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登輝時代,他完全不能體會到過去那個「國家資本主義體系」的火車頭角色,因而只是將它視為是個特權體系。於是特權分贓、政風敗壞等遂從那個體系裏出現。人們當清楚記得李登輝當權時,他的親信劉泰英主控了黨營及國公營企業,手上掌握了台幣數百億現金,成了最紅的「財經教父」,在工程特權、房地產及股市呼風喚雨,而其下場則是不但虧損連連,甚至還因一宗弊案而正在牢裏服刑。劉泰英呼風喚雨的那些劣跡,事後並沒有被細細追究,否則當會有更多劣跡與弊端。
其二,在李登輝時代,整個台灣社會的經濟論述,都以「反國民黨壟斷」為主軸,而完全不能客觀面對昔日那個「國家資本主義體系」所做的貢獻。於是,在「反壟斷」的口號下,「開放」與「民營化」遂成了主流價值,而對國家資產的巧取豪奪也就在這些口號的掩護下展開。李登輝時代大舉(以金融改革的「金改」神聖口號)開放銀行,其結果乃是一堆”劣質銀行”成為少數人(地方角頭派系)掏空資產的工具,它至少造成多達千億元的損失。這筆爛帳有待將來研究台灣財經史的人慢慢來盤整清算。
文/南方朔
2008年10月20日 香港《明報》
上星期,美國時間10月15日,台灣企業家王永慶逝世,消息傳到台灣已是16日午後。而就在16日當天,台北最高檢察署特偵組決定於17日搜查3 家大型金融控股公司「元大金」、「中信金」、「開發金」。過去10年在台灣金融界叱耢風雲的「兆豐金」前董事長鄭深池,因涉嫌幫助陳水扁家族海外洗錢而被列為被告。
王、鄭對比 突顯兩種時代精神的消長
台灣「經營之神」王永慶逝世,而台灣「新金融教父」鄭深池則因涉嫌政商勾結貪賄而成為被告。王、鄭兩人並無瓜葛,但這樣的人間滄桑卻有著重要的象徵意義﹕王永慶所代表的,乃是1960年代起台灣篳路藍褸、拼搏努力的時代精神;而鄭深池所反映的,則是1990年代後,台灣政商勾結、貪贓枉法、侵吞國產的另一種時代精神。由王鄭對比,以及兩種時代精神的消長,容我們大膽的說,它其實已透露出了一個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台灣已日益遠離它一度擁有的黃金時代。
明年(2009),乃是國民黨政府遷台60周年。回顧這60 年,從1972年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到他1988年死於總統任內,乃是台灣經濟快速起飛的時代。台灣的經濟發展過程裏,「國家機器」及所屬的國營企業扮演著關鍵的角色;但它卻也能開放出一定空間給予民營公司。王永慶的石化王國就是蔣經國時代將石化列為關鍵產業,王永慶始得以由石化的中、下游開始發展,最後進入上游,成為台灣排名第一的實業家。這也就是說,如果1970至80兩個年代,蔣經國是政治上的代表人物,王永慶則是經濟上的代表。那個時代,政治主導一切,但從政者廉潔而有能力,對全球政經變化和產業未來也極具見識,他們遂能開創出「官民雙贏」的局面。
今天台灣講得出字號的企業家,都是在那個充滿了機會的時代而起家的。那個時代台灣也有過能源危機和全球衰退的考驗,但有能力的政治精英和技術官僚,確能藉覑恰當的反應,以具有前瞻性的「十項建設」及「十二項建設」改變產業體質,當難關一過,即能邁步高飛。那個時代,中國耽於政治鬥爭並有「十年文革」的動亂,台灣因而有了成為四小龍之首的黃金時代。
而到了今天,台灣過去那種極有遠見與能力的「國家資本主義體系」部分,已在新加坡有了更上層樓的表現。而台灣本身呢?在1988年蔣經國逝世,李登輝當家,並進入漫長的民主化過程後,整個情況其實是走在一個「吃老本」的道路上。在這個惡化的過程裏,有幾點特別值得提出﹕
沉淪20年 三大教訓
其一,乃是在李登輝時代,他完全不能體會到過去那個「國家資本主義體系」的火車頭角色,因而只是將它視為是個特權體系。於是特權分贓、政風敗壞等遂從那個體系裏出現。人們當清楚記得李登輝當權時,他的親信劉泰英主控了黨營及國公營企業,手上掌握了台幣數百億現金,成了最紅的「財經教父」,在工程特權、房地產及股市呼風喚雨,而其下場則是不但虧損連連,甚至還因一宗弊案而正在牢裏服刑。劉泰英呼風喚雨的那些劣跡,事後並沒有被細細追究,否則當會有更多劣跡與弊端。
其二,在李登輝時代,整個台灣社會的經濟論述,都以「反國民黨壟斷」為主軸,而完全不能客觀面對昔日那個「國家資本主義體系」所做的貢獻。於是,在「反壟斷」的口號下,「開放」與「民營化」遂成了主流價值,而對國家資產的巧取豪奪也就在這些口號的掩護下展開。李登輝時代大舉(以金融改革的「金改」神聖口號)開放銀行,其結果乃是一堆”劣質銀行”成為少數人(地方角頭派系)掏空資產的工具,它至少造成多達千億元的損失。這筆爛帳有待將來研究台灣財經史的人慢慢來盤整清算。
(以民營化/私有化)化公為私 賤賣國家資產以自肥
其三,而更惡劣的,乃是從2000年陳水扁當權起,他已比李登輝更上層樓。他在「二次金改」的口號下,大舉將公營行庫讓特定的民營金控併吞。於是小民營金控併吞公營大銀行這種「以小吃大」、以低價(輸送)賤買,而陳水扁自己則在賤賣過程中坐收賄賂的弊端醜聞遂告出現。
這種賤賣國產的模式,在1990年代中期曾在俄羅斯總統葉爾欽當權時出現。例如他把價值百億美元的國營石油或礦產公司,以「私有化」之名出賣,作價5億美元,於是他的家人親信向銀行特權貸款5億,買到公司後,再將該公司十分之一股權出售給西方公司,坐收10億,繳還5億貸款,於是該親信未出分文,即取得一家百億公司的九成股權和5億現金。俄羅斯在短短兩、三年內即出現兩打10億美元級的富豪,靠的也是這個伎倆。陳水扁任內台灣出現好幾家資產上兆的「金控公司」,靠的也是這個伎倆。在政治上,他藉著賤賣而收編財團,這是個「再封建化」的過程。而就私人利益而言,則是他可藉此立即收到大筆孝敬。
而鄭深池就是陳水扁當權時的「新金融教父」,他和李登輝時代的劉泰英相當。由截至目前的各類信息,我們已知道他在「二次金改」賤買賤賣國產的過程中扮演了極大的角色,也在完成交易後輸送賄賂時負責穿針引線,將賄款化整為零匯往扁家的海外人頭帳戶。鄭深池是台灣海空運輸業巨子(長榮)張榮發的女婿。他在陳水扁當政的8年裏權傾一時,不僅可以呼風喚雨,更可喊水會結冰。他在被特偵組約談時曾說道﹕「我等這一天已等很久了!」他牽涉到多少弊案,還有得追的!由鄭深池的角色,我們已可清楚的看出,他是陳水扁時代不努力開創經濟前途,而只是想著(藉民營化/私有化)賤買賤賣國產那種時代精神的具體證明。陳水扁8年任內最大的「貢獻」,乃是他已把台灣的公有資產掏空。
因此,由王永慶到鄭深池,他們都可算是企業家,但卻是完全相反的類型。王永慶死後,台灣人普遍認為像他那樣的企業家已不可能再有了。王永慶畢生腳踏實地,做著長期的努力,務實不務虛;而鄭深池這一代,則搞政商關係,炒短線,不向外擴張,而只是吃著國家資產。今天的台灣,政府所擁有的財經籌碼日益稀少,遇到外在挑戰,即捉襟見肘,已露出國窮民也窮之態。由王永慶到鄭深池,這難道是偶然嗎?
南方朔
《亞洲週刊》主筆
文╱高天生
2001/07/20 《新台灣》周刊雜誌 第278期
鄭本身具有產業歷練及金融經驗,在新政府高層積極延攬下,也經長榮總裁點頭,終於拍板定案。
「長榮集團」副總裁鄭深池接掌「交通銀行」董事長,真的是大型金融機構「綠化」的新指標?
十六日在交銀董事長交接典禮上,行事一貫低調的鄭深池坦然面對外界質疑,並公開駁斥所謂「綠化說」,他指出:「我到交銀之前,沒見過陳水扁總統,綠化交銀之說太泛政治化」。
鄭深池以幽默、反諷的口吻表示,說到顏色太敏感,長榮從三十三年前成立時就是綠色的,說「綠化」交銀有點泛政治化;企業界不應只與執政團隊保持關係,與每個政黨都應保持適當關係,他自認與其他黨派關係也不錯。而他自己,沒有黨籍。
對個人專業與經營能力問題,鄭深池也強調,他擔任過誠泰銀行、富邦銀行董事,長榮也常有機會參與重大公共建設,包括「台灣高鐵」等,在財務調度上與相當多銀行都有往來,雖不敢說對銀行有深入了解,但有信心可以完成使命。
推動金融改革 適才適所
黨政高層極可靠消息來源透露,推動金融改革,是新政府施政的當務之急,只是苦於人才難覓,相關運作時程多所延宕,鄭深池卸任長榮航空董事長,專任長榮集團副總裁後,新政府高層就有意借重其管理長才,延攬他擔任「交銀」董事長,扮演金融改革尖兵的吃重角色,經過總統府高層與「長榮集團」總裁張榮發多次溝通、磋商,張榮發終於點頭首肯,並認為此對鄭深池即是適才適所,也是很好的舞台,因而該項人事案才拍板定案。
財政部於七月十三日宣布,「合庫」董事長李文雄十六日屆齡退休,其遺缺由「交通銀行」董事長梁成金接任,「交銀」董事長則改派「長榮集團」副總裁鄭深池接任。由於鄭深池為「總統府資政」、「長榮集團」總裁張榮發的女婿,鄭與新政府、陳水扁總統關係、互動一向良好,消息傳出後,外界對此一再渲染炒作,並視其為金融機構「綠化」的嶄新指標。
財政部長顏慶章當天在記者會中對此特別澄清指出,在金融改革的過程中,官股行庫不排除向民間舉借人才,甚至向外國金融機構延攬長才。鄭深池目前不僅擔任「長榮集團」副總裁,也是「台灣高鐵」、「台灣固網」、「台灣大哥大」的董事,具備海運、航運等產業界的歷練,另方面曾擔任「富邦」、「誠泰」銀行董事,擁有金融界的經驗,所以相當適合擔任工業銀行的負責人。
顏慶章強調,「交銀」是工業銀行,董事長必須對整體產業界相當了解,所以政府「高層」花了很大的力量,積極遊說鄭深池接掌「交銀」,希望重用其長才,外界不宜有「綠化」的聯想。
顏慶章同時補充表示,所謂的高層,是指行政院長張俊雄。只是在場的媒體記者,臉上浮現半信半疑的神情,他們私下議論紛紛說:「高層之上,還另有其他更高層的人吧?」
長榮對外窗口 備受倚重
一位資深的媒體記者分析,鄭深池出任「交銀」董事長職務是由總統府主動介入協調,殆無疑義,此與扁政府延攬企業界人士加入團隊的一貫立場相符,但也讓「長榮集團」與新政府之間的互動,由檯面下情感交流正式浮上檯面。
面對外界炒作(?)「長榮集團」與總統府關係,一位總統府官員指出,鄭深池並非因身為張榮發女婿才受新政府青睞、重用,就專業背景考量,「交銀」是投資銀行,需要多元化的判斷能力,對每個業別都要有分析能力,雖然鄭深池出身航運業,但是「長榮航空」以前曾經投資「台灣高鐵」、「台灣大哥大」等轉投資事業,績效、獲利都相當不錯,新政府是借重鄭深池的管理長才,希望由投資銀行帶動,活絡台灣的投資事業。
鄭深池貧苦出身,海洋學院畢業後,考進長榮集團服務,經人介紹與張榮發大女兒張淑華結婚,兩人感情彌篤。他擔任過「長榮國際」總經理、「長榮重工」總經理和「長榮航空」董事長等要職。鄭一貫行事作風低調,但他個性圓融、人脈廣闊,備受張榮發倚重,更是「長榮集團」與外界接觸、互商互動的關鍵性窗口。
在政界方面,不少現任的民進黨立委、早期國民黨立院次團「(本土)集思會」成員(註:陳哲男即為「集思會」大將),甚或新政府高層政務官、媒體老闆等,都與鄭深池有深厚交情,前內政部長、新政團(台聯)操盤手黃主文卸任返鄉開業律師事務所,鄭深池也親自到場致賀,兩人關係密切由此可見一斑。
商界聞人方面,包括大陸工程殷琪、富邦蔡明忠、東元黃茂雄、台灣大哥大孫道存、三勝製帽戴勝通等,他們與鄭深池除了有豐沛的私誼外,也是事業上相互奧援的伙伴。
今年四月十九日「長榮航空」召開股東常會,改選董監事,在「長榮集團」總裁張榮發個人意志貫徹下,鄭深池交卸董事長職位,專任集團副總裁,「長榮集團」雖對外強調,此是基於集團營運需要的人事新佈局,但外界炒作、渲染的焦點一直鎖定「半子VS.庶子」的權力爭奪鏖戰,鄭深池本人對外界種種揣測、詢問,總是謹守本分、低調回應。
廣結善緣 長才頗受肯定
在許多有私交的朋友眼中,重義輕利原本就是鄭深池的人格特質,事事為別人著想,則是鄭深池廣結善緣的利器,對一般的朋友都是如此,對自己的岳父張榮發,鄭深池還會有何怨尤?當然沒有半句怨言。沉潛、養望,鄭深池對一切泰然處之,反而好友,想為他尋找新的揮灑舞台。
據透露,陳水扁總統對鄭深池卸任「長榮航空」董事長後的動向,也相當注意,對延攬他加入新政府團隊也一直念茲在茲,只是這一切都須主客觀條件配合,才可望成局。這一方面必須考量是否有適當的職位空缺,以及對鄭深池是否適才適所,另方面還必須考量「長榮集團」總裁張榮發的心情、感受,如果「長榮集團」對鄭深池另有重用,新政府當然不敢攖其鋒鏑。
鄭深池接任「交通銀行」董事長,是新政府高層展現誠意積極延攬、勸說,「長榮集團」總裁張榮發也認為那個位子,對鄭而言,的確是可以發揮長才的舞台,並給予必要的祝福,多方面的條件配合才因緣際會促成的。
【雁註】
此文乃為2001年當年《新台灣》周刊雜誌的文章,《新台灣》周刊雜誌是和三重幫財閥的林榮三《自由時報》一樣屬於右翼勢力的商業台獨媒體,在過去的十餘年李、扁執政期間,是商業台獨文化台獨的一支極重要吹鼓手,為美化包裝台獨(催眠麻木民心)可謂居功厥偉。
台灣軍購何以都是天價?
文/ZGR
聯合報和蘋果日報分別有篇文章,都是在說台灣對外(美法)採買軍品,所付的都是令行家咋舌的天價。
比如說:台灣向美購買的F-16(A/B)陽春型/戰機,就比韓國買的F-16(C/D)精密型/要貴上1/3的價錢,而且,韓國買的C/D型裝備齊全,台灣的A/B型竟然沒有電子作戰夾艙,直到多年後,台灣才以另一高價向美購入。
法國的法拉葉級軍艦,該艦前後分別售予台灣和沙烏地阿拉伯,售台的法拉葉沒有飛彈發射裝備,火控電腦也沒有,嚴格的說,台灣購入的是一空殼船,但這一空殼船的售價卻是裝備齊全的沙烏地的1.8倍。
台灣習慣以天價對外軍購,是中共因素還是自我要求的?這一直是謎團。
陳水扁貪污事發,他什麽錢都要貪的惡行使人厭惡,藉家人婚娶生子的勒索大多在1000萬之內,這是小錢。
大錢有二,一是金融合倂,一是軍購。
金融財團合倂,國際上,公開合法的可拿到5%commission的傭金。
在台灣,30億的南港展覽館,扁家就抽取9000萬,以此看來,多家以兆為數的金融合倂,扁家獲利最少即達800億以上。
軍購之所以是天價,是爲了回扣,此回扣是以億計算的美金。
扁多次爆料,說李倭用人頭外運10億美金。李倭任內無金融合倂,但有大筆多件的軍購案,他下台時,新黨立委馮滬祥謝啟大指控李倭偷運大量美金到美國。現在看來,是真有此事,扁已證實了。
扁任內,有金融合倂,也有軍購,這是二大金庫的鑰匙,扁家的富有,超出吾人的想像,錢存全世界,錢不落的扁家最大的煩惱,錢要如何花的完?花不完被沒收,現在要拼命花,買首飾珠寶、豪宅和1025台獨大遊行,人人迎扁,誰會跟財神爺過不去?
李倭錢扁的貪污,大部分來自金融合倂和軍購
相關延伸閱讀:
智利新自由主義自由市場恐怖實驗室
傷害應一次為之,因感受痛楚較少,冒犯亦較少。
-馬基雅維裏(Niccolo Machiavelli),《君王論》,1513年
如果採取這種“休克”手段,我認為應極詳細地公開宣佈,在極短期內實施。公眾知道得更充分,就更願意採取順應的行動。
-弗裏德曼給皮諾切特將軍的一封信,1975年4月21日
皮諾切特將軍和他的支持者,經常提到1973年9月11日的事件,但不說那是軍事政變,而是“一場戰爭”。聖地牙哥看起來確實像戰區:坦克邊開炮邊隆隆開上林蔭大道,政府建築遭到戰鬥機的空中攻擊。但這場戰爭有一個奇怪之處:它只有一方的軍隊。
從一開始,皮諾切特就已完全掌控陸軍、海軍、陸戰隊和員警。另一方面,阿連德總統拒絕把支持者組織成武裝防衛聯盟,因此他沒有自己的軍隊。唯一的抵抗來自總統府(La Moneda)及其屋頂四周,阿連德和他的侍衛在那裏奮勇防衛民主政治的象徵。這很難稱作一場公平決鬥,雖然總統府內只有36名阿連德支持者,軍方卻對裏面發射24枚火箭。
這場行動的指揮官是虛榮而喜怒無常的皮諾切特(身材像他坐的坦克車一樣)。顯然他希望這個事件盡可能戲劇化和造成最大傷害,即使這次政變不是一場戰爭,其設計者也希望看起來像是–這是一場智利版的震懾。它確實帶給智利人從未體驗過的震撼。和之前40年經歷六任軍政府統治的鄰國阿根廷不同,智利從未有過這類暴力經驗;智利曾享有160年的和平民主統治,而且過去41年民主未曾中斷過。
現在總統府陷入火海,總統的屍體被覆蓋著用擔架出來,他貼身的同僚被以步槍指著,臉朝下趴在街上。不久前才從華盛頓回國接任國防部長新職的勒特里爾,那天早上從距離總統府幾分鐘車程的家前往國防部辦公室。他才走進前門就遭遇十二名穿著戰鬥服、埋伏等候的士兵,全都以輕機槍瞄準他。
在政變之前幾年,來自美國(其中許多來自中情局)的教官已激發智利軍方的反共產黨狂熱,讓他們相信社會主義者就是准俄國間諜,是一股與智利社會格格不入的勢力–一群本土的“內敵”。事實上,真正變成內敵的是軍方,他們已準備把槍口轉向宣誓保護的人民。
阿連德死後,他的內閣遭逮捕,而且未出現明顯的群眾抵抗,軍政府發動的大規模戰爭在當天中午已經結束。勒特里爾和其他“貴賓”囚犯,最後被送往南部麥哲倫海峽冰冷的道森島(Dawson Island),那裏等於是皮諾切特的西伯利亞勞改營。不過,殺戮和關閉政府對智利的新軍政府還不夠,這些將領知道他們要掌控權力必須真正嚇壞智利人,就像印尼人一樣。據一份解密的中情局報告,在往後的日子,有約1.35萬名公民遭逮捕,以卡車帶走並遭到監禁。有5000人最後被關在聖地牙哥的兩座大足球體育館。在國家體育館中,死亡取代足球成為公眾表演。士兵巡視露天座位區,押著戴頭套的告密者指認“顛覆分子”;被指名的人遭拖進更衣室,而包廂則被改裝成臨時酷刑室。數百人被處死。死屍開始出現在主要公路邊,或浮屍於污濁的市區運河。
為確保恐怖蔓延到首都以外的地區,皮諾切特派遣他最無情的指揮官斯塔克(Sergio Arellano Stark)將軍,搭乘直升機到北方省份一連串囚禁“顛覆分子”的監獄。在每個城鎮,斯塔克和他的流動行刑隊挑出最知名的囚犯,有時一次多達26人,逐一處以死刑。四天留下的血跡後來被稱為“死亡蓬車隊”(Caravan of Death)。在很短的時間內,整個國家都接收到這個資訊:抵抗將招來死神。
雖然皮諾切特的戰爭只有一邊開戰,其影響卻與任何內戰或外國侵略一樣真實。
總計有超過3200人失蹤或遭處死,
至少有8萬人被監禁,
還有20萬人因政治因素逃離智利。
自由市場的恐怖實驗室
對芝加哥男孩來說,9月11日是充滿期待和腎上腺素激升的一天。卡斯楚已不眠不休地和海軍的聯絡人合作,逐頁取得“磚塊”最後章節的認可。在政變當天,幾位芝加哥男孩住在右派媒體《水星報》裏。當外面街上傳來槍響時,他們急忙印製這份檔,趕在軍政府接管的第一天完成。《水星報》編輯方丹(Arturo Fontaine)回憶說,印刷機“一刻不停地複印這份長文件”。他們直到最後一刻才印完。“在1973年9月12日星期三中午前,出任政府職位的三軍將領辦公桌上,都擺了這份計畫。”
定稿檔中的提議與弗裏德曼《資本主義與自由》的觀點出奇類似:
【私有化】、【開放管制】和【削減社會支出】-自由市場的“鐵三角”。
受美國訓練的智利經濟學家曾嘗試和平引進這些觀念,採取民主政治辯論方式,但他們遭到全面拒絕。現在“芝加哥男孩”和他們的計畫捲土重來,而此時的氣氛顯然更有利於推動他們激進的觀點。在這個“新時代”,除了幾個穿制服的人,他們不必征得任何人同意。最頑固的政治對手現在不是在牢裏、已經死亡,就是四處逃命;戰鬥機和死亡蓬車隊的展示已讓所有人“乖乖就範”。
“對我們來說,這是革命。”
皮諾切特的經濟幕僚拉羅列特(Cristian Larroulet)說。
這算是公允的描述。1973年9月11日不只是阿連德和平的社會主義革命被以暴力終結,也是《經濟學人》雜誌後來形容的一場“反革命”-芝加哥學派運動奪回發展主義與凱恩斯主義成果的第一場勝利。阿連德的局部革命在民主政治拉扯下,處處可見節制與妥協,但現在情勢將大為改觀,以暴力推行的這場反叛可以一路暢行到底。在往後的許多年,“磚塊”擬訂的許多政策將在大規模危機掩護下,施行於數十個別的國家。但智利是這場反革命的發源地 –恐怖的發源地。
天主教大學經濟學系校友、自稱芝加哥男孩的皮涅拉(Jose Pinera),政變時正在哈佛寫畢業論文。一聽到好消息,他立即回國“協助創立一個追求自由的新國家,讓它從舊體制的灰燼中升起”。皮涅拉後來出任皮諾切特的勞動與礦業部長,他說,這是“真正的革命……一個激進、全面且持續邁向自由市場的行動”。
在政變前,皮諾切特以幾近諂媚的服從聞名,永遠逢迎和聽從他的文人上司。變身獨裁者後,皮諾切特發現他性格的新面向。對權力的貪戀讓他醜態畢露,他好擺帝王威風,並宣稱“命運”授予他這個職位。不久之後,他策動一場政變中的政變,推翻其他三位他原本同意分享權力的軍事將領,並任命自己為國家最高元首(Supreme Chief of the Nation)兼總統。他沉浸在好大喜功和儀式之中,只為了證明他的統治權,從不錯過能穿上他的普魯士軍裝、戴上軍帽的機會。為了巡視聖地牙哥,他添置了一隊金色防彈賓士轎車。
皮諾切特對獨裁統治有一套獨門功夫,但和蘇哈托一樣,他對經濟學一竅不通。這是個大問題,因為由ITT帶頭的企業聯合抵制運動已經極有效地讓經濟快速墜落,使皮諾切特很快面臨一觸即發的危機。
從一開始,軍政府內部就發生權力鬥爭,部分人只想恢復阿連德前的舊狀態,儘快回到民主政治;“芝加哥男孩”則想進行需要時間推動的徹底自由市場改造。
享受新權力的皮諾切特極厭惡他的命運只是清掃工作的想法──“恢復秩序”,然後出場。
“我們不是掃除馬克思主義的吸塵器,只為了把權力交還給政客。”他說。
“芝加哥男孩”徹底改造整個國家的想法才與他剛解放的野心不謀而合,因此就像蘇哈托和他的“柏克萊幫”,皮諾切特立即任命幾位芝加哥大學畢業生擔任高級經濟顧問,包括這個運動的准領導人兼“磚塊”主要撰稿人卡斯楚。他稱呼他們為技術官僚,正好投合“芝加哥學派”自詡整頓經濟是一門科學、而非主觀的人為抉擇。
即使皮諾切特對通貨膨脹和利率所知有限,這些技術官僚使用的也是他瞭解的語言。經濟學對他們來說,代表必須尊敬和服從的自然力量,因為就像皮涅拉解釋的: “違背自然就是反生產和自欺的行為。”皮諾切特完全同意,他曾寫道,人必須服從結構,因為“自然展現出基本秩序,階級組織是必要的”。
雙方都宣稱接受更高自然法則的秩序,奠定了皮諾切特-芝加哥學派聯盟的基礎。
在頭一年半,皮諾切特忠實地遵循芝加哥法則:他把部分(不是全部)國營公司私有化,包括數家銀行;他容許新形式的投機金融;他對外國進口打開邊界大門,撤除長期保護智利製造商的障礙;他削減政府支出10%,但軍隊支出反而大幅增加。他也取消價格管制–對一個數十年來管制麵包和烹飪油等民生必需品的國家,這是相當激進的措施。
芝加哥男孩曾自信滿滿地向皮諾切特保證,如果他一次完全取消政府對這些領域的參與,經濟學的“自然”律會重新發現平衡,而被視為經濟熱病、表示市場出現不健康症狀的通貨膨脹,將神奇地下降。他們錯了。在1974年,智利的通貨膨脹高達375%,高居世界之冠,而且是阿連德在位期間最高水準的近兩倍。麵包等民生必需品的價格直上雲霄。在此同時,皮諾切特的“自由貿易”實驗使國內充斥廉價進口產品,許多智利人因而失業。本地企業因為無法競爭而關門,失業率創新記錄,饑饉四處蔓延。芝加哥學派的第一個實驗徹底失敗。
卡斯楚和其他“芝加哥弟子(男孩)”辯稱(以地道的芝加哥風格),問題並非出在他們的理論,而是執行得不夠嚴格。經濟未能自動矯正並恢復和諧的平衡,是因為經過近半世紀的政府干預,仍然殘留許多“扭曲”。如果實驗要成功,皮諾切特必須去除這些扭曲–削減更多支出、進一步私有化,而且更加速執行。
在那一年半期間,許多智利企業精英吃盡芝加哥弟子(男孩)的極端資本主義實驗的苦頭。唯一的受益者是外國公司和一小撮被稱為“食人魚”的金融家,這些人從金融投機中大撈一票。曾堅定支持政變的基層製造商全都破產。當初引介芝加哥男孩參與政變陰謀的全國製造商協會主席薩恩茲,宣稱實驗的結果“是我們經濟史上最大的失敗”。製造商排斥阿連德的社會主義,原本是希望改變成管理式經濟。“我們不可能讓這種金融混亂繼續主導智利,”薩恩茲說,“必須把龐大的金融資源導引到生產性投資,而不能讓許多連工作都找不到的人,眼睜睜看著那些資源被用於投機炒作。”
“芝加哥弟子(男孩)”和食人魚(兩類人之間有不少重疊)的目標現在面臨極大的危險,他們決定該是招來大人物的時候了。1975年3月,弗裏德曼和哈伯格應一家大銀行之邀,搭機前往聖地牙哥協助拯救實驗。
弗裏德曼受到軍政府控制的媒體像搖滾巨星般的歡迎。他吹噓的每句話都登上頭條,他的學術演講在全國電視上轉播,而且他有一位最重要的聽眾:皮諾切特安排和他私下會晤。
在停留期間,弗裏德曼不斷灌輸一個主題:軍政府已經有好的開始,它必須更放手擁抱自由市場。在演說和訪問中,他使用一個以前從未公開用在現實世界經濟危機的術語:他要求進行“休克治療”。他說那是“唯一的藥方。絕對是。沒有別的良策。再也沒有別的長期解決方法”。當智利記者指出,連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森也採取控制自由市場的措施時,弗裏德曼生氣地說:“我不贊成那些措施。我相信我們不應該採用它們。我反對政府的經濟干預,不管在我自己的國家或在智利都一樣。”
與皮諾切特會面後,弗裏德曼作了一些個人筆記,並在數十年後寫進他的回憶錄。他觀察到這位將軍“因為認同而被休克治療的觀念吸引,但顯然對可能引發的短期失業感到苦惱”。皮諾切特在這時候已因為下令在足球體育館進行屠殺而惡名傳遍全球;這位獨裁者對休克治療造成人力損失(human cost)的“苦惱”,原本應該令弗裏德曼就此作罷。相反的,他在後續的一封信中強調他的論點,他贊許將軍“極富智慧”的決定,但敦促皮諾切特進一步削減政府支出,“在六個月內削減25%……全面性的”,並同時採用一套支援企業的方案,以邁向“完全自由貿易”。弗裏德曼預測,數十萬個將被國營部門解雇的人,可以很快在民間企業找到新工作,他們將同聲歌頌皮諾切特“竭盡全力剷除阻擋民間市場的許多障礙”。
弗裏德曼向將軍保證,如果聽從這個建議,他將留下創造“經濟奇跡”的英名;他“可以在數個月內終結通貨膨脹”,失業問題也會同樣“短暫–在幾個月內解決 –而緊接而來的復蘇將極其迅速”。皮諾切特必須採取迅速而果斷的行動,弗裏德曼不斷強調“休克”的重要性,三度提到這個詞,並再三凸顯“漸進策略行不通”。
皮諾切特已改信弗裏德曼。在他的回信中,智利的最高元首表達了“我對你最高和最尊崇的敬意”,並向弗裏德曼保證“此時正在完全實施這套計畫”。弗裏德曼訪問後,皮諾切特立即開除他的經濟部長,把職位交給卡斯楚,後來又拔擢為財政部長。卡斯楚在政府中到處安插他同夥的芝加哥男孩,其中之一還擔任中央銀行總裁。反對大規模裁員和關廠的薩恩茲,被從製造商協會主席的職位趕下,換上對休克較友善的人。“如果有工業界人士因此而抱怨,讓他們下地獄,我不會為他們說話。”新主席宣佈說。
剷除反對者後,皮諾切特和卡斯楚展開拆除福利國、建立純資本主義烏托邦的工作。1975年,他們一次削除27%的公共支出–而且繼續削減直到1980 年,使支出只剩阿連德時代的一半。醫療和教育首當其衝,連倡議自由市場的《經濟學人》雜誌,也形容那是“自殘的胡鬧”。卡斯楚把近500家國營公司和銀行私有化,且近乎免費奉送,因為重點是儘快讓它們回歸到經濟秩序的正確位置。他對地方公司毫不留情,繼續取消更多貿易障礙;結果是從1973年到1983 年,總共喪失17.7萬個工業工作。到80年代中期,製造業占經濟的比率已經跌到二次大戰以來的最低水準。
休克治療這個詞貼切地說明了弗裏德曼的藥方。皮諾切特刻意把他的國家送進深沉的衰退裏,根據的是未經測試的理論,希望以突如其來的萎縮把經濟休克到恢復健康。這種邏輯很像1940年代和1950年代開始大量採用的電擊休克療法,當時的精神病醫生相信,刻意引發癲癇大發作(grand mal seizure)可以神奇地讓患者的大腦重新開機。
經濟休克療法的理論一部分要靠預期心理在推升通脹過程扮演的角色。壓抑通脹不只需要改變貨幣政策,也要改變消費者、雇主和勞工的行為。突然採取不協調的政策轉變,目的是快速改變預期心理,向大眾傳達遊戲規則已經大幅轉向–價格不會繼續上揚,工資也是。根據這套理論,愈快澆熄通脹預期心理,痛苦的衰退和高失業期就愈縮短。然而,特別是在當政者在大眾間已喪失信用的國家,只有靠重大而果斷的政策休克,才可能“教導”大眾這種痛苦的教訓。
製造衰退或蕭條本身就是殘酷的想法,因為必須製造大規模的貧窮,而這正是截至當時沒有政治領導人願意測試這套理論的原因。誰願意背上《商業週刊》形容為“刻意製造蕭條的奇愛博士(Dr. Strangelove)”的罪名?
