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認識西方的漫漫長路上有一個“檻”，越過和越不過，看到的景象“截然不同”。
這個“檻”便是：針對中國的“輿論封鎖”和“誤導”是西方精英階層自覺而有意的行動，且曠日持久，從19世紀就開始了。
凡是“看不到”“自覺和有意”這一層或“拒絕看透”這一層的人，一般就永遠停在了檻前。
在認識西方的漫漫長路上有一個“檻”，越過和越不過，看到的景象“截然不同”。
這個“檻”便是：針對中國的“輿論封鎖”和“誤導”是西方精英階層自覺而有意的行動，且曠日持久，從19世紀就開始了。
凡是“看不到”“自覺和有意”這一層或“拒絕看透”這一層的人，一般就永遠停在了檻前。
我初來法國，涉及中國有一個常入耳的詞：“神秘”，這也是涉及中華文明最友善的詞，再好的詞“絕難”聽到，除了學術界個別例外（需要良心才敢做，因為是“政治不正確”的），公共輿論“全盤抹去”了基本事實：即中華文明是發達並對人類歷史影響巨大的文明，在近代之前領先西方文明，推動人類進步的一些重大發明來自中國。
這一手我是在若干年後才發現的，因為是“只做不說、暗中操作”的。
乍到的外來客聽到東道主“賜予”神秘二字相當得意，帶著中國人特有的由好心堆砌的“浪漫”，我把這個詞朝“正面的方向”送出去多遠，你是可以想像的。
直到貼近這個文明的心臟我才學會聽這個詞的“弦外之音”。
“神秘”是18世紀中國尚處在傳說階段出現的一個詞，何以300年後還留在西人嘴邊？300年不消失的“神秘”究竟來自何處？
我在大王宮參觀“道教文化展”時，對從吉美博物館送來的中國古代文物已見怪不怪，有這麼多東西被他們“搶來”當自己的寶貝展示，真要清算，西方大都市的博物館就得關掉一多半。我驚的是平時走博物館未見過的大量中國古書，從草藥到針灸，從飲食到祭葬，從書法到手工藝，從繪畫到哲學，無所不包，真正的古版印刷或手書，全都來自法國國立圖書館檔案室。還有多少是不送到公眾視野下的？你這時才切身感受到當年（對中國）的“搶劫之狠”，也“絕不只是”一群貪財之徒的無理性行為，而是一次“有計劃的文明劫掠”。
你能想像中國人把波旁王朝的藏書和檔案搬到北京的情景嗎？
那些瓶瓶罐罐翻山越海地搶過來，多少還有古董市場和人之貪婪的藉口，搬這麼多古書過來幹什麼？
“既然”中華文明“野蠻而落後”，大有剷除之道理，上百年不遺餘力地“誘導”中國人改革換新，搬這麼多“垃圾”過來，除了占地落灰，圖的是什麼？
我最早發現的一個事實是，對上層精英而言，中國早就沒有“神秘”。他們深解我們遠勝過我們瞭解他們，而且有至少一個世紀的提前量。
中國人不過是“模仿”他們的皮毛，尤其是他們“特意推薦”的皮毛，
而他們是挖掘我們的本性。
他們把世界當獵場，打獵的人對獵物“不會”有一絲浪漫，而是摸透它的習性和“弱點”，尤其是弱點。
“謊言”和“假藥方”就是在研究了弱點的基礎上配製的，
“謊言”是用來給自己的民眾搭圍牆的，用以“阻止”百姓看清外面的世界，由於這個工程非一日之功，而是上百年基本朝著一個方向一磚一瓦構建，
牆之堅固以及越到後來謊言“變成”真實越“隨心所欲”，讓牆那面的看客觸目驚心；
“假藥方”則是“推銷”給牆這邊的中國人（接軌派普世精英帶路黨）的，
凡是自己具備而若對手也有便對己不利的美德，比如忠誠、團結，他們都“藏而不露”，再設法把對方的解掉；
凡是對己只是嘴利貼金而給對手則起讓拉痢人吃泄藥作用的美德，如自由、開放，他們就會張揚到全世界無一角落能拒絕，文薦不成就武薦（船艦槍砲揚威恫嚇伺候）。
所以我漸漸明白，“神秘”是一個刻意保留的“擋箭牌”，是精英為“模糊視聽”、攪渾水服務的，潛臺詞是：那個遙遠的中國是不可理喻也不可解釋的。只這樣一個注解，就把中華文明“降格”到原始文明的“位置”，根本沒資格與西方文明坐一條板凳。
“只有”深解西方人的心理底質以及“用詞”的“精挑細選”，才能悟到“神秘”這個詞可不是禮物，而是暗刀子。而且是一把雙刃劍，蒙蔽西方百姓的同時，也讓中國人永遠看不清他們的“自覺和有意”。
這個讓狩獵者垂涎了幾百年的獵物，真的還有某個角落是“神秘”的嗎？
有人可能會問這麼暗搞圖什麼？
的確，若看不透西人擅於“精密設計”的腦子便難以想像這麼一環套一環地“佈局”終極目的是什麼。
那是一板一眼都“設好了”邏輯線路的，原始文明“屬於”觀賞範疇，“不具備”對話的可能——所有“手腳”是繞到這個原點的。
起自西方的對原始文明的“高抬貴手”，是“聲東擊西”的絕妙設計，既展現“開放的胸懷”，又剿殺了真正的文明對手，可見“開放”是要將對手堵在門外的。
要知道，他們對原始文明可不是從一開始就取觀賞態度的，在戰船到達其他大陸的幾百年間，全部消滅一直是目標。
20世紀隨著東方陣營的聯手，發覺樹敵太多，反倒幫了真正的對手，於是征服的棋路迅速調整，而且彎轉得極大，一反常態變得用沾濕的眼睛欣賞了。那是用“不切實際”的渲染和讚美，捧虛滅實。
這麼一導向還真是碩果累累，全球（次殖民地）大都市的小資們無不“模仿著”讚歎非洲藝術、印第安文明或喇嘛文化。
前面滅，後面贊，前後兩種無理性可通的做法，目的卻始終如一：要在西方文明周圍“清掉”真正的競爭者和對話者。用“轉移視線法”輕易就辦到了。但害人多少也會殃及池魚，長年謳歌原始文化，西方文明自身正以驚人的速度退化，大眾藝術原始化已成定勢。
對原始文明的炒作發動於上世紀60年代，炒得之玄乎，人人都恨不得脫了褲子進原始森林才幸福。從美術的“返樸歸真”，到氾濫的黑人舞蹈音樂，最後至高潮在巴黎建起原始藝術的勃朗利堤岸博物館，幾十年洗腦還真達到了目的。欣賞原始藝術憑直覺美感就行，不像中華文明或西方文明，欣賞者必經學徒階段，掌握其複雜的文化語言，方解其妙。上百年來我們就在幫助西方文明培養中國學徒，同時將自身文明的學徒階段縮減和去除。
我對原始文明並無好惡，只是接連碰到一些不可解釋的事，一樁樁連在一起想，就拼湊出並不明示的圖案。
首先發現在巴黎各種博物館能看到的臨時展中，展示西方之外高度發達的文明的比例遠不如一些處在原始狀態的文明，也就是說辦10次印第安、非洲或尼泊爾（把這個小窮國捧為“幸福楷模”的真實目的，這麼看昭然若揭）之類的原始文化展，未必會辦一次中華文明展。像上述的道教文化展，是多少年難遇的事，何況從引言到介紹看下來也讓你產生這不過是個原始宗教而已。核心的核心就是對事物的“解釋權”，這是他們“從不放手”的。長年顛倒行事，必定誤導研究者之外的普通人：西方文明是一個孤島，它的周圍是一望無際的原始文明。19世紀這樣的觀念是明打明說的，今天轉到了地下。
下面舉一些最近的實例：
半年前勃朗利堤岸博物館舉辦南美印第安文明展，媒體大肆炒作，每天參觀者眾，我去了幾次才排上隊。走進展室，便看到了那夾在真實間、可以卸掉人的全部警覺、比通篇謊言有效得多的細節：在一面牆上，畫了一張人類各大文明時間表，在這個常識表上，唯獨中華文明被抹去了。
製表人無知？偶然的疏忽？
不久，我到位於瑪德蘭的巴黎美術館看印第安古代金器展。無獨有偶，館內同樣有一張人類文明時間表，竟也這麼巧，表上獨獨沒有中華文明。
這樣的常識錯誤偶然發生一次，是可理解的，連續不斷地“發生”，讀者自己判斷吧。
幾年前中、法文化年期間，像三星堆這樣輝煌的古文明展，被排斥於巴黎各大博物館門外，只在市政府免費展出，這就把三星堆降格於市府宣傳廊的水準。
你若去巴黎瓷器博物館，細看如何佈展，會有痛心的發現。館內為瓷器製作比中國晚了1000年的歐洲國家，都單獨、集中地設了展櫃，如果細讀解說詞，18世紀才發現高嶺土制瓷秘密的法國人有意向公眾掩蓋了制瓷技術得自哪里。自戀乃人之常情，但它同時也為日本、伊斯蘭瓷器單辟了展臺，唯獨沒為瓷器的發明者、最先進的製造者中國集中單設展臺，而是把眾多中國藏品分散到別的展臺作陪襯，樓上樓下，零打碎敲，只有研究者會從製作工藝和年代的對照看到歷史事實，一個普通參觀者轉一遍下來是“看不出”中國在世界瓷器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的。這“手法”讓人想到文人或工匠中有一些高明的偷竊者，總是“絕口不提”甚至詆毀影響他們最大的人，而“故意”東引西贊那些並未真正影響他們的人。
勃朗利堤岸博物館為自己拍了一部廣告短片，時常在電影院片子放映前插播，為“表現”歐洲對多元文化的“開放胸襟”，畫面從黑人、印第安人、阿拉伯人到南亞、東南亞、中亞人，及至日本、朝鮮人，也是“那麼巧”，“偏偏沒有”中國人。
吉美博物館是亞洲文化博物館，館內收藏單看得見的部分，不算庫存，就有５０%的文物來自中國，如果再算上中華文明影響的區域，則至少有３／５的文物。敦煌文化被劫走的部分，也在這個館。可以說這個館奠定名聲的基礎是它的中國收藏。這裏暫且不說此館借佈展長年支持“藏獨”的暗手，只看它在廣告宣傳裏做了一件什麼事。
廣告每週重複登在《Pariscope》上，該雜誌是巴黎每週文娛節目表，有影響甚廣的“文化導向”作用，是注重文化生活的人必備的手冊。來看看吉美在上面怎麼打廣告：“它（吉美）為公眾提供了從東南亞藝術、印度藝術到日本、朝鮮及中亞藝術的全景圖。它收藏的超過４.5萬件亞洲文物，來自柬埔寨、越南、緬甸、尼泊爾、西藏……
又是“巧合”，文字裏恰恰缺了主角！
這段譯文，字字直譯，連省略號都非譯者所加。
在這本和另一本巴黎唯一兩份每週文娛節目手冊上，“中國文化中心”的各類展覽時間表也不在其內，而從丹麥到日本文化中心的節目都收入在內。這一舉動讓法國普通人沒法繞開“封鎖”接觸到中華文明。
而這個“中心”做了什麼有損法國利益的事嗎？絕對不敢！這簡直就是一個“送禮”機構，在巴黎中心最富區買下豪宅，把中國最好的藝術品和文物，免費拿來給他們看，還有酒菜招待！
當中國人沉浸在“同一個世界”的夢想中，辦奧運、辦世博向世界獻禮，發動自1840年的那場文明的戰爭，從地上轉入地下，並未停息。同時他們繼續讓中國人相信，這一切都緣自誤解。
文／邊 芹
2011年6月13日 《 人民日報海外版 》
文／邊 芹
2011年6月15日 《人民日報海外版 》
讀完《向西看的那個檻》，有人可能追問：西方世界似乎繞了一大圈來否定中華文明，這究竟能達到什麼目的？
目的只有一個，就是“佔據文明制高點”。佔據了文明制高點，才能“搶佔道德高地”。搶佔文明制高點就進入了所有謀略的中心：如何“擁有話語權”。
話語權的構建是“精心操控”的巨大工程，絕不是善良、公平心、開放、透明甚至自身的強盛就能拿到的。
首先要“佔據制高點”，才能控制話語的流向。一般人只看到話語權是國力和霸權的產物，而忽略它是一個“精密的操縱系統”。其實，技巧的核心就是話語的流向操縱於誰手。
而能否占住制高點，就在於文明的自信。當年侵略者靠兵艦火炮把我們幾千年建立的“文明自信”“打掉”，可見這個“精神統治權”是要抓到底的。文明的自信就像肢體的一部分，一旦被截掉，再生亦難，文明本身隨著自信的消失而消失，並非天方夜譚。中國人以為就靠文明自身的品質，能長年維持這種自信，這樣想非常天真，在沒有惡意者的世界，是行得通的。但不幸的是，近代中國遭遇了需要絕對精神統治權的征服者，他們並不只是抬高自己，還詆毀和抹殺別人。用並不誠實的手段刻意維持著文明自信，為永遠佔據文明制高點，提供了廣泛的民間認同，亦為不擇手段把持話語權，最大限度地杜絕了民間的反感或不配合。因為奪取永久話語權並不是靠一種公正的權威，而是“操縱的技巧”：讓我的話語“不受阻擋”地流向你，而你的話語“流不過來”（注：如民主自由的台灣長期嚴密控制封鎖中國大陸電視頻道登陸入境台灣家庭客廳進行可怕的真相統戰；而民主的台灣電視台及商業大眾文化流則自由登陸門戶大開的專制中國）。目前這個世界所謂的“擁有話語權”，就是這麼回事。在這裏，製造認同是雙向的，構建文明自信是在拿掉了對手文明自信的基礎上實現的，使得話語的流向不但“不受阻擋”，反被欣然接受。
話語的流向是一場“精准謀劃”的戰爭。
引一位法國漢學家的話說：
中國在這場圖謀已久的戰爭中至今處在不設防狀態。
在這裏，“解構”對手的話語平臺與“自建”平臺是雙管齊下的，“操縱輿論”的力量不在於往自己臉上抹金，而在於往對手頭上“扣屎盆子”（妖魔化xxx運動）！
話語的流向“絕非”資訊的“交流”，而自始至終都被視作一場戰爭！
西方世界對話語平臺的“控制”有一張“嚴密的網”，從文化到體育“無所不包”，沒有一個環節是疏忽的。
就說體育吧，掌控話語的基本做法是“不播放”中國人有優勢的體育比賽；不傳播中國自己組辦的賽事；在各類國際比賽中“封鎖”中國人參賽的事實。
比如環法自行車比賽是法國媒體暑期大炒的專案，組委會邀請了中國自行車選手，但“這種事”不讓法國民眾知道。
為什麼？因為請中國選手參賽不像挑選大陸電影界名人參加電影節，藝術不是目的，政治才是由頭，不管大陸藝人自我感覺臉上多麼風光，在法國這頭就是為負面話語配料、送料的；
而大陸自行車選手參賽則難變成這個性質，既然屬於“正面話語”的範疇，就必須“阻止”其流入。邀中國人來，是為了中國媒體替法國旅遊做宣傳，也就是只讓話語“流出去”。所以沒有任何一家電視臺或報紙提供哪怕一張中國人參賽的畫面，媒介從業人員的廣泛“自覺”讓人不得不佩服這個民族自覺的權力意識以及不與外人謀的“內忠”。直到賽後數月法國媒體報導西班牙冠軍有服用興奮劑嫌疑，順帶提到有一位中國自行車選手也被懷疑，中國人參賽才透過一則負面新聞洩露出來。
這些“針對”中國人的“負面話語”，經年累月，“視利益需要”時收時放。其實法國民眾對世界是兩眼一抹黑，“新聞自由”更多是操縱的自由。
比如嫦娥二號升天的新聞是“封鎖”的；
法國人也“不知”中國的高速火車比法國快；
“不知”中國有退休制度（法國媒體“聲稱”中國人連退休二字為何物都不知道）；
“不知”中國婦女與男人同工同酬（法國婦女工資比男人少30%）。
“不知”中國能用高科技織布、煉鐵、造汽車（至今多數民眾認定中國人連織布技術都要偷法國的）；
“不知”朝鮮戰爭美國人是打不過才談判的；
“不知”從制瓷、造紙到印刷均傳自中國；
“不知”鴉片戰爭是英國人強迫中國人吸毒；
“不知”法國參與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燒了圓明園……
這麼做固然可以用心胸狹窄來解釋，但關鍵還是出於控制話語流向的焦慮。每開一個口，都不同程度給了對方“話語平臺”，控制不好，就可能引起連鎖反應。文化領域的“看守”就“更嚴密”了，因為這是“話語戰爭”的主攻戰場，一般採取“全面封鎖”或只放“負面話語”兩個步驟，這樣做既保證“話語平臺”永遠在自己手裏，又讓受眾沒有失去看世界的自由權利。比如中國電影在這裏的“專家”嘴裏，除了被挑來的幾個電影人，其餘均不存在。中國人租下巴黎電影院自辦電影周，那兩本文娛節目表，居然連續兩年把放映地點“寫錯”！可見他們之所以成天與競爭對手打“言論自由”牌，就在於自己早已握有將百姓視野“圈進”狹小區域的決勝籌碼。
上海電影節的新聞也被封鎖得“滴水不漏”，因為這是掌握價值判斷權的關鍵“平臺”。為此無論法國名人在上海得到何等榮譽，傳媒萬馬齊喑，無一例外，名人也自覺遵從，在上海讓中國人以為他們榮幸得很，回到本土則唯恐國人知道，與中國藝人拿外譽當上帝光環截然不同。
比如中國媒體廣泛報導前總統希拉克要到中國推銷其回憶錄，但這條新聞在法國是封鎖的。以希拉克與傳媒的深刻聯繫會找不到幾家媒體報導？
呂克·貝松在上海作電影節評委主席，回國則三緘其口。“為什麼”當事人與傳媒在“防火牆體系”中“配合默契”目標一致？
沒有人會為這樣的“封鎖”抱怨失去自由，更不會把去外國電影節當成要爭的福利。在他們看來這早已不是言論自由或藝術自由的問題，而事關價值判斷權歸於誰手，從價值判斷權還可以引申到“藝術定價權”，在這裏精英階層人人有這種自我意識。
“價值判斷權”直接關係文明的生存，單從經濟上講它也決定了幾乎所有事物的定價權。簡單說，話語的流向不光決定一件襯衫、一瓶面霜或一塊手錶、一隻手袋的定價權，也決定一部文藝作品乃至一個人的定價權。“中國造”的商品雖然品質同等但價格卻遠低於價值，這就是“控制”世界話語流向的“看不見的手”決定的。中國人還遠遠“沒有意識到”這只看不見的手翻雲覆雨的厲害，這只無形而有力的手可以以數年時間，用資訊（甚至假資訊）接力的方式，將某國產品變得一錢不值。這真是神不知鬼不覺的“打劫”！所以各國的“城牆”是阻擋“話語戰爭”、令看不見的手設法擴大“打劫”範圍的工具。內外不分的民族，往往輿論的心臟控於他手都無知無覺。
單講阻截中國的話語，難以服人，下面說說日本。
如果說對中國是全封鎖，對日本則是有封有放，對科技、工業是放，這意味著承認日本的工業技術水準，這個“話語平臺”背後是巨大財富，除了西方盟國間，輕易是不讓別國分享的，因為這決定了工業產品的定價權。不斷讓百姓接受某國技術水準高的資訊，就是潛移默化的洗腦，讓其認同某國產品貴得有理。
產品檔次的提升，質優固然重要，但並不起絕對作用，關鍵在於西方是否讓你擠進“話語平臺”。這才是當今世界最殘酷的現實！
話語是操控消費者價值判斷的閘門，此閘門的開啟與關閉，造成的現實結果是：中國人願意花一萬塊錢買一隻法國品牌的皮包，而法國人要求中國人以最低價格向他們出售同樣品質的物品。
兩國民眾為什麼會產生如此南轅北轍的價值判斷？
一件尋常物品的價值真有如此懸殊的差異？
話語已成為現代戰爭劫財篡權的武器。
即使對日本這個盟友，主導上層建築價值判斷的“話語平臺”也是不給的。如東京電影節幾十年被封鎖（足見電影是話語戰爭的戰略要地），法國人不知道有此電影節，即便業內參賽或得獎，也隻字不報。不能在民眾心裏樹立西方之外還有別的精神統治中心！馴養獵犬的要訣即杜絕其吃他食的可能。沒有一位日本歌星、影星得到與其西方同行一樣的對待，幾位“受寵”的導演都是西方捧出來“為搗毀”本國電影工業立下汗馬功勞的。可見藝術自由不過是拆掉別人的城牆，自己捧出的明星也不僅僅是身負藝術使命。
從上述實例看，話語的流向絕不是自發的，而是把控好的“人工渠”，是有意識的接力和傳遞過程，越是高叫“言論自由”的社會，監控機制越嚴密；這不是一場公平遊戲，而是從一開始就設計好了方向。構建自身和解構對手的“話語平臺”兩者缺一不可；這裏面更不存在偶然，“從天而降”的餡餅無一例外都落在被挑中的人手裏；話語是現代戰爭的標準武器，話語流向事關國家與文明的生死存亡，像打仗一樣需要知己知彼，精心謀劃。
2011年7月20日 人民日報海外版
1793年英王特使馬戛爾尼來到中國。他此行的使命，除了探明古老帝國的虛實，其餘目的均未達到，乾隆雖禮貌待客但什麼都沒答應。馬特使個人其實沒什麼可抱怨的，中方對不速之客一路款待，吃喝全包，以致全程陪同的中方官員送使團走時依依不捨、淚灑衣襟。
但英國人畢竟不是中國人，記得愛默生在他的《英國人的氣質》一書中說過，英國人腦袋寧死在目的上，絕不會因為個人得到好處就忘了使命。所以馬特使絲毫沒有被中國人對他的籠絡打動，他在半年橫跨中國的旅行中，一路收集軍情，順帶偷竊諸如茶樹之類的技術“專利”，這一切都在對他們“（自作多情）日久生情”的中方陪同人員眼皮底下進行。回到英國，馬特使也未有一刻顧念朝夕相處的中國人對他的情誼，去搭建中、英理解之橋，反而開始謀劃後來給中國帶來滅頂之災的那場戰爭。
我固然不希望中國人也有英國人那樣的海盜本性，因為5歲學童的要求得到滿足，就忘了美國軍艦在中國大門口耀武揚威，是不是有點像當年那位淚水漣漣的陪同官？如果說，清末的中國對世界處於一種“不知彼，不知己”的狀態，那麼今天我們至多處於“不知彼而知己”罷了。因此“知彼”，是我們的當務之急，我的全部奢望，就是能為“知彼”提供一個視窗。
最近在翻閱法國出版的有關中國的書刊時，讀到一本右翼執政黨黨員Chenva Tieu的小書：《有關中國玩藝兒的教材》。文中對那句名言“當中國醒來的時候，世界將為之發抖”的解釋頗為精闢。Tieu認為，將這句話歸於“拿破崙語錄”頗能說明西方文明的某種潛意識：“如果他（指拿破崙）擁有中國那麼多人力的話，他無疑將發動對全世界的征服。”“然而皇帝想像中的中國，一個亞歷山大大帝統率的中國，一個擁有哥侖布或拿破崙的中國，就將不是中國了！因為這樣一個擁有那些征服者、充滿了跨越邊界和與世界一比高下的中國，根本就是歐洲各國”輪番想像“或”塑造出來“的，事實上中國從來沒有試圖嘗試這一切。”Tieu準確地將兩個文明的本質差異用寥寥幾筆勾勒出來：西方文明的“征服本質”和中華文明的和平本質。所以我不認為中國由於不具征服本性，以自己的世界為中心，就應該為野蠻入侵承擔責任。說中國因為自大而挨打正是接受了征服者的邏輯。這也是我和潘先生的根本差別：他相信並接受了中國人的原罪，我不相信也不接受。接受不接受原罪也是一切的分水嶺，是近代以來被放在征服棋盤上的文明難以彌合的巨大傷口，它註定了看見與看不見“那個檻”。
不接受原罪與夢想“天朝大國”，是根本扯不到一起的兩碼事。
遺憾的是，這樣的見解，往往只能在西方人或浸透西方文明的人筆下出現（Tieu先生是生在柬埔寨不會講國語的華裔），因為我們往往以中式良心與西方人將心比心，就如西方人以他們的本能來揣摩中國人一樣。不可否認，西方是近現代工業文明的火車頭，但它走出地球一角，一路經過戰爭與災難，將他文明碾壓在地，至今沒人能測算損失成本。這個文明充滿與生俱來的“征服欲”。雖然有人對前輩洗劫中國，感到愧疚，但統治精英並無悔意，法國為將猶太人遣送納粹德國而懺悔、對販賣黑奴道歉……但何時對火燒圓明園道歉？
再說怎麼會道歉，如果中國人都覺得挨打是自己不好。
在統治階層的“刻意隱瞞”下普通民眾甚至不知道法國曾在19世紀野蠻入侵中國，中法之間發生過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八國聯軍戰爭，以及一系列以法國為施害者、中國為受害者的打劫條約。法國《世界報》股東之一、奢侈品集團老闆彼埃爾·貝爾熱就是在這種普遍無愧的氛圍中，將圓明園兩個獸首拿出來拍賣，還將這一搶來的贓物與“中國的人權”掛鈎。強盜總有打劫的理由！
但正如雨果在他那封譴責火燒圓明園的信中所說，政府可以是強盜，人民永遠不是。我從來沒有將百姓與操縱他們的統治者混為一談。但我們不能因此就為“西方文明諱”，將西方視中國為征服對象的事實抹去。《向西看的那個檻》被法國一家網站翻譯成法語刊登，有意思的是，譯者為“事先圈定”讀者的思維而“有意偏譯”，而偏導的方向恰恰與潘文的思路如出一轍：自大、排外、仇視西方。打人的與被打的思想統一到如此程度，打人者如此反應頗合邏輯，被打的人低頭認罪他都心有餘悸，若抬起頭直視他，而且竟敢破解打人的秘密，那還不罪加三等。網民的詮釋雖各有不同，卻同意“文章所舉事例是無可爭議的”。有的網友還表示過去“從來沒有注意過這些細節”。細節的篡變，真假摻和，關鍵是長期接力，大眾在這種“輿論操縱”的“技巧”中無知無覺。所以在文明另一極的中國人上百年沒有發現不足為奇，在征服者“設定”的“思想軌道”上做慣性思維，沒有幾代人是脫不出的。技能型智慧與思想的獨到並無必然聯繫。
所以舉幾個美國例子——女兒的歷史課、學習太極拳、掛上五星紅旗等來證明我說的“不符合事實”，是用對葉子的瞭解來證明研究森林的人無理。以美國國土之大，華人之眾，在某地某時，看不到我說的現象，是可能的。太極拳早已成為一項國際體育運動，各國都有人練，法國也不例外，就像中國學小提琴的人成千上萬一樣。班上掛五星紅旗只是美國人給予接納的人的一點公平，甚至是禮貌的一部分。這面小旗也毫不阻礙美軍炸掉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介紹“南京大屠殺”確有公正的一面，但也不乏推助華裔歸化的考量，何況針對的是中、美二戰的共同敵人日本，這同樣遮避不了美日今天的軍事同盟，以及針對中國大張旗鼓的聯合軍事演習！
我佩服西方統治者的地方，就在於他們“極擅長”讓被洗腦的人在“不知不覺”中被洗！這是一門“高等藝術”，讓人察覺的就不叫洗腦、而叫灌輸了。潘先生舉了李娜奪得法網女單冠軍的例子來反證。如果一個體育項目，西方人占絕對優勢，且由正拓展中國市場的國際奢侈品集團贊助經營，偶爾有個冠軍讓中國人得了，而西方主流媒體不報導，那就不叫洗腦了。
但只要看看世乒、世羽冠軍是否同樣命運，比較報導李娜奪冠的新聞與對中國奧運新聞的“惡意操作”（我曾寫過一文記述在法國觀看2008年北京奧運會），就可看到什麼叫輿論操縱。更何況，在關於李娜的報導中有一些微妙“細節”，比如法國媒體在不封奪冠事實的同時，大多摻進了附加主題，說李娜是與政府對抗的人（法國《解放報》報導標題“李娜，一個樸實的反抗者”），她的成功與其母國無關，她根本移民德國。這些“細節”才是“洗腦”的內容，也是西方精英的高明之處。由此一個中學女孩在美國學中國歷史，極有可能辨不出這類“細節”。再說快成年的女兒要到美國的課堂上才第一次感覺中國不錯，豈不是中華文明的悲哀？
至於以法國之眼涵蓋西方，是因為此“西方”不是泛指歐洲、北美及大洋洲的白種基督教國家，也不是七國集團，而是英、法、美三國。自17世紀英國打掉西班牙，英、法成為列強瓜分世界的主謀，一戰英、法聯合戰敗德、俄，二戰美、英聯手制服德、日，法國搖身一變擠進戰勝國行列，征服統領權移交美國。數百年來，西方主要就是這三個國家在全球發動軍事和文化征服，而在道義上始終未被打敗。
臆想“這個民族簡直太傻、太劣質了”，是把我沒有說過的話套在我頭上。感歎中國人善而天真與認定其“劣質”之間的鴻溝，任何不帶預設眼光的人都能分辨。于我而言，看見中國人的善也是到了西方有了比較後的領悟，絕非“天朝大國”的先天意識，更不可等同於“目中無人”。當我們津津樂道於西方奢侈品，甚至將其請入國家博物館時，人家並沒有滿足“市場經濟的魅力”，而是竭盡全力在一切領域、用盡一切手段（從寧點燃火炬時，法國人是這樣解說的：中國人推出“李寧牌”與法國的XX牌爭奪市場！封殺中國高鐵、嫦娥號……非關新聞價值而是利益驅動，是刻意避免為中國製造做免費廣告！在以征服為目的的西方上層精英看來，沒有免費的午餐，也沒有偶然，一切都在“算計”之中！
“何以”中國人眼睛亮一點就是對西方的仇視？
此種“荒謬邏輯”為什麼總像“衛士”似的衝出來“遮擋”已經毫無憂患意識的國人之眼，好像我們介紹一頭肉食動物時，說老虎可能吃人就是仇視老虎？
把中國人任何一點自尊都上綱上線扣上“排外”的罪名，把“開放”作為對中國人的道德要脅，正是落入了征服者設計的思維陷阱。
其實有人願意呆在“明信片”視野裏沒什麼不好，以“國際主義胸懷”去搭橋也多多益善，只不過若以為2008年後西方輿論對中國略抬貴手是中方友誼搭橋、而非抗爭與實力迫對方調整戰略方針，真乃“知己”的水準都夠不上。
218年前，假如陪同馬戛爾尼的中國官員沒被英國紳士的溫文爾雅和自己兩面討好的心理蒙住雙眼，一路細察來客的真實意圖，也許中國人就不用等到1840年才發現天敵的到來。
中國藝術話語權已被西方控制
北京798藝術區，很多藝術品的創作風格完全“迎合”西方“政治藝術基金的”路數，作品不僅稱不上好，甚至令人“反感”，卻能在海外拍個好價。
十幾年前，創作這些作品的藝術家甚至連飯都吃不上，“但是他們的創作卻迎合了西方對中國的偏見，如屍橫遍野，血淋淋之類的作品。”鄭說，如此種種尚未反映中國真實面貌的作品卻在西方火得爆棚。
爆棚之後，他們開始“回流”。一如眾多業內人士所說，海外回流是一個兩頭賺錢的生意。一方面，海外藝術基金將中國藝術品帶入海外拍場時賺了一筆；另一方面，回流國內拍場時再賺一筆。
獲利是小，鄭惠文想到了更嚴重的問題，那就是：將中國的文化、審美觀以及意識形態導向了另一個方向，以至於眾多藝術家會陷入一個誤區：原來詆毀人們生活的藝術品在西方能賣到高價。
為了生存，他們的創作開始了一條有別于國人的路子。鄭曾在798藝術區看到一幅名為《為人民服務》的油畫，“為人民”塗上了金色，字型大小很大，“服” 字則呈傾斜狀，“務”字幾近萎靡。
