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明忠晚年談228
對話陳明忠:二二八不是省籍衝突,也並非皇民造反
陳明忠 (臺灣左統派代表人物,夏潮聯合會榮譽會長)
採訪/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陳福裕,錄音整理/史學敏
觀察者網 2017-2-28
https://www.guancha.cn/ChenMingZhong/2017_02_28_396327.shtml
導 讀
2019年11月21日清晨,臺灣左統派代表人物陳明忠先生去世,享年90歲。
陳老先生一生追求祖國統一,他的精神也必將激勵後來者不懈奮鬥。觀察者網此前曾委託前夏潮聯合會會長陳福裕對話陳明忠先生,今日重刊此文,緬懷逝者。
作為“二二八事件”的親歷者之一,陳明忠同時也是白色恐怖的受難者,是臺灣最後一位死刑犯。21年的牢獄生活,並沒有磨滅他對社會主義、祖國統一的嚮往,反而是在艱苦的鬥爭中,堅定了他的信仰和追求。正如陳明忠自己所言:“亂世的人本來就不如太平時代的狗,我不過生錯了時代,並沒有走錯路。”
大概這也是他對自己一生堅持最好的注解。
今天是“二二八事件”七十周年,七十年歷史巨變,“二二八事件”也被用作各種解釋,歷史沒有在爭辯中走向和解,反而愈發對立,也讓後來人無從判斷七十年前在臺灣街頭到底發生了什麼。
在“二二八事件”七十周年紀念日前夕,觀察者網特別委託前夏潮聯合會會長陳福裕,對話陳明忠先生,從省籍衝突、反國民黨統治、“台獨建國”、“皇民造反論”等各個角度,還原“二二八事件”的本來面目,在理清歷史的同時,也幫助我們對臺灣現狀有更深入的理解。
陳明忠先生
前夏潮聯合會會長陳福裕受觀察者網委託,對話陳明忠先生
陳福裕:“二二八事件”發生迄今整整七十年,歷史的真相並未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檔案的解密而水落石出,反倒因為藍綠鬥爭的尖銳化,特別是兩次政黨輪替而出現了各種版本的解讀,糾纏不休。歷史是事實的反思,所有對事件的詮釋都免不了的要參揉著人的價值判斷,受到個人的視野、立場和黨派性的侷限。
解嚴30年來,有關“二二八”的資料和討論雖然不再有禁忌,但卻存在著許多“政治誤區”,亟待澄清。一般來說,綠營的支持者都傾向認為“二二八”是“省籍矛盾”,是“官逼民反”,是國民黨這個“外來政權對本省精英的蓄意屠殺”,因此將“二二八”定性為“台獨建國運動”的開始;藍營的群眾卻擺向另一個極端,越來越多人主張“皇民造反論”,認為二二八事件是日本殖民統治下喪失祖國意識的皇民化階層和地痞流氓,勾結美日,借由查緝私煙的偶發衝突趁機造反,想要達成“臺灣獨立”或“託管”的目的。所以,他們認為二二八是“民逼官反”,而不是“官逼民反”。
您作為“二二八”人民起義的歷史見證者,特別是謝雪紅 “二七部隊”武裝鬥爭少數目前還在世的親身參與者,我們想聽聽您對上述兩種說法的評價。
陳明忠:
一般的說法,“二二八”事件的起因是“官逼民反”,我不太贊成這個說法。
我們是因為不滿當時負責接收的國民黨官員貪污、無能和普遍存在的族群優越感,他們認為是打了八年抗戰才能夠解放臺灣,所以有一種優越感,覺得我們應該要感謝他們。但他並沒有逼你!主要是我們對腐敗和無能的不滿。我們是反對腐敗,反對貪污,反對專制政府,覺得那不是兵,是土匪,我們討厭的是國民黨竟然比日本還不如。
當時臺灣人經過五十年日本的殖民統治,對祖國大陸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現狀不是很瞭解,由於期待過高,所以產生極大的落差。行政長官制度確實有很多疏失,加上接收官員腐敗,軍紀欠佳,對本省人的參政待遇也不公平,同時為了維持國共內戰的龐大軍需的管制政策,造成百業蕭條、物價飛漲和失業嚴重的問題,導致臺灣人對祖國的態度,從期待、失望到憤怒,認為祖國是如此不堪,甚至比日本人還不如。
其實,當時臺灣人的遭遇跟抗戰後國民黨在全國各地的接管工作大同小異,只是臺灣人受到異族統治50年,不瞭解當時的祖國是什麼一個樣子。更由於受到日本的壓迫,對祖國的期待就特別大,反差就越大。
當時,我們透過大陸來的雜誌如《觀察》等刊物知道︰國民黨的接收人員不僅對臺灣如此,對其他包括東北在內的淪陷區的人民也都是如此的,他們把曾經生活在日本統治下的人民都當成漢奸,不分官方的或民方的財產,拼命接收,因此人民把這些貪婪、腐敗的國民黨接收人員的行為謔稱為“五子登科”。這不是臺灣個別的現象,我們認為“二二八”是統治階級欺壓被統治階級,而不是外省人欺壓本省人,只不過因為當官的大多是外省人,所以才被扭曲為省籍矛盾。
我認為,“二二八”之所以發生,主要是與當時海峽兩岸在社會發展階段上存在著差距有關。當時臺灣已經進入資本主義的初級階段,有了初步的法制建設,相對而言,大陸還停留在半殖民半封建社會,必然會產生衝突。我們想想,國民黨接收官員為什麼貪污?主要是中國太落後,太貧窮,見到什麼都想要。
但是中國為什麼會落後貧窮?是因為百年來的帝國主義外患使然,主要還是日本侵略。現在很多人在說要“轉型正義”,要鬥爭國民黨,應該要考慮當時的中國為什麼會那麼慘,那麼腐化?那些兵看起來像土匪,是因為太窮。為什麼會窮?就是因為內亂外患。所以,如果要算“二二八”的賬,日本也有責任,他們不找日本,只會追究國民黨。
二戰後,因為戰敗而遭到接收的地區與國家不在少數,而在臺灣或是大陸其他比較現代化的城市,發生類似國民黨這種“劫收大員”的行徑也絕非特例。像日本戰敗後,美軍派員接收,在政治管制上就作出與國民黨軍隊同樣的行徑,甚至強姦婦女揚長而去,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為什麼在日本不會爆發類似“二二八事件”,在臺灣卻是一發不可收拾?主要是兩地人民的心理落差不一樣:就臺灣人而言,以為日本戰敗,就可以揚眉吐氣,不需再做異國奴;反之,日本人則早有做“亡國奴”的心理準備,只能逆來順受。
更重要的是,相較之下,大陸內地的社經、文化水準和臺灣還有所差距,但美國則是遠遠高於日本。日本老百姓看到美軍的裝備、武器和服裝等等都優於日本,自然對美軍產生好感,甚至進一步產生自卑感,開始崇拜美國文化。同時,由於美國的經濟發展優於日本,美軍接收日本之後,也沒有什麼強取豪奪的事情發生。再加上朝鮮戰爭爆發,美國的東亞戰略轉移,不但強迫各國放棄對日本的實物補償,還大力援助日本振興計畫,日本人普遍對美國留下好印象,自然就不會發生類似“二二八事件”。
反觀臺灣人,由於對國民黨、國軍和外省人的惡劣印象,加上人為的政治打造,進而變成省籍對立的情緒,形成今日難解的仇視中國情結。所以我認為,“二二八事件”的主因是來自於臺灣與內地接收官員、軍隊在文化和社經發展階段的落差,如今被解釋為外省人屠殺本省人,是臺灣“獨立建國”運動的起始點,其實是經由“有心人”所刻意打造下“被扭曲的歷史記憶”。
舉例來說,單單是“二二八事件”到底死了多少人,到現在還爭論不休。根據二二八補償基金會的統計,“二二八事件”的死難者不到一千人,而且當中還包括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的犧牲者。另外,用最寬鬆的標準,出面領取補償金的也只有一千六百多人。
然而在民間被打造出來的集體記憶裡,“二二八事件”的死亡人數高達數萬人,甚至是數十萬人。我第二次坐牢保外就醫之後,在九〇年代初到美國演講,報告了上述的數字,就被海外“台獨”人是罵我沒有良心,說光是高雄市就死了30萬人。我就告訴他,光復初期高雄市的人口只有15萬,難道是全殺光了,還到外縣市拉15萬人來殺?歷史真相的被扭曲,可見一斑。
陳福裕:有關於“二二八事件”的定性,還有另一個說法,主要是泛藍學者的主張,他們認為“二二八事件”並不是“官逼民反”,其實是“反民逼官”,就是皇民化的臺灣人,因為不要大陸來統治,利用二二八來造反,殺外省人,最後才造成國民黨對他的鎮壓。這種“皇民造反論”,近年來隨著民進黨二度執政所產生的焦慮感,表現得非常高亢。
陳明忠:
首先我必須強調的是,所謂臺灣人,並不是同“質”的。臺灣人當中,有欺負人的,也有被欺負的人;有富人,也有窮人。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我們大致上可以把臺灣人分為“有財有權”、“有財無權”和“無財無權”的三種。這三種人之間,由於利害關係不同,互相之間並不是和諧的,甚至有時候還是相當敵對的。
也由於有這種利害關係的不同,同樣是臺灣人,對光復的反應就有所不同。
例如,日據時代屬於“有財有權”的人,如鹿港的辜振甫或被封為貴族院“議員”的許丙、簡朗山等人自然反對光復,因此他們和日本軍官勾結,搞臺灣“獨立”。
又如林獻堂、蔡培火等地主士紳,本來是屬於“有財無權”的人。他們為了爭取分享政“權”而抗日,組織文化協會。但後來受到“無財無權”的中下層臺灣人要求經濟民主、社會民主壓力之後,逐漸走向妥協之路,在“地方自治聯盟”時期已顯然變質,最後在日據時代後期則積極參與“皇民化運動”。所以這些人對光復是心存觀望的,看看是否能夠在光復後得到利益。
至於“無財無權”的大多數臺灣人民,則因在政治上、經濟上以及社會上都遭日本人的欺壓,因此這些人是絕對歡迎光復的。所以,整體看來,臺灣人民因各屬於不同的階級,對光復的態度也有所不同。
臺灣光復初期,確實有一批“有財無權”的地主士紳對陳儀非常不滿,但是並沒有參加活動。日本宣佈投降之後,陳炘與林獻堂、羅萬伡、林呈祿、蔡培火及蘇維梁赴南京參加受降典禮,在大陸地區見識到江浙財團及國民黨官僚對當地的橫徵暴斂,回台之後決定要接收日產(主要是糖業公司),向全台有10甲以上的地主仕紳募資5000萬元成立“大公企業公司”,規定1人10股。台糖是賺錢的公司,每個人都想投資,以我們岡山來說,很多人賣掉二層樓房參加集資。
問題是,陳儀怎麼會賣呢?陳儀的思想不是社會主義,也不是資本主義,他有點北歐式的社會民主主義,所以他一定要收歸國有。錢是收了,兩三年後錢也有還你,但還你多少?一棟樓房還你一條毛巾。“二二八事件”爆發後,陳炘雖曾短暫的參與“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因為身患瘧疾而無法參加開會,但在3月11日晚上,陳儀以約見陳炘為由將他逮捕,從此以後便下落不明。
1960年7月,陳明忠第一次被捕出獄後,攝於家中頂樓
一九九五年四月二日,陳明忠(中)參加五十年代政治案件殉難者春季追悼大會
總的來說,“二二八事件”不是什麼臺灣人的悲情,而是臺灣人民繼承日據時期“抗暴、回歸祖國”愛國主義傳統的表現,許多在事件中起重大作用的人,都是在日據時期參加臺灣共產黨、農民組合、”文化協會” 和30年代以後的赤色救援會的積極分子。”皇民化分子” 基本上沒有參加,甚至還在旁邊看好戲,嘲笑統左派說“你看,這就是你們熱烈迎接的祖國!”
舉例來說,日本戰敗投降,我從高雄回到台中農學院(今中興大學)讀書。當時看到很多年青人在十字路口,用風琴在教民眾唱國歌(“中華民國”)、教國語。當時我很感動,覺得他們很進步。二二八的時候,我到埔裡參加武裝起義,看到這些人竟然都圍在謝雪紅身邊,聽謝雪紅指揮。再經過兩三年,五〇年代我被捕入獄,在保安司令部軍事看守所我又見到他們,看到他們被槍決的最後一幕。
現在“台獨”勢力起來,和二二八沒有直接關係,參加二二八的那些人都是日本時代反日的那些人,日本時代反日的都對祖國嚮往的,看到這種腐敗轉成絕望,才會想要把這種腐敗的政府推翻,才會參加共產黨。後來這些人都死了,
但日本時代的三腳仔(皇民化分子),反而都沒事,因為他們都沒參加。他們還冷笑著,覺得你們希望的祖國就是這樣。
另外,“二二八事件”發生的時候,確實也有些地痞流氓和從南洋復員回來的高砂義勇隊日本軍夫借機鬧事,但到底有多少人?贏的時候就說有很多人,輸的時候就跑光了。例如,打台中教化會館的時候,據說有兩、三千人,但是我到埔里打烏牛欄橋戰役的時候,就剩下一、兩百人而已。
剩下的都是什麼人?當時留在謝雪紅身邊的都是共產黨員,像後來跑到大陸去的、台中商業學校的何其懷,他是陳文茜的七舅公。還有武裝基地第三隊隊長,台中師範學校的呂煥章。還有就是[嘉義自治聯軍]的那些人,張志忠是[省工委會]武工部部長,簡吉是政委。
“二二八事件”後,很多共產黨的基地都是左派那些人。光復前很多鄉長鎮長都是反日的,都是[農民組合] 或是[文化協會]的成員,像率領民眾進攻埔心機場奪取槍械彈藥的蘆竹鄉(今路竹鄉)鄉長林元枝。還有後來和黃順興一起去大陸的陳逸松(當過第一屆臺北市議員)和王世堅的外公,嘉義朴子的張榮宗等等,都是日據時代赤色救援會成員。
日據時期反日的人,因為受到大家尊敬,在光復後很多都當鄉長。這些人在二二八的時候參加起義,二二八之後都變成共產黨的基地,在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時期都被消滅了。
所以,所謂的“皇民造反論”是毫無根據的。日本總督後藤新平說:
“(皇民化)臺灣人貪財、怕死、愛面子”,也確實是這樣的。他們(三腳仔皇民)不敢反抗,反而都是左派的這些人才敢反抗,只不過因為抗日的左派幾乎在(反共戒嚴)白色恐怖時期都被(大屠殺)肅清,現在就輪到他們(三腳仔皇民)發言。很多人在參加二二八之後變成共產黨,共產黨被消滅之後,換”(台奸.爪耙.)三腳仔”起來,當日本的代理商,成為日後黨外民主運動的主流。
所以整個歷史的解釋是錯的,因為參加的這些人都已經死了,反而是和日本勾結的這些人起來,話語權被他們拿走,所以他們會說日本有多好。
陳福裕:你的意思是說,“二二八事件”所造成的歷史後果是日據時代抗日、迎接祖國光復臺灣的知識精英,在經過二二八對國民黨的失望後,轉向對紅色祖國的認同而參加地下黨,因此在五〇年代時被全面肅清。在臺灣的愛國主義傳統遭受重大挫折的情況之下,皇民化階層通過與日本之間的經濟往來,做他們的代理商,日後成為占臺灣出口總額90%臺灣的中小企業主。由於他們對國民黨的接收政策和土地改革不滿,變成七〇年代臺灣黨外民主運動的主體,掌握了“二二八事件”的話語權,藉以打造被扭曲的歷史集體記憶。
陳明忠:
民進黨一直在強調二二八是“省籍衝突”,其實並不是真正的省籍衝突,是被統治者與統治者之間的矛盾,主要是當時貪污腐化的不滿。謝雪紅也是以打倒貪官污吏為口號,只不過因為當官的都是外省人,因此有一些誤會,連老師都被連累。當時透過臺灣人的保護來保全外省人的也有很多,各地方都有,但是保護的都不是當官的,都是老師和其他的外省人。
近年來,臺灣有皇民化思想復辟的現象,連國民黨都在紀念八田與一(日據時代臺灣水利工程師),說日本人有多好。最主要就是參加二二八的反日知識份子,後來都加入地下黨,在五〇年代被肅清。反而是和日本勾結的這些人起來,話語權被他們拿走。日據時期皇民化的地主階級,除了像上述所說的“大公企業公司”,因為跟江浙集團的利益衝突而心生不滿之外。土地改革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光復初期,臺灣擁有10甲以上土地的大地主,雖然只占全省家庭戶數的2%,但卻佔有全省總耕地面積的三分之一以上。為了剷除共產黨在農村的支持基礎,五〇年代國民政府在美援機構“農復會”的指導下,推出“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和“耕者有其田”等一連串的土改政策。對於被徵收的土地,是以七成的實物土地債卷和三成的四大公司股票(水泥、紙業、農林和工礦等公營事業股票)作為補償。四大公司的股票本來票面價值是十元,實際上只值二元,這就已經被騙了。徵收的地價,還以戰爭時期的兩年半的收成來計價,還不算期間作物。可說是土地用很便宜的價錢跟你買,但四大公司的股票又以高高的價錢賣給你,引起地主階級很大的不滿。
再加上為了安置隨著國民黨撤退來台人員(估計有170萬人),公教人員的工作都被他們拿走,造成地主出身的知識份子找不到工作。那些 “地主階級” 的子弟,因為土地沒了、工作也沒了,後來就跑到日本和美國。所以日本的“臺灣獨立青年會”是在1960年成立,美國的“台獨聯盟”隨後在1970年成立,一直要到八〇年代末期,臺灣解嚴後才遷盟回台和民進黨合流。
留在臺灣這邊的,一部分人用土地換了四大公司慢慢經營,經營時會不滿,就是因為國民黨帶了170萬人來台,要安插在公營公司裡,但公司不需這麼多人,這樣公司就會賠錢。賠錢的話,銀行就借錢給他們。銀行的錢只借給公營,不借給私人,民間都借不到。
另外一大部分人,剛好趕上1960年代美國調整東亞分工,日本將淘汰的勞力密集產業轉移到臺灣生產,創造了日後為數將近百萬,占臺灣出口產值90%以上的中小企業群體。他們都做外銷,有信用狀才可以借錢。技術和資金來自於日本,產品的銷路在美國,再加上土地改革的怨恨,自然形塑了“親美、媚日、仇蔣、反共”的意識形態主流,成為七〇年代黨外民主運動的社會基礎。
我們可以說,所謂“台獨”“二二八起源論”並沒有根據,“台獨”真正的起源是“土改”。一方面,日據時期抗日,希望中國走向統一的統左派大致上都被消滅了,沒有被槍斃的也都在坐牢。一方面,這些以皇民化地主階級為大宗的中小企業都起來了,在八〇年代與海外“台獨”匯合,成為今天民進黨的主要成分。所以,二二八的直接後果並不是台獨,”台獨(人渣割穗黨)”是因為國民黨(反共戒嚴白色恐怖大撲殺)肅清了統左派(政治受難者)的力量,加上土改的因素才慢慢崛起。
“二二八事件”發生的時候,沒有聽到誰主張台獨,只有美國(特務)駐台副領事喬治·柯爾(葛超智)身邊糾集了一些人,像後來當到省民政廳長的蔣渭川,強力鼓催託管論,但是人數很少,影響也有限。
陳明忠在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
無悔——陳明忠回憶錄
陳福裕:從您剛剛的談話,我們大概可以總結出幾個觀點:
首先,造成二二八官民衝突的主要因素,既不是“省籍衝突”,也不是“皇民造反”,而是臺灣人民反對國民黨當局專制、腐敗的鬥爭,但細究其根源,其實是跟光復當時海峽兩岸在社會發展階段的落差有關。
其次,“台獨”的起因,跟二二八沒有直接的關聯,主要是地主階級基於對土改政策的不滿,加上日後臺灣中小企業在東亞分工中的位置和利益格局,才逐漸形成“台獨”勢力。
最後,“二二八事件”之所以被 “皇民化階層(台奸. 三腳仔)” 掌握了話語權,型塑臺灣社會“被扭曲的歷史集體記憶”,事實上是跟1950年代 “(反共戒嚴)白色恐怖(大撲殺)” 對統左派愛國力量的全面肅清有關,才會出現歌頌日本殖民統治的現象。
歷史是事實的反思,我們無法改變過去,但卻可以透過歷史的解釋去形塑未來。因此,最後我想再請教您一個問題
面對當前民進黨全面執政,在拒絕承認“九二共識”一個中國的原則的情況下,兩岸關係的正常交流和發展面臨了一個新的轉折期。再加上蔡英文當局為了承繼李登輝以來的“去中國化”政策,全面推行所謂的“本土化”,其實是臺灣的“再殖民化”。您作為二二八事件的參與者,最為戰後臺灣政治變遷的見證者,從一個一個堅定不移地“無悔”的統左派的立場,您對於今後如何化解兩岸當前的僵局?如何避免二二八歷史悲劇的重演,有什麼建言可以提供年青的一代做為參考。
陳明忠:
我只能說,要瞭解大陸,沒有瞭解大陸就沒辦法。如何正確地瞭解大陸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非常重要。譬如說,改革開放以來,大家都說大陸會倒,很快地就會崩潰。實際上他不但是沒有倒,還一直在崛起。
為什麼會出現“中國崩潰論”?
民進黨是以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念來看社會主義,拿西方的尺度來測量中國的體制,覺得沒有走西方的道路中國就會倒。他們不知道中國從五四運動以來,是吃了多少的苦,付出了多少代價,才找到今天能夠與中國具體國情相適應的,能夠救亡圖存,最終實現民族復興的道路。
還有,習總書記說:“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現在,臺灣有些人認為中國“走資”,背離了社會主義的道路,這也是對中國社會性質和改革開放事業的缺乏理解的緣故。鄧小平說得很清楚,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改革開放,說清楚一點,就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充分利用資本主義的積極因素,為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現代化社會主義國家創造積極條件的“特殊過渡階段”。這一點,我認為和列寧在新經濟政策之後,提出蘇聯要在一個很長的時期,為了準備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所需要的物質和文化基礎,要實行所謂的“作為特殊過渡時期的國家資本主義階段”有互相輝映之處。把共產黨根據中國實際所走的特殊過渡階段,和西方金融寡頭的國家資本主義混為一談,就是對中國的不瞭解。
另外,還有像西方“普世價值”話語權的問題,一定要有所理解和突破。
資本主義時常說的是機會平等,真的能平等嗎?出發點都不平等,機會怎可能平等?出發點、立足點都要平等,不然都是騙人的,這只是資本主義的說法。我們不但要政治民主,經濟也要民主,社會也要民主。一定要瞭解這些東西,兩岸人民的“心靈契合”才會有好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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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網友對上文回應 :
一直对2。28事件不甚了解,看完这篇文章我完全懂了。这,才是真相和正解。
向陈明忠等先辈致敬!相信台独绝不会有前途,台独分子绝不会有好下场,种花家的统一大业一定会早日实现。
致敬林书扬陈明忠陈映真谢雪红·等为祖国统一而奋斗的老前辈。
拜读,把问题说的很清楚了,是这两天看的关于228的解释的最全的一个版本。感叹,传统的老共产者真是一群非常优秀的人,现在真的不多见了。
(美狗買辦)国民党在大陆(白色恐怖)清洗左派,去台湾又(白色恐怖)洗了一遍
其实,228被杀害的大部分人都是共产党人及其追随者。
228死亡者中所谓“外省人”也占了相当部分,不比“本地人”死的少。
所以,(美狗)国民党与(倭倀)民进党出于各自的目的与利益,都不愿核实228的死亡人数。国民党镇压228杀的人都是抓回去在监狱杀的,国民党台湾政权怎么可能没有档案记录?国民党不愿核实死亡人数的原因在于,因为国民党在228杀的绝大部分都是共产党人与追随者。
(倭倀)民进党不核实228死亡人数,原因是要夸大死亡人数制造悲情。死亡人数才2000人左右,“外省人”也差不多占了一半,而且还是共产党人占多数。
事件性质就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内战冲突延伸,跟台独没有一分钱关系。(倭倀)民进党台独份子还怎么炒作?
铮铮铁骨,民族脊梁。
(倭倀)台独就是再殖民化,精辟!说清楚了(倭倀)台独分子奴颜婢膝的根源。
统一才是民主,(美狗倭倀)台独本质上是后殖民主义的文化、政治专制。
我们大陆的两岸政策对不起五十年代牺牲的同志,更对不起坚持斗争的幸存的同志!
(右翼美狗買辦)国民党才是台独产生的根源,不知道还有什么脸往自己脸上抹粉,这个党倒了是历史的进步
简单的说,(右翼美狗買辦)国民党虽然反台独,但其反共立场和行为客观上为台独的生长提供了土壤
老人家的观点、经历、数据都站得住脚,对比下前天的
(外省美狗)台湾《远望》杂志:蔡英文不愿面对的二二八真相
就知道所谓的“(反共美狗)蓝统派”输给(倭倀)民进党一点都不冤,还是早点完蛋好。
台湾自(倭倀)李灯灰(皇民復辟)时代开始就彻底成了美国附庸,通过(新自由主義)民煮化给政治系统撕开一个口子,接着美国资本马上控制媒体和教育系统,开始利用媒体和教育在台湾大搞法西斯主义。这就是台湾(倭倀)绿营的由来。
(倭倀)绿营的战斗力之所以强大,是因为绿营选民都是有信仰、有(貪財怕死愛做官嘴炮)党魂的人,并非蓝营那些见利忘义之徒。可是绿营的存活只能依赖长期的虚假宣传,一旦被选民看到真相,选民的意识形态就会立刻崩溃,转而投向同样有党魂的统派。这就是为什么陈挥文的节目里,那个身在大陆的绿营选民大骂民进党的原因。网友戏称“绿到深处自然红”。某种意义上,这些人才是真正可以争取的对象,思想转变之后,这些人往往也是最忠诚的。
说的比较详实清楚。
所以谁需要台独?最早是失去利益的地主阶级。然后是皇民化的早期资本阶级。这两者成为现在的深绿家族。现在可能还有教会势力。
至于其他的绝大多数普通大众,不过是被裹挟,绑架了。被深绿洗脑了。改教科书,灭历史。一代代小孩长大没有历史记忆,就成为这些深绿需要的新皇民,然后美其名曰天然独,把洗脑绑架给隐藏美化掉。
看到陈明忠老先生坐着轮椅在无名烈士纪念碑前,有点泪奔的感觉。
民族的脊梁呀!
阶级矛盾被转化为了其他矛盾的典型案例
二战后的台独不过就是扎根台湾坚持反共的(美狗買辦)国民党这根藤上打了美日牌营养液结下的一颗变异毒果,(倭倀)台独+(美狗)独台,同根一体,只为追逐权利地位财富,他们毫无家国情怀,礼义道德,我们要做的就是把他们统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两蒋都是立场和眼光有限成不了大事的人,但在歪门邪道上还挺有手段。
我个人认为,小蒋肯定知道“民主化”以后独派会起来,他之所以放任这些发生,是明白了反攻大陆彻底无望,以后的统一必然是他们被统,为了给国民党反动派“续命”并积累政治资本,同时拉着“民主”大旗给我们制造麻烦给他们制造筹码,就放任默许今天岛内情况的出现。
是时候要还他们荣誉了。我们的后人将把他们的名字与苏武,耿恭等坚贞之士并列。。
数据详实、分析有理……老人家确实是资深左派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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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对228事件最客观理性的描述,也是对台湾历史发展进程和阶级矛盾的最好描述。
从心理落差分析来说,台湾统一前乱台穷台最好。统一以后必须要明确的依靠以前受压迫受束缚台湾下层民众,对统一前既得利益的媚日媚美分子必须毫不犹豫地镇压。
推荐大家看看陈老的回忆录《无悔》,对历史、当前形势会有更清晰的认识
毛泽东为孤立奋斗牺牲在台湾的英雄们而作: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毫不怀疑,一旦台独猖獗失控,会有大批的志士与之拼死相搏。何况中国反台独的实力和决心超强,台独前途注定悲哀。
看看老人家写的《无悔》一书,就知道台湾为何会有今天的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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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共肅清白色恐怖
直面「白色恐怖」歷史 果敢前進
2004 年12月,第一部以揭露台灣史被政治封鎖的五○年代「白色恐怖」史實紀錄片《我們為什麼不歌唱》,由「人間學社」完成DVD版製作發行問世,「我」片由侯孝賢出資監製,拍攝完成於1996年。此番發行問世的目的,主要是一方面在紀錄片荒蕪的製播環境中,開闢一條獨立製片的活路。另一方面則著眼於(民進黨)官方意識形態操控的「公共電視」,在播映與發行渠道的宰制。
「我」片的攝製,緣於侯孝賢拍攝「好男好女」的原始腳本,來自藍博洲的報告文學《幌馬車之歌》。在「我」片擬定拍攝大綱期間,曾考慮以當時還經常與青年往來的蔣碧玉,做為揭露史實真相的重要倖存者。但當時已有「全景映象」追蹤蔣碧玉生命史多年,並累積大量的拍攝成果。「我」片經過討論決定尊重「全景」已有的努力,避免干擾,最終只選擇了1995年元月,蔣碧玉告別式的紀錄,做為「我」片的開頭。選用這段片頭的原因,著眼於「我」片的片名,取自蔣碧玉青年時期,與鍾皓東烈士,當時自日據末期的台島,前往中國大陸,參加全國反抗日帝侵略戰爭時期所學的歌曲「我們為什麼不歌唱」。影片開頭的蔣碧玉追悼儀式,疊上她生前留在藍博洲採訪錄音帶裡的清唱原聲。
大批好男好女在五○年代白色恐怖中被屠殺了
蔣碧玉的生命史,經歷了日帝殖民台灣,中華民族淪為「清國奴」次等民族,轉而投入中國抗日戰爭的民族認同與行動。日帝戰敗投降後,以馬克思社會主義世界觀為革命綱領,與殖民買辦、資本家、地主階級與封建社會構造對抗的中國內戰。1950 年美帝軍事力量介入台海分隔,台灣成為美帝新殖民冷戰前哨。蔣碧玉生前目睹了美帝在台所佈置的兩黨政治,在人民民主的道路上畸形的惡鬥,曾感嘆地說:「台灣社會爛成這樣子,都是因為好人在五○年代,被白色恐怖屠殺、鎮壓了。」人們的日常生活當中,雖然經常遭到「壞人」的損害,卻也並不缺乏來自「好人」的幫助與溫暖。印證蔣碧玉的話語,乍聽起來並不吻合人們的社會生活中,從未間斷地存在著「好人」的事實。那麼,蔣碧玉所說的在五○年代白色恐怖中被屠殺的「好人」,是否別有一番意涵?
1945 年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宣告戰敗投降後不數年,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內戰中的紅、白對抗,出現了決定性的局面。失敗的國民黨在全中國廣大的「白色反動政權統治區」,只剩下隔著台灣海峽屏障的——台灣省。1945年,剛剛脫離日帝殖民屬地,復歸中國的台灣省民,擺脫了日帝殖民統治下次等民族的命運。企盼在台灣光復後獲得平等待遇的中國國民,卻遭到國民黨腐敗政權的剝奪和凌虐,1947年二月台省民眾蜂起反抗,立即遭到國民黨軍事鎮壓,企圖鞏固其最後的「白區」。卻適得其反地以其殘暴的手段,威脅其統治的合理性與正當性,並同時面臨內戰最終跨海解決的嚴峻形勢。1950年6月爆發的朝鮮解放戰爭,迫使美帝國主義倉促中以軍事力量介入台海相隔對峙的中國內戰直到今天。
在美帝軍事力量協防下,國民黨透過軍事獨裁戒嚴體制,在台發動一場遠比1947 年大鎮壓,更為凶殘的政策性撲殺,針對台灣省內;各族少數民族、台灣籍民眾,以及來自中國大陸各省人民。直接或間接與中國革命力量相連繫的地下組織,進行血洗肅清。同時在美帝政、軍、經援台勢力的監控和指導下,操作蔣介石軍事戒嚴體制的恐怖政治,將台灣省「殖」入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國際分工中。全面遏制當代中國在台灣省內反帝、反殖、反封建革命的歷史胎動。
蔣碧玉所說的「好人」,指的正是在台灣近現代史中,懷抱馬克思社會主義世界觀,並以生命的具體實踐,投身反對社會結構性壓迫運動中的群眾。五○年代這一頁被白色恐怖封鎖的歷史,直到1987年,由於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勢頭日益強勁,台島軍事戒嚴體制,在全球化跨國資本衝擊下,不得不宣告戒嚴形式的解除。促使台灣社會探索歷史真相的禁區成為可能。
紀錄片該迎合當權者或者揭發右翼的劣行?
就在「我們為什麼不歌唱」發行DVD 的準備工作中,10月17日,五○年代白色恐怖的倖存者及其家屬,在當時蒙難烈士刑死的「馬場町」,舉行2004年的秋祭。鍾皓東與蔣碧玉的兩個兒子出席祭祀,祭場的一角,陳列著藍博洲於10月4日再版問世的《幌馬車之歌》。據聞鍾、蔣的家屬曾詢問過拍攝母親蔣碧玉多年,足跡遍及大陸的探訪,累積了極為豐富而珍貴史料的「全景」負責人吳乙峰:「我母親都已過世火化成灰了,怎麼還沒完成這部紀錄片?」吳乙峰沒有正面回答,《幌馬車之歌》再版新書發表會上,鍾佐民受邀為父母親生命史的書寫講話,結果鍾佐民雖奮力控制心中感情與歷史交錯的激動,卻兩度無法抑制而哽咽不能言語。在此同時,吳乙峰正為了當權者一手策劃的紀錄片《生命》,在全島市場上可恥的置入性行銷而忙碌。
11 月前後,中國正在擴大建設「南京大屠殺」紀念館,以便收藏展示日益豐富的出土史料,並向聯合國提出世界人類文化遺產申請案。同時在台灣大潤發賣場上展售一支大約拍攝於九0年代末有關「南京大屠殺」的紀錄片,1998年「被遺忘的大屠殺——1937年南京浩劫」中文版在台出版。2004年11月16日,該書作者美籍華裔張純如在美舉槍自盡,得年36歲。
張純如紀念網站上有一段報導:紐約大學電影系主任崔明慧說;2003 年夏天,她採訪張純如時得知在「南京大屠殺」此書出版後,不斷收到疑似日本右翼人士的恐嚇信和電話,這些威嚇的信件與電話,迫使張純如不停的變更電話號碼,平時不敢打電話只用電子信箱連絡,甚至不敢在家裡接受採訪,更不敢透露丈夫與孩子的信息。「南京大屠殺」在日本出版受到多方阻撓,原定的出版社受到威脅取消了計劃。後來此書由一家左派出版社出版後,又遭致日本右翼勢力的攻擊。
同樣的11 月,在台灣有費盡心機竄改台灣史的荒謬言行,有日本軍國主義者石原慎太郎,在當政者奴顏卑膝的接待下,踐踏抗日先民埋骨的土地耀武揚威。有李登輝著日本武士扮相的選舉丑劇。今年三月底大選所引起的政治信用破產,揭開了台灣近現代歷史被日帝殖民,又遭美帝殖民蹂躪下的「潘朵拉之盒」。國安局當權者公然宣稱;「不抱美國大腿行嗎!」並恐嚇台灣人民;「難道要宣布戒嚴嗎!」
穿透新舊殖民主義的虛構宣傳 打破當權者的知識壟斷
1987 年台灣宣布解除軍事戒嚴令,並非出於政府對人民的慈善佈施,而是因應台灣內/外的政治經濟情勢所趨使,更不是當前國安局官員個人意志所能左右。戒嚴體制對人民最大的殘害,莫過於切除人民情感與認識的紐帶,切除知識與思想的紐帶,切除世界觀與歷史的紐帶。最終,迫使群眾淪為被飼養、被奴役的家畜,更甚者監管家畜的走狗。
戒嚴體制倒塌,固然出現了探究歷史禁地的可能,但接管的「自由市場」背後隱藏著一隻選擇性發行、置入性行銷的黑手。這支黑手經常穿帶起時髦的「後現代主義」斗篷,悖離後現代主義的思想內涵。召喚歷史墳堆裡日帝皇民的惡靈,以及美帝堆滿新自由主義笑臉的鷹犬,繼續新、舊殖民主義對台灣人民的壓迫,與榨取人民勞動所創造的價值。藍博洲在《幌馬車之歌》2004年再版的後記中有這麼一段話:「在兩岸依然分斷的此時此地,「台灣人」已經在野心政客長期操弄下,因為不同的出身、意識形態或政治立場而處於撕裂的狀態。我想,真誠的面對那段曾經真實存在卻被刻意湮滅或扭曲的台灣史與台灣人,應該可以幫助我們比較全面的認識台灣近現代歷史的發展過程,進而讓我們清楚地知道自己究竟在歷史的長河當中所站的時空位置,作出自我反省與批判。 ⋯⋯民族內戰下所產生的歷史悲劇,也才有可能通過我們的共同努力,避免重演。」
《幌馬車之歌》書中收集許多珍藏的照片,書的封面選用了青年蔣碧玉的照相館留影。一般而言,取自於「家庭照相簿」的紀念照,在觀看者眼裡總是難以免除「他人」的疏遠距離。然而,透過藍博洲直面歷史的書寫,蔣碧玉昂然不屈的生命與歷史的動力交融結合,頑強剛毅的力量穿透了紀念照片平凡無奇的面貌,粉碎了億萬個個別「家庭照相簿」物化的邊界。這,絕非綁架歷史,閹割歷史的手段力所能及。新/舊殖民主義的醜惡勢力,塑造出形形色色扭曲的心智與病態的靈魂。而知識繼續遭到當權者壟斷,歷史依舊被殖民的屠刀閹割,人民的勞動價值依然被榨取,人民的精神生活陷入錯亂的幻滅。作為人民知識武裝的報告文學、報告攝影與紀錄片,勢將在歷史的情感、知識、思想與世界觀的清理以及團結工作中果敢前進。◎
關曉榮 2005-07
-倖存之二二八和「白色恐怖」主要歷史當事受難人現身說法
文/ 陳明忠
一、「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的根本原因──「內戰」而非「台獨」
「二二八事件」雖然是執政者執政「失敗」所引發「官逼民反」的「偶然」事件,但卻由於國共內戰而「擴大化」。
簡述「二二八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包括第一,因為國共在大陸地區內戰需要軍糧,使得台灣島內發生嚴重的缺米現象,引起民心不安與恐慌。以及第二,由於內戰,國民政府無力著手致力於島內生產力的恢復,因此也無法解決青年就業、尤其是從海外回台的原台籍軍人、軍伕的就業問題,使得他們成為島內動亂的主要力量。
但是「白色恐怖」起因,則是在內戰中失利、因而遷台的國民黨政權,為鞏固「反攻基地」,因而在台灣執行的「肅清異己」的行為。國民黨的洪秀柱立委為例,洪委員的父親雖然是外省人、且是國營事業員工,卻也在「白色恐怖」中受害。
因此,是國共內戰導致國民政府在台執政失敗,在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引發了”偶發”的「二二八事件」,國民政府進而在民國三十八年正式遷台後,開啟了長達數十年的「白色恐怖」時期,當時「台灣獨立」在台灣仍是極罕見的主張。
二、「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歷史”被扭曲”為「台獨者受難」的原因分析
1.事實的”混淆”與感情的記憶──有關「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兩事件的死亡人數。
「白色恐怖」的犧牲者、受難者中,許多是「二二八事件」的參與者。但因為兩事件在時間上相當接近,包括受難者家屬在內及一般民眾”並不了解”兩事件的”差異”,因而”混淆”將多數「白色恐怖」受難者,也認定是「二二八事件」中的犧牲者。
實際根據中研院調查,在「二二八事件」中死亡者應少於一千人(註);但根據中時駐美特派員傅建中在一篇文章中,引述來自前總政戰部長王昇的資訊,在(二二八事件之後)民國三十八年至民國四十三年「白色恐怖」清肅異己行動最熾烈的時期,被捕的受難者高達三萬多人,其中15%、約四千五百人遭判處死刑,也因為「白色恐怖」最熾烈的時間在西元一九五0年前後,如今外界因此稱該段時期受難者為「五0年代受難者」。
只是由於一般民眾”並不了解”其中的”差別”,並因親友受害或恐懼、憎惡等因素,兩事件的受難者、犧牲者人數因此”被誇大”到外傳的「死亡數十萬人」,雖然此一說法不正確,但也反映「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兩事件對人民心理造成的嚴重影響,國民黨立委吳敦義的父親也是「白色恐怖」的受害者,家族因此蒙受的陰影,吳委員應該也有深刻體會。
(上圖,1950年,中共華東局派台工作人員朱諶之被押送到馬場町決。下圖,1950年代初,原國民黨軍政幹部被中共以「特務」、「漢奸」罪名槍決。國共兩黨展開了戰爭後更慘烈的戰爭)
2.「二二八事件」被”扭曲”為「台獨運動開端」,是鼓吹台獨運動者為政治目的所作的歷史扭曲
國共內戰是國共雙方的生死鬥爭,但當時國共雙方雖相互對立,「社會主義」在民國三十六年後光復的台灣,卻是相當興盛的思想,倡導「社會主義」的書籍在台灣也非常流通,並無接觸者即是「共匪」的概念;也因此在官逼民反的「二二八事件」後,對國民黨政府失望、憎恨的台灣人民,尤其是知識青年、大專學生,因此自然而然轉向”靠攏”共產黨,形成由”認同”「白色祖國(指國民政府)」轉為認同「紅色祖國(指共產黨政府)」的現象。
此趨勢展現在具體的社會運動上,即是當年造成極大轟動的「麥浪歌咏隊」與「鄉土藝術團」的出現,這些由大學生、知識青年所組成的社運藝術團體,在台灣全島巡迴表演,同時”倡導”「社會主義」思想,發揮了相當的宣傳效果,卻也因此”觸怒”了國民政府,於民國三十八年引發了所謂「四.六事件」,「四.六事件」因此也可以稱作「白色恐怖」事件的”肇始”。
「四.六事件」反映的是國民政府正式遷台前,「社會主義」及共產黨組織在台發展的狀況,也顯示「二二八事件」的後續影響,其實是「左派勢力」在台灣島內的”抬頭”與壯大,而不是「台獨運動」的萌芽;只是國民政府在「四.六事件」後展開長期數十年的「白色恐怖」行動,以及台灣歷史教育上”刻意省略”了對內戰前後台灣島內”實情”的紀錄,讓這段歷史”遭到淹沒”。
也因為真實歷史紀錄的”缺乏”,在台獨運動於民國六、七十年間興起後,倡議台獨者才有機會”選定”對台灣人民感情有深遠影響的「二二八事件」,並將之”扭曲”為「台獨運動」的開端,以賦予台獨運動的正當性與合理性。
三、「台獨」二二八起源論的”錯誤”
1.「二二八事件」是台獨運動開端的說法,不符合”歷史事實”:
「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相隔只有二、三年,「白色恐怖」早期的犧牲者與受難者,不論本省人或外省人,絕對多數都是戴上「紅帽子」,即被指為「左傾份子」;但在該段時間,因「台獨案」遭到逮捕拘禁的,只有廖文毅(台灣四大地主之一,雲林地方望族,台南大地主)與黃紀南等數人而已。
「白色恐怖」中真正屬於「台獨案」者,在民國五十年前後才逐漸增加,也就是西元一九六0年前後,「台獨案」增加的時間點,符合”海外台獨運動”的開始時間點,如王育德等人在日本成立「台灣青年社」的時間為一九六0年,「台獨聯盟」則是在一九七0年(才)於美國成立。
此外,台獨有兩反,即「反國民黨、反共反中國」。但「二二八事件」發生的民國三十六年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大陸尚屬弱勢政黨,更在「二二八事件」後發表聲援二二八抗爭者的宣言,同情「二二八事件」的台灣人民,面對中共的聲援,豈有「反共、反中國」的道理,因此研究台灣歷史的戴國煇教授說:「台獨運動的形成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為契機的」,這即是說,台獨運動的開展是在國民政府全面遷台以後的事。
2.「台獨」運動興起的”根本原因”,不是「二二八事件」而是國民政府在民國四十二起實施的「耕者有其田」(耕地放領)政策
「台獨」運動的”原貌”,”實際”是因國民政府「土地改革政策」而”沒落”的”台灣地主子弟(屬日據殖民時代的地主特權士紳階級)”的反抗運動。在政府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後,因此而”沒落”的”台灣地主子弟”,分別遠走日本、美國,並在日美發動「反國民黨、反共反中國」的「兩反運動」,這樣的反抗運動並因其後進一步與台灣本土中小企業”結合”而壯大,而這些中小企業主中許多也是”由地主轉型”,同樣因「土改政策」對國民黨政府感到”不滿”。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即是日據時代台灣的抗日領袖林獻堂,林獻堂在日據時期率領台灣人民反抗日本的統治,卻在台灣光復後,因為不滿「土改政策」,遠走日本,並於日本援助主張台獨的邱永漢(財訊文化事業集團)。
這可以解釋”為什麼”在”海外”從事於台獨運動的重要人物,畢業於處在嘉南平原的台南一中、嘉義中學者特別多,但出身於台中以北明星高中者相對稀少;這也可以解釋何以台南縣、市是當前台獨運動最興盛的地區,因為台南縣市是台灣最大的”地主集聚地”,台灣第一個黨外出身的縣市長就出現在台南市(葉廷圭),「台南神學院(長老教會)」則被稱作「台獨訓練所」。
四、歷史悲劇中的「外省人」
「二二八事件」時的抗爭口號之一是「打倒貪官污吏」,由於貪官污吏大都是居於「能夠貪污」職位的外省人,因此「打倒貪官污吏」變質為「打倒外省人」,使得許多無辜的中、”下階級”外省人(外省賤民),”無端”在二二八事件的動亂中挨打、甚至因此死亡。
實際上,國民政府在民國三十八年正式遷台並發動”清肅異己”的「白色恐怖」初期,由於大陸局勢仍然混亂,政府不確定能不能保得住台灣,因此民國三十八年間逮捕、處死的都是外省人,直至民國三十九年「韓戰」發生、該年九月美國第七艦隊駛入台灣海峽後,國民政府開始(全面肅清反共)”大規模逮捕”左傾份子,才有大量台籍菁英的死亡。
具體的實例是民國三十八年的「基隆中學案」,在該次的逮捕中,所有涉案的外省人全被判處死刑,但本省人全部被處感化教育,這也為什麼當時涉案的台大學生許遠東(任中央銀行總裁,後卻在赴海外為李登輝辦事後回台的華航班機桃園機場失事意外中身亡),得以在三年感化教育後復學,並在大學畢業後獲謝東閩的推薦進入銀行界,最後還爬到了「中央銀行」總裁的高位。
台獨人士總”愛宣稱”台獨運動者在「二二八事件」或「白色恐怖」中”受難”,實際所有因「台獨案」被捕者,”沒有任何一人”被判處死刑(唯一一例死刑是因涉及政府幕後不當操作而遭清算,純屬例外)。
相較之下,外省人在台灣人口的比率不超過百分之十五,但依據中研院研究員范雲的調查,外省人在「白色恐怖」時期的受難比率卻達百分之四十,遠超過其人口比率。
五、消除族群傷痕──效法孫中山先生
總結「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慘痛經驗,「內戰」是傷痛的根源,但「生於亂世的人不如太平時代的狗」,歷史悲劇的發生有其時代的因素,受害者沒有本省、外省之分,我們要還原歷史,也應展望未來,以積極的作為消弭因「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所留下的族群仇恨。
回顧中華民國的創建史,孫中山先生在革命時期倡導「推翻滿清」,以現在的眼光看來,何嘗不是挑撥族群(滿漢)矛盾,但孫中山先生建立民國後,即改稱「五族共和」,顯示政治家必須清楚區分手段與目的,並在掌握權力後全力消弭過程遺留的傷痕。
國民黨政府雖已就「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受害者及遺族進行補償,然而這只是消除傷痕的方法之一,卻不能根絕台灣島上族群裂解的夢魘,實際上,只要引發「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根本因素仍存在,即兩岸敵對的狀態仍然存在,因此在台灣衍生的族群撕裂問題,就永遠無法解決。
台灣人民如果有心要解決問題,兩岸透過談判結束敵對狀態、締結兩岸和平協定,應是無法迴避的路,然而兩岸談判也正如同商業談判,談判前了解彼此的思考邏輯,才能清楚擬定談判策略,並透過相互溝通讓步,達成最後的共識,只是兩岸分隔數十年,彼此思考邏輯差異之大,已讓雙方在溝通上出現雞同鴨講的障礙,也因此即使兩岸已交流多年,彼此的鴻溝卻未見縮減。
「一國兩制」主張就是一例,對中共的「一國兩制」主張,台灣人民解讀為「大陸要吃掉台灣」,始終不了解大陸如果對台灣有善意,為什麼堅持不在此主張上退讓,要一再傷害台灣人民的感情;然而就大陸的理解,「一國兩制」的意義卻是「中國的主權由兩岸人民共享,台灣的治權由台灣人民獨享」,在大陸的思維裡,這是充分重視台灣主體性和尊嚴的說法,這已是大陸極大的退讓,他們也無法了解,台灣人民為何視之為洪水猛獸。
再以「反分裂法」為例,台灣人民認為中共訂此法是要硬性吞併台灣,否則就祭出武力威嚇,但大陸當局的思維卻認為,「反分裂法」的對象只限「主張台獨者」。
美國為了避免分裂,過去曾發生了「南北戰爭」,國民黨時期也制定了「國家安全法」,其中有兩條就是規定人民不得集會結社,不得主張共產主義與國土分裂,這些也等同主張「反分裂」;是以,台灣人民對於反分裂法不安的看法,反而讓大陸對台灣人民支持台獨的比例有多高,產生疑慮。
因此,唯有兩岸撤除對彼此的敵意,客觀了解對方的立場,延續數十年的兩岸內戰狀態,才有和解的可能,台灣島內的族群問題,也才有根絕的可能。
六、讓悲劇不再發生──中國國民黨的歷史責任
我與妻子及妻子的兄長,都是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受難者,然而,我今天到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的目的,不是為了個人與家庭的悲慘遭遇來討什麼公道的。我只是希望同樣的苦難不要再在下一代發生,因此台灣各政黨如果對二二八有真正的理解與反省,光是道歉或是補償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能解決發生悲劇的”歷史根源”,結束兩岸的內戰敵對狀態,島內的族群問題自然可以迎刃而解,締造永遠的和平。
這也正是我在二二八紀念日的前夕,來到國民黨中央黨部的原因;這也是國民黨不能推卸的歷史責任與義務,更是連戰主席的責任與義務。本人以二二八受害人的身份,在二二八前夕的此刻提出呼籲,「解鈴仍需繫鈴人」,希望國民黨誠懇認真地面對歷史,黨主席連戰先生有必要前往大陸進行「和解之旅」,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面對面化解兩黨歷史上的恩怨情仇,以結束兩岸的敵對狀態,共創兩岸的大未來。
文/ 陳明忠 (原文標題:被扭曲的歷史集體記憶, 文章發表確切日期暫無法查到,猜測或許是在2003年、2004年間)
註:已成立了十二年的「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依據「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接受二二八受難者申請補償,共歷經四次放寬延長申請期限,九年期間也僅有681件死亡、失蹤177件
二二八事件當事人陳明忠先生簡介:
陳明忠-二二八時,台灣民主聯軍「二七部隊」突擊隊隊長,台灣最後一個政治死刑犯(左傾紅色罪名,白色恐怖時代史中數萬名的所謂「台灣本省菁英」、「勇敢的台灣人」犧牲烈士中,沒有一個是因為台獨罪名而被判死刑的):
陳明忠,日據下高雄岡山一個地主的兒子;小時候,他最大的志願是當一個騎白馬的日軍上將;可他後來卻發現原來自己並不是一個日本人,而是日本人蔑視的「(支那)清國奴」;1947年,「二二八事件」時他是謝雪紅領導的「台灣民主聯軍」;並在攻打日月潭戰役中,擔任突擊隊隊長,實際參加了戰鬥,在二‧二八的最後一場戰役中,與由謝許雪紅所領導的「二七部隊」撤退轉戰入南投埔里山區,在「烏牛欄橋」一戰,隊員幾乎全軍覆沒。
事件中,他曾掩護當時大陸籍的農學院院長周進三氏;所以,在亂平之後的逮捕行動中,經周氏出面營救,倖免於難。但是,事情並未就此了結;1950年9月,「白色恐怖」的風暴襲擊全島時,他的「二二八」老帳又被拿出來翻算,並被載上「紅帽子」,處刑10年。
1976年7月,他又因所謂「三省堂」案而被補,同時被牽連的多達四十餘人。結果,他被以「二條一」唯一死刑起訴;在民主人士聲援下才得倖存,改判15年有期徒刑。
他因在被補時遭到十分酷厲的刑求,身體狀況奇差;他太太於是在1985年為他申請「保外就醫」,但是直到1987年,他的雙腳已完全無法走動時才獲准。1988年元月,蔣經國去世,他獲減刑三分之一。這樣,已經坐滿11年牢的他,終於獲得真正的自由。
美國帝國主義和台灣反共撲殺運動
《幌馬車之歌》 代序文
(《幌馬車之歌》中的很多素材出現在侯孝賢導演的台灣經典電影《悲情城市》之中,侯孝賢曾回憶:“押房難友們唱的《幌馬車之歌》要有空間聲,所以特別開拔到金瓜石礦廢置的福利站空屋去唱)
文/陳映真 1991年6月
孫中山所奠定的國共合作體制以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扶助中國工農階級,振興中華的政策,在1927年由國民黨聯合當時中國的封建勢力、買辦資產階級和大資產階級的軍事恐怖政變中破裂,屠殺、酷刑和囚禁了大量愛國知識份子、學生和共產黨人,並從此展開了長期的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美國的政治、軍事和經濟力量,隨著世界抵抗法西斯軸心的戰爭之發展,迅速伸向中國。抗日戰爭結束,國共內戰轉烈,美國在軍事、警察、反共情報作戰等方面和國民黨進行密切的合作,協助國民黨對中國的政治異議者進行殘酷的逮捕、拷問、監禁和屠殺。四川紅岩監獄,就是由美國與國民黨在特務、警察工作上的巨大合作組織——惡名昭著的「中美合作所」逮捕、拷問、囚禁和屠殺共產黨人、民主人士、愛國份子的大本營。
1947年以後,中國大陸的內戰形勢急轉直下。美蘇在全球範圍內的冷戰對峙不斷增強,美國開始全面在它勢力範圍——所謂「自由世界」——創造和支持「次法西斯蒂」(Subfascist)右翼、反共、獨裁政權做美國的扈從國家(U. S. Clientstates)。
原來在二次大戰過程中,在亞洲和拉美、非洲等舊殖民地、半殖民地區域,共產黨人和其他反對帝國主義、力爭民族解放和民族獨立的勢力,在反軸心國法西斯侵略的戰爭中,迅速壯大了自己的力量,形成第三世界一股堅強的反帝、反封建,追求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的民族民主革命潮流。二次大戰結束,軸心國資本主義各國固無論矣!即同盟國資本主義/前殖民主義國家如英法,也在大戰的損耗中精疲力竭。因此,二次大戰甫告結束,亞非拉大地上的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革命的風潮不斷高漲。這股新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特別在戰後許多社會主義國家紛紛成立之後,使得戰後力圖恢復二次戰前舊殖民體制和利益的一切鎮壓和努力失去效力。因此,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霸權主義,開始發展一個新的戰略,即新殖民主義的戰略:由前殖民主義國家允許和同意其各殖民地取得形式上的「獨立」,卻以繼續保持舊殖民母國對新「獨立」的前殖民地各國的經濟、軍事、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的支配性影響力作為交換條件。
當然,這些新「獨立」的、做為舊殖民地母國之代理統治的扈從政權,是不得民心的。為了確實地保護美國在各前殖民地的經濟、軍事和戰略利益,美國遂採取創造和支持各前殖民地國家的軍事獨裁政權,對其國民施行殘酷破壞人權的獨裁而腐敗的統治。這些「次法西斯蒂」「美國扈從政權」,以下述的各種犯罪手段,廣泛而嚴重地加害於各族人民:
挑動內戰:以武器和金錢支持舊殖民地非民族(denationalized)勢力,買辦資產階級和封建地主階級,對抗當地一切工農改革勢力,激起長期艱困的民族內戰,分化民族團結,顛覆民族民主革命,企圖使當地政權長期扈從化,維持其帝國主義的各種利益。
干涉內政:阻止當地政府經濟獨立自主政策,以顛覆、政治暗殺手段瓦解當地政府將外國企業在合理條件下收歸國有,壓抑外來資本、培植本地資本的政策。干涉當地淮匯、物價;干涉對外採購自由,干涉選舉;干涉一國的對外政策;在一國內部支持親美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勢力,等等。
嚴重破壞人權:美國策動和支持親美軍事政變。政變後,支持對一切反美。民族自主勢力進行廣泛徹底的非法逮捕、拷問、監禁和屠殺。為了扈從國家的「穩定」以鞏固美國在當地的政治經濟利益,美國歷來廣泛”支持”各扈從國的”恐怖政治”,支持反共軍事獨裁政府的一切肅清異已的殘酷屠殺和拷問。
1989年12月27日,「波士頓地球報」(Boston Globe)一篇文章中這樣描述拉美許多親美軍事獨裁政權:
「在沒有任何罪名下,政治異己份子在槍尖下被成批帶走。軍人把無數的平民從他們的家中拉走,卻把糖果塞到被捕者小孩的手中。脆弱的文人政府必須向軍方請教政府的下一步該怎麼走。
「如果這像是諾瑞加(Manuel Antonio Noriega)專制統治下的巴拿馬,事實並不然。在中南美洲,上述的軍人全穿著美軍式的制服。這些軍人支配著這些軍人支配著這些向大國交付了主權的國家。」
1947年,美國在希臘、土耳其屠殺「共產黨人」多達千餘人。1948年,美國協同李承晚屠殺八萬名韓國濟州島起義農民。1954年,在瓜地馬拉的美國中央情報局推翻反美的阿爾本茲(Arbenz)政權,建立親美軍事獨裁政權,並對瓜地馬拉土著印地安人進行滅族性屠殺。1955年,美國支持的軍人推翻阿根廷裴隆政府,屠殺、監禁無數。1960到63年,美國抵制加納的傑干反美政權,唆使當地親美右翼反對和抵抗政府。1964年,美國用槍打死二十一個企圖在運河區豎立巴拿馬國旗的巴拿馬愛國學生。1964年,美國”推翻”巴西文人政府,並”支持”成立一個統治巴西二十年的”軍事獨裁政權”。1965年,美軍”入侵”多明尼加共和國,殺害了兩千八百名以上的多明尼加軍民。1965年,美軍”出兵”釐平反美蜂起。1967年,美國領導的軍隊在玻利維亞”鎮壓”共軍,逮捕並殺害拉美革命英雄蓋瓦拉(Che. Guevara)。1965到73年,美國調訓烏拉圭特務和警察,協助政府對異己份子進行廣泛的非法逮捕與拷問,促成1973年烏拉圭軍事親美獨裁政權的成立。1973年,美國支持的智利軍方推翻了民選的阿顏德(Allende)左翼政府,造成二萬智利人死亡,使皮諾契特軍事獨裁政府在智利維持了十六年統治。1974年,美國干涉雅賣加曼萊(Manley)的反美民族主義政權。1983年,美國出兵侵略格蘭瑞達。1986年,美國出兵玻利維亞「消滅古柯鹼製造工廠」。1989年,美國軍隊入侵巴拿馬,逮捕巴拿馬總統諾瑞加回美偵訊。1980年,美國批准韓國軍隊鎮壓韓國光州學生運動,殘酷虐殺學生和市民數百名。1980年,美國介入尼加拉瓜內戰,造成二萬九十人死亡。
必須從這整個戰後美國霸權主義、擴張主義和新殖民主義罄竹難書的犯罪背景中,才能更為深刻地了解,美國支持國民黨在1950年韓戰爆發以後以迄 1954年,在臺灣進行持續性、廣泛而殘酷的政治撲殺運動的深刻意義。韓戰爆發以後,中國大陸成了美國頭號假想敵。為了取得大陸的各項情報,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在臺大肆活動,一方面支持國府在臺進行對真假「匪諜」的廣泛逮捕、拷問、監禁和虐殺,一方面迫使當時極端孤立的國民黨與CIA合作,進行大量反中國和反中共的行動。作者藍博洲在這本書中所報告的50年到54年國府的「異端撲殺」運動,便是當時美國改變方針,決定選擇國府為其反共戰略上的扈從國家,從而在臺建立一個蔣氏高度獨裁的「次法西斯蒂.反共國家安全國家」(Subfascist-ahti-comunist-national security State)過程中必然的產物。在這個巨大的”恐怖政治”中,國民黨在臺灣殺害了四干至五千個本省和外省的「共匪」、愛國主義知識份子、文化人、工人和農民,也將同樣數目的人投入十年以上到無期徒刑的牢獄之中,一直到1985年,最後一個50年代的政治終身監禁犯才被釋放出獄。
藍博洲,一個臺灣客籍工人的兒子,在1986年的尚未「解嚴」的時代,開始了探索、發現和揭露臺灣戰後史上這一段長期被暴力湮滅的歷史的工作。其中頭兩部作品,「美好的世紀」和「幌馬車之歌」都曾分別在1987年和1988年發表在今已休刊的「人間雜誌」上,而震動了讀者。「人間雜誌」的休刊,並沒有使藍博洲停下他的筆。他繼續揭發這沈埋在謊言與陰謀的荒蕪中長達四十年的、悲壯而又悽慘的萬人之塚,把 50 年代國際霸權主義和內部對外扈從、對內進行凶殘的次法西斯蒂鐵腕統治的暴力和恐怖下,對生與死,對意義和虛無做了最艱難而勇敢的選擇,在激烈的壯懷中,為民族和階級的自由與解放,打碎了自己,向不知以恐怖與暴力為恥的國內外法西斯主義和帝國主義做出了震撼山谷的怒吼和抗議的一代最耀眼的形象,重新構建和顯現出來。這是1950年大恐怖以來臺灣史學界、言論界、文藝界和文化界近於絕無僅有的重大貢獻。
1950年以來,臺灣的歷史學界、社會科學界和文藝界,長期受到美國意識形態的”洗腦”,對於臺灣戰後充滿了”歪曲”、”謊言”、恐怖和暴力的歷史毫無批判的研究和創作能力,從而在四十年間,為美國”塗脂抹粉”,把美帝國主義裝扮成人權、民主和自由的推進者、守護者。今天,當美國叫囂以中共「改善其人權條件」交換使中共取得「最惠國待遇」,以便大陸得以向美輸出廉價勞力密集的輕工產品時,人們早已遺忘,甚至不知道,在國民黨自1950年迄1965年間在臺灣進行反共反民主逮捕、拷問和虐殺、監禁時,美國持續以十六億美元的經援、四十餘億美元的軍援給予臺灣,並且截至 80 年代才停止臺灣的「最惠國待遇」的事實。美國對韓國軍事獨裁政府付出了六十五億美元的軍事援助。對六十年代屠殺百萬「共產黨人」的印尼,美國支付了二十餘億美元的軍援。美國對中南美洲軍事獨裁政府烏拉圭、委內瑞拉、智利、尼加拉瓜、多明尼加、巴西、玻利維亞、阿根廷和歐洲親美反共獨裁政權西班牙、希臘、土耳其……從來也沒有因為它們殘暴至極的人權蹂躪而停止過「援助」和什麼「最惠國待遇」。藍博洲的這本集記錄和文學於一體的「幌馬車之歌」,是臺灣年輕一代作家對美帝國主義及其「次法西斯扈從」者的謊言一記強有力的反駁!
