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9月,「中情局」副局長赫爾姆斯向白宮提出”行動計劃”,在泰國”資助建立一個政黨”以及對該黨候選人的競選支持,結果是美國花費數百萬美元,與泰國軍方聯合推舉出一個”民主政府”,形成泰國軍人”干預”民主的”慣例”,至今未衰。
就是在有相當民主傳統的歐洲,二次大戰對”公民社會”的破壞,也爲美國用金錢控制”民主”提供了方便。例如1948年,「中情局」羅馬站主任動用了一千萬美元(按照購買力接近今天的一億美元,在戰後貧窮的歐洲是個天文數字),“裝滿現金的箱子在四星旅館裏交接”,結果在大選中擊敗了當時有廣泛社會基礎的意大利共產黨。此後長期執政的意大利天主教民主黨一直維持了與「中情局」的秘密金錢關係。在法國和德國,「中情局」也都動用大筆金錢資助“(偽)左翼”的社會黨和社會民主黨,挫敗了曾經如火如荼的當地共產黨勢力。
近年來的“顔色革命”,基本上仍然是這條老路。
文/于時語
2007-11-16 新加坡《聯合早報》
格魯吉亞在“玫瑰革命”四周年之際爆發大規模反政府示威,迫使薩卡什維利總統進行”暴力鎮壓”,並且宣佈實行緊急狀態,逮捕反對派領袖,砸爛私營電視臺,對示威人群大打出手。作爲華盛頓“顔色革命”樣板的格魯吉亞,如今淪爲國際笑柄。
按照《華盛頓郵報》社論,格魯吉亞是布什政府“自由議程”(freedom agenda)外交的最大受益者,除了大量經援,華盛頓還派遣特別顧問、訓練裝備格國武裝力量、大力遊說歐洲盟國支持格魯吉亞向莫斯科挑戰。布什總統本人兩年前親訪格魯吉亞,大事讚揚薩卡什維利總統領導的”民主政府”。
記得以前有部蘇聯影片《以革命的名義》,無非是借”革命”之名,宣揚包括暴力在內的各種非常手段。布什政府近年來推行”自由議程”外交,以”輸出民主”爲己任,大可以借用類似手法,讓好萊塢拍一場《以民主的名義》的宣傳片。
筆者兩年前就指出:華盛頓贊助的”顔色革命”,說穿了是外力干預進行”政權更易”這一舊瓶裝的新酒,不外是大國勢力尋求當地最佳利益代理人的政變。酒、色、暴戾、玩樂諸毒俱全,(《華盛頓郵報》的最新揭露)的“民主領袖”薩卡什維利的演變,是筆者這一論斷的最新例證。
缺乏民主傳統的國家
但是格魯吉亞的例子,也顯示了缺乏民主傳統的國家向民主體制演變的最大問題──外部勢力的干預。
毫無疑問,民主仍然是至今世上最合理的政治制度。但是民主制度決不只是單純的投票選舉,而是建立一個健全的”公民社會”,這是牽涉到普及教育、自發民間團體、輿論監督、司法獨立等等大量社會因素的過程,也是歐美經歷數百年才基本建立的體制。
一個更爲關鍵的因素,是金錢在民主體制中的作用,尤其是共産主義經濟理論和實踐的破産,使得私人商業經濟成爲現代社會主流,金錢在社會上無孔不入,也滲透了民主過程。除了政治組織離不開“孔方兄”,金錢更是信息傳播的前提,而信息則是民主體制的“血液”。金錢和民主之間密切又矛盾的關係,不僅對歐美民主形成日益嚴重的金權威脅,更可能成爲非民主社會發展民主的最大障礙。
這是因爲土生金權之外,金錢更是國際強權干預他國政治、扶植代理人的有效工具。大量例證表明,自從二次大戰以來,在「中央情報局」主持下,華盛頓是輸出”金權民主”的行家。
以“民主改造”最成功的日本爲例。整個日本戰後體制,可以說是「中情局」的一手創造,以至「中情局」東京站站長Horace Feldman自豪地吹噓:“我們在佔領時期管理日本,在佔領結束後的年代裏我們以不同的方式管理日本。”
「中情局」和五角大樓(國防部)先是一共花費了近1300萬美元,幫助日本黑社會組織走私戰略物資鎢,其利潤被大筆用來資助戰後日本保守派政客的興起。「中情局」然後以各種方式,資助安排前戰犯岸信介出任首相,岸信介因此一直保持與「中情局」的秘密接觸。在戰後日本貧窮的經濟環境中,「中情局」成爲日本自民黨及其領袖的主要經費來源,全面保證了美國在日本的”國家利益”。《紐約時報》記者新近斷言:日本目前的金權政治,尤其是所謂“構造汙職”,與「中情局」這一歷史角色休戚相關。
美國用金錢控制”民主”
再如1965年9月,「中情局」副局長赫爾姆斯向白宮提出行動計劃,在泰國“資助建立一個政黨”以及對該黨候選人的競選支持,結果是美國花費數百萬美元,與泰國軍方聯合推舉出一個”民主政府”,形成泰國軍人”干預”民主的”慣例”,至今未衰。
就是在有相當民主傳統的歐洲,二次大戰對”公民社會”的破壞,也爲美國用金錢控制”民主”提供了方便。例如1948年,「中情局」羅馬站主任動用了一千萬美元(按照購買力接近今天的一億美元,在戰後貧窮的歐洲是個天文數字),“裝滿現金的箱子在四星旅館裏交接”,結果在大選中擊敗了當時有廣泛社會基礎的意大利共產黨。此後長期執政的意大利天主教民主黨一直維持了與「中情局」的秘密金錢關係。在法國和德國,「中情局」也都動用大筆金錢資助“(偽)左翼”的社會黨和社會民主黨,挫敗了曾經如火如荼的當地共產黨勢力。
近年來的”顔色革命”,基本上仍然是這條老路。無非是美國「中情局」的國際形象欠佳,其角色比較隱蔽而已。絕大部分參與其事的美國”民間組織”,主要經費來源仍然是美國政府。英國《衛報》曾經指出:”顔色革命的一個主要建築師─美國「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是「中情局」一個臭名昭著的門面(a notorious CIA front )”。
當然,這些衆多”非政府組織(/NGO)”中不乏理想主義的頭面人物,但是美國納稅人的錢,說到底要爲美國利益服務。”顔色革命”正如冷戰時代「中情局」”資助民主”,首先是爲了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所以連美國報刊也承認,布什政府在格魯吉亞關心的不是建立真正的”公民社會”和”民主基礎”,而是巴庫-第比利斯-傑伊漢輸油管,以及華盛頓在圍繞能源和其他戰略利益的新一輪“大博弈”中與俄羅斯的強烈爭奪。
格魯吉亞動亂再次說明:非民主國家要在全球化市場經濟中過渡到獨立自主的民主體制,是一個極爲艱巨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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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美帝國主義-新帝國主義意識形態與美帝戰爭的新方式
兩個英國人福斯卡斯和格卡伊的《新美帝國主義:布希的反恐戰爭和以血換石油》一書把帝國主義這個曾經非常熟悉的辭彙又在腦海中喚醒了。記得列寧說過,帝國主義的兩大特徵是“掠奪”和“戰爭”,兩位作者給的定義則是“一國對別國進行軍事和經濟征服的企圖”,大同小異,沒有什麼變化,雖然歷史的車輪已經滾過了一個世紀。
新美帝國的精英們“相信”上天給了他們“特權”,讓他們在各方面——文化、軍事、政治和經濟——都沒人可以挑戰,帝國“註定”將永遠存在下去。新帝國為了建立一種符合自己的愛好、反映自己利益與價值的“國際秩序”,“自以為”巧妙地用“反恐戰爭”取代“反共戰爭”,用“誇大威脅”的手段來使武力為後盾的對外政策“正義化”和“軍事化”,把打擊恐怖主義當作在新世紀進行全球軍事和政治擴張的萬能理由。
但是,在新帝國與國際社會的博弈過程中,其他國家會發現這種“(美帝世界新)秩序”對自己的利益構成了傷害,使自己受到了壓制,並因此而傾向于聯合起來,共同抵抗和反制“帝國主導(美帝世界新)秩序”的形成。於是,無所制約的帝國意外地發現自己身處一個有著更多敵意、面臨分裂的世界,自己的利益也更難以實現。
福斯卡斯們認為,儘管龐大的軍事實力是支持美利堅帝國的不可或缺的手段,但它不能取代經濟霸權和美元作為全球性儲備貨幣的重要作用,更不用說美國的強大軍事實力並不能自動為美國提供一個安全的世界。以美元的衰弱為標誌,美帝國的實力也已經步入衰退。所謂的“美帝國”,無非是一種“虛幻”、“狂妄的幻想”而已。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成為世界超級大國,從那時起美國的霸權地位一直依靠三個無可匹敵的方面作支柱:軍事上的絕對優勢、先進的生產方法及相對較強的經濟實力、控制全球經濟市場和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三者之中,美元的作用可能最為顯著。在歐元誕生之前,世界貿易領域沒有一種貨幣能夠挑戰美元的霸權地位。
隨著1999年底歐元的啟動,世界經濟和貿易體系增添了一種全新的元素,有了一種貨幣能夠與美元相匹敵,有望成為全球儲備貨幣。短短幾年之中,歐元真的成了人們的另一種選擇,成了世界金融市場上第二重要的貨幣,引入歐元之前,未償付的歐元國舊幣債券和票據占世界總量的近28%,美元債券和票據占45%。到2003年年中,這一差距縮小了很多:美元債券和票據所占份額下降到43%,歐元債券和票據的份額上升到41%。在貨幣市場上,這一變化更為顯著:1998年底,以歐元國舊幣為單位的貨幣市場工具僅占世界總量的17%,美元貨幣市場工具占58%;但到2003年年中,美元的份額下降到30%,歐元份額上升到將近46%。如今,歐元在國際貿易結算中的比重占到了四分之一。
一旦某個“歐佩克(OPEC)‘成員打破慣例,用歐元為其石油重新定價,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和石油美元關係對它的支持之間的相互作用就會受到威脅:
2000年11月,伊拉克宣佈將使用歐元替代美元對其石油儲備進行重新定價。
這是第一次有“歐佩克(OPEC)”成員國敢於違反美元“定價規則”,從那之後,歐元不斷升值,美元不斷貶值,
一段時期以來,利比亞一直敦促用歐元取代美元為石油定價,伊朗、委內瑞拉和其他國家也表示願意在石油交易中使用歐元。
由於石油交易是支撐美元霸權地位的核心因素,這些都有可能對美國的全球霸權特別是美國經濟實力構成重大威脅。
現在,美國幾乎向全世界“舉債”,而不儲備任何其他貨幣,因為美元是實際上的全球儲備貨幣。美元幾乎占全世界所有官方外匯儲備的三分之二,美國無需在利率方面同其他貨幣競爭。即使利率低,資本也會流問美元。在美國以外“流通”的美元越多。其他國家就越得向美國“提供”更多物品和服務以換取美元。美國甚至可以奢侈地擁有“以本國貨幣為主的這種地位美國已經享受了30年、就是說自1974年石油美元誕生以來,世界其他各國經濟都為美國經濟提供了大量補貼。這種狀況無疑使美國政治經濟精英受益,同時也使美國經濟緊密依賴于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
現在的世界貿易是一場買賣遊戲。其他國家生產物品,美國生產美元來購買物品。相互關聯的世界各國經濟不再為了獲得相對優勢而進行貿易:他們爭相出口商品是為了獲得所需要的美圓,來償還美元為主的外債,和囤積美元儲備,以維持本國貨幣的兌換價值。為了防止有人投機和操縱市場,攻擊本國貨幣,各國的中央銀行必須掌握與其流通貨幣相應的美元儲備。一種貨幣貶值的市場壓力越大,該國中央銀行所需要待有的美元儲備就越多,這為美元的更加堅挺創造了系統內部的支援。同時迫使世界各國的中央銀行必須獲得和持有更多美元,從而使美元更堅挺,這種現象被稱作美元霸權,是由重要商品,特別是石油,使用美元定價這一地緣政治造成的特殊性所導致的,每個人都接受美元,因為美元能買石油。石油美元的“迴圈”就是美國從石油生產國獲取的好處,這也是美國自1971年以來容忍“石油輸出國組織”存在的原因。
石油不僅僅是國際上買賣的最重要商品,它也是一切現代國家經濟的生命血液。如果你沒有石油,你就得購買。如果你想在國際市場上購買石油,一般你下得不用美元來買。如果一大部分石油交易改用歐元,不用美元,更多國家就不得不增加歐元貨幣儲備,美國將不得不同歐元直接爭奪全球資本。不僅歐洲可能不再需要美元,連80%以上石油從中東進口的日本也不得不把大部分美元資產轉換成歐元:作為世界最大石油進口國的美國,也不得不持有大量歐元儲備。這對美國的貨幣管理來說是一種災難,因為每年美國不僅將失去一大部分相當於免費的商品和服務補貼,而且從美元儲備轉成歐元儲備還將使美元貶值。滙豐銀行在2003年6月的一份報告中指出,即使是少量資金從美元轉移到別的貨幣,或流量的改變都會產生重大變化。如果美元成了更重要的儲備貨幣,(如果美國準備與歐元分享儲備貨幣地位的話,)這還將意味著或者美國買入更多歐元,或歐洲人減少所持美元,買入歐元。”這顯示了石油(和石油美元)與最近的伊拉克戰爭之間具有清晰、明確的聯繫,同時也說明,金融是力量角逐的一個方面,具有重要的地緣政治意義。
美國和英國於2003年3月對伊拉克進行(入侵)軍事干涉,在那裏建立了自己的權力機構管理該國,這次“入侵”後不久,就宣佈從伊拉克購買石油只能支付美元。但事情還沒有結束,與之相矛盾的是,儘管美國近期取得了這些軍事和政治進展,在歐、亞地區的軍事實力迅速加強,但出於各種經濟和政治原因,越來越多的中東、南美和俄羅斯石油生產商在討論用歐元“取代”美元,或者用“一攬子貨幣”進行石油公開交易。這樣會加速美元的衰落,推動歐元成為第二個世界儲備貨幣,如果貨幣代表著一個國家的經濟形勢,而美元繼續貶值,美國經濟將在這樣的條件下直線滑落(P15-19 )。(評點:美國入侵伊拉克是以薩達姆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作為表面理由的,背後的原因卻是為了打擊歐元這一真正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三年多過去了,世界發現薩達姆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並不存在,歐元也沒有因為美國的打擊而顯示出弱勢,這就是“強大的”武裝到牙齒的美國所面對的悖論。)
美國情報機構並沒有把自己的任務僅限於折磨嫌疑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情局」幾次派人潛入中國,為在瓜地馬拉“政變”之前刺殺尼政府官員作訓練:這次“政變”成功地推翻了“民主選舉”的總統阿本斯,換上了一連串的“獨裁者”,用武力和野蠻鎮壓的方式對該國進行了40多年的“殘暴統治”。
儘管出了一連串醜聞,1953年,「中情局」成功地在伊朗推翻了受民眾愛戴的摩薩台政府,把逃亡國外的巴列維國王扶上臺。巴列維對該國的壓榨在隨後的幾十年中一直使美國受益,但最終引發了1979年的伊斯蘭革命,“阿亞圖拉”霍梅尼和他的伊斯蘭教政府上臺;1963年2月,中情局與英國情報機構聯手支持了一次流血政變,使伊拉克復興黨第一次掌權,這同時也鞏固了英國在該地區的利益。1963年的這次“政變”是伊拉克歷史上最血腥的事件,其血腥程度只有1973年9月11日「中情局」支持的智利政變能夠與之相比。
當時的英國駐巴格達大使羅傑•艾倫爵士寫道,在伊拉克新政府裏,年輕的薩達姆•侯賽因是個顯眼的人物,“極”符合西方的利益,一周後他告訴英國外交部:“現政府正在盡力而為,因此,我個人認為我門應該支持它,長期幫助它站穩腳跟,這樣共產主義威脅可能逐漸消失。”
“政變”之後,英國和美國馬上承認了巴格達的新政權,在這位大使看來,局勢“幾乎恢復了正常”,經過政府的更替和內部鬥爭,復興黨於1968年鞏固了政權地位。那一年隨後發生的「中情局」“策動”的“政變”使(伊拉克)薩達姆開始掌權,成為艾哈邁德•哈桑•貝克爾的副總統,直至1979年在美國的保佑下成為總統。
同樣,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中情局」在阿富汗締造並支持了奧薩瑪•本•拉登的組織,作為反抗蘇聯“邪惡帝國”的“自由戰士”,後來才“發現”他們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
每一次,當時的美國(自由)大眾傳媒都把這些事件當作“沒發生一樣”,只在報導一個國家擺脫共產主義影響時,把這些事和美國的參與當作參考背景。這種“處理方法”並不陌生,就像當時德國人民被告知,關於納粹罪行的報導只不過是猶太人或共產主義者的宣傳。
馬里蘭大學進行的大量研究發現,通過(自由)商業電視臺看新聞的人中大多數對最近的伊拉克戰爭至少有三種“根本性誤解”之中的一種:
(1)伊拉克與“9•11”事件有直接關係;
(2)在伊拉克“找到”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3)國際輿論支持美國入侵伊拉克。
“偉大”的(自由)大眾傳媒頻道總是“變換”入侵的原因,如果一種“說法(故事;敘述)”被證明是錯誤的,他們就“發明”另一種。在一項關於哪個電視頻道看的人最多的全國調查中發現,大多數人通過「福克斯(Fox News)」的系列頻道看新聞。這其中,80%的人說在伊拉克找到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換句話說,“偉大”的(自由)大眾傳媒看上去更像是在把觀眾“搞糊塗”,而不是使觀眾瞭解情況——不幸的結論是,在美國儘管有無處不在的電視報導和發行量巨大的報紙,美國人卻在世界上最“不知情”。
1947年,「中情局」在“戰略情報局”的基礎上成立,成為與破壞美國自由的“共產主義間諜陰謀”對抗的情報採集機構。據報導,這些“共產主義問諜”使用宣傳和“洗腦”的手段欺騙美國人接受“共產主義者的社會主義”。他們相信,有必要抵制這些險惡陰謀,這是“美式自由”和俄式“洗腦”之間的冷戰的一部分。這種價值觀被反復有效地“植入”西方政治文化之中,儘管國際關係發生了演化、轉變,在冷戰結束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冷戰話題“並沒有”終結或消失:它伴隨著一個新的“敵人”而“重生”。“使美國能夠進攻或”入侵“別國的惟一辦法,是把這些國家的政權”描述“成對我們的安全威脅。因此,塞爾維亞的米洛舍維奇是巴爾於的‘希特勒’,必須被制止。而且伊拉克”必須“被入侵,因為薩達姆(海珊)正在製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把它們交給奧薩瑪•本•拉登。”
許多美國人繼續深信,他們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是善意的,他們的政府所做的永遠是為了別人好,也為了他們自己好。即使他們國家的行動導致災難,他們也認為,其背後的動機是“高尚”的,儘管有無數證據證明,善意和“高尚”都是“政治口號”,而不是政治方針。看來,美國情報和安全部門在世界其他地區任意使用的大腦控制術在他們本國。他們刻意營造的世界裏取得了最大成功。他們是不是因為被洗腦而相信自己的宣傳?要不,這是另一種宣傳?(P82-85)
(評點:美國有其在世界上引以為豪的最廣泛的新聞自由和最發達的資訊傳播網路。但是,美國人民在熟練掌握“讓不需要的事實消失的藝術”的政府和自覺地“嚴格實行自我審查”的新聞媒體的引導下,可悲地成了“世界上最不知情”的人民,並天真地以為自己“永遠是為了別人好,”實在是搞不明白 “那些最為人類的幸福操心的人,卻使他們的鄰居感到非常痛苦”的悖論如何得以成立。)
“我手上的惡魔不夠用了”(想像、塑造敵人)
正如我們看到的,整個冷戰期間,美國“利用”人權和民主價值觀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作為“政治工具”,給蘇聯陣營內部存在的民族、宗教和政治經濟緊張關係火上澆油。
看看1973年9月「中情局」在智利的活動、皮諾切特推翻和殺死阿連德的例子,
或者看看1967年10月「中情局」特工在玻利維亞殺死切•格瓦拉的例子,就知道這是“有選擇”進行的。
此外,薩拉查和卡埃塔諾“獨裁時期”葡萄牙是「北約」成員國;
1967年至1974年的希臘“獨裁政權”是由一小撮無能的上校扶上臺的,這些上校都在「中情局」的薪水簿上;
土耳其加入「北約」的過程中經歷了三次“軍事政變”。美國的“雙重標準”政治手腕在冷戰中獲得了勝利,隨後其結果又使其手段“正義化”:目的是打破“邪惡的共產主義體系”。
美國的人權運動在瓦解蘇聯陣營的過程中起到了輔助作用,但並不是主要因素。正如我們在別的地方所分析過的,理解蘇聯共產主義的失敗必須把它放在與國際債務危機有關的更廣闊的背景下,同時與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蘇聯為了抗衡美國星球大戰計畫耗費了大量資金所導致的力量衰竭聯繫起來。
由於雷根強調同蘇聯展開全面軍備競賽,而新保守派又公開推崇雷根政府,許多分析人土把新保守派的起源定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我們想要指出的是,事實並非如此,美國新保守主義的新帝國觀比新保守派的起源更為重要。
我們認為,新保守派使美國新帝國計畫已經存在的戰略框架極端化了。這種已存在的框架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在艾奇遜和尼茲的領導下確立的,建立在三個戰略設想之上:
第一,“創造”一個看得見的“敵人”,“誇大”它對美國和“自由世界”的威脅;
第二,加強西方陣營“依賴”於華盛頓決策過程的“輪軸一輻條”體系;
第三,美元在全球貨幣市場的核心地位。
然而,蘇聯陣營的瓦解破壞了這一計畫,使美國“失去”了“(亟需)敵人”,使“輪軸一輻條”體系的依賴性鬆懈,特別是歐洲人開始趨向一個更緊密的政治聯盟,通過宣佈發行他們自己的儲備貨幣——歐元,進一步削弱了美元的實力。
這就是第一次海灣戰爭期間(1991-)、南聯盟危機爆發前和1991年《瑪斯特裏赫特條約》談判即將開始時的形勢,當時法國和德國更加努力推動歐洲形成統一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當1991年美國把(伊拉克)薩達姆從科威特趕出去的時候——要知道,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兩伊戰爭”期間(1980年至1988年),伊拉克是美國在海灣地區的“盟友”——當時擔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科林•鮑威爾抱怨說:“我手上的惡魔不夠用了,我手上的壞蛋使完了。”他認為美國應該使用占絕對優勢的高科技兵力解決緊急狀況和蘇聯解體後產生的地區衝突,以實現“阻止前進”,
現在這種理論面臨破產,因為“缺少”明顯的、容易界定的、理由充分的“敵人”。「北約」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它不得不重新界定朋友和“敵人”,設計新的意識形態準則;否則它就不得不隨著「華約」的失效而解散。「北約」的“新戰略理念”於1991年11月推出,以鮑威爾的理論為精華,同時期待著1999年和2004年的擴張(1999年是匈牙利、波蘭和捷克,2004年是保加利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羅馬尼亞、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亞)。
但是克林頓採取了“快刀斬亂麻”的方式,繼承了他的偉大前任們的“輪軸一輻條”理論。克林頓的戰略班子認為冷戰後的全球角色主要有四組。
第一組是所謂的核心夥伴,如歐洲國家、日本和澳大利亞。
第二組由過渡中的國家組成,如前共產主義國家。
第三組由“無賴國家”組成,如伊拉克、伊朗、朝鮮和敘利亞,這些國家拒絕接受核心國家的理想,支持國際恐怖主義,迫切想要得到尚未擁有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以傷害美國及其盟友,也就是核心國家。
最後還有第四組,就是所謂的失敗國家或地區。
這種“分類”使美國及其核心盟友承受了極大的人道主義壓力。
於是,冷戰後的“新敵人”就這樣勉勉強強、湊湊合合地確定下來了,就是那些無賴國家和失敗國家。至於那些過渡國家,如俄羅斯、烏克蘭和“神秘的亞洲大國”中國,他們必須全面實現政治民主、推進公民自由和人權、採取有效的市場經濟、支持反恐公約、與美國領導的西方機構,如「北約」和世界貿易組織,達成合作夥伴協定。正是在這樣的意識形態“框架”下,克林頓政府把美國的目標調整為“人道主義干涉”,而其登峰造極的表現是1999年北約轟炸南聯盟。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盧旺達大屠殺過後,隨著索馬里、利比理亞等失敗國家和地區陷入混亂,世界上約有2000萬難民。由於冷戰年代共和黨和民主黨政府已經成功地在人們的潛意識裏“植入”了“自由—道德”意識,所以盎格魯—撒克遜人民能夠接受用這種意識形態使新帝國戰爭“正義化”的做法。
帝國進行“人道主義干涉”並非新鮮事物。事實上,至少從1919年《凡爾賽條約》簽訂的時候起,它就被用來防止濫用國家權力壓迫少數民族和宗教信仰上的少數派。②不過,我們想在這裏強調的是,克林頓政府選擇把“人道主義干涉”作為其首要意識形態“工具”,以便在美國“手上的惡魔不夠用”的情況下實現權力政治的目標。
克林頓和北約的軍隊“人道地”干涉了波黑(1993年至 1995年)、南聯盟的科索沃(1999年);
在索馬里(1992年至1994年)和海地(1995年)遭受了令人鬱悶的失敗;
在盧旺達( 1993年至 1995年)和布隆迪( 1994年至1996年)沒有插手、先撇開1948年、1956年、1967年、1973年和1981年至 1983年巴勒斯坦的幾百萬難民不說。盧旺達和波黑是美國雙重標準的典型代表。事實上,簡單比較。下死亡數字,立刻就能看清美國的“權力政治”動機:塞爾維亞族的准軍事部隊和民族主義分子在斯雷佈雷尼察和熱帕屠殺了約 8000名穆斯林,但是在盧旺達,有 100多萬人被屠殺。眾所周知,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布特羅斯•加利提醒人們注意,在盧旺達的人道主義災難即將發生的時候,克林頓政府卻出乎情理之外地關注西巴爾幹地區。帶著對美國這種冷漠態度的驚詫,加利離開了聯合國秘書長的崗位。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機器是團結統一的政治體。任何一個政治體都不可能沒有一點內部矛盾、不團結和重組的願望。所有國家機器都充斥著意識形態爭執,民族和宗教問題,性別、文化和其他社會問題,利益和地位衝突,政治家和政府機構中的個人對立,各種政府部門和政黨之間的對立。階級鬥爭在國家的分裂和重組趨勢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不論從什麼樣的廣泛意義來講,並非一切都可以簡化為階級鬥爭。美國的聯邦制國家機器也不例外,且不提其分化的國家結構。民族和宗教矛盾——和英國、義大利、日本、法國相比,美國的民族和宗教矛盾相對複雜。事實上,美國的外交政策是由三個緊密相連的方面導致的。
1、聯邦政府內,不同利益群體的代表之間討價還價的過程:聯邦政府試圖通過這一過程體現不同民族、政治、社會和階級的利益。
2、美國的階級民族利益和安全利益,這些利益遍佈世界,特別是在歐亞地區、重要海路通道(如巴拿馬運河、蘇伊士運河),拉丁美洲和太空。
3、一個廣泛的政治意識形態準則,如果可能的話,這種政治意識形態原則最好是全球統一的,它建立在美國精英階層的民族階級利益足以成為全世界的利益的基礎上,在其國內也獲得支持。
克林頓時期,美國最大的缺陷是缺少第三部分。沒有了蘇聯就沒有了“敵人”。沒有了蘇聯意味著歐洲人和美國可以在更廣闊的空間裏施展。包括東歐、中歐、近東和中東。
然而,美國實現“北約東擴”或推翻(伊拉克)薩達姆政權,僅以“人道主義干涉”為藉口能夠令人信服嗎?總的來說,蘇聯的解體給美國國內和以“輪軸——輻條”體系為基礎的全球力量結構帶來了一個巨大的問題。“人道主義干涉”的政治意識形態無法取代蘇聯。對許多人來說,有各種原因覺得它不足以令人信服,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有兩個:首先,因為在波黑和科索沃只取得了部分勝利,而在索馬里 和海地失敗了;其次,任何人都能看出這種政策註定具有“雙重標準”,從1991年8月(蘇聯正式解體)到2001年8月的十年裏,新保守派努力推動美國政策的進一步“軍事化”,對“劃定”的無賴國家採取先發制人的戰略。但是克林頓政府對這種想法感覺不太好,因為缺少一種組織嚴密的意識形態準則和一種清晰的威脅,以使美國擴大影響的凝聚力得到加強。
在克林頓第一個任期即將結束的時候,布熱津斯基看到了這種缺陷。他寫道:“美國在國內太民主而在國外太專制,”這一事實“制約美國發揮其實力,特別是軍事脅迫能力”。準確地說,這種缺陷就是“除非國內公眾對美好生活的感覺突然面臨威脅和挑戰,大家對追求實力這一目標沒有什麼熱情。”因此,“除非處在一種真正大的、被廣泛認同的直接外來威脅的情況下”,外交政策所急需的共識很難達成。
這種直接外來威脅很快就出現了。“9•11”事件後,新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側重點不得不進行調整。
“反恐戰爭”,還是“全球巴勒斯坦化”?
正如冷戰時期美國的“人權”辭令讓位于瓦解蘇聯的大戰略,“9•11”事件後,美國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使用的“人道主義干涉”辭令讓位給了“反恐戰爭”計畫。2002年1月29日布希曾說:“浩瀚的大洋再也保護不了美國——我們(美國人)只能靠在國外積極採取行動。在國內不斷提高警惕來保護自己。”我們已經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中看到了美國在“國外的積極行動”,這兩個國家前者是藏匿本•拉登的失敗國家,後者是被懷疑擁有、或者可能正在製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無賴國家。的確,按照新保守派的說法,最壞的情形就是恐怖分子或無賴國家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美國人也看到了“在國內提高警惕”,包括通過《愛國者法案》和其他新機構的成立,比如成立國土安全部,其職責相當廣泛,在政治精英中引發了激烈的爭論,討論是否應該限制它的權力,“以免將來它變成像東歐國家曾經出現的那些可怕的安全部門一樣”。不過還有一些值得一提的其他活動,比如所謂的“校園觀察”,一個鼓勵美國大學生監督學校老師在課堂上的反美或反以色列言論的機構。
正如冷戰時西方國家不得不通過法律和在國內的執法行動抵制“國內外的共產主義威脅”一樣,如今世界各國也得通過執法機構和反恐法律維護安全。這一當務之急體現在聲明裏:“所有國家都有必要對境內的恐怖活動採取‘絕不姑息’的政策。”畢竟“來自90個國家的人在‘9•11’事件中喪生”。美國正在幫助所有國家“制訂計畫,通過各種方式,包括修改法律、技術援助、新的調查技術、分享情報、執法和軍事培訓,幫助(這些國家)獲得打擊恐怖主義的必要能力”。2004年至2005年,在2005年7月7日倫敦地鐵爆炸案之前,英國以布雷爾為首的精英們也加強了反恐立法和執法機構,井且提出應該通過法律允許不發出警告將恐怖嫌疑犯軟禁家中,不給他們合法辯護的權利。
總而言之,“9•11”事件是個分水嶺,不是因為美國新帝國主義意識形態重要的敵友陣營被破壞了,而是因為全球恐怖主義的新威脅”取代“了蘇聯。美國的新安全宣言說:“為了維持‘9•11’事件以來的勢頭,使全球反恐戰爭處於最前沿,美國政府的所有部門將在雙邊和多邊談判中把打擊恐怖主義當作一項標準日程。”
新保守派通過充分利用這一標誌性的重大災難事件,得到了“重塑”美國新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穩妥方案。正如德里克•葛列格里所說,世貿雙塔的倒塌“通過一種震撼人心的視覺力量,傳達了在美國都市心臟爆發的一次壯觀的恐怖活動”。事實上,這樣的事件令人很難遺忘,(而美國媒體正努力使它宛如昨天)除非像阿布格裏蔔監獄虐囚事件這樣的腐蝕劑和出乎意料的現象流行開來,引起公眾關注。迪克•切厄反復重申:“別忘了我們在2001年9月11日上午所看到的一切。”但是美國“9•11”事件後的“反恐戰爭”還有更大的政治、經濟和戰略目的。當然,如果所有的恐怖分子都被抓起來了,美國手中的惡魔又該用光了。我們知道,恐怖活動,不管是國家的還是社會的,都是真實的,但是美國的“反恐戰爭”卻是“人為製造”的、“虛構”的。我們也會列出一些具體想法,探討什麼才是應對恐怖主義的最好方法,不論這種恐怖主義來自國家還是非國家角色。
在題為《打擊恐怖主義國家戰略》的檔中,我們看到:
我們生活的時代有大量機會使世界的繁榮與美國和全世界熱愛自由的人們所擁有的利益和價值相一致。我們將把握這些機會……通過不斷進行打擊,確保恐怖分子無處藏身,我們將縮小他們的活動範圍,削弱恐怖主義組織的能力……我們永遠不能忘記,我們鬥爭的最終目標是——我們根本的民主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在領導反恐鬥爭的過程中,我們形成了新的國際關係,用適應二十一世紀跨國挑戰的方式重新定義現在的國際關係……前面的鬥爭是長期的、艱苦的。在這場特殊的戰爭中,我們不能期望衝突輕易地結束,或者有明確的結束期限。
這段話對“反恐戰爭”的新帝國意識形態中的一些重要元素進行了最好的總結。
首先,它告訴我們,這是一個對美國來說充滿“大量機會”的時代,因為美國可以把它的國家利益當作全球利益強加給全世界,而且可以使用武力。這再次證明,這不是帝國主義的新成分:這是一種長期以來一直存在的意識形態準則,使一群人的政治企圖能夠在本國或國際上佔據支配地位。為了支配他人,這些人的觀點必須淩駕於別人的觀點之上。“9•11”事件所帶來的機遇為美國達到這一目的鋪平了道路。
其次,這段聲明告訴我們,美國必須“持續不斷”地、在有必要的地方進行“單邊”的、先發制人的打擊。美國確實這樣做了。四年之中,美國轟炸了南聯盟,人侵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在我們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美國或許和以色列正為入侵敘利亞和伊朗打基礎。利比亞不再是美國的目標,因為正如《經濟學家》雜誌所承認的,“卡紮菲退出邪惡軸心以後”,西方石油和天然氣公司如今在利比亞很活躍。歐洲人這回沒有跟從,從德國、法國和俄羅斯反對美國對伊拉克發動先發制人的行動就能看出來。塔里克•阿裏寫道:“這是冷戰後歐盟和美國的內部核心分歧第一次公開分裂,被電視曝光,使公眾輿論以大西洋為界形成兩極分化。”新保守派相信,如果美國展示一下威力,盟友們最終會走到一起來。“軟實力”派的戰略家,約瑟夫•奈,相信這不是美國達到全球目標的正確方式,因為它使盟友更加疏遠了——軟實力是說服而不是強迫別人做你想讓他們做的事的能力。但是美國沒有聽從約瑟夫• 奈的意見。因此,軟實力派思想家認為,華盛頓(輪軸)的外交政策在新保守派的領導下越軍事化,越我行我素,歐洲國家(輻條)越想脫離輪軸獲得自由。
美國實力的這種永不安分的狀況使我們想起了列夫•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作為二十世紀傑出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之一和1917年俄國革命的領袖人物,托洛茨基認為1917年的俄國革命不能僅僅局限於在俄國進行。相反,如果俄國的布爾什維克想生存下去,它必須通過在波蘭和德國等其他國家不斷進行革命鬥爭來得到加強,並把其他國家的鬥爭當作整個進程的一部分。托洛茨基的觀點在布爾什維克的中央委員會遭到了失敗,不過我們回顧這段歷史是因為有人說托洛茨基和幾位新保守派有思想上的關聯。如果這種說法正確,那麼托洛茨基的政治思想模式正在簡單地(而且過分簡單地)通過新保守派的戰爭計畫和美國強制機器的對外極端化得到實踐。即使這種說法不對,“9•11”事件後美國新帝國主義的所作所為也恰恰是托洛茨基曾預言的:為了解放受國家干預的國內市場,特別是石油和天然氣市場,資本主義國家發動了一場持久的戰爭,通過更換政府和使用先發制人力量使國際環境極端化。
這使我們直接聯想到“新保守派”“反恐戰爭”的第三個主張。它使我們十分清楚地看到,這場新戰爭可能無限期地進行下去:“我們不能期望衝突輕易地結束,或者有明確的結束期限。”畢竟,怎麼可能徹底消除所有的恐怖主義呢?對這種偏執想法惟一符合邏輯的猜測是,只要美國“需要”,“反恐”戰爭就將持續下去,直到美國“實現”了兩個具體政治目標:
全方位的控制和強迫全球接受其自由民主價值觀和自由市場經濟。這就是“全球化”的全部內涵:
與上帝賦予美國的“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真正全球超級大國”地位密切相連的“歷史的終結”。
然而,這種新的敵友規劃能夠按著冷戰的方式操作嗎?
這能夠成為美國從事外交事務的長期組織原則嗎?
迄今為止它是怎樣運作的呢?
美國戰略家清楚地知道,當今的恐怖活動不受領土的限制,儘管恐怖分子在地球上有基地和經濟資產。它不受國家限制,儘管可能有國家或國家機構暗中為其提供保護。恐怖分子通過複雜的網路進行活動,使用高級的科技手段。儘管這些手段怎麼也比不上美國的軍事和科技優勢——所以才有了“不對稱戰爭”這個詞——恐怖分子的網路經營得很好。
“新保守派”洞悉這一切,但是“9•11”事件後當阿富汗的塔利班向美國提出逮捕本•拉登,把“基地組織”從阿富汗驅逐出去時,美國拒絕合作。他們還拒絕「北約」對美國第一次真正的“反恐戰爭”的支持。這些都很令人生疑。美國“假裝”打擊恐怖分子,“實際上”他們做的是推翻塔利班政權,在俄羅斯安全利益和中國利益的軟肋上,還有在無賴國家伊朗的東邊“建立”自己的“軍事存在”。這就是他們所做的“一切”。比倫特•格卡伊看到:“‘9•11’事件前幾天,美國能源部情報局把阿富汗的戰略地理位置列為‘從中亞向阿拉伯海出口石油和天然氣的潛在運輸通道’。”而且,在阿富汗戰爭期間,巴基斯坦和土庫曼斯坦討論了“開發一條從土庫曼斯坦經阿富汗到巴基斯坦瓜德爾港的天然氣管道,現在正在中國的援助下在俾路支省海岸興建。”
由此,免不了得出一個結論——“反恐戰爭。是促進美國在歐洲和亞洲的安全和階級利益的”人為製造“的工具。然而這其中還有其他尚未看到的事實。
布希和“新保守派”知道,他們無法像戰勝一個失敗國家那樣戰勝恐怖分子。他們無法用國家政治暴力和國家恐怖活動剷除恐怖分子。“國家恐怖主義”和擴大占絕對優勢的軍事影響力,無論技術多麼先進,只能產生反作用,無法消滅自殺式襲擊、部落戰爭這些現象。維持部落地區的治安如今需要大量人力和武器資源。2003年10月16日,在給迪克•邁爾斯將軍、保羅•沃爾福威茨、道格•費思、皮特•佩斯將軍的備忘錄中,拉姆斯菲爾德問道:“如今我們缺乏衡量全球反恐戰爭輸贏的尺度。我們每天抓獲的、殺死的、阻止的和勸服的恐怖分子是不是比伊斯蘭學校和極端傳教士招募、訓練和派遣出去對付我們的更多呢?”
除了殘忍和好戰之外,問這個“問題”是一種深度“錯覺”,因為那些決意犧牲自己生命的人,隨時隨地都可能殺死別人。更具體地說,美帝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新保守派”忘記了,自殺式爆炸的“主要意義”在於“生命”,而不是死亡。對中東人民來說,“聖戰”和本•拉登所代表的和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共產主義革命和切•格瓦拉對西方激進青年所代表的“一樣”,而美帝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新保守派”對這一“事實”不屑一顧。
如果新帝國主義國家(如美國)或新殖民主義國家(如 1967年以後的以色列)用“國家恐怖主義”來打擊恐怖分子,其結果必然是暴力的惡性循環。我們還得進行進一步的分析。例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衝突不僅僅是兩個民族主義或原教旨主義互不讓步的問題。它確實是這樣的,但還有一些東西超出這種簡單猜測之外。事實上,它是“被壓迫民族”——巴勒斯坦人的民族主義和“壓迫者”——以色列國家的民族主義之間的“不平等關係”。
回顧 1967年,伊薩克•多伊徹曾精彩地說過:
表面上,阿、以衝突只不過是兩個敵對的民族主義之間的衝突,雙萬都處於自以為是和野心膨脹的惡性循環之中。從抽象國際主義的觀點來看,最容易不過的就是把兩者當作同樣毫無價值的和反動的而不屑一顧。然而,這種觀點忽視了那裏的社會和政治現實。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國家人民的民族主義,他們為獨立而進行的鬥爭,不應該和征服者、壓迫者的民族主義放在一個道德政治層面上。前者有歷史理由和進步的方面,而後者沒有……以色列的安全依賴於定期發動戰爭,每隔幾年必須削弱阿拉伯國家的力量。
新帝國主義和“新猶太復國主義”是手拉手的好兄弟。2002年5月2日,美國參眾兩院通過議案,宣佈美國和以色列“現在正進行一場反對恐怖主義的共同鬥爭”。參議員約瑟夫•利伯曼更直白地說:“以色列受到恐怖分子有組織、蓄意的自殺和殺人襲擊行動的包圍。這些恐怖分子的實質和‘9•11’事件中對我們國家的襲擊是一樣的。”美國駐伊拉克部隊正在吸取“以色列國防軍在巴勒斯坦被占領土上得出的經驗教訓”。為了突破抵抗,美國正在“像以色列情報部門那樣使用阿拉伯線人。美軍把伊拉克的城鎮村莊變成了西岸的影子”。
還有消息披露,“以色列軍官在美國布拉格堡訓練暗殺小組,模仿以色列國防軍的‘定點清除’戰略”。結論是令人痛心的: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所做的,在以色列的週邊,美國正在向全球做同樣的事。正如新”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原教旨主義與伊斯蘭聖戰相對應,美國國內的“基督教原教旨派”和“猶太復國主義”者與美國以外的全球聖戰相對應。芝加哥諾斯派克大學的唐納德•瓦格納近期對“基督教原教旨主義”和新“猶太復國主義”進行研究,追溯了這兩個意識形態運動在小布希時代與“新保守主義”明顯走到一起的過程。“2000年,共和黨發生了一個轉變。它開始擁護新保守派思想家的理論,宣揚美國的”單邊主義“,支持用軍事手段而不是外交手段解決問題。‘9•11’事件後又採取了更具進攻性的做法,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戰爭和其他的敵人很快都與美國的‘反恐戰爭’聯繫起來,而這毫不奇怪。”因此大家普遍認為,華盛頓對以色列的承諾是一種無可更改的事實,這也正是使布希的巴勒斯坦政策左右為難之處。當然還得強調一下,新保守主義和猶太人的觀點並不完全一致,有許多參與政治的猶太人認為新保守派(和新猶太復國主義者)對世界的觀點是一派胡言。
新保守派把恐怖主義的根源歸結於貧困、腐敗、宗教衝突和民族矛盾。這毫無意義,按照亨利•C.K.劉的說法:“這樣定義恐怖主義的話,反恐戰爭無法取得勝利。”伊斯蘭恐怖主義的真正原因是美國在原材料豐富的地區,向那些窮苦人民施加其占絕對優勢的影響力,因為這些原材料,如石油和天然氣,對美國正在衰落的經濟。不穩定的金融狀況至關重要。
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另一個“真正原因”是巴勒斯坦的惡劣狀況和所謂的“國際社會”“無力”強迫以色列“執行”「聯合國安理會」要求其撤出西岸和加沙的242號決議。對付恐怖主義最好的方式是平民方式,一種新的“緩和”政策。應對基地組織和原教旨主義恐怖組織最好的方式是從大中東地區“收回”盎格魯—撒克遜的影響力,從西岸和加沙撤走以色列部隊,成立獨立的巴勒斯坦國。到那時,伊斯蘭教和西方就能在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基礎上發展一種新的民主、平民的政治經濟合作關係。這是把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觀點倒過來想的另一種方法。這也是超越過於“簡單的”、“錯誤的”、危險的、好與壞的宗教困境的另一種方法。
但是布希的主要選舉支持者——“基督教原教旨派”和新”猶太復國主義者“,都堅持拒絕這樣想(P93-104)。
2007-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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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帝策劃扶植西藏叛亂:中情局組訓叛亂游擊隊供應武器阻止(農奴)和平解放
阻止西藏(農奴)和平解放
為適應“(圍堵遏制中國反共白色恐怖撲殺)冷戰”的需要,1947年7月26日,美國國會通過了《1947年國家安全法案》。該法案規定:美國成立「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簡稱CIA);只要總統授權,美國「中央情報局」就有權在國外執行各種秘密行動和准軍事行動。尤其在軍事干涉過於強硬、外交手段軟弱無力時,「中央情報局」的秘密行動便成了美國政府的第三種選擇。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美國開始公開涉足中國西藏事務,支援西藏分裂勢力的活動。美國最高決策層認為,西藏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原因是:
其一,中國西藏位於亞洲的腹地,作為一個天然的戰略高地屏護著中國的西南地區,如果西藏被中國控制,便會成為共產黨中國向印度施加影響的基地,因而“會對南亞地區(特別是印度)構成威脅”;相反,“一個分裂的西藏”卻與美國政府所希望的“中國在某一方面出現內部崩潰”之目標正好吻合。在美國看來,即便無法分裂中國,西藏分裂勢力的抵抗也可以消耗中國的資源,從而實現削弱中國的目的。
其二,1950年2月《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和同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以後,從強烈的反華政治需要出發,美國把中國西藏納入其對華“遏制”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中央情報局在援助西藏分裂勢力的活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950年3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先遣部隊向西康地區進發,拉開了解放西藏的序幕。「中央情報局」密切注視著西藏局勢,通過各種途徑搜集有關西藏的情報。此間,西藏上層分裂勢力也準備以武力對抗解放軍入藏,並慫恿達賴喇嘛外逃。7月,達賴喇嘛的長兄土登諾布在「中央情報局」資助下到達紐約,成為美國與達賴秘密聯繫的中間人。
最初,美國曾試圖阻止西藏(農奴)和平解放,極力慫恿達賴及噶廈(西藏地方政府)拒絕與中央人民政府簽署西藏和平解放的十七條協定。在這一計畫落空以後,中央情報局又策劃了秘密策動達賴出逃的計畫,由於種種原因,這一計畫再次落空。然而,中央情報局與西藏上層分裂勢力的此次密謀,為1959年達賴逃往印度鋪墊了基礎。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SC5412計畫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以後,「中央情報局」積極支持並“操縱”西藏分裂勢力,策劃了一系列旨在製造“西藏獨立”、反對“新中國”的陰謀活動。此間,美國政府密切關注西藏事態的變化,積極採取措施支持西藏分裂勢力。國務院遠東司司長艾利遜認為:“西藏叛亂分子已經發展到集體的公開騷亂的階段”,“西藏的形勢正在向著符合美國利益的方向發展”。因此他建議美國政府應進一步秘密援助西藏抵抗力量。這一建議得到了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高度重視,決定由中央情報局在西藏實施NSC5412計畫——“秘密援助地下反共抵抗力量”的行動計畫。
1954年3月15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SC)通過了NSC5412計畫。次年,艾森豪總統又批准修補了NSC5412計畫,增加了NSC5412/1和NSC5412/2文件。這三個檔均屬“遏制國際共產主義行動的秘密軍事行動計畫”。其中在NSC5412/2文件中特別規定,在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下,由「中央情報局」具體負責領導反對和遏制“國際共產主義行動”的全部間諜和反間諜行動。該項秘密行動的目標是在“受到國際共產主義威脅和統治的地區發展地下抵抗力量和秘密幫助遊擊隊活動,並保證那些力量在戰爭中的有效能力,使他們在戰爭中擴大軍事力量並獲得所需的供應品”。
按照美國國家安會委員會第5412/2號檔的精神,由總統、國務院和國防部指定代表組成代表團,又稱“5412委員會”或“特別小組”,也稱5412小組。該小組具體指導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重大秘密行動。這意味著「中央情報局」對西藏實施的各種秘密行動計畫都由該小組決定。
秘密援助西藏叛亂分子
依據NSC5412計畫,「中央情報局」在中國西藏地區開始了秘密援助“藏獨”的一系列行動。喬治•派特遜是美國情報部門與印度、中國國民黨、在國外的西藏分裂分子相接觸時的聯絡員和譯員,據他後來聲稱,自從1949年起,中央情報局、國民黨特務和西藏分裂分子的聯繫從未中斷。
1953年朝鮮戰爭結束後,中印邊界印度一側阿爾莫一帶的居民驚奇地發現:這裏居然出現了三個教育中心、兩個醫院、兩個麻風病院和一個肺病療養院。更令人驚奇的是,在這些“醫院”和“教育中心”裏根本就沒有什麼病人和學生。實際上,從1951年起,「中情局」即已開始從事西藏叛亂分子的訓練工作。阿爾莫就是中情局對西藏施行秘密行動的基地之一。
1955年春季,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一個下屬機構開始在噶倫堡城郊徵募藏族人,先後在臺灣、沖繩群島、塞班島、關島等地秘密進行訓練,然後將這些受訓人員遣回西藏,作為發動叛亂的骨幹。
1955年12月,在四川西部藏區(通稱“康巴地區”)的民主改革即將展開之時,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唆使和策動當地部分彝、藏族奴隸主,發動了抗拒民主改革的大規模武裝叛亂。
叛亂發生後,「中央情報局」當即認定康巴叛軍是美國在西藏行動的可靠盟友。局長艾倫•杜勒斯也認為西藏的形勢為中央情報局的行動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會。1957年2月,中情局挑選了6名康巴叛亂分子,送到太平洋上的關島進行了為期6個月的特種訓練。當年8月,這些受訓結業的康巴特務被空投到西藏,其使命是指導叛亂並促使達賴公開向美國求援。其中兩人與康巴叛匪頭子貢布紮西取得了聯繫,並於1958年1月在達賴的夏宮羅布林卡秘密會晤了達賴的管家帕拉•土登維登。
後來,「中央情報局」又先後遴選了170余名康巴叛亂分子在琉球、塞班等地接受訓練。因為這些高原來客不習慣海島氣候,「中央情報局」遂又在美國國內設立了一個“康巴遊擊隊員訓練基地”,該基地叫做赫爾營,位於美國克羅拉多州的洛基山脈,是二戰期間美軍第10山地師總部所在地,這個營地曾被用來訓練美軍的山地作戰部隊和特工人員。該地平均海拔高度10000英尺,與西藏的地形、氣候有許多相似之處。為了掩人耳目,1957年7月16日出版的《丹佛郵報》宣佈,赫爾營即將啟用為軍事試驗基地。在這個機密的營門口,赫然懸掛了“危險!請勿接近!”的牌子,登山者見後都以為是核廢料處理場。營地的警衛也得到了命令,凡遇未經許可闖入者,一律就地擊斃!
在人民解放軍的有力打擊下,康巴叛亂到1957年底基本被平息下去。許多叛亂頭目紛紛逃向西藏,被西藏上層反動集團收留,重新予以武裝,繼續進行非法活動。1957年5月,在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的策劃支持下,從四川藏族地區流竄到西藏的康巴叛亂分子頭目在拉薩成立了反動組織“四水六崗”(藏語“曲細崗珠”,泛指甘、青、川、滇、藏等省區藏族聚居的地方)。
1958年4月,從四川、青海、甘肅等省藏區竄入西藏的叛亂分子,正式與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結為同盟,將所有武裝力量統一于“四水六崗”組織之內,並分配了叛亂任務。6月,貢布紮西帶著中情局訓練的特務和電臺離開拉薩,竄到西藏山南地區,建立叛亂武裝根據地,組織了叛亂武裝“衛教志願軍”。
“衛教軍”一成立,就立即得到美國的武器援助。當年夏天,「中情局」就在山南地區空投大批武器彈藥,計有機槍20挺、迫擊炮2門、步槍100支、手榴彈600枚、炮彈600發、子彈40000發。11月26日,中情局通過“麥克馬洪線”以南印度佔領區,又向山南地區運送武器彈藥226馱;年底,向紮古拉馬塘高地空投一批武器,約100支美式來福槍、20挺輕機槍、2門55毫米迫擊炮、60枚手榴彈,每支槍和每門炮配置300發子彈或炮彈。次年1月,又通過尼泊爾運入40馱武器彈藥。為掩蓋真相,美國只提供“二戰”時期的武器。
「中央情報局」的援助行動,助長了西藏分裂主義分子的囂張氣焰。進入1959年,西藏武裝叛亂逐步升級,叛亂分子不僅襲擊解放軍,而且對藏民劫掠、燒殺,強迫他們反對中央人民政府。3月10日,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終於公開撕毀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發動了全面的武裝叛亂。一周之後,他們又劫持達賴喇嘛離開拉薩,倉皇出逃。
有外國研究人員認為,叛亂者無法通過和平手段使達賴喇嘛公開站在他們一邊,是促使中情局和他們在1959年3月發動大規模叛亂的根源。這並非空穴來風。最新解密檔案表明,1958年9月,中情局決定秘密增加對叛亂者的資助,以擴大其反對中央政府的遊擊戰,此舉得到艾森豪總統的批准。派特遜證實說,在拉薩叛亂前,他的康巴朋友就告訴他,已經有了一個使達賴喇嘛離開拉薩的計畫了。1959年3月2日,印度加爾各達的《政治家報》發表的一篇匿名文章,也為上述結論提供了證據。作者極其準確地預測說,達賴喇嘛可能不願離開拉薩,但為了使他離開,康巴人將不得不製造些騷亂。
檔案表明,在西藏叛亂的關鍵時刻,「中央情報局」認定,“達賴的出逃符合美國的利益。”在達賴出逃途中,“曾在「中央情報局」受訓的報務員緊緊相隨,把達賴喇嘛的行程隨時報告給華盛頓。”「中央情報局」設在達卡的基地與達賴喇嘛保持密切聯繫,並準備好一種適合在西藏稀薄空氣中飛行的C—130型運輸機,隨時給他們空投所需物資。兩周後,達賴一行在「中央情報局」訓練的西藏特工幫助下逃到印度佔領區。
達賴出逃後,叛亂武裝於3月20日淩晨向解放軍發動全面進攻。解放軍被迫進行反擊,兩天內就將其徹底擊潰。隨後,西藏全境的平叛作戰全面展開,叛亂分子苦心經營的山南老巢被一舉蕩平,“衛教軍”敗逃至印度控制區。至當年底,西藏大部分地區的叛亂即被平息。
策劃西藏“公路襲擾戰”
「中情局」對西藏叛亂武裝如此不堪一擊大為失望,他們認為這都是反叛者集團作戰的結果。在1959年召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第403次會議上,艾森豪總統批准在中國西藏繼續實施NSC5412系列計畫。艾倫•杜勒斯分析了西藏叛亂失敗的原因並提出了未來的行動方案。他認為:首先,中國人民解放軍在西藏佔有絕對有效的軍事優勢,加之其使用飛機,西藏叛軍已被“成功地肢解”;其次,“西藏(叛亂)遊擊隊總是大集團作戰,軍事調動過於煩冗”,“他們對當地地形熟悉的優勢沒有發揮出來”。接著,杜勒斯分析了中國軍隊的困難,即解放軍數千名步兵在向青藏高原推進過程中要克服嚴峻的給養運輸、惡劣的自然條件的挑戰。因此,如果破壞拉薩——北京的供應線,北京的損失就會出現“實質性地增加”。中央情報局認為,西藏的大部分道路都築在山腰上,一旦被破壞.要用數周甚至數月才能修復;依靠反叛者襲擊公務人員和車隊以獲取中國內部情報,也成為中央情報局日益渴望的事, 因為它從中國其他地區已很難獲得此類情報。
於是,「中央情報局」確定了“公路襲擾”計畫,將在赫爾營經過專門訓練的藏人空投到西藏,實施破壞西藏公路運輸的行動。
在西藏叛亂正式爆發之後,被秘密送到赫爾營進行訓練的藏人數量明顯增加,最終共有259人在該營受訓。
1959年9月下旬,中央情報局決定在康區西部的邊壩(Pembar)地區進行上述行動。邊壩位於薩爾溫江(怒江)南岸,與中國的“成都——拉薩”公路距離很近,由於中國在該路段南北支線的控制薄弱而被選中。同月,在美國受訓的18名藏人被空投到西藏邊壩地區。他們的任務是控制該地區;進攻四川——拉薩公路上的交通運輸和破壞軍事設施,襲擾並阻斷軍事運輸供給,以阻止中國政府對西藏地方的物資供應和軍需運輸;破壞襲擾解放軍平息叛亂的行動。為配合上述行動,美國中央情報局為邊壩地區的叛亂分子空投武器和物資。
1961年2月,「中央情報局」決定實施第二輪襲擾戰。這次他們選擇了西藏茫康(MaRkham)地區。茫康位於湄公河與雅魯藏布江之間,是中國內地公路穿越康區第二條線路的終點站,也是西藏叛亂分子的聚集之地。中央情報局準備據此破壞北京的後勤運輸。3月,受過訓練的7名藏族特務由中央情報局使用C—130運輸機空投至茫康地區。
事實證明,美國「中央情報局」對西藏地區上述兩次公路襲擾並不成功,也沒有給中國對西藏地區的控制構成威脅。由於人民解放軍對空降的叛亂分子實施了有效的圍剿,中央情報局從1957年開始空投到西藏的49名藏族特務,除10人逃到印度,2人被捕(至1979年被寬大釋放)外,其他37人不是被擊斃,就是在雪嶺荒原逃竄時死於寒冷和饑渴。
到1960年底,西藏全區範圍內大股叛亂武裝均被殲滅,人民解放軍取得了平叛鬥爭的決定性勝利。
“木斯塘計畫”
「中央情報局」眼看西藏境內的叛亂武裝已無生存基礎,腹地滲透死路一條,於是又將計畫改為從境外進行長期襲擾。1960年前後,中央情報局和西藏分裂勢力決定尋求一個新的安全活動基地,由於印度不願為其提供基地,他們將活動基地從西藏境內轉移到尼泊爾。經過一番挑選,他們看中了尼泊爾境內半獨立的封建領地木斯塘。木斯塘一帶山高林密,地方首領信喇嘛教並不受政府管轄,況且緊鄰西藏邊境,進行滲透行動十分方便。不過當地人煙稀少,一切物資供應均要靠美國解決。
1960年9月,達賴集團在木斯塘重新組建了“四水六崗衛教軍”,由此開始了在中國邊境長達十年之久的軍事襲擾。其首任總指揮貢布紮西在回憶錄中寫道,“有時,一二百人的西藏遊擊隊的活動深入中國佔領區達100英里”。然而,美國人後來承認:“這些襲擊除了給西藏部隊以暫時的滿足,並激起他們有朝一日真正進軍故鄉的希望外,作用幾近於零”。
不過有一次,這種襲擊行動卻出乎意料地獲得了大量情報。西藏叛亂分子在一條冷僻的山路上,伏擊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一支小小的車隊,他們在一輛車上發現了幾個郵袋,裏面除了一般日常函件外,還有從北京發出的政府官方檔和軍事檔。叛亂分子把郵袋交給了中央情報局。後來,中央情報局總部的中國問題專家仔細分析了郵袋的內容,從中發現了中國官方大量有關西藏情況的資料與資料。
除此之處,“西藏行動”未能獲得任何其他值得一提的收穫,卻繼續有氣無力地在原地踏步。
1960年5月,一架美國U一2飛機進入蘇聯領空進行偵察時被擊落,此後,艾森豪總統下令停止入侵共產黨國家領空,這包括西藏在內。到1960年底中央情報局取消了對西藏叛軍的空投,失去物資供應的叛軍不得不獨自面臨一個苦冬,許多人因為沒有食物和住所而凍餓而死,還有一些人被迫吃皮鞋和皮革來維持生命。
1961年3月,新上臺的甘迺迪總統重新批准了「中央情報局」的秘密計畫,於是,中央情報局又開始向木斯塘的叛軍空投武器、無線電操作員、裝備和生活必需品。
「中央情報局」給叛軍下達的任務是,進攻解放軍分散的營地,並在拉薩至新疆的交通幹線上破壞運輸。這些襲擾行動,迫使中國在該地區增加兵力,並將西藏西部的交通線改道為青海至新疆的公路。
當「中央情報局」決定繼續空投時,遭到了印度的反對。印度國防部長杜特向美國表示:“為了加強中印邊境的防空,堅決擊落任何侵犯印度領空的飛機,因而希望美國的飛機在將來的空投中不要飛越印度領空,也不希望美國利用西藏人在印度反對中國,而使問題複雜化。”沒有印度的支持,“木斯塘計畫”暫時擱淺。
然而1962秋天,中國和印度爆發了一場短暫的邊境戰爭,從而導致印度政府的態度發生了明顯變化。在對待美國中央情報局利用印度領土(領空)援助達賴集團分裂活動的立場和行動上,印度由原來的反對者(至少是中立者)變成了主要的積極參與者。而且印度開始與美國在軍事上積極合作,美國向印度提供軍事援助,而印度獲得該項援助的條件之一是“與美國合作共同遏制共產黨中國”。軍事合作促使美、印兩國在情報領域展開了合作。美國中央情報局遠東地區負責人菲茲格拉德和印度中央情報局局長穆立克分別為合作雙方的代表。從此,美國中央情報局與印度情報局在援助西藏分裂勢力行動上展開了密切合作。
美國和印度在“西藏計畫”中各取所需。美國的目的在於抵抗所謂“共產黨中國在印度與南亞的擴張”,具體行動是通過藏人遊擊行動收集解放軍在西藏地區軍事部署的情報。印度在“西藏計畫”中的具體目標是利用藏人遊擊隊對抗中國邊境的防務力量,以期鞏固其“東北邊境特區”(NEFA)的安全。12月,印度情報局實施“察克拉塔計畫”。依據該計畫,這些藏人將被組建為“特別邊境部隊”(Special Frontier Force,簡稱SFF),他們的任務是收集中國情報和實施其他准軍事行動。美國中央情報局極力配合印度情報局的“察克拉塔計畫”。除了為“特別邊境部隊”提供輔助性訓練、跳傘技術外,美國中央情報局還派出由106人組成的特種部隊為其提供“秘密的”遊擊戰術和非常規戰術訓練。
同時,美、印兩國情報局還將受訓的藏人間諜派往西藏和中、印邊境實施偵察活動。他們通過跳傘進入西藏內地建立了20個情報站,其任務是偵察中國軍隊的集結動向;安裝感測器,用於偵察中國核子試驗及導彈試驗;截取中國軍事通訊的資訊。
1963年11月,美國「中央情報局」與印度情報局在新德里成立新的聯合行動機構——“特別中心”。“特別中心”的主要職能是利用西藏分裂分子向中國西藏滲透間諜。他們的主要任務是深入西藏及中、印邊境地區,用無線電收集並發送關於中國西藏的社會、政治、軍事情報。美國中央情報局為其提供耐用型太陽能無線電電臺。
在1964年1月舉行的“特別小組”會議上,美國「中央情報局」又制定並實施了新的“西藏行動”,包括:政治行動、宣傳和准軍事行動。該計畫的目的是“在西藏內部和外國(主要是印度)確立一個自治西藏的政治概念,並在中國內部培養抵抗共產主義政治發展的能力”。
但是1964 年6月初,木斯塘爆發的一起突發事件徹底改變了美、印合作的行動模式。事件的緣由是,為尋找遊擊隊反華的“素材”,英國一家電視臺派出一個小組在派特遜帶領下,未經允許來到木斯塘。他們說服叛軍發動了一次對中國車隊的襲擊,並將這次襲擊過程拍攝下來,這使得美國中央情報局在西藏的秘密行動被曝光而引起國際社會的譁然。為此,中央情報局停發了對木斯塘叛軍的半年援助資金。
由於木斯塘襲擊事件的敗露,美、印兩國軍事襲擾的合作行動被迫轉變為單純的情報計畫。 同年10月16日,中國成功爆發了第一顆原子彈,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美、印兩國情報局針對中國情報的合作進程。美國「中央情報局」為印度提供10架C—46運輸機和4架直升機,其中有1架C—46運輸機被改裝成電子偵察機平臺,這些飛機沿著喜瑪拉雅山麓飛行,收集來自西藏地區的電子通信情報。
從1967年開始,美國「中央情報局」對木斯塘叛軍的援助行動開始走下坡路。這主要是因為,
首先,木斯塘叛軍的行動沒有達到預期目的,他們沒有在西藏內部實現破壞中國供給和通信系統的目標。
其次,木斯塘叛軍的任務很大程度上由印度的“特別邊境部隊”來完成,它得到了美國和印度的長期支持。1968年,「中央情報局」近東行動負責人格里奇菲爾德在西藏行動的形勢報告中向“303委員會”特別小組諫言,“在西藏內部取得的成就微乎其微,而其外部的成就(選擇重要目標開展無線電竊聽)要好得多。”
到1968年,詹森政府停止了對木斯塘叛軍的援助,「中央情報局」也取消了在美國國內對叛亂分子進行訓練的計畫,把整個預算的計畫削減到一年不到120萬美元。
「中央情報局」在支持西藏叛軍十年之久的時間裏,所耗資金甚巨。據1998年9月15日《洛杉磯時報》的報導:“根據最新公佈的美國情報機構檔,在20世紀6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裏,「中央情報局」每年向西藏流亡運動提供170萬美元用於開展反對中國的活動,其中包括每年向達賴喇嘛提供18萬美元的津貼。”
“西藏行動”壽終正寢
1969年1月,尼克森就任美國總統,美國對外政策處於歷史的轉捩點,此時美國的相對實力已走向衰弱。為擺脫越南戰爭的泥潭並借助中國抗衡蘇聯,美國需要中國的參與,為此,美國積極改善與中國的關係,美中關係出現了趨於緩和的態勢。美中關係的“解凍”導致了美國西藏政策的重要變化,此時的西藏分裂集團自然成了美國戰略棋盤上的一粒“棄子”,「中央情報局」對其的秘密支持也隨之停止。
1973年,尼泊爾國王比蘭德拉訪華。在會見比蘭德拉時,毛澤東主席催促尼方儘快肅清其境內的西藏叛軍。1974年7月,尼泊爾政府軍包圍了木斯塘營地,達賴喇嘛眼看大勢已去,專門錄製了一盤磁帶送到木斯塘營地播放,讓他們放下武器投降。在真切聽到達賴喇嘛的聲音後,大多數叛軍放下武器,還有一些人跳河自盡,最後一任木斯塘叛軍司令旺堆嘉措拒不服從,企圖率領一股人馬突圍去印度,結果在山口被尼泊爾軍隊擊斃,西藏叛亂武裝徹底瓦解。
1995年11月,達賴在印度北部的達拉薩蘭會見了已退休的美國「中央情報局」官員、當年負責空投行動的約翰•肯尼士•克瑙斯。回顧兩人從前合作的往事時,達賴不無悲哀地說道:“美國政府捲入西藏事務並不是為了幫助西藏,而僅僅是冷戰時期對付中國的戰術需要。” 在達賴喇嘛心中,正是美國的西藏政策才使他成了這場角逐的犧牲品。
中國政府對西藏叛匪的顛覆行動進行了堅決反擊,1969年1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美印狼狽為奸利用西藏叛匪瘋狂反華》的文章,指出美國是西藏叛匪進行陰謀活動的「後臺老闆」,“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特務經常到西藏叛匪的巢穴裏鬼鬼祟祟地活動”,“一九六七年七月,美國報刊上公開報導,已經有西藏叛匪從印度坐飛機到達美國,進行罪惡活動。”
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秘密活動,改變不了西藏民主改革的歷史進程,註定最終失敗的命運。
文/文鋒
《黨史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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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對哥倫比亞的新殖民政策-「哥倫比亞計畫」
提到哥倫比亞,許多人就會立刻聯想到這是毒品與游擊隊氾濫的罪惡淵藪之地。羅素克洛和梅格萊恩搭檔演出的「千驚萬險」就是以哥倫比亞為背景,影 片描述的哥倫比亞左派游擊隊在邪惡帝國蘇聯垮台後,變成一群以販毒、綁票維生的恐怖份子,長期以來許多美國人也相信政府與主流(自由)傳媒對於哥倫比亞的 宣傳,相信美國政府目前已耗資數十億的「哥倫比亞計畫」(Plan Columbia)可以消滅哥國毒梟和游擊隊暴力,然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證據卻證明事實剛好相反。
事實上,「哥倫比亞計畫」只是美國長期對於中南美洲“政經軍干預”的一部份,在美國喬治亞州的班寧堡(Fort Benning),有一所「美洲軍事學校」(SOA, U.S. Army School of the Americas),該校一直被諷刺為「殺手學校」(School of Assassins),因為該校的課程以訓練謀殺、綁架、政變、嚴刑拷打著名,數十年來培養出六萬多名拉丁美洲的軍人,智利民選總統阿葉德被軍事獨裁者皮 諾契特推翻、大主教Oscar Romero被暗殺、瓜地馬拉36年內戰死亡或失蹤的20萬人、薩爾瓦多超過900名平民被屠殺等等,都是“該校”畢業生的“傑作”,女性受害者還會遭強 暴虐殺而死,毫無反抗力量的兒童被活埋或摔死;它也培養惡名昭彰的軍事獨裁者-包括巴拿馬、波利維亞、瓜地馬拉、薩爾瓦多,並且是“右翼民兵”的訓練所- 例如尼加拉瓜殘暴的「國民軍」就是SOA的畢業生,後來組成“右翼恐怖份子”Contra。前巴拿馬總統就稱「美洲軍事學校」是「拉丁美洲最大的亂源製造 基地」,在日漸高漲的抗議聲浪下,該校改名為Western Hemispheric 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WHISC),但是至今仍然繼續培養每年一到兩千名的畢業生(目前1/3的受訓者來自墨西哥,因為該國要對付以Chiapas省原住民為主的薩巴塔游擊 隊(Zapatista)),每年耗費美國納稅人大約兩千萬美金。
和其他拉美國家相比,哥倫比亞派遣最多軍人(目前已超過一萬多人)到SOA受訓,其中許多高階軍官都犯下違反人權的罪刑,哥倫比亞軍方和殘忍著 稱的右翼民兵組織AUC也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使得在哥國每年有超過三萬人被殺、一百萬人無家可歸。1986年以來已經有三千八百名工會領袖和組織者遭殺 害,在去年的前十一個月,就有180名工會領袖被暗殺,過去十幾年以來,超過三萬名工人、農民、人權組織者、左翼領袖、教師等被軍隊和右翼民兵殺害。最大 的右翼民兵組織AUC的領導人對於謀殺工會領袖毫無悔意,他說「我們有理由殺那些人,因為他們(工會領袖)妨礙他人工作。」因為暴力事件頻仍,自從 1985年以來,已經有兩百萬哥倫比亞平民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園。
在美國主流(自由)傳媒宣傳下不斷“被污名化”的左翼游擊隊-其中一股最大的力量FARC「哥倫比亞人民革命軍」(有一萬六千到兩萬人的武裝力 量,由工人、農民、組織者所組成)-經由過去36年以來的組織工作,哥國基層人民對其支持率不斷提高,專家估計該游擊隊在哥國自治區的影響力已經超過 50%,相對的哥倫比亞所謂「(美帝扶植傀儡)民主」政府,則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貪污腐敗政權,人民對政府的失望清楚地反映在哥國的投票率上(低於 40%),目前FARC直接掌握的非武裝區(約瑞士大小),也完全沒有上述的暴力事件發生。
在2000年,美國政府投入十三億美金到「哥倫比亞計畫」以及之後六億美金的「安地斯行動」(Andean Intiative,因為哥倫比亞屬於安地斯山脈國家)(其中一億給哥倫比亞軍方),宣稱該計畫是「對抗毒品之戰」(War on Drugs)以及心照不宣的「對抗左派游擊隊(美國政府定義下的恐怖份子)之戰」,事實上,該計畫對於消滅毒品毫無助益,因為大部分的款項給了“美國跨國 公司”,例如<孟山都(Monsanto)>、United Tech、Sikorsky等,用來進行軍事訓練、購買直昇機和除草劑,另外,美國政府也已提供哥倫比亞軍方和右翼民兵十五億美金。
然而,哥倫比亞政府和軍隊本身就和毒梟“連為一體”,政府軍隊和右翼民兵就是毒梟背後的軍事力量,前SOA的教官就曾說「SOA是拉丁美洲軍官 洗毒品錢的最佳地點」,美國持續提供哥倫比亞軍事援助反而助長軍隊和右翼民兵繼續在國內“鎮壓平民”、違反人權,並且讓毒梟勢力更擴大。
此外,美國在哥倫比亞四處噴灑除草劑,宣稱這樣就可以消滅古柯鹼作物,但其實是毫無差別地噴灑在一般農田和雨林上,不但使得農作物大量枯死、農民無 法維持生計、亞瑪遜雨林的生態環境遭破壞、原住民生存環境受到威脅,更讓古柯鹼產業暴增超過100%,在1994到1998年,哥國大約種植45500 公頃的古柯鹼作物,但是有超過140800 公頃的一般作物、古柯鹼和雨林被噴灑,從1999年到2000年,古柯鹼的產量反而增加60%,噴灑除草劑不但完全無效,反而讓種植古柯鹼更有價值。
著名的拉美學者James Petras就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是美國對拉丁美洲再殖民的試金石,因為哥倫比亞目前擁有第三世界國家最強大的游擊隊力量,開始動搖美國在拉丁 美洲的殖民力量(哥倫比亞的石油是美國重大利益所在,美國從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和厄瓜多進口的石油比波斯灣還要多),因此若能藉由「哥倫比亞計畫」一舉摧 毀反抗的力量,則可以再度建立美國的新帝國主義力量,因此越來越多人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實際上是「死亡計畫」(Plan of Death)。
今年4月19-22日,在美國首府華盛頓有大規模的反戰(4月20日舉行大遊行,主題為「停止國內和國外的戰爭」Stop the War-At Home& Abroad,詳情請見:http://www.a20stopthewar.org/)、反全球化和「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National Mobilization on Columbia,詳情請見:http://www.colombiamobilization.org/)遊行(世界各地的抗議活動資訊都可以在 http://protest.net/ 找到),「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在4月22日將發動大遊行並提出兩大訴求:
一、反對美國政府假借掃蕩毒品為名的「哥倫比亞計畫」,
二、關閉「殺手學校」 -「美洲軍事學校」(SOA)。
文/洪家寧 2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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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Google)承認把歐洲資料交給(上呈)美國情報機構
2011年8月16日 《科技日報》
據美國科技網站ZDNet 8月11日報導,谷歌公司(Google)已承認,它根據美國“(美帝法西斯化)愛國者法案”的規定,把歐洲資料中心的資訊交給了美國情報機構。
ZDNet網站的消息表明,谷歌公司(Google)是繼“微軟(MS)”之後又一家坦承因為“(美帝法西斯化)愛國者法案”的影響,導致歐洲的雲端資料有風險的公司。谷歌(Google)這麼做是因為美國情報單位要求谷歌(Google)交出儲存在歐洲資料中心的資料。
這兩家美國公司的表白證明歐洲的資料已不安全,如果歐洲本地的子公司與美國總部有關連的話,就可能會受到美國的檢查。在此之前谷歌公司(Google)遵照美國法律,已經許多次接受這樣的要求。
微軟承認將歐洲的資料交給美國執法單位的消息曝光之後歐洲議會提出抗議,要求美國當局做出解釋。歐美的外交論戰因而展開,在未來幾個月內還會持續下去。
如今在歐洲客戶的眼裏,任何一家美國公司,不論是谷歌、微軟、亞馬遜、蘋果或任何其他雲端服務供應商,只要是在歐洲營運的話都無法保護歐洲的資料不受到美國的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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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色悲歌
大勢不再
“最危險的敵人往往來自我們內部……”這句話在許多時候、許多地方都是適用的……
對20世紀80年代的美國人而言,蘇聯其實已經越來越不足為慮了–雖然那時蘇聯的威脅被媒體描述得仿佛可能在下一秒就會降臨在西方人面前。如前文所言,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通過一系列軟硬兼施的手段,西方世界中由美國人所主導的"金字塔"型分工體系的結構開始變得清晰且嚴密起來,並且西方世界大於社會主義陣營的經濟總量在美國人的統一調配下成為實實在在的優勢。兩個陣營之間的實力差距從當年的兩屆奧運會就可以看出來。當時美國以蘇聯入侵阿富汗為藉口,帶頭抵制1980年的莫斯科奧運會。結果不算蘇聯自己,當年參賽的國家只有80個,參與報導賽會的新聞記者共有5615名,比參賽運動員的人數還要多。開幕式上,這80個國家裏又有16個國家的代表隊在入場式上沒有打本國國旗,以奧林匹克五環旗替代,新西蘭代表隊乾脆打了面黑色五環旗,有10個國家只有旗手一人,運動員乾脆沒出場,後來在獲獎時這些國家也不升國旗、不奏國歌–借著奧運會搞政治對西方國家來說是輕車熟路。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蘇聯還以顏色,也帶頭搞了一次抵制,但聲勢上要小得多,參加抵制的只有保加利亞、民主德國、越南、蒙古、老撾、捷克斯洛伐克、阿富汗、南也門和古巴等國家。
所謂“抵制”,就是要讓各個國家表明立場、選邊站隊。看看兩次抵制的回應者,東、西方陣營的界線也就基本清楚了。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差不多涵蓋了世界工業生產力的三分之二,這樣的實力一旦被有效地組織起來,結果是顯而易見的。在總體實力居於劣勢的情形下蘇聯要繼續和資本主義陣營保持均勢,那麼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重工業和輕工業的比例以及工業和農業的比例就都無法保持平衡,老百姓的生活水準提高程度和國家經濟增長就無法成正比。舉個例子,在阿富汗戰爭期間, 蘇聯一架米-24武裝直升機的價格只約合9噸豬肉,這不是說蘇聯直升機多便宜,而是意味著那裏的豬肉太貴了,這背後就是蘇聯國內輕重工業嚴重失衡。蘇聯的封閉經濟體系裏,發行的貨幣和生產的產品是對應的,然而這些產品中大多數都是衣不能穿、食不可餐的軍工產品,刨除這一塊,只對比和老百姓生活相關的消費品的話,盧布的發行就是過量的。因為對一般消費品的購買力不足,導致盧布對西方貨幣的官方匯率和實際匯率能差出很多,那時黑市兌換猖獗就是這個問題的反 映。"8 • 19″事件以後盧布迅速貶值,其中就有被"打回原形"的味道。
有人說蘇聯為什麼不能不搞對抗,為什麼不以"和平與發展"作為自己的主題?問題是西方國家不會給社會主義國家陣營這個機會。
雷根上臺以後,美國開始對蘇重新採取遏制政策,表面上沒有20世紀50年代杜魯門主義那樣強硬–因為美、蘇的實力差距沒有那時那麼大,但也不是尼克森時期的收縮政策。雷根政府的基本方針是:強調以抗擊蘇聯為中心,奉行所謂"以實力求和平"的方針,具體說就是以美國的經濟、軍事實力壓制蘇聯;在地區爭奪上,把蘇聯頂在20世紀70年代末的擴張線上,使社會主義陣營不能再前進一步。同時,保持各種管道,加強同蘇聯的"對話"–也就是促使蘇聯"和平演變"。國務卿黑格、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艾倫、國防部長溫伯格成為對蘇戰略的核心人物。後 來艾倫在任職10個月後被對手搞了個受賄醜聞被迫辭去了職務,軍人出身的麥克法蘭接任了他的位置,這樣雷根身邊就是三位軍人出身的鷹派幕僚在決策對蘇戰 略。和平與發展在後面的歷史的確成了時代的主題,但其前提是美蘇兩邊必須有一方衰落直至滅亡,而很不幸,蘇聯是滅亡的那一個。
異 化
產生變化的不只是雙方實力上的對比,更為根本的是蘇聯自身的變化:由於缺乏人民對黨實施有效監督的體制,自赫魯雪夫時代開始,蘇共從一支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共產主義政黨一步一步蛻變成了所謂"全民黨",實質就是變成了一個新的權貴集團,國家資本主義蛻變成了權貴資本主義,列寧被他們改造為一個形象越來越模糊的簡單圖騰,用以維護其執政的合法性。黨開始背離社會主義,背離人民的利益;領導幹部日益脫離群眾,退化成為一群貪婪如狼、懦弱如羊、蠢笨如豬的官僚;官僚主義與幹群關係緊張大大地損害了原本運轉正常的計劃經濟體制,使得內政問題進一步惡化……在經過長達18年的、穩定的、" 一團和氣"的勃列日涅夫時代之後,蘇共的“權貴化”已然到了積重難返的時代,為了讓自己以及子孫後代永享到手的利益,蘇共的“既得利益集團”最終開始搞起了“政治體制改革”—“拋棄”社會主義搞“私有化”,好讓自己從管理財富的國家幹部變成掌握財富的“資本家”。
某些原本就自視高老百姓一等的所謂"知識分子"此時也迫不及待地站出來高喊著要對國家進行“民主改革”,實質則是妄圖在動盪中為自己“分一杯羹”–當初靠搞"民運"上臺的這批人,後來“無一例外”地成了“新貴族”,譬如格魯吉亞的薩卡什維利、烏克蘭的尤先科等等。最可笑的是,由於蘇共背離黨的宗旨和原則、背離社會主義所產生的種種社會弊端,在這些人嘴裏卻成了社會主義的罪狀,以此來徹底否定社會主義。當然,更多的知識份子,則是由於蘇共的腐化以及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經濟快速發展的表像才接受了西方的新自由主義思想,進而不自覺地成為這些思想在蘇聯國內的傳播媒介,而這些天真的知識份子們包括當時蘇聯的"經濟學家"對市場經濟和私有化的認知尚處在"西方 19世紀的水準"–面對一堆經濟問題,他們的理解是只要私有化了,一切"自然"就解決了。
除了黨內與知識界的這兩股力量以外,民族分裂勢力、各種宗教勢 力以及沙俄時期的舊貴族在這段時期也都活躍了起來。而這些人又都不約而同地紛紛將手伸向了西方國家,以期借助外部力量達到自己的目的。
蘇聯時代大量所謂" 異見人士"的活動經費來源於哪兒呢?
