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哲培根(Francis Bacon)說;「歷史令人聰明」(Histories make men wise),但是歪曲而竄改的歷史又怎麽能令人聰明呢?
臺灣光復時,中壢客家莊流傳這樣的客語韻調:「日本統治臺灣五十年,個個百姓生活真可憐··」。在日本投降之前,生産米糖的寶島臺灣,食用米糖得靠配給,布匹停頓進口,個個百姓民不聊生,就是「改姓名」爲日本名的,也僅是多一點點配給,配給又時常間斷,除了去當日本兵有得吃穿以外,幾乎沒有多少家庭吃得飽穿得暖的。然而,現在還有一些”老臺灣人”對日本”歌功頌德”,甚至跟日本右翼”唱和”,”稱讚”日本殖民地統治者兒玉源太郎、後藤新平的”政績”。然而,日本在臺灣的”殖民統治”,真可稱爲「德政」嗎?
假戒毒之名,行斂財之實
以日本殖民政府的對台”鴉片政策”爲例,這是假戒毒之名,行斂財之實。當時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在1894~95年甲午戰時服務於臨時陸軍檢疫部,得部長兒玉源太郎的知遇,戰後就任內務省衛生局長,後藤即提出鴉片問題解決方案,主張臺灣總督府享有販售鴉片的獨佔權。1898年1月兒玉就任臺灣總督,即指派後藤爲民政長官掌管鴉片專賣之事。 因此,殖民政府在台販賣鴉片的收入,在1897年占在台總收入的30.9%,1898年占46.3%,1899年占41.8%,1900年占32.4%。當時殖民政府的說詞是「要戒鴉片」,然而領取特許執照吸食鴉片的人數反而增加,1897年領有執照的鴉片吸食者50,597人、1898年增加爲95,449人、1899年更增加爲130,962人、1900年達到169,064人。
另外,從殖民政府的鴉片銷售量與收益多寡,也可以證明日本殖民政府乃假戒毒之名行斂財之實。 鴉片銷售量在1897年爲87,345錢,收益1,631,887圓; 1898年爲166,316錢,收益3,720,733圓; 1899年爲204,504錢,收益4,662,604圓; 1900年爲197,465錢,收益4,617,626圓。當時鴉片的銷售量減少,而政府的收益持續增加,是殖民政府斂財的證據。就是吸鴉片的人口,年年因死亡而減少,政府的獲利卻有增無減。販賣鴉片的利潤,並沒有像後藤所言,用在健康福利事業上,建設醫院也沒有給吸毒者應有的治療。販賣鴉片的收入,用最多的是警察費來鎮壓臺灣人民的反抗。
臺灣總督府歷年鴉片之販賣收入與支出
專賣局鴉片收入 臺灣省歲入決算 警察費 醫院 社會事業費
1897 1,865,354 11,283,292
1898 3,438,834 11,619,038
1899 4,222,321 17,426,618 1,388,871 233,297 0
1900 4,236,689 22,269,695 1,387,928 265,169 0
1901 2,802,390 19,766,334 1,485,748 275,292 0
1902 3,011,440 19,497,579 1,664,168 251,505 0
1903 3,614,327 20,037,533 1,672,805 254,070 0
1904 3,721,570 22,333,115 1,681,250 252,117 0
1905 4,146,023 25,414,146 268,017 256,129 0
1906 4,402,959 30,692,173 310,020 276,393 0
1907 4,366,397 35,295,772 350,080 297,371 0
1908 4,638,115 37,005,764 381,463 325,533 0
1909 4,661,234 40,409,108 391,110 367,247 0
臺灣省51年來統計提要,頁1040,頁983,頁987。
日本殖民政府專賣局歷年的販賣鴉片煙膏收入可觀,在辛亥年1911年增爲5,231,856圓,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1916年更增爲6,123,614圓,戰後的1920年達高峰6,956,790圓,盧溝橋事變的1937年1,802,848圓,爆發太平洋戰爭的1941年1,614,568圓,就是日本投降的1945年也還有509,256圓的販賣鴉片煙膏收入(1)。以毒梟的販毒途徑來說,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是合法的大盤商,交付給地方廳是中盤商,地方廳銷售給販賣人是零售商,再由這些領有特許「執照」的販賣人賣給吸食鴉片煙膏的人。日本統治臺灣五十年,吸食鴉片而死亡者衆多,但臺灣總督府販賣鴉片煙膏的「販毒利潤」從未間斷過。
請軍入甕,格殺勿論
在兒玉總督與後藤民政長官的殖民統治時代,有所謂「歸順式場慘案」,「即對於雖表示投降各領袖,表面上善用甘言,許他歸順, 內心則企圖徹底剿滅,所以訂定是年(1902)年5月25日,約張大猷以下243人抗日分子, 分別6處, 聲言舉行歸順式。 即;一、鬥六式場60人, 二、林杞埔式場62人, 三、嵌頭厝式場38人, 四、西螺式場30人,五、他裏霧式場14人, 六、林內式場38人」,然後用機關槍,於6個地方同時全部殺戮(2)。 這種誘降, 欺騙殺戮的事蹟, 日人製造口實, 僅說明爲∶「5月25日,在歸順式場妄動,所以一齊殺戮。(3)」 但從這短短的一句,亦可以反證日方的殺戮記錄。
又如1915年餘清芳抗日運動的時候,日軍警以誘殺詭計,將焦吧年附近的後厝,竹圍、番仔厝、新化、內莊、左鎮、茶寮等二十多村落居民3千2百餘人,不分老幼,依次殺戮(4)。 日人對於這種慘絕人寰的大兇殺,極盡隱密的能事, 例如秋澤烏川著『臺灣匪』,除了喋喋不休的敍述「匪徒的暴動」和「聖恩的洪大無邊」以外,就沒有把前述的騙殺事實提起,但是從其文中,亦可以窺視騙殺的蛛絲馬迹。 例如書中說∶「如此,殘匪的誘出終了以後,總督府認爲他們之中罪狀最重,不能浴及大正4年11月的大赦恩典者,縱使是投降,如全免刑責則有枉國法,有傷國家威信,所以對他們必要嚴肅的處刑。」(5),抗日領袖江定等,就是這樣被誘降,然後處死的。
臺灣與中國大陸的隔離政策
自從1912年中國革命同盟會的羅福星在台抗日革命,和1915年餘清芳的抗日革命運動以後,日本的臺灣統治,除了施行匪徒刑罰令、治安警察法、治安維持法等鎮壓以外,還堅決的採用臺灣與中國大陸的隔離政策。例如1904年9月24日制定「支那勞動者取締規則」,取締來台的大陸工人;1917年臺灣總督派遣警察特務4人到廈門各地,收集住在當地臺灣人的情報資料;1921年3月30日制定「有關南部支那領事官之裁判法律」,以取締住在中國南部的臺灣人;1923年1月30日制定「有關加入外國之政治結社之件」,禁止臺灣人加入中國國民黨以及其他政黨;1938年9月16日制定「滿洲國及中華民國渡航證明規則」,限制臺灣人到中國東北以及大陸各地參加抗日運動(6)。
援助中國革命背後的陰謀
殖民統治者後兒玉總督與後藤民政長官,也曾有援助中國辛亥革命之事。 不過這完全是爲日本侵略中國的利益出發,利用1900年義和團事變之際,日本策畫派兵進攻臺灣對岸的福建爲其勢力範圍,敦促革命黨起事,然而陰謀未能得逞,就背叛中國革命。
孫文爲了革命打倒滿清政府,依1900年7月17日在香港的軍事會議的決定計畫攻取廣州, 與日本浪人共赴臺北向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請教,日方即指導革命軍應趁義和團事變在廣東省惠州起兵,兒玉並約定會派遣日本陸軍將官以及運送槍彈補給來援助中國革命。
其實,日方趁義和團事變中國危難的時機,另圖陰謀。依8月10日日本內閣會議的決定,海軍大臣山本權兵衛在8月14日向二蘋軍艦的艦長電訓∶「必要時在廈門,爲保護居留的帝國臣民,不可逸時機,將若干兵員登陸」。8月22日參謀總長大山岩獲得裁可,訓令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有趁機佔領廈門的必要。8月23日,陸軍大臣桂太郎再以奉敕命令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準備派遣駐台士兵到廈門。
日本的廈門佔領計畫
如此,日方的廈門佔領計畫,即由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和當日派遣到廈門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綿密地策畫。 8月24日,後藤新平命在廈門東本願寺布教所的日本僧侶放火,而僞稱這是清國人暴徒所爲,這時停泊在該地的日本軍艦和泉號上的海軍陸戰隊先行登陸。然而廈門的英國領事,知悉事件的背後有日方重大的軍事謀略,於是聯合英、美、法三國領事,向日本政府嚴重抗議。當時英美各派一軍艦至廈門示威。 因爲日本向廈門動兵,違反了英美列強把義和團戰爭限定在華北的戰略。8月27日,從臺灣派遣的混成部隊,乘船開往廈門,企圖從臺灣出兵佔領廈門。8月28日,伊藤博文憂慮英美列強出面干涉的事態發展,即推動海相山本權兵衛和外相青木周藏,決定中止日方的出兵計畫。8月29日,英國代理公使向青木外相質詢日軍登陸的理由,日本政府即命令中止派兵。從臺灣派去的軍隊就在廈門港外折回,海軍陸戰隊也在9月7日撤出。日本佔領廈門的軍事謀略,因此挫折而未能得逞(7)。
另一方面,孫文不覺日方有佔領廈門的陰謀與挫折,依先前跟兒玉、後藤之約,命鄭士良在惠州起義。鄭士良指揮在廣東惠州的三洲田山塞潛伏的80名革命軍,於10月8日起兵。革命軍在序戰大破清軍,兵士也增加到二萬人,起先占了優勢。然而,孫文在東京籌措的武器竟是廢槍,以爲可以得到兒玉總督、後藤民政長官的援助,全部落空。革命軍不久即陷入清軍重圍,史堅如等革命烈士飲恨殉難。
兒玉與後藤不履行約定援助中國革命,乃因日方企圖佔領廈門的謀略受挫,哪裡還有什麽援助中國革命的「道義」呢? 因此,廈門事件過後,臺灣總督府即放棄行使武力佔領廈門的計畫,改變以經濟侵略的型態,組織「三五公司」對福建省經濟進出了。
義和團事變日本又分得賠款
在義和團事變時,日本加入歐美列強的八國聯軍進攻中國,日本派兵最多,但所得到的賠款名列後面。當時估計中國的人口4億5千萬人,每一個人賠一兩,中國共付4億5千萬兩賠款給列強,俄國分得130,371,120兩(占28.97%),德國90,070,515兩(20.02%),法國70,878,240兩(15.75%), 英國50,620,545兩(11.25%),日本34,793,100兩(7.73%),美國32,939,055兩(7.32%),義大利26,617,005兩(5.92%)。列強之中,只有美國對中國示好,扣除美國軍民所遭受的損害賠償額,退還中國1078萬餘美元,充當中國學生留學美國的獎助金。前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就是用這一筆錢去美國留學的,追根究底還是中國人民的血汗錢,中國命運真是苦難!
霧社事件日軍警放毒氣
對於日本的無情殖民統治,臺灣的原住民在1930年10月27日興起震驚世界的「霧社抗暴事件」,日本軍警無法鎮壓,即進行毒瓦斯和活體實驗鎮壓。日本的統治者掩蓋投下毒氣的事實,說你能夠拿出證據嗎?臺灣原住民是被毒殺被宰殺的人,怎麽叫死人拿出證據呢?但是逃過死亡線的原住民證言說,日本是如何卑怯的放毒氣,還解剖原住民的軀體取出肝臟來烘烤(8)。當時也有日本人拍照而留下照片,現在照片保存在東京大學中央圖書館特藏室,有原住民忍受不了毒氣之苦而上吊自殺的,還有日軍解剖原住民的照片等,慘不忍睹。日本對其統治的子民,竟如此殘酷的對待。而且,霧社事件的殘酷實驗,成爲日本的「七三一細菌部隊」在中國大陸進行活體實驗和毒瓦斯作戰的殘酷行爲的先鞭(9)。
歧視臺灣人的教育政策
日本的殖民統治,完全的歧視臺灣人,而沒有培養殖民地臺灣的人才。以日據時期的高等大學教育來說,日本人與本省人學生的比率懸殊。就是日本統治末期,臺北帝國大學的在學生,1940年本省人85名、日本人235名;1941年本省人61名、日本人196名;1942年本省人69名、日本人388名;1943年本省人69名、日本人384名;1944年本省人85名、日本人268名。其中,文政學部的學生本省人更少,1940年本省人只有5名(日本人81名)、1941年只有3名(日本人68名)、1942年3名(日本人166名)、1943年3名(日本人164名)、1944年只有2名(日本人30名)。(10)臺北帝國大學等臺灣的高等教育,皆以臺灣人的稅金經營的,卻大部分收日本學生,而嚴格限制本省學生入學。 說蔣介石獨裁,也沒有像日本那樣在高等教育采歧視政策的。
依1940年10月1日戶口調查,當時臺灣總人口數未達六百萬乃5,872,084人。本省人占絕大多數5,510,259人,日本人不到一成312,386人,其他爲外省人46,944人,韓國人2,376人,外國人119人(11)。當時臺灣的高等教育,從統計可以看出,是專爲人口少的日本人而設立。並且不設法律學部,怕臺灣人學了法律,會依法來抵抗日本統治,當時臺灣學生要學法律的,不得不出國留學去。
日據時期大學教育本省人與日本人學生之比率
臺北帝國大學 台中農林專校 台南工業專校 臺北經濟專校
本省人 日本人 本省人 日本人 本省人 日本人 本省人 日本人
1940 85 235 4 204 49 305 31 288
1941 61 196 1 160 51 319 73 284
1942 69 388 3 180 51 359 82 408
1943 69 384 6 274 68 566 108 399
1944 85 268 14 249 109 643 123 313
臺灣省51年來統計提要,頁1214~1217。
日據時期的初等教育比較普及,但這是「奴才教育」也是差別待遇,日本人念小學校,臺灣人念公學校,後來改爲國民學校,教材內容不同。台灣人的國民學校,每天在上課之前,先要背誦「私は大日本帝国の臣民として心から感谢いたします」(我們為大日本帝國之臣民,誠心感謝)之類的”奴化教育”,還有「鬼畜米英」一類的”思想教育”,說美、英有如鬼畜那樣不人道。
戰前的日本帝國,稱美國爲米國,德國爲獨國,法國爲佛國,俄國爲露國,不像中國給外國「美麗之國」「有德之國」「法治之國」的美稱,而給「食米之國」「孤獨之國」「佛教之國」「露宿之國」的錯誤印象。日式教育,教學生肚子痛吃「征露丸」最有效,說這是日軍征服俄國必備的藥丸。日本投降後,藥名改爲「正露丸」,去掉邊旁,尚留下日本侵略的影子。
當時國民政府的首都設在南京,日本式教育指著花生說,這是「南京豆」,只要攻進南京,就可以儘量吃了。又指著掛圖的臭蟲說,這是「南京蟲」,在南京最多,必須趕盡殺絕。的確日軍在1937年12月的「南京大屠殺」,把中國人趕盡殺絕。日本人學生仗著統治者心態,時常欺負臺灣人學生,動口就罵臺灣人學生是「支那人」「清國奴」(chankoro),如果打架,不分青紅皂白,一定痛痛地修理臺灣人一番。
日本以中國賠款「殖産興業」
其實日本近代的「殖産興業」「富國強兵」,是從中國奪取龐大的賠款而來。中日甲午戰爭的賠款2億3千萬兩(3千萬兩是歸還遼東半島所追加的),必須在馬關條約後三年內以金元支付,其值超過中國全年歲收的兩倍,強迫戰敗的中國在民窮財盡、舉借外債的情況下支付。此筆賠款,換算成日幣爲3億6千451萬圓(12)。在1894年日本發動甲午戰爭時,日本的國家預算只不過9千萬圓,可見這筆賠款的數目是多麽的大,對日本的「殖産興業」有莫大的幫助。
從明治維新到日俄戰爭的期間,有百分之八十五的企業是在甲午戰爭之後設立的。日本著名的「八幡制鐵所」就是從賠款中抽出58萬圓創立的,其原料的鐵礦也是長期仰賴中國與朝鮮的進口,在盧溝橋事變後的1938年轉變爲「日本制鐵」,戰後再轉變爲「新日鐵」而稱霸世界了。
以中國賠款「富國強兵」
賠款的半數是用在日本海軍與陸軍的擴張費,這也是日本能夠「富國強兵」的本錢。其他賠款多方面利用爲發展實業,充實運輸通信等建設費用。因此,日本帝國的興起,是靠「一將功成萬骨枯」,中國大陸人民的血淚錢而來。
日本在當時能確立「金本位」制,躋身於列強之林,也應該拜中國賠款之賜。在1870年代,英、美、法等經濟先進國建立了「金本位」制,不以白銀、而以黃金做爲國際間商品與資金的計算標準。這時亞洲各國仍然採用「銀本位」制,隨時因銀價波動而冒匯率差價之險。日本即要求中國以金元(pounds sterling in gold)償付賠款,以此鉅額黃金爲準備金,才能夠實施「金本位」制。日本從此跳出亞洲國家,進入世界核心經濟體系,在商品與資金的交易上,與西方列強並駕齊驅(13)。然而日本人感激提供賠款的弱鄰嗎?
