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 1973年中東戰爭: 美元反擊戰
8.2 保羅.沃爾克:世界經濟“有控制地解體”
8.3 世界環保銀行(World Conservation Bank):要圈地球30%的陸地
8.4 金融核彈:目標東京
8.5 索羅斯:國際銀行家的金融黑客
8.6 阻擊歐洲貨幣的“危機弧形帶”
8.7 亞洲貨幣絞殺戰
“我們就像狼群站在高高的山脊之上,俯視著一群麋鹿。泰國的經濟看起來與其說是一頭亞洲的小老虎,不如說更像一隻受傷的獵物。我們選擇病弱的(進行獵殺),是爲了保持鹿群整體上更健康。” [8.1]
美國時代周刊 1997
本章導讀
衆所周知,誰能壟斷某種商品的供應,誰就能實現超級利潤。而貨幣乃是一種人人都需要的商品,如果誰能壟斷一國的貨幣發行,誰就擁有無法限量的賺取超級利潤的手段。這就是數百年來,爲什麽國際銀行家要絞盡腦汁、處心積慮、無所不用其極地謀取壟斷一國的貨幣發行權的原因。他們最高的境界就是壟斷全世界的貨幣發行權。
爲了確保控制世界貨幣發行這一金融戰略制高點,國際銀行家從70年代起,發動了一系列旨在鞏固美元信心、“肢解”發展中國家經濟、和打垮潛在競爭對手的貨幣戰爭,其最終的戰略目的就是:讓世界經濟“有控制地解體”,爲完成一個由倫敦-華爾街軸心控制之下的“世界政府”、“世界貨幣”和“世界稅收”奠定堅實的基礎。
請注意,國際銀行家是一個“超級特殊利益集團”,他們不忠於任何一個國家和政府,相反,他們控制國家和政府。他們在一定的歷史階段內利用美元和美國的力量,但是,當他們的準備工作就緒後,就可能隨時攻擊美元,從而製造世界範圍內1929年級別的經濟危機,以嚴重的危機促使和脅迫各國政府放棄更多的主權,施行區域貨幣和區域政府。
打擊中國的金融體系,毫無疑問的是他們的重中之重。對中國下手,決不是會不會的問題,而是什麽時候,什麽方式的問題。在這一點上,任何僥倖的想法都會産生災難性的後果。他們可能採取的的戰略戰術和打擊日本的有著很大的相似性,首先是製造中國的超級資産泡沫,中國的經濟在他們的“幫助下”,將會有幾年的極度繁榮時期,類似於1985年到1990年的日本。然後他們將痛下殺手,實施“遠端非接觸式”的金融核打擊,打垮世界對中國經濟的信心,將國際和國內資金嚇得四散奔逃。最後再以跳樓價收購中國的核心資産,並對中國經濟進行 “徹底解體”,完成統一世界過程中的最艱難的一步。
當然,要想經濟上“肢解”中國,“民主化”是一個必要的前提條件。沒有共產黨這個孫悟空,中國人民的唐僧肉吃起來就順當多了。
1. 1973年中東戰爭: 美元反擊戰
其實,1973年10月6日爆發的第四次中東戰爭並不是偶然的。同年5月的彼爾德伯格俱樂部年會上,84位國際銀行家、跨國公司巨頭和被選中的政客會商如何應付令人頭痛的失去黃金支撐的美元頹勢。戴維.洛克菲勒帶來了心腹謀士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大家討論的結果是必須重振美元信心,奪回業已失控的金融戰場的主導權。
國際銀行家提出了一個驚人的計劃,讓國際油價上漲400%![8.2]
這一大膽的計劃將達成幾個目的:一方面,由於世界石油交易普遍使用美元結算,石油價格暴漲4倍,將導致世界各國對美元的需求激增,抵消美元失去黃金支撐後各國對美元抛售所産生的副作用。另一方面,由於前幾年“經濟刺客”們的出色工作,拉美和東南亞的許多國家已經中了過度貸款的狠招,一旦石油價格猛漲,美國順勢大幅提高利率,這些經濟落後而資源豐富的國家將成爲一群肥美待宰的羔羊。
這個計劃最出彩的地方就是“嫁禍於人”。挑動埃及和敍利亞進攻以色列,美國再公開支援以色列來激怒阿拉伯人,最後導致阿拉伯國家一怒之下對西方實行石油禁運,石油價格必將一飛沖天,而全世界的怒氣全部都發到了阿拉伯國家身上。國際銀行家們一面坐山觀虎鬥,一面清點著石油美元回流的鈔票,不僅一舉挽回美元頹勢,重奪金融戰場主動權,還順手牽羊痛剪拉美印尼等國的羊毛。此計堪稱妙到毫顛。
縱觀歷史上國際銀行家的歷次出手,可以發現他們始終遵循著“最優演算法”,每一次重大戰略行動都會同時達成3項以上的主要目標,用“一石三鳥”來形容也決不過分。國際銀行家從來就是打“組合拳”的高手。
布熱津斯基和基辛格兩位國際銀行家的哼哈二將全力協同,整個事件發展完全不出所料。布熱津斯基出謀劃策,基辛格作爲尼克松政府的情報“沙皇”直接參與執行。威廉.恩格(William Engdahl)在《世紀戰爭》一書中尖銳地指出:
“基辛格持續地壓制流向美國的(中東地區)情報,包括美國情報部門截獲的阿拉伯官員對戰爭準備的確認。華盛頓在戰爭期間和戰後基辛格著名的‘穿梭外交’都精確地執行了彼爾德伯格5月會議的路線。阿拉伯的石油生產國成爲全世界泄憤的替罪羊,而盎格魯–美國的利益卻悄悄地躲在幕後。” [8.3]
在季辛吉的誘惑和威逼下,沙特是第一個與美國達成合作的歐佩克(OPEC)國家,用石油美元購買美國債券,從而實現“石油美元回流”。然後季辛吉過關斬將,到1975年,歐佩克(OPEC)的部長們同意只用美元進行石油結算。世界貨幣於是進入了“石油本位”的時代。
石油價格暴漲導致了石油貿易結算對美元需求的暴漲,終於使美元在國際上重新獲得有力支撐。
從1949 年到1970年世界石油價格一直穩定在1.9美元一桶。從1970年到1973年,油價逐步上升到3美元一桶。1973年10月16日戰爭爆發後不久,歐佩克將油價調高70%到5.11美元一桶。1974年1月1日,油價又上漲了一倍,到11.65美元。從1973年彼爾德伯格會議之前的油價到1974年 1月,石油價格果然上漲了近400%。
1974年,不明就裏的尼克松總統還試圖讓美國財政部向歐佩克施加壓力,讓油價回落,政府一名知道內情的官員在備忘錄中寫道:“銀行家把這個建議置之不理,而強調用‘石油美元回流’的策略對付高油價,這是一個致命的決定。”
在隨後而來的高油價時代,造成了西方各國高達兩位數的通貨膨脹,人民儲蓄被大幅洗劫。更爲不幸的是毫無防範意識的發展中國家,恩格解釋道:
“石油價格400%的暴漲對於以石油爲主要能源的經濟造成了很大衝擊。大多數缺乏石油資源的經濟體,突然碰到了出乎意料和難以支付的400%的進口能源成本,還不必說農業使用的從石油而來的化肥等的成本上升。
1973 年,印度的貿易是順差,處在一個健康的經濟發展狀態。到1974年,印度的外匯儲備爲6.29億美元,卻要支付兩倍於此的進口石油費用,即12億4100 萬美元。同樣到1974年,蘇丹、巴基斯坦、菲律賓、泰國、非洲和拉丁美洲,一個國家接著一個國家面臨著貿易赤字。據IMF統計,1974年發展中國家的貿易赤字達到了350億美元,這在當時是一個天文數字。並不奇怪的是,這個赤字總和恰好相當於1973年的4倍,也就是說與石油價格上漲成比例。
70年代初期強勁的工業生産和貿易,被1974年到1975年世界範圍內的工業與貿易萎縮所取代,其嚴重程度是二戰結束以來之最。” [8.4]
70 年代中,許多正在實施工業化的發展中國家已經陷入對世界銀行低息貸款的嚴重依賴,石油價格猛漲使得這些國家的大量資金被高油價所吞噬。 發展中國家面臨著要麽停止工業化進程,從而無法償還世界銀行過量的貸款,要麽就得向世界銀行借更多的錢來購買石油和償還鉅額債務的本息。
而與IMF聯手作套的國際銀行家早已張網以待,IMF開出一些列苛刻的援助條件,再強逼著這些稀裏糊塗就倒了大黴的發展中國家喝下著名的“IMF四副良藥”,即國家核心資産私有化、資本市場自由化、基本生活要素市場化和自由貿易國際化,大部分國家喝下這幾副藥非死即傷,個別抵抗力強的國家也落得元氣大傷,民貧國弱。
就在發展中國家掙紮著到處借美元進口昂貴的石油時,又一個晴天霹靂在等待著他們。
2. 保羅.沃爾克:世界經濟“有控制地解體”
“沃爾克當選(美聯儲主席)是因爲他是華爾街的人選。這是他們的開價。爲人所知的是他很聰明和保守,不爲人所知的是他即將掀起一場巨變。”
歷史學家 查爾斯.吉斯特
1973 年美國大通曼哈頓銀行董事長戴維·洛克菲勒爲了加強北美、西歐和日本金融界之間的關係,在布熱津斯基的倡議和協助下組建了一個名叫美、歐、日三邊委員會的團體。委員會的主要成員均是北美、西歐和日本的一些大銀行家、大企業家和著名的政界人物,並在紐約、巴黎、東京分別設了三個總部,由這三個地區各出一人擔任主席。紐約總部的主席理所當然是戴維·洛克菲勒,作爲戴維·洛克菲勒的心腹謀士的布熱津斯基便成爲這個總部主持日常工作的執行主任。布熱津斯基有個在哥倫比亞大學當教授的好友,叫迪安·臘斯克,是佐治亞州人,甘乃迪·約翰遜掌管白宮時曾擔任國務卿。他向布熱津斯基建議邀請佐治亞州州長卡特參加三邊委員會,並一再讚美卡特的創業魄力和政治遠見。
在臘斯克的熱情撮合下,布熱津斯基同卡特見了兩面。布熱津斯基一眼就相中了卡特,認定此人日後必成大器,自然很想將他網羅在身邊,但以卡特當時的職位和聲望要想成爲三邊委員會的成員,在執行委員會表決時恐很難通過。於是,布熱津斯基便當面向戴維·洛克菲勒先生作了推薦,著力將卡特大大稱讚了一番。三邊執行委員會主席採納了他的意見,並親自提名。就這樣,小小的佐治亞州州長吉米·卡特的名字被列入三邊委員會美國成員的名單中。這是他五年後能跨上白宮的臺階所邁出的至關重要的一大步。
在卡特1977年入主白宮之後,他的“入黨介紹人”布熱津斯基順理成章地成爲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助理,實際上是代表國際銀行家進行“攝政”,其角色與尼克松時代的基辛格類似。
1978年,美聯儲主席職位出缺,這可是國際銀行家非常看重的一個要角,戴維·洛克菲勒向卡特力薦手下名將保羅.沃爾克擔當此任,卡特總統無法拒絕這一要求。
紐約時報稱“沃爾克的任命得到了波恩、法蘭克福和瑞士的歐洲銀行的認可”,熊氣彌漫已久的紐約股票市場還少有地上升了9.73點,美元在國際市場上一下子堅挺起來。
自從1933年尤金.梅耶(Eugene Meyer)從美聯儲辭職以來,國際銀行家族的成員已經全部從金融市場的第一線撤到了幕後,他們主要通過嚴格挑選美聯儲紐約銀行行長的人選來控制美聯儲的運作。沃克爾非常符合他們的選擇條件。他早年就讀于普林斯頓和哈佛,後赴倫敦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進一步深造,50年代擔任美聯儲紐約銀行的經濟學家,後到大通曼哈頓任經濟學家,60年代在財政部工作,在尼克松時代是廢除金本位的主要操盤手之一。1974年開始擔任美聯儲紐約銀行行長的重要位置,實際負責美聯儲的全盤運作。
1978年11月9日,意氣風發的沃爾克在英國沃維克大學(Warwick University)發表的一篇演講中透露:“世界經濟中某種程度的‘有控制的解體’是80年代的一項合理的目標。”[ 8.5]
問題是,解誰的體?如何解體?
首當其衝的自然是嚴重負債的第三世界國家,其次是蘇聯與東歐。
沃爾克上任伊始便祭起打擊“世界範圍的通貨膨脹”這面光鮮的大旗,與緊密同盟英國一道使美元借貸變得昂貴無比。美元拆借利息平均值從1979年的11.2%一口氣漲到1981年的20%,基本利率(Prime rate)更高達21.5%,國債沖上17.3%。
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于1979年5月當選,她發誓“要把通貨膨脹從經濟中驅除出去”,她上任僅一個月就把基準利率從12%在12個星期之內提高到17%,在如此之短的時間之內把所有行業的借貸成本猛然提高42%,在和平時期的工業化國家中可謂史無前例了。她也因此贏得了“鐵娘子”的稱號。
在“反通貨膨脹”的大旗下,經濟陷入嚴重衰退,人民和商業承受著痛苦的代價,美國和英國的銀行家卻大發利市。
削減政府開支、減稅、開放行業管制、打破工會力量等口號響徹雲天,沈重債務負擔之下的發展中國家,更是哀鴻遍地,死傷枕藉。此時,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已經由彼爾德伯格1973年5月會議時的1300億美元,暴漲了5倍,到1982年時達到了驚人的6120億美元。當美國和英國在“反通貨膨脹”的口號下,突然將利率提高到20%左右的時候,發展中國家的鉅額債務在如此驚人的“高利貸”壓榨之下,已經使他們注定成爲國際銀行家刀板上的魚肉了。毫無金融戰爭防範意識的亞非拉國家將爲他們的疏忽付出慘痛的代價。
美國國務卿舒爾茨在1982年9月30日的聯合國會議上指出,IMF應該對發展中國家的還債嚴加監督,他敦促發展中國家應該使出口産品“更吸引西方”,只有“自由貿易”才能拯救他們,還有加大出售他們原材料的力度能加快債務清償的過程。
墨西哥總統波提羅(Lopez Portillo)則針鋒相對地指出,英美國際銀行家的策略就是要使高利率和與之相隨的低原材料價格這對“剪刀的雙刃來扼殺一些發展中國家已經取得的建設成就,並泯滅其餘國家取得進步的可能。”他進一步威脅要帶領發展中國家停止債務支付。他指出:
“墨西哥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不能夠按照與現實情況差異巨大的條件來按時償還債務。我們發展中國家不願意成爲(西方國家的)附庸。我們不能夠癱瘓我們的經濟或讓我們的人民陷入更悲慘的境地來償還這些債務,在沒有我們參與的情況下,這些債務償還的費用已經漲了3倍,我們對此沒有責任。我們旨在消除饑餓、疾病、無知和依賴方面的努力並沒有造成國際危機。” [8.6]
不幸的是,波提羅在聯合國發言後僅2個月就被國際銀行家看中的人選所取代,IMF作爲“維護貸款秩序的警察”插手墨西哥債務清償,恩格這樣描述了這段歷史:
“現代歷史上最具規模的有組織搶劫行動開始了,其規模遠超20年代的類似活動。與西歐或美國媒體精心掩飾的情況正相反,債務國償付了好幾遍欠債,他們正是以血和‘一磅鮮肉’來償還給現代紐約和倫敦的夏洛克們的。1982年8月以後發展中國家不再還債並非實情。他們的頭上被頂著槍,在IMF的威逼下,簽署了銀行家們美其名曰‘債務解決方案’的協定,參與的都是著名的紐約花旗銀行或大通銀行。”[8.7]
IMF的貸款只有在債務國簽署了一系列“特別條款”之後才能得到,這些條款包括:削減政府開支,提高稅收,貨幣貶值。然後債務被重新延展,發展中國家還需要再支付一筆“服務費”給國際銀行家,並被記入債務的本金中。
墨西哥被迫削減對醫藥、食品、燃油、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政府補貼,同時比索被貶值到令人慘不忍睹的程度。1982年年初,在波提羅總統一系列經濟改革措施之下,比索對美元比價爲12比1,而到1989年,比索對美元已貶到2300比1,墨西哥經濟已經事實上被國際銀行家們“有控制地解體”了。
據世界銀行統計,從1980年到1986年,世界一百多個債務國僅向國際銀行家支付利息一項就高達3260億美元,本金償付又支付了3320億美元,總共發展中國家爲4300億美元(1980年)的債務支付了6580億美元的費用。儘管這樣,到1987年,109個債務國還欠國際銀行家13000億美元。在如此驚人基礎上進行利滾利,只怕發展中國家永遠沒有還清債務的時候了。於是,國際銀行家與IMF就開始對債務國實施破産清償。接受銀行家“債務解決方案” 的國家被迫以跳樓價出賣大量核心資産,如自來水、電力、天然氣、鐵路、電話、石油、銀行等。
人們終於見識到國際銀行家所策劃的世界經濟“有控制地解體”具有何等地殺傷力!
2. 世界環保銀行(World Conservation Bank):要圈地球30%的陸地
在亞非拉發展中國家深陷債務泥潭之際,國際銀行家開始策劃一個更大的行動,其方式超乎普通人想象力的極限,正常智力的人們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環境保護”竟然是一個更大圖謀的切入點。
如果不從歷史的角度看問題,就不可能明白國際銀行家令人眼花繚亂的“組合拳”的巨大威力!
1963年8月初,美國中西部的一個著名大學裏,一位化名爲“約翰.竇”(John Doe)的社會學教授,接到一個華盛頓打來的電話,邀請他參加一項秘密研究課題,參與該計劃的15名專家都是美國著名大學的頂尖學者。“約翰.竇”教授帶著好奇來到了一個名叫“鐵山”(Iron Mountain)的地方報到。
“鐵山”靠近紐約州的哈德迅城(Hudson),這裏有當年冷戰期間爲防禦蘇聯核打擊而修建的巨大的地下設施,幾百家美國最大公司的總部都在此處設有臨時辦公地點。這些公司包括:新澤西的標準石油公司,殼牌石油公司和漢諾威製造信託公司等。如果核戰爭爆發,這裏將成爲美國最重要的商業運作中心,以確保核戰爭之後,美國商業體系仍然能夠生存下來。平時,這裏是這些公司儲存機密文件檔案的地方。
這個神秘的研究小組要研究的課題是,如果世界進入了“永久和平”階段,美國將面臨什麽樣的挑戰,以及美國的對應策略。這項研究工作持續了2年半的時間。
1967年,這個15人的課題組完成了一份絕密報告,這份報告的作者們被政府要求對該報告嚴格保密。但是,其中的“約翰.竇”教授覺得這份報告實在太重要了,不應該向公衆隱瞞。他於是找到著名作家裏歐.萊文(Leonard Lewin) ,在裏歐.萊文的幫助下,這本名叫《來自鐵山的報告》(Report From Iron Mountain)被戴爾出版公司(Dial Press)於1967年正式出版。該書一經面世,立刻震驚美國社會各界。大家都在猜到底誰是“約翰.竇”。該報告被認爲是當時的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策劃,麥克納馬拉是外交協會的 成員,後來擔任世界銀行行長。運作的研究機構被認爲就是哈德迅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該機構的創始人赫曼.凱恩(Herman Kahn)也是外交協會成員。
對於這次泄密事件,約翰迅的國家安全特別助理羅斯托(Rostow)立刻站出來進行緊急“消毒”,他指出該報告純屬子虛烏有。同樣是外交協會成員亨利.魯斯 ( Henry Luce)控制下的《時代》也說該報告是“巧妙的謊言”。該報告究竟是真是假,美國社會到今天仍然爭論不休。
不過,1967年11月26日,《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 曾經在《書評》欄目仲介紹過這本書。介紹該書的就是哈佛大學著名教授加佈雷斯(John Kenneth Gabraith),他也是外交協會成員,在文章中他指出他有第一手的資訊證明該報告是真實的,因爲他本人就在被邀請之列。後來儘管他沒能參加這個專案的工作,但該專案一直在向他諮詢各種問題,他也被告知要對外保密。“我願意將我個人的名譽擔保這個文件(‘鐵山報告’)的真實性,我也願意證實它的結論的有效性。我有所保留的只是將它公佈給沒有準備的公衆是否明智。” [8.9] 後來加佈雷斯曾在其他媒體上兩次重申該報告的真實性。
那麽,該報告究竟有什麽驚人的結論,讓“精英們”如此緊張呢?
原來,該報告詳實地透露了“世界精英們”對未來世界的發展規劃。報告的基本宗旨就是,不討論對與錯的問題,也不考慮自由與人權之類的空洞概念,一切諸如意識形態、愛國主義和宗教立場都不佔有任何位置,這是一份“純粹客觀”的報告。
報告開宗明義地指出:
“持續的和平,儘管從理論上說並非不可能,但是卻不具有可持續性。即便(和平的目標)是可以達到的,它也肯定不是一個穩定社會的最佳選擇 … 戰爭是我們社 會穩定的一種特殊功能。除非其他替代方式能夠被發展出來,否則戰爭系統應該被保持和強化。” [8.10]
報告認爲,只有在戰爭時期,或者是在戰爭的威脅之下,人民最有可能服從政府而沒有怨言。對敵人的仇恨和被征服與劫掠的恐懼,使人民更能夠承受過重的稅負和犧牲,戰爭又是人民強烈情緒的催化劑,在愛國、忠誠和勝利的精神狀態下,人民可以無條件地服從,任何反對意見都會被認爲是背叛行爲。相反,在和平情況下,人民會本能地反對高稅收政策,討厭政府過多幹預私人生活。
“戰爭系統不僅是一個國家作爲獨立政治系統存在的必要因素,對於政治穩定也是必不可少的。沒有戰爭,政府統治人民的‘合法性’就會出現問題。戰爭的可能性提供了一個政府能夠擁有權力的基礎。歷史上不勝枚舉的例子表明,失去戰爭威脅可信性的政權,最終導致了權力瓦解,這種破壞作用來源於個人利益膨脹、對社會不公的怨恨,和其他解體因素。戰爭的可能成爲保持社會組織結構的政治穩定因素。它保持了社會階層分明,保證了人民對政府的服從。”[8.11]
但是該報告認爲,傳統的戰爭方式也有其歷史的局限性,在這種狀態之下,世界政府的大業將難以實現,特別是在核戰爭時代,戰爭爆發變成了一種難以預測和風險極大的問題。考慮到該研究正是在古巴導彈危機之後不久開始進行的,當時和蘇聯核大戰的陰影肯定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作者們的心態。
問題是,如果一旦世界出現了“永久和平”,美國社會的出路何在呢?這正是這個秘密研究小組要追尋的答案。
換句話說,他們需要爲美國找到一個能夠替代“戰爭”的新方案。經過謹慎的研究,專家們提出,替代戰爭的新方案必須同時具備3個條件:(1)在經濟上,必須是“浪費”的,最少需要消耗每年GDP的10%;(2)必須是一種和戰爭危險類似的、大規模的、可信的重大威脅;(3)必須提供人民強迫性服務於政府的合乎邏輯的理由。
要同時滿足這三大條件,也不是一件輕鬆的工作。專家們先是想到“向貧困宣戰“。貧困問題雖然足夠龐大,但是不具備足夠的恐懼感,所以很快被放棄了。另一個選擇是外星人入侵,雖然足夠恐怖,但在60年代還缺乏可信度,於是又被放棄了。最後大家想到了“環境污染”,它在相當程度上是一個事實,具備可信度,在對環境污染的宣傳上下下功夫,足以達到核戰爭之後世界末日的恐怖程度;不斷地污染環境的確是在經濟上非常“浪費”的;人民忍受高稅收和降低生活質量,接受政府幹預私人生活,爲的是“拯救地球母親”,非常符合邏輯。
這實在是一個絕妙的選擇!
經過科學地估算,環境污染問題要達到在世界範圍內引起強烈危機的時間大約爲一代半左右,即20-30年。報告的發表時間是1967年。
20年後 … …
1987 年9月,世界野生環境保護委員會(World Wilderness Congress)第四次大會在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市召開,來自60多個國家的2000名代表參加了這一次會議。參加這次會議的1500名代表驚訝地發現,一份名爲《丹佛宣言》(Denver Declaration for Worldwide Conservation)的文件已經爲他們準備好了。《丹佛宣言》指出:
“因爲新的資金必須被籌集起來以擴大環境保護的活動範圍,我們應該創造出一種新的銀行模式,以便將對環境管理的國際援助與受援國的資源管理的需求加以整合。”
這種新的銀行模式就是“世界環保銀行”的方案。
與以前類似會議迥然不同的是,一大批國際銀行家出席了這次會議,爲首的就是艾德蒙.羅斯切爾德(Edmund De Rothschild)男爵,戴維.洛克菲勒和美國財政部長傑姆斯.貝克(James Baker)。這些超級大忙人居然在一個環保會議上盤桓了整整6天,向大會介紹和推銷“世界環保銀行”的金融方案。
艾德蒙.羅斯切爾德在大會上發言將這個“世界環保銀行”稱爲“第二個馬歇爾計劃”,它的建立將把發展中國家從債務泥潭中“拯救”出來,同時還能保護生態環境。 [8.12]
請注意,截止1987年,發展中國家的全部債務高達13000億美元。
世界環保銀行的核心概念就是“以債務替換自然資源”(Debt-for-Nature Swap)。國際銀行家們計劃將發展中國家的1萬3000億美元的債務進行再貸款,將債務轉到世界環保銀行賬上,債務國將瀕臨生態危機的土地作抵押,從世界環保銀行那裏得到債務延長和新的軟貸款(Soft Currency Loan),被國際銀行家圈出的發展中國家的“生態土地”遍佈拉丁美洲、非洲和亞洲,總面積高達5000萬平方公里,相當於5個中國的面積,占地球陸地面積的30%!
