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恐怖

反共肅清白色恐怖

建 構 中 ….

直面「白色恐怖」歷史 果敢前進

2004 年12月，第一部以揭露台灣史被政治封鎖的五○年代「白色恐怖」史實紀錄片《我們為什麼不歌唱》，由「人間學社」完成DVD版製作發行問世，「我」片由侯孝賢出資監製，拍攝完成於1996年。此番發行問世的目的，主要是一方面在紀錄片荒蕪的製播環境中，開闢一條獨立製片的活路。另一方面則著眼於(民進黨)官方意識形態操控的「公共電視」，在播映與發行渠道的宰制。

「我」片的攝製，緣於侯孝賢拍攝「好男好女」的原始腳本，來自藍博洲的報告文學《幌馬車之歌》。在「我」片擬定拍攝大綱期間，曾考慮以當時還經常與青年往來的蔣碧玉，做為揭露史實真相的重要倖存者。但當時已有「全景映象」追蹤蔣碧玉生命史多年，並累積大量的拍攝成果。「我」片經過討論決定尊重「全景」已有的努力，避免干擾，最終只選擇了1995年元月，蔣碧玉告別式的紀錄，做為「我」片的開頭。選用這段片頭的原因，著眼於「我」片的片名，取自蔣碧玉青年時期，與鍾皓東烈士，當時自日據末期的台島，前往中國大陸，參加全國反抗日帝侵略戰爭時期所學的歌曲「我們為什麼不歌唱」。影片開頭的蔣碧玉追悼儀式，疊上她生前留在藍博洲採訪錄音帶裡的清唱原聲。

大批好男好女在五○年代白色恐怖中被屠殺了

蔣碧玉的生命史，經歷了日帝殖民台灣，中華民族淪為「清國奴」次等民族，轉而投入中國抗日戰爭的民族認同與行動。日帝戰敗投降後，以馬克思社會主義世界觀為革命綱領，與殖民買辦、資本家、地主階級與封建社會構造對抗的中國內戰。1950 年美帝軍事力量介入台海分隔，台灣成為美帝新殖民冷戰前哨。蔣碧玉生前目睹了美帝在台所佈置的兩黨政治，在人民民主的道路上畸形的惡鬥，曾感嘆地說：「台灣社會爛成這樣子，都是因為好人在五○年代，被白色恐怖屠殺、鎮壓了。」人們的日常生活當中，雖然經常遭到「壞人」的損害，卻也並不缺乏來自「好人」的幫助與溫暖。印證蔣碧玉的話語，乍聽起來並不吻合人們的社會生活中，從未間斷地存在著「好人」的事實。那麼，蔣碧玉所說的在五○年代白色恐怖中被屠殺的「好人」，是否別有一番意涵？

1945 年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宣告戰敗投降後不數年，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內戰中的紅、白對抗，出現了決定性的局面。失敗的國民黨在全中國廣大的「白色反動政權統治區」，只剩下隔著台灣海峽屏障的——台灣省。1945年，剛剛脫離日帝殖民屬地，復歸中國的台灣省民，擺脫了日帝殖民統治下次等民族的命運。企盼在台灣光復後獲得平等待遇的中國國民，卻遭到國民黨腐敗政權的剝奪和凌虐，1947年二月台省民眾蜂起反抗，立即遭到國民黨軍事鎮壓，企圖鞏固其最後的「白區」。卻適得其反地以其殘暴的手段，威脅其統治的合理性與正當性，並同時面臨內戰最終跨海解決的嚴峻形勢。1950年6月爆發的朝鮮解放戰爭，迫使美帝國主義倉促中以軍事力量介入台海相隔對峙的中國內戰直到今天。

在美帝軍事力量協防下，國民黨透過軍事獨裁戒嚴體制，在台發動一場遠比1947 年大鎮壓，更為凶殘的政策性撲殺，針對台灣省內；各族少數民族、台灣籍民眾，以及來自中國大陸各省人民。直接或間接與中國革命力量相連繫的地下組織，進行血洗肅清。同時在美帝政、軍、經援台勢力的監控和指導下，操作蔣介石軍事戒嚴體制的恐怖政治，將台灣省「殖」入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國際分工中。全面遏制當代中國在台灣省內反帝、反殖、反封建革命的歷史胎動。

蔣碧玉所說的「好人」，指的正是在台灣近現代史中，懷抱馬克思社會主義世界觀，並以生命的具體實踐，投身反對社會結構性壓迫運動中的群眾。五○年代這一頁被白色恐怖封鎖的歷史，直到1987年，由於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勢頭日益強勁，台島軍事戒嚴體制，在全球化跨國資本衝擊下，不得不宣告戒嚴形式的解除。促使台灣社會探索歷史真相的禁區成為可能。

