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綠色學霸學閥/美日扈從買辦政權/美日台右翼反華聯盟/《與台灣關係法》殖民屬地法/圍堵遏制中國/麥卡錫主義陰魂餘孽/皇民化台人/妖魔化中國/反中支不反美日帝主子本土偽左派/壟斷腐臭野百合/啃二二八死人骨頭汁/新自由主義經濟/本土黑金教父/李登輝現象/本土黑金報/李登輝神話/本土嘴炮台獨組織社運團/解構國家資本/中國崩潰論/私有化民營化輸送掏空/賣台集團/愛台灣政治鬥爭運動/現實投機勢利的新台灣人/千錯萬錯都是別人錯/被迫害妄想狂症/陳水扁現象/陳水扁神話/本土文革扁帽綠衛兵/泡製消費悲情/泡製消費仇恨/無法無天非法地下電台/逢中必反/提籃假燒金/唱衰中國救呆頑/偽台灣國族主義/破壞東亞一體化/金權買辦民主/三反五反大躍進/愛鬥才會贏/四大舔王恐怖平衡/借殼上市掏空/惡質金改/台灣向下沉淪/有夢見鬼。燒炭相隨/扁式柔性恐嚇/牽手騙台灣。牽手亂台灣/台灣皇民主體意識/少數鴨霸國會亂源/一哭二鬧三恐嚇拐騙漸進台獨/綠色恐怖/中國琴手術刀/反革命黑五類11寇/不到台灣不知文革還在搞/台灣社會亂源/李扁亂台二十年台獨做不到就是做不到/轉移焦點不能改變涉案事實/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本土文革十年浩劫/本土死體政權是最高的道德/三隻小豬/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民進黨執政一直鬧嘴炮台獨決議文/活的黑心商品/戒急用忍破產/長昌逆轉勝/本土失意政客/綠樹倒猢猻散第三勢力/輸不起。不認輸/選擇性嗆聲。選擇性正義/海角七億/妖魔化中國製造/破壞和解/海角七號/集會遊行法】野百合學運香火政治學-為什麼牽手亂台灣的台獨份子不希望「野草莓」散去
2008/11/15 by patchpiece
![916mob 916mob](https://patchpiece.wordpress.com/wp-content/uploads/2008/11/916mob.jpg?w=300&h=190)
「野百合」世代的教授就是所謂的淺綠知識分子,簡言之,就是一群嚮往公民民族主義的反貪台獨。他們之中連續幾位在報刊撰文,採取的分析角度不同於台灣朝野互批的赤裸裸,總是在新穎的學術語言和儘量中立的敘事中,表達支持學運。他們的敘事角度也許萬紫千紅,不過最後的”矛頭”指向卻非常雷同,那就是國民黨為了接待陳雲林來台,傷害了台灣的”主權”地位。從這一點共同關切,他們透漏了當年發動「野百合」學運的”深層動機”。
「野百合」自己的歷史其實很單純,他們當年配合李登輝發動鬥爭,在「教育部」的辦公室裡與李登輝(「集思會」本土派)方面彼此協調。沒有「野百合」配合,李登輝未必能立刻鬥垮老國民黨。李登輝對國民黨與中國是什麼態度,事後(多年)十分清楚,但當時外界卻未必與文,可見「野百合」的領導有許多事並沒有與自己的學運同儕分享。二十年後看來,「野百合」的領導階層當時如何讓李登輝利用他們,他們便也想「野草莓」讓自己同樣利用,其”目的”也一樣是針對台灣與大陸的關係。
為什麼台獨份子不希望「野草莓」散去
陳雲林離開台灣後,繼之而起的是學運。學運名為「野草莓」,想要上溯到 1990 年代的「野百合」學運。「野白合」世代出身的教授,果然紛紛發表專文支持野草莓,甚至主動發動學界聯署,為「野草莓」打氣,他們擔心「野草莓」繼續不下去的急切之情,不是「野草莓」學運本身所能理解,但是卻能說明「野草莓」學運的意義。
![taiwan_nighmare99 taiwan_nighmare99](https://patchpiece.wordpress.com/wp-content/uploads/2008/11/taiwan_nighmare99.gif?w=300&h=199)
「野百合」世代的教授就是所謂的淺綠知識分子,簡言之,就是一群嚮往公民民族主義的反貪台獨。他們之中連續幾位在報刊撰文,採取的分析角度不同於台灣朝野互批的赤裸裸,總是在新穎的學術語言和儘量中立的敘事中,表達支持學運。他們的敘事角度也許萬紫千紅,不過最後的”矛頭”指向卻非常雷同,那就是國民黨為了接待陳雲林來台,傷害了台灣的”主權”地位。從這一點共同關切,他們透漏了當年發動「野百合」學運的”深層動機”。
![nihongou nihongou](https://patchpiece.wordpress.com/wp-content/uploads/2008/11/nihongou.jpg?w=300&h=225)
「野百合」自己的歷史其實很單純,他們當年配合李登輝發動鬥爭,在「教育部」的辦公室裡與李登輝(「集思會」本土派)方面彼此協調。沒有「野百合」配合,李登輝未必能立刻鬥垮老國民黨。李登輝對國民黨與中國是什麼態度,事後(多年)十分清楚,但當時外界卻未必與文,可見「野百合」的領導有許多事並沒有與自己的學運同儕分享。二十年後看來,「野百合」的領導階層當時如何讓李登輝利用他們,他們便也想「野草莓」讓自己同樣利用,其”目的”也一樣是針對台灣與大陸的關係。
![anti-communication_2008110603 anti-communication_2008110603](https://patchpiece.wordpress.com/wp-content/uploads/2008/11/anti-communication_2008110603.jpg?w=500&h=277)
![anti-communication_2008110602 anti-communication_2008110602](https://patchpiece.wordpress.com/wp-content/uploads/2008/11/anti-communication_2008110602.jpg?w=500)
典型的中立姿態在某位教授詳細分析(定義)學生靜坐與圍城暴力的責任中,展現無疑。他以
>>「野草苺」靜坐為對警察執法過度的回應,
>> 警察執法過度為對暴民暴力的回應,
>> 暴民暴力為對國民黨訴諸「集遊法」的回應,
>> 訴諸「集遊法」為對更早張銘清事件的回應,
>> 而更早張銘清事件為對國民黨矮化台灣”主權”的回應,
>> 並進而得出結論謂,國民黨“讓”主權”自我矮化,才是民眾集體憤怒的關鍵”。
如此層層回溯,本屬公平允當。採用回溯歷史的方法追究責任,則回溯應該從哪兒開始,又應該到哪兒結束的問題,顯有重要政治意涵。
![tainan-dppmob_20081021 tainan-dppmob_20081021](https://patchpiece.wordpress.com/wp-content/uploads/2008/11/tainan-dppmob_20081021.jpg?w=500)
當代事件的分析往往必須回溯歷史,理由在於當事人不可能對自己負全責,而必須由當事人所處歷史情境共同負責。換言之,即不同人進入同樣歷史情境,難免做出同樣決定,故不能一味究責於當事人。準此,從「野草莓」學生靜坐開始回溯,學生、民進黨、集遊法、王定宇都不能真
負責,最後到達所謂國民黨矮化台灣”主權”的遠因才該負責。一旦歷史起點歸在國民黨矮化台灣”主權”,除非還能將國民黨矮化”主權”繼續回溯,比如指那是因應台灣國際經濟地位驟降,而台灣國際經濟地位驟降又可不斷回溯,多事的人甚至能遠追清朝積弱不振而戈讓台灣,甚至到工業革命促成列強侵華。但通常回溯愈遙遠,也就愈不能合情合理化解當事人的責任。
![scandal68770 scandal68770](https://patchpiece.wordpress.com/wp-content/uploads/2008/11/scandal68770.jpg?w=300&h=299)
上述這種的回溯方法因而有兩點必須補充,才能更加體會其深義:
第一,歷史起點歸諸國民黨矮化”主權”後,國民黨必須負終極責任,不能再往回溯。
第二,有了起點,則歷史愈遠的起點,反而負愈大責任,結果國民黨形同是歷史中唯一能動者,其他後來的只是在回應歷史,毫無真正負責餘地,既”不需負責”,自可”為所欲為”,若此刻他們危害更大,國民黨責任就更大。這是為什麼台獨份子不希望「野草莓」散去,因為反正如何後果,責任都是國民黨的。
![lee_laundry_200810 lee_laundry_200810](https://patchpiece.wordpress.com/wp-content/uploads/2008/11/lee_laundry_200810.jpg?w=300&h=187)
不論是教授連署與聯袂關切,或匿名而來的龐大飲食資源,他們只有一個目的,就是擁抱住「野草莓」,給他們溫暖,讓他們不要散去。然而,「野草莓」所指控的警察暴力,卻因為有更大更狠的暴民暴力而難以服眾,如今只好靠「野百合」抬出國民黨傷害台灣”主權”的說法來延續。即使「野草莓」沒有要追求台獨,他們是台獨當前的希望,是「野百合」拱立李登輝二十年後喪失台獨傳人陳水扁的暫時寄託。「野百合」拱立李登輝,比國民黨善待陳雲林,更適合做為歷史的一個起點。
![nihongos nihongos](https://patchpiece.wordpress.com/wp-content/uploads/2008/11/nihongos.jpg?w=225&h=300)
文/石之瑜 2008-11-14 香港《中評社》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相關延伸閱讀:
張貼於"中華民國是台灣"獨台論, 《對台灣關係法》殖民屬地法, 炒地皮本土壟斷集團, 無祖無宗有奶便是娘台灣人, 無恥走遍全台灣‧有恥寸步難行, 無法無天非法地下電台娼盛出頭天, 牽手騙台灣, 牽手亂台灣, 現實投機又勢利的新台灣人, 皇民台獨黑金報自由時報, 皇民台人畏威不懷德‧貪財怕死愛面子, 相信土改仇恨‧堅持皇民鬥爭, 研究所大學化本土教改, 破壞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 硬抝唬爛相隨, 移花接木轉型正義, 竊鉤者誅竊國者侯, 笑貧不笑貪, 綁樁蚊子館, 綠色恐怖, 綠樹倒猢猻散第三勢力, 總桶打游擊戰, 置入性洗腦行銷, 美單極霸權單邊主義, 美國金融經濟危機轉嫁, 美國債務經濟模式, 美國主子的反共堡壘-棋子, 美屬51俱樂部, 美帝霸權擴張主義, 美帝主導的全球性白色恐怖, 美日台右翼反華聯盟, 美日台右翼媒體視而不見的殺戮戰爭, 美日扈從買辦政權, 老蕃癲的一千個春天, 逢中必反, 違法‧玩法‧弄法‧亂法‧竄法, 選舉第一名, 選舉賤招拗步, 選舉動物, 選舉奪權掛帥, 選擇性嗆聲‧選擇性正義, 肚子扁扁也要挺阿騙, 腐臭野百合, 金融泡沫金融海嘯, 金權買辦民主, 自慰公投議題裹綁大選, 自慰公投亂大選, 興風作浪坐地分贓, 舊金山合約冷戰圍堵體制, 蔑支那反中仇中恨中, 隔海放炮外交, 靖國皇民史觀, 非常光碟‧非常錄音帶‧非常週報, 革命無膽嘴炮台獨, 被迫害精神妄想狂症, 被嘴炮台獨民粹黨嚇大的軟腳馬, 裝可憐哭著臉回去找媽媽, 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 角頭派系內鬥, 騙肖嗆聲最美, 詐騙道德化, 請鬼開藥單, 體制外民粹鷹犬, 諸法皆空‧自由自在, 貪婪拜金台灣人, 賤嘴扁現象, 賤嘴扁神話, 賤嘴扁化, 赤字預算政策, 赤字信用消費社會, 麥卡錫主義陰魂餘孽, 麻煩製造者, 黑道漂白的本土民粹民代, 黑金教父, 黑金治國‧黑道治鄉, 轉移焦點不能改變涉案事實, 借殼上市掏空, 假BOT真輸送, 假藉改革之名, 假藉民主之名, 假借自由之名, 做人不要太三立自由, 偽台灣國族論述, 全球正義運動, 凱達格蘭皇民學校, 割喉割到斷, 十一寇反革命黑五類, 千錯萬錯都是別人錯, 去中國化, 反共親美, 反共仇共恨共, 反中支不反美日帝主子本土偽左派, 台灣皇民主體意識, 台灣社會亂源, 台灣遺忘世界, 台灣南北一邊一國, 台灣向下沉淪, 台灣敗家子, 台灣人的悲哀, 唬爛輝現象, 唬爛輝神話, 唯我個人主義, 唱衰中國救呆頑偉大事業, 啃二二八死人骨頭汁, 嘴炮台獨的異想世界, 嘴炮台獨國政顧問團, 嘴炮台獨基本自慰派, 嘴炮台獨大老, 嘴炮台獨學社團, 嘴炮台獨建國新政治神話, 嘴炮台獨教父, 嘴炮台獨教主, 嘴炮台獨民粹法西斯, 嘴炮愛台紅五類, 嘴皮口號治國, 嘿嘿嘿深宮怨婦, 四大舔王恐怖平衡, 國際反華聯盟勢力, 國共和解, 國共平台, 國庫通黨庫, 國有公營私有化, 圍堵遏制中國, 地緣政治, 境外決戰, 外來政權, 大學高中職化本土教改, 大帥哥‧你是我的巧克力, 天性貪婪好鬥, 天下大亂形勢大好, 妖魔化中國, 妖魔化中國製造, 專監督攻訐在野的本土御媒, 尋找塑造敵人, 小政府大市場, 少數鴨霸國會亂源, 島鏈圍堵政策, 市場萬能基本主義, 廢省精省後每年可為國庫節餘達五千億開支, 形象公關包裝, 律師團收割派, 愛A才會贏, 愛騙才會贏, 愛鬥才會嬴, 愛台灣政治鬥爭運動, 慾望貪婪消費文化, 我A故我在, 我爽故我在, 我痞故我在, 我們一家都是賊, 我嗆故我在, 扁謝嫡系禁衛軍, 扒夭洞洞綁樁啟動, 打宋毀宋滅宋斃宋, 抹紅抹黑抹黃栽贓, 拼選舉拼政治, 拼族群, 挑撥破壞和解共生, 掏空賤賣國產, 掛勾殖民勢力海外民運, 提籃假燒金, 支那豬滾回去, 政治霸權控制歷史事實, 政治變色蟲, 教育產業化放任式教改8分進大學, 教育產業化本土民粹教改運動, 教育放任私有化, 文化霸權改造集體記憶, 新綠色本土權貴, 新自由主義經濟, 新自由主義改革瘋狗浪, 新中間金光拐騙路線, 日帝國境之南南國海角七號, 暗扯台商後腿, 有力人士, 有夢見鬼燒炭相隨, 本土牽手綁樁走路工, 本土痞子俗辣無賴出頭天, 本土痞子俗辣三寶鎮黨之寶, 本土紅五類炮打司法, 本土綠色學霸學閥, 本土自閉海洋國家耶, 本土阿Q精神勝利法, 本土賣台集團, 本土化, 本土唱衰台商合唱團, 本土地方黑金, 本土失意政客, 本土御用附俑社運團, 本土御用右翼社媒, 本土御用媒體觀察組織, 本土政權死體化, 本土政治乩童, 本土新威權主義, 本土死體政權是最高的道德, 本土民粹民主刁民, 本土派, 李扁廢省後省下的五兆巨款被你們A到哪去了, 李扁亂台二十年台獨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次貸金融泡沫危機, 歡喜做甘願受, 正義連線不正義, 殖民特權餘蔭皇民化順民三腳仔台人, 民營私有化惡質金改, 民粹無賴政治, 民粹綠衛兵, 民粹放任自由化, 民進黨痞子化‧三寶化, 民進黨執政一直鬧嘴炮台獨決議文, 法西斯右翼媒體喉舌, 泛綠童軍新包裝的第三社會, 泡製問題轉移焦點, 泡製消費悲情, 泡製消費仇恨, 活的黑心商品, 海角七十億, 一吹二蓋三推四賴, 一哭二鬧三恐嚇綁架拐騙嘴炮漸進台獨, 一中憲法, 清廉執政, 三隻小豬,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三反五反大躍進, 不正常國家‧不正常政黨, 不正常主席, 中國琴手術刀, 中國威脅論, 中國崩潰論, 中國七塊論, 中情局收買顛覆政變, 五島皇民俱樂部, 亞太金光詐騙營運中心, 人前握手‧背後插刀下毒手, 信用消費GDP威而剛社會房奴卡奴學貸奴, 修改竄改歷史教科書 | 26 則迴響
新美帝國主義-新帝國主義意識形態與美帝戰爭的新方式
兩個英國人福斯卡斯和格卡伊的《新美帝國主義:布希的反恐戰爭和以血換石油》一書把帝國主義這個曾經非常熟悉的辭彙又在腦海中喚醒了。記得列寧說過,帝國主義的兩大特徵是“掠奪”和“戰爭”,兩位作者給的定義則是“一國對別國進行軍事和經濟征服的企圖”,大同小異,沒有什麼變化,雖然歷史的車輪已經滾過了一個世紀。
新美帝國的精英們“相信”上天給了他們“特權”,讓他們在各方面——文化、軍事、政治和經濟——都沒人可以挑戰,帝國“註定”將永遠存在下去。新帝國為了建立一種符合自己的愛好、反映自己利益與價值的“國際秩序”,“自以為”巧妙地用“反恐戰爭”取代“反共戰爭”,用“誇大威脅”的手段來使武力為後盾的對外政策“正義化”和“軍事化”,把打擊恐怖主義當作在新世紀進行全球軍事和政治擴張的萬能理由。
但是,在新帝國與國際社會的博弈過程中,其他國家會發現這種“(美帝世界新)秩序”對自己的利益構成了傷害,使自己受到了壓制,並因此而傾向于聯合起來,共同抵抗和反制“帝國主導(美帝世界新)秩序”的形成。於是,無所制約的帝國意外地發現自己身處一個有著更多敵意、面臨分裂的世界,自己的利益也更難以實現。
福斯卡斯們認為,儘管龐大的軍事實力是支持美利堅帝國的不可或缺的手段,但它不能取代經濟霸權和美元作為全球性儲備貨幣的重要作用,更不用說美國的強大軍事實力並不能自動為美國提供一個安全的世界。以美元的衰弱為標誌,美帝國的實力也已經步入衰退。所謂的“美帝國”,無非是一種“虛幻”、“狂妄的幻想”而已。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成為世界超級大國,從那時起。美國的霸權地位一直依靠三個無可匹敵的方面作支柱:軍事上的絕對優勢、先進的生產方法及相對較強的經濟實力、控制全球經濟市場和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三者之中,美元的作用可能最為顯著。在歐元誕生之前,世界貿易領域沒有一種貨幣能夠挑戰美元的霸權地位。
隨著1999年底歐元的啟動,世界經濟和貿易體系增添了一種全新的元素,有了一種貨幣能夠與美元相匹敵,有望成為全球儲備貨幣。短短幾年之中,歐元真的成了人們的另一種選擇,成了世界金融市場上第二重要的貨幣,引入歐元之前,未償付的歐元國舊幣債券和票據占世界總量的近28%,美元債券和票據占45%。到2003年年中,這一差距縮小了很多:美元債券和票據所占份額下降到43%,歐元債券和票據的份額上升到41%。在貨幣市場上,這一變化更為顯著:1998年底,以歐元國舊幣為單位的貨幣市場工具僅占世界總量的17%,美元貨幣市場工具占58%;但到2003年年中,美元的份額下降到30%,歐元份額上升到將近46%。如今,歐元在國際貿易結算中的比重占到了四分之一。
一旦某個“歐佩克(OPEC)‘成員打破慣例,用歐元為其石油重新定價,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和石油美元關係對它的支持之間的相互作用就會受到威脅:
2000年11月,伊拉克宣佈將使用歐元替代美元對其石油儲備進行重新定價。
這是第一次有“歐佩克(OPEC)”成員國敢於違反美元“定價規則”,從那之後,歐元不斷升值,美元不斷貶值,
一段時期以來,利比亞一直敦促用歐元取代美元為石油定價,伊朗、委內瑞拉和其他國家也表示願意在石油交易中使用歐元。
由於石油交易是支撐美元霸權地位的核心因素,這些都有可能對美國的全球霸權特別是美國經濟實力構成重大威脅。
現在,美國幾乎向全世界“舉債”,而不儲備任何其他貨幣,因為美元是實際上的全球儲備貨幣。美元幾乎占全世界所有官方外匯儲備的三分之二,美國無需在利率方面同其他貨幣競爭。即使利率低,資本也會流問美元。在美國以外“流通”的美元越多。其他國家就越得向美國“提供”更多物品和服務以換取美元。美國甚至可以奢侈地擁有“以本國貨幣為主的這種地位美國已經享受了30年、就是說自1974年石油美元誕生以來,世界其他各國經濟都為美國經濟提供了大量補貼。這種狀況無疑使美國政治經濟精英受益,同時也使美國經濟緊密依賴于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
現在的世界貿易是一場買賣遊戲。其他國家生產物品,美國生產美元來購買物品。相互關聯的世界各國經濟不再為了獲得相對優勢而進行貿易:他們爭相出口商品是為了獲得所需要的美圓,來償還美元為主的外債,和囤積美元儲備,以維持本國貨幣的兌換價值。為了防止有人投機和操縱市場,攻擊本國貨幣,各國的中央銀行必須掌握與其流通貨幣相應的美元儲備。一種貨幣貶值的市場壓力越大,該國中央銀行所需要待有的美元儲備就越多,這為美元的更加堅挺創造了系統內部的支援。同時迫使世界各國的中央銀行必須獲得和持有更多美元,從而使美元更堅挺,這種現象被稱作美元霸權,是由重要商品,特別是石油,使用美元定價這一地緣政治造成的特殊性所導致的,每個人都接受美元,因為美元能買石油。石油美元的“迴圈”就是美國從石油生產國獲取的好處,這也是美國自1971年以來容忍“石油輸出國組織”存在的原因。
石油不僅僅是國際上買賣的最重要商品,它也是一切現代國家經濟的生命血液。如果你沒有石油,你就得購買。如果你想在國際市場上購買石油,一般你下得不用美元來買。如果一大部分石油交易改用歐元,不用美元,更多國家就不得不增加歐元貨幣儲備,美國將不得不同歐元直接爭奪全球資本。不僅歐洲可能不再需要美元,連80%以上石油從中東進口的日本也不得不把大部分美元資產轉換成歐元:作為世界最大石油進口國的美國,也不得不持有大量歐元儲備。這對美國的貨幣管理來說是一種災難,因為每年美國不僅將失去一大部分相當於免費的商品和服務補貼,而且從美元儲備轉成歐元儲備還將使美元貶值。滙豐銀行在2003年6月的一份報告中指出,即使是少量資金從美元轉移到別的貨幣,或流量的改變都會產生重大變化。如果美元成了更重要的儲備貨幣,(如果美國準備與歐元分享儲備貨幣地位的話,)這還將意味著或者美國買入更多歐元,或歐洲人減少所持美元,買入歐元。”這顯示了石油(和石油美元)與最近的伊拉克戰爭之間具有清晰、明確的聯繫,同時也說明,金融是力量角逐的一個方面,具有重要的地緣政治意義。
美國和英國於2003年3月對伊拉克進行(入侵)軍事干涉,在那裏建立了自己的權力機構管理該國,這次“入侵”後不久,就宣佈從伊拉克購買石油只能支付美元。但事情還沒有結束,與之相矛盾的是,儘管美國近期取得了這些軍事和政治進展,在歐、亞地區的軍事實力迅速加強,但出於各種經濟和政治原因,越來越多的中東、南美和俄羅斯石油生產商在討論用歐元“取代”美元,或者用“一攬子貨幣”進行石油公開交易。這樣會加速美元的衰落,推動歐元成為第二個世界儲備貨幣,如果貨幣代表著一個國家的經濟形勢,而美元繼續貶值,美國經濟將在這樣的條件下直線滑落(P15-19 )。(評點:美國入侵伊拉克是以薩達姆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作為表面理由的,背後的原因卻是為了打擊歐元這一真正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三年多過去了,世界發現薩達姆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並不存在,歐元也沒有因為美國的打擊而顯示出弱勢,這就是“強大的”武裝到牙齒的美國所面對的悖論。)
美國情報機構並沒有把自己的任務僅限於折磨嫌疑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情局幾次派人潛入中國,為在瓜地馬拉“政變”之前刺殺尼政府官員作訓練:這次“政變”成功地推翻了“民主選舉”的總統阿本斯,換上了一連串的“獨裁者”,用武力和野蠻鎮壓的方式對該國進行了40多年的“殘暴統治”。
儘管出了一連串醜聞,1953年,「中情局」成功地在伊朗推翻了受民眾愛戴的摩薩台政府,把逃亡國外的巴列維國王扶上臺。巴列維對該國的壓榨在隨後的幾十年中一直使美國受益,但最終引發了1979年的伊斯蘭革命,“阿亞圖拉”霍梅尼和他的伊斯蘭教政府上臺;1963年2月,中情局與英國情報機構聯手支持了一次流血政變,使伊拉克復興黨第一次掌權,這同時也鞏固了英國在該地區的利益。1963年的這次“政變”是伊拉克歷史上最血腥的事件,其血腥程度只有1973年9月11日「中情局」支持的智利政變能夠與之相比。
當時的英國駐巴格達大使羅傑•艾倫爵士寫道,在伊拉克新政府裏,年輕的薩達姆•侯賽因是個顯眼的人物,“極”符合西方的利益,一周後他告訴英國外交部:“現政府正在盡力而為,因此,我個人認為我門應該支持它,長期幫助它站穩腳跟,這樣共產主義威脅可能逐漸消失。”
政變之後,英國和美國馬上承認了巴格達的新政權,在這位大使看來,局勢“幾乎恢復了正常”,經過政府的更替和內部鬥爭,復興党於1968年鞏固了政權地位。那一年隨後發生的「中情局」“策動”的“政變”使(伊拉克)薩達姆開始掌權,成為艾哈邁德•哈桑•貝克爾的副總統,直至1979年在美國的保佑下成為總統。
同樣,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中情局」在阿富汗締造並支持了奧薩瑪•本•拉登的組織,作為反抗蘇聯“邪惡帝國”的“自由戰士”,後來才“發現”他們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
每一次,當時的美國(自由)大眾傳媒都把這些事件當作“沒發生一樣”,只在報導一個國家擺脫共產主義影響時,把這些事和美國的參與當作參考背景。這種“處理方法”並不陌生,就像當時德國人民被告知,關於納粹罪行的報導只不過是猶太人或共產主義者的宣傳。
馬里蘭大學進行的大量研究發現,通過(自由)商業電視臺看新聞的人中大多數對最近的伊拉克戰爭至少有三種根本性誤解之中的一種:
(1)伊拉克與“9•11”事件有直接關係;
(2)在伊拉克“找到”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3)國際輿論支持美國入侵伊拉克。
“偉大”的(自由)大眾傳媒頻道總是“變換”入侵的原因,如果一種說法被證明是錯誤的,他們就“發明”另一種。在一項關於哪個電視頻道看的人最多的全國調查中發現,大多數人通過「福克斯(Fox News)」的系列頻道看新聞。這其中,80%的人說在伊拉克找到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換句話說,“偉大”的(自由)大眾傳媒看上去更像是在把觀眾“搞糊塗”,而不是使觀眾瞭解情況——不幸的結論是,在美國儘管有無處不在的電視報導和發行量巨大的報紙,美國人卻在世界上最“不知情”。
1947年,「中情局」在“戰略情報局”的基礎上成立,成為與破壞美國自由的“共產主義間諜陰謀”對抗的情報採集機構。據報導,這些“共產主義問諜”使用宣傳和“洗腦”的手段欺騙美國人接受“共產主義者的社會主義”。他們相信,有必要抵制這些險惡陰謀,這是“美式自由”和俄式“洗腦”之間的冷戰的一部分。這種價值觀被反復有效地植入西方政治文化之中,儘管國際關係發生了演化、轉變,在冷戰結束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冷戰話題並沒有終結或消失:它伴隨著一個新的“敵人”而“重生”。“使美國能夠進攻或”入侵“別國的惟一辦法,是把這些國家的政權”描述“成對我們的安全威脅。因此,塞爾維亞的米洛舍維奇是巴爾於的‘希特勒’,必須被制止。而且伊拉克必須被入侵,因為薩達姆正在製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把它們交給奧薩瑪•本•拉登。”
許多美國人繼續深信,他們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是善意的,他們的政府所做的永遠是為了別人好,也為了他們自己好。即使他們國家的行動導致災難,他們也認為,其背後的動機是高尚的,儘管有無數證據證明,善意和高尚都是政治口號,而不是政治方針。看來,美國情報和安全部門在世界其他地區任意使用的大腦控制術在他們本國。他們刻意營造的世界裏取得了最大成功。他們是不是因為被洗腦而相信自己的宣傳?要不,這是另一種宣傳?(P82-85)(評點:美國有其在世界上引以為豪的最廣泛的新聞自由和最發達的資訊傳播網路。但是,美國人民在熟練掌握“讓不需要的事實消失的藝術”的政府和自覺地“嚴格實行自我審查”的新聞媒體的引導下,可悲地成了“世界上最不知情”的人民,並天真地以為自己“永遠是為了別人好,”實在是搞不明白 “那些最為人類的幸福操心的人,卻使他們的鄰居感到非常痛苦”的悖論如何得以成立。)
“我手上的惡魔不夠用了”(想像、塑造敵人)
正如我們看到的,整個冷戰期間,美國“利用”人權和民主價值觀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作為“政治工具”,給蘇聯陣營內部存在的民族、宗教和政治經濟緊張關係火上澆油。
看看1973年9月「中情局」在智利的活動、皮諾切特推翻和殺死阿連德的例子,
或者看看1967年10月「中情局」特工在玻利維亞殺死切•格瓦拉的例子,就知道這是“有選擇”進行的。
此外,薩拉查和卡埃塔諾“獨裁時期”葡萄牙是「北約」成員國;
1967年至1974年的希臘“獨裁政權”是由一小撮無能的上校扶上臺的,這些上校都在「中情局」的薪水簿上;
土耳其加入「北約」的過程中經歷了三次“軍事政變”。美國的“雙重標準”政治手腕在冷戰中獲得了勝利,隨後其結果又使其手段“正義化”:目的是打破“邪惡的共產主義體系”。
美國的人權運動在瓦解蘇聯陣營的過程中起到了輔助作用,但並不是主要因素。正如我們在別的地方所分析過的,理解蘇聯共產主義的失敗必須把它放在與國際債務危機有關的更廣闊的背景下,同時與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蘇聯為了抗衡美國星球大戰計畫耗費了大量資金所導致的力量衰竭聯繫起來。
由於雷根強調同蘇聯展開全面軍備競賽,而新保守派又公開推崇雷根政府,許多分析人土把新保守派的起源定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我們想要指出的是,事實並非如此,美國新保守主義的新帝國觀比新保守派的起源更為重要。
我們認為,新保守派使美國新帝國計畫已經存在的戰略框架極端化了。這種已存在的框架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在艾奇遜和尼茲的領導下確立的,建立在三個戰略設想之上:
第一,“創造”一個看得見的“敵人”,“誇大”它對美國和“自由世界”的威脅;
第二,加強西方陣營“依賴”於華盛頓決策過程的“輪軸一輻條”體系;
第三,美元在全球貨幣市場的核心地位。
然而,蘇聯陣營的瓦解破壞了這一計畫,使美國“失去”了“(亟需)敵人”,使“輪軸一輻條”體系的依賴性鬆懈,特別是歐洲人開始趨向一個更緊密的政治聯盟,通過宣佈發行他們自己的儲備貨幣——歐元,進一步削弱了美元的實力。
這就是第一次海灣戰爭期間(1991-)、南聯盟危機爆發前和1991年《瑪斯特裏赫特條約》談判即將開始時的形勢,當時法國和德國更加努力推動歐洲形成統一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當1991年美國把(伊拉克)薩達姆從科威特趕出去的時候——要知道,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兩伊戰爭”期間(1980年至1988年),伊拉克是美國在海灣地區的“盟友”——當時擔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科林•鮑威爾抱怨說:“我手上的惡魔不夠用了,我手上的壞蛋使完了。”他認為美國應該使用占絕對優勢的高科技兵力解決緊急狀況和蘇聯解體後產生的地區衝突,以實現“阻止前進”,
現在這種理論面臨破產,因為“缺少”明顯的、容易界定的、理由充分的“敵人”。「北約」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它不得不重新界定朋友和“敵人”,設計新的意識形態準則;否則它就不得不隨著「華約」的失效而解散。「北約」的“新戰略理念”於1991年11月推出,以鮑威爾的理論為精華,同時期待著1999年和2004年的擴張(1999年是匈牙利、波蘭和捷克,2004年是保加利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羅馬尼亞、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亞)。
但是克林頓採取了“快刀斬亂麻”的方式,繼承了他的偉大前任們的“輪軸一輻條”理論。克林頓的戰略班子認為冷戰後的全球角色主要有四組。
第一組是所謂的核心夥伴,如歐洲國家、日本和澳大利亞。
第二組由過渡中的國家組成,如前共產主義國家。
第三組由“無賴國家”組成,如伊拉克、伊朗、朝鮮和敘利亞,這些國家拒絕接受核心國家的理想,支持國際恐怖主義,迫切想要得到尚未擁有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以傷害美國及其盟友,也就是核心國家。
最後還有第四組,就是所謂的失敗國家或地區。
這種“分類”使美國及其核心盟友承受了極大的人道主義壓力。
於是,冷戰後的“新敵人”就這樣勉勉強強、湊湊合合地確定下來了,就是那些無賴國家和失敗國家。至於那些過渡國家,如俄羅斯、烏克蘭和“神秘的亞洲大國”中國,他們必須全面實現政治民主、推進公民自由和人權、採取有效的市場經濟、支持反恐公約、與美國領導的西方機構,如「北約」和世界貿易組織,達成合作夥伴協定。正是在這樣的意識形態“框架”下,克林頓政府把美國的目標調整為“人道主義干涉”,而其登峰造極的表現是1999年北約轟炸南聯盟。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盧旺達大屠殺過後,隨著索馬里、利比理亞等失敗國家和地區陷入混亂,世界上約有2000萬難民。由於冷戰年代共和黨和民主黨政府已經成功地在人們的潛意識裏“植入”了“自由—道德”意識,所以盎格魯—撒克遜人民能夠接受用這種意識形態使新帝國戰爭“正義化”的做法。
帝國進行“人道主義干涉”並非新鮮事物。事實上,至少從1919年《凡爾賽條約》簽訂的時候起,它就被用來防止濫用國家權力壓迫少數民族和宗教信仰上的少數派。②不過,我們想在這裏強調的是,克林頓政府選擇把“人道主義干涉”作為其首要意識形態“工具”,以便在美國“手上的惡魔不夠用”的情況下實現權力政治的目標。
克林頓和北約的軍隊“人道地”干涉了波黑(1993年至 1995年)、南聯盟的科索沃(1999年);
在索馬里(1992年至1994年)和海地(1995年)遭受了令人鬱悶的失敗;
在盧旺達( 1993年至 1995年)和布隆迪( 1994年至1996年)沒有插手、先撇開1948年、1956年、1967年、1973年和1981年至 1983年巴勒斯坦的幾百萬難民不說。盧旺達和波黑是美國雙重標準的典型代表。事實上,簡單比較。下死亡數字,立刻就能看清美國的“權力政治”動機:塞爾維亞族的准軍事部隊和民族主義分子在斯雷佈雷尼察和熱帕屠殺了約 8000名穆斯林,但是在盧旺達,有 100多萬人被屠殺。眾所周知,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布特羅斯•加利提醒人們注意,在盧旺達的人道主義災難即將發生的時候,克林頓政府卻出乎情理之外地關注西巴爾幹地區。帶著對美國這種冷漠態度的驚詫,加利離開了聯合國秘書長的崗位。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機器是團結統一的政治體。任何一個政治體都不可能沒有一點內部矛盾、不團結和重組的願望。所有國家機器都充斥著意識形態爭執,民族和宗教問題,性別、文化和其他社會問題,利益和地位衝突,政治家和政府機構中的個人對立,各種政府部門和政黨之間的對立。階級鬥爭在國家的分裂和重組趨勢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不論從什麼樣的廣泛意義來講,並非一切都可以簡化為階級鬥爭。美國的聯邦制國家機器也不例外,且不提其分化的國家結構。民族和宗教矛盾——和英國、義大利、日本、法國相比,美國的民族和宗教矛盾相對複雜。事實上,美國的外交政策是由三個緊密相連的方面導致的。
1、聯邦政府內,不同利益群體的代表之間討價還價的過程:聯邦政府試圖通過這一過程體現不同民族、政治、社會和階級的利益。
2、美國的階級民族利益和安全利益,這些利益遍佈世界,特別是在歐亞地區、重要海路通道(如巴拿馬運河、蘇伊士運河),拉丁美洲和太空。
3、一個廣泛的政治意識形態準則,如果可能的話,這種政治意識形態原則最好是全球統一的,它建立在美國精英階層的民族階級利益足以成為全世界的利益的基礎上,在其國內也獲得支持。
克林頓時期,美國最大的缺陷是缺少第三部分。沒有了蘇聯就沒有了“敵人”。沒有了蘇聯意味著歐洲人和美國可以在更廣闊的空間裏施展。包括東歐、中歐、近東和中東。
然而,美國實現“北約東擴”或推翻(伊拉克)薩達姆政權,僅以“人道主義干涉”為藉口能夠令人信服嗎?總的來說,蘇聯的解體給美國國內和以“輪軸——輻條”體系為基礎的全球力量結構帶來了一個巨大的問題。“人道主義干涉”的政治意識形態無法取代蘇聯。對許多人來說,有各種原因覺得它不足以令人信服,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有兩個:首先,因為在波黑和科索沃只取得了部分勝利,而在索馬里 和海地失敗了;其次,任何人都能看出這種政策註定具有“雙重標準”,從1991年8月(蘇聯正式解體)到2001年8月的十年裏,新保守派努力推動美國政策的進一步“軍事化”,對“劃定”的無賴國家採取先發制人的戰略。但是克林頓政府對這種想法感覺不太好,因為缺少一種組織嚴密的意識形態準則和一種清晰的威脅,以使美國擴大影響的凝聚力得到加強。
在克林頓第一個任期即將結束的時候,布熱津斯基看到了這種缺陷。他寫道:“美國在國內太民主而在國外太專制,”這一事實“制約美國發揮其實力,特別是軍事脅迫能力”。準確地說,這種缺陷就是“除非國內公眾對美好生活的感覺突然面臨威脅和挑戰,大家對追求實力這一目標沒有什麼熱情。”因此,“除非處在一種真正大的、被廣泛認同的直接外來威脅的情況下”,外交政策所急需的共識很難達成。
這種直接外來威脅很快就出現了。“9•11”事件後,新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側重點不得不進行調整。
“反恐戰爭”,還是“全球巴勒斯坦化”?
正如冷戰時期美國的“人權”辭令讓位于瓦解蘇聯的大戰略,“9•11”事件後,美國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使用的“人道主義干涉”辭令讓位給了“反恐戰爭”計畫。2002年1月29日布希曾說:“浩瀚的大洋再也保護不了美國——我們(美國人)只能靠在國外積極採取行動。在國內不斷提高警惕來保護自己。”我們已經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中看到了美國在“國外的積極行動”,這兩個國家前者是藏匿本•拉登的失敗國家,後者是被懷疑擁有、或者可能正在製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無賴國家。的確,按照新保守派的說法,最壞的情形就是恐怖分子或無賴國家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美國人也看到了“在國內提高警惕”,包括通過《愛國者法案》和其他新機構的成立,比如成立國土安全部,其職責相當廣泛,在政治精英中引發了激烈的爭論,討論是否應該限制它的權力,“以免將來它變成像東歐國家曾經出現的那些可怕的安全部門一樣”。不過還有一些值得一提的其他活動,比如所謂的“校園觀察”,一個鼓勵美國大學生監督學校老師在課堂上的反美或反以色列言論的機構。
正如冷戰時西方國家不得不通過法律和在國內的執法行動抵制“國內外的共產主義威脅”一樣,如今世界各國也得通過執法機構和反恐法律維護安全。這一當務之急體現在聲明裏:“所有國家都有必要對境內的恐怖活動採取‘絕不姑息’的政策。”畢竟“來自90個國家的人在‘9•11’事件中喪生”。美國正在幫助所有國家“制訂計畫,通過各種方式,包括修改法律、技術援助、新的調查技術、分享情報、執法和軍事培訓,幫助(這些國家)獲得打擊恐怖主義的必要能力”。2004年至2005年,在2005年7月7日倫敦地鐵爆炸案之前,英國以布雷爾為首的精英們也加強了反恐立法和執法機構,井且提出應該通過法律允許不發出警告將恐怖嫌疑犯軟禁家中,不給他們合法辯護的權利。
總而言之,“9•11”事件是個分水嶺,不是因為美國新帝國主義意識形態重要的敵友陣營被破壞了,而是因為全球恐怖主義的新威脅”取代“了蘇聯。美國的新安全宣言說:“為了維持‘9•11’事件以來的勢頭,使全球反恐戰爭處於最前沿,美國政府的所有部門將在雙邊和多邊談判中把打擊恐怖主義當作一項標準日程。”
新保守派通過充分利用這一標誌性的重大災難事件,得到了“重塑”美國新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穩妥方案。正如德里克•葛列格里所說,世貿雙塔的倒塌“通過一種震撼人心的視覺力量,傳達了在美國都市心臟爆發的一次壯觀的恐怖活動”。事實上,這樣的事件令人很難遺忘,(而美國媒體正努力使它宛如昨天)除非像阿布格裏蔔監獄虐囚事件這樣的腐蝕劑和出乎意料的現象流行開來,引起公眾關注。迪克•切厄反復重申:“別忘了我們在2001年9月11日上午所看到的一切。”但是美國“9•11”事件後的“反恐戰爭”還有更大的政治、經濟和戰略目的。當然,如果所有的恐怖分子都被抓起來了,美國手中的惡魔又該用光了。我們知道,恐怖活動,不管是國家的還是社會的,都是真實的,但是美國的“反恐戰爭”卻是“人為製造”的、“虛構”的。我們也會列出一些具體想法,探討什麼才是應對恐怖主義的最好方法,不論這種恐怖主義來自國家還是非國家角色。
在題為《打擊恐怖主義國家戰略》的檔中,我們看到:
我們生活的時代有大量機會使世界的繁榮與美國和全世界熱愛自由的人們所擁有的利益和價值相一致。我們將把握這些機會……通過不斷進行打擊,確保恐怖分子無處藏身,我們將縮小他們的活動範圍,削弱恐怖主義組織的能力……我們永遠不能忘記,我們鬥爭的最終目標是——我們根本的民主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在領導反恐鬥爭的過程中,我們形成了新的國際關係,用適應二十一世紀跨國挑戰的方式重新定義現在的國際關係……前面的鬥爭是長期的、艱苦的。在這場特殊的戰爭中,我們不能期望衝突輕易地結束,或者有明確的結束期限。
這段話對“反恐戰爭”的新帝國意識形態中的一些重要元素進行了最好的總結。
首先,它告訴我們,這是一個對美國來說充滿“大量機會”的時代,因為美國可以把它的國家利益當作全球利益強加給全世界,而且可以使用武力。這再次證明,這不是帝國主義的新成分:這是一種長期以來一直存在的意識形態準則,使一群人的政治企圖能夠在本國或國際上佔據支配地位。為了支配他人,這些人的觀點必須淩駕於別人的觀點之上。“9•11”事件所帶來的機遇為美國達到這一目的鋪平了道路。
其次,這段聲明告訴我們,美國必須“持續不斷”地、在有必要的地方進行“單邊”的、先發制人的打擊。美國確實這樣做了。四年之中,美國轟炸了南聯盟,人侵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在我們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美國或許和以色列正為入侵敘利亞和伊朗打基礎。利比亞不再是美國的目標,因為正如《經濟學家》雜誌所承認的,“卡紮菲退出邪惡軸心以後”,西方石油和天然氣公司如今在利比亞很活躍。歐洲人這回沒有跟從,從德國、法國和俄羅斯反對美國對伊拉克發動先發制人的行動就能看出來。塔里克•阿裏寫道:“這是冷戰後歐盟和美國的內部核心分歧第一次公開分裂,被電視曝光,使公眾輿論以大西洋為界形成兩極分化。”新保守派相信,如果美國展示一下威力,盟友們最終會走到一起來。“軟實力”派的戰略家,約瑟夫•奈,相信這不是美國達到全球目標的正確方式,因為它使盟友更加疏遠了——軟實力是說服而不是強迫別人做你想讓他們做的事的能力。但是美國沒有聽從約瑟夫• 奈的意見。因此,軟實力派思想家認為,華盛頓(輪軸)的外交政策在新保守派的領導下越軍事化,越我行我素,歐洲國家(輻條)越想脫離輪軸獲得自由。
美國實力的這種永不安分的狀況使我們想起了列夫•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作為二十世紀傑出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之一和1917年俄國革命的領袖人物,托洛茨基認為1917年的俄國革命不能僅僅局限於在俄國進行。相反,如果俄國的布爾什維克想生存下去,它必須通過在波蘭和德國等其他國家不斷進行革命鬥爭來得到加強,並把其他國家的鬥爭當作整個進程的一部分。托洛茨基的觀點在布爾什維克的中央委員會遭到了失敗,不過我們回顧這段歷史是因為有人說托洛茨基和幾位新保守派有思想上的關聯。如果這種說法正確,那麼托洛茨基的政治思想模式正在簡單地(而且過分簡單地)通過新保守派的戰爭計畫和美國強制機器的對外極端化得到實踐。即使這種說法不對,“9•11”事件後美國新帝國主義的所作所為也恰恰是托洛茨基曾預言的:為了解放受國家干預的國內市場,特別是石油和天然氣市場,資本主義國家發動了一場持久的戰爭,通過更換政府和使用先發制人力量使國際環境極端化。
這使我們直接聯想到“新保守派”“反恐戰爭”的第三個主張。它使我們十分清楚地看到,這場新戰爭可能無限期地進行下去:“我們不能期望衝突輕易地結束,或者有明確的結束期限。”畢竟,怎麼可能徹底消除所有的恐怖主義呢?對這種偏執想法惟一符合邏輯的猜測是,只要美國“需要”,“反恐”戰爭就將持續下去,直到美國“實現”了兩個具體政治目標:
全方位的控制和強迫全球接受其自由民主價值觀和自由市場經濟。這就是“全球化”的全部內涵:
與上帝賦予美國的“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真正全球超級大國”地位密切相連的“歷史的終結”。
然而,這種新的敵友規劃能夠按著冷戰的方式操作嗎?
這能夠成為美國從事外交事務的長期組織原則嗎?
迄今為止它是怎樣運作的呢?
美國戰略家清楚地知道,當今的恐怖活動不受領土的限制,儘管恐怖分子在地球上有基地和經濟資產。它不受國家限制,儘管可能有國家或國家機構暗中為其提供保護。恐怖分子通過複雜的網路進行活動,使用高級的科技手段。儘管這些手段怎麼也比不上美國的軍事和科技優勢——所以才有了“不對稱戰爭”這個詞——恐怖分子的網路經營得很好。
“新保守派”洞悉這一切,但是“9•11”事件後當阿富汗的塔利班向美國提出逮捕本•拉登,把“基地組織”從阿富汗驅逐出去時,美國拒絕合作。他們還拒絕「北約」對美國第一次真正的“反恐戰爭”的支持。這些都很令人生疑。美國“假裝”打擊恐怖分子,“實際上”他們做的是推翻塔利班政權,在俄羅斯安全利益和中國利益的軟肋上,還有在無賴國家伊朗的東邊“建立”自己的“軍事存在”。這就是他們所做的“一切”。比倫特•格卡伊看到:“‘9•11’事件前幾天,美國能源部情報局把阿富汗的戰略地理位置列為‘從中亞向阿拉伯海出口石油和天然氣的潛在運輸通道’。”而且,在阿富汗戰爭期間,巴基斯坦和土庫曼斯坦討論了“開發一條從土庫曼斯坦經阿富汗到巴基斯坦瓜德爾港的天然氣管道,現在正在中國的援助下在俾路支省海岸興建。”
由此,免不了得出一個結論——“反恐戰爭。是促進美國在歐洲和亞洲的安全和階級利益的”人為製造“的工具。然而這其中還有其他尚未看到的事實。
布希和“新保守派”知道,他們無法像戰勝一個失敗國家那樣戰勝恐怖分子。他們無法用國家政治暴力和國家恐怖活動剷除恐怖分子。“國家恐怖主義”和擴大占絕對優勢的軍事影響力,無論技術多麼先進,只能產生反作用,無法消滅自殺式襲擊、部落戰爭這些現象。維持部落地區的治安如今需要大量人力和武器資源。2003年10月16日,在給迪克•邁爾斯將軍、保羅•沃爾福威茨、道格•費思、皮特•佩斯將軍的備忘錄中,拉姆斯菲爾德問道:“如今我們缺乏衡量全球反恐戰爭輸贏的尺度。我們每天抓獲的、殺死的、阻止的和勸服的恐怖分子是不是比伊斯蘭學校和極端傳教士招募、訓練和派遣出去對付我們的更多呢?”
除了殘忍和好戰之外,問這個“問題”是一種深度“錯覺”,因為那些決意犧牲自己生命的人,隨時隨地都可能殺死別人。更具體地說,美帝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新保守派”忘記了,自殺式爆炸的“主要意義”在於“生命”,而不是死亡。對中東人民來說,“聖戰”和本•拉登所代表的和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共產主義革命和切•格瓦拉對西方激進青年所代表的“一樣”,而美帝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新保守派”對這一“事實”不屑一顧。
如果新帝國主義國家(如美國)或新殖民主義國家(如 1967年以後的以色列)用“國家恐怖主義”來打擊恐怖分子,其結果必然是暴力的惡性循環。我們還得進行進一步的分析。例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衝突不僅僅是兩個民族主義或原教旨主義互不讓步的問題。它確實是這樣的,但還有一些東西超出這種簡單猜測之外。事實上,它是“被壓迫民族”——巴勒斯坦人的民族主義和“壓迫者”——以色列國家的民族主義之間的“不平等關係”。
回顧 1967年,伊薩克•多伊徹曾精彩地說過:
表面上,阿、以衝突只不過是兩個敵對的民族主義之間的衝突,雙萬都處於自以為是和野心膨脹的惡性循環之中。從抽象國際主義的觀點來看,最容易不過的就是把兩者當作同樣毫無價值的和反動的而不屑一顧。然而,這種觀點忽視了那裏的社會和政治現實。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國家人民的民族主義,他們為獨立而進行的鬥爭,不應該和征服者、壓迫者的民族主義放在一個道德政治層面上。前者有歷史理由和進步的方面,而後者沒有……以色列的安全依賴於定期發動戰爭,每隔幾年必須削弱阿拉伯國家的力量。
新帝國主義和“新猶太復國主義”是手拉手的好兄弟。2002年5月2日,美國參眾兩院通過議案,宣佈美國和以色列“現在正進行一場反對恐怖主義的共同鬥爭”。參議員約瑟夫•利伯曼更直白地說:“以色列受到恐怖分子有組織、蓄意的自殺和殺人襲擊行動的包圍。這些恐怖分子的實質和‘9•11’事件中對我們國家的襲擊是一樣的。”美國駐伊拉克部隊正在吸取“以色列國防軍在巴勒斯坦被占領土上得出的經驗教訓”。為了突破抵抗,美國正在“像以色列情報部門那樣使用阿拉伯線人。美軍把伊拉克的城鎮村莊變成了西岸的影子”。
還有消息披露,“以色列軍官在美國布拉格堡訓練暗殺小組,模仿以色列國防軍的‘定點清除’戰略”。結論是令人痛心的: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所做的,在以色列的週邊,美國正在向全球做同樣的事。正如新”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原教旨主義與伊斯蘭聖戰相對應,美國國內的“基督教原教旨派”和“猶太復國主義”者與美國以外的全球聖戰相對應。芝加哥諾斯派克大學的唐納德•瓦格納近期對“基督教原教旨主義”和新“猶太復國主義”進行研究,追溯了這兩個意識形態運動在小布希時代與“新保守主義”明顯走到一起的過程。“2000年,共和黨發生了一個轉變。它開始擁護新保守派思想家的理論,宣揚美國的”單邊主義“,支持用軍事手段而不是外交手段解決問題。‘9•11’事件後又採取了更具進攻性的做法,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戰爭和其他的敵人很快都與美國的‘反恐戰爭’聯繫起來,而這毫不奇怪。”因此大家普遍認為,華盛頓對以色列的承諾是一種無可更改的事實,這也正是使布希的巴勒斯坦政策左右為難之處。當然還得強調一下,新保守主義和猶太人的觀點並不完全一致,有許多參與政治的猶太人認為新保守派(和新猶太復國主義者)對世界的觀點是一派胡言。
新保守派把恐怖主義的根源歸結於貧困、腐敗、宗教衝突和民族矛盾。這毫無意義,按照亨利•C.K.劉的說法:“這樣定義恐怖主義的話,反恐戰爭無法取得勝利。”伊斯蘭恐怖主義的真正原因是美國在原材料豐富的地區,向那些窮苦人民施加其占絕對優勢的影響力,因為這些原材料,如石油和天然氣,對美國正在衰落的經濟。不穩定的金融狀況至關重要。
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另一個“真正原因”是巴勒斯坦的惡劣狀況和所謂的“國際社會”“無力”強迫以色列“執行”「聯合國安理會」要求其撤出西岸和加沙的242號決議。對付恐怖主義最好的方式是平民方式,一種新的“緩和”政策。應對基地組織和原教旨主義恐怖組織最好的方式是從大中東地區“收回”盎格魯—撒克遜的影響力,從西岸和加沙撤走以色列部隊,成立獨立的巴勒斯坦國。到那時,伊斯蘭教和西方就能在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基礎上發展一種新的民主、平民的政治經濟合作關係。這是把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觀點倒過來想的另一種方法。這也是超越過於“簡單的”、“錯誤的”、危險的、好與壞的宗教困境的另一種方法。
但是布希的主要選舉支持者——“基督教原教旨派”和新”猶太復國主義者“,都堅持拒絕這樣想(P93-104)。
2007-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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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權城市》點名聯邦(自由時報林榮三) 炒地牟利
顏玉龍/新北市報導
2011-02-17 中國時報
土地炒翻天,鄰近台北市東區的新北市汐止區也成矚目焦點,已有預售案成交價一坪四十萬元以上,讓早期養地的大財團「出現」解套的契機,但也再次引發山坡地開發,以及財團以農民身分買農地開發的爭議,其中以「聯邦建設」的“瓏山林”建案最具「代表」。
《金權城市:地方派系、財團與台北都會發展的社會學分析》一書中,台大教授陳東升認為財團購買農地、山坡、工業用地,並利用“變更地目”營造高額利潤,是“基本炒作手法”。他進一步點名「聯邦建設」,指(自由時報)林榮三在七十六年買下汐止十八甲“林地”,每坪公告地價二、三千元,“變更地目”並推建案,每坪售價十五萬元,獲取幾十億元利益。
陳東升在書中提及,「瓏山林有一部份是承租國有林地,透過公有地放領取得土地所有權,接著申請“山坡地”的開發,(再)變(更地目)為丙種建地。白匏湖二百多甲土地來源,一是林榮三長子林鴻聯以“自耕農”身分承購三百多筆農地,另一部分是林榮三的三子林鴻堯向國有財產局承租林地。」
由於瓏山林完工後,須向汐止鎮公所申請「未損害公共設施證明」,《廖學廣的獨立時代》一書中寫道,「建商賣房子賺大錢,鎮公所沒有義務為建商擦屁股」為由,將申請案打回票。「幾經洽商,最後雙方達成的協議,由林榮三捐贈一座綜合運動公園給汐止鎮,鎮公所同意綜合運動公園以林榮三命名。」
不過,公園設計圖完成,也整好地等著林榮三來蓋公園,最後卻沒著落,廖學廣出手反撲,在競選連任時,發出在白匏湖山區設置垃圾場的文宣,並取名為「榮三垃圾場」。
「林榮三發動旗下《自由時報》,在鎮長選舉投票前最後兩天,將駐汐止鎮的記者召回總社,配合社長、總編輯發稿,全力圍剿廖學廣。廖學廣也不甘示弱,召開記者會一一點名林榮三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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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週刊>被砸/(本土黑幫)天道盟太陽會13人成擒 廖學廣關狗籠案主嫌在內
東森新聞 2002/10/22
社會中心/綜合報導
「壹週刊」辦公室本月6日被黑道分子砸毀,引起社會各界重視,警政署22日規劃全國大掃黑,警方針對「天道盟」太陽會桃園龍潭組、台北萬華組、基隆仁愛組展開全面搜索,合計逮捕13名嫌犯,起出「太陽集團」制服、改造手槍等贓物。
刑事局與台北市刑警大隊兵分多路,由士林地檢署主任檢察官陳國鳴指揮,22日凌晨在基隆市、台北縣、桃園縣同步行動,逮捕基隆仁愛組組長謝金峰等13名嫌犯,其中,綽號「阿風」的謝金峰在「天道盟」名氣響亮,涉及85年立委廖學廣狗籠案,曾經逃亡泰國,後來被警方緝捕回國。
警方調查,某週刊報導「天道盟」新、舊太陽會搶地盤風波,引起舊太陽會不滿,屬於舊太陽會的桃園龍潭組、台北萬華組、基隆仁愛組,分別接獲越洋電話指示,本月6日在某週刊位於台北市內湖區的辦公室附近集合,20餘名男子一起穿上「太陽集團」黑色制服,持木棍、鐵棒把某週刊辦公室砸毀。
行兇過程中,龍潭組的嫌犯黃鑫,涉嫌搶走某週刊大樓保全員的手機,而這支手機就是警方破案的關鍵,警方從通聯紀錄中,釐清案情,並逐一收網逮捕嫌犯。
至於傳真給各媒體,揚言要把某週刊趕出台灣的桃園龍潭組組長「文哥」梁瑞文,目前流亡柬埔寨,台北萬華組組長「鐵霸」曾盈富、曾盈進兄弟,則在大台北地區流竄,警方正擴大偵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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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囤地 房價飆漲 新莊人嘆:買不起新莊房子
林金池/新北市報導
2011-02-17 中國時報
如果說高房價起因於財團囤地,「聯邦集團」林榮三近卅多年來在新莊默默購入大批土地。新莊副都心房價每坪飆漲到五十萬,地方人士說,「新莊人買不起新莊房子,這不是很諷刺嗎?」
新莊副都心近年來土地價格炒翻天,看似財團建商各顯神通、各自購地,但當地人都知道林榮三才是最大地主,早在民國六十七年左右,林在當地四處收購農地,平均每坪價格五百到兩千元不等,地方人士說「當年中港路底全是水田,買地就拜託農民划船在四周插上紅旗子,就能看出土地多大。」
地方人士說,林榮三買地是有專業的「牽勾仔」幫忙,地方人士說,有位綽號「X吉」的兒時玩伴負責幫他牽線買地,人家不要的低窪水田,林榮三全部收,卅多年下來成為新莊副都心最大地主。
據了解,林榮三太太林張素娥名下土地,至少超過一萬坪,如果加上登記在其他親戚名下土地,囤積了大量的土地,以每坪兩百萬元計算,市價超過數百億元。
財團囤地炒作,造成房價水漲船高,如今新莊副都心房價每坪漲到五十萬,周邊更充斥一大片未開發,卻被炒上天價的素地,不少地方人士說,「新莊人買不起新莊房子,這不是很諷刺嗎?」
地方人士認為,未來只能寄望新北市府大刀闊斧,重新恢復課徵空地稅,遏止財團建商炒作房地產歪風,藉此加速重劃區開發,增加供給降低房價,才能讓小老百姓安居樂業,否則將成了財團囤積土地、炒作房價的幫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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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政府消失的公文與馬英九“遲來”的“震怒”
日前,經過3年的盤點,馬政府終於數清扁政府交接時不見了36,000件公文。據說,馬英九為此在國民黨中常會上三次“震怒”。
扁政府時代為何“消失”了那麼多公文?
是“有心”還是無意?
對臺灣的影響如何?
民進黨應該如何“交代”、對其後續影響如何?
馬英九的震怒是自然還是“刻意”?
是否如民進黨高層所說是正在追殺?還是栽贓陷害?
這些消失的公文該不該追?怎麼追?追到何種程度?
對國民黨選舉有幫助嗎?
首先,扁政府時代的公文是如何“消失”和“為什麼”消失的。
其實,看看扁政府政權交接前,僅總統府就購進57台先進的碎紙機。這就註定會“消失”許多紙質的東西,被粉碎的是否包括消失數量龐大的公文,不得而知。但如果是手紙,肯定無需這麼先進的碎紙機的。如果說消失的公文僅僅是拿回家忘記交上來,或者是轉交給其他單位,沒有造冊登記,都是說不過去的。如果是有意轉移、藏匿、“銷毀”,則必有其主管“目的”。
據臺灣各界的多種猜測,比較靠譜的,無非是:
一、五部會首長個人認為不方便交接的,比如檔會留下決策的過程、決策的動機和目的。其中,並非都無瑕疵或公而無私;
二、集體意識和決策,因含有政黨因素或者有太多權宜之計,不能作為經驗傳承,而被下任政府延續。如,指令不恰當的監聽,荒唐離譜的任命、約見等;
三、任內接獲相應情資應當立即處理,而沒有處理,賣好一些個人或團體,或者攜帶出“宮”,以便讓別人感恩或懼怕的;
四、即便認識到這些公文對臺灣政府延續是有益的,但對自己短時間拿回政權沒有信心,又不甘心讓國民黨對情況有全面、系統地瞭解,要看國民黨笑話,甚至希望國民黨因此做不好,而趕快下臺。但無論哪種情況,看看扁政府離任前,幾十台碎紙機連夜運轉,就像電影裏面,一個政府“垮臺”前,忙著“焚毀檔”、轉移資產的場面。
所以,無論什麼目的,都凸顯了,扁政府置臺灣整體利益於不顧,不想讓國民黨分享這些本應分享的政府資產。也證明了,臺灣所謂的政黨輪替不像政府內部交接,倒似敵國佔領。
其次,民進黨高層對“消失”數量龐大公文的態度。
如果一個負責的政黨,一個以整個臺灣人民利益為依歸的政黨,當發現自己政黨執政時,居然有這麼“離譜”的事情。第一時間,就應該汗顏,向全民道歉,並聲明敦促本黨同志配合調查,厘清對臺灣的影響。
遺憾的是,民進黨高層的反應,卻有這樣幾種態度:扁政府交接時,並沒有丟失這些公文,馬政府純屬栽贓陷害;馬政府盯住公文不放是轉移執政無能、進行政治追殺;最不激烈的反應,也僅限於:即便這些公文丟失是真的,但馬政府該早查的不查,到大選不到一年的時間再查,時機不對,想影響選舉。儘管這些反應,符合民進黨的一貫邏輯、作風和格調,但也不能侮辱全民的智商:是不是馬政府自己銷毀公文或造假,進行栽贓陷害一目了然;如果是事實,就不能叫政治追殺;即便懷疑馬政府查證的效率,這也不是民進黨有資格質疑的,因為民進黨執政時,丟失的公文太多,馬政府人工比對耗時費力,而且一件弄錯,豈不是給民進黨更多口實?即便需要質疑馬政府的效率,也只有民眾才有這樣權利。
再次,說說馬政府的震怒和效率。
馬政府盤點3年才搞清丟失了多少公文,儘管理由是數量大、人工比對慢,勉強說得過去。但特偵組從陳水扁辦公室查扣的幾十箱公文,是怎麼流出的?以及扁政府卸任前,那些工作人員使用碎紙機、粉碎了一些什麼總是應該知道的吧?所以,馬英九的震怒自然是應該的,畢竟這是損害的是全臺灣人民的利益。
但應該震怒的不僅僅是馬英九,民眾也許更有理由震怒。民眾對扁政府應該震怒的是,其對體制和制度的“無視”和“破壞”,政黨惡鬥居然置整個臺灣的利益於不顧;
對馬政府的震怒,大概是上任這麼久“沒有”展現相應的魄力。馬英九震怒得儘管“晚了”一些,但如果堅持查,起碼能夠大致厘清誰丟失的、怎麼丟失的、丟失的大致是什麼公文、對臺灣的影響是什麼。
最後,追查扁政府丟失的公文,對兩黨的影響會是如何。
按照馬英九的個性,如果對臺灣的整體利益影響不大,相信其也不會過為己甚。其作用無非是借此建立和整飭公文制度,讓政府像個政府。至於對民進黨有無打擊的效果,即便有,按照目前臺灣的政治生態,也極為有限,只不過是臊臊民進黨執政時時任高官、現在仍然“風光無限”的“政客”的面皮。
要說真正能夠傷害到民進黨的,還是他們自己,因為,民進黨高層對這一事件的態度才是檢驗品格和責任的試金石。而國民黨如果能夠不要抱著溫文爾雅一副君子狀,大刀闊斧地做自己該做的事才是改變和提升自己形象的契機。因為追查公文並不能讓民進黨失去他們原有的基本盤。只要臺灣政黨輪替今後繼續有這樣公文“莫名其妙”地“大量消失”的狀況,對岸不但不必將“各懷鬼胎”的雙方輪流執政臺灣當回事,其他國際社會也不會將臺灣當作一個值得尊重的政府。
文/畢殿龍 20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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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右翼歷史觀批判研究>
(王向遠著作集第十卷)
第一章 戰後右翼歷史觀形成的根源與背景——右翼勢力、右翼思潮與戰爭認知問題
一、右翼歷史觀的古代淵源
二、現代軍國主義思潮與右翼歷史觀的形成
三、戰敗後右翼的蠢動及右翼歷史觀的“復活”
四、冷戰後知識右翼的“猖獗”與右翼歷史觀的“擴散”
第二章 右翼歷史觀“死灰復燃”的標誌—林房雄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
一、作為老牌右翼分子的林房雄
二、解掉兩個緊箍咒
三、“大東亞戰爭百年戰爭”論的展開
四、“縱然失敗卻是無悔”
第三章 一本全面徹底的為侵略歷史“翻案”的書——中村粲的《走向大東亞戰爭之路》
一、寫作宗旨:為洗刷“汙名”而篡改歷史
二、以種族戰爭史觀粉飾侵略
三、所謂“當事雙方都有幾分責任”
四、對十五年侵華戰爭的全面翻案
第四章 “惡魔的思想”——渡部升一、穀澤永一的思想
一、對“反日的日本人”的“告發”
二、所謂“國益論”和“新憂國論”
三、“誰把歷史弄成這樣?”