70 年代發展中國家向IMF和國際銀行家的貸款絕大多數沒有抵押品,僅以國家信用爲憑證,當債務危機爆發後,國際銀行家不太容易進行破産清償。當這些債務轉到世界環保銀行頭上後,國際銀行家們賬目上原本很難看得呆帳一下變成了優質資産。由於世界環保銀行擁有著土地作爲抵押,一旦發展中國家無法清償債務,這些被抵押的大面積土地在法律上就屬於世界環保銀行了,而控制著世界環保銀行的國際銀行家們就順理成章的成爲大片肥沃土地的實際擁有者。以人類圈地運動的規模來看,世界環保銀行堪稱前無古人。
爲了如此巨大的利益,就難怪如羅斯切爾德和洛克菲勒這般人物也要“關心”此次環保大會長達6天之久。
巴西財政部高級官員克斯塔博士(Jose Pedro de Oliveira Costa)在聽到羅斯切爾德的世界環保銀行提議之後,一夜未眠。他認爲,如果環保銀行提供軟貸款,在短期內可能對巴西的經濟有幫助,至少經濟發動機可以再度啓動,但是從長遠來看,巴西無論如何是無法償還這些貸款的,最終的結果就是作爲貸款抵押品的風水寶地亞馬遜地區將不再爲巴西所擁有。
被抵押的資源還不僅限於土地,水源和其他地面和地下的自然資源也在被抵押之列。
世界環保銀行的名稱比較扎眼,最終以全球環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的名義于1991年成立,由世界銀行負責管理,而美國財政部是世界銀行最大的股東。國際銀行家們的長遠規劃目前正在逐步實施。
3. 金融核彈:目標東京
“日本在國際上已經積累了鉅額財富,而美國則欠下了空前的債務。雷根總統所追求的軍事上的優勢只是一種幻覺,它是以喪失我們在世界經濟中的放貸者地位爲代價的。儘管日本企圖繼續躲在美國的陰影裏悄悄地發展壯大,事實上日本已經成爲世界級的銀行家。
日本崛起爲世界主導的金融強權是一件非常令人不安的事情。”
[8.13]
1987年 (金融俎擊手)索羅斯
當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將國際放貸者的地位讓與美國時,同時失去的是大英帝國的全球霸主地位。國際銀行家對這一事件當然記憶猶新,東亞國家的經濟在二戰以後的迅速崛起,給倫敦華爾街的銀行家們敲響了警鐘,一切可能阻撓和破壞由他們主導的世界政府和世界統一貨幣的任何潛在競爭對手,都必須嚴加防範。
日本作爲亞洲最先起飛的經濟體,無論是經濟增長的質量、工業産品出口競爭力、還是財富積累的速度和規模,都迅速達到讓國際銀行家驚恐的程度。用克林頓時代的美國財政部長薩莫斯(Lawrence Summers)的話說,“一個以日本爲頂峰的亞洲經濟區造成了大多數美國人的恐懼,他們認爲日本對美國所構成的威脅甚至超過了蘇聯”。
日本戰後以模仿西方産品設計起家,然後迅速降低生産成本,最後反過來佔領歐美市場。日本在60年代已經開始在汽車工業中大規模使用工業機器人,將人工失誤率降到幾乎爲零。70年代的石油危機使得美國生産的8缸耗油轎車很快就被日本物美價廉的省油車打得落花流水。美國在低技術含量的汽車工業中,已經逐漸喪失了抵抗日本車進攻的能力。進入80年代以來,日本的電子工業突飛猛進,索尼、日立、東芝等一大批電子企業從模仿到創新,三下五除二就掌握了除中央處理器之外的幾乎所有積體電路和電腦晶片的製造技術,在工業機器人和廉價勞動力的優
勢之下,重創了美國電子和電腦硬體行業,日本甚至達到了美國製造的導彈必須使用日本晶片的程度。一度美國幾乎人人相信,東芝、日立收購美國的IBM和英代爾只是時間問題,而美國的産業工人則擔心日本的機器人會最終搶走自己的飯碗。
美英在80年代初實施的高利率政策固然挽救了美元的信心,同時痛宰了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衆多發展中國家一把,但高利率也嚴重殺傷了美國的工業實力,造成了日本産品80年代大舉進佔美國市場的局面。
當日本舉國沈浸在一片“日本可以說不”的欣快感高潮之時,一場對日本金融的絞殺戰已在國際銀行家的部署之中了。
1985 年9月,國際銀行家終於開始出手了。由美英日德法5國財長在紐約廣場賓館(Plaza Hotel)簽署了“廣場協定”,目的是讓美元對其他主要貨幣“有控制” 地貶值,日本銀行在美國財長貝克的高壓之下,被迫同意升值。在“廣場協定”簽訂後的幾個月之內,日元對美元就由250日元比1美元,升值到149日元兌換 1美元。
1987年10月,紐約股市崩盤。美國財政部長貝克向日本首相中曾根施加壓力,讓日本銀行繼續下調利率,使得美國股市看起來比日本股市更有吸引力一些,以吸引東京市場的資金流向美國。貝克威脅說如果民主黨上臺將在美日貿易赤字問題上嚴厲對付日本,然後貝克又拿出胡羅蔔,保證共和黨繼續執政,老布希定會大大地促進美日親善,中曾根低頭了,很快日元利率跌到僅有2.5%,日本銀行系統開始出現流動性(Liquidity)泛濫,大量廉價資本湧向股市和房地産,東京的股票年成長率高達40%,房地産甚至超過90%,一個巨大的金融泡沫開始成型。
在如此之短的時間內,貨幣兌換發生的這種劇烈變化,將日本的出口生産商打得五臟六腑大出血,爲了彌補由於日元升值所導致的出口下降的虧空,企業紛紛從銀行低息借貸炒股票,日本銀行的隔夜拆借市場迅速成爲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中心。到 1988年,世界前10名規模最大的銀行被日本包攬。此時,東京股票市場已經在3年之內漲了300%,房地産更達到令人瞠目的程度,東京一個地區的房地産總盤子以美元計算,超過了當時美國全國的房地産總值。日本的金融系統已經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本來,如果沒有外部極具破壞性地震蕩,日本也許可能以和緩的緊縮逐漸實現軟著陸,但是日本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這是一場國際銀行家不宣而戰的金融絞殺行動。
鑒於日本金融實力的強大,如果在傳統的常規金融戰場上取勝並無必勝的把握,要對日本金融系統進行致命的一擊,就必須動用美國剛研製出來的金融核彈:股票指數期貨(Stock Index Futures)。
1982 年,美國芝加哥商業交易所(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最早“研製” 成功股票指數期貨這一威力空前的金融武器。它本是用來搶奪紐約證券交易所生意的工具,當人們在芝加哥買賣對紐約股票指數信心時,不必再向紐約股票交易商支付傭金。股票指數無非就是一組上市公司的清單,經過加權計算得出的資料,而股票指數期貨就是賭這個清單上的公司的未來股票價格走勢,買賣雙方都不擁有,也不打算擁有這些股票本身。
股票市場玩的就是信心二字,大規模做空股指期貨必然導致股票市場崩盤,這一點已經在1987年10月的紐約股市暴跌中得到有效驗證。
80 年代日本的經濟騰飛使日本人多少産生了一股目空四海的優越感。當日本股票價格高到沒有一位理智的西方評論家能夠理解的程度時,日本人仍然有大量理由相信自己是獨一無二的。一名當時在日本的美國投資專家這樣說道:“在這裏有一種日本股市不可能下跌的信念,在87、88年,甚至89年時仍然是這樣。他們覺得有一種非常特別的東西存在於他們的(股票)市場中,存在於整個日本民族之中,這種特殊的東西能夠使日本違背所有存在於世界各地的規律。”
在東京的股票市場上,保險公司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投資者。當國際銀行家們派出的摩根斯坦利和所羅門兄弟公司等一批投資銀行作爲主要突擊力量深入日本時,他們手握大量現金四處尋找潛在的目標,他們的公事包裏塞滿了“股指認沽期權”(Stock Index Put Option)這種當時在日本聞所未聞的金融新産品。日本的保險公司正是對此頗有興趣的一幫人,在日本人看來,這些美國人必定是腦子裏進了水,用大量現金去買根本不可能發生的日本股市暴跌的可能,結果日本保險業爽快地承諾下來。雙方賭的就是日經指數的走向,如果指數下跌,美國人賺錢,日本人賠錢,如果指數上升,情況正好反過來。
可能連日本的大藏省也無法統計到底有多少這樣的金融衍生合同在股市暴跌之前成交,這種無人察覺的“金融病毒”,在一個幾乎沒有監管的、秘密的、類似櫃檯交易的地下市場上,在一片繁榮的虛幻中蓬蓬勃勃地迅速蔓延著。
1989 年12月29日,日本股市達到了歷史巔峰,日經指數沖到了38915點,大批的股指沽空期權終於開始發威。日經指數頓挫。1990年1月12日,美國人使出了殺手鐧,美國交易所突然出現“日經指數認沽權證”(Nikkei Put Warrants) 這一新的金融産品,高盛公司從日本保險業手中買到的股指期權被轉賣給丹麥王國,丹麥王國將其賣給權證的購買者,並承諾在日經指數走低時支付收益給“日經指數認沽權證”的擁有者。丹麥王國在這裏只是讓高盛公司借用一下她的信譽,對高盛手中的日經指數期權銷售起著超級加強的作用。該權證立刻在美國熱賣,大量美國投資銀行紛紛效仿,日本股市再也吃不住勁了,“日經指數認沽權證”上市熱銷不到一個月就全面土崩瓦解了。
股票市場的崩潰率先波及到日本的銀行業和保險業,最終是製造業。日本的製造業從前可以在股票市場上以比美國競爭對手至少便宜一半的成本籌集資金,這一切都隨著股票市場的低迷而成爲昨日黃花。
從1990年算起,日本經濟陷入了長達十幾年的衰退,日本股市暴跌了70%,房地産連續14年下跌。在《金融戰敗》一書中,作者吉川元忠認爲就財富損失的比例而言,日本1990年金融戰敗的後果幾乎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的後果相當。
威廉.恩格在評價日本在金融的潰敗時是這樣說的: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比美國從前的敵人 — 日本更加忠實和積極地支援雷根時代的財政赤字和鉅額花銷的政策了。甚至連德國都不曾那樣對華盛頓的要求無條件的滿足過。而在日本人看來,東京忠誠和慷慨地購買美國國債、房地産和其他資産,最終換來的報償竟是世界歷史上最具破壞性的金融災難。” [8.14]
2006年夏,美國新任財政部長保爾森訪華,當聽到他熱情洋溢地“祝中國成功”時,人們背後不禁冒出絲絲寒氣。不知他的前任貝克當年拉著日本首相中曾根的手時,是不是也說過同樣的話。
2. 索羅斯:國際銀行家的金融黑客
長久以來,世界各地的媒體都把索羅斯刻劃成天馬行空的“獨行俠”或“特立獨行”的金融天才,關於他的種種傳說更是爲他憑增了幾分神秘色彩,格魯曼曾開玩笑地認爲這個正反讀起來都一樣的姓(SOROS)就與衆不同。
索羅斯果真獨往獨來,僅憑他一人的“金融黑客天才”就單挑英格蘭銀行,力撼德國馬克,橫掃亞洲金融市場?
恐怕只有大腦簡單的人才會相信這樣的傳奇。
索羅斯橫掃世界金融市場的量子基金註冊在加勒比海的荷蘭屬地安地列斯群島的避稅天堂克拉考(Carucao),從而可以隱匿該基金的主要投資者和資金調度蹤迹,這裏也是國際上最重要的販毒洗錢中心。
鑒於美國證券法規定沖基金的“複雜”(Sophisticate Investors) 投資人不得超過99名美國公民,索羅斯煞費苦心地確保這99名超級富豪中沒有一個是美國人。在這樣一個離岸對沖基金中,索羅斯甚至不在董事會成員之中,只是以“投資顧問”的名義參與基金的運作。不僅如此,他還選擇了以他在紐約設立的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Soros Fund Management”)的名義擔當這個顧問職務。 如果美國 政府要求他提供該基金運作的詳細情況,他可以聲稱自己僅僅是名投資顧問以推諉責任。
索羅斯的量子基金可不簡單。他的董事會包括:
董事,理查.凱茲(Richard Katz),凱茲是倫敦羅斯切爾德銀行的董事和羅斯切爾德家族義大利米蘭銀行的總裁。
董事,尼斯.托布(Nils Taube)是倫敦銀團St. James Place Capital的合夥人, 它的主要運作者也是羅斯切爾德家族。
董事,倫敦時報的專欄評論家威廉.裏斯–莫格(William Lord Ress-Mogg), 也是羅斯切爾德家族控制下的St. James Place Capital的合夥人。
董事,艾德格.皮西托(Edgar de Picciotto)是瑞士私人銀行中最有爭議的人物,被稱爲“日內瓦最聰明的銀行家”。皮西托的鐵哥們包括紐約共和銀行(Republic Bank of New York )的擁有者沙夫拉(Edmund Safra),這個沙夫拉已經被美國執法部門確認與莫斯科銀行犯罪集團有關,並被瑞士官方認定涉及土耳其和哥倫比亞的毒品洗錢活動。
在索羅斯的“圈子”裏還包括瑞士的著名投機商馬克.裏其(Marc Rich) 和特爾.艾維(Tel Aviv台灣翻譯名為:特拉維夫),以色列情報部門的軍火商沙爾.艾森堡(Shaul Eisenberg)。
索羅斯與羅斯切爾德圈子的秘密關係使得他成爲這個世界上最強大最秘密的金融集團的馬前卒。羅斯切爾德家族不僅曾經是英國倫敦金融城的霸主,以色列的創建者,國際情報網絡的祖師爺,華爾街5家最大銀行的後臺,世界黃金價格的制定者(London Gold Fix),現在仍然主掌著倫敦華爾街軸心的運作。沒有人知道他們到底擁有多少財富,當羅斯切爾德和其他國際銀行家把世界首富耀眼的聚光燈打到比爾.蓋茨和股神巴菲特身上時,他們自己高出“首富們”幾個數量級的財富正躲藏在瑞士或加勒比海的離岸賬戶上待機而動。
索羅斯與美國的精英圈子關係也非同一般,他在美國著名的軍火合同商凱雷投資集團(Carlyle Group)中投入了1億美元的私人資金,該集團包括老布希、美國前財政部長傑姆斯.貝克等重量級人物。早在80年代,索羅斯就與一些美國政界要人,如前國務卿布熱津斯基、馬德.奧布賴特等人一起創辦了“國家民主捐助基金” (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這一組織實際上是由中央情報局(CIA) 與私人資本合資建立的。
在國際銀行家們的調教之下,索羅斯從90年代起在世界金融市場上掀起了一次又一次風暴。索羅斯的每一次重要行動都體現出國際銀行家們的重大戰略意圖,其核心就是促使世界各國經濟“有控制的解體”,以最終完成在倫敦–華爾街軸心控制 之下的“世界政府”和“世界貨幣”的準備工作。
80年代初,國際銀行家基本上實現了拉丁美洲和非洲發展中國家經濟的“有控制地解體”,80年代中後期,又成功地遏制了日本金融勢力的擴張。在控制住亞洲的局面後,歐洲重新成爲國際銀行家重點關注的地區,搞垮東歐和蘇聯就成爲他們下一個主攻方向。
承受這一重要使命的索羅斯搖身一變成爲了著名“慈善家”,在東歐和前蘇聯地區大量成立各種基金會,這些基金會都是比照他在紐約成立的“開放社會協會”爲模式,倡導極端非理性的個人自由的理念,比如在他所資助的中歐大學(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面對生活在社會主義體制之下的年輕人推銷主權國家的概念是邪惡的和反“個人主義”的,經濟自由主義是萬靈藥,對社會現象的理性分析都是“專制主義”的。這個學校的主題演講往往是諸如“個人與政府”之類的內容,這些教育思想自然受到了美國外交協會的高度稱讚。
美國著名評論家吉列斯.埃瑪瑞(Gilles d’Aymery)精確地描述了索羅斯們和 他們所“慷慨”資助的國際組織的真實意圖:
“在合法性和人道主義面紗背後,人們總是可以發現同樣一幫億萬富豪的‘慈善家’以及他們所資助的各種組織,如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協會’,福特基金會,美國和平協會,國家民主捐助基金,人權觀察,國際大赦組織,世界危機組織等。在這些人中間,索羅斯最爲顯眼,他就像一隻巨大的章魚將觸角伸向了整個
第八章 不宣而戰的貨幣戰爭(四)2007-04-16 21:33東歐、東南歐、高加索地區和前蘇聯各共和國。在這些組織的配合下,(索羅斯)不僅可以塑造而且可以製造新聞,公共議程和公衆觀點,以控制世界和資源,推動美國製造的完美的世界統一的理想。”
在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解體的過程中,索羅斯起到了難以估量的作用。在波蘭,索羅斯基金對團結工會奪取國家政權居功至偉,對新波蘭的頭三位總統有著直接影響力。
索羅斯與美聯儲前主席保羅.沃爾克、花旗銀行副總裁安諾.魯丁(Anno Ruding)、 哈佛教授傑佛瑞.薩克斯(Jeffrey Sachs),一同炮製了讓東歐和前蘇聯一劑斃命 的“振蕩療法”。索羅斯自己是這樣總結這一療法的:
“我考慮到必須展現出政治體制變化會導致經濟改善。波蘭就是一個可以嘗試的地方。我準備了一些列廣泛的經濟改革措施,它包括3個組成部分:看緊貨幣、調整結構和債務重組。我認爲三個目標同時完成要好於單獨實施。我主張一種宏觀經濟的債務與股份置換。” [8.15]
調整産業結構相當於對宏觀經濟秩序進行全面手術,同時卻偏偏要緊縮貨幣供應,等於動大手術卻拒絕給病人輸血,最後的結局當然是經濟徹底解體,生産嚴重衰退,人民生活水平直線下降,工業企業成片倒閉,大量工人失業,社會動蕩加劇。
此時,正是國際銀行家以“債轉股”在吐血大甩賣時,輕鬆收購這些國家的核心資産。波蘭、匈牙利、俄羅斯、烏克蘭,一個接一個痛遭洗劫,致使這些國家的經濟 20年未能恢復元氣。與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弱小無力反抗的情況完全不同的是,前蘇聯和東歐國家擁有著強大到讓美國無法安睡的軍事力量,在軍事實力仍然強大的狀態下遭到有組織的瘋狂搶劫,這在人類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索羅斯這種滅人之國不用流血的高超手段才是他真正厲害之處。看來欲滅一國先亂其心確是一個行之有效的辦法。
6. 阻擊歐洲貨幣的“危機弧形帶”
按下了葫蘆又冒起了瓢,當東歐和蘇聯“有控制的解體”戰略目標基本達成之後,從來就被排除在權力最核心之外的老歐洲的核心德國與法國變得不安分起來。在失去了蘇聯這一龐大的外來威脅之後,立刻就想要另起爐竈搞歐元,與英美金融勢力互別苗頭。歐元一旦建立起來,勢必形成對美元體系的霸權産生嚴重的動搖作用。倫敦–華爾街軸心與德法同盟之間的貨幣衝突日趨激烈。
問題的根源就在1971年佈雷頓體系的解體造成了世界貨幣體系的嚴重失序。在黃金間接本位的佈雷頓體系之下,世界主要國家的貨幣匯率幾乎是高度穩定的,各國貿易和財政也不存在嚴重失衡的問題,因爲赤字的國家勢必流失真正的國家財富,從而使該國銀行體系信貸能力下降,自動導致緊縮和衰退,消費出現萎縮,進口勢必下降,貿易赤字消失。當人民開始儲蓄,銀行資本開始增加,生産規模擴大,貿易出現順差,社會總財富增加。這一優美的自然迴圈和控制系統被1971年以前的全部人類社會實踐反復驗證過,嚴重的赤字根本無處藏身,貨幣風險對沖幾乎毫無必要,金融衍生工具不存在生存的條件。在黃金制約之下,所有的國家都必須誠實和刻苦的工作來積累財富,這也就是國際銀行家厭惡黃金的根本原因。
當失去黃金這一定海神針之後,國際貨幣體系自然大亂,在經過人爲製造的“石油危機”造成對美元的強烈需求之下,再由79年以來的超高利率,美元才逐漸站穩了腳跟。作爲世界各國的儲備貨幣的美元,其價格如此上竄下跳,而其操縱權完全掌握在倫敦–華爾街軸心的手上,被迫跟著坐貨幣過山翻滾車的歐洲國家自然滿腹苦水。於是,70年代末,德國財政部長施密特(Helmut Schmidt)找到法國總統德斯坦 (Giscard d’Estaing)商量建立歐洲貨幣系統(European Monetary System) 來消除歐洲國家之間貿易中令人頭痛的匯率不穩定問題。
1979年歐洲貨幣系統開始運轉,並且效果良好,尚未加入的歐洲國家紛紛表示了加入的興趣。對於這個系統未來可能演變成歐洲統一貨幣的憂心,開始強烈地困擾著倫敦–華爾街的精英圈子。
更令人不安的是從1977年開始,德國和法國就開始插手歐佩克事務,他們計劃向特定的石油輸出國提供高技術産品和幫助這些國家實現工業化,作爲交換條件,阿拉伯國家保證西歐長期穩定的石油供應,並將石油收入存進歐洲的銀行體系。倫敦方面從一開始就堅決反對德法的另起爐竈的計劃,在所有努力全部失敗後,拒絕加入歐洲貨幣系統。
德國當時還有更大的圖謀,那就是最終完成統一大業,一個統一而強大的德國勢必最終主導歐洲大陸。爲此目的,德國開始接近蘇聯,準備和蘇聯保持溫和而互利的關係與合作。
爲了對付德法的企圖,倫敦–華爾街的謀士們提出了“危機弧形帶”(Arc of Crisis)這一理論,其核心就是放出伊斯蘭激進勢力,使中東産油地區動蕩起來,其餘波甚至可以波及蘇聯南部的穆斯林地區,此計既打擊了歐洲與中東的合作前景,阻礙了歐洲統一貨幣的步伐,又牽制了蘇聯,並爲美國今後軍事介入海灣地區做了準備,實在是有一石三鳥之效。
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和國務卿萬斯果然把事情辦得很漂亮,中東形勢出現嚴重動蕩,1979年伊朗爆發革命,世界出現第二次石油危機。其實,世界上從未出現過真正的石油供應短缺,伊朗中斷的每天300萬桶石油的缺口,完全能夠由美國嚴密控制之下的沙特與科威特的産量補足。倫敦華爾街的石油兼金融寡頭任由油價暴漲,當然也是爲了進一步刺激美元的需求量,他們一手把持著石油産業,一手控制著美元發行,有時左手出招,右手獲利增加,有時則是相反,通過兩手交替運作,世界豈有不地覆天翻之理!
布熱津斯基的另一手高招就是打“中國牌”,1978年12月美國正式與中國建交,中國不久又重回聯合國。這一手嚴重刺激了蘇聯,蘇聯立刻覺得四面皆敵,東面有北約,西邊是中國,南面還有“危機弧形帶”。激靈靈打了個冷戰的蘇聯立刻中斷了與德國原本就脆弱的合作關係。
當1989年11月柏林牆倒掉,德國人歡慶統一的時候,華爾街卻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美國的經濟學家這樣評價道:
“確實,當20世紀90年代的金融歷史被書寫的時候,分析家可能會把柏林牆的坍塌比作令人長期恐懼的日本地震一般的金融震蕩。這堵牆的倒掉意味著數千億美元的資本會流向一個60餘年來在世界金融市場上無足輕重的地區。
儘管德國近年來並不是美國主要的外來投資國家,自從1987年以來,英國成爲了美國最大的投資國,但是美國人不應該掉以輕心的是,如果沒有得到德國的大量儲蓄,英國是不可能對美國進行如此規模的投資的。”[8.16]
倫敦方面的感受更加強烈一些,柴契爾的謀士們甚至驚呼“德國第四帝國”出現了。倫敦星期日電訊報的編輯在1990年7月22日這樣評論道:
“讓我們假設統一後的德國將會成爲一個善良的巨人,那又如何呢?我們再假設統一的德國教導俄國也成爲一個善良的巨人,那又如何呢?事實上,這樣的威脅只會更大。即便一個統一的德國決心按照我們的規則進行競爭,這個世界上有誰能有效地阻止德國奪走我們的權柄呢?” [8.17]
1990年夏天,倫敦方面組建了新的情報部門,大幅增加對德國的情報活動。英國的情報專家強烈建議美國的同行們應該從東德的舊情報人員中招募成員,來建立美國在德國的情報“資産”。
德國方面對俄羅斯最終支援德國統一心存感激,決心幫助俄羅斯重建癱瘓的經濟。德國財長設想著未來新歐洲美好的前景,一條現代化的鐵路連接起巴黎、漢諾維和柏林,最終通到華沙和莫斯科,統一的貨幣,水乳交融的經濟體,歐洲再也不會有戰火和硝煙,只有夢幻一般的未來。
但這決不是國際銀行家們的夢想,他們考慮的是如何打垮馬克和尚未成型的歐元構想,決不能讓新德國重建成功。
這就是90年代初在倫敦–華爾街策劃之下,索羅斯阻擊英鎊和里拉的大背景。
1990年,英國政府居然不顧倫敦金融城的反對,悍然加入歐洲貨幣兌換體系(ERM),眼看歐元體系逐漸成型,日後必然會成爲倫敦–華爾街軸心的重大隱患,國 際 銀行家於是策劃各個擊破的打法,欲將歐元體系絞殺在搖籃之中。
1990 年柏林牆被推倒了,德國重新實現統一。隨之而來的鉅額開支卻是德國始料不及的,德國央行不得不提高利息對付通貨膨脹的壓力。在同一年加入歐洲貨幣兌換體系的英國情況也不太好,通貨膨脹率是德國的3倍,利率高達15%,80年代的泡沫經濟正瀕臨破滅。到1992年,英國和義大利由於雙赤字壓力,貨幣已呈現出明顯高估的態勢,以索羅斯爲首的投機商瞧准這一機會於1992年9月16日發起總攻,做空英鎊的總價值高達100億美元,到晚上7點,英國宣佈投降,此役索羅斯斬獲高達11億美元,一舉將英鎊和里拉踢出了歐洲貨幣兌換體系。緊接著,索羅斯乘勝進軍想一鼓作氣擊潰法郎和馬克,在這次高達400億美元的豪賭中,並沒有占到便宜。索羅斯能夠以25倍的杠杆借到數額如此龐大的資金,其背後實力強大的秘密金融帝國起著決定性作用。
7. 亞洲貨幣絞殺戰
90 年代初,倫敦–華爾街軸心在東面戰線上,重挫了日本經濟咄咄逼人的勢頭,在西面戰線上,打垮了東歐和蘇聯的經濟,德法的歐洲統一貨幣的夢想也隨著索羅斯的攪局而暫時擱淺,拉美和非洲早已是囊中之物,志得意滿之下,環顧四海之內,唯有瞧著蒸蒸日上的東南亞地區的“亞洲經濟模式”越來越不順眼。這種政府主導經濟發展大政方針,國家集中資源重點突破關鍵性領域,以出口爲導向,人民高儲蓄,爲主要特色的發展模式,從70年代開始,在東南亞地區迅速流行開來,其運行的效果是,各國經濟空前繁榮,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平均教育水平穩步提升,絕對貧困人數快速下降。這種完全背離了“華盛頓共識”所極力推銷的“自由市場經濟”的替代模式,正日益吸引著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興趣,嚴重阻撓了國際銀行家制定的 “有控制的解體”這一基本戰略方針。
發動一場亞洲貨幣絞殺戰旨在達到的主要戰略目的是:敲碎“亞洲發展模式”這個招牌,讓亞洲貨幣對美元嚴重貶值,既壓低了美國的進口價格以便於操控通貨膨脹率,又可將亞洲國家的核心資産賤價抛售給歐美公司,加快“有控制的解體”的執行進度。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目的,那就是刺激亞洲國家對美元的需求。對經歷過金融風暴的亞洲國家來說,美元儲備在關鍵時刻是何等“寶貴”,慘痛的教訓會讓他們永遠不敢動抛棄美元儲備的念頭。
1994 年12月,格魯曼的大作“亞洲奇迹的迷思”(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 )一文發表在《外交事務》上,文章預言亞洲經濟必然會撞上高牆。文章所指出的如亞洲國家對生産率提高的投資普遍不足,僅靠擴大規模終會有其極限等觀點,當然都有道理。但問題是亞洲國家的起點普遍很低,發展的關鍵在於因地致宜,因時致宜,因勢利導,揚長避短。這些問題本身也是這些國家快速上升勢頭中出現的自然現象,完全可能在發展過程中良性地得以解決。從格魯曼文章的效果來看,其作用相當於亞洲貨幣絞殺戰的信號彈。
國際銀行家的目標首先鎖定在泰國身上。
時代周刊曾採訪過一名曾直接導致泰銖狂貶的金融黑客,他的描述殘酷而又真實,“我們就像狼群站在高高的山脊之上,俯視著一群麋鹿。泰國的經濟看起來與其說是一頭亞洲的小老虎,不如說更像一隻受傷的獵物。我們選擇病弱的(進行獵殺),是爲了保持鹿群整體上更健康。”
1994 年以來,在人民幣和日元貶值的上下擠壓之下,泰國出口已顯疲弱,而與美元挂鈎的泰銖又被強勢美元拖到了極爲空虛的程度,危機已然成形。在出口下降的同時,大量外來的熱錢持續湧入,不斷推高房地産和股票市場價格。與此同時,泰國的外匯儲備雖然有380億美元之多,但其外債總額更高達1060億美元,從 1996年起,泰國淨流出的資金相當於其GDP的8%。爲對付通貨膨脹,泰國銀行不得不提高利率,這一措施,更使深陷債務的泰國的處境雪上加霜。
泰國只有一條出路了,那就是主動迅速地讓泰銖貶值。國際銀行家們估算,其損失主要在於美元債務變得更加昂貴,外匯儲備會減少100億美元左右,但這種損失會隨著國際金融市場對其果斷應對的肯定而得到迅速恢復。但是金融黑客們斷定泰國政府必會拼死一戰,力保泰銖,決不會束手就擒的。
後來情況的發展果然證明瞭金融黑客的判斷非常準確。與當年對付日本的情況不同,日本有著極其雄厚的金融實力和外匯存底,直接打擊日本貨幣無異於以卵擊石,所以國際銀行家採用新的金融衍生工具武器,採取了時間上的“遠距離”和“超視距”打擊,其效果恰如以二戰期間新的航空母艦戰術對付戰列艦一般,使日本巨型戰列艦強大的艦炮威力無從發揮就葬身海底。泰國在敵我力量懸殊的情況下,死拼陣地戰,戰略意圖完全暴露,戰術缺乏靈活性和突然性,最終的失敗是必然的。金融黑客在對付泰國和其他東南亞國家的戰役中,主要打擊方向是其貨幣本身,通過本幣遠期合約和股指期貨形成鉗形攻勢,在6個月的時間裏橫掃東南亞地區和韓國。
泰國在與金融黑客的交手的正面戰場全面失利之後,又錯誤地主動投入了IMF的圈套。對“國際組織”的盲目信任,將國家的安危輕易交給外人來裁決,再次犯下了無可挽回的錯誤。
鉅額外債是發展中國家陷入危機的主要原因。治國與治家其實是同樣的道理,高負債必然導致經濟健康狀態的脆弱,當外界金融環境完全不可控的情況下,得以生存只能憑僥倖。在現實世界中,國際銀行家操縱著國際地緣政治的走勢,可以輕易使原來看起來很可靠的金融環境突然逆轉,從而大幅度地增加發展中國家債務的負擔,金融黑客再乘勢發動猛攻,得手的概率相當大。
完全沒有風險意識,尤其是對可能遭到巨大而無形的倫敦–華爾街勢力的不宣而戰 毫無心理準備。這是泰國金融戰敗的第二個重要原因。
對敵人的主攻方向判斷完全錯誤,導致先敗于金融黑客,後慘遭IMF宰割,相當於失敗了兩次。東南亞國家普遍重復了泰國的金融戰敗的過程。
狼自有狼的邏輯,狼群更有狼群的分工。當索羅斯們在花旗銀行、高盛公司等一大批聲名顯赫的銀行集團的策應之下開始獵殺行動之後,受傷倒地的獵物就交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進行屠宰和拍賣,拍賣台下擠滿了垂涎三尺的歐美公司。
如果說收購一家公司進行分拆打包之後,賣給其他公司的投資銀行家能夠賺到幾億美元的話,分拆和拍賣一個主權國家的核心資産至少能賺十倍,甚至百倍的金錢。
當亞洲國家企圖建立自己的“亞洲基金”來緊急救助陷入困境的區內國家時,理所當然地遭到西方國家的普遍反對。美國副國務卿塔爾博特說,“我們認爲要解決這類問題的適當機構,是跨區域性及國際性的組織,而不是交給新成立的區域性組織,因爲這問題本身影響深遠,超越亞太區域的疆界”。美國財長薩默斯在紐約對日本協會致詞時堅持,“這種在危機時刻依賴區域援助的金融區域化觀念……存在著真正的風險”。他指出,這樣的做法會減少可以用來應付未來風暴的資源,也會削弱應付“跨洲危機”的能力。“這是我們認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必須扮演中心角色的重要原因”。
國際貨幣基金第一副主席費希爾警告,區域基金不可能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那樣,嚴格要求有關國家作出整體經濟改革以換取援助。費希爾說:“我們不認爲設立一個提出不同條件的龐大基金或是長期機構,對此會有幫助”。
日本本來是“亞洲基金”積極的倡導者,但是迫於倫敦–華爾街的壓力,不得不屈從,日本財政部長三塚博表示,“國際貨幣基金會一貫在國際金融機構中發揮維護全球金融穩定的核心作用。亞洲國家建議組織的這個基金,將作爲國際貨幣基金會的一個輔助機構”。由東京設計的新概念將是一個沒有資金的基金(a fund without funds)。根據東京的新概念,那將是一個營救性機構,能以很快的速度,有計劃預先調動資金,援助那些受到國際投機者狙擊的貨幣。當設立亞洲基金的建議在香港舉行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會年會上提出時,馬上引起美國和西方國家的警惕,他們擔心這將破壞國際貨幣基金會的工作。
最後,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只得表示,“我們不至於自大到認爲我們有能力充當復蘇亞太區(經濟)的火車頭”;他說,儘管日本在援助一些受創的亞洲國家方面有所貢獻,並將繼續這麽做,但把亞洲拉出經濟泥沼並非它該扮演的角色。
新加坡副總理李顯龍在談到亞洲基金時認爲,若爲取代國際貨幣基金的作用,成立亞洲基金將有“道德風險”。
亞洲國家建立自己的基金以便在危難之中相互扶持原本是件天經地義的事,卻極端不合情理地遭到倫敦–華爾街軸心的堅決反對,而日本作爲區域內最大的經濟體,卻完全受制於人,缺乏領導亞洲經濟走出困境的起碼魄力和膽識,不能不令處境絕望的東南亞國家心寒。最令人困惑的是新加坡的觀點,讓自己和自己的鄰居擁有在慘遭劫掠的情況下相互幫助的起碼權力,何以能産生“道德風險”?如此“有風險的道德”又是誰家的“道德”?