有藝術批評家表示，這樣的作品對中國的意義微乎其微，西方“很喜歡”這樣的題材，這明顯是為“迎合”西方所創，如果中國所有的藝術家都沿著這個路線走，那麼就不是藝術本身的問題，而是文化入侵的問題了。如果這種現象得不到正確的指引，我們國家文化價值取向就會被這些【（別有居心政治目的的）西方的政治基金】所“引導”，長此以往，我們的文化安全令人擔憂。
引導市場風向
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文化底蘊，文化底蘊的存在也就是民族精神的體現形式。百度百科將“文化入侵”做了如下詮釋：
“侵略”，指的是一個國家或民族有目的有計劃地對他國或另一文化入侵民族的征服行為。
因此，“文化入侵”可以定義為一個國家或民族對他國或另一民族通過文化改造和思想改造而達到的征服行為。
“而西方的這種文化入侵，正是在中國藝術市場百花齊放，以開放的姿態接納各種藝術品的時候。”
“看清”了本質，鄭惠文有些激動。
的確，金融危機之後，中國藝術品市場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整，整合能力迅速增強，以大中華圈為中心，再加上印度藝術品市場的不斷興起，尤其是中國香港與北京的呼應，加快了亞洲藝術品市場復蘇與整合發展的步伐。
這段時期，不少業內人士看到一種“現象”：海外資金利用中國對藝術品市場的開放政策，開始“引導”越來越多的中國藝術家向西方意識形態“傾斜”，借此“引導”國人的“價值取向”。
於是，那些“扭曲”的作品賣出了高價。
他們不敢想像的是，長此以往，若干年後，或許博物館裏陳列的都是咧嘴的、齙牙的、光頭的、傻笑的創作。一旦如此，甚至可能給國際上“不瞭解”中國的普通民眾造成“誤解”。而實際上，並非中國畫扭曲，而是美好的一面尚未呈現。
“這樣的價值取向無疑是海外資金通過經濟槓桿對藝術家的誘惑。”
鄭解釋道，“表達美好內容的創作不能賣出高價，而那些扭曲的作品卻火之又火。如果中國的藝術家形成這樣一個固定的價值取向模式，就相當危險。”
所以“漢唐藝交所”在自己的肩上加了一份責任：我們要回歸到藝術本身，選擇具有美學內涵的藝術品上市交易，並使主流藝術家得到相應的經濟回報。
保護“文化安全”
“漢唐藝交所”的想法很容易理解。既然“海外資金”可以“引導”中國藝術品的創作，那麼我們中國的藝交所也能起到同樣的作用。而這個方向即是保護了中國的“文化安全”。
此前，提到“文化安全”的中國學者並不多。最早可追溯到1999年，彼時，林宏宇和朱傳榮曾發表關於“文化安全”方面的文章；
2004年，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曾出版過《國家安全學》一書。
據其解釋，“文化安全”是指一個國家或者是民族區域內，自身發展及傳承下來的民族文化(包括語言、文字、民間藝術、文化景觀等)的獨立性特徵。
顯然，這其中網羅了藝術品。鄭說，在藝術品層面，可能國家沒有想或者不方便操作此類項目，那麼如果民營交易所能在文化安全方面做一點事情，不僅能讓藝術作品回歸到本原價值，還能引導更多更好的藝術品創作。這是文化藝術品交易所義不容辭要承擔的責任。
但是，這並非“漢唐”一己之力所能為之。如果借助中國所有文交所的力量，勢必需要相關政策。
藝術品交易所的創始人們誰也不希望國家通過某種方式叫停交易。或者說，他們認為交易本身不應該是關注的重點，規定上市藝術品的類別和內容才是重中之重。
換句話說，就好比“廣電總局”對電視和電影的審批一般，哪些電影能播，哪些片段需要剪掉，這是關鍵。鄭惠文呼籲，主管部門出臺政策的重點需放在上市藝術品的選擇方面，而不是將目標鎖定在交易方式上，這才是涉及到我國文化安全領域的重要內容。
這是用政策和經濟槓桿引導藝術創作的一種模式，如果那些表現美好內涵的藝術品上市，年輕的藝術家以及美院的學生都會延續這樣的創作方式，由此，市場便能引導藝術家的價值取向。
【網友評論】
在金錢盛行，以錢為導向的社會風氣下。能阻止藝術家出賣良心嗎？在商品社會，能夠用來換錢的都是商品，包括良心！
那個哎喲喂就是一個典型啊。。。所以對那個798，個人覺得就是扯淡的玩意兒，好像那個新來的香蕉人去過的。
“為了生存，他們的創作開始了一條有別於國人的路子。”
呵呵，作者為了什麼話語權，就要剝奪藝術家的生存權。
中央的圓桌會議重點就是重商主義。
“戲子”叫藝術？他們“叫賣”的文化，我從不承認現在的文化是中華文化。
這是“扭曲的一代”，思想文化上“扭曲的一代”，
所以作品嘛，也就“遵從”西方的審美觀。
至於本民族的審美觀，在他們看來，那就是落後，是原始社會。
人“自賤”到這個程度，我只能說，夠了，不能再過了。
這讓我想起了管仲的經濟戰爭，難道現在的中國還會掉入這樣的“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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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大兵比日本鬼子更殘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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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強姦了34個越南女人＞
我所說的和所涉及的，都是我親自幹的和親眼所見的，對所說和所看到的事實，我願承受法律責任和上帝的裁罰。
我的證詞如下：
在我接到命令火速率隊趕到硯港時，才知道是執行往西貢給友軍押運女人的任務。
羅斯上校告訴我這是一樁秘密，不得外泄，因爲我們已經開始增兵，沒有必要因爲幾十個越南女人而給部隊的聲譽帶來不必要的麻煩。同時，我還得知，這是北越女俘首次被送往西貢充當妓女，也要格外謹慎。從介紹中得知，她們是在胡志明小道之戰因掩護北越傷病員而被抓獲的。
當天下午，我便領隊進駐硯港郊外的女俘營。
按照程序，我監督著看守人員，強迫這些女戰俘在自願賣淫的證明上按手印實際上這些女人都是被暴打後神志昏迷後按的手印。我清點了人數，整整51個。爲了長途運輸的方便和不致於傳染病毒，醫生們給她們檢查了身體和做了必要的清洗，確定沒有性病後，我決定當天晚上押運行動開始。
在船上，我從34團的問詢電話裏得知，一個月前從泰國徵募的妓女，到達駐地剛剛營業3天，便被空軍誤投的炸彈全給炸毀了，致使陸軍和空軍發生火拼。34團的官兵，已有6個月沒有見過軍妓，平均每天發生二起強姦或輪奸當地女人的事件，使駐軍的秩序受到某種威脅。同時，有一個小隊發生集體雞奸的事情，他們全部都受到軍法制裁。34團軍的長官要我們盡力快速趕到。
但艦上發生一件事，致使押送女俘的任務變得無法完成，當然，我是策劃者，有逃脫不了的罪孽。
（我願承受法律責任和上帝的裁罰）如果，我不認同不支援，也許不會發生。
我一檢查，知道自己根本操作不了。
海軍是美軍中建立隨軍妓女最早的兵種，他們可以在戰閑時把妓女收集在艙底，供海軍官兵在航行時淫用。而陸軍則沒有這麽好的條件，所以，他們見押上船這麽多女人便騷動起來。由於暈船原因，海軍官兵幫助我們分擔一些警備任務，事情便出現在這裏。他們把底艙全都封鎖住，然後逐個地提前享受這些昏沈沈的越南女俘，他們把這些女人的衣服全都脫下扔進大海，然後進行性虐待。
美國海軍的性變態是出名的。
這時，我們的一個士兵也不知從什麽通道，誤闖進集體姦淫的底艙，結果被海軍官兵暴打一通，扔進大海，可是這位士兵從小在海邊長大，最後從舷梯爬到船上，將情況報告了我。我一聽火了，命令部隊封鎖所有艙門。我領一隊人馬直奔艙底，把赤身裸體的海軍官兵全都驅逐出去，下令我的部下按小隊輪流享受。他們領我到船艙，一個看起來臉色最好的女人木呆呆傻稀稀地倚著門，神經似地有些遲鈍，臉上毫無表情，死人樣地立在我眼前，我讓她躺下。她好像聽到什麽指令，身子往後一仰，四仰八叉地躺到床上。我把她的下身拖下床，在這一刹間，我發現好像有什麽東西從兩腿之間掉了下來。
從她的陰道裏，我掏出了沈甸甸的高射機槍的子彈殼。隨後，一股發黑的血水湧出來。這時，我也接到報告，艙下的女戰俘不同程度地都遭到這樣類似的性摧殘。
等我趕到底艙，看見從女戰俘的體內掏出各種子彈67發，子彈殼134個。3個女戰俘的乳頭上被倒上彈藥，點燃後把胸部燒焦，有一女戰俘被幾個士兵撩在地板上，她大叫肚子痛，但她體內好像沒有什麽東西，18分鐘後停止叫喚－死亡了。
事後，據海軍知情人說，是有人將槍藥灌進這個女人的陰道，造成她中毒死亡。我的無恥和天良喪盡，就是讓部下簡單清理完後，繼續讓她們開始接受姦淫。由於她們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摧殘，很難滿足士兵們生理上的需要，隨後也引發了性虐待。
一個士兵竟然把一個圓型手榴彈放進一個女戰俘的體內而取不出來，這可能會炸沈這艘船。我們火急地把這個女戰俘從底艙扶到甲板上。這是個年齡？有十七八歲的少女，經過這幾個月的蹂躪，己經變得皮包骨頭。她兩眼冒火地看者我們，一言不發。幾個士兵試圖取出這顆爆炸物，但都失敗了。我只有下達命令，將她推進大海。就在這時，這個少女突然向我奔來，幾個士兵急忙上前阻攔，扭住她，也就是在這時，一聲巨響，4個士兵全都崩上了天，最後血肉成塊地從空中抛落到海洋裏。
這個少女是我一生中最不敢忘卻的人，她的被炸使人每每想起都膽戰心驚。戰後，我搬到一個新居，鄰居家有個女孩長得和這個姑娘一樣，她每次朝我笑，都讓我心驚膽戰，後來，我還是找了個藉口搬到洛杉磯去了。
發生這件事後，我下令凡是到底艙性交的官兵，一律不得帶武器，並且不准性虐待事件再次發生，因爲，女戰俘是屬於全體官兵享受的公用財産，不得任意損壞，一經發現，軍法制裁。
海軍要求性交，否則將要停駛船艦。
經研究，可以讓海軍官兵享受這船上的女戰俘，但必須按軍規執行，也就是交納費用，我們決定利用這次押送女戰俘的機會給死亡官兵家屬掙些撫恤金。
價格定爲每次6元，海軍說她們比其他來的妓女要價還高。我說，這是海上，不是陸地。海軍接受我們的規定，我們用這些女醫生和女護士，進行收費。
在我們終於達到西貢邊一處無名碼頭時，船上51個女戰俘還剩下50個，我在友軍聯隊的隊部轉交了這些女人。
其實，我交給他們的充其量是一堆已經開始發黴的肉塊，即便用來做解剖也沒有什麽價值了。她們能否完成一個饑餓了半年的幾百男性的需要，不論從哪個角度說，都不具備這個能力了。
當我把她們押進新蓋的女俘營時，我看見急不可待的官兵縱慾隊伍已經排出了幾里多地，而且都脫掉了上衣；排在前頭的士兵，乾脆解開褲帶拎著褲子等待。
這50個女人，將在這裏經受任何人都無法想像的性蹂躪和性摧殘。女醫生和女護士們，她們在國家被侵略時成了性標本。這件事情迄今未有越南人出面做證，難道所有的人都在抗戰中爲國捐軀了？
這些運往酉貢女俘營的越南女人們，她們最後的結局是怎樣的呢？結局可想而知，但其悲慘是無法想像的。這是發自西貢的文本，給我們一段恥辱不堪的回聲，擊打著每一個因讀解文本而心頭發痛人的心。
電文：
現已執行。
作爲美國軍人，爲了歷史形像和軍隊的形像，你務必在明天裏將44532號女俘營內全部越南女俘消滅，同時做到無痕迹可追查。
接到命令後，是非常倉促的，但我們爲了今後軍隊的形像，立即召開會議討論如何才能將44532號女俘營裏越南婦女從地球上抹掉，大家提出了34條建議，最後選擇了毒氣。爲什麽選擇毒氣呢？一是鄰部隊剛剛從本土運達駐地一批毒氣彈，現在已經派不上用場，所以他們決定銷毀。
我們與他們取得聯繫，當天夜裏將40名女俘趕進一座山洞，清點人數反復核實，最後全都捆在一起，實施毒氣彈爆炸。截止第二天清晨，化學兵進洞去搜索，無一生還。
隨後，我調來3個火焰噴射器，徹底燒焦了這些越南女俘的體。然後，又讓工兵將洞內裝上炸藥，包括各種肯定要上繳的彈藥引爆。最後造成整座山峰大滑坡，泥石流一湧而下，鄰近3個村莊被吞沒，村民據現在統計共有54人失蹤。
我已經到了肝癌晚期，我一直想說那件事情，我也一直不敢說，因爲我還有一個兒子，我不論從自私的角度還是顧及面子的角度，都使我不敢輕易講出來。人們理解我，說我能夠到死懺悔；不理解我的，肯定會指我的後代說是罪惡之家。其實，我每每走到越戰紀念碑，都不敢進去，一是怕他們看出我的心虛，二是心裏感到嘔吐，我知道，如果當初戰死，也不配到這裏？一席之地的。
在越南期間，我幹了一個帝國主義士兵能幹的一切，我不能迴避，也不能粉飾，因爲那是戰爭，尤其是一場非正義戰爭，我不可能保持人性和人格，也不可不參與制造罪惡，我們去，就是要繁殖罪惡的。
1970年，我們和18團、51團和104團集合在一起，在多爾中將指揮下，向胡志明小道的越共軍隊發起了進攻。
這一仗打得是最艱苦的，我們的士兵成片成片的倒下，終於迫使越共軍隊在作戰了18天後，撤出防線，繼而全線崩潰。我們踏著血污和爛肉？佔領了許多村莊。
我當時僅僅是一個剛增補入伍的新兵。我承認，我打死了4個越共士兵，用刺刀挑死一個還沒咽氣的俘虜，那時，沒有一個軍官向我們宣佈日內瓦條約。我們得到的命令就是：殺、殺、殺。戰爭和血腥使人發瘋。抽大麻有癮，吸毒品有癮，你們也許還不知道殺人也有癮，這是一種在世界上能居首位的癮，它能讓你産生一種屠戮的快感，也讓你能知道什麽是生殺大權的實質，這是最刺激的人間遊戲，你可以由於殺人而感到自己存在的偉大和自豪。我和我們的軍人，都成了殺人狂，所以我當時認爲這是全軍的傑作。
從感覺上，我並不喜歡越南女人，她們身材不行，可以說是五短的身材，好像是近親結婚的産品，不屬於暢銷産品，但戰爭期間是沒有空餘時間去審美的。何況，屬於我們妓院的全體女性被緊急徵調到外地，她們離去已經有45天，長官說戰前返回來，可是我們有的官兵已經躺在子彈下，她們還是沒有回來，說是在回來的路上遭遇到狙擊。
下層官兵們說，不知又被哪支凱旋的部隊中間截留了。我不得不承認，越共確實是訓練有素的隊伍，比起南越的軍隊更加善戰和能戰。他們越是這樣能戰，越能激發我們的暴行。我是第17個衝進村莊的，也是第一個衝進衛生院的。
當時越共全線崩潰，已經聽不到什麽槍聲，229隊留外防守根本沒有進村莊，只有我們是在一片寂靜的等待中進入衛生院的。從靠近這座醫院到最後進去，估計有 20分鐘，我沒有聽到一聲槍聲，也沒見一個戰友倒下去，後來的槍聲，是我們自己打的，遭到阻擊的傷亡報告，顯然是瞎編的。
我們隊士兵撲進去，因爲有當地人提供情報，說有90多名越共傷病員躲藏在醫院裏。這時，上來一群女醫生和女護士，圍住我們，告訴這是醫院，不允許我們搜查。上尉邁克下令：把她們全都看管起來，搜捕越共士兵。
78名女醫生和女護士，均被押進一間大屋子，等待處理，因爲她們的頭頭說：這裏全是平民病人，沒有越共傷病員。而我們的情報則是得知越共傷病員，全都藏匿在醫院。果不出所料，我們從醫院裏搜出90多名越共傷病員。
上面下令：我們用刺刀一鼓作氣地挑死64名掙扎的越共傷病員，這裏變成了殺豬場，到處都是被未殺死的越共的嚎叫聲。
229 聯隊這時奉命換防，闖進醫院，見關押著許多面目嬌俏的女人，便一下把房子圍住。我們一看，這便宜事也不能讓他們占了，於是放棄對傷病員的屠殺，也持槍衝了上去，兩支隊伍對持起來。229聯隊大聲叫：我們都3個月沒有見到過女人了。我們也衝著他們喊：我們也是，整整3個月。
這時雙方的長官聞訊過來，他們先是看看慾火中燒的士兵，又看看驚恐中的越南女人，兩人怎麽商量的，不知道，總之雙方都抽出12個人，把守著學院各個通道和大門口。也就是在這時，越南女人可能察覺我們的企圖，趁看守不備，衝出房屋，和警衛撕打成一團，並大喊大叫，希望能有人來搭救她們。我們一起湧上去，和她們撕打在一起。中隊長格斯扯住一個最漂亮的女醫生的頭髮，把門一關，頭髮正夾在門縫裏，女人不敢掙扎，她一掙扎便掉下一縷頭髮。
我看見她躬著腰，腦袋趴在地上，臀部住上翹著。格斯可能是被眼前這個不停責駡的女人激怒了，也或是早就蓄謀要強姦這些白白到手的越南女人。他一軍刀把這個女人的褲帶挑斷，女人大叫一聲，扭頭想要護住腰，頭髮被扯掉一片。中隊長扒掉她兩隻鞋，將褲筒抓在手裏往下一扯。整個醫院都聽到這個女人的尖叫聲，好像被火燙了一下的母貓。格斯擡起靴子猛地朝這個女醫生太陽穴一踢，這個女人立即沒了聲音，癱倒趴在地上，兩上士兵上去，把這個昏迷女人的褲子扒下來，然後翻過去，讓她仰面朝天地擺在中隊長腳下。
他把槍一扔，喊了一聲："讓我們快樂她們吧，她們等了我們18天，士兵們，別讓她們罵我們美國人無能。現在我命令：預備，目標，這裏的所有女人，前進、佔領、摧毀。集中一切火力，開炮！"
我們一聽，馬上掀翻手中掙扎的女醫生和女護士。整個學院的操場上，變成了強姦的遊戲樂園。
我撂倒的是一個十八、九歲的女護士，一臉雀斑，黑呼呼一個蒜鼻子，兩隻眼睛早都哭腫了。可我當時根本沒有挑選的餘地，也不可能。
強姦這事，像瘟疫一樣傳染得非常快。我一槍托打暈了這個亂咬我的越南女人。她的頭上和口裏往外流著血，倒在地上。我用刺刀把她的上衣和內衣、褲子和內褲全部挑開，然後像所有的士兵一樣，在越南人的土地上把她給強姦了。在我強姦她時，她醒來了，抓破了我的腮。我一刀背，把她的滿嘴牙也敲飛，她滿臉都是血水。
我剛剛從她身上爬起來，她便給五、六個士兵拖到一邊，進行了輪奸。
現在，整個操場上，到處都是半裸的美國兵，和全裸的不是躺著、便是亂跑的披頭散髮的女人。兩個隊長在強姦完兩個士兵按著的最漂亮的女人後，高高地坐在新搭起的臺子上，欣賞著士兵向越南女人發瘋的衝鋒與開火。
在這種光天化日之下，越南女人平均每個人承受了6個士兵的輪奸，但這也不是很好惹的女人，他們不知從什麽地方拿出剪刀，在混亂中竟然砸穿8個士兵的頸動脈，剪掉5個官兵的生殖器，還有3把剪刀全都捅進士兵的肚子裏。我們很晚才發現，主要是現場太亂太混雜。我們的官兵被這些不屈不撓的女人整整砸死了18名。這其中有我們平日敬仰的查理頓少校。不久，這些被輪奸過好多遍的女人，全都被捆綁在一起，追查兇手，但沒有一個自首。最後，我們架起機槍威脅她們．如果不站出來承認，就全都槍斃。
這時，站出14名女人，還沒等她們喊叫什麽，當場全都用機槍消滅掉了。
我看見起碼有14個女人被嚇得尿了褲子，雙手捂著赤裸的大腿亂抖動，有兩個女人乾脆癱在地上。更多的女人是咬著牙，抱掩著胸部，希望也一陣機槍把自己打死，但她們想錯了。
這64名女人被強迫捆綁在一起，全都被軍醫打了麻醉藥，扔到卡車上，用布蒙上眼睛，拉到一座不知名的房間裏，充當隨軍妓女，那裏四處都是鐵絲網，且都通了電。
我們小隊被命令守護這些女戰俘，並擔任士兵在接受性快樂時的紀律管制的執法隊責任。她們大都不服被污辱，反抗和尋死的事時時都有發生。一個女人用指甲把自己的喉嚨挖得差點漏了氣，小隊長一氣之下，用軍刀把她兩隻手掌全部給剁下來。結果，這個女人當時就昏了過去，同時，8個士兵撲到她的身上，在第六個剛剛幹完，第七個還沒有上去時，這個女人己經挺了。
還有一個女人，也不知從什麽地方來的勁，沒有一個士兵能和她順利性交。小隊長見狀，便命令人把她裸體綁在一個圓木桶上，是仰臉八叉地捆住的。
來的士兵，這回可不用費勁了，只待滾動木桶就行了。不到3天，這個女人也死了。
這不是最殘酷的，最殘酷的是一個女醫生就是不就範，3個士兵最後才把她撩倒在地上，而她還是殊死抗爭，小隊長命令把她的手反綁上，拔出刺刀，讓士兵拉開她的兩條腿，"蔔"地一下從陰道插進去，然後讓她起來隨便走。
這個可憐女人，兩手亂抓軍刀拔不出來，鮮血直流。這是個剛烈的女子，最後忍著疼痛站起來，兩腿叉開往地下一坐，大叫一聲慘死在操場上。
有一個女人在被強姦時，咬掉一個士兵的鼻子，痛得士兵捂著鼻子原地蹦跳大叫，這個女人被捆到電線捆上，先是當靶子遠距離用手槍擊碎兩個乳房，最後剖開肚子，從裏面將子宮割下，撐大套到女人頭上，陽光曝曬下，子宮膜開始往回收縮。最後將女人頭部緊緊地箍住，這個女人始終掙扎著企圖喘上一口氣，最終在越來越緊的繃縮裏，憋死了。
我們叫這"從哪來回哪去"，在越南經常這樣幹。
也許最可恨的是中隊長的嗜好，他這個人不知什麽時候養成一個愛好，他專門吃焙了的女性子宮，並且是處女的。於是，他把早就捆起來而未讓士兵上手的一個15歲大的護士活著剖開肚子，掏出只有雞蛋大的子宮，用瓦片焙起來，這個女孩一直沒死，血和腸子流了一地，躺在一邊，看著自己的器官被焙熟，看著被中隊長吃掉，最後，頭一歪死去。她的心，被另一個士兵趁熱掏出來，生生地吃掉。
也許是這些事，使她們採取了一次意想不到的行動。她們竟然能在統一時間裏咬斷23名士兵的生殖器，造成18人搶救無效死亡的重大事故。
我奉命抓獲的8名女人，用刺刀逐個地劈死，是先剖肚子後劈腦袋的。我是眼見著白白的身子一個個折斷在我的刺刀下的。當天夜裏，我惡夢纏身，不住地大喊叫起來，後來我被送進了精神病院治療。我在侵越期間，共姦污越南女人34人，親手殺死8個女人，開槍打殘3個婦女。
戰後，我一直想說出來，可一直也沒有膽量。
今天，我說出來，是因爲我鍾愛的兒子，前天死在大草原的車禍裏。在這個世界上我沒有親人了。這是報應，也是我罪有應得？
美國對哥倫比亞的新殖民政策-「哥倫比亞計畫」
提到哥倫比亞，許多人就會立刻聯想到這是“毒品”與游擊隊氾濫的罪惡淵藪之地。（好萊塢影視大眾文化意識流洗腦工業）羅素克洛和梅格萊恩搭檔演出的「千驚萬險」就是以哥倫比亞為背景，影片“描述”的哥倫比亞左派游擊隊在邪惡帝國蘇聯垮台後變成一群以販毒、綁票維生的恐怖份子，長期以來許多美國人也相信政府與主流（民主自由）傳媒對於哥倫比亞的（謊言洗腦）宣傳，相信美國政府目前已耗資數十億的「哥倫比亞計畫」（Plan Columbia）可以消滅哥國毒梟和游擊隊暴力，
然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證據卻證明事實“剛好相反”。
事實上，「哥倫比亞計畫」只是美國長期對於中南美洲“政-經-軍干預”的一部份，在美國喬治亞州的班寧堡（Fort Benning），有一所「美洲軍事學校」（SOA, U.S. Army School of the Americas），該校一直被諷刺為「殺手學校」（School of Assassins），因為該校的課程以訓練謀殺、綁架、（軍事）政變、嚴刑拷打著名，數十年來“培養”出六萬多名拉丁美洲的軍人，智利民選總統阿葉德被軍事獨裁者皮諾契特（軍事政變）推翻、大主教Oscar Romero被暗殺、瓜地馬拉36年內戰死亡或失蹤的20萬人、薩爾瓦多超過900名平民被屠殺等等，都是“該校”畢業生的“傑作”，女性受害者還會遭強暴虐殺而死，毫無反抗力量的兒童被活埋或摔死；它也“培養”惡名昭彰的（美帝傀儡）軍事獨裁者－包括巴拿馬、波利維亞、瓜地馬拉、薩爾瓦多，並且是“右翼民兵”的訓練所──例如尼加拉瓜殘暴的「國民軍」就是SOA（美洲軍事學校）的畢業生，後來組成“右翼恐怖份子”Contra（桑定游擊隊）。前巴拿馬總統就稱「美洲軍事學校」是「拉丁美洲最大的亂源製造基地」！
在日漸高漲的抗議聲浪下，該校“改名”為Western Hemispheric 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WHISC)，但是至今仍然繼續培養每年一到兩千名的畢業生（目前１／３的受訓者來自墨西哥，因為該國要“對付”以Chiapas省原住民為主的薩巴塔游擊隊（Zapatista），每年耗費美國納稅人大約兩千萬美金。
和其他拉美國家相比，哥倫比亞派遣最多軍人（目前已超過一萬多人）到ＳＯＡ（美洲軍事學校）受訓，其中許多高階軍官都犯下違反人權的罪刑，哥倫比亞軍方和殘忍著稱的右翼民兵組織AUC也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使得在哥國每年有超過三萬人被殺、一百萬人無家可歸。1986年以來已經有三千八百名工會領袖和組織者遭殺害，在去年（２００１年）的前十一個月就有180名工會領袖被暗殺，過去十幾年以來，超過三萬名工人、農民、人權組織者、左翼領袖、教師等被軍隊和右翼民兵殺害。最大的右翼民兵組織AUC的領導人對於謀殺工會領袖毫無悔意，他說「我們有理由殺那些人，因為他們（工會領袖）妨礙他人工作。」因為暴力事件頻仍，自從 1985年以來，已經有兩百萬哥倫比亞平民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園。
在美國主流（民主自由）傳媒（謊言洗腦）宣傳下不斷“被污名化”的左翼游擊隊──其中一股最大的力量FARC「哥倫比亞人民革命軍」（有一萬六千到兩萬人的武裝力量，由工人、農民、組織者所組成）－經由過去36年以來的組織工作，哥國基層人民對其支持率不斷提高，專家估計該游擊隊在哥國自治區的影響力已經超過50％，相對的哥倫比亞所謂「（美帝扶植傀儡）民主」政府，則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貪污腐敗政權，人民對政府的失望清楚地反映在哥國的投票率上（低於40％），目前FARC直接掌握的非武裝區（約瑞士大小），也完全沒有上述的暴力事件發生。
在2000年，美國政府投入十三億美金到「哥倫比亞計畫」以及之後六億美金的「安地斯行動」（Andean Intiative，因為哥倫比亞屬於安地斯山脈國家）（其中一億給哥倫比亞軍方），“宣稱”該計畫是「對抗毒品之戰」（War on Drugs）以及心照不宣的「對抗左派游擊隊（美國政府定義下的“恐怖份子”）之戰」，事實上，該計畫對於消滅毒品毫無助益，因為大部分的款項給了““美國跨國”公司”，例如「孟山都（Monsanto）」、United Tech、Sikorsky等，用來進行軍事訓練、購買直昇機和除草劑，另外，美國政府也已提供哥倫比亞軍方和“右翼民兵”十五億美金。
然而，哥倫比亞政府和軍隊本身就和毒梟“連為一體”，政府軍隊和右翼民兵就是毒梟“背後”的軍事力量，前SOA（美洲軍事學校）的教官就曾說「SOA是拉丁美洲軍官洗毒品錢的最佳地點」，美國持續提供哥倫比亞軍事援助反而助長軍隊和右翼民兵繼續在國內“鎮壓平民”、違反人權，並且讓毒梟勢力更擴大。
此外，美國在哥倫比亞四處噴灑除草劑，宣稱這樣就可以消滅古柯鹼作物，但其實是毫無差別地噴灑在一般農田和雨林上，不但使得農作物大量枯死、農民無 法維持生計、亞瑪遜雨林的生態環境遭破壞、原住民生存環境受到威脅，更讓古柯鹼產業暴增超過100％，在1994到1998年，哥國大約種植45,500公頃的古柯鹼作物，但是有超過140,800 公頃的一般作物、古柯鹼和雨林被噴灑，從1999年到2000年，古柯鹼的產量反而增加60％，噴灑除草劑不但完全無效，反而讓種植古柯鹼更有價值。
著名的拉美學者James Petras就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是美國對拉丁美洲“再殖民”的試金石，因為哥倫比亞目前擁有第三世界國家最強大的游擊隊力量，開始動搖美國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力量”（哥倫比亞的石油是美國重大利益所在，美國從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和厄瓜多進口的石油比波斯灣還要多），因此若能藉由「哥倫比亞計畫」一舉摧毀反抗的力量，則可以再度建立美國的新帝國主義力量，因此越來越多人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實際上是「死亡計畫」（Plan of Death）。