臺灣經營補足費1千2百萬圓
賠款之中,有「臺灣經營費補足費」1千2百萬圓,換言之,日本據台後的經營,除了在台的稅收之外,還要靠從中國來的賠款補助。受日本教育的「老臺灣人」,有人在感激日本中央政府對臺灣經營給予補助,而不知這些錢是來自中國的賠款,跟日本右翼同調羞辱中國,真是悲哀。日本經營臺灣,就算是投資,也是在殖民地「養雞取蛋」,被取蛋的老母雞,難道還要感激嗎?
其實日本近代的工業化,如果沒有殖民地臺灣和朝鮮的提供米糧,也是很難迅速達成。日本山多田少,歷代都曾經發生缺乏米糧而引起大衆騷動的所謂「米騷動」事件。江戶時代的德川吉宗將軍,爲了防「米騷動」,苦心於調節米價,增産米穀,被稱爲「米將軍」。明治維新以後,「米騷動」不止,米價暴漲,生活困苦的大衆,要求廉價米糧,群起襲擊米店、富豪邸、警察等,時有所聞。
臺灣的米糖援助日本工業化
明治政府實行「殖産興業」的工業化政策之後,産業人口移動,農業人口大量移入都市充當勞工,造成糧食更形短少,如果仰賴糧食進口,當時又沒有足夠的外匯購買。這時殖民地臺灣和朝鮮的米,解救了日本實行工業化時糧食短缺的危機,並節省了日本不少的外匯。臺灣産蔗糖從一八九六年起九五%以上輸往日本,臺灣産米在盧溝橋事變前後的一九三五到三八年達五O%以上輸往日本(14)。只臺灣産砂糖一項,在日本銷售所課徵的消費稅,在一九一O年代初期,每年對日本中央政府有四千五百萬圓的稅收貢獻(15)。
日本因爲擁有殖民地臺灣來供應廉價米糧,才可以抑低國內的工資和勞動所得,加速資本的累積與工業的擴充,以較低的國際行銷價格,形成外銷工業的競爭優勢(16)。日本帝國的工業化,跟其殖民地經營息息相關,日本殖民臺灣的目的,在於掠奪臺灣的財富。受日本教育的「老臺灣人」,如果對臺灣的歷史認識不清,而一味的歌頌日本帝國統治,才真正是民族的悲哀。
台史公曰∶臺灣人之民族氣節何在?臺灣受日本統治五十年,而不認識日本之統治實態,豈能大言不慚「認識臺灣」,臺灣人之民族氣節虧損矣!何來「獨立精神」?
(1)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編『臺灣省51年來統計提要』,臺北∶同統計室,1947年,頁1040。
(2) 臺灣新生報社叢書編纂委員彙編『臺灣年鑒』,臺北∶臺灣新生報社,1947年,第28章,頁7。
(3) 鶴見輔著『後藤新平傳∶臺灣統治篇上』,東京∶太平洋協會出版部,1943年,頁159。
(4) 湯子炳編著『臺灣史綱』,臺北∶自印,1946年,頁183~184。
(5) 秋澤次郎著『臺灣匪』,臺北∶杉田書店,1923年,頁295。
(6) 臺灣總督府編纂『臺灣法令輯覽』,東京∶帝國地方行政學會,1923年。
(7) 故谷美子「厦门事件の一考察 日本の南清进出计画とその失败」,『历史教育』第6卷3号。葛生能久著『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上卷,黑龍會出版部,1933年,頁647 -673。
(8) 阿威赫拔哈口述『阿威赫拔哈的霧社事件證言』, 臺北∶台原出版社,2000年,頁131。
(9) 藤井志津枝著『七三一部隊 日本魔鬼生化的恐怖』,臺北∶文英堂出版社,1997年。
(10) 『臺灣省51年來統計提要』,頁1214~1217。
(11) 同上,頁102。
(12) 安藤良雄編『近代日本經濟史要覽』,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頁68。
(13) Tobata Seiichi ed. The Modernization of Japan I, Tokyo: The Institute of Asian Economic Affairs, 1966, pp.104-107.
(14) 臺灣省政府主計處『臺灣貿易五十三年表』,臺北∶臺灣省政府主計處、一九四九年、頁一八O、頁一九八
(15) 『臺灣糖業概觀』第四九O號,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産局、一九二七年、頁二五四。
筱原三代平「经济发展と贸易の关系」,小岛清编『论争 经济成长と日本贸易』,东京∶弘文堂,1960年,
<日本右翼歷史觀批判研究>
(王向遠著作集第十卷)
第一章 戰後右翼歷史觀形成的根源與背景——右翼勢力、右翼思潮與戰爭認知問題
一、右翼歷史觀的古代淵源
二、現代軍國主義思潮與右翼歷史觀的形成
三、戰敗後右翼的蠢動及右翼歷史觀的“復活”
四、冷戰後知識右翼的“猖獗”與右翼歷史觀的“擴散”
第二章 右翼歷史觀“死灰復燃”的標誌—林房雄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
一、作為老牌右翼分子的林房雄
二、解掉兩個緊箍咒
三、“大東亞戰爭百年戰爭”論的展開
四、“縱然失敗卻是無悔”
第三章 一本全面徹底的為侵略歷史“翻案”的書——中村粲的《走向大東亞戰爭之路》
一、寫作宗旨:為洗刷“汙名”而篡改歷史
二、以種族戰爭史觀粉飾侵略
三、所謂“當事雙方都有幾分責任”
四、對十五年侵華戰爭的全面翻案
第四章 “惡魔的思想”——渡部升一、穀澤永一的思想
一、對“反日的日本人”的“告發”
二、所謂“國益論”和“新憂國論”
三、“誰把歷史弄成這樣?”
四、所謂天皇“無責任”,戰爭“有外壓”
五、“敬告韓國中國俄國美國:日本沒有戰爭責任”
第五章 “喬裝打扮”的軍國主義史觀——藤岡信勝所謂的“自由主義史觀”
一、藤岡信勝與“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
二、所謂“自由主義史觀”的“自由”
三、“自由主義史觀”的根源與構造
四、“自由主義史觀”的虛偽本質
第六章 歇斯底里的“免罪情結”——法學博士小室直樹的“無法”的暴論
一、“天皇教”的狂熱信徒
二、反共與反華
三、搬弄“國際法”為侵略免罪
四、不容忍任何道歉和謝罪
第七章 “南京大屠殺”抹殺者的第一隻黑手——田中正明的“虛構”與“總結”
一、曾做過松井石根秘書的田中正明
二、所謂“帕爾博士的日本無罪論”
三、《南京大屠殺的虛構》的虛構
四、“南京大屠殺否定論的十五個論據”的虛偽
第八章 作為一股右翼思潮的南京大屠殺“抹殺論”——東中野修道等抹殺論者的猖獗
一、鈴木明的《南京大屠殺之幻》
二、阿羅健一、歃本正己、富士信夫的抹殺論
三、南京大屠殺抹殺論形成了一種思潮
四、新一代抹殺論者的“旗手”東中野修道
五、抹殺論者在史實面前註定失敗
第九章 “皇國”史觀的集大成——西尾幹二的《國民的歷史》
一、《國民的歷史》暢銷的背後
二、與中華文化絕緣的“一萬年日本文明史”的虛構
三、對侵略歷史的全面美化
四、唯我獨尊的“皇國”史觀的復活
第十章 右翼歷史觀的教科書化——《新歷史教科書》及教科書的“改惡”
一、戰後歷史教科書的右翼化軌跡
二、右翼團體“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的成立
三、《新歷史教科書》對侵略歷史的歪曲
四、推動教科書進一步“改惡”的三浦朱門
第十一章 右翼歷史觀的通俗化、大眾化——小林善紀的政論漫畫《戰爭論》與《臺灣論》
一、右翼勢力的“廣告塔”
二、鼓吹戰爭、美化侵略的《戰爭論》
三、老調重彈、變本加厲的《戰爭論2》和《戰爭論3》
四、歌頌日本殖民統治、鼓吹台獨的《臺灣論》
第十二章 右翼歷史觀與靖國神社問題——靖國神社參拜“正當”論
一、靖國神社的本質
二、加地伸行等人的“日本乃神國”論
三、大原康男等人的中國“干涉日本內政”論
四、小林善紀的《靖國論》
第十三章 右翼歷史觀對中國歷史教科書的“逆襲”——右翼文人的“中國反日”論
一、古森義久對“中國反日”的報導和渲染
二、勝岡寬次對中國“反日教科書”的“徹底批判”
三、“中國反日”論的其他鼓噪者
第十四章 從中國歷史觀到中國現實觀——「中國黑暗論」、「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
一、岡田英弘的中國歷史“黑暗論”
二、中島嶺雄的「中國黑暗論」與「崩潰論」
三、長谷川慶太郎的「中國崩潰論」與「中國威脅論」
四、杉山徹宗等人的「中國威脅論」
本書研究的是日本右翼及其歷史觀的問題,對歪曲和篡改歷史的日本右翼歷史觀做了深入的剖析。讀完這本書之後讀者會明白,原來那些大放厥詞的政客站在政治舞臺上為歷史翻案的發言是有一整套右翼歷史觀作支撐的,而右翼歷史觀的構建者和系統表述者則是民間身份的一些教授、學者所構成的右翼勢力。換言之,在日本當代學界和言論界,為侵略歷史翻案已經形成一種不可忽視的社會文化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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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炒地皮吸血大王林榮三榮登富士比(Forbes)財經雜誌全球首富前五十名
《金權城市》點名聯邦(三重幫自由時報林榮三) 炒地牟利
顏玉龍/新北市報導
2011-02-17 中國時報
土地炒翻天,鄰近台北市東區的新北市汐止區也成矚目焦點,已有預售案成交價一坪四十萬元以上,讓早期養地的大財團「出現」解套的契機,但也再次引發山坡地開發,以及財團以農民身分買農地開發的爭議,其中以「聯邦建設」的“瓏山林”建案最具「代表」。
《金權城市:地方派系、財團與台北都會發展的社會學分析》一書中,台大教授陳東升認為財團購買農地、山坡、工業用地,並利用“變更地目”營造高額利潤,是“基本炒作手法”。他進一步點名「聯邦建設」,指(自由時報)林榮三在七十六年買下汐止十八甲“林地”,每坪公告地價二、三千元,“變更地目”並推建案,每坪售價十五萬元,獲取幾十億元利益。
陳東升在書中提及,「瓏山林有一部份是承租國有林地,透過公有地放領取得土地所有權,接著申請“山坡地”的開發,(再)變(更地目)為丙種建地。白匏湖二百多甲土地來源,一是林榮三長子林鴻聯以“自耕農”身分承購三百多筆農地,另一部分是林榮三的三子林鴻堯向國有財產局承租林地。」
由於瓏山林完工後,須向汐止鎮公所申請「未損害公共設施證明」,《廖學廣的獨立時代》一書中寫道,「建商賣房子賺大錢,鎮公所沒有義務為建商擦屁股」為由,將申請案打回票。「幾經洽商,最後雙方達成的協議,由林榮三捐贈一座綜合運動公園給汐止鎮,鎮公所同意綜合運動公園以林榮三命名。」
不過,公園設計圖完成,也整好地等著林榮三來蓋公園,最後卻沒著落,廖學廣出手反撲,在競選連任時,發出在白匏湖山區設置垃圾場的文宣,並取名為「榮三垃圾場」。
「林榮三發動旗下《自由時報》,在鎮長選舉投票前最後兩天,將駐汐止鎮的記者召回總社,配合社長、總編輯發稿,全力圍剿廖學廣。廖學廣也不甘示弱,召開記者會一一點名林榮三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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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週刊>被砸/(本土黑幫)天道盟太陽會13人成擒 廖學廣關狗籠案主嫌在內
東森新聞 2002/10/22
社會中心/綜合報導
「壹週刊」辦公室本月6日被黑道分子砸毀,引起社會各界重視,警政署22日規劃全國大掃黑,警方針對「天道盟」太陽會桃園龍潭組、台北萬華組、基隆仁愛組展開全面搜索,合計逮捕13名嫌犯,起出「太陽集團」制服、改造手槍等贓物。
刑事局與台北市刑警大隊兵分多路,由士林地檢署主任檢察官陳國鳴指揮,22日凌晨在基隆市、台北縣、桃園縣同步行動,逮捕基隆仁愛組組長謝金峰等13名嫌犯,其中,綽號「阿風」的謝金峰在「天道盟」名氣響亮,涉及85年立委廖學廣狗籠案,曾經逃亡泰國,後來被警方緝捕回國。
警方調查,某週刊報導「天道盟」新、舊太陽會搶地盤風波,引起舊太陽會不滿,屬於舊太陽會的桃園龍潭組、台北萬華組、基隆仁愛組,分別接獲越洋電話指示,本月6日在某週刊位於台北市內湖區的辦公室附近集合,20餘名男子一起穿上「太陽集團」黑色制服,持木棍、鐵棒把某週刊辦公室砸毀。
行兇過程中,龍潭組的嫌犯黃鑫,涉嫌搶走某週刊大樓保全員的手機,而這支手機就是警方破案的關鍵,警方從通聯紀錄中,釐清案情,並逐一收網逮捕嫌犯。
至於傳真給各媒體,揚言要把某週刊趕出台灣的桃園龍潭組組長「文哥」梁瑞文,目前流亡柬埔寨,台北萬華組組長「鐵霸」曾盈富、曾盈進兄弟,則在大台北地區流竄,警方正擴大偵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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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囤地 房價飆漲 新莊人嘆:買不起新莊房子
林金池/新北市報導
2011-02-17 中國時報