皮諾切特仍然一意孤行。在施行弗裏德曼休克療法的第一年,智利的經濟萎縮15%,失業率–在阿連德時代不到3%–攀升到20%,是當時智利聞所未聞的高水準。這個國家確實因為“治療”而震撼不已,但與弗裏德曼樂觀的預測相反,失業危機持續了好幾年,而非幾個月。軍政府已著迷於弗裏德曼的疾病譬喻,仍然理直氣壯解釋說:“選擇這條道路是因為,這是直指病根的唯一方法。”弗裏德曼完全贊同。當記者問到“政策的社會成本是否太高”,他的回應是:“可笑的問題。”他對另一位元記者說:“我只關心他們能不能推行得夠久、夠努力。”
有趣的是,對休克療法最有力的批評來自弗裏德曼以前的學生法蘭克(Andre Gunder Frank)。來自德國的法蘭克50年代在芝加哥大學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時,就已聽到許多有關智利的事,他決定親自到這個他的教授形容為發展主義管理不當造成的反烏托邦(dystopia)。他對自己看到的情況很滿意,並留在智利大學任教,然後出任阿連德政府的經濟顧問。法蘭克因為是叛離自由市場正統思想的芝加哥男孩,所以對智利經濟冒險抱持獨到的看法。弗裏德曼開出大休克的藥方一年後,法蘭克寫了一封難掩激憤的“給哈伯格與弗裏德曼的一封公開信”,運用他受過的芝加哥學派教育,“檢驗智利病人對你們的治療有什麼反應”。
他計算一個智利家庭如何靠皮諾切特宣稱的“生活工資”掙扎求生。約74%的所得完全用在購買麵包上,迫使家庭不得不節省牛奶和上班搭公車等“奢侈專案”。比較之下,在阿連德時代,麵包、牛奶和公車票只占一般勞工薪水的17%。許多兒童在學校也沒有牛奶可喝,因為軍政府最早的措施之一就是取消學校牛奶計畫。這項措施進一步加深家庭的拮据,愈來愈多學生在課堂上昏倒,許多人乾脆停學。法蘭克發現,他的學長施行的殘暴經濟政策與皮諾切特對這個國家施加的暴力間,有著直接關聯。這位憤憤不平的芝加哥男孩寫道,弗裏德曼的處方是如此扭曲,它們無法“不靠它的孿生兄弟來實施或執行:軍事力量和政治恐怖”。
皮諾切特的經濟團隊毫不氣餒地繼續深入實驗之境,引進弗裏德曼最前衛的政策:以教育券和特許學校(charter school)取代公立學校,醫療支出改成即收即付(pay-as-you-go)式,把幼稚園和墓園私有化。最激進的是,智利的社會福利制度也被私有化。擬訂這套計畫的皮涅拉說,他從閱讀《資本主義與自由》激發這個構想。小布希政府經常被推崇最先推動“所有權社會”(the ownership society),事實上,30年前的皮諾切特政府才最早實行“所有權人國家”(a nation of owners)。
智利現在已大膽跨入新領域,全世界的自由市場熱愛者過去只能在純學術環境辯論這類政策的優點,現在都密切注意這個國家。“經濟學教科書說,世界應該以這種方式運作,但除了這裏,還有哪些國家施行它?”美國企業雜誌《巴隆週刊》(Barron’s)驚訝地寫道。《紐約時報》在一篇《智利,恐怖主義實驗場》的文章中說:“抱持強烈觀點的大經濟學家,很難得有機會在病危的經濟體測試特定的處方。更難得的是,經濟學家的顧客不是自己的國家。”許多人特地到現場觀察智利實驗室,包括哈耶克本人,他前往皮諾切特統治下的智利數次,並在1981年選擇在比尼亞德爾馬市(策劃政變的城市),舉行反革命智囊團朝聖山學會的區域會議。
智利奇跡的真相
即使在30年後,智利仍然被自由市場狂熱分子視為弗裏德曼理論有效的證明。皮諾切特2006年12月死時(比弗裏德曼晚一個月),《紐約時報》讚譽他“把一個破產的經濟轉變成拉丁美洲最繁榮的經濟”,
《華盛頓郵報》社論則說,他“引進的自由市場政策創造了智利經濟奇跡”。“智利奇跡”背後的事實,至今仍眾說紛紜。
皮諾切特掌權17年,在那段期間,他數度改變政策方向。被視為成功奇跡證明的那段穩定成長期,要到80年代中期才開始–也就是芝加哥男孩執行休克療法之後足足十年,而且是在皮諾切特被迫大幅度調整方向後很久。在1982年,雖然智利嚴格遵守芝加哥教條,經濟仍無法倖免於崩潰:債務激增,惡性通貨膨脹復發,失業率飆高到30%–是阿連德時代的十倍。主要原因是食人魚–芝加哥男孩解除所有管制所釋放出來的安然(Enron)式金融機構–以借貸的錢買光智利的資產,累積高達140億美元的龐大債務。
情勢動盪到皮諾切特被迫採取完全與阿連德一樣的措施:他把許多家這種公司收歸國有。面對市場崩潰,幾乎所有芝加哥男孩都喪失掌控大權的政府職務,包括卡斯楚。幾個在食人魚金融公司位居高位的芝加哥畢業生遭到詐欺調查,他們以科學中立掩飾的真面目被揭穿,而科學中立曾是如此重要的芝加哥男孩表徵。
唯一保護智利經濟在80年代初免于完全崩潰的是,皮諾切特從未把被阿連德收歸國有的銅礦公司私有化。這家公司創造85%的智利出口收入,這表示當金融泡沫破滅時,國家仍有穩定收入來源。
很清楚的是,智利從來不是歌頌它的人宣稱的“純”自由市場實驗室。相反的,這個國家有一小群精英在極短時間從有錢躍升為超級富有,憑藉的是一套以舉債和用公帑大量補貼(和紓困)賺取暴利的公式。當奇跡背後的狂熱與推銷術被揭穿後,大家看到皮諾切特和芝加哥男孩統治下的智利,並不是一個以自由市場為特質的資本主義國家,而是政商財團主義(corporatism)國家。Corporatism(統合主義)這個字眼原本指的是墨索里尼的員警國家模式,由社會上的三種主要勢力–政府、企業和工會–結盟而成,它們互相合作以確保以國家民族為名的秩序。智利在皮諾切特統治下,實驗的是一種新形態的統合主義:一個員警國家和大企業互相支援的結盟,聯手對第三個勢力–勞工–發動全面戰爭,藉以大幅增加聯盟佔有國家財富的比率。
這場戰爭–許多智利人理所當然視為富人對窮人和中產階級的戰爭–才是智利經濟“奇跡”的真相。到1988年,當經濟已穩定且快速成長時,45%的人口落在貧窮線下。不過,最富裕的10%智利人,所得卻增加83%。即使在2007年,智利仍然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會–聯合國調查不平等的123個國家中,智利排名第116,也就是排名第八不平等的國家。
如果這種記錄對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算得上奇跡,也許休克治療的作用從來就不是為了讓經濟恢復健康。也許它原本就是為了它實際做到的事–把財富吸聚到頂層,並把大部分中產階級休克到無以為生。
這正是阿連德的前國防部長勒特里爾的看法。在皮諾切特的監獄待了一年後,勒特里爾設法逃離智利,這要感謝國際間積極的遊說奔走。流亡海外並眼看他的祖國迅速凋敝,勒特里爾1976年寫道:“過去三年有數十億美元從工資所得者的口袋被拿走,放進資本主義者和地主的口袋……財富集中並非偶然,而已成為法則;這並非艱困環境下極端的例子–就像軍政府希望全世界相信的–而是一套社會計畫的基礎;這不是經濟的缺陷,而是暫時的政治成功。”
勒特里爾當時無法得知的是,芝加哥學派統治下的智利提供了未來全球經濟的一瞥。這個模式將一再重複,從俄羅斯到南非到阿根廷:狂熱投機的泡沫和可疑的會計操作,助長了暴利和瘋狂的消費主義,由空蕩如鬼城的工廠和昔日發展所遺留的破舊基礎建設所圍繞;約半數人口被排除在經濟之外;失控的貪瀆和親信政治;國營中小企業滅絕;大量公共財富流入私人手中,緊接著是大量民間債務轉由政府承擔。在智利,如果你不在財富泡沫中,奇跡看起來就像大蕭條,但在這個密閉的泡沫裏,獲利流動如此順暢和快速,讓這些休克治療式“改革”帶來的暴利,變成像此後金融市場施打成癮的高純度古柯鹼。這就是為什麼金融界對智利實驗明顯的矛盾視而不見,不但未重新評估放任主義的基本假設,反而還作出毒癮者的反應:下一針在哪里?
革命散播,人民消失
有一陣子,下一針來自拉丁美洲南錐的其他國家,芝加哥學派的反革命在那裏快速擴散。巴西已被美國支持的軍政府掌控,幾位弗裏德曼的巴西學生位居要津。弗裏德曼1973年訪問巴西的時候,正是當地政府使用暴力最高潮的時候,他也宣稱巴西的經濟實驗是“一項奇跡”。在烏拉圭,軍方1973年發動政變,並在次年決定走芝加哥路線。由於烏拉圭的芝加哥大學畢業生太少,將領們邀請“來自芝加哥大學的哈伯格和(經濟學教授)史佳斯達德(Larry Sjaastad)及他們的團隊,其中包括來自阿根廷、智利和巴西的前芝加哥學生,來改革烏拉圭的稅制與商業政策”。烏拉圭過去的平等主義社會立即遭到衝擊:實質工資銳減28%,蒙德維的亞(Montevideo,編按:烏拉圭首都)的街上首度出現成群的拾荒者。
緊接著加入實驗的是1976年的阿根廷,軍政府從庇隆手中奪得政權。這表示阿根廷、智利、烏拉圭和巴西–曾經是發展主義櫥窗的國家–現在都由美國支持的軍政府統治,而且是芝加哥學派經濟學的活體實驗室。
據2007年3月公佈的巴西解密檔,在阿根廷將領奪取政權前幾周,他們與皮諾切特和巴西軍政府聯繫,並“擬訂未來政權將採取的主要步驟”。
儘管有緊密的協調合作,阿根廷軍政府並未像皮諾切特那般深入新自由派實驗;例如,它未把該國的石油蘊藏或社會安全私有化(這些都在後來才實行)。不過,在攻擊曾把阿根廷貧民提升到中產階級的政策和機制方面,軍政府都遵循皮諾切特的做法,這也要歸功於眾多的阿根廷經濟學家參與芝加哥計畫。
新製造的芝加哥男孩在阿根廷軍政府佔據重要的經濟職位–如財政部長、央行總裁、財政部國庫司司長,以及數個較低級的經濟職位。不過,雖然阿根廷的芝加哥男孩熱烈參與軍政府,最高經濟職位卻由狄霍茲(Jose Alfredo Martinez de Hoz)擔任。狄霍茲是隸屬農村社會組織(Sociedad Rural,是長期掌控阿根廷出口經濟的牧牛場協會)的地主階級,這些相當於阿根廷貴族階級的家族寧願維持封建經濟秩序–因為他們唯恐自己的土地被重新分配給農民,或肉類的價格受到管制以便人人負擔得起。
狄霍茲承襲他的父親和祖父,長期擔任農村社會組織主席;他也擔任數家跨國企業的董事,包括泛美航空(Pan American Airways)和ITT。當他環顧自己在軍政府的職務時,他確信這場政變代表的是精英階層的反抗,是對40年來阿根廷勞工勢力擴張的反革命。
狄霍茲當上經濟部長的第一項措施是禁止罷工,以及容許雇主任意裁撤員工。他取消價格管制,導致食物價格飆漲。他也決定再度讓阿根廷變回歡迎外國跨國公司的地方。他取消外資所有權限制,並在初期幾年出售數百家國營企業。這些措施為他贏得許多華盛頓的強力支持者。解密的檔顯示,主管拉丁美洲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羅傑斯(William Rogers),在政變後不久告訴他的長官基辛格:“狄霍茲是個好人。我們一直都保持密切的諮詢關係。”基辛格大為讚賞,因此在狄霍茲訪問華盛頓時安排了一場盛大的會面,以表達對他的禮遇。基辛格也表示願意打幾個電話,提供對阿根廷經濟的協助。“我會打電話給大衛•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基辛格告訴軍政府的外交部長,洛克菲勒當時擔任大通銀行總裁。“我也會打電話給他哥哥,美國副總統尼爾森•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
為吸引投資,阿根廷在《商業週刊》刊登31頁的廣告增刊,由公關業巨擘博雅公關公司(Burson-Marsteller)製作,在廣告上宣稱“歷史上很少政府如此鼓勵民間投資……我們正進行一場真正的社會革命,我們正尋找夥伴。我們正掙脫國家統治主義的桎梏,並深信民間部門將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同樣的,平民大眾遭受的衝擊最為明顯:在一年內,工資損失40%的價值,工廠關閉,貧窮蔓延。在軍政府掌權前,阿根廷的貧民人數比法國或美國少–只有 9%–失業率只有4.2%。現在這個國家開始出現被視為落後的發展不足跡象,貧窮的社區沒有水供應,可預防的疾病四處蔓延。
在智利,皮諾切特可以不受節制地使用經濟政策壓縮中產階級,憑藉的是他賴以掌權的休克和恐怖手段。雖然他的戰鬥機和行刑隊在散播恐懼時極有效率,但它們卻帶來公關災難。媒體報導皮諾切特的屠殺引發全球的譴責,歐洲和北美行動主義者積極向他們的政府遊說斷絕與智利的貿易–對一個宣稱必須靠開放外資來維繫國家生存的政權來說,這絕對是不利的結果。
近日解密的巴西檔顯示,阿根廷的將軍們籌畫1976年的政變時,希望“避免類似反對智利的國際運動”。為達到這個目的,需要的是較不聳人聽聞的鎮壓技巧 –較低調的手段,能散播恐怖,但能躲過眾目睽睽的國際媒體。在智利,皮諾切特很快訴諸失蹤的手段。士兵不再公然殺戮或追捕獵物,而是綁架他們,帶他們到隱秘的集中營,折磨並動輒殺害他們,然後宣稱毫不知情。屍體被丟進集體墳場。據智利1990年5月成立的真相委員會,秘密員警處理部分受害者的方法是,從直升機上把屍體丟進海中,但“先以刀子切開他們的胃,以避免屍體浮上海面”。除了比較低調外,失蹤還是一種比公開屠殺更能有效散播恐怖的手段。想到國家機器可以用來讓人憑空消失,就會讓社會惶惶不安。
到70年代中期,失蹤已成為南錐各國芝加哥學派軍政府的主要執法工具–而最熱切採用這種做法的是盤踞阿根廷總統府的將領。到他們統治結束時,估計失蹤的人數已多達3000人,其中有許多跟智利的失蹤者一樣,是從空中被拋進拉普拉塔河(Rio de la Plata)混濁的水裏。
阿根廷軍政府擅長於公開與私下製造恐怖雙管齊下–公開進行恰到好處的恐怖,可以讓所有人知道發生什麼事,但同時也隱瞞足夠的秘密,以便可以否認。在掌權初期,軍政府便清楚展現它願意使用致命武力:一個人被從一輛福特獵鷹轎車(一種因為秘密員警使用而惡名昭彰的汽車)推出,然後被綁在布宜諾賽勒斯最著名的地標、高67.5米的白色方尖石碑上,在眾目睽睽下被機槍打死。
從此以後,軍政府的殺戮轉入地下,但永遠在進行中。許多人目睹官方否認的失蹤,整個街坊也默默知道發生什麼事。每當有人被列為消滅目標,就會有一隊軍方車輛出現在那個人家門口或工作場所,整個街區被劃為警戒區,經常上空還有一架嗡嗡盤旋的直升機。在大白天和鄰居注視下,員警或士兵撞開大門,拖出受害者,他們在被推進等候的福特獵鷹前,往往大喊自己的名字,希望事件的消息能傳到家人。有些“秘密”行動還更囂張:大家都知道員警會登上擁擠的市公車,抓住乘客的頭髮拖下車;在聖塔菲市(Santa Fe),一對夫妻結婚當天在教堂的聖壇前,當著滿室的賓客被綁架。
在大眾間展示的恐怖不限於逮捕。一旦遭羈押,阿根廷的囚犯就被送到300多個遍佈全國的酷刑集中營。許多集中營位於人口稠密的住宅區,最惡名遠播的是布宜諾賽勒斯鬧區大街一家歇業的運動俱樂部,一個位於中部布蘭卡港(Bahia Blanca)的學校校舍,另一個則在一所營業中的醫院側廂建築。在這些酷刑中心,軍方車輛經常深夜疾駛進出,尖叫聲不時從隔音不佳的牆內傳出;有人目睹身體形狀的怪異包裹被搬進搬出,一切都看在噤若寒蟬的附近居民眼中。
烏拉圭的政權也同樣肆無忌憚:該國的主要酷刑中心之一是一個海軍兵營,毗鄰許多蒙德維的亞市民眾喜歡散步與野餐的海濱區,但在獨裁統治期間,這個美麗的地方空無一人,因為居民不想聽到尖叫聲。
阿根廷軍政府在處理受害者方面特別笨拙。在鄉間散步可能以一場驚嚇收場,因為集體墳場經常掩蓋不全。屍體可能出現在公共垃圾桶,少了手指和牙齒(就像今日在伊拉克的情況),或者可能被沖到海岸和拉普拉塔河岸邊,在軍政府的“死亡飛行”後,經常一次出現半打屍體。它們甚至會從天而降,被直升機丟到農戶的田裏。
所有阿根廷人都曾在不同情況下,目睹他們的同胞慘遭抹除,但大多數人宣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阿根廷人用一句話來描述當年內心明白、卻因恐懼而閉上眼睛的矛盾:“我們不知道沒有人能否認的事。”
由於各國軍政府想逮捕的人往往避難到鄰近國家,這裏的政府便借惡名昭彰的大兀鷹行動(Operation Condor)彼此合作。南錐國家的情報單位在這個行動中分享“顛覆分子”的信息–靠華盛頓提供的最新式電腦系統幫忙–並且給彼此的情報員自由出入邊界,以方便綁架和刑訊。這套制度和中情局今日的“非常規引渡”網路,相似得令人毛骨悚然。
軍政府也交換如何從囚犯榨取資訊的方法。政變之後數天曾被關在體育館遭受酷刑的一名智利人,出乎意料地描述當時房間裏有巴西士兵,建議如何以最科學的方法施加痛楚。
這段期間南錐國家有許多機會可進行這類交流,有些還透過美國,並牽涉到中情局。1975年美國參議院調查美國干預智利,發現中情局訓練皮諾切特的軍隊“控制顛覆分子”的方法。美國訓練巴西和烏拉圭員警審訊技術,也出現在許多檔的記錄。巴西法院的證詞引述1985年出版的真相委員會報告《巴西:毋忘教訓》(Brazil: Never Again)說,部隊軍官參加陸軍憲兵單位舉辦的正式“刑訊課程”,觀賞幻燈片展示各種折磨方法。在這些課程中,囚犯被帶進來作“現場展示”–在多達 100名陸軍士官觀看和學習下,被殘暴地刑訊。報告說,率先把這種做法引進巴西的是美國警官米特廖內(Dan Mitrione)。巴西軍政府掌權初期,他在貝洛奧里藏特(Belo Horizonte)擔任警方教官,經常從街上抓來乞丐在教室折磨,讓當地員警學習如何製造囚犯身體與心理的極度矛盾。米特廖內後來轉到烏拉圭擔任員警教官,1970年被圖帕馬婁(Tupamaro)遊擊隊綁架並殺害。圖帕馬婁是極左派革命團體,他們策劃擄殺米特廖內,以揭露他參與酷刑訓練。他的一名學生說,米特廖內就像中情局手冊的作者那樣,堅稱有效的酷刑不是虐待而是科學。他的座右銘是:“正確的痛苦,正確的劑量,在正確的地方。”
酷刑訓練的成果,在這段陰暗期所有南錐的人權報告都斑斑可考。它們再三證實庫巴克手冊上記錄的獨門手法:清晨的逮捕、戴頭巾、嚴格的隔離、施藥、強迫裸體、電擊等。而且在每個地方,麥吉爾大學的刻意引發退化實驗,都留下恐怖的痕跡。
從智利國家體育館被釋放的囚犯說,強力照明燈一天24小時開著,供應食物的時間似乎刻意不按次序。士兵強迫許多囚犯在頭上覆蓋毯子,讓他們無法清楚地看和聽,這些做法都讓人感到不解,因為所有囚犯都知道他們在體育館裏。囚犯報告說,如此操縱的結果讓他們喪失日夜的感覺,進而大為強化政變與隨後的逮捕帶來的震撼和驚慌。就好像體育館變成一座巨大的實驗室,他們則是一些怪異的感官操縱實驗的對象。
較忠實模仿中情局實驗的版本,可以在智利的格雷莫迪(Villa Grimaldi)監獄看到–木制的隔離室小到囚犯無法跪下或躺下。烏拉圭自由城(Libertad)監獄的囚犯則被送到“小島”:狹小、沒有窗戶的囚房,隨時有一個燈泡亮著。重要的囚犯被完全隔離超過十年。“我們開始以為自己已經死了,我們的囚房不是囚房,而是墳墓,外面的世界並不存在,太陽只是一個神話。”其中一名囚犯羅森考夫(Mauricio Rosencof)回憶說。他在11年半期間總共看到太陽八個小時。他的知覺在這段期間被剝奪到他“忘記顏色–當時沒有任何顏色”。
在阿根廷最大的酷刑中心布宜諾賽勒斯的海軍機械學校,隔離室被稱作頭罩(capucha)。在頭罩裏待三個月的米蘭達(Juan Miranda)告訴我那個黑暗的地方說:“他們把你套上眼罩和頭罩,手和腿鎖上鏈子,讓你在監獄的頂樓整天躺在泡棉墊子上。我看不到其他囚犯–我跟他們以夾板隔開。守衛帶食物進來時,他們命令我面對牆壁,然後取下頭罩讓我吃東西。這是我唯一被准許坐起來的時候;其他時候我們必須一直躺著。”另有一些阿根廷囚犯被關在棺材大小的囚房(稱作管子),以隔絕他們的知覺。
隔離房裏唯一的安慰是審訊室裏更糟的待遇。南錐地區所有軍政權的酷刑室,最普遍使用的技術是電擊。電流通過囚犯身體的方式有數十種變化:用一般電線、軍方野地電話線、從插入指甲下的針通電;把通電的夾子夾在牙齦、乳頭、生殖器、耳朵、嘴巴、傷口;通電到泡在水裏的身體以強化電流;通電到綁在臺子或巴西式鐵 “龍椅”的身體。擁有牛群的阿根廷軍政府對他們獨特的貢獻很自豪–囚犯在一張稱作烤肉架(parrilla)的金屬床上接受電擊,同時用趕牛棒刺他們。
體驗南錐酷刑體制的人數無法精確計算,但約略的數字在10萬人到15萬人之間,有數以萬計的人遭殺害。
一位困難時期的目擊證人
在那個年代身為左派分子註定會被獵殺。那些未逃往海外的人,時時刻刻都必須搶先秘密員警一步,過一種依靠藏匿所、電話密語和假身份勉強度日的生活。靠這種方式活命的阿根廷人之一,是該國傳奇性的調查記者華爾士(Rodolfo Walsh)。這位喜愛社交的才子是犯罪小說作家以及得獎的短篇小說作者;他也是超級偵探,能破解軍方密碼,反過來調查周遭窺伺的特務。華爾士最成功的調查發生於他在古巴當新聞記者時,他在那裏攔截並破解一份中情局的電報,因而揭發豬玀灣侵略計畫。這個資訊讓卡斯楚能夠防備美國的侵略。
阿根廷的前軍政府禁止庇隆主義並鉗制民主時,華爾士決定加入武裝的蒙特內羅(Montonero)運動,擔任他們的情報專家。華爾士因此而名列軍政府獵捕名單的榜首,而每次名單上有人被劃掉,他就得更擔心刺牛棒下套出的情報,會引導員警找到他和伴侶費雷拉(Lilia Ferreyra)藏匿在布宜諾賽勒斯郊外的小村莊。
華爾士從他遍佈各地的消息來源,嘗試追蹤軍政府的許多罪行。他編纂死者和失蹤者名單,記錄集體墳場與秘密酷刑中心的地點。他自認對軍方瞭若指掌,但 1977阿根廷軍政府加諸同胞的狂暴與殘酷,仍令他大感震驚。在軍事統治的第一年,他的數十名好友和同僚在死亡集中營消失,他26歲的女兒維琪也身亡,令華爾士痛不欲生。
但在福特獵鷹盤旋下,寧靜的早晨對他而言是奢想。華爾士知道他的時間有限,於是想出紀念即將到來的軍政府統治一周年的方法:在官方報紙一片歌功頌德中,他要親自寫下未受檢查的報導,揭發導致他的國家沉淪的種種惡行。這篇文章的標題將是“一位作家給軍政府的一封公開信”。華爾士寫道,寫這篇文章“並不指望有人聽,而且確定會遭到迫害,但這是履行我很久以前作的承諾,要為苦難的時代作見證”。
這封信將成為對國家的恐怖手段和它們所服務的經濟制度最強烈的譴責。華爾士計畫用過去他散佈地下公報的方式,散佈他的“公開信”:印製十份,然後從不同的郵箱寄給挑選的聯絡人,由他們進一步散佈。“我想讓那些混蛋知道,我還在,還活著,而且還能寫。”他坐在他的奧林匹亞牌打字機前告訴費雷拉。
信一開始就記敍將領們的恐怖活動,它們使用“沒有止境、精密複雜而且極大量的酷刑”,並由中情局參與訓練阿根廷員警。在詳細列出慘不忍睹的方法和墳場地址後,華爾士突然改變語氣:“然而,這些已激發文明世界良心的事件,不是阿根廷人民遭受的最痛,也不是你們對人權最嚴重的侵犯。這個政府的經濟政策才真正讓人發現,它不但解釋了一切罪行,也暴露出借由計劃性悲劇(planned misery)以懲罰數百萬人的窮兇極惡……只要花幾個小時在大布宜諾賽勒斯逛逛,就能看到這種政策多快就把這個城市變成1000萬人口的貧民窟。”
華爾士描述的體系正是芝加哥學派的新自由主義,一個即將席捲全世界的經濟模式。隨著它未來數十年在阿根廷生根,最後它將把半數的人口推到貧窮線下。華爾士發現它並非偶發事件,而是一個審慎執行的計畫–“計劃性悲劇”。
這封信簽字的日期是1977年3月24日,正好政變滿一周年。第二天早上,華爾士和費雷拉前往布宜諾賽勒斯,他們分頭把信投入市區各處的郵箱。幾個小時後,華爾士趕赴他與一位失蹤同僚的家人安排的會面。結果這是一個圈套:有人在刑訊中招供,十名武裝士兵已在屋外等候,奉命逮捕華爾士。“活捉那個雜種,他是我的。”三名軍政府領導人之一的馬塞拉(Emilio Massera)海軍上將據說這樣命令士兵。華爾士的名言是:“招供不是罪惡;被捕才是罪惡。”他立即拔出槍,開始射擊。他槍傷一名士兵,逼他們開火;當汽車開到海軍機械學校時,他已氣絕身亡。華爾士的屍體被火焚燒,然後丟入河中。
“反恐戰爭”的封面故事
南錐的軍政府毫不掩飾想改造社會的革命野心,但它們仍精明地公開否認華爾士指控的罪行:使用大量暴力以達成經濟目標。然而,這些經濟目標如果不借助一套恐嚇大眾和剷除障礙的體制,勢必激起公眾的反抗。
國家進行的殺戮逐漸揭露後,軍政府的理由是它們正在進行一場對抗兇險的馬克思主義恐怖分子的戰爭,幕後由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KGB)資助和操控。如果軍政府使用“骯髒”手段,那是因為它們的敵人更兇殘。馬塞拉上將使用今日聽來熟悉得令人感到恐怖的語言,稱呼這是“一場爭取自由和對抗暴政的戰爭……一場由愛生命者對抗愛死亡者的戰爭……我們是在對抗虛無主義者,對抗毀滅的代理人,他們唯一的目的就是毀滅本身,雖然他們以社會十字軍作為掩飾”。
在智利政變策劃期間,中情局資助一項大規模的宣傳攻勢,把阿連德醜化成偽裝的獨裁者,工于心計的陰謀家,利用憲法體制下的民主奪取權力,但卻準備實施蘇聯式的員警國家,智利人民將無法逃脫被鉗制的命運。在阿根廷和烏拉圭,最大的左派遊擊隊組織–蒙特內羅和圖帕馬婁–被指為國家安全的危險威脅,導致將軍別無選擇,只能中止民主政治,出面控制國家,並使用任何必要手段以鎮壓它們。
在每個例子中,威脅都被極度擴大,或完全由軍政府捏造。在眾多揭發的真相裏,美國參議院1975年的調查發現,美國政府自己的情報顯示,阿連德並未威脅到民主政治。至於阿根廷的蒙特內羅和烏拉圭的圖帕馬婁,它們是廣獲支援的武裝組織,有能力對軍隊和企業目標發動猛烈的攻擊。但烏拉圭的圖帕馬婁在軍方取得絕對權力時已完全瓦解,而阿根廷的蒙特內羅在持續長達七年的獨裁政權頭六個月,就已被消滅(這是華爾士必須躲藏的原因)。國務院解密的文件證明,阿根廷軍政府的外交部長顧塞提(Cesar Augusto Guzzetti)1976年10月7日告訴基辛格,“恐怖組織已被瓦解”,但軍政府在這個日期之後仍繼續讓成千上萬的市民失蹤。
有很長一段時間,美國國務院也把在南錐的“骯髒戰爭”,描述成軍方與兇惡的遊擊隊間的戰爭,偶爾戰鬥會失控,但仍值得提供經濟與軍事援助。愈來愈多證據顯示,華盛頓知道它在阿根廷和智利支持的不是一般的軍事行動。
2006年3月,華盛頓國家安全檔案資料庫(NSA)公佈一份剛解密的國務院會議記錄,會議日期就在阿根廷軍政府發動1967年(軍事)政變的兩天前。在會議中,主管拉丁美洲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羅傑斯告訴基辛格(季辛吉):
“我們必須預期阿根廷不久後會出現大鎮壓,可能流不少血。我想他們必須下手很重,不只對恐怖分子,也對工會和政黨的異議分子。”
他們果然這麼做。南錐恐怖政權的“受害者”絕大多數不是武裝組織的成員,而是在工廠、農場、貧民窟和大學工作的非暴力行動主義者,他們是經濟學家、藝術家、心理學家和左派政黨的堅貞支持者。他們遭殺害不是因為有武器(大多數人沒有武器),而是因為他們的信念。在誕生當代資本主義的南錐,“反恐戰爭”是一場“剷除”這個“新秩序”所有障礙的戰爭。
《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
第三章 休克狀態── 反革命血腥的誕生
讚讚
阿根廷的滅絕行動並非臨時起意,並非偶爾,也非無理性;它是有系統地毀滅阿根廷“一大部分”的全國團體,其目的在改變這些團體,重塑其樣貌、社會關係、命運與未來。
-費爾斯坦(Daniel Feierstein),阿根廷社會學家,2004年
我只有一個目標–繼續活到明天……但不只是活著,而是知道我還活著。
-維塔尼(Mario Vittani),關在阿根廷酷刑集中營四年的倖存者
1976年,勒特里爾重回華盛頓特區,不再是大使的身份,而是進步主義智庫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的行動主義者。數千名同僚和朋友仍被關在軍政府的集中營面對酷刑,讓勒特里爾魂牽夢繫,他利用重獲的自由致力於揭發皮諾切特的罪行,並對抗中情局的宣傳機器,為阿連德的事蹟辯護。
他的倡議與奔走證明有效,皮諾切特面對了舉世譴責他的人權記錄。但讓同時兼具經濟學家身份的勒特里爾灰心的是,儘管全世界對監獄裏的處決和電擊大為震驚,大多數人對經濟休克療法保持緘默;或者就國際銀行給軍政府巨額貸款來說,仍顯得視若無睹,迷惑于皮諾切特擁抱“自由市場基本原則”。勒特里爾駁斥經常被引述的說法,說軍政府有兩套截然劃分的計畫–一套是在經濟轉型上的大膽實驗,另一套則是殘暴酷刑與恐怖的邪惡體制。這位前駐美大使堅稱只有一套計畫,而在這套計畫中,恐怖是自由市場轉型的核心工具。
“侵犯人權、體制化的殘暴、嚴密控制和鎮壓任何有影響力的異議分子,這些現象向來被認為,與軍政府實施的正統放任式‘自由市場’只有間接關聯,甚至完全沒有關聯。”勒特里爾在《國家》(The Nation)雜誌上發表一篇強烈控訴的文章。他指出:“這種特別方便的社會制度觀念,認為‘經濟自由’與政治恐怖可以共存而互不干涉,使得這些財政發言人能夠一方面支援他們的‘自由’觀念,另一方面又誇誇其談為人權辯護。”
勒特里爾甚至寫道,弗裏德曼身為“現在管理智利經濟的經濟學家團隊的思想建構者和非正式顧問”,應該為皮諾切特的罪行負部分責任。他駁斥弗裏德曼為自己辯解的說辭,自稱鼓吹休克治療只是提供“技術”建議。勒特里爾說,“以弗裏德曼的方式建立的自由‘民間經濟’和控制通貨膨脹”,不可能和平達成。“這種經濟計畫必須執行,而在智利的情況下,只有靠殺害成千上萬人、在全國遍設集中營、三年內監禁超過10萬人才能達成……大多數人的退化,以及少數特權階級的‘經濟自由’,在智利是一體的兩面。”他寫道,“自由市場”與無盡的恐怖間,存在“一種內在的和諧”。
勒特里爾引發爭議的文章在1976年8月刊出。不到一個月後的9月21日,這位44歲的經濟學家在華盛頓特區開車經過大使區中心時,一顆安置在駕駛座下的遙控炸彈爆炸,把汽車炸飛並炸斷他兩條腿。勒特里爾被炸斷的腳留在人行道上,人被緊急送往喬治•華盛頓醫院;抵達醫院時他已回天乏術。這位前大使與一位 25歲的美國同事莫菲特(Ronni Moffit)共乘汽車,她也在攻擊中喪生。這是皮諾切特政變以來最令人髮指和最具挑釁意味的罪行。
聯邦調查局的調查發現,炸彈由皮諾切特的資深秘密員警湯萊(Michael Townley)製作,他後來被聯邦法院定罪。殺手持假護照進入美國,且中情局知情。
皮諾切特2006年12月去世,高齡91歲,當時他面臨各界嘗試讓他為在位期間的罪行接受審判,這些罪行包括謀殺、綁架、酷刑、貪瀆、逃稅等。勒特里爾的家人數十年來嘗試讓皮諾切特為華府的炸彈攻擊受審,並要求美國開放該事件的檔案。但這位獨裁者壽終正寢,逃過所有審判,並發表一封死後公開信,為政變和使用“最大力量”防止“無產階級獨裁統治”辯護。皮諾切特寫道:“我多麼希望根本不需要1973年9月11日的軍事行動!我多麼希望馬克思-列寧意識形態未侵入我們的祖國!”