今年（２００２）4月19-22日，在美國首府華盛頓有大規模的反戰（4月20日舉行大遊行，主題為「停止國內和國外的戰爭」Stop the War-At Home& Abroad，詳情請見：http://www.a20stopthewar.org/）、反全球化和「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National Mobilization on Columbia，詳情請見：http://www.colombiamobilization.org/）遊行（世界各地的抗議活動資訊都可以在 http://protest.net/ 找到），「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在4月22日將發動大遊行並提出兩大訴求：
一、反對美國政府“假借”掃蕩毒品為名的「哥倫比亞計畫」，
二、關閉「殺手學校」－「美洲軍事學校」（SOA）。
文／洪家寧 2002．4
美國(侵略佔領軍)把伊拉克變成“轉基因糧食”生産基地
第一節 經濟休克
“我們在伊拉克的原因，就是爲了播撒民主的種子，這樣它就會在那裏生根開花，並擴展到整個極權主義地區。”
——布希二世
當小布希（布希二世）講到播撒“民主的種子”時，很少有人意識到，他腦子裏想的是「孟山都」的轉基因種子。
隨著2003年3月美國“佔領”伊拉克，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狀況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伊拉克的土地不僅由大約１３萬美國部隊和一小批與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聯繫密切、唯利是圖的財富冒險家佔領。它的經濟也處在美國“佔領者”的“全面控制”之下。
對伊拉克經濟的“控制”也是由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來實施的。2003年5月，保羅•佈雷默被任命爲新成立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行政長官，這個“佔領機構”披著一層薄薄的面紗。佈雷默曾任美國國務院的“反恐”官員，後來成了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的諮詢公司基辛格合夥公司的執行董事，這家公司的影響力非常巨大。
從許多方面看，美軍“佔領”下的伊拉克比阿根廷更適合將整個國家的農業體系納入“轉基因商業化農業”的統治範圍之內，美軍的“佔領”發揮了重要作用。美國“佔領當局”直接給了伊拉克農民“一份他們無法拒絕的要約”，就像《教父》裏面所說的：“要麽拿著我們的轉基因種子，要麽去死。”
對於“被佔領”的伊拉克的所有民事活動，佈雷默事實上擁有生殺大權。尤其特殊的是，他不是向通常負責重建工作的美國國務院彙報工作，而是直接向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裏的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的辦公室報告。
作爲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的首腦，佈雷默迅速行動，草擬了一系列管治伊拉克的法令。當時，伊拉克既沒有憲法，也沒有根據憲法合法産生的政府。美國“佔領當局”制定了整整100個法令，於2004年4月生效。整體來看，這100項由美國強制實施的新法律(正式名稱是“命令”)將確保伊拉克經濟“按照”美國“強加”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的思路進行“改造”，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ＩＭＦ）」和華盛頓在1990年後“強加”給俄羅斯和前蘇聯經濟的模式非常相像。
拉姆斯菲爾德領導的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計劃制定者給佈雷默下達的指令是，強加一種“休克療法”，把以國有經濟爲中心的整個伊拉克經濟“改變”爲一個徹底的自由市場私營經濟。佈雷默在一個月內實施的經濟變革比在30年裏“強迫”拉丁美洲債務國實行的“變革”還要猛烈。
佈雷默的第一個行動是解雇了50萬名國家工作人員，其中大多數是士兵，還有醫生、護士、教師、出版商和印刷商。接下來，他打開了這個國家的邊界，毫無限制地接納進口：既不用履行什麽邊檢手段，也不用交什麽稅費。在佈雷默2003年5月到巴格達之後兩周，他就宣佈伊拉克“敞開國門做生意”。他沒有說是誰的生意，但這一點隨後越來越清晰。
“入侵”之前，伊拉克除了石油以外的經濟領域由大約200家國有公司主導，它們生産從水泥、紙張到洗衣機等所有商品。2003年6月，佈雷默宣佈，這些國有企業將立即“私有化”。他說，“將缺乏效率的國有企業轉交到私人手中，對伊拉克經濟復蘇來說至關重要。”伊拉克的“私有化”計劃是自蘇聯解體以來最大規模的國有資産“清倉大甩賣”。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第37號命令》降低了伊拉克的公司稅率，從大約40%降到可憐的15%。沒有了稅收收入，政府將無法在任何方面發揮大的作用。“第39號命令”允許外國企業100%地擁有除了自然資源之外的伊拉克資産。這確保了外國企業可以在這個國家“不受限制”地開展商業活動。投資者可以將其在伊拉克賺到的利潤100%地從這個國家拿走。既不要求他們追加投資，也不對他們課稅。這些法令的受益者，顯然不是伊拉克的經濟和人民。
根據《第39號命令》，外國公司可以簽訂有效期長達40年的租約和合同。《第40號命令》則以同樣優惠的條件歡迎外國銀行進入伊拉克。與允許外國人“全盤接管”伊拉克經濟相對應的是，“唯一保留下來”的薩達姆時期的法律是那些“限制工會”和集體談判的法規。
一夜之間，伊拉克從世界上最孤立的國家變成了最自由、最開放的市場。由於其經濟和銀行體系受到戰爭的“毀滅性破壞”，加上美國“帶頭實行”的長達十餘年的“經濟封鎖”，伊拉克人根本無力購買“私有化”的國有公司。外國跨國公司是在佈雷默宏大的經濟復蘇計劃當中“唯一”可能受益的角色。
這些新法律“被強加”給了一個“慘遭征服”和摧殘的國家，除了搞點軍事上的破壞和打擊侵略者的遊擊戰之外，它不可能進行其他的反抗。爲了使伊拉克對外國投資者具有吸引力，這一整套的100項新法令通過美國政府的“佔領機構”即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實施，它將所有伊拉克經濟的各種權利和控制權都交給了“跨國公司”。
不僅如此，制定這些法律的“目的”是爲了對這個國家的糧食生産體系進行前所未有的最激進的“改造”鋪平道路。在佈雷默的“統治”之下，伊拉克即將成爲“基因改造”或者說“轉基因商業化農業”的樣板。
第二節 《第81號命令》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明確定義了這100項命令的法律地位。“命令”被定義爲“對伊拉克人民具有約束力的指示或指令，具有懲罰性後果，或者對管制伊拉克人的方式包括伊拉克法律的變更具有直接作用”。
換言之，伊拉克人接到命令：“要麽照辦，要麽完蛋。”伊拉克以前的法律，凡是與佈雷默的新“命令”相抵觸的，一律廢止。
“佔領者”的法律至高無上。
佈雷默的新法令涉及從媒體到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等各個方面，深藏在其中的是《第81號命令》，即“專利、工業設計、未披露資訊、積體電路和植物新品種法”。《第81號命令》規定：
11.“第12條”經修訂如下：“專利應賦予所有者以下權利：
1.如果專利主體是一種産品，有權禁止任何未獲得所有者授權的人製造、利用、使用、提供銷售、出售或進口該産品。”
12.“第13條第1款”經修訂如下：“專利的有效期，從按本法條文申請註冊存檔之日起計算，至按本法條文註冊生效滿20年後方可終止。”
《第81號命令》的另一項條款規定：“禁止農民再次使用受保護的品種或任何本章第14條（C）段第1項、第2項提到的品種的種子。”而且，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第81號命令》對伊拉克的專利和工業設計法做了修訂，以保護與某種産品或某種製造工藝相關的任何技術領域的新創意。這些修訂允許在伊拉克的企業或在伊拉克屬於簽約方的相關條約成員國的企業在伊拉克註冊專利。修訂賦予了專利權人以下權利：阻止任何未獲得專利所有者授權的人利用受到專利保護的産品或工藝，從專利在伊拉克註冊之日起爲期20年。修訂還允許個人和企業對工業設計進行註冊。
用淺顯易懂的語言來說就是，《第81號命令》給了植物新品種專利權人在20年內在伊拉克農業中使用其種子的“絕對權利”，而這些專利的“所有者”恰恰都是“外國大型跨國公司”。儘管“表面上”看來，這是一個公平合理的商業條款，對外國企業的知識産權予以補償，但“實際上”這是對伊拉克主權的侵犯。像許多國家一樣，伊拉克“從未承認過”植物之類的生命形式可以獲得商業專利的原則。這種專利之前由美國或其他國家的專利機構授予「孟山都」、「杜邦」等公司。
事實上，《第81號命令》所做的是，修訂伊拉克的專利法，以便承認外國專利，不管根據伊拉克的法律這種專利是否合法。表面上，它似乎給了伊拉克農民拒絕購買孟山都種子或其他專利種子、種植本地傳統種子的選擇權。實際上，它産生了完全相反的作用，《第81號命令》的起草者也充分意識到了這一點。
這些受保護的植物新品種，都是轉基因或者說經過基因改造的植物。選擇種植這種種子的伊拉克農民，需要與持有專利的種子公司簽訂協定，規定他們將支付某種“技術費”，並且每年爲種植這種專利種子支付許可使用費。
任何試圖將「孟山都」或其他公司的專利種子保留一部分以便在下個作物種植季節再次播種的伊拉克農民都將受到種子供應商的重罰。在美國，「孟山都公司」要求獲得相當於被盜用種子成本120倍的懲罰性損害賠償，後來法院的裁決駁回了這一請求。
於是在這種“局面”下，伊拉克農民沒有成爲薩達姆•侯賽因的奴隸，卻成了跨國轉基因種子巨頭的“奴僕”。
《第81號命令》的“核心”是植物新品種保護（PVP）條款。根據該條款，留存種子和再次播種是非法的。農民們使用受專利保護的種子（甚至是“類似的”種子），將受到重罰，甚至坐牢。然而，受到保護的植物新品種，並不是那些在伊拉克農田上歷經上萬年的雜交開發出來的種子。
相反，受到保護的是「孟山都」等跨國公司巨頭將自己的種子和除草劑引入伊拉克市場的權利，而且它們受到了美國和伊拉克政府的“充分保護”。
第三節 破壞伊拉克的種子資源
歷史上，伊拉克是文明搖籃美索不達米亞的一部分。在那裏，在長達數千年的時間裏，底格裏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之間的肥沃河谷爲農作物培育和種植創造了理想的條件。自從大約西元前8000年以來，伊拉克農民就一直在這片土地上耕耘，並培育出品種繁多的、如今世界上使用的幾乎所有麥類品種的種子。他們通過留存部分收穫作爲種子並再次播種的體系做到了這一點，並通過新的播種培育出能夠抗禦疾病的雜交品種。
多年來，伊拉克人在位於阿布•格萊布的一個國家種子庫裏“一直保存”著這些珍貴的天然種子的樣本。這座城市，如今在國際上更多的是因其設有美國軍方“虐待犯人”的監獄而聞名於世。在美國“佔領”伊拉克及多次大規模轟炸之後，阿布•格萊布那個具有歷史意義、價值連城的種子庫“消失”了，它成了伊拉克戰爭的又一個受害者。
不過，伊拉克的前農業部曾經採取預防措施，在鄰國敍利亞建立了一個備份的種子儲存庫。在那裏，最重要的麥類種子仍然儲存在一個名爲國際乾旱地區農業研究中心（ICARDA）的機構裏，該機構位於敍利亞的阿勒頗。鑒於已經失去阿布•格萊布的種子庫，如果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需要幫助的話，作爲國際性的國際農業研究諮詢小組(CGIAR)種子庫網路的一部分的國際乾旱地區農業研究中心，原本是可以從其儲備中爲伊拉克人提供種子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沒有這樣做。佈雷默的顧問對伊拉克的糧食前景有著不同的規劃,他們有自己的打算。
伊拉克農業即將被導向“現代化”和工業化，從傳統的家庭式種植多種作物的農作方式，轉變爲面向“世界市場”而生産的美國式的商業化農業。滿足饑餓的伊拉克人的糧食安全需求，對這個方案來說是無足輕重的。
按照佈雷默的《第81號命令》，如果國際大公司開發出一種能抗禦某種伊拉克害蟲的種子新品種，而同時一個伊拉克農民正在種植另一種具有同樣抵抗力的種子，那麽這位農民留存自己的種子將是“非法”的。相反，他必須爲使用「孟山都」的轉基因種子支付某種專利使用費。
按照總部設在日內瓦的世界貿易組織（一個由美國政府和「孟山都」等私營農業綜合企業巨頭主導的機構）的規則，美國的法院和國際法院“有權”實施這樣的植物新品種保護法律。
20世紀90年代後期，美國的一家生物技術公司太陽基因被授予了一種油酸含量很高的向日葵的專利。不過，不僅僅其基因結構被授予了專利，高油酸含量這種特性本身也被授予了專利，公司聲稱擁有這種權利。太陽基因公司通告所有其他向日葵品種的培育者說，如果他們開發“高油酸含量”的品種，就將被認爲是對這一專利權的侵犯。
“專利的授予，涵蓋了一個物種的所有基因工程新品種……可能將我們在農場和花園裏種植的所有東西交由一個發明者控制。”國際植物基因資源研究院總幹事傑弗裏•霍丁博士說。“只要大筆一揮，無數農民和科學家的研究成果就可能僅僅因爲一次經濟劫持式的法律行爲而宣告無效。”經濟劫持，正是佈雷默和孟山都試圖按照《第81號命令》在伊拉克幹的勾當。
對農民的種子品種實行“全面控制”在伊拉克新頒佈的專利法之下將成爲可能。在複雜的法律術語“掩蓋之下”，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的《第81號命令》實際上將伊拉克未來的糧食命運“轉交”到了全球性跨國私人公司手中，這“絕不是”大多數伊拉克人所希望的解放。
以《第81號命令》頒佈的植物專利法，與其他國家的知識産權法律不同，它們不是通過主權國家政府之間的談判或與世貿組織的談判達成的。它是由華盛頓在“毫無抵抗”的情況下“強加”給伊拉克的。根據華盛頓消息靈通人士的報告，《第81號命令》中有關植物的具體細節是由世界領先的轉基因種子和轉基因作物供應商「孟山都公司」替美國政府起草的。
第四節 伊拉克農民只能種下“轉基因”種子
從字面上看，似乎只有伊拉克農民選擇從國際種子公司購買的那些種子，才歸屬美國新“強加”給伊拉克的專利法管轄。實際上，伊拉克正在“被改造”成一個巨大的實驗室，以便在「孟山都」、「杜邦」和「陶氏化學」等轉基因種子和化學品巨頭的“控制之下”進行糧食産品的開發。
經過伊拉克戰爭的磨難，劫後餘生的大多數伊拉克農民如果還想繼續種地的話，就“不得不”轉向他們國家的農業部尋求得到新種子。這就爲佈雷默“控制”伊拉克人的糧食供應打開了方便之門。
在十多年的時間裏，伊拉克農民承受著美、英爲首的、對急需的農業設備的“禁運”。另外，戰前伊拉克還遭受了連續三年的嚴重旱災，這些天災使伊拉克麥類作物的種植急劇減少。多年的戰爭和經濟制裁已經摧毀了伊拉克的農業。到2003年，糧食産量已經下降爲不到第一次美伊戰爭之前的1990年産量的一半。到了2003年，大部分伊拉克人依賴聯合國石油換食品的糧食配給生存。
在使伊拉克糧食生産“現代化”的“名義”下，“美國國際開發署”和美國對伊拉克農業重建和開發規劃機構參與到對傳統的伊拉克農業的“改造”當中。當時起關鍵作用的、由華盛頓任命的伊拉克農業“太上皇”是丹尼爾•阿姆斯圖茨，他曾是美國農業部的官員和大型糧食聯合企業嘉吉公司的副總裁。阿姆斯圖茨是關貿總協定談判烏拉圭回合期間擬定美國在農業方面的主張的關鍵人物之一，烏拉圭回合談判導致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的建立。
《第81號命令》名義上的目的是“確保伊拉克得到優質的種子，並爲伊拉克參與世界貿易組織提供方便”。當然，“優質”是由佔領當局定義的。加入世貿組織意味著伊拉克必須開放市場，使其法律符合主導世貿組織政策的強大工業和金融利益集團制定的規則。
《第81號命令》一發佈，美國國際開發署便開始通過美國農業部提供數千噸“高質量、合格的小麥種子”，這些種子來自美國，並得到了補貼，被分發給困境中的伊拉克農民，這在一開始幾乎是免費的。根據對轉基因種子和植物專利持批判態度的非政府組織GRAIN的一份報告，美國國際開發署拒絕允許獨立的科學家確定這種種子是不是轉基因種子。自然，一旦證明是轉基因小麥種子，在一兩個種植季之內，伊拉克農民將會發現自己如果要生存下去，就不得不向外國種子公司支付專利費。GRAIN的報告“揭穿”了《第81號命令》的意圖：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已經使伊拉克農民在收穫後將按法律註冊的新品種的種子留存並再次使用成爲非法。伊拉克人也許可以繼續使用和留存他們的傳統種子和經過多年戰爭和旱災後留下的種子，但這不在統治者規定的重建日程當中。這項法令的意圖是爲在伊拉克建立新的種子市場提供條件，在那裏，跨國公司可以銷售它們的種子——無論是否經過基因改造，農民將不得不在每個作物種植季節重新購買這些種子。
雖然從歷史上看，伊拉克曾禁止私人擁有生物資源，但美國強加的新專利法引入了一種對種子的壟斷權利制度，這種權利，沒有任何伊拉克農民有資源通過開發而得到。
實際上，佈雷默將有關“植物新品種保護”的新章節納入到了伊拉克以前的專利法當中。據說，這是爲了提供對“植物新品種的保護”。植物新品種保護作爲一種知識産權，事實上是植物品種的專利，它給予了那些聲稱發現或開發了新品種的植物培育者對植物的排他性權利。
“植物新品種保護”中的保護，與保護自然資源毫無關係，而是“保護私人培育者的商業利益”。喬治•奧威爾也說不出什麽更好的話了。在美國制定的法令之下，“植物新品種保護”實際上意味著植物品種的毀滅。
第五節 伊拉克農民種的小麥都出口到了美國
按照規劃，美國國務院與美國農業部一起努力（該部已經在伊拉克北部設立了56塊“小麥作物推廣實驗田”），目的是“介紹和展示經過改良的小麥種子的價值”。這個專案由德克薩斯A&M大學國際農業辦公室替美國政府打理，該辦公室在伊拉克各地利用800英畝(約323.7公頃)實驗田，向農民們傳授如何種植大麥、鷹嘴豆、豌豆以及小麥等作物的“高産品種”。
這個投資1.07億美元的美國國際開發署農業重建專案，定下了在第一年使3萬個伊拉克農場産量翻番的目標。其指導思想是說服心存疑慮的伊拉克農民相信，只有使用這種新的“神奇種子”，才能獲得大豐收。與十年前美國農民的情況一樣，身處絕境而又心懷收穫大量糧食的希望，讓伊拉克農民鑽進了外國種子公司的圈套。
碰巧的是，德克薩斯A&M大學的農業專案也將自己描繪爲“利用生物技術（或者說轉基因技術）方面公認的世界領先者”。用了他們的新種子，新的化學製劑——殺蟲劑、除草劑、殺真菌劑等——便會隨之而來，這些都是由孟山都、嘉吉、陶氏化學等大公司賣給伊拉克人的。
亞利桑那州的《鳳凰城商業期刊》報道說，
“一家亞利桑那州的農業研究公司正在提供小麥種子，供伊拉克農民使用，他們期望大幅增加本國出產的糧食供應。”這家公司名爲“全球小麥公司”(WWWC)，通過與包括德克薩斯A&M大學在內的三所大學合作，它將“提供1000磅（約453.6 千克）小麥種子，供巴格達以北的伊拉克農民使用”。
據全球種子行業資訊的中心網站Seedquest介紹，在開發穀類作物種子中“擁有專有權的品種”(被授予專利並爲某個特定公司所擁有的品種)方面，全球小麥公司是領先者。以上提到的這些種子屬於《第81號命令》中那種受到保護的轉基因種子。根據全球小麥公司的說法，任何希望種植他們的某種種子的“客戶”（或者說農民，人們曾經這樣稱呼他們），都要“爲每個品種支付許可費”。這家公司自稱爲“W3”，與亞利桑那大學Bio5生命科學研究所建立了正式的合作關係，而Bio5研究所自稱爲“生物研究水平最高的車庫（在美國代指高技術創新企業的發祥地。——譯注）”,這聽起來十分古怪。
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鳳凰城商業期刊》上的文章說，“爲了支援伊拉克，共開發了六種小麥種子。三種將用於讓農民種植用於製作通心粉的小麥；另外三個品種將用於種植製作麵包的小麥。”這意味著，2004年後美國在伊拉克發展的穀類作物中有一半是爲了出口。確實，通心粉對於伊拉克人的飲食來說是完全陌生的外來食品，這表明，佈雷默頒佈《第81號命令》的目的與其說是爲了給飽受戰爭創傷、饑腸轆轆的2500萬伊拉克人生産糧食，不如說是建立將轉基因種子用於糧食生産並向全球市場出口的工業化農業産業。
此外，投資1.07億美元的美國國際開發署農業重建專案，其目的是讓伊拉克政府失去對糧食生産的控制權。“我們的想法是，讓這裏成爲完全自由的市場。”美國國際開發署伊拉克重建辦公室農業專家道格•普爾如是說。
美國國際開發署的目的反映了美國和世界貿易組織的政策，這一目的是幫助伊拉克新政府逐步取消農業補貼。“農業部長在這方面幹得相當漂亮。” 普爾說。他宣稱，國有企業如美索不達米亞種子公司等“需要拆分和私有化”。但他並沒有提到，在飽受戰火摧殘的伊拉克誰會有錢買得起這樣一家國有種子公司, 只有像孟山都這樣有錢的外國農業綜合企業巨頭才有可能成爲買主。
爲了便於從外國種子巨頭那裏引進受專利保護的轉基因種子，伊拉克農業部以“補貼價”分銷這些轉基因種子。一旦農民們開始使用轉基因種子，按照《第81號命令》的“植物專利保護”新規定，他們將被迫每年從這家公司購買新種子。在將“自由市場”引入這個國家的旗號下，伊拉克農民逐漸成了外國跨國種子公司的奴隸。
在2004年12月的一次訪談中，在美國受過教育的伊拉克臨時政府農業部長阿裏聲稱，“我們希望伊拉克農民具有競爭力，所以我們決定對農藥、化肥、良種等投入給予補貼。我們減少了其他補貼，我們必須要有競爭力。”
換言之，原本用於伊拉克貧困農民購買新種子的錢，被專用于從孟山都等外國跨國公司購買轉基因“良種”。
與此同時，美國商品出口商垂涎欲滴，盯住了新的市場機會。
“伊拉克曾是美國農產品重要的商品市場，20世紀80年代的銷售額接近10億美元。”2003年,小布希政府的前農業部長安•維妮曼在農業媒體研討會上如是說。在到華盛頓任職之前，她曾與孟山都公司有密切聯繫。照她的說法,“它有可能再次成爲重要的商業市場。”
維妮曼忘了說的是，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的兩伊戰爭期間，雷根政府和老布希政府以美國農業部商品信貸公司的出口專案的名義，偷偷賣給薩達姆統治下的伊拉克各種常規武器和化學武器。這一醜聞涉及美國納稅人的數十億美元，牽涉到了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國家安全顧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和義大利拉沃羅國民銀行的亞特蘭大分行。
根據美國稻米協會副主席約翰•金的說法，在20世紀80年代末1991年海灣戰爭之前伊拉克是美國最大的大米市場。“美國大米行業打算在向伊拉克提供大米方面再次發揮主要作用。”約翰•金對美國國會衆議院農業委員會如是說。“由於目前美國大米行業面臨挑戰……再次進入伊拉克市場，在具有附加價值的産品銷售方面將産生巨大影響。”
約翰•金補充說，“聯軍2003年對伊拉克的解放，給伊拉克人民帶來了自由。貿易的恢復也給美國大米行業帶來了希望。”他沒有提到的是，2003年，大部分美國大米是基因控制的轉基因大米。
2004年春，當佈雷默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頒佈《第81號命令》時，激進的年輕教士薩德爾的支持者抗議美國憲兵查封了他們的報紙al Hawza。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指控al Hawza發表可能“構成真正暴力威脅”的“虛假文章”。例如，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引用了一篇文章，它指稱佈雷默在“奉行讓伊拉克人民挨餓的政策，讓他們成天忙於採購麵包，這樣他們就沒工夫要求得到政治自由和個人自由”。
考慮到《第81號命令》出籠的背景，出現這樣的文章不足爲奇。同樣毫不奇怪的是,考慮到整個轉基因計劃的大賭注，佈雷默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自然要竭力平息這種對其糧食政策的批判。
第六節 美國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伊拉克巧取豪奪
2004年11月21日，在如何處理伊拉克政府所欠大約390億美元外債(主要是欠工業化國家的)這個問題上，由債權國政府組成的巴黎俱樂部的主要代表發佈了一份公告。那些外債是薩達姆統治下伊拉克拖欠的大約1200億美元外債的一部分。儘管薩達姆政權已被推翻，華盛頓起初並不打算宣佈把這些舊債一筆勾銷。
在美國的伊拉克債務特別談判代表詹姆斯•貝克的強大壓力下，參與巴黎俱樂部的各國政府才就390億美元的伊拉克國家債務達成了新的協定。貝克絕對是個談判高手。通過向最高法院上訴，他策劃了2001年小布希的成功當選。他還是布希家族最親近的顧問之一。
在隨後與經合組織盟國極爲高明的討價還價當中，美國政府成功施壓，高高興興地將伊拉克所欠巴黎俱樂部債權國的舊債大筆勾銷。原因很簡單:這些債務大部分是欠俄羅斯、法國、日本、德國和其他國家的。美國在總債務中只占很少的22億美元。
巴黎俱樂部成員國發表了一份官方新聞公報：
各債權國的代表意識到伊拉克共和國的特殊形勢及其在未來歲月裏有限的償還能力，同意作出債務處理，以確保其債務的長期可持續償還能力。爲了這一目的，他們建議本國政府作出如下特殊處理：
——立即取消部分後來發生的利息，涉及2005年1月1日時累計債務的30%。剩餘債務將延期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批准之日。這次減免將勾銷所欠巴黎俱樂部389億美元總債務當中的116億美元；
——一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獲得批准，將實施30%的債務削減。剩餘債務將按23年期重新安排償還計劃，其中包含一個六年的寬限期。這一步驟，將再削減累計債務116億美元，使減免比例增至60%；
——巴黎俱樂部債權國同意，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委員會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實施的三年評估完成之後，再給予最初債務總額20%的減免。