紀錄片該迎合當權者或者揭發右翼的劣行？

就在「我們為什麼不歌唱」發行DVD 的準備工作中，10月17日，五○年代白色恐怖的倖存者及其家屬，在當時蒙難烈士刑死的「馬場町」，舉行2004年的秋祭。鍾皓東與蔣碧玉的兩個兒子出席祭祀，祭場的一角，陳列著藍博洲於10月4日再版問世的《幌馬車之歌》。據聞鍾、蔣的家屬曾詢問過拍攝母親蔣碧玉多年，足跡遍及大陸的探訪，累積了極為豐富而珍貴史料的「全景」負責人吳乙峰：「我母親都已過世火化成灰了，怎麼還沒完成這部紀錄片？」吳乙峰沒有正面回答，《幌馬車之歌》再版新書發表會上，鍾佐民受邀為父母親生命史的書寫講話，結果鍾佐民雖奮力控制心中感情與歷史交錯的激動，卻兩度無法抑制而哽咽不能言語。在此同時，吳乙峰正為了當權者一手策劃的紀錄片《生命》，在全島市場上可恥的置入性行銷而忙碌。

11 月前後，中國正在擴大建設「南京大屠殺」紀念館，以便收藏展示日益豐富的出土史料，並向聯合國提出世界人類文化遺產申請案。同時在台灣大潤發賣場上展售一支大約拍攝於九0年代末有關「南京大屠殺」的紀錄片，1998年「被遺忘的大屠殺——1937年南京浩劫」中文版在台出版。2004年11月16日，該書作者美籍華裔張純如在美舉槍自盡，得年36歲。

張純如紀念網站上有一段報導：紐約大學電影系主任崔明慧說；2003 年夏天，她採訪張純如時得知在「南京大屠殺」此書出版後，不斷收到疑似日本右翼人士的恐嚇信和電話，這些威嚇的信件與電話，迫使張純如不停的變更電話號碼，平時不敢打電話只用電子信箱連絡，甚至不敢在家裡接受採訪，更不敢透露丈夫與孩子的信息。「南京大屠殺」在日本出版受到多方阻撓，原定的出版社受到威脅取消了計劃。後來此書由一家左派出版社出版後，又遭致日本右翼勢力的攻擊。

同樣的11 月，在台灣有費盡心機竄改台灣史的荒謬言行，有日本軍國主義者石原慎太郎，在當政者奴顏卑膝的接待下，踐踏抗日先民埋骨的土地耀武揚威。有李登輝著日本武士扮相的選舉丑劇。今年三月底大選所引起的政治信用破產，揭開了台灣近現代歷史被日帝殖民，又遭美帝殖民蹂躪下的「潘朵拉之盒」。國安局當權者公然宣稱；「不抱美國大腿行嗎！」並恐嚇台灣人民；「難道要宣布戒嚴嗎！」

穿透新舊殖民主義的虛構宣傳 打破當權者的知識壟斷

1987 年台灣宣布解除軍事戒嚴令，並非出於政府對人民的慈善佈施，而是因應台灣內／外的政治經濟情勢所趨使，更不是當前國安局官員個人意志所能左右。戒嚴體制對人民最大的殘害，莫過於切除人民情感與認識的紐帶，切除知識與思想的紐帶，切除世界觀與歷史的紐帶。最終，迫使群眾淪為被飼養、被奴役的家畜，更甚者監管家畜的走狗。

戒嚴體制倒塌，固然出現了探究歷史禁地的可能，但接管的「自由市場」背後隱藏著一隻選擇性發行、置入性行銷的黑手。這支黑手經常穿帶起時髦的「後現代主義」斗篷，悖離後現代主義的思想內涵。召喚歷史墳堆裡日帝皇民的惡靈，以及美帝堆滿新自由主義笑臉的鷹犬，繼續新、舊殖民主義對台灣人民的壓迫，與榨取人民勞動所創造的價值。藍博洲在《幌馬車之歌》2004年再版的後記中有這麼一段話：「在兩岸依然分斷的此時此地，「台灣人」已經在野心政客長期操弄下，因為不同的出身、意識形態或政治立場而處於撕裂的狀態。我想，真誠的面對那段曾經真實存在卻被刻意湮滅或扭曲的台灣史與台灣人，應該可以幫助我們比較全面的認識台灣近現代歷史的發展過程，進而讓我們清楚地知道自己究竟在歷史的長河當中所站的時空位置，作出自我反省與批判。 ⋯⋯民族內戰下所產生的歷史悲劇，也才有可能通過我們的共同努力，避免重演。」