有些拉丁美洲恐怖年代的罪犯沒有這麼幸運。2006年9月,阿根廷軍事獨裁統治終結23年後,一位重要的恐怖執行者終於被判終身監禁。這位被定罪的人叫艾契柯拉茲(Miguel Osvaldo Etchecolatz),在軍政府年代擔任布宜諾賽勒斯省警察局長。
在歷史性的審判期間,關鍵證人羅培茲(Jorge Julio Lopez)卻失蹤。羅培茲在70年代曾經失蹤、遭殘暴刑訊,然後獲釋放–現在同樣的事再度發生。在阿根廷,羅培茲以第一個“兩度失蹤”者聞名。直到 2007年中,他仍杳無音訊,警方幾已確定他遭綁架是為警告其他可能挺身而出的目擊證人–和恐怖年代一樣的老伎倆。
該案的法官是阿根廷聯邦法院55歲的羅桑斯基(Carlos Rozanski),他判決艾契柯拉茲犯六項殺人罪、六項非法監禁罪和七項刑訊罪。他在宣判時採取一個不尋常的做法,他說,有罪的判決無法懲罰真正的罪行,但為了“建設集體記憶”,他必須再加注,判決是針對“1976年到1983年間,阿根廷共和國發生的集體大屠殺所犯的所有違反人性的罪行”。
借由這項判決,法官改寫了阿根廷歷史:70年代對左派分子的殺戮不是數十年來官方描述的“骯髒戰爭”,不是兩方衝突且各自進行不同的罪行,失蹤的人也不是瘋狂的獨裁者沉迷于虐待和個人權力的犧牲者。真正發生的是更科學、更駭人聽聞的理性所造成。就像法官說的,那是一個“由國家的統治者執行的滅絕計畫”。
他解釋說,殺戮是體制的一部分,早已計畫好,並在全國各地以一致的方法加以複製,且其明顯的意圖並非攻擊個人,而是摧毀那些人所代表的部分社會。種族屠殺是嘗試謀殺一個群體,而非個人的集合;法官指出,因此那是種族屠殺(Genocide)。
羅桑斯基知道“種族屠殺”的措詞將引發爭議,因此寫了一篇長篇判決文以佐證他的決定。他指出,聯合國的“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Convention on Genocide)定義這種罪行為“意圖摧毀一個國家、人種、宗教或族群的全部或一部分”;該公約並未包括消滅以政治信念為區分的群體–例如發生在阿根廷的情況–但羅桑斯基說,他認為此種排除並不合法。他舉一段鮮為人知的聯合國歷史,解釋在1946年12月11日,聯合國大會針對納粹大屠殺一致投票通過一項決議案,禁止“造成種族、宗教、政治和其他族群全部或一部分被毀滅”的種族屠殺行為。兩年後“政治”這個詞被從公約刪除是應史達林的要求。史達林知道,如果毀滅一個“政治群體”算種族屠殺,他的血腥整肅和大批囚禁政治反對者將符合公約的定義。史達林獲得其他領袖的支持,因為他們也想保留剷除政治異己的權利,所以政治這個詞遭刪除。
羅桑斯基寫道,他認為原始的聯合國定義更加合法,因為尚未受到這種自利的妥協的干擾。他也舉出西班牙國家法院的一項判決,在1998年讓一名惡名昭彰的阿根廷刑訊者接受審判。該法院也判決阿根廷軍政府犯下“種族屠殺罪行”。它把軍政府嘗試掃除的群體定義為“壓迫者認為不符合國家建立的新秩序模式的人”。一年後的1999年,以發出皮諾切特逮捕令聞名的西班牙法官賈松(Baltasar Garzon),也主張阿根廷發生種族屠殺。他也嘗試為被當作滅絕物件的群體下定義。他寫道,軍政府的目標是“建立新秩序,像希特勒希望在德國達成的一樣,而這個秩序容不下某些類型的人”。那些不符合新秩序的人“不符合阿根廷新國家的理想配置”。
當然,70年代拉丁美洲政商統合獨裁者的罪行,在規模上無法與納粹和1994年盧旺達的情況相提並論。如果種族屠殺意指的是納粹那樣的大屠殺,那麼拉丁美洲的罪行不屬於這個範疇。不過,如果種族屠殺是依照這些法院的定義,意指企圖消滅阻礙政治目標的群體,那麼這個過程不只發生在阿根廷,而是發生在所有不同程度上變成芝加哥學派實驗室的許多國家。在這些國家,“阻礙理想”的人是各階層的左派分子:經濟學家、施粥所的員工、工會分子、音樂家、農民組織分子、政治人物。這些群體的所有成員都被一個明確且遍及全區域的策略鎖定,亦即以根除左派為目標的大兀鷹行動。
共產主義崩解後,自由的市場與自由的人民一直被視為單一意識形態的一部分,這個意識形態宣稱可以避免人類重蹈集體墳場、大殺戮和酷刑室的歷史覆轍,而且是唯一且最好的對策。從芝加哥大學地下室脫逃的當代放任式自由市場宗教,最先應用在真實世界的地方是南錐,但它卻未帶來民主;反而它是建基在一個接一個國家被推翻民主政治的情況。它也未帶來和平,反而需要借助奪取數萬條人命的體制性謀殺,以及對10萬到15萬人施予酷刑。
就像勒特里爾說的,肅清社會的行動與這個計畫的核心意識形態間,有一種“內在和諧”。芝加哥男孩和他們的教授們提供建言,並在南錐軍事政權中佔據高位,他們信仰一種純粹本質的資本主義,他們的體制完全建基於對“平衡”和“秩序”的信仰,並且必須依靠去除干預和“扭曲”才能成功。因為有這些特質,一個承諾忠實採用這種理想的政權,便無法接受其他與之競爭或妥協的世界觀。為了達成理想,它必須獨佔意識形態;否則,根據其核心理論,經濟資訊就會變扭曲,整個體系將失去平衡。
“芝加哥男孩(應譯:芝加哥小子)”幾乎找不出比1970年代的拉丁美洲南錐更適合的地方,來進行這種絕對主義的實驗。發展主義異軍突起意味這個區域特別刺眼,採用的是“芝加哥學派”視為扭曲或“不經濟的思想”(uneconomic ideas)的政策。更重要的是,這裏百花齊放的平民與智識運動,都與放任資本主義針鋒相對。這些運動並非居於邊緣地位,而是大多數民眾的想法,且反映在許多國家的多次選舉中。芝加哥學派的轉型在南錐受到熱烈歡迎的可能性,大概和無產階級革命在比弗利山莊發生的可能性相當。
在恐怖行動降臨阿根廷前,華爾士曾寫道:“任何事情都無法阻擋我們,不管是監獄或死亡。因為你無法囚禁或殺死所有人民,因為絕大多數阿根廷人……知道只有人民將拯救人民。”阿連德在看到坦克開至包圍總統府時,發出的最後一通無線電也充滿同樣的頑強不屈,他說:
“我確信我們在成千上萬智利人的良知中播下的種子,絕不可能被根除。”
這是他對人民最後的遺言。
“他們擁有蠻力;他們可以征服我們,但他們無法借罪行或武力阻止社會的進程。歷史站在我們這邊,寫下歷史的是人民。”
這個區域的軍政府將領和他們的經濟幫兇,對這些真理知之甚詳。幾位阿根廷軍事政變的老兵解釋軍隊的思維:“在1955年,我們相信問題是庇隆,所以我們推翻他,但到1976年,我們已經知道問題出在勞工階級。”整個區域都是如此:問題既廣且深。這種瞭解意味如果新自由主義革命想要成功,軍政府必須做阿連德宣稱不可能的事–完全根除拉丁美洲左派高漲時期撒下的種籽。皮諾切特獨裁政權在政變後發表的《原則宣言》中,形容其使命是一個“改變智利人思想的長期而根本的行動”,呼應20年前智利計畫之父、美國國際發展署派特森說的:“我們需要做的是改變人的形成。”
但是如何辦到?阿連德所說的種子不是孤立的想法,也非一個政黨團體或工會。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拉丁美洲的左派是主流大眾文化–它是聶魯達(Pablo Neruda)的詩,哈拉(Victor Jara)和索莎(Mercedes Sosa)的民歌,第三世界教士(Third World Priests)的自由神學,波瓦(Augusto Boal)的解放劇場,弗雷勒(Paulo Freire)激進的教育學,賈利安諾和華爾士的革命新聞報導。它是過去和當代從阿蒂加斯(Jose Gervasio Artigas)、波利瓦(Simon Bolivar)到切•格拉瓦等傳奇英雄與殉道者寫下的歷史。當軍政府決心挑戰阿連德的預言,把社會主義連根拔起時,它是向整個文化宣戰。
這種必要性反映在巴西、智利、烏拉圭和阿根廷軍事政權使用的主要譬喻上:那些法西斯主義者等著清除、洗刷、拔除和治療。在巴西,軍政府對左派分子的搜捕代號為清洗行動(Operation Cleanup)。在政變當天,皮諾切特形容阿連德和他的內閣為“那些即將毀掉國家的垃圾”。一個月後,他保證“剷除智利邪惡的根本”,進行“道德清洗”,以“淨化罪惡”–遙遙呼應《第三帝國》(The Third Reich)作者羅森伯格(Alfred Rosenberg )呼籲的“以鐵掃帚無情地清掃”。
文化清洗
在智利、阿根廷和烏拉圭,軍政府進行大規模的意識形態清洗行動,焚燒佛洛德、馬克思和聶魯達的書,關閉數百家報社和雜誌社,佔領大學,禁止罷工和政治集會。
一些最惡毒的攻擊,則保留給“芝加哥男孩(應譯:芝加哥小子)”在政變前無法打敗的“粉紅”經濟學家。“芝加哥男孩(芝加哥小子)”大本營天主教大學的死對頭是智利大學,那裏有數百名教授因為“怠忽道德職責”而被開除(包括法蘭克這位曾氣憤地寫信回芝加哥母校給前教授的異議分子)。在政變期間,法蘭克報告說:“六名學生在經濟學系大門口被當場射殺,以對其他人起殺雞儆猴作用。”軍政府在阿根廷奪得政權後,士兵開進布蘭卡港的南方大學,以“教唆顛覆”的罪名囚禁17名學者;同樣的,這些人大多來自經濟學系。“我們必須摧毀餵養、塑造和灌輸顛覆分子的來源。”一位元將軍在記者會上宣佈。清洗行動中總共有8000名左派教育者,被以“意識形態嫌犯”整肅。在高中,他們禁止學生作分組報告–因為分組報告被視為潛在的集體精神的跡象,可能危害“個人自由”。
在聖地牙哥,傳奇民歌手哈拉被帶到智利體育館,他受到的待遇充分展現那股想讓文化噤聲的狂暴決心。據智利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調查,士兵先打碎他的雙手,讓他無法再彈吉他,然後射擊他44次。為了確定他無法在墳墓裏激勵人心,軍政權下令銷毀他偉大的錄音作品。阿根廷音樂家索沙被迫流亡外國,革命戲劇家波拉在飽受酷刑後逃離巴西,賈利安諾從烏拉圭出走,而華爾士則在布宜諾賽勒斯街頭遭謀殺。一個文化就此被蓄意滅絕。
在同一時候,另一個消過毒、清洗過的文化取而代之。在智利、阿根廷和烏拉圭獨裁統治之初,唯一被准許的公眾集會是閱兵典禮和足球比賽。在智利,女性穿著寬鬆的長褲就可能被逮捕,男性留長髮也一樣。“全國上下正進行徹底的清洗。”阿根廷一家軍政府控制的報紙在社論中宣稱,並呼籲大規模刷洗左派分子的塗鴉, “很快所有外表將煥然一新,借肥皂和清水就能解除夢魘”。
在智利,皮諾切特決心打破人民走上街頭的習慣。連小規模的集會都被以高壓水槍–皮諾切特最愛的群眾控制武器–驅散。軍政府擁有數百輛水槍車,小到可以開上人行道,對成群散發宣傳單的學童噴水;甚至送葬行列如果太喧鬧也遭到殘暴壓制。這些無所不在的水槍車被稱作原駝(guanaco),取其像一種習慣吐口水的美洲駝,它們把群眾當垃圾般清除,讓街頭閃閃發亮,清潔而空虛。
政變之後不久,智利軍政府發出一道命令,要求公民借報告外國的“極端主義者”和“狂熱信仰的智利人”,“對清洗國土作出貢獻”。
誰被殺害,以及為什麼
在突擊中被掃蕩的人大多數不是軍政府宣稱的“恐怖分子”,而是被視為對經濟計畫造成最大障礙的人。有些人是真正的反政府人士,但許多人只是被認為不符合革命的價值觀。
“清洗運動”呈現的體制性,從人權與真相委員會報告記錄的失蹤日期和時間就可明確驗證。在巴西,軍政府到60年代末期才開始大規模鎮壓,但有一個例外:政變一發動後,士兵就立即逮捕工廠和農場的工會領袖。根據《巴西:毋忘教訓》報告,他們被送往監獄,許多人遭到酷刑,“理由只是他們受到當局反對的政治思想激勵”。這份真相委員會的報告引述軍方自己的法庭記錄說,大型工會聯盟工人指揮總部(CGT)在軍政府的法庭程式中,被當作“無所不在的惡魔,應加以驅除”。該報告直言不諱地下結論說,“1964年掌權的當局,對‘徹底清除’這個部門特別仔細”,原因是他們“擔心抗拒會從工會蔓延到他們的經濟計畫,而計畫的基礎則是緊縮工資和把經濟去國有化”。
在智利和阿根廷,軍政府都利用“政變”初期的混亂,對工會運動展開猛烈攻擊。這些行動顯然都事先經過審慎規劃,從“政變”的第一天就展開有系統的突擊。在智利,當所有人都注視被包圍的總統府時,其他部隊也被派往“人稱‘工業帶’的許多工廠,展開突擊和逮捕”。在接著數天,智利的真相與和解報告指出,又有數家工廠被突擊,“並大規模逮捕人,部分人遭殺害或失蹤”。在1976年,80%的智利政治犯是工人和農民。
阿根廷的真相委員會報告《永遠不再》(Nunca Mas),記錄了同樣對工會有計劃的攻擊:
“我們發現一大部分(對工人)的行動,是在政變當天進行,或政變後立即進行。”在攻擊工廠的清單中,有一項證詞特別暴露出“恐怖主義”被用作搜捕非暴力工人活動分子的藉口。曾被關在珍珠(La Perla)酷刑集中營的政治犯吉尤娜(Graciela Geuna),描述士兵因為一次即將進行的電廠罷工而監視她。這項罷工準備“示範如何抗拒軍事獨裁”,
當然不為軍政府所樂見。吉尤娜回憶說:
“集中營裏的士兵表示,他們決定把罷工‘蒙特內羅化’,讓它變成非法。”(蒙特內羅是已被軍隊完全肅清的遊擊隊組織。)罷工者與蒙特內羅毫無關係,但那已無關緊要。 “珍珠營的士兵自己印製上有‘蒙特內羅’簽名的宣傳單–呼籲電廠工人罷工。”然後這些宣傳品就變成必須綁架和殺害工會領袖的“證據”。
企業資助酷刑
對工會領袖的攻擊往往在工廠業主的密切合作下進行,而近幾年向法庭提出的報告提供了明確的檔證據,顯示外國跨國企業在當地的子公司也直接參與。
在阿根廷政變之前的年代,左派激進分子的崛起曾影響到外國公司,包括在經濟和個人方面;從1973年到1976年,菲亞特(Fiat)汽車公司有五名主管遭暗殺。軍政府取得權力並執行芝加哥學派的政策後,這類公司的命運大幅改觀;現在它們可以把進口產品傾銷到當地市場,支付較低的工資,任意裁撤員工,而且不受管制地把利潤匯回母國。
數家跨國公司熱烈地表達它們的感激。阿根廷軍事統治後的第一個新年,福特汽車公司刊登一則慶賀的報紙廣告,公開表明支持軍政權的立場:“1976年:阿根廷再次迷途知返。1977年:對所有懷著善意的阿根廷人帶來信心與希望的新年。阿根廷及其人民的福特汽車公司,將全力投入創造祖國的偉大命運。”外國企業不只是感謝軍政府的貢獻,有些公司還積極參與恐怖運動。在巴西,數家跨國公司通力合作,資助它們自己的民間酷刑隊。1969年正當軍政府進入最殘暴的階段,一支不受法律管束的員警部隊成立,取名偵察行動(Operation Bandeirants),簡稱OBAN。據《巴西:毋忘教訓》,這支部隊由軍官組成,靠許多跨國公司的捐款資助,包括福特和通用汽車公司。報告說,由於 OBAN不在軍隊和員警的正式編制裏,因此“在使用審訊手段上享有彈性和免受刑責”,並很快以無與倫比的殘暴聲名遠播。
不過,最不避諱參與恐怖行動的跨國企業,是福特汽車的阿根廷分公司。該公司供應車輛給軍方,綠色的福特獵鷹轎車被用在成千上萬次綁架和失蹤的行動。阿根廷心理學家兼劇作家帕夫洛夫斯基(Eduardo Pavlovsky),形容這種車是“恐怖的象徵,是死亡之車”。
福特供應軍方汽車,軍政府則提供福特它擅長的服務–為工廠除掉製造麻煩的工會分子。在政變前,福特被迫對工人作出重大讓步:午餐時間從20分鐘延長到1 小時,每輛汽車銷售的1%用於社會服務計畫。這種情況在政變那天完全改觀,反革命從此展開。福特在布宜諾賽勒斯南郊的工廠變成一座武裝軍營;在接下來的數周,工廠聚集了各式軍用交通工具,包括坦克車和天上盤旋的直升機。工人作證說,一個有百名士兵的軍隊長期駐在該工廠。“我們在福特感覺好像在打仗。而軍隊是沖著我們工人來的。”工會代表卓伊安尼(Pedro Troiani)回憶說。
士兵搜尋整個廠房,抓住最活躍的工會成員並將他們戴上頭罩,工廠的工頭則協助指認他們。卓伊安尼是從生產線被拖出的人之一,他記得“在囚禁我之前,他們押我在工廠遊行。他們公然這麼做是想讓所有人看到:福特利用這種手段消滅工廠的工會組織”。最令人驚訝的是接下來發生的事:卓伊安尼並未被送到附近的監獄,據其他人轉述,士兵把他們帶到在工廠大門內設置的羈留所。就在工廠內幾天前他們談判合約的地方,這些工人遭到拳打腳踢,其中有兩個人遭電擊。他們被帶往外面的監獄後,酷刑仍持續數周之久,有些長達數個月。工人的律師指出,至少有25位福特工會代表在這段期間遭綁架,其中有半數被拘禁在公司的廠房裏;阿根廷的人權團體現在正在遊說,把福特的工廠正式列入前秘密羈押所的清單。
2002年,聯邦檢察官代表卓伊安尼和其他14名工人,對福特阿根廷公司提出刑事控告,指稱該公司應為在其廠房發生的鎮壓負法律責任。“福特(阿根廷)及其主管共謀綁架自己的員工,我想他們應為這件事負責。”卓伊安尼說。賓士(Mercedes-Benz)也正面臨類似的調查,該公司遭指控在1970年代與軍方合作,肅清旗下一座工廠的工會領袖,涉嫌交出16名工人的姓名和位址,後來他們全部失蹤,其中14名從此未再尋獲。
據拉丁美洲歷史學家羅伯特(Karen Robert)的調查,到獨裁統治結束時,“幾乎所有工廠代表都已從阿根廷最大的工廠失蹤……例如賓士、克萊斯勒,以及菲亞特協和(Fiat Concord)。福特與賓士都否認他們的主管在鎮壓中扮演任何角色,司法案件仍在進行中。
不只工會分子遭到先發制人的攻擊–任何人若抱著非純粹追求獲利的社會價值觀,都是攻擊對象。在該區域各地最殘暴的攻擊,都是針對曾為土地改革而抗爭的農民。阿根廷農地聯盟(Argentine Agrarian Leagues)的領導者–他們曾散播農民有權擁有土地的煽動思想–遭到搜捕和酷刑,往往就在他們工作的農場邊,在眾目睽睽下進行。士兵用卡車電池為刺牛棒通電,把這種處處可見的農場工具用在農民身上。在另一方面,軍政府的經濟政策讓地主和牧牛場業主坐享其成。阿根廷的狄霍茲解除牛肉價格管制,使肉價飆漲超過700%,為業主帶來空前的獲利。
在貧民窟,先發制人的攻擊目標是社區工人,其中有許多是教會工作者,他們組織社會最貧窮的一群人,要求醫療、公共住宅和教育–換句話說,就是芝加哥男孩想解構的“福利國”。“窮人不再有任何福利可以照顧他們!”他們一面這麼告訴阿根廷醫生黎伍斯基(Norberto Liwsky),一面“電擊我的牙齦、乳頭、生殖器、腹部和耳朵”。
一位與軍政府合作的阿根廷傳教士解釋行動的指導原則說:“敵人是馬克思主義。是教會和我們祖國的馬克思主義–是一個新國家面對的危險。”這種“新國家面對的危險”有助於解釋,為什麼軍政府的許多受害者如此年輕。在阿根廷,3萬名失蹤者中有81%的年齡介於16歲到30歲。“我們現在的工作是為了往後20 年。”一位惡名昭彰的刑訊者對他的受害者說。
最年輕的受害者中有一群高中生,他們在1976年聯合請願,要求降低公車票價。對軍政府來說,集體行動顯示這些青少年感染了馬克思主義病毒,其反應是屠殺者的憤怒,有6名敢於提出這種顛覆要求的高中生遭到酷刑並殺害。2006年終於遭到判刑的警察局長艾契柯拉茲,是參與這次攻擊的關鍵人物。
這類失蹤案例的模式很清楚:在休克治療師嘗試抹去經濟中的集體主義遺毒時,休克部隊則把那種文化的代表從街頭、大學和工廠掃空。
一些站在經濟轉型最前線的人不防備時會承認,達成他們的目標有賴大規模鎮壓。博雅公關公司(Burson-Marsteller)公關主管伊曼紐爾(Victor Emmanuel),負責把對企業友好的阿根廷軍政府促銷給世界,他告訴一名研究人員,為了打開阿根廷“受保護的國家主義”經濟,動用暴力有其必要。他說:“但沒有人會投資一個捲入內戰的國家。”然而他承認,死的人不只是遊擊隊。“許多無辜者可能也被殺害,”他告訴作家費特羅維茲(Marguerite Feitlowitz)說,“但在那種情況下,需要用到極強大的武力。”
皮諾切特的芝加哥男孩經濟部長卡斯楚負責執行休克治療,他說,如果沒有皮諾切特的鐵腕支持,他不可能辦到。“輿論強烈反對(我們),所以我們需要強人來維繫政策。我們很幸運皮諾切特總統瞭解而且擁有能抵擋批評的個性。”他也認為,“獨裁政府”最適合保衛經濟自由,因為可以“不摻雜個人情感”地使用權力。
和大多數國家恐怖一樣,設定目標的殺戮有雙重目的。
第一,殺戮去除了計畫的實質障礙–那些最可能反擊的人。
第二,讓所有人目睹“麻煩製造者”失蹤,發出不容誤解的警告給可能想抗拒的人,因而去除了未來的障礙。
而這些手段確實有效。“我們既困惑又苦惱,乖乖等著接受命令……許多人開始退化;他們變得更依賴和害怕。”智利精神醫生帕拉(Marco Antonio de la Parra)說。換句話說,他們處在休克之中。因此當經濟休克造成物價飆漲和工資下跌時,智利、阿根廷和烏拉圭的街上依舊乾淨和平靜。沒有搶糧暴動,沒有大罷工。家庭借著默默節衣縮食度日,喂他們的嬰兒喝可以抑制饑餓感的傳統飲料馬黛茶(mate),在日出前起床以便走路幾個小時上班,省下公車費;因為營養不良或傷寒死亡的人則被悄悄埋葬。
十年前,南錐國家的工業還突飛猛進,中產階級迅速崛起,醫療與教育體系十分健全,儼然成為發展中國家的希望。現在,富人與窮人被拋進截然不同的經濟世界,富人可以在佛羅里達取得榮譽市民身份,其他人則被推回落後國家的火坑,而且兩者的鴻溝將隨著後獨裁時代的新自由主義“再造”不斷加深。這些國家不再是激勵人心的楷模,而是對夢想從第三世界升起的貧窮國家的恐怖警告。這種轉變可以與經歷軍政府酷刑營的囚犯相提並論:光是說還不夠–他們被迫放棄最珍視的信念,背叛他們的愛人和孩子。那些屈服的人被稱作“破碎者”。南錐也一樣:這個區域不只被打敗,它被打成碎片。
酷刑“治療”
當政策嘗試把文化中的集體主義切除時,監獄裏的酷刑則嘗試從人的心智和精神將之切除。就像一篇1976年阿根廷軍政府的社論說的:“心智也必須清洗,因為那是錯誤誕生的地方。”
許多施酷刑者採取醫生的姿態。好比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使用痛苦但必要的休克治療,這些審訊者想像他們施加的電擊和其他折磨具有療效–他們只是給囚犯某種醫療,而囚犯在集中營則被稱為髒病者(apestosos),被視為骯髒或染病的人。他們將為囚犯治療社會主義或集體主義思想的疾病。他們的“治療”當然會帶來痛苦,甚至可能致命,但這是為患者著想。“如果你的手臂有壞疽,你必須截肢,對不對?”皮諾切特在回應外界對他人權記錄的批評時,不耐煩地反問。
整個區域內各國真相委員會報告的證詞顯示,囚犯都描述一套強迫他們背叛內心最深植信念的系統。對大多數拉丁美洲左派來說,他們最珍視的信念就是阿根廷的激進派歷史學家拜爾(Osvaldo Bayer)所說的,“團結是唯一的超越神學”。施酷刑者也知道團結的重要,而且決心借休克來消滅囚犯內在的社會聯結衝動。當然,所有審訊都為了取得有價值的資訊,因此必須強迫囚犯背叛,但許多囚犯報告折磨他們的人對資訊興趣不高,因為他們通常已掌控資訊,反而他們熱衷的是達成背叛。這種做法目的在於對囚犯內在造成無可修復的傷害,這部分的內在原本把協助他人擺在第一位,也是他們參與社會運動的原因,但在傷害之後留下的是羞愧和屈辱。
有時候背叛完全不是囚犯所能控制。例如,阿根廷囚犯韋蘭尼(Mario Villani)被綁架時身上帶著行事曆,裏面記錄與一個朋友約好會面;士兵突擊會面地點,讓失蹤在恐怖機器的運動分子又增加一名。韋蘭尼的酷刑手用這件事折磨他,他說:“他們抓到霍基是因為他準時赴約。他們知道告訴我這件事,對我的折磨會遠超過220伏特。那種懊悔幾乎令我無法承受。”
在這種環境下,終極的反抗是囚犯之間表現的小悲憫,例如照料彼此的傷口,或分享稀少的食物。如果這類關愛的舉動被發現,他們會遭到嚴厲懲罰。囚犯會被刺激成盡可能自私自利,不斷有人提供他們浮士德式的交易,例如選擇自己承受更多折磨,或讓其他囚犯受更多酷刑。在一些案例中,囚犯被徹底瓦解,以致同意拿刺牛棒對付其他獄友,或上電視公開放棄他們以前的信念。這些囚犯代表折磨者的終極勝利:囚犯不僅放棄團結,而且為了生存而屈服於放任資本主義核心的割喉特質 –借用ITT主管的話:“追求自利。”
在南錐工作的兩類“醫生”–將軍與經濟學家–都以幾乎完全相同的比喻形容他們的工作。弗裏德曼描述他在智利的角色像醫生,提供“醫療技術建議給智利政府,以協助終結一場醫療瘟疫”–“通貨膨脹的瘟疫”。芝加哥大學拉丁美洲計畫主持人哈伯格的比喻更直接,他在獨裁統治結束很久後,對一群阿根廷年輕經濟學家發表的演說中說,好經濟學家本身就是治療–他們扮演著“對抗反經濟的思想與政策的抗體”。阿根廷軍政府的外交部長顧塞提說:“當國家的社會身體染上會侵蝕內臟的疾病時,它會產生抗體。這些抗體不能被當作病菌。當政府控制並摧毀遊擊隊,抗體的活動才會消失,就像已經發生的情況。那只是生病身體的自然反應。”
這種語言當然與納粹當年的思想架構沒有兩樣,納粹辯駁他們是借由殺害社會“生病”的分子,以治癒“國家身體”。就像納粹醫生克萊恩(Fritz Klein)宣稱的:“我想挽救生命。而出於對人命的尊敬,我會從一個生病的身體移除壞疽的盲腸。猶太人是人類身體的壞疽盲腸。”赤棉使用相同的語言辯解在高棉的殺戮:“受感染的部分必須切除。”
“正常”孩子
最令人不寒而慄的比喻,莫過於阿根廷軍政府如何對待酷刑營裏的小孩。聯合國有反集體屠殺的公約規範,明確的集體大屠殺行為包括“採取意圖阻止群體人口出生的措施”,以及“強迫轉移一個群體的兒童到另一個群體”。
據估計,有500名嬰兒在阿根廷的酷刑營誕生,這些嬰兒被立即納入一個再造社會和創造新品種模範市民的計畫。經過短暫的哺乳期後,數百名嬰兒被賣給或送給大多與獨裁政權有直接關係的領養夫妻。據辛苦找到數十名這些小孩的人權團體5月廣場的祖母(Abuelas de Plaza de Mayo),領養的夫妻以軍政府認定為“正常”和健康的資本主義與基督教價值教養這些小孩,而且從未告知他們的出身。嬰兒的父母被視為病勢太重而不值得拯救,幾乎都在酷刑營裏遭殺害。盜竊嬰兒並非出於個人罪行,而是有組織的國家行動。在一樁法庭訴訟中,1977年內政部的官方文件被提出當作證據,文件的標題是“對遭羈押或失蹤之政治與工會領袖,處理其未及齡子女的程式指示”。
阿根廷歷史的這一章,與美國、加拿大和澳洲原住民兒童遭大規模盜竊極為相似,這些原住民兒童都被送進社區學校,禁止他們說母語,並被責打成“白人”。在70年代的阿根廷,類似的族群至上思維顯然也在運作,其根據並非人種,而是政治信仰、文化和階級。
政治殺戮與自由市場革命最明確的關聯,要到阿根廷獨裁統治結束四年後才被發現。在1987年,一隊攝影人員在布宜諾賽勒斯市區最豪華的太平洋購物商場(Galerias Pacifico)地下室,驚駭地誤闖一座廢棄的酷刑中心。調查發現,在獨裁統治期間,第一陸軍兵團把部分失蹤者藏匿在商場地下室;地牢牆壁上仍看得到那些早已死去的囚犯的字跡:姓名、日期,以及哀求解救。
今日的太平洋商場是布宜諾賽勒斯購物區皇冠上的珠寶,是專為吸引國際消費而開設的明證。拱形的屋頂和精緻的壁畫,裝飾了各式各樣的品牌商店,從克麗絲汀迪奧(Christian Dior)、勞夫羅倫(Ralph Lauren)到耐吉(Nike),價格貴到絕大多數本地人買不起,但揀便宜的外國人卻蜂擁而至,享受阿根廷幣貶值的好處。
對瞭解本身歷史的阿根廷人來說,這座商場代表的是可怕的記憶。就像更早的老式資本主義征服建立在該國原住民的大墳場上,拉丁美洲的芝加哥計畫則建立在曾關過成千上萬不同信仰者的酷刑營上。
《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
第四章 清洗石板-恐怖的效用
讚讚
在90年代初期,每當“自由貿易”的倡議者需要令人信服的“成功故事”來引起討論時,他們一定指向亞洲小龍。它們是以彈跳飛躍速度成長的奇跡經濟體,而“假設”的原因就是它們對不設防的全球化大開邊界。這是一則很好用的“故事”——亞洲小龍確實飛速成長——但說它們快速成長是基於“自由貿易”則「純屬虛構」!馬來西亞、韓國和泰國仍然採取「高度保護主義」政策,「禁止」外國人擁有土地和“收購”國營公司。它們也讓「國家」“扮演重大角色”,能源和交通等部門仍掌握在政府手中。亞洲小龍在培養自己的國內市場時,也阻止許多日本、歐洲和北美的產品進口。它們無疑是成功的經濟故事,但證明的是“混合的管理式經濟體”可以成長更快速和更公平,遠勝過那些遵行西部“蠻荒式華盛頓共識”的國家。
這種情況讓西方和日本的投資銀行與跨國公司「大感不悅」;看著亞洲消費性市場爆炸性的發展,可想而知它們渴望長驅直入這個地區販賣產品。……………..