伊拉克債務的減免，是與伊拉克嚴格遵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這一條件密不可分的。在債務減免過程中，作爲主要佔領者的美國慷慨地勾銷了薩達姆欠俄羅斯、法國、中國等國家的債務，這些國家是華盛頓的對手，曾反對向伊拉克開戰。這個標準計劃與應用于印度尼西亞、波蘭、克羅地亞、塞爾維亞、阿根廷和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的計劃是一樣的。它命令伊拉克將其經濟主權移交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技術官僚，而這些官僚實際上是受美國財政部和華盛頓當局有效控制的。
雪上加霜的是，在薩達姆時代伊拉克所欠的舊債是各國政府所說的“惡意債務”，即在未經人民同意下發生的、不符合人民利益的（簡而言之，就是不合法的）債務，就像已經不存在的蘇聯的債務一樣。但是美國、英國和其他巴黎俱樂部成員國並不在乎這個。這種債務是控制“新”伊拉克、迫使其向“自由市場 ”轉型的有用武器。轉基因種子和農業的工業化將處於這種強迫性變革的核心。
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是符合“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在走向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東歐轉型國家急需經濟改革，以擺脫傳統的內向型發展戰略的影響。總的來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有兩種辦法：一種是漸進式的改革，一種是所謂“休克療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是贊成“休克療法 ”的，這兩個組織的觀點被稱爲“華盛頓共識”。——譯注）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計劃的頭等大事。自由市場企業制度也是2004年4月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 “100項命令”的核心。這絕非巧合。
我們可以恰如其分地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稱爲“全球化的警察”。自從20世紀80年代的債務危機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發展中國家強制實施了債權國要求的殘忍的緊縮和償債計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債務條款被用來強迫各國將它們最爲珍貴的經濟資産拱手轉讓給外國利益集團，以便償還越來越多的債務。
通常，「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這些措施都得到了龐大的銀行業和私人利益集團的鼎力支援。
他們系統地“強制實施”國有企業的“私有化”，
“取消”糧食、衛生和能源的“公共補貼”，
“削減”公共教育開支。
因此，使跨國公司得以“主宰”戰後伊拉克的每一項政策，都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佈雷默頒佈的法律來具體落實：
“精簡”國家機構、
彈性的勞動隊伍、
開放邊界、稅收降至最低程度、
對資本流出伊拉克“不加控制”、
沒有關稅、
對外國人的所有權比例“不加限制”。
伊拉克人民將失去成千上萬的工作崗位，外國産品將把伊拉克本國的産品逐出市場，其中糧食就是一個主要目標。在強制實施的法規和外國競爭的重壓之下，本地企業和家庭式農場毫無競爭的能力。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條件”的“受害國”通常都不可避免地“被迫”使本國經濟向出口轉型，以便賺取美元來“償還”債務。這樣做換來的“胡蘿蔔”通常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放“拯救”貸款或者說“救援”貸款的承諾。而胡蘿蔔背後的“大棒”就是發出這樣一種“威脅”：如果債務國拒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條件，它將被永久列入“黑名單”,得不到任何國外貸款。
伊拉克也不例外。美國“授意”下的伊拉克大選，其“目的”就是確立一個合法的舞臺，以便將伊拉克政府置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嚴格的控制之下”。實際上，這使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處於“中立”的位置，負責監督伊拉克嚴格遵守佈雷默的“100項命令”。這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能夠“迫使”伊拉克加入華盛頓的“自由市場”全球願景。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計劃在2005年1月30日伊拉克大選之後的某個時候，與伊拉克新政府達成一項“特殊安排”。由於減免伊拉克的大量外債需要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點頭，因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與伊拉克領導人的談判中處於相當有利的位置。
聯合國安理會第1483號決議賦予了佈雷默管理被佔領的伊拉克的權力，但這本應歸屬國際法的管轄範圍。可見，佈雷默的“100項命令”和經濟“休克療法”，是在完全違反國際法的情況下實行的。
隨著對伊拉克“私有化”的抗議和針對美國在伊企業暴力活動的蔓延，“掩蓋”這種“令人難堪”的事實變得迫切起來了。因此，佈雷默急匆匆地返回華盛頓，與總統討論接管伊拉克經濟的新方案。其結果是組成了阿亞德•阿拉維爲首的臨時政府，並宣佈伊拉克將在2005年1月舉行大選。
阿拉維，這個美國“一手扶植”起來的、曾經多年爲「中央情報局」工作的門徒，將“合法地”執行非法的佈雷默法令。
按照在伊拉克以“佈雷默法律”而聞名的《第39號命令》，伊拉克的各個行業和所有市場將在幾乎沒有限制的情況下向外資開放。這些法律的制定方式，使得無論是臨時政府還是隨後的任何一屆伊拉克政府都很難撤銷或廢除這些政策。
確實，佈雷默用伊拉克臨時憲法第26條鞏固了“100項命令”，臨時憲法中的第26條，確保了在主權被移交給臨時政府之後，臨時政府將無權改變佈雷默的法律。此外，美國親手挑選出來的親美派被佈雷默安插到了伊拉克的各個部門之中，並有權淩駕於隨後的任何一屆伊拉克政府所做的任何決策之上。
遍佈于伊拉克各地的13.2萬美國部隊，堅守在2003年後建起的14個新軍事基地上，這就是上述這一點的保證。對於華盛頓在伊拉克使用“ 播撒民主的種子”這種冠冕堂皇的話到底意味著什麽，大多數伊拉克人到了2004年底已經很清楚了。這種種子與普通伊拉克公民獨立決定自己命運的能力毫無關係。
在2004年6月權力從佈雷默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正式移交給以「中央情報局」的寶貝兒阿拉維爲首的伊拉克臨時政府之後，後者同意接受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加的“開放”來換取債務減免。因此，2004年9月在伊拉克中央銀行行長沙拉比和財政部長馬赫迪發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意向書”所附的備忘錄中，這些人表達了這個美國“扶植”的政府“參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急迫心理。
“新的金融部門立法將爲建立現代金融部門鋪平道路。”這封意向書這樣吹噓道。意向書接著寫道：
“三家外國銀行已經獲准開展業務”，而且“若干外國銀行對獲得伊拉克私營銀行的少數股權已經表現出興趣。”
其中一家銀行是倫敦的滙豐銀行，這是世界最大的銀行之一。
“強迫”對伊拉克的糧食生産進行“改造”，“使之”種植“擁有專利”的轉基因作物，這是「孟山都」和其他轉基因“巨頭”所作所爲的最突出的例子之一。通過這些“（帝國新殖民）方式”，它們將轉基因作物“強加”給了“不情願”和“不知情”的世界人民。
文／威廉。恩道爾
簡評美國（基督教霸權文化）的“信仰外交”與我國文化安全
“冷戰”結束以來，在國際戰略格局中，宗教的復興和宗教的衝突成為重要的社會現象。仔細分析這些社會現象主要不是精神層面的有神論在起作用，而是宗教的社會性被“人為的抬高”和“強化”。宗教有神論被某些國家和某些利益集團當作“謀取”政治勢力和經濟利益的“手段”。
從科學無神論的視角考察，這種現象是歷史文明的倒退，急需我們進行研究，提出對應戰略。
一、從“（基督教霸權）傳教士外交”到“信仰外交”
一個超級大國立法“定期審查”世界各國的宗教現狀，這是“冷戰”後國際舞臺上的一個重要“戰略變化”。這種“以信仰為基礎的外交”（faith-based diplomacy），成為歷史上“（基督教霸權）傳教士外交”和當代“人權外交”的最新版本。
而當代中國的“宗教問題”，長期被美國《1998年國際宗教自由法》審查，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案例。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戰略格局最重要的變化是美國“新保守主義勢力”企圖建立“獨霸”全球的“單極”時代。某些權威人士鼓吹“單邊主義”的霸權政策，推行“新干涉主義”戰略。
這一理論有兩個支點：一是捍衛“人類普遍的價值觀”，提出西方的“人權”、“法治”等等都是“普世價值”；
二是“人權高於主權”，提出“人權無國界”。
而當代“美式（基督教霸權）人權標準”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將宗教自由視為人權的第一基石。
美國“基督教新基要主義”勢力和政治“（極右翼）新保守主義勢力”結盟，共同推動國會通過《1998年國際宗教自由法案》，使其成為“以國家力量”進行基督教“全球戰略擴張”的工具。
在冷戰期間，基督教被當作“美國反對無神論共產主義的重要立足點。” ① 冷戰之後，兩極對抗消失，地緣政治因素減弱，而國際關係中的宗教因素日益突出。所謂“國際宗教自由”的議題，成為某些人士的“口頭禪”。
有位美國學者為這種“信仰外交”的合理性注疏，他說：
“爭奪新世界秩序靈魂的鬥爭已經發生，認真看待文化和宗教多元主義，目前已經成為21世紀最重要的外交政策挑戰之一。”②
在他看來，21世紀最重要的外交政策挑戰之一是“爭奪新世界秩序靈魂的鬥爭”。而在保守本土民族文化的人們看來，某些國家為“爭奪新世界秩序靈魂”，動用國家行政資源，如：外交手段，甚至發動戰爭，傳播某種宗教信仰文化，是十足的“霸權主義”。
歷年美國政府發佈的《國際宗教自由報告》，一再“強調”其（基督教霸權）價值觀。美國國務院在《2001年度國際宗教自由報告》的導言中，宣稱要“使宗教自由成為憲法中的第一自由”。
美國當局“運用”國家力量，在國際人權領域裏強化美國價值觀。如：《2006年國際宗教自由報告》宣稱：
“宗教信仰作為個人選項和基本自由。是美國特徵的立足點，根植于我國開國先賢的理想。從建國至今，宗教自由一直是我國最首要的自由之一。美國人民捍衛宗教自由的決心——不僅在國內，而且在全世界——始終不渝。正如康多莉紮•賴斯國務卿所說：‘對美國來說，沒有比宗教自由和宗教良心更根本的東西。我們國家就建立在這一基礎上。宗教自由是民主的核心。’”③
現在，美國當局進一步提升“國際宗教（基督教霸權）自由”的戰略價值，鼓吹“宗教自由即促進國家安全”。如：2008年，美國國務院國際宗教自由辦公室主任湯瑪斯•F．法爾（Thomas．F．Farr）公開呼籲美國外交應使“保護和擴展宗教自由成為其核心因素之一”，並宣稱“美國國家安全的中心議題是伊斯蘭恐怖主義。”④
目前，關於宗教問題在國際戰略中的地位美國朝野看法日趨一致。“以（基督教霸權）信仰為基礎的外交”（faith-based diplomacy），成為當代“（基督教霸權）人權外交”的最新版本。⑤
共和黨的戰略家卡爾•羅夫（Karl．Rove）的解釋說：
“理性對於研究、分析歷史和政治也許是好的，但對於實踐和創造歷史和政治則不同。被感知和被期待的信仰，不能在塵世被證明和被演示，現在，則更為有效地動員人們去創造變化。”⑥
美國的政治家用基督教（霸權）的“普世價值”，激勵民眾創造歷史“源於”一種“美國式的（斯巴達體制）政治生態環境”。可是，某些美國的執政者將這種宗教信仰的價值觀，作為外交的基礎，強力向全世界“（強制）推廣”，這種“霸權主義”的外交能走多遠呢?
應當指出，美國政府大力促進的“國際宗教（基督教霸權）信仰自由”，是以“美國國家利益”為標準的。例如：美國國務院發表的“2002年國際宗教自由年度報告”，將緬甸、中國、伊朗、伊拉克、朝鮮、蘇丹列為“特別關注國家”。2004的年度報告又將伊拉克從名單上刪除。
而事實上，在美（侵略）軍“佔領”的伊拉克（民主人間地獄），殺戮“聖戰”不斷，民眾的生命安全都“難以保障”（數百萬伊拉克人淪為難民、數十萬伊婦女淪為娼妓、產生近百萬孤兒），難道宗教信仰反而獲得更大的自由嗎? 從2003年美軍“入侵”伊拉克至今，在這場戰爭中死傷的伊拉克平民至少有６６萬人（注：死亡相關事件及圖像被包括谷歌搜索引擎在內之西方自由媒體妓者所協助全力滅跡掩蓋），被“國際人權組織”批評為“本世紀第一個十年最大的人道主義災難”。最近，“（實為美帝資本及中情局外圍之非政府組織）維琪揭秘／Wikileaks”網公佈，在伊拉克戰爭中，總計10．9萬死亡人數中，有6．6萬非作戰人士。另一個總部設在倫敦的“伊拉克罹難人數統計”組織說，在戰爭中死亡的平民高達12．2萬人。⑦
“反恐、反恐，越反越恐！”，已經成為國際流行語。
根據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學者研究，20世紀80年代，全球僅有5起自殺式襲擊事件，到90年代升至50起，而2009年，全球的“人體炸彈”事件高達500起。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反抗”（基督教霸權）外國軍隊的“佔領”。⑧
美國政府大力實施《國際宗教信仰（基督教霸權）自由法案》，聲稱“尊重宗教自由的國家極少對他國造成安全威脅”。⑨
這些“惟我獨尊”“說教”在鐵的事實面前如同皇帝的新衣、自欺欺人。顯而易見，這種“考察”國際宗教（基督教霸權）自由的標準是“唯美國的利益”為轉移的。
我認為，冷戰結束以來，西方列強的“核心話語”已經“轉向”“以宗教自由為基石”的人權。基督教的“普世價值”不斷“被抽象化”，成為西式（金權貪婪）民主制度的“圖騰”，正如美國前國務卿所說的“（基督教霸權）宗教自由是民主的核心”。
這種“符號化”的“（基督教霸權）普世價值”企圖將社會核心價值體系從各國基本的社會關係中“剝離”出來，成為國際舞臺上“（基督教霸權）新干涉主義”的“武器”。這種“（基督教霸權）宗教意識形態化”的傾向影響了國際社會文化多元化的發展，“造成”世界的“動盪不安”。
基督教信仰“被（基督教霸權）意識形態化”的“現象”反映出歷史在曲折中延伸。當代宗教新基要主義的復興向政治領域“擴張”，現代國家能否堅持“政教分離”的原則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基督教新基要主義”復興，與（極右翼）政治保守主義“聯盟”，企圖以國家的力量向全世界“傳播”基督教（霸權）的“福音”，造成新的“政教分離”的危機。
二、影響中國國家安全的宗教因素
2006年12月，在中國國家安全政策委員會舉辦的第五屆國家安全論壇上，我曾撰文指出，冷戰結束後，影響中國國家安全的宗教因素主要有三個：即
以達賴集團為首的藏獨分裂勢力；
打著伊斯蘭教旗幟“東突”分裂勢力；
美國基督教新保守勢力（基督教霸權）對華的“擴張戰略”。
在西方“遏制中國”的戰略中，這些宗教因素將成為敵對勢力“利用”的重要資源。
近幾年，在我國邊疆地區接連發生一系列暴力事件，2008年“3•14”拉薩暴力事件，2009年“7•5”烏魯木齊暴力事件，其規模之大，手段之殘忍，仍使人感到深深地震驚！
大量事實表明，這些民族分裂勢力有深厚的宗教極端主義背景，成為誘發國內恐怖活動的重要因素之一。我認為，在未來十年，這三種因素將繼續存在，在西方列強“新干涉主義”的支持下依然對我國的國家安全構成相當的威脅。
以美國當局為首的某些國際利益集團將（基督教霸權）宗教當作西方價值觀的“負荷體”，用於“意識形態的輸出”和“顛覆”他國的“政治工具”；從海灣戰爭（波斯灣戰爭）到伊拉克戰爭，相關利益集團都“利用” （基督教霸權）宗教作為“動員”民眾的手段，由是“導致”宗教動亂和教派戰爭“遍及全球”，令民族問題也蒙上一層神聖外衣而變得“空前尖銳”，難以調和，這已經成為21世紀以來世界戰略格局中的重要特徵。
境外敵對勢力利用（基督教霸權）宗教、民族因素破壞祖國邊疆地區的社會主義建設。民族分裂勢力利用宗教極端思想成為分裂祖國的危險毒瘤。西藏拉薩“3•14”暴力事件，新疆烏魯木齊“7•5”暴力事件為我們敲響警鐘。新疆、西藏等地區的民族分裂勢力與海外敵對勢力相呼應，越來越多地披上宗教的外衣，具有更殘酷的破壞性。
宗教不只是一種文化，而且也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政治手段。就從當前世界看，凡發生血腥衝突的地方幾乎沒有不與宗教相聯繫的；對大多數地區和國家言，不瞭解戰爭的宗教背景就不可能瞭解戰爭的文化原因。打著宗教“旗號”製造事端在我們國內的西藏問題、新疆問題上已是有目共睹，而對我國潛在威脅最大的乃是美國基督教新基要主義的“全球擴張戰略”。
如果說，西藏、新疆地區的民族分裂勢力與宗教極端思想相結合，形成分裂祖國領土的恐怖主義暴力威脅，那麼，國際（基督教霸權）宗教右翼勢力利用合法管道向我國的文化教育領域“持續滲透”已經開始形成挑戰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軟實力”。暴力威脅，赤裸裸，血淋淋；而軟刀子，甜言蜜語，溫情脈脈。在當今世界“鬥而不破”的戰略博弈中，軟刀子是“巧實力”中的核心力量。
2008年8月，一位中國著名學者在歐洲訪問時提問：請簡要說明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是什麼？
英國國家戰略研究所“跨國威脅和政治風險”專案負責人回答說：
“中國若‘硬實力’崛起，美國則十分歡迎；中國若‘軟實力’崛起，美中之間將可能發生直接全面的激烈衝突。”⑩
如果說“硬實力”是指經濟實力，美國真的歡迎中國崛起嗎？ 此另當別論。“軟實力”應當是指政治制度、社會文化、價值體系等等，當然包括民主、自由、人權等意識形態。民主制度和人權理念是西方向全世界推廣“軟實力”的兩張主牌。
冷戰結束後，在國際戰略中，人權的牌日益顯赫。而根據美國當局的詮釋，“宗教自由成為人權的第一基石”。2008年8月，時任美國總統的小布希發表談話說：“我已通過明確、坦率和一貫的方式告訴中國領導人，我們高度關注宗教自由和人權”。{11} 奧巴馬政府上臺後，當務之急是應對經濟危機。在推廣美國核心價值時，美國政府調整策略採用“更溫和、更低調的手段”。
我們應當清醒地認識到，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美國執政者的國際戰略方向是“殊途同歸”的。
基督教新基要主義的“全球擴張戰略”成為“美國霸權主義”的工具。中國成為國際（基督教霸權）宗教右翼勢力“傳播”（基督教霸權）基督教福音的“重點地區”。
美國《1998年國際宗教自由法案》的確立是美國宗教勢力“影響”國家外交政策的“標誌性事件”。正如美國前國務卿賴斯所說的“宗教自由是民主的核心”。這種宗教信仰文化不斷被抽象化，成為西式民主制度的圖騰，成為美國推行霸權主義的戰略工具。
在該法案實施中美國以國家力量“推動”基督教（霸權）“全球戰略擴張”，不斷在“人權”和“宗教自由”領域向中國發難。中國成為該項立法的主要制裁對象之一。這種“新干涉主義”，為“爭奪新世界秩序靈魂”，動用國家行政資源。中國成為國際宗教勢力“傳播”基督教福音的重點地區。中國內地大量基督教家庭聚會點，接受海外（基督教霸權）宗教組織的“資助”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在評估美國基督教（霸權）對華戰略“擴張”的態勢時，一位著名學者指出：
“它可以開動全部國家機器，從總統、國務院、國會、國家安全委員會統一運作，許多教會組織和教會院校協同配合，形成國家、宗教和非政府組織各以不同的優勢對外擴張，政治威脅、經濟收買、文化宣傳、合法與非法手段齊頭並進，以至於能夠在基督教歷來勢微的我國，製造出相當強大的輿論，進入高等講堂和學術研究機構。地下教會敢於與國家法規公開對立。”{12}
西方（基督教霸權）宗教右翼勢力特別“善於利用”合法管道深入我國文化教育和學術研究陣地，“培植”力量，“宣傳”他們的世界觀、價值觀和政治觀，與我國主流意識形態“對立”。他們有“強大”的政治背景，雄厚的資金，長遠的戰略，以及為“扶植”和“培訓”宣教骨幹的教育體系。與這種強大的宗教文化傳播陣勢相比，我們科學無神論的聲音過於“微弱”。這種形勢若不及時改變，後患無窮。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經濟結構、利益格局發生深刻變化，人們思想的多變性和差異性不斷增強。其中，引人矚目的社會現象之一是信仰宗教的民眾日益增多。“宗教學”逐漸由邊緣學科發展起來被稱為“顯學”。
隨著“宗教熱”的興起，一種“精心呵護”宗教文化的學術傾向也逐漸升溫。有一些人士“極力推崇”某種宗教文化，將其詮釋為“道德的源泉”、“民主的根基”、甚至是“科學的前提”。
還有一些權威人士大力宣導“文化神學”，並積極推動這種“文化神學”成為國家研究機構和高等院校的學術方向。這種思潮已經開始影響政策制定和輿論導向。
海外宗教勢力的所謂“合法滲透”，主要形式是“文化交流”、“學術研究”。他們通過教育系統和研究機構，在青年知識份子中“宣傳”基督教“優秀論”，將西方近現代文明“歸功”於宗教信仰，“貶低”或“詆毀”中國的傳統文化，視社會主義價值觀“若無物”。至今我們沒有學術上的應對，科學無神論幾乎沒有話語權，表述西方近現代歷史的真相，以及世俗人文主義和科學無神論發揮的決定性作用。
“（基督教霸權）宗教滲透”已經成為國外“文化滲透”的主要內容。而文化問題，宗教問題，以至意識形態問題，畢竟需要思想上的應對。我們應該掌握話語權，應該培植我們的學術優勢，我們不應該放棄意識形態陣地。
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中，無神論的唯物世界觀和積極人生觀佔有重要地位。黨中央一再指出：要鞏固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要增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科學無神論的作用不容忽視。一個時間以來，有種輿論“力圖”把科學無神論從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中剔除出去，這是危險的，既不符合人類歷史和當代的世俗化潮流，也與中國的人本主義傳統相悖。
注釋：
① 參見羅伯特•鮑柯克、肯尼斯•湯普森編，龔方震、陳耀廷等譯：《宗教與意識形態》，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18-319頁。
② Scott．M．Thomas，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Relig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ruggle for Soul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2005．p．16．
③Annual 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2006．
④ Foreign Affairs，2008．3／4．
⑤ 參見徐以驊：《當代國際傳教運動研究的“四個跨越”》， 《世界宗教文化》2010年第1期。
⑥ 習五一、楊峰編譯：《美國的宗教和世界歷史》，（Scott．Atran，Religion in America and World History），見《科學與無神論》2010年第4期。
⑦ 英國《獨立報》網站2010年10月23日，轉引自《參考消息》2010年10月24日。
⑧ 鳳凰衛視：《皇牌大放送》：《奧巴馬和他的戰爭》2010年3月20日。參見：www.Phoenixtv．com．cn．或phtv．ofeng．com／program／zmdfs／…．／0316_1655-1577914：shtml．
⑨“A Briefing by Ambassador-at-Large for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John Hanford，Washington D．C．September 15，2004”www．state．gov／secretary／rm／36197．htm
⑩ 李慎明：《關於民主與普世民主的相關思考》，見：李慎明主編：《世界社會主義跟蹤研究報告（2009—2010）》，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2月版，第4頁。
{11}《美國總統布希8月7日在泰國曼谷的講話》，http：／／bbs．zxrs．net／dispbbs_61_115131_1．html．
{12} 文丁：《試看〈1998年國際宗教自由法案〉中的“宗教自由”》，《科學與無神論》2010年第6期。
文／習五一
《科學與無神論》2011年第1期
《America’s New World Order Agenda》
by Stephen Lendman
2011-11-13
New world order strategy dictates major global economic, political, and military policies. Nothing happens accidentally.
