於台北市內湖區的辦公室附近集合,20餘名男子一起穿上「太陽集團」黑色制服,持木棍、鐵棒把某週刊辦公室砸毀。
行兇過程中,龍潭組的嫌犯黃鑫,涉嫌搶走某週刊大樓保全員的手機,而這支手機就是警方破案的關鍵,警方從通聯紀錄中,釐清案情,並逐一收網逮捕嫌犯。
至於傳真給各媒體,揚言要把某週刊趕出台灣的桃園龍潭組組長「文哥」梁瑞文,目前流亡柬埔寨,台北萬華組組長「鐵霸」曾盈富、曾盈進兄弟,則在大台北地區流竄,警方正擴大偵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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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囤地 房價飆漲 新莊人嘆:買不起新莊房子
林金池/新北市報導
2011-02-17 中國時報
如果說高房價起因於財團囤地,「聯邦集團」林榮三近卅多年來在新莊默默購入大批土地。新莊副都心房價每坪飆漲到五十萬,地方人士說,「新莊人買不起新莊房子,這不是很諷刺嗎?」
新莊副都心近年來土地價格炒翻天,看似財團建商各顯神通、各自購地,但當地人都知道林榮三才是最大地主,早在民國六十七年左右,林在當地四處收購農地,平均每坪價格五百到兩千元不等,地方人士說「當年中港路底全是水田,買地就拜託農民划船在四周插上紅旗子,就能看出土地多大。」
地方人士說,林榮三買地是有專業的「牽勾仔」幫忙,地方人士說,有位綽號「X吉」的兒時玩伴負責幫他牽線買地,人家不要的低窪水田,林榮三全部收,卅多年下來成為新莊副都心最大地主。
據了解,林榮三太太林張素娥名下土地,至少超過一萬坪,如果加上登記在其他親戚名下土地,囤積了大量的土地,以每坪兩百萬元計算,市價超過數百億元。
財團囤地炒作,造成房價水漲船高,如今新莊副都心房價每坪漲到五十萬,周邊更充斥一大片未開發,卻被炒上天價的素地,不少地方人士說,「新莊人買不起新莊房子,這不是很諷刺嗎?」
地方人士認為,未來只能寄望新北市府大刀闊斧,重新恢復課徵空地稅,遏止財團建商炒作房地產歪風,藉此加速重劃區開發,增加供給降低房價,才能讓小老百姓安居樂業,否則將成了財團囤積土地、炒作房價的幫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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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政府消失的36,000件公文與馬英九“遲來”的“震怒”
日前,經過3年的盤點,馬政府終於數清扁政府交接時不見了36,000件公文。據說,馬英九為此在國民黨中常會上三次“震怒”。
扁政府時代為何“消失”了那麼多公文?
是“有心”還是無意?
對臺灣的影響如何?
民進黨應該如何“交代”、對其後續影響如何?
馬英九的震怒是自然還是“刻意”?
是否如民進黨高層所說是正在追殺?還是栽贓陷害?
這些消失的公文該不該追?怎麼追?追到何種程度?
對國民黨選舉有幫助嗎?
首先,扁政府時代的公文是如何“消失”和“為什麼”消失的。
其實,看看扁政府政權交接前,僅總統府就購進57台先進的碎紙機。這就註定會“消失”許多紙質的東西,被粉碎的是否包括消失數量龐大的公文,不得而知。但如果是手紙,肯定無需這麼先進的碎紙機的。如果說消失的公文僅僅是拿回家忘記交上來,或者是轉交給其他單位,沒有造冊登記,都是說不過去的。如果是有意轉移、藏匿、“銷毀”,則必有其主管“目的”。
據臺灣各界的多種猜測,比較靠譜的,無非是:
一、五部會首長個人認為不方便交接的,比如檔會留下決策的過程、決策的動機和目的。其中,並非都無瑕疵或公而無私;
二、集體意識和決策,因含有政黨因素或者有太多權宜之計,不能作為經驗傳承,而被下任政府延續。如,指令不恰當的監聽,荒唐離譜的任命、約見等;
三、任內接獲相應情資應當立即處理,而沒有處理,賣好一些個人或團體,或者攜帶出“宮”,以便讓別人感恩或懼怕的;
四、即便認識到這些公文對臺灣政府延續是有益的,但對自己短時間拿回政權沒有信心,又不甘心讓國民黨對情況有全面、系統地瞭解,要看國民黨笑話,甚至希望國民黨因此做不好,而趕快下臺。但無論哪種情況,看看扁政府離任前,幾十台碎紙機連夜運轉,就像電影裏面,一個政府“垮臺”前,忙著“焚毀檔”、轉移資產的場面。
所以,無論什麼目的,都凸顯了,扁政府置臺灣整體利益於不顧,不想讓國民黨分享這些本應分享的政府資產。也證明了,臺灣所謂的政黨輪替不像政府內部交接,倒似敵國佔領。
其次,民進黨高層對“消失”數量龐大公文的態度。
如果一個負責的政黨,一個以整個臺灣人民利益為依歸的政黨,當發現自己政黨執政時,居然有這麼“離譜”的事情。第一時間,就應該汗顏,向全民道歉,並聲明敦促本黨同志配合調查,厘清對臺灣的影響。
遺憾的是,民進黨高層的反應,卻有這樣幾種態度:扁政府交接時,並沒有丟失這些公文,馬政府純屬栽贓陷害;馬政府盯住公文不放是轉移執政無能、進行政治追殺;最不激烈的反應,也僅限於:即便這些公文丟失是真的,但馬政府該早查的不查,到大選不到一年的時間再查,時機不對,想影響選舉。儘管這些反應,符合民進黨的一貫邏輯、作風和格調,但也不能侮辱全民的智商:是不是馬政府自己銷毀公文或造假,進行栽贓陷害一目了然;如果是事實,就不能叫政治追殺;即便懷疑馬政府查證的效率,這也不是民進黨有資格質疑的,因為民進黨執政時,丟失的公文太多,馬政府人工比對耗時費力,而且一件弄錯,豈不是給民進黨更多口實?即便需要質疑馬政府的效率,也只有民眾才有這樣權利。
再次,說說馬政府的震怒和效率。
馬政府盤點3年才搞清丟失了多少公文,儘管理由是數量大、人工比對慢,勉強說得過去。但特偵組從陳水扁辦公室查扣的幾十箱公文,是怎麼流出的?以及扁政府卸任前,那些工作人員使用碎紙機、粉碎了一些什麼總是應該知道的吧?所以,馬英九的震怒自然是應該的,畢竟這是損害的是全臺灣人民的利益。
但應該震怒的不僅僅是馬英九,民眾也許更有理由震怒。民眾對扁政府應該震怒的是,其對體制和制度的“無視”和“破壞”,政黨惡鬥居然置整個臺灣的利益於不顧;
對馬政府的震怒,大概是上任這麼久“沒有”展現相應的魄力。馬英九震怒得儘管“晚了”一些,但如果堅持查,起碼能夠大致厘清誰丟失的、怎麼丟失的、丟失的大致是什麼公文、對臺灣的影響是什麼。
最後,追查扁政府丟失的公文,對兩黨的影響會是如何。
按照馬英九的個性,如果對臺灣的整體利益影響不大,相信其也不會過為己甚。其作用無非是借此建立和整飭公文制度,讓政府像個政府。至於對民進黨有無打擊的效果,即便有,按照目前臺灣的政治生態,也極為有限,只不過是臊臊民進黨執政時時任高官、現在仍然“風光無限”的“政客”的面皮。
要說真正能夠傷害到民進黨的,還是他們自己,因為,民進黨高層對這一事件的態度才是檢驗品格和責任的試金石。而國民黨如果能夠不要抱著溫文爾雅一副君子狀,大刀闊斧地做自己該做的事才是改變和提升自己形象的契機。因為追查公文並不能讓民進黨失去他們原有的基本盤。只要臺灣政黨輪替今後繼續有這樣公文“莫名其妙”地“大量消失”的狀況,對岸不但不必將“各懷鬼胎”的雙方輪流執政臺灣當回事,其他國際社會也不會將臺灣當作一個值得尊重的政府。
文/畢殿龍 20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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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蔣介石的投名狀
進軍滬寧,蔣介石的猶豫
1926年11月,一個楓葉飄零的晚秋,蔣介石仍在南昌北伐軍總司令部的辦公室裏來回踱步。此時,他的心情焦慮而糾結。北伐大軍越是逼近上海和南京,他的心情就越是忐忑不安。
在軍事上,蔣介石打得順風順水。自1926年7月廣州誓師北伐以來,大軍一路高歌猛進。“打倒列強除軍閥”的革命旋律響徹中華大地,轟轟烈烈的國民革命浪潮迅速席捲大江南北,貌似強大的北洋軍閥兵敗如山倒,北伐軍只用了三個月的時間就打到了武漢,摧毀了軍閥吳佩孚的武裝力量。隨後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也從廣州遷到武漢。緊接著在11月,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率部從兩湖地區攻入江西,打敗了另一個軍閥孫傳芳,連克九江、南昌,兵鋒直指南京、上海。
但是,在政治上,局面對蔣介石卻非常不利。他最主要的政治對手汪精衛到了武漢。自從1925年孫中山去世以來,汪精衛以總理繼承人自居,在黨內政治勢力雄厚,再加上蘇聯的政治、軍事和金錢的背後撐腰,儼然成為國民黨的主要領袖。汪精衛在武漢與地方實力派唐生智建立同盟,再加上對蔣介石深懷敵意的蘇聯顧問鮑羅廷,武漢已成為國民黨內部反蔣的核心。此時,大部分的國民黨中央委員都已到了武漢,政治權力已被汪精衛主導。汪精衛三番五次催促蔣介石速來武漢,蔣介石陷入了深深的困境。去武漢,則自己很可能被架空,不去,就有自絕於黨國的危險。更何況,他的北伐大軍每天都要耗用大量糧餉,而財權並不在他手上。戰場上打得再順利,如果武漢切斷他的財源,他的北伐大軍將會立刻喪失戰鬥力。
蔣介石的理想就是借北伐統一全國,繼而成為中國的凱撒。要命的是,他不得不依賴蘇聯的金錢來實現自己的理想,而卡住他金融命脈的正是史達林在中國的眼睛和左右手——鮑羅廷。“中山艦事件”之後,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共產黨在廣州的勢力,但為了蘇聯的武器裝備和金錢,為了他統一中國的大業,他不得不暫時隱忍。
當五四運動爆發時,蔣介石受到強烈震撼,他在日記中寫道:
“此乃中國國民第一次之示威運動,可謂破天荒之壯舉……民氣未餒,民心未死,中華民國當有復興之一日也。”
當1925年6月23日,廣州群眾支持香港工人大罷工,舉行示威遊行經過英國租界附近的沙基時,英軍悍然屠殺遊行群眾50餘人,傷170餘人,釀成“沙基慘案”。蔣介石聞訊在日記中寫道:
“國勢至此,不以華人之性命為事,任其英賊帝國主義所慘殺,聞之心腸為斷,幾不知如何為人矣!自生以來,哀戚未有如今日之甚也。”
憤怒的蔣介石在其日記中每日寫下一條仇英德的“憤青”口號,多達百餘條:
“英虜皆可殺!英仇可忍耶!英夷不滅非男兒!汝忘英虜之仇乎?英番不滅革命不成!……”【1】
蔣介石不僅反英,而且對美、法等國也抱有警惕的態度,“英番可滅,美、法亦不可玩忽”。1926年,他曾嚴厲批評美國的外交政策,“痛詆美國外交政策之錯誤及其基督教之虛偽”。
蔣介石不僅對列強充滿憤怒,對洋買辦階層也十分憎惡,痛恨他們幫助洋人控制中國經濟命脈。“洋奴之可惡,不止於此。凡在租界、公署及洋立公司之洋奴,皆可殺也。”
歷史充滿怪異之處就在於,誰能想到中國最大的官僚買辦階層的總頭目蔣介石,居然骨子裏痛恨他所依賴的那些勢力?!荒誕但順理成章的是,作為一個把個人權力放在首位的政治家,理想是從屬於現實的,他非常清醒地認識到誰能給他帶來權力。當蘇聯可以利用時,他就利用蘇聯的金錢和武器來實現北伐和統一,鞏固和強化自己的權力。當蘇聯試圖控制和命令他時,他就會毫不猶豫地將其一腳踢開。在後來的日子裏,對他所仇恨的列強,如英國、美國、日本等,皆如此;對他所厭惡的洋買辦,亦如此。他將自己定位成革命的化身和真理的終極解釋者,反對他就是反對革命,反對真理!不管是誰,只要阻擋了他的權力之路,“皆可殺”!
在蔣介石看來,天下群雄皆鼠輩。奉系軍閥張作霖,毫無理想信念,背靠日本,坐擁東北之地,勢力雖大,但少謀寡略,不過一土匪耳;直系吳佩孚、孫傳芳之輩,爾虞我詐,內部矛盾重重,占地雖廣,只需各個擊破,滅之何難?最令他頭痛的還是共產黨。
蔣介石曾訪問過蘇聯,親眼目睹了一個有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和信仰體系的政黨,組織嚴密並深植於軍隊。蘇聯紅軍號令統一,行動一致,其戰鬥力迥異于中國軍閥的部隊。大受啟發的蔣介石,回到中國就大力推廣“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中國要革命,也要一切勢力集中,學俄國革命的辦法,革命非由一黨來專政和專制是不行的”。
正因如此,蔣介石對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這一大政方針,從骨子裏就認為只是權宜之計,為的是獲得蘇聯的援助,增加國民黨的實力。所以,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這種“黨中有黨”的局面非常反感。特別是共產黨的群眾動員能力和組織能力遠較國民黨厲害,更與國民黨中的左派打得火熱,極大地增加了蔣介石在國民黨中實行“集權”的難度。在國民黨“一大”期間,大批共產黨員擔任了國民政府的要職。
在北伐的問題上,蔣介石力主從速,而鮑羅廷似乎看穿了他的個人圖謀,建議從緩,先鞏固廣東革命政權,發動群眾,以待時機成熟。
蔣介石很明白,鮑羅廷的“時機成熟”之日,就是他被趕走之時。所以他必須抓住時機,做大做強自己。在他的力爭之下,鮑羅廷最終還是做出了讓步,蔣介石的北伐開始了。
蔣介石的北伐進展神速,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蘇聯源源不斷的軍火供應和金錢支持。那麼,蘇聯為什麼要支持國民黨呢?這需要從蘇聯當時的國際環境說起。
3000萬金盧布打造的北伐戰爭
1920年2月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一個月黑風高的寒夜,一輛輛由士兵押送的馬車滿載木箱,駛進「滙豐銀行」符拉迪沃斯托克分行的大院。銀行工作人員立刻將卸下來的木箱吃力地搬進銀行的金庫,分行經理伍德隨即帶著兩名助手打開了第一個箱子清點貨物。伍德打開箱蓋一看,裏面全是碼放整齊的金磚,在黑暗中依然閃爍著幽幽的光芒。於是他們伸手進去,借著蠟燭的一點昏暗的亮光,仔細摸索著金塊,清點數量。“地板上堆滿了箱子。我們踩著箱子走動,一手拿著蠟燭,一手拿著火漆,打開每只箱子,檢查內容,再用火漆封上,然後送去裝船。”【2】
這批金子原本是屬於沙皇的,兩年前還靜靜地躺在沙皇俄國中央銀行的國庫裏,現在卻作為戰利品進了「滙豐」的金庫。這是怎麼回事?