顯然並不是從蘇聯的工人農民那裏募集來的,蘇聯時代從未聽說過有這樣的集資活動。到目前為止,我們所知道的一個“大金主”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呢?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又譯為"國家民主捐贈基金會",簡稱END,熟悉國際政治的人恐怕都不會太陌生。它號稱美國上百萬個“非政府組織(NGO)”中的"龍頭老大",和美國國務院、國際開發署、「中央情報局」有密切的聯繫,被認為是「中情局」的"另一塊招牌"。這個20世紀80年代初成立、主要靠美國政府撥款從事活動的"非政府組織(NGO)"在世界很多地方扮演過“特殊的政治角色”,可以數出來的有:委內瑞拉等拉美國家、烏克蘭等獨聯體國家、伊 朗等西亞國家、緬甸等東南亞國家,它們都受到其顛覆活動或推動"顏色革命"的影響。
不僅僅是在黨外,在蘇共黨內,為了抓住權力很多 人同樣選擇去搞“挾洋自重”。在雅克列夫的牽線搭橋之下,1984年戈巴契夫與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在倫敦郊區切克斯別墅一對一地“秘密會見”,談了什麼至今沒有完全解密,但之後西方各個國家立即統一形成了“輿論熱潮”,它們“盛讚”
戈氏"是蘇聯理想的接班人",
“是具有新思想的新一代領導人",
“是可以打交道的人"。
戈氏的那顆帶有招牌式胎記的半禿腦袋在當時常常會出現在西方的各種雜誌上,其中包括《時代週刊》—
柴契爾夫人曾自豪地說:"是我們把戈巴契夫提 拔起來當了總書記。"
1986年雷根和戈巴契夫的雷克雅未克會見也是一對一,戈氏亮出了他的底牌–已做好犧牲蘇聯利益,為美國“效忠”的準備。
戈氏後來公開地承認:在雷克雅 未克會見時"實際上已把蘇聯交付美國聽憑處置",他說:"雷克雅未克實際上是一場戲……一場重頭大戲……我認為,如果沒有雷根這樣強有力的人物,整個過程 就不會開始……這次峰會上我們……走得已經那麼遠,根本就不可能再有回頭路。"
1989年戈巴契夫在馬爾他同老布希總統會見的時候,整體移交蘇聯內政、 外交陣地的過程已經完成,當時有個快言快語的外交官形象地說:"冷戰是在地中海暖洋洋的海水中埋葬的。"
背 叛
如果說戈巴契夫還只是迎合西方勢力的話,葉利欽、謝瓦爾德納澤、切爾諾梅爾金等人則“走得更遠”,這些人代表了蘇共黨內的“反叛力量”。早在1987年夏天,當葉利欽尚未與戈巴契夫發生衝突之時,葉利欽就開始與美國駐蘇聯大使進行“接觸”,他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坦率",給美國大使留下了強烈的印象,美國隨即將他作為重點“工作對象”,“全力支援”他對抗蘇共中央、對抗蘇維埃政權、“分裂”蘇共和蘇聯的一切行為。
由此開始,葉利欽或者說是蘇共內的反叛力量取代了以戈巴契夫為代表的“蘇共改革派”,成為西方國家眼裏"更可以打交道的人",此前戈爾巴喬利用外交場合所反復宣傳的"新思維"、政治改革等話題,此時對西方國家恐怕已經不再有那麼強的吸引力了。
在葉利欽與戈巴契夫公開發生衝突被開除出政治局後,這一點表現得尤為明顯。那時美國利用各種機會始終與葉利欽保持著密切的接觸。1989年葉利欽當選為蘇聯人民代表並進入最高蘇維埃,當年9月隨即訪美,而美方則破格接待這位"非正式訪問"的"非官方人物",安排總統、副總統、國務卿和前總統雷根等諸多政要同他會晤。葉利欽回國後,隨即加緊展開反共活動。一方面在黨外謀求取消蘇共領導地位的憲法的修訂,另一方 面在黨內領導"民主綱領派"進行"政改",力圖"徹底改造"蘇共,剝奪黨的領導權。
戈巴契夫與葉利欽的政治鬥爭,說白了就是蘇共 高層瓜分國家和人民財富的一場利益之爭。為了自身的私利,這些人可謂不擇手段,完全罔顧其他–在這場鬥爭中美國政府竟被請出來擔當起了協調人的角色。葉 系與戈系後來的"聯手合作"是由白宮和美國國務院推動的,在大國政治中恐怕找不出比這更荒謬、更可悲的事情了。1990年3月,葉利欽當選為當時蘇聯範圍內最大的加盟共和國–俄羅斯共和國議會的議員,同年6月,他憑藉一系列"政治秀"當選為俄羅斯共和國的主要行政長官。此後,葉利欽和他的助手們開始採取一系列政治手段,破壞國家的計劃經濟體制,導致國家經濟增速出現明顯下降,降幅約為2%。1991年,葉利欽又進一步破壞中央計畫,他把俄羅斯稅收的絕大 部分截留了下來,不再上交中央財政,而俄羅斯共和國則是蘇聯的主體部分,蘇聯經濟因此當年就下降13%,這最終誘發了蘇聯的解體–20世紀90年代初蘇 聯經濟中出現的問題,根本不在於計劃經濟體制內部,而完全是人為破壞的結果。
蘇共反叛者們最終成了後來蘇聯解體最大的獲益者。如今俄羅斯最富有的人正是當年黨內的"精英"。所謂"改革",說到底改的就是一個社會財富分配體制– 把原來相對平等的財富分配體制砸碎掉,然後把財富堆在那裏,讓人們一哄而上去搶,誰搶著算誰的,蘇聯的"經濟學家"們美其名曰自由競爭。而這些身居要職的 精英們早已給自己占住了最好的位置,這樣一來結果可想而知。除了眾所周知的葉利欽家族之外,還比如說切爾諾梅爾金,20世紀80年代他當過蘇聯天然氣總公 司的總經理,1992年天然氣公司"私有化"後,切爾諾梅爾金搖身一變成了天然氣股份公司最有實力的控股人,控制著全世界40%以上的天然氣資源,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幾個人之一。“蘇聯共青團”中央書記科爾科夫斯基利用自己的職位創辦了一家大銀行,把原屬於人民的財富“變成”了他個人的財產。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黨內的“激進民主派”曾大肆批判蘇共高層的腐敗與特殊化,平心而論,那時蘇共領導幹部們的“特殊化”還僅限於偷偷摸摸地搞些特供商店之類的東西,在莫斯科庫圖佐夫大街上有一座公寓樓,裏面的戶型大致是200~300平方米,勃列日涅夫、蘇斯洛夫和安德羅波夫的居所就在裏面,對於如今的人們而言,這種級別的腐 敗恐怕說出來都會被笑話。事實上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莫斯科就已經實現了電氣化,每5個家庭就有一輛私人汽車,蘇聯公民每月用於文化娛樂的支出占工資總 額的10%~15%,更重要的是涵蓋全民的免費醫療、免費教育以及免費住房。對比1991年之後富可敵國的新貴們的腐敗生活,當時的國情是:國民人均壽命 縮短,治安惡化,貧富差距拉大,國家工業體系支離破碎……當年蘇共的腐敗與之相比,恐怕就有幾分"竊鉤者"與"竊國者"的味道了。如今"竊鉤者"已經"伏 誅",而"竊國者"又當如何呢?
相比於這些新貴,戈巴契夫的晚景則要淒涼得多。在筆者看來,這並非是由於一些文章中所說的愚蠢或者是"好心辦壞事",這其實是他與葉利欽鬥爭失敗的結果。他們所“爭奪”的,不客氣地說其實就是一個“(買辦)賣國者”的位置。蘇聯解體以後,葉利欽給戈巴契夫的只是每月4000盧布的退休金–這也是戈氏在辭職之後所“唯一關心的事情”,不幸的是隨著俄羅斯國內瘋狂的通貨膨脹的到來,這筆錢折合成美元之後不過1美元而已。戈氏開始像一個“藝人”一樣忙著在西方國家“拍廣告”賺錢,他曾帶著10歲的孫女入鏡拍了“必勝客”廣告;拿自己的名字為伏特加酒做了商標;還曾為路易•威登做過廣告……顯然,戈氏所看重的只是“自身的利益”,所謂"好心辦壞事"是無從談起的。
解 體
在蘇共內部如此"配合"的同時,美國人也沒有閑著。美國政府制定“肢解”蘇聯的行動計畫始於1981年春,策劃大致完成於1986年底–也就是戈巴契夫與雷根單獨會見之後,前後一共耗時5年多一點的時間。這一行動當時是背著社會公眾、政府和國會秘密進行的,知道內情的僅限於高層的少數幾個人–總統雷根、「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凱西、總統國家安全助理理查•艾倫和國防部長卡斯帕爾•溫伯格。現在公佈的資料表明最早提出這一計畫的是威廉•凱西,"凱西、艾倫、溫伯格在總統的支持下決定向蘇聯發出挑戰……我們認為雅爾達會議無效。"回憶人記得在凱西提交了阿富汗戰場等 情報報告後,提到了蘇聯問題,凱西認為美國沒有必要再繼續遵守以往的遊戲規則。
哈佛大學歷史學家理查•帕普斯為雷根草擬了美國對付蘇聯最新戰略計畫,代號為:NSDD-75。這一次世界大戰略表明瞭美國政策中的"革命性轉折"。"我們當前的目標已經不是與蘇聯共存,而是要改變蘇聯 的制度。""我們完全有能力借助外部壓力來改變蘇聯制度。""通過利用蘇聯內部的弱點來動搖蘇聯制度是美國的目的。"為此,美國展開專門行動,開始在蘇聯 和東歐國家內部尋找他們覺得可靠的代理人–雅克列夫、戈巴契夫、葉利欽這些人恐怕就是他們的"工作成果",通過給阿富汗反政府武裝以及東歐的反對派以 物質和政治支持,使蘇聯捲入兩場尖銳的危機–阿富汗戰爭和波蘭危機。
與NSDD-75計畫配合的還有另一套反蘇經濟戰方案,代號 是:NSDD-66,在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後開始執行,策劃者是雷根的蘇聯經濟顧問亨利•羅恩。NSDD-66的主要任務是:切斷蘇聯從西方獲得先 進技術用於產業升級的管道;打擊蘇聯外匯的主要來源–石油和天然氣的貿易。克格勃和蘇共高層當時都知道存在這樣一系列"旨在推翻蘇聯制度的美國情報機關 和其他特工機構的計畫",然而忙於瓜分國家財富的權貴們顯然對此並不在意,相反,為了在政治鬥爭中佔據上風,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樂於主動迎合西方國家。
除了戈系和葉系以外,蘇共黨內還存在由雷日科夫、亞納耶夫等人所組成的第三支力量,他們主張要回到比較傳統的社會主義道路上去。然而,這批人並沒有走出 蘇共權貴化的框子抑或是歷史沒有給他們足夠的時間吧。作為挽救聯盟的最後努力,副總統亞納耶夫等人發動了"8 • 19政變",軟禁了戈巴契夫,然而這一行動並未得到人民群眾的回應,後者選擇了冷眼旁觀。而在面對西方所謂的輿論壓力時,亞納耶夫等人又表現得畏首畏 尾,在事件爆發三天之後最終釋放了戈巴契夫。最後的努力至此宣告失敗了,葉利欽借此機會,宣佈蘇共為"非法組織",停止了黨組織在俄羅斯共和國境內的一 切活動–整個過程中,竟沒有一個黨員站出來進行過抗爭。也就在這個8月,烏克蘭、白俄羅斯、莫爾達瓦、阿塞拜疆、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先後宣佈獨 立(此前在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已宣佈獨立,次年,格魯吉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依次宣佈獨立),蘇聯解體至此已進入不可逆狀態。1991年12月 25日,蘇聯總統戈巴契夫宣佈辭職,將國家權力移交給俄羅斯總統。當天19時32分紅旗從克里姆林宮上降落!第二天,蘇聯最高政權蘇維埃通過最後一項決 議,宣佈蘇聯不再存在……
顏色革命
事情到此還遠未結束,這片土地上一下子出現了15位總統–同時也是這裏最富有的人。而在此之前,他們都是蘇共的高級幹 部,正是通過肢解聯盟,原本屬於全體蘇聯人民的國有資產被這些人劃到了自己的口袋裏。這樣一個根源也就決定了,由蘇聯解體而誕生的這些新的政權執政基礎從 一開始就是背離人民根本利益的,是難以獲得民心的–簡單說就是在已經腐化的蘇共基礎上進一步變本加厲。
對於西方國家而言,這些政權同樣是無法令人放心的,他們的利益依舊是基於他們的國家來實現的,和西方世界並沒多少瓜葛,甚至很多地方還會存在衝突–這一點可以參見現在俄羅斯與西 方的關係。如果蘇聯解體僅僅限於這一步,那對西方而言需要解決的就只是一個地緣安全問題,蘇聯地區的資源依舊沒有完全納入西方主導的經濟體系中來,那些地 緣上的戰略要衝也沒有完全被西方國家所掌握,因此資本擴張從中所能獲得的好處還是有限的。
雞蛋原本就有縫,而外面還有一大群虎視眈眈的蒼蠅,於是,顏色革命也就開始了。從格魯吉亞開始,之後是烏克蘭,然後是吉爾吉斯斯坦。與此同時,俄羅斯針對普京的遊戲也開始了。與脫胎于蘇共官僚的舊領導層不同,這些靠“顏色革命”上臺的新貴最初都是黨外的知識份子或者是"異見人士(公共知識分子)",他們手中的政治資源原本要少於前者,於是也就更加“依賴”於西方國家的支持。在蘇聯解體之前,他們和葉利欽們曾可以說是同盟關係,而變質後的蘇共對這些人也一直採取綏靖政策–蘇共不敢依靠人民,就只能選擇向這些所謂“精英階層”尋求支持。如今蘇聯滅亡了,由這些和西方存在更多“共同利益”的人去執掌權力,顯然比那些前蘇共官僚要更合適。
在2003年格 魯吉亞“玫瑰革命”之後,筆者在一部紀錄片裏清楚地記著這樣一個鏡頭:
在一個公開場合,薩卡什維利在對記者進行了一番講話之後,立即回頭去問了他的顧問──美國退役軍官布魯斯•傑克遜這樣一句
“我說錯什麼了嗎?”
這其實就是這些“民主派”人士與美國之間“關係”的“最真實的寫照”。
2008年北京奧運開幕當天,格魯吉亞突然兵進南奧塞梯,由此俄格戰爭的序幕拉開了,之後在不長的時間內,俄羅斯毫無懸念地贏得了戰爭。在此之前,其實兩國已經就南奧塞梯問題達成了協議,原本通過軍演進行示威的俄58集團軍也已結束演習準備撤回。從實力來說,格魯吉亞舉國的武裝力量就數量而言,僅相當於面前俄58集團軍加配屬航空 兵及海軍數量的五分之一,人員及戰術水準、裝備水準同樣遠低於俄軍。在爭議已經通過外交途徑得以解決,而實力又相差懸殊的情況下卻主動挑起戰爭,這顯然是違背常識的,但薩卡什維利偏偏就這麼做了,這是由於領導人的頭腦一時發熱嗎?恐怕並非如此,相反薩卡什維利當時可能還非常清醒。
俄格戰爭有這樣一個背景:2008年時金融風暴正處於高潮階段,當時美元的地位岌岌可危,在這種情況下歐盟和俄羅斯便再次有了聯合起來"搶班奪權"的 想法,按照《保爾森回憶錄》裏的記載,奧運期間普京甚至私下給中國高層傳話,要"一起拋售美國國債",準備直接結束美元的性命。在這種時候,俄格戰爭無異 于在俄歐關係上狠狠地切了一刀,即便雙方決策者對此心知肚明,但迫於國內輿論壓力,短期內也無法和對方繼續保持合作。也就是說,薩卡什維利這個看似毫無道 理的舉動,在一個關鍵時間點上大大地減輕了美元的壓力。美國人才是整個事件真正的受益者,而最直接的受害者則是格魯吉亞的普通百姓和在戰火中送命的士兵。 此番種種,恐怕不是用巧合可以解釋得通的。
死亡進行時
就筆者看來,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東 歐劇變可能是20世紀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場悲劇。首先,對蘇聯而言這無疑是災難性的,西方先前承諾給葉利欽們的援助幾乎無一兌現,俄羅斯從西方國家手裏得到的援助遠不及波蘭和烏克蘭。
1993年冬季,俄羅斯因為糧食危機已經面臨要餓死人的威脅,而在這個時候,副總統魯茨科伊竟還在盤算著如何利用即將到來的危機向葉利欽逼宮奪權。所幸的是,當時中國政府承諾在兩年內以不高於加拿大離岸價格,每年向俄羅斯提供500萬噸共計價值4億美元的玉米,這滿足了俄羅斯生產"人造肉"罐頭和飼料原料的需求,危機方才得以緩解。
和蘇聯時期比較,現在俄羅斯人的人均壽命“減少”了十年以上,
出生率從蘇聯時期的14%~17%銳減至8.3%,
死亡率由蘇聯時期的8%~12%增至14.7%,最高時達15.7%,
俄羅斯平均每年減少人口達100萬──按照國內某些學者的邏輯,也可以說俄國的“改革派”和“民主人士”們“幹掉”了數以千萬計的俄國人。
與此同時,包括俄羅斯在內大量東歐婦女迫于生計而淪為“娼妓”。在當時,西歐各國的色情業的平均價格因為東歐妓女的“大量湧入”而被大大地拉低,以至於本土妓女上街抗議“她們的東歐同行”搞“傾銷”–對蘇聯和其他前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來說,這絕不是一個讓人 聽後樂得起來的笑話。
和很多文章裏所提到的不同,在筆者看來,並非是蘇聯的經濟問題引起的這場悲劇,恰恰相反,是蘇聯解體本身製造了蘇聯地區經濟的悲劇。很多文獻都曾將聯盟解體的原因歸結于蘇聯後期經濟增長緩慢,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首先這個"緩慢"是相對於1975年之蘇聯GDP4 %~8%的增長率而言的,而同期美國的平均值則為3.3%。1975年之後,按照反共專家布熱津斯基《大潰退》一書裏的說法,蘇聯經濟增長常年低於5%,可問題是經歷了"平成戰敗"的日本有十年時間乾脆是處於停滯狀態,美國大蕭條時期也曾有過負增長,但美日政府現在都還活得好好的,而且在1975年經濟增長趨緩時,蘇聯人民的消費額增速是在加快的,換句話說蘇聯在當時已經開始逐步扭轉高積累低消費的情況了。事實上直到1990年年初,蘇聯經濟依舊是正增長,逆增長是當年夏天開始的–原因上文裏提到過,俄羅斯共和國在葉利欽當選總統後開始人為地破壞計劃經濟體系。還要說明的是,蘇聯時代GDP和GNP的計算是不算第三產業的,計劃經濟體制裏不存在金融操作這樣的虛擬經濟成分,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裏,製造業對GDP的貢獻通常只占20%~30%,其餘都是金融及服務業。
對蘇聯的經濟而言,應該說1991年前後的動盪只是讓國家經濟"休克"了–國家的動盪影響的實際只是分配環節。蘇聯範圍內,工廠、設備等等都還在那兒 放著,工農業生產能力完全是可以滿足人民生活需求的,真正的問題出現在後面,蘇聯經濟的"死亡"是一個持續了很長時間的過程。
開啟 蘇聯經濟"死亡"的第一步是聯盟解體。蘇聯工業體系的特點在於各個地區分工高度專業化,往往一個小城鎮只負責一種配件的生產,其餘生活物資都從外面調配,一架圖-154客機,上面的零配件來自十幾個加盟共和國。筆者所生活的城市就是20世紀50年代由蘇聯專家負責規劃的,所以對此有著比較清晰的認識。市內 最初一共三個區,輕工業、重工業、生活三樣分得清清楚楚,三個區之間留出了大量空餘土地以備今後發展–至今市區中心尚有8平方公里的草原。這種高度專業 化的分工可以極大地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生產效率,同時可以比較平均地在國內各個地區實現普遍的工業化,保持國內均衡發展。隨著聯盟的解體,各個加盟共和國 雖然手裏都擁有大量蘇聯時代的工業遺產,但是他們的工業體系都是殘缺不全的,就像是一家裏幾個兄弟分家,把一輛完整的汽車拆成一堆零件,然後每人拿幾個, 結果就是誰也沒有車坐,零件只能當廢鐵賣了。
第二步則是由“私有化”而導致的“去工業化”。在與鄧小平南方視察差不多同一時期,俄羅斯也在搞他們的“有俄國特色的市場經濟”。俄國人的步子要比中國大得多,當時的俄羅斯總理蓋達爾炮製出了一個“跑步進入市場經濟”的"500天計劃",60%的國有資產都被以“股份”的形式平均分配到每個公民手中,而在當時的恐慌情緒之下,大多數老百姓自然是不會考慮如何經營這份“產業”的,他們需要的是儘快把手中的資產券變現,兌換成外幣、黃金,甚至是麵包,然而這種行為卻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恐慌。很快,那些國有資產集中到了少數“寡頭”手中,蘇聯4萬多家國企,除了利潤豐厚的能源、傳媒等產業外,其他產業都被“轉賣”或是廢棄了。因為經營這些產業是要花費很多時間和精力的,而且蘇聯時期基礎產業的 立足點是考慮如何支持國民經濟的穩定運行,是否贏利則另當別論(譬如在遠東修鐵路,從國家戰略角度說是正確的,但從資本家獲利角度說是不正確的),這對急功近利的資本家而言是無法容忍的,於是大量"拆了大樓賣鋼筋"的事情就出來了。當時大家都在搞工業化,蘇聯卻在"去工業化",製造業越來越單薄。在戈爾巴喬夫上臺時,蘇聯工農業總產值年增長率仍舊在6%以上,蘇聯和華約國家的重工業出口約占整個世界出口量的38%[1],軍工出口約占50%,石油天然氣及 其附加產品約占18%,貴重金屬(含有色金屬)及其產品約占40%,民用航空和造船業出口約占25%,化工產品出口約占30%;蘇聯自己的民用船舶總噸位 就佔據世界第一,捕魚量也連續多年占世界第一;煤炭工業產量和出口量也一直高居世界榜首。那麼蘇聯解體之後呢?舉一個簡單的工業指標–汽車年產 量,2009年時俄羅斯的汽車年產量是140多萬輛,尚不及印度,僅僅是中國的10%,而鋼鐵產量是5900多萬噸,差不多也是同年中國的10%。到 2007年時,俄羅斯GDP到了1.2萬億美元,達到了蘇聯解體前的水準–聯盟解體曾使得蘇聯境內GDP減少了45%,這的確是一個不小的進步。但是要 注意的是,這裏提到的是GDP而不是工農業生產總值,這只是說明俄羅斯境內資本流動的量很大,至多意味著增加了一部分就業崗位,而“去工業化”的進程其實並沒有被逆轉,蘇聯時代的GDP是搞工業搞出來的,而現在的GDP是靠賣石油(天然資源)賣出來的–2007年GDP大幅增長主要得益于當年石油價格大漲。在評論鴉片戰爭時我們常常會說,當時中國的GDP雖然是第一,但這是生產瓷器、絲綢的GDP,而英國的GDP則是生產槍炮的GDP,在這裏其實是一個道理。
不只是設備和廠房不斷被廢棄,工業方面的人員培養也出現了可怕的斷層–俄羅斯目前除了能源以外,在國際市場上能拿得出手的大宗商品只剩下了武器裝備, 而俄羅斯軍工系統從業者當時的平均年齡已達到56歲,總工程師多數都是一群八九十歲的老人在擔任,第二梯隊是不存在的,一
[1] 經互會嚴密的組織體制決定了有時需要將它當做一個整體來看待,事實上東歐劇變的起爆點正是"波蘭危機"。當年波蘭的動亂導致原本由它負責的糧食生產無法進行下去,而美國對華約國家的糧食禁運進一步加劇了這一危機,而這又導致了蘇聯等國家經濟運轉異常,進而為戈巴契夫的"政改"提供了藉口。旦這一批人故去,俄軍工行業將面臨無人可用的局面。即便是現在,無論是蘇霍伊、米格戰鬥機還是T系列主戰坦克,基礎設計都是在蘇聯時代已經完成的,後期俄羅斯的工程技 術人員所做的只不過是在這些原始設計上逐步加以升級改進,或者是將當初已經接近完成的項目在降低技術指標後加以完成,1991年以後完全從頭開始研發的項 目幾乎是沒有的。換句話說,如今的俄羅斯軍工行業其實是在吃蘇聯時期的"老本",它的原發性設計能力基本上已經被廢掉了,俄羅斯現在能成為世界第二大軍火 出口國只能說明蘇聯時代工業的強大–靠一堆殘缺不全的殘骸都可以讓一個俄羅斯支撐近20年,而且後面還能再撐一段時間。再拿蘇軍的短板–海軍來說,聯盟解體前夕,蘇聯已經下水兩艘6萬噸級的常規動力航母,其中一艘已經開始海試,另一艘7萬噸的核動力航母也已經完成過半。如今,俄羅斯國內所有的船廠都不 具備建造2萬噸以上軍用船舶的能力,2010年時俄羅斯需要與法國簽訂協定,購買法制的兩萬噸級"西北風"級兩栖攻擊艦。
不光是對蘇聯人民,對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民而言,東歐劇變同樣未必是一件好事情。當然,最起碼對中國而言,蘇聯解體意味著來自北方的地緣威脅幾乎可以說是永久性地消失了,中國還從蘇聯地區以極低廉的價格得到了大批技術、設備、科研人員以及各類資源。
但是必須看到的是,東歐劇變也意味著人類探索有別於資本主義的新的生活模式的進程遭遇了重大的挫折,這是事關所有人的一件事情。而對世界格局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世界政治軍事格局和地緣政治均勢的兩極體制至此被完全打破了,美國成為全世界唯一的霸主。
同時,這也意味著資本擴張的“制衡因素”不存在了,之後的一系列大事件–包括現在的全球經濟危機,可以說都是“發端於此”。
摘錄自:《世界如何發展: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書》
□ 第八章 紅色悲歌
作者:王偉(筆名:博揚)
2011年9月
讚讚
網易,一個漢奸媒體──看網易“淡化(屏蔽/封鎖/冷處理)”華爾街(茉莉花革命)騷亂
作者:逍遙道長
2011-09-26
http://blog.sina.com.cn/mingzuziyoukexue
媒體已經是威力遠超核武的戰爭武器,以“網易”為代表的中國主流媒體已經成為國內外反動勢力搞亂中國的橋頭堡。強烈要求媒體管理機構國務院新聞辦劃歸工農兵人大直接管理!
華爾街騷亂這麼大的事情,中國主流媒體居然“集體失語”,這是一種“選擇性失語”。更確切說是一場戰爭,一場“國內外反動勢力”勾結起來搞亂中國的戰爭。
百度搜索關鍵字“華爾街的騷亂網易”,打開鏈結:
http://money.163.com/11/0919/09/7EA9DKV800253B0H.html
http://money.163.com/11/0920/08/7ECP72SA00253B0H.html
評論居然是零。這對日訪問量上千萬乃至到億的“網易”來說簡直是個奇跡。對於能夠把屁大點的小事都能放首頁“炒火”的“網易”來說,華爾街騷亂“這麼大的事情”居然就這麼被“冷處理”了,而且處理得“這麼成功”!不得不佩服“網易”的高明。
在對華爾街騷亂進行“冷處理”的同時,“網易”可沒有閑著,比如象“利比亞發現疑似1996年大屠殺千人坑”居然能夠放首頁頭版,目前回復人數達15000多人。再看回復是些神馬玩意,頭一條“座等五毛狗解釋”,第三條“又一個史達林式的人物”,頂回復的均過千人。我們暫且不論利比亞的千人坑是咋回事,也無論這些回復是否成問題。單就網易避重就輕的手法就值得懷疑。難道當前的華爾街騷亂這麼大的事件的新聞性就比不上一個成為昨日黃花的利比亞事件?
這是一場戰爭!一場徹頭徹尾的戰爭!這些由網路水軍、五毛、美分、網特組成的網路打手,居然賊喊捉賊,罵起五毛起來。真是毫無人性而言的一群禽獸。
紐約“佔領華爾街”遊行升級 85名示威者被逮捕
中新網9月26日電
2011年9月26日 中新網
美國紐約“佔領華爾街”示威進入第2周,警方繼續“重兵封鎖”「紐約證交所」大門,示威者只能在3條街外紮營靜坐,聲討華爾街企業貪婪。
據香港《文匯報》報導,當地時間24日,過百名示威者試圖遊行到曼哈頓下城,警方“拘捕”至少85人,但有示威者稱他們和平抗爭,警方卻過度使用武力,向被包圍的示威者噴胡椒噴霧,還有臉上流血的示威者從地上被拉起扣上手銬。
示威者多為大學生,他們高舉美國國旗和高呼反企業口號,亦有人要求為上週三行刑的死囚大衛斯討回公道。當他們抵達曼哈頓聯合廣場時,警方用膠網圍起場地。
“佔領華爾街”運動–美國左派要終結資本主義
記者戰齊報導
民聲網
一場席捲美國的政治大動盪已經拉開序幕
據9月19日出版的《環球時報》報導
【9月17日,一場“佔領華爾街”的運動在美國紐約上演,通過互聯網組織起來的抗議者宣稱將使用埃及人民的戰術,“將曼哈頓變成埃及的解放廣場”。美國媒體擔心,在中東北非地區上演的“阿拉伯之春”系列暴亂可能已蔓延至美國。
《新美國人》評論說,分析人士警告,隨著極端活動分子、左派組織、自我標榜的“革命者”和反資本主義煽動者策劃從9月17日起“佔領”華爾街大串聯,可能導致嚴重騷亂。
抗議群眾最終選擇距華爾街約300米外的三一地區安營紮寨。】
據美國每日新聞網9月18日報導
【美國金融中心紐約華爾街當地時間17日遭遇了一場大規模示威,示威者們揚言要“佔領華爾街”。示威組織者稱,他們的意圖是要反對美國政治的權錢交易、兩黨政爭以及社會不公正。這是自7月三藩市騷亂爆發以來,發生在美國最大城市的人民民主運動,一場席捲美國的政治大動盪已經拉開序幕。】
《廣州日報》9月20報導
【17日,近千美國人在紐約華爾街附近遊行。這場由反消費網路雜誌“廣告剋星”組織在網上發起,名為“佔領華爾街”的活動,旨在表達對美國金融體系的不滿,抗議金融體系“青睞”權貴階層的現實,據稱,全球74個城市也會有人示威回應。有國外媒體將這場活動稱之為美國式的“革命”。
據報導,此次示威活動的發起者早在其網站上將他們的抗議活動與“中東北非革命”相提並論,稱“跟我們在埃及、希臘、西班牙和冰島的兄弟姐妹一樣,我們計畫使用群眾佔領這一革命戰術,恢復美國的民主,我們也鼓勵通過非暴力手段實現目標,最大限度保護所有參與者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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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者
明確提出反對資本主義的要求
環球網9月19日報導
【“廣告剋星”網路雜誌的總編輯拉森表示,這是一個“沒有領導人的反抗運動”,希望提出單一訴求,訴求的內容則由參與活動者討論決定,可能是“追拿經濟崩盤的禍首”。
遊行組織方稱,這次遊行活動旨在表達對美國金融體系的不滿,抗議金融體系“青睞”權貴階層的現實,“我們代表社會的99%,我們不再忍受那1%的貪婪與腐敗”。
群情激昂的人們在高喊“現在就革命!現在就革命!”的口號,更有不少人在高呼“要工作!要工作!”
美國新興的政治保守勢力“茶黨”更成了示威者的眾矢之的。
我也能有自由發言的權利嗎?華爾街在蠶食我們孩子的未來。
有工人運動組織成員在爭取勞工權益,也有社會主義運動組織呼籲“終結資本主義制度”,很多傳單上印著拉美革命領導人切•格瓦拉的頭像。
“消除腐敗”、
“停止削減社福預算”
和“貪婪華爾街,紐約人受夠了”的標語四處飄揚。
“在利比亞打仗,在阿富汗打仗,在伊拉克打仗,還好意思削減教育、公共專案預算,”一名戴面具的抗議者告訴法新社記者。
哲學學生朱利亞•裏弗•希特說:
“這是一場反對金融業貪婪的抗議遊行,我們來到華爾街,因為這裏是貪婪的起始點……我們受夠了,不能再容忍。”】
中國新聞網09月18日報導
【一位匿名示威者說,要通過這次示威“顯示民眾的力量”,迫使華爾街的金融巨頭們吐出他們“霸佔人民的財產”】
新華報業網
【一個合唱團體舉著反對奧巴馬的標牌,高唱:
“奧巴馬是個瘋子、瘋子、瘋子,啟動第25條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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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專家:美帝全球扶植第五縱隊佈署代理機構傀儡代理人 已開始進行第4次世界大戰
<俄專家:派第五縱隊 美已開始第4次世界大戰>
蘇聯雖已解體 大戰仍在繼續
蘇聯消亡是20世紀地緣政治中的一場浩劫,現在已經過去20年。這個“奧秘”至今依舊令許多人關切和好奇。
為什麼會發生這一切?也許只有根據現代戰爭的理論才能搞清楚。 “冷戰”一般被認為是20世紀一場最大的非軍事地緣政治較量,實際上是第三次世界大戰,是以對手(以國家為靶標)全面失敗為目的的一場資訊戰、意識形態戰。戰爭是從國家內部、人民意識中挑起的,特點是有失敗,但是好像又沒有軍事行動。在這場戰爭中蘇聯被打敗了。
現在,美國的主要目的不是戰勝單個國家或單個軍事政治集團,而是全面統治整個世界。為達到這一目的,美國實際上已經開始第四次世界大戰。
這場戰爭的不同之處在於,它具有全球性,是完全意義上的世界大戰,它將“逐步蔓延”到整個世界,所有民族和國家。
這場戰爭將沿著三個方向進行(以“冷戰”或“熱戰”形式)。
第一,向那些被選擇為“進攻目標國”的居民和政治精英的社會意識進行大量的“資訊心理宣傳”。
第二,在這些國家建立專門的“代理機構(網路門戶、自由媒體、基金會、智庫、非政府組織等)”,通過“第五縱隊”來發揮作用,向這些“機構”提供一切幫助,借此“影響”大眾傳媒,達到直接在這些國家內部“操縱”人們意識的目的。
第三,對那些不順從、“強調獨立發展”的國家,搞“顏色革命”、直接投資,甚至訴諸武力,用武力“推翻”這些國家的政府、並建立“親美政府的傀儡”。
“自由主義的現代化”是一種“不宣而戰”的戰略,它將導致西方和東方之間產生“文明大對立”。
如果說在蘇聯崩潰之前兩種社會制度———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對立是世界進程中的基本矛盾的話,那麼在蘇聯解體之後,當今時代的主要矛盾則是東、西方之間在文化價值觀上的全球衝突,它將決定當代世界的整個政治建構和發展。富裕的西方(美國、加拿大、西歐國家、日本、澳大利亞、新西蘭)與相對落後的東方(俄羅斯、烏克蘭和其他獨聯體國家、中國、印度、伊斯蘭國家、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相對峙。
那麼,“這種戰爭”給俄羅斯帶來了什麼呢?
俄羅斯迄今無法修復“自由化改革”的“後果”,依舊處在制度危機、意識形態模糊不清的狀態之中。國家從來沒有面臨像現在這樣的問題:怎麼辦?
要回答這一問題和確定新的發展前景,必須明確做到以下幾點:
第一,公開承認俄羅斯和西方不是同路人;
第二,俄羅斯應該“堅決摒棄”各種形式的自由主義思想,無論是西方自由主義思想還是俄式自由主義思想;
第三,俄羅斯只有建立全新的“國家意識形態”概念及其明確具體的政治行動綱要才能改變自己的發展軌跡。
應該“拋棄”這種東、西方間的矛盾可以通過“讓步”和妥協的方式來解決的“幻想”。它們的地緣政治目標和志向完全是不相容的。西方從來不需要一個強大和繁榮的俄羅斯。根據國際關係的現實情況,俄羅斯應該重新架構自己的對外政策,由面向西方“轉為”面向東方和南方。
文/【俄】弗拉基米爾•伊萬諾維奇•多博林科夫
(莫斯科羅蒙諾索夫國立大學社會學系主任)
2011-6-14 環球時報
http://mil.huanqiu.com/Observation/2011-06/17552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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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鷹派抬頭-中俄地緣戰略結盟架構已成/中俄聯手否決制裁敘利亞案 美帝瘋狗續泡製“中東版天安艦事件”-伊朗陰謀暗殺沙特大使(挑撥遜尼派vs.什葉派)】
奧巴馬:伊朗須為刺殺沙特駐美大使陰謀付出代價
【華盛頓消息】據媒體報導,美國總統奧巴馬13日表示,伊朗必須為其策劃刺殺沙特駐美大使的陰謀付出代價,美國將對伊朗實施“最嚴厲”的制裁,並且“不排除任何選項”。
奧巴馬當天是在白宮與到訪的韓國總統李明博召開聯合記者會時說這番話的。他稱,這一陰謀不只是伊朗的“一個危險的升級”,它是伊朗政府“危險和魯莽行為”模式的一部分。
奧巴馬指出,在這起暗殺沙特駐美大使的陰謀中,有一個伊朗裔美國人參與其中,而伊朗政府內部的某些人和他有直接聯繫,並支付資金給他。
“這些事實有目共睹,除非掌握了支撐這些指控的證據,否則我們不會隨便提出這樣的指控。”奧巴馬說,“我們已經與所有的盟友、國際社會接觸,並將事實擺在他們面前。我們相信人們分析之後,對這些事實不會有爭議。”
奧巴馬指責伊朗的做法遠遠超越了可接受的國際行為準則,而這只是伊朗長期以來一系列暴力行為的一個例子而已。
奧巴馬表示,美國將同其他合作夥伴和盟國一起確保伊朗為此付出代價。第一步,美國將起訴那些參與這起陰謀的個人;第二步美國將對伊朗實施“最嚴厲”的制裁,並繼續動員國際社會進一步孤立伊朗。
“現在我們不排除任何選項來對付伊朗,但你可以預期,我們將繼續對伊朗政府施加各種壓力。”奧巴馬說。
美國司法部11日宣佈挫敗一起企圖暗殺沙特駐美國大使阿德爾•朱拜爾的陰謀,一名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成員及一名擁有美國和伊朗雙重國籍的美國公民遭起訴。
美國政府指責這起暗殺行動與伊朗政府有關。但伊朗政府堅決否認,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副司令侯賽因•薩拉米13日說,美國指控伊朗參與暗殺沙烏地阿拉伯駐美國大使是一場“毫無根據的鬧劇”。
【時事點評】請大家注意這兩段文字,原文分別是:
第一段:美國總統奧巴馬13日表示,伊朗必須為其策劃刺殺沙特駐美大使的陰謀付出代價,美國將對伊朗實施“最嚴厲”的制裁,並且“不排除任何選項”。
第二段:美國政府指責這起暗殺行動與伊朗政府有關。但伊朗政府堅決否認,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副司令侯賽因•薩拉米13日說,美國指控伊朗參與暗殺沙烏地阿拉伯駐美國大使是一場“毫無根據的鬧劇”。
● 所謂的“證據”,是可以“精心製造”出來的
這的確是一場“鬧劇”,但伊朗政府、及一切愛好和平的力量必須警惕的兩點是:
第一點,隨著局勢的進一步惡化,它“最終”未必是“毫無根據”的,因為,憑藉美國之前“製造”天安號事件的“功力”與“動機”(更早一點,為發動越南戰爭,美國政府還有“製造”北部灣事件事件的前科),所謂的“證據”,是可以“精心製造”出來的。
●“刺殺案”原本就是一部“現代美國版的‘指鹿為馬’”
第二點,也是最值得警惕的一點,“刺殺案”原本就是一部“現代美國版的‘指鹿為馬’”。
一如秦朝時的趙高,“始作俑者”最為關注的並不是所謂的“證據”,而是“效果”如何,也就是說:在自己公開“指鹿”之後,是否有“附合謂馬者”,特別是,“附合謂馬”者都是何人?
● “美全球戰略”向“方方面面”以“最貼近真實地”的形式“正式亮出了”自己的底牌
因此,既然“美國行政當局”的“最高層”親自出面上演“指鹿為馬”的“現代版”,意在將“刺殺沙特駐美大使”的標籤貼在了伊朗頭上,並借此“劃清敵友”,那麼,這也就意味著華盛頓在這個問題上“已經刻意地”、“徹底排除了迴旋餘地”,也就是說,“美國全球戰略”已經向“方方面面”以“最貼近真實地”的形式“正式亮出了”自己的底牌。
● “美國利益決策層”再一次對“美國伊朗政策”進行了“具體量化”
“這張底牌”上赫然包括有這樣幾條:
第一條,顯然,這當然就是美國總統奧巴馬“親自出馬”的意義所在,即:以“美國利益決策層”之“最高級別發言人”的身份“強調”:這是“美國伊朗政策政策”的“最後態度”;
第二條,在“第一條”的基礎上,特別是,在“方方面面”之間的“第四波排列與組合”都在“極盡變幻”的“新形勢”下,“美國利益決策層”再一次對“美國伊朗政策”進行了“具體量化”,也就是此番“親自出馬”、且“表現得”“不再打算傾聽”的奧巴馬、通過那張“我們既從未相信、且也從未看好過”的“大嘴”、一字一句吐出的、堪稱是“美國單邊主義(小布希、切尼、接姆斯菲爾德、賴斯….時代)”最為囂張時之“對伊政策拷貝”的“美國對伊朗最新計畫”。
● 這不僅僅是一份“對伊朗新計畫”,它還是一份“殺機畢現”的“美國全球戰略”
值得強調的是,這份在“操作層面”上有著“雖出於水、但寒于水”之特性的“拷貝件”,稱得上是一份“殺機畢現”的“美國對伊朗最新計畫”,而值得警惕的是,由於“伊朗問題”基於“非美勢力”、特別是中國全球戰略的極端重要性,這不僅僅是一份“對伊朗新計畫”,它還是一份“殺機畢現”的“美國全球戰略”。
另外,如果站在中國決策層的角度去觀察,那麼,它還是一份“殺機畢現”的“美國對華新計畫”。
● “美國利益決策層”強加給“國際社會”頭上的選擇其實就是兩個:YES或NO!
第三條,在“第一條”與“第二條”的基礎上,也就是為了強調“美國將以決不動搖的決心”去“兌現”這份“美國對伊朗最新計畫”,“美國利益決策層”決心“不再要任何迴旋空間”,
也就是說,在“如何對待伊朗”的問題上、或者是否定性伊朗的恐怖身份問題上,口口聲聲稱“拿到了確鑿證據”的“美國利益決策層”強加給“國際社會”頭上的選擇其實就是兩個:YES或NO!
● “美國決策層”顯然在借“這一重大事件”、試圖“重新爬上”國際道德、特別是國際法的制高點
顯然,這就一如小布希在911之後、借“幾千條人命”的“巨大悲情”,沖著國際社會、拋出的那個“極其霸道之宣言”:要麼就是美國的朋友,要麼就是美國的敵人!
不難看出,“整個事情”走下來,“美國決策層”顯然在借“這一重大事件”、試圖“重新爬上”國際道德、特別是國際法的制高點,製造出一種“911式不容他人說不”的“道德高壓氣氛”,通過“重新炮製”一個“不是美國的朋友,要麼就是美國的敵人”的“911式悲情氣場”,催促,準確地講、是同時用“實力(美國軍事、特別是金融實力)與道德(伊朗刺殺他國大使的行為如果坐實,伊朗當然會不容於國際社會)”的“高壓”,催促“方方面面”在“諸多重大國際問題”上、盡可能地“循著有利於美國利益的思路”進行“排列與組合”、也就是在至關重要的“伊朗問題”上“重新站隊”。
● 美國“公然不要”其“國家體面”、彰顯其更加被動
第二,在“第一”的基礎上,特別是,從美國竟然弄出“伊朗策劃刺殺沙烏地阿拉伯駐美國大使”這一“荒唐劇本”、從而“公然不要”美國“國家體面”的情況來看,
我們還認為,美國“旨在支配全球”的“全球既定戰略”也未因塞進幾根“巧實力”的槓桿就從全局被動中扭轉過來,
不僅未扭轉,反而因“埃及之亂後續發展”的“脫稿運行”而更加被動。
● “美國利益”的確在不惜一切手段地、迫使歐盟、特別是中國最終做出“戰略誤判”
而在之前的點評中,我們曾經以大量篇幅詳細論證了這樣一組結論,即:
第一,我們認為,在“美國單邊主義(小布希主義)”隨著奧巴馬的上臺而換了一張“嘴臉(傾聽主義)”之後,美國“旨在支配全球”的“全球既定戰略”並未因抹上幾層“傾聽色彩”而有“實質性調整”!
顯然,從奧巴馬不顧伊朗的“公開揭露”、悍然地“以美國最高行政官員”的身份、從“那張大嘴”今天正式吐出“伊朗必須為其策劃刺殺沙特駐美大使的陰謀付出代價,美國將對伊朗實施最嚴厲的制裁,並且不排除任何選項”….的強硬言論,從而為“中東版天安號事件”正式背書之後,任何稍有政治敏感度的人都會明白:美國“旨在支配全球”的“全球既定戰略”從來沒有因美國總統的換了“膚色”而有任何實質性改變。
不僅沒有改變,且從美國以不同的方式、但性質卻一樣卑鄙的手段,連續策劃“天安號事件”、“伊朗刺殺沙烏地阿拉伯駐美大使”的“惡劣劇本”來看,如果僅僅站在“中、歐、美”的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美國利益”已經的確如我們所說,在不惜一切手段地、迫使歐盟、特別是中國最終做出“戰略誤判”。
● 再談“歐洲利益(歐洲國家利益與歐洲資本利益)”目前面臨的一個最大、且最緊迫問題
在這裏,我們再次強調兩點:
第一點,在我們的討論中,在這個問題上,如果站在中國利益的層面,
那麼,對“歐盟利益”而言,它可能做出的“戰略誤判”,主要在於:
歐盟或“實質性配合‘美國利益’、用天量的流動性、水淹南方經濟”,
或向美國提供實質性南亞配合,與美國一道進行所謂“南亞破局”,從而“實質性地”與美國聯手,全面惡化“中國的外在安全環境”。
而一旦歐盟最終做出“戰略誤判”、並令美國最終實現了“全面惡化中國外在安全環境”的戰略目的,則美國隨之期望中國也出現的“戰略調整”就是:中國或“為”避免自己的外在安全環境被全面惡化,或“因”無力承受自己的外在安全環境被全面惡化,而最終選擇接受“中美共管地球的G2模式”,從而令美國可挾“中美之合力”,迅速解決歐元(歐盟)問題。
顯然,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說:一旦歐盟做出“戰略誤判”,且中國被迫進行上述“戰略調整”,也就等同于歐盟“自我啟動”了歐盟(歐元)的“快速瓦解進程”。
也正因如此,“這個問題”恰恰是“歐洲利益(歐洲國家利益與歐洲資本利益)”目前面臨的一個最大、且最緊迫問題。
● “再談”中國如最終坐視美國有效擊穿敘利亞“止損點”而“不作為”、或者“不有效作為”,將導致“中國全球戰略”徹底崩塌
第二點,在我們的討論中,在這個問題上,中國也要避免出現“重大的、不可逆轉戰略錯誤”,即:
其一,如果僅僅在經濟、特別是金融層面去考慮問題,則比如,在“中、歐、美”之中率先進行不可逆轉的加息週期、繼而全面喪失貨幣特別是資本政策的自主權,最終實質性地‘自我滅活’中國的經濟活力;
其二,如果我們在“綜合層面”去考慮問題,則比如,中國最終坐視美國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國際社會”之“大多數”的中東利益的“止損點”而“不作為”、或者“不有效作為”,從而導致“以中國經巴基斯坦至伊朗”的這一“戰略走廊”為支點的“中國全球戰略”徹底崩塌。
● 重溫“前三波排列與組合”的觀察結果,有助於更加清醒地觀察目前看似“變幻莫測”的國際局勢
第三,我們也認為,自“國際局勢”以“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及“科索沃單方面宣佈獨立”為標誌,不可逆轉地進入“科索沃獨立後續發展階段”,並“如我們所預期地”依次經歷了、分別以“美、俄直接交手”與“歐、美直接交手”及“中、美直接交手”的“第一、二、三波排列與組合”,其“真實的歷程”已經為我們提供了“極其豐富的觀察結果”,來幫助我們更加清醒地觀察目前的局勢,也就是看似“變幻莫測”的“第四波排列與組合”。
在占盡天時、地利與人和的情況下,美國利益何以仍然無法阻止次貸危機的“最終爆發”
其一,美國次貸危機的“最終爆發”,意味著這樣一個事實,即:即便當時“美國絕對實力”特別是“相對實力”都處於顛峰狀態,即便是堪稱“美國史上最具鷹派色彩”、對外“強硬至極致”的“單邊主義政決策團隊”,即便策略性地通過“911”騙到了美國社會對“在外發動戰爭的極高支持度”、且騙到了世界輿論的高度同情,
“美國利益”最終還是無法用像一、二次世界大戰那樣,通過“週邊(相對於美國本土)”的“非和平方式”、去解決“美國經濟結構上的問題”、或者美國社會結構問題、更或者美國制度層面的結構問題。
顯然,以“911事件”為標誌,“美國利益”在占盡天時、地利與人和的情況下,仍然無法阻止美國次貸危機於2007年“最終爆發”,再加上期間“近乎7年的解決時間”,所有這些都已經充分證明了一點,那就是:
在“大國層面(歐盟計算在內)”上,作為內部問題累積最為嚴重、社會矛盾最為尖銳的主要“政治經濟體”,由於“美國國家利益”想借“西方資本(美國資本)”之力去支配全球、從而可以犧牲“非美勢力”為代價、去解決它自身很難獨自解決的問題,因此,它事實上遭遇了“非美利益(主要是中歐俄、拉美國家、中東國家)”集體的、且是“實質性”的強烈反對。
● 曾經至剛至強的“小布希決策團隊”終於不得不做“非實質性、但卻非常重要的戰略調整”
其二,而“美國單邊主義”試圖“在週邊”解決問題的戰略、在殘酷的現實面前撞得頭破血流、且美國次貸危機也終於2007年8月“風生水起”、慢慢“浮出水面”之後,2007年未至2008年初,此前還至剛至強之“美國利益”的“小布希決策團隊”終於不得不做“非實質性、但卻非常重要的戰略調整”。
這種調整的“代表性事件”就是“科索沃單方面宣佈獨立”。
● “科索沃單方面宣佈獨立”是美國被迫向歐盟簽下的一份“投名狀”
科索沃於2008年2月單方面宣佈獨立“表面”上是“歐、美利益”基於“中東利益”與“南亞利益”進行戰略交易的一個衍生品。
而實際上,則是全局被動的“美國既定全球戰略”,一方面“即無法、也不甘心”割捨“中東核心利益(以犧牲以色列的方式推動中東和平進程、並就此成全‘歐盟利益’的中東地位)”,而另一方面又“想儘快拿到歐盟南亞實質性配合”,從而“簽下的”一份“向歐盟展現極大戰略合作誠意”的“投名狀”。
顯然,“美國利益”簽下這份“投名狀”的意圖在於“先以空間換空間,再以空間換時間”,在於“繼續推進”其“既定的全球戰略”,在於繼續推進主要針對中國的“南亞破局”。
● “美國南亞政策”具有強烈的“連環性”
而就如我們之前多次強調,“美國南亞政策”具有強烈的“連環性”,即:除了伺機發動“實質性破局”以全面破壞中國全球戰略的戰略空間、“先”將中國徹底堵截在中國境內、“再”利用“三獨框架”、結合所謂“徹底民主政治、完全自由經濟”等手段、將中國推入“瓦解進程”的險惡用心之外,
它的另一功用,就是想用一種“最貼近真實”的“破局努力”,迫使中國妥協,從而好挾“中-美經濟之合力”,於“轉身間”一舉擊潰“自運行之日起”就不斷挑戰美元地位、不停蠶食美元市場份額的歐元,並伺機瓦解“直到今天仍在全力進行整合的歐盟”。
顯然,在這個問題的“努力層面”上,也就衍生出所謂的“中-美共管地球的(G2/美中國)模式”,並出現了以美國總統奧巴馬、美國前政要布熱津斯基、基辛格等為“代表性說客”的“美國朝野聯合豪華推銷團”。
● 中、歐也將南亞與中亞(阿富汗)視為一個“連環劫”
(直到一、兩年前才)洞悉這些的中國與歐盟,在應對上,即出於各自的核心利益、也出於雙方的全球共同利益,大體上,也是將南亞與中亞(阿富汗)視為一個“連環劫”,從而一方面努力維持著交織于伊核問題上的“中-歐-俄”戰略協調,一方面,彼此策應著將“大國間戰略利益主要交易平臺”從中國的重中之重–南亞方向、慢慢移向均遠離“中-歐-俄”的重中之重,卻獨獨聚集了美國核心利益的中東方向。
顯然,在這個問題上也就出現了中國“不僅” (直到一、兩年前才開始)力拒“美國朝野聯合豪華推銷團”傾力兜售的“中美共管地球的(G2/美中國)模式”、且堅決奉行“扶弱(歐元)鋤強(美元)”的政策,與歐盟死活不願意向美提供“實質性南亞配合”、
且與俄羅斯一道,積極策應中國發動的“東亞(東北亞、南海)、南亞問題全部都與美國在中東談”、從而形成了當前這種“一切重要問題都與美國在中東談”的、“中歐俄”輪番上陣、“輪番消遣”美國全球利益的局面。
在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美國利益決策層”基於“美國資本利益(含Wikileaks維琪解密)”而不顧“美國國家利益”所策動的“埃及之亂”、及其“後續發展”不過是美國針對“一切重要問題都與美國在中東談”所展開的、旨在“以攻為守”的戰略反擊。
● 站在中國的角度看問題,美國的戰略反擊有兩個意圖
如果僅站在中國的角度看問題,美國的戰略反擊有兩個意圖:
第一個意圖,是沿“歐亞海上運輸線”全面破壞中國的外在安全環境,
從而“仿效”中國針對美國的“一切重要問題都與美國在中東談”(注,這實際上就是出“圍魏救趙”),在南亞之“外”、繼續其“南亞政策”、也就是要麼迫使中國接受“中美共管地球的G2”,
要麼,就將“歐亞運輸線之亂”導向專門針對東亞經濟、特別是中國經濟的“東亞、或者中國海上運輸線之亂”,從而伺機展開對東亞、特別是對中國的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
而值得強調的是,至於“後者”,它“既”是我們常常提及的、“暗渡陳倉層面的(側重于經濟與金融攻擊)南亞破局”,“也”是日後“西方資本”伺機上演“巴基斯坦之亂、特別是印度之亂”的“準備工作”。
第二個意圖,在展開“上述意圖”的基礎上,伺機將“大國間戰略利益主要交易平臺”從目前這種“均”遠離“中、歐、俄”的重中之重,卻獨獨聚集了美國核心利益的中東方向、再慢慢移回中國的重中之重–南亞方向,如果歐盟基於自己的一已私利、在美國的強大壓力下(歐洲債務危機)、其“全球政策”最終願意向“美國全球政策”提供“實質性配合”的話。
● 美國終於跟隨歐盟之後、雙雙跳入“坑”中的主要原因
顯然,如果歐盟仍然不願意向美國提供“實質性配合”,那麼,美國用來威脅歐盟的手段就是:利用“美元本位制”的“剩餘價值”與“美國軍事力量”,將歐盟按在“利比亞之亂”這個“坑”中,並“持續加壓”歐洲債務危機,且伺機對歐盟(歐元)跨海(地中海)予以致命一擊。
這也正是我們認為:隨著美國出爾反爾、最終決定向利比亞派出“大量”地面部隊、從而“表面上“是保護美國在利外交機構、人員的安全,但“實際上”卻是為“卡紮菲(格達費)勢力”提供“安全遮斷”,美國終於跟隨歐盟之後、雙雙跳入“坑”中的主要原因。
● “卡紮菲(格達費)勢力”的主要成員何以生不見人、死不見屍?
如果從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我們就很容易明白:
為什麼在利比亞這個樹沒幾棵、草沒有幾叢、到處是沙漠的不毛之地,“卡紮菲(格達費)勢力”的主要成員均是生不見人、死不見屍了。不僅如此,還能指揮“親卡武裝”繼續作戰。
在此,如果歐盟、特別是今天的“利比亞執政當局”膽子足夠,在此就為其支一個招:
包圍、甚至強行進入美國駐利比亞大使館、及其它外交機構、商業設施,或者、長時間地切斷“美國地面部隊駐地”與外界的聯繫,時間到了,一定會有意外的、重大收穫!
然而,一旦如此,後果可要自負!我們可不為此承擔任何責任,道理很簡單:“大家可都是成年人”!。
● 一旦如此,也就意味著如今已雙雙落入“坑”中的“歐、美”,誰也甭想從利比亞這個坑中“安全地爬出來”
至於後果,主要有兩個:
第一,這種大膽行為本身就是一種“撕破臉皮”;
第二,一旦歐、美以任何形式“撕破臉皮”,也就意味著“利比亞之亂”會立刻升格為“利比亞內戰”、直至“科索沃戰爭”的重新爆發,這也就意味著在利比亞這個曾經的“觀察點”、如今的“撕裂點”上,始於伊拉克戰爭就出現、且持續至今的“歐美大西洋裂縫”就被“徹底撕裂了”。
而一旦如此,也就意味著如今已雙雙落入“坑”中的“歐、美”,誰也甭想從利比亞這個坑中“安全地爬出來”,
對“歐盟利益(歐元)、美國利益(美元)”雙方而言,“死活”另說,但彼此間落個“斷胳膊少腿”、則是必然的!