四、所謂天皇“無責任”,戰爭“有外壓”
五、“敬告韓國中國俄國美國:日本沒有戰爭責任”
第五章 “喬裝打扮”的軍國主義史觀——藤岡信勝所謂的“自由主義史觀”
一、藤岡信勝與“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
二、所謂“自由主義史觀”的“自由”
三、“自由主義史觀”的根源與構造
四、“自由主義史觀”的虛偽本質
第六章 歇斯底里的“免罪情結”——法學博士小室直樹的“無法”的暴論
一、“天皇教”的狂熱信徒
二、反共與反華
三、搬弄“國際法”為侵略免罪
四、不容忍任何道歉和謝罪
第七章 “南京大屠殺”抹殺者的第一隻黑手——田中正明的“虛構”與“總結”
一、曾做過松井石根秘書的田中正明
二、所謂“帕爾博士的日本無罪論”
三、《南京大屠殺的虛構》的虛構
四、“南京大屠殺否定論的十五個論據”的虛偽
第八章 作為一股右翼思潮的南京大屠殺“抹殺論”——東中野修道等抹殺論者的猖獗
一、鈴木明的《南京大屠殺之幻》
二、阿羅健一、歃本正己、富士信夫的抹殺論
三、南京大屠殺抹殺論形成了一種思潮
四、新一代抹殺論者的“旗手”東中野修道
五、抹殺論者在史實面前註定失敗
第九章 “皇國”史觀的集大成——西尾幹二的《國民的歷史》
一、《國民的歷史》暢銷的背後
二、與中華文化絕緣的“一萬年日本文明史”的虛構
三、對侵略歷史的全面美化
四、唯我獨尊的“皇國”史觀的復活
第十章 右翼歷史觀的教科書化——《新歷史教科書》及教科書的“改惡”
一、戰後歷史教科書的右翼化軌跡
二、右翼團體“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的成立
三、《新歷史教科書》對侵略歷史的歪曲
四、推動教科書進一步“改惡”的三浦朱門
第十一章 右翼歷史觀的通俗化、大眾化——小林善紀的政論漫畫《戰爭論》與《臺灣論》
一、右翼勢力的“廣告塔”
二、鼓吹戰爭、美化侵略的《戰爭論》
三、老調重彈、變本加厲的《戰爭論2》和《戰爭論3》
四、歌頌日本殖民統治、鼓吹台獨的《臺灣論》
第十二章 右翼歷史觀與靖國神社問題——靖國神社參拜“正當”論
一、靖國神社的本質
二、加地伸行等人的“日本乃神國”論
三、大原康男等人的中國“干涉日本內政”論
四、小林善紀的《靖國論》
第十三章 右翼歷史觀對中國歷史教科書的“逆襲”——右翼文人的“中國反日”論
一、古森義久對“中國反日”的報導和渲染
二、勝岡寬次對中國“反日教科書”的“徹底批判”
三、“中國反日”論的其他鼓噪者
第十四章 從中國歷史觀到中國現實觀——「中國黑暗論」、「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
一、岡田英弘的中國歷史“黑暗論”
二、中島嶺雄的「中國黑暗論」與「崩潰論」
三、長谷川慶太郎的「中國崩潰論」與「中國威脅論」
四、杉山徹宗等人的「中國威脅論」
本書研究的是日本右翼及其歷史觀的問題,對歪曲和篡改歷史的日本右翼歷史觀做了深入的剖析。讀完這本書之後讀者會明白,原來那些大放厥詞的政客站在政治舞臺上為歷史翻案的發言是有一整套右翼歷史觀作支撐的,而右翼歷史觀的構建者和系統表述者則是民間身份的一些教授、學者所構成的右翼勢力。換言之,在日本當代學界和言論界,為侵略歷史翻案已經形成一種不可忽視的社會文化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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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支那豬;萬惡共匪)崛起之下的周占春與(一吹二蓋三推四賴痞子)鄭弘儀
陳水扁夫婦因為“龍潭弊案”遭到判刑,(台灣之子與台灣之孫)父子皆用國共(支那豬)聯手打壓“一邊一國”作為解釋,同仇敵愾。他們講的理所當然,公子陳致中(台灣之孫)且髒話連篇。對鼓吹台獨的政治人物而言,“髒話”已經與“中國(支那豬)”混用,這在之前鬧出新聞主播以髒話辱罵馬英九親中,“捏造”事實,有“異曲同工之妙”。整體而言,“(嘴炮)台獨”已經進入到自己刻畫的世界,凡是在現實世界裡他們“認為”會發生“卻沒有發生”的,就讓之在“自己的劇本”中發生的,包括馬英九(支那豬)“變成”因為“親中”而變成狗或驢的情節,就能“隨心所欲”地“編織”。捲入自己的“(嘴炮皇民台獨)異想世界”後,“中國(支那豬)”可以變得“惡毒可怕”。現在“中國(支那豬)”崛起,遭到打壓的“恐懼”與“怨恨”,更是“無以復加”。這種“心理”,值得注意與體會。
周占春與(一吹二蓋三推四賴痞子)鄭弘儀二位,厥為範例。
陳水扁收受賄賂介入二次“金融(私有化財閥併購壟斷)改革”,被法官周占春以陳水扁的干預已逾越法定職權,既非職權範圍之行為,自無受賄與否的問題,因此判處陳水扁無罪。周法官在判決書中引述拙著過去對於陳水扁逾權之憲法分析,但“並未同時”引述其他著作關於陳水扁實已構成“內亂外患犯行”之分析,也未檢討陳水扁大可透過法定授予的人事任命權,不當干預政策,因而享有迫使主管官員當然得要聽命行事的權力,故陳水扁乃典型的受賄案例。但是在法言法,如欲將陳水扁繩之以法,仍必須依照制度尋求彌補。固然周法官的法律見解至為不當,不必多論,更讓人好奇的,其實是他到底什麼“心態”。
值得與周法官“曲解法令”挽救陳水扁的“意志”相比的,是同一時間發生支持民進黨的知名(痞子化)媒體人鄭弘儀在一次競選晚會上,以粗鄙下流的口語辱罵馬英九(支那豬),進而散播關於馬英九(支那豬)主持兩岸教育交流偏寵陸生的“謠言”,並掀起民進黨選民風起雲湧的支持他。一時之間,復誦他的“下流罵詞”成為流行,鄭主持人且感到“驕傲”與“正直”,在記者會上甚至哽咽訴說他對台灣大學生遭到大陸大學生排擠的感傷。
這些排擠的“指控”並不確實,因為不但大陸政府對台生早有大量補助,台灣公家在補助陸生的同時更也補助台生,遑論“這些”政策是民進黨主席蔡英文主持大陸政策期間所“制訂”與開展的。不過,“事實”如何不重要,鄭(痞子)主持人的真情演出能打動人心,才是值得好奇的。
周法官對於陳水扁這樣身居要津之人貪婪至極、濫用名器能夠“視而不見”,絕非周法官個人好惡所能解釋,必有更大的情感需要“支持”他“扭曲”的法律見解,以能為了釋放陳水扁而釋放他。當然,鄭(痞子)主持人唱作俱佳的“泡製劇本”,事後“毫不”感到羞恥,自然也不能用他樂於“煽動”選民來解釋。他們兩位對於陳水扁或台生遭到不當壓迫的“想像”,“既不是”出自事實,當然是出於“需要”,這樣的“需要”在選前爆發,不能不說是與競選對手國民黨及其領導馬英九有關。長期以來,他們“塑造”馬英九(支那豬)為“外來政權”的代表,不論馬英九如何交心表態,都不能取信於他們。簡言之,馬英九與國民黨代表中國人統治台灣人的這種陰影揮之不去。
不久前發生的東京影展事件,是具體而微的另一個例子。當時,大陸團長江建議台灣團用“中國台灣”或“中華台北”,因為這必然是他得到的指示,大陸則退為大陸,“而不是”獨佔中國,如此保持兩岸同屬中國人的身分,且有所“平等”。他“哪裡想到”台灣的團長陳志寬居然明白告訴他,(上等皇民浪人)台灣人不是中國人(支那豬),明確表示這是涉及台灣主權與尊嚴的問題,絕不能讓步。兩岸不歡而散後,大陸團得到許多大獎,而台灣(痞子)媒體則只有嘉許陳志寬英雄事蹟的報導。陳志寬所體現的就是,他做為台灣人,一碰到中國人就會產生被壓迫的抗拒意識。中國電影界頻頻獲獎,之後並巡迴世界,而台灣無影無蹤,自然更增加這樣的壓迫感。
可以說,國民黨是在中國崛起的氣氛中執政的,國共和解是國民黨執政前夕的大戲,ECFA的簽訂是國民黨執政後的“大戲”,可以說國民黨猶如“搭乘著中國崛起的順風車”在執政。但是國民黨“卻以為”是因為自己支持“藏獨”、反對統一的本土表現贏得支持。國民黨對於自己是“搭了中國崛起的順風車”毫不自覺,剛好說明國民黨的所謂“本土”是“虛假”的,就算價值上確實很認真地推動本土,但起碼情感是“虛假的”。畢竟國民黨“不能體會”民進黨核心(上等高貴皇民浪人)選民的“反華(仇華恨華)”已根深蒂固,因為國民黨從沒有經歷或“皇民化”洗禮,“不了解”洗刷“清國奴(支那豬)”之恥而“晉升”為“(上等高貴)皇民”的歷史飛越感,與因為(腐敗買辦權貴)國民黨來台後帶來的失落與失語。
現在中國(清國奴;支那豬)無所不在,(腐敗買辦權貴)國民黨來自中國,代表中國人(清國奴;支那豬),剛好可以視為是中國崛起的勢力進入台灣的媒介。
中國崛起愈是明確,台灣人賺到陸客的錢愈多,且到大陸發展的台灣人愈多,從李登輝以降努力“去中國化”的“文化台獨”成果就愈顯得不足為訓。
之前擺脫老國民黨的“本土狂飆”,與當前中國崛起後台灣的再度“失語”,“形同”日本戰敗後的台灣人從好不容易熬到的“(上等高貴)皇民身分”跌回“清國奴”,都是反差極大的情感刺激。馬英九以為ECFA對台灣人做了多大的好事,偏偏愈大的好事愈讓“反華仇中”的(上等皇民浪人)台獨選民感到毛骨悚然。他們沒有理論可以抗拒中國崛起,就“編織”台灣人“受迫害”的“劇本”,否則不能表達自己對中國人的疏離與“仇視”。
周占春與鄭弘儀這樣不同的兩個人,卻讓同一批“仇中反華”的民進黨核心支持者感到同情與“窩心”,說明他們“不是”在拯救被羅織罪名的陳水扁或可憐沒錢的台灣大學生,“而是”在表達他們所“共同抵抗”的中國(支那豬)。馬英九就是中國人(支那豬)在台灣的代表,這是“劇本”“決定”的,馬英九不論如何閃躲都沒有用,反而會因為不好好扮演“加諸”給他的腳色,而更讓人恐懼。
至於劇本,是根據觀眾“需要”決定的,而觀眾的“需要”“深藏”在台灣的“(皇民化)殖民歷史”當中,絕不是周占春或鄭弘儀可以說不要就不要的。假如他們直接或間接能有效“反射”這樣的“反華”情緒,就是“英雄”。
什麼都沒有成就到的陳志寬,與大罵馬英九“畜生”的(台灣之孫)陳致中,不就也是台灣的“英雄”了嗎?
文/石之瑜
2010-11-15 中評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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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一步進兩步--析蔡英文(2011)的兩岸關係新論述》
蔡英文“和平台獨”新兩岸論述包裝華麗實質未變
(2011)2月23日,蔡英文發表了以“和而不同,和而求同”為中心的兩岸關係新論述(以下簡寫為“新論述”)。很多人認為這一“新論述”,“沒有新意”、“不知所云”。但筆者認為,對其還應予以必要重視。這一“新論述”是蔡英文,實際是民進黨的「新潮流系」(注:派系於表面形式上雖已謂解散,唯核心人脈理念則依然運作存在)歷時一年多建立的所謂調整後的兩岸關係政策框架。這一政策框架具有鮮明的“退一步,進兩步”的特點,其實質就是“和平台獨”。這一政策框架還顯示了蔡英文和新潮流系,企圖實現民進黨重新執政的“重要手法”,以及爭取民進黨在兩岸關係問題上,“變被動為主動”的主要“謀略”。對之,當然須予以重視。但可以預料,對“新論述”的內容,大陸方面必然是零容忍,因而其可行性也將為零。
“和平台獨”的“新論述”
蔡英文的“新論述”,其實就是既堅持台獨立場,又爭取減少與大陸直接對抗。所謂的“和而不同,和而求同”,既是對此的概括,更是對此的“掩飾”。稍做深入分析就可發現,蔡英文的“新論述”與民進黨的「台灣前途決議文」,有著十分明顯的傳承關係。不僅二者的台獨立場“一脈相承”,而且二者都是“迫於形勢”,在兩岸關係上做出“策略性調整”。只是由於面對的形勢更不利於實現台獨,“新論述”表現出了更大幅度的策略性調整,以至於可認為“新論述”,實際就是“和平台獨新論述”。
雖然“新論述”中,沒有民進黨的“台獨黨綱”和“台灣前途決議文”那樣直接、露骨的台獨宣示,諸如“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台灣是一主權獨立國家”等,但“新論述”中卻充斥著只是稍有掩飾的台獨立場。
首先,蔡英文在其“新論述”中,言必稱兩岸為“中國與台灣(中國VS.台灣)”,明確無誤地顯示了其台獨立場。
第二,在“新論述”中,蔡英文強調,發展兩岸關係“應從台灣認同出發,以台灣價值為核心”;這正是從李登輝到陳水扁,所有台獨分子鼓吹、宣揚的論調,也是他們用以“打擊”、“壓制”島內反獨人士的“大棒”,而蔡英文的對之強調,則清楚顯示了其“新論述”深刻的台獨烙印。
第三,蔡英文在其“新論述”中宣稱,民進黨處理大陸問題,不能像國、共兩黨一樣,局限在兩岸結構或陷入“歷史框架”,更不能被“政治前提”壓縮處理兩岸問題的空間,這是既隱晦而又明顯地反對「一中原則」和「九二共識」,盡顯台獨立場。很明顯,蔡英文的“新論述”實際是集已有台獨論述的大成。所以,“新論述”就是台獨論述,而且,在這一點上當然“沒有新意”。
但是,蔡英文的“新論述”畢竟是經過一年多時間提出的,所謂煮字經年,必然有其不同於民進黨過去關於兩岸關係的種種論述、文件之處。主要是,“(嘴炮台獨)新論述”明顯沒有了濃濃的火藥味,用呂秀蓮的評語就是“很溫和”。在歷來的民進黨關於兩岸關係的論述、文件中,都“充斥”著對大陸的“挑釁”,有著與大陸“對抗”的強烈意圖。即使被一些人認為“務實的”“台灣前途決議文”同樣如此,通篇皆是“台灣是一主權獨立國家”、“中國片面主張的‘一個中國原則’和‘一國兩制’根本不適用於台灣”、“台灣應揚棄‘一個中國’原則”等,表現出強烈的與大陸“對抗”的意圖。
而蔡英文的“新論述”,雖然如前所述有著明確的台獨立場,但卻沒有了諸如“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等,直接向大陸挑釁的表述。更須關注的是,“新論述”以所謂的“和而不同,和而求同”為主軸。按蔡英文的闡釋,“這個‘和’,就是和平發展的‘和’”;就是“台灣與中國(台灣VS中國),有共同的責任和利益,就是追求和平穩定的關係,掌握繁榮發展的契機”。十分清楚,爭取減少與大陸的直接對抗,正是“新論述”的“新”內涵。
明確的台獨立場與爭取減少與大陸直接對抗的意圖共同構成了蔡英文的“新論述”。在民進黨歷來關於兩岸關係的論述、文件中,台獨立場和與大陸的直接對抗,從來密不可分。現在,蔡英文卻企圖將台獨立場和減少與大陸的直接對抗聯繫。為此,在“新論述”中,從“國際戰略思考”到“亞太區域安全”,再到“國際多邊體系”,“刻意”把簡單明瞭的兩岸關係“國際化”、“模糊化”,以至於很多人認為“不知所云”、“雲山霧罩”。但民進黨的(嘴炮台獨)理論家林濁水(注:李敖口中腦袋不清的混球)獨具慧眼地明確指出,蔡英文的“新論述”不過是“更穩健的台獨”。歷史和現實都已表明,民進黨深陷難以走出的怪圈,即堅持搞台獨,就必然與大陸對抗;而與大陸對抗,台獨就決無可能成功。而且,只要深陷這一怪圈之中,民進黨的未來就必將充滿險惡。蔡英文的“新論述”企圖以既堅持台獨立場,又減少與大陸的直接對抗,即以所謂的“和平台獨”來化解民進黨深陷其中的怪圈。“新論述”顯示了蔡英文對於走出怪圈的重視,但無論“和平台獨”還是“穩健台獨”,只要堅持台獨,就不可能把民進黨帶出上述怪圈。
以“和”謀權的選舉手法
由於在島內的幾場地方性選舉中獲勝,民進黨士氣高漲。面對未來的兩場全島性選舉,即全島的民意機構代表選舉和領導人選舉,蔡英文和民進黨所謂的“天王”們,個個躍躍欲試。但是,民進黨的政治人物都深知,全島性選舉完全不同於地方性選舉。如果說,在地方性選舉中,例如所謂的“五都”選舉中,民進黨還可能刻意迴避兩岸關係,這一關乎台灣民眾命運和前途的根本問題,那麼在全島性的選舉中,則完全不可能回避。這激發了志在爭奪出線的呂秀蓮、謝長廷、蘇貞昌,紛紛拋出自己對於兩岸關係的論述。蔡英文當然不甘落於人後,拋出自己的“新論述”,以奪取出線的有利地位。
2008年民進黨失去執政地位,一是因為陳水扁的嚴重貪腐;二是因為陳水扁大搞台獨,導致兩岸關係的高度緊張。現在,儘管民進黨沒有真正與陳水扁切割,但在陳水扁受到法律懲處後,他的貪腐對民進黨的不利影響已明顯淡化。所以,兩岸關係已是民進黨重新執政之路上無法迴避的,甚至是唯一的最嚴重障礙。與呂秀蓮、謝長廷、蘇貞昌等人的相關論述比較,蔡英文的“新論述”明顯地更加直接面對台灣選民,不僅力圖消除選民對民進黨執政後兩岸關係的疑慮、擔心,而且力圖爭取選民認同由“新論述”提出的,民進黨的兩岸關係政策。
第一,“新論述”以“和而不同”,向選民表示雖然堅持台獨立場,但將爭取減少與大陸的對抗,從而減輕選民對於民進黨重新執政後,兩岸關係重陷嚴重危機的疑慮、恐懼;
第二,“新論述”以“和而求同”,向選民表示將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兩岸經貿合作,以消除選民對於民進黨重新執政後,兩岸經貿合作將嚴重受阻的擔心;
第三,“新論述”強調,“台灣發展與中國的關係,應從台灣認同出發,以台灣價值為核心”,強烈批判國民黨“和而要統”、“和而必統”的路線,明顯利用多年來已在島內普遍存在的所謂台灣認同,以“煽動”選民、爭取選民。
很明顯,蔡英文現在提出“新論述”,首先就是著眼於未來的兩場全島性選舉。儘管蔡英文標榜民進黨是“日益成熟的政黨”,“不僅是著眼在一時的選票、民調,或新聞議題”,但實際上“新論述”卻明顯地企圖迎合選民、影響選民、爭取選民,完全是一個選舉的宣言。在這方面,“新論述”以“和而不同,和而求同”為主軸,突出“和”字,可稱之為“以和謀權”,即通過宣揚蔡英文式的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消除選民憂慮、爭取選民支持,謀求民進黨的重新執政。顯然比什麼“九六共識”、“憲法共識”、“台灣共識”高明得多。但是,如前所述,“新論述”並沒有走出民進黨在兩岸關係上的怪圈,所以,只能用一些大話、“空話”來闡釋自己的主張,而“刻意避開”現實的、實際的兩岸關係問題。例如,對於曾受蔡英文嚴厲批判的ECPA,將採取什麼政策,等等。這正是很多人認為“新論述”“不知所云”的原因。顯然,“新論述”“以和謀權”的成效如何,其實很不確定。
爭取“變被動為主動”的謀略
1991年10月推出台獨黨綱以來,民進黨在兩岸關係問題上一直處於被動狀態。2000年民進黨執政前,台獨一直是對民進黨最具殺傷力的“票房毒藥”。在陳水扁執政的八年中,大搞台獨實際上成為其執政的核心理念、基本綱領。雖然其在島內全面推進“去中國化”等“台獨”政策有所進展,但由於大陸強大、有效的反制,大搞“台獨”不僅遭到嚴重挫敗,而且越來越明顯地不存在成功的可能。以至於陳水扁只能哀歎,「台獨做不到,就是做不到」。而且,大搞台獨並遭到嚴重挫敗,成為導致民進黨執政陷於嚴重危機,並最終失去執政地位的主要原因之一。2008年民進黨失去執政地位以來,由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取得的巨大成效,得到包括南部民眾在內的台灣民眾,越來越廣泛的支持、歡迎,民進黨在兩岸關係問題上的被動局面更為嚴重,不僅是民進黨謀求重新執政的最大障礙,而且即使民進黨僥倖重新執政,肯定還將因此深陷危機之中。但是,迄今民進黨各派系都沒有放棄台獨立場的跡象,而都試圖在堅持台獨立場的前提下,通過運用謀略,爭取在兩岸關係上“變被動為主動”。蔡英文的“新論述”,就是最具代表性的表現。
民進黨在兩岸關係問題上的被動局面,首先並直接表現於在島內和國民黨的較量中。實際上,直到2008年失去執政地位之前,民進黨在兩岸關係問題上與國民黨的較量中,並沒有處於明顯的被動局面,甚至通過“抹紅”國民黨,製造相關議題,而具有相當主動的地位。但在2008年以後,由於國民黨改變了兩岸關係政策,特別是隨之兩岸關係進入和平發展新階段,並且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效,導致民進黨在兩岸關係問題上迅速陷於被動局面。2010年4月,蔡英文在與馬英九關於ECFA問題的辯論中失敗,就是重要的標誌。為了爭取在兩岸關係問題上,重新獲得針對國民黨的主動地位,消除重新執政的最主要障礙,蔡英文的相關謀略在其“新論述”中已有清晰表現。主要是,以“空洞”、誇張的所謂“國際戰略思考”、“穩定亞太區域安全”等,取代“九二共識”,做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基礎;接過台灣民眾支持、歡迎的保持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兩岸經貿合作、交流等主張;同時,繼續“抹紅”國民黨,稱其“和而求統”、“和而必統”,從而建立其堅持“台獨”立場的“和而不同,和而求同”的正確性、可行性,以欺騙和爭取台灣民眾,實現變被動為主動。
民進黨在兩岸關係問題上與大陸的較量中,始終處於嚴重的被動局面。前述民進黨深陷其中的兩岸關係的怪圈,即堅持搞台獨,就必然與大陸對抗;而與大陸對抗,台獨就決無可能成功,正是民進黨嚴重被動局面的表現。對於民進黨最為嚴重的是,這一在與大陸較量中的被動局面,不僅直接決定了民進黨在與國民黨較量中的被動局面,而且還決定了民進黨對內、對外政策,必然的全面被動局面。蔡英文和民進黨的新潮流系當然十分清楚,只要不放棄台獨立場,就不可消除民進黨在與大陸較量中的被動局面,但他們卻幻想,通過謀略運用,大陸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台獨,從而至少可緩解民進黨的被動局面,減少民進黨重新執政,甚至持續執政的障礙。蔡英文的“新論述”鼓吹的“和平台獨”,就是其謀略與幻想的集中表現。鼓吹“和平台獨”,實際就是要測試大陸對台獨的容忍程度,同時還企圖通過“和平台獨”,爭取台灣民眾支持,並以此向大陸施加壓力,迫使大陸容忍“台獨”。
“新潮流系(邱義仁/林濁水/吳乃仁/洪奇昌/葉菊蘭/段宜康/蘇治芬)”是民進黨內最善於運用謀略的派系,蔡英文的“新論述”就是他們運用謀略的集中表現。在“新論述”中運用的謀略,概括地說,就是“退一步,進兩步”,其具體表現就是在不放棄“台獨”立場的前提下,爭取減少與大陸的直接對抗,並接過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等主張,以實現緩解民進黨在與國民黨較量中,尤其是與大陸較量中的被動局面,減少民進黨重新執政、持續執政的障礙。台獨是民進黨“退一步”的底線,也是“進兩步”的目標;而所謂的“和”則是“退一步”的表現,也是“進兩步”的依託。總之,做為“和平台獨新論述”,蔡英文的“新論述”充分表現了「新潮流系」慣用的“退一步,進兩步”謀略。
大陸對台獨必然的零容忍
蔡英文和民進黨的「新潮流系」,雖然都十分清楚大陸堅決反對台獨的立場和決心,但拋出“新論述”表明,他們對於大陸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容忍某種形式的“台獨”存在幻想,或者說有僥倖心理,甚至是要賭一把。顯然,十分有必要“促使”蔡英文和民進黨的“新潮流系”,對於大陸堅決反對台獨的立場和決心有真正清醒和深刻的認識,從而做出真正的反思和調整,而不再自以為是地企圖通過謀略運用,變被動為主動。
首先,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對國家、對民族、對歷史負責任的政黨。做為執政黨,中共一貫堅定地維護中國的領土主權完整、維護國家的統一。所以,中共對於任何分裂國家的行徑都必然是零容忍,必然採取一切手段、方式,包括和平的和非和平的,有效地促進和維護國家的領土主權完整和統一。這些是中共一貫的立場和決心,但非常有必要再次重申。
第二,追求和維護國家、民族的統一,是中華民族最突出的優秀傳統之一。千百年來,無數中華兒女以鮮血和生命追求和維護國家、民族的統一,粉碎各種勢力的分裂行徑。表明了,中華兒女不惜重大犧牲,追求和維護國家、民族統一的立場、決心和傳統。對此,任何勢力都不應有任何僥倖心理,更不要為此賭一把,否則肯定要付出慘重代價,而且肯定不會有任何成功的可能。
第三,大陸政府和民眾都十分珍惜來之不易的,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新局面,都將一如既往地積極推進,兩岸關係持續、穩定地和平發展。但是,大陸政府和民眾都深刻地認識到,“一個中國”原則,或者說“九二共識”,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最根本的政治基礎。取消或削弱這一政治基礎,就必然取消或削弱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所以,如果民進黨僥倖重新執政,企圖在堅持台獨立場,即否定“一個中國”原則的前提下,保持兩岸經貿合作、人員往來,只能是毫無可能的一廂情願。
第四,近年來,不少綠營人士,甚至深綠人士陸續前往大陸交流、發展,充分表現了大陸對台灣民眾,包括對綠營人士的誠意和善意。但是,這決不意味著中共與民進黨已開始了黨對黨的交往、交流,所有這些綠營人士都是,也只能以個人名義和適當身份前來大陸。只要民進黨不放棄台獨立場,就決不會有中共與民進黨的黨對黨的交流、交往。對此,民進黨的任何派系都不應有“幻想”。
總之,大陸對於任何台獨,無論是“橫衝直撞”的台獨,還是“和平台獨”、“穩健台獨”,都必然是零容忍。對此,民進黨人士必須有真正清醒、深刻的認識。在這一點上,抱有“幻想”、存在僥倖心理,甚至要賭一把,都只能最終毀掉民進黨。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會因此發生曲折,受到損害,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大趨勢不會逆轉,任何勢力都無法改變、阻擋。真誠希望民進黨的朋友們三思。
文/郭震遠
《中國評論》月刊 (2011)四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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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對哥倫比亞的新殖民政策-「哥倫比亞計畫」
提到哥倫比亞,許多人就會立刻聯想到這是“毒品”與游擊隊氾濫的罪惡淵藪之地。羅素克洛和梅格萊恩搭檔演出的「千驚萬險」就是以哥倫比亞為背景,影片“描述”的哥倫比亞左派游擊隊在邪惡帝國蘇聯垮台後變成一群以販毒、綁票維生的恐怖份子,長期以來許多美國人也相信政府與主流(民主自由)傳媒對於哥倫比亞的(謊言)宣傳,相信美國政府目前已耗資數十億的「哥倫比亞計畫」(Plan Columbia)可以消滅哥國毒梟和游擊隊暴力,然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證據卻證明事實“剛好相反”。
事實上,「哥倫比亞計畫」只是美國長期對於中南美洲“政經軍干預”的一部份,在美國喬治亞州的班寧堡(Fort Benning),有一所「美洲軍事學校」(SOA, U.S. Army School of the Americas),該校一直被諷刺為「殺手學校」(School of Assassins),因為該校的課程以訓練謀殺、綁架、(軍事)政變、嚴刑拷打著名,數十年來“培養”出六萬多名拉丁美洲的軍人,智利民選總統阿葉德被軍事獨裁者皮諾契特推翻、大主教Oscar Romero被暗殺、瓜地馬拉36年內戰死亡或失蹤的20萬人、薩爾瓦多超過900名平民被屠殺等等,都是“該校”畢業生的“傑作”,女性受害者還會遭強暴虐殺而死,毫無反抗力量的兒童被活埋或摔死;它也“培養”惡名昭彰的(美帝傀儡)軍事獨裁者-包括巴拿馬、波利維亞、瓜地馬拉、薩爾瓦多,並且是“右翼民兵”的訓練所──例如尼加拉瓜殘暴的「國民軍」就是SOA(美洲軍事學校)的畢業生,後來組成“右翼恐怖份子”Contra(桑定游擊隊)。前巴拿馬總統就稱「美洲軍事學校」是「拉丁美洲最大的亂源製造基地」,在日漸高漲的抗議聲浪下,該校“改名”為Western Hemispheric 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WHISC),但是至今仍然繼續培養每年一到兩千名的畢業生(目前1/3的受訓者來自墨西哥,因為該國要“對付”以Chiapas省原住民為主的薩巴塔游擊隊(Zapatista),每年耗費美國納稅人大約兩千萬美金。
和其他拉美國家相比,哥倫比亞派遣最多軍人(目前已超過一萬多人)到SOA(美洲軍事學校)受訓,其中許多高階軍官都犯下違反人權的罪刑,哥倫比亞軍方和殘忍著稱的右翼民兵組織AUC也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使得在哥國每年有超過三萬人被殺、一百萬人無家可歸。1986年以來已經有三千八百名工會領袖和組織者遭殺害,在去年(2001年)的前十一個月就有180名工會領袖被暗殺,過去十幾年以來,超過三萬名工人、農民、人權組織者、左翼領袖、教師等被軍隊和右翼民兵殺害。最大的右翼民兵組織AUC的領導人對於謀殺工會領袖毫無悔意,他說「我們有理由殺那些人,因為他們(工會領袖)妨礙他人工作。」因為暴力事件頻仍,自從 1985年以來,已經有兩百萬哥倫比亞平民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園。
在美國主流(民主自由)傳媒宣傳下不斷“被污名化”的左翼游擊隊──其中一股最大的力量FARC「哥倫比亞人民革命軍」(有一萬六千到兩萬人的武裝力 量,由工人、農民、組織者所組成)-經由過去36年以來的組織工作,哥國基層人民對其支持率不斷提高,專家估計該游擊隊在哥國自治區的影響力已經超過 50%,相對的哥倫比亞所謂「(美帝扶植傀儡)民主」政府,則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貪污腐敗政權,人民對政府的失望清楚地反映在哥國的投票率上(低於40%),目前FARC直接掌握的非武裝區(約瑞士大小),也完全沒有上述的暴力事件發生。
在2000年,美國政府投入十三億美金到「哥倫比亞計畫」以及之後六億美金的「安地斯行動」(Andean Intiative,因為哥倫比亞屬於安地斯山脈國家)(其中一億給哥倫比亞軍方),“宣稱”該計畫是「對抗毒品之戰」(War on Drugs)以及心照不宣的「對抗左派游擊隊(美國政府定義下的恐怖份子)之戰」,事實上,該計畫對於消滅毒品毫無助益,因為大部分的款項給了“美國跨國 公司”,例如「孟山都(Monsanto)」、United Tech、Sikorsky等,用來進行軍事訓練、購買直昇機和除草劑,另外,美國政府也已提供哥倫比亞軍方和右翼民兵十五億美金。
然而,哥倫比亞政府和軍隊本身就和毒梟“連為一體”,政府軍隊和右翼民兵就是毒梟“背後”的軍事力量,前SOA(美洲軍事學校)的教官就曾說「SOA是拉丁美洲軍官 洗毒品錢的最佳地點」,美國持續提供哥倫比亞軍事援助反而助長軍隊和右翼民兵繼續在國內“鎮壓平民”、違反人權,並且讓毒梟勢力更擴大。
此外,美國在哥倫比亞四處噴灑除草劑,宣稱這樣就可以消滅古柯鹼作物,但其實是毫無差別地噴灑在一般農田和雨林上,不但使得農作物大量枯死、農民無 法維持生計、亞瑪遜雨林的生態環境遭破壞、原住民生存環境受到威脅,更讓古柯鹼產業暴增超過100%,在1994到1998年,哥國大約種植45,500公頃的古柯鹼作物,但是有超過140,800 公頃的一般作物、古柯鹼和雨林被噴灑,從1999年到2000年,古柯鹼的產量反而增加60%,噴灑除草劑不但完全無效,反而讓種植古柯鹼更有價值。
著名的拉美學者James Petras就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是美國對拉丁美洲“再殖民”的試金石,因為哥倫比亞目前擁有第三世界國家最強大的游擊隊力量,開始動搖美國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力量”(哥倫比亞的石油是美國重大利益所在,美國從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和厄瓜多進口的石油比波斯灣還要多),因此若能藉由「哥倫比亞計畫」一舉摧毀反抗的力量,則可以再度建立美國的新帝國主義力量,因此越來越多人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實際上是「死亡計畫」(Plan of Death)。
今年(2002)4月19-22日,在美國首府華盛頓有大規模的反戰(4月20日舉行大遊行,主題為「停止國內和國外的戰爭」Stop the War-At Home& Abroad,詳情請見:http://www.a20stopthewar.org/)、反全球化和「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National Mobilization on Columbia,詳情請見:http://www.colombiamobilization.org/)遊行(世界各地的抗議活動資訊都可以在 http://protest.net/ 找到),「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在4月22日將發動大遊行並提出兩大訴求:
一、反對美國政府“假借”掃蕩毒品為名的「哥倫比亞計畫」,
二、關閉「殺手學校」 -「美洲軍事學校」(SOA)。
文/洪家寧 2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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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th Agony of Thatcher Deregulated Financial Model
During the end of the 1970’s into the 1980’s British Conservative Prime Minister Margaret Thatcher and the City of London financial interests who backed her, introduced wholesale measures of privatization, state budget cuts, moves against labor and deregulation of the financial markets. She did so in parallel with similar moves in the USA initiated by advisers around President Ronald Reagan. The claim was that hard medicine was needed to curb inflation and that the bloated state bureaucracy was a central problem. For almost three decades, Anglo-American university economic faculties have turned to Thatcherite deregulation of financial markets as ‘the efficient way,’ in the process, undoing many of the hard-fought gains secured for personal social security, public health care and pension security of the population. Now the ‘poster child’ economy of the Thatcher Revolution, Great Britain, is sinking like the proverbial Titanic, a testimony to the incompetence of what is generally called Neo-liberalism or free market ideology.
As the Neo-liberal revolution began in the economies of the USA and UK, it should not be not surprising that the epi-center of catastrophe in the global crisis now unfolding also lies with the economies of the USA and UK, as well as a handful of economies, including Ireland Canada, Australia, New Zealand and Iceland, all of which embraced the free market Thatcherite agenda most strongly in recent years. Notably, the man who personally implemented Thatcherite financial market reforms and deregulation during the era of Tony Blair in Britain was Gordon Brown, then Treasury Secretary.
A sample of most recent British developments is instructive. Britain‘s economy is about to suffer its most vicious slump since 1946, shrinking by a drastic 2.8 per cent this year, according to EU latest estimates. The UK is predicted to suffer the worst recession of any large European economy.
The consequences for the UK will include soaring unemployment, while the economy also teeters on the brink of full-blown deflation. Unemployment will rise by more than 900,000 people over the next 12 months, driving the jobless total to 2.55 million by the end of the year, or 8.2 per cent of the workforce, from 5.3 per cent at present.
In parallel, the currency, the Pound, which is not part of the Eurozone currencies, has fallen dramatically against the Euro and even the US dollar in recent weeks over growing fears of the collapsing UK economy and banking system. Sterling has fallen below $1.40 to its lowest point in seven and a half years because of concerns about the depth of Britain‘s banking crisis and the Government‘s rising debt levels. This coming year the UK Government‘s borrowing levels may exceed £118 billion, equal to 8 per cent of GDP.
Britain will not be able to reap much benefit from a lower pound for exports because, as part of the Thatcher Revolution, the national economy has out-sourced, de-industrialized and turned to a service economy where, as in the USA, finance and banking became the motor of economic growth the past two decades. That motor has now broken.
Public debt soaring
Fuelled by the cost of state bank bailouts, the UK‘s national debt is set to rise to £1.06 trillion, or 72 per cent of GDP, by 2010, a sharp rise of more than 70% from present levels.
Yesterday, the Gordon Brown Government, only three months ago hailed as the place which was taking effective action to control the global financial meltdown, was forced to introduce yet another new bank bailout package of measures designed to rescue the country‘s banking sector. He refused to put any ceiling on the amount that he might ultimately need, creating great distrust in the Brussels and across the EU.
Combined, British banks have some $4.4 trillion of foreign liabilities. That is twice the size of the British economy. UK foreign reserves are virtually nothing at $60.6 billion. Little wonder that savvy currency traders and hedge funds have decided the British Pound can go only one way, down. Swap markets for CDS now price in an alarming 10% probability of Britain having to default on state debt obligations in the next few years as public debt explodes.
The last time England had a default on state debt in the early 14th Century when King Edward III decided to declare default on his then huge debts to the large Italian banking house of Bardi & Peruzzi, taking the large bank down with it and spreading ruin across Europe.
‘…giving the kiss of life to a corpse‘
The Brown Government admits it does not know whether the second bank rescue package it just launched will work, senior ministers admit. One minister is quoted anonymously in the British press, ‘The truth is that we can‘t be sure whether it will be effective. We have to look calm to try to instil some confidence in the system. But we don‘t know what will happen next. No one can be sure that this is the end of it. We are in completely uncharted waters. The position is changing all the time.’ In brief, the authorities have lost control in the UK.
Gordon Brown and Treasury Secretary Alistair Darling claim the second bailout did not mean the first package they unveiled last October had failed. That deal, they insist, was about preventing banks from going bust; this one was about ensuring they had the confidence to lend to businesses and the public.
The Government refuses to reveal how much it would cost taxpayers. Officials dismissed talk of a £200bn bailout, saying some measures had a low risk and figures were still being calculated. Labour backbenchers conceded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sell“ the rescue plan to an increasingly hostile public. Not surprisingly, polls have turned dramatically against Labour and Brown, now showing that were elections held today, the Conservative Party would win a gain over Labour of 9% to 13 %. An astonishing 49% of all Brotins fear losing their job this year as well.
A major impediment to swift and consequent Government action to contain the impact of the banking crisis has been the dominance of Thatcherite ideology as an almost religious dogma that permeates even Labour, where Tony Blair was portrayed as a Labour version of Thatcher. The ideological absurdity of the situation was underscored recently when the Conservative opposition offered broad support for yesterday‘s measures, even though their concern over soaring borrowing led them to oppose the Government‘s £20bn fiscal stimulus designed to keep the economy moving.
As well, it is clear, following the nationalization last year of Northern Rock and the forced state share of 70% in the large Royal Bank of Scotland, that a type of approach is increasingly urgent along at least the general lines as that used in the early 1990’s Swedish banking crisis, in which the State nationalized banks that were insolvent and unable to raise private capital. Sweden then split the banks into ‘good bank’ and ‘bad bank.’ In the good bank, business of lending to the real economy continued unabated. The assets in the bad bank, largely illiquid Swedish real estate holdings, were held by the state until economic growth again allowed the government to sell the assets in a healthy market. The ultimate taxpayer cost of the Securum model were estimated to have been zero or even a tiny profit when all costs were factored.
The ideological Labour government is stubbornly refusing to admit the logic of the situation, and ends up ‘cutting the dog’s tail off by inches.’ As certain Labour MPs call for the full nationalisation of the banks the Government says that is not its goal. Chancellor Darling stated, ‘We have a clear view that British banks are best managed and owned commercially and not by the Government. That remains our policy.’
John McFall, Labour chairman of the Treasury Select Committee, who believes full nationalisation of the banks is inevitable, asked Darling in recent House of Commons debate if the Government would take a 100 per cent stake in the banks if the new package did not restart lending. Vince Cable, Treasury spokesman for the Liberal Democrats, said, ‘The Government increasingly resembles somebody who is trying to give the kiss of life to a corpse. The Government now effectively controls one of the largest banks in the world. It will almost certainly have to put more money in; it may well acquire other banks.’ Cable had also predicted the bursting of the house price and personal debt bubbles – and the nationalisation of Northern Rock.
Royal Bank of Scotland next
The same day Brown’s Government announced the second bank bailout attempt, Royal Bank of Scotland issued a statement revealing it expects losses of £28bn for 2008, far greater than anyone was expecting, and triggered further selloff in all major British banks. The huge losses announced at RBS were mainly the result of its acquisition of ABN Amro in 2007. RBS paid a high price for ABN and yesterday admitted that the business was worth around £20bn less than it had previously thought. This unexpected announcement resulted in a 67 per cent fall in its shares.
Brown, in a pathetic attempt to deflect blame, has said that he was particularly ‚angry‘ at the record losses racked up by the Royal Bank of Scotland, and the large write-offs of foreign debt. Lloyds Bank is rumored to be the next bank in need of emergency help as the economy of Britain goes into free-fall, the tragic eulogy to Thatcherism.
Origins of the neo-liberal model
The so-called neo-liberal finance model which was espoused by the Thatcher government after 1979 had its origins in a decision by leading Anglo-American financial powers and their circle that it was time to begin a wholesale clawing back of the concessions which they had granted under, as they saw it, duress,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of the 1930’s and in the case of Britain the postwar economic difficulties.
The origins of the effort in the United States go back to a seminal little known book by a scion of the vastly wealthy Rockefeller family, the late John D. Rockefeller III, titled The Second American Revolution. There, amid soporific rhetoric about creation of a ‘humanistic capitalism’ he calls for drastic reduction in the role and size of government in the economy. That theme was then propagated through the efficient propaganda apparatus of the Rockefeller imperium, aided by the economist guru of the Rockefellers’ University of Chicago, Milton Friedman.
Amid the misnamed ‘stagflation’ sluggish growth high inflation era of the late 1970’s into the 1980’s, that propaganda machine, conveniently ignoring the pivotal role of the manipulated oil shocks, shocks incidentally manipulated and brought about by the same Rockefeller family, as I detail in A Century of War: Anglo-American Oil Politics, blamed all ills on ‘big government.’ Rockefeller protégé, Paul Volcker of Chase Manhattan Bank was sent to Jimmy Carter on orders of David Rockefeller, to ‘wring inflation out of the system’ in October 1979, the same general time Thatcher’s Bank of England imposed its own form of economic ‘shock therapy.’
True economic causality was obscured and reams of press copy from the Friedmanite free market camp, during the Reagan and Thatcher era claimed that the ‘defeat of inflation’ had been due to the ruthless discipline of Volcker and Thatcher. That was, we were told, again and again, the reason why the market should be unfettered from government regulation, freed to the devices of its own unbounded innovative genius. The results of that unfettered ‘humanistic capitalism’ or what Alan Greenspan approvingly called the ‘revolution in finance’ is now bringing both meccas of neo -liberalism,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to economic ruin. Somewhere between this and Stalin’s Soviet central planning there lies a better way.
By F. William Engdahl,
22 January 2009
http://www.engdahl.oilgeopolitics.net/Financial_Tsunami/Thatcher_Model/thatcher_mode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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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sian Intelligence Calls Facebook “Information Warfare Weapon”
社交網站「臉書」等是美帝建構的新型式網路訊息戰武器
A senior Federal Security Service (FSB) official speaking off the record to reporters this morning in the Kremlin labeled the US social media website Facebook as the world’s most dangerous “Information Warfare Weapon” and stated that unless its powers were curbed the freedoms of everyone on Earth would be stripped away entirely.
Important to note is that this top FSB official had previously (April, 2011) urged Russia to ban Skype, Gmail and Hotmail as “major threats to national security,” a request quickly rejected by the Kremlin due to how such a move would be characterized in the West.
In his assessment of Facebook, however, this FSB official warned that this supposedly privately run social media website is, in fact, a cre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wareness Office (IAO) whose chilling logo [top photo right] is the “all seeing eye” capstone of the Great Pyramid shining its penetrating gaze upon the whole Earth and whose avowed 2002 mission statement is to achieve Total Information Awareness (TIA) over the entire population of America.
The IAO states that TIA would be achieved by creating enormous computer databases to gather and store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everyon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cluding personal e-mails, social networks, credit card records, phone calls, medical records, and numerous other sources, without any requirement for a search warrant.
The end result seen by the IAO is what they call Human Identification at a Distance (HumanID) that they describe as:
“The HumanID project is an automated biometric identification technology to detect, recognize and identify humans at great distances for “force protection,” crime prevention, and “homeland security/defense” purposes.
Its goals include programmes to:
Develop algorithms for locating and acquiring subjects out to 150 meters (500 ft) in range.
Fuse face and gait recognition into a 24/7 human identification system.
Develop and demonstrate a human identification system that operates out to 150 meters (500 ft) using visible imagery.
Develop a low power millimeter wave radar system for wide field of view detection and narrow field of view gait classification.
Characterize gait performance from video for human identification at a distance.
Develop a multi-spectral infrared and visible face recognition system.”
In order to achieve their insidious goals, this FSB official continues, the IAO needed to find a way to get the American people to spy on themselves so as to circumvent all of the laws meant to protect them and their privacy, and which called for the creating of the social media website Facebook, which is now the most visited Internet site in the entire world.
The actual creation of Facebook is attributed to one of America’s most valued military scientists, and former head of the IAO, Dr. Anita Jones who through 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DOD) and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ies (CIA) venture capital company In-Q-Tel provided Facebook with its initial funding and has since then channeled hundreds-of-millions of dollars into it.
Unbeknownst to Facebook users is that by becoming members of this social media website they have, in fact, given to the US government complete and total ownership over anything they have done, are doing now, or will do on the Internet in the future, and as we can see evidenced by their own Privacy and Terms of Service agreements they authorized:
Facebook Privacy Statement
“Facebook also collects information about you from other sources, such as newspapers and instant messaging services. This is information is gathered regardless of your use of the web site.”
Facebook Terms of Service
“By posting Member Content to any part of the Web site, you automatically grant, and you represent and warrant that you have the right to grant, to Facebook an irrevocable, perpetual, non-exclusive, transferable, fully paid, worldwide license (with the right to sublicense) to use, copy, perform, display, reformat, translate, excerpt (in whole or in part) and distribute such information and content and to prepare derivative works of, or incorporate into other works, such information and content, and to grant and authorize sublicenses of the foregoing.”
Even worse are new reports surfac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Facebook members who have entered their phone numbers onto this site have had their entire address books, text messages, photos, etc. (in essence everything stored on their cellphones or smart phone devices) uploaded to the site without their seeming consent, though by the Privacy and Terms of Service agreements these unsuspecting people authorized to become members Facebook they allowed this to happen.
To the IAO being able to implement its HumanID programme through its Information Warfare Weapon Facebook, this FSB official warns, is already underway as Germany recently warned that Facebook is likely sitting atop the world’s largest database of biometric information and new repor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show that they have now deployed Facial Recognition Software against their billions of users, and as we can, in part, read as reported by PCWorld.Com:
“I’m not sure if you’ve heard the news, but Facebook is officially getting super-creepy. Facebook announced Tuesday that it will be implementing facial recognition technology for all users in the next few weeks, semi-automating the photo-tagging process. Sure, you can “opt-out” of the service, but it’s a pretty weak consolation. After all, opting out won’t keep Facebook from gathering data and recognizing your face–it’ll just keep people from tagging you automatically.”
This FSB official further states that Facebook “pilot-tested” their Facial Recognition Software against people protesting the oppressive US-backed regime of Bahrain when it was used to hunt down dissidents thus consigning them to rape, torture and death.
Equally as worse, an in-depth October, 2010 report by the American newspaper Examiner detailed how Facebook was already censoring and suppressing various news sto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cluding keeping protests from starting against the BP oil spill, and as we can, in part, read:
“One of the cointelpro-type attacks carried out by Facebook.com and documented by mainstream media newspaper Politico was against Facebook members who attempted to organize a boycott on Facebook.com against BP, one of the corporate perpetrators of the April 20, 2010 BP Gulf of Mexico oil spill that has devastated the ecology, economy, and population of the Gulf area.
These sophisticated spying and cointelpro Facebook.com software attack techniques could only be employed with the explicit approval of an upper management executive and venture capital level at Facebook.com. This Facebook.com upper level advertises its easy, open access to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one of the largest recipients of campaign contributions from BP, and whose Secretary of Energy, Steven Chu, received a $500 million grant from BP prior to joining the Obama cabinet.
Researchers such as Vishar Agarwal have demonstrated the deep interconnection between venture capitalists behind Facebook.com and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investment front company InQTel, whose Board member Dr. Anita Jones was a former high-ranking official of DARPA and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Information Awareness Office.
Facebook.com is the de-facto controlled Internet asset of the CIA and Department of Defense Information Awareness Office (IAO), “The IAO was established after Admiral John Poindexter, former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to President Ronald Reagan and SAIC executive Brian Hicks approached 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with the idea for an information awareness program after the [false flag operation] of September 11, 2001."
Facebook.com, the clandestine manifestation of SAIC and Admiral John Poindexter’s brainchild Information Awareness Office (IAO) that has now infiltrated 77.4% of all 266 million Internet users in North America (all of whom are now Facebook.com members), and has transformed the Internet into a velvet-gloved virtual form of Friendly Fascism, and conditional virtual citizenship.”
Going from the simply scary to the downright horrifying about Facebook was this FSB official warning that this Information Warfare Weapon will soon “introduce” to its members a new technology called an Electronic Skin Tattoo (EST), a hair-thin electronic patch that adheres to the skin like a temporary tattoo they will claim will revolutionize computer gaming and medical sensing and that blur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electronics and biology and brings to ones mind the long prophesied “Mark of the Beast” [bEaST] that the Christian Bible warned that in the “Last Days” no one could buy or sell anything without having one on either their forehead or hand.
In ending his off the record briefing this senior FSB official noted that all of the information gathered by Facebook (and which they now own) has been transferred to the 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where it is kept in a massive terror database called the Terror Screening Watchlist Service that is loaded with an unknown amount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including names, photographs and biometric data of all Americans who are unwitting members of this Information Warfare Weapon.
Though many American rights groups have spoken out against this frightful intrusion into the privacy of ordinary citizens the 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is claiming that all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ir computers is confidential and no one is allowed to know about it.
And to the society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created for itself we need only read this recent (2 August 2011) report from Aljazeera about the life these people are soon to live:
“We’re fast approaching a time when law enforcement will no longer need to ask you for your identification – your physical self, and the biometric data therein, are all that will be required to identify you.
A gadget attached to a mobile phone can photograph and plot key points and features on your face (breaking the numbers down into biometric data), scan your iris and take your fingerprints on the spot.
This gizmo doesn’t exist in a futuristic world – it’s already been prototyped and tested. By autumn, the Mobile Offender Recognition and Information System (MORIS), which will allow 40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across the US to carry out such biometric diagnostics, will be rolled out. So far, the 1,000 units on order – at $3,000 and 12.5 oz per device – will be going to sheriff and police departments.”
The most accurate description, however, of the lives these “Facebook” Americans, and by extension the world, will be living was best described by the great English author and journalist George Orwell (1903-1950) who warned all of those who would give up their liberties for safety… “If you want a vision of the future, imagine a boot stamping on a human face – forever.”
By: Sorcha Faal,
August 13,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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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帝主子線民特務對台灣附庸屬地滲透情蒐無孔不入 台灣自由霉體妓者(美帝傳聲筒)心花怒放毫無所謂
美國人情蒐無度,豈能無所謂?
“(美帝中情局外圍的非政府組織)維基解密”所揭露的“美國駐台代表處(美帝駐台總督府)”對台的政治報告經台灣媒體沸沸揚揚的報導似乎已經成為政治醜聞。但是除了矛頭對準台灣各黨(賤骨頭)政治人物“言行不一”,以及他們相互否定的發言紀錄之外,“幾乎沒有” (美國鸚鵡)觀察家對於“美國在台協會(美帝駐台總督府)”的“作風”提出檢討質疑。如今宋楚瑜參選招來各方罵聲不斷,但(美帝前任駐台總督府總督)楊甦棣“囂張橫行”,卻始終不見薪輿。
“(美國鸚鵡)觀察家”譏笑(賤骨頭)政客們勇於內鬥,“其實”他們(美國鸚鵡)只顧嘲諷台灣的(賤骨頭)政客,“放著”美國代表處(美帝駐台總督府)“繼續逍遙”也同樣是屬於勇於內鬥的行為。而連在台協會理事主席都覺得今後美國“情蒐”的風格是否要有所改進,受害的台北(殖民屬地的民主屁民們)卻渾然不覺。
根據“(美帝中情局外圍的非政府組織)維基解密”的內容,兩黨領導人都向“美國駐台代表(美帝駐台總督)”承認,他們在“大選”期間“玩弄”“公投的議題”完全是為了選票,因此籲請美國(主子)不必當真。於是,台灣的(民主屬地屁民)讀者們當然立刻聯想到,當初兩黨(賤骨頭)政客為了“公投”耗費龐大、競相加碼的醜陋鏡頭竟然“都只是”所謂不得不做的選舉伎倆。
美國駐台代表(美帝駐台總督)的政治報告有多少加油添醋或刻意粉飾,外人不得而知。不過,台灣媒體上的(賤骨頭)觀察家一律假定美國人的報告內容是在真實反映台灣(賤骨頭)政客內心所思所想,或反映台灣(美國屬地)政治現狀。這點,則反映台灣(美國鸚鵡)媒體不可思議的天真。
比如,大家最喜歡提的內容之一是民進黨(賤骨頭)立委暨競選大將管碧玲(美諜線民)“告訴(提供情資)”當時“美國在台協會(美帝駐台總督府)”處長楊甦棣說,民進黨在選舉之後就會把“公投”的議題“拋棄”。不但楊甦棣如此回報,台灣的(美國鸚鵡)媒體也如此相信,只有(美諜線民)管碧玲本人不承認講過這幾個字。
民進黨慣用的“辯論方法”就是(只)承認自己講過某幾個字。最近膾炙人口的正是主席比如蔡英文,她說一九九二年當時海峽兩岸達成協議時雙方都沒講過九二共識這幾個字,“所以沒有”九二共識。(注:同理可證也根本沒有所謂的二二八啦)
但是,(美諜線民)管碧玲如果對她自己有信心,到底講過哪幾個字可以公開告訴大家,不必忌諱,因為她大可說她反正是在敷衍楊甦棣,對陳水扁能順利發動公投應該記功,不是記過。但是她對自己沒有信心。
站在競選舞台上的管碧玲叱吒風雲,不可一世,難道她不知道(台灣洗錢之子)陳水扁會隨著群眾與他們在情緒上相互感染,因而採取了事先沒有規劃的激進行動嗎?
世界上有多少暴力的發生真的曾是事先規劃的呢?
密室裡的理性充其量是人類生活的一小部分,但是人們卻願意相信那一小部分才是真實的。
但恰恰相反的可能是,(美諜線民)管碧玲在密室內看似理性的向楊甦棣(駐台總督)提供“情資”,完全不能約束陳水扁在選舉戰場上的煽動力,更不能決定管碧玲自己在受到選民情緒感染後的反省方向,自然也就不足以預估事後的政策走向。
簡言之,(美諜特務)自密室裡向美國人(主子)提供“情報”受到了密室的環境所影響,(傀儡)人的思維與考量都受到特定的制約。為了取信美國人(主子),兩黨(賤骨頭)政客在密室裡什麼話都會說,為的是(爭寵幸)爭取美國(主子)的支持,這就像他們上了選舉舞台為了爭取選民的支持也是什麼都會說。
以(爭寵幸)爭取美國人(主子)為動機的“情報”算不算真的情報?還是更像是揣摩美國處長(駐台總督)的“期望”所“配合演出”的戲碼?
(駐台總督)楊甦棣寧可把這些別有居心的“情報”寫進政治報告,應該有他自己的仕途考量,也有他的情感考量。
(駐台總督)楊甦棣支持(台灣洗錢之子)陳水扁的情感經常溢於言表,所以情感上,他要相信的就是陳水扁是理性的。他也要讓他在國務院的上級相信陳水扁沒有失控,所以他的“工作”做得還不錯。
(美帝駐台總督)楊甦棣四處“蒐集情報”來證明朝野兩黨的“公投(表演)”都是假情假意,並順便“恫嚇”他們不要因此而犧牲與美國(主子)的信任關係。所以看得出來的是,他這個報告是在他對台灣政治發展已經全面失控的情況下想方設法向國務院邀功表態,誇示成績。
可見,美國人不瞭解台灣朝野(賤骨頭)政客“傳承”的“(皇民台奸特權買辦)殖民地文化”與背負的(美蔣權貴)內戰陰影,因此想不到一個領導百萬選民的政客及其策士們的“卑微心態”,也就不懂他們與自己是在玩“上下交相賊”的縱囚論。
台灣(美國鸚鵡)媒體不能接受台灣(賤骨頭)政客”說一套做一套“,其實,台灣(賤骨頭)政客說的或做的豈只一套?這就是為什麼密室政治愈來愈重要,否則面對每個不同的人彼此揣摩(爭寵)討好拉攏的戲碼就會被其他人看到聽到。
然而,要說這些劇本中哪個是真的,哪個是假的,根本說不準,畢竟沒有一個密室的戲碼能決定另一個密室的戲碼會脫線到什麼極端程度。這也是為什麼“駐台代表(駐台總督)”的(美諜特務)“情蒐”雖然都算是真實的,卻只能是特定時空場合的真實,不是全部的真實。
故若說美國處長“囂張”,毫不為過,台灣(賤骨頭)政客表情逼真地“提供”他“情資”,與美國處長(駐台總督)稱兄道弟無非就是利用美國處長的理性姿態來治療自己捲在塵俗鬥爭中的苦悶,因而縱容了“美國在台協會(美帝駐台總督府)”以為美國(主子)“無所不能”,對台灣(賤骨頭)政客可以“招之即來”,進而無所不知。
實際上,從美國的政治報告看出來,美國知道的恐怕就是十分之一而已,其他十分之九與所知道的十分之一,彼此間沒有直接關聯,因為“後殖民的(賤骨頭)政客”們在進出不同(動態)情境時,在(現實投機又勢利)人格上是“精神分裂”的(動態道德觀),在思想上是“玩世不恭”的(動態道德觀)。
現在戲怎麼演下去?
為今之計,就是請(站起來。走出去。跪下來)外交部召見美國在台協會處長(美帝駐台總督),對他們“無所不在”地“情蒐”及對台灣朝野領導人的“滲透”表達嚴重抗議,並對於在之前大選中“如入無人之境”的楊甦棣(駐台總督)列為不受歡迎的人物。這樣,對今天還在“情蒐”的司徒文才有警惕。
時而理性,時而不理性才是台灣的真實。今天應該立刻把楊甦棣(前駐台總督)列為不受歡迎的人物,若將來有一天民進黨(賤骨頭)再執政反正還是可以“歡迎”他當座上賓。
“表演”台灣(殖民屬地)政治中的斷裂與“荒誕”就是給美國(主子)最好最真實的“情資”。由於這個“懦弱逢迎”的陰暗面只給美國(主子)看,所以仍算是台灣人對美國的友好。
文/石之瑜
2011-09-22 中評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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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帝加緊威逼利誘歐盟推“債務貨幣化政策”以配合美進行史上最大規模水淹攻擊南方經濟(製造全球惡性通膨動亂>經濟貿易崩潰>美金融資本再進入賤價併購)之陰謀
(美聯儲藉“賣短債買長債”的障眼法開始啟動“以可無限印發的虛擬紙美鈔從中國債權國手上去置換回收需付利息的國債債務”的狸貓換太子伎倆)】***
“金融大鱷”索羅斯:美國已陷入雙底衰退
【綜合消息】據媒體報導,有"金融大鱷"之稱的知名投資人喬治•索羅斯9月22日表示,美國經濟目前已陷入"雙底衰退"階段。他同時警告稱,目前歐元區所面臨的主權債務危機比雷曼兄弟破產"更加危險"。
索羅斯是在接受美國CNBC電視頻道專訪時做出上述表態的。他強調,如果美國聯邦政府近來推出的大規模就業刺激計畫無法達到預期效果,美國經濟將面臨更為嚴重的經濟增速放緩趨勢,其"二次探底"程度也將繼續加深。索羅斯指出,美國經濟的不景氣現狀實際上受到了歐債危機的拖累,而後者實質上是一次流動性危機。他強調,儘管危機嚴重程度較雷曼兄弟破產有過之而無不及,但目前歐元區領導人仍希望盡全力確保歐元區的完整性,"因為歐元區解體的後果太過可怕"。同時,索羅斯預計,歐元區內將有兩到三個小型經濟體出現債務違約甚至最終退出歐元區,但屆時歐洲經濟體也將對此做好心理準備,否則全球金融市場必然受到深度驚擾。他還強調,歐債危機的高潮不會在9月出現,因為"他們還沒有為此做好準備"。
此外,索羅斯支持歐洲央行發行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的舉動,"這實際上是歐元區政府債券的雛形,這類債券儘管尚未正式存在,但其出爐是市場希望看到的"。
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呼籲採取協調行動應對挑戰
【華盛頓9月22日消息】據媒體報導,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22日發表聯合聲明,表示致力於採取國際協調行動來應對全球經濟面臨的挑戰,以確保金融穩定,重塑信心和刺激經濟增長。
聲明指出,當前全球經濟面臨來自主權債務危機、金融體系脆弱、市場動盪、經濟增長疲軟和失業率居高不下等風險帶來的挑戰,二十國集團致力於推動開展財政整頓並促進經濟強勁、可持續和平衡增長。
聲明指出,二十國集團將採取必要舉措來維護銀行體系和金融市場的穩定,如有必要,各國央行將繼續為銀行業提供流動性,確保銀行資本金充足;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正為將在法國戛納舉行的二十國集團峰會制定協調行動計畫。
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22日在華盛頓舉行了會議,會後發佈了該聲明。
【時事點評】我們先來關注第二則新聞、即“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呼籲採取協調行動應對挑戰”。
●“全球經濟二次探底不可避免論”的“現實版”而已
我們知道,法國戛納將舉行二十國集團峰會,至於此次“會議的主題”與“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呼籲採取協調行動應對挑戰”的真實意圖,大家就不用猜了,因為“金融大鱷”喬治•索羅斯先生已經在那裏“高聲嚷嚷”了,那就是所謂的:美國經濟目前已陷入“雙底衰退”階段。他同時警告稱,目前歐元區所面臨的主權債務危機比雷曼兄弟破產“更加危險”。
事實上,所謂“雙底衰退”根本就不是什麼“聳人聽聞”的新聞,也就是我們一直強調的“全球經濟二次探底不可避免論”的“現實版”而已。
而在這裏,我們也再次強調三個觀點,即:
● 只要………否則,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經濟的二次次探底、甚至“硬著陸”將不可避免!
第一,以“美國利益決策層”基於“美國資本利益”層面策動“埃及之亂”、及不肯兌現“美國自己提出的中美共管西太平洋的G2修訂版”、從而“至今不肯”實質性調整其“旨在支配全球的既定全球戰略”的情況來看,除非“中國經濟”“最終接受”成為“目前仍由美國資本所代言的西方資本”領導下的、一個不具關鍵決策權的“小配角”,或者,除非“美國利益”在中國“拒不接受小配角”的“全面反擊”下、最終被迫兌現“中美共管西太平洋的修訂版G2(該版本的‘核心內涵’,在之前的點評中,我們已經詳細討論過,在此不再重複)”、從而“實質性”調整其既定全球戰略,否則,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經濟的二次次探底、甚至“硬著陸”將不可避免!
● “美國經濟”問題的“根源”並不在外、而在於內
第二,對“美國經濟”而言,不論是已經成為現實的“一次探底”、還是不可避免的“二次探底”,其問題的“根源”並不在外、而在於內。
在“根源”的問題上,如果說得“宏觀一點兒”,是美國社會制度問題,是美國國家利益與美國資本利益之間矛盾的不可調和性所決定的;
如果說得“微觀一點兒”,則可分為兩點:
其一,是“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的“永動原理”已被“次貸危機”及“一次探底”所證明為“根本不可能實現”,且“美國利益集團”內部或基於“資本的貪婪性”也好,或基於“美國社會穩定運轉的一切資源”均依賴于“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的“最終融資”也罷、反正是死活不肯放棄“這部‘搞不定’南方經濟(特別是中國經濟)則即將崩潰”的“華爾街金融永動機”所決定的。
● “重建美國工業體系”是絕不可能實現的“鬼話”
其二,是除了一部“被實踐已經證明為破產”的、但依靠“美元本位制”的餘威、仍指著“昨天一個QE1”、今天一個“QE2”、明天一個“QE3”的小花招、而“勉強”運行、從而繼續為“美國利益”的“各個重要項目(民生、軍費)”提供融資的“華爾街金融永動機”之外,“美國利益決策者”直到今天也沒有為“美國經濟”找出、或者“製造出”、更或者“幻想出”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來。
至於奧巴馬通過“那張大嘴”誇下的“重建美國工業體系”的“海口”,任何明眼人都知:這根本就是“經濟全球化”已成事實的背景下,絕不可能實現的“鬼話”。
●“鬼話”之所以是“鬼”,在於兩點
然而,“鬼話”之所以是“鬼”,在於兩點:
第一點,對“美國經濟”而言,作為一個“最為可能的經濟增長點”—“新能源產業”,是有所顧慮的,原因主要有二: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歐盟、特別是中國的“切入甚深”,因此,在實質性搞定歐盟經濟(歐元)、或者中國經濟(人民幣)之前,“美國經濟”已經不可能“獨霸”相關產業的話語權,也就是說,對美國經濟而言,最好的結果也不過“三分市場而居其一”。
而“這一市場結果”簡單投射到“關乎全球新秩序”的“伊朗問題最終解決方案”中去,也成了一部實實在在的“全球多極化方案”。
顯然,如果“美國利益決策層”真心願意接受“實質性多極化”,那麼,事情也就變得非常簡單了,“中歐美(注,這種情況下,就沒有俄羅斯什麼事了)”只須重回“伊核問題六方會談”的框架、借助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特別是“國際清算銀行”的改革,就能確定這一切。
然而,真實的情況已經證明:事情根本沒有“如此簡單”,而“沒有如此簡單”的主要原因,又顯然在於“美國利益決策層”從骨子裏拒絕“實質性多極化”。
即然如此,我們就再來看看第二個原因。
● 這無疑於“自我啟動”瓦解基於“石油美元結算制”的“美元本位制”的“快速瓦解進程”
第二個原因,也是最為重要的原因。是享受著“美元本位制”巨大紅利的“美國利益決策者”非常擔心,一旦自己也像歐盟、甚至中國那樣“正式地、全面”推進“新能源產業”,並將其作為“美國主要經濟增長點”、從而令其“成為世界經濟的主要增長點”,那麼,除了“第一個原因”的弊端“仍然不能規避”之外,還將“立刻重創”美國至今掌控著“定價權”的“全球傳統能源產業”,這無疑於“自我啟動”瓦解基於“石油美元結算制”的“美元本位制”的“快速瓦解進程”。
● 在“鬼話”不可能實現的“背後”,卻也隱約可見一個巨大的陰謀
第二點,在“鬼話”不可能實現的“背後”,卻也隱約可見一個巨大的陰謀,在某種程度上講,只要包括這個“鬼話”在內的系列“鬼話”能被“某些人”所相信,那麼,這個“巨大的陰謀”就有實現的可能性。
● “系列鬼話”包括有這樣的幾個經典傳說
在這裏,所謂的“系列鬼話”包括有這樣的幾個經典傳說:
其一,以奧巴馬政府宣佈自伊拉克、特別是自阿富汗撤軍為標誌,美國決策層就將“致力於削減財政赤字(包括國防支出)、平衡預算、控制債務規模、大搞美國基建項目,倍增美國出口、重建美國工業體系、提升就業率“作為其未來主要經濟目標。
其二,為了實現“其一”,美國將致力於促成“全球大規模美元回流”,以獲得相應的資金,就類似2000年前後“利用從全世界回流美國的資金、去搞什麼知識經濟”的類似。
● 從“知識經濟(眼球經濟)”、“基因經濟”、直到“納米經濟”,但無一能擔起“美國經濟增長點”的重任
然而,“真實的歷史”是,2000年前後,格林斯潘先生在拿到“美元大規模回流”之後,搞所謂的“知識經濟”又搞出了個什麼結果呢?
結果就是:不僅“知識經濟”沒能成為美國經濟的新增長點,反而就此吹了個“網路泡泡”;之後、為了防止“網路泡泡”的破滅,又想鼓搗什麼“基因經濟”、直到“納米經濟”,但無一能擔起“美國經濟增長點”的重任,
最後,無奈之下,為了維持美國經濟的增長、更因為害怕“之前大規模回流美國的資金”因“看不到希望”而重新流出美國,從而被迫放開“美國銀行不得混業”的禁令,在“美國國家、公司債務的迅速膨脹”的基礎上,直接吹起了“房地產泡泡”,並由此種下“次貸危機”的禍根。
至於現任美國國務聊的希拉蕊女士在貸危機爆發後痛駡格林斯潘“美國不用還債”的“正式言論”是“騙子”,那不過是“格林斯潘曾經參與的美國決策層”、想通過發動伊拉克戰爭,掌控全球資源、從而逼迫全球為其買單、最終“一把燙平”那一系列“泡泡”層層累積在“次貸危機”中的“巨大隱患”之“全盤計畫”,卻遭遇“伊核問題”的狙擊,最終未能如願…….的“歇斯底里的爆發”與“轉嫁責任”而已!
● “今天的情況”與“那段歷史”是多麼地相似,不僅“形擬”而且“神似”
顯然,對比上面這段歷史與美國今天的現實,我們不難看出,“今天的情況”與“那段歷史”是多麼地相似,不僅“形擬(美國經濟即將二次探底)”而且“神似(美國經濟仍然沒有可靠的經濟增長點,卻指望可以走向復蘇)”,
且“美國利益決策層”的“解決方案”也是“如此的雷同”。
● 人們有必要認真地思考一個問題
可問題是,在美國次貸危機已經成為“真實的歷史”、且“歐美金融危機”仍然在深化發展的背景下,人們就不禁要、且有必要認真地思考一個問題,即:
在美國“絕對實力”與“相對實力”都佔據“不容它人挑戰”的絕對優勢的時候,在“美元本位制”的光輝如日中天、市場甚至一度相信“神一般的”格林斯潘已帶領“美聯儲”找到了“可燙平資本主義經濟週期”的“鑰匙”的那段日子裏,被“美國資本”誘導而“大規模回流美國的資金”尚且不能令“沒有可靠經濟增長點”的美國經濟“重獲增長動力”、而最終“不得不”輸入“房地產泡沫”這管“雞血”,
那麼,今天那些指著“資金回流美國”這一完全為“美元本位制”利用手中的“最後餘威”所“精心計畫”的“表面現象”、就在那裏興奮地大嚷“美國經濟必將就此復蘇”的“奧巴馬政府”與“美國經濟學家”,又該如何去解釋“美國次貸危機”的“產生”與“爆發”呢?
● “美國利益”真正想重建的工業體系,並不在美國國內,而在美國國外
另外,在你們“一再要求”人們相信“美國經濟可就此復蘇、並將重建美國工業體系”、且力求讓人們相信“這次資金回流與上次回流的結果真的不同”之前,想說的是:你們真的缺少一個邏輯,哪怕是一個“可以糊弄一般投資者”的邏輯!