《幌馬車之歌》書中收集許多珍藏的照片，書的封面選用了青年蔣碧玉的照相館留影。一般而言，取自於「家庭照相簿」的紀念照，在觀看者眼裡總是難以免除「他人」的疏遠距離。然而，透過藍博洲直面歷史的書寫，蔣碧玉昂然不屈的生命與歷史的動力交融結合，頑強剛毅的力量穿透了紀念照片平凡無奇的面貌，粉碎了億萬個個別「家庭照相簿」物化的邊界。這，絕非綁架歷史，閹割歷史的手段力所能及。新／舊殖民主義的醜惡勢力，塑造出形形色色扭曲的心智與病態的靈魂。而知識繼續遭到當權者壟斷，歷史依舊被殖民的屠刀閹割，人民的勞動價值依然被榨取，人民的精神生活陷入錯亂的幻滅。作為人民知識武裝的報告文學、報告攝影與紀錄片，勢將在歷史的情感、知識、思想與世界觀的清理以及團結工作中果敢前進。◎

關曉榮 20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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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國民黨和民進黨當權者扭曲消費的歷史集體記憶

－倖存之二二八和「白色恐怖」主要歷史當事受難人現身說法

文/ 陳明忠

一、「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的根本原因──「內戰」而非「台獨」

「二二八事件」雖然是執政者執政「失敗」所引發「官逼民反」的「偶然」事件，但卻由於國共內戰而「擴大化」。

簡述「二二八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包括第一，因為國共在大陸地區內戰需要軍糧，使得台灣島內發生嚴重的缺米現象，引起民心不安與恐慌。以及第二，由於內戰，國民政府無力著手致力於島內生產力的恢復，因此也無法解決青年就業、尤其是從海外回台的原台籍軍人、軍伕的就業問題，使得他們成為島內動亂的主要力量。

但是「白色恐怖」起因，則是在內戰中失利、因而遷台的國民黨政權，為鞏固「反攻基地」，因而在台灣執行的「肅清異己」的行為。國民黨的洪秀柱立委為例，洪委員的父親雖然是外省人、且是國營事業員工，卻也在「白色恐怖」中受害。

因此，是國共內戰導致國民政府在台執政失敗，在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引發了”偶發”的「二二八事件」，國民政府進而在民國三十八年正式遷台後，開啟了長達數十年的「白色恐怖」時期，當時「台灣獨立」在台灣仍是極罕見的主張。

二、「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歷史”被扭曲”為「台獨者受難」的原因分析

１．事實的”混淆”與感情的記憶──有關「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兩事件的死亡人數。

「白色恐怖」的犧牲者、受難者中，許多是「二二八事件」的參與者。但因為兩事件在時間上相當接近，包括受難者家屬在內及一般民眾”並不了解”兩事件的”差異”，因而”混淆”將多數「白色恐怖」受難者，也認定是「二二八事件」中的犧牲者。

實際根據中研院調查，在「二二八事件」中死亡者應少於一千人（註）；但根據中時駐美特派員傅建中在一篇文章中，引述來自前總政戰部長王昇的資訊，在（二二八事件之後）民國三十八年至民國四十三年「白色恐怖」清肅異己行動最熾烈的時期，被捕的受難者高達三萬多人，其中15％、約四千五百人遭判處死刑，也因為「白色恐怖」最熾烈的時間在西元一九五０年前後，如今外界因此稱該段時期受難者為「五０年代受難者」。

只是由於一般民眾”並不了解”其中的”差別”，並因親友受害或恐懼、憎惡等因素，兩事件的受難者、犧牲者人數因此”被誇大”到外傳的「死亡數十萬人」，雖然此一說法不正確，但也反映「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兩事件對人民心理造成的嚴重影響，國民黨立委吳敦義的父親也是「白色恐怖」的受害者，家族因此蒙受的陰影，吳委員應該也有深刻體會。

（上圖，１９５０年，中共華東局派台工作人員朱諶之被押送到馬場町決。下圖，１９５０年代初，原國民黨軍政幹部被中共以「特務」、「漢奸」罪名槍決。國共兩黨展開了戰爭後更慘烈的戰爭）

２．「二二八事件」被”扭曲”為「台獨運動開端」，是鼓吹台獨運動者為政治目的所作的歷史扭曲

國共內戰是國共雙方的生死鬥爭，但當時國共雙方雖相互對立，「社會主義」在民國三十六年後光復的台灣，卻是相當興盛的思想，倡導「社會主義」的書籍在台灣也非常流通，並無接觸者即是「共匪」的概念；也因此在官逼民反的「二二八事件」後，對國民黨政府失望、憎恨的台灣人民，尤其是知識青年、大專學生，因此自然而然轉向”靠攏”共產黨，形成由”認同”「白色祖國（指國民政府）」轉為認同「紅色祖國（指共產黨政府）」的現象。