● 一旦如此,作為聯盟也好(歐盟),國家也罷,“歐、美”之間也必然瓦解一個!
事實上,局勢發展至今,自“美國利益”也決定步“歐洲利益”後塵、跳進利比亞這個“坑”中,從而令利比亞從“觀察點”立刻轉化為”撕裂點“之後,
從“中、歐、俄、美”圍著“敘利亞”這個“止損點”的一連串表現來看,除非“矛盾雖可以調和、但卻很難調和”的“歐、美資本利益”之間的一方“甘心歸順對方、並為對方所驅使”,
否則,在“矛盾雖可有效緩和、但不可調和”的歐、美國家利益”的“強大張力”下,利比亞這個“坑”最終必然埋葬“現代西方資本”中的“一支”,
而一旦如此,作為聯盟也好(歐盟),國家也罷,“歐、美”之間也必然瓦解一個!
在這個問題上,再次強調:
“歐、美資本利益”之間的矛盾之所以“可以調和、但卻很難調和”,恰恰在於“歐、美國家利益”之間的“強大張力”,
也在於“中、俄”的“挑撥離間”,
還在於歐盟也“沉迷”於“一切都可與美國在中東談”的“新戰略遊戲”。
● 該決議案”分明是“美國擬定、之後、委託歐盟發佈”的!
在這個層面上,如果我們去觀察“中、俄”聯手否決“那份‘據稱’是歐盟提出、美國支持.”的“聯合國譴責敘利亞決議案”,那麼,我們也就不難看出這樣幾絲隱晦、但卻極其強烈的信號:
第一,什麼是“歐盟提出、美國支持”?
從內容看,“該決議案”分明是“美國擬定、之後、花‘錢’、且是一大筆‘錢’、委託歐盟發佈”的!
● 除了落入“坑”中之外,“美國利益”基本上是一無所獲!
根據我們的觀察,美國為了這個“委託”,那可是花了大價錢的!
別的不說,僅以利比亞為例,從完全就是一群“烏合之眾”的“利比亞反對派”以令人吃驚的速度、迅速攻佔卡紮菲的大本營--的黎波里,
到卡紮菲(格達費)勢力突然退出“公眾的視野”,
再到“利比亞反對派”得到“中、俄”的承認,從而成為“利比亞執政當局”,
最後,“美國利比亞政策”為了保留“埃及之亂”的“調整後劇本”不就此中斷,不得已讓地面部隊進入利比亞、正式跳進“坑”中,
作為“旁觀者”,我們認為:“美國利比亞政策”對歐盟的“讓步”可謂巨大,
但是,所有這一切的“努力與冒險”均被“中、俄”的否決給粉碎了,不僅如此,美國全球戰略還就此留下一個巨大的隱患:那就是,努力的代價付出了,但得到的結果卻是:除了落入“坑”中之外,基本上是一無所獲!
因此,我們也就不難明白,為何作為“支持者”的美國卻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得“歇斯底里”般的“憤怒”,而作為“提出者”的歐盟,反倒是“譴責”兩聲了事了!
● 歐盟更多是在“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且對結果抱持一種“錢貨兩清”的態度!
顯然,在這筆“一要問題都與美國在中東談”的交易中,歐盟更多是在“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且對結果抱持一種“錢貨兩清”的態度!
值得強調的是,該決議案事先已經被大量修改,其中,許多文字、甚至是所謂的“提出者”歐盟出面,根據俄羅斯、特別是中國之“敘利亞政策的原則”進行的修改,因此,歐盟在“中、俄”這裏,事先也早就“有個交待”!而美國最終同意“大量修改版”,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在“中、歐、俄”之間打根楔子、並借此“尋找”曲解“中、俄”之“敘利亞政策”的餘地,也就是意圖尋找一個“突破點”。
● 歐盟自然是此輪角力的“最大收益者”
因此,從“中、俄”斷然否決“按自己意見大量修改(排除了軍事解決項)”之後“文稿”的動作來看,自然是洞悉美國的企圖,因此,也就是不給美國這個機會。因此,作為“提出者”的歐盟自然是此輪角力的“最大收益者”。
● 正式完成了“新遊戲”的“第一輪”
討論進行到這裏,我們也就不難看出,最重要的,在“中、俄”分別在歐盟的策應下,分別“階段性平息”了“東北亞(2010年3月美國自導自演自殘栽贓挑撥的天安號事件)、南海問題國際化”、及“階段性收穫”了烏克蘭利益之後,“中、俄”聯手否決決議案的結果,對歐盟而言,顯然不僅未傷及“中-歐-俄”的戰略協調(中、俄在不同場合分別再次強調支持歐元的穩定),還讓歐盟“階段性收穫”了一個“利比亞執政當局”。
毫無疑問,中國率先出手的“一切重要問題都與美國在中東談”的“新戰略遊戲”,在此之前,就已經“菜過兩味(中、俄)”,至此,也就算是“酒至三巡(中歐俄)”、從而正式完成了“新遊戲”的“第一輪”。
● 儘管是已“酒至三巡”,但“中-歐-俄”本質上仍然是“階段性收穫”
同樣毫無疑問的是,儘管是已“酒至三巡”,但“中-歐-俄”本質上仍然是“階段性收穫”,
而從歐盟制裁敘利亞、特別是伊朗的“力度”上來看,特別是,從“中、緬”之間的關係因“緬甸民主”而出現某種裂痕,及中國13名公民在“這個時間點”在東南亞被慘忍殺害的情況來看,“該遊戲”還將“繼續遊戲”下去。
● 即便是在利比亞,“遊戲”還將“繼續”!更別提敘利亞這個“止損點”了
而從烏克蘭前總理在“這個時間點”被判刑、但“判斷內容”令歐盟與俄羅斯“均不滿意”的情況來看,俄羅斯“階段性收穫”的“烏克蘭利益”也會有所反復,
至於歐盟的“階段性收益”,從“親卡武裝”近日突然大舉反攻“利比亞執政當局”的“大跌眼鏡”來看,都是“再合乎邏輯”不過的了。
顯然,即便是在利比亞,“遊戲”還將“繼續”!更別提敘利亞這個“止損點”了。
● 一道“至關重要”的“強烈信號”令“美國利益”感到“意外”、並受到沉重打擊
因此,想強調的是:在很大程度上,歐盟“提出”該決議、及“該決議”最終被否決,都符合“中歐俄美”的“敘利亞政策”,
但令“美國敘利亞政策”意外的是,儘管美國人打出一大堆牌(比如:美國參院準備通過人民幣匯率法案,對台軍售案),且按中國的意味做了修改,但中國依然與“必然出手否決”俄羅斯一道聯手投出了“否決票”。從而向“方方面面”發出一道“至關重要”的“強烈信號”。
從本質上講,美國之所以以“歇斯底里”的方式去“憤怒”,恰恰在於這道“至關重要”的“強烈信號”令“美國利益”感到“意外”、並受到沉重打擊了。
● 中、俄聯手傳遞一束“最為明確”、且“不容他人有一絲一毫曲解餘地”的“明確信號”
第二,“中、俄”何以聯手“否決”一份“已經被大量修改”的“譴責案”?
對此首席就指出,這是為了向“方方面面”、特別是敘利亞與歐盟、『阿盟』傳遞“最為明確”、且“不容他人有一絲一毫曲解餘地”的“明確信號”,即:
其一,不論“中、歐、俄、美”與『非盟』、『阿盟』等在“利比亞”這個“撕裂點”的“排列與組合”如何變化,“敘利亞”的確就是“國際社會”之中東共同利益的“止損點”;
為此,在滿足“確保敘利亞國家安全不受外來勢力軍事、也包括政治顛覆”的“前提條件”之前,即便是“譴責”也不行!
其二,在“其一”的基礎上,“中、俄”作為有能力對抗美國、甚至北約的“兩個主要軍事強國”,絕不允許“敘利亞”成為“利比亞第二”。如果有誰不信,可以試一試!
其三,在“其二”的基礎上,如果有人一定要試,那就得準備面對中東的全面破局、甚至最暴力破局!
而在這個問題上,特別是“伊朗跨越核門檻”的問題上,我們曾經多次強調,這是個“中、歐、俄”之“大多數”便可決定的事情。不論美國是否反對!
● 一旦……也就無所謂什麼“投鼠忌器”了
其四,在“其三”的基礎上,如果“有人”不“全力阻止”美國在敘利亞問題上的冒險,
那麼,“絕不允許”“敘利亞”成為“利比亞第二”的“國際社會”,也就無所謂什麼“投鼠忌器”了,
也就是說,中東國家也好,海灣國家(如沙烏地阿拉伯)也罷,如果不與“國際社會”一道“全力維護”敘利亞這個“止損點”,反而試圖“借機”去打那個“什葉派與遜尼派、甚至庫爾德問題”的“小算盤”,
那麼,中東的全面破局、甚至最暴力破局的後果是什麼,恐怕就得仔細掂量掂量!
● “混水摸魚”的招,誰都會玩、也都想玩,也都有能力玩!
在這個問題上,想強調幾點:
首先:“混水摸魚”的招,誰都會玩、也都想玩,也都有能力玩!
其次:一旦“中、俄”也準備憑藉自己的實力、甚至攜帶『上合(組織)』之力去“攪混水、玩摸魚”,作為“魚(中東之亂)”的“所在地”──“中東國家”與“美元本位制”、更或者“西方資本(包括了歐洲資本利益)”,相對而言,其實並沒有“混水摸魚”的本錢。
●“穿鞋者”在那兒拼命鬧事,足見“新遊戲”下的中東局勢之“實質”
誰都知道,建設與維持一個框架、比徹底摧毀一個框架、要困難得多!更何況,在中東這個地方,誰是穿鞋者、誰是光腳者,可謂一目了然!
而眼下偏偏是“穿鞋者(美帝)”在那兒拼命鬧事,足見“新遊戲”下的中東局勢之“實質”。
● 美國決策層”必須正視的一種“可能性”
最後,對“美國利益”而言,“中、俄”讓伊朗加入“上合”似乎還有“中-歐-俄伊核戰略協調”這一層因素而“有所顧慮”,
但如果萬不得已,且又不必要“最暴力破局”,那麼,將“敘利亞”納入『上合(組織)』的保護之內,從“中、俄”聯手否決“決議案”的架式來看,恐怕也是“美國決策層”必須正視的“可能性”。
顯然,一旦如此,國際社會進出加沙(Gaza)的“第三條通道”是不通也得通!
一旦如此,“中、俄”也就正式“入主中東”,並以強力平衡“美-以”軍事力量的“平衡者”的形象出現。
而一旦如此,美國中東安全框架的經濟支點--沙烏地阿拉伯,出於“美元本位制”不可靠性,也就會迸發出類似今天土耳其所表現出的“強大活力”。
否則,在諸多“中東地方王”都將維護中東地區自身利益、阿拉伯利益、或者伊斯蘭利益的“爭先恐後”下,還敢緊跟美國的沙烏地阿拉伯其政權的存在就會立刻成為問題。
● 站在美國的角度,不論是中東的全面破局、還是最暴力破局,其後果都將是“不可控”的
因此,站在美國的角度去考慮問題,不論是中東的全面破局、還是最暴力破局,只要“中、俄”聯手強行介入,其“後果”都將是“不可控”的。
而對於許多中東國家、或者伊斯蘭國家而言,這種局面一旦形成反倒又是可以接受的,在這個問題上,在“尊王攘夷”下突然變得“活力四射”的土耳其,就是一個鮮活的例子!
● 在“尊王攘夷”下突然變得“活力四射”的土耳其,就是一個鮮活的例子!
如果在這個層面去觀察“美國指責伊朗策劃暗殺沙烏地阿拉伯駐美大使”,且聲稱“要對伊朗實施最嚴厲制裁”、且“不排除任何選項(這當然包括軍事解決)”,而沙烏地阿拉伯卻“不吭聲”,
顯然,“該指控”無論真、假,都將後果嚴重、且值得高度警惕。
可以肯定的是,美國人在“捏造事實”,因此,在警惕什麼的問題上,自然是警惕美國人“此舉的真實意圖”是什麼?
我們認為,如果結合敘利亞之前公開警告“將以自殺式襲擊報復西方的攻擊”,那麼,我們就不難強烈地感覺到:所有這些,似乎意味著“美國利益”準備在至關重要的敘利亞方向進行某種“重大行動”,
至於這種“重大行動”是否導致敘利亞這個止損點被徹底擊穿,恐怕還需要觀察,因為,通過上面的討論我們已經可以看出,“美國利益”目前雖有徹底擊穿該止損點的“強烈動機”,但卻沒有相應的“戰略資源”以掌控“徹底擊穿”之後的局面。
因此,我們認為,即便果真有某種“重大行動”,也是一種“伴隨攻擊的測試計畫”,且“測試”的因素居多。
但就如我們之前所說,如果“國際社會”不能及時“強硬反擊”,則這種原本“測試”因素居多的“伴隨攻擊的測試計畫”,將立刻轉換為“攻擊居多”的“攻擊計畫”,且中國、俄羅斯等國際社會很難事後補救,即便能補救,付出的戰略代價也會較“在第一時間就及時強硬反擊”來得更加高昂。
● “國際社會”有必要做好“及時強硬反擊”的“一切準備工作”、準備好“以亂對亂”,
因此,我們強烈建議:“國際社會”有必要做好“及時強硬反擊”的“一切準備工作”、以“準備好”在“第一時間”就可做出包括、政治、經濟(金融)、特別是軍事層面的“強硬反擊”,準備好“以亂對亂”、“以亂制亂”、及“亂中取勝”,從而迫使“美國利益”知難而退!
● 許多國家都在搶時間、以上下其手、“多方通吃”
如果我們在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
在美國“公然警告”巴基斯坦之餘,
近期來集中爆發的中國13名公民在泰國遇害、
印度、緬甸、越南的外交突然活躍、
日本積極插手南海問題,
特別是歐盟(德國)也開始回到越南,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顯然,“這些周邊”國家似乎也看清楚了“中東局勢”的詭秘與危險、或者不可預測。
因此,也在搶時間、以上下其手、“多方通吃”。不僅如此,由於時間太急,在“吃相”上還顯得極其難看。
● 越南著眼於將自己從“中國視軍事打擊越南作為攻取南海‘錦州’之‘點’的‘危險性’”解脫出來的“靈活一著”。
“吃相”最為難看的是印度與越南。
以越南為例,一方面,越南國家主席訪印,並與印度一邊頂著中國的警告、簽了一份註定不會實質性兌現的“南海開發資源協議”,
另一方面,越南執政黨主席卻訪華,並與中國簽了一份旨在“雙邊解決南海爭端”的“雙邊協議”,並引發“強調南海問題應多邊解決的菲律賓(實際上是美國)”的強烈不滿。
從越南的情況我們不難看出,越南與中國簽的這份旨在“雙邊解決南海爭端”的“雙邊協議”,根本就是在打自己、也在打剛剛跑到美國去商量南海問題的“東盟”的臉,
但在“前段中國軍事高壓”下“明白了自己處境”的越南,此次雖然吃相難看,但卻是著眼於將自己從“中國視軍事打擊越南作為攻取南海‘錦州’之‘點’的‘危險性’”解脫出來的“靈活一著”。
● 美國所給予期望的“南海問題國際化”在越南這個“關鍵點”上提前“漏風”了
由此,我們也不難看出,美國所給予期望的“南海問題國際化”在越南這個“關鍵點”上,就提前“漏風”了。
既然越南如此,那麼,近來積極插手越南、緬甸的印度,其“可用性”又有幾何?更何況,在兩波孟買襲擊案中均能保持冷靜、且一次比一次冷靜的印度,自己就在一邊增兵中、印邊境,但一邊也在開始用人民幣結算。其“吃相”也好看不到哪兒去!
還有那個滿世界叫喊著要插手南海的日本,它的首相不也一邊強烈要求與中國建立軍事熱線、以防止意外衝突,一邊還在“試探著”訪華的話題嗎?
● 不僅是中國、俄羅斯也已然準備在“中東大亂”
從本質上講,只要“怕打的”越南最終願意與中國在雙邊框架內解決南海問題,那麼,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已經在準備“浴火重生”的中國經濟、在南海方向以自己的綜合實力、實現“錦州效應”、繼而在確保“中國最低限度內迴圈”的問題上,就會容易得多、且高效得多。
在此前景下,美國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也好,“國際社會”強烈進行反擊也罷,總之,從俄羅斯總理訪華成果,且雙方簽定一大堆“意在中東大亂派上用場”的“中俄能源協定”的情況來看,不僅是中國、俄羅斯也已然準備在“中東大亂”。
值得強調的是,一旦歐盟在“中、俄”的“實質性支持”下搞掂“利比亞之亂”,則歐盟也就為“中東大亂”準備好了“新的能源供應基地”。
防止歐盟得到這塊近在咫尺的“能源基地”、繼而與“中、俄”合流,特別是以“一個穩定、親歐的利比亞”作為“科索沃問題”的一個戰略屏障,這也正是“美國利益”寧願食言、向利比亞派出地面部隊、從而想也不想就跳“坑”的原因之所在。
● 中國已然準備在“中東大亂”去摸一條大魚
而站在中國的立場去觀察,中國已然準備在“中東大亂”、歐盟、特別是美國社會大亂的“這趟混水”中、去摸一條大魚、
即:“美元本位制”因中東大亂而轟然倒塌、歐元也因歐盟社會持續動盪而不穩,從而令人民幣橫空出世的“大魚”。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再次強調,一個不能自由浮動、並實行資本管制的人民幣,依託中國的政治穩定與強大的軍事實力、及龐大的商品吞吐能力、特別是製造能力,在“全球經濟大亂”甚至“政治大亂”的情況下,反將會最具有“結算”上的優勢—那就是“穩定”與“實用”。
而一旦天下大亂,至少在東亞這一塊,能買到足夠生產與生活資料,且能安全運回國的,恐怕就是人民幣了。
● 就目前而言,“佔領華爾街”的原因並不簡單
值得強調的是,儘管我們很早就相信“歐盟、特別是美國一定會發生類似埃及之亂”的情況,但就目前而言,“佔領華爾街”的原因、或者美國統治層“刻意寬容”該運動的原因並不簡單。
一方面,這是“美國利益”在“美國國家利益與美國資本利益”的撕扯下、不知所措的直接結果。
這一點,從美國總統、紐約市長、美國資本的代表、美國議員均一定程度支持“佔領華爾街”的情況中就可以看出。
當然,這裏面也有即將到來的“選舉”因素。但這不是主要的!
可真實的邏輯就是,如果它們果真“真心支持”,那麼,恐怕“佔領華爾街”的者早就佔領了整個美國。可問題偏偏不是這樣的,這也說明,問題不是那麼簡單的。
● 一個“冒險嘗試”
作為“佔領華爾街”的另一面,這也是“美國利益”意圖通過“可控”的“佔領華爾街”、去促發“佔領倫敦、直至佔領巴黎、柏林、(米蘭)”等一系列不可控行動、以強行緩和“不可調和、但可有效緩和的歐、美國家利益之間的矛盾”、強行調和“很難調和的歐、美資本利益之間矛盾”的一個“冒險嘗試”,
一旦成功,“歐、美利益”就會拿“伊朗謀殺沙烏地阿拉伯駐美大使”說事兒,一步到位地“對伊朗實施最嚴厲制裁”、
甚至“敘利亞”這個“止損點”是否有必要擊穿都不用管了。
● 這一點,大家必須認清!
而一如我們多次強調,所謂“對伊朗實施最嚴厲制裁”,就是“對中國實施最嚴厲制裁”,也就是“暗渡陳倉層面的南亞破局”。
如果僅在中國利益的層面去考慮問題,那麼,“對伊朗實施最嚴厲制裁”才是美國利益策劃敘利亞之亂的根本用心。
至於(美國資本)策劃“埃及之亂”的根本用心、則是“在南亞之外的方向”去謀求“暗渡陳倉層面的南亞破局”。
這一點,大家必須認清!
● “歐、美”中的至少一家,一定會在這場“不可控”的運動中倒下來
另外,從發展上看,一旦“中東大亂”,導致“歐亞海上運輸線大亂”,而“非美勢力”也回報一個“全球海上運輸線大亂”,
則目前“(美國國家背後操控的)可控”的“佔領華爾街”在全球經濟全面衰退之下、就極可能發展為“不可控”的“全球反對資本主義運動”,而“歐、美”中的至少一家,一定會在這場“不可控”的運動中倒下來。
● 一種“不小的可能性”
而作為一種“不小的可能性”,我們認為,一旦“歐、美經濟、社會陷入全面混亂”,且假如期間歐元、或者美元始終存在,那麼,人民幣是有可能成為“不相上下的歐元與美元之間”、“相互確定”幣值的“錨貨幣”、從而“直接標價”歐元與美元的幣值。
而這,就是我們之前多次所說的:人民幣將以教科書都沒有的方式進行國際化中的一種。
● 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
也正是如此,我們認為,如果歐盟決意與美國聯手“量化寬鬆(債務數位貨幣化)”、從而計畫先“水淹南方”再對中國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
那麼,在經濟特別是金融層面上,中國完全可以通過人民幣帶領東亞貨幣、或選擇美元、或選擇歐元進行大幅度貶值,全面打亂“更多是競爭關係的歐、美經濟”之間的“經濟運行成本”、全面衝擊歐、美之間的、旨在“水淹南方”的“經濟與金融協調”,再結合政治與軍事上引爆的中東全面破局、甚至世界全面破局,讓目前仍然可控的“佔領華爾街”進一步激化成“不可控的佔領華盛頓、佔領倫敦、柏林等”,從而側證一條真理,那就是: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
在這個問題上,美國決策者應該知道的教訓就是:“美國利益決策者”之前“基於美國資本利益”而策劃的“埃及之亂”之“後續發展”已然脫稿,
此次“基於美國國家利益”而“刻意寬容”的“佔領華爾街”,就沒有“脫稿”的那一天嗎?如果加上“外部力量”、特別是“網路”的努力呢?
不過,討論進行到這裏,我們也不能不客觀地說一句,之前的,美國拿網路安全說事、著手管制網路的這一手,恐怕就是想對“佔領華爾街”、特別是“佔領巴黎、柏林”的“即用之也防之”的“未雨綢繆”!
而在“網路”的問題上,最近的“淘寶”事件就值得警惕,在我們看來,對那種“境外勢力相”、以類似的方式、不惜代價、利用手中“控股”、但根本“不計成本”的“政治資本”的力量,意圖推高中國經濟運行成本,從而在中國製造混亂的可能性,有關方面要高度警惕才是!
《東方時事》2011.10.17
讚讚
從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暗殺集團到以色列政府國家恐怖主義
以色列是中東地區第一個成立“恐怖主義組織”的政權。現在,該政權繼續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被占領土上從事“恐怖主義”活動。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運動的歷史和其成立說明了這一事實,即:猶太復國主義政權留在巴勒斯坦的最根本目的就是集體屠殺和“暗殺”無辜的巴勒斯坦人民。
“猶太民族基金會”主任喬澤夫•維特茲在1940年,也就是以色列政權宣佈其成立的8年前宣佈,在巴勒斯坦不可以存在兩個政府,如果阿拉伯人離開這片土地,這裏才能成為我們的地方。如果阿拉伯人留在這裏,我們將成為微不足道和一個弱小國家的主人。因此,我們應當將巴勒斯坦人驅趕出去,使這片土地上不能留下一個村莊或一個部落。
在1897年舉行第一次國際猶太復國主義會議以及建立猶太復國主義恐怖團體的第一人弗拉迪米爾•亞博延斯基出生沒過多長時間,也就是在20世紀初亞博延斯基建立了第一個猶太復國主義恐怖組織,該組織是猶太復國主義恐怖組織和所有其他組織的始祖。
之後,在英國殖民主義者佔領巴勒斯坦30年期間,猶太復國主義恐怖組織如哈格納、伊什特蘭、伊爾貢、巴塔爾等恐怖主義組織相繼在巴勒斯坦被占領土上出現,這些恐怖主義組織的領導人都是以色列政權最重要的人物。大衛•本•古裏安、摩西•達揚、埃胡德•巴拉克、伊紮克•拉賓、伊紮克•沙米爾、穆納希姆•貝根和沙龍(夏龍)等人物也先後擔任了以色列政權的戰爭部長、總參謀長和總理等職務。這些人在1930年至1940年10年期間在對巴勒斯坦人民實施恐怖主義行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1979年,以色列一調查代表團“迫使”拉賓從自己的回憶錄中“刪除”有關屠殺巴勒斯坦人民和50萬巴勒斯坦人從拉姆萊和裏達兩個村莊被驅逐的內容。
拉賓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聲稱,我在與以色列總理大衛•本•古裏安和他的副手舉行的會議中就這一問題即:巴勒斯坦人民應當做什麼舉行了會談。這兩人就此表示,我們應當將巴勒斯坦人趕出巴勒斯坦。但是,巴勒斯坦人民現在不願離開他們的家園,現在我們只有採取暴力和恐怖等手段迫使他們離開,等他們看到這些暴力的時候他們就會吸取教訓倉惶而逃。猶太復國主義分子們採取各種方法和戰術在巴勒斯坦領土上從事恐怖主義活動。這些恐怖主義活動包括秘密暗殺巴勒斯坦知名人士,在巴勒斯坦人的賓館、市場、公共汽車和餐廳裏放置炸彈或者綁架巴勒斯坦人。猶太復國主義暗殺集團每天都守候在巴勒斯坦人民的住宅附近,用炸彈炸他們,使他們處在白色恐怖和恐懼之中。猶太復國主義政權通過這些方法在巴勒斯坦被占領土上製造恐懼和混亂迫使巴勒斯坦人民逃離自己的家園。
猶太復國主義政權軍隊集體屠殺數百名迪爾•亞新村莊的巴勒斯坦人正是這些恐怖襲擊行動的事例之一。該村莊居民曾在一個小時內就被猶太復國主義政權軍隊血洗一空。除此之外,猶太復國主義政權軍隊還將數名遭綁架的巴勒斯坦人集體殺害。更可恨的是,猶太復國主義恐怖集團在對巴勒斯坦各村莊、城鎮和他們的居民區發動襲擊和實施大屠殺之後,又用推土機將這些地方徹底推平,在其基礎上為自己的猶太人移民重新修建猶太人定居點,直到巴勒斯坦人民的標誌和特徵徹底被抹掉,不留下一點屬於巴勒斯坦人民自己的東西。
之後,猶太復國主義分子們又在被侵佔的巴勒斯坦土地上種莊稼種樹或種花。猶太復國主義分子們為同化巴勒斯坦各地區採取的行動讓人不可思議。幾乎這些被佔領地區的巴勒斯坦人的特徵蕩然無存。甚至任何一個巴勒斯坦人都無法認識這些只在幾個月被佔領和遭破壞地區的村莊、城鎮和他們的住宅。
在以色列侵略政權宣佈其成立之日起,就有數百個巴勒斯坦人的村莊和城鎮被以色列侵略軍破壞和摧毀,同時導致70萬巴勒斯坦人民被迫離開了自己的家園,淪為難民,無家可歸。事實上,這些被佔領的村莊都是以色列恐怖主義政權軍隊發動恐怖主義行動得來的。這些被佔領地區至 今仍被該政權侵略軍所控制。以色列伊爾貢恐怖主義組織領導人穆納希姆•貝根榮獲諾貝爾和平獎、迪爾•亞新村莊居民遭集體屠殺以及以色列軍隊總參謀長伊紮 克•拉賓在1967年發動的六日戰爭,這些都是巴勒斯坦人民的應有權力遭踐踏和破壞的最不公正的最明顯事例。猶太復國主義各種暗殺集團隨著以色列政權的成立而建立了起來。其中 有名的暗殺集團當屬以色列“摩薩德(Mossad)”間諜機構。該間諜機構是猶太復國主義政府恐怖主義組織的最大恐怖組織。目前,“摩薩德(Mossad)”間諜機構正在巴勒斯坦境外從事自己的間諜活動。自以色列侵略政權成立之後,猶太復國主義分子們一直在巴勒斯坦各地區犯罪作惡,以色列侵略軍曾經在巴勒斯坦的卡夫爾•紮希姆村莊發動的集體屠殺事件正是這些罪行的最真實寫照。以色列侵略軍在1956年10月29日下午僅在4個半小時的時間裏就血洗了卡夫爾•紮希姆村莊,隨即又宣佈一名以色列軍官擔任該村村長。在經過4個半小時之後,以色列侵略軍又制定了行人出入該村莊的法規並宣佈這一法規於當日起執行。在卡夫爾•紮希姆村莊被封鎖之後,該村居民都被禁止離開該村莊。儘管該村村長向以色列軍官解釋說,現在400名村民正在自己的農田裏從事耕種作業,他們晚上就會返回自己的住宅,但以色列軍官根本不理睬這些解釋。並利用天黑將自己的軍隊部署在了該村莊的周圍。以色列侵略軍在得到巴勒斯坦農民返回家園的消息之後向這些耕種的農民開槍掃射,殺害了數百名無辜的巴勒斯坦人。
聯合國觀察員在1950年向安理會提交的報告中闡述了自己親眼目睹的以色列政權的“罪行”。他在報告中寫道,在格比耶(GABIE)村莊有66名村民遭以色列政權軍隊“集體屠殺”,其中四分之三的人是婦女和兒童。這些遭殺害的村民有的滿身是槍眼,有的已經被打的面目全非。他們的房屋、窗戶玻璃以及大門 都遭到了機槍掃射。
這些跡象表明,當時遭殺害的巴勒斯坦人正在自己的家裏,就在當時他們遭到了以色列侵略軍的殘酷殺害。還有許多房屋被炸彈炸毀,有些房屋的大門和窗戶被自動步槍打了許多洞。
發生在格比耶村莊的殘酷流血事件是由以色列前總理沙龍一手策劃的。之後,在1980 年代又以沙龍為首的以色列侵略軍對在黎巴嫩的兩個巴勒斯坦難民營薩布拉和沙齊拉難民營發動了“集體屠殺”行動,並殺害了這兩座難民裏的2000名巴勒斯坦平民,同時將他們的屍體一塊塊撕開。但是,從1970年代開始,猶太復國主義恐怖集團就以新的方式開始了“恐怖主義”行動。以色列政權的摩薩德(Mossad)間諜機構和情報機構沆瀣一氣共同在巴勒斯坦被占領土上從事暗殺行動,他們還制定了詳細的“暗殺計畫”在巴勒斯坦境外從事暗殺行動。
巴勒斯坦報社編輯、作家兼詩人古薩•凱法尼 1972年在黎巴嫩被暗殺、
巴勒斯坦著名漫畫家納吉•阿裏1987年在黎巴嫩被暗殺、
突尼斯薩夫組織2號人物艾布•傑哈德1988年連中7槍被暗殺,
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運動領導人法塔赫博士1994年在馬耳它被暗殺、
黎巴嫩真主党運動總書記賽伊德阿巴斯•穆薩維與他的妻子和三個孩子于1992年被暗殺,
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精神領袖謝赫艾哈邁德•亞幸於2004年被暗殺,
這些都是猶太復國主義恐怖集團在巴勒斯坦被占領土境外從事暗殺活動的“冰山一角”。在21世紀的今天,巴勒斯坦人民和黎巴嫩人民不斷遭猶太復國主義侵略政權的“集體屠殺”和發動的“恐怖襲擊”行動,這些均表明猶太復國主義與“恐怖主義”緊密交織在一起。
在1990年代,以色列政權軍隊又轟炸了聯合國駐黎巴嫩南部的一處觀察站,並血洗了黎巴嫩加納村莊,此次襲擊事件造成包括100名婦女和兒童在內的數百名黎巴嫩平民喪生。然而就在2006年以色列政權軍隊針對黎巴嫩發動的33天戰爭中再次向該村莊發動了野蠻襲擊行動。
現在再來關注一下(巴勒斯坦)加沙(Gaza)局勢,許多加沙(Gaza)居民現在被關押在以色列政權的監獄裏,以色列政權軍隊每天動用導彈和炸彈向加沙(Gaza)居民發動襲擊。並“阻止”藥品、食品和燃料進入該地區,這些都表明了猶太復國主義政權“罪行”的本質。與此同時,在21世紀,該侵略政權又企圖在中東地區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
伊朗華語台 2011-10-18
http://www2.irib.ir/worldservice/chinese/zhuanti/zhuanti/080528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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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對哥倫比亞的新殖民政策-「哥倫比亞計畫」
提到哥倫比亞,許多人就會立刻聯想到這是“毒品”與游擊隊氾濫的罪惡淵藪之地。(好萊塢電影大眾文化洗腦工業)羅素克洛和梅格萊恩搭檔演出的「千驚萬險」就是以哥倫比亞為背景,影片“描述”的哥倫比亞左派游擊隊在邪惡帝國蘇聯垮台後變成一群以販毒、綁票維生的恐怖份子,長期以來許多美國人也相信政府與主流(民主自由)傳媒對於哥倫比亞的(謊言)宣傳,相信美國政府目前已耗資數十億的「哥倫比亞計畫」(Plan Columbia)可以消滅哥國毒梟和游擊隊暴力,
然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證據卻證明事實“剛好相反”。
事實上,「哥倫比亞計畫」只是美國長期對於中南美洲“政-經-軍干預”的一部份,在美國喬治亞州的班寧堡(Fort Benning),有一所「美洲軍事學校」(SOA, U.S. Army School of the Americas),該校一直被諷刺為「殺手學校」(School of Assassins),因為該校的課程以訓練謀殺、綁架、(軍事)政變、嚴刑拷打著名,數十年來“培養”出六萬多名拉丁美洲的軍人,智利民選總統阿葉德被軍事獨裁者皮諾契特(軍事政變)推翻、大主教Oscar Romero被暗殺、瓜地馬拉36年內戰死亡或失蹤的20萬人、薩爾瓦多超過900名平民被屠殺等等,都是“該校”畢業生的“傑作”,女性受害者還會遭強暴虐殺而死,毫無反抗力量的兒童被活埋或摔死;它也“培養”惡名昭彰的(美帝傀儡)軍事獨裁者-包括巴拿馬、波利維亞、瓜地馬拉、薩爾瓦多,並且是“右翼民兵”的訓練所──例如尼加拉瓜殘暴的「國民軍」就是SOA(美洲軍事學校)的畢業生,後來組成“右翼恐怖份子”Contra(桑定游擊隊)。前巴拿馬總統就稱「美洲軍事學校」是「拉丁美洲最大的亂源製造基地」,在日漸高漲的抗議聲浪下,該校“改名”為Western Hemispheric 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WHISC),但是至今仍然繼續培養每年一到兩千名的畢業生(目前1/3的受訓者來自墨西哥,因為該國要“對付”以Chiapas省原住民為主的薩巴塔游擊隊(Zapatista),每年耗費美國納稅人大約兩千萬美金。
和其他拉美國家相比,哥倫比亞派遣最多軍人(目前已超過一萬多人)到SOA(美洲軍事學校)受訓,其中許多高階軍官都犯下違反人權的罪刑,哥倫比亞軍方和殘忍著稱的右翼民兵組織AUC也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使得在哥國每年有超過三萬人被殺、一百萬人無家可歸。1986年以來已經有三千八百名工會領袖和組織者遭殺害,在去年(2001年)的前十一個月就有180名工會領袖被暗殺,過去十幾年以來,超過三萬名工人、農民、人權組織者、左翼領袖、教師等被軍隊和右翼民兵殺害。最大的右翼民兵組織AUC的領導人對於謀殺工會領袖毫無悔意,他說「我們有理由殺那些人,因為他們(工會領袖)妨礙他人工作。」因為暴力事件頻仍,自從 1985年以來,已經有兩百萬哥倫比亞平民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園。
在美國主流(民主自由)傳媒宣傳下不斷“被污名化”的左翼游擊隊──其中一股最大的力量FARC「哥倫比亞人民革命軍」(有一萬六千到兩萬人的武裝力 量,由工人、農民、組織者所組成)-經由過去36年以來的組織工作,哥國基層人民對其支持率不斷提高,專家估計該游擊隊在哥國自治區的影響力已經超過 50%,相對的哥倫比亞所謂「(美帝扶植傀儡)民主」政府,則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貪污腐敗政權,人民對政府的失望清楚地反映在哥國的投票率上(低於40%),目前FARC直接掌握的非武裝區(約瑞士大小),也完全沒有上述的暴力事件發生。
在2000年,美國政府投入十三億美金到「哥倫比亞計畫」以及之後六億美金的「安地斯行動」(Andean Intiative,因為哥倫比亞屬於安地斯山脈國家)(其中一億給哥倫比亞軍方),“宣稱”該計畫是「對抗毒品之戰」(War on Drugs)以及心照不宣的「對抗左派游擊隊(美國政府定義下的恐怖份子)之戰」,事實上,該計畫對於消滅毒品毫無助益,因為大部分的款項給了“美國跨國 公司”,例如「孟山都(Monsanto)」、United Tech、Sikorsky等,用來進行軍事訓練、購買直昇機和除草劑,另外,美國政府也已提供哥倫比亞軍方和右翼民兵十五億美金。
然而,哥倫比亞政府和軍隊本身就和毒梟“連為一體”,政府軍隊和右翼民兵就是毒梟“背後”的軍事力量,前SOA(美洲軍事學校)的教官就曾說「SOA是拉丁美洲軍官 洗毒品錢的最佳地點」,美國持續提供哥倫比亞軍事援助反而助長軍隊和右翼民兵繼續在國內“鎮壓平民”、違反人權,並且讓毒梟勢力更擴大。
此外,美國在哥倫比亞四處噴灑除草劑,宣稱這樣就可以消滅古柯鹼作物,但其實是毫無差別地噴灑在一般農田和雨林上,不但使得農作物大量枯死、農民無 法維持生計、亞瑪遜雨林的生態環境遭破壞、原住民生存環境受到威脅,更讓古柯鹼產業暴增超過100%,在1994到1998年,哥國大約種植45,500公頃的古柯鹼作物,但是有超過140,800 公頃的一般作物、古柯鹼和雨林被噴灑,從1999年到2000年,古柯鹼的產量反而增加60%,噴灑除草劑不但完全無效,反而讓種植古柯鹼更有價值。
著名的拉美學者James Petras就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是美國對拉丁美洲“再殖民”的試金石,因為哥倫比亞目前擁有第三世界國家最強大的游擊隊力量,開始動搖美國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力量”(哥倫比亞的石油是美國重大利益所在,美國從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和厄瓜多進口的石油比波斯灣還要多),因此若能藉由「哥倫比亞計畫」一舉摧毀反抗的力量,則可以再度建立美國的新帝國主義力量,因此越來越多人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實際上是「死亡計畫」(Plan of Death)。
今年(2002)4月19-22日,在美國首府華盛頓有大規模的反戰(4月20日舉行大遊行,主題為「停止國內和國外的戰爭」Stop the War-At Home& Abroad,詳情請見:http://www.a20stopthewar.org/)、反全球化和「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National Mobilization on Columbia,詳情請見:http://www.colombiamobilization.org/)遊行(世界各地的抗議活動資訊都可以在 http://protest.net/ 找到),「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在4月22日將發動大遊行並提出兩大訴求:
一、反對美國政府“假借”掃蕩毒品為名的「哥倫比亞計畫」,
二、關閉「殺手學校」-「美洲軍事學校」(SOA)。
文/洪家寧 2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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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s New World Order Agenda》
by Stephen Lendman
2011-11-13
New world order strategy dictates major global economic, political, and military policies. Nothing happens accidentally.
Events are manipulated. At issue is world dominance. America, Israel, and key NATO nations are partnered to achieve it.
Wars, economic disruption, financial terrorism, and other upheavals play out in real time. Grand schemes lie behind them.
Today’s economic crisis wasn’t happenstance. It was well planned, willful policy to transfer unprecedented wealth to private hands.
Super-rich crooks got richer. Social inequalities deepened. Unmanageable debt levels skyrocketed. “Bailouts" metaphorically mean grand theft. Unknown trillions of dollars, euros and pounds vanished to secret accounts and offshore tax havens.
Currencies are being debased. Crisis conditions worsen. At issue is subverting democracy, ending social justice, and consolidating global power in private hands.
Political analyst Peter Eyre calls it “a well orchestrated master plan to swindle trillions of taxpayer dollars from so many countries."
Pumping them into bank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lets them game the system advantageously. “Are you starting to get the picture?"
“In a nutshell, the elite ‘New World Order’ (rulers) got into bed with the banking and financial sectors, who then got into bed with the governments of the world, who then got into bed with senior political figures, who then told us, the taxpayers, that all your money will now have to be used to bail them out or face economic collapse."
It’s a con, a scam to loot wealth from nations and households. Anyone facing default gets in trouble. Individual borrowers have their assets seized by creditors. Governments have to deal with the loan shark of last resort – the IMF.
Its terms require privatizing public enterprises, mass layoffs, deregulation, deep social spending cuts, wage freezes or cuts, unrestricted access for Western corporations, corporate-friendly tax cuts, increases for working people, undermining trade unionism, and enforcing harsh repression against those who balk.
In sum, its financial terrorism, New World Order tyranny, waging war on nations and humanity for profit and power.
According to Eyre:
“It boggles the mind that a system so vulnerable to manipulation would ever have come into existence in the first place."
It wasn’t by accident or from Adam Smith’s invisible hand. Since the 19th century, it was engineered by Rothschilds, Rockefellers, and other visible ones in league with complicit politicians to the highest levels.
Eyre ended his commentary, saying “Stay tuned for more grime and slime."
War as an Instrument of Control
Wars play an integral role. On September 11, 1990, preparing America for Operation Desert Storm, GHW Bush told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that war on Iraq presented “a rare opportunity to move toward an historic period of cooperation. Out of these troubled times….a New World Order can emerge."
McAlvany Intelligence Advisory defines it as follows:
“A supranational authority to regulate world commerce and industry;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that would control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oil; an international currency that would replace the dollar (and other major currencies); a world development fund that would make funds available to free and communist nations alike; (and) an international police force to enforce the edicts of the New World Order."
A briefer definition is tyrannical money power in private hands. Dictating global policies, what it says goes. Major bank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all the shots. Political leaders genuflect and obey, including when to wage wars against what enemies.
On September 21, 1992, GHW Bush told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that multinational troops would become a New World Order army, saying:
“Nations should develop and train military units for possible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America’s permanent war agenda wasn’t explained. Neither was using “peacekeepers" as imperial occupiers.
Post-9/11, Dick Cheney warned of wars that won’t end in our lifetime. Former CIA Director James Woolsey said America “is engaged in World War IV, and it could continue for years….This fourth world war, I think, will last considerably longer than either World Wars I or II did for us."
In its 2006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QDR), Pentagon commanders called it the “long war." In fact, throughout US history, America waged continual wars at home and abroad.
Obama is Washington’s latest warrior president. Earlier ones included Washington, Madison, Jackson, Lincoln, T. Roosevelt, Wilson, F. Roosevelt, Truman, Johnson, Nixon, Reagan, GHW Bush, Clinton, and GW Bush.
America glorifies wars in the name of peace. The business of America is war and grand theft. One nation after another is pillaged. Libya was the latest. Are Syria and Iran next?
At issue is consolidating wealth and power, subverting democratic freedoms, and achieving unchallenged global dominance through financial manipulation and brute force.
War Is a Racket Based on Lies
General Smedley Butler’s 1935 book titled, “War is a Racket" followed his 1933 speech on the same theme. In it he said:
“I spent thirty-three years and four months in active military service as (a Marine). I served in all commissioned ranks from Second Lieutenant to Major-General. And during that period, I spent most of my time being a high class muscle-man for Big Business, for Wall Street and for the Bankers. In short, I was a racketeer, a gangster for capitalism."
“I helped make Mexico….safe for American oil interests in 1914. I helped make Haiti and Cuba a decent place for the National City Bank boys to collect revenues in. I helped in the raping of half a dozen Central American republics for the benefit of Wall Street."
“The record of racketeering is long. I helped purify Nicaragua for the international banking house of Brown Brothers in 1909 – 1912. I brought light to the Dominican Republic for American sugar interests in 1916. In China, I helped to see to it that Standard Oil went its way unmolested."
“During those years, I had, as the boys in the back room would say, a swell racket. Looking back at it, I feel that I could have given Al Capone a few hints. The best he could do was operate his racket in three districts. I operated on three continents."
America’s global empire stretches everywhere. Super-weapons Butler couldn’t have imagined enforce it. By going public, he was an American hero. Who in today’s military can match him? Who’d dare try?
Cowards waged war on Libya. On November 10, NSNBC said Libyans haven’t enough basic foods to survive. “Tens of thousands of small businesses were destroyed." People can’t support their families.
Public anger rages against NATO. Libya’s a “powder keg ready to explode at any time." Suspected Gaffafi loyalists are arrested and tortured daily.
Libyan-style democracy includes “murder(ing), tortur(ing), and imprison(ing)" anti-Nato resisters. Foreign occupiers from Qatar, UAE, and other nations are instructed to terrorize Libyans to submit.
Nonetheless, resistance continues. Fighting rages across Libya. Everyone has weapons. Gaddafi wisely armed millions. By restricting enough supplies, NATO made food a weapon of war.
Washington, Britain, France, and belligerent partners also transformed Africa’s most developed country into its least. For many, getting enough life sustaining essentials requires fighting for them. Libya metaphorically symbolizes New World Order tyranny. Perhaps Syria and Iran ARE next.
Last March, Syria’s externally generated uprisings began. Despite legitimate grievances, Washington orchestrated change there like elsewhere in the region.
It’s part of its imperial “New World Order/New Middle East" project to control North Africa, the Middle East and Central Asia to Russia’s borders.
For over a decade, planned regime change targeted Iraq, Afghanistan, Lebanon, Iran, Somalia, Sudan, Libya, Syria, and other global countries.
Libya’s model was test marketed and readied for future aggression. Targets are selected well in advance.
IAEA’s fabricated Iranian report may ignite what’s planned next. On November 12, Haaretz headlined, “US demands Iran respond to IAEA report within days," saying:
Attending a Pacific Rim summit, Hillary Clinton issued demands, saying:
“Iran has a long history of deception and denial regarding its nuclear program and in the coming days we expect Iran to answer the serious questions raised by this report."
“The US will continue to consult closely with out allies on the next steps we take to increase pressure on Iran."
Clinton, Obama and other top US officials are inveterate liars and war criminals. America thrives on “deception and denial," raging lawlessly on a global scale.
Iran threatens no one. Its nuclear program is peaceful and nonmilitary. No evidence disproves it. Saying so is false.
Kazem Gharib-Abadi, Iran’s permanent Executive Council representative to the Organization for the Prohibition of Chemical Weapons (OPCW) told Press TV:
“The recent IAEA report is a historic and international mistake which has endangered the agency’s credit, and is based on political provocation and false claims made up of fabricated US (and Israeli) information."
Iran dismissed the report as “unbalanced, unprofessional and prepared with political motivation and under political pressure by mostly the United States."
Independent experts agree. It lacks credibility. America’s intelligence established refuted it last March. IAEA’s information predates 2003.
It’s worthless, but could ignite war if Washington plans it with Israel and other willing NATO partners. Stay tuned. Further updates will follow.
http://sjlendman.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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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 Lies Launch Wars》
by Stephen Lendman
2011-11-12
In “The Art of War," Sun Tzu said “All war is based on deception."
What worked in ancient times more than ever applies now, given instant ways of communicating globally and super-weapons Washington and Israel threaten to use like hand grenades.
In “Doctor Faustus", Christopher Marlowe mentioned “the face that launched a thousand ships." He referred to Helen of Troy (formerly of Sparta).
To win her back, Greeks launched 1,000 warships. According to Greek mythology, the Trojan War followed.
Homer’s Odyssey and Iliad recounted it. So did Roman poets Virgil and Ovid. Homer said it lasted 10 years. Mythological goddess quarrels started it.
Real, mythological, or fabricated reasons work equally well. Then it was Athena and Hera v. Aphrodite. Today it’s “war on terror" fear tactics.
Near its end, Greeks entered Troy in a Trojan Horse. America’s perhaps was 9/11. Both were duplicitous acts used to ravage targeted enemies.
The expression, “beware of Greeks bearing gifts" originated from back then. According to Homer and other Greek literature, they burned the city, captured Trojan women, rescued Helen, and returned her to Menelaus, her husband.
Fear, misinformation, and deceit work best enlisting popular support, whether in ancient China, Greece or modern times. Television today supplies it.
From its earliest days, it lied, distracted, entertained, and provided a platform for corporate America to control thought, manipulate public opinion, and sell people junk they don’t need.
In a June 1950 commencement speech, Boston University President Daniel Marsh said, “If the (television) craze continues….we are destined to have a nation of morons."
In May 1961, Kennedy’s FCC chairman Newton Minow called commercial television a “vast wasteland." He suggested watching it for a day “without a book, without a magazine, without a newspaper," with no distractions.
“Keep your eyes glued to that set until the station signs off" as it once did before 24 broadcasting. “I can assure you that what you will observe is a vast wasteland, (a) procession of game shows, (nonsensical) formula comedies….blood and thunder, mayhem, violence, sadism, murder, western bad men, western good men, private eyes, gangsters, more violence, and cartoons."
“And endless commercials – many screaming, cajoling, and offending….And if you think I exaggerate….try it."
Try it now. It’s the same on hundreds of channels round the clock ad nauseam.
Communication theorist/media critic George Gerbner once said television has nothing to tell and everything to sell.
In his book,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Neil Postman said “Americans are the most entertained and least informed people in the world," knowing little or nothing about what matters most.
Famed comedian Ernie Kovacs once said television is called a medium because it’s neither rare or well done.
Because most people rely on it for news and information, a nation of “morons" lets America get away with murder.
America’s Permanent War Agenda
In his book titled, “Perpetual War for Perpetual Peace," Gore Vidal said:
“our rulers 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have made sure that we are never to be told the truth about anything that our government has done to other people, not to mention our own."
In his book titled, “Dreaming War," he compared GW Bush’s imperial ambitions to WW II and subsequent Truman Doctrine pledge:
“To support free peoples who are resisting attempted subjugation by armed minorities or by outside pressures."
At issue was keeping Greece and Turkey from going communist. Applied globally, it initiated America’s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strategy.
Ever since, it lurched from one war to another to benefit war profiteers and advance America’s imperium, no matter the body count to achieve both.
In his 1953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revisionist essays titled, “Perpetual War for Perpetual Peace: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Foreign Policy of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and It’s Aftermath," Harry Elmer Barnes wrote:
“If trends continue as they have during the last fifteen years, we shall soon reach (the) point of no return, and can only anticipate interminable wars, disguised as noble gestures for peace."
“Such an era could only culminate in a third world war which might well, as Arnold J. Toynbee has suggested, leave only the pygmies in remote jungles, or even the apes and ants, to carry on ‘the cultural traditions’ of mankind."
Deception, misinformation, popular fiction, and Big Lies launch wars – all of them. Television today incites them. Earlier times, however had other ways to enlist public support or at least avoid opposition enough to stop them.
Historian Gabriel Kolko explained nothing good about “the good war," WW II, or any others. None achieve peac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ne conflict begets others. Endless destructive cycles follow. Countless millions die. Vast destruction ravages countries. Human misery, not liberation, results.
Since the 19th century, imperial wars shaped American life. Waging them is prioritized. Technological expertise produces killing machines. Industrial America suffered.
Human needs go unmet, today more than ever in modern times. State capitalism partners with business waging war. Uneducated, disadvantaged, impoverished, disconnected, restless, angry millions get left on their own sink or swim.
Others go to war to get killed, injured, maimed, or emotionally scared for life with nothing in return benefitting them.
In his January 1961 farewell address, Dwight Eisenhower warned about: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citing the “grave implications" of a “coalition of the military and industrialists who profit by manufacturing arms and selling them to the government."
He said “we must guard against the acquisition of unwarranted influence….by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The potential for the disastrous rise of misplaced power exists and will persist."
He added that:
“Every gun that is made, every war ship launched, every rocket fired signifies, in the final sense, a theft from those who hunger and are not fed, from those who are cold and not clothed…."
Today, dominant “iron triangle" authority runs America’s war machine. With sitting presidents, it consists of Congress, the Pentagon, and defense industry profiteers, including producers of sophisticated technology for digital age warfare Eisenhower couldn’t have imagined.
In combination, they addicted the nation to war, not for threats. It’s for power and profits. Why else would war be America’s business!
In his book titled, “JFK and the Unspeakable: Why He Died and Why It Matters," James Douglas discussed many reasons. Key was his opposition to force.
After the Joint Chiefs demanded troops for Laos, he told Geneva Conference representative Averell Harriman:
“Did you understand? I want a negotiated settlement in Laos. I don’t want to put troops in."
He opposed nuclear weapons use in Berlin and Southeast Asia. During the 1962 Cuban missile crisis, he refused to bomb or invade. Afterwards he said, “I never had the slightest intention of doing so."
In June 1963 (a few months before his assassination), he called for abolishing nuclear weapons, ending the Cold War, and advancing “general and complete disarmament."
In October 1963, he signed National Security Action Memorandum (NSAM) 263 to withdraw 1,000 US forces from Vietnam by year end and all of them by 1965.
He wanted “to splinter the CIA in a thousand pieces and scatter it to the winds."
Before Gaza, the West Bank and East Jerusalem were occupied, he supported UN Resolution 194, authorizing diaspora Palestinians’ right of return they never got.
He wanted the American Zionist Council (AIPAC’s original name) registered as a foreign agent. He opposed Israel’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He wanted peace, not conflicts. It cost him his life. Future presidents got the message. The rest, as they say, is history.
Canadian Law Professor Michael Mandel explained imperial America’s lawlessness in his 2004 book titled, “How America Gets Away with Murder: Illegal Wars, Collateral Damage,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He discussed Justice Robert’s Jackson’s Nuremberg “supreme crime" declaration. It’s more than ever relevant given America’s out-of-control belligerence, ravaging the world one country at a time or in multiples.
At Nuremberg, Jackson said:
“To initiate a war of aggression….is not only an international crimes; it is the supreme international crimes differing only from the other war crimes in that it contains within itself the accumulated evil of the whole."
In 1950, the Nuremberg Tribunal defined crimes against peace as:
“(i) Planning, preparation, initiation or waging of a war of aggression or a war in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eaties, agreements or assurances; (and)
(ii) Participation in a common plan or conspiracy for the accomplishment of any of the acts mentioned under (i)."
After WW I, Kellogg-Briand in 1928 renounced aggressive war, prohibiting its use as “an instrument of national policy," except in self-defense.
Sixty-three nations were signatories, including America, Britain, France, Germany, Italy, Soviet Russia, and Japan. The US Senate approved the treaty 85 – 1. Like Nuremberg, it’s binding international law.
Washington’s war machine hardly slowed. WW II followed as well as perpetual others thereafter. Even then, the business of America was war. It’s more than ever that today.
Its “scourge" wants power, profits and unchallenged dominance. Today, America wages it globally against humanity. International law is defied. So is morality and common sense.
International peace, security, stability, equity, justice, and freedom are non-starters. Only war spoils matter, including benefits derived from them in all forms.
Since WW II, America, its NATO partners and Israel waged regular aggressive wars. Millions of noncombatant civilians perished. Appalling human suffering resulted.
Washington’s imperial war machine is today’s greatest threat, ravaging the world one country at a time. Congressional authority was abdicated. Presidents can act on their own.
In September 2001, Congress approved the Authorization for Use of Military Force (AUMF) for “the use of United States Armed Forces against those responsible for the recent attacks launched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War on terror" authority accelerated permanent wars. Presidents now wage them at their discretion.
Where it all ends, who knows. No one’s able to stop them. Short of finding a way, free societies, planet earth and humanity hang in the balance. Even risks that great are ign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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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 of Words on Iran》
by Stephen Lendman
2011-11-11
Provocative rhetoric followed release of the IAEA report on Iran’s nuclear program, despite baseless allegations in it.
In October 2009, the Agency leaked a document titled “Possible Dimensions of Iran’s Nuclear Program" to the New York Times. At issue was circumventing then IAEA head Mohamed ElBaradei. Allegations in it were spurious. As a result, he wouldn’t touch it.
Two months later Yukiuya Amano replaced him. IAEA was politicized. In December 2010, the London Guardian published a leaked US embassy cable saying he’s “director general of all states, but in agreement with us." Its title was: “Amano ready for prime time."
A November 2010 Guardian article headlined, “Nuclear Wikileaks: Cables show cosy US relationship with (new) IAEA chief."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 Geoffrey Pyatt was quoted, saying:
Amano will “overcome bureaucratic inertia (and) modernize Agency operations…." He’s “solidly in the US court on every key strategic decision, from high-level personnel appointments to the handling of Iran’s alleged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In other words, he’s there to salute and obey orders, not be nonpolitical and impartial. He hasn’t disappointed.
America’s media jumped on his new report, again suggesting “possible military dimensions to Iran’s nuclear program" with no evidence whatever proving it. Nonetheless, US, Israeli and UK belligerents bellowed it. So far, nothing’s gone beyond rhetorical saber rattling.
Whether or not war’s planned isn’t known. Cooler heads in high places know the risk. Minimally it could engulf the entire region disastrously. Worse would be general war, possibly involving Russia and China.
Once something starts, anything’s possible, even unthinkably using of nuclear weapons to destroy underground facilities. Doing so would risk many thousands of lives and widespread radiation contamination.
Guardian writer Julian Borger headlined, “The IAEA report: what does it mean and will it lead to war with Iran?" saying:
“There is nothing in the report that was not previously known by the major powers. The West and Israel (supplied information on alleged) weapons development…."
“Furthermore, the bulk of the report is historical," pre-2003. Clearly it shows Iran’s not “rac(ing) to a bomb."
“Obama….has no stomach nor money for another war, and (Pentagon) generals insist that every way they game the scenarios, America comes out the loser.”
Former IAEA inspector/later department director Robert Kelly called Amano’s report “very thin," a “real mish-mash," including “amateurish analysis…I thought there would be a lot more there….It’s certainly old news. It’s really quite stunning how little new information is in there."
In 2005, Kelly examined Amano’s original documents. Gotten from a mysterious laptop, they alleged a so-called “green salt project" to provide clandestine uranium, high-explosives testing, and reengineering a Shahab-3 missile to carry a nuclear warhead.
From them, Kelly discounted possible Iranian military applications, suggesting documents were forged, saying:
“There is nothing to tell that those documents are real. My sense when I went through (them) years ago was that there was possibly a lot of stuff in there that was genuine, (but) it was a kind of junk."
The little high quality material in them amounted to “two or three pages that wasn’t related to anything else in the package. It was on a different topic, and you just wondered" whether fake evidence was planted.
He recalled 1993 and 1994 when the IAEA got “very complex forgeries" on an alleged Iraq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Those documents had markings on them (to) resemble Iraqi (ones), but when we dug into them they were clearly forgeries."
In 2002, Kelly said the IAEA got “pretty bad" Italian forgeries on Iraq’s alleged Niger nuclear links. That was then. War resulted. Now perhaps Iran’s targeted unjustifiably.
Shannon Kile,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Nuclear Weapons Project head, said:
Iran “doesn’t seem to have the same North Korea-like obsession with 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s. That’s nowhere to be found in the (IAEA) evidence."
“Yes, Iran is making progress. They’ve covered the waterfront in terms of the main technical areas that you need to develop a nuclear weapon. But there is no evidence they have a dedicated program under way."
Nonetheless,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Wayne Madsen sees “War Clouds Form(ing) over Iran," saying:
“Israel’s strategy is to make certain that its plans to attack Iran’s nuclear facilities and, perhaps other targets, meet no opposition from (US) diplomatic circles…."
As a result, “Asian nations want to freeze the United States out of interference in Asia." Worrisome signs include Israel’s “open secret ally, Saudi Arabia," appointing former Egyptian intelligence head Omar Suleiman advisor to Crown Prince Nayef bin Abdul Aziz al-Saud.
Washington’s increasing its presence in Kuwait, Bahrain, Qatar, UAE, Oman and perhaps elsewhere in the region. New CIA and Pentagon Predator drone bases were established in Djibouti, Seychelles, Ethiopia, and reportedly Saudi Arabia. More are planned.
Obama’s “under tremendous (Israeli Lobby) pressure (to) support an Israeli military strike on Iran…." Doing so would involve Washington and perhaps other NATO partners. To assure pro-Israeli voter support, Obama would have to go along.
Given the potential for war, Russia, China, their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member states, India, Turkey, and other regional nations show justifiable alarm.
On November 10, Israel National News headlined, “Report: Israel Preparing ‘Christmas Surprise’ for Iran," saying:
Britain’s Daily Mail said Israel may attack “Iran’s nuclear facilities….as soon as December 25…." An unnamed senior Foreign Office official said, “We’re expecting something as early as Christmas," or very early in the new year."
Foreign Secretary William Hague said the IAEA report “completely discredits" Iran’s nonmilitary dimension claim.
Israel Defense Minister Ehud Barak told Israeli Radio, “We continue to recommend to our friends in the world and to ourselves, not to take any option off the table," suggesting a possible attack.
Haaretz reported that Amir Kahanovich, chief economist at Israel’s Clal Finance saying attacking Iran would exact far too high an economic price for the world to accept.
He cited sharply higher oil prices, disrupted global trade, and more affecting Israel and other nations.
Israel’s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Ephraim Kam doubt stiff sanctions are coming. Russia and China won’t tolerate them. They’d also risk greater economic fallout. At most, he says “another round of light sanctions."
US Defense Secretary Leon Panetta said attacking Iran should be a “last resort." Doing so would have serious regional repercussions, he believes. Potentially they could be much worse.
Interviewed on Press TV, historian Peter Rushton accused Israel of escalating anti-Iran hysteria, adding:
“I think voters in Britain and America would do well to take a long hard look at those politicians who are prepared to give limitless trust to Israel at the expense of their own people" and regional peace.
Hezbollah leader Seyyed Hassan Nasrallah expects regional war to erupt from attacking Iran.
Also interviewed on Press TV, independent journalist Nader Mokhtari said:
“The United Nations has lost its basic functions for a very long time. (It) has not been able to intervene effectively in matters that it should have been able (to), according to its charter…."
Its structure prevents “99% of the world (from having) a say in running world affairs, and a select few" decide everything, including on those issues most important.
America has virtual veto power on all issues. With Israel, it threatens attacking Tehran unjustifiably. Its allegations are baseless. Regional war may follow with unpredictable consequences. The danger is real and frightening.
A Final Comment
Last May, George Mitchell left his White House Middle East envoy post. Rumor at the time suggested it was because of his deputy Dennis Ross’ extreme bias.
Anti-Defamation League head Abe Foxman calls him Israel’s “advocate." Middle East analyst Aaron David Miller calls him “Israel’s lawyer." Others call him a Zionist hardliner up to no good for Palestine or Israel’s regional rivals.
Some say he was forced out. Now he’s stepping down. On November 10, The New York Times headlined, “Obama’s Influential Mideast Envoy to Resign," saying:
He’s stepping down “at a time when Israeli-Palestinian peace talks are frozen and tensions over Iran are flaring anew."
Ross gave the usual reason about wanting to spend more time with his family. Others cite his duplicity, extreme bias, and failure to accomplish anything beyond representing Israel at a time its influence is waning.
Earlier he served as GHW Bush administration’s State Department Policy and Planning director, after which he became Clinton’s Special Middle East Coordinator.
He’s also co-founder of the AIPAC-backed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WINEP). It’s an extremist pro-Israeli front group. Ross will return after leaving his present post.
WINEP’s Board of Advisors includes a rogue’s gallery of figures like Richard Perle, George Shultz, Robert McFarlane, James Woolsey, and former US Israeli ambassador Samuel Lewis.
James Petras once called Ross “a virulent Zionist advocate of Israel’s ultra-militaristic policies, including an armed preemptive attack on Iranian nuclear and military installations."
“Ross is an unconditional supporter of the Israeli starvation siege of (Gaza), and fully backed Israel’s savage (2006) air attacks against civilian targets in Lebanon."
No friend of Palestine, he one-sidedly backs Israel’s worst lawlessness. He won’t be mi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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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s Media War on Iran》
by Steve Lendman
2011-11-11
When Washington goes to war or threatens it, America’s media march in lockstep, cheerleading. Fiction substitutes for fact.
News is carefully filtered, dissent marginalized, and supporting imperial belligerence substitutes for full and accurate disclosure.
As a result, patriotism means going along with rogue policies. Never mind rule of law principles and democratic values. Free and open societies are risked. So is humanity if belligerents overstep.
The IAEA Iranian nuclear program report stirred a hornet’s nest of inflammatory commentary, no matter the agency’s fabricated contents. Previous US intelligence assessments refuted them, including most recently in March 2011.
Nonetheless, IAEA allegations proved red meat for America’s media. Commentaries from three major broadsheets are typical.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On November 8, deputy Journal editorial page editor Bret Stephens headlined, “Now For a Real Iran Debate," saying:
“There’s no scarcity of reliable information about Iran’s nuclear programs, licit and illicit." At issue only is how Washington and Western allies act “to check them."
In September, IAEA said “Iran had enriched 4.5 tons of low-enriched uranium – sufficient, with further enrichment, for three or four bombs – and that a third of the uranium had been enriched in the last year alone."
It also said “Iran had begun more advanced centrifuges, capable of enriching uranium at a significantly faster rate than" earlier ones. “So much for the success of sanctions in shutting down Iran’s underground network of nuclear-parts suppliers."
Fact check
Iran’s nuclear program is peaceful and nonmilitary. No credible evidence suggests otherwise. Its operations follow standard procedures. Other nations follow them. None are vilified. Nothing done is illegal. Beating up on Iran bogusly discredits anyone doing it.
“So much for the enabling fiction that was the 2007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which judged ‘with high confidence’ that Iran ‘halted it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in the fall of 2003."
So much for a Journal editor accepting fabricated IAEA information, refuted by US intelligence as recently as March 2011 in its America’s Annual Threat Assessment of the 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He continued saying pursuing diplomacy or more “sanctions guarantees failure, signals weakness, and emboldens the hardest of Iranian hardliners."
Time’s “no longer on the West’s side….(F)urther delay only increases the complexity and uncertainties of any strike."
Short of supporting war, Stephen railed against Iran, saying Western leaders should “hasten the regime’s demise." How he didn’t say or explain that every nation’s sovereignty is inviolable, whether or not he approves.
The New York Times
A Times editorial headlined, “The Truth About Iran," saying:
Despite using fabricated, discredited, old information with no credibility, The Times called IAEA’s document “chillingly comprehensive….What gives the report particular credibility is its meticulous sourcing."
Russia, China and other nations “have been shielding Iran." Security Council members must “quickly impose a new round of even tougher sanctions…."
Fact check
For years, Times writers and commentators beat up mercilessly on Iran. In June 2009, Iran’s presidential election was more democratic than America’s rigged process.
Nonetheless, a Times editorial headlined, “Iran’s Nonrepublic," claiming “government authorities bulldozed the results" so incumbent Ahmadinejad’s victory was “bogus."
Instead of journalistic integrity, The Times claimed Ahmadinejad stole the election with no evidence whatever proving it. Rhetoric substituted for reasoned commentary in typical Times style.
In contrast, when the Supreme Court reversed America’s 2000 popular vote (and electoral one learned months later) to install its own favorite, a Times editorial supported Bush’s illegitimacy and his “unusual" post-election “gracious(ness)."
No matter that Al Gore won and they knew it. No matter what’s now known about a rogue administration terrorizing humanity.
Stopping short of supporting war, The Times said striking Iran’s nuclear facilities “would not set (it) back for very long. It would rally Iranians around their illegitimate government….The last round of sanctions was approved 17 months ago."
Russia and China oppose more. “So long as that enabling continues, Iran will keep pushing its nuclear program forward."
Fact check
In April 2010, Ron Paul addressed HR 2194, the Comprehensive Iran Sanctions, Accountability and Divestment Act, saying:
“I rise in strong opposition," including against its Senate version. Debate replicated lies, misinformation and distortions preceding Iraq 2003. “Propaganda (is) speed(ing) us to war against Iran for the benefit of special interests."
“A vote for sanctions on Iran is a vote for war against Iran." In other words, he called sanctions an act of war.
In 1997,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called economic sanctions “a war against public health." Sanctions constitute war by other means. Manipulated money power in private hands used irresponsibly is financial war.
Delegitimizing Iran’s legal nuclear program shows which side Times editors support. They’re the same anti-populist power and wealth ones they always back on all vital issues.
The Washington Post
A WP editorial headlined, “Running out of time to stop Iran’s nuclear program," saying:
The IAEA “spelled out in detail what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have known for a long time: Iran’s nuclear program has an explicit military dimension, aimed at producing a warhead that can be fitted onto one of the country’s medium-range missiles."
Fact check
Substituting bombast for truth, Post editorializing got another black eye. Throughout the piece, accuracy was nowhere in sight.
Like The Times, Journal, and others like them, however, what else can be expected from establishment broadsheets. They stop short of doing what readers expect – their job.
“The IAEA’s evidence….ought to end serious debate about whether Tehran’s program is for peaceful purposes. That’s why Russia and China tried to block the report."
Never mind that IAEA’s “evidence" lacks credibility. It was fabricated, discredited and out of date. Independent analysts refuted it. All countries should denounce its nefarious purpose, potentially leading to war.
Short of supporting it, the Post said Obama’s got time to act. He repeatedly said “Iran’s acquisition of a nuclear weapon is unacceptable – and the IAEA report makes clear that the danger is growing, not diminishing."
Most dangerous are:
◎ IAEA heads publishing baseless allegations;
◎ America, Israel, and Western nations supporting them;
◎ and disreputable major media opinion writers marching in lockstep instead of doing their jobs responsibly.
Sadly, that’s what passes for corporate-controlled news, commentary and opinion in America.