事實上,通過上面的討論,想強調的是:在美國絕對實力與相對實力均已實質性下降的今天,在“美元本位制”的光輝早已因“QE1/QE2”卻也“無法增加美國就業率”的事實所剝去的今天,“美國利益”真正想重建的工業體系,並不在美國國內,而在美國國外;或者準確地講,“華爾街金融永動機”欲想維持穩定運轉、那麼,它急於掌握的“資金流(注:不僅僅是資金問題,而是包括所有美國已經不能提供的生產與生活資料)”,並不在美國國內,而在美國國外。
● 這種重建模式也是我們多次強調且必須高度警惕的一種模式
換句話說,如果“美國經濟”還能通過“重建工業體系”的手段來獲得“復蘇”的話,那麼,這種重建也一定是在“美國之外”進行,顯然,“這”這種模式也就是我們多次強調且必須高度警惕的一種模式,即:目前仍然由美國資本代言的“西方資本”,利用手中的“美元本位制本”可以“調用無限美元”的金融優勢,在另一波不可避免的金融危機中,盡一切手段誘導“非美經濟體”的貨幣與資本政策、或者全球戰略出錯,從而伺機對北方中的歐盟、日本,特別是對南方中的中國、俄羅斯、巴西、印度等經濟體的“實業優質資產”、特別是金融資產,進行一場無論是在規模上、還是在形式上,都足以稱之為“史無前例的大兼併”,從而主要“在美國境外”而不是在美國境內完成所謂的“美國工業體系重建”,最終實現讓“華爾街金融永動機”自我掌握“資金流(注:不僅僅是貨幣問題)”的目的。
顯然,在“此波資金回流美國”的“背後”,可以肯定的是,美國早已失去競爭優勢的製造業不會得到“半毛錢”,同樣可以肯定的是,“此波回流美國的資金”主要就一個去向、那就是被“誘進”那部急需“美聯儲量化寬鬆”、但因歐盟、特別是中國仍然不肯配合,美聯儲又不敢公然“QE3”的“華爾街金融永動機”充當“生產資料”。
上面討論了“美國經濟”問題的“根源”並不在外、而在於內的“第二個原因”,下面,我們再來看看第三個原因。
● “華爾街龐式騙局”最終崩潰將是不可避免
第三,如果從長遠看,就如我們之前所論證的:由於“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的“永動原理”根本不可能實現,其“實質”等同於一個規模極其巨大的“龐式騙局”,因此,這套建立在一大堆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及“相關獲獎理論”所包裝起來的“現代金融工程學”、或者“經濟、金融模型”上的、號稱有“自我平衡、對沖風險”功能的“永動機制”,最終崩潰將是不可避免。
● 美聯儲弄出個“賣短債買長債”的“小花招”、終於迫不及待地開始搞“變相QE3”
值得強調的是,如果僅僅從經濟、或者金融的層面去討論問題,那麼,儘管“最終”觸發“這種崩潰”極可能是一種“重大的偶發事件”,但是,從美聯儲弄出個“賣短債買長債”的“小花招”、終於迫不及待地開始搞“變相QE3”的情況來看,這種“可能的偶發”已經是一種“肯定的必然”,唯一的變數就是時間問題。
●“4000億美元‘賣短債買長債’計畫”不會對美國經濟有任何值得一提的“拉動作用”
事實上,我們注意到,美聯儲(FED)是在聲稱“美國經濟面臨巨大下行風險”的同時,採取新一輪舉措刺激經濟增長政策、也就是推出所謂“4000億美元‘賣短債買長債’計畫”的。
而在這個問題上,美聯儲公開宣佈“美國經濟存在巨大下行風險”,其分量不可謂之不重,但4,000億美元"賣短債買長債"顯然不會對就業情況日益惡化(美國失業率實際上達到了16%、而不是公佈的“接近10%”)的美國經濟有任何值得一提的“拉動作用”。
● 推出“賣短債買長債”本質上是一種無奈之舉
事實上,所謂“賣短債買長債”,其實是在歐盟“直到目前仍然不肯配合”美國QE3情況下的無奈之舉。
● 意圖“即”在於壓低“美國長期利率”、“更”在於擠出債主手中的短期債券、正式啟動“美國國債回收進程”
其意圖“即”在於借此宣佈“控制、甚至壓低”對華爾街金融衍生品安全至關重要的美國長期利率、“更”在於【擠出(置換)】債主手中的短期債券,從而正式啟動“先回收長期、再回收短期、一段時間後、則長短期視情況隨時交替回收”的“美國國債回收進程”。
● 準備用“無限的美元”去回收“有限國債”、甚至“兩房次級債”的“障眼法”
因此,美國“變相QE3”將由此開始。因為,市場遲早會明白:所謂“賣短債買長債”,不過是美聯儲準備用“無限的美元”去回收(置換)“有限國債”、甚至“兩房次級債”的“障眼法”。
所謂“賣短債買長債”根本就是鬼話,
美聯儲的目的在於對“需要支付利息”的“美國長、短債”用“隨時就有的、不需付息的美元”進行“輪番回收”,並“牢牢地控制在”華爾街自己手中,從而日後在“以無限美元、甚至拉上歐元、日元衝擊南方經濟”的時候,可以盡可能地在“美國國債”與“美國市場長期利率”之間構築起一道“防火牆”。
● 一旦美聯儲通過上述方法“如願”地“實質性回收”了“不為美國利益所掌控”的“美國國債”,則……………
不僅如此,國際大宗商品將“較目前更加任由華爾街定價”,華爾街操縱物價的能力將較目前更加強大,因為,“南方經濟”手中的美元、除了“購買”“美國願意賣”的“美國商品(比如,美國大片)”之外,就只能無任何收益地存在美國銀行、且還要支付“手續費”等“美國政府隨時可以增加的、旨在逼迫‘南方經濟’去購買‘美國願意賣’的‘美國商品’的額外費用”。
當然,還有一個出處,那就是被迫在“華爾街”再無後顧之憂的、更加瘋狂地操縱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瘋狂波動”中、落個“追漲殺跌”的命運。
不難想像的是,一旦美聯儲通過上述方法“如願”地“實質性回收”了“不為美國利益所掌控”的“美國國債”,並以種種手段“威逼利誘”歐盟貨幣政策“默認”、甚至轉為“量化寬鬆”(注:日本一直在進行量化寬鬆),則,相對應的美元(包括部分屈服之後的歐元、及已經在量化寬鬆的日元),就會像潮水般地湧向巴西、印度等“南方經濟”、“先”水淹南方、以盡力製造泡沫,“後”準備刺破泡沫,而待這些“南方經濟”的泡沫破滅之後、“再”以大量的流動性、以極低的價格、去大肆兼併這些經濟體的“優質資產”。
最後,如果“中國經濟”經受住了這些衝擊、而仍然在穩定運行,
則“西方資本”就可憑藉自身的金融優勢、外加通過“水淹南方”、“大兼併”得來的巴西、印度、中東、南美、非洲、東亞等“南方經濟”的“製造實體”與市場,激化“這些屆時已經受控的經濟體”與“中國經濟”之間的矛盾,甚至鼓動“這些南方經濟體”運用行政與法律等一切手段,與北方國家一道、針對“中國製造”製造各種貿易壁壘,包括“網路壁壘”,全面衝擊“中國經濟”。
● 歐洲金融承受的“美國壓力”已慢慢接近於極限
可以肯定的是,隨著美國評級機構正式調降法國幾大銀行、特別是義大利主權信用,歐洲金融承受的“美國壓力”已慢慢接近於極限。
值得警惕的最新消息是:
其一,據歐洲媒體報導,歐盟有可能考慮調降利率。
顯然,一旦如此,中國與歐美之間的利差又將“整體擴大”,“歐美”通過“量化寬鬆”而放出的流動性將更加積極湧入境內,從而加大管理層宏觀對沖的難度。這正是我們始終對中國央行在“中歐美”中“率先加息”持保留態度的“金融考慮”。
其二,歐盟各國基本達成一致,將對敘利亞進行更嚴格的制裁。
至於制裁的內容,我們注意到,主要是敘利亞總統阿薩德的兩名親信將被禁止入境歐盟,他們在歐盟的資產被凍結。同時,歐盟將禁止對敘利亞石油業進行投資。
顯然,如果這就是“更嚴格制裁”的主要內容,那麼,這距離“全面制裁”仍然有很遠的距離。
這也就意味著距離“歐洲利益”默認“美國QE3”還有一段距離,
也意味著“美國利益”要麼加大力度在經濟、特別是金融上進一步施壓于歐盟,要麼加大力度在中東和平、利比亞、科索沃方向選擇一點、或者兩點,但“不會是全部的三點”以進一步讓步于歐盟,而做到這些,都需要“強硬的金融手段支撐”。
因此,更或者,為達目的,“美國利益決策層”有可能破罐子破摔“直接QE3”,從而測試歐盟、特別是中國的“應手”,並迫使中國、特別是歐盟做最後的選擇。
● 國際市場可能因“美國QE3”的“各種放風”而令市場無所適從、最終出現“巨幅波動”
最近一段時間裏,國際市場已經因“美國QE3”的“各種放風”而令市場無所適從、最終出現“巨幅波動”。
事實上,就這兩天,一個所謂的“4000億賣短債買長債”所掀起的“全球市場暴跌”,就已經說明了這一點。
另外,我們也注意到,就在週四,歐美市場大跌,其中,美國道指跌391點,跌幅為-2.51%,收在10733點。
而隨著美國道指快速跌向10000點關口,而“跌破10000點就可能有令局面走向失控的危險”、及“華爾街金融.永動機”之“絕不能跌破“7000至8000點”的“剛性要求”,將令美聯儲的施壓歐盟的強硬貨幣手段“捉襟見肘”、且極易落入“傷敵10000、自損8000”的境地。
不僅如此,一旦國際商品、特別是原油價格長時間處於回調,又可令中國經濟意外地喘上一口氣。
因此,我們預期,下一步,美國對歐盟的讓步,最可能在政治層面,也就是在中東和平、利比亞、科索沃方向,
而一旦這些方向出現“美國向歐盟進行重大讓步的明確信號”,也就意味著歐盟準備默認“美國QE3”了,也就意味美聯儲將大膽拋開““4000億賣短債買長債”的幌子進行“史上最大規模的量化寬鬆”,在全球市場掀起一波脈衝式反彈、特別是石油、大宗商品市場。
而一旦歐盟(歐元)最終屈服,而令“美國變相QE3”的“後續發展”如願展開,則中國除了動用我們於07年就指出的匯率手段,即:讓人民幣帶領東亞貨幣,或針對美元、或者針對歐元大幅貶值,從而一方面“強行重置”“歐美經濟成本、“搶先”激化歐、美不可調和矛盾”之外,唯一能做的,恐怕就是將貨幣與資本政策調整至確保“最低限度內迴圈”的層面,並將國家安全政策調整為“保衛最低限度內迴圈”之“安全”的層面。
● 至於歐盟是否能頂住這波壓力、從而繼續“不認可美聯儲的量化寬鬆”,我們並不樂觀
對此,我們也再次強調,至於歐盟是否能頂住這波壓力、從而繼續“不認可美聯儲的量化寬鬆”,我們並不樂觀。
最大的變數在於“最終默認”美國QE3的“歐洲利益”,是否“歐美聯手”去“全面惡化中國的外在安全環境、特別是外在經濟安全環境”,是否在“全面惡化……”的同時去“實質性配合”美國利益去“水淹南方”,從而為“美國利益”或者“西方資本”所設定的、以經濟(特別是金融)為先導的、從各個層面一起發動的“天下圍攻中國經濟”走出關鍵的、也是戰略誤判的一步!
值得強調的是,一旦歐盟報之以“默認”、甚至參與“美國新一輪量化寬鬆”,而不論是否“歐美聯手”去“全面惡化中國的外在安全環境、特別是外在經濟安全環境”,市場資金都會立刻湧入市場、從而在全球範圍內觸發包括股市、商品期貨、貴金融、能源價格在內的,一波脈衝式反彈。
● 要不了多久,“市場資金”就會“如美聯儲所願的”省悟過來,從而極大地推高大宗商品、特別是原油價格
顯然,在我們看來,從美國市場(美國股市、商品市場)對4000億美元"賣短債買長債"計畫的正式反應是“大跌”的情況來看,市場在“第一時間”並沒有意識到“美國變相QE3”在“美國經濟”的重壓下其實已經“強行啟動”,眼下,“美國利益”等的就是歐盟的“默認”甚至參與新一輪的“量化寬鬆”、之後、“美國利益”盼的則是“歐盟利益”實質配合其“水淹南方”。
這一點,要不了多久,“市場資金”就會“如美聯儲所願的”省悟過來,從而極大地推高大宗商品、特別是原油價格。
● 有可能在某一時點瞬間擊穿上述“龐式騙局”中的最後一根“保險絲”
事實上,自2007年8月美國次貸危機露出“端倪”之後,特別是、因“在北京奧運會開幕那天爆發的格魯吉亞戰爭中慘敗”而不得不利用雷曼兄弟公司的“定向清盤”將歐盟金融也拖下水,令歐美第一輪金融危機全面爆發、世界經濟第一次探底以來,通過我們幾年的觀察與評估,毫無疑問的是,那種“重大的、必然的、偶發事件”又必將“因”引發上述“龐式騙局”中所設定的“某一種極限條件”、從而在某一時點瞬間擊穿上述“龐式騙局”中的最後一根“保險絲”,比如:美元迅速貶值,“更”比如,美國長期利率迅速上升。
● 只要…….美國經濟根本不存在“復蘇可能”,能爭取的只有“逃生機會”
因此,除非歐盟最終做出“戰略誤判”從而“自我啟動”歐盟(歐元)的“快速瓦解進程”、“或者”中國在“應對過程中”犯下重大的、不可逆轉的戰略性錯誤,
否則,美國經濟也好、“華爾街金融永動機”也罷,根本不存在什麼以“經濟復蘇”為“實質”的“復蘇可能”,能爭取的、也只有以“逃生”為“實質”的“逃生機會”。
就目前而言,其“逃生”的“最高效路徑”就是“威逼利誘”中國最終接受美國“全力兜售”的“中美共管地球(G2)”模式,但“中國利益”基於自己的核心利益、特別是長遠核心利益,給“美國利益(注,是指美國國家利益與美國資本利益的最大交集部分)”留出的“逃生”之道是美國效仿“英美特殊關係”的“中美共管西太平洋(修訂版G2)”模式
顯然,在我們的評估中,即便實現了這種“逃生”、就“美國綜合實力”而言,其“結果”也不過是只能維持其“絕對實力”而無法維持其“相對實力”。
請大家仔細體味上述說法!
● “西方資本”急於尋找、並確定“下一版本”之“戰略運行平臺”的原因
針對這一說法,想強調的是,“這”恐怕正是“目前仍由美國資本代言的西方資本”急於尋找、並確定“下一版本”之“戰略運行平臺”的原因。
至於歐盟最終是否做出“戰略誤判”從而“自我啟動”歐盟(歐元)的“快速瓦解進程”,這恰恰是“歐洲利益(歐洲國家利益與歐洲資本利益)”目前面臨的一個最大、且最緊迫問題。
至於上述所謂“重大的、不可逆轉戰略錯誤”,由於在之前已經詳細討論過,在這裏也不過多展開,只簡單提及兩個層面:
● “美國利益”幾乎在不擇手段
其一,如果僅僅在經濟、特別是金融層面去考慮問題,則比如,在“中歐美”之中率先進行不可逆轉的加息週期、繼而全面喪失貨幣特別是資本政策的自主權,最終實質性地‘自我滅活’中國的經濟活力;
其二,如果我們在“綜合層面”去考慮問題,則比如,
中國最終坐視美國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國際社會”之“大多數”的中東利益的“止損點”而“不作為”、或者“不有效作為”,從而導致“以中國經巴基斯坦至伊朗”的這一“戰略走廊”為支點的“中國全球戰略”徹底崩塌。
而為了引誘歐盟做出戰略誤判、特別是迫使中國在上述問題上“應對出錯”、或不作為、更或者“不有效作為”,近段以來,從美國加大力度對歐盟債務危機落井下石,及美國宣佈對台軍售案、到美國國會放話準備通過敦促人民幣升值、否則對中國商品進行制裁的議案等情況來看,“美國利益”幾乎在不擇手段。
我們注意到,隨著本週一標普將義大利主權債務評級下調一檔至A,
再加上瑞銀違規交易巨虧,法興銀行在9月初股市大跌之時出售黃金的消息被爆光、市場開始強烈疑慮歐洲金融業流動性不足的問題。
表面上看,這些事件只是令歐洲債務危機再起波瀾,但實際上,通過這些事件的“集中爆發”,我們已經可以明顯觀察到一股強大的力量,正在調動一切資源,“壓”歐洲央行在貨幣政策上轉趨“放鬆”、從而向美聯儲靠近,令後者無風險、或者低風險推出用以“水淹南方經濟體”的“QE3、甚至QEN”。
至於歐盟是否能頂住這波壓力、從而繼續“不認可美聯儲的量化寬鬆”,一如我們之前所說,我們並不樂觀,
最大的變數在於“最終默認”美國QE3的“歐洲利益”,是否“歐美聯手”去“全面惡化中國的外在安全環境、特別是外在經濟安全環境”,是否在“全面惡化……”的同時去“實質性配合”美國利益去“水淹南方”,從而為“美國利益”或者“西方資本”所設定的、以經濟(特別是金融)為先導的、從各個層面一起發動的“天下圍攻中國”走出關鍵的、也是戰略誤判的一步!
我們也注意到,中國方面也“立刻”對歐洲的情況發出了兩個極其說明問題的信號:
第一,針對“瑞銀違規交易巨虧、市場開始強烈疑慮歐洲金融業流動性不足”而引出的“中國銀行暫停與歐洲部分銀行的外匯和人民幣利率掉期交易”的市場傳言,中國銀行官方層面直到今天都沒有做出正式回應。
第二,中國商務部週二(20日)舉辦例行新聞發佈會,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通報了1-8月我國商務工作運行的有關情況並回答記者提問。沈丹陽稱:對歐盟至今不承認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中方對此非常失望。但同時又強調,
沈丹陽稱:歐債危機爆發以來,我們一直非常關注,並且力所能及地伸出了援助之手,但是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和支持歐洲應對債務危機是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我不認為兩者之間一定有什麼必然的聯繫。中國人在幫助別人的時候,往往都是不設定前提的。
顯然,中國方面於週三發出的“兩個信號”,與我們之前的觀點,即:
在“美國利益”與“西方資本”正不惜一切代價對“歐洲利益”進行“威逼利誘”的同時,中國也在對歐洲進行“威逼利誘”。
儘管如此,我們認為,不論是美國、還是中國、其對“歐洲利益”所分別施展的“威逼利誘”、主要著眼點仍然在於最大限度地警告歐盟,“要或者不要”全面參與“全面惡化中國的外在安全環境、特別是外在經濟安全環境”,從而“要、或者不要”去“實質性配合”美國利益去“水淹南方”的計畫、繼而“要或者不要”去配合美國、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特別是進行針對中國的“南亞破局”。
從目前情況看,歐洲金融業的“流動性不足”問題已經被“拋”了出來,自然而然地,歐盟“默認”美國QE3最終將“水到渠成”,
但是,一如我們之前所說:即便歐盟“最終默認”美國QE3,但在實質性配合美國利益水淹南方、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甚至為美國提供“實質性南亞配合”的問題上,還有待觀察!
● 中國決策層對“上述兩種致命戰略錯誤”已經、或者始終有著清醒的認識
而針對“歐盟可能調降利率、從而可能擴大中國與歐美之間的利差”的危險性,我們一直擔心的“持續加息”不是已經停止、且開始以更多的行政與法律手段取而代之嗎?
至於“歐盟各國基本達成一致,將對敘利亞進行更嚴格的制裁”、從而想通吃“中美”的做法,
隨著美國“兩個中東盟友”–土耳其、特別是埃及,與“美國中東安全框架”的“錨點”之一的、號稱“中東鋼釘”的以色列之間關係的“迅速惡化”,
隨著“國際社會”在中東方向“重點培養”之“地方王之一”的土耳其已經公開警告、必要時準備為“國際社會”進出加沙的“第三條通道”進行武裝護航,
以及“地方王之一”的“埃及(新)政府”默認了“境內組織襲擊以色列大使館”行為、從而預示埃及有可能實質性地永久開放“第二條通道”,
特別是,隨著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一再頂住”來自“美以”的強大壓力,決心提交“入聯申請”,而中國始終在“上述事件”中發揮著關鍵作用的情況來看,中國又怎麼可能“最終坐視”美國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而“不作為”、或者“不有效作為”?
顯然,種種跡象顯示,中國決策層對“上述兩種致命戰略錯誤”已經、或者始終有著清醒的認識。
● 為救“華爾街”,美國只能在“通過水淹南方、在美國境外重建與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相配套的、自我掌控的工業體系”
至此,我們已經連續兩期側重於經濟層面進行解讀,之所以這樣,在於近段的“國際局勢”,一切的一切,都在圍繞這些內容在展開!且“這種展開”已經接近於“圖空匕現”了,因為所謂的“美元套利平倉觸發的資金回流美國”根本就解決不了“美國經濟”的核心問題–房地產與就業問題,而所謂“可能利用這些回流資金”去“重建美國工業體系”的觀點更是不知所云,
“美國決策層”近來不擇手段的情況已經預示了一點:“美國利益”仍然不打算實質性調整其既定全球戰略,因此,為救“華爾街”,美國只能在“通過水淹南方、對南方經濟、甚至部分北方經濟進行史無前例的大兼併、從而在美國境外重建與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相配套的、自我掌控的工業體系”。
● 要進一步加大對國防軍工的投入,從而以實際行動展示如下決心
對此,我們的建議就是:除了在準備策應“伊朗悍然核爆”的基礎上,加大力度促進第二、三條通道的打通、繼而繼續推進“中東破局進程”、對“美元本位制”施加強大戰略壓力之外,
還需要對“歐美”進行提醒:人民幣匯率可不光是只能升值、還有可能突然貶值,且是大幅度的貶值;最關鍵的是,從現在開始,除了繼續既定的、諸如高鐵、新能源等產業升級方面的戰略部署,以確立自己、甚至全球的新的經濟增長點外,再就是要進一步加大對國防軍工的投入,從而一方面盡可能拉動經濟增長,一方面也以實際行動展示如下決心,即:
第一種決心:中國隨時可以將貨幣與資本政策調整至確保“最低限度內迴圈”的層面,並將國家安全政策調整為“保衛最低限度內迴圈”之“安全”的層面,從而為必要時,盡一切手段,在某一時點瞬間擊穿“華爾街龐式騙局”中的最後一根“保險絲”、做好必要的戰略準備。
第二種決心:在第一種決心的基礎上,不就是在經濟上“玩全球經濟硬著陸”、在政治上玩“天下大亂”嗎?至少在“中、歐、美”之中,中國還偏偏就是最不怕“玩這些蹦極”的一家!
在我們看來,只有提前做好這種“最壞的打算”,“才會”有機會去爭取一個“最好的結果”!
而從歐盟與中、俄一道、促成巴勒斯坦下決心“入聯”的情況來看,儘管美國在利比亞問題上“幾乎對歐盟一讓到底”,並在歐洲債務危機問題上對歐盟保持著最大限度的戰略壓力,但是,從歐盟對敘利亞制裁的“升級版”來看,美國決策者可能也看出來了,即便歐盟最終“默認”美國QE3,但是,在至關重要的、是否“實質性”配合美國“水淹南方”、特別是“南亞破局”的問題上,仍然不能讓美國完全放心!
事實上,直到今天,種種跡象顯示,歐盟貨幣政策與其敘利亞政策一樣,仍然保持著“將美國徹底踢下水的選擇項”。
因此,只要中國應對沒有大的、不可逆轉的戰略錯誤,由於中國沒有“500萬億美元”的金融衍生品所織成的“龐式騙局”要“背”,因此,即便到了“玩蹦極”這一步,即便算上中國的地方債、房地產風險,中國仍將處於戰略主動。
至於近來南海(印度與越南合作開發南海能源)、台海(美國宣佈對台軍售)上刮起了那幾陣“噁心”的妖風,比起“向來在中東說一不二”、如今卻面臨“眾叛親離”、且落入“以色列這根中東鋼釘”都無法罩住、逼得以色列失望得“放風”要與中國簽定“高鐵”的美國而言,究竟是“誰在噁心誰”?是個不言自明的問題。
以“印度與越南合作開發南海能源”為例,許多人往往盯著“註定不可能實質性兌現”的“印度與越南合作開發南海能源”,卻沒有注意“足以令美國人吐血”的第一次“中印經濟戰略對話即將在9月底舉行”。
不過,仍然要高度警惕的是,隨著“美國在民進黨主席訪美期間宣佈對台軍售”、從而將“這份功勞”劃歸在“有台獨黨綱的民進黨”名下,我們已經隱隱約約看到:台獨勢力在國際勢力的策應下,玩“局部台獨”的危險性越來越大!這是需要認真應對的!
事實上,就如多次強調的那樣,中國大陸的台海政策,隨著“隱獨”的馬英九勢力上臺多年來,一直在“配合美國(主子)”及臺灣民進黨“努力消除”島內、特別是國民黨內統派勢力的努力日益明顯,的確有許多值得檢討的地方。
《東方時事解讀》
201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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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暗殺集團到以色列政府國家恐怖主義
以色列是中東地區第一個成立“恐怖主義組織”的政權。現在,該政權繼續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被占領土上從事“恐怖主義”活動。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運動的歷史和其成立說明了這一事實,即:猶太復國主義政權留在巴勒斯坦的最根本目的就是集體屠殺和“暗殺”無辜的巴勒斯坦人民。
“猶太民族基金會”主任喬澤夫•維特茲在1940年,也就是以色列政權宣佈其成立的8年前宣佈,在巴勒斯坦不可以存在兩個政府,如果阿拉伯人離開這片土地,這裏才能成為我們的地方。如果阿拉伯人留在這裏,我們將成為微不足道和一個弱小國家的主人。因此,我們應當將巴勒斯坦人驅趕出去,使這片土地上不能留下一個村莊或一個部落。
在1897年舉行第一次國際猶太復國主義會議以及建立猶太復國主義恐怖團體的第一人弗拉迪米爾•亞博延斯基出生沒過多長時間,也就是在20世紀初亞博延斯基建立了第一個猶太復國主義恐怖組織,該組織是猶太復國主義恐怖組織和所有其他組織的始祖。
之後,在英國殖民主義者佔領巴勒斯坦30年期間,猶太復國主義恐怖組織如哈格納、伊什特蘭、伊爾貢、巴塔爾等恐怖主義組織相繼在巴勒斯坦被占領土上出現,這些恐怖主義組織的領導人都是以色列政權最重要的人物。大衛•本•古裏安、摩西•達揚、埃胡德•巴拉克、伊紮克•拉賓、伊紮克•沙米爾、穆納希姆•貝根和沙龍(夏龍)等人物也先後擔任了以色列政權的戰爭部長、總參謀長和總理等職務。這些人在1930年至1940年10年期間在對巴勒斯坦人民實施恐怖主義行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1979年,以色列一調查代表團“迫使”拉賓從自己的回憶錄中“刪除”有關屠殺巴勒斯坦人民和50萬巴勒斯坦人從拉姆萊和裏達兩個村莊被驅逐的內容。
拉賓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聲稱,我在與以色列總理大衛•本•古裏安和他的副手舉行的會議中就這一問題即:巴勒斯坦人民應當做什麼舉行了會談。這兩人就此表示,我們應當將巴勒斯坦人趕出巴勒斯坦。但是,巴勒斯坦人民現在不願離開他們的家園,現在我們只有採取暴力和恐怖等手段迫使他們離開,等他們看到這些暴力的時候他們就會吸取教訓倉惶而逃。猶太復國主義分子們採取各種方法和戰術在巴勒斯坦領土上從事恐怖主義活動。這些恐怖主義活動包括秘密暗殺巴勒斯坦知名人士,在巴勒斯坦人的賓館、市場、公共汽車和餐廳裏放置炸彈或者綁架巴勒斯坦人。猶太復國主義暗殺集團每天都守候在巴勒斯坦人民的住宅附近,用炸彈炸他們,使他們處在白色恐怖和恐懼之中。猶太復國主義政權通過這些方法在巴勒斯坦被占領土上製造恐懼和混亂迫使巴勒斯坦人民逃離自己的家園。
猶太復國主義政權軍隊集體屠殺數百名迪爾•亞新村莊的巴勒斯坦人正是這些恐怖襲擊行動的事例之一。該村莊居民曾在一個小時內就被猶太復國主義政權軍隊血洗一空。除此之外,猶太復國主義政權軍隊還將數名遭綁架的巴勒斯坦人集體殺害。更可恨的是,猶太復國主義恐怖集團在對巴勒斯坦各村莊、城鎮和他們的居民區發動襲擊和實施大屠殺之後,又用推土機將這些地方徹底推平,在其基礎上為自己的猶太人移民重新修建猶太人定居點,直到巴勒斯坦人民的標誌和特徵徹底被抹掉,不留下一點屬於巴勒斯坦人民自己的東西。
之後,猶太復國主義分子們又在被侵佔的巴勒斯坦土地上種莊稼種樹或種花。猶太復國主義分子們為同化巴勒斯坦各地區採取的行動讓人不可思議。幾乎這些被佔領地區的巴勒斯坦人的特徵蕩然無存。甚至任何一個巴勒斯坦人都無法認識這些只在幾個月被佔領和遭破壞地區的村莊、城鎮和他們的住宅。
在以色列侵略政權宣佈其成立之日起,就有數百個巴勒斯坦人的村莊和城鎮被以色列侵略軍破壞和摧毀,同時導致70萬巴勒斯坦人民被迫離開了自己的家園,淪為難民,無家可歸。事實上,這些被佔領的村莊都是以色列恐怖主義政權軍隊發動恐怖主義行動得來的。這些被佔領地區至 今仍被該政權侵略軍所控制。以色列伊爾貢恐怖主義組織領導人穆納希姆•貝根榮獲諾貝爾和平獎、迪爾•亞新村莊居民遭集體屠殺以及以色列軍隊總參謀長伊紮 克•拉賓在1967年發動的六日戰爭,這些都是巴勒斯坦人民的應有權力遭踐踏和破壞的最不公正的最明顯事例。猶太復國主義各種暗殺集團隨著以色列政權的成立而建立了起來。其中 有名的暗殺集團當屬以色列“摩薩德(Mossad)”間諜機構。該間諜機構是猶太復國主義政府恐怖主義組織的最大恐怖組織。目前,“摩薩德(Mossad)”間諜機構正在巴勒斯坦境外從事自己的間諜活動。自以色列侵略政權成立之後,猶太復國主義分子們一直在巴勒斯坦各地區犯罪作惡,以色列侵略軍曾經在巴勒斯坦的卡夫爾•紮希姆村莊發動的集體屠殺事件正是這些罪行的最真實寫照。以色列侵略軍在1956年10月29日下午僅在4個半小時的時間裏就血洗了卡夫爾•紮希姆村莊,隨即又宣佈一名以色列軍官擔任該村村長。在經過4個半小時之後,以色列侵略軍又制定了行人出入該村莊的法規並宣佈這一法規於當日起執行。在卡夫爾•紮希姆村莊被封鎖之後,該村居民都被禁止離開該村莊。儘管該村村長向以色列軍官解釋說,現在400名村民正在自己的農田裏從事耕種作業,他們晚上就會返回自己的住宅,但以色列軍官根本不理睬這些解釋。並利用天黑將自己的軍隊部署在了該村莊的周圍。以色列侵略軍在得到巴勒斯坦農民返回家園的消息之後向這些耕種的農民開槍掃射,殺害了數百名無辜的巴勒斯坦人。
聯合國觀察員在1950年向安理會提交的報告中闡述了自己親眼目睹的以色列政權的“罪行”。他在報告中寫道,在格比耶(GABIE)村莊有66名村民遭以色列政權軍隊“集體屠殺”,其中四分之三的人是婦女和兒童。這些遭殺害的村民有的滿身是槍眼,有的已經被打的面目全非。他們的房屋、窗戶玻璃以及大門 都遭到了機槍掃射。
這些跡象表明,當時遭殺害的巴勒斯坦人正在自己的家裏,就在當時他們遭到了以色列侵略軍的殘酷殺害。還有許多房屋被炸彈炸毀,有些房屋的大門和窗戶被自動步槍打了許多洞。
發生在格比耶村莊的殘酷流血事件是由以色列前總理沙龍一手策劃的。之後,在1980 年代又以沙龍為首的以色列侵略軍對在黎巴嫩的兩個巴勒斯坦難民營薩布拉和沙齊拉難民營發動了“集體屠殺”行動,並殺害了這兩座難民裏的2000名巴勒斯坦平民,同時將他們的屍體一塊塊撕開。但是,從1970年代開始,猶太復國主義恐怖集團就以新的方式開始了“恐怖主義”行動。以色列政權的摩薩德(Mossad)間諜機構和情報機構沆瀣一氣共同在巴勒斯坦被占領土上從事暗殺行動,他們還制定了詳細的“暗殺計畫”在巴勒斯坦境外從事暗殺行動。
巴勒斯坦報社編輯、作家兼詩人古薩•凱法尼 1972年在黎巴嫩被暗殺、
巴勒斯坦著名漫畫家納吉•阿裏1987年在黎巴嫩被暗殺、
突尼斯薩夫組織2號人物艾布•傑哈德1988年連中7槍被暗殺,
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運動領導人法塔赫博士1994年在馬耳它被暗殺、
黎巴嫩真主党運動總書記賽伊德阿巴斯•穆薩維與他的妻子和三個孩子于1992年被暗殺,
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精神領袖謝赫艾哈邁德•亞幸於2004年被暗殺,
這些都是猶太復國主義恐怖集團在巴勒斯坦被占領土境外從事暗殺活動的“冰山一角”。在21世紀的今天,巴勒斯坦人民和黎巴嫩人民不斷遭猶太復國主義侵略政權的“集體屠殺”和發動的“恐怖襲擊”行動,這些均表明猶太復國主義與“恐怖主義”緊密交織在一起。
在1990年代,以色列政權軍隊又轟炸了聯合國駐黎巴嫩南部的一處觀察站,並血洗了黎巴嫩加納村莊,此次襲擊事件造成包括100名婦女和兒童在內的數百名黎巴嫩平民喪生。然而就在2006年以色列政權軍隊針對黎巴嫩發動的33天戰爭中再次向該村莊發動了野蠻襲擊行動。
現在再來關注一下(巴勒斯坦)加沙(Gaza)局勢,許多加沙(Gaza)居民現在被關押在以色列政權的監獄裏,以色列政權軍隊每天動用導彈和炸彈向加沙(Gaza)居民發動襲擊。並“阻止”藥品、食品和燃料進入該地區,這些都表明了猶太復國主義政權“罪行”的本質。與此同時,在21世紀,該侵略政權又企圖在中東地區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
伊朗華語台 2011-10-18
http://www2.irib.ir/worldservice/chinese/zhuanti/zhuanti/080528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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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對哥倫比亞的新殖民政策-「哥倫比亞計畫」
提到哥倫比亞,許多人就會立刻聯想到這是“毒品”與游擊隊氾濫的罪惡淵藪之地。(好萊塢影視大眾文化意識流洗腦工業)羅素克洛和梅格萊恩搭檔演出的「千驚萬險」就是以哥倫比亞為背景,影片“描述”的哥倫比亞左派游擊隊在邪惡帝國蘇聯垮台後變成一群以販毒、綁票維生的恐怖份子,長期以來許多美國人也相信政府與主流(民主自由)傳媒對於哥倫比亞的(謊言洗腦)宣傳,相信美國政府目前已耗資數十億的「哥倫比亞計畫」(Plan Columbia)可以消滅哥國毒梟和游擊隊暴力,
然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證據卻證明事實“剛好相反”。
事實上,「哥倫比亞計畫」只是美國長期對於中南美洲“政-經-軍干預”的一部份,在美國喬治亞州的班寧堡(Fort Benning),有一所「美洲軍事學校」(SOA, U.S. Army School of the Americas),該校一直被諷刺為「殺手學校」(School of Assassins),因為該校的課程以訓練謀殺、綁架、(軍事)政變、嚴刑拷打著名,數十年來“培養”出六萬多名拉丁美洲的軍人,智利民選總統阿葉德被軍事獨裁者皮諾契特(軍事政變)推翻、大主教Oscar Romero被暗殺、瓜地馬拉36年內戰死亡或失蹤的20萬人、薩爾瓦多超過900名平民被屠殺等等,都是“該校”畢業生的“傑作”,女性受害者還會遭強暴虐殺而死,毫無反抗力量的兒童被活埋或摔死;它也“培養”惡名昭彰的(美帝傀儡)軍事獨裁者-包括巴拿馬、波利維亞、瓜地馬拉、薩爾瓦多,並且是“右翼民兵”的訓練所──例如尼加拉瓜殘暴的「國民軍」就是SOA(美洲軍事學校)的畢業生,後來組成“右翼恐怖份子”Contra(桑定游擊隊)。前巴拿馬總統就稱「美洲軍事學校」是「拉丁美洲最大的亂源製造基地」!
在日漸高漲的抗議聲浪下,該校“改名”為Western Hemispheric 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WHISC),但是至今仍然繼續培養每年一到兩千名的畢業生(目前1/3的受訓者來自墨西哥,因為該國要“對付”以Chiapas省原住民為主的薩巴塔游擊隊(Zapatista),每年耗費美國納稅人大約兩千萬美金。
和其他拉美國家相比,哥倫比亞派遣最多軍人(目前已超過一萬多人)到SOA(美洲軍事學校)受訓,其中許多高階軍官都犯下違反人權的罪刑,哥倫比亞軍方和殘忍著稱的右翼民兵組織AUC也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使得在哥國每年有超過三萬人被殺、一百萬人無家可歸。1986年以來已經有三千八百名工會領袖和組織者遭殺害,在去年(2001年)的前十一個月就有180名工會領袖被暗殺,過去十幾年以來,超過三萬名工人、農民、人權組織者、左翼領袖、教師等被軍隊和右翼民兵殺害。最大的右翼民兵組織AUC的領導人對於謀殺工會領袖毫無悔意,他說「我們有理由殺那些人,因為他們(工會領袖)妨礙他人工作。」因為暴力事件頻仍,自從 1985年以來,已經有兩百萬哥倫比亞平民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園。
在美國主流(民主自由)傳媒(謊言洗腦)宣傳下不斷“被污名化”的左翼游擊隊──其中一股最大的力量FARC「哥倫比亞人民革命軍」(有一萬六千到兩萬人的武裝力 量,由工人、農民、組織者所組成)-經由過去36年以來的組織工作,哥國基層人民對其支持率不斷提高,專家估計該游擊隊在哥國自治區的影響力已經超過 50%,相對的哥倫比亞所謂「(美帝扶植傀儡)民主」政府,則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貪污腐敗政權,人民對政府的失望清楚地反映在哥國的投票率上(低於40%),目前FARC直接掌握的非武裝區(約瑞士大小),也完全沒有上述的暴力事件發生。
在2000年,美國政府投入十三億美金到「哥倫比亞計畫」以及之後六億美金的「安地斯行動」(Andean Intiative,因為哥倫比亞屬於安地斯山脈國家)(其中一億給哥倫比亞軍方),“宣稱”該計畫是「對抗毒品之戰」(War on Drugs)以及心照不宣的「對抗左派游擊隊(美國政府定義下的恐怖份子)之戰」,事實上,該計畫對於消滅毒品毫無助益,因為大部分的款項給了“美國跨國 公司”,例如「孟山都(Monsanto)」、United Tech、Sikorsky等,用來進行軍事訓練、購買直昇機和除草劑,另外,美國政府也已提供哥倫比亞軍方和右翼民兵十五億美金。
然而,哥倫比亞政府和軍隊本身就和毒梟“連為一體”,政府軍隊和右翼民兵就是毒梟“背後”的軍事力量,前SOA(美洲軍事學校)的教官就曾說「SOA是拉丁美洲軍官 洗毒品錢的最佳地點」,美國持續提供哥倫比亞軍事援助反而助長軍隊和右翼民兵繼續在國內“鎮壓平民”、違反人權,並且讓毒梟勢力更擴大。
此外,美國在哥倫比亞四處噴灑除草劑,宣稱這樣就可以消滅古柯鹼作物,但其實是毫無差別地噴灑在一般農田和雨林上,不但使得農作物大量枯死、農民無 法維持生計、亞瑪遜雨林的生態環境遭破壞、原住民生存環境受到威脅,更讓古柯鹼產業暴增超過100%,在1994到1998年,哥國大約種植45,500公頃的古柯鹼作物,但是有超過140,800 公頃的一般作物、古柯鹼和雨林被噴灑,從1999年到2000年,古柯鹼的產量反而增加60%,噴灑除草劑不但完全無效,反而讓種植古柯鹼更有價值。
著名的拉美學者James Petras就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是美國對拉丁美洲“再殖民”的試金石,因為哥倫比亞目前擁有第三世界國家最強大的游擊隊力量,開始動搖美國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力量”(哥倫比亞的石油是美國重大利益所在,美國從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和厄瓜多進口的石油比波斯灣還要多),因此若能藉由「哥倫比亞計畫」一舉摧毀反抗的力量,則可以再度建立美國的新帝國主義力量,因此越來越多人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實際上是「死亡計畫」(Plan of Death)。
今年(2002)4月19-22日,在美國首府華盛頓有大規模的反戰(4月20日舉行大遊行,主題為「停止國內和國外的戰爭」Stop the War-At Home& Abroad,詳情請見:http://www.a20stopthewar.org/)、反全球化和「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National Mobilization on Columbia,詳情請見:http://www.colombiamobilization.org/)遊行(世界各地的抗議活動資訊都可以在 http://protest.net/ 找到),「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在4月22日將發動大遊行並提出兩大訴求:
一、反對美國政府“假借”掃蕩毒品為名的「哥倫比亞計畫」,
二、關閉「殺手學校」-「美洲軍事學校」(SOA)。
文/洪家寧 2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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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佔領軍)把伊拉克變成“轉基因糧食”生産基地
第一節 經濟休克
“我們在伊拉克的原因,就是爲了播撒民主的種子,這樣它就會在那裏生根開花,並擴展到整個極權主義地區。”
——布希二世
當小布希(布希二世)講到播撒“民主的種子”時,很少有人意識到,他腦子裏想的是「孟山都」的轉基因種子。
隨著2003年3月美國“佔領”伊拉克,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狀況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伊拉克的土地不僅由大約13萬美國部隊和一小批與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聯繫密切、唯利是圖的財富冒險家佔領。它的經濟也處在美國“佔領者”的“全面控制”之下。
對伊拉克經濟的“控制”也是由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來實施的。2003年5月,保羅•佈雷默被任命爲新成立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行政長官,這個“佔領機構”披著一層薄薄的面紗。佈雷默曾任美國國務院的“反恐”官員,後來成了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的諮詢公司基辛格合夥公司的執行董事,這家公司的影響力非常巨大。
從許多方面看,美軍“佔領”下的伊拉克比阿根廷更適合將整個國家的農業體系納入“轉基因商業化農業”的統治範圍之內,美軍的“佔領”發揮了重要作用。美國“佔領當局”直接給了伊拉克農民“一份他們無法拒絕的要約”,就像《教父》裏面所說的:“要麽拿著我們的轉基因種子,要麽去死。”
對於“被佔領”的伊拉克的所有民事活動,佈雷默事實上擁有生殺大權。尤其特殊的是,他不是向通常負責重建工作的美國國務院彙報工作,而是直接向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裏的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的辦公室報告。
作爲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的首腦,佈雷默迅速行動,草擬了一系列管治伊拉克的法令。當時,伊拉克既沒有憲法,也沒有根據憲法合法産生的政府。美國“佔領當局”制定了整整100個法令,於2004年4月生效。整體來看,這100項由美國強制實施的新法律(正式名稱是“命令”)將確保伊拉克經濟“按照”美國“強加”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的思路進行“改造”,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華盛頓在1990年後“強加”給俄羅斯和前蘇聯經濟的模式非常相像。
拉姆斯菲爾德領導的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計劃制定者給佈雷默下達的指令是,強加一種“休克療法”,把以國有經濟爲中心的整個伊拉克經濟“改變”爲一個徹底的自由市場私營經濟。佈雷默在一個月內實施的經濟變革比在30年裏“強迫”拉丁美洲債務國實行的“變革”還要猛烈。
佈雷默的第一個行動是解雇了50萬名國家工作人員,其中大多數是士兵,還有醫生、護士、教師、出版商和印刷商。接下來,他打開了這個國家的邊界,毫無限制地接納進口:既不用履行什麽邊檢手段,也不用交什麽稅費。在佈雷默2003年5月到巴格達之後兩周,他就宣佈伊拉克“敞開國門做生意”。他沒有說是誰的生意,但這一點隨後越來越清晰。
“入侵”之前,伊拉克除了石油以外的經濟領域由大約200家國有公司主導,它們生産從水泥、紙張到洗衣機等所有商品。2003年6月,佈雷默宣佈,這些國有企業將立即“私有化”。他說,“將缺乏效率的國有企業轉交到私人手中,對伊拉克經濟復蘇來說至關重要。”伊拉克的“私有化”計劃是自蘇聯解體以來最大規模的國有資産“清倉大甩賣”。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第37號命令》降低了伊拉克的公司稅率,從大約40%降到可憐的15%。沒有了稅收收入,政府將無法在任何方面發揮大的作用。“第39號命令”允許外國企業100%地擁有除了自然資源之外的伊拉克資産。這確保了外國企業可以在這個國家“不受限制”地開展商業活動。投資者可以將其在伊拉克賺到的利潤100%地從這個國家拿走。既不要求他們追加投資,也不對他們課稅。這些法令的受益者,顯然不是伊拉克的經濟和人民。
根據《第39號命令》,外國公司可以簽訂有效期長達40年的租約和合同。《第40號命令》則以同樣優惠的條件歡迎外國銀行進入伊拉克。與允許外國人“全盤接管”伊拉克經濟相對應的是,“唯一保留下來”的薩達姆時期的法律是那些“限制工會”和集體談判的法規。
一夜之間,伊拉克從世界上最孤立的國家變成了最自由、最開放的市場。由於其經濟和銀行體系受到戰爭的“毀滅性破壞”,加上美國“帶頭實行”的長達十餘年的“經濟封鎖”,伊拉克人根本無力購買“私有化”的國有公司。外國跨國公司是在佈雷默宏大的經濟復蘇計劃當中“唯一”可能受益的角色。
這些新法律“被強加”給了一個“慘遭征服”和摧殘的國家,除了搞點軍事上的破壞和打擊侵略者的遊擊戰之外,它不可能進行其他的反抗。爲了使伊拉克對外國投資者具有吸引力,這一整套的100項新法令通過美國政府的“佔領機構”即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實施,它將所有伊拉克經濟的各種權利和控制權都交給了“跨國公司”。
不僅如此,制定這些法律的“目的”是爲了對這個國家的糧食生産體系進行前所未有的最激進的“改造”鋪平道路。在佈雷默的“統治”之下,伊拉克即將成爲“基因改造”或者說“轉基因商業化農業”的樣板。
第二節 《第81號命令》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明確定義了這100項命令的法律地位。“命令”被定義爲“對伊拉克人民具有約束力的指示或指令,具有懲罰性後果,或者對管制伊拉克人的方式包括伊拉克法律的變更具有直接作用”。
換言之,伊拉克人接到命令:“要麽照辦,要麽完蛋。”伊拉克以前的法律,凡是與佈雷默的新“命令”相抵觸的,一律廢止。
“佔領者”的法律至高無上。
佈雷默的新法令涉及從媒體到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等各個方面,深藏在其中的是《第81號命令》,即“專利、工業設計、未披露資訊、積體電路和植物新品種法”。《第81號命令》規定:
11.“第12條”經修訂如下:“專利應賦予所有者以下權利:
1.如果專利主體是一種産品,有權禁止任何未獲得所有者授權的人製造、利用、使用、提供銷售、出售或進口該産品。”
12.“第13條第1款”經修訂如下:“專利的有效期,從按本法條文申請註冊存檔之日起計算,至按本法條文註冊生效滿20年後方可終止。”
《第81號命令》的另一項條款規定:“禁止農民再次使用受保護的品種或任何本章第14條(C)段第1項、第2項提到的品種的種子。”而且,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第81號命令》對伊拉克的專利和工業設計法做了修訂,以保護與某種産品或某種製造工藝相關的任何技術領域的新創意。這些修訂允許在伊拉克的企業或在伊拉克屬於簽約方的相關條約成員國的企業在伊拉克註冊專利。修訂賦予了專利權人以下權利:阻止任何未獲得專利所有者授權的人利用受到專利保護的産品或工藝,從專利在伊拉克註冊之日起爲期20年。修訂還允許個人和企業對工業設計進行註冊。
用淺顯易懂的語言來說就是,《第81號命令》給了植物新品種專利權人在20年內在伊拉克農業中使用其種子的“絕對權利”,而這些專利的“所有者”恰恰都是“外國大型跨國公司”。儘管“表面上”看來,這是一個公平合理的商業條款,對外國企業的知識産權予以補償,但“實際上”這是對伊拉克主權的侵犯。像許多國家一樣,伊拉克“從未承認過”植物之類的生命形式可以獲得商業專利的原則。這種專利之前由美國或其他國家的專利機構授予「孟山都」、「杜邦」等公司。
事實上,《第81號命令》所做的是,修訂伊拉克的專利法,以便承認外國專利,不管根據伊拉克的法律這種專利是否合法。表面上,它似乎給了伊拉克農民拒絕購買孟山都種子或其他專利種子、種植本地傳統種子的選擇權。實際上,它産生了完全相反的作用,《第81號命令》的起草者也充分意識到了這一點。
這些受保護的植物新品種,都是轉基因或者說經過基因改造的植物。選擇種植這種種子的伊拉克農民,需要與持有專利的種子公司簽訂協定,規定他們將支付某種“技術費”,並且每年爲種植這種專利種子支付許可使用費。
任何試圖將「孟山都」或其他公司的專利種子保留一部分以便在下個作物種植季節再次播種的伊拉克農民都將受到種子供應商的重罰。在美國,「孟山都公司」要求獲得相當於被盜用種子成本120倍的懲罰性損害賠償,後來法院的裁決駁回了這一請求。
於是在這種“局面”下,伊拉克農民沒有成爲薩達姆•侯賽因的奴隸,卻成了跨國轉基因種子巨頭的“奴僕”。
《第81號命令》的“核心”是植物新品種保護(PVP)條款。根據該條款,留存種子和再次播種是非法的。農民們使用受專利保護的種子(甚至是“類似的”種子),將受到重罰,甚至坐牢。然而,受到保護的植物新品種,並不是那些在伊拉克農田上歷經上萬年的雜交開發出來的種子。
相反,受到保護的是「孟山都」等跨國公司巨頭將自己的種子和除草劑引入伊拉克市場的權利,而且它們受到了美國和伊拉克政府的“充分保護”。
第三節 破壞伊拉克的種子資源
歷史上,伊拉克是文明搖籃美索不達米亞的一部分。在那裏,在長達數千年的時間裏,底格裏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之間的肥沃河谷爲農作物培育和種植創造了理想的條件。自從大約西元前8000年以來,伊拉克農民就一直在這片土地上耕耘,並培育出品種繁多的、如今世界上使用的幾乎所有麥類品種的種子。他們通過留存部分收穫作爲種子並再次播種的體系做到了這一點,並通過新的播種培育出能夠抗禦疾病的雜交品種。
多年來,伊拉克人在位於阿布•格萊布的一個國家種子庫裏“一直保存”著這些珍貴的天然種子的樣本。這座城市,如今在國際上更多的是因其設有美國軍方“虐待犯人”的監獄而聞名於世。在美國“佔領”伊拉克及多次大規模轟炸之後,阿布•格萊布那個具有歷史意義、價值連城的種子庫“消失”了,它成了伊拉克戰爭的又一個受害者。
不過,伊拉克的前農業部曾經採取預防措施,在鄰國敍利亞建立了一個備份的種子儲存庫。在那裏,最重要的麥類種子仍然儲存在一個名爲國際乾旱地區農業研究中心(ICARDA)的機構裏,該機構位於敍利亞的阿勒頗。鑒於已經失去阿布•格萊布的種子庫,如果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需要幫助的話,作爲國際性的國際農業研究諮詢小組(CGIAR)種子庫網路的一部分的國際乾旱地區農業研究中心,原本是可以從其儲備中爲伊拉克人提供種子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沒有這樣做。佈雷默的顧問對伊拉克的糧食前景有著不同的規劃,他們有自己的打算。
伊拉克農業即將被導向“現代化”和工業化,從傳統的家庭式種植多種作物的農作方式,轉變爲面向“世界市場”而生産的美國式的商業化農業。滿足饑餓的伊拉克人的糧食安全需求,對這個方案來說是無足輕重的。
按照佈雷默的《第81號命令》,如果國際大公司開發出一種能抗禦某種伊拉克害蟲的種子新品種,而同時一個伊拉克農民正在種植另一種具有同樣抵抗力的種子,那麽這位農民留存自己的種子將是“非法”的。相反,他必須爲使用「孟山都」的轉基因種子支付某種專利使用費。
按照總部設在日內瓦的世界貿易組織(一個由美國政府和「孟山都」等私營農業綜合企業巨頭主導的機構)的規則,美國的法院和國際法院“有權”實施這樣的植物新品種保護法律。
20世紀90年代後期,美國的一家生物技術公司太陽基因被授予了一種油酸含量很高的向日葵的專利。不過,不僅僅其基因結構被授予了專利,高油酸含量這種特性本身也被授予了專利,公司聲稱擁有這種權利。太陽基因公司通告所有其他向日葵品種的培育者說,如果他們開發“高油酸含量”的品種,就將被認爲是對這一專利權的侵犯。
“專利的授予,涵蓋了一個物種的所有基因工程新品種……可能將我們在農場和花園裏種植的所有東西交由一個發明者控制。”國際植物基因資源研究院總幹事傑弗裏•霍丁博士說。“只要大筆一揮,無數農民和科學家的研究成果就可能僅僅因爲一次經濟劫持式的法律行爲而宣告無效。”經濟劫持,正是佈雷默和孟山都試圖按照《第81號命令》在伊拉克幹的勾當。
對農民的種子品種實行“全面控制”在伊拉克新頒佈的專利法之下將成爲可能。在複雜的法律術語“掩蓋之下”,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的《第81號命令》實際上將伊拉克未來的糧食命運“轉交”到了全球性跨國私人公司手中,這“絕不是”大多數伊拉克人所希望的解放。
以《第81號命令》頒佈的植物專利法,與其他國家的知識産權法律不同,它們不是通過主權國家政府之間的談判或與世貿組織的談判達成的。它是由華盛頓在“毫無抵抗”的情況下“強加”給伊拉克的。根據華盛頓消息靈通人士的報告,《第81號命令》中有關植物的具體細節是由世界領先的轉基因種子和轉基因作物供應商「孟山都公司」替美國政府起草的。
第四節 伊拉克農民只能種下“轉基因”種子
從字面上看,似乎只有伊拉克農民選擇從國際種子公司購買的那些種子,才歸屬美國新“強加”給伊拉克的專利法管轄。實際上,伊拉克正在“被改造”成一個巨大的實驗室,以便在「孟山都」、「杜邦」和「陶氏化學」等轉基因種子和化學品巨頭的“控制之下”進行糧食産品的開發。
經過伊拉克戰爭的磨難,劫後餘生的大多數伊拉克農民如果還想繼續種地的話,就“不得不”轉向他們國家的農業部尋求得到新種子。這就爲佈雷默“控制”伊拉克人的糧食供應打開了方便之門。
在十多年的時間裏,伊拉克農民承受著美、英爲首的、對急需的農業設備的“禁運”。另外,戰前伊拉克還遭受了連續三年的嚴重旱災,這些天災使伊拉克麥類作物的種植急劇減少。多年的戰爭和經濟制裁已經摧毀了伊拉克的農業。到2003年,糧食産量已經下降爲不到第一次美伊戰爭之前的1990年産量的一半。到了2003年,大部分伊拉克人依賴聯合國石油換食品的糧食配給生存。
在使伊拉克糧食生産“現代化”的“名義”下,“美國國際開發署”和美國對伊拉克農業重建和開發規劃機構參與到對傳統的伊拉克農業的“改造”當中。當時起關鍵作用的、由華盛頓任命的伊拉克農業“太上皇”是丹尼爾•阿姆斯圖茨,他曾是美國農業部的官員和大型糧食聯合企業嘉吉公司的副總裁。阿姆斯圖茨是關貿總協定談判烏拉圭回合期間擬定美國在農業方面的主張的關鍵人物之一,烏拉圭回合談判導致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的建立。
《第81號命令》名義上的目的是“確保伊拉克得到優質的種子,並爲伊拉克參與世界貿易組織提供方便”。當然,“優質”是由佔領當局定義的。加入世貿組織意味著伊拉克必須開放市場,使其法律符合主導世貿組織政策的強大工業和金融利益集團制定的規則。
《第81號命令》一發佈,美國國際開發署便開始通過美國農業部提供數千噸“高質量、合格的小麥種子”,這些種子來自美國,並得到了補貼,被分發給困境中的伊拉克農民,這在一開始幾乎是免費的。根據對轉基因種子和植物專利持批判態度的非政府組織GRAIN的一份報告,美國國際開發署拒絕允許獨立的科學家確定這種種子是不是轉基因種子。自然,一旦證明是轉基因小麥種子,在一兩個種植季之內,伊拉克農民將會發現自己如果要生存下去,就不得不向外國種子公司支付專利費。GRAIN的報告“揭穿”了《第81號命令》的意圖: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已經使伊拉克農民在收穫後將按法律註冊的新品種的種子留存並再次使用成爲非法。伊拉克人也許可以繼續使用和留存他們的傳統種子和經過多年戰爭和旱災後留下的種子,但這不在統治者規定的重建日程當中。這項法令的意圖是爲在伊拉克建立新的種子市場提供條件,在那裏,跨國公司可以銷售它們的種子——無論是否經過基因改造,農民將不得不在每個作物種植季節重新購買這些種子。
雖然從歷史上看,伊拉克曾禁止私人擁有生物資源,但美國強加的新專利法引入了一種對種子的壟斷權利制度,這種權利,沒有任何伊拉克農民有資源通過開發而得到。
實際上,佈雷默將有關“植物新品種保護”的新章節納入到了伊拉克以前的專利法當中。據說,這是爲了提供對“植物新品種的保護”。植物新品種保護作爲一種知識産權,事實上是植物品種的專利,它給予了那些聲稱發現或開發了新品種的植物培育者對植物的排他性權利。
“植物新品種保護”中的保護,與保護自然資源毫無關係,而是“保護私人培育者的商業利益”。喬治•奧威爾也說不出什麽更好的話了。在美國制定的法令之下,“植物新品種保護”實際上意味著植物品種的毀滅。
第五節 伊拉克農民種的小麥都出口到了美國
按照規劃,美國國務院與美國農業部一起努力(該部已經在伊拉克北部設立了56塊“小麥作物推廣實驗田”),目的是“介紹和展示經過改良的小麥種子的價值”。這個專案由德克薩斯A&M大學國際農業辦公室替美國政府打理,該辦公室在伊拉克各地利用800英畝(約323.7公頃)實驗田,向農民們傳授如何種植大麥、鷹嘴豆、豌豆以及小麥等作物的“高産品種”。
這個投資1.07億美元的美國國際開發署農業重建專案,定下了在第一年使3萬個伊拉克農場産量翻番的目標。其指導思想是說服心存疑慮的伊拉克農民相信,只有使用這種新的“神奇種子”,才能獲得大豐收。與十年前美國農民的情況一樣,身處絕境而又心懷收穫大量糧食的希望,讓伊拉克農民鑽進了外國種子公司的圈套。
碰巧的是,德克薩斯A&M大學的農業專案也將自己描繪爲“利用生物技術(或者說轉基因技術)方面公認的世界領先者”。用了他們的新種子,新的化學製劑——殺蟲劑、除草劑、殺真菌劑等——便會隨之而來,這些都是由孟山都、嘉吉、陶氏化學等大公司賣給伊拉克人的。
亞利桑那州的《鳳凰城商業期刊》報道說,
“一家亞利桑那州的農業研究公司正在提供小麥種子,供伊拉克農民使用,他們期望大幅增加本國出產的糧食供應。”這家公司名爲“全球小麥公司”(WWWC),通過與包括德克薩斯A&M大學在內的三所大學合作,它將“提供1000磅(約453.6 千克)小麥種子,供巴格達以北的伊拉克農民使用”。
據全球種子行業資訊的中心網站Seedquest介紹,在開發穀類作物種子中“擁有專有權的品種”(被授予專利並爲某個特定公司所擁有的品種)方面,全球小麥公司是領先者。以上提到的這些種子屬於《第81號命令》中那種受到保護的轉基因種子。根據全球小麥公司的說法,任何希望種植他們的某種種子的“客戶”(或者說農民,人們曾經這樣稱呼他們),都要“爲每個品種支付許可費”。這家公司自稱爲“W3”,與亞利桑那大學Bio5生命科學研究所建立了正式的合作關係,而Bio5研究所自稱爲“生物研究水平最高的車庫(在美國代指高技術創新企業的發祥地。——譯注)”,這聽起來十分古怪。
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鳳凰城商業期刊》上的文章說,“爲了支援伊拉克,共開發了六種小麥種子。三種將用於讓農民種植用於製作通心粉的小麥;另外三個品種將用於種植製作麵包的小麥。”這意味著,2004年後美國在伊拉克發展的穀類作物中有一半是爲了出口。確實,通心粉對於伊拉克人的飲食來說是完全陌生的外來食品,這表明,佈雷默頒佈《第81號命令》的目的與其說是爲了給飽受戰爭創傷、饑腸轆轆的2500萬伊拉克人生産糧食,不如說是建立將轉基因種子用於糧食生産並向全球市場出口的工業化農業産業。
此外,投資1.07億美元的美國國際開發署農業重建專案,其目的是讓伊拉克政府失去對糧食生産的控制權。“我們的想法是,讓這裏成爲完全自由的市場。”美國國際開發署伊拉克重建辦公室農業專家道格•普爾如是說。
美國國際開發署的目的反映了美國和世界貿易組織的政策,這一目的是幫助伊拉克新政府逐步取消農業補貼。“農業部長在這方面幹得相當漂亮。” 普爾說。他宣稱,國有企業如美索不達米亞種子公司等“需要拆分和私有化”。但他並沒有提到,在飽受戰火摧殘的伊拉克誰會有錢買得起這樣一家國有種子公司, 只有像孟山都這樣有錢的外國農業綜合企業巨頭才有可能成爲買主。
爲了便於從外國種子巨頭那裏引進受專利保護的轉基因種子,伊拉克農業部以“補貼價”分銷這些轉基因種子。一旦農民們開始使用轉基因種子,按照《第81號命令》的“植物專利保護”新規定,他們將被迫每年從這家公司購買新種子。在將“自由市場”引入這個國家的旗號下,伊拉克農民逐漸成了外國跨國種子公司的奴隸。
在2004年12月的一次訪談中,在美國受過教育的伊拉克臨時政府農業部長阿裏聲稱,“我們希望伊拉克農民具有競爭力,所以我們決定對農藥、化肥、良種等投入給予補貼。我們減少了其他補貼,我們必須要有競爭力。”
換言之,原本用於伊拉克貧困農民購買新種子的錢,被專用于從孟山都等外國跨國公司購買轉基因“良種”。
與此同時,美國商品出口商垂涎欲滴,盯住了新的市場機會。
“伊拉克曾是美國農產品重要的商品市場,20世紀80年代的銷售額接近10億美元。”2003年,小布希政府的前農業部長安•維妮曼在農業媒體研討會上如是說。在到華盛頓任職之前,她曾與孟山都公司有密切聯繫。照她的說法,“它有可能再次成爲重要的商業市場。”
維妮曼忘了說的是,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的兩伊戰爭期間,雷根政府和老布希政府以美國農業部商品信貸公司的出口專案的名義,偷偷賣給薩達姆統治下的伊拉克各種常規武器和化學武器。這一醜聞涉及美國納稅人的數十億美元,牽涉到了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國家安全顧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和義大利拉沃羅國民銀行的亞特蘭大分行。
根據美國稻米協會副主席約翰•金的說法,在20世紀80年代末1991年海灣戰爭之前伊拉克是美國最大的大米市場。“美國大米行業打算在向伊拉克提供大米方面再次發揮主要作用。”約翰•金對美國國會衆議院農業委員會如是說。“由於目前美國大米行業面臨挑戰……再次進入伊拉克市場,在具有附加價值的産品銷售方面將産生巨大影響。”
約翰•金補充說,“聯軍2003年對伊拉克的解放,給伊拉克人民帶來了自由。貿易的恢復也給美國大米行業帶來了希望。”他沒有提到的是,2003年,大部分美國大米是基因控制的轉基因大米。
2004年春,當佈雷默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頒佈《第81號命令》時,激進的年輕教士薩德爾的支持者抗議美國憲兵查封了他們的報紙al Hawza。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指控al Hawza發表可能“構成真正暴力威脅”的“虛假文章”。例如,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引用了一篇文章,它指稱佈雷默在“奉行讓伊拉克人民挨餓的政策,讓他們成天忙於採購麵包,這樣他們就沒工夫要求得到政治自由和個人自由”。
考慮到《第81號命令》出籠的背景,出現這樣的文章不足爲奇。同樣毫不奇怪的是,考慮到整個轉基因計劃的大賭注,佈雷默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自然要竭力平息這種對其糧食政策的批判。
第六節 美國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伊拉克巧取豪奪
2004年11月21日,在如何處理伊拉克政府所欠大約390億美元外債(主要是欠工業化國家的)這個問題上,由債權國政府組成的巴黎俱樂部的主要代表發佈了一份公告。那些外債是薩達姆統治下伊拉克拖欠的大約1200億美元外債的一部分。儘管薩達姆政權已被推翻,華盛頓起初並不打算宣佈把這些舊債一筆勾銷。
在美國的伊拉克債務特別談判代表詹姆斯•貝克的強大壓力下,參與巴黎俱樂部的各國政府才就390億美元的伊拉克國家債務達成了新的協定。貝克絕對是個談判高手。通過向最高法院上訴,他策劃了2001年小布希的成功當選。他還是布希家族最親近的顧問之一。
在隨後與經合組織盟國極爲高明的討價還價當中,美國政府成功施壓,高高興興地將伊拉克所欠巴黎俱樂部債權國的舊債大筆勾銷。原因很簡單:這些債務大部分是欠俄羅斯、法國、日本、德國和其他國家的。美國在總債務中只占很少的22億美元。
巴黎俱樂部成員國發表了一份官方新聞公報:
各債權國的代表意識到伊拉克共和國的特殊形勢及其在未來歲月裏有限的償還能力,同意作出債務處理,以確保其債務的長期可持續償還能力。爲了這一目的,他們建議本國政府作出如下特殊處理:
——立即取消部分後來發生的利息,涉及2005年1月1日時累計債務的30%。剩餘債務將延期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批准之日。這次減免將勾銷所欠巴黎俱樂部389億美元總債務當中的116億美元;
——一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獲得批准,將實施30%的債務削減。剩餘債務將按23年期重新安排償還計劃,其中包含一個六年的寬限期。這一步驟,將再削減累計債務116億美元,使減免比例增至60%;
——巴黎俱樂部債權國同意,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委員會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實施的三年評估完成之後,再給予最初債務總額20%的減免。
伊拉克債務的減免,是與伊拉克嚴格遵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這一條件密不可分的。在債務減免過程中,作爲主要佔領者的美國慷慨地勾銷了薩達姆欠俄羅斯、法國、中國等國家的債務,這些國家是華盛頓的對手,曾反對向伊拉克開戰。這個標準計劃與應用于印度尼西亞、波蘭、克羅地亞、塞爾維亞、阿根廷和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的計劃是一樣的。它命令伊拉克將其經濟主權移交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技術官僚,而這些官僚實際上是受美國財政部和華盛頓當局有效控制的。
雪上加霜的是,在薩達姆時代伊拉克所欠的舊債是各國政府所說的“惡意債務”,即在未經人民同意下發生的、不符合人民利益的(簡而言之,就是不合法的)債務,就像已經不存在的蘇聯的債務一樣。但是美國、英國和其他巴黎俱樂部成員國並不在乎這個。這種債務是控制“新”伊拉克、迫使其向“自由市場 ”轉型的有用武器。轉基因種子和農業的工業化將處於這種強迫性變革的核心。
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是符合“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在走向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東歐轉型國家急需經濟改革,以擺脫傳統的內向型發展戰略的影響。總的來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有兩種辦法:一種是漸進式的改革,一種是所謂“休克療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是贊成“休克療法 ”的,這兩個組織的觀點被稱爲“華盛頓共識”。——譯注)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計劃的頭等大事。自由市場企業制度也是2004年4月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 “100項命令”的核心。這絕非巧合。
我們可以恰如其分地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稱爲“全球化的警察”。自從20世紀80年代的債務危機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發展中國家強制實施了債權國要求的殘忍的緊縮和償債計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債務條款被用來強迫各國將它們最爲珍貴的經濟資産拱手轉讓給外國利益集團,以便償還越來越多的債務。
通常,「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這些措施都得到了龐大的銀行業和私人利益集團的鼎力支援。
他們系統地“強制實施”國有企業的“私有化”,
“取消”糧食、衛生和能源的“公共補貼”,
“削減”公共教育開支。
因此,使跨國公司得以“主宰”戰後伊拉克的每一項政策,都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佈雷默頒佈的法律來具體落實:
“精簡”國家機構、
彈性的勞動隊伍、
開放邊界、稅收降至最低程度、
對資本流出伊拉克“不加控制”、
沒有關稅、
對外國人的所有權比例“不加限制”。
伊拉克人民將失去成千上萬的工作崗位,外國産品將把伊拉克本國的産品逐出市場,其中糧食就是一個主要目標。在強制實施的法規和外國競爭的重壓之下,本地企業和家庭式農場毫無競爭的能力。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條件”的“受害國”通常都不可避免地“被迫”使本國經濟向出口轉型,以便賺取美元來“償還”債務。這樣做換來的“胡蘿蔔”通常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放“拯救”貸款或者說“救援”貸款的承諾。而胡蘿蔔背後的“大棒”就是發出這樣一種“威脅”:如果債務國拒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條件,它將被永久列入“黑名單”,得不到任何國外貸款。
伊拉克也不例外。美國“授意”下的伊拉克大選,其“目的”就是確立一個合法的舞臺,以便將伊拉克政府置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嚴格的控制之下”。實際上,這使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處於“中立”的位置,負責監督伊拉克嚴格遵守佈雷默的“100項命令”。這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能夠“迫使”伊拉克加入華盛頓的“自由市場”全球願景。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計劃在2005年1月30日伊拉克大選之後的某個時候,與伊拉克新政府達成一項“特殊安排”。由於減免伊拉克的大量外債需要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點頭,因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與伊拉克領導人的談判中處於相當有利的位置。
聯合國安理會第1483號決議賦予了佈雷默管理被佔領的伊拉克的權力,但這本應歸屬國際法的管轄範圍。可見,佈雷默的“100項命令”和經濟“休克療法”,是在完全違反國際法的情況下實行的。
隨著對伊拉克“私有化”的抗議和針對美國在伊企業暴力活動的蔓延,“掩蓋”這種“令人難堪”的事實變得迫切起來了。因此,佈雷默急匆匆地返回華盛頓,與總統討論接管伊拉克經濟的新方案。其結果是組成了阿亞德•阿拉維爲首的臨時政府,並宣佈伊拉克將在2005年1月舉行大選。
阿拉維,這個美國“一手扶植”起來的、曾經多年爲「中央情報局」工作的門徒,將“合法地”執行非法的佈雷默法令。
按照在伊拉克以“佈雷默法律”而聞名的《第39號命令》,伊拉克的各個行業和所有市場將在幾乎沒有限制的情況下向外資開放。這些法律的制定方式,使得無論是臨時政府還是隨後的任何一屆伊拉克政府都很難撤銷或廢除這些政策。
確實,佈雷默用伊拉克臨時憲法第26條鞏固了“100項命令”,臨時憲法中的第26條,確保了在主權被移交給臨時政府之後,臨時政府將無權改變佈雷默的法律。此外,美國親手挑選出來的親美派被佈雷默安插到了伊拉克的各個部門之中,並有權淩駕於隨後的任何一屆伊拉克政府所做的任何決策之上。
遍佈于伊拉克各地的13.2萬美國部隊,堅守在2003年後建起的14個新軍事基地上,這就是上述這一點的保證。對於華盛頓在伊拉克使用“ 播撒民主的種子”這種冠冕堂皇的話到底意味著什麽,大多數伊拉克人到了2004年底已經很清楚了。這種種子與普通伊拉克公民獨立決定自己命運的能力毫無關係。
在2004年6月權力從佈雷默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正式移交給以「中央情報局」的寶貝兒阿拉維爲首的伊拉克臨時政府之後,後者同意接受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加的“開放”來換取債務減免。因此,2004年9月在伊拉克中央銀行行長沙拉比和財政部長馬赫迪發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意向書”所附的備忘錄中,這些人表達了這個美國“扶植”的政府“參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急迫心理。
“新的金融部門立法將爲建立現代金融部門鋪平道路。”這封意向書這樣吹噓道。意向書接著寫道:
“三家外國銀行已經獲准開展業務”,而且“若干外國銀行對獲得伊拉克私營銀行的少數股權已經表現出興趣。”
其中一家銀行是倫敦的滙豐銀行,這是世界最大的銀行之一。
“強迫”對伊拉克的糧食生産進行“改造”,“使之”種植“擁有專利”的轉基因作物,這是「孟山都」和其他轉基因“巨頭”所作所爲的最突出的例子之一。通過這些“(帝國新殖民)方式”,它們將轉基因作物“強加”給了“不情願”和“不知情”的世界人民。
文/威廉。恩道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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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s New World Order Agenda》
by Stephen Lendman
2011-11-13
New world order strategy dictates major global economic, political, and military policies. Nothing happens accidentally.
Events are manipulated. At issue is world dominance. America, Israel, and key NATO nations are partnered to achieve it.
Wars, economic disruption, financial terrorism, and other upheavals play out in real time. Grand schemes lie behind them.
Today’s economic crisis wasn’t happenstance. It was well planned, willful policy to transfer unprecedented wealth to private hands.
Super-rich crooks got richer. Social inequalities deepened. Unmanageable debt levels skyrocketed. “Bailouts" metaphorically mean grand theft. Unknown trillions of dollars, euros and pounds vanished to secret accounts and offshore tax havens.
Currencies are being debased. Crisis conditions worsen. At issue is subverting democracy, ending social justice, and consolidating global power in private hands.