此趨勢展現在具體的社會運動上，即是當年造成極大轟動的「麥浪歌咏隊」與「鄉土藝術團」的出現，這些由大學生、知識青年所組成的社運藝術團體，在台灣全島巡迴表演，同時”倡導”「社會主義」思想，發揮了相當的宣傳效果，卻也因此”觸怒”了國民政府，於民國三十八年引發了所謂「四．六事件」，「四．六事件」因此也可以稱作「白色恐怖」事件的”肇始”。

「四．六事件」反映的是國民政府正式遷台前，「社會主義」及共產黨組織在台發展的狀況，也顯示「二二八事件」的後續影響，其實是「左派勢力」在台灣島內的”抬頭”與壯大，而不是「台獨運動」的萌芽；只是國民政府在「四．六事件」後展開長期數十年的「白色恐怖」行動，以及台灣歷史教育上”刻意省略”了對內戰前後台灣島內”實情”的紀錄，讓這段歷史”遭到淹沒”。

也因為真實歷史紀錄的”缺乏”，在台獨運動於民國六、七十年間興起後，倡議台獨者才有機會”選定”對台灣人民感情有深遠影響的「二二八事件」，並將之”扭曲”為「台獨運動」的開端，以賦予台獨運動的正當性與合理性。

三、「台獨」二二八起源論的”錯誤”

１．「二二八事件」是台獨運動開端的說法，不符合”歷史事實”：

「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相隔只有二、三年，「白色恐怖」早期的犧牲者與受難者，不論本省人或外省人，絕對多數都是戴上「紅帽子」，即被指為「左傾份子」；但在該段時間，因「台獨案」遭到逮捕拘禁的，只有廖文毅(台灣四大地主之一，雲林地方望族，台南大地主)與黃紀南等數人而已。

「白色恐怖」中真正屬於「台獨案」者，在民國五十年前後才逐漸增加，也就是西元一九六０年前後，「台獨案」增加的時間點，符合”海外台獨運動”的開始時間點，如王育德等人在日本成立「台灣青年社」的時間為一九六０年，「台獨聯盟」則是在一九七０年(才)於美國成立。

此外，台獨有兩反，即「反國民黨、反共反中國」。但「二二八事件」發生的民國三十六年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大陸尚屬弱勢政黨，更在「二二八事件」後發表聲援二二八抗爭者的宣言，同情「二二八事件」的台灣人民，面對中共的聲援，豈有「反共、反中國」的道理，因此研究台灣歷史的戴國煇教授說：「台獨運動的形成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為契機的」，這即是說，台獨運動的開展是在國民政府全面遷台以後的事。

２．「台獨」運動興起的”根本原因”，不是「二二八事件」而是國民政府在民國四十二起實施的「耕者有其田」(耕地放領)政策

「台獨」運動的”原貌”，”實際”是因國民政府「土地改革政策」而”沒落”的”台灣地主子弟(屬日據殖民時代的地主特權士紳階級)”的反抗運動。在政府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後，因此而”沒落”的”台灣地主子弟”，分別遠走日本、美國，並在日美發動「反國民黨、反共反中國」的「兩反運動」，這樣的反抗運動並因其後進一步與台灣本土中小企業”結合”而壯大，而這些中小企業主中許多也是”由地主轉型”，同樣因「土改政策」對國民黨政府感到”不滿”。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即是日據時代台灣的抗日領袖林獻堂，林獻堂在日據時期率領台灣人民反抗日本的統治，卻在台灣光復後，因為不滿「土改政策」，遠走日本，並於日本援助主張台獨的邱永漢（財訊文化事業集團）。

這可以解釋”為什麼”在”海外”從事於台獨運動的重要人物，畢業於處在嘉南平原的台南一中、嘉義中學者特別多，但出身於台中以北明星高中者相對稀少；這也可以解釋何以台南縣、市是當前台獨運動最興盛的地區，因為台南縣市是台灣最大的”地主集聚地”，台灣第一個黨外出身的縣市長就出現在台南市（葉廷圭），「台南神學院（長老教會）」則被稱作「台獨訓練所」。

四、歷史悲劇中的「外省人」

「二二八事件」時的抗爭口號之一是「打倒貪官污吏」，由於貪官污吏大都是居於「能夠貪污」職位的外省人，因此「打倒貪官污吏」變質為「打倒外省人」，使得許多無辜的中、”下階級”外省人(外省賤民)，”無端”在二二八事件的動亂中挨打、甚至因此死亡。

實際上，國民政府在民國三十八年正式遷台並發動”清肅異己”的「白色恐怖」初期，由於大陸局勢仍然混亂，政府不確定能不能保得住台灣，因此民國三十八年間逮捕、處死的都是外省人，直至民國三十九年「韓戰」發生、該年九月美國第七艦隊駛入台灣海峽後，國民政府開始(全面肅清反共)”大規模逮捕”左傾份子，才有大量台籍菁英的死亡。