原來俄國十月革命後,盤踞在西伯利亞的沙皇軍隊,在海軍上將高爾察克的率領下向莫斯科進軍,旋風般地攻佔了沙皇政府中央銀行國庫所在地喀山,奪取了價值8000萬英鎊的黃金儲備。之後卻兵敗莫斯科城下,隨即裹挾著這批黃金沿著西伯利亞大鐵路向東逃竄。時值冬季,西伯利亞的嚴寒徹底摧毀了這支敗軍的士氣,剛跑到伊爾庫茨克就嘩變了。為了活命,嘩變士兵跟蘇維埃政府達成協議,他們將高爾察克和那批黃金交給蘇維埃政府,蘇維埃政府則保證他們的人身安全,讓他們回家。這些嘩變的士兵主要是一些歐洲雇傭兵,他們要從符拉迪沃斯托克坐船回歐洲,就暗自扣下一部分黃金賣給了「滙豐銀行」符拉迪沃斯托克分行。
本來窮得叮噹亂響的蘇俄政府,拿到了這筆沙俄留下的黃金儲備,腰桿一下子就硬了起來。當時的1英鎊約合10兩銀子,沙俄國庫壓箱底的那批黃金被歐洲雇傭兵倒賣了一部分給「滙豐銀行」,剩下還有大約價值5000萬英鎊的黃金落到了蘇俄政府手裏,這可是一筆價值5億兩白銀的鉅款!當年日本人通過甲午戰爭,從中國勒索了2.3億兩白銀,在英國換成黃金後,成功地建立了金本位的日元體系。布爾什維克政治局裏也不乏金融貨幣的高手,就用這筆黃金做儲備進行盧布的幣制改革,實行了金本位。於是本來已經被戰爭摧毀的俄國經濟逐漸穩定下來,重新步入正軌。【3】
站穩腳跟的蘇俄政府,剛剛緩過氣來,心有餘悸地四下張望,發現處境實在不妙。
蔣介石抱上了更粗的大腿
上海灘金融大亨虞洽卿,可是中國金融圈裏響噹噹的一號人物,當年蔣介石落魄上海灘的時候,就在這位虞老爺子創辦的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裏炒過股票、期貨。被打爆倉後又是虞老爺子出面擺平,還將蔣介石介紹給了杜月笙和黃金榮兩位上海黑社會大佬。蔣介石和他的交情很是不淺。
虞洽卿也沒拿自己當外人,一進會客廳,簡單寒暄兩句,就直截了當地向蔣介石拋出兩個關鍵問題:“你說聯俄、聯共、扶助農工,就真要幫助窮人嗎?那我們怎麼辦?”
蔣介石一笑:“窮赤佬怎麼靠得住?”
虞洽卿又問:“那北伐軍要打倒列強,我在洋人那兒幹過,我還跟洋人做生意呢。”
蔣介石歎道:“洋人怎麼打得過?”
虞老爺子一聽,點點頭,心裏有了底,進一步試探:“那我回去,怎麼幫你?”
蔣介石猛地一揮手:“我不日就會攻克上海,抵近南京,你跟杜先生(杜月笙)、黃先生(黃金榮)說一下,幫我維護好上海治安。”
虞洽卿點點頭:“這個沒問題。我能幹什麼?”
蔣介石一聽,心中一動,俯身上前,盯著虞洽卿,一字一句地說道:“錢,幫我籌錢,越多越好,到了上海是要花錢的。”
這顯然是一筆交易。北伐的宗旨就是要打倒列強、扶助農工,可蔣介石現在管不了這麼多原則了,在權力與原則之間,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前者。
事實上,早在1926年初,英國外交部就曾針對中國北伐戰爭的對策問題組織過討論,駐華使領館官員、海陸軍http://
指揮官、港英當局紛紛獻計獻策,提供了使用武力、國際封鎖、援助北方軍閥、向蘇聯施加壓力、懷柔等五種可供選擇的方案。論證結果認為:前兩種方案後患無窮,適得其反,也難以取得其他列強的支持;第三種方案的困難在於找不到英國中意的鐵腕人物;第四種方案不會有什麼成效;只有最後一招懷柔似乎可行,並富有“建設性”。【12】
不懷柔的辦法以前也用過。1925年,港英方面就公開用軍火和現款供給國民黨內部軍閥陳炯明起兵反叛國民政府。結果,陳炯明叛亂被鎮壓,用金盧布武裝起來的北伐軍,又基本打垮了原本由國際銀行家扶植的北洋各系軍閥。這些北洋軍閥垮得速度之快,讓他們的後臺老闆們瞠目結舌、手忙腳亂。擺在帝國主義面前最大的問題就是,新的代理人在哪里?
這時,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就成為可以培養的上佳人選。然而,中國政局實在太過撲朔迷離,一向對投資方向判斷準確的倫敦金融城和美國華爾街,這時也是一個頭兩個大,這個蔣介石到底靠不靠譜呢?萬一這位仁兄拿了錢不辦事或者辦事不力怎麼辦?為了摸蔣介石的底,美國政府甚至派專人查閱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檔案中關於蔣介石的犯罪記錄。【13】
但只是側面調查顯然還遠遠不夠,必須當面鑼對面鼓地談清楚心裏才有底。於是才有了大買辦虞洽卿跑到南昌親自“面試”蔣介石。在初步摸到蔣介石的底牌之後,虞洽卿又於1927年2月到南昌“復試”蔣介石。這一次達成了秘密協定:蔣介石到上海、南京後,即可獲得貸款6000萬大洋,條件是蔣介石要納出“投名狀”——動刀子****。【14】
6000萬大洋的誘惑!
當時,北京一套四合院也就200個大洋!蘇聯人在1924~1927年的3年間給國民黨投了3000萬金盧布,約合2700萬大洋,就幾乎打贏了北伐戰爭。
這可是6000萬大洋啊。沒說的,幹!蔣介石要對共產黨動刀子了。
蘇聯三年的心血,3000萬金盧布的投資,在虞洽卿與蔣介石的兩次會面下煙消雲散了。當然,這不是因為虞洽卿個人的能量有多麼了不得,更不是因為虞洽卿與蔣介石的私交有多麼深厚,而是因為虞洽卿背後所代表的勢力,比蘇聯更有錢,比蔣介石更怕共產黨。
蔣介石終於抱上了一條更粗的大腿!
虞洽卿與蔣介石:不得不說…
虞洽卿是上海灘的風雲人物,名副其實的金融大佬。此公乃荷蘭銀行的買辦,同時還經營著錢莊、投資銀行,興辦航運公司,結交三教九流,連黃金榮、杜月笙都要尊他一聲前輩,就連租界裏的洋人都讓他三分。
荷蘭銀行在國際銀行家版圖中的地位非常特殊,其創辦人是老牌猶太銀行家族孟德輝家族。孟德輝、沙遜和羅斯柴爾德同屬於塞法迪猶太人。15世紀90年代,西班牙興起反猶浪潮,羅斯柴爾德家族流亡德意志從事老本行,後來成為德意志王室的宮廷銀行家;沙遜則去了中東地區,成為巴格達的首席財政官;孟德輝家族則逃往荷蘭,發起創建了荷蘭銀行和荷蘭東印度公司。1640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後,孟德輝又進軍倫敦金融城,參與創建了英格蘭銀行和英國東印度公司。到維多利亞時代,被稱為“女王最喜歡的猶太人”,成為英國王室最信賴的宮廷銀行家。1812年,孟德輝與羅斯柴爾德家族聯姻,並為羅斯柴爾德家族操盤股票投資,兩家結成血濃於水的同盟關係。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羅家在歐洲大陸的全部投資,都由孟家的荷蘭銀行代為打理。直到今天,羅家在中國香港的辦事處仍以“荷蘭銀行-羅斯柴爾德”命名。
虞洽卿就是為這樣一個銀行家族整整效力了30年,勤勤懇懇,盡職盡責,以致對中國風俗一無所知的荷蘭女王為了表彰其功績,特地御賜王室座鐘一架。
最早由虞洽卿發起創辦的「上海總商會」,擁有著自己的武裝力量,在辛亥革命光復上海的戰役中,發揮了主力軍的作用。當時,這支商團武裝一鼓作氣攻下上海道縣公署,接著又攻佔了江南製造局。虞洽卿控制下的上海總商會,還為隨後成立的同盟會滬軍都督府墊銀180萬兩,籌措款項共計300萬兩之巨。
1916年底,頗具經濟頭腦的孫中山為了籌措革命經費,與虞洽卿等人商議在上海創設證券物品交易所,經營證券、花紗、金銀、雜糧、皮毛等,並向北洋政府農商部提出申請。然而北洋軍閥對“孫大炮”心有餘悸,神經過敏,以致“逢孫必反”,拒絕批准,再加上當時的經濟不景氣,此事就擱置了下來。
後來,將此事接著往下推進的就是蔣介石。
蔣介石早年追隨上海同盟會領導人陳其美進行反清革命,在同盟會攻打清軍固守的江南製造局時,蔣介石跟陳其美一同扛過槍,是戰場上共同拼殺出來的過命的交情,後來兩人成了磕頭的把兄弟。陳其美是孫中山的頭號心腹,革命成功之後,陳其美出任上海督軍。虞洽卿在陳其美那裏擔任財政顧問,為維持其運作,籌措過大筆糧餉。蔣介石由於跟陳其美的特殊關係,也跟虞洽卿打得火熱。後來陳其美被刺身亡,蔣介石頓時失去了靠山。
孫中山用證券交易所來籌集革命經費的思路還是很有見地的,革命與戰爭都需要用錢,而且需要很多錢。當蔣介石接受組織委任繼續推進交易所時,頓時覺得找到了事業的方向。他先與上海督軍府的故交戴季陶、陳其美的侄子陳果夫、江浙財閥張靜江等人,在上海組織了一個名叫“協進社”的秘密社團,進行具體組織謀劃工作。然後拉虞洽卿來發動上海商界向北京農商部提出申請,創設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
1920年7月1日,中國第一家綜合性交易所——「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正式開業。理事長為虞洽卿,交易物品為有價證券、棉花、棉紗、布匹、金銀、糧食、油類、皮毛等。當日上海《申報》登出一條廣告:“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54號經紀人陳果夫,鄙人代客買賣證券、棉花,如承委託,竭誠歡迎。事務所:四川路1號3樓80室。電話:交易所54號。”
這家54號經紀人營業所,就是由蔣介石組建的“恒泰號”,具體買賣業務則交由陳果夫操辦。“恒泰號”的營業範圍是代客買賣各種證券及棉紗,資本總額為銀幣3.5萬元,共35股。蔣介石在其中占了4股。後來蔣介石投機生意失敗,被人上門逼債,還是虞洽卿將其介紹給黑社會的頭目黃金榮,拜入黃金榮的門下,由黃金榮出面才清理了債務,並出資供其南下廣州投奔孫中山。
在大革命浪潮的衝擊下,國際銀行家們的頭等大事,就是動員中國買辦階級絞殺中國革命。
1927年3月,上海工人階級在共產黨領導下,舉行了武裝起義解放上海後,英國駐美大使立刻向美國國務卿凱洛格表示:“在那裏(上海)撤退是不可能的,而且我們在通商口岸的地位和權利會全部損失,我們政府考慮以一切力量來保衛作為英國利益集中地的上海租界。我們熱忱歡迎美國在上海、南京文武各方面的協力合作。”【15】
就在1927年3月,為了保衛“(國際銀行家)利益集中地的上海租界”,聚集在上海的英軍有17000多人,日軍4000多人,美軍3500多人,法軍2500多人,連同租界工部局武裝“萬國商團”和巡捕等,帝國主義武裝共達30000多人。
同時,老謀深算的國際銀行家也深知,在被大革命激發出愛國熱情的中國人民面前,簡單粗暴地直接出面干涉,實在是成本高昂,得不償失。要穩定他們在中國的既得利益,還要靠國際銀行家在中國的直接代理人——買辦階級。
而此時中國的買辦階級最大的利益訴求則在於向國際銀行家要權。國際銀行家的在華利益集中在上海公共租界,租界的最高權力當局是租界工部局。由於租界的特殊地位,很多大買辦、江浙財閥都定居在租界,要向工部局照章納稅。然而奴才註定是不能與主子坐在一張桌子上吃飯的,這些大買辦、財閥在工部局裏根本沒有一席之地,“朝中無人”則利益難以得到保障。根據“無代表,不納稅”的資產階級共和原則,這些買辦階級早就心懷不滿了。
1926年3月18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會人員就與上海中國資產階級的大人物們在大華飯店聚餐。按照中國人的傳統,在飯桌上解決問題。這件事稱為“上海歷史中之又一里程碑……此種會議之召集,在本市歷史中尚屬創舉”【16】。工部局的美國董事,代表他的英日同僚致辭稱:“我等乃諸君之東道主,今蒙一班享有如斯盛名之中國縉紳光臨此會,實覺慶倖之至……與我們共聚一堂者乃一群代表人物,彼等均足以規範及指導一龐大及驚人之力量,此種力量即世人所知之輿論是也。”【17】
在餐會做主題演講的工部局董事會主席費信惇,單刀直入主題:面對革命力量的燎原之勢,“想出對付手段”是必要的。如果要動用武力,可能“很快便招致一個極端嚴重的國際形勢”。“上海工人似乎成了‘第三者’(指中國共產黨)的易欺的犧牲品了,這些‘第三者’誘使他們破壞工廠的安全。那麼,為什麼不利用中國工人階級這種極端的輕信……以謀他們的好處和我們的好處呢?為什麼不建立另一種領導,以區別於他們已經熟悉的領導呢?他們對這一新領導至少要像他們對其他任何領導一樣樂於服從的……我的意思,需要有一些像今晚我們聚首一樣的人士(對他們加以領導)。”
虞洽卿立刻起立致答詞:“我們(指在場華商)通通十分知道這個非常緊張的局勢……我們毫不誇大地說,只須略一撩撥,立即便發生火焰……為了我們彼此共同的利益,我們必須用一切方法防止它(指革命)。”時候不多了,聽天由命是危險的。“我們目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將地方的初步工作與全國及國際規模的共同行動打成一片,使我們的重大問題得到最快和最滿意的解決。”緊接著虞洽卿話鋒一轉,“但坦白說來,我們不想以‘任何代價’得到它。”洋人必須多少承認“種族平等”和“主權”的原則。尤其是此刻,他們應該讓中國資產階級參加上海的行政。
三個星期之後,上海公共租界外國納稅人年會通過華人參加市政一案,上海公共租界董事會破天荒有三位華董參加。此後,虞洽卿本人一直牢牢把持著工部局董事會的一個席位,其他的華董中還包括江浙財閥系的旗艦銀行,浙江興業銀行的常務董事兼總經理徐新六。這顯然是筆交易,上海的中國大資產階級、大買辦和江浙財閥就用這樣的價碼把自己的靈魂出賣給了國際銀行家們。
這樣一個八面玲瓏、手眼通天的虞洽卿,對於急於鎮壓中國革命的國際銀行家來說,正是“面試”蔣介石的合適角色。
“(1927)四一二政變”背後的金融勢力集團
1927年3月26日,蔣介石率領的北伐軍終於開進了上海。蔣介石一到上海就立刻與虞洽卿等人接洽,落實此前達成的交易。虞洽卿馬上牽頭組織了包括上海所有重要銀行、錢莊、銀樓和商業、工業團體在內的上海市商業聯合會,準備為蔣介石融資。
這個聯合會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組織,就是上海銀樓公會,代表人物是席雲生。而洞庭山幫的席家,正是江浙財閥體系中的頂樑柱,在上海的外國銀行、官辦銀行、商辦銀行、錢莊票號與實業商業界,都擁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並編織起一張巨大的人脈關係網。
蘇州洞庭山幫的席家,自1874年席正甫出任滙豐銀行買辦以來,祖孫三代把持著滙豐銀行買辦位置長達半個多世紀,滙豐銀行一切對華業務,包括對上海錢莊票號的拆票業務,對中國政府的政治貸款、鐵路貸款以及對鴉片貿易的墊付銀款業務,都由席家把持的滙豐銀行“買辦間”進行操作。清朝洋務派的高官,從左宗棠、李鴻章到盛宣懷,一旦需要融資,就勢必要求席家幫忙,無一例外成了席家的鐵哥們兒。日常業務中需要經常融資的上海錢莊,更是對席家言聽計從。
席正甫同輩兄弟四人中的另外三人也都不簡單,老大席嘏卿在英國渣打銀行上海分行成立的第二年就進去當了買辦,是該行的元老。老三席縉華曾是英國德豐銀行、華俄道勝銀行買辦。老四被過繼給席家親戚、新沙遜洋行第一任買辦沈二園,並繼任沙遜洋行買辦,人稱“沙遜老四”。
除了給國際銀行家當買辦,席家還利用自己對外國銀行的業務壟斷和政府官員的人脈關係,憑藉自己的雄厚財力,使席家參與創建了中國的官辦銀行體系,如戶部銀行、大清銀行、中國銀行等,並成為主要股東。
可以說,整個上海的金融業,從外資銀行,到官辦銀行,再到民營錢莊、票號,全都在席家的勢力範圍之內。當年席家只是牛刀小試,就將號稱中國首富的胡雪岩斬于馬下。
席氏子弟陸續進入家族的買辦關係網,成為13家外國銀行的買辦,更多的姻親、同鄉、同學也逐漸進入這一體系,一個勢力強大的金融社會關係網路形成了。例如,席正甫的孫子席德柄是宋子文在美國時的同學,席德柄的大哥席德懋,則把女兒嫁給了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席德柄後來擔任國民政府中央造幣廠廠長,席德懋則擔任中國銀行的總經理。
席家選擇了支持蔣介石,就等於國際銀行家對蔣介石投了信任的一票。在中國,屬於蔣介石的時代來臨了。
1927年3月29日,上海商業聯合會的代表團拜訪蔣介石,聲稱只要他和共產黨決裂就給予財政援助。據當時《字林西報》報導,代表團強調“上海立即回復和平與秩序”的重要性,蔣介石做出了“迅即調整勞資關係”的保證。3月31日,虞洽卿與上海商業聯合會牽頭正式成立了“江蘇兼上海財政委員會”,參加委員會的有: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經理陳光甫、“北四行”聯合準備庫副主任錢永銘等大銀行家,以及中國銀行、交通銀行這兩家最大的華資銀行代表,彙集了當時中國金融業幾乎所有的頭面人物和大機構代表。
上海的銀行與錢莊,於4月1日~4日,向蔣介石提供了300萬銀元的財政援助。【18】4月8日,美國駐滬總領事高思,得知江浙財閥已給蔣介石提供了300萬銀元,但條件是,“堅持除非從國民黨中清除共產黨員,否則他們就不再給他支持”【19】。銀行家畢竟是商人中的最高境界,雖然給蔣介石畫了個6000萬大洋的大餅,但事成之前,只能拿到首付,只有把活兒幹漂亮了,才會接著給。
蔣介石拿到這筆錢後僅一周,就發動了震驚世界的“四一二”政變!屠殺了大批共產黨員、工人、農民和左翼人士。
蔣介石提出了對共產黨人“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的血腥口號,銀行家覺得很“給力”,馬上又向蔣介石提供了700萬銀元【20】。一時間,大江南北,直殺得人頭滾滾,血流成河!蔣介石用一大批共產黨人的頭顱,為自己投靠國際銀行家勢力集團繳納了一張血淋淋的“投名狀”!