Events are manipulated. At issue is world dominance. America, Israel, and key NATO nations are partnered to achieve it.
Wars, economic disruption, financial terrorism, and other upheavals play out in real time. Grand schemes lie behind them.
Today’s economic crisis wasn’t happenstance. It was well planned, willful policy to transfer unprecedented wealth to private hands.
Super-rich crooks got richer. Social inequalities deepened. Unmanageable debt levels skyrocketed. “Bailouts" metaphorically mean grand theft. Unknown trillions of dollars, euros and pounds vanished to secret accounts and offshore tax havens.
Currencies are being debased. Crisis conditions worsen. At issue is subverting democracy, ending social justice, and consolidating global power in private hands.
Political analyst Peter Eyre calls it “a well orchestrated master plan to swindle trillions of taxpayer dollars from so many countries."
Pumping them into bank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lets them game the system advantageously. “Are you starting to get the picture?"
“In a nutshell, the elite ‘New World Order’ (rulers) got into bed with the banking and financial sectors, who then got into bed with the governments of the world, who then got into bed with senior political figures, who then told us, the taxpayers, that all your money will now have to be used to bail them out or face economic collapse."
It’s a con, a scam to loot wealth from nations and households. Anyone facing default gets in trouble. Individual borrowers have their assets seized by creditors. Governments have to deal with the loan shark of last resort – the IMF.
Its terms require privatizing public enterprises, mass layoffs, deregulation, deep social spending cuts, wage freezes or cuts, unrestricted access for Western corporations, corporate-friendly tax cuts, increases for working people, undermining trade unionism, and enforcing harsh repression against those who balk.
In sum, its financial terrorism, New World Order tyranny, waging war on nations and humanity for profit and power.
According to Eyre:
“It boggles the mind that a system so vulnerable to manipulation would ever have come into existence in the first place."
It wasn’t by accident or from Adam Smith’s invisible hand. Since the 19th century, it was engineered by Rothschilds, Rockefellers, and other visible ones in league with complicit politicians to the highest levels.
Eyre ended his commentary, saying “Stay tuned for more grime and slime."
War as an Instrument of Control
Wars play an integral role. On September 11, 1990, preparing America for Operation Desert Storm, GHW Bush told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that war on Iraq presented “a rare opportunity to move toward an historic period of cooperation. Out of these troubled times….a New World Order can emerge."
McAlvany Intelligence Advisory defines it as follows:
“A supranational authority to regulate world commerce and industry;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that would control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oil; an international currency that would replace the dollar (and other major currencies); a world development fund that would make funds available to free and communist nations alike; (and) an international police force to enforce the edicts of the New World Order."
A briefer definition is tyrannical money power in private hands. Dictating global policies, what it says goes. Major bank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all the shots. Political leaders genuflect and obey, including when to wage wars against what enemies.
On September 21, 1992, GHW Bush told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that multinational troops would become a New World Order army, saying:
“Nations should develop and train military units for possible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America’s permanent war agenda wasn’t explained. Neither was using “peacekeepers" as imperial occupiers.
Post-9/11, Dick Cheney warned of wars that won’t end in our lifetime. Former CIA Director James Woolsey said America “is engaged in World War IV, and it could continue for years….This fourth world war, I think, will last considerably longer than either World Wars I or II did for us."
In its 2006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QDR), Pentagon commanders called it the “long war." In fact, throughout US history, America waged continual wars at home and abroad.
Obama is Washington’s latest warrior president. Earlier ones included Washington, Madison, Jackson, Lincoln, T. Roosevelt, Wilson, F. Roosevelt, Truman, Johnson, Nixon, Reagan, GHW Bush, Clinton, and GW Bush.
America glorifies wars in the name of peace. The business of America is war and grand theft. One nation after another is pillaged. Libya was the latest. Are Syria and Iran next?
At issue is consolidating wealth and power, subverting democratic freedoms, and achieving unchallenged global dominance through financial manipulation and brute force.
War Is a Racket Based on Lies
General Smedley Butler’s 1935 book titled, “War is a Racket" followed his 1933 speech on the same theme. In it he said:
“I spent thirty-three years and four months in active military service as (a Marine). I served in all commissioned ranks from Second Lieutenant to Major-General. And during that period, I spent most of my time being a high class muscle-man for Big Business, for Wall Street and for the Bankers. In short, I was a racketeer, a gangster for capitalism."
“I helped make Mexico….safe for American oil interests in 1914. I helped make Haiti and Cuba a decent place for the National City Bank boys to collect revenues in. I helped in the raping of half a dozen Central American republics for the benefit of Wall Street."
“The record of racketeering is long. I helped purify Nicaragua for the international banking house of Brown Brothers in 1909 – 1912. I brought light to the Dominican Republic for American sugar interests in 1916. In China, I helped to see to it that Standard Oil went its way unmolested."
“During those years, I had, as the boys in the back room would say, a swell racket. Looking back at it, I feel that I could have given Al Capone a few hints. The best he could do was operate his racket in three districts. I operated on three continents."
America’s global empire stretches everywhere. Super-weapons Butler couldn’t have imagined enforce it. By going public, he was an American hero. Who in today’s military can match him? Who’d dare try?
Cowards waged war on Libya. On November 10, NSNBC said Libyans haven’t enough basic foods to survive. “Tens of thousands of small businesses were destroyed." People can’t support their families.
Public anger rages against NATO. Libya’s a “powder keg ready to explode at any time." Suspected Gaffafi loyalists are arrested and tortured daily.
Libyan-style democracy includes “murder(ing), tortur(ing), and imprison(ing)" anti-Nato resisters. Foreign occupiers from Qatar, UAE, and other nations are instructed to terrorize Libyans to submit.
Nonetheless, resistance continues. Fighting rages across Libya. Everyone has weapons. Gaddafi wisely armed millions. By restricting enough supplies, NATO made food a weapon of war.
Washington, Britain, France, and belligerent partners also transformed Africa’s most developed country into its least. For many, getting enough life sustaining essentials requires fighting for them. Libya metaphorically symbolizes New World Order tyranny. Perhaps Syria and Iran ARE next.
Last March, Syria’s externally generated uprisings began. Despite legitimate grievances, Washington orchestrated change there like elsewhere in the region.
It’s part of its imperial “New World Order/New Middle East" project to control North Africa, the Middle East and Central Asia to Russia’s borders.
For over a decade, planned regime change targeted Iraq, Afghanistan, Lebanon, Iran, Somalia, Sudan, Libya, Syria, and other global countries.
Libya’s model was test marketed and readied for future aggression. Targets are selected well in advance.
IAEA’s fabricated Iranian report may ignite what’s planned next. On November 12, Haaretz headlined, “US demands Iran respond to IAEA report within days," saying:
Attending a Pacific Rim summit, Hillary Clinton issued demands, saying:
“Iran has a long history of deception and denial regarding its nuclear program and in the coming days we expect Iran to answer the serious questions raised by this report."
“The US will continue to consult closely with out allies on the next steps we take to increase pressure on Iran."
Clinton, Obama and other top US officials are inveterate liars and war criminals. America thrives on “deception and denial," raging lawlessly on a global scale.
Iran threatens no one. Its nuclear program is peaceful and nonmilitary. No evidence disproves it. Saying so is false.
Kazem Gharib-Abadi, Iran’s permanent Executive Council representative to the Organization for the Prohibition of Chemical Weapons (OPCW) told Press TV:
“The recent IAEA report is a historic and international mistake which has endangered the agency’s credit, and is based on political provocation and false claims made up of fabricated US (and Israeli) information."
Iran dismissed the report as “unbalanced, unprofessional and prepared with political motivation and under political pressure by mostly the United States."
Independent experts agree. It lacks credibility. America’s intelligence established refuted it last March. IAEA’s information predates 2003.
It’s worthless, but could ignite war if Washington plans it with Israel and other willing NATO partners. Stay tuned. Further updates will follow.
http://sjlendman.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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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 Lies Launch Wars》
by Stephen Lendman
2011-11-12
In “The Art of War," Sun Tzu said “All war is based on deception."
What worked in ancient times more than ever applies now, given instant ways of communicating globally and super-weapons Washington and Israel threaten to use like hand grenades.
In “Doctor Faustus", Christopher Marlowe mentioned “the face that launched a thousand ships." He referred to Helen of Troy (formerly of Sparta).
To win her back, Greeks launched 1,000 warships. According to Greek mythology, the Trojan War followed.
Homer’s Odyssey and Iliad recounted it. So did Roman poets Virgil and Ovid. Homer said it lasted 10 years. Mythological goddess quarrels started it.
Real, mythological, or fabricated reasons work equally well. Then it was Athena and Hera v. Aphrodite. Today it’s “war on terror" fear tactics.
Near its end, Greeks entered Troy in a Trojan Horse. America’s perhaps was 9/11. Both were duplicitous acts used to ravage targeted enemies.
The expression, “beware of Greeks bearing gifts" originated from back then. According to Homer and other Greek literature, they burned the city, captured Trojan women, rescued Helen, and returned her to Menelaus, her husband.
Fear, misinformation, and deceit work best enlisting popular support, whether in ancient China, Greece or modern times. Television today supplies it.
From its earliest days, it lied, distracted, entertained, and provided a platform for corporate America to control thought, manipulate public opinion, and sell people junk they don’t need.
In a June 1950 commencement speech, Boston University President Daniel Marsh said, “If the (television) craze continues….we are destined to have a nation of morons."
In May 1961, Kennedy’s FCC chairman Newton Minow called commercial television a “vast wasteland." He suggested watching it for a day “without a book, without a magazine, without a newspaper," with no distractions.
“Keep your eyes glued to that set until the station signs off" as it once did before 24 broadcasting. “I can assure you that what you will observe is a vast wasteland, (a) procession of game shows, (nonsensical) formula comedies….blood and thunder, mayhem, violence, sadism, murder, western bad men, western good men, private eyes, gangsters, more violence, and cartoons."
“And endless commercials – many screaming, cajoling, and offending….And if you think I exaggerate….try it."
Try it now. It’s the same on hundreds of channels round the clock ad nauseam.
Communication theorist/media critic George Gerbner once said television has nothing to tell and everything to sell.
In his book,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Neil Postman said “Americans are the most entertained and least informed people in the world," knowing little or nothing about what matters most.
Famed comedian Ernie Kovacs once said television is called a medium because it’s neither rare or well done.
Because most people rely on it for news and information, a nation of “morons" lets America get away with murder.
America’s Permanent War Agenda
In his book titled, “Perpetual War for Perpetual Peace," Gore Vidal said:
“our rulers 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have made sure that we are never to be told the truth about anything that our government has done to other people, not to mention our own."
In his book titled, “Dreaming War," he compared GW Bush’s imperial ambitions to WW II and subsequent Truman Doctrine pledge:
“To support free peoples who are resisting attempted subjugation by armed minorities or by outside pressures."
At issue was keeping Greece and Turkey from going communist. Applied globally, it initiated America’s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strategy.
Ever since, it lurched from one war to another to benefit war profiteers and advance America’s imperium, no matter the body count to achieve both.
In his 1953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revisionist essays titled, “Perpetual War for Perpetual Peace: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Foreign Policy of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and It’s Aftermath," Harry Elmer Barnes wrote:
“If trends continue as they have during the last fifteen years, we shall soon reach (the) point of no return, and can only anticipate interminable wars, disguised as noble gestures for peace."
“Such an era could only culminate in a third world war which might well, as Arnold J. Toynbee has suggested, leave only the pygmies in remote jungles, or even the apes and ants, to carry on ‘the cultural traditions’ of mankind."
Deception, misinformation, popular fiction, and Big Lies launch wars – all of them. Television today incites them. Earlier times, however had other ways to enlist public support or at least avoid opposition enough to stop them.
Historian Gabriel Kolko explained nothing good about “the good war," WW II, or any others. None achieve peac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ne conflict begets others. Endless destructive cycles follow. Countless millions die. Vast destruction ravages countries. Human misery, not liberation, results.
Since the 19th century, imperial wars shaped American life. Waging them is prioritized. Technological expertise produces killing machines. Industrial America suffered.
Human needs go unmet, today more than ever in modern times. State capitalism partners with business waging war. Uneducated, disadvantaged, impoverished, disconnected, restless, angry millions get left on their own sink or swim.
Others go to war to get killed, injured, maimed, or emotionally scared for life with nothing in return benefitting them.
In his January 1961 farewell address, Dwight Eisenhower warned about: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citing the “grave implications" of a “coalition of the military and industrialists who profit by manufacturing arms and selling them to the government."
He said “we must guard against the acquisition of unwarranted influence….by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The potential for the disastrous rise of misplaced power exists and will persist."
He added that:
“Every gun that is made, every war ship launched, every rocket fired signifies, in the final sense, a theft from those who hunger and are not fed, from those who are cold and not clothed…."
Today, dominant “iron triangle" authority runs America’s war machine. With sitting presidents, it consists of Congress, the Pentagon, and defense industry profiteers, including producers of sophisticated technology for digital age warfare Eisenhower couldn’t have imagined.
In combination, they addicted the nation to war, not for threats. It’s for power and profits. Why else would war be America’s business!
In his book titled, “JFK and the Unspeakable: Why He Died and Why It Matters," James Douglas discussed many reasons. Key was his opposition to force.
After the Joint Chiefs demanded troops for Laos, he told Geneva Conference representative Averell Harriman:
“Did you understand? I want a negotiated settlement in Laos. I don’t want to put troops in."
He opposed nuclear weapons use in Berlin and Southeast Asia. During the 1962 Cuban missile crisis, he refused to bomb or invade. Afterwards he said, “I never had the slightest intention of doing so."
In June 1963 (a few months before his assassination), he called for abolishing nuclear weapons, ending the Cold War, and advancing “general and complete disarmament."
In October 1963, he signed National Security Action Memorandum (NSAM) 263 to withdraw 1,000 US forces from Vietnam by year end and all of them by 1965.
He wanted “to splinter the CIA in a thousand pieces and scatter it to the winds."
Before Gaza, the West Bank and East Jerusalem were occupied, he supported UN Resolution 194, authorizing diaspora Palestinians’ right of return they never got.
He wanted the American Zionist Council (AIPAC’s original name) registered as a foreign agent. He opposed Israel’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He wanted peace, not conflicts. It cost him his life. Future presidents got the message. The rest, as they say, is history.
Canadian Law Professor Michael Mandel explained imperial America’s lawlessness in his 2004 book titled, “How America Gets Away with Murder: Illegal Wars, Collateral Damage,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He discussed Justice Robert’s Jackson’s Nuremberg “supreme crime" declaration. It’s more than ever relevant given America’s out-of-control belligerence, ravaging the world one country at a time or in multiples.
At Nuremberg, Jackson said:
“To initiate a war of aggression….is not only an international crimes; it is the supreme international crimes differing only from the other war crimes in that it contains within itself the accumulated evil of the whole."
In 1950, the Nuremberg Tribunal defined crimes against peace as:
“(i) Planning, preparation, initiation or waging of a war of aggression or a war in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eaties, agreements or assurances; (and)
(ii) Participation in a common plan or conspiracy for the accomplishment of any of the acts mentioned under (i)."
After WW I, Kellogg-Briand in 1928 renounced aggressive war, prohibiting its use as “an instrument of national policy," except in self-defense.
Sixty-three nations were signatories, including America, Britain, France, Germany, Italy, Soviet Russia, and Japan. The US Senate approved the treaty 85 – 1. Like Nuremberg, it’s binding international law.
Washington’s war machine hardly slowed. WW II followed as well as perpetual others thereafter. Even then, the business of America was war. It’s more than ever that today.
Its “scourge" wants power, profits and unchallenged dominance. Today, America wages it globally against humanity. International law is defied. So is morality and common sense.
International peace, security, stability, equity, justice, and freedom are non-starters. Only war spoils matter, including benefits derived from them in all forms.
Since WW II, America, its NATO partners and Israel waged regular aggressive wars. Millions of noncombatant civilians perished. Appalling human suffering resulted.
Washington’s imperial war machine is today’s greatest threat, ravaging the world one country at a time. Congressional authority was abdicated. Presidents can act on their own.
In September 2001, Congress approved the Authorization for Use of Military Force (AUMF) for “the use of United States Armed Forces against those responsible for the recent attacks launched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War on terror" authority accelerated permanent wars. Presidents now wage them at their discretion.
Where it all ends, who knows. No one’s able to stop them. Short of finding a way, free societies, planet earth and humanity hang in the balance. Even risks that great are ign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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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 of Words on Iran》
by Stephen Lendman
2011-11-11
Provocative rhetoric followed release of the IAEA report on Iran’s nuclear program, despite baseless allegations in it.
In October 2009, the Agency leaked a document titled “Possible Dimensions of Iran’s Nuclear Program" to the New York Times. At issue was circumventing then IAEA head Mohamed ElBaradei. Allegations in it were spurious. As a result, he wouldn’t touch it.
Two months later Yukiuya Amano replaced him. IAEA was politicized. In December 2010, the London Guardian published a leaked US embassy cable saying he’s “director general of all states, but in agreement with us." Its title was: “Amano ready for prime time."
A November 2010 Guardian article headlined, “Nuclear Wikileaks: Cables show cosy US relationship with (new) IAEA chief."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 Geoffrey Pyatt was quoted, saying:
Amano will “overcome bureaucratic inertia (and) modernize Agency operations…." He’s “solidly in the US court on every key strategic decision, from high-level personnel appointments to the handling of Iran’s alleged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In other words, he’s there to salute and obey orders, not be nonpolitical and impartial. He hasn’t disappointed.
America’s media jumped on his new report, again suggesting “possible military dimensions to Iran’s nuclear program" with no evidence whatever proving it. Nonetheless, US, Israeli and UK belligerents bellowed it. So far, nothing’s gone beyond rhetorical saber rattling.
Whether or not war’s planned isn’t known. Cooler heads in high places know the risk. Minimally it could engulf the entire region disastrously. Worse would be general war, possibly involving Russia and China.
Once something starts, anything’s possible, even unthinkably using of nuclear weapons to destroy underground facilities. Doing so would risk many thousands of lives and widespread radiation contamination.
Guardian writer Julian Borger headlined, “The IAEA report: what does it mean and will it lead to war with Iran?" saying:
“There is nothing in the report that was not previously known by the major powers. The West and Israel (supplied information on alleged) weapons development…."
“Furthermore, the bulk of the report is historical," pre-2003. Clearly it shows Iran’s not “rac(ing) to a bomb."
“Obama….has no stomach nor money for another war, and (Pentagon) generals insist that every way they game the scenarios, America comes out the loser.”
Former IAEA inspector/later department director Robert Kelly called Amano’s report “very thin," a “real mish-mash," including “amateurish analysis…I thought there would be a lot more there….It’s certainly old news. It’s really quite stunning how little new information is in there."
In 2005, Kelly examined Amano’s original documents. Gotten from a mysterious laptop, they alleged a so-called “green salt project" to provide clandestine uranium, high-explosives testing, and reengineering a Shahab-3 missile to carry a nuclear warhead.
From them, Kelly discounted possible Iranian military applications, suggesting documents were forged, saying:
“There is nothing to tell that those documents are real. My sense when I went through (them) years ago was that there was possibly a lot of stuff in there that was genuine, (but) it was a kind of junk."
The little high quality material in them amounted to “two or three pages that wasn’t related to anything else in the package. It was on a different topic, and you just wondered" whether fake evidence was planted.
He recalled 1993 and 1994 when the IAEA got “very complex forgeries" on an alleged Iraq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Those documents had markings on them (to) resemble Iraqi (ones), but when we dug into them they were clearly forgeries."
In 2002, Kelly said the IAEA got “pretty bad" Italian forgeries on Iraq’s alleged Niger nuclear links. That was then. War resulted. Now perhaps Iran’s targeted unjustifiably.
Shannon Kile,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Nuclear Weapons Project head, said:
Iran “doesn’t seem to have the same North Korea-like obsession with 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s. That’s nowhere to be found in the (IAEA) evidence."
“Yes, Iran is making progress. They’ve covered the waterfront in terms of the main technical areas that you need to develop a nuclear weapon. But there is no evidence they have a dedicated program under way."
Nonetheless,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Wayne Madsen sees “War Clouds Form(ing) over Iran," saying:
“Israel’s strategy is to make certain that its plans to attack Iran’s nuclear facilities and, perhaps other targets, meet no opposition from (US) diplomatic circles…."
As a result, “Asian nations want to freeze the United States out of interference in Asia." Worrisome signs include Israel’s “open secret ally, Saudi Arabia," appointing former Egyptian intelligence head Omar Suleiman advisor to Crown Prince Nayef bin Abdul Aziz al-Saud.
Washington’s increasing its presence in Kuwait, Bahrain, Qatar, UAE, Oman and perhaps elsewhere in the region. New CIA and Pentagon Predator drone bases were established in Djibouti, Seychelles, Ethiopia, and reportedly Saudi Arabia. More are planned.
Obama’s “under tremendous (Israeli Lobby) pressure (to) support an Israeli military strike on Iran…." Doing so would involve Washington and perhaps other NATO partners. To assure pro-Israeli voter support, Obama would have to go along.
Given the potential for war, Russia, China, their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member states, India, Turkey, and other regional nations show justifiable alarm.
On November 10, Israel National News headlined, “Report: Israel Preparing ‘Christmas Surprise’ for Iran," saying:
Britain’s Daily Mail said Israel may attack “Iran’s nuclear facilities….as soon as December 25…." An unnamed senior Foreign Office official said, “We’re expecting something as early as Christmas," or very early in the new year."
Foreign Secretary William Hague said the IAEA report “completely discredits" Iran’s nonmilitary dimension claim.
Israel Defense Minister Ehud Barak told Israeli Radio, “We continue to recommend to our friends in the world and to ourselves, not to take any option off the table," suggesting a possible attack.
Haaretz reported that Amir Kahanovich, chief economist at Israel’s Clal Finance saying attacking Iran would exact far too high an economic price for the world to accept.
He cited sharply higher oil prices, disrupted global trade, and more affecting Israel and other nations.
Israel’s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Ephraim Kam doubt stiff sanctions are coming. Russia and China won’t tolerate them. They’d also risk greater economic fallout. At most, he says “another round of light sanctions."
US Defense Secretary Leon Panetta said attacking Iran should be a “last resort." Doing so would have serious regional repercussions, he believes. Potentially they could be much worse.
Interviewed on Press TV, historian Peter Rushton accused Israel of escalating anti-Iran hysteria, adding:
“I think voters in Britain and America would do well to take a long hard look at those politicians who are prepared to give limitless trust to Israel at the expense of their own people" and regional peace.
Hezbollah leader Seyyed Hassan Nasrallah expects regional war to erupt from attacking Iran.
Also interviewed on Press TV, independent journalist Nader Mokhtari said:
“The United Nations has lost its basic functions for a very long time. (It) has not been able to intervene effectively in matters that it should have been able (to), according to its charter…."
Its structure prevents “99% of the world (from having) a say in running world affairs, and a select few" decide everything, including on those issues most important.
America has virtual veto power on all issues. With Israel, it threatens attacking Tehran unjustifiably. Its allegations are baseless. Regional war may follow with unpredictable consequences. The danger is real and frightening.
A Final Comment
Last May, George Mitchell left his White House Middle East envoy post. Rumor at the time suggested it was because of his deputy Dennis Ross’ extreme bias.
Anti-Defamation League head Abe Foxman calls him Israel’s “advocate." Middle East analyst Aaron David Miller calls him “Israel’s lawyer." Others call him a Zionist hardliner up to no good for Palestine or Israel’s regional rivals.
Some say he was forced out. Now he’s stepping down. On November 10, The New York Times headlined, “Obama’s Influential Mideast Envoy to Resign," saying:
He’s stepping down “at a time when Israeli-Palestinian peace talks are frozen and tensions over Iran are flaring anew."
Ross gave the usual reason about wanting to spend more time with his family. Others cite his duplicity, extreme bias, and failure to accomplish anything beyond representing Israel at a time its influence is waning.
Earlier he served as GHW Bush administration’s State Department Policy and Planning director, after which he became Clinton’s Special Middle East Coordinator.
He’s also co-founder of the AIPAC-backed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WINEP). It’s an extremist pro-Israeli front group. Ross will return after leaving his present post.
WINEP’s Board of Advisors includes a rogue’s gallery of figures like Richard Perle, George Shultz, Robert McFarlane, James Woolsey, and former US Israeli ambassador Samuel Lewis.
James Petras once called Ross “a virulent Zionist advocate of Israel’s ultra-militaristic policies, including an armed preemptive attack on Iranian nuclear and military installations."