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是把危機的實質看得比較透徹的亞洲領導人,馬哈蒂爾說:“我們並不知道他們的錢是從哪里來,也不知道到底是誰在進行交易,更不知道他們的背後還有誰?我們不知道他們在賺取金錢後是否有付稅務?同時,這些稅務又付給誰?我們同樣不知道是誰在他們的背後?”他認爲,在目前的貨幣交易制度下,沒有人知道這些錢是否來自正當管道,或是有人在洗黑錢,“因爲沒有人可以過問,也無從查起”。只要這些人向任何一個國家發動攻勢,那麽不計其數的金錢就會湧向那個國家或進行抛售活動,任何人都抵擋不了。不論是貨品市場,期貨或證券交易,都是必須在正當的體制下進行,“因此,我們必須管制貨幣交易,使之透明化”。馬哈蒂爾隨即遭到西方輿論界的全面圍剿。馬哈蒂爾尖刻的問題也許不太適合在外交場合發表,但他的的確確地問出了所有亞洲人心裏的疑團。
另一個美國冷戰時期的堅定夥伴韓國被金融風暴掃到之後,向美國伸出求援之手,不曾想美國的拒絕來的如此之快和如此的堅決。在國際銀行家看來,與韓國的親密關係已經成爲冷戰遺留的殘骸。美國政府對於此事進行了激烈的辯論,以國務卿奧布賴特和國家安全顧問的意見是應該伸手拉小兄弟一把,代表華爾街的財政部則堅決反對,甚至指斥奧布賴特不懂經濟學。最後,克林頓服從了財政部的看法。
在財政部長魯賓看來,這個危機正是踹開韓國經濟大門的絕佳時機,他嚴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韓國施加比傳統的苛刻條件更加嚴厲的措施來對待這個乞援的昔日盟友。IMF在美國財政部的壓力之下,對“援助”韓國的條件層層加碼,包括韓國必須立刻以對美國有利的條件解決與美國之間的所有貿易糾紛,韓國人憤怒地指責,IMF總在爲美國提出種種不合理的條件。
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認爲,韓國陷入金融危機源於美國財政部當初竭盡全力地逼迫韓國進行全面和快速的金融資本市場開放。作爲克林頓首席經濟顧問的斯蒂格利茨堅決反對這種魯莽行爲,他認爲這種開放無助於美國的安全利益,而有利於華爾街的銀行家。
韓國政府被迫接受了美國的諸多苛刻條件,允許美國建立銀行分支機搆,外國公司可以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從26%上升到50%,外國個人可擁有公司的股份從 7%上升到50%,韓國企業必須使用國際會計原則,金融機構必須接受國際會計事務所的審計,韓國中央銀行必須獨立運作,完全資本項下的貨幣自由兌換,進口許可證程式透明化,公司結構監督,勞工市場改革等。美國銀行家對韓國企業早已垂涎三尺,只待韓國簽署協定,就準備蜂擁而入將獵物撕得粉碎。
但是,國際銀行家小看了韓國人的強烈的民族意識,有這種意識支撐的國家很難被外來勢力所統治。陷於孤立無援境地的韓國人紛紛向國家捐獻自己的黃金和白銀,在耗盡全部外匯儲備的情況下,黃金和白銀這兩種金錢的最終支付手段,毫無阻礙地成爲外國債權人非常樂於接受的償債方式。令國際銀行家更爲吃驚的是,韓國居然沒有出現他們設想中的大規模公司和銀行的倒閉潮,西方公司幾乎沒能收購到任何大型韓國企業。當韓國終於挺過了最難熬的1998年春天,韓國的出口贏餘迅速回升,已經徹底看透華爾街把戲的韓國政府,毅然決然地抛棄了IMF那幾副毒藥。所有準備申請破産的大型企業案件一律凍結,政府果斷出面從銀行系統中沖銷了700到1500億美元的壞帳,當政府接手這些壞賬之時,銀行的控制權重新掌握在政府手中,從而將IMF排除在銀行系統重建之外。
國際銀行家和美國財政部不僅空歡喜了一場,而且使韓國更加清醒地認識到政府主導經濟的絕對必要性。微軟併吞韓國最大軟體公司的圖謀落空了,8家韓國地方軟體公司最終得手。福特收購韓國KIA汽車公司的計劃夭折了,本地公司打破了福特的好夢。外國銀行接管兩家大型地方銀行的行動被中止了,韓國政府暫時把兩家銀行管理起來。
在政府的全力主導下,韓國的經濟強勁回升。
滑稽的是,韓國竟然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當作成功挽救的典型到處宣揚。
當2003 年,泰國提前償清120億美元債務,終於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贖身後,泰國總理他信站在巨大的國旗前面發誓,泰國將“永遠不能再做(國際資本)受傷的獵物”,決不會再乞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援助”。泰國政府甚至私下鼓勵泰國企業拒絕償還國際銀行家的債務,以報復1997年外國銀行的瘋狂掠奪。2006 年9月,泰國發動軍事政變,他信下臺。
8. 中國未來的寓言
居民馬哈蒂爾找到小區片警格林斯潘報案,說家裏東西被偷了,小偷可能是慣犯索羅斯。
片警格林斯潘嘿嘿一笑,說:“也不能全怪小偷嘛,應該多從自己身上找原因。誰讓你們家的鎖好撬呢?”
居民馬哈蒂爾不滿地說:“那小偷怎麽不去偷中國和印度呢?”
片警格林斯潘歎了一口氣,說:“中國和印度的院牆太高了,索羅斯爬進爬出的不方便,要是再摔下來出了人命,不還是我的事嗎?”
小偷索羅斯在旁邊聽了之後,冷笑一聲:“在他們的院牆上掏幾個洞不就解決問題了嗎?”
片警格林斯潘趕緊看看四周,小聲說:“已經派保爾森去中國了,聽說2006年底就可以挖開幾個大窟窿。”
小偷索羅斯聽了大喜,拿出手機就開始給同伴們發短信,“人傻,錢多,速去中國。”
三是億萬工人、農民、士兵、小資本家、小職員的子弟,被逼得當蟻族、裸婚族盼望早日實施這一社會主義的良政。我們黨做好這一造福國人、利在千秋的偉業,中國人民一定會更加擁護我們的黨和政府;更加緊密地團結在共-產党的周圍。我們黨就更加無往不勝。
四是明確和重申:個人與公有土地的關係是:生活性用地,共和國公民—每人免土地費集資建設一套自住房。
個人生活性自住房的七十年土地使用期到期後,一套100平米的基本自住房繼續免土地費!超過一套的或100平米的,補交土地費。
個人和企業生產性用地,實行租賃制,即按期上交公有土地租賃費,土地租憑費收入全國人民共用。
農民承包公有土地的可以減免使用費;但要明確是全國人民免除了其個人的公有土地使用費。
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走資派無權將人民公有的土地私有化、或走向私有化的個人資本化、永久無償佔有化、地主化!
B.反對強制結匯外匯全部收歸外匯局擅自處理。一個地方創造的外匯,主要讓這個地方的政府用於發展發展公有經濟。決不能允許外匯局擅自去炒-股、炒債券,竹籃打水。
C.公有資產收益人民公有共用!
先烈用生命奪來的人民公有的土地、礦產、林地、草原、水務、水利資產、公有企業、公有事業的使用權和收益權,歸該區域的人民和投資者公有共用。
D.醫療、教育、保險主要靠企業和財政支撐。
公有事業的全民社會保障是共同富裕的基礎。企業利潤和公有財政要優先保障勞動者的公有醫療、公有教育、公有保險;而不是保障當權派的三公支出!在勞工沒有保障公有醫療、公有教育、公有保險之前,沒收、停止資本家、財閥、政府官員公費出國、旅遊和高消費的所謂三公支出。
(3)公有為主體基礎上、鼓勵支持守法經營的專家、能人、資本家參股、控股、獨資發展經濟—調動各種積極性。
在公有公正公平公開競爭的前提下、在公有經濟成份絕對為主體的前提下,國家繼續鼓勵支持境內外的專家、資本家、能人在非主體的情況下,參股、控股、獨資發展經濟,以最大限度地調動各種積極性。
(4)恢復底層大眾民主、勞工新四大自由—解決勞資、官民矛盾。
A.恢復底層勞工新四大自由。
各級各類資本家、當權派、包括中層管理者,已經擁有政治經濟文化的管理權,不能享受底層民眾的四大自由的權力、只有接受人民四大自由監督的義務。創造歷史、創建世界的億萬底層勞動人民、應當擁有曾經寫進共和國憲法的、對各級各類資本家、當權派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大彈劾的監督批判彈劾的權力。這樣才能形成一種辯證統一的真正的社會和諧與穩定。
B.堅持無產階級專政!
工人階級自己的黨只有一個共產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只讓一個共產黨專政!決不允許剝削階級組建多個竊賊剝削私產党篡奪工人的政權,或搞剝削政黨之間的狗咬狗搞亂中國。
C.背靠人民大眾的力量,粉碎顏色反革命。
在竊賊帝國及其走狗顏色反革命甚囂塵上的危難時期,只能依靠底層億萬無產階級、只能背靠人民大眾的力量,才能有力地監督各級各類的當權派、資本家、帝國財閥;才能真正地打倒竊賊帝國及其走狗漢奸賣國賊、竊賊資本家、竊賊貪官污吏、竊賊知識精陰!才能捍衛無產階級的政權、保衛人民的江山不變色、捍衛國家的統一、民族團結;實現祖國的長治久安!
2.用正義的力量遏制財閥的戰爭冒險!
一是宣佈中止不首先用核的過時承諾。
財閥共濟會操縱的帝國豺狼早已制定了先發制人的侵略戰略;並從陸海空天全方面對我進行軍事包圍和軍事威脅。為保衛人類的和平、為捍衛人民的江山,必須根據變化了的國際國內形勢,在帝國撤除多重全方位軍事封鎖前,立即中止不首先自衛用核的莊嚴承諾!
勒令豺狼走狗從我領土、領海、領空立即無條件地撤除其豺狼走狗侵略和封鎖軍隊。在帝國撤出侵略封鎖我國的豺狼及走狗部隊之前,中國中止與豺狼及走狗已經開展的任何談判、合作和交流。如果有人仍然不顧國人的反對、繼續無理地向包圍和侵略我們的豺狼開放我軍事機構,全國人民有權要求專政機關嚴懲漢奸賣國賊!
如果帝國繼續侵略威脅中國,中國立即與侵略威脅我安全的帝國及走狗的降低外交層級。並立即宣佈定期和不定期在中國的領土、領海、領空進行反帝衛國的威懾性核子試驗。如果豺狼及其走狗膽敢踏進中國0.0001釐米的土地,很有可能因中國人民正義的核子試驗期間因某“舊地圖的誤導”而誤將其殲滅。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如果帝國走狗繼續窮兵黷武、不斷地對中國人民進行軍事挑釁、武裝侵略,中國各級政府應當立即順應人民要求,切斷流向印度的雅魯藏布江水、或制定其他生物、生態、熱核等反制措施,遏制豺狼走狗和擴張分子的冒險。
二是結成牢固的軍事聯盟!
公開與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和國家建立軍事、政治、經濟、文化戰略同盟。一旦豺狼及其走狗入侵我盟國如朝鮮等,中國人民立即組建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同時,中國遭受侵略和威脅時,中國的盟國必須無條件地從政治經濟軍事後勤上支持中國。
三是立即收回中國的黃金儲備。
嚴正要求財閥共濟會立即歸還我黃金儲備!如果帝國及走狗一意孤行,中國當採取一切可以採取的反制手段,直到中國人民的正義要求達到為止。如:
A.拋棄帝國債券和美元;與帝國開展易貨貿易、用人民幣結算對外貿易。
B.立即中止與帝國豺狼的一切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交流。
C.立即向帝國及走狗的敵對國出售一切用於自衛的武器。
D.立即沒收侵略者在中國的資產、扣押審判其間諜和走狗等。
E.全面驅逐和沒收帝國水務集團等竊賊式資產、驅逐或沒收欺詐中國人民的帝國超市等企業。把中國人民的生存權、生命權重新掌握在中國人民自己的手中。
F.驅逐帝國轉基因毒食品。
戰爭是要死人的,兇惡的財閥共濟會是不管平民士兵們死活的。他們在後方本土花天酒地,卻驅使美國、日本、韓國、北約國家的平民子女上戰場。當這些士兵看清了壟斷財閥的豺狼本質,是很可能掉轉槍口打豺狼的。如美國本土發生過的多起美國士兵開槍打豺狼長官的事件;還有伊拉克士兵患上戰爭恐懼症等,都充分說明,帝國主義開戰、將自尋死路!
奉勸壟斷財閥不要冒險,以其早死,不如慢慢地按馬克思指定的規律腐朽老死。被壟斷財閥強迫綁上戰車的帝國士兵們,希望你們更加英勇地反抗,與正義的世界無產階級一道,創造一個沒有人剝削人的公有公正、共產共富的新世界。
3.高舉政治經濟文化三大法寶,埋葬壟斷財閥共濟會!
一是中國當前最主要的任務是反帝興社。
當前中國:
A.最大的敵人是帝國壟斷財閥共濟會及其走狗!
B.最主要的矛盾是剝削與被剝削的矛盾;
C.最大的腐敗是黨內外壟斷竊賊資本家的腐-敗;
D.最大的不穩定是資本家要徹底竊取公產和公權!
E.最大的罪惡是境內外的竊賊壟斷財閥資本家!
F.最大的任務是反帝興社!
二是反帝興社必須弘揚政治、經濟、文化法寶。
A.政治法寶:党的建設、武裝鬥爭、統一戰線。
B.經濟法寶:驅逐沒收、贖買聯營、互助合作。
C.文化法寶:馬列哲學、科學漢字、奧社主義。
4.弘揚政治法寶:党的建設、武裝鬥爭、統一戰線。
(1)堅持共產共富的共產黨必然戰勝私有剝削私產黨。
一是堅持黨的宗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把為財閥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賣命的假共產黨員清除出去。
二是整頓黨的思想的作風。建設一個全心全意為無產階級服務的馬克思主義政黨。
三是培養一批全心全意為無產階級服務的党的幹部。
四是發揚黨內民主。底層無產階級及其共產黨員,依據憲法和黨章監督批判各級各類當權派。
五是堅持唯物辯證法,反對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用唯物的、階級的、聯繫的、動態的、全面的觀點看問題辦事情。
(2)強大人民的武裝必然戰勝帝國豺狼武裝。
一是堅持人民軍隊為人民的宗旨。
二是堅持党指揮槍的神聖原則。堅決反對無產階級軍隊偽國家化。
三是堅持政治強軍、科技強軍的統一。
四是堅持兵民結合的人民戰爭的思想。
五是堅持軍隊民主、加強軍事紀律。取消軍銜制、實行官兵平等。
六是保持人民軍隊的優良作風。“保持過去革命戰爭時期的那麼一股勁,那麼一種革命熱情,那麼一種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毛澤東)。
七是堅持先發制人的主動反擊戰略。帝國主義不放棄核遏制、不承諾不首先使核,我們即暫停不先用核的承諾。
八是堅持打殲滅戰的方針。創新發展毛澤東提出的著名十大軍事原則,用正義的革命的暴力粉碎反革命暴力。
九是堅持反侵略的國際統一戰線。
(3)無產階級領導的反帝興社統一戰線、定能戰勝資產階級糾集的顏色反革命豺狼走狗集團。
一是統一戰線的要務:分清敵我。
毛主席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只有結成反帝興社的統一戰線,才能反擊帝國主義的侵略顛覆、粉碎壟斷財閥及其走狗的私化復辟。
二是統一戰線的政策:階級政策。
“統一戰線政策就是階級政策,二者不可分割,這一點不弄清楚,很多問題是弄不清楚的”(毛澤東)。中國人民當前最主要的階級敵人: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帝國主義對我民族大肆地掠奪、分裂、威脅、侵略、耍賴賬;帝國壟斷財閥及其走狗的瘋狂竊取人民大眾公有的資產;復辟、倒退、剝削、壓迫全中國人民。
三是統一戰線的性質:反帝興社。
即無產階級領導的、各階級、各民族反帝興社統一戰線。
四是統一戰線的原則:無產階級政黨即共產黨領導。
堅持無產階級的領導、反對資產階級竊取領導權。
五是統一戰線的方針:堅持團結、反對分裂。
一要反對左傾關門主義、左傾相殘主義、孤立冒險主義;即要反對新時期的王明。二要反對右傾分裂主義、右傾相殘主義、右傾孤立主義、右傾投降主義;即要反對新時期的蔣介石。
六是統一戰線的目標:戰勝私有剝削、實現共產共富。
即戰勝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創建公有公平、共產共富、人民民主、勞動自由、人民計畫和市場當裁判的奧林匹克社會主義。
5.弘揚經濟法寶:驅逐沒收、贖買聯營、互助合作。
(1)驅逐、沒收或關閉豺狼竊賊資本。
一是保衛公有命脈資產,捍衛民族和人民的利益。
A.槍桿子和筆桿子產業是政治生存的命脈。
如果中國軍工被豺狼走狗繼續禍害,如果經濟復辟、金錢偽民主、文化賣國的不遏制,用不了多久第三次世界大戰必然暴發。中國人民必須堅決地反擊帝國及其走狗推進軍工私有化的險惡陰謀!
B.金融、能源、通訊、礦產是經濟運轉的血脈。
只有階級的叛徒才推進命脈產業私有化賣國化。
C.糧食、種業、水務、水利、森林是人民生存的命脈。
毛主席說過:以糧為綱、全面發展。陳雲同志說過:無農不穩、無糧則亂!
生命離不開水、誰控制了水、誰就可以控制生命!
帝國豺狼的“非典”進攻被擊退後,帝國壟斷財閥及其走狗變換了手法,先用低價的、可以增產增收的轉基因產品來佔領中國、擊垮中國“轉基因產品”,壟斷中國糧油市場,竊取超額利潤;待時機成熟後,施放有毒轉基因,屠殺中國人民。
人口眾多、耕地極少、生態破壞了的中國,糧食、種業、水利、水務、森林、草原等命脈產業一旦被帝國豺狼操縱,後果不堪設想。
二是驅逐豺狼轉基因,發展人民監督的中國公有種業。
A.加強轉基因立法。
中國人民及其人大常委會要儘快制定出臺三部法律:
《反擊帝國及其走狗轉基因產品入侵法》、
《懲治漢奸法》、
《支援中國無產階級研發轉基因產品法》。
B.驅逐豺狼轉基因。
壟斷財閥在中國安插了共濟會毒蛇成員。
打扮成左派的漢奸賣國賊在禍害中國轉基因。
依法狙擊帝國轉基因產品入侵。
依法嚴打禍害中國轉基因的漢奸賣國賊。
C.不分敵我反轉基因、禍國殃民!
有的人不懂科學。
有的人不懂政治。
教育挽救嚴懲客觀上配合帝國的科盲糊塗蟲。
決不允許任何科盲、糊塗蟲以任何幌子,配合帝國及其走狗打壓、限制中國包括轉基因在內的糧油技術的研發、推廣和運用。
D.支持公有科研機構研發優質安全的包括轉基因品種在內的公有種業。
技術進步有累進效益和階梯限制。
技術競爭是民族和階級競爭的最重要的武器。
分清敵我,驅逐豺狼毒技術、保衛國有新技術。
三是驅逐豺狼水務、搞活公有水、氣、熱業。
A.水利土地私有化,中國必然陷入災難深淵!
一旦農業水利私有化,農業土地必然私有化!
一旦農業土地私有化,國有土地必然全面私有化!
一旦國有土地私有化,社會主義大業將廢於一旦!
一旦軍工土地私有化,中國必然陷入災難深淵!
B.公有土地水務水利森林是無產者生存的最後保障!
公有財富之母–公有土地;
農業和人類的命脈—公有水利;
人類生態的保障—公有林業;
社會穩定的基礎—公有農業!
C.公有糧食和水利是中國穩定的最後保障。
D.公有土地、水務一旦私化災難必來臨。
生產生活均離不開土地、誰控制了公有土地,誰就可以把人民玩弄於股掌之上!人口最多、土地、耕地、水資源最少的社會主義中國、離不開公有土地、公有水利、公有農業!一旦土地、水利、農業被竊賊資本家私有化壟斷化,將意味中國動盪開始、末日來臨!
E.鼓勵水利私有化不如奴隸主統治者李冰父子!
李冰率領人民建造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是搞造福千秋萬代的公有公益化水利工程。人民永遠歌頌和懷念這個的偉大的公有水利工程的建造者李冰父子!
難道以公有公正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為理想的共產黨人,連遠古的奴隸主階級都不如嗎?!
F.驅逐豺狼水務、搞活公有水、氣、熱業。
驅逐豺狼竊賊,徹查賤賣人民公有水務的竊賊。
城市水、氣、熱業全部收歸人民公有。
反對資本主義經營,加強公有公益企業經營管理。
恢復民主監督、民主管理、民主革新、民主參與的鞍鋼憲法,加強成本核算,降低成本,按成本生產收費經營。成本經營和收入分配全部向社會公開,接受人民的監督。
四是狙擊軍工私有化,捍衛人民江山不變色。
A.推進軍工私有化禍國殃民!