如果說高房價起因於財團囤地,「聯邦集團」林榮三近卅多年來在新莊默默購入大批土地。新莊副都心房價每坪飆漲到五十萬,地方人士說,「新莊人買不起新莊房子,這不是很諷刺嗎?」
新莊副都心近年來土地價格炒翻天,看似財團建商各顯神通、各自購地,但當地人都知道林榮三才是最大地主,早在民國六十七年左右,林在當地四處收購農地,平均每坪價格五百到兩千元不等,地方人士說「當年中港路底全是水田,買地就拜託農民划船在四周插上紅旗子,就能看出土地多大。」
地方人士說,林榮三買地是有專業的「牽勾仔」幫忙,地方人士說,有位綽號「X吉」的兒時玩伴負責幫他牽線買地,人家不要的低窪水田,林榮三全部收,卅多年下來成為新莊副都心最大地主。
據了解,林榮三太太林張素娥名下土地,至少超過一萬坪,如果加上登記在其他親戚名下土地,囤積了大量的土地,以每坪兩百萬元計算,市價超過數百億元。
財團囤地炒作,造成房價水漲船高,如今新莊副都心房價每坪漲到五十萬,周邊更充斥一大片未開發,卻被炒上天價的素地,不少地方人士說,「新莊人買不起新莊房子,這不是很諷刺嗎?」
地方人士認為,未來只能寄望新北市府大刀闊斧,重新恢復課徵空地稅,遏止財團建商炒作房地產歪風,藉此加速重劃區開發,增加供給降低房價,才能讓小老百姓安居樂業,否則將成了財團囤積土地、炒作房價的幫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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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支那豬;萬惡共匪)崛起之下的周占春與(一吹二蓋三推四賴痞子)鄭弘儀
陳水扁夫婦因為“龍潭弊案”遭到判刑,(台灣之子與台灣之孫)父子皆用國共(支那豬)聯手打壓“一邊一國”作為解釋,同仇敵愾。他們講的理所當然,公子陳致中(台灣之孫)且髒話連篇。對鼓吹台獨的政治人物而言,“髒話”已經與“中國(支那豬)”混用,這在之前鬧出新聞主播以髒話辱罵馬英九親中,“捏造”事實,有“異曲同工之妙”。整體而言,“(嘴炮)台獨”已經進入到自己刻畫的世界,凡是在現實世界裡他們“認為”會發生“卻沒有發生”的,就讓之在“自己的劇本”中發生的,包括馬英九(支那豬)“變成”因為“親中”而變成狗或驢的情節,就能“隨心所欲”地“編織”。捲入自己的“(嘴炮皇民台獨)異想世界”後,“中國(支那豬)”可以變得“惡毒可怕”。現在“中國(支那豬)”崛起,遭到打壓的“恐懼”與“怨恨”,更是“無以復加”。這種“心理”,值得注意與體會。
周占春與(一吹二蓋三推四賴痞子)鄭弘儀二位,厥為範例。
陳水扁收受賄賂介入二次“金融(私有化財閥併購壟斷)改革”,被法官周占春以陳水扁的干預已逾越法定職權,既非職權範圍之行為,自無受賄與否的問題,因此判處陳水扁無罪。周法官在判決書中引述拙著過去對於陳水扁逾權之憲法分析,但“並未同時”引述其他著作關於陳水扁實已構成“內亂外患犯行”之分析,也未檢討陳水扁大可透過法定授予的人事任命權,不當干預政策,因而享有迫使主管官員當然得要聽命行事的權力,故陳水扁乃典型的受賄案例。但是在法言法,如欲將陳水扁繩之以法,仍必須依照制度尋求彌補。固然周法官的法律見解至為不當,不必多論,更讓人好奇的,其實是他到底什麼“心態”。
值得與周法官“曲解法令”挽救陳水扁的“意志”相比的,是同一時間發生支持民進黨的知名(痞子化)媒體人鄭弘儀在一次競選晚會上,以粗鄙下流的口語辱罵馬英九(支那豬),進而散播關於馬英九(支那豬)主持兩岸教育交流偏寵陸生的“謠言”,並掀起民進黨選民風起雲湧的支持他。一時之間,復誦他的“下流罵詞”成為流行,鄭主持人且感到“驕傲”與“正直”,在記者會上甚至哽咽訴說他對台灣大學生遭到大陸大學生排擠的感傷。
這些排擠的“指控”並不確實,因為不但大陸政府對台生早有大量補助,台灣公家在補助陸生的同時更也補助台生,遑論“這些”政策是民進黨主席蔡英文主持大陸政策期間所“制訂”與開展的。不過,“事實”如何不重要,鄭(痞子)主持人的真情演出能打動人心,才是值得好奇的。
周法官對於陳水扁這樣身居要津之人貪婪至極、濫用名器能夠“視而不見”,絕非周法官個人好惡所能解釋,必有更大的情感需要“支持”他“扭曲”的法律見解,以能為了釋放陳水扁而釋放他。當然,鄭(痞子)主持人唱作俱佳的“泡製劇本”,事後“毫不”感到羞恥,自然也不能用他樂於“煽動”選民來解釋。他們兩位對於陳水扁或台生遭到不當壓迫的“想像”,“既不是”出自事實,當然是出於“需要”,這樣的“需要”在選前爆發,不能不說是與競選對手國民黨及其領導馬英九有關。長期以來,他們“塑造”馬英九(支那豬)為“外來政權”的代表,不論馬英九如何交心表態,都不能取信於他們。簡言之,馬英九與國民黨代表中國人統治台灣人的這種陰影揮之不去。
不久前發生的東京影展事件,是具體而微的另一個例子。當時,大陸團長江建議台灣團用“中國台灣”或“中華台北”,因為這必然是他得到的指示,大陸則退為大陸,“而不是”獨佔中國,如此保持兩岸同屬中國人的身分,且有所“平等”。他“哪裡想到”台灣的團長陳志寬居然明白告訴他,(上等皇民浪人)台灣人不是中國人(支那豬),明確表示這是涉及台灣主權與尊嚴的問題,絕不能讓步。兩岸不歡而散後,大陸團得到許多大獎,而台灣(痞子)媒體則只有嘉許陳志寬英雄事蹟的報導。陳志寬所體現的就是,他做為台灣人,一碰到中國人就會產生被壓迫的抗拒意識。中國電影界頻頻獲獎,之後並巡迴世界,而台灣無影無蹤,自然更增加這樣的壓迫感。
可以說,國民黨是在中國崛起的氣氛中執政的,國共和解是國民黨執政前夕的大戲,ECFA的簽訂是國民黨執政後的“大戲”,可以說國民黨猶如“搭乘著中國崛起的順風車”在執政。但是國民黨“卻以為”是因為自己支持“藏獨”、反對統一的本土表現贏得支持。國民黨對於自己是“搭了中國崛起的順風車”毫不自覺,剛好說明國民黨的所謂“本土”是“虛假”的,就算價值上確實很認真地推動本土,但起碼情感是“虛假的”。畢竟國民黨“不能體會”民進黨核心(上等高貴皇民浪人)選民的“反華(仇華恨華)”已根深蒂固,因為國民黨從沒有經歷或“皇民化”洗禮,“不了解”洗刷“清國奴(支那豬)”之恥而“晉升”為“(上等高貴)皇民”的歷史飛越感,與因為(腐敗買辦權貴)國民黨來台後帶來的失落與失語。
現在中國(清國奴;支那豬)無所不在,(腐敗買辦權貴)國民黨來自中國,代表中國人(清國奴;支那豬),剛好可以視為是中國崛起的勢力進入台灣的媒介。
中國崛起愈是明確,台灣人賺到陸客的錢愈多,且到大陸發展的台灣人愈多,從李登輝以降努力“去中國化”的“文化台獨”成果就愈顯得不足為訓。
之前擺脫老國民黨的“本土狂飆”,與當前中國崛起後台灣的再度“失語”,“形同”日本戰敗後的台灣人從好不容易熬到的“(上等高貴)皇民身分”跌回“清國奴”,都是反差極大的情感刺激。馬英九以為ECFA對台灣人做了多大的好事,偏偏愈大的好事愈讓“反華仇中”的(上等皇民浪人)台獨選民感到毛骨悚然。他們沒有理論可以抗拒中國崛起,就“編織”台灣人“受迫害”的“劇本”,否則不能表達自己對中國人的疏離與“仇視”。
周占春與鄭弘儀這樣不同的兩個人,卻讓同一批“仇中反華”的民進黨核心支持者感到同情與“窩心”,說明他們“不是”在拯救被羅織罪名的陳水扁或可憐沒錢的台灣大學生,“而是”在表達他們所“共同抵抗”的中國(支那豬)。馬英九就是中國人(支那豬)在台灣的代表,這是“劇本”“決定”的,馬英九不論如何閃躲都沒有用,反而會因為不好好扮演“加諸”給他的腳色,而更讓人恐懼。
至於劇本,是根據觀眾“需要”決定的,而觀眾的“需要”“深藏”在台灣的“(皇民化)殖民歷史”當中,絕不是周占春或鄭弘儀可以說不要就不要的。假如他們直接或間接能有效“反射”這樣的“反華”情緒,就是“英雄”。
什麼都沒有成就到的陳志寬,與大罵馬英九“畜生”的(台灣之孫)陳致中,不就也是台灣的“英雄”了嗎?
文/石之瑜
2010-11-15 中評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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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幸男嚎喪 綠營披麻戴孝
我們就很想知道高志鵬這兩天有沒有和李婉鈺作愛?
而你王幸男,有沒有「食不下嚥」,非得找個應召女來打打野食不可?
時至今日,在台灣誰都知道扁系大將的民進黨立委高志鵬有個風頭很健,動輒鬧社會新聞的女朋友李婉鈺。稱「女朋友」,這是媒體一般比較表面的“恭維說法”,要是按照民間粗俗的語言,其實就是「姘頭」之謂;可要是比照日本人的觀念,無非就是「阿娜答性伴侶」罷了。
可這話不是我講的,畢竟率先不齒,還因之大為不屑的把這段「秘辛」,公開在臉書上的,其實是他的自家同黨立委,彼此又是有著好朋友關係的邱議瑩;雖然她未直呼其名,但人人都知道案中男主角是哪號人物。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朋友不可亂交,女人不宜亂睡。
然則,正如告子所言的「食色,性也」,高志鵬儘管年歲好大一把,睡的又是個風韻猶存的熟女,除了等閒事爾的男歡女愛外,也算姓高的時運不濟,碰上對方「三十如狼,四十如虎」,他也就只能落得個被榨乾成形容枯槁的下場。
會這麼講,主要是因為昨天王幸男在立院講了一段屁話,冤誣馬英九到台東洗溫泉,讓人不免好奇,日本誠然不幸的碰上這場大浩劫,但身為總統巡視地方,就連洗個澡都不行?
果然如此,我們就很想知道高志鵬這兩天有沒有和李婉鈺作愛?
而你王幸男,有沒有「食不下嚥」,非得找個應召女來打打野食不可?
這可怪了,日本鬧大地震、大海嘯,我們的總統就算泡溫泉又怎樣?更何況比對當天馬英九的行程,都是照表操課,夜宿台東也是既定的行程,這樣就是洗溫泉的罪該萬死了?是高志鵬所罵的「腦殘、無能」?
要講這兩項罪名,邱議瑩可是沒冤枉他高立委,不是?
腦殘嘛,竟然拜倒在人盡可夫的這位熟女雙腿之間;無能嘛,竟連自己的手機都被掌控在對方的手裡,搞得碰到記者追問,直似老鼠被貓追獵般的抱頭逃之夭夭。
以上,都非我獨家開講,全皆見諸相關的媒體報導。
這就讓人不免疑惑,好吧,容或日本人活該倒楣的遇上這場千年不遇的巨大天災,可你們這票綠營立委,怎麼就好像是死了自己爸媽那樣的嚎喪不已呢?
日本人,莫非是你們民進黨家的祖宗?
日本人,莫非是王幸男、高志鵬老在跪拜不已的主子?
一定是的,要不然,請告訴我們,為何薛凌這個綠營女立委忙不迭的,搶著在立院要求全國降半旗誌哀?
請問,你們的國籍是在日本嗎?
薛凌的府上各個都講的是大和民族的語言,拜的是日本的天照大神,妳要不要披麻戴孝找電音三太子唱唱五子哭墓?
莫名其妙。
這就讓人不能不跟他們算幾筆舊帳,就拿兩年多前的八八風災,乃至去年九月的凡那比風災的高雄大淹水,宜蘭的慘遭不幸為例,怎麼民進黨就沒感同身受的,也要求政府下半旗?
這一下,結論還能不呼之欲出?──原來台灣人的生命,在包括高志鵬、王幸男、薛凌等一票民進黨人的眼中,竟是比天皇治下的大和民族,更加不是人,不能以“同類”相比,不是這樣嗎?
“自賤”若此,這邊忙著對日本人“乞媚”示好 ,那邊就惟恐已落人後的爭著侮辱起自己的國家元首,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的,學起秦檜這大奸賊的技倆,給人“栽贓扣帽子”。請問這三個傢伙還敢宣稱他們是台灣人?能不是毫無人性的公禽母獸?
然則,如果大家以為民進黨真的是在發揮人溺己溺的精神,存著一絲絲民胞物與的悲憫情懷,那可就大錯特錯,因為看看他們昨天大罵馬英九的表情,即便是薛凌的為「日本祖國」請命,那臉上也毫無休戚與共之悲傷嘴臉,有的只是專橫到極點的猙獰面孔。
這是真的在哀悼?不,他們是拿鄰國的天大慘劇和悲劇在“消費”,盡其所能的要在日本人的無數屍體上,賺到若干政治籌碼和幾許政治利益。
一言以蔽之,他們是藉機搶奪立委選舉的門票,同時也向蔡英文示媚的幫著修理對手馬英九。
只有豬狗不如的畜牲,才會幹這種天理不容的混帳事情,這才是民進黨揭示給國人看的真相。
何謂民主,何謂國家應有的尊嚴,打從蔡英文算起的民進黨這幫惡棍,其實是不懂不知但也不在乎的,所謂的「台獨、台灣國」無非就是他們粗製濫造的一場騙局。說到底,他們還是巴不得有朝一日能夠跪倒在日本的平成天皇下,自甘當起殖民地的次等奴才。
問題是,現在的日本這一代,卻是最瞧不起這種沒有個性的哈巴狗,實在也是養不起這批貪婪的狗雜種。
日本人窮了,請民進黨另尋有錢的爹娘去。
文/仁社成員 201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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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談國民黨為什麼輸給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已經走過了90年的風雨歷程,站在今天的時間點上,回望這90年,值得總結、回憶、探討和深思的事情,可謂數不勝數,但有一個話題,長期以來海內外政界和學術界聚論不已,這就是:當年國民黨為什麼打不過共產黨?