1988年,世界冷戰以蘇聯戈巴契夫的對美投降和東歐的解體結束了。國共內戰的形勢也在不以美國扈從者主觀意願為轉移地趨向於終結。在這「冷戰——內戰」雙重體制的衰亡歷史中,如果沒有臺灣內部有意識地在歷史學、社會科學、文藝和文化上對荒廢、黑暗、充滿”歪扭”、”暴力”、”謊言”與”恐怖”的臺灣戰後史進行深刻的反思與清算,則冷戰與內戰的幽靈、美國扈從主義和次法西斯蒂的亡靈,就不會自動消失。在這意義上,藍博州這本《幌馬車之歌》的出版,便是激烈地刺向冷戰和內戰歷史的惡魂厲鬼的桃花木劍,值得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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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人的長文,引經據典也很豐富,可惜引用的深度跟推論不似客觀,有點斷章取義。
文獻陳述方式跟原刋物立論相佐,例如:subfascist字在歐美是明顯避諱的用字,即使歐美有見不得天日活動也不會拿這字眼使用在自身的活動上。又台獨人士即使敵視國民檔,但大多數也是反共產檔,因為中國一篇文宣就親中的推論太過牽強。
再者,孫中山跟國共差了30年以上,國共合作由孫中山促成的說法太缺乏證據。
讚讚
「白色恐怖」此主題部分的這些引言文其重點並不在于是什麼引經據典(它主要是在于一些”歷史人物”親身的見證。畢竟,你會選擇透過一個連與所謂「黨外」時代的歷史其實根本也沒什麼淵源、也不知是打從哪兒冒出來的莊國榮、杜正勝、鄭宏儀、陳立宏、吳國棟或李遠哲去講述、了解白色恐怖,還是會選擇透過一個親歷了白色恐怖時代與當權所有抗爭歷史過程,而得免於悻難的當事人的方式?),它主要目的是在於”相對對照於”在台灣社會中已被政客所刻意炒作的二二八此一「政治符號」。簡而言之,反共肅清的「白色恐怖」才是兩蔣台灣歷史在全球架構脈絡下的”真議題”,而二二八一”事件(「政治符號」)”其實只不過是個被包裝創造、”放大”的”假議題”,二二八事件被台獨人士所”刻意聚焦突顯”而成為了一個神聖的「政治圖騰」和「政治符號」,其意圖目的是為了進行模糊篡奪「白色恐怖」的史實脈絡及意義的政治策略。二二八「政治圖騰」它異常巧妙的”轉移”了整個台灣「白色恐怖」歷史篇章的”真實受難記憶”,更掩護了其背後的共謀黑手族譜網絡,而真實的「迫害者」與「被迫害者」其歷史意涵被模糊了,悲情與仇恨的脈絡被巧妙的轉嫁轉移消費了。至今,二十年來,經過政客的扭曲移植改造,新台灣人新世代已被成功的洗滌、而逐漸的忘卻「白色恐怖」真實的歷史脈絡是什麼,卻反變成了彷彿僅只是「外來的」國民黨獨裁政權在迫害台獨人士和台灣人般。
由於你的文字語意(刻意?)含糊不清、語焉不詳,有點難以清晰地理解,我委實頗難判讀你的真實語意和問題之所在(如陳映真在談sub-fascist時,他根本就是在以"批判立場"進行”批判”的,不知你所云的”用在自身活動上”為何意?是否你的中文閱讀能力有些問題?並沒有看懂文意?還是根本就反向閱讀、扭曲誤解了原意了),你所提的質疑是否都是針對陳映真的那篇文章而言的?可否將文字語意再予清楚釐清?
“中國一篇文宣就親中(?)”這讓人是看得更加糊塗了。不知所指是什麼中國文宣?不知是哪裡、哪一段曾提到了台獨人士親中?可否再清楚地說明,將文字語意再予釐清?(提醒可能之誤區:千萬不要把此文內所提到的全球性民族解放獨立運動和台灣台獨人士只由於兩者上頭都掛有個"獨"字就把它們歸結等同到一起了,他們的內在本質內涵其實是極為相反、相對的兩股運動勢力)
國共合作部分,想必也是針對陳映真一文而發吧?只是,說孫中山跟國共差了30年此言是令人不解的,或許你可去翻查一下孫中山和蘇共代表的往來關係,孫中山如何和蘇共奠定了容共的原則。
讚讚
所以該文作者都知道國民黨不但殺台籍左派人士,也殺了不少中國籍的在台份子. 那更應該遣責這個無惡不做, 心狠手辣的國民黨不是嗎? 難不成殺一個台灣人跟殺一個中國人可以扯平的阿?
實在搞不懂這些黨國思想者, 可以舉一大堆例子來掩飾國民黨的邪惡本質, 卻不希望國民黨直接將黨史真相資料給社會公評. 真是脫了褲子,然後用嘴巴放屁的人, 多此兩舉,哈,戰地記者真是佩服自己給這些黨國思想者一針見血的能力阿!
讚讚
由美國於1950s~1970s間於全球各國各地暗地主導的”全球性”反共肅清「白色恐怖」是美國霸權在世界進行不斷擴張中黑暗歷史的一小片段,當然在世界各地滿手血腥卻極善於包裝的美國並不會這麼認為,因為這些反共肅清「白色恐怖」基本上都是”假手”他們在各地所”培植扶持”的”獨裁政權代理人”(亞洲者,南韓軍事獨裁強人政權、印尼蘇哈托強人軍事獨裁政權、越南軍事獨裁強人政權、菲律賓馬可仕傀儡政權。近代者,如美國後來撲天蓋地”妖魔化”的伊拉克強人(撒達姆)海珊其實早年是美國雷根時代即刻意全力培植扶持起來,以和”民主化”的伊朗進行對抗的中東政治強人)。而「白色恐怖」的意涵並不僅僅是在於表面上反共肅清左派如此單純,它主要的目的其實還是在於肅清二戰後在各國的真正”民族主義人士”,二戰後,在各地領導民族運動的極大部分都是”反帝”、”反殖民”的左翼人士,在藉著「白色恐怖」肅清了這些”反帝”、”反殖民”的左翼人士之後,如此才能有利於美國能順利”扶持”他所中意的、服從於美國政治利益的(假民族主義)傀儡代理人(也從而造成了這些「白色恐怖」地區的”思想真空”)。
美國既避諱談全球各地所發生的「白色恐怖」歷史,當年在台灣為美國執行「白色恐怖」的國民黨人避諱談「白色恐怖」,而老國民黨法西斯的”新接班傳人”民進黨也同樣避諱談「白色恐怖」,因為無論是老國民黨,還是現今的新法西斯接班傳人民進黨都是服從於美國(日本)帝國殖民者利益的資本買辦”右翼政權”,「白色恐怖」是獨裁政權殘殺異議人士、破壞人權的一頁黑暗歷史,於是和「白色恐怖」也沒什麼關係淵源(「白色恐怖」的歷史中,沒有一件案件是由於涉台獨而被判處死刑的)、而宣揚台獨的民進黨為了”自我包裝”只好”顧左右而言它”,刻意聚焦放大一個死了不到一千人的二二八事件,其策略目的除了在於所謂的炒作消費悲情仇恨之外,主要乃在於轉移焦點,讓被洗腦的”新台灣人”能徹底忘卻那些「白色恐怖」下的”勇敢的台灣人”其實乃都是心懷中國大陸祖國的左翼人士,一些右翼新文人打手更是別有居心地把實際上為「白色恐怖」的左翼死亡受難人數”灌水”到二二八的”政治圖騰”上。如此,在順利的模糊轉移了「白色恐怖」的符號意涵之同時,自然也將背後的黑手關係族譜成功的予以”切割”了(因為反共肅清「白色恐怖」的背後黑手美國乃是台獨及民進黨的主子,若捨去了美國自訂的殖民屬地法「台灣關係法」,則效忠服務於美日利益的台獨及民進黨將在一夕之間立即崩盤)。
你的評語只顯示出了你個人的膚淺可笑,陳明忠和陳映真二人都是「白色恐怖」的真正政治受難者,陳映真於1968年被以「組織聚讀馬列共黨主義、魯迅等左翼書冊及為共產黨宣傳等罪名」逮捕,被判處十年徒刑關到綠島。陳明忠本人更且親身參與了二二八事件,是與謝雪紅在南投埔里山區戰至最後的游擊隊隊員之歷史傳奇人物,二陳俱受過老國民黨的迫害(和之後民進黨人的奚落嘲諷),和你這等接受莒光日法西斯洗腦教育出來者為其戴帽子而所謂的黨國思想者相距何止是十萬八千里!
其實這些年來看著民進黨人、台獨社團學者(出於權力的傲慢)為了政治目的而習以為常地扭曲歷史、強姦歷史、乃至強姦歷史當事人,因此對此也見怪不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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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chpiece 佩服你。非常了解美國。這世界是一些國際銀行家控制. International bankers. most of them are Jews. New world order is coming.
We are their slaves.
讚讚
「他們的心智就像一塊空白石板,可以讓我們在上面書寫。」
甘迺迪醫生(Dr.CyrilJ.C.Kennedy)及安謝爾醫生(Dr.DavidAnchel),1948年談及電擊治療的好處
我到屠宰場觀察所謂的“電氣屠宰”,看到那些肉豬的頭在兩側被巨大的鉗子夾住,鉗子則接通電流(125伏特)。豬一旦被鉗子夾住,立即陷於昏迷、全身僵直,經過幾秒鐘,它們便不自主地顫抖,和我們實驗用的狗一樣。在失去意識(癲癇昏迷)的片刻,屠夫便可毫無困難地戳刺它們放血。
塞德提(UgoCertetti),精神病學家,1954年描述他如何“發明”電擊治療。
“我已經不接受新聞記者訪問了。”電話那頭那個緊繃的聲音說,然後一扇小窗打開來,“你想要什麼?”
我想我大概只有20秒鐘可以說明我的目的,這可不容易。我該怎麼向卡斯特納(GailKastner)解釋我找上她的整個過程?
如果我照實說,聽起來會很怪異:“我正在寫一本有關休克的書。有關國家如何遭受戰爭、恐怖攻擊、軍事政變和天災的打擊。還有這些國家如何再次遭到打擊 企業和政治人物如何利用第一次打擊帶來的恐懼與迷失,強行推動經濟休克療法。必要的話,如果有人敢於抗拒這種休克政策,就再進行第三次打擊 由員警、軍人和監獄的審問者執行。我想和你談,是因為我猜想你是遭受最多休克的存活者之一,你是中央情報局電擊休克和其他 特殊審問技巧 秘密實驗的少數倖存者。除此之外,我也有理由相信,1950年代在麥吉爾大學(McGillUniversity)對你做的研究,現在被應用在關塔那摩灣和阿布格萊布(AbuGhraib)的囚犯身上。”
不行,我絕對不能這麼說。所以我只好說:“我最近走訪伊拉克,我想瞭解酷刑在那裏扮演的角色。我們聽說刑訊是為了搜集資訊,但我想應該不只如此 我想酷刑也跟想建立一個模範國家有關,目的是想抹除人的想法,然後重新塑造他們。”
經過好長的沉默,回答的是不同的語氣,還是很緊繃,但 松了一口氣:“你剛才說的,就是中情局和卡梅倫(EwenCameron)對我做的事。他們想抹除並重造我。不過這套不管用。”
不到24小時後,我在蒙特利爾敲響了卡斯特納森冷老舊的公寓大門。“門開著。”一個幾乎難以辨認的聲音說。卡斯特納告訴我,她不鎖門是因為她站起來很吃力。她背脊下部的小骨折因為關節炎而愈來愈疼痛。她的背痛總是提醒她,她大腦額葉遭受過63次150到200伏特的電擊,電擊時她的身體猛烈地在桌上抽搐,導致骨折、扭傷、嘴唇流血和牙齒斷裂。
卡斯特納在一張絲絨斜躺椅上接待我,後來我知道它可以調整20種角度,而且她不斷調整它,像攝影師嘗試尋找焦點一樣。就在這張躺椅上,她日日夜夜尋找舒適的姿勢,嘗試避免睡著和陷入她所稱的“我的電擊夢”。那是她會見 “他”的時刻:那位作古多時的卡梅倫醫生,在許多年前對她施以電擊和其他酷刑的精神病醫生。“昨天晚上那位有名的禽獸兩度來看我,”我一走進屋裏,她就說,“我不想讓你感到自責,但那是因為你突然打電話來,問了那些問題。”
我馬上想到我的造訪很可能對她不公平。當我掃視公寓並發現自己沒有容身的地方,這種感覺隨之加深。屋裏處處堆滿高疊的紙張和書籍,歪斜欲倒但顯然有某種秩序,書籍都以黃色的紙簽標示。卡斯特納指示我到室內唯一空出來的地方,是一張我沒注意到的木椅,但當我要求放置答錄機的4英寸空間時,她顯然有點驚慌。她躺椅邊那張小茶几絕不可能:上面已放了約20個空香煙盒,馬汀牌(Matinee)中等濃度的,堆疊成完美的金字塔形。(卡斯特納曾在電話中警告我她是老煙槍:“抱歉,我會抽煙。而且吃東西的習慣很糟。我又肥又抽煙。我希望你受得了。”)看起來好像卡斯特納把煙盒內面都塗成黑色,但仔細看,我發現那實際上是很密很小的手寫字跡:名字、號碼,幾千個字。
那一整天我們談話的時候,卡斯特納不時傾身在一張紙片或一個香煙盒上寫東西 “寫給我自己的筆記,”她解釋說,“否則我絕對記不住。”對卡斯特納來說,這堆雜亂無章的紙與香煙盒,不只是異於尋常的檔案系統,而是她的記憶。
在她整個成年後的人生,卡斯特納的心智老是不聽使喚;事實很快就忘得精光,如果還有存留的記憶(許多已不復存在),也都像散落各處的殘簡斷篇。有時候她會很清楚記住某件事 她所說的“記憶碎片” 但當問她發生的日期時,誤差可能長達20年。“在1968年,”她會說,“不,是1983年。”所以她留下記錄,保存所有東西,證明她的生活確實發生過。剛開始她會為這種混亂道歉,但後來她說:“是他造成的!這棟公寓就是酷刑的一部分!”
多年來,卡斯特納對自己缺乏記憶和其他特殊的行為感到十分迷惑。例如,她不知道為什麼車庫門控制器的一次小觸電,會引發她失控的驚恐,或為什麼當她拔吹風機插頭時手會顫抖。尤其是她無法瞭解自己可以記住成年生活的大部分事件,但快二十歲時的記憶卻一片空白。當她遇見有人宣稱從小就認識她,她會說:“ 我知道你是誰,但我想不起來。 我假裝這麼說。”
卡斯特納猜想那是她整個心智健康出了問題。她二十幾歲和三十幾歲時,曾深受抑鬱和服藥成癮之苦,有時候陷入嚴重的崩潰,不得不進醫院和昏迷不醒。這些事件導致家人與她脫離關係,讓她孤寂而走投無路,只能靠在雜貨店外翻尋垃圾箱勉強度日。
一些跡象也透露,更早之前曾發生更嚴重的創傷。在家人切斷跟她的關係前,卡斯特納的孿生姊妹潔拉(Zella)曾為必須照顧重病纏身的卡斯特納而彼此爭吵。“你不知道我吃了多少苦,”潔拉會說,“你會在客廳地板上尿尿,還會吸拇指,說兒語,還會搶我寶寶的奶瓶。我簡直忍無可忍!”卡斯特納完全不知道她姊妹為什麼指控她。在地板上尿尿?搶她外甥的奶瓶?她不記得做過這麼奇怪的事。
在四十幾歲後半段,卡斯特納與一位叫雅各(Jacob)的男人發展關係,她形容他是她的靈魂伴侶。雅各是猶太人大屠殺(Holocaust)的倖存者,他也對喪失記憶和迷失感到疑惑。對十幾年前去世的雅各來說,卡斯特納無法解釋的失落歲月特別讓他感到困擾。“一定有原因,”談到她生命中的空白時,他會說,“這其中一定有原因。”
1992年,卡斯特納和雅各剛好經過一個賣報攤,看到一行鬥大的標題寫著:“洗腦實驗:受害者獲補償。”卡斯特納開始流覽文章,幾個詞句立即躍然而出:“兒語”、“記憶喪失”、“大小便失禁”。“我說: 雅各,買下這份報紙。 ”兩人就坐在附近一家咖啡館,閱讀這篇令人難以置信的報導,內容是1950年代美國中情局如何資助一位蒙特利爾的醫生,對他的精神病患者進行怪異的實驗,讓他們一連數周睡覺,並加以隔離,然後施以高劑量的電擊和實驗藥物,包括會產生幻覺的麥角酸二乙醯胺(LSD),以及俗稱天使塵的苯環利定(PCP)。這些實驗會讓患者退化到會說話前的嬰兒狀態,進行的場所是在麥吉爾大學的亞倫紀念研究所(AllanMemorialInstitute),由卡梅倫主持。中情局對卡梅倫的資助在70年代末期因為資訊自由法案(FreedomofInformationAct)的規定而被揭露,引起美國參議院舉行聽證會。九名卡梅倫的前患者一起控告中情局和加拿大政府,後者也資助卡梅倫的研究。在冗長的審判過程中,患者的律師主張那些實驗違背所有的醫療道德標準。患者因為輕微的精神病症向卡梅倫求助,像是產後抑鬱、焦慮,甚至尋求處理婚姻難題,卻在未獲告知或許可下遭到利用,就像人類版的白老鼠般,以滿足中情局尋找控制人類心智方法的狂熱。到1988年,中情局提出和解,給九位原告總共75萬美元的損害賠償 在當時這是該局歷來金額最高的和解案。四年後,加拿大政府也同意支付每位參與實驗的患者10萬美元賠償。
卡梅倫不但在發展當代美國刑訊技巧上扮演核心角色,他的實驗也提供絕無僅有的機會,讓世人一窺災難資本主義的根本邏輯。自由市場經濟學家相信只有大規模災難(一場大毀滅)可以為“改革”鋪路,卡梅倫和他們一樣,認為借由對人腦施加一連串打擊,可以摧毀和抹除有缺陷的心智,然後在一片虛幻的空白石板上重建新的人格。
卡斯特納多年來依稀記得一則牽涉中情局和麥吉爾大學的報導,但她並未多加注意,因為她與亞倫紀念研究所從來沒有任何瓜葛。但現在,和雅各坐在一起,她專心看那些前患者敍述他們的生活 喪失記憶、心理退化。“當時我意識到這些人一定經歷和我一樣的事。我說: 雅各,這其中一定有原因。 ”
休克工廠
卡斯特納寫信給亞倫研究所,要求看她的病歷檔案。起初她被告知他們沒有她的檔案,後來她終於拿到資料,總共183頁。讓她住院的醫生正是卡梅倫。
卡斯特納病歷裏的信件、筆記與圖表訴說了一則辛酸的故事,有關50年代一位任人宰割的少女,也有關政府和醫生如何濫用權力。檔案開始是卡梅倫醫生批准卡斯特納入院的評估:她是麥吉爾大學護理系學生,課業成績優異,卡梅倫形容為“一位到目前為止相當平衡的人”。不過,她有焦慮的問題,據卡梅倫的記述,原因是她暴虐的父親,一位“極度激動”的人,對他女兒“不斷施以心理攻擊”。
在初期的記述中,護士似乎很喜歡卡斯特納;她拿所學的護理跟她們攀關係,她們則描述她“愉快”、“有人緣”和“愛乾淨”。但在她斷續受到她們照顧的數個月期間,卡斯特納出現急劇的人格轉變,這一切都巨細靡遺記錄在檔案中:經過幾周後,她“顯露出孩子氣的行為,表達奇怪的念頭,而且顯然有幻覺和破壞性”。筆記中記載,這位元聰慧的年輕女性現在只能數到六;然後她也變得“好操縱、充滿敵意、極具侵略性”;然後變得被動和漠不關心,無法辨識她的家人。她最後的診斷是 “精神分裂 有明顯的歇斯底里特徵” 遠比她剛住院時的“焦慮”嚴重。
這些轉變無疑跟記錄在卡斯特納病歷上的治療有關:以高劑量的胰島素誘發多重昏迷;怪異的興奮劑與鎮靜劑混用;長期讓她保持在藥物誘發的睡眠狀態;施以八倍於當時標準次數的電擊。
護士常把卡斯特納經常想掙脫醫生記錄為:“嘗試想逃出去 宣稱受到惡劣對待 在注射後拒絕接受電擊休克療法(ECT)。”這些抱怨一再被當作理由,用來再度送她進卡梅倫的下級同僚所稱的“休克工廠”。
追求空白
仔細讀過數次她的病歷後,卡斯特納開始變成挖掘自己過往人生的考古學家,她搜集並研究一切可能解釋她在醫院遭受待遇的線索。她得知卡梅倫是一位蘇格蘭裔美國人,曾是專業領域的頂尖人物,擔任過加拿大精神醫學協會(CPA)主席,以及世界精神醫學協會(WPA)主席。在1945年,他是紐倫堡大審中測試戰犯赫斯(RudolfHess)精神狀態的三位元美國精神醫學家之一。
卡斯特納展開她的調查時,卡梅倫早已作古,但他留下數十篇學術論文和演講集。幾本已出版的書籍也寫到中情局資助心智控制實驗,其中包括許多卡梅倫與中情局關係的詳情。卡斯特納全都細加研讀,記下有關的章節,編制時間順序,並與她自己病歷上的日期交叉核對。她慢慢發現,到1950年代初期,卡梅倫已拒絕採用“談話治療”這種佛洛德派的標準方法,轉而開始嘗試發掘心理疾病的“根本原因”。他的野心不在於修補或治療患者,而是用他發明的所謂“心理驅力”(psychicdriving)方法重新創造他們。
根據他當時出版的論文,他認為要教導患者健康新行為,唯一的方法是進入他們的心智,並“打破舊的病態模式”。第一步的“去模式”有一個驚人的目標:讓心智回復到本來的狀態,就像亞里斯多德所說的“一塊寫字板,上面尚未寫上任何東西”,亦即一塊“空白石板”(tabularasa)。卡梅倫相信,他可以用各種已知可干擾大腦正常功能的方法來攻擊大腦,藉以讓大腦達到這種狀態,而且立即就能達到。這是一種對心智的“震懾”戰爭。
到1940年代末,電擊愈來愈受歐洲和北美精神醫生歡迎,它造成的永久性傷害比腦前額葉切斷手術小,而且似乎效果不錯:歇斯底里患者經常可以安靜下來,在某些情況下,電擊似乎能讓人頭腦更清晰。但這些都只是觀察,而且即使是發展這種技術的醫生,也無法提供它如何運作的科學解釋。
不過,他們都知道電擊的副作用。ECT顯然會導致記憶喪失症,這也是患者最常抱怨的副作用。其他與記憶喪失息息相關、且被廣泛提出的副作用是退化。在數十項臨床研究中,醫生記錄了治療後的立即效應,說患者吸吮自己的拇指,蜷縮成胎兒的姿勢,需要以湯匙餵食,並哭著要找媽媽(經常把醫生和護士誤認為父母)。這些行為通常很快消失,但在某些例子中,在施以高劑量的電擊後,醫生報告說他們的患者出現完全退化,忘記如何走路和說話。經濟學家賴斯(MarilynRice)在70年代中期,帶領一個反對ECT的患者權利運動,她生動描述電擊治療如何抹除她的記憶以及她所受的大部分教育。“現在我知道夏娃的感受了,她以成人的樣子被從某個人的肋骨創造出來,過去的歷史一片空白。我感覺像夏娃一樣空洞。”
對賴斯和其他人來說,這種空洞代表無可補償的喪失。但另一方面,卡梅倫從這個空洞看進去,卻看到別的東西:一張空白石板,沒有任何惡習,可以寫進新模式。對他來說,密集的ECT造成的“記憶大量喪失”並非不幸的副作用,而是療程中不可或缺的重點,是把患者帶回發展早期階段的關鍵,回到“精神分裂思想與行為出現之前久遠的時候”。就像支持戰爭的鷹派人士喊著要把一些國家“炸回石器時代”,卡梅倫視休克療法為將患者轟炸回嬰兒期、讓他們完全退化的手段。在1962年的論文,他敍述自己想把卡斯特納這類患者帶回的狀態,他說:“不只是空間與時間的意象喪失,而是所有應該出現的感覺都消失。在這個階段,患者可能展現許多其他現象,例如第二語言的能力或對自己婚姻狀態的瞭解全都喪失。在更進階的狀態中,他可能無法不靠支撐走路或自己進食,他也可能大小便失禁 記憶功能的各方面都嚴重受到干擾。”
為了幫他的患者“去模式”,卡梅倫使用一種相當新的裝置叫“佩奇-羅素”(Page-Russell),可以施予患者連續六次電擊,而非只能一次。他對患者似乎仍緊抱殘餘的人格感到懊惱,於是進一步以興奮劑、鎮靜劑和致幻藥物使他們迷失:氯丙嗪(chlorpromazine)、巴比妥酸鹽(barbiturates)、安密妥鈉(sodiumamytal)、一氧化二氮(nitrousoxide)、甲基苯丙胺(desoxyn)、西康納(Seconal)、寧必妥(Nembutal)、佛羅拿(Veronal)、美力康(Melicone)、索拉辛(Thorazine)、拉加克泰(largactil)和胰島素。卡梅倫在1956年的論文裏寫道,這些藥物“可以去除他(患者)的抑制,降低他的防衛”。
一旦“完全去模式”達成後,早期的人格已被抹除得差不多,心理驅力法就能開始進行。方法包括卡梅倫放錄音帶給患者聽,內容類似“你是一位好母親和好妻子,大家都喜歡跟你在一起”。身為行為學家,他相信如果能讓患者吸收錄音帶上的資訊,他們就會開始產生不同的行為。
等患者被電擊、服藥到近乎植物人的狀態,他們除了聽資訊以外,已毫無抵抗能力 連續數周每天聽16到20小時;在一個病例中,卡梅倫連續播放101天的錄音帶。
在50年代中期,數名「中情局」的研究人員對卡梅倫的方法產生興趣。當時正是冷戰狂熱潮的開始,中情局剛開始進行一項秘密計畫,目的是發展“特殊審訊技巧”。一份中情局的機密備忘錄解釋說,這項計畫“檢驗並調查無數不尋常的審訊技巧,包括心理騷擾和 完全隔離 等方法”,以及“使用藥物和化學物質”。計畫代號一開始叫藍鳥計畫(Bluebird),然後改為朝鮮薊計畫(Artichoke),到1953年改名為MK-Ultra。在緊接的十年,MK-Ultra將支出2500萬美元研究經費,試圖找出新方法,來讓被懷疑是共產黨員和雙面間諜的人招供。有80個機構參與這個計畫,包括44所大學和12所醫院。
涉入的人員對如何強迫不合作者招供提出各種創意,問題是必須找出測試這些創意的方法。藍鳥計畫和朝鮮薊計畫的頭幾年,有點類似悲喜劇間諜片會有的劇情,劇裏中情局的幹員互相催眠,偷偷把迷幻藥摻進同僚的飲料,想看會發生什麼情況(其中至少有一個例子以自殺收場) 當然也對疑似蘇聯間諜者施以酷刑。
那些測試多半不像嚴肅的研究,反而像要命的大學兄弟會惡作劇,結果並未提供中情局想要的科學實證。要達到這個目標,中情局需要為數眾多的人類測試物件。他們數度想進行這樣的試驗,但風險很高:如果中情局在美國本土測試危險藥物的消息走漏,整個計畫可能遭關閉。這就是中情局對加拿大研究人員感興趣的緣由。這層關係可追溯到1951年6月1日,情報局與學術界在蒙特利爾的麗池卡登飯店(Ritz-CarltonHotel)舉行三方國際會議。會議主題是,西方情報圈愈來愈擔心,共產黨似乎已發現如何為戰犯“洗腦”的方法。證據就是在韓國遭俘虜的美國大兵被安排在攝影機前,似乎滿心情願地譴責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根據解密的記錄,麗池會議的出席者 加拿大國防研究局局長蘇蘭德(OmondSolandt)、英國國際研究政策委員會主席提薩德(HenryTizard)爵士,以及中情局的兩位代表 都相信西方強權必須趕快弄清楚,共產黨如何取得那些不同尋常的自白。目標既定,第一步是進行“具體案例的臨床研究”,以瞭解洗腦可能運作的方式。這項研究明文的目的不是西方強權應開始對犯人使用心智控制,而是要讓西方士兵做好準備,以因應萬一被俘虜時可能面對的脅迫技巧。
「中情局」的興趣當然不只如此。然而因為不久前才遭揭露的納粹酷刑引發舉世譴責,所以即使在像麗池這種閉門會議,參與的情報單位也不可能公開承認對發展另類審訊方法感興趣。
麗池會議的參與者之一,是麥吉爾大學心理系主任赫布(DonaldHebb)博士。據解密的記錄,赫布嘗試解開美國大兵自白的謎團,他猜測共產黨可能把犯人置於密集的隔離,阻絕感官的輸入,藉以操縱他們。情報首長大感興趣,三個月後赫布便取得加拿大國防部的研究經費,用來研究一連串列為機密的感官剝奪實驗。赫布支付63名麥吉爾大學的學生每天20美元,把他們隔離在房間裏,戴上深色護目鏡,用耳機播放白雜訊(whitenoise),並以厚紙管包覆他們手臂和手掌,以便干擾他們的觸覺。這些學生一連數天飄浮在虛無中,他們的眼睛、耳朵和手無法提供方向感,生活在他們愈來愈鮮明的想像中。為了看這種剝奪是否讓他們更容易接受“洗腦”,赫布接著開始播放談論鬼魂存在或科學騙人的錄音帶 ?一些在實驗開始前學生表示無法接受的觀念。
赫布的發現記錄在一份機密報告裏,加拿大國防研究局在這份報告的結論上說,感官剝奪顯然會導致受測的學生極度困惑和產生幻覺,以致“在知覺剝奪期間和剛結束時,暫時大幅降低智力”。此外,由於學生渴望刺激,使他們出奇地易於接受錄音帶上播放的觀念,而且有幾位在實驗結束後,對玄秘觀念的興趣仍持續數周之久。似乎感官剝奪造成的困惑抹除了他們心智的一部分,接著感官刺激重寫了他們的心智模式。
赫布的主要研究記錄有一份拷貝本被送到中情局,另有41份送到美國海軍,42份給美國陸軍。中情局也透過赫布的學生研究員鮑德溫(MaitlandBaldwin)監視研究的發現,他在赫布不知情下向中情局報告。如此熱切的興趣並不令人意外:至少赫布證明了,徹底的隔離會干擾思考能力,使人更易於接受暗示 這對審訊者而言是無價的發現。赫布後來發現他的研究具有龐大的潛力,不只能用於保護被俘虜的士兵避免被“洗腦”,也是某種心理刑訊的技術指南。赫布在1985年去世前接受的最後一次訪問中說:“在向國防研究局報告時,我們很清楚描述的是可怕的審訊技術。”
赫布的報告指出,四個實驗對象“不約而同表示,處在實驗環境下是一種酷刑”,這意味著強迫他們忍耐超過極限(二至三天)顯然已違背醫療道德。赫布深知實驗受到這方面的限制,他在報告中寫道,無法得出“明確的結果”,因為“不可能強迫實驗物件處在知覺隔離狀態30到60天”。
對赫布不可能,但對他在麥吉爾大學的同僚和學界的勁敵卡梅倫,卻完全可能。(赫布後來顧不得學者修養,形容卡梅倫“像罪犯般愚蠢”。)卡梅倫已經說服自己,激烈摧毀患者的心智是通往他們心智健康必要的第一步,因此並不違背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誓言。至於徵求同意方面,他的患者完全任憑他處置;標準的同意書格式賦予卡梅倫絕對的治療權力,甚至包括施行完全的腦前額葉切開手術。
雖然卡梅倫與中情局已經往來多年,但直到1957年他才獲得中情局第一筆經費,是透過一家叫人類生態研究學會的空殼組織支付。當中情局的錢湧進後,亞倫紀念研究所馬上變得不再像一所醫院,反而更像死亡監獄。
第一個改變是電擊劑量大幅提高。發明備受爭議的佩奇-羅素電擊器的兩位精神病醫生,曾建議每位病人治療四次,總共電擊次數為24次。卡梅倫開始時讓他的患者每天使用這部機器兩次,連續30天,電擊總次數達到驚人的每位患者360次 遠超過他早期病人接受的次數,例如卡斯特納。除了已經開給患者琳琅滿目的藥外,他還增加更多實驗性的改變心智藥物,尤其是中情局最感興趣的LSD和PCP。
他也為抹除心智的彈藥庫增添其他武器:剝奪感覺和延遲睡眠。他宣稱這兩種方法雙管齊下,可以進一步“降低個人防衛”,使患者更容易接受錄音帶中的資訊。中情局的金援一到,卡梅倫就用援款把醫院後面的舊馬房改裝成隔離間。他也精心計畫重修地下室,增辟一間他稱為隔離室的房間。他把房間完全隔音,在裏面播放白雜訊,隔絕光線,讓患者戴上黑色護目鏡和“橡膠耳塞”,並以紙管套住患者的手和手臂,目的就像卡梅倫在1956年的論文中說的,“避免他碰觸身體 藉以干擾他的自我印象”。但赫布的學生只忍受數天的知覺剝奪就得以脫困,卡梅倫卻讓他的患者承受數周之久,其中一位被關在隔離間整整35天。
卡梅倫進一步在所謂的睡眠室隔絕患者的知覺,他們每天有20到22小時處在藥物所致的睡夢中,護士每兩個小時為他們翻身以避免褥瘡,只在吃東西和上廁所時被弄醒。患者被保持在這種狀態15到30天,但卡梅倫報告說:“部分患者曾被施以連續65天睡眠治療。”醫院員工受指示不許患者說話,而且不得告訴他們已在房間待多久。為了確保沒有人從這種夢魘脫逃,卡梅倫給一群患者小劑量有麻痹作用的箭毒素(Curare),實際上等於把他們囚禁在自己身體的牢籠。
卡梅倫在1960年的論文中說,有“兩大因素”能讓人維持“時間感和空間感” 換句話說,讓我知道我們在哪里和我們是誰。這兩大因素是“我們持續不斷的感官輸入,以及我們的記憶”。卡梅倫用電擊來抑制記憶;用隔離間來抑制感官輸入。他決心強迫患者完全喪失他們對時間與空間的感覺。卡梅倫相信有些患者會根據進食來判斷一天的時間,因此下令廚房改變進食的時間和食物,早餐供應湯,晚餐則供應麥片粥。“改變用餐間隔和菜色,使預期的時間產生混淆,我們就能打破這種結構。”卡梅倫得意洋洋地說。然而他發現即使他已想盡辦法,有一位患者仍然與外界世界保持聯繫,方法是注意每天上午九時飛越醫院上空的飛機,發出“極輕微的轟隆聲”。
對熟悉酷刑倖存者證詞的人來說,這些細節聽來令人心痛。當那些囚犯被問及他們如何度過數個月或數年的隔離與殘暴對待時,往往提到聽見遠方教堂的鐘聲,或清真寺呼喚信徒祈禱,或兒童在附近公園嬉戲的聲音。當生活被限縮到只剩囚房的四面牆壁時,這些外界聲響的節奏便成了某種救生索,證明囚犯還是人,而在折磨之外仍有一個世界。“我聽到四次外面的小鳥在日出時的鳴叫,所以我知道過了四天。”一位當年烏拉圭獨裁統治的倖存者,在回憶遭到極為暴虐的刑訊時說。亞倫紀念研究所地下室那位身份不明的女士在一片闃暗中,在藥物和電擊的影響下,仍竭力傾聽飛機的引擎聲;她並非醫生照顧下的患者,而是被刻意囚禁以施行酷刑的犯人。
有數項強力的證據,顯示卡梅倫很清楚他在模擬酷刑的情境。身為堅定的反共分子,他樂此不疲地把他的患者當成冷戰的一部分。1955年在接受一家流行雜誌的訪問中,他公開比較他的患者和面對審訊的戰俘,說他們“像共產黨的戰俘,往往會抗拒治療,因此必須打破抗拒”。一年後,他寫道,去模式的目的在於“真正 消耗 防衛”,並且指出“這就像瓦解接受持續審問的個人”。到1960年,卡梅倫已開始演說他的知覺剝奪研究,不只是對其他精神病學家演說,也對軍方的聽眾演說。在德州布魯克斯空軍基地(BrooksAirForceBase)發表的談話中,他沒有說自己在治療精神分裂症,反而承認知覺剝奪“製造了精神分裂的初期症狀” 幻覺、極度焦慮,還有與現實世界脫節。在這場演說的筆記中,他提到知覺剝奪後施以“輸入超載”(input-overload),指的是他採用的電擊和不斷反復播放錄音帶 同時也預告了一種即將誕生的審訊技術。
「中情局」資助卡梅倫的研究直到1961年,之後許多年美國政府如何利用他的研究,外界並不清楚。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情局資助這些實驗的證據終於在參議院的聽證會曝光,患者也對中情局提出史無前例的集體訴訟,但新聞界和國會議員往往傾向接受中情局的說辭:中情局是在進行洗腦技術研究,為的是保護被俘虜的美國士兵。新聞界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政府資助迷幻藥經驗的聳動細節。事實上,最大的醜聞是,中情局和卡梅倫輕率而毫無道理地,以他們的實驗撕碎許多人的生活 那些研究似乎一無用處:當時所有人都已知道,洗腦只是冷戰時期的迷思。中情局本身就鼓勵這種說法,寧可被嘲笑是迷信科幻小說的小丑,而不願張揚資助一家聲名卓著的大學進行酷刑實驗 而這種避重就輕確實有用。第一位和卡梅倫搭上線的中情局精神病學家吉廷傑(JohnGittinger),被迫在參議院聽證會上作證時,說資助卡梅倫是“一個愚蠢的錯誤 一個可怕的錯誤”。當聽證會要MK-Ultra計畫前主持人戈特利布(SidneyGottlieb)解釋,為什麼他下令銷毀這個2500萬美元計畫的所有檔案時,他回答“MK-Ultra計畫未能為中情局帶來任何真正有價值的結果”。在80年代MK-Ultra計畫曝光時,主流媒體報導與著作的調查,都一致把這些實驗描述為“心智控制”和“洗腦”。“酷刑”這個詞從未被用過。
恐懼的科學
1988年,《紐約時報》對美國涉入洪都拉斯的酷刑與暗殺,展開歷來僅見的調查。洪都拉斯以暴虐而惡名遠播的3116營審訊官卡瓦列羅(FlorencioCaballero)告訴《紐約時報》,他和24名同僚被送到德州接受中情局的訓練。“他們教我們心理方法 研究囚犯的恐懼和弱點。讓他站著,不准他睡覺,不讓他穿衣服並隔離他,放老鼠和蟑螂在他的牢房裏,給他很差的食物,要他吃動物屍體,對他潑冷水,改變溫度。”還有一項他未提到的技巧:電擊。一位被卡瓦列羅及其同僚審訊的24歲囚犯穆裏略(InesMurillo)對《紐約時報》說,她被電擊的次數多到她“尖叫,並因為休克而跌倒。你根本無法控制自己的尖叫”。她說:“我聞到焦味,發現身上的毛髮因為電擊而燃燒。他們說會折磨到我發瘋。我不相信他們說的,但是接著他們把我的腿張開,把電線插進我的生殖器。”穆裏略也說,房間裏還有別的人:一位美國人提示她的審訊者問問題,他們稱呼他“麥克先生”。
這些消息的揭露促使參議院特別情報委員會(SCI)舉行聽證會,中情局副局長史托茲(RichardStolz)在會中證實:“卡瓦列羅確曾參加中情局的人力資源發展或審訊課程。”《巴爾的摩太陽報》(BaltimoreSun)引用資訊自由法案提出申請,想調閱用來訓練卡瓦列羅這些人的課程教材。中情局多年來拒絕提供;最後在控告的威脅下,初次報導九年之後,中情局才拿出一本叫《庫巴克反情報審訊》(KubarkCounterintelligenceInterrogation)的手冊。據《紐約時報》的報導,手冊名稱的代號“庫巴克”(Kubark)是化名,前兩個字母“Ku”是隨機選取的字母,“BARK”則是中情局當時為自己取的代號。晚近的報導揣測“Ku”代表“一個國家或一個特定的秘密活動”。這本128頁的機密手冊內容是“對抗拒來源進行審訊”,主要根據MK-Ultra計畫委託的研究寫成 裏面處處可見卡梅倫與赫布實驗的痕跡。方法涵蓋從知覺剝奪到壓力姿勢(stressposition),從覆蓋頭巾到製造疼痛。(手冊中一開始就承認這些技術有許多並不合法,並指示審訊者“在下列情況下要事先獲得總部批准:一、如果必須施以身體傷害。二、如果要使用醫療、化學或電氣方法或材料,以使人吐即時”。)
手冊是日期是1963年,也就是MK-Ultra計畫的最後一年,中情局贊助的卡梅倫實驗結束兩年後。手冊宣稱,如果妥善使用這些技術,它們可以“摧毀抗拒來源的抗拒能力”。結果證明這是MK-Ultra計畫真正的目的:不是研究洗腦(洗腦只是次要的計畫目標),而是要設計一套有科學根據的系統,以便從“抗拒來源”榨取資訊。換句話說,刑訊。
手冊第一頁開宗明義說,手冊內容描述“審訊的方法,根據的是廣泛的研究,包括由相關領域專家進行的科學研究”。它代表刑訊進入了一個精確、精緻的新時代 不再是西班牙宗教裁判(SpanishInquisition)以來被視為標準做法的血腥而粗糙的拷打。手冊在類似序言的部分寫著:“情報單位若能運用相關的現代知識來解決問題,將可擁有極大的優勢,淩駕那些採用十八世紀的方法進行秘密活動的單位 關於審訊技術,我們已不可能不提到過去十年進行的心理研究。”接下來的內容就是指導瓦解人格的技術。
手冊包括一節冗長的知覺剝奪,並引述“麥吉爾大學進行的數項實驗”。裏面描述如何建造隔離室,並說“剝奪刺激也能引起退化,因為不讓實驗物件的心智接觸外界世界,會迫使它轉向自己。另一方面,借由審訊時刻意提供的刺激,往往能讓退化的物件把審訊者視為父親角色”。資訊自由法案也要求中情局提供手冊的更新版本,即1983年出版供用於拉丁美洲的版本。手冊上說:“窗戶設在牆壁的位置應該高些,以便阻絕光線。”
這就是赫布擔心的:把他的知覺剝奪方法用作“可怕的審訊技術”。但庫巴克技術的核心部分採用的是卡梅倫的研究,以及他用來干擾“時間-空間感”的配方。手冊上描述幾種在亞倫紀念研究所地下室用來讓患者去模式的技術:“基本原則是,審訊應該事先規劃,以便干擾來源的時間順序感 持續操縱時間可能使部分被審訊者退化,方法是撥慢或撥快時鐘,以及在奇怪的時間供應正餐 上一次供應餐點之後十分鐘或十個小時。混淆白天與晚上。”
最能引發庫巴克作者想像力的(甚於任何個別技術),莫過於卡梅倫對退化的鑽研 即剝奪人對自己是誰,以及處在什麼時間與空間的感覺,可以讓成人轉變成依賴的兒童,心智就像白板而容易接受暗示。作者反復再三回到這個主題。“所有用來穿透審訊障礙的技術,從簡單的隔離到催眠和麻醉等各種手段,都是加速退化過程所不可或缺的方法。當被審訊者從成熟跌回嬰兒狀態,他學習得來或已形成結構的人格特徵,也隨之消失。”這正是囚犯進入“心理休克”或先前提過的“生命暫停”的狀態 也就是折磨者的甜蜜點(sweetspot),抗拒來源已更加容易接受暗示,更可能屈服。
威斯康裏大學歷史學家麥考伊(AlfredW.McCoy)在他寫的《對刑訊的質疑:中情局從冷戰到反恐戰爭以來的審訊》書中,記錄宗教裁判以來刑訊技術的演進,並描述庫巴克手冊裏以知覺剝奪和知覺超載引發休克的方法,是“超過三個世紀以來,殘酷科學第一次真正的革命”。麥考伊指出,若非麥吉爾大學1950年代的實驗,這一切不可能發生。“除了一些詭異的極端做法外,卡梅倫博士的實驗,以及更早赫布博士的突破,為中情局兩階段的心理刑訊方法奠立了科學基礎。”
不管庫巴克的方法在哪里傳授,一些明確的模式已經成形,目的都在引發、加深和維持休克:就像手冊教導的,囚犯都在最驚嚇和迷惑的狀況下被逮捕,例如在深夜或黎明的突擊。他們也馬上被套上頭巾或眼罩,脫光衣服,遭到毆打,然後安置於某種形式的知覺剝奪下。從瓜地馬拉到洪都拉斯,從越南到伊朗,從菲律賓到智利,使用電擊都已司空見慣。
當然,卡梅倫和MK-Ultra計畫的影響還不只如此。酷刑永遠是即興創作,結合了學來的技術和人類只要不受制裁便會展露出來的殘暴本能。到50年代中期,電擊經常被阿爾及利亞的法國士兵用於對付解放戰士,而且往往有精神醫生從旁協助。在那段期間,法國軍方領導人在北卡羅來納州布拉格堡(FortBragg)的“反叛亂”學校舉辦講座,教導阿爾及利亞的學生這些技巧。不過,卡梅倫使用高劑量電擊的特定方法不只是為造成痛苦,而是帶有抹除結構化人格的特定目的,這一點顯然吸引中情局的注意。1966年,中情局派三名精神病學家到西貢,帶著卡梅倫偏愛的佩奇-羅素電擊器,並且因為不加節制的使用導致數名囚犯死亡。據麥考伊的記述:“實際上他們是在測試,在現實情況下,卡梅倫在麥吉爾大學發展的 去模式 技術,能否真的改變人類行為。”
對美國情報官員來說,親自執行酷刑很少見。從70年代開始,美國情報人員偏愛的角色是指導者或訓練員 不是直接審訊者。70和80年代中美洲酷刑倖存者的證詞,經常提到神秘的操英語男性進出審訊房,建議審訊的問題和提供指示。1989年遭綁架並囚禁在瓜地馬拉的美國修女奧爾蒂斯(DiannaOrtiz)作證時說,強暴她並用香煙燙她的男人說的西班牙語帶著濃重的美國腔,其他人都稱他為“老闆”。哈伯瑞(JenniferHarbury)的丈夫被一名由中情局支薪的瓜地馬拉官員折磨致死,她在自己寫的一本重要著作《真理、酷刑與美國之道》(Truth,TortureandtheAmericanWay)中,記錄了許多這類案例。
雖然華盛頓當局後來已明文禁止,但美國在這些骯髒戰爭(dirtywar)中扮演的角色,向來都秘密進行,而且不得不如此。不管是生理或心理的酷刑,都明顯觸犯《日內瓦公約》全面禁止的“任何形式的酷刑或殘暴”,也違反美國陸軍本身的《統一軍事法典》禁止對囚犯施以“殘暴”和“壓迫”。庫巴克手冊在第二頁警告讀者,手冊中的技巧有“遭司法追訴的嚴重風險”,而1983年的新版本更直截了當說:“利用武力、心智酷刑、威脅、侮辱,或任何使人暴露於不舒服的形式,或非人道的對待,作為審訊的協助,在國際或國內都是法律禁止的行為。”簡單地說,他們教導的東西原本就是非法、秘密的。如果有人質疑,他們會說,美國情報單位只是在教導發展中國家的學生現代化的專業員警方法 他們不為課堂外發生的“過度行為”負責。
2001年9月11日,連這個長期堅持的、似乎言之成理的否認,也被拋到九霄雲外。恐怖分子攻擊世貿雙塔和五角大樓,是與庫巴克手冊中的想像完全不同的震撼,但它的效應卻非常類似:徹底的迷惑、極端恐懼與焦慮,以及集體退化。就像庫巴克審訊者扮演“父親角色”一樣,布希政府很快利用這種恐懼,扮演起保護的全能父親角色,準備借一切必要手段防衛“國土”及其脆弱的子民。美國政策的改變可以用副總統切尼對“黑暗面”工作的可恥談話來概括,但這不代表布希政府擁抱的技術是較仁慈的前朝政府所唾棄的(就像許多民主黨人宣稱的。歷史學家威爾斯[GarryWills]稱之為美國的“原無罪”[originalsinlessness]迷思);這種大轉變只不過表示,以往由代理人執行、發生在遠方而能輕易否認的事,現在可以直接執行而且公開辯護了。
儘管有這些外包(outsoucing)酷刑的議論,布希政府真正的創新卻是內包(in-sourcing),由美國公民在美國管理的監獄裏刑訊犯人,或直接透過“非常規引渡”(extraordinaryrendition),以美國飛機運送到第三國。這是讓布希政權與眾不同的地方:9•11攻擊之後,它敢於要求酷刑的權利而不覺得羞恥。這讓布希政府可能面臨刑事追訴 但它靠修改法律來處理這個問題。一連串的事件大家都已知道:當時的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在布希授權下,下令在阿富汗俘虜的犯人不受日內瓦公約保護,因為他們是“敵對戰鬥人員”(enemycombatant),而非戰俘;這個觀點也獲得當時白宮顧問岡薩雷斯(AlbertoGonzales)確認(後來他出任美國司法部長)。接著,拉姆斯菲爾德批准一連串在反恐戰爭中使用的特殊審訊做法,其中包括中情局手冊描述的手段:“使用隔離設施最高達30天”、 “剝奪光線和聲音刺激”、“羈押者在運輸和訊問期間可以用頭巾覆蓋頭部”、“脫去衣服”,以及“利用個別羈押者的恐懼心理(例如害怕狗)以製造壓力”。根據白宮的說法,酷刑仍然被禁止,但現在若要符合酷刑的定義,施加的痛苦必須“達到產生像器官衰竭等嚴重生理傷害的程度”。根據這些新規範,美國政府可以自由使用1950年代在層層保密與否認下發展的方法 跟以前不同的是,現在可以公然為之,不必擔心遭追訴。因此在2006年2月,中情局的顧問單位情報科學委員會(IntelligenceSciencesBoard),出版一份由國防部資深審訊官寫的報告,公開表示“仔細閱讀庫巴克手冊是所有參與審訊者必做的事”。
這項新命令首當其衝的第一個人,是美國公民兼前幫派成員帕迪拉(JosePadilla)。2002年5月,他在芝加哥歐海爾(O Hare)機場遭逮捕,被控意圖製造一顆“髒彈”(dirtybomb,編按:含有放射性物質的傳統炸彈)。但帕迪拉沒有被起訴,也未經由法院體系處理,而是被歸類為敵對戰鬥人員,並遭到剝奪所有權利。帕迪拉說,他被帶到南卡羅來納州查爾斯頓海軍基地的監獄後,被注射他認為是LSD或PCP的藥物,並遭到密集的知覺剝奪:他被關在小房間,窗戶的光線被隔絕,不准有時鐘或日曆。每次離開房間時,他都被腳鐐手銬,眼睛覆蓋黑色護目鏡,並以厚重的耳機阻絕聲音。帕迪拉被留置在這種情況下1307天,除了他的審問者外,被禁止與任何人接觸。當審問者訊問他時,便以強烈的光線和巨大的聲音轟炸他饑渴的感官。
帕迪拉在2006年12月獲准出席法院聽證,雖然導致他被逮捕的髒彈指控已經撤銷。他被指控與恐怖分子聯絡,但他已經無法為自己辯護:根據專家證詞,卡梅倫的退化技術已徹底摧毀他成人的部分,這也是這套技術設計的原意。“長期對帕迪拉先生施以刑訊已造成他心智與生理的傷害。”他的律師對法庭說,“政府對待帕迪拉的方式已奪走他的人格。”一位評估他的精神病學家作結論說,他“缺少為自己辯護的能力”。不過,布希指派的法官堅持帕迪拉足以接受審判。即使只是能接受公開審判,也讓帕迪拉的例子顯得極為特殊。還有成千上萬被羈押在美國監獄的囚犯 那些和帕迪拉不同,不是美國公民的人 經歷過類似的酷刑對待,卻沒有接受公開審判的權利。
許多人在關塔那摩逐漸枯萎。被拘禁在關塔那摩灣的澳洲人哈比蔔(MamdouhHabib)曾說:“關塔那摩是一個實驗 他們實驗的是洗腦。”從關塔那摩流出的證詞、報告和照片,看起來確實像1950年代的亞倫紀念研究所被搬到古巴。遭拘禁的囚犯先是接受嚴格的知覺剝奪,戴上頭套和阻絕光線的護目鏡,以及阻絕所有聲音的厚耳機。他們被留在隔離室幾個月,被帶出房間只為了用狗吠聲、閃光燈和不斷重複播放的嬰兒哭聲、吵鬧的音樂及貓叫聲錄音帶,轟炸他們的感官。
對許多囚犯來說,這些技術的效果很像50年代亞倫研究所中的效果:完全退化。一位被釋放的英國籍囚犯告訴律師,這所監獄現在已有一整區叫德爾塔區(DeltaBlock),專門用來關“至少50名”永遠處於意識不清狀態的囚犯。一封聯邦調查局(FBI)寫給五角大樓的信已經解密,裏面描述一位很重要的囚犯“被長期隔離超過三個月”,並“出現符合極度心理創傷跡象的行為(對不存在的人說話、報告聽到聲音、一連數個小時蜷曲在被單中)”。前美國陸軍回教隨軍牧師耶義(JamesYee)曾在關塔那摩工作,他描述德爾他區的囚犯顯露典型的極度退化。“我會停下來和他們說話,他們會以小孩似的聲音回答我,說的話完全不知所云。許多人會大聲唱兒歌,不斷反復唱。有些人會站到鐵床架的上面,舉止就像小孩,讓我想起我小時候和我弟弟玩的山霸王(KingoftheMountain)的遊戲。”情況在2007年1月顯著惡化,有165名犯人被移往監獄的另一區,即所謂的第六營(CampSix),那裏的鋼制隔離房禁止任何人接近。代表數名關塔那摩囚犯的律師韋列特(SabinWillett)警告說,如果情勢繼續惡化:“那裏將變成瘋人院。”
人權組織指出,關塔那摩儘管駭人聽聞,卻是美國經營的海外審訊監獄中最好的,因為它開放有限度的監督給紅十字會和律師。不知名的囚犯紛紛在世界各地所謂的黑牢(blacksites)網路消失,或被美國情報當局透過非常規引渡運往外國管理的監獄。脫離這些夢魘的囚犯作證說,他們遭到各式各樣的卡梅倫式震撼技術。
義大利神職人員納瑟(HassanMustafaOsamaNasr)在米蘭街頭,遭一群中情局密探和義大利秘密員警綁架。“我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他後來寫道,“他們開始打我的肚子和全身各處。他們用寬膠帶纏繞我的整個頭和臉,在我鼻子和臉上挖洞讓我呼吸。”他們把他送往埃及,讓他住在沒有光線的小房間,那裏“蟑螂和老鼠爬過我的身體”,持續14個月。納瑟直到2007年2月仍被關在埃及的監牢,但設法私運出一封11頁的信,記述他遭到虐待。
他寫出自己不斷遭到電擊的酷刑。據《華盛頓郵報》報導,他被“綁在一個綽號叫 新娘 的鐵制拷問台,然後遭到電擊器攻擊”,又“被綁在地板的濕床墊上,一名審訊者坐在架于囚犯肩膀上的椅子,另一名審訊者則打開一個開關,讓電流通過床墊的鋼圈。據國際特赦組織,他的睾丸也遭電擊”。
我們有理由相信,電擊酷刑用在美國俘虜的犯人身上並非孤立事件,而這個事實在討論美國是否確實有動用酷刑或只是“創造性的審訊”中,幾乎完全被忽略。關塔那摩囚犯杜沙利(Jumahal-Dossari)曾試圖自殺十幾次,他被美國羈押在阿富汗坎大哈(Kandahar)時,透過給律師的書面證詞說:“審訊者帶來一個像手機的小裝置,但那是電擊器。他開始電擊我的臉、我的背、我的四肢和我的生殖器。”
來自德國的庫納茲(MuratKurnaz)在美國管理的坎大哈監獄,也遭到類似的待遇。“那時候一切剛開始,所以完全沒有規則。他們有權做任何事。他們每次都毆打我們。他們使用電擊。他們把我的頭壓到水裏。”
重建失敗
在我們初次見面快結束時,我要求卡斯特納告訴我更多她的“電擊夢”。她說,她經常夢到一排排的患者,飄進和飄出藥物誘發的睡眠。“我聽到有人尖叫、呻吟、哀鳴;有人說,不要,不要,不要。我記得走進那個房間的感覺,我全身冒汗,噁心,反胃 我的頭部還有一種很奇特的感覺,好像一團東西,而不是一個頭。”卡斯特納描述這些時,突然像飄到遙遠之處,頹坐在她的藍色椅子上,呼吸變成咻喘。她眼簾下垂,但我可以看到眼簾下的眼珠快速顫動。她把手放在右太陽穴上,以突然變沉重和恍神的聲音說:“我陷入回憶中,你必須把我帶回來。告訴我伊拉克的情況 告訴我那裏有多糟。”
我思索適合這種怪異情境的戰爭故事,想到綠區(GreenZone)裏的生活中一些相對較親切的事。卡斯特納的臉漸漸放鬆,呼吸慢慢變深。她的藍眼睛再度注視我。“謝謝你,”她說,“我剛才陷入回憶裏。”
“我知道。”
“你怎麼知道?”