Political analyst Peter Eyre calls it “a well orchestrated master plan to swindle trillions of taxpayer dollars from so many countries."
Pumping them into bank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lets them game the system advantageously. “Are you starting to get the picture?"
“In a nutshell, the elite ‘New World Order’ (rulers) got into bed with the banking and financial sectors, who then got into bed with the governments of the world, who then got into bed with senior political figures, who then told us, the taxpayers, that all your money will now have to be used to bail them out or face economic collapse."
It’s a con, a scam to loot wealth from nations and households. Anyone facing default gets in trouble. Individual borrowers have their assets seized by creditors. Governments have to deal with the loan shark of last resort – the IMF.
Its terms require privatizing public enterprises, mass layoffs, deregulation, deep social spending cuts, wage freezes or cuts, unrestricted access for Western corporations, corporate-friendly tax cuts, increases for working people, undermining trade unionism, and enforcing harsh repression against those who balk.
In sum, its financial terrorism, New World Order tyranny, waging war on nations and humanity for profit and power.
According to Eyre:
“It boggles the mind that a system so vulnerable to manipulation would ever have come into existence in the first place."
It wasn’t by accident or from Adam Smith’s invisible hand. Since the 19th century, it was engineered by Rothschilds, Rockefellers, and other visible ones in league with complicit politicians to the highest levels.
Eyre ended his commentary, saying “Stay tuned for more grime and slime."
War as an Instrument of Control
Wars play an integral role. On September 11, 1990, preparing America for Operation Desert Storm, GHW Bush told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that war on Iraq presented “a rare opportunity to move toward an historic period of cooperation. Out of these troubled times….a New World Order can emerge."
McAlvany Intelligence Advisory defines it as follows:
“A supranational authority to regulate world commerce and industry;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that would control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oil; an international currency that would replace the dollar (and other major currencies); a world development fund that would make funds available to free and communist nations alike; (and) an international police force to enforce the edicts of the New World Order."
A briefer definition is tyrannical money power in private hands. Dictating global policies, what it says goes. Major bank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all the shots. Political leaders genuflect and obey, including when to wage wars against what enemies.
On September 21, 1992, GHW Bush told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that multinational troops would become a New World Order army, saying:
“Nations should develop and train military units for possible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America’s permanent war agenda wasn’t explained. Neither was using “peacekeepers" as imperial occupiers.
Post-9/11, Dick Cheney warned of wars that won’t end in our lifetime. Former CIA Director James Woolsey said America “is engaged in World War IV, and it could continue for years….This fourth world war, I think, will last considerably longer than either World Wars I or II did for us."
In its 2006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QDR), Pentagon commanders called it the “long war." In fact, throughout US history, America waged continual wars at home and abroad.
Obama is Washington’s latest warrior president. Earlier ones included Washington, Madison, Jackson, Lincoln, T. Roosevelt, Wilson, F. Roosevelt, Truman, Johnson, Nixon, Reagan, GHW Bush, Clinton, and GW Bush.
America glorifies wars in the name of peace. The business of America is war and grand theft. One nation after another is pillaged. Libya was the latest. Are Syria and Iran next?
At issue is consolidating wealth and power, subverting democratic freedoms, and achieving unchallenged global dominance through financial manipulation and brute force.
War Is a Racket Based on Lies
General Smedley Butler’s 1935 book titled, “War is a Racket" followed his 1933 speech on the same theme. In it he said:
“I spent thirty-three years and four months in active military service as (a Marine). I served in all commissioned ranks from Second Lieutenant to Major-General. And during that period, I spent most of my time being a high class muscle-man for Big Business, for Wall Street and for the Bankers. In short, I was a racketeer, a gangster for capitalism."
“I helped make Mexico….safe for American oil interests in 1914. I helped make Haiti and Cuba a decent place for the National City Bank boys to collect revenues in. I helped in the raping of half a dozen Central American republics for the benefit of Wall Street."
“The record of racketeering is long. I helped purify Nicaragua for the international banking house of Brown Brothers in 1909 – 1912. I brought light to the Dominican Republic for American sugar interests in 1916. In China, I helped to see to it that Standard Oil went its way unmolested."
“During those years, I had, as the boys in the back room would say, a swell racket. Looking back at it, I feel that I could have given Al Capone a few hints. The best he could do was operate his racket in three districts. I operated on three continents."
America’s global empire stretches everywhere. Super-weapons Butler couldn’t have imagined enforce it. By going public, he was an American hero. Who in today’s military can match him? Who’d dare try?
Cowards waged war on Libya. On November 10, NSNBC said Libyans haven’t enough basic foods to survive. “Tens of thousands of small businesses were destroyed." People can’t support their families.
Public anger rages against NATO. Libya’s a “powder keg ready to explode at any time." Suspected Gaffafi loyalists are arrested and tortured daily.
Libyan-style democracy includes “murder(ing), tortur(ing), and imprison(ing)" anti-Nato resisters. Foreign occupiers from Qatar, UAE, and other nations are instructed to terrorize Libyans to submit.
Nonetheless, resistance continues. Fighting rages across Libya. Everyone has weapons. Gaddafi wisely armed millions. By restricting enough supplies, NATO made food a weapon of war.
Washington, Britain, France, and belligerent partners also transformed Africa’s most developed country into its least. For many, getting enough life sustaining essentials requires fighting for them. Libya metaphorically symbolizes New World Order tyranny. Perhaps Syria and Iran ARE next.
Last March, Syria’s externally generated uprisings began. Despite legitimate grievances, Washington orchestrated change there like elsewhere in the region.
It’s part of its imperial “New World Order/New Middle East" project to control North Africa, the Middle East and Central Asia to Russia’s borders.
For over a decade, planned regime change targeted Iraq, Afghanistan, Lebanon, Iran, Somalia, Sudan, Libya, Syria, and other global countries.
Libya’s model was test marketed and readied for future aggression. Targets are selected well in advance.
IAEA’s fabricated Iranian report may ignite what’s planned next. On November 12, Haaretz headlined, “US demands Iran respond to IAEA report within days," saying:
Attending a Pacific Rim summit, Hillary Clinton issued demands, saying:
“Iran has a long history of deception and denial regarding its nuclear program and in the coming days we expect Iran to answer the serious questions raised by this report."
“The US will continue to consult closely with out allies on the next steps we take to increase pressure on Iran."
Clinton, Obama and other top US officials are inveterate liars and war criminals. America thrives on “deception and denial," raging lawlessly on a global scale.
Iran threatens no one. Its nuclear program is peaceful and nonmilitary. No evidence disproves it. Saying so is false.
Kazem Gharib-Abadi, Iran’s permanent Executive Council representative to the Organization for the Prohibition of Chemical Weapons (OPCW) told Press TV:
“The recent IAEA report is a historic and international mistake which has endangered the agency’s credit, and is based on political provocation and false claims made up of fabricated US (and Israeli) information."
Iran dismissed the report as “unbalanced, unprofessional and prepared with political motivation and under political pressure by mostly the United States."
Independent experts agree. It lacks credibility. America’s intelligence established refuted it last March. IAEA’s information predates 2003.
It’s worthless, but could ignite war if Washington plans it with Israel and other willing NATO partners. Stay tuned. Further updates will follow.
http://sjlendman.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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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 Lies Launch Wars》
by Stephen Lendman
2011-11-12
In “The Art of War," Sun Tzu said “All war is based on deception."
What worked in ancient times more than ever applies now, given instant ways of communicating globally and super-weapons Washington and Israel threaten to use like hand grenades.
In “Doctor Faustus", Christopher Marlowe mentioned “the face that launched a thousand ships." He referred to Helen of Troy (formerly of Sparta).
To win her back, Greeks launched 1,000 warships. According to Greek mythology, the Trojan War followed.
Homer’s Odyssey and Iliad recounted it. So did Roman poets Virgil and Ovid. Homer said it lasted 10 years. Mythological goddess quarrels started it.
Real, mythological, or fabricated reasons work equally well. Then it was Athena and Hera v. Aphrodite. Today it’s “war on terror" fear tactics.
Near its end, Greeks entered Troy in a Trojan Horse. America’s perhaps was 9/11. Both were duplicitous acts used to ravage targeted enemies.
The expression, “beware of Greeks bearing gifts" originated from back then. According to Homer and other Greek literature, they burned the city, captured Trojan women, rescued Helen, and returned her to Menelaus, her husband.
Fear, misinformation, and deceit work best enlisting popular support, whether in ancient China, Greece or modern times. Television today supplies it.
From its earliest days, it lied, distracted, entertained, and provided a platform for corporate America to control thought, manipulate public opinion, and sell people junk they don’t need.
In a June 1950 commencement speech, Boston University President Daniel Marsh said, “If the (television) craze continues….we are destined to have a nation of morons."
In May 1961, Kennedy’s FCC chairman Newton Minow called commercial television a “vast wasteland." He suggested watching it for a day “without a book, without a magazine, without a newspaper," with no distractions.
“Keep your eyes glued to that set until the station signs off" as it once did before 24 broadcasting. “I can assure you that what you will observe is a vast wasteland, (a) procession of game shows, (nonsensical) formula comedies….blood and thunder, mayhem, violence, sadism, murder, western bad men, western good men, private eyes, gangsters, more violence, and cartoons."
“And endless commercials – many screaming, cajoling, and offending….And if you think I exaggerate….try it."
Try it now. It’s the same on hundreds of channels round the clock ad nauseam.
Communication theorist/media critic George Gerbner once said television has nothing to tell and everything to sell.
In his book,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Neil Postman said “Americans are the most entertained and least informed people in the world," knowing little or nothing about what matters most.
Famed comedian Ernie Kovacs once said television is called a medium because it’s neither rare or well done.
Because most people rely on it for news and information, a nation of “morons" lets America get away with murder.
America’s Permanent War Agenda
In his book titled, “Perpetual War for Perpetual Peace," Gore Vidal said:
“our rulers 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have made sure that we are never to be told the truth about anything that our government has done to other people, not to mention our own."
In his book titled, “Dreaming War," he compared GW Bush’s imperial ambitions to WW II and subsequent Truman Doctrine pledge:
“To support free peoples who are resisting attempted subjugation by armed minorities or by outside pressures."
At issue was keeping Greece and Turkey from going communist. Applied globally, it initiated America’s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strategy.
Ever since, it lurched from one war to another to benefit war profiteers and advance America’s imperium, no matter the body count to achieve both.
In his 1953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revisionist essays titled, “Perpetual War for Perpetual Peace: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Foreign Policy of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and It’s Aftermath," Harry Elmer Barnes wrote:
“If trends continue as they have during the last fifteen years, we shall soon reach (the) point of no return, and can only anticipate interminable wars, disguised as noble gestures for peace."
“Such an era could only culminate in a third world war which might well, as Arnold J. Toynbee has suggested, leave only the pygmies in remote jungles, or even the apes and ants, to carry on ‘the cultural traditions’ of mankind."
Deception, misinformation, popular fiction, and Big Lies launch wars – all of them. Television today incites them. Earlier times, however had other ways to enlist public support or at least avoid opposition enough to stop them.
Historian Gabriel Kolko explained nothing good about “the good war," WW II, or any others. None achieve peac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ne conflict begets others. Endless destructive cycles follow. Countless millions die. Vast destruction ravages countries. Human misery, not liberation, results.
Since the 19th century, imperial wars shaped American life. Waging them is prioritized. Technological expertise produces killing machines. Industrial America suffered.
Human needs go unmet, today more than ever in modern times. State capitalism partners with business waging war. Uneducated, disadvantaged, impoverished, disconnected, restless, angry millions get left on their own sink or swim.
Others go to war to get killed, injured, maimed, or emotionally scared for life with nothing in return benefitting them.
In his January 1961 farewell address, Dwight Eisenhower warned about: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citing the “grave implications" of a “coalition of the military and industrialists who profit by manufacturing arms and selling them to the government."
He said “we must guard against the acquisition of unwarranted influence….by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The potential for the disastrous rise of misplaced power exists and will persist."
He added that:
“Every gun that is made, every war ship launched, every rocket fired signifies, in the final sense, a theft from those who hunger and are not fed, from those who are cold and not clothed…."
Today, dominant “iron triangle" authority runs America’s war machine. With sitting presidents, it consists of Congress, the Pentagon, and defense industry profiteers, including producers of sophisticated technology for digital age warfare Eisenhower couldn’t have imagined.
In combination, they addicted the nation to war, not for threats. It’s for power and profits. Why else would war be America’s business!
In his book titled, “JFK and the Unspeakable: Why He Died and Why It Matters," James Douglas discussed many reasons. Key was his opposition to force.
After the Joint Chiefs demanded troops for Laos, he told Geneva Conference representative Averell Harriman:
“Did you understand? I want a negotiated settlement in Laos. I don’t want to put troops in."
He opposed nuclear weapons use in Berlin and Southeast Asia. During the 1962 Cuban missile crisis, he refused to bomb or invade. Afterwards he said, “I never had the slightest intention of doing so."
In June 1963 (a few months before his assassination), he called for abolishing nuclear weapons, ending the Cold War, and advancing “general and complete disarmament."
In October 1963, he signed National Security Action Memorandum (NSAM) 263 to withdraw 1,000 US forces from Vietnam by year end and all of them by 1965.
He wanted “to splinter the CIA in a thousand pieces and scatter it to the winds."
Before Gaza, the West Bank and East Jerusalem were occupied, he supported UN Resolution 194, authorizing diaspora Palestinians’ right of return they never got.
He wanted the American Zionist Council (AIPAC’s original name) registered as a foreign agent. He opposed Israel’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He wanted peace, not conflicts. It cost him his life. Future presidents got the message. The rest, as they say, is history.
Canadian Law Professor Michael Mandel explained imperial America’s lawlessness in his 2004 book titled, “How America Gets Away with Murder: Illegal Wars, Collateral Damage,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He discussed Justice Robert’s Jackson’s Nuremberg “supreme crime" declaration. It’s more than ever relevant given America’s out-of-control belligerence, ravaging the world one country at a time or in multiples.
At Nuremberg, Jackson said:
“To initiate a war of aggression….is not only an international crimes; it is the supreme international crimes differing only from the other war crimes in that it contains within itself the accumulated evil of the whole."
In 1950, the Nuremberg Tribunal defined crimes against peace as:
“(i) Planning, preparation, initiation or waging of a war of aggression or a war in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eaties, agreements or assurances; (and)
(ii) Participation in a common plan or conspiracy for the accomplishment of any of the acts mentioned under (i)."
After WW I, Kellogg-Briand in 1928 renounced aggressive war, prohibiting its use as “an instrument of national policy," except in self-defense.
Sixty-three nations were signatories, including America, Britain, France, Germany, Italy, Soviet Russia, and Japan. The US Senate approved the treaty 85 – 1. Like Nuremberg, it’s binding international law.
Washington’s war machine hardly slowed. WW II followed as well as perpetual others thereafter. Even then, the business of America was war. It’s more than ever that today.
Its “scourge" wants power, profits and unchallenged dominance. Today, America wages it globally against humanity. International law is defied. So is morality and common sense.
International peace, security, stability, equity, justice, and freedom are non-starters. Only war spoils matter, including benefits derived from them in all forms.
Since WW II, America, its NATO partners and Israel waged regular aggressive wars. Millions of noncombatant civilians perished. Appalling human suffering resulted.
Washington’s imperial war machine is today’s greatest threat, ravaging the world one country at a time. Congressional authority was abdicated. Presidents can act on their own.
In September 2001, Congress approved the Authorization for Use of Military Force (AUMF) for “the use of United States Armed Forces against those responsible for the recent attacks launched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War on terror" authority accelerated permanent wars. Presidents now wage them at their discretion.
Where it all ends, who knows. No one’s able to stop them. Short of finding a way, free societies, planet earth and humanity hang in the balance. Even risks that great are ign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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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 of Words on Iran》
by Stephen Lendman
2011-11-11
Provocative rhetoric followed release of the IAEA report on Iran’s nuclear program, despite baseless allegations in it.
In October 2009, the Agency leaked a document titled “Possible Dimensions of Iran’s Nuclear Program" to the New York Times. At issue was circumventing then IAEA head Mohamed ElBaradei. Allegations in it were spurious. As a result, he wouldn’t touch it.
Two months later Yukiuya Amano replaced him. IAEA was politicized. In December 2010, the London Guardian published a leaked US embassy cable saying he’s “director general of all states, but in agreement with us." Its title was: “Amano ready for prime time."
A November 2010 Guardian article headlined, “Nuclear Wikileaks: Cables show cosy US relationship with (new) IAEA chief."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 Geoffrey Pyatt was quoted, saying:
Amano will “overcome bureaucratic inertia (and) modernize Agency operations…." He’s “solidly in the US court on every key strategic decision, from high-level personnel appointments to the handling of Iran’s alleged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In other words, he’s there to salute and obey orders, not be nonpolitical and impartial. He hasn’t disappointed.
America’s media jumped on his new report, again suggesting “possible military dimensions to Iran’s nuclear program" with no evidence whatever proving it. Nonetheless, US, Israeli and UK belligerents bellowed it. So far, nothing’s gone beyond rhetorical saber rattling.
Whether or not war’s planned isn’t known. Cooler heads in high places know the risk. Minimally it could engulf the entire region disastrously. Worse would be general war, possibly involving Russia and China.
Once something starts, anything’s possible, even unthinkably using of nuclear weapons to destroy underground facilities. Doing so would risk many thousands of lives and widespread radiation contamination.
Guardian writer Julian Borger headlined, “The IAEA report: what does it mean and will it lead to war with Iran?" saying:
“There is nothing in the report that was not previously known by the major powers. The West and Israel (supplied information on alleged) weapons development…."
“Furthermore, the bulk of the report is historical," pre-2003. Clearly it shows Iran’s not “rac(ing) to a bomb."
“Obama….has no stomach nor money for another war, and (Pentagon) generals insist that every way they game the scenarios, America comes out the loser.”
Former IAEA inspector/later department director Robert Kelly called Amano’s report “very thin," a “real mish-mash," including “amateurish analysis…I thought there would be a lot more there….It’s certainly old news. It’s really quite stunning how little new information is in there."
In 2005, Kelly examined Amano’s original documents. Gotten from a mysterious laptop, they alleged a so-called “green salt project" to provide clandestine uranium, high-explosives testing, and reengineering a Shahab-3 missile to carry a nuclear warhead.
From them, Kelly discounted possible Iranian military applications, suggesting documents were forged, saying:
“There is nothing to tell that those documents are real. My sense when I went through (them) years ago was that there was possibly a lot of stuff in there that was genuine, (but) it was a kind of junk."
The little high quality material in them amounted to “two or three pages that wasn’t related to anything else in the package. It was on a different topic, and you just wondered" whether fake evidence was planted.
He recalled 1993 and 1994 when the IAEA got “very complex forgeries" on an alleged Iraq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Those documents had markings on them (to) resemble Iraqi (ones), but when we dug into them they were clearly forgeries."
In 2002, Kelly said the IAEA got “pretty bad" Italian forgeries on Iraq’s alleged Niger nuclear links. That was then. War resulted. Now perhaps Iran’s targeted unjustifiably.
Shannon Kile,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Nuclear Weapons Project head, said:
Iran “doesn’t seem to have the same North Korea-like obsession with 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s. That’s nowhere to be found in the (IAEA) evidence."
“Yes, Iran is making progress. They’ve covered the waterfront in terms of the main technical areas that you need to develop a nuclear weapon. But there is no evidence they have a dedicated program under way."
Nonetheless,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Wayne Madsen sees “War Clouds Form(ing) over Iran," saying:
“Israel’s strategy is to make certain that its plans to attack Iran’s nuclear facilities and, perhaps other targets, meet no opposition from (US) diplomatic circles…."
As a result, “Asian nations want to freeze the United States out of interference in Asia." Worrisome signs include Israel’s “open secret ally, Saudi Arabia," appointing former Egyptian intelligence head Omar Suleiman advisor to Crown Prince Nayef bin Abdul Aziz al-Saud.
Washington’s increasing its presence in Kuwait, Bahrain, Qatar, UAE, Oman and perhaps elsewhere in the region. New CIA and Pentagon Predator drone bases were established in Djibouti, Seychelles, Ethiopia, and reportedly Saudi Arabia. More are planned.
Obama’s “under tremendous (Israeli Lobby) pressure (to) support an Israeli military strike on Iran…." Doing so would involve Washington and perhaps other NATO partners. To assure pro-Israeli voter support, Obama would have to go along.
Given the potential for war, Russia, China, their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member states, India, Turkey, and other regional nations show justifiable alarm.
On November 10, Israel National News headlined, “Report: Israel Preparing ‘Christmas Surprise’ for Iran," saying:
Britain’s Daily Mail said Israel may attack “Iran’s nuclear facilities….as soon as December 25…." An unnamed senior Foreign Office official said, “We’re expecting something as early as Christmas," or very early in the new year."
Foreign Secretary William Hague said the IAEA report “completely discredits" Iran’s nonmilitary dimension claim.
Israel Defense Minister Ehud Barak told Israeli Radio, “We continue to recommend to our friends in the world and to ourselves, not to take any option off the table," suggesting a possible attack.
Haaretz reported that Amir Kahanovich, chief economist at Israel’s Clal Finance saying attacking Iran would exact far too high an economic price for the world to accept.
He cited sharply higher oil prices, disrupted global trade, and more affecting Israel and other nations.
Israel’s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Ephraim Kam doubt stiff sanctions are coming. Russia and China won’t tolerate them. They’d also risk greater economic fallout. At most, he says “another round of light sanctions."
US Defense Secretary Leon Panetta said attacking Iran should be a “last resort." Doing so would have serious regional repercussions, he believes. Potentially they could be much worse.
Interviewed on Press TV, historian Peter Rushton accused Israel of escalating anti-Iran hysteria, adding:
“I think voters in Britain and America would do well to take a long hard look at those politicians who are prepared to give limitless trust to Israel at the expense of their own people" and regional peace.
Hezbollah leader Seyyed Hassan Nasrallah expects regional war to erupt from attacking Iran.
Also interviewed on Press TV, independent journalist Nader Mokhtari said:
“The United Nations has lost its basic functions for a very long time. (It) has not been able to intervene effectively in matters that it should have been able (to), according to its charter…."
Its structure prevents “99% of the world (from having) a say in running world affairs, and a select few" decide everything, including on those issues most important.
America has virtual veto power on all issues. With Israel, it threatens attacking Tehran unjustifiably. Its allegations are baseless. Regional war may follow with unpredictable consequences. The danger is real and frightening.
A Final Comment
Last May, George Mitchell left his White House Middle East envoy post. Rumor at the time suggested it was because of his deputy Dennis Ross’ extreme bias.
Anti-Defamation League head Abe Foxman calls him Israel’s “advocate." Middle East analyst Aaron David Miller calls him “Israel’s lawyer." Others call him a Zionist hardliner up to no good for Palestine or Israel’s regional rivals.
Some say he was forced out. Now he’s stepping down. On November 10, The New York Times headlined, “Obama’s Influential Mideast Envoy to Resign," saying:
He’s stepping down “at a time when Israeli-Palestinian peace talks are frozen and tensions over Iran are flaring anew."
Ross gave the usual reason about wanting to spend more time with his family. Others cite his duplicity, extreme bias, and failure to accomplish anything beyond representing Israel at a time its influence is waning.
Earlier he served as GHW Bush administration’s State Department Policy and Planning director, after which he became Clinton’s Special Middle East Coordinator.
He’s also co-founder of the AIPAC-backed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WINEP). It’s an extremist pro-Israeli front group. Ross will return after leaving his present post.
WINEP’s Board of Advisors includes a rogue’s gallery of figures like Richard Perle, George Shultz, Robert McFarlane, James Woolsey, and former US Israeli ambassador Samuel Lewis.
James Petras once called Ross “a virulent Zionist advocate of Israel’s ultra-militaristic policies, including an armed preemptive attack on Iranian nuclear and military installations."
“Ross is an unconditional supporter of the Israeli starvation siege of (Gaza), and fully backed Israel’s savage (2006) air attacks against civilian targets in Lebanon."
No friend of Palestine, he one-sidedly backs Israel’s worst lawlessness. He won’t be mi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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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s Media War on Iran》
by Steve Lendman
2011-11-11
When Washington goes to war or threatens it, America’s media march in lockstep, cheerleading. Fiction substitutes for fact.
News is carefully filtered, dissent marginalized, and supporting imperial belligerence substitutes for full and accurate disclosure.
As a result, patriotism means going along with rogue policies. Never mind rule of law principles and democratic values. Free and open societies are risked. So is humanity if belligerents overstep.
The IAEA Iranian nuclear program report stirred a hornet’s nest of inflammatory commentary, no matter the agency’s fabricated contents. Previous US intelligence assessments refuted them, including most recently in March 2011.
Nonetheless, IAEA allegations proved red meat for America’s media. Commentaries from three major broadsheets are typical.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On November 8, deputy Journal editorial page editor Bret Stephens headlined, “Now For a Real Iran Debate," saying:
“There’s no scarcity of reliable information about Iran’s nuclear programs, licit and illicit." At issue only is how Washington and Western allies act “to check them."
In September, IAEA said “Iran had enriched 4.5 tons of low-enriched uranium – sufficient, with further enrichment, for three or four bombs – and that a third of the uranium had been enriched in the last year alone."
It also said “Iran had begun more advanced centrifuges, capable of enriching uranium at a significantly faster rate than" earlier ones. “So much for the success of sanctions in shutting down Iran’s underground network of nuclear-parts suppliers."
Fact check
Iran’s nuclear program is peaceful and nonmilitary. No credible evidence suggests otherwise. Its operations follow standard procedures. Other nations follow them. None are vilified. Nothing done is illegal. Beating up on Iran bogusly discredits anyone doing it.
“So much for the enabling fiction that was the 2007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which judged ‘with high confidence’ that Iran ‘halted it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in the fall of 2003."
So much for a Journal editor accepting fabricated IAEA information, refuted by US intelligence as recently as March 2011 in its America’s Annual Threat Assessment of the 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He continued saying pursuing diplomacy or more “sanctions guarantees failure, signals weakness, and emboldens the hardest of Iranian hardliners."
Time’s “no longer on the West’s side….(F)urther delay only increases the complexity and uncertainties of any strike."
Short of supporting war, Stephen railed against Iran, saying Western leaders should “hasten the regime’s demise." How he didn’t say or explain that every nation’s sovereignty is inviolable, whether or not he approves.
The New York Times
A Times editorial headlined, “The Truth About Iran," saying:
Despite using fabricated, discredited, old information with no credibility, The Times called IAEA’s document “chillingly comprehensive….What gives the report particular credibility is its meticulous sourcing."
Russia, China and other nations “have been shielding Iran." Security Council members must “quickly impose a new round of even tougher sanctions…."
Fact check
For years, Times writers and commentators beat up mercilessly on Iran. In June 2009, Iran’s presidential election was more democratic than America’s rigged process.
Nonetheless, a Times editorial headlined, “Iran’s Nonrepublic," claiming “government authorities bulldozed the results" so incumbent Ahmadinejad’s victory was “bogus."
Instead of journalistic integrity, The Times claimed Ahmadinejad stole the election with no evidence whatever proving it. Rhetoric substituted for reasoned commentary in typical Times style.
In contrast, when the Supreme Court reversed America’s 2000 popular vote (and electoral one learned months later) to install its own favorite, a Times editorial supported Bush’s illegitimacy and his “unusual" post-election “gracious(ness)."
No matter that Al Gore won and they knew it. No matter what’s now known about a rogue administration terrorizing humanity.
Stopping short of supporting war, The Times said striking Iran’s nuclear facilities “would not set (it) back for very long. It would rally Iranians around their illegitimate government….The last round of sanctions was approved 17 months ago."
Russia and China oppose more. “So long as that enabling continues, Iran will keep pushing its nuclear program forward."
Fact check
In April 2010, Ron Paul addressed HR 2194, the Comprehensive Iran Sanctions, Accountability and Divestment Act, saying:
“I rise in strong opposition," including against its Senate version. Debate replicated lies, misinformation and distortions preceding Iraq 2003. “Propaganda (is) speed(ing) us to war against Iran for the benefit of special interests."
“A vote for sanctions on Iran is a vote for war against Iran." In other words, he called sanctions an act of war.
In 1997,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called economic sanctions “a war against public health." Sanctions constitute war by other means. Manipulated money power in private hands used irresponsibly is financial war.
Delegitimizing Iran’s legal nuclear program shows which side Times editors support. They’re the same anti-populist power and wealth ones they always back on all vital issues.
The Washington Post
A WP editorial headlined, “Running out of time to stop Iran’s nuclear program," saying:
The IAEA “spelled out in detail what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have known for a long time: Iran’s nuclear program has an explicit military dimension, aimed at producing a warhead that can be fitted onto one of the country’s medium-range missiles."
Fact check
Substituting bombast for truth, Post editorializing got another black eye. Throughout the piece, accuracy was nowhere in sight.
Like The Times, Journal, and others like them, however, what else can be expected from establishment broadsheets. They stop short of doing what readers expect – their job.
“The IAEA’s evidence….ought to end serious debate about whether Tehran’s program is for peaceful purposes. That’s why Russia and China tried to block the report."
Never mind that IAEA’s “evidence" lacks credibility. It was fabricated, discredited and out of date. Independent analysts refuted it. All countries should denounce its nefarious purpose, potentially leading to war.
Short of supporting it, the Post said Obama’s got time to act. He repeatedly said “Iran’s acquisition of a nuclear weapon is unacceptable – and the IAEA report makes clear that the danger is growing, not diminishing."
Most dangerous are:
◎ IAEA heads publishing baseless allegations;
◎ America, Israel, and Western nations supporting them;
◎ and disreputable major media opinion writers marching in lockstep instead of doing their jobs responsibly.
Sadly, that’s what passes for corporate-controlled news, commentary and opinion in America.
It’s why more readers go elsewhere for real information and analysis. Hopefully one day they all will!
讚讚
《中國“新洋奴”的十大特徵》
縱觀中國近現代史,大小“洋奴”層出不窮、前赴後繼。它們一貫“冠冕堂皇”地打著“民主、自由、人權”和“反腐敗”的大旗,妄圖“佔據”道德制高點。以獲得根本虛無的合法性與存在價值。用這些“冠冕堂皇”的“名詞”掩飾著它們“出賣”國家和民族利益的“醜惡行徑”。
試問有哪個“洋奴”承認自己是洋奴,連汪精衛都“死也不承認”自己是“賣國賊”,就別人指望這些“貨色”有人性有良知了。所以可以總結的是,長一副人類嘴臉的生物未必就是個真正的人。
用點文字稍做分析,或許對認清它們的“真實面目”有些許助益。
1、無條件“崇拜”西方是它們的信仰
在這一點上它們表現得“非常徹底”。它們“崇尚”和羡慕西方的“民主自由”和富裕,憎恨和厭惡中國的“獨裁專政”和貧瘠,可謂愛恨分明。西方就是好,西方人就是高尚就是優秀,西方就是文明是人類社會的顛峰。中國不僅應該學習,最好被西方“佔領”。這樣就是最原汁原味的西方式制度了,就可以發達了。“可是”香港被英國“佔領”那麼長時間也“沒看”建立個先進的制度啊,最後還是“要等到”2017才普選。
2、自詡為“國際主義”戰士
他們(極多數為唯我獨尊的文明高貴基督教教徒)“沒有”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或者說他們作為一個中國人沒有應有的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美國和日本是民主國家,所以美國和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它們標榜自己是真正的國際主義者。而實質上就是提美國和西方“張目”的美國西方的“代言走狗”罷了。為了讓自己看上去不那麼卑賤,它們選擇“扮演”非常高尚的國際主義者。它們以它們的智商揣度其他人,以為別人會信。面對西方的負面新聞,它們替主人“辯解”道:即使西方有缺點那是神聖民主的小小副作用而已。它們認為美國和西方(主子)“代表”了世界,而它們是“國際主義”戰士,所以美國和西方的國家利益必須得到“徹底維護”。至於美國的民主內涵和西方的民主本質,它們根本不曾去考究。而中國究竟怎樣健康地走向自己的民主之路,它們除了惡毒的“咒駡”和卑劣的攻擊現行政治體系和肆意的“抹黑”國家領導人之外,其餘的它們一概“漠不關心”。
3、它們是“軟骨類”
民族大義和民族氣節是它們“非常厭惡”和“恐懼”的字眼,在它們的字典裏“找不到”這樣的詞。它們旗幟鮮明地“支持”它們各自的“主子”,在他們的“主子”面前“奴顏婢膝”,一副“點頭哈腰”蝦米狀。它們根據自己的人生經歷和教育背景,把西方“描繪”成“天堂”,一旦他人稍有質疑就給別人“扣”被洗腦的“帽子”。連西方人自己都承認自己的社會不完美,你們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卻非要說西方是天堂。當你拿西方人的話質問它們時,它們不免又“讚揚”起自己“主人”的謙虛。它們被西方嚇破了膽,你稍微說點像男人的硬話,它們就出來“扮演”苦口婆心的好人勸你冷靜。要不就是直接給你“扣”極端民族主義的“大帽子”,給你們非洋奴潑冷水“潑髒水”。一般非洋奴就是想“平等”的站直了跟西方說話,這點要求都不能讓中國人實現。可見這幫滿口仁義道德的“惡棍”是何其“無恥”、何其“下賤”!
4、假民主自由,“真軟蛋”洋奴
“民主自由”是它們的“幌子”,“一己私利”是它們的目的。它們甚至可以放聲高歌“有奶便是娘”的“洋奴進行曲”。
因此,它們在美國人和西方人面前“搖尾乞憐”的樣子也就不難理喻了。
它們也用實際行動愛國,但它們愛的“不是”自己的祖國。
你只要“不同意”它們的看法就“血口噴人”你是黨棍黨衛軍,跟它們不一樣就是內奴。自己是“洋奴”,跟它們不一樣就是內奴。
5、 普世價值是它們永遠的“招牌”
“民主自由”是人類社會永恆的主題。曾幾何時也成了“(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們手裏一塊最有效的招牌。它們把它們的產品──出賣國家和民族利益,“巧妙”地貼上了“民主自由”的標籤。對於一少部分缺乏鑒別能力的人,不能說它們的產品沒有一點誘惑力。它們這些雜碎拿著自己認為的金字招牌到處“掛洋頭賣狗肉”。
6、“反腐敗”是它們新的招牌
人民對腐敗現象深惡痛絕,“洋奴”們則覺得有機可乘。所以“(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們也反腐敗,但它們“不是”為了反腐敗而反腐敗。真正的愛國人士反腐敗是為了建立健全的國家機制,使國家加快走向強盛。而“漢奸”們的反腐敗則有著本質上的區別,它們的規律是:
反腐敗——> 反對執政黨——> 反對自己國家——> “吹噓”自己的(主子)宗主國(美國、日本)——> “出賣”自己國家的國家利益給它的宗主國(美國、日本)。
所以,結論是:“洋奴”的反腐敗是為了博取大眾的同情和共鳴,以“掩蓋”它們“出賣”中國國家利益的可恥罪行。本來就事論事,而這些雜碎卻無端將很多“不相干”的事情和人物聯繫到它們“截取”的事實中,“利用”大眾反腐敗的心理宣傳自己的主張。同時還“不斷挑撥”是非“離間”各地各階層。為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做準備,甚至直接“潛伏”個輿論陣地為“洋奴”及其主人搖旗呐喊加油助威。
7、“洋奴”始終處於忐忑不安的尷尬境地
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洋奴”們深知自己的處境,只是由於環境的不同,“現代洋奴”仿佛更加理直氣壯了似的。二戰時的“洋奴”做的是直接對國家利益和人民血淋淋的傷害,是顯性的;“現代(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做的也是直接對中國國家利益和大眾血淋淋的傷害,是“隱性”的。
“(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們惶惶不可終日,惟恐其可恥行徑的暴露。一旦有人觸及其靈魂痛處,它們往往是內心驚恐不安,外表正義凜然拘理力爭,並且馬上將別人冠之以“憤憤”、“專制”、“不民主”“五毛黨”等“大帽子”,加以“醜化”和沒有底線的“不斷攻擊”。甚至有的在極度不安之下病態成“歇斯底里”,它們或“斷章取義”的“狡辯”,或乾脆破口大駡,種種醜態不一而足!它們不斷用誇張的詞語和“栽贓的手段”攻擊污蔑陷害非洋奴,只能說上帝要滅亡它們。於是乎先讓它們瘋狂。
8、“(動態價值觀)洋奴”永遠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選擇性失明”
“洋奴”不是沒有雙眼。和人類一樣,它們也有雙眼。但與普通人不同的是,它們的雙眼有一種“特殊功能”,我給它們的這個“特殊功能”起個名字──“(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選擇性失明”。也就是說它們看待事物都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選擇性(動態價值觀)”的,永遠是從事實中“截取”“自己需要”對自己有利的(一小)部分以期用來增加自己言論觀點的說服力。它們“(封鎖)禁止”任何人“揭穿”它們根本站不住腳的言論,其實這也是“符合”“(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強盜邏輯”的行為。只是它們“表演”的太拙劣,反而讓自己陷入被動。
歐洲每年都“騷亂”而且還死人,可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從來選擇“無視”,選擇“緘默”。你做“洋奴”就做,你為何來說中國不是。
中國不騷亂你說是高壓,中國萬一有了你們就興高采烈爭相圍觀。然後就不斷“放大事實”與根本不相干的東西“牽強附會”的聯繫起來,以便讓自己的“混帳邏輯”更有“欺騙性”。
9、不斷強調中國人身份 還時不時妄圖“代表”“我們”
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雜碎”最讓人不齒的就是明明是個“西方走狗”卻還“裝”自己很愛國。“模仿”魯迅等人的口氣“頤指氣使”驕橫跋扈。你拿它無法辯解的事實去質問,就“狡猾”的“偽裝”成不合你一般見識的老實人。把自己“裝扮”成中國的良心,
你這麼有“良心”,當中國領土被他國竊據的時候你們“怎麼”緘默。那個(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長平“滿嘴”普世價值,為何在中國大使館被它主人炸了的時候“選擇沉默”。
你“平常”不是總要言論自由嗎?怎麼中國人死了你都“不關心”,
你不是尊重人權嗎?生命權難道不是人權嗎?
你質問,他就“逃避”。最後來個不痛不癢的解釋。“以免”別人繼續質問到時候被撕下了好人的“偽裝”露出“洋奴”真容遭人唾棄。
在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的文章裏,有個巨大的驚人相似。就是喜歡“言必稱”我們,總“喜歡”用集體名詞,覺得自己“佔據”道德優勢。“有資格”點評世間的萬物。在公民社會,任何人都是因個體而存在,總是“鼓吹”西方那一套,卻連這個(最基本的普世邏輯)都“不清楚”。你就是你,你就代表你。沒有合法的他人授權你有“資格”代表誰?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自己覺得用這樣的口氣可以“欺騙大眾”讓大眾陷入自己設計好的“圈套”成為自己“洋奴”陣營中的一員。只能說“洋奴”的主人會很失望的,畢竟西方金融危機了,沒那麼多錢搞崗前培訓了。難怪現今的自由派洋奴自己砸自己招牌。
10、中國有原罪
在“(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心裏,中國做什麼都有罪。
西方可以幹的事情,中國就不可以幹。
西方人排獎牌榜,那是因為西方重數字重調查研究。中國看重獎牌榜就是舉國體制的罪惡造成的扭曲心理。
中國有些項目不錯,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就說都是舉國體制的結果沒什麼。要是說到中國不擅長的專案,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又說那是中國人種不行。
中國的企業不建立工會,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說沒人權。當中國企業建立了工會要求外資企業建立工會時,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說破壞投資環境歧視外國企業。
中國企業出去買資源,“(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說那是有政治目的的非正常行為。哪個汽車不用石油,用石油就叫有特殊目的。外國企業鯨吞中國戰略資源,中國開始管制,這些人又說中國搞保護主義。美國西方甚至印度搞那麼多次貿易保護主義你們(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怎麼緘默呢?難道那些被外國保護主義傷害的中國企業的員工的就業生存權不是人權的一部分嗎?
你要是把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逼急了,“(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就說西方那是(貪婪失敗)民主社會政府要對自己國家負責。難道中國的資源就應該賤賣嗎?中國天生就是劣等嗎?
有的“(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還會說,西方有些不對,但中國不應該學。西方對中國非禮,中國不反抗,難道就一直忍氣吞聲嗎?你如此質問“洋奴”,(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又會說中國。
總之就一條“原則”,西方“特殊”、中國有罪。
中國這個罪還是“原罪”,是永遠無法洗刷的。
文/天平居士
2011-11-21
讚讚
新自由主義經濟麻毒藥方肆虐的美帝附傭國埃及(統治三十年的穆巴拉克強人傀儡政權)貧富懸殊人民不滿經濟現狀 持續爆發民主革命
【美中情局操縱埃及軍政府傀儡 鎮壓民主人權鬥士致2000餘人傷亡】
《中東劇變與美國、新自由主義》
美國與埃及軍方
文/馬耀邦
節選自馬耀邦《中東劇變與美國、新自由主義》 2011年6月
中東劇變最引人注意的兩個熱點是埃及和利比亞。
這兩個國家體現了中東劇變“進程”背後最重要的兩個變數:
美國“推動”的新自由主義“引起動盪”,
然後美國“插手(介入)”力圖“繼續主導”。
實際上,(美國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政權的穩定一直是美國中東政策的基石。《紐約時報》坦率地表示:“30年來,特別是由於埃以和平條約,穆巴拉克政府一直是美國在這一動盪區域的政策支柱。美國官員擔心,一個新的尤其是由穆斯林兄弟會或其他伊斯蘭組織控制的政府,可能不會遵守穆巴拉克先生之前任安瓦爾•薩達特在1979年簽訂的該條約。”
根據1979年的“大衛營協議”,以色列將其佔領的西奈半島歸還埃及,但它並未滿足巴勒斯坦人的要求。相反,該條約引發了未來更多的衝突,因為以色列在與該地區的主要強國之一埃及實現和平共處之後,能夠集中其軍事資源,用於對付伊朗和巴勒斯坦。
“大衛營協議”符合美國的地緣政治利益,因為,(阿拉伯世界叛徒;美國附傭傀儡)埃及是美國中東政策的關鍵所在。作為對每年2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和其他援助的回報,埃及向國外投資開放,其工業和市場成了西方跨國公司的砧板上的肉。戰略上,美國“收穫”了一個處於從屬地位的新“盟國(附傭傀儡)”。埃及充當了“制衡”伊朗的重要砝碼。(阿拉伯世界叛徒;美國附傭傀儡)埃及軍事喪失了獨立性,日益“依賴”於美國的軍需品和訓練。因此,“埃及政府認為,巴勒斯坦會妨礙其融入美國和以色列主導的區域安排。如今,埃及與以色列共同合作扼制加沙,同時又參與以色列、美國和巴勒斯坦之間的會談。為此,以色列安全官員支持穆巴拉克提名奧馬爾•蘇萊曼作為埃及副總統”。
結果,面對穆巴拉克政權的倒臺,美國非常擔心示威遊行最終轉化為一場革命運動。在慕尼克安全會議上,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告訴西方政客、外交官和商界高管:“任何一個社會都有各種勢力在活動,尤其是在一個面臨各種挑戰的社會。為了實施自己的日程,這些勢力試圖破壞和超越社會進程。這是我為何認為,遵守埃及政府——實際上是由副總統奧馬爾•蘇萊曼領導的——宣佈的過渡進程之重要性的原因。”
蘇萊曼是穆巴拉克一手提拔的副總統、前情報總局局長和“美國中央情報局在開羅的主要聯繫人”。事實上,從20世紀90年代的克林頓政府開始,蘇萊曼作為穆巴拉克的秘密員警首領,制定了“非常規引渡計畫”。根據該計畫,“美國中情局在世界各地逮捕的所謂恐怖分子嫌犯,戴著頭罩和手銬被送往埃及,旨在進行刑訊逼供”。
儘管蘇萊曼先生在國內外臭名昭著,(主子)奧巴馬政府還是選擇他作為“一位過渡性人物”。隨著形勢的發展,華盛頓以一種“穆巴拉克必須下臺”的姿態與開羅進行對話。這清楚地表明,埃及實際上已經淪為“美國的殖民地”。
私下裏,“埃及政府開始在精英中清洗穆巴拉克的主要支持者。穆巴拉克政府的國防部長兼陸軍元帥坦塔維前往解放廣場,表面上是檢閱軍隊,但其實主要是為了結交抗議者”。然而,在團結穆巴拉克的老朋友以完成過渡的同時,奧巴馬政府明確表示,埃及的任何根本性改變都是無益於事的。美國“之所以(變臉)”強烈要求穆巴拉克辭職,只因為它發現,這個“傀儡”已經成為一種負擔,不再符合華盛頓的利益。
歷史上,美國曾在亞洲和拉丁美洲“扶持”過許多像穆巴拉克這樣的“獨裁政權”。一旦民眾動亂挑戰這些美國支持的獨裁政權,一場社會和政治革命有成功的跡象時,美國就採取一種三軌政策來應對:
一是公開批評侵犯人權的現象,主張民主改革;
二是私下裏發出信號,繼續支援當政者;
三是尋找一位可以替代當權者、保留政府機構和經濟制度並支持美帝國戰略利益的精英。
華盛頓害怕社會巨變和政治革命,它毫不猶豫地“暗殺”了(美國附傭傀儡)南越的吳庭豔等獨裁者,只因為(美國附傭傀儡)吳庭豔在南越存亡問題上竟敢違背美國的指示。
華盛頓已經承受過太晚干預的教訓。在古巴革命中,它無法做出一個切實可行的選擇,而只能支持巴蒂斯圖塔政權。同樣,索摩查政權被推翻時,華盛頓持觀望態度而未予以幫助,其結果是美國企業被國有化,在尼加拉瓜出現了一個對美國不友好的政府。
因此,“20世紀80年代,美國在拉丁美洲變得更加積極主動。它推動了過渡時期的協商式選舉,圓滑的新自由主義政客當選,取代了獨裁者。這些政客承諾,維持現有的政府機構,保護國內外精英的特權,支援美國的區域和國際政策”。
從而,埃及暴動使奧巴馬政府陷入極端的困境,因為它需要找到“一種非常的政治方案,既能讓穆巴拉克下臺,又能保持和強化國家機構的政治權力,同時融入民選方式來作為平息和瓦解群眾運動的手段”。華盛頓這項計畫的主要障礙之一,是埃及武裝部隊和穆巴拉克的中央安全軍。這些軍隊的領導人在埃及的腐敗政權中受益匪淺。
自“大衛營協議”簽署以來,華盛頓一直“培養”與埃及軍方的密切關係,美國每年提供價值14億美元的軍備,以“收買”他們。結果,埃及軍方發生了變化,“由保衛埃及邊界和本地區利益的軍隊,轉變為主要職能是操控人民和保護美國所支持政權的軍隊。埃及軍方的軍火儲備和美式武器的零部件數目都被維持在最低限度,以確保埃及無法同以色列開戰”。
過去30年來,埃及軍官都曾經在美國防務學院接受過“培訓”。埃及暴動期間,在埃南中將(Sami Hafez Enan)的帶領下,20多位埃及高級軍官在美國防部(對外侵略部)召開會議、舉行酒宴和就餐。在華盛頓期間,美國敦促埃及高級軍官們在對待抗議者時要保持克制,因為奧巴馬政府不希望埃及軍方的形象受到玷污,其理由是,埃及軍方“將在推翻穆巴拉克政權的行動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
因此,埃及軍方宣稱,他們不會對抗議者訴諸武力。埃及軍方“發表聲明,將抗議者的要求描述為‘合法的’,並半心半意地呼籲抗議者回家,承諾恢復正常的生活秩序”。埃及的高級軍官自稱站在抗議者一方,逐步為“(美國暗地支持的)軍事政變”奠定了穩固的基礎,釋放出與穆巴拉克徹底決裂的信號。
當軍事政變既成事實,埃及軍方又發表聲明,“稱讚穆巴拉克是一名為祖國做出巨大貢獻的領導人。它暗示,軍方不會長期掌權,並表示,軍方是不會取代合法政府的”。
“(美國暗地支持的)軍事政變”之後,埃及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控制了埃及。最高委員會現由穆罕默德•侯賽因•坦塔維元帥(Field Marshall Tantawi)領導。自1991年以來,坦塔維就一直是穆巴拉克政府的國防部長和武裝部隊總司令。穆巴拉克政府前總理和埃及空軍前司令艾哈邁德•沙菲克將軍(General Ahmed Al -Shafik)也是擁有權勢的最高委員會成員之一。最高委員會成員還包括奧馬爾•蘇萊曼。
事實上,“軍事政變”之後埃及局勢並無改善,埃及實際上是以無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主義告終。對奧巴馬政府來說,保持現狀是最合意的結果。因此,華盛頓對此非常高興,它立即宣佈,繼續向埃及提供軍事援助。作為回報,埃及軍政府宣稱,它會遵守1979年與以色列簽訂的和平協定,將繼續在加沙地區對巴勒斯坦人實施制裁。
為了“延續”無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主義,華盛頓試圖通過“顏色革命”的過程就如同我們在南斯拉夫和其他東歐國家所見證的那樣,在埃及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在這種體制之下,選舉“結果”可以輕易地“被人為操控”。因此,美國公開宣稱,它將向新的埃及政黨提供“資助”。這是“明目張膽”地侵犯一國主權和“干涉”一國內政。
在埃及軍政府的同心努力之下,華盛頓“正努力分化真正的反對派,並將其自己的所謂反對派人物安插入抗議運動”。前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巴拉迪(Mohanned Al-Baradei)就是華盛頓(美國主子)“選中”的反對派人物之一。正是巴拉迪要求穆巴拉克辭職,同時建立埃及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巴拉迪是在美國受的教育,大多數時間生活在西方,他代表著華盛頓的利益,反對革命性的變化。
埃及是“新自由主義”的典範
對美國來說不幸的是,埃及人民“不可能”接納無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主義政權,因為其“代表了現狀”:裙帶資本主義與“掠奪性外資”相互合作、一片繁榮,而民族工業“破壞殆盡”。
1991年,新自由主義結構調整計畫“被強加”給埃及,其結果是“毀滅性”的:“40%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之下,每天的生活費不足兩美元,失業率持續攀升,年輕一代失去就業機會。”社會支出的縮水還使絕大多數人喪失了基本醫療保健和教育的機會。埃及的“兩極分化”現象已經越來越走向極端。一千個家庭“控制著”這個國家的大部分商業和財富,他們是“私有化”和“新自由主義”的主要受益者。為了“壓制”合法要求和正義聲音,(美國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政府雇用了一支規模龐大的安全部隊,“警察局裏的刑訊和虐待成為一種例行公事。警方的路障和盤查成為埃及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顯然,如此腐敗的(美國附傭傀儡)政權已經在埃及人民心目中信譽掃地。不管華盛頓“收買”了多少埃及精英,也不管動用多麼強大的軍事力量,都無法動搖埃及人民“要求變革”的意願和決心。埃及人民為獨立和贏得國家尊嚴所作的鬥爭永遠不會停息。美國(反自由、反真民主)“頑固地”要求“維持現狀”並維護其在中東的地緣政治利益,這再次“暴露”了其國際行為的“醜陋性”。總之一句話,美國不過是只紙老虎。
1989年冷戰的結束標誌著全球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其突出特徵是“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和全球化的擴散。令人驚奇的是,作為一個極為貧困的國家,在實施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強加的經濟改革數年後,埃及竟被標榜為新自由主義的典範之一。為了免除多達數以百億美元計的債務,從1991年開始,埃及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簽訂了一份關於結構改革措施的協定。結果,金融自由化(金改)、私有化(金改)、解除管制(金改)、開放市場、為外國直接投資提供國民待遇等一系列結構調整計畫在埃及得到執行。
統計資料顯示,埃及取得了一定的經濟成就。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於埃及的報告:埃及的“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由1991/1992年實質上停滯的狀態上升至1995/1996年的4%以上,而通脹率從超過21%下降至7%”。此外,開放市場和歡迎外國直接投資導致了外匯儲備的不斷積聚。
然而,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看來,這仍未達到預期值,尤其是在結構改革方面。於是,1996年至1998年,它為埃及“設計”了為期兩年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規劃,其重點是“私有化、解除管制、貿易自由化和財政金融部門改革”。
遺憾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持”的“私有化”往往涉及將利潤豐厚的國有企業“拍賣”給外國跨國公司或本國圈內人。這造成了埃及“工作環境的”快速惡化“,引發了一次極為猛烈的罷工潮,以至於一位分析家稱之為中東地區近半個世紀最大的一次社會運動”。
其間,“裙帶資本主義盛行,而曾經作為埃及經濟支柱的本地工業任由衰退。與此同時,私營的工業部門生產陶器、大理石和化肥等破壞環境的產品,這些產品的產能不斷擴大,得不到有效的監管,為居民的健康帶來嚴重惡果”。
而且,“裙帶資本主義”必然導致財富集中於極少數經濟精英之手。不少“經濟精英”充當了跨國公司的“(買辦)代理人”,大量地進口電子和汽車等消費品。房地產開發商也位列其中,其中許多人與政治精英關係密切。這些開發商僅以實際價值的一小部分就拿到公有土地,建造封閉式社區和度假勝地,供埃及社會上流階層所用。利用國家的支持,包括基礎設施補貼和廉價的土地,房地產作為非石油產業,成為埃及經濟的第三大產業。
毫不奇怪,埃及社會日益“兩極分化”,“據評估,1000個左右的家庭控制著該經濟體的大部分領域”。為了保護其財富,維護自身利益,精英們施加“政治壓力”,促使有關稅收改革的法律通過。從而,最高所得稅從42%削減為20%。在穆巴拉克的領導下,埃及政府實行單一的統一所得稅。據此,高工資和低工資收入者按其收入支付同一稅率。因此,“穆巴拉克主導了一個這樣的進程:國家財富落人小部分私人手中,而絕大多數人”貧困化“,40%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之下,每天的生活費不足兩美元,失業率不斷上升,年輕一代沒有就業機會”。
而且,由於與全球經濟一體化並“放棄”了自給自足的政策,埃及的糧食和其他日用必需品的價格“扶搖直上”。然而,(美國附傭傀儡)埃及政府“無視”工人的抗議,仍然將最低工資固定為一個月不到一百美元。這在埃及工人階級中不得人心,但贏得了跨國公司的認可,“全球工商業界稱讚穆巴拉克的做法是‘勇敢的’、‘印象深刻的’和‘有遠見的’”。
於是,外國投資蜂擁流入埃及,尤其是它的經濟特區。由於張開雙臂歡迎外資,埃及取得了“在過去的三年保持高達7%”的經濟增幅。表面上,在許多旁觀者看來,埃及是一個繁榮的國家。埃及的首都開羅在不到五年的時間裏規模擴大了一倍,豪華別墅、大型購物中心、主題公園、高爾夫球館和馬球館四處林立。
遺憾的是,這樣的房地產發展水準沒有改善絕大多數埃及人民的生活水準。事實上,自實施新自由主義所“指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結構調整計畫以來,90%的埃及人沒有分享到國內生產總值和經濟增長的成果。恰恰相反,如前所述,越來越多的埃及人“陷入貧困”。最令人吃驚的是,這竟然發生在埃及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最快的時期。這引出一個問題,以國內生產總值作為衡量經濟發展的指標是否正確和有效。
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武裝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結構調整計畫的重壓下,埃及甚至將公共社會服務“私有化”。結果,大多數埃及人“喪失”了基本醫療衛生和教育的機會。那些受不到教育的窮苦孩子最終只能從事卑賤的工作,拿著微薄的薪水,來勉強維持家庭的生計。
更令人無法接受的是,(美國傀儡)穆巴拉克家族的成員竟是這種“裙帶資本主義”的積極參與者。他們是許多企業的股東,其唯一目的就是使自己變得更加富有。實際上,“(美國傀儡)穆巴拉克及其小集團長期以來一直將埃及視為其私人領地,將埃及資源視為戰利品進行分贓”。
他們自肥腰包的另一種方式就是將(金改)金融部門“私有化”。用「中央情報局」的話說,埃及精英“積極地推行經濟改革,以吸引外國投資”。
2004年至2008年期間,(美國傀儡)穆巴拉克及其親友忙於“兜售”埃及國有銀行。埃及銀行“落入”外國人手中的同時,穆巴拉克“取消”了對自由資本流動的限制,“放鬆”了對外國財產投資的“監管”。埃及成為全球房地產投機和有價證券投資的“聖地”,因為它“取消”了紅利稅、資本收益稅和債券投資利息稅。
因此,2005年,埃及商業銀行出售了其70%的股權;隨後,2006年,亞歷山大銀行——埃及最大的四家國有銀行之一,被一家義大利銀行——聖保羅銀行收購。國有銀行的出售和對國家金融體系的放任自流極大地玷污了穆巴拉克政府的形象,暴露了該政府的醜陋本性。這預示著它將自食惡果,從而播下了其覆滅的種子。毫不奇怪,執行新自由主義指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調整計畫,其結果不可避免地導致了2011年1月25日的暴動。
由於埃及的政治和經濟困境,新自由主義在該國備受指責。經濟學家、開羅的薩達特行政學院前院長漢迪•阿布德拉茲表示,“埃及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實踐帶來了通脹呼嘯直上、失業率持續上升和普通人購買力的下降”。阿布德拉茲先生補充說,新自由主義政策“有效地限制了這個國家的司法、立法和安全能力,而不是只局限於經濟問題……物價的失控已經引起惡性通脹。同時,失業率正在穩步攀升,而根據實際價值衡量,普通人的工資水準一直下滑。這一切逐步破壞了社會穩定,使得窮人更窮,富人更富”。
破壞社會穩定的關鍵因素之一是糧食價格飛漲。在埃及,各種主食價格每年攀升17%。但是,西方媒體報導埃及暴動時,卻完全忽視了這一簡單的事實。自埃及暴動以來,《紐約時報》的湯瑪斯•弗裏德曼等全球主義者一直譴責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稱這些國家造成了糧食價格上漲,從而間接地引起這場暴動。他表示:“中國本身並未促成這場暴動,但是,中國和以亞洲為首的發展中世界對肉類、穀物、糖、小麥和石油的消費日益增大,確實促成了該事件。”然而,根據新德里經濟研究中心的加雅提•戈什教授的研究,2006年至2007年糧食價格暴漲期間,印度和中國的需求實際上下降了3%。
美國發生經濟危機之後,「美聯儲」將利率降至“史無前例”的“低水準”,同時“放鬆銀根”,向美國金融體系注資數以萬億計的美元。於是,投機資本蜂擁流入商品市場。借助於“交易型開放式指數基金(ETF)”等“金融衍生品”、華爾街投資銀行——「高盛公司」,利用槓桿作用將小麥價格拉至空前的高度。其最終結果是:“紅色硬質小麥通常以每60蒲式耳3至6美元成交。該價格先是升至12美元,又至15美元,再至18美元,而後突破了20美元。2008年2月25日,紅色硬質春麥期貨收盤于25美元每蒲式耳。具有諷刺性的是,2008年是世界歷史上小麥產量最高的一年。”
在一篇題為《高盛如何對世界窮人饑荒下賭注並贏了賭局》的文章中,新聞記者約翰•哈裏(Johann Hari)稱:“從2006年底開始,世界各地的糧食價格突然開始飆升。一年後,小麥價格上升了80%,玉米上漲了90%,大米漲了320%。30多個國家發生了糧食暴動,2億平民面臨營養不良和饑餓。2008年春季,糧食價格又”不可思議地“忽然回落到原先水準,似乎在玩一場魔術。”
聯合國糧食問題特別報告員吉恩•齊格勒稱之為“無聲的大屠殺”,完全是“人為操縱的”。
事實上,在金融市場,農產品“被包裝”成類似於次級抵押貸款的衍生品,僅是在名稱上由債務抵押債券(CDOs)改為商品抵押證券(CCO)。事實真相是,由於新自由主義“解除管制政策”的實施,「高盛」等華爾街投資銀行的手段之一就是以“製造”“金融泡沫”來牟取不義的“暴利”,網路泡沫和“房產泡沫”就是明證。顯然,下一個“泡沫”將是農業泡沫,它會給數以億計的發展中國家人民帶來“大規模饑荒”,更不用說已經發生在突尼斯和埃及的“大規模暴動”。
雖然西方媒體(妓者)“極盡所能”地將埃及暴動“描繪”為“自由”和“民主”起義, 但實際上,它是為了“生存”和“匱乏”而戰。歸根結底,正是在“新自由主義”及其“市場原教旨主義”理論的指導下,金融投機商將穀物價格抬高至一種天價,從而“導致”大規模“暴動”。
此外,“新自由主義”主張,國家應“放棄”對農業的扶持,採取一種“(放任)不干預”的政策。由於城市中心區得到大量投資,而農村的農業發展遭遇忽視,埃及等許多國家很快淪為糧食極度匱乏的國家。
更糟糕的是,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推行的經濟改革和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第三世界的農民遭受西方國家得到“補貼”的農產品的“不公平競爭”,這進一步加劇了社會動盪和糧食危機。
因此,隨著(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政權的垮臺,“新自由主義”在全世界人民的眼裏已經“信譽掃地”。對於那些“信奉”新自由主義的領導人和“擁護”新自由主義的國家,這應當是一記“警鐘”。
他們最終會落到與(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一樣的“命運”,“步其後塵”並國破家亡嗎?這無疑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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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情局操縱埃及軍政府 鎮壓民眾致2000傷亡
《埃及衝突致35死近兩千人受傷 過渡政府辭職被拒》
2011-11-22 紅網
http://www.dzwww.com/xinwen/guojixinwen/201111/t20111122_6780129.htm
[提要] (11-22)最新消息顯示,首都開羅和其他一些城市的持續衝突已導致35人死亡、近兩千人受傷。示威者要求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主席坦塔維下臺、軍方儘快移交國家權力。政府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有人企圖阻撓選舉正常進行。
據新華社電 最新消息顯示,首都開羅和其他一些城市的持續衝突已導致35人死亡、近兩千人受傷。示威者要求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主席坦塔維下臺、軍方儘快移交國家權力。政府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有人企圖阻撓選舉正常進行。
示威者要求軍方領導人下臺
21日,數千名示威者聚集在開羅解放廣場附近通往內政部大樓的一條街道內,並向軍警投擲石塊。安全部隊多次發射催淚彈驅散人群。廣場上一些示威者高呼口號,要求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主席坦塔維下臺、軍方儘快移交國家權力。示威活動20日迅速蔓延,亞歷山大、蘇伊士、塞得港、阿裏什和南部的明亞、艾斯尤特等地均有抗議活動,一些地方示威者與員警發生衝突。
開羅等地18日發生大規模示威活動,抗議政府提出的憲法原則性檔,要求軍方儘快交權。19日,軍警在解放廣場開展清場行動,強行驅趕繼續抗議的示威者,導致1名青年死亡。
議會選舉將如期舉行
埃及過渡政府和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20日召開安全局勢緊急會議後宣佈,將保證議會選舉如期舉行。政府在聲明中說,目前局勢緊張的原因是有人企圖阻撓選舉正常進行和新國家機構的形成。政府將與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在此敏感的歷史時期擔負責任。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要求政府對衝突進行調查。
據埃及《今日埃及人報》21日報導,因部分內閣成員不滿衝突事件的處理方式,過渡政府在20日召開的會議上集體向軍方遞交辭呈,但被拒絕。
今年2月,穆巴拉克因抗議活動辭去總統職務,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接管國家權力,並解散議會。此後,埃及大規模抗議活動不斷。根據安排,人民議會(議會下院)選舉將於本月28日舉行,明年1月29日舉行協商會議(議會上院)選舉,而總統選舉日期尚未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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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情局操縱埃及軍政府傀儡 鎮壓民眾致2000傷亡
《中情局“萬能先生”幕後操縱埃及政壇》
李筱哲 楊牧 8月18日訊
2011年8月18日 人民網
俄羅斯《真理報》今日發表文章《埃及的“神秘部長”》,揭秘埃及局勢動盪以來操縱政壇的幕後人物。文章摘編如下:
是誰在“幕後操縱”埃及政壇?
“神秘部長”(美帝附傭傀儡)奧馬爾•蘇萊曼留給埃及軍政府的影響非常重要。20年從事“情報”工作的經歷使他已經不能被那些把(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趕下臺的人忽視。
當美國「中情局」來到中東簡陋的環境中需要和以色列聯繫的時候,需要和摩薩德打交道的時候,他就是美國「中情局」的“萬能先生”。
蘇萊曼由於(扮演美帝忠實走狗)曾對加沙地區(Gaza)實施封鎖而在阿伯拉世界“聲名狼藉”,當時他說,“要讓巴勒斯坦人為支持哈馬斯而受到‘餓著但不餓死’的懲罰”。
在加沙地區,40%的兒童都因為饑餓而營養不良,並致殘。
(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是埃及人的教父,但他如同阿拉伯世界其他國家的領導人一樣缺乏魅力並堅持用強權治理國家。蘇萊曼是他的參謀和決策執行人,(如今)也正是他把(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推上了審判台。
當穆巴拉克和兒子們的生活極盡招搖之時,蘇萊曼卻一直保持低調。直到穆巴拉克政權最終倒下、蘇萊曼接任埃及副總統一職之後他的生活才漸漸走到幕前。正是他向世界宣佈“(美帝暗地佈署扶持)軍事政變”已經完成,穆巴拉克正式“退休”了。
當然,每一個推翻(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後來成為軍政府成員的人都“經由蘇萊曼批准”。也許有人憎恨這位“神秘部長”,但每個政府官員都明白自己不想在結束政治生涯的時候落得個在籠裏受審的下場。
蘇萊曼讓政府成員各安其位,還有誰能更好地讓政府遠離瓦解?還有誰能更好地讓這些人隨時知悉「中情局」的消息?
如今,蘇萊曼的行蹤仍然是個謎。最後一次聽說他的消息是他給埃及《金字塔報》寫過一封信,在信裏他稱無意競選埃及總統,他所想做的就是“和家人一起平靜生活”。
軍事法庭審判、酷刑和失蹤——這一切都給蘇萊曼貼上了神秘的標籤,也警告著今天的埃及和那些在街頭集會推翻穆巴拉克的人:(美帝附傭傀儡)蘇萊曼善於在“幕後操縱”,而那些為(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的垮臺而高興的人正忽略他對埃及政壇的持續性影響。
讚讚
顛覆推翻利比亞格達費政權之後 美中情局及英國情報局正將其轄下恐怖組織雇傭兵代理人轉戰滲透打擊伊朗、敘利亞政權
《China Joins Russia, Orders Military To Prepare For World War- III》
A grim Ministry of Defense bulletin issued to Prime Minister Putin and President Medvedev today states that President Hu has “agreed in principal” that the only way to stop the West’s aggression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is through “direct and immediate military action” and that the Chinese leader has ordered his Naval Forces to “prepare for warfare.”
Hu’s call for war joins Chinese Rear Admiral and prominent military commentator Zhang Zhao-zhong(張兆忠少將) who, likewise, warned this past week that “China will not hesitate to protect Iran even with a Third World War,” and Russian General Nikolai Makarov who grimly stated last week, “I do not rule out local and regional armed conflicts developing into a large-scale war, including using nuclear weapons.”
The raising of global tensions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was exploded this past fortnight when Russian Ambassador Vladimir Titorenko and two of his aides retuning from Syria were brutally assaulted and put in hospital(http://en.ria.ru/russia/20111205/169361690.html) by Qatar security forces aided by CIA and British MI6 agents(美帝CIA中情局及英國M16情報局特工背後予協助的卡達爾國安部隊) attempting to gain access to diplomatic pouches containing information from Syrian intelligenc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as flooding Syria and Iran with the same US-backed al Qaida mercenaries(由美帝所背後支持、成功顛覆推翻了利比亞格達費政府的蓋達“基地恐怖組織”雇傭兵已開始轉戰湧入敘利亞及伊朗境內 http://www.2ndrevolt.com/articles/view/456) who toppled the Libyan government.
Further evidence in these diplomatic pouches, this bulletin says, reveal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preparing an “ultimate solution” to the Middle East Crisis should nuclear war break out by attacking Syria and Iran with lethal biological agents intended to kill tens of millions of innocent civilians(在對敘利亞及伊朗進行攻擊時,意圖致千萬無辜平民於死的生物基因媒介致命武器).
The discovery of the biological agent to be used by the West was revealed a fortnight ago by Dutch virologist Ron Fouchier of the Erasmus Medical Centre in the Netherlands who lead a team of scientists that discovered that a mere five mutations to the avian flu virus was sufficient to make it spread far more easily and would make it the most lethal killer of mankind ever invented.
Should the US begin an attack utilizing this deadly virus(致命病毒), this bulletin continues, its most likely method of delivery would be via its RQ-170 Sentinel Drone(最可能的方式是透過隱形遙控無人飛機來輸送傳佈) which is operated by the CIA (http://english.iribnews.ir/newsbody.aspx?ID=16489).
These frightening assessments of future US actions against its enemies were revealed in this bulletin based upon Russian intelligence analysts examination of the RQ-170 Sentinel Drone brought down over Iranian territory last week by the Russian made Avtobaza ground-based electronic intelligence and jamming system used against this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with little damage and that showed it be equipped with a sophisticated aerosol delivery system.
Important to note is that the Western powers first use of a deadly flu virus to destroy their enemies and overthrow the established global order was first used less than a century ago in 1918 when the Spanish Flu variant(http://en.wikipedia.org/wiki/1918_flu_pandemic) was unleashed at the ending of World War I and killed an estimated 500 million people which represented fully 3% of the world’s entire population.
Archived KGB files on the Spanish Flu pandemic have always stated that this deadly virus was “bio-engineered” by US military scientists who used as their “guinea pigs” American Soldiers who were the first recorded victims (http://en.wikipedia.org/wiki/1918_flu_pandemic)and were stationed at Fort Riley, Kansas.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underlying reasons behi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Western allies push for Total Global War was recently detailed by the top American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Greg Hunter(http://www.coasttocoastam.com/guest/hunter-greg/43361) whose shocking in depth report titled “Is the World Spinning Out of Control?” (http://usawatchdog.com/europe-bailout-news/)revealed that the entire edifice of the Western economic systems is crumbling under the weight of over $100 Trillion(http://www.telegraph.co.uk/finance/financetopics/davos/8267768/World-needs-100-trillion-more-credit-says-World-Economic-Forum.html) in debt no one is able to pay and wherein he warned: “Never in history has the world been this close to total financial chaos and nuclear war at the same time.” (http://usawatchdog.com/europe-bailout-news/)
Sadly, but as always,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not being allowed to know the horrific future their elite leaders are planning for them, a situation made even worse this past week when the US Senate passed a new law by a 93-7 vote(http://gawker.com/5865089/20-things-you-should-know-about-americas-most-horrifying-new-law) that is warned will destroy America for all time by giving total control of this once free nation over to its military forces and destroy their Constitution.
As we noted in our previous report, it is worth mentioning again the words of the American Founding Father, Thomas Jefferson, who warned his fellow citizens over 200 years ago about what is happening today by saying:
“I believe that banking institutions are more dangerous to our liberties than standing armies. If the American people ever allow private banks to control the issue of their currency, first by inflation, then by deflation, the banks and corporations that will grow up around will deprive the people of all property until their children wake-up homeless on the continent their fathers conquered.”