蔣介石的“再融資”
此時完成“項目考察”和“一期融資”重任的虞洽卿退居幕後,“蔣介石專案”的投委會主任,換成了江浙財閥中生代的代表陳光甫。陳光甫早年畢業于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回國後不久創辦了在中國金融史上獨樹一幟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從1915年吸收的存款1.8萬銀元起家,到1933年達到存款3330萬銀元的驚人規模,堪稱金融奇才。
另外,陳光甫與孔祥熙、宋子文家族的關係密切。陳光甫在創辦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時候,一共募集到7萬元股本,其中孔祥熙就有1萬銀元的股份,宋家以宋老夫人倪桂珍的名義也投了5000銀元,北伐之前,孔祥熙就多次寫信給陳光甫,邀其南下。有了這層關係,陳光甫儼然成為蔣介石最倚重的銀行家。
陳光甫不辱使命,發動“江蘇兼上海財政委員會”專門替蔣介石承銷公債,為嚴重缺錢的蔣介石進行大規模融資,這就是大名鼎鼎的“江海關二五附稅國庫券”。當時打著“國民革命”旗號的蔣介石政權,為了凸顯其“革命性”,繼承以前廣州、武漢國民政府的政策,在洋人控制的海關關稅5%之上,另行加征2.5%的附加稅,也就是所謂“二五附稅”,以期保護民族工業。當然,在洋人同意之前,這個“二五附稅”還只是一句口號,但是這並不妨°銀行家把這筆“莫須有”的未來收入作為抵押,來發行蔣介石政府的公債。
上海金融界、工商界認購“江海關二五附稅國庫券”,是為了“防範軍閥與共產黨”。他們在政治上,選擇了南京國民政府,並在經濟上支持蔣介石。債券的發行明定還本付息,確立政府債務信用。為了監督發行公債所得資金得到合理運用,江浙財閥還專門成立了“江海關二五附稅國庫券基金保管委員會”,主任由江浙財閥的另一巨頭、浙江實業銀行上海分行總經理李馥蓀擔任。這個基金保管委員會加強了蔣介石和上海金融界、工商界的合作關係。
“江海關二五附稅國庫券”的發行總額為3000萬銀元,月息七厘,從同年7月起,分30個月攤還。這筆公債由上海金融界、工商界及江浙兩省共同負擔,此外加派兩淮鹽商300萬銀元。在所有認購蔣介石政權公債的人士中,江浙財閥占了8成,其中,中國銀行承購的數額最多。【21】
中國銀行的總經理是另一位金融奇才張嘉璈。張嘉璈早年就讀于日本慶應大學,1914年,年僅28歲就當上了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副經理。在張嘉璈的領導下,中國銀行拒絕與北洋政府合作,向江浙財閥各大銀行、交易所、大企業募集股本金近600萬銀元,於1923年買下北洋政府的500萬銀元官股,將北洋政府的股份擠出了中國銀行的體系,使中國銀行的商股占到99%以上,完成了中國銀行的“私有化”。
聲名大振的張嘉璈與上海金融界的實力派人物李馥蓀、陳光甫等人成為莫逆之交。為使上海銀行界同行聯合對外,他發起成立由各行經理參加的星期五聚餐會,藉以交流金融資訊,聯絡感情,交換意見。張嘉璈利用這個聚餐會,廣交朋友,分析各種資訊,傳播科學的經營方式,很快打開了局面,使得這個聚餐會逐漸擴大,後來演變成上海銀行公會。上海銀行公會以三個人為核心,即為蔣介石融資最多的張嘉H,組織融資的總負責人陳光甫和監督資金去向的李馥蓀,三人關係密切,被視為江浙財閥的“三鼎甲”。
1927年4~5月,僅僅兩個月間,蔣介石就獲得了4000萬銀元的融資,大大超過整個國民政府在1924~1927年間從蘇聯獲得的3000萬金盧布的資助。蔣介石的“投機生意”,看來大獲全勝了。
他“剝離”了國民黨內蘇聯和共產黨的“危險資產”,拉來了規模更大、更有背景的風險投資——江浙財閥及其背後的國際銀行家。然而,他還面臨著巨大的挑戰,那就是依然受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控制的武漢國民政府。
“寧漢合流”背後的“資本重組…
1927年4月9日,上海市總工會委員長、工人糾察隊總指揮汪壽華收到杜月笙派人送來的一份請貼,邀請汪壽華4月11日到杜公館赴宴,有要事相商。汪壽華因為與“青洪幫”常打交道,認為“他們還講義氣”,就決定前去赴約。4月11日晚上8時許,汪壽華來到杜公館後,一陣不祥的預感忽然湧上心頭,杜月笙並沒有出現。周圍逼近的打手,目露殺氣。汪壽華暗叫不妙,轉身想走,已然來不及了。幾個打手一擁而上,手法嫺熟地將其打翻在地,乾淨利索地裝進一隻麻袋,塞進汽車運到龍華郊區活埋。
緊接著,12日淩晨3點,杜月笙手下的“青幫”流氓配備了手槍,組成有特定攻擊目標的分隊,穿著有“工”字袖章的工人服裝,乘車沖出“青幫”大本營法租界。同時,幾百名白崇禧部隊的士兵也同樣“偽裝”穿過公共租界,分赴閘北、南市、滬西等處,襲擊了南市工人糾察隊的駐地。二十六軍周鳳岐的部隊在晚上已進駐靠近工人糾察隊集結地和總工會總部的陣地,這時借維持秩序,調節衝突之名,將工人糾察隊強行繳械。
當天中午,上海市總工會發動全市工人總罷工,遊行示威抗議暴行。結果蔣介石的“國民革命軍”開始向遊行“國民”開槍,大屠殺開始了。兩天之內,300名工人被殺,500人被捕,5000人“失蹤”。隨後,在南京、蘇州、無錫、杭州、廣東、常州等地發生大規模血腥鎮壓,大約25000名共產黨人和左翼人士被屠殺。全中國的人都知道了,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公然“背叛”了國民革命。
消息傳到武漢國民政府,立刻引發了一場政治大地震。武漢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以“國民黨中央”的名義,宣佈立刻解除蔣介石的一切職務,開除其國民黨黨籍,並下達通緝令,捉拿蔣介石。這時的“武漢國民政府”面臨著一個重大戰略抉擇:要麼繼續北伐,消滅依然盤踞在黃河流域和華北、東北的北洋軍閥;要麼東征討蔣,國民革命將面臨分裂。
武漢政府下屬的實力派軍人們,比如唐生智、張發奎,大都與蔣介石存在派系矛盾,因而力主東征討蔣,希望趁機除掉蔣介石,吞併中國最富庶的江浙地區。而蘇聯的政治顧問鮑羅廷和中共領導人陳獨秀、周恩來則主張繼續北伐,待打倒北洋軍閥後,再掉轉槍口收拾蔣介石。
鮑羅廷認為:“我們現有的兵力不可能東進……東進不僅將促使蔣介石與帝國主義乃至北方軍閥公開結盟,而且我們將會被打倒和消滅。”【22】
鮑羅廷的顧慮是有道理的。
就軍事形勢而言,武漢政府處於四面楚歌的不利境地。北面是雖敗未垮的直系軍閥和實力依舊強勁的奉系軍閥,東面最富庶的省份被蔣介石及其同盟桂系李宗仁的軍隊所佔領,南面兩廣則是被桂系和親蔣的李濟深所把持,上述這些敵人都在磨刀霍霍,隨時準備撲上來。而武漢政府統帥下的軍隊,大都是出於一些現實考慮才站在武漢政府一邊,他們或是需要武漢政府的糧餉供給,或是因為與蔣存在派系矛盾和野心衝突,但事實上,他們大都認同蔣介石的反共“清黨”,只要“價錢談攏”,隨時可以像蔣介石一樣“出賣革命”。真正能夠與武漢政府同呼吸、共命運的只有葉挺的一個師。
至於經濟形勢,那就更加困難了。事實上,武漢方面也在爭取上海金融界與工商界的支持。武漢國民政府曾於3月27日特派財政部長宋子文到上海,全權辦理財政事宜,電令所有江蘇、浙江兩省財政均歸其主持,凡一切稅務及向中國商界銀行籌款事宜,必須由財政部長統一管理。【23】宋子文於3月29日抵達上海,第二天即和蔣介石協商統一江浙財政事宜。然蔣介石已先一步和上海金融界與工商界建立關係。31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建立了“江蘇兼上海財政委員會”,由上海金融界大佬負責具體事務。結果,宋子文到上海後,工作竟一時無法展開。
“四一二政變“之後,蔣介石對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徹底翻臉,宋子文的人身安全都一度受到威脅,更遑論為武漢政府融資了。最後連宋子文本人也被孔祥熙、宋靄齡夫婦策反,投靠了蔣介石。
隨後,蔣介石於4月18日正式建立“南京國民政府”,開始公開否認“武漢政府”,進而於28日發出公告,聲明將與列強一起對武漢實施經濟封鎖。把持著中國金融命脈的“江浙財閥”已經一屁股坐到了蔣介石一邊,切斷了對“武漢國民政府”的一切融資管道,上海的銀行、錢莊、票號全部停止向武漢匯款,坐等武漢政府倒臺。
此時武漢的物價已經上漲到天文數字,武漢政府所發行的各種幣券、信用一落千丈。政府每月收入不過150萬銀元,支出竟達1300萬銀元!全市失業人口及家屬已超過總人數的1/3,加上各省前來投奔武漢的革命者、避難者,以及幾次戰役的傷兵數萬人,整個武漢政府已經到了四面楚歌、風雨飄搖的危急時刻。
武漢方面,不管是蘇聯、中共,還是汪精衛,事實上都把寶押在了北方馮玉祥的國民軍身上。
馮玉祥是一位典型的燕趙壯士,初時是在外國傳教士的懷抱裏教養長大的,在成為軍閥後,他命全軍受洗信教,以基督教讚美歌為所部軍歌,以基督教教條為藍圖制定軍規,因而被世界輿論稱為“基督將軍”。然而,這位基督將軍卻憑藉善變和對時機恰到好處地拿捏,獲取了西北的地盤。1924年,他發現蘇聯人很慷慨地拿東西補助他人,便投奔了蘇聯的懷抱。
現在,馮玉祥在1600萬金盧布和軍火的培植下,雄踞潼關,虎視中原,靜候在中國政治天平發生傾斜的關鍵時刻,投注自己的籌碼。
這一天很快就到來了。
1927年6月,馮玉祥與汪精衛舉行鄭州會議。在會上,汪精衛列舉了蔣介石的種種惡行,企圖說服馮玉祥反蔣。開出的價碼是,以武漢國民政府的名義把河南、陝西和甘肅三省的黨政軍大權全部交給他。馮玉祥當然不傻,上述三地已經在馮玉祥國民軍的實際控制之下,汪精衛的價碼等於只是事後加以背書,馮玉祥並沒撈到什麼實際好處。看來在汪精衛那裏是榨不出什麼油水了,那就擠擠蔣介石這塊老橘子皮,看能不能擰出些許橘汁來。
於是鄭州會議結束僅僅一周,馮玉祥就於6月20日與蔣介石舉行了徐州會議。在會上,蔣介石敦促馮玉祥歸順南京國民政府,並厲行反共“清黨”。蔣介石開出的價碼是,從1927年7月起,每個月給馮玉祥所部250萬銀元的津貼。會議結束後,蔣介石立刻返回上海落實這筆款子。英國駐上海總領事巴爾敦爵士在6月30日的報告中說,在6月份的最後兩個星期,上海曾出現一次大規模的集資活動。他推測這正是為了執行蔣介石資助馮玉祥,以取得馮玉祥的支持,反對武漢國民政府的徐州協定。【24】
獲得“江浙財閥”支持的蔣介石果然出手不凡,每個月250萬銀元的數額遠遠超過了武漢能夠開出的價碼。每個月250萬銀元!這就像是有人在馮玉祥面前念出了“芝麻開門”的咒語,一個巨大到超乎想像的寶藏出現在馮玉祥眼前。馮玉祥不假思索,立刻決定扔掉金盧布,義無反顧地撲向蔣介石剛剛抱上的那條大粗腿。於是,馮玉祥對蔣介石開出的條件照單全收,還同意利用他的影響,迫使武漢政府把蘇聯人送回蘇聯,“清洗”共產黨人,說服武漢國民黨人到南京,重新統一全黨,組成統一的國民政府。6月21日,馮玉祥就向武漢的汪精衛和譚延闓發了一份最後通牒式的電報。
此時的汪精衛正十分窩火。原來,6月1日,共產國際派來的代表羅易,帶著一份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關於中國問題之決議》(即“五月指示”)來到武漢。沒過幾天,羅易就以“欽差大臣”的身份把這份決議向汪精衛做了傳達。這份共產國際的決議大意如下:
•堅決主張自下而上地實行土地改革,但必須同過火行為作鬥爭,不要觸及軍官和士兵的土地,要對手工業者、商人和小地主做出讓步;
•動員兩萬共產黨員和兩湖地區五萬革命工農,組建自己的軍隊;
•從下層吸收新的工農領導人加入國民黨中央,改變國民黨目前的構成。有舊思想的一律驅逐;
•成立以著名國民黨人和非共產黨人為首的革命軍事法庭,懲辦反動軍官。
這不是國共合作,史達林這是要汪精衛徹底向共產黨投降。汪精衛看罷強壓了壓火氣,居然還是進行了討價還價。他提出要蘇聯提供1500萬金盧布貸款,而莫斯科同意提供的援助金額只有200萬金盧布。史達林做得太過分了,既要人賣身,又不肯給足賣身錢,是誰都會翻臉。
這時,汪精衛接到馮玉祥敦促他清黨反共的電報,倒真是正中下懷。
緊接著,前幾個月留在上海的武漢政府財政部長宋子文,在7月12日突然回到漢口,帶著蔣介石的信,在汪精衛家中與汪舉行了多輪私下會談。
三天之後,武漢國民政府發動了反革命政變,在“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的口號之下,大批共產黨人和左翼人士倒在了屠刀之下。
清洗完“共黨分子”之後,武漢、南京兩個國民政府的原則矛盾已經解決,“寧漢合流”只是時間問題。在寧漢鬥爭中取得決定性勝利的蔣介石,似乎要順理成章地成為新政府的領袖。然而令所有人都大跌眼鏡的是,蔣介石卻在武漢“分共”之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下臺了。
如此詭異的中國政局,難怪連長于“風險投資”的大英帝國外交部都對雲譎波詭的中國政局摸不著頭腦。
然而答案其實很簡單,中國有一句古語:“鳥盡弓藏,兔死狗烹。”只不過這次的“弓”和“狗”成了蔣介石,要“藏弓烹狗”的人則是江浙財閥。
財閥董事會炒掉了胡鬧的CEO
對於江浙財閥而言,蔣介石的原罪就是,“胃口太大”而“吃相太難看”。
蔣介石在“四一二政變“之後並不輕鬆,”清洗“掉沒有武裝的共產黨,只是正餐開始前的“開胃甜點”。組成南京國民政府之後,既要維持國家機器的運轉,又要對付武漢國民政府,還要提防北面的北洋軍閥,方方面面,哪一樣少了錢都不行。
然而江浙財閥作為資本家是要算投資收益的。前期融資那是共產黨來勢兇猛給逼的,不出點血大家都得玩兒完。現在好不容易鬆了一口氣,蔣介石的胃口卻越來越大,這就超出了財閥們的預算,大家都開始從挺蔣的位置上往後縮。
江浙財閥這一縮不要緊,蔣介石立刻就翻了白眼,這不是卡我的脖子麼!敬酒不吃吃罰酒,好說不行就得來硬的。於是蔣介石把對付共產黨和工會的那一套拿出來對付資本家。
1927年5月14日,住在法租界的一個顏料商的兒子以反革命罪被逮捕,在這個顏料商答應向國家“捐獻”20萬銀元以後,他的兒子就在5月19日獲得釋放。棉紗、麵粉大王榮宗敬,被以“奸商並曾資助軍閥”的罪名逮捕,蔣介石親自下令沒收榮家在無錫的麵粉廠,在榮宗敬捐款25萬銀元給蔣政權後,這個罪名就被取消了。先施公司經理歐炳光的3歲兒子被綁架,綁匪要求他給黨國事業“捐款”50萬銀元。蔣介石採用這種“綁票”和“綁票預期”相結合的手段向資本家勒索錢財的實際結果,根據美國駐滬領事的說法,“是有錢階級中的一種確確實實的恐怖統治……商人和紳士階層的態度,正在不斷地發展成對肆無忌憚地橫徵暴斂、給他們造成極大苦難的國民黨的反對力量”【25】。一位元在中國的澳大利亞觀察家查普曼報導說:“有錢的中國人可能在他們的家裏被逮捕,或者在馬路上神秘地失蹤……大富翁竟被當作‘共產黨員’遭到逮捕!……據估計,蔣介石用這種手段共籌集到50萬美元資金,近代上海在任何政權下都不曾經歷過這樣的恐怖統治。”【26】
蔣介石這套打法跟希特勒後來的套路幾乎一模一樣。幾年後,希特勒也是拿著華爾街的“風投”上了“創業板”。一統德意志江山後,轉過頭來就發動對英法的戰爭,狠咬了國際銀行家們一口,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人,居然還坐過蓋世太保的黑牢。對於蔣介石和希特勒這種政治強人來說,鞏固權力是最高的行事原則,至於其他的一切都在其次。不管是銀行家還是工人階級,只要能為己所用,那就不妨替他們打打工,各取所需;一旦形勢變化,翻臉比翻書都快。
上海灘的大亨們真的很生氣,後果真的很嚴重。大亨們認為,蔣介石實在是沒有擺正自己的位置,我們給你錢,是要你給我們打工的。如今你羽翼未豐,就如此囂張跋扈,不按規矩出牌,以後真成了氣候那還了得!