“因為你告訴我的。”
她傾身在一張紙片上寫東西。
那天晚上離開卡斯特納後,我不斷想著當她要求我說有關伊拉克的事時,我沒告訴她的事。我想告訴她卻無法啟齒的是,她讓我想到伊拉克的事;我忍不住想到發生在她(一個飽受休克的人)身上的事,與發生在伊拉克(一個飽受休克的國家)的事,兩者有著某種聯結,都是同樣可怕的理論的不同展現。
卡梅倫的理論根據是,把他的患者打擊到混亂的退化狀態,可以為他創造“重建”健康模範市民的條件。這讓卡斯特納吃足苦頭,她的脊椎骨折,記憶破碎,但卡梅倫在他的著作裏幻想自己的破壞行為是一種創造,是給幸運患者的禮物,因為這些患者將在他無情的去模式下獲得重生。
卡梅倫在這方面可以說徹底失敗。不管他如何設法讓患者退化,他們從未吸收或接受不斷反復播放的錄音帶資訊。雖然他是摧毀人的天才,卻無法重建他們。卡梅倫離開亞倫紀念研究所後展開的追蹤研究發現,他的前患者有75%在接受治療後,病情比住院前更嚴重。他的患者在住院前有全職工作的人,有超過半數無法再全職工作,而且有許多人像卡斯特納那樣,深受許多新的生理與精神病痛之苦。“心理驅力”不管用,連一點效果都沒有,亞倫紀念研究所最後禁止這種療法。
現在回顧已經很明顯,問題出在這整套理論的前提:在療愈發生前,必須抹除既有的一切。卡梅倫相信如果他把患者的習性、模式和記憶完全消滅,就能達到純粹空白石板的狀態。但不管他多固執地電擊、下藥和混淆患者,他從未達到目的。結果證明適得其反:他愈摧毀,他的患者受創就愈重。他們的心智並非“空白”,反而是一片混亂,他們的記憶斷裂,他們的信任遭出賣。
災難資本主義同樣未能區別破壞與創造、傷害與療愈。這是我在伊拉克緊張地掃視滿目瘡痍的大地、等待下一個爆炸時,經常萌生的感覺。震撼的救贖力量的狂熱信仰者,以及美英侵略行動的策劃者,想像他們使用的武力會如此震撼、如此難以抵擋,讓伊拉克人陷入某種生命暫停的狀態,就像庫巴克手冊所描述的那樣。在稍縱即逝的機會,伊拉克的侵略者還會悄悄施加另一種經濟震撼,以便在入侵後的伊拉克空白石板上,創造自由市場民主政治的模範。
但空白石板並不存在,只有廢墟和遭到重創的憤怒人民 當他們抗拒時,就會遭到更多震撼,其中有些震撼根據的就是許多年前在卡斯特納身上進行的實驗。“我們的確很擅長摧毀東西,但直到有一天我開始在這裏花更多時間建設而非戰鬥時,那才是美好的一天。”美國陸軍第一裝甲師指揮官基亞雷利(PeterW.Chiarelli)將軍,在戰爭正式結束一年半後說。那一天永遠沒到來。和卡梅倫一樣,伊拉克的震撼醫生懂得摧毀,但他們似乎無法重建。
《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
第一章 酷刑實驗室-卡梅倫、中情局以及抹除與重建人類心智的瘋狂追求
讚讚
智利新自由主義自由市場恐怖實驗室
傷害應一次為之,因感受痛楚較少,冒犯亦較少。
-馬基雅維裏(Niccolo Machiavelli),《君王論》,1513年
如果採取這種“休克”手段,我認為應極詳細地公開宣佈,在極短期內實施。公眾知道得更充分,就更願意採取順應的行動。
-弗裏德曼給皮諾切特將軍的一封信,1975年4月21日
皮諾切特將軍和他的支持者,經常提到1973年9月11日的事件,但不說那是軍事政變,而是“一場戰爭”。聖地牙哥看起來確實像戰區:坦克邊開炮邊隆隆開上林蔭大道,政府建築遭到戰鬥機的空中攻擊。但這場戰爭有一個奇怪之處:它只有一方的軍隊。
從一開始,皮諾切特就已完全掌控陸軍、海軍、陸戰隊和員警。另一方面,阿連德總統拒絕把支持者組織成武裝防衛聯盟,因此他沒有自己的軍隊。唯一的抵抗來自總統府(La Moneda)及其屋頂四周,阿連德和他的侍衛在那裏奮勇防衛民主政治的象徵。這很難稱作一場公平決鬥,雖然總統府內只有36名阿連德支持者,軍方卻對裏面發射24枚火箭。
這場行動的指揮官是虛榮而喜怒無常的皮諾切特(身材像他坐的坦克車一樣)。顯然他希望這個事件盡可能戲劇化和造成最大傷害,即使這次政變不是一場戰爭,其設計者也希望看起來像是–這是一場智利版的震懾。它確實帶給智利人從未體驗過的震撼。和之前40年經歷六任軍政府統治的鄰國阿根廷不同,智利從未有過這類暴力經驗;智利曾享有160年的和平民主統治,而且過去41年民主未曾中斷過。
現在總統府陷入火海,總統的屍體被覆蓋著用擔架出來,他貼身的同僚被以步槍指著,臉朝下趴在街上。不久前才從華盛頓回國接任國防部長新職的勒特里爾,那天早上從距離總統府幾分鐘車程的家前往國防部辦公室。他才走進前門就遭遇十二名穿著戰鬥服、埋伏等候的士兵,全都以輕機槍瞄準他。
在政變之前幾年,來自美國(其中許多來自中情局)的教官已激發智利軍方的反共產黨狂熱,讓他們相信社會主義者就是准俄國間諜,是一股與智利社會格格不入的勢力–一群本土的“內敵”。事實上,真正變成內敵的是軍方,他們已準備把槍口轉向宣誓保護的人民。
阿連德死後,他的內閣遭逮捕,而且未出現明顯的群眾抵抗,軍政府發動的大規模戰爭在當天中午已經結束。勒特里爾和其他“貴賓”囚犯,最後被送往南部麥哲倫海峽冰冷的道森島(Dawson Island),那裏等於是皮諾切特的西伯利亞勞改營。不過,殺戮和關閉政府對智利的新軍政府還不夠,這些將領知道他們要掌控權力必須真正嚇壞智利人,就像印尼人一樣。據一份解密的中情局報告,在往後的日子,有約1.35萬名公民遭逮捕,以卡車帶走並遭到監禁。有5000人最後被關在聖地牙哥的兩座大足球體育館。在國家體育館中,死亡取代足球成為公眾表演。士兵巡視露天座位區,押著戴頭套的告密者指認“顛覆分子”;被指名的人遭拖進更衣室,而包廂則被改裝成臨時酷刑室。數百人被處死。死屍開始出現在主要公路邊,或浮屍於污濁的市區運河。
為確保恐怖蔓延到首都以外的地區,皮諾切特派遣他最無情的指揮官斯塔克(Sergio Arellano Stark)將軍,搭乘直升機到北方省份一連串囚禁“顛覆分子”的監獄。在每個城鎮,斯塔克和他的流動行刑隊挑出最知名的囚犯,有時一次多達26人,逐一處以死刑。四天留下的血跡後來被稱為“死亡蓬車隊”(Caravan of Death)。在很短的時間內,整個國家都接收到這個資訊:抵抗將招來死神。
雖然皮諾切特的戰爭只有一邊開戰,其影響卻與任何內戰或外國侵略一樣真實。
總計有超過3200人失蹤或遭處死,
至少有8萬人被監禁,
還有20萬人因政治因素逃離智利。
自由市場的恐怖實驗室
對芝加哥男孩來說,9月11日是充滿期待和腎上腺素激升的一天。卡斯楚已不眠不休地和海軍的聯絡人合作,逐頁取得“磚塊”最後章節的認可。在政變當天,幾位芝加哥男孩住在右派媒體《水星報》裏。當外面街上傳來槍響時,他們急忙印製這份檔,趕在軍政府接管的第一天完成。《水星報》編輯方丹(Arturo Fontaine)回憶說,印刷機“一刻不停地複印這份長文件”。他們直到最後一刻才印完。“在1973年9月12日星期三中午前,出任政府職位的三軍將領辦公桌上,都擺了這份計畫。”
定稿檔中的提議與弗裏德曼《資本主義與自由》的觀點出奇類似:
【私有化】、【開放管制】和【削減社會支出】-自由市場的“鐵三角”。
受美國訓練的智利經濟學家曾嘗試和平引進這些觀念,採取民主政治辯論方式,但他們遭到全面拒絕。現在“芝加哥男孩”和他們的計畫捲土重來,而此時的氣氛顯然更有利於推動他們激進的觀點。在這個“新時代”,除了幾個穿制服的人,他們不必征得任何人同意。最頑固的政治對手現在不是在牢裏、已經死亡,就是四處逃命;戰鬥機和死亡蓬車隊的展示已讓所有人“乖乖就範”。
“對我們來說,這是革命。”
皮諾切特的經濟幕僚拉羅列特(Cristian Larroulet)說。
這算是公允的描述。1973年9月11日不只是阿連德和平的社會主義革命被以暴力終結,也是《經濟學人》雜誌後來形容的一場“反革命”-芝加哥學派運動奪回發展主義與凱恩斯主義成果的第一場勝利。阿連德的局部革命在民主政治拉扯下,處處可見節制與妥協,但現在情勢將大為改觀,以暴力推行的這場反叛可以一路暢行到底。在往後的許多年,“磚塊”擬訂的許多政策將在大規模危機掩護下,施行於數十個別的國家。但智利是這場反革命的發源地 –恐怖的發源地。
天主教大學經濟學系校友、自稱芝加哥男孩的皮涅拉(Jose Pinera),政變時正在哈佛寫畢業論文。一聽到好消息,他立即回國“協助創立一個追求自由的新國家,讓它從舊體制的灰燼中升起”。皮涅拉後來出任皮諾切特的勞動與礦業部長,他說,這是“真正的革命……一個激進、全面且持續邁向自由市場的行動”。
在政變前,皮諾切特以幾近諂媚的服從聞名,永遠逢迎和聽從他的文人上司。變身獨裁者後,皮諾切特發現他性格的新面向。對權力的貪戀讓他醜態畢露,他好擺帝王威風,並宣稱“命運”授予他這個職位。不久之後,他策動一場政變中的政變,推翻其他三位他原本同意分享權力的軍事將領,並任命自己為國家最高元首(Supreme Chief of the Nation)兼總統。他沉浸在好大喜功和儀式之中,只為了證明他的統治權,從不錯過能穿上他的普魯士軍裝、戴上軍帽的機會。為了巡視聖地牙哥,他添置了一隊金色防彈賓士轎車。
皮諾切特對獨裁統治有一套獨門功夫,但和蘇哈托一樣,他對經濟學一竅不通。這是個大問題,因為由ITT帶頭的企業聯合抵制運動已經極有效地讓經濟快速墜落,使皮諾切特很快面臨一觸即發的危機。
從一開始,軍政府內部就發生權力鬥爭,部分人只想恢復阿連德前的舊狀態,儘快回到民主政治;“芝加哥男孩”則想進行需要時間推動的徹底自由市場改造。
享受新權力的皮諾切特極厭惡他的命運只是清掃工作的想法──“恢復秩序”,然後出場。
“我們不是掃除馬克思主義的吸塵器,只為了把權力交還給政客。”他說。
“芝加哥男孩”徹底改造整個國家的想法才與他剛解放的野心不謀而合,因此就像蘇哈托和他的“柏克萊幫”,皮諾切特立即任命幾位芝加哥大學畢業生擔任高級經濟顧問,包括這個運動的准領導人兼“磚塊”主要撰稿人卡斯楚。他稱呼他們為技術官僚,正好投合“芝加哥學派”自詡整頓經濟是一門科學、而非主觀的人為抉擇。
即使皮諾切特對通貨膨脹和利率所知有限,這些技術官僚使用的也是他瞭解的語言。經濟學對他們來說,代表必須尊敬和服從的自然力量,因為就像皮涅拉解釋的: “違背自然就是反生產和自欺的行為。”皮諾切特完全同意,他曾寫道,人必須服從結構,因為“自然展現出基本秩序,階級組織是必要的”。
雙方都宣稱接受更高自然法則的秩序,奠定了皮諾切特-芝加哥學派聯盟的基礎。
在頭一年半,皮諾切特忠實地遵循芝加哥法則:他把部分(不是全部)國營公司私有化,包括數家銀行;他容許新形式的投機金融;他對外國進口打開邊界大門,撤除長期保護智利製造商的障礙;他削減政府支出10%,但軍隊支出反而大幅增加。他也取消價格管制–對一個數十年來管制麵包和烹飪油等民生必需品的國家,這是相當激進的措施。
芝加哥男孩曾自信滿滿地向皮諾切特保證,如果他一次完全取消政府對這些領域的參與,經濟學的“自然”律會重新發現平衡,而被視為經濟熱病、表示市場出現不健康症狀的通貨膨脹,將神奇地下降。他們錯了。在1974年,智利的通貨膨脹高達375%,高居世界之冠,而且是阿連德在位期間最高水準的近兩倍。麵包等民生必需品的價格直上雲霄。在此同時,皮諾切特的“自由貿易”實驗使國內充斥廉價進口產品,許多智利人因而失業。本地企業因為無法競爭而關門,失業率創新記錄,饑饉四處蔓延。芝加哥學派的第一個實驗徹底失敗。
卡斯楚和其他“芝加哥弟子(男孩)”辯稱(以地道的芝加哥風格),問題並非出在他們的理論,而是執行得不夠嚴格。經濟未能自動矯正並恢復和諧的平衡,是因為經過近半世紀的政府干預,仍然殘留許多“扭曲”。如果實驗要成功,皮諾切特必須去除這些扭曲–削減更多支出、進一步私有化,而且更加速執行。
在那一年半期間,許多智利企業精英吃盡芝加哥弟子(男孩)的極端資本主義實驗的苦頭。唯一的受益者是外國公司和一小撮被稱為“食人魚”的金融家,這些人從金融投機中大撈一票。曾堅定支持政變的基層製造商全都破產。當初引介芝加哥男孩參與政變陰謀的全國製造商協會主席薩恩茲,宣稱實驗的結果“是我們經濟史上最大的失敗”。製造商排斥阿連德的社會主義,原本是希望改變成管理式經濟。“我們不可能讓這種金融混亂繼續主導智利,”薩恩茲說,“必須把龐大的金融資源導引到生產性投資,而不能讓許多連工作都找不到的人,眼睜睜看著那些資源被用於投機炒作。”
“芝加哥弟子(男孩)”和食人魚(兩類人之間有不少重疊)的目標現在面臨極大的危險,他們決定該是招來大人物的時候了。1975年3月,弗裏德曼和哈伯格應一家大銀行之邀,搭機前往聖地牙哥協助拯救實驗。
弗裏德曼受到軍政府控制的媒體像搖滾巨星般的歡迎。他吹噓的每句話都登上頭條,他的學術演講在全國電視上轉播,而且他有一位最重要的聽眾:皮諾切特安排和他私下會晤。
在停留期間,弗裏德曼不斷灌輸一個主題:軍政府已經有好的開始,它必須更放手擁抱自由市場。在演說和訪問中,他使用一個以前從未公開用在現實世界經濟危機的術語:他要求進行“休克治療”。他說那是“唯一的藥方。絕對是。沒有別的良策。再也沒有別的長期解決方法”。當智利記者指出,連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森也採取控制自由市場的措施時,弗裏德曼生氣地說:“我不贊成那些措施。我相信我們不應該採用它們。我反對政府的經濟干預,不管在我自己的國家或在智利都一樣。”
與皮諾切特會面後,弗裏德曼作了一些個人筆記,並在數十年後寫進他的回憶錄。他觀察到這位將軍“因為認同而被休克治療的觀念吸引,但顯然對可能引發的短期失業感到苦惱”。皮諾切特在這時候已因為下令在足球體育館進行屠殺而惡名傳遍全球;這位獨裁者對休克治療造成人力損失(human cost)的“苦惱”,原本應該令弗裏德曼就此作罷。相反的,他在後續的一封信中強調他的論點,他贊許將軍“極富智慧”的決定,但敦促皮諾切特進一步削減政府支出,“在六個月內削減25%……全面性的”,並同時採用一套支援企業的方案,以邁向“完全自由貿易”。弗裏德曼預測,數十萬個將被國營部門解雇的人,可以很快在民間企業找到新工作,他們將同聲歌頌皮諾切特“竭盡全力剷除阻擋民間市場的許多障礙”。
弗裏德曼向將軍保證,如果聽從這個建議,他將留下創造“經濟奇跡”的英名;他“可以在數個月內終結通貨膨脹”,失業問題也會同樣“短暫–在幾個月內解決 –而緊接而來的復蘇將極其迅速”。皮諾切特必須採取迅速而果斷的行動,弗裏德曼不斷強調“休克”的重要性,三度提到這個詞,並再三凸顯“漸進策略行不通”。
皮諾切特已改信弗裏德曼。在他的回信中,智利的最高元首表達了“我對你最高和最尊崇的敬意”,並向弗裏德曼保證“此時正在完全實施這套計畫”。弗裏德曼訪問後,皮諾切特立即開除他的經濟部長,把職位交給卡斯楚,後來又拔擢為財政部長。卡斯楚在政府中到處安插他同夥的芝加哥男孩,其中之一還擔任中央銀行總裁。反對大規模裁員和關廠的薩恩茲,被從製造商協會主席的職位趕下,換上對休克較友善的人。“如果有工業界人士因此而抱怨,讓他們下地獄,我不會為他們說話。”新主席宣佈說。
剷除反對者後,皮諾切特和卡斯楚展開拆除福利國、建立純資本主義烏托邦的工作。1975年,他們一次削除27%的公共支出–而且繼續削減直到1980 年,使支出只剩阿連德時代的一半。醫療和教育首當其衝,連倡議自由市場的《經濟學人》雜誌,也形容那是“自殘的胡鬧”。卡斯楚把近500家國營公司和銀行私有化,且近乎免費奉送,因為重點是儘快讓它們回歸到經濟秩序的正確位置。他對地方公司毫不留情,繼續取消更多貿易障礙;結果是從1973年到1983 年,總共喪失17.7萬個工業工作。到80年代中期,製造業占經濟的比率已經跌到二次大戰以來的最低水準。
休克治療這個詞貼切地說明了弗裏德曼的藥方。皮諾切特刻意把他的國家送進深沉的衰退裏,根據的是未經測試的理論,希望以突如其來的萎縮把經濟休克到恢復健康。這種邏輯很像1940年代和1950年代開始大量採用的電擊休克療法,當時的精神病醫生相信,刻意引發癲癇大發作(grand mal seizure)可以神奇地讓患者的大腦重新開機。
經濟休克療法的理論一部分要靠預期心理在推升通脹過程扮演的角色。壓抑通脹不只需要改變貨幣政策,也要改變消費者、雇主和勞工的行為。突然採取不協調的政策轉變,目的是快速改變預期心理,向大眾傳達遊戲規則已經大幅轉向–價格不會繼續上揚,工資也是。根據這套理論,愈快澆熄通脹預期心理,痛苦的衰退和高失業期就愈縮短。然而,特別是在當政者在大眾間已喪失信用的國家,只有靠重大而果斷的政策休克,才可能“教導”大眾這種痛苦的教訓。
製造衰退或蕭條本身就是殘酷的想法,因為必須製造大規模的貧窮,而這正是截至當時沒有政治領導人願意測試這套理論的原因。誰願意背上《商業週刊》形容為“刻意製造蕭條的奇愛博士(Dr. Strangelove)”的罪名?
皮諾切特仍然一意孤行。在施行弗裏德曼休克療法的第一年,智利的經濟萎縮15%,失業率–在阿連德時代不到3%–攀升到20%,是當時智利聞所未聞的高水準。這個國家確實因為“治療”而震撼不已,但與弗裏德曼樂觀的預測相反,失業危機持續了好幾年,而非幾個月。軍政府已著迷於弗裏德曼的疾病譬喻,仍然理直氣壯解釋說:“選擇這條道路是因為,這是直指病根的唯一方法。”弗裏德曼完全贊同。當記者問到“政策的社會成本是否太高”,他的回應是:“可笑的問題。”他對另一位元記者說:“我只關心他們能不能推行得夠久、夠努力。”
有趣的是,對休克療法最有力的批評來自弗裏德曼以前的學生法蘭克(Andre Gunder Frank)。來自德國的法蘭克50年代在芝加哥大學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時,就已聽到許多有關智利的事,他決定親自到這個他的教授形容為發展主義管理不當造成的反烏托邦(dystopia)。他對自己看到的情況很滿意,並留在智利大學任教,然後出任阿連德政府的經濟顧問。法蘭克因為是叛離自由市場正統思想的芝加哥男孩,所以對智利經濟冒險抱持獨到的看法。弗裏德曼開出大休克的藥方一年後,法蘭克寫了一封難掩激憤的“給哈伯格與弗裏德曼的一封公開信”,運用他受過的芝加哥學派教育,“檢驗智利病人對你們的治療有什麼反應”。
他計算一個智利家庭如何靠皮諾切特宣稱的“生活工資”掙扎求生。約74%的所得完全用在購買麵包上,迫使家庭不得不節省牛奶和上班搭公車等“奢侈專案”。比較之下,在阿連德時代,麵包、牛奶和公車票只占一般勞工薪水的17%。許多兒童在學校也沒有牛奶可喝,因為軍政府最早的措施之一就是取消學校牛奶計畫。這項措施進一步加深家庭的拮据,愈來愈多學生在課堂上昏倒,許多人乾脆停學。法蘭克發現,他的學長施行的殘暴經濟政策與皮諾切特對這個國家施加的暴力間,有著直接關聯。這位憤憤不平的芝加哥男孩寫道,弗裏德曼的處方是如此扭曲,它們無法“不靠它的孿生兄弟來實施或執行:軍事力量和政治恐怖”。
皮諾切特的經濟團隊毫不氣餒地繼續深入實驗之境,引進弗裏德曼最前衛的政策:以教育券和特許學校(charter school)取代公立學校,醫療支出改成即收即付(pay-as-you-go)式,把幼稚園和墓園私有化。最激進的是,智利的社會福利制度也被私有化。擬訂這套計畫的皮涅拉說,他從閱讀《資本主義與自由》激發這個構想。小布希政府經常被推崇最先推動“所有權社會”(the ownership society),事實上,30年前的皮諾切特政府才最早實行“所有權人國家”(a nation of owners)。
智利現在已大膽跨入新領域,全世界的自由市場熱愛者過去只能在純學術環境辯論這類政策的優點,現在都密切注意這個國家。“經濟學教科書說,世界應該以這種方式運作,但除了這裏,還有哪些國家施行它?”美國企業雜誌《巴隆週刊》(Barron’s)驚訝地寫道。《紐約時報》在一篇《智利,恐怖主義實驗場》的文章中說:“抱持強烈觀點的大經濟學家,很難得有機會在病危的經濟體測試特定的處方。更難得的是,經濟學家的顧客不是自己的國家。”許多人特地到現場觀察智利實驗室,包括哈耶克本人,他前往皮諾切特統治下的智利數次,並在1981年選擇在比尼亞德爾馬市(策劃政變的城市),舉行反革命智囊團朝聖山學會的區域會議。
智利奇跡的真相
即使在30年後,智利仍然被自由市場狂熱分子視為弗裏德曼理論有效的證明。皮諾切特2006年12月死時(比弗裏德曼晚一個月),《紐約時報》讚譽他“把一個破產的經濟轉變成拉丁美洲最繁榮的經濟”,
《華盛頓郵報》社論則說,他“引進的自由市場政策創造了智利經濟奇跡”。“智利奇跡”背後的事實,至今仍眾說紛紜。
皮諾切特掌權17年,在那段期間,他數度改變政策方向。被視為成功奇跡證明的那段穩定成長期,要到80年代中期才開始–也就是芝加哥男孩執行休克療法之後足足十年,而且是在皮諾切特被迫大幅度調整方向後很久。在1982年,雖然智利嚴格遵守芝加哥教條,經濟仍無法倖免於崩潰:債務激增,惡性通貨膨脹復發,失業率飆高到30%–是阿連德時代的十倍。主要原因是食人魚–芝加哥男孩解除所有管制所釋放出來的安然(Enron)式金融機構–以借貸的錢買光智利的資產,累積高達140億美元的龐大債務。
情勢動盪到皮諾切特被迫採取完全與阿連德一樣的措施:他把許多家這種公司收歸國有。面對市場崩潰,幾乎所有芝加哥男孩都喪失掌控大權的政府職務,包括卡斯楚。幾個在食人魚金融公司位居高位的芝加哥畢業生遭到詐欺調查,他們以科學中立掩飾的真面目被揭穿,而科學中立曾是如此重要的芝加哥男孩表徵。
唯一保護智利經濟在80年代初免于完全崩潰的是,皮諾切特從未把被阿連德收歸國有的銅礦公司私有化。這家公司創造85%的智利出口收入,這表示當金融泡沫破滅時,國家仍有穩定收入來源。
很清楚的是,智利從來不是歌頌它的人宣稱的“純”自由市場實驗室。相反的,這個國家有一小群精英在極短時間從有錢躍升為超級富有,憑藉的是一套以舉債和用公帑大量補貼(和紓困)賺取暴利的公式。當奇跡背後的狂熱與推銷術被揭穿後,大家看到皮諾切特和芝加哥男孩統治下的智利,並不是一個以自由市場為特質的資本主義國家,而是政商財團主義(corporatism)國家。Corporatism(統合主義)這個字眼原本指的是墨索里尼的員警國家模式,由社會上的三種主要勢力–政府、企業和工會–結盟而成,它們互相合作以確保以國家民族為名的秩序。智利在皮諾切特統治下,實驗的是一種新形態的統合主義:一個員警國家和大企業互相支援的結盟,聯手對第三個勢力–勞工–發動全面戰爭,藉以大幅增加聯盟佔有國家財富的比率。
這場戰爭–許多智利人理所當然視為富人對窮人和中產階級的戰爭–才是智利經濟“奇跡”的真相。到1988年,當經濟已穩定且快速成長時,45%的人口落在貧窮線下。不過,最富裕的10%智利人,所得卻增加83%。即使在2007年,智利仍然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會–聯合國調查不平等的123個國家中,智利排名第116,也就是排名第八不平等的國家。
如果這種記錄對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算得上奇跡,也許休克治療的作用從來就不是為了讓經濟恢復健康。也許它原本就是為了它實際做到的事–把財富吸聚到頂層,並把大部分中產階級休克到無以為生。
這正是阿連德的前國防部長勒特里爾的看法。在皮諾切特的監獄待了一年後,勒特里爾設法逃離智利,這要感謝國際間積極的遊說奔走。流亡海外並眼看他的祖國迅速凋敝,勒特里爾1976年寫道:“過去三年有數十億美元從工資所得者的口袋被拿走,放進資本主義者和地主的口袋……財富集中並非偶然,而已成為法則;這並非艱困環境下極端的例子–就像軍政府希望全世界相信的–而是一套社會計畫的基礎;這不是經濟的缺陷,而是暫時的政治成功。”
勒特里爾當時無法得知的是,芝加哥學派統治下的智利提供了未來全球經濟的一瞥。這個模式將一再重複,從俄羅斯到南非到阿根廷:狂熱投機的泡沫和可疑的會計操作,助長了暴利和瘋狂的消費主義,由空蕩如鬼城的工廠和昔日發展所遺留的破舊基礎建設所圍繞;約半數人口被排除在經濟之外;失控的貪瀆和親信政治;國營中小企業滅絕;大量公共財富流入私人手中,緊接著是大量民間債務轉由政府承擔。在智利,如果你不在財富泡沫中,奇跡看起來就像大蕭條,但在這個密閉的泡沫裏,獲利流動如此順暢和快速,讓這些休克治療式“改革”帶來的暴利,變成像此後金融市場施打成癮的高純度古柯鹼。這就是為什麼金融界對智利實驗明顯的矛盾視而不見,不但未重新評估放任主義的基本假設,反而還作出毒癮者的反應:下一針在哪里?