By: Sorcha Faal
2011-12-7
Note:
Western governments and their intelligence services actively campaign against the information found in these reports so as not to alarm their citizens about the many catastrophic Earth changes and events to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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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曝美國利用恐怖組織(代理人)打擊伊朗》
2011年11月15日 新華網
一篇報導12日披露,美國「中情局」正“利用”包括“人民聖戰者組織”在內的恐怖分子“代理人”在伊朗實施爆炸襲擊。
“監獄星球”網站12日刊登的一篇文章援引若干可靠人士——包括美國情報機構線民和前軍事人員——的話聲稱,美國正在伊朗境內實施秘密軍事行動,利用游擊隊組織對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發動襲擊。
文章說:“德黑蘭認為美國正在伊朗境內發動恐怖襲擊,進而破壞內賈德政權的穩定,以便為(美國-以色列)軍事打擊”做準備“。這一論點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官方媒體的忽視,但「中情局」利用恐怖分子代理人恰恰就在這麼做,這是確定無疑的事實。”
這一報導進一步證實了伊朗國家最高安全委員會秘書賽義德•賈利利的說法。
賈利利說,伊朗有無可辯駁的證據表明,美國政府正式參與了反對伊朗的陰謀,派出特工在伊朗和該地區其他國家實施破壞和恐怖行動。
此外,美國正在訓練恐怖組織並向其提供經費,通過暴力和其他顛覆行動破壞伊朗的穩定。
正如許多美、英主流媒體在2007年所報導的那樣,美國還在“利用”隸屬“基地”組織的遜尼派恐怖組織“真主旅”在伊朗實施自殺式爆炸和其他旨在“破壞穩定”的襲擊。這一“政策”是由小布希(布希二世)政府“制訂”的,並被奧巴馬政府“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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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Takes Down Top Bio-Terror Official, Then Alleges Iran Plot》
《US Takes Down Top Bio-Terror Official, Then Alleges Iran Plot》
By: Sorcha Faal
2011-10-12
A frightening Main Intelligence Directorate (GRU) report circulating in the Kremlin today warns that the Obama regime may be about to launch an Operation Northwoods type “false flag” bio-terror attack as a pretext for bombing and then invading Iran.
According to this GRU report, US authorities took down one of their top bio-terror officials yesterday named Dr. Kimberly Lindsey [photo 2nd left] who is th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and one of the world’s most highly regarded scientists in the field of weaponized anthrax after charging her and her and her live-in boyfriend with “child molestation and bestiality.”
Important to note is that the US always charges their “enemies of the state” with lurid sex crimes such as when they targeted former US Marine intelligence analyst and UN weapons inspector Scott Ritter with “criminal solicitation of a minor” after he accused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of deliberately lying about Iraq’s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in order to launch an invasion against them.
The cause for Dr. Lindsey being put on the Obama regimes “enemy of the state” list, this GRU report says, was her assisting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in their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atastrophic 9/11 anthrax attack upo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disputes the findings of th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 used to close this case.
Dr. Lindsey’s expertise on weaponized anthrax proved invaluable to WHO scientists whose findings were reported this week, and as we can, in part, read as reported by the InfoWars.Com news service in their report titled World Authority On Anthrax Disputes Government Explanation Of 2001 Attack and which says:
“Three leading scientists, one a world authority on the composition of Anthrax, have produced a paper that presents evidence that directly calls into question the FBI’s version of events surrounding the 2001 anthrax mail attacks.
The paper by Coordinator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Working Group on Anthrax Research and Control, Martin E. Hugh-Jones, biologist Barbara Hatch Rosenberg, and chemist Stuart Jacobsen is to be published in the peer reviewed Journal of Bioterrorism & Biodefense.
“three scientists argue that distinctive chemicals found in the dried anthrax spores — including the unexpected presence of tin — point to a high degree of manufacturing skill, contrary to federal reassurances that the attack germs were unsophisticated.” reports the New York Times.
“…bureau scientists focused on tin early in their eight-year investigation, calling it an “element of interest” and a potentially critical clue to the criminal case. They later dropped their lengthy inquiry, never mentioned tin publicly and never offered any detailed account of how they thought the powder had been made.” The report continues.
Dr. Hugh-Jones said that the presence of tine “indicates a very special processing, and expertise,” directly contradicting the FBI’s assertion that microbiologist Bruce Ivins acted as the lone perpetrator of the attacks that killed five people and infected 17 others in the weeks immediately following 9/11.”
Within hours after Dr. Lindsey’s arrest, this GRU report continues, the US issued a “global alert” for American citizens after they accused Iran of backing a plot to kill Saudi Arabia’s ambassador to Washington that Obama called “a flagrant violation of U.S. and international law” and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Clinton vows action over.
According to the Obama regime the head of this alleged Iranian plot was former Texas used-car dealer named Manssor Arbabsiar [photo 3rd left] who is a naturalized US citizen, holds an Iranian passport and whose close friends say is an “unlikely secret agent,” was “no mastermind” and was “kind of a hustler.”
FBI Director Robert Mueller said the convoluted plot could have been straight from a film and, “Though it reads like the pages of a Hollywood script, the impact would have been very real and many lives would have been lost.”
Iranian parliament speaker Ali Larijani called the US allegations a “mischievous, foolish” attempt to fuel tension between Iran and Saudi Arabia saying that “These claims are vulgar … It is a childish and amateur game … We believe that our neighbors in the region are very well aware that America is using this story to ruin our relationship with Saudi Arabia.”
Iran’s claim that the Obama regimes charges against them were lies was immediately backed up by one of the CIA’s most honored former analysts Robert Baer who is TIME.Com’s current intelligence columnist and has contributed articles to Vanity Fai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nd The Washington Post.
Baer, who was interviewed just a few hours ago by Australia’s The World Today news programme warned that the Obama regimes charges against Iran were “made up propaganda” and warns the US must open immediately a direct diplomatic channel with the Iranian regime…or risk igniting “an uncontrollable war.”
This GRU report gravely notes that an “uncontrollable” war may be exactly what the Obama regime wants as its economy lurches ever closer to the abyss and inevitable chaos will soon be the “new normal” in America.
The GRU further warns in their report that with the US signing a $1.25 billion contract last Monday with Emergent BioSolutions for 44.75 million doses of the only proven vaccine to protect against a weaponized anthrax attack [what happens to the other 260 million Americans we don’t know], and one of America’s most honorable Congressman, Ron Paul, now warning that the Obama regime has given itself a “license to kill” any citizen it wants to without evidence or trial, the United States, indeed, may about to do the unthinkable.
讚讚
解構多民族國家。解構中東。解構多元文化。製造文明衝突=>為美以基督教霸權干涉、經濟文化殖民它主權國家創造合理性/合法性--警惕美以歐基督教霸權的Yinon Plan
《為“文明的衝突”佈一大盤棋:分裂、征服與統治“新中東” 》
《為“文明的衝突”佈一大盤棋:分裂、征服與統治“新中東” 》
《為“文明的衝突”佈一大盤棋:分裂、征服與統治“新中東” 》
“阿拉伯之春”這一熱門辭彙其實是由一群遠在的華盛頓、倫敦、巴黎和布魯塞爾辦公室的個人和團體所“炮製”的。這群人除了對這一地區有膚淺的認識外,對阿拉伯國家幾乎一無所知。
阿拉伯民族間正打開的自然是一個混合包裹,而叛亂與機會主義一樣都是這個包裹裏的一部分。
哪里有革命,哪里就有反革命。
阿拉伯世界的“動亂”也並不是所謂的阿拉伯的“覺醒”;這一辭彙顧名思義便是阿拉伯人總是處於昏睡之中,儘管他們一直被獨裁和不公所包圍。
現實的阿拉伯世界,作為更廣闊的土耳其-阿拉伯-伊朗世界的一部分已經被頻繁的起義所填充。儘管這些叛亂已被阿拉伯的獨裁者以及美國、英國和法國等(老殖民帝國)國家協力平息。而這些(老殖民帝國)大國的“干涉”一直是民主的(反動)制衡力量,且將繼續發揮作用。
【分而治之(支解分裂依附策略)】:首次“阿拉伯之春”如何“被操縱”
重整中東的計畫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幾年。而正是在一戰期間,這些帶有“殖民”傾向的“設計”才隨著反對奧斯曼帝國的“阿拉伯大起義”清晰地表現出來。
儘管英國、法國和義大利都曾是殖民國家,迫使阿拉伯人民在諸如阿爾及利亞、利比亞、埃及和蘇丹等國家“享受不到”任何自由,但是這些殖民國家仍成功地將自己“塑造成”阿拉伯解放運動的朋友和盟友。
“阿拉伯大起義”期間,英國和法國(老殖民帝國)事實上使阿拉伯人充當它們的步兵(走卒)反抗奧斯曼帝國,以“進一步實施”其地緣政治的圖謀。倫敦和巴黎之間簽訂的秘密協定——“賽克斯-皮科協定”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英國與法國所作的僅僅是通過向阿拉伯人販賣它們有關阿拉伯從所謂的奧斯曼帝國的“鎮壓”中解放的思想,而取得對阿拉伯人的使用和“操控”。
事實上,奧斯曼帝國是一個多民族帝國。它給了所有民族當地和文化自治權,但最終被操縱成為了一個土耳其實體。甚至是隨後的在奧斯曼安納托利亞的亞美尼亞種族的滅絕,也不得不與當代在伊拉克的基督徒的目標一樣,被視為外部行為體為“分裂”奧斯曼帝國、安納托利亞以及奧斯曼帝國公民的一個“秘密計畫”的一部分。
奧斯曼帝國解體後,正是倫敦和巴黎“拒絕承認”阿拉伯人的自由,儘管也是它們在阿拉伯民族間的“播下”了“不和”種子。當地“腐敗”的阿拉伯領導人也曾是“該計畫”的合作夥伴,他們中很多人(帶路黨)對能成為英國和法國的(買辦)客戶而“欣喜若狂”。同樣,今天的“阿拉伯之春”也正在“被操縱”。美國、英國、法國以及其他國家正在“腐敗”的阿拉伯領袖與重要人物(傀儡買辦帶路黨)的“幫助”下“重組”阿拉伯世界和非洲。
Yinon計畫:混亂中的秩序
Yinon計畫,作為英國在中東戰略的“延續”,是以色列為確保其地區優勢的一項戰略計畫。它堅持並規定,以色列必須通過將周圍阿拉伯國家“巴爾幹化”為弱小國家,以“重組”其地緣政治環境。
以色列戰略家將伊拉克視為對以色列構成最大戰略挑戰的阿拉巴國家。這就是為什麼伊拉克被刻畫為中東和阿拉伯世界“巴爾幹化”的核心(注:美帝入侵佔領伊拉克其主要戰略目的並非一般淺薄的戰略家所謂的僅只是覬覦石油,而是基於一長遠計劃、更深層次的對於中東人口、文化進行重組改造──美帝入侵佔領伊拉克後主要的遺產就是已大致上將伊拉克分割為三個自治區)。在伊拉克,以色列戰略家根據『Yinon計畫』的概念宣導將伊拉克“劃分(切割)”為一個庫爾德“國家”和兩個阿拉伯“國家”,這兩個阿拉伯“國家”分別由什葉派穆斯林人和遜尼派穆斯林人接管。
而達成這一“目的”的第一步就是一場伊拉克與伊朗之間的戰爭(兩伊戰爭),這也在『Yinon計畫』的範疇之中。 2008年的《大西洋》期刊和2006《美國軍方武裝部隊》雜誌分別刊登了緊隨『Yinon計畫』大綱後被大量發行的地圖。
除了“分裂”伊拉克(這也是拜登計畫所宣導的),“分裂”黎巴嫩、埃及和敘利亞也在『Yinon計畫』之中。
同樣在計畫中的還有“分裂”伊朗、土耳其、索馬里和巴基斯坦。
『Yinon計畫』也將“分裂”北非納入其中,被預測將從“分裂”埃及開始,蔓延至蘇丹、利比亞以及其他地區。
確保統治區安全:“重新定義”阿拉伯世界……
儘管已有所調整,『Yinon計畫』正在實行中,並將在“徹底分裂”的目標下逐漸發揮作用。該“計畫”源於理查•珀爾和研究組於1996年為時任以色列總理的本傑明•內塔尼亞胡所撰寫的一份政策性檔。珀爾曾擔任雷根總統時期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的副秘書長,後成為小布希和白宮的軍事顧問。
除了珀爾以外,“邁向2000新以色列戰略”研究組的其他成員還包括詹姆斯•科爾伯特(猶太國家安全事務研究所)、
小查理斯•費爾班克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道格拉斯•費斯(費斯和澤爾事務所)、
羅伯特•魯文貝格(先進戰略與政治研究所)、
喬納森•陶羅普(華盛頓近東政策研究所)、
大衛•烏姆瑟爾(先進戰略與政治研究所)
以及梅拉夫•烏姆瑟爾(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徹底分裂:確保統治區安全”是1996年這份以色列政策檔的全名。
在很多方面看,美國正在執行1996年特拉維夫政策檔確保“統治區”(realm)安全的目標。
此外,“realm”一詞反映了檔作者的戰略心理。Realm通常指君主管轄的領土或是屬於君主統治、但並不屬於君主的直接管轄範圍,而由王侯進行管轄的領土。
而在這裏,“realm”一詞正暗指中東屬於特拉維夫的王國。珀爾身為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官員卻參與以色列檔的撰寫這一事實也使人不禁要問:該統治區的概念上的主權是屬於以色列,還是美國,抑或兩者兼而有之?
確保統治區安全:“破壞”大馬士革穩定的“以色列藍圖”
1996年以色列檔要求在2000年或以後“驅退敘利亞“(rolling back Syria),通過將敘利亞人驅逐出黎巴嫩、並在約旦和土耳其幫助下對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造成動亂“等方式。而這兩起事件已分別於2005年和2011年”相繼發生“。
1996年檔指出:“以色列可以與土耳其和約旦合作,通過削弱、遏制甚至驅退敘利亞以塑造以色列戰略環境。這一努力可以集中力量將薩達姆•侯賽因的勢力驅逐出伊拉克——以色列本身重要的戰略目標——作為挫敗敘利亞地區野心的一種手段。”[1]
作為“建立”以色列主導的“新中東”並“包圍”利比亞的第一步,1996年檔要求“去除(消滅)”薩達姆•侯賽因在巴格達的權力,甚至暗示將伊拉克“巴爾幹化”並建立一個包括遜尼派穆斯林的“伊拉克中部”在內的反大馬士革戰略地區聯盟。檔作者寫道:“但敘利亞在這場衝突中有潛在的弱點:大馬士革太過忙於處理受威脅的新地區方程以致無暇顧及黎巴嫩;而且大馬士革還懼怕由以色列和伊拉克中部、土耳其組成的‘自然軸’以及位於中部的約旦會聯合擠壓敘利亞,並將其從阿拉伯半島分離出去。對於敘利亞而言,這拉開意味著重新繪製中東地圖的序幕,而這也將威脅到敘利亞的領土完整。”[2]
珀爾與研究組關於“邁向2000新以色列戰略”還提出將敘利亞人趕出黎巴嫩,並通過黎巴嫩反對派破壞敘利亞的穩定:“(以色列必須轉移)敘利亞的注意力,通過黎巴嫩反對派分子破壞敘利亞對黎巴嫩對控制。”[3]這就是2005年繼哈哈裏遭暗殺後將發生的,哈裏裏事件也觸發了所謂的“雪松革命”以及推動形成了由腐敗的賽德•哈裏裏控制的反敘利亞3•14聯盟。
檔還要求特拉維夫“把握時機,提醒世界敘利亞政權的性質”。[4] 這顯然是以色列通過搞公共關係(PR)來“妖魔化”其對手的戰略。
2009年,以色列新聞媒體公開承認,特拉維夫通過其大使館和外交使團發動了一場“全球性的運動”,包括“媒體宣傳”和在伊朗使館前組織抗議等來“詆毀”伊朗總統競選,這一運動甚至在競選還沒開始前就已被掀起。[5]
該檔還提到一些類似於目前敘利亞正在發生的事。檔指出:“最重要的是,以色列在為土耳其和約旦反利比亞行動給予外交、軍事和行動上的支持、尤其利益所在這一點是可以理解的,包括以色列支持土耳其和約旦與敘利亞領土內的一些阿拉伯部落組成部落聯盟,並對敘利亞統治精英充滿敵意等。”[6]
隨著2011年敘利亞的動盪,叛亂分子的運動和約旦土耳其邊界的“軍火走私(以扶持支持軍事武裝叛變)”已成大馬士革的一個重大問題。
在此背景下,阿裏埃勒•沙龍和以色列在英、美“入侵”伊拉克後請求華盛頓襲擊敘利亞、利比亞和伊朗也就毫不奇怪了。[7]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檔還主張通過先發制人的戰爭來“塑造”以色列的地緣戰略環境並開創“新中東”。[8] 這也是美國在2001年時會採取的一項政策。
剷除中東的基督教團體
利比亞危機之前,埃及基督徒被襲擊與蘇丹南部的公投“同時發生”絕非巧合。
同樣,伊拉克的基督徒,這一世界上最古老的基督教團體之一“被驅逐”出他們在伊拉克的故土也“並非偶然”。
與伊拉克基督徒被驅逐“同時發生”的還有在美國和英國軍隊“警覺地注視”下,由於什葉派穆斯林與遜尼派穆斯林的暴力和敢死隊而“被迫形成”不同宗教的分區,巴格達的市鎮成為一片宗教飛地。這都與『Yinon計畫』密不可分,而該地區的“重組”是一個更為遠大的目標的一部分。
在伊朗,以色列人一直試圖將以色列猶太團體驅逐,卻總是徒勞無功。伊朗實際擁有著中東第二大的猶太人口,可以說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維持原樣的猶太群體。伊朗猶太人將自己視為被與祖國伊朗密不可分的伊朗人,他們和穆斯林人和基督教伊朗人是完全一樣的。對於他們來說,因為他們是猶太人所以需要調遷到以色列的想法簡直是荒謬的。
在黎巴嫩,以色列“一直致力”於“加劇”各種基督教、穆斯林以及德魯茲教派間的“緊張”局勢。黎巴嫩是進入敘利亞的一個跳板,黎巴嫩“被分裂”為數個國家也被視為將敘利亞“巴爾幹化”為數個阿拉伯宗派小國的途徑。Yinon計畫的目標就是在遜尼派穆斯林、什葉派穆斯林、基督教和德魯茲的宗教和宗派身份基礎上,將黎巴嫩和敘利亞“分為”數個國家。敘利亞基督教的遷離也可能是目標之一。
馬龍派天主教敘利亞安提阿教會,也即最大的自治東方禮教會的新主教表達了他對於在地中海東部和中東地區阿拉伯基督徒清洗運動的憂慮。Mar Beshara Boutros Al-Rahi大主教和黎巴嫩、敘利亞許多其他的基督教領袖都擔心穆斯林兄弟會接管整個敘利亞。像伊拉克一樣,神秘組織正在襲擊敘利亞的基督團體。基督教東正教的領袖,包括耶路撒冷東正教的大主教都公開表示了他們的嚴重關切。除了基督教的阿拉伯人,亞述和亞美尼亞這一多數為基督教徒的群體也表示了他們的恐懼。
Sheikh Al-Rahi近期在巴黎會見了總統尼古拉斯•薩科齊。據悉,這位馬龍派大主教與薩科齊在敘利亞問題上出現分歧,這促使薩科齊說敘利亞政權即將覆滅。
主教Al-Rahi的立場是敘利亞必須被留下、並允許其進行改革。
這位馬龍派主教還告訴薩科齊說如果法國希望合法地使真主黨解除武裝,那麼以色列需要被作為一個“威脅”來對待和處理。
由於Al-Rahi在法國的立場,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的基督教和穆斯林宗教領袖立即到黎巴嫩對他進行了探訪並表達了感謝。
黎巴嫩的真主黨及其政治聯盟,其中多數為黎巴嫩議會的議員,均高度讚揚了後訪問了黎巴嫩南部的馬龍派主教。
Sheikh Al-Rahi以為他對於真主黨的立場和他拒絕為推翻敘利亞政權提供支持,現在正遭到以哈裏裏為首的“3•14聯盟”的政治攻擊。一場基督教會議正在經哈哈裏籌畫中,以反對Al-Rahi主教和馬龍派教會的立場。
自Al-Rahi表明自身的立場後,塔利爾黨,這一活躍在黎巴嫩和敘利亞的黨派,也開始對其進行批評。有報導稱,美國高級官員也取消了他們和馬龍派主教的會見,這也是他們對於Al-Rahi關於真主黨和敘利亞立場表示不滿的信號。
在黎巴嫩,哈裏裏為首的“3•14聯盟”一直都是一個受歡迎的少數群體(甚至當該聯盟成為議會中的多數時),該聯盟一直與美國、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以及敘利亞的暴力和恐怖組織密切合作。穆斯林兄弟會和其他敘利亞所謂的薩拉菲斯特組織也一直與哈裏裏以及“3•14聯盟”中的基督教政黨相互協調,並舉行秘密會談。這也是為什麼哈裏裏與他的同盟一直反對大主教Al-Rahi。也正是哈裏裏和“3•14聯盟”將伊斯蘭法塔赫帶入黎巴嫩,並幫助其中的一些成員逃往敘利亞作戰。
有一些不知名的狙擊手正在瞄準敘利亞平民和敘利亞的軍隊射擊,“(藉)以造成”混亂和內鬥。敘利亞的基督團體也成為這些狙擊手的對象。很可能這些攻擊者是來自美國、法國、約旦、以色列、土耳其、沙烏地阿拉伯和阿拉伯灣的武裝力量與一部分敘利亞人組成的聯盟。
華盛頓、特拉維夫以及布魯塞爾正籌畫著將基督教從中東遷離。據悉,Sheikh Al-Rahi在巴黎被總統薩科齊告知,地中海東部和中東的基督教團體可以重新被納入歐盟。這並不是什麼慷慨的提議,而是被有意將中東古老的基督教團體根除的國家扇了一記耳光。其目的或是將基督教團體重置於該地區之外,抑或將這些團體劃分為眾多分區。兩種都可能成為目標。
這一計畫旨在將阿拉伯國家劃定為專門的穆斯林國家,這與「Yinon計畫」和美國“控制”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目標是相一致的。其“結果”很可能是一場大國戰爭。
阿拉伯基督徒如今與阿拉伯黑人處境非常類似。
重新劃分非洲:Yinon計畫正在發揮作用……
關於非洲,特拉維夫將保障非洲的安全視為其廣泛週邊的一部分。這一更為廣泛的或所謂的“新週邊”已成為1979年抵抗包括伊朗(巴列維時期以色列最親密的盟友之一)在內的阿拉伯“舊週邊”隨著伊朗革命的瓦解後,特拉維夫地緣戰略的基礎。在這一情況下,以色列的“新週邊”隨著埃塞俄比亞、烏干達和肯雅等反阿拉伯和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等國家的“納入”而被概念化。這也是為什麼以色列要如此深入地參與蘇丹的“巴爾幹化”(注:原有蘇丹目前已被操縱分割為二,以基督徒組成為主的南蘇丹已於2011年獨立)。
在中東教派分裂的背景下,以色列已列出了重組非洲的計畫。『Yinon計畫』試圖從三個方面的基礎上劃定非洲:(1)民族語言;(2)膚色;(3)宗教。為確保統治,先進戰略與政治研究所這一以色列智囊團(包括珀爾在內)也推動創建了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的美國『非洲司令部(AFRICOM)』。
試圖“分裂”阿拉伯和非洲身份的行動正在“進行中”。它只在將所謂的“黑非洲”與所謂“非黑”的北非劃分開來。這是分裂非洲大陸上所謂的“阿拉伯人”與“黑人”計畫的一部分。
正是這一目標“造成”並推廣了“非洲南蘇丹”與“阿拉伯北蘇丹”這兩種荒謬的身份。這也是為什麼黑膚色的利比亞人被視為利比亞“清洗膚色”運動中的對象。阿拉伯身份在北非正與非洲身份“相脫離”。同時還存在“剷除”大量的“黑膚色阿拉伯人”的計畫,以明確劃分“非洲黑人”與新的北非“非黑人“的界限。這也將”導致“剩餘的柏柏爾“非黑人”與阿拉伯人間的戰爭。
同樣情況下,在非洲蘇丹、尼日利亞等地,緊張情緒也在為進一步劃分界限的穆斯林與基督徒間醞釀著。而造成這種分裂的基礎,包括膚色、宗教、種族和語言等,都“助長”著非洲的“瓦解”與不和。這都是一個將北非與剩餘非洲大陸劃分的更遠大非洲戰略的一部分。
為“文明的衝突”布棋
正是在這一點上,所有這些“看似”一盤散沙的事件都被“聯繫”在了一起。
整個棋盤正在上演“文明的衝突”,而所有的棋子也各就各位。阿拉伯世界正“被隔離開”來,並被清晰的界線所劃分。這些界線“阻止”不同民族語言、膚色和宗教團體間相互的過渡與融合。
在這項“計畫”中,將不再有社會與國家的過渡與融合。這就是為什麼中東和北非的基督徒,如科普特人,正成為“被攻擊”的對象。這也是為什麼黑膚色的阿拉伯人和柏柏爾人以及北非的黑人在北非正面臨著“種族滅絕”的威脅。
繼伊拉克、埃及之後,阿拉伯利比亞民眾國和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對『Yinon計畫』而言)都是 “破壞”北非和東南亞地區穩定的核心。
利比亞發生的一切(美歐顛覆推翻利比亞政權的『顛覆模式』)對非洲有著巨大的影響,而敘利亞的狀況也深刻地影響了東南亞及更遠的地區。按照『Yinon計畫』所指出的,伊拉克和埃及是造成阿拉伯國家不穩定的切入點。
如今正在“上演”的是建立一個專門的“穆斯林中東”地區(以色列除外),而這也將“造成”什葉派與遜尼派間的鬥爭。類似的場景也正在“北非非黑人”區上演,表現為阿拉伯人與柏柏爾人的衝突。
同時,在“文明的衝突(劇本)模式“下,中東與北非也”被認為“是所謂的“西方”與“非洲黑人”間的衝突。
這就是“為什麼”法國的薩科齊和英國的卡梅倫在利比亞衝突初期相繼發表聲明,指出多元文化主義在各自的西歐社會中已經“不復存在”。[9]
真正的多元文化主義正威脅著“北約戰爭議程”的合法性,也為作為美國對外政策基石的“文明的衝突”的實施造成了障礙。
在這一點上,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解釋了為什麼多元文化主義會成為華盛頓及其盟友的威脅:
“隨著美國成為文化日益多元的社會,它可能會發現在對外政策問題上要想達到一致性就愈加困難(如與阿拉伯世界、中國、伊朗、俄羅斯或者是前蘇聯等地戰爭),除非存在真正被能被廣泛覺察到的大規模的直接外部威脅。這樣的共識普遍存在于二戰甚至冷戰期間(如今也存在著,因為“全球反恐戰爭”)。[10]
布熱津斯基的下一句則指明了為什麼人們會反對或支持戰爭:
“然而(共識)不僅僅深深地紮根於共用的民主觀中且人們意識到這些民主觀正在受到威脅,而且也根植于對歐洲集權主義下的受害者們在[11]文化上和種族上的親近。”
雖有冗餘之嫌,我仍然要一再提出正是因為這種要“打破”中東-北非(MENA)地區、所謂的“西方世界”與撒哈拉以南非洲間“文化融合”的企圖,所以基督徒和黑人正在(被安排)遭到攻擊。
“種族中心主義”與意識形態:將今日的“正義戰爭”正當化
在過去,西歐的殖民國家會對他們的人民進行洗腦。他們的目標就是獲得推行殖民的支持。而其形式就是在武裝商人與殖民軍隊支持下轉播基督教(唯我獨尊)及其教義。
同時,種族意識形態也被提出。那些被殖民的人被刻畫成“下等人”、低等、沒有靈魂。
最終,承擔“開化”那些所謂的“世界未開化人民”的 “白人的責任”等語句開始被使用。這種具有凝聚力的思想框架被用於將殖民主義“塑造”為一項“正義事業”。而這也為征服和“開化”外國領土的“正義戰爭”提供了合法性。
如今,美國、英國、法國和德國的帝國主義計畫並“沒有改變”。改變的只是為發動“新的殖民主義戰爭”、進行征服的“藉口”與理由。
在殖民統治時期,發動戰爭的敍述(論述)與理由被包括英國和法國在內的殖民國家的公眾輿論所接受。
今天的“正義戰爭”和“正當理由”也在婦女權利、人權、人道主義和民主的“旗幟”下進行著。
文/Mahdi Darius Nazemroaya
(加拿大)Global Research 2011年11月26日
http://www.globalresearch.ca/index.php?context=va&aid=27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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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hdi Darius Nazemroaya是加拿大渥太華的一位獲獎作家。
他是蒙特利爾全球化研究中心(CRG)的一位社會學家和副研究員。他曾見證了北非“阿拉伯之春”的過程。在北約(2011年)轟炸利比亞期間,他正在利比亞擔任KPFA的聯合研究專案——Flashpoint專案的特派記者。
讚讚
美軍情特工設陷阱羅織泡製中國間諜案內幕實例
獨家: 《美設陷阱製造"中國間諜案"內幕》
記者 程剛
2008-10-27 《環球時報》
http://first.huanqiu.com/2008-10/263793.html
中國竊取美國軍用産品、中國間諜偷取美國敏感技術……諸如此類的案件報道,近些年來時常見諸美國的媒體。
“聳人聽聞”的“標題”看上去似乎都是言之鑿鑿、有根有據的“事實”,所謂的“中國間諜威脅”也因此“被炒作”得煞有介事。
然而,事實的“真相”究竟是怎樣的呢?
一對現居廣州的中國夫妻,幾年前曾在美國陷入一齣“莫須有”的“中國竊取美國軍事器材”的鬧劇中,他們思前想後,考慮再三,終于將自己那段不幸的遭遇向環球時報和盤托出。
而更特別的際遇是,這個事件中另一個關鍵人物也浮出水面,此人已被中國有關部門依法審查,並向記者講述了自己不堪回首、充滿悔恨和自責的特殊經歷。通過對兩方的采訪,彼此印證,一個所謂“中國竊取美國軍事器材案件”的炮製過程清晰地呈現出來。
特工盯上無辜華人
梁秀文坐在廣州白雲山一個小山頭上的茶室裏,家鄉溫暖濕潤的南風也吹不開兩年半的牢獄之苦凝結在她眼角的愁紋恨意。2007年7月,她在美國服完刑後被美方驅逐出境,回到廣州。丈夫莊競華因爲先判决、先入獄而比她早一年多回來。談起自己涉入的那起曾在美國媒體上鬧得沸沸揚揚的華人夫妻非法向中國出口戰鬥機和導彈零部件案,夫妻二人的憤懣和不平溢于言表,莊競華說:“我們不是沒有錯,那是個人做生意中的過失,但美國特工的做法却耍陰險和過分得多,完全就是不擇手段,我們必須把這一切告訴世人。”
上世紀90年代初,23歲的莊競華和梁秀文大學畢業後去了美國。兩人在南加州讀完MBA後,都在洛杉磯順利地找到了工作,他們覺得生活充滿了希望。
麻煩上身是從一份傳真開始的。1998年年中的一天,來自中國瀋陽一家貿易公司、署名“王軍”的詢價單傳真到梁秀文的公司。“是讓我們公司給某個C— 130飛機的零部件報價,當時公司正在著手開發中國市場,所以雖然這是一筆很小很普通的生意,公司也很高興”,梁秀文說,“這筆買賣剛做完,瀋陽這家公司的王軍又發來了第二份詢價單,我們還沒給回音就出差到了中國,乾脆順便去瀋陽考察了這家公司。”在瀋陽,梁秀文沒有找到“王軍”,而是第一次見到了公司董事長牛再勝。
梁秀文和莊競華事後知道他們已經陷入美國情報和特工部門設下的一個臥底圈套中,“王軍”只是虛構的訂貨人,扮演關鍵角色的臥底就是這個牛再勝。
牛再勝當時對梁秀文說,他在瀋陽的公司做的是軍品和軍需品出口生意,他的朋友“王軍”幫他聯繫在中東的買家。回到美國後,梁秀文的公司繼續爲第二單生意尋找供貨商。這單生意裏要的基本都是F—14軍機和一些導彈的零部件,在美國國內可以隨便交易,但其中有兩項商品,一種明確不許出口到中國,一種需要申請美國政府的出口許可證。
1999年2月3日,牛再勝突然造訪梁秀文所在公司,說爲方便開展業務,尋找美國供貨方,他準備在美國注册一家新公司。牛再勝反復强調自己不大瞭解美國軍品生意的情况,問了很多有關産品出口許可證的問題。
到6月,牛再勝又打來電話,說他已在美國注册“中美航空設備供應公司(SAAS)”,有事可以直接和他的朋友“田太太”聯繫,這單生意他很快可以下訂單,但對那些需要出口許可證的貨物他不願意提供最終買方的詳細信息。梁秀文所在的公司這時已經對牛感到不耐煩,决定不再和他做生意。但爲此事忙了很久的梁心有不甘,决定用未婚夫莊競華的公司和他繼續完成這筆貿易。
莊競華在讀MBA的時候注册了一個叫美通(Maytone)的公司。梁秀文把莊競華和美通公司介紹給牛再勝後,很快牛就同意和美通繼續做這筆生意,幷且答應那兩件不能出口到中國和需要辦出口許可證的東西先不買了。
1999年7月8日下午,牛再勝主動約莊競華談另一筆生意。莊競華說:“見面時我曾對牛建議,既然他在美國有公司,他要買的東西又很小,我可以直接把貨交給他。結果牛推托說他剛剛來美國,不知道具體怎麽辦運貨,還是請我幫他把貨直接發走,他來付運費。”莊競華說:“直到出事後我才弄明白,我向牛再勝提出把貨直接交給他在美國的公司,那就等于是在兩個美國公司之間進行合法的軍品交易,但身爲美國特工臥底的牛却拒絕了我這種合法的做法,這明擺著就是硬要把我往非法出口的陷阱裏帶。”
但當時莊競華幷不知道這些,更不知道牛的腰間還別著美國特工安裝的錄音設備,他只覺得牛的言語有些奇怪,三番五次地問“到底這次買的東西需不需要出口許可證”。很快,“田太太”寄來了填好瀋陽地址和運費支付賬號的聯邦快遞(UPS)運輸單,莊還自己跑了一趟UPS櫃檯,發出了貨。就這樣,從1999年 7月到10月,雙方一共做了3筆生意,共計5個零件,總售價約2.5萬美元。
千方百計引誘當事人犯罪
讓莊競華和梁秀文覺得蹊蹺的事情發生在這年秋天他們兩人先後回國之時。他們給牛再勝在瀋陽的公司打個電話,問問收到貨物的情况怎麽樣,沒想到接電話的人說公司根本就沒有做過任何進口業務,什麽也沒有收到過。
但莊先回到美國後,却收到“田太太”發來的傳真,確認第三批貨已經收到。沒過幾天,“田太太”又發來新的詢價單。這個單子可把莊競華嚇壞了:裏面包括戰斧及愛國者等導彈的探測器、導航儀、天綫、集成電路卡,一種先進中程空對空導彈的目標探測器,甚至還有標明了軍用化學物質的四氟化鈾……
莊競華隱約感覺到事情有些不大對頭,和梁秀文商量後,就給“田太太”回一份傳真,說他們不想做這方面的生意了。但不久還在廣州父母家中的梁秀文竟然接到一個電話,說他們寄到瀋陽的所有貨品都收到了,瀋陽的公司只是一個名義上的收貨公司,貨其實一進中國海關就會有人取走,打電話的人還讓她有疑問就直接打電話給牛。
莊競華撥通牛再勝的美國電話時,牛的語氣極爲生硬,但第二天却收到牛再勝手寫的一份態度完全不同的傳真:在細節上我們一直沒有向你解釋……我知道你很迷惑,我希望我們能繼續做生意……新興公司只是用來做進口記錄,郵包在中國由其他人直接從海關取走,再發給國外的客戶……我同外國買主的關係很好,對你找到和提供的每一個零件可以給你傭金和工資,每個月你可以掙幾千。這些客戶急要零件,幷付大價錢來買。這個生意是有風險的,你以前運的東西也是有風險的……
莊競華說:“解釋、欺騙、利誘、威脅,這個傳真裏全都有了,在我們已經拒絕再做軍品生意的時候還白紙黑字地這麽鼓動我們,可以看出,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把這個事件製造得越大越好。”
梁秀文、莊競華堅决地斷絕了和牛再勝、“田太太”的往來,從此不再接觸軍品交易。他們結了婚,搬了新家,還有了一個可愛的小女兒。
沒有想到在事過3年多之後,2003年的2月26日,這對夫妻分別在自己的公司裏被美方拘捕,事由正是他們以美通公司名義非法出口過軍用品。保釋庭拒絕他們保釋,而開始要他們堅决不認罪的律師不久也轉而勸他們庭外認罪。律師說,一旦開庭,陪審團閉著眼睛都會認可政府“臥底行動”的證據,嚴判莊、梁。那樣的話,他們將面臨個人最多40年的刑罰和最高400萬美元的罰款。律師還告訴他們,如果同意控方提議,達成控辯交易,不開庭就認罪,法庭可以分別判他們 30個月的刑期,罰款只是最輕的每人6000美元,同時批准梁秀文保釋,戴著電子跟踪器在家照顧3歲多的女兒。爲了無人照看的可憐女兒,莊、梁經過再三權衡,同意在《認罪協議書》上簽字,罪名是“企圖向中國出口國防部件罪”。
與此同時,美國媒體却盯上此案反復炒作。
“在美華人向中國出售戰機導彈零件被判刑”、
“加州女華人對華非法出口軍火被判兩年半”……
類似的標題從2003年一直到2005年都在美國的不少媒體上陸續出現過。
梁秀文說:“其實他們就是要”製造“一起華人向中國非法出口武器的案件好給人形成一種中國人偷美國國防技術的”印象“。美特工對我們調查得非常仔細,他們很清楚,除了被他們這個姓牛的臥底牽著做了那三筆軍品生意之外,之前之後我們都沒有碰過其他的軍品買賣。但美國檢察官及海關、國防部、FBI、移民局的特工……不停地來問我們同樣的問題:在我們出國前後、回國期間有沒有中國官方的人找過我們。有一次,一個FBI的特工專門從外地趕來向我瞭解情况,問我是怎樣和中國軍隊發展起業務的,我很奇怪,就反問他:
‘不是你們的人先來找我的嗎?’
他聽完連忙問身邊一位參與我案件的國防部特工:
‘她只賣過東西給我們的臥底嗎?’
見對方連連點頭,FBI的這個特工大失所望,就什麽也不問了。”
他是這樣被逼當臥底的
牛再勝是在美國一個健身俱樂部裏看到了莊、梁被捕的電視報道。在瀋陽的一個居民樓裏,54歲的牛再勝對記者說:“當時,我的心中確實有過一絲愧疚。” 牛再勝曾經在中國軍隊中服役十幾年。1989年轉業下海,很早就開始做軍品、軍需品出口生意,1993年他在瀋陽成立了自己的一個貿易公司。1994年,牛再勝在美國開設了分公司,幷在那裏定居。
牛再勝說,像他這樣經歷的在美華人,美國特工是不會輕易放過的。1996年5月,FBI和國防情報局(DIA)的特工來到牛再勝的公司,威脅牛把自己過去在中國軍隊服役的情况都告訴美國人。
不久,牛再勝先後有兩樁生意遭遇了麻煩,其中一起涉及敏感物資出口,結果,別人將美國海關人員Dollen Lee引薦給了牛。Lee兩度幫牛擺脫了生意困境,成爲了牛眼中的好友。事實上,Lee是一名美國海關特工,後來就是她一直在指揮牛再勝。
1996年11月,FBI和海關的特工又來到牛再勝的公司,說已經掌握牛的公司有違法經營活動,直截了當要求牛爲他們工作。特工們軟硬兼施。開始,牛說自己合法經營,拒絕合作,幷起身想走。FBI特工頓時一脚將牛絆倒,然後使勁把牛摁在座位上,幷甩出幾份材料,威脅說:“憑這個就可以關掉你的公司,法辦你,把你全家趕出美國。”海關特工則對牛“好言”相勸:“你和我們合作可以獲得豐厚的報酬,還能幫你全家辦綠卡,以後別的美國部門也不會再找你麻煩。” 這些話都擊中了牛再勝的軟肋,他答應了。很快,美國海關特工局就明確由Lee直接指揮牛再勝。
1998年3月,Lee給牛再勝布置了一個非常簡單的任務,然後給了他2000美元的報酬,誇他事情做得很老到,幷要他履行正式手續,做FBI和海關的“綫人”。牛再勝說:“我一想事情這麽簡單又有這麽好的報酬,就同意了。”“綫人”的任務是在美國幾個情報特工部門聯合實施的代號爲“暗夜之星 (Dark Star)”的聯邦臥底行動中充當臥底,每個月薪金有3000美元左右。
牛再勝說:“‘暗夜之星’其實就是讓我和我的公司作‘誘餌’,引誘那些被調查的公司上鈎。”
按照指令,牛再勝從瀋陽的公司向這些公司發出了海關擬好的詢價單。“王軍”是策劃出來的虛構訂貨人,最終用戶虛構在中東;在美國的聯繫電話是全部錄音的;田太太(Amy Tian)的傳真其實就在Lee的辦公室裏,回復的傳真都由這些海關特工來起草;爲了方便取證,所有的貨物都很小,交給聯邦快遞運輸,由海關特工局填好運輸單,運輸賬號是海關的,所有的貨根本就不會運出美國,都由海關截下作爲證據。聯邦調查局、海關特工局等負責設好局,牛再勝出面聯繫、解釋、周旋,把人帶進圈套。
在Lee的指揮下,牛以SAAS公司的名義與美通公司共完成3筆交易,交易金額逐步增大,其中含有“違禁”物品的品種、數量也逐步增加。牛再勝說,美國特工和他就是用這種方式,不斷引誘莊、梁在犯罪的陷阱中越陷越深。
美國特工還要牛再勝協助通過錄音錄像獲取莊、梁的所謂犯罪證據,要求牛再勝一定要與莊談這些軍用零件的出口許可證問題,最好得到“需要出口許可證,但是用UPS寄出去誰會知道”這樣的回答;再就是設法讓莊、梁說出這些東西大多是哪些國家所需要的,比如中東的伊朗之類。
臥底的懺悔
回到國內的牛再勝越來越感到悔恨、內疚和負罪。他告訴記者:
“美國特工開始跟我說,不要我做針對中國的事情,但後來我才知道根本就不是這樣。他們指示我以中國公司的名義來發訂貨單,就是要給中國栽贓。最終,我不僅幫著美國人陷害了自己的兩位同胞,更沒有想到事情鬧得這麽大,甚至損害了國家的利益和形象。”
一位專家對記者說,在美國,執法機構采用臥底行動這樣的警察圈套來打擊犯罪在一定條件下是合法的,但本身仍然存在很大爭議,原因在于這種方式有引誘、教唆犯罪之嫌。從這起案件看,美國執法與情報機關把臥底行動擴大到了其它國家,指使“綫人”牛再勝,一再欺騙、誘使本來遵紀守法、沒有犯罪前科和主觀故意的兩個中國公民落入非法出口武器的圈套,然後逮捕、起訴,人爲地製造犯罪。莊、梁一案中,美國特工使用的臥底是在美的中國公民,把中國公司、中國商人虛設爲買方,最終用戶在中東,交易後時隔3年才對莊、梁實施逮捕,不斷追問莊、梁是否與中國政府有關,案發後又再三炒作,這一系列設計和做法,其政治目的不言而喻。
莊競華說,他原先特別痛恨牛再勝,但後來知道牛也是被美國特工脅迫的。美國特工硬是逼迫中國人陷害中國人,明明一切都是美國特工設計的“圈套”,還拿來指責中國,“抹黑”中國。
莊競華說:
“我們想告訴在美國的中國人,千萬要小心,這樣的事情隨時都可能發生!”牛再勝也對記者說:“海關特工起初跟我說,這個行動屬于反走私的性質,沒想到後來竟然變成了中國竊取美國的軍事機密。”
牛再勝告訴記者,他回到國內以後,美國特工還不斷給他發了幾封郵件,說非常需要他儘快回美國“做生意”。美國特工還把準備在美國中文報紙上發布的廣告發給他,讓他提出修改的建議,廣告的內容是:中國技術貿易公司尋求航空工業供給商,提供航空零件以供海外用戶。
牛再勝說:“他們顯然還在用類似的辦法來設圈套,製造針對中國的案件,還想繼續利用像我一樣的人。我就是被他們千方百計抓住把柄拉下水的,希望海外的中國人引以爲戒,更不要重蹈我的覆轍,不要做出對不起中國人和國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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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悲的戰後「再殖民」文學論──陳芳明的台灣文學史觀再批判》
《可悲的戰後「再殖民」文學論──陳芳明的台灣文學史觀再批判》
有朋友問說:最近為什麼專搞歷史來了?不搞現在的問題,卻去搞過去的問題,不是太脫離現實了嗎?
我回答說:因為歷史問題經常也是現實問題;譬如:日本的靖國神社參拜問題或日本歷史教科書問題,雖然是過去的事,卻與日本的現實動向、與“日本右傾化”“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問題有很深的關係;李登輝當政時大力推行的便是「國中」教科書《認識台灣》——「歷史篇」,下台後“推動”的就是日本人小林善紀的《台灣論》,兩者都企圖“通過”台灣史觀“打造”今日台灣的「新國民意識」。
所有的統治者都深知掌握“歷史的詮釋權”與維持或“強化統治”有密切的關係,因此都“熱衷”於【湮滅歷史】或【虛構歷史】,使被統治者“不瞭解”歷史真實而“喪失”反抗的能力,作為“意識型態的歷史觀”的“統治”,其實就是現實統治的基礎,我們“怎麼可以”不重視歷史問題呢?
特別是,台灣的歷史問題“更是如此”。
百年來,台灣經歷了曲折複雜的歷史,歷史也數度被權力者所“扭曲”、【湮滅】;再加上台灣今日“過於早熟(雛妓式)”的後資本主義文化,個人已被“零碎化”、社會聯繫“斷裂”,“虛擬”的和形象的世界“取代”了真實的世界,誰在乎歷史?
因此,普遍存在著對歷史的“虛無感”。但是,“歷史問題”並不因此而消失,當年台灣的“(李扁皇民勢力復辟殖政)新當權者”就是“利用”這普遍的歷史虛無感千方百計地“建構”他們的歷史論,用“所謂”的台灣史觀來“打造”台灣的新「國民意識」,以維持、強化其在歷史意識型態上的統治。
它就是“分離主義的台灣史論”;這種史論,不是“排除(閹割掉)”台灣歷史中的中國本質,就是【捏造】中國人如何壓迫台灣人,或“誇大”中國人與台灣人對立的歷史,把台灣完全孤立於中國與世界之外,以此“打造”「反中國」或「去中國」的國民意識。
這就是“當下(馬英九治下的)”台灣的統治性歷史觀。
它是當權者“強化”台灣現實(反共/分離/分治)統治的一部分,我們“怎麼可以”把歷史當做過去的問題呢?歷史問題的鬥爭正是現實問題鬥爭“不可分”的部分,這個“道理”當年的統治者清楚得很。
而,台灣的“(扭曲虛構的)分離主義文學史觀”一向就是(扭曲虛構的)分離主義歷史論的“急先鋒”,因此它是台灣的歷史問題中“最尖銳”的部分。
“揭露”分離主義文學史觀的“欺妄性”不只是為了歷史的工作,更是為了現實的工作。
其中,(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台灣文學史論,就是這種“分離主義文學史觀”的代表之一。
十年前,我曾針對(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台灣文學的建構和分期》一文,寫了《戰後再殖民論的顛倒》,指出它的「戰後再殖民論」“背離”了社會科學的常識和台灣歷史事實,是「以意識型態取代歷史」,並且在文末引用了前輩作家龍瑛宗說過的一句話:「有謊言的地方就沒有文學」,間接“奉勸”他,既然要搞文學就不能有“謊言”,“謊言”與文學是不能並存的。今天,他“仍然”把“台灣光復”後的文學史定為「再殖民」時期。
所謂「再殖民」,“光復”後的文學是「殖民文學」嗎?是誰殖民了誰?
下面,本文再依據客觀史料,逐步“揭露”它「作偽」的“真面目”;並借此對“台灣光復”期歷史的一些基本問題做一番辯析、澄清,打破台灣分離主義者長期以來“獨擅”的“偽歷史”觀點。
一、再談台灣「光復」的意義——不只是「行政接收」,而是「主權復歸」
就如所有的“台灣分離主義者”的戰後史論,必定是從“塗消”或“扭曲”「八‧一五」——日本投降台灣復歸祖國(中國)的歷史開始一樣;陳芳明的「戰後再殖民論」,也是從“塗消”、“扭曲”台灣「光復」的歷史起頭的。
他的“歷史敘述”,“似是而非”,若不深究,必定受其“蒙蔽”,一眼帶過。其實,其中“深藏玄機”,是“典型”的分離主義的「台灣戰後史觀」。把戰後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完全歸因”於太平洋戰爭的終結,“刻意不提”它與日本侵華戰爭、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關係”;也就是“排除”了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歷史動力”中的中國要素,把台灣脫離日本統治與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因果關係”“脫鉤”,為他的「台灣主權未定論」預埋伏筆;
更“刻意避”《開羅宣言》明記的:「日本竊自中國的……台灣、澎湖應歸還中國」的內容,而以「依開羅宣言的約定,中華民國負責來台接收」的“杜撰置換”。只要稍加對照就可看出,《開羅宣言》明記的「台灣應歸還中國」與陳芳明“杜撰”的「中華民國負責來台接收」,兩者之間的歷史意義是“天差地別”的;
所謂「負責來台接收」,意指日本投降後中國政府(當時是「中華民國政府」)的來台接收,與戰後美軍「負責」接管日本、南朝鮮和琉球的意義一樣,都是受盟軍的命令進行暫時的軍事和行政「接管」,並不是「收復主權」;這與《開羅宣言》中明記的台、澎主權歸還中國的意義,當然是“天壤之別”。
(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一面說”「依照開羅宣言的約定」,“一面”卻“掏空”宣言中「台灣歸還中國」的“重要內容”,說中華民國只是「負責來台接收」,這就是想以「瞞天過海」、「陳倉暗渡」的手法“竄改史實”,想以這樣的“敘事”來“達到”台灣主權未定論的“說法”。說明白了,就是企圖從根本上否定日本投降後台灣主權復歸祖國(中國)的“歷史事實”,進而“虛構”他的「戰後再殖民論」。
實際上,像(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這樣的“竄改”論調,其“總根源”,“來自於”戰後美國在冷戰中對華戰略的“陰謀”。
1947年初,美國發表了「冷戰」宣言之後,為了它在東亞的“冷戰戰略”的“需要”,“企圖”把已歸還中國領土的台灣置於其勢力“支配”之下,而“開始鼓吹”「台灣地位未定論」,否定《開羅宣言》以及台灣已復歸中國的歷史事實。“源自於”美國對華戰略陰謀的這種論調,日後便成了台獨分離主義勢力的基本歷史教義之一;李登輝政權後期,用日本右翼慣用的「終戰」史觀來取代「光復」史觀,也可視為“同一脈絡”。
至於日本投降後,台灣是不是已復歸祖國(中國),這只要看看當時台灣人民如何歡天喜地慶祝復歸,或者台灣的知識人“如何評價”“台灣光復”的歷史意義,便是最好的鐵證,不是(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等“分離主義者”或美國霸權,憑強權或強詞就可以塗改的。譬如,“光復”後,一向對陳儀政府的弊病批評最力的台灣作家王白淵,在《民主大路》(《新新》第三期,1946年3月20日)一文中便曾如此說到:
「台灣業已光復,從殖民地的桎梏,回到祖國的懷抱,與中國打成一片,踏入民主主義國家之門,這是歷史的飛躍,又是民族起死回生之春」。
王白淵的這段話,簡單有力地“記錄”了當時台灣知識人對“台灣光復”的“看法”;如果台灣的戰後真如美國霸權鼓吹的「台灣地位未定論」,或者如陳芳明所“虛構”的中國「再殖民」台灣論,那麼,王白淵所說的「台灣光復!回到祖國的懷抱……這是歷史的飛躍」,豈不成了胡言謅語;如果,從今日(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等分離主義者的尺規來看,王白淵的言論豈不成了不可救藥的「大統派」。實際上,王白淵的“看法”,“代表”了“光復”初期全台灣人民,包括台灣全體文化知識界的看法;「二‧二八」事件後,第一位從事台獨分離主義運動的廖文毅,在“光復”當時也曾熱烈地表示:「台灣光復了,台灣的版圖歸還祖國,我們的國家自強,國權自主,國土重圓了。」(《光復的意義》,《前鋒》創刊號,1945年10月25日)。
因此,不論從“歷史事實”來看,或者從當時的台灣知識人的言論立場來看,日本投降後,台灣已復歸祖國(中國),這是“鐵的事實”,不是(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等可以“竄改”的。
二、駁行政長官公署「再殖民」的謬論
否定了日本投降後台灣主權復歸祖國(中國)的“歷史事實”後,為了繼續“虛構”他的「戰後再殖民論」,便把“光復”後的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描述成”是「日本台灣總督府的翻版」、「不脫殖民統治的變相延續」、「對台灣社會進行帝國式的控制」、「比殖民權力支配還要嚴苛的體制」、「迫使台灣社會淪為『再殖民時期』」等等;用一種沒有具體內容、沒有客觀論據堆砌起來的斷定語句,把行政長官公署比做與日據的台灣總督府一樣,同為殖民政權。
(一)「殖民政權」與「民族政權」的不同
“光復”後陳儀主政的行政長官公署,施政上集權、腐敗、貪污又無能,積累了深厚的民怨,終至爆發「二‧二八」事件,是一個失敗的政府,這已是公論;不管是以集權政府、腐敗政府或「劫收」政府來形容,或說它如何地「比殖民權力支配還嚴苛」也好(何況這還值得商榷),都沒錯,也都符合事實。然而依社會科學上的「國家論」,在政權的民族性質上,行政長官公署絕對不是什麼「殖民政權」,而只是中國這個民族國家(當時是「國民政府」)的地方政府,一個集權又腐敗的「民族政權」。譬如德國的希特勒、日本的東條英機等法西斯政權,不管它如何專制、獨裁、進行軍國法西斯的統治,對德國人民或日本人民而言,它仍是「民族政權」,絕對不會是「殖民政權」;如果因為獨裁、極權的統治而把希特勒“說成”是對德國人進行殖民統治,那真是“天大的笑話”。這是社會科學的常識。
那麼,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與“復歸”中國後國民政府(陳儀政權)對台灣的統治,在本質上有什麼不同?
一般而言,殖民統治最明顯的特徵,就在異民族殖民者對被殖民者在法政上的「民族專政」,殖民者完全剝奪了被殖民者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權,殖民者(宗主國)的國家憲法和法律決不涵蓋殖民地,因此殖民地人民並不具有宗主國「國民」的身份;所謂「國民」,就是指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的憲法和法律所涵蓋的人民,具有以參政權為主的各種政治上的權利和義務,而殖民地人民是完全沒有的,這就是殖民地人民與一般民族國家的「國民」,最大的不同之處。
日本對台灣50年的“殖民統治”,日本帝國憲法從來就“不曾涵蓋”台灣,當然,日本本國的法律也不曾直接施行於台灣,在台灣施行的法律,只是屬於「委任立法」。法學家黃靜嘉先生的大作《日據時期之台灣殖民地法制及殖民地統治》一書,提到所謂「委任立法」的意義,就是:
「日本本國法(內地法)之制定,須依憲法所定經議會議決之程序;而在外地(殖民地),原則上係分別由殖民地長官發佈代替法律之命令(在台灣稱為「律令」、在朝鮮稱為「制令」),或由(日本)中央政府以天皇名義發佈之敕令,以(日本)本土之法律(部分或全部)施行之」(括弧係筆者所加)。
簡單地說,日本殖民者在台灣施行的法律與其國內經議會立法產生的法律,在性質上“完全不同”,它是依殖民統治機關——台灣總督府,對台灣的殖民統治需要而以行政命令頒佈的。
實際上,所有的殖民統治者都是一樣的,為了實現宗主國的壟斷資本在殖民地的壟斷利益,必然在法政上採取「民族專政」的形式,剝奪被殖民者的政治權和法律權,以便進行經濟上的剝削。同時,為了進一步維護和擴大政治、經濟上的殖民利益,對殖民地的文化,包括語言、宗教信仰、感情意識等,也進行「去民族化」,亦即「殖民地化」,這也是殖民統治的重要手段。
“台灣光復”就是“打倒”了這樣的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至於台灣的“光復”帶來了什麼大的變化,有什麼巨大的變革?簡單地說,就是使台灣人民從「殖民地人」的地位,躍進到中國「國民」的地位。
前輩作家王白淵在台灣光復後說:
「台省之復,在其本質上,是徹底的民族革命」
(《告外省人諸公》、《政經報》2卷2期,1946年1月25日)。
所謂「徹底的民族革命」,就是指台灣人民在民族地位和民族關係上有了革命性的變革;由於全中國抵抗日本侵略的民族戰爭得到了最後的勝利,日本無條件投降,也打倒了日本在台灣的殖民政權,造成了台灣殖民地的解放,使台灣人民從上述日帝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民族壓迫下解放出來,同時復歸為祖國(中國)的一省,台灣人民當然也復歸為中國「國民」,得到了作為「國民」的各種政治權和政治地位。因此,對台灣人民而言,台灣光復等於是一次如王白淵說的「徹底的民族革命」。
它具體地表現在,“台灣光復”後,國民政府的憲法和法律立即涵蓋台灣。
雖然,當時國民政府仍然處於“訓政”時期,尚未頒佈憲法,但台灣復歸祖國後,當時全國施行的「約法」與法律立即施行於台灣,台灣人民與全中國各省人民一樣,都處於“相同”的政治、法律地位。1946年年底,台灣也選出了國民參政員和制憲國民大會代表,參加了南京的制憲國大。
這就是台灣人民在復歸祖國(中國)後,與被殖民時期的“最大不同”。
台灣人民作為中國「國民」的一員,最具體的內容,就在獲得了“平等的參政權”上。光復後,行政長官公署立即在台灣實施普選,選出各級民意代表,創設了台灣省各級民意代表機關。
(二)“光復”後台灣人民的參政權
陳儀來台就職不過半個月,就在1945年11月5日的第一次紀念周上,發表了「建立民意機關,給台胞參政的機會」的施政報告。接著,在1945年12月25日公佈了「台灣省各級民意機關成立方案」,開始推動台灣人民的參政權;翌年(1946年)1月15日開始辦理「公民宣誓登記」,接著,經由普選成立了村里民、鄉鎮民代表大會、縣市參議會和省參議會,並於5月1日召開了第一屆的台灣省參議會。對於這台灣歷史上首次的普選,當時的《台灣新生報》稱之為台灣「民主的第一聲」。
“光復”後,台灣人民除了獲得並實現了台灣省內的參政權之外,作為中國「國民」的一員,也選出了中央民意代表,參加了全國性的政治活動。
就如長官公署官員張皋在《新台灣的政治建設》(《現代週刊》,1945年12月17日。)一文中所說的:
「台灣人民今後不僅是台灣的主人,不僅要參加台灣一省的政治,而且是中華民國的主人,將參加整個國家的政治」。
因此,在1946年8月16日,由省參議會選出了八位「參政員」,參加了在南京召開的「國民參政會」;另外,也經由省參議會選出了十八位元台灣地區代表,參加了1946年11月15日在南京召開的「制憲國民大會」;並經由普選,於1947年11月21日選出了30名台灣地區的職業及婦女團體的「國民大會代表」,參加了1948年3月29日全中國行憲後的第一屆國民代表大會,依憲法行使國民參政權。
單從上述台灣人民在“光復”後行使的“參政權”來看,就明白了(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戰後再殖民論」是“欺世之論”,有那種從地方到中央都有參政權的「殖民地人民」嗎?
(三)辟陳芳明對行政長官公署體制的幾點訛論
陳芳明又以「陳儀政府掌握了行政、財政、司法、軍事大權」、「實施與當時大陸各省有別的特殊化體制」為由,“虛構”他的戰後「再殖民論」。
這必須從國民政府為什麼會在“台灣光復”後實行高度集權的行政長官體制的問題來看。
專研“光復”初期政治史的鄭梓先生,在《國民政府對於「收復台灣」之設計》一文(新化圖書出版,1994年《戰後台灣的接收與重建》)。中寫道:
戰後台灣的接收與重建,乃是全中國復員計畫中被劃為兩個特殊的光復區之一(另一光復區是東北,其餘皆劃為收復區與後方區),因此採取單獨派遣大員全權綜合接收的方式。
因此可知,採取集行政、軍事大權於一身的行政長官體制,目的在求「事權統一」,使甫脫離殖民統治的台灣的接收與重建得以「順利完成」,基本上,它只是一個“臨時性的過渡性的”政治體制。因為當時的台灣,是一個剛經歷日本50年的殖民統治,以及曾被日本軍國主義高度戰爭動員成南侵基地的地方;並且,由於日本帝國的崩潰,使原本高度依賴日本帝國經濟圈的台灣殖民地經濟也面臨全面崩盤的命運,再加上戰後必然出現的世界經濟蕭條,可預見台灣經濟的重建將萬分困難;還有,由於日本的“殖民軍國教育”和“皇民化運動”所“遺留”的“精神意識毒害”甚深,台灣社會心理的重建也將十分艱巨複雜;況且,雖然日本已投降,但現實上台灣仍有17萬的日軍駐留、29萬的日本人居留,各機關產業仍在日本人手中,行政、治安仍由日本人維持,而且這些近50萬的日軍日僑還有待遣還其本國。由於上述種種艱鉅的任務有待解決和完成,非有強有力的行政組織是無法竟其功的。
這就是為什麼國民政府在戰後重建期,不得不採取集權的行政長官體制的現實原因,與「殖民」不殖民一點關係都沒有。
(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等台獨分離主義者經常用“似是而非”的“說法”,把行政長官公署等同於日本在台殖民機關台灣總督府,說「行政長官公署的組織是總督府的翻版」、「行政長官公署掌握行政、司法、軍事大權,權力超過日本總督」等等。這完全是以訛傳訛,以意識型態“取代”歷史!
至於,(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說行政長官公署掌握「司法大權」,那也是“瞎說”!
不錯!行政長官公署為綜理行政得制定「署令」,但這「署令」與日本殖民機關總督府的「律令」權是“完全不同”的範疇;「律令」是等同法律效力的命令;而「署令」只不過是台灣省的單行規章,屬於行政範疇,且它不能與國家法律牴觸。況且,當時這種行政權限也並非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所獨有的,而是中國各省政府都有的權力,一點也不特殊。
至於,台灣的司法權,本來就屬國民政府中央的司法行政系統,完全超然於行政長官公署之外,長官公署並無司法權;至於監察權,則有中央派出的閩台監察使駐台行使。
因此,不論從台灣人民的政治地位、法律地位來看,還是從行政長官公署的「政制」來看,“光復”後,台灣已完全復歸中國,台灣人民已是百分之百的中國國民。至於復歸後所產生的省籍矛盾、集權與民主的矛盾、階級矛盾等等,全都屬於中國民族國家的內部矛盾,絕對不是異民族間的矛盾。陳芳明的「再殖民論」,就是“矇騙事實”,想把中國民族內部的矛盾“扭曲”為異民族間矛盾和對立,“虛構”他的「戰後再殖民論」,建構他的“台獨史觀”。
三、是「民族文學」,不是甚麼「再殖民」文學
“光復”後的台灣文學其最大的飛躍,在精神面貌上和語言上都復歸為「民族文學」。
原來在日本殖民文學和「皇民文學」的雙重壓迫下的台灣文學,“光復”後,得到了復權與傳承,恢復了它民族文學的原貌和地位。最有象徵意義的莫過於台灣新文學開拓者賴和文學精神,在“光復”後的復歸;與“光復”同日創刊的《政經報》第二期上(該刊於1945年10月25日光復創刊,由陳逸松、蘇新等主編,是當時最有影響力的進步期刊),便率先刊出了賴和的《獄中日記》(連續刊載了4期)。該日記是賴和先生,在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的翌日(1942年12月8日)突被日本憲警拘捕關押後,在獄中所寫。就如他在最後一篇日記寫道:「看看此生已無久,能不能看到這大時代的完成,真是失望之至」。
賴和先生在日本軍國殖民統治臨崩潰前最瘋狂最黑暗的1943年1月,竟未能看見「大時代的完成」而過世了;該日記也在「大時代未完成」前,一直被監禁於日本法西斯的黑牢中,最後,終於在日本軍國殖民統治崩潰、台灣復歸祖國的同時重見天日,重回了台灣文學的史冊。
除此之外,楊逵也在1947年1月15日出版的《文化交流》上,編了《紀念台灣新文學的開拓者——林幼春、賴和》的專輯;並且台中的民眾出版社亦出版了賴和作品《善訟的人的故事》;可以說賴和的文學精神,從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而開始壓迫台灣文學以來,光復後再度的復活。還有,在光復後不滿一年,楊逵也出版了《鵝媽媽出嫁》和日據期被禁的《送報夫》;更具有時代意義的是,吳濁流先生在日據末期日本軍國主義的黑暗統治下,偷偷寫成的長篇小說《胡志明》(後改為《亞細亞的孤兒》),終於在光復後得以出版,代表著台灣文學抗日精神的勝利。這些都象徵著台灣文學精神的光復。
除了在精神上從殖民地的文學“復歸”為民族文學之外,台灣文學的創作,在語言上,白話文也恢復了1937年以前的主流地位。日據期作家楊雲萍、黃得時、賴明弘、王詩琅、王白淵、蘇新、吳新榮……等都恢復了用流暢的白話文寫作;
最令人欽佩的莫過於(台灣第一才子)呂赫若,這位以日文創作而成名的作家,在“光復”後不足四個月便開始用白話文創作,在《政經報上》連續發表了兩篇短篇小說《故鄉的戰事》之一和之二,痛烈地嘲諷了日本的殖民統治,呂赫若不管在語言上或小說主題上,都徹底地批判了殖民統治,表現了「去殖民」的文學精神。
即使在“光復”的第一年,仍然用日文創作的龍瑛宗,在文學精神上也表現了「去殖民」復歸祖國的熱情;譬如,發表在《新新》雜誌創刊號(1945年11月20日)上的《汕頭來的男子》,便是描寫一個熱愛祖國的台灣青年周福山抵抗日本和死亡的故事。在小說結尾,龍瑛宗寫道:「現在,台灣已歸還中國,大家正洋溢在光復的喜悅中,現在台灣正需要一個純情又熱愛中國的人才,然而,在這樣的時候,失掉了像周福山一樣值得敬愛的青年,真令人惋惜……他一直相信中國的光明,但卻無法躬逢『光復』這個人類史上難得的盛典,這使我相當落寞……每思及光復的喜悅就不禁思念起周福山來。」
透過描寫周福山的形象,龍瑛宗“表達”了他強烈的對“祖國”的認同感情。
由此可見,“光復”後的台灣新文學,不但沒有如(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所“捏造”的,由於「中國化」而「空白」、「荒廢」、「斷裂」,反而因為“光復”的歷史大變革而使台灣文學由殖民統治高壓下“解放”出來,不管在精神上或語言上都恢復了它民族文學的原貌。
四、「橋」論爭--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
發生在1947年底到1949年初的《新生報》「橋」副刊上的文學論爭,被稱為台灣新文學的三大論爭之一。當時,台灣剛從日本殖民統治復歸祖國,台灣文學正與祖國民族文學匯合的關鍵期,外省作家與本省作家共同熱烈議論了「如何建設台灣新文學」。論爭顯示了當時的省內外作家,都站在「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的前提,強調「台灣文學的特殊性」,同時,也主張台灣文學要走「大眾文學」、「現實主義文學」的道路。由於這次論爭,含有濃厚的祖國民族文學的基調以及左翼進步文學的傾向,長期以來,台灣的分離主義文學論者,不是想隱蔽這論爭的史料,就是不斷歪曲解釋,想把它塑造成外省作家打壓本省作家、外省作家與本省作家文學衝突的虛像。
把台灣的一切問題都“化約”成中國對台灣的壓迫、台灣與中國的對立是分離主義的“特徵”;而“排除(閹割掉)”台灣新文學中的中國文學與進步文學的成分則是分離主義文學論的特點。
分離主義文學論者陳芳明當然也跳不出這樣的窠臼,甚至更為嚴重。他把「橋」論爭“扭曲”成是「本省作家與外省作家的激烈對話」,且“虛構”「本省作家與外省作家處在極為不同的政治位置」,抹黑外省作家「依恃血腥屠殺的陰影」,而刻意誇大台灣作家「處於一個被指控、被迫辯護的位置」。
只要讀過「橋」論爭文章的人,都知道,論爭中不管是本省作家或外省作家都清清楚楚主張「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這本是一目瞭然,不成問題的事,但是(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偏偏就要”以「文學的族群主義」來“歪曲事實”,明目張膽地「硬拗」說:真正這樣主張的都是出自外省作家筆下,本地作家沒有一位是附和或支持這種論調的。
真的只有外省作家主張「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而本省作家沒有一個人主張嗎?