……………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關心的是,國庫空虛的亞洲小龍已被打碎,現在是重造它們的最佳時機。這個過程的第一階段,就是政治學家貝洛(Walden Bello)所說的,“剷除”這些(創造經濟奇蹟)國家所有的“貿易與投資保護主義,以及當初造就‘亞洲奇跡’不可或缺的國家干預”。
《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
第十三章 讓它燒——“劫掠亞洲”與第二道柏林圍牆倒塌
金錢流向機會所在之處.而現在亞洲似乎很便宜。
——史密斯(Gerard Smith),紐約瑞士銀行(UBS)證券金融機構銀行家,評論1997至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
好日子訂不出好政策。
——席亞(Mohammad Sea),印尼蘇哈托將軍的經濟顧問
他們似乎喜歡簡單的問題。
你的薪水能買到什麼?夠吃和住嗎?還有沒有剩錢寄回給父母?往返工廠的交通費呢?但不管我怎麼問,我得到的答復總是“看情形”,或“我不知道”。
“幾個月前,”一位在馬尼拉附近為嘉普(Gap)縫衣服的17歲工人解釋,“我以前都有足夠的錢每月寄一點回家,但現在我賺的幾乎不夠自己買吃的。”
“他們降低你的工資?”我問。
“不是,我想應該沒有。”她有點困惑地說,“只是買的東西好像變少了,物價一直上漲。”
當時是1997年夏季,我正在亞洲研究該地區蓬勃發展的出口工廠工作情況。我發現工人面對一個比逾時工作或工頭虐待更嚴重的問題:他們的國家正快速陷入很快將浮現的全面衰退。在印尼,危機甚至更嚴重,動盪的氣氛格外兇險。印尼貨幣夜以繼日貶值,工人的錢前一天還能買魚和米,第二天卻只夠買米。在食堂和計程車裏的聊天,每個人似乎對該怪罪誰都有同樣的說辭,他們告訴我: “華人。”好像因為印尼的商人階級華人直接從物價上漲當中獲利,所以他們成為怒氣直指的對象。這正是凱恩斯警告經濟混亂的意思——你永遠理不清憤怒、種族偏見和革命的結合會釋放出什麼。
東南亞國家特別容易陷於陰謀論和種族代罪羔羊的糾纏,因為從表面看,金融危機找不到合理的原因。電視和報紙對這個地區的分析,總是好像它得了某種神秘但有高度傳染性的疾病——“亞洲流感”(Asian Flu),市場崩潰立即被貼上這個標籤,等它散播到拉丁美洲和俄羅斯時,又被升級為“亞洲傳染病”(Asian C011tagion)。
在出問題之前幾周,這些國家還被高舉為經濟健康與活力的標竿——所謂的亞洲小龍,全球化最耀眼的成功故事。不久前,股票經紀人還告訴他們的客戶,把儲蓄投資在亞洲“新興市場”共同基金是最安全穩賺的策略;轉眼問,他們成群撤出市場,外匯交易商大舉“攻擊”那些貨幣——泰銖、馬元、印尼盾——製造出《經濟學人》所稱的“通常只與大規模戰爭有關的大規模儲蓄毀滅”。然而,在亞洲小龍經濟體內,可見的情勢並未改變——大體來說,它們仍由相同的裙帶精英掌管;它們沒有遭遇重大天災或戰爭的打擊;它們沒有龐大的赤字——部分國家完全沒有赤字。許多大財團有沉重的債務,但它們仍生產從運動鞋到汽車的種種產品,且銷售和往常一樣強勁。那麼,為什麼在1996年投資人覺得很可以把1000億美元投資在韓國,而到第二年該國卻出現負投資200億美元——足足相差1200億美元?這種不變的貨幣情勢該如何解釋?
結果證明這些國家是純粹恐慌的受害者,始作俑者則是全球化市場兇險難料的速度與波動。從一則謠傳開始——泰國沒有足夠的美元作貨幣後盾——引發一場電子獸群的大奔逃。銀行收回它們的放款,而原本快速成長的房地產市場很快就泡沫爆破。興建到一半的商場、摩天大樓和度假中心停工;靜止的營建吊車高聳在曼谷擁擠的天際線。在以往較緩慢的資本主義時代,危機可能就此停止,但由於共同基金的銷售經紀人把亞洲小龍當作一套投資來促銷,因此當一隻小龍倒下時,其餘便跟著全倒:繼泰國:之後,恐慌迅速蔓延,資金從印尼、馬來西亞、泰國流出,甚至波及全球第十一大經濟體、也是全球化天空下的燦爛明星韓國。
亞洲政府被迫傾盡央行的儲備以支持自己的貨幣,把最初的恐慌變成現實;現在這些國家真的快破產了。市場的反應是更深的恐慌,在一年間,亞洲股票市場有6000億美元蒸發——這是花了數十年累積的龐大財富。
危機會激發鋌而走險的行為。在印尼,貧困的民眾湧進都市的商店,劫掠他們能帶走的東西。在一個特別恐怖的例子當中,一家雅加達的購物商場在遭到劫掠時失火,數百人被活活燒死。
在韓國,電視臺展開大規模宣傳,呼籲民眾捐獻黃金珠寶,以便融化後用於清償國家債務。短短幾個月內,300萬人捐出他們的項鏈、耳環、運動獎牌和獎盃。至少有~位婦女捐出她的結婚戒指,一位樞機主教則捐出黃金十字架。電視播放庸俗的“捐出你的黃金”遊戲秀,但雖然收集了足夠壓低世界金價的200噸黃金,韓國的貨幣仍繼續暴跌。
就像大蕭條時發生過的情況,這場危機導致家庭眼看畢生積蓄消失,成千上萬小企業關門,進而引發一波自殺潮。韓國的自殺率在1998年攀升50%,年齡分佈最高的是60歲以上,因為老年的父母想為痛苦掙扎的子女減輕經濟負擔。韓國媒體也報導家人集體自殺比率驚悚地增加,一些債務纏身的父親帶著家人一起上吊。當局指出,由於“只有家長死亡被列為自殺,其餘則列為他殺,所以實際自殺人數遠高於公佈的統計數字”。
亞洲危機的起因是典型的恐慌迴圈,而唯一可以遏阻它的做法,就是在1994~所謂龍舌蘭危機中挽救墨西哥貨幣的措施:美國財政部迅速而果斷地向市場證明,絕不會讓墨西哥倒債。但美國並未對亞洲及時採取這種措施。事實上,危機一爆發後,重量級的金融機構放出一連串出乎意料、口徑一致資訊:別幫助亞洲。
當時已85歲上下的弗裏德曼,罕見地出現在有線電視新聞網(CNN)上,告訴新聞主播陶布斯(Lou Dobbs)他反對任何種類的紓困,而應該讓市場自行回到正軌。“教授,我無法形容在這場睿智的討論中獲得你的支持是多麼有意義。”仰慕大師到有點難看的陶布斯說。這種讓它們沉淪的立場獲得弗裏德曼的老友、前花旗銀行最高主管裏斯頓(Walter Wriston)以及舒爾茲(George Shultz)的呼應;舒爾茲後來與弗裏德曼在右派的胡佛研究所共事,也擔任證券經紀商嘉信理財董事。
這種看法也獲得華爾街最大投資公司摩根斯丹利(Morgan Stanley)公開支持。該公司當紅的新興市場策略師裴洛斯基(Jay Pelosky)在洛杉磯由米爾肯學會(Milken Institute)主辦的會議上說,IMF和美國財政部絕不可救援這場規模和1930年代一樣大的危機。“我們現在在亞洲需要的是更多壞消息。壞消息是繼續刺激調整過程所不可或缺的。”裴洛斯基說。
克林頓政府照著華爾街的劇本演出。當1997年11月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在溫哥華舉行時,危機爆發已四個月,克林頓輕描淡寫地把這場經濟災難說成“路上的一點顛躓”,因而激怒亞洲領袖。資訊非常清楚:美國財政部不急著遏阻災難。至於為了避免這類崩潰而創設的世界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也採取自俄羅斯以來就變成注冊商標的無為策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後確實作出反應——但並非單純的金融危機所需要的快速、緊急穩定貸款。相反的,它條列出一長串要求,內容在透露出“芝加哥學派”深信不疑的思維:亞洲的災難反而是潛在的機會。
在90年代初期,每當“自由貿易”的倡議者需要令人信服的“成功故事”來引起討論時,他們一定指向亞洲小龍。它們是以彈跳飛躍速度成長的奇跡經濟體,而“假設”的原因就是它們對不設防的全球化大開邊界。這是一則很好用的“故事”——亞洲小龍確實飛速成長——但說它們快速成長是基於“自由貿易”則「純屬虛構」!馬來西亞、韓國和泰國仍然採取「高度保護主義」政策,「禁止」外國人擁有土地和“收購”國營公司。它們也讓「國家」“扮演重大角色”,能源和交通等部門仍掌握在政府手中。亞洲小龍在培養自己的國內市場時,也阻止許多日本、歐洲和北美的產品進口。它們無疑是成功的經濟故事,但證明的是“混合的管理式經濟體”可以成長更快速和更公平,遠勝過那些遵行西部“蠻荒式華盛頓共識”的國家。
這種情況讓西方和日本的投資銀行與跨國公司「大感不悅」;看著亞洲消費性市場爆炸性的發展,可想而知它們渴望長驅直入這個地區販賣產品。它們也想擁有買下亞洲小龍好公司的權利——特別是韓國令人稱羨的財團如大宇、現代、三星和樂金(LG)。90年代中期,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新創的世界貿易組織施壓下,亞洲政府同意區別對待不同的分歧:它們將繼續堅持保:保護國營公司免於外國持有的法律,同時“拒絕”把主要國營公司“私有化”的壓力,但它們將撤除金融產業的障礙,容許大量紙上投資和外匯交易湧進。
1997年湧入亞洲的熱錢突然出現流向大逆轉,正是這類在西方壓力下合法化的投機性投資所造成。當然,華爾街的看法不是這樣。紅牌投資分析師立即看出,這場危機是大好機會,可以徹底剷除亞洲剩下的保護障礙。摩根斯丹利策略師裴洛斯基對這個邏輯特別直言不諱:如果任由危機惡化,所有外國貨幣就會從該地區流光,而亞洲公司若不是倒閉,就是得被迫把自己賣給西方公司——兩種情況的結果都會讓摩根斯丹利獲益。“我希望看到企業倒閉和出售資產……出售資產非常難得;通常業主不想賣,除非他們別無選擇。因此,我們需要更多壞消息,才能持續壓迫這些企業變賣它們的公司。”
有些人以更冠冕堂皇的角度看亞洲的崩潰。皮涅拉是皮諾切特捧為明星的部長,現在為華盛頓特區的卡托研究所工作,他喜形於色地評論這場危機,宣稱“最終審判日已經來臨”。在皮涅拉眼中,這場危機是他與他的芝加哥男孩同僚70年代在智利發動的戰爭的最新章節。他說,亞洲小龍隕落代表的正是“第二道柏林牆倒塌”,也代表“自由市場民主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國家主權間有‘第三條路’的思想崩解”。
皮涅拉的想法不是非主流觀點。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格林斯潘也公開支持這種看法,他可能是全世界最有權勢的經濟決策者。格林斯潘形容這場危機是“極戲劇化的事件,其發展將趨近我國的市場制度”。他也評論說:“當前的危機很可能加速許多亞洲國家殘存體制的崩解,即政府指導的投資仍占一大部分的經濟體制。”換句話說,亞洲管理式經濟的毀滅,實際上是創造一個新美國式經濟的過程——借用一個幾年後被用在更暴亂背景下的詞:新亞洲誕生前的陣痛。
有人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領導人康得蘇可能是全世界第二有權勢的經濟決策者,他也表達類似的觀點。在一次難得的訪問中,他說這場危機是亞洲蛻去舊皮、重新誕生的機會。“經濟模式不會永遠不變,”他說,“有時候它們很管用,而久而久之……它們會變得過時而必須揚棄。”這場由謠傳引發、並由虛構變成事實的危機,顯然就是該揚棄的時機。
為了掌握稍縱即逝的機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一連數月坐視危機惡化後,終於開始與病弱氣虛的亞洲政府展開談判。這段期間唯一拒絕IMF的國家是馬來西亞,這要歸功於該國相對較少的債務。經常惹來爭議的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Mahathir Mohamad)說,他認為不應該“摧毀經濟以便讓它變得更好”,這些話在當時已足夠讓他被打為瘋狂的激進派了。其他遭危機重創的亞洲經濟體因為迫切需要外國貨幣,無法拒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提供上百億美元的可能性:泰國、菲律賓、印尼和韓國都坐上談判桌。“你無法強迫一個國家要求幫忙,它必須自己開口。但在缺錢的時候,它已經走投無路。”IMF的談判代表費歇爾(Stanley Fischer)說。
費歇爾是最大力主張在俄羅斯採用休克治療的人之一,雖然在那裏造成龐大的人力損失,他對亞洲的態度仍同樣堅強不屈。有幾個國家的政府建議,由於危機源自放寬資金大量進出的管制,而且沒有減緩資金流速的機制,也許應該恢復若干障礙——可怕的“資本控制”。中國一向維持這種控制(在這方面未採納弗裏德曼的建議),因此是亞洲“唯一”未遭危機蹂躪的國家。馬來西亞決定恢復控制,而且似乎很有效。
費歇爾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團隊的其他人立即駁斥這個構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表現出對危機的起因“毫無興趣”,而完全專注在“如何利用”危機帶來的機會。經濟崩潰迫使許多原本強硬的國家搖尾乞憐;對掌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來說,錯失這個機會之窗無異於怠忽職守。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關心的是,國庫空虛的亞洲小龍已被打碎,現在是重造它們的最佳時機。這個過程的第一階段,就是政治學家貝洛(Walden Bello)所說的,“剷除”這些(創造經濟奇蹟)國家所有的“貿易與投資保護主義,以及當初造就‘亞洲奇跡’不可或缺的國家干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也要求政府大幅削減預算,導致一些自殺率已經激升的國家大量裁撤公務員。費歇爾承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獲致的結論是,在韓國和印尼,危機與政府浪費無關。儘管如此,他利用危機賦予的權力,強行要求這些國家採取痛苦的節約措施。就像一位《紐約時報》記者寫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行為“有如心臟外科醫生在動手術半途,決定順便也為肺臟和腎臟開刀”。
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拔除亞洲小龍的舊習慣和做法後,它們已準備好芝加哥式的重生:基本服務“私有化”、獨立的中央銀行、“彈性”的勞動力、低社會支出,當然還有完全的自由貿易。根據新協定,泰國將開放外國人擁有當地銀行的大量股份,印尼將削減糧食補貼,韓國將取消保護工人免于大批裁員的法律。IMF甚至在韓國設定嚴格的裁員目標:為了取得貸款,該國的銀行業必須裁撤500%的員工(後來降至:30%)。這種要求對許多西方跨國公司很重要,因為它們要確定未來能大幅度縮編想並購的亞洲公司。皮涅拉的“柏林圍牆”倒塌了。
這類措施在危機爆發之前一年是無法想像的,因為韓國工會的強悍正達到顛峰。它們曾以一連串韓國史上最激進的罷工,頑抗將降低就業安全的新勞動法案。但拜危機所賜,遊戲規則已經改變。經濟瓦解的情勢如此險惡,於是工會同意(正如從玻利維亞到俄羅斯的類似危機一樣)政府暫時的獨裁統治;這段期間沒有持續太久——久到剛好夠開始實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計畫。
例如,泰國的休克治療方案是在國會強行通過,未經由正常的辯論程式,而且採取四項緊急命令的形式。泰國副總理素帕猜.巴尼巴滴(supachai Panitchpakdi)坦承:“我們已喪失自主權,喪失我們決定自己總體經濟政策的能力。” (素帕猜因為這種合作態度後來被任命為WTO主席。)在韓國,IMF顛覆民主還更明顯。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韓國談判結束時正好碰上總統大選,有兩位候選人以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政見競選。「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採取非比“尋常”的“干預主權國家”政治程式的動作,要求所有四個主要候選人必須承諾當選後會堅守剛談妥的協議,否則將拒撥貸款。韓國實際上是待贖的人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因而可以“予取予求”:每個候選人都以書面保證支持IMF的方案。芝加哥學派保護經濟事務不受民主干擾的核心使命,從未表現得如此明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告訴韓國人,你們可以投票,但你們的選票影響不到對經濟的管理和組織。 (協議簽訂那天很快被稱為韓國的“國恥日”。)
在另一個受創嚴重的國家,連這種限制民主的動作也用不著。印尼是區域中最先對外國投資敞開大門的國家,當時(由美帝「中情局」背後策動支持的1965軍事政變上台)仍在掌權30多年的蘇哈托控制下。不過,年事已高的蘇哈托對西方已不再那麼順服(獨裁者經常如此)。經過數十年“(私有化改革)變賣”印尼的石油和礦藏給外國公司後,他對圖利外人漸感厭倦,開始轉而照顧自己、子女和他的高爾夫球友的利益,時間已長達十年之久。例如,蘇哈托給他兒子湯米(Tommy)擁有的汽車公司大量補貼,讓福特和豐田公司大感驚慌,認為必須跟這家分析師戲稱為“湯米的玩具”的本土車廠競爭實在毫無道理。
一連幾個月,蘇哈托嘗試抗拒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自行公佈一項未包含IMF要求的大幅削減支出的預算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此是加倍還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規定代表不准在談判期間向新聞界透露消息,因為任何談判進展的跡象都會嚴重影響市場。但這未能阻止某位匿名的“資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官員”告訴《華盛頓郵報》:“市場正在揣測印尼領導高層對這個計畫有多認真,尤其是對重大的改革措施。”這篇報導接著又預測,IMF將扣住數百億美元的承諾貸款來懲罰印尼。報導刊出後,印尼貨幣立即直線墜落,在一天內貶值25%。
受到重大打擊的蘇哈托被迫屈服。“有人可以幫我找瞭解當前情勢的經濟學家嗎?”媒體報導印尼外交部長如此哀求。蘇哈托果真找到一位經濟學家;事實上,他找了許多位。在保證最後階段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談判會順利進行後,蘇哈托把掌權早期曾經重用、但年老時逐漸疏遠的柏克萊幫重新找回來。經過這麼多年政海浮沉,柏克萊幫重掌大權,由已經70歲、在印尼人稱“柏克萊幫校長”的尼蒂薩斯卓(Widjojo Nitisastro)領導。“在情勢大好時,尼蒂薩斯卓和那些經濟學家被打入冷宮,蘇哈托只聽從親信的話。”蘇哈托昔日的部長薩德利說(Mohammad Sadli)解釋說:“這群技術官僚在危機期間發揮了最大作用,蘇哈托暫時對他們言聽計從,並命令其他部長閉嘴。”但尼蒂薩斯卓團隊的一位成員說,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談判需要的絕不只是講道理的學者,“不像思想論辯,對方不會施加壓力”。可想而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得到幾乎所有想得到的——總共140項“調整計畫”。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火上添油
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來說,這場危機進行得“一帆風順”。在不到一年間,它談判成功的“經濟大改造”國家包括泰國、印尼、韓國和菲律賓。最後它已準備要面對這種“改造戲碼”的考驗時刻:宣佈,也就是終於要對飽受震撼的大眾公開這個錙銖必較、字字斟酌的主題了——就這個例子來說,重點是全球股市和外匯市場。如果一切順利,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拉開最新創作的布幕時,前一年逃離亞洲的熱錢將急著回流,搶進亞洲小龍現在又魅力難擋的股票、債券和貨幣。
但情勢的發展卻非如此;市場反而開始恐慌,原因是:如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認為小龍已無可救藥,必須從最根本重新改造,那麼亞洲的情況顯然比所有人以前擔心的還嚴重。
因此錢非但沒有回流,交易商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重大宣佈的反應是立即撤出更多錢,以及進一步“攻擊”亞洲貨幣。韓國每天流失十億美元,債信被“降到”垃圾債券等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幫忙”已把危機變成“災難”。或者,照當時已經向國際金融機構公開宣戰的薩克斯說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不但沒有滅火,反而在火上添油。”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機會主義”在亞洲造成的人力損失,與在俄羅斯不相上下。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ILO)估計,在這段期間丟掉工作的人數高達驚人的2400萬人,其中印尼的失業率從4%飆升到12%。在“改革”的高峰,泰國每天損失2000個工作——一個月6萬個。在韓國,每個月遭解雇的員工有30萬人——主要因為IMF毫無必要地要求削減政府預算和提高利率。到1999年,韓國和印尼的失業率在兩年內都上升近三倍。就像70年代的拉丁美洲,在亞洲這些國家消失的就是當初為此區造就“奇跡”的事物:為數眾多且快速增長的中產階級。在1996年,63.7%的韓國人被歸類為中產階級;到1999年,比率已劇降到38.4%。據世界銀行統計,在這段會被華爾士稱作“計劃性悲劇”期間,有2000萬人淪為貧民。
每個統計數字背後都有一則痛苦犧牲與拙劣決策的故事。和絕大多數例子一樣,女性和兒童是危機最大的“受害者”。許多菲律賓和韓國的農村家庭“販賣”女兒給人口販子,帶她們到澳洲、歐洲和北美從事“性交易”。
在泰國,政府衛生官員報告,雛妓在短短一年內增加20%——這是實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改革”後的一年。
菲律賓也發現相同的趨勢(女大學生菲傭四處流落亞洲各國現象)。“景氣好時富人受益,危機時卻是我們這些窮人付出代價。”泰國東北部一位社區領導人說,她在丈夫失去工廠的工作後,被迫送女兒去做撿破爛的工作。“甚至我們有限的求學和醫療機會,現在也逐漸消失。”
在這種背景下,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Madeleine Albright)1999年3月訪問泰國時,覺得“應該斥責”泰國人從事娼妓工作和走上“毒品的死路”。
奧爾布賴特以充滿道德勇氣的語調說:“女孩不應被剝削和虐待,並暴露在愛滋病風險下。反抗是極其重要的事。”她顯然覺得這麼多泰國女孩被迫跳入火坑,跟她在同一趟訪問中表達“強烈支持”的節約政策沒有任何關連。這與弗裏德曼當年表達對皮諾切特違反人權的不滿,同時又讚揚他們大膽擁抱經濟休克治療如出一轍。
在廢墟中“搜括”
亞洲危機的“故事”通常說到這裏就“結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嘗試幫忙,只是不管用。即使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內部稽核也得到這個結論。該“基金”的獨立評估辦公室總結說,結構調整的需求“所得到的計畫建議並不完善”,同時“似乎已多過必要的範圍”,且“對解決危機並非絕對重要”。它也警告,“危機不應該只因為很適合借力使力,而被利用作為尋求長期改革目標的機會,不管它們的好處有多合理”。
內部報告有一個措詞特別強烈的章節,指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被自由市場意識形態蒙蔽,以致認為資本控制的體制完全不可行。“如果金融市場未以理性和穩定的方式影響世界資本的說法被視為邪說,那麼考慮資本控制就變成了道德的罪惡。”
當時很少人肯承認的是,雖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確實辜負了亞洲的人民,但它:卻“並未”辜負華爾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極端措施可能嚇走了熱錢,但大投資銀行和跨國公司卻大受鼓舞。“當然這些市場極為動盪,”
倫敦安石投資管理公司(Ashmore)研究部主任布斯(Jerome Booth)說,“那是讓它們特別有樂趣的原因。”這些追求樂趣的公司瞭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調整”結果是,幾乎亞洲的一切東西現在都等著“變賣”;而市場愈“驚慌”,更多走投無路的亞洲公司就會出售,把價格壓到最低。「摩根斯丹利」的裴洛斯基曾說,亞洲需要的是“更多壞消息,才能持續壓迫這些企業變賣它們的公司”。實際情況就是這樣,這要感謝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究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是否預先計畫加深亞洲的危機,或只是魯莽而麻木不仁,仍是一個引起辯論的話題。也許最寬容的解釋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知道它穩贏不輸:如果它的調整導致新興市場的股市又吹起另一個泡沫,將帶來許多利益;如果這些調整刺激更多資本外流,這對“禿鷹資本家”則是“大豐收”。不管哪一種,「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面對大崩盤的可能性都可以安穩地擲骰子。現在已經很清楚誰贏了這場賭博。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IMF與韓國達成最後協定後兩個月,《華爾街日報》註銷一篇以“華爾街清理亞太災後現場”為題的文章,報導裴洛斯基的公司以及其他數家知名的銀行,“已派遣大隊銀行家到亞太地區搜尋證券經紀商、資產管理公司,甚至於銀行,以便以低價並購。亞太並購機會的搜獵極為急迫,因為以美林(Merrill Lynch)和摩根斯丹利為首的許多美國證券公司,把海外擴張列為第一要務”。數樁大交易在很短的時間內通過:美林買下日本山一證券(Yamaichi Securities)和泰國一家大證券公司,美國國際集團(AIG)則以極低的折扣價格拿下曼谷投資公司(Bangkok Investment)。摩根大通收購起亞汽車(Kia M0tors)部分股權,而旅行家集團(Traveler Group)和所羅門美邦(Salomon smith Barney)買下韓國最大的紡織公司和數家別的公司。有趣的是,所羅門美邦這段期間負責建議公司並購對象的國際監事會主席是拉姆斯菲爾德(1999年5月獲任用)。切尼也是理事會成員。另一個贏家是「凱雷集團(Carlyle Group)」,這是一家總部設在華盛頓的“神秘公司”(注:美情治政商集團「凱雷集團」“外資”在最愛台灣的民進黨民代默不作聲掩護下在台灣偷偷摸摸低調地大舉收購了極具策略性的產業──有線電視系統台──大半江山),以提供前總統和前部長退職後的安身處所而聞名,顧客從前國務卿貝克 (James Baker)、前英國首相梅傑到擔任顧問的老布希,洋洋大觀。凱雷利用高層關係搶下大宇(Daewoo)的電信部門、雙龍資訊通訊(Ssangyong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韓國最大科技公司之一),並成為一家韓國大銀行的大股東。
前美國商務部副部長賈登(Jeffrey Garten)預測,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計畫完成後,“亞洲的面貌將大大不同,美國公司在新亞洲的佈局將更深人,更四通八達”。
他不是在開玩笑。在兩年內,亞洲的許多面貌已“大為改觀”,數百家當地銀行被國際大銀行“取代”。《紐約時報》形容這是“全世界最大的倒店拍賣會”,《商業週刊))則稱為“買企業市集”。事實上,它只是9.11事件後災難資本主義將變成市場標準的預覽:一個可怕的悲劇被利用來讓外國公司“入侵”亞洲。它們在那裏不是為建立自己的事業和競爭力,而是要“攫取”幾十年來由韓國公司建立的整個規制、勞動力、顧客群和品牌價值,而且往往採取“拆解”、縮小編制或完全關閉它們的方式,以便為自己的進口產品“剷除”競爭。
例如,韓國企業巨擘「三星」被拆解分售:「富豪(Volvo)」取得它的重工部門,莊臣公司(SC Johnson & Sons)取得制藥部門,「奇異(GE)」則買下照明部門。幾年後,“大宇集團”過去十分壯盛、估價高達60億美元的汽車部門被以區區4億美元賣給「通用汽車(GM)』——比起俄羅斯“休克治療”的“盜竊規模”毫不遜色。不過,不同於俄羅斯發生的狀況,本地企業是被跨國公司所“掠奪”。
其他從亞洲危機“分食”到大餅的重量級玩家包括西格拉姆(Seagram’s)、惠普(HP)、雀巢(Nestle)、英特布魯(Interbrew)和諾華(Novartis)、家樂福(Carrefour)、特易購(Tesco)和易利信(Ericsson)。可口可樂以5億美元買下一家韓國裝瓶廠;寶潔(Porcter and Gamble)買下一家韓國包裝公司;日產買下印尼最大的汽車公司。奇異拿下韓國電冰箱製造商LG的控制股權;英國的電力發動公司(Powergen)吞併韓國大型電力與天然氣業者LG能源(LG Energy)。據《商業週刊》,沙烏地阿拉伯親王阿華里德(Alwaleed bin Talal),“搭乘他的乳白色波音727噴射機,奔走于亞洲各地尋找便宜貨”——包括入股「大宇』。
不言而喻,最敢於倡言“加深危機”的摩根斯丹利也參與許多交易,賺進龐大的傭金。它擔任大宇出售汽車部門的顧問,也負責仲介數家韓國銀行的私有化。
被賣給外國人的“不只是”亞洲的民間公司。和早期拉丁美洲及東歐的“危機”一樣,亞洲危機也“迫使”政府出售公共服務以籌措迫切需要的資金。美國政府——開始就“熱切期待”這種效應,並表現在強調國會應授權撥出龐大經費給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用於“改造”亞洲,美國貿易代表白茜芙(Charlene Barshefsky)還保證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協議“會為美國公司創造新商機”;亞洲將被迫“加速若干重要部門的”私有化“——包括能源、運輸公共事業和電信”。
果然,危機“引發”一波“私有化浪潮”,外國“跨國公司”也大賺一票。
貝泰(Bechhtel)拿到馬尼拉東區自來水和下水道系統的“私有化”合約,以及在印尼蘇拉威西(sulaweisi)興建一座煉油廠。
“摩托羅拉”取得韓國Appeal電信的全部股權。
紐約的能源巨人西斯(sithe),得到泰國國營天然氣業者汽電共生公司(Cogeneration)的大股。
印尼的水系統被英國的泰晤士水利(Thames Water)與法國的里昂水利(Lyonnaise des Eaux)“瓜分”。
加拿大的西岸能源(Westcoast Energy)吃下印度的一個大電力廠計畫。
英國電信(British Telecorn)分別收購馬來西亞以及韓國郵政的大股。
加拿大貝爾(。Bell canada)分到韓國電信業者韓松(Hansol)的一部分。
總計短短20個月內,外國“跨國公司”在印尼、泰國、韓國、馬來西亞和菲律賓,進行186件重大“企業併購案”。倫敦政經學院(LSE)經濟學家韋德(Robert wade)和經濟顧問溫納羅索(Frank Vneroso)觀察這波“如火如荼”的“併購潮”時預測,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計畫“預告了一波各國資產在承平時期”轉移“給外國公司的浪潮,其規模是過去50年來世界各地所僅見”。