革命散播,人民消失
有一陣子,下一針來自拉丁美洲南錐的其他國家,芝加哥學派的反革命在那裏快速擴散。巴西已被美國支持的軍政府掌控,幾位弗裏德曼的巴西學生位居要津。弗裏德曼1973年訪問巴西的時候,正是當地政府使用暴力最高潮的時候,他也宣稱巴西的經濟實驗是“一項奇跡”。在烏拉圭,軍方1973年發動政變,並在次年決定走芝加哥路線。由於烏拉圭的芝加哥大學畢業生太少,將領們邀請“來自芝加哥大學的哈伯格和(經濟學教授)史佳斯達德(Larry Sjaastad)及他們的團隊,其中包括來自阿根廷、智利和巴西的前芝加哥學生,來改革烏拉圭的稅制與商業政策”。烏拉圭過去的平等主義社會立即遭到衝擊:實質工資銳減28%,蒙德維的亞(Montevideo,編按:烏拉圭首都)的街上首度出現成群的拾荒者。
緊接著加入實驗的是1976年的阿根廷,軍政府從庇隆手中奪得政權。這表示阿根廷、智利、烏拉圭和巴西–曾經是發展主義櫥窗的國家–現在都由美國支持的軍政府統治,而且是芝加哥學派經濟學的活體實驗室。
據2007年3月公佈的巴西解密檔,在阿根廷將領奪取政權前幾周,他們與皮諾切特和巴西軍政府聯繫,並“擬訂未來政權將採取的主要步驟”。
儘管有緊密的協調合作,阿根廷軍政府並未像皮諾切特那般深入新自由派實驗;例如,它未把該國的石油蘊藏或社會安全私有化(這些都在後來才實行)。不過,在攻擊曾把阿根廷貧民提升到中產階級的政策和機制方面,軍政府都遵循皮諾切特的做法,這也要歸功於眾多的阿根廷經濟學家參與芝加哥計畫。
新製造的芝加哥男孩在阿根廷軍政府佔據重要的經濟職位–如財政部長、央行總裁、財政部國庫司司長,以及數個較低級的經濟職位。不過,雖然阿根廷的芝加哥男孩熱烈參與軍政府,最高經濟職位卻由狄霍茲(Jose Alfredo Martinez de Hoz)擔任。狄霍茲是隸屬農村社會組織(Sociedad Rural,是長期掌控阿根廷出口經濟的牧牛場協會)的地主階級,這些相當於阿根廷貴族階級的家族寧願維持封建經濟秩序–因為他們唯恐自己的土地被重新分配給農民,或肉類的價格受到管制以便人人負擔得起。
狄霍茲承襲他的父親和祖父,長期擔任農村社會組織主席;他也擔任數家跨國企業的董事,包括泛美航空(Pan American Airways)和ITT。當他環顧自己在軍政府的職務時,他確信這場政變代表的是精英階層的反抗,是對40年來阿根廷勞工勢力擴張的反革命。
狄霍茲當上經濟部長的第一項措施是禁止罷工,以及容許雇主任意裁撤員工。他取消價格管制,導致食物價格飆漲。他也決定再度讓阿根廷變回歡迎外國跨國公司的地方。他取消外資所有權限制,並在初期幾年出售數百家國營企業。這些措施為他贏得許多華盛頓的強力支持者。解密的檔顯示,主管拉丁美洲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羅傑斯(William Rogers),在政變後不久告訴他的長官基辛格:“狄霍茲是個好人。我們一直都保持密切的諮詢關係。”基辛格大為讚賞,因此在狄霍茲訪問華盛頓時安排了一場盛大的會面,以表達對他的禮遇。基辛格也表示願意打幾個電話,提供對阿根廷經濟的協助。“我會打電話給大衛•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基辛格告訴軍政府的外交部長,洛克菲勒當時擔任大通銀行總裁。“我也會打電話給他哥哥,美國副總統尼爾森•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
為吸引投資,阿根廷在《商業週刊》刊登31頁的廣告增刊,由公關業巨擘博雅公關公司(Burson-Marsteller)製作,在廣告上宣稱“歷史上很少政府如此鼓勵民間投資……我們正進行一場真正的社會革命,我們正尋找夥伴。我們正掙脫國家統治主義的桎梏,並深信民間部門將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同樣的,平民大眾遭受的衝擊最為明顯:在一年內,工資損失40%的價值,工廠關閉,貧窮蔓延。在軍政府掌權前,阿根廷的貧民人數比法國或美國少–只有 9%–失業率只有4.2%。現在這個國家開始出現被視為落後的發展不足跡象,貧窮的社區沒有水供應,可預防的疾病四處蔓延。
在智利,皮諾切特可以不受節制地使用經濟政策壓縮中產階級,憑藉的是他賴以掌權的休克和恐怖手段。雖然他的戰鬥機和行刑隊在散播恐懼時極有效率,但它們卻帶來公關災難。媒體報導皮諾切特的屠殺引發全球的譴責,歐洲和北美行動主義者積極向他們的政府遊說斷絕與智利的貿易–對一個宣稱必須靠開放外資來維繫國家生存的政權來說,這絕對是不利的結果。
近日解密的巴西檔顯示,阿根廷的將軍們籌畫1976年的政變時,希望“避免類似反對智利的國際運動”。為達到這個目的,需要的是較不聳人聽聞的鎮壓技巧 –較低調的手段,能散播恐怖,但能躲過眾目睽睽的國際媒體。在智利,皮諾切特很快訴諸失蹤的手段。士兵不再公然殺戮或追捕獵物,而是綁架他們,帶他們到隱秘的集中營,折磨並動輒殺害他們,然後宣稱毫不知情。屍體被丟進集體墳場。據智利1990年5月成立的真相委員會,秘密員警處理部分受害者的方法是,從直升機上把屍體丟進海中,但“先以刀子切開他們的胃,以避免屍體浮上海面”。除了比較低調外,失蹤還是一種比公開屠殺更能有效散播恐怖的手段。想到國家機器可以用來讓人憑空消失,就會讓社會惶惶不安。
到70年代中期,失蹤已成為南錐各國芝加哥學派軍政府的主要執法工具–而最熱切採用這種做法的是盤踞阿根廷總統府的將領。到他們統治結束時,估計失蹤的人數已多達3000人,其中有許多跟智利的失蹤者一樣,是從空中被拋進拉普拉塔河(Rio de la Plata)混濁的水裏。
阿根廷軍政府擅長於公開與私下製造恐怖雙管齊下–公開進行恰到好處的恐怖,可以讓所有人知道發生什麼事,但同時也隱瞞足夠的秘密,以便可以否認。在掌權初期,軍政府便清楚展現它願意使用致命武力:一個人被從一輛福特獵鷹轎車(一種因為秘密員警使用而惡名昭彰的汽車)推出,然後被綁在布宜諾賽勒斯最著名的地標、高67.5米的白色方尖石碑上,在眾目睽睽下被機槍打死。
從此以後,軍政府的殺戮轉入地下,但永遠在進行中。許多人目睹官方否認的失蹤,整個街坊也默默知道發生什麼事。每當有人被列為消滅目標,就會有一隊軍方車輛出現在那個人家門口或工作場所,整個街區被劃為警戒區,經常上空還有一架嗡嗡盤旋的直升機。在大白天和鄰居注視下,員警或士兵撞開大門,拖出受害者,他們在被推進等候的福特獵鷹前,往往大喊自己的名字,希望事件的消息能傳到家人。有些“秘密”行動還更囂張:大家都知道員警會登上擁擠的市公車,抓住乘客的頭髮拖下車;在聖塔菲市(Santa Fe),一對夫妻結婚當天在教堂的聖壇前,當著滿室的賓客被綁架。
在大眾間展示的恐怖不限於逮捕。一旦遭羈押,阿根廷的囚犯就被送到300多個遍佈全國的酷刑集中營。許多集中營位於人口稠密的住宅區,最惡名遠播的是布宜諾賽勒斯鬧區大街一家歇業的運動俱樂部,一個位於中部布蘭卡港(Bahia Blanca)的學校校舍,另一個則在一所營業中的醫院側廂建築。在這些酷刑中心,軍方車輛經常深夜疾駛進出,尖叫聲不時從隔音不佳的牆內傳出;有人目睹身體形狀的怪異包裹被搬進搬出,一切都看在噤若寒蟬的附近居民眼中。
烏拉圭的政權也同樣肆無忌憚:該國的主要酷刑中心之一是一個海軍兵營,毗鄰許多蒙德維的亞市民眾喜歡散步與野餐的海濱區,但在獨裁統治期間,這個美麗的地方空無一人,因為居民不想聽到尖叫聲。
阿根廷軍政府在處理受害者方面特別笨拙。在鄉間散步可能以一場驚嚇收場,因為集體墳場經常掩蓋不全。屍體可能出現在公共垃圾桶,少了手指和牙齒(就像今日在伊拉克的情況),或者可能被沖到海岸和拉普拉塔河岸邊,在軍政府的“死亡飛行”後,經常一次出現半打屍體。它們甚至會從天而降,被直升機丟到農戶的田裏。
所有阿根廷人都曾在不同情況下,目睹他們的同胞慘遭抹除,但大多數人宣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阿根廷人用一句話來描述當年內心明白、卻因恐懼而閉上眼睛的矛盾:“我們不知道沒有人能否認的事。”
由於各國軍政府想逮捕的人往往避難到鄰近國家,這裏的政府便借惡名昭彰的大兀鷹行動(Operation Condor)彼此合作。南錐國家的情報單位在這個行動中分享“顛覆分子”的信息–靠華盛頓提供的最新式電腦系統幫忙–並且給彼此的情報員自由出入邊界,以方便綁架和刑訊。這套制度和中情局今日的“非常規引渡”網路,相似得令人毛骨悚然。
軍政府也交換如何從囚犯榨取資訊的方法。政變之後數天曾被關在體育館遭受酷刑的一名智利人,出乎意料地描述當時房間裏有巴西士兵,建議如何以最科學的方法施加痛楚。
這段期間南錐國家有許多機會可進行這類交流,有些還透過美國,並牽涉到中情局。1975年美國參議院調查美國干預智利,發現中情局訓練皮諾切特的軍隊“控制顛覆分子”的方法。美國訓練巴西和烏拉圭員警審訊技術,也出現在許多檔的記錄。巴西法院的證詞引述1985年出版的真相委員會報告《巴西:毋忘教訓》(Brazil: Never Again)說,部隊軍官參加陸軍憲兵單位舉辦的正式“刑訊課程”,觀賞幻燈片展示各種折磨方法。在這些課程中,囚犯被帶進來作“現場展示”–在多達 100名陸軍士官觀看和學習下,被殘暴地刑訊。報告說,率先把這種做法引進巴西的是美國警官米特廖內(Dan Mitrione)。巴西軍政府掌權初期,他在貝洛奧里藏特(Belo Horizonte)擔任警方教官,經常從街上抓來乞丐在教室折磨,讓當地員警學習如何製造囚犯身體與心理的極度矛盾。米特廖內後來轉到烏拉圭擔任員警教官,1970年被圖帕馬婁(Tupamaro)遊擊隊綁架並殺害。圖帕馬婁是極左派革命團體,他們策劃擄殺米特廖內,以揭露他參與酷刑訓練。他的一名學生說,米特廖內就像中情局手冊的作者那樣,堅稱有效的酷刑不是虐待而是科學。他的座右銘是:“正確的痛苦,正確的劑量,在正確的地方。”
酷刑訓練的成果,在這段陰暗期所有南錐的人權報告都斑斑可考。它們再三證實庫巴克手冊上記錄的獨門手法:清晨的逮捕、戴頭巾、嚴格的隔離、施藥、強迫裸體、電擊等。而且在每個地方,麥吉爾大學的刻意引發退化實驗,都留下恐怖的痕跡。
從智利國家體育館被釋放的囚犯說,強力照明燈一天24小時開著,供應食物的時間似乎刻意不按次序。士兵強迫許多囚犯在頭上覆蓋毯子,讓他們無法清楚地看和聽,這些做法都讓人感到不解,因為所有囚犯都知道他們在體育館裏。囚犯報告說,如此操縱的結果讓他們喪失日夜的感覺,進而大為強化政變與隨後的逮捕帶來的震撼和驚慌。就好像體育館變成一座巨大的實驗室,他們則是一些怪異的感官操縱實驗的對象。
較忠實模仿中情局實驗的版本,可以在智利的格雷莫迪(Villa Grimaldi)監獄看到–木制的隔離室小到囚犯無法跪下或躺下。烏拉圭自由城(Libertad)監獄的囚犯則被送到“小島”:狹小、沒有窗戶的囚房,隨時有一個燈泡亮著。重要的囚犯被完全隔離超過十年。“我們開始以為自己已經死了,我們的囚房不是囚房,而是墳墓,外面的世界並不存在,太陽只是一個神話。”其中一名囚犯羅森考夫(Mauricio Rosencof)回憶說。他在11年半期間總共看到太陽八個小時。他的知覺在這段期間被剝奪到他“忘記顏色–當時沒有任何顏色”。
在阿根廷最大的酷刑中心布宜諾賽勒斯的海軍機械學校,隔離室被稱作頭罩(capucha)。在頭罩裏待三個月的米蘭達(Juan Miranda)告訴我那個黑暗的地方說:“他們把你套上眼罩和頭罩,手和腿鎖上鏈子,讓你在監獄的頂樓整天躺在泡棉墊子上。我看不到其他囚犯–我跟他們以夾板隔開。守衛帶食物進來時,他們命令我面對牆壁,然後取下頭罩讓我吃東西。這是我唯一被准許坐起來的時候;其他時候我們必須一直躺著。”另有一些阿根廷囚犯被關在棺材大小的囚房(稱作管子),以隔絕他們的知覺。
隔離房裏唯一的安慰是審訊室裏更糟的待遇。南錐地區所有軍政權的酷刑室,最普遍使用的技術是電擊。電流通過囚犯身體的方式有數十種變化:用一般電線、軍方野地電話線、從插入指甲下的針通電;把通電的夾子夾在牙齦、乳頭、生殖器、耳朵、嘴巴、傷口;通電到泡在水裏的身體以強化電流;通電到綁在臺子或巴西式鐵 “龍椅”的身體。擁有牛群的阿根廷軍政府對他們獨特的貢獻很自豪–囚犯在一張稱作烤肉架(parrilla)的金屬床上接受電擊,同時用趕牛棒刺他們。
體驗南錐酷刑體制的人數無法精確計算,但約略的數字在10萬人到15萬人之間,有數以萬計的人遭殺害。
一位困難時期的目擊證人
在那個年代身為左派分子註定會被獵殺。那些未逃往海外的人,時時刻刻都必須搶先秘密員警一步,過一種依靠藏匿所、電話密語和假身份勉強度日的生活。靠這種方式活命的阿根廷人之一,是該國傳奇性的調查記者華爾士(Rodolfo Walsh)。這位喜愛社交的才子是犯罪小說作家以及得獎的短篇小說作者;他也是超級偵探,能破解軍方密碼,反過來調查周遭窺伺的特務。華爾士最成功的調查發生於他在古巴當新聞記者時,他在那裏攔截並破解一份中情局的電報,因而揭發豬玀灣侵略計畫。這個資訊讓卡斯楚能夠防備美國的侵略。
阿根廷的前軍政府禁止庇隆主義並鉗制民主時,華爾士決定加入武裝的蒙特內羅(Montonero)運動,擔任他們的情報專家。華爾士因此而名列軍政府獵捕名單的榜首,而每次名單上有人被劃掉,他就得更擔心刺牛棒下套出的情報,會引導員警找到他和伴侶費雷拉(Lilia Ferreyra)藏匿在布宜諾賽勒斯郊外的小村莊。
華爾士從他遍佈各地的消息來源,嘗試追蹤軍政府的許多罪行。他編纂死者和失蹤者名單,記錄集體墳場與秘密酷刑中心的地點。他自認對軍方瞭若指掌,但 1977阿根廷軍政府加諸同胞的狂暴與殘酷,仍令他大感震驚。在軍事統治的第一年,他的數十名好友和同僚在死亡集中營消失,他26歲的女兒維琪也身亡,令華爾士痛不欲生。
但在福特獵鷹盤旋下,寧靜的早晨對他而言是奢想。華爾士知道他的時間有限,於是想出紀念即將到來的軍政府統治一周年的方法:在官方報紙一片歌功頌德中,他要親自寫下未受檢查的報導,揭發導致他的國家沉淪的種種惡行。這篇文章的標題將是“一位作家給軍政府的一封公開信”。華爾士寫道,寫這篇文章“並不指望有人聽,而且確定會遭到迫害,但這是履行我很久以前作的承諾,要為苦難的時代作見證”。
這封信將成為對國家的恐怖手段和它們所服務的經濟制度最強烈的譴責。華爾士計畫用過去他散佈地下公報的方式,散佈他的“公開信”:印製十份,然後從不同的郵箱寄給挑選的聯絡人,由他們進一步散佈。“我想讓那些混蛋知道,我還在,還活著,而且還能寫。”他坐在他的奧林匹亞牌打字機前告訴費雷拉。
信一開始就記敍將領們的恐怖活動,它們使用“沒有止境、精密複雜而且極大量的酷刑”,並由中情局參與訓練阿根廷員警。在詳細列出慘不忍睹的方法和墳場地址後,華爾士突然改變語氣:“然而,這些已激發文明世界良心的事件,不是阿根廷人民遭受的最痛,也不是你們對人權最嚴重的侵犯。這個政府的經濟政策才真正讓人發現,它不但解釋了一切罪行,也暴露出借由計劃性悲劇(planned misery)以懲罰數百萬人的窮兇極惡……只要花幾個小時在大布宜諾賽勒斯逛逛,就能看到這種政策多快就把這個城市變成1000萬人口的貧民窟。”
華爾士描述的體系正是芝加哥學派的新自由主義,一個即將席捲全世界的經濟模式。隨著它未來數十年在阿根廷生根,最後它將把半數的人口推到貧窮線下。華爾士發現它並非偶發事件,而是一個審慎執行的計畫–“計劃性悲劇”。
這封信簽字的日期是1977年3月24日,正好政變滿一周年。第二天早上,華爾士和費雷拉前往布宜諾賽勒斯,他們分頭把信投入市區各處的郵箱。幾個小時後,華爾士趕赴他與一位失蹤同僚的家人安排的會面。結果這是一個圈套:有人在刑訊中招供,十名武裝士兵已在屋外等候,奉命逮捕華爾士。“活捉那個雜種,他是我的。”三名軍政府領導人之一的馬塞拉(Emilio Massera)海軍上將據說這樣命令士兵。華爾士的名言是:“招供不是罪惡;被捕才是罪惡。”他立即拔出槍,開始射擊。他槍傷一名士兵,逼他們開火;當汽車開到海軍機械學校時,他已氣絕身亡。華爾士的屍體被火焚燒,然後丟入河中。
“反恐戰爭”的封面故事
南錐的軍政府毫不掩飾想改造社會的革命野心,但它們仍精明地公開否認華爾士指控的罪行:使用大量暴力以達成經濟目標。然而,這些經濟目標如果不借助一套恐嚇大眾和剷除障礙的體制,勢必激起公眾的反抗。
國家進行的殺戮逐漸揭露後,軍政府的理由是它們正在進行一場對抗兇險的馬克思主義恐怖分子的戰爭,幕後由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KGB)資助和操控。如果軍政府使用“骯髒”手段,那是因為它們的敵人更兇殘。馬塞拉上將使用今日聽來熟悉得令人感到恐怖的語言,稱呼這是“一場爭取自由和對抗暴政的戰爭……一場由愛生命者對抗愛死亡者的戰爭……我們是在對抗虛無主義者,對抗毀滅的代理人,他們唯一的目的就是毀滅本身,雖然他們以社會十字軍作為掩飾”。
在智利政變策劃期間,中情局資助一項大規模的宣傳攻勢,把阿連德醜化成偽裝的獨裁者,工于心計的陰謀家,利用憲法體制下的民主奪取權力,但卻準備實施蘇聯式的員警國家,智利人民將無法逃脫被鉗制的命運。在阿根廷和烏拉圭,最大的左派遊擊隊組織–蒙特內羅和圖帕馬婁–被指為國家安全的危險威脅,導致將軍別無選擇,只能中止民主政治,出面控制國家,並使用任何必要手段以鎮壓它們。
在每個例子中,威脅都被極度擴大,或完全由軍政府捏造。在眾多揭發的真相裏,美國參議院1975年的調查發現,美國政府自己的情報顯示,阿連德並未威脅到民主政治。至於阿根廷的蒙特內羅和烏拉圭的圖帕馬婁,它們是廣獲支援的武裝組織,有能力對軍隊和企業目標發動猛烈的攻擊。但烏拉圭的圖帕馬婁在軍方取得絕對權力時已完全瓦解,而阿根廷的蒙特內羅在持續長達七年的獨裁政權頭六個月,就已被消滅(這是華爾士必須躲藏的原因)。國務院解密的文件證明,阿根廷軍政府的外交部長顧塞提(Cesar Augusto Guzzetti)1976年10月7日告訴基辛格,“恐怖組織已被瓦解”,但軍政府在這個日期之後仍繼續讓成千上萬的市民失蹤。
有很長一段時間,美國國務院也把在南錐的“骯髒戰爭”,描述成軍方與兇惡的遊擊隊間的戰爭,偶爾戰鬥會失控,但仍值得提供經濟與軍事援助。愈來愈多證據顯示,華盛頓知道它在阿根廷和智利支持的不是一般的軍事行動。
2006年3月,華盛頓國家安全檔案資料庫(NSA)公佈一份剛解密的國務院會議記錄,會議日期就在阿根廷軍政府發動1967年政變的兩天前。在會議中,主管拉丁美洲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羅傑斯告訴基辛格:“我們必須預期阿根廷不久後會出現大鎮壓,可能流不少血。我想他們必須下手很重,不只對恐怖分子,也對工會和政黨的異議分子。”
他們果然這麼做。南錐恐怖政權的受害者絕大多數不是武裝組織的成員,而是在工廠、農場、貧民窟和大學工作的非暴力行動主義者,他們是經濟學家、藝術家、心理學家和左派政黨的堅貞支持者。他們遭殺害不是因為有武器(大多數人沒有武器),而是因為他們的信念。在誕生當代資本主義的南錐,“反恐戰爭”是一場剷除這個新秩序所有障礙的戰爭。
《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
第三章 休克狀態── 反革命血腥的誕生
讚讚
阿根廷的滅絕行動並非臨時起意,並非偶爾,也非無理性;它是有系統地毀滅阿根廷“一大部分”的全國團體,其目的在改變這些團體,重塑其樣貌、社會關係、命運與未來。
-費爾斯坦(Daniel Feierstein),阿根廷社會學家,2004年
我只有一個目標–繼續活到明天……但不只是活著,而是知道我還活著。
-維塔尼(Mario Vittani),關在阿根廷酷刑集中營四年的倖存者
1976年,勒特里爾重回華盛頓特區,不再是大使的身份,而是進步主義智庫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的行動主義者。數千名同僚和朋友仍被關在軍政府的集中營面對酷刑,讓勒特里爾魂牽夢繫,他利用重獲的自由致力於揭發皮諾切特的罪行,並對抗中情局的宣傳機器,為阿連德的事蹟辯護。
他的倡議與奔走證明有效,皮諾切特面對了舉世譴責他的人權記錄。但讓同時兼具經濟學家身份的勒特里爾灰心的是,儘管全世界對監獄裏的處決和電擊大為震驚,大多數人對經濟休克療法保持緘默;或者就國際銀行給軍政府巨額貸款來說,仍顯得視若無睹,迷惑于皮諾切特擁抱“自由市場基本原則”。勒特里爾駁斥經常被引述的說法,說軍政府有兩套截然劃分的計畫–一套是在經濟轉型上的大膽實驗,另一套則是殘暴酷刑與恐怖的邪惡體制。這位前駐美大使堅稱只有一套計畫,而在這套計畫中,恐怖是自由市場轉型的核心工具。
“侵犯人權、體制化的殘暴、嚴密控制和鎮壓任何有影響力的異議分子,這些現象向來被認為,與軍政府實施的正統放任式‘自由市場’只有間接關聯,甚至完全沒有關聯。”勒特里爾在《國家》(The Nation)雜誌上發表一篇強烈控訴的文章。他指出:“這種特別方便的社會制度觀念,認為‘經濟自由’與政治恐怖可以共存而互不干涉,使得這些財政發言人能夠一方面支援他們的‘自由’觀念,另一方面又誇誇其談為人權辯護。”
勒特里爾甚至寫道,弗裏德曼身為“現在管理智利經濟的經濟學家團隊的思想建構者和非正式顧問”,應該為皮諾切特的罪行負部分責任。他駁斥弗裏德曼為自己辯解的說辭,自稱鼓吹休克治療只是提供“技術”建議。勒特里爾說,“以弗裏德曼的方式建立的自由‘民間經濟’和控制通貨膨脹”,不可能和平達成。“這種經濟計畫必須執行,而在智利的情況下,只有靠殺害成千上萬人、在全國遍設集中營、三年內監禁超過10萬人才能達成……大多數人的退化,以及少數特權階級的‘經濟自由’,在智利是一體的兩面。”他寫道,“自由市場”與無盡的恐怖間,存在“一種內在的和諧”。
勒特里爾引發爭議的文章在1976年8月刊出。不到一個月後的9月21日,這位44歲的經濟學家在華盛頓特區開車經過大使區中心時,一顆安置在駕駛座下的遙控炸彈爆炸,把汽車炸飛並炸斷他兩條腿。勒特里爾被炸斷的腳留在人行道上,人被緊急送往喬治•華盛頓醫院;抵達醫院時他已回天乏術。這位前大使與一位 25歲的美國同事莫菲特(Ronni Moffit)共乘汽車,她也在攻擊中喪生。這是皮諾切特政變以來最令人髮指和最具挑釁意味的罪行。
聯邦調查局的調查發現,炸彈由皮諾切特的資深秘密員警湯萊(Michael Townley)製作,他後來被聯邦法院定罪。殺手持假護照進入美國,且中情局知情。
皮諾切特2006年12月去世,高齡91歲,當時他面臨各界嘗試讓他為在位期間的罪行接受審判,這些罪行包括謀殺、綁架、酷刑、貪瀆、逃稅等。勒特里爾的家人數十年來嘗試讓皮諾切特為華府的炸彈攻擊受審,並要求美國開放該事件的檔案。但這位獨裁者壽終正寢,逃過所有審判,並發表一封死後公開信,為政變和使用“最大力量”防止“無產階級獨裁統治”辯護。皮諾切特寫道:“我多麼希望根本不需要1973年9月11日的軍事行動!我多麼希望馬克思-列寧意識形態未侵入我們的祖國!”
有些拉丁美洲恐怖年代的罪犯沒有這麼幸運。2006年9月,阿根廷軍事獨裁統治終結23年後,一位重要的恐怖執行者終於被判終身監禁。這位被定罪的人叫艾契柯拉茲(Miguel Osvaldo Etchecolatz),在軍政府年代擔任布宜諾賽勒斯省警察局長。
在歷史性的審判期間,關鍵證人羅培茲(Jorge Julio Lopez)卻失蹤。羅培茲在70年代曾經失蹤、遭殘暴刑訊,然後獲釋放–現在同樣的事再度發生。在阿根廷,羅培茲以第一個“兩度失蹤”者聞名。直到 2007年中,他仍杳無音訊,警方幾已確定他遭綁架是為警告其他可能挺身而出的目擊證人–和恐怖年代一樣的老伎倆。
該案的法官是阿根廷聯邦法院55歲的羅桑斯基(Carlos Rozanski),他判決艾契柯拉茲犯六項殺人罪、六項非法監禁罪和七項刑訊罪。他在宣判時採取一個不尋常的做法,他說,有罪的判決無法懲罰真正的罪行,但為了“建設集體記憶”,他必須再加注,判決是針對“1976年到1983年間,阿根廷共和國發生的集體大屠殺所犯的所有違反人性的罪行”。
借由這項判決,法官改寫了阿根廷歷史:70年代對左派分子的殺戮不是數十年來官方描述的“骯髒戰爭”,不是兩方衝突且各自進行不同的罪行,失蹤的人也不是瘋狂的獨裁者沉迷于虐待和個人權力的犧牲者。真正發生的是更科學、更駭人聽聞的理性所造成。就像法官說的,那是一個“由國家的統治者執行的滅絕計畫”。
他解釋說,殺戮是體制的一部分,早已計畫好,並在全國各地以一致的方法加以複製,且其明顯的意圖並非攻擊個人,而是摧毀那些人所代表的部分社會。種族屠殺是嘗試謀殺一個群體,而非個人的集合;法官指出,因此那是種族屠殺(Genocide)。
羅桑斯基知道“種族屠殺”的措詞將引發爭議,因此寫了一篇長篇判決文以佐證他的決定。他指出,聯合國的“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Convention on Genocide)定義這種罪行為“意圖摧毀一個國家、人種、宗教或族群的全部或一部分”;該公約並未包括消滅以政治信念為區分的群體–例如發生在阿根廷的情況–但羅桑斯基說,他認為此種排除並不合法。他舉一段鮮為人知的聯合國歷史,解釋在1946年12月11日,聯合國大會針對納粹大屠殺一致投票通過一項決議案,禁止“造成種族、宗教、政治和其他族群全部或一部分被毀滅”的種族屠殺行為。兩年後“政治”這個詞被從公約刪除是應史達林的要求。史達林知道,如果毀滅一個“政治群體”算種族屠殺,他的血腥整肅和大批囚禁政治反對者將符合公約的定義。史達林獲得其他領袖的支持,因為他們也想保留剷除政治異己的權利,所以政治這個詞遭刪除。
羅桑斯基寫道,他認為原始的聯合國定義更加合法,因為尚未受到這種自利的妥協的干擾。他也舉出西班牙國家法院的一項判決,在1998年讓一名惡名昭彰的阿根廷刑訊者接受審判。該法院也判決阿根廷軍政府犯下“種族屠殺罪行”。它把軍政府嘗試掃除的群體定義為“壓迫者認為不符合國家建立的新秩序模式的人”。一年後的1999年,以發出皮諾切特逮捕令聞名的西班牙法官賈松(Baltasar Garzon),也主張阿根廷發生種族屠殺。他也嘗試為被當作滅絕物件的群體下定義。他寫道,軍政府的目標是“建立新秩序,像希特勒希望在德國達成的一樣,而這個秩序容不下某些類型的人”。那些不符合新秩序的人“不符合阿根廷新國家的理想配置”。
當然,70年代拉丁美洲政商統合獨裁者的罪行,在規模上無法與納粹和1994年盧旺達的情況相提並論。如果種族屠殺意指的是納粹那樣的大屠殺,那麼拉丁美洲的罪行不屬於這個範疇。不過,如果種族屠殺是依照這些法院的定義,意指企圖消滅阻礙政治目標的群體,那麼這個過程不只發生在阿根廷,而是發生在所有不同程度上變成芝加哥學派實驗室的許多國家。在這些國家,“阻礙理想”的人是各階層的左派分子:經濟學家、施粥所的員工、工會分子、音樂家、農民組織分子、政治人物。這些群體的所有成員都被一個明確且遍及全區域的策略鎖定,亦即以根除左派為目標的大兀鷹行動。
共產主義崩解後,自由的市場與自由的人民一直被視為單一意識形態的一部分,這個意識形態宣稱可以避免人類重蹈集體墳場、大殺戮和酷刑室的歷史覆轍,而且是唯一且最好的對策。從芝加哥大學地下室脫逃的當代放任式自由市場宗教,最先應用在真實世界的地方是南錐,但它卻未帶來民主;反而它是建基在一個接一個國家被推翻民主政治的情況。它也未帶來和平,反而需要借助奪取數萬條人命的體制性謀殺,以及對10萬到15萬人施予酷刑。
就像勒特里爾說的,肅清社會的行動與這個計畫的核心意識形態間,有一種“內在和諧”。芝加哥男孩和他們的教授們提供建言,並在南錐軍事政權中佔據高位,他們信仰一種純粹本質的資本主義,他們的體制完全建基於對“平衡”和“秩序”的信仰,並且必須依靠去除干預和“扭曲”才能成功。因為有這些特質,一個承諾忠實採用這種理想的政權,便無法接受其他與之競爭或妥協的世界觀。為了達成理想,它必須獨佔意識形態;否則,根據其核心理論,經濟資訊就會變扭曲,整個體系將失去平衡。
“芝加哥男孩(應譯:芝加哥小子)”幾乎找不出比1970年代的拉丁美洲南錐更適合的地方,來進行這種絕對主義的實驗。發展主義異軍突起意味這個區域特別刺眼,採用的是“芝加哥學派”視為扭曲或“不經濟的思想”(uneconomic ideas)的政策。更重要的是,這裏百花齊放的平民與智識運動,都與放任資本主義針鋒相對。這些運動並非居於邊緣地位,而是大多數民眾的想法,且反映在許多國家的多次選舉中。芝加哥學派的轉型在南錐受到熱烈歡迎的可能性,大概和無產階級革命在比弗利山莊發生的可能性相當。
在恐怖行動降臨阿根廷前,華爾士曾寫道:“任何事情都無法阻擋我們,不管是監獄或死亡。因為你無法囚禁或殺死所有人民,因為絕大多數阿根廷人……知道只有人民將拯救人民。”阿連德在看到坦克開至包圍總統府時,發出的最後一通無線電也充滿同樣的頑強不屈,他說:
“我確信我們在成千上萬智利人的良知中播下的種子,絕不可能被根除。”
這是他對人民最後的遺言。
“他們擁有蠻力;他們可以征服我們,但他們無法借罪行或武力阻止社會的進程。歷史站在我們這邊,寫下歷史的是人民。”
這個區域的軍政府將領和他們的經濟幫兇,對這些真理知之甚詳。幾位阿根廷軍事政變的老兵解釋軍隊的思維:“在1955年,我們相信問題是庇隆,所以我們推翻他,但到1976年,我們已經知道問題出在勞工階級。”整個區域都是如此:問題既廣且深。這種瞭解意味如果新自由主義革命想要成功,軍政府必須做阿連德宣稱不可能的事–完全根除拉丁美洲左派高漲時期撒下的種籽。皮諾切特獨裁政權在政變後發表的《原則宣言》中,形容其使命是一個“改變智利人思想的長期而根本的行動”,呼應20年前智利計畫之父、美國國際發展署派特森說的:“我們需要做的是改變人的形成。”
但是如何辦到?阿連德所說的種子不是孤立的想法,也非一個政黨團體或工會。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拉丁美洲的左派是主流大眾文化–它是聶魯達(Pablo Neruda)的詩,哈拉(Victor Jara)和索莎(Mercedes Sosa)的民歌,第三世界教士(Third World Priests)的自由神學,波瓦(Augusto Boal)的解放劇場,弗雷勒(Paulo Freire)激進的教育學,賈利安諾和華爾士的革命新聞報導。它是過去和當代從阿蒂加斯(Jose Gervasio Artigas)、波利瓦(Simon Bolivar)到切•格拉瓦等傳奇英雄與殉道者寫下的歷史。當軍政府決心挑戰阿連德的預言,把社會主義連根拔起時,它是向整個文化宣戰。
這種必要性反映在巴西、智利、烏拉圭和阿根廷軍事政權使用的主要譬喻上:那些法西斯主義者等著清除、洗刷、拔除和治療。在巴西,軍政府對左派分子的搜捕代號為清洗行動(Operation Cleanup)。在政變當天,皮諾切特形容阿連德和他的內閣為“那些即將毀掉國家的垃圾”。一個月後,他保證“剷除智利邪惡的根本”,進行“道德清洗”,以“淨化罪惡”–遙遙呼應《第三帝國》(The Third Reich)作者羅森伯格(Alfred Rosenberg )呼籲的“以鐵掃帚無情地清掃”。
文化清洗
在智利、阿根廷和烏拉圭,軍政府進行大規模的意識形態清洗行動,焚燒佛洛德、馬克思和聶魯達的書,關閉數百家報社和雜誌社,佔領大學,禁止罷工和政治集會。
一些最惡毒的攻擊,則保留給“芝加哥男孩(應譯:芝加哥小子)”在政變前無法打敗的“粉紅”經濟學家。“芝加哥男孩(芝加哥小子)”大本營天主教大學的死對頭是智利大學,那裏有數百名教授因為“怠忽道德職責”而被開除(包括法蘭克這位曾氣憤地寫信回芝加哥母校給前教授的異議分子)。在政變期間,法蘭克報告說:“六名學生在經濟學系大門口被當場射殺,以對其他人起殺雞儆猴作用。”軍政府在阿根廷奪得政權後,士兵開進布蘭卡港的南方大學,以“教唆顛覆”的罪名囚禁17名學者;同樣的,這些人大多來自經濟學系。“我們必須摧毀餵養、塑造和灌輸顛覆分子的來源。”一位元將軍在記者會上宣佈。清洗行動中總共有8000名左派教育者,被以“意識形態嫌犯”整肅。在高中,他們禁止學生作分組報告–因為分組報告被視為潛在的集體精神的跡象,可能危害“個人自由”。
在聖地牙哥,傳奇民歌手哈拉被帶到智利體育館,他受到的待遇充分展現那股想讓文化噤聲的狂暴決心。據智利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調查,士兵先打碎他的雙手,讓他無法再彈吉他,然後射擊他44次。為了確定他無法在墳墓裏激勵人心,軍政權下令銷毀他偉大的錄音作品。阿根廷音樂家索沙被迫流亡外國,革命戲劇家波拉在飽受酷刑後逃離巴西,賈利安諾從烏拉圭出走,而華爾士則在布宜諾賽勒斯街頭遭謀殺。一個文化就此被蓄意滅絕。
在同一時候,另一個消過毒、清洗過的文化取而代之。在智利、阿根廷和烏拉圭獨裁統治之初,唯一被准許的公眾集會是閱兵典禮和足球比賽。在智利,女性穿著寬鬆的長褲就可能被逮捕,男性留長髮也一樣。“全國上下正進行徹底的清洗。”阿根廷一家軍政府控制的報紙在社論中宣稱,並呼籲大規模刷洗左派分子的塗鴉, “很快所有外表將煥然一新,借肥皂和清水就能解除夢魘”。
在智利,皮諾切特決心打破人民走上街頭的習慣。連小規模的集會都被以高壓水槍–皮諾切特最愛的群眾控制武器–驅散。軍政府擁有數百輛水槍車,小到可以開上人行道,對成群散發宣傳單的學童噴水;甚至送葬行列如果太喧鬧也遭到殘暴壓制。這些無所不在的水槍車被稱作原駝(guanaco),取其像一種習慣吐口水的美洲駝,它們把群眾當垃圾般清除,讓街頭閃閃發亮,清潔而空虛。
政變之後不久,智利軍政府發出一道命令,要求公民借報告外國的“極端主義者”和“狂熱信仰的智利人”,“對清洗國土作出貢獻”。
誰被殺害,以及為什麼
在突擊中被掃蕩的人大多數不是軍政府宣稱的“恐怖分子”,而是被視為對經濟計畫造成最大障礙的人。有些人是真正的反政府人士,但許多人只是被認為不符合革命的價值觀。
“清洗運動”呈現的體制性,從人權與真相委員會報告記錄的失蹤日期和時間就可明確驗證。在巴西,軍政府到60年代末期才開始大規模鎮壓,但有一個例外:政變一發動後,士兵就立即逮捕工廠和農場的工會領袖。根據《巴西:毋忘教訓》報告,他們被送往監獄,許多人遭到酷刑,“理由只是他們受到當局反對的政治思想激勵”。這份真相委員會的報告引述軍方自己的法庭記錄說,大型工會聯盟工人指揮總部(CGT)在軍政府的法庭程式中,被當作“無所不在的惡魔,應加以驅除”。該報告直言不諱地下結論說,“1964年掌權的當局,對‘徹底清除’這個部門特別仔細”,原因是他們“擔心抗拒會從工會蔓延到他們的經濟計畫,而計畫的基礎則是緊縮工資和把經濟去國有化”。
在智利和阿根廷,軍政府都利用“政變”初期的混亂,對工會運動展開猛烈攻擊。這些行動顯然都事先經過審慎規劃,從“政變”的第一天就展開有系統的突擊。在智利,當所有人都注視被包圍的總統府時,其他部隊也被派往“人稱‘工業帶’的許多工廠,展開突擊和逮捕”。在接著數天,智利的真相與和解報告指出,又有數家工廠被突擊,“並大規模逮捕人,部分人遭殺害或失蹤”。在1976年,80%的智利政治犯是工人和農民。
阿根廷的真相委員會報告《永遠不再》(Nunca Mas),記錄了同樣對工會有計劃的攻擊:
“我們發現一大部分(對工人)的行動,是在政變當天進行,或政變後立即進行。”在攻擊工廠的清單中,有一項證詞特別暴露出“恐怖主義”被用作搜捕非暴力工人活動分子的藉口。曾被關在珍珠(La Perla)酷刑集中營的政治犯吉尤娜(Graciela Geuna),描述士兵因為一次即將進行的電廠罷工而監視她。這項罷工準備“示範如何抗拒軍事獨裁”,
當然不為軍政府所樂見。吉尤娜回憶說:
“集中營裏的士兵表示,他們決定把罷工‘蒙特內羅化’,讓它變成非法。”(蒙特內羅是已被軍隊完全肅清的遊擊隊組織。)罷工者與蒙特內羅毫無關係,但那已無關緊要。 “珍珠營的士兵自己印製上有‘蒙特內羅’簽名的宣傳單–呼籲電廠工人罷工。”然後這些宣傳品就變成必須綁架和殺害工會領袖的“證據”。
企業資助酷刑
對工會領袖的攻擊往往在工廠業主的密切合作下進行,而近幾年向法庭提出的報告提供了明確的檔證據,顯示外國跨國企業在當地的子公司也直接參與。
在阿根廷政變之前的年代,左派激進分子的崛起曾影響到外國公司,包括在經濟和個人方面;從1973年到1976年,菲亞特(Fiat)汽車公司有五名主管遭暗殺。軍政府取得權力並執行芝加哥學派的政策後,這類公司的命運大幅改觀;現在它們可以把進口產品傾銷到當地市場,支付較低的工資,任意裁撤員工,而且不受管制地把利潤匯回母國。
數家跨國公司熱烈地表達它們的感激。阿根廷軍事統治後的第一個新年,福特汽車公司刊登一則慶賀的報紙廣告,公開表明支持軍政權的立場:“1976年:阿根廷再次迷途知返。1977年:對所有懷著善意的阿根廷人帶來信心與希望的新年。阿根廷及其人民的福特汽車公司,將全力投入創造祖國的偉大命運。”外國企業不只是感謝軍政府的貢獻,有些公司還積極參與恐怖運動。在巴西,數家跨國公司通力合作,資助它們自己的民間酷刑隊。1969年正當軍政府進入最殘暴的階段,一支不受法律管束的員警部隊成立,取名偵察行動(Operation Bandeirants),簡稱OBAN。據《巴西:毋忘教訓》,這支部隊由軍官組成,靠許多跨國公司的捐款資助,包括福特和通用汽車公司。報告說,由於 OBAN不在軍隊和員警的正式編制裏,因此“在使用審訊手段上享有彈性和免受刑責”,並很快以無與倫比的殘暴聲名遠播。
不過,最不避諱參與恐怖行動的跨國企業,是福特汽車的阿根廷分公司。該公司供應車輛給軍方,綠色的福特獵鷹轎車被用在成千上萬次綁架和失蹤的行動。阿根廷心理學家兼劇作家帕夫洛夫斯基(Eduardo Pavlovsky),形容這種車是“恐怖的象徵,是死亡之車”。
福特供應軍方汽車,軍政府則提供福特它擅長的服務–為工廠除掉製造麻煩的工會分子。在政變前,福特被迫對工人作出重大讓步:午餐時間從20分鐘延長到1 小時,每輛汽車銷售的1%用於社會服務計畫。這種情況在政變那天完全改觀,反革命從此展開。福特在布宜諾賽勒斯南郊的工廠變成一座武裝軍營;在接下來的數周,工廠聚集了各式軍用交通工具,包括坦克車和天上盤旋的直升機。工人作證說,一個有百名士兵的軍隊長期駐在該工廠。“我們在福特感覺好像在打仗。而軍隊是沖著我們工人來的。”工會代表卓伊安尼(Pedro Troiani)回憶說。
士兵搜尋整個廠房,抓住最活躍的工會成員並將他們戴上頭罩,工廠的工頭則協助指認他們。卓伊安尼是從生產線被拖出的人之一,他記得“在囚禁我之前,他們押我在工廠遊行。他們公然這麼做是想讓所有人看到:福特利用這種手段消滅工廠的工會組織”。最令人驚訝的是接下來發生的事:卓伊安尼並未被送到附近的監獄,據其他人轉述,士兵把他們帶到在工廠大門內設置的羈留所。就在工廠內幾天前他們談判合約的地方,這些工人遭到拳打腳踢,其中有兩個人遭電擊。他們被帶往外面的監獄後,酷刑仍持續數周之久,有些長達數個月。工人的律師指出,至少有25位福特工會代表在這段期間遭綁架,其中有半數被拘禁在公司的廠房裏;阿根廷的人權團體現在正在遊說,把福特的工廠正式列入前秘密羈押所的清單。
2002年,聯邦檢察官代表卓伊安尼和其他14名工人,對福特阿根廷公司提出刑事控告,指稱該公司應為在其廠房發生的鎮壓負法律責任。“福特(阿根廷)及其主管共謀綁架自己的員工,我想他們應為這件事負責。”卓伊安尼說。賓士(Mercedes-Benz)也正面臨類似的調查,該公司遭指控在1970年代與軍方合作,肅清旗下一座工廠的工會領袖,涉嫌交出16名工人的姓名和位址,後來他們全部失蹤,其中14名從此未再尋獲。
據拉丁美洲歷史學家羅伯特(Karen Robert)的調查,到獨裁統治結束時,“幾乎所有工廠代表都已從阿根廷最大的工廠失蹤……例如賓士、克萊斯勒,以及菲亞特協和(Fiat Concord)。福特與賓士都否認他們的主管在鎮壓中扮演任何角色,司法案件仍在進行中。
不只工會分子遭到先發制人的攻擊–任何人若抱著非純粹追求獲利的社會價值觀,都是攻擊對象。在該區域各地最殘暴的攻擊,都是針對曾為土地改革而抗爭的農民。阿根廷農地聯盟(Argentine Agrarian Leagues)的領導者–他們曾散播農民有權擁有土地的煽動思想–遭到搜捕和酷刑,往往就在他們工作的農場邊,在眾目睽睽下進行。士兵用卡車電池為刺牛棒通電,把這種處處可見的農場工具用在農民身上。在另一方面,軍政府的經濟政策讓地主和牧牛場業主坐享其成。阿根廷的狄霍茲解除牛肉價格管制,使肉價飆漲超過700%,為業主帶來空前的獲利。
在貧民窟,先發制人的攻擊目標是社區工人,其中有許多是教會工作者,他們組織社會最貧窮的一群人,要求醫療、公共住宅和教育–換句話說,就是芝加哥男孩想解構的“福利國”。“窮人不再有任何福利可以照顧他們!”他們一面這麼告訴阿根廷醫生黎伍斯基(Norberto Liwsky),一面“電擊我的牙齦、乳頭、生殖器、腹部和耳朵”。
一位與軍政府合作的阿根廷傳教士解釋行動的指導原則說:“敵人是馬克思主義。是教會和我們祖國的馬克思主義–是一個新國家面對的危險。”這種“新國家面對的危險”有助於解釋,為什麼軍政府的許多受害者如此年輕。在阿根廷,3萬名失蹤者中有81%的年齡介於16歲到30歲。“我們現在的工作是為了往後20 年。”一位惡名昭彰的刑訊者對他的受害者說。
最年輕的受害者中有一群高中生,他們在1976年聯合請願,要求降低公車票價。對軍政府來說,集體行動顯示這些青少年感染了馬克思主義病毒,其反應是屠殺者的憤怒,有6名敢於提出這種顛覆要求的高中生遭到酷刑並殺害。2006年終於遭到判刑的警察局長艾契柯拉茲,是參與這次攻擊的關鍵人物。
這類失蹤案例的模式很清楚:在休克治療師嘗試抹去經濟中的集體主義遺毒時,休克部隊則把那種文化的代表從街頭、大學和工廠掃空。
一些站在經濟轉型最前線的人不防備時會承認,達成他們的目標有賴大規模鎮壓。博雅公關公司(Burson-Marsteller)公關主管伊曼紐爾(Victor Emmanuel),負責把對企業友好的阿根廷軍政府促銷給世界,他告訴一名研究人員,為了打開阿根廷“受保護的國家主義”經濟,動用暴力有其必要。他說:“但沒有人會投資一個捲入內戰的國家。”然而他承認,死的人不只是遊擊隊。“許多無辜者可能也被殺害,”他告訴作家費特羅維茲(Marguerite Feitlowitz)說,“但在那種情況下,需要用到極強大的武力。”
皮諾切特的芝加哥男孩經濟部長卡斯楚負責執行休克治療,他說,如果沒有皮諾切特的鐵腕支持,他不可能辦到。“輿論強烈反對(我們),所以我們需要強人來維繫政策。我們很幸運皮諾切特總統瞭解而且擁有能抵擋批評的個性。”他也認為,“獨裁政府”最適合保衛經濟自由,因為可以“不摻雜個人情感”地使用權力。
和大多數國家恐怖一樣,設定目標的殺戮有雙重目的。
第一,殺戮去除了計畫的實質障礙–那些最可能反擊的人。
第二,讓所有人目睹“麻煩製造者”失蹤,發出不容誤解的警告給可能想抗拒的人,因而去除了未來的障礙。
而這些手段確實有效。“我們既困惑又苦惱,乖乖等著接受命令……許多人開始退化;他們變得更依賴和害怕。”智利精神醫生帕拉(Marco Antonio de la Parra)說。換句話說,他們處在休克之中。因此當經濟休克造成物價飆漲和工資下跌時,智利、阿根廷和烏拉圭的街上依舊乾淨和平靜。沒有搶糧暴動,沒有大罷工。家庭借著默默節衣縮食度日,喂他們的嬰兒喝可以抑制饑餓感的傳統飲料馬黛茶(mate),在日出前起床以便走路幾個小時上班,省下公車費;因為營養不良或傷寒死亡的人則被悄悄埋葬。
十年前,南錐國家的工業還突飛猛進,中產階級迅速崛起,醫療與教育體系十分健全,儼然成為發展中國家的希望。現在,富人與窮人被拋進截然不同的經濟世界,富人可以在佛羅里達取得榮譽市民身份,其他人則被推回落後國家的火坑,而且兩者的鴻溝將隨著後獨裁時代的新自由主義“再造”不斷加深。這些國家不再是激勵人心的楷模,而是對夢想從第三世界升起的貧窮國家的恐怖警告。這種轉變可以與經歷軍政府酷刑營的囚犯相提並論:光是說還不夠–他們被迫放棄最珍視的信念,背叛他們的愛人和孩子。那些屈服的人被稱作“破碎者”。南錐也一樣:這個區域不只被打敗,它被打成碎片。
酷刑“治療”
當政策嘗試把文化中的集體主義切除時,監獄裏的酷刑則嘗試從人的心智和精神將之切除。就像一篇1976年阿根廷軍政府的社論說的:“心智也必須清洗,因為那是錯誤誕生的地方。”
許多施酷刑者採取醫生的姿態。好比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使用痛苦但必要的休克治療,這些審訊者想像他們施加的電擊和其他折磨具有療效–他們只是給囚犯某種醫療,而囚犯在集中營則被稱為髒病者(apestosos),被視為骯髒或染病的人。他們將為囚犯治療社會主義或集體主義思想的疾病。他們的“治療”當然會帶來痛苦,甚至可能致命,但這是為患者著想。“如果你的手臂有壞疽,你必須截肢,對不對?”皮諾切特在回應外界對他人權記錄的批評時,不耐煩地反問。
整個區域內各國真相委員會報告的證詞顯示,囚犯都描述一套強迫他們背叛內心最深植信念的系統。對大多數拉丁美洲左派來說,他們最珍視的信念就是阿根廷的激進派歷史學家拜爾(Osvaldo Bayer)所說的,“團結是唯一的超越神學”。施酷刑者也知道團結的重要,而且決心借休克來消滅囚犯內在的社會聯結衝動。當然,所有審訊都為了取得有價值的資訊,因此必須強迫囚犯背叛,但許多囚犯報告折磨他們的人對資訊興趣不高,因為他們通常已掌控資訊,反而他們熱衷的是達成背叛。這種做法目的在於對囚犯內在造成無可修復的傷害,這部分的內在原本把協助他人擺在第一位,也是他們參與社會運動的原因,但在傷害之後留下的是羞愧和屈辱。
有時候背叛完全不是囚犯所能控制。例如,阿根廷囚犯韋蘭尼(Mario Villani)被綁架時身上帶著行事曆,裏面記錄與一個朋友約好會面;士兵突擊會面地點,讓失蹤在恐怖機器的運動分子又增加一名。韋蘭尼的酷刑手用這件事折磨他,他說:“他們抓到霍基是因為他準時赴約。他們知道告訴我這件事,對我的折磨會遠超過220伏特。那種懊悔幾乎令我無法承受。”
在這種環境下,終極的反抗是囚犯之間表現的小悲憫,例如照料彼此的傷口,或分享稀少的食物。如果這類關愛的舉動被發現,他們會遭到嚴厲懲罰。囚犯會被刺激成盡可能自私自利,不斷有人提供他們浮士德式的交易,例如選擇自己承受更多折磨,或讓其他囚犯受更多酷刑。在一些案例中,囚犯被徹底瓦解,以致同意拿刺牛棒對付其他獄友,或上電視公開放棄他們以前的信念。這些囚犯代表折磨者的終極勝利:囚犯不僅放棄團結,而且為了生存而屈服於放任資本主義核心的割喉特質 –借用ITT主管的話:“追求自利。”
在南錐工作的兩類“醫生”–將軍與經濟學家–都以幾乎完全相同的比喻形容他們的工作。弗裏德曼描述他在智利的角色像醫生,提供“醫療技術建議給智利政府,以協助終結一場醫療瘟疫”–“通貨膨脹的瘟疫”。芝加哥大學拉丁美洲計畫主持人哈伯格的比喻更直接,他在獨裁統治結束很久後,對一群阿根廷年輕經濟學家發表的演說中說,好經濟學家本身就是治療–他們扮演著“對抗反經濟的思想與政策的抗體”。阿根廷軍政府的外交部長顧塞提說:“當國家的社會身體染上會侵蝕內臟的疾病時,它會產生抗體。這些抗體不能被當作病菌。當政府控制並摧毀遊擊隊,抗體的活動才會消失,就像已經發生的情況。那只是生病身體的自然反應。”
這種語言當然與納粹當年的思想架構沒有兩樣,納粹辯駁他們是借由殺害社會“生病”的分子,以治癒“國家身體”。就像納粹醫生克萊恩(Fritz Klein)宣稱的:“我想挽救生命。而出於對人命的尊敬,我會從一個生病的身體移除壞疽的盲腸。猶太人是人類身體的壞疽盲腸。”赤棉使用相同的語言辯解在高棉的殺戮:“受感染的部分必須切除。”
“正常”孩子
最令人不寒而慄的比喻,莫過於阿根廷軍政府如何對待酷刑營裏的小孩。聯合國有反集體屠殺的公約規範,明確的集體大屠殺行為包括“採取意圖阻止群體人口出生的措施”,以及“強迫轉移一個群體的兒童到另一個群體”。
據估計,有500名嬰兒在阿根廷的酷刑營誕生,這些嬰兒被立即納入一個再造社會和創造新品種模範市民的計畫。經過短暫的哺乳期後,數百名嬰兒被賣給或送給大多與獨裁政權有直接關係的領養夫妻。據辛苦找到數十名這些小孩的人權團體5月廣場的祖母(Abuelas de Plaza de Mayo),領養的夫妻以軍政府認定為“正常”和健康的資本主義與基督教價值教養這些小孩,而且從未告知他們的出身。嬰兒的父母被視為病勢太重而不值得拯救,幾乎都在酷刑營裏遭殺害。盜竊嬰兒並非出於個人罪行,而是有組織的國家行動。在一樁法庭訴訟中,1977年內政部的官方文件被提出當作證據,文件的標題是“對遭羈押或失蹤之政治與工會領袖,處理其未及齡子女的程式指示”。
阿根廷歷史的這一章,與美國、加拿大和澳洲原住民兒童遭大規模盜竊極為相似,這些原住民兒童都被送進社區學校,禁止他們說母語,並被責打成“白人”。在70年代的阿根廷,類似的族群至上思維顯然也在運作,其根據並非人種,而是政治信仰、文化和階級。
政治殺戮與自由市場革命最明確的關聯,要到阿根廷獨裁統治結束四年後才被發現。在1987年,一隊攝影人員在布宜諾賽勒斯市區最豪華的太平洋購物商場(Galerias Pacifico)地下室,驚駭地誤闖一座廢棄的酷刑中心。調查發現,在獨裁統治期間,第一陸軍兵團把部分失蹤者藏匿在商場地下室;地牢牆壁上仍看得到那些早已死去的囚犯的字跡:姓名、日期,以及哀求解救。
今日的太平洋商場是布宜諾賽勒斯購物區皇冠上的珠寶,是專為吸引國際消費而開設的明證。拱形的屋頂和精緻的壁畫,裝飾了各式各樣的品牌商店,從克麗絲汀迪奧(Christian Dior)、勞夫羅倫(Ralph Lauren)到耐吉(Nike),價格貴到絕大多數本地人買不起,但揀便宜的外國人卻蜂擁而至,享受阿根廷幣貶值的好處。
對瞭解本身歷史的阿根廷人來說,這座商場代表的是可怕的記憶。就像更早的老式資本主義征服建立在該國原住民的大墳場上,拉丁美洲的芝加哥計畫則建立在曾關過成千上萬不同信仰者的酷刑營上。
《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
第四章 清洗石板-恐怖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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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對哥倫比亞的新殖民政策-「哥倫比亞計畫」
提到哥倫比亞,許多人就會立刻聯想到這是“毒品”與游擊隊氾濫的罪惡淵藪之地。羅素克洛和梅格萊恩搭檔演出的「千驚萬險」就是以哥倫比亞為背景,影片“描述”的哥倫比亞左派游擊隊在邪惡帝國蘇聯垮台後變成一群以販毒、綁票維生的恐怖份子,長期以來許多美國人也相信政府與主流(民主自由)傳媒對於哥倫比亞的(謊言)宣傳,相信美國政府目前已耗資數十億的「哥倫比亞計畫」(Plan Columbia)可以消滅哥國毒梟和游擊隊暴力,然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證據卻證明事實“剛好相反”。
事實上,「哥倫比亞計畫」只是美國長期對於中南美洲“政經軍干預”的一部份,在美國喬治亞州的班寧堡(Fort Benning),有一所「美洲軍事學校」(SOA, U.S. Army School of the Americas),該校一直被諷刺為「殺手學校」(School of Assassins),因為該校的課程以訓練謀殺、綁架、(軍事)政變、嚴刑拷打著名,數十年來“培養”出六萬多名拉丁美洲的軍人,智利民選總統阿葉德被軍事獨裁者皮諾契特推翻、大主教Oscar Romero被暗殺、瓜地馬拉36年內戰死亡或失蹤的20萬人、薩爾瓦多超過900名平民被屠殺等等,都是“該校”畢業生的“傑作”,女性受害者還會遭強暴虐殺而死,毫無反抗力量的兒童被活埋或摔死;它也“培養”惡名昭彰的(美帝傀儡)軍事獨裁者-包括巴拿馬、波利維亞、瓜地馬拉、薩爾瓦多,並且是“右翼民兵”的訓練所──例如尼加拉瓜殘暴的「國民軍」就是SOA(美洲軍事學校)的畢業生,後來組成“右翼恐怖份子”Contra(桑定游擊隊)。前巴拿馬總統就稱「美洲軍事學校」是「拉丁美洲最大的亂源製造基地」,在日漸高漲的抗議聲浪下,該校“改名”為Western Hemispheric 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WHISC),但是至今仍然繼續培養每年一到兩千名的畢業生(目前1/3的受訓者來自墨西哥,因為該國要“對付”以Chiapas省原住民為主的薩巴塔游擊隊(Zapatista),每年耗費美國納稅人大約兩千萬美金。
和其他拉美國家相比,哥倫比亞派遣最多軍人(目前已超過一萬多人)到SOA(美洲軍事學校)受訓,其中許多高階軍官都犯下違反人權的罪刑,哥倫比亞軍方和殘忍著稱的右翼民兵組織AUC也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使得在哥國每年有超過三萬人被殺、一百萬人無家可歸。1986年以來已經有三千八百名工會領袖和組織者遭殺害,在去年(2001年)的前十一個月就有180名工會領袖被暗殺,過去十幾年以來,超過三萬名工人、農民、人權組織者、左翼領袖、教師等被軍隊和右翼民兵殺害。最大的右翼民兵組織AUC的領導人對於謀殺工會領袖毫無悔意,他說「我們有理由殺那些人,因為他們(工會領袖)妨礙他人工作。」因為暴力事件頻仍,自從 1985年以來,已經有兩百萬哥倫比亞平民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園。
在美國主流(民主自由)傳媒宣傳下不斷“被污名化”的左翼游擊隊──其中一股最大的力量FARC「哥倫比亞人民革命軍」(有一萬六千到兩萬人的武裝力 量,由工人、農民、組織者所組成)-經由過去36年以來的組織工作,哥國基層人民對其支持率不斷提高,專家估計該游擊隊在哥國自治區的影響力已經超過 50%,相對的哥倫比亞所謂「(美帝扶植傀儡)民主」政府,則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貪污腐敗政權,人民對政府的失望清楚地反映在哥國的投票率上(低於40%),目前FARC直接掌握的非武裝區(約瑞士大小),也完全沒有上述的暴力事件發生。
在2000年,美國政府投入十三億美金到「哥倫比亞計畫」以及之後六億美金的「安地斯行動」(Andean Intiative,因為哥倫比亞屬於安地斯山脈國家)(其中一億給哥倫比亞軍方),“宣稱”該計畫是「對抗毒品之戰」(War on Drugs)以及心照不宣的「對抗左派游擊隊(美國政府定義下的恐怖份子)之戰」,事實上,該計畫對於消滅毒品毫無助益,因為大部分的款項給了“美國跨國 公司”,例如「孟山都(Monsanto)」、United Tech、Sikorsky等,用來進行軍事訓練、購買直昇機和除草劑,另外,美國政府也已提供哥倫比亞軍方和右翼民兵十五億美金。
然而,哥倫比亞政府和軍隊本身就和毒梟“連為一體”,政府軍隊和右翼民兵就是毒梟“背後”的軍事力量,前SOA(美洲軍事學校)的教官就曾說「SOA是拉丁美洲軍官 洗毒品錢的最佳地點」,美國持續提供哥倫比亞軍事援助反而助長軍隊和右翼民兵繼續在國內“鎮壓平民”、違反人權,並且讓毒梟勢力更擴大。
此外,美國在哥倫比亞四處噴灑除草劑,宣稱這樣就可以消滅古柯鹼作物,但其實是毫無差別地噴灑在一般農田和雨林上,不但使得農作物大量枯死、農民無 法維持生計、亞瑪遜雨林的生態環境遭破壞、原住民生存環境受到威脅,更讓古柯鹼產業暴增超過100%,在1994到1998年,哥國大約種植45,500公頃的古柯鹼作物,但是有超過140,800 公頃的一般作物、古柯鹼和雨林被噴灑,從1999年到2000年,古柯鹼的產量反而增加60%,噴灑除草劑不但完全無效,反而讓種植古柯鹼更有價值。
著名的拉美學者James Petras就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是美國對拉丁美洲“再殖民”的試金石,因為哥倫比亞目前擁有第三世界國家最強大的游擊隊力量,開始動搖美國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力量”(哥倫比亞的石油是美國重大利益所在,美國從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和厄瓜多進口的石油比波斯灣還要多),因此若能藉由「哥倫比亞計畫」一舉摧毀反抗的力量,則可以再度建立美國的新帝國主義力量,因此越來越多人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實際上是「死亡計畫」(Plan of Death)。
今年(2002)4月19-22日,在美國首府華盛頓有大規模的反戰(4月20日舉行大遊行,主題為「停止國內和國外的戰爭」Stop the War-At Home& Abroad,詳情請見:http://www.a20stopthewar.org/)、反全球化和「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National Mobilization on Columbia,詳情請見:http://www.colombiamobilization.org/)遊行(世界各地的抗議活動資訊都可以在 http://protest.net/ 找到),「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在4月22日將發動大遊行並提出兩大訴求:
一、反對美國政府“假借”掃蕩毒品為名的「哥倫比亞計畫」,
二、關閉「殺手學校」 -「美洲軍事學校」(SOA)。
文/洪家寧 2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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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右翼歷史觀批判研究>
(王向遠著作集第十卷)
第一章 戰後右翼歷史觀形成的根源與背景——右翼勢力、右翼思潮與戰爭認知問題
一、右翼歷史觀的古代淵源
二、現代軍國主義思潮與右翼歷史觀的形成
三、戰敗後右翼的蠢動及右翼歷史觀的“復活”
四、冷戰後知識右翼的“猖獗”與右翼歷史觀的“擴散”
第二章 右翼歷史觀“死灰復燃”的標誌—林房雄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
一、作為老牌右翼分子的林房雄
二、解掉兩個緊箍咒
三、“大東亞戰爭百年戰爭”論的展開
四、“縱然失敗卻是無悔”
第三章 一本全面徹底的為侵略歷史“翻案”的書——中村粲的《走向大東亞戰爭之路》
一、寫作宗旨:為洗刷“汙名”而“篡改”歷史
二、以種族戰爭史觀“粉飾”侵略
三、所謂“當事雙方都有幾分責任”
四、對十五年侵華戰爭的“全面翻案”
第四章 “惡魔的思想”——渡部升一、穀澤永一的思想
一、對“反日的日本人”的“告發”
二、所謂“國益論”和“新憂國論”
三、“誰把歷史弄成這樣?”