近年來,筆者在整理張學良口述史料過程中發現,張學良圍繞這一話題從國共兩黨比較的角度談了許多看法,比許多人談得具體、生動、深刻,從中可以看出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各自特點。
張學良雖然說自己的生命到36歲就結束了,但他從1925年認識孫中山起,就開始和國民黨打交道;從1934年任鄂豫皖“剿匪”副總司令開始,就和共產黨打仗,對共產黨和國民黨的軍隊都有較深的瞭解。他和國共兩党領袖人物也都有過較深的交往,支持過蔣介石也扣押過蔣介石,又和周恩來親密接觸過,直到晚年敬佩之情仍難以磨滅。正因張學良具有不同常人的經歷和地位,決定他談國民黨為什麼打不過共產黨,有其特殊的價值和重要意義。
國民黨缺乏信仰,共產黨甚至每個兵完全是一個思想——共產主義
歷史證明,一個信仰堅定的黨,一定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和統一的思想,共同的目標使四面八方的人走到一起,統一的思想使走到一起的人從此不再分開,而且使更多的人不斷地被影響、吸納,從而使這個黨由小變大,由弱變強。而一個沒有共同目標和缺乏統一信仰的政黨終究是沒有前途的,它會使已經走到一起的人散向四面八方,即使它暫時是強大的,也會因共同目標的模糊和信仰的不統一而由大變小,由強變弱。張學良在分析國民黨打不過共產黨的原因時,對此有著深刻的論述。
一是國民黨沒有“中心思想”,缺乏的信仰。
他說國民黨“打不過共產黨的原因,也就是沒有中心思想”。國民黨雖一直高唱信仰三民主義,也向他的黨員採取各種方法灌輸,而張學良認為:“所謂信仰是從內心發出來的,屬於自個兒的……信仰不是旁人給你加上的。”只靠硬性灌輸是不能使黨員樹立起信仰的。“那三民主義,真正的”三民主義“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可以說多數人不知道。背總理遺囑,就在那兒背,他的真正徹底的意思在什麼地方?誰也沒有深刻地研究。”就像“中國的老太婆子,整天嘟嘟囔囔‘阿彌陀佛’,你問她‘阿彌陀佛’什麼意思,她不知道。”
二是沒有國家思想。
國民黨的軍隊沒有中心思想,那它靠什麼來維繫呢?
張學良指出,國民黨的軍隊靠“彼此的感情”維繫。“彼此的感情並不是指兵啊,是指那軍官吶。兵都是招來、募來的。那勇敢點的,就是帶兵的,就是軍官。”“等於義氣用事,你是好漢,我就跟你,你不行了,我還可以跟別人。”國民黨的軍隊“都是自保,他投靠誰,也不是對誰傾心……換句話,有奶便是娘。誰給他奶,誰就是娘。誰拉他一把,給他倆錢,給他個官,他就跑誰那去了。今天他幫著你,明天假如那邊給他拉一拉,他就跑那邊去了。”“根本沒有什麼國家的思想。”所以國民黨軍隊,包括中央軍“都是雇傭兵,少數的人是團結的,多數人是雇傭兵,今天我可以在你這當兵,明天我也可以到別處去當兵。國民黨和共產黨的不同之點在這。所以我跟蔣先生講,我們打不過他(們),固然他(們)人少,我們人多,但他(們)團結,我們是個(盤)散沙。”
三是蔣介石的中心思想就是唯我的利益獨尊。
“人家批評他(蔣介石),說他是”買辦政治“。他確實是這樣──投機,就是我能利用我就利用。
你要說他有沒有中心思想?沒有的。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我”(蔣幫;蔣軍),就是他自己。我怎麼能得這個權益,我就得。原來我對蔣先生很尊重的,後來就不尊重了,不尊重的原因因為他是完全的自我主義。他就是唯我的利益獨尊。”
與國民黨正好相反的是共產黨,共產黨“完全是黨的主義,守著黨”,“共產黨有目的,他相信共產主義,所以他能成功……共產黨,紅軍,他們確實有他們的信仰,共產黨信仰他的主義。信仰就是力量啊。”
張學良非常佩服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那所謂的二萬里長征,幾萬里長征,(紅軍士兵)被包圍,沒有吃的,那麼苦哇,可是他(們)還在一塊,被打散了,他(們)還回來。當然了,他(們)的領導是共產黨啊……那是共產黨成功了。紅軍經過二萬五千里長途疲憊,還能擊敗東北軍,是值得深思的。我常對我的部下說,我們都是帶兵的,我們問問自己,這萬里長征,你們誰能帶?誰能把軍隊帶成這個樣子?帶得什麼情況下都跟你走?如果換成我們,還不早就把兵都帶沒了?”
張學良經常和他部下討論為什麼打不過共產黨,他的結論是:“主要是共產黨、紅軍信仰他的主義,甚至於每一個兵,完全是一個思想——共產主義,這是第一樣;二一樣,他們經歷了萬里長征,剩下的這些人哪,可以說都是精華呀。也不光是他的官,他的兵也是這樣子。這可受不了呀!”
得民心者得天下,國民黨不得民心,把老百姓逼得都當共產黨了
得民心者得天下,這是千古鐵律,張學良對此體會極深。他說:“九一八以後,無論是學生,還是老百姓,抗日情緒都很高哇。有人說這是受共產黨的鼓動,這話我聽不明白。老百姓的抗日情緒不能說是共產黨鼓動的,這得反過來說,是人民自動,共產黨順應。”
張學良認為共產黨之所以能發展壯大,就是因為共產黨順應了民意,並且說到做到。“既然大家都贊成抗日,那我共產黨就去做。共產黨的厲害,就是共產黨能夠看清這事情的趨勢,知道民眾往哪走,他知道了民眾的意思,他就能夠真正去那麼做。”
張學良是個軍人,一生軍事生涯雖短,但他和日本打過仗,又是中國高級將領中跟蘇聯紅軍打過仗的,和北洋軍閥打得更加激烈,和國民黨新軍閥也交過手。他說,打了那麼多的仗,勝敗不論,最不值得的是和紅軍打仗。他晚年一回想起“剿共”戰爭,就感到傷心:“那所謂‘剿匪’,真讓人傷心啊,‘剿匪’的軍隊都實行堅壁清野,這可不是胡說八道。我是在後頭,前頭的軍隊呀,我也出去視察了,歸我管嘛,我一看傷心透了,那房子都給人家燒了,堅壁清野呀!”“事實用不著燒房子,為什麼燒?因為燒了,軍隊可以佔便宜,可以把好東西都拿走啊。”“所以我反對內戰,那內戰真是沒有人性啊。連我到前線去都沒有地方睡覺,房子都被燒了。”
共產黨之所以越剿越多,就是因為國民黨軍隊對老百姓過於殘忍,將老百姓“逼上梁山”:“那時政府真叫不講理,都是自己的人民,你怎麼能把人民當成俘虜看待呢?你是中國軍隊,怎麼能那樣看待老百姓?你那不是逼著老百姓上山當共產黨嗎?”“那真是把老百姓逼到山上去了,逼得老百姓都當共產黨了,跟共產黨一塊兒和我們鬥爭。那雜牌軍沒有軍餉咱不說,正規軍也是一樣,連燒帶搶啊。老百姓被逼得沒辦法了,只好投奔共產黨,和我們對打,我承認,這是官逼民反!”
老百姓和共產黨站在了一起,國民黨就陷入了被動挨打的汪洋大海之中。張學良說:“‘剿匪’的事歸我管之後,我去各部隊巡察,那才知道,共產黨真厲害呀!你一不小心,他就來襲擊你了。我一個部下,帶著一個營的人,讓共產黨給襲擊了。是這樣的,他出去,好像為什麼事情出去考察去,看見一個老太婆在門口縫鞋呢,她是共產黨的偵探、眼線。我們的軍隊來了,她怎麼辦?在那地上立有一個杆子,她那個門上有個繩子,她一拉門上的繩拴,杆子就倒下來了,共產黨看到了,就知道有軍隊來了。”
張學良舉了許多親身經歷的例子,來說明國民黨軍隊大失民心:“我們的軍隊在那駐紮,一個小孩,十五六歲的小孩跑來玩兒,一邊玩兒,一邊他把我們的軍隊都數了,有多少炮,大概有多少兵,他都給你數了,然後,他跑去向共產黨報告。那共產黨的玩意兒可多了。”“那個劉殿華的軍隊,到一個地方,當地的人給他擺上酒席,放鞭炮表示歡迎,但老百姓在鞭炮裏面藏著炸彈,鞭炮一響,引燃了炸彈,把劉殿華炸死了,軍隊首長都被老百姓炸死了呀。”
面對老百姓,國民黨軍隊束手無策。“他們的這些玩意兒最後我們也都知道了,那你知道了也沒法子呀,你沒法子對付老百姓呀!你上哪兒知道誰是共產黨啊?你也區分不出來呀!老百姓和共產黨都一樣,你怎麼區分?所以你沒法,你總不能看見老百姓就抓起來呀。”“多數老百姓對中央的軍隊,也包括我們這些軍隊不好,恨軍隊,那時候軍隊確實有些做得不對的地方,像堅壁清野之類的,那很多了。所以我跟蔣先生說,為什麼共產黨我們剿不光,就是他得民心,我們不得民心。”“中國的古書上說,天心自我民心,天聽自我民聽。你不得民心,那你就得等著失敗。”“北方的土話說:抖起來是你好運氣,倒楣是你自己找的。”
國民黨把大陸丟了,怎麼丟的?“那是自己找的。不是國民黨把大陸丟了,是大陸人民不要國民黨啦。簡單說,國民黨在大陸時,把大陸看成征服地一樣,沒有想到這是自己的國家,什麼都要,房子、女人、錢,這幫壞蛋。真讓人傷心。”
“任何一件事情的成功與失敗,都有它的來龍去脈。”“所以我跟蔣先生言語衝突,就是這個問題,我說你要想剿滅共產黨,你剿滅不了他們。蔣先生不承認我這個話,他們共產黨怎麼能這樣?怎麼能這樣?因為咱們中國的老百姓,多數支持他。”
國民政府內部的高官們只是爭權奪利,他們都不是為了國家
中原大戰之後,張學良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委員、南京國民政府委員和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委員,但他因軍務在身、下野出洋和身體等原因較少出席會議。1935年11月、12月他出席了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和五屆一中全會,這是他一生中在南京逗留時間最長的一段經歷。在此期間,他對南京政府和國民黨政治、高官素質有了較為深入的瞭解。他說:“我不會外交辭令。開始時我對國民政府有好感。我到南京後,大失所望,看得更多,體會更深,不滿更強烈。國民政府軍隊的作風比老式軍隊還壞,政治比原來的老政客更腐敗。國民政府內部只有四個字:爭權奪利。他們都不是為了國家。”
張學良通過參加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會議,看清了國民黨中央高官們的真實面目:國民黨中央開會“亂七八糟,蔣介石講話新名詞很多,但空洞得很”。“那時候蔣先生講話,最愛說三個詞:死幹、硬幹、快幹。大夥兒也不愛聽,閑得沒事啊,就盡在那兒做打油詩。”“我不曉得誰做的了:‘一生豬狗熊,兩眼財權勢,三是吹拍騙,四為禮義廉。’”一個執政黨中央開會,庸俗到如此程度,那基層如何可想而知。
在南京期間,發生了中央黨部事件,即汪精衛遇刺事件,這件事對張學良刺激尤深。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開幕式那天,與會人員集體照相,“本來大家在外面等著蔣先生出來照相,後來說他不來了,那大家就不等了,就開始照相了。相照完了,大家正要離開時,剛轉身,槍響了。這一打槍,大家‘嘩’的一下子都散了。”“都嚇跑了,連員警都跑了,什麼警衛,那都跑了,就剩下我跟張溥泉(張繼)兩個人了。那真是醜態百出。那兇手都被我和張溥泉抓住了,跑回來的幾個員警還在那掰槍栓呢,掰也掰不開,我說算了吧,現在人都抓住了,你還掰槍栓幹嘛?”“那事兒都完了,員警得清理現場,抓兇手啊,兇手不一定是一個人啊。員警看見一個人在廁所坐著呢,員警就問他:‘你在這幹什麼呢?’那人回答:‘在解手。’員警問:‘解手你怎麼坐在地上啊?’那都嚇得……員警又問:‘你是幹什麼的?’他回答:‘我是中央委員。’‘你叫什麼名字?你怎麼不帶證件呢?’那人說:‘我證件扔馬桶裏了。’他怕刺客知道他是中央委員啊。”
張學良從這件事當中,看到了國民黨失敗的影子:“要緊的時候人都沒了”,“一遇危險,聾子放炮仗——散了”,連中央委員的證件都不敢要了。一個党在這樣一群人領導下,又是處於戰爭年代,失敗也就不足為奇了。
國民黨政策不公,軍隊分成親兒子和乾兒子,把雜牌軍都擠到共產黨那邊去了
眾所周知,在整個民國絕大多數時間裏,國民黨軍隊從人數、裝備、控制的政治和經濟資源等方面來看,都遠遠優於共產黨的軍隊,蔣介石一心想消滅共產黨,可就是消滅不了。原因在哪里?除了國民黨缺乏信仰和不得民心之外,還喪失了軍心。
國民黨是怎麼喪失軍心的?張學良以自己為例,他說:“當年我開始時,我現在可以說,我對中央是忠心耿耿啊,中央說的話,我是完全服從,中央怎麼說,我就怎麼做。後來我發現這不對呀!中央對我不是這麼回事啊!”
第一,當東北軍在“剿共”戰場上被吃掉兩個師之後,張學良發現國民黨中央對中央軍和雜牌軍的政策是不一樣的。1935年末,張學良在南京參加會議期間,陝西前線傳來一個令他震驚的消息,他的兩個師被中國工農紅軍吃掉了。“我那兩個師整個被共產黨打完了,我很痛心。我要補充,沒有。可是死這麼多人的撫恤呢,除了我個人拿出錢來撫恤外,再報中央依‘剿共’陣亡撫恤,但中央分文未撥。那個時候,我有一個營長,‘剿共’時受了傷,他說一句話,把我傷心透了。他說:‘政府給我一個條子,讓我回家去領,我家在東北,我上哪去領?只能流亡要飯去了。’”“這件事使我受刺激非常大。後來,我也公開說了,那個時候中央啊,實在是處置事情不太恰當,完全是一種推諉。因為這事下面起了很大的反感,起了怨望……我們東北人,家都沒了,上哪領撫恤?被打死的人領不到撫恤,受傷的人又不能回原籍……中央很不講理。”
“蔣先生啊,他總有一個意識……總是這是我的,這是他的,分得特別清。這個是我自己親兒子,那個是乾兒子,他不把人看成是平等的。”“比方說那時候中央的事情,後來我發現的,我非常難過。我打仗損失了兩個師,政府啊,不容許我們雜牌軍隊招兵,因為軍隊太多了嘛,他用這種只減不增的方法就不用裁呀。軍隊減員了也不許招兵,全國都不能招,這不能說不對了,政府下的命令,嘿嘿,那麼我們發現,他把我們損失的兩個師的番號給撤銷了,卻暗地裏讓胡宗南招兵。我們不能招兵,胡宗南可以招兵。胡宗南離我們那麼近,我們不會不知道的嘛。親兒子怎麼都行,乾兒子怎麼都不行,那怎麼能行?”