2011年4月8日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工信部軍民結合推進司司長屠森林公然宣佈要推進公有軍工核心技術和資產的私有化!屠森林鼓吹:國防科技適合於民營領域的,都要著力向這些領域推進……為的就是讓一份投入帶來兩份產出。鼓勵有條件的民用資本進入國防科技領域。
所謂的“鼓勵有條件的民用資本進入國防科技領域”,就是將社會主義祖國最優秀、最優質、最優良、最核心、最關鍵的公有軍工科技企業的資產、技術,以引進帝國主義戰略投資、改制、重租、兼併、收購、合作為遮羞布,賤賣給帝國外資、竊賊資本家。
B.破壞基本經濟制度者叛黨叛國!
2011年04月08日10:51新華網: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彭森悍然宣佈要“改革” 中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彭森叫囂:“十二五時期,推進基本經濟制度、行政體制、財稅體制、金融體制、資源環境價格、社會體制、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制度、統籌城鄉發展體制八大領域改革。對鐵路、鹽業等行業,實現政資分開,推進投資主體多元化。深化電力體制改革。進一步放寬電信、民航、石油等行業市場准入。”
帝國豺狼共濟會及其四大竊賊走狗,夢寐以求禍害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彭森等走資派,急帝國主義之所急、做帝國主義之所需,公然叫囂改變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這是公開叛黨叛國,不加嚴懲,天理不容!
C.嚴懲破壞軍工和基本制度的走資派!
一是開除黨籍。身為共產黨員,不信仰公有公正為目標的社會主義,一心一意、變著花樣推進私有化、復辟資本主義,已經喪失了共產黨員的基本政治條件,應當勸其退黨或開除黨籍。
二是開除工作。拿著勞動人民創造的稅金高薪,不為無產階級說話,盡為資產階級開道,這種吃裏扒外的不孝子孫,用之何益?建議最高人民權力機關代表無產階級的意志,提請有關部門開除這類背叛無產階級利益、禍害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階級異已分子的公職。
三是移送法辦。既然違反了憲 法及其之下的刑法,違反了黨紀和政紀,就應當移送紀檢監察調查和司法部門法辦,為捍衛社會主義大業計,對此類與資產階級穿一條褲子的達高貴人要依法從重從快嚴厲懲處。
五是驅逐、沒收、回收、關閉豺狼竊賊資本。
A.驅逐豺狼金融,搞活公有金融和保險。(略)
B.驅逐豺狼媒體,聯營或贖買民族媒體。
C.收回公有黃金、停購或拋售豺狼債券。
D.驅逐沒收關閉竊賊網路、害人遊戲網路。
E.驅逐沒收關閉稀土、鎢等私有礦業。
F.驅逐沒收關閉欺詐國人的豺狼超市。
(2)沒收、贖買或聯營私有買辦資本。
一是瘋狂推進“全面私有化”違反憲法。
眾所周知,支撐著無產階級政權和社會主義經濟大廈的基礎,僅剩下公有軍工、土地、銀行、鐵路(高鐵)、民航、水利、民航等少之又少的命脈領域、關鍵行業的公有企業了!以公有公正、共產共富為目標的中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已經遭受了嚴重的破壞。
面對中外帝國主義及其資產階級的瘋狂圍剿、D和國家的領導人代表D和人民的意志和心聲,在最高權力機關的全國代表大會上向全國和全世界宣佈:
A.“五個不搞”:不搞多D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
B.“八個確立”
確立了國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務;
確立了中國共 產 D的領導地位;
確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 澤 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導地位;
確立了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
確立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
確立了國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公民依法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
確立了中國共 產 D領導的多D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
確立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制度。
C.走資派公然叫囂改變基本制度、全面推進私有化。
吳邦國委員長代理党和人民的意志宣傳“確立國家的基礎經濟制度”話音剛落,2011年04月08國家發改委的官員竟然立即與之唱對臺戲:要“推進基本經濟制度改革”,試問,憲法確立的國家的基本經濟制度能改掉、革掉嗎?!
黨中央剛剛宣佈“五個不搞”, 2011年4月8日國家工信部的官員悍然宣佈要將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核心軍工技術和產品向中外竊賊帝國資本家開放!
全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不得不問這個別的走資派:是什麼力量?什麼勢力?什麼帝國的神力支撐著你們公然破壞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出賣軍隊國家和人的核心技術和資產?!
2011年04月08日國家發改委的官員也迅速與黨中央、全國人大唱對臺戲:“對鐵路、鹽業等行業,實現政資分開,推進投資主體多元化。深化電力體制改革。進一步放寬電信、民航、石油、電力等行業市場准入。”
只要不是傻瓜,就能明白,精陰口中的民營准入、投資,實質就是私有化。人民又要質問了:是最高權力機關的權力大,還是一個部委的極少別副部級官員的權力大?
二是沒收、贖買或聯營工商礦業。
國資公司以土地、資金、技術變現入股的方式,贖買聯營資源類和服務類私有資本。
A.工業方面,國家牢牢掌握國有土地。國資公司以土地、能源、資金、技術入股變現,沒收、贖買或聯營私有買辦工業。
B.商業方面,城市的商業房地產全部以贖買的方式收歸國家人民公有!國資公司以公有地產和房產入股變現的形式,沒收、贖買或聯營私營買辦商業。
C.礦業方面,國家牢牢掌握國有礦產資源。主要礦業贖買收歸人民公有生產經營,非主要的礦業,可以租賃承包私人經營,租賃承包費市場競標、收入使用全程向人民公開。
三是贖買、聯營或沒收資源服務類私有資本。
A.成本價贖買小產權房、沒收違法房產。
B.贖買或沒收原公有林業。林業私有化違反憲法。
C.贖買或沒收原公有農業軍工等科研機構。
D.贖買或沒收原公有草業。草業私有化違反憲法。
E.聯營或贖買私有能源。
F.聯營或贖買私有醫院。
G.聯營或贖買私有交通。
H.聯營或贖買私有教育。
(3)統分結合推進農民合作化。
一是財閥及走狗禍害中國農業罪惡滔天。
壟斷財閥侵吞糧油水務、禍害社會主義、盤剝屠 殺中國人完整的罪惡軌跡是:
A.廢除公有農業。
帝國壟斷財閥共濟會通過其執政的傀儡帝國主義政府及其飼養在中國的走狗,忽悠和迫使中國廢除中國農村公有經濟體系—三級集體經濟組織、把中國農業重新打回到汪洋大海般小農經濟時代。
B.廢除公有糧油種業、科技和供銷體系。
種種跡象表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漢奸賣國賊,正在瘋狂毀我民族生存的長城—公有糧食生產、良種供應、科技服務和供銷體系!
帝國及其走狗以所謂的國際貿易組織規則為幌子,壟斷中國糧油等種業市場,擊垮中國公有糧油產、供、銷、種業和科研系統。全面廢除體系完整的公有糧油產供銷體系,復辟私有剝削、財閥壟斷的糧油供銷業。
C.廢除公有糧油加工業。
帝國壟斷財閥共濟會忽悠和迫使中國城市工商業全面私有化,廢除了中國城市的公有糧食加工銷售系統,從自中國農業生產、加工、銷售系統全面私有化、個體化、變成了汪洋大海小農生產、私有糧油加工、個體糧油銷售業。一盤散沙般的中國糧油生產加工銷售體系,根本無法抗衡帝國壟斷財閥操縱的帝國糧油生產銷售大鱷。
D.壟斷房地產盤剝國人。
剝奪國人每人集資建設一套免土地費住房的合符憲法、黨章、天理的政策,以城市化為幌子,忽悠政府聽任竊賊資本家壟斷土地,將成本僅1000元左右的房價推高到數萬元一平米。敲骨吸髓地盤剝中國人!
E.破壞18億畝耕地紅線。
帝國豺狼及走狗茅以軾們大肆攻擊18畝耕地紅線,向竊賊資本家大肆低價或免費出讓人民公有的土地!
F.大肆兜售轉基因產品。
在壟斷之初,壟斷財閥共濟會兜售不殺人的轉基因產品,到了壟斷的後期,就可以兜售滅絕中國人的殺人的轉基因產品。據郎咸平教授的資料,2003年,帝國主義用高產量、高出油率的轉基因大豆(價格便宜百分之十幾的、出油量多六分之一),一舉擊垮淘汰了中國東北的常規大豆品種。
G.操縱壟斷國際糧油市場。
通過操縱國際糧油市場擊垮中國的公有和私有農工商企業。如2003年8月到2004年5月份壟斷操縱國際大豆市場的價格,把大豆價格拉到了4400塊/噸。當中國企業在4月份以平均4300塊/噸的價格購進了800多萬噸美國大豆後。壟斷財閥乘機拋售大豆期貨,把國際市場大豆價格打到了2000多塊一噸。造成中國70%的油脂壓榨工廠倒閉。食用油市場全部被外資壟斷,如金龍魚、魯花、福臨門統統是豺狼吸血的帝國企業。
H.竊取廢除公有水務和水利。
徹底壟斷中國糧油農工商企業,城鄉水利和水務,徹底地控制中國人民的生存命脈!
至此,中國糧油生產、加工、銷售、國際貿易業的全面潰敗,中國農業私有化分散化買辦化,是中國社會主義公有經濟可能全面被帝國禍害的縮影。
I.忽悠推進公有林業私有化,破壞糧食生態屏障。
J.忽悠以土地流轉為名推進土地私有化。
先資本化流轉、銀行化抵押、長期佔有、逐漸私有;
最後城市壟斷和國際財閥下鄉操縱收購中國土地。
由此可見,中國人民要生存要發展,必須徹底跳出豺狼及其走狗設置的陷井,從制度創新、物質生產、加工貿易各信領域全面反擊豺狼及其走狗的進攻。
二是為抗衡竊賊豺狼,党必須領導農民合作化。
A.只有農業合作化,才能抗禦竊賊資本的入侵吞併。
強化集體統層經營能夠有力量保證分散的農民的團結,因而能夠更有效地與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作鬥爭。
B.只有農業合作化,才能組織建設大型公益工程。
強化集體統層經營能調動集體的力量,大興農田水利工程,推進新農村建設,改善生產和生產條件,提高抗禦自然災害的能力。
三是沒收私化半私化的山林、土地、資源水利。
A.土地屬人民公有,農民承包經營,用於農業生產。
B.土地是公有財富之母,不容資本化流轉私化。
C.已經流轉私化的土地、山林、資源必須收回公有。
四是公有土地雙層經營、統分結合。
A.統分結合,提高兩個積極性。
實行統一經營和分散經營相結合,提高兩個積極性和抗禦自然災害的能力。
B.合作經營,提高生產力。
一是統分結合,能集中更多的勞動力和經濟力量,能夠更多地和更好地利用新的農業技術,便於進行農業的技術改革和基本建設,因而可能有效地逐步擴大農業的再生產。
二是有條件的地方成立農業公司,實行土地統一經營、因地種植,村集體有計劃的分工分業的勞動,合理地統一使用勞動力,科學地推廣良種良法,以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土地生產率。
五是創建公有公正、共產共富的新農村。
A.集中資源推進農工商一體化。
農村合作化能夠更多地節約勞動的時間和更多地節約出勞動力,所以能夠更好地發展農村工商業,以促進農民致富的步伐。
B.有計劃按市場安排生產。
農村合作化可以實現農民有計劃地按市場安排生產,有利於合理地配置生產要素,提高農村經濟的市場競爭力。
C.工業化的模式是華西村、劉莊村、南街村的模式。
推進農村合作化,集中公有的生產資料,因地制宜、宜工則工、宜農則農、宜商則商,適合合作經營的,村集體統一經營,不適合作經營的,農戶分戶經營。統分結合地安排農業、工業、商業生產和經營。
D.生產關係學習華西村、劉莊村、實現共產共富。
按能分勞。
按勞分配。
按績獎勵。即按勞動競賽和市場競爭獎勵。
按需福利。即住房、醫療、保險等基本需要按需福利。
六是個體工商業互助化。
為抗衡竊賊豺狼,党應領導手工業聯合起來。
組建個體工商合作社。
組建產供銷聯合體。
(6)弘揚文化法寶:馬列哲學、科學漢字、奧社主義。
一是馬列哲學是指引人類徹底解放的思想武器。
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是把唯物論與辯證法;唯物主義自然觀和唯物主義歷史觀結合起來;形成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體系。
辯證唯物主義是無產階級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歷史唯物主義為無產階級和人類解放提供了思想武器。
(1)物質與意識辯論關係原理,終結了形形色色的唯心主義、主觀主義、不可知論、本本主義、天命論、種族主義。
(2)物質運動的規律性與人的主觀能動性辯論關係原理,使人類首次成為大自然的能動的自覺者。
(3)事物是普遍聯繫的原理,將孤立主義、片面主義、關門主義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4)事物是變化發展的原理,粉碎了靜止主義、倒退主義、復辟主義、補課論的溫床。
(5)矛盾的普遍性原理,讓人類用階級的觀點看社會,用對立統一的觀點看宇宙。
(6)矛盾的特殊性原理,讓人類用科學的普遍原理與不同時空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克服本本主義、洋奴哲學。
(7)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相互關係原理,讓人類因地因時因人動態整體地抓住解決問題的關鍵。
(8)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相互關係原理,讓人類集中力量,解決當前最主要的問題、戰勝最主要的敵人。
(9)矛盾的主要方面與次要方面相互關係原理,讓人類在眾多的矛盾方面中,抓住影響矛盾性質的主要方面,把握矛盾的根本屬性。
(10)內因與外因相互關係原理,讓人類既抓住變化的根據,也掌握變化的條件。
(11)量變與質變相互關係原理,讓人類掌握並適應事物變化的規律性,少犯不犯左傾主義或右傾主義錯誤。
(12)否定之否定原理,讓人類認識事物進化的螺旋性上升的大勢。
(13)事物發展的前進性與曲折性相統一原理,讓人類堅定必勝的信心、在戰略上藐視敵人、同時在戰術上重視敵人。
(14)認識與實踐相互關係原理,讓人類明白實踐出真知、“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克服主觀主義、唯心主義、本本主義、片面、靜止、孤立的形而上學。
(15)現象與本質相互關係原理,讓人類透過現象看本質,識破騙子與妖言、永不受剝削階級類人猿、類人獸的欺瞞。
(16)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相互關係原理,讓人類在認識的長征中永不自滿、謙虛謹慎、活到老學到老。
(17)改造客觀世界與改造主觀世界相互關係原理,讓無產階級在解放全人類的偉大事業中、最後解放自己!
(18)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辯證關係原理,讓人類明白“在階級的社會,人的思想和言行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
(19)人的價值原理,讓人類自覺地擔當起階級的使命和人類的使命,推動人類早日全面地實現“公有公正、共產共富、大眾民主、勞動自由、人民計畫和市場當裁判的奧林匹克社會主義”和偉大的共產主義。
二是象形漢字定能戰勝拼音文字。一切公共場合、標牌和正式檔等,驅逐清除垃圾洋奴文字,通過立法立規強制使用科學形象的漢字。
三是奧林匹克社會主義一定能戰勝資本主義!
A.奧林匹克社會主義=奧林匹克+社會主義。
B.奧社以公有為主體、私有剝削為非主體。
C.奧社公有經濟競爭+人民計畫加市場當裁判+鞍鋼憲法經濟民主(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民主革新、民主參與)。
D.奧社生產關係=按能競勞+按勞分配+按績獎勵+按需福利+非主體參股份紅。
E.公有政治人事文化競爭+底層人民政治文化裁判。
F.大眾民主、四大自由、鞍鋼憲法監督財主和權威。
文/李建軍
2011-8-13
讚讚
膽大宋鴻兵悍然得罪了美國的鸚鵡和精英
《貨幣戰爭》剛出版的時候,我就聽到不少人說,宋鴻兵在胡說,什麼都不懂。當《貨幣戰爭》在市場上賣得風風火火時,批評者說,宋鴻兵此書是在誤導中國年輕人。顯然,民眾的喜好與“精英”們認定的價值觀不太相同。
宋鴻兵先生在《貨幣戰爭》的有些觀點我不太認同,所以我曾經就宋鴻兵《貨幣戰爭》中的個別觀點同宋先生打過一個賭,現在還沒到出結果的時候。然而,打賭並不代表我也認為宋鴻兵的書是在胡說。
隨著時間的延續,“貨幣戰爭”一次已成為術語,宋鴻兵的《貨幣戰爭》也已出到第三本了。我覺得如今的宋鴻兵可能會面臨一個危險的處境。如果說當初某些“精英”只想“貶低”宋鴻兵、“淡化”宋鴻兵、“業餘化”宋鴻兵,那麼,從《貨幣戰爭3》開始,宋鴻兵已經真正得罪某些人了。在把宋鴻兵描繪為無知胡說的同時,我彷佛聽到有人在喊:大膽!
宋鴻兵的《貨幣戰爭3》突出的地方之一是,他比較了當年國民黨政府的貨幣政策與共產黨在江西蘇區、華北解放區的貨幣政策。宋鴻兵得出的結論是,民國政府的貨幣政策由於將自己綁在了美國的戰車上,因此失去了貨幣主動權,民國政府像清朝政府一樣,沒有守住金融高邊疆,導致民國政府迅速垮掉。
而紅軍當年之所以能在艱難的條件下,建立起穩固的根據地,並且在以後的發展中最終戰勝國民黨,關鍵就在於共產黨的金融政策堅持了“獨立自主”的原則,將貨幣主權掌握在自己的手裏,成功捍衛了一個政權的金融高邊疆。
僅憑這一點,我想有人就會將宋鴻兵徹底定位了——宋鴻兵在某些人眼裏,很顯然屬於“政治不正確”:跟美國“緊密掛鈎”怎麼能說成是國軍失敗的原因?如今多少人想掛靠美國還掛不上呢!甚至“費盡心機”地弄一個“假文憑”掛靠美國!
不僅如此,宋鴻兵還有更過分的。在描述共產黨的金融幹部時,宋鴻兵先是突出了他們大都沒有專業的訓練,更沒有像國民黨金融專家那樣擁有“美國名牌大學”的真文憑,但是,宋鴻兵在書中說:當今中國所面對的一切貨幣、金融問題,當時的中共金融決策者都面對過,並且在實踐中解決了。宋鴻兵由此得出結論說,共產黨金融決策者的智慧甚至超過了很多諾貝爾獎獲得者。
必須指出的是,宋鴻兵在講述這個結論時,並不是冷嘲熱諷,而是真誠的。事實上,我對宋鴻兵的這個結論基本表示認同。但是,我相信一定會有很多“美利奴”、“愛美精”和“美國鸚鵡”認為,宋鴻兵又在胡說八道了。對於這個問題,我想在這裏再多“胡說八道”幾句。
我曾經介紹過中國古代的“常平倉”制度,這個制度簡單說就是,糧食豐收的時候,政府加價收糧,保護農民的利益;糧食歉收的時候,政府低價賣糧,保證大多數人不受糧食漲價之苦。在嚴重災害的時候,政府甚至免費開倉放糧。常平倉制度似乎只是一種糧食儲備制度,實際上,常平倉也可以看成是一種與貨幣、金融、社會穩定有關的物價制度。
宋鴻兵在《貨幣戰爭3》中很正確地指出,貨幣的最高原則是“道德原則”。這一原則在古代可能沒那麼明確,只是在“(虛擬)紙幣時代”尤其清晰。當今天的人們說貨幣的生命在於“信用”時,實際上就是指“道德原則”:發放紙幣的人或機構,是否堅持不坑害民眾利益的原則?“貨幣道德原則”的確立,我認為是紙幣誕生以後很長時間才清晰起來的。在貨幣的“道德原則”下,再來看金本位、銀本位,實際上它們只是為了保證貨幣道德原則的外部強行限制。
黃金、白銀被稱為“誠實的貨幣”,既突出了道德性,又等於是借助了自然界難以改變的力量,將任何可能違背貨幣道德原則的行為,加以強大的外部限制。然而,貴金屬本位貨幣的問題在於,由於貴金屬數量有限,隨著財富總量的增加和商品交易的頻繁,會造成貴金屬貨幣數量不夠用的情況,從而導致物價不穩定或制約商品經濟的發展。因而,信用貨幣是有必要的。但是,擺脫了誠實的金銀貨幣,信用貨幣如何能夠保證誠實?這是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
宋鴻兵在《貨幣戰爭3》中指出,共產黨在蘇區和解放區實行的貨幣政策,既不是金銀本位,也不是外匯本位,而是“物價本位”,或者叫“物資本位”、“商品本位”。這個術語還可以探討,但我認為,不管叫“物價本位”、“物資本位”、“商品本位”或者其他,共產黨人在貨幣制度上的創新,實際上與中國古代的“常平倉”制度有著密切的關係。
當然,古代常平倉制度只針對糧食,今天,如果把“常平倉”的範圍擴大到幾類最重要的生活必需品,或者擴展到關係國民經濟重大命脈的基礎產品,那麼,從“常平倉”制度擴展開的功能,完全可以看成是超越金銀本位和擺脫金銀本位的純信用貨幣的另一種貨幣形式,我們姑且把它叫做“商品本位”。它的意義在於:既能克服金銀等“誠實貨幣”數量不夠的難題,又能克服純信用貨幣失去外部制約的難題。
換句話說,“商品本位”貨幣基於最重要的幾類基本商品,既能保證貨幣數量與商品總量的匹配,避免貨幣總量不足造成的物價波動,又能使貨幣數量獲得外部硬性條件的制約,以保障貨幣的道德原則。這個道理實際上就蘊含在中國數千年行之有效的“常平倉”制度中。共產黨當年的金融幹部即便沒在外國名牌大學拿過文憑,只要與中國的歷史沒有脫離關係,就很自然地能懂得這個道理。
隨著歷史的發展和貨幣制度的不斷探索與總結,古代比較簡單的“常平倉”制度,發展成真正的“商品本位”貨幣,也許的確可以算作是一種偉大的金融創新。如果中國人能在此基礎上,從理論和實踐等多方面將其完善,我認為,這很可能是未來中國人在金融領域對人類最大的造福。
但要形成完整的理論和制度,還需要充分的設計和各種制度,在這裏不多展開。我還想指出的是,中國人從來不缺道德原則。在國家大政方針上,古代的“天下為公”和現代的“為人民服務”是最高道德原則的體現,加之“商品本位”的實際商品數量的制約,這個擺脫金銀本位的貨幣制度,有可能超越不靠譜的純粹信用貨幣,成為未來全世界貨幣制度的新形式。對於國民黨來說,雖然孫中山借用古人的話,提出“天下為公”,但國民黨事實上並沒有做到。
國民黨過於偏向精英,尤其是依附于洋人的精英,因此,既喪失了貨幣主權,又喪失了道德原則,最終只能失敗。而對於西方人來說,他們既缺乏世俗的道德原則,也缺乏“商品本位”的歷史經驗。連美國的糧食儲備制度,也只是近代才向中國古人學的,時間還不超過一個世紀,中國人完全有理由驕傲。
客觀地說,宋鴻兵在這個問題將共產黨的金融政策制定者譽為超過諾貝爾獎的大師,可能還不算很得罪人,最多被某些人罵成無知、馬屁、五毛、腦殘之類。但是,宋鴻兵在《貨幣戰爭3》中強調的另一個問題,我認為一定會得罪不少人。
宋鴻兵指出,共產黨之所以能戰勝國民黨,最重要的一點是,共產黨在貨幣制度上堅決捍衛了獨立自主,堅決捍衛了貨幣主權,堅定地守住了金融的高邊疆。而國民黨的貨幣金融政策,幾乎完全依靠來自美國名牌大學的海龜,並且由美國人參與制定。與美元匯率掛鈎,使得民國政府的貨幣政策喪失了獨立自主。一群民國的美利奴在傍著美國的同時,既維護了美國的利益,也得到了他們自己的利益,唯獨傷害了中國民眾的利益。
我們通過宋鴻兵對當年國民黨貨幣政策的介紹就會發現,當今中國的貨幣政策,正日益走向當年國民黨的政策。因此,就算宋鴻兵沒有把矛頭明確指向當今中國的貨幣金融政策,人們只要稍稍聯想一下就會看到,當今中國的金融高邊疆也處於即將全面失守的狀態。造成這一現象的關鍵就在於,當今中國又把自己與美國綁在了一起,以至於我們已經失去了很多本該主動的權利。
因此,如果當今中國在金融制度上要繼續與美國結為孿生兄弟,宋鴻兵的觀點就一定會被拋棄。如果未來中國的金融政策,按照宋鴻兵的設想,回到共產黨當初完全獨立自主的道路上,可以想像,當今很多已經與美國連為一體或者勾搭上手的金融界精英們,將遭受重大的個人損失,因為他們會被中國和美國同時拋棄。
而宋鴻兵通過共產黨的成功和國民黨的失敗這樣鮮明的“歷史事實”指出中國貨幣金融政策未來的方向,即便“現實政策”還沒有開始轉向,已經讓很多人不快,甚至視其為仇寇了。用王朔的話說,宋鴻兵已經深刻地得罪了不少“當今的金融精英”。但我認為,如果不得罪那些“美利奴精英”,就必將得罪廣大的中國民眾。因此,得罪少數“精英”,是良知的選擇。
文/劉仰
2011-6
讚讚
【假自由。真壟斷。真謀劃。真操控-西方自由主義普世自由市場神話背後的壟斷操控核心本質/美歐央行銀行財閥托辣斯藉虛擬數位信用百倍高槓桿(虛擬數位金融衍生性黑心垃圾期貨合約定價權)對真金白銀實體經濟進行的金融恐怖主義式攻擊扭曲操控】
Preemptive (Terrorist) Strike Against Precious Metals (Silver & Gold) Nears End
by Jeff Nielson
2011-10-19
I have been intentionally silent on the gold and silver markets for the past several weeks. Prior to that, I wrote several pieces just after and just before the latest take-down in precious metals to alert readers/investors to the fact that “volatility is the new weapon” of the banksters in their efforts to suppress this market.
Since that time, there simply has not been the opportunity to provide readers with any substantiv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most of the recent take-downs in precious metals over the past year or so there have been obvious “prongs of attack” for us to focus upon.
In May, it was the five, outrageous rapid-fire increases in margin requirements by the CME Group in the silver market – with the last four of those increases being implemented despite the fact that silver prices were already falling sharply. Prior to that, at the beginning of February the banksters employed a “suicide bomber” in the gold market to briefly drag down prices.
In this case however, I’ve been unable to discern any single action which would or could account for the especially blatant manipulation of these markets – at a time when all the economic fundamentals and all the seasonal factors were greatly favoring another strong rally in precious metals. Rather, this particular take-down seems to have involved everything but the proverbial “kitchen sink”.
Negative “lease rates” for gold and silver, massive shorting, manipulative margin-hikes and direct collusion between governments all appear to be at work at present. Why have I added “collusion by governments” to this list? It has been abundantly clear from the price action in the gold and silver markets that the buyers have been in charge of these markets for at least the last two years.
The reason why recent manipulation operations by the banksters have been exceptionally brief and shallow is because each time the bullion banks created a brief “sale” on gold and silver the stampede of buyers would immediately drive prices higher any and every time prices neared key support levels. Thus we must conclude that there has been broad collusion during this current take-down: a “deal” between the desperate bankers and the Big Buyers to allow prices to remain at current, depressed levels – most likely in return for a guarantee of a large quantity of real bullion for them to divvy-up between themselves (the “spoils” of their Libyan Campaign, perhaps?).
This attack on precious metals (and most commodity groups) appears to have been an all-out desperation measure. This is the “shock and awe” which the CME Group attempted to create in the silver market in May with its reprehensible conduct. Except while the Manipulators failed with their efforts in May, they certainly appear to have succeeded now with a large portion of the retail investment community.