IMF雖然承認初期對危機的反應犯了若干錯誤,但宣稱已很快矯正錯誤,並宣稱“穩定”計畫十分成功。亞洲的市場最後確實平靜下來,但付出了巨大且持續的代價。弗裏德曼在危機最高峰時曾提醒大家別驚慌,堅稱“一切都會過去……等這場金融風暴塵埃落定,你們將看到亞洲恢復成長,但究竟需要一年、兩年或三年,沒有人能鐵口直斷”。
實際情況是,十年後,亞洲危機並未過去。2400萬人在短短兩年內失去工作,新的“絕望感”已深入社會,沒有任何文化能輕易吸收。它以不同的形式表現在亞洲各地,從印尼和泰國的宗教極端主義,到雛妓交易爆炸性的增加。
印尼、馬來西亞和韓國的“失業率”仍未降到1997年以前的水準。在危機期間喪失工作的工人非但未再回到工作崗位,而且裁員持續進行,因為外國企業主要求他們的投資要得到更高的獲利。自殺率也未見下降:在韓國,自殺現在是第四高的死因,是危機前自殺率的兩倍多,每天有38人結束自己的生命。
這是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稱為“穩定計劃”的政策“未被說出”的故事。稱“穩定計劃”就好像國家是在市場驚濤駭浪中的船,它們最後確實穩定下來,但新的平衡是靠著把數百萬人拋到船外得來的:公共部門的員工、小企業主、低收入農戶、工會運動者。“穩定”的醜陋秘密是,絕大多數人從未再爬回船上。他們淪落到現在住了超過十億人的貧民窟;他們淪落到娼館,或貨船的貨櫃裏。他們是一無所有的人,是德國詩人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所形容的“不屬於過去或未來的人”。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求在亞洲施行“正統主義”的“受害者”還不只這些人。在印尼,我1997年目睹的排華情緒持續升高,“背後”則有樂見“注意力轉移”的統治階層在“煽風點火”。(美帝所扶植右翼軍事強人傀儡)蘇哈托提高基本民生物資的價格後,情勢更加惡化。全國各地:暴發動亂,許多人以華裔少數族群為目標;大約有1200人遭殺害,數十名華裔女性被輪暴。他們也應該計人“芝加哥學派意識形態”的“受害者”。
印尼人的“憤怒”最後還是轉向蘇哈托和總統府。過去30年來,印尼人基於對蘇哈托“(由美帝「中情局」背後策動支持的1965軍事政變)上臺”時“(反共肅清撲殺)血腥鎮壓”的記憶,大致很少發生暴亂,且這種“記憶”因為東帝汶省份不時發生的屠殺而曆久彌新。反蘇哈托的怒火在這段期間一直在燜燒,但最後潑灑汽油的是IMF——諷刺的是,引爆怒火的正是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求提高汽油價格。此後印尼人奮起把(美帝所扶植右翼軍事強人傀儡)蘇哈托推下臺。
和監獄的審問官一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利用”危機帶來的極度痛苦“粉碎”亞洲小龍的意志,“迫使”這些國家完全“屈服”。但「中情局」的審問手冊警告說,這種方法可能用過頭——加諸太多痛苦,導致非但沒有產生退化和順服,審問者面對的卻是信心和叛逆。在印尼,那條界線似乎已經超過,令人警醒到“休克治療”可能已經施用過量,引發一股從玻利維亞以至於日後伊拉克的經驗裏十分面熟的逆流。
不過,“自由市場十字軍”是反應遲緩的學生,尤其是當他們的政策產生意料之外的後果時。從斬獲豐厚的“亞洲大拍賣”學到的唯一教訓,似乎是對“休克主義”更加肯定,更多“災難”即機會的證據(如果還需要證據的話),它是打碎一個社會、開闢新邊疆的絕佳攪拌器。危機高峰之後幾年,幾位知名的評論家甚至還說,亞洲發生的事儘管帶來許多破壞,卻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經濟學人》評論說:“韓國需要一場全國性的災難,才足以從封閉的國家轉向一個擁抱外國資本、改變和競爭的國家。”而弗裏德曼在他的暢銷書《淩志汽車與橄欖樹》(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中宣稱,亞洲發生的事根本不是危機。“我相信全球化幫了所有人的忙,在1990年代融解了泰國、韓國、馬來西亞、印尼、墨西哥、俄羅斯和巴西的經濟,因為它揭露許多腐朽的做法和體制。”他寫道,並且又說:“暴露韓國的親信資本主義,在我的書中不是危機。”他在《紐約時報》的專欄“支持”入侵伊拉克,“套用”的正是相同的“邏輯”,不同的是,融解伊拉克是靠巡航導彈,不是外匯交易。
亞洲危機確實證明“災難”的“利用”可以有多大成果。但在另一方面,市場崩潰的破壞力和西方“事不關己”的反應,也激發強烈的反對運動。
跨國資本的力量在亞洲“肆虐”,但它們“激發”高漲的公眾憤怒,而這種“憤怒”最終也直接指向推動“放任式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機構。《金融時報》在一篇平衡得異乎尋常的社論中指出,亞洲是“大眾對資本主義感到不安,和全球化已達到令人憂慮程度的警訊。亞洲危機向世人展現,即使最成功的國家也可能在資本突然流動下屈膝,民眾對秘密的避險基金顯然可以導致世界另一邊的大規模貧窮感到憤怒。”
在前蘇聯地區,休克治療刻意的計劃性悲劇可以推給從共產主義過渡到市場民主的“痛苦轉型”,亞洲危機卻純粹是全球化市場的“創作”。然而當全球化的大祭司派遣傳教士到災區時,他們想做的卻是“加深痛苦”。
其結果是,這些傳教士喪失了過去隱身幕後的安詳與自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費歇爾回憶他在談判之初訪問韓國時首爾希爾頓飯店的“喧鬧氣氛”。“我被囚禁在自己的旅館房間裏——不能出去,因為如果我打開門,外面會有1萬名攝影師。”根據別的報導,為了趕赴談判進行的會議廳,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代表被迫“繞道從後面的門進入,其間必須上下數段樓梯,穿過希爾頓的大廚房”。在當時,IMF官員還不習慣如此受注意。被迫在五星級旅館與會議中心當囚犯的經驗,在往後幾年將成為華盛頓共識特使的家常便飯,因為世界各地都有:大規模的示威迎接他們。
1998年以後,要靠和平手段——透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慣用的“威嚇”或在貿易高峰會上施壓——施行“休克治療式”的改造已愈來愈困難。1999年西雅圖世界貿易組織會議的挫敗,讓源自南方的新反抗情緒在世界舞臺嶄露頭角。雖然那些大學生年紀的示威者獲得大篇幅的媒體報導,真正的反抗卻發生在會議中心裏,發展中國家形成一個投票集團,拒絕在開放貿易上作更多退讓,除非歐洲和(虛偽)美國“停止補貼”和“保護”自己國內的產業。
在當時,西雅圖的挫敗還可能被解釋為政商財團主義穩定前進中的小頓挫,然而,短短幾年後,情勢的逆轉已不容否認:美國政府創立亞太自由貿易區的野心已被擱置,一套全球投資條約,以及跨越阿拉斯加到智利的美洲自由貿易區計畫,也都胎死腹中。
也許所謂反全球化運動最大的影響是,強迫芝加哥學派意識形態登上國際辯論的焦點。在千禧年之交有一段短暫的時期,全球沒有急迫的危機來轉移注意——“債務震撼”的威力已經消退,“轉型”已經完成,而新的全球戰爭尚未發生。
值得注意的只有“自由市場十字軍”在現實世界留下的痕跡:“不平等”的淒慘景況,以及一個接一個接受弗裏德曼建議的政府“留下”的“貪腐“和”環境惡化“——他在多年前給皮諾切特的建議是,“用別人的錢行善”是個錯誤。
回首這段期間,令人驚奇的是,這段資本主義再也不必與其他思想或勢力抗衡的獨佔期只有極為短暫的8年──從1991年蘇聯崩潰到1999年WTO(世界貿易組織)談判失敗為止。但升高的反對並未削弱一些人追求這種暴利目標的決心;它的宣導人相信,他們需要的是比以往更大的震撼,以“製造”出更大的“恐懼”和“混亂”。
讚讚
美國對哥倫比亞的新殖民政策-「哥倫比亞計畫」
提到哥倫比亞,許多人就會立刻聯想到這是“毒品”與游擊隊氾濫的罪惡淵藪之地。羅素克洛和梅格萊恩搭檔演出的「千驚萬險」就是以哥倫比亞為背景,影片“描述”的哥倫比亞左派游擊隊在邪惡帝國蘇聯垮台後變成一群以販毒、綁票維生的恐怖份子,長期以來許多美國人也相信政府與主流(民主自由)傳媒對於哥倫比亞的(謊言)宣傳,相信美國政府目前已耗資數十億的「哥倫比亞計畫」(Plan Columbia)可以消滅哥國毒梟和游擊隊暴力,然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證據卻證明事實“剛好相反”。
事實上,「哥倫比亞計畫」只是美國長期對於中南美洲“政經軍干預”的一部份,在美國喬治亞州的班寧堡(Fort Benning),有一所「美洲軍事學校」(SOA, U.S. Army School of the Americas),該校一直被諷刺為「殺手學校」(School of Assassins),因為該校的課程以訓練謀殺、綁架、(軍事)政變、嚴刑拷打著名,數十年來“培養”出六萬多名拉丁美洲的軍人,智利民選總統阿葉德被軍事獨裁者皮諾契特推翻、大主教Oscar Romero被暗殺、瓜地馬拉36年內戰死亡或失蹤的20萬人、薩爾瓦多超過900名平民被屠殺等等,都是“該校”畢業生的“傑作”,女性受害者還會遭強暴虐殺而死,毫無反抗力量的兒童被活埋或摔死;它也“培養”惡名昭彰的(美帝傀儡)軍事獨裁者-包括巴拿馬、波利維亞、瓜地馬拉、薩爾瓦多,並且是“右翼民兵”的訓練所──例如尼加拉瓜殘暴的「國民軍」就是SOA(美洲軍事學校)的畢業生,後來組成“右翼恐怖份子”Contra(桑定游擊隊)。前巴拿馬總統就稱「美洲軍事學校」是「拉丁美洲最大的亂源製造基地」,在日漸高漲的抗議聲浪下,該校“改名”為Western Hemispheric 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WHISC),但是至今仍然繼續培養每年一到兩千名的畢業生(目前1/3的受訓者來自墨西哥,因為該國要“對付”以Chiapas省原住民為主的薩巴塔游擊隊(Zapatista),每年耗費美國納稅人大約兩千萬美金。
和其他拉美國家相比,哥倫比亞派遣最多軍人(目前已超過一萬多人)到SOA(美洲軍事學校)受訓,其中許多高階軍官都犯下違反人權的罪刑,哥倫比亞軍方和殘忍著稱的右翼民兵組織AUC也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使得在哥國每年有超過三萬人被殺、一百萬人無家可歸。1986年以來已經有三千八百名工會領袖和組織者遭殺害,在去年(2001年)的前十一個月就有180名工會領袖被暗殺,過去十幾年以來,超過三萬名工人、農民、人權組織者、左翼領袖、教師等被軍隊和右翼民兵殺害。最大的右翼民兵組織AUC的領導人對於謀殺工會領袖毫無悔意,他說「我們有理由殺那些人,因為他們(工會領袖)妨礙他人工作。」因為暴力事件頻仍,自從 1985年以來,已經有兩百萬哥倫比亞平民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園。
在美國主流(民主自由)傳媒宣傳下不斷“被污名化”的左翼游擊隊──其中一股最大的力量FARC「哥倫比亞人民革命軍」(有一萬六千到兩萬人的武裝力 量,由工人、農民、組織者所組成)-經由過去36年以來的組織工作,哥國基層人民對其支持率不斷提高,專家估計該游擊隊在哥國自治區的影響力已經超過 50%,相對的哥倫比亞所謂「(美帝扶植傀儡)民主」政府,則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貪污腐敗政權,人民對政府的失望清楚地反映在哥國的投票率上(低於40%),目前FARC直接掌握的非武裝區(約瑞士大小),也完全沒有上述的暴力事件發生。
在2000年,美國政府投入十三億美金到「哥倫比亞計畫」以及之後六億美金的「安地斯行動」(Andean Intiative,因為哥倫比亞屬於安地斯山脈國家)(其中一億給哥倫比亞軍方),“宣稱”該計畫是「對抗毒品之戰」(War on Drugs)以及心照不宣的「對抗左派游擊隊(美國政府定義下的恐怖份子)之戰」,事實上,該計畫對於消滅毒品毫無助益,因為大部分的款項給了“美國跨國 公司”,例如「孟山都(Monsanto)」、United Tech、Sikorsky等,用來進行軍事訓練、購買直昇機和除草劑,另外,美國政府也已提供哥倫比亞軍方和右翼民兵十五億美金。
然而,哥倫比亞政府和軍隊本身就和毒梟“連為一體”,政府軍隊和右翼民兵就是毒梟“背後”的軍事力量,前SOA(美洲軍事學校)的教官就曾說「SOA是拉丁美洲軍官 洗毒品錢的最佳地點」,美國持續提供哥倫比亞軍事援助反而助長軍隊和右翼民兵繼續在國內“鎮壓平民”、違反人權,並且讓毒梟勢力更擴大。
此外,美國在哥倫比亞四處噴灑除草劑,宣稱這樣就可以消滅古柯鹼作物,但其實是毫無差別地噴灑在一般農田和雨林上,不但使得農作物大量枯死、農民無 法維持生計、亞瑪遜雨林的生態環境遭破壞、原住民生存環境受到威脅,更讓古柯鹼產業暴增超過100%,在1994到1998年,哥國大約種植45,500公頃的古柯鹼作物,但是有超過140,800 公頃的一般作物、古柯鹼和雨林被噴灑,從1999年到2000年,古柯鹼的產量反而增加60%,噴灑除草劑不但完全無效,反而讓種植古柯鹼更有價值。
著名的拉美學者James Petras就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是美國對拉丁美洲“再殖民”的試金石,因為哥倫比亞目前擁有第三世界國家最強大的游擊隊力量,開始動搖美國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力量”(哥倫比亞的石油是美國重大利益所在,美國從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和厄瓜多進口的石油比波斯灣還要多),因此若能藉由「哥倫比亞計畫」一舉摧毀反抗的力量,則可以再度建立美國的新帝國主義力量,因此越來越多人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實際上是「死亡計畫」(Plan of Death)。
今年(2002)4月19-22日,在美國首府華盛頓有大規模的反戰(4月20日舉行大遊行,主題為「停止國內和國外的戰爭」Stop the War-At Home& Abroad,詳情請見:http://www.a20stopthewar.org/)、反全球化和「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National Mobilization on Columbia,詳情請見:http://www.colombiamobilization.org/)遊行(世界各地的抗議活動資訊都可以在 http://protest.net/ 找到),「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在4月22日將發動大遊行並提出兩大訴求:
一、反對美國政府“假借”掃蕩毒品為名的「哥倫比亞計畫」,
二、關閉「殺手學校」 -「美洲軍事學校」(SOA)。
文/洪家寧 2002.4
讚讚
台灣炒地皮「養房奴」吸血大王(三重幫)林榮三躍登富比世(Forbes)財經雜誌全球首富前五十名
《金權城市》點名聯邦(三重幫自由時報林榮三) 炒地牟利
顏玉龍/新北市報導
2011-02-17 中國時報
土地炒翻天,鄰近台北市東區的新北市汐止區也成矚目焦點,已有預售案成交價一坪四十萬元以上,讓早期養地的大財團「出現」解套的契機,但也再次引發山坡地開發,以及財團以農民身分買農地開發的爭議,其中以「聯邦建設」的“瓏山林”建案最具「代表」。
《金權城市:地方派系、財團與台北都會發展的社會學分析》一書中,台大教授陳東升認為財團購買農地、山坡、工業用地,並利用“變更地目”營造高額利潤,是“基本炒作手法”。他進一步點名「聯邦建設」,指(自由時報)林榮三在七十六年買下汐止十八甲“林地”,每坪公告地價二、三千元,“變更地目”並推建案,每坪售價十五萬元,獲取幾十億元利益。
陳東升在書中提及,「瓏山林有一部份是承租國有林地,透過公有地放領取得土地所有權,接著申請“山坡地”的開發,(再)變(更地目)為丙種建地。白匏湖二百多甲土地來源,一是林榮三長子林鴻聯以“自耕農”身分承購三百多筆農地,另一部分是林榮三的三子林鴻堯向國有財產局承租林地。」
由於瓏山林完工後,須向汐止鎮公所申請「未損害公共設施證明」,《廖學廣的獨立時代》一書中寫道,「建商賣房子賺大錢,鎮公所沒有義務為建商擦屁股」為由,將申請案打回票。「幾經洽商,最後雙方達成的協議,由林榮三捐贈一座綜合運動公園給汐止鎮,鎮公所同意綜合運動公園以林榮三命名。」
不過,公園設計圖完成,也整好地等著林榮三來蓋公園,最後卻沒著落,廖學廣出手反撲,在競選連任時,發出在白匏湖山區設置垃圾場的文宣,並取名為「榮三垃圾場」。
「林榮三發動旗下《自由時報》,在鎮長選舉投票前最後兩天,將駐汐止鎮的記者召回總社,配合社長、總編輯發稿,全力圍剿廖學廣。廖學廣也不甘示弱,召開記者會一一點名林榮三的兒子。」
──────────────
<壹週刊>被砸/(本土黑幫)天道盟太陽會13人成擒 廖學廣關狗籠案主嫌在內
東森新聞 2002/10/22
社會中心/綜合報導
「壹週刊」辦公室本月6日被黑道分子砸毀,引起社會各界重視,警政署22日規劃全國大掃黑,警方針對「天道盟」太陽會桃園龍潭組、台北萬華組、基隆仁愛組展開全面搜索,合計逮捕13名嫌犯,起出「太陽集團」制服、改造手槍等贓物。
刑事局與台北市刑警大隊兵分多路,由士林地檢署主任檢察官陳國鳴指揮,22日凌晨在基隆市、台北縣、桃園縣同步行動,逮捕基隆仁愛組組長謝金峰等13名嫌犯,其中,綽號「阿風」的謝金峰在「天道盟」名氣響亮,涉及85年立委廖學廣狗籠案,曾經逃亡泰國,後來被警方緝捕回國。
警方調查,某週刊報導「天道盟」新、舊太陽會搶地盤風波,引起舊太陽會不滿,屬於舊太陽會的桃園龍潭組、台北萬華組、基隆仁愛組,分別接獲越洋電話指示,本月6日在某週刊位於台北市內湖區的辦公室附近集合,20餘名男子一起穿上「太陽集團」黑色制服,持木棍、鐵棒把某週刊辦公室砸毀。
行兇過程中,龍潭組的嫌犯黃鑫,涉嫌搶走某週刊大樓保全員的手機,而這支手機就是警方破案的關鍵,警方從通聯紀錄中,釐清案情,並逐一收網逮捕嫌犯。
至於傳真給各媒體,揚言要把某週刊趕出台灣的桃園龍潭組組長「文哥」梁瑞文,目前流亡柬埔寨,台北萬華組組長「鐵霸」曾盈富、曾盈進兄弟,則在大台北地區流竄,警方正擴大偵辦中。
──────────────
財團囤地 房價飆漲 新莊人嘆:買不起新莊房子
林金池/新北市報導
2011-02-17 中國時報
如果說高房價起因於財團囤地,「聯邦集團」林榮三近卅多年來在新莊默默購入大批土地。新莊副都心房價每坪飆漲到五十萬,地方人士說,「新莊人買不起新莊房子,這不是很諷刺嗎?」
新莊副都心近年來土地價格炒翻天,看似財團建商各顯神通、各自購地,但當地人都知道林榮三才是最大地主,早在民國六十七年左右,林在當地四處收購農地,平均每坪價格五百到兩千元不等,地方人士說「當年中港路底全是水田,買地就拜託農民划船在四周插上紅旗子,就能看出土地多大。」
地方人士說,林榮三買地是有專業的「牽勾仔」幫忙,地方人士說,有位綽號「X吉」的兒時玩伴負責幫他牽線買地,人家不要的低窪水田,林榮三全部收,卅多年下來成為新莊副都心最大地主。
據了解,林榮三太太林張素娥名下土地,至少超過一萬坪,如果加上登記在其他親戚名下土地,囤積了大量的土地,以每坪兩百萬元計算,市價超過數百億元。
財團囤地炒作,造成房價水漲船高,如今新莊副都心房價每坪漲到五十萬,周邊更充斥一大片未開發,卻被炒上天價的素地,不少地方人士說,「新莊人買不起新莊房子,這不是很諷刺嗎?」
地方人士認為,未來只能寄望新北市府大刀闊斧,重新恢復課徵空地稅,遏止財團建商炒作房地產歪風,藉此加速重劃區開發,增加供給降低房價,才能讓小老百姓安居樂業,否則將成了財團囤積土地、炒作房價的幫兇。
讚讚
Death Agony of Thatcher Deregulated Financial Model
During the end of the 1970’s into the 1980’s British Conservative Prime Minister Margaret Thatcher and the City of London financial interests who backed her, introduced wholesale measures of privatization, state budget cuts, moves against labor and deregulation of the financial markets. She did so in parallel with similar moves in the USA initiated by advisers around President Ronald Reagan. The claim was that hard medicine was needed to curb inflation and that the bloated state bureaucracy was a central problem. For almost three decades, Anglo-American university economic faculties have turned to Thatcherite deregulation of financial markets as ‘the efficient way,’ in the process, undoing many of the hard-fought gains secured for personal social security, public health care and pension security of the population. Now the ‘poster child’ economy of the Thatcher Revolution, Great Britain, is sinking like the proverbial Titanic, a testimony to the incompetence of what is generally called Neo-liberalism or free market ideology.
As the Neo-liberal revolution began in the economies of the USA and UK, it should not be not surprising that the epi-center of catastrophe in the global crisis now unfolding also lies with the economies of the USA and UK, as well as a handful of economies, including Ireland Canada, Australia, New Zealand and Iceland, all of which embraced the free market Thatcherite agenda most strongly in recent years. Notably, the man who personally implemented Thatcherite financial market reforms and deregulation during the era of Tony Blair in Britain was Gordon Brown, then Treasury Secretary.
A sample of most recent British developments is instructive. Britain‘s economy is about to suffer its most vicious slump since 1946, shrinking by a drastic 2.8 per cent this year, according to EU latest estimates. The UK is predicted to suffer the worst recession of any large European economy.
The consequences for the UK will include soaring unemployment, while the economy also teeters on the brink of full-blown deflation. Unemployment will rise by more than 900,000 people over the next 12 months, driving the jobless total to 2.55 million by the end of the year, or 8.2 per cent of the workforce, from 5.3 per cent at present.
In parallel, the currency, the Pound, which is not part of the Eurozone currencies, has fallen dramatically against the Euro and even the US dollar in recent weeks over growing fears of the collapsing UK economy and banking system. Sterling has fallen below $1.40 to its lowest point in seven and a half years because of concerns about the depth of Britain‘s banking crisis and the Government‘s rising debt levels. This coming year the UK Government‘s borrowing levels may exceed £118 billion, equal to 8 per cent of GDP.
Britain will not be able to reap much benefit from a lower pound for exports because, as part of the Thatcher Revolution, the national economy has out-sourced, de-industrialized and turned to a service economy where, as in the USA, finance and banking became the motor of economic growth the past two decades. That motor has now broken.
Public debt soaring
Fuelled by the cost of state bank bailouts, the UK‘s national debt is set to rise to £1.06 trillion, or 72 per cent of GDP, by 2010, a sharp rise of more than 70% from present levels.
Yesterday, the Gordon Brown Government, only three months ago hailed as the place which was taking effective action to control the global financial meltdown, was forced to introduce yet another new bank bailout package of measures designed to rescue the country‘s banking sector. He refused to put any ceiling on the amount that he might ultimately need, creating great distrust in the Brussels and across the EU.
Combined, British banks have some $4.4 trillion of foreign liabilities. That is twice the size of the British economy. UK foreign reserves are virtually nothing at $60.6 billion. Little wonder that savvy currency traders and hedge funds have decided the British Pound can go only one way, down. Swap markets for CDS now price in an alarming 10% probability of Britain having to default on state debt obligations in the next few years as public debt explodes.
The last time England had a default on state debt in the early 14th Century when King Edward III decided to declare default on his then huge debts to the large Italian banking house of Bardi & Peruzzi, taking the large bank down with it and spreading ruin across Europe.
‘…giving the kiss of life to a corpse‘
The Brown Government admits it does not know whether the second bank rescue package it just launched will work, senior ministers admit. One minister is quoted anonymously in the British press, ‘The truth is that we can‘t be sure whether it will be effective. We have to look calm to try to instil some confidence in the system. But we don‘t know what will happen next. No one can be sure that this is the end of it. We are in completely uncharted waters. The position is changing all the time.’ In brief, the authorities have lost control in the UK.
Gordon Brown and Treasury Secretary Alistair Darling claim the second bailout did not mean the first package they unveiled last October had failed. That deal, they insist, was about preventing banks from going bust; this one was about ensuring they had the confidence to lend to businesses and the public.