這種危險分子是一定要做掉的。之所以遲遲不動手,完全是因為上海灘的大門之外還有一個親共的武漢政府,外部壓力還未徹底解除,對蔣介石還不得不有所容忍。等到汪精衛在武漢也對共產黨動了刀子,那就沒什麼可顧忌的了。
於是,蔣介石下臺進入倒計時。
事實上,這個七拼八湊起來的南京國民政府也不是鐵板一塊。以李宗仁和白崇禧為首的桂系,與蔣介石的黃埔系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利益衝突。甚至何應欽對蔣介石的支持也是不可靠的。蔣介石的專橫跋扈為他自己樹立了過多的政敵,而他本人卻全然陶醉在勝利的喜悅之中。
正在這個微妙的時刻,蔣介石的軍隊在二次北伐中,被奉系軍閥的部隊打得大敗,連華東重鎮徐州都丟了。上海、南京一度告急,蔣介石的威信一落千丈。南京政府內部的桂系力量趁機開始逼宮,談判合併事宜的武漢汪精衛當局,也一再堅持武漢政府遷往南京的前提條件是蔣介石本人必須下臺,國民黨內的廣東元老系和擁護孫中山兒子孫科的“太子派”也聯合起來逼蔣下野。而且儘管在上海進行“黑幫式勒索性”的籌款,但由於軍費開支浩大,因此南京政府在財政上仍然是入不敷出。蔣介石當了家才知道柴米貴,一時又沒了江浙財閥的支持,只能望著爛攤子束手無策。
蔣介石此時方才明白,統治一個國家與推翻一個政權是有區別的,他不能再像以前那樣玩流氓手段了。
蔣介石畢竟是個相當聰明的人,與其這樣硬扛著,不如急流勇退,把別人架到前臺的火爐子上烤,等大家都烤得受不了了,再回來接盤。
於是,1927年8月12日,在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蔣介石提出他要辭去總司令之職,並把南京防務交給其他將領,隨後離開南京前往上海。蔣介石的引退聲明在8月13日發表,8月14日正式下野。緊接著,武漢政府於8月19日宣佈遷往南京,汪精衛也在9月初抵達南京,寧漢正式複合,是為“寧漢合流”。
蔣介石終於上了“創業板”
看到勝利果實就這麼被人竊取,蔣介石品味著苦澀的味道,痛定思痛,做了深刻反思。要想重回中國政治舞臺的中心,就一定要爭取到控制著中國金融力量的江浙財閥的金錢支持。雖然汪精衛、李宗仁之輩暫時得逞一時,然而,他確信只有自己才有問鼎中原的實力和手腕,江浙財閥早晚會認清到底誰才是中國未來真正的“真命天子”。當務之急是要重新獲得“資本市場”的認同,想辦法重新申請“IPO”。
爭取江浙財閥支持的關鍵是要打消他們的疑慮,令他們從內心深處認同蔣介石是“自己人”,而要做到這一點,最好的辦法就是“聯姻”,把自己跟江浙財閥用姻親關係緊緊地拴在一起。他要發動一場攻勢,一場贏取美人芳心的攻勢,這場攻勢的戰略價值將不亞於任何一場真正的戰爭。
他的目標就是宋美齡。
當時,宋家老夫人倪桂珍正在日本療養,為了追求宋美齡,蔣介石於9月28日前往日本,取得宋老夫人同意,讓他同宋美齡結婚。這樣,他就與孫中山(宋慶齡)、宋子文和孔祥熙(宋靄齡)都有了姻親關係。而宋家與江浙財閥和代表國際銀行家在華利益的中國大買辦階級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繫。
上海大買辦家族、洞庭山幫席正甫的孫子席德柄是宋子文在美國求學時的同學,他的大哥席德懋則把女兒嫁給了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而宋家在江浙財閥大銀行家陳光甫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中持有大量的股份。
宋家自己就是做美國資本的中國買辦發家的。宋氏家族開創人宋嘉樹從小在美國長大,受過完整的美國教會教育,是個虔誠的基督徒。宋家的幾個兄弟姐妹都畢業于美國大學,宋子文本人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後即在華爾街商業銀行打過工。宋靄齡的丈夫孔祥熙也在美國受過教育,還曾經是美孚石油公司華北區的總代理。這一家人貨真價實地與美國資本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至於蔣介石與宋美齡的聯姻,當時中國媒體報導這樁政治婚姻的通欄大標題說得準確,“蔣宋聯姻,‘中美’合作”(蔣中正、宋美齡)。
這是“中國買辦財團”與“軍事獨裁者”的“完美結合”。
正當蔣介石忙著注入“新資產”之時,“寧漢合流”後的新國民政府已經快揭不開鍋了。
新政府的財政部長、國民黨內“太子派”首領孫科,並沒有蔣介石的籌款能力,蔣介石在位的時候,每月的預算為2000萬銀元,而孫科完全無法籌集到這個數字。直到1927年10月,他只籌到800萬銀元,政府運轉陷入癱瘓,軍隊領不到軍餉而拒不領命。情急之下,孫科也有樣學樣,他在10月1日再次發行“江海關二五附稅國庫券”,金額比蔣介石的3000萬銀元還多1000萬,達到4000萬銀元之巨!
為了發動江浙財閥認購其公債,孫科還召集虞洽卿等財界頭面人物開會,動員大家認購,結果反應平?。上海錢莊從1927年4月1日到7月16日,曾給蔣介石貸款560萬銀元,但是,當孫科在10月26日要求上海錢莊認購50萬銀元二五附稅國庫券時,只募得34萬銀元【27】。
沒有江浙財閥的支持,新政府實際上已經難以為繼。
此時的江浙財閥,已經對汪精衛、孫科、李宗仁這批人的執行力相當失望,靠這批人能打得過北方的軍閥嗎?大佬們開始觀望,也許與他們變成了“一家人”的蔣介石更能勝任一統江湖的大任。
很快,新政府內部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軍隊,就跟唐生智的湘系軍隊,為了權力鬥爭爆發了內戰,雖然桂系軍隊打敗了唐生智,但是雙方損失極大,實際上已無力再戰。
這時,國民黨內的親蔣力量趁機要求蔣介石重新執政以收拾殘局,江浙財閥已將蔣介石視為“圈內人”,再加上他們也自信通過上一次的“資本重組”,蔣介石應該受到了足夠的教訓,他應該會上道的。
於是,1928年1月4日,蔣介石從上海抵達南京,主持大局。1月9日,蔣介石正式通電全國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一職,接著又擔任了軍事委員會主席、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等最高職務。
從下野到重掌大權僅僅過去了116天。
汪精衛政府使盡吃奶的力氣也賣不動的4000萬銀元公債,等到蔣介石一上臺,在財政部長兼央行行長宋子文的統籌安排下,江浙財閥很快就認購一空。有了江浙財閥的重新支持,蔣介石這回終於坐穩了江山。作為回報,江浙財閥也指望蔣介石能竭盡全力為他們服務。
然而他們忘記了一個“軍事獨裁者”的本性。這種人是絕不會甘心受制於人的,他一定要想方設法來控制任何想控制他的人或者組織。克倫威爾是這樣,拿破崙是這樣,希特勒是這樣,蔣介石也不例外。
不過,蔣介石暫時還必須依靠銀行家的錢袋子。因為蔣介石正面臨著最令他頭痛的勁敵的反抗,這些人就是他竭盡全力想要“根除”的共產黨人。
就在“四一二政變“後不久,被蔣介石的屠刀殺得血流成河的共產黨人,也開始拿起了武器。
1927年8月1日,共產黨人在南昌起義了。蔣介石的噩夢拉開了序幕。
節錄自 宋鴻兵 <貨幣戰爭3>:金融高邊疆
第三章 四一二政變:蔣介石的投名狀
讚讚
張學良談國民黨為什麼輸給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已經走過了90年的風雨歷程,站在今天的時間點上,回望這90年,值得總結、回憶、探討和深思的事情,可謂數不勝數,但有一個話題,長期以來海內外政界和學術界聚論不已,這就是:當年國民黨為什麼打不過共產黨?
近年來,筆者在整理張學良口述史料過程中發現,張學良圍繞這一話題從國共兩黨比較的角度談了許多看法,比許多人談得具體、生動、深刻,從中可以看出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各自特點。
張學良雖然說自己的生命到36歲就結束了,但他從1925年認識孫中山起,就開始和國民黨打交道;從1934年任鄂豫皖“剿匪”副總司令開始,就和共產黨打仗,對共產黨和國民黨的軍隊都有較深的瞭解。他和國共兩党領袖人物也都有過較深的交往,支持過蔣介石也扣押過蔣介石,又和周恩來親密接觸過,直到晚年敬佩之情仍難以磨滅。正因張學良具有不同常人的經歷和地位,決定他談國民黨為什麼打不過共產黨,有其特殊的價值和重要意義。
國民黨缺乏信仰,共產黨甚至每個兵完全是一個思想——共產主義
歷史證明,一個信仰堅定的黨,一定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和統一的思想,共同的目標使四面八方的人走到一起,統一的思想使走到一起的人從此不再分開,而且使更多的人不斷地被影響、吸納,從而使這個黨由小變大,由弱變強。而一個沒有共同目標和缺乏統一信仰的政黨終究是沒有前途的,它會使已經走到一起的人散向四面八方,即使它暫時是強大的,也會因共同目標的模糊和信仰的不統一而由大變小,由強變弱。張學良在分析國民黨打不過共產黨的原因時,對此有著深刻的論述。
一是國民黨沒有“中心思想”,缺乏的信仰。
他說國民黨“打不過共產黨的原因,也就是沒有中心思想”。國民黨雖一直高唱信仰三民主義,也向他的黨員採取各種方法灌輸,而張學良認為:“所謂信仰是從內心發出來的,屬於自個兒的……信仰不是旁人給你加上的。”只靠硬性灌輸是不能使黨員樹立起信仰的。“那三民主義,真正的”三民主義“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可以說多數人不知道。背總理遺囑,就在那兒背,他的真正徹底的意思在什麼地方?誰也沒有深刻地研究。”就像“中國的老太婆子,整天嘟嘟囔囔‘阿彌陀佛’,你問她‘阿彌陀佛’什麼意思,她不知道。”
二是沒有國家思想。
國民黨的軍隊沒有中心思想,那它靠什麼來維繫呢?
張學良指出,國民黨的軍隊靠“彼此的感情”維繫。“彼此的感情並不是指兵啊,是指那軍官吶。兵都是招來、募來的。那勇敢點的,就是帶兵的,就是軍官。”“等於義氣用事,你是好漢,我就跟你,你不行了,我還可以跟別人。”國民黨的軍隊“都是自保,他投靠誰,也不是對誰傾心……換句話,有奶便是娘。誰給他奶,誰就是娘。誰拉他一把,給他倆錢,給他個官,他就跑誰那去了。今天他幫著你,明天假如那邊給他拉一拉,他就跑那邊去了。”“根本沒有什麼國家的思想。”所以國民黨軍隊,包括中央軍“都是雇傭兵,少數的人是團結的,多數人是雇傭兵,今天我可以在你這當兵,明天我也可以到別處去當兵。國民黨和共產黨的不同之點在這。所以我跟蔣先生講,我們打不過他(們),固然他(們)人少,我們人多,但他(們)團結,我們是個(盤)散沙。”
三是蔣介石的中心思想就是唯我的利益獨尊。
“人家批評他(蔣介石),說他是”買辦政治“。他確實是這樣──投機,就是我能利用我就利用。
你要說他有沒有中心思想?沒有的。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我”(蔣幫;蔣軍),就是他自己。我怎麼能得這個權益,我就得。原來我對蔣先生很尊重的,後來就不尊重了,不尊重的原因因為他是完全的自我主義。他就是唯我的利益獨尊。”
與國民黨正好相反的是共產黨,共產黨“完全是黨的主義,守著黨”,“共產黨有目的,他相信共產主義,所以他能成功……共產黨,紅軍,他們確實有他們的信仰,共產黨信仰他的主義。信仰就是力量啊。”
張學良非常佩服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那所謂的二萬里長征,幾萬里長征,(紅軍士兵)被包圍,沒有吃的,那麼苦哇,可是他(們)還在一塊,被打散了,他(們)還回來。當然了,他(們)的領導是共產黨啊……那是共產黨成功了。紅軍經過二萬五千里長途疲憊,還能擊敗東北軍,是值得深思的。我常對我的部下說,我們都是帶兵的,我們問問自己,這萬里長征,你們誰能帶?誰能把軍隊帶成這個樣子?帶得什麼情況下都跟你走?如果換成我們,還不早就把兵都帶沒了?”
張學良經常和他部下討論為什麼打不過共產黨,他的結論是:“主要是共產黨、紅軍信仰他的主義,甚至於每一個兵,完全是一個思想——共產主義,這是第一樣;二一樣,他們經歷了萬里長征,剩下的這些人哪,可以說都是精華呀。也不光是他的官,他的兵也是這樣子。這可受不了呀!”
得民心者得天下,國民黨不得民心,把老百姓逼得都當共產黨了
得民心者得天下,這是千古鐵律,張學良對此體會極深。他說:“九一八以後,無論是學生,還是老百姓,抗日情緒都很高哇。有人說這是受共產黨的鼓動,這話我聽不明白。老百姓的抗日情緒不能說是共產黨鼓動的,這得反過來說,是人民自動,共產黨順應。”
張學良認為共產黨之所以能發展壯大,就是因為共產黨順應了民意,並且說到做到。“既然大家都贊成抗日,那我共產黨就去做。共產黨的厲害,就是共產黨能夠看清這事情的趨勢,知道民眾往哪走,他知道了民眾的意思,他就能夠真正去那麼做。”
張學良是個軍人,一生軍事生涯雖短,但他和日本打過仗,又是中國高級將領中跟蘇聯紅軍打過仗的,和北洋軍閥打得更加激烈,和國民黨新軍閥也交過手。他說,打了那麼多的仗,勝敗不論,最不值得的是和紅軍打仗。他晚年一回想起“剿共”戰爭,就感到傷心:“那所謂‘剿匪’,真讓人傷心啊,‘剿匪’的軍隊都實行堅壁清野,這可不是胡說八道。我是在後頭,前頭的軍隊呀,我也出去視察了,歸我管嘛,我一看傷心透了,那房子都給人家燒了,堅壁清野呀!”“事實用不著燒房子,為什麼燒?因為燒了,軍隊可以佔便宜,可以把好東西都拿走啊。”“所以我反對內戰,那內戰真是沒有人性啊。連我到前線去都沒有地方睡覺,房子都被燒了。”
共產黨之所以越剿越多,就是因為國民黨軍隊對老百姓過於殘忍,將老百姓“逼上梁山”:“那時政府真叫不講理,都是自己的人民,你怎麼能把人民當成俘虜看待呢?你是中國軍隊,怎麼能那樣看待老百姓?你那不是逼著老百姓上山當共產黨嗎?”“那真是把老百姓逼到山上去了,逼得老百姓都當共產黨了,跟共產黨一塊兒和我們鬥爭。那雜牌軍沒有軍餉咱不說,正規軍也是一樣,連燒帶搶啊。老百姓被逼得沒辦法了,只好投奔共產黨,和我們對打,我承認,這是官逼民反!”