讓我們用史實來戳破(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謊言”。
其實楊逵是最明白且最積極主張「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的作家;譬如,在作為引發「橋」論爭的關鍵文章——《如何建立台灣新文學》的文末他就說:
「因此,我由衷地向愛國憂民的工作同仁呼喊,消滅省內外隔閡,共同來再建,為中國新文學運動之一環的台灣新文學」。
在《「台灣文學」問答》中,楊逵清楚明白地說:
「台灣是中國的一省,沒有對立,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當然不能對立」。
台灣前輩作家張我軍先生的次子張光直先生,當時雖是台北建國中學高中二年級的學生,卻已用「何無感」的筆名參加了「橋」論爭,在《致陳百感先生的一封信》中,他批評了陳百感「有意無意地把台灣和中國隔離」,他說:
「台灣在地理環境上,雖然是一個孤島,但就社會經濟基礎而言,它是中國的一環,台灣文化也正是中國文化的一環……可是先生您忘了台灣文學正作為中國人民文藝運動之一環而鬥爭,在克服發展中……」。
當時的台灣師院學生籟亮(賴義傳,台籍青年文學雜誌《潮流》同仁,後被刑殺在50年代白色恐怖中),在論爭中的一篇《關於台灣新文學的兩個問題》,文中談到台灣文學的特殊性與中國文學的普遍性時,如此辯證地說道:
「台灣新文學當然是和祖國文學一樣站在同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上的,不過這裡躺著可惡的『澎湖溝』——50年的距離——這就是台灣新文學的立場——特殊性……那麼『台灣新文學』是和『大陸文學』對立的嗎?不是的,『澎湖溝』是站在和祖國同一新歷史階段上,才可以看出它的特殊性。因此,這一個特殊性是以同一歷史階段為前提的,所以『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
當時的台灣師院學生的林曙光,在文壇上十分活躍,在論爭中他寫了《台灣文學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關於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關係的問題,他也說:
「所以最好還是打破一切的特殊性質,做中國文學的一翼而發展,今日『如何建立台灣新文學』,需要放在『如何建立台灣的文學使其成為中國文學』才對」。
另外,林曙光也在當時上海出版的全國性文藝雜誌《文藝春秋》上,發表了《台灣的作家們》(1948年10月15日);在文章開頭,對於台灣新文學與中國新文學的關係,他便如此說道:
「但是在本質上,它始終追求著五四以後的中國新文學的傾向,也可以說,它是發源於中國新文學運動主流中的一個具有光榮的傳統與燦爛的歷史的支流」。
曾經“率先扭曲”「橋」論爭意義的葉石濤,在論爭當時也寫了《1941年以後的台灣文學》一文,在文章一開頭他說:「由於過去台灣殖民經濟所決定命運的台灣文學,在抗日反帝的現實的鬥爭過程中,所產生的作品,樹立了中國文學發展的傳統性」,在文末他還振振有詞地說:
「我們必須打開窗口自祖國文學導入進步的,人民的文學,使中國文學最弱的一環能夠充實起來」。
可見得,在「橋」論爭中,幾乎所有的省籍作家都表示了「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的看法,這是明明白白的。
況且,除了「橋」論爭外,當時的省籍前輩作家,如賴明弘、楊雲萍、王詩琅等等都分別在其他刊物上發表了同樣的看法(在此不一一贅列)。這種觀點,實際上已是“光復”後,建設台灣新文學的大前提和出發點。(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想“一手遮天”,以為握有【文化霸權】便可以把省籍前輩作家不符合他分離主義文學標準的言論思想統統「閹割」掉;然而,歷史終究會以它的方式撕破【霸權的假面】,這是亙古不變的鐵則。
(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分離主義文學論其“核心”是以“排除(閹割掉)”台灣文學中的中國文學要素來「建構」他的台灣文學「主體性」。但是,客觀地、歷史地來看,構成台灣文學「主體性」的基礎正是台灣文學裡面普通存在的「中國性」;排除了「中國性」的台灣文學其實只是一個空虛主體,或虛假主體,不得不靠「虛構」來維持。
這使他的歷史觀成為「非社會科學的」,必然表現為:
(一)孤立的歷史觀:不但切斷與中國歷史的關係,也切斷與世界歷史的聯繫,更切斷了與台灣歷史本身的聯繫。
(二)抽象的、空洞的歷史觀:其中,沒有台灣社會的歷史變化、也沒有台灣社會的具體內容。
這種文學論,對台灣文學的最大傷害在於:
(一)排除了台灣文學中的中國民族文學和左翼文學。
(二)再度阻斷了台灣的「去殖民論」的發展。
(三)使台灣文學史再度「失憶」。
這就是他的分離文學論的“可悲之處”!
文/曾健民
2011年12月9日
《海峽評論》253-254期- 2012年1-2月號
讚讚
□□ 日帝殖民者把勇敢抗日台灣人基因一一撲殺 培植台奸走狗為士紳地主
百多年來統治著台灣此日美附傭殖民屬地的霸權意識型態:
首先是1895~1945「日帝殖民皇民主義」-全面撲殺六十萬勇敢抗日志士,以“阻截”台灣獨立“回歸”中國祖國;
接著1946~1990文化霸權是「反共右翼法西斯主義」美日台右翼反共圍堵白色恐怖撲殺-全面撲殺心懷紅色祖國的泛統派台灣文化精英;
再來1991~2008文化霸權就是美日舊殖民勢力扶植下的滯台皇民浪人三腳老台奸復辟分離主義假借民主之名推動的偽台灣國族主義;表現在成立於全台實多半為皇民遺族餘孽的所謂本土社團(皇民學社叫獸)
而貫穿這三者的本質就是「反共」與「反中國」的複合意識,這種複合意識存在於日本主子右翼法西斯的思想和歷史脈絡中,也獨霸於戰後冷戰與內戰的時代中。
□□ 美國駐台副領事葛超智特工陰謀策動少數士紳請願託管釀致228悲劇
美國駐台副領事George Kerr葛超智228事件事發前服務於OSS(CIA中央情報局前身),他以台灣地位未定為由鼓吹「託管論」,私下在台灣糾集台灣士紳從事台灣獨立活動,丘念台亦指葛超智在台進行情報工作。證據顯示整起台灣人「託管」事件葛超智介入甚深,甚至可說台灣人請願行動係葛氏於幕後指導。葛超智於1965年完成Formosa Betrayed藉此書推諉責任將二二八事件曲解成台灣人尋求託管與獨立運動,將自己塑造成關心台灣人民前途的人道關懷者,日後更搖身一變成為台獨運動「教父」。葛超智私下企圖透過由少數台籍領袖對以美國政府「請願」方式,促成美國「託管」台灣的目的。
□□ 台灣法西斯社會轉型正義暗無天日 白色恐怖左派台灣精英光環遭篡奪
美帝主導全球反共肅清白色恐怖撲殺 “美蔣”反共屠殺近萬左派台灣精英
反抗美帝扶持的美蔣腐敗政權的「白色恐怖五千名勇敢台灣人死刑政治受難者」與長期由美日帝國殖民勢力背後扶持的今日皇民台奸嘴炮台獨運動之間並無絲毫關係(反共肅清白色恐怖撲殺期無一孬種皇民台獨遭判死刑,因為皇民台奸台獨長期受到美日主子的寵愛扶植暨政治庇護)美蔣1950年代展開的白色恐怖撲殺本土精英受害政治犯實則全都是共黨及左派「心向紅色祖國」之泛統派人士。白色恐怖台灣左派精英政治犯受害者之政治光環卻在美蔣法西斯餘孽默許下遭復辟皇民浪人所無恥篡奪。光是以1950年代的前五年,美蔣政權在臺灣至少殺害了近5000名地下黨及左派人士;8000個以上的“匪諜”、知識份子文化人、工農,並將同樣數目的人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到無期徒刑。這就是一般所謂的“臺灣50年代白色恐怖”。
□□ 美帝主導全球反共肅清白色恐怖撲殺1965指揮印尼屠殺百萬左派人士
美帝中情局在澳大利亞和英國當局的緊密配合下主導了蘇哈托執行的印尼1965年軍事政變。近百萬工人農民學生和政治活動分子在政變後慘遭屠殺。用血腥和鐵腕手段統治了印尼32年的“軍事強人”—蘇哈托在美英帝國主義策劃和配合下,聯同另一反共將領納蘇蒂安五星上將發動了一次軍事政變。這場蓄謀已久旨在推翻蘇加諾總統消滅共產黨,以便完全倒向西方世界的政變使印尼共和國頓時陷入血泊當中,數十萬的印共黨員,上百萬的無辜工人農民不管男女老幼被劊子手的屠刀槍炮殺害了
□□ 台政腐霉體軍隊院校社團雖潛伏佈滿美諜特務 但享宗主權從不遭逮捕
美帝中情局黑手在台反華反共鬼島肆無忌憚囂張自由橫行活動七十年秘辛
反華反共鬼島美諜特務鬼影徸徸 極右翼麥卡錫陰魂餘孽地方黑金派系林熔煽自由屎報為Taipei Times台北屎報的母報 寇謐 美諜線民假美洋鬼子製造假消息假新聞投書美霉告密告洋狀與美帝主子一搭一唱唱雙簧亂台灣,一手裝神一手弄鬼恫嚇台灣人製造台灣警察法西斯社會動盪不安 自由屎報林熔煽皇民地方黑金地痞假新聞一搭一唱唱雙簧翻雲覆雨亂台灣樂此不疲、變本加厲!美帝宗主國這次通過民進黨蔡英文皇民勢力再次放出“一邊一國論”,並指令腐敗的台灣金權司法系統放出洗錢扁,既有未來搞局部台獨以威脅中國大陸,又有放縱台獨以拉攏並堅定日本國內“反華抗中”意志的雙重意圖
□□ 台教會、台灣社、北社和南社等滯台三腳其實都是皇民買辦化的外來社團
反抗美蔣獨裁政權的「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勇敢台灣人」與長期由美日帝國殖民勢力背後扶持的今之皇民台奸嘴炮台獨運動之間並無何關係(反共肅清白色恐怖撲殺期無一孬種皇民台獨遭判死刑,因為皇民台奸台獨長期受到美日主子的寵愛扶持暨政治庇護)美蔣1950年代展開的白色恐怖撲殺本土精英受害政治犯全都是共黨及左派「心向紅色祖國」之泛統派人士。白色恐怖台灣左派精英政治犯受害者之政治光環卻在美蔣法西斯餘孽默許下遭復辟皇民浪人所無恥篡奪。光是以1950年代的前五年,美蔣政權在臺灣至少殺害了近5000名地下黨及左派人士;8000個以上的“匪諜”、知識份子文化人、工農,並將同樣數目的人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到無期徒刑。這就是一般所謂的“臺灣50年代白色恐怖”
□□ 面對美日主子江河日下 皇民社團走狗收斂了不敢再鬼叫正名制憲建國
2010年以以龐氏詐騙模式失敗民主債務國家-美帝、歐洲和日本主權債務危機為標誌,由實則上已然全面破產的私有銀行金融體系轉嫁債務予國家政府承擔及虛擬紙貨幣信用危機全面進入國家主權債務危機階段。2011年全球失敗民主國家]政府債務總規模將超過50兆美元,民主債務國家的政府債務規模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將突破100%。與新興債權國強勁的財富創造能力相比,民主債務國乏力的經濟增長、脆弱的償付能力將加劇國家債務危機,拖累世界經濟,並導致信用戰爭升級,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破壞力量
□□ 美中情局外圍組織維基解密映照出美諜特務滲透佈滿全台灣 無孔不入
主要由美中情局線民特務所組成的中情局外圍組織維基解密為了瀕臨爆破邊緣的美帝金融泡沫危機解圍、四處潑糞挑撥製造矛盾轉移焦點視線,近一年來突然出現崛起,並心急如焚地頻頻爆料。臺灣島賤骨頭民主政治人物對美帝駐台總督主子情蒐的彙報猶如美諜情報員,和美國主子官員的談話被視為接近和獲得美國寵幸的重要機會。藍綠橘紅各方賤骨頭民主政治人物爲了爭寵接近美國主子絡繹於途,為能夠被美帝駐台總督主子邀約談話為無上光榮,顯見美國操控臺灣黑手。
□□ 爭寵美駐台特首人選依例事先得逐一前往美國匯報接受主子審查旨示
由於呆頑六十餘年來一直是美帝反華的鷹犬附傭屬地,呆頑爭逐美帝駐台特首代理人(兒皇帝)人選事先都得前往黴戾奸宗主國接受主子的審查及旨示。黴戾奸主子比照2007年馬娘(及奸巧謝)在競選前事先前往美國匯報接受黴戾奸副國務卿層級的考核旨示,此次主持審檢考核蔡英文地主候選人選的同樣是副國務卿層級的國務院副國務卿奈茲,還有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坎伯。黴戾奸主子將會在審查匯報中確認空心菜的中國大陸、國防政策是否符合黴戾奸國家戰略利益目標,是否會繼續致力維持兩岸長期敵對及分治之兩國論關係等。
□□ 美重申不承認台灣是主權國家 民進黨(及獨台台灣國民黨)走狗裝聾作啞從不敢對主子嗆聲
美國再度重申:不承認臺灣是啥主權國家!美國官員說台外交官劉姍姍無法享有外交豁免權是因為臺灣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美國和日本主子多年來已多次反覆重申:台灣並非甚麼主權國家!可鄙又可笑的是,在精神病鬼島內最有他媽的呆頑狼尊嚴(逢中必反)、又最會噁心裝腔作勢作秀的綠營民進黨走狗右憤徒孫無賴們卻總是噁心始終如一「顧左右而言它」裝聾作啞裝鴕鳥,從來都不敢對其美、日主子放個響屁,更不用說甚麼敢對主子歇斯底里嗆聲抗議了!負責本案的聯邦檢察官柯德斯告訴NBC電視新聞由於美國不承認臺灣是主權國家,因此劉姍姍無法享有外交豁免權。
□□ 台灣長期來是美帝反華的附傭屬地 永遠不敢碰美帝駐台總督一根汗毛
在美台關係中從來就沒有過平等。美帝是主子、皇民化的台灣則是附屬附傭。台灣對美國要有二個絕對服從:一,服膺美帝主子的戰略利益與美國經濟利益。二,服從美帝的政治安排與指導。服從換來的是所謂的主子保護(以華制華棋子)。所謂的美台關係平等只是台灣人的自我唬爛矇騙。其實台灣上下至今仍認為離開美國的保護台灣就完了。美國可以隨意抓捕台駐堪薩斯辦事處處長,但台灣永遠不敢碰美帝駐台總督一根汗毛。
□□ 美帝主導全球白色恐怖近20年輸出顏色革命 難道馬英九/蔡英文不用負責任嗎
冷戰期間拉丁美洲的巴西、阿根庭、烏拉圭、巴拿馬、玻利維亞等國顛覆合法政府的一系列“軍事政變” 、軍事獨裁強人的反共白色恐怖屠殺無一不是“民主美國”所背後策劃支持的。
美國政府一直將民選的社會主義總統查維茲視為“眼中釘”。美國明裡暗裡支持委內瑞拉親美勢力發動未遂政變,“企圖推翻”執政的“民選合法”的查維茲政府。政變前美國主要通過美國政府背景的「美國全國民主基金會」向發動政變的委內瑞拉親美勢力提供資金。「全國民主基金會」是1983年由美國國會建立的,目的是“加強世界上的民主機構”,它接受政府的和私人的資金。該“基金會”的拉美和加勒比主任薩瓦蒂尼是委內瑞拉政變勢力重要的政治顧問,推動和支持整個反對政府的“陰謀網”,此人與委內瑞拉的政變分子保持經常的密切聯系。委內瑞拉駐美洲國家大使瓦萊羅揭露說,除「美國全國民主基金會」之外,美國政府還通過「美國新聞社」提供210萬美元,通過國務院的民主、人權和勞工辦公室提供100萬美元,通過國際開發署提供200萬美元,這些錢都用於“資助”委內瑞拉反政府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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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諜特務四人幫)黎智英黑金操控“抗中亂港” 必須徹查》
(香港)大公報/社評
2011年10月19日
http://www.takungpao.com/opinion/takungpao/2011-10-19/980069.html
本港政黨政治昨日爆出有史以來的最大“醜聞”:
──公民黨、民主黨、社民連、前反對派政黨,過去幾年的主要活動經費原來全部由同一個「金主」、「壹傳媒」老闆黎智英所提供,其中「民」、「公」兩大黨收取的款項都在一千萬元以上,民主黨去年的三百多萬經費更全部由黎智英一人「包辦」。
看來,所謂「四大」反對派政黨原來全部都姓「黎」!
──更有甚者,那個「政治主教」陳日君,自○五年開始,年年收取黎智英三百萬至五百萬不等,迄今總數已逾二千萬;但對這筆巨額「捐獻」,天主教香港教區負責人昨日表示不知情、也從未收過錢。
看來,不僅教區不知道,就是上帝也被他的「牧者」騙了!
──還有,那個「香港良心」陳方安生,2007、2008年分別收取過黎智英的二十萬和一百萬,前者是支持「參選」立法會、後者是支持成立「民間策發會」反對政改方案,看來,不僅「四大」反對派政黨都姓「黎」,連陳太也「改姓」了。
有關消息,先在網上流傳,再經多份報刊及電子媒體廣泛報導,全港市民嘩然!而在有「抬頭人」支票真名實姓的鐵一般證據下,當事人黎智英“裝聾作啞”“不敢回應”,其轄下「蘋果日報」更“閃閃縮縮”的只在「政治八卦」版略為報導,而「受惠」的反對派政黨和個人,既不敢承認也不敢否認,一副「此地無銀」的“窘態”畢露。
當然,本港是自由社會,人人有權選取自己認同的政治團體給予支持;但是,當全港主要的反對派政黨、當全港所有的抗中亂港政治活動,都同時由一個「金主」、一個傳媒老闆所支持,那問題就絕不簡單、十分嚴重的了。事態的嚴重性在於操控二字。黎智英年年拿出以千萬計的金錢資助反對派政黨,動機何在?目的何存?難道他真是那麼的無私和慷慨,只求付出、不問「收成」嗎?
而且,當全港主要的反對派政黨都被「收編」到「黎」字旗之後,本港的民主政治還能有獨立自主生存的空間嗎?
還能推動港人社會的政治生態正常、健康發展嗎?
屆時「黎老闆」或「老闆的老闆」要東要西、要這要那,今日反政改、明日抗遞補,「小的們」敢不言聽計從、「身」照辦嗎?
事實是,不管在任何民主國度或社會,政黨政治都會涉及千絲萬縷的金錢關係,但作為有目的、有企圖、有回報的「政治獻金」,特別是躲在幕後、隻手遮天、操控一切的壟斷式「政治黑金」,絕對是為所有的民主、法治社會所不容。近年日本換首相如「走馬燈」,其中不止一位都是因接受「政治獻金」而要黯然下台的。
九七回歸後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下,香港可以照行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但不能被個別人勾結外國勢力,企圖變特區為反華反共基地。黎智英以巨額金錢收買反對派政黨,“全面操控”本港的“抗中亂港”活動,已經構成性質十分嚴重的政治事實,對此,特區政府有關部門、“廉政公署”必須展開徹查,廣大市民更有權要黎智英公開交代:「政治黑金」與“(反華反中)外國勢力”有何關係?(肥佬黎智英)「蘋果日報」“抗中亂港”還要亂到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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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干預香港實錄》
文/劉乃強 (全國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中國評論》2011年12月號
肥佬黎智英(壹傳媒/《蘋果日報》)在香港政治中扮演什麼角色,令人懷疑
表:黎智英近年政治捐獻
奇怪的政治捐款
10月中,一個以臺灣為基地的資料分享軟體網站FOXY出現了一些有關黎智英(壹傳媒/《蘋果日報》)2005年至今年的政治捐獻紀錄和預算。捐獻的對象包括(香港)反對派的政黨如“公民黨”(1,455萬)、“民主黨”(1,369萬)和社民連(100萬)等,和個人如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130萬),和獲得最多捐款的退休天主教樞機主教陳日君(2,000萬)。
(見表:黎智英近年政治捐獻)
陳方安生只在2008年參加補選,那麼2007年和2009年的款項是用來做什麼的呢?陳日君更離奇,他在2009年4月才退休,在2005年~2009年這五年間,他身為現職樞機主教,而教會每年從信眾和各界收取善款,用於維持教會營運、教育、慈善公益等用途,內部有監控,避免浪費與誤用,
他“為何”不以教會的名義接受捐款?
他這個當時是現職的樞機主教卻以“個人”接受這筆鉅款,香港天主教教會多次重申並不知情,更不知款項的去向。陳日君開始時還想“隱瞞”,到不能再忍時,索性借機來一次遲來的三天禁食去抗議發生多時的教育政策,高調的自稱是“敗家子”,接受捐款與政治無關,全部用於教區事務上,包括坐商務客位出差開會、給神職人員每封高達二千元利是、資助內地神父到海外進修,以及援助國內地下教會等。需要指出的是,他籠統舉出的例子,除了他個人每年數次的商務機票外,其他包括資助地下教會,都是天主教會本身經常性推行的工作,所以這位神職人員是明顯說謊。這一千多萬的鉅款真正的用途是什麼?
政治捐款來自何方
我們不知道,但是我們已經知道的是:
1.黎智英在《蘋果日報》不斷跌紙,新出的免費小報《爽報》惡評如潮,廣告嚴重不足,“壹傳媒集團”要發出盈利警告,預告將出現虧損之際,他今年的捐款預算卻沒有收縮,基本上養起香港兩大反對派政黨。
2.黎智英的捐獻紀錄全部是英文的,交收過程十分詳細而且具體,看來不光是給他自己看,還要向一些“英語人”交代。
3.紀錄中經常出現“壹傳媒動畫有限公司”商務總監Mark Simon這個人,作款項交收仲介。Mark Simon出身“美國情報人員”,與美國政黨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資料顯示黎智英透過Mark Simon於2003~2008年經常以“壹傳媒”及《蘋果日報》的名義,向美國共和黨其他附屬右派團體捐獻,金額最少24,500美元。
4.在這次外泄的捐款名單中,受助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跟他一起編輯《中國“六四”真相》英文版的人,乃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J.Nathan),而黎安友則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注1] 董事會董事。
從這裏,我們很有理由懷疑黎智英散出去的不是他自己的“辛苦錢”,“來源”更很可能是美國,黎智英只是一個“中轉站”,而陳日君又是另外一個“中轉站”,將由黎智英發下來的錢再“轉發”出去。例如,轉發予更小、更分散的個人及團體。
美國駐港領事館扮演什麼角色
香港從來都有外國力量充斥各個領域。在回歸之後,美國駐港領事館的編制一下子增至300人,美領事館大量收集香港及內地情報,早已是公開的秘密,其中自稱“泛民”的反對派頭面人物更是他們的重要情報來源。9月份“維琪解密”公開的美國駐港總領事館主要是2005~2010年向華盛頓發出的近千份機密電報[注2],證實了美國對香港事無大小,上至特首人選、民主發展,下至香港廢物處理方向、電力市場是否開放、到我2009年初在《南華早報》提出的香港飲用水供應的安全問題,以及香港金融市場發展、香港專上教育界如何評價內地學術自由等,監察幾達“無微不至”的地步,並及時呈報華盛頓。而香港反對派與美國,則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美領館職員頻密與反對派廣泛接觸,搜集情報和意見;李柱銘、陳方安生等反對派頭目亦曾多次鼓勵和主動要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
美國過去一直不承認干預香港事務,“維琪解密”這次公開大量電文使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很尷尬,不斷施加壓力,要傳媒低調處理,企圖蒙混過關。但是紙已經包不住火,“維琪解密”電報顯示,美國一直在“插手干預”香港事務,香港反對派“活動”“背後”有美駐港總領事館“影子”甚至主導。從這些檔,我們可以隱約的看到一條“線索”,把香港近年的眾多政治現象和事件,包括民主黨的內部矛盾、公民党的興起和跟民主黨的矛盾、陳方安生的複出、“五區公投”的原由、餘若薇和陳方安生對此的態度如何被銀主黎智英等“改變”、“泛民”的分裂、“社民連”被收編、民主黨與公民黨等的選舉策略和部署,以及反對派精神領袖式人物的可能人選等等,把個中脈絡十分清楚地貫穿起來——讓世人清楚看到,自回歸以來,香港政壇長期“動盪不安”,亂局的“源頭”,香港反對派“背後”的“銀主”和靠山就是“美國駐港總領事館”。
2006年3月,陳日君在梵蒂岡接受冊封樞機,他帶同教齡甚淺的黎智英和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同行,並引領兩人向教宗本篤十六世朝聖。
“維琪解密”披露,美領事館於2006年3月的電文中表明,會探討“傳媒、宗教、政客”三種力量結合下的影響力,一方面透過美國線人收集當時三人在梵蒂岡的一言一行,還研究當時傳媒的看法,和諮詢香港天主教界消息人士的意見。
此後,陳日君、李柱銘、陳方安生及黎智英等人即被媒體稱為反對派的“新四人幫”便經常與美國駐港總領事會面吃飯,尋求“資助”及要求對方提出策略性指導,擬聯合“宗教”、“政黨”及“傳媒”三大影響力,在香港政壇上興波作浪。到2007年的立法會補選,“新四人幫”開始試圖發揮“造王者”的力量,美領事館於2007年9月的檔透露,李柱銘、黎智英等遊說陳太參選,並形容她是可以統一反對派對抗有意參選的葉劉淑儀的唯一人選,而陳太亦樂於藉此一試自己的剩餘政治影響力。“新四人幫”由勸退民主黨的甘乃威,到陳太當選上場後,正式成形,近年主導整個反對派的力量和意識形態,並開始插手反對派的選舉部署及政黨合作。眾所周知,2009年反對政改的所謂“五區公投”,是一出由“新四人幫”幕後操盤,出錢出力促成公民黨和社民連台前演出的一場政治鬧劇。
香港反對派的“真正面目”
“維琪解密”電報更揭示了一些在香港政壇十分活躍的重要人物所暴露出來的真面目。這些政客在美國駐港外交官面前獻計出賣戰友和盟友、出賣香港、出賣國家,與他們在市民面前所呈現那種掌握著道德高地,大義凜然地打擊建制派的言行,完全是兩回事、兩種人,讓人們對香港反對派的本質,和原形畢露的真正面目有更正確和深入的瞭解。
當中民主黨的塗謹申,他除了是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之外,還是民主黨前主席李柱銘的“高徒”,經常跟隨李柱銘赴美“告洋狀”,乞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2003年塗謹申與李柱銘赴日內瓦將《23條》立法最新消息彙報給布魯塞爾的歐盟成員時曾恐嚇說,《23條》立法將會破壞香港與歐盟關係。“維琪解密”檔顯示,塗謹申於2007年主動向美領事館警告美國政府,聲言中共已成功滲透入民主黨,民主黨已處於一個很危險的狀況,提出美國政府有需要瞭解有關民主黨的最新情況,相信美國政府是唯一有能力阻止中共對民主黨的滲透工作。在有關事件的發展期間,塗謹申曾多次與美國駐港領事館接觸和交代最新的情況,其後又向駐港領事館遞交有關民主黨滲透事件報告,要求美國政府關注民主黨的情況。美國駐港領事館的分析認為,塗謹申的這些做法是企圖藉此尋求美國政府的影響,阻止所謂的滲透工作。塗謹申向美國出賣黨內戰友,大概還加上其他尚未見光的行動,獲得的回報是美國把他列為美國駐港領事館“嚴格保護”(strict protection)的對象。事件揭露之後,吃裏扒外的塗謹申在民主黨內地位絲毫不受影響,可見他的行為是得到民主黨高層的默許。
另外一個得到美國駐港領事館“嚴格保護”物件特殊待遇的民主黨核心成員竟然是一個學者:民主黨中委,有民主黨“大腦”之稱的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羅致光。回歸前1995~1997年、回歸後1998~2004年羅致光曾是立法會議員,今天在特區政府中仍有大量公職,包括可以大派數十億元的關愛基金執行委員會主席。檔顯示,2009年初,羅致光評估“五區公投”的補選部分,若建制派參加,公、社兩黨恐怕只會獲得3席,梁國雄、陳偉業有危險;如果工聯會陳婉嫻出選,梁家傑都有可能輸掉議席。2010年中,在民主黨決定支持政改“優化”方案前,羅致光亦向美方彙報,預告民主黨準備就政改方案“妥協”。
塗謹申和羅致光兩人都是中國公民,竟然在中國境內,受到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嚴格保護”。首先,他們究竟是什麼身份?為美國做了什麼事情?背了什麼風險?需要受到保護。而美國在中國境內,究竟如何能依法“嚴格保護”一個中國公民?
我們不知道。但有些事情,我們也是知道的:「中情局」遠東地區諜報站就設在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內。長期以來,「中情局」的情報人員以此為平臺,以外交人員身份為“掩護”在香港“大肆”進行“諜報活動”。據美國政治雜誌《地緣指導》披露,美國駐港總領事館人數常年保持在300人以上,更大量的情報人員在文化、商務、外交人員身份的掩護下除搜集香港本地的情報外,還以香港為跳板,開展“針對”中國內地的間諜活動。以前「中情局」在香港的工作主要是針對中國內地,但從去年開始,「中情局」“加大”了針對香港的間諜活動。按照規定,一些重要雇傭特工會被「中情局」指為“嚴格保護”的對象。[注3]
FOXY網站,以往曾多次洩密,但都能繼續運作,但在公開了黎智英的政治捐獻資料之後,便無故突然無聲無息關閉。
“維琪解密”文件揭露陳方安生這位前高官及立法會議員,表面信誓旦旦地效忠《基本法》,擁護“一國兩制”,背地裏將香港政情機密源源不絕向美國“輸送”,並不斷“促使”美國“插手”香港政治。陳安安生除了是美總領事親自會見的主要聯絡對象,經常向她請教,話題無所不包,重點是反對派在政治方面的部署,包括陳太辭去政務司司長的原因、會否參加2007年特首選舉,到退任立法會議員後的動向和行動,以至她對內地和香港,均巨細無遺地一一諮詢之外,這位被西方傳媒稱為“香港良心”的陳方安生,也很積極向美國駐港總領事表態,要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同時她又鼓勵時任駐港總領事唐若文應多就支持香港民主發展發表意見。
在“維琪解密”公開的2006年9月電文中,披露了陳太對美國駐港總領事直言,不參選2007年特首的原因,是她“很珍惜自己與北京的聯繫”,若為了一場必輸的選舉而與北京對著幹,“個人政治代價太高”;美國駐港總領事于2009年1月的電文又透露,陳方安生揚言自己不再參與立法會選舉後,重要工作是走入學校層面,宣揚她的“兩制”理念,以抗衡行政長官曾蔭權和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推動的愛國教育。2009年7月電文中指出,陳方安生在會面中,就“鼓勵”美國政府應不時提醒“北京政府”,美方關注北京政府如何處理與香港相關的事務,“因為北京政府很介意其他國家,特別是美國如何評論他們”。而另外兩份於2009年1月和8月發出的機密電文中亦指出,陳太先後遊說美國駐港總領事唐若文,“她認為中聯辦是中國干預的源泉。香港傳統左派仍是民主發展的障礙”。美國應干涉香港事務,又鼓勵唐若文應多就支持香港民主發展發表意見,特別是美國作為香港的主要貿易夥伴,“在港有著很龐大的利益”。諷刺的是,唐2009年1月的電文題目為《陳方安生——不在其位仍謀其政》,她真正關心的,並非香港和國家,而是個人政治前途和美國的利益。而在“維琪解密”檔公開後,陳方安生一直在回避社會的質詢。
另一位傳奇人物是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自由党主席李鵬飛。“維琪解密”檔案揭露,李鵬飛多次在北京參加人大代表會議之後,向美國報告兩會的情況和北京的動向。他更向美國推薦公民党前黨魁余若薇,接替李柱銘作為領導整個“泛民主派”的共主。李鵬飛一方面是中國法定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大的港區代表,另一張面孔又是美國的線人,和反對派核心人物。檔顯示他有份遊說餘若薇參與反對政改的“五區公投”,于邀功之餘,同時又向美國打小報告,透露陳方安生和餘若薇對“五區公投”的本來保留態度,其三刀兩面的表現,令人側目。只是美國人並不欣賞李鵬飛的政治判斷,於電文中直接質疑餘若薇在反對派中的決定性影響力。
香港內部矛盾的根源與政府作為
“一國兩制”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早在1984年中英協定達成以後就預言,“對於中英聯合聲明應該想到,總會有些人不打算徹底實行。某種動亂的因素,搗亂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總是會有的。老實說,這樣的因素不會來自北京,卻不能排除存在於香港內部,也不能排除來自某種國際力量。”[注4]
“維琪解密”以大量事實證明了鄧公的遠見。香港回歸,中國千方百計保持香港的穩定和繁榮,而美國等西方國家要千方百計無風起浪,破壞香港的穩定和繁榮,企圖證明香港的回歸是錯誤的,“一國兩制”是失敗的,而如陳方安生所言,將來只有“一國一制”,那就是香港資本主義這“一制”。說到底,香港內部的政治和社會的各種矛盾,根源其實就是中國和美國在香港矛盾的反映。
對此,中國當然不可能坐視,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于9月中接受中新社提問,指出維琪解密的電文顯示,美國駐港總領館官員對於香港政制、社會發展問題興趣很大。美方不僅就香港政制發展問題向特區政府提出過帶有干涉性的意見,而且與特定的某些人頻繁見面。如果是這樣,美方的行為就超出了《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等國際法所規定的職能,“我們有理由對此感到關切和不滿,並要求美方停止這種錯誤做法。”外交部駐港公署向美駐港總領館表達了中方的關切,表明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要求美方嚴格遵守有關國際法和公認的行為準則,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發言人指出,當今世界面臨很多重大而緊迫的問題,香港應該是中美進一步開展和加強合作的重要橋樑,“希望美方摒棄冷戰思維,不在香港搞政治上的小動作。”
這非正式的外交抗議,軟弱無力,當然只是聊勝於無,而美國處於完全理虧的狀態,起碼短期之內也會暫時收斂。但是如無具體的措施,相信不久之後將會死灰復燃,甚至欺我軟弱,而變本加厲。
若以美國的有關法例為參考準則的話,黎智英和反對派政黨上述的一系列行為,輕則罰鉅款,重則要坐牢。因此,中央有必要責成特區政府,頂住已證實被美國收買和保護的反對派的阻撓,儘快就《基本法廿三條》國家安全立法,並且在2017年開始全面落實普選之前,訂制《政黨法》和《政治捐獻法》等,使杜絕外國勢力干預香港政治生態有法可依。
[注1]:NED可稱美國上百萬個非政府組織中的龍頭老大,跟美國國務院、國際開發署、中央情報局有密切的聯繫,被認為是中情局(CIA)的“另一塊招牌”。因為NED有非政府組織(NGO)的招牌,不易引起注意,甚至連西方的研究報告都說,“在向非政府組織提供戰略資金方面,美國外交政策精英們認為NED比秘密支持更可靠”。
NED主要資金源自美政府撥款,美政府對NED的撥款主要包括三部分,當中最大來源是國會年度撥款。NED還頻頻資助“民運”、“藏獨”、“東突”等各種反華勢力。NED下屬四大機構,即共和黨的國際共和研究所、民主黨的全國民主研究所、美國商會國際私營企業中心及勞聯-產聯的國際勞工團結美國中心。
[注2]美國的機密分類有三級,分別為confidential,secret及top secret。這回被公開的除了兩份是屬於第二級之外,其他都只是初級機密檔。
[注3] http://paper.wenweipo.com/2011/09/14/PL1109140001.htm
[注4] http://www.news365.com.cn/wxpd/wz/shhm/200903/t20090320_2244535.htm
《中國評論》月刊2011年12月號 總第16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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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諜特務四人幫)《(壹傳媒/《蘋果日報》)黎智英熱衷政治捐獻》
成報 2012-1-24
http://www.singpao.com/NewsArticle.aspx?NewsID=199923&Lang=sc
【本報政治組報導】「壹傳媒」集團老闆黎智英與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原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及民主黨創党主席李柱銘關係密切,從多份透過分享軟體foxy外泄的「肥佬黎數簿」(見圖)可見,黎智英一直熱衷政治捐獻,且是陳方安生、公民黨、民主黨、社民連、前綫「大水喉」,在七年內便捐款逾5,100萬元。
本報昨晚致電「壹傳媒」集團,但接線生指黎智英已離開公司便掛線。據悉,陳方安生亦知有傳媒收到有關文件,但未有進一步回應,目前暫未知檔真偽,但從檔內容及單據所見,相信頗具真實性。綜合來說,各政黨及政治人物收到的捐款總額,陳日君 2,000萬;公民党 1,502萬;民主黨 1,369萬;陳方安生130萬;社民連100萬;前綫40萬。
「維琪解密」早前公開逾千份美國駐港領事館機密電文,揭破「港版四人幫」,即民主黨創党主席李柱銘、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原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和《壹傳媒》集團老闆黎智英,常密晤美國駐港領事尋求資助及要求對方提出策略性指導,擬藉各人手上「宗教」、「政黨」及「傳媒」三大影響力,在香港不單議政論政,還藉此大搞政治運動。
有匿名人士昨向傳媒報料,指透過Foxy分享軟體,輸入「LAI CHEE YING」,搜尋得到最少5份有關疑似黎智英的捐款紀錄及入數單據。最震撼是細看內容,不難發現黎智英是泛民主派的「大水喉」。
7年內捐款逾5,100萬
據該未經證實的檔,獲黎智英捐款的政黨,包括近年屢次煽動平民百姓狀告政府的公民党,公民党核心策劃的爭取外傭居港權及阻港珠澳橋興建的兩宗官司,令其受市民的支持率劇跌。根據黎智英的捐款紀錄顯示,該黨最少有逾1400多萬元捐款(2006-2011年)。
陳方安生則獲捐款130萬,估計其中一筆款項是資助她參加2007年9月的立法會港島選區補選的選舉經費。在2010年公民党與社民連發起「五區公投」的日子內,公民党恰巧有一筆大約400萬的黎智英捐款;而社民連則有一筆100萬的捐款。最離奇是中國會創辦人、富豪「上海灘」鄧永鏗亦有接受黎智英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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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情局間諜黎智英政治獻金操控香港反對派》
──打造港澳臺反華基地
港媒爆:(美諜特務四人幫)黎智英5年捐2.3億政治獻金
香港各大媒體今天均在頭版報導,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是香港泛民主陣營的超級金主,由2005年迄今共捐出港幣6000多萬元 (台幣2.3億),其中3500萬元直接捐給公民黨、民主黨、社民連在內的反對派政黨。而在曝光捐款名單中,香港前政務司長陳方安生、天主教香港教區前主教陳日君也赫然在列,陳日君接受的捐款總額高達港幣2000萬。
相關捐款資料是由最新一期的「Foxy解密」揭露,網上分享軟體Foxy 近年不時洩露政府或機構的內部機密檔。據香港明報報導,黎智英的捐款佔民主黨非會員捐款的比例極高,2009/10年度高達99.4%,佔公民黨非會員捐款比例則在40%至68%之間,顯示捐款高度集中在一人。
香港媒體評論,媒體大亨對政黨和政治人物的大額捐輸事涉敏感,例如媒體大亨梅鐸去年10月在期中選舉前的兩筆100萬美元政治捐款即引發極大風波。文匯報指智英意圖操控反對派。
香港沒有《政黨法》,政黨無須公開大金額捐款來源,但政黨若以公司名義註冊,須在財務報告中列出所收捐款總額。
Foxy連日公佈的5份黎智英檔案,包括他的現金流量表、 2005年至今的捐款清單、捐款文件、捐款本票等。接受黎智英捐款最多的是民主黨、公民黨,兩黨總額達港幣3300萬,公民黨自2006年起每年收到捐款,金額由200萬增至今年的600萬,顯示黎智英對該黨支持增加。
黎智英對記者的查詢迄無回應,各政黨中也只有社民連承認接受港幣 100萬的「五區公投」經費。
其他政黨多不願證實或評論有關捐款,而以「捐款人資料不公開、任何捐款均沒有附帶條件」來回應。民主黨並表示,捐款人身分保密是為免中國方面「秋後算帳」。
【2011/10/18 聯合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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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巨額捐獻惹爭議 陳日君:無關政治》
香港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向政界及個人的巨額捐獻事件持續發酵,前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證實接受過捐款,但與政治無關。
陳日君今早公開證實,曾收過黎智英的捐款,但強調對方只是捐錢給自己,與教區無關,也與政治無關。
陳日君說,所收捐款用於本地慈善團體、支援中國大陸的修女到羅馬進修,以及捐助海外的天災。
至於民主黨和公民黨,至今仍拒絕公開曾否收過黎智英的捐款,但他們強調不會在任何附帶條件下接受外來捐款。
本地媒體昨天報導,一份疑似是黎智英私人帳簿的Foxy文件昨日曝光,帳簿記錄黎智英於2005年至2011年間,捐款給多個泛民政黨和個別人士。
其中,陳日君獲得最多捐款,過往幾年獲捐款約港幣2000萬元。
在政黨方面,民主黨自2006至 2011年獲黎智英捐款1300餘萬元;公民黨獲捐款約1500萬元。
此外,黎智英也曾向社會民主連線、港府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等小黨及個人捐獻。
香港媒體對此質疑,第1,陳日君出任主教時收取如此龐大捐款,其用途為何?為何個別宗教人士以私人名義收取捐款不受教會管制?第2,黎智英的捐款是否影響到各黨派及個別人士的政治取向和行動。
頭條日報今天發表社論說:「香港是否已出現傳媒與政黨結盟,暗中配合,主宰政局的勢頭,是時候深切關注。」
黎智英的政治態度一向明確,就是支持民主自由,而他與陳日君、前民主黨主席李柱銘、陳方安生向被視為香港民主派4大核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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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日君認個人名義收黎智英捐款》
(香港訊)明報報導,天主教香港教區前主教陳日君樞機承認曾接受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捐款,款項全用在教會事業。
陳日君今日就校本條例終審教區敗訴一事召開記者會,會後主動談到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捐款的問題。
陳日君承認曾接受黎智英的捐款,而百分之百的捐款都是捐給他個人,不是捐給教區;捐款跟任何政治也沒有關係,而黎智英從來沒有過問這筆款項的用途,而他也從沒有向黎智英交代,也沒有說過「多謝」。他承認首次收到300萬元支票捐款時,自己也有點愕然。
對於黎智英及從其他途徑得到的捐款數目,他稱沒有作過很詳細的統計,但用途十分廣泛,包括捐款給不同的慈善機構;每年多次到外國包括羅馬教廷的商務客位機票開支;給予神父修女到負笈羅馬的助學金,包括到當地探望他們時飲宴和利市錢開支;在港舉行主要供小朋友參加的活動,包括旅行和聯歡會;購買月餅送囚犯;送贈聖像予學校;翻譯外文書籍;也捐款予外國,包括受天災橫禍影響地區的主教、外國教區等。
陳日君指,天主教香港教區其實不是很富有,所以他也很少向教區「伸手」。至於收到的捐款,他強調全用在教會事業上,沒有作個人用途。
陳日君在今早的記者會上回應商人黎智英的捐款,他自嘲為敗家精,捐款用剩幾十萬。
陳日君被問到黎智英給他的二千萬捐款是否已花光,陳日君表示,還用剩幾十萬。他多次形容自己是敗家精。
陳日君又強調,黎智英從來沒有問過他如何用這些錢,他亦從來沒有問過黎智英下一次何時再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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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日君避談巨額捐款流向 干政主教幕後屢亂港》
最新“Foxy解密”踢爆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在過去數年內,合共向天主教香港教區前樞機主教陳日君捐鉅款逾2000萬元,但用途不明。天主教香港教區副主教陳志明表示,教區並不知道事件,教會賬目也沒有出現有關捐款,又強調教區規定任何神職人員進行公開籌款活動時,需要先得到教區的同意,至於以私人名義捐助就不會監管;又說不會要求陳日君交代如何運用款項。捲入“捐款門”風波的陳日君18日現身堅道天主教座堂時對事件“三緘其口”,並一度黑面,令鉅款去向及用途更添懸疑。多名學者則認為陳日君有需要向公眾解釋捐款流向及用途,否則公眾難免質疑捐款用途 “見不得光”。
香港《文匯報》報導,細閱經Foxy軟體外泄的黎智英“政治獻金”檔時,已指出當中最吊詭之處是陳日君由2005年至2010年間,獲得“個人捐款”高達逾2000萬元,還超過公民党及民主黨,ue足證陳日君在黎智英心中的地位與他人相比確實不可同日而語。
對巨額捐款去向,天主教香港教區副主教陳志明18日表明,教區從來沒收過來自黎智英的捐款,教區的賬簿內亦沒此紀錄,也不知道陳日君是否個人接受有關捐款:“大額的我們全部都清楚的,(全部賬目也好清楚?)我們有一部門列明的,特別有些人捐款我們也要知來源是哪里,清清楚楚很緊要的。”但他形容陳日君樞機好心,樂意幫助任何人,如果他需要幫助任何人,都需要人幫助他,他接受捐助是可以理解雲。
當天陳日君兩度被記者追問捐款一事,都不肯作出回應。他早上現身堅道天主教座堂時,一聽到問題,一度黑面就走進座堂內,其後再被追問“有沒有這件事” 時,他就掛著勉強笑容,繼續“收口”;下午離開座堂時,更急步“沖進”的士內,並大力關上車門,差點夾中攝影師的手,似乎有點老羞成怒,落荒而逃,希望儘快離場避開記者追訪。
另據報導,被揭過去5年收受壹傳媒老闆黎智英2000萬私人獻金的原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回歸以來一直高調參與本地政治,開始時主要利用其主教身份發表各類有關政治言論,其後更與民主黨創党主席李柱銘、黎智英和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組成“四人幫”,大搞密室政治,在幕後操控反對派,包括公民党成立、勸退甘乃威參加2007年補選,乃至近年策動所謂的“公投”運動。
“四人幫”近年主導整個泛民主派的力量和意識形態,隱身其後的陳日君和黎智英更是合作無間。在2005年政改方案一役中,陳日君高調批評,有關方案 “難以接受”,要求泛民議員反對。時任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更于立法會否決政改方案後,罕有地點名批評陳日君。天主教刊物《公教報》於2006年刊登一名神父的文章,指有教友對陳日君就政改等政治問題的高調取態感到不滿,但陳日君反而變本加厲。
2007年港島區立法會補選時,陳日君被揭發聯同黎智英和李柱銘,透過所謂的“飯聚”干預選舉,包括強推陳方安生參與補選,並勸退準備參與競選的民主黨成員甘乃威等。至2008年,由黎智英牽頭,“四人幫”在黎位於九龍加多利山的豪華大宅內進行了3個小時的“秘密飯局”,遊說陳太再度參選立法會,未能得逞。陳日君亦被外界視為策動所謂“五區公投”的幕後黑手之一,並以神職人員身份,呼籲市民支持所謂“五區公投”運動。
“維琪解密(專題)” 早前公開的近千份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機密電文中,也揭露陳日君與黎智英和李柱銘不時一起與美國駐港總領事會面吃飯,討論的話題非常廣泛,包括香港的政治、政黨及政府官員等方面。電文亦披露,李柱銘、黎智英、陳日君於2006年到梵蒂岡“朝聖”,首次令他們嘗到“傳媒、宗教、政客”組合可發揮的影響力,隨後就和美領館“情投意合”,並“幕後操控”多場政治鬥爭。
讚讚
● 颱風,太極,2011“巧合事件”——台海上空的戰略欺騙
(從南海博弈看華盛頓的台海戰略框架)●
2011-8-13
本文基於一系列政治事件和“巧合性”社會事件去推演華盛頓的,或同時也是臺北某勢力的“台海戰略”,並不意味著本文一定認為某些事件及事件之間的邏輯聯繫是事實,是陰謀,或不是事實,不是陰謀,或都是事實,都是陰謀。
在推演出其戰略佈署之後,對某些事件之真偽性的懷疑便可暫時懸擱,在時間能為今日歷史解密之前,無妨暫把本文在某種程度上看做——基於概率事件的博弈邏輯分析“過程”。
…………………………2011新聞事件……………………………
(1)4月27日,阿里山小火車發生翻覆“意外”,造成109名大陸遊客受傷、5名大陸遊客死亡和4名臺灣乘客受傷。經“查明”,肇事主因是左方邊坡一棵28米高的森氏櫟突然枝幹斷裂,擊中第七節車廂,造成第五、六、七、八共4節車廂翻覆。
(2)5月10日,美國軍艦“葛羅夫斯號”在配合北約組織執行反海盜任務時,攻擊被索馬里海盜挾持臺灣漁船“日春財68號”,與海盜交火,臺灣船長吳來于遭波及身亡。美軍調查結論是吳來於與3名海盜並非遭到蓄意殺害,反海盜任務目標是逼降挾持臺灣漁船“日春財68號”上的海盜。在船上由4名美國水兵對臺灣船長和3名海盜舉行了海葬儀式。
(3)5月24日,臺灣爆出起雲劑事件。
(4)5月26日,中國第一個作業深度達3000米最大下鑽深度超過10000米的深海鑽井平臺——“海洋石油981”由製造方中國船舶工業集團公司交付給國家海洋石油公司。同時,中國對瓦良格號航母艦體的改裝工程進入收尾階段。
(5)6月12日,臺灣防務部門宣佈,為因應日益升級的南海緊張局勢,臺灣將向南海所占島嶼部署導彈艇和坦克等重型武器。
(6)6月14日,據菲律賓“sunstar”新聞網站報導,美國駐菲大使于當地時間6月14日,就不斷升級的中菲南海爭端緊張局勢表示,美國將支持菲律賓,並稱“美國在所有問題上都站在菲律賓一邊”。
(7)6月16日,馬英九出席《郝柏村解讀蔣公日記1945~1949》新書發表會。馬英九表示,書中指出,“蔣公”除了“領導抗戰、抵禦外侮”之外,最大的貢獻,還是“制定並實施‘中華民國憲法’”,因為這部“憲法”是一部“涵蓋全中國人的‘憲法’”,當時臺灣也有選派18位代表參與制定,更是現在處理兩岸關係的重要依據。他指出,每當提到處理兩岸關係的原則,他必定會強調“在‘中華民國憲法’的架構下,不統不獨不武,九二共識、一中各表”,沒有這部“憲法”,真的很難推動兩岸關係,因為兩岸與兩德、兩韓情況完全不一樣。(2006年3月31日起,大學的胡佛研究所首次公佈蔣介石從1917年到1931年的日記內容。2009年,最後一部分蔣介石日記也在胡佛解密。)
(8)6月30日上午傳出臺灣李登輝貪污案全案偵結,李登輝依貪污罪被起訴。(李登輝2008年8月14日被陳水扁拖下水,指稱李登輝曾經……)
(9)7月7日,臺灣舉行多場活動紀念盧溝橋事變,馬英九致辭。
(10)7月7日,美國會眾議長博納、眾議院民主黨領袖佩洛西等國會議員集體會見了達賴
(11)7月17日(華盛頓當地時間7月16日11點35分),奧巴馬帶女兒在白宮約見達賴。前一天,白宮官方網站剛剛公佈約見資訊。
(12)7月18日12時許,新疆和田市一公安派出所,一夥暴徒襲擊民警,劫持人質並實施縱火。我公安、武警擊斃數名暴徒,成功解救6名人質。事件中,1名武警、1名聯防隊員犧牲,2名人質被害,1名聯防隊員受重傷。
(13)7月20日上午,在印尼巴厘島舉行的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高官會就落實《宣言》指標案文達成一致,並就今後工作達成一系列共識,為推動落實《宣言》進程、推進南海務實合作鋪平了道路。(中新社)
………………………………………………………………………
剛剛過去的(2011)5-7月間,南海風雲積聚,從大勢上看,如果臺北協同北京聯手維護南海權益,則美國很難在南海發力。而進入2011年,臺灣島上最具震動力的大事件有兩個——一是塑化劑事件,二是台毒“教父”李登輝被正式起訴,而這兩個重大事件與南海問題成為熱點在時間上高度重合。
塑化劑事件是多年來對臺灣社會穩定構成重大威脅的唯一一次非自然力事件、非“政治性”事件。這一事件在被揭發之初,臺北政府也可以採取低調方式暗中處理,實施“危機控制”防止負面效應擴散,以不致於引起社會恐慌。但從事件“暴露”之日算起,幾個月來,事態仍有“可以”被繼續放大的勢能,所造成的後果“可以”更為嚴重;它也“可以”隨時被壓制,把間接經濟損失和對社會造成的負面震動限制在一個臺北政府完全可以控制的範圍內。而從時間進程上看,塑化劑事件“恰巧”與南海問題升溫在時間上高度重合——塑化劑事件被爆出之日只比中國深海鑽井平臺交工早2天,同此時,中國改裝瓦良格號航母的工程正緊鑼密鼓且被輿論爆炒中,而到7月底南海風波漸止,起雲劑事件也恰巧走向平靜。
如果說在這種“巧合性”背後的確有某大國(美帝)勢力在起著引信作用和放大作用,那麼這個某大國(美帝)對中國的“南海示強”(按照東方評論員的概念)行動就一定是有預判的(或者出於純粹的智庫研判,或者在北京有情報管道)。無論塑化劑事件之爆出程式與某大國有關與否,客觀上,塑化劑事件被“強力度”直接爆出都對臺灣產生了警告效應——某大國有能力,也有準備以巧力重擊臺灣經濟,引發社會問題,並由此改變台島的政治格局、選戰形勢,所以在南海問題上,臺北不得配合北京行動……與事件相配合的還有“事態”層面的操作——塑化劑事件讓台島民眾心理及社會氛圍陷於恐慌狀態,不敢“起事”,尤其針對美國的強勢霸權不敢“起事”,也遂使得台島媒體無力、無意生產可以配合“北京南海行事”的輿論,而傳媒輿論消極退縮,反過來又壓制了台省民眾的南海訴求。很可能,馬英九政府沒有被某大國勢力的這一威壓所制服(動向上看,臺北仍有出擊南海的意圖或至少表面意圖),或者還可能馬英九提出了更高要價,而某大國勢力也需要維護台島目前的選戰格局(國民黨藍營“略為”占優),於是另一個“巧合”性事件發生了——6月30日,李登輝貪污案全案偵結,李登輝依貪污罪被起訴——這是某大國勢力給馬英九及藍營的一個“大禮”(某大國勢力“明確”允許臺灣司法系統起訴李登輝),而要理解這個內容比較複雜的“大禮包”,就要分析某大國勢力的“台海戰略”有著怎樣一個框架,它又是這樣形成的——
進入2006年,隨著大陸對臺灣的經濟籠絡政策逐漸生效,並效果加大,台毒勢力大勢不保;同時,中國反台毒輿論增漲,2005春,全國人大通過《反國家分裂法》也從博弈邏輯上“否決”了台毒政客的“膽氣”;
此外,美帝全面打擊前南斯拉夫,侵略阿富汗、伊拉克——美帝這些連續的稱霸戰爭(侵略戰爭的新形式)也加深了中國人民對美帝的不信任;
加上陳水扁貪腐案在其05年5月20日卸任前已經呈現……
這些因素都“促使”華盛頓“修改”其台海策略,“於是”2006年3月31日,“蔣介石日記”在美國開始公佈,某些勢力意圖“借此提升”國民黨在大陸、台島的聲望,而美國針對中國選擇“顏變”路線的“意圖”開始增加。蔣日記不是一次性開放、而是在數年中逐漸公佈的——如果華盛頓沒有對日記內容做刪減或篡改操作,也一定是先由美國智庫針對蔣日記做“戰略分析”,在確保“有利於”美國戰略部署,保證美國在台海政策上贏得先手的“前提”下,再行公佈日記內容,並“利用”日記內容及民間相關的好奇心、叛逆情結製造政治影響。
參考下述歷史事件上演之時間順序,不難看出華盛頓之所以在台海-中國問題上弱化台毒路線,強化“顏變”路線的“理據”——
…………………………台島政治大事件回顧…………………………
2000年的選舉中,國民黨分裂,陳水扁以39.3%的支持率勝選,實現台島首次政黨輪替。
2002年8月起,發表一系列台毒言論,鼓吹“一邊一國”論。
2004年,陳水扁在319槍擊事件後以微弱優數擊敗連宋,“意外”獲連任。
2005年,(a)中美之間因臺灣問題,對抗開始升級。(b)高捷弊案,陳水扁面臨信任危機。(c)2005春,全國人大通過《反國家分裂法》。(d)2005年底,民進黨在“三合一”選舉中慘敗。
2006年3月31日,大學的胡佛研究所首次公佈蔣介石從1917年到1931年的日記內容。
2006年5月20日,陳水扁卸任,特偵組立即分案偵辦機要費案,並將陳水扁列為被告。
2010年11月26日,連勝文在競選晚會上遭遇槍擊,經搶救生還。
同期美國的重大行動:
2001年9月7日(“9•11事件”前幾天),英國石油公司(BP)宣佈退出中國的“西氣東輸”工程。
2001年10月7號,美國開始對阿富汗塔利班進行了大規模轟炸
2001年,『上合組織』成立。
2003年3月美英聯軍大規模軍事打擊薩達姆政權。
……………………………………………………………………………
那麼,“起訴李登輝”作為華盛頓給台島藍營的“大禮包”,其中會藏有什麼大致內容,就隱約可測了——李登輝不僅是台毒“教父”,對台島選戰進程來說,李登輝這個幕後人物還是一個不確定因素,那麼起訴李登輝之後,基本可以壓制住台島各政黨的台毒立場,還能保證選戰在“常態”下進行,也在華盛頓可以預研、遙控的範圍內進行,即華盛頓希望台島演繹一場火熱的、不獨的、文明的選戰表演給大陸民眾看,而即便民進黨在最後關頭獲得優勢,華盛頓也有辦法為台島選戰加上一根“美國稻草”,保證馬英九和國民黨獲勝。當然,按照華盛頓的戰略程式,李登輝在2011年此時也應該到了被起訴的時機了,華盛頓贈送給國民黨藍營的只是一個“明確性”而已,但僅只這一“明確性”也足以對馬英九陣營贏得選戰大勢構成直接支持了。但是,李登輝也只是被起訴,距離案件審結還遙遙無期,到明年春季選戰結束前,華盛頓仍然可以利用李登輝這張牌隨時制約國民黨和馬英九,也仍然可以選擇實質性地支援台毒,或策略性地臨時支持台毒,這就要看全球局勢如何演繹變化,而華盛頓的“中國戰略”要不要做相應的變更(或者程式性變更)了。
如果說冷戰局面下,台島政治勢力還寄望於兩大陣營的大博弈過程能夠產生機會,改變中國政治的局域環境,從而它有機會重返大陸,那麼冷戰結束後幾年,北京改革開放,民心趨穩,89年後的中國政治全面進入經濟層面去運作,民眾的政治敏感度大為降低,又隨著中國經濟進入增長軌道,從而台島政治勢力幾乎“完全失去”了渡海入京的前景,這就導致了,也加深了台獨傾向,陳水扁遂“應運而生”,啟動了“台毒通道”。同時,不能說在“臺灣式民主”背後的台毒傾向沒有華盛頓的影子,對於華盛頓,“台毒通道”是“應需而生”。臺灣國民黨由於在大陸有其前身,有故事可以追溯(雖然乏有照亮史書的故事),它天生就是“統派”,尤其在與作為它的反對派的綠營的競爭中,它需要著意去選擇與綠營相異的立場。那麼反過來,綠營的策略就變成“耍賴式”,硬性去撕裂台島社會。
中國“入世”後經濟向右滑行,美帝企圖以經濟、金融為平臺實施“經濟和演”兼金融打擊、經濟掠奪,然而隨著美國步入金融-經濟危機,華盛頓的“遏制”政策從暗中升到臺面,台島似乎又一次看到了“胡漢三情結”的可能前景(“我胡漢三,又回來了”),外觀形象還不錯的馬英九也更適合美帝的需要了,於是國民黨抱起馬英九順利上臺,而隨著美國經濟走向危機,遏制中國的力度加大,臺灣藍營的“胡漢三情結”更萌萌欲動,而美帝也加重了“不允許台毒”的真假立場。但在全球大博弈中,美帝需要不斷與北京交換籌碼、換算籌碼,台毒立場也並沒有被華盛頓真正放棄。
由於中國大陸的“反對派”們不易成勢,海外的“(普世派美分帶路黨)民運派”在中國網民心目中已經“淪落”成為腐化、無能、“賣國”的貨色,華盛頓“顛覆”中國的“企圖”就會“另尋路徑”,那麼就只有台島上的馬英九及其國民黨了。在華盛頓戰略家看來,一旦大陸政權有內患,反而是台島上的政府、政黨可以直接獲得奪權機會,或者由台島政黨來整合大陸政治勢力。然而,有這種可能性存在,北京就必須提升自己的執政能力,反擊腐敗,贏得民心,各可能存在的潛在的派系也至少需要一個共同底線——拒絕由華盛頓操演的這個“以顏變促肢解”的“颱風策劃”,這樣,台島就成為大陸的“牛虻”,催促大陸政治前行,所以目前,華盛頓的策略主要以鼓動馬英九和國民黨暗度陳倉為主線,不想令“颱風策劃”事實上變成大陸的“牛虻”。
隨著中國“南海示強”,宣告中國經濟“可以”選擇硬著陸,甚至在不得已的世界經濟態勢中,還或多或少地可以“有意”選擇“硬著陸”(在美帝的逼迫下,全球經濟硬著陸,而中國可能需要被迫做出一定的“先期性”準備),那麼在美帝和台島藍營看來,如果硬著陸成實,中國經濟將會有一個低迷期,失業、腐敗等問題將凸顯為、被凸顯為社會不安定因素,那麼美帝可以借機顏變中國,或者肢解中國。而如果此時台毒聲勢猖獗,臺北權力將不可避免地減弱對大陸的滲透與“顏變”的操作效果,那麼在台島選戰進行之際,華盛頓認為有必要支持馬英九的藍營。但也由此,馬英九及藍營可能不聽話,可能向華盛頓要價更高,也可能出於為確保選戰勝利而尋求與北京合作,於是華盛頓一方面向馬英九及藍營做出保證(給李登輝立案),同時給臺北“製造”新問題,“無中生有”榨取籌碼(塑化劑事件),從而把藍營控制在掌心。
一旦中國被華盛頓肢解並同時被“顏變”,美國有可能會從它所能控制的南海利益中割掉一塊送給馬英九和國民黨,作為馬英九挾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重回大陸的資本(見面禮),但這一點(不會很多)本來就原屬中國的利益無法與美國將要從中國肢解掉的廣大西部國土資源、地緣價值相比,當然,菲、越等國就要喊疼了。不過還沒完,華盛頓會繼續讓南海保持爭執狀態,包括(正被某些人臆想中的)馬英九的“中華政府”在內的南海各國的利益還是要被美國玩轉——在華盛頓的立場上,除了美帝,地球上不可以有其他主權可言。
解體、顏變同時發生——華盛頓曾經用以對付前蘇聯的破壞模式還要被它用於中國。為厘清美帝這一戰略,再看臺灣選戰之前這一年左右時間裏,台島上發生的幾個“巧合性”事件——
一是,今年4月27日臺灣阿里山小火車大陸遊客死傷事件。據說事故原因是一顆老樹恰好折斷,自然,不論是不是在某勢力的“善導”下,反正“老樹”是徹底放棄了為自己辯護的權利。但事件造成的政治後果是——加速中的陸台民間交往步伐受到了來自“客觀”方面的限制。民間交往會潛移默化地增強兩岸民眾的認同感、依賴感,大陸對臺灣的影響力無形中會得到加深,而美國對台影響力會相應下降,即美帝對臺灣政治的操縱空間,包括“台毒空間”會變局促。同時,這些由大陸大城市富裕群體構成的遊客的政治意見遠比中低收入階層的意願更重要,他們將因臺灣之行增強其反對台毒的立場與情結,並這種情結與立場將因為“階層差”向同階層、不同階層順利擴散,形成某種類似流行風一般的“認同文化”,這就從大陸方面限制了台毒空間和“三獨框架”。華盛頓或者華盛頓在臺北的最新合夥人要求的是“從臺灣方面”把台毒限定在一定成色內,以配合其“政治颱風登陸”,而不希望“從大陸方面”限制台毒空間從而也限制“三獨空間”。
二是,去年(2010)11月26日(中國豬)連勝文被槍擊事件。連戰一派政治力量影響了華盛頓的或者華盛頓與臺北某政治勢力共同構設的戰略安排,反倒可能會配合大陸的針對性應策(針對華盛頓的策劃)。連戰作為最傾向於同大陸的台海政策合作的“統一合作”派領袖,他的兒子就要“中槍”,而這次槍擊實實在在威脅到連勝文的生命,與(利比亞)卡紮菲(格達費)三個孫兒被炸事件頗為類似——起到了對(臺灣)政客的震懾效應。但連勝文中槍與陳水扁中槍事件性質、結果完全不同,卻都有利於華盛頓或者同時有利於台島某政治勢力。
連勝文中槍還要有象徵性和“政治效果”,所以“中槍事件”不可以發生在其他場合,而必須是在競選臺上。競選臺上的槍擊案件必然受到全臺灣的重視,屬於必須全力偵緝的案件,那麼除非案犯弱智,是不會選擇這種場合刺殺那位陳鴻源先生的,並且子彈準確擊中連勝文頭部,所以“誤傷”一說大不足信,卻不能不令人產生聯想,而這種聯想(主要又是潛意識聯想)正符合“震懾”目的。目下,檢方卻已經為事件“定調”為“誤擊”——頗有“美式風格”的說法,那麼是不是可以猜測——臺灣司法部門也已經在某種程度上被某大國(美帝)控制了呢?或者被由某大國遙控的台島某勢力(有點繞地)控制了呢?當然,這種事件肯定不是由真正的基督教徒,也不是自由女神的真正信仰者策劃的。
連勝文被“誤傷”,
臺灣船長被“誤殺”,
阿里山小火車被大樹“誤砸”
——無法準確判斷這一系列事件是不是都出於偶發,本文只能說——這些事件事件之間的“連續性安排”,及事件對美帝戰略部署呈現為明顯的“邏輯有利”,及從概率上看其“意外性”也都太低,及與美帝(白宮、美帝國防部、CIA)的操作風格也夠神似——這些疑問至少可以考驗一番政治場面中的思維邏輯。
此外,塑化劑事件的第一位“發現者”是一位50歲出頭的婦女,與卡恩事件中的女主角年齡相仿,這是不是也算一種頗具美式風味的,或者“臺北之美系風味”的“巧合性”呢?
如果這些“不都是”巧合,則本文可以大膽預言——在美國的要求下,馬、蔡將有一場火熱的選戰,但選戰會非常之公平、理性。除非國際大勢更變,華盛頓將放棄“三獨框架”而選擇“以顏變促肢解”的針對中國的策略,本文稱之為“颱風策劃”。
如此,按照華盛頓的意願,明年(2012)春季台島選戰中的勝者“必將”是馬英九及其國民黨,然後,在國際形勢之適當時機——或者借選戰餘熱,或者在馬英九威望大盛之時,華盛頓“導演”的“顏變”大戲將進入高潮,而先于大戲高潮的,將是美國攻擊中國金融與經濟,製造對北京不滿的民眾情緒,以及,“美分黨”和“新臺幣黨”將聯合發動網路“輿論戰役”。
大戲高潮之前後,還會出現的大事件有——新疆、西藏將會同時出事;
印度在美國鼓動下壓迫巴基斯坦從而威脅中國能源安全,再從而華盛頓可以引誘歐盟聯手攻擊中國金融;
朝鮮半島問題出現於中國不利之局面,等。
以本文觀點,這些就是華盛頓的戰略安排,而台島上的馬英九及其國民黨正是華盛頓這一全盤陰謀的核心機樞。當然也有可能在美帝的“慷慨授意”下,馬英九將命令台軍趕赴南海收復部分失地,或堅守部分島礁,而美國將保持中立卻又可能暗中相助臺北,得到“南海禮物”或僅僅得到“南海面子”的國民黨和馬英九由此可以在大陸聲譽更隆……
在需要鼓勵北京“改革開放”政策時,美帝出臺了“台毒政策”;
當需要以“顏變”入手來“肢解中國”這一大政策形成時,美帝開始(旨示)推升“不統,不獨,不戰”的國民黨,而打壓“台獨”的綠營。“不統,不獨,不戰”這三個辭彙顯然太過模棱三可,邏輯矛盾,三個辭彙之後應該還有幾個辭彙不好言明,更不好意思言明,因為馬英九的藍營不可能不暗中準備、儲備一個或多個“台海問題解決路徑”,除非他們腦子的確當機了同時還秉持了對台島民眾不負責任的態度。
當然,美帝也不會讓“台獨”銷聲匿跡,因為利用“台獨”勢力才能控制“不獨”的國民黨,也針對北京把“台毒”做成可供華盛頓反復使用的籌碼,和牌面詭異的千牌,以圖吃定北京。從中華傳統和意識形態之“法理”上,北京不得不把“美國不支持台毒”作為中美關係之底線,更關鍵的邏輯是,華盛頓對“台毒”實際所持的支持態度時時撕扯著中國版圖,牽扯到西藏、新疆問題,這是中國必須打定這一“台海底線”的邏輯前提。但是,華盛頓也可以反向一推,以“和演”促肢解,玩太極推手。具體到這次南海問題,華盛頓的“太極推手技術”就表現得爐火純青——
白宮約見達賴事件發生在(2011)7月17日(僅提前一天正式公佈預約消息),而新疆和田襲擊派出所事件發生在(2011)7月18日——兩個事件在時間僅相隔1天,兩者當然不是孤立事件,而是所謂“三獨框架”或者“颱風框架”內的事件(新疆恐怖事件需要作案者提前準備,而約在10天前即7月7日,美國會眾議長博納、眾議院民主黨領袖佩洛西等國會議員已經集體會見了達賴),兩事件的“警告性意味”是很濃的,且這個“警告”是同時給北京、臺北的:
對北京的警告內容是——如果中國執意且明確地堅持南海立場,華盛頓將可能立即啟動“三獨框架”(實際上是“以顏變促肢解”的“兩獨加顏變”框架),而其中的博弈邏輯是——給馬英九及國民黨一個可以向北京做辯解的臺階——臺北沒有參與這次“三獨”陰謀,還承受了來自華盛頓的壓力,那麼至少在此時,北京也就無法指責臺北和給臺北(在南海協同問題上)施加壓力了。
華盛頓對臺北的警告是——如果馬英九向大陸靠近,在南海事務上幫助北京,則華盛頓可以拋棄藍營,轉而支持蔡英文的綠營,去真實地啟動“三獨框架”。雖然臺北放棄了守土職責,但兩個事件為臺灣向美國做出的妥協做了掩人耳目的工作,馬英九的南海政策沒有影響到馬先生及國民黨在陸、台民眾中,和在傳媒介面上的聲望。當然,北京和臺北也應該明知華盛頓推出“達賴進入白宮”和“新疆襲擊派出所”事件多半出於虛晃兩槍,華盛頓全面實施其“三獨框架”或“此顏變促肢解”的“颱風計畫”還不到華盛頓認為滿意的時機,所以“起訴李登輝”事件也幾乎在同被時推出來,作為給台島藍營的“大禮”。
華盛頓先允許臺北拆掉綠營的一個根基——台毒教父李登輝,作為籌碼,換取執政的馬英九政府放棄南海動作。而當南海風雲暫息,李登輝的問題又變得不那麼嚴重了,李又開始頻頻露臉了,即,華盛頓還是要用“台毒牌”來制約藍營政府,而此前與藍營政府交換的籌碼只是“台毒”這塊大籌碼上的一塊邊角料,華盛頓可以隨時重新修復這塊籌碼。李登輝垂垂老矣,最後一點可利用價值也被美帝榨取,不知道這會不會動搖他那顆當初決定給華盛頓政治家當跟班的萌萌的小心肝兒,還要像史上那些即使失敗鳥也要保持自信滿滿的外表形象的政治家一樣,在潛意識夢界把自己打扮成滄桑角色,白天則要把自信形象扮演到底,騙一騙台島上某些成年男蘿莉,女粉絲神馬的,還能在陳水扁、馬英九身上看見自己當年的影子,耶。
所謂“三獨框架”的確可以視為一個框架,但它卻只是美國+國民黨在行動路線上的一個半真半假的招式,作為賣給中國和世界輿論的一個欺騙性框架,一個“贗品戰略圖”,而明修棧道,暗度陳倉才是它們積極推動的主線戰略。“顏變”路線上,國民黨當然不會大喊大叫,更可能,現在看來正是——明修經濟和民間交流,暗度政治,而以網路輿論和傳媒市場為重點去興風作浪。常凱申,國軍,甚至黃世仁的名譽都在強勁反彈中,影視畫面中,“民國主題”熱潮不疲且場景多半發生在商鋪、別墅和地主大院裏,主角必須是民族資本家與或偽風流,或扮倜儻的富貴公子、小姐,因為大陸右右製片人、搗眼是不反對胡漢三回鄉的。(至於文本作者為什麼選擇革命立場,請參閱本人另外的政治文論)
而所謂“馬英九是隱獨”這種看法也不在正確的理解路線上,可能也正是華盛頓和國民黨故意釋放給大陸的“誤導性資訊”。
華盛頓的陰謀應該是——如果不能在國民黨主導下統,則臺灣獨。但這個“獨”首先又不是“台獨”,而首先是——美帝將中國肢解成若干部分(看起來其目標至少是新疆、西藏、內地),而馬英九可以得到大陸的前提條件是——美帝需要他的國民黨能提供給美帝用以“肢解”中國所需要的“顏變”能量。然而且慢——除非紅黨恢復到十分強勢,美帝就不會允許台島政治勢力染指被肢解後的“內地”,因為在美帝看來,台島的“民主政治”相對“成熟”,“民主資源”相對豐厚,美帝是不會允許大陸免費獲得這種“成熟果實”的。那麼馬英九的大運——如果有的話,就還在台島。這樣美帝至少會四分中華。所謂“飛鳥盡,良弓藏”。制服小白兔,還需要走狗麼?