Indeed, using a military analogy, the massive volatility which the bullion banks first introduced into this market in September could be thought of as an artillery barrage – to “soften up” the market for the take-down which was to follow.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tactics appears to have had a significant psychological effect.
What readers must understand, however, is that none of this matters with respect to the long-term trend for this market – except to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upward pressure on prices. The entire reason for attempting to put investors literally in a state of shock is to prevent them from thinking rationally.
Why is the price of silver at more than $30/oz today instead of under $5/oz as it was roughly a decade earlier?
Because pricing silver at $5/oz caused a 90% decline in global inventories. The banksters could no more prevent the laws of supply and demand from dictating the long-term trend ten years ago than they can today. Indeed, they are much less able to do so – having squandered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ir bullion in their prior years of manipulation.
The overriding principle here is a very simple one: the lower prices go in the short term, the higher they will go in the long term. Period. The reason the banksters have tried to scare investors “witless” is precisely so that they will forget that fundamental principal.
Given that the extreme move downward guarantees (at least) as extreme a move upward in these markets, this begs the question: why have the banksters (and our governments) colluded in an extreme but ultimately futile endeavour at the present time?
The answer is staring us in the face, now merely days away: another massive infusion of Western money-printing – into the ocean of Western banker-paper which has already flooded markets. Most likely this will be an even larger single burst of printing-press activity than what took place immediately following the Crash of ’08.
The money-printing about to take place in Europe has already been clearly telegraphed. EU leaders meet on Sunday for their next “Final Solution” for the made-in-Wall-Street “Euro debt crisis”. They have already made it clear that more “massive bail-outs” are on the way – for deadbeat banks and governments alike.
Meanwhile, on this side of the Atlantic, Helicopter Ben has been engaged in especially absurd stalling. He continually tells the market there is “more the Fed can do”, while avoiding once again spouting his favorite euphemism: “quantitative easing”.
He is utterly transparent. The Fed was harshly criticized around the world for its last money-printing spree. Thus the U.S. could not be first to crank-up its printing press this time. Rather, the ridiculous spin which will be attached to the next “helicopter drop” by the Fed will be that either the Euro debt crisis “forced” the Fed to follow suit, or (more likely) this will be portrayed as the Fed “supporting the actions” of the EU by cranking-up its own printing press in unison.
While we all know never to say “never” in this market, it appears that the latest operation has neared its expiry date. Put another way, it does not appear feasible that the investment community could remain “witless” enough not to fathom the impact of more, massive money-printing. Furthermore, one must also assume that whatever bribery has been used to control the Big Buyers has more or less been used-up.
As always, no matter how strongly we believe that the market is about to reverse higher, investors must refrain from the use of margin in these markets. The combination of psychopathic Wall Street bankers utterly unrestrained by any regulation;
the row of debt-saturated Western domino-economies, ready to topple at any moment;
and the most mind-numbingly incompetent collection of “political leaders” ever assembled equates to the potential for any and every form of economic catastrophe which one could dream-up in their worst nightmare.
Having perhaps scared readers “witless” again, let me reiterate the immutable principles which guide the precious metals market.
Nothing the banksters can do to these markets can alter the long-term trend. The more extreme the downward pressure on precious metals in the short-term, the higher prices will go over the longer term.
Last but not least, for 5,000 years precious metals have been humanity’s only true economic “safe haven”. And today, more than at any other time in centuries we are in desperate need of a ha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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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icide Bombers’ in the Gold Market?
by Jeff Nielson
2011-2-7
I was listening to another fine interview on the King World News site, this one with Ben Davies of Hinde Capital, when I was immediately intrigued by some of Davies’ remarks.
He stated that he considered the entire, recent trading-episode in the gold market “suspicious”, for two reasons.
First of all, he was surprised that any (competent) trader would have leveraged himself into such a dangerous position.
Secondly, and connected with his first observation, he expressed equal surprise that the so-called “regulator” (i.e. the CME Group) would have allowed such a flawed and vulnerable trading position to have been created.
What Davies (and others) have apparently not considered is that this “leveraged”, “dangerous” trade was created to fail – in spectacular fashion. Essentially it appears that the Wall Street banksters (and the corrupt institutions who serve them) have imported the terrorist concept of “the suicide bomber” to precious metals markets.
For those not familiar with the episode to which Davies refers, a previously unknown metals trader named Daniel Shak used $10 million to leverage his way into an $850 million “spread trade” (i.e. 85:1 leverage) in the U.S. gold futures market – equal in size to more than 10% of this entire market.
With the banksters printing-up “money” by the trillions, $10 million is nothing more than pocket-change, and even eating the entire $850 million loss represents just slightly more than 0.1% of Bernanke’s most recent money-printing. Does anyone here think that Wall Street would be happy to throw away a mere $850 million – when default in the precious metals market threatens JP Morgan (and others) with out-and-out bankruptcy?
The logic here is elementary. When you have a committed hyperinflationist like Ben Bernanke ready to create another $600 billion (out of thin air) with merely a mouse-click – any and every time Wall Street requests a new shipment of Bernanke-bills – then throwing away (deliberately) a few billion dollars on a “bad trade” is (literally) no different than losing a game of “Monopoly”.
The “game” ends, another batch of Bernanke-bills is printed up – and another “suicide bomber” enters the precious metals market. While readers may be horrified at yet another example of Wall Street’s incessant “economic terrorism”, precious metals investors need have no fear of yet another desperation tactic by this crime syndicate.
As I regularly remind readers, none of the games the bankers play in markets (and terrorism is currently their favorite game) can do anything more than briefly stall the rise in precious metals. The bottom-line will always remain that once the last of the banksters’ (real) bullion has been given away…by themselves…at rock-bottom prices, then their manipulation games are finally over.
Yes, the banksters have leveraged their actual bullion by (at least) 100:1. Yes, these reckless criminals will continue to increase that insane leverage – to 1000:1, or even 1,000,000:1. The only important number in this ratio is the “1” on the right. It is totally irrelevant (on a long-term basis) how far the banksters are able to ratchet-up their leverage – on their road to self-destruction.
Once the “1” on the right becomes a “0”, the game is over. A “hundred times” zero is still zero. A “billion times” zero is still zero. When their physical bullion is gone, their entire empire of manipulated bullion markets, and bogus “bullion products” will simply evaporate into thin air – just like the rest of the banksters’ fiat-paper empire.
In the meantime, all that the invention of precious metals suicide bombers really means is that there will be even greater “volatility” in this market. This has several implications. Over the short-term, idiot-traders who continue to try to “play” this market with leverage will be wiped-out at an even greater rate/speed. Ultimately this is good news, as wringing all of the leverage out of the “long” side of this equation simply puts all that gold and silver into “stronger hands” – who can never be forced out by the bankers. In this respect, the CME Group’s short-sighted decision to recently jack-up margin requirements (only for gold and silver “long” investors) also makes the longs stronger over time.
The other implication here is the old adage among veteran investors that “volatility is a friend of the investor”. All readers need to understand that without volatility there is no money to be made in markets. If all assets are/were perfectly and fairly priced, then there would be no potential for either profits or losses.
Volatility (by definition) pushes assets above or below their “fair market value”. This makes the rules of the game ultimately very simple: when the banksters push-down bullion prices, we buy physical bullion (and the shares of the precious metals miners), when volatility causes a spike in the sector, we take some profits with our shares in the miners – and look for the opportunity to reinvest those profits at better prices.
We do not sell our bullion – because our bullion represents our financial “insurance”, not a mere investment. Would any homeowner sell off the fire insurance they have on their home, simply because they could unload their insurance at a profit?
Rather than allowing the Wall Street banksters to make us their victims, ordinary precious metals investors need to think like “the big buyers” – and allow the banksters to work for you, not against you. Ignore their terrorism, and conquer your own fears. “Defeat” in the precious metals market is inevitable for the banksters. These Wall Street ambushes of the precious metals sector now truly only represent one thing to the rational investor: a “sale” on precious metals assets.
“Fear of the unknown” is one of the greatest weapons of Wall Street (just like all terrorists). In this respect, merely identifying these suicide bombers as another transparent bankster tactic greatly diminishes the impact of this terrorism. We need not “fear the Reaper”, we only need to understand him.
讚讚
《有無——薩達姆(伊拉克海珊)的海灣戰爭(波斯灣戰爭)與冷戰後全球大棋局》
(與當前敘利亞局勢高度相關)
莫斯科佔據阿富汗這個博弈支點,試圖借道伊朗去破局“石油美元霸權”,但是這一招“回馬槍”被薩達姆(海珊)擋在波斯灣以東,莫斯科爭勢無果,其博弈操作遂轉向被動,逐漸導向一個結果——莫斯科要在“主動解體”與“被動解體”之間做選擇——莫斯科選擇了“主動解體”。(期間的國內外博弈鬥爭也很複雜,問題本身更極為重要。留做專題討論)
“主動解體”讓莫斯科從“敗局”中挽回一點主動性,這也是莫斯科選擇“主動解體”的“原因”之一,而怎樣利用好這個“主動性”,莫斯科也一定已經做了深刻推演,也一定是在這條“主動解體路線”上的推演結果(和在推演內容中再做出主動佈局,並由此得到的進一步的推演結果)讓莫斯科“可以”確定“主動解體”路線,就是說,在蘇聯解體前後,莫斯科一定在“大棋局”盤面上做了重要的博弈佈署,一定運籌了讓美英土著難以應接的大謀略——
那麼做為主動的博弈者,莫斯科會選擇哪里佈局呢?或者說,美、蘇最後的博弈決鬥會發生在哪里呢?
既然這場決鬥發源于石油美元,此後的博弈平臺仍然還在中東石油產區,那麼莫斯科也一定要在這裏埋下勝負手。
在中東那些土著博弈者中,薩達姆曾經是一個“異動者”,在中東博弈局面上他所處的位置也讓他不得不做一個“異動者”——地緣上,伊拉克南翼是石油儲量第一的沙特,東南方向是沙特的“王權”盟友們,它們和沙特(沙烏地阿拉伯)一道已經(也勢將)被美帝國選擇為“(非民主;專制王權)戰略盟友”,也就基本上失去了博弈者身份;東翼是不能投靠美、蘇兩大霸權中任何一方的伊朗,而伊朗又成為美、蘇的必爭之地,伊朗也就勢必自立為一個中東大局中的土著博弈者。
此外,伊拉克的西翼還有以色列這個特殊博弈者,北翼則是土耳其這個身份特殊的北約國家。那麼,莫斯科要施展它的謀略為“冷戰收盤”佈局,難免要首選伊拉克做道具。