老百姓和共產黨站在了一起,國民黨就陷入了被動挨打的汪洋大海之中。張學良說:“‘剿匪’的事歸我管之後,我去各部隊巡察,那才知道,共產黨真厲害呀!你一不小心,他就來襲擊你了。我一個部下,帶著一個營的人,讓共產黨給襲擊了。是這樣的,他出去,好像為什麼事情出去考察去,看見一個老太婆在門口縫鞋呢,她是共產黨的偵探、眼線。我們的軍隊來了,她怎麼辦?在那地上立有一個杆子,她那個門上有個繩子,她一拉門上的繩拴,杆子就倒下來了,共產黨看到了,就知道有軍隊來了。”
張學良舉了許多親身經歷的例子,來說明國民黨軍隊大失民心:“我們的軍隊在那駐紮,一個小孩,十五六歲的小孩跑來玩兒,一邊玩兒,一邊他把我們的軍隊都數了,有多少炮,大概有多少兵,他都給你數了,然後,他跑去向共產黨報告。那共產黨的玩意兒可多了。”“那個劉殿華的軍隊,到一個地方,當地的人給他擺上酒席,放鞭炮表示歡迎,但老百姓在鞭炮裏面藏著炸彈,鞭炮一響,引燃了炸彈,把劉殿華炸死了,軍隊首長都被老百姓炸死了呀。”
面對老百姓,國民黨軍隊束手無策。“他們的這些玩意兒最後我們也都知道了,那你知道了也沒法子呀,你沒法子對付老百姓呀!你上哪兒知道誰是共產黨啊?你也區分不出來呀!老百姓和共產黨都一樣,你怎麼區分?所以你沒法,你總不能看見老百姓就抓起來呀。”“多數老百姓對中央的軍隊,也包括我們這些軍隊不好,恨軍隊,那時候軍隊確實有些做得不對的地方,像堅壁清野之類的,那很多了。所以我跟蔣先生說,為什麼共產黨我們剿不光,就是他得民心,我們不得民心。”“中國的古書上說,天心自我民心,天聽自我民聽。你不得民心,那你就得等著失敗。”“北方的土話說:抖起來是你好運氣,倒楣是你自己找的。”
國民黨把大陸丟了,怎麼丟的?“那是自己找的。不是國民黨把大陸丟了,是大陸人民不要國民黨啦。簡單說,國民黨在大陸時,把大陸看成征服地一樣,沒有想到這是自己的國家,什麼都要,房子、女人、錢,這幫壞蛋。真讓人傷心。”
“任何一件事情的成功與失敗,都有它的來龍去脈。”“所以我跟蔣先生言語衝突,就是這個問題,我說你要想剿滅共產黨,你剿滅不了他們。蔣先生不承認我這個話,他們共產黨怎麼能這樣?怎麼能這樣?因為咱們中國的老百姓,多數支持他。”
國民政府內部的高官們只是爭權奪利,他們都不是為了國家
中原大戰之後,張學良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委員、南京國民政府委員和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委員,但他因軍務在身、下野出洋和身體等原因較少出席會議。1935年11月、12月他出席了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和五屆一中全會,這是他一生中在南京逗留時間最長的一段經歷。在此期間,他對南京政府和國民黨政治、高官素質有了較為深入的瞭解。他說:“我不會外交辭令。開始時我對國民政府有好感。我到南京後,大失所望,看得更多,體會更深,不滿更強烈。國民政府軍隊的作風比老式軍隊還壞,政治比原來的老政客更腐敗。國民政府內部只有四個字:爭權奪利。他們都不是為了國家。”
張學良通過參加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會議,看清了國民黨中央高官們的真實面目:國民黨中央開會“亂七八糟,蔣介石講話新名詞很多,但空洞得很”。“那時候蔣先生講話,最愛說三個詞:死幹、硬幹、快幹。大夥兒也不愛聽,閑得沒事啊,就盡在那兒做打油詩。”“我不曉得誰做的了:‘一生豬狗熊,兩眼財權勢,三是吹拍騙,四為禮義廉。’”一個執政黨中央開會,庸俗到如此程度,那基層如何可想而知。
在南京期間,發生了中央黨部事件,即汪精衛遇刺事件,這件事對張學良刺激尤深。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開幕式那天,與會人員集體照相,“本來大家在外面等著蔣先生出來照相,後來說他不來了,那大家就不等了,就開始照相了。相照完了,大家正要離開時,剛轉身,槍響了。這一打槍,大家‘嘩’的一下子都散了。”“都嚇跑了,連員警都跑了,什麼警衛,那都跑了,就剩下我跟張溥泉(張繼)兩個人了。那真是醜態百出。那兇手都被我和張溥泉抓住了,跑回來的幾個員警還在那掰槍栓呢,掰也掰不開,我說算了吧,現在人都抓住了,你還掰槍栓幹嘛?”“那事兒都完了,員警得清理現場,抓兇手啊,兇手不一定是一個人啊。員警看見一個人在廁所坐著呢,員警就問他:‘你在這幹什麼呢?’那人回答:‘在解手。’員警問:‘解手你怎麼坐在地上啊?’那都嚇得……員警又問:‘你是幹什麼的?’他回答:‘我是中央委員。’‘你叫什麼名字?你怎麼不帶證件呢?’那人說:‘我證件扔馬桶裏了。’他怕刺客知道他是中央委員啊。”
張學良從這件事當中,看到了國民黨失敗的影子:“要緊的時候人都沒了”,“一遇危險,聾子放炮仗——散了”,連中央委員的證件都不敢要了。一個党在這樣一群人領導下,又是處於戰爭年代,失敗也就不足為奇了。
國民黨政策不公,軍隊分成親兒子和乾兒子,把雜牌軍都擠到共產黨那邊去了
眾所周知,在整個民國絕大多數時間裏,國民黨軍隊從人數、裝備、控制的政治和經濟資源等方面來看,都遠遠優於共產黨的軍隊,蔣介石一心想消滅共產黨,可就是消滅不了。原因在哪里?除了國民黨缺乏信仰和不得民心之外,還喪失了軍心。
國民黨是怎麼喪失軍心的?張學良以自己為例,他說:“當年我開始時,我現在可以說,我對中央是忠心耿耿啊,中央說的話,我是完全服從,中央怎麼說,我就怎麼做。後來我發現這不對呀!中央對我不是這麼回事啊!”
第一,當東北軍在“剿共”戰場上被吃掉兩個師之後,張學良發現國民黨中央對中央軍和雜牌軍的政策是不一樣的。1935年末,張學良在南京參加會議期間,陝西前線傳來一個令他震驚的消息,他的兩個師被中國工農紅軍吃掉了。“我那兩個師整個被共產黨打完了,我很痛心。我要補充,沒有。可是死這麼多人的撫恤呢,除了我個人拿出錢來撫恤外,再報中央依‘剿共’陣亡撫恤,但中央分文未撥。那個時候,我有一個營長,‘剿共’時受了傷,他說一句話,把我傷心透了。他說:‘政府給我一個條子,讓我回家去領,我家在東北,我上哪去領?只能流亡要飯去了。’”“這件事使我受刺激非常大。後來,我也公開說了,那個時候中央啊,實在是處置事情不太恰當,完全是一種推諉。因為這事下面起了很大的反感,起了怨望……我們東北人,家都沒了,上哪領撫恤?被打死的人領不到撫恤,受傷的人又不能回原籍……中央很不講理。”
“蔣先生啊,他總有一個意識……總是這是我的,這是他的,分得特別清。這個是我自己親兒子,那個是乾兒子,他不把人看成是平等的。”“比方說那時候中央的事情,後來我發現的,我非常難過。我打仗損失了兩個師,政府啊,不容許我們雜牌軍隊招兵,因為軍隊太多了嘛,他用這種只減不增的方法就不用裁呀。軍隊減員了也不許招兵,全國都不能招,這不能說不對了,政府下的命令,嘿嘿,那麼我們發現,他把我們損失的兩個師的番號給撤銷了,卻暗地裏讓胡宗南招兵。我們不能招兵,胡宗南可以招兵。胡宗南離我們那麼近,我們不會不知道的嘛。親兒子怎麼都行,乾兒子怎麼都不行,那怎麼能行?”
第二,張學良發現蔣介石讓雜牌軍“剿共”是在“一斧兩砍”,借刀殺人。張學良說:“中央讓雜牌軍‘剿共’,中央軍不剿,雜牌軍對中央當然都不滿……因為什麼?這話我今天可以說,但我不希望記錄下來,他就是借刀殺人嘛。”“事情明擺著,誰都明白,這不是讓我們去‘剿共’,等於是讓共軍消滅我們,借刀殺人。那為什麼還打?沒起來反抗,已經很客氣了。”“那孟子說的話一點不錯:‘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你怎麼待人家,人家也怎麼待你……所以這種待人的法子不會成功,只會失敗。”
第三,張學良發現不僅他發現了,幾乎所有雜牌軍,包括共產黨都發現了蔣介石是在“借刀殺人”。“那時中央不是我說,不公平啊!對人家不公平,誰都看得明明白白。那時兩廣是陳濟棠,青海是馬步芳,寧夏是馬鴻逵,新疆那會兒是盛世才,華北是宋哲元、韓複榘,陝西是楊虎城。他們都不打呀!誰也不打,我打什麼?誰都明白了,這等於用外頭的力量來消滅我們。打,你不給我錢,你也不給我彈藥;人打沒了,你也不給我補充,又不許我自個兒招兵,這幹什麼呢?”“誰也不是傻瓜。中央軍可以招兵,我們不可以,槍械損失也不給補充。你政府用這種手段,等於讓雜牌軍自消自滅,一箭射三鳥,他怎麼能真打呢?傻瓜才去打。”“蔣先生利用‘剿共’消滅雜牌軍的這種做法,共產黨當然也明白。共產黨跟雜牌軍也不死乞白咧打,雜牌軍也知道共產黨不真打。”
國民黨中央政策不公,導致“剿共”內戰誰也不真打。“我一想起這內戰,就難過呀。所以西安內戰,我不幹了,說什麼我也不幹了,你跟日本打,我打!你和共產黨打,我不幹,我不打了,我寧可叛變。我那時候也等於叛變,那就是叛變呐。”
蔣介石只用奴才不用人才,共產黨正相反,用人才不用奴才
國民黨的失敗,在張學良看來,敗于黨員信仰的缺失,也敗于民心和軍心的喪失,更敗於黨內的腐化及蔣介石的獨裁。
張學良在晚年做口述歷史時,數次引用王新衡對蔣介石的評價:“他不使喚人才,他使喚奴才。”王新衡對奴才的理解是:“奴才就是聽他話的,讓他高興的人。”張學良對奴才的理解與王新衡略有不同:“我說什麼叫奴才?什麼叫人才?怎麼分辨?人才首先是有一定人格的人,他有良知,有胸懷,這種人不一定你說什麼,他就聽什麼,他不一定給你當奴才。奴才最大特點就是我要你怎麼的,你就怎麼的,只要能得到好處就行。真正做事情的人,他不一定要好處,他是要做事情啊!”奴才沒有人格,不僅聽話,更關鍵的他是為了滿足個人利益才聽話。
“蔣先生不光用奴才,他也聽奴才的。我舉個例子,那時我們開會,研究一個什麼事,陳誠他不咋發言,那我們想他一定是同意了,那蔣先生也不吱聲,這個事情不就等於決定了嘛。顧祝同跟我說:‘張先生,你信不信?今天這個會議決定的事,明天就會推翻。’我當時還不信。他說:‘會後啊,他(陳誠)一定到蔣先生那嘀咕去,你看,明天這個事情一定不是這個樣。”會開完以後,我就去關內去了,有人告訴我說陳誠去蔣先生那了。這我就明白了,顧祝同說得對呀。”“我評論蔣先生,用我們北方話說,蔣先生願意聽小話。你正式跟他說的話,當然他也聽,不是不聽,但抵不過底下嘀嘀咕咕。”
蔣介石喜歡這種會說小話的人,“所以他用陳誠啊,戴笠啊,他喜歡這種人”。這種人圍在蔣介石身邊,那真正的人才就不跟他接近了。“咱們中國不是沒有人才,這些人才都無處投奔呐。社會上的賢哲,都不在政府裏面做事,沒有被運用。”
張學良說蔣介石心胸狹窄,不僅用人專用奴才,而且把自己的權力看得過重。西安事變前,“我和蔣先生我們倆吵得最厲害的一個問題,就是‘安內攘外’的問題。要說西安事變有什麼秘密的話,最大的秘密就是這幾個字。他是先安內後攘外,我是先攘外後安內。……他和我的出發點不同,從個人出發點說,先說我啦,我主要的敵人是日本人,即使共產黨跟我們爭,他還是中國人。他(蔣)認為日本人可以跟他合作,共產黨是他真正的敵人。……我認為共產黨是中國人,他認為在中國能夠奪取他政權的人,只有共產黨。那我就不同了,奪取政權也好,不奪取政權也罷,他(中國共產黨)都是中國人,無論如何都是中國人。換句話,這是我說,你的政權就算共產黨不奪,也許被旁人奪去呢,你能防得了?”
1936年4月9日,張學良和周恩來在膚施(今延安)會談,“周恩來有一段話說得特別有意思,他說呀,固然蔣中正他有他的短處,我們對他不是十分贊成,但是我們為抗日非擁護他不行。所以共產黨這些地方我佩服,他是為了大局呀。他說,蔣先生如果不‘剿共’,領導全國抗日,還得是他”。
抗日戰爭一結束,“蔣先生還是要消滅共產黨。那時候蔣先生手裏有好多的軍隊,包括重武器啊,像杜聿明,全部美式裝備呀。我後來聽張治中跟我講,他說,那時候到東北呀,本來內定是讓他去,可後來陳誠不知在裏面咋鼓搗的,陳誠去了。張治中說,如果我去,不會落到那樣。”張學良的意思是說,蔣介石沒有大局觀念,只用“奴才”不用“人才”。
文/王海晨、楊曉虹
摘自:《百年潮》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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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到死都難以真心懺悔
抗日戰爭五十年後名叫土屋芳雄的日本老兵撰寫了一本回憶錄。
在這本回憶錄裏,他提到一個叫做張永興的中國人。土屋說,這名中國人是東條英機親自點名要求抓捕,並懷柔收買的。
為什麼東條如此小題大做?
因為齊齊哈爾東線情報站負責人張永興及其部下,通過埋暗哨、收垃圾、偽裝旅遊等極其原始的手法,獲知了屬於絕密級的日軍情報——日軍正在東北秘密修建相當堅固的軍事要塞。
在土屋的回憶錄中,張永興、其弟張克興等人被捕,張克興熬不住毒刑拷打,叛變投敵。張永興面對酷刑毫不動搖,但卻被日本人的懷柔政策打動,最終叛國。
張永興的後人聞訊怒不可遏,通過《土屋回憶錄》的翻譯者要跟土屋老鬼子當面對質。時間已經過去五十年,當年的親歷者絕大部分早已作古,唯一有發言權的只有這個老鬼子了。
土屋說,中國人在抗日戰爭中死亡了數百萬人,中國人看待這一事件是帶著仇恨情緒的。中國人沒有親眼看到張永興是被誰殺的,只是因為仇恨才說是張永興沒有叛變。
言下之意是,只有我土屋老鬼子是親身在場的當事人,我說的就是歷史。
土屋太小看中國人,也太小看TG(土共=中共)了。
TG(土共)官方審查張永興烈士的卷宗,提出如下疑問:
1.張永興烈士的情報上線是張放和聞漢章,張放一直活到了解放之後,聞漢章下落不明,兩人均無被捕記錄。如果張永興叛變,為什麼這兩個人安然無事?