美帝在檔層面不支持台毒,卻在某些實際操作層面支持台毒,華盛頓那是一顆賊心,兩手準備——在美帝的等待中,各屆華盛頓政府是都做了戰略儲備的。美帝正在把它的“戰略設計方案”強行推銷給中國——如果美帝認為台毒對中國的傷害更大,就在台毒路線上發力;如果認為“顏變”對中國傷害更大,就選擇在“顏變”路線上集中給力。華盛頓的策略是把臺灣問題一飯兩吃,既蒸且煮,而且讓台島民眾以狂熱的“選票民主”的方式自己蒸自己or煮自己,美帝則不著痕跡。華盛頓還把是否支持台毒做成一個籌碼,反復吃定北京,這又包括——把“三獨框架”和“颱風策劃”作為一明一暗的兩個要在某一關鍵時刻以掀起“風暴”的形式去實施的真假“戰略圖”,來引誘北京和中國社會輿論,卻暗中隨機翻轉牌面,向北京,向中國多次索要戰略利益。美國對台軍售則給台島統、獨兩派政客們同時打雞血,讓他們不致於面對大陸之大,包括道義之大,失去政治面貌而消沉、崩潰。當然,華盛頓的這種戰略設計也出於美帝這個國家的性質——它逐漸成為一個金融-軍工複合體,軍火商不斷給華盛頓施加壓力,華盛頓的戰略設計需要同時照顧到軍火商的利益,故而,華盛頓選擇既在對台軍售中讓美國軍火商賺取巨額利益,又以或支持,或限制對台軍售來迷惑世人和輿論。
可以看出,台島的政治格局基本在“按照”華盛頓所“設計”的意圖在行走,近幾年中這種態勢“尤為明顯”,一場“政治颱風”正在華盛頓-臺北醞釀中。
當初起訴陳水扁,和現在起訴李登輝都是針對性的“限制性的封口令”,而從近期綠營的“海峽態度”看,綠營也有意在“等待時機”,以圖在整個中國“借殼上市”。自然,這種姿態也明確反證了當年綠營竭力製造“台毒議題”之目的不過為了選戰需要。而通過“(民主)選戰”,華盛頓遠遠地“控制著”台島政治大局,也恐怕很多台島重要政治人物都有“把柄”被華盛頓及其設置在台島上的某機構所握有。面對如此現實,不知道身為西方政治學學者的蔡英文有何心得,有木有做筆記?蔡英文看向馬英九的眼光中有木有“惺惺相惜”,或者基於瓊瑤小說情節的同病相憐般的感應?近期,在涉及兩岸關係問題的言論中,蔡英文的表達很是模糊,讓台島輿論界及綠營內部“思想界”很感莫名其妙,並因而指責她不知所云。那麼看看蔡英文的下述言論,應可察知蔡英文的言語能力已經陷於窘境,並之所以讓她的言語陷於窘境的綠營在台島新的政治格局中的更加窘迫的地位——
“很多的政策都會按部就班,時間到了就會對外說明,希望選民或關切不同議題的人,都能更深入去瞭解。”
“我在兩岸關係講不清楚,這是有人故意不去看清楚它”
“你不要期待用傳統的方法來回答你的傳統問題,只要看清楚,問題本質都在裏面”。
……如果民進黨執政,要與對岸建立一個“可長可久的架構”。
強調外資認為民進黨執政,兩岸政策改變不大,和國民黨想操作的氛圍不一樣。
“有些事要執政時才能處理,等時間到了就會說明。”
作為政治學學者,蔡英文的學問當然不是白給的,但她在話語之間頗有不便之處,而在兩岸關係這種大議題上她又無權保持沉默,媒體追問下她只能如此囫圇搪塞罷了。在本文看來,其言語間潛在的意思不吝在影射——在兩岸關係問題上,馬英九比我危險得多……作為綠營領袖,這種意思她不能明言,而她意圖改換綠營之兩岸關係問題立場的“大手筆”設想也更多基於華盛頓已經做出的“戰略轉換”所造成的新的台島政治局面,意在為綠營贏取政治前景,也意圖獲得華盛頓“戰略局”在新戰略框架內的“青睞”,最好能在華盛頓新的“台海策劃”中成為主角,故而其胸襟也就尚未拓展到一島視野之外,和西方原產的“自由資本主義”視野之外。也所以,大陸要求綠營根本性地放棄“台毒”立場,這是政策層面所決定的,也出於博弈需要,即,大陸希望綠營轉變根本立場,從而讓美帝用以反復吃定北京的“千牌”失效(至少失掉雙面性),那麼蔡英文對大陸的羞答與委婉——就算可以理解為暗遞秋波,其成色就還不足得很——還在“華盛頓框架”之內,而不是基於“中華框架”和“全球反殖民框架”。
當年,正當志願軍在“抗美援朝戰爭”中面對“聯合國軍”時,企圖“反攻大陸”的國民黨政府這個“反對派”在臺灣島上,而不是處在共和國“腹內”。現在,臺灣經濟倒是一半在大陸“腹內”,而美帝“預圖剝奪”15億中國人民生存資源而在南海搞針對中國的對抗,只會讓美帝可利用的中國“腹內”的“反對派”悄然遠離美帝(當然還會剩下一些特別無賴的渣滓型“反對派”和投機分子),這與美帝的長遠戰略設計——“和演”和“肢解”中國之目標不符,因為“和演”和“肢解”都需要利用中國的“反對派”去施展與美帝正在中東搞的“阿拉伯之春”相類似的“下臺政治”。那麼對於華盛頓的戰略設想,台島上的政治勢力就堪當大用了。那麼也可以說,即使南海上中國與美國的對抗以平手收局,北京也已成“決勝”之勢——能夠“消滅”大量境內的潛在“反對派”,從而也把華盛頓的“顏變”戰略化解於無形。
然而南海問題頗為複雜,怎樣的南海“勝勢”又不僅涉及主權問題,就此,華盛頓選擇的策略是——把可能出現的中、美南海對抗壓制在萌芽狀態,即,除了不使中國獲得應有的能源安全,也把北京試圖通過南海問題順便突破台海局面的意圖壓制在萌芽狀態,還讓中國大陸境內的潛在“反對派”不對美帝失去“愛好”,其方法是“影響力戰術組合”,關鍵點則是壓制住臺北,然後在6月14日搶先聲稱“美國在所有問題上都站在菲律賓一邊”—— 塑化劑事件、臺灣船長被美軍誤殺事件在時間上早於美國在南海問題上做表態(甚至現在華盛頓的表態及其真實態度也故意透露出不明確性),從而美帝提前壓制了台島民眾的心理,也把大陸內部潛在“反對派”的可能因南海勢態而產生的對美帝的不滿情結化解在“未萌芽狀態”,也讓台島民眾、輿論在潛意識層面就無望於、不敢於向美帝做鬥爭,從而美帝可以搶佔台-美關係之底線——6月14日,美國駐菲大使就不斷升級的中菲南海爭端緊張局勢表示,美國將支持菲律賓,並稱“美國在所有問題上都站在菲律賓一邊”。
由於臺北退縮,華盛頓令菲律賓以“可能獲得美帝的實質性支持”為預設,菲律賓保持了表面的高調,而中國並沒有直接、明確增加對菲律賓方面的壓力,總體上卻也沒有轉為低調,所以越南示弱了——因為中國可能的重點出擊可以在越南、菲律賓之間做兩選,在臺北消極態度出臺之後,即北京失去借台島力量制約菲律賓的可能性之後,中國選擇越南方向做重點警告的概率就急遽增高了。中國的收穫是威懾住了越南這個南海周邊的主要“問題國”,和保持了南海現狀。
俄羅斯也樂於中國在南海維持現狀,因為俄羅斯憑藉石油供應可以繼續對中國施加壓力,換取籌碼,同時,南海經歷了567月的政治升溫,中美在南海加深了對抗性,這對俄羅斯在全球“四方大博弈”格局獲取更佳位置可謂有利無弊。
馬英九及國民黨則拿到“好大一個政治遠景”,又在選戰中得到美帝的具體支持(允許馬英九拿下李登輝,或者也為藍營提供了關於李登輝貪污的情報),馬英九妥協了。然而美帝隨時可以更改對藍營的支援策略,仍然可以再啟動“三獨框架”並把它做大、做開,當然又不須“做真”。或者,如果美國不敢逼迫中國去“選擇”經濟硬著陸,那麼“三獨框架”被美帝重新推動的機會就不減多少。這種“兩手準備”所形成的態勢對於華盛頓來說不吝又是一件可以隨機置換方向和變更重量的籌碼,可以用於影響北京怎樣出臺新的金融策略與經濟政策。
中國的“妥協”主要是向臺北的“妥協”,北京不希望臺灣走台毒路線,也不想失去國民黨對綠營的制約力,不想讓臺灣民眾說——北京怎麼能不歡迎國民黨的親和大陸的政策?所以北京對“國民黨藍營向美帝做出的妥協”表示沉默。當然北京也無法出示藍營向美帝妥協的證據——雖然北京也可以用可能找到的證據,和有技術含量的言論指責來牽制馬英九的大陸政策——但即使北京有證據,也很難讓馬英九承擔“南海問題”上的責任,因為這與“南海示強”相矛盾,好像中國海軍真的怕了美軍艦隊似的——大博弈中,首先不能輸在這種輿論層面、心理層面上。
當然,南海的相對平靜和中、美的“相對低調”還取決於“四方博弈”之即時運演,在“四方博弈”的現時局面下,美帝至少在當下的“四方博弈態勢”中還不敢正式和全面啟動“颱風方案”(以“顏變”促“肢解)。同時,美帝在中東搞的所謂“阿拉伯之春”即推廣“反對派政治”的國際政治運動本來也有另一個針對性目標——中國,美帝搞“致亂中東”是要與“颱風方案”相策應的,但所謂“阿拉伯之春”正處於僵執狀態中。也所以,當南海問題升溫,也當菲律賓不敢逞強,尤其當越南謀求與中國和解,華盛頓感到中國在南海仍然可以贏得局面的時候——7月17日,達賴進入白宮了,緊接著第二天,新疆發生匪徒襲擊派出所事件(華盛頓提前一天確定達賴入白宮的時間,因為他們可以預知兩天后的“新疆派出所事件”勢必會發生,不會半途而廢了。而“達賴事件”先於且僅先于“新疆派出所事件”一天,這就等於警告北京——兩件事是由我們白宮策劃的)。華盛頓之所以敢於如此“試著啟動”“三獨方案”或者隱蔽地啟動“颱風方案”,除了華盛頓可能已經“高控”臺北政治,或者試圖讓北京相信它已經在相當程度上控制著臺北政治,關鍵也在於——美帝在利比亞、阿富汗和整個中東地區的大博弈中至少沒有輸掉大勢,而美元對歐元的“貨幣戰爭”進程也可滿意,甚至有所斬獲(在利比亞問題上美國對歐盟增加了控制力,等)。華盛頓做給北京的姿態是——如果中國強行去收回南海利益,雖然華盛頓不需要,或者不可以與中國在南海進行正面對抗尤其是軍事對抗,但美帝可以提前啟動“颱風方案”,權作“試運演”,這也是美帝可以接受的,但對於中國總意味著切實的威脅。
通過新疆派出所事件和西藏事件(達賴入白宮),華盛頓也是試圖在東盟會議期間給中國製造壓力。然而在華盛頓看來,東盟會議後,或者中國至少維持了南海現狀即保留了能夠做策略選擇的主動性空間,或者中國仍然會在南海主權問題上態度堅定,而解放軍的海空軍對菲律賓,海陸空軍對越南仍然構成強大壓力,和可以憑藉提升軍事技術而增加這種壓力——那麼華盛頓基於這樣的預判,恐怕不會不做出有針對性的預案,那麼這個預案是什麼呢?這就是本文本著“大膽猜想,暫無法求證”的原則,要提示出另外一個“巧合性”事件,即723動車事故——
儘管中國高鐵建設構成談不上完善,但高鐵令中國民眾對祖國強盛這一大趨勢信心陡增,也增加了北京的社會威望,這對西方勢力的“顏變”陰謀構成麻煩,也增強著中國社會在收回南海權益問題上的信心與期待。雖然不能就此就認為溫州動車案是某些勢力在搞破壞,但美帝和臺北都是有作案動機的。阿里山小火車事故與溫州動車事故,兩者在時間上相隔不到三個月,地理距離僅斜線相隔一個臺灣海峽,也都在臺灣省人最容易操作的省份發生(723動車事故出事地點在浙南溫州,車次分別為北京至福州、杭州至福州)……這些巧合性也算得上“蹊蹺”了。如果的確是特務作案,那麼這兩起“事故”之策劃也就很有可能出自同一個“辦公室”。如果兩起事故真的都出於陰謀策劃,那麼出於純粹的推導,再參量其他幾個事件,就有理由繼續大膽推想——華盛頓與臺北某一政治勢力之間已經有了一個專門機構,並且它至少有分支機搆在臺灣,或者本部就在臺灣,且臺灣省某勢力恐怕不僅是簡單的參與者,且兩起“事故”的執行人應該就是中國臺灣省人或者福州人、溫州人或者對這一地區非常熟識的人。那麼如果本文的這一猜測不偽,則723事故與南海問題之間存在的聯繫應該就是——動搖中國社會對自身國力的信心,和對“政府在南海問題上能夠有所作為”的信心,也包括對J20等其他高端技術的信心,而缺少信心也就缺少決心,而來自民眾的信心也影響到北京決策層的信心與決心。也就是說——華盛頓要盡可能把中國社會去維護南海權益的信心(從而決心)壓制到不足以產生有效行動力的程度。除此,可能華盛頓的謀算還要更深——通過兩起火車“事故”追加北京與臺北藍營的矛盾,從而把臺北綁定在華盛頓一邊。
如果後邊這一猜測不偽(通過兩起火車“事故”追加北京與臺北藍營的矛盾,而把臺北綁定在華盛頓一邊),那麼就說明——華盛頓認為它對臺北藍營的控制力還不足夠,也即是說,北京還有機會拆除華盛頓埋在臺北的“政治炸彈”或者要引發政治颱風的那只“蝴蝶”。當然,本文也並不能確信兩起火車事故、塑化劑事件一定是出於政治目的破壞行為,因為畢竟三個事件都有經營者追逐利益或業績,而在生產中冒進這一因素。但是,這些事件所發生的時間點、地點卻都太“巧合”,也都“巧合”於美帝的戰略佈署,且耐人尋味了——至少從事後觀想的角度解讀。
美帝會不會放棄臺灣這張大牌?會不會在台海問題上布下複雜的戰略安排?美帝在臺北有木有布下強大的影響力?這種疑問實在算不上需要中學生才能想通的問題,瓊瑤小說和幾年前還青春爛漫的小燕子趙薇可以不信,但本文必信其有,至於他們的具體的陰謀操作是不是正符合本文內容所推演的這些,則本文無理保證。雖然,本文試圖揭發陰謀,或者以分析性文本“生產某些政治認知”以圖破解“颱風計畫”——也算一種應對性策略,但在這個傳媒時代,新聞事件的爆炸性影響力並不擔憂這種文本分析、複雜分析,尤其在還缺少證據的情勢下,而所謂“謊言重複百遍就會變成真理”——媒體轟炸才是傳媒戰爭的“王道”,也所以,某些勢力才膽敢製造“巧合性新聞事件”,並且有些“製造性事件”還明確地希望民眾產生懷疑——卡恩QJ事件、美軍射殺戰區平民等,都是典型事例,因為美帝需要的正是警告效應——警告與華盛頓不是一條心的政客,也警告地球村敢於反抗美帝霸權的人民群眾——地球村裏,資本向人民發動的“權力戰爭”從未停歇。
以傳媒為平臺,美帝的戰略佈署中還有另一層面的重要內容——戰略欺騙。所謂“三獨框架”、“馬英九隱獨”都應該是華盛頓販售給中國的欺騙性概念,以便華盛頓可以暗度陳倉施行其“颱風策劃”。那麼,通過具體分析美帝的上述戰略佈署,可以在“戰略學”上得到一些原則性觀點——
不論對於戰略博弈中的哪一方,如果它只有一項戰略設計備案,對手就容易找到應策。製造特殊事件、製造偽概念實施戰略欺騙——這些都是為了造成有利於己方的戰略勢態。而面對對手的戰略制約手段,一方為了讓它的戰略部署成勢,它需要出臺不止一個的,亦真亦假的戰略方案,並且試探性地實施。其試探性出擊除為了等待對手出錯,以及在重複造勢中擴張態勢——這兩種程式性目標,還有一個非程式性目標——在“試探性”出擊中破壞對手的防禦步調,令對手在窘迫態勢下向某一個戰略方案-方向做出過度的應對,形成不易更張的佈局——棋勢難收,招式用老,而它則借機把它多項戰略方案中的另一項方案做成“大勢”。如此,博弈完畢,“歷史”開場。
上述所謂“戰略邏輯”只能算是化簡敍述,博弈作為它所能發生的“場域事件”必然超越當時人類的個體、群體智慧,而妄想以操縱天下——這種志向只可能出於一己營苟私我,及其剝削者階級之貪婪本性,而與“無為而治”之大道義相隔了一層大智慧,甚至與“伊莎貝拉之蝴蝶”的智慧也不能相比——伊莎貝拉的蝴蝶有億萬之數,每一蝴蝶的飛行也有萬千之變,而風暴之後,世界依然自然、大千。最重要的是,伊莎貝拉如果鑽入錢眼,就不是風暴會在何時何地發生的問題了,而只能是比“不發生”更虛渺的“不存在”。至少在針對中國14億人民的所謂“戰略”上,和針對地球人的金融掠奪之所謂“戰略”中,美帝逆于人道天道,其戰略水準再高亦不出猥瑣(當然,一定是鉅款在握的自信純爺們的猥瑣)。凡陰謀必有破綻,它即使得一時之逞,收一時之利,也必隨即消於無形無象,更無法改寫人類追求自由的大歷史(自由女神高天流雲,表示不明白神馬叫做鴨梨)。
三個月來在南海,美國是有所怯陣的,忌憚臺灣出手只是一個方面,此外,華盛頓和北京都承受不了在一場中美對抗中敗陣,而將會給“四方博弈”大局帶來的不利影響。在“四方博弈”大局觀下,俄、歐都在期待一場嚴重的中美對抗,以其從中漁利。好在,中國可以等待補充海軍、海巡實力,而中國的台海策略中需要考量、判斷美帝的“三獨框架”與“以顏變促肢解”的“颱風框架”,確認中國更容易處置哪一種局面——從國內治理和國際博弈兩方面處置。也要考量是否可以一舉定南海,甚或一舉也定台海——借用華盛頓的這一“颱風陰謀”讓“一國論”佔據台島,破掉被華盛頓反復利用的,正反面玩轉的“台毒”這張千牌,而後北京可以挾台島共赴南海……但這種思路下微妙之處甚多,恐怕不易操作。馬英九及其黨派不會出於民族大義、國家大義或者全球正義而配合北京——意圖肯定還是有一些的,但既然馬英九跟隨美帝選擇了“顏變+肢解”路線,臺北就願意在國土問題上給兩岸人民做出點好樣子,那麼在南海問題上,臺北仍然“可用”,關鍵在於北京如何展開戰略操作。而戰略操作的關鍵又是——單就應策而言,針對美帝的“每一個”陰謀戰略,準備好(幾種)有效備案,且不能讓美帝猜知,這是關鍵中的關鍵——不可以讓對手“知己知彼”,才曰出奇制勝。當然,像七一“唱響紅歌”這種意識形態之“戲劇鬥爭”是戰略構設中必不可少的基礎性內容。
題外話:
(1)前幾日,名為“梅花”的颱風在朝鮮登陸,這種情況非常少見。不知道大自然的,或者外星人的這個提示性隱喻(梅花是臺灣省花吧)可以做何理解?隱喻,就是在博弈智慧失去效應的方向,人類在困惑境遇中向自然求取藝術理解力的那種心智努力。在這裏,人類智慧超越博弈視野,有藝術,有道德,有宗教,有和諧……
(2)在本節文字收筆這一刻,電視新聞中報導說——美國昨天試飛的一款高超音速無人空天戰機在升空後失去聯繫——而如果這款飛機研製成功,美國將可以在一小時內對地球村裏任意地點實施打擊。
附一個鏈結:2011年臺灣高考歷史試題: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ews/1/215645.shtml
不須解釋,大家能看出其中所有題目都與“國民D主導統一”這一主題高度相關,而且試卷中選答題佔據著過高份額,所提供的“標準答案”也都不是簡單的答案,而是“論調性知識”,明顯帶有“洗腦”目的。由此亦可見,臺灣教育機構也已經被嚴格控制在某勢力之手,也可見這一勢力的操縱力之深,和策劃之處心積慮。
文/空蕩的原野
201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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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客赴台旅遊4年間發生(人工)意外的比率居然比其他國家高出200倍,這個數字令人吃驚!
陸客遊台頻傳死傷 陸官媒批
特派記者韓化宇/北京報導
2012-7-15 旺報
▲陸客團在台灣頻傳意外,已引起大陸各界、尤其是官方媒體的撻伐。圖為7月7日,哈爾濱旅遊團在台灣遇車禍後被拖到龍潭收費站附近的事故車輛。 (新華社)
陸客團在台灣頻傳意外,已引起大陸各界、尤其是官方媒體的撻伐聲浪。大陸中央電視台昨日報導稱,陸客赴台旅遊4年間發生意外的比率,居然比其他國家高出200倍,這個數字「令人吃驚!」;
《人民日報》海外版更不客氣抨擊,面對一次次血的教訓,「台灣主管部門難道不應認真反思,還要繼續以天氣原因等當作擋箭牌嗎?」
讚讚
《有無——薩達姆(伊拉克海珊)的海灣戰爭(波斯灣戰爭)與冷戰後全球大棋局》
《有無——薩達姆(伊拉克海珊)的海灣戰爭(波斯灣戰爭)與冷戰後全球大棋局》
(與當前敘利亞局勢高度相關)
莫斯科佔據阿富汗這個博弈支點,試圖借道伊朗去破局“石油美元霸權”,但是這一招“回馬槍”被薩達姆(海珊)擋在波斯灣以東,莫斯科爭勢無果,其博弈操作遂轉向被動,逐漸導向一個結果——莫斯科要在“主動解體”與“被動解體”之間做選擇——莫斯科選擇了“主動解體”。(期間的國內外博弈鬥爭也很複雜,問題本身更極為重要。留做專題討論)
“主動解體”讓莫斯科從“敗局”中挽回一點主動性,這也是莫斯科選擇“主動解體”的“原因”之一,而怎樣利用好這個“主動性”,莫斯科也一定已經做了深刻推演,也一定是在這條“主動解體路線”上的推演結果(和在推演內容中再做出主動佈局,並由此得到的進一步的推演結果)讓莫斯科“可以”確定“主動解體”路線,就是說,在蘇聯解體前後,莫斯科一定在“大棋局”盤面上做了重要的博弈佈署,一定運籌了讓美英土著難以應接的大謀略——
那麼做為主動的博弈者,莫斯科會選擇哪里佈局呢?或者說,美、蘇最後的博弈決鬥會發生在哪里呢?
既然這場決鬥發源于石油美元,此後的博弈平臺仍然還在中東石油產區,那麼莫斯科也一定要在這裏埋下勝負手。
在中東那些土著博弈者中,薩達姆曾經是一個“異動者”,在中東博弈局面上他所處的位置也讓他不得不做一個“異動者”——地緣上,伊拉克南翼是石油儲量第一的沙特,東南方向是沙特的“王權”盟友們,它們和沙特(沙烏地阿拉伯)一道已經(也勢將)被美帝國選擇為“(非民主;專制王權)戰略盟友”,也就基本上失去了博弈者身份;東翼是不能投靠美、蘇兩大霸權中任何一方的伊朗,而伊朗又成為美、蘇的必爭之地,伊朗也就勢必自立為一個中東大局中的土著博弈者。
此外,伊拉克的西翼還有以色列這個特殊博弈者,北翼則是土耳其這個身份特殊的北約國家。那麼,莫斯科要施展它的謀略為“冷戰收盤”佈局,難免要首選伊拉克做道具。
(做為國家,伊拉克的本源在兩河沖積平原上廣大的農耕區域,而農耕區域必定承載了相對眾多的人口,區域內又根本沒有可以阻擋大軍攻伐的自然屏障,那麼這方土地上必定要出現一個在歷史變遷中相當穩定的國家——它也用以抵抗歷史變遷。但是從伊拉克向東,向西北,分別有廣大的山地高原,山地高原能夠承載較多的耕、牧人口,又能讓這裏的政權進退可依,而相對穩定的政權下就形成穩定的民族。這種“山地高原民族國家”又時而有能力攻伐與它相鄰的大平原,雖然不能形成長久的統治,卻能夠割占-整合平原上的一部分農耕生產力,並就此與農耕鄰國埋下領土爭端的種子,這就是伊朗(土耳其與伊拉克之間有廣闊荒漠,能夠有效阻斷攻伐,也就阻斷統治繩索)。在伊拉克的南翼是夾雜著綠洲的廣闊沙漠,這裏的博弈邏輯是:只有統一了大沙漠的主體區域才能夠制止廣闊沙漠裏的部落攻伐,從而讓“大沙漠政治”穩定下來,穩定下來的這個政權就是現代史上這個“沙烏地阿拉伯”。
除了土耳其,波斯灣沿岸就有了三大國家:沙特(沙烏地阿拉伯)、伊拉克、伊朗。又,在這片相當乾旱的中東大區,沖積平原的幅員不及沙漠廣大,而伊朗高原如果不是比兩河平原遼闊,它就沒有可能逃出兩河政權的長期控制從而不能形成穩定的民族國家——那麼大致按照三大國的領土面積,波斯灣油氣在儲量分佈上也沒有逃出 “概率空間”。)
下面再看中東博弈的核心與關鍵——既然莫斯科未能打通它進入波斯灣的道路,既然中東大博弈從傳統的地緣政治博弈向“石油美元博弈”這種資本直接以博弈者身份參與的“軟博弈”演變,既然莫斯科基本定下“主動解體”路線圖因而不再直接參與中東角逐,那麼莫斯科就要給美帝國留下一個強大對手,還最好是一個資本對手,而這個對手還會從內部攻擊美帝國,能夠從全球“大棋局”制約和攻擊美帝國——猶太資本勢力佈署在華爾街和中東石油產區(以色列,及以色列與石油王權的關係),對“石油美元”的控制能力更強,更直接,它還是美英資本隨時準備創造機會去鯨吞的獵物……基於兩路資本之間這種“決鬥關係”和單向“鯨吞關係”,美英土著資本一定要至少壓制住猶太資本的這個實體根基——以色列。當然,美英資本不需要讓以色列這個國家被阿拉伯勢力徹底趕進地中海,只要以色列在阿拉伯-伊斯蘭的巨大壓力下疲于應付,有求于美英土著,從而令猶太資本也陷於被動,美英土著資本就有機會鯨吞猶太資本,或者在保留這一“鯨吞權利”的前提下先行“解體蘇聯”。反過來,憑藉以色列為政權依託(包括軍力和核武。1968年底,以色列每年已經可以生產四至五枚核彈頭),猶太資本可以進行有效抵抗,以色列以它博弈“棋手”的身份還可以聯合歐陸、俄羅斯(蘇聯的繼承者)、中國、阿拉伯王權(手中有石油武器),對美帝國的單極霸權實施反制,再以華爾街鬥爭做為配合,不難攪亂美英土著資本的“大棋局”,促使美英單極霸權走向終結。
又,之所以這些棋手(資本,政權實體)將會同猶太資本配合,是因為在美英單極霸權格局下,美英資本將無所求於它們,又為了鞏固、擴大美英的單極霸權而要去要去徹底壓制它們,而它們也會借美英的單極霸權秩序被(猶太資本)致亂之機謀求連橫,壓縮或者推翻美英單極霸權並且去謀求它們自身的霸權,那麼它們對美英霸權的威脅更反過來又要求美英資本去徹底壓制它們——而這種博弈關係也能夠加劇它們針對美英單極霸權的博弈力度。
那麼,除非美英有把握一舉奪取並穩固單極霸權,不需要擔憂其他博弈者(聯合)反擊它們,則“怎樣壓制住以色列”就成為“美帝國的大棋局”上的一個關鍵“課題”,而壓制以色列就要利用以色列的“天然”敵手——阿拉伯勢力和伊斯蘭勢力。
那麼反過來,莫斯科最需要做的就是扶植以色列-猶太資本,而流徙在美帝國的猶太資本離不開來自以色列政權的支撐,那麼對猶太資本不能在資本層面給予幫助的莫斯科,就要堅決支持-支撐以色列,就要制止美帝國利用阿拉伯-伊斯蘭勢力去打壓以色列。
其時,阿拉伯諸幫內部有兩大勢力——一組是沙特(沙烏地阿拉伯)等王政國家群體,一組是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埃及等以強人獨裁為主流特徵的世俗政權(從伊斯蘭這個範疇更廣泛的環境看,還有宗教政體的伊朗、世俗化也西化的土耳其兩個重要勢力)。其中,前一組王權勢力並不願意打壓以色列,因為——美帝國以“沙特等國的王權政體之容易被推翻”這一緊迫現實去威脅這些王權,要求它們支持“石油美元”,否則美帝國可以輕易“幫助”阿拉伯民眾推翻他們的王政,只是,在冷戰時代,美帝國需要顧忌蘇聯,所以這些阿拉伯王權勢力握有有限的“反叛權”。而當蘇聯失去力量不再能與美帝國抗衡,美帝國就根本不需要向阿拉伯王權交付任何條件,就能夠驅策這些王權更馴服地為美帝國服務,又隨時可以出於戰略需要廢黜“石油王權”,轉而去為“石油美元”扶植另外的代理人,除非——在美帝國內部有一支力量可以有效約束美帝國的中東策略、戰略,而這支力量只能是猶太資本。
以色列在中東,猶太資本在華爾街-華盛頓,它們願意並且能夠出手幫助阿拉伯王權——直接地,可以減輕美帝國對這些王權的壓力,包括收買、攪亂華盛頓的政策;間接地,通過博弈縱橫,阿拉伯王權與以色列+猶太資本還形成一種“看似奇怪”的聯盟,共同制約著美帝國的中東霸權,繼而也制約了美帝國在全球的單極霸權。這種聯手制約又主要是制約了美帝國在中東霸權的操作路徑,即迫使美帝國必須沿用“以阿拉伯王權為盟友”這種代理人模式,而阿拉伯王權又以消極“反以”回報以色列-猶太資本。
在後一組阿拉伯(阿拉伯語社會)勢力中,薩達姆的伊拉克最有實力和影響力——它有“石油武器”和石油財力,有可供領袖阿拉伯諸邦的人口和國土,擁有“波斯灣石油地緣”重要性,還謀求核武(兩伊戰爭期間先後被伊朗、以色列空襲而停滯),也代表世俗革命。從幾個方面看,伊拉克都是的最適合的領頭羊之選,可供美英驅策去聯合其他阿拉伯諸邦共同打擊以色列。雖然伊拉克的國力在“兩伊戰爭”中大損,但以石油財力,其國力可以在十年內恢復如昔,如果伊拉克還整合了科威特的國力又主要是石油收益的話,它還將變得更強。此外,兩伊戰爭鍛造了伊拉克軍伍,損失的武庫可以由石油收益補充,石油經濟為主的社會又是高生育率社會讓伊拉克也不乏兵源,而兵源優勢是以色列最為忌憚的。再看其他阿拉伯國家——利比亞遠離波斯灣,人口和國力有限,不能提供足夠的反以力度;埃及人口眾多,與以色列相鄰,曾經是阿拉伯諸邦中的“反以”主力,又地處運河被美英勢力影響,這些條件都可供“反以”。但是,埃及不夠富足,不論埃及是不是反以和怎樣強烈反以,它都不能從阿石油王權“兄弟”那裏拿到更多“反以補助”(以色列-阿王權秘盟),而且埃及的前景不能寄望於石油,反而更寄望於以色列可以幫助提供的正常的區域經濟和一個“大地中海”,所以在幾次中東戰爭之後,在“大棋局”形式大變的情勢下,埃及不能,也不願成為反以主力,也沒有道理再為那些富裕的“阿拉伯兄弟”充當炮灰和支付戰爭消耗。那麼,美英土著要找出一個可供它們壓制以色列的“盟友”,同時,最好這個“盟友”還能威懾阿王權(令它們聽命,否則美英就允許這個“盟友”取而代之),還能抵住莫斯科的“伊朗局”(在蘇聯解體之後,莫斯科還要繼續操作),就只有兩個選擇——伊拉克、敘利亞。
(當然,如果美英土著選擇的這個“盟友”足夠強大,它也就可以成為蘇聯、歐陸、猶太資本這些博弈者的棋子與“盟友”,不過這種情況能夠出現還需要特定的博弈環境與條件。)
那麼,莫斯科就要提前解除伊拉克、敘利亞對以色列構成的威脅。(如果莫斯科能夠做到,那麼美英土著如果還要廢黜以色列對猶太資本的支持作用,就只有直接派出美軍去攻伐以色列了,則猶太資本就要“跳牆”了,中東也只能上演“N國演繹”了,莫斯科將奪走美帝國的單極霸權了。)然而,莫斯科無法做到同時削弱伊拉克和敘利亞,哪怕去直接削弱其中之一,也做不到。好在,莫斯科曾經長期支持敘利亞,兩國有著相當於盟國的良好關係,莫斯科可以爭取到大馬士革的立場,但不利的是——與伊拉克相比,敘利亞不夠強大,它很少有石油收益,等於沒有石油武器,它的政權在阿拉維派(什葉派的一個支派)之手,而這個派別只占敘利亞人口的11%,所以這個現政權不夠穩定,又,敘利亞與伊拉克國土相連,所以伊拉克有軍事、政治兩種武器可以顛覆敘利亞。那麼,莫斯科就要卸除伊拉克對敘利亞構成的威脅,也就能夠卸除“一個再度強大起來的伊拉克將對猶太資本構成的威脅”。還不止於此,莫斯科還要斬獲更多——
巴格達時間1990年8月2日淩晨2時,伊拉克以10萬兵力侵入科威特,迅速取得全勝並攻佔科威特王宮,包括時任亞奧理事會主席的法赫德親王在內的一些王室成員被殺。8月7日新的科威特-即科威特共和國成立,8月8日,應科威特共和國政府要求,科威特與伊拉克“徹底地不可逆轉地實現了合併”——薩達姆做出這樣一個重大決策之前,必然已經審慎觀察了國際局勢,嚴謹推演了美、蘇的立場和反應,並且至少與美、蘇之一做過溝通,得到它或者它們的支援與配合,這樣,薩達姆才敢於製造這樣的“大事件”,但這個溝通對象(支持者)不是華盛頓。
那麼當“科威特事件”發生,如果美帝國不壓制住薩達姆的伊拉克,則阿王權及其資本將陷於危局,隨後陷入危局的就是以色列和猶太資本,所以它們此時必須在“叛局”路線上有所行動,則莫斯科在“蘇聯不解體反而可以反攻”這條路線上將有機可乘。如果莫斯科實施反擊的條件還是不能形成(成熟),則莫斯科在拿到它由此可以拿到的更多籌碼(蘇聯解體的條件)之余,也充分利用這場“海灣局”,通過借美帝國之手打弱伊拉克,為“冷戰後”時代提前佈局,這個佈局將大大有利於莫斯科——
(1)這場“打弱伊拉克”的戰爭勢必在波斯灣-中東社會製造和升級對美帝國的恐懼,也製造和升級“反美環境”。
之所以這必須是一場“打弱”伊拉克的戰爭,而不僅限於美帝國出賣迫使伊拉克撤兵,是因為——如果華盛頓不使用美軍打弱伊拉克,則阿王權不可能卸除它與伊拉克的矛盾和不信任,實際上則是阿王權對華盛頓的的不信任將要驟增(與薩達姆尚未侵佔科威特時相比),則阿王權的“叛美立場”將非常堅定,從而猶太資本的叛局動作也就加緊和加劇,而且當伊拉克在將來某一時刻攻伐敘利亞的時候,阿王權將會站在敘利亞一邊,通過要脅華盛頓,通過它們在中東的影響力去制止伊拉克。
(2)為阿王權除去來自伊拉克這個近身強鄰的威脅,讓阿王權獲得獨立的博弈立場,這個獨立的博弈立場可以牽制美帝國的單極霸權,可供配合莫斯科實施“冷戰後反擊”。(例如阿王權可以啟用法郎、馬克、日元,或者此後出臺的歐元去結算其石油出口)
(3)猶太資本-以色列也丟掉了伊拉克這個威脅,可以站在更獨立、更強硬的博弈立場,更少受制於華盛頓。
(4)阿王權較少受制於美帝國,也就意味著以色列的安全能夠獲得更多來自阿王權的支撐,還意味著猶太資本針對美英土著的博弈立場可以更少受制于美英(相反,美英土著威脅阿王權,也就間接威脅了猶太資本)。
(5)※※※※※ 最為重要的是——當冷戰收官,蘇聯解體,莫斯科從全球收縮其勢力,包括全面撤除其海外軍事基地,卻唯獨保留了敘利亞的塔爾圖斯港這唯一一處海外軍事基地。該基地加上莫斯科與敘利亞傳統的聯盟關係,可供壓迫以色列-猶太資本的博弈立場,要求後者在“後冷戰”時代的全球大棋局中做出博弈佈署時要照顧莫斯科的利益,以至於要配合莫斯科的佈署,當然,莫斯科與猶太資本也可以借此達成針對其他博弈者的“博弈協同”。(莫斯科通過敘利亞脅迫以色列-猶太資本的手段,除了來自軍事基地和敘利亞政權的戰略決心,也包括經常性手段。也所以,“這個敘利亞”很“可以”是真主党、哈馬斯等強硬派反以組織的重要後臺。當然,也有理由測想:以色列是否已經把影響力打入了真主党、哈馬斯內部,也同敘利亞有著戰略性合作。)同時,猶太資本的博弈立場偏向莫斯科,雖然是出於“被迫”,但是客觀上就使得美英土著更加需要剪除猶太資本勢力在美帝國金融、政權層面的影響力,而這種影響力又以資本實力為後盾,這樣,莫斯科就更加離間了原本已經處在搏鬥-鯨吞關係中的美英土著與猶太資本,讓猶太資本在美帝國的處境更加危險,讓它必須加速、加深那個“叛局”。那麼,為了讓莫斯科針對以色列-猶太資本的這張“敘利亞牌”生效,莫斯科就要替敘利亞解除來自伊拉克的軍事威脅,讓美英不能利用伊拉克的實力“吃掉”莫斯科的這張“敘利亞牌”,因為伊拉克可以——或者壓迫敘利亞迫使敘利亞政權改變親莫斯科立場,或者薩達姆在美英的支援下直接兵發大馬士革,或者支持敘利亞境內的占人口大多數的遜尼派顛覆親莫斯科的阿拉維派現政權。反過來,一旦伊拉克勢力進入敘利亞,伊拉克就直接對以色列兵臨城下了(伊拉克要直接威脅以色列,必須途經約旦或者敘利亞國土),這等於美英從莫斯科手裏奪去針對猶太資本的這張“敘利亞大牌”,又抓緊在它們自己的手心。或者,哪怕伊拉克並不壓迫、攻伐敘利亞,只是掀起和領導一場“反以運動”,輔以軍事動作(例如向約旦、敘利亞借道),也同樣等於美英握有一張針對猶太資本的“伊拉克牌”。——那麼總結起來,莫斯科借美英之手打掉了伊拉克針對敘利亞的軍力優勢,保住了自己手裏的大牌,同時消除了華盛頓手裏的大牌,一得一失之間,莫斯科大勝。【當前的敘利亞局勢中,各方博弈者正在著力爭奪的目標就主要包括這一張“針對猶太資本的敘利亞牌”。】※※※※※
既然“冷戰後”莫斯科將退出中東,華盛頓就可以按照它的需要全盤宰製波斯灣-中東,包括薩達姆的伊拉克,那麼在大局觀上,在“冷戰收盤”之前,中東的任何“異動”都不會對莫斯科造成不利。所以,莫斯科完全可以“授意”薩達姆,“幫助”他做出侵佔-統一科威特這個決斷,而這個“授意”或者這個在莫斯科與巴格達之間的“密約”應該只是——在博弈邏輯上達成相互理解,所以雙方可以和願意協同行動。
華盛頓以進取的立場爭取贏得冷戰,而莫斯科不得不以收縮的立場處置冷戰大勢,在這一前提下,莫斯科就通過“海灣局”掠獲到最大博弈戰果,並且讓華盛頓從“贏得冷戰”中得到的勝利果實大打折扣,從事實上把冷戰置換到新的博弈格局中來,把冷戰延續下來,把莫斯科的敗局轉變成一次階段性事件,把“蘇聯解體和蘇東解體”變成冷戰這場戰爭中的一場階段性戰役,一場“大撤退”性質的防禦戰役——莫斯科在冷戰中失去了決勝的機會,也失去了奪得階段性勝利的機會,那麼莫斯科需要放遠視野,提前做出戰略性佈局……
然而,莫斯科還不能就此停止博弈推演,因為“大棋局”由多方共同捭闔,在博弈推演的任一節點上都有可能被其他博弈者借局佈局,所以上述博弈推演還不夠充分……下邊從薩達姆的立場對這盤“海灣局”再做演繹。
“冷戰後”,或者至少波斯灣的“冷戰後”(莫斯科退出阿富汗從而遠離波斯灣政治已成事實),鑒於美帝國將沒有實力對等的對手,至少在中東沒有,所以薩達姆必須以美帝國的立場去定位伊拉克的立場,定位伊拉克的國運路向——
(1)針對阿王權,針對中東石油政治大盤——
在現時和未來的中東博弈中,初看之下,莫斯科也需要伊拉克,至少看起來伊拉克的存在和強大能讓中東博弈變得複雜,從而有利於勢力相對較弱的博弈者縱橫操作,尤其當莫斯科已經從伊朗方向撤退(結束阿富汗戰事)。但是,能夠破局“石油美元”的只有阿王權團體,即便另外謀成“俄佩克”之類鬥爭平臺也很難與歐佩克競逐。而一旦阿王權準備叛離“石油美元”,美英土著反而要利用伊拉克去制約阿王權。但是,當蘇聯從阿富汗後撤,即說明莫斯科無力、無意再來波斯灣與美帝國做大開大合的爭逐,那麼波斯灣乃至中東的政治格局將由美帝國做一家獨裁。按照美英土著的博弈需要,不讓中東地區出現一個阿拉伯強國——是美英土著的方向性策略,而保留阿王權就能確保實現這個大策略(阿王權國家占中東阿拉伯國家中的半數,佔有大部分石油儲量,且容易受美英的控制),讓變化、變數出現的時間延後還有利於美英霸權拖延那個“被破局”時間點的到來(不論那個破局是否有成效),所以美英在原則上會盡可能保留阿王權,直到不得不廢黜它,或者變化了的博弈大勢要求美帝國放棄它。再造另一個版本的“中東局”。所以,(美英土著資本的)美帝國不會輕易允許薩達姆衝擊阿王權,那麼美帝國以薩達姆做為威脅阿王權的工具——這個選擇的必要性失去了成色。
(2)針對以色列——
“冷戰後大棋局”的主題將是資本大搏鬥和“石油金融爭奪戰”。美英土著可以利用薩達姆,讓他領袖各路阿拉伯力量——(1)衝擊以色列。直接令猶太資本失去根基而失勢,再褫奪-鯨吞之。或者,迫使猶太資本向美英土著妥協和交付籌碼,借此打亂猶太資本的博弈佈署和博弈步調,包括迫使猶太資本與美英土著合作去打擊俄羅斯、歐陸,再返身謀奪猶太資本。(2)利用薩達姆的伊拉克,或者武力攻伐敘利亞,或者致亂敘利亞讓遜尼派奪權。目標都是讓敘利亞從親蘇(俄)立場轉變到親美立場。(3)讓薩達姆威懾-衝擊阿王權,間接威懾-衝擊以色列。
那麼,伊拉克可以繼續為(美英土著的)美帝國所用,但前提是伊拉克需要足夠強大才能對以色列構成實質性威脅,而伊拉克還需要越過約旦或者敘利亞才能威脅以色列本土,這又要求它的武力需要更為強大,強大到能夠迫使敘利亞改變立場,或者直接攻破敘利亞。那麼在(美英土著的)美帝國的立場上,可以允許伊拉克擴張,但前提是美英土著能夠把伊拉克做成這個針對性工具擺放進新的“大棋局”的捭闔縱橫空間中去。
(3)針對伊朗——由於蘇聯收縮,莫斯科很難再通過伊朗介入-進入波斯灣,也由於伊拉克因兩伊戰爭而實力衰弱,於是在美英土著那裏,薩達姆基本上失去了可利用價值。
(4)但是,不論在哪一條路徑上利用伊拉克,美帝國都不會讓中東出現一個阿拉伯強國,或者一個意志獨立的石油大國,或者一個非王權的阿拉伯統一勢力,那麼(薩達姆的)伊拉克在被美英土著利用之後,能夠走到的最好結果就是竹籃打水,如果不是“狡兔死,走狗烹”的話。即便伊拉克不去(或者不“被去”)充當美英土著的工具,可以預期的最好結果也只是——美帝國要讓中東石油政治格局保持現狀(那麼中東勢力之間的“大局觀”也只能是“保持現狀”),則伊拉克的武庫將在10年後變成擺設。比“保持現狀”更有可能出現的情形是——美帝國需要穩固並擴展其美元霸權,於是需要全盤控制一個“大中東”,那麼很可能,它需要在穩固它與石油王權的緊密聯盟關係之外,還去爭取伊朗的立場,那麼夾在沙特與伊朗之間的伊拉克就“很可以”被美帝國出賣,薩達姆要“被下臺”以至於被審判(兩伊戰爭、暴政、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薩達姆當然推演過這些邏輯。
總結起來,在上述3方面裏,(1)和(2)讓美帝國有理由打壓伊拉克,(3)卻有可能讓美英選擇相反的態度,前提是伊拉克要足夠強大,且“大棋局”要求美英啟用伊拉克並且有啟用伊拉克的捭闔空間。(4)則讓美英土著在利用了伊拉克之後再對它進行打壓。而做為應對,薩達姆這一次侵佔-統一科威特(曾經是一國)的行動就“巧妙”地同時應對了(美英土著的)美帝國的3個立場,“看起來”可以化解美英將要對伊拉克和薩達姆本人造成的不利——薩達姆利用“冷戰收局”前夜的複雜局勢,希望(美英土著的)美帝國不敢於在中東啟動戰爭,希望得到莫斯科的支持,希望歐陸對(美英土著的)美帝國施加反制,而在伊拉克統一了科威特之後,薩達姆可以憑藉更強的國力令(美英土著的)美帝國忌憚(它與其他博弈者聯合,它在中東石油政治中更大的權重地位,又更難用軍事手段解除它的武力),同時,合併了科威特的伊拉克實力更強,滿足了美英對伊拉克的工具性需要。這樣,薩達姆既迫使華盛頓,又同時勾引華盛頓重新考慮它的中東佈局,給伊拉克一個更確鑿的“主力盟友”地位,然後,伊拉克就有機會取締海灣王權政治,一統阿拉伯石油諸邦。
以為看清了博弈推演,也看清了華盛頓、莫斯科的意圖,薩達姆才敢於“侵略或者統一”科威特,但是——“冷戰收局”進程已經啟動,值此前夜,無論美英土著試圖為“冷戰後”做更深的佈署(主要針對猶太資本和歐陸),或者蘇聯試圖退回冷戰,都會遭到其他博弈者的聯合打擊,直接陷入敗局。而此前,由於美、蘇都難以把冷戰繼續下去,各方博弈者已經在數年中把這個“大局觀”走實,很難做出方向性調整。
薩達姆希望莫斯科做的,或者與莫斯科“有約”的內容應該就是——在保守的立場下,莫斯科在外交層面幫助伊拉克,在積極立場上,莫斯科啟動它在敘利亞的力量與影響力,向以色列發起衝擊,與薩達姆衝擊阿王權的行動相接應,如此,則中東大亂,美元之基礎飄搖——如果莫斯科繼續擴大行動,那將是一場“冷戰之決戰”。雖然,莫斯科幾乎不可能由此贏得冷戰,但莫斯科可以在拿到美英土著、猶太資本-以色列、歐陸的籌碼之後罷手。那麼在薩達姆看來,莫斯科會有所行動的,而莫斯科與伊拉克的聯動在“大棋局”上造成的影響是美英土著“不可接受”的,而此時或者先此一步,薩達姆可以在先行拿到美帝國的籌碼,即美帝國承認伊拉克合併科威特這一現狀,並以實際政治行動保證這個“承認”的有效性之後,遂撤出博弈。這樣,在(美英土著的)美帝國更改過的中東佈局中,伊拉克將成為(美英土著的)美帝國的“首要盟友”,去充當威脅阿王權,和威懾-攻伐以色列的工具,尤其當華盛頓向莫斯科交付了中東籌碼或中東利益之後,美帝國就更需要伊拉克這個“工具盟友”。但是,莫斯科或者沒有什麼貨真價實的籌碼與利益可以爭取了,或者在薩達姆攻伐科威特之後,莫斯科立即拿到了籌碼與利益,而讓美帝國去打弱伊拉克——這一結果本身正是莫斯科在這一輪博弈中要去追求的最大目標。於是莫斯科沒有行動,這多少出乎薩達姆的預料。
如果莫斯科配合薩達姆去行動,則又是莫斯科的回馬一槍(早一次是蘇軍進佔阿富汗)——莫斯科可以利用敘利亞和伊拉克同時威脅阿王權,也威懾以色列,但是在蘇聯尚未實行私有化之前,包括猶太資本在內的所有西方資本(做為博弈者)都不可能最終站在莫斯科一邊,雖然在博弈進程中它們會與莫斯科聯動,也給予莫斯科“幫助”。那麼莫斯科的反擊的最佳結果是維續冷戰,或者讓歐陸一舉獨立(不須是一個聯合的歐盟)——對於莫斯科,維續冷戰已經勉為其難,一場“反擊戰”的後果中還包括了促使西方資本聯合起來這一效果,這不利於莫斯科操作“蘇聯主動解體”;如果結果是讓歐陸一舉獨立,不論莫斯科是否繼續保持社會主義立場,在已經難以拉回東歐盟友(蘇東已經主動開始鬆動)的情勢下,美歐還要聯合打壓莫斯科,莫斯科迎來的形勢將不會比它選擇隔岸觀火更好。關鍵又是——在這樣的“冷戰之反擊戰”中,猶太資本很少機會參與縱橫,施展捭闔,很可能“被出局”,而歐陸一舉獨立更能讓美歐資本有機會聯合廢黜猶太資本,則莫斯科將獨自面對美歐,在大勢上,這與保留猶太資本做為“大棋局”中的博弈者(去美英腹內構建“叛局”)相比,可謂差之千里。所以,莫斯科已經不準備做反擊,它要放棄(出賣?)薩達姆,把無法取勝的“回馬一槍”突然改換為——穩穩拿住針對猶太資本的“敘利亞牌”。而且,敘利亞也擔憂伊拉克在做大之後威脅到自己,它們之間的對立關係久已明確存在,莫斯科也就很難驅動敘利亞……(在“反伊拉克”聯盟的34個國家中,敘利亞還是提供了軍事支持的幾個國家之一)
阿王權諸邦是高度一體的,或者說,這些阿拉伯王權是拴在一條繩子上的螞蚱,因為王權政治容易被顛覆,且其一倒下,就很容易引起骨牌效應。所以形成和維護這個王權聯盟的做為主調的“博弈條款”是——要麼你們美英土著(或者美帝國)完全保留王權,要麼你們全部廢黜王權。當然這是主調,不排除特定情況下“條款失效”。所以,這一次薩達姆攻伐的不僅是科威特,還是,正是全部阿王權諸邦。所以伊拉克給美英土著和美帝國出了一道難以抉擇的“高級”難題,華盛頓幾乎不可能找到折中方案——要麼美軍與薩達姆兵戈相見,這等於美帝國(美英土著資本)自廢一把好兵器。要麼承認伊拉克吞併科威特這個結果,而如果美英承認這一結果,則阿王權就需要在美英土著之外加緊尋求新的盟友,和促使波斯灣局面複雜化,美元都將不再有一個堅實的“王權石油基礎”,而此時蘇聯尚未解體…….又在此時,受到了薩達姆的真刀真槍和強烈意志的威脅,阿王權更“有權利”要求美帝國必須 “打弱”伊拉克,同時以嚴厲姿態打出一個政治事態即“廢黜王權是不合法行為,也是反美行為”,而不是驅逐伊拉克軍隊了事,這樣薩達姆或者N達姆才不那麼容易捲土重來。那麼這場驅逐薩達姆的戰爭一定要熱鬧,要有氣勢,要確鑿地打弱伊拉克讓阿王權基本滿意。推演及此,如果莫斯科在敘利亞或者其他方向採取行動配合薩達姆的話,反而阿王權更需要依賴美帝國保護它,美帝國就不須向阿王權交付“打弱伊拉克”這個條件了。也所以莫斯科選擇隔岸觀火。
伊拉克攻伐科威特時,莫斯科沒有行動,這多少出乎薩達姆的預料;當美軍糾集盟友大規模攻伐伊拉克軍隊,莫斯科還是沒有行動,就基本上在薩達姆的預料之內了,因為華盛頓的行動最終取決於它的博弈推演,和它與莫斯科的協調(因為兩國不可以直接對抗,或者引起直接對抗。但是對於美蘇大國,這種協調也必須在推演料算之內)。所以,薩達姆對“科威特大事”的決斷還要看他與華盛頓之間一對一的“兵推”對局——伊拉克可以做美英土著的工具去威懾-攻伐以色列、阿王權(主要是針對以色列),但是不做“兔死狗烹”那種,所以薩達姆有權避免那種局面,方法是——利用冷戰收局這個極度敏感的博弈環境,先行吞占科威特,即做大伊拉克,並要求美帝國承認這一既成事實結果(不只是口頭和文本上承認,而是要在博弈層面能夠進行“邏輯確認”,即要求美英土著無法反悔除非它們願意在新的博弈中付出巨大代價),即要求美英土著在“冷戰後”選擇伊拉克而不是阿王權做為“只能二選一的盟友”,即要求美英土著在廢黜阿王權的同時支持“一個強而大的伊拉克”這條路線上走出決定性一步。即便美英土著不接受薩達姆打出的這個既成事實,不接受薩達姆要求的這條中東路線,派兵來攻伐伊拉克,伊拉克也不會亡國,薩達姆也“很可以”保住權位,因為美帝國(不論是美英土著的美帝國,還是包括了猶太資本的美帝國。此時在這一問題上,薩達姆未必分得清)的確需要保留“伊拉克牌”,當然可以是一張較弱的牌,美帝國也不希望中東格局大變以至於影響到“冷戰收局”。所以,薩達姆“吞併科威特”這個決斷的動力除了來自莫斯科,也來自他單獨與華盛頓的“兵棋推演”的結果,兩個理由又不可能完全分割。
假如沒有莫斯科的“許諾”(也許只是外交方面的承諾,加上向薩達姆兜售“大局觀”和博弈推演,讓薩達姆做出決斷),薩達姆也“敢於”去吞占科威特,但博弈推演的結果只能是——薩達姆空忙一場,還要被打弱。所以來自莫斯科的且不論真偽的“承諾”就成為薩達姆做出決斷的關鍵要素。而薩達姆在發兵科威特之前已經做出攻伐科威特的態勢,包括輿論攻伐,也是要判斷華盛頓的真實態度,並且從華盛頓的態度再去判讀莫斯科的真實態度(華盛頓與莫斯科之間必有溝通,而由於兩霸之間必須避免直接衝突,那麼兩霸之間達成的“協議”、共識和劃下的底線一定比薩達姆與其中之一“達成的協定”成色更高,更可靠。而且,華盛頓做為“大棋局”的第一博弈者,其洞察力、預見力當然在薩達姆之上。又,華盛頓的意志也是“大棋局”發展的最重要因素)。而表面上的“事實”顯示——華盛頓表現出了相當“誠懇”的“中立態度”,這讓薩達姆再無顧忌,兵發科威特……
華盛頓的中立態度就等於它對薩達姆攻伐科威特的策劃做了默認,這直接導致了薩達姆誤判形勢,這場“科威特局”才得以形成……而莫斯科一定演繹過華盛頓的應手,才會推出這一局“科威特博弈”——
當薩達姆在發兵科威特之前做出攻伐科威特的態勢,包括輿論攻伐,和去阿拉伯國家做合縱外交,這種情勢已經等於“薩達姆已經在行動”——針對科威特的軍事佈署和輿論造勢,本身已經讓阿王權如坐針氈,即薩達姆已經撬動了美英土著在中東的石油政治基礎,華盛頓已然無法讓中東“恢復原狀”了,即華盛頓已經無法通過制止薩達姆而挽回“這一個”損失(阿王權對華盛頓的“信任”與否定性判讀),於是,華盛頓就轉換問題——讓薩達姆的這一次“異動”進一步走實,再加以利用。所以,華盛頓不僅不能制止薩達姆,還要給予鼓勵。顯然,華盛頓一定明白,它的中立態度會起到鼓勵薩達姆的作用,無此,則薩達姆難以做出最後決斷。那麼華盛頓怎樣轉換這個問題-矛盾並加以利用呢?