(做為國家,伊拉克的本源在兩河沖積平原上廣大的農耕區域,而農耕區域必定承載了相對眾多的人口,區域內又根本沒有可以阻擋大軍攻伐的自然屏障,那麼這方土地上必定要出現一個在歷史變遷中相當穩定的國家——它也用以抵抗歷史變遷。但是從伊拉克向東,向西北,分別有廣大的山地高原,山地高原能夠承載較多的耕、牧人口,又能讓這裏的政權進退可依,而相對穩定的政權下就形成穩定的民族。這種“山地高原民族國家”又時而有能力攻伐與它相鄰的大平原,雖然不能形成長久的統治,卻能夠割占-整合平原上的一部分農耕生產力,並就此與農耕鄰國埋下領土爭端的種子,這就是伊朗(土耳其與伊拉克之間有廣闊荒漠,能夠有效阻斷攻伐,也就阻斷統治繩索)。在伊拉克的南翼是夾雜著綠洲的廣闊沙漠,這裏的博弈邏輯是:只有統一了大沙漠的主體區域才能夠制止廣闊沙漠裏的部落攻伐,從而讓“大沙漠政治”穩定下來,穩定下來的這個政權就是現代史上這個“沙烏地阿拉伯”。
除了土耳其,波斯灣沿岸就有了三大國家:沙特(沙烏地阿拉伯)、伊拉克、伊朗。又,在這片相當乾旱的中東大區,沖積平原的幅員不及沙漠廣大,而伊朗高原如果不是比兩河平原遼闊,它就沒有可能逃出兩河政權的長期控制從而不能形成穩定的民族國家——那麼大致按照三大國的領土面積,波斯灣油氣在儲量分佈上也沒有逃出 “概率空間”。)
下面再看中東博弈的核心與關鍵——既然莫斯科未能打通它進入波斯灣的道路,既然中東大博弈從傳統的地緣政治博弈向“石油美元博弈”這種資本直接以博弈者身份參與的“軟博弈”演變,既然莫斯科基本定下“主動解體”路線圖因而不再直接參與中東角逐,那麼莫斯科就要給美帝國留下一個強大對手,還最好是一個資本對手,而這個對手還會從內部攻擊美帝國,能夠從全球“大棋局”制約和攻擊美帝國——猶太資本勢力佈署在華爾街和中東石油產區(以色列,及以色列與石油王權的關係),對“石油美元”的控制能力更強,更直接,它還是美英資本隨時準備創造機會去鯨吞的獵物……基於兩路資本之間這種“決鬥關係”和單向“鯨吞關係”,美英土著資本一定要至少壓制住猶太資本的這個實體根基——以色列。當然,美英資本不需要讓以色列這個國家被阿拉伯勢力徹底趕進地中海,只要以色列在阿拉伯-伊斯蘭的巨大壓力下疲于應付,有求于美英土著,從而令猶太資本也陷於被動,美英土著資本就有機會鯨吞猶太資本,或者在保留這一“鯨吞權利”的前提下先行“解體蘇聯”。反過來,憑藉以色列為政權依託(包括軍力和核武。1968年底,以色列每年已經可以生產四至五枚核彈頭),猶太資本可以進行有效抵抗,以色列以它博弈“棋手”的身份還可以聯合歐陸、俄羅斯(蘇聯的繼承者)、中國、阿拉伯王權(手中有石油武器),對美帝國的單極霸權實施反制,再以華爾街鬥爭做為配合,不難攪亂美英土著資本的“大棋局”,促使美英單極霸權走向終結。
又,之所以這些棋手(資本,政權實體)將會同猶太資本配合,是因為在美英單極霸權格局下,美英資本將無所求於它們,又為了鞏固、擴大美英的單極霸權而要去要去徹底壓制它們,而它們也會借美英的單極霸權秩序被(猶太資本)致亂之機謀求連橫,壓縮或者推翻美英單極霸權並且去謀求它們自身的霸權,那麼它們對美英霸權的威脅更反過來又要求美英資本去徹底壓制它們——而這種博弈關係也能夠加劇它們針對美英單極霸權的博弈力度。
那麼,除非美英有把握一舉奪取並穩固單極霸權,不需要擔憂其他博弈者(聯合)反擊它們,則“怎樣壓制住以色列”就成為“美帝國的大棋局”上的一個關鍵“課題”,而壓制以色列就要利用以色列的“天然”敵手——阿拉伯勢力和伊斯蘭勢力。
那麼反過來,莫斯科最需要做的就是扶植以色列-猶太資本,而流徙在美帝國的猶太資本離不開來自以色列政權的支撐,那麼對猶太資本不能在資本層面給予幫助的莫斯科,就要堅決支持-支撐以色列,就要制止美帝國利用阿拉伯-伊斯蘭勢力去打壓以色列。
其時,阿拉伯諸幫內部有兩大勢力——一組是沙特(沙烏地阿拉伯)等王政國家群體,一組是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埃及等以強人獨裁為主流特徵的世俗政權(從伊斯蘭這個範疇更廣泛的環境看,還有宗教政體的伊朗、世俗化也西化的土耳其兩個重要勢力)。其中,前一組王權勢力並不願意打壓以色列,因為——美帝國以“沙特等國的王權政體之容易被推翻”這一緊迫現實去威脅這些王權,要求它們支持“石油美元”,否則美帝國可以輕易“幫助”阿拉伯民眾推翻他們的王政,只是,在冷戰時代,美帝國需要顧忌蘇聯,所以這些阿拉伯王權勢力握有有限的“反叛權”。而當蘇聯失去力量不再能與美帝國抗衡,美帝國就根本不需要向阿拉伯王權交付任何條件,就能夠驅策這些王權更馴服地為美帝國服務,又隨時可以出於戰略需要廢黜“石油王權”,轉而去為“石油美元”扶植另外的代理人,除非——在美帝國內部有一支力量可以有效約束美帝國的中東策略、戰略,而這支力量只能是猶太資本。
以色列在中東,猶太資本在華爾街-華盛頓,它們願意並且能夠出手幫助阿拉伯王權——直接地,可以減輕美帝國對這些王權的壓力,包括收買、攪亂華盛頓的政策;間接地,通過博弈縱橫,阿拉伯王權與以色列+猶太資本還形成一種“看似奇怪”的聯盟,共同制約著美帝國的中東霸權,繼而也制約了美帝國在全球的單極霸權。這種聯手制約又主要是制約了美帝國在中東霸權的操作路徑,即迫使美帝國必須沿用“以阿拉伯王權為盟友”這種代理人模式,而阿拉伯王權又以消極“反以”回報以色列-猶太資本。
在後一組阿拉伯(阿拉伯語社會)勢力中,薩達姆的伊拉克最有實力和影響力——它有“石油武器”和石油財力,有可供領袖阿拉伯諸邦的人口和國土,擁有“波斯灣石油地緣”重要性,還謀求核武(兩伊戰爭期間先後被伊朗、以色列空襲而停滯),也代表世俗革命。從幾個方面看,伊拉克都是的最適合的領頭羊之選,可供美英驅策去聯合其他阿拉伯諸邦共同打擊以色列。雖然伊拉克的國力在“兩伊戰爭”中大損,但以石油財力,其國力可以在十年內恢復如昔,如果伊拉克還整合了科威特的國力又主要是石油收益的話,它還將變得更強。此外,兩伊戰爭鍛造了伊拉克軍伍,損失的武庫可以由石油收益補充,石油經濟為主的社會又是高生育率社會讓伊拉克也不乏兵源,而兵源優勢是以色列最為忌憚的。再看其他阿拉伯國家——利比亞遠離波斯灣,人口和國力有限,不能提供足夠的反以力度;埃及人口眾多,與以色列相鄰,曾經是阿拉伯諸邦中的“反以”主力,又地處運河被美英勢力影響,這些條件都可供“反以”。但是,埃及不夠富足,不論埃及是不是反以和怎樣強烈反以,它都不能從阿石油王權“兄弟”那裏拿到更多“反以補助”(以色列-阿王權秘盟),而且埃及的前景不能寄望於石油,反而更寄望於以色列可以幫助提供的正常的區域經濟和一個“大地中海”,所以在幾次中東戰爭之後,在“大棋局”形式大變的情勢下,埃及不能,也不願成為反以主力,也沒有道理再為那些富裕的“阿拉伯兄弟”充當炮灰和支付戰爭消耗。那麼,美英土著要找出一個可供它們壓制以色列的“盟友”,同時,最好這個“盟友”還能威懾阿王權(令它們聽命,否則美英就允許這個“盟友”取而代之),還能抵住莫斯科的“伊朗局”(在蘇聯解體之後,莫斯科還要繼續操作),就只有兩個選擇——伊拉克、敘利亞。
(當然,如果美英土著選擇的這個“盟友”足夠強大,它也就可以成為蘇聯、歐陸、猶太資本這些博弈者的棋子與“盟友”,不過這種情況能夠出現還需要特定的博弈環境與條件。)
那麼,莫斯科就要提前解除伊拉克、敘利亞對以色列構成的威脅。(如果莫斯科能夠做到,那麼美英土著如果還要廢黜以色列對猶太資本的支持作用,就只有直接派出美軍去攻伐以色列了,則猶太資本就要“跳牆”了,中東也只能上演“N國演繹”了,莫斯科將奪走美帝國的單極霸權了。)然而,莫斯科無法做到同時削弱伊拉克和敘利亞,哪怕去直接削弱其中之一,也做不到。好在,莫斯科曾經長期支持敘利亞,兩國有著相當於盟國的良好關係,莫斯科可以爭取到大馬士革的立場,但不利的是——與伊拉克相比,敘利亞不夠強大,它很少有石油收益,等於沒有石油武器,它的政權在阿拉維派(什葉派的一個支派)之手,而這個派別只占敘利亞人口的11%,所以這個現政權不夠穩定,又,敘利亞與伊拉克國土相連,所以伊拉克有軍事、政治兩種武器可以顛覆敘利亞。那麼,莫斯科就要卸除伊拉克對敘利亞構成的威脅,也就能夠卸除“一個再度強大起來的伊拉克將對猶太資本構成的威脅”。還不止於此,莫斯科還要斬獲更多——
巴格達時間1990年8月2日淩晨2時,伊拉克以10萬兵力侵入科威特,迅速取得全勝並攻佔科威特王宮,包括時任亞奧理事會主席的法赫德親王在內的一些王室成員被殺。8月7日新的科威特-即科威特共和國成立,8月8日,應科威特共和國政府要求,科威特與伊拉克“徹底地不可逆轉地實現了合併”——薩達姆做出這樣一個重大決策之前,必然已經審慎觀察了國際局勢,嚴謹推演了美、蘇的立場和反應,並且至少與美、蘇之一做過溝通,得到它或者它們的支援與配合,這樣,薩達姆才敢於製造這樣的“大事件”,但這個溝通對象(支持者)不是華盛頓。
那麼當“科威特事件”發生,如果美帝國不壓制住薩達姆的伊拉克,則阿王權及其資本將陷於危局,隨後陷入危局的就是以色列和猶太資本,所以它們此時必須在“叛局”路線上有所行動,則莫斯科在“蘇聯不解體反而可以反攻”這條路線上將有機可乘。如果莫斯科實施反擊的條件還是不能形成(成熟),則莫斯科在拿到它由此可以拿到的更多籌碼(蘇聯解體的條件)之余,也充分利用這場“海灣局”,通過借美帝國之手打弱伊拉克,為“冷戰後”時代提前佈局,這個佈局將大大有利於莫斯科——
(1)這場“打弱伊拉克”的戰爭勢必在波斯灣-中東社會製造和升級對美帝國的恐懼,也製造和升級“反美環境”。
之所以這必須是一場“打弱”伊拉克的戰爭,而不僅限於美帝國出賣迫使伊拉克撤兵,是因為——如果華盛頓不使用美軍打弱伊拉克,則阿王權不可能卸除它與伊拉克的矛盾和不信任,實際上則是阿王權對華盛頓的的不信任將要驟增(與薩達姆尚未侵佔科威特時相比),則阿王權的“叛美立場”將非常堅定,從而猶太資本的叛局動作也就加緊和加劇,而且當伊拉克在將來某一時刻攻伐敘利亞的時候,阿王權將會站在敘利亞一邊,通過要脅華盛頓,通過它們在中東的影響力去制止伊拉克。
(2)為阿王權除去來自伊拉克這個近身強鄰的威脅,讓阿王權獲得獨立的博弈立場,這個獨立的博弈立場可以牽制美帝國的單極霸權,可供配合莫斯科實施“冷戰後反擊”。(例如阿王權可以啟用法郎、馬克、日元,或者此後出臺的歐元去結算其石油出口)
(3)猶太資本-以色列也丟掉了伊拉克這個威脅,可以站在更獨立、更強硬的博弈立場,更少受制於華盛頓。
(4)阿王權較少受制於美帝國,也就意味著以色列的安全能夠獲得更多來自阿王權的支撐,還意味著猶太資本針對美英土著的博弈立場可以更少受制于美英(相反,美英土著威脅阿王權,也就間接威脅了猶太資本)。
(5)※※※※※ 最為重要的是——當冷戰收官,蘇聯解體,莫斯科從全球收縮其勢力,包括全面撤除其海外軍事基地,卻唯獨保留了敘利亞的塔爾圖斯港這唯一一處海外軍事基地。該基地加上莫斯科與敘利亞傳統的聯盟關係,可供壓迫以色列-猶太資本的博弈立場,要求後者在“後冷戰”時代的全球大棋局中做出博弈佈署時要照顧莫斯科的利益,以至於要配合莫斯科的佈署,當然,莫斯科與猶太資本也可以借此達成針對其他博弈者的“博弈協同”。(莫斯科通過敘利亞脅迫以色列-猶太資本的手段,除了來自軍事基地和敘利亞政權的戰略決心,也包括經常性手段。也所以,“這個敘利亞”很“可以”是真主党、哈馬斯等強硬派反以組織的重要後臺。當然,也有理由測想:以色列是否已經把影響力打入了真主党、哈馬斯內部,也同敘利亞有著戰略性合作。)同時,猶太資本的博弈立場偏向莫斯科,雖然是出於“被迫”,但是客觀上就使得美英土著更加需要剪除猶太資本勢力在美帝國金融、政權層面的影響力,而這種影響力又以資本實力為後盾,這樣,莫斯科就更加離間了原本已經處在搏鬥-鯨吞關係中的美英土著與猶太資本,讓猶太資本在美帝國的處境更加危險,讓它必須加速、加深那個“叛局”。那麼,為了讓莫斯科針對以色列-猶太資本的這張“敘利亞牌”生效,莫斯科就要替敘利亞解除來自伊拉克的軍事威脅,讓美英不能利用伊拉克的實力“吃掉”莫斯科的這張“敘利亞牌”,因為伊拉克可以——或者壓迫敘利亞迫使敘利亞政權改變親莫斯科立場,或者薩達姆在美英的支援下直接兵發大馬士革,或者支持敘利亞境內的占人口大多數的遜尼派顛覆親莫斯科的阿拉維派現政權。反過來,一旦伊拉克勢力進入敘利亞,伊拉克就直接對以色列兵臨城下了(伊拉克要直接威脅以色列,必須途經約旦或者敘利亞國土),這等於美英從莫斯科手裏奪去針對猶太資本的這張“敘利亞大牌”,又抓緊在它們自己的手心。或者,哪怕伊拉克並不壓迫、攻伐敘利亞,只是掀起和領導一場“反以運動”,輔以軍事動作(例如向約旦、敘利亞借道),也同樣等於美英握有一張針對猶太資本的“伊拉克牌”。——那麼總結起來,莫斯科借美英之手打掉了伊拉克針對敘利亞的軍力優勢,保住了自己手裏的大牌,同時消除了華盛頓手裏的大牌,一得一失之間,莫斯科大勝。【當前的敘利亞局勢中,各方博弈者正在著力爭奪的目標就主要包括這一張“針對猶太資本的敘利亞牌”。】※※※※※
既然“冷戰後”莫斯科將退出中東,華盛頓就可以按照它的需要全盤宰製波斯灣-中東,包括薩達姆的伊拉克,那麼在大局觀上,在“冷戰收盤”之前,中東的任何“異動”都不會對莫斯科造成不利。所以,莫斯科完全可以“授意”薩達姆,“幫助”他做出侵佔-統一科威特這個決斷,而這個“授意”或者這個在莫斯科與巴格達之間的“密約”應該只是——在博弈邏輯上達成相互理解,所以雙方可以和願意協同行動。
華盛頓以進取的立場爭取贏得冷戰,而莫斯科不得不以收縮的立場處置冷戰大勢,在這一前提下,莫斯科就通過“海灣局”掠獲到最大博弈戰果,並且讓華盛頓從“贏得冷戰”中得到的勝利果實大打折扣,從事實上把冷戰置換到新的博弈格局中來,把冷戰延續下來,把莫斯科的敗局轉變成一次階段性事件,把“蘇聯解體和蘇東解體”變成冷戰這場戰爭中的一場階段性戰役,一場“大撤退”性質的防禦戰役——莫斯科在冷戰中失去了決勝的機會,也失去了奪得階段性勝利的機會,那麼莫斯科需要放遠視野,提前做出戰略性佈局……
然而,莫斯科還不能就此停止博弈推演,因為“大棋局”由多方共同捭闔,在博弈推演的任一節點上都有可能被其他博弈者借局佈局,所以上述博弈推演還不夠充分……下邊從薩達姆的立場對這盤“海灣局”再做演繹。
“冷戰後”,或者至少波斯灣的“冷戰後”(莫斯科退出阿富汗從而遠離波斯灣政治已成事實),鑒於美帝國將沒有實力對等的對手,至少在中東沒有,所以薩達姆必須以美帝國的立場去定位伊拉克的立場,定位伊拉克的國運路向——
(1)針對阿王權,針對中東石油政治大盤——
在現時和未來的中東博弈中,初看之下,莫斯科也需要伊拉克,至少看起來伊拉克的存在和強大能讓中東博弈變得複雜,從而有利於勢力相對較弱的博弈者縱橫操作,尤其當莫斯科已經從伊朗方向撤退(結束阿富汗戰事)。但是,能夠破局“石油美元”的只有阿王權團體,即便另外謀成“俄佩克”之類鬥爭平臺也很難與歐佩克競逐。而一旦阿王權準備叛離“石油美元”,美英土著反而要利用伊拉克去制約阿王權。但是,當蘇聯從阿富汗後撤,即說明莫斯科無力、無意再來波斯灣與美帝國做大開大合的爭逐,那麼波斯灣乃至中東的政治格局將由美帝國做一家獨裁。按照美英土著的博弈需要,不讓中東地區出現一個阿拉伯強國——是美英土著的方向性策略,而保留阿王權就能確保實現這個大策略(阿王權國家占中東阿拉伯國家中的半數,佔有大部分石油儲量,且容易受美英的控制),讓變化、變數出現的時間延後還有利於美英霸權拖延那個“被破局”時間點的到來(不論那個破局是否有成效),所以美英在原則上會盡可能保留阿王權,直到不得不廢黜它,或者變化了的博弈大勢要求美帝國放棄它。再造另一個版本的“中東局”。所以,(美英土著資本的)美帝國不會輕易允許薩達姆衝擊阿王權,那麼美帝國以薩達姆做為威脅阿王權的工具——這個選擇的必要性失去了成色。
(2)針對以色列——
“冷戰後大棋局”的主題將是資本大搏鬥和“石油金融爭奪戰”。美英土著可以利用薩達姆,讓他領袖各路阿拉伯力量——(1)衝擊以色列。直接令猶太資本失去根基而失勢,再褫奪-鯨吞之。或者,迫使猶太資本向美英土著妥協和交付籌碼,借此打亂猶太資本的博弈佈署和博弈步調,包括迫使猶太資本與美英土著合作去打擊俄羅斯、歐陸,再返身謀奪猶太資本。(2)利用薩達姆的伊拉克,或者武力攻伐敘利亞,或者致亂敘利亞讓遜尼派奪權。目標都是讓敘利亞從親蘇(俄)立場轉變到親美立場。(3)讓薩達姆威懾-衝擊阿王權,間接威懾-衝擊以色列。
那麼,伊拉克可以繼續為(美英土著的)美帝國所用,但前提是伊拉克需要足夠強大才能對以色列構成實質性威脅,而伊拉克還需要越過約旦或者敘利亞才能威脅以色列本土,這又要求它的武力需要更為強大,強大到能夠迫使敘利亞改變立場,或者直接攻破敘利亞。那麼在(美英土著的)美帝國的立場上,可以允許伊拉克擴張,但前提是美英土著能夠把伊拉克做成這個針對性工具擺放進新的“大棋局”的捭闔縱橫空間中去。
(3)針對伊朗——由於蘇聯收縮,莫斯科很難再通過伊朗介入-進入波斯灣,也由於伊拉克因兩伊戰爭而實力衰弱,於是在美英土著那裏,薩達姆基本上失去了可利用價值。
(4)但是,不論在哪一條路徑上利用伊拉克,美帝國都不會讓中東出現一個阿拉伯強國,或者一個意志獨立的石油大國,或者一個非王權的阿拉伯統一勢力,那麼(薩達姆的)伊拉克在被美英土著利用之後,能夠走到的最好結果就是竹籃打水,如果不是“狡兔死,走狗烹”的話。即便伊拉克不去(或者不“被去”)充當美英土著的工具,可以預期的最好結果也只是——美帝國要讓中東石油政治格局保持現狀(那麼中東勢力之間的“大局觀”也只能是“保持現狀”),則伊拉克的武庫將在10年後變成擺設。比“保持現狀”更有可能出現的情形是——美帝國需要穩固並擴展其美元霸權,於是需要全盤控制一個“大中東”,那麼很可能,它需要在穩固它與石油王權的緊密聯盟關係之外,還去爭取伊朗的立場,那麼夾在沙特與伊朗之間的伊拉克就“很可以”被美帝國出賣,薩達姆要“被下臺”以至於被審判(兩伊戰爭、暴政、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薩達姆當然推演過這些邏輯。
總結起來,在上述3方面裏,(1)和(2)讓美帝國有理由打壓伊拉克,(3)卻有可能讓美英選擇相反的態度,前提是伊拉克要足夠強大,且“大棋局”要求美英啟用伊拉克並且有啟用伊拉克的捭闔空間。(4)則讓美英土著在利用了伊拉克之後再對它進行打壓。而做為應對,薩達姆這一次侵佔-統一科威特(曾經是一國)的行動就“巧妙”地同時應對了(美英土著的)美帝國的3個立場,“看起來”可以化解美英將要對伊拉克和薩達姆本人造成的不利——薩達姆利用“冷戰收局”前夜的複雜局勢,希望(美英土著的)美帝國不敢於在中東啟動戰爭,希望得到莫斯科的支持,希望歐陸對(美英土著的)美帝國施加反制,而在伊拉克統一了科威特之後,薩達姆可以憑藉更強的國力令(美英土著的)美帝國忌憚(它與其他博弈者聯合,它在中東石油政治中更大的權重地位,又更難用軍事手段解除它的武力),同時,合併了科威特的伊拉克實力更強,滿足了美英對伊拉克的工具性需要。這樣,薩達姆既迫使華盛頓,又同時勾引華盛頓重新考慮它的中東佈局,給伊拉克一個更確鑿的“主力盟友”地位,然後,伊拉克就有機會取締海灣王權政治,一統阿拉伯石油諸邦。
以為看清了博弈推演,也看清了華盛頓、莫斯科的意圖,薩達姆才敢於“侵略或者統一”科威特,但是——“冷戰收局”進程已經啟動,值此前夜,無論美英土著試圖為“冷戰後”做更深的佈署(主要針對猶太資本和歐陸),或者蘇聯試圖退回冷戰,都會遭到其他博弈者的聯合打擊,直接陷入敗局。而此前,由於美、蘇都難以把冷戰繼續下去,各方博弈者已經在數年中把這個“大局觀”走實,很難做出方向性調整。
薩達姆希望莫斯科做的,或者與莫斯科“有約”的內容應該就是——在保守的立場下,莫斯科在外交層面幫助伊拉克,在積極立場上,莫斯科啟動它在敘利亞的力量與影響力,向以色列發起衝擊,與薩達姆衝擊阿王權的行動相接應,如此,則中東大亂,美元之基礎飄搖——如果莫斯科繼續擴大行動,那將是一場“冷戰之決戰”。雖然,莫斯科幾乎不可能由此贏得冷戰,但莫斯科可以在拿到美英土著、猶太資本-以色列、歐陸的籌碼之後罷手。那麼在薩達姆看來,莫斯科會有所行動的,而莫斯科與伊拉克的聯動在“大棋局”上造成的影響是美英土著“不可接受”的,而此時或者先此一步,薩達姆可以在先行拿到美帝國的籌碼,即美帝國承認伊拉克合併科威特這一現狀,並以實際政治行動保證這個“承認”的有效性之後,遂撤出博弈。這樣,在(美英土著的)美帝國更改過的中東佈局中,伊拉克將成為(美英土著的)美帝國的“首要盟友”,去充當威脅阿王權,和威懾-攻伐以色列的工具,尤其當華盛頓向莫斯科交付了中東籌碼或中東利益之後,美帝國就更需要伊拉克這個“工具盟友”。但是,莫斯科或者沒有什麼貨真價實的籌碼與利益可以爭取了,或者在薩達姆攻伐科威特之後,莫斯科立即拿到了籌碼與利益,而讓美帝國去打弱伊拉克——這一結果本身正是莫斯科在這一輪博弈中要去追求的最大目標。於是莫斯科沒有行動,這多少出乎薩達姆的預料。
如果莫斯科配合薩達姆去行動,則又是莫斯科的回馬一槍(早一次是蘇軍進佔阿富汗)——莫斯科可以利用敘利亞和伊拉克同時威脅阿王權,也威懾以色列,但是在蘇聯尚未實行私有化之前,包括猶太資本在內的所有西方資本(做為博弈者)都不可能最終站在莫斯科一邊,雖然在博弈進程中它們會與莫斯科聯動,也給予莫斯科“幫助”。那麼莫斯科的反擊的最佳結果是維續冷戰,或者讓歐陸一舉獨立(不須是一個聯合的歐盟)——對於莫斯科,維續冷戰已經勉為其難,一場“反擊戰”的後果中還包括了促使西方資本聯合起來這一效果,這不利於莫斯科操作“蘇聯主動解體”;如果結果是讓歐陸一舉獨立,不論莫斯科是否繼續保持社會主義立場,在已經難以拉回東歐盟友(蘇東已經主動開始鬆動)的情勢下,美歐還要聯合打壓莫斯科,莫斯科迎來的形勢將不會比它選擇隔岸觀火更好。關鍵又是——在這樣的“冷戰之反擊戰”中,猶太資本很少機會參與縱橫,施展捭闔,很可能“被出局”,而歐陸一舉獨立更能讓美歐資本有機會聯合廢黜猶太資本,則莫斯科將獨自面對美歐,在大勢上,這與保留猶太資本做為“大棋局”中的博弈者(去美英腹內構建“叛局”)相比,可謂差之千里。所以,莫斯科已經不準備做反擊,它要放棄(出賣?)薩達姆,把無法取勝的“回馬一槍”突然改換為——穩穩拿住針對猶太資本的“敘利亞牌”。而且,敘利亞也擔憂伊拉克在做大之後威脅到自己,它們之間的對立關係久已明確存在,莫斯科也就很難驅動敘利亞……(在“反伊拉克”聯盟的34個國家中,敘利亞還是提供了軍事支持的幾個國家之一)
阿王權諸邦是高度一體的,或者說,這些阿拉伯王權是拴在一條繩子上的螞蚱,因為王權政治容易被顛覆,且其一倒下,就很容易引起骨牌效應。所以形成和維護這個王權聯盟的做為主調的“博弈條款”是——要麼你們美英土著(或者美帝國)完全保留王權,要麼你們全部廢黜王權。當然這是主調,不排除特定情況下“條款失效”。所以,這一次薩達姆攻伐的不僅是科威特,還是,正是全部阿王權諸邦。所以伊拉克給美英土著和美帝國出了一道難以抉擇的“高級”難題,華盛頓幾乎不可能找到折中方案——要麼美軍與薩達姆兵戈相見,這等於美帝國(美英土著資本)自廢一把好兵器。要麼承認伊拉克吞併科威特這個結果,而如果美英承認這一結果,則阿王權就需要在美英土著之外加緊尋求新的盟友,和促使波斯灣局面複雜化,美元都將不再有一個堅實的“王權石油基礎”,而此時蘇聯尚未解體…….又在此時,受到了薩達姆的真刀真槍和強烈意志的威脅,阿王權更“有權利”要求美帝國必須 “打弱”伊拉克,同時以嚴厲姿態打出一個政治事態即“廢黜王權是不合法行為,也是反美行為”,而不是驅逐伊拉克軍隊了事,這樣薩達姆或者N達姆才不那麼容易捲土重來。那麼這場驅逐薩達姆的戰爭一定要熱鬧,要有氣勢,要確鑿地打弱伊拉克讓阿王權基本滿意。推演及此,如果莫斯科在敘利亞或者其他方向採取行動配合薩達姆的話,反而阿王權更需要依賴美帝國保護它,美帝國就不須向阿王權交付“打弱伊拉克”這個條件了。也所以莫斯科選擇隔岸觀火。
伊拉克攻伐科威特時,莫斯科沒有行動,這多少出乎薩達姆的預料;當美軍糾集盟友大規模攻伐伊拉克軍隊,莫斯科還是沒有行動,就基本上在薩達姆的預料之內了,因為華盛頓的行動最終取決於它的博弈推演,和它與莫斯科的協調(因為兩國不可以直接對抗,或者引起直接對抗。但是對於美蘇大國,這種協調也必須在推演料算之內)。所以,薩達姆對“科威特大事”的決斷還要看他與華盛頓之間一對一的“兵推”對局——伊拉克可以做美英土著的工具去威懾-攻伐以色列、阿王權(主要是針對以色列),但是不做“兔死狗烹”那種,所以薩達姆有權避免那種局面,方法是——利用冷戰收局這個極度敏感的博弈環境,先行吞占科威特,即做大伊拉克,並要求美帝國承認這一既成事實結果(不只是口頭和文本上承認,而是要在博弈層面能夠進行“邏輯確認”,即要求美英土著無法反悔除非它們願意在新的博弈中付出巨大代價),即要求美英土著在“冷戰後”選擇伊拉克而不是阿王權做為“只能二選一的盟友”,即要求美英土著在廢黜阿王權的同時支持“一個強而大的伊拉克”這條路線上走出決定性一步。即便美英土著不接受薩達姆打出的這個既成事實,不接受薩達姆要求的這條中東路線,派兵來攻伐伊拉克,伊拉克也不會亡國,薩達姆也“很可以”保住權位,因為美帝國(不論是美英土著的美帝國,還是包括了猶太資本的美帝國。此時在這一問題上,薩達姆未必分得清)的確需要保留“伊拉克牌”,當然可以是一張較弱的牌,美帝國也不希望中東格局大變以至於影響到“冷戰收局”。所以,薩達姆“吞併科威特”這個決斷的動力除了來自莫斯科,也來自他單獨與華盛頓的“兵棋推演”的結果,兩個理由又不可能完全分割。
假如沒有莫斯科的“許諾”(也許只是外交方面的承諾,加上向薩達姆兜售“大局觀”和博弈推演,讓薩達姆做出決斷),薩達姆也“敢於”去吞占科威特,但博弈推演的結果只能是——薩達姆空忙一場,還要被打弱。所以來自莫斯科的且不論真偽的“承諾”就成為薩達姆做出決斷的關鍵要素。而薩達姆在發兵科威特之前已經做出攻伐科威特的態勢,包括輿論攻伐,也是要判斷華盛頓的真實態度,並且從華盛頓的態度再去判讀莫斯科的真實態度(華盛頓與莫斯科之間必有溝通,而由於兩霸之間必須避免直接衝突,那麼兩霸之間達成的“協議”、共識和劃下的底線一定比薩達姆與其中之一“達成的協定”成色更高,更可靠。而且,華盛頓做為“大棋局”的第一博弈者,其洞察力、預見力當然在薩達姆之上。又,華盛頓的意志也是“大棋局”發展的最重要因素)。而表面上的“事實”顯示——華盛頓表現出了相當“誠懇”的“中立態度”,這讓薩達姆再無顧忌,兵發科威特……
華盛頓的中立態度就等於它對薩達姆攻伐科威特的策劃做了默認,這直接導致了薩達姆誤判形勢,這場“科威特局”才得以形成……而莫斯科一定演繹過華盛頓的應手,才會推出這一局“科威特博弈”——
當薩達姆在發兵科威特之前做出攻伐科威特的態勢,包括輿論攻伐,和去阿拉伯國家做合縱外交,這種情勢已經等於“薩達姆已經在行動”——針對科威特的軍事佈署和輿論造勢,本身已經讓阿王權如坐針氈,即薩達姆已經撬動了美英土著在中東的石油政治基礎,華盛頓已然無法讓中東“恢復原狀”了,即華盛頓已經無法通過制止薩達姆而挽回“這一個”損失(阿王權對華盛頓的“信任”與否定性判讀),於是,華盛頓就轉換問題——讓薩達姆的這一次“異動”進一步走實,再加以利用。所以,華盛頓不僅不能制止薩達姆,還要給予鼓勵。顯然,華盛頓一定明白,它的中立態度會起到鼓勵薩達姆的作用,無此,則薩達姆難以做出最後決斷。那麼華盛頓怎樣轉換這個問題-矛盾並加以利用呢?
如果沒有這場伊拉克吞併科威特的戰爭事件發生,阿王權也將繼續忌憚伊拉克,它們也將積極在美英之外謀求保障,而猶太資本也將積極佈署和暗中擴大那一“叛局”——阿王權和猶太資本都為“冷戰後”積極佈局。這將會導致那個“冷戰收局時刻”被拖延,和“冷戰收局過程”被拖延,和導致“冷戰不完全收局”,這些路徑都對美英土著不利,所以美英土著此時需要積極做好“打弱伊拉克的工作”,以儘早迎來一個對它們更為有利的“冷戰後”局面——雖然打弱伊拉克也對莫斯科有利,但在“冷戰後”的中東,美英需要對付的直接對手將不是莫斯科,而是歐陸和猶太資本,那麼相對來講,與其讓歐陸或猶太資本在“冷戰收局”中製造不安定局面並從中獲利,不如把這個利益“讓與”莫斯科;既然這場海灣戰爭背後的佈局——做為送給美英土著的問題,已經被莫斯科做成,那就遲早需要解決問題,而美英更希望它提早解決,安全地解決。