The Government refuses to reveal how much it would cost taxpayers. Officials dismissed talk of a £200bn bailout, saying some measures had a low risk and figures were still being calculated. Labour backbenchers conceded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sell“ the rescue plan to an increasingly hostile public. Not surprisingly, polls have turned dramatically against Labour and Brown, now showing that were elections held today, the Conservative Party would win a gain over Labour of 9% to 13 %. An astonishing 49% of all Brotins fear losing their job this year as well.
A major impediment to swift and consequent Government action to contain the impact of the banking crisis has been the dominance of Thatcherite ideology as an almost religious dogma that permeates even Labour, where Tony Blair was portrayed as a Labour version of Thatcher. The ideological absurdity of the situation was underscored recently when the Conservative opposition offered broad support for yesterday‘s measures, even though their concern over soaring borrowing led them to oppose the Government‘s £20bn fiscal stimulus designed to keep the economy moving.
As well, it is clear, following the nationalization last year of Northern Rock and the forced state share of 70% in the large Royal Bank of Scotland, that a type of approach is increasingly urgent along at least the general lines as that used in the early 1990’s Swedish banking crisis, in which the State nationalized banks that were insolvent and unable to raise private capital. Sweden then split the banks into ‘good bank’ and ‘bad bank.’ In the good bank, business of lending to the real economy continued unabated. The assets in the bad bank, largely illiquid Swedish real estate holdings, were held by the state until economic growth again allowed the government to sell the assets in a healthy market. The ultimate taxpayer cost of the Securum model were estimated to have been zero or even a tiny profit when all costs were factored.
The ideological Labour government is stubbornly refusing to admit the logic of the situation, and ends up ‘cutting the dog’s tail off by inches.’ As certain Labour MPs call for the full nationalisation of the banks the Government says that is not its goal. Chancellor Darling stated, ‘We have a clear view that British banks are best managed and owned commercially and not by the Government. That remains our policy.’
John McFall, Labour chairman of the Treasury Select Committee, who believes full nationalisation of the banks is inevitable, asked Darling in recent House of Commons debate if the Government would take a 100 per cent stake in the banks if the new package did not restart lending. Vince Cable, Treasury spokesman for the Liberal Democrats, said, ‘The Government increasingly resembles somebody who is trying to give the kiss of life to a corpse. The Government now effectively controls one of the largest banks in the world. It will almost certainly have to put more money in; it may well acquire other banks.’ Cable had also predicted the bursting of the house price and personal debt bubbles – and the nationalisation of Northern Rock.
Royal Bank of Scotland next
The same day Brown’s Government announced the second bank bailout attempt, Royal Bank of Scotland issued a statement revealing it expects losses of £28bn for 2008, far greater than anyone was expecting, and triggered further selloff in all major British banks. The huge losses announced at RBS were mainly the result of its acquisition of ABN Amro in 2007. RBS paid a high price for ABN and yesterday admitted that the business was worth around £20bn less than it had previously thought. This unexpected announcement resulted in a 67 per cent fall in its shares.
Brown, in a pathetic attempt to deflect blame, has said that he was particularly ‚angry‘ at the record losses racked up by the Royal Bank of Scotland, and the large write-offs of foreign debt. Lloyds Bank is rumored to be the next bank in need of emergency help as the economy of Britain goes into free-fall, the tragic eulogy to Thatcherism.
Origins of the neo-liberal model
The so-called neo-liberal finance model which was espoused by the Thatcher government after 1979 had its origins in a decision by leading Anglo-American financial powers and their circle that it was time to begin a wholesale clawing back of the concessions which they had granted under, as they saw it, duress,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of the 1930’s and in the case of Britain the postwar economic difficulties.
The origins of the effort in the United States go back to a seminal little known book by a scion of the vastly wealthy Rockefeller family, the late John D. Rockefeller III, titled The Second American Revolution. There, amid soporific rhetoric about creation of a ‘humanistic capitalism’ he calls for drastic reduction in the role and size of government in the economy. That theme was then propagated through the efficient propaganda apparatus of the Rockefeller imperium, aided by the economist guru of the Rockefellers’ University of Chicago, Milton Friedman.
Amid the misnamed ‘stagflation’ sluggish growth high inflation era of the late 1970’s into the 1980’s, that propaganda machine, conveniently ignoring the pivotal role of the manipulated oil shocks, shocks incidentally manipulated and brought about by the same Rockefeller family, as I detail in A Century of War: Anglo-American Oil Politics, blamed all ills on ‘big government.’ Rockefeller protégé, Paul Volcker of Chase Manhattan Bank was sent to Jimmy Carter on orders of David Rockefeller, to ‘wring inflation out of the system’ in October 1979, the same general time Thatcher’s Bank of England imposed its own form of economic ‘shock therapy.’
True economic causality was obscured and reams of press copy from the Friedmanite free market camp, during the Reagan and Thatcher era claimed that the ‘defeat of inflation’ had been due to the ruthless discipline of Volcker and Thatcher. That was, we were told, again and again, the reason why the market should be unfettered from government regulation, freed to the devices of its own unbounded innovative genius. The results of that unfettered ‘humanistic capitalism’ or what Alan Greenspan approvingly called the ‘revolution in finance’ is now bringing both meccas of neo -liberalism,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to economic ruin. Somewhere between this and Stalin’s Soviet central planning there lies a better way.
By F. William Engdahl,
22 January 2009
http://www.engdahl.oilgeopolitics.net/Financial_Tsunami/Thatcher_Model/thatcher_model.html
讚讚
新自由主義經濟麻毒藥方肆虐的美帝附傭國埃及(統治三十年的穆巴拉克強人傀儡政權)貧富懸殊人民不滿經濟現狀 持續爆發民主革命
【美中情局操縱埃及軍政府傀儡 鎮壓民主人權鬥士致2000餘人傷亡】
《中東劇變與美國、新自由主義》
美國與埃及軍方
文/馬耀邦
節選自馬耀邦《中東劇變與美國、新自由主義》 2011年6月
中東劇變最引人注意的兩個熱點是埃及和利比亞。
這兩個國家體現了中東劇變“進程”背後最重要的兩個變數:
美國“推動”的新自由主義“引起動盪”,
然後美國“插手(介入)”力圖“繼續主導”。
實際上,(美國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政權的穩定一直是美國中東政策的基石。《紐約時報》坦率地表示:“30年來,特別是由於埃以和平條約,穆巴拉克政府一直是美國在這一動盪區域的政策支柱。美國官員擔心,一個新的尤其是由穆斯林兄弟會或其他伊斯蘭組織控制的政府,可能不會遵守穆巴拉克先生之前任安瓦爾•薩達特在1979年簽訂的該條約。”
根據1979年的“大衛營協議”,以色列將其佔領的西奈半島歸還埃及,但它並未滿足巴勒斯坦人的要求。相反,該條約引發了未來更多的衝突,因為以色列在與該地區的主要強國之一埃及實現和平共處之後,能夠集中其軍事資源,用於對付伊朗和巴勒斯坦。
“大衛營協議”符合美國的地緣政治利益,因為,(阿拉伯世界叛徒;美國附傭傀儡)埃及是美國中東政策的關鍵所在。作為對每年2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和其他援助的回報,埃及向國外投資開放,其工業和市場成了西方跨國公司的砧板上的肉。戰略上,美國“收穫”了一個處於從屬地位的新“盟國(附傭傀儡)”。埃及充當了“制衡”伊朗的重要砝碼。(阿拉伯世界叛徒;美國附傭傀儡)埃及軍事喪失了獨立性,日益“依賴”於美國的軍需品和訓練。因此,“埃及政府認為,巴勒斯坦會妨礙其融入美國和以色列主導的區域安排。如今,埃及與以色列共同合作扼制加沙,同時又參與以色列、美國和巴勒斯坦之間的會談。為此,以色列安全官員支持穆巴拉克提名奧馬爾•蘇萊曼作為埃及副總統”。
結果,面對穆巴拉克政權的倒臺,美國非常擔心示威遊行最終轉化為一場革命運動。在慕尼克安全會議上,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告訴西方政客、外交官和商界高管:“任何一個社會都有各種勢力在活動,尤其是在一個面臨各種挑戰的社會。為了實施自己的日程,這些勢力試圖破壞和超越社會進程。這是我為何認為,遵守埃及政府——實際上是由副總統奧馬爾•蘇萊曼領導的——宣佈的過渡進程之重要性的原因。”
蘇萊曼是穆巴拉克一手提拔的副總統、前情報總局局長和“美國中央情報局在開羅的主要聯繫人”。事實上,從20世紀90年代的克林頓政府開始,蘇萊曼作為穆巴拉克的秘密員警首領,制定了“非常規引渡計畫”。根據該計畫,“美國中情局在世界各地逮捕的所謂恐怖分子嫌犯,戴著頭罩和手銬被送往埃及,旨在進行刑訊逼供”。
儘管蘇萊曼先生在國內外臭名昭著,(主子)奧巴馬政府還是選擇他作為“一位過渡性人物”。隨著形勢的發展,華盛頓以一種“穆巴拉克必須下臺”的姿態與開羅進行對話。這清楚地表明,埃及實際上已經淪為“美國的殖民地”。
私下裏,“埃及政府開始在精英中清洗穆巴拉克的主要支持者。穆巴拉克政府的國防部長兼陸軍元帥坦塔維前往解放廣場,表面上是檢閱軍隊,但其實主要是為了結交抗議者”。然而,在團結穆巴拉克的老朋友以完成過渡的同時,奧巴馬政府明確表示,埃及的任何根本性改變都是無益於事的。美國“之所以(變臉)”強烈要求穆巴拉克辭職,只因為它發現,這個“傀儡”已經成為一種負擔,不再符合華盛頓的利益。
歷史上,美國曾在亞洲和拉丁美洲“扶持”過許多像穆巴拉克這樣的“獨裁政權”。一旦民眾動亂挑戰這些美國支持的獨裁政權,一場社會和政治革命有成功的跡象時,美國就採取一種三軌政策來應對:
一是公開批評侵犯人權的現象,主張民主改革;
二是私下裏發出信號,繼續支援當政者;
三是尋找一位可以替代當權者、保留政府機構和經濟制度並支持美帝國戰略利益的精英。
華盛頓害怕社會巨變和政治革命,它毫不猶豫地“暗殺”了(美國附傭傀儡)南越的吳庭豔等獨裁者,只因為(美國附傭傀儡)吳庭豔在南越存亡問題上竟敢違背美國的指示。
華盛頓已經承受過太晚干預的教訓。在古巴革命中,它無法做出一個切實可行的選擇,而只能支持巴蒂斯圖塔政權。同樣,索摩查政權被推翻時,華盛頓持觀望態度而未予以幫助,其結果是美國企業被國有化,在尼加拉瓜出現了一個對美國不友好的政府。
因此,“20世紀80年代,美國在拉丁美洲變得更加積極主動。它推動了過渡時期的協商式選舉,圓滑的新自由主義政客當選,取代了獨裁者。這些政客承諾,維持現有的政府機構,保護國內外精英的特權,支援美國的區域和國際政策”。
從而,埃及暴動使奧巴馬政府陷入極端的困境,因為它需要找到“一種非常的政治方案,既能讓穆巴拉克下臺,又能保持和強化國家機構的政治權力,同時融入民選方式來作為平息和瓦解群眾運動的手段”。華盛頓這項計畫的主要障礙之一,是埃及武裝部隊和穆巴拉克的中央安全軍。這些軍隊的領導人在埃及的腐敗政權中受益匪淺。
自“大衛營協議”簽署以來,華盛頓一直“培養”與埃及軍方的密切關係,美國每年提供價值14億美元的軍備,以“收買”他們。結果,埃及軍方發生了變化,“由保衛埃及邊界和本地區利益的軍隊,轉變為主要職能是操控人民和保護美國所支持政權的軍隊。埃及軍方的軍火儲備和美式武器的零部件數目都被維持在最低限度,以確保埃及無法同以色列開戰”。
過去30年來,埃及軍官都曾經在美國防務學院接受過“培訓”。埃及暴動期間,在埃南中將(Sami Hafez Enan)的帶領下,20多位埃及高級軍官在美國防部(對外侵略部)召開會議、舉行酒宴和就餐。在華盛頓期間,美國敦促埃及高級軍官們在對待抗議者時要保持克制,因為奧巴馬政府不希望埃及軍方的形象受到玷污,其理由是,埃及軍方“將在推翻穆巴拉克政權的行動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
因此,埃及軍方宣稱,他們不會對抗議者訴諸武力。埃及軍方“發表聲明,將抗議者的要求描述為‘合法的’,並半心半意地呼籲抗議者回家,承諾恢復正常的生活秩序”。埃及的高級軍官自稱站在抗議者一方,逐步為“(美國暗地支持的)軍事政變”奠定了穩固的基礎,釋放出與穆巴拉克徹底決裂的信號。
當軍事政變既成事實,埃及軍方又發表聲明,“稱讚穆巴拉克是一名為祖國做出巨大貢獻的領導人。它暗示,軍方不會長期掌權,並表示,軍方是不會取代合法政府的”。
“(美國暗地支持的)軍事政變”之後,埃及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控制了埃及。最高委員會現由穆罕默德•侯賽因•坦塔維元帥(Field Marshall Tantawi)領導。自1991年以來,坦塔維就一直是穆巴拉克政府的國防部長和武裝部隊總司令。穆巴拉克政府前總理和埃及空軍前司令艾哈邁德•沙菲克將軍(General Ahmed Al -Shafik)也是擁有權勢的最高委員會成員之一。最高委員會成員還包括奧馬爾•蘇萊曼。
事實上,“軍事政變”之後埃及局勢並無改善,埃及實際上是以無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主義告終。對奧巴馬政府來說,保持現狀是最合意的結果。因此,華盛頓對此非常高興,它立即宣佈,繼續向埃及提供軍事援助。作為回報,埃及軍政府宣稱,它會遵守1979年與以色列簽訂的和平協定,將繼續在加沙地區對巴勒斯坦人實施制裁。
為了“延續”無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主義,華盛頓試圖通過“顏色革命”的過程就如同我們在南斯拉夫和其他東歐國家所見證的那樣,在埃及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在這種體制之下,選舉“結果”可以輕易地“被人為操控”。因此,美國公開宣稱,它將向新的埃及政黨提供“資助”。這是“明目張膽”地侵犯一國主權和“干涉”一國內政。
在埃及軍政府的同心努力之下,華盛頓“正努力分化真正的反對派,並將其自己的所謂反對派人物安插入抗議運動”。前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巴拉迪(Mohanned Al-Baradei)就是華盛頓(美國主子)“選中”的反對派人物之一。正是巴拉迪要求穆巴拉克辭職,同時建立埃及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巴拉迪是在美國受的教育,大多數時間生活在西方,他代表著華盛頓的利益,反對革命性的變化。
埃及是“新自由主義”的典範
對美國來說不幸的是,埃及人民“不可能”接納無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主義政權,因為其“代表了現狀”:裙帶資本主義與“掠奪性外資”相互合作、一片繁榮,而民族工業“破壞殆盡”。
1991年,新自由主義結構調整計畫“被強加”給埃及,其結果是“毀滅性”的:“40%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之下,每天的生活費不足兩美元,失業率持續攀升,年輕一代失去就業機會。”社會支出的縮水還使絕大多數人喪失了基本醫療保健和教育的機會。埃及的“兩極分化”現象已經越來越走向極端。一千個家庭“控制著”這個國家的大部分商業和財富,他們是“私有化”和“新自由主義”的主要受益者。為了“壓制”合法要求和正義聲音,(美國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政府雇用了一支規模龐大的安全部隊,“警察局裏的刑訊和虐待成為一種例行公事。警方的路障和盤查成為埃及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顯然,如此腐敗的(美國附傭傀儡)政權已經在埃及人民心目中信譽掃地。不管華盛頓“收買”了多少埃及精英,也不管動用多麼強大的軍事力量,都無法動搖埃及人民“要求變革”的意願和決心。埃及人民為獨立和贏得國家尊嚴所作的鬥爭永遠不會停息。美國(反自由、反真民主)“頑固地”要求“維持現狀”並維護其在中東的地緣政治利益,這再次“暴露”了其國際行為的“醜陋性”。總之一句話,美國不過是只紙老虎。
1989年冷戰的結束標誌著全球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其突出特徵是“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和全球化的擴散。令人驚奇的是,作為一個極為貧困的國家,在實施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強加的經濟改革數年後,埃及竟被標榜為新自由主義的典範之一。為了免除多達數以百億美元計的債務,從1991年開始,埃及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簽訂了一份關於結構改革措施的協定。結果,金融自由化(金改)、私有化(金改)、解除管制(金改)、開放市場、為外國直接投資提供國民待遇等一系列結構調整計畫在埃及得到執行。
統計資料顯示,埃及取得了一定的經濟成就。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於埃及的報告:埃及的“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由1991/1992年實質上停滯的狀態上升至1995/1996年的4%以上,而通脹率從超過21%下降至7%”。此外,開放市場和歡迎外國直接投資導致了外匯儲備的不斷積聚。
然而,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看來,這仍未達到預期值,尤其是在結構改革方面。於是,1996年至1998年,它為埃及“設計”了為期兩年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規劃,其重點是“私有化、解除管制、貿易自由化和財政金融部門改革”。
遺憾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持”的“私有化”往往涉及將利潤豐厚的國有企業“拍賣”給外國跨國公司或本國圈內人。這造成了埃及“工作環境的”快速惡化“,引發了一次極為猛烈的罷工潮,以至於一位分析家稱之為中東地區近半個世紀最大的一次社會運動”。
其間,“裙帶資本主義盛行,而曾經作為埃及經濟支柱的本地工業任由衰退。與此同時,私營的工業部門生產陶器、大理石和化肥等破壞環境的產品,這些產品的產能不斷擴大,得不到有效的監管,為居民的健康帶來嚴重惡果”。
而且,“裙帶資本主義”必然導致財富集中於極少數經濟精英之手。不少“經濟精英”充當了跨國公司的“(買辦)代理人”,大量地進口電子和汽車等消費品。房地產開發商也位列其中,其中許多人與政治精英關係密切。這些開發商僅以實際價值的一小部分就拿到公有土地,建造封閉式社區和度假勝地,供埃及社會上流階層所用。利用國家的支持,包括基礎設施補貼和廉價的土地,房地產作為非石油產業,成為埃及經濟的第三大產業。
毫不奇怪,埃及社會日益“兩極分化”,“據評估,1000個左右的家庭控制著該經濟體的大部分領域”。為了保護其財富,維護自身利益,精英們施加“政治壓力”,促使有關稅收改革的法律通過。從而,最高所得稅從42%削減為20%。在穆巴拉克的領導下,埃及政府實行單一的統一所得稅。據此,高工資和低工資收入者按其收入支付同一稅率。因此,“穆巴拉克主導了一個這樣的進程:國家財富落人小部分私人手中,而絕大多數人”貧困化“,40%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之下,每天的生活費不足兩美元,失業率不斷上升,年輕一代沒有就業機會”。
而且,由於與全球經濟一體化並“放棄”了自給自足的政策,埃及的糧食和其他日用必需品的價格“扶搖直上”。然而,(美國附傭傀儡)埃及政府“無視”工人的抗議,仍然將最低工資固定為一個月不到一百美元。這在埃及工人階級中不得人心,但贏得了跨國公司的認可,“全球工商業界稱讚穆巴拉克的做法是‘勇敢的’、‘印象深刻的’和‘有遠見的’”。
於是,外國投資蜂擁流入埃及,尤其是它的經濟特區。由於張開雙臂歡迎外資,埃及取得了“在過去的三年保持高達7%”的經濟增幅。表面上,在許多旁觀者看來,埃及是一個繁榮的國家。埃及的首都開羅在不到五年的時間裏規模擴大了一倍,豪華別墅、大型購物中心、主題公園、高爾夫球館和馬球館四處林立。
遺憾的是,這樣的房地產發展水準沒有改善絕大多數埃及人民的生活水準。事實上,自實施新自由主義所“指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結構調整計畫以來,90%的埃及人沒有分享到國內生產總值和經濟增長的成果。恰恰相反,如前所述,越來越多的埃及人“陷入貧困”。最令人吃驚的是,這竟然發生在埃及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最快的時期。這引出一個問題,以國內生產總值作為衡量經濟發展的指標是否正確和有效。
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武裝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結構調整計畫的重壓下,埃及甚至將公共社會服務“私有化”。結果,大多數埃及人“喪失”了基本醫療衛生和教育的機會。那些受不到教育的窮苦孩子最終只能從事卑賤的工作,拿著微薄的薪水,來勉強維持家庭的生計。
更令人無法接受的是,(美國傀儡)穆巴拉克家族的成員竟是這種“裙帶資本主義”的積極參與者。他們是許多企業的股東,其唯一目的就是使自己變得更加富有。實際上,“(美國傀儡)穆巴拉克及其小集團長期以來一直將埃及視為其私人領地,將埃及資源視為戰利品進行分贓”。
他們自肥腰包的另一種方式就是將(金改)金融部門“私有化”。用「中央情報局」的話說,埃及精英“積極地推行經濟改革,以吸引外國投資”。
2004年至2008年期間,(美國傀儡)穆巴拉克及其親友忙於“兜售”埃及國有銀行。埃及銀行“落入”外國人手中的同時,穆巴拉克“取消”了對自由資本流動的限制,“放鬆”了對外國財產投資的“監管”。埃及成為全球房地產投機和有價證券投資的“聖地”,因為它“取消”了紅利稅、資本收益稅和債券投資利息稅。
因此,2005年,埃及商業銀行出售了其70%的股權;隨後,2006年,亞歷山大銀行——埃及最大的四家國有銀行之一,被一家義大利銀行——聖保羅銀行收購。國有銀行的出售和對國家金融體系的放任自流極大地玷污了穆巴拉克政府的形象,暴露了該政府的醜陋本性。這預示著它將自食惡果,從而播下了其覆滅的種子。毫不奇怪,執行新自由主義指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調整計畫,其結果不可避免地導致了2011年1月25日的暴動。
由於埃及的政治和經濟困境,新自由主義在該國備受指責。經濟學家、開羅的薩達特行政學院前院長漢迪•阿布德拉茲表示,“埃及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實踐帶來了通脹呼嘯直上、失業率持續上升和普通人購買力的下降”。阿布德拉茲先生補充說,新自由主義政策“有效地限制了這個國家的司法、立法和安全能力,而不是只局限於經濟問題……物價的失控已經引起惡性通脹。同時,失業率正在穩步攀升,而根據實際價值衡量,普通人的工資水準一直下滑。這一切逐步破壞了社會穩定,使得窮人更窮,富人更富”。
破壞社會穩定的關鍵因素之一是糧食價格飛漲。在埃及,各種主食價格每年攀升17%。但是,西方媒體報導埃及暴動時,卻完全忽視了這一簡單的事實。自埃及暴動以來,《紐約時報》的湯瑪斯•弗裏德曼等全球主義者一直譴責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稱這些國家造成了糧食價格上漲,從而間接地引起這場暴動。他表示:“中國本身並未促成這場暴動,但是,中國和以亞洲為首的發展中世界對肉類、穀物、糖、小麥和石油的消費日益增大,確實促成了該事件。”然而,根據新德里經濟研究中心的加雅提•戈什教授的研究,2006年至2007年糧食價格暴漲期間,印度和中國的需求實際上下降了3%。
美國發生經濟危機之後,「美聯儲」將利率降至“史無前例”的“低水準”,同時“放鬆銀根”,向美國金融體系注資數以萬億計的美元。於是,投機資本蜂擁流入商品市場。借助於“交易型開放式指數基金(ETF)”等“金融衍生品”、華爾街投資銀行——「高盛公司」,利用槓桿作用將小麥價格拉至空前的高度。其最終結果是:“紅色硬質小麥通常以每60蒲式耳3至6美元成交。該價格先是升至12美元,又至15美元,再至18美元,而後突破了20美元。2008年2月25日,紅色硬質春麥期貨收盤于25美元每蒲式耳。具有諷刺性的是,2008年是世界歷史上小麥產量最高的一年。”
在一篇題為《高盛如何對世界窮人饑荒下賭注並贏了賭局》的文章中,新聞記者約翰•哈裏(Johann Hari)稱:“從2006年底開始,世界各地的糧食價格突然開始飆升。一年後,小麥價格上升了80%,玉米上漲了90%,大米漲了320%。30多個國家發生了糧食暴動,2億平民面臨營養不良和饑餓。2008年春季,糧食價格又”不可思議地“忽然回落到原先水準,似乎在玩一場魔術。”
聯合國糧食問題特別報告員吉恩•齊格勒稱之為“無聲的大屠殺”,完全是“人為操縱的”。
事實上,在金融市場,農產品“被包裝”成類似於次級抵押貸款的衍生品,僅是在名稱上由債務抵押債券(CDOs)改為商品抵押證券(CCO)。事實真相是,由於新自由主義“解除管制政策”的實施,「高盛」等華爾街投資銀行的手段之一就是以“製造”“金融泡沫”來牟取不義的“暴利”,網路泡沫和“房產泡沫”就是明證。顯然,下一個“泡沫”將是農業泡沫,它會給數以億計的發展中國家人民帶來“大規模饑荒”,更不用說已經發生在突尼斯和埃及的“大規模暴動”。
雖然西方媒體(妓者)“極盡所能”地將埃及暴動“描繪”為“自由”和“民主”起義, 但實際上,它是為了“生存”和“匱乏”而戰。歸根結底,正是在“新自由主義”及其“市場原教旨主義”理論的指導下,金融投機商將穀物價格抬高至一種天價,從而“導致”大規模“暴動”。
此外,“新自由主義”主張,國家應“放棄”對農業的扶持,採取一種“(放任)不干預”的政策。由於城市中心區得到大量投資,而農村的農業發展遭遇忽視,埃及等許多國家很快淪為糧食極度匱乏的國家。
更糟糕的是,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推行的經濟改革和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第三世界的農民遭受西方國家得到“補貼”的農產品的“不公平競爭”,這進一步加劇了社會動盪和糧食危機。
因此,隨著(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政權的垮臺,“新自由主義”在全世界人民的眼裏已經“信譽掃地”。對於那些“信奉”新自由主義的領導人和“擁護”新自由主義的國家,這應當是一記“警鐘”。
他們最終會落到與(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一樣的“命運”,“步其後塵”並國破家亡嗎?這無疑值得深思。
=================================================
中情局操縱埃及軍政府 鎮壓民眾致2000傷亡
《埃及衝突致35死近兩千人受傷 過渡政府辭職被拒》
2011-11-22 紅網
http://www.dzwww.com/xinwen/guojixinwen/201111/t20111122_6780129.htm
[提要] (11-22)最新消息顯示,首都開羅和其他一些城市的持續衝突已導致35人死亡、近兩千人受傷。示威者要求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主席坦塔維下臺、軍方儘快移交國家權力。政府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有人企圖阻撓選舉正常進行。
據新華社電 最新消息顯示,首都開羅和其他一些城市的持續衝突已導致35人死亡、近兩千人受傷。示威者要求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主席坦塔維下臺、軍方儘快移交國家權力。政府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有人企圖阻撓選舉正常進行。
示威者要求軍方領導人下臺
21日,數千名示威者聚集在開羅解放廣場附近通往內政部大樓的一條街道內,並向軍警投擲石塊。安全部隊多次發射催淚彈驅散人群。廣場上一些示威者高呼口號,要求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主席坦塔維下臺、軍方儘快移交國家權力。示威活動20日迅速蔓延,亞歷山大、蘇伊士、塞得港、阿裏什和南部的明亞、艾斯尤特等地均有抗議活動,一些地方示威者與員警發生衝突。
開羅等地18日發生大規模示威活動,抗議政府提出的憲法原則性檔,要求軍方儘快交權。19日,軍警在解放廣場開展清場行動,強行驅趕繼續抗議的示威者,導致1名青年死亡。
議會選舉將如期舉行
埃及過渡政府和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20日召開安全局勢緊急會議後宣佈,將保證議會選舉如期舉行。政府在聲明中說,目前局勢緊張的原因是有人企圖阻撓選舉正常進行和新國家機構的形成。政府將與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在此敏感的歷史時期擔負責任。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要求政府對衝突進行調查。
據埃及《今日埃及人報》21日報導,因部分內閣成員不滿衝突事件的處理方式,過渡政府在20日召開的會議上集體向軍方遞交辭呈,但被拒絕。
今年2月,穆巴拉克因抗議活動辭去總統職務,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接管國家權力,並解散議會。此後,埃及大規模抗議活動不斷。根據安排,人民議會(議會下院)選舉將於本月28日舉行,明年1月29日舉行協商會議(議會上院)選舉,而總統選舉日期尚未確定。
=================================================
美中情局操縱埃及軍政府傀儡 鎮壓民眾致2000傷亡
《中情局“萬能先生”幕後操縱埃及政壇》
李筱哲 楊牧 8月18日訊
2011年8月18日 人民網
俄羅斯《真理報》今日發表文章《埃及的“神秘部長”》,揭秘埃及局勢動盪以來操縱政壇的幕後人物。文章摘編如下:
是誰在“幕後操縱”埃及政壇?
“神秘部長”(美帝附傭傀儡)奧馬爾•蘇萊曼留給埃及軍政府的影響非常重要。20年從事“情報”工作的經歷使他已經不能被那些把(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趕下臺的人忽視。
當美國「中情局」來到中東簡陋的環境中需要和以色列聯繫的時候,需要和摩薩德打交道的時候,他就是美國「中情局」的“萬能先生”。
蘇萊曼由於(扮演美帝忠實走狗)曾對加沙地區(Gaza)實施封鎖而在阿伯拉世界“聲名狼藉”,當時他說,“要讓巴勒斯坦人為支持哈馬斯而受到‘餓著但不餓死’的懲罰”。
在加沙地區,40%的兒童都因為饑餓而營養不良,並致殘。
(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是埃及人的教父,但他如同阿拉伯世界其他國家的領導人一樣缺乏魅力並堅持用強權治理國家。蘇萊曼是他的參謀和決策執行人,(如今)也正是他把(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推上了審判台。
當穆巴拉克和兒子們的生活極盡招搖之時,蘇萊曼卻一直保持低調。直到穆巴拉克政權最終倒下、蘇萊曼接任埃及副總統一職之後他的生活才漸漸走到幕前。正是他向世界宣佈“(美帝暗地佈署扶持)軍事政變”已經完成,穆巴拉克正式“退休”了。
當然,每一個推翻(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後來成為軍政府成員的人都“經由蘇萊曼批准”。也許有人憎恨這位“神秘部長”,但每個政府官員都明白自己不想在結束政治生涯的時候落得個在籠裏受審的下場。
蘇萊曼讓政府成員各安其位,還有誰能更好地讓政府遠離瓦解?還有誰能更好地讓這些人隨時知悉「中情局」的消息?