第二,張學良發現蔣介石讓雜牌軍“剿共”是在“一斧兩砍”,借刀殺人。張學良說:“中央讓雜牌軍‘剿共’,中央軍不剿,雜牌軍對中央當然都不滿……因為什麼?這話我今天可以說,但我不希望記錄下來,他就是借刀殺人嘛。”“事情明擺著,誰都明白,這不是讓我們去‘剿共’,等於是讓共軍消滅我們,借刀殺人。那為什麼還打?沒起來反抗,已經很客氣了。”“那孟子說的話一點不錯:‘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你怎麼待人家,人家也怎麼待你……所以這種待人的法子不會成功,只會失敗。”
第三,張學良發現不僅他發現了,幾乎所有雜牌軍,包括共產黨都發現了蔣介石是在“借刀殺人”。“那時中央不是我說,不公平啊!對人家不公平,誰都看得明明白白。那時兩廣是陳濟棠,青海是馬步芳,寧夏是馬鴻逵,新疆那會兒是盛世才,華北是宋哲元、韓複榘,陝西是楊虎城。他們都不打呀!誰也不打,我打什麼?誰都明白了,這等於用外頭的力量來消滅我們。打,你不給我錢,你也不給我彈藥;人打沒了,你也不給我補充,又不許我自個兒招兵,這幹什麼呢?”“誰也不是傻瓜。中央軍可以招兵,我們不可以,槍械損失也不給補充。你政府用這種手段,等於讓雜牌軍自消自滅,一箭射三鳥,他怎麼能真打呢?傻瓜才去打。”“蔣先生利用‘剿共’消滅雜牌軍的這種做法,共產黨當然也明白。共產黨跟雜牌軍也不死乞白咧打,雜牌軍也知道共產黨不真打。”
國民黨中央政策不公,導致“剿共”內戰誰也不真打。“我一想起這內戰,就難過呀。所以西安內戰,我不幹了,說什麼我也不幹了,你跟日本打,我打!你和共產黨打,我不幹,我不打了,我寧可叛變。我那時候也等於叛變,那就是叛變呐。”
蔣介石只用奴才不用人才,共產黨正相反,用人才不用奴才
國民黨的失敗,在張學良看來,敗于黨員信仰的缺失,也敗于民心和軍心的喪失,更敗於黨內的腐化及蔣介石的獨裁。
張學良在晚年做口述歷史時,數次引用王新衡對蔣介石的評價:“他不使喚人才,他使喚奴才。”王新衡對奴才的理解是:“奴才就是聽他話的,讓他高興的人。”張學良對奴才的理解與王新衡略有不同:“我說什麼叫奴才?什麼叫人才?怎麼分辨?人才首先是有一定人格的人,他有良知,有胸懷,這種人不一定你說什麼,他就聽什麼,他不一定給你當奴才。奴才最大特點就是我要你怎麼的,你就怎麼的,只要能得到好處就行。真正做事情的人,他不一定要好處,他是要做事情啊!”奴才沒有人格,不僅聽話,更關鍵的他是為了滿足個人利益才聽話。
“蔣先生不光用奴才,他也聽奴才的。我舉個例子,那時我們開會,研究一個什麼事,陳誠他不咋發言,那我們想他一定是同意了,那蔣先生也不吱聲,這個事情不就等於決定了嘛。顧祝同跟我說:‘張先生,你信不信?今天這個會議決定的事,明天就會推翻。’我當時還不信。他說:‘會後啊,他(陳誠)一定到蔣先生那嘀咕去,你看,明天這個事情一定不是這個樣。”會開完以後,我就去關內去了,有人告訴我說陳誠去蔣先生那了。這我就明白了,顧祝同說得對呀。”“我評論蔣先生,用我們北方話說,蔣先生願意聽小話。你正式跟他說的話,當然他也聽,不是不聽,但抵不過底下嘀嘀咕咕。”
蔣介石喜歡這種會說小話的人,“所以他用陳誠啊,戴笠啊,他喜歡這種人”。這種人圍在蔣介石身邊,那真正的人才就不跟他接近了。“咱們中國不是沒有人才,這些人才都無處投奔呐。社會上的賢哲,都不在政府裏面做事,沒有被運用。”
張學良說蔣介石心胸狹窄,不僅用人專用奴才,而且把自己的權力看得過重。西安事變前,“我和蔣先生我們倆吵得最厲害的一個問題,就是‘安內、攘外’的問題。要說”西安事變“有什麼秘密的話,最大的秘密就是這幾個字。他是先安內、後攘外,我是先攘外、後安內。……他和我的出發點不同,從個人出發點說,先說我啦,我主要的敵人是日本人,即使共產黨跟我們爭,他還是中國人。他(蔣)認為日本人可以跟他合作,共產黨是他真正的敵人。……我認為共產黨是中國人,他認為在中國能夠奪取他政權的人,只有共產黨。那我就不同了,奪取政權也好,不奪取政權也罷,他(中國共產黨)都是中國人,無論如何都是中國人。換句話,這是我說,你的政權就算共產黨不奪,也許被旁人奪去呢,你能防得了?”
1936年4月9日,張學良和周恩來在膚施(今延安)會談,“周恩來有一段話說得特別有意思,他說,固然蔣中正他有他的短處,我們對他不是十分贊成,但是我們為抗日非擁護他不行。所以共產黨這些地方我佩服,他是為了大局呀。他說,蔣先生如果不‘剿共’,領導全國抗日,還得是他”。
抗日戰爭一結束,“蔣先生還是要消滅共產黨。那時候蔣先生手裏有好多的軍隊,包括重武器啊,像杜聿明,全部美式裝備呀。我後來聽張治中跟我講,他說,那時候到東北呀,本來內定是讓他去,可後來陳誠不知在裏面咋鼓搗的,陳誠去了。張治中說,如果我去,不會落到那樣。”張學良的意思是說,蔣介石沒有大局觀念,只用“奴才”不用“人才”。
文/王海晨、楊曉虹
摘自:《百年潮》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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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化日帝殖民統治的《海角七號》第三社會新皇民復辟文化論述再現在台新後遺症/被綠化的自由派報紙成篇美化報導 皇民復辟勢力感念恩德 皇民三腳ㄚ台奸餘孽建祠拜日本人
感念恩德 台灣人建祠拜日本人
洪榮志、呂妍庭/綜合報導
2011-01-19 中國時報
台南、嘉義(皇民特權大地主台奸大本營)都有供奉日人的寺廟,台南市安南區的「飛虎將軍廟」,供奉日本海軍飛行員杉浦茂峰少尉;東石鄉副瀨村富安宮供奉義愛公,其實是位日本警察(抗日台灣人俗稱的台奸三腳仔),原名森川清次郎。
供奉日本海軍飛行員杉浦茂峰少尉的台南市鎮安堂,又稱為「飛虎將軍廟」,每年農曆十月十六日聖誕千秋,信徒經年絡繹不絕。
廟方說,民國卅三年二戰期間,美軍空襲台灣,日機升空迎擊,杉浦茂峰少尉駕駛的戰鬥機尾翼中彈著火,瀕臨爆炸的危機,杉浦茂峰為避免戰機墜落人口數百戶的海尾寮部落,吃力地將機頭拉高,飛往部落外的農地、魚塭後,再跳傘求生,不幸被美軍擊中降落傘,仰躺稻田中犧牲。
民國六十年間,有人目睹一位戴白帽、穿白衣的人,經常徘徊在養殖場附近,以為是趁黑夜前來偷魚的人,但一走近卻不見人影;也有民眾被托夢,導致人心惶惶。當時有一名蘇姓大地主在田裡耕耘時,不僅耕耘機卡住,牛也不願走動,頻頻出現怪異現象,經請示朝皇宮保生大帝,才得知是空戰陣亡的幽魂顯靈。地方人士後決議於墜機處建祠祭祀,蘇姓大地主也捐出土地建廟,以表揚杉浦的恩德。
嘉義縣東石鄉副瀨村富安宮供奉的神明義愛公,其實是位日本警察,原名森川清次郎。當時森川清次郎只是官階最低的巡查,因慈悲愛民,深受當地居民愛戴。
當時局勢動盪不安,民不聊生,日本政府卻向居民課徵多項稅賦,他多次陳情上級代求減免,未獲核准還被指為是煽動抗稅,加上他正忙著搶救轄內流行性傳染疾病,眼看政府如此不通人情,憂憤交加留下「苛政擾民」遺書後舉槍自盡,死時年僅三十三歲。
村民為感念森川清次郎的大義及愛民,修築富安宮,並供奉他為義愛公,是國內相當少見的日本王爺。
http://news.chinatimes.com/focus/11050101/112011011900128.html
法會木造驅逐艦 引日軍魂返鄉
林和生/屏東報導
2011-01-19 中國時報
奉祀日本軍魂的東港鎮靈聖堂,昨一連七天舉行建醮法會,會場除有搭載日本軍魂的驅逐艦外,還打造三艘木船陪祭,在傳統道教儀式中帶有濃濃的日本味。
靈聖堂位處大鵬灣附近,日據時期是日軍南進基地,也是處理戰死日軍遺體的地方,長期彌漫一股詭異氣氛,當地民眾甚至繪聲繪影說,入夜後曾聽到部隊操練的踏步聲。
靈聖堂住持陳賢源表示,十餘年前,一名自稱三船太郎的日本將軍托夢說,他搭乘的驅逐艦在鵝鑾鼻外海被擊沉,船上有數以百計的日本官兵,希望有人能為他們建廟收容亡靈。將軍更托夢在靈聖堂後方的紅磚厝中有三個骨灰罈,也確實被信徒尋獲,目前廟方原封不動安置,為這夢境更添神祕。
陳賢源說,廟方依照將軍托夢指示,除有安置祂與另名大使金身的主殿外,廟埕前更開闢廣場方便操兵;信徒還打造驅逐艦模型,每年供這些日本軍魂返日探親。
除了軍艦外,靈聖堂這次適逢廿五周年的擴大超度法會,還特地打造兩艘七尺一吋長及一艘十八尺的木船,順便搭載附近欲渡化的孤魂野鬼。另於廿二日預計席開七百桌,待整個法會結束,全數供品將分送附近窮苦人家及慈善團體。
在恆春貓鼻頭興建的潮音寺,同樣祭祀有日本軍魂,據說二次大戰當時,日本開往南洋船艦常遭美軍擊沉在巴士海峽,估計有兩百艘,死亡人達數十萬人。日本遺族當初募集資金搭建寺廟後,每年固定來台祭祀,但隨著親人老去,到此廟的日本人也逐年減少。
http://news.chinatimes.com/focus/50107871/112011011900129.html
功於社稷 立祠祭祀不分國籍
蘇瑋璇/新北市報導
2011-01-19 中國時報
台灣南部膜拜日本人,甚至立祠蓋廟、焚香祭祀,真理大學宗教系主任蔡維民說,中華文化對於偉大人物的崇拜情感,往往能超脫國籍藩籬,因此出現「台灣人拜日本人」。
蔡維民說,神分為「天神」、「人神」、「鬼神」三種,前者以如觀世音、如來佛、釋迦摩尼等,後者如有應公、萬善爺這類無嗣孤魂,至於日本人神祇應屬於第二種。
他表示,日本殖民統治後期,台灣人的土地意識由強轉淡,當時確實有些勤政愛民、貢獻鄉里的日本官員,加上皇民化運動助長了天皇思維,融合傳統民間信仰,「日本人神祇」這種大時代產物應運而生。
蔡維民笑說,其實以宗教信仰做為統治手段由來已久,《大清會典》中記載,台灣早期屬移民社會,動盪不安,清朝嘉慶、道光年間就明文立下規範,凡有義行或具高尚節操的地方人物,可立祠祭祀,原意是為使後人效法,形成安定社會的力量。
http://news.chinatimes.com/focus/50107871/1120110119001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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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悲的戰後「再殖民」文學論-陳芳明的台灣文學史觀再批判》
《可悲的戰後「再殖民」文學論-陳芳明的台灣文學史觀再批判》
有朋友問說:最近為什麼專搞歷史來了?不搞現在的問題,卻去搞過去的問題,不是太脫離現實了嗎?
我回答說:因為歷史問題經常也是現實問題;譬如:日本的靖國神社參拜問題或日本歷史教科書問題,雖然是過去的事,卻與日本的現實動向、與日本右傾化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問題有很深的關係;李登輝當政時,大力推行的,便是「國中」教科書《認識台灣》——「歷史篇」,下台後“推動”的,就是日本人小林善紀的《台灣論》,兩者都企圖“通過”台灣史觀“打造”今日台灣的「新國民意識」。
所有的統治者都深知,掌握“歷史的詮釋權”與維持或“強化統治”有密切的關係,因此都“熱衷”於【湮滅歷史】或【虛構歷史】,使被統治者“不瞭解”歷史真實而“喪失”反抗的能力,作為“意識型態的歷史觀”的“統治”,其實就是現實統治的基礎,我們“怎麼可以”不重視歷史問題呢?
特別是,台灣的歷史問題“更是如此”。
百年來,台灣經歷了曲折複雜的歷史,歷史也數度被權力者所“扭曲”、【湮滅】;再加上台灣今日“過於早熟(雛妓式)”的後資本主義文化,個人已被“零碎化”、社會聯繫“斷裂”,“虛擬”的和形象的世界“取代”了真實的世界,誰在乎歷史?
因此,普遍存在著對歷史的“虛無感”。但是,“歷史問題”並不因此而消失,當年台灣的“(李扁皇民勢力復辟殖政)新當權者”就是“利用”這普遍的歷史虛無感千方百計地“建構”他們的歷史論,用“所謂”的台灣史觀來“打造”台灣的新「國民意識」,以維持、強化其在歷史意識型態上的統治。
它就是“分離主義的台灣史論”;這種史論,不是“排除(閹割掉)”台灣歷史中的中國本質,就是【捏造】中國人如何壓迫台灣人,或“誇大”中國人與台灣人對立的歷史,把台灣完全孤立於中國與世界之外,以此“打造”「反中國」或「去中國」的國民意識。
這就是“當下(馬英九治下的)”台灣的統治性歷史觀。
它是當權者“強化”台灣現實(反共/分離/分治)統治的一部分,我們“怎麼可以”把歷史當做過去的問題呢?歷史問題的鬥爭正是現實問題鬥爭“不可分”的部分,這個“道理”當年的統治者清楚得很。
而,台灣的“(扭曲虛構的)分離主義文學史觀”一向就是(扭曲虛構的)分離主義歷史論的“急先鋒”,因此它是台灣的歷史問題中“最尖銳”的部分。
“揭露”分離主義文學史觀的“欺妄性”不只是為了歷史的工作,更是為了現實的工作。
其中,(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台灣文學史論,就是這種“分離主義文學史觀”的代表之一。
十年前,我曾針對(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台灣文學的建構和分期》一文,寫了《戰後再殖民論的顛倒》,指出它的「戰後再殖民論」“背離”了社會科學的常識和台灣歷史事實,是「以意識型態取代歷史」,並且在文末引用了前輩作家龍瑛宗說過的一句話:「有謊言的地方就沒有文學」,間接“奉勸”他,既然要搞文學就不能有“謊言”,“謊言”與文學是不能並存的。今天,他“仍然”把“台灣光復”後的文學史定為「再殖民」時期。
所謂「再殖民」,“光復”後的文學是「殖民文學」嗎?是誰殖民了誰?