具體的實例是民國三十八年的「基隆中學案」，在該次的逮捕中，所有涉案的外省人全被判處死刑，但本省人全部被處感化教育，這也為什麼當時涉案的台大學生許遠東（任中央銀行總裁，後卻在赴海外為李登輝辦事後回台的華航班機桃園機場失事意外中身亡），得以在三年感化教育後復學，並在大學畢業後獲謝東閩的推薦進入銀行界，最後還爬到了「中央銀行」總裁的高位。

台獨人士總”愛宣稱”台獨運動者在「二二八事件」或「白色恐怖」中”受難”，實際所有因「台獨案」被捕者，”沒有任何一人”被判處死刑（唯一一例死刑是因涉及政府幕後不當操作而遭清算，純屬例外）。

相較之下，外省人在台灣人口的比率不超過百分之十五，但依據中研院研究員范雲的調查，外省人在「白色恐怖」時期的受難比率卻達百分之四十，遠超過其人口比率。

五、消除族群傷痕──效法孫中山先生

總結「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慘痛經驗，「內戰」是傷痛的根源，但「生於亂世的人不如太平時代的狗」，歷史悲劇的發生有其時代的因素，受害者沒有本省、外省之分，我們要還原歷史，也應展望未來，以積極的作為消弭因「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所留下的族群仇恨。

回顧中華民國的創建史，孫中山先生在革命時期倡導「推翻滿清」，以現在的眼光看來，何嘗不是挑撥族群（滿漢）矛盾，但孫中山先生建立民國後，即改稱「五族共和」，顯示政治家必須清楚區分手段與目的，並在掌握權力後全力消弭過程遺留的傷痕。

國民黨政府雖已就「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受害者及遺族進行補償，然而這只是消除傷痕的方法之一，卻不能根絕台灣島上族群裂解的夢魘，實際上，只要引發「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根本因素仍存在，即兩岸敵對的狀態仍然存在，因此在台灣衍生的族群撕裂問題，就永遠無法解決。

台灣人民如果有心要解決問題，兩岸透過談判結束敵對狀態、締結兩岸和平協定，應是無法迴避的路，然而兩岸談判也正如同商業談判，談判前了解彼此的思考邏輯，才能清楚擬定談判策略，並透過相互溝通讓步，達成最後的共識，只是兩岸分隔數十年，彼此思考邏輯差異之大，已讓雙方在溝通上出現雞同鴨講的障礙，也因此即使兩岸已交流多年，彼此的鴻溝卻未見縮減。

「一國兩制」主張就是一例，對中共的「一國兩制」主張，台灣人民解讀為「大陸要吃掉台灣」，始終不了解大陸如果對台灣有善意，為什麼堅持不在此主張上退讓，要一再傷害台灣人民的感情；然而就大陸的理解，「一國兩制」的意義卻是「中國的主權由兩岸人民共享，台灣的治權由台灣人民獨享」，在大陸的思維裡，這是充分重視台灣主體性和尊嚴的說法，這已是大陸極大的退讓，他們也無法了解，台灣人民為何視之為洪水猛獸。

再以「反分裂法」為例，台灣人民認為中共訂此法是要硬性吞併台灣，否則就祭出武力威嚇，但大陸當局的思維卻認為，「反分裂法」的對象只限「主張台獨者」。

美國為了避免分裂，過去曾發生了「南北戰爭」，國民黨時期也制定了「國家安全法」，其中有兩條就是規定人民不得集會結社，不得主張共產主義與國土分裂，這些也等同主張「反分裂」；是以，台灣人民對於反分裂法不安的看法，反而讓大陸對台灣人民支持台獨的比例有多高，產生疑慮。

因此，唯有兩岸撤除對彼此的敵意，客觀了解對方的立場，延續數十年的兩岸內戰狀態，才有和解的可能，台灣島內的族群問題，也才有根絕的可能。

六、讓悲劇不再發生──中國國民黨的歷史責任

我與妻子及妻子的兄長，都是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受難者，然而，我今天到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的目的，不是為了個人與家庭的悲慘遭遇來討什麼公道的。我只是希望同樣的苦難不要再在下一代發生，因此台灣各政黨如果對二二八有真正的理解與反省，光是道歉或是補償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能解決發生悲劇的”歷史根源”，結束兩岸的內戰敵對狀態，島內的族群問題自然可以迎刃而解，締造永遠的和平。

這也正是我在二二八紀念日的前夕，來到國民黨中央黨部的原因；這也是國民黨不能推卸的歷史責任與義務，更是連戰主席的責任與義務。本人以二二八受害人的身份，在二二八前夕的此刻提出呼籲，「解鈴仍需繫鈴人」，希望國民黨誠懇認真地面對歷史，黨主席連戰先生有必要前往大陸進行「和解之旅」，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面對面化解兩黨歷史上的恩怨情仇，以結束兩岸的敵對狀態，共創兩岸的大未來。