如今,蘇萊曼的行蹤仍然是個謎。最後一次聽說他的消息是他給埃及《金字塔報》寫過一封信,在信裏他稱無意競選埃及總統,他所想做的就是“和家人一起平靜生活”。
軍事法庭審判、酷刑和失蹤——這一切都給蘇萊曼貼上了神秘的標籤,也警告著今天的埃及和那些在街頭集會推翻穆巴拉克的人:(美帝附傭傀儡)蘇萊曼善於在“幕後操縱”,而那些為(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的垮臺而高興的人正忽略他對埃及政壇的持續性影響。
讚讚
Pathogenesis of Central Bank Ruin
by Jim Willie
2011-12-15
Central banks are the current sovereign debt market. It is a vacated market. They are the majority bidders via debt monetization. The monetary inflation has become the New Normal and a travesty. In perverse fashion, the financial markets celebrate the monetized purchases, even calling for higher volume. In the process, bond and stock market integrity has been destroyed. Foreign creditors depart the USTreasury Bond market. Large European banks depart the Southern Europe sovereign debt market. Central banks step in to avert panic as the underlying structure to the global monetary system crumbles. When government bond yields rose quickly in Europe, it was not from abandonment by their central bank. The big Euro banks sell boatloads of bonds while the EuroCB buys only truckloads. The bond market integrity has been deteriorating very quickly. The dependence upon the debt monetization process is vividly clear. It is hyper monetary inflation to fill the void, thus providing the dominant bid. Ironically, the dullard stock market mavens celebrate the arrival of the central bank purchases without truly comprehending the destroyed integrity of the bond market. IQ levels are falling along with stock index levels.
NEXT GROUND ZERO IS ITALY
Upcoming budget impasses and bank failures will break the European Union wide open. A perceived temporary patchjob solution in Europe has been delineated. More of the same will accomplish nothing. A march toward a federation is apparent, despite the desire for decentralization. A motive to force a system failure is at work to create the federal structure. Recent appointments prove the point. Again Goldman Sachs knights arrive to the rescue in secret appointments. They earn the title technocrats, but crowds reject them as unelected leaders. Ignore the term Technocrat given both to Monti and the newly installed Mario Draghi at the Euro Central Bank. They are Syndicate loyalists.
Howard Davies is former director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ormer deputy director at the Bank of England. He calls for 1) fiscal federation with a unified central bank, 2) broad purchases of sovereign bonds, and 3) unlimited liquidityprovided by the Euro Central Bank. The prescription is stark and clear for hyper monetary inflation, the central bank serving as the entire government bond market, and the installation of a federation across Europe. The last 12 years have proved without a doubt that a unified Europe is a disaster in a bottle, whose cables and levers eventually break under the pressure of grand differences and the passage of time.
The raging crisis in Italy festers as it turns to a boil. Italy will serve as the agent of contagion, next to France and Spain. No solution is possible, as the summits are futile. Italy will expose the Euro Central Bank as both powerless and ruined. The focus has shifted away from Greece and squarely on Italy as the center of chaos in Southern Europe. Once more the meter for disorder is the benchmark 10-year Italian Govt Bond yield. It has surged toward the critical 7.0% mark as investors cast bond market votes against the policy in Rome and the upcoming austerity measures to be pushed through. Such level is regarded as unsustainable, given the massive Italian debts. Worker strikes have made vividly clear that Uber Leader Mario Monti will not succeed in large budget cuts without consequences. Striking Italian metal workers in Turin are shown in the photo. The biggest Italian unions (ports, highways, truckers, banks) went on strike. They oppose measures as painful hits pensioners and workers, leaving the wealthy untouched. Numerous big Italian banks are on the verge of failure. Neighboring France faces scrutiny of the bank asset feces. Markets brace for an expected debt downgrade to remove its coveted and undeserved AAA rating by Standard & Poors.
Syndicate appointed (not elected) Prime Minister Mario Monti believes Italy risks a Greek-style economic collapse without approval of the hotly debated austerity package. Italy stands as the third largest economy in the EuroZone, whose borrowing costs began to approach the levels that forced Ireland, Greece, and Portugal to seek an international bailouts. The controversial package has the support of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OECD). It is designed by Monti to save Italy. The decree plans to raise more than 10 billion Euros (=US$13.4 bn) from a property tax, impose a new levy on luxury items like yachts, raise the Value Added Tax, crack down on tax evasion, and increase the pension age. Monti supports the French and German calls for tighter controls on national budgets. He said, “If Italy were not capable of reversing the negative spiral of growth in debt and restoring confidence to international markets, there would be dramatic consequences, which could go as far as putting the survival of the common currency at risk. Italy is ready to do what it has to do but Europe must not fail to do its part. Without this package, we think that Italy would have collapsed, that Italy would go into a situation similar to that of Greece. It would be perfectly understandable that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should have the same enforcement powers in the area of budgets that it has in the area of competition." He describes loosely a federation, where Goldman Sachs sits in the thrones of Europe, in a quasi debt failure receivership role. Unfortunately, the pressure on the Euro Central Bank to purchase Italian, Spanish, and Greek Govt Bonds has put its balance sheet in total ruins. It is the buyer of last resort for fast falling toxic bonds. The only central bank more ruined is the US Federal Reserve.
Felix Zulauf, the former hedge fund manager and asset manager, has very strong European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a very sharp eye. He expects a depression to hit Southern Europe, and for one nation to exit the Euro Monetary Union next year. The process has no rules. The day after exit, the nation will suffer ruin of their banking system, forcing a rapid nationalization in a reverted currency. The end result will be a sovereign debt default and pure chaos across the continent. The coming depression will lay waste to the USDollar, the British Pound, and probably the Yen too. All fiat currencies will endure a powerful stress test, but based in reality, not a charade. As soon as any group of big Euro banks enter a failure and bust, the cascade of contagion will act like a fast moving virus to destroy many Western banks. We will then see a repeat of history with 20 Lehmans in bank failures, if not sooner.
CENTRAL BANKS AVERTED BANK FAILURES
The Euro Central Bank averted 10 to 20 Lehmans with the extended Dollar Swap Facility provided by the USFed. Money is almost free. The volume of money grants is enormous, likely never repaid. Witness the effect of the central banks showing reluctance to enter into bond purchases. The system breaks down in powerful manner.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said demand for three-month US$-based loans surged after it announced a broader Dollar Swap Facility for European usage. The USFed cut the cost of the financing from an ultra-low 1.0% to an almost free 0.5% rate. The USFed discount window was made cheaper for foreign banks than US banks (who pay 75 basis points), an indication of the destruction.Rumors persist that a cool $1 trillion has been made available. Five other central banks participated in the coordinated move which included the Bank of Japan. The Frankfurt-based EuroCB immediately made loans for $50.7 billion to 34 big teetering Euro banks on December 1st, the terms for 84 days at a fixed rate of 0.59 percent. That compares with the $395 million lent in the last three-month offering on November 9th at a 1.09% rate. The EuroCB also lent five banks $1.6 billion in regular weekly dollar operation on a single day as December opened, up from $352 million the previous week. The borrowing done at the Discount Window catapulted by 127-fold, from a paltry $395 million to $50.7 billion in a sudden move.
The public will not be informed of which banks tapped the credit line, more like a slush fund. They claim they do not wish to put the bank at risk of unwarranted attack. My view is the attack would be to put the proper value on the bank, ZERO. My sources tell that one major French bank was on the verge of failure, probably Societe Generale. Another source of bank and gold information was very clear in telling that the USFed acted reluctantly and forcefully, in order to avert a major catastrophe. He described a situation where several big Euro banks (the usual suspects in France, Spain, and Italy) were on the verge of failure. The USFed was appealed to by the EuroCB so as to prevent an estimated 20 Lehmans from occurring overnight, as in multiple bank failures from a flash event. He went on to mention that a flash event is inevitable, which the central bankers are powerless to stop. It will come in time, with an unknown trigger event that lights a fuse. Each new $trillion credit line buys less time and covers fewer obligations.
The Wall Street banks filled a void in providing liquidity in USDollar denomination to the big European banks. In doing so, the New York banks have tied themselves with a lethal financial tether to Europe. The London banks had already been connected. The connection lies in the shadowy derivative market. It used to be kept in the shadows since the contracts provided the majority of bank profit, and even supported the artificial rates in the bond market to a great extent. Now the derivative market is kept in the shadows because the big banks are mutually destroyed by insurance awards after failures. A little publicized trend was put into effect in the middle months of 2011. The big Wall Street banks filled a void. The inter-bank lending in Europe came to a halt in response to the sovereign debt crisis, a euphemism for the Southern European Govt bond market collapse. The big US banks offered a lifeline in the form of leveraged liquidity based upon unregulated derivatives whose notional value is in the $trillions. In doing so, the Anglo banks created a mutual risk factor in the umbilical cord of shadowy structures. If a handful of big European banks go bust, the contagion will be felt instantly (as in overnight) in New York and London. To claim that the US is insulated from Europe is nonsense. To claim that the European distress makes the US more attractive is patently false. Fifty major financial firms are tied around the necks with a common thick rope, weighed down by insolvency, going down together. Matters are so bad in Europe, that most banks have shut down the inter-bank lending, thus isolating the weakest. Huge funds placed at the Euro Central Bank signal the failures. The big European banks are soon to fail. They distrust each other.
THE GREAT GOLD PRICE DIVERGENCE
The Gold market has gone into the Twilight Zone. The ruin of the European banking system, dragged down by toxic sovereign debt, has made the big Euro banks desperate. They are tapping into the virtually unlimited Dollar Swap Facility, using borrowed money to lease gold. The Powerz have made the lease rate negative in order to attract borrowers. The supply has come from both Libya and Greece. These corrupted bankers require more gold, thus more wars and more victim nations. The system has turned to extreme abuse in order to keep a lid on the gold price, or better yet, to avert a string of Lehman-type financial firm failures in Europe. In the process, a Jackass forecast has begun to come to pass. The paper gold price (dictated by the bizarre COMEX market) is diverging from the physical gold price (determined by actual large private purchases). In late November, a great reliable global gold trader source assured that despite a posted $1740 gold price, the true physical price paid for large gold bullion purchases in the private market was more like $1950 per ounce!! That is a $200 price divergence, or 12% higher.
The COMEX has been drained of gold inventory.
The MF Global event was motivated by the desire to avoid meeting delivery notices.
Instead, JPMorgan stole the accounts demanding delivery, a neat trick fully permitted by the Syndicate that controls the USGovt, the US regulatory bodies, and the US law enforcement.
The lawsuits will be full of drama and intrigue. The integrity of the US financial system has been exposed, this time in full glory that even financial news anchors cannot deny.
Here is the smoking gun. Days after the MF Global bankruptcy was filed, and a vast array of deliveries in silver were expunged. The silver vault inventory tells the story of the crime. JPMorgan simply converted what should have been MF Global client silver into JPM licensed vaults.
Review the timeline.
MF Global declared bankruptcy on October 31st.
About a week later the CME began reporting that 1.4 million ounces of Registered silver was unaccounted for and unavailable for delivery, including 627,182 ounces from non-cartel banks.
About 7 to 10 days afterwards, JPMorgan suddenly reported a deposit of 613,738 ounces into Eligible vaults. Exactly seven days later, JPMorgan adjusted this silver into Registered vaults. JPMorgan had not seen one significant silver deposit in months prior to this bountiful day.
Great work on the part of the Silver Doctors to decipher the story.
The charade continues before the USCongress. They are told of claims that investigators are searching avidly for the missing funds.
They know where the funds are, in JPMorgan London accounts. They told us they were avidly looking for Madoff Funds too. They know where those funds are too, in the Land of Yodels. Reckoning is coming.
Big bank failures are coming.
Unspeakable debt monetization is coming.
Flash events are coming.
More vanishing acts for private accounts are coming.
Divergence in the gold price is coming that will shut down the COMEX altogether during a parade of lawsuits, but probably not prosecution.
National debt defaults are coming. The new 2012 year will prove to be a tumultuous year, will chaos reigning and the global monetary system laid to waste. Gold will soar, probably not for the leverage addicts who choose to play in the rigged corrupted futures contract arena, the chronic victims of fraud. If lucky, their accounts will not vanish, possibly stolen.
The wise who will survive and thrive will snag the physical gold offered at attractive artificially low price. Large purchases are not available at the current posted paper price.
DESPERATELY SEEKING BULLION
The Powerz need more Libyas and Greeces.
They tapped into 144 metric tons captured in London from the Libyan accounts and 111 metric tons seized from the Greek accounts. It is the bankers New Gold, as reported by intrepid Jeff Neilson.
In a fresh sign of bankster desperation, the lease rates for gold have been pushed down to net negative levels. Contrast to the extraordinarily high premiums paid on gold purchases. Big European banks on the brink of ruin, the next Lehmans, are leasing gold in order to raise cash and stave off failure.
It is simple math. The great enablers are the central banks. Cases exist of multiple sellers of the same gold bullion bars, a common trick made famous by the GLD exchange traded fund, the SPDR Gold (dis)Trust.
All leasing is done without regulation, like the derivative market. Neilson concludes, “Here is where we come upon a seeming paradox with respect to the recent explosion of gold leasing. We know that the banksters have virtually run out of their own bullion, as the evidence is absolutely conclusive. The same Western central banks which were openly selling 500 tons of gold per year onto the market every year have now all totally ceased their gold sales. They have no more gold, or at least they had no more gold." The Washington Accord guided official gold sales, a completed process. The physical gold price is diverging from the false paper price directed by the COMEX and guardians like JPMorgan.
If truth be known, over 40 thousand tons of gold bullion has been leased and sold that does not exist.
In the coming years, reconciliation will assist in sending the gold price much higher, toward $5000 per ounce. As time passes, more criminal actions will be visible in the open, like MF Global.
POLITICAL LEADERS TURN IRRELEVANT
Pointless meaningless exercise in futility is seen in the big European summit meetings. They are wasting their efforts, biding time, deceiving the public, and supporting the bankers in last ditch attempts to salvage what cannot be saved. The sovereign bond market is loaded with rollover interactive explosive devices that will continue to explode without relief. The politicians offer no solutions, as Merkel and Sarkozy are the only members meeting in public eye, yet neither has any power left. They meet and sign deals only to be contradicted and countermanded later by the bankers with power and court judges reciting law. The German leaders at the summit meetings are all for public show, even financial market management. None has any power left. None is involved in the new alliance. The informed observer need not follow what they decide upon anymore, because in 2 to 3 weeks their pact will all vaporize into nothingness. Markets are impressed for minutes and no more. Witness their last several accords, none of which endured. The movie keeps repeating like Ground Hog’s Day. They cannot solve the ultimate entrenched problem of toxic sovereign bonds within the PIIGS nations of Southern Europe. They have no tools in their medicine chest, only phony money and more debt, even silly new Uber-Bonds. They actively avoid putting their decisions to a public referendum vote, since the people would vote down any further bank welfare in the form of more bond redemptions or bailouts. No evidence of democracy can be seen. Politicians debate, dispute, then make accords, but their communiques are common graffiti.
The dirtiest secret is that France has already been tossed into the PIIGS pen by Germany, no invitation given to join them in the next chapter. Nothing is decided anymore in Paris without Berlin approval. Germany owns over 90% of French Govt debt. Absolute desperation is seen with the string of absurd vacant meetings held by two powerless figures, Angela Merkel of Germany and Nicolas Sarkozy of France. Merkel has zero political base, yet insists on conducting more meetings that lack enduring substance. Sarkozy attends the meetings but has been stripped of his privilege to cleave with Germany, rejected. The French are going through a flailing stage beset by convulsions on the political stage without proper identification by any geopolitical doctor. Their crippled president actually claimed publicly that loss of AAA rating for government debt would not be insurmountable. Within days, the extreme pressure placed upon one US rating agency caused a delay of the debt downgrade.
The key to Europe is the chain of explosive devices linked to France, Italy, and Spain. No solution exists. Rollover of their debt will exacerbate the crisis. The leaders are like witchdoctors presiding over a bonfire. The OECD has thrown some water on the faces with a forecast of government debt in industrialized nations, set to rise from $10.4 trillion to $10.5 trillion in the coming year. The prospect to finance the debt is perilous.
WALL STREET SUBTERFUGE IN NEW WEAPONS
Wall Street is reported to be sabotaging the Euro currency. They are using a Japanese Yen position front. They also rely upon debt rating agencies to sling key attack arrows. The belief is that what hurts the Euro currency will help the USDollar. Such shallow strategy. It will result in mutual destruction with gathering momentum, along with an unstoppable collapse of big banks in Europe, Lond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sordid story was reported by Zero Hedge last month about how the Wall Street villains had created short trades directed against the Euro currency and even the big European banks. They had created a complex network of positions designed to conceal their nefarious intentions. At the center was a funding mechanism from the Japanese Yen currency. The belief was that further damage and destruction in the European financial structure could be helpful in lifting the USDollar, or at least buying some more time. This is the very essence of the Competing Currency War and its mutually destructive tactics, so much so that analysts adroitly describe it as a race to the bottom in the protection of the export trade.
Joining the subterfuge are the US-based debt rating agencies. They have been dutiful in delivering painful debt downgrade banners to fly over both government debt and corporate debt across mostly Southern Europe. Theirs are non-stop financial assaults. The very same corrupted agencies were bought off from 2000 to 2007 with rosy undeserved AAA ratings on toxic bond securities sold by their Wall Street masters. A pretty cream topping on a pile of cow manure does not make the paddy delectable to eat. The USGovt debt downgrade was followed by an endless skein of European downgrades for banks and sovereign debt, the motive being to even the wrecked playing field, and make the US not so alone, subject to intense scrutiny. The USDollar has performed well since the Greek Govt Bond disaster spread to Italy, even spreading the stench to France. Some European leaders have openly complained that the US-based debt rating agencies are doing damage with motive, ignoring the rot in US banks.
HYPER INFLATION & THE FAILURE OF 0%
Hyper monetary inflation is the advantage almost entirely for the banker class. It is being used to prepare for domination in the next chapter. By directing largesse to Wall Street, and obstructing it to the Main Street, the Powerz believe they are winning the battle over inflation. But they have presided over a wicked rot instead, in addition to causing a class war. The eventual cost will be lethal inflation and a thrust inevitably into the Third World. The theory is simple enough. Prevent the massive flow of monetary largesse from reaching the main channels of the USEconomy. Keep the labor wages down, even if costs are rising universally. Direct the enormous sums of money into the banking sector to cover toxic bonds, to redeem preferred stocks, and to replenish funds for executive bonuses. Then claim success over inflation after falsifying the official CPI data. Furthermore, use public disclosure with all the fanfare concerning big relief packages like the TARP Funds to distract attention away from the truly mindboggling multi-$trillion grants at 0% never to be repaid by central banks and major financial allies. The above scenario is an over-simplified account that glosses over further illegal activity in the form of forged home foreclosure documents. The end result is a profound resentment that has sparked the primary roots of a class war, and the Occupy Wall Street movement. The bitter fruits are many, such as lost market integrity from chronic interventions, lost moral fabric from moral hazard swallowed whole, and a nation that undergoes systemic failure without relief or compassion. Any actual steps toward a legitimate solution are nowhere seen, like big bank liquidation, like home loan modification, like the return of industry from Asia. When any reconstruction begins, the ultimate cost must be paid by the stern hand of Economic Mother Nature, the effect to include a dynamo of price inflation, a powerful currency decline from global rejection, if not isolation and punishment.
The 0% monetary policy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a monetary failure. It forces an economic failure. Worse, it is a badge to represent failure, not a remedy from failure. It is a road sign on a dead end in a grotesque liquidity trap if monetary growth is halted, and hyper-inflation if continued. The United States is repeating the Japanese lost decade policy, but doing a better job of lying about the results. The United States has learned nothing from their lost decade. The US is much worse off than Japan. The US has no broad industrial base. It has no trade surplus. It has no self-contained federal debt. It has no long school season. It has no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when grand crimes are revealed. Jim Rickards has made the point in the speaking circuit that despite knowledge and awareness, the United State bank leaders are repeated the exact same monetary errors that Japan made. Adding liquidity to an insolvent system does not accomplish anything, but the US will do it over and over again without success. In fact, after the ineffective policy is evident, the US will double the effort in a glaring example of futility. Worse, as the US repeats the errors, it boasts of being superior, even as the official statistics are grotesque lies worthy of derision. The US protects the grand larceny perpetrators, the big banks. See JPMorgan and the MF Global case.
The 0% marquee is actually a tombstone epitaph, since the US cannot exit from its clutches. It will force the ruin of entire fortresses of capital. The wrong price of money assures that capital destruction. The USGovt cannot permit a rise from 0% in capital cost, since it is running $1.5 trillion annual deficits. Normal cost of money would result in hundreds of $billions in higher debt service costs. The United States is trapped by 0%, not stimulated by it. As time passes, more capital will be retired, more speculation will be the norm, and healthy capital formation will become a mirage. The system will hurtle toward systemic failure.
The USGovt debt ratio is about to reach 100%. The once powerful beacon of freedom and juggernaut of financial prowess looks like yet another PIIGS nation. The debt monetization is orders of magnitude greater than admitted, part of the policy landscape, a QE To Infinity. More debt downgrades are coming. In early 2009 the US populace was told that the USGovt budget deficit would return under $1 billion. It did not. According to the Jackass forecast, it zoomed up to $1.5 trillion and stayed there for consecutive years. The deficits persist chronically without remedy in the $1500 billion range annually, a staggering 43% ratio of the total budget. The other debt ratio is the cumulative debt versus the USEconomic size as measured by the Gross Domestic Product. The United States Govt is soon to hit the 100% debt mark versus GDP. The pair of debt ratios is typical of PIIGS nations in deep trouble. The profound risk to the US financial system is masked by the USFed activity. They are monetizing 10 times as much as they admit, and the Quantitative Easing programs never were interrupted. The Operation Twist was a grand deception to conceal coverage of what foreign central banks wished to dump. Look for another debt downgrade of the USGovt in coming months, after the Q4 shows a ripe $1 trillion in added deficits.
Compare to Canada which has a mere 34.9% total debt burden versus its GDP, a much stronger financial situation. The nation in the Great White North could have been a powerhouse leader with a huge sovereign wealth fund like Norway, except they followed the Goldman Sachs path to the fields of corruption and fealty, selling almost all their gold in a grand Wall Street game that even Switzerland joined. Then Canada followed the Bush Doctrine of fascism, embracing the war footing, sending soldiers to support the narco war, and tightening the security vise. Next they will become a Chinese commercial colony, a better fate than the US to be sure.
http://www.marketoracle.co.uk/Article32152.html
=======================
The Bankers’ New Gold
Jeff Nielson
2011-12-14
In a fresh sign of bankster desperation, we recently learned that they have pushed lease rates for gold to the lowest, negative level in history – i.e. they are paying people more money to “borrow" their gold than at any other time. We know this is a sign of desperation, because back in the real world, buyers are paying premiums near record-highs to buy their (real) gold.
There are numerous implications regarding this latest bankster tactic to suppress the gold market, but before getting into those let’s explore all of the reasons why bankers like “leasing gold" in the first place. The starting point is to note that it is with gold-leasing that we see the beginnings of the banksters’ 100:1 leverage in the gold market.
A banker is holding a quantity of gold in his vault. He “lends" the gold to a trader, and suddenly you have two parties both pretending to be the “owners" of that gold. Naturally, the banksters also like the fact that this is a totally opaque, unregulated/unreported transaction. The banksters can secretly lend out their gold, and since the transactions are never reported, we lack the absolute proof that none of this “loaned gold" is ever repaid.
There is certainly plenty of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on which to base such a conclusion, however. In order to review this evidence, we first need to know what is being done with the bankers’ leased gold. A detailed analysis by veteran precious metals commentator Frank Veneroso explains how and why “The ultimate borrowers in the gold lending operation are these shorts in the gold futures and forward market."
We immediately see a second reason the bankers love gold-leasing: all of the “leased" gold ends up being shorted onto the market. What this directly implies then is that in order for these gold leases to ever be repaid the short positions must be closed out so that the gold (supposedly) backing the trade can be repatriated to the bank. However, what we see in the gold market is a huge, permanent short position in the gold market – which has swelled enormously since Veneroso wrote the article above nearly a decade ago.
We now know that at least some of these gold leases have never been repaid, since the gold that was loaned out remains on the market. However, as a matter of simple arithmetic we can deduce that few if any of these leases are ever repaid. As I noted above, each gold lease creates “paper gold" (i.e. a “fractional reserve" gold market) and increases the bankers’ leverage in the gold market.
We know from Jeffrey “I can’t keep a secret" Christian of the CPM Group that the gold market is leveraged by approximately 100:1. Yet just as every new lease increases leverage in the gold market, closing out any lease would reduce leverage by a corresponding amount. The combination of the permanently rising leverage, and the permanently rising short position provide irrefutable empirical evidence that little if any of this “leased gold" is ever repaid.
We can reinforce this conclusion further through common sense, and a basic observation of bankster behavior. Specifically, bankers never reduce their leverage voluntarily – the exception being short-term panic reactions each time their reckless gambling (again) pushes them to the verge of their own bankruptcy. However, as noted above there is zero empirical evidence that the banksters ever reduce their leverage in the gold market on even a semi-permanent basis.
Having supplied several powerful reasons as to why the bullion banks love to “lease" their gold (i.e. sell it to multiple buyers) begs the question: why aren’t the bankers always “leasing" vast amounts of gold to suppress the price? Hopefully that answer is obvious to regular readers. If you want to loan ton after ton of gold onto the market, you must have some original bullion to lend into the market in the first place.
Here is where we come upon a seeming paradox with respect to the recent explosion of gold leasing. We know that the banksters have virtually run out of their own bullion, as the evidence is absolutely conclusive. The same Western central banks which were openly selling 500 tons of gold per year onto the market every year have now all totally ceased their gold sales. They have no more gold…or at least they had no more gold.
Yet here we have the same bankers directly implying that suddenly they have lots of gold. It makes no sense to announce “the greatest sale on gold in history" – only to run out of inventory after the few first customers have bought their fill. Clearly the bankers have some new gold. This begs an even more obvious question: where did they get it?
Here, unfortunately, we must descend into speculation. However it is speculation which we can back up with yet more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As I noted in a previous commentary, as part of the “economic rape" of European economies, the bankers announced that they would be “willing to accept gold as collateral" for some of their (fraudulent) paper debts. How magnanimous of them!
As we all know, when Greece (finally) forced the bond parasites to absorb 50% “haircuts" on their holdings that was a default event. What happens when a debtor defaults on a debt? Collateral is seized. The latest statistics from the World Gold Council on official government reserves show Greece sitting with over 111 tons of gold. And as victims of the MF Global collapse have learned the hard way, our criminal governments (and the bankers who pull their strings) no longer see it as necessary to even report when they have taken something from people. Thus the bankers could have looted every ounce of Greece’s gold from its people and it could be months, years, or never before we finally find out about it.
One hundred and eleven tons is a lot of gold to lease, but it’s certainly not the only gold hoard onto which the bankers could have recently latched their talons. Those who followed the “Libyan revolution" will have recalled a remarkable flip-flop by the West.
At one moment, we had the vastly superior military forces of Muammar Gaddafi steamrolling the rag-tag, disorganized rabble we knew as the “Libyan rebels". They were on the verge of collapsing. All hope was lost. Western leaders lamented that the lack of “UN authorization" prevented these upstanding citizens of the global community from doing anything to assist the rebels – and there was absolutely no sign of any “movement" in those negotiations.
The next moment, the same disorganized rabble which didn’t even have a military command structure (let alone a nation to command) announced they had created a “central bank". About ten seconds after that announcement, Western leaders announce a “sudden breakthrough" at the UN, and a drafted-and-approved resolution instantly materialized. And before the ink was even dry on that document, war-planes from several Western nations were on the way to Libya to enforce a “no-fly zone".
At that point we witnessed how much regard these Western nations had for international law. When following the UN mandate and merely enforcing the “no-fly zone" was not producing the result these nations desired, they simply tore up the resolution and threw it away. Instead, they began carpet-bombing any/all areas under the control of Gaddafi, slaughtering his ground forces (and large numbers of civilians) in what is a textbook example of “war crimes".
This brings us back to the pivotal moment when Libya’s central bank was created. What possible purpose could there have been for the rebels to create a central bank before they had even created a real army to take control of the country? There was no “banking" to be done. And yet it was the creation of that symbol which was the obvious catalyst for a massive military commitment by the West.
One thing we do know about central banks is that they are the official receptacles for a nation’s gold reserves. Turning again to WGC statistics on national gold reserves, we see that Libya had even more gold than Greece, 143.8 tons to be precise – and more than enough for a group of gold-hungry bankers to instruct their lackeys in government to mobilize their war-machines.
Let’s summarize the facts. We had Western central banks totally running out of any gold to sell onto the market, with all gold sales having ceased for more than a year. Suddenly, we have the bullion banks announcing they have so much gold on their hands that they are doing more than just giving it away, they are literally paying people to “borrow" it – in the greatest “gold sale" in all of history.
We have the same bankers announcing that the gold of Greece was now “collateral" for its sovereign debts. We then had the Greek government defaulting on those debts, directly implying the seizure of that collateral.
We had the “rebels" of Libya on the verge of total annihilation, while Western governments claimed they were helpless to intervene because it was “against international law". We suddenly saw the rebels create an official receptacle for their nations gold, and then had those same Western nations instantly launching a massive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to Libya, where Western governments flagrantly disregarded international law while committing their war crimes.
You be the judge.
For newer or more timid investors in the gold market who fear that this latest operation is somehow an indication of bankster omnipotence, relax. It was less than two years ago that the scheming banksters thought they could torpedo the gold market through getting the IMF to dump 400 tons of gold onto the market (50% more gold than that of Greece and Libya combined).
What happened then? As soon as that gold hit the market, India swallowed-up half of it in one gulp. The price of gold was permanently launched above the $1000/oz mark – and the gold market has never looked back since.
We know that the banksters are capable of depressing the price of gold over the short-term. We also know from the six-fold increase in the price of gold over the past decade that they are losing this “war". Meanwhile, it is only a matter of time until the masses realize that the worthless paper in their wallets is worthless. Sounds like a great time to buy gold – on sale.
Jeff Nielson
=========================
美國歷來第七大破產個案
歐債風暴襲美 『明富環球』破產(10/31)
2011年 11月2日
【葉俊沂、劉煥彥╱綜合報導】
全球最大經紀商公司明富環球(MF Global Holdings)聲請破產保護,為全美首家因歐債危機而倒閉的金融機構。國內最大期貨商寶來曼氏期貨(6023)昨表示,明富環球只是持股19%的外資股東,不參與經營,對寶來曼氏期貨的營運及財務均沒有影響。
握63億美元問題歐債
明富環球營運長艾比羅(Bradley Abelow)表示,由於歐債風暴所引發一連串事件,如金融管理單位要求增加資本、信貸公司調降信用評等、保證金要求等,導致明富環球於歐洲遭受大額虧損。
明富環球共握有包含義大利、西班牙、比利時、葡萄牙及愛爾蘭共63億美元(1895億元台幣)問題國家債券。全球交易所和結算公司已紛紛暫停明富環球的交易,該公司聲請破產保護,也促使英國監管部門首次啟動保護機制。
明富環球於2006年投資寶來期貨,持股比率19.5%,僅次於寶來證的44.54%,是第2大股東,之後寶來期貨也更名為寶來曼氏期貨。但隨著明年4月寶來曼氏正式併入元大期貨,屆時明富環球持股比率將降至11%。
寶來曼氏總經理周筱玲昨天表示:「台灣期貨商交易國外盤屬多家上手制度,單一上手有狀況,公司還有其他上手可繼續下單,對交易不會有影響。且客戶保證金均存於受主管機關監管的客戶保證金隔離帳戶,受各國相關法律保障,客戶保證金權益不會受損。」
寶來曼氏也強調,明富環球不可能拋售對寶來曼氏期貨持股,因在進入破產保護程序後,明富環球資產已凍結。
證期局官員則表示,目前仍在觀察明富環球聲請破產保護的後續狀況,包括寶來曼氏期貨是否提出任何需求;此外,證期局表示,已於8、9月調查過業界狀況,目前已知國內期貨業幾乎沒有投資歐債。
目前明富環球急欲出售美國經紀業務子公司MF Global Inc.以尋求公司生存機會,但客戶資金無故消失的消息曝光,使出售計劃宣告破局。目前美國證管會及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續調查資金消失原因。
明富環球小檔案
英文名稱:MF Global Holdings
公司簡史:
◎1793年成立,原為英格蘭糖品經紀商
◎2007年公開上市
主要業務:各項金融商品經紀、諮詢業務
企業總部:美國紐約
員工數:2870人(截至2011年3月止)
執行長:柯辛(Jon Corzine)
市場地位:全球最大期貨經紀商
市值:1.97億美元
今年來股價漲跌幅:-85.65%
======================================
【由於美國美資近日積極介入俄羅斯杜馬(國會)民主選舉 並操控不服輸的反對派鬧事 惹惱了普京 使得惱怒的普京抖出了美國背後顛覆利比亞(先秘密保護著格達費、後出賣殺害之)的一絲真相】
普京指責美特種部隊涉嫌殺害利前領導人格達費/卡紮菲
2011-12-16 人民網
據法新社12月15日消息,俄羅斯總理普京15日在與民眾直播連線節目期間指出,美國特種部隊涉及殺害利比亞前領導人卡紮菲(格達費)。
“這事是誰做的?”