下面,本文再依據客觀史料,逐步“揭露”它「作偽」的“真面目”;並借此對“台灣光復”期歷史的一些基本問題做一番辯析、澄清,打破台灣分離主義者長期以來“獨擅”的“偽歷史”觀點。
一、再談台灣「光復」的意義——不只是「行政接收」,而是「主權復歸」
就如所有的“台灣分離主義者”的戰後史論,必定是從“塗消”或“扭曲”「八‧一五」——日本投降台灣復歸祖國(中國)的歷史開始一樣;陳芳明的「戰後再殖民論」,也是從“塗消”、“扭曲”台灣「光復」的歷史起頭的。
他的“歷史敘述”,“似是而非”,若不深究,必定受其“蒙蔽”,一眼帶過。其實,其中“深藏玄機”,是“典型”的分離主義的「台灣戰後史觀」。把戰後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完全歸因”於太平洋戰爭的終結,“刻意不提”它與日本侵華戰爭、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關係”;也就是“排除”了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歷史動力”中的中國要素,把台灣脫離日本統治與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因果關係”“脫鉤”,為他的「台灣主權未定論」預埋伏筆;
更“刻意避”《開羅宣言》明記的:「日本竊自中國的……台灣、澎湖應歸還中國」的內容,而以「依開羅宣言的約定,中華民國負責來台接收」的“杜撰置換”。只要稍加對照就可看出,《開羅宣言》明記的「台灣應歸還中國」與陳芳明“杜撰”的「中華民國負責來台接收」,兩者之間的歷史意義是“天差地別”的;
所謂「負責來台接收」,意指日本投降後中國政府(當時是「中華民國政府」)的來台接收,與戰後美軍「負責」接管日本、南朝鮮和琉球的意義一樣,都是受盟軍的命令進行暫時的軍事和行政「接管」,並不是「收復主權」;這與《開羅宣言》中明記的台、澎主權歸還中國的意義,當然是“天壤之別”。
(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一面說”「依照開羅宣言的約定」,“一面”卻“掏空”宣言中「台灣歸還中國」的“重要內容”,說中華民國只是「負責來台接收」,這就是想以「瞞天過海」、「陳倉暗渡」的手法“竄改史實”,想以這樣的“敘事”來“達到”台灣主權未定論的“說法”。說明白了,就是企圖從根本上否定日本投降後台灣主權復歸祖國(中國)的“歷史事實”,進而“虛構”他的「戰後再殖民論」。
實際上,像(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這樣的“竄改”論調,其“總根源”,“來自於”戰後美國在冷戰中對華戰略的“陰謀”。
1947年初,美國發表了「冷戰」宣言之後,為了它在東亞的“冷戰戰略”的“需要”,“企圖”把已歸還中國領土的台灣置於其勢力“支配”之下,而“開始鼓吹”「台灣地位未定論」,否定《開羅宣言》以及台灣已復歸中國的歷史事實。“源自於”美國對華戰略陰謀的這種論調,日後便成了台獨分離主義勢力的基本歷史教義之一;李登輝政權後期,用日本右翼慣用的「終戰」史觀來取代「光復」史觀,也可視為“同一脈絡”。
至於日本投降後,台灣是不是已復歸祖國(中國),這只要看看當時台灣人民如何歡天喜地慶祝復歸,或者台灣的知識人“如何評價”“台灣光復”的歷史意義,便是最好的鐵證,不是(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等“分離主義者”或美國霸權,憑強權或強詞就可以塗改的。譬如,“光復”後,一向對陳儀政府的弊病批評最力的台灣作家王白淵,在《民主大路》(《新新》第三期,1946年3月20日)一文中便曾如此說到:
「台灣業已光復,從殖民地的桎梏,回到祖國的懷抱,與中國打成一片,踏入民主主義國家之門,這是歷史的飛躍,又是民族起死回生之春」。
王白淵的這段話,簡單有力地“記錄”了當時台灣知識人對“台灣光復”的“看法”;如果台灣的戰後真如美國霸權鼓吹的「台灣地位未定論」,或者如陳芳明所“虛構”的中國「再殖民」台灣論,那麼,王白淵所說的「台灣光復!回到祖國的懷抱……這是歷史的飛躍」,豈不成了胡言謅語;如果,從今日(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等分離主義者的尺規來看,王白淵的言論豈不成了不可救藥的「大統派」。實際上,王白淵的“看法”,“代表”了“光復”初期全台灣人民,包括台灣全體文化知識界的看法;「二‧二八」事件後,第一位從事台獨分離主義運動的廖文毅,在“光復”當時也曾熱烈地表示:「台灣光復了,台灣的版圖歸還祖國,我們的國家自強,國權自主,國土重圓了。」(《光復的意義》,《前鋒》創刊號,1945年10月25日)。
因此,不論從“歷史事實”來看,或者從當時的台灣知識人的言論立場來看,日本投降後,台灣已復歸祖國(中國),這是“鐵的事實”,不是(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等可以“竄改”的。
二、駁行政長官公署「再殖民」的謬論
否定了日本投降後台灣主權復歸祖國(中國)的“歷史事實”後,為了繼續“虛構”他的「戰後再殖民論」,便把“光復”後的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描述成”是「日本台灣總督府的翻版」、「不脫殖民統治的變相延續」、「對台灣社會進行帝國式的控制」、「比殖民權力支配還要嚴苛的體制」、「迫使台灣社會淪為『再殖民時期』」等等;用一種沒有具體內容、沒有客觀論據堆砌起來的斷定語句,把行政長官公署比做與日據的台灣總督府一樣,同為殖民政權。
(一)「殖民政權」與「民族政權」的不同
“光復”後陳儀主政的行政長官公署,施政上集權、腐敗、貪污又無能,積累了深厚的民怨,終至爆發「二‧二八」事件,是一個失敗的政府,這已是公論;不管是以集權政府、腐敗政府或「劫收」政府來形容,或說它如何地「比殖民權力支配還嚴苛」也好(何況這還值得商榷),都沒錯,也都符合事實。然而依社會科學上的「國家論」,在政權的民族性質上,行政長官公署絕對不是什麼「殖民政權」,而只是中國這個民族國家(當時是「國民政府」)的地方政府,一個集權又腐敗的「民族政權」。譬如德國的希特勒、日本的東條英機等法西斯政權,不管它如何專制、獨裁、進行軍國法西斯的統治,對德國人民或日本人民而言,它仍是「民族政權」,絕對不會是「殖民政權」;如果因為獨裁、極權的統治而把希特勒“說成”是對德國人進行殖民統治,那真是“天大的笑話”。這是社會科學的常識。
那麼,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與“復歸”中國後國民政府(陳儀政權)對台灣的統治,在本質上有什麼不同?
一般而言,殖民統治最明顯的特徵,就在異民族殖民者對被殖民者在法政上的「民族專政」,殖民者完全剝奪了被殖民者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權,殖民者(宗主國)的國家憲法和法律決不涵蓋殖民地,因此殖民地人民並不具有宗主國「國民」的身份;所謂「國民」,就是指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的憲法和法律所涵蓋的人民,具有以參政權為主的各種政治上的權利和義務,而殖民地人民是完全沒有的,這就是殖民地人民與一般民族國家的「國民」,最大的不同之處。
日本對台灣50年的“殖民統治”,日本帝國憲法從來就“不曾涵蓋”台灣,當然,日本本國的法律也不曾直接施行於台灣,在台灣施行的法律,只是屬於「委任立法」。法學家黃靜嘉先生的大作《日據時期之台灣殖民地法制及殖民地統治》一書,提到所謂「委任立法」的意義,就是:
「日本本國法(內地法)之制定,須依憲法所定經議會議決之程序;而在外地(殖民地),原則上係分別由殖民地長官發佈代替法律之命令(在台灣稱為「律令」、在朝鮮稱為「制令」),或由(日本)中央政府以天皇名義發佈之敕令,以(日本)本土之法律(部分或全部)施行之」(括弧係筆者所加)。
簡單地說,日本殖民者在台灣施行的法律與其國內經議會立法產生的法律,在性質上“完全不同”,它是依殖民統治機關——台灣總督府,對台灣的殖民統治需要而以行政命令頒佈的。
實際上,所有的殖民統治者都是一樣的,為了實現宗主國的壟斷資本在殖民地的壟斷利益,必然在法政上採取「民族專政」的形式,剝奪被殖民者的政治權和法律權,以便進行經濟上的剝削。同時,為了進一步維護和擴大政治、經濟上的殖民利益,對殖民地的文化,包括語言、宗教信仰、感情意識等,也進行「去民族化」,亦即「殖民地化」,這也是殖民統治的重要手段。
“台灣光復”就是“打倒”了這樣的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至於台灣的“光復”帶來了什麼大的變化,有什麼巨大的變革?簡單地說,就是使台灣人民從「殖民地人」的地位,躍進到中國「國民」的地位。
前輩作家王白淵在台灣光復後說:
「台省之復,在其本質上,是徹底的民族革命」
(《告外省人諸公》、《政經報》2卷2期,1946年1月25日)。
所謂「徹底的民族革命」,就是指台灣人民在民族地位和民族關係上有了革命性的變革;由於全中國抵抗日本侵略的民族戰爭得到了最後的勝利,日本無條件投降,也打倒了日本在台灣的殖民政權,造成了台灣殖民地的解放,使台灣人民從上述日帝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民族壓迫下解放出來,同時復歸為祖國(中國)的一省,台灣人民當然也復歸為中國「國民」,得到了作為「國民」的各種政治權和政治地位。因此,對台灣人民而言,台灣光復等於是一次如王白淵說的「徹底的民族革命」。
它具體地表現在,“台灣光復”後,國民政府的憲法和法律立即涵蓋台灣。
雖然,當時國民政府仍然處於“訓政”時期,尚未頒佈憲法,但台灣復歸祖國後,當時全國施行的「約法」與法律立即施行於台灣,台灣人民與全中國各省人民一樣,都處於“相同”的政治、法律地位。1946年年底,台灣也選出了國民參政員和制憲國民大會代表,參加了南京的制憲國大。
這就是台灣人民在復歸祖國(中國)後,與被殖民時期的“最大不同”。
台灣人民作為中國「國民」的一員,最具體的內容,就在獲得了“平等的參政權”上。光復後,行政長官公署立即在台灣實施普選,選出各級民意代表,創設了台灣省各級民意代表機關。
(二)“光復”後台灣人民的參政權
陳儀來台就職不過半個月,就在1945年11月5日的第一次紀念周上,發表了「建立民意機關,給台胞參政的機會」的施政報告。接著,在1945年12月25日公佈了「台灣省各級民意機關成立方案」,開始推動台灣人民的參政權;翌年(1946年)1月15日開始辦理「公民宣誓登記」,接著,經由普選成立了村里民、鄉鎮民代表大會、縣市參議會和省參議會,並於5月1日召開了第一屆的台灣省參議會。對於這台灣歷史上首次的普選,當時的《台灣新生報》稱之為台灣「民主的第一聲」。
“光復”後,台灣人民除了獲得並實現了台灣省內的參政權之外,作為中國「國民」的一員,也選出了中央民意代表,參加了全國性的政治活動。
就如長官公署官員張皋在《新台灣的政治建設》(《現代週刊》,1945年12月17日。)一文中所說的:
「台灣人民今後不僅是台灣的主人,不僅要參加台灣一省的政治,而且是中華民國的主人,將參加整個國家的政治」。
因此,在1946年8月16日,由省參議會選出了八位「參政員」,參加了在南京召開的「國民參政會」;另外,也經由省參議會選出了十八位元台灣地區代表,參加了1946年11月15日在南京召開的「制憲國民大會」;並經由普選,於1947年11月21日選出了30名台灣地區的職業及婦女團體的「國民大會代表」,參加了1948年3月29日全中國行憲後的第一屆國民代表大會,依憲法行使國民參政權。
單從上述台灣人民在“光復”後行使的“參政權”來看,就明白了(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戰後再殖民論」是“欺世之論”,有那種從地方到中央都有參政權的「殖民地人民」嗎?
(三)辟陳芳明對行政長官公署體制的幾點訛論
陳芳明又以「陳儀政府掌握了行政、財政、司法、軍事大權」、「實施與當時大陸各省有別的特殊化體制」為由,“虛構”他的戰後「再殖民論」。
這必須從國民政府為什麼會在“台灣光復”後實行高度集權的行政長官體制的問題來看。
專研“光復”初期政治史的鄭梓先生,在《國民政府對於「收復台灣」之設計》一文(新化圖書出版,1994年《戰後台灣的接收與重建》)。中寫道:
戰後台灣的接收與重建,乃是全中國復員計畫中被劃為兩個特殊的光復區之一(另一光復區是東北,其餘皆劃為收復區與後方區),因此採取單獨派遣大員全權綜合接收的方式。
因此可知,採取集行政、軍事大權於一身的行政長官體制,目的在求「事權統一」,使甫脫離殖民統治的台灣的接收與重建得以「順利完成」,基本上,它只是一個“臨時性的過渡性的”政治體制。因為當時的台灣,是一個剛經歷日本50年的殖民統治,以及曾被日本軍國主義高度戰爭動員成南侵基地的地方;並且,由於日本帝國的崩潰,使原本高度依賴日本帝國經濟圈的台灣殖民地經濟也面臨全面崩盤的命運,再加上戰後必然出現的世界經濟蕭條,可預見台灣經濟的重建將萬分困難;還有,由於日本的“殖民軍國教育”和“皇民化運動”所“遺留”的“精神意識毒害”甚深,台灣社會心理的重建也將十分艱巨複雜;況且,雖然日本已投降,但現實上台灣仍有17萬的日軍駐留、29萬的日本人居留,各機關產業仍在日本人手中,行政、治安仍由日本人維持,而且這些近50萬的日軍日僑還有待遣還其本國。由於上述種種艱鉅的任務有待解決和完成,非有強有力的行政組織是無法竟其功的。
這就是為什麼國民政府在戰後重建期,不得不採取集權的行政長官體制的現實原因,與「殖民」不殖民一點關係都沒有。
(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等台獨分離主義者經常用“似是而非”的“說法”,把行政長官公署等同於日本在台殖民機關台灣總督府,說「行政長官公署的組織是總督府的翻版」、「行政長官公署掌握行政、司法、軍事大權,權力超過日本總督」等等。這完全是以訛傳訛,以意識型態“取代”歷史!
至於,(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說行政長官公署掌握「司法大權」,那也是“瞎說”!