文/ 陳明忠 （原文標題：被扭曲的歷史集體記憶， 文章發表確切日期暫無法查到，猜測或許是在2003年、2004年間）

註：已成立了十二年的「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依據「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接受二二八受難者申請補償，共歷經四次放寬延長申請期限，九年期間也僅有681件死亡、失蹤177件

二二八事件當事人陳明忠先生簡介：

陳明忠－二二八時，台灣民主聯軍「二七部隊」突擊隊隊長，台灣最後一個政治死刑犯（左傾紅色罪名，白色恐怖時代史中數萬名的所謂「台灣本省菁英」、「勇敢的台灣人」犧牲烈士中，沒有一個是因為台獨罪名而被判死刑的）：

陳明忠，日據下高雄岡山一個地主的兒子；小時候，他最大的志願是當一個騎白馬的日軍上將；可他後來卻發現原來自己並不是一個日本人，而是日本人蔑視的「(支那)清國奴」；1947年，「二二八事件」時他是謝雪紅領導的「台灣民主聯軍」；並在攻打日月潭戰役中，擔任突擊隊隊長，實際參加了戰鬥，在二‧二八的最後一場戰役中，與由謝許雪紅所領導的「二七部隊」撤退轉戰入南投埔里山區，在「烏牛欄橋」一戰，隊員幾乎全軍覆沒。

事件中，他曾掩護當時大陸籍的農學院院長周進三氏；所以，在亂平之後的逮捕行動中，經周氏出面營救，倖免於難。但是，事情並未就此了結；1950年9月，「白色恐怖」的風暴襲擊全島時，他的「二二八」老帳又被拿出來翻算，並被載上「紅帽子」，處刑10年。

1976年7月，他又因所謂「三省堂」案而被補，同時被牽連的多達四十餘人。結果，他被以「二條一」唯一死刑起訴；在民主人士聲援下才得倖存，改判15年有期徒刑。

他因在被補時遭到十分酷厲的刑求，身體狀況奇差；他太太於是在1985年為他申請「保外就醫」，但是直到1987年，他的雙腳已完全無法走動時才獲准。1988年元月，蔣經國去世，他獲減刑三分之一。這樣，已經坐滿11年牢的他，終於獲得真正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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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帝國主義和台灣反共撲殺運動

《幌馬車之歌》 代序文

（《幌馬車之歌》中的很多素材出現在侯孝賢導演的台灣經典電影《悲情城市》之中，侯孝賢曾回憶：“押房難友們唱的《幌馬車之歌》要有空間聲，所以特別開拔到金瓜石礦廢置的福利站空屋去唱）

文／陳映真 1991年6月

孫中山所奠定的國共合作體制以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扶助中國工農階級，振興中華的政策，在1927年由國民黨聯合當時中國的封建勢力、買辦資產階級和大資產階級的軍事恐怖政變中破裂，屠殺、酷刑和囚禁了大量愛國知識份子、學生和共產黨人，並從此展開了長期的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美國的政治、軍事和經濟力量，隨著世界抵抗法西斯軸心的戰爭之發展，迅速伸向中國。抗日戰爭結束，國共內戰轉烈，美國在軍事、警察、反共情報作戰等方面和國民黨進行密切的合作，協助國民黨對中國的政治異議者進行殘酷的逮捕、拷問、監禁和屠殺。四川紅岩監獄，就是由美國與國民黨在特務、警察工作上的巨大合作組織——惡名昭著的「中美合作所」逮捕、拷問、囚禁和屠殺共產黨人、民主人士、愛國份子的大本營。

1947年以後，中國大陸的內戰形勢急轉直下。美蘇在全球範圍內的冷戰對峙不斷增強，美國開始全面在它勢力範圍——所謂「自由世界」——創造和支持「次法西斯蒂」（Subfascist）右翼、反共、獨裁政權做美國的扈從國家（U. S. Clientstates）。

原來在二次大戰過程中，在亞洲和拉美、非洲等舊殖民地、半殖民地區域，共產黨人和其他反對帝國主義、力爭民族解放和民族獨立的勢力，在反軸心國法西斯侵略的戰爭中，迅速壯大了自己的力量，形成第三世界一股堅強的反帝、反封建，追求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的民族民主革命潮流。二次大戰結束，軸心國資本主義各國固無論矣！即同盟國資本主義／前殖民主義國家如英法，也在大戰的損耗中精疲力竭。因此，二次大戰甫告結束，亞非拉大地上的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革命的風潮不斷高漲。這股新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特別在戰後許多社會主義國家紛紛成立之後，使得戰後力圖恢復二次戰前舊殖民體制和利益的一切鎮壓和努力失去效力。因此，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霸權主義，開始發展一個新的戰略，即新殖民主義的戰略：由前殖民主義國家允許和同意其各殖民地取得形式上的「獨立」，卻以繼續保持舊殖民母國對新「獨立」的前殖民地各國的經濟、軍事、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的支配性影響力作為交換條件。