四、所謂天皇“無責任”,戰爭“有外壓”
五、“敬告韓國中國俄國美國:日本沒有戰爭責任”
第五章 “喬裝打扮”的軍國主義史觀——藤岡信勝所謂的“自由主義史觀”
一、藤岡信勝與“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
二、所謂“自由主義史觀”的“自由”
三、“自由主義史觀”的根源與構造
四、“自由主義史觀”的虛偽本質
第六章 歇斯底里的“免罪情結”——法學博士小室直樹的“無法”的暴論
一、“天皇教”的狂熱信徒
二、反共與反華
三、搬弄“國際法”為侵略免罪
四、不容忍任何道歉和謝罪
第七章 “南京大屠殺”抹殺者的第一隻黑手——田中正明的“虛構”與“總結”
一、曾做過松井石根秘書的田中正明
二、所謂“帕爾博士的日本無罪論”
三、《南京大屠殺的虛構》的虛構
四、“南京大屠殺否定論的十五個論據”的虛偽
第八章 作為一股右翼思潮的南京大屠殺“抹殺論”——東中野修道等抹殺論者的猖獗
一、鈴木明的《南京大屠殺之幻》
二、阿羅健一、歃本正己、富士信夫的抹殺論
三、南京大屠殺抹殺論形成了一種思潮
四、新一代抹殺論者的“旗手”東中野修道
五、抹殺論者在史實面前註定失敗
第九章 “皇國”史觀的集大成——西尾幹二的《國民的歷史》
一、《國民的歷史》暢銷的背後
二、與中華文化絕緣的“一萬年日本文明史”的虛構
三、對侵略歷史的全面美化
四、唯我獨尊的“皇國”史觀的復活
第十章 右翼歷史觀的教科書化——《新歷史教科書》及教科書的“改惡”
一、戰後歷史教科書的右翼化軌跡
二、右翼團體“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的成立
三、《新歷史教科書》對侵略歷史的歪曲
四、推動教科書進一步“改惡”的三浦朱門
第十一章 右翼歷史觀的通俗化、大眾化——小林善紀的政論漫畫《戰爭論》與《臺灣論》
一、右翼勢力的“廣告塔”
二、鼓吹戰爭、美化侵略的《戰爭論》
三、老調重彈、變本加厲的《戰爭論2》和《戰爭論3》
四、歌頌日本殖民統治、鼓吹台獨的《臺灣論》
第十二章 右翼歷史觀與靖國神社問題——靖國神社參拜“正當”論
一、靖國神社的本質
二、加地伸行等人的“日本乃神國”論
三、大原康男等人的中國“干涉日本內政”論
四、小林善紀的《靖國論》
第十三章 右翼歷史觀對中國歷史教科書的“逆襲”——右翼文人的“中國反日”論
一、古森義久對“中國反日”的報導和渲染
二、勝岡寬次對中國“反日教科書”的“徹底批判”
三、“中國反日”論的其他鼓噪者
第十四章 從中國歷史觀到中國現實觀——「中國黑暗論」、「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
一、岡田英弘的中國歷史“黑暗論”
二、中島嶺雄的「中國黑暗論」與「崩潰論」
三、長谷川慶太郎的「中國崩潰論」與「中國威脅論」
四、杉山徹宗等人的「中國威脅論」
本書研究的是日本右翼及其歷史觀的問題,對歪曲和篡改歷史的日本右翼歷史觀做了深入的剖析。讀完這本書之後讀者會明白,原來那些大放厥詞的政客站在政治舞臺上為歷史翻案的發言是有一整套右翼歷史觀作支撐的,而右翼歷史觀的構建者和系統表述者則是民間身份的一些教授、學者所構成的右翼勢力。換言之,在日本當代學界和言論界,為侵略歷史翻案已經形成一種不可忽視的社會文化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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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的爸爸】
□ 當九一八事變以後,馬占山將軍的“東北義勇軍”,是中國第一個以行動抗日的團體。在這個團體以行動抗日的時候,其他團體還在“親日”、“媚日”或觀望之中,我爸爸當時就是馬占山將軍的秘密盟員。馬占山將軍是武人,他有一位替他拿主意的軍師,就是吳煥章。吳煥章是爸爸最好的朋友,他叫我爸爸做二哥。為人風趣、熱情而細心。吳煥章一九三五年起做立法委員、一九四四年做三民主義青年團黑龍江省支團代表、一九四五年做國大代表、興安省主席,到臺灣後做「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台中研究區主任的閒職。九一八事變後,他和我爸爸展開抗日工作;盧溝橋事變後,我爸爸留在北京,吳煥章“同意由李同志參加敵偽組織內,做掩護與策動各工作”。由東北挺進軍總司令馬占山將軍秘密任命。所謂“同志”,是同馬占山將軍抗日志願的有志一同,並非國民黨。我爸爸在淪陷區背“漢奸” 之名、做地下工作,抗戰勝利後,吳煥章簽署了一封他證明我爸爸清白的密件,是寫給當時國民黨特務頭子郭紫峻的,吳煥章這封密件,最後使我爸爸總算免掉了牢獄之災。至於抗日的功勞、做地下工作的功勞,當然是沒有獎勵的,不坐牢就是獎勵,──這就是國民黨的酬庸與寬大啊!
■ 吳煥章雖然一直跟國民黨有關係,到臺灣後,也淪為閒職了,東北人忠黨愛國下場,也不過乃爾。一九四九年後,大家流亡到臺灣,他們這一代報銷了,有賴下一代了。
□ 下一代該算“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完結篇吧?龍應台也該抽樣式帶到吧?像吳煥章的兒子吳丁凱,學成回台,做了辜振甫公司的總教頭。吳丁凱最後婚姻破碎,太太改嫁給張忠謀。亂世的悲歡離合,有的也頗足醒世。古人寫“醒世姻緣”,“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帶來的,光從姻緣切入觀察、反向追蹤,就思過半矣。
■ 這種兩代故事,站在第一線的東北人,他們的故事,才真能使人們知道“一九四九”吧?龍應台知道得太少了吧?她不訪問訪問嗎?
□選出訪問對象,也要眼光呢。
■ 談一九四九,六十多年前了,很多當事人都死光了吧?
□有沒死的,為什麼不訪問訪問?
■東北人嗎?
□就東北人吧,像關中。
【關中玩馬桶】
其實啊,有文字資料可循的,不一定要訪問。關中對我敬而遠之,我們從不來往,只不巧吃過一次飯,但我很知道他,在餐桌上,我藐著他,想到他的玩馬桶故事。
根據一九九二年十一月號“中國男人”的報導:關中的父親是已故資深立委關大成,在抗戰時是地下工作人員。關中四歲那年,關大成被日本特務逮捕,全家人跟著入獄,當時關中年紀還小,但有些際遇片斷卻使他終生難忘。關中回憶說,他們原先住在平津一帶,為了逃避日本人追緝,便搬到父親的老家安東暫住,安東是荒僻的地方,但日本人還是找到了。他們打他母親,由屋子這頭一巴掌打得滾到屋子那頭去,再一巴掌打回來,場面的慘烈,幾乎把年幼的關中嚇死了。關進監獄後,關中至今仍能回憶的景象就是冷冰冰的四壁,家人蜷縮在角落,耳邊聽到的,是犯人腳上鐵鍊的拖曳聲和被拷打時的哀嚎聲。當時他的玩具是囚房內每天拿進拿出的馬桶,那麼髒的東西,他卻常去把玩,因此總是被母親喝斥,甚至挨打。他與小他兩歲的妹妹同時在獄中出麻疹,妹妹未能熬過,死在獄中了,母親哭得死去活來的景象,至今仍是關中難以磨滅的回憶。抗戰勝利後,關中的父親由地下工作人員成為東北的接收大員,但沒幾年東北局勢逆轉,全家又隨著軍隊撤退。關中說他記得軍車抵達四平街時,剛剛結束戰鬥,到處是死屍,嚇得直哭,連晚飯都不敢吃,總覺得家人分給他的饅頭可能是人肉做的,感到噁心。清除戰場的卡車停靠路邊,屍體一具一具往車上扔,水溝內全是血,關中終於見識到什麼是血流成河。
關中小我六歲,生在一九四○,到臺灣時才八歲。他在臺灣長大,他走的,是國民黨當權派的路,留學歸來,歷任國民黨中央青工會副主任、政策會副秘書長、臺北市黨部主任委員、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行政院青輔會主任委員、國民黨中央組工會主任、副秘書長、中廣公司董事長、立法委員、銓敘部部長、考試院副院長、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內政組召集人、世界龍岡親義總會主席、國民黨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國民黨副主席、考試院院長。他一輩子追隨國民黨,最後在殘山剩水的小朝廷裏做了大官。他一輩子對我敬而遠之,只是不幸與我同桌一次,我看他低頭吃飯,一定想不到我這樣近距離的觀察他遠距離的歷史。他很勤奮,做了大官,仍然不忘記研究和寫書,檢討國民黨的歷史。我遺憾他“始終達不到”檢討的深度──國民黨“禍國殃民”那一深度。但他比小他十二歲的乳臭龍應台可有深度得太多了,他見識過什麼是牢獄、酷刑、和戰亂。他在這方面有身歷與深度,而龍應台呢,只是一層皮。英諺說“美貌只是一層皮”(Beauty but skin deep.)。龍應台長得像個不修邊幅的棄婦,沒有美貌可言,但她的歷史知識,的確只是一層皮,她“不自量力”,大談“一九四九”,連關中都要“皮笑肉不笑了”。
【可以這樣“二二八”嗎?】
■ 我們可以從許多角度來看“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在這個範疇下,“二二八”太重要了。龍應台明明在閃躲這個大題目。
□ 不止於閃躲,而在“扭曲”。龍應台不斷閃出一種氛圍,就是臺灣的文化處處高於大陸的,搬出高高在上的學術名詞,要你說服她。她把“二二八”定位成“兩個文化的劇烈衝突”、“兩個現代化進程的劇烈衝突”,說得太玄了吧?“二二八”是多麼“一九四九”的題目,“二二八”後兩年就是“一九四九”,龍應台顯然閃躲了這個大題目,如果全部閃躲,也就罷了,她特別根據彭明敏的“記得”,來了彭爸的一段往事: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臺灣全島動亂,爆發劇烈的流血衝突。彭清靠是高雄參議會的議長,自覺有義務去和負責“秩序”的國軍溝通,兩個文化的劇烈衝突──你要說兩個現代化進程的劇烈衝突,我想也可以,終於以悲劇上演。
彭清靠和其他仕紳代表踏進司令部後,就被五花大綁。其中一個叫塗光明的代表,脾氣耿直,立即破口大駡蔣介石和陳儀。他馬上被帶走隔離,“軍法審判”後,塗光明被槍殺。
彭明敏記得自己的父親,回到家裏,筋疲力盡,兩天吃不下飯。整個世界,都粉碎了,父親從此不參與政治,也不再理會任何公共事務:
……他所嘗到的是一個被出賣的理想主義者的悲痛。到了這個地步,他甚至揚言為身上的華人血統感到可恥,希望子孫與外國人通婚,直到後代再也不能宣稱自己是華人。
帶著“受傷”記憶的臺灣人,不是只有彭明敏。
龍應台“不畫龍”,卻點出血淋淋的眼睛,是“什麼意思”呢?
既然說是“流血衝突”,“衝突”總有雙方面吧,為什麼看來只是單方面的呢?
■ 這就是龍應台的“手法”,她“只掏出”一段血淋淋切片,別的都不管了,這叫什麼“文化”啊?
這不是在“惡意挑撥”嗎?
談“二二八”,只談外省人殺本省人,“不談”本省人殺外省人,單方面挑起本省人的仇恨,這是什麼意思呢?
龍應台談“二二八”,只根據彭明敏的“文化”,談到的本省人暴行只是打了菸酒公賣局職員,“職員被痛打”、“幾個公賣局職員被毆打重傷而致死亡”。
事實上,這麼簡單嗎?這麼仁慈嗎?
【“臺灣菁英”怎樣奸殺外省女人】
□ 根據唐賢龍“臺灣事變內幕記”(又名“臺灣事變面面觀”)第九十一頁、九十二頁、九十五頁:
一、二十八日早上十一時許,在臺北新公園中,除了打死十幾個外省人,毆傷二十幾個公務員外,更有一個年輕的少婦,攙了她底一個三歲的小孩子,正想由偏僻的小道中跑回家時,卻被幾個流氓們攔住了,他們對她盡情的調戲後,便一刀將她的嘴巴剖開,一直割裂到耳朵邊,後將她的衣服剝得精光,橫加毆打,打得半死半活時,便將她的手腳捆起來,拋到陰溼的水溝中,該婦人慘叫良久後即身死。當該小孩正在旁邊哭喊媽媽時,另一殘暴的臺灣人,便用手抓住該小孩之頭,用力一扭,即將該小孩之頭倒轉背後,登時氣絕。
二、又在萬華附近,一小孩被民眾將雙腳捆起,將頭倒置地上,用力猛擊,直至腦漿流出時方將其拋于路旁。
三、又在臺北橋附近有兩個小學生,路遇民眾,因逃跑不及,即被民眾捉住,民眾一手執一學生,將他們兩個人的頭猛力互撞,等到該兩小學生撞得腦血橫流時,旁觀之民眾猶拍手叫好。
四、又當天下午,在臺北太平町,有一開旅館之孕婦,被民眾將其衣服剝光,迫令其赤裸裸地遊街示眾,該孕婦羞憤無已,堅不答允,便被一手持日本軍刀之臺灣人,從頭部一刀下去,將該孕婦暨一即將臨盆之嬰孩,劈為兩段,血流如注,當場身死。
五、又在臺灣銀行門前,有一個小職員,當他剛從辦公室裏走出來,即被一個臺灣人當頭一棒,打得他腦漿迸流,隨即殞命。
六、這時,適有一對青年夫婦路過此地,又被群眾圍住,吆喝喊打,嚇得他們跪在地上求饒,時有很多臺灣的小學生擠進人叢中,一看原來是 “阿山”,便連忙你一腳、他一腳,將他們兩人踢在地上滾成一團,這時民眾更拳腳交加,棍棒齊揮,不一會,他們便被打得血肉模糊,成了兩具破爛的孤魂。
七、在新竹縣政府的桃園,被羈囚於大廟、警察局官舍與忠烈祠後山三地之外省人,內有五個女眷被臺灣一群流氓浪人強行姦污後,那五位女眷於羞辱之餘,均憤極自縊殉難。
八、而該縣大溪鎮國民小學女教員林兆熙被流氓呂春松等輪奸後,衣服盡被剝去,裸體徹夜,凍得要死,後被高山族女縣參議員李月嬌救護始脫險。
若說以上唐賢龍的書不可信,那麼李登輝主持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為何一再引證?該報告全書中,在這一章有註釋五百九十七個,其中光唐賢龍的書就引了十九個,可見倚之甚殷,只是奸殺外省人之事,一概不引,其他行兇,加上但書而已,如“打殺”“砍殺”就要給加上“據聞”並予以消音?這是什麼意思?什麼學術?把同一作者、同一書予以前言不對後語,這是什麼唐賢龍?
【龍應台的奸殺文化論】
■龍應台口口聲聲把“二二八”定位在臺灣人與大陸人的文化高低上,有一條史料,倒跟龍應台不謀而合。據“臺灣員警”第二卷第十、十一期轉載“臺灣『二二八』事件”(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
當二十八日下午開始焚燬專賣局時,全市各街巷到處皆有暴徒集團尋找來自國內之外省人施以毆打,名之曰“阿山”,是以“阿山”若為彼輩所瞥見,皆不能逃過“打”的劫數,重時斃命,輕亦在殘廢之列,雖婦孺孕婦亦無一倖免,據記者所知:一數歲之兒童隨其母出街,途遇暴徒,用刀將其母之嘴割裂至耳,復將衣服剝光痛毆垂斃拋之於水溝,其子被用力扭轉面部倒置背後即時氣絕斃命;又一小孩被其雙足扠起倒吊,將頭部猛向地上碰擊,至頭破血流而甘心;又一將兩小孩之頭互為相碰,至腦血橫流,而引為快事;又一孕婦亦被暴徒用日本之武士刀對腹部插入,即時兩命嗚呼。此種狠毒手段,不勝枚舉,慘絕人寰之事,不意竟發生在此號為文化水準高於國內任何一省之臺灣,聞者毛骨悚然,何況目睹其狀者。
這是唐賢龍“臺灣事變內幕記”以外的另一報導,其中特別提到“文化水準高於國內任何一省之臺灣”,不正是龍應台文化優劣論的先驅嗎?從殘殺小孩到奸殺婦女,重重暴行,豈能以“文化”一筆帶過嗎?有這些殘暴行徑的人,還有什麼“文化”?
【台、俄奸殺大比賽】
□ 什麼例子能跟“二二八”時的“文化”高於外省人的“臺灣菁英”相比?奇怪的是,居然在龍應台的書裏,可以找到“文化”的答案。“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書中絕口不提“臺灣菁英”強姦、輪奸又殘殺外省婦女的事,但卻看見俄國大兵強姦、輪奸又殘殺中國婦女的事,在她書中,特別有這麼一大段:
那一年冬天,二十一歲的臺北人許長卿到瀋陽火車站送別朋友,一轉身就看到了這一幕:
瀋陽車站前一個很大的廣場,和我們現在的(臺北)總統府前面的廣場差不多。我要回去時,看見廣場上有一個婦女,手牽兩個孩子,背上再背一個,還有一個比較大的,拿一件草蓆,共五個人。有七、八個蘇聯兵把他們圍起來,不顧眾目睽睽之下,先將母親強暴,然後再對小孩施暴。那婦女背上的小孩被解下來,正在嚎啕大哭。蘇聯兵把他們欺負完後,叫他們躺整列,用機關槍掃射打死他們。
龍應台的“視野”,到了中國東北,但我“奇怪”,她為什麼到不了臺灣?就在“那一年冬天”後的兩三個月裏,“二二八”的場面豈不出現了俄國大兵的暴行,光天化日、強姦輪暴、殺死婦孺,試問那一樣少了?
龍應台為什麼提都不提?
當然俄國人的暴行要振筆直書,可是,臺灣人的呢?今天自李筱峰以次,都把 “二二八”的臺灣人供成“臺灣菁英”,但怎麼掩飾那有俄國大兵行徑的“菁英”呢?他們不是“臺灣人”嗎?
【龍應台只寫俄國大兵在強姦】
■ 他們當然是臺灣人,尤其是手執武士刀的臺灣人。但在“二二八”時候,與俄國人有什麼不同呢?
□俄國人是白種人、臺灣人是黃種人。並且,俄國人暴行的對象是外國人,大陸人對臺灣人說來,是外國人嗎?
■他們是台獨分子吧?當然把大陸人看成外國人。
□台獨分子嗎?先成立“臺灣獨立國”再說吧。民進黨執政了八年,連個所謂“中華民國國歌”都不敢改,還吹牛什麼臺灣獨立呢?
■ 他們說改國歌要修憲,有困難。
□他們胡扯。所謂“中華民國憲法”中,根本沒有國歌條款,改國歌,一道命令就改了。可是當政八年的民進黨政府命令都不敢下,誰相信他們真搞台獨啊。
■別扯遠了吧,還是比較比較“臺灣菁英”與俄國大兵吧。
□看了龍應台的文字,對照起“二二八”時“臺灣菁英”輪姦外省人的記錄,一何酷似啊,我們能無驚心的對比嗎?“臺灣菁英”奸殺中國人,與俄國大兵奸殺中國人,大同小異之處,該是俄國兵在殘忍上,恐怕甘拜下風呢!
試看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臺灣省『二二八』事變記事”(一九四七年)中記錄: “其最殘忍者,為將婦女裸體毆打,甚至以刀刺其腹,以石塞其陰戶,令其行走,拒者即刺殺之。”看來俄國兵還幹不出“以石塞其陰戶”吧?再看曾今可“臺灣別記”(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六日)的記錄:“還有些婦孺是被暴徒把雙腳拉開拉死的!”看來俄國兵還幹不出把“婦孺雙腳拉開拉死”吧?
【何須走一趟才知道】
■結論呼之欲出了,“台俄奸殺大比賽”,裁判結果,臺灣人勝了老毛子。龍應台去了一趟長春,回來寫出了俄國大兵,又引伸寫道:
你聽說過索忍尼辛這個人嗎?
沒聽過?沒關係,他是一九七○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透過他,這個世界比較清楚地瞭解了蘇聯勞改營的內幕,可是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歲的索忍尼辛是蘇聯紅軍一個砲兵連上尉,跟著部隊進軍攻打德軍控制的東普魯士。紅軍一路對德國平民的暴行,他寫在一首一千四百行的“普魯士之夜”裏:
小小女孩兒躺在床上,
多少人上過她──一個排?一個連?
小小女孩突然變成女人,
然後女人變成屍體……
這首詩其實寫得滿爛的,但是,它的價值在於,索忍尼辛是個現場目擊者。
可是你說,你從來就沒聽說過蘇聯紅軍對戰敗德國的“暴行”;學校裏不教,媒體上不談。
你做出很“老江湖”的樣子,說,還是要回到德國人的“集體贖罪心理學”來理解啊,因為施暴者自認沒權利談自己的被施暴。
我到長春,其實是想搞懂一件事。
我好奇怪,一比較就知道的事、一翻查就知道的事,對龍應台說來,為什麼要那麼麻煩?
□一九九○年,呂秀蓮去了一趟大陸,回來說:她發現,大陸十一億人口對“臺灣是我們的”的觀念,加上軍事力量,對臺灣是相當大的威脅,而獨派人士若不能擺脫閉門造車的作法,非常可能刺激中共,若因此造成對我方人民利益的傷害,是非常不負責任的行為。呂秀蓮的覺悟,自然令人高興。不過,我總覺得,作為第一流的知識份子,瞭解一個地區,若一定得靠“走一趟”為必要條件,才知道什麼、才覺悟什麼、才猛醒什麼,似乎又未免太直接了、太浪費了、太遲鈍了。第一流的知識份子,應該有本領像中國大哲學家老子那樣“不出戶,知天下”,才算功夫。對大陸對臺灣的態度、對台獨絕不可行的認知,還需要靠“走一趟”才清醒嗎?這樣子的求知方式,太笨了一點吧?
龍應台去了一趟長春,令我想起呂秀蓮。不過,龍應台還不如笨蛋呂秀蓮。龍應台說她“到長春其實是想搞懂一件事”,僕僕風塵的,她回來了,其實她連這件事也沒搞懂。哎呀,她還是做點文藝批評吧,國家大事、思想趨向,不是她搞得懂的。
【是誰引來俄國大兵?】
■ 龍應台大談俄國大兵在東方的暴行,並比照他們在西方的,同樣是只談“現象”,不談“原因”。記錄上說,一個俄國大兵強姦了德國女人,從女人身上爬起來,說:“你們的德國大兵在我們蘇聯,就這樣。”嫁到德國的龍應台,從來不談這一因果。不是說被強姦的是應該的,而是說“原因”也該同時攤出來,並且要區分出來。德國對蘇聯是侵略者、蘇聯對中國卻是加害者,中國還是戰勝國耶,戰勝國的女人還要被強姦、被奸殺,這是什麼道理?要問誰啊?
□要問蔣介石啊、要問蔣經國啊、要問王世傑啊。是誰引來俄國大兵,看看記錄吧。一般說法是“雅爾達會議”上美國總統羅斯福(FDR)逼中國承認外蒙古獨立。但從“顧維鈞回憶錄”裏,明明看到:不論從美國總統的回信裏,還是從英國外相、美國國務卿的談話裏,還是從中國老外交家的失望裏,都證實出在外蒙問題上,蔣介石及蔣經國、王世傑之流做了不該做出的讓步。──美國主子要你蔣介石賣國,沒有錯,但沒要你賣那麼多!事實上,可以不賣那麼多!可以不賣那麼多卻要賣那麼多,這就是怪事了。“要五毛,給一塊”式的加碼賣國,也是美國逼你的嗎?
在蔣經國的回憶中,我們得到了答案:
史大林問我:“你們對外蒙古為什麼堅持不讓它『獨立』?”我說:“你應當諒解,我們中國七年抗戰,就是為了要把失土收復回來,今天日本還沒有趕走,東北臺灣還沒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敵人手中;反而把這樣大的一塊土地割讓出去,豈不失卻了抗戰的本意?我們的國民一定不會原諒我們,會說我們『出賣了國土』;在這樣情形之下,國民一定會起來反對政府,那我們就無法支持抗戰;所以,我們不能同意外蒙古歸併給俄國。”
我說完了之後,史大林就接著說:“你這段話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過,你要曉得,今天並不是我要你來幫忙,而是你要我來幫忙;倘使你本國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會提出要求。今天,你沒有這個力量,還要講這些話,就等於廢話!”
寫得多清楚啊,因為是“你要我來幫忙”,所以我才要你的外蒙古。不過,所謂要蘇聯幫忙,不論人家盟國的目的也好、自己賣國的目的也罷,都在使蘇聯出兵、請蘇聯“來幫忙”。但是,八月八日蘇聯外長莫洛托夫(Molotov)向王世傑的宣佈,證實中蘇關係尚未達成協定前,它已出兵了,那麼國還要不要賣,就該從長計議才是。但是,妙的是,這些賣國者,卻仍要照賣不誤,這不是賤種嗎?更妙的,八月十四日日本都投降了,八月十五日蔣介石以下賣國者還向蘇聯簽約大賣。王世傑八月十五日日記上說:
中俄文約稿書寫需時,簽字手續直至今晨六時始在克里姆林宮舉行。但蘇聯已於數小時前廣播,謂已簽字。蓋日本接受投降條件之答覆適於今晨二時到達此間也。
為什麼蘇聯方面要捏造簽字時間,提前“數小時”呢?因為日本已在“今晨二時”投降了,連蘇聯都不好意思在日本投降後向戰勝國要土地了,只好捏造說外蒙古是在日本還沒投降前就獨立了。多氣人啊!日本投了降,戰勝國的中國還要簽約賣國。蔣介石、蔣經國、王世傑之流多莫名其妙啊!
【引來俄國大兵以後】
按照賣國者與蘇聯訂的“中蘇友好條約”,明明是“在日本投降以後,蘇俄軍隊當於三星期內開始撤退”的、明明是“最多三個月足為完全撤退之時期”的,但是,日本投降後三個月又三個月又三個月,老毛子猶在東北姦淫擄掠中。到了第二年(一九四六)三月六日,“王世傑日記”寫著:
中蘇交涉,如利用民眾反蘇遊行,及本黨公開之攻擊,縱能促使蘇聯早日撤兵,但不免阻(促)其與東北共產黨及其他反政府武力勾結,造成更不利於國家之形勢。予不主張與蘇聯公開決裂者,大半以此。今日午後予以外交部部長名義,致正式照會于蘇聯大使,促蘇聯即行撤兵。蔣先生尚擬緩發此照會。予因恐未來局勢或使我政府不能訴諸國際會議,故斷然決定發出,但仍未在報紙發表。晚間予面向蔣先生辭外交部長職,蔣先生不允。
看到了吧,俄國大兵不撤退,一方面固是蘇聯原因,另一方面,卻是蔣介石挽留,“尚擬緩發”“照會”呢。
當時在東北第一線與蘇聯打交道的董彥平將軍,寫了一本“蘇俄據東北”送給我,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一日,在他家裏,我與他長談,我彷彿知道了什麼,蔣介石被史達林(Stalin)耍成白癡,最後還要求俄國大兵幫他在東北防共產黨呢!
蔣介石引來俄國大兵,下面才是龍應台片段又斷片的故事。龍應台照舊只寫“現象”,她不寫“原因”、不寫俄國大兵奸殺中國女人的“原因”,她開脫了美國人羅斯福、開脫了中國人蔣介石、也開脫了蘇聯人史達林,她的視野只是一根管子,管中窺見了豹斑。龍應台的讀者跟她窺見了豹斑:
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山大街”又有了新的名字:“史達林大街”。
長春人就在這“史達林大街”上行走了將近半個世紀。
一九九六年,“史達林大街”才改稱“人民大街”。
但是,對長春街上的“原因”,龍應台永遠閉目以窺豹斑。
【蔣夫人還慰勞俄軍呢!】
■龍應台在字裏行間,明示史達林如何如何、感謝俄軍如何如何,在在均為共產黨傑作,在她筆下,引狼入室的“禍首”國民黨是不見媚骨的。事實上,真的如此嗎?
□ 看看劉毅夫少將的回憶吧。劉毅夫在“我親歷國軍拒絕收編偽軍的一幕──隨侍蔣夫人赴長春慰勞俄軍的回憶”(“傳記文學”第六十七卷第一期)中說:
蔣夫人到長春的第二天,就立即前往俄國軍營拜會馬林諾夫斯基。當時天寒地凍,遍地冰雪,蔣夫人仍然豪氣幹雲的昂然進入俄國兵營,當時由會講俄語的經國先生在前領路,我與孔二小姐緊隨夫人身後,以防不測。當時看了蔣夫人的神情,心中無限欽佩,同時想到了歷史上郭子儀獨踏番營的英勇故事。
夫人進入俄國軍營時,首先檢閱了列隊歡迎的俄軍。當夫人走過之後,俄軍都對神采飛揚的蔣夫人,萬分欽仰,有些人小聲說:“馬達姆倭欽克拉細微”(俄語:夫人好漂亮),我聽了之後,立即回頭用俄語小聲說:“不要亂講!”當時我穿的是國軍將官制服,他們聽了我的話,便不再講了。
夫人見了馬林諾夫斯基時,曉以大義,俄軍乃于夫人離去之後,立即撤離長春。
事實上,這位女郭子儀不論“施以顏色”或“曉以大義”,都無助于蘇聯撤軍。對照一下董彥平書中寫的吧:
蘇俄軍部自一月十日美國馬歇爾特使來華調處共匪糾紛,成立軍事調處執行部,發佈停戰命令以還,態度突轉惡化。對我方接收表示不能協力,二月一日第二次撤兵之約,顯亦無意履行。主席夫人適於此時冒惡劣天候,在零下二十度之嚴冬,萬里冰天中飛蒞長春,代表國家勞問蘇軍,存眷父老;並向蘇軍闡明中蘇友好同盟之真諦,獲致熱烈反響。但蘇方並未因此改變其預定計畫。
龍應台為什麼不想想呢?中央政府第一夫人蔣宋美齡可是“代表國家勞問蘇軍”呢,長春市政府一條“史達林大街”又算老幾啊!“長春各界人士”的一座“戰機、坦克紀念碑”又算老幾啊!
【被人強姦也是“國家利益”?】
■ 看來龍應台談了半天“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卻談不出大事。蔣介石賣國簽下“中蘇友好條約”是何等攸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大事,龍應台侈談“大江大海”、侈談“一九四九”,卻對大事“隻字不提”。只提俄國大兵在瀋陽強姦中國女人,為什麼不追究誰是引狼入室的禍首呢?
□ 從頭目言,是羅斯福與蔣介石,從細部作業言,是王世傑與蔣經國。最後,龍應台的“一九四九”到了,蔣介石王世傑之流給趕出大陸了,退守到只有外蒙古四十四分之一大的臺灣島上了。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三日,蔣介石在中國國民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發表“對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報告”,秘密歸屬了責任所在。他說簽約是“我個人的決策”、“是我的責任,亦是我的罪愆”、要“負其全責”。他在簽約七年後,自己承認當年簽約放棄外蒙古,“實在是一個幼稚的幻想,絕非謀國之道。”
但是,王世傑這邊呢,卻仍舊一言不發,但卻不斷放出風聲,他是“為國家利益”,以致如此。我在“蔣介石研究四集”有“蔣介石、王世傑賣國”一文,收有張九如影印給我的一封王世傑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二日致他的信,談到“中蘇談判”之事,“惟為國家利益,世傑守口如瓶已二十年於茲,即令會聚,弟我亦病不能自由發表耳。”
■什麼“國家利益”呢,讓人強姦也是嗎?
□“王世傑日記”在王世傑死後出版了,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如下:
有李敖者,日前在文星書店所刊“蔣廷黻選集”,對余被免總統府秘書長(民國四十二年十二月)與簽訂中蘇條約兩事,做侮辱性抨擊。中央黨部〔秘書長〕谷鳳翔等促余向法院控訴其誣毀。餘殊不願給此等人以出鋒頭之機會。惟餘對此兩事為避免牽涉他人過失之故,迄未發佈文字,抑或是餘之過。
“他人之過”的“他人”是誰呢?龍應台到美國看蔣介石日記,忘了找這一段了吧?在日記裏、在“國家利益”之下,應該看到一個名字吧?
【“蒙古去,而中華民國亦隨之去矣!”】
王世傑聽命於蔣介石,簽了“中蘇友好條約”,賣了國。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他向黨中央報告,日記中說:
……外蒙,不能不承認其獨立,但戰爭結束後三個月內蘇聯依約不能不自東三省撤退!……東三省之主權可以收回……蔣先生請大家起立表決,結果全體一致起立。
由此可見,國民黨不但主事者是賣國賊,它的團體也是“賣國集團”。在蔣介石面前,對賣國成果,無人敢於拒絕“起立通過”!
諷刺的對比是,一九一二年,戴傳賢主持上海“民權報”,就警告“蒙古去,而中華民國亦隨之去矣!”一九一九年,“軍閥”徐樹錚收回了動搖中的外蒙。誰想得到,二十六年後,外蒙卻在國民黨手中失去。一九四九年,在“中華民國”亡國前夜,戴傳賢自殺了,真應了一九一二年的預言:“蒙古去,而中華民國亦隨之去矣!”
戴傳賢死在“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二日。他二十一歲辦“天鐸報”,惹出文字獄。二十二歲亡命日本,革起命來。二十三歲辛亥革命成功後,做孫文機要秘書。此後青雲直上,二十八歲做大元帥府法制委員會委員,又兼帥府秘書長、外交部次長。三十五歲做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政治委員、宣傳部長。三十七歲做中山大學委員長後改為校長。三十九歲做考試院長,長達二十年。最後做的是國史館館長和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以這種顯赫的履歷,可知他在國民黨中的地位,是炙手可熱的。但這個炙手可熱的黨國元老,卻隨“中華民國”之將亡,自己先死了。
龍應台書中寫了一個小軍官的殉死,但那一死,只是鴻毛之輕,象徵的意義有限;戴傳賢卻不然,他的自殺,有太多象徵的意義。他的一生,隨 “中華民國”而興、隨“中華民國”而亡。但他在國民黨中,是少有的頗有“純純的信仰”的一位,他關懷國民黨的前途,總是真誠的、情見乎辭的。一九四四年,他在重慶曾家岩發豪語:“周朝的天下是八百年,國民黨至少要掌握政權一千年。”這種“純純的信仰”,在國民黨中,又有誰比得上呢?結果呢,“一九四九”到了,一千年的豪語,遭到挑戰,戴傳賢五十九歲,一死了之。象徵一個時代的結束、也象徵一個信仰的結束。多麼可愛的“一九四九”,賣國的“中華民國”統治者,使“中華民國”淪為死屍;而統治者呢,卻淪為守靈人,戴傳賢死了,他留下了一個孽種,“過繼”給蔣介石,孽種不是別人,就是“蔣緯國”。
【龍應台只見一彭】
“原因”越來越大了、頭緒越來越多了。解答龍應台沒搞懂的一件事,好奇怪,答案原來不在東北,卻在臺灣。還是回頭從“二二八”來追蹤吧。
□這叫環環相扣。一九四六在東北的事,竟從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得到索隱。還是回頭看看“二二八”。
■龍應台只引彭明敏的“二二八”,是不是犯了孤證的毛病?
□當然是。據“高雄市『二二八』事件報告書”:“……有案可據者,計傷公教人員三十一人,死八人,暴徒除拘獲正法者外,死亡七人,民眾傷五四人,死八六人,其餘不詳身分者,死二四人,合計死一二五人,傷八五人。”足證外省人有死亡;再據陳桐“殺戮起源蓄意煽動”(“自由時報”,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七日):“……(暴徒流氓)甚至挾持外省人集體軟禁在高雄中學內,每天只供給一粒飯糰,境遇也相當淒慘……”足證外省人有被拘禁。可見彭明敏所述,是一面之詞,他置外省人在高雄被殺被關於不聞,只記彭孟緝怎樣怎樣,其實,照彭孟緝“臺灣省『二二八』事件回憶錄”、“彭孟緝訪問紀錄”,是會議席上塗光明先掏槍。彭孟緝固非善類,但此彭非彼彭,也別有說詞,龍應台也該知道。至於龍應台引彭明敏“『軍法審判』後,塗光明被槍殺”云云,簡直替彭孟緝搽胭脂抹粉了,那來“審判”啊?兵荒馬亂之際,彭孟緝這種惡棍還給你“審判”嗎?
■看來龍應台扯出“二二八”,是上了彭明敏的當。
□她自己太不用功,才會上當;彭明敏他們太偏執,才會只看單方面的歷史。其實這是一種“弱者的偏執狂”。談“二二八”,眾口一聲,把悲劇定位在外省人的不是上,說破了,這就是“弱者的偏執狂”。人一變成“偏執狂”,則雖遭苦難,不能反省。“二二八”事件,在本省人眼中,百分之百全怪外省人。但我懷疑,到底有沒有一個小數點──百分之百怪外省人中的一個小數點,本省人也不妨反省反省呢?例如事件之起,是緝私人員驚慌中開槍誤殺了一名看熱鬧者,這種緝私人員應予嚴辦,是對的,但群眾包圍警察局,要求立刻“就地正法”,這種不懂事的要求,任何官員都做不到。做不到就起暴動,把外省人中的無辜者予以打、砸、搶、殺,婦女予以強姦、嬰兒予以摔死,這種行為,不該反省反省嗎?由這種暴民濫殺行為招致來的暴君派部隊登陸濫殺,能夠百分之百全怪外省人嗎?我絕對不是說國民黨政府惹起民變、處理民變是對的,但相對方面,本省人的肆虐與招禍反應,也不無反省之處。但是,直到六十四年後的今天,又有幾位反省了呢?
事件之起,陳儀答應“懲凶賠款”、“不秋後算帳”,本已息事寧人、本已屈服,但是,本省人價碼節節升高,答應了三十二條,又來了四十二條,不懂事的要求,使任何官員都做不到,最後只好兵戎相見,進一步造成悲劇。這種沒有底價似的討價還價,活像六四天安門前的學生,最後亂開價,逼得對方忍無可忍,只好動粗。如今一家哭引發一路哭、一路哭引發全島哭,說不該動粗,你看你把我打成這樣子,動粗的確不該,但不動粗,又該怎麼做才能平息四處蜂起的暴亂呢?六十四年了,誰又假設假設,如果你設身處地,你怎麼想?如果你是二十一師的抗戰老兵,老子跟日本鬼子打了八年仗,光復了臺灣,臺灣人(皇民浪人)居然戴起日本人軍帽、唱起日本人軍歌、拿起日本人軍刀軍槍,沿街打殺外省人,這種亡國奴習性,老子還不教訓教訓你嗎?──如果你是那種老兵,你會有更理性的表現嗎?
【龍應台的爸爸殺台灣人】
■ 這番話引起我的假設,假設當時憲兵連連長龍槐生-龍應台的爸爸在台灣,他是當年「殺敵無數」、殺日本人無數的「那種老兵」啊,他會客氣嗎?因為在他眼中,台灣人絕非那麼無辜,他們可殘暴得像日本兵呢!
□ 外省人不設身處地替台灣人想,台灣人至今譴責;但台灣人有無也該設身處地想想外省人呢?想想仇日老兵的報復心態呢?想想龍爸爸的滿眼血絲呢?我絕不說外省人對,但我覺得,台灣人的真正菁英應該勇於站出來,矯正矯正自己人的方向,「障百川而東之,挽狂瀾於既倒。」而不是聽任暴民胡來。台灣人菁英林獻堂就是一例。在台中地區的外省人被暴民集中、要予以殺光的當口,林獻堂挺身而出,大聲說:外省人像螞蟻一樣多,我們今天殺光他們,他們明天就來殺光我們。暴民聽了,怕了,才沒一錯再錯。
相對的,同是本省菁英的林茂生,以他那麼崇高的學術地位,照他兒子林宗義的回憶,卻是「他同意,加諸大陸人的暴力,以及對政府大樓與公務員的傷害,來表達極端的憤怒,乃是人民的幻滅與普遍而強烈的挫折感的一種合理表現」!林茂生明知「這種對財產與大陸人的普遍而不分皂白的暴力,用來作為有效的政治行動是沒有意義,也沒有用的」;明知「後果會很嚴重,真吃力(台語)!」但他無法像林獻堂那樣挺身而出,大聲引導自己人適可而止。作為菁英,在百川狂瀾當前,他是不是少做了點甚麼呢?尤其與林茂生的「文化」不對頭的,他竟相信「加諸大陸人的暴力」是「合理表現」,結果換來大陸人的暴力回敬了,要怪誰呢?
更嚴重的是,林茂生犯了大忌,他相信了美國人。他被殺的三個「罪跡」是,身為台灣大學教授,卻「一、陰謀叛亂,鼓動該校學生暴亂;二、強力接收國立台灣大學;三、接近美國領事館,企圖由國際干涉,妄想台灣獨立」。
【美國人害了台灣人】
「二二八」時美國人的手法,太明顯了。據「陳儀致蔣主席一九四七年三月虞電」;「此次事件有美國人參與,反動份子時與美領事館往來,美領事已發表種種無理由的反對政府言論。」再據「陳儀報告『二二八』事件情形致吳鼎昌等電」;(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事變中,弟派員赴美領館接洽,據報若干台灣野心分子適在內開會………」可見美國人介入「二二八」,官方早已得知。
再看一些史料;
一、林宗光「美國人眼中的二二八事件」;「卡兒氏(Kerr按即通稱的:葛超智)說,在二月中旬有一群台灣青年人的代表寫了一篇很長的請願書,給當時美國國務卿喬治。馬歇爾(George Marshall),要求聯合國免陳儀之職,讓台灣受聯合國託管………」
二、唐賢龍「台灣事變內幕記」(頁108):「……另有台灣大學學生八人,曾向美國領事館請求聲援,謂台灣人因不堪中國人之壓迫,乃有此次改革政治之運動發生。希望美國能予以精神上及物質上之援助……」
三、「新生報」(一九四七年三月三日):「……關於本案,需要周知全世界及國府之動議即刻成立,即選出林宗賢、林詩黨、呂伯雄、駱水源、李萬居五人為委員,擬託美國領事館善為辦理……」
以上抽樣,絕非蛛絲馬跡,而是美國領事館葛超智(George Kerr)總提調的傑作。葛超智最後演出撤僑戲,意圖火上加油。報到南京美國大使館。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一面壓住撤僑陰謀,一面密告蔣介石,蔣介石再密令陳儀防範。結論是,台灣人被美國人擺了一道,(台灣館)領事搧風、(南京使館)大使放水。(皇民化)台灣人相信美國人(爹爸),不知美國人(爹爸)出賣了他們(皇民化台人)。林茂生被槍決了,「接近美國領事館」竟成「罪跡」,多不值得啊。
■ 當時美國高層對台灣不感興趣嗎?
□ 一九四七年時候,氛圍的確如此。林宗光「美國人眼中的二二八事件」有一段:「……國務院的官員卻自始不願意使美國捲入台灣問題的漩渦之中……事變之後,卡兒氏(Kerr按即通稱的:葛超智)被召回美國,與當時國務院主管遠東事務的約翰。文森(John Carter Vincent)談起台灣人對美國、聯合國以及台灣將來地位的意願時,文森曾以堅定的口氣告訴卡兒氏(葛超智):『沒有一位聯合國人員──華盛頓的官員不用說──對台灣有任何興趣。』……」美國人是大陸丟了的前夜,才打台灣主意。「(1947)二二八」時候,(中共)還不成氣候,相信美國人的台灣菁英,無異是台灣傻瓜。
【龍應台不寫美國大兵在強姦】
(…………我實在不得不下這樣的結論:龍應台不但是媚美派、媚德派、也是媚日派。馬英九用到這種貨色大談「文化」,該怎麼歸類馬英九,我們也就恍然了)
■ 還好,至少龍應台不是媚俄派,他談到俄國大兵在強姦中國女人。
□ 俄國人的暴行固然該揭發,美國人就是好東西嗎?俄國人一九四五年的暴行龍應台都不放過,為什麼卻放過美國人一九四六年的暴行呢?一九四六年比一九四五年更接近「一九四九」吧?
■ 美國人在馬路上強姦中國女人,你指「沈崇事件」?
□ 「沈崇事件」不是單一事件,是蔣介石勾結美國人一連串在中國作惡的一件。按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完了,你們美國大兵不回美國,盤據在中國幹甚麼,很清楚,就是要干涉你們內政啊。美國大兵不回國,反倒開到北京(當時叫北平)、天津、秦皇島、青島、上海、南京等地。驕橫跋扈,犯罪事件不斷發生,甚至大殺中國人,光在上海,從1945年8月至1946年7月,就死傷達一千五百餘人。美國軍艦在黃浦江上橫衝直撞,民船被撞翻,落水而死的群眾達六百六十人。自1945年10月至1947年9月,駐天津美軍共發生車禍、槍殺、搶劫、搗毀、強姦等案件達三百六十五起,受害死傷的中國人近兩千名。其中美軍汽車肇禍事件竟占全市交通事故的百分之七十(70%)。1946年9月3日,在北平火車站西站,三個美國大兵比試槍法,竟以正在調車的鐵路工人王恩弟的人頭做靶子,當場將其槍殺。1946年12月24日晚,北京大學先修班女學生沈崇,行至東單,被兩名美國大兵擁至操場,予以強姦。這下子事情鬧大了,各地抗議美軍暴行。蔣介石政府乃捏造事實,說北大女學生是共產黨,故意勾引美國大兵犯案的。幾十年後,這一說法發酵到高希均、陳長文夥同出版的「錢復回憶錄」,更加油加醬了。
【錢復替美國人「緩生殖器」】
錢復寫道:
大約同一時間,發生了所謂「沈崇事件」(1946年)。沈是北大外文系的女學生,據說在公園中被美國士兵「強姦」了,當時北大親共職業學生乘機發動罷課,風潮席捲了全國,各地大學紛紛罷課,口號是「反飢餓、反迫害」。很諷刺的是,當時國民政府雖然財政異常拮据,全國的大學生不分公私立,卻可以一律享受政府公費,也就是說連三餐都由國家供應,這些受惠的學生竟大喊「反飢餓」。這次罷課持續很久,對政府造成極大困擾,引起社會重大動盪,多年過後,中共當局公布沈崇是主動誘惑美軍,而非被「強姦」,其主要目的是喚起全國民眾反美情緒,減低美國對國民政府的支持。這件我親身經歷的事,使我徹底認清共產黨的面目,數十年來未有絲毫改變。
「沈崇事件」中的美國大兵暴行,被國民黨官僚錢復嫁禍遮醜後,又怎樣呢?美國大兵的強姦暴行又來了,並且來到了台灣。這回賴不到共產黨頭上了,也無法捏造「中共當局」來規劃了。「錢復回憶錄」只好寫下:
正在中美為「地位協定」積極進行談判,1964年11月初,又發生琉球美軍來華參加「中美天兵六號演習」,數名黑人士兵在彰化縣埤頭鄉和豐村集體強暴並毆傷我農村女子的嚴重案件。外交部在事發第三天才由美國大使館獲悉,同仁均認為事態嚴重,除與國內主管機關聯繫、充分掌握資訊外,積極向美方交涉將嫌犯留置台灣(其餘美軍在演習結束,均須返回琉球駐地)。
但是美國主子才不甩你,把被告三人運回琉球。開庭時,卻要求錢復他們退席:
2月9日上午辯方傳訊七名證人,五名為被告同僚,另兩位為台北美軍憲兵組長及路長宏。在後二名被詢問時,辯方律師又要求我們退席,庭長裁示同意,我們因不宜阻撓庭訊進行即離席,但是我立即請聯絡官通知一七三旅軍法組長雷農()上校來晤。我說明剛才的離席是使庭訊能順利進行,但是當初沈部長向賴特大使索要求的是政府觀察員應能觀察一切審訊的進行,現在美方作法與當初協議是牴觸的。雷農上校一再致歉並表示這是美國法律的規定,他也無能為力。我即提出雖然我們為配合軍事法庭的運作離席,美方有責任提供我國全部庭訊的記錄,我當場寫了一封信給他,正式要求全部記錄。
多妙啊,原來是這樣配合美國主子的!
■ 歷史教科書上不是早就說蔣介石廢除了不平等條約嗎?怎麼美國人又來了「領事裁判權」?並且裁判到要你離席以利「庭訊能順利進行」了?
□ 我也奇怪啊!廢除了不平等條約奇門遁甲,又回來啦。還有更妙的呢,一派漢奸口氣的錢復在回憶錄裡竟還讚美:「美方審理公正嚴明使我們印象深刻」!多(麼)賤骨頭啊!
■ 錢復真賤骨頭。古人說:「緩頰」,錢復可是「緩生殖器」了。
摘錄自:李敖秘密談話錄:《大江大海》騙了你(第49~ 50節) 2011-02-01 出版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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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政府消失的36,000件公文與馬英九“遲來”的“震怒”
日前,經過3年的盤點,馬政府終於數清扁政府交接時不見了36,000件公文。據說,馬英九為此在國民黨中常會上三次“震怒”。
扁政府時代為何“消失”了那麼多公文?