“Ross is an unconditional supporter of the Israeli starvation siege of (Gaza), and fully backed Israel’s savage (2006) air attacks against civilian targets in Lebanon."
No friend of Palestine, he one-sidedly backs Israel’s worst lawlessness. He won’t be mi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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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s Media War on Iran》
by Steve Lendman
2011-11-11
When Washington goes to war or threatens it, America’s media march in lockstep, cheerleading. Fiction substitutes for fact.
News is carefully filtered, dissent marginalized, and supporting imperial belligerence substitutes for full and accurate disclosure.
As a result, patriotism means going along with rogue policies. Never mind rule of law principles and democratic values. Free and open societies are risked. So is humanity if belligerents overstep.
The IAEA Iranian nuclear program report stirred a hornet’s nest of inflammatory commentary, no matter the agency’s fabricated contents. Previous US intelligence assessments refuted them, including most recently in March 2011.
Nonetheless, IAEA allegations proved red meat for America’s media. Commentaries from three major broadsheets are typical.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On November 8, deputy Journal editorial page editor Bret Stephens headlined, “Now For a Real Iran Debate," saying:
“There’s no scarcity of reliable information about Iran’s nuclear programs, licit and illicit." At issue only is how Washington and Western allies act “to check them."
In September, IAEA said “Iran had enriched 4.5 tons of low-enriched uranium – sufficient, with further enrichment, for three or four bombs – and that a third of the uranium had been enriched in the last year alone."
It also said “Iran had begun more advanced centrifuges, capable of enriching uranium at a significantly faster rate than" earlier ones. “So much for the success of sanctions in shutting down Iran’s underground network of nuclear-parts suppliers."
Fact check
Iran’s nuclear program is peaceful and nonmilitary. No credible evidence suggests otherwise. Its operations follow standard procedures. Other nations follow them. None are vilified. Nothing done is illegal. Beating up on Iran bogusly discredits anyone doing it.
“So much for the enabling fiction that was the 2007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which judged ‘with high confidence’ that Iran ‘halted it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in the fall of 2003."
So much for a Journal editor accepting fabricated IAEA information, refuted by US intelligence as recently as March 2011 in its America’s Annual Threat Assessment of the 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He continued saying pursuing diplomacy or more “sanctions guarantees failure, signals weakness, and emboldens the hardest of Iranian hardliners."
Time’s “no longer on the West’s side….(F)urther delay only increases the complexity and uncertainties of any strike."
Short of supporting war, Stephen railed against Iran, saying Western leaders should “hasten the regime’s demise." How he didn’t say or explain that every nation’s sovereignty is inviolable, whether or not he approves.
The New York Times
A Times editorial headlined, “The Truth About Iran," saying:
Despite using fabricated, discredited, old information with no credibility, The Times called IAEA’s document “chillingly comprehensive….What gives the report particular credibility is its meticulous sourcing."
Russia, China and other nations “have been shielding Iran." Security Council members must “quickly impose a new round of even tougher sanctions…."
Fact check
For years, Times writers and commentators beat up mercilessly on Iran. In June 2009, Iran’s presidential election was more democratic than America’s rigged process.
Nonetheless, a Times editorial headlined, “Iran’s Nonrepublic," claiming “government authorities bulldozed the results" so incumbent Ahmadinejad’s victory was “bogus."
Instead of journalistic integrity, The Times claimed Ahmadinejad stole the election with no evidence whatever proving it. Rhetoric substituted for reasoned commentary in typical Times style.
In contrast, when the Supreme Court reversed America’s 2000 popular vote (and electoral one learned months later) to install its own favorite, a Times editorial supported Bush’s illegitimacy and his “unusual" post-election “gracious(ness)."
No matter that Al Gore won and they knew it. No matter what’s now known about a rogue administration terrorizing humanity.
Stopping short of supporting war, The Times said striking Iran’s nuclear facilities “would not set (it) back for very long. It would rally Iranians around their illegitimate government….The last round of sanctions was approved 17 months ago."
Russia and China oppose more. “So long as that enabling continues, Iran will keep pushing its nuclear program forward."
Fact check
In April 2010, Ron Paul addressed HR 2194, the Comprehensive Iran Sanctions, Accountability and Divestment Act, saying:
“I rise in strong opposition," including against its Senate version. Debate replicated lies, misinformation and distortions preceding Iraq 2003. “Propaganda (is) speed(ing) us to war against Iran for the benefit of special interests."
“A vote for sanctions on Iran is a vote for war against Iran." In other words, he called sanctions an act of war.
In 1997,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called economic sanctions “a war against public health." Sanctions constitute war by other means. Manipulated money power in private hands used irresponsibly is financial war.
Delegitimizing Iran’s legal nuclear program shows which side Times editors support. They’re the same anti-populist power and wealth ones they always back on all vital issues.
The Washington Post
A WP editorial headlined, “Running out of time to stop Iran’s nuclear program," saying:
The IAEA “spelled out in detail what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have known for a long time: Iran’s nuclear program has an explicit military dimension, aimed at producing a warhead that can be fitted onto one of the country’s medium-range missiles."
Fact check
Substituting bombast for truth, Post editorializing got another black eye. Throughout the piece, accuracy was nowhere in sight.
Like The Times, Journal, and others like them, however, what else can be expected from establishment broadsheets. They stop short of doing what readers expect – their job.
“The IAEA’s evidence….ought to end serious debate about whether Tehran’s program is for peaceful purposes. That’s why Russia and China tried to block the report."
Never mind that IAEA’s “evidence" lacks credibility. It was fabricated, discredited and out of date. Independent analysts refuted it. All countries should denounce its nefarious purpose, potentially leading to war.
Short of supporting it, the Post said Obama’s got time to act. He repeatedly said “Iran’s acquisition of a nuclear weapon is unacceptable – and the IAEA report makes clear that the danger is growing, not diminishing."
Most dangerous are:
◎ IAEA heads publishing baseless allegations;
◎ America, Israel, and Western nations supporting them;
◎ and disreputable major media opinion writers marching in lockstep instead of doing their jobs responsibly.
Sadly, that’s what passes for corporate-controlled news, commentary and opinion in America.
It’s why more readers go elsewhere for real information and analysis. Hopefully one day they all will!
“普世”是鬼話，“民主”是謊言
一、
11月15日淩晨，在“民主”而又“優雅”、“自由”兼且“普世”的美利堅合眾國，“佔領華爾街運動”被強行清場。
美國紐約警方15日淩晨開始對“佔領華爾街”示威者實施強制清場，並與示威者爆發“衝突”，現場一度極為混亂，多人被捕。
“佔領華爾街”示威是今年9月份開始的，旨在抗議美國財富分配不均及社會不公。該運動很快蔓延到全美，並擴散到全球（民主失敗）資本主義國家。美國當局最近開始強制驅逐“佔領”示威者，奧克蘭（Oakland）等地警方清理了當地的抗議者營地，並逮捕不少示威者（注：Oakland警方已打死了二名自由民主人士），號稱“民主普世祖師爺”的美國引發世界關注並遭到強烈圍觀，“普世”又一次變得一文不值。
二、
奧巴馬“當初”信誓旦旦親口許諾的“希望在2011年聯大看到作為聯合國正式成員國的巴勒斯坦國”餘音尚在，9月21日，便在在紐約毫無愧疚的直言告訴阿巴斯：“美國反對巴勒斯坦方面通過聯合國安理會謀求會員國地位，將在必要時行使否決權。”
10月31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體大會以107票贊成、52票棄權、14票反對通過決議，接納巴勒斯坦為該組織正式成員國，這是巴勒斯坦以成員國資格加入的首個聯合國專門機構。對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民主）決定美國當即作出強烈反應：就在決議通過當天，美國以“該決議違反美國國內法案為由”，宣佈中止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繳納會費，在全世界目瞪口呆的注視下，“民主”就像一塊被狂風吹得無影無蹤的“遮羞布”——在眾目睽睽之下，一個優雅的黑人總統，在陽光下忘情裸奔。
三、
繼指控伊朗企圖暗殺沙特駐美大使而威脅使用武力報復後，11月3日，根據即將公佈的“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報告證實，伊朗無視聯合國制裁，在多處被禁生産基地製造和實驗核武器”為由，美-英-以三國（極右翼法西斯世界動亂軸心）顯示出不惜單方面對伊動武的強烈後應：英國軍方正在加快其應變計畫的實施，為可能聯合美國對伊朗實施軍事打擊行動做準備。
至於日本有沒有核計畫？
朝鮮有沒有核計畫？
以色列有沒有核計畫（大規模毀滅性核武器）？
“時明時瞎”的美國人“狡黠”地眨巴著眼睛：“不知道！”
明眼人其實早已看出：因為巴勒斯坦入聯問題無法迥避，美-英-以（極右翼法西斯世界動亂軸心）實在找不到解決問題的方法，只好又以“伊拉克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同樣的“理由”，找一個有利可圖的倒楣蛋開刀了。
所謂“民主”，是由“超強的武力”、“巨大的（印發虛擬數位貨幣）財力”、“強勁的思想控制力”這三大力量“支撐”的：
武力保證絕對的印鈔權；
思想文化價值觀說明“印鈔權”之正義性，這樣美國便可以揮霍無度、窮兵黷武地“搞通貨膨脹”、借債度日並將風險“轉嫁”到國外。
這就是美國的“民主”，這就是美國津津樂道的“普選制”、引以為豪的“議會制”、大肆渲染的“三權分立制”，是“虛偽”的、隱蔽的、“表面的”民主。
“普選制”是美國津津樂道的“民主形式”。然而，這純粹是一種以金錢為潤滑劑的“民主大拍賣”，是賭博性的花錢大比賽。絕大多數老百姓根本就支付不起、更無法籌集數以千萬美元的巨額的競選經費。這樣選出來的總統從來不是多數人的代表，更不可能是全體人民的代表，這就是“佔領華爾街”99%-1%的由來。
“議會制”是美國引以為豪的“民主制度”。公民普選產生議員和國會的立法監督權，是資產階級招搖撞騙的“如意”。其思想家大肆鼓吹議員乃“全民利益”之代表，議會乃“主權在民”之象徵。然而，以金錢為潤滑劑的選舉制度，必定與政黨利益不可分割，必定為少數富人專有、統治、謀利，這就是（民主）政客們每天都敢公開在大罵全世界、卻不敢放半個屁得罪出錢幫他們贏得競選的猶太人的由來。
“三權分立制”是美國大肆渲染的“民主標本”。資產階級鞏固統治後，三權分立逐漸從封建的“階級分權”蛻變為資產階級獨佔統治下的職權分工，蛻變為調整資產階級內部關係、鞏固資產階級專政、欺騙勞動人民的精巧工具。而且，在現實中，“三權”之間明顯地表現出行政權力日益擴大的趨勢，說明了所謂“自由資本”必然是“資本”說了算，離開了“資本”的“自由”，根本就狗屁不是！這就是“佔領華爾街”示威者被強行驅逐的的由來。
美國“自命”為民主、自由、博愛的“普世國家”，“不符合”美國民主模式的是“集權國家”，甚至是“流氓國家”。但美國人似乎忘了：他們的友好朋友卻大部分都是後者。美國的旗幟一面寫著誘人的民主、自由、博愛，另一面卻沾滿了侵略的鮮血。這面旗被美國當作“侵略的工具”，但“普世主義”的“福音”並沒有如期降臨到阿爾及利亞、阿富汗、伊拉克、甚至是同在美洲後院的海地！
美國是超級大國，同時也是“超級巨騙”。其“騙術”高明到被騙而不知道被騙，因為美國“俘虜”的是對方的靈魂，這就是為什麼“右糞”一直給人們一個弱智、無腦、像一群僵屍似的的由來。
這群無腦（虛偽右憤）僵屍到處宣揚“民主”，但只限於“符合美國利益”的“民主”；
如果巴勒斯坦想通過“民主”來獲得獨立，對不起，僵屍們是絕對不去討論這些與它們的利益無關的“民主問題”的。
別看他們（虛偽右憤）平時叫得賊歡、眼睛瞪得賊大，“一說到”巴勒斯坦入聯問題、驅逐並逮捕聚集在華爾街的示威者時，它們不單止是“啞巴”，簡直連眼睛都“瞎了”。
不信？儘管試試看！
文／維哥
2011-11-16 環球網
發改委劍指國企（中國電信） 背後站著外資／中情局
《中國的那些事（1）：新華社為何幫南方系出頭？》
文／蔡子尤
2011-11-16 民聲網
最近，“南方系媒體”發動了一大一小兩場戰役，
一是以中國電信為突破口，通過“炒作”所謂國企壟斷問題“圍剿”中國國企，
二是“圍剿”孔慶東。
其實孔慶東對“南方系媒體”的所謂“三罵”（去你媽的、滾你媽的、X你媽的），事後證明完全是孔慶東的引蛇出洞。
看看被罵記者是如何說的：
http://www.mshw.org/review/debate/2011-11-15/6116.html
【濟南時報：孔慶東在微博上說你“態度很和氣，語言很陰險”。你問了他什麼問題，讓他覺得陰險?
曹林華：我根本沒來得及提問。我剛介紹完身份，他就來了句“我不接受你們‘南方系’採訪，去他媽的!”然後把電話掛了。
濟南時報：只是一句“去他媽的”嗎?孔慶東在微博上炫耀他罵了你一組排比句(去你媽的!滾你媽的!×你媽的!)。
曹林華：這些都是他意淫的。他罵得沒那麼誇張，這讓我既好氣又好笑。孔慶東一貫喜歡誇張，他是個表演欲望很強的人，正如他周圍人所說，他喜歡惡作劇。】
原來，孔慶東電話裏只是隨口說了句【去他媽的】，很明顯，罵的是南方系。孔慶東說的不是【去你媽的】，更不是【去你媽的、滾你媽的、X你媽的】。顯而易見，孔慶東在微博上說罵了南方系【去你媽的、滾你媽的、X你媽的】，既不是濟南時報說的炫耀，也不是曹林華說的惡作劇，而是典型的引蛇出洞，而且引出了新華社這條愚蠢的大蟒蛇。
孔慶東還很詫異，自己痛駡、耍弄南方系，為何新華社跳了出來？
廣大網民可能十分鮮明地記得，2008年汶川地震之後，南方系炒作【中國抗震救災是為了兌現對於普世價值的承諾】，而南方系主張的普世價值，其真實含義是【美國及西方的政治經濟制度代表人類普世價值】，而新華社也發表類似報導《從唐山到汶川：中國的改變》。新華社此文當時發表在新華網及各大網站的頭條，似乎是要強迫每個線民都要讀一遍。此文借讚美汶川救災，醜化唐山救災，醜化毛時代。內容主要有：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5/29/content_8277937.htm
1、在全國人民都在抗震救災時刻，繼續批判唐山大地震時的抗震救災，以此醜化毛澤東和毛時代，醜化社會主義。
2、認為改革開放時代和毛時代相比，【中共的執政理念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人民的主體地位得到進一步尊重，人道主義和人文關懷漸成社會風尚。】這顯然是把中國改開以來的這30年的中共，同1921到1979這近60年的中共做了徹底切割。
3、文章牽強附會東拉西扯，認為【抗震救災還反映了中國法治社會的逐步形成完善，……例如，“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與“私有財產不可侵犯”被寫入憲法。】，這完全是普世價值的腔調。
實際上，新華社的文章在“有意曲解”憲法，憲法第十三條是【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而新華社及南方系“曲解”成【“私有財產不可侵犯”被寫入憲法】。
在中國人民大眾“強烈要求”清算“暴富階層”“侵吞”國有資產的原罪的背景下，新華社及南方系“要幹什麼”，一清二楚。其實，新華社及南方系主張的【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並沒有”寫進憲法。憲法第十二條是【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將憲法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合起來讀，憲法的意思就是要清算暴富階層侵吞國資的原罪。
憲法全文見：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4/content_62714.htm
另外，憲法顯而易見也不會保障那些反毛、反共的人權，也就是說，南方系及新華社中大量的反共分子的人權並不受憲法保護。
雖然新華社記者文章沒有直接提【普世價值】四個字，雖然新華社記者的文章不得不提社會主義這四個字，但是此文章“內涵”其實和南方系“完全一致”。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擁護社會主義、擁護毛澤東的文章，在人民網旗下強國論壇大部分能發出來，
而在新華網發展論壇則幾乎“全面封殺”。
更重要的是，新華網國內部分曾參與多起“妖魔化”毛澤東、“妖魔化”社會主義的炒作事件。與新華網相比，人民網則沒有參與。
比如：2007年12月10日，新華網、新浪網等主流網站刊登文章：《據統計毛澤東稿酬累計達1.3億》。見：
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7-12/10/content_7223084.htm
此文實際上幾年前美國「中情局」“資金支援”的海外民運反共刊物製造的垃圾。後來汪東興、吳連登等人澄清了事實真相，新華網及南方報系並未刊登相關澄清文章，新華網的“造謠”也沒受到任何處理。
此事件詳情見：《從縱容“妖魔化毛澤東”到亡黨亡國》http://blog.hxf.mshw.org/post/4/18
其實看看新華社的歷史就很清楚，新華社裏有不少“南方系”的“同盟軍”，瞭解了以下情況，出現如上怪事，就一點不奇怪了。
這裏列舉一二：
比如：
《炎黃春秋》的社長杜導正，曾任新華社河北分社社長、新華社廣東分社社長，“文革”後，歷任新華總社黨組成員兼國內部主任、《光明日報》總編輯、新聞出版署署長。
《炎黃春秋》的骨幹、編委李普就曾擔任新華社副社長。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派5人小組接管新華社，李普是5人之一。
《炎黃春秋》核心作者、著名反共、反毛學者戴煌在新華社內人脈極廣，連原新華社社長郭超人都極為尊崇，戴煌更是屢次欺負新華社老社長穆青。看看戴煌是如何洋洋得意地自述的：
http://news.qq.com/a/20110712/001157_1.htm
【後來郭超人當新華社副社長了。他去過我家裏幾回。他勸我說，老戴呀，你得多到後面去跑一跑啊。也就是多到穆青家裏跑一跑。我才不去呢。穆青和李普後來住在同一層樓裏，他們一個在這邊兒，一個在那邊兒，挨著。李普和我關係很好，我經常去找他聊天。但我就是不到穆青家裏去。穆青派他老婆到李普家裏，想看看我和李普到底在談些什麼。我這一輩子啊，就這個脾氣，看不慣的人，天皇老子我也不怕，也不理。】
《炎黃春秋》的副社長楊繼繩也是新華社高級記者，在新華社工作35年。
新華社原國內部主任張萬舒，也是《炎黃春秋》的重要支持者，2009年張萬舒在香港出版關於8X8的敏感書籍，被亞洲週刊評為2009年十大中文（非小說）好書。張萬舒是國內最早報導小崗村改革的記者之一。張萬舒1964年始任新華社安徽分社記者，後任採編主任、副社長；1983年調任北京新華社總社國內新聞部副主任、主任；1992年改任新華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
1990年，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曾出逃美國，許家屯為中共正部級幹部，曾任江蘇省委書記和中共中央委員，叛逃時還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職務。他在叛逃後受到賣國指控，並在1991年被中共開除黨籍並撤銷所擔任的人大委員職務。
新華社“多出怪事”。2010年7月末，「鳳凰網」、南方報業網紛紛刊登：《網現新華社記者叛逃謠言鳳凰獨家闢謠》、《新華社國內部主任叛逃英國系謠言駐英養病》等文章，原來，英國每日電訊報導：新華社國內部主任萬武義已經叛逃英國，萬武義的妻子已經先期移民了英國，是“裸官”一族，而鳳凰網和南方系替新華社國內部主任闢謠，說其只是在養病：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0729/12/42556_42227479.shtml
http://bbs.xizi.com/thread-1597146-1-1.html
【據可靠消息，國內最大的新聞通訊社——新華社國內部主任萬武義已經叛逃英國，有關記者在英國對萬武義本人和其妻子見面時證實了這個消息。這也是繼1990年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徐家屯叛逃美國之後，從該機構叛逃到海外的最高級官員。但新華社和國內其他新聞機構並未對外報導。萬武義在和記者見面時表示，他之所以出逃英國完全是政治上的考慮，是因為在相關報導中觸動了特殊階層的利益，受到政治壓力而被迫離開。但國內熟悉萬武義的人士則指出，萬武義涉嫌貪污腐敗和收受賄賂，是在得知即將被革職調查的消息後而出走英國。