伊拉克吞併科威特,這一事件極大衝擊了所有中東王權手中的權力、利益和王權統治本身,而薩達姆敢於這樣做,就等於是華盛頓允許了在中東以現代政治取代阿拉伯諸幫的王權傳統這條路線。這就不單是一個阿拉伯王權體制、王權利益受到“衝擊”的問題了,而是中東王權政治必須、必然結束的問題。而伊拉克軍隊強攻科威特王宮,射殺多名王儲更意味著整個阿拉伯諸邦的王族還很可能被剝奪和平下臺的機會,和不被允許保留大量財產,很多王族成員還很可能被施以“暴力審判”。同時,這也等於是華盛頓主動對“以色列-猶太資本-阿王權之間的華盛頓戲法”的舊框架實施了攻擊,讓猶太資本-以色列失去一個支撐(阿王權)。又同時,美帝國同意伊拉克做大做強,也就向以色列的國家安全發起了實實在在的直接攻擊。通過海灣戰爭的前半程,華盛頓在盤面上以“把棋走實的方式”製造了阿王權、猶太資本對美英的需求。當然這只是在製造態勢,而為了讓伊拉克的行動能夠充分取得這種巨大的威懾效果,在伊拉克軍隊發起進攻前,華盛頓還推出中立的官方輿論,聲言不介入兩國爭端…….事件進程到此,就等於華盛頓借薩達姆之手握緊了阿拉伯石油王權的命門——華盛頓這樣轉換了問題。
由於“蘇聯的存在”在客觀上就是猶太資本得以自保的第一道防線,所以當美帝國將要摧垮蘇聯,猶太資本就需要“維持”蘇聯,方法包括在資本市場上給美英土著製造麻煩,聯合歐陸、阿拉伯石油王權製造“割據”大局,甚至它們“可以”整體地向蘇聯方向“叛逃”,製造一個“兩陣營同時解體”的亂局,再於亂中求存,以至謀利、謀勝。所以,鑒於“蘇聯解體”對於美英單極霸權有著極大價值,是美英的首要目的,美帝國要想首先“解體蘇聯”,就必須拿出足夠分量的籌碼給各路“盟友”,尤其要向猶太資本這個老謀深算的,佈署在美帝國腹內的“第五縱隊”證明其“誠意”,從而安撫和分化陣營內的叛離群體,遏制“叛局”。於是,華盛頓突然反手一擊——出賣薩達姆,把“美帝國通過剪除來自薩達姆的威脅,從而送給以色列一個長期的可以追求強國的安全環境”這一事件做成籌碼,贈送給猶太資本,這樣猶太資本也才一時“安心”,否則猶太資本不肯協助美帝國給予蘇聯最後一擊,也不肯去各方博弈者那裏協調“蘇聯解體事宜”,更保留引爆華爾街金融問題,甚至引爆“美元安全”這部分博弈權利——如果美英手中握著薩達姆的伊拉克這個針對以色列安全的大殺器,並且因此擁有極大把握成功圍剿猶太資本,那麼猶太資本當然需要,當然可以“掀桌子”,“跳牆”。當然同時,利用同樣的原理,美英土著也穩住了阿拉伯石油王權,令它們也安心協助美帝國去完成“蘇聯解體工程”,尤其讓阿王權看到它們在中東已經獲得了看起來無可撼動的安全政治環境、地緣環境,從而化解它們必須立即“跳牆”的動機……這樣,在成功轉換了問題之後,華盛頓再成功地從新問題的博弈矛盾中打劫了利益。
[ 當薩達姆做出勢態要去攻伐科威特,沙特就已經去華盛頓告狀了(沙特為美國提供過相關資訊,但“看起來”未能引起白宮的重視)。那麼,要麼白宮已經對沙特做出了保證,而沙特並未通告科威特,卻利用它“王權領袖”的地位穩住其他王權諸邦。要麼出於華盛頓有能力掌握這些王權政府的動向,白宮根本沒有對沙特做出保證,或者保證說薩達姆決不敢於侵吞科威特,而王權諸邦還有機會在受到薩達姆的實盤攻伐之後再宣佈放棄美元結算,或者從而,華盛頓還可以借用阿王權的異動去偵察“大局觀”…… ]
然而單是直接“打弱”伊拉克,這個籌碼還不夠高成色,因為薩達姆的伊拉克在兩伊戰爭後國力衰弱,對以色列的國家安全(同理也對阿王權)尚未構成現實威脅,所以,美帝國勾引薩達姆去侵佔-整合科威特,形成一個“伊拉克在加速恢復實力,也加速稱霸中東,也在整合阿拉伯力量”之現實態勢,這就鑿實而強力威脅到以色列的國家安全了(同理也對阿王權)。這時,美帝國再出手打擊薩達姆,解除伊拉克的武力和稱霸潛力,就向猶太資本和阿王權交付了成色充足的籌碼。如此,華盛頓近乎“無中生有”,“無米為炊”就製作出“伊拉克對以色列的巨大威脅”和“伊拉克對阿王權的巨大威脅”這兩隻大籌碼,還讓它們不得不接受與華盛頓“交換籌碼”的要求。
[ 在美英土著資本勢力的立場上,如果在打弱伊拉克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去顛覆薩達姆再搞“民主”政權,則伊拉克有可能被伊朗輸出宗教革命而拿走果實,或者被阿王權收買、收編,則美英土著就少了一個(針對阿王權、猶太資本的)可以再度啟用的籌碼。而如果美軍直接控制伊拉克,將加劇中東的反美環境,更要令阿王權和以色列高度緊張,促使它們與莫斯科、歐陸加緊聯合,加緊“叛局”行動反制美英土著。 ]
莫斯科看到——猶太資本與美英土著之間可以就“以色列安全”進行籌碼交換,甚至可能,早在兩伊戰爭的時候就已經看到這種籌碼交換已經在進行——兩伊戰爭能夠打弱伊拉克,才能促成這樁籌碼交換順利進行,和以這種方式進行(這可能也是阿富汗戰事後期,莫斯科遲遲不從阿富汗撤軍的原因之一,莫斯科要促成兩路資本的這樁交易)。但是,這樁交換雖然“完全可以進行”,但並不就是“必須進行”,因為猶太資本對美英土著的巨大威脅——在華爾街“狗急跳牆”並不是猶太資本真正想要的結果,只做為有效威脅之用,而美英土著也有機會成功壓制猶太資本可能的“跳牆”行動。那麼莫斯科就積極促成這樁“籌碼交換”,讓這樁交易必須發生,並且讓它進行得徹底,從而“幫助”猶太資本這支“第五縱隊”獲得安全。並且與此同步,莫斯科保留它與敘利亞的特殊關係,握緊針對猶太資本的大牌,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這支“猶太資本縱隊”,讓它為莫斯科所用——如果華盛頓、莫斯科各自握有一張針對猶太資本的牌,就相當於誰都沒有這張牌。那麼這又等於是:通過“科威特局”,莫斯科才獲得了這張牌。
[ 此外,要說莫斯科“推出”而不說莫斯科只是“推動”了“科威特局”,因為假如沒有莫斯科的“推動”,包括為薩達姆提供“大盤推演”(當然只正確推演到,至少要推演到“美帝國保持中立”這一環節),薩達姆很可能就不能知道(不理解)華盛頓將會“保持中立”,這局“科威特博弈”就要被薩達姆擱置。薩達姆最有可能出錯的推演環節很可能就是——他只看到美帝國,卻未能分清(或慎重分清)它是美英土著資本的美帝國,還是美英土著與猶太資本共同的美帝國。本文之所以這樣設想是因為——如果博弈推演過程不需要太複雜,在博弈者立場已經被確定的前提下,則推演過程想要出錯都難,而對於博弈者立場的判讀,及對於立場背後的博弈者的屬性的判讀就需要於動態中不斷修正大局觀…… ]
“伊拉克侵入科威特並著手整合科威特,進一步威懾阿王權和以色列”這一步驟走實的程度有多高,猶太資本+阿拉伯石油王權必須相互配合去引爆一次石油危機+金融危機+美元危機+西方經濟危機——這一應手的實在性就有多高。同時,歐陸已經在籌畫“歐洲統一”大局,出於對蘇聯解體後美英獨霸格局的擔憂,歐陸大國(法、德)一定會加速歐陸聯合進程、並同時遠離美帝,在莫斯科的幫助下,在猶太資本要去發起的石油危機-經濟危機的配合下,“歐洲聯合且獨立於美帝”頗有一舉成勢的機會——當然,這些“棋盤推演”首先都做為對美帝國的威脅,然後才“做為”“博弈事實”。那麼此際,美英與其冒險在蘇聯即將自行倒下的前夜引發陣營內鬥,讓“蘇聯解體”不得不變成“蘇聯與美歐同時解體”,就不如先行聯合“現盟友”推倒蘇聯,再反手對付內部將要產生的新的敵人。(而要做到成功聯合“現盟友”,美英在必要的情況下就需要向莫斯科支付利益——這個“必要的情況”正是莫斯科這個老對手積極打造並遞交給華盛頓的“利益交割檔”,只是,博弈中沒有可信賴的“契約”可以憑藉,莫斯科要借用薩達姆的誤判與華盛頓在實際鬥爭中演繹這份“博弈合同”。)此時,蘇東陣營解體已經進行到半程,難以逆轉,“蘇聯解體事項”也在被蘇聯高層操作中,並且蘇聯高層已經開始佈局國內放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猶太資本和歐陸資本並不是很擔憂一個在冷戰中獲勝卻被經濟難題困縛的的“非蘇聯”會來擊垮西方的資本主義制度,即便擔憂有理,西方也有資源實施反制——
(1)美帝國的國力、武力將會繼續存在,它仍將是歐陸資本的保護傘,即便它失去單極霸權,這是由它的資本立場所決定的。
(2)只要蘇聯放棄社會主義動員體制和基於這種體制的中央集權,西方資本就有辦法迫使蘇聯(或收縮之後的俄羅斯)接受它們的資本輸入和進入“休克療程”,尤其因為前蘇東、蘇聯陣線內部將有兩組內應會來接應西方資本:
一是,獲得獨立博弈立場的原蘇東國家、原蘇聯各加盟共和國政府,不論這種新政府是不是還堅持社會主義的革命博弈,它們都會(同時)據有國家立場、民族立場和地緣政治立場,尤其在“蘇聯地緣”瓦解從而令這些政權變得無所依託之際;
二是,從官僚立場轉變為資本立場的整個權貴階級,他們將從內部阻止新一個蘇維埃及蘇維埃聯盟重新出現……
那麼,美帝國通過打弱伊拉克,就破除了一場“冷戰收局”下“可以”出現的由其他博弈者發起的“聯合反擊戰”。
[ 美帝國在它如何進行“中東佈局轉換”這一問題上存在漏洞,莫斯科看到並積極抓取了這一漏洞,相反,如果莫斯科消極,也就沒有當前的“敘利亞博弈熱點”了,美英土著與猶太資本便可以更早聯手,向莫斯科(及北京)展開(更大規模的)攻勢了…… ]
伊拉克強勢威懾阿拉伯石油王權,波斯灣有可能陷入亂局,那麼在莫斯科的支持下,馬克、法郎有了機會,可以進入中東分割美元的石油結算權……但是美英擁有一項博弈權利——要求歐陸和猶太資本先行配合美英令蘇聯解體,而後西方資本才可以展開它們之間的博弈。同時,薩達姆的行動顯然是在向美帝國爭寵,卻很少摻有與歐陸合作的意圖,哪怕是間接層面的博弈合作,而此時及此後相當長的時間內,歐陸也無力、無手段深入介入波斯灣博弈(有美英海軍力量在面前,莫斯科方向也無力做出關鍵性策應,薩達姆根本不需要知道法國是不是也有能夠開進波斯灣的海軍力量)。所以在莫斯科放棄的情況下,美帝國 “有權”邀約歐陸一同參與打弱伊拉克的行動。美英可以接受這樣的結果,因為在“冷戰後”大局中的相當長時期內,一個被打弱的伊拉克無力致亂波斯灣,也就無力支持其他博弈者,這會讓歐陸不得“快速”遠離美英立場,不能“快速”形成——莫斯科聯合歐陸、猶太資本、中東石油權勢對美英進行聯合反擊的機會,即美英破除了“冷戰後”即將出現的第一場針對它的“聯合反擊戰”,而美英可以繼續(聯合歐陸)打壓收縮後的俄羅斯……
那麼可以說,美帝國通過海灣戰爭打弱伊拉克,就破解了兩場“可以”發生的“聯合反擊戰”——第一場是“可以發生的”,因為它們首先是被歐陸、猶太資本兩個博弈者“準備著”但又不需要走實……第二場是可以走實的,但是需要更多條件……又,第一場“聯合反擊戰”可以爭取一個“兩陣營同時解體”的大勢,並且歐陸、猶太資本可以爭取在“冷戰後”大局中站穩根基。第二場“聯合反擊戰”基於薩達姆把美帝國的波斯灣格局打亂,並且新的格局可以延續到蘇聯解體之後,幾路博弈者再來針對美英土著破局。在兩場“聯合反擊戰”的博弈推演中,幾路博弈者不能達成協同,又,要配合薩達姆的“波斯灣之亂”需要以軍事手段為重,而歐陸還沒有獨立的軍力,俄羅斯很難在剛剛結束阿富汗戰爭之後再以強權面貌沖進波斯灣,又不可以與美帝國正面衝突…….但是幾路博弈者可以誘使薩達姆做出“異動”,並從中博取利益。
那麼現在可以說:莫斯科、美英土著通過海灣戰爭,借用薩達姆,各自避免了讓本方陷於巨大被動,以至陷入“被出局”的局面,保留了各自的現有霸權權力和繼續謀霸的機會和“機會空間”,雖然莫斯科保留的現時權益少得多……莫斯科對海灣已經無力介入,且鞭長莫及,於是需要向更大的棋局中放眼,用空間換時間,把博弈延伸到更大的歷史中去……
下邊再演繹以色列和猶太資本的博弈立場——
(1)由於蘇聯尚未解體,華盛頓(英美土著)還不能確知蘇聯將“收縮”到何種程度,同時這個“收縮程度”又取決於時局走勢,那麼猶太資本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挾持美英土著的“冷戰大局觀”。於是,猶太資本能夠與莫斯科合作,從海灣戰爭中套取利益。但猶太資本也讓莫斯科拿到了針對它和以色列的權利(籌碼),所以莫斯科比猶太資本更有理由策劃這場“海灣局”。
(2)“冷戰後”的中東,與美英爭逐的主角將是歐陸(德、法)。由於歐陸無法在波斯灣與美英博弈軍力,原則上它就希望波斯灣-中東格局能足夠複雜,而美英打弱伊拉克讓中東石油政治格局變得簡單,就等於壓縮了歐陸的捭闔空間。那麼歐陸就需要更多來自猶太資本的配合,猶太資本就獲得了一份更大的去歐陸佈局的“權利合同”(當然,如果沒有海灣戰爭事件,歐陸為了分裂美帝國,也需要向猶太資本做讓步,允許它登陸歐陸)。反過來,如果沒有這場“海灣局”,歐陸就能拿到針對猶太資本的更大籌碼(猶太資本在美帝國腹內所以不夠安全,需要歐陸的幫助),則猶太資本很難登陸歐陸或者“成功登陸”歐陸,而如果猶太資本不能“成功登陸”歐陸,它就將失去充分的縱橫空間,無從捭闔博弈,將被美英土著圍殲在北美——一個叫做曼哈頓的小島上。
(3)伊拉克這個威脅解除之後,美帝國很難再找到或者樹立另一個與(薩達姆的)伊拉克分量相當的,哪怕分量相近的替代者去威脅以色列(就此不妨考量:為什麼與以色列不相鄰的波斯人的伊朗卻需要喊出,“可以”喊出“把以色列從地球上抹去”這樣的語文句子)。那麼以色列解除了威脅它國土安全的那個最強的,也是最切近的威脅,即猶太資本基本破除了美英資本針對自己的“這種”籌碼(利用代理人施加威懾與攻伐),從而在中東地緣政治中也打開了博弈空間——空間和時間對於缺乏政權支撐、地緣支撐的猶太資本來說,就是“國土”,就是地緣縱深。
——華盛頓、莫斯科、猶太資本都在薩達姆看到的那一盤“局面”之上,再做一了局。
博弈局面中隨時產生新的佈局與變局——局中有局,借局佈局。無中生有,樹上開花。
文/空蕩的原野
20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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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瞞天過海連環策- 911大棋局全景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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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瞞天過海連環策- 911大棋局全景推演》
〇 要點提示
1.直接地,“911博弈”是發生在美元資本與歐元資本之間的一場生死決戰。通過爭奪貨幣霸權,“美元帝國”與“歐陸帝國”(借殼“歐盟”)這兩個政治實體又要爭逐全球政治霸權,而爭逐全球政治霸權又不過是為各自所代理的那一路資本盜取壟斷地位服務……就此,全球各路博弈者演繹了一輪錯綜複雜的“大棋局”攻伐,俄羅斯、猶太資本(+以色列)更全力運籌、實施各自的爭霸野心,而一些次要博弈者雖然審慎行事力圖自保,卻不免或被借為棋子,或遭到訛詐,或被淘汰出局……
2.在這一輪全球爭霸博弈中(當然也包含“反霸”內容),“911攻擊事件”是足以改變“全球大棋局”宏觀走向的一個最關鍵節點,是由一組博弈者主動發起的一個“破局性事件”,它們通過“911事變”扭轉大勢,一時“轉敗為勝”,所以本文把這一輪全球大博弈擬名為“911博弈”或者“911大棋局”。
3.有三路博弈者參與了“911事變”(“911攻擊事件”),它們是:白宮(美英土著資本及權勢集團)、海灣石油王權、猶太資本(+以色列)。此外,“埃及政權”也勉強可以算作第四路(邊緣)參與者。其中,猶太資本做為整個“911大棋局”的“最終策劃者”並未直接參與“911攻擊事件”……白宮不僅是“911大棋局”的“最高策劃者”和最高操控者,還做為主要行動者參與了針對美國本土的“911攻擊事件”……海灣王權向基地組織最高層發出指令,本.拉登接受指令並驅動基地組織,與白宮配合上演了9月11日的攻擊事件……埃及最高權力核心(或者只有穆巴拉克一人)是否知曉,或者知曉多少“911策劃”的相關內容,從而是否向基地組織二號領導人紮瓦赫裏發出指令,或者埃及最高權力核心在“9月11日事件”中的實際角色——本文尚未能就此做出可靠推演,但至少可以確定的是:這個“埃及最高核心”在“911大棋局”中另有重要角色……
4.站在基地組織背後的博弈者是“沙特王權”(代理海灣王權及其資本)和“埃及最高權力核心”(“意圖”代表埃及國家利益)。又,做為博弈者的“埃及”可謂是以色列(+猶太資本)找到的“鐵杆”戰略盟友,是以,在“大棋局”之縱橫捭闔中,基地組織有時也需要,也能夠間接執行猶太資本的戰略意圖。
5.在“911策劃”中,由沙特人本.拉登領導,並以沙特籍人為主要成員執行“911攻擊”,以及(或者)他們承認對事件負責,其目的是——海灣王權由此向美元帝國交付了一張“投名狀”,即,由於美元帝國由此可以把海灣王權指證為美國的敵人,白宮就可以迅速廢黜海灣王權,所以海灣王權不可以叛離美元立場(廢止“石油美元”或者出爐“石油歐元”),再所以美元帝國就不需要廢黜海灣王權——由此,雙方就“石油美元”達成更為緊密的“勾結合同”。(這算是一則“瞞天過海”,也做為“911大棋局”之一處“棋眼”)
6.阿富汗地處偏隅,國家體量中小,政治鬆散,在“大棋局”中長期處在被動位置和邊緣位置,政權博弈能力偏低——恰是這些互為因果的因素,才使得這個地緣政治地圖中的“地理國家”突然變成一處最重要的戰略節點——可供強權切入。美英強權通過阿富汗重置了中亞“能源管線政治”,和借阿富汗為跳板向周邊國家縱橫捭闔,從宏觀、微觀上改造了中亞-中東地緣政治,乃至一時重置了全球政治地緣……
7.關鍵地緣政治目標:埃及,土庫曼斯坦,印尼(當然還有阿富汗,伊朗,伊拉克)……
8.關鍵地緣政治工程(地緣政治手術):“北約反導”,巴傑石油管線,“大地中海計畫”……
9.一號醬油男:英國。在近現代歷史中,英國政權高效代理了英國本土資本利益。而今天,英國(政權及其資本)遊走在美、歐之間,實際身份卻是美帝國使派的008小弟,行無間道,手中醬油瓶要在關鍵時刻助美帝,砸法、德……
10.法蘭西(2011-3)攻伐卡紮菲(格達費),海豹突擊隊(2011-5-1)刺殺本.拉登等事件都可以視為“911大棋局”的重要後續組成部分(或可視為新一輪大博弈)。
刺殺本.拉登事件還是美英土著、猶太資本、海灣王權(也有莫斯科、巴黎)之間擺開的一局“無間道”。
11.……
〇 從“冷戰收局”到“911大棋局”
緊隨蘇聯解體,“歐陸聯盟”立即形成(蘇聯正式解體不足1個半月之後,即1992年2月7日,“歐共體”12國外長和財政部長在馬斯特里赫特正式簽署),即,“蘇東解體+蘇聯解體”與西方資本陣營分裂同時進行,互為博弈因果,或者說,“歐盟”成立、且獨立於美帝國本就是“蘇聯解體局”的一部分。此時,美英土著資本不能正面攻掠歐陸,既不能對歐陸施加全面控制,也不能正面遏制歐陸的爭霸前景,因為那樣必將導致歐陸背離美英,去借重莫斯科的軍事、政治、地緣力量對美英施加反制。以及,猶太資本也不會允許美英土著攻掠歐陸,它會以引爆美帝國金融危機、經濟危機為手段掣肘美英,因為美英土著在解除歐陸這個最強對手之後將立即返身圍殲猶太資本(乘俄羅斯極衰之際,而中國不具備爭霸全球的地緣條件和實力條件),且猶太資本還必須保留歐陸做為它可以出逃的目的地。而且,全球各國政治力量、資本力量同樣需要掣肘、反制美英土著的單極霸權。那麼可以說——“美英土著不可以正面攻掠歐陸,從而歐陸獲得獨立博弈者資格”也正是“蘇聯解體局”即“冷戰收局”中已經包括,已經預置的一個邏輯內容,這個邏輯內容與邏輯關係也是“蘇聯可以選擇主動解體,敢於選擇自主解體”的博弈邏輯前提……反過來,從蘇聯解體到“911”此10年間,西方資本陣線內部的叛局之所以未能發生,也是因為其陣線內部尚未形成一股具備更多利益協同的背叛勢力——歐陸意圖獨立于美英,但是各國做為中小博弈者需要一個明確的共同利益或(及)前景做為盟約,才能形成一個強大的“叛局同盟”,具體地,歐陸需要通過拿到“金融武器”從而把歐陸各國轉變成為各國資本利益的聯合體,從而成為一個確鑿的“大國博弈者”而不會在美英的壓力下分崩離析——歐元正是這個“共同武器”。所以,新一輪的“全球大博弈”的主題來自“歐元出世,及怎樣出世”,它是“蘇聯解體博弈”(冷戰收局)之後又一輪具有轉折性意義的“大博弈”。即是說,當“蘇聯解體博弈”經過了大約10年的後續運演,針對暗中生衍變化的“大棋局”(和各方博弈者共同參與構建的“大局觀”),主要博弈者必須考慮出爐一輪新的“全球大博弈”了。
從人口規模、經濟體量與品質、科技資產到文化資產,歐陸都勝過美國,或者可以迅速勝過美國,哪怕是縮減版的“歐陸帝國”。所以,歐元霸權“可以”在“市場規則”之下取代美元霸權。而且此時,美元總面值已經超出美國的經濟規模和經濟實力,包含了那部分由霸權帶來的數額。那麼一旦歐元取得石油結算地位,哪怕是在“石油美元”之下成為第二結算貨幣,美元霸權也要被終結,“美元帝國”將不復存在,美國經濟將走向崩潰,而美帝國舊的帝國之本、即實體生產力也已經部分被放棄,沒有放棄的那部分生產力也將在美元失去霸權之後繼續衰落——200多年的英-美全球霸權也要當即終結。
是以,“歐元出世”是繼“蘇聯解體”之後又一次深刻影響到全球爭霸-反霸格局的重大事件,當然,它的由來(之所以能夠出世)也是一次“博弈事件”,是由全球爭霸-反霸歷史演繹而來的一個後果,和“大棋局”的一個新的主題性內容。它或者足以改變全球霸權-反霸格局,推翻美元帝國和美英傳統霸權,或者美元資本和美元帝國成功維護它們的既得霸權利益。此時,全球各路博弈者必須針對“歐元出世”重新做出捭闔縱橫,以能爭取一個于本方有利的“大棋局局面”(針對1975年“美元帝國”以“石油美元霸權”為武器向全球社會發起的“貨幣戰爭”,從後期到收局的“冷戰進程”也可以看做是全球力量對美英霸權做出的第一輪反抗與反制)。其中,美元帝國及舊霸權體系下的既得利益集團要針對“歐元出世局”做出破解(破局)……
本文將通過“博弈邏輯”推演並顯示——“911事件”就是在這一“大局觀”背景下由美英土著資本、猶太資本、海灣王權三路博弈者共同精心設計、實施的一步“大棋”,一個它們用以“突破由‘歐元出世局’而引起的全球大棋局新走勢”(破局)的重大“博弈事件”,它的真相就只能是“博弈真相”……當然,參與陰謀策劃的三路博弈者之間也必然存在的捭闔鬥爭也構成“911大棋局”的重要內容。
〇從“美帝國”到“美元帝國”(1)全球化與東亞金融風暴
從蘇聯解體到歐元出世這10年間,美英土著既然不可以正面攻掠歐陸,那麼它是否可以“退求其次”去華爾街圍殲猶太金融資本呢?答案也是“不能”——此一時期的美帝國,它的權力功能還不能擺脫冷戰機制(冷戰也並沒有真的過去),美英土著資本在對外立場上能夠長期達成一致(通過美國式“民主”政治),但在美帝國境內,美英土著這一路資本尚未形成為一個獨立的博弈者能夠去同有著千年歷史和有著緊密利益關係的猶太財團或曰“資本民族”(在馬克思的概念下)進行全面的博弈鬥爭。而且,一旦美英土著敢於圍殲猶太資本,則不僅猶太資本要“跳牆”,要致亂美國金融、美國經濟,讓美英不可能在那10年之間走到它全球霸權的極盛頂點。更加,歐陸也必須提前謀動,包括不會配合美英去竭力打壓俄羅斯而是必須聯合俄羅斯,則美英不僅算不上贏得“冷戰”,還要因為內部爆發叛局而直接失去霸權位置……
這也是說,在“冷戰收局”這一盤棋局中,與莫斯科對弈的白宮實際上已經是一個被猶太資本靈魂附體的白宮,或曰“冷戰收局”是在莫斯科、白宮、猶太資本、歐陸(主要是法國)之間做出的一次“大變盤”,並且在這幾路博弈者之間還不能論出勝負,而猶太資本正是這一盤“冷戰收局”中的縱橫家,是以不至於讓自己在冷戰後置於美英土著資本的刀俎之下。不止於此,對於“沒有祖國”且至少“懷璧其罪”的猶太資本,它的“大棋局”必須籌謀更深,更早,包括1975年“石油美元”之所以出籠,怎樣出籠……當然,猶太資本必須順應大勢,包括順和美英資本的利益及其大局觀,更利用美英土著資本、“美帝國”、“正常的美國”之間的矛盾,才能做到借勢佈局,乃至借局佈局……
那麼既然此時不能鯨吞猶太資本,美英土著就勾結猶太資本,通過“全球化運動”在全球布下經濟-金融大棋局,對全球實施金融掠奪和經濟剝削(90年代初“全球化”概念出爐並被熱炒。1995年1月1日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並開始運行),包括通過金融手段直接掠奪、收割東亞、俄羅斯的財富、實力與潛力,也削弱這些博弈者的博弈實力。同時,美英土著借“全球化”繼續擴張外勢,壯大美元資本的實力與勢力,增強霸權美元對全球的金融控制力。又同時,白宮在東歐、中亞,在車臣問題、“歐洲反導”等問題上聯合歐陸進一步打壓、拆解俄羅斯,讓那個針對它(美英土著資本)的叛局失去來自俄羅斯的強力支撐,再圖返身迫降歐陸,圍剿猶太資本。又同時,美英土著資本也利用“全球化”這一時間進程(美帝國和美元帝國的擴張進程)從冷戰身份中走出來,恢復其“傳統資本立場”,即用“美英資本立場”替換冷戰時期的“美帝國資本立場”,以能獲得一個足以制約乃至鯨吞猶太金融資本“集團”的“獨立博弈者身份”。由於猶太資本勢力已經滲透到美帝國各重要領域,美英土著資本還需要借重倫敦去完成它的佈署……對此,猶太資本必須找到反制手段——
〇從“美帝國”到“美元帝國”(2)猶太資本的“土著”盟友
在冷戰時期,猶太金融資本的“集團”屬性也有所淡化、或曰被淡化運行,但是“金融民族”卻始終做為一種不會失去的集團性立場,因為——這個立場首先就是由金融資本的內在屬性所要求的,即由金融資本的壟斷性所要求的,而不是首先出自“民族屬性”的要求。所以在“美帝國”時期和“美帝國”向“美元帝國”轉向時期,資本金融化和金融資本走向壟斷化的進程始終未斷。而且,猶太資本借其歷史繼承性一直在持續壯大,而這又是因為維繫“金融壟斷性”需要借用某種自然屬性下的“集團性”,那麼血緣關係、歷史承繼、宗教社區、文化認同、國族認同——這些未曾被,也不可能被歷史遺棄的差異性內容還是會楔入“金融資本集團”的建構進程中去,何況在美國-美帝國的歷史中,猶太金融資本一直就以民族性為根基才得以在北美立足、生根、壯大,以至謀得金融霸權……
蘇聯解體10年後,美帝國已經基本完成向“美元帝國”的蛻變。但是猶太資本必須在美國國內尋找到另一個強力盟友,或者它與某個“資本盟友”的結盟雖然不足以控制美帝國,卻能夠在美國權力政治結構中獲得一種結構性優勢,以能壓制住其他資本集團及其聯盟,和壓制住美英“土著金融資本”這個“大聯盟”,只有這樣,猶太資本才能避免被圍殲並爭取到出逃機會,或者借爭取到的“出逃權”再行做局、佈局……猶太資本選擇的這一支“土著資本盟友”就是“美英石油資本”——把它從美英土著資本群落中拉攏、分割出來與自己結成利益同盟。不過,在“鯨吞猶太資本”這一博弈方向上,只要條件成熟,美英石油資本仍然可以“還原”到美英土著資本的共同立場,而這就要求猶太資本的戰略佈局必須步調緊湊,並且要讓石油資本能夠從猶太資本的佈局中獲得暴利——猶太資本有辦法做到這兩點,辦法就是——
(1)強化美帝國以“石油美元政治”為根基的“大棋局”走向,讓白宮必須借重於石油資本的配合,也從而必須借重猶太金融資本的配合。“911佈局”就是一個關鍵性的強化步驟與手段。
(2)借白宮佈局中東、中亞之機,讓美英石油資本搶佔那裏的油田股份從而站穩“石油大棋局”立場。自然,白宮也需要這支它可以信任,可以控制的的嫡系資本來配合、幫助它展開中東-中亞佈局乃至全球佈局。
(3)在華爾街,猶太金融資本與美英石油資本相互勾結,一同套取暴利……這些可行的勾結關係,以及這一勾結能夠引導、推動白宮更堅決地走向符合“猶太資本佈局”的方向(美英土著的戰略佈局),以及這兩路勾結起來的資本能夠為,願意為白宮的戰略佈署提供現實可行的支援與配合,包括金融戰線、石油地緣政治(主要針對莫斯科)上的支持而不是背叛或背離——這些正是猶太資本之所以把美英石油資本選做戰略盟友的因由。