是“有心”還是無意?
對臺灣的影響如何?
民進黨應該如何“交代”、對其後續影響如何?
馬英九的震怒是自然還是“刻意”?
是否如民進黨高層所說是正在追殺?還是栽贓陷害?
這些消失的公文該不該追?怎麼追?追到何種程度?
對國民黨選舉有幫助嗎?
首先,扁政府時代的公文是如何“消失”和“為什麼”消失的。
其實,看看扁政府政權交接前,僅總統府就購進57台先進的碎紙機。這就註定會“消失”許多紙質的東西,被粉碎的是否包括消失數量龐大的公文,不得而知。但如果是手紙,肯定無需這麼先進的碎紙機的。如果說消失的公文僅僅是拿回家忘記交上來,或者是轉交給其他單位,沒有造冊登記,都是說不過去的。如果是有意轉移、藏匿、“銷毀”,則必有其主管“目的”。
據臺灣各界的多種猜測,比較靠譜的,無非是:
一、五部會首長個人認為不方便交接的,比如檔會留下決策的過程、決策的動機和目的。其中,並非都無瑕疵或公而無私;
二、集體意識和決策,因含有政黨因素或者有太多權宜之計,不能作為經驗傳承,而被下任政府延續。如,指令不恰當的監聽,荒唐離譜的任命、約見等;
三、任內接獲相應情資應當立即處理,而沒有處理,賣好一些個人或團體,或者攜帶出“宮”,以便讓別人感恩或懼怕的;
四、即便認識到這些公文對臺灣政府延續是有益的,但對自己短時間拿回政權沒有信心,又不甘心讓國民黨對情況有全面、系統地瞭解,要看國民黨笑話,甚至希望國民黨因此做不好,而趕快下臺。但無論哪種情況,看看扁政府離任前,幾十台碎紙機連夜運轉,就像電影裏面,一個政府“垮臺”前,忙著“焚毀檔”、轉移資產的場面。
所以,無論什麼目的,都凸顯了,扁政府置臺灣整體利益於不顧,不想讓國民黨分享這些本應分享的政府資產。也證明了,臺灣所謂的政黨輪替不像政府內部交接,倒似敵國佔領。
其次,民進黨高層對“消失”數量龐大公文的態度。
如果一個負責的政黨,一個以整個臺灣人民利益為依歸的政黨,當發現自己政黨執政時,居然有這麼“離譜”的事情。第一時間,就應該汗顏,向全民道歉,並聲明敦促本黨同志配合調查,厘清對臺灣的影響。
遺憾的是,民進黨高層的反應,卻有這樣幾種態度:扁政府交接時,並沒有丟失這些公文,馬政府純屬栽贓陷害;馬政府盯住公文不放是轉移執政無能、進行政治追殺;最不激烈的反應,也僅限於:即便這些公文丟失是真的,但馬政府該早查的不查,到大選不到一年的時間再查,時機不對,想影響選舉。儘管這些反應,符合民進黨的一貫邏輯、作風和格調,但也不能侮辱全民的智商:是不是馬政府自己銷毀公文或造假,進行栽贓陷害一目了然;如果是事實,就不能叫政治追殺;即便懷疑馬政府查證的效率,這也不是民進黨有資格質疑的,因為民進黨執政時,丟失的公文太多,馬政府人工比對耗時費力,而且一件弄錯,豈不是給民進黨更多口實?即便需要質疑馬政府的效率,也只有民眾才有這樣權利。
再次,說說馬政府的震怒和效率。
馬政府盤點3年才搞清丟失了多少公文,儘管理由是數量大、人工比對慢,勉強說得過去。但特偵組從陳水扁辦公室查扣的幾十箱公文,是怎麼流出的?以及扁政府卸任前,那些工作人員使用碎紙機、粉碎了一些什麼總是應該知道的吧?所以,馬英九的震怒自然是應該的,畢竟這是損害的是全臺灣人民的利益。
但應該震怒的不僅僅是馬英九,民眾也許更有理由震怒。民眾對扁政府應該震怒的是,其對體制和制度的“無視”和“破壞”,政黨惡鬥居然置整個臺灣的利益於不顧;
對馬政府的震怒,大概是上任這麼久“沒有”展現相應的魄力。馬英九震怒得儘管“晚了”一些,但如果堅持查,起碼能夠大致厘清誰丟失的、怎麼丟失的、丟失的大致是什麼公文、對臺灣的影響是什麼。
最後,追查扁政府丟失的公文,對兩黨的影響會是如何。
按照馬英九的個性,如果對臺灣的整體利益影響不大,相信其也不會過為己甚。其作用無非是借此建立和整飭公文制度,讓政府像個政府。至於對民進黨有無打擊的效果,即便有,按照目前臺灣的政治生態,也極為有限,只不過是臊臊民進黨執政時時任高官、現在仍然“風光無限”的“政客”的面皮。
要說真正能夠傷害到民進黨的,還是他們自己,因為,民進黨高層對這一事件的態度才是檢驗品格和責任的試金石。而國民黨如果能夠不要抱著溫文爾雅一副君子狀,大刀闊斧地做自己該做的事才是改變和提升自己形象的契機。因為追查公文並不能讓民進黨失去他們原有的基本盤。只要臺灣政黨輪替今後繼續有這樣公文“莫名其妙”地“大量消失”的狀況,對岸不但不必將“各懷鬼胎”的雙方輪流執政臺灣當回事,其他國際社會也不會將臺灣當作一個值得尊重的政府。
文/畢殿龍 2011-4-1
讚讚
二二八當事人王思齊駁斥陳水扁於電子報論二二八之謬論
二二八事件的真相在臺灣被政治因素嚴重扭曲。國民黨及蔣幫官員(當時)利用二二八事件製造“白色恐怖”來肅清異己,台獨人士及民進黨(之後)利用民粹悲情大搞族群矛盾。就這樣二二八事件雖已經過去60年,不但真相難以大白,台北當局更進一步把此事件“政治化”,將它“塑成”臺灣之精神象徵,以圖發動分裂祖國的陰謀。
由於臺獨人士及民進黨“炒作”悲情、積非成是、“篡改”歷史,所以目前臺北當局的說法與事實有很大的出入,基於維護歷史真相,及回應陳水扁強調歷史的真相一定要大白,讓更多的民眾瞭解二二八事件絕對是一件好事的觀點,本人將把個人親身經歷公開述說如下,並借此澄清被臺北當局扭曲篡改的歷史。
二二八事件前之臺灣社會
一、黨與政不能合作,在搞對立,國民黨各派在內鬥,屬於陳果夫、陳立夫系統之省黨部、特務系統、三民主義青年團,與陳儀行政長官公署搞么搗蛋,挖陳儀牆角。
二、日本軍夫、浪人、流氓充斥臺灣各地街頭,言群從海南島、廣東送回之台藉軍夫與從南洋到大陸遣送回台的浪人流氓(計五萬人以上),都還沒有職業。這批好亂成性作姦犯科的無業遊民加在一起,怎能不發生鬧事殺人的禍患呢?(這批人就是二二八事件暴亂分子的刀。)
三、臺灣“光復”後,台藉知識分子猛擠政治窄門,愛出風頭者及虛偽的投機分子也想參政,一般野心分子都有夢想做大官的心態。所以社會矛盾對立,在臺灣人之間造成鬥爭,當有私仇或利害關係時,就利用外省有權者來整和自己有私仇或有利害關係的臺灣人。因此得意者與失意者的對立很嚴重。
四、戰後生產破壞,社會蕭條,物價上漲,失業嚴重,沒有職業的遊民滿街跑。陳儀相信三主義,他相信濟要由政府來控制的,所以陳儀實行計劃經濟,導向專賣制度,才會有經濟警察查緝私的意外,而由此造成人民與專賣局之間的衝突。
五、臺灣光復時派來駐守的兩個正規軍被調回大陸打共產黨。陳儀的警備總部兵力單薄,基隆、高雄、馬公三港均配備三個警衛連,駐守南部只有一個團的兵力,駐守臺北也只有一個半團,至於治安人員全臺北也只有五百人左右,如果臺灣有兩個軍守的話,那裏有可能發生佔領政府機關,搶奪憲警軍械的暴亂?
六、因為社會問題嚴重,當時位居知識領導的學界與報業人士積極掀起要求民主與改革的活動。對此,相信三民主義的陳儀,採取了寬輿論(政治)的政策,並未嚴格禁止批評時政的言論。結果,寬輿論的政策被野心分子利用做煽動民眾鬧事的工具。
二二八事件之爆發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傍晚七點二十分,專賣局科員傅學通、葉得根、盛鐵夫、鐘延洲、趙子健、劉超群六人及員警大隊四人在臺北市延平北路一帶查緝私煙,當時有一名叫林江邁的女煙販在南京西路天馬茶房附近販賣私煙,被查獲後,查緝人員沒收林江邁所有香煙及現金。林婦跪地苦苦哀求法外開恩,查緝人員堅持不讓步,林婦就抱住查緝人員奪回沒收財產,查緝人員一氣之下用手槍管打她的頭,接著林婦流血倒地而林婦幼女在旁哭了起來。
圍觀的群眾目睹此景,極為憤怒,把查緝員包圍起來,查緝員則開逃,越來越多的民眾在後面追,最後逃入永樂町的路,但前方仍然有很多人圍著,其中一個查緝員對空開槍,不幸擊中一個在自宅樓上觀看熱鬧的市民陳文溪。查緝員則乘機逃出重圍,民眾則越來越憤怒,把查緝員的車子推倒,燒掉,再衝入警察局,要求槍斃兇手,要求不成後就包圍住警察局不散。
第二天二月二八日早上憤怒的群眾在野心者的煽動挑撥下,讓愚昧的感情任意奔馳,於是一群民眾就變成丁群暴民。他們拿了大鼓來遐敲打,並在延平北路附近騷動,暴民越集越多,繼續起哄。接著激進青年跳出來演說,那天全市商店罷市。上午九時許,另一群暴民衝入專賣局將存貨現鈔付之一炬,並造成一名警察死亡。
到了下午,暴民集合了長長的隊伍從延平北路向北門火車站方向長官公署(現在是行政院)推進。到接近長官公署之際,暴民想衝進大門搶奪槍械,大門守衛無法制止,長官公署屋上的機槍開火了,有兩個人中槍倒地。暴民後退潛入城內轉進臺北新公園。於是憤怒到極點的暴民一看到外省人就不分青紅皂白地加以屈辱毆打,也把抓來的專賣局人員痛打一頓,擾亂毀壞專賣局整個辦公室。後來暴民又潛入新台公司做出同樣舉動。
那天下午,暴民衝入警察署搶奪槍械,解除警察武裝,並佔領臺北新公園內的臺灣廣播電台,暴民接受警察武器的消息立刻傳到臺灣全島。於是各地暴民都自動的把警察武器接受下來。二月二八日下午警備司令部宣佈戒嚴,二二八事件就這樣子給鬧出來了。
二二八事件之經過
二月二八日之後十天裡(2/28-3/9)是本省暴民佔領政府機關,搶奪軍械,製造暴亂,毆打殘殺無助外省人的局面,因為這時警察已經沒有力量維持秩序了。只能守護重要機關與警察局,就這樣台北市陷入無政府狀態,在這段期間,有組織,有計畫的暴徒,迅速在全省串連,使用從軍隊與警察手中搶奪來的武器,在台北、台中、斗六、嘉義、高雄、鳳山、花蓮等地展開攻擊,致使政府公務人員、軍警及人民傷亡慘重。下述記載可以看出當時外省人是怎麼遭受暴民殘殺的:
一、在台中市,煙酒專賣局科員劉青山,從辦公室走出來即被流氓推倒,群眾趨前圍毆,送台中醫院治療,消息傳來未死。第二天晚上,流氓十餘人衝入醫院,割去他的耳朵、鼻子,挖出兩個眼睛來,再拚命打他,始告斃命。
二、在臺北新公園附近,除了打死十幾個外省人,毆傷二十幾個公務員外,更有一個外省女老師被輪姦。另外,一個少婦攙了小孩回家時,被幾個流氓攔住,對她調戲後,用刀割開嘴巴到耳朵邊,剝光衣服,橫加毆打,綁起雙腳拋到水溝中慘叫身死。當小孩哭喊媽媽時,流氓抓住小孩頭,用力一扭將頭倒轉背後,小孩氣絕斃命。
三、在臺北橋附近,外省小孩在路上被流氓抓住,一個人抓左腿,一個人抓右腿,把這個小孩撕開,屍體丟到水溝裡去。另有兩個小學生,路遇暴民,暴民一手執一學生,將兩人的頭猛力互撞得腦血橫流,旁觀民眾拍手叫好。
四、在萬華附近,一小孩被捆綁雙腳,暴徒將小孩頭倒置地上用力猛,腦漿流出,拋於路旁。在太平町,有一開旅館之孕婦,被暴民剝光衣服遊街示眾,該孕婦堅不答允,便被一刀從頭部下去劈為兩段,血流如注,當場身死。
五、在臺灣銀行門前,有一職員從辦公室走出來,即被暴民當頭一棍打出腦漿殞命。這時,適有一對青年夫婦路過此地,又被暴民圍住,吆喝喊打拳腳交加,掍捧齊飛,不久,他們就被打得血肉糢糊而死。
六、在桃園,被羈囚於大廟、警察官舍、與忠烈祠後山三地之外省人,內有五個女眷,被流氓姦污後憤極自縊殉難。該縣大溪國小女教員林兆煦被流氓呂春松等輪姦後裸體徹夜凍得要死,後被原住民女縣參議員救出脫險。
三月三日,官民共同組成之處理委員會立,三月五日,處理委員會會決定了政治改革要點七項,陳儀讓步,三次廣播表示對暴動事件從寬處理,省府應該容納本省人,縣市長可以民選,臺北市平靜下來。其他地方如花蓮、台東、台中、彰化、嘉義、台南、高雄、屏東都還在紛亂中。暴民包圍佔領政府機關辦公室,收藏警察武器,在街上打殺外省人。
三月七日,處理委員會提出之四二條處理大綱,遭到陳儀拒絕,因為處理大綱要求太苛刻,第一條就要國軍警察全部解除武裝。三月八日,臺北又起槍聲,暴民從北投、松山進入市內,向圓山據點、警備總部、陸軍供應局、長官公署、警務處、臺灣銀行及各大商店襲擊,軍警反擊後暴民潰退。三月九日,國軍從基隆、高雄兩地登陸,處理委員會宣告解散,再度實施戒嚴。
三月九日至十三日,國軍在各地展開反擊,維持秩序,肅清暴徒。但在這個時候,國軍並不知知道誰該抓,誰不該抓,於是利用民眾克服民眾,最後演變成在臺灣人之間造成鬥爭,有私仇或有利害關係者就利用國軍來整和自己有私仇或有利害關係的臺灣人。國軍來臺後,就有人被抓,就有人被槍斃,被槍斃者中比較有名的是台大教授林茂生,因為他是煽動不滿的民眾去鬧事闖禍的元兇(他對民眾說:應該以加諸於大陸人的暴力及對公務員的傷害來表達極端的憤怒)。也有些暴徒被關起來,還有些被捕後准予自新放掉了。三月十七日,白崇禧發表處理方針,反擊結束,秩序恢復。
個人的親身經歷
本人祖藉福建在高雄出生,講臺語,住鼓山區捷興街(哈瑪星)與流氓家人為鄰,有一表哥因“白色恐怖”在綠島坐了十五年牢,家人均是郭久代(郭國基日本太)太齒科醫師病人,全家親身經歷二二八事件,以下是我們的歷史記憶。
二二八事件爆發後,三月三日蔓延至高雄地區,暴民於當日下午八時開始掠奪警察局武器。三月五日,市內大部分軍政機關都被暴民佔領接收(只剩高雄要塞沒被佔領),此後三天裡流氓暴民在大港埔、前鎮,鹽埕埔一帶肆無忌憚地殘殺無助的外省人,造成慘重傷亡。流氓除了在路口用日本軍刀屠殺外省行人,還逐屋尋外省家人辱殺,不會講臺語日語者均慘死刀下,上百具屍體躺在各處路邊,致使外省人嚇得逃命到高雄要塞尋求保護。
同日高雄市參議員和地方人士組成「高雄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三月六日處理委員會推派市長黃仲圖、議長彭清靠》口電辦事處主任李佛績、民兵領袖涂光明齒科醫生范滄榕、生意人曾豐明等上壽山進高雄要塞與彭孟緝談判涂光明等三人因亮槍威脅彭孟緝接受九項條件而被拘留,其他人獲釋放。同日下午,彭孟緝(在獲悉軍人被槍殺後)下令攻擊高雄市政府、火車站、高雄第一中學等地方。有上千名流氓暴民在彭孟緝的攻擊下傷亡,高雄市平靜下來,三月八日,涂光明等三位被依法槍決。
當時留下的印象還有:二二八事件和大陸共產黨無關。高雄要塞軍隊紀律還算嚴明,”不是”像沈已堯所說的”叫化子部隊”。高雄之政府機關與公司首長很多都還是臺灣人,如黃仲圖和彭清靠(彭明敏的爸爸),以批評時政出名的郭大炮(郭國基)被抓進去拘留一陣後又被放出來自新了。
需要澄清之說法
二二八事件之“本質”
二二八事件是一場由偶發的官民糾紛(政府查緝私煙發生之不幸意外)所引起的一件流血悲劇,由民變(請願、示威、罷市)演變成的暴亂(官民間的武裝衝突)。請願示威民眾以兇殘暴力表達極端的憤怒,癱瘓社會秩序(佔領政府機關,搶奪軍械,殺人放火),致使動用軍警武力進行鎮暴平亂(展開反擊,肅清暴徒,維持秩序。)簡單說就是民眾暴亂(Riot→Insurrection)政府鎮壓暴(Law Eforcement)。所以在“本質上”,它是一“治安事件”而不是政治事件。二二八事件與「(反共肅清撲殺)白色恐怖」“無關”。國民黨“利用”二二八事件製造(反共肅清撲殺)「白色恐怖」與民進黨“利用”二二八事件製造族群矛盾都是借刀殺人的勾當,有政治陰謀的。馬英九把二二八事件解釋「官逼民反」是不㠪確的。而陳水扁把二二八事件定性為「一次外省人對台灣人武力屠殺」的解釋則是惡毒反動。
死傷人數的記載
二二八歷史記載中“最離譜”及“最被扭曲”的死傷人數。記載中,少的說死了190人,多的說死了十萬人,“最荒謬”的陳水扁的國策顧問金美齡寫的書裡有兩種不同的記載(第47頁她說死了28000人,而第160頁又說死了50000人)。但行政院成立的財團法人二二八基金會根據補償記錄(2004年1 月2日)算出本省人死亡不是十萬人或數萬人,而是673人,失蹤174人,其他受傷者1237人,合計為2084人。外省公務員與民眾被傷害的人數,今天己經無法統計。但根據警備司令部的資料,計有470人死亡或失蹤(公務員72人,民眾268人),2131人受傷(公務員1351人,軍警397人,民眾 383人)合計為2601人。
“(反共肅清撲殺)白色恐怖”的帳不能算在二二八事件上,因為兩者”沒有密切關係”,無論在”本質”(Nature)上或在人物(Players)上有所不同,”
二二八事件補償金”與”白色恐怖補償金”是兩種”不同”的基金。陳水扁在今年(2007)1月阿扁電子報中說:「二二八事件遭受殺害的人數至少有萬8千餘人」是有”矇蔽人民”(用「(反共肅清撲殺)白色恐怖」受難者”充當”二二八事件受害者,因為截至2004年9月17日止(是有1萬8千46人申請給白色恐怖政治犯的補償金)及”操作矛盾”(族群對立政黨鬥爭)的”政治意圖”(Intent)。另外,陳水扁說:「提出補償的人數只占當年死傷人數的一小部分」也是”極沒常識”的說法,世上那有受害之後選擇”拒領”高達六百萬臺幣補償金這種人呢?可見陳水扁是“睜眼睛說瞎話”(黑白講)。
歷史記載對陳儀 彭孟緝不公道
在臺北新公園裡的紀念碑中說:「行政長官陳儀岐視臺灣人民……造成運銷失調,物價飛漲,失業嚴重……不料陳儀一邊協調,一方面向南京請兵……株連無辜……死傷失蹤者數以萬計……」
上述“說法”是與事實有很大的出入。其實根據說載,陳儀不但沒有岐視臺灣人民,從下述幾件事可看出他還是很關心愛臺灣的。
一、陳儀為保臺灣幣值穩定,不許大陸的四個銀行到臺灣來接收,他說臺灣有臺灣銀行,臺灣銀行出的錢是臺幣。他使臺灣的錢跟大陸的錢分開,隔絕了臺灣跟戰亂大陸的金融關係。所以台幣沒有隨法幣那樣拼命的貶值。
二、陳儀相信臺灣人,他是以謙卑(不在總督府而在行政院辦公)的態度治理臺灣。他說:我以至誠愛護台人,台人絕不會仇我,萬一有意外,我願做吳鳳。所以他說臺灣不必要軍隊,而讓蔣介石把軍隊撤走了,結果惹來二二八這個麻煩,被蔣介石槍斃。
三、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下給參謀長柯遠芬的命令,要求控制軍隊不要亂來,希望立刻通令軍方跟憲兵方面,不得隨意傷害臺灣人,如果軍隊欺負臺灣人則就地槍決。
台大教授胡佛對於碑文寫陳儀「歧視台民」深感難過,他說:陳儀到臺灣只帶少數留學日本的參謀和官員,怎會歧視臺民?陳儀不歧視臺民,所以本人才會看到高雄市之政府機關與公司首長很多都還是台灣人。陳儀在二二八事件前所採取寬輿論批評的政策,在二二八事件開始時採取從寬處理暴動的作法,他還把一因二二八抓來的臺灣人給放出來,郭國基就是其中之一(參考准予自新的名單計有137人)。如果陳儀真是歧視臺灣人喜歡對臺灣人施暴的話,上述三項作法就不會發生了。
陳儀是非常清廉的,非常努力做事的,在國民黨裏很少見如此規矩的官員。陳儀也用心治軍,他槍斃了一個貪污的馬少將以維護軍紀嚴明。他在臺灣收回後要求行政不中斷,學校不停課,工廠不停工,商業不停市,把臺灣社會穩住,沒有讓它癱瘓,把戰後運銷失調,物價飛漲,失業嚴重的責任推到陳儀身上是荒謬的(黑白講)。戰後經濟蕭條是大環境造成的。當時臺灣北方的琉球及南方的菲律賓經濟不蕭條嗎?戰後臺灣經濟蕭條不能怪陳儀,國民黨及臺灣人把所有二二八的帳全部記在陳儀的頭上,是不公道的。馬英九把二二八事件說成「官逼民反」是相當刻薄。
另外很多臺灣人說彭孟緝是「高雄屠夫」也是不對的。彭孟緝並非如坊間所傳耀武揚威,幾下不對盤就殺人的軍頭。根據記及本人查證,彭孟緝是在高雄治安癱瘓,外省軍民傷亡慘重,民眾尋求保護,遭受民兵威脅後才出兵反擊。
本人認為彭孟緝沒有錯,因為在最講人權的美,這樣作也是有「必要性」及正當性。
美國聯邦法明文授權軍方方鎮壓暴叛亂,因此在美國動用軍隊來鎮暴是很「正當」的。暴民佔領政府機關、廣播電臺、搶奪軍械、殺人放火是算為 Domestic Violence及Insurrection。當這情況發生時就有「必要」動用軍隊來鎮壓。美國人有沒有因1970 Kent State Shooting(肯特州立大學槍殺鎮壓案)說Ohio Army National Guard的司令官有錯,有沒有因1993 Waco Raid說Janet Reynolds有錯呢?基於此,陳儀向南京請兵及彭孟緝出兵鎮暴都不算錯。其實陳儀才是二二八事件的最大犧牲者。
施暴者與受難者
從二二八事件之爆發經過,我們可以看出施暴者是殘暴的“浪人”、流氓及煽動民眾鬧事的野心分子(如以惡毒之言論煽臺灣民眾施暴之林茂生)。受難者則包括:一、外省公務人員、軍警、民眾和他們的家人。二、被不長眼睛的子彈誤擊之本省民眾與遭密告而栽誣而被殺害或坐牢的臺灣人。因此受難者不分省籍,有本省人,更有外省人。最大的犧牲者則是同時被蔣幫官員與台獨人士栽誣受難的陳儀。
值得一提的是在「二二八紀念館」裡的記載中有種“非常荒謬不實”的的說法,那就是“絕口不提”當時臺灣人怎樣殺外省人,也”絕對說”臺灣人被殺的都是精英,都是優秀分子。這是“有意隱瞞掩蓋”或“扭曲歷史”的作法。
另外該強調的是外省部隊來後,這些軍人怎麼知道誰該殺誰該抓呢?
因此就有人“通風報信”說誰該殺誰該抓。
那“告密”的人是誰呢?
告密的就是有野心或有私仇的臺灣人。
他們借了國民黨軍隊的手去進行私仇公報或爭權奪利的陰謀。因此,耍陰謀告密的人也是施暴者。
對陳水扁觀點之分析
今年一月陳水扁在阿扁電子報中表達了他對二二八事件的觀點。他指出:
一、二二八事件絕對不是一個偶發事件,而是之後長達半個世紀黨國體制威治統治的序曲。
二、二二八事件造成許多政治犯與良心犯的犠牲。
三、二二八事件在本質上是對民主全面否定,以及對人權的徹底的戕害。
四、二二八事件使台灣民主發展受到最嚴重的箝制與扼殺。
五、二二八事件象徵著我們對台灣的主體意識、民主與人權普世價值、以及社會公平正義的信念與堅持。
根據上述二二八事件之真象,二二八事件之爆發並非事前預謀出來的,怎麼會不是一個偶發事件呢?國民黨省黨部跟陳儀的行政長官公署搞鬼搗蛋,那來的什麼黨國體制,又怎麼和日後的威權統治有關呢?
二二八事件之訴求不在推翻政府謀求台獨,所以冤抓有良心的臺灣人成為政治犯之可能性很小。如果當時要抓政治犯的話,那個以批評時政出名的郭大炮(郭國基)就不會被放出來自新了。
因此陳水扁的頭兩項觀點是”毫無根據”的”揑造”的「謊言」。
二二八事件之“焦點”是私賣與專賣、犯法與執法、凶殺與緝凶、暴亂與平亂,而和民主、人權、台灣主體意識,沒有什麼直接關聯。所以陳水扁的後三項觀點是牛頭不對馬嘴、放狗屁的「廢話」。
但對“白色恐怖”而言,陳水扁的觀點就顯得合適恰當了。
那麼他為什麼要“移花(白色恐怖)接木(二二八事件)”呢?
因為“(反共肅清撲殺)白色恐怖”是“針對”共產黨匪諜,受難者多是外省人,如雷震、李敖等,在激發台灣人的悲情,煽動族群的矛盾上,“(反共肅清撲殺)白色恐怖”不如二二八事件來得有效。今天的陳水扁和60年前的林茂生一樣都是在二二八事件上搞“借刀(二二八事件)殺人”的陰謀,他們的意圖就是要製造臺灣人對大陸人與中土政權的仇恨。
文/王思齊 2007-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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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濟深么女揭祕 反蔣事機敗露 陳儀被槍決主因
王銘義/北京報導
2010-07-04 中國時報
六十年前在“馬場町”遭槍決的陳儀,究竟是為了「二二八事件」遭處決,或涉及背叛蔣介石惹來殺身之禍,眾說紛紜。不過,黃埔軍校前副校長李濟深之女李筱桐說,李濟深當年曾密邀陳儀反蔣,但因陳儀又拉了湯恩伯,導致事機洩露,這才是陳儀遭到蔣處決的關鍵原因。
李筱桐是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創辦人、新中國第一屆中央政府副主席李濟深的么女。她的胞兄李沛瑤也曾任「民革」中央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一九九六年初,李沛瑤在家中遭警衛殺害,震驚中南海,也引起中國大陸對國家黨政領導人安全保衛的重視。
對於組織「民革」,參與新中國建國工作的李濟深與國民黨軍政要員之間的恩怨,李筱桐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說,她的父親追隨孫中山,參與辛亥革命、東征、北伐,信仰三民主義,但他父親「反蔣不反黨」,基本立場是不希望看到中國的內戰,而是希望停止內戰,共同抗日。
李筱桐說,根據他胞兄李沛金的說法,一九四八年九月,他父親曾派人帶信給陳儀,讓他反蔣。陳儀愉快地答應了,但陳儀過於熱心地想拉湯恩伯參加。湯是南京的衛戌司令,黃埔軍校畢業,蔣的嫡系。湯向蔣告發了陳儀。後來,陳儀在上海被押往台灣,之後被處決。
據陳儀舊部鄭文蔚所寫《陳儀之死》透露,李濟深派鄭文蔚帶信給陳儀,策動反蔣,並希望與中共合作。李濟深在密函上曾大致寫著:
「北方傅作義維持北平秩序很好,希望公洽先生一致行動,及時響應解放大軍渡江。」
陳儀閱後,曾對鄭文蔚說:
「杭州是歷史文物薈萃地,無論北伐戰爭或抗日戰爭都未遭破壞,我不忍見百萬鄉親和名勝古蹟毀於戰火。要我為浙江的和平解放作貢獻是可以的,但我這個省主席只有一個保安特務團,成不了大氣候,如果能策反湯恩伯,那作用就大了。」
陳儀與時任京滬杭警備總司令的湯恩伯情同父子,湯曾說: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陳老,學生願拜您為恩師,生死與共。」
據說,湯原名「克勤」,後來改名「恩伯」,就是為感念陳儀早年的提攜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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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料證實花蓮張七郎父子228死於被本省皇民政敵政治構陷(為匪諜/共諜)
228》張七郎洗冤 證實死於政治報復
【聯合晚報 2009/02/26】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今天公布一批二二八事件的新史料,最受矚目的是「覆張七郎密裁案」,新史料證實當時任國大代表的張七郎醫生從未參加二二八活動,卻被政敵利用二二八事件「挾怨報復」而遭祕密槍決。
今天公布的二二八新史料是得自第一線情報員及線民密報給地方諜報組織的原始資料,相當於是二二八「歷史拼圖的下半部」,中研院共公布裝在十個櫃子的史料。第一櫃「張七郎、張榮宗」檔案,指出張七郎的死因是因為當時花蓮縣長張文成挾怨報請當時在花蓮負責鎮壓二二八的軍團、廿一師獨立團第五連連長董志成,於鳳林鎮郊外的番社執行「密裁」(祕密槍決)。
中研院取得負責該案調查的“保密局”情治人員的手稿:
「張為一良善之代表,未曾參與事變之活動,似此不分善惡而捕殺,今後公家之事何人敢為。」
馬英九總統今天出席“中研院”台史所座談會致辭時沈痛表示,這批新史料呈現當年未經調查、審判,即進行裁決的歷史悲劇。
馬英九說三年前他到花蓮鳳林時曾到張七郎父子墓前致意,看到墓碑刻著對聯
「兩個兒子為伴侶、滿腔熱血洒郊原」
不禁潸然落淚。馬英九說,張七郎在日治時代仍堅持“穿著唐裝”,怎麼可能是匪諜呢?
今天公布的新史料還張七郎父子的清白,證實是死於政治報復,當年在花蓮行醫國大代表張七郎,因為是花蓮縣長候選人,被當時的花蓮縣長張文成挾怨報請軍方,污指他是二二八事變的參與者,未經調查就被祕密處死。
張七郎洗冤!史料證張遭挾怨槍殺
2009/02/26 蔣志薇
在228紀念日前夕,中研院台史所今天公佈一批最新史料,包括花蓮鳳林張七郎遇害的加害人身分首度曝光,證實張七郎就是因為當時的花蓮縣長挾怨報復,“報請”21師連長董志成執行秘密槍決,
不過張七郎的孫子張安滿還是有疑問,質疑如果真是挾怨報復,為何當初連三個兒子都抓走。
台史所長許雪姬:「張七郎這個案子算是很清楚的。」
馬總統:「“軍統”做的?」
許雪姬:「不是,是國軍做的。」
仔細觀看這批中研院最新曝光的史料,這些都是在228事件發生後,由基層情報員向上級呈報的調查報告,當中最受矚目的就是「覆張七郎密裁案」。
張七郎是花蓮縣首屆參議長及制憲國大代表,地方上受人敬重,在228後的4月4日夜裡,與2個醫生兒子張宗仁、張果仁,突然被大批軍警從家中押往郊外,凌虐後槍殺。
這份從未曝光的調查報告證實,張七郎從來沒參與228事件,是一位良善的地方代表,他的死因是因為當時的花蓮縣長張文成挾怨,報請21師第5連連長董志成在鳳林鎮郊外的番社,執行秘密槍決。
二二八新史料記載 張七郎父子三人死於政敵報復
花蓮縣長挾怨報請密裁
〔記者林嘉琪/台北報導〕
二二八受害者、震驚後山的花蓮名醫張七郎父子三人慘遭殺害,沉冤六十二年,加害者名單終於在中央研究院新公布的二二八新史料曝光,密件中詳載當時著名的情報頭子、國防部保密局台灣站站長林頂立送交情報,交由抵台鎮壓的廿一師獨立團第五連連長董至成執行密裁(未經公審、動用私刑)。
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昨天舉辦二二八新史料發表座談會,公布去年搶救回來的三百廿七件與二二八、白色恐怖事件相關資料。
情治系統簽核轉交軍方
台史所所長許雪姬表示,該批資料提供具體證據,證實林頂立擔任情治人員傳聞為真,史料還原歷史真相,並不希望再度傷害任何人。她說,這是史上首度公開二二八事件中情治單位「由下而上」的公文報告,揭示情治系統運作,公文上的簽名也讓使用化名的謎樣人物真名現身。
21 師連長奉命逕行槍決
一九四七年四月四日,張七郎與兒子張宗仁及張果仁同時遭受到槍殺,當年密件的情治公文出現「據報死因為花蓮縣長張文成挾怨報請廿一師獨立團第五連連長董志成於鳳林鎮郊外番社執行密裁。」等描述。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副教授陳翠蓮表示,許多台灣菁英的家屬,不知親人為何而死,對張家而言,這是還給他們一部分真相。
陳翠蓮說,張七郎遭秘密處決,起因於與當時花蓮縣長張文成的政治恩怨,董志成是奉命來台鎮壓廿一師獨立團的軍人,與張七郎不相識,是受命的執行者,還原歷史,看到當時台灣“軍統”與情治的運作,「台灣人萬萬想不到,中國政府來台,怎麼會用設局與權謀的方式對待自己人。」
陳翠蓮說,張文成在二二八事件後不知下落,可能因時勢混亂,許多外省人都主動表示想回中國,至今沒有消息。
珍貴史料差點進回收場
許雪姬說,去年二月接獲通知:「有批未曾公開的二二八檔案在坊間待售。」於是立即前往了解,一看,就看到了歷史。
許雪姬說,這批資料應該(是)在該名情治人員過世後他的家屬打包好整批賣給回收場被一名古物商發現收購,並在網路上公開二十頁拍賣,「但我努力砍價,只花了定價的三分之一價錢就抱回這批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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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研究揭露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與浪人流氓介入228暴動的史實
《長老教會介入228暴動 最新研究》
受“民主基金會”委託,撰寫最新完成「二二八研究報告」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朱浤源指出,研究成果有五大突破性發現,而事件的背後,“中共地下黨”發揮強大號召力量,台灣的“(台灣)基督教長老會”也與“大流氓(皇民浪人地痞)”結合,會同台籍日本兵、中共地下黨等人一齊暴動。
此研究報告共有廿多位研究人員參與,尚未在台灣發表,朱浤源十日在華府漢學會(Washington DC Mandarin Association)先發表研究成果。
他說,將在本月把報告交給“基金會”董事長王金平。
朱浤源說,研究成果有五大突破性發現。
第一, 過去若干“(李扁皇民復辟餘孽執政期間)口述歷史”,執筆者在文字中「上下其手,置入不該有的情緒」;
第二,“台灣光復”以前,“中共地下黨(共產黨)”已經滲透到國民政府多個部門;
第三,台灣的國軍可用之兵僅七百;
第四,美國少數希望“託管”台灣人士介入很深;
第五,“(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廣泛參與攻擊行動。
朱浤源曾撰文批評「“辛亥革命”中的“基督教”性格」,他說,“二二八事件”也有很濃的“基督教”性格,「講得更白一點,就是(外來帝國殖民先鋒-傳教士)「(台灣)基督教長老會」參與二二八暴動」,且證據充分,而參與暴動者都是最優秀“士紳”,比較具有理想、浪漫而單純。
“中共地下黨(共產黨)”員雖僅約七十人,但可號召的武裝人員多達七千人,「之所以能夠發揮這種以一當百的效果,原因是“地下黨(共產黨)”的成員“非常優秀”(注:如台灣光復際即被譽稱為”台灣第一才子“的呂赫若般之”台灣菁英“)」。他指出,”地下黨(共產黨)“的外圍組織「讀書會」,其成員之一是李登輝,李那時在台北士林的曾文惠(後來成為李登輝之妻)家裡研讀馬克思的《資本論》。
朱浤源舉證說,民眾在嘉義攻擊機場時,「“中共地下黨”也來,(台灣基督)長老會也來,流氓(浪人地痞)也來,台籍日本兵(皇民三腳仔)也來。」在彰化田中,外省人陳肇家的伯父、父親、母親、老家人「史良」被打、被殺、被搶,「赫然發現“長老會”基督徒率眾參與殺人、打人與搶劫工廠內的織布機等財產。」
報告說,“二二八”之後的十二天裡,「“中共地下黨”與“長老會”的力量更蓬勃發展」。當時「以中共為主,散播輿論攻擊政府,領導台北、台中、南投、嘉義四地學生的武裝鬥爭」;「以“長老會”為輔,局部掌握淡水、彰化、高雄、台南地方勢力。」
在攻擊淡水駐軍時,「淡水中學(今淡江中學)校長親自領導」,參加者包括淡水中學的數學老師、體育老師;
朱浤源指出,事件的第一位死難者陳文溪是在前一天喪生,係淡水中學畢業。陳文溪的哥哥是“(浪人三腳仔)大流氓”,侄兒也是“大流氓”,「“大流氓(浪人三腳仔)”與“教會”就在二二七的晚上結合了」。
朱浤源表示,“長老會”究竟怎麼捲入二二八的,仍在調查研究,「問題是“(台灣基督)長老會”不給我們看資料」,相關資料收藏在台南的長榮中學(注:台灣光復後,融合了日倭與美基督教外來舊殖民利益勢力的“台南神學院”逐漸孕育成為反華反中的台獨分離主義理論培訓營;而今台南-嘉義地區之台南郡乃日據時代台灣四大“特權大地主”的大本營,如台獨大老廖文毅即為出身自日據時代的“台灣四大地主”家族),他拜託了很多次,也去了三、四次,「一份都看不到」。(注:日帝倭寇宣佈二戰戰敗後不久,尚未遣返的在台日軍即開始有計劃、系統性的進行大規模銷毀滅跡有關包括日軍殖民台灣期間與日軍勾結、騎在中國台灣人頭上作威作福的“皇民士紳-浪人”--所謂“三腳仔台奸”--的珍貴歷史資料)
劉屏/華盛頓十一日電
2011-12-12 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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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無——薩達姆(伊拉克海珊)的海灣戰爭(波斯灣戰爭)與冷戰後全球大棋局》
(與當前敘利亞局勢高度相關)
莫斯科佔據阿富汗這個博弈支點,試圖借道伊朗去破局“石油美元霸權”,但是這一招“回馬槍”被薩達姆(海珊)擋在波斯灣以東,莫斯科爭勢無果,其博弈操作遂轉向被動,逐漸導向一個結果——莫斯科要在“主動解體”與“被動解體”之間做選擇——莫斯科選擇了“主動解體”。(期間的國內外博弈鬥爭也很複雜,問題本身更極為重要。留做專題討論)
“主動解體”讓莫斯科從“敗局”中挽回一點主動性,這也是莫斯科選擇“主動解體”的“原因”之一,而怎樣利用好這個“主動性”,莫斯科也一定已經做了深刻推演,也一定是在這條“主動解體路線”上的推演結果(和在推演內容中再做出主動佈局,並由此得到的進一步的推演結果)讓莫斯科“可以”確定“主動解體”路線,就是說,在蘇聯解體前後,莫斯科一定在“大棋局”盤面上做了重要的博弈佈署,一定運籌了讓美英土著難以應接的大謀略——
那麼做為主動的博弈者,莫斯科會選擇哪里佈局呢?或者說,美、蘇最後的博弈決鬥會發生在哪里呢?