北京紀檢機關在試圖對萬武義的家屬做進一步調查時發現，在此之前，萬武義的妻子已經先期移民英國，萬武義是典型的“裸官”一族。所謂“裸官”，就是指自己在國內做官，但家屬、財產已經轉移到海外的官員。因為這類官員罪行一旦敗露就會選擇逃離，輕易逃脫國內法律制裁而引起了極大民憤，中國ZF最近正出臺措施，要求幹部就配偶子女移居國外情況向組織部門彙報，否則將追究紀律法律責任。
新華社的全稱是新華通訊社，也是中國的“國家通訊社”，同時具有行政管理職能。因為該機構在中國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加上新華社國內部和國內眾多ZF、大型企事業部門千絲萬縷的聯繫，掌握著國內幾乎所有重要新聞的編輯、簽發、報導權而一直是這些部門的公關物件，萬武義也很可能是在此過程中收受巨額賄賂而落馬。據傳，在新華社內部，有關萬武義的名聲一直不佳，在萬武義叛逃之後，新華社內部，包括海外各分社也被要求不許談論此事。
這也是時隔20年後，新華社再一次暴出“高官外逃”事件。此前一起發生在1990年，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曾出逃美國，許家屯為中共正部級幹部，曾任江蘇省委書記和中共中央委員，叛逃時還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職務。他在叛逃後受到“賣國”指控，並在1991年被中共“開除黨籍”並撤銷所擔任的人大委員職務。】
新華社萬武義就“叛逃英國一事”嚴正聲明：
http://news.china.com/zh_cn/news100/11038989/20100812/16077255.html
【2010-08-12 新華社
今年5月22日，本人參加中組部等組織的專題研究班到英國牛津大學學習，原計劃6月6日回國。學習期間因腰椎間盤突出的舊疾嚴重復發，遵醫囑在當地臥床治療。在中國民航局和中國駐英大使館協助下，在新華社總社有關部門和倫敦分社密切配合下，本人於7月31日下午順利返回北京。
在此，本人對新華社領導的熱情關懷和同事們的精心關照，表示衷心的感謝；對給予精心治療的英籍華人醫生夏志道夫婦等多位醫護人員以及提供熱情幫助的牛津大學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志願者，致以深深的謝意；對所有給予本人以關心和支持的各界人士，表示誠摯的謝意。本人將積極配合治療，爭取早日康復，重返工作崗位。
令人氣憤的是，在本人於英國臥床治療期間，個別別有用心的機構和個人公然採用捏造事實的卑劣手段，惡意對本人及家人進行造謠中傷，給本人及家人的相關權利造成極大損害。為此，本人要求侵權機構和個人就其誹謗行為公開賠禮道歉。同時，本人正在考慮依據相關法律規定追究侵權機構和個人的法律責任的問題。
特此聲明。
萬武義】
“究竟”是什麼人向英國每日電訊“透露”了新華社國內部主任叛逃的消息？
每日電訊為何相信這些消息並說消息可靠？
恐怕肯定不是美國「中情局」運作的吧？相信讀者自有分析。
至於事實真相如何，我們拭目以待吧。
總而言之，建國後新華社歷屆領導高層中，既有胡喬木、吳冷西、朱穆之、穆青、喻權域這樣真正的愛國愛黨愛人民的真共產黨員，
也有杜導正、許家屯之類的共產主義叛徒。
希望現任新華社國內部主任萬武義不是杜導正、李普、張萬舒、許家屯、楊繼繩之類的叛國叛黨分子。
此次新華社“聯合”南方系“圍剿”孔慶東。新華社“罕見地”發表新華調查、新華專電、新華社記者李江濤、趙琬微發表《如此素質如何為人師表？——北大教授孔慶東爆粗口罵記者惹眾怒》一文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kongqingdong/content-3/detail_2011_11/10/10563219_0.shtml
新華社記者黃冠發表《“教授罵人”有觸道德法律底線之嫌》一文：
http://www.legaldaily.com.cn/zbzk/content/2011-11/11/content_3088059.htm
兩篇文章均“殺氣騰騰”，直接“要求”北大開除孔慶東。這些“漢奸（帶路黨）”完全被孔慶東耍得團團轉，最後“不得不”在新華網“刪除”了這兩篇文章。
李江濤、趙琬微、黃冠等新華社國內部記者，應該是歸萬武義管吧？
總而言之，新華社相當於半個南方系。
南方系，已經徹頭徹尾地被“漢奸分子”、新自由主義分子、資改派“把持”，而新華社只有一部分被“漢奸”控制。最起碼，新華社國際方面的報導就比國內方面要好得多。
其實，無論是南方系、新華社還是《炎黃春秋》，他們都有一個統一的稱謂，“趙系人馬”。
趙紫陽，1960年後，歷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第二書記、第一書記，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處書記，曾兼任廣東省軍區政治委員、廣州軍區第三政治委員。１９７４年４月至１９７５年１０月，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
任仲夷，1980—1985年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兼省軍區第一政委。1985年後退出領導工作崗位，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趙紫陽、任仲夷在廣東耕耘多年，黨羽眾多。“改革開放”以來，在這些“趙系黨羽”及“美帝獨裁霸權”的“庇護”下“南方系（漢奸買辦帶路黨）”一直茁長成長，《炎黃春秋》（漢奸買辦帶路黨）近幾年也是杜導正等“趙系”骨幹一手操作，而新華社這些傳統左派媒體自然也“被安插”了許多“趙系”黨羽。
張宏良文章曾說：
【南方系能夠成為中國媒體領域的實際老大，還是因為它“特殊”的“美國背景”。2010年美國總統奧巴馬訪問中國期間，點名要求單獨會見南方系報紙總編，否則，奧巴馬總統拒絕會見任何媒體，立刻返回美國，由中國承擔一切後果。中國方面沒有辦法，只能忍氣吞聲，由中宣部一位副部長親去廣州專機陪同南方系報紙總編進京接受奧巴馬會見。奧巴馬如此過分的舉措，不僅遠遠超過了主權國家之間的交往原則，甚至遠遠超過了宗主國對殖民地國家的要求，即使抗戰期間日本佔領軍對汪偽政權的要求，也不過如此。奧巴馬之所以堅持這樣做，無非是在用這個舉動向人們顯示，中國南方系媒體的政治地位，遠在人民日報、新華社和中央電視臺之上，至少在美國看來必須如此。】
奧巴馬“庇護”南方系（漢奸買辦帶路黨）的背景是自2008年以來南方系是“漢奸媒體”，這已經眾所周知。體制內的愛國主義力量試圖徹底修理整頓南方系和《炎黃春秋》（漢奸買辦帶路黨），這些行動遭受“趙系人馬”的頑強抵抗，而奧巴馬訪華就是為趙系人馬“打氣”的。在奧巴馬及趙系人馬的“通力保護”下，南方系和《炎黃春秋》（漢奸買辦帶路黨）平穩度過危機。奧巴馬拼下老本，也要“保護”南方系這些“棋子”，當然是為了在不久的將來更好地在中國搞“顏色革命”，肢解中國。
顯而易見，國內的南方系、炎黃春秋（漢奸買辦帶路黨）、新華社國內部、及中青報冰點週刊，都屬於“趙系人馬”。而這些“趙系人馬”的“背後”是「中情局」。無論是“大肆推廣”荒謬的“西方普世價值”和“新自由主義經濟”理念，還是“妖魔化”毛澤東，這些都是「中情局」的“一手策劃”，而南方系、炎黃春秋、新華社（漢奸買辦帶路黨）只是奉命行事。
據《克格勃X檔案：一個老牌間諜對國家最高機秘的披露》一書（著者是[俄]維•什羅甯，曾任克格勃局長。新華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介紹：早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情局首任局長杜勒斯策劃了系列方案，如“加爾瓦爾德方案”，其用途是【將基本的、集中的打擊指向反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要達到這個目的，【首先必須打破蘇聯人頭腦中的所謂‘列寧綜合體系’。】
而“直到”差不多半個世紀後，蘇聯克格勃才得以比較清楚地瞭解。
【根據艾倫.杜勒斯的企圖，關於‘德國黃金’、‘鉛封的’德國車廂和‘雇傭間諜’這些早就知道的假造謊言竟然成了‘禁果’，它對許多人的耳朵感到好聽。
加爾瓦爾德設計的最低綱領在於向新的幾代人灌輸對列寧主義的懷疑，認為列寧主義簡直是‘歷史的錯誤’，人類一部分暫時的、不正常的和不牢固的社會現象。灌輸說早晚要把它結束（‘蘇聯是罪惡帝國’！）】 《克格勃X檔案》–p65
詳情見：《中情局絕密綱領–用普世價值對抗愛國主義》
http://blog.hxf.mshw.org/post/4/33
與「中情局」在蘇聯的“操作”類似，中國南方系、炎黃春秋等（漢奸買辦帶路黨）媒體也在90年代後期以來“刮起”了“妖魔化”毛澤東的狂潮。
而“南方系（漢奸買辦帶路黨）”主張的所謂【普世價值】，正是「中情局」策劃方案的“要點”：
【（加爾瓦爾德方案）最高綱領包括最廣泛的目標。它提出的任務是破壞對祖國之愛。它渴望用所謂‘普遍人類價值’代替愛國主義。】《克格勃X檔案》–p66
有網友因此感歎到：
【到此，所有中國愛國者的疑惑終於有了十分合理的解釋：
在2008年那偉大的抗震救災過程中，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得到了自改革以來最大程度的激發。而“南方報系（漢奸買辦帶路黨）”當時卻“突如其來”、“莫名其妙”地宣稱抗震救災所體現的是“普世價值”，並由此引發了一場影響深遠的爭論。而隨後的兩年裏，“普世價值”也成了美國總統奧巴馬“對華喊話”的“口頭禪”。2003年出版的這本書實際上揭露了所謂“普世價值”思潮的真正的出處、背景及其戰略意圖。】
此次新華社出動“參與”圍剿孔慶東是一個“重要信號”。顯然，自李銳嫡系“中組部”老幹部崔武年發表《政改十三點》，“公開打出”趙紫陽（漢奸買辦帶路黨）的旗幟後，整個體制內的“趙系”都“蠢蠢欲動”，“加緊”了“肢解中國”的進程。
崔十三點見：http://www.mshw.org/review/debate/2011-10-26/5676.html
寫到此處，任何人都能看得出來，新華社為何要幫南方系出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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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那些事（2）：發改委劍指中國電信，背後站著外資》
文／蔡子尤
2011-11-16 民聲網
上回說到新華社幫著南方系‘圍剿’孔慶東的事，指出不管是新華社、「中青報」、“南方系”還是“炎黃春秋”，都是“趙系”人馬，
而在這一切的“背後”是「中情局」。
其實，與「發改委」“圍剿”中國電信相比，新華社“圍剿”孔慶東，還算小事情。
一、「發改委」劍指中國電信，“背後”是外資
自11月9日CCTV《新聞30分》報導發改委調查中國電信、中國聯通壟斷，並將處罰幾十億後，引起了軒然大波，中國電信行業面臨生死危機。據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院長助理劉剛教授分析：
http://it.sohu.com/20111112/n325396790.shtm
【現在對電信、聯通提起反壟斷調查“時機”並不好。中國電信收入有１／３來自寬頻，如果真的像「央視」報導那樣被判定為壟斷，其要麼被罰款，要麼被限定市場份額，那整個中國電信就會由贏利變成虧損；而中國聯通日子就更加難過了，2010年就巨額虧損，假如遭遇反壟斷，那要麼是倒閉，要麼是被重組。】
劉剛還分析【此次寬頻反壟斷實質上是廣電和電信之爭的延續，大前提是目前正在進行的三網融合】，這個判斷也是絕大部分媒體的觀點:
http://www.chinanews.com/it/2011/11-14/3457430.shtml
【“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的反壟斷調查案被不少媒體指稱為其競爭對手廣電系統發起的“神仙架”。】
原來，自互聯網興起以來，傳統的電視與互聯網的融合已經是大勢所趨。所謂【三網融合】，就是電信網、廣播電視網、互聯網的融合。這裏面主要涉及兩個部門，一個是廣電系統，一個是電信系統。
此次事件的“起因”，就是廣電系統的企業像搞自己的互聯網業務，就得使用電信行業的寬頻，但是他們發現自己需要向“中國電信”繳費太多，“中國電信”定的價格太高。廣電系統最理想的狀態是，有自己的電視臺，有自己的網站，還有自己的寬頻，將電視臺和互聯網融為一體。
其實，電信系統也有自己類似的想法，搶佔制高點，進軍網路電視市場。
據媒體介紹：
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5-01/07/content_2427568.htm
http://tech.sina.com.cn/t/2006-06-09/2348983625.shtml
【“中國電信已計畫今年（2005）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開展網路電視業務。流媒體視頻業務將是電信今年重點推廣的內容，公司計畫今年將在大部分城市開通網路電視。”中國電信互聯星空事業部某高層近日表示。中國電信在杭州、廣東等地對網路電視進行的秘密試驗早已不是新聞。而2001年中國電信就曾試水，與新華社合作成立上海新華電信網路電視有限公司。】
【2005年，2005年4月27日，上海文廣越過中央電視獲得國內首張IPTV牌照，電信系統與上海文廣合作步伐的加快，幾方合作開展的IPTV試點一度高達50餘個。電信系統進軍網路電視，自然遭受廣電系統的圍堵：泉州廣播電視局發出一紙通告，叫停泉州地區的“百視通”網路電視業務，網路電視業務又在浙江擱淺。】
也就是說，推進三網融合，需要廣電系統和電信系統的通力合作。要搞網路電視，即需要寬頻和互聯網，也需要電視臺，本來廣電系統和電信系統相互合作，三網融合就可實現了。但是，雙方卻搞得你死我活，不斷內鬥。
整個事件看起來似乎比較簡單，一方是“工信部”下屬的電信企業，另一方是「廣電總局」下屬的廣電系統都想搶佔三網融合制高點，比如都要推網路電視。電信系統參與搞的網路電視被“各地廣電局”封殺。而廣電系統搞的寬頻業務面臨電信系統的高價，於是，就有了「發改委」調查電信壟斷一事。
本來，工信部和廣電總局打架，作為國務院各部位的老大，「發改委」應該調節兩個小兄弟的矛盾，讓兩者合作才對，但「發改委」的“意思”卻是“希望”廣電系統也進軍寬頻業務與電信“繼續內鬥”、競爭，“美其名”曰——打破壟斷。
（ISP（互聯網服務提供商）是經國家主管部門批准的正式運營企業，除了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之外，還包括中國移動、歌華有線、長城寬頻、天威視訊、中國教育和科研電腦網等近二十家企業。而歌華有線就是廣電系統取得ISP牌照的代表性企業。各方人物分析，歌華有線是此次發改委調查電信壟斷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其實，這一切，都是“外資壟斷巨頭”所“布的局”。
早在2007年，就有媒體報導：
歌華有線發展個人寬頻 “聯手外資”對抗網通
http://www.cnpaf.net/Class/news/200710/21772.html
2008年5月30日證券時報報導：《歌華有線與外資簽署寬頻合作協定》
http://zjdaily.zjol.com.cn/jrzb/html/2008-05/30/content_2741402.htm
【“歌華有線”日前正式與“自由媒體國際有限公司”和“華創夥伴投資有限公司”簽署了《關於設立寬頻合資公司的合作協議》，合資公司將通過歌華有線的寬頻網路向居民和商業客戶提供ISP服務(互聯網接入服務)。
……
“歌華有線”此次與國際知名的有線運營商的“合作”，可充分利用外資在寬頻運營及增值服務方面的優勢加速推動歌華有線高速資料寬頻業務及有線電視網增值業務的開展。】
而「自由媒體國際有限公司」是“什麼背景”呢？
此次與「歌華有線」合作的「自由媒體國際有限公司LibertyGlobal，Inc(簡稱LGI)」於2005年1月在美國特拉華州成立，同年在納斯達克上市，其掌舵人即是與默多克齊名的美國傳媒寡頭、“美國有線電視奠基人（patchpieces注：有線電視MSO系統台教父）”約翰・馬龍（Ｊｏｈｎ Ｍａｌｏｎｅ）。
百度百科說：他讓默多克（Ｍｕｒｄｏｃｈ）、雷石東這樣的人膽戰心驚，他讓美國副總統戈爾甘拜下風.他是美國傳媒業的“成吉思汗”。
約翰-馬龍（Ｊｏｈｎ Ｍａｌｏｎｅ）。還是美國最大地主：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usstock/c/20111012/010610602798.shtml
【北京時間2011年10月12日，美國地產月刊《Land Report》的年度調查顯示，自由傳媒集團(Liberty Media)董事長約翰-馬龍(John Malone)超過CNN創始人泰德-特納(Ted Turner)，成為美國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今年早些時候，馬龍收購了緬因州和新罕布什爾州超過100萬英畝的林地，現在他名下的土地總面積已達到220萬英畝，超過了特納的200萬英畝，後者在過去的15 年裏一直位居美國最大地主之首。】
於是事情再“明顯不過”了：廣電系統顯然無法在寬頻及互聯網方面同電信系統競爭，廣電系統因此和美國傳媒寡頭“合作”，挑戰電信系統。
其實廣電和電信“內鬥”多年完全是“不應該”的。由國務院出面，甚至「發改委」這個老大調節，讓廣電系統和電信系統“合作合資”，發揮各自長處，共同搞三網融合，共同搞網路電視，利益雙方共用，這不是“很簡單”的事麼？為什麼一定要讓廣電系統也進軍電信領域？
事實上，廣電系統沒有相關實力，只得“引進外資”，“一起進攻”電信，這一切的“背後”對誰有利？
為什麼“寧可”與“外資”合作，也“不肯”與電信合作？
顯然，「發改委」的“藉口”還是要打破壟斷。在「發改委」“看來”，讓電信和廣電聯合成立公司是更大的壟斷。
而讓廣電“引進外鬼”與“美國壟斷巨頭”約翰-馬龍（Ｊｏｈｎ Ｍａｌｏｎｅ）。合資就不是壟斷了？
在「發改委」“看來”，讓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合併，“解決”南北網路互訪的問題，“解決”億萬網民的苦惱，更是壟斷。
在「發改委」看來，讓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等企業合作，“一起壓低”從美國進口的電信設備及互聯網專利的（國際寡頭壟斷）價格（現在每年是5000億，超過軍費），這也是壟斷。
在「發改委」看來，像搞兩彈一星那樣，讓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等企業合併合作，互通有無，共同開發自主電信及互聯網技術和設備，“打破”“外資的壟斷”，“打破”美國壟斷寡頭的壟斷，這也叫壟斷。
按照「發改委」反壟斷的“思路”，兩彈一星根本“搞不出來”。
在「發改委」看來，為了反壟斷，電信行業一分為四，結果還是壟斷，再一分為十六，再分為三十二家（國際資本集團“支解分割依附”策略）……就像解放前的“軍閥混戰”，外資剛好進來“兼併”。
「發改委」究竟“代表”誰的利益？
「發改委」真的要讓電信行業走鋼鐵行業的“老路”嗎？
2009年07月10日第一財經日報報導：《鐵礦石最大買家為何沒有話語權》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90710/02426463633.shtml
【日本鋼鐵企業和貿易企業的“集中度高”，他們“掌控”著其國內６０%以上的鐵礦石需求，而在中國這一數字僅為１３%。
在日本，貿易商被稱為“商社”，鋼廠通過管道委託，由貿易商進口鐵礦石然後轉賣給鋼廠。商社的數量不多，但他們之間的“利益聯結”卻“極為緊密”，都是“互相交叉持股”和互派人員，而日本的鋼廠一般也會投資商社，佔據一定的股份。
在鐵礦石“依存度”幾乎100%的日本，鋼鐵企業和貿易商基本是“一體對外”的模式，
而中國則“恰恰相反”，善於“內鬥”。
這種“內鬥”，首先體現在鋼廠和貿易商的“數量之多”。
根據不完全統計，目前中國共有大小鋼鐵企業1200家左右，其中上規模的大中型鋼企有70多家，排名前5位的企業鋼產量僅占全國總量的28.5%，而美國、歐盟、日本等發達國家和地區排名前4位元企業鋼產量占全國比重為60%乃至70%以上。
目前國內有鐵礦石進口資質的企業共有112家，其中鋼鐵企業有70多家，雖然數量上較往年已經大幅減少，但數量仍然是世界最多的。其中又有國有，有民營，國有鋼企有的隸屬于國務院國資委，有的則隸屬於地方政府。
每個企業有自己不同的利益，自然“各懷鬼胎”，各自為政。
因此，產業“集中度不高”已經成為中國鋼鐵行業的“致命硬傷”，也已經成為歷年鐵礦石談判敗北的主要原因之一。】
也就是說，正因為日本鋼鐵行業是“計劃經濟壟斷型”的，因此“壓低”了必和「必拓」、「力拓」等礦山（巨頭）的鐵礦石價格。
而中國鋼鐵行業是“市場經濟競爭型”的，於是每年中國要向「力拓」等三大巨頭多交7000億。
近年中國吃“市場經濟惡性競爭”的虧已經不少了。如：《央企海外並購互挖牆腳，惡性價格競爭》
http://www.mshw.org/news/soe/2011-10-24/4503.html
【隨著中央企業海外投資熱情的高漲，在個別海外收購專案中，多家中央企業之間缺乏必要的溝通與合作，進行惡性價格競爭，出現了自家人挖自家人牆腳的情況。這既造成了國有資產不必要的損失，也十分有損中央企業的國際形象。
據國資委相關人士透露：“中央企業間境外投資的惡性競爭近年來屢屢發生。已經有好幾個項目，本來我們的企業可以花5000萬～6000萬美元收購的項目，由於央企之間的相互抬價、惡性競爭，結果花了1億多美元。”】
日本企業模式本來“學”得就是蘇聯及毛時代“計劃經濟的模式”。
我們“改革開放”卻將好的經驗“全部拋掉”，搞“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市場化。
按照前述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院長助理劉剛教授的分析，此次「發改委」氣勢洶洶，中國電信行業“面臨”被拆分的“威脅”，而外資正“虎視眈眈”，約翰-馬龍（Ｊｏｈｎ Ｍａｌｏｎｅ）。更是已經兵臨城下，與「歌華有線」建立了合資公司。
可以說，“外國壟斷資本”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只欠「發改委」【反國企壟斷】這陣東風。
外資進入電信行業，其“危險程度”是“超人想像”的。
按照中國入世的“承諾”，中國電信業將逐步對外開放。即先開放增值業務、再開放資料和移動通信業務，最後開放基礎電信業務和基礎通信設施。
早從2004年12月11日開始，根據中國入世承諾，中國開始允許外資涉足基礎電信業務，外商可以與中國公司設立合資的形式進入中國北京、上海和廣州三地市場，外方的持股比例最高為25%。按照相關承諾，到2007年外資股權可以達到49%，並且取消地域限制。
到2007年左右，所有的媒體都在喊，【電信業，狼來了】。但是，自2007年以來，外資巨頭主要在觀望，狼沒有來。
這是為何？
因為一個巨無霸橫在外資面前，這就是中國國有企業：中國電信、中國聯通等巨型公司。外資即便是進入中國，也會毫無收益。
也“恰恰”是在2007年左右開始，“南方系媒體”紛紛“製造謠言”，說中國上網比美國貴10倍、100倍，要求反電信壟斷，“要求”將電信拆分“私有化”，讓外資和私企進入。這一切絕對“不是巧合”。“南方系”的“背後”正是那些著急的外資巨頭。
至於南方系的“謠言”是如何不靠譜，可見相關分析：
指鹿為馬–南方系反電信壟斷的背後
http://www.mshw.org/theory/eco/2011-11-10/6021.html
假如「發改委」借反壟斷的領域拆分中國電信行業的“陰謀”得逞，未來中國電信行業將一定是“外資的天下”。先不要說外資“全盤控制”電信行業，哪怕外資控制10%的份額，對中國國家安全來說也是無比恐怖的事情。
首先，外資已經“基本控制”“中國（所有的）門戶網站”。
互聯網業務，其專業術語是電信增值業務，是電信行業最先開放的部分。根據國務院辦公廳、發改委、商務部歷次外資並購安全審查制度或者規定，互聯網行業（電信增值業務）都未列入並購安全審查範圍，也就是說外資入股並購中國互聯網企業，不受國家安全審查。
而中國各大門戶網站如「新浪」、「搜狐」、「網易」、「百度」、「騰訊」及視頻網站如土豆、優酷等，都早已通過“協定控制(VIEs)模式”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
什麼是“協議控制”？在VIEs模式下，境內企業的經營決策、財務、人事、技術等“實際控制權”轉移給外國投資者。
看看廣州日報的報導：
http://tech.sina.com.cn/i/2011-09-20/03236084179.shtml
企業海外曲線上市或受限協定控制引起高度關注
【解釋：協議控制
2000年4月，新浪網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首開互聯網企業協定控制模式先例，為此市場也稱這種海外上市協定控制模式為“新浪模式”(又稱VIE模式，Variable Interest Entity)。
“新浪模式”的實質是通過合作協定的方式，“境外殼公司”實際控制境內牌照公司(為保護境外殼公司投資人的“安全”，通常牌照公司的全部股權也被抵押給技術公司，進而由殼公司全權控制)，將收入和利潤轉移到境外殼公司，規避了外資機構不能擁有ICP牌照的問題(即互聯網路的外資行業禁入政策)，使外資機構得以大量進入原本對其封閉的互聯網行業，並控股行業中的龍頭企業。】
通過“協定控制模式”外資已經“全面控制”了中國互聯網門戶網站，但是這些門戶網站所使用的寬頻、光纖線路，還主要是中國國企如中國電信所控制。雖然在外資控制下，以這些門戶網站為代表的互聯網企業已經成為反共勢力（詆毀煽動顛覆中國）的重要“活動陣地”與“輿論平臺”，“時時刻刻”在“傳播”反黨、反毛、反社會主義的有害資訊。但是，一旦發生重大突發性事件，中國很容易截斷危害國家安全的資訊傳播。
一旦外資連這些寬頻和線路都“控制”了，後果“不堪設想”。
想想吧：約翰-馬龍（Ｊｏｈｎ Ｍａｌｏｎｅ）。及默多克（Ｍｕｒｄｏｃｈ）等美國壟斷寡頭在中國“擁有”無數「鳳凰網」、「騰訊網」這樣的互聯網門戶網站，還“擁有”無數「歌華線上」這樣的電視媒體，還“擁有”自己的獨立的無數條寬頻和線路。就這樣美國壟斷寡頭及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意志”可以“直達”千千萬萬中國普通老百姓的電腦，而中國政府的“所謂”監管可能完全被各種手段“規避”，幾乎為零。
顯而易見，「發改委」借反壟斷“推動”的“所謂”三網融合完全成了美國「中情局」及壟斷寡頭“主導”的三網融合，是美國「中情局」“控制壟斷”中國的三網。
除了顛覆勢力、顛覆資訊、顛覆意識形態的“入侵”，另外的“問題”是國家機密的洩露。
讓外資及私企進入電信基礎行業進軍寬頻業務，
請問，中國軍隊人員要聯互聯網嗎？
中國政府人員要聯互聯網嗎？
如果外資控制了互聯網主幹寬頻及線路，原則上，外資可以“監控”中國互聯網上所有的資訊。美國「中情局」的駭客也就不必費盡心機搞入侵了，中國軍隊的機密資訊會自動流入外資在互聯網線路上設置的監聽器裏。可怕地三網融合，不光是互聯網，還有電信網，就是說中國政府要員打的任何電話都能被外資及中情局“監控‘到。
另外就是“國內顛覆勢力”與「中情局」的聯絡也將主要使用外資的寬頻及線路。
要知道，互聯網在蘇聯解體中“發揮”過重要作用。
據《青年參考》（2011年08月24日22 版）報導：
http://www.mshw.org/news/oversea/2011-08-25/4187.html
【20年前的8月19日，一群強硬的保守派“軟禁”了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試圖奪取對蘇聯的控制。然而，政變者在控制電視臺、電臺、報紙等媒體機構的同時，卻遺漏了部分通信管道，讓葉利欽得以將《告俄羅斯公民書》昭告全世界，致使政變流產。在此過程中，尚處於幼年階段的國際互聯網發揮了通風報信的作用。】
蘇聯科技的確是夠發達的，很早就有了互聯網的雛形，也許就是幾台電腦通過一條線路與美國相連。但是克格勃由於忽略了對這個早期的互聯網及其他個別媒體的監控，使得819政變功虧一簣。
而今天，在「發改委」反電信壟斷的東風下，無數個這樣無法監控的線路將在中國建立起來。
對於所謂壟斷的問題，正如廣大網民指出的，國企從制度設計上、從原則上是屬於“全民所有”的，將反壟斷法“指向”國企，是“指鹿為馬”。只有外資和私企才有壟斷問題，因為這些企業是歸“一小撮人所有”的。
當然，假如中國電信、中國聯通出現了官僚所有、高管所有的傾向，那麼也會出現壟斷性質的行為，「發改委」需要做的是，恢復這些電信企業全民所有的屬性，比如恢復“鞍鋼憲法”，選拔真正走群眾路線的人擔當國企高管，讓廣大人民及電信職工有更多制約監督高管的權力。
但“實際上”「發改委」做的“恰恰相反”，他們是搞高管高薪，“刺激”國企高管去腐敗、去搞壟斷行為，接著“借這些問題”，借反壟斷的“名義”，將電信行業及其他行業拆分，再“賣給”外資和私企，“美其名”曰反壟斷。
這哪里是反壟斷？分明是把電信行業等國企從中國老百姓手上“奪走”，“賤賣”給外國大資本家，這不是反壟斷，恰恰是在“製造”壟斷，是在“製造”美國「中情局」對全中國人民從政治、經濟到文化的“徹底壟斷”。
《“漢奸”來訪 復旦也瘋狂》
在電影《色戒》中成功扮演了“漢奸”易先生，並一舉“顛覆”中國漢奸幾百年來的反面形象、“塑造”了“漢奸”易先生“光輝偉大形象”的梁朝偉於2011年11月10日來上海（西方傳教士教會大學）復旦大學訪問，傳授成功實現夢想的秘訣。“當時活動現場座無虛席”，整個復旦大學瘋狂了，達到了萬人空巷、盛況空前的和諧盛世，校團委不得不組織35名武警班學員去現場維持相輝堂的秩序。
復旦大學師生對“漢奸”的“瘋狂追隨”終於引來了教授的怒斥。
11月18日，復旦大學哲學系教授張慶熊發文稱，10日下午他去上課時發現教室裏空蕩蕩的，後來得知學生被團委安排為香港藝人梁朝偉的到訪維護秩序。張教授對此十分憤怒，斥責“團委的相關領導分不清楚教學科研是第一位還是娛樂追星是第一位。”並同時感慨：“復旦的世道變了”，甚至引經據典，放出狠話：“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
當今社會，由於影視、媒體、學校、互聯網等各方面的不懈努力和潤物細無聲的“教育影響”，中國人民的核心價值觀開始“嚴重扭曲”、分裂、變型，即使是聞名於世的高等學府如（西方傳教士教會大學）復旦大學者也不例外。大家的一個“核心理念”就是英雄不問出處，“只要是”掙錢了，“不管”這錢是怎麼掙的，怎麼來的，當“漢奸”和“賣淫”都“無所謂”，都是青年大學生和全社會“崇拜”、追隨的“成功偶像”。“笑貧不笑娼”也開始成為活生生的社會現實。
於是就有了深圳小女孩長大了要當貪官的荒唐夢想；
於是就有了父母帶著女兒出來賣淫、丈夫帶著妻子出來跳脫衣舞的荒唐行動；