當然，這些新「獨立」的、做為舊殖民地母國之代理統治的扈從政權，是不得民心的。為了確實地保護美國在各前殖民地的經濟、軍事和戰略利益，美國遂採取創造和支持各前殖民地國家的軍事獨裁政權，對其國民施行殘酷破壞人權的獨裁而腐敗的統治。這些「次法西斯蒂」「美國扈從政權」，以下述的各種犯罪手段，廣泛而嚴重地加害於各族人民：

挑動內戰：以武器和金錢支持舊殖民地非民族（denationalized）勢力，買辦資產階級和封建地主階級，對抗當地一切工農改革勢力，激起長期艱困的民族內戰，分化民族團結，顛覆民族民主革命，企圖使當地政權長期扈從化，維持其帝國主義的各種利益。

干涉內政：阻止當地政府經濟獨立自主政策，以顛覆、政治暗殺手段瓦解當地政府將外國企業在合理條件下收歸國有，壓抑外來資本、培植本地資本的政策。干涉當地淮匯、物價；干涉對外採購自由，干涉選舉；干涉一國的對外政策；在一國內部支持親美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勢力，等等。

嚴重破壞人權：美國策動和支持親美軍事政變。政變後，支持對一切反美。民族自主勢力進行廣泛徹底的非法逮捕、拷問、監禁和屠殺。為了扈從國家的「穩定」以鞏固美國在當地的政治經濟利益，美國歷來廣泛”支持”各扈從國的”恐怖政治”，支持反共軍事獨裁政府的一切肅清異已的殘酷屠殺和拷問。

1989年12月27日，「波士頓地球報」（Boston Globe）一篇文章中這樣描述拉美許多親美軍事獨裁政權：

「在沒有任何罪名下，政治異己份子在槍尖下被成批帶走。軍人把無數的平民從他們的家中拉走，卻把糖果塞到被捕者小孩的手中。脆弱的文人政府必須向軍方請教政府的下一步該怎麼走。

「如果這像是諾瑞加（Manuel Antonio Noriega）專制統治下的巴拿馬，事實並不然。在中南美洲，上述的軍人全穿著美軍式的制服。這些軍人支配著這些軍人支配著這些向大國交付了主權的國家。」

1947年，美國在希臘、土耳其屠殺「共產黨人」多達千餘人。1948年，美國協同李承晚屠殺八萬名韓國濟州島起義農民。1954年，在瓜地馬拉的美國中央情報局推翻反美的阿爾本茲（Arbenz）政權，建立親美軍事獨裁政權，並對瓜地馬拉土著印地安人進行滅族性屠殺。1955年，美國支持的軍人推翻阿根廷裴隆政府，屠殺、監禁無數。1960到63年，美國抵制加納的傑干反美政權，唆使當地親美右翼反對和抵抗政府。1964年，美國用槍打死二十一個企圖在運河區豎立巴拿馬國旗的巴拿馬愛國學生。1964年，美國”推翻”巴西文人政府，並”支持”成立一個統治巴西二十年的”軍事獨裁政權”。1965年，美軍”入侵”多明尼加共和國，殺害了兩千八百名以上的多明尼加軍民。1965年，美軍”出兵”釐平反美蜂起。1967年，美國領導的軍隊在玻利維亞”鎮壓”共軍，逮捕並殺害拉美革命英雄蓋瓦拉（Che. Guevara）。1965到73年，美國調訓烏拉圭特務和警察，協助政府對異己份子進行廣泛的非法逮捕與拷問，促成1973年烏拉圭軍事親美獨裁政權的成立。1973年，美國支持的智利軍方推翻了民選的阿顏德（Allende）左翼政府，造成二萬智利人死亡，使皮諾契特軍事獨裁政府在智利維持了十六年統治。1974年，美國干涉雅賣加曼萊（Manley）的反美民族主義政權。1983年，美國出兵侵略格蘭瑞達。1986年，美國出兵玻利維亞「消滅古柯鹼製造工廠」。1989年，美國軍隊入侵巴拿馬，逮捕巴拿馬總統諾瑞加回美偵訊。1980年，美國批准韓國軍隊鎮壓韓國光州學生運動，殘酷虐殺學生和市民數百名。1980年，美國介入尼加拉瓜內戰，造成二萬九十人死亡。