既然這場決鬥發源于石油美元,此後的博弈平臺仍然還在中東石油產區,那麼莫斯科也一定要在這裏埋下勝負手。
在中東那些土著博弈者中,薩達姆曾經是一個“異動者”,在中東博弈局面上他所處的位置也讓他不得不做一個“異動者”——地緣上,伊拉克南翼是石油儲量第一的沙特,東南方向是沙特的“王權”盟友們,它們和沙特(沙烏地阿拉伯)一道已經(也勢將)被美帝國選擇為“(非民主;專制王權)戰略盟友”,也就基本上失去了博弈者身份;東翼是不能投靠美、蘇兩大霸權中任何一方的伊朗,而伊朗又成為美、蘇的必爭之地,伊朗也就勢必自立為一個中東大局中的土著博弈者。
此外,伊拉克的西翼還有以色列這個特殊博弈者,北翼則是土耳其這個身份特殊的北約國家。那麼,莫斯科要施展它的謀略為“冷戰收盤”佈局,難免要首選伊拉克做道具。
(做為國家,伊拉克的本源在兩河沖積平原上廣大的農耕區域,而農耕區域必定承載了相對眾多的人口,區域內又根本沒有可以阻擋大軍攻伐的自然屏障,那麼這方土地上必定要出現一個在歷史變遷中相當穩定的國家——它也用以抵抗歷史變遷。但是從伊拉克向東,向西北,分別有廣大的山地高原,山地高原能夠承載較多的耕、牧人口,又能讓這裏的政權進退可依,而相對穩定的政權下就形成穩定的民族。這種“山地高原民族國家”又時而有能力攻伐與它相鄰的大平原,雖然不能形成長久的統治,卻能夠割占-整合平原上的一部分農耕生產力,並就此與農耕鄰國埋下領土爭端的種子,這就是伊朗(土耳其與伊拉克之間有廣闊荒漠,能夠有效阻斷攻伐,也就阻斷統治繩索)。在伊拉克的南翼是夾雜著綠洲的廣闊沙漠,這裏的博弈邏輯是:只有統一了大沙漠的主體區域才能夠制止廣闊沙漠裏的部落攻伐,從而讓“大沙漠政治”穩定下來,穩定下來的這個政權就是現代史上這個“沙烏地阿拉伯”。
除了土耳其,波斯灣沿岸就有了三大國家:沙特(沙烏地阿拉伯)、伊拉克、伊朗。又,在這片相當乾旱的中東大區,沖積平原的幅員不及沙漠廣大,而伊朗高原如果不是比兩河平原遼闊,它就沒有可能逃出兩河政權的長期控制從而不能形成穩定的民族國家——那麼大致按照三大國的領土面積,波斯灣油氣在儲量分佈上也沒有逃出 “概率空間”。)
下面再看中東博弈的核心與關鍵——既然莫斯科未能打通它進入波斯灣的道路,既然中東大博弈從傳統的地緣政治博弈向“石油美元博弈”這種資本直接以博弈者身份參與的“軟博弈”演變,既然莫斯科基本定下“主動解體”路線圖因而不再直接參與中東角逐,那麼莫斯科就要給美帝國留下一個強大對手,還最好是一個資本對手,而這個對手還會從內部攻擊美帝國,能夠從全球“大棋局”制約和攻擊美帝國——猶太資本勢力佈署在華爾街和中東石油產區(以色列,及以色列與石油王權的關係),對“石油美元”的控制能力更強,更直接,它還是美英資本隨時準備創造機會去鯨吞的獵物……基於兩路資本之間這種“決鬥關係”和單向“鯨吞關係”,美英土著資本一定要至少壓制住猶太資本的這個實體根基——以色列。當然,美英資本不需要讓以色列這個國家被阿拉伯勢力徹底趕進地中海,只要以色列在阿拉伯-伊斯蘭的巨大壓力下疲于應付,有求于美英土著,從而令猶太資本也陷於被動,美英土著資本就有機會鯨吞猶太資本,或者在保留這一“鯨吞權利”的前提下先行“解體蘇聯”。反過來,憑藉以色列為政權依託(包括軍力和核武。1968年底,以色列每年已經可以生產四至五枚核彈頭),猶太資本可以進行有效抵抗,以色列以它博弈“棋手”的身份還可以聯合歐陸、俄羅斯(蘇聯的繼承者)、中國、阿拉伯王權(手中有石油武器),對美帝國的單極霸權實施反制,再以華爾街鬥爭做為配合,不難攪亂美英土著資本的“大棋局”,促使美英單極霸權走向終結。
又,之所以這些棋手(資本,政權實體)將會同猶太資本配合,是因為在美英單極霸權格局下,美英資本將無所求於它們,又為了鞏固、擴大美英的單極霸權而要去要去徹底壓制它們,而它們也會借美英的單極霸權秩序被(猶太資本)致亂之機謀求連橫,壓縮或者推翻美英單極霸權並且去謀求它們自身的霸權,那麼它們對美英霸權的威脅更反過來又要求美英資本去徹底壓制它們——而這種博弈關係也能夠加劇它們針對美英單極霸權的博弈力度。
那麼,除非美英有把握一舉奪取並穩固單極霸權,不需要擔憂其他博弈者(聯合)反擊它們,則“怎樣壓制住以色列”就成為“美帝國的大棋局”上的一個關鍵“課題”,而壓制以色列就要利用以色列的“天然”敵手——阿拉伯勢力和伊斯蘭勢力。
那麼反過來,莫斯科最需要做的就是扶植以色列-猶太資本,而流徙在美帝國的猶太資本離不開來自以色列政權的支撐,那麼對猶太資本不能在資本層面給予幫助的莫斯科,就要堅決支持-支撐以色列,就要制止美帝國利用阿拉伯-伊斯蘭勢力去打壓以色列。
其時,阿拉伯諸幫內部有兩大勢力——一組是沙特(沙烏地阿拉伯)等王政國家群體,一組是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埃及等以強人獨裁為主流特徵的世俗政權(從伊斯蘭這個範疇更廣泛的環境看,還有宗教政體的伊朗、世俗化也西化的土耳其兩個重要勢力)。其中,前一組王權勢力並不願意打壓以色列,因為——美帝國以“沙特等國的王權政體之容易被推翻”這一緊迫現實去威脅這些王權,要求它們支持“石油美元”,否則美帝國可以輕易“幫助”阿拉伯民眾推翻他們的王政,只是,在冷戰時代,美帝國需要顧忌蘇聯,所以這些阿拉伯王權勢力握有有限的“反叛權”。而當蘇聯失去力量不再能與美帝國抗衡,美帝國就根本不需要向阿拉伯王權交付任何條件,就能夠驅策這些王權更馴服地為美帝國服務,又隨時可以出於戰略需要廢黜“石油王權”,轉而去為“石油美元”扶植另外的代理人,除非——在美帝國內部有一支力量可以有效約束美帝國的中東策略、戰略,而這支力量只能是猶太資本。
以色列在中東,猶太資本在華爾街-華盛頓,它們願意並且能夠出手幫助阿拉伯王權——直接地,可以減輕美帝國對這些王權的壓力,包括收買、攪亂華盛頓的政策;間接地,通過博弈縱橫,阿拉伯王權與以色列+猶太資本還形成一種“看似奇怪”的聯盟,共同制約著美帝國的中東霸權,繼而也制約了美帝國在全球的單極霸權。這種聯手制約又主要是制約了美帝國在中東霸權的操作路徑,即迫使美帝國必須沿用“以阿拉伯王權為盟友”這種代理人模式,而阿拉伯王權又以消極“反以”回報以色列-猶太資本。
在後一組阿拉伯(阿拉伯語社會)勢力中,薩達姆的伊拉克最有實力和影響力——它有“石油武器”和石油財力,有可供領袖阿拉伯諸邦的人口和國土,擁有“波斯灣石油地緣”重要性,還謀求核武(兩伊戰爭期間先後被伊朗、以色列空襲而停滯),也代表世俗革命。從幾個方面看,伊拉克都是的最適合的領頭羊之選,可供美英驅策去聯合其他阿拉伯諸邦共同打擊以色列。雖然伊拉克的國力在“兩伊戰爭”中大損,但以石油財力,其國力可以在十年內恢復如昔,如果伊拉克還整合了科威特的國力又主要是石油收益的話,它還將變得更強。此外,兩伊戰爭鍛造了伊拉克軍伍,損失的武庫可以由石油收益補充,石油經濟為主的社會又是高生育率社會讓伊拉克也不乏兵源,而兵源優勢是以色列最為忌憚的。再看其他阿拉伯國家——利比亞遠離波斯灣,人口和國力有限,不能提供足夠的反以力度;埃及人口眾多,與以色列相鄰,曾經是阿拉伯諸邦中的“反以”主力,又地處運河被美英勢力影響,這些條件都可供“反以”。但是,埃及不夠富足,不論埃及是不是反以和怎樣強烈反以,它都不能從阿石油王權“兄弟”那裏拿到更多“反以補助”(以色列-阿王權秘盟),而且埃及的前景不能寄望於石油,反而更寄望於以色列可以幫助提供的正常的區域經濟和一個“大地中海”,所以在幾次中東戰爭之後,在“大棋局”形式大變的情勢下,埃及不能,也不願成為反以主力,也沒有道理再為那些富裕的“阿拉伯兄弟”充當炮灰和支付戰爭消耗。那麼,美英土著要找出一個可供它們壓制以色列的“盟友”,同時,最好這個“盟友”還能威懾阿王權(令它們聽命,否則美英就允許這個“盟友”取而代之),還能抵住莫斯科的“伊朗局”(在蘇聯解體之後,莫斯科還要繼續操作),就只有兩個選擇——伊拉克、敘利亞。
(當然,如果美英土著選擇的這個“盟友”足夠強大,它也就可以成為蘇聯、歐陸、猶太資本這些博弈者的棋子與“盟友”,不過這種情況能夠出現還需要特定的博弈環境與條件。)
那麼,莫斯科就要提前解除伊拉克、敘利亞對以色列構成的威脅。(如果莫斯科能夠做到,那麼美英土著如果還要廢黜以色列對猶太資本的支持作用,就只有直接派出美軍去攻伐以色列了,則猶太資本就要“跳牆”了,中東也只能上演“N國演繹”了,莫斯科將奪走美帝國的單極霸權了。)然而,莫斯科無法做到同時削弱伊拉克和敘利亞,哪怕去直接削弱其中之一,也做不到。好在,莫斯科曾經長期支持敘利亞,兩國有著相當於盟國的良好關係,莫斯科可以爭取到大馬士革的立場,但不利的是——與伊拉克相比,敘利亞不夠強大,它很少有石油收益,等於沒有石油武器,它的政權在阿拉維派(什葉派的一個支派)之手,而這個派別只占敘利亞人口的11%,所以這個現政權不夠穩定,又,敘利亞與伊拉克國土相連,所以伊拉克有軍事、政治兩種武器可以顛覆敘利亞。那麼,莫斯科就要卸除伊拉克對敘利亞構成的威脅,也就能夠卸除“一個再度強大起來的伊拉克將對猶太資本構成的威脅”。還不止於此,莫斯科還要斬獲更多——
巴格達時間1990年8月2日淩晨2時,伊拉克以10萬兵力侵入科威特,迅速取得全勝並攻佔科威特王宮,包括時任亞奧理事會主席的法赫德親王在內的一些王室成員被殺。8月7日新的科威特-即科威特共和國成立,8月8日,應科威特共和國政府要求,科威特與伊拉克“徹底地不可逆轉地實現了合併”——薩達姆做出這樣一個重大決策之前,必然已經審慎觀察了國際局勢,嚴謹推演了美、蘇的立場和反應,並且至少與美、蘇之一做過溝通,得到它或者它們的支援與配合,這樣,薩達姆才敢於製造這樣的“大事件”,但這個溝通對象(支持者)不是華盛頓。
那麼當“科威特事件”發生,如果美帝國不壓制住薩達姆的伊拉克,則阿王權及其資本將陷於危局,隨後陷入危局的就是以色列和猶太資本,所以它們此時必須在“叛局”路線上有所行動,則莫斯科在“蘇聯不解體反而可以反攻”這條路線上將有機可乘。如果莫斯科實施反擊的條件還是不能形成(成熟),則莫斯科在拿到它由此可以拿到的更多籌碼(蘇聯解體的條件)之余,也充分利用這場“海灣局”,通過借美帝國之手打弱伊拉克,為“冷戰後”時代提前佈局,這個佈局將大大有利於莫斯科——
(1)這場“打弱伊拉克”的戰爭勢必在波斯灣-中東社會製造和升級對美帝國的恐懼,也製造和升級“反美環境”。
之所以這必須是一場“打弱”伊拉克的戰爭,而不僅限於美帝國出賣迫使伊拉克撤兵,是因為——如果華盛頓不使用美軍打弱伊拉克,則阿王權不可能卸除它與伊拉克的矛盾和不信任,實際上則是阿王權對華盛頓的的不信任將要驟增(與薩達姆尚未侵佔科威特時相比),則阿王權的“叛美立場”將非常堅定,從而猶太資本的叛局動作也就加緊和加劇,而且當伊拉克在將來某一時刻攻伐敘利亞的時候,阿王權將會站在敘利亞一邊,通過要脅華盛頓,通過它們在中東的影響力去制止伊拉克。
(2)為阿王權除去來自伊拉克這個近身強鄰的威脅,讓阿王權獲得獨立的博弈立場,這個獨立的博弈立場可以牽制美帝國的單極霸權,可供配合莫斯科實施“冷戰後反擊”。(例如阿王權可以啟用法郎、馬克、日元,或者此後出臺的歐元去結算其石油出口)
(3)猶太資本-以色列也丟掉了伊拉克這個威脅,可以站在更獨立、更強硬的博弈立場,更少受制於華盛頓。
(4)阿王權較少受制於美帝國,也就意味著以色列的安全能夠獲得更多來自阿王權的支撐,還意味著猶太資本針對美英土著的博弈立場可以更少受制于美英(相反,美英土著威脅阿王權,也就間接威脅了猶太資本)。
(5)※※※※※ 最為重要的是——當冷戰收官,蘇聯解體,莫斯科從全球收縮其勢力,包括全面撤除其海外軍事基地,卻唯獨保留了敘利亞的塔爾圖斯港這唯一一處海外軍事基地。該基地加上莫斯科與敘利亞傳統的聯盟關係,可供壓迫以色列-猶太資本的博弈立場,要求後者在“後冷戰”時代的全球大棋局中做出博弈佈署時要照顧莫斯科的利益,以至於要配合莫斯科的佈署,當然,莫斯科與猶太資本也可以借此達成針對其他博弈者的“博弈協同”。(莫斯科通過敘利亞脅迫以色列-猶太資本的手段,除了來自軍事基地和敘利亞政權的戰略決心,也包括經常性手段。也所以,“這個敘利亞”很“可以”是真主党、哈馬斯等強硬派反以組織的重要後臺。當然,也有理由測想:以色列是否已經把影響力打入了真主党、哈馬斯內部,也同敘利亞有著戰略性合作。)同時,猶太資本的博弈立場偏向莫斯科,雖然是出於“被迫”,但是客觀上就使得美英土著更加需要剪除猶太資本勢力在美帝國金融、政權層面的影響力,而這種影響力又以資本實力為後盾,這樣,莫斯科就更加離間了原本已經處在搏鬥-鯨吞關係中的美英土著與猶太資本,讓猶太資本在美帝國的處境更加危險,讓它必須加速、加深那個“叛局”。那麼,為了讓莫斯科針對以色列-猶太資本的這張“敘利亞牌”生效,莫斯科就要替敘利亞解除來自伊拉克的軍事威脅,讓美英不能利用伊拉克的實力“吃掉”莫斯科的這張“敘利亞牌”,因為伊拉克可以——或者壓迫敘利亞迫使敘利亞政權改變親莫斯科立場,或者薩達姆在美英的支援下直接兵發大馬士革,或者支持敘利亞境內的占人口大多數的遜尼派顛覆親莫斯科的阿拉維派現政權。反過來,一旦伊拉克勢力進入敘利亞,伊拉克就直接對以色列兵臨城下了(伊拉克要直接威脅以色列,必須途經約旦或者敘利亞國土),這等於美英從莫斯科手裏奪去針對猶太資本的這張“敘利亞大牌”,又抓緊在它們自己的手心。或者,哪怕伊拉克並不壓迫、攻伐敘利亞,只是掀起和領導一場“反以運動”,輔以軍事動作(例如向約旦、敘利亞借道),也同樣等於美英握有一張針對猶太資本的“伊拉克牌”。——那麼總結起來,莫斯科借美英之手打掉了伊拉克針對敘利亞的軍力優勢,保住了自己手裏的大牌,同時消除了華盛頓手裏的大牌,一得一失之間,莫斯科大勝。【當前的敘利亞局勢中,各方博弈者正在著力爭奪的目標就主要包括這一張“針對猶太資本的敘利亞牌”。】※※※※※
既然“冷戰後”莫斯科將退出中東,華盛頓就可以按照它的需要全盤宰製波斯灣-中東,包括薩達姆的伊拉克,那麼在大局觀上,在“冷戰收盤”之前,中東的任何“異動”都不會對莫斯科造成不利。所以,莫斯科完全可以“授意”薩達姆,“幫助”他做出侵佔-統一科威特這個決斷,而這個“授意”或者這個在莫斯科與巴格達之間的“密約”應該只是——在博弈邏輯上達成相互理解,所以雙方可以和願意協同行動。
華盛頓以進取的立場爭取贏得冷戰,而莫斯科不得不以收縮的立場處置冷戰大勢,在這一前提下,莫斯科就通過“海灣局”掠獲到最大博弈戰果,並且讓華盛頓從“贏得冷戰”中得到的勝利果實大打折扣,從事實上把冷戰置換到新的博弈格局中來,把冷戰延續下來,把莫斯科的敗局轉變成一次階段性事件,把“蘇聯解體和蘇東解體”變成冷戰這場戰爭中的一場階段性戰役,一場“大撤退”性質的防禦戰役——莫斯科在冷戰中失去了決勝的機會,也失去了奪得階段性勝利的機會,那麼莫斯科需要放遠視野,提前做出戰略性佈局……
然而,莫斯科還不能就此停止博弈推演,因為“大棋局”由多方共同捭闔,在博弈推演的任一節點上都有可能被其他博弈者借局佈局,所以上述博弈推演還不夠充分……下邊從薩達姆的立場對這盤“海灣局”再做演繹。
“冷戰後”,或者至少波斯灣的“冷戰後”(莫斯科退出阿富汗從而遠離波斯灣政治已成事實),鑒於美帝國將沒有實力對等的對手,至少在中東沒有,所以薩達姆必須以美帝國的立場去定位伊拉克的立場,定位伊拉克的國運路向——
(1)針對阿王權,針對中東石油政治大盤——
在現時和未來的中東博弈中,初看之下,莫斯科也需要伊拉克,至少看起來伊拉克的存在和強大能讓中東博弈變得複雜,從而有利於勢力相對較弱的博弈者縱橫操作,尤其當莫斯科已經從伊朗方向撤退(結束阿富汗戰事)。但是,能夠破局“石油美元”的只有阿王權團體,即便另外謀成“俄佩克”之類鬥爭平臺也很難與歐佩克競逐。而一旦阿王權準備叛離“石油美元”,美英土著反而要利用伊拉克去制約阿王權。但是,當蘇聯從阿富汗後撤,即說明莫斯科無力、無意再來波斯灣與美帝國做大開大合的爭逐,那麼波斯灣乃至中東的政治格局將由美帝國做一家獨裁。按照美英土著的博弈需要,不讓中東地區出現一個阿拉伯強國——是美英土著的方向性策略,而保留阿王權就能確保實現這個大策略(阿王權國家占中東阿拉伯國家中的半數,佔有大部分石油儲量,且容易受美英的控制),讓變化、變數出現的時間延後還有利於美英霸權拖延那個“被破局”時間點的到來(不論那個破局是否有成效),所以美英在原則上會盡可能保留阿王權,直到不得不廢黜它,或者變化了的博弈大勢要求美帝國放棄它。再造另一個版本的“中東局”。所以,(美英土著資本的)美帝國不會輕易允許薩達姆衝擊阿王權,那麼美帝國以薩達姆做為威脅阿王權的工具——這個選擇的必要性失去了成色。
(2)針對以色列——
“冷戰後大棋局”的主題將是資本大搏鬥和“石油金融爭奪戰”。美英土著可以利用薩達姆,讓他領袖各路阿拉伯力量——(1)衝擊以色列。直接令猶太資本失去根基而失勢,再褫奪-鯨吞之。或者,迫使猶太資本向美英土著妥協和交付籌碼,借此打亂猶太資本的博弈佈署和博弈步調,包括迫使猶太資本與美英土著合作去打擊俄羅斯、歐陸,再返身謀奪猶太資本。(2)利用薩達姆的伊拉克,或者武力攻伐敘利亞,或者致亂敘利亞讓遜尼派奪權。目標都是讓敘利亞從親蘇(俄)立場轉變到親美立場。(3)讓薩達姆威懾-衝擊阿王權,間接威懾-衝擊以色列。
那麼,伊拉克可以繼續為(美英土著的)美帝國所用,但前提是伊拉克需要足夠強大才能對以色列構成實質性威脅,而伊拉克還需要越過約旦或者敘利亞才能威脅以色列本土,這又要求它的武力需要更為強大,強大到能夠迫使敘利亞改變立場,或者直接攻破敘利亞。那麼在(美英土著的)美帝國的立場上,可以允許伊拉克擴張,但前提是美英土著能夠把伊拉克做成這個針對性工具擺放進新的“大棋局”的捭闔縱橫空間中去。
(3)針對伊朗——由於蘇聯收縮,莫斯科很難再通過伊朗介入-進入波斯灣,也由於伊拉克因兩伊戰爭而實力衰弱,於是在美英土著那裏,薩達姆基本上失去了可利用價值。
(4)但是,不論在哪一條路徑上利用伊拉克,美帝國都不會讓中東出現一個阿拉伯強國,或者一個意志獨立的石油大國,或者一個非王權的阿拉伯統一勢力,那麼(薩達姆的)伊拉克在被美英土著利用之後,能夠走到的最好結果就是竹籃打水,如果不是“狡兔死,走狗烹”的話。即便伊拉克不去(或者不“被去”)充當美英土著的工具,可以預期的最好結果也只是——美帝國要讓中東石油政治格局保持現狀(那麼中東勢力之間的“大局觀”也只能是“保持現狀”),則伊拉克的武庫將在10年後變成擺設。比“保持現狀”更有可能出現的情形是——美帝國需要穩固並擴展其美元霸權,於是需要全盤控制一個“大中東”,那麼很可能,它需要在穩固它與石油王權的緊密聯盟關係之外,還去爭取伊朗的立場,那麼夾在沙特與伊朗之間的伊拉克就“很可以”被美帝國出賣,薩達姆要“被下臺”以至於被審判(兩伊戰爭、暴政、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薩達姆當然推演過這些邏輯。
總結起來,在上述3方面裏,(1)和(2)讓美帝國有理由打壓伊拉克,(3)卻有可能讓美英選擇相反的態度,前提是伊拉克要足夠強大,且“大棋局”要求美英啟用伊拉克並且有啟用伊拉克的捭闔空間。(4)則讓美英土著在利用了伊拉克之後再對它進行打壓。而做為應對,薩達姆這一次侵佔-統一科威特(曾經是一國)的行動就“巧妙”地同時應對了(美英土著的)美帝國的3個立場,“看起來”可以化解美英將要對伊拉克和薩達姆本人造成的不利——薩達姆利用“冷戰收局”前夜的複雜局勢,希望(美英土著的)美帝國不敢於在中東啟動戰爭,希望得到莫斯科的支持,希望歐陸對(美英土著的)美帝國施加反制,而在伊拉克統一了科威特之後,薩達姆可以憑藉更強的國力令(美英土著的)美帝國忌憚(它與其他博弈者聯合,它在中東石油政治中更大的權重地位,又更難用軍事手段解除它的武力),同時,合併了科威特的伊拉克實力更強,滿足了美英對伊拉克的工具性需要。這樣,薩達姆既迫使華盛頓,又同時勾引華盛頓重新考慮它的中東佈局,給伊拉克一個更確鑿的“主力盟友”地位,然後,伊拉克就有機會取締海灣王權政治,一統阿拉伯石油諸邦。
以為看清了博弈推演,也看清了華盛頓、莫斯科的意圖,薩達姆才敢於“侵略或者統一”科威特,但是——“冷戰收局”進程已經啟動,值此前夜,無論美英土著試圖為“冷戰後”做更深的佈署(主要針對猶太資本和歐陸),或者蘇聯試圖退回冷戰,都會遭到其他博弈者的聯合打擊,直接陷入敗局。而此前,由於美、蘇都難以把冷戰繼續下去,各方博弈者已經在數年中把這個“大局觀”走實,很難做出方向性調整。
薩達姆希望莫斯科做的,或者與莫斯科“有約”的內容應該就是——在保守的立場下,莫斯科在外交層面幫助伊拉克,在積極立場上,莫斯科啟動它在敘利亞的力量與影響力,向以色列發起衝擊,與薩達姆衝擊阿王權的行動相接應,如此,則中東大亂,美元之基礎飄搖——如果莫斯科繼續擴大行動,那將是一場“冷戰之決戰”。雖然,莫斯科幾乎不可能由此贏得冷戰,但莫斯科可以在拿到美英土著、猶太資本-以色列、歐陸的籌碼之後罷手。那麼在薩達姆看來,莫斯科會有所行動的,而莫斯科與伊拉克的聯動在“大棋局”上造成的影響是美英土著“不可接受”的,而此時或者先此一步,薩達姆可以在先行拿到美帝國的籌碼,即美帝國承認伊拉克合併科威特這一現狀,並以實際政治行動保證這個“承認”的有效性之後,遂撤出博弈。這樣,在(美英土著的)美帝國更改過的中東佈局中,伊拉克將成為(美英土著的)美帝國的“首要盟友”,去充當威脅阿王權,和威懾-攻伐以色列的工具,尤其當華盛頓向莫斯科交付了中東籌碼或中東利益之後,美帝國就更需要伊拉克這個“工具盟友”。但是,莫斯科或者沒有什麼貨真價實的籌碼與利益可以爭取了,或者在薩達姆攻伐科威特之後,莫斯科立即拿到了籌碼與利益,而讓美帝國去打弱伊拉克——這一結果本身正是莫斯科在這一輪博弈中要去追求的最大目標。於是莫斯科沒有行動,這多少出乎薩達姆的預料。
如果莫斯科配合薩達姆去行動,則又是莫斯科的回馬一槍(早一次是蘇軍進佔阿富汗)——莫斯科可以利用敘利亞和伊拉克同時威脅阿王權,也威懾以色列,但是在蘇聯尚未實行私有化之前,包括猶太資本在內的所有西方資本(做為博弈者)都不可能最終站在莫斯科一邊,雖然在博弈進程中它們會與莫斯科聯動,也給予莫斯科“幫助”。那麼莫斯科的反擊的最佳結果是維續冷戰,或者讓歐陸一舉獨立(不須是一個聯合的歐盟)——對於莫斯科,維續冷戰已經勉為其難,一場“反擊戰”的後果中還包括了促使西方資本聯合起來這一效果,這不利於莫斯科操作“蘇聯主動解體”;如果結果是讓歐陸一舉獨立,不論莫斯科是否繼續保持社會主義立場,在已經難以拉回東歐盟友(蘇東已經主動開始鬆動)的情勢下,美歐還要聯合打壓莫斯科,莫斯科迎來的形勢將不會比它選擇隔岸觀火更好。關鍵又是——在這樣的“冷戰之反擊戰”中,猶太資本很少機會參與縱橫,施展捭闔,很可能“被出局”,而歐陸一舉獨立更能讓美歐資本有機會聯合廢黜猶太資本,則莫斯科將獨自面對美歐,在大勢上,這與保留猶太資本做為“大棋局”中的博弈者(去美英腹內構建“叛局”)相比,可謂差之千里。所以,莫斯科已經不準備做反擊,它要放棄(出賣?)薩達姆,把無法取勝的“回馬一槍”突然改換為——穩穩拿住針對猶太資本的“敘利亞牌”。而且,敘利亞也擔憂伊拉克在做大之後威脅到自己,它們之間的對立關係久已明確存在,莫斯科也就很難驅動敘利亞……(在“反伊拉克”聯盟的34個國家中,敘利亞還是提供了軍事支持的幾個國家之一)
阿王權諸邦是高度一體的,或者說,這些阿拉伯王權是拴在一條繩子上的螞蚱,因為王權政治容易被顛覆,且其一倒下,就很容易引起骨牌效應。所以形成和維護這個王權聯盟的做為主調的“博弈條款”是——要麼你們美英土著(或者美帝國)完全保留王權,要麼你們全部廢黜王權。當然這是主調,不排除特定情況下“條款失效”。所以,這一次薩達姆攻伐的不僅是科威特,還是,正是全部阿王權諸邦。所以伊拉克給美英土著和美帝國出了一道難以抉擇的“高級”難題,華盛頓幾乎不可能找到折中方案——要麼美軍與薩達姆兵戈相見,這等於美帝國(美英土著資本)自廢一把好兵器。要麼承認伊拉克吞併科威特這個結果,而如果美英承認這一結果,則阿王權就需要在美英土著之外加緊尋求新的盟友,和促使波斯灣局面複雜化,美元都將不再有一個堅實的“王權石油基礎”,而此時蘇聯尚未解體…….又在此時,受到了薩達姆的真刀真槍和強烈意志的威脅,阿王權更“有權利”要求美帝國必須 “打弱”伊拉克,同時以嚴厲姿態打出一個政治事態即“廢黜王權是不合法行為,也是反美行為”,而不是驅逐伊拉克軍隊了事,這樣薩達姆或者N達姆才不那麼容易捲土重來。那麼這場驅逐薩達姆的戰爭一定要熱鬧,要有氣勢,要確鑿地打弱伊拉克讓阿王權基本滿意。推演及此,如果莫斯科在敘利亞或者其他方向採取行動配合薩達姆的話,反而阿王權更需要依賴美帝國保護它,美帝國就不須向阿王權交付“打弱伊拉克”這個條件了。也所以莫斯科選擇隔岸觀火。
伊拉克攻伐科威特時,莫斯科沒有行動,這多少出乎薩達姆的預料;當美軍糾集盟友大規模攻伐伊拉克軍隊,莫斯科還是沒有行動,就基本上在薩達姆的預料之內了,因為華盛頓的行動最終取決於它的博弈推演,和它與莫斯科的協調(因為兩國不可以直接對抗,或者引起直接對抗。但是對於美蘇大國,這種協調也必須在推演料算之內)。所以,薩達姆對“科威特大事”的決斷還要看他與華盛頓之間一對一的“兵推”對局——伊拉克可以做美英土著的工具去威懾-攻伐以色列、阿王權(主要是針對以色列),但是不做“兔死狗烹”那種,所以薩達姆有權避免那種局面,方法是——利用冷戰收局這個極度敏感的博弈環境,先行吞占科威特,即做大伊拉克,並要求美帝國承認這一既成事實結果(不只是口頭和文本上承認,而是要在博弈層面能夠進行“邏輯確認”,即要求美英土著無法反悔除非它們願意在新的博弈中付出巨大代價),即要求美英土著在“冷戰後”選擇伊拉克而不是阿王權做為“只能二選一的盟友”,即要求美英土著在廢黜阿王權的同時支持“一個強而大的伊拉克”這條路線上走出決定性一步。即便美英土著不接受薩達姆打出的這個既成事實,不接受薩達姆要求的這條中東路線,派兵來攻伐伊拉克,伊拉克也不會亡國,薩達姆也“很可以”保住權位,因為美帝國(不論是美英土著的美帝國,還是包括了猶太資本的美帝國。此時在這一問題上,薩達姆未必分得清)的確需要保留“伊拉克牌”,當然可以是一張較弱的牌,美帝國也不希望中東格局大變以至於影響到“冷戰收局”。所以,薩達姆“吞併科威特”這個決斷的動力除了來自莫斯科,也來自他單獨與華盛頓的“兵棋推演”的結果,兩個理由又不可能完全分割。
假如沒有莫斯科的“許諾”(也許只是外交方面的承諾,加上向薩達姆兜售“大局觀”和博弈推演,讓薩達姆做出決斷),薩達姆也“敢於”去吞占科威特,但博弈推演的結果只能是——薩達姆空忙一場,還要被打弱。所以來自莫斯科的且不論真偽的“承諾”就成為薩達姆做出決斷的關鍵要素。而薩達姆在發兵科威特之前已經做出攻伐科威特的態勢,包括輿論攻伐,也是要判斷華盛頓的真實態度,並且從華盛頓的態度再去判讀莫斯科的真實態度(華盛頓與莫斯科之間必有溝通,而由於兩霸之間必須避免直接衝突,那麼兩霸之間達成的“協議”、共識和劃下的底線一定比薩達姆與其中之一“達成的協定”成色更高,更可靠。而且,華盛頓做為“大棋局”的第一博弈者,其洞察力、預見力當然在薩達姆之上。又,華盛頓的意志也是“大棋局”發展的最重要因素)。而表面上的“事實”顯示——華盛頓表現出了相當“誠懇”的“中立態度”,這讓薩達姆再無顧忌,兵發科威特……
華盛頓的中立態度就等於它對薩達姆攻伐科威特的策劃做了默認,這直接導致了薩達姆誤判形勢,這場“科威特局”才得以形成……而莫斯科一定演繹過華盛頓的應手,才會推出這一局“科威特博弈”——
當薩達姆在發兵科威特之前做出攻伐科威特的態勢,包括輿論攻伐,和去阿拉伯國家做合縱外交,這種情勢已經等於“薩達姆已經在行動”——針對科威特的軍事佈署和輿論造勢,本身已經讓阿王權如坐針氈,即薩達姆已經撬動了美英土著在中東的石油政治基礎,華盛頓已然無法讓中東“恢復原狀”了,即華盛頓已經無法通過制止薩達姆而挽回“這一個”損失(阿王權對華盛頓的“信任”與否定性判讀),於是,華盛頓就轉換問題——讓薩達姆的這一次“異動”進一步走實,再加以利用。所以,華盛頓不僅不能制止薩達姆,還要給予鼓勵。顯然,華盛頓一定明白,它的中立態度會起到鼓勵薩達姆的作用,無此,則薩達姆難以做出最後決斷。那麼華盛頓怎樣轉換這個問題-矛盾並加以利用呢?
如果沒有這場伊拉克吞併科威特的戰爭事件發生,阿王權也將繼續忌憚伊拉克,它們也將積極在美英之外謀求保障,而猶太資本也將積極佈署和暗中擴大那一“叛局”——阿王權和猶太資本都為“冷戰後”積極佈局。這將會導致那個“冷戰收局時刻”被拖延,和“冷戰收局過程”被拖延,和導致“冷戰不完全收局”,這些路徑都對美英土著不利,所以美英土著此時需要積極做好“打弱伊拉克的工作”,以儘早迎來一個對它們更為有利的“冷戰後”局面——雖然打弱伊拉克也對莫斯科有利,但在“冷戰後”的中東,美英需要對付的直接對手將不是莫斯科,而是歐陸和猶太資本,那麼相對來講,與其讓歐陸或猶太資本在“冷戰收局”中製造不安定局面並從中獲利,不如把這個利益“讓與”莫斯科;既然這場海灣戰爭背後的佈局——做為送給美英土著的問題,已經被莫斯科做成,那就遲早需要解決問題,而美英更希望它提早解決,安全地解決。
伊拉克吞併科威特,這一事件極大衝擊了所有中東王權手中的權力、利益和王權統治本身,而薩達姆敢於這樣做,就等於是華盛頓允許了在中東以現代政治取代阿拉伯諸幫的王權傳統這條路線。這就不單是一個阿拉伯王權體制、王權利益受到“衝擊”的問題了,而是中東王權政治必須、必然結束的問題。而伊拉克軍隊強攻科威特王宮,射殺多名王儲更意味著整個阿拉伯諸邦的王族還很可能被剝奪和平下臺的機會,和不被允許保留大量財產,很多王族成員還很可能被施以“暴力審判”。同時,這也等於是華盛頓主動對“以色列-猶太資本-阿王權之間的華盛頓戲法”的舊框架實施了攻擊,讓猶太資本-以色列失去一個支撐(阿王權)。又同時,美帝國同意伊拉克做大做強,也就向以色列的國家安全發起了實實在在的直接攻擊。通過海灣戰爭的前半程,華盛頓在盤面上以“把棋走實的方式”製造了阿王權、猶太資本對美英的需求。當然這只是在製造態勢,而為了讓伊拉克的行動能夠充分取得這種巨大的威懾效果,在伊拉克軍隊發起進攻前,華盛頓還推出中立的官方輿論,聲言不介入兩國爭端…….事件進程到此,就等於華盛頓借薩達姆之手握緊了阿拉伯石油王權的命門——華盛頓這樣轉換了問題。
由於“蘇聯的存在”在客觀上就是猶太資本得以自保的第一道防線,所以當美帝國將要摧垮蘇聯,猶太資本就需要“維持”蘇聯,方法包括在資本市場上給美英土著製造麻煩,聯合歐陸、阿拉伯石油王權製造“割據”大局,甚至它們“可以”整體地向蘇聯方向“叛逃”,製造一個“兩陣營同時解體”的亂局,再於亂中求存,以至謀利、謀勝。所以,鑒於“蘇聯解體”對於美英單極霸權有著極大價值,是美英的首要目的,美帝國要想首先“解體蘇聯”,就必須拿出足夠分量的籌碼給各路“盟友”,尤其要向猶太資本這個老謀深算的,佈署在美帝國腹內的“第五縱隊”證明其“誠意”,從而安撫和分化陣營內的叛離群體,遏制“叛局”。於是,華盛頓突然反手一擊——出賣薩達姆,把“美帝國通過剪除來自薩達姆的威脅,從而送給以色列一個長期的可以追求強國的安全環境”這一事件做成籌碼,贈送給猶太資本,這樣猶太資本也才一時“安心”,否則猶太資本不肯協助美帝國給予蘇聯最後一擊,也不肯去各方博弈者那裏協調“蘇聯解體事宜”,更保留引爆華爾街金融問題,甚至引爆“美元安全”這部分博弈權利——如果美英手中握著薩達姆的伊拉克這個針對以色列安全的大殺器,並且因此擁有極大把握成功圍剿猶太資本,那麼猶太資本當然需要,當然可以“掀桌子”,“跳牆”。當然同時,利用同樣的原理,美英土著也穩住了阿拉伯石油王權,令它們也安心協助美帝國去完成“蘇聯解體工程”,尤其讓阿王權看到它們在中東已經獲得了看起來無可撼動的安全政治環境、地緣環境,從而化解它們必須立即“跳牆”的動機……這樣,在成功轉換了問題之後,華盛頓再成功地從新問題的博弈矛盾中打劫了利益。
[ 當薩達姆做出勢態要去攻伐科威特,沙特就已經去華盛頓告狀了(沙特為美國提供過相關資訊,但“看起來”未能引起白宮的重視)。那麼,要麼白宮已經對沙特做出了保證,而沙特並未通告科威特,卻利用它“王權領袖”的地位穩住其他王權諸邦。要麼出於華盛頓有能力掌握這些王權政府的動向,白宮根本沒有對沙特做出保證,或者保證說薩達姆決不敢於侵吞科威特,而王權諸邦還有機會在受到薩達姆的實盤攻伐之後再宣佈放棄美元結算,或者從而,華盛頓還可以借用阿王權的異動去偵察“大局觀”…… ]
然而單是直接“打弱”伊拉克,這個籌碼還不夠高成色,因為薩達姆的伊拉克在兩伊戰爭後國力衰弱,對以色列的國家安全(同理也對阿王權)尚未構成現實威脅,所以,美帝國勾引薩達姆去侵佔-整合科威特,形成一個“伊拉克在加速恢復實力,也加速稱霸中東,也在整合阿拉伯力量”之現實態勢,這就鑿實而強力威脅到以色列的國家安全了(同理也對阿王權)。這時,美帝國再出手打擊薩達姆,解除伊拉克的武力和稱霸潛力,就向猶太資本和阿王權交付了成色充足的籌碼。如此,華盛頓近乎“無中生有”,“無米為炊”就製作出“伊拉克對以色列的巨大威脅”和“伊拉克對阿王權的巨大威脅”這兩隻大籌碼,還讓它們不得不接受與華盛頓“交換籌碼”的要求。
[ 在美英土著資本勢力的立場上,如果在打弱伊拉克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去顛覆薩達姆再搞“民主”政權,則伊拉克有可能被伊朗輸出宗教革命而拿走果實,或者被阿王權收買、收編,則美英土著就少了一個(針對阿王權、猶太資本的)可以再度啟用的籌碼。而如果美軍直接控制伊拉克,將加劇中東的反美環境,更要令阿王權和以色列高度緊張,促使它們與莫斯科、歐陸加緊聯合,加緊“叛局”行動反制美英土著。 ]
莫斯科看到——猶太資本與美英土著之間可以就“以色列安全”進行籌碼交換,甚至可能,早在兩伊戰爭的時候就已經看到這種籌碼交換已經在進行——兩伊戰爭能夠打弱伊拉克,才能促成這樁籌碼交換順利進行,和以這種方式進行(這可能也是阿富汗戰事後期,莫斯科遲遲不從阿富汗撤軍的原因之一,莫斯科要促成兩路資本的這樁交易)。但是,這樁交換雖然“完全可以進行”,但並不就是“必須進行”,因為猶太資本對美英土著的巨大威脅——在華爾街“狗急跳牆”並不是猶太資本真正想要的結果,只做為有效威脅之用,而美英土著也有機會成功壓制猶太資本可能的“跳牆”行動。那麼莫斯科就積極促成這樁“籌碼交換”,讓這樁交易必須發生,並且讓它進行得徹底,從而“幫助”猶太資本這支“第五縱隊”獲得安全。並且與此同步,莫斯科保留它與敘利亞的特殊關係,握緊針對猶太資本的大牌,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這支“猶太資本縱隊”,讓它為莫斯科所用——如果華盛頓、莫斯科各自握有一張針對猶太資本的牌,就相當於誰都沒有這張牌。那麼這又等於是:通過“科威特局”,莫斯科才獲得了這張牌。
[ 此外,要說莫斯科“推出”而不說莫斯科只是“推動”了“科威特局”,因為假如沒有莫斯科的“推動”,包括為薩達姆提供“大盤推演”(當然只正確推演到,至少要推演到“美帝國保持中立”這一環節),薩達姆很可能就不能知道(不理解)華盛頓將會“保持中立”,這局“科威特博弈”就要被薩達姆擱置。薩達姆最有可能出錯的推演環節很可能就是——他只看到美帝國,卻未能分清(或慎重分清)它是美英土著資本的美帝國,還是美英土著與猶太資本共同的美帝國。本文之所以這樣設想是因為——如果博弈推演過程不需要太複雜,在博弈者立場已經被確定的前提下,則推演過程想要出錯都難,而對於博弈者立場的判讀,及對於立場背後的博弈者的屬性的判讀就需要於動態中不斷修正大局觀…… ]
“伊拉克侵入科威特並著手整合科威特,進一步威懾阿王權和以色列”這一步驟走實的程度有多高,猶太資本+阿拉伯石油王權必須相互配合去引爆一次石油危機+金融危機+美元危機+西方經濟危機——這一應手的實在性就有多高。同時,歐陸已經在籌畫“歐洲統一”大局,出於對蘇聯解體後美英獨霸格局的擔憂,歐陸大國(法、德)一定會加速歐陸聯合進程、並同時遠離美帝,在莫斯科的幫助下,在猶太資本要去發起的石油危機-經濟危機的配合下,“歐洲聯合且獨立於美帝”頗有一舉成勢的機會——當然,這些“棋盤推演”首先都做為對美帝國的威脅,然後才“做為”“博弈事實”。那麼此際,美英與其冒險在蘇聯即將自行倒下的前夜引發陣營內鬥,讓“蘇聯解體”不得不變成“蘇聯與美歐同時解體”,就不如先行聯合“現盟友”推倒蘇聯,再反手對付內部將要產生的新的敵人。(而要做到成功聯合“現盟友”,美英在必要的情況下就需要向莫斯科支付利益——這個“必要的情況”正是莫斯科這個老對手積極打造並遞交給華盛頓的“利益交割檔”,只是,博弈中沒有可信賴的“契約”可以憑藉,莫斯科要借用薩達姆的誤判與華盛頓在實際鬥爭中演繹這份“博弈合同”。)此時,蘇東陣營解體已經進行到半程,難以逆轉,“蘇聯解體事項”也在被蘇聯高層操作中,並且蘇聯高層已經開始佈局國內放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猶太資本和歐陸資本並不是很擔憂一個在冷戰中獲勝卻被經濟難題困縛的的“非蘇聯”會來擊垮西方的資本主義制度,即便擔憂有理,西方也有資源實施反制——
(1)美帝國的國力、武力將會繼續存在,它仍將是歐陸資本的保護傘,即便它失去單極霸權,這是由它的資本立場所決定的。
(2)只要蘇聯放棄社會主義動員體制和基於這種體制的中央集權,西方資本就有辦法迫使蘇聯(或收縮之後的俄羅斯)接受它們的資本輸入和進入“休克療程”,尤其因為前蘇東、蘇聯陣線內部將有兩組內應會來接應西方資本:
一是,獲得獨立博弈立場的原蘇東國家、原蘇聯各加盟共和國政府,不論這種新政府是不是還堅持社會主義的革命博弈,它們都會(同時)據有國家立場、民族立場和地緣政治立場,尤其在“蘇聯地緣”瓦解從而令這些政權變得無所依託之際;
二是,從官僚立場轉變為資本立場的整個權貴階級,他們將從內部阻止新一個蘇維埃及蘇維埃聯盟重新出現……
那麼,美帝國通過打弱伊拉克,就破除了一場“冷戰收局”下“可以”出現的由其他博弈者發起的“聯合反擊戰”。
[ 美帝國在它如何進行“中東佈局轉換”這一問題上存在漏洞,莫斯科看到並積極抓取了這一漏洞,相反,如果莫斯科消極,也就沒有當前的“敘利亞博弈熱點”了,美英土著與猶太資本便可以更早聯手,向莫斯科(及北京)展開(更大規模的)攻勢了…… ]
伊拉克強勢威懾阿拉伯石油王權,波斯灣有可能陷入亂局,那麼在莫斯科的支持下,馬克、法郎有了機會,可以進入中東分割美元的石油結算權……但是美英擁有一項博弈權利——要求歐陸和猶太資本先行配合美英令蘇聯解體,而後西方資本才可以展開它們之間的博弈。同時,薩達姆的行動顯然是在向美帝國爭寵,卻很少摻有與歐陸合作的意圖,哪怕是間接層面的博弈合作,而此時及此後相當長的時間內,歐陸也無力、無手段深入介入波斯灣博弈(有美英海軍力量在面前,莫斯科方向也無力做出關鍵性策應,薩達姆根本不需要知道法國是不是也有能夠開進波斯灣的海軍力量)。所以在莫斯科放棄的情況下,美帝國 “有權”邀約歐陸一同參與打弱伊拉克的行動。美英可以接受這樣的結果,因為在“冷戰後”大局中的相當長時期內,一個被打弱的伊拉克無力致亂波斯灣,也就無力支持其他博弈者,這會讓歐陸不得“快速”遠離美英立場,不能“快速”形成——莫斯科聯合歐陸、猶太資本、中東石油權勢對美英進行聯合反擊的機會,即美英破除了“冷戰後”即將出現的第一場針對它的“聯合反擊戰”,而美英可以繼續(聯合歐陸)打壓收縮後的俄羅斯……
那麼可以說,美帝國通過海灣戰爭打弱伊拉克,就破解了兩場“可以”發生的“聯合反擊戰”——第一場是“可以發生的”,因為它們首先是被歐陸、猶太資本兩個博弈者“準備著”但又不需要走實……第二場是可以走實的,但是需要更多條件……又,第一場“聯合反擊戰”可以爭取一個“兩陣營同時解體”的大勢,並且歐陸、猶太資本可以爭取在“冷戰後”大局中站穩根基。第二場“聯合反擊戰”基於薩達姆把美帝國的波斯灣格局打亂,並且新的格局可以延續到蘇聯解體之後,幾路博弈者再來針對美英土著破局。在兩場“聯合反擊戰”的博弈推演中,幾路博弈者不能達成協同,又,要配合薩達姆的“波斯灣之亂”需要以軍事手段為重,而歐陸還沒有獨立的軍力,俄羅斯很難在剛剛結束阿富汗戰爭之後再以強權面貌沖進波斯灣,又不可以與美帝國正面衝突…….但是幾路博弈者可以誘使薩達姆做出“異動”,並從中博取利益。
那麼現在可以說:莫斯科、美英土著通過海灣戰爭,借用薩達姆,各自避免了讓本方陷於巨大被動,以至陷入“被出局”的局面,保留了各自的現有霸權權力和繼續謀霸的機會和“機會空間”,雖然莫斯科保留的現時權益少得多……莫斯科對海灣已經無力介入,且鞭長莫及,於是需要向更大的棋局中放眼,用空間換時間,把博弈延伸到更大的歷史中去……
下邊再演繹以色列和猶太資本的博弈立場——
(1)由於蘇聯尚未解體,華盛頓(英美土著)還不能確知蘇聯將“收縮”到何種程度,同時這個“收縮程度”又取決於時局走勢,那麼猶太資本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挾持美英土著的“冷戰大局觀”。於是,猶太資本能夠與莫斯科合作,從海灣戰爭中套取利益。但猶太資本也讓莫斯科拿到了針對它和以色列的權利(籌碼),所以莫斯科比猶太資本更有理由策劃這場“海灣局”。
(2)“冷戰後”的中東,與美英爭逐的主角將是歐陸(德、法)。由於歐陸無法在波斯灣與美英博弈軍力,原則上它就希望波斯灣-中東格局能足夠複雜,而美英打弱伊拉克讓中東石油政治格局變得簡單,就等於壓縮了歐陸的捭闔空間。那麼歐陸就需要更多來自猶太資本的配合,猶太資本就獲得了一份更大的去歐陸佈局的“權利合同”(當然,如果沒有海灣戰爭事件,歐陸為了分裂美帝國,也需要向猶太資本做讓步,允許它登陸歐陸)。反過來,如果沒有這場“海灣局”,歐陸就能拿到針對猶太資本的更大籌碼(猶太資本在美帝國腹內所以不夠安全,需要歐陸的幫助),則猶太資本很難登陸歐陸或者“成功登陸”歐陸,而如果猶太資本不能“成功登陸”歐陸,它就將失去充分的縱橫空間,無從捭闔博弈,將被美英土著圍殲在北美——一個叫做曼哈頓的小島上。
(3)伊拉克這個威脅解除之後,美帝國很難再找到或者樹立另一個與(薩達姆的)伊拉克分量相當的,哪怕分量相近的替代者去威脅以色列(就此不妨考量:為什麼與以色列不相鄰的波斯人的伊朗卻需要喊出,“可以”喊出“把以色列從地球上抹去”這樣的語文句子)。那麼以色列解除了威脅它國土安全的那個最強的,也是最切近的威脅,即猶太資本基本破除了美英資本針對自己的“這種”籌碼(利用代理人施加威懾與攻伐),從而在中東地緣政治中也打開了博弈空間——空間和時間對於缺乏政權支撐、地緣支撐的猶太資本來說,就是“國土”,就是地緣縱深。
——華盛頓、莫斯科、猶太資本都在薩達姆看到的那一盤“局面”之上,再做一了局。
博弈局面中隨時產生新的佈局與變局——局中有局,借局佈局。無中生有,樹上開花。
文/空蕩的原野
20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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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瞞天過海連環策- 911大棋局全景推演》
《瞞天過海連環策- 911大棋局全景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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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 要點提示
1.直接地,“911博弈”是發生在美元資本與歐元資本之間的一場生死決戰。通過爭奪貨幣霸權,“美元帝國”與“歐陸帝國”(借殼“歐盟”)這兩個政治實體又要爭逐全球政治霸權,而爭逐全球政治霸權又不過是為各自所代理的那一路資本盜取壟斷地位服務……就此,全球各路博弈者演繹了一輪錯綜複雜的“大棋局”攻伐,俄羅斯、猶太資本(+以色列)更全力運籌、實施各自的爭霸野心,而一些次要博弈者雖然審慎行事力圖自保,卻不免或被借為棋子,或遭到訛詐,或被淘汰出局……
2.在這一輪全球爭霸博弈中(當然也包含“反霸”內容),“911攻擊事件”是足以改變“全球大棋局”宏觀走向的一個最關鍵節點,是由一組博弈者主動發起的一個“破局性事件”,它們通過“911事變”扭轉大勢,一時“轉敗為勝”,所以本文把這一輪全球大博弈擬名為“911博弈”或者“911大棋局”。
3.有三路博弈者參與了“911事變”(“911攻擊事件”),它們是:白宮(美英土著資本及權勢集團)、海灣石油王權、猶太資本(+以色列)。此外,“埃及政權”也勉強可以算作第四路(邊緣)參與者。其中,猶太資本做為整個“911大棋局”的“最終策劃者”並未直接參與“911攻擊事件”……白宮不僅是“911大棋局”的“最高策劃者”和最高操控者,還做為主要行動者參與了針對美國本土的“911攻擊事件”……海灣王權向基地組織最高層發出指令,本.拉登接受指令並驅動基地組織,與白宮配合上演了9月11日的攻擊事件……埃及最高權力核心(或者只有穆巴拉克一人)是否知曉,或者知曉多少“911策劃”的相關內容,從而是否向基地組織二號領導人紮瓦赫裏發出指令,或者埃及最高權力核心在“9月11日事件”中的實際角色——本文尚未能就此做出可靠推演,但至少可以確定的是:這個“埃及最高核心”在“911大棋局”中另有重要角色……
4.站在基地組織背後的博弈者是“沙特王權”(代理海灣王權及其資本)和“埃及最高權力核心”(“意圖”代表埃及國家利益)。又,做為博弈者的“埃及”可謂是以色列(+猶太資本)找到的“鐵杆”戰略盟友,是以,在“大棋局”之縱橫捭闔中,基地組織有時也需要,也能夠間接執行猶太資本的戰略意圖。
5.在“911策劃”中,由沙特人本.拉登領導,並以沙特籍人為主要成員執行“911攻擊”,以及(或者)他們承認對事件負責,其目的是——海灣王權由此向美元帝國交付了一張“投名狀”,即,由於美元帝國由此可以把海灣王權指證為美國的敵人,白宮就可以迅速廢黜海灣王權,所以海灣王權不可以叛離美元立場(廢止“石油美元”或者出爐“石油歐元”),再所以美元帝國就不需要廢黜海灣王權——由此,雙方就“石油美元”達成更為緊密的“勾結合同”。(這算是一則“瞞天過海”,也做為“911大棋局”之一處“棋眼”)
6.阿富汗地處偏隅,國家體量中小,政治鬆散,在“大棋局”中長期處在被動位置和邊緣位置,政權博弈能力偏低——恰是這些互為因果的因素,才使得這個地緣政治地圖中的“地理國家”突然變成一處最重要的戰略節點——可供強權切入。美英強權通過阿富汗重置了中亞“能源管線政治”,和借阿富汗為跳板向周邊國家縱橫捭闔,從宏觀、微觀上改造了中亞-中東地緣政治,乃至一時重置了全球政治地緣……
7.關鍵地緣政治目標:埃及,土庫曼斯坦,印尼(當然還有阿富汗,伊朗,伊拉克)……
8.關鍵地緣政治工程(地緣政治手術):“北約反導”,巴傑石油管線,“大地中海計畫”……
9.一號醬油男:英國。在近現代歷史中,英國政權高效代理了英國本土資本利益。而今天,英國(政權及其資本)遊走在美、歐之間,實際身份卻是美帝國使派的008小弟,行無間道,手中醬油瓶要在關鍵時刻助美帝,砸法、德……
10.法蘭西(2011-3)攻伐卡紮菲(格達費),海豹突擊隊(2011-5-1)刺殺本.拉登等事件都可以視為“911大棋局”的重要後續組成部分(或可視為新一輪大博弈)。
刺殺本.拉登事件還是美英土著、猶太資本、海灣王權(也有莫斯科、巴黎)之間擺開的一局“無間道”。
11.……
〇 從“冷戰收局”到“911大棋局”
緊隨蘇聯解體,“歐陸聯盟”立即形成(蘇聯正式解體不足1個半月之後,即1992年2月7日,“歐共體”12國外長和財政部長在馬斯特里赫特正式簽署),即,“蘇東解體+蘇聯解體”與西方資本陣營分裂同時進行,互為博弈因果,或者說,“歐盟”成立、且獨立於美帝國本就是“蘇聯解體局”的一部分。此時,美英土著資本不能正面攻掠歐陸,既不能對歐陸施加全面控制,也不能正面遏制歐陸的爭霸前景,因為那樣必將導致歐陸背離美英,去借重莫斯科的軍事、政治、地緣力量對美英施加反制。以及,猶太資本也不會允許美英土著攻掠歐陸,它會以引爆美帝國金融危機、經濟危機為手段掣肘美英,因為美英土著在解除歐陸這個最強對手之後將立即返身圍殲猶太資本(乘俄羅斯極衰之際,而中國不具備爭霸全球的地緣條件和實力條件),且猶太資本還必須保留歐陸做為它可以出逃的目的地。而且,全球各國政治力量、資本力量同樣需要掣肘、反制美英土著的單極霸權。那麼可以說——“美英土著不可以正面攻掠歐陸,從而歐陸獲得獨立博弈者資格”也正是“蘇聯解體局”即“冷戰收局”中已經包括,已經預置的一個邏輯內容,這個邏輯內容與邏輯關係也是“蘇聯可以選擇主動解體,敢於選擇自主解體”的博弈邏輯前提……反過來,從蘇聯解體到“911”此10年間,西方資本陣線內部的叛局之所以未能發生,也是因為其陣線內部尚未形成一股具備更多利益協同的背叛勢力——歐陸意圖獨立于美英,但是各國做為中小博弈者需要一個明確的共同利益或(及)前景做為盟約,才能形成一個強大的“叛局同盟”,具體地,歐陸需要通過拿到“金融武器”從而把歐陸各國轉變成為各國資本利益的聯合體,從而成為一個確鑿的“大國博弈者”而不會在美英的壓力下分崩離析——歐元正是這個“共同武器”。所以,新一輪的“全球大博弈”的主題來自“歐元出世,及怎樣出世”,它是“蘇聯解體博弈”(冷戰收局)之後又一輪具有轉折性意義的“大博弈”。即是說,當“蘇聯解體博弈”經過了大約10年的後續運演,針對暗中生衍變化的“大棋局”(和各方博弈者共同參與構建的“大局觀”),主要博弈者必須考慮出爐一輪新的“全球大博弈”了。
從人口規模、經濟體量與品質、科技資產到文化資產,歐陸都勝過美國,或者可以迅速勝過美國,哪怕是縮減版的“歐陸帝國”。所以,歐元霸權“可以”在“市場規則”之下取代美元霸權。而且此時,美元總面值已經超出美國的經濟規模和經濟實力,包含了那部分由霸權帶來的數額。那麼一旦歐元取得石油結算地位,哪怕是在“石油美元”之下成為第二結算貨幣,美元霸權也要被終結,“美元帝國”將不復存在,美國經濟將走向崩潰,而美帝國舊的帝國之本、即實體生產力也已經部分被放棄,沒有放棄的那部分生產力也將在美元失去霸權之後繼續衰落——200多年的英-美全球霸權也要當即終結。
是以,“歐元出世”是繼“蘇聯解體”之後又一次深刻影響到全球爭霸-反霸格局的重大事件,當然,它的由來(之所以能夠出世)也是一次“博弈事件”,是由全球爭霸-反霸歷史演繹而來的一個後果,和“大棋局”的一個新的主題性內容。它或者足以改變全球霸權-反霸格局,推翻美元帝國和美英傳統霸權,或者美元資本和美元帝國成功維護它們的既得霸權利益。此時,全球各路博弈者必須針對“歐元出世”重新做出捭闔縱橫,以能爭取一個于本方有利的“大棋局局面”(針對1975年“美元帝國”以“石油美元霸權”為武器向全球社會發起的“貨幣戰爭”,從後期到收局的“冷戰進程”也可以看做是全球力量對美英霸權做出的第一輪反抗與反制)。其中,美元帝國及舊霸權體系下的既得利益集團要針對“歐元出世局”做出破解(破局)……
本文將通過“博弈邏輯”推演並顯示——“911事件”就是在這一“大局觀”背景下由美英土著資本、猶太資本、海灣王權三路博弈者共同精心設計、實施的一步“大棋”,一個它們用以“突破由‘歐元出世局’而引起的全球大棋局新走勢”(破局)的重大“博弈事件”,它的真相就只能是“博弈真相”……當然,參與陰謀策劃的三路博弈者之間也必然存在的捭闔鬥爭也構成“911大棋局”的重要內容。
〇從“美帝國”到“美元帝國”(1)全球化與東亞金融風暴
從蘇聯解體到歐元出世這10年間,美英土著既然不可以正面攻掠歐陸,那麼它是否可以“退求其次”去華爾街圍殲猶太金融資本呢?答案也是“不能”——此一時期的美帝國,它的權力功能還不能擺脫冷戰機制(冷戰也並沒有真的過去),美英土著資本在對外立場上能夠長期達成一致(通過美國式“民主”政治),但在美帝國境內,美英土著這一路資本尚未形成為一個獨立的博弈者能夠去同有著千年歷史和有著緊密利益關係的猶太財團或曰“資本民族”(在馬克思的概念下)進行全面的博弈鬥爭。而且,一旦美英土著敢於圍殲猶太資本,則不僅猶太資本要“跳牆”,要致亂美國金融、美國經濟,讓美英不可能在那10年之間走到它全球霸權的極盛頂點。更加,歐陸也必須提前謀動,包括不會配合美英去竭力打壓俄羅斯而是必須聯合俄羅斯,則美英不僅算不上贏得“冷戰”,還要因為內部爆發叛局而直接失去霸權位置……
這也是說,在“冷戰收局”這一盤棋局中,與莫斯科對弈的白宮實際上已經是一個被猶太資本靈魂附體的白宮,或曰“冷戰收局”是在莫斯科、白宮、猶太資本、歐陸(主要是法國)之間做出的一次“大變盤”,並且在這幾路博弈者之間還不能論出勝負,而猶太資本正是這一盤“冷戰收局”中的縱橫家,是以不至於讓自己在冷戰後置於美英土著資本的刀俎之下。不止於此,對於“沒有祖國”且至少“懷璧其罪”的猶太資本,它的“大棋局”必須籌謀更深,更早,包括1975年“石油美元”之所以出籠,怎樣出籠……當然,猶太資本必須順應大勢,包括順和美英資本的利益及其大局觀,更利用美英土著資本、“美帝國”、“正常的美國”之間的矛盾,才能做到借勢佈局,乃至借局佈局……