It’s why more readers go elsewhere for real information and analysis. Hopefully one day they all will!
讚讚
顛覆推翻利比亞強人格達費政權之後 美中情局及英國情報局正藉其轄下恐怖組織雇傭兵代理人(轉戰)滲透打擊伊朗、敘利亞政權
《China Joins Russia, Orders Military To Prepare For World War- III》
A grim Ministry of Defense bulletin issued to Prime Minister Putin and President Medvedev today states that President Hu has “agreed in principal” that the only way to stop the West’s aggression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is through “direct and immediate military action” and that the Chinese leader has ordered his Naval Forces to “prepare for warfare.”
Hu’s call for war joins Chinese Rear Admiral and prominent military commentator Zhang Zhaozhong(張兆忠少將) who, likewise, warned this past week that “China will not hesitate to protect Iran even with a Third World War,” and Russian General Nikolai Makarov who grimly stated last week, “I do not rule out local and regional armed conflicts developing into a large-scale war, including using nuclear weapons.”
The raising of global tensions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was exploded this past fortnight when Russian Ambassador Vladimir Titorenko and two of his aides retuning from Syria were brutally assaulted and put in hospital(http://en.ria.ru/russia/20111205/169361690.html) by Qatar security forces aided by CIA and British MI6 agents(美帝CIA中情局及英國M16情報局特工背後予協助的卡達爾安全部隊) attempting to gain access to diplomatic pouches containing information from Syrian intelligenc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as flooding Syria and Iran with the same US-backed al Qaida mercenaries(由美帝所背後支持、成功顛覆推翻了利比亞格達費政府的蓋達“基地恐怖組織”雇傭兵已開始轉戰湧入敘利亞及伊朗境內 http://www.2ndrevolt.com/articles/view/456) who toppled the Libyan government.
Further evidence in these diplomatic pouches, this bulletin says, reveal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preparing an “ultimate solution” to the Middle East Crisis should nuclear war break out by attacking Syria and Iran with lethal biological agents intended to kill tens of millions of innocent civilians(在對敘利亞及伊朗進行攻擊時,意圖致千萬無辜平民於死的生物基因媒介致命武器).
The discovery of the biological agent to be used by the West was revealed a fortnight ago by Dutch virologist Ron Fouchier of the Erasmus Medical Centre in the Netherlands who lead a team of scientists that discovered that a mere five mutations to the avian flu virus was sufficient to make it spread far more easily and would make it the most lethal killer of mankind ever invented.
Should the US begin an attack utilizing this deadly virus(致命病毒), this bulletin continues, its most likely method of delivery would be via its RQ-170 Sentinel Drone(隱形無人飛機) which is operated by the CIA(http://english.iribnews.ir/newsbody.aspx?ID=16489).
These frightening assessments of future US actions against its enemies were revealed in this bulletin based upon Russian intelligence analysts examination of the RQ-170 Sentinel Drone brought down over Iranian territory last week by the Russian made Avtobaza ground-based electronic intelligence and jamming system used against this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with little damage and that showed it be equipped with a sophisticated aerosol delivery system.
Important to note is that the Western powers first use of a deadly flu virus to destroy their enemies and overthrow the established global order was first used less than a century ago in 1918 when the Spanish Flu variant(http://en.wikipedia.org/wiki/1918_flu_pandemic) was unleashed at the ending of World War I and killed an estimated 500 million people which represented fully 3% of the world’s entire population.
Archived KGB files on the Spanish Flu pandemic have always stated that this deadly virus was “bio-engineered” by US military scientists who used as their “guinea pigs” American Soldiers who were the first recorded victims (http://en.wikipedia.org/wiki/1918_flu_pandemic)and were stationed at Fort Riley, Kansas.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underlying reasons behi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Western allies push for Total Global War was recently detailed by the top American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Greg Hunter(http://www.coasttocoastam.com/guest/hunter-greg/43361) whose shocking in depth report titled “Is the World Spinning Out of Control?” (http://usawatchdog.com/europe-bailout-news/)revealed that the entire edifice of the Western economic systems is crumbling under the weight of over $100 Trillion(http://www.telegraph.co.uk/finance/financetopics/davos/8267768/World-needs-100-trillion-more-credit-says-World-Economic-Forum.html) in debt no one is able to pay and wherein he warned: “Never in history has the world been this close to total financial chaos and nuclear war at the same time.” (http://usawatchdog.com/europe-bailout-news/)
Sadly, but as always,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not being allowed to know the horrific future their elite leaders are planning for them, a situation made even worse this past week when the US Senate passed a new law by a 93-7 vote(http://gawker.com/5865089/20-things-you-should-know-about-americas-most-horrifying-new-law) that is warned will destroy America for all time by giving total control of this once free nation over to its military forces and destroy their Constitution.
As we noted in our previous report, it is worth mentioning again the words of the American Founding Father, Thomas Jefferson, who warned his fellow citizens over 200 years ago about what is happening today by saying:
“I believe that banking institutions are more dangerous to our liberties than standing armies. If the American people ever allow private banks to control the issue of their currency, first by inflation, then by deflation, the banks and corporations that will grow up around will deprive the people of all property until their children wake-up homeless on the continent their fathers conquered.”
By: Sorcha Faal
2011-12-7
Note:
Western governments and their intelligence services actively campaign against the information found in these reports so as not to alarm their citizens about the many catastrophic Earth changes and events to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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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曝美國利用恐怖組織(代理人)打擊伊朗》
2011年11月15日 新華網
一篇報導12日披露,美國「中情局」正“利用”包括“人民聖戰者組織”在內的恐怖分子“代理人”在伊朗實施爆炸襲擊。
“監獄星球”網站12日刊登的一篇文章援引若干可靠人士——包括美國情報機構線民和前軍事人員——的話聲稱,美國正在伊朗境內實施秘密軍事行動,利用游擊隊組織對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發動襲擊。
文章說:“德黑蘭認為美國正在伊朗境內發動恐怖襲擊,進而破壞內賈德政權的穩定,以便為(美國-以色列)軍事打擊”做準備“。這一論點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官方媒體的忽視,但「中情局」利用恐怖分子代理人恰恰就在這麼做,這是確定無疑的事實。”
這一報導進一步證實了伊朗國家最高安全委員會秘書賽義德•賈利利的說法。
賈利利說,伊朗有無可辯駁的證據表明,美國政府正式參與了反對伊朗的陰謀,派出特工在伊朗和該地區其他國家實施破壞和恐怖行動。
此外,美國正在訓練恐怖組織並向其提供經費,通過暴力和其他顛覆行動破壞伊朗的穩定。
正如許多美、英主流媒體在2007年所報導的那樣,美國還在“利用”隸屬“基地”組織的遜尼派恐怖組織“真主旅”在伊朗實施自殺式爆炸和其他旨在“破壞穩定”的襲擊。這一“政策”是由小布希(布希二世)政府“制訂”的,並被奧巴馬政府“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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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Takes Down Top Bio-Terror Official, Then Alleges Iran Plot》
《US Takes Down Top Bio-Terror Official, Then Alleges Iran Plot》
By: Sorcha Faal
2011-10-12
A frightening Main Intelligence Directorate (GRU) report circulating in the Kremlin today warns that the Obama regime may be about to launch an Operation Northwoods type “false flag” bio-terror attack as a pretext for bombing and then invading Iran.
According to this GRU report, US authorities took down one of their top bio-terror officials yesterday named Dr. Kimberly Lindsey [photo 2nd left] who is th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and one of the world’s most highly regarded scientists in the field of weaponized anthrax after charging her and her and her live-in boyfriend with “child molestation and bestiality.”
Important to note is that the US always charges their “enemies of the state” with lurid sex crimes such as when they targeted former US Marine intelligence analyst and UN weapons inspector Scott Ritter with “criminal solicitation of a minor” after he accused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of deliberately lying about Iraq’s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in order to launch an invasion against them.
The cause for Dr. Lindsey being put on the Obama regimes “enemy of the state” list, this GRU report says, was her assisting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in their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atastrophic 9/11 anthrax attack upo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disputes the findings of th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 used to close this case.
Dr. Lindsey’s expertise on weaponized anthrax proved invaluable to WHO scientists whose findings were reported this week, and as we can, in part, read as reported by the InfoWars.Com news service in their report titled World Authority On Anthrax Disputes Government Explanation Of 2001 Attack and which says:
“Three leading scientists, one a world authority on the composition of Anthrax, have produced a paper that presents evidence that directly calls into question the FBI’s version of events surrounding the 2001 anthrax mail attacks.
The paper by Coordinator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Working Group on Anthrax Research and Control, Martin E. Hugh-Jones, biologist Barbara Hatch Rosenberg, and chemist Stuart Jacobsen is to be published in the peer reviewed Journal of Bioterrorism & Biodefense.
“three scientists argue that distinctive chemicals found in the dried anthrax spores — including the unexpected presence of tin — point to a high degree of manufacturing skill, contrary to federal reassurances that the attack germs were unsophisticated.” reports the New York Times.
“…bureau scientists focused on tin early in their eight-year investigation, calling it an “element of interest” and a potentially critical clue to the criminal case. They later dropped their lengthy inquiry, never mentioned tin publicly and never offered any detailed account of how they thought the powder had been made.” The report continues.
Dr. Hugh-Jones said that the presence of tine “indicates a very special processing, and expertise,” directly contradicting the FBI’s assertion that microbiologist Bruce Ivins acted as the lone perpetrator of the attacks that killed five people and infected 17 others in the weeks immediately following 9/11.”
Within hours after Dr. Lindsey’s arrest, this GRU report continues, the US issued a “global alert” for American citizens after they accused Iran of backing a plot to kill Saudi Arabia’s ambassador to Washington that Obama called “a flagrant violation of U.S. and international law” and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Clinton vows action over.
According to the Obama regime the head of this alleged Iranian plot was former Texas used-car dealer named Manssor Arbabsiar [photo 3rd left] who is a naturalized US citizen, holds an Iranian passport and whose close friends say is an “unlikely secret agent,” was “no mastermind” and was “kind of a hustler.”
FBI Director Robert Mueller said the convoluted plot could have been straight from a film and, “Though it reads like the pages of a Hollywood script, the impact would have been very real and many lives would have been lost.”
Iranian parliament speaker Ali Larijani called the US allegations a “mischievous, foolish” attempt to fuel tension between Iran and Saudi Arabia saying that “These claims are vulgar … It is a childish and amateur game … We believe that our neighbors in the region are very well aware that America is using this story to ruin our relationship with Saudi Arabia.”
Iran’s claim that the Obama regimes charges against them were lies was immediately backed up by one of the CIA’s most honored former analysts Robert Baer who is TIME.Com’s current intelligence columnist and has contributed articles to Vanity Fai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nd The Washington Post.
Baer, who was interviewed just a few hours ago by Australia’s The World Today news programme warned that the Obama regimes charges against Iran were “made up propaganda” and warns the US must open immediately a direct diplomatic channel with the Iranian regime…or risk igniting “an uncontrollable war.”
This GRU report gravely notes that an “uncontrollable” war may be exactly what the Obama regime wants as its economy lurches ever closer to the abyss and inevitable chaos will soon be the “new normal” in America.
The GRU further warns in their report that with the US signing a $1.25 billion contract last Monday with Emergent BioSolutions for 44.75 million doses of the only proven vaccine to protect against a weaponized anthrax attack [what happens to the other 260 million Americans we don’t know], and one of America’s most honorable Congressman, Ron Paul, now warning that the Obama regime has given itself a “license to kill” any citizen it wants to without evidence or trial, the United States, indeed, may about to do the unthinkable.
讚讚
解構多民族國家。解構中東。解構多元文化。製造文明衝突=>為美以基督教霸權干涉、經濟文化殖民它主權國家創造合理性/合法性--警惕美以歐基督教霸權的Yinon Plan
《為“文明的衝突”佈一大盤棋:分裂、征服與統治“新中東” 》
《為“文明的衝突”佈一大盤棋:分裂、征服與統治“新中東” 》
《為“文明的衝突”佈一大盤棋:分裂、征服與統治“新中東” 》
“阿拉伯之春”這一熱門辭彙其實是由一群遠在的華盛頓、倫敦、巴黎和布魯塞爾辦公室的個人和團體所“炮製”的。這群人除了對這一地區有膚淺的認識外,對阿拉伯國家幾乎一無所知。
阿拉伯民族間正打開的自然是一個混合包裹,而叛亂與機會主義一樣都是這個包裹裏的一部分。
哪里有革命,哪里就有反革命。
阿拉伯世界的“動亂”也並不是所謂的阿拉伯的“覺醒”;這一辭彙顧名思義便是阿拉伯人總是處於昏睡之中,儘管他們一直被獨裁和不公所包圍。
現實的阿拉伯世界,作為更廣闊的土耳其-阿拉伯-伊朗世界的一部分已經被頻繁的起義所填充。儘管這些叛亂已被阿拉伯的獨裁者以及美國、英國和法國等(老殖民帝國)國家協力平息。而這些(老殖民帝國)大國的“干涉”一直是民主的(反動)制衡力量,且將繼續發揮作用。
【分而治之(支解分裂依附策略)】:首次“阿拉伯之春”如何“被操縱”
重整中東的計畫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幾年。而正是在一戰期間,這些帶有“殖民”傾向的“設計”才隨著反對奧斯曼帝國的“阿拉伯大起義”清晰地表現出來。
儘管英國、法國和義大利都曾是殖民國家,迫使阿拉伯人民在諸如阿爾及利亞、利比亞、埃及和蘇丹等國家“享受不到”任何自由,但是這些殖民國家仍成功地將自己“塑造成”阿拉伯解放運動的朋友和盟友。
“阿拉伯大起義”期間,英國和法國(老殖民帝國)事實上使阿拉伯人充當它們的步兵(走卒)反抗奧斯曼帝國,以“進一步實施”其地緣政治的圖謀。倫敦和巴黎之間簽訂的秘密協定——“賽克斯-皮科協定”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英國與法國所作的僅僅是通過向阿拉伯人販賣它們有關阿拉伯從所謂的奧斯曼帝國的“鎮壓”中解放的思想,而取得對阿拉伯人的使用和“操控”。
事實上,奧斯曼帝國是一個多民族帝國。它給了所有民族當地和文化自治權,但最終被操縱成為了一個土耳其實體。甚至是隨後的在奧斯曼安納托利亞的亞美尼亞種族的滅絕,也不得不與當代在伊拉克的基督徒的目標一樣,被視為外部行為體為“分裂”奧斯曼帝國、安納托利亞以及奧斯曼帝國公民的一個“秘密計畫”的一部分。
奧斯曼帝國解體後,正是倫敦和巴黎“拒絕承認”阿拉伯人的自由,儘管也是它們在阿拉伯民族間的“播下”了“不和”種子。當地“腐敗”的阿拉伯領導人也曾是“該計畫”的合作夥伴,他們中很多人(帶路黨)對能成為英國和法國的(買辦)客戶而“欣喜若狂”。同樣,今天的“阿拉伯之春”也正在“被操縱”。美國、英國、法國以及其他國家正在“腐敗”的阿拉伯領袖與重要人物(傀儡買辦帶路黨)的“幫助”下“重組”阿拉伯世界和非洲。
Yinon計畫:混亂中的秩序
Yinon計畫,作為英國在中東戰略的“延續”,是以色列為確保其地區優勢的一項戰略計畫。它堅持並規定,以色列必須通過將周圍阿拉伯國家“巴爾幹化”為弱小國家,以“重組”其地緣政治環境。
以色列戰略家將伊拉克視為對以色列構成最大戰略挑戰的阿拉巴國家。這就是為什麼伊拉克被刻畫為中東和阿拉伯世界“巴爾幹化”的核心(注:美帝入侵佔領伊拉克其主要戰略目的並非一般淺薄的戰略家所謂的僅只是覬覦石油,而是基於一長遠計劃、更深層次的對於中東人口、文化進行重組改造──美帝入侵佔領伊拉克後主要的遺產就是已大致上將伊拉克分割為三個自治區)。在伊拉克,以色列戰略家根據『Yinon計畫』的概念宣導將伊拉克“劃分(切割)”為一個庫爾德“國家”和兩個阿拉伯“國家”,這兩個阿拉伯“國家”分別由什葉派穆斯林人和遜尼派穆斯林人接管。
而達成這一“目的”的第一步就是一場伊拉克與伊朗之間的戰爭(兩伊戰爭),這也在『Yinon計畫』的範疇之中。 2008年的《大西洋》期刊和2006《美國軍方武裝部隊》雜誌分別刊登了緊隨『Yinon計畫』大綱後被大量發行的地圖。
除了“分裂”伊拉克(這也是拜登計畫所宣導的),“分裂”黎巴嫩、埃及和敘利亞也在『Yinon計畫』之中。
同樣在計畫中的還有“分裂”伊朗、土耳其、索馬里和巴基斯坦。
『Yinon計畫』也將“分裂”北非納入其中,被預測將從“分裂”埃及開始,蔓延至蘇丹、利比亞以及其他地區。
確保統治區安全:“重新定義”阿拉伯世界……
儘管已有所調整,『Yinon計畫』正在實行中,並將在“徹底分裂”的目標下逐漸發揮作用。該“計畫”源於理查•珀爾和研究組於1996年為時任以色列總理的本傑明•內塔尼亞胡所撰寫的一份政策性檔。珀爾曾擔任雷根總統時期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的副秘書長,後成為小布希和白宮的軍事顧問。
除了珀爾以外,“邁向2000新以色列戰略”研究組的其他成員還包括詹姆斯•科爾伯特(猶太國家安全事務研究所)、
小查理斯•費爾班克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道格拉斯•費斯(費斯和澤爾事務所)、
羅伯特•魯文貝格(先進戰略與政治研究所)、
喬納森•陶羅普(華盛頓近東政策研究所)、
大衛•烏姆瑟爾(先進戰略與政治研究所)
以及梅拉夫•烏姆瑟爾(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徹底分裂:確保統治區安全”是1996年這份以色列政策檔的全名。
在很多方面看,美國正在執行1996年特拉維夫政策檔確保“統治區”(realm)安全的目標。
此外,“realm”一詞反映了檔作者的戰略心理。Realm通常指君主管轄的領土或是屬於君主統治、但並不屬於君主的直接管轄範圍,而由王侯進行管轄的領土。
而在這裏,“realm”一詞正暗指中東屬於特拉維夫的王國。珀爾身為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官員卻參與以色列檔的撰寫這一事實也使人不禁要問:該統治區的概念上的主權是屬於以色列,還是美國,抑或兩者兼而有之?
確保統治區安全:“破壞”大馬士革穩定的“以色列藍圖”
1996年以色列檔要求在2000年或以後“驅退敘利亞“(rolling back Syria),通過將敘利亞人驅逐出黎巴嫩、並在約旦和土耳其幫助下對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造成動亂“等方式。而這兩起事件已分別於2005年和2011年”相繼發生“。
1996年檔指出:“以色列可以與土耳其和約旦合作,通過削弱、遏制甚至驅退敘利亞以塑造以色列戰略環境。這一努力可以集中力量將薩達姆•侯賽因的勢力驅逐出伊拉克——以色列本身重要的戰略目標——作為挫敗敘利亞地區野心的一種手段。”[1]
作為“建立”以色列主導的“新中東”並“包圍”利比亞的第一步,1996年檔要求“去除(消滅)”薩達姆•侯賽因在巴格達的權力,甚至暗示將伊拉克“巴爾幹化”並建立一個包括遜尼派穆斯林的“伊拉克中部”在內的反大馬士革戰略地區聯盟。檔作者寫道:“但敘利亞在這場衝突中有潛在的弱點:大馬士革太過忙於處理受威脅的新地區方程以致無暇顧及黎巴嫩;而且大馬士革還懼怕由以色列和伊拉克中部、土耳其組成的‘自然軸’以及位於中部的約旦會聯合擠壓敘利亞,並將其從阿拉伯半島分離出去。對於敘利亞而言,這拉開意味著重新繪製中東地圖的序幕,而這也將威脅到敘利亞的領土完整。”[2]
珀爾與研究組關於“邁向2000新以色列戰略”還提出將敘利亞人趕出黎巴嫩,並通過黎巴嫩反對派破壞敘利亞的穩定:“(以色列必須轉移)敘利亞的注意力,通過黎巴嫩反對派分子破壞敘利亞對黎巴嫩對控制。”[3]這就是2005年繼哈哈裏遭暗殺後將發生的,哈裏裏事件也觸發了所謂的“雪松革命”以及推動形成了由腐敗的賽德•哈裏裏控制的反敘利亞3•14聯盟。
檔還要求特拉維夫“把握時機,提醒世界敘利亞政權的性質”。[4] 這顯然是以色列通過搞公共關係(PR)來“妖魔化”其對手的戰略。
2009年,以色列新聞媒體公開承認,特拉維夫通過其大使館和外交使團發動了一場“全球性的運動”,包括“媒體宣傳”和在伊朗使館前組織抗議等來“詆毀”伊朗總統競選,這一運動甚至在競選還沒開始前就已被掀起。[5]
該檔還提到一些類似於目前敘利亞正在發生的事。檔指出:“最重要的是,以色列在為土耳其和約旦反利比亞行動給予外交、軍事和行動上的支持、尤其利益所在這一點是可以理解的,包括以色列支持土耳其和約旦與敘利亞領土內的一些阿拉伯部落組成部落聯盟,並對敘利亞統治精英充滿敵意等。”[6]
隨著2011年敘利亞的動盪,叛亂分子的運動和約旦土耳其邊界的“軍火走私(以扶持支持軍事武裝叛變)”已成大馬士革的一個重大問題。
在此背景下,阿裏埃勒•沙龍和以色列在英、美“入侵”伊拉克後請求華盛頓襲擊敘利亞、利比亞和伊朗也就毫不奇怪了。[7]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檔還主張通過先發制人的戰爭來“塑造”以色列的地緣戰略環境並開創“新中東”。[8] 這也是美國在2001年時會採取的一項政策。
剷除中東的基督教團體
利比亞危機之前,埃及基督徒被襲擊與蘇丹南部的公投“同時發生”絕非巧合。
同樣,伊拉克的基督徒,這一世界上最古老的基督教團體之一“被驅逐”出他們在伊拉克的故土也“並非偶然”。
與伊拉克基督徒被驅逐“同時發生”的還有在美國和英國軍隊“警覺地注視”下,由於什葉派穆斯林與遜尼派穆斯林的暴力和敢死隊而“被迫形成”不同宗教的分區,巴格達的市鎮成為一片宗教飛地。這都與『Yinon計畫』密不可分,而該地區的“重組”是一個更為遠大的目標的一部分。
在伊朗,以色列人一直試圖將以色列猶太團體驅逐,卻總是徒勞無功。伊朗實際擁有著中東第二大的猶太人口,可以說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維持原樣的猶太群體。伊朗猶太人將自己視為被與祖國伊朗密不可分的伊朗人,他們和穆斯林人和基督教伊朗人是完全一樣的。對於他們來說,因為他們是猶太人所以需要調遷到以色列的想法簡直是荒謬的。
在黎巴嫩,以色列“一直致力”於“加劇”各種基督教、穆斯林以及德魯茲教派間的“緊張”局勢。黎巴嫩是進入敘利亞的一個跳板,黎巴嫩“被分裂”為數個國家也被視為將敘利亞“巴爾幹化”為數個阿拉伯宗派小國的途徑。Yinon計畫的目標就是在遜尼派穆斯林、什葉派穆斯林、基督教和德魯茲的宗教和宗派身份基礎上,將黎巴嫩和敘利亞“分為”數個國家。敘利亞基督教的遷離也可能是目標之一。
馬龍派天主教敘利亞安提阿教會,也即最大的自治東方禮教會的新主教表達了他對於在地中海東部和中東地區阿拉伯基督徒清洗運動的憂慮。Mar Beshara Boutros Al-Rahi大主教和黎巴嫩、敘利亞許多其他的基督教領袖都擔心穆斯林兄弟會接管整個敘利亞。像伊拉克一樣,神秘組織正在襲擊敘利亞的基督團體。基督教東正教的領袖,包括耶路撒冷東正教的大主教都公開表示了他們的嚴重關切。除了基督教的阿拉伯人,亞述和亞美尼亞這一多數為基督教徒的群體也表示了他們的恐懼。
Sheikh Al-Rahi近期在巴黎會見了總統尼古拉斯•薩科齊。據悉,這位馬龍派大主教與薩科齊在敘利亞問題上出現分歧,這促使薩科齊說敘利亞政權即將覆滅。
主教Al-Rahi的立場是敘利亞必須被留下、並允許其進行改革。
這位馬龍派主教還告訴薩科齊說如果法國希望合法地使真主黨解除武裝,那麼以色列需要被作為一個“威脅”來對待和處理。
由於Al-Rahi在法國的立場,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的基督教和穆斯林宗教領袖立即到黎巴嫩對他進行了探訪並表達了感謝。
黎巴嫩的真主黨及其政治聯盟,其中多數為黎巴嫩議會的議員,均高度讚揚了後訪問了黎巴嫩南部的馬龍派主教。
Sheikh Al-Rahi以為他對於真主黨的立場和他拒絕為推翻敘利亞政權提供支持,現在正遭到以哈裏裏為首的“3•14聯盟”的政治攻擊。一場基督教會議正在經哈哈裏籌畫中,以反對Al-Rahi主教和馬龍派教會的立場。
自Al-Rahi表明自身的立場後,塔利爾黨,這一活躍在黎巴嫩和敘利亞的黨派,也開始對其進行批評。有報導稱,美國高級官員也取消了他們和馬龍派主教的會見,這也是他們對於Al-Rahi關於真主黨和敘利亞立場表示不滿的信號。
在黎巴嫩,哈裏裏為首的“3•14聯盟”一直都是一個受歡迎的少數群體(甚至當該聯盟成為議會中的多數時),該聯盟一直與美國、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以及敘利亞的暴力和恐怖組織密切合作。穆斯林兄弟會和其他敘利亞所謂的薩拉菲斯特組織也一直與哈裏裏以及“3•14聯盟”中的基督教政黨相互協調,並舉行秘密會談。這也是為什麼哈裏裏與他的同盟一直反對大主教Al-Rahi。也正是哈裏裏和“3•14聯盟”將伊斯蘭法塔赫帶入黎巴嫩,並幫助其中的一些成員逃往敘利亞作戰。
有一些不知名的狙擊手正在瞄準敘利亞平民和敘利亞的軍隊射擊,“(藉)以造成”混亂和內鬥。敘利亞的基督團體也成為這些狙擊手的對象。很可能這些攻擊者是來自美國、法國、約旦、以色列、土耳其、沙烏地阿拉伯和阿拉伯灣的武裝力量與一部分敘利亞人組成的聯盟。
華盛頓、特拉維夫以及布魯塞爾正籌畫著將基督教從中東遷離。據悉,Sheikh Al-Rahi在巴黎被總統薩科齊告知,地中海東部和中東的基督教團體可以重新被納入歐盟。這並不是什麼慷慨的提議,而是被有意將中東古老的基督教團體根除的國家扇了一記耳光。其目的或是將基督教團體重置於該地區之外,抑或將這些團體劃分為眾多分區。兩種都可能成為目標。
這一計畫旨在將阿拉伯國家劃定為專門的穆斯林國家,這與「Yinon計畫」和美國“控制”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目標是相一致的。其“結果”很可能是一場大國戰爭。
阿拉伯基督徒如今與阿拉伯黑人處境非常類似。
重新劃分非洲:Yinon計畫正在發揮作用……
關於非洲,特拉維夫將保障非洲的安全視為其廣泛週邊的一部分。這一更為廣泛的或所謂的“新週邊”已成為1979年抵抗包括伊朗(巴列維時期以色列最親密的盟友之一)在內的阿拉伯“舊週邊”隨著伊朗革命的瓦解後,特拉維夫地緣戰略的基礎。在這一情況下,以色列的“新週邊”隨著埃塞俄比亞、烏干達和肯雅等反阿拉伯和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等國家的“納入”而被概念化。這也是為什麼以色列要如此深入地參與蘇丹的“巴爾幹化”(注:原有蘇丹目前已被操縱分割為二,以基督徒組成為主的南蘇丹已於2011年獨立)。
在中東教派分裂的背景下,以色列已列出了重組非洲的計畫。『Yinon計畫』試圖從三個方面的基礎上劃定非洲:(1)民族語言;(2)膚色;(3)宗教。為確保統治,先進戰略與政治研究所這一以色列智囊團(包括珀爾在內)也推動創建了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的美國『非洲司令部(AFRICOM)』。
試圖“分裂”阿拉伯和非洲身份的行動正在“進行中”。它只在將所謂的“黑非洲”與所謂“非黑”的北非劃分開來。這是分裂非洲大陸上所謂的“阿拉伯人”與“黑人”計畫的一部分。
正是這一目標“造成”並推廣了“非洲南蘇丹”與“阿拉伯北蘇丹”這兩種荒謬的身份。這也是為什麼黑膚色的利比亞人被視為利比亞“清洗膚色”運動中的對象。阿拉伯身份在北非正與非洲身份“相脫離”。同時還存在“剷除”大量的“黑膚色阿拉伯人”的計畫,以明確劃分“非洲黑人”與新的北非“非黑人“的界限。這也將”導致“剩餘的柏柏爾“非黑人”與阿拉伯人間的戰爭。
同樣情況下,在非洲蘇丹、尼日利亞等地,緊張情緒也在為進一步劃分界限的穆斯林與基督徒間醞釀著。而造成這種分裂的基礎,包括膚色、宗教、種族和語言等,都“助長”著非洲的“瓦解”與不和。這都是一個將北非與剩餘非洲大陸劃分的更遠大非洲戰略的一部分。
為“文明的衝突”布棋
正是在這一點上,所有這些“看似”一盤散沙的事件都被“聯繫”在了一起。
整個棋盤正在上演“文明的衝突”,而所有的棋子也各就各位。阿拉伯世界正“被隔離開”來,並被清晰的界線所劃分。這些界線“阻止”不同民族語言、膚色和宗教團體間相互的過渡與融合。
在這項“計畫”中,將不再有社會與國家的過渡與融合。這就是為什麼中東和北非的基督徒,如科普特人,正成為“被攻擊”的對象。這也是為什麼黑膚色的阿拉伯人和柏柏爾人以及北非的黑人在北非正面臨著“種族滅絕”的威脅。
繼伊拉克、埃及之後,阿拉伯利比亞民眾國和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對『Yinon計畫』而言)都是 “破壞”北非和東南亞地區穩定的核心。
利比亞發生的一切(美歐顛覆推翻利比亞政權的『顛覆模式』)對非洲有著巨大的影響,而敘利亞的狀況也深刻地影響了東南亞及更遠的地區。按照『Yinon計畫』所指出的,伊拉克和埃及是造成阿拉伯國家不穩定的切入點。
如今正在“上演”的是建立一個專門的“穆斯林中東”地區(以色列除外),而這也將“造成”什葉派與遜尼派間的鬥爭。類似的場景也正在“北非非黑人”區上演,表現為阿拉伯人與柏柏爾人的衝突。
同時,在“文明的衝突(劇本)模式“下,中東與北非也”被認為“是所謂的“西方”與“非洲黑人”間的衝突。
這就是“為什麼”法國的薩科齊和英國的卡梅倫在利比亞衝突初期相繼發表聲明,指出多元文化主義在各自的西歐社會中已經“不復存在”。[9]
真正的多元文化主義正威脅著“北約戰爭議程”的合法性,也為作為美國對外政策基石的“文明的衝突”的實施造成了障礙。
在這一點上,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解釋了為什麼多元文化主義會成為華盛頓及其盟友的威脅:
“隨著美國成為文化日益多元的社會,它可能會發現在對外政策問題上要想達到一致性就愈加困難(如與阿拉伯世界、中國、伊朗、俄羅斯或者是前蘇聯等地戰爭),除非存在真正被能被廣泛覺察到的大規模的直接外部威脅。這樣的共識普遍存在于二戰甚至冷戰期間(如今也存在著,因為“全球反恐戰爭”)。[10]
布熱津斯基的下一句則指明了為什麼人們會反對或支持戰爭:
“然而(共識)不僅僅深深地紮根於共用的民主觀中且人們意識到這些民主觀正在受到威脅,而且也根植于對歐洲集權主義下的受害者們在[11]文化上和種族上的親近。”
雖有冗餘之嫌,我仍然要一再提出正是因為這種要“打破”中東-北非(MENA)地區、所謂的“西方世界”與撒哈拉以南非洲間“文化融合”的企圖,所以基督徒和黑人正在(被安排)遭到攻擊。
“種族中心主義”與意識形態:將今日的“正義戰爭”正當化
在過去,西歐的殖民國家會對他們的人民進行洗腦。他們的目標就是獲得推行殖民的支持。而其形式就是在武裝商人與殖民軍隊支持下轉播基督教(唯我獨尊)及其教義。
同時,種族意識形態也被提出。那些被殖民的人被刻畫成“下等人”、低等、沒有靈魂。
最終,承擔“開化”那些所謂的“世界未開化人民”的 “白人的責任”等語句開始被使用。這種具有凝聚力的思想框架被用於將殖民主義“塑造”為一項“正義事業”。而這也為征服和“開化”外國領土的“正義戰爭”提供了合法性。
如今,美國、英國、法國和德國的帝國主義計畫並“沒有改變”。改變的只是為發動“新的殖民主義戰爭”、進行征服的“藉口”與理由。
在殖民統治時期,發動戰爭的敍述(論述)與理由被包括英國和法國在內的殖民國家的公眾輿論所接受。
今天的“正義戰爭”和“正當理由”也在婦女權利、人權、人道主義和民主的“旗幟”下進行著。
文/Mahdi Darius Nazemroaya
(加拿大)Global Research 2011年11月26日
http://www.globalresearch.ca/index.php?context=va&aid=27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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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hdi Darius Nazemroaya是加拿大渥太華的一位獲獎作家。
他是蒙特利爾全球化研究中心(CRG)的一位社會學家和副研究員。他曾見證了北非“阿拉伯之春”的過程。在北約(2011年)轟炸利比亞期間,他正在利比亞擔任KPFA的聯合研究專案——Flashpoint專案的特派記者。
讚讚
《美領事(楊蘇棣)再次吹響了反對派的集結號》
文/卓偉
2011-12-8 香港《文匯報》
美國駐港領事楊蘇棣日前又再出來“放話”,指一些聲稱美國資助或策劃香港政黨行動的說法並無根據。
當被問及“維琪解密”的檔揭露,美國駐港領事過去“屢屢插手”香港事務,並詳細記錄了如何拉攏成立“四人幫”時,楊蘇棣終於承認曾就宗教事宜與陳日君會面,在香港見過陳方安生及李柱銘,而他在臺灣公幹時,又認識到黎智英云云。
這是間接承認了他與“四人幫”的“交往”,所謂“會見”實為“指揮”,美領事千方百計促成“四人幫”,不過是通過“四人幫”來“控制”反對派干預香港政局。
“維琪解密”已說得很清楚,虧楊蘇棣還敢厚著臉皮胡吹一通。
過去,每當香港發生重大政治事件時,美國駐港領事都會或明或暗地向反對派及有關喉舌“放話”,一方面是“傳達”白宮的最新“政策路線”,“要求”反對派“充分配合”;
另方面則是擬定政治策略,以胡蘿蔔加大棒整合各方人馬,槍口一致對外。
就如在中東及北非爆發革命後,楊蘇棣隨即“召見”各反對派政黨“解說”華府的最新策略,會見之後,反對派各政黨立即提出要在香港“仿效”,結果慘澹收場。
楊蘇棣不甘失敗,又繼續“添薪加火”,雖然最終失敗收場,但已盡顯楊蘇棣對反對派的“掌控”能力。
現在楊蘇棣又出來“吹響”了集結號,而且“時機”更為敏感,正是在反對派區選受挫,各反對派政黨政客民望大跌之時,也是反對派喉舌全力藉所謂“種票”問題上綱上線,以圖為反對派選情翻盤之時,楊蘇棣走出台前,高調評論“種票”案,表示高興廉政公署採取法律行動,期望能夠儘快調查真相,並重申深信港府會維護香港的民主,確保“一國兩制”得以持續云云。
楊蘇棣身為駐外領事,在身份上已經不適宜對別國內政指指點點,胡亂評論,而且楊蘇棣的“高興”也是耐人尋味,聯繫到反對派近日突然高度整合,不分陣營不分黨派全力開火,正說明美國駐港領事又在赤裸裸地“插手”和“指揮”這一輪“種票”狙擊,其他反對派看到楊蘇棣的“高興”,豈不急急走出來加上一腳。就如早前一樣,美國“吹雞”,各反對派就自動歸位。
楊蘇棣出身于“反華(基督傳教士)”的中國通世家,派到哪里哪里就會“發生”所謂“顏色革命”,在擔任「美國在台協會」臺北辦事處副主任時就與(美帝軍事政府在台特首/代理人)陳水扁打得火熱,“大力支持”台獨路線。而方法不外乎緊密聯繫當地反對派,通過各種軟硬手段去收編各個反對派政黨,當“時機成熟時”發動致命一擊。
須警惕的是,自從楊蘇棣(2010年初)派到了香港,“接連”就發生了違法違憲的“五區公投”等事件,他還不斷借各種議題干預、攻擊中國內政。現在他甚至明火執仗地“插手”香港選舉制度,“指揮”反對派繼續攻擊選舉制度,“唯恐天下不亂”,“動機”為何不說自明。反對派跟著“起哄”最終只會玩火自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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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蘇棣“公開干政” 稱“插手”港事屬職務
記者/鄭治祖
2011-12-8 (香港)文匯報
據「維琪解密」早前公開的多份機密電文顯示,美國駐港領事館一直與香港反對派各黨派,包括民主黨、公民黨以至社民連等保持「密切聯繫」,
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更「告洋狀」,“要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美國駐港總領事楊蘇棣在一公開活動聲言,與香港的政黨及政團接觸只是他們在香港「履行」的職責,「並無不妥」,又否認他們曾資助或支持香港任何政黨,更公開評論香港新一屆特首選舉,以至近期所謂的「種票」問題。
「維琪解密」早前披露的機密外交電文,美國駐港領事館涉推動「宗教(陳日君)、政客(李柱銘、陳方安生)、傳媒(黎智英)」三位一體港版「四人幫」的組合,並與「四人幫」過從甚密,狂索香港和內地情報。
同時,美領事館一直與部分反對派中人“頻繁見面”,向他們“搜集”的情報涉及香港和內地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形勢、特首評價、特首選舉、政黨發展,以及內地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情報等。其中,民主黨的塗謹申和羅致光更被列為美方「要嚴格保護」的對象。
指自己所為是「外交工作」
楊蘇棣昨日會見香港傳媒,被問及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曾就「維琪解密」披露的事件,批評他是「搞分裂的老手」時,他回應指,自己明白郝鐵川在外交上的立場,但否認美國有資助或支持香港任何政黨,稱自己進行的是外交工作,故接觸不同背景的政界人士,包括反對派及建制派是在「履行職務」:「我和我的同事在香港履行的外交工作,與中國外交人員履行的沒有分別,我覺得我們的立場並無不妥。」
「繼續留意唐梁政綱」
就有關香港新屆特首選舉問題時,楊蘇棣說,新特首必須得到香港民意的支持,香港特首人選除了愛國和有能力,也都要有民望:「香港人的意見很重要,令香港未來領導人可以有效管治,和滿足大眾期望。」他又稱,自己會「繼續留意唐英年及梁振英的政綱」。
被問及近期多宗懷疑「種票」事件時,他就稱,歡迎香港廉政公署及選舉事務當局調查事件,期望能夠儘快查出真相,維護香港的民主,確保「一國兩制」得以持續。
高敬德指違領事公約
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高敬德批評,楊蘇棣身為美國官員,無權亦不應該對香港的事務指手劃腳,尤其「維琪解密」披露美領事館與「港版四人幫」過從極密,已直接干預香港事務。他認為,根據《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和各國雙邊領事條約均規定,領館成員應當避免一切直接或間接干涉駐在國內政的言論和行動,更不得通過與反對黨接觸,或組織反對派,向其提供援助或聲援,表示同情等,故質疑美領館的行為,已違反了《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這是任何主權國家所不能容許的」。
計佑銘:毋須外人多言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計佑銘亦強調,楊蘇棣對特首選舉說三道四,更試圖借所謂「種票」問題煽風點火、混淆視聽,露出他試圖干預香港政治事務的本質,又批評美國官員不應對香港的事務發表被視為干預性的言論,尤其具體涉及到香港新屆特首選舉的問題,因為這完全是由港人自己作主的事,毋須外人教香港人怎樣做。
劉宇新:難掩干預港事
全國政協委員劉宇新則指,楊蘇棣試圖否認干預香港事務,並不能掩蓋美領館促成「港版四人幫」的事實,尤其「四人幫」對香港政事的謀劃,部分連反對派政黨都不得其聞,但4人卻向美國總領事定時彙報,絕不尋常,與尋常的溝通完全不一樣。
王紹爾:種票論疑有“幕後黑手”
資深評論員王紹爾批評,楊蘇棣在「種票」問題上與香港反對派政黨同一口徑,反映反對派在區選後“大肆炒作”的所謂「種票論」或有「幕後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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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嚴厲批評美駐港總領事(楊蘇棣)干政 再不改就要“驅逐”》
2011-12-19 環球時報
“極為罕見!”
多家香港媒體和美國媒體如此評述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呂新華16日對美國駐港總領事楊蘇棣“一再干預香港內部事務,違反國際法及公認行為準則”的批評。
呂新華還警告稱,如果美方不改正,不排除將其列為“不受歡迎的人”。
美國駐港領事館隨後對中方指責進行了反駁。
香港《成報》18日分析稱,香港特首進入選舉季,楊蘇棣近來不斷就香港選舉問題公開發表意見,提出“美方希望”,“觸動了北京的神經”,但呂新華的狠話“施壓姿態高於實際”。
據香港《明報》和《星島日報》17日報導,過去很少召開記者會的外交部駐香港特派員呂新華16日主動邀約4家香港傳媒見面。在大約半小時的見面會上,
呂新華說,“維琪解密”網站披露的美國駐港總領館電文顯示,美方不僅就香港政制發展問題向特區政府提出過帶有干涉性的意見,而且與特定的某些人頻繁見面,更有部分香港人士主動要求美方介入香港內部事務。
當被問到如何進一步跟進這一問題時,呂新華表示,外交層面上有多種做法,包括“交涉”、“嚴重交涉”及“警告”等,如不改正,“中國政府有權採取嚴厲交涉,把他列為’不受歡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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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criticism of U.S. policy turns personal
China offered an unusual public rebuke of Washington’s senior diplomat in Hong Kong.
By Andrew Higgins, —hong kong
Now it’s getting personal. After months of sniping at American policy, China has turned its fire on Washington’s senior diplomat in this former British colony.
In an unusual public rebuke,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China’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ccused U.S. Consul General Stephen Young of breaching diplomatic norms and ignoring “solemn warnings” to keep quiet about democracy in the region, which since 1997 has been part of China.
The scolding by China’s top diplomat here follows a series of articles in Communist Party-controlled media denouncing Young — who served in Kyrgyzstan during a democratic uprising there in 2005 — as part of an American plot to spread disorder and keep China down.
“Wherever he goes, there is trouble and so-called color revolution,” said Wen Wei Po, a pillar of the party’s still mostly secret political apparatus in Hong Kong. The paper described Young — the son of an Army officer who fought in Korea and Vietnam and served as a military adviser in Taiwan — as coming from “an anti-China, anti-communist family.”
The consulate said Young has done nothing wrong. “We categorically reject any assertion that the behavior of U.S.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staff in Hong Kong has been anything other than appropriate and in keeping with longstanding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law and practice,” a spokesman said.
Pro-Beijing groups in Hong Kong have long grumbled about the U.S. Consulate, but the intervention of Lu Xinhua, the foreign ministry’s senior official here, suggested a new push to curb what China views as American interference in Hong Kong and beyond.
Always prickly over alleged foreign meddling, Beijing has grown particularly jittery following this year’s Arab Spring and calls on the Internet for the Chinese to follow suit with a “jasmine revolution.”
Internet influence
China’s push-back, both in Hong Kong and Beijing, has been unusually personal, with state-run media and, on occasion, government officials denouncing American diplomats, including former U.S. ambassador Jon Huntsman Jr. and his successor, Ambassador Gary Locke.
This, said Li Datong, a Chinese writer and former editor, reflected authorities’ alarm that the Internet has turned previously obscure U.S. envoys into prominent public figures whose remarks and actions get praised — and pilloried — on Web forums and micro-blogs.
“The propaganda department wants to eliminate the influences of the U.S. diplomats as much as possible,” said Li, who was fired as editor of Freezing Point, a weekly journal, after he published an article that partly defended the actions of imperial powers in the 19th century.
First to come under fire was (前美駐北京大使)Huntsman, who quit April 30 as ambassador and launched a now sputtering campaign for the Republican Party’s presidential nomination.
Beijing was furious when the ambassador in February appeared outside a Beijing McDonald’s that online postings had designated as a venue for a “jasmine revolution” protest. Huntsman said he was just out for a stroll with his family. Police blanketed the area and roughed up foreign journalists. No protesters were sighted.
讚讚
《對利比亞戰爭的戰略解讀》
2011年10月31日午夜,「北約」正式宣佈結束利比亞戰爭。[1][①] 這場戰爭是“冷戰”後西方首次在非洲大陸發動地區戰爭,也是西方首次“強行改變”當前西亞北非國家的政治進程。
總體看,這場戰爭的爆發與當前特定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背景直接相關。同時,這場戰爭“反過來”又將“重新塑造”利比亞、阿拉伯世界乃至未來國際格局。因此有必要對這場戰爭的基本背景及戰略影響進行必要評估。
一、利比亞戰爭是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日趨失衡”的必然結果
利比亞戰爭的爆發是多種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它與近幾十年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日趨失衡”直接相關。
首先,這場戰爭是當前國際體系急劇轉型的必然產物。
20世紀國際體系主要經歷了兩次重大轉型,並促使體系內國家的行為發生重大變化:二戰結束後,以西方列強主宰世界為主要特徵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世界四大員警”(美、蘇、英、中,主要是美、蘇兩家)共治世界的“雅爾達體系”。
但此後50多年,設想中的“美、蘇合作”最終變成了“美、蘇冷戰”現實。換言之,冷戰之“實”與雅爾達體系之“名”格格不入。這對美、蘇不是好事,但對“夾縫中生存”的第三世界國家卻不然。
一方面,美、蘇“核恐怖平衡”反使世界維持了難得的和平狀態,雙方在第三世界的爭奪總體較為節制,甚少直接發動戰爭。
另一方面,美、蘇為獲得競爭優勢,都將爭取第三世界支持作為制勝籌碼,競相為其提供經濟和軍事援助。這就為諸多第三世界國家提供了閃展騰挪的外交餘地,藉以謀求政治獨立和經濟自主。
而20世紀90年代初蘇東陣營解體使西方勢力一枝獨大,這些年來,西方通過“北約東擴”、(G8)八國集團、意識形態等紐帶越綁越緊。世界權力結構失衡使“雅爾達體系”名存實亡,並逐漸形成了西方“聯手打壓(顛覆裂解)”非西方國家的“後雅爾達體系”。這種國際體系與力量分佈“名實相副”,因此在該體系下,西方(強者)更富於“侵略性”,其對非西方國家(弱者)干涉(顛覆裂解)更加頻繁。
“冷戰”結束後相當長時期,美、歐忙於分享“冷戰紅利”,通過“北約東擴”與“歐盟東擴”等方式“瓜分”前蘇聯在東歐的“勢力範圍”,從而將東歐和部分前蘇聯版圖日趨納為西方的週邊地帶。[2][②]
而1999年西方發動科索沃戰爭就是因為南聯盟“阻擋”了北約和歐盟東擴的步伐。但近年來,隨著俄羅斯復興,歐、美東擴之路遇到抵制和阻擊,尤其是2008年8月俄羅斯出兵格魯吉亞,而美、歐又未能做出有效反擊,標誌著持續十幾年的東擴進程已成“強弩之末”。在這種背景下,歐、美戰略角逐重心日趨轉向中東、中亞、非洲等資源豐富或地緣位置重要的“中間地帶”,並對“不聽號令”的(主權)國家頻頻使用武力。美國為“深入”中亞和中東,在短短2年時間內接連發動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地區戰爭。
而2011年「北約」“發動”利比亞戰爭“遵循”的正是相似的邏輯。
歐盟早在1995 年就與地中海沿岸12 國“啟動”了旨在加強雙方全面合作的“巴賽隆納進程”。美國也加大在非洲投入力度。
法國總統薩科齊為恢復、擴大法國在非洲影響和利益在2007年競選期間又提出『地中海聯盟』設想,重點加強與北非國家合作,並企圖使阿爾及利亞、利比亞以及臨近的蘇丹和幾內亞灣等重要產油區為法國提供穩定能源。但這些“重返非洲”舉措受到利比亞(格達費反殖民愛國民族主義者)的“掣肘”。利比亞卡紮菲(格達費)政權“民族主義(反殖民愛國主義)”色彩甚濃,他早期曾採取一系列“保護”民族利益的重大措施,如收回美、英在利比亞軍事基地,廢除同西方公司不平等協定,將所有外國公司收歸國有等。即使2003年卡紮菲(格達費)“投靠西方”後其政策仍保持很大獨立性。2008年7月首屆“地中海峰會”召開時,卡紮菲僅派代表作為觀察員出席,他還“批評”『地中海聯盟』設想是“殖民主義者”和帝國主義的回歸。[3][③]
利比亞強烈的“獨立姿態”使其成為歐洲政治和資本力量“南下擴張”的主要“絆腳石”。
就像當年擋住「北約」和歐盟東擴的“南聯盟”必然要遭受西方軍事打擊一樣,利比亞因阻擋了西方(特別是歐洲)新一輪地緣政治/經濟“擴張”浪潮,而為後來遭到西方的軍事打擊埋下伏筆。美、英、法之所以在深受金融危機拖累的困難背景下執意發動利比亞戰爭,正是由於利比亞“阻礙”了北約國家“重返非洲”戰略規劃的實施。[4][④] 此外,2011年(由美帝中情局所屬外圍非政府組織的“Wikileaks維基解密”配合“美國資本勢力”所煽火策動)席捲西亞、北非的“中東波(顏色革命)”使西亞北非地區對外防護能力降至歷史最低點,為西方武力干涉利比亞提供難得機遇。法國因支持突尼斯本•阿裏外交失分,此後又過早承認利比亞反對派而再次面臨外交失敗,因而急於通過發動戰爭挽回在阿拉伯世界形象。[5][⑤]
回顧“冷戰”後發生的數場地區戰爭,前幾場戰爭基本是美國唱主角,歐洲唱配角,而這次的利比亞戰爭歐、美角色正好對調。這從側面說明,歐、美在對付非西方國家時已形成互相“補位”的戰略默契。而這正是西方共治世界的“後雅爾達體系”的典型特色。
其次,這場戰爭也是“壟斷資本主義”“惡性發展”的必然結果。
蘇東社會主義陣營解體後,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在“經濟全球化”名義下迅速“主宰”全球。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大的問題就是因追求“利潤最大化”而導致的“肆意妄為”。在平均利潤率不斷下降趨勢下,資本家為獲得更高利潤而日趨將資本從生產領域“轉向”金融領域,創建了“脫離”實體生產的金融資本。當前,世界(實體)商品交易量所需流通貨幣量只占資本交易量的4%。但金融領域本身不創造財富。金融業的過度繁榮並不意味資本主義找到自我救贖之路,而更像是病情加重後出現的“虛胖和浮腫”。
因為它意味著由4%的“實體經濟”“創造”的剩餘價值要由100%的資本來“分贓”,由此使資本增值空間越來越小,平均利潤率被金融泡沫急劇攤薄而趨近於零。在利潤率趨近於零的背景下,金融資本謀利主要靠“金融炒作”和層出不窮的“金融衍生品”,由此演變為“空手套白狼”的“賭場資本主義”。[6][⑥]
而2008年以來不斷深化的金融危機以及歐美債務危機表明,資本主義經濟已到“無法自我調節”的地步。
在這種“背景”下,“(人為)製造(人禍)災難”就成了緩解經濟危機、獲取利潤的“慣用手段”。這裏的災難既包括由大自然引發的海嘯、颶風、地震、乾旱,也包括(人禍災難)政變、戰爭、恐怖襲擊等社會暴力行為。
“通過”等待和“(人為)製造(人禍)災難”,進行“精心策劃”的“(災難禿鷹)掠奪”,以及將災難視為激動人心的市場機會,意味著資本主義已演變為“災難(禿鷹)資本主義”。[7][⑦] 其主要經濟策略就是“等待一個大危機,然後趁著遭受打擊的人民茫無頭緒之際,把國家資產一塊塊變賣給個人,並且迅速讓‘改革’永久化。”[8][⑧]
從緩解經濟危機角度看,這些(人為製造的人禍)災難和(恐怖主義)暴力手段的“首要經濟目的”就是“打開”原本封閉的新市場。因此,西方武力打擊的重點就是那些阻擋資本擴張、奉行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社會主義政策的(主權)國家,以及市場體制落後、不肯與資本主義體系“接軌(接鬼)”的“化外之邦”。
在歷史上,“資本積累和殖民化過程如同一根紅線貫穿著整個工業化時代。”[9][⑨]
冷戰結束後,西方(禿鷹)“發動”的數場地區戰爭既是爭奪“中間地帶”的地緣政治擴張,更是為將這些國家“強行納入”西方經濟體系的資本擴張。
“經濟絕非這些戰爭唯一的動機,但在每一場戰爭中,重大的集體打擊都被利用來為經濟休克療法鋪路。”[10][⑩]
2003年美國(瞎掰理由藉口)發動伊拉克戰爭前,美國正面臨多年來未遇的經濟衰退。因此小布希(布希三世)政府一直在刻意“尋找”對伊拉克發動戰爭的“藉口”。小布希(布希三世)2006年坦承:
“我這幾年最困難的工作之一,就是如何將伊拉克與反恐戰爭聯繫起來。”[11][11]
而正是在這場戰爭後,伊拉克資源市場逐步“被打開”,同時也為西方資本打開了一個巨大市場。
美國一家公司合夥人興沖沖地說:
“獲得寶潔公司(P&G)產品流通權就像金礦一樣,一家貨色齊全的7-Eleven超市可以打倒30家伊拉克雜貨店;一家沃爾瑪可以接管全伊拉克。”[12][12]
近兩年,歐、美(數位金融泡沫)債務危機持續發酵,經濟形勢嚴峻程度遠比2001年時更甚。而經濟危機嚴重程度歷來與“災難資本主義”“(人為)製造(人禍)災難”的嚴重程度“成正比”。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越是嚴重,西方越有可能因絕望而訴諸武力。[13][13]
2011年利比亞戰爭很大程度就是西方試圖緩解(數位金融泡沫債務危機)國內經濟矛盾的一種手段。利比亞石油儲量非洲第一,而且油質好,開採成本低,且有半數以上未開發(注:利比亞擁有141噸黃金),西方如能獲得這一“石油大蛋糕”無疑有助於提升經濟信心。法國外長朱佩不加掩飾地將法國介入利比亞軍事衝突稱作是“對未來的投資”。[14][14]
值得關注的是,在這次戰爭中,越是那些“產業空心化”、金融資本膨脹的國家(如英、法、美)參戰越積極,而實體經濟較為發達的國家(如德國)對戰爭則明顯不熱心。這從一個側面說明:“賭場資本主義”更易演變為“災難資本主義”。
二、利比亞戰爭“加劇”了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失衡狀態
利比亞戰爭是西方首次動用武力“強行改變”當前“中東動盪波”國家原有政治進程,也是冷戰後西方首次在非洲大陸發動的戰爭,因而對利比亞、阿拉伯世界乃至西方自身都已產生並將繼續產生深遠影響。
首先,“後卡紮菲時代”的利比亞可能淪為西方體系中的跟班和“附庸”。
二戰後期,史達林就曾說過:“任何人都會把其社會制度強加給別人,他的軍隊能走多遠,強加的範圍就有多遠。”[15][15]這句凝結著地緣政治學核心智慧的判斷同樣適用於這此的利比亞戰爭。北約武力推翻執政42年的卡紮菲政權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通過改朝換代將利比亞“馴化”為西方政治經濟體系中的“附庸”乃至挺進非洲的橋頭堡。
問題在於,現在畢竟不同於殖民時代,西方可以武力打敗利比亞,但卻不可能直接接管利比亞政權。怎樣才能確保利比亞馴服於西方呢?
從歷史經驗看,西方國家對第三世界國家進行“有效控制”的最有效辦法之一,就是使這些國家保持“政治軟弱”和“經濟依附性”,而“不得不”依靠外部大國。以西方“經略中東”為例。英、法和美國儘管主導中東的歷史時代不同,但其基本思路卻驚人地相似,那就是鼓勵、“扶植”中東國家內代表落後保守勢力、執政基礎不甚牢固的政權。但竭力避免這些國家出現大規模的社會和經濟革命,“避免”代表多數人利益的先進階級上臺掌權。“殖民國家為了支持它的統治,通常會對維持甚至加強殖民地不平等的社會與經濟結構頗感興趣……甚至殖民國家往往會造成新的特權和新的特權集團,以穩定其對殖民地的統治”。[16][16]
這些統治者完全“仰仗”西方支持才能維繫統治,因此不得不悉心維護西方在其國家中的種種利益。這就使西方大國與當地統治人物形成事實上的“結盟”關係。當年英國在挑選費薩爾當伊拉克國王時,英國外交部官員說得非常直白:“我們所要的是一位只滿足于登基為王,而不打算勵精圖治的國王。”“我們需要的是一些有阿拉伯人參加、使我們能放心地離開而同時又能在幕後操縱的政府機構;……而且前提是我們的經濟和政治利益將得到保證。”[17][17]
由此“不難理解”,為何中東成為世界上傳統君主制國家最多的地區。即使在實行君主立憲制的所謂“自由阿拉伯時期”(上世紀20-30年代),阿拉伯國家的統治者還是“不信任自己的人民,而甘願成為西方的奴僕”。[18][18]
而2011年發動利比亞戰爭的兩大主謀——英國和法國,恰好在一戰後曾在阿拉伯世界進行過“委任統治”,而其統治“秘訣”之一就是在各國有意識“培植”代表落後生產方式的王公貴族和部落酋長。這次英、法“故伎重演”,採取了挑撥、激化利比亞國內部落間矛盾的做法。鑒往知今。為了確保對戰後利比亞進行有效控制,英、法不可能允許利比亞再出現“卡紮菲式”的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式領導人,因此必然要“剔除”導致利比亞保持“獨立性”的勢力和制度,同時“大力培植”落後依附性勢力,以及可能導致該國政治衰朽的政治制度。
目前看,“後卡紮菲時代”的利比亞正在朝這個方向發展。從政治制度看,強制轉型使利比亞面臨“軟政權化”危險。據報導,「利比亞全國過渡委員會」已制定長達數年的政治進程時間表,[19][19] 儼然開始向“民主化”國家過渡。但利比亞本質上是個部族國家,境內有140多個部落。這次的利比亞戰爭也有濃厚的“部落戰爭”色彩,民眾對所謂“民主運動”的支持率還不到2%,[20][20]因此該國未來權力分配很難擺脫“部族政治”底色。即便實現所謂“包容性政治”,也不過是“按部族實力分配權力”。這種情況很容易導致利比亞最高權力“碎片化”,使國家陷入形式上統一、實則部落/軍閥割據的“伊拉克化”狀態。
如2011年11月22日成立“過渡政府”後,南部費贊地區的勢力抱怨被邊緣化,東部則有人抗議新政府是“西部人的政府”,一些部落拒絕承認新政府。有學者早就預言:“後卡紮菲時代無論何時出現,但有一點可以預見,那就是利比亞將陷入局勢緊張、危機四伏的狀態,各種社會力量將上演群雄逐鹿的大戲。”[21][21]在這種內訌不止的情況下,利比亞將不得不更多“仰仗”西方,而不太可能再與西方為敵。
從階級屬性和意識形態看,掌管利比亞未來的是一種比卡紮菲政權“更加落伍”的勢力。利比亞“食租經濟”的特點決定了該國最大的問題不是如何賺錢,而是如何分配財富。因此該國未來“舉什麼旗”,“走什麼路”的問題至關重要。而目前即將執政的「全國過渡委員會」內部魚龍混雜,[22][22] 東部反叛部落高舉的大旗居然是1969年被推翻的伊德里斯王朝用過的旗幟。“過渡委”顯然不能代表歷史進步力量。如果沒有西方武力“支持”,它根本不可能奪權上臺。事實上,儘管戰爭已經結束,執政當局(帶路黨)卻仍“要求”北約繼續呆在利比亞,[23][23] 這足以表明其執政地位和信心的脆弱性。
不言而喻,這些由(帶路黨)落後勢力掌控的國家越是脆弱,就越需要外界保護,也越願意在資源、主權問題上對西方做出大的“讓步”。利比亞戰爭期間,反對派(帶路黨)為換取法國支持曾承諾戰後法國可控制利比亞35%的石油生產。10月中旬,時任“過渡委”主席的賈利勒(帶路黨)宣稱,利比亞新政府將“優先考慮”讓西方參戰國進入利比亞商業領域。[24][24] 換句話說,未來的利比亞外交很可能是當年伊德里斯王朝的翻版,而“不可能”繼續保持“獨立自主”地位。這種“依附性”前途對利比亞民眾國民當然不是好事,但卻正中西方下懷——唯有如此,西方才可能有效控制該國,並借其實現預想中的地緣利益和資源利益。
其次,阿拉伯世界的民族復興夢更加渺茫。
阿拉伯世界總共3億多人口,領土面積超過1400萬平方公里,還擁有世界上最豐富的石油資源,完全有潛質成為世界權力格局中的重要一極。但近百年來,阿拉伯世界卻更多與戰亂、爭端、屈辱、落後、邊緣化等負面辭彙聯繫在一起。造成阿拉伯世界積弱積貧的根源是多方面的,但總的根本乃是該地區地緣版圖“碎片化”。[25][25] 亨廷頓認為,文明集團往往要圍繞一個“核心國家”,它能夠行使維持秩序功能。核心國家或核心國家的缺失或解體一般都意味著混亂和災難。[26][26]
中東地區常年動盪,外部勢力頻頻“插手”與該地區缺乏核心國家直接相關。一戰後,英、法依據1916年秘密簽訂的“賽克斯-皮科特協定”將阿拉伯世界“分割”成若干小國“委任統治”,由此“奠定”了中東地緣版圖“碎片化”的格局。這種災難性的建國史為阿拉伯世界埋下羸弱、動盪和外部干涉的禍端。這些國家實力相當、缺乏佔據支配地位的核心國家,因而“誰也吃不掉誰,但誰也不服從誰”。加之彼此政體、意識形態、政策乃至宗教教派差異甚大,很難建立行之有效的地區性聯盟。相反,每個國家都唯恐地區局勢不利於己,因此不約而同地採取“相互制衡”做法,導致地區內耗不斷,既無力解決內部矛盾,也無力阻擋外敵入侵,甚至“主動邀請”外部勢力介入中東。美國學者伯納德•路易斯曾指出,西方國家只需要人數很少的軍隊就能進入中東核心地帶;而要去趕走這些西方軍隊,則需要另外一個西方國家的軍隊。[27][27] 正是地緣版圖的這種“碎片化”格局使中東豐富的石油資源非但未成為阿拉伯民族之福,反而成為惹來戰爭的禍根。冷戰結束至今,西方發動的5場地區戰爭中,4場在伊斯蘭世界,3次針對阿拉伯國家,而伊拉克和利比亞恰好都是石油資源豐富的國家。
因此,阿拉伯世界要想實現民族復興,擺脫惡性循環的厄運,其基本前提就是謀求阿拉伯各國的團結統一。20世紀50-60年代,以納賽爾和阿拉伯復興社會黨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均強調阿拉伯民族要走聯合自強道路。雖然這種思潮因1967年中東戰爭而走向衰落,但這條路徑仍是阿拉伯世界實現復興的不二法門。
卡紮菲1969年上臺時深受阿拉伯民族主義思潮感染,自視為納賽爾的忠實追隨者,宣導阿拉伯民族主義。他曾指出:
“要想保護阿拉伯人民不遭敵人侵犯,就少不了統一;要想保護阿拉伯國家的成就,就少不了統一;要想保護自己和社會主義,就少不了統一。”[28][28]
執政以來,他先後試圖同埃及、敘利亞、蘇丹、突尼斯、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等國實現聯合或合併,可是都中途夭折,他還被埃及前總統薩達特視為“危險的妄想症患者”。[29][29] 此後這些年來,卡紮菲外交政策重點日趨轉向非洲,並力倡構建“非洲合眾國”、“非洲聯合政府”。[30][30] 但其政治話語中仍保留著反對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主張阿拉伯聯合等重要主張。可以說,卡紮菲已成為阿拉伯民族主義浪潮中的最後一位領導人。[31][31]
而阿拉伯世界如果真的像卡紮菲所說實現“聯合自強”,西方顯然將失去對該地區的控制,而該地區“保持”分裂內訌狀態,更“符合”西方戰略利益。由此不難發現,這些年來,凡是主張依附西方、包容以色列、漠視阿拉伯聯合的阿拉伯領導人,總是被西方奉為座上賓。相反,那些主張獨立自主,謀求阿拉伯團結統一的領導人(如納賽爾、阿薩德、卡紮菲,乃至武力統一者薩達姆等),總是被西方視為眼中釘、肉中刺(死於非命)。卡紮菲作為這批阿拉伯強人中的最後一位,西方巴不得他早點消失。而這次西方聯手打擊利比亞,既是阿拉伯世界地緣版圖“碎片化”的必然產物,同時也包含著“徹底埋葬”阿拉伯聯合的戰略企圖,而卡紮菲之死意味著阿拉伯民族主義時代的“徹底終結”。[32][32] 一些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對此只能徒然憤慨,[33][33]還有人呼籲要舉行抗議,反對卡塔爾及海灣國家參與北約空襲利比亞。[34][34]
2011年席捲西亞、北非的阿拉伯動盪潮,雖然抗議重點是爭取政治尊嚴和經濟公平,但也包含了探索民族復興新路的成分。而突如其來的利比亞戰爭顯然是一場西方“肆意踐踏”阿拉伯國家主權的“殖民戰爭”,同時戰爭結果又是為徹底堵死阿拉伯民族復興的唯一路徑。但面對這場事關阿拉伯世界尊嚴和民族復興大業的“悲劇性事件”,多數阿拉伯國家卻“渾然不覺”,「阿盟」還“充當”了西方打擊阿拉伯國家的“傳聲筒”,鼓動聯合國在利比亞設立禁飛區,卡塔爾和阿聯酋等海灣小國甚至直接參加“圍毆”卡紮菲(11月12日阿盟宣佈停止敘利亞阿盟成員國資格,27日又宣稱對敘進行政治和經濟制裁),客觀上起了激化矛盾的作用。[35][35] 這種“兄弟鬩于牆”的現象從側面說明,阿拉伯民族復興希望更趨渺茫。這場看似聲勢浩大的中東劇變,最終必將虎頭蛇尾,不可能產生什麼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歷史成果。
在喪失了一批有戰略目光的政治家後,阿拉伯世界已很難形成合力。一旦阿拉伯世界內部分裂持久化,阿拉伯世界將空有人口、疆域和資源等潛在優勢,卻始終難以走出戰亂和衰退的惡性循環,繼續淪為西方大國政治的犧牲品。
第三,西方贏得眼前,卻可能失掉長遠。
西方是利比亞戰爭的主要發動者和主要受益者。尤其是在戰爭中出力最多的英、法等國有可能近水樓臺,從利比亞令人垂涎的石油資源以及巨大的國內市場中撈取更多好處。2011年10月下旬,法國和德國商務代表團紛紛到訪的黎波里,與利比亞當局的石油部長等官員閉門會談。英國也派出龐大商務代表團(包括BP和殼牌)訪問利比亞。[36][36] 西方國家顯然開始加速“染指”利比亞戰後利益分配。
從地緣角度看,這場戰事的暫時成功將“刺激”西方繼續進行“軍事冒險”的決心和胃口。利比亞戰爭剛接近尾聲,美國就開始炒作“伊朗暗殺門事件”和伊朗核武報告,軍事打擊伊朗的呼聲日高。[37][37] 卡紮菲被打死剛兩天,美國就宣佈撤回駐敘利亞大使,美國參議員麥卡恩(總統候選競選人)公開叫囂“現在是可能使用軍事行動保護敘利亞平民的時候了”。西方智庫也開始探討軍事干預敘利亞利弊。[38][38] 11月下旬,歐、美用人權草案譴責敘利亞,以金融制裁打擊伊朗,推倒伊敘同盟的用意越來越明顯。
然而,利比亞戰爭本質上是場“非正義戰爭”。它看似得到聯合國授權,實際既忽視了1973號決議關於發揮區域組織或區域安排作用的精神,也超越了聯合國的授權範圍,因此是場缺乏形式合法性的“侵略戰爭”和“殖民戰爭”。[39][39]
同時,北約發動空襲自稱是“防止出現人道主義災難”,但利比亞戰前國內傷亡不過數百人,而西方狂轟濫炸及由此造成的戰端擴大卻導致3萬多人死亡,5萬多人受傷,使之成為缺乏實質合法性的“醜陋戰爭”。[40][40] 這場戰爭的“非正義性”使西方雖然贏得眼前地緣和資源利益,但卻可能因此而輸掉長遠。
一方面,伊斯蘭激進勢力借機坐大,成為西方新的敵人。20世紀七、八十年代中東興起的伊斯蘭復興運動強烈反對西方,因而成為西方的心頭大患。從根本上說,穆斯林之所以“恨”西方正是因為西方在中東推行“霸權主義”,導致國際道義。同時,當年西方出於抗擊蘇聯等實用主義考慮,而“刻意扶植”本•拉丹以及塔利班等伊斯蘭勢力,結果養虎遺患,面臨被其反噬的危險。
而這次利比亞戰爭仿佛是以往歷史的重演。而北約為儘快將卡紮菲趕下臺,主動武裝該國反對派,以致該國長期被壓制的伊斯蘭極端勢力乘機坐大。利比亞執政當局目前兩個最主要的軍事力量都是伊斯蘭勢力。的黎波里實際掌控者、軍事委員會主席貝爾哈吉和東部城市德爾納軍事委員會負責人哈薩迪,均是前極端組織利比亞“伊斯蘭戰鬥團”領導人,主張建立伊斯蘭政權。而過渡委前主席賈利勒也公開稱可能恢復“沙裏亞法”,建立“利比亞伊斯蘭共和國”。[41][41]可以預計,未來利比亞伊斯蘭色彩將日益濃重,並可能出現阿富汗那樣的塔利班式政權。[42][42] 從更大範圍看,伊斯蘭復興勢力正借“阿拉伯之春”強勢歸來,目前“伊斯蘭復興黨”已在突尼斯大選中獲勝,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很可能在本國勝選。伊斯蘭復興主義“回潮”已成為不爭事實。
西方在此敏感時刻在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發動“侵略戰爭”很容易激起更多穆斯林的“反西方”情緒。卡紮菲就將北約空襲視為新的“十字軍東征”,並呼籲對西方發動“聖戰”,[43][43] 而卡紮菲自己身體力行,最終血戰至死,因而成為不少穆斯林心目中的“反西方英雄”。如果“阿拉伯之春”由國內層面的反獨裁、反權貴,轉向外交層面的“反殖民”、反西方,西方一直擔憂的“伊斯蘭與西方衝突”便可能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
另一方面,這場戰爭加深了國際政治的“叢林”色彩,將使西方面臨更大安全挑戰。
“主權國家不容干預”原則本來是弱小國家生存的護身符。但近年來,西方鼓吹“人道主義干預”、“人權高於主權”、“保護的責任”等,不斷挑戰“主權不容干預”基本原則。西方發動戰爭的“藉口”越來越隨意。這次西方發動的利比亞戰爭起因是利比亞政府鎮壓反對派抗議。而類似情況在許多國家時常可見,如果“利比亞模式”成為慣例,任何國家都可能成為西方軍事打擊對象。這不禁讓更多國家人人自危。卡紮菲是在投靠西方、主動放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後遭受軍事打擊的事實更是警醒其他國家領導人:西方國家關鍵時刻靠不住,唯有發展自己的“撒手鐧”,才可能真正保存自己。
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此間公開稱,卡紮菲在核問題上妥協的後果表明,伊朗繼續核計畫是完全正確的。[44][44] 而最近伊朗核能力突進成為熱點話題。整個世界日趨重返“叢林”狀態,使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可能性空前增大,西方未來將面臨更嚴重的安全挑戰。
三、結 論
“播下龍種,卻收穫跳蚤”。
當前風起雲湧的中東劇變本來是一場以民權、民生、民族為主要訴求的革命運動。但突如其來的利比亞戰爭不僅改變了當地原有政治進程,也使“中東波”性質日趨“變味”,更使國際力量對比更趨失衡,國際體系轉換進一步加快。權力與資本擴張日趨借助暴力手段,世界由此變得更不太平。利比亞戰爭剛剛結束,西方打伊朗和打敘利亞的喧囂日漸高漲。不管未來敘利亞和伊朗是否會遭受西方軍事打擊,但可以肯定的是,利比亞戰爭絕不是最後一場殖民戰爭。
而廣大“中間地帶”尤其是中東地區,已成為中國實現和平崛起的重要緩衝地帶,以及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資源供應地,西方在上述地區頻繁進行軍事干預,在客觀上“壓縮”了中國崛起的週邊空間,危害到中國海外經濟利益拓展。[45][45] 80多年前,中國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積四十年之經驗”得出結論,即“欲達到勝利,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46][46] 在西方日趨聯合、戰爭力量日漸增長情況下,制止戰爭的唯一辦法就是世界上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聯合起來。只有當和平力量增長超過戰爭力量增長時,戰爭可能性才會被降至最低,中國可持續發展才會得到有效保障。
文/田文林
《現代國際關係》 2011年第12期
[1][①] “北約宣佈結束在利比亞軍事行動”,http://military.people.com.cn/GB/16090649.html.(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2][②]參見[波蘭]卡齊未耶日•Z•波茲南斯基著,佟憲國譯:《全球化的負面影響:東歐國家的民族資本被剝奪》,經濟管理出版社,2004年版。
[3][③]Bruno Waterfield,“Gaddafi attacks Sarkozy plan for Union of the Med”, The Telegraph,10 Jul, 2008
[4][④]W. Yusef Doucet,“Free Libya is Green Libya: Supporting the Real Libyan Revolution”,http://www.voxunion.com/?p=4644.