不錯!行政長官公署為綜理行政得制定「署令」,但這「署令」與日本殖民機關總督府的「律令」權是“完全不同”的範疇;「律令」是等同法律效力的命令;而「署令」只不過是台灣省的單行規章,屬於行政範疇,且它不能與國家法律牴觸。況且,當時這種行政權限也並非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所獨有的,而是中國各省政府都有的權力,一點也不特殊。
至於,台灣的司法權,本來就屬國民政府中央的司法行政系統,完全超然於行政長官公署之外,長官公署並無司法權;至於監察權,則有中央派出的閩台監察使駐台行使。
因此,不論從台灣人民的政治地位、法律地位來看,還是從行政長官公署的「政制」來看,“光復”後,台灣已完全復歸中國,台灣人民已是百分之百的中國國民。至於復歸後所產生的省籍矛盾、集權與民主的矛盾、階級矛盾等等,全都屬於中國民族國家的內部矛盾,絕對不是異民族間的矛盾。陳芳明的「再殖民論」,就是“矇騙事實”,想把中國民族內部的矛盾“扭曲”為異民族間矛盾和對立,“虛構”他的「戰後再殖民論」,建構他的“台獨史觀”。
三、是「民族文學」,不是甚麼「再殖民」文學
“光復”後的台灣文學其最大的飛躍,在精神面貌上和語言上都復歸為「民族文學」。
原來在日本殖民文學和「皇民文學」的雙重壓迫下的台灣文學,“光復”後,得到了復權與傳承,恢復了它民族文學的原貌和地位。最有象徵意義的莫過於台灣新文學開拓者賴和文學精神,在“光復”後的復歸;與“光復”同日創刊的《政經報》第二期上(該刊於1945年10月25日光復創刊,由陳逸松、蘇新等主編,是當時最有影響力的進步期刊),便率先刊出了賴和的《獄中日記》(連續刊載了4期)。該日記是賴和先生,在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的翌日(1942年12月8日)突被日本憲警拘捕關押後,在獄中所寫。就如他在最後一篇日記寫道:「看看此生已無久,能不能看到這大時代的完成,真是失望之至」。
賴和先生在日本軍國殖民統治臨崩潰前最瘋狂最黑暗的1943年1月,竟未能看見「大時代的完成」而過世了;該日記也在「大時代未完成」前,一直被監禁於日本法西斯的黑牢中,最後,終於在日本軍國殖民統治崩潰、台灣復歸祖國的同時重見天日,重回了台灣文學的史冊。
除此之外,楊逵也在1947年1月15日出版的《文化交流》上,編了《紀念台灣新文學的開拓者——林幼春、賴和》的專輯;並且台中的民眾出版社亦出版了賴和作品《善訟的人的故事》;可以說賴和的文學精神,從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而開始壓迫台灣文學以來,光復後再度的復活。還有,在光復後不滿一年,楊逵也出版了《鵝媽媽出嫁》和日據期被禁的《送報夫》;更具有時代意義的是,吳濁流先生在日據末期日本軍國主義的黑暗統治下,偷偷寫成的長篇小說《胡志明》(後改為《亞細亞的孤兒》),終於在光復後得以出版,代表著台灣文學抗日精神的勝利。這些都象徵著台灣文學精神的光復。
除了在精神上從殖民地的文學“復歸”為民族文學之外,台灣文學的創作,在語言上,白話文也恢復了1937年以前的主流地位。日據期作家楊雲萍、黃得時、賴明弘、王詩琅、王白淵、蘇新、吳新榮……等都恢復了用流暢的白話文寫作;
最令人欽佩的莫過於(台灣第一才子)呂赫若,這位以日文創作而成名的作家,在“光復”後不足四個月便開始用白話文創作,在《政經報上》連續發表了兩篇短篇小說《故鄉的戰事》之一和之二,痛烈地嘲諷了日本的殖民統治,呂赫若不管在語言上或小說主題上,都徹底地批判了殖民統治,表現了「去殖民」的文學精神。
即使在“光復”的第一年,仍然用日文創作的龍瑛宗,在文學精神上也表現了「去殖民」復歸祖國的熱情;譬如,發表在《新新》雜誌創刊號(1945年11月20日)上的《汕頭來的男子》,便是描寫一個熱愛祖國的台灣青年周福山抵抗日本和死亡的故事。在小說結尾,龍瑛宗寫道:「現在,台灣已歸還中國,大家正洋溢在光復的喜悅中,現在台灣正需要一個純情又熱愛中國的人才,然而,在這樣的時候,失掉了像周福山一樣值得敬愛的青年,真令人惋惜……他一直相信中國的光明,但卻無法躬逢『光復』這個人類史上難得的盛典,這使我相當落寞……每思及光復的喜悅就不禁思念起周福山來。」
透過描寫周福山的形象,龍瑛宗“表達”了他強烈的對“祖國”的認同感情。
由此可見,“光復”後的台灣新文學,不但沒有如(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所“捏造”的,由於「中國化」而「空白」、「荒廢」、「斷裂」,反而因為“光復”的歷史大變革而使台灣文學由殖民統治高壓下“解放”出來,不管在精神上或語言上都恢復了它民族文學的原貌。
四、「橋」論爭--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
發生在1947年底到1949年初的《新生報》「橋」副刊上的文學論爭,被稱為台灣新文學的三大論爭之一。當時,台灣剛從日本殖民統治復歸祖國,台灣文學正與祖國民族文學匯合的關鍵期,外省作家與本省作家共同熱烈議論了「如何建設台灣新文學」。論爭顯示了當時的省內外作家,都站在「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的前提,強調「台灣文學的特殊性」,同時,也主張台灣文學要走「大眾文學」、「現實主義文學」的道路。由於這次論爭,含有濃厚的祖國民族文學的基調以及左翼進步文學的傾向,長期以來,台灣的分離主義文學論者,不是想隱蔽這論爭的史料,就是不斷歪曲解釋,想把它塑造成外省作家打壓本省作家、外省作家與本省作家文學衝突的虛像。
把台灣的一切問題都“化約”成中國對台灣的壓迫、台灣與中國的對立是分離主義的“特徵”;而“排除(閹割掉)”台灣新文學中的中國文學與進步文學的成分則是分離主義文學論的特點。
分離主義文學論者陳芳明當然也跳不出這樣的窠臼,甚至更為嚴重。他把「橋」論爭“扭曲”成是「本省作家與外省作家的激烈對話」,且“虛構”「本省作家與外省作家處在極為不同的政治位置」,抹黑外省作家「依恃血腥屠殺的陰影」,而刻意誇大台灣作家「處於一個被指控、被迫辯護的位置」。
只要讀過「橋」論爭文章的人,都知道,論爭中不管是本省作家或外省作家都清清楚楚主張「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這本是一目瞭然,不成問題的事,但是(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偏偏就要”以「文學的族群主義」來“歪曲事實”,明目張膽地「硬拗」說:真正這樣主張的都是出自外省作家筆下,本地作家沒有一位是附和或支持這種論調的。
真的只有外省作家主張「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而本省作家沒有一個人主張嗎?
讓我們用史實來戳破(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謊言”。
其實楊逵是最明白且最積極主張「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的作家;譬如,在作為引發「橋」論爭的關鍵文章——《如何建立台灣新文學》的文末他就說:
「因此,我由衷地向愛國憂民的工作同仁呼喊,消滅省內外隔閡,共同來再建,為中國新文學運動之一環的台灣新文學」。
在《「台灣文學」問答》中,楊逵清楚明白地說:
「台灣是中國的一省,沒有對立,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當然不能對立」。
台灣前輩作家張我軍先生的次子張光直先生,當時雖是台北建國中學高中二年級的學生,卻已用「何無感」的筆名參加了「橋」論爭,在《致陳百感先生的一封信》中,他批評了陳百感「有意無意地把台灣和中國隔離」,他說:
「台灣在地理環境上,雖然是一個孤島,但就社會經濟基礎而言,它是中國的一環,台灣文化也正是中國文化的一環……可是先生您忘了台灣文學正作為中國人民文藝運動之一環而鬥爭,在克服發展中……」。
當時的台灣師院學生籟亮(賴義傳,台籍青年文學雜誌《潮流》同仁,後被刑殺在50年代白色恐怖中),在論爭中的一篇《關於台灣新文學的兩個問題》,文中談到台灣文學的特殊性與中國文學的普遍性時,如此辯證地說道:
「台灣新文學當然是和祖國文學一樣站在同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上的,不過這裡躺著可惡的『澎湖溝』——50年的距離——這就是台灣新文學的立場——特殊性……那麼『台灣新文學』是和『大陸文學』對立的嗎?不是的,『澎湖溝』是站在和祖國同一新歷史階段上,才可以看出它的特殊性。因此,這一個特殊性是以同一歷史階段為前提的,所以『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
當時的台灣師院學生的林曙光,在文壇上十分活躍,在論爭中他寫了《台灣文學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關於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關係的問題,他也說:
「所以最好還是打破一切的特殊性質,做中國文學的一翼而發展,今日『如何建立台灣新文學』,需要放在『如何建立台灣的文學使其成為中國文學』才對」。
另外,林曙光也在當時上海出版的全國性文藝雜誌《文藝春秋》上,發表了《台灣的作家們》(1948年10月15日);在文章開頭,對於台灣新文學與中國新文學的關係,他便如此說道:
「但是在本質上,它始終追求著五四以後的中國新文學的傾向,也可以說,它是發源於中國新文學運動主流中的一個具有光榮的傳統與燦爛的歷史的支流」。
曾經“率先扭曲”「橋」論爭意義的葉石濤,在論爭當時也寫了《1941年以後的台灣文學》一文,在文章一開頭他說:「由於過去台灣殖民經濟所決定命運的台灣文學,在抗日反帝的現實的鬥爭過程中,所產生的作品,樹立了中國文學發展的傳統性」,在文末他還振振有詞地說:
「我們必須打開窗口自祖國文學導入進步的,人民的文學,使中國文學最弱的一環能夠充實起來」。
可見得,在「橋」論爭中,幾乎所有的省籍作家都表示了「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的看法,這是明明白白的。
況且,除了「橋」論爭外,當時的省籍前輩作家,如賴明弘、楊雲萍、王詩琅等等都分別在其他刊物上發表了同樣的看法(在此不一一贅列)。這種觀點,實際上已是“光復”後,建設台灣新文學的大前提和出發點。(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想“一手遮天”,以為握有【文化霸權】便可以把省籍前輩作家不符合他分離主義文學標準的言論思想統統「閹割」掉;然而,歷史終究會以它的方式撕破【霸權的假面】,這是亙古不變的鐵則。
(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分離主義文學論其“核心”是以“排除(閹割掉)”台灣文學中的中國文學要素來「建構」他的台灣文學「主體性」。但是,客觀地、歷史地來看,構成台灣文學「主體性」的基礎正是台灣文學裡面普通存在的「中國性」;排除了「中國性」的台灣文學其實只是一個空虛主體,或虛假主體,不得不靠「虛構」來維持。
這使他的歷史觀成為「非社會科學的」,必然表現為:
(一)孤立的歷史觀:不但切斷與中國歷史的關係,也切斷與世界歷史的聯繫,更切斷了與台灣歷史本身的聯繫。
(二)抽象的、空洞的歷史觀:其中,沒有台灣社會的歷史變化、也沒有台灣社會的具體內容。
這種文學論,對台灣文學的最大傷害在於:
(一)排除了台灣文學中的中國民族文學和左翼文學。
(二)再度阻斷了台灣的「去殖民論」的發展。
(三)使台灣文學史再度「失憶」。
這就是他的分離文學論的“可悲之處”!
文/曾健民
2011年12月9日
《海峽評論》253-254期- 2012年1-2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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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右翼歷史觀批判研究 ◎
第一章 戰後右翼歷史觀形成的根源與背景——右翼勢力、右翼思潮與戰爭認知問題
一、右翼歷史觀的古代淵源
二、現代軍國主義思潮與右翼歷史觀的形成
三、戰敗後右翼的蠢動及右翼歷史觀的復活
四、冷戰後知識右翼的猖獗與右翼歷史觀的擴散
第二章 右翼歷史觀死灰復燃的標誌—林房雄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
一、作為老牌右翼分子的林房雄
二、解掉兩個緊箍咒
三、“大東亞戰爭百年戰爭”論的展開
四、“縱然失敗卻是無悔”
第三章 一本全面徹底的為侵略歷史翻案的書——中村粲的《走向大東亞戰爭之路》
一、寫作宗旨:為洗刷“汙名”而篡改歷史
二、以種族戰爭史觀粉飾侵略
三、所謂“當事雙方都有幾分責任”
四、對十五年侵華戰爭的全面翻案
第四章 “惡魔的思想”——渡部升一、穀澤永一的思想
一、對“反日的日本人”的“告發”
二、所謂“國益論”和“新憂國論”
三、“誰把歷史弄成這樣?”
四、所謂天皇“無責任”,戰爭“有外壓”
五、“敬告韓國中國俄國美國:日本沒有戰爭責任”
第五章 喬裝打扮的軍國主義史觀——藤岡信勝所謂的“自由主義史觀”
一、藤岡信勝與“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
二、所謂“自由主義史觀”的“自由”
三、“自由主義史觀”的根源與構造
四、“自由主義史觀”的虛偽本質
第六章 歇斯底里的免罪情結——法學博士小室直樹的“無法”的暴論
一、“天皇教”的狂熱信徒
二、反共與反華
三、搬弄“國際法”為侵略免罪
四、不容忍任何道歉和謝罪
第七章 “南京大屠殺”抹殺者的第一隻黑手——田中正明的“虛構”與“總結”
一、曾做過松井石根秘書的田中正明
二、所謂“帕爾博士的日本無罪論”
三、《南京大屠殺的虛構》的虛構
四、“南京大屠殺否定論的十五個論據”的虛偽
第八章 作為一股右翼思潮的南京大屠殺抹殺論——東中野修道等抹殺論者的猖獗
一、鈴木明的《南京大屠殺之幻》
二、阿羅健一、歃本正己、富士信夫的抹殺論
三、南京大屠殺抹殺論形成了一種思潮
四、新一代抹殺論者的“旗手”東中野修道
五、抹殺論者在史實面前註定失敗
第九章 “皇國”史觀的集大成——西尾幹二的《國民的歷史》
一、《國民的歷史》暢銷的背後
二、與中華文化絕緣的“一萬年日本文明史”的虛構
三、對侵略歷史的全面美化
四、唯我獨尊的“皇國”史觀的復活
第十章 右翼歷史觀的教科書化——《新歷史教科書》及教科書的“改惡”
一、戰後歷史教科書的右翼化軌跡
二、右翼團體“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的成立
三、《新歷史教科書》對侵略歷史的歪曲
四、推動教科書進一步“改惡”的三浦朱門
第十一章 右翼歷史觀的通俗化、大眾化——小林善紀的政論漫畫《戰爭論》與《臺灣論》
一、右翼勢力的“廣告塔”
二、鼓吹戰爭、美化侵略的《戰爭論》
三、老調重彈、變本加厲的《戰爭論2》和《戰爭論3》
四、歌頌日本殖民統治、鼓吹台獨的《臺灣論》
第十二章 右翼歷史觀與靖國神社問題——靖國神社參拜“正當”論
一、靖國神社的本質
二、加地伸行等人的“日本乃神國”論
三、大原康男等人的中國“干涉日本內政”論
四、小林善紀的《靖國論》
第十三章 右翼歷史觀對中國歷史教科書的“逆襲”——右翼文人的“中國反日”論
一、古森義久對“中國反日”的報導和渲染
二、勝岡寬次對中國“反日教科書”的“徹底批判”
三、“中國反日”論的其他鼓噪者
第十四章 從中國歷史觀到中國現實觀——中國黑暗論、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
一、岡田英弘的中國歷史“黑暗論”
二、中島嶺雄的中國黑暗論與崩潰論
三、長谷川慶太郎的中國崩潰論與中國威脅論
四、杉山徹宗等人的中國威脅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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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後皇民台奸及反共餘孽紛竄出篡冒政治受難者及民主逗士
《認清四十年來恐怖政治的根源》
《認清四十年來恐怖政治的根源》
文/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夏潮聯合會.勞動人權協會.勞動黨
1991年5月20日
一般人提到國府在光復後的政治苛虐多半只會想到1947的「二.二八」事變。但是,既使這著名的「二.二八」事變也是近幾年來台灣民主運動人士冒著不測的危險,不斷揭發,才為世人所熟知。
然而,既便「懲治判亂條例」在勇敢的學生們抗議下終告廢除的今天,台灣的戰後史還深深地“沈埋”著一段(被當權政治霸權及文化霸權刻意漠視、封鎖、湮滅)令人戰慄、恐怖的、極為悲慘的歷史。那就是在1950年至1954年間集中地、雷厲執行的“(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政治肅清”。在這一場地理上涵蓋全島,在省籍、族群上涵蓋本省、外省人和台灣山地原住民的、官方的、制度化的暴力行動,據保守的估計,把三千人送上槍決的刑場,把另外的八千人送進了長期的監禁。其中最後被釋放的無期徒刑犯,一直要到1984年前後才出獄。
官方執行的、系統的酷刑和暴力
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帝國主義立即武裝封鎖台灣海峽,同時立刻對國府恢復大量的軍事和經濟援助。
就在這同時,在美國“默許”之下,(美蔣)國府特務、憲警立即在島內展開一場徹底、嚴苛、廣泛羅織的非法逮捕、非法審判、殘酷的拷問和酷刑,對人犯施加種種令人髮指的(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國家暴力。在撤退來台的國民黨軍隊、團體、機關中,甚至完全不經既便是形式上的法律程式,進行私刑暴力、拷打、暗殺、棄屍的暴行。