於是就有了少女初中生跟著媽媽看完《白毛女》後斥責楊白勞老賴（欠債不還），極其不理解喜兒為什麼會拒絕黃世仁的婚禮。因為她打破腦袋也想不通，喜兒怎麼能反對自己嫁給一個富翁？一定是腦子進水了。並發誓要是自己一定會嫁給黃世仁。自然而然，上海的“（日本ＡＶ）少女援交團”（女中學生互相介紹大齡嫖客主動賣淫團夥）也開始成為“時尚”。
梁朝偉在《色戒》中扮演的“漢奸”易先生更是“當今”社會成功人士的“光輝典範”。“漢奸”易先生，果敢睿智、名車豪宅、美女如雲，充分揭示出一條顛簸不破的真理：只有“當漢奸”才容易成功。於是害的2007年很多三高美女（高學歷、高素質、高收入）紛紛撰文發博“爭相”嫁給“漢奸”易先生。（引三高美女博文）“
上個禮拜和寶貝寧寧去看了《色戒》，由於看過張愛玲的原著，所以整個故事對於我們來說並沒有什麼懸念。看到當中的時候，甯寧問我：如果是你，會不會愛上這麼個男人？我沒有多想就回答會。過後的一周，我又把這個問題翻出來反復思考，答案還是——會。易先生是個什麼人？沉默、霸道、神秘而有背景和手腕的男人。除卻他的特務頭子身份和那略帶變態的床第嗜好（性愛施虐狂），剩下的一切都是女人所渴望的”。
自從梁朝偉（李安）“成功塑造”了“漢奸”易先生的“光輝形象”後，這樣“稱讚漢奸”、“崇拜漢奸”、進而要嫁給漢奸的文章也“開始”不勝枚舉，當“漢奸”容易成功、當“漢奸”容易被美女崇拜的信念更是“潛移默化”的植進了每個中國人的心田。
2008年2月份，復旦大學就聘任周傑倫執教藝術指導，聘任李安（歌頌漢奸電影《色戒》導演）為名譽教授，“悉心教授”學生們如何“快速掙錢”，以成為象湯唯、“漢奸”易先生那樣的“成功人士”。由此可見，今天（西方傳教士教會大學）復旦大學廣大師生對“漢奸”易先生的追隨、崇拜，也不是一日之功。
如果對（西方傳教士教會大學）復旦大學的行為聽之任之，一個“漢奸大本營”、腐朽急先鋒的大上海，必將傲然挺立於世界的東方。
文／崔士忠
2011-11-21
中國“新洋奴”的十大特徵
縱觀中國近現代史，大小“洋奴”層出不窮、前赴後繼。它們一貫“冠冕堂皇”地打著“民主、自由、人權”和“反腐敗”的大旗，妄圖“佔據”道德制高點。以獲得根本虛無的合法性與存在價值。用這些“冠冕堂皇”的“名詞”掩飾著它們“出賣”國家和民族利益的“醜惡行徑”。
試問有哪個“洋奴”承認自己是洋奴，連汪精衛都“死也不承認”自己是“賣國賊”，就別人指望這些“貨色”有人性有良知了。所以可以總結的是，長一副人類嘴臉的生物未必就是個真正的人。
用點文字稍做分析，或許對認清它們的“真實面目”有些許助益。
1、無條件“崇拜”西方是它們的信仰
在這一點上它們表現得“非常徹底”。它們“崇尚”和羡慕西方的“民主自由”和富裕，憎恨和厭惡中國的“獨裁專政”和貧瘠，可謂愛恨分明。西方就是好，西方人就是高尚就是優秀，西方就是文明是人類社會的顛峰。中國不僅應該學習，最好被西方“佔領”。這樣就是最原汁原味的西方式制度了，就可以發達了。“可是”香港被英國“佔領”那麼長時間也“沒看”建立個先進的制度啊，最後還是“要等到”2017才普選。
2、自詡為“國際主義”戰士
它們“沒有”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或者說它們作為一個中國人沒有應有的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美國和日本是民主國家，所以美國和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它們標榜自己是真正的國際主義者。而實質上就是提美國和西方“張目”的美國西方的“代言走狗”罷了。為了讓自己看上去不那麼卑賤，它們選擇“扮演”非常高尚的國際主義者。它們以它們的智商揣度其他人，以為別人會信。面對西方的負面新聞，它們替主人“辯解”道：即使西方有缺點那是神聖民主的小小副作用而已。它們認為美國和西方（主子）“代表”了世界，而它們是“國際主義”戰士，所以美國和西方的國家利益必須得到“徹底維護”。至於美國的民主內涵和西方的民主本質，它們根本不曾去考究。而中國究竟怎樣健康地走向自己的民主之路，它們除了惡毒的“咒駡”和卑劣的攻擊現行政治體系和肆意的“抹黑”國家領導人之外，其餘的它們一概“漠不關心”。
3、它們是“軟骨類”
民族大義和民族氣節是它們“非常厭惡”和“恐懼”的字眼，在它們的字典裏“找不到”這樣的詞。它們旗幟鮮明地“支持”它們各自的“主子”，在他們的“主子”面前“奴顏婢膝”，一副“點頭哈腰”蝦米狀。它們根據自己的人生經歷和教育背景，把西方“描繪”成“天堂”，一旦他人稍有質疑就給別人“扣”被洗腦的“帽子”。連西方人自己都承認自己的社會不完美，你們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卻非要說西方是天堂。當你拿西方人的話質問它們時，它們不免又“讚揚”起自己“主人”的謙虛。它們被西方嚇破了膽，你稍微說點像男人的硬話，它們就出來“扮演”苦口婆心的好人勸你冷靜。要不就是直接給你“扣”極端民族主義的“大帽子”，給你們非洋奴潑冷水“潑髒水”。一般非洋奴就是想“平等”的站直了跟西方說話，這點要求都不能讓中國人實現。可見這幫滿口仁義道德的“惡棍”是何其“無恥”、何其“下賤”！
4、假民主自由，“真軟蛋”洋奴
“民主自由”是它們的“幌子”，“一己私利”是它們的目的。它們甚至可以放聲高歌“有奶便是娘”的“洋奴進行曲”。
因此，它們在美國人和西方人面前“搖尾乞憐”的樣子也就不難理喻了。
它們也用實際行動愛國，但它們愛的“不是”自己的祖國。
你只要“不同意”它們的看法就“血口噴人”你是黨棍黨衛軍，跟它們不一樣就是內奴。自己是“洋奴”，跟它們不一樣就是內奴。
5、 普世價值是它們永遠的“招牌”
“民主自由”是人類社會永恆的主題。曾幾何時也成了“（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們手裏一塊最有效的招牌。它們把它們的產品──出賣國家和民族利益，“巧妙”地貼上了“民主自由”的標籤。對於一少部分缺乏鑒別能力的人，不能說它們的產品沒有一點誘惑力。它們這些雜碎拿著自己認為的金字招牌到處“掛洋頭賣狗肉”。
6、“反腐敗”是它們新的招牌
人民對腐敗現象深惡痛絕，“洋奴”們則覺得有機可乘。所以“（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們也反腐敗，但它們“不是”為了反腐敗而反腐敗。真正的愛國人士反腐敗是為了建立健全的國家機制，使國家加快走向強盛。而“漢奸”們的反腐敗則有著本質上的區別，它們的規律是：
反腐敗——＞ 反對執政黨——＞ 反對自己國家——＞ “吹噓”自己的（主子）宗主國（美國、日本）——＞ “出賣”自己國家的國家利益給它的宗主國（美國、日本）。
所以，結論是：“洋奴”的反腐敗是為了博取大眾的同情和共鳴，以“掩蓋”它們“出賣”中國國家利益的可恥罪行。本來就事論事，而這些雜碎卻無端將很多“不相干”的事情和人物聯繫到它們“截取”的事實中，“利用”大眾反腐敗的心理宣傳自己的主張。同時還“不斷挑撥”是非“離間”各地各階層。為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做準備，甚至直接“潛伏”個輿論陣地為“洋奴”及其主人搖旗呐喊加油助威。
7、“洋奴”始終處於忐忑不安的尷尬境地
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洋奴”們深知自己的處境，只是由於環境的不同，“現代洋奴”仿佛更加理直氣壯了似的。二戰時的“洋奴”做的是直接對國家利益和人民血淋淋的傷害，是顯性的；“現代（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做的也是直接對中國國家利益和大眾血淋淋的傷害，是“隱性”的。
“（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們惶惶不可終日，惟恐其可恥行徑的暴露。一旦有人觸及其靈魂痛處，它們往往是內心驚恐不安，外表正義凜然拘理力爭，並且馬上將別人冠之以“憤憤”、“專制”、“不民主”“五毛黨”等“大帽子”，加以“醜化”和沒有底線的“不斷攻擊”。甚至有的在極度不安之下病態成“歇斯底里”，它們或“斷章取義”的“狡辯”，或乾脆破口大駡，種種醜態不一而足！它們不斷用誇張的詞語和“栽贓的手段”攻擊污蔑陷害非洋奴，只能說上帝要滅亡它們。於是乎先讓它們瘋狂。
8、“洋奴”永遠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選擇性失明”
“洋奴”不是沒有雙眼。和人類一樣，它們也有雙眼。但與普通人不同的是，它們的雙眼有一種“特殊功能”，我給它們的這個“特殊功能”起個名字──“（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選擇性失明”。也就是說它們看待事物都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選擇性”的，永遠是從事實中“截取”“自己需要”對自己有利的（一小）部分以期用來增加自己言論觀點的說服力。它們禁止任何人“揭穿”它們根本站不住腳的言論，其實這也是“符合”“強盜邏輯”的行為。只是它們“表演”的太拙劣，反而讓自己陷入被動。歐洲每年都“騷亂”而且還死人，可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從來選擇“無視”，選擇“緘默”。你做“洋奴”就做，你為何來說中國不是。
中國不騷亂你說是高壓，中國萬一有了你們就興高采烈爭相圍觀。然後就不斷“放大事實”與根本不相干的東西“牽強附會”的聯繫起來，以便讓自己的“混帳邏輯”更有“欺騙性”。
9、不斷強調中國人身份 還時不時妄圖“代表”“我們”
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雜碎”最讓人不齒的就是明明是個“西方走狗”卻還“裝”自己很愛國。“模仿”魯迅等人的口氣“頤指氣使”驕橫跋扈。你拿它無法辯解的事實去質問，就“狡猾”的“偽裝”成不合你一般見識的老實人。把自己“裝扮”成中國的良心，
你這麼有“良心”，當中國領土被他國竊據的時候你們“怎麼”緘默。那個（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長平“滿嘴”普世價值，為何在中國大使館被它主人炸了的時候“選擇沉默”。
你“平常”不是總要言論自由嗎？怎麼中國人死了你都“不關心”，
你不是尊重人權嗎？生命權難道不是人權嗎？
你質問，他就“逃避”。最後來個不痛不癢的解釋。“以免”別人繼續質問到時候被撕下了好人的“偽裝”露出“洋奴”真容遭人唾棄。
在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的文章裏，有個巨大的驚人相似。就是喜歡“言必稱”我們，總“喜歡”用集體名詞，覺得自己“佔據”道德優勢。“有資格”點評世間的萬物。在公民社會，任何人都是因個體而存在，總是“鼓吹”西方那一套，卻連這個（最基本的普世邏輯）都“不清楚”。你就是你，你就代表你。沒有合法的他人授權你有“資格”代表誰？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自己覺得用這樣的口氣可以“欺騙大眾”讓大眾陷入自己設計好的“圈套”成為自己“洋奴”陣營中的一員。只能說“洋奴”的主人會很失望的，畢竟西方金融危機了，沒那麼多錢搞崗前培訓了。難怪現今的自由派洋奴自己砸自己招牌。
10、中國有原罪
在“（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心裏，中國做什麼都有罪。
西方可以幹的事情，中國就不可以幹。
西方人排獎牌榜，那是因為西方重數字重調查研究。中國看重獎牌榜就是舉國體制的罪惡造成的扭曲心理。
中國有些項目不錯，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就說都是舉國體制的結果沒什麼。要是說到中國不擅長的專案，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又說那是中國人種不行。
中國的企業不建立工會，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說沒人權。當中國企業建立了工會要求外資企業建立工會時，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說破壞投資環境歧視外國企業。
中國企業出去買資源，“（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說那是有政治目的的非正常行為。哪個汽車不用石油，用石油就叫有特殊目的。外國企業鯨吞中國戰略資源，中國開始管制，這些人又說中國搞保護主義。美國西方甚至印度搞那麼多次貿易保護主義你們（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怎麼緘默呢？難道那些被外國保護主義傷害的中國企業的員工的就業生存權不是人權的一部分嗎？
你要是把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逼急了，“（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就說西方那是（貪婪失敗）民主社會政府要對自己國家負責。難道中國的資源就應該賤賣嗎？中國天生就是劣等嗎？
有的“（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還會說，西方有些不對，但中國不應該學。西方對中國非禮，中國不反抗，難道就一直忍氣吞聲嗎？你如此質問“洋奴”，（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又會說中國。
總之就一條“原則”，西方“特殊”、中國有罪。
中國這個罪還是“原罪”，是永遠無法洗刷的。
文／天平居士
2011-11-21
新自由主義經濟麻毒藥方肆虐的美帝附傭國埃及(統治三十年的穆巴拉克強人傀儡政權)貧富懸殊人民不滿經濟現狀 持續爆發民主革命
【美中情局操縱埃及軍政府傀儡 鎮壓民主人權鬥士致2000餘人傷亡】
《中東劇變與美國、新自由主義》
美國與埃及軍方
文／馬耀邦
節選自馬耀邦《中東劇變與美國、新自由主義》 2011年6月
中東劇變最引人注意的兩個熱點是埃及和利比亞。
這兩個國家體現了中東劇變“進程”背後最重要的兩個變數：
美國“推動”的新自由主義“引起動盪”，
然後美國“插手（介入）”力圖“繼續主導”。
實際上，（美國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政權的穩定一直是美國中東政策的基石。《紐約時報》坦率地表示：“30年來，特別是由於埃以和平條約，穆巴拉克政府一直是美國在這一動盪區域的政策支柱。美國官員擔心，一個新的尤其是由穆斯林兄弟會或其他伊斯蘭組織控制的政府，可能不會遵守穆巴拉克先生之前任安瓦爾•薩達特在1979年簽訂的該條約。”
根據1979年的“大衛營協議”，以色列將其佔領的西奈半島歸還埃及，但它並未滿足巴勒斯坦人的要求。相反，該條約引發了未來更多的衝突，因為以色列在與該地區的主要強國之一埃及實現和平共處之後，能夠集中其軍事資源，用於對付伊朗和巴勒斯坦。
“大衛營協議”符合美國的地緣政治利益，因為，（阿拉伯世界叛徒；美國附傭傀儡）埃及是美國中東政策的關鍵所在。作為對每年2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和其他援助的回報，埃及向國外投資開放，其工業和市場成了西方跨國公司的砧板上的肉。戰略上，美國“收穫”了一個處於從屬地位的新“盟國（附傭傀儡）”。埃及充當了“制衡”伊朗的重要砝碼。（阿拉伯世界叛徒；美國附傭傀儡）埃及軍事喪失了獨立性，日益“依賴”於美國的軍需品和訓練。因此，“埃及政府認為，巴勒斯坦會妨礙其融入美國和以色列主導的區域安排。如今，埃及與以色列共同合作扼制加沙，同時又參與以色列、美國和巴勒斯坦之間的會談。為此，以色列安全官員支持穆巴拉克提名奧馬爾•蘇萊曼作為埃及副總統”。
結果，面對穆巴拉克政權的倒臺，美國非常擔心示威遊行最終轉化為一場革命運動。在慕尼克安全會議上，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告訴西方政客、外交官和商界高管：“任何一個社會都有各種勢力在活動，尤其是在一個面臨各種挑戰的社會。為了實施自己的日程，這些勢力試圖破壞和超越社會進程。這是我為何認為，遵守埃及政府——實際上是由副總統奧馬爾•蘇萊曼領導的——宣佈的過渡進程之重要性的原因。”
蘇萊曼是穆巴拉克一手提拔的副總統、前情報總局局長和“美國中央情報局在開羅的主要聯繫人”。事實上，從20世紀90年代的克林頓政府開始，蘇萊曼作為穆巴拉克的秘密員警首領，制定了“非常規引渡計畫”。根據該計畫，“美國中情局在世界各地逮捕的所謂恐怖分子嫌犯，戴著頭罩和手銬被送往埃及，旨在進行刑訊逼供”。
儘管蘇萊曼先生在國內外臭名昭著，（主子）奧巴馬政府還是選擇他作為“一位過渡性人物”。隨著形勢的發展，華盛頓以一種“穆巴拉克必須下臺”的姿態與開羅進行對話。這清楚地表明，埃及實際上已經淪為“美國的殖民地”。
私下裏，“埃及政府開始在精英中清洗穆巴拉克的主要支持者。穆巴拉克政府的國防部長兼陸軍元帥坦塔維前往解放廣場，表面上是檢閱軍隊，但其實主要是為了結交抗議者”。然而，在團結穆巴拉克的老朋友以完成過渡的同時，奧巴馬政府明確表示，埃及的任何根本性改變都是無益於事的。美國“之所以（變臉）”強烈要求穆巴拉克辭職，只因為它發現，這個“傀儡”已經成為一種負擔，不再符合華盛頓的利益。
歷史上，美國曾在亞洲和拉丁美洲“扶持”過許多像穆巴拉克這樣的“獨裁政權”。一旦民眾動亂挑戰這些美國支持的獨裁政權，一場社會和政治革命有成功的跡象時，美國就採取一種三軌政策來應對：
一是公開批評侵犯人權的現象，主張民主改革；
二是私下裏發出信號，繼續支援當政者；
三是尋找一位可以替代當權者、保留政府機構和經濟制度並支持美帝國戰略利益的精英。
華盛頓害怕社會巨變和政治革命，它毫不猶豫地“暗殺”了（美國附傭傀儡）南越的吳庭豔等獨裁者，只因為（美國附傭傀儡）吳庭豔在南越存亡問題上竟敢違背美國的指示。
華盛頓已經承受過太晚干預的教訓。在古巴革命中，它無法做出一個切實可行的選擇，而只能支持巴蒂斯圖塔政權。同樣，索摩查政權被推翻時，華盛頓持觀望態度而未予以幫助，其結果是美國企業被國有化，在尼加拉瓜出現了一個對美國不友好的政府。
因此，“20世紀80年代，美國在拉丁美洲變得更加積極主動。它推動了過渡時期的協商式選舉，圓滑的新自由主義政客當選，取代了獨裁者。這些政客承諾，維持現有的政府機構，保護國內外精英的特權，支援美國的區域和國際政策”。
從而，埃及暴動使奧巴馬政府陷入極端的困境，因為它需要找到“一種非常的政治方案，既能讓穆巴拉克下臺，又能保持和強化國家機構的政治權力，同時融入民選方式來作為平息和瓦解群眾運動的手段”。華盛頓這項計畫的主要障礙之一，是埃及武裝部隊和穆巴拉克的中央安全軍。這些軍隊的領導人在埃及的腐敗政權中受益匪淺。
自“大衛營協議”簽署以來，華盛頓一直“培養”與埃及軍方的密切關係，美國每年提供價值14億美元的軍備，以“收買”他們。結果，埃及軍方發生了變化，“由保衛埃及邊界和本地區利益的軍隊，轉變為主要職能是操控人民和保護美國所支持政權的軍隊。埃及軍方的軍火儲備和美式武器的零部件數目都被維持在最低限度，以確保埃及無法同以色列開戰”。
過去30年來，埃及軍官都曾經在美國防務學院接受過“培訓”。埃及暴動期間，在埃南中將（Sami Hafez Enan）的帶領下，20多位埃及高級軍官在美國防部（對外侵略部）召開會議、舉行酒宴和就餐。在華盛頓期間，美國敦促埃及高級軍官們在對待抗議者時要保持克制，因為奧巴馬政府不希望埃及軍方的形象受到玷污，其理由是，埃及軍方“將在推翻穆巴拉克政權的行動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
因此，埃及軍方宣稱，他們不會對抗議者訴諸武力。埃及軍方“發表聲明，將抗議者的要求描述為‘合法的’，並半心半意地呼籲抗議者回家，承諾恢復正常的生活秩序”。埃及的高級軍官自稱站在抗議者一方，逐步為“（美國暗地支持的）軍事政變”奠定了穩固的基礎，釋放出與穆巴拉克徹底決裂的信號。
當軍事政變既成事實，埃及軍方又發表聲明，“稱讚穆巴拉克是一名為祖國做出巨大貢獻的領導人。它暗示，軍方不會長期掌權，並表示，軍方是不會取代合法政府的”。
“（美國暗地支持的）軍事政變”之後，埃及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控制了埃及。最高委員會現由穆罕默德•侯賽因•坦塔維元帥（Field Marshall Tantawi）領導。自1991年以來，坦塔維就一直是穆巴拉克政府的國防部長和武裝部隊總司令。穆巴拉克政府前總理和埃及空軍前司令艾哈邁德•沙菲克將軍（General Ahmed Al －Shafik）也是擁有權勢的最高委員會成員之一。最高委員會成員還包括奧馬爾•蘇萊曼。
事實上，“軍事政變”之後埃及局勢並無改善，埃及實際上是以無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主義告終。對奧巴馬政府來說，保持現狀是最合意的結果。因此，華盛頓對此非常高興，它立即宣佈，繼續向埃及提供軍事援助。作為回報，埃及軍政府宣稱，它會遵守1979年與以色列簽訂的和平協定，將繼續在加沙地區對巴勒斯坦人實施制裁。
為了“延續”無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主義，華盛頓試圖通過“顏色革命”的過程就如同我們在南斯拉夫和其他東歐國家所見證的那樣，在埃及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在這種體制之下，選舉“結果”可以輕易地“被人為操控”。因此，美國公開宣稱，它將向新的埃及政黨提供“資助”。這是“明目張膽”地侵犯一國主權和“干涉”一國內政。
在埃及軍政府的同心努力之下，華盛頓“正努力分化真正的反對派，並將其自己的所謂反對派人物安插入抗議運動”。前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巴拉迪（Mohanned Al－Baradei）就是華盛頓（美國主子）“選中”的反對派人物之一。正是巴拉迪要求穆巴拉克辭職，同時建立埃及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巴拉迪是在美國受的教育，大多數時間生活在西方，他代表著華盛頓的利益，反對革命性的變化。
埃及是“新自由主義”的典範
對美國來說不幸的是，埃及人民“不可能”接納無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主義政權，因為其“代表了現狀”：裙帶資本主義與“掠奪性外資”相互合作、一片繁榮，而民族工業“破壞殆盡”。
1991年，新自由主義結構調整計畫“被強加”給埃及，其結果是“毀滅性”的：“40％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之下，每天的生活費不足兩美元，失業率持續攀升，年輕一代失去就業機會。”社會支出的縮水還使絕大多數人喪失了基本醫療保健和教育的機會。埃及的“兩極分化”現象已經越來越走向極端。一千個家庭“控制著”這個國家的大部分商業和財富，他們是“私有化”和“新自由主義”的主要受益者。為了“壓制”合法要求和正義聲音，（美國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政府雇用了一支規模龐大的安全部隊，“警察局裏的刑訊和虐待成為一種例行公事。警方的路障和盤查成為埃及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顯然，如此腐敗的（美國附傭傀儡）政權已經在埃及人民心目中信譽掃地。不管華盛頓“收買”了多少埃及精英，也不管動用多麼強大的軍事力量，都無法動搖埃及人民“要求變革”的意願和決心。埃及人民為獨立和贏得國家尊嚴所作的鬥爭永遠不會停息。美國（反自由、反真民主）“頑固地”要求“維持現狀”並維護其在中東的地緣政治利益，這再次“暴露”了其國際行為的“醜陋性”。總之一句話，美國不過是只紙老虎。
1989年冷戰的結束標誌著全球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其突出特徵是“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和全球化的擴散。令人驚奇的是，作為一個極為貧困的國家，在實施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ＩＭＦ）」強加的經濟改革數年後，埃及竟被標榜為新自由主義的典範之一。為了免除多達數以百億美元計的債務，從1991年開始，埃及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簽訂了一份關於結構改革措施的協定。結果，金融自由化（金改）、私有化（金改）、解除管制（金改）、開放市場、為外國直接投資提供國民待遇等一系列結構調整計畫在埃及得到執行。
統計資料顯示，埃及取得了一定的經濟成就。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於埃及的報告：埃及的“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由1991／1992年實質上停滯的狀態上升至1995／1996年的4％以上，而通脹率從超過21％下降至7%”。此外，開放市場和歡迎外國直接投資導致了外匯儲備的不斷積聚。
然而，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看來，這仍未達到預期值，尤其是在結構改革方面。於是，1996年至1998年，它為埃及“設計”了為期兩年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規劃，其重點是“私有化、解除管制、貿易自由化和財政金融部門改革”。
遺憾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持”的“私有化”往往涉及將利潤豐厚的國有企業“拍賣”給外國跨國公司或本國圈內人。這造成了埃及“工作環境的”快速惡化“，引發了一次極為猛烈的罷工潮，以至於一位分析家稱之為中東地區近半個世紀最大的一次社會運動”。
其間，“裙帶資本主義盛行，而曾經作為埃及經濟支柱的本地工業任由衰退。與此同時，私營的工業部門生產陶器、大理石和化肥等破壞環境的產品，這些產品的產能不斷擴大，得不到有效的監管，為居民的健康帶來嚴重惡果”。
而且，“裙帶資本主義”必然導致財富集中於極少數經濟精英之手。不少“經濟精英”充當了跨國公司的“（買辦）代理人”，大量地進口電子和汽車等消費品。房地產開發商也位列其中，其中許多人與政治精英關係密切。這些開發商僅以實際價值的一小部分就拿到公有土地，建造封閉式社區和度假勝地，供埃及社會上流階層所用。利用國家的支持，包括基礎設施補貼和廉價的土地，房地產作為非石油產業，成為埃及經濟的第三大產業。
毫不奇怪，埃及社會日益“兩極分化”，“據評估，1000個左右的家庭控制著該經濟體的大部分領域”。為了保護其財富，維護自身利益，精英們施加“政治壓力”，促使有關稅收改革的法律通過。從而，最高所得稅從42％削減為20％。在穆巴拉克的領導下，埃及政府實行單一的統一所得稅。據此，高工資和低工資收入者按其收入支付同一稅率。因此，“穆巴拉克主導了一個這樣的進程：國家財富落人小部分私人手中，而絕大多數人”貧困化“，４０%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之下，每天的生活費不足兩美元，失業率不斷上升，年輕一代沒有就業機會”。
而且，由於與全球經濟一體化並“放棄”了自給自足的政策，埃及的糧食和其他日用必需品的價格“扶搖直上”。然而，（美國附傭傀儡）埃及政府“無視”工人的抗議，仍然將最低工資固定為一個月不到一百美元。這在埃及工人階級中不得人心，但贏得了跨國公司的認可，“全球工商業界稱讚穆巴拉克的做法是‘勇敢的’、‘印象深刻的’和‘有遠見的’”。
於是，外國投資蜂擁流入埃及，尤其是它的經濟特區。由於張開雙臂歡迎外資，埃及取得了“在過去的三年保持高達7％”的經濟增幅。表面上，在許多旁觀者看來，埃及是一個繁榮的國家。埃及的首都開羅在不到五年的時間裏規模擴大了一倍，豪華別墅、大型購物中心、主題公園、高爾夫球館和馬球館四處林立。
遺憾的是，這樣的房地產發展水準沒有改善絕大多數埃及人民的生活水準。事實上，自實施新自由主義所“指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結構調整計畫以來，90％的埃及人沒有分享到國內生產總值和經濟增長的成果。恰恰相反，如前所述，越來越多的埃及人“陷入貧困”。最令人吃驚的是，這竟然發生在埃及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最快的時期。這引出一個問題，以國內生產總值作為衡量經濟發展的指標是否正確和有效。
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武裝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結構調整計畫的重壓下，埃及甚至將公共社會服務“私有化”。結果，大多數埃及人“喪失”了基本醫療衛生和教育的機會。那些受不到教育的窮苦孩子最終只能從事卑賤的工作，拿著微薄的薪水，來勉強維持家庭的生計。
更令人無法接受的是，（美國傀儡）穆巴拉克家族的成員竟是這種“裙帶資本主義”的積極參與者。他們是許多企業的股東，其唯一目的就是使自己變得更加富有。實際上，“（美國傀儡）穆巴拉克及其小集團長期以來一直將埃及視為其私人領地，將埃及資源視為戰利品進行分贓”。
他們自肥腰包的另一種方式就是將（金改）金融部門“私有化”。用「中央情報局」的話說，埃及精英“積極地推行經濟改革，以吸引外國投資”。
2004年至2008年期間，（美國傀儡）穆巴拉克及其親友忙於“兜售”埃及國有銀行。埃及銀行“落入”外國人手中的同時，穆巴拉克“取消”了對自由資本流動的限制，“放鬆”了對外國財產投資的“監管”。埃及成為全球房地產投機和有價證券投資的“聖地”，因為它“取消”了紅利稅、資本收益稅和債券投資利息稅。
因此，2005年，埃及商業銀行出售了其70％的股權；隨後，2006年，亞歷山大銀行——埃及最大的四家國有銀行之一，被一家義大利銀行——聖保羅銀行收購。國有銀行的出售和對國家金融體系的放任自流極大地玷污了穆巴拉克政府的形象，暴露了該政府的醜陋本性。這預示著它將自食惡果，從而播下了其覆滅的種子。毫不奇怪，執行新自由主義指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調整計畫，其結果不可避免地導致了2011年1月25日的暴動。
由於埃及的政治和經濟困境，新自由主義在該國備受指責。經濟學家、開羅的薩達特行政學院前院長漢迪•阿布德拉茲表示，“埃及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實踐帶來了通脹呼嘯直上、失業率持續上升和普通人購買力的下降”。阿布德拉茲先生補充說，新自由主義政策“有效地限制了這個國家的司法、立法和安全能力，而不是只局限於經濟問題……物價的失控已經引起惡性通脹。同時，失業率正在穩步攀升，而根據實際價值衡量，普通人的工資水準一直下滑。這一切逐步破壞了社會穩定，使得窮人更窮，富人更富”。
破壞社會穩定的關鍵因素之一是糧食價格飛漲。在埃及，各種主食價格每年攀升17％。但是，西方媒體報導埃及暴動時，卻完全忽視了這