2.事件親歷者活到現在的只有土屋老鬼子一個,但同時代的人並沒死絕。有當時被捕關在同一監獄的愛國學生出面,描述了張永興烈士在獄中大義凜然的表現。
3.根據出賣張永興烈士的叛徒在解放後的供詞,張及其弟並未叛變。叛徒後來被日軍釋放,如果張永興叛變,那麼他為什麼會被日本人殺害?
4.關東軍秘密檔案,關憲高第1154號檔,是日本憲兵隊報告東條英機的有關張惠民諜報案的詳細審訊記錄。長達17頁的審訊報告裏,並無一字說到這個被東條親自要求懷柔的諜報奇才,答應跟日本人合作。反而到處都是張永興寧死不屈的表現。
此時,土屋老鬼子才明白,自己面對的是一個有史以來最彪悍的打臉黨。為了不被再打,土屋老鬼子發表聲明,張永興烈士沒有叛變,回憶錄中的文字,“純屬記憶錯誤。”
他還“突然”的回憶起,張永興對他曾說過這樣一段話:“我是一個中國人,就像你們日本人愛你們的國家一樣,我也深愛著自己的祖國。如今,我們的國家正在遭受你們的侵略,我不能做事不管,我為蘇聯工作,是為了挽救自己的祖國,我相信用不了多久,我們就會把你們從中國趕出去。”
陸川導演的《南京南京》(注:背後有日資),由於角川這個人物的存在,我沒有去電影院用銀子支持。網路上對這個片子也爭論得很凶,正方說陸川是為了走向國際市場尤其是日本市場而捏造了角川,是用國恥做噱頭;反方說要跟國際接軌,需要拍這樣的片子,這才是國際主潮流。沒有看過,所以我並沒有怎麼說話。
今天下載來看了看,也許沒有正方說的那麼極端,但我也絕不同意反方的看法。
這是一部製作技術上還不錯,但一開始就在方向上選擇錯誤,心理細節上荒腔走板的電影。以無需加以解釋的屍山血海前,慢條斯理的來剖析劊子手們的其中之一,劊子手們的十萬分之一的人性裂變,捨本逐末一至於斯。
你能想像猶太人會用奧斯維辛的千萬枯骨做代價,去換取希姆萊的救贖嗎?
我知道,殺人的和被殺的都是人,這是這些年西方人影視的愛好。我很遺憾的看到一部大製作的中國影片,義無反顧的沖進這個光暈裏自我陶醉。
可問題在於,你把自己精心打扮得符合他們的審美情趣,連國殤都搭進去,他們真的會愛上你麼? 塔吉克斯坦傾盡全力,拍攝了一部即使在挑剔的中國觀眾眼裏,也可以稱得上史詩級的戰爭電影——《遊牧部落》。這片子,我看到了很多好萊塢的影子。
該片,至今仍默默無聞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裏走出來的猶太人,以六百萬生命為代價明白了一件事—— 他們是魔鬼,每一個毛孔都滲著無辜者鮮血的魔鬼。所以,今日猶太電影裏最過極限,也只敢塑造一個像個人類的納粹國防軍(見《黑皮書》)。對於党衛軍,從不敢越雷池一步。
劃下這條線,絕非猶太人天生比別人刻薄。猶太人是在一聲聲的“放下行李,我們帶你們去工廠工作、脫掉衣服,我們給你們洗澡、吃東西”裏,被他們殺怕了,被他們殺毛了,被他們殺出經驗來了。
猶太人知道,在那些飽含人性的聲音後面,只有7.92毫米子彈和毒氣。
所信者聽也,而聽猶不可信。幾百萬老鬼子裏,土屋算是很難得的坦承自己罪孽的異類,他尚且打了這麼多埋伏,不是我們自己小心謹慎,險些被他玷污了忠烈。
他們還在想方設法的將歷史裏的自己打扮得好看些,別去試著幫他們。
別去試著幫他們!!
把這篇舊作拿出來,不僅僅是針對方正縣的碑文。
那篇碑文我看了,滿紙的羞羞答答不好意思,但暫時膽子也還沒有大到敢幫日本人顛倒黑白的程度。
下午一個歷史白癡在微博上發文,聲稱記得仇恨的國家都是自卑的、不理性的,很不幸的這個白癡連英法百年戰爭都不知道,被線民輪流打臉,俺也跟風上去抽了一嘴巴。
有這麼一股子為方正縣碑文辯護的奇怪邏輯,大致是這樣的:人應該寬容,應該忘記仇恨,所以人必須寬容,必須忘記仇恨,否則你就是自卑,你就是不理性。
所以,方正縣那個羞羞答答的、為侵略者遮羞蓋醜的碑文,才是符合世界潮流的,才是充滿了人性光輝的。
這種邏輯,是拿口腔替代了直腸的放屁功能。
一個被害者,埋了當年侵害他的兇手,這是仁厚。
一個被害者,為當年侵害他的兇手立碑,碑文上還羞羞答答的不敢說出這雜碎是為什麼死的,這就不是仁厚,是犯賤!
從來只有侵略者不好意思的,從來只有侵略者遮遮掩掩的,也從來只有侵略者為自己樹碑立傳的。
如今,反而是被害者來做這些事了?
這TM(他媽的)是叫人性,還是受虐狂?
如果只有這樣的思想才能叫做人性的話,那麼作為一個正正常常的人類,我只有說,去NM(你媽)的這種犯賤的“人性”!
2011-08-05
讚讚
《中國“新洋奴”的十大特徵》
縱觀中國近現代史,大小“洋奴”層出不窮、前赴後繼。它們一貫“冠冕堂皇”地打著“民主、自由、人權”和“反腐敗”的大旗,妄圖“佔據”道德制高點。以獲得根本虛無的合法性與存在價值。用這些“冠冕堂皇”的“名詞”掩飾著它們“出賣”國家和民族利益的“醜惡行徑”。
試問有哪個“洋奴”承認自己是洋奴,連汪精衛都“死也不承認”自己是“賣國賊”,就別人指望這些“貨色”有人性有良知了。所以可以總結的是,長一副人類嘴臉的生物未必就是個真正的人。
用點文字稍做分析,或許對認清它們的“真實面目”有些許助益。
1、無條件“崇拜”西方是它們的信仰
在這一點上它們表現得“非常徹底”。它們“崇尚”和羡慕西方的“民主自由”和富裕,憎恨和厭惡中國的“獨裁專政”和貧瘠,可謂愛恨分明。西方就是好,西方人就是高尚就是優秀,西方就是文明是人類社會的顛峰。中國不僅應該學習,最好被西方“佔領”。這樣就是最原汁原味的西方式制度了,就可以發達了。“可是”香港被英國“佔領”那麼長時間也“沒看”建立個先進的制度啊,最後還是“要等到”2017才普選。
2、自詡為“國際主義”戰士
他們(極多數為唯我獨尊的文明高貴基督教教徒)“沒有”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或者說他們作為一個中國人沒有應有的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美國和日本是民主國家,所以美國和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它們標榜自己是真正的國際主義者。而實質上就是提美國和西方“張目”的美國西方的“代言走狗”罷了。為了讓自己看上去不那麼卑賤,它們選擇“扮演”非常高尚的國際主義者。它們以它們的智商揣度其他人,以為別人會信。面對西方的負面新聞,它們替主人“辯解”道:即使西方有缺點那是神聖民主的小小副作用而已。它們認為美國和西方(主子)“代表”了世界,而它們是“國際主義”戰士,所以美國和西方的國家利益必須得到“徹底維護”。至於美國的民主內涵和西方的民主本質,它們根本不曾去考究。而中國究竟怎樣健康地走向自己的民主之路,它們除了惡毒的“咒駡”和卑劣的攻擊現行政治體系和肆意的“抹黑”國家領導人之外,其餘的它們一概“漠不關心”。
3、它們是“軟骨類”
民族大義和民族氣節是它們“非常厭惡”和“恐懼”的字眼,在它們的字典裏“找不到”這樣的詞。它們旗幟鮮明地“支持”它們各自的“主子”,在他們的“主子”面前“奴顏婢膝”,一副“點頭哈腰”蝦米狀。它們根據自己的人生經歷和教育背景,把西方“描繪”成“天堂”,一旦他人稍有質疑就給別人“扣”被洗腦的“帽子”。連西方人自己都承認自己的社會不完美,你們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卻非要說西方是天堂。當你拿西方人的話質問它們時,它們不免又“讚揚”起自己“主人”的謙虛。它們被西方嚇破了膽,你稍微說點像男人的硬話,它們就出來“扮演”苦口婆心的好人勸你冷靜。要不就是直接給你“扣”極端民族主義的“大帽子”,給你們非洋奴潑冷水“潑髒水”。一般非洋奴就是想“平等”的站直了跟西方說話,這點要求都不能讓中國人實現。可見這幫滿口仁義道德的“惡棍”是何其“無恥”、何其“下賤”!
4、假民主自由,“真軟蛋”洋奴
“民主自由”是它們的“幌子”,“一己私利”是它們的目的。它們甚至可以放聲高歌“有奶便是娘”的“洋奴進行曲”。
因此,它們在美國人和西方人面前“搖尾乞憐”的樣子也就不難理喻了。
它們也用實際行動愛國,但它們愛的“不是”自己的祖國。
你只要“不同意”它們的看法就“血口噴人”你是黨棍黨衛軍,跟它們不一樣就是內奴。自己是“洋奴”,跟它們不一樣就是內奴。
5、 普世價值是它們永遠的“招牌”
“民主自由”是人類社會永恆的主題。曾幾何時也成了“(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們手裏一塊最有效的招牌。它們把它們的產品──出賣國家和民族利益,“巧妙”地貼上了“民主自由”的標籤。對於一少部分缺乏鑒別能力的人,不能說它們的產品沒有一點誘惑力。它們這些雜碎拿著自己認為的金字招牌到處“掛洋頭賣狗肉”。
6、“反腐敗”是它們新的招牌
人民對腐敗現象深惡痛絕,“洋奴”們則覺得有機可乘。所以“(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們也反腐敗,但它們“不是”為了反腐敗而反腐敗。真正的愛國人士反腐敗是為了建立健全的國家機制,使國家加快走向強盛。而“漢奸”們的反腐敗則有著本質上的區別,它們的規律是:
反腐敗——> 反對執政黨——> 反對自己國家——> “吹噓”自己的(主子)宗主國(美國、日本)——> “出賣”自己國家的國家利益給它的宗主國(美國、日本)。
所以,結論是:“洋奴”的反腐敗是為了博取大眾的同情和共鳴,以“掩蓋”它們“出賣”中國國家利益的可恥罪行。本來就事論事,而這些雜碎卻無端將很多“不相干”的事情和人物聯繫到它們“截取”的事實中,“利用”大眾反腐敗的心理宣傳自己的主張。同時還“不斷挑撥”是非“離間”各地各階層。為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做準備,甚至直接“潛伏”個輿論陣地為“洋奴”及其主人搖旗呐喊加油助威。
7、“洋奴”始終處於忐忑不安的尷尬境地
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洋奴”們深知自己的處境,只是由於環境的不同,“現代洋奴”仿佛更加理直氣壯了似的。二戰時的“洋奴”做的是直接對國家利益和人民血淋淋的傷害,是顯性的;“現代(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做的也是直接對中國國家利益和大眾血淋淋的傷害,是“隱性”的。
“(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們惶惶不可終日,惟恐其可恥行徑的暴露。一旦有人觸及其靈魂痛處,它們往往是內心驚恐不安,外表正義凜然拘理力爭,並且馬上將別人冠之以“憤憤”、“專制”、“不民主”“五毛黨”等“大帽子”,加以“醜化”和沒有底線的“不斷攻擊”。甚至有的在極度不安之下病態成“歇斯底里”,它們或“斷章取義”的“狡辯”,或乾脆破口大駡,種種醜態不一而足!它們不斷用誇張的詞語和“栽贓的手段”攻擊污蔑陷害非洋奴,只能說上帝要滅亡它們。於是乎先讓它們瘋狂。
8、“(動態價值觀)洋奴”永遠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選擇性失明”
“洋奴”不是沒有雙眼。和人類一樣,它們也有雙眼。但與普通人不同的是,它們的雙眼有一種“特殊功能”,我給它們的這個“特殊功能”起個名字──“(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選擇性失明”。也就是說它們看待事物都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選擇性(動態價值觀)”的,永遠是從事實中“截取”“自己需要”對自己有利的(一小)部分以期用來增加自己言論觀點的說服力。它們“(封鎖)禁止”任何人“揭穿”它們根本站不住腳的言論,其實這也是“符合”“(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強盜邏輯”的行為。只是它們“表演”的太拙劣,反而讓自己陷入被動。
歐洲每年都“騷亂”而且還死人,可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從來選擇“無視”,選擇“緘默”。你做“洋奴”就做,你為何來說中國不是。
中國不騷亂你說是高壓,中國萬一有了你們就興高采烈爭相圍觀。然後就不斷“放大事實”與根本不相干的東西“牽強附會”的聯繫起來,以便讓自己的“混帳邏輯”更有“欺騙性”。
9、不斷強調中國人身份 還時不時妄圖“代表”“我們”
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雜碎”最讓人不齒的就是明明是個“西方走狗”卻還“裝”自己很愛國。“模仿”魯迅等人的口氣“頤指氣使”驕橫跋扈。你拿它無法辯解的事實去質問,就“狡猾”的“偽裝”成不合你一般見識的老實人。把自己“裝扮”成中國的良心,
你這麼有“良心”,當中國領土被他國竊據的時候你們“怎麼”緘默。那個(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長平“滿嘴”普世價值,為何在中國大使館被它主人炸了的時候“選擇沉默”。
你“平常”不是總要言論自由嗎?怎麼中國人死了你都“不關心”,
你不是尊重人權嗎?生命權難道不是人權嗎?
你質問,他就“逃避”。最後來個不痛不癢的解釋。“以免”別人繼續質問到時候被撕下了好人的“偽裝”露出“洋奴”真容遭人唾棄。
在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的文章裏,有個巨大的驚人相似。就是喜歡“言必稱”我們,總“喜歡”用集體名詞,覺得自己“佔據”道德優勢。“有資格”點評世間的萬物。在公民社會,任何人都是因個體而存在,總是“鼓吹”西方那一套,卻連這個(最基本的普世邏輯)都“不清楚”。你就是你,你就代表你。沒有合法的他人授權你有“資格”代表誰?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自己覺得用這樣的口氣可以“欺騙大眾”讓大眾陷入自己設計好的“圈套”成為自己“洋奴”陣營中的一員。只能說“洋奴”的主人會很失望的,畢竟西方金融危機了,沒那麼多錢搞崗前培訓了。難怪現今的自由派洋奴自己砸自己招牌。
10、中國有原罪
在“(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心裏,中國做什麼都有罪。
西方可以幹的事情,中國就不可以幹。
西方人排獎牌榜,那是因為西方重數字重調查研究。中國看重獎牌榜就是舉國體制的罪惡造成的扭曲心理。
中國有些項目不錯,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就說都是舉國體制的結果沒什麼。要是說到中國不擅長的專案,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又說那是中國人種不行。
中國的企業不建立工會,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說沒人權。當中國企業建立了工會要求外資企業建立工會時,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說破壞投資環境歧視外國企業。
中國企業出去買資源,“(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說那是有政治目的的非正常行為。哪個汽車不用石油,用石油就叫有特殊目的。外國企業鯨吞中國戰略資源,中國開始管制,這些人又說中國搞保護主義。美國西方甚至印度搞那麼多次貿易保護主義你們(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怎麼緘默呢?難道那些被外國保護主義傷害的中國企業的員工的就業生存權不是人權的一部分嗎?
你要是把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逼急了,“(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就說西方那是(貪婪失敗)民主社會政府要對自己國家負責。難道中國的資源就應該賤賣嗎?中國天生就是劣等嗎?
有的“(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還會說,西方有些不對,但中國不應該學。西方對中國非禮,中國不反抗,難道就一直忍氣吞聲嗎?你如此質問“洋奴”,(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又會說中國。
總之就一條“原則”,西方“特殊”、中國有罪。
中國這個罪還是“原罪”,是永遠無法洗刷的。
文/天平居士
2011-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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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學習:
《唯心歷史觀的破產》
中國人之所以應當感謝美國資產階級發言人艾奇遜,不但是因為艾奇遜“明確地供認”了【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替美國打仗殺中國人】這樣一種“事實”,使得中國的先進分子“有證據”地去說服落後分子。
不是嗎?你們看,艾奇遜自己“招認”了,最近數年的這一場使得幾百萬中國人喪失生命的大血戰是美國帝國主義“有計劃地組織”成功的。
中國人之所以應當感謝艾奇遜,又不但因為艾奇遜公開地宣稱,他們要招收中國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分子,組織“美國的第五縱隊”,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因此引起了中國人特別是那些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中國人的注意,大家相約不要上美國人的當,到處警戒美帝國主義在暗地裏進行的陰謀活動。
中國人之所以應當感謝艾奇遜,還因為艾奇遜“胡謅”了一大篇中國近代史,而艾奇遜的歷史觀點正是中國知識份子中有一部分人所同具的觀點,就是說資產階級的唯心的歷史觀。
駁斥了艾奇遜,就有可能使得廣大的中國人獲得打開眼界的益處。對於那些抱著和艾奇遜相同或者有某些相同的觀點的人們,則可能是更加有益的。
艾奇遜“胡謅”的中國近代史是什麼呢?