這些“(被針對性地予以清洗/滅絕/撲殺)犧牲者”是那些人呢﹖
一、是“日據”時代參加了“抗日民族民主運動”的“台灣左翼人士”、工運和農運人士、“中共地下黨”人。(台灣政治菁英;勇敢的台灣人)
二、是進步的知識份子、醫師、律師、文藝工作者、教授、記者、學生和青年、市民。
三、是批評1945年到1950年國民黨統治下台灣劣政和惡政的市民、士紳、一般知識份子。
四、是日帝時代從事“抗日運動”,“光復”後又為自己民族的解放而奮鬥的原住民精英。
五、是大量被羅織、誣陷的善良市民和民眾:::
這些人,在被完全非法的、秘密逮捕後,都經過駭人聽聞的酷刑拷打。這些酷刑包括- –
用器械、拳頭或穿皮鞋的腳對人體各部份施加凶殘的毆打和踢踹,電殛酷刑,性侮辱和虐待(尤其對女性)、鞭打、各種吊懸、拔指甲、老虎凳、坐冰塊吹電扇、等等。今天,年齡已在六十五上下的刑餘人士,皆可歷歷指證。
長期“(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恐怖”對台灣的殘害
這規模廣泛的、制度性、計劃性的(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國家暴力,並沒有在1954年終止。1950年到1954年集中的逮捕、拷問和處決、監禁所形成的巨大無比的、長期的“恐怖”一直成為國民黨在台獨裁統治的暴力基礎,對台灣的社會、精神和文化起了巨大的殘害作用。
(美蔣)國民黨極端的「反共國家安全國家」(Anti-Communist-National- Security State)在“(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恐怖”中確立,在台進行長期的“新法西斯支配”(Neo-Fascist/Sub-Fascist Domination)
正是在這個新法西斯國家支配中使台灣“完全扈從於”美帝國主義,執行以美(日)資本和島內少數權力精粹的利益為主體的經濟發展策略。
而為了遂行這新殖民地的、庸屬的經濟發展,(美蔣)國民黨新法西斯國家在美國“充分支援”下,以壓迫性的國家(Repressive State)壓迫工人、知識份子和學生、市民的任何可能的反抗。而嚴密的偵探、情報網、隨時可以發動的非法逮捕、非法拷問、非法審判和非法處決與監禁,便成為這「新法西斯壓迫國家」的制度化的手段。這就是「四小龍」「專制下的成長」的本質。
這制度化的暴力;國家的拷問(state torture);體系化的綁架、私刑和謀殺;法律對公民基本權利完全棄置了保衛的責任的世界,是一個“極端恐怖”的世界。
在這(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世界中,不但被捕、被刑、被殺的人們和他們的家屬蒙受深刻的殘害,廣泛的社會也受到殘害。
工人和農民失去團結、組織、協商之權,在長期的低工資和制度化的貧困、文化上的不成長中生活。
知識、思想、創造、研究、調查,在嚴酷的監視、破壞中停頓,知識份子全面傀儡化。
文化主體性喪失。文化上的民族性特色消失。在國際市場和新殖民主義文化的“洗腦”下,發生「文化上的種族滅絕」(cultural genocide)並且在文化界、輿論界、思想界、教育界和知識界【全面的買辦化】、非民族化──甚至“反民族化”的現象。
在和“新殖民主義中心國家”的國際垂直分工中,台灣承受了自然環境全面崩潰的噩運。
“(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恐怖”的構造
做為美國的新法西斯扈從國家的(美蔣)國府,四十年來的恐怖權威體制有一定的構造:
一、內戰構造:1927年(蔣記國民黨右派“背叛”孫中山“革命三大政策”進行反革命政變-展開第一次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國共合作破裂,(蔣記)國民黨以法西斯逮捕、酷刑、處決和監禁、暗殺、使中共遭到幾近致命的打擊,中共遂全面在中國農村蜂起。自此,血洗政治異己成為國府內戰歷史中的制度。
二、冷戰構造:1950年以後,美國在中 近東、南韓、拉美、東南亞和非洲等廣大地區建立“美國軍事武裝基地”,“扶持”許許多多惡名昭彰、兇殘的“獨裁政權”,全面建設“反共法西斯軍事獨裁政權”,並以美國“軍經援助”,推行“制度性的反共獨裁恐怖(在全球各洲各國暗地主導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廣泛而深刻的蹂躝人權,血跡斑斑,罄竹難書。
正是在這雙重構造上,形成和壯大了(美蔣)國民黨(買辦政權)在台灣戰後四十年極端「反共國家安全國家」。
“美國帝國主義”和全球“新法西斯(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暴力”
多明尼加的杜魯希奧(Trujillo)政權、尼加拉瓜的蘇慕薩軍人政權、希臘的法魯克政權、韓國的樸正熙、全斗煥、盧泰愚政權、印尼的蘇哈托軍事政權、菲律賓歷屆政府、智利的皮諾契政權、烏拉圭、阿根廷歷屆“軍事獨裁政權”、巴西的蓋色爾軍人政權、越南的阮、吳政權、和1949年以後到1980年初的(美蔣)國民黨(買辦)政權::都是“極度恐怖的血腥獨裁政權”。但是這些血腥獨裁政權和非洲幾個壓迫性政權,不是受到美國(黑手黨流氓霸權主子)大力支援,就是由美國(黑手黨流氓霸權主子)親手以“暗殺”和“(軍事)政變”方式建立的政權。
許多調查都證言歷歷地指出:美國軍方、CIA(中情局)和其他特種情報組織,具體的在廣泛的第三世界“美國扈從軍事政權”代為訓練拷問、酷刑、偵防和警探技術。不少各別的報告揭發美國情治人員甚至親自參與他國的政治迫害拷訊工作、並發展越來越殘忍「有效」的拷問儀器和「科技」
!人權調查報告也指出美國以人才物力協助壓迫性政府建立拷問機關和拷問營(torture camp)。1949年前「中美合作所」和四川「紅巖政治監獄」就是美蔣雙方特務大規模的「合作」事業,不知折磨和殺害了多少中國的志士仁人。
人們 問:美國為什麼這樣做﹖
許多學者(例如G. Koeko. J. Huey, J. Goshko, N. Chomsky)指出,是為了在廣泛的第三世界維持有利美國和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經濟氣侯」。只有“非民族化”“反民族化”的第三世界軍事政府才能以民族利益“去交換”美國支援他們在本國的“私利”,從而保障美國在各該地投資、掠奪、銷售的特權,從而壓抑各地反美、反新殖民主義的民族 民主革命,在壓迫性的政治下,長期壓低工資,使第三世界勞動力成為國際資本的廉價商品。在美國的政府、軍方、工業、大眾傳播、情報、教會和學界密切合作下,美國戰後這些嚴重的人權犯罪,被最大限度地“(寡廉鮮恥、鋪天蓋地)美化”和“(有系統地)湮滅”,至今鮮為人知。
反恐怖政治,要有世界的眼光
反政治迫害、反恐怖政治,爭思想學術和言論自由,爭校園自由,光反對國民黨新法西斯主義政權和機關是遠遠不夠的。
長期以來,經過美國(反華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滅絕)“全面洗腦”的政權、學界、傳播界、教育界,長期成了為美國支援和遂行在包括台灣在內的美國「次法西斯扈從國家」(Sub-Fascist Client States)掩蓋、美化其滔天罪行的工具。
感謝這次學運的勇敢師生們,初步衝破了國民黨法西斯統治的惡法。
在後「戡亂」、後冷戰時代,我們要和同學們進一步開始揭發台灣-和世界四十年來綿延不斷的“法西斯恐怖”的“總根頭(美帝猶太軍事流氓霸權)”,為人和知識、思想最真實的解放與自由而鬥爭!
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夏潮聯合會.勞動人權協會.勞動黨
1991年5月20日
《海峽評論》6期 - 1991年6月號
http://www.haixiainfo.com.tw/SRM/6-39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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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段被湮滅的歷史要求復權》
倖存者沈痛的聲明
《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
我們是一群1950年代以來「白色恐怖(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的“真實受害者”,我們的親人或早已仆倒在馬場町的槍聲下,倖存者也是經歷長期監禁的孑遺。
1950年代以來的「(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白色恐怖」“實質上”是美國為了其“反共圍堵政策”,支援蔣氏(買辦)政權繼「二二八」之後,為了鞏固其統治,對台灣人民犯下傷天害理的罪行。據不完全的估計,(被針對性地予以撲殺滅絕滅口)遇害者(台灣政治菁英)達三千人以上,受長期監禁者更達八千人以上。
在那“(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恐怖”酷烈的年代裡,並沒有什麼省籍之分,而只有正義與不義之別,正義的本省人和外省人同遭“殘害殺戮”,唯有“不義者”“彈冠相慶”。我們“並不是”什麼台獨分離主義者,而是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和平主義者。
1950年代之後,(美蔣)國民黨(買辦政權)又假借“反共”之名,對內施行高壓專制,對外甘為美國(軍事流氓霸權)的「不沉航空母艦」,繼續「白色恐怖(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的政策,所謂「寧可錯殺一千,絕不放鬆一人」。
1979年元旦後,中共宣佈了和平統一祖國的大政方針,但(美蔣)國民黨仍甘為美國「西太平洋鏈島防線的中央環節」,繼續“戒嚴”,且一直維持其“(反共清洗肅清匪諜)戡亂體制”。直到今年五月一日,宣佈終止“戡亂”後,為了維護其“(反共仇共恨共)反共體制”,仍繼續「(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白色恐怖」時期的 (懲治叛亂條例),所以,才有廖偉程等四青年被捕事件。
「(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白色恐怖」來自國共內戰和國際的“反共”冷戰,(美蔣)國民黨(買辦政權)在國際冷戰解體及中共宣佈「和平統一祖國」之後,甚至在自己也宣告“解嚴”和終止“戡亂”之後,猶然堅持“反共政策”和「三不」,宣傳「我國二千萬人」,頑固的堅持“分離主義”,而成為台灣最大的「實質台獨」。所以廖偉程等四位青年即使具有台獨分離主義意識,那也是(美蔣)國民黨「實質台獨」“教育”的結果。若他們有罪,只不過罪在青年天真的誠實而已,國民黨才是真正的罪魁。
但是,台灣人民不再是可以任意宰割的人民,國民黨在強大的人民力量下向人民低頭了,廢止了沾滿台灣人民鮮血和辛酸的 (懲治叛亂條例),也暫時釋放了廖偉程四青年。但我們認為這是不夠的,為徹底避免「(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白色恐怖」再度出現,我們提出以下的主張和呼籲:
一、公佈「(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白色恐怖」時期所有“政治犯”的審判資料,及情治單位檔案。
二、平反一切「(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白色恐怖」下的政治冤獄,並依法予以國家賠償。
三、廢除一切「(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白色恐怖」下剝奪人民權利的法令,回歸民主憲政。
四、進行兩岸談判,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徹底根除「(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白色恐怖」的歷史因素。
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
創會會長 林書揚 (坐牢34年7個月)
會長 盧兆麟(坐牢25年)
《海峽評論》6期 - 1991年6月號
http://www.haixiainfo.com.tw/SRM/6-39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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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恐怖」時代的見證
公聽會記要
公聽會時間:1991。5。21
陳映真:
文化的“買辦化”
我想在這些前輩(蔣碧玉;陳明忠;嚴秀峰等)面前就不太講我自己的事情,我是1968年被捕的,案情很簡單,就是幾個年輕人關心大陸的事務,我們於是組織了讀書會,這些書在今天台大附近的書架上都極為常見,但就因為這樣,我們被判了十年牢。這裏我就不必再講我的案情,我想利用這個機會檢討「白色恐怖」的意義和本質。
我們常說台灣的政治恐怖時期是在1950年代,其實不然。剛剛三位前輩所說的是集中在1950年到1954年的所謂「刮颱風」的時代,國民黨大量的捉涉共者、有嫌疑者。1954年後我稱為「慣性恐怖」,也就是起先是為“肅清”左傾人士、赤色分子,一旦變成“制度”後就形成慣性,這一直到不久以前才結束,當時的冤假錯案很多。
「(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白色恐怖」有以下的特點:
它是由國家所推動的“制度性暴力”,一是非法的秘密逮捕;
二是非法的秘密審訊及酷刑拷打,甚至謀殺、暗殺;
三是非法的判決,剛才已有人見證過,連槍斃人的判決書都沒有,而且大量的羅織、處決。有時監禁的時間都沒有限制,例如服刑時間已到,他們認為你的“思想”沒有改變,就可以利用各種“理由”把你留隊,甚至裏面有人發瘋了都不放。另外,不只受刑人本身的受害,還包括家族的受害,小孩子長大後,老師、社會歧視他,情治人員搔擾他,他也認為自己是“共匪”的兒子,覺得非常“羞憤”,甚至“怨恨”自己的父母;有的十幾歲上吊的也不知凡幾,長大後“精神分裂”的也大有人在,他們家族的就業、留學、出國“受盡各種阻撓”、“歧視”,這是一種【組織性的暴力與虐待】。
一般人認為「(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白色恐怖」是(美蔣)國民黨的殘酷、暴虐所造成,但這是個“世界性”的問題。
以台灣「白色恐怖」而言有兩個結構:
一是內戰結構,1927年(蔣記國民黨右派“背叛”孫中山“革命三大政策”進行反革命政變-展開首次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國共分裂,(蔣記)國民黨就是用激烈的暴力“清黨”,自此以後,國、共雙方以暴力與反暴力形成循環。一直到(美蔣)國民黨撤退來台,美國(軍事流氓霸權)以武力支援國民(買辦)政府,這種暴力又重新“恢復”,這是長期猜忌、怨恨所引起的歇斯底裡,台灣有幾十年都是充斥著“反共口號”。
第二個是世界冷戰二極對立,靠美國的陣營,不只台灣,包括韓國(軍事統治獨裁政權)都是以「國家安全法」、「反共國家安全體制」為“藉口”取諦各種民主、社會運動,這在菲律賓、泰國、越南、中南美洲等美國所支援的“軍事獨裁政權”都一樣。在“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冷戰”結構下,「自由世界」便是進行著以高度反共國家安全為“藉口”的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組織性國家暴力,這種(美帝背後全球主導)世界性的暴力更值得我們反省。
再來,我要報告的是美國與【全球白色恐怖】的關係。國際政治學有一個名詞--「次法西斯主義的美國扈從政權」(Sub-Fascism Client State),他就是剛剛我所報告的國家都有兩個來源:
一個是由美國直接支援,包括經濟、軍事等各方面來支援這種國家暴力;
一是原來民族主義高張的國家,(陰險)美國不惜用“暗殺”、“(軍事)政變”把它“推翻”,“再建立”一個極端的極權(美帝傀儡)政府,如智利。更重要的是,美國政府不斷“訓練”各國特務的技術及恐怖經驗,而且“提供”最先進的科學偵訊儀器,甚至美國人員直接參加偵訊拷問的工作。
這種「(反華反共清洗白色恐怖大撲殺)白色恐怖」帶給台灣幾個影響:
第一是「非民族化」,由於“反共”的宣傳,對美國的“崇拜”,愛國(民族主義者;愛國主義者)的人“慘遭(撲殺滅決)打擊”,【㊣漢奸㊣】得勢,這種“(普世)顛倒是非”的情形造成廣泛的“(普世)民族認同混淆”。
第二是「文化的種族滅絕」,自己的文化只有民族主義者主張,在極端的法西斯政權及美國(軍事流氓霸權)的影響下,自己的民族完全滅絕。
第三是(真正)知識分子的“被閹割”,使(偽)知識分子成為“傀儡”,所有的知識、思維、創造完全窒息,造成“知識界買辦化”與“非民族化”。
台灣這一段“被(系統性刻意)隱藏”的黑暗史如果不被抓開,並重新面對、思考、研究、反省,這將成為台灣社會永遠的傷痛。
事實上,很多人都是這個歷史的“共犯”,不是罵國民黨就完了,四十年來,我們的(偽)知識分子說了些什麼話?
我們的傳播媒體如何“幫助”這個體制?
四十年來,「我」做了些什麼事情?
現在有很多人都勇敢,但過去四十年為什麼不說話?
今天卻很容易成為英雄,這樣的民族是沒有長進的。今天我們一定要深入台灣這一段最黑暗的歷史,去面對他,就像一個人有病,一定要把它挖出來,才能恢復健康。
讚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