[5][⑤] Alan Woods,“After the death of Gaddafi: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Libya”,http://www.marxist.com/ gaddafi-dead-revolution-and-counter-revolution-in-libya.htm.(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5日)
[6][⑥][英]蘇珊•斯特蘭奇著,李紅梅譯:《賭場資本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參見全書。
[7][⑦][加]娜奧米•克萊恩著,吳國卿、王柏鴻譯:《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廣西師大出版社,2010年,第4頁。
[8][⑧][加]娜奧米•克萊恩著:《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第4頁。
[9][⑨][美]斯坦利•阿羅諾維茨、希瑟•高特內主編:《控訴帝國:21世紀世界秩序中的全球化及其抵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4頁。
[10][⑩][加]娜奧米•克萊恩著:《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第7頁。
[11][11]Melissa McNamara,Bush: “We Don’t Torture”,http://www.cbsnews.com/stories/2006/09/06/eveningnews/main 1979106.shtml(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9日)
[12][12][加]娜奧米•克萊恩著:《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第303頁。
[13][13] Gerald A. Perreira,“NATO and Qaddafi: What All Friends of Africa Should Know”,New Dawn,No. 126 (May-June 2011)
[14][14]“法國外長稱介入利比亞是‘對未來的投資’”,http://news.xinhuanet.com/2011-08/29/c_121923156.htm.(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日)
[15][15][美]詹姆斯•希恩著,黃公夏譯:《暴力的衰落》,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第137頁。
[16][16] [美]斯塔夫裏亞諾斯著,遲越、王紅生等譯,黃席群、羅榮渠校:《全球分裂》,商務印書館,1995年,第487頁。
[17][17][美]斯塔夫裏亞諾斯著:《全球分裂》,第581頁。
[18][18] Hilal Khashan, Arabs at the Crossroad: Political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0, p.64
[19][19] “Libya after Qaddafi:A new timetable”,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34813.(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5日)
[20][20]Gerald A. Perreira, “NATO and Qaddafi: What All Friends of Africa Should Know”,New Dawn,No. 126 (May-June 2011).
[21][21][美]羅奈爾得•布魯斯•聖約翰著,韓志斌譯:《利比亞史》,中國出版集團,2011年,第220頁。
[22][22]Daniel Serwer,“Post-Qaddafi Instability in Libya”,CPA Contingency Planning Memorandum No. 12,http://www.cfr.org/libya/post-qaddafi-instability-libya/p25612.(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23][23] David D.Kirkpatrick and Rick Gladstone, “Libya asks NATO to remai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October 28, 2011
[24][24] Alan Woods,“After the death of Gaddafi: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Libya”,http://www.marxist. com/ gaddafi-dead-revolution-and-counter-revolution-in-libya.htm.(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5日)
[25][25]田文林:“地緣政治•中東破碎地帶•利比亞戰爭”,《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年第4期,第26-32頁。
[26][26][美]撒母耳•亨廷頓著,周琪等譯:《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新華出版社,1998年,第167-169頁。
[27][27][美]伯納德•路易斯:《中東》,載[英]約翰•格利賓等:《歷史焦點》,朱善萍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72頁。
[28][28]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譯室編譯:《卡紮菲和利比亞》,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67頁。
[29][29]Robert H. Reid,“Arab strongman: With Gaddafi death, an era passes”,The Economic Times, Oct 22, 2011
[30][30]Babatunde Fagbayibo,“The Libyan revolution: Thoughts on a post-Gaddafi era of African integration”,http://www.consultancyafrica.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846:the-libyan-revolution-thoughts-on-a-post-gaddafi-era-of-african-integration&catid=57:africa-watch-discussion-papers&Itemid=263.(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6日)
[31][31] Robert H. Reid,“Arab strongman: With Gaddafi death, an era passes”,The Economic Times, Oct 22, 2011
[32][32]Mohamad Bazzi,“The Death Of The Qaddafi Generation: The Era Of Arab Strongmen Comes To An End”,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36603/mohamad-bazzi/the-death-of-the-qaddafi- generation.(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33][33]“A Position Statement by the Arab Nationalism List On The Assassination of Mu’ Ammar Qaddhafi And His Comrades, Libya, and Arab Consciousness”, http://freearabvoice.org/?p=1469. (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2日)
[34][34]“The Arab Nationalist List invites you to protest against the Qatari regime in Brussels”, http://www.qawmi.com /?p=2331.(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4日)
[35][35]Ahmed El-Tonsi,“Ottomans, Arabs, Westerners and Libya”,Al-Ahram,17 – 23 November, 2011
[36][36] “Libya’s revolution:Messy politics, perky economics”,The Economist, Oct 8th 2011,http://www.economist.com/ node/21531472.(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9日)
[37][37]The Associated Press, “U.S. strike on Iran likelier than ever, former CIA chief says”, http://www.haaretz.com/ news/diplomacy-defense/u-s-strike-on-iran-likelier-than-ever-former-cia-chief-says-1.303980.(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38][38]Jeffrey White,“Implications of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Syria”,PolicyWatch #1864,October 28, 2011,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templateC05.php?CID=3415.(上網時間:2011年11月5日)
[39][39] “Libya: Colonialism Lives”,http://blackstarnews.com/news/135/ARTICLE/7603/2011-08-26.html.(上網時間:2011年10月31日)
[40][40]Michael O’Hanlon,“Winning Ugly in Libya”,March 30, 2011,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7684/ michael-ohanlon/winning-ugly-in-libya; An Huihou, NATO faces ‘catastrophic success’ in Libya, People’s Daily Online, 29 octobre 2011, http://www.mondialisation.ca/index.php/vdare.com/roberts/index.php?context=va&aid = 26287.(上網時間:2011年11月3日)
[41][41]Marc Lynch,“What the Libya intervention achieved”,October 27, 2011,http://lynch.foreignpolicy.com/posts/ 2011/10/27/ what_the_libya_intervention_achieved?wpisrc=obnetwork.(上網時間:2011年10月30日)
[42][42]有學者已注意到當前利比亞與1992年後阿富汗政局的相似性,參見Michael Semple,“What Post-Qaddafi Libya Has to Learn From Afghanistan”,http://www.foreignaffairs.com/features/letters- from/what-post-qaddafi- libya-has-to-learn-from-afghanistan.(上網時間:2011年11月7日)
[43][43]Ahmed El-Tonsi,“Ottomans, Arabs, Westerners and Libya”,Al-Ahram,17 – 23 November, 2011
[44][44]Fredrik Dahl,“Libya conflict may strengthen Iran nuclear defiance”,http://www.forexyard.com/en/news/ ANALYSIS-Libya-conflict-may-strengthen-Iran-nuclear-defiance-2011-03-24T154942Z.(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9日)
[45][45]W. Yusef Doucet,Free Libya is Green Libya: Supporting the Real Libyan Revolution,http://www.voxunion.com/?p=4644.
[47][46]《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4卷,1991年版,第14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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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亞之戰意在控制中國戰略要害》
文/威廉•恩道爾 (William Engdahl)
(美帝)華盛頓“主導下“的「北約」決定”發動“利比亞戰爭實質上是「北約」以及美國國防部(實為”對外侵略部“的美稱)控制中國要害的戰略的”組成部分“。目前,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石油進口國,對原油和天然氣進口存在巨大的”戰略依賴“。
認真審視非洲地圖,並探究美國國防部(為”對外侵略部“的美稱)新組建『非洲司令部』的原由,就會發現,『北約』”發動“利比亞戰爭實質上是「北約」及美國國防部(為”對外侵略部“的美稱)”控制“中國石油及原材料來源整體戰略的構成部分——對於中國而言,非洲是其最具戰略重要性的石油及原材料來源之一。
「北約」“發動”利比亞戰爭僅與石油有關。不過,鑒於美國有著可靠的國外能源供應,所以這場戰爭的發動應該“並非僅為“控制利比亞高品質原油,而是“為了”使中國“無法長期進口”非洲及中東石油。
換句話說,「北約」及(美帝)華盛頓“發動”這場戰爭(主要戰略目的)就是為了“制衡中國”。
利比亞北臨地中海,與義大利隔海相望。多年來,義大利埃尼石油公司一直是利比亞境內最大的外國石油公司。該國西臨突尼斯和阿爾及利亞,南臨乍得(察德),東臨蘇丹和埃及。就其地理位置而言,對於美國國防部『非洲司令部』“控制”非洲、非洲資源以及非洲資源出口地的長期戰略具有重要意義。
在卡紮菲(格達費)統治下,利比亞“嚴格控制”高品質的原油資源。2006年的資料顯示,利比亞已探明石油規模為“非洲最大”,約占非洲石油總儲量的35%,甚至比尼日利亞還多。
近年來,中國、俄羅斯以及其他國家都在該國獲得了石油開採權。
很明顯,「北約」及(美帝)華盛頓“發動”利比亞戰爭已經“初見成效”:中國、俄羅斯及巴西不但反對聯合國制裁利比亞,還呼籲利比亞通過談判解決內部衝突,反對北約空襲。
因此,利比亞反對派(帶路黨)下轄石油公司Agoco發言人阿貝加里馬奧夫稱:
“我們和義大利、法國和英國等西方國家之間不存在問題。不過,我們與俄羅斯、中國和巴西之間可能會存在一些政治問題。”
在過去幾年裏,(美帝)華盛頓逐漸認識到,受經濟擴張影響,在不到10年前還是美國“親密盟友”的中國,已經成長為“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
不過,對於華盛頓而言,把中國塑造成“新敵”並非易事,因為美國政府還需要中國(親美媚美精英帶路黨)大量購買美國國債。
今年8月,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向美國國會呈交了2011年度中國軍力報告。該報告稱:
“在過去的10年裏,中國在現代科技領域的巨額投資令中國軍事受益匪淺。許多現代系統日臻成熟,其他系統也會在未來幾年內投入使用。”
報告還稱:“在中國會如何利用其不斷增強的能力的問題上,仍然存在不確定性……中國作為主要國際參與者的崛起,很有可能會重新定義21世紀的戰略格局。”
事實上,在(美帝)華盛頓的潛移默化下,以CNN、BBC、《紐約時報》為代表的“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宣傳機器”,或是英國《衛報》都會“醜化中國及中國領導人”。對於(美帝)華盛頓及華爾街(金融禿鷹)的許多人而言,中國正變得過於強大,“過於獨立”。為了“控制”這種情況,中國對石油進口的“依賴”就成了其“要害”,而利比亞正恰恰是中國該“要害”的“死穴”。
自“冷戰”後,(美帝)華盛頓一直忽視對非政策,而中國能源及原材料企業在非洲大陸的活動,則為(美帝)華盛頓敲響了警鐘。幾年前,隨著未來能源需求變得越來越明顯,中國針對非洲發起了大規模經濟外交,並於2006年達到高潮:北京鋪上紅地毯,迎接赴華訪問的40多位非洲國家首腦,共同探討一系列經濟問題。對於中國工業現代化而言,沒有什麼比確保未來非洲石油資源更加重要的事情了。
中國開始與被法國、英國或葡萄牙等“歐洲殖民國家”放棄的非洲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乍得(察德)就是其中之一。作為最貧窮、最偏僻的非洲國家,乍得2006年與北京建立了外交關係。2007年10月,“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簽署合約,與乍得政府聯合組建煉油廠。2002年後,他們開始鋪設石油管道,從位於該煉油廠以南300千米處的一處油田,向該煉油廠輸送石油。受西方國家“支援”的“(美第二中情局)非政府組織(NGOs)”開始批判中國石油管道對環境的影響。
不過,2003年美國石油公司「雪佛龍(Chevron)」開採乍得(查德)石油資源時,該“(美第二中情局)非政府組織(NGOs)”卻“一言未發”。
2011年7月,乍得和中國在該國首都恩賈梅納附近開辦合資煉油廠。中國石油企業在乍得的活動與其在蘇丹達爾富爾地區的石油專案有著驚人的相似。
20世紀90年代,在美國石油公司「雪佛龍(Chevron)」放棄其在蘇丹的業務後,中國開始和蘇丹展開合作,後者將越來越多的石油輸入中國。到1998年時,“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已從蘇丹南部油田開始向位於東北部紅海西岸的蘇丹港鋪設了一條長達1500千米的石油管道,並在蘇丹首都喀土穆附近開辦了一家大型煉油廠。
蘇丹是中國首個大型海外油田專案。到2011年初,在中國進口石油中,源自蘇丹的石油,大部分來自“飽受衝突蹂躪”的南部地區,已占到10%。蘇丹日產油量為49萬桶,對華供油量則占到60%。對於中國能源戰略而言,蘇丹至關重要。
從地質角度來看,從蘇丹西部達爾富爾地區經乍得至喀麥隆的廣大地區就是一個巨大的油田,儲量可能相當於一個新的沙烏地阿拉伯。對於“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戰略封鎖”中國未來石油來源而言,“控制”蘇丹南部地區、乍得以及喀麥隆是至關重要的。
成立於2008年的『美軍非洲司令部』是近來西方“軍事行動”的主力。很明顯,該“司令部”的成立就是為了“控制”中國對非洲石油及礦產資源漸增的影響力。2007年年底,(美帝)華盛頓“大西洋理事會”非洲事務專家彼得•法姆公開表示,美軍『非洲司令部』的目標之一,就是確保美國可獲得非洲豐富的碳氫化合物及其他戰略資源,該任務包括減輕這些自然資源的脆弱性,並確保當地不存在對這些資源感興趣的第三方,例如中國、印度、日本或俄羅斯,以獲得壟斷或優惠待遇。
2007年,在美國國會作證支持組建美軍「非洲司令部」的法姆稱,充滿活力的中國經濟的石油饑渴難以得到滿足,而且還需要其他自然資源維持經濟持續發展,而非洲的自然財富使之對中國充滿誘惑力。目前中國日進口石油約260萬桶,其中超過76.5萬桶石油——約占石油日進口量的1/3——來自非洲國家,特別是蘇丹、安哥拉以及剛果。
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許多分析家都預測非洲——特別是蘊含豐富石油儲量的西海岸沿海國家——將日益成為美、中兩國的戰略競爭舞臺,因為這兩個國家都在尋求擴大自身影響力,並確保各自資源來源。
由此可見,美國“製造”利比亞“政權更迭”及整個“大中東計畫”(隱藏在“阿拉伯春天”的背後),都是為了確保其對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油田的“絕對控制權”,並“控制”特別是中國等國的未來政策。
正如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所說的那樣:
“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國家或國家集團。”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 第407期
摘自2011年10月《環球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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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美歐流氓禿鷹攻打利比亞巨變從而竊取(美歐銀行財團需求恐急的)利比亞擁有的145噸實體黃金 查維茲警惕下令要求全數運回委內瑞拉儲放在美歐銀行、市值110億美元(211噸)的國有黃金金條
《查維茲要求委內瑞拉央行回籠110億美元黃金儲備》
文/張澄
2011年8月19日
委內瑞拉總統查維茲命令央行回籠110億美元的黃金儲備,這些黃金目前由諸如「英國央行」等發達國家的機構持有。
查維茲今天表示,目前委內瑞拉所持的365噸黃金中有211噸儲備在美國、歐洲、加拿大以及瑞士的銀行中,這些(實體)黃金要“積極回籠”。
此外「摩根大通」、「巴克萊銀行」和「渣打銀行」也持有委內瑞拉的黃金。
在電視講話中,查維茲說,
“自1980年起,我們已經在「英國央行」持有99噸黃金,現在我同意將之召回,這是一個正確的決定。”
委內瑞拉央行行長Nelson Merentes表示,委內瑞拉的出口收入95%依靠石油,目前該國正在尋求儲備多樣化,計畫將現金儲備由美國和歐洲移至對新興市場的投資中。
這次回籠也意味著全球第15大黃金儲備國在金價今年以來上升28%後的一次大動作。
截至發稿,黃金交易價格已經升至每盎司1816美元。
8月16日委內瑞拉的黃金儲備價值為286億美元。委內瑞拉財長稱,受美元的貶值、美國政府違約的風險以及歐洲債務危機的影響,回籠黃金儲備將更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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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vez Emptying Bank of England Vault as Venezuela Brings Back Gold Hoard》
by Daniel Cancel and Nathan Crooks
2011-8-18
Chavez Orders $11 Billion of Gold Home as Metal Hits Record
In all, Venezuela has 365.8 metric tons of gold reserves, according to the World Gold Council. Photographer: Kerem Uzel/Bloomberg
Venezuelan President Hugo Chavez ordered the central bank to repatriate $11 billion of gold reserves held in developed nations’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Bank of England as prices for the metal rise to a record.
Venezuela, which holds 211 tons of its 365 tons of gold reserves in U.S., European, Canadian and Swiss banks, will progressively return the bars to its central bank’s vault, Chavez said yesterday. JPMorgan Chase & Co. (JPM), Barclays Plc (BARC), and Standard Chartered Plc (STAN) also hold Venezuelan gold, he said.
“We’ve held 99 tons of gold at the Bank of England since 1980. I agree with bringing that home,” Chavez said yesterday on state television. “It’s a healthy decision.”
讚讚
□ 胡錦濤:敵對勢力長期“重點滲透”中國思想文化領域 □
....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國際敵對勢力正在“加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思想文化領域是他們進行“長期滲透”的重點領域。
我們要深刻認識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嚴重性”和複雜性,
警鐘長鳴、警惕長存,採取有力措施加以防範和應對。
□ 胡總公開斥責西方陰謀顯中國血性
文/青衫老祖
2012-1-3
最近(2012-1-1),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求是》撰文強調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其中講到這樣一段話:
“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國際敵對勢力正在”抓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思想文化領域是他們進行”長期滲透“的重點領域。
我們要深刻認識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嚴重性”和複雜性,警鐘長鳴、警惕長存,採取有力措施加以防範和應對。”
在印象中,這是本世紀以來中國國家元首“第一次”在公開的場合公開談論“西化、分化陰謀”,
“第一次”公開強調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艱巨性和複雜性,
第一次提出“雙警”即“警鐘長鳴、警惕長存”,
第一次公開要求“防範和應對”。
這幾個“第一次”表明中國已經放棄從前所採取的“淡化意識形態鬥爭、突出經濟領域合作”的外交策略,決心在全球大舞臺上高高豎立並保護好中華民族自己的文化大旗!
回顧世界歷史發展進程,我們可以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中國能不能實現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將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大國、以及中國在全球化中居於什麼樣的地位,關鍵並不在於有多少GDP(唯利是圖唯GDP論庸俗發展觀),而在於有沒有為世界所稱道的“文化旗幟”。
文化是“民族之魂”。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其前進的道路上可能會歷經磨難、飽經滄桑,有時還可能遭遇“亡國之痛”,但是,只要民族文化不滅,就可以東山再起、重整河山,再度復興。
中華民族之所以歷經7000年而綿延永續關鍵就在於文化不滅!“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之所以保持持續快速增長的勢頭,累積而成世界上擁有重大全球影響力的大國,同樣與中國始終保持文化的“獨立性”、特色性有絕大關係。
“文化獨立”支撐中國獨立;整垮中國最有效的“方法”自然也是“摧毀”中國的文化。自新中國成立以來,西方“瓦解中國”的“努力”就一直沒有停止過。“新中國”成立62年的實踐令西方得出“教訓”,單純使用硬實力,包括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任何國家都難以戰勝中國。從文化上,也就是從價值觀上“西化”中國,進而令中國成為它們的“附庸”,使它們覺得唯一可試的辦法。
於是,如今的西方,對中國採取的完全是如下策略:經濟上融合、軍事上圍堵、文化上滲透、政治上顛覆。文化上滲透包括培養(崇美媚美)親美分子、支持分裂分子、推銷美國(文化意識型態24-7洗腦)大片、購買一批“(崇美媚美懼美)文化洋奴”。
面對這一“形勢”,如何有效應對西方的“西化”、“分化”圖謀,確保中國文化獨立和文化安全成為中國長期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重大歷史任務。
認真學習胡總的講話,筆者感覺有以下幾點值得關注和把握:
第一,中國對敵對勢力的遏制、圍堵、分化、弱化陰謀有清醒的認識,並始終保持高度警惕;
第二,中國有著高度的自信和自尊,過去、現在和將來都不會屈服於任何外來壓力,不管是軍事上的還是經濟上的,也不管是政治上的還是文化上的;中國都將堅持走自己的道路,一往無前的推進民族復興的偉業;
第三,中國已經做好與敵對勢力鬥爭到底的準備,不管是軍事鬥爭、還是文化鬥爭,都將凝聚中華民族的智慧,制定一套切實有效的應對策略;
第四,中國已經“充分認識到”在“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的世界格局中開展文化鬥爭亦即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重要性、艱巨性和複雜性有了更清晰的認識,確立了 “警鐘長鳴、警惕長存”的鬥爭意識,形成了“防範和應對”兩手抓的文化鬥爭策略。
在大國競爭中,清醒比什麼都重要。西方之所以“不遺餘力”的“宣傳”他們的意識形態,“兜售”它們的價值觀,“目的”決不是想中國強大,而是想中國“弱化”。蘇聯的教訓證明,中國不徹底粉碎它們的“文化入侵”面臨的將是國家分裂、秩序混亂、發展停滯,中國自1840年以來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所做的一切努力將付諸東流。
從這個意義上講,胡總公開斥責西方“陰謀”,具有“標誌性”意義。它“標誌”著中國不會在意識形態領域自動繳械,不會接受它們的價值觀,不會聽任它們西化、“西化”中國。為了維護中華民族的文化、尊嚴和自立自強,中國將不惜一切代價,不管是“新冷戰”。還是“新熱戰”,還是打打談談的消耗戰,中國都將奉陪到底。因為,在關係民族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上,中國惟有與敵人展開堅決的鬥爭,除此而外,沒有任何第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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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A的公開秘密—-兼為《十條誡令》蓋棺定論
一、嘗試為《十條誡令》蓋棺定論
二、(中國國內)親美勢力對《十條誡令》真實性的質疑
三、“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的真面目
四、“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在中國
五、“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 、“共產黨革命章程”及“十條誡令”
六、克格勃(KGB/格別烏)高官什羅寧的話是否可信
七、「中情局」為防止洩密進行的暗殺
A、李志綏之死
B、班尼特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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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雜誌發表胡錦濤總書記重要文章
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
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2012年1月1日出版的新年第1期《求是》雜誌發表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的重要文章:
《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胡錦濤:敵對勢力長期重點滲透中國思想文化領域
胡錦濤《求是》撰文強調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以下為原文:
2011-12-31
文化建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佈局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繁榮發展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全會通過的決定,全面總結黨領導文化建設的成就和經驗,深刻分析文化建設面臨的形勢和任務,在集中全黨智慧的基礎上,闡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確立了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戰略目標,提出了新形勢下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指導思想、重要方針、目標任務、政策舉措,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指導我國文化改革發展的綱領性檔。全黨要認真學習、深刻領會,共同把全會精神落到實處,為實現全會提出的目標任務而奮鬥。
第一,深刻認識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充分發揮先進文化引領前進方向、凝聚奮鬥力量、推動事業發展的作用,是我們黨的一條寶貴經驗和一大政治優勢。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我們黨都結合時代條件、圍繞黨的中心任務提出文化綱領、文化目標、文化政策,堅持不懈推進文化建設,有力推動了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的不懈努力,我們走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顯著提高了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促進了人的全面發展,顯著增強了國家文化軟實力,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強大精神力量,為進一步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奠定了堅實基礎、積累了寶貴經驗。
當今世界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當代中國正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向著新的奮鬥目標邁進,文化的作用更加廣泛而深刻。從國際看,綜合國力競爭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顯,許多國家特別是主要大國都把提高文化軟實力作為增強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重要戰略。在世界範圍內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更加頻繁的背景下,誰佔據了文化發展制高點,誰擁有了強大文化軟實力,誰就能夠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贏得主動。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國際敵對勢力正在加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思想文化領域是他們進行長期滲透的重點領域。我們要深刻認識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嚴重性和複雜性,警鐘長鳴、警惕長存,採取有力措施加以防範和應對。從國內看,經過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發展,我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顯著增強,但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我國已經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和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越來越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撐,豐富精神文化生活越來越成為我國人民的熱切願望。從我國文化建設自身看,文化領域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革,文化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總體而言,文化發展同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還不完全適應,束縛文化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機制問題尚未根本解決,文化在引領風尚、教育人民、服務社會、推動發展等方面的作用還沒有得到充分發揮,我國文化整體實力和國際影響力與我國國際地位還不相稱,“西強我弱”的國際文化和輿論格局尚未根本扭轉。在理想信念教育、思想道德建設、誠信建設、文藝創作、公共文化服務、文化產業發展、農村文化發展、流動人口文化生活、網路建設和管理、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等方面都還存在不少突出矛盾和問題,必須抓緊加以解決。
總之,抓住和用好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關係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鬥目標,關係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關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全會提出了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指導思想,強調要全面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根本任務,以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以改革創新為動力,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培養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質,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弘揚中華文化,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全黨要深刻領會和全面貫徹這一指導思想,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自覺把文化繁榮發展作為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是党執政興國第一要務的重要內容,作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一個基本要求,進一步推動文化建設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以及生態文明建設協調發展,為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提供堅強思想保證、強大精神動力、有力輿論支持、良好文化條件。
第二,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內涵豐富,具體體現在全會決定提出的指導思想、重要方針、目標任務、政策舉措之中,要全面領會、全面貫徹。這裏,我想強調幾個問題。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引領,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最鮮明的特徵,也是事關文化改革發展全局的根本問題。只有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引領,才能打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根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日益發展和對外開放不斷擴大的形勢下,我國社會思想更加多樣、社會價值更加多元、社會思潮更加多變,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引領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更加凸顯。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為文化建設提供有力理論指導,確保文化改革發展始終沿著正確道路前進;必須堅持把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應用于文化改革發展各個領域,不斷豐富和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符合時代發展要求的文化建設理論,使我國文化各方面發展建立在深厚理論基礎之上;必須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正確處理弘揚主旋律和提倡多樣化的關係、教育人民和滿足人民多樣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關係、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和提高經濟效益的關係,有效引領社會思潮,有力抵制各種錯誤和腐朽思想影響,不斷鞏固和壯大社會主義主流思想文化。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必須發揮人民在文化建設中的主體作用,堅持文化發展為了人民、文化發展依靠人民、文化發展成果由人民共用。為了誰、依靠誰是我們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根本問題,決定著社會主義文化的性質和方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是人民共建共用的文化,人民是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最深厚的力量源泉。堅持這一點,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也是我們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理念的重要體現。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堅持以人為本,以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為根本目的,不斷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必須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和首創精神,使全社會文化創造活力競相迸發;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關心人民命運,體察人民願望,反映人民心聲,在人民偉大創造中汲取營養,把最好的精神食糧奉獻給人民;必須堅持面向基層、面向群眾,把滿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作為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基本任務,鼓勵創作生產更多受到群眾歡迎的文化產品,讓文化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必須繼承和發揚中華優秀文化傳統,大力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積澱著中華民族的深厚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團結奮進的不竭動力,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深厚基礎。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大力弘揚中華優秀文化傳統,大力弘揚五四運動以來形成的革命文化傳統,大力弘揚改革開放以來文化領域形成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觀念新風尚,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必須以更加開闊的視野、更加博大的胸懷對待外來文化,積極參與國際文化交流合作,學習借鑒一切有利於我國文化改革發展的有益經驗和優秀成果。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必須堅持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業、一手抓文化產業,推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是社會主義制度下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權益的基本途徑,是實現文化發展成果由人民共建共用的制度保障。發展文化產業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滿足人民多樣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徑,是充分發揮市場在文化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激發全社會文化創造活力的必然要求。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科學界定人民的基本文化權益和多樣化精神文化需求,全面把握政府和市場在文化建設中的職責和功能,推動形成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兩手抓、兩加強的工作格局;必須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以政府為主導,以公共財政為支撐,以公益性文化單位為骨幹,以全體人民為服務物件,以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權益為主要內容,鼓勵全社會積極參與,大力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必須著力培育一批有實力、有競爭力的骨幹文化企業,提高我國文化產業整體實力和競爭力,形成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文化產業格局。無論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還是發展文化產業,都要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正確處理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關係,始終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
第三,以改革創新精神落實好全會提出的各項任務。
全會對新形勢下推進文化改革發展作出全面部署,提出一系列新任務新舉措新要求,各地區各部門要統籌兼顧、立足實際,有計劃分步驟加以落實,既要全面貫徹又要突出重點,最重要的是要緊緊圍繞全會決定關於推進文化改革發展指導思想中的“四個以”來抓好落實。
堅持以科學發展為主題。科學發展是黨和國家工作的鮮明主題,也是文化改革發展的鮮明主題。要自覺把科學發展要求貫穿文化改革發展各個方面,緊密結合文化改革發展實際,著力轉變文化發展方式,提高文化發展品質和效益,不斷提高文化發展科學化水準。要堅持以人為本,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保障人民各項文化權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要堅持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著力解決影響文化科學發展的突出問題,協調好文化改革發展各個領域和各個環節,促進文化持續快速健康發展。要堅持統籌兼顧,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文化改革發展重大關係,統籌文化改革發展各項工作,完善文化佈局、文化結構、文化資源配置,促進城鄉、區域文化一體化發展,推動文化資源向農村、基層傾斜,向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傾斜,不斷增強文化發展後勁,實現文化又好又快發展。堅持以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根本任務。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根源于民族優秀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並吸收人類文明成果發展起來的,是我國社會主義文化的引領和主導。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緊緊抓住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這個根本。要堅持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武裝全黨、教育人民,大力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新的實踐。要堅持以理想信念教育為重點,引導廣大幹部群眾不斷增強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自覺性和堅定性。要廣泛開展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社會主義榮辱觀宣傳教育,深化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活動,加強思想道德建設,建設和諧文化,培育文明風尚。要在全黨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學習教育,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國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設和党的建設全過程,貫穿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各領域,體現到精神文化產品創作生產傳播各方面。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非一日之功,既是當前的緊迫任務,又是長期的戰略任務,必須通過堅持不懈、持之以恆的努力,使之真正成為全黨全社會的普遍共識,轉化為廣大幹部群眾的自覺行動。
堅持以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滿足人民對實現自身文化權益和豐富自身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必須大力繁榮文化創作,豐富群眾文化生活,提高人民文化生活品質。要加大對城鄉基層文化建設投入力度,深入實施重點文化惠民工程,加快公共文化基礎設施建設。要加強文化創作生產引導,引導文化工作者堅持正確文化立場,弘揚真善美,貶斥假惡醜,把學術探索和藝術創作融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之中,創作生產出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相統一、人民喜聞樂見的優秀文藝作品。要發展健康向上的網路文化,使互聯網等新興媒體真正成為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新陣地、公共文化服務新平臺、人民精神文化新空間。要組織開展群眾樂於參與、便於參與的文化活動,引導群眾在文化建設中自我表現、自我教育、自我服務,依靠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推動文化繁榮發展。
堅持以改革創新為動力。只有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創新文化內容和形式,才能不斷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不斷為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提供強大動力。要圍繞構建充滿活力、富有效率、更加開放、有利於文化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努力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新進展,破除制約文化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要深化公益性文化單位改革,深化國有經營性文化單位改革,深化文化管理體制改革,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加強文化法制建設。要加快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創新公共文化服務運行機制,不斷提高公益性文化單位服務群眾能力和水準。要提高文化產業規模化、集約化、專業化水準,優化文化產業結構,促進文化和科技融合發展,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要圍繞提高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積極開拓國際文化市場,創新文化走出去模式,不斷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
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把文化建設擺在全局工作重要位置,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規劃,與經濟社會發展一同研究部署、一同組織實施、一同督促檢查。要認真開展調查研究,總結經驗,發現問題,結合實際制定貫徹落實意見,明確工作責任,提出具體要求,確保全會提出的目標任務和政策舉措落到實處。要把文化改革發展成效納入科學發展考核評價體系,作為衡量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工作業績的重要依據。要把文化人才隊伍建設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著力加大對年輕人才、高層次人才、複合型人才的培養力度,努力造就一批有影響的文化名家、文化大師和各領域領軍人物,建設宏大文化人才隊伍。要深入做好知識份子工作,充分調動廣大知識份子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把廣大知識份子緊緊團結在党的周圍。總之,全黨要貫徹落實好全會精神,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在科學發展道路上奮力開創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局面。
(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講話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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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中央對此始終保持清醒認識。
但當前黨內有兩大問題:
一個是(中央黨校那批掛羊頭賣狗肉)打著紅旗反紅旗;
一個是目前理論無法指導實踐。
這兩個問題不解決,意識形態領域的爭奪就佔據不到有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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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
上面早就知道了吧
現在“公開表態”就意味著要“反擊”了
所以自費五毛們就等著看戲吧
火烤偽精英水煮普世派
咱就跟著添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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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信號啊,期待那些虛偽的普世民主JY(精蠅)們早點下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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哼哼,這回我們找一找被敵對勢力滲透的媒體,不會有人出來出來“裝純情”說——“都是黨國的媒體、哪來的漢奸媒體”——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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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撲屎派”的噩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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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種就把南方蜥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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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口 2012-1-3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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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3 03:05 AM
現在才說?剛睡醒?
喂!!!有人在搞我們啊!喂!大家聽到沒有啊?有人在搞我們!
中國的各個級別領導,包括最高層,只能在別人和自己一樣飯桶的環境下搞搞勾心鬥角。對外不敢鬥爭,不善鬥爭,歸根結底,還是因為不善鬥爭:有人見過善於鬥 爭的人不敢鬥爭麼?回想薩科齊08年騎在中國人頭屙屎長達兩個星期,中央政府十分淡定,一言不發。我想咱們的領導是不是準備好對策了啊,這麼淡定。結果對 策就是沒有對策,等人家屙完就好了嘛…
就這篇文章來說,空洞無物,只不過是提出了一個命題的八股文而已。其實凡是關心中國的人,哪個不知道文化建設出問題了?說人家要西化我們,我們要發揚中華 文化?這話說清楚了麼?說對了麼?說完了麼?
調查了麼,研究了麼?執政兩屆就擠出這麼個玩意?
很明顯,領導們不太像是競爭出來的,倒像是一幫近親繁殖出來的,也就這個水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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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3
覺得東西方文明的衝突和公開競爭就要開始了.木偶有心無力,能做好鋪墊就不錯了,期待下一代(習近平-薄希來)發力吧.
中國要進一步走向世界,進一步發展自己,不可能一直虛心學習西方,“崇洋媚外”,韜光下棋的.這條路讓我們固然大大地發展了實力,但我們經濟上成了“附庸”西方的 資本主義經濟,過度依靠廉價出口,血汗工廠血供西方尤其是美國,價廉物美的東西依賴西方的市場卻無法升級成靠品牌靠科技含量靠文化含量的商品高價高利潤占 領人家的市場,相反現實是別人的商品靠文化宣傳優勢高價佔領我們的市場.
在政治上,明不正言不順,導致官員“失去”自己的信仰,只好去“崇尚”西方的文化信仰,只好想著為自己和家人“謀私利搞腐敗”.
在對外關係上,不展示實力就沒人正確瞭解中國,喜歡上中國,從而和中國友好,合作,一起發展,一起對付歐、美欺壓搞亂.周邊國家被西方文化洗腦,認為西方文明一直正確,比東方文明好,低看中國誤解中國,在西方威恩並施下,配合西方搞亂中國和中國爭鬥.
在人民幣國際化上,更需要宣傳我們的各方面的實力和及其依附的先進文化,讓中小國家有信心使用人民幣,讓它們相信中國能鬥住美國的,你們不用太怕美國.展 示我們的實力和文化,給它們希望,給它們發展模式,給它們保護和依託.未來西方文明衰落了,東方文明才是應該它們學習的,東方文明是有資格有實力取代西方 文明的統治地位的,西方文明不可能永遠這樣強勢的,東方文明歷史上強勢過蓋過西方文明,未來將奪回強勢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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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響的雷,也沒有一滴雨(類似重慶)來的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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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3
希望中央對此始終保持清醒認識。
但當前黨內有兩大問題:
一個是打著紅旗反紅旗;
一個是目前理論無法 …
发表于 2012-1-2 06:54 PM
你總結得很好!
也許是我孤陋寡聞,好久沒聽到對共產主義的宣傳了。但這樣也好!至少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不要拿這塊布遮羞。要老老實實地對老百姓說,我們要做什麼,要怎樣 做。什麼是社會主義?現在已經過了“不爭論”的時期了,必須讓老百姓都知道都認同我們要往哪里去。這樣才能取信於民,避免各種利益團體混僥視聽從中牟利, 最終壞了社會主義的金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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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棄了毛澤東思想,空喊“科學發展觀”這類虛無縹緲的空洞口號,
唉!誰能給個權威定義,什麼是“科學發展觀”??一直很費解
的確很令人迷惑。
我一開始以為是為了治理環境污染。。
後來才知道是個政治目標。。
但即然是“發展”,就得有個目標。但一直沒有具體的目標。
於是現在認為,“科學發展觀”只是一個手段。
總結出來就是,“沒有具體目標”的發展手段。。
最絕的是,‘有所為、有所不為’,啥‘貓’等模糊論,“思想混亂”根子就出在這裏。
臺上不過是蒼蠅,台後精英們自己都不知怎麼自圓其說,哈哈
注意“時間點”在美帝出臺“收割”資本海外資產後,“被綁架的買辦”受到兩面狙擊。 資本之間撕裂,離撕破臉皮就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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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中國的意識形態價值觀“一片混亂”,最直接的反應就是社會道德底線“一再被突破”,幾乎任何事物都能引發正、反兩方面的尖銳對立和辯論,是與非的界限越發“模糊含混”,各階級、個族群、各利益團體日趨成型、分裂。左、中、右對現實都普遍不滿,人們對於未來愈加迷茫,對未來、對政府喪失信心……
而且,還有一隻“無形的手”,一股“無形的勢力”,潛移默化的鼓動人們的不滿和憤懣,引導人們的思維模式。這些,難道廟堂之上真的一無所知、還是束手無策?
讚讚
《揭示美國未來幾年的全球戰略》
2012-1-9
這個話題我久有意談談,這跟我長期研究美國的戰略核心層的戰略計畫有關係,可以說我要說的內容與許多美國金融,地緣政治軍事戰略,經濟方面的核心人物有關。
實際上奧巴馬的“戰略計畫”一開始就被美國的領導層背後的“影子勢力”所推崇,基辛格曾說過奧巴馬“能同時”下好好幾局棋,這代表美國真正的“權力階層”對其“能力”的認同。
亞洲與印度洋,大洋洲
在西方地緣戰略學中“歐亞大陸”是世界權力中心,若要“控制世界”必須設計好“控制”歐亞大陸的戰略,而歐亞大陸包括幾個特別有影響力的中心敏感區域,分別是亞太,印度洋及印度,還有就是中東和中亞,東歐,世界歷史上的霸權爭鬥實際上最終的目標是為了爭奪由誰來控制世界上這些最為廣泛的戰略區域,我這裏之所以說大洋洲是因為這裏一向就只是美國與英國的戰略後方支撐點,後勤基地而已
首先從亞洲和印度洋,大洋洲說起,
奧巴馬今年內最高調的聲調就是強調美國要“重返亞洲”,“構築”所謂的“亞洲安全條約體系”,這是一個未來幾十年的戰略計畫,希拉蕊克林頓在一篇名為《美國的亞洲太平洋世紀》的文章中提到了美國未來幾十年內要在亞洲建立新的“太平洋戰略體系”框架,她重點提到了四個國家與美國的戰略關係,
首先是美、日關係在太平洋體系中的戰略基礎作用,
第二是印、美關係對美國在中南,南海,南亞的戰略的積極意義,
再其次就是美國與澳大利亞的戰略合作關係,
這三個國家實際上構成了美國在亞洲太平洋的戰略體系的“三大支柱”,從地緣戰略的角度保證了美國在整個面向亞洲,太平洋世界的權力基礎與戰略地位,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把包括印度洋和大洋洲的國家體系統一納入了自己的戰略構想之中,可見其眼光之寬廣與深遠,這可以說是美國自冷戰結束以來最為精深的地緣戰略計畫,亞洲大國與太平洋世界,乃至包括俄羅斯最近“加入”世貿組織都在其“精心的算計”之中,
大家打開地圖可以看到的是在太平洋的棋盤上,美國“領導”的環太平洋、印度洋權力中心的實力驚人,更何況這一區域中包括中國,印度,日本,再加上東南亞各個經濟十分有活力的小國,同時這也是世界貿易體系最為敏感的一束神經叢,可以這樣講誰“控制”了世界貿易上的主要“海洋通道”,誰就控制了世界的財富流向,
亞太地區的印度與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經濟這幾十年來發展最為迅速的國家,而東南亞也一直世界上經濟最有活力的地區之一,這種經濟上的戰略利益與海洋霸權的戰略交匯實際上讓美國戰略家們意識到了控制這一關鍵性全球區域的重要性,這裏有可能是二十一世紀全球大國崛起的中心領域。
大家可以仔細看看這裏的資本,人力,科技,經濟,貿易因素,航運,軍事實力的全球性的影響,美國的一些領導人和政治家最近都“突然說”自己一直是“亞太國家”,一直是“太平洋國家”,也就不值得奇怪了,正如希拉蕊所說,只要控制亞太財富與亞洲太平洋到印度洋的財富流向,就能讓美國在二十一世紀繼續繁榮,她同時也說這裏的事事關美國的二十一世紀的全球命運和福祉,美國的布熱津斯基和基辛格兩位著名戰略家一直特別注意亞太戰略的設計,布熱津斯基曾在2003年前後專門寫過一篇名為《如何與中國相處》的文章,特別介紹了“如何”從戰略上“控制”中國勢力崛起,而基辛格被一些【天真(愚蠢)而愛做(普世假值)夢的中國人】視為友好的美國人,其實正是這位著名的戰略家曾在伊拉克戰爭前夜幾次進入白宮與當時的總統小布希(布希三世)會商如何進攻伊拉克,而當時中國和俄國是在伊拉克有著巨額石油投資的,布熱津斯基在他的文章雖然說不能與中國開戰,可是他是奧巴馬的政治顧問,他在利比亞的“戰爭設計”上打垮了前政權,而中國也正好在利比亞有大量的投資(火速撤僑轉進千里,敵寇追趕不及),
美國的世界戰略從馬漢時代起就“設計好”了,就是要控制世界就要控制歐亞大陸,而要控制歐亞大陸就得讓歐亞大陸“火光沖天,戰禍連綿”,讓歐亞大國“互相為敵,相互牽制”與爭鬥爭奪大陸霸權,
在馬漢時代美國的戰略計畫是“不能讓”出現一個強大統一的中國政權,這樣一來必須“維持”中國當時“分裂”的戰略形勢,所以在馬漢死了若干年後的中國內戰決戰時,美國“力主”中國國、共雙方“劃江而治,分裂為二”,美國當時這一“戰略思考”的背後有著國家長期戰略的深深的影響,他們就是為了“永遠扼殺”一個統一的中國在地緣戰略上向海外的擴張,從而威脅美國在太平洋上的永久性霸權,因為“一旦”中國統一強大,海上實力的強大將“導致”美國太平洋霸權的徹底衰落,美國與日本爭奪太平洋霸權從而控制太平洋的海權的戰略最後將以中國勝利美國日本失敗而結束,
當然我剛才說的都是歷史上美國地緣戰略思想中的“對華戰略”,不過大家如果細心就會發現美國這一戰略思想“並未被放棄”,相反這一亞太戰略已經被用更為深遠的戰略佈局“繼續下來”,他們現在制定的新亞太戰略與太平洋國家戰略體系實際上更意味深長的“表明”了中國統一對他們世界整體戰略的威脅與影響,他們恐怕想看到的不是一個統一的大陸強國,他們最大的“目標”永遠是讓一些歐亞大陸的強國“徹底分裂”成“好幾部分”,以便於他們執行那久已有之的“以華制華”的戰略傳統。
從歷史到現在我們可以看看美國的太平洋戰略的幾次變遷,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他們的戰略傳統中對中國始終是一個弱勢的中國對他們“有利”的思想,他們在“冷戰”時期和中國建交的“原因”僅僅是那個時候他“需要”用中國的力量“消耗”蘇聯對美國的全球性威脅,說白一點,這不過是中國歷史上秦國以“連橫策略”對六國的老辦法的“現代應用”而已。我們可以設想的是當中國“按美國的方向”發展後印度這一亞洲強權,印度洋上的地區強國將最終也難免被美國戰略所“設計”,最終難免被美國用同樣的“制衡之術”與內外交困戰略打垮並消亡,因為如果說美國“(利)用中國”消滅了蘇聯的話,那麼現在它正“(利)用印度”的力量“遏制中國”,將來中國如果被迫出現美國所需要的那種局面,難道印度會有好的結局,所以我個人認為這裏面充滿了悲劇,我看到許多所謂的印度(西化精英買辦)強硬派的“表演”不得不感覺好笑,螳螂捕蟬的故事真的是一直不斷的在歷史中上演。
這極可能是後話,我們放下不說。
中東,中亞,東歐
美國在亞太那樣行動中期的“目標”是中國,那麼遠期戰略目標是什麼,記得布熱津斯基在他的名著《大棋局》中提到俄羅斯時用到的戰略,他曾在書提出一個著名的設想,把龐大的俄羅斯聯邦分為三到四個大的統治區域的戰略設想,這是一個宏偉而龐大的戰略設想,
他們為何要這樣做,他們拆散中國,將來還要搞垮印度,然後把所有力量集中到俄羅斯,這是為了奠定他們眼中永久性的“新世界秩序”,也就是這些年來他們在“彼爾德伯格”,“國際清算銀行”,<三方委員會>,還有<美國外交協會>,<英國皇家國際事務協會>設計好的戰略,這一戰略的成型已經有了近幾年的歷史,他們在殖民時代就在設計這一“世界性帝國”,文藝復興時期有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曾寫過一部名字就叫《世界帝國》的名著,他們中有的人曾預言未來會出現一個統一的世界性政府,世界性的權力中心和貨幣,那麼這一中心在那裏呢?人們盡可以展開想像的空間,大膽設想,小心求證。
美國與蘇聯在冷戰時代對中東進行了前所未有的軍事爭奪,最後冷戰以蘇聯的徹底失敗而終結,不過中東的勢力剩下了美國一家獨大的局勢,美國在八十年代挑動中東強國伊朗與伊拉克的戰爭,消耗中東強國的實力,實際上嚴重惡化了中東國家間的關係,美國在兩個布希時代打擊了伊拉克,在克林頓時代敲開了東歐的大門,他們最終在2003年摧毀了薩達姆伊拉克政權,從而掀開了世界性變局的序幕,美國更加深入的控制了中東的石油,他們通過03年的戰爭開始了逐步更加深入的控制中東金融,貨幣與地緣政治的進程,
奧巴馬上台執政以來,他和他的領導層實際上有著“更為宏大”的戰略計畫,他們“重塑”了中東地緣戰略格局,同時設立「非洲司令部」,(顛覆利比亞)控制北非,進而“滲入”非洲,同時在中亞與東歐大搞“顏色革命”,
美國著名的全球地緣戰略學家布熱津斯基提出的不穩定的“新月弧形地帶”指出了存在於中東,東歐與中亞的地緣戰略問題,民族問題,他們“巧妙的利用”了這一切,他們未來肯定是在非洲全面掀開新的“全面控制”的高潮,
著名地緣政治學者恩道爾在其名著《霸權之後:美國的全方位控制》一書中對此有過詳細的介紹說明,
同時在美國著名的國際關係學者斯蒂芬沃爾特和約瑟夫奈也介紹了美國最近幾年在這些區域取得的“重大進展”,
我之所以說未來印度也將面臨嚴重的生存空間問題是因為美國在中東,在中亞,在東歐,在中國,在中南半島的全方面努力與戰略佈局最終針對的目標實際上也包括印度,所以向下看未來幾十年的印度實際上也面臨著嚴重的戰略與生存問題,
而當這一切都“解決後”,所有的威脅都不再是威脅時,那時我們就將看到決戰將發生在俄國的東,西,南三方同時壓向俄羅斯聯邦,這時西方把俄羅斯分成三、四個統治區域的戰略設想將變得並非不可想像,這才是最後一環,而這一最後一環的結束,就是全球性“世界新秩序”與“世界性統一政府”的“來臨”,“問題”是當那時到來時世界上還有中華民族生存的機會嗎?我想這才是問題的實質,
這些年來關於西方的陰謀論著名分析不絕於耳,並且西方也確實為了“推進”這些戰略性的目標而不懈努力,甚至於“不排除”戰爭。可是在這一切“精心謀劃”與努力的背後,會不會出現另一種非人力所能控制的結果呢?我想一切都還是個謎。
奧巴馬與他的歐洲盟友們顯然“已經確定”他們的戰略目標,最近他們在伊朗問題上實際上已經協調了立場,這實際上可以從他們的“敘利亞政策”上看出端倪,他他們的戰略計畫是繼續歐盟與“北約東擴”壓縮俄國的戰略空間,不過以後可能只是靈活東擴了,
現在美國的戰略中心實際上已經轉移到了亞太,他們在中東重點要解決的問題就是伊朗,然後是中亞的「上合組織」其他成員國,前一段時間連蒙古國也在試圖和西方走近,這確實是一大警告,不得不讓所有人擔憂未來更迫在眉睫的威脅,
日本著名戰略分析家曾警告說明年中東與南亞的巴基斯坦將發生巨變,而最近美國<外交政策>雜誌也在預測明年巴基斯坦政權更迭,這“意味”著更大的“風暴”實際上還在形成,伊朗並不是最終的美國在中東的戰略目標,他們一定有更有深遠的地緣戰略計畫,他們要的是中亞的格局變得按他們的“設計”發展,這也是為什麼俄羅斯在敘利亞事件中會派出自己的航母的原因,理由很簡單,俄羅斯的戰略思想家一定已經看到了伊朗,敘利亞,還有中亞最後變局對自己的威脅,這意味著蘇聯結束以來另一次巨大的外交退縮形勢即將形成,而這是俄國國家安全的嚴重挑戰,那時再加東歐的親美勢力,俄國國內的反對派和俄羅斯國家經濟在歐洲債務金融崩盤中受到的嚴重影響,這一切將使未來俄羅斯國家面臨著嚴重的國際與國內形勢,所以他們十分警惕性的對待了這一切。問題與形勢遠比我們想像的要複雜的多了。
俄國勢力收縮,未來金融系統將受到歐洲債務危機與銀行體系崩盤的重擊,國內反對勢力的興起,這一切沒有完,俄國剛加入世貿組織而國際戰略領域卻發生了這樣微妙的變化,這背後有著的是另一次大棋局與命運的較量,只是不知道國內的人會不會看明白這一點呢?
回過頭來我們再說非洲,我們看到的是美國及西方勢力在北非的全面展開與推進,中、俄在非洲實際上已經嚴重處於守勢,未來中國與俄國會失去更多的非洲利益,到最後我們會發現非洲依舊是西方勢力尤其是美國勢力重要勢力範圍,美國成立的「非洲軍事司令部」的戰略意義也在對非洲進行全面的統治,實際上這已經是在“恢復”“舊殖民地時代”西方在非洲的戰略優勢地位,我們到時候會發現歷史在二十和二十一世紀轉了一圈子,卻回到了原來的地方,新的殖民主義比舊的殖民主義更有生命力和破壞力的存在於亞非、拉美地區。
這難道是宿命和命運的安排,不可抗拒的規律,還是僅僅是一種歷史發展的進程呢,我覺得的我給不出答案,二十一世紀結束後那時的人們也許會給出這一問題的答案,一切真的都還太像個謎了
文/未世民
2012-1-9 草根財經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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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報海外高調指責美國新戰略瞄準中國伊朗
楊毅:《美新軍事戰略瞄準中國伊朗 或更攪亂局勢》
文/楊毅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12-1-9
2012年1月5日, 奧巴馬總統“罕見地”在五角大樓與國防部長帕內塔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鄧蒲賽上將一道舉行了記者會,公佈了題為《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國防的優先任務》的新軍事戰略報告,“充分顯示”了奧巴馬政府對美國調整軍事戰略的“高度重視”。
新軍事戰略“明確”把中國和伊朗列為美國的“瞄準對象”。
近年來,戰線過長、能力不足,稱霸全球野心太大、資源有限等矛盾,始終是制約美國國防戰略與軍事戰略的重要因素。金融危機、經濟衰退,再加上伊拉克和阿富汗兩場戰爭讓美國的綜合國力傷筋動骨,面對諸多挑戰確實是“捉襟見肘”。
自從2010年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提出“重振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 的目標和“國內建設、海外塑造”的戰略途徑之後,美國在全球戰略部署調整中明顯地“加強”了對亞太地區的戰略投入,而“切入點”就是把地區安全形勢“攪動”成為一種 “亂局”狀態,造成和“放大”地區各國對中國的戰略恐慌,這樣美國就可以“揮師東進”“應邀重返亞洲”。
2010年以來,美國成功地利用“天安號軍艦事件“、延坪島炮擊事件,達到了“阻止了日本的離心”、“強化了韓國的依賴”、“惡化了中國的環境”等目的,同時又通過高調介入南海爭端、慫恿菲律賓等國強勢對抗中國,唯恐天下不亂。攻擊中國合理的軍事力量建設,“藉口”反對所謂“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啟動“空海一體戰”概念並付諸實施,刺激新的安全競賽,“破壞”地區和平、穩定與繁榮。
美國新公佈的軍事戰略報告意味著美國在軍事上對亞太地區的戰略投入將從戰略規劃“轉向”到戰略實施的階段,
美國的高調投入將對這一地區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呢?美國公開宣稱自己是“公共安全產品”的“提供者”,針對的是“戰略意圖不明的中國軍事力量現代化”,這恰恰是“本末倒置”的騙人邏輯。
我們可以清晰地回憶到,在過去幾年間,美國忙於“反恐戰爭”,無暇顧及亞洲之際,亞洲地區,特別是東亞地區是一派安定、和平與繁榮景象,以 10+1、10+3為標誌的地區經濟合作大大促進了地區各國的經濟關係、安全關係和政治關係的改善。
而“自從”美國2009年開始高調“重返亞洲”之後,各種危及地區安全的事件接踵而來,地區動盪此起彼伏,稍微有些戰略頭腦的人們就不難看出誰是地區安全的“保障者”,誰是地區安全的“麻煩製造者”了。
美國經濟復蘇乏力,“重返亞洲”的戰略因為“口袋缺錢”是不能贏得地區各國的歡迎的。於是,製造矛盾、製造混亂,亂中推銷軍火,利用相關國家尋求“安全保護”的訴求,獲取經濟利益,為美國經濟復蘇打開市場。
隨著更多的美國的軍艦、飛機活躍在亞洲地區,地區安全形勢可能更加動盪,美國的戰略算盤也可能隨著地區各國逐漸認清其真實面目而落空。
(作者楊毅 係解放軍海軍少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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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中國媒體解讀美新軍事戰略引關注
【《俄羅斯商業諮詢日報》網站1月7日報導】
題:中國媒體發現亞洲的“萬惡之源”
中國媒體認為美國是(煽動/策動/製造)亞洲“不穩定”的“罪魁禍首”,對美國旨在擴大在亞洲的軍事存在的新國防戰略進行了猛烈抨擊。
中國的一位軍事專家說,自 2009年美國(希拉蕊)提出必須“重返亞洲”後,危及地區安全的事件就“接踵而來”。他認為,不難猜出,哪個國家是亞洲安全的真正“保證人”,哪個國家是“萬惡之源”。
西方分析家認為,美國此舉表明其維護亞洲地區安全的立場沒有改變,中國不必對美國新國防戰略感到擔憂。
但中方媒體認為,美國新戰略標誌著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軍事行動結束後一個新階段的開始,“明顯針對的是中國和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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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反華)之音電臺網站1月7日報導】
題:中國對美國國防藍圖表示擔心
中國官方媒體對美國的最新國防計畫表示擔心,警告說它可能會破壞美、中關係。
一份中國報紙昨天援引一名中國國防專家的話說,美國此前一天宣佈的藍圖顯然針對的是中國。
該報援引中國人民大學分析家金燦榮的話說,美國覺得中國的高速發展威脅到了自己。他警告說,美國的新戰略將使北京感到不舒服,可能會影響雙邊關係。
美國總統奧巴馬前天宣佈了新戰略。他說美國將加強在亞太地區的存在,儘管美國正大幅削減國防開支。
中國官方的新華通訊社也對美國的國防計畫發表了評論,說歡迎美國為亞太地區的和平和穩定作貢獻,但任何軍國主義政策都將引發敵意並遭遇強烈對抗。
在總體較為克制的評論中,新華社說美國應放棄顯示自己的力量,因為這麼做無助於解決地區爭端。
【英國廣播公司網站1月7日報導】
題:中國媒體關注美國新亞太軍事戰略
中國官方媒體對美國將新軍事戰略重點轉向亞太表示關注和批評。
新華社發表國際時評稱這是 “美國最不該選擇的選項”。
文章說,亞太正處於“謀求和平發展合作的時代”,美國以軍力為後盾介入亞太事務,“會擴散緊張氛圍,加劇地區對武力的焦慮”,“釋放了令人不安的信號”。
但也有中國專家分析認為,美國調整軍事重點並非僅針對中國,而是奧巴馬在經濟乏力困境下為維護“軍事超強”地位所做的戰略選擇。
而《人民日報》海外版高調指責美國的新戰略。它刊登了中國國防大學研究員、海軍少將楊毅的文章,指責奧巴馬政府新軍事戰略瞄準中國和伊朗。楊毅在文章中指責美國是亞太地區安全的 “麻煩製造者”。
中國官方尚未就美國的新軍事戰略做出正式表態。
【路透北京1月7日電】
刊登在週六《人民日報海外版》上的評論稱,美國在全球戰略部署調整中明顯地加強了對亞太地區的戰略投入,而切入點就是把地區安全形勢攪動成為一種"亂局"狀態,造成和放大地區各國對中國的戰略恐慌。
該評論與週五《環球時報》的憤怒評論如出一轍,此前美國總統奧巴馬宣佈美國政府將加強對亞洲地區的軍事投入。
美國於去年底推出新的國防戰略,明確顯示美國對亞洲地區的重視。美國盟友和分析師稱,中國對此不必擔憂。
海軍少將楊毅在評論中寫道"新軍事戰略明確把中國和伊朗列為美國的瞄準對象"。
“自從美國2009年開始高調‘重返亞洲’之後,各種危及地區安全的事件接踵而來,地區動盪此起彼伏。"
“稍微有些戰略頭腦的人們就不難看出誰是地區安全的‘保障者’,誰是地區安全的‘麻煩製造者’了。"
發表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上的評論不代表中國政府立場,不過大體反映官方的看法。(完)
編譯:李富強 發稿:王鳳昌 http://cn.reuters.com/article/CNTopGenNews/idCNCNE80804E2012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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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軍事戰略對準中國,中國媒體篡改內容欺瞞人民》
文/張宏良
2012-1-7
美國新軍事戰略公佈前幾小時的頭天晚上,當時在和孔慶東、司馬南、戴旭、韓德強等人一起吃飯,戴旭一落座就透露了美國新軍事戰略的主要內容,並慷慨激昂地痛斥了吳建民等外交智囊一系列喪權辱國行為。第二天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公佈的美國新軍事戰略,內容果然與戴旭透露的差不多。特別是其中最重要也是最新的一點,即美國公開宣佈新軍事戰略的目標,就是集中對付中共和伊朗,完全證實了此前我們一直強調的美國對中國的軍事威脅和戰爭準備。
然而讓人極為震驚的是,中國媒體(新華網)在向國內民眾報導美國新軍事戰略時,卻“故意刪改”了美國新軍事戰略的對華內容,把美國對中國發出的戰爭威脅,“篡改”成美國是為了保障中國和亞太的“安全與繁榮”,這種“篡改”可能造成的恐怖後果簡直讓人無法想像,狼已經宣佈前來吃羊,可是羊圈的喇叭卻欺騙羊群說,狼是為了羊圈的“安全和繁榮”,這讓人想起了當年為日本鬼子“帶路”的漢奸宣傳:“皇軍是來建立大東亞共榮圈,與我們共存共榮的”。
大家比較一下後面附件一美國媒體的報導與附件二中國媒體的報導,就可以看出中國媒體完全“篡改”了美國新軍事戰略的核心內容。
一是通過“篡改”“掩蓋”了美國新軍事戰略的打擊目標是中國。美國媒體報導“新的軍事戰略明確指出,在美國預算面臨整體緊縮的情況下,美國未來將逐漸遠離地面戰爭,重新調整軍隊應對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威脅,加強海軍和空軍力量在太平洋和霍爾木茲海峽與中共和伊朗抗衡。”
而在中國媒體報導中,則“刪掉”了“中共”二字,把美國新軍事戰略的打擊目標變成只剩伊朗一個國家。
二是把美國新軍事戰略的目的是“準備發動戰爭”,“篡改”成為是“維護亞太的安全與繁榮”。美國媒體報導新軍事戰略變革的目的是“意味著順應如何準備發動戰爭的變化”;而中國報導則“篡改”為是為了“維護亞太的安全與繁榮”。
這兩點“篡改”恰恰是對美國新軍事戰略打擊目標的“根本篡改”,經過這樣一“篡改”,美國新軍事戰略針對中國的“戰略威脅”和戰爭準備,完全“變成”了幫助中國和平發展的友好戰略,至少是對中國完全無害的戰略。要知道,對本國人民“隱瞞”敵人軍事打擊的資訊,與隱瞞本國政策和事件的資訊,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隱瞞”和“篡改”本國政策和事件的資訊可以用維穩來解釋;但是,隱瞞敵人軍事打擊的資訊,則是剝奪了本國老百姓逃命的機會,特別是再把準備前來屠殺本國人民的侵略者篡改美化成為和平使者,則完全是對本國人民的嚴重犯罪。
中國媒體轉載的是「新華網」“篡改”的報導,我們不知道眼下“篡改”美國戰爭威脅的人,與“圍攻”孔慶東等愛國人士的人是否屬於同一夥人,但是他們所從事的“罪惡勾當”卻完全相同,都是在把13億中國人民置於死地。雖然他們的直接動機和目的,並非是要把13億中國人民置於死地,並非是讓絕大多數中國人民死於非命,可能只是為了繼續向美國輸送財富,幫助美國以及周邊國家繼續侵佔中國的海域和領土,而又不致于引起老百姓的憤怒和不滿,故而向老百姓掩蓋美國對中國充滿敵意的戰爭威脅,但是,他們這樣做的客觀作用,卻是在不折不扣地把中國變成膏血遍地、堆屍滿街的血腥屠宰場。
美國新軍事戰略說得清清楚楚:“美國未來將逐漸遠離地面戰爭”“用海軍和空軍力量在太平洋”與中共抗衡,也就是說,美國要把中國變成未來戰場,戰爭不僅不會導致美國平民傷亡,甚至不會導致美國士兵傷亡。
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核大國來說,難道就不會把戰火也燒到美國本土?美國堅信不會,美國新軍事戰略就是建立在中國絕不會把戰火燒到美國本土的基礎上,如同美國堅信伊拉克和利比亞不會把戰爭燒到美國本土一樣。美國的這種自信來自哪里?就是來自於中國的“第五縱隊”漢奸勢力。中國媒體對美國新軍事戰略的“篡改”就完全證實了美國這種自信具有鋼鐵般的事實依據。如果一個國家連對方發出的戰爭威脅都要向本國人民“隱瞞”;
在對方已經宣佈要對本國進行軍事打擊的情況下,仍然“欺騙”本國老百姓去相信對方是和平使者;
在對方已經率領和“操縱”周邊國家開始瓜分本國領土的情況下,仍然要瞞著本國人民把財富源源不斷地向對方輸送;
在對方總統、國務卿、國防部長直到核潛艇艦長都表示要用武力解決中國南海問題的情況下,中國媒體和外交官卻仍然在欺騙中國老百姓說中美是友好合作關係……
如果連這種口頭上的戰爭威脅都“不敢正視”,都“怕得要死”,又怎麼可能有勇氣把戰火燒到美國本土?現在,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僅僅是發佈了一個打擊中國的新軍事戰略,還沒有真的實施打擊,整個中國從官方到民間所有媒體就全都在替美國“掩蓋”,全都在替美國向中國老百姓保守秘密,一旦美國真對中國動起手來,中國媒體和外交豈不是會比現在更加徹底地站在美國一邊!這就是美國自信戰火不會燒到美國本土的原因。
站在美國新軍事戰略的立場上來看當今中國人民掀起的偉大的“反漢奸運動”,就會深深理解這場“反漢奸運動”實際上是中國人民的一場自救運動。中國人民一滴血一滴汗養育出來的精英集團背叛了人民,他們不僅把中國人民的資源和財富送給了美國等西方國家,甚至最終還要把中國人民的性命也一併送給美國等西方國家。在沒有發生侵略戰爭的和平時期,一個國家的精英集團把本國人民全部出賣給敵對國家,這在人類歷史上是十分罕見的現象,從北宋到晚清從未有過,包括“賣國”最嚴重的“蔣介石集團”表面上也還喊幾句抗日口號,至少還不會幫助日本鬼子欺騙中國老百姓,甚至連當時替日本鬼子宣傳“共存共榮”的“漢奸”也是在日本鬼子指使下迫不得已的行為,而如今中國的精英集團卻是在美國沒有任何指使的情況下,“主動”把美國的戰爭威脅“篡改”成為和平友好行動。可見當今漢奸之可惡,遠遠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
在中國人民發起偉大的“反漢奸運動”進行民族自救的同時,我們想起了中國共產黨。其實,更應該奮起自救的是中國共產黨。仔細看一下美國新軍事戰略就會發現,雖然美國把中國和伊朗同時列為戰爭目標,但是其中卻有一個性質截然不同的區別——對伊朗是打擊伊朗這個國家,而對中國則只是打擊中共這個政黨——美國新軍事戰略的用詞是“與中共和伊朗抗衡”,而不是與中國和伊朗抗衡。美國之所以提出在伊朗打擊整個國家而在中國只打擊共產黨,絕不僅僅是因為伊朗是一個小國而中國是一個大國,而是因為伊朗是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家,沒有經過中國和利比亞那樣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沒有第五縱隊“漢奸帶路黨“,國家不是依靠軍警慰問而是依靠群眾維穩,很難通過內亂搞垮伊朗政府,所以只能通過外部力量打擊整個伊朗國家。
而中國則不同,情況比伊拉克和利比亞更加糟糕,一是通過“新自由主義改革”的“貧富兩極分化”和腐敗,“激化”了中國社會的官民矛盾和黨群矛盾,埋下了中國內亂的社會種子。
二是通過“妖魔化”毛澤東和“妖魔化”文化大革命把共產黨成功釘死在道德窪地上,“漢奸勢力”控制了意識形態和主流媒體,“漢奸文化”滲透到社會每一個角落,黨校反黨、黨報反黨,甚至“模範共產黨員”反黨,已經成為一種政治時尚,成為所謂改革派的最醒目標誌,中國漢奸力量在反黨的旗幟下迅速聚集起來,不僅“控制”了幾乎整個媒體,甚至還控制了絕大部分政府部門,形成了超越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的強大力量。
三是漢奸勢力用維穩綁架了共產黨,他們一方面打著共產黨的“旗號”大肆搶劫百姓,一方面把搶劫罪名反手扣到共產黨頭上,如此一來,老百姓的“怒火”越大,共產黨維穩的壓力就越大,共產黨維穩的壓力越大,“漢奸勢力”在維穩的名義下對老百姓的搶劫和鎮壓就越嚴重,由此形成了老百姓疲於奔命、共產黨疲於維穩的惡性循環。這種惡性循環,即使沒有外部干預,最終也會變成內亂。而只要稍加干預,這種建立在惡性循環基礎上的維穩大廈就會轟然倒塌,這就是美國堅信能夠把中國變成第二個利比亞,在零傷亡的情況下“顛覆中國”的信心之所在。在此我們看到,美國再次十分巧妙地吸收了毛主席的統一戰線思想,對中國各種政治力量進行分化瓦解,只提打擊“中共”,不再提打擊中國,以此來把中國共產黨變成第二個卡紮菲(格達費)。
所以,中國共產黨也到了該進行自救的時候了!