他首先試圖從中國的經濟狀況和思想狀況去說明中國革命的發生。在這裏,他講了很多的“神話”。
艾奇遜說:
“中國人口在十八、十九兩個世紀裏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負擔的壓力。人民的吃飯問題是每個中國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國民黨在法典裏寫上了許多土地改革法令,想這樣來解決這個問題。這些法令有的失敗了,有的被忽視。國民政府之所以有今天的窘況,很大的一個原因是它沒有使中國有足夠的東西吃。中共宣傳的內容,一大部分是他們決心解決土地問題的諾言。”
在不明事理的中國人看來,很有點像。人口太多了,飯少了,發生革命。國民黨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共產黨也不見得能解決這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
革命的“發生”是由於人口太多的緣故嗎?
古今中外有過“很多”的革命,“都是”由於人口太多嗎?
中國幾千年以來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於人口太多嗎?
美國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⑴,“也是”由於人口太多嗎?
艾奇遜的“歷史知識”等於“零”,他連美國獨立宣言也沒有讀過。華盛頓傑弗遜⑵們“之所以”舉行反英革命是因為英國人“壓迫”和“剝削”美國人,“而不是”什麼美國人口過剩。
中國人民歷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為這些封建朝廷“壓迫”和“剝削”人民,而不是什麼人口過剩。
俄國人所以舉行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因為俄皇和俄國資產階級的壓迫和剝削,“而不是”什麼人口過剩,俄國至今還是土地多過人口“很遠”的。
蒙古土地那麼廣大,人口那麼稀少,照艾奇遜的“道理”是不能設想會發生革命的,但是卻早已發生了⑶。
按照艾奇遜的“(神話)說法”,中國是毫無出路的,人口有了四億七千五百萬,是一種“不堪負擔的壓力”,革命也好,不革命也好,總之是不得了。
艾奇遜在這裏“寄予”了很大的“希望”,這個“希望”他沒有說出來,卻被許多美國新聞記者“經常地”透露了出來,這“就是所謂”中國共產黨解決不了自己的經濟問題,中國將永遠是天下大亂,只有靠美國的麵粉,即是說變為“美國的殖民地”才有出路。
辛亥革命⑷“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個清朝政府,“而沒有”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和剝削。
北伐戰爭“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美蔣)蔣介石“背叛”革命,“投降”帝國主義,成了壓迫和“剝削”中國人的“反革命”首領。
辛亥革命⑷“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個清朝政府,“而沒有”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和剝削。
北伐戰爭“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美蔣)蔣介石“背叛”革命,“投降”帝國主義,成了壓迫和“剝削”中國人的“反革命”首領。
辛亥革命⑷“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個清朝政府,“而沒有”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和剝削。
北伐戰爭“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美蔣)蔣介石“背叛”革命,“投降”帝國主義,成了壓迫和“剝削”中國人的“反革命”首領。
“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嗎?
西北、華北、東北、華東各個解決了土地問題的老解放區,難道還有如同艾奇遜所說的那種“吃飯問題”存在嗎?
美國在中國的“(特務)偵探”或所謂“觀察家”是不少的,為什麼連這件事也沒有探出來呢?上海等處的失業問題即吃飯問題,完全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殘酷無情的壓迫和剝削的結果。在人民政府下,只消幾年工夫,就可以和華北、東北等處一樣完全地解決失業即吃飯的問題。
中國人口眾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辦法,這辦法就是生產。
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如像馬爾薩斯⑸者流“所謂”食物增加趕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謬論”,不但被馬克思主義者早已從理論上駁斥得乾乾淨淨,而且已被革命後的蘇聯和中國解放區的“事實”所完全駁倒。
根據革命加生產即能解決吃飯問題的真理,中共中央已命令全國各地的共產黨組織和人民解放軍,對於國民黨的舊工作人員,只要有一技之長而不是反動有據或劣跡昭著的分子,一概予以維持,不要裁減。十分困難時,飯勻著吃,房子擠著住。已被裁減而生活無著者,收回成命,給以飯吃。國民黨軍起義的或被俘的,按此原則,一律收留。凡非首要的反動分子,只要悔罪,亦須給以生活出路。
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
我們是艾奇遜反革命理論的駁斥者,我們相信革命能改變一切,一個人口眾多、物產豐盛、生活優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國,不要很久就可以到來,一切悲觀論調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西方的影響”,這是艾奇遜“解釋”中國革命所以發生的第二個原因。
艾奇遜說:“中國自己的高度文化和文明,有了三千多年的發展,大體上不曾沾染外來的影響。中國人即是被武力征服,最後總是能夠馴服和融化侵入者。他們自然會因此把自己當作世界的中心,把自己看成是文明人類的最高表現。到了十九世紀中葉,西方突破了中國孤立的牆壁,那在以前是不可逾越的。這些外來者帶來了進取性,帶來了發展得蓋世無雙的西方技術,帶來了為以往的侵入者所從來不曾帶入中國的高度文化。一部分由於這些品質,一部分由於清朝統治的衰落,西方人不但沒有被中國融化,而且介紹了許多新思想進來,這些新思想發生了重要作用,激起了騷動和不安。”
在不明事理的中國人看來,艾奇遜說得很有點像。西方的新觀念輸入了中國,引起了革命。
革什麼人的命呢?因為“清朝統治的衰落”,向弱點進攻,是革清朝的命了。
艾奇遜在這裏說得“不恰當”。辛亥革命是“革帝國主義的命”。
中國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為清朝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反對英國鴉片侵略的戰爭⑹,反對英法聯軍侵略的戰爭⑺,反對帝國主義走狗清朝的太平天國戰爭⑻,反對法國侵略的戰爭⑼,反對日本侵略的戰爭⑽,反對八國聯軍侵略的戰爭⑾,都失敗了,於是再有反對帝國主義走狗清朝的辛亥革命,這就是到辛亥為止的近代中國史。
艾奇遜所說的“西方的影響”是什麼呢?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1848年)中所說的西方資產階級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⑿。在這個影響或“改造”過程中,西方資產階級需要“買辦”和熟習西方習慣的“奴才”,“不得不”允許中國這一類國家開辦學校和派遣留學生,給中國“介紹了許多新思想進來”。隨著也就“產生”了中國這類國家的民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同時並使農民破產,造成了廣大的半無產階級。這樣,西方資產階級就在東方造成了兩類人,一類是少數人,這就是為帝國主義“服務”的“洋奴”;一類是多數人,這就是反抗帝國主義的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從這些階級出身的知識份子,所有這些,都是帝國主義“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從這些人“發生”的。不是什麼西方思想的輸入引起了“騷動和不安”,“而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引起”了反抗。
在這個反抗運動中,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即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到1919年的五四運動⒀的前夜,共計七十多年中,中國人沒有什麼思想武器可以抗禦帝國主義。舊的頑固的封建主義的思想武器打了“敗仗”了,抵不住,宣告破產了。不得已,中國人被迫從帝國主義的老家即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武器庫中學來了進化論、天賦人權論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等項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組織過政黨,舉行過革命,“以為”可以外禦列強,內建民國。但是這些東西也和封建主義的思想武器一樣,軟弱得很,又是抵不住,“敗下陣”來,宣告破產了。
1917年的俄國革命“喚醒”了中國人,中國人“學得了”一樣新的東西,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
孫中山也“提倡”“以俄為師”,主張“聯俄聯共”。
總之是從此以後,中國改換了方向。
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
孫中山也“提倡”“以俄為師”,主張“聯俄聯共”。
總之是從此以後,中國改換了方向。
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
孫中山也“提倡”“以俄為師”,主張“聯俄聯共”。
總之是從此以後,中國改換了方向。
艾奇遜是“帝國主義政府”的發言人,他當然“一個字也不願意提到”帝國主義。他將帝國主義的侵略,說成“外來者帶來了進取性”。
看啊,多麼美麗的名稱——“進取性”。中國人學了這種“進取性”,不是進取到英國或美國去,只是在中國境內引起了“騷動和不安”,即是革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命。可惜沒有一次成功,都給“進取性”的發明人即帝國主義者打敗了。於是掉轉頭去學別的東西,很奇怪,果然一學就靈。
“中國共產黨是在二十年代初期,在俄羅斯革命的思想推動之下建立起來的”。
艾奇遜說對了。這種思想不是別的,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這種思想,和艾奇遜所說的西方資產階級的“為以往的侵入者所從來不曾帶入中國的高度文化”相比較,不知要高出幾多倍。其明效大驗,就是和中國舊的封建主義文化相比較可以被艾奇遜們傲視為“高度文化”的那種西方資產階級的文化,一遇見中國人民學會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文化,即科學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就要打敗仗。被中國人民學會了的科學的革命的新文化,
第一仗打敗了【帝國主義的走狗】北洋軍閥,
第二仗打敗了【帝國主義的又一名走狗】蔣介石在二萬五千里長征路上對於中國紅軍的攔阻,
第三仗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汪精衛,
第四仗最後地【結束了美國和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及其走狗】(美蔣)蔣介石等一切反動派的統治。
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到中國“之所以”發生這樣大的作用,“是因為”中國的社會條件有了這種“(迫切)需要”,“是因為”同中國人民革命的實踐發生了聯繫,是因為被中國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觀的實際的事物相聯繫,如果沒有客觀存在的需要,如果不為人民群眾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東西,即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不起作用的。
我們是反對歷史唯心論的歷史唯物論者。
非常奇怪,“蘇維埃的學說和實踐,對於孫中山先生的思想和原則,尤其是在經濟方面和黨的組織方面,有相當的影響”。
被艾奇遜們所傲視的西方的“高度文化”,對於孫先生的影響怎麼樣呢?艾奇遜“沒有說”。孫先生以大半輩子的光陰從西方資產階級文化中尋找救國真理,
結果是“失望”,轉而“以俄為師”,這是一個偶然的事件嗎?
結果是“失望”,轉而“以俄為師”,這是一個偶然的事件嗎
結果是“失望”,轉而“以俄為師”,這是一個偶然的事件嗎
顯然不是。
孫先生和他所代表的苦難的中國人民,一齊被“西方的影響”所“激怒”,下決心“聯俄聯共”,和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奮鬥和拚命,當然不是偶然的。
孫先生和他所代表的苦難的中國人民,一齊被“西方的影響”所“激怒”,下決心“聯俄聯共”,和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奮鬥和拚命,當然不是偶然的
孫先生和他所代表的苦難的中國人民,一齊被“西方的影響”所“激怒”,下決心“聯俄聯共”,和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奮鬥和拚命,當然不是偶然的
在這裏,艾奇遜“不敢說”蘇聯人是帝國主義侵略者,孫中山是向侵略者學習。那末,好了,孫中山可以向蘇聯人學習,而蘇聯人並非帝國主義侵略者,為什麼孫中山的繼承者,孫中山死後的中國人,就不可以向蘇聯人學習呢?
“為什麼”孫中山以外的中國人從馬克思列寧主義學了科學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理論,並使之和中國的特點相結合,發動了中國的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創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就叫做“受蘇聯控制”,“共產國際的第五縱隊”,“赤色帝國主義的走狗”呢?
世上有這樣高明的“邏輯”嗎?
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後,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從這時起,近代世界歷史上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偉大的勝利的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已經復興了並正在復興著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文化。
這種中國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來說,已經超過了整個資本主義的世界。比方美國的國務卿艾奇遜之流,他們對於現代中國和現代世界的“認識水準”,就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個普通戰士的水準之下。
至此為止,艾奇遜以一個資產階級大學教授講述無聊課本的姿態,向人們表示他在尋求中國事變的因果關係。中國之所以發生革命,一因人口太多,二因西方思想的刺激。
你們看,他好像是一個因果論者。接下去,他就連這點無聊的“偽造”的因果論也不見了,出現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事變。中國人就是那樣毫無原因地互相爭權奪利和猜疑仇恨。鬥爭中的國民黨和共產黨,雙方的精神力量的對比,發生了莫名其妙的變化,一方極度下降,降到零度以下,另一方極度上升,升到狂熱的程度。
什麼原因呢?誰也不知道——這就是艾奇遜所代表的美國的“高度文化”中所固有的“邏輯”。
文/毛 澤 東
1949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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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評:
“漢奸(買辦帶路黨)”們“宣揚”的所謂不深入“改革開放,就死路一條”,國人就沒有飯吃,就會餓肚子,就會死,“本質上”想把天朝“變成”對方(美帝)的殖民地,這是多麼荒謬的唯心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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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毒品:蔣介石1927年反革命政變首次反共肅清大屠殺後1928-1937剿共打內戰的重要軍費財源】
【鴉片毒品:蔣介石1927年反革命政變首次反共肅清大屠殺後1928-1937剿共打內戰的重要軍費財源】
【鴉片毒品:蔣介石1927年反革命政變首次反共肅清大屠殺後1928-1937剿共打內戰的重要軍費財源】
孔、宋操縱經濟有一個重要因素,即蔣介石需索金錢“剿共”。
委員長的“剿共”作戰一向耗費不貲,他依靠兩個來源取得經費:一是財政部長,一是從毒品生意擠錢。
蔣介石“如何”設法把鴉片市場的交易所得注入“剿共”作戰,同時又“義正詞嚴”下令取締吸毒,乃是一個成功的“政客”說一套、做一套最鮮明的例證。
1928年(1927年反革命政變“首次反共肅清大屠殺”後的次年),蔣介石確立他在國民黨內領導地位的那一年,設在北京的『國際反鴉片協會』(International Anti-Opium Association)秘書長抱怨說:
“數以百萬計的鉅款,從鴉片之中擠出來供做軍事作戰和內部宣傳之用。”
由於蔣介石必須向西方“求助”,而西方又推動禁煙毒,使得他表面上必須打出禁用毒品的大旗。他在1928年8月成立全國“查緝煙毒總局”。他說:
“中央政府絕不會從鴉片稅中拿到一分一毫。如果各位發現中央把鴉片稅當作它收入的主要來源,它就不值得大家信任。”
蔣介石的保證根本是“空話”。從“販毒生意”中賺錢是舊軍閥的把戲。雖然馮玉祥疾呼反毒,禁止屬下士兵吸毒,據說他一年即可從鴉片生意得到兩千萬元的收入。
基督將軍都如此了,蔣介石也“不例外”。
索克思發現,全國查緝煙毒總局“實質上是發放執照的機關”。“也就是說,你付了錢,取得收據,而收據代表你可以攜帶這些貨,因為你已經繳了罰金了嘛!這就是中國人的理論。查緝煙毒總局就這樣收下錢,錢用去養部隊。”
蔣介石保證不從鴉片稅中拿到一分一毫的那一年,湖北、山西和廣西徵收到一千七百萬元左右所謂的“禁煙所得”。
一九三〇年,十三萬英鎊的鴉片從波斯和印度進口到上海;同一時期,四川、雲南也提供好幾百噸鴉片,由蔣介石的部隊押運保護,沿著中國的“鴉片公路”——長江東進。蔣介石當家執政三年,中國生產的“毒品”已占全球的八分之七。那一年及次年,“國民政府”成立“鴉片專賣”以便逼退競爭者,但新聞媒體群起撻伐,使它放棄此一計畫。宋子文以及當時擔任行政院長的汪精衛都支持蔣介石的做法。甚至英國極有影響力的記者伍德海德(H. G. W. Woodhead)也支持這個構想,認為這是克服中國經濟問題唯一的方法。
1931年4月27日的《時代週刊》報導:
“財政部長宋子文上周愉快地宣佈,中國即將有一套‘新而實際的鴉片政策’……依據宋部長的說法,‘實際的’鴉片政策不能只講取締、禁止……如果精明的宋部長能在他的財政部馬車上駕馭住鴉片,他或許在未來可以找到方法平衡中國的預算。”
在此之前,杜月笙和“青幫”已經“控制”了上海的鴉片生意。“青幫”協助上海“清共(反共大屠殺)”之後,蔣介石任命(黑道流氓頭子)杜月笙和黃金榮為國民革命軍“榮譽顧問”,並授予少將軍階。委員長在所謂的“更具體的讓步”中,把上海地區的“鴉片權利”交給杜月笙的一家公司,並“安排”軍警協助“保護”“青幫”的鴉片運輸與倉儲。
但是,杜月笙得到的不只是金錢。當他回出生地老家高橋村修繕的一座古廟落成啟用時,八萬名賓客登門道賀。除了收到六十萬元禮金之外,上海市長、汪精衛,甚至蔣介石本人都送來匾額。然後,杜月笙就把他最大的“嗎啡工廠”設在高橋。
有位美國外交官很好奇,為什麼每次蔣介石到上海都要見杜月笙?