那麼既然此時不能鯨吞猶太資本,美英土著就勾結猶太資本,通過“全球化運動”在全球布下經濟-金融大棋局,對全球實施金融掠奪和經濟剝削(90年代初“全球化”概念出爐並被熱炒。1995年1月1日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並開始運行),包括通過金融手段直接掠奪、收割東亞、俄羅斯的財富、實力與潛力,也削弱這些博弈者的博弈實力。同時,美英土著借“全球化”繼續擴張外勢,壯大美元資本的實力與勢力,增強霸權美元對全球的金融控制力。又同時,白宮在東歐、中亞,在車臣問題、“歐洲反導”等問題上聯合歐陸進一步打壓、拆解俄羅斯,讓那個針對它(美英土著資本)的叛局失去來自俄羅斯的強力支撐,再圖返身迫降歐陸,圍剿猶太資本。又同時,美英土著資本也利用“全球化”這一時間進程(美帝國和美元帝國的擴張進程)從冷戰身份中走出來,恢復其“傳統資本立場”,即用“美英資本立場”替換冷戰時期的“美帝國資本立場”,以能獲得一個足以制約乃至鯨吞猶太金融資本“集團”的“獨立博弈者身份”。由於猶太資本勢力已經滲透到美帝國各重要領域,美英土著資本還需要借重倫敦去完成它的佈署……對此,猶太資本必須找到反制手段——
〇從“美帝國”到“美元帝國”(2)猶太資本的“土著”盟友
在冷戰時期,猶太金融資本的“集團”屬性也有所淡化、或曰被淡化運行,但是“金融民族”卻始終做為一種不會失去的集團性立場,因為——這個立場首先就是由金融資本的內在屬性所要求的,即由金融資本的壟斷性所要求的,而不是首先出自“民族屬性”的要求。所以在“美帝國”時期和“美帝國”向“美元帝國”轉向時期,資本金融化和金融資本走向壟斷化的進程始終未斷。而且,猶太資本借其歷史繼承性一直在持續壯大,而這又是因為維繫“金融壟斷性”需要借用某種自然屬性下的“集團性”,那麼血緣關係、歷史承繼、宗教社區、文化認同、國族認同——這些未曾被,也不可能被歷史遺棄的差異性內容還是會楔入“金融資本集團”的建構進程中去,何況在美國-美帝國的歷史中,猶太金融資本一直就以民族性為根基才得以在北美立足、生根、壯大,以至謀得金融霸權……
蘇聯解體10年後,美帝國已經基本完成向“美元帝國”的蛻變。但是猶太資本必須在美國國內尋找到另一個強力盟友,或者它與某個“資本盟友”的結盟雖然不足以控制美帝國,卻能夠在美國權力政治結構中獲得一種結構性優勢,以能壓制住其他資本集團及其聯盟,和壓制住美英“土著金融資本”這個“大聯盟”,只有這樣,猶太資本才能避免被圍殲並爭取到出逃機會,或者借爭取到的“出逃權”再行做局、佈局……猶太資本選擇的這一支“土著資本盟友”就是“美英石油資本”——把它從美英土著資本群落中拉攏、分割出來與自己結成利益同盟。不過,在“鯨吞猶太資本”這一博弈方向上,只要條件成熟,美英石油資本仍然可以“還原”到美英土著資本的共同立場,而這就要求猶太資本的戰略佈局必須步調緊湊,並且要讓石油資本能夠從猶太資本的佈局中獲得暴利——猶太資本有辦法做到這兩點,辦法就是——
(1)強化美帝國以“石油美元政治”為根基的“大棋局”走向,讓白宮必須借重於石油資本的配合,也從而必須借重猶太金融資本的配合。“911佈局”就是一個關鍵性的強化步驟與手段。
(2)借白宮佈局中東、中亞之機,讓美英石油資本搶佔那裏的油田股份從而站穩“石油大棋局”立場。自然,白宮也需要這支它可以信任,可以控制的的嫡系資本來配合、幫助它展開中東-中亞佈局乃至全球佈局。
(3)在華爾街,猶太金融資本與美英石油資本相互勾結,一同套取暴利……這些可行的勾結關係,以及這一勾結能夠引導、推動白宮更堅決地走向符合“猶太資本佈局”的方向(美英土著的戰略佈局),以及這兩路勾結起來的資本能夠為,願意為白宮的戰略佈署提供現實可行的支援與配合,包括金融戰線、石油地緣政治(主要針對莫斯科)上的支持而不是背叛或背離——這些正是猶太資本之所以把美英石油資本選做戰略盟友的因由。
(那麼美帝國軍工資本是猶太資本的“國內土著資本盟友”麼?猶太資本所需要的“石油美元帝國”的確需要軍事霸權做支撐,但是此前的“美帝國”時期,美國土著資本也需要,更需要軍事霸權的支撐。而且,美國軍事工業整合著美國的大工業資源、大學資源和高科技資源,而這些資源正是“可以”構造一個“健康美國”的主要成分。所以說,美國軍工資本更靠近猶太資本的“敵手”——美英土著資本的立場。當然,在“大棋局”裏沒有“永遠的敵人”……)
猶太資本針對美英土著的策略也必須切合美帝國現階段的歷史走向(歷史慣性),這個走向至少要是——美英土著資本在全球“大棋局”中的立場將要求美帝國堅持這一走向。這就是說,並非“猶太資本+美元石油資本”的權重真的壓過其他美英土著資本,也壓過“美國”社會可以整合起來的社會力量、“民主力量”,從而兩路資本能夠挾持美帝國走向“美元帝國”……猶太資本拉攏一支“土著資本盟友”只為避免被土著資本鯨吞,而美英土著資本預圖鯨吞猶太資本也不是為了回到一個傳統的“美帝國”或者“美國”(所謂非帝國的“美國”根本不曾見存於歷史),而是要把這個金融帝國和通過它而向全球社會榨取的金融暴利收歸己有,而且面向全球“大棋局”,美英土著也要爭取剪除猶太資本這支“第五縱隊”……美英土著資本(及其權勢)、猶太資本都知道——從“美帝國”到“美元帝國”的轉變具有歷史必然性,而猶太資本只能參與、投機到這一歷史過程中去,卻不足以挾持它。相反,“美帝國->美元帝國”這個必然性轉變卻是英美資本長期從全球榨取霸權利益的歷史結果,也是“資本的全球大棋局”之博弈結果(要透徹泛解析這個問題,還需要結合所謂“美國的本質”等視角,並且需要重新解讀“二戰”,才可能一併論演,所以另立章節)。
主要是美英土著資本中的大資本才有權力-能力-影響力去收割猶太資本(必須通過國家機器),所以,猶太資本“可以”通過“邀請這個敵手一起分贓”的方式至少延緩那個自己被圍剿的命運進程,進而有可以贏得機會去改變-扭轉美英土著針對它的戰略設計內容,乃至在“大棋局”中戰勝美英土著資本。當然,非不得已,猶太資本不會向美英土著大資本讓渡財富,那麼分贓的方式就是——讓美帝國經濟進一步走向“金融化”,讓美英土著大資本也貪婪于“金融掠奪”帶來的暴利,包括向美國國內做金融掠奪和向全球做金融掠奪,以及,讓美英石油資本能夠與自己共同套利和去中東圈佔油田……這應該也是這一輪美國金融危機-債務危機的資本動機與資本動力——如果說金融壟斷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那麼這種捆綁關係,及“大棋局博弈關係”就具體演繹了“最高階段”的現實形態,和壟斷的現實形態,而這種“捆綁(勾結)”還追加了這個帝國圖謀“統治全球”的“邪惡動機”。
有了石油資本這一路“土著盟友”,猶太資本可以影響白宮的戰略定向,主要是讓“白宮的大棋局”的步調有利於“猶太資本的大棋局”步調,而且在操作層面,兩路資本也有必要進入白宮(白宮是美國大資本的代理人,只在“操作層面”擁有權力)——這兩路資本共同扶植小布希、切尼集團上臺,因為兩人及其政治家族(後臺)並不算是美國政治家族勢力中的主流與強者,“猶太資本+石油資本”容易賄買和拉攏他們,並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他們,也包括威脅——指證他們接受了石油資本的賄賂。當然,小布希和切尼出賣的只是美英土著資本集團的戰略“步調”,並沒有出賣那個戰略“本身”。而且,猶太資本要借局佈局(借白宮的佈局去展開自己的佈局),就還必須為美英土著資本的“大棋局”提供一個後者一定會接受的宏觀大策,且這個“宏略大策”——必須符合白宮的戰略遠景,必須切實可行,必須是超過(美英土著自己的)其他策劃的一個“上策”,才可能成功“賄買”白宮(的某些辦公室)。當然在設計中,猶太資本會讓這個贈送給白宮的“上策”必須在猶太資本的配合下才可能實施並完成,以免被美英土著修改策劃內容,以至於被“將計就計”,被布下“局中局”……那麼,以“911事件”為“棋眼”,一個“911大策劃”早已出爐,開始演繹了。鑒於棋局之大,佈局之重,完全有理由把它看做是同“冷戰收局”(蘇聯解體局)同等量級的新一盤“大棋局”,是繼“冷戰收局“之後的新一輪全球大博弈。
(因時間和精力有限,也缺少資源去仔細窺察美國內政及美元資本的內部鬥爭,本小節中的分析性內容或存偏頗。)
〇 從“美帝國”到“美元帝國”(3)“911事變”的原始底圖
既然美英土著資本不可以正面攻掠歐陸,也不可以立即返身收割猶太資本,那麼美英與歐陸這兩路資本之間能夠達成媾和麼?——“美、歐分立”做為“冷戰收局”的博弈結果,與“可以媾和”相對應的博弈內容就是——冷戰尚未真正結束。當然,就“西方陣線”依然存續來講,美英帝國與歐陸一直在媾和中,不過它們這個勾當也受制於“大棋局”……具體地——
(1)德國、法國一直自我保存為兩個“完全經濟體”,歐陸更是一個超大的“完全經濟體”,鑒於巨大體量,也鑒於科技對產業的依賴而失去科技優勢也就失去一切競爭優勢,歐陸也只能繼續走“完全經濟”路線。那麼其實體生產力不可以被美元霸權統治或者被美元資本吸血。
(2)歐陸的體量、實力與潛力高於美國,並且這種差距將繼續拉大,尤其美國實體生產潛力已經衰落。這種前景下,歐陸沒有理由放棄爭霸野心。
(3)鑒於第(2)條,美英資本無法以美國本土實體經濟為本去同歐陸做“自由競爭”,那麼美英土著資本一定會把自己定位為盤剝者,這又要借重于金融霸權-貨幣霸權而這個霸權它已經在手。
(4)如果美英與歐陸媾和,猶太資本將立即被美英土著鯨吞,所以猶太資本必須予以反制,且不計代價。
(5)美、歐媾和的後果將是——它們要在全球重演“殖民地時代”,雖然形式會有所不同。而這是全球正義力量都不能接受的,包括俄羅斯、中國、阿拉伯等等,而某些國家還要被霸權者借為“棋子國”(典型地就像曾經的日本)……當然,所謂(1)(2)(3)(4)都是從“大局觀”中抽象出來的片面,任何單一理由在“大棋局”中都不免侷促,所以在“大棋局實際”中都並不能單獨成立……
美英土著資本不可以正面攻掠歐陸,也不可以立即返身收割猶太資本,美英與歐陸這兩路資本除非通過捭闔贏得這盤“大棋局”否則也不能達成媾和,那麼“美元帝國”可以回到“美帝國”麼?簡單看來——除非徹底改造美國社會,讓美國從美英霸權體系下獲得真正的獨立(脫離由霸權體制支援的“暴利模式”,包括停止通過“全球化資本主義”向全球人類社區“吸血”),美帝國或者“美元帝國”的國內實體經濟就不可能恢復競爭力。然而,出於壟斷資本的本性,美英土著資本是不予考慮“退出全球霸權”的。更何況,歐陸資本以實力為基礎正在要求取代美英資本的全球霸權地位,則即便出於金融資本之間的壟斷鬥爭,美英資本也不會主動放棄霸權包括美元霸權——除非它能夠會同歐陸資本從“大棋局”捭闔出一個隻只它們有利的媾和結果才勉強算是“放棄霸權”,這樣,問題就又回到這盤“大棋局”……而在“大棋局”中,歐陸與美英帝國分別已經擺出“歐元出世局”(做為“冷戰收局”的繼承和後果)、“全球化局”,大盤面上——歐陸資本有望借助包括莫斯科在內的國際力量而從“歐元出世局”一舉贏盤,而美英土著資本坐擁美元霸權、軍事霸權和讓它相當自負的“軟實力”(主要就是從英帝國500百年爭霸史和英美200餘年霸權史中“積澱”而來的戰略能力),且猶太資本在美元與元的大決戰中(至少在決定戰局走向的第一輪戰役中)必須站在美元立場……
而且美元及“美元帝國”已經在全球做出佈署,布下戰場和陣勢,布下“局中局”,僅就此,美元帝國也不準備回到一個“正常的美國”,那麼鑒於
(1)美帝國已經走向“美元帝國”而這個轉向必將影響美國本土實體經濟,以及美英為維持其全球霸權而需要遏制歐陸、東亞經濟的發展從而也必將損害美國本土經濟。
(2)美元為維持其貨幣霸權而“需要”遏制歐元,從而“美元帝國”需要對歐陸經濟做有限打壓,這也將影響到美國經濟。
(3)“美元帝國”為壓制、打擊、控制歐陸、東亞博弈者而“需要”推高油價,因為推高油價既能讓“美元帝國”拿住針對歐陸、東亞博弈者的籌碼,也能直接打壓歐陸、東亞的經濟。而且,美英石油資本和猶太金融資本還要從高油價獲利和通過對油價的控制去金融“市場”套利。並且,白宮為拉住海灣王權也需要向石油王權讓利。再加之,美英、歐陸、俄羅斯必將爭逐中東從而不可避免影響到油價——但是反過來,高油價也勢將打擊全球經濟、也包括美國經濟。
(4)不論美英土著資本還是猶太資本都要強化自身的“財勢”以能在美帝國國內的權勢爭奪中取得優勢,去“挾動”白宮,猶太資本還需要綏靖其他美英資本以能讓它們在“美元帝國”之路上有利可圖,而這必將加速、加劇美國社會的貧富分化……這些(由霸權主義自身引起的)因素必將衝擊美國經濟,影響美國“公民”和“納稅人”的生活水準,那麼美元資本一定已經深入考慮了“怎樣可以避免被革命”這種問題,也考慮了當它們對“大棋局”做出系列佈署時不可以受到國內(社會)博弈的限制、牽制。就此,美元資本一定責令白宮做出預防,拿出預案——
“911”事件不久(2002年6月6日),美國總統小布希宣佈將成立“國土安全部”,曰“防止美國本土再次遭受恐怖襲擊”。又,華盛頓“針對恐怖主義”出臺了“相關法律”……但實際上,白宮的真實意圖卻在於控制美國民眾和美國社會,以阻止非常可能爆發的社會反抗乃至國內革命。那麼可以說——“美元帝國”的財團早在“911事件”之前的那段時期(向美元帝國過渡時期,就早已把打壓美國國內民眾(的反抗甚至革命)做為它們的一個重要博弈目標了。即是說,設計一場針對美國國家和國民的重大恐怖攻擊也是為了加大美帝國的國內管制,為鎮壓美國民眾而準備社會政治環境與機制——“911攻擊”就是它們所需要的“最適合”的方式,即911就必須是一次讓美國國民恐懼的,讓美國公民生命遭受很大損失的悲情事件。
當然,後文中將要推證:在“911陰謀”中還合成了美元帝國的另外三個重大戰略性目標,而這個“壟斷資本要保證它們對美國民眾、美國社會的統治”只是其目標之一……之所以說這個目標(“恐怖主義內政”)才是“911事變”的原始底圖,主要是因為——在原理上,其餘幾個戰略性目標都可以經由其他策劃去佈署和實施,卻唯有“恐怖主義內政”讓美元壟斷資本最難另尋途徑去實施……今天,美元資本針對美帝國國內的統治仍然需要“恐怖主義內政”(也包括控制、轉移種族矛盾等多種國內矛盾),那麼可以判斷:由美元資本發明、發動的這場針對“美國”的“恐怖主義戰爭”就不會停止。但是,美元資本又不能讓恐怖攻擊在“貨幣戰爭”大環境下衝擊“美帝國信用”從而衝擊美元霸權,所以,美元資本(或美元帝國或美英土著權勢)會選擇——
或者讓本.拉登這個“象喻符號”足夠誇張,且讓這個“符號”繼續存活;或者在烈度上限制針對美國本土的恐怖襲擊,但是讓有關“恐怖襲擊”的“事件或者傳媒事件”不斷;
或者讓歐洲或其他地方成為恐怖襲擊的靶標也同樣能夠起到震懾美國“公民社會”之效果還威脅歐陸或其他博弈者;
或者,當華爾街在白宮的策應下準備好一個金融圈套能夠讓美元(或美元霸權)先跌再起(像“911攻擊”這樣),白宮再會發動下一次針對美國本土的較大規模的恐怖攻擊(再複製一次“911博弈事件”)……
〇 大局觀第一季——白宮的難題
1999年1月1日歐元在歐盟11國正式啟動。規定2002年1月1日歐元正式流通。2002年3月1日起成員國原貨幣停止流通……
隨歐元出世,如果美元帝國及其利益“盟友”沒有做出主動應對或有效應對,則“大棋局”走向如何?“它們不做出應對”當然是不可能的,卻又全球所有博弈者(也包括華盛頓、歐陸、莫斯科)針對“歐元出世局”都必須首先參量的一則“大局觀”,在時間順序上是“大局觀第一次”。在“大局觀第一季”視野下,足以衝垮美元霸權及“美元帝國”的路徑有四條——
1.伊拉克、伊朗、俄羅斯、中亞(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阿塞拜疆),乃至還有委內瑞拉這些能源出口“大戶”中的多數選擇以歐元結算其能源出口,即出爐“石油歐元”——雖然美元帝國有望保住海灣石油王權這最大一路石油輸出勢力,已經大而無當(總面額已經遠超它的實際“價值”)的霸權美元也將倒塌,美元帝國的最好的結果是它將緩慢崩潰(但是“大棋局”不會如此簡單,美元帝國只能迅速崩潰……)。
(2000年11月,伊拉克央行宣佈以歐元替換美元作為外貿結算貨幣,並把100億美元外匯改換為歐元。
2000年12月24日,伊拉克宣佈,伊政府決定自2002年初開始正式以歐元替換美元作為外貿結算貨幣。)
2.東亞,主要是中國、日本停止美元外儲,改為儲備歐元。以至於東亞拋售美元,或者積極同石油出口國啟動“石油歐元”……
3.在“大棋局”變化之後(美元帝國不能完全封鎖住第1、第2條路徑),海灣石油王權向歐元立場轉移,出籠“石油歐元”或者也同時保留“石油美元”——即便海灣王權同時保留了“石油美元”(出籠“有限石油歐元”)以能夠在美英、歐陸之間縱橫求存,美元霸權及“美元帝國”也必然走向終結。
4.借美元-歐元之間的決鬥,並且推助這場決鬥,莫斯科有機會攜領中亞,聯合伊拉克、伊朗,乃至還有委內瑞拉,去啟動一個“俄佩克”,對抗以至於取代“歐佩克”,或者拉攏歐元甚或拉攏歐佩克,去重建全球貨幣秩序——則美元帝國勢必終結,而莫斯科有望獲益極大乃至向第一霸權邁進……
這四條“大致”路徑是所有“大棋局”博弈者都必須要看到的(除非某些次要博弈者欠缺基本的戰略能力,或者它在政權機制上壓制了自己的“國家戰略頭腦”,或者某些小國地處偏隅在‘大棋局’中根本算不上一路棋手)。當然,“大棋局實際”一定會向複雜化演繹,但不論多麼複雜,對於預圖維續美元霸權和美元帝國的資本及其野心來講,它們都必須成功封鎖,且同時封鎖這四條足以摧垮美元霸權的路徑,因為任何一條路徑都足以“單獨”摧垮美元霸權,或者至少把“大棋局”迅速引向對美元帝國極為不利的方向從而間接摧垮美元霸權(或者就是一個路徑引發其他路徑)。並且,因為霸權者的野心,也因為在“大棋局”中美英帝國和美元帝國已經站在霸權頂點所以“不進則退”,它們還會力圖在防禦的同時謀求進取……不過在四條路徑中,尤其第1、第2條路徑,讓白宮破解起來何其困難,而四條路徑又複合在一起,主要博弈對手又已經捭闔縱橫,還將繼續縱橫捭闔(視‘大棋局’變化,視白宮的應手),看起來這簡直就是美元霸權和美元帝國的“死局”。
當然,“美元帝國”手中還是握有自己的優勢,其優勢有四:
1.軍事優勢。
2.尚能一時操縱的霸權美元和金融控制力。
3.一時尚未被廢黜的全球霸權地位。
4. 所謂包括戰略能力在內的“軟實力”……
但是,在“歐元出世局”開始演繹之後,至少多數主要博弈者能夠看到這個大不利於美元和美元帝國的“大棋局”,也就看淡了美元帝國、美英帝國的霸權前景,所以美元帝國的優勢就只剩下一樣才算得上可靠,即軍事優勢。
〇大博弈第一季——“北約東擴”,及莫斯科的戰略
足以衝垮“美元霸權”和“美元帝國”的四條路徑中,第1條無疑最為核心,最為吃重——顯然,白宮絕難改變莫斯科的立場,也絕難改變歐陸的立場,因為歐陸明確看到自己的霸權前景即在眼前……然而,所謂“大棋局”是“列國”的“大棋局”,歐陸與俄羅斯的戰略目標、戰略利益不可能——在一條路徑上高度會合而其矛盾又不可能被其他博弈者利用而放大。這就為白宮“破局”提供了條件——
在莫斯科的戰略中有一個基礎性的邏輯——
莫斯科擁有可供其成為全球第一霸權的武力優勢、能源優勢、地緣優勢(國土縱深可以同時控攝歐陸、東亞、中東),它的終極戰略目標當然是成為全球第一霸權。初看之下,莫斯科似乎有理由全力攻伐現存第一霸權即美英,直接就是擊垮霸權美元。然而,莫斯科不能允許美英霸權垮臺之後,歐陸卻拿走霸權果實成為不易撼動的第一霸權——如果想要莫斯科全力或者哪怕大力支持歐元,例如攜中亞各能源出口國並聯合和鼓動兩伊去出籠“石油歐元”,就必須有一個前提,即,莫斯科必須保留足夠的機會可以在接下來的“大棋局”中讓自己能夠控制“歐陸帝國”,或者至少不能讓“歐陸帝國”反過來(聯合衰落的美帝國)控制住俄羅斯。畢竟,莫斯科這只大熊寧要一隻對岸的老虎(大西洋對岸的美利堅),也不要一隻身邊的老虎(歐陸帝國),何況身邊的這一隻老虎還更具潛在實力。
那麼,白宮只要打壓俄羅斯,並且打壓到“莫斯科無望控制歐陸帝國”的程度,莫斯科就將不會允許歐陸霸權取代美英霸權,而是要等待更好的時機……
雖然歐陸在人口規模、經濟體量和品質上都遠超俄羅斯,但是在可供爭霸全球的地緣條件和幅員廣度上卻遠不及俄羅斯,而決定兩路博弈者勢力對比的關鍵就在東歐,即,東歐誰屬(整合或者控制)將是歐陸、俄羅斯勢力此消彼長的決定性因素——雖然蘇聯已經解體,但是莫斯科卻可以隨時糾集起原蘇聯諸邦中的多數,甚至威壓(原蘇東陣營中的)東歐幾國把它們變成“真空地區”(尤其冷戰後它們並未由倒向西方立場而獲得什麼利益),恢復莫斯科的地緣政治空間(“蘇聯解體”也做為莫斯科的一次戰略大撤退),則歐陸帝國的版圖將立即變得促狹,將全部暴露在俄羅斯中遠端導彈的準星之內,和快速反應部隊的突襲航程之內,則莫斯科可以隨時威懾著歐陸帝國……那麼當歐陸奪得貨幣霸權,卻將隨即面臨一個巨大困境——莫斯科將要搶走“霸權果實”而歐陸自己將成為俄羅斯的附庸。這時,歐陸就必須依靠大西洋對岸的美帝國做為戰略上的後方依託和“地緣縱深”,則美帝國有權繼續充當歐陸的“大哥”,從而美元地位有權繼續高於歐元地位,即“歐元霸權”和“歐陸帝國”尚不能實際成立,也即歐元稱霸之路只是一個虛幻……是以,歐陸必須支持“北約東擴”。
反過來,如果歐陸控制-整合東歐,不僅歐陸帝國的幅員得以向東做大尺度擴張,與俄羅斯之間的地緣態勢此消彼長,而且白俄羅斯、烏克蘭這兩個俄羅斯的主要盟友國和俄羅斯的主體部分(即歐洲部分)就暴露在歐陸帝國的勢力之下了,歐陸可以從政治上、經濟上、心理上滲透、顛覆、拉攏白俄羅斯、烏克蘭甚至包括俄羅斯的加盟共和國,和從軍事上以“北約反導”和空軍實力壓迫它們從而促進政治、軍事目標(俄羅斯雖然幅員巨集巨,它的人口、經濟卻高度集中在歐洲部分,這是它在戰略地緣上的主要弱點)……如此,歐陸可以甩開美英建立一個獨立的帝國了,也就可以全力向美元發起決鬥了。
是以,從進取的立場上,歐陸也必須支持“北約東擴”。
具體到“大棋局”——
如果歐陸帝國能夠把版圖著實地延伸到東歐,則在歐元霸權取代美元霸權成為大趨勢之時,美英就至少有需要去同歐陸媾和-勾結,反過來充當歐陸帝國的“小弟”,去共同壓制俄羅斯。同時,美英土著可以在歐陸的支援下順利鯨吞猶太資本(歐元不再需要猶太資本這支第五縱隊)——在美英霸權資本的立場上,這也算是它退離霸權歷史的一條“可取”之路,結果將是歐陸-美英繼續共同統治全球(當然,前提是‘大棋局’及美國國內經濟等因素已經讓白宮找不到維續霸權的路徑,而且美元土著還希望在‘大棋局’形成這一大勢之前盡可能利用猶太資本收割全球財富)。如此,歐元、歐陸將在它的霸權之路上順利前行……
反之,如果歐陸帝國不能控制東歐,它就需要美帝國的強力支撐才能制止莫斯科來盜取霸權果實,即美英-歐陸之間不易達成勾結。
那麼在歐元盛,美元衰的大趨勢下,莫斯科可以找到一個機會(或者推波助瀾製造機會),突然強力出手支持歐元,推翻美元霸權,而令歐陸被“大棋局”裹挾不得不接受莫斯科拋給自己的“雞肋”(否則歐元崩盤,或歐元區解體),或者只能去爭取把“大棋局”導入新的一輪以制止莫斯走上霸權之巔。
又或同時,莫斯科還可以借敘利亞為軍事-政治基地,支援敘利亞聯合阿拉伯諸邦去攻伐以色列,遂讓美英土著資本有機會鯨吞猶太資本,從而讓美英“可以”把貨幣霸權讓渡給歐陸……看起來,這是莫斯科幫助歐陸帝國稱霸,但是隨後,莫斯科可以聯合阿拉伯諸邦再來攻伐歐陸帝國,奪走霸權,就此,可以發現這樣的路線圖——
在歐陸搶得中東石油出口結算權(“石油歐元”出籠)之後,歐陸並沒有充分的武力控制中東各路博弈者,即便歐陸會同那個(被摧垮美元霸權而)武力衰落的美帝國,也太難全面控制中東,因為中東諸侯將得到俄羅斯的全力支援、或者也有中國乃至日本等主要博弈者的強力支持(東亞的支持強度取決於複雜的“大棋局”因素。確定的是:東亞“需要”提供強力支援)。那麼,中東諸侯在莫斯科及國際力量的支持下有機會出籠自己的“石油貨幣”(例如海元),或者它們支持一個“貨幣籃子”取代“石油歐元”這種霸權貨幣,而它們會得到莫斯科,尤其東亞的支持。那麼,“石油歐元”這只煮熟的鴨子也會從歐陸帝國的餐桌上飛走(甚或,莫斯科並非沒有機會進一步做局,去打造一個“俄佩克”乃至於“石油盧布”)……就此,莫斯科或者“中東石油博弈者”還有強力手段對付歐陸——阻斷蘇伊士運河,讓歐洲經濟承受不起高成本能源(繞道好望角)。而“阻斷蘇伊士運河”在方法上可以非常簡單,例如有夠多或者夠大的船舶“意外”擱淺或者傾覆在蘇伊士航道,隨後,其他船舶還可能發生碰撞……而且,在抑制歐陸霸權帝國這個問題上,埃及的立場根本不需要誰來動員(關於埃及的分析留給後文)……
——尤其,如果歐陸帝國不能整合東歐,美英就更有權(以向歐陸提供戰略支撐做為籌碼)向歐陸討價還價,爭取奪回貨幣霸權。或者即便歐陸能夠捭闔出一種局面令美英甘做歐陸的‘小弟’,但是如果美帝國在歐元的攻伐下衰落之路過於急驟,一個版圖促狹且暴露在俄羅斯軍事力量之下的歐陸帝國也不能放開手腳向莫斯科博弈……也所以,歐陸能夠整合東歐還意味著歐陸因此可以向美元霸權發起強勢攻伐,同時不怕美帝國以急驟的方式衰落,並且在攻伐決戰開始前,歐陸手中這個“強勢攻伐權”可以讓歐陸在它同美英的捭闔鬥爭中佔據主動位置,從而容易引導出一個有利於歐陸自己的“決勝局”。
……“911事件”前,美英、歐陸已經聯合推進、實施了“北約東擴計畫”。那麼當美元-歐元之大決戰正式開始,如果莫斯科盡力支持歐元,則要麼歐陸一舉成為第一霸權,要麼兩路資本謀和而歐、美在北約框架下聯手攻伐俄羅斯——所以,“北約東擴”莫斯科失去了全力支持歐元的必要理由,即,“北約東擴”成為了美元帝國用來制約歐元爭霸的工具。但是,美元帝國(及美英霸權帝國)只是解除了來自莫斯科的一個直接性的威脅,即莫斯科仍然可以縱橫捭闔,以迂回策略介入“大棋局”,而莫斯科的主要鬥爭目標仍然是美英霸權——俄羅斯的“黃雀策略(漁翁策略)”受阻,它就只能更徹底地走“扶植歐元路線”,和與猶太資本進一步增進協同,把“大棋局”引向複雜化,而“複雜化”也是幾路主要博弈者可以接受的。
是以,在“破局美元霸權”的四條路徑中,白宮力推“北約東擴”、“北約反導”只針對第1條路徑有效,且只能算“半效”。
“北約東擴”屬於傳統政治運作,而“歐洲反導”就可以曰做“地緣政治工程”或“地緣政治手術”了(通過實物工程改造政治,改造“大棋局”)。這樣說也是因為“反導系統”本身沒有多少軍事價值——不難從導彈技術上突破它,而且威懾畢竟只是威懾,即便擁有“全效”反導系統的北約也並不能真的對俄羅斯發動核戰。對於美英、歐陸雙方,“歐洲反導”(及“北約東擴”)的主要戰略價值就在於“地緣政治手術”——(1)它成為美、歐維續傳統聯盟尤其軍事聯盟的平臺。(2)“歐洲反導”向東推進就意味著爭取到了東歐各國的立場,即把“北約東擴”從軍事上坐實,從而進一步從政治-經濟-心理上坐實,讓“大歐洲”(歐陸帝國)在地緣上做大和做實——這符合歐洲所願,也就意味著歐-俄之間可能的聯合、聯動被自動阻斷——這是美元帝國願意看到的。
而對於準備佈署“反導系統”的幾個東歐國家來講,它們的“反導設施”反而要成為莫斯科的第一波打擊的標靶,甚至當莫斯科判斷西方的“反導系統”的確有效而俄羅斯的導彈無力突破它們,則莫斯科未必不會以單方面軍事行動或者間諜行動摧毀它們,而北約則束手無策,畢竟莫斯科並未發起一場“核戰”,規模也不算一場“大戰”。那麼東歐幾國迎接“歐洲反導”的目的就在於它們希望借此進一步融入“大歐洲”,而幾國政客階層與國內資本之的目則主要在於握有更多實際權力和做穩資本利益——寧做西方資本的附庸,不做莫斯科的傀儡。
即使沒有這場主要肇起於“貨幣戰爭”的“911大棋局”,“北約東擴”也“勢在必行”,所以還不能說“北約東擴”單純就是白宮針對“歐元出世局”的破局動作。然而在2000年小布希上臺後,美國退出了與俄羅斯簽署的《反彈道導彈條約》,此時正是“911事變”前夕,可見白宮要通過“歐洲反導”強化“北約東擴”的戰略效用。這便是白宮針對“歐元出世”在做出“破局”了。而在“911事變”後,白宮著重推行“歐洲反導”也繼承了這一戰略框架,等於深入開掘“北約東擴”的戰略內容,和能夠用一個新花式把“北約東擴牌”繼續打下去。然而,美元帝國並不真正要把“歐洲反導”坐實(除非“歐陸帝國”失去前景),因為一旦“歐洲反導”確鑿成立,歐陸將不再擔憂莫斯科,則歐元就要向美元發起總攻了,雖然那時莫斯科不意支持歐元,但歐元可以聯合東亞、海灣王權、猶太資本共同破局美元霸權(雖然三路博弈者都會向歐陸要求條件),或者同時送給莫斯科一個“雞肋”……
那麼我們在新聞中看到美帝國的反導技術總是不過關,那可能就不一定純屬偶然(當然,美帝國在“反導”的某些方面落後於中國也可能就是“技術事實”)……2009年9月,奧巴馬政府宣佈放棄布希政府時期的“歐洲反導計畫”,取消了波蘭、捷克的反導基地,聲稱將出爐新的“歐洲反導計畫”,而在地理上,波蘭和捷克處在俄羅斯與德國、西歐之間。
2010年7月,奧巴馬政府明確了這個新版“歐洲反導計畫”,它宣佈將首先佈署海基防禦系統(地中海和北海),這在客觀上把德國暴露給了俄羅斯;然後在第二個計畫步驟中,它準備把防禦基地佈署在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客觀上還是把德國暴露給俄羅斯;它的第三個“計畫中”的步驟才準備選擇波蘭做為重點投入的防禦方位(“保護”德國)……時間上,2009-2010正是美國金融危機-債務危機剛剛爆發,繼“911大博弈”之後,美元與歐元正要展開新一輪決鬥,此時白宮收束“歐洲反導”正可以對“歐元帝國”釜底抽薪,或者同時以“釜底抽薪”而達到“防患於未然”之效果(美元與歐元這新一輪次的決鬥也非常之複雜,而“新版歐洲反導計畫”的其餘具體內容也具有針對了這一輪“大博弈”)……
那麼可以理解:白宮並非一把“歐洲反導”進行到底,而是要把“歐洲反導之推進過程”進行到底。而一旦“歐洲反導”坐實,將意味著美元準備向歐元投降,或者投誠(勾結)。當然,“歐洲反導”並不構成“美元向歐元投誠”必要前提。因為原則上,“大棋局”中沒有“必要前提”——通過捭闔縱橫,暗中改寫“大棋局”,繞開僵局內容和“必要前提”,一路博弈者才可望出奇制勝!(因此針對美、歐勾結問題,或者針對美元資產走勢,“歐洲反導進程的走勢”可以做為一項預警條件,但不能絕對看待。)
……借已經展開的文字,我們繼續對莫斯科的戰略原則做一點概括性分析,當然這只是本文目前的理解(這是“大棋局”中至為關鍵的問題之一,所以需要非常謹慎)——
莫斯科的戰略應該有一個主調式(原則)——
(1)要麼突然出手給予美帝國霸權(及美元霸權)致命一擊,並由此贏得一個局面以利於莫斯科爭霸——突然性是關鍵。
(2)要麼緩步促使“大棋局”走上有利於莫斯科而不利於美帝國的路線,其“緩步”也包括“積極等待”。這又是因為畢竟美元帝國(和美英集團)掌握著更多、更強的戰略資源可供其“做局”,而美元帝國處在一個自然衰落的“歷史過程”中也因此需要通過“做局”突破困境,是以莫斯科在難以判清美元帝國“做什麼局,怎樣做局”的情況下可以選擇等待,也等待美英同歐陸,同猶太資本的矛盾進一步激化……其中(1)通常要配合(2),因為華盛頓為避免(1),將不可避免地向莫斯科做出讓步,華盛頓的戰略步調遂受到限制,則莫斯科可以由此推進(2),再由(2)為(1)儲備條件……當然,莫斯科也可以“出其不意”,不顧(2)而直接於暗中準備(1)……相對次要地,莫斯科還有其他“戰略原則”——(3)利用其他博弈者的戰略誤判,主要是利用中小博弈者相對薄弱的戰略能力,對其進行戰略訛詐(當然,美英、猶太資本、歐陸也會這樣做)。(4)時而做出野蠻動作,為實力已經不濟的俄羅斯追加“國力”……後文中,我們還要偵緝莫斯科戰略佈署中的其他內涵,如果那不能稱之為“戰略原則”的話。
文/空蕩的原野
2012-8-6
讚讚
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後皇民台奸及反共餘孽紛竄出篡冒政治受難者及民主逗士
《認清四十年來恐怖政治的根源》
《認清四十年來恐怖政治的根源》
文/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夏潮聯合會.勞動人權協會.勞動黨
1991年5月20日
一般人提到國府在光復後的政治苛虐多半只會想到1947的「二.二八」事變。但是,既使這著名的「二.二八」事變也是近幾年來台灣民主運動人士冒著不測的危險,不斷揭發,才為世人所熟知。
然而,既便「懲治判亂條例」在勇敢的學生們抗議下終告廢除的今天,台灣的戰後史還深深地“沈埋”著一段(被當權政治霸權及文化霸權刻意漠視、封鎖、湮滅)令人戰慄、恐怖的、極為悲慘的歷史。那就是在1950年至1954年間集中地、雷厲執行的“(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政治肅清”。在這一場地理上涵蓋全島,在省籍、族群上涵蓋本省、外省人和台灣山地原住民的、官方的、制度化的暴力行動,據保守的估計,把三千人送上槍決的刑場,把另外的八千人送進了長期的監禁。其中最後被釋放的無期徒刑犯,一直要到1984年前後才出獄。
官方執行的、系統的酷刑和暴力
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帝國主義立即武裝封鎖台灣海峽,同時立刻對國府恢復大量的軍事和經濟援助。
就在這同時,在美國“默許”之下,(美蔣)國府特務、憲警立即在島內展開一場徹底、嚴苛、廣泛羅織的非法逮捕、非法審判、殘酷的拷問和酷刑,對人犯施加種種令人髮指的(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國家暴力。在撤退來台的國民黨軍隊、團體、機關中,甚至完全不經既便是形式上的法律程式,進行私刑暴力、拷打、暗殺、棄屍的暴行。
這些“(被針對性地予以清洗/滅絕/撲殺)犧牲者”是那些人呢﹖
一、是“日據”時代參加了“抗日民族民主運動”的“台灣左翼人士”、工運和農運人士、“中共地下黨”人。(台灣政治菁英;勇敢的台灣人)
二、是進步的知識份子、醫師、律師、文藝工作者、教授、記者、學生和青年、市民。
三、是批評1945年到1950年國民黨統治下台灣劣政和惡政的市民、士紳、一般知識份子。
四、是日帝時代從事“抗日運動”,“光復”後又為自己民族的解放而奮鬥的原住民精英。
五、是大量被羅織、誣陷的善良市民和民眾:::
這些人,在被完全非法的、秘密逮捕後,都經過駭人聽聞的酷刑拷打。這些酷刑包括- –
用器械、拳頭或穿皮鞋的腳對人體各部份施加凶殘的毆打和踢踹,電殛酷刑,性侮辱和虐待(尤其對女性)、鞭打、各種吊懸、拔指甲、老虎凳、坐冰塊吹電扇、等等。今天,年齡已在六十五上下的刑餘人士,皆可歷歷指證。
長期“(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恐怖”對台灣的殘害
這規模廣泛的、制度性、計劃性的(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國家暴力,並沒有在1954年終止。1950年到1954年集中的逮捕、拷問和處決、監禁所形成的巨大無比的、長期的“恐怖”一直成為國民黨在台獨裁統治的暴力基礎,對台灣的社會、精神和文化起了巨大的殘害作用。
(美蔣)國民黨極端的「反共國家安全國家」(Anti-Communist-National- Security State)在“(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恐怖”中確立,在台進行長期的“新法西斯支配”(Neo-Fascist/Sub-Fascist Domination)
正是在這個新法西斯國家支配中使台灣“完全扈從於”美帝國主義,執行以美(日)資本和島內少數權力精粹的利益為主體的經濟發展策略。
而為了遂行這新殖民地的、庸屬的經濟發展,(美蔣)國民黨新法西斯國家在美國“充分支援”下,以壓迫性的國家(Repressive State)壓迫工人、知識份子和學生、市民的任何可能的反抗。而嚴密的偵探、情報網、隨時可以發動的非法逮捕、非法拷問、非法審判和非法處決與監禁,便成為這「新法西斯壓迫國家」的制度化的手段。這就是「四小龍」「專制下的成長」的本質。
這制度化的暴力;國家的拷問(state torture);體系化的綁架、私刑和謀殺;法律對公民基本權利完全棄置了保衛的責任的世界,是一個“極端恐怖”的世界。
在這(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世界中,不但被捕、被刑、被殺的人們和他們的家屬蒙受深刻的殘害,廣泛的社會也受到殘害。
工人和農民失去團結、組織、協商之權,在長期的低工資和制度化的貧困、文化上的不成長中生活。
知識、思想、創造、研究、調查,在嚴酷的監視、破壞中停頓,知識份子全面傀儡化。
文化主體性喪失。文化上的民族性特色消失。在國際市場和新殖民主義文化的“洗腦”下,發生「文化上的種族滅絕」(cultural genocide)並且在文化界、輿論界、思想界、教育界和知識界【全面的買辦化】、非民族化──甚至“反民族化”的現象。
在和“新殖民主義中心國家”的國際垂直分工中,台灣承受了自然環境全面崩潰的噩運。
“(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恐怖”的構造
做為美國的新法西斯扈從國家的(美蔣)國府,四十年來的恐怖權威體制有一定的構造:
一、內戰構造:1927年(蔣記國民黨右派“背叛”孫中山“革命三大政策”進行反革命政變-展開第一次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國共合作破裂,(蔣記)國民黨以法西斯逮捕、酷刑、處決和監禁、暗殺、使中共遭到幾近致命的打擊,中共遂全面在中國農村蜂起。自此,血洗政治異己成為國府內戰歷史中的制度。
二、冷戰構造:1950年以後,美國在中 近東、南韓、拉美、東南亞和非洲等廣大地區建立“美國軍事武裝基地”,“扶持”許許多多惡名昭彰、兇殘的“獨裁政權”,全面建設“反共法西斯軍事獨裁政權”,並以美國“軍經援助”,推行“制度性的反共獨裁恐怖(在全球各洲各國暗地主導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廣泛而深刻的蹂躝人權,血跡斑斑,罄竹難書。
正是在這雙重構造上,形成和壯大了(美蔣)國民黨(買辦政權)在台灣戰後四十年極端「反共國家安全國家」。
“美國帝國主義”和全球“新法西斯(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暴力”
多明尼加的杜魯希奧(Trujillo)政權、尼加拉瓜的蘇慕薩軍人政權、希臘的法魯克政權、韓國的樸正熙、全斗煥、盧泰愚政權、印尼的蘇哈托軍事政權、菲律賓歷屆政府、智利的皮諾契政權、烏拉圭、阿根廷歷屆“軍事獨裁政權”、巴西的蓋色爾軍人政權、越南的阮、吳政權、和1949年以後到1980年初的(美蔣)國民黨(買辦)政權::都是“極度恐怖的血腥獨裁政權”。但是這些血腥獨裁政權和非洲幾個壓迫性政權,不是受到美國(黑手黨流氓霸權主子)大力支援,就是由美國(黑手黨流氓霸權主子)親手以“暗殺”和“(軍事)政變”方式建立的政權。
許多調查都證言歷歷地指出:美國軍方、CIA(中情局)和其他特種情報組織,具體的在廣泛的第三世界“美國扈從軍事政權”代為訓練拷問、酷刑、偵防和警探技術。不少各別的報告揭發美國情治人員甚至親自參與他國的政治迫害拷訊工作、並發展越來越殘忍「有效」的拷問儀器和「科技」
!人權調查報告也指出美國以人才物力協助壓迫性政府建立拷問機關和拷問營(torture camp)。1949年前「中美合作所」和四川「紅巖政治監獄」就是美蔣雙方特務大規模的「合作」事業,不知折磨和殺害了多少中國的志士仁人。
人們 問:美國為什麼這樣做﹖
許多學者(例如G. Koeko. J. Huey, J. Goshko, N. Chomsky)指出,是為了在廣泛的第三世界維持有利美國和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經濟氣侯」。只有“非民族化”“反民族化”的第三世界軍事政府才能以民族利益“去交換”美國支援他們在本國的“私利”,從而保障美國在各該地投資、掠奪、銷售的特權,從而壓抑各地反美、反新殖民主義的民族 民主革命,在壓迫性的政治下,長期壓低工資,使第三世界勞動力成為國際資本的廉價商品。在美國的政府、軍方、工業、大眾傳播、情報、教會和學界密切合作下,美國戰後這些嚴重的人權犯罪,被最大限度地“(寡廉鮮恥、鋪天蓋地)美化”和“(有系統地)湮滅”,至今鮮為人知。
反恐怖政治,要有世界的眼光
反政治迫害、反恐怖政治,爭思想學術和言論自由,爭校園自由,光反對國民黨新法西斯主義政權和機關是遠遠不夠的。
長期以來,經過美國(反華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滅絕)“全面洗腦”的政權、學界、傳播界、教育界,長期成了為美國支援和遂行在包括台灣在內的美國「次法西斯扈從國家」(Sub-Fascist Client States)掩蓋、美化其滔天罪行的工具。
感謝這次學運的勇敢師生們,初步衝破了國民黨法西斯統治的惡法。
在後「戡亂」、後冷戰時代,我們要和同學們進一步開始揭發台灣-和世界四十年來綿延不斷的“法西斯恐怖”的“總根頭(美帝猶太軍事流氓霸權)”,為人和知識、思想最真實的解放與自由而鬥爭!
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夏潮聯合會.勞動人權協會.勞動黨
1991年5月20日
《海峽評論》6期 - 1991年6月號
http://www.haixiainfo.com.tw/SRM/6-39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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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段被湮滅的歷史要求復權》
倖存者沈痛的聲明
《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
我們是一群1950年代以來「白色恐怖(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的“真實受害者”,我們的親人或早已仆倒在馬場町的槍聲下,倖存者也是經歷長期監禁的孑遺。
1950年代以來的「(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白色恐怖」“實質上”是美國為了其“反共圍堵政策”,支援蔣氏(買辦)政權繼「二二八」之後,為了鞏固其統治,對台灣人民犯下傷天害理的罪行。據不完全的估計,(被針對性地予以撲殺滅絕滅口)遇害者(台灣政治菁英)達三千人以上,受長期監禁者更達八千人以上。
在那“(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恐怖”酷烈的年代裡,並沒有什麼省籍之分,而只有正義與不義之別,正義的本省人和外省人同遭“殘害殺戮”,唯有“不義者”“彈冠相慶”。我們“並不是”什麼台獨分離主義者,而是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和平主義者。
1950年代之後,(美蔣)國民黨(買辦政權)又假借“反共”之名,對內施行高壓專制,對外甘為美國(軍事流氓霸權)的「不沉航空母艦」,繼續「白色恐怖(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的政策,所謂「寧可錯殺一千,絕不放鬆一人」。
1979年元旦後,中共宣佈了和平統一祖國的大政方針,但(美蔣)國民黨仍甘為美國「西太平洋鏈島防線的中央環節」,繼續“戒嚴”,且一直維持其“(反共清洗肅清匪諜)戡亂體制”。直到今年五月一日,宣佈終止“戡亂”後,為了維護其“(反共仇共恨共)反共體制”,仍繼續「(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白色恐怖」時期的 (懲治叛亂條例),所以,才有廖偉程等四青年被捕事件。
「(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白色恐怖」來自國共內戰和國際的“反共”冷戰,(美蔣)國民黨(買辦政權)在國際冷戰解體及中共宣佈「和平統一祖國」之後,甚至在自己也宣告“解嚴”和終止“戡亂”之後,猶然堅持“反共政策”和「三不」,宣傳「我國二千萬人」,頑固的堅持“分離主義”,而成為台灣最大的「實質台獨」。所以廖偉程等四位青年即使具有台獨分離主義意識,那也是(美蔣)國民黨「實質台獨」“教育”的結果。若他們有罪,只不過罪在青年天真的誠實而已,國民黨才是真正的罪魁。
但是,台灣人民不再是可以任意宰割的人民,國民黨在強大的人民力量下向人民低頭了,廢止了沾滿台灣人民鮮血和辛酸的 (懲治叛亂條例),也暫時釋放了廖偉程四青年。但我們認為這是不夠的,為徹底避免「(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白色恐怖」再度出現,我們提出以下的主張和呼籲:
一、公佈「(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白色恐怖」時期所有“政治犯”的審判資料,及情治單位檔案。
二、平反一切「(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白色恐怖」下的政治冤獄,並依法予以國家賠償。
三、廢除一切「(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白色恐怖」下剝奪人民權利的法令,回歸民主憲政。
四、進行兩岸談判,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徹底根除「(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白色恐怖」的歷史因素。
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
創會會長 林書揚 (坐牢34年7個月)
會長 盧兆麟(坐牢25年)
《海峽評論》6期 - 1991年6月號
http://www.haixiainfo.com.tw/SRM/6-39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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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恐怖」時代的見證
公聽會記要
公聽會時間:1991。5。21
陳映真:
文化的“買辦化”
我想在這些前輩(蔣碧玉;陳明忠;嚴秀峰等)面前就不太講我自己的事情,我是1968年被捕的,案情很簡單,就是幾個年輕人關心大陸的事務,我們於是組織了讀書會,這些書在今天台大附近的書架上都極為常見,但就因為這樣,我們被判了十年牢。這裏我就不必再講我的案情,我想利用這個機會檢討「白色恐怖」的意義和本質。
我們常說台灣的政治恐怖時期是在1950年代,其實不然。剛剛三位前輩所說的是集中在1950年到1954年的所謂「刮颱風」的時代,國民黨大量的捉涉共者、有嫌疑者。1954年後我稱為「慣性恐怖」,也就是起先是為“肅清”左傾人士、赤色分子,一旦變成“制度”後就形成慣性,這一直到不久以前才結束,當時的冤假錯案很多。
「(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白色恐怖」有以下的特點:
它是由國家所推動的“制度性暴力”,一是非法的秘密逮捕;
二是非法的秘密審訊及酷刑拷打,甚至謀殺、暗殺;
三是非法的判決,剛才已有人見證過,連槍斃人的判決書都沒有,而且大量的羅織、處決。有時監禁的時間都沒有限制,例如服刑時間已到,他們認為你的“思想”沒有改變,就可以利用各種“理由”把你留隊,甚至裏面有人發瘋了都不放。另外,不只受刑人本身的受害,還包括家族的受害,小孩子長大後,老師、社會歧視他,情治人員搔擾他,他也認為自己是“共匪”的兒子,覺得非常“羞憤”,甚至“怨恨”自己的父母;有的十幾歲上吊的也不知凡幾,長大後“精神分裂”的也大有人在,他們家族的就業、留學、出國“受盡各種阻撓”、“歧視”,這是一種【組織性的暴力與虐待】。
一般人認為「(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白色恐怖」是(美蔣)國民黨的殘酷、暴虐所造成,但這是個“世界性”的問題。
以台灣「白色恐怖」而言有兩個結構:
一是內戰結構,1927年(蔣記國民黨右派“背叛”孫中山“革命三大政策”進行反革命政變-展開首次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國共分裂,(蔣記)國民黨就是用激烈的暴力“清黨”,自此以後,國、共雙方以暴力與反暴力形成循環。一直到(美蔣)國民黨撤退來台,美國(軍事流氓霸權)以武力支援國民(買辦)政府,這種暴力又重新“恢復”,這是長期猜忌、怨恨所引起的歇斯底裡,台灣有幾十年都是充斥著“反共口號”。
第二個是世界冷戰二極對立,靠美國的陣營,不只台灣,包括韓國(軍事統治獨裁政權)都是以「國家安全法」、「反共國家安全體制」為“藉口”取諦各種民主、社會運動,這在菲律賓、泰國、越南、中南美洲等美國所支援的“軍事獨裁政權”都一樣。在“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冷戰”結構下,「自由世界」便是進行著以高度反共國家安全為“藉口”的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組織性國家暴力,這種(美帝背後全球主導)世界性的暴力更值得我們反省。
再來,我要報告的是美國與【全球白色恐怖】的關係。國際政治學有一個名詞--「次法西斯主義的美國扈從政權」(Sub-Fascism Client State),他就是剛剛我所報告的國家都有兩個來源:
一個是由美國直接支援,包括經濟、軍事等各方面來支援這種國家暴力;
一是原來民族主義高張的國家,(陰險)美國不惜用“暗殺”、“(軍事)政變”把它“推翻”,“再建立”一個極端的極權(美帝傀儡)政府,如智利。更重要的是,美國政府不斷“訓練”各國特務的技術及恐怖經驗,而且“提供”最先進的科學偵訊儀器,甚至美國人員直接參加偵訊拷問的工作。
這種「(反華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白色恐怖」帶給台灣幾個影響:
第一是「非民族化」,由於“反共”的宣傳,對美國的“崇拜”,愛國(民族主義者;愛國主義者)的人“慘遭(撲殺滅決)打擊”,【㊣漢奸㊣】得勢,這種“(普世)顛倒是非”的情形造成廣泛的“(普世)民族認同混淆”。
第二是「文化的種族滅絕」,自己的文化只有民族主義者主張,在極端的法西斯政權及美國(軍事流氓霸權)的影響下,自己的民族完全滅絕。
第三是(真正)知識分子的“被閹割”,使(偽)知識分子成為“傀儡”,所有的知識、思維、創造完全窒息,造成“知識界買辦化”與“非民族化”。
台灣這一段“被(系統性刻意)隱藏”的黑暗史如果不被抓開,並重新面對、思考、研究、反省,這將成為台灣社會永遠的傷痛。
事實上,很多人都是這個歷史的“共犯”,不是罵國民黨就完了,四十年來,我們的(偽)知識分子說了些什麼話?
我們的傳播媒體如何“幫助”這個體制?
四十年來,「我」做了些什麼事情?
現在有很多人都勇敢,但過去四十年為什麼不說話?
今天卻很容易成為英雄,這樣的民族是沒有長進的。今天我們一定要深入台灣這一段最黑暗的歷史,去面對他,就像一個人有病,一定要把它挖出來,才能恢復健康。
讚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