要記住,美國新軍事戰略提出的是要消滅中共,而不是消滅中國——儘管其最終目的是要“肢解中國”。特別是在美國看來,共產主義是比法西斯主義更加邪惡的力量,要用比處死卡紮菲和納粹黨徒更加殘酷的手段來對付共產主義者。從2007年美國總統小布希(布希三世)到現在的總統奧巴馬,都在罪惡排序上把共產主義排在法西斯主義前面,小布希發誓要為被共產主義殺害的死難者報仇,奧巴馬發誓要繼承先輩與共產主義鬥爭的“革命”遺志,為剷除共產主義而鬥爭。請那些目前還沒有暗中投敵並且以後也不打算投敵叛變的共產黨人想一想,連沒有被美國政治家如此仇恨的卡紮菲都會被當街亂槍打死,而被美國如此仇恨的中國共產黨人到時還會有更好下場?如果說,在此之前,體制內的中國共產黨人對美國抱有“幻想”還是可以理解的話,那麼在美國新軍事戰略已經出臺的今天,已經把中國共產黨列為打擊對象的今天,已經把共產主義和恐怖主義並列的今天(小布希早就宣佈“反恐就是反共”),仍然對美國寄予幻想,那可就真是“自作孽不可活”了。
中國人民已經醒來了,中國共產黨,也該醒醒了。
有人總是像李鴻章要脅慈禧太后那樣要脅共產黨,聲稱一旦對外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干預,國內老百姓就會趁機造反推翻朝廷,慈禧太后就是聽信了這種鬼話才走上了賣國道路。其實,這種論調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太小瞧了中國人民,中國人民的民族大義和家國情懷是與生俱來、不可磨滅的,這種超越自我、支撐天地的崇高品質和獻身精神,是引導人類社會向前發展最根本的價值取向,是中華民族歷盡艱難、飽經憂患而生生不息最根本的生命源泉,中國人民無論在多麼艱難困苦的情況下,都始終不渝地把祖國看成是偉大的母親,哪怕是受盡委屈也不會背叛母親。這是那些受西方價值觀薰陶、尚未擺脫低級動物本能狀態的私利主義者的黑暗靈魂永遠無法理解的精神現象,如同低級動物永遠無法理解高級動物的精神現象一樣。中國人民從來不會因為苦難和壓迫而背叛祖國,歷史上是如此,現實同樣是如此。
中國的資本主義是世界歷史上最血腥最殘暴的資本主義,可是,2011年美國利用這一點在中國搞“茉莉花革命”,企圖推翻共產黨時,整個中國沒有一個老百姓站出來支持美國的“茉莉花革命”,包括那些拼死上訪的老百姓也拒絕參與其中,這些連死都不怕的訪民為什麼要拒絕參加,因為中國老百姓天生的政治嗅覺,使他們聞到了“茉莉花革命”的“漢奸”味道。再看看眼下,地方政府在奪老百姓的地,“開發(奸)商”在扒老百姓的房,股市在搶老百姓的錢,醫院在要老百姓的命,可是,中國老百姓並沒有因此就趁共產黨之危,與美國顛覆勢力和漢奸勢力聯合起來,如同蘇聯東歐和中東北非那樣,借機打倒共產黨,相反,中國老百姓看到共產黨有危險,立刻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漢奸運動”,向共產黨伸出了援救之手。這就是我們的人民,這就是我們這塊熱土生活的偉大人民,有如此偉大寬厚的人民做後盾,共產黨應該感到幸運,這是其他國家共產黨所沒有的歷史幸運,如果不為這種幸運感謝人民,接受人民,融化於人民,反倒是防範人民,害怕人民,把人民當敵人,那就只能是自絕於人民,自絕於歷史!
可是迄今為止,面對美國的戰爭威脅,中國的反映卻令人憂慮,幾乎又在重演歷史上退縮忍讓最終任人宰割的亡國悲劇。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被問到對美國新軍事戰略的看法時,外交部發言人卻避實就虛地大談了一通中、美合作友好之類的題外話,而對美國戰爭威脅沒有哪怕是一個字的評論;
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一位將軍的話更加雷人,說什麼“美國這一軍事戰略並不完全針對中國。”這句話如同說“美國原子彈並不完全扔到中國”一樣荒謬絕倫,美國軍事打擊目標“完全針對中國”和“並不完全針對中國”,對中國來說又有什麼區別?難道有伊朗陪著共赴黃泉就應該感到慶倖?真不明白這位將軍對強盜“並不只搶劫他一家”有什麼值得安慰的。反觀GDP和人口只相當於中國5%的伊朗,面對美國的軍事威脅,反倒義正辭嚴地表示,一旦美國膽敢對伊朗實施石油禁運和軍事干預,伊朗海軍將用武力封鎖霍爾木茲海峽。
本來,無論是按照生活常理,還是按照軍事常規而言,在美國沒有解決伊朗問題之前,不應該把中國也同時列為打擊對象,可是,美國國防部長卻在最近宣佈,如果中國和伊朗阻止美軍進入中國南海和伊朗霍爾木茲海峽,美國將集中全部資源予以打擊。美國在還沒有打下伊朗之前又突然加上一個中國,無論其中有多少個解釋,至少有一點確定無疑,就是在美國看來,加上中國這個打擊對象並不會增加困難和風險。號稱美國核潛艇之王的“俄亥俄號”艦長希克斯的話也證實了這一點,他在接受記著採訪時說,他“並不擔憂南海爭議”,因為“只要接到長官指示,他的‘俄亥俄號’可以完成任何任務”,請注意,這位美國艦長說的是“完成任何任務”,並沒有任何例外,自然也包括大規模屠殺和人口滅絕。只要稍微注意一下當今美國精英集團對中國的討論,就會發現美國已經輕視中國到了何等程度。目前美國在如何對待中國的問題上,無論是軍人還是政客,所討論的問題始終只有一個,就是採用什麼辦法扳倒中國(Take China down)更好,而從沒有任何人討論過能不能扳倒中國,這就如同老百姓過年殺豬一樣,所討論的問題永遠是怎樣殺豬更好,而不絕會去討論能不能殺得了豬。
可見,在美國人眼裏,中國人已經變成了可以隨意宰殺的豬羊!
正是因為美國人的傲慢自信和中國人的“畏縮退讓”才越來越“激發”了中國周邊國家對中國的野心,使東亞地區史無前例地進入了欺辱中國的時代。如今中國人打開電視,看到聽到的永遠都是,哪個哪個國家又扣押了中國漁船,又逮捕或毆打了中國船員;哪個哪個國家又佔領了中國島嶼,又在中國海域開發了油田;此時此刻去上網,所看到的則是日本議員登上了中國釣魚島,菲律賓軍艦開進中國九段線(中國國界)巡航;而中國的反映,則“永遠”都是外交部的口頭抗議,唯一變化就是發言人的性別偶爾不同——有時候是個小白臉,有時候是個漂亮娘兒們,抗議的詞句則完全相同。外交部給中央的建議和給百姓的解釋也始終只有一句話:“不用武力保衛國土是大國自信的表現,是綜合國力強大的標誌”,按照這個邏輯,等到哪天中國領土被侵佔得只剩下一個中南海了,中國就徹底自信徹底強大了。據說,這是中國外交泰斗吳建民(太監)的著名格言,是中國外交部和外交學院最根本的外交理念,不幸的是,這個連秦檜和李鴻章都會嘲笑太弱智的外交理念,竟然“主宰”了中國外交界。
當今中國想起來也真是不幸,辛辛苦苦養了一批經濟學家,結果是把中國的資源和財富輸送到了美國,還搞出了一個不男不女的“中美國”;
辛辛苦苦養了一批法學家,結果是不僅弄出個“西門慶立法”,把老百姓整得屁眼兒朝上,還把共產黨和共和國弄成了沒有合法身份的“黑戶”,應該被美國消滅;
辛辛苦苦養了一批生物學家,結果是把13億中國人民變成了實驗轉基因主糧的“國際小白鼠”;
辛辛苦苦養了一批外交家,結果是喪權辱國還不算,反倒在大會小會上大講特講,中國老祖宗不講理,把國界劃到了對方家門口,現在我們要重新劃給人家。美國人和周邊國家聽中國外交官這麼一說,立刻來了精神,把軍艦開進了中國海域。並且所有國家前來中國割讓土地的要求,美國強迫中國放棄南海的要求,竟都是以中國外交官的話為依據。以往西方列強提出的不平等條約是強加給李鴻章的,現在美國率領亞洲諸弱的不平等要求則是根據李鴻章的話提出來的。你說當今中國冤枉到了何等程度!
美國把中國列為新軍事戰略打擊目標,是中國“韜光養晦”甘當三孫子的“綏靖政策”激發起來的,如果繼續照此下去,伊拉克和利比亞的悲劇將很快在中國重演,一旦到了那時,就一切都晚了。此前我們一直在講,只有敢戰的民族才有可能避免戰爭,只有不怕鬼的人才不會遇到鬼。現在中國是到了“內懲國賊、外保衛國土”的時候了,中國人民大眾已經喊出了打倒漢奸,中國紅色大潮已經矛頭直指漢奸,共產黨根本無需多費力氣,只要順應歷史潮流和人民要求,就能夠順利剷除美國對華軍事戰略的根本基礎——漢奸,為中華民族崛起掃清障礙。
幹吧,中國共產黨,你已經沒有了任何退路!當狼已經張開血盆大口時,要想活下去,就要成為獅子,而不能繼續成為羊。
20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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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美國媒體的報導
《美國新軍事戰略出爐 集中抗衡中共伊朗》
奧巴馬政府美東時間1月5日(週四)在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公佈的一項新的軍事戰略明確指出﹐在美國預算面臨整體緊縮的情況下,美國未來將逐漸遠離地面戰爭﹐重新調整軍隊應對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威脅,加強海軍和空軍力量在太平洋和霍爾木茲海峽與中共和伊朗抗衡。
美國總統奧巴馬出席了國防部的新聞發佈會並發表講話。官員們說,總統參加國防部新聞會在歷史上是首次。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週三表示,奧巴馬非常積極的參與了這一新戰略的制定,從去年9月起曾與國防部長和軍方高層、包括部隊指揮官進行密集會面。
美國當局計畫將縮減陸軍和海軍陸戰隊的規模,有效地限制未來大規模的國家建設任務﹐縮小美軍在歐洲的足跡。國防部官員說,現在為57萬人的陸軍,很可能要削減至約49萬。美國地面部隊將不再大到足以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地區進行長時間、大規模的剿匪運動。
在未來十年內軍隊預算減少為 4,870億美元,奧巴馬表示,該戰略的目的是要避免粗心浪費,但全面的削減,將會危及國家安全。他補充說,美軍將不得不作出後10年的國防開支的增長記錄。
“我們的軍隊將被精簡,但世界必須知道,美國是要保持我們敏捷、靈活和應對突發事件及威脅的全方位的軍事優勢。”奧巴馬說。
“我們不能重複錯誤的過去,留下對未來的準備不足。”奧巴馬說:“作為總司令,我不會讓這種情況重演。”
針對美國軍方未來能否在同一時間應對兩個主要衝突的猜測﹐國防部長帕內塔說,新的部隊結構將意味著順應如何準備發動戰爭的變化。“我們將有能力面對和戰勝一次超過一個對手(的戰鬥)。”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登蒲賽將軍說,美國軍隊仍然遍及全球。“我們有著全球性的力量,我們必須能夠進行跨全方位的活動和軍事行動。”
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計畫還指出了新的投資領域,如特種作戰部隊,仍將是重中之重。其關鍵任務包括去年成功殺死本拉登。同時也將資助一些監控技術,包括無人駕駛飛機和融合來自不同來源的情報的能力,以及其他反恐舉措,網路戰和遏制核武器擴散等。
帕內塔說,國防部(對外侵略部)削減預算的一些具體細節將在最後預算提案完成之前的本月晚些時候出爐。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登蒲賽將軍(右)說,美國軍隊仍然遍及全球。“我們有著全球性的力量,我們必須能夠進行跨全方位的活動和軍事行動”。
美軍去年年底撤離伊拉克,美國將對外重心轉向亞太地區。接近帕內塔的軍事專家表示,奧巴馬反對將美國目前的11個航母戰鬥群削減至10個,認為美國需在太平洋地區保持足夠威懾力量,以應對來自中共當局的可能威脅。
儘管美國國防預算將面臨重大削減,但是奧巴馬總統去年11月訪問澳大利亞時表示,縮減美國國防開支不會以犧牲亞太地區利益為代價。國防部長帕內塔在去年10月訪問日本時也表示:“我們將會加強我們在太平洋地區的存在。”
儘管觀察家認為華盛頓與北京發生正面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很小。但美國與伊朗之間關係近期呈現劍拔弩張之勢。伊朗當局上周發出威脅說,一旦美國因為伊朗的核專案而對其實施石油禁運或是伊朗與美國爆發全面衝突,它將使用武力來封鎖重要石油通道霍爾木茲海峽。
伊朗軍方本週二則發出警告,要求美國的航空母艦不要返回波斯灣,否則伊朗軍方可能採取行動。對此美國表示,美軍艦在霍爾木茲海峽的通行符合國際法規定,美國有義務確保航海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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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中國媒體(新華社)的報導
《美國宣佈新軍事戰略將重心轉向亞太地區》
記者/支林飛 杜靜 華盛頓1月5日電
新華網
美國總統奧巴馬5日宣佈推出一項新軍事戰略,強調美國雖然面臨預算壓力,但將努力確保其“軍事超強”地位,同時將美國軍事重心轉向亞太地區。
奧巴馬當天在五角大樓與國防部長帕內塔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鄧蒲賽一道舉行了記者會,公佈了這份題為《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國防的優先任務》的新軍事戰略報告。新戰略暗示美國將縮減陸軍規模,並減少在歐洲的軍事存在,轉而加強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以維護亞太的“安全與繁榮”。
奧巴馬在講話中表示,美軍在經歷十年戰爭後正處於“一個過渡時期”,雖然美軍將繼續為維護全球安全作貢獻,但有必要對其關注重點進行再平衡,把重心轉向亞太地區。他強調,雖然美國面臨削減國防預算的壓力,美軍規模將會縮減,“但世界必須知道,美國將維持其武裝部隊的軍事超強優勢,美軍將保持靈活性,準備應對各種緊急事態和威脅”。
這項新軍事戰略保留了美軍的一些傳統使命,包括打擊恐怖主義、維持核威懾、確保國土安全、阻止和挫敗任何潛在敵人的入侵等,同時強調將提高美軍在網路戰、導彈防禦等方面的能力,但將避免發動類似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這樣的持續時間很長的大規模戰爭。
奧巴馬政府是在面臨緊縮預算的巨大壓力、反恐戰爭取得“階段性成果”(?)、美軍撤出伊拉克和正從阿富汗撤軍的背景下提出以上新軍事戰略的。為了削減不斷增長的財政赤字,奧巴馬政府(注:在未來美政府每年年度預算實際的債務赤字將增加高達1.5兆美元以上之主權信用破產邊緣情況下)提出了大幅縮減預算(注:實僅為象徵性小幅度削減)的計畫,其中包括在今後10年內削減4890億美元的國防開支。
讚讚
□□ 日帝殖民者把勇敢抗日台灣人基因一一撲殺培植台奸走狗為士紳地主
百多年來統治著台灣此日美附傭殖民屬地的霸權意識型態:
首先是1895~1945「日帝殖民皇民主義」-全面撲殺六十萬勇敢抗日志士,以“阻截”台灣獨立“回歸”中國祖國;
接著1946~1990文化霸權是「反共右翼法西斯主義」美日台右翼反共圍堵白色恐怖撲殺-全面撲殺心懷紅色祖國的泛統派台灣文化精英;
再來1991~2008文化霸權就是美日舊殖民勢力扶植下的滯台皇民浪人三腳老台奸復辟分離主義假借民主之名推動的偽台灣國族主義;表現在成立於全台實多半為皇民遺族餘孽的所謂本土社團(皇民學社叫獸)
而貫穿這三者的本質就是「反共」與「反中國」的複合意識,這種複合意識存在於日本主子右翼法西斯的思想和歷史脈絡中,也獨霸於戰後冷戰與內戰的時代中。
□□ 美國駐台副領事葛超智特工陰謀策動少數士紳請願託管釀致228悲劇
美國駐台副領事George Kerr葛超智228事件事發前服務於OSS(CIA中央情報局前身),他以台灣地位未定為由鼓吹「託管論」,私下在台灣糾集台灣士紳從事台灣獨立活動,丘念台亦指葛超智在台進行情報工作。證據顯示整起台灣人「託管」事件葛超智介入甚深,甚至可說台灣人請願行動係葛氏於幕後指導。葛超智於1965年完成Formosa Betrayed藉此書推諉責任將二二八事件曲解成台灣人尋求託管與獨立運動,將自己塑造成關心台灣人民前途的人道關懷者,日後更搖身一變成為台獨運動「教父」。葛超智私下企圖透過由少數台籍領袖對以美國政府「請願」方式,促成美國「託管」台灣的目的。
□□ 台灣法西斯社會轉型正義暗無天日 白色恐怖左派台灣精英光環遭篡奪
美帝主導全球反共肅清白色恐怖撲殺 “美蔣”反共屠殺近萬左派台灣精英
反抗美帝扶持的美蔣腐敗政權的「白色恐怖五千名勇敢台灣人死刑政治受難者」與長期由美日帝國殖民勢力背後扶持的今日皇民台奸嘴炮台獨運動之間並無絲毫關係(反共肅清白色恐怖撲殺期無一孬種皇民台獨遭判死刑,因為皇民台奸台獨長期受到美日主子的寵愛扶植暨政治庇護)美蔣1950年代展開的白色恐怖撲殺本土精英受害政治犯實則全都是共黨及左派「心向紅色祖國」之泛統派人士。白色恐怖台灣左派精英政治犯受害者之政治光環卻在美蔣法西斯餘孽默許下遭復辟皇民浪人所無恥篡奪。光是以1950年代的前五年,美蔣政權在臺灣至少殺害了近5000名地下黨及左派人士;8000個以上的“匪諜”、知識份子文化人、工農,並將同樣數目的人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到無期徒刑。這就是一般所謂的“臺灣50年代白色恐怖”。
□□ 美帝主導全球反共肅清白色恐怖撲殺1965指揮印尼屠殺百萬左派人士
美帝中情局在澳大利亞和英國當局的緊密配合下主導了蘇哈托執行的印尼1965年軍事政變。近百萬工人農民學生和政治活動分子在政變後慘遭屠殺。用血腥和鐵腕手段統治了印尼32年的“軍事強人”—蘇哈托在美英帝國主義策劃和配合下,聯同另一反共將領納蘇蒂安五星上將發動了一次軍事政變。這場蓄謀已久旨在推翻蘇加諾總統消滅共產黨,以便完全倒向西方世界的政變使印尼共和國頓時陷入血泊當中,數十萬的印共黨員,上百萬的無辜工人農民不管男女老幼被劊子手的屠刀槍炮殺害了
□□ 台政腐霉體軍隊院校社團雖潛伏佈滿美諜特務 但享宗主權從不遭逮捕
美帝中情局黑手在台反華反共鬼島肆無忌憚囂張自由橫行活動七十年秘辛
反華反共鬼島美諜特務鬼影徸徸 極右翼麥卡錫陰魂餘孽地方黑金派系林熔煽自由屎報為Taipei Times台北屎報的母報 寇謐 美諜線民假美洋鬼子製造假消息假新聞投書美霉告密告洋狀與美帝主子一搭一唱唱雙簧亂台灣,一手裝神一手弄鬼恫嚇台灣人製造台灣警察法西斯社會動盪不安 自由屎報林熔煽皇民地方黑金地痞假新聞一搭一唱唱雙簧翻雲覆雨亂台灣樂此不疲、變本加厲!美帝宗主國這次通過民進黨蔡英文皇民勢力再次放出“一邊一國論”,並指令腐敗的台灣金權司法系統放出洗錢扁,既有未來搞局部台獨以威脅中國大陸,又有放縱台獨以拉攏並堅定日本國內“反華抗中”意志的雙重意圖
□□ 台教會、台灣社、北社和南社等滯台三腳其實都是皇民買辦化的外來社團
反抗美蔣獨裁政權的「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勇敢台灣人」與長期由美日帝國殖民勢力背後扶持的今之皇民台奸嘴炮台獨運動之間並無何關係(反共肅清白色恐怖撲殺期無一孬種皇民台獨遭判死刑,因為皇民台奸台獨長期受到美日主子的寵愛扶持暨政治庇護)美蔣1950年代展開的白色恐怖撲殺本土精英受害政治犯全都是共黨及左派「心向紅色祖國」之泛統派人士。白色恐怖台灣左派精英政治犯受害者之政治光環卻在美蔣法西斯餘孽默許下遭復辟皇民浪人所無恥篡奪。光是以1950年代的前五年,美蔣政權在臺灣至少殺害了近5000名地下黨及左派人士;8000個以上的“匪諜”、知識份子文化人、工農,並將同樣數目的人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到無期徒刑。這就是一般所謂的“臺灣50年代白色恐怖”
□□ 面對美日主子江河日下 皇民社團走狗收斂了不敢再鬼叫正名制憲建國
2010年以以龐氏詐騙模式失敗民主債務國家-美帝、歐洲和日本主權債務危機為標誌,由實則上已然全面破產的私有銀行金融體系轉嫁債務予國家政府承擔及虛擬紙貨幣信用危機全面進入國家主權債務危機階段。2011年全球失敗民主國家]政府債務總規模將超過50兆美元,民主債務國家的政府債務規模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將突破100%。與新興債權國強勁的財富創造能力相比,民主債務國乏力的經濟增長、脆弱的償付能力將加劇國家債務危機,拖累世界經濟,並導致信用戰爭升級,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破壞力量
□□ 美中情局外圍組織維基解密映照出美諜特務滲透佈滿全台灣 無孔不入
主要由美中情局線民特務所組成的中情局外圍組織維基解密為了瀕臨爆破邊緣的美帝金融泡沫危機解圍、四處潑糞挑撥製造矛盾轉移焦點視線,近一年來突然出現崛起,並心急如焚地頻頻爆料。臺灣島賤骨頭民主政治人物對美帝駐台總督主子情蒐的彙報猶如美諜情報員,和美國主子官員的談話被視為接近和獲得美國寵幸的重要機會。藍綠橘紅各方賤骨頭民主政治人物爲了爭寵接近美國主子絡繹於途,為能夠被美帝駐台總督主子邀約談話為無上光榮,顯見美國操控臺灣黑手。
□□ 爭寵美駐台特首人選依例事先得逐一前往美國匯報接受主子審查旨示
由於呆頑六十餘年來一直是美帝反華的鷹犬附傭屬地,呆頑爭逐美帝駐台特首代理人(兒皇帝)人選事先都得前往黴戾奸宗主國接受主子的審查及旨示。黴戾奸主子比照2007年馬娘(及奸巧謝)在競選前事先前往美國匯報接受黴戾奸副國務卿層級的考核旨示,此次主持審檢考核蔡英文地主候選人選的同樣是副國務卿層級的國務院副國務卿奈茲,還有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坎伯。黴戾奸主子將會在審查匯報中確認空心菜的中國大陸、國防政策是否符合黴戾奸國家戰略利益目標,是否會繼續致力維持兩岸長期敵對及分治之兩國論關係等。
□□ 美重申不承認台灣是主權國家 民進黨(及獨台台灣國民黨)走狗裝聾作啞從不敢對主子嗆聲
美國再度重申:不承認臺灣是啥主權國家!美國官員說台外交官劉姍姍無法享有外交豁免權是因為臺灣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美國和日本主子多年來已多次反覆重申:台灣並非甚麼主權國家!可鄙又可笑的是,在精神病鬼島內最有他媽的呆頑狼尊嚴(逢中必反)、又最會噁心裝腔作勢作秀的綠營民進黨走狗右憤徒孫無賴們卻總是噁心始終如一「顧左右而言它」裝聾作啞裝鴕鳥,從來都不敢對其美、日主子放個響屁,更不用說甚麼敢對主子歇斯底里嗆聲抗議了!負責本案的聯邦檢察官柯德斯告訴NBC電視新聞由於美國不承認臺灣是主權國家,因此劉姍姍無法享有外交豁免權。
□□ 台灣長期來是美帝反華的附傭屬地永遠不敢碰美帝駐台總督一根汗毛
在美台關係中從來就沒有過平等。美帝是主子、皇民化的台灣則是附屬附傭。台灣對美國要有二個絕對服從:一,服膺美帝主子的戰略利益與美國經濟利益。二,服從美帝的政治安排與指導。服從換來的是所謂的主子保護(以華制華棋子)。所謂的美台關係平等只是台灣人的自我唬爛矇騙。其實台灣上下至今仍認為離開美國的保護台灣就完了。美國可以隨意抓捕台駐堪薩斯辦事處處長,但台灣永遠不敢碰美帝駐台總督一根汗毛。
□□ 美帝主導全球白色恐怖近20年輸出顏色革命 難道馬英九/蔡英文不用負責任嗎
冷戰期間拉丁美洲的巴西、阿根庭、烏拉圭、巴拿馬、玻利維亞等國顛覆合法政府的一系列“軍事政變” 、軍事獨裁強人的反共白色恐怖屠殺無一不是“民主美國”所背後策劃支持的。
美國政府一直將民選的社會主義總統查維茲視為“眼中釘”。美國明裡暗裡支持委內瑞拉親美勢力發動未遂政變,“企圖推翻”執政的“民選合法”的查維茲政府。政變前美國主要通過美國政府背景的「美國全國民主基金會」向發動政變的委內瑞拉親美勢力提供資金。「全國民主基金會」是1983年由美國國會建立的,目的是“加強世界上的民主機構”,它接受政府的和私人的資金。該“基金會”的拉美和加勒比主任薩瓦蒂尼是委內瑞拉政變勢力重要的政治顧問,推動和支持整個反對政府的“陰謀網”,此人與委內瑞拉的政變分子保持經常的密切聯系。委內瑞拉駐美洲國家大使瓦萊羅揭露說,除「美國全國民主基金會」之外,美國政府還通過「美國新聞社」提供210萬美元,通過國務院的民主、人權和勞工辦公室提供100萬美元,通過國際開發署提供200萬美元,這些錢都用於“資助”委內瑞拉反政府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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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諜特務四人幫)黎智英黑金操控“抗中亂港” 必須徹查》
(香港)大公報/社評
2011年10月19日
http://www.takungpao.com/opinion/takungpao/2011-10-19/980069.html
本港政黨政治昨日爆出有史以來的最大“醜聞”:
──公民黨、民主黨、社民連、前反對派政黨,過去幾年的主要活動經費原來全部由同一個「金主」、「壹傳媒」老闆黎智英所提供,其中「民」、「公」兩大黨收取的款項都在一千萬元以上,民主黨去年的三百多萬經費更全部由黎智英一人「包辦」。
看來,所謂「四大」反對派政黨原來全部都姓「黎」!
──更有甚者,那個「政治主教」陳日君,自○五年開始,年年收取黎智英三百萬至五百萬不等,迄今總數已逾二千萬;但對這筆巨額「捐獻」,天主教香港教區負責人昨日表示不知情、也從未收過錢。
看來,不僅教區不知道,就是上帝也被他的「牧者」騙了!
──還有,那個「香港良心」陳方安生,2007、2008年分別收取過黎智英的二十萬和一百萬,前者是支持「參選」立法會、後者是支持成立「民間策發會」反對政改方案,看來,不僅「四大」反對派政黨都姓「黎」,連陳太也「改姓」了。
有關消息,先在網上流傳,再經多份報刊及電子媒體廣泛報導,全港市民嘩然!而在有「抬頭人」支票真名實姓的鐵一般證據下,當事人黎智英“裝聾作啞”“不敢回應”,其轄下「蘋果日報」更“閃閃縮縮”的只在「政治八卦」版略為報導,而「受惠」的反對派政黨和個人,既不敢承認也不敢否認,一副「此地無銀」的“窘態”畢露。
當然,本港是自由社會,人人有權選取自己認同的政治團體給予支持;但是,當全港主要的反對派政黨、當全港所有的抗中亂港政治活動,都同時由一個「金主」、一個傳媒老闆所支持,那問題就絕不簡單、十分嚴重的了。事態的嚴重性在於操控二字。黎智英年年拿出以千萬計的金錢資助反對派政黨,動機何在?目的何存?難道他真是那麼的無私和慷慨,只求付出、不問「收成」嗎?
而且,當全港主要的反對派政黨都被「收編」到「黎」字旗之後,本港的民主政治還能有獨立自主生存的空間嗎?
還能推動港人社會的政治生態正常、健康發展嗎?
屆時「黎老闆」或「老闆的老闆」要東要西、要這要那,今日反政改、明日抗遞補,「小的們」敢不言聽計從、「身」照辦嗎?
事實是,不管在任何民主國度或社會,政黨政治都會涉及千絲萬縷的金錢關係,但作為有目的、有企圖、有回報的「政治獻金」,特別是躲在幕後、隻手遮天、操控一切的壟斷式「政治黑金」,絕對是為所有的民主、法治社會所不容。近年日本換首相如「走馬燈」,其中不止一位都是因接受「政治獻金」而要黯然下台的。
九七回歸後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下,香港可以照行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但不能被個別人勾結外國勢力,企圖變特區為反華反共基地。黎智英以巨額金錢收買反對派政黨,“全面操控”本港的“抗中亂港”活動,已經構成性質十分嚴重的政治事實,對此,特區政府有關部門、“廉政公署”必須展開徹查,廣大市民更有權要黎智英公開交代:「政治黑金」與“(反華反中)外國勢力”有何關係?(肥佬黎智英)「蘋果日報」“抗中亂港”還要亂到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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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干預香港實錄》
文/劉乃強 (全國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中國評論》2011年12月號
肥佬黎智英(壹傳媒/《蘋果日報》)在香港政治中扮演什麼角色,令人懷疑
表:黎智英近年政治捐獻
奇怪的政治捐款
10月中,一個以臺灣為基地的資料分享軟體網站FOXY出現了一些有關黎智英(壹傳媒/《蘋果日報》)2005年至今年的政治捐獻紀錄和預算。捐獻的對象包括(香港)反對派的政黨如“公民黨”(1,455萬)、“民主黨”(1,369萬)和社民連(100萬)等,和個人如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130萬),和獲得最多捐款的退休天主教樞機主教陳日君(2,000萬)。
(見表:黎智英近年政治捐獻)
陳方安生只在2008年參加補選,那麼2007年和2009年的款項是用來做什麼的呢?陳日君更離奇,他在2009年4月才退休,在2005年~2009年這五年間,他身為現職樞機主教,而教會每年從信眾和各界收取善款,用於維持教會營運、教育、慈善公益等用途,內部有監控,避免浪費與誤用,
他“為何”不以教會的名義接受捐款?
他這個當時是現職的樞機主教卻以“個人”接受這筆鉅款,香港天主教教會多次重申並不知情,更不知款項的去向。陳日君開始時還想“隱瞞”,到不能再忍時,索性借機來一次遲來的三天禁食去抗議發生多時的教育政策,高調的自稱是“敗家子”,接受捐款與政治無關,全部用於教區事務上,包括坐商務客位出差開會、給神職人員每封高達二千元利是、資助內地神父到海外進修,以及援助國內地下教會等。需要指出的是,他籠統舉出的例子,除了他個人每年數次的商務機票外,其他包括資助地下教會,都是天主教會本身經常性推行的工作,所以這位神職人員是明顯說謊。這一千多萬的鉅款真正的用途是什麼?
政治捐款來自何方
我們不知道,但是我們已經知道的是:
1.黎智英在《蘋果日報》不斷跌紙,新出的免費小報《爽報》惡評如潮,廣告嚴重不足,“壹傳媒集團”要發出盈利警告,預告將出現虧損之際,他今年的捐款預算卻沒有收縮,基本上養起香港兩大反對派政黨。
2.黎智英的捐獻紀錄全部是英文的,交收過程十分詳細而且具體,看來不光是給他自己看,還要向一些“英語人”交代。
3.紀錄中經常出現“壹傳媒動畫有限公司”商務總監Mark Simon這個人,作款項交收仲介。Mark Simon出身“美國情報人員”,與美國政黨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資料顯示黎智英透過Mark Simon於2003~2008年經常以“壹傳媒”及《蘋果日報》的名義,向美國共和黨其他附屬右派團體捐獻,金額最少24,500美元。
4.在這次外泄的捐款名單中,受助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跟他一起編輯《中國“六四”真相》英文版的人,乃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J.Nathan),而黎安友則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注1] 董事會董事。
從這裏,我們很有理由懷疑黎智英散出去的不是他自己的“辛苦錢”,“來源”更很可能是美國,黎智英只是一個“中轉站”,而陳日君又是另外一個“中轉站”,將由黎智英發下來的錢再“轉發”出去。例如,轉發予更小、更分散的個人及團體。
美國駐港領事館扮演什麼角色
香港從來都有外國力量充斥各個領域。在回歸之後,美國駐港領事館的編制一下子增至300人,美領事館大量收集香港及內地情報,早已是公開的秘密,其中自稱“泛民”的反對派頭面人物更是他們的重要情報來源。9月份“維琪解密”公開的美國駐港總領事館主要是2005~2010年向華盛頓發出的近千份機密電報[注2],證實了美國對香港事無大小,上至特首人選、民主發展,下至香港廢物處理方向、電力市場是否開放、到我2009年初在《南華早報》提出的香港飲用水供應的安全問題,以及香港金融市場發展、香港專上教育界如何評價內地學術自由等,監察幾達“無微不至”的地步,並及時呈報華盛頓。而香港反對派與美國,則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美領館職員頻密與反對派廣泛接觸,搜集情報和意見;李柱銘、陳方安生等反對派頭目亦曾多次鼓勵和主動要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
美國過去一直不承認干預香港事務,“維琪解密”這次公開大量電文使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很尷尬,不斷施加壓力,要傳媒低調處理,企圖蒙混過關。但是紙已經包不住火,“維琪解密”電報顯示,美國一直在“插手干預”香港事務,香港反對派“活動”“背後”有美駐港總領事館“影子”甚至主導。從這些檔,我們可以隱約的看到一條“線索”,把香港近年的眾多政治現象和事件,包括民主黨的內部矛盾、公民党的興起和跟民主黨的矛盾、陳方安生的複出、“五區公投”的原由、餘若薇和陳方安生對此的態度如何被銀主黎智英等“改變”、“泛民”的分裂、“社民連”被收編、民主黨與公民黨等的選舉策略和部署,以及反對派精神領袖式人物的可能人選等等,把個中脈絡十分清楚地貫穿起來——讓世人清楚看到,自回歸以來,香港政壇長期“動盪不安”,亂局的“源頭”,香港反對派“背後”的“銀主”和靠山就是“美國駐港總領事館”。
2006年3月,陳日君在梵蒂岡接受冊封樞機,他帶同教齡甚淺的黎智英和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同行,並引領兩人向教宗本篤十六世朝聖。
“維琪解密”披露,美領事館於2006年3月的電文中表明,會探討“傳媒、宗教、政客”三種力量結合下的影響力,一方面透過美國線人收集當時三人在梵蒂岡的一言一行,還研究當時傳媒的看法,和諮詢香港天主教界消息人士的意見。
此後,陳日君、李柱銘、陳方安生及黎智英等人即被媒體稱為反對派的“新四人幫”便經常與美國駐港總領事會面吃飯,尋求“資助”及要求對方提出策略性指導,擬聯合“宗教”、“政黨”及“傳媒”三大影響力,在香港政壇上興波作浪。到2007年的立法會補選,“新四人幫”開始試圖發揮“造王者”的力量,美領事館於2007年9月的檔透露,李柱銘、黎智英等遊說陳太參選,並形容她是可以統一反對派對抗有意參選的葉劉淑儀的唯一人選,而陳太亦樂於藉此一試自己的剩餘政治影響力。“新四人幫”由勸退民主黨的甘乃威,到陳太當選上場後,正式成形,近年主導整個反對派的力量和意識形態,並開始插手反對派的選舉部署及政黨合作。眾所周知,2009年反對政改的所謂“五區公投”,是一出由“新四人幫”幕後操盤,出錢出力促成公民黨和社民連台前演出的一場政治鬧劇。
香港反對派的“真正面目”
“維琪解密”電報更揭示了一些在香港政壇十分活躍的重要人物所暴露出來的真面目。這些政客在美國駐港外交官面前獻計出賣戰友和盟友、出賣香港、出賣國家,與他們在市民面前所呈現那種掌握著道德高地,大義凜然地打擊建制派的言行,完全是兩回事、兩種人,讓人們對香港反對派的本質,和原形畢露的真正面目有更正確和深入的瞭解。
當中民主黨的塗謹申,他除了是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之外,還是民主黨前主席李柱銘的“高徒”,經常跟隨李柱銘赴美“告洋狀”,乞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2003年塗謹申與李柱銘赴日內瓦將《23條》立法最新消息彙報給布魯塞爾的歐盟成員時曾恐嚇說,《23條》立法將會破壞香港與歐盟關係。“維琪解密”檔顯示,塗謹申於2007年主動向美領事館警告美國政府,聲言中共已成功滲透入民主黨,民主黨已處於一個很危險的狀況,提出美國政府有需要瞭解有關民主黨的最新情況,相信美國政府是唯一有能力阻止中共對民主黨的滲透工作。在有關事件的發展期間,塗謹申曾多次與美國駐港領事館接觸和交代最新的情況,其後又向駐港領事館遞交有關民主黨滲透事件報告,要求美國政府關注民主黨的情況。美國駐港領事館的分析認為,塗謹申的這些做法是企圖藉此尋求美國政府的影響,阻止所謂的滲透工作。塗謹申向美國出賣黨內戰友,大概還加上其他尚未見光的行動,獲得的回報是美國把他列為美國駐港領事館“嚴格保護”(strict protection)的對象。事件揭露之後,吃裏扒外的塗謹申在民主黨內地位絲毫不受影響,可見他的行為是得到民主黨高層的默許。
另外一個得到美國駐港領事館“嚴格保護”物件特殊待遇的民主黨核心成員竟然是一個學者:民主黨中委,有民主黨“大腦”之稱的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羅致光。回歸前1995~1997年、回歸後1998~2004年羅致光曾是立法會議員,今天在特區政府中仍有大量公職,包括可以大派數十億元的關愛基金執行委員會主席。檔顯示,2009年初,羅致光評估“五區公投”的補選部分,若建制派參加,公、社兩黨恐怕只會獲得3席,梁國雄、陳偉業有危險;如果工聯會陳婉嫻出選,梁家傑都有可能輸掉議席。2010年中,在民主黨決定支持政改“優化”方案前,羅致光亦向美方彙報,預告民主黨準備就政改方案“妥協”。
塗謹申和羅致光兩人都是中國公民,竟然在中國境內,受到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嚴格保護”。首先,他們究竟是什麼身份?為美國做了什麼事情?背了什麼風險?需要受到保護。而美國在中國境內,究竟如何能依法“嚴格保護”一個中國公民?
我們不知道。但有些事情,我們也是知道的:「中情局」遠東地區諜報站就設在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內。長期以來,「中情局」的情報人員以此為平臺,以外交人員身份為“掩護”在香港“大肆”進行“諜報活動”。據美國政治雜誌《地緣指導》披露,美國駐港總領事館人數常年保持在300人以上,更大量的情報人員在文化、商務、外交人員身份的掩護下除搜集香港本地的情報外,還以香港為跳板,開展“針對”中國內地的間諜活動。以前「中情局」在香港的工作主要是針對中國內地,但從去年開始,「中情局」“加大”了針對香港的間諜活動。按照規定,一些重要雇傭特工會被「中情局」指為“嚴格保護”的對象。[注3]
FOXY網站,以往曾多次洩密,但都能繼續運作,但在公開了黎智英的政治捐獻資料之後,便無故突然無聲無息關閉。
“維琪解密”文件揭露陳方安生這位前高官及立法會議員,表面信誓旦旦地效忠《基本法》,擁護“一國兩制”,背地裏將香港政情機密源源不絕向美國“輸送”,並不斷“促使”美國“插手”香港政治。陳安安生除了是美總領事親自會見的主要聯絡對象,經常向她請教,話題無所不包,重點是反對派在政治方面的部署,包括陳太辭去政務司司長的原因、會否參加2007年特首選舉,到退任立法會議員後的動向和行動,以至她對內地和香港,均巨細無遺地一一諮詢之外,這位被西方傳媒稱為“香港良心”的陳方安生,也很積極向美國駐港總領事表態,要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同時她又鼓勵時任駐港總領事唐若文應多就支持香港民主發展發表意見。
在“維琪解密”公開的2006年9月電文中,披露了陳太對美國駐港總領事直言,不參選2007年特首的原因,是她“很珍惜自己與北京的聯繫”,若為了一場必輸的選舉而與北京對著幹,“個人政治代價太高”;美國駐港總領事于2009年1月的電文又透露,陳方安生揚言自己不再參與立法會選舉後,重要工作是走入學校層面,宣揚她的“兩制”理念,以抗衡行政長官曾蔭權和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推動的愛國教育。2009年7月電文中指出,陳方安生在會面中,就“鼓勵”美國政府應不時提醒“北京政府”,美方關注北京政府如何處理與香港相關的事務,“因為北京政府很介意其他國家,特別是美國如何評論他們”。而另外兩份於2009年1月和8月發出的機密電文中亦指出,陳太先後遊說美國駐港總領事唐若文,“她認為中聯辦是中國干預的源泉。香港傳統左派仍是民主發展的障礙”。美國應干涉香港事務,又鼓勵唐若文應多就支持香港民主發展發表意見,特別是美國作為香港的主要貿易夥伴,“在港有著很龐大的利益”。諷刺的是,唐2009年1月的電文題目為《陳方安生——不在其位仍謀其政》,她真正關心的,並非香港和國家,而是個人政治前途和美國的利益。而在“維琪解密”檔公開後,陳方安生一直在回避社會的質詢。
另一位傳奇人物是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自由党主席李鵬飛。“維琪解密”檔案揭露,李鵬飛多次在北京參加人大代表會議之後,向美國報告兩會的情況和北京的動向。他更向美國推薦公民党前黨魁余若薇,接替李柱銘作為領導整個“泛民主派”的共主。李鵬飛一方面是中國法定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大的港區代表,另一張面孔又是美國的線人,和反對派核心人物。檔顯示他有份遊說餘若薇參與反對政改的“五區公投”,于邀功之餘,同時又向美國打小報告,透露陳方安生和餘若薇對“五區公投”的本來保留態度,其三刀兩面的表現,令人側目。只是美國人並不欣賞李鵬飛的政治判斷,於電文中直接質疑餘若薇在反對派中的決定性影響力。
香港內部矛盾的根源與政府作為
“一國兩制”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早在1984年中英協定達成以後就預言,“對於中英聯合聲明應該想到,總會有些人不打算徹底實行。某種動亂的因素,搗亂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總是會有的。老實說,這樣的因素不會來自北京,卻不能排除存在於香港內部,也不能排除來自某種國際力量。”[注4]
“維琪解密”以大量事實證明了鄧公的遠見。香港回歸,中國千方百計保持香港的穩定和繁榮,而美國等西方國家要千方百計無風起浪,破壞香港的穩定和繁榮,企圖證明香港的回歸是錯誤的,“一國兩制”是失敗的,而如陳方安生所言,將來只有“一國一制”,那就是香港資本主義這“一制”。說到底,香港內部的政治和社會的各種矛盾,根源其實就是中國和美國在香港矛盾的反映。
對此,中國當然不可能坐視,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于9月中接受中新社提問,指出維琪解密的電文顯示,美國駐港總領館官員對於香港政制、社會發展問題興趣很大。美方不僅就香港政制發展問題向特區政府提出過帶有干涉性的意見,而且與特定的某些人頻繁見面。如果是這樣,美方的行為就超出了《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等國際法所規定的職能,“我們有理由對此感到關切和不滿,並要求美方停止這種錯誤做法。”外交部駐港公署向美駐港總領館表達了中方的關切,表明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要求美方嚴格遵守有關國際法和公認的行為準則,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發言人指出,當今世界面臨很多重大而緊迫的問題,香港應該是中美進一步開展和加強合作的重要橋樑,“希望美方摒棄冷戰思維,不在香港搞政治上的小動作。”
這非正式的外交抗議,軟弱無力,當然只是聊勝於無,而美國處於完全理虧的狀態,起碼短期之內也會暫時收斂。但是如無具體的措施,相信不久之後將會死灰復燃,甚至欺我軟弱,而變本加厲。
若以美國的有關法例為參考準則的話,黎智英和反對派政黨上述的一系列行為,輕則罰鉅款,重則要坐牢。因此,中央有必要責成特區政府,頂住已證實被美國收買和保護的反對派的阻撓,儘快就《基本法廿三條》國家安全立法,並且在2017年開始全面落實普選之前,訂制《政黨法》和《政治捐獻法》等,使杜絕外國勢力干預香港政治生態有法可依。
[注1]:NED可稱美國上百萬個非政府組織中的龍頭老大,跟美國國務院、國際開發署、中央情報局有密切的聯繫,被認為是中情局(CIA)的“另一塊招牌”。因為NED有非政府組織(NGO)的招牌,不易引起注意,甚至連西方的研究報告都說,“在向非政府組織提供戰略資金方面,美國外交政策精英們認為NED比秘密支持更可靠”。
NED主要資金源自美政府撥款,美政府對NED的撥款主要包括三部分,當中最大來源是國會年度撥款。NED還頻頻資助“民運”、“藏獨”、“東突”等各種反華勢力。NED下屬四大機構,即共和黨的國際共和研究所、民主黨的全國民主研究所、美國商會國際私營企業中心及勞聯-產聯的國際勞工團結美國中心。
[注2]美國的機密分類有三級,分別為confidential,secret及top secret。這回被公開的除了兩份是屬於第二級之外,其他都只是初級機密檔。
[注3] http://paper.wenweipo.com/2011/09/14/PL1109140001.htm
[注4] http://www.news365.com.cn/wxpd/wz/shhm/200903/t20090320_2244535.htm
《中國評論》月刊2011年12月號 總第16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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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諜特務四人幫)《(壹傳媒/《蘋果日報》)黎智英熱衷政治捐獻》
成報 2012-1-24
http://www.singpao.com/NewsArticle.aspx?NewsID=199923&Lang=sc
【本報政治組報導】「壹傳媒」集團老闆黎智英與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原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及民主黨創党主席李柱銘關係密切,從多份透過分享軟體foxy外泄的「肥佬黎數簿」(見圖)可見,黎智英一直熱衷政治捐獻,且是陳方安生、公民黨、民主黨、社民連、前綫「大水喉」,在七年內便捐款逾5,100萬元。
本報昨晚致電「壹傳媒」集團,但接線生指黎智英已離開公司便掛線。據悉,陳方安生亦知有傳媒收到有關文件,但未有進一步回應,目前暫未知檔真偽,但從檔內容及單據所見,相信頗具真實性。綜合來說,各政黨及政治人物收到的捐款總額,陳日君 2,000萬;公民党 1,502萬;民主黨 1,369萬;陳方安生130萬;社民連100萬;前綫40萬。
「維琪解密」早前公開逾千份美國駐港領事館機密電文,揭破「港版四人幫」,即民主黨創党主席李柱銘、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原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和《壹傳媒》集團老闆黎智英,常密晤美國駐港領事尋求資助及要求對方提出策略性指導,擬藉各人手上「宗教」、「政黨」及「傳媒」三大影響力,在香港不單議政論政,還藉此大搞政治運動。
有匿名人士昨向傳媒報料,指透過Foxy分享軟體,輸入「LAI CHEE YING」,搜尋得到最少5份有關疑似黎智英的捐款紀錄及入數單據。最震撼是細看內容,不難發現黎智英是泛民主派的「大水喉」。
7年內捐款逾5,100萬
據該未經證實的檔,獲黎智英捐款的政黨,包括近年屢次煽動平民百姓狀告政府的公民党,公民党核心策劃的爭取外傭居港權及阻港珠澳橋興建的兩宗官司,令其受市民的支持率劇跌。根據黎智英的捐款紀錄顯示,該黨最少有逾1400多萬元捐款(2006-2011年)。
陳方安生則獲捐款130萬,估計其中一筆款項是資助她參加2007年9月的立法會港島選區補選的選舉經費。在2010年公民党與社民連發起「五區公投」的日子內,公民党恰巧有一筆大約400萬的黎智英捐款;而社民連則有一筆100萬的捐款。最離奇是中國會創辦人、富豪「上海灘」鄧永鏗亦有接受黎智英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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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情局間諜黎智英政治獻金操控香港反對派》
──打造港澳臺反華基地
港媒爆:(美諜特務四人幫)黎智英5年捐2.3億政治獻金
香港各大媒體今天均在頭版報導,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是香港泛民主陣營的超級金主,由2005年迄今共捐出港幣6000多萬元 (台幣2.3億),其中3500萬元直接捐給公民黨、民主黨、社民連在內的反對派政黨。而在曝光捐款名單中,香港前政務司長陳方安生、天主教香港教區前主教陳日君也赫然在列,陳日君接受的捐款總額高達港幣2000萬。
相關捐款資料是由最新一期的「Foxy解密」揭露,網上分享軟體Foxy 近年不時洩露政府或機構的內部機密檔。據香港明報報導,黎智英的捐款佔民主黨非會員捐款的比例極高,2009/10年度高達99.4%,佔公民黨非會員捐款比例則在40%至68%之間,顯示捐款高度集中在一人。
香港媒體評論,媒體大亨對政黨和政治人物的大額捐輸事涉敏感,例如媒體大亨梅鐸去年10月在期中選舉前的兩筆100萬美元政治捐款即引發極大風波。文匯報指智英意圖操控反對派。
香港沒有《政黨法》,政黨無須公開大金額捐款來源,但政黨若以公司名義註冊,須在財務報告中列出所收捐款總額。
Foxy連日公佈的5份黎智英檔案,包括他的現金流量表、 2005年至今的捐款清單、捐款文件、捐款本票等。接受黎智英捐款最多的是民主黨、公民黨,兩黨總額達港幣3300萬,公民黨自2006年起每年收到捐款,金額由200萬增至今年的600萬,顯示黎智英對該黨支持增加。
黎智英對記者的查詢迄無回應,各政黨中也只有社民連承認接受港幣 100萬的「五區公投」經費。
其他政黨多不願證實或評論有關捐款,而以「捐款人資料不公開、任何捐款均沒有附帶條件」來回應。民主黨並表示,捐款人身分保密是為免中國方面「秋後算帳」。
【2011/10/18 聯合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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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巨額捐獻惹爭議 陳日君:無關政治》
香港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向政界及個人的巨額捐獻事件持續發酵,前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證實接受過捐款,但與政治無關。
陳日君今早公開證實,曾收過黎智英的捐款,但強調對方只是捐錢給自己,與教區無關,也與政治無關。
陳日君說,所收捐款用於本地慈善團體、支援中國大陸的修女到羅馬進修,以及捐助海外的天災。
至於民主黨和公民黨,至今仍拒絕公開曾否收過黎智英的捐款,但他們強調不會在任何附帶條件下接受外來捐款。
本地媒體昨天報導,一份疑似是黎智英私人帳簿的Foxy文件昨日曝光,帳簿記錄黎智英於2005年至2011年間,捐款給多個泛民政黨和個別人士。
其中,陳日君獲得最多捐款,過往幾年獲捐款約港幣2000萬元。
在政黨方面,民主黨自2006至 2011年獲黎智英捐款1300餘萬元;公民黨獲捐款約1500萬元。
此外,黎智英也曾向社會民主連線、港府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等小黨及個人捐獻。
香港媒體對此質疑,第1,陳日君出任主教時收取如此龐大捐款,其用途為何?為何個別宗教人士以私人名義收取捐款不受教會管制?第2,黎智英的捐款是否影響到各黨派及個別人士的政治取向和行動。
頭條日報今天發表社論說:「香港是否已出現傳媒與政黨結盟,暗中配合,主宰政局的勢頭,是時候深切關注。」
黎智英的政治態度一向明確,就是支持民主自由,而他與陳日君、前民主黨主席李柱銘、陳方安生向被視為香港民主派4大核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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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日君認個人名義收黎智英捐款》
(香港訊)明報報導,天主教香港教區前主教陳日君樞機承認曾接受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捐款,款項全用在教會事業。
陳日君今日就校本條例終審教區敗訴一事召開記者會,會後主動談到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捐款的問題。
陳日君承認曾接受黎智英的捐款,而百分之百的捐款都是捐給他個人,不是捐給教區;捐款跟任何政治也沒有關係,而黎智英從來沒有過問這筆款項的用途,而他也從沒有向黎智英交代,也沒有說過「多謝」。他承認首次收到300萬元支票捐款時,自己也有點愕然。
對於黎智英及從其他途徑得到的捐款數目,他稱沒有作過很詳細的統計,但用途十分廣泛,包括捐款給不同的慈善機構;每年多次到外國包括羅馬教廷的商務客位機票開支;給予神父修女到負笈羅馬的助學金,包括到當地探望他們時飲宴和利市錢開支;在港舉行主要供小朋友參加的活動,包括旅行和聯歡會;購買月餅送囚犯;送贈聖像予學校;翻譯外文書籍;也捐款予外國,包括受天災橫禍影響地區的主教、外國教區等。
陳日君指,天主教香港教區其實不是很富有,所以他也很少向教區「伸手」。至於收到的捐款,他強調全用在教會事業上,沒有作個人用途。
陳日君在今早的記者會上回應商人黎智英的捐款,他自嘲為敗家精,捐款用剩幾十萬。
陳日君被問到黎智英給他的二千萬捐款是否已花光,陳日君表示,還用剩幾十萬。他多次形容自己是敗家精。
陳日君又強調,黎智英從來沒有問過他如何用這些錢,他亦從來沒有問過黎智英下一次何時再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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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日君避談巨額捐款流向 干政主教幕後屢亂港》
最新“Foxy解密”踢爆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在過去數年內,合共向天主教香港教區前樞機主教陳日君捐鉅款逾2000萬元,但用途不明。天主教香港教區副主教陳志明表示,教區並不知道事件,教會賬目也沒有出現有關捐款,又強調教區規定任何神職人員進行公開籌款活動時,需要先得到教區的同意,至於以私人名義捐助就不會監管;又說不會要求陳日君交代如何運用款項。捲入“捐款門”風波的陳日君18日現身堅道天主教座堂時對事件“三緘其口”,並一度黑面,令鉅款去向及用途更添懸疑。多名學者則認為陳日君有需要向公眾解釋捐款流向及用途,否則公眾難免質疑捐款用途 “見不得光”。
香港《文匯報》報導,細閱經Foxy軟體外泄的黎智英“政治獻金”檔時,已指出當中最吊詭之處是陳日君由2005年至2010年間,獲得“個人捐款”高達逾2000萬元,還超過公民党及民主黨,ue足證陳日君在黎智英心中的地位與他人相比確實不可同日而語。
對巨額捐款去向,天主教香港教區副主教陳志明18日表明,教區從來沒收過來自黎智英的捐款,教區的賬簿內亦沒此紀錄,也不知道陳日君是否個人接受有關捐款:“大額的我們全部都清楚的,(全部賬目也好清楚?)我們有一部門列明的,特別有些人捐款我們也要知來源是哪里,清清楚楚很緊要的。”但他形容陳日君樞機好心,樂意幫助任何人,如果他需要幫助任何人,都需要人幫助他,他接受捐助是可以理解雲。
當天陳日君兩度被記者追問捐款一事,都不肯作出回應。他早上現身堅道天主教座堂時,一聽到問題,一度黑面就走進座堂內,其後再被追問“有沒有這件事” 時,他就掛著勉強笑容,繼續“收口”;下午離開座堂時,更急步“沖進”的士內,並大力關上車門,差點夾中攝影師的手,似乎有點老羞成怒,落荒而逃,希望儘快離場避開記者追訪。
另據報導,被揭過去5年收受壹傳媒老闆黎智英2000萬私人獻金的原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回歸以來一直高調參與本地政治,開始時主要利用其主教身份發表各類有關政治言論,其後更與民主黨創党主席李柱銘、黎智英和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組成“四人幫”,大搞密室政治,在幕後操控反對派,包括公民党成立、勸退甘乃威參加2007年補選,乃至近年策動所謂的“公投”運動。
“四人幫”近年主導整個泛民主派的力量和意識形態,隱身其後的陳日君和黎智英更是合作無間。在2005年政改方案一役中,陳日君高調批評,有關方案 “難以接受”,要求泛民議員反對。時任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更于立法會否決政改方案後,罕有地點名批評陳日君。天主教刊物《公教報》於2006年刊登一名神父的文章,指有教友對陳日君就政改等政治問題的高調取態感到不滿,但陳日君反而變本加厲。
2007年港島區立法會補選時,陳日君被揭發聯同黎智英和李柱銘,透過所謂的“飯聚”干預選舉,包括強推陳方安生參與補選,並勸退準備參與競選的民主黨成員甘乃威等。至2008年,由黎智英牽頭,“四人幫”在黎位於九龍加多利山的豪華大宅內進行了3個小時的“秘密飯局”,遊說陳太再度參選立法會,未能得逞。陳日君亦被外界視為策動所謂“五區公投”的幕後黑手之一,並以神職人員身份,呼籲市民支持所謂“五區公投”運動。
“維琪解密(專題)” 早前公開的近千份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機密電文中,也揭露陳日君與黎智英和李柱銘不時一起與美國駐港總領事會面吃飯,討論的話題非常廣泛,包括香港的政治、政黨及政府官員等方面。電文亦披露,李柱銘、黎智英、陳日君於2006年到梵蒂岡“朝聖”,首次令他們嘗到“傳媒、宗教、政客”組合可發揮的影響力,隨後就和美領館“情投意合”,並“幕後操控”多場政治鬥爭。
讚讚
● 颱風,太極,2011“巧合事件”——台海上空的戰略欺騙
(從南海博弈看華盛頓的台海戰略框架)●
2011-8-13
本文基於一系列政治事件和“巧合性”社會事件去推演華盛頓的,或同時也是臺北某勢力的“台海戰略”,並不意味著本文一定認為某些事件及事件之間的邏輯聯繫是事實,是陰謀,或不是事實,不是陰謀,或都是事實,都是陰謀。
在推演出其戰略佈署之後,對某些事件之真偽性的懷疑便可暫時懸擱,在時間能為今日歷史解密之前,無妨暫把本文在某種程度上看做——基於概率事件的博弈邏輯分析“過程”。
…………………………2011新聞事件……………………………
(1)4月27日,阿里山小火車發生翻覆“意外”,造成109名大陸遊客受傷、5名大陸遊客死亡和4名臺灣乘客受傷。經“查明”,肇事主因是左方邊坡一棵28米高的森氏櫟突然枝幹斷裂,擊中第七節車廂,造成第五、六、七、八共4節車廂翻覆。
(2)5月10日,美國軍艦“葛羅夫斯號”在配合北約組織執行反海盜任務時,攻擊被索馬里海盜挾持臺灣漁船“日春財68號”,與海盜交火,臺灣船長吳來于遭波及身亡。美軍調查結論是吳來於與3名海盜並非遭到蓄意殺害,反海盜任務目標是逼降挾持臺灣漁船“日春財68號”上的海盜。在船上由4名美國水兵對臺灣船長和3名海盜舉行了海葬儀式。
(3)5月24日,臺灣爆出起雲劑事件。
(4)5月26日,中國第一個作業深度達3000米最大下鑽深度超過10000米的深海鑽井平臺——“海洋石油981”由製造方中國船舶工業集團公司交付給國家海洋石油公司。同時,中國對瓦良格號航母艦體的改裝工程進入收尾階段。
(5)6月12日,臺灣防務部門宣佈,為因應日益升級的南海緊張局勢,臺灣將向南海所占島嶼部署導彈艇和坦克等重型武器。
(6)6月14日,據菲律賓“sunstar”新聞網站報導,美國駐菲大使于當地時間6月14日,就不斷升級的中菲南海爭端緊張局勢表示,美國將支持菲律賓,並稱“美國在所有問題上都站在菲律賓一邊”。
(7)6月16日,馬英九出席《郝柏村解讀蔣公日記1945~1949》新書發表會。馬英九表示,書中指出,“蔣公”除了“領導抗戰、抵禦外侮”之外,最大的貢獻,還是“制定並實施‘中華民國憲法’”,因為這部“憲法”是一部“涵蓋全中國人的‘憲法’”,當時臺灣也有選派18位代表參與制定,更是現在處理兩岸關係的重要依據。他指出,每當提到處理兩岸關係的原則,他必定會強調“在‘中華民國憲法’的架構下,不統不獨不武,九二共識、一中各表”,沒有這部“憲法”,真的很難推動兩岸關係,因為兩岸與兩德、兩韓情況完全不一樣。(2006年3月31日起,大學的胡佛研究所首次公佈蔣介石從1917年到1931年的日記內容。2009年,最後一部分蔣介石日記也在胡佛解密。)
(8)6月30日上午傳出臺灣李登輝貪污案全案偵結,李登輝依貪污罪被起訴。(李登輝2008年8月14日被陳水扁拖下水,指稱李登輝曾經……)
(9)7月7日,臺灣舉行多場活動紀念盧溝橋事變,馬英九致辭。
(10)7月7日,美國會眾議長博納、眾議院民主黨領袖佩洛西等國會議員集體會見了達賴
(11)7月17日(華盛頓當地時間7月16日11點35分),奧巴馬帶女兒在白宮約見達賴。前一天,白宮官方網站剛剛公佈約見資訊。
(12)7月18日12時許,新疆和田市一公安派出所,一夥暴徒襲擊民警,劫持人質並實施縱火。我公安、武警擊斃數名暴徒,成功解救6名人質。事件中,1名武警、1名聯防隊員犧牲,2名人質被害,1名聯防隊員受重傷。
(13)7月20日上午,在印尼巴厘島舉行的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高官會就落實《宣言》指標案文達成一致,並就今後工作達成一系列共識,為推動落實《宣言》進程、推進南海務實合作鋪平了道路。(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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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過去的(2011)5-7月間,南海風雲積聚,從大勢上看,如果臺北協同北京聯手維護南海權益,則美國很難在南海發力。而進入2011年,臺灣島上最具震動力的大事件有兩個——一是塑化劑事件,二是台毒“教父”李登輝被正式起訴,而這兩個重大事件與南海問題成為熱點在時間上高度重合。
塑化劑事件是多年來對臺灣社會穩定構成重大威脅的唯一一次非自然力事件、非“政治性”事件。這一事件在被揭發之初,臺北政府也可以採取低調方式暗中處理,實施“危機控制”防止負面效應擴散,以不致於引起社會恐慌。但從事件“暴露”之日算起,幾個月來,事態仍有“可以”被繼續放大的勢能,所造成的後果“可以”更為嚴重;它也“可以”隨時被壓制,把間接經濟損失和對社會造成的負面震動限制在一個臺北政府完全可以控制的範圍內。而從時間進程上看,塑化劑事件“恰巧”與南海問題升溫在時間上高度重合——塑化劑事件被爆出之日只比中國深海鑽井平臺交工早2天,同此時,中國改裝瓦良格號航母的工程正緊鑼密鼓且被輿論爆炒中,而到7月底南海風波漸止,起雲劑事件也恰巧走向平靜。
如果說在這種“巧合性”背後的確有某大國(美帝)勢力在起著引信作用和放大作用,那麼這個某大國(美帝)對中國的“南海示強”(按照東方評論員的概念)行動就一定是有預判的(或者出於純粹的智庫研判,或者在北京有情報管道)。無論塑化劑事件之爆出程式與某大國有關與否,客觀上,塑化劑事件被“強力度”直接爆出都對臺灣產生了警告效應——某大國有能力,也有準備以巧力重擊臺灣經濟,引發社會問題,並由此改變台島的政治格局、選戰形勢,所以在南海問題上,臺北不得配合北京行動……與事件相配合的還有“事態”層面的操作——塑化劑事件讓台島民眾心理及社會氛圍陷於恐慌狀態,不敢“起事”,尤其針對美國的強勢霸權不敢“起事”,也遂使得台島媒體無力、無意生產可以配合“北京南海行事”的輿論,而傳媒輿論消極退縮,反過來又壓制了台省民眾的南海訴求。很可能,馬英九政府沒有被某大國勢力的這一威壓所制服(動向上看,臺北仍有出擊南海的意圖或至少表面意圖),或者還可能馬英九提出了更高要價,而某大國勢力也需要維護台島目前的選戰格局(國民黨藍營“略為”占優),於是另一個“巧合”性事件發生了——6月30日,李登輝貪污案全案偵結,李登輝依貪污罪被起訴——這是某大國勢力給馬英九及藍營的一個“大禮”(某大國勢力“明確”允許臺灣司法系統起訴李登輝),而要理解這個內容比較複雜的“大禮包”,就要分析某大國勢力的“台海戰略”有著怎樣一個框架,它又是這樣形成的——
進入2006年,隨著大陸對臺灣的經濟籠絡政策逐漸生效,並效果加大,台毒勢力大勢不保;同時,中國反台毒輿論增漲,2005春,全國人大通過《反國家分裂法》也從博弈邏輯上“否決”了台毒政客的“膽氣”;
此外,美帝全面打擊前南斯拉夫,侵略阿富汗、伊拉克——美帝這些連續的稱霸戰爭(侵略戰爭的新形式)也加深了中國人民對美帝的不信任;
加上陳水扁貪腐案在其05年5月20日卸任前已經呈現……
這些因素都“促使”華盛頓“修改”其台海策略,“於是”2006年3月31日,“蔣介石日記”在美國開始公佈,某些勢力意圖“借此提升”國民黨在大陸、台島的聲望,而美國針對中國選擇“顏變”路線的“意圖”開始增加。蔣日記不是一次性開放、而是在數年中逐漸公佈的——如果華盛頓沒有對日記內容做刪減或篡改操作,也一定是先由美國智庫針對蔣日記做“戰略分析”,在確保“有利於”美國戰略部署,保證美國在台海政策上贏得先手的“前提”下,再行公佈日記內容,並“利用”日記內容及民間相關的好奇心、叛逆情結製造政治影響。
參考下述歷史事件上演之時間順序,不難看出華盛頓之所以在台海-中國問題上弱化台毒路線,強化“顏變”路線的“理據”——
…………………………台島政治大事件回顧…………………………
2000年的選舉中,國民黨分裂,陳水扁以39.3%的支持率勝選,實現台島首次政黨輪替。
2002年8月起,發表一系列台毒言論,鼓吹“一邊一國”論。
2004年,陳水扁在319槍擊事件後以微弱優數擊敗連宋,“意外”獲連任。
2005年,(a)中美之間因臺灣問題,對抗開始升級。(b)高捷弊案,陳水扁面臨信任危機。(c)2005春,全國人大通過《反國家分裂法》。(d)2005年底,民進黨在“三合一”選舉中慘敗。
2006年3月31日,大學的胡佛研究所首次公佈蔣介石從1917年到1931年的日記內容。
2006年5月20日,陳水扁卸任,特偵組立即分案偵辦機要費案,並將陳水扁列為被告。
2010年11月26日,連勝文在競選晚會上遭遇槍擊,經搶救生還。
同期美國的重大行動:
2001年9月7日(“9•11事件”前幾天),英國石油公司(BP)宣佈退出中國的“西氣東輸”工程。
2001年10月7號,美國開始對阿富汗塔利班進行了大規模轟炸
2001年,『上合組織』成立。
2003年3月美英聯軍大規模軍事打擊薩達姆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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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起訴李登輝”作為華盛頓給台島藍營的“大禮包”,其中會藏有什麼大致內容,就隱約可測了——李登輝不僅是台毒“教父”,對台島選戰進程來說,李登輝這個幕後人物還是一個不確定因素,那麼起訴李登輝之後,基本可以壓制住台島各政黨的台毒立場,還能保證選戰在“常態”下進行,也在華盛頓可以預研、遙控的範圍內進行,即華盛頓希望台島演繹一場火熱的、不獨的、文明的選戰表演給大陸民眾看,而即便民進黨在最後關頭獲得優勢,華盛頓也有辦法為台島選戰加上一根“美國稻草”,保證馬英九和國民黨獲勝。當然,按照華盛頓的戰略程式,李登輝在2011年此時也應該到了被起訴的時機了,華盛頓贈送給國民黨藍營的只是一個“明確性”而已,但僅只這一“明確性”也足以對馬英九陣營贏得選戰大勢構成直接支持了。但是,李登輝也只是被起訴,距離案件審結還遙遙無期,到明年春季選戰結束前,華盛頓仍然可以利用李登輝這張牌隨時制約國民黨和馬英九,也仍然可以選擇實質性地支援台毒,或策略性地臨時支持台毒,這就要看全球局勢如何演繹變化,而華盛頓的“中國戰略”要不要做相應的變更(或者程式性變更)了。
如果說冷戰局面下,台島政治勢力還寄望於兩大陣營的大博弈過程能夠產生機會,改變中國政治的局域環境,從而它有機會重返大陸,那麼冷戰結束後幾年,北京改革開放,民心趨穩,89年後的中國政治全面進入經濟層面去運作,民眾的政治敏感度大為降低,又隨著中國經濟進入增長軌道,從而台島政治勢力幾乎“完全失去”了渡海入京的前景,這就導致了,也加深了台獨傾向,陳水扁遂“應運而生”,啟動了“台毒通道”。同時,不能說在“臺灣式民主”背後的台毒傾向沒有華盛頓的影子,對於華盛頓,“台毒通道”是“應需而生”。臺灣國民黨由於在大陸有其前身,有故事可以追溯(雖然乏有照亮史書的故事),它天生就是“統派”,尤其在與作為它的反對派的綠營的競爭中,它需要著意去選擇與綠營相異的立場。那麼反過來,綠營的策略就變成“耍賴式”,硬性去撕裂台島社會。
中國“入世”後經濟向右滑行,美帝企圖以經濟、金融為平臺實施“經濟和演”兼金融打擊、經濟掠奪,然而隨著美國步入金融-經濟危機,華盛頓的“遏制”政策從暗中升到臺面,台島似乎又一次看到了“胡漢三情結”的可能前景(“我胡漢三,又回來了”),外觀形象還不錯的馬英九也更適合美帝的需要了,於是國民黨抱起馬英九順利上臺,而隨著美國經濟走向危機,遏制中國的力度加大,臺灣藍營的“胡漢三情結”更萌萌欲動,而美帝也加重了“不允許台毒”的真假立場。但在全球大博弈中,美帝需要不斷與北京交換籌碼、換算籌碼,台毒立場也並沒有被華盛頓真正放棄。
由於中國大陸的“反對派”們不易成勢,海外的“(普世派美分帶路黨)民運派”在中國網民心目中已經“淪落”成為腐化、無能、“賣國”的貨色,華盛頓“顛覆”中國的“企圖”就會“另尋路徑”,那麼就只有台島上的馬英九及其國民黨了。在華盛頓戰略家看來,一旦大陸政權有內患,反而是台島上的政府、政黨可以直接獲得奪權機會,或者由台島政黨來整合大陸政治勢力。然而,有這種可能性存在,北京就必須提升自己的執政能力,反擊腐敗,贏得民心,各可能存在的潛在的派系也至少需要一個共同底線——拒絕由華盛頓操演的這個“以顏變促肢解”的“颱風策劃”,這樣,台島就成為大陸的“牛虻”,催促大陸政治前行,所以目前,華盛頓的策略主要以鼓動馬英九和國民黨暗度陳倉為主線,不想令“颱風策劃”事實上變成大陸的“牛虻”。
隨著中國“南海示強”,宣告中國經濟“可以”選擇硬著陸,甚至在不得已的世界經濟態勢中,還或多或少地可以“有意”選擇“硬著陸”(在美帝的逼迫下,全球經濟硬著陸,而中國可能需要被迫做出一定的“先期性”準備),那麼在美帝和台島藍營看來,如果硬著陸成實,中國經濟將會有一個低迷期,失業、腐敗等問題將凸顯為、被凸顯為社會不安定因素,那麼美帝可以借機顏變中國,或者肢解中國。而如果此時台毒聲勢猖獗,臺北權力將不可避免地減弱對大陸的滲透與“顏變”的操作效果,那麼在台島選戰進行之際,華盛頓認為有必要支持馬英九的藍營。但也由此,馬英九及藍營可能不聽話,可能向華盛頓要價更高,也可能出於為確保選戰勝利而尋求與北京合作,於是華盛頓一方面向馬英九及藍營做出保證(給李登輝立案),同時給臺北“製造”新問題,“無中生有”榨取籌碼(塑化劑事件),從而把藍營控制在掌心。
一旦中國被華盛頓肢解並同時被“顏變”,美國有可能會從它所能控制的南海利益中割掉一塊送給馬英九和國民黨,作為馬英九挾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重回大陸的資本(見面禮),但這一點(不會很多)本來就原屬中國的利益無法與美國將要從中國肢解掉的廣大西部國土資源、地緣價值相比,當然,菲、越等國就要喊疼了。不過還沒完,華盛頓會繼續讓南海保持爭執狀態,包括(正被某些人臆想中的)馬英九的“中華政府”在內的南海各國的利益還是要被美國玩轉——在華盛頓的立場上,除了美帝,地球上不可以有其他主權可言。
解體、顏變同時發生——華盛頓曾經用以對付前蘇聯的破壞模式還要被它用於中國。為厘清美帝這一戰略,再看臺灣選戰之前這一年左右時間裏,台島上發生的幾個“巧合性”事件——
一是,今年4月27日臺灣阿里山小火車大陸遊客死傷事件。據說事故原因是一顆老樹恰好折斷,自然,不論是不是在某勢力的“善導”下,反正“老樹”是徹底放棄了為自己辯護的權利。但事件造成的政治後果是——加速中的陸台民間交往步伐受到了來自“客觀”方面的限制。民間交往會潛移默化地增強兩岸民眾的認同感、依賴感,大陸對臺灣的影響力無形中會得到加深,而美國對台影響力會相應下降,即美帝對臺灣政治的操縱空間,包括“台毒空間”會變局促。同時,這些由大陸大城市富裕群體構成的遊客的政治意見遠比中低收入階層的意願更重要,他們將因臺灣之行增強其反對台毒的立場與情結,並這種情結與立場將因為“階層差”向同階層、不同階層順利擴散,形成某種類似流行風一般的“認同文化”,這就從大陸方面限制了台毒空間和“三獨框架”。華盛頓或者華盛頓在臺北的最新合夥人要求的是“從臺灣方面”把台毒限定在一定成色內,以配合其“政治颱風登陸”,而不希望“從大陸方面”限制台毒空間從而也限制“三獨空間”。
二是,去年(2010)11月26日(中國豬)連勝文被槍擊事件。連戰一派政治力量影響了華盛頓的或者華盛頓與臺北某政治勢力共同構設的戰略安排,反倒可能會配合大陸的針對性應策(針對華盛頓的策劃)。連戰作為最傾向於同大陸的台海政策合作的“統一合作”派領袖,他的兒子就要“中槍”,而這次槍擊實實在在威脅到連勝文的生命,與(利比亞)卡紮菲(格達費)三個孫兒被炸事件頗為類似——起到了對(臺灣)政客的震懾效應。但連勝文中槍與陳水扁中槍事件性質、結果完全不同,卻都有利於華盛頓或者同時有利於台島某政治勢力。
連勝文中槍還要有象徵性和“政治效果”,所以“中槍事件”不可以發生在其他場合,而必須是在競選臺上。競選臺上的槍擊案件必然受到全臺灣的重視,屬於必須全力偵緝的案件,那麼除非案犯弱智,是不會選擇這種場合刺殺那位陳鴻源先生的,並且子彈準確擊中連勝文頭部,所以“誤傷”一說大不足信,卻不能不令人產生聯想,而這種聯想(主要又是潛意識聯想)正符合“震懾”目的。目下,檢方卻已經為事件“定調”為“誤擊”——頗有“美式風格”的說法,那麼是不是可以猜測——臺灣司法部門也已經在某種程度上被某大國(美帝)控制了呢?或者被由某大國遙控的台島某勢力(有點繞地)控制了呢?當然,這種事件肯定不是由真正的基督教徒,也不是自由女神的真正信仰者策劃的。
連勝文被“誤傷”,
臺灣船長被“誤殺”,
阿里山小火車被大樹“誤砸”
——無法準確判斷這一系列事件是不是都出於偶發,本文只能說——這些事件事件之間的“連續性安排”,及事件對美帝戰略部署呈現為明顯的“邏輯有利”,及從概率上看其“意外性”也都太低,及與美帝(白宮、美帝國防部、CIA)的操作風格也夠神似——這些疑問至少可以考驗一番政治場面中的思維邏輯。
此外,塑化劑事件的第一位“發現者”是一位50歲出頭的婦女,與卡恩事件中的女主角年齡相仿,這是不是也算一種頗具美式風味的,或者“臺北之美系風味”的“巧合性”呢?