(那麼美帝國軍工資本是猶太資本的“國內土著資本盟友”麼?猶太資本所需要的“石油美元帝國”的確需要軍事霸權做支撐,但是此前的“美帝國”時期,美國土著資本也需要,更需要軍事霸權的支撐。而且,美國軍事工業整合著美國的大工業資源、大學資源和高科技資源,而這些資源正是“可以”構造一個“健康美國”的主要成分。所以說,美國軍工資本更靠近猶太資本的“敵手”——美英土著資本的立場。當然,在“大棋局”裏沒有“永遠的敵人”……)
猶太資本針對美英土著的策略也必須切合美帝國現階段的歷史走向(歷史慣性),這個走向至少要是——美英土著資本在全球“大棋局”中的立場將要求美帝國堅持這一走向。這就是說,並非“猶太資本+美元石油資本”的權重真的壓過其他美英土著資本,也壓過“美國”社會可以整合起來的社會力量、“民主力量”,從而兩路資本能夠挾持美帝國走向“美元帝國”……猶太資本拉攏一支“土著資本盟友”只為避免被土著資本鯨吞,而美英土著資本預圖鯨吞猶太資本也不是為了回到一個傳統的“美帝國”或者“美國”(所謂非帝國的“美國”根本不曾見存於歷史),而是要把這個金融帝國和通過它而向全球社會榨取的金融暴利收歸己有,而且面向全球“大棋局”,美英土著也要爭取剪除猶太資本這支“第五縱隊”……美英土著資本(及其權勢)、猶太資本都知道——從“美帝國”到“美元帝國”的轉變具有歷史必然性,而猶太資本只能參與、投機到這一歷史過程中去,卻不足以挾持它。相反,“美帝國->美元帝國”這個必然性轉變卻是英美資本長期從全球榨取霸權利益的歷史結果,也是“資本的全球大棋局”之博弈結果(要透徹泛解析這個問題,還需要結合所謂“美國的本質”等視角,並且需要重新解讀“二戰”,才可能一併論演,所以另立章節)。
主要是美英土著資本中的大資本才有權力-能力-影響力去收割猶太資本(必須通過國家機器),所以,猶太資本“可以”通過“邀請這個敵手一起分贓”的方式至少延緩那個自己被圍剿的命運進程,進而有可以贏得機會去改變-扭轉美英土著針對它的戰略設計內容,乃至在“大棋局”中戰勝美英土著資本。當然,非不得已,猶太資本不會向美英土著大資本讓渡財富,那麼分贓的方式就是——讓美帝國經濟進一步走向“金融化”,讓美英土著大資本也貪婪于“金融掠奪”帶來的暴利,包括向美國國內做金融掠奪和向全球做金融掠奪,以及,讓美英石油資本能夠與自己共同套利和去中東圈佔油田……這應該也是這一輪美國金融危機-債務危機的資本動機與資本動力——如果說金融壟斷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那麼這種捆綁關係,及“大棋局博弈關係”就具體演繹了“最高階段”的現實形態,和壟斷的現實形態,而這種“捆綁(勾結)”還追加了這個帝國圖謀“統治全球”的“邪惡動機”。
有了石油資本這一路“土著盟友”,猶太資本可以影響白宮的戰略定向,主要是讓“白宮的大棋局”的步調有利於“猶太資本的大棋局”步調,而且在操作層面,兩路資本也有必要進入白宮(白宮是美國大資本的代理人,只在“操作層面”擁有權力)——這兩路資本共同扶植小布希、切尼集團上臺,因為兩人及其政治家族(後臺)並不算是美國政治家族勢力中的主流與強者,“猶太資本+石油資本”容易賄買和拉攏他們,並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他們,也包括威脅——指證他們接受了石油資本的賄賂。當然,小布希和切尼出賣的只是美英土著資本集團的戰略“步調”,並沒有出賣那個戰略“本身”。而且,猶太資本要借局佈局(借白宮的佈局去展開自己的佈局),就還必須為美英土著資本的“大棋局”提供一個後者一定會接受的宏觀大策,且這個“宏略大策”——必須符合白宮的戰略遠景,必須切實可行,必須是超過(美英土著自己的)其他策劃的一個“上策”,才可能成功“賄買”白宮(的某些辦公室)。當然在設計中,猶太資本會讓這個贈送給白宮的“上策”必須在猶太資本的配合下才可能實施並完成,以免被美英土著修改策劃內容,以至於被“將計就計”,被布下“局中局”……那麼,以“911事件”為“棋眼”,一個“911大策劃”早已出爐,開始演繹了。鑒於棋局之大,佈局之重,完全有理由把它看做是同“冷戰收局”(蘇聯解體局)同等量級的新一盤“大棋局”,是繼“冷戰收局“之後的新一輪全球大博弈。
(因時間和精力有限,也缺少資源去仔細窺察美國內政及美元資本的內部鬥爭,本小節中的分析性內容或存偏頗。)
〇 從“美帝國”到“美元帝國”(3)“911事變”的原始底圖
既然美英土著資本不可以正面攻掠歐陸,也不可以立即返身收割猶太資本,那麼美英與歐陸這兩路資本之間能夠達成媾和麼?——“美、歐分立”做為“冷戰收局”的博弈結果,與“可以媾和”相對應的博弈內容就是——冷戰尚未真正結束。當然,就“西方陣線”依然存續來講,美英帝國與歐陸一直在媾和中,不過它們這個勾當也受制於“大棋局”……具體地——
(1)德國、法國一直自我保存為兩個“完全經濟體”,歐陸更是一個超大的“完全經濟體”,鑒於巨大體量,也鑒於科技對產業的依賴而失去科技優勢也就失去一切競爭優勢,歐陸也只能繼續走“完全經濟”路線。那麼其實體生產力不可以被美元霸權統治或者被美元資本吸血。
(2)歐陸的體量、實力與潛力高於美國,並且這種差距將繼續拉大,尤其美國實體生產潛力已經衰落。這種前景下,歐陸沒有理由放棄爭霸野心。
(3)鑒於第(2)條,美英資本無法以美國本土實體經濟為本去同歐陸做“自由競爭”,那麼美英土著資本一定會把自己定位為盤剝者,這又要借重于金融霸權-貨幣霸權而這個霸權它已經在手。
(4)如果美英與歐陸媾和,猶太資本將立即被美英土著鯨吞,所以猶太資本必須予以反制,且不計代價。
(5)美、歐媾和的後果將是——它們要在全球重演“殖民地時代”,雖然形式會有所不同。而這是全球正義力量都不能接受的,包括俄羅斯、中國、阿拉伯等等,而某些國家還要被霸權者借為“棋子國”(典型地就像曾經的日本)……當然,所謂(1)(2)(3)(4)都是從“大局觀”中抽象出來的片面,任何單一理由在“大棋局”中都不免侷促,所以在“大棋局實際”中都並不能單獨成立……
美英土著資本不可以正面攻掠歐陸,也不可以立即返身收割猶太資本,美英與歐陸這兩路資本除非通過捭闔贏得這盤“大棋局”否則也不能達成媾和,那麼“美元帝國”可以回到“美帝國”麼?簡單看來——除非徹底改造美國社會,讓美國從美英霸權體系下獲得真正的獨立(脫離由霸權體制支援的“暴利模式”,包括停止通過“全球化資本主義”向全球人類社區“吸血”),美帝國或者“美元帝國”的國內實體經濟就不可能恢復競爭力。然而,出於壟斷資本的本性,美英土著資本是不予考慮“退出全球霸權”的。更何況,歐陸資本以實力為基礎正在要求取代美英資本的全球霸權地位,則即便出於金融資本之間的壟斷鬥爭,美英資本也不會主動放棄霸權包括美元霸權——除非它能夠會同歐陸資本從“大棋局”捭闔出一個隻只它們有利的媾和結果才勉強算是“放棄霸權”,這樣,問題就又回到這盤“大棋局”……而在“大棋局”中,歐陸與美英帝國分別已經擺出“歐元出世局”(做為“冷戰收局”的繼承和後果)、“全球化局”,大盤面上——歐陸資本有望借助包括莫斯科在內的國際力量而從“歐元出世局”一舉贏盤,而美英土著資本坐擁美元霸權、軍事霸權和讓它相當自負的“軟實力”(主要就是從英帝國500百年爭霸史和英美200餘年霸權史中“積澱”而來的戰略能力),且猶太資本在美元與元的大決戰中(至少在決定戰局走向的第一輪戰役中)必須站在美元立場……
而且美元及“美元帝國”已經在全球做出佈署,布下戰場和陣勢,布下“局中局”,僅就此,美元帝國也不準備回到一個“正常的美國”,那麼鑒於
(1)美帝國已經走向“美元帝國”而這個轉向必將影響美國本土實體經濟,以及美英為維持其全球霸權而需要遏制歐陸、東亞經濟的發展從而也必將損害美國本土經濟。
(2)美元為維持其貨幣霸權而“需要”遏制歐元,從而“美元帝國”需要對歐陸經濟做有限打壓,這也將影響到美國經濟。
(3)“美元帝國”為壓制、打擊、控制歐陸、東亞博弈者而“需要”推高油價,因為推高油價既能讓“美元帝國”拿住針對歐陸、東亞博弈者的籌碼,也能直接打壓歐陸、東亞的經濟。而且,美英石油資本和猶太金融資本還要從高油價獲利和通過對油價的控制去金融“市場”套利。並且,白宮為拉住海灣王權也需要向石油王權讓利。再加之,美英、歐陸、俄羅斯必將爭逐中東從而不可避免影響到油價——但是反過來,高油價也勢將打擊全球經濟、也包括美國經濟。
(4)不論美英土著資本還是猶太資本都要強化自身的“財勢”以能在美帝國國內的權勢爭奪中取得優勢,去“挾動”白宮,猶太資本還需要綏靖其他美英資本以能讓它們在“美元帝國”之路上有利可圖,而這必將加速、加劇美國社會的貧富分化……這些(由霸權主義自身引起的)因素必將衝擊美國經濟,影響美國“公民”和“納稅人”的生活水準,那麼美元資本一定已經深入考慮了“怎樣可以避免被革命”這種問題,也考慮了當它們對“大棋局”做出系列佈署時不可以受到國內(社會)博弈的限制、牽制。就此,美元資本一定責令白宮做出預防,拿出預案——
“911”事件不久(2002年6月6日),美國總統小布希宣佈將成立“國土安全部”,曰“防止美國本土再次遭受恐怖襲擊”。又,華盛頓“針對恐怖主義”出臺了“相關法律”……但實際上,白宮的真實意圖卻在於控制美國民眾和美國社會,以阻止非常可能爆發的社會反抗乃至國內革命。那麼可以說——“美元帝國”的財團早在“911事件”之前的那段時期(向美元帝國過渡時期,就早已把打壓美國國內民眾(的反抗甚至革命)做為它們的一個重要博弈目標了。即是說,設計一場針對美國國家和國民的重大恐怖攻擊也是為了加大美帝國的國內管制,為鎮壓美國民眾而準備社會政治環境與機制——“911攻擊”就是它們所需要的“最適合”的方式,即911就必須是一次讓美國國民恐懼的,讓美國公民生命遭受很大損失的悲情事件。
當然,後文中將要推證:在“911陰謀”中還合成了美元帝國的另外三個重大戰略性目標,而這個“壟斷資本要保證它們對美國民眾、美國社會的統治”只是其目標之一……之所以說這個目標(“恐怖主義內政”)才是“911事變”的原始底圖,主要是因為——在原理上,其餘幾個戰略性目標都可以經由其他策劃去佈署和實施,卻唯有“恐怖主義內政”讓美元壟斷資本最難另尋途徑去實施……今天,美元資本針對美帝國國內的統治仍然需要“恐怖主義內政”(也包括控制、轉移種族矛盾等多種國內矛盾),那麼可以判斷:由美元資本發明、發動的這場針對“美國”的“恐怖主義戰爭”就不會停止。但是,美元資本又不能讓恐怖攻擊在“貨幣戰爭”大環境下衝擊“美帝國信用”從而衝擊美元霸權,所以,美元資本(或美元帝國或美英土著權勢)會選擇——
或者讓本.拉登這個“象喻符號”足夠誇張,且讓這個“符號”繼續存活;或者在烈度上限制針對美國本土的恐怖襲擊,但是讓有關“恐怖襲擊”的“事件或者傳媒事件”不斷;
或者讓歐洲或其他地方成為恐怖襲擊的靶標也同樣能夠起到震懾美國“公民社會”之效果還威脅歐陸或其他博弈者;
或者,當華爾街在白宮的策應下準備好一個金融圈套能夠讓美元(或美元霸權)先跌再起(像“911攻擊”這樣),白宮再會發動下一次針對美國本土的較大規模的恐怖攻擊(再複製一次“911博弈事件”)……
〇 大局觀第一季——白宮的難題
1999年1月1日歐元在歐盟11國正式啟動。規定2002年1月1日歐元正式流通。2002年3月1日起成員國原貨幣停止流通……
隨歐元出世,如果美元帝國及其利益“盟友”沒有做出主動應對或有效應對,則“大棋局”走向如何?“它們不做出應對”當然是不可能的,卻又全球所有博弈者(也包括華盛頓、歐陸、莫斯科)針對“歐元出世局”都必須首先參量的一則“大局觀”,在時間順序上是“大局觀第一次”。在“大局觀第一季”視野下,足以衝垮美元霸權及“美元帝國”的路徑有四條——
1.伊拉克、伊朗、俄羅斯、中亞(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阿塞拜疆),乃至還有委內瑞拉這些能源出口“大戶”中的多數選擇以歐元結算其能源出口,即出爐“石油歐元”——雖然美元帝國有望保住海灣石油王權這最大一路石油輸出勢力,已經大而無當(總面額已經遠超它的實際“價值”)的霸權美元也將倒塌,美元帝國的最好的結果是它將緩慢崩潰(但是“大棋局”不會如此簡單,美元帝國只能迅速崩潰……)。
(2000年11月,伊拉克央行宣佈以歐元替換美元作為外貿結算貨幣,並把100億美元外匯改換為歐元。
2000年12月24日,伊拉克宣佈,伊政府決定自2002年初開始正式以歐元替換美元作為外貿結算貨幣。)
2.東亞,主要是中國、日本停止美元外儲,改為儲備歐元。以至於東亞拋售美元,或者積極同石油出口國啟動“石油歐元”……
3.在“大棋局”變化之後(美元帝國不能完全封鎖住第1、第2條路徑),海灣石油王權向歐元立場轉移,出籠“石油歐元”或者也同時保留“石油美元”——即便海灣王權同時保留了“石油美元”(出籠“有限石油歐元”)以能夠在美英、歐陸之間縱橫求存,美元霸權及“美元帝國”也必然走向終結。
4.借美元-歐元之間的決鬥,並且推助這場決鬥,莫斯科有機會攜領中亞,聯合伊拉克、伊朗,乃至還有委內瑞拉,去啟動一個“俄佩克”,對抗以至於取代“歐佩克”,或者拉攏歐元甚或拉攏歐佩克,去重建全球貨幣秩序——則美元帝國勢必終結,而莫斯科有望獲益極大乃至向第一霸權邁進……
這四條“大致”路徑是所有“大棋局”博弈者都必須要看到的(除非某些次要博弈者欠缺基本的戰略能力,或者它在政權機制上壓制了自己的“國家戰略頭腦”,或者某些小國地處偏隅在‘大棋局’中根本算不上一路棋手)。當然,“大棋局實際”一定會向複雜化演繹,但不論多麼複雜,對於預圖維續美元霸權和美元帝國的資本及其野心來講,它們都必須成功封鎖,且同時封鎖這四條足以摧垮美元霸權的路徑,因為任何一條路徑都足以“單獨”摧垮美元霸權,或者至少把“大棋局”迅速引向對美元帝國極為不利的方向從而間接摧垮美元霸權(或者就是一個路徑引發其他路徑)。並且,因為霸權者的野心,也因為在“大棋局”中美英帝國和美元帝國已經站在霸權頂點所以“不進則退”,它們還會力圖在防禦的同時謀求進取……不過在四條路徑中,尤其第1、第2條路徑,讓白宮破解起來何其困難,而四條路徑又複合在一起,主要博弈對手又已經捭闔縱橫,還將繼續縱橫捭闔(視‘大棋局’變化,視白宮的應手),看起來這簡直就是美元霸權和美元帝國的“死局”。
當然,“美元帝國”手中還是握有自己的優勢,其優勢有四:
1.軍事優勢。
2.尚能一時操縱的霸權美元和金融控制力。
3.一時尚未被廢黜的全球霸權地位。
4. 所謂包括戰略能力在內的“軟實力”……
但是,在“歐元出世局”開始演繹之後,至少多數主要博弈者能夠看到這個大不利於美元和美元帝國的“大棋局”,也就看淡了美元帝國、美英帝國的霸權前景,所以美元帝國的優勢就只剩下一樣才算得上可靠,即軍事優勢。
〇大博弈第一季——“北約東擴”,及莫斯科的戰略
足以衝垮“美元霸權”和“美元帝國”的四條路徑中,第1條無疑最為核心,最為吃重——顯然,白宮絕難改變莫斯科的立場,也絕難改變歐陸的立場,因為歐陸明確看到自己的霸權前景即在眼前……然而,所謂“大棋局”是“列國”的“大棋局”,歐陸與俄羅斯的戰略目標、戰略利益不可能——在一條路徑上高度會合而其矛盾又不可能被其他博弈者利用而放大。這就為白宮“破局”提供了條件——
在莫斯科的戰略中有一個基礎性的邏輯——
莫斯科擁有可供其成為全球第一霸權的武力優勢、能源優勢、地緣優勢(國土縱深可以同時控攝歐陸、東亞、中東),它的終極戰略目標當然是成為全球第一霸權。初看之下,莫斯科似乎有理由全力攻伐現存第一霸權即美英,直接就是擊垮霸權美元。然而,莫斯科不能允許美英霸權垮臺之後,歐陸卻拿走霸權果實成為不易撼動的第一霸權——如果想要莫斯科全力或者哪怕大力支持歐元,例如攜中亞各能源出口國並聯合和鼓動兩伊去出籠“石油歐元”,就必須有一個前提,即,莫斯科必須保留足夠的機會可以在接下來的“大棋局”中讓自己能夠控制“歐陸帝國”,或者至少不能讓“歐陸帝國”反過來(聯合衰落的美帝國)控制住俄羅斯。畢竟,莫斯科這只大熊寧要一隻對岸的老虎(大西洋對岸的美利堅),也不要一隻身邊的老虎(歐陸帝國),何況身邊的這一隻老虎還更具潛在實力。
那麼,白宮只要打壓俄羅斯,並且打壓到“莫斯科無望控制歐陸帝國”的程度,莫斯科就將不會允許歐陸霸權取代美英霸權,而是要等待更好的時機……
雖然歐陸在人口規模、經濟體量和品質上都遠超俄羅斯,但是在可供爭霸全球的地緣條件和幅員廣度上卻遠不及俄羅斯,而決定兩路博弈者勢力對比的關鍵就在東歐,即,東歐誰屬(整合或者控制)將是歐陸、俄羅斯勢力此消彼長的決定性因素——雖然蘇聯已經解體,但是莫斯科卻可以隨時糾集起原蘇聯諸邦中的多數,甚至威壓(原蘇東陣營中的)東歐幾國把它們變成“真空地區”(尤其冷戰後它們並未由倒向西方立場而獲得什麼利益),恢復莫斯科的地緣政治空間(“蘇聯解體”也做為莫斯科的一次戰略大撤退),則歐陸帝國的版圖將立即變得促狹,將全部暴露在俄羅斯中遠端導彈的準星之內,和快速反應部隊的突襲航程之內,則莫斯科可以隨時威懾著歐陸帝國……那麼當歐陸奪得貨幣霸權,卻將隨即面臨一個巨大困境——莫斯科將要搶走“霸權果實”而歐陸自己將成為俄羅斯的附庸。這時,歐陸就必須依靠大西洋對岸的美帝國做為戰略上的後方依託和“地緣縱深”,則美帝國有權繼續充當歐陸的“大哥”,從而美元地位有權繼續高於歐元地位,即“歐元霸權”和“歐陸帝國”尚不能實際成立,也即歐元稱霸之路只是一個虛幻……是以,歐陸必須支持“北約東擴”。
反過來,如果歐陸控制-整合東歐,不僅歐陸帝國的幅員得以向東做大尺度擴張,與俄羅斯之間的地緣態勢此消彼長,而且白俄羅斯、烏克蘭這兩個俄羅斯的主要盟友國和俄羅斯的主體部分(即歐洲部分)就暴露在歐陸帝國的勢力之下了,歐陸可以從政治上、經濟上、心理上滲透、顛覆、拉攏白俄羅斯、烏克蘭甚至包括俄羅斯的加盟共和國,和從軍事上以“北約反導”和空軍實力壓迫它們從而促進政治、軍事目標(俄羅斯雖然幅員巨集巨,它的人口、經濟卻高度集中在歐洲部分,這是它在戰略地緣上的主要弱點)……如此,歐陸可以甩開美英建立一個獨立的帝國了,也就可以全力向美元發起決鬥了。
是以,從進取的立場上,歐陸也必須支持“北約東擴”。
具體到“大棋局”——
如果歐陸帝國能夠把版圖著實地延伸到東歐,則在歐元霸權取代美元霸權成為大趨勢之時,美英就至少有需要去同歐陸媾和-勾結,反過來充當歐陸帝國的“小弟”,去共同壓制俄羅斯。同時,美英土著可以在歐陸的支援下順利鯨吞猶太資本(歐元不再需要猶太資本這支第五縱隊)——在美英霸權資本的立場上,這也算是它退離霸權歷史的一條“可取”之路,結果將是歐陸-美英繼續共同統治全球(當然,前提是‘大棋局’及美國國內經濟等因素已經讓白宮找不到維續霸權的路徑,而且美元土著還希望在‘大棋局’形成這一大勢之前盡可能利用猶太資本收割全球財富)。如此,歐元、歐陸將在它的霸權之路上順利前行……
反之,如果歐陸帝國不能控制東歐,它就需要美帝國的強力支撐才能制止莫斯科來盜取霸權果實,即美英-歐陸之間不易達成勾結。
那麼在歐元盛,美元衰的大趨勢下,莫斯科可以找到一個機會(或者推波助瀾製造機會),突然強力出手支持歐元,推翻美元霸權,而令歐陸被“大棋局”裹挾不得不接受莫斯科拋給自己的“雞肋”(否則歐元崩盤,或歐元區解體),或者只能去爭取把“大棋局”導入新的一輪以制止莫斯走上霸權之巔。
又或同時,莫斯科還可以借敘利亞為軍事-政治基地,支援敘利亞聯合阿拉伯諸邦去攻伐以色列,遂讓美英土著資本有機會鯨吞猶太資本,從而讓美英“可以”把貨幣霸權讓渡給歐陸……看起來,這是莫斯科幫助歐陸帝國稱霸,但是隨後,莫斯科可以聯合阿拉伯諸邦再來攻伐歐陸帝國,奪走霸權,就此,可以發現這樣的路線圖——
在歐陸搶得中東石油出口結算權(“石油歐元”出籠)之後,歐陸並沒有充分的武力控制中東各路博弈者,即便歐陸會同那個(被摧垮美元霸權而)武力衰落的美帝國,也太難全面控制中東,因為中東諸侯將得到俄羅斯的全力支援、或者也有中國乃至日本等主要博弈者的強力支持(東亞的支持強度取決於複雜的“大棋局”因素。確定的是:東亞“需要”提供強力支援)。那麼,中東諸侯在莫斯科及國際力量的支持下有機會出籠自己的“石油貨幣”(例如海元),或者它們支持一個“貨幣籃子”取代“石油歐元”這種霸權貨幣,而它們會得到莫斯科,尤其東亞的支持。那麼,“石油歐元”這只煮熟的鴨子也會從歐陸帝國的餐桌上飛走(甚或,莫斯科並非沒有機會進一步做局,去打造一個“俄佩克”乃至於“石油盧布”)……就此,莫斯科或者“中東石油博弈者”還有強力手段對付歐陸——阻斷蘇伊士運河,讓歐洲經濟承受不起高成本能源(繞道好望角)。而“阻斷蘇伊士運河”在方法上可以非常簡單,例如有夠多或者夠大的船舶“意外”擱淺或者傾覆在蘇伊士航道,隨後,其他船舶還可能發生碰撞……而且,在抑制歐陸霸權帝國這個問題上,埃及的立場根本不需要誰來動員(關於埃及的分析留給後文)……
——尤其,如果歐陸帝國不能整合東歐,美英就更有權(以向歐陸提供戰略支撐做為籌碼)向歐陸討價還價,爭取奪回貨幣霸權。或者即便歐陸能夠捭闔出一種局面令美英甘做歐陸的‘小弟’,但是如果美帝國在歐元的攻伐下衰落之路過於急驟,一個版圖促狹且暴露在俄羅斯軍事力量之下的歐陸帝國也不能放開手腳向莫斯科博弈……也所以,歐陸能夠整合東歐還意味著歐陸因此可以向美元霸權發起強勢攻伐,同時不怕美帝國以急驟的方式衰落,並且在攻伐決戰開始前,歐陸手中這個“強勢攻伐權”可以讓歐陸在它同美英的捭闔鬥爭中佔據主動位置,從而容易引導出一個有利於歐陸自己的“決勝局”。
……“911事件”前,美英、歐陸已經聯合推進、實施了“北約東擴計畫”。那麼當美元-歐元之大決戰正式開始,如果莫斯科盡力支持歐元,則要麼歐陸一舉成為第一霸權,要麼兩路資本謀和而歐、美在北約框架下聯手攻伐俄羅斯——所以,“北約東擴”莫斯科失去了全力支持歐元的必要理由,即,“北約東擴”成為了美元帝國用來制約歐元爭霸的工具。但是,美元帝國(及美英霸權帝國)只是解除了來自莫斯科的一個直接性的威脅,即莫斯科仍然可以縱橫捭闔,以迂回策略介入“大棋局”,而莫斯科的主要鬥爭目標仍然是美英霸權——俄羅斯的“黃雀策略(漁翁策略)”受阻,它就只能更徹底地走“扶植歐元路線”,和與猶太資本進一步增進協同,把“大棋局”引向複雜化,而“複雜化”也是幾路主要博弈者可以接受的。
是以,在“破局美元霸權”的四條路徑中,白宮力推“北約東擴”、“北約反導”只針對第1條路徑有效,且只能算“半效”。
“北約東擴”屬於傳統政治運作,而“歐洲反導”就可以曰做“地緣政治工程”或“地緣政治手術”了(通過實物工程改造政治,改造“大棋局”)。這樣說也是因為“反導系統”本身沒有多少軍事價值——不難從導彈技術上突破它,而且威懾畢竟只是威懾,即便擁有“全效”反導系統的北約也並不能真的對俄羅斯發動核戰。對於美英、歐陸雙方,“歐洲反導”(及“北約東擴”)的主要戰略價值就在於“地緣政治手術”——(1)它成為美、歐維續傳統聯盟尤其軍事聯盟的平臺。(2)“歐洲反導”向東推進就意味著爭取到了東歐各國的立場,即把“北約東擴”從軍事上坐實,從而進一步從政治-經濟-心理上坐實,讓“大歐洲”(歐陸帝國)在地緣上做大和做實——這符合歐洲所願,也就意味著歐-俄之間可能的聯合、聯動被自動阻斷——這是美元帝國願意看到的。
而對於準備佈署“反導系統”的幾個東歐國家來講,它們的“反導設施”反而要成為莫斯科的第一波打擊的標靶,甚至當莫斯科判斷西方的“反導系統”的確有效而俄羅斯的導彈無力突破它們,則莫斯科未必不會以單方面軍事行動或者間諜行動摧毀它們,而北約則束手無策,畢竟莫斯科並未發起一場“核戰”,規模也不算一場“大戰”。那麼東歐幾國迎接“歐洲反導”的目的就在於它們希望借此進一步融入“大歐洲”,而幾國政客階層與國內資本之的目則主要在於握有更多實際權力和做穩資本利益——寧做西方資本的附庸,不做莫斯科的傀儡。
即使沒有這場主要肇起於“貨幣戰爭”的“911大棋局”,“北約東擴”也“勢在必行”,所以還不能說“北約東擴”單純就是白宮針對“歐元出世局”的破局動作。然而在2000年小布希上臺後,美國退出了與俄羅斯簽署的《反彈道導彈條約》,此時正是“911事變”前夕,可見白宮要通過“歐洲反導”強化“北約東擴”的戰略效用。這便是白宮針對“歐元出世”在做出“破局”了。而在“911事變”後,白宮著重推行“歐洲反導”也繼承了這一戰略框架,等於深入開掘“北約東擴”的戰略內容,和能夠用一個新花式把“北約東擴牌”繼續打下去。然而,美元帝國並不真正要把“歐洲反導”坐實(除非“歐陸帝國”失去前景),因為一旦“歐洲反導”確鑿成立,歐陸將不再擔憂莫斯科,則歐元就要向美元發起總攻了,雖然那時莫斯科不意支持歐元,但歐元可以聯合東亞、海灣王權、猶太資本共同破局美元霸權(雖然三路博弈者都會向歐陸要求條件),或者同時送給莫斯科一個“雞肋”……
那麼我們在新聞中看到美帝國的反導技術總是不過關,那可能就不一定純屬偶然(當然,美帝國在“反導”的某些方面落後於中國也可能就是“技術事實”)……2009年9月,奧巴馬政府宣佈放棄布希政府時期的“歐洲反導計畫”,取消了波蘭、捷克的反導基地,聲稱將出爐新的“歐洲反導計畫”,而在地理上,波蘭和捷克處在俄羅斯與德國、西歐之間。
2010年7月,奧巴馬政府明確了這個新版“歐洲反導計畫”,它宣佈將首先佈署海基防禦系統(地中海和北海),這在客觀上把德國暴露給了俄羅斯;然後在第二個計畫步驟中,它準備把防禦基地佈署在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客觀上還是把德國暴露給俄羅斯;它的第三個“計畫中”的步驟才準備選擇波蘭做為重點投入的防禦方位(“保護”德國)……時間上,2009-2010正是美國金融危機-債務危機剛剛爆發,繼“911大博弈”之後,美元與歐元正要展開新一輪決鬥,此時白宮收束“歐洲反導”正可以對“歐元帝國”釜底抽薪,或者同時以“釜底抽薪”而達到“防患於未然”之效果(美元與歐元這新一輪次的決鬥也非常之複雜,而“新版歐洲反導計畫”的其餘具體內容也具有針對了這一輪“大博弈”)……
那麼可以理解:白宮並非一把“歐洲反導”進行到底,而是要把“歐洲反導之推進過程”進行到底。而一旦“歐洲反導”坐實,將意味著美元準備向歐元投降,或者投誠(勾結)。當然,“歐洲反導”並不構成“美元向歐元投誠”必要前提。因為原則上,“大棋局”中沒有“必要前提”——通過捭闔縱橫,暗中改寫“大棋局”,繞開僵局內容和“必要前提”,一路博弈者才可望出奇制勝!(因此針對美、歐勾結問題,或者針對美元資產走勢,“歐洲反導進程的走勢”可以做為一項預警條件,但不能絕對看待。)
……借已經展開的文字,我們繼續對莫斯科的戰略原則做一點概括性分析,當然這只是本文目前的理解(這是“大棋局”中至為關鍵的問題之一,所以需要非常謹慎)——
莫斯科的戰略應該有一個主調式(原則)——
(1)要麼突然出手給予美帝國霸權(及美元霸權)致命一擊,並由此贏得一個局面以利於莫斯科爭霸——突然性是關鍵。
(2)要麼緩步促使“大棋局”走上有利於莫斯科而不利於美帝國的路線,其“緩步”也包括“積極等待”。這又是因為畢竟美元帝國(和美英集團)掌握著更多、更強的戰略資源可供其“做局”,而美元帝國處在一個自然衰落的“歷史過程”中也因此需要通過“做局”突破困境,是以莫斯科在難以判清美元帝國“做什麼局,怎樣做局”的情況下可以選擇等待,也等待美英同歐陸,同猶太資本的矛盾進一步激化……其中(1)通常要配合(2),因為華盛頓為避免(1),將不可避免地向莫斯科做出讓步,華盛頓的戰略步調遂受到限制,則莫斯科可以由此推進(2),再由(2)為(1)儲備條件……當然,莫斯科也可以“出其不意”,不顧(2)而直接於暗中準備(1)……相對次要地,莫斯科還有其他“戰略原則”——(3)利用其他博弈者的戰略誤判,主要是利用中小博弈者相對薄弱的戰略能力,對其進行戰略訛詐(當然,美英、猶太資本、歐陸也會這樣做)。(4)時而做出野蠻動作,為實力已經不濟的俄羅斯追加“國力”……後文中,我們還要偵緝莫斯科戰略佈署中的其他內涵,如果那不能稱之為“戰略原則”的話。
文/空蕩的原野
201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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