普京說道,“無人機,包括美國的無人機。它們攻擊了他(卡紮菲/格達費)的車輛。然後,通過(美國的)特種部隊——他們原本不應該在那裏的,它們引來了所謂的反對派和戰士,未經法庭審判或調查就殺害了他(卡紮菲/格達費)。”
法新社說,普京的言論也是俄羅斯首次將美國政府與卡紮菲(格達費)之死牽連在一起。
讚讚
《可悲的戰後「再殖民」文學論──陳芳明的台灣文學史觀再批判》
《可悲的戰後「再殖民」文學論──陳芳明的台灣文學史觀再批判》
有朋友問說:最近為什麼專搞歷史來了?不搞現在的問題,卻去搞過去的問題,不是太脫離現實了嗎?
我回答說:因為歷史問題經常也是現實問題;譬如:日本的靖國神社參拜問題或日本歷史教科書問題,雖然是過去的事,卻與日本的現實動向、與“日本右傾化”“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問題有很深的關係;李登輝當政時大力推行的便是「國中」教科書《認識台灣》——「歷史篇」,下台後“推動”的就是日本人小林善紀的《台灣論》,兩者都企圖“通過”台灣史觀“打造”今日台灣的「新國民意識」。
所有的統治者都深知掌握“歷史的詮釋權”與維持或“強化統治”有密切的關係,因此都“熱衷”於【湮滅歷史】或【虛構歷史】,使被統治者“不瞭解”歷史真實而“喪失”反抗的能力,作為“意識型態的歷史觀”的“統治”,其實就是現實統治的基礎,我們“怎麼可以”不重視歷史問題呢?
特別是,台灣的歷史問題“更是如此”。
百年來,台灣經歷了曲折複雜的歷史,歷史也數度被權力者所“扭曲”、【湮滅】;再加上台灣今日“過於早熟(雛妓式)”的後資本主義文化,個人已被“零碎化”、社會聯繫“斷裂”,“虛擬”的和形象的世界“取代”了真實的世界,誰在乎歷史?
因此,普遍存在著對歷史的“虛無感”。但是,“歷史問題”並不因此而消失,當年台灣的“(李扁皇民勢力復辟殖政)新當權者”就是“利用”這普遍的歷史虛無感千方百計地“建構”他們的歷史論,用“所謂”的台灣史觀來“打造”台灣的新「國民意識」,以維持、強化其在歷史意識型態上的統治。
它就是“分離主義的台灣史論”;這種史論,不是“排除(閹割掉)”台灣歷史中的中國本質,就是【捏造】中國人如何壓迫台灣人,或“誇大”中國人與台灣人對立的歷史,把台灣完全孤立於中國與世界之外,以此“打造”「反中國」或「去中國」的國民意識。
這就是“當下(馬英九治下的)”台灣的統治性歷史觀。
它是當權者“強化”台灣現實(反共/分離/分治)統治的一部分,我們“怎麼可以”把歷史當做過去的問題呢?歷史問題的鬥爭正是現實問題鬥爭“不可分”的部分,這個“道理”當年的統治者清楚得很。
而,台灣的“(扭曲虛構的)分離主義文學史觀”一向就是(扭曲虛構的)分離主義歷史論的“急先鋒”,因此它是台灣的歷史問題中“最尖銳”的部分。
“揭露”分離主義文學史觀的“欺妄性”不只是為了歷史的工作,更是為了現實的工作。
其中,(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台灣文學史論,就是這種“分離主義文學史觀”的代表之一。
十年前,我曾針對(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台灣文學的建構和分期》一文,寫了《戰後再殖民論的顛倒》,指出它的「戰後再殖民論」“背離”了社會科學的常識和台灣歷史事實,是「以意識型態取代歷史」,並且在文末引用了前輩作家龍瑛宗說過的一句話:「有謊言的地方就沒有文學」,間接“奉勸”他,既然要搞文學就不能有“謊言”,“謊言”與文學是不能並存的。今天,他“仍然”把“台灣光復”後的文學史定為「再殖民」時期。
所謂「再殖民」,“光復”後的文學是「殖民文學」嗎?是誰殖民了誰?
下面,本文再依據客觀史料,逐步“揭露”它「作偽」的“真面目”;並借此對“台灣光復”期歷史的一些基本問題做一番辯析、澄清,打破台灣分離主義者長期以來“獨擅”的“偽歷史”觀點。
一、再談台灣「光復」的意義——不只是「行政接收」,而是「主權復歸」
就如所有的“台灣分離主義者”的戰後史論,必定是從“塗消”或“扭曲”「八‧一五」——日本投降台灣復歸祖國(中國)的歷史開始一樣;陳芳明的「戰後再殖民論」,也是從“塗消”、“扭曲”台灣「光復」的歷史起頭的。
他的“歷史敘述”,“似是而非”,若不深究,必定受其“蒙蔽”,一眼帶過。其實,其中“深藏玄機”,是“典型”的分離主義的「台灣戰後史觀」。把戰後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完全歸因”於太平洋戰爭的終結,“刻意不提”它與日本侵華戰爭、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關係”;也就是“排除”了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歷史動力”中的中國要素,把台灣脫離日本統治與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因果關係”“脫鉤”,為他的「台灣主權未定論」預埋伏筆;
更“刻意避”《開羅宣言》明記的:「日本竊自中國的……台灣、澎湖應歸還中國」的內容,而以「依開羅宣言的約定,中華民國負責來台接收」的“杜撰置換”。只要稍加對照就可看出,《開羅宣言》明記的「台灣應歸還中國」與陳芳明“杜撰”的「中華民國負責來台接收」,兩者之間的歷史意義是“天差地別”的;
所謂「負責來台接收」,意指日本投降後中國政府(當時是「中華民國政府」)的來台接收,與戰後美軍「負責」接管日本、南朝鮮和琉球的意義一樣,都是受盟軍的命令進行暫時的軍事和行政「接管」,並不是「收復主權」;這與《開羅宣言》中明記的台、澎主權歸還中國的意義,當然是“天壤之別”。
(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一面說”「依照開羅宣言的約定」,“一面”卻“掏空”宣言中「台灣歸還中國」的“重要內容”,說中華民國只是「負責來台接收」,這就是想以「瞞天過海」、「陳倉暗渡」的手法“竄改史實”,想以這樣的“敘事”來“達到”台灣主權未定論的“說法”。說明白了,就是企圖從根本上否定日本投降後台灣主權復歸祖國(中國)的“歷史事實”,進而“虛構”他的「戰後再殖民論」。
實際上,像(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這樣的“竄改”論調,其“總根源”,“來自於”戰後美國在冷戰中對華戰略的“陰謀”。
1947年初,美國發表了「冷戰」宣言之後,為了它在東亞的“冷戰戰略”的“需要”,“企圖”把已歸還中國領土的台灣置於其勢力“支配”之下,而“開始鼓吹”「台灣地位未定論」,否定《開羅宣言》以及台灣已復歸中國的歷史事實。“源自於”美國對華戰略陰謀的這種論調,日後便成了台獨分離主義勢力的基本歷史教義之一;李登輝政權後期,用日本右翼慣用的「終戰」史觀來取代「光復」史觀,也可視為“同一脈絡”。
至於日本投降後,台灣是不是已復歸祖國(中國),這只要看看當時台灣人民如何歡天喜地慶祝復歸,或者台灣的知識人“如何評價”“台灣光復”的歷史意義,便是最好的鐵證,不是(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等“分離主義者”或美國霸權,憑強權或強詞就可以塗改的。譬如,“光復”後,一向對陳儀政府的弊病批評最力的台灣作家王白淵,在《民主大路》(《新新》第三期,1946年3月20日)一文中便曾如此說到:
「台灣業已光復,從殖民地的桎梏,回到祖國的懷抱,與中國打成一片,踏入民主主義國家之門,這是歷史的飛躍,又是民族起死回生之春」。
王白淵的這段話,簡單有力地“記錄”了當時台灣知識人對“台灣光復”的“看法”;如果台灣的戰後真如美國霸權鼓吹的「台灣地位未定論」,或者如陳芳明所“虛構”的中國「再殖民」台灣論,那麼,王白淵所說的「台灣光復!回到祖國的懷抱……這是歷史的飛躍」,豈不成了胡言謅語;如果,從今日(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等分離主義者的尺規來看,王白淵的言論豈不成了不可救藥的「大統派」。實際上,王白淵的“看法”,“代表”了“光復”初期全台灣人民,包括台灣全體文化知識界的看法;「二‧二八」事件後,第一位從事台獨分離主義運動的廖文毅,在“光復”當時也曾熱烈地表示:「台灣光復了,台灣的版圖歸還祖國,我們的國家自強,國權自主,國土重圓了。」(《光復的意義》,《前鋒》創刊號,1945年10月25日)。
因此,不論從“歷史事實”來看,或者從當時的台灣知識人的言論立場來看,日本投降後,台灣已復歸祖國(中國),這是“鐵的事實”,不是(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等可以“竄改”的。
二、駁行政長官公署「再殖民」的謬論
否定了日本投降後台灣主權復歸祖國(中國)的“歷史事實”後,為了繼續“虛構”他的「戰後再殖民論」,便把“光復”後的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描述成”是「日本台灣總督府的翻版」、「不脫殖民統治的變相延續」、「對台灣社會進行帝國式的控制」、「比殖民權力支配還要嚴苛的體制」、「迫使台灣社會淪為『再殖民時期』」等等;用一種沒有具體內容、沒有客觀論據堆砌起來的斷定語句,把行政長官公署比做與日據的台灣總督府一樣,同為殖民政權。
(一)「殖民政權」與「民族政權」的不同
“光復”後陳儀主政的行政長官公署,施政上集權、腐敗、貪污又無能,積累了深厚的民怨,終至爆發「二‧二八」事件,是一個失敗的政府,這已是公論;不管是以集權政府、腐敗政府或「劫收」政府來形容,或說它如何地「比殖民權力支配還嚴苛」也好(何況這還值得商榷),都沒錯,也都符合事實。然而依社會科學上的「國家論」,在政權的民族性質上,行政長官公署絕對不是什麼「殖民政權」,而只是中國這個民族國家(當時是「國民政府」)的地方政府,一個集權又腐敗的「民族政權」。譬如德國的希特勒、日本的東條英機等法西斯政權,不管它如何專制、獨裁、進行軍國法西斯的統治,對德國人民或日本人民而言,它仍是「民族政權」,絕對不會是「殖民政權」;如果因為獨裁、極權的統治而把希特勒“說成”是對德國人進行殖民統治,那真是“天大的笑話”。這是社會科學的常識。
那麼,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與“復歸”中國後國民政府(陳儀政權)對台灣的統治,在本質上有什麼不同?
一般而言,殖民統治最明顯的特徵,就在異民族殖民者對被殖民者在法政上的「民族專政」,殖民者完全剝奪了被殖民者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權,殖民者(宗主國)的國家憲法和法律決不涵蓋殖民地,因此殖民地人民並不具有宗主國「國民」的身份;所謂「國民」,就是指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的憲法和法律所涵蓋的人民,具有以參政權為主的各種政治上的權利和義務,而殖民地人民是完全沒有的,這就是殖民地人民與一般民族國家的「國民」,最大的不同之處。
日本對台灣50年的“殖民統治”,日本帝國憲法從來就“不曾涵蓋”台灣,當然,日本本國的法律也不曾直接施行於台灣,在台灣施行的法律,只是屬於「委任立法」。法學家黃靜嘉先生的大作《日據時期之台灣殖民地法制及殖民地統治》一書,提到所謂「委任立法」的意義,就是:
「日本本國法(內地法)之制定,須依憲法所定經議會議決之程序;而在外地(殖民地),原則上係分別由殖民地長官發佈代替法律之命令(在台灣稱為「律令」、在朝鮮稱為「制令」),或由(日本)中央政府以天皇名義發佈之敕令,以(日本)本土之法律(部分或全部)施行之」(括弧係筆者所加)。
簡單地說,日本殖民者在台灣施行的法律與其國內經議會立法產生的法律,在性質上“完全不同”,它是依殖民統治機關——台灣總督府,對台灣的殖民統治需要而以行政命令頒佈的。
實際上,所有的殖民統治者都是一樣的,為了實現宗主國的壟斷資本在殖民地的壟斷利益,必然在法政上採取「民族專政」的形式,剝奪被殖民者的政治權和法律權,以便進行經濟上的剝削。同時,為了進一步維護和擴大政治、經濟上的殖民利益,對殖民地的文化,包括語言、宗教信仰、感情意識等,也進行「去民族化」,亦即「殖民地化」,這也是殖民統治的重要手段。
“台灣光復”就是“打倒”了這樣的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至於台灣的“光復”帶來了什麼大的變化,有什麼巨大的變革?簡單地說,就是使台灣人民從「殖民地人」的地位,躍進到中國「國民」的地位。
前輩作家王白淵在台灣光復後說:
「台省之復,在其本質上,是徹底的民族革命」
(《告外省人諸公》、《政經報》2卷2期,1946年1月25日)。
所謂「徹底的民族革命」,就是指台灣人民在民族地位和民族關係上有了革命性的變革;由於全中國抵抗日本侵略的民族戰爭得到了最後的勝利,日本無條件投降,也打倒了日本在台灣的殖民政權,造成了台灣殖民地的解放,使台灣人民從上述日帝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民族壓迫下解放出來,同時復歸為祖國(中國)的一省,台灣人民當然也復歸為中國「國民」,得到了作為「國民」的各種政治權和政治地位。因此,對台灣人民而言,台灣光復等於是一次如王白淵說的「徹底的民族革命」。
它具體地表現在,“台灣光復”後,國民政府的憲法和法律立即涵蓋台灣。
雖然,當時國民政府仍然處於“訓政”時期,尚未頒佈憲法,但台灣復歸祖國後,當時全國施行的「約法」與法律立即施行於台灣,台灣人民與全中國各省人民一樣,都處於“相同”的政治、法律地位。1946年年底,台灣也選出了國民參政員和制憲國民大會代表,參加了南京的制憲國大。
這就是台灣人民在復歸祖國(中國)後,與被殖民時期的“最大不同”。
台灣人民作為中國「國民」的一員,最具體的內容,就在獲得了“平等的參政權”上。光復後,行政長官公署立即在台灣實施普選,選出各級民意代表,創設了台灣省各級民意代表機關。
(二)“光復”後台灣人民的參政權
陳儀來台就職不過半個月,就在1945年11月5日的第一次紀念周上,發表了「建立民意機關,給台胞參政的機會」的施政報告。接著,在1945年12月25日公佈了「台灣省各級民意機關成立方案」,開始推動台灣人民的參政權;翌年(1946年)1月15日開始辦理「公民宣誓登記」,接著,經由普選成立了村里民、鄉鎮民代表大會、縣市參議會和省參議會,並於5月1日召開了第一屆的台灣省參議會。對於這台灣歷史上首次的普選,當時的《台灣新生報》稱之為台灣「民主的第一聲」。
“光復”後,台灣人民除了獲得並實現了台灣省內的參政權之外,作為中國「國民」的一員,也選出了中央民意代表,參加了全國性的政治活動。
就如長官公署官員張皋在《新台灣的政治建設》(《現代週刊》,1945年12月17日。)一文中所說的:
「台灣人民今後不僅是台灣的主人,不僅要參加台灣一省的政治,而且是中華民國的主人,將參加整個國家的政治」。
因此,在1946年8月16日,由省參議會選出了八位「參政員」,參加了在南京召開的「國民參政會」;另外,也經由省參議會選出了十八位元台灣地區代表,參加了1946年11月15日在南京召開的「制憲國民大會」;並經由普選,於1947年11月21日選出了30名台灣地區的職業及婦女團體的「國民大會代表」,參加了1948年3月29日全中國行憲後的第一屆國民代表大會,依憲法行使國民參政權。
單從上述台灣人民在“光復”後行使的“參政權”來看,就明白了(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戰後再殖民論」是“欺世之論”,有那種從地方到中央都有參政權的「殖民地人民」嗎?
(三)辟陳芳明對行政長官公署體制的幾點訛論
陳芳明又以「陳儀政府掌握了行政、財政、司法、軍事大權」、「實施與當時大陸各省有別的特殊化體制」為由,“虛構”他的戰後「再殖民論」。
這必須從國民政府為什麼會在“台灣光復”後實行高度集權的行政長官體制的問題來看。
專研“光復”初期政治史的鄭梓先生,在《國民政府對於「收復台灣」之設計》一文(新化圖書出版,1994年《戰後台灣的接收與重建》)。中寫道:
戰後台灣的接收與重建,乃是全中國復員計畫中被劃為兩個特殊的光復區之一(另一光復區是東北,其餘皆劃為收復區與後方區),因此採取單獨派遣大員全權綜合接收的方式。
因此可知,採取集行政、軍事大權於一身的行政長官體制,目的在求「事權統一」,使甫脫離殖民統治的台灣的接收與重建得以「順利完成」,基本上,它只是一個“臨時性的過渡性的”政治體制。因為當時的台灣,是一個剛經歷日本50年的殖民統治,以及曾被日本軍國主義高度戰爭動員成南侵基地的地方;並且,由於日本帝國的崩潰,使原本高度依賴日本帝國經濟圈的台灣殖民地經濟也面臨全面崩盤的命運,再加上戰後必然出現的世界經濟蕭條,可預見台灣經濟的重建將萬分困難;還有,由於日本的“殖民軍國教育”和“皇民化運動”所“遺留”的“精神意識毒害”甚深,台灣社會心理的重建也將十分艱巨複雜;況且,雖然日本已投降,但現實上台灣仍有17萬的日軍駐留、29萬的日本人居留,各機關產業仍在日本人手中,行政、治安仍由日本人維持,而且這些近50萬的日軍日僑還有待遣還其本國。由於上述種種艱鉅的任務有待解決和完成,非有強有力的行政組織是無法竟其功的。
這就是為什麼國民政府在戰後重建期,不得不採取集權的行政長官體制的現實原因,與「殖民」不殖民一點關係都沒有。
(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等台獨分離主義者經常用“似是而非”的“說法”,把行政長官公署等同於日本在台殖民機關台灣總督府,說「行政長官公署的組織是總督府的翻版」、「行政長官公署掌握行政、司法、軍事大權,權力超過日本總督」等等。這完全是以訛傳訛,以意識型態“取代”歷史!
至於,(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說行政長官公署掌握「司法大權」,那也是“瞎說”!
不錯!行政長官公署為綜理行政得制定「署令」,但這「署令」與日本殖民機關總督府的「律令」權是“完全不同”的範疇;「律令」是等同法律效力的命令;而「署令」只不過是台灣省的單行規章,屬於行政範疇,且它不能與國家法律牴觸。況且,當時這種行政權限也並非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所獨有的,而是中國各省政府都有的權力,一點也不特殊。
至於,台灣的司法權,本來就屬國民政府中央的司法行政系統,完全超然於行政長官公署之外,長官公署並無司法權;至於監察權,則有中央派出的閩台監察使駐台行使。
因此,不論從台灣人民的政治地位、法律地位來看,還是從行政長官公署的「政制」來看,“光復”後,台灣已完全復歸中國,台灣人民已是百分之百的中國國民。至於復歸後所產生的省籍矛盾、集權與民主的矛盾、階級矛盾等等,全都屬於中國民族國家的內部矛盾,絕對不是異民族間的矛盾。陳芳明的「再殖民論」,就是“矇騙事實”,想把中國民族內部的矛盾“扭曲”為異民族間矛盾和對立,“虛構”他的「戰後再殖民論」,建構他的“台獨史觀”。
三、是「民族文學」,不是甚麼「再殖民」文學
“光復”後的台灣文學其最大的飛躍,在精神面貌上和語言上都復歸為「民族文學」。
原來在日本殖民文學和「皇民文學」的雙重壓迫下的台灣文學,“光復”後,得到了復權與傳承,恢復了它民族文學的原貌和地位。最有象徵意義的莫過於台灣新文學開拓者賴和文學精神,在“光復”後的復歸;與“光復”同日創刊的《政經報》第二期上(該刊於1945年10月25日光復創刊,由陳逸松、蘇新等主編,是當時最有影響力的進步期刊),便率先刊出了賴和的《獄中日記》(連續刊載了4期)。該日記是賴和先生,在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的翌日(1942年12月8日)突被日本憲警拘捕關押後,在獄中所寫。就如他在最後一篇日記寫道:「看看此生已無久,能不能看到這大時代的完成,真是失望之至」。
賴和先生在日本軍國殖民統治臨崩潰前最瘋狂最黑暗的1943年1月,竟未能看見「大時代的完成」而過世了;該日記也在「大時代未完成」前,一直被監禁於日本法西斯的黑牢中,最後,終於在日本軍國殖民統治崩潰、台灣復歸祖國的同時重見天日,重回了台灣文學的史冊。
除此之外,楊逵也在1947年1月15日出版的《文化交流》上,編了《紀念台灣新文學的開拓者——林幼春、賴和》的專輯;並且台中的民眾出版社亦出版了賴和作品《善訟的人的故事》;可以說賴和的文學精神,從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而開始壓迫台灣文學以來,光復後再度的復活。還有,在光復後不滿一年,楊逵也出版了《鵝媽媽出嫁》和日據期被禁的《送報夫》;更具有時代意義的是,吳濁流先生在日據末期日本軍國主義的黑暗統治下,偷偷寫成的長篇小說《胡志明》(後改為《亞細亞的孤兒》),終於在光復後得以出版,代表著台灣文學抗日精神的勝利。這些都象徵著台灣文學精神的光復。
除了在精神上從殖民地的文學“復歸”為民族文學之外,台灣文學的創作,在語言上,白話文也恢復了1937年以前的主流地位。日據期作家楊雲萍、黃得時、賴明弘、王詩琅、王白淵、蘇新、吳新榮……等都恢復了用流暢的白話文寫作;
最令人欽佩的莫過於(台灣第一才子)呂赫若,這位以日文創作而成名的作家,在“光復”後不足四個月便開始用白話文創作,在《政經報上》連續發表了兩篇短篇小說《故鄉的戰事》之一和之二,痛烈地嘲諷了日本的殖民統治,呂赫若不管在語言上或小說主題上,都徹底地批判了殖民統治,表現了「去殖民」的文學精神。
即使在“光復”的第一年,仍然用日文創作的龍瑛宗,在文學精神上也表現了「去殖民」復歸祖國的熱情;譬如,發表在《新新》雜誌創刊號(1945年11月20日)上的《汕頭來的男子》,便是描寫一個熱愛祖國的台灣青年周福山抵抗日本和死亡的故事。在小說結尾,龍瑛宗寫道:「現在,台灣已歸還中國,大家正洋溢在光復的喜悅中,現在台灣正需要一個純情又熱愛中國的人才,然而,在這樣的時候,失掉了像周福山一樣值得敬愛的青年,真令人惋惜……他一直相信中國的光明,但卻無法躬逢『光復』這個人類史上難得的盛典,這使我相當落寞……每思及光復的喜悅就不禁思念起周福山來。」
透過描寫周福山的形象,龍瑛宗“表達”了他強烈的對“祖國”的認同感情。
由此可見,“光復”後的台灣新文學,不但沒有如(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所“捏造”的,由於「中國化」而「空白」、「荒廢」、「斷裂」,反而因為“光復”的歷史大變革而使台灣文學由殖民統治高壓下“解放”出來,不管在精神上或語言上都恢復了它民族文學的原貌。
四、「橋」論爭--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
發生在1947年底到1949年初的《新生報》「橋」副刊上的文學論爭,被稱為台灣新文學的三大論爭之一。當時,台灣剛從日本殖民統治復歸祖國,台灣文學正與祖國民族文學匯合的關鍵期,外省作家與本省作家共同熱烈議論了「如何建設台灣新文學」。論爭顯示了當時的省內外作家,都站在「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的前提,強調「台灣文學的特殊性」,同時,也主張台灣文學要走「大眾文學」、「現實主義文學」的道路。由於這次論爭,含有濃厚的祖國民族文學的基調以及左翼進步文學的傾向,長期以來,台灣的分離主義文學論者,不是想隱蔽這論爭的史料,就是不斷歪曲解釋,想把它塑造成外省作家打壓本省作家、外省作家與本省作家文學衝突的虛像。
把台灣的一切問題都“化約”成中國對台灣的壓迫、台灣與中國的對立是分離主義的“特徵”;而“排除(閹割掉)”台灣新文學中的中國文學與進步文學的成分則是分離主義文學論的特點。
分離主義文學論者陳芳明當然也跳不出這樣的窠臼,甚至更為嚴重。他把「橋」論爭“扭曲”成是「本省作家與外省作家的激烈對話」,且“虛構”「本省作家與外省作家處在極為不同的政治位置」,抹黑外省作家「依恃血腥屠殺的陰影」,而刻意誇大台灣作家「處於一個被指控、被迫辯護的位置」。
只要讀過「橋」論爭文章的人,都知道,論爭中不管是本省作家或外省作家都清清楚楚主張「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這本是一目瞭然,不成問題的事,但是(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偏偏就要”以「文學的族群主義」來“歪曲事實”,明目張膽地「硬拗」說:真正這樣主張的都是出自外省作家筆下,本地作家沒有一位是附和或支持這種論調的。
真的只有外省作家主張「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而本省作家沒有一個人主張嗎?
讓我們用史實來戳破(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謊言”。
其實楊逵是最明白且最積極主張「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的作家;譬如,在作為引發「橋」論爭的關鍵文章——《如何建立台灣新文學》的文末他就說:
「因此,我由衷地向愛國憂民的工作同仁呼喊,消滅省內外隔閡,共同來再建,為中國新文學運動之一環的台灣新文學」。
在《「台灣文學」問答》中,楊逵清楚明白地說:
「台灣是中國的一省,沒有對立,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當然不能對立」。
台灣前輩作家張我軍先生的次子張光直先生,當時雖是台北建國中學高中二年級的學生,卻已用「何無感」的筆名參加了「橋」論爭,在《致陳百感先生的一封信》中,他批評了陳百感「有意無意地把台灣和中國隔離」,他說:
「台灣在地理環境上,雖然是一個孤島,但就社會經濟基礎而言,它是中國的一環,台灣文化也正是中國文化的一環……可是先生您忘了台灣文學正作為中國人民文藝運動之一環而鬥爭,在克服發展中……」。
當時的台灣師院學生籟亮(賴義傳,台籍青年文學雜誌《潮流》同仁,後被刑殺在50年代白色恐怖中),在論爭中的一篇《關於台灣新文學的兩個問題》,文中談到台灣文學的特殊性與中國文學的普遍性時,如此辯證地說道:
「台灣新文學當然是和祖國文學一樣站在同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上的,不過這裡躺著可惡的『澎湖溝』——50年的距離——這就是台灣新文學的立場——特殊性……那麼『台灣新文學』是和『大陸文學』對立的嗎?不是的,『澎湖溝』是站在和祖國同一新歷史階段上,才可以看出它的特殊性。因此,這一個特殊性是以同一歷史階段為前提的,所以『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
當時的台灣師院學生的林曙光,在文壇上十分活躍,在論爭中他寫了《台灣文學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關於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關係的問題,他也說:
「所以最好還是打破一切的特殊性質,做中國文學的一翼而發展,今日『如何建立台灣新文學』,需要放在『如何建立台灣的文學使其成為中國文學』才對」。
另外,林曙光也在當時上海出版的全國性文藝雜誌《文藝春秋》上,發表了《台灣的作家們》(1948年10月15日);在文章開頭,對於台灣新文學與中國新文學的關係,他便如此說道:
「但是在本質上,它始終追求著五四以後的中國新文學的傾向,也可以說,它是發源於中國新文學運動主流中的一個具有光榮的傳統與燦爛的歷史的支流」。
曾經“率先扭曲”「橋」論爭意義的葉石濤,在論爭當時也寫了《1941年以後的台灣文學》一文,在文章一開頭他說:「由於過去台灣殖民經濟所決定命運的台灣文學,在抗日反帝的現實的鬥爭過程中,所產生的作品,樹立了中國文學發展的傳統性」,在文末他還振振有詞地說:
「我們必須打開窗口自祖國文學導入進步的,人民的文學,使中國文學最弱的一環能夠充實起來」。
可見得,在「橋」論爭中,幾乎所有的省籍作家都表示了「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的看法,這是明明白白的。
況且,除了「橋」論爭外,當時的省籍前輩作家,如賴明弘、楊雲萍、王詩琅等等都分別在其他刊物上發表了同樣的看法(在此不一一贅列)。這種觀點,實際上已是“光復”後,建設台灣新文學的大前提和出發點。(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想“一手遮天”,以為握有【文化霸權】便可以把省籍前輩作家不符合他分離主義文學標準的言論思想統統「閹割」掉;然而,歷史終究會以它的方式撕破【霸權的假面】,這是亙古不變的鐵則。
(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分離主義文學論其“核心”是以“排除(閹割掉)”台灣文學中的中國文學要素來「建構」他的台灣文學「主體性」。但是,客觀地、歷史地來看,構成台灣文學「主體性」的基礎正是台灣文學裡面普通存在的「中國性」;排除了「中國性」的台灣文學其實只是一個空虛主體,或虛假主體,不得不靠「虛構」來維持。
這使他的歷史觀成為「非社會科學的」,必然表現為:
(一)孤立的歷史觀:不但切斷與中國歷史的關係,也切斷與世界歷史的聯繫,更切斷了與台灣歷史本身的聯繫。
(二)抽象的、空洞的歷史觀:其中,沒有台灣社會的歷史變化、也沒有台灣社會的具體內容。
這種文學論,對台灣文學的最大傷害在於:
(一)排除了台灣文學中的中國民族文學和左翼文學。
(二)再度阻斷了台灣的「去殖民論」的發展。
(三)使台灣文學史再度「失憶」。
這就是他的分離文學論的“可悲之處”!
文/曾健民
2011年12月9日
《海峽評論》253-254期- 2012年1-2月號
讚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