如果這些“不都是”巧合,則本文可以大膽預言——在美國的要求下,馬、蔡將有一場火熱的選戰,但選戰會非常之公平、理性。除非國際大勢更變,華盛頓將放棄“三獨框架”而選擇“以顏變促肢解”的針對中國的策略,本文稱之為“颱風策劃”。
如此,按照華盛頓的意願,明年(2012)春季台島選戰中的勝者“必將”是馬英九及其國民黨,然後,在國際形勢之適當時機——或者借選戰餘熱,或者在馬英九威望大盛之時,華盛頓“導演”的“顏變”大戲將進入高潮,而先于大戲高潮的,將是美國攻擊中國金融與經濟,製造對北京不滿的民眾情緒,以及,“美分黨”和“新臺幣黨”將聯合發動網路“輿論戰役”。
大戲高潮之前後,還會出現的大事件有——新疆、西藏將會同時出事;
印度在美國鼓動下壓迫巴基斯坦從而威脅中國能源安全,再從而華盛頓可以引誘歐盟聯手攻擊中國金融;
朝鮮半島問題出現於中國不利之局面,等。
以本文觀點,這些就是華盛頓的戰略安排,而台島上的馬英九及其國民黨正是華盛頓這一全盤陰謀的核心機樞。當然也有可能在美帝的“慷慨授意”下,馬英九將命令台軍趕赴南海收復部分失地,或堅守部分島礁,而美國將保持中立卻又可能暗中相助臺北,得到“南海禮物”或僅僅得到“南海面子”的國民黨和馬英九由此可以在大陸聲譽更隆……
在需要鼓勵北京“改革開放”政策時,美帝出臺了“台毒政策”;
當需要以“顏變”入手來“肢解中國”這一大政策形成時,美帝開始(旨示)推升“不統,不獨,不戰”的國民黨,而打壓“台獨”的綠營。“不統,不獨,不戰”這三個辭彙顯然太過模棱三可,邏輯矛盾,三個辭彙之後應該還有幾個辭彙不好言明,更不好意思言明,因為馬英九的藍營不可能不暗中準備、儲備一個或多個“台海問題解決路徑”,除非他們腦子的確當機了同時還秉持了對台島民眾不負責任的態度。
當然,美帝也不會讓“台獨”銷聲匿跡,因為利用“台獨”勢力才能控制“不獨”的國民黨,也針對北京把“台毒”做成可供華盛頓反復使用的籌碼,和牌面詭異的千牌,以圖吃定北京。從中華傳統和意識形態之“法理”上,北京不得不把“美國不支持台毒”作為中美關係之底線,更關鍵的邏輯是,華盛頓對“台毒”實際所持的支持態度時時撕扯著中國版圖,牽扯到西藏、新疆問題,這是中國必須打定這一“台海底線”的邏輯前提。但是,華盛頓也可以反向一推,以“和演”促肢解,玩太極推手。具體到這次南海問題,華盛頓的“太極推手技術”就表現得爐火純青——
白宮約見達賴事件發生在(2011)7月17日(僅提前一天正式公佈預約消息),而新疆和田襲擊派出所事件發生在(2011)7月18日——兩個事件在時間僅相隔1天,兩者當然不是孤立事件,而是所謂“三獨框架”或者“颱風框架”內的事件(新疆恐怖事件需要作案者提前準備,而約在10天前即7月7日,美國會眾議長博納、眾議院民主黨領袖佩洛西等國會議員已經集體會見了達賴),兩事件的“警告性意味”是很濃的,且這個“警告”是同時給北京、臺北的:
對北京的警告內容是——如果中國執意且明確地堅持南海立場,華盛頓將可能立即啟動“三獨框架”(實際上是“以顏變促肢解”的“兩獨加顏變”框架),而其中的博弈邏輯是——給馬英九及國民黨一個可以向北京做辯解的臺階——臺北沒有參與這次“三獨”陰謀,還承受了來自華盛頓的壓力,那麼至少在此時,北京也就無法指責臺北和給臺北(在南海協同問題上)施加壓力了。
華盛頓對臺北的警告是——如果馬英九向大陸靠近,在南海事務上幫助北京,則華盛頓可以拋棄藍營,轉而支持蔡英文的綠營,去真實地啟動“三獨框架”。雖然臺北放棄了守土職責,但兩個事件為臺灣向美國做出的妥協做了掩人耳目的工作,馬英九的南海政策沒有影響到馬先生及國民黨在陸、台民眾中,和在傳媒介面上的聲望。當然,北京和臺北也應該明知華盛頓推出“達賴進入白宮”和“新疆襲擊派出所”事件多半出於虛晃兩槍,華盛頓全面實施其“三獨框架”或“此顏變促肢解”的“颱風計畫”還不到華盛頓認為滿意的時機,所以“起訴李登輝”事件也幾乎在同被時推出來,作為給台島藍營的“大禮”。
華盛頓先允許臺北拆掉綠營的一個根基——台毒教父李登輝,作為籌碼,換取執政的馬英九政府放棄南海動作。而當南海風雲暫息,李登輝的問題又變得不那麼嚴重了,李又開始頻頻露臉了,即,華盛頓還是要用“台毒牌”來制約藍營政府,而此前與藍營政府交換的籌碼只是“台毒”這塊大籌碼上的一塊邊角料,華盛頓可以隨時重新修復這塊籌碼。李登輝垂垂老矣,最後一點可利用價值也被美帝榨取,不知道這會不會動搖他那顆當初決定給華盛頓政治家當跟班的萌萌的小心肝兒,還要像史上那些即使失敗鳥也要保持自信滿滿的外表形象的政治家一樣,在潛意識夢界把自己打扮成滄桑角色,白天則要把自信形象扮演到底,騙一騙台島上某些成年男蘿莉,女粉絲神馬的,還能在陳水扁、馬英九身上看見自己當年的影子,耶。
所謂“三獨框架”的確可以視為一個框架,但它卻只是美國+國民黨在行動路線上的一個半真半假的招式,作為賣給中國和世界輿論的一個欺騙性框架,一個“贗品戰略圖”,而明修棧道,暗度陳倉才是它們積極推動的主線戰略。“顏變”路線上,國民黨當然不會大喊大叫,更可能,現在看來正是——明修經濟和民間交流,暗度政治,而以網路輿論和傳媒市場為重點去興風作浪。常凱申,國軍,甚至黃世仁的名譽都在強勁反彈中,影視畫面中,“民國主題”熱潮不疲且場景多半發生在商鋪、別墅和地主大院裏,主角必須是民族資本家與或偽風流,或扮倜儻的富貴公子、小姐,因為大陸右右製片人、搗眼是不反對胡漢三回鄉的。(至於文本作者為什麼選擇革命立場,請參閱本人另外的政治文論)
而所謂“馬英九是隱獨”這種看法也不在正確的理解路線上,可能也正是華盛頓和國民黨故意釋放給大陸的“誤導性資訊”。
華盛頓的陰謀應該是——如果不能在國民黨主導下統,則臺灣獨。但這個“獨”首先又不是“台獨”,而首先是——美帝將中國肢解成若干部分(看起來其目標至少是新疆、西藏、內地),而馬英九可以得到大陸的前提條件是——美帝需要他的國民黨能提供給美帝用以“肢解”中國所需要的“顏變”能量。然而且慢——除非紅黨恢復到十分強勢,美帝就不會允許台島政治勢力染指被肢解後的“內地”,因為在美帝看來,台島的“民主政治”相對“成熟”,“民主資源”相對豐厚,美帝是不會允許大陸免費獲得這種“成熟果實”的。那麼馬英九的大運——如果有的話,就還在台島。這樣美帝至少會四分中華。所謂“飛鳥盡,良弓藏”。制服小白兔,還需要走狗麼?
美帝在檔層面不支持台毒,卻在某些實際操作層面支持台毒,華盛頓那是一顆賊心,兩手準備——在美帝的等待中,各屆華盛頓政府是都做了戰略儲備的。美帝正在把它的“戰略設計方案”強行推銷給中國——如果美帝認為台毒對中國的傷害更大,就在台毒路線上發力;如果認為“顏變”對中國傷害更大,就選擇在“顏變”路線上集中給力。華盛頓的策略是把臺灣問題一飯兩吃,既蒸且煮,而且讓台島民眾以狂熱的“選票民主”的方式自己蒸自己or煮自己,美帝則不著痕跡。華盛頓還把是否支持台毒做成一個籌碼,反復吃定北京,這又包括——把“三獨框架”和“颱風策劃”作為一明一暗的兩個要在某一關鍵時刻以掀起“風暴”的形式去實施的真假“戰略圖”,來引誘北京和中國社會輿論,卻暗中隨機翻轉牌面,向北京,向中國多次索要戰略利益。美國對台軍售則給台島統、獨兩派政客們同時打雞血,讓他們不致於面對大陸之大,包括道義之大,失去政治面貌而消沉、崩潰。當然,華盛頓的這種戰略設計也出於美帝這個國家的性質——它逐漸成為一個金融-軍工複合體,軍火商不斷給華盛頓施加壓力,華盛頓的戰略設計需要同時照顧到軍火商的利益,故而,華盛頓選擇既在對台軍售中讓美國軍火商賺取巨額利益,又以或支持,或限制對台軍售來迷惑世人和輿論。
可以看出,台島的政治格局基本在“按照”華盛頓所“設計”的意圖在行走,近幾年中這種態勢“尤為明顯”,一場“政治颱風”正在華盛頓-臺北醞釀中。
當初起訴陳水扁,和現在起訴李登輝都是針對性的“限制性的封口令”,而從近期綠營的“海峽態度”看,綠營也有意在“等待時機”,以圖在整個中國“借殼上市”。自然,這種姿態也明確反證了當年綠營竭力製造“台毒議題”之目的不過為了選戰需要。而通過“(民主)選戰”,華盛頓遠遠地“控制著”台島政治大局,也恐怕很多台島重要政治人物都有“把柄”被華盛頓及其設置在台島上的某機構所握有。面對如此現實,不知道身為西方政治學學者的蔡英文有何心得,有木有做筆記?蔡英文看向馬英九的眼光中有木有“惺惺相惜”,或者基於瓊瑤小說情節的同病相憐般的感應?近期,在涉及兩岸關係問題的言論中,蔡英文的表達很是模糊,讓台島輿論界及綠營內部“思想界”很感莫名其妙,並因而指責她不知所云。那麼看看蔡英文的下述言論,應可察知蔡英文的言語能力已經陷於窘境,並之所以讓她的言語陷於窘境的綠營在台島新的政治格局中的更加窘迫的地位——
“很多的政策都會按部就班,時間到了就會對外說明,希望選民或關切不同議題的人,都能更深入去瞭解。”
“我在兩岸關係講不清楚,這是有人故意不去看清楚它”
“你不要期待用傳統的方法來回答你的傳統問題,只要看清楚,問題本質都在裏面”。
……如果民進黨執政,要與對岸建立一個“可長可久的架構”。
強調外資認為民進黨執政,兩岸政策改變不大,和國民黨想操作的氛圍不一樣。
“有些事要執政時才能處理,等時間到了就會說明。”
作為政治學學者,蔡英文的學問當然不是白給的,但她在話語之間頗有不便之處,而在兩岸關係這種大議題上她又無權保持沉默,媒體追問下她只能如此囫圇搪塞罷了。在本文看來,其言語間潛在的意思不吝在影射——在兩岸關係問題上,馬英九比我危險得多……作為綠營領袖,這種意思她不能明言,而她意圖改換綠營之兩岸關係問題立場的“大手筆”設想也更多基於華盛頓已經做出的“戰略轉換”所造成的新的台島政治局面,意在為綠營贏取政治前景,也意圖獲得華盛頓“戰略局”在新戰略框架內的“青睞”,最好能在華盛頓新的“台海策劃”中成為主角,故而其胸襟也就尚未拓展到一島視野之外,和西方原產的“自由資本主義”視野之外。也所以,大陸要求綠營根本性地放棄“台毒”立場,這是政策層面所決定的,也出於博弈需要,即,大陸希望綠營轉變根本立場,從而讓美帝用以反復吃定北京的“千牌”失效(至少失掉雙面性),那麼蔡英文對大陸的羞答與委婉——就算可以理解為暗遞秋波,其成色就還不足得很——還在“華盛頓框架”之內,而不是基於“中華框架”和“全球反殖民框架”。
當年,正當志願軍在“抗美援朝戰爭”中面對“聯合國軍”時,企圖“反攻大陸”的國民黨政府這個“反對派”在臺灣島上,而不是處在共和國“腹內”。現在,臺灣經濟倒是一半在大陸“腹內”,而美帝“預圖剝奪”15億中國人民生存資源而在南海搞針對中國的對抗,只會讓美帝可利用的中國“腹內”的“反對派”悄然遠離美帝(當然還會剩下一些特別無賴的渣滓型“反對派”和投機分子),這與美帝的長遠戰略設計——“和演”和“肢解”中國之目標不符,因為“和演”和“肢解”都需要利用中國的“反對派”去施展與美帝正在中東搞的“阿拉伯之春”相類似的“下臺政治”。那麼對於華盛頓的戰略設想,台島上的政治勢力就堪當大用了。那麼也可以說,即使南海上中國與美國的對抗以平手收局,北京也已成“決勝”之勢——能夠“消滅”大量境內的潛在“反對派”,從而也把華盛頓的“顏變”戰略化解於無形。
然而南海問題頗為複雜,怎樣的南海“勝勢”又不僅涉及主權問題,就此,華盛頓選擇的策略是——把可能出現的中、美南海對抗壓制在萌芽狀態,即,除了不使中國獲得應有的能源安全,也把北京試圖通過南海問題順便突破台海局面的意圖壓制在萌芽狀態,還讓中國大陸境內的潛在“反對派”不對美帝失去“愛好”,其方法是“影響力戰術組合”,關鍵點則是壓制住臺北,然後在6月14日搶先聲稱“美國在所有問題上都站在菲律賓一邊”—— 塑化劑事件、臺灣船長被美軍誤殺事件在時間上早於美國在南海問題上做表態(甚至現在華盛頓的表態及其真實態度也故意透露出不明確性),從而美帝提前壓制了台島民眾的心理,也把大陸內部潛在“反對派”的可能因南海勢態而產生的對美帝的不滿情結化解在“未萌芽狀態”,也讓台島民眾、輿論在潛意識層面就無望於、不敢於向美帝做鬥爭,從而美帝可以搶佔台-美關係之底線——6月14日,美國駐菲大使就不斷升級的中菲南海爭端緊張局勢表示,美國將支持菲律賓,並稱“美國在所有問題上都站在菲律賓一邊”。
由於臺北退縮,華盛頓令菲律賓以“可能獲得美帝的實質性支持”為預設,菲律賓保持了表面的高調,而中國並沒有直接、明確增加對菲律賓方面的壓力,總體上卻也沒有轉為低調,所以越南示弱了——因為中國可能的重點出擊可以在越南、菲律賓之間做兩選,在臺北消極態度出臺之後,即北京失去借台島力量制約菲律賓的可能性之後,中國選擇越南方向做重點警告的概率就急遽增高了。中國的收穫是威懾住了越南這個南海周邊的主要“問題國”,和保持了南海現狀。
俄羅斯也樂於中國在南海維持現狀,因為俄羅斯憑藉石油供應可以繼續對中國施加壓力,換取籌碼,同時,南海經歷了567月的政治升溫,中美在南海加深了對抗性,這對俄羅斯在全球“四方大博弈”格局獲取更佳位置可謂有利無弊。
馬英九及國民黨則拿到“好大一個政治遠景”,又在選戰中得到美帝的具體支持(允許馬英九拿下李登輝,或者也為藍營提供了關於李登輝貪污的情報),馬英九妥協了。然而美帝隨時可以更改對藍營的支援策略,仍然可以再啟動“三獨框架”並把它做大、做開,當然又不須“做真”。或者,如果美國不敢逼迫中國去“選擇”經濟硬著陸,那麼“三獨框架”被美帝重新推動的機會就不減多少。這種“兩手準備”所形成的態勢對於華盛頓來說不吝又是一件可以隨機置換方向和變更重量的籌碼,可以用於影響北京怎樣出臺新的金融策略與經濟政策。
中國的“妥協”主要是向臺北的“妥協”,北京不希望臺灣走台毒路線,也不想失去國民黨對綠營的制約力,不想讓臺灣民眾說——北京怎麼能不歡迎國民黨的親和大陸的政策?所以北京對“國民黨藍營向美帝做出的妥協”表示沉默。當然北京也無法出示藍營向美帝妥協的證據——雖然北京也可以用可能找到的證據,和有技術含量的言論指責來牽制馬英九的大陸政策——但即使北京有證據,也很難讓馬英九承擔“南海問題”上的責任,因為這與“南海示強”相矛盾,好像中國海軍真的怕了美軍艦隊似的——大博弈中,首先不能輸在這種輿論層面、心理層面上。
當然,南海的相對平靜和中、美的“相對低調”還取決於“四方博弈”之即時運演,在“四方博弈”的現時局面下,美帝至少在當下的“四方博弈態勢”中還不敢正式和全面啟動“颱風方案”(以“顏變”促“肢解)。同時,美帝在中東搞的所謂“阿拉伯之春”即推廣“反對派政治”的國際政治運動本來也有另一個針對性目標——中國,美帝搞“致亂中東”是要與“颱風方案”相策應的,但所謂“阿拉伯之春”正處於僵執狀態中。也所以,當南海問題升溫,也當菲律賓不敢逞強,尤其當越南謀求與中國和解,華盛頓感到中國在南海仍然可以贏得局面的時候——7月17日,達賴進入白宮了,緊接著第二天,新疆發生匪徒襲擊派出所事件(華盛頓提前一天確定達賴入白宮的時間,因為他們可以預知兩天后的“新疆派出所事件”勢必會發生,不會半途而廢了。而“達賴事件”先於且僅先于“新疆派出所事件”一天,這就等於警告北京——兩件事是由我們白宮策劃的)。華盛頓之所以敢於如此“試著啟動”“三獨方案”或者隱蔽地啟動“颱風方案”,除了華盛頓可能已經“高控”臺北政治,或者試圖讓北京相信它已經在相當程度上控制著臺北政治,關鍵也在於——美帝在利比亞、阿富汗和整個中東地區的大博弈中至少沒有輸掉大勢,而美元對歐元的“貨幣戰爭”進程也可滿意,甚至有所斬獲(在利比亞問題上美國對歐盟增加了控制力,等)。華盛頓做給北京的姿態是——如果中國強行去收回南海利益,雖然華盛頓不需要,或者不可以與中國在南海進行正面對抗尤其是軍事對抗,但美帝可以提前啟動“颱風方案”,權作“試運演”,這也是美帝可以接受的,但對於中國總意味著切實的威脅。
通過新疆派出所事件和西藏事件(達賴入白宮),華盛頓也是試圖在東盟會議期間給中國製造壓力。然而在華盛頓看來,東盟會議後,或者中國至少維持了南海現狀即保留了能夠做策略選擇的主動性空間,或者中國仍然會在南海主權問題上態度堅定,而解放軍的海空軍對菲律賓,海陸空軍對越南仍然構成強大壓力,和可以憑藉提升軍事技術而增加這種壓力——那麼華盛頓基於這樣的預判,恐怕不會不做出有針對性的預案,那麼這個預案是什麼呢?這就是本文本著“大膽猜想,暫無法求證”的原則,要提示出另外一個“巧合性”事件,即723動車事故——
儘管中國高鐵建設構成談不上完善,但高鐵令中國民眾對祖國強盛這一大趨勢信心陡增,也增加了北京的社會威望,這對西方勢力的“顏變”陰謀構成麻煩,也增強著中國社會在收回南海權益問題上的信心與期待。雖然不能就此就認為溫州動車案是某些勢力在搞破壞,但美帝和臺北都是有作案動機的。阿里山小火車事故與溫州動車事故,兩者在時間上相隔不到三個月,地理距離僅斜線相隔一個臺灣海峽,也都在臺灣省人最容易操作的省份發生(723動車事故出事地點在浙南溫州,車次分別為北京至福州、杭州至福州)……這些巧合性也算得上“蹊蹺”了。如果的確是特務作案,那麼這兩起“事故”之策劃也就很有可能出自同一個“辦公室”。如果兩起事故真的都出於陰謀策劃,那麼出於純粹的推導,再參量其他幾個事件,就有理由繼續大膽推想——華盛頓與臺北某一政治勢力之間已經有了一個專門機構,並且它至少有分支機搆在臺灣,或者本部就在臺灣,且臺灣省某勢力恐怕不僅是簡單的參與者,且兩起“事故”的執行人應該就是中國臺灣省人或者福州人、溫州人或者對這一地區非常熟識的人。那麼如果本文的這一猜測不偽,則723事故與南海問題之間存在的聯繫應該就是——動搖中國社會對自身國力的信心,和對“政府在南海問題上能夠有所作為”的信心,也包括對J20等其他高端技術的信心,而缺少信心也就缺少決心,而來自民眾的信心也影響到北京決策層的信心與決心。也就是說——華盛頓要盡可能把中國社會去維護南海權益的信心(從而決心)壓制到不足以產生有效行動力的程度。除此,可能華盛頓的謀算還要更深——通過兩起火車“事故”追加北京與臺北藍營的矛盾,從而把臺北綁定在華盛頓一邊。
如果後邊這一猜測不偽(通過兩起火車“事故”追加北京與臺北藍營的矛盾,而把臺北綁定在華盛頓一邊),那麼就說明——華盛頓認為它對臺北藍營的控制力還不足夠,也即是說,北京還有機會拆除華盛頓埋在臺北的“政治炸彈”或者要引發政治颱風的那只“蝴蝶”。當然,本文也並不能確信兩起火車事故、塑化劑事件一定是出於政治目的破壞行為,因為畢竟三個事件都有經營者追逐利益或業績,而在生產中冒進這一因素。但是,這些事件所發生的時間點、地點卻都太“巧合”,也都“巧合”於美帝的戰略佈署,且耐人尋味了——至少從事後觀想的角度解讀。
美帝會不會放棄臺灣這張大牌?會不會在台海問題上布下複雜的戰略安排?美帝在臺北有木有布下強大的影響力?這種疑問實在算不上需要中學生才能想通的問題,瓊瑤小說和幾年前還青春爛漫的小燕子趙薇可以不信,但本文必信其有,至於他們的具體的陰謀操作是不是正符合本文內容所推演的這些,則本文無理保證。雖然,本文試圖揭發陰謀,或者以分析性文本“生產某些政治認知”以圖破解“颱風計畫”——也算一種應對性策略,但在這個傳媒時代,新聞事件的爆炸性影響力並不擔憂這種文本分析、複雜分析,尤其在還缺少證據的情勢下,而所謂“謊言重複百遍就會變成真理”——媒體轟炸才是傳媒戰爭的“王道”,也所以,某些勢力才膽敢製造“巧合性新聞事件”,並且有些“製造性事件”還明確地希望民眾產生懷疑——卡恩QJ事件、美軍射殺戰區平民等,都是典型事例,因為美帝需要的正是警告效應——警告與華盛頓不是一條心的政客,也警告地球村敢於反抗美帝霸權的人民群眾——地球村裏,資本向人民發動的“權力戰爭”從未停歇。
以傳媒為平臺,美帝的戰略佈署中還有另一層面的重要內容——戰略欺騙。所謂“三獨框架”、“馬英九隱獨”都應該是華盛頓販售給中國的欺騙性概念,以便華盛頓可以暗度陳倉施行其“颱風策劃”。那麼,通過具體分析美帝的上述戰略佈署,可以在“戰略學”上得到一些原則性觀點——
不論對於戰略博弈中的哪一方,如果它只有一項戰略設計備案,對手就容易找到應策。製造特殊事件、製造偽概念實施戰略欺騙——這些都是為了造成有利於己方的戰略勢態。而面對對手的戰略制約手段,一方為了讓它的戰略部署成勢,它需要出臺不止一個的,亦真亦假的戰略方案,並且試探性地實施。其試探性出擊除為了等待對手出錯,以及在重複造勢中擴張態勢——這兩種程式性目標,還有一個非程式性目標——在“試探性”出擊中破壞對手的防禦步調,令對手在窘迫態勢下向某一個戰略方案-方向做出過度的應對,形成不易更張的佈局——棋勢難收,招式用老,而它則借機把它多項戰略方案中的另一項方案做成“大勢”。如此,博弈完畢,“歷史”開場。
上述所謂“戰略邏輯”只能算是化簡敍述,博弈作為它所能發生的“場域事件”必然超越當時人類的個體、群體智慧,而妄想以操縱天下——這種志向只可能出於一己營苟私我,及其剝削者階級之貪婪本性,而與“無為而治”之大道義相隔了一層大智慧,甚至與“伊莎貝拉之蝴蝶”的智慧也不能相比——伊莎貝拉的蝴蝶有億萬之數,每一蝴蝶的飛行也有萬千之變,而風暴之後,世界依然自然、大千。最重要的是,伊莎貝拉如果鑽入錢眼,就不是風暴會在何時何地發生的問題了,而只能是比“不發生”更虛渺的“不存在”。至少在針對中國14億人民的所謂“戰略”上,和針對地球人的金融掠奪之所謂“戰略”中,美帝逆于人道天道,其戰略水準再高亦不出猥瑣(當然,一定是鉅款在握的自信純爺們的猥瑣)。凡陰謀必有破綻,它即使得一時之逞,收一時之利,也必隨即消於無形無象,更無法改寫人類追求自由的大歷史(自由女神高天流雲,表示不明白神馬叫做鴨梨)。
三個月來在南海,美國是有所怯陣的,忌憚臺灣出手只是一個方面,此外,華盛頓和北京都承受不了在一場中美對抗中敗陣,而將會給“四方博弈”大局帶來的不利影響。在“四方博弈”大局觀下,俄、歐都在期待一場嚴重的中美對抗,以其從中漁利。好在,中國可以等待補充海軍、海巡實力,而中國的台海策略中需要考量、判斷美帝的“三獨框架”與“以顏變促肢解”的“颱風框架”,確認中國更容易處置哪一種局面——從國內治理和國際博弈兩方面處置。也要考量是否可以一舉定南海,甚或一舉也定台海——借用華盛頓的這一“颱風陰謀”讓“一國論”佔據台島,破掉被華盛頓反復利用的,正反面玩轉的“台毒”這張千牌,而後北京可以挾台島共赴南海……但這種思路下微妙之處甚多,恐怕不易操作。馬英九及其黨派不會出於民族大義、國家大義或者全球正義而配合北京——意圖肯定還是有一些的,但既然馬英九跟隨美帝選擇了“顏變+肢解”路線,臺北就願意在國土問題上給兩岸人民做出點好樣子,那麼在南海問題上,臺北仍然“可用”,關鍵在於北京如何展開戰略操作。而戰略操作的關鍵又是——單就應策而言,針對美帝的“每一個”陰謀戰略,準備好(幾種)有效備案,且不能讓美帝猜知,這是關鍵中的關鍵——不可以讓對手“知己知彼”,才曰出奇制勝。當然,像七一“唱響紅歌”這種意識形態之“戲劇鬥爭”是戰略構設中必不可少的基礎性內容。
題外話:
(1)前幾日,名為“梅花”的颱風在朝鮮登陸,這種情況非常少見。不知道大自然的,或者外星人的這個提示性隱喻(梅花是臺灣省花吧)可以做何理解?隱喻,就是在博弈智慧失去效應的方向,人類在困惑境遇中向自然求取藝術理解力的那種心智努力。在這裏,人類智慧超越博弈視野,有藝術,有道德,有宗教,有和諧……
(2)在本節文字收筆這一刻,電視新聞中報導說——美國昨天試飛的一款高超音速無人空天戰機在升空後失去聯繫——而如果這款飛機研製成功,美國將可以在一小時內對地球村裏任意地點實施打擊。
附一個鏈結:2011年臺灣高考歷史試題: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ews/1/215645.shtml
不須解釋,大家能看出其中所有題目都與“國民D主導統一”這一主題高度相關,而且試卷中選答題佔據著過高份額,所提供的“標準答案”也都不是簡單的答案,而是“論調性知識”,明顯帶有“洗腦”目的。由此亦可見,臺灣教育機構也已經被嚴格控制在某勢力之手,也可見這一勢力的操縱力之深,和策劃之處心積慮。
文/空蕩的原野
201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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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客赴台旅遊4年間發生(人工)意外的比率居然比其他國家高出200倍,這個數字令人吃驚!
陸客遊台頻傳死傷 陸官媒批
特派記者韓化宇/北京報導
2012-7-15 旺報
▲陸客團在台灣頻傳意外,已引起大陸各界、尤其是官方媒體的撻伐。圖為7月7日,哈爾濱旅遊團在台灣遇車禍後被拖到龍潭收費站附近的事故車輛。 (新華社)
陸客團在台灣頻傳意外,已引起大陸各界、尤其是官方媒體的撻伐聲浪。大陸中央電視台昨日報導稱,陸客赴台旅遊4年間發生意外的比率,居然比其他國家高出200倍,這個數字「令人吃驚!」;
《人民日報》海外版更不客氣抨擊,面對一次次血的教訓,「台灣主管部門難道不應認真反思,還要繼續以天氣原因等當作擋箭牌嗎?」
讚讚
《有無——薩達姆(伊拉克海珊)的海灣戰爭(波斯灣戰爭)與冷戰後全球大棋局》
(與當前敘利亞局勢高度相關)
莫斯科佔據阿富汗這個博弈支點,試圖借道伊朗去破局“石油美元霸權”,但是這一招“回馬槍”被薩達姆(海珊)擋在波斯灣以東,莫斯科爭勢無果,其博弈操作遂轉向被動,逐漸導向一個結果——莫斯科要在“主動解體”與“被動解體”之間做選擇——莫斯科選擇了“主動解體”。(期間的國內外博弈鬥爭也很複雜,問題本身更極為重要。留做專題討論)
“主動解體”讓莫斯科從“敗局”中挽回一點主動性,這也是莫斯科選擇“主動解體”的“原因”之一,而怎樣利用好這個“主動性”,莫斯科也一定已經做了深刻推演,也一定是在這條“主動解體路線”上的推演結果(和在推演內容中再做出主動佈局,並由此得到的進一步的推演結果)讓莫斯科“可以”確定“主動解體”路線,就是說,在蘇聯解體前後,莫斯科一定在“大棋局”盤面上做了重要的博弈佈署,一定運籌了讓美英土著難以應接的大謀略——
那麼做為主動的博弈者,莫斯科會選擇哪里佈局呢?或者說,美、蘇最後的博弈決鬥會發生在哪里呢?
既然這場決鬥發源于石油美元,此後的博弈平臺仍然還在中東石油產區,那麼莫斯科也一定要在這裏埋下勝負手。
在中東那些土著博弈者中,薩達姆曾經是一個“異動者”,在中東博弈局面上他所處的位置也讓他不得不做一個“異動者”——地緣上,伊拉克南翼是石油儲量第一的沙特,東南方向是沙特的“王權”盟友們,它們和沙特(沙烏地阿拉伯)一道已經(也勢將)被美帝國選擇為“(非民主;專制王權)戰略盟友”,也就基本上失去了博弈者身份;東翼是不能投靠美、蘇兩大霸權中任何一方的伊朗,而伊朗又成為美、蘇的必爭之地,伊朗也就勢必自立為一個中東大局中的土著博弈者。
此外,伊拉克的西翼還有以色列這個特殊博弈者,北翼則是土耳其這個身份特殊的北約國家。那麼,莫斯科要施展它的謀略為“冷戰收盤”佈局,難免要首選伊拉克做道具。
(做為國家,伊拉克的本源在兩河沖積平原上廣大的農耕區域,而農耕區域必定承載了相對眾多的人口,區域內又根本沒有可以阻擋大軍攻伐的自然屏障,那麼這方土地上必定要出現一個在歷史變遷中相當穩定的國家——它也用以抵抗歷史變遷。但是從伊拉克向東,向西北,分別有廣大的山地高原,山地高原能夠承載較多的耕、牧人口,又能讓這裏的政權進退可依,而相對穩定的政權下就形成穩定的民族。這種“山地高原民族國家”又時而有能力攻伐與它相鄰的大平原,雖然不能形成長久的統治,卻能夠割占-整合平原上的一部分農耕生產力,並就此與農耕鄰國埋下領土爭端的種子,這就是伊朗(土耳其與伊拉克之間有廣闊荒漠,能夠有效阻斷攻伐,也就阻斷統治繩索)。在伊拉克的南翼是夾雜著綠洲的廣闊沙漠,這裏的博弈邏輯是:只有統一了大沙漠的主體區域才能夠制止廣闊沙漠裏的部落攻伐,從而讓“大沙漠政治”穩定下來,穩定下來的這個政權就是現代史上這個“沙烏地阿拉伯”。
除了土耳其,波斯灣沿岸就有了三大國家:沙特(沙烏地阿拉伯)、伊拉克、伊朗。又,在這片相當乾旱的中東大區,沖積平原的幅員不及沙漠廣大,而伊朗高原如果不是比兩河平原遼闊,它就沒有可能逃出兩河政權的長期控制從而不能形成穩定的民族國家——那麼大致按照三大國的領土面積,波斯灣油氣在儲量分佈上也沒有逃出 “概率空間”。)
下面再看中東博弈的核心與關鍵——既然莫斯科未能打通它進入波斯灣的道路,既然中東大博弈從傳統的地緣政治博弈向“石油美元博弈”這種資本直接以博弈者身份參與的“軟博弈”演變,既然莫斯科基本定下“主動解體”路線圖因而不再直接參與中東角逐,那麼莫斯科就要給美帝國留下一個強大對手,還最好是一個資本對手,而這個對手還會從內部攻擊美帝國,能夠從全球“大棋局”制約和攻擊美帝國——猶太資本勢力佈署在華爾街和中東石油產區(以色列,及以色列與石油王權的關係),對“石油美元”的控制能力更強,更直接,它還是美英資本隨時準備創造機會去鯨吞的獵物……基於兩路資本之間這種“決鬥關係”和單向“鯨吞關係”,美英土著資本一定要至少壓制住猶太資本的這個實體根基——以色列。當然,美英資本不需要讓以色列這個國家被阿拉伯勢力徹底趕進地中海,只要以色列在阿拉伯-伊斯蘭的巨大壓力下疲于應付,有求于美英土著,從而令猶太資本也陷於被動,美英土著資本就有機會鯨吞猶太資本,或者在保留這一“鯨吞權利”的前提下先行“解體蘇聯”。反過來,憑藉以色列為政權依託(包括軍力和核武。1968年底,以色列每年已經可以生產四至五枚核彈頭),猶太資本可以進行有效抵抗,以色列以它博弈“棋手”的身份還可以聯合歐陸、俄羅斯(蘇聯的繼承者)、中國、阿拉伯王權(手中有石油武器),對美帝國的單極霸權實施反制,再以華爾街鬥爭做為配合,不難攪亂美英土著資本的“大棋局”,促使美英單極霸權走向終結。
又,之所以這些棋手(資本,政權實體)將會同猶太資本配合,是因為在美英單極霸權格局下,美英資本將無所求於它們,又為了鞏固、擴大美英的單極霸權而要去要去徹底壓制它們,而它們也會借美英的單極霸權秩序被(猶太資本)致亂之機謀求連橫,壓縮或者推翻美英單極霸權並且去謀求它們自身的霸權,那麼它們對美英霸權的威脅更反過來又要求美英資本去徹底壓制它們——而這種博弈關係也能夠加劇它們針對美英單極霸權的博弈力度。
那麼,除非美英有把握一舉奪取並穩固單極霸權,不需要擔憂其他博弈者(聯合)反擊它們,則“怎樣壓制住以色列”就成為“美帝國的大棋局”上的一個關鍵“課題”,而壓制以色列就要利用以色列的“天然”敵手——阿拉伯勢力和伊斯蘭勢力。
那麼反過來,莫斯科最需要做的就是扶植以色列-猶太資本,而流徙在美帝國的猶太資本離不開來自以色列政權的支撐,那麼對猶太資本不能在資本層面給予幫助的莫斯科,就要堅決支持-支撐以色列,就要制止美帝國利用阿拉伯-伊斯蘭勢力去打壓以色列。
其時,阿拉伯諸幫內部有兩大勢力——一組是沙特(沙烏地阿拉伯)等王政國家群體,一組是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埃及等以強人獨裁為主流特徵的世俗政權(從伊斯蘭這個範疇更廣泛的環境看,還有宗教政體的伊朗、世俗化也西化的土耳其兩個重要勢力)。其中,前一組王權勢力並不願意打壓以色列,因為——美帝國以“沙特等國的王權政體之容易被推翻”這一緊迫現實去威脅這些王權,要求它們支持“石油美元”,否則美帝國可以輕易“幫助”阿拉伯民眾推翻他們的王政,只是,在冷戰時代,美帝國需要顧忌蘇聯,所以這些阿拉伯王權勢力握有有限的“反叛權”。而當蘇聯失去力量不再能與美帝國抗衡,美帝國就根本不需要向阿拉伯王權交付任何條件,就能夠驅策這些王權更馴服地為美帝國服務,又隨時可以出於戰略需要廢黜“石油王權”,轉而去為“石油美元”扶植另外的代理人,除非——在美帝國內部有一支力量可以有效約束美帝國的中東策略、戰略,而這支力量只能是猶太資本。
以色列在中東,猶太資本在華爾街-華盛頓,它們願意並且能夠出手幫助阿拉伯王權——直接地,可以減輕美帝國對這些王權的壓力,包括收買、攪亂華盛頓的政策;間接地,通過博弈縱橫,阿拉伯王權與以色列+猶太資本還形成一種“看似奇怪”的聯盟,共同制約著美帝國的中東霸權,繼而也制約了美帝國在全球的單極霸權。這種聯手制約又主要是制約了美帝國在中東霸權的操作路徑,即迫使美帝國必須沿用“以阿拉伯王權為盟友”這種代理人模式,而阿拉伯王權又以消極“反以”回報以色列-猶太資本。
在後一組阿拉伯(阿拉伯語社會)勢力中,薩達姆的伊拉克最有實力和影響力——它有“石油武器”和石油財力,有可供領袖阿拉伯諸邦的人口和國土,擁有“波斯灣石油地緣”重要性,還謀求核武(兩伊戰爭期間先後被伊朗、以色列空襲而停滯),也代表世俗革命。從幾個方面看,伊拉克都是的最適合的領頭羊之選,可供美英驅策去聯合其他阿拉伯諸邦共同打擊以色列。雖然伊拉克的國力在“兩伊戰爭”中大損,但以石油財力,其國力可以在十年內恢復如昔,如果伊拉克還整合了科威特的國力又主要是石油收益的話,它還將變得更強。此外,兩伊戰爭鍛造了伊拉克軍伍,損失的武庫可以由石油收益補充,石油經濟為主的社會又是高生育率社會讓伊拉克也不乏兵源,而兵源優勢是以色列最為忌憚的。再看其他阿拉伯國家——利比亞遠離波斯灣,人口和國力有限,不能提供足夠的反以力度;埃及人口眾多,與以色列相鄰,曾經是阿拉伯諸邦中的“反以”主力,又地處運河被美英勢力影響,這些條件都可供“反以”。但是,埃及不夠富足,不論埃及是不是反以和怎樣強烈反以,它都不能從阿石油王權“兄弟”那裏拿到更多“反以補助”(以色列-阿王權秘盟),而且埃及的前景不能寄望於石油,反而更寄望於以色列可以幫助提供的正常的區域經濟和一個“大地中海”,所以在幾次中東戰爭之後,在“大棋局”形式大變的情勢下,埃及不能,也不願成為反以主力,也沒有道理再為那些富裕的“阿拉伯兄弟”充當炮灰和支付戰爭消耗。那麼,美英土著要找出一個可供它們壓制以色列的“盟友”,同時,最好這個“盟友”還能威懾阿王權(令它們聽命,否則美英就允許這個“盟友”取而代之),還能抵住莫斯科的“伊朗局”(在蘇聯解體之後,莫斯科還要繼續操作),就只有兩個選擇——伊拉克、敘利亞。
(當然,如果美英土著選擇的這個“盟友”足夠強大,它也就可以成為蘇聯、歐陸、猶太資本這些博弈者的棋子與“盟友”,不過這種情況能夠出現還需要特定的博弈環境與條件。)
那麼,莫斯科就要提前解除伊拉克、敘利亞對以色列構成的威脅。(如果莫斯科能夠做到,那麼美英土著如果還要廢黜以色列對猶太資本的支持作用,就只有直接派出美軍去攻伐以色列了,則猶太資本就要“跳牆”了,中東也只能上演“N國演繹”了,莫斯科將奪走美帝國的單極霸權了。)然而,莫斯科無法做到同時削弱伊拉克和敘利亞,哪怕去直接削弱其中之一,也做不到。好在,莫斯科曾經長期支持敘利亞,兩國有著相當於盟國的良好關係,莫斯科可以爭取到大馬士革的立場,但不利的是——與伊拉克相比,敘利亞不夠強大,它很少有石油收益,等於沒有石油武器,它的政權在阿拉維派(什葉派的一個支派)之手,而這個派別只占敘利亞人口的11%,所以這個現政權不夠穩定,又,敘利亞與伊拉克國土相連,所以伊拉克有軍事、政治兩種武器可以顛覆敘利亞。那麼,莫斯科就要卸除伊拉克對敘利亞構成的威脅,也就能夠卸除“一個再度強大起來的伊拉克將對猶太資本構成的威脅”。還不止於此,莫斯科還要斬獲更多——
巴格達時間1990年8月2日淩晨2時,伊拉克以10萬兵力侵入科威特,迅速取得全勝並攻佔科威特王宮,包括時任亞奧理事會主席的法赫德親王在內的一些王室成員被殺。8月7日新的科威特-即科威特共和國成立,8月8日,應科威特共和國政府要求,科威特與伊拉克“徹底地不可逆轉地實現了合併”——薩達姆做出這樣一個重大決策之前,必然已經審慎觀察了國際局勢,嚴謹推演了美、蘇的立場和反應,並且至少與美、蘇之一做過溝通,得到它或者它們的支援與配合,這樣,薩達姆才敢於製造這樣的“大事件”,但這個溝通對象(支持者)不是華盛頓。
那麼當“科威特事件”發生,如果美帝國不壓制住薩達姆的伊拉克,則阿王權及其資本將陷於危局,隨後陷入危局的就是以色列和猶太資本,所以它們此時必須在“叛局”路線上有所行動,則莫斯科在“蘇聯不解體反而可以反攻”這條路線上將有機可乘。如果莫斯科實施反擊的條件還是不能形成(成熟),則莫斯科在拿到它由此可以拿到的更多籌碼(蘇聯解體的條件)之余,也充分利用這場“海灣局”,通過借美帝國之手打弱伊拉克,為“冷戰後”時代提前佈局,這個佈局將大大有利於莫斯科——
(1)這場“打弱伊拉克”的戰爭勢必在波斯灣-中東社會製造和升級對美帝國的恐懼,也製造和升級“反美環境”。
之所以這必須是一場“打弱”伊拉克的戰爭,而不僅限於美帝國出賣迫使伊拉克撤兵,是因為——如果華盛頓不使用美軍打弱伊拉克,則阿王權不可能卸除它與伊拉克的矛盾和不信任,實際上則是阿王權對華盛頓的的不信任將要驟增(與薩達姆尚未侵佔科威特時相比),則阿王權的“叛美立場”將非常堅定,從而猶太資本的叛局動作也就加緊和加劇,而且當伊拉克在將來某一時刻攻伐敘利亞的時候,阿王權將會站在敘利亞一邊,通過要脅華盛頓,通過它們在中東的影響力去制止伊拉克。
(2)為阿王權除去來自伊拉克這個近身強鄰的威脅,讓阿王權獲得獨立的博弈立場,這個獨立的博弈立場可以牽制美帝國的單極霸權,可供配合莫斯科實施“冷戰後反擊”。(例如阿王權可以啟用法郎、馬克、日元,或者此後出臺的歐元去結算其石油出口)
(3)猶太資本-以色列也丟掉了伊拉克這個威脅,可以站在更獨立、更強硬的博弈立場,更少受制於華盛頓。
(4)阿王權較少受制於美帝國,也就意味著以色列的安全能夠獲得更多來自阿王權的支撐,還意味著猶太資本針對美英土著的博弈立場可以更少受制于美英(相反,美英土著威脅阿王權,也就間接威脅了猶太資本)。
(5)※※※※※ 最為重要的是——當冷戰收官,蘇聯解體,莫斯科從全球收縮其勢力,包括全面撤除其海外軍事基地,卻唯獨保留了敘利亞的塔爾圖斯港這唯一一處海外軍事基地。該基地加上莫斯科與敘利亞傳統的聯盟關係,可供壓迫以色列-猶太資本的博弈立場,要求後者在“後冷戰”時代的全球大棋局中做出博弈佈署時要照顧莫斯科的利益,以至於要配合莫斯科的佈署,當然,莫斯科與猶太資本也可以借此達成針對其他博弈者的“博弈協同”。(莫斯科通過敘利亞脅迫以色列-猶太資本的手段,除了來自軍事基地和敘利亞政權的戰略決心,也包括經常性手段。也所以,“這個敘利亞”很“可以”是真主党、哈馬斯等強硬派反以組織的重要後臺。當然,也有理由測想:以色列是否已經把影響力打入了真主党、哈馬斯內部,也同敘利亞有著戰略性合作。)同時,猶太資本的博弈立場偏向莫斯科,雖然是出於“被迫”,但是客觀上就使得美英土著更加需要剪除猶太資本勢力在美帝國金融、政權層面的影響力,而這種影響力又以資本實力為後盾,這樣,莫斯科就更加離間了原本已經處在搏鬥-鯨吞關係中的美英土著與猶太資本,讓猶太資本在美帝國的處境更加危險,讓它必須加速、加深那個“叛局”。那麼,為了讓莫斯科針對以色列-猶太資本的這張“敘利亞牌”生效,莫斯科就要替敘利亞解除來自伊拉克的軍事威脅,讓美英不能利用伊拉克的實力“吃掉”莫斯科的這張“敘利亞牌”,因為伊拉克可以——或者壓迫敘利亞迫使敘利亞政權改變親莫斯科立場,或者薩達姆在美英的支援下直接兵發大馬士革,或者支持敘利亞境內的占人口大多數的遜尼派顛覆親莫斯科的阿拉維派現政權。反過來,一旦伊拉克勢力進入敘利亞,伊拉克就直接對以色列兵臨城下了(伊拉克要直接威脅以色列,必須途經約旦或者敘利亞國土),這等於美英從莫斯科手裏奪去針對猶太資本的這張“敘利亞大牌”,又抓緊在它們自己的手心。或者,哪怕伊拉克並不壓迫、攻伐敘利亞,只是掀起和領導一場“反以運動”,輔以軍事動作(例如向約旦、敘利亞借道),也同樣等於美英握有一張針對猶太資本的“伊拉克牌”。——那麼總結起來,莫斯科借美英之手打掉了伊拉克針對敘利亞的軍力優勢,保住了自己手裏的大牌,同時消除了華盛頓手裏的大牌,一得一失之間,莫斯科大勝。【當前的敘利亞局勢中,各方博弈者正在著力爭奪的目標就主要包括這一張“針對猶太資本的敘利亞牌”。】※※※※※
既然“冷戰後”莫斯科將退出中東,華盛頓就可以按照它的需要全盤宰製波斯灣-中東,包括薩達姆的伊拉克,那麼在大局觀上,在“冷戰收盤”之前,中東的任何“異動”都不會對莫斯科造成不利。所以,莫斯科完全可以“授意”薩達姆,“幫助”他做出侵佔-統一科威特這個決斷,而這個“授意”或者這個在莫斯科與巴格達之間的“密約”應該只是——在博弈邏輯上達成相互理解,所以雙方可以和願意協同行動。
華盛頓以進取的立場爭取贏得冷戰,而莫斯科不得不以收縮的立場處置冷戰大勢,在這一前提下,莫斯科就通過“海灣局”掠獲到最大博弈戰果,並且讓華盛頓從“贏得冷戰”中得到的勝利果實大打折扣,從事實上把冷戰置換到新的博弈格局中來,把冷戰延續下來,把莫斯科的敗局轉變成一次階段性事件,把“蘇聯解體和蘇東解體”變成冷戰這場戰爭中的一場階段性戰役,一場“大撤退”性質的防禦戰役——莫斯科在冷戰中失去了決勝的機會,也失去了奪得階段性勝利的機會,那麼莫斯科需要放遠視野,提前做出戰略性佈局……
然而,莫斯科還不能就此停止博弈推演,因為“大棋局”由多方共同捭闔,在博弈推演的任一節點上都有可能被其他博弈者借局佈局,所以上述博弈推演還不夠充分……下邊從薩達姆的立場對這盤“海灣局”再做演繹。
“冷戰後”,或者至少波斯灣的“冷戰後”(莫斯科退出阿富汗從而遠離波斯灣政治已成事實),鑒於美帝國將沒有實力對等的對手,至少在中東沒有,所以薩達姆必須以美帝國的立場去定位伊拉克的立場,定位伊拉克的國運路向——
(1)針對阿王權,針對中東石油政治大盤——
在現時和未來的中東博弈中,初看之下,莫斯科也需要伊拉克,至少看起來伊拉克的存在和強大能讓中東博弈變得複雜,從而有利於勢力相對較弱的博弈者縱橫操作,尤其當莫斯科已經從伊朗方向撤退(結束阿富汗戰事)。但是,能夠破局“石油美元”的只有阿王權團體,即便另外謀成“俄佩克”之類鬥爭平臺也很難與歐佩克競逐。而一旦阿王權準備叛離“石油美元”,美英土著反而要利用伊拉克去制約阿王權。但是,當蘇聯從阿富汗後撤,即說明莫斯科無力、無意再來波斯灣與美帝國做大開大合的爭逐,那麼波斯灣乃至中東的政治格局將由美帝國做一家獨裁。按照美英土著的博弈需要,不讓中東地區出現一個阿拉伯強國——是美英土著的方向性策略,而保留阿王權就能確保實現這個大策略(阿王權國家占中東阿拉伯國家中的半數,佔有大部分石油儲量,且容易受美英的控制),讓變化、變數出現的時間延後還有利於美英霸權拖延那個“被破局”時間點的到來(不論那個破局是否有成效),所以美英在原則上會盡可能保留阿王權,直到不得不廢黜它,或者變化了的博弈大勢要求美帝國放棄它。再造另一個版本的“中東局”。所以,(美英土著資本的)美帝國不會輕易允許薩達姆衝擊阿王權,那麼美帝國以薩達姆做為威脅阿王權的工具——這個選擇的必要性失去了成色。
(2)針對以色列——
“冷戰後大棋局”的主題將是資本大搏鬥和“石油金融爭奪戰”。美英土著可以利用薩達姆,讓他領袖各路阿拉伯力量——(1)衝擊以色列。直接令猶太資本失去根基而失勢,再褫奪-鯨吞之。或者,迫使猶太資本向美英土著妥協和交付籌碼,借此打亂猶太資本的博弈佈署和博弈步調,包括迫使猶太資本與美英土著合作去打擊俄羅斯、歐陸,再返身謀奪猶太資本。(2)利用薩達姆的伊拉克,或者武力攻伐敘利亞,或者致亂敘利亞讓遜尼派奪權。目標都是讓敘利亞從親蘇(俄)立場轉變到親美立場。(3)讓薩達姆威懾-衝擊阿王權,間接威懾-衝擊以色列。
那麼,伊拉克可以繼續為(美英土著的)美帝國所用,但前提是伊拉克需要足夠強大才能對以色列構成實質性威脅,而伊拉克還需要越過約旦或者敘利亞才能威脅以色列本土,這又要求它的武力需要更為強大,強大到能夠迫使敘利亞改變立場,或者直接攻破敘利亞。那麼在(美英土著的)美帝國的立場上,可以允許伊拉克擴張,但前提是美英土著能夠把伊拉克做成這個針對性工具擺放進新的“大棋局”的捭闔縱橫空間中去。
(3)針對伊朗——由於蘇聯收縮,莫斯科很難再通過伊朗介入-進入波斯灣,也由於伊拉克因兩伊戰爭而實力衰弱,於是在美英土著那裏,薩達姆基本上失去了可利用價值。
(4)但是,不論在哪一條路徑上利用伊拉克,美帝國都不會讓中東出現一個阿拉伯強國,或者一個意志獨立的石油大國,或者一個非王權的阿拉伯統一勢力,那麼(薩達姆的)伊拉克在被美英土著利用之後,能夠走到的最好結果就是竹籃打水,如果不是“狡兔死,走狗烹”的話。即便伊拉克不去(或者不“被去”)充當美英土著的工具,可以預期的最好結果也只是——美帝國要讓中東石油政治格局保持現狀(那麼中東勢力之間的“大局觀”也只能是“保持現狀”),則伊拉克的武庫將在10年後變成擺設。比“保持現狀”更有可能出現的情形是——美帝國需要穩固並擴展其美元霸權,於是需要全盤控制一個“大中東”,那麼很可能,它需要在穩固它與石油王權的緊密聯盟關係之外,還去爭取伊朗的立場,那麼夾在沙特與伊朗之間的伊拉克就“很可以”被美帝國出賣,薩達姆要“被下臺”以至於被審判(兩伊戰爭、暴政、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薩達姆當然推演過這些邏輯。
總結起來,在上述3方面裏,(1)和(2)讓美帝國有理由打壓伊拉克,(3)卻有可能讓美英選擇相反的態度,前提是伊拉克要足夠強大,且“大棋局”要求美英啟用伊拉克並且有啟用伊拉克的捭闔空間。(4)則讓美英土著在利用了伊拉克之後再對它進行打壓。而做為應對,薩達姆這一次侵佔-統一科威特(曾經是一國)的行動就“巧妙”地同時應對了(美英土著的)美帝國的3個立場,“看起來”可以化解美英將要對伊拉克和薩達姆本人造成的不利——薩達姆利用“冷戰收局”前夜的複雜局勢,希望(美英土著的)美帝國不敢於在中東啟動戰爭,希望得到莫斯科的支持,希望歐陸對(美英土著的)美帝國施加反制,而在伊拉克統一了科威特之後,薩達姆可以憑藉更強的國力令(美英土著的)美帝國忌憚(它與其他博弈者聯合,它在中東石油政治中更大的權重地位,又更難用軍事手段解除它的武力),同時,合併了科威特的伊拉克實力更強,滿足了美英對伊拉克的工具性需要。這樣,薩達姆既迫使華盛頓,又同時勾引華盛頓重新考慮它的中東佈局,給伊拉克一個更確鑿的“主力盟友”地位,然後,伊拉克就有機會取締海灣王權政治,一統阿拉伯石油諸邦。
以為看清了博弈推演,也看清了華盛頓、莫斯科的意圖,薩達姆才敢於“侵略或者統一”科威特,但是——“冷戰收局”進程已經啟動,值此前夜,無論美英土著試圖為“冷戰後”做更深的佈署(主要針對猶太資本和歐陸),或者蘇聯試圖退回冷戰,都會遭到其他博弈者的聯合打擊,直接陷入敗局。而此前,由於美、蘇都難以把冷戰繼續下去,各方博弈者已經在數年中把這個“大局觀”走實,很難做出方向性調整。
薩達姆希望莫斯科做的,或者與莫斯科“有約”的內容應該就是——在保守的立場下,莫斯科在外交層面幫助伊拉克,在積極立場上,莫斯科啟動它在敘利亞的力量與影響力,向以色列發起衝擊,與薩達姆衝擊阿王權的行動相接應,如此,則中東大亂,美元之基礎飄搖——如果莫斯科繼續擴大行動,那將是一場“冷戰之決戰”。雖然,莫斯科幾乎不可能由此贏得冷戰,但莫斯科可以在拿到美英土著、猶太資本-以色列、歐陸的籌碼之後罷手。那麼在薩達姆看來,莫斯科會有所行動的,而莫斯科與伊拉克的聯動在“大棋局”上造成的影響是美英土著“不可接受”的,而此時或者先此一步,薩達姆可以在先行拿到美帝國的籌碼,即美帝國承認伊拉克合併科威特這一現狀,並以實際政治行動保證這個“承認”的有效性之後,遂撤出博弈。這樣,在(美英土著的)美帝國更改過的中東佈局中,伊拉克將成為(美英土著的)美帝國的“首要盟友”,去充當威脅阿王權,和威懾-攻伐以色列的工具,尤其當華盛頓向莫斯科交付了中東籌碼或中東利益之後,美帝國就更需要伊拉克這個“工具盟友”。但是,莫斯科或者沒有什麼貨真價實的籌碼與利益可以爭取了,或者在薩達姆攻伐科威特之後,莫斯科立即拿到了籌碼與利益,而讓美帝國去打弱伊拉克——這一結果本身正是莫斯科在這一輪博弈中要去追求的最大目標。於是莫斯科沒有行動,這多少出乎薩達姆的預料。
如果莫斯科配合薩達姆去行動,則又是莫斯科的回馬一槍(早一次是蘇軍進佔阿富汗)——莫斯科可以利用敘利亞和伊拉克同時威脅阿王權,也威懾以色列,但是在蘇聯尚未實行私有化之前,包括猶太資本在內的所有西方資本(做為博弈者)都不可能最終站在莫斯科一邊,雖然在博弈進程中它們會與莫斯科聯動,也給予莫斯科“幫助”。那麼莫斯科的反擊的最佳結果是維續冷戰,或者讓歐陸一舉獨立(不須是一個聯合的歐盟)——對於莫斯科,維續冷戰已經勉為其難,一場“反擊戰”的後果中還包括了促使西方資本聯合起來這一效果,這不利於莫斯科操作“蘇聯主動解體”;如果結果是讓歐陸一舉獨立,不論莫斯科是否繼續保持社會主義立場,在已經難以拉回東歐盟友(蘇東已經主動開始鬆動)的情勢下,美歐還要聯合打壓莫斯科,莫斯科迎來的形勢將不會比它選擇隔岸觀火更好。關鍵又是——在這樣的“冷戰之反擊戰”中,猶太資本很少機會參與縱橫,施展捭闔,很可能“被出局”,而歐陸一舉獨立更能讓美歐資本有機會聯合廢黜猶太資本,則莫斯科將獨自面對美歐,在大勢上,這與保留猶太資本做為“大棋局”中的博弈者(去美英腹內構建“叛局”)相比,可謂差之千里。所以,莫斯科已經不準備做反擊,它要放棄(出賣?)薩達姆,把無法取勝的“回馬一槍”突然改換為——穩穩拿住針對猶太資本的“敘利亞牌”。而且,敘利亞也擔憂伊拉克在做大之後威脅到自己,它們之間的對立關係久已明確存在,莫斯科也就很難驅動敘利亞……(在“反伊拉克”聯盟的34個國家中,敘利亞還是提供了軍事支持的幾個國家之一)
阿王權諸邦是高度一體的,或者說,這些阿拉伯王權是拴在一條繩子上的螞蚱,因為王權政治容易被顛覆,且其一倒下,就很容易引起骨牌效應。所以形成和維護這個王權聯盟的做為主調的“博弈條款”是——要麼你們美英土著(或者美帝國)完全保留王權,要麼你們全部廢黜王權。當然這是主調,不排除特定情況下“條款失效”。所以,這一次薩達姆攻伐的不僅是科威特,還是,正是全部阿王權諸邦。所以伊拉克給美英土著和美帝國出了一道難以抉擇的“高級”難題,華盛頓幾乎不可能找到折中方案——要麼美軍與薩達姆兵戈相見,這等於美帝國(美英土著資本)自廢一把好兵器。要麼承認伊拉克吞併科威特這個結果,而如果美英承認這一結果,則阿王權就需要在美英土著之外加緊尋求新的盟友,和促使波斯灣局面複雜化,美元都將不再有一個堅實的“王權石油基礎”,而此時蘇聯尚未解體…….又在此時,受到了薩達姆的真刀真槍和強烈意志的威脅,阿王權更“有權利”要求美帝國必須 “打弱”伊拉克,同時以嚴厲姿態打出一個政治事態即“廢黜王權是不合法行為,也是反美行為”,而不是驅逐伊拉克軍隊了事,這樣薩達姆或者N達姆才不那麼容易捲土重來。那麼這場驅逐薩達姆的戰爭一定要熱鬧,要有氣勢,要確鑿地打弱伊拉克讓阿王權基本滿意。推演及此,如果莫斯科在敘利亞或者其他方向採取行動配合薩達姆的話,反而阿王權更需要依賴美帝國保護它,美帝國就不須向阿王權交付“打弱伊拉克”這個條件了。也所以莫斯科選擇隔岸觀火。
伊拉克攻伐科威特時,莫斯科沒有行動,這多少出乎薩達姆的預料;當美軍糾集盟友大規模攻伐伊拉克軍隊,莫斯科還是沒有行動,就基本上在薩達姆的預料之內了,因為華盛頓的行動最終取決於它的博弈推演,和它與莫斯科的協調(因為兩國不可以直接對抗,或者引起直接對抗。但是對於美蘇大國,這種協調也必須在推演料算之內)。所以,薩達姆對“科威特大事”的決斷還要看他與華盛頓之間一對一的“兵推”對局——伊拉克可以做美英土著的工具去威懾-攻伐以色列、阿王權(主要是針對以色列),但是不做“兔死狗烹”那種,所以薩達姆有權避免那種局面,方法是——利用冷戰收局這個極度敏感的博弈環境,先行吞占科威特,即做大伊拉克,並要求美帝國承認這一既成事實結果(不只是口頭和文本上承認,而是要在博弈層面能夠進行“邏輯確認”,即要求美英土著無法反悔除非它們願意在新的博弈中付出巨大代價),即要求美英土著在“冷戰後”選擇伊拉克而不是阿王權做為“只能二選一的盟友”,即要求美英土著在廢黜阿王權的同時支持“一個強而大的伊拉克”這條路線上走出決定性一步。即便美英土著不接受薩達姆打出的這個既成事實,不接受薩達姆要求的這條中東路線,派兵來攻伐伊拉克,伊拉克也不會亡國,薩達姆也“很可以”保住權位,因為美帝國(不論是美英土著的美帝國,還是包括了猶太資本的美帝國。此時在這一問題上,薩達姆未必分得清)的確需要保留“伊拉克牌”,當然可以是一張較弱的牌,美帝國也不希望中東格局大變以至於影響到“冷戰收局”。所以,薩達姆“吞併科威特”這個決斷的動力除了來自莫斯科,也來自他單獨與華盛頓的“兵棋推演”的結果,兩個理由又不可能完全分割。
假如沒有莫斯科的“許諾”(也許只是外交方面的承諾,加上向薩達姆兜售“大局觀”和博弈推演,讓薩達姆做出決斷),薩達姆也“敢於”去吞占科威特,但博弈推演的結果只能是——薩達姆空忙一場,還要被打弱。所以來自莫斯科的且不論真偽的“承諾”就成為薩達姆做出決斷的關鍵要素。而薩達姆在發兵科威特之前已經做出攻伐科威特的態勢,包括輿論攻伐,也是要判斷華盛頓的真實態度,並且從華盛頓的態度再去判讀莫斯科的真實態度(華盛頓與莫斯科之間必有溝通,而由於兩霸之間必須避免直接衝突,那麼兩霸之間達成的“協議”、共識和劃下的底線一定比薩達姆與其中之一“達成的協定”成色更高,更可靠。而且,華盛頓做為“大棋局”的第一博弈者,其洞察力、預見力當然在薩達姆之上。又,華盛頓的意志也是“大棋局”發展的最重要因素)。而表面上的“事實”顯示——華盛頓表現出了相當“誠懇”的“中立態度”,這讓薩達姆再無顧忌,兵發科威特……
華盛頓的中立態度就等於它對薩達姆攻伐科威特的策劃做了默認,這直接導致了薩達姆誤判形勢,這場“科威特局”才得以形成……而莫斯科一定演繹過華盛頓的應手,才會推出這一局“科威特博弈”——
當薩達姆在發兵科威特之前做出攻伐科威特的態勢,包括輿論攻伐,和去阿拉伯國家做合縱外交,這種情勢已經等於“薩達姆已經在行動”——針對科威特的軍事佈署和輿論造勢,本身已經讓阿王權如坐針氈,即薩達姆已經撬動了美英土著在中東的石油政治基礎,華盛頓已然無法讓中東“恢復原狀”了,即華盛頓已經無法通過制止薩達姆而挽回“這一個”損失(阿王權對華盛頓的“信任”與否定性判讀),於是,華盛頓就轉換問題——讓薩達姆的這一次“異動”進一步走實,再加以利用。所以,華盛頓不僅不能制止薩達姆,還要給予鼓勵。顯然,華盛頓一定明白,它的中立態度會起到鼓勵薩達姆的作用,無此,則薩達姆難以做出最後決斷。那麼華盛頓怎樣轉換這個問題-矛盾並加以利用呢?