有個中國官員解釋給他聽:“蔣委員長到了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向杜月笙投名帖……兩人之間的關係只是一種安排:杜月笙負責率領他的(黑道)黨羽管束共產黨及其他不良分子不輕舉妄動,換取他在煙毒、賭博和賣淫業的行動自由。”
為了滿足杜月笙追求社會地位的欲望,蔣介石指派他為“上海剿共特派員”。
不僅如此,他的“鴉片專賣”生意若是失敗,杜月笙還會要求退錢給他——他可是付了政府六百萬元“開辦費”——宋子文提議以政府公債償付。
不幸的是,宋、杜皆心知肚明,政府公債一文不值。1931年7月23日,倪太夫人逝世當天有人企圖殺害宋子文[113],也就“不足為奇”。我們可以認定,經過“這一幕”,要給付杜月笙的退款很快就以現金支付。
直到1933年,杜月笙的“組織”都以上海法租界為基地。他每個月從“鴉片生意”可賺六百萬元,其中約十五萬元“孝敬”了法租界員警。可是,法國派了一名海軍軍官前來調查貪瀆,使得這個親密關係為之叫停。儘管杜月笙派密使攜帶巨額賄款到巴黎打通關節,中國政府人員“也焦慮”,“希望”停止調查,法國當局卻決心整肅官箴。新到任的總領事(並不貪污)和曾經出賣過杜月笙的一個前任總警司聯名設宴,有好幾名赴宴官員竟然食物中毒而死。法國當局認定杜月笙在幕後主使,他被迫退出法租界,從上海華人地界繼續做生意。
遷地營業並沒太影響杜月笙的“生意”。他重新建立組織,繼續大撒銀子保護地盤。他的手下在上海周圍有十家“嗎啡工廠”,他們每個月付“國民政府”四十萬元“保護費”。
1932年底,杜月笙要求政府准他“壟斷”全市“鴉片專賣”生意,他提議願每月付給財政部三百萬元,雙方果真達成協定。
宋子文接替孔祥熙為財政部長,把杜月笙營業大本營所在之虹口特別稅局,改劃歸蔣介石的總部管轄。次月,國民政府委派蔣介石兼管全國緝毒工作。到了1933年5月初,蔣介石的“鴉片生意”——“官方名稱”是鴉片“查緝”工作——已經運作起來。當年年底,虹口特別稅局收到一千六百萬元的鴉片稅。有個專家估計,國民政府在全國每個月可收到三千萬元左右的鴉片稅。[114]
許多中國知識份子和西方觀察家批評蔣介石利用鴉片支應政府費用。但是根據美國駐漢口領事的說法,“鑒於南京政府因為蔣介石極大的軍費開銷,過去幾年已經累積巨額赤字,一般不相信蔣介石會只為了推動公共福祉,切斷他在鴉片專賣這方面豐厚的收入來源。”
有位權威專家說:“在華中各省,尤其是湖北和湖南,幾乎每個政府組織都得靠鴉片收入來維持。”他引用某地每擔(大約六十公斤,即中國一百斤)鴉片成本四百元為例說明。官員要在這個底價上加征三百二十元的一般稅、三十二元的剿共捐、三元二角的中央政府規費、一元五角給地方商會、二元五角給特別貨物(鴉片)協會、二元五角給地方女子學校、七元的保護費。在這個總數之上,專賣機關再加上九百二十元。於是乎,鴉片的成本要增加為四倍以上,達到每擔一千六百八十八元七角。[115]
讓西方國家生氣的是,南京政府繼續怪罪列強政府害中國擺脫不了鴉片。
伍德海德說:“我們很好奇同一天上午在報紙上讀到一家中國通訊社的報導,它說,今年中國全部已有兩百零四名鴉片毒販被槍決;但另一則報導則說,目前中國仍有三百萬名鴉片或其他毒品吸食成癮者;
(廣西)百色的記者又報導說,有一車隊載運一百八十萬盎司鴉片抵達該地,暫存於緝煙局,等候繳納稅費。”
《字林西報》有一則報導說,九江有一海關官員因走私鴉片罪名被捕;事實上,他真正的罪行是“過分熱心查緝走私”。或者以《北華捷報》的說法:“醜聞已經太深,只好非辦不可。”
1935年,蔣介石撤銷查緝煙毒總局,自任緝煙總督辦。但是他很快就與日本發生“競爭”。日本人把他們控制下的華北地區轉化為“一大片罌粟田”,提煉鴉片及其他麻醉藥品。
1937年1月1日,委員長頒佈嚴格法令,規定使用這些麻醉藥品為非法行為。根據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員警探長巴帕(Papp)的說法:“中國政府壟斷中國各地的鴉片生意,日本人則主宰麻醉藥品販運。因此,中國消滅麻醉藥品販運及吸食習慣,主要影響到日本人……同時,中國人深怕被抓到販運或吸食麻醉藥品會遭到重懲,往往舍麻醉藥品而用鴉片,結果造成鴉片使用量上升,政府也因此稅收大增。”
蔣夫人對她丈夫涉及鴉片生意是否知情呢?她或許和他一樣,頗能小心保持內心的區隔。這種精神上的平衡可以她有關杜月笙的評語作為例證。杜月笙參加孔祥熙府邸的祈禱會之後,於1936年受洗為教徒。據說,蔣夫人告訴美國一位主教:“杜月笙已成為真正的基督徒,因為自從他受洗以來,上海的綁票案已顯著下降。”
蔣夫人于1939年發表一系列共十篇文章,統稱為《我將再起》。重慶《中央日報》以專刊形式予以刊載。
它們之受到重視有兩個原因:第一,它們反映美齡對中國歷史的觀點,以及她認為中國人民哪里出錯。第二,委員長夫人所議的好公民應有的行為,與她自己家人的行為相互對比,兩者之間出現極大落差。她在第二篇文章中說:“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洗刷不誠實和貪腐的國恥之記錄……只有叛徒……才會把國家用於抗戰的經費直接或間接飽入私囊。”她在第七、第八兩篇文章又列舉中國有七大最要不得的東西,必須從生活中排除掉:“一、自私自利;二、重視面子;三、拉幫結派;四、失敗主義;五、不精確;六、缺乏自律;七、推諉卸責。長久以來,它們使得我們無法成為第一流的大國。現在,它們又拖延抗戰的勝利。”這些文章收集成冊,於一九四〇年以《我將再起》為書名出版。蔣夫人聲稱:“中國被日本利用英國的姑息養奸、美國的唯利是圖和法國的害怕恐懼所形成的政治繩套所勒殺。”
1939年,美齡和艾瑪•密爾斯保持頻繁的通信往來,有時和藹可親、友善,有時又十足是個言詞謹慎的政客。艾瑪曾經敦促美齡到美國訪問——她和一些美國友人認為它將有助於中國的大目標——但蔣夫人一直猶豫不決。一月中旬,在奔波巡視各地戰場兩個月之後,她寫信給艾瑪:
“我有好好考慮過這件事,我覺得我恐怕承受不了精神和肉體上的壓力……我晝夜不停工作,已經沒有餘力……我怕會因為不能和所有的人見面,反而冒犯了他們,這豈不反而誤事?……如果我有體力,我或許可以一試,可是……恐怕第一天我就在精神上承受不住了。”
她在下一封信裏告訴艾瑪,她“很高興……你告訴我有個朋友的意見,他已經很厭倦聽到蔣家夫婦的新聞。你可以告訴他,我也深有同感。海外一再要求有更多的資訊,已使我疲于應付。”
兩年後艾瑪表示可以到中國來幫忙,美齡反而勸她別來,因為重慶經常遭空襲、生活條件很差、壓力又大,而且沒有社交生活。不過,她安排中國政府授予艾瑪“傑出服務勳章”。
已出任“美國醫療援華事務局”執行副會長的艾瑪告訴美齡,中國“在(美國的)日報上幾乎根本不存在——永遠只是一小段,而且躲在不起眼的地方……我們一直努力募款,但效果都不大。”
不過,艾瑪本人卻引起美國情報機關(當時是『戰略情報局』;注:乃今“CIA中央情報局”之前身)的注意。有個人自稱奉美國國務院之命來找她,想找到“不必通過中國官方管道”就可接觸蔣夫人的方法。艾瑪給美齡的一封信解釋說:她“尚未脫離情報工作”。
十一月間,美齡再度到前線視察——三千五百公里,用了飛機、汽車、轎子、舢板和小馬等“種種運輸工具。每天都受到日本轟炸機投彈的威脅。好幾次我必須躲到溝渠或洞穴,以免被以掃射公路上的人為樂的日本機槍手看見。”
那一個月,她寫信給艾瑪說:“戰爭已在歐洲爆發,我們的賑濟募款愈來愈難……目前我們還沒有受到任何影響……它或許會妨害到我們彈藥的供給,但是我們相信已在規劃中的、時機適當的大規模反攻,不會受到妨害。”艾瑪對此卻有睿智的回答:“畢竟歐洲離我們近得太多,我們許多人是第二代或第三代的歐洲僑民。”
大約此時,日軍派飛機轟炸蔣介石的故鄉浙江省,尤其是溪口的蔣家宅子。有一顆炸彈掉到院子,炸死他的元配夫人毛福梅。蔣經國在母親墳前豎立的墓碑,刻著“血債血還”四個大字。四年後,負責此一地區的日軍司令官為蔣介石的母親和元配掃墓,並派人送照片給蔣介石父子,但蔣氏父子對此一示好動作不為所動。
到了1939年,中、日戰爭進入大致僵持不下的局面。日本的百萬大軍據守他們認為最具戰略價值的地點(包括所有的港口和大城市),中國四百萬部隊則分佈在內陸省份的重要城鎮。一般都認為,蔣介石的政府一退到重慶山區,就“很少”和日本人作戰,也“不太協助”淪陷區中國人——即使敵機空投攜帶鼠疫細菌的蟲子到浙江,後來又試圖以炭疽熱、鼠疫、傷寒、霍亂等微生物侵擾中國人。農民餓肚子,各省縣小官吏則“任憑”日軍割宰,很容易被綁架、甚至動刑,直到他們向日本人招出金錢財貨藏在哪里。《北華捷報》報導:“有些地區受害人被捆綁柱上,活活烤到皮肉和骨脫離為止。”
可是,“抗戰”進行到這時,委員長“最關心”的是兩大“宿敵”的動向:一是汪精衛,一是中共。
汪精衛從政壇銷聲匿跡一段時候,仍認為中國打不贏日本。前面提到,他偕妻子、家人前往河內。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汪精衛被國民黨開除黨籍。七天之後,他拍發電報給蔣介石,力促蔣介石“做出大膽決定,結束徒勞無功的抗戰,與日本談判光榮和平。”
《南華早報》稱汪、日十二點協議是“中國四千年歷史最卑鄙無恥的檔”,它和其他報紙都批判汪精衛是“大賣國賊”、“日本的工具”和“一塊爛肉”。同月稍晚,蔣介石派人前往河內暗殺汪精衛,但刺客未得逞。三月某天清晨,國民黨一批特務潛入汪精衛住處,開了數十槍,卻未能除掉他,只殺死他的秘書。
即使有機會讓汪精衛重新思考大局、回心轉意,暗殺行動既已下手,汪精衛已無退路,只有死心塌地“效忠”日本主子。1940年3月,他就任南京傀儡政府元首。據亨利•路思義《財富》雜誌的說法,汪精衛的叛逃是“天賜”敵人的大禮。“他是中國革命的耀眼人物……中國政府的一位傑出人物。溫文儒雅、英俊瀟灑、口才極佳、情感豐富……在中國的地位和能力都無可置疑,中國社會所有的折中因素皆可彙集在他身上。”
汪精衛亮出國民黨的舊口號,於日本人“支持”下開府南京,升起國民黨黨旗——蔣介石的重慶政府也一樣高舉國民黨大旗。汪精衛要招募一支部隊,遂讓被俘的中國士兵選擇效命,否則即槍斃。
一九四一年九月,距珍珠港事變發生還有三個月,有三萬名被俘歸誠的中國士兵乘機殺了日本隊職官,又投效委員長的抗日行列。
蔣介石另一個心腹大患中共則依然忙著建立革命根據地。“西安事變”後,中共在重慶的“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中分到兩百個席次;這是蔣介石設立的一個戰時決策機構。周恩來被任命為“軍事委員會”副部長,他重提讓中國共產黨也可加入國民黨的舊主意。雖然蔣介石拒絕了周恩來的提議,但日後發現許多中國共產黨員事實上潛伏到國民黨內,居於重要職位。其中一人是中央銀行重要主管,據柯洛齊說,“得到孔祥熙無保留的信賴”。至少,中共決定暫時要讚美它的新盟友蔣介石;“一大堆左翼作家”從各國蜂擁而至重慶,高唱共產主義的理想。
“西安事變”之後,中共部隊併入蔣介石的國軍(其實只是改番號,實際指揮權仍在中共手中——譯者注),陝西紅軍兩萬名部隊編為國軍第八路軍。同年冬天,政府批准中共組建另一支部隊,番號“新四軍”,以毛澤東三年前展開長征時留在江西蘇區的兵力為主。當日軍征服長江流域下游時,蔣介石命令新四軍改組,納入國軍。
1941年1月,國共軍事合作的神話因“皖南事變”而破滅。此時的新四軍由共產黨員將領項英和非共產黨員將領葉挺共同領導,駐防在長江南岸,離上海不遠。前幾個月,蔣介石的參謀總長命令新四軍渡江北上,到日本佔領的安徽省之新駐地。雖然領導人抗議,大部分士兵已經渡江,留下一支約兩千五百人至五千人的軍本部部隊[116]——包含指揮官、參謀、一些作戰部隊、醫療人員、傷兵、老師和學生。但是,國民黨當地指揮官要求留下來的這批人也要移防。共軍抱怨,若依劃定的路線移動,會和日軍撞上,因此請周恩來找蔣介石商量。委員長批准變更路線,邀周恩來參加聖誕晚餐,還舉杯祝望和平。[117]突然間,共產黨總部接獲報告,新四軍被困在一處峽谷,遭藏身在山上的國軍團團包圍,開火射擊;許多人喪生,葉挺被俘。周恩來趕回來要找蔣介石,已經見不到蔣,但得到擔保說,不會有事,國軍士兵已奉命不阻擾共軍換防。
根據張戎和哈利戴的說法,蔣介石否認國軍攻擊紅軍,聲稱是共產黨先開火,國軍才反擊。不論真相如何,重慶山城“謠諑紛飛,盛傳國共即將全面內戰”。謠言稍微止息,消息傳來說新四軍本部遭摧毀,軍長以下數千人都陣亡。還有報導說,國民黨對付共產黨,“和日本人一樣殘酷”。這個說法在多年後經由一位大學教授證實。這位教授不是共產黨員。他告訴白修德,他和新四軍一起被俘。國民黨士兵強姦抓來的女人,全體俘虜被迫急行軍七百里至“集中營”。途中,俘虜要替國軍背負行李,國軍還毆打俘虜,槍決一些俘虜。最後,只有三百人熬過這趟行軍。
“皖南事變”,言人人殊,端看論者的政治立場。但是,記者和歷史學者皆認為它代表抗日統一戰線的終止。國、共雙方談判停止,蔣介石切斷對共產黨軍隊一切補給供應。白修德一九四一年三月自重慶撰發報道說:“共產黨在這場戰爭以前所未有之勢擴張……中國人和日本人的作戰幾乎停止下來。”
雖然白修德在上述報導之前加注一段警語:他所發出的消息“完全是我獲准發出的意見和解讀”,但是沒想到史諾對“皖南事變”的報導卻觸發意想不到的結果。史諾曉得,國民黨“殺害”新四軍的消息一定過不了重慶新聞檢查人員的關卡,設法通過香港發出報導。他的報導引起西方新聞界大嘩。史諾說:他的“電文引起華盛頓莫大注意,以致中國交涉新貸款的談判被中止”,“摩根索先生甚至暗示,若是再啟內戰,重慶當局就甭想要美國再給財政援助了。”
當然,重慶政府矢口否認一切,史諾失去採訪權利——對他而言,這已不是第一次。面對其他記者抱怨新聞受到壓制,重慶被迫暫時解除對外國記者發稿的管制。
摘錄自:《宋美齡傳》
作者:(美)漢娜。帕庫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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