必須從這整個戰後美國霸權主義、擴張主義和新殖民主義罄竹難書的犯罪背景中，才能更為深刻地了解，美國支持國民黨在1950年韓戰爆發以後以迄 1954年，在臺灣進行持續性、廣泛而殘酷的政治撲殺運動的深刻意義。韓戰爆發以後，中國大陸成了美國頭號假想敵。為了取得大陸的各項情報，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在臺大肆活動，一方面支持國府在臺進行對真假「匪諜」的廣泛逮捕、拷問、監禁和虐殺，一方面迫使當時極端孤立的國民黨與CIA合作，進行大量反中國和反中共的行動。作者藍博洲在這本書中所報告的50年到54年國府的「異端撲殺」運動，便是當時美國改變方針，決定選擇國府為其反共戰略上的扈從國家，從而在臺建立一個蔣氏高度獨裁的「次法西斯蒂．反共國家安全國家」（Subfascist-ahti-comunist-national security State）過程中必然的產物。在這個巨大的”恐怖政治”中，國民黨在臺灣殺害了四干至五千個本省和外省的「共匪」、愛國主義知識份子、文化人、工人和農民，也將同樣數目的人投入十年以上到無期徒刑的牢獄之中，一直到1985年，最後一個50年代的政治終身監禁犯才被釋放出獄。

藍博洲，一個臺灣客籍工人的兒子，在1986年的尚未「解嚴」的時代，開始了探索、發現和揭露臺灣戰後史上這一段長期被暴力湮滅的歷史的工作。其中頭兩部作品，「美好的世紀」和「幌馬車之歌」都曾分別在1987年和1988年發表在今已休刊的「人間雜誌」上，而震動了讀者。「人間雜誌」的休刊，並沒有使藍博洲停下他的筆。他繼續揭發這沈埋在謊言與陰謀的荒蕪中長達四十年的、悲壯而又悽慘的萬人之塚，把 50 年代國際霸權主義和內部對外扈從、對內進行凶殘的次法西斯蒂鐵腕統治的暴力和恐怖下，對生與死，對意義和虛無做了最艱難而勇敢的選擇，在激烈的壯懷中，為民族和階級的自由與解放，打碎了自己，向不知以恐怖與暴力為恥的國內外法西斯主義和帝國主義做出了震撼山谷的怒吼和抗議的一代最耀眼的形象，重新構建和顯現出來。這是1950年大恐怖以來臺灣史學界、言論界、文藝界和文化界近於絕無僅有的重大貢獻。

1950年以來，臺灣的歷史學界、社會科學界和文藝界，長期受到美國意識形態的”洗腦”，對於臺灣戰後充滿了”歪曲”、”謊言”、恐怖和暴力的歷史毫無批判的研究和創作能力，從而在四十年間，為美國”塗脂抹粉”，把美帝國主義裝扮成人權、民主和自由的推進者、守護者。今天，當美國叫囂以中共「改善其人權條件」交換使中共取得「最惠國待遇」，以便大陸得以向美輸出廉價勞力密集的輕工產品時，人們早已遺忘，甚至不知道，在國民黨自1950年迄1965年間在臺灣進行反共反民主逮捕、拷問和虐殺、監禁時，美國持續以十六億美元的經援、四十餘億美元的軍援給予臺灣，並且截至 80 年代才停止臺灣的「最惠國待遇」的事實。美國對韓國軍事獨裁政府付出了六十五億美元的軍事援助。對六十年代屠殺百萬「共產黨人」的印尼，美國支付了二十餘億美元的軍援。美國對中南美洲軍事獨裁政府烏拉圭、委內瑞拉、智利、尼加拉瓜、多明尼加、巴西、玻利維亞、阿根廷和歐洲親美反共獨裁政權西班牙、希臘、土耳其……從來也沒有因為它們殘暴至極的人權蹂躪而停止過「援助」和什麼「最惠國待遇」。藍博洲的這本集記錄和文學於一體的「幌馬車之歌」，是臺灣年輕一代作家對美帝國主義及其「次法西斯扈從」者的謊言一記強有力的反駁！

1988年，世界冷戰以蘇聯戈巴契夫的對美投降和東歐的解體結束了。國共內戰的形勢也在不以美國扈從者主觀意願為轉移地趨向於終結。在這「冷戰——內戰」雙重體制的衰亡歷史中，如果沒有臺灣內部有意識地在歷史學、社會科學、文藝和文化上對荒廢、黑暗、充滿”歪扭”、”暴力”、”謊言”與”恐怖”的臺灣戰後史進行深刻的反思與清算，則冷戰與內戰的幽靈、美國扈從主義和次法西斯蒂的亡靈，就不會自動消失。在這意義上，藍博州這本《幌馬車之歌》的出版，便是激烈地刺向冷戰和內戰歷史的惡魂厲鬼的桃花木劍，值得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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