如果沒有這場伊拉克吞併科威特的戰爭事件發生,阿王權也將繼續忌憚伊拉克,它們也將積極在美英之外謀求保障,而猶太資本也將積極佈署和暗中擴大那一“叛局”——阿王權和猶太資本都為“冷戰後”積極佈局。這將會導致那個“冷戰收局時刻”被拖延,和“冷戰收局過程”被拖延,和導致“冷戰不完全收局”,這些路徑都對美英土著不利,所以美英土著此時需要積極做好“打弱伊拉克的工作”,以儘早迎來一個對它們更為有利的“冷戰後”局面——雖然打弱伊拉克也對莫斯科有利,但在“冷戰後”的中東,美英需要對付的直接對手將不是莫斯科,而是歐陸和猶太資本,那麼相對來講,與其讓歐陸或猶太資本在“冷戰收局”中製造不安定局面並從中獲利,不如把這個利益“讓與”莫斯科;既然這場海灣戰爭背後的佈局——做為送給美英土著的問題,已經被莫斯科做成,那就遲早需要解決問題,而美英更希望它提早解決,安全地解決。
伊拉克吞併科威特,這一事件極大衝擊了所有中東王權手中的權力、利益和王權統治本身,而薩達姆敢於這樣做,就等於是華盛頓允許了在中東以現代政治取代阿拉伯諸幫的王權傳統這條路線。這就不單是一個阿拉伯王權體制、王權利益受到“衝擊”的問題了,而是中東王權政治必須、必然結束的問題。而伊拉克軍隊強攻科威特王宮,射殺多名王儲更意味著整個阿拉伯諸邦的王族還很可能被剝奪和平下臺的機會,和不被允許保留大量財產,很多王族成員還很可能被施以“暴力審判”。同時,這也等於是華盛頓主動對“以色列-猶太資本-阿王權之間的華盛頓戲法”的舊框架實施了攻擊,讓猶太資本-以色列失去一個支撐(阿王權)。又同時,美帝國同意伊拉克做大做強,也就向以色列的國家安全發起了實實在在的直接攻擊。通過海灣戰爭的前半程,華盛頓在盤面上以“把棋走實的方式”製造了阿王權、猶太資本對美英的需求。當然這只是在製造態勢,而為了讓伊拉克的行動能夠充分取得這種巨大的威懾效果,在伊拉克軍隊發起進攻前,華盛頓還推出中立的官方輿論,聲言不介入兩國爭端…….事件進程到此,就等於華盛頓借薩達姆之手握緊了阿拉伯石油王權的命門——華盛頓這樣轉換了問題。
由於“蘇聯的存在”在客觀上就是猶太資本得以自保的第一道防線,所以當美帝國將要摧垮蘇聯,猶太資本就需要“維持”蘇聯,方法包括在資本市場上給美英土著製造麻煩,聯合歐陸、阿拉伯石油王權製造“割據”大局,甚至它們“可以”整體地向蘇聯方向“叛逃”,製造一個“兩陣營同時解體”的亂局,再於亂中求存,以至謀利、謀勝。所以,鑒於“蘇聯解體”對於美英單極霸權有著極大價值,是美英的首要目的,美帝國要想首先“解體蘇聯”,就必須拿出足夠分量的籌碼給各路“盟友”,尤其要向猶太資本這個老謀深算的,佈署在美帝國腹內的“第五縱隊”證明其“誠意”,從而安撫和分化陣營內的叛離群體,遏制“叛局”。於是,華盛頓突然反手一擊——出賣薩達姆,把“美帝國通過剪除來自薩達姆的威脅,從而送給以色列一個長期的可以追求強國的安全環境”這一事件做成籌碼,贈送給猶太資本,這樣猶太資本也才一時“安心”,否則猶太資本不肯協助美帝國給予蘇聯最後一擊,也不肯去各方博弈者那裏協調“蘇聯解體事宜”,更保留引爆華爾街金融問題,甚至引爆“美元安全”這部分博弈權利——如果美英手中握著薩達姆的伊拉克這個針對以色列安全的大殺器,並且因此擁有極大把握成功圍剿猶太資本,那麼猶太資本當然需要,當然可以“掀桌子”,“跳牆”。當然同時,利用同樣的原理,美英土著也穩住了阿拉伯石油王權,令它們也安心協助美帝國去完成“蘇聯解體工程”,尤其讓阿王權看到它們在中東已經獲得了看起來無可撼動的安全政治環境、地緣環境,從而化解它們必須立即“跳牆”的動機……這樣,在成功轉換了問題之後,華盛頓再成功地從新問題的博弈矛盾中打劫了利益。
[ 當薩達姆做出勢態要去攻伐科威特,沙特就已經去華盛頓告狀了(沙特為美國提供過相關資訊,但“看起來”未能引起白宮的重視)。那麼,要麼白宮已經對沙特做出了保證,而沙特並未通告科威特,卻利用它“王權領袖”的地位穩住其他王權諸邦。要麼出於華盛頓有能力掌握這些王權政府的動向,白宮根本沒有對沙特做出保證,或者保證說薩達姆決不敢於侵吞科威特,而王權諸邦還有機會在受到薩達姆的實盤攻伐之後再宣佈放棄美元結算,或者從而,華盛頓還可以借用阿王權的異動去偵察“大局觀”…… ]
然而單是直接“打弱”伊拉克,這個籌碼還不夠高成色,因為薩達姆的伊拉克在兩伊戰爭後國力衰弱,對以色列的國家安全(同理也對阿王權)尚未構成現實威脅,所以,美帝國勾引薩達姆去侵佔-整合科威特,形成一個“伊拉克在加速恢復實力,也加速稱霸中東,也在整合阿拉伯力量”之現實態勢,這就鑿實而強力威脅到以色列的國家安全了(同理也對阿王權)。這時,美帝國再出手打擊薩達姆,解除伊拉克的武力和稱霸潛力,就向猶太資本和阿王權交付了成色充足的籌碼。如此,華盛頓近乎“無中生有”,“無米為炊”就製作出“伊拉克對以色列的巨大威脅”和“伊拉克對阿王權的巨大威脅”這兩隻大籌碼,還讓它們不得不接受與華盛頓“交換籌碼”的要求。
[ 在美英土著資本勢力的立場上,如果在打弱伊拉克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去顛覆薩達姆再搞“民主”政權,則伊拉克有可能被伊朗輸出宗教革命而拿走果實,或者被阿王權收買、收編,則美英土著就少了一個(針對阿王權、猶太資本的)可以再度啟用的籌碼。而如果美軍直接控制伊拉克,將加劇中東的反美環境,更要令阿王權和以色列高度緊張,促使它們與莫斯科、歐陸加緊聯合,加緊“叛局”行動反制美英土著。 ]
莫斯科看到——猶太資本與美英土著之間可以就“以色列安全”進行籌碼交換,甚至可能,早在兩伊戰爭的時候就已經看到這種籌碼交換已經在進行——兩伊戰爭能夠打弱伊拉克,才能促成這樁籌碼交換順利進行,和以這種方式進行(這可能也是阿富汗戰事後期,莫斯科遲遲不從阿富汗撤軍的原因之一,莫斯科要促成兩路資本的這樁交易)。但是,這樁交換雖然“完全可以進行”,但並不就是“必須進行”,因為猶太資本對美英土著的巨大威脅——在華爾街“狗急跳牆”並不是猶太資本真正想要的結果,只做為有效威脅之用,而美英土著也有機會成功壓制猶太資本可能的“跳牆”行動。那麼莫斯科就積極促成這樁“籌碼交換”,讓這樁交易必須發生,並且讓它進行得徹底,從而“幫助”猶太資本這支“第五縱隊”獲得安全。並且與此同步,莫斯科保留它與敘利亞的特殊關係,握緊針對猶太資本的大牌,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這支“猶太資本縱隊”,讓它為莫斯科所用——如果華盛頓、莫斯科各自握有一張針對猶太資本的牌,就相當於誰都沒有這張牌。那麼這又等於是:通過“科威特局”,莫斯科才獲得了這張牌。
[ 此外,要說莫斯科“推出”而不說莫斯科只是“推動”了“科威特局”,因為假如沒有莫斯科的“推動”,包括為薩達姆提供“大盤推演”(當然只正確推演到,至少要推演到“美帝國保持中立”這一環節),薩達姆很可能就不能知道(不理解)華盛頓將會“保持中立”,這局“科威特博弈”就要被薩達姆擱置。薩達姆最有可能出錯的推演環節很可能就是——他只看到美帝國,卻未能分清(或慎重分清)它是美英土著資本的美帝國,還是美英土著與猶太資本共同的美帝國。本文之所以這樣設想是因為——如果博弈推演過程不需要太複雜,在博弈者立場已經被確定的前提下,則推演過程想要出錯都難,而對於博弈者立場的判讀,及對於立場背後的博弈者的屬性的判讀就需要於動態中不斷修正大局觀…… ]
“伊拉克侵入科威特並著手整合科威特,進一步威懾阿王權和以色列”這一步驟走實的程度有多高,猶太資本+阿拉伯石油王權必須相互配合去引爆一次石油危機+金融危機+美元危機+西方經濟危機——這一應手的實在性就有多高。同時,歐陸已經在籌畫“歐洲統一”大局,出於對蘇聯解體後美英獨霸格局的擔憂,歐陸大國(法、德)一定會加速歐陸聯合進程、並同時遠離美帝,在莫斯科的幫助下,在猶太資本要去發起的石油危機-經濟危機的配合下,“歐洲聯合且獨立於美帝”頗有一舉成勢的機會——當然,這些“棋盤推演”首先都做為對美帝國的威脅,然後才“做為”“博弈事實”。那麼此際,美英與其冒險在蘇聯即將自行倒下的前夜引發陣營內鬥,讓“蘇聯解體”不得不變成“蘇聯與美歐同時解體”,就不如先行聯合“現盟友”推倒蘇聯,再反手對付內部將要產生的新的敵人。(而要做到成功聯合“現盟友”,美英在必要的情況下就需要向莫斯科支付利益——這個“必要的情況”正是莫斯科這個老對手積極打造並遞交給華盛頓的“利益交割檔”,只是,博弈中沒有可信賴的“契約”可以憑藉,莫斯科要借用薩達姆的誤判與華盛頓在實際鬥爭中演繹這份“博弈合同”。)此時,蘇東陣營解體已經進行到半程,難以逆轉,“蘇聯解體事項”也在被蘇聯高層操作中,並且蘇聯高層已經開始佈局國內放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猶太資本和歐陸資本並不是很擔憂一個在冷戰中獲勝卻被經濟難題困縛的的“非蘇聯”會來擊垮西方的資本主義制度,即便擔憂有理,西方也有資源實施反制——
(1)美帝國的國力、武力將會繼續存在,它仍將是歐陸資本的保護傘,即便它失去單極霸權,這是由它的資本立場所決定的。
(2)只要蘇聯放棄社會主義動員體制和基於這種體制的中央集權,西方資本就有辦法迫使蘇聯(或收縮之後的俄羅斯)接受它們的資本輸入和進入“休克療程”,尤其因為前蘇東、蘇聯陣線內部將有兩組內應會來接應西方資本:
一是,獲得獨立博弈立場的原蘇東國家、原蘇聯各加盟共和國政府,不論這種新政府是不是還堅持社會主義的革命博弈,它們都會(同時)據有國家立場、民族立場和地緣政治立場,尤其在“蘇聯地緣”瓦解從而令這些政權變得無所依託之際;
二是,從官僚立場轉變為資本立場的整個權貴階級,他們將從內部阻止新一個蘇維埃及蘇維埃聯盟重新出現……
那麼,美帝國通過打弱伊拉克,就破除了一場“冷戰收局”下“可以”出現的由其他博弈者發起的“聯合反擊戰”。
[ 美帝國在它如何進行“中東佈局轉換”這一問題上存在漏洞,莫斯科看到並積極抓取了這一漏洞,相反,如果莫斯科消極,也就沒有當前的“敘利亞博弈熱點”了,美英土著與猶太資本便可以更早聯手,向莫斯科(及北京)展開(更大規模的)攻勢了…… ]
伊拉克強勢威懾阿拉伯石油王權,波斯灣有可能陷入亂局,那麼在莫斯科的支持下,馬克、法郎有了機會,可以進入中東分割美元的石油結算權……但是美英擁有一項博弈權利——要求歐陸和猶太資本先行配合美英令蘇聯解體,而後西方資本才可以展開它們之間的博弈。同時,薩達姆的行動顯然是在向美帝國爭寵,卻很少摻有與歐陸合作的意圖,哪怕是間接層面的博弈合作,而此時及此後相當長的時間內,歐陸也無力、無手段深入介入波斯灣博弈(有美英海軍力量在面前,莫斯科方向也無力做出關鍵性策應,薩達姆根本不需要知道法國是不是也有能夠開進波斯灣的海軍力量)。所以在莫斯科放棄的情況下,美帝國 “有權”邀約歐陸一同參與打弱伊拉克的行動。美英可以接受這樣的結果,因為在“冷戰後”大局中的相當長時期內,一個被打弱的伊拉克無力致亂波斯灣,也就無力支持其他博弈者,這會讓歐陸不得“快速”遠離美英立場,不能“快速”形成——莫斯科聯合歐陸、猶太資本、中東石油權勢對美英進行聯合反擊的機會,即美英破除了“冷戰後”即將出現的第一場針對它的“聯合反擊戰”,而美英可以繼續(聯合歐陸)打壓收縮後的俄羅斯……
那麼可以說,美帝國通過海灣戰爭打弱伊拉克,就破解了兩場“可以”發生的“聯合反擊戰”——第一場是“可以發生的”,因為它們首先是被歐陸、猶太資本兩個博弈者“準備著”但又不需要走實……第二場是可以走實的,但是需要更多條件……又,第一場“聯合反擊戰”可以爭取一個“兩陣營同時解體”的大勢,並且歐陸、猶太資本可以爭取在“冷戰後”大局中站穩根基。第二場“聯合反擊戰”基於薩達姆把美帝國的波斯灣格局打亂,並且新的格局可以延續到蘇聯解體之後,幾路博弈者再來針對美英土著破局。在兩場“聯合反擊戰”的博弈推演中,幾路博弈者不能達成協同,又,要配合薩達姆的“波斯灣之亂”需要以軍事手段為重,而歐陸還沒有獨立的軍力,俄羅斯很難在剛剛結束阿富汗戰爭之後再以強權面貌沖進波斯灣,又不可以與美帝國正面衝突…….但是幾路博弈者可以誘使薩達姆做出“異動”,並從中博取利益。
那麼現在可以說:莫斯科、美英土著通過海灣戰爭,借用薩達姆,各自避免了讓本方陷於巨大被動,以至陷入“被出局”的局面,保留了各自的現有霸權權力和繼續謀霸的機會和“機會空間”,雖然莫斯科保留的現時權益少得多……莫斯科對海灣已經無力介入,且鞭長莫及,於是需要向更大的棋局中放眼,用空間換時間,把博弈延伸到更大的歷史中去……
下邊再演繹以色列和猶太資本的博弈立場——
(1)由於蘇聯尚未解體,華盛頓(英美土著)還不能確知蘇聯將“收縮”到何種程度,同時這個“收縮程度”又取決於時局走勢,那麼猶太資本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挾持美英土著的“冷戰大局觀”。於是,猶太資本能夠與莫斯科合作,從海灣戰爭中套取利益。但猶太資本也讓莫斯科拿到了針對它和以色列的權利(籌碼),所以莫斯科比猶太資本更有理由策劃這場“海灣局”。
(2)“冷戰後”的中東,與美英爭逐的主角將是歐陸(德、法)。由於歐陸無法在波斯灣與美英博弈軍力,原則上它就希望波斯灣-中東格局能足夠複雜,而美英打弱伊拉克讓中東石油政治格局變得簡單,就等於壓縮了歐陸的捭闔空間。那麼歐陸就需要更多來自猶太資本的配合,猶太資本就獲得了一份更大的去歐陸佈局的“權利合同”(當然,如果沒有海灣戰爭事件,歐陸為了分裂美帝國,也需要向猶太資本做讓步,允許它登陸歐陸)。反過來,如果沒有這場“海灣局”,歐陸就能拿到針對猶太資本的更大籌碼(猶太資本在美帝國腹內所以不夠安全,需要歐陸的幫助),則猶太資本很難登陸歐陸或者“成功登陸”歐陸,而如果猶太資本不能“成功登陸”歐陸,它就將失去充分的縱橫空間,無從捭闔博弈,將被美英土著圍殲在北美——一個叫做曼哈頓的小島上。
(3)伊拉克這個威脅解除之後,美帝國很難再找到或者樹立另一個與(薩達姆的)伊拉克分量相當的,哪怕分量相近的替代者去威脅以色列(就此不妨考量:為什麼與以色列不相鄰的波斯人的伊朗卻需要喊出,“可以”喊出“把以色列從地球上抹去”這樣的語文句子)。那麼以色列解除了威脅它國土安全的那個最強的,也是最切近的威脅,即猶太資本基本破除了美英資本針對自己的“這種”籌碼(利用代理人施加威懾與攻伐),從而在中東地緣政治中也打開了博弈空間——空間和時間對於缺乏政權支撐、地緣支撐的猶太資本來說,就是“國土”,就是地緣縱深。
——華盛頓、莫斯科、猶太資本都在薩達姆看到的那一盤“局面”之上,再做一了局。
博弈局面中隨時產生新的佈局與變局——局中有局,借局佈局。無中生有,樹上開花。
文/空蕩的原野
20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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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瞞天過海連環策- 911大棋局全景推演》
《瞞天過海連環策- 911大棋局全景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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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 要點提示
1.直接地,“911博弈”是發生在美元資本與歐元資本之間的一場生死決戰。通過爭奪貨幣霸權,“美元帝國”與“歐陸帝國”(借殼“歐盟”)這兩個政治實體又要爭逐全球政治霸權,而爭逐全球政治霸權又不過是為各自所代理的那一路資本盜取壟斷地位服務……就此,全球各路博弈者演繹了一輪錯綜複雜的“大棋局”攻伐,俄羅斯、猶太資本(+以色列)更全力運籌、實施各自的爭霸野心,而一些次要博弈者雖然審慎行事力圖自保,卻不免或被借為棋子,或遭到訛詐,或被淘汰出局……
2.在這一輪全球爭霸博弈中(當然也包含“反霸”內容),“911攻擊事件”是足以改變“全球大棋局”宏觀走向的一個最關鍵節點,是由一組博弈者主動發起的一個“破局性事件”,它們通過“911事變”扭轉大勢,一時“轉敗為勝”,所以本文把這一輪全球大博弈擬名為“911博弈”或者“911大棋局”。
3.有三路博弈者參與了“911事變”(“911攻擊事件”),它們是:白宮(美英土著資本及權勢集團)、海灣石油王權、猶太資本(+以色列)。此外,“埃及政權”也勉強可以算作第四路(邊緣)參與者。其中,猶太資本做為整個“911大棋局”的“最終策劃者”並未直接參與“911攻擊事件”……白宮不僅是“911大棋局”的“最高策劃者”和最高操控者,還做為主要行動者參與了針對美國本土的“911攻擊事件”……海灣王權向基地組織最高層發出指令,本.拉登接受指令並驅動基地組織,與白宮配合上演了9月11日的攻擊事件……埃及最高權力核心(或者只有穆巴拉克一人)是否知曉,或者知曉多少“911策劃”的相關內容,從而是否向基地組織二號領導人紮瓦赫裏發出指令,或者埃及最高權力核心在“9月11日事件”中的實際角色——本文尚未能就此做出可靠推演,但至少可以確定的是:這個“埃及最高核心”在“911大棋局”中另有重要角色……
4.站在基地組織背後的博弈者是“沙特王權”(代理海灣王權及其資本)和“埃及最高權力核心”(“意圖”代表埃及國家利益)。又,做為博弈者的“埃及”可謂是以色列(+猶太資本)找到的“鐵杆”戰略盟友,是以,在“大棋局”之縱橫捭闔中,基地組織有時也需要,也能夠間接執行猶太資本的戰略意圖。
5.在“911策劃”中,由沙特人本.拉登領導,並以沙特籍人為主要成員執行“911攻擊”,以及(或者)他們承認對事件負責,其目的是——海灣王權由此向美元帝國交付了一張“投名狀”,即,由於美元帝國由此可以把海灣王權指證為美國的敵人,白宮就可以迅速廢黜海灣王權,所以海灣王權不可以叛離美元立場(廢止“石油美元”或者出爐“石油歐元”),再所以美元帝國就不需要廢黜海灣王權——由此,雙方就“石油美元”達成更為緊密的“勾結合同”。(這算是一則“瞞天過海”,也做為“911大棋局”之一處“棋眼”)
6.阿富汗地處偏隅,國家體量中小,政治鬆散,在“大棋局”中長期處在被動位置和邊緣位置,政權博弈能力偏低——恰是這些互為因果的因素,才使得這個地緣政治地圖中的“地理國家”突然變成一處最重要的戰略節點——可供強權切入。美英強權通過阿富汗重置了中亞“能源管線政治”,和借阿富汗為跳板向周邊國家縱橫捭闔,從宏觀、微觀上改造了中亞-中東地緣政治,乃至一時重置了全球政治地緣……
7.關鍵地緣政治目標:埃及,土庫曼斯坦,印尼(當然還有阿富汗,伊朗,伊拉克)……
8.關鍵地緣政治工程(地緣政治手術):“北約反導”,巴傑石油管線,“大地中海計畫”……
9.一號醬油男:英國。在近現代歷史中,英國政權高效代理了英國本土資本利益。而今天,英國(政權及其資本)遊走在美、歐之間,實際身份卻是美帝國使派的008小弟,行無間道,手中醬油瓶要在關鍵時刻助美帝,砸法、德……
10.法蘭西(2011-3)攻伐卡紮菲(格達費),海豹突擊隊(2011-5-1)刺殺本.拉登等事件都可以視為“911大棋局”的重要後續組成部分(或可視為新一輪大博弈)。
刺殺本.拉登事件還是美英土著、猶太資本、海灣王權(也有莫斯科、巴黎)之間擺開的一局“無間道”。
11.……
〇 從“冷戰收局”到“911大棋局”
緊隨蘇聯解體,“歐陸聯盟”立即形成(蘇聯正式解體不足1個半月之後,即1992年2月7日,“歐共體”12國外長和財政部長在馬斯特里赫特正式簽署),即,“蘇東解體+蘇聯解體”與西方資本陣營分裂同時進行,互為博弈因果,或者說,“歐盟”成立、且獨立於美帝國本就是“蘇聯解體局”的一部分。此時,美英土著資本不能正面攻掠歐陸,既不能對歐陸施加全面控制,也不能正面遏制歐陸的爭霸前景,因為那樣必將導致歐陸背離美英,去借重莫斯科的軍事、政治、地緣力量對美英施加反制。以及,猶太資本也不會允許美英土著攻掠歐陸,它會以引爆美帝國金融危機、經濟危機為手段掣肘美英,因為美英土著在解除歐陸這個最強對手之後將立即返身圍殲猶太資本(乘俄羅斯極衰之際,而中國不具備爭霸全球的地緣條件和實力條件),且猶太資本還必須保留歐陸做為它可以出逃的目的地。而且,全球各國政治力量、資本力量同樣需要掣肘、反制美英土著的單極霸權。那麼可以說——“美英土著不可以正面攻掠歐陸,從而歐陸獲得獨立博弈者資格”也正是“蘇聯解體局”即“冷戰收局”中已經包括,已經預置的一個邏輯內容,這個邏輯內容與邏輯關係也是“蘇聯可以選擇主動解體,敢於選擇自主解體”的博弈邏輯前提……反過來,從蘇聯解體到“911”此10年間,西方資本陣線內部的叛局之所以未能發生,也是因為其陣線內部尚未形成一股具備更多利益協同的背叛勢力——歐陸意圖獨立于美英,但是各國做為中小博弈者需要一個明確的共同利益或(及)前景做為盟約,才能形成一個強大的“叛局同盟”,具體地,歐陸需要通過拿到“金融武器”從而把歐陸各國轉變成為各國資本利益的聯合體,從而成為一個確鑿的“大國博弈者”而不會在美英的壓力下分崩離析——歐元正是這個“共同武器”。所以,新一輪的“全球大博弈”的主題來自“歐元出世,及怎樣出世”,它是“蘇聯解體博弈”(冷戰收局)之後又一輪具有轉折性意義的“大博弈”。即是說,當“蘇聯解體博弈”經過了大約10年的後續運演,針對暗中生衍變化的“大棋局”(和各方博弈者共同參與構建的“大局觀”),主要博弈者必須考慮出爐一輪新的“全球大博弈”了。
從人口規模、經濟體量與品質、科技資產到文化資產,歐陸都勝過美國,或者可以迅速勝過美國,哪怕是縮減版的“歐陸帝國”。所以,歐元霸權“可以”在“市場規則”之下取代美元霸權。而且此時,美元總面值已經超出美國的經濟規模和經濟實力,包含了那部分由霸權帶來的數額。那麼一旦歐元取得石油結算地位,哪怕是在“石油美元”之下成為第二結算貨幣,美元霸權也要被終結,“美元帝國”將不復存在,美國經濟將走向崩潰,而美帝國舊的帝國之本、即實體生產力也已經部分被放棄,沒有放棄的那部分生產力也將在美元失去霸權之後繼續衰落——200多年的英-美全球霸權也要當即終結。
是以,“歐元出世”是繼“蘇聯解體”之後又一次深刻影響到全球爭霸-反霸格局的重大事件,當然,它的由來(之所以能夠出世)也是一次“博弈事件”,是由全球爭霸-反霸歷史演繹而來的一個後果,和“大棋局”的一個新的主題性內容。它或者足以改變全球霸權-反霸格局,推翻美元帝國和美英傳統霸權,或者美元資本和美元帝國成功維護它們的既得霸權利益。此時,全球各路博弈者必須針對“歐元出世”重新做出捭闔縱橫,以能爭取一個于本方有利的“大棋局局面”(針對1975年“美元帝國”以“石油美元霸權”為武器向全球社會發起的“貨幣戰爭”,從後期到收局的“冷戰進程”也可以看做是全球力量對美英霸權做出的第一輪反抗與反制)。其中,美元帝國及舊霸權體系下的既得利益集團要針對“歐元出世局”做出破解(破局)……
本文將通過“博弈邏輯”推演並顯示——“911事件”就是在這一“大局觀”背景下由美英土著資本、猶太資本、海灣王權三路博弈者共同精心設計、實施的一步“大棋”,一個它們用以“突破由‘歐元出世局’而引起的全球大棋局新走勢”(破局)的重大“博弈事件”,它的真相就只能是“博弈真相”……當然,參與陰謀策劃的三路博弈者之間也必然存在的捭闔鬥爭也構成“911大棋局”的重要內容。
〇從“美帝國”到“美元帝國”(1)全球化與東亞金融風暴
從蘇聯解體到歐元出世這10年間,美英土著既然不可以正面攻掠歐陸,那麼它是否可以“退求其次”去華爾街圍殲猶太金融資本呢?答案也是“不能”——此一時期的美帝國,它的權力功能還不能擺脫冷戰機制(冷戰也並沒有真的過去),美英土著資本在對外立場上能夠長期達成一致(通過美國式“民主”政治),但在美帝國境內,美英土著這一路資本尚未形成為一個獨立的博弈者能夠去同有著千年歷史和有著緊密利益關係的猶太財團或曰“資本民族”(在馬克思的概念下)進行全面的博弈鬥爭。而且,一旦美英土著敢於圍殲猶太資本,則不僅猶太資本要“跳牆”,要致亂美國金融、美國經濟,讓美英不可能在那10年之間走到它全球霸權的極盛頂點。更加,歐陸也必須提前謀動,包括不會配合美英去竭力打壓俄羅斯而是必須聯合俄羅斯,則美英不僅算不上贏得“冷戰”,還要因為內部爆發叛局而直接失去霸權位置……
這也是說,在“冷戰收局”這一盤棋局中,與莫斯科對弈的白宮實際上已經是一個被猶太資本靈魂附體的白宮,或曰“冷戰收局”是在莫斯科、白宮、猶太資本、歐陸(主要是法國)之間做出的一次“大變盤”,並且在這幾路博弈者之間還不能論出勝負,而猶太資本正是這一盤“冷戰收局”中的縱橫家,是以不至於讓自己在冷戰後置於美英土著資本的刀俎之下。不止於此,對於“沒有祖國”且至少“懷璧其罪”的猶太資本,它的“大棋局”必須籌謀更深,更早,包括1975年“石油美元”之所以出籠,怎樣出籠……當然,猶太資本必須順應大勢,包括順和美英資本的利益及其大局觀,更利用美英土著資本、“美帝國”、“正常的美國”之間的矛盾,才能做到借勢佈局,乃至借局佈局……
那麼既然此時不能鯨吞猶太資本,美英土著就勾結猶太資本,通過“全球化運動”在全球布下經濟-金融大棋局,對全球實施金融掠奪和經濟剝削(90年代初“全球化”概念出爐並被熱炒。1995年1月1日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並開始運行),包括通過金融手段直接掠奪、收割東亞、俄羅斯的財富、實力與潛力,也削弱這些博弈者的博弈實力。同時,美英土著借“全球化”繼續擴張外勢,壯大美元資本的實力與勢力,增強霸權美元對全球的金融控制力。又同時,白宮在東歐、中亞,在車臣問題、“歐洲反導”等問題上聯合歐陸進一步打壓、拆解俄羅斯,讓那個針對它(美英土著資本)的叛局失去來自俄羅斯的強力支撐,再圖返身迫降歐陸,圍剿猶太資本。又同時,美英土著資本也利用“全球化”這一時間進程(美帝國和美元帝國的擴張進程)從冷戰身份中走出來,恢復其“傳統資本立場”,即用“美英資本立場”替換冷戰時期的“美帝國資本立場”,以能獲得一個足以制約乃至鯨吞猶太金融資本“集團”的“獨立博弈者身份”。由於猶太資本勢力已經滲透到美帝國各重要領域,美英土著資本還需要借重倫敦去完成它的佈署……對此,猶太資本必須找到反制手段——
〇從“美帝國”到“美元帝國”(2)猶太資本的“土著”盟友
在冷戰時期,猶太金融資本的“集團”屬性也有所淡化、或曰被淡化運行,但是“金融民族”卻始終做為一種不會失去的集團性立場,因為——這個立場首先就是由金融資本的內在屬性所要求的,即由金融資本的壟斷性所要求的,而不是首先出自“民族屬性”的要求。所以在“美帝國”時期和“美帝國”向“美元帝國”轉向時期,資本金融化和金融資本走向壟斷化的進程始終未斷。而且,猶太資本借其歷史繼承性一直在持續壯大,而這又是因為維繫“金融壟斷性”需要借用某種自然屬性下的“集團性”,那麼血緣關係、歷史承繼、宗教社區、文化認同、國族認同——這些未曾被,也不可能被歷史遺棄的差異性內容還是會楔入“金融資本集團”的建構進程中去,何況在美國-美帝國的歷史中,猶太金融資本一直就以民族性為根基才得以在北美立足、生根、壯大,以至謀得金融霸權……
蘇聯解體10年後,美帝國已經基本完成向“美元帝國”的蛻變。但是猶太資本必須在美國國內尋找到另一個強力盟友,或者它與某個“資本盟友”的結盟雖然不足以控制美帝國,卻能夠在美國權力政治結構中獲得一種結構性優勢,以能壓制住其他資本集團及其聯盟,和壓制住美英“土著金融資本”這個“大聯盟”,只有這樣,猶太資本才能避免被圍殲並爭取到出逃機會,或者借爭取到的“出逃權”再行做局、佈局……猶太資本選擇的這一支“土著資本盟友”就是“美英石油資本”——把它從美英土著資本群落中拉攏、分割出來與自己結成利益同盟。不過,在“鯨吞猶太資本”這一博弈方向上,只要條件成熟,美英石油資本仍然可以“還原”到美英土著資本的共同立場,而這就要求猶太資本的戰略佈局必須步調緊湊,並且要讓石油資本能夠從猶太資本的佈局中獲得暴利——猶太資本有辦法做到這兩點,辦法就是——
(1)強化美帝國以“石油美元政治”為根基的“大棋局”走向,讓白宮必須借重於石油資本的配合,也從而必須借重猶太金融資本的配合。“911佈局”就是一個關鍵性的強化步驟與手段。
(2)借白宮佈局中東、中亞之機,讓美英石油資本搶佔那裏的油田股份從而站穩“石油大棋局”立場。自然,白宮也需要這支它可以信任,可以控制的的嫡系資本來配合、幫助它展開中東-中亞佈局乃至全球佈局。
(3)在華爾街,猶太金融資本與美英石油資本相互勾結,一同套取暴利……這些可行的勾結關係,以及這一勾結能夠引導、推動白宮更堅決地走向符合“猶太資本佈局”的方向(美英土著的戰略佈局),以及這兩路勾結起來的資本能夠為,願意為白宮的戰略佈署提供現實可行的支援與配合,包括金融戰線、石油地緣政治(主要針對莫斯科)上的支持而不是背叛或背離——這些正是猶太資本之所以把美英石油資本選做戰略盟友的因由。
(那麼美帝國軍工資本是猶太資本的“國內土著資本盟友”麼?猶太資本所需要的“石油美元帝國”的確需要軍事霸權做支撐,但是此前的“美帝國”時期,美國土著資本也需要,更需要軍事霸權的支撐。而且,美國軍事工業整合著美國的大工業資源、大學資源和高科技資源,而這些資源正是“可以”構造一個“健康美國”的主要成分。所以說,美國軍工資本更靠近猶太資本的“敵手”——美英土著資本的立場。當然,在“大棋局”裏沒有“永遠的敵人”……)
猶太資本針對美英土著的策略也必須切合美帝國現階段的歷史走向(歷史慣性),這個走向至少要是——美英土著資本在全球“大棋局”中的立場將要求美帝國堅持這一走向。這就是說,並非“猶太資本+美元石油資本”的權重真的壓過其他美英土著資本,也壓過“美國”社會可以整合起來的社會力量、“民主力量”,從而兩路資本能夠挾持美帝國走向“美元帝國”……猶太資本拉攏一支“土著資本盟友”只為避免被土著資本鯨吞,而美英土著資本預圖鯨吞猶太資本也不是為了回到一個傳統的“美帝國”或者“美國”(所謂非帝國的“美國”根本不曾見存於歷史),而是要把這個金融帝國和通過它而向全球社會榨取的金融暴利收歸己有,而且面向全球“大棋局”,美英土著也要爭取剪除猶太資本這支“第五縱隊”……美英土著資本(及其權勢)、猶太資本都知道——從“美帝國”到“美元帝國”的轉變具有歷史必然性,而猶太資本只能參與、投機到這一歷史過程中去,卻不足以挾持它。相反,“美帝國->美元帝國”這個必然性轉變卻是英美資本長期從全球榨取霸權利益的歷史結果,也是“資本的全球大棋局”之博弈結果(要透徹泛解析這個問題,還需要結合所謂“美國的本質”等視角,並且需要重新解讀“二戰”,才可能一併論演,所以另立章節)。
主要是美英土著資本中的大資本才有權力-能力-影響力去收割猶太資本(必須通過國家機器),所以,猶太資本“可以”通過“邀請這個敵手一起分贓”的方式至少延緩那個自己被圍剿的命運進程,進而有可以贏得機會去改變-扭轉美英土著針對它的戰略設計內容,乃至在“大棋局”中戰勝美英土著資本。當然,非不得已,猶太資本不會向美英土著大資本讓渡財富,那麼分贓的方式就是——讓美帝國經濟進一步走向“金融化”,讓美英土著大資本也貪婪于“金融掠奪”帶來的暴利,包括向美國國內做金融掠奪和向全球做金融掠奪,以及,讓美英石油資本能夠與自己共同套利和去中東圈佔油田……這應該也是這一輪美國金融危機-債務危機的資本動機與資本動力——如果說金融壟斷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那麼這種捆綁關係,及“大棋局博弈關係”就具體演繹了“最高階段”的現實形態,和壟斷的現實形態,而這種“捆綁(勾結)”還追加了這個帝國圖謀“統治全球”的“邪惡動機”。
有了石油資本這一路“土著盟友”,猶太資本可以影響白宮的戰略定向,主要是讓“白宮的大棋局”的步調有利於“猶太資本的大棋局”步調,而且在操作層面,兩路資本也有必要進入白宮(白宮是美國大資本的代理人,只在“操作層面”擁有權力)——這兩路資本共同扶植小布希、切尼集團上臺,因為兩人及其政治家族(後臺)並不算是美國政治家族勢力中的主流與強者,“猶太資本+石油資本”容易賄買和拉攏他們,並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他們,也包括威脅——指證他們接受了石油資本的賄賂。當然,小布希和切尼出賣的只是美英土著資本集團的戰略“步調”,並沒有出賣那個戰略“本身”。而且,猶太資本要借局佈局(借白宮的佈局去展開自己的佈局),就還必須為美英土著資本的“大棋局”提供一個後者一定會接受的宏觀大策,且這個“宏略大策”——必須符合白宮的戰略遠景,必須切實可行,必須是超過(美英土著自己的)其他策劃的一個“上策”,才可能成功“賄買”白宮(的某些辦公室)。當然在設計中,猶太資本會讓這個贈送給白宮的“上策”必須在猶太資本的配合下才可能實施並完成,以免被美英土著修改策劃內容,以至於被“將計就計”,被布下“局中局”……那麼,以“911事件”為“棋眼”,一個“911大策劃”早已出爐,開始演繹了。鑒於棋局之大,佈局之重,完全有理由把它看做是同“冷戰收局”(蘇聯解體局)同等量級的新一盤“大棋局”,是繼“冷戰收局“之後的新一輪全球大博弈。
(因時間和精力有限,也缺少資源去仔細窺察美國內政及美元資本的內部鬥爭,本小節中的分析性內容或存偏頗。)
〇 從“美帝國”到“美元帝國”(3)“911事變”的原始底圖
既然美英土著資本不可以正面攻掠歐陸,也不可以立即返身收割猶太資本,那麼美英與歐陸這兩路資本之間能夠達成媾和麼?——“美、歐分立”做為“冷戰收局”的博弈結果,與“可以媾和”相對應的博弈內容就是——冷戰尚未真正結束。當然,就“西方陣線”依然存續來講,美英帝國與歐陸一直在媾和中,不過它們這個勾當也受制於“大棋局”……具體地——
(1)德國、法國一直自我保存為兩個“完全經濟體”,歐陸更是一個超大的“完全經濟體”,鑒於巨大體量,也鑒於科技對產業的依賴而失去科技優勢也就失去一切競爭優勢,歐陸也只能繼續走“完全經濟”路線。那麼其實體生產力不可以被美元霸權統治或者被美元資本吸血。
(2)歐陸的體量、實力與潛力高於美國,並且這種差距將繼續拉大,尤其美國實體生產潛力已經衰落。這種前景下,歐陸沒有理由放棄爭霸野心。
(3)鑒於第(2)條,美英資本無法以美國本土實體經濟為本去同歐陸做“自由競爭”,那麼美英土著資本一定會把自己定位為盤剝者,這又要借重于金融霸權-貨幣霸權而這個霸權它已經在手。
(4)如果美英與歐陸媾和,猶太資本將立即被美英土著鯨吞,所以猶太資本必須予以反制,且不計代價。
(5)美、歐媾和的後果將是——它們要在全球重演“殖民地時代”,雖然形式會有所不同。而這是全球正義力量都不能接受的,包括俄羅斯、中國、阿拉伯等等,而某些國家還要被霸權者借為“棋子國”(典型地就像曾經的日本)……當然,所謂(1)(2)(3)(4)都是從“大局觀”中抽象出來的片面,任何單一理由在“大棋局”中都不免侷促,所以在“大棋局實際”中都並不能單獨成立……
美英土著資本不可以正面攻掠歐陸,也不可以立即返身收割猶太資本,美英與歐陸這兩路資本除非通過捭闔贏得這盤“大棋局”否則也不能達成媾和,那麼“美元帝國”可以回到“美帝國”麼?簡單看來——除非徹底改造美國社會,讓美國從美英霸權體系下獲得真正的獨立(脫離由霸權體制支援的“暴利模式”,包括停止通過“全球化資本主義”向全球人類社區“吸血”),美帝國或者“美元帝國”的國內實體經濟就不可能恢復競爭力。然而,出於壟斷資本的本性,美英土著資本是不予考慮“退出全球霸權”的。更何況,歐陸資本以實力為基礎正在要求取代美英資本的全球霸權地位,則即便出於金融資本之間的壟斷鬥爭,美英資本也不會主動放棄霸權包括美元霸權——除非它能夠會同歐陸資本從“大棋局”捭闔出一個隻只它們有利的媾和結果才勉強算是“放棄霸權”,這樣,問題就又回到這盤“大棋局”……而在“大棋局”中,歐陸與美英帝國分別已經擺出“歐元出世局”(做為“冷戰收局”的繼承和後果)、“全球化局”,大盤面上——歐陸資本有望借助包括莫斯科在內的國際力量而從“歐元出世局”一舉贏盤,而美英土著資本坐擁美元霸權、軍事霸權和讓它相當自負的“軟實力”(主要就是從英帝國500百年爭霸史和英美200餘年霸權史中“積澱”而來的戰略能力),且猶太資本在美元與元的大決戰中(至少在決定戰局走向的第一輪戰役中)必須站在美元立場……
而且美元及“美元帝國”已經在全球做出佈署,布下戰場和陣勢,布下“局中局”,僅就此,美元帝國也不準備回到一個“正常的美國”,那麼鑒於
(1)美帝國已經走向“美元帝國”而這個轉向必將影響美國本土實體經濟,以及美英為維持其全球霸權而需要遏制歐陸、東亞經濟的發展從而也必將損害美國本土經濟。
(2)美元為維持其貨幣霸權而“需要”遏制歐元,從而“美元帝國”需要對歐陸經濟做有限打壓,這也將影響到美國經濟。
(3)“美元帝國”為壓制、打擊、控制歐陸、東亞博弈者而“需要”推高油價,因為推高油價既能讓“美元帝國”拿住針對歐陸、東亞博弈者的籌碼,也能直接打壓歐陸、東亞的經濟。而且,美英石油資本和猶太金融資本還要從高油價獲利和通過對油價的控制去金融“市場”套利。並且,白宮為拉住海灣王權也需要向石油王權讓利。再加之,美英、歐陸、俄羅斯必將爭逐中東從而不可避免影響到油價——但是反過來,高油價也勢將打擊全球經濟、也包括美國經濟。
(4)不論美英土著資本還是猶太資本都要強化自身的“財勢”以能在美帝國國內的權勢爭奪中取得優勢,去“挾動”白宮,猶太資本還需要綏靖其他美英資本以能讓它們在“美元帝國”之路上有利可圖,而這必將加速、加劇美國社會的貧富分化……這些(由霸權主義自身引起的)因素必將衝擊美國經濟,影響美國“公民”和“納稅人”的生活水準,那麼美元資本一定已經深入考慮了“怎樣可以避免被革命”這種問題,也考慮了當它們對“大棋局”做出系列佈署時不可以受到國內(社會)博弈的限制、牽制。就此,美元資本一定責令白宮做出預防,拿出預案——
“911”事件不久(2002年6月6日),美國總統小布希宣佈將成立“國土安全部”,曰“防止美國本土再次遭受恐怖襲擊”。又,華盛頓“針對恐怖主義”出臺了“相關法律”……但實際上,白宮的真實意圖卻在於控制美國民眾和美國社會,以阻止非常可能爆發的社會反抗乃至國內革命。那麼可以說——“美元帝國”的財團早在“911事件”之前的那段時期(向美元帝國過渡時期,就早已把打壓美國國內民眾(的反抗甚至革命)做為它們的一個重要博弈目標了。即是說,設計一場針對美國國家和國民的重大恐怖攻擊也是為了加大美帝國的國內管制,為鎮壓美國民眾而準備社會政治環境與機制——“911攻擊”就是它們所需要的“最適合”的方式,即911就必須是一次讓美國國民恐懼的,讓美國公民生命遭受很大損失的悲情事件。
當然,後文中將要推證:在“911陰謀”中還合成了美元帝國的另外三個重大戰略性目標,而這個“壟斷資本要保證它們對美國民眾、美國社會的統治”只是其目標之一……之所以說這個目標(“恐怖主義內政”)才是“911事變”的原始底圖,主要是因為——在原理上,其餘幾個戰略性目標都可以經由其他策劃去佈署和實施,卻唯有“恐怖主義內政”讓美元壟斷資本最難另尋途徑去實施……今天,美元資本針對美帝國國內的統治仍然需要“恐怖主義內政”(也包括控制、轉移種族矛盾等多種國內矛盾),那麼可以判斷:由美元資本發明、發動的這場針對“美國”的“恐怖主義戰爭”就不會停止。但是,美元資本又不能讓恐怖攻擊在“貨幣戰爭”大環境下衝擊“美帝國信用”從而衝擊美元霸權,所以,美元資本(或美元帝國或美英土著權勢)會選擇——
或者讓本.拉登這個“象喻符號”足夠誇張,且讓這個“符號”繼續存活;或者在烈度上限制針對美國本土的恐怖襲擊,但是讓有關“恐怖襲擊”的“事件或者傳媒事件”不斷;
或者讓歐洲或其他地方成為恐怖襲擊的靶標也同樣能夠起到震懾美國“公民社會”之效果還威脅歐陸或其他博弈者;
或者,當華爾街在白宮的策應下準備好一個金融圈套能夠讓美元(或美元霸權)先跌再起(像“911攻擊”這樣),白宮再會發動下一次針對美國本土的較大規模的恐怖攻擊(再複製一次“911博弈事件”)……
〇 大局觀第一季——白宮的難題
1999年1月1日歐元在歐盟11國正式啟動。規定2002年1月1日歐元正式流通。2002年3月1日起成員國原貨幣停止流通……
隨歐元出世,如果美元帝國及其利益“盟友”沒有做出主動應對或有效應對,則“大棋局”走向如何?“它們不做出應對”當然是不可能的,卻又全球所有博弈者(也包括華盛頓、歐陸、莫斯科)針對“歐元出世局”都必須首先參量的一則“大局觀”,在時間順序上是“大局觀第一次”。在“大局觀第一季”視野下,足以衝垮美元霸權及“美元帝國”的路徑有四條——
1.伊拉克、伊朗、俄羅斯、中亞(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阿塞拜疆),乃至還有委內瑞拉這些能源出口“大戶”中的多數選擇以歐元結算其能源出口,即出爐“石油歐元”——雖然美元帝國有望保住海灣石油王權這最大一路石油輸出勢力,已經大而無當(總面額已經遠超它的實際“價值”)的霸權美元也將倒塌,美元帝國的最好的結果是它將緩慢崩潰(但是“大棋局”不會如此簡單,美元帝國只能迅速崩潰……)。
(2000年11月,伊拉克央行宣佈以歐元替換美元作為外貿結算貨幣,並把100億美元外匯改換為歐元。
2000年12月24日,伊拉克宣佈,伊政府決定自2002年初開始正式以歐元替換美元作為外貿結算貨幣。)
2.東亞,主要是中國、日本停止美元外儲,改為儲備歐元。以至於東亞拋售美元,或者積極同石油出口國啟動“石油歐元”……
3.在“大棋局”變化之後(美元帝國不能完全封鎖住第1、第2條路徑),海灣石油王權向歐元立場轉移,出籠“石油歐元”或者也同時保留“石油美元”——即便海灣王權同時保留了“石油美元”(出籠“有限石油歐元”)以能夠在美英、歐陸之間縱橫求存,美元霸權及“美元帝國”也必然走向終結。
4.借美元-歐元之間的決鬥,並且推助這場決鬥,莫斯科有機會攜領中亞,聯合伊拉克、伊朗,乃至還有委內瑞拉,去啟動一個“俄佩克”,對抗以至於取代“歐佩克”,或者拉攏歐元甚或拉攏歐佩克,去重建全球貨幣秩序——則美元帝國勢必終結,而莫斯科有望獲益極大乃至向第一霸權邁進……
這四條“大致”路徑是所有“大棋局”博弈者都必須要看到的(除非某些次要博弈者欠缺基本的戰略能力,或者它在政權機制上壓制了自己的“國家戰略頭腦”,或者某些小國地處偏隅在‘大棋局’中根本算不上一路棋手)。當然,“大棋局實際”一定會向複雜化演繹,但不論多麼複雜,對於預圖維續美元霸權和美元帝國的資本及其野心來講,它們都必須成功封鎖,且同時封鎖這四條足以摧垮美元霸權的路徑,因為任何一條路徑都足以“單獨”摧垮美元霸權,或者至少把“大棋局”迅速引向對美元帝國極為不利的方向從而間接摧垮美元霸權(或者就是一個路徑引發其他路徑)。並且,因為霸權者的野心,也因為在“大棋局”中美英帝國和美元帝國已經站在霸權頂點所以“不進則退”,它們還會力圖在防禦的同時謀求進取……不過在四條路徑中,尤其第1、第2條路徑,讓白宮破解起來何其困難,而四條路徑又複合在一起,主要博弈對手又已經捭闔縱橫,還將繼續縱橫捭闔(視‘大棋局’變化,視白宮的應手),看起來這簡直就是美元霸權和美元帝國的“死局”。
當然,“美元帝國”手中還是握有自己的優勢,其優勢有四:
1.軍事優勢。
2.尚能一時操縱的霸權美元和金融控制力。
3.一時尚未被廢黜的全球霸權地位。
4. 所謂包括戰略能力在內的“軟實力”……
但是,在“歐元出世局”開始演繹之後,至少多數主要博弈者能夠看到這個大不利於美元和美元帝國的“大棋局”,也就看淡了美元帝國、美英帝國的霸權前景,所以美元帝國的優勢就只剩下一樣才算得上可靠,即軍事優勢。
〇大博弈第一季——“北約東擴”,及莫斯科的戰略
足以衝垮“美元霸權”和“美元帝國”的四條路徑中,第1條無疑最為核心,最為吃重——顯然,白宮絕難改變莫斯科的立場,也絕難改變歐陸的立場,因為歐陸明確看到自己的霸權前景即在眼前……然而,所謂“大棋局”是“列國”的“大棋局”,歐陸與俄羅斯的戰略目標、戰略利益不可能——在一條路徑上高度會合而其矛盾又不可能被其他博弈者利用而放大。這就為白宮“破局”提供了條件——
在莫斯科的戰略中有一個基礎性的邏輯——
莫斯科擁有可供其成為全球第一霸權的武力優勢、能源優勢、地緣優勢(國土縱深可以同時控攝歐陸、東亞、中東),它的終極戰略目標當然是成為全球第一霸權。初看之下,莫斯科似乎有理由全力攻伐現存第一霸權即美英,直接就是擊垮霸權美元。然而,莫斯科不能允許美英霸權垮臺之後,歐陸卻拿走霸權果實成為不易撼動的第一霸權——如果想要莫斯科全力或者哪怕大力支持歐元,例如攜中亞各能源出口國並聯合和鼓動兩伊去出籠“石油歐元”,就必須有一個前提,即,莫斯科必須保留足夠的機會可以在接下來的“大棋局”中讓自己能夠控制“歐陸帝國”,或者至少不能讓“歐陸帝國”反過來(聯合衰落的美帝國)控制住俄羅斯。畢竟,莫斯科這只大熊寧要一隻對岸的老虎(大西洋對岸的美利堅),也不要一隻身邊的老虎(歐陸帝國),何況身邊的這一隻老虎還更具潛在實力。
那麼,白宮只要打壓俄羅斯,並且打壓到“莫斯科無望控制歐陸帝國”的程度,莫斯科就將不會允許歐陸霸權取代美英霸權,而是要等待更好的時機……
雖然歐陸在人口規模、經濟體量和品質上都遠超俄羅斯,但是在可供爭霸全球的地緣條件和幅員廣度上卻遠不及俄羅斯,而決定兩路博弈者勢力對比的關鍵就在東歐,即,東歐誰屬(整合或者控制)將是歐陸、俄羅斯勢力此消彼長的決定性因素——雖然蘇聯已經解體,但是莫斯科卻可以隨時糾集起原蘇聯諸邦中的多數,甚至威壓(原蘇東陣營中的)東歐幾國把它們變成“真空地區”(尤其冷戰後它們並未由倒向西方立場而獲得什麼利益),恢復莫斯科的地緣政治空間(“蘇聯解體”也做為莫斯科的一次戰略大撤退),則歐陸帝國的版圖將立即變得促狹,將全部暴露在俄羅斯中遠端導彈的準星之內,和快速反應部隊的突襲航程之內,則莫斯科可以隨時威懾著歐陸帝國……那麼當歐陸奪得貨幣霸權,卻將隨即面臨一個巨大困境——莫斯科將要搶走“霸權果實”而歐陸自己將成為俄羅斯的附庸。這時,歐陸就必須依靠大西洋對岸的美帝國做為戰略上的後方依託和“地緣縱深”,則美帝國有權繼續充當歐陸的“大哥”,從而美元地位有權繼續高於歐元地位,即“歐元霸權”和“歐陸帝國”尚不能實際成立,也即歐元稱霸之路只是一個虛幻……是以,歐陸必須支持“北約東擴”。
反過來,如果歐陸控制-整合東歐,不僅歐陸帝國的幅員得以向東做大尺度擴張,與俄羅斯之間的地緣態勢此消彼長,而且白俄羅斯、烏克蘭這兩個俄羅斯的主要盟友國和俄羅斯的主體部分(即歐洲部分)就暴露在歐陸帝國的勢力之下了,歐陸可以從政治上、經濟上、心理上滲透、顛覆、拉攏白俄羅斯、烏克蘭甚至包括俄羅斯的加盟共和國,和從軍事上以“北約反導”和空軍實力壓迫它們從而促進政治、軍事目標(俄羅斯雖然幅員巨集巨,它的人口、經濟卻高度集中在歐洲部分,這是它在戰略地緣上的主要弱點)……如此,歐陸可以甩開美英建立一個獨立的帝國了,也就可以全力向美元發起決鬥了。
是以,從進取的立場上,歐陸也必須支持“北約東擴”。
具體到“大棋局”——
如果歐陸帝國能夠把版圖著實地延伸到東歐,則在歐元霸權取代美元霸權成為大趨勢之時,美英就至少有需要去同歐陸媾和-勾結,反過來充當歐陸帝國的“小弟”,去共同壓制俄羅斯。同時,美英土著可以在歐陸的支援下順利鯨吞猶太資本(歐元不再需要猶太資本這支第五縱隊)——在美英霸權資本的立場上,這也算是它退離霸權歷史的一條“可取”之路,結果將是歐陸-美英繼續共同統治全球(當然,前提是‘大棋局’及美國國內經濟等因素已經讓白宮找不到維續霸權的路徑,而且美元土著還希望在‘大棋局’形成這一大勢之前盡可能利用猶太資本收割全球財富)。如此,歐元、歐陸將在它的霸權之路上順利前行……
反之,如果歐陸帝國不能控制東歐,它就需要美帝國的強力支撐才能制止莫斯科來盜取霸權果實,即美英-歐陸之間不易達成勾結。
那麼在歐元盛,美元衰的大趨勢下,莫斯科可以找到一個機會(或者推波助瀾製造機會),突然強力出手支持歐元,推翻美元霸權,而令歐陸被“大棋局”裹挾不得不接受莫斯科拋給自己的“雞肋”(否則歐元崩盤,或歐元區解體),或者只能去爭取把“大棋局”導入新的一輪以制止莫斯走上霸權之巔。
又或同時,莫斯科還可以借敘利亞為軍事-政治基地,支援敘利亞聯合阿拉伯諸邦去攻伐以色列,遂讓美英土著資本有機會鯨吞猶太資本,從而讓美英“可以”把貨幣霸權讓渡給歐陸……看起來,這是莫斯科幫助歐陸帝國稱霸,但是隨後,莫斯科可以聯合阿拉伯諸邦再來攻伐歐陸帝國,奪走霸權,就此,可以發現這樣的路線圖——
在歐陸搶得中東石油出口結算權(“石油歐元”出籠)之後,歐陸並沒有充分的武力控制中東各路博弈者,即便歐陸會同那個(被摧垮美元霸權而)武力衰落的美帝國,也太難全面控制中東,因為中東諸侯將得到俄羅斯的全力支援、或者也有中國乃至日本等主要博弈者的強力支持(東亞的支持強度取決於複雜的“大棋局”因素。確定的是:東亞“需要”提供強力支援)。那麼,中東諸侯在莫斯科及國際力量的支持下有機會出籠自己的“石油貨幣”(例如海元),或者它們支持一個“貨幣籃子”取代“石油歐元”這種霸權貨幣,而它們會得到莫斯科,尤其東亞的支持。那麼,“石油歐元”這只煮熟的鴨子也會從歐陸帝國的餐桌上飛走(甚或,莫斯科並非沒有機會進一步做局,去打造一個“俄佩克”乃至於“石油盧布”)……就此,莫斯科或者“中東石油博弈者”還有強力手段對付歐陸——阻斷蘇伊士運河,讓歐洲經濟承受不起高成本能源(繞道好望角)。而“阻斷蘇伊士運河”在方法上可以非常簡單,例如有夠多或者夠大的船舶“意外”擱淺或者傾覆在蘇伊士航道,隨後,其他船舶還可能發生碰撞……而且,在抑制歐陸霸權帝國這個問題上,埃及的立場根本不需要誰來動員(關於埃及的分析留給後文)……
——尤其,如果歐陸帝國不能整合東歐,美英就更有權(以向歐陸提供戰略支撐做為籌碼)向歐陸討價還價,爭取奪回貨幣霸權。或者即便歐陸能夠捭闔出一種局面令美英甘做歐陸的‘小弟’,但是如果美帝國在歐元的攻伐下衰落之路過於急驟,一個版圖促狹且暴露在俄羅斯軍事力量之下的歐陸帝國也不能放開手腳向莫斯科博弈……也所以,歐陸能夠整合東歐還意味著歐陸因此可以向美元霸權發起強勢攻伐,同時不怕美帝國以急驟的方式衰落,並且在攻伐決戰開始前,歐陸手中這個“強勢攻伐權”可以讓歐陸在它同美英的捭闔鬥爭中佔據主動位置,從而容易引導出一個有利於歐陸自己的“決勝局”。
……“911事件”前,美英、歐陸已經聯合推進、實施了“北約東擴計畫”。那麼當美元-歐元之大決戰正式開始,如果莫斯科盡力支持歐元,則要麼歐陸一舉成為第一霸權,要麼兩路資本謀和而歐、美在北約框架下聯手攻伐俄羅斯——所以,“北約東擴”莫斯科失去了全力支持歐元的必要理由,即,“北約東擴”成為了美元帝國用來制約歐元爭霸的工具。但是,美元帝國(及美英霸權帝國)只是解除了來自莫斯科的一個直接性的威脅,即莫斯科仍然可以縱橫捭闔,以迂回策略介入“大棋局”,而莫斯科的主要鬥爭目標仍然是美英霸權——俄羅斯的“黃雀策略(漁翁策略)”受阻,它就只能更徹底地走“扶植歐元路線”,和與猶太資本進一步增進協同,把“大棋局”引向複雜化,而“複雜化”也是幾路主要博弈者可以接受的。
是以,在“破局美元霸權”的四條路徑中,白宮力推“北約東擴”、“北約反導”只針對第1條路徑有效,且只能算“半效”。
“北約東擴”屬於傳統政治運作,而“歐洲反導”就可以曰做“地緣政治工程”或“地緣政治手術”了(通過實物工程改造政治,改造“大棋局”)。這樣說也是因為“反導系統”本身沒有多少軍事價值——不難從導彈技術上突破它,而且威懾畢竟只是威懾,即便擁有“全效”反導系統的北約也並不能真的對俄羅斯發動核戰。對於美英、歐陸雙方,“歐洲反導”(及“北約東擴”)的主要戰略價值就在於“地緣政治手術”——(1)它成為美、歐維續傳統聯盟尤其軍事聯盟的平臺。(2)“歐洲反導”向東推進就意味著爭取到了東歐各國的立場,即把“北約東擴”從軍事上坐實,從而進一步從政治-經濟-心理上坐實,讓“大歐洲”(歐陸帝國)在地緣上做大和做實——這符合歐洲所願,也就意味著歐-俄之間可能的聯合、聯動被自動阻斷——這是美元帝國願意看到的。
而對於準備佈署“反導系統”的幾個東歐國家來講,它們的“反導設施”反而要成為莫斯科的第一波打擊的標靶,甚至當莫斯科判斷西方的“反導系統”的確有效而俄羅斯的導彈無力突破它們,則莫斯科未必不會以單方面軍事行動或者間諜行動摧毀它們,而北約則束手無策,畢竟莫斯科並未發起一場“核戰”,規模也不算一場“大戰”。那麼東歐幾國迎接“歐洲反導”的目的就在於它們希望借此進一步融入“大歐洲”,而幾國政客階層與國內資本之的目則主要在於握有更多實際權力和做穩資本利益——寧做西方資本的附庸,不做莫斯科的傀儡。
即使沒有這場主要肇起於“貨幣戰爭”的“911大棋局”,“北約東擴”也“勢在必行”,所以還不能說“北約東擴”單純就是白宮針對“歐元出世局”的破局動作。然而在2000年小布希上臺後,美國退出了與俄羅斯簽署的《反彈道導彈條約》,此時正是“911事變”前夕,可見白宮要通過“歐洲反導”強化“北約東擴”的戰略效用。這便是白宮針對“歐元出世”在做出“破局”了。而在“911事變”後,白宮著重推行“歐洲反導”也繼承了這一戰略框架,等於深入開掘“北約東擴”的戰略內容,和能夠用一個新花式把“北約東擴牌”繼續打下去。然而,美元帝國並不真正要把“歐洲反導”坐實(除非“歐陸帝國”失去前景),因為一旦“歐洲反導”確鑿成立,歐陸將不再擔憂莫斯科,則歐元就要向美元發起總攻了,雖然那時莫斯科不意支持歐元,但歐元可以聯合東亞、海灣王權、猶太資本共同破局美元霸權(雖然三路博弈者都會向歐陸要求條件),或者同時送給莫斯科一個“雞肋”……
那麼我們在新聞中看到美帝國的反導技術總是不過關,那可能就不一定純屬偶然(當然,美帝國在“反導”的某些方面落後於中國也可能就是“技術事實”)……2009年9月,奧巴馬政府宣佈放棄布希政府時期的“歐洲反導計畫”,取消了波蘭、捷克的反導基地,聲稱將出爐新的“歐洲反導計畫”,而在地理上,波蘭和捷克處在俄羅斯與德國、西歐之間。
2010年7月,奧巴馬政府明確了這個新版“歐洲反導計畫”,它宣佈將首先佈署海基防禦系統(地中海和北海),這在客觀上把德國暴露給了俄羅斯;然後在第二個計畫步驟中,它準備把防禦基地佈署在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客觀上還是把德國暴露給俄羅斯;它的第三個“計畫中”的步驟才準備選擇波蘭做為重點投入的防禦方位(“保護”德國)……時間上,2009-2010正是美國金融危機-債務危機剛剛爆發,繼“911大博弈”之後,美元與歐元正要展開新一輪決鬥,此時白宮收束“歐洲反導”正可以對“歐元帝國”釜底抽薪,或者同時以“釜底抽薪”而達到“防患於未然”之效果(美元與歐元這新一輪次的決鬥也非常之複雜,而“新版歐洲反導計畫”的其餘具體內容也具有針對了這一輪“大博弈”)……
那麼可以理解:白宮並非一把“歐洲反導”進行到底,而是要把“歐洲反導之推進過程”進行到底。而一旦“歐洲反導”坐實,將意味著美元準備向歐元投降,或者投誠(勾結)。當然,“歐洲反導”並不構成“美元向歐元投誠”必要前提。因為原則上,“大棋局”中沒有“必要前提”——通過捭闔縱橫,暗中改寫“大棋局”,繞開僵局內容和“必要前提”,一路博弈者才可望出奇制勝!(因此針對美、歐勾結問題,或者針對美元資產走勢,“歐洲反導進程的走勢”可以做為一項預警條件,但不能絕對看待。)
……借已經展開的文字,我們繼續對莫斯科的戰略原則做一點概括性分析,當然這只是本文目前的理解(這是“大棋局”中至為關鍵的問題之一,所以需要非常謹慎)——
莫斯科的戰略應該有一個主調式(原則)——
(1)要麼突然出手給予美帝國霸權(及美元霸權)致命一擊,並由此贏得一個局面以利於莫斯科爭霸——突然性是關鍵。
(2)要麼緩步促使“大棋局”走上有利於莫斯科而不利於美帝國的路線,其“緩步”也包括“積極等待”。這又是因為畢竟美元帝國(和美英集團)掌握著更多、更強的戰略資源可供其“做局”,而美元帝國處在一個自然衰落的“歷史過程”中也因此需要通過“做局”突破困境,是以莫斯科在難以判清美元帝國“做什麼局,怎樣做局”的情況下可以選擇等待,也等待美英同歐陸,同猶太資本的矛盾進一步激化……其中(1)通常要配合(2),因為華盛頓為避免(1),將不可避免地向莫斯科做出讓步,華盛頓的戰略步調遂受到限制,則莫斯科可以由此推進(2),再由(2)為(1)儲備條件……當然,莫斯科也可以“出其不意”,不顧(2)而直接於暗中準備(1)……相對次要地,莫斯科還有其他“戰略原則”——(3)利用其他博弈者的戰略誤判,主要是利用中小博弈者相對薄弱的戰略能力,對其進行戰略訛詐(當然,美英、猶太資本、歐陸也會這樣做)。(4)時而做出野蠻動作,為實力已經不濟的俄羅斯追加“國力”……後文中,我們還要偵緝莫斯科戰略佈署中的其他內涵,如果那不能稱之為“戰略原則”的話。
文/空蕩的原野
201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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