如果沒有這場伊拉克吞併科威特的戰爭事件發生,阿王權也將繼續忌憚伊拉克,它們也將積極在美英之外謀求保障,而猶太資本也將積極佈署和暗中擴大那一“叛局”——阿王權和猶太資本都為“冷戰後”積極佈局。這將會導致那個“冷戰收局時刻”被拖延,和“冷戰收局過程”被拖延,和導致“冷戰不完全收局”,這些路徑都對美英土著不利,所以美英土著此時需要積極做好“打弱伊拉克的工作”,以儘早迎來一個對它們更為有利的“冷戰後”局面——雖然打弱伊拉克也對莫斯科有利,但在“冷戰後”的中東,美英需要對付的直接對手將不是莫斯科,而是歐陸和猶太資本,那麼相對來講,與其讓歐陸或猶太資本在“冷戰收局”中製造不安定局面並從中獲利,不如把這個利益“讓與”莫斯科;既然這場海灣戰爭背後的佈局——做為送給美英土著的問題,已經被莫斯科做成,那就遲早需要解決問題,而美英更希望它提早解決,安全地解決。
伊拉克吞併科威特,這一事件極大衝擊了所有中東王權手中的權力、利益和王權統治本身,而薩達姆敢於這樣做,就等於是華盛頓允許了在中東以現代政治取代阿拉伯諸幫的王權傳統這條路線。這就不單是一個阿拉伯王權體制、王權利益受到“衝擊”的問題了,而是中東王權政治必須、必然結束的問題。而伊拉克軍隊強攻科威特王宮,射殺多名王儲更意味著整個阿拉伯諸邦的王族還很可能被剝奪和平下臺的機會,和不被允許保留大量財產,很多王族成員還很可能被施以“暴力審判”。同時,這也等於是華盛頓主動對“以色列-猶太資本-阿王權之間的華盛頓戲法”的舊框架實施了攻擊,讓猶太資本-以色列失去一個支撐(阿王權)。又同時,美帝國同意伊拉克做大做強,也就向以色列的國家安全發起了實實在在的直接攻擊。通過海灣戰爭的前半程,華盛頓在盤面上以“把棋走實的方式”製造了阿王權、猶太資本對美英的需求。當然這只是在製造態勢,而為了讓伊拉克的行動能夠充分取得這種巨大的威懾效果,在伊拉克軍隊發起進攻前,華盛頓還推出中立的官方輿論,聲言不介入兩國爭端…….事件進程到此,就等於華盛頓借薩達姆之手握緊了阿拉伯石油王權的命門——華盛頓這樣轉換了問題。
由於“蘇聯的存在”在客觀上就是猶太資本得以自保的第一道防線,所以當美帝國將要摧垮蘇聯,猶太資本就需要“維持”蘇聯,方法包括在資本市場上給美英土著製造麻煩,聯合歐陸、阿拉伯石油王權製造“割據”大局,甚至它們“可以”整體地向蘇聯方向“叛逃”,製造一個“兩陣營同時解體”的亂局,再於亂中求存,以至謀利、謀勝。所以,鑒於“蘇聯解體”對於美英單極霸權有著極大價值,是美英的首要目的,美帝國要想首先“解體蘇聯”,就必須拿出足夠分量的籌碼給各路“盟友”,尤其要向猶太資本這個老謀深算的,佈署在美帝國腹內的“第五縱隊”證明其“誠意”,從而安撫和分化陣營內的叛離群體,遏制“叛局”。於是,華盛頓突然反手一擊——出賣薩達姆,把“美帝國通過剪除來自薩達姆的威脅,從而送給以色列一個長期的可以追求強國的安全環境”這一事件做成籌碼,贈送給猶太資本,這樣猶太資本也才一時“安心”,否則猶太資本不肯協助美帝國給予蘇聯最後一擊,也不肯去各方博弈者那裏協調“蘇聯解體事宜”,更保留引爆華爾街金融問題,甚至引爆“美元安全”這部分博弈權利——如果美英手中握著薩達姆的伊拉克這個針對以色列安全的大殺器,並且因此擁有極大把握成功圍剿猶太資本,那麼猶太資本當然需要,當然可以“掀桌子”,“跳牆”。當然同時,利用同樣的原理,美英土著也穩住了阿拉伯石油王權,令它們也安心協助美帝國去完成“蘇聯解體工程”,尤其讓阿王權看到它們在中東已經獲得了看起來無可撼動的安全政治環境、地緣環境,從而化解它們必須立即“跳牆”的動機……這樣,在成功轉換了問題之後,華盛頓再成功地從新問題的博弈矛盾中打劫了利益。
[ 當薩達姆做出勢態要去攻伐科威特,沙特就已經去華盛頓告狀了(沙特為美國提供過相關資訊,但“看起來”未能引起白宮的重視)。那麼,要麼白宮已經對沙特做出了保證,而沙特並未通告科威特,卻利用它“王權領袖”的地位穩住其他王權諸邦。要麼出於華盛頓有能力掌握這些王權政府的動向,白宮根本沒有對沙特做出保證,或者保證說薩達姆決不敢於侵吞科威特,而王權諸邦還有機會在受到薩達姆的實盤攻伐之後再宣佈放棄美元結算,或者從而,華盛頓還可以借用阿王權的異動去偵察“大局觀”…… ]
然而單是直接“打弱”伊拉克,這個籌碼還不夠高成色,因為薩達姆的伊拉克在兩伊戰爭後國力衰弱,對以色列的國家安全(同理也對阿王權)尚未構成現實威脅,所以,美帝國勾引薩達姆去侵佔-整合科威特,形成一個“伊拉克在加速恢復實力,也加速稱霸中東,也在整合阿拉伯力量”之現實態勢,這就鑿實而強力威脅到以色列的國家安全了(同理也對阿王權)。這時,美帝國再出手打擊薩達姆,解除伊拉克的武力和稱霸潛力,就向猶太資本和阿王權交付了成色充足的籌碼。如此,華盛頓近乎“無中生有”,“無米為炊”就製作出“伊拉克對以色列的巨大威脅”和“伊拉克對阿王權的巨大威脅”這兩隻大籌碼,還讓它們不得不接受與華盛頓“交換籌碼”的要求。
[ 在美英土著資本勢力的立場上,如果在打弱伊拉克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去顛覆薩達姆再搞“民主”政權,則伊拉克有可能被伊朗輸出宗教革命而拿走果實,或者被阿王權收買、收編,則美英土著就少了一個(針對阿王權、猶太資本的)可以再度啟用的籌碼。而如果美軍直接控制伊拉克,將加劇中東的反美環境,更要令阿王權和以色列高度緊張,促使它們與莫斯科、歐陸加緊聯合,加緊“叛局”行動反制美英土著。 ]
莫斯科看到——猶太資本與美英土著之間可以就“以色列安全”進行籌碼交換,甚至可能,早在兩伊戰爭的時候就已經看到這種籌碼交換已經在進行——兩伊戰爭能夠打弱伊拉克,才能促成這樁籌碼交換順利進行,和以這種方式進行(這可能也是阿富汗戰事後期,莫斯科遲遲不從阿富汗撤軍的原因之一,莫斯科要促成兩路資本的這樁交易)。但是,這樁交換雖然“完全可以進行”,但並不就是“必須進行”,因為猶太資本對美英土著的巨大威脅——在華爾街“狗急跳牆”並不是猶太資本真正想要的結果,只做為有效威脅之用,而美英土著也有機會成功壓制猶太資本可能的“跳牆”行動。那麼莫斯科就積極促成這樁“籌碼交換”,讓這樁交易必須發生,並且讓它進行得徹底,從而“幫助”猶太資本這支“第五縱隊”獲得安全。並且與此同步,莫斯科保留它與敘利亞的特殊關係,握緊針對猶太資本的大牌,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這支“猶太資本縱隊”,讓它為莫斯科所用——如果華盛頓、莫斯科各自握有一張針對猶太資本的牌,就相當於誰都沒有這張牌。那麼這又等於是:通過“科威特局”,莫斯科才獲得了這張牌。
[ 此外,要說莫斯科“推出”而不說莫斯科只是“推動”了“科威特局”,因為假如沒有莫斯科的“推動”,包括為薩達姆提供“大盤推演”(當然只正確推演到,至少要推演到“美帝國保持中立”這一環節),薩達姆很可能就不能知道(不理解)華盛頓將會“保持中立”,這局“科威特博弈”就要被薩達姆擱置。薩達姆最有可能出錯的推演環節很可能就是——他只看到美帝國,卻未能分清(或慎重分清)它是美英土著資本的美帝國,還是美英土著與猶太資本共同的美帝國。本文之所以這樣設想是因為——如果博弈推演過程不需要太複雜,在博弈者立場已經被確定的前提下,則推演過程想要出錯都難,而對於博弈者立場的判讀,及對於立場背後的博弈者的屬性的判讀就需要於動態中不斷修正大局觀…… ]
“伊拉克侵入科威特並著手整合科威特,進一步威懾阿王權和以色列”這一步驟走實的程度有多高,猶太資本+阿拉伯石油王權必須相互配合去引爆一次石油危機+金融危機+美元危機+西方經濟危機——這一應手的實在性就有多高。同時,歐陸已經在籌畫“歐洲統一”大局,出於對蘇聯解體後美英獨霸格局的擔憂,歐陸大國(法、德)一定會加速歐陸聯合進程、並同時遠離美帝,在莫斯科的幫助下,在猶太資本要去發起的石油危機-經濟危機的配合下,“歐洲聯合且獨立於美帝”頗有一舉成勢的機會——當然,這些“棋盤推演”首先都做為對美帝國的威脅,然後才“做為”“博弈事實”。那麼此際,美英與其冒險在蘇聯即將自行倒下的前夜引發陣營內鬥,讓“蘇聯解體”不得不變成“蘇聯與美歐同時解體”,就不如先行聯合“現盟友”推倒蘇聯,再反手對付內部將要產生的新的敵人。(而要做到成功聯合“現盟友”,美英在必要的情況下就需要向莫斯科支付利益——這個“必要的情況”正是莫斯科這個老對手積極打造並遞交給華盛頓的“利益交割檔”,只是,博弈中沒有可信賴的“契約”可以憑藉,莫斯科要借用薩達姆的誤判與華盛頓在實際鬥爭中演繹這份“博弈合同”。)此時,蘇東陣營解體已經進行到半程,難以逆轉,“蘇聯解體事項”也在被蘇聯高層操作中,並且蘇聯高層已經開始佈局國內放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猶太資本和歐陸資本並不是很擔憂一個在冷戰中獲勝卻被經濟難題困縛的的“非蘇聯”會來擊垮西方的資本主義制度,即便擔憂有理,西方也有資源實施反制——
(1)美帝國的國力、武力將會繼續存在,它仍將是歐陸資本的保護傘,即便它失去單極霸權,這是由它的資本立場所決定的。
(2)只要蘇聯放棄社會主義動員體制和基於這種體制的中央集權,西方資本就有辦法迫使蘇聯(或收縮之後的俄羅斯)接受它們的資本輸入和進入“休克療程”,尤其因為前蘇東、蘇聯陣線內部將有兩組內應會來接應西方資本:
一是,獲得獨立博弈立場的原蘇東國家、原蘇聯各加盟共和國政府,不論這種新政府是不是還堅持社會主義的革命博弈,它們都會(同時)據有國家立場、民族立場和地緣政治立場,尤其在“蘇聯地緣”瓦解從而令這些政權變得無所依託之際;
二是,從官僚立場轉變為資本立場的整個權貴階級,他們將從內部阻止新一個蘇維埃及蘇維埃聯盟重新出現……
那麼,美帝國通過打弱伊拉克,就破除了一場“冷戰收局”下“可以”出現的由其他博弈者發起的“聯合反擊戰”。
[ 美帝國在它如何進行“中東佈局轉換”這一問題上存在漏洞,莫斯科看到並積極抓取了這一漏洞,相反,如果莫斯科消極,也就沒有當前的“敘利亞博弈熱點”了,美英土著與猶太資本便可以更早聯手,向莫斯科(及北京)展開(更大規模的)攻勢了…… ]
伊拉克強勢威懾阿拉伯石油王權,波斯灣有可能陷入亂局,那麼在莫斯科的支持下,馬克、法郎有了機會,可以進入中東分割美元的石油結算權……但是美英擁有一項博弈權利——要求歐陸和猶太資本先行配合美英令蘇聯解體,而後西方資本才可以展開它們之間的博弈。同時,薩達姆的行動顯然是在向美帝國爭寵,卻很少摻有與歐陸合作的意圖,哪怕是間接層面的博弈合作,而此時及此後相當長的時間內,歐陸也無力、無手段深入介入波斯灣博弈(有美英海軍力量在面前,莫斯科方向也無力做出關鍵性策應,薩達姆根本不需要知道法國是不是也有能夠開進波斯灣的海軍力量)。所以在莫斯科放棄的情況下,美帝國 “有權”邀約歐陸一同參與打弱伊拉克的行動。美英可以接受這樣的結果,因為在“冷戰後”大局中的相當長時期內,一個被打弱的伊拉克無力致亂波斯灣,也就無力支持其他博弈者,這會讓歐陸不得“快速”遠離美英立場,不能“快速”形成——莫斯科聯合歐陸、猶太資本、中東石油權勢對美英進行聯合反擊的機會,即美英破除了“冷戰後”即將出現的第一場針對它的“聯合反擊戰”,而美英可以繼續(聯合歐陸)打壓收縮後的俄羅斯……
那麼可以說,美帝國通過海灣戰爭打弱伊拉克,就破解了兩場“可以”發生的“聯合反擊戰”——第一場是“可以發生的”,因為它們首先是被歐陸、猶太資本兩個博弈者“準備著”但又不需要走實……第二場是可以走實的,但是需要更多條件……又,第一場“聯合反擊戰”可以爭取一個“兩陣營同時解體”的大勢,並且歐陸、猶太資本可以爭取在“冷戰後”大局中站穩根基。第二場“聯合反擊戰”基於薩達姆把美帝國的波斯灣格局打亂,並且新的格局可以延續到蘇聯解體之後,幾路博弈者再來針對美英土著破局。在兩場“聯合反擊戰”的博弈推演中,幾路博弈者不能達成協同,又,要配合薩達姆的“波斯灣之亂”需要以軍事手段為重,而歐陸還沒有獨立的軍力,俄羅斯很難在剛剛結束阿富汗戰爭之後再以強權面貌沖進波斯灣,又不可以與美帝國正面衝突…….但是幾路博弈者可以誘使薩達姆做出“異動”,並從中博取利益。
那麼現在可以說:莫斯科、美英土著通過海灣戰爭,借用薩達姆,各自避免了讓本方陷於巨大被動,以至陷入“被出局”的局面,保留了各自的現有霸權權力和繼續謀霸的機會和“機會空間”,雖然莫斯科保留的現時權益少得多……莫斯科對海灣已經無力介入,且鞭長莫及,於是需要向更大的棋局中放眼,用空間換時間,把博弈延伸到更大的歷史中去……
下邊再演繹以色列和猶太資本的博弈立場——
(1)由於蘇聯尚未解體,華盛頓(英美土著)還不能確知蘇聯將“收縮”到何種程度,同時這個“收縮程度”又取決於時局走勢,那麼猶太資本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挾持美英土著的“冷戰大局觀”。於是,猶太資本能夠與莫斯科合作,從海灣戰爭中套取利益。但猶太資本也讓莫斯科拿到了針對它和以色列的權利(籌碼),所以莫斯科比猶太資本更有理由策劃這場“海灣局”。
(2)“冷戰後”的中東,與美英爭逐的主角將是歐陸(德、法)。由於歐陸無法在波斯灣與美英博弈軍力,原則上它就希望波斯灣-中東格局能足夠複雜,而美英打弱伊拉克讓中東石油政治格局變得簡單,就等於壓縮了歐陸的捭闔空間。那麼歐陸就需要更多來自猶太資本的配合,猶太資本就獲得了一份更大的去歐陸佈局的“權利合同”(當然,如果沒有海灣戰爭事件,歐陸為了分裂美帝國,也需要向猶太資本做讓步,允許它登陸歐陸)。反過來,如果沒有這場“海灣局”,歐陸就能拿到針對猶太資本的更大籌碼(猶太資本在美帝國腹內所以不夠安全,需要歐陸的幫助),則猶太資本很難登陸歐陸或者“成功登陸”歐陸,而如果猶太資本不能“成功登陸”歐陸,它就將失去充分的縱橫空間,無從捭闔博弈,將被美英土著圍殲在北美——一個叫做曼哈頓的小島上。
(3)伊拉克這個威脅解除之後,美帝國很難再找到或者樹立另一個與(薩達姆的)伊拉克分量相當的,哪怕分量相近的替代者去威脅以色列(就此不妨考量:為什麼與以色列不相鄰的波斯人的伊朗卻需要喊出,“可以”喊出“把以色列從地球上抹去”這樣的語文句子)。那麼以色列解除了威脅它國土安全的那個最強的,也是最切近的威脅,即猶太資本基本破除了美英資本針對自己的“這種”籌碼(利用代理人施加威懾與攻伐),從而在中東地緣政治中也打開了博弈空間——空間和時間對於缺乏政權支撐、地緣支撐的猶太資本來說,就是“國土”,就是地緣縱深。
——華盛頓、莫斯科、猶太資本都在薩達姆看到的那一盤“局面”之上,再做一了局。
博弈局面中隨時產生新的佈局與變局——局中有局,借局佈局。無中生有,樹上開花。
文/空蕩的原野
20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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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瞞天過海連環策- 911大棋局全景推演》
《瞞天過海連環策- 911大棋局全景推演》
《瞞天過海連環策- 911大棋局全景推演》
〇 要點提示
1.直接地,“911博弈”是發生在美元資本與歐元資本之間的一場生死決戰。通過爭奪貨幣霸權,“美元帝國”與“歐陸帝國”(借殼“歐盟”)這兩個政治實體又要爭逐全球政治霸權,而爭逐全球政治霸權又不過是為各自所代理的那一路資本盜取壟斷地位服務……就此,全球各路博弈者演繹了一輪錯綜複雜的“大棋局”攻伐,俄羅斯、猶太資本(+以色列)更全力運籌、實施各自的爭霸野心,而一些次要博弈者雖然審慎行事力圖自保,卻不免或被借為棋子,或遭到訛詐,或被淘汰出局……
2.在這一輪全球爭霸博弈中(當然也包含“反霸”內容),“911攻擊事件”是足以改變“全球大棋局”宏觀走向的一個最關鍵節點,是由一組博弈者主動發起的一個“破局性事件”,它們通過“911事變”扭轉大勢,一時“轉敗為勝”,所以本文把這一輪全球大博弈擬名為“911博弈”或者“911大棋局”。
3.有三路博弈者參與了“911事變”(“911攻擊事件”),它們是:白宮(美英土著資本及權勢集團)、海灣石油王權、猶太資本(+以色列)。此外,“埃及政權”也勉強可以算作第四路(邊緣)參與者。其中,猶太資本做為整個“911大棋局”的“最終策劃者”並未直接參與“911攻擊事件”……白宮不僅是“911大棋局”的“最高策劃者”和最高操控者,還做為主要行動者參與了針對美國本土的“911攻擊事件”……海灣王權向基地組織最高層發出指令,本.拉登接受指令並驅動基地組織,與白宮配合上演了9月11日的攻擊事件……埃及最高權力核心(或者只有穆巴拉克一人)是否知曉,或者知曉多少“911策劃”的相關內容,從而是否向基地組織二號領導人紮瓦赫裏發出指令,或者埃及最高權力核心在“9月11日事件”中的實際角色——本文尚未能就此做出可靠推演,但至少可以確定的是:這個“埃及最高核心”在“911大棋局”中另有重要角色……
4.站在基地組織背後的博弈者是“沙特王權”(代理海灣王權及其資本)和“埃及最高權力核心”(“意圖”代表埃及國家利益)。又,做為博弈者的“埃及”可謂是以色列(+猶太資本)找到的“鐵杆”戰略盟友,是以,在“大棋局”之縱橫捭闔中,基地組織有時也需要,也能夠間接執行猶太資本的戰略意圖。
5.在“911策劃”中,由沙特人本.拉登領導,並以沙特籍人為主要成員執行“911攻擊”,以及(或者)他們承認對事件負責,其目的是——海灣王權由此向美元帝國交付了一張“投名狀”,即,由於美元帝國由此可以把海灣王權指證為美國的敵人,白宮就可以迅速廢黜海灣王權,所以海灣王權不可以叛離美元立場(廢止“石油美元”或者出爐“石油歐元”),再所以美元帝國就不需要廢黜海灣王權——由此,雙方就“石油美元”達成更為緊密的“勾結合同”。(這算是一則“瞞天過海”,也做為“911大棋局”之一處“棋眼”)
6.阿富汗地處偏隅,國家體量中小,政治鬆散,在“大棋局”中長期處在被動位置和邊緣位置,政權博弈能力偏低——恰是這些互為因果的因素,才使得這個地緣政治地圖中的“地理國家”突然變成一處最重要的戰略節點——可供強權切入。美英強權通過阿富汗重置了中亞“能源管線政治”,和借阿富汗為跳板向周邊國家縱橫捭闔,從宏觀、微觀上改造了中亞-中東地緣政治,乃至一時重置了全球政治地緣……
7.關鍵地緣政治目標:埃及,土庫曼斯坦,印尼(當然還有阿富汗,伊朗,伊拉克)……
8.關鍵地緣政治工程(地緣政治手術):“北約反導”,巴傑石油管線,“大地中海計畫”……
9.一號醬油男:英國。在近現代歷史中,英國政權高效代理了英國本土資本利益。而今天,英國(政權及其資本)遊走在美、歐之間,實際身份卻是美帝國使派的008小弟,行無間道,手中醬油瓶要在關鍵時刻助美帝,砸法、德……
10.法蘭西(2011-3)攻伐卡紮菲(格達費),海豹突擊隊(2011-5-1)刺殺本.拉登等事件都可以視為“911大棋局”的重要後續組成部分(或可視為新一輪大博弈)。
刺殺本.拉登事件還是美英土著、猶太資本、海灣王權(也有莫斯科、巴黎)之間擺開的一局“無間道”。
11.……
〇 從“冷戰收局”到“911大棋局”
緊隨蘇聯解體,“歐陸聯盟”立即形成(蘇聯正式解體不足1個半月之後,即1992年2月7日,“歐共體”12國外長和財政部長在馬斯特里赫特正式簽署),即,“蘇東解體+蘇聯解體”與西方資本陣營分裂同時進行,互為博弈因果,或者說,“歐盟”成立、且獨立於美帝國本就是“蘇聯解體局”的一部分。此時,美英土著資本不能正面攻掠歐陸,既不能對歐陸施加全面控制,也不能正面遏制歐陸的爭霸前景,因為那樣必將導致歐陸背離美英,去借重莫斯科的軍事、政治、地緣力量對美英施加反制。以及,猶太資本也不會允許美英土著攻掠歐陸,它會以引爆美帝國金融危機、經濟危機為手段掣肘美英,因為美英土著在解除歐陸這個最強對手之後將立即返身圍殲猶太資本(乘俄羅斯極衰之際,而中國不具備爭霸全球的地緣條件和實力條件),且猶太資本還必須保留歐陸做為它可以出逃的目的地。而且,全球各國政治力量、資本力量同樣需要掣肘、反制美英土著的單極霸權。那麼可以說——“美英土著不可以正面攻掠歐陸,從而歐陸獲得獨立博弈者資格”也正是“蘇聯解體局”即“冷戰收局”中已經包括,已經預置的一個邏輯內容,這個邏輯內容與邏輯關係也是“蘇聯可以選擇主動解體,敢於選擇自主解體”的博弈邏輯前提……反過來,從蘇聯解體到“911”此10年間,西方資本陣線內部的叛局之所以未能發生,也是因為其陣線內部尚未形成一股具備更多利益協同的背叛勢力——歐陸意圖獨立于美英,但是各國做為中小博弈者需要一個明確的共同利益或(及)前景做為盟約,才能形成一個強大的“叛局同盟”,具體地,歐陸需要通過拿到“金融武器”從而把歐陸各國轉變成為各國資本利益的聯合體,從而成為一個確鑿的“大國博弈者”而不會在美英的壓力下分崩離析——歐元正是這個“共同武器”。所以,新一輪的“全球大博弈”的主題來自“歐元出世,及怎樣出世”,它是“蘇聯解體博弈”(冷戰收局)之後又一輪具有轉折性意義的“大博弈”。即是說,當“蘇聯解體博弈”經過了大約10年的後續運演,針對暗中生衍變化的“大棋局”(和各方博弈者共同參與構建的“大局觀”),主要博弈者必須考慮出爐一輪新的“全球大博弈”了。
從人口規模、經濟體量與品質、科技資產到文化資產,歐陸都勝過美國,或者可以迅速勝過美國,哪怕是縮減版的“歐陸帝國”。所以,歐元霸權“可以”在“市場規則”之下取代美元霸權。而且此時,美元總面值已經超出美國的經濟規模和經濟實力,包含了那部分由霸權帶來的數額。那麼一旦歐元取得石油結算地位,哪怕是在“石油美元”之下成為第二結算貨幣,美元霸權也要被終結,“美元帝國”將不復存在,美國經濟將走向崩潰,而美帝國舊的帝國之本、即實體生產力也已經部分被放棄,沒有放棄的那部分生產力也將在美元失去霸權之後繼續衰落——200多年的英-美全球霸權也要當即終結。
是以,“歐元出世”是繼“蘇聯解體”之後又一次深刻影響到全球爭霸-反霸格局的重大事件,當然,它的由來(之所以能夠出世)也是一次“博弈事件”,是由全球爭霸-反霸歷史演繹而來的一個後果,和“大棋局”的一個新的主題性內容。它或者足以改變全球霸權-反霸格局,推翻美元帝國和美英傳統霸權,或者美元資本和美元帝國成功維護它們的既得霸權利益。此時,全球各路博弈者必須針對“歐元出世”重新做出捭闔縱橫,以能爭取一個于本方有利的“大棋局局面”(針對1975年“美元帝國”以“石油美元霸權”為武器向全球社會發起的“貨幣戰爭”,從後期到收局的“冷戰進程”也可以看做是全球力量對美英霸權做出的第一輪反抗與反制)。其中,美元帝國及舊霸權體系下的既得利益集團要針對“歐元出世局”做出破解(破局)……
本文將通過“博弈邏輯”推演並顯示——“911事件”就是在這一“大局觀”背景下由美英土著資本、猶太資本、海灣王權三路博弈者共同精心設計、實施的一步“大棋”,一個它們用以“突破由‘歐元出世局’而引起的全球大棋局新走勢”(破局)的重大“博弈事件”,它的真相就只能是“博弈真相”……當然,參與陰謀策劃的三路博弈者之間也必然存在的捭闔鬥爭也構成“911大棋局”的重要內容。
〇從“美帝國”到“美元帝國”(1)全球化與東亞金融風暴
從蘇聯解體到歐元出世這10年間,美英土著既然不可以正面攻掠歐陸,那麼它是否可以“退求其次”去華爾街圍殲猶太金融資本呢?答案也是“不能”——此一時期的美帝國,它的權力功能還不能擺脫冷戰機制(冷戰也並沒有真的過去),美英土著資本在對外立場上能夠長期達成一致(通過美國式“民主”政治),但在美帝國境內,美英土著這一路資本尚未形成為一個獨立的博弈者能夠去同有著千年歷史和有著緊密利益關係的猶太財團或曰“資本民族”(在馬克思的概念下)進行全面的博弈鬥爭。而且,一旦美英土著敢於圍殲猶太資本,則不僅猶太資本要“跳牆”,要致亂美國金融、美國經濟,讓美英不可能在那10年之間走到它全球霸權的極盛頂點。更加,歐陸也必須提前謀動,包括不會配合美英去竭力打壓俄羅斯而是必須聯合俄羅斯,則美英不僅算不上贏得“冷戰”,還要因為內部爆發叛局而直接失去霸權位置……
這也是說,在“冷戰收局”這一盤棋局中,與莫斯科對弈的白宮實際上已經是一個被猶太資本靈魂附體的白宮,或曰“冷戰收局”是在莫斯科、白宮、猶太資本、歐陸(主要是法國)之間做出的一次“大變盤”,並且在這幾路博弈者之間還不能論出勝負,而猶太資本正是這一盤“冷戰收局”中的縱橫家,是以不至於讓自己在冷戰後置於美英土著資本的刀俎之下。不止於此,對於“沒有祖國”且至少“懷璧其罪”的猶太資本,它的“大棋局”必須籌謀更深,更早,包括1975年“石油美元”之所以出籠,怎樣出籠……當然,猶太資本必須順應大勢,包括順和美英資本的利益及其大局觀,更利用美英土著資本、“美帝國”、“正常的美國”之間的矛盾,才能做到借勢佈局,乃至借局佈局……
那麼既然此時不能鯨吞猶太資本,美英土著就勾結猶太資本,通過“全球化運動”在全球布下經濟-金融大棋局,對全球實施金融掠奪和經濟剝削(90年代初“全球化”概念出爐並被熱炒。1995年1月1日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並開始運行),包括通過金融手段直接掠奪、收割東亞、俄羅斯的財富、實力與潛力,也削弱這些博弈者的博弈實力。同時,美英土著借“全球化”繼續擴張外勢,壯大美元資本的實力與勢力,增強霸權美元對全球的金融控制力。又同時,白宮在東歐、中亞,在車臣問題、“歐洲反導”等問題上聯合歐陸進一步打壓、拆解俄羅斯,讓那個針對它(美英土著資本)的叛局失去來自俄羅斯的強力支撐,再圖返身迫降歐陸,圍剿猶太資本。又同時,美英土著資本也利用“全球化”這一時間進程(美帝國和美元帝國的擴張進程)從冷戰身份中走出來,恢復其“傳統資本立場”,即用“美英資本立場”替換冷戰時期的“美帝國資本立場”,以能獲得一個足以制約乃至鯨吞猶太金融資本“集團”的“獨立博弈者身份”。由於猶太資本勢力已經滲透到美帝國各重要領域,美英土著資本還需要借重倫敦去完成它的佈署……對此,猶太資本必須找到反制手段——
〇從“美帝國”到“美元帝國”(2)猶太資本的“土著”盟友
在冷戰時期,猶太金融資本的“集團”屬性也有所淡化、或曰被淡化運行,但是“金融民族”卻始終做為一種不會失去的集團性立場,因為——這個立場首先就是由金融資本的內在屬性所要求的,即由金融資本的壟斷性所要求的,而不是首先出自“民族屬性”的要求。所以在“美帝國”時期和“美帝國”向“美元帝國”轉向時期,資本金融化和金融資本走向壟斷化的進程始終未斷。而且,猶太資本借其歷史繼承性一直在持續壯大,而這又是因為維繫“金融壟斷性”需要借用某種自然屬性下的“集團性”,那麼血緣關係、歷史承繼、宗教社區、文化認同、國族認同——這些未曾被,也不可能被歷史遺棄的差異性內容還是會楔入“金融資本集團”的建構進程中去,何況在美國-美帝國的歷史中,猶太金融資本一直就以民族性為根基才得以在北美立足、生根、壯大,以至謀得金融霸權……
蘇聯解體10年後,美帝國已經基本完成向“美元帝國”的蛻變。但是猶太資本必須在美國國內尋找到另一個強力盟友,或者它與某個“資本盟友”的結盟雖然不足以控制美帝國,卻能夠在美國權力政治結構中獲得一種結構性優勢,以能壓制住其他資本集團及其聯盟,和壓制住美英“土著金融資本”這個“大聯盟”,只有這樣,猶太資本才能避免被圍殲並爭取到出逃機會,或者借爭取到的“出逃權”再行做局、佈局……猶太資本選擇的這一支“土著資本盟友”就是“美英石油資本”——把它從美英土著資本群落中拉攏、分割出來與自己結成利益同盟。不過,在“鯨吞猶太資本”這一博弈方向上,只要條件成熟,美英石油資本仍然可以“還原”到美英土著資本的共同立場,而這就要求猶太資本的戰略佈局必須步調緊湊,並且要讓石油資本能夠從猶太資本的佈局中獲得暴利——猶太資本有辦法做到這兩點,辦法就是——
(1)強化美帝國以“石油美元政治”為根基的“大棋局”走向,讓白宮必須借重於石油資本的配合,也從而必須借重猶太金融資本的配合。“911佈局”就是一個關鍵性的強化步驟與手段。
(2)借白宮佈局中東、中亞之機,讓美英石油資本搶佔那裏的油田股份從而站穩“石油大棋局”立場。自然,白宮也需要這支它可以信任,可以控制的的嫡系資本來配合、幫助它展開中東-中亞佈局乃至全球佈局。
(3)在華爾街,猶太金融資本與美英石油資本相互勾結,一同套取暴利……這些可行的勾結關係,以及這一勾結能夠引導、推動白宮更堅決地走向符合“猶太資本佈局”的方向(美英土著的戰略佈局),以及這兩路勾結起來的資本能夠為,願意為白宮的戰略佈署提供現實可行的支援與配合,包括金融戰線、石油地緣政治(主要針對莫斯科)上的支持而不是背叛或背離——這些正是猶太資本之所以把美英石油資本選做戰略盟友的因由。
(那麼美帝國軍工資本是猶太資本的“國內土著資本盟友”麼?猶太資本所需要的“石油美元帝國”的確需要軍事霸權做支撐,但是此前的“美帝國”時期,美國土著資本也需要,更需要軍事霸權的支撐。而且,美國軍事工業整合著美國的大工業資源、大學資源和高科技資源,而這些資源正是“可以”構造一個“健康美國”的主要成分。所以說,美國軍工資本更靠近猶太資本的“敵手”——美英土著資本的立場。當然,在“大棋局”裏沒有“永遠的敵人”……)
猶太資本針對美英土著的策略也必須切合美帝國現階段的歷史走向(歷史慣性),這個走向至少要是——美英土著資本在全球“大棋局”中的立場將要求美帝國堅持這一走向。這就是說,並非“猶太資本+美元石油資本”的權重真的壓過其他美英土著資本,也壓過“美國”社會可以整合起來的社會力量、“民主力量”,從而兩路資本能夠挾持美帝國走向“美元帝國”……猶太資本拉攏一支“土著資本盟友”只為避免被土著資本鯨吞,而美英土著資本預圖鯨吞猶太資本也不是為了回到一個傳統的“美帝國”或者“美國”(所謂非帝國的“美國”根本不曾見存於歷史),而是要把這個金融帝國和通過它而向全球社會榨取的金融暴利收歸己有,而且面向全球“大棋局”,美英土著也要爭取剪除猶太資本這支“第五縱隊”……美英土著資本(及其權勢)、猶太資本都知道——從“美帝國”到“美元帝國”的轉變具有歷史必然性,而猶太資本只能參與、投機到這一歷史過程中去,卻不足以挾持它。相反,“美帝國->美元帝國”這個必然性轉變卻是英美資本長期從全球榨取霸權利益的歷史結果,也是“資本的全球大棋局”之博弈結果(要透徹泛解析這個問題,還需要結合所謂“美國的本質”等視角,並且需要重新解讀“二戰”,才可能一併論演,所以另立章節)。
主要是美英土著資本中的大資本才有權力-能力-影響力去收割猶太資本(必須通過國家機器),所以,猶太資本“可以”通過“邀請這個敵手一起分贓”的方式至少延緩那個自己被圍剿的命運進程,進而有可以贏得機會去改變-扭轉美英土著針對它的戰略設計內容,乃至在“大棋局”中戰勝美英土著資本。當然,非不得已,猶太資本不會向美英土著大資本讓渡財富,那麼分贓的方式就是——讓美帝國經濟進一步走向“金融化”,讓美英土著大資本也貪婪于“金融掠奪”帶來的暴利,包括向美國國內做金融掠奪和向全球做金融掠奪,以及,讓美英石油資本能夠與自己共同套利和去中東圈佔油田……這應該也是這一輪美國金融危機-債務危機的資本動機與資本動力——如果說金融壟斷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那麼這種捆綁關係,及“大棋局博弈關係”就具體演繹了“最高階段”的現實形態,和壟斷的現實形態,而這種“捆綁(勾結)”還追加了這個帝國圖謀“統治全球”的“邪惡動機”。
有了石油資本這一路“土著盟友”,猶太資本可以影響白宮的戰略定向,主要是讓“白宮的大棋局”的步調有利於“猶太資本的大棋局”步調,而且在操作層面,兩路資本也有必要進入白宮(白宮是美國大資本的代理人,只在“操作層面”擁有權力)——這兩路資本共同扶植小布希、切尼集團上臺,因為兩人及其政治家族(後臺)並不算是美國政治家族勢力中的主流與強者,“猶太資本+石油資本”容易賄買和拉攏他們,並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他們,也包括威脅——指證他們接受了石油資本的賄賂。當然,小布希和切尼出賣的只是美英土著資本集團的戰略“步調”,並沒有出賣那個戰略“本身”。而且,猶太資本要借局佈局(借白宮的佈局去展開自己的佈局),就還必須為美英土著資本的“大棋局”提供一個後者一定會接受的宏觀大策,且這個“宏略大策”——必須符合白宮的戰略遠景,必須切實可行,必須是超過(美英土著自己的)其他策劃的一個“上策”,才可能成功“賄買”白宮(的某些辦公室)。當然在設計中,猶太資本會讓這個贈送給白宮的“上策”必須在猶太資本的配合下才可能實施並完成,以免被美英土著修改策劃內容,以至於被“將計就計”,被布下“局中局”……那麼,以“911事件”為“棋眼”,一個“911大策劃”早已出爐,開始演繹了。鑒於棋局之大,佈局之重,完全有理由把它看做是同“冷戰收局”(蘇聯解體局)同等量級的新一盤“大棋局”,是繼“冷戰收局“之後的新一輪全球大博弈。
(因時間和精力有限,也缺少資源去仔細窺察美國內政及美元資本的內部鬥爭,本小節中的分析性內容或存偏頗。)
〇 從“美帝國”到“美元帝國”(3)“911事變”的原始底圖
既然美英土著資本不可以正面攻掠歐陸,也不可以立即返身收割猶太資本,那麼美英與歐陸這兩路資本之間能夠達成媾和麼?——“美、歐分立”做為“冷戰收局”的博弈結果,與“可以媾和”相對應的博弈內容就是——冷戰尚未真正結束。當然,就“西方陣線”依然存續來講,美英帝國與歐陸一直在媾和中,不過它們這個勾當也受制於“大棋局”……具體地——
(1)德國、法國一直自我保存為兩個“完全經濟體”,歐陸更是一個超大的“完全經濟體”,鑒於巨大體量,也鑒於科技對產業的依賴而失去科技優勢也就失去一切競爭優勢,歐陸也只能繼續走“完全經濟”路線。那麼其實體生產力不可以被美元霸權統治或者被美元資本吸血。
(2)歐陸的體量、實力與潛力高於美國,並且這種差距將繼續拉大,尤其美國實體生產潛力已經衰落。這種前景下,歐陸沒有理由放棄爭霸野心。
(3)鑒於第(2)條,美英資本無法以美國本土實體經濟為本去同歐陸做“自由競爭”,那麼美英土著資本一定會把自己定位為盤剝者,這又要借重于金融霸權-貨幣霸權而這個霸權它已經在手。
(4)如果美英與歐陸媾和,猶太資本將立即被美英土著鯨吞,所以猶太資本必須予以反制,且不計代價。
(5)美、歐媾和的後果將是——它們要在全球重演“殖民地時代”,雖然形式會有所不同。而這是全球正義力量都不能接受的,包括俄羅斯、中國、阿拉伯等等,而某些國家還要被霸權者借為“棋子國”(典型地就像曾經的日本)……當然,所謂(1)(2)(3)(4)都是從“大局觀”中抽象出來的片面,任何單一理由在“大棋局”中都不免侷促,所以在“大棋局實際”中都並不能單獨成立……
美英土著資本不可以正面攻掠歐陸,也不可以立即返身收割猶太資本,美英與歐陸這兩路資本除非通過捭闔贏得這盤“大棋局”否則也不能達成媾和,那麼“美元帝國”可以回到“美帝國”麼?簡單看來——除非徹底改造美國社會,讓美國從美英霸權體系下獲得真正的獨立(脫離由霸權體制支援的“暴利模式”,包括停止通過“全球化資本主義”向全球人類社區“吸血”),美帝國或者“美元帝國”的國內實體經濟就不可能恢復競爭力。然而,出於壟斷資本的本性,美英土著資本是不予考慮“退出全球霸權”的。更何況,歐陸資本以實力為基礎正在要求取代美英資本的全球霸權地位,則即便出於金融資本之間的壟斷鬥爭,美英資本也不會主動放棄霸權包括美元霸權——除非它能夠會同歐陸資本從“大棋局”捭闔出一個隻只它們有利的媾和結果才勉強算是“放棄霸權”,這樣,問題就又回到這盤“大棋局”……而在“大棋局”中,歐陸與美英帝國分別已經擺出“歐元出世局”(做為“冷戰收局”的繼承和後果)、“全球化局”,大盤面上——歐陸資本有望借助包括莫斯科在內的國際力量而從“歐元出世局”一舉贏盤,而美英土著資本坐擁美元霸權、軍事霸權和讓它相當自負的“軟實力”(主要就是從英帝國500百年爭霸史和英美200餘年霸權史中“積澱”而來的戰略能力),且猶太資本在美元與元的大決戰中(至少在決定戰局走向的第一輪戰役中)必須站在美元立場……
而且美元及“美元帝國”已經在全球做出佈署,布下戰場和陣勢,布下“局中局”,僅就此,美元帝國也不準備回到一個“正常的美國”,那麼鑒於
(1)美帝國已經走向“美元帝國”而這個轉向必將影響美國本土實體經濟,以及美英為維持其全球霸權而需要遏制歐陸、東亞經濟的發展從而也必將損害美國本土經濟。
(2)美元為維持其貨幣霸權而“需要”遏制歐元,從而“美元帝國”需要對歐陸經濟做有限打壓,這也將影響到美國經濟。
(3)“美元帝國”為壓制、打擊、控制歐陸、東亞博弈者而“需要”推高油價,因為推高油價既能讓“美元帝國”拿住針對歐陸、東亞博弈者的籌碼,也能直接打壓歐陸、東亞的經濟。而且,美英石油資本和猶太金融資本還要從高油價獲利和通過對油價的控制去金融“市場”套利。並且,白宮為拉住海灣王權也需要向石油王權讓利。再加之,美英、歐陸、俄羅斯必將爭逐中東從而不可避免影響到油價——但是反過來,高油價也勢將打擊全球經濟、也包括美國經濟。
(4)不論美英土著資本還是猶太資本都要強化自身的“財勢”以能在美帝國國內的權勢爭奪中取得優勢,去“挾動”白宮,猶太資本還需要綏靖其他美英資本以能讓它們在“美元帝國”之路上有利可圖,而這必將加速、加劇美國社會的貧富分化……這些(由霸權主義自身引起的)因素必將衝擊美國經濟,影響美國“公民”和“納稅人”的生活水準,那麼美元資本一定已經深入考慮了“怎樣可以避免被革命”這種問題,也考慮了當它們對“大棋局”做出系列佈署時不可以受到國內(社會)博弈的限制、牽制。就此,美元資本一定責令白宮做出預防,拿出預案——
“911”事件不久(2002年6月6日),美國總統小布希宣佈將成立“國土安全部”,曰“防止美國本土再次遭受恐怖襲擊”。又,華盛頓“針對恐怖主義”出臺了“相關法律”……但實際上,白宮的真實意圖卻在於控制美國民眾和美國社會,以阻止非常可能爆發的社會反抗乃至國內革命。那麼可以說——“美元帝國”的財團早在“911事件”之前的那段時期(向美元帝國過渡時期,就早已把打壓美國國內民眾(的反抗甚至革命)做為它們的一個重要博弈目標了。即是說,設計一場針對美國國家和國民的重大恐怖攻擊也是為了加大美帝國的國內管制,為鎮壓美國民眾而準備社會政治環境與機制——“911攻擊”就是它們所需要的“最適合”的方式,即911就必須是一次讓美國國民恐懼的,讓美國公民生命遭受很大損失的悲情事件。
當然,後文中將要推證:在“911陰謀”中還合成了美元帝國的另外三個重大戰略性目標,而這個“壟斷資本要保證它們對美國民眾、美國社會的統治”只是其目標之一……之所以說這個目標(“恐怖主義內政”)才是“911事變”的原始底圖,主要是因為——在原理上,其餘幾個戰略性目標都可以經由其他策劃去佈署和實施,卻唯有“恐怖主義內政”讓美元壟斷資本最難另尋途徑去實施……今天,美元資本針對美帝國國內的統治仍然需要“恐怖主義內政”(也包括控制、轉移種族矛盾等多種國內矛盾),那麼可以判斷:由美元資本發明、發動的這場針對“美國”的“恐怖主義戰爭”就不會停止。但是,美元資本又不能讓恐怖攻擊在“貨幣戰爭”大環境下衝擊“美帝國信用”從而衝擊美元霸權,所以,美元資本(或美元帝國或美英土著權勢)會選擇——
或者讓本.拉登這個“象喻符號”足夠誇張,且讓這個“符號”繼續存活;或者在烈度上限制針對美國本土的恐怖襲擊,但是讓有關“恐怖襲擊”的“事件或者傳媒事件”不斷;
或者讓歐洲或其他地方成為恐怖襲擊的靶標也同樣能夠起到震懾美國“公民社會”之效果還威脅歐陸或其他博弈者;
或者,當華爾街在白宮的策應下準備好一個金融圈套能夠讓美元(或美元霸權)先跌再起(像“911攻擊”這樣),白宮再會發動下一次針對美國本土的較大規模的恐怖攻擊(再複製一次“911博弈事件”)……
〇 大局觀第一季——白宮的難題
1999年1月1日歐元在歐盟11國正式啟動。規定2002年1月1日歐元正式流通。2002年3月1日起成員國原貨幣停止流通……
隨歐元出世,如果美元帝國及其利益“盟友”沒有做出主動應對或有效應對,則“大棋局”走向如何?“它們不做出應對”當然是不可能的,卻又全球所有博弈者(也包括華盛頓、歐陸、莫斯科)針對“歐元出世局”都必須首先參量的一則“大局觀”,在時間順序上是“大局觀第一次”。在“大局觀第一季”視野下,足以衝垮美元霸權及“美元帝國”的路徑有四條——
1.伊拉克、伊朗、俄羅斯、中亞(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阿塞拜疆),乃至還有委內瑞拉這些能源出口“大戶”中的多數選擇以歐元結算其能源出口,即出爐“石油歐元”——雖然美元帝國有望保住海灣石油王權這最大一路石油輸出勢力,已經大而無當(總面額已經遠超它的實際“價值”)的霸權美元也將倒塌,美元帝國的最好的結果是它將緩慢崩潰(但是“大棋局”不會如此簡單,美元帝國只能迅速崩潰……)。
(2000年11月,伊拉克央行宣佈以歐元替換美元作為外貿結算貨幣,並把100億美元外匯改換為歐元。
2000年12月24日,伊拉克宣佈,伊政府決定自2002年初開始正式以歐元替換美元作為外貿結算貨幣。)
2.東亞,主要是中國、日本停止美元外儲,改為儲備歐元。以至於東亞拋售美元,或者積極同石油出口國啟動“石油歐元”……
3.在“大棋局”變化之後(美元帝國不能完全封鎖住第1、第2條路徑),海灣石油王權向歐元立場轉移,出籠“石油歐元”或者也同時保留“石油美元”——即便海灣王權同時保留了“石油美元”(出籠“有限石油歐元”)以能夠在美英、歐陸之間縱橫求存,美元霸權及“美元帝國”也必然走向終結。
4.借美元-歐元之間的決鬥,並且推助這場決鬥,莫斯科有機會攜領中亞,聯合伊拉克、伊朗,乃至還有委內瑞拉,去啟動一個“俄佩克”,對抗以至於取代“歐佩克”,或者拉攏歐元甚或拉攏歐佩克,去重建全球貨幣秩序——則美元帝國勢必終結,而莫斯科有望獲益極大乃至向第一霸權邁進……
這四條“大致”路徑是所有“大棋局”博弈者都必須要看到的(除非某些次要博弈者欠缺基本的戰略能力,或者它在政權機制上壓制了自己的“國家戰略頭腦”,或者某些小國地處偏隅在‘大棋局’中根本算不上一路棋手)。當然,“大棋局實際”一定會向複雜化演繹,但不論多麼複雜,對於預圖維續美元霸權和美元帝國的資本及其野心來講,它們都必須成功封鎖,且同時封鎖這四條足以摧垮美元霸權的路徑,因為任何一條路徑都足以“單獨”摧垮美元霸權,或者至少把“大棋局”迅速引向對美元帝國極為不利的方向從而間接摧垮美元霸權(或者就是一個路徑引發其他路徑)。並且,因為霸權者的野心,也因為在“大棋局”中美英帝國和美元帝國已經站在霸權頂點所以“不進則退”,它們還會力圖在防禦的同時謀求進取……不過在四條路徑中,尤其第1、第2條路徑,讓白宮破解起來何其困難,而四條路徑又複合在一起,主要博弈對手又已經捭闔縱橫,還將繼續縱橫捭闔(視‘大棋局’變化,視白宮的應手),看起來這簡直就是美元霸權和美元帝國的“死局”。
當然,“美元帝國”手中還是握有自己的優勢,其優勢有四:
1.軍事優勢。
2.尚能一時操縱的霸權美元和金融控制力。
3.一時尚未被廢黜的全球霸權地位。
4. 所謂包括戰略能力在內的“軟實力”……
但是,在“歐元出世局”開始演繹之後,至少多數主要博弈者能夠看到這個大不利於美元和美元帝國的“大棋局”,也就看淡了美元帝國、美英帝國的霸權前景,所以美元帝國的優勢就只剩下一樣才算得上可靠,即軍事優勢。
〇大博弈第一季——“北約東擴”,及莫斯科的戰略
足以衝垮“美元霸權”和“美元帝國”的四條路徑中,第1條無疑最為核心,最為吃重——顯然,白宮絕難改變莫斯科的立場,也絕難改變歐陸的立場,因為歐陸明確看到自己的霸權前景即在眼前……然而,所謂“大棋局”是“列國”的“大棋局”,歐陸與俄羅斯的戰略目標、戰略利益不可能——在一條路徑上高度會合而其矛盾又不可能被其他博弈者利用而放大。這就為白宮“破局”提供了條件——
在莫斯科的戰略中有一個基礎性的邏輯——
莫斯科擁有可供其成為全球第一霸權的武力優勢、能源優勢、地緣優勢(國土縱深可以同時控攝歐陸、東亞、中東),它的終極戰略目標當然是成為全球第一霸權。初看之下,莫斯科似乎有理由全力攻伐現存第一霸權即美英,直接就是擊垮霸權美元。然而,莫斯科不能允許美英霸權垮臺之後,歐陸卻拿走霸權果實成為不易撼動的第一霸權——如果想要莫斯科全力或者哪怕大力支持歐元,例如攜中亞各能源出口國並聯合和鼓動兩伊去出籠“石油歐元”,就必須有一個前提,即,莫斯科必須保留足夠的機會可以在接下來的“大棋局”中讓自己能夠控制“歐陸帝國”,或者至少不能讓“歐陸帝國”反過來(聯合衰落的美帝國)控制住俄羅斯。畢竟,莫斯科這只大熊寧要一隻對岸的老虎(大西洋對岸的美利堅),也不要一隻身邊的老虎(歐陸帝國),何況身邊的這一隻老虎還更具潛在實力。
那麼,白宮只要打壓俄羅斯,並且打壓到“莫斯科無望控制歐陸帝國”的程度,莫斯科就將不會允許歐陸霸權取代美英霸權,而是要等待更好的時機……
雖然歐陸在人口規模、經濟體量和品質上都遠超俄羅斯,但是在可供爭霸全球的地緣條件和幅員廣度上卻遠不及俄羅斯,而決定兩路博弈者勢力對比的關鍵就在東歐,即,東歐誰屬(整合或者控制)將是歐陸、俄羅斯勢力此消彼長的決定性因素——雖然蘇聯已經解體,但是莫斯科卻可以隨時糾集起原蘇聯諸邦中的多數,甚至威壓(原蘇東陣營中的)東歐幾國把它們變成“真空地區”(尤其冷戰後它們並未由倒向西方立場而獲得什麼利益),恢復莫斯科的地緣政治空間(“蘇聯解體”也做為莫斯科的一次戰略大撤退),則歐陸帝國的版圖將立即變得促狹,將全部暴露在俄羅斯中遠端導彈的準星之內,和快速反應部隊的突襲航程之內,則莫斯科可以隨時威懾著歐陸帝國……那麼當歐陸奪得貨幣霸權,卻將隨即面臨一個巨大困境——莫斯科將要搶走“霸權果實”而歐陸自己將成為俄羅斯的附庸。這時,歐陸就必須依靠大西洋對岸的美帝國做為戰略上的後方依託和“地緣縱深”,則美帝國有權繼續充當歐陸的“大哥”,從而美元地位有權繼續高於歐元地位,即“歐元霸權”和“歐陸帝國”尚不能實際成立,也即歐元稱霸之路只是一個虛幻……是以,歐陸必須支持“北約東擴”。
反過來,如果歐陸控制-整合東歐,不僅歐陸帝國的幅員得以向東做大尺度擴張,與俄羅斯之間的地緣態勢此消彼長,而且白俄羅斯、烏克蘭這兩個俄羅斯的主要盟友國和俄羅斯的主體部分(即歐洲部分)就暴露在歐陸帝國的勢力之下了,歐陸可以從政治上、經濟上、心理上滲透、顛覆、拉攏白俄羅斯、烏克蘭甚至包括俄羅斯的加盟共和國,和從軍事上以“北約反導”和空軍實力壓迫它們從而促進政治、軍事目標(俄羅斯雖然幅員巨集巨,它的人口、經濟卻高度集中在歐洲部分,這是它在戰略地緣上的主要弱點)……如此,歐陸可以甩開美英建立一個獨立的帝國了,也就可以全力向美元發起決鬥了。
是以,從進取的立場上,歐陸也必須支持“北約東擴”。
具體到“大棋局”——
如果歐陸帝國能夠把版圖著實地延伸到東歐,則在歐元霸權取代美元霸權成為大趨勢之時,美英就至少有需要去同歐陸媾和-勾結,反過來充當歐陸帝國的“小弟”,去共同壓制俄羅斯。同時,美英土著可以在歐陸的支援下順利鯨吞猶太資本(歐元不再需要猶太資本這支第五縱隊)——在美英霸權資本的立場上,這也算是它退離霸權歷史的一條“可取”之路,結果將是歐陸-美英繼續共同統治全球(當然,前提是‘大棋局’及美國國內經濟等因素已經讓白宮找不到維續霸權的路徑,而且美元土著還希望在‘大棋局’形成這一大勢之前盡可能利用猶太資本收割全球財富)。如此,歐元、歐陸將在它的霸權之路上順利前行……
反之,如果歐陸帝國不能控制東歐,它就需要美帝國的強力支撐才能制止莫斯科來盜取霸權果實,即美英-歐陸之間不易達成勾結。
那麼在歐元盛,美元衰的大趨勢下,莫斯科可以找到一個機會(或者推波助瀾製造機會),突然強力出手支持歐元,推翻美元霸權,而令歐陸被“大棋局”裹挾不得不接受莫斯科拋給自己的“雞肋”(否則歐元崩盤,或歐元區解體),或者只能去爭取把“大棋局”導入新的一輪以制止莫斯走上霸權之巔。
又或同時,莫斯科還可以借敘利亞為軍事-政治基地,支援敘利亞聯合阿拉伯諸邦去攻伐以色列,遂讓美英土著資本有機會鯨吞猶太資本,從而讓美英“可以”把貨幣霸權讓渡給歐陸……看起來,這是莫斯科幫助歐陸帝國稱霸,但是隨後,莫斯科可以聯合阿拉伯諸邦再來攻伐歐陸帝國,奪走霸權,就此,可以發現這樣的路線圖——
在歐陸搶得中東石油出口結算權(“石油歐元”出籠)之後,歐陸並沒有充分的武力控制中東各路博弈者,即便歐陸會同那個(被摧垮美元霸權而)武力衰落的美帝國,也太難全面控制中東,因為中東諸侯將得到俄羅斯的全力支援、或者也有中國乃至日本等主要博弈者的強力支持(東亞的支持強度取決於複雜的“大棋局”因素。確定的是:東亞“需要”提供強力支援)。那麼,中東諸侯在莫斯科及國際力量的支持下有機會出籠自己的“石油貨幣”(例如海元),或者它們支持一個“貨幣籃子”取代“石油歐元”這種霸權貨幣,而它們會得到莫斯科,尤其東亞的支持。那麼,“石油歐元”這只煮熟的鴨子也會從歐陸帝國的餐桌上飛走(甚或,莫斯科並非沒有機會進一步做局,去打造一個“俄佩克”乃至於“石油盧布”)……就此,莫斯科或者“中東石油博弈者”還有強力手段對付歐陸——阻斷蘇伊士運河,讓歐洲經濟承受不起高成本能源(繞道好望角)。而“阻斷蘇伊士運河”在方法上可以非常簡單,例如有夠多或者夠大的船舶“意外”擱淺或者傾覆在蘇伊士航道,隨後,其他船舶還可能發生碰撞……而且,在抑制歐陸霸權帝國這個問題上,埃及的立場根本不需要誰來動員(關於埃及的分析留給後文)……
——尤其,如果歐陸帝國不能整合東歐,美英就更有權(以向歐陸提供戰略支撐做為籌碼)向歐陸討價還價,爭取奪回貨幣霸權。或者即便歐陸能夠捭闔出一種局面令美英甘做歐陸的‘小弟’,但是如果美帝國在歐元的攻伐下衰落之路過於急驟,一個版圖促狹且暴露在俄羅斯軍事力量之下的歐陸帝國也不能放開手腳向莫斯科博弈……也所以,歐陸能夠整合東歐還意味著歐陸因此可以向美元霸權發起強勢攻伐,同時不怕美帝國以急驟的方式衰落,並且在攻伐決戰開始前,歐陸手中這個“強勢攻伐權”可以讓歐陸在它同美英的捭闔鬥爭中佔據主動位置,從而容易引導出一個有利於歐陸自己的“決勝局”。
……“911事件”前,美英、歐陸已經聯合推進、實施了“北約東擴計畫”。那麼當美元-歐元之大決戰正式開始,如果莫斯科盡力支持歐元,則要麼歐陸一舉成為第一霸權,要麼兩路資本謀和而歐、美在北約框架下聯手攻伐俄羅斯——所以,“北約東擴”莫斯科失去了全力支持歐元的必要理由,即,“北約東擴”成為了美元帝國用來制約歐元爭霸的工具。但是,美元帝國(及美英霸權帝國)只是解除了來自莫斯科的一個直接性的威脅,即莫斯科仍然可以縱橫捭闔,以迂回策略介入“大棋局”,而莫斯科的主要鬥爭目標仍然是美英霸權——俄羅斯的“黃雀策略(漁翁策略)”受阻,它就只能更徹底地走“扶植歐元路線”,和與猶太資本進一步增進協同,把“大棋局”引向複雜化,而“複雜化”也是幾路主要博弈者可以接受的。
是以,在“破局美元霸權”的四條路徑中,白宮力推“北約東擴”、“北約反導”只針對第1條路徑有效,且只能算“半效”。
“北約東擴”屬於傳統政治運作,而“歐洲反導”就可以曰做“地緣政治工程”或“地緣政治手術”了(通過實物工程改造政治,改造“大棋局”)。這樣說也是因為“反導系統”本身沒有多少軍事價值——不難從導彈技術上突破它,而且威懾畢竟只是威懾,即便擁有“全效”反導系統的北約也並不能真的對俄羅斯發動核戰。對於美英、歐陸雙方,“歐洲反導”(及“北約東擴”)的主要戰略價值就在於“地緣政治手術”——(1)它成為美、歐維續傳統聯盟尤其軍事聯盟的平臺。(2)“歐洲反導”向東推進就意味著爭取到了東歐各國的立場,即把“北約東擴”從軍事上坐實,從而進一步從政治-經濟-心理上坐實,讓“大歐洲”(歐陸帝國)在地緣上做大和做實——這符合歐洲所願,也就意味著歐-俄之間可能的聯合、聯動被自動阻斷——這是美元帝國願意看到的。
而對於準備佈署“反導系統”的幾個東歐國家來講,它們的“反導設施”反而要成為莫斯科的第一波打擊的標靶,甚至當莫斯科判斷西方的“反導系統”的確有效而俄羅斯的導彈無力突破它們,則莫斯科未必不會以單方面軍事行動或者間諜行動摧毀它們,而北約則束手無策,畢竟莫斯科並未發起一場“核戰”,規模也不算一場“大戰”。那麼東歐幾國迎接“歐洲反導”的目的就在於它們希望借此進一步融入“大歐洲”,而幾國政客階層與國內資本之的目則主要在於握有更多實際權力和做穩資本利益——寧做西方資本的附庸,不做莫斯科的傀儡。
即使沒有這場主要肇起於“貨幣戰爭”的“911大棋局”,“北約東擴”也“勢在必行”,所以還不能說“北約東擴”單純就是白宮針對“歐元出世局”的破局動作。然而在2000年小布希上臺後,美國退出了與俄羅斯簽署的《反彈道導彈條約》,此時正是“911事變”前夕,可見白宮要通過“歐洲反導”強化“北約東擴”的戰略效用。這便是白宮針對“歐元出世”在做出“破局”了。而在“911事變”後,白宮著重推行“歐洲反導”也繼承了這一戰略框架,等於深入開掘“北約東擴”的戰略內容,和能夠用一個新花式把“北約東擴牌”繼續打下去。然而,美元帝國並不真正要把“歐洲反導”坐實(除非“歐陸帝國”失去前景),因為一旦“歐洲反導”確鑿成立,歐陸將不再擔憂莫斯科,則歐元就要向美元發起總攻了,雖然那時莫斯科不意支持歐元,但歐元可以聯合東亞、海灣王權、猶太資本共同破局美元霸權(雖然三路博弈者都會向歐陸要求條件),或者同時送給莫斯科一個“雞肋”……
那麼我們在新聞中看到美帝國的反導技術總是不過關,那可能就不一定純屬偶然(當然,美帝國在“反導”的某些方面落後於中國也可能就是“技術事實”)……2009年9月,奧巴馬政府宣佈放棄布希政府時期的“歐洲反導計畫”,取消了波蘭、捷克的反導基地,聲稱將出爐新的“歐洲反導計畫”,而在地理上,波蘭和捷克處在俄羅斯與德國、西歐之間。
2010年7月,奧巴馬政府明確了這個新版“歐洲反導計畫”,它宣佈將首先佈署海基防禦系統(地中海和北海),這在客觀上把德國暴露給了俄羅斯;然後在第二個計畫步驟中,它準備把防禦基地佈署在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客觀上還是把德國暴露給俄羅斯;它的第三個“計畫中”的步驟才準備選擇波蘭做為重點投入的防禦方位(“保護”德國)……時間上,2009-2010正是美國金融危機-債務危機剛剛爆發,繼“911大博弈”之後,美元與歐元正要展開新一輪決鬥,此時白宮收束“歐洲反導”正可以對“歐元帝國”釜底抽薪,或者同時以“釜底抽薪”而達到“防患於未然”之效果(美元與歐元這新一輪次的決鬥也非常之複雜,而“新版歐洲反導計畫”的其餘具體內容也具有針對了這一輪“大博弈”)……
那麼可以理解:白宮並非一把“歐洲反導”進行到底,而是要把“歐洲反導之推進過程”進行到底。而一旦“歐洲反導”坐實,將意味著美元準備向歐元投降,或者投誠(勾結)。當然,“歐洲反導”並不構成“美元向歐元投誠”必要前提。因為原則上,“大棋局”中沒有“必要前提”——通過捭闔縱橫,暗中改寫“大棋局”,繞開僵局內容和“必要前提”,一路博弈者才可望出奇制勝!(因此針對美、歐勾結問題,或者針對美元資產走勢,“歐洲反導進程的走勢”可以做為一項預警條件,但不能絕對看待。)
……借已經展開的文字,我們繼續對莫斯科的戰略原則做一點概括性分析,當然這只是本文目前的理解(這是“大棋局”中至為關鍵的問題之一,所以需要非常謹慎)——
莫斯科的戰略應該有一個主調式(原則)——
(1)要麼突然出手給予美帝國霸權(及美元霸權)致命一擊,並由此贏得一個局面以利於莫斯科爭霸——突然性是關鍵。
(2)要麼緩步促使“大棋局”走上有利於莫斯科而不利於美帝國的路線,其“緩步”也包括“積極等待”。這又是因為畢竟美元帝國(和美英集團)掌握著更多、更強的戰略資源可供其“做局”,而美元帝國處在一個自然衰落的“歷史過程”中也因此需要通過“做局”突破困境,是以莫斯科在難以判清美元帝國“做什麼局,怎樣做局”的情況下可以選擇等待,也等待美英同歐陸,同猶太資本的矛盾進一步激化……其中(1)通常要配合(2),因為華盛頓為避免(1),將不可避免地向莫斯科做出讓步,華盛頓的戰略步調遂受到限制,則莫斯科可以由此推進(2),再由(2)為(1)儲備條件……當然,莫斯科也可以“出其不意”,不顧(2)而直接於暗中準備(1)……相對次要地,莫斯科還有其他“戰略原則”——(3)利用其他博弈者的戰略誤判,主要是利用中小博弈者相對薄弱的戰略能力,對其進行戰略訛詐(當然,美英、猶太資本、歐陸也會這樣做)。(4)時而做出野蠻動作,為實力已經不濟的俄羅斯追加“國力”……後文中,我們還要偵緝莫斯科戰略佈署中的其他內涵,如果那不能稱之為“戰略原則”的話。
文/空蕩的原野
2012-8-6
讚讚
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後皇民台奸及反共餘孽紛竄出篡冒政治受難者及民主逗士
《認清四十年來恐怖政治的根源》
《認清四十年來恐怖政治的根源》
宣言文/<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夏潮聯合會>.<勞動人權協會>.<勞動黨>
1991年5月20日
一般人提到國府在光復後的政治苛虐多半只會想到1947的「二.二八」事變。但是,既使這著名的「二.二八」事變也是近幾年來台灣民主運動人士冒著不測的危險,不斷揭發,才為世人所熟知。
然而,既便「(反共清洗)懲治判亂條例」在勇敢的學生們抗議下終告廢除的今天,台灣的戰後史還深深地“沈埋”著一段(被當權政治霸權及文化霸權刻意漠視、封鎖、湮滅)令人戰慄、恐怖的、極為悲慘的歷史。那就是在1950年至1954年間集中地、雷厲執行的“(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政治肅清”。在這一場地理上涵蓋全島,在省籍、族群上涵蓋本省、外省人和台灣山地原住民的、官方的、制度化的暴力行動,據保守的估計,把三千人送上槍決的刑場,把另外的八千人送進了長期的監禁。其中最後被釋放的無期徒刑犯,一直要到1984年前後才出獄。
官方執行的、系統的酷刑和暴力
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帝國主義立即武裝封鎖台灣海峽,同時立刻對國府恢復大量的軍事和經濟援助。
就在這同時,在美國“默許”之下,(美蔣)國府特務、憲警立即在島內展開一場徹底、嚴苛、廣泛羅織的非法逮捕、非法審判、殘酷的拷問和酷刑,對人犯施加種種令人髮指的(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國家暴力。在撤退來台的國民黨軍隊、團體、機關中,甚至完全不經既便是形式上的法律程式,進行私刑暴力、拷打、暗殺、棄屍的暴行。
這些“(被針對性地予以清洗/滅絕/撲殺)犧牲者”是那些人呢﹖
一、是“日據”時代參加了“抗日民族民主運動”的“台灣左翼人士”、工運和農運人士、“中共地下黨”人。(台灣政治菁英;勇敢的台灣人)
二、是進步的知識份子、醫師、律師、文藝工作者、教授、記者、學生和青年、市民。
三、是批評1945年到1950年(美蔣)國民黨統治下台灣劣政和惡政的市民、士紳、一般知識份子。
四、是日帝時代從事“抗日運動”,“光復”後又為自己民族的解放而奮鬥的原住民精英。
五、是大量被羅織、誣陷的善良市民和民眾:::
這些人,在被完全非法的、秘密逮捕後,都經過駭人聽聞的酷刑拷打。這些酷刑包括- –
用器械、拳頭或穿皮鞋的腳對人體各部份施加凶殘的毆打和踢踹,電殛酷刑,性侮辱和虐待(尤其對女性)、鞭打、各種吊懸、拔指甲、老虎凳、坐冰塊吹電扇、等等。今天,年齡已在六十五上下的刑餘人士,皆可歷歷指證。
長期“(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恐怖”對台灣的殘害
這規模廣泛的、制度性、計劃性的(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國家暴力,並沒有在1954年終止。1950年到1954年集中的逮捕、拷問和處決、監禁所形成的巨大無比的、長期的“恐怖”一直成為國民黨在台獨裁統治的暴力基礎,對台灣的社會、精神和文化起了巨大的殘害作用。
(美蔣)國民黨極端的「反共國家安全國家」(Anti-Communist-National- Security State)在“(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恐怖”中確立,在台進行長期的“新法西斯支配”(Neo-Fascist/Sub-Fascist Domination)
正是在這個新法西斯國家支配中使台灣“完全扈從於”美帝國主義,執行以美(日)資本和島內少數權力精粹的利益為主體的經濟發展策略。
而為了遂行這新殖民地的、庸屬的經濟發展,(美蔣)國民黨新法西斯國家在美國“充分支援”下,以壓迫性的國家(Repressive State)壓迫工人、知識份子和學生、市民的任何可能的反抗。而嚴密的偵探、情報網、隨時可以發動的非法逮捕、非法拷問、非法審判和非法處決與監禁,便成為這「新法西斯壓迫國家」的制度化的手段。這就是「四小龍」「專制下的成長」的本質。
這制度化的暴力;國家的拷問(state torture);體系化的綁架、私刑和謀殺;法律對公民基本權利完全棄置了保衛的責任的世界,是一個“極端恐怖”的世界。
在這(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世界中,不但被捕、被刑、被殺的人們和他們的家屬蒙受深刻的殘害,廣泛的社會也受到殘害。
工人和農民失去團結、組織、協商之權,在長期的低工資和制度化的貧困、文化上的不成長中生活。
知識、思想、創造、研究、調查,在嚴酷的監視、破壞中停頓,知識份子【全面傀儡化】。
文化主體性喪失。文化上的民族性特色消失。
在國際市場和新殖民主義文化的“洗腦”下,發生「文化上的種族滅絕」(cultural genocide)並且在文化界、輿論界、思想界、教育界和知識界【全面的買辦化】、非民族化──甚至“反民族化”的現象。
在和“新殖民主義中心國家”的國際垂直分工中,台灣承受了自然環境全面崩潰的噩運。
“(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恐怖”的構造
做為美國的新法西斯扈從國家的(美蔣)國府,四十年來的恐怖權威體制有一定的構造:
一、內戰構造:1927年(蔣記國民黨右派“背叛”孫中山“革命三大政策”進行反革命政變-展開第一次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國共合作破裂,(蔣記)國民黨以法西斯逮捕、酷刑、處決和監禁、暗殺、使中共遭到幾近致命的打擊,中共遂全面在中國農村蜂起。自此,血洗政治異己成為國府內戰歷史中的制度。
二、冷戰構造:1950年以後,美國在中 近東、南韓、拉美、東南亞和非洲等廣大地區建立“美國軍事武裝基地”,“扶持”許許多多惡名昭彰、兇殘的“獨裁政權”,全面建設“反共法西斯軍事獨裁政權”,並以美國“軍經援助”,推行“制度性的反共獨裁恐怖(在全球各洲各國暗地主導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廣泛而深刻的蹂躝人權,血跡斑斑,罄竹難書。
正是在這雙重構造上,形成和壯大了(美蔣)國民黨(買辦政權)在台灣戰後四十年極端「反共國家安全國家」。
“美國帝國主義”和全球“新法西斯(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暴力”
多明尼加的杜魯希奧(Trujillo)政權、尼加拉瓜的蘇慕薩軍人政權、希臘的法魯克政權、韓國的樸正熙、全斗煥、盧泰愚政權、印尼的蘇哈托軍事政權、菲律賓歷屆政府、智利的皮諾契政權、烏拉圭、阿根廷歷屆“軍事獨裁政權”、巴西的蓋色爾軍人政權、越南的阮(文紹)、吳(廷琰)政權、和1949年以後到1980年初的(美蔣)國民黨(買辦)政權:都是“極度恐怖的血腥獨裁政權”。
但是這些血腥獨裁政權和非洲幾個壓迫性政權不是受到美國(黑手黨流氓霸權主子)大力支援,就是由美國(黑手黨流氓霸權主子)親手以“暗殺”和“(軍事)政變”方式建立的政權。
許多調查都證言歷歷地指出:美國軍方、CIA(中情局)和其他特種情報組織,具體的在廣泛的第三世界“美國扈從軍事政權”代為訓練拷問、酷刑、偵防和警探技術。不少各別的報告揭發美國情治人員甚至親自參與他國的政治迫害拷訊工作、並發展越來越殘忍「有效」的拷問儀器和「科技」
!人權調查報告也指出美國以人才物力協助壓迫性政府建立拷問機關和拷問營(torture camp)。1949年前「中美合作所」和四川「紅巖政治監獄」就是美蔣雙方特務大規模的「合作」事業,不知折磨和殺害了多少中國的志士仁人。
人們 問:美國為什麼這樣做﹖
許多學者(例如G. Koeko. J. Huey, J. Goshko, N. Chomsky)指出,是為了在廣泛的第三世界維持有利美國和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經濟氣侯」。只有“非民族化”“反民族化”的第三世界軍事政府才能以民族利益“去交換”美國支援他們在本國的“私利”,從而保障美國在各該地投資、掠奪、銷售的特權,從而壓抑各地反美、反新殖民主義的民族 民主革命,在壓迫性的政治下,長期壓低工資,使第三世界勞動力成為國際資本的廉價商品。在美國的政府、軍方、工業、大眾傳播、情報、教會和學界密切合作下,美國戰後這些嚴重的人權犯罪,被最大限度地“(寡廉鮮恥、鋪天蓋地)美化”和“(有系統地)湮滅”,至今鮮為人知。
反恐怖政治,要有世界(全局)的眼光
反政治迫害、反恐怖政治,爭思想學術和言論自由,爭校園自由,光反對國民黨新法西斯主義政權和機關是遠遠不夠的。
長期以來,經過美國(反華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滅絕)“全面洗腦”的政權、學界、傳播界、教育界,長期成了為美國支援和遂行在包括台灣在內的美國「次法西斯扈從國家」(Sub-Fascist Client States)“掩蓋”、“美化”其滔天罪行的工具。
感謝這次學運的勇敢師生們,初步衝破了國民黨法西斯統治的惡法。
在後「戡亂」、後冷戰時代,我們要和同學們進一步開始揭發台灣-和世界四十年來綿延不斷的“法西斯恐怖”的“總根頭(美帝猶太軍事流氓霸權)”,為人和知識、思想最真實的解放與自由而鬥爭!
<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夏潮聯合會>.<勞動人權協會>.<勞動黨>
1991年5月20日
《海峽評論》6期 - 1991年6月號
http://www.haixiainfo.com.tw/SRM/6-39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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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段“被(刻意)湮滅”的歷史要求復權》
倖存者沈痛的聲明
《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
我們是一群1950年代以來「白色恐怖(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的“真實受害者”,我們的親人或早已仆倒在「馬場町」的槍聲下,倖存者也是經歷長期監禁的孑遺。
1950年代以來的「(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白色恐怖」“實質上”是美國為了其“反共圍堵政策”,支援蔣氏(買辦)政權繼「二二八」之後,為了鞏固其統治對台灣人民犯下傷天害理的罪行。據不完全的估計,(被針對性地予以撲殺滅絕滅口)遇害者(台灣政治菁英)達三千人以上,受長期監禁者更達八千人以上。
在那“(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恐怖”酷烈的年代裡,並沒有什麼省籍之分,而只有正義與“不義”之別,正義的本省人和外省人同遭“殘害殺戮”,唯有“不義者”“彈冠相慶”。我們“並不是”什麼台獨分離主義者,而是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和平主義者。
1950年代之後,(美蔣)國民黨(買辦政權)又假借“反共”之名,對內施行高壓專制,對外甘為美國(軍事流氓霸權)的「不沉航空母艦」,繼續「白色恐怖(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的政策,所謂「寧可錯殺一千,絕不放鬆一人」。
1979年元旦後,中共宣佈了和平統一祖國的大政方針,但(美蔣)國民黨仍甘為美國「西太平洋鏈島防線的中央環節」(島鏈圍堵政策),繼續“戒嚴”,且一直維持其“(反共清洗肅清匪諜)戡亂體制”。直到今年(1991)五月一日,宣佈終止“戡亂”後,為了維護其“(反共仇共恨共)反共體制”,仍繼續「(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白色恐怖」時期的 (懲治叛亂條例),所以,才有廖偉程等四青年被捕事件。
「(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白色恐怖」來自國共內戰和國際的“反共”冷戰,(美蔣)國民黨(買辦政權)在國際冷戰解體及中共宣佈「和平統一祖國」之後,甚至在自己也宣告“解嚴”和終止“戡亂”之後,猶然堅持“(反共仇共恨共)反共政策”和「三不」,宣傳「我國二千萬人」,頑固的堅持“分離主義”,而成為台灣最大的「實質台獨」。所以廖偉程等四位青年即使具有台獨分離主義意識,那也是(美蔣)國民黨「實質台獨」“教育”的結果。若他們有罪,只不過罪在青年天真的誠實而已,國民黨才是真正的罪魁。
但是,台灣人民不再是可以任意宰割的人民,國民黨在強大的人民力量下向人民低頭了,廢止了沾滿台灣人民鮮血和辛酸的 (懲治叛亂條例),也暫時釋放了廖偉程四青年。但我們認為這是不夠的,為徹底避免「(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白色恐怖」再度出現,我們提出以下的主張和呼籲:
一、公佈「(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白色恐怖」時期所有“政治犯”的審判資料,及情治單位檔案。
二、平反一切「(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白色恐怖」下的政治冤獄,並依法予以國家賠償。
三、廢除一切「(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白色恐怖」下剝奪人民權利的法令,回歸民主憲政。
四、進行兩岸談判,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徹底根除「(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白色恐怖」的歷史因素。
<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
創會會長 林書揚 (坐牢34年7個月)
會長 盧兆麟(坐牢25年)
《海峽評論》6期 - 1991年6月號
http://www.haixiainfo.com.tw/SRM/6-39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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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恐怖」時代的見證
公聽會記要
公聽會時間:1991。5。21
陳映真:
文化的“買辦化”
我想在這些前輩(蔣碧玉;陳明忠;嚴秀峰等)面前就不太講我自己的事情,我是1968年被捕的,案情很簡單,就是幾個年輕人關心大陸的事務,我們於是組織了讀書會,這些書在今天台大附近的書架上都極為常見,但就因為這樣,我們被判了十年牢。這裏我就不必再講我的案情,我想利用這個機會檢討「白色恐怖」的意義和“本質”。
我們常說台灣的政治恐怖時期是在1950年代,其實不然。剛剛三位前輩所說的是集中在1950年到1954年的所謂「刮颱風」的時代,國民黨大量的捉涉共者、有嫌疑者。1954年後我稱為「慣性恐怖」,也就是起先是為“肅清”左傾人士、赤色分子,一旦變成“制度”後就形成慣性,這一直到不久以前才結束,當時的冤假錯案很多。
「(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白色恐怖」有以下的特點:
它是 由(美帝背後支持的法西斯軍事獨裁)國家所推動的“制度性暴力”,一是非法的秘密逮捕;
二是 非法的秘密審訊及酷刑拷打,甚至謀殺、暗殺;
三是 非法的判決,剛才已有人見證過,連槍斃人的判決書都沒有,而且大量的羅織、處決(注:“反共清洗白色恐怖”期間從來沒有一個台獨份子被處決;僅居極少數的台獨份子事實上是受到美、日殖民勢力精心的培植與政治庇護)。有時監禁的時間都沒有限制,例如服刑時間已到,他們認為你的“思想”沒有改變就可以利用各種“理由”把你留隊,甚至裏面有人發瘋了都不放。
另外,不只受刑人本身的受害,還包括家族的受害,小孩子長大後,老師、社會歧視他,情治人員“騷擾”他,他也認為自己是“共匪”的兒子,覺得非常“羞憤”,甚至“怨恨”自己的父母;有的十幾歲上吊的也不知凡幾,長大後“精神分裂”的也大有人在,他們家族的就業、留學、出國“受盡各種阻撓”、“歧視”,這是一種【組織性的暴力與虐待】。
一般人認為「(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白色恐怖」是(美蔣)國民黨的殘酷、暴虐所造成,但(其實)這是個“世界性”的問題。
以台灣「白色恐怖」而言有兩個結構:
一是內戰結構,1927年(蔣記國民黨右派“背叛”孫中山“革命三大政策”進行反革命政變-展開首次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國共分裂,(蔣記)國民黨就是用激烈的暴力“清黨”,自此以後,國、共雙方以暴力與反暴力形成循環。一直到(美蔣)國民黨撤退來台,美國(軍事流氓霸權)以武力支援國民(買辦)政府,這種暴力又重新“恢復”,這是長期猜忌、怨恨所引起的歇斯底裡,台灣有幾十年都是充斥著“反共口號”。
第二個是世界冷戰二極對立,靠美國的陣營,不只台灣,包括韓國(軍事統治獨裁政權)都是以「國家安全法」、「反共國家安全體制」為“藉口”取諦各種民主、社會運動,這在菲律賓、泰國、越南、中南美洲等美國所支援的“軍事獨裁政權”都一樣。在“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冷戰”結構下,「自由世界」便是進行著以高度反共國家安全為“藉口”的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組織性國家暴力,這種(美帝背後全球主導)世界性的暴力更值得我們反省。
再來,我要報告的是美國與【全球白色恐怖】的關係。國際政治學有一個名詞--「次法西斯主義的美國扈從政權」(Sub-Fascism Client State),他就是剛剛我所報告的國家都有兩個來源:
一個是由美國(軍事流氓霸權)直接支援,包括經濟、軍事等各方面來支援這種(傀儡)國家暴力;
一是原來民族主義(愛國主義)高張的國家,(陰險)美國不惜用“暗殺”、“(軍事)政變”把它“推翻”,“再建立”一個極端的極權(美帝傀儡)政府,如智利。更重要的是,美國政府不斷“訓練”各國特務的技術及恐怖經驗,而且“提供”最先進的科學偵訊儀器,甚至美國人員直接參加偵訊拷問的工作。
這種「(反華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白色恐怖」帶給台灣幾個“影響”:
第一是「非民族化」,由於“反共”的(法西斯洗腦)宣傳,對美國的“崇拜”,愛國的人(民族主義者;愛國主義者)“慘遭(撲殺滅決)打擊”,【㊣漢奸㊣】得勢,這種“(普世)顛倒是非”的情形造成廣泛的“(普世)民族認同混淆”。
第二是「文化的種族滅絕」,自己的文化只有民族主義者主張,在極端的法西斯政權及美國(軍事流氓霸權)的影響下,自己的民族完全滅絕。
第三是(真正)知識分子的“被閹割”,使(偽)知識分子成為“傀儡”,所有的知識、思維、創造完全窒息,造成“知識界買辦化”與“非民族化”。
台灣這一段“被(系統性刻意)隱藏”的黑暗史如果不被抓開,並重新面對、思考、研究、反省,這將成為台灣社會永遠的傷痛。
事實上,很多人都是這個歷史的“共犯”,不是罵國民黨就完了,四十年來,我們的(偽)知識分子說了些什麼話?
我們的(反共法西斯洗腦)傳播媒體如何“幫助”這個“(反共仇共恨共/反中仇中恨中)體制”?
四十年來,「我」做了些什麼事情?
現在有很多人都(裝扮得)勇敢,但過去四十年(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為什麼”不說話?
今天卻很容易成為英雄,這樣的民族是沒有長進的。今天我們一定要深入台灣這一段最黑暗的(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歷史,去面對他,就像一個人有病,一定要把它挖出來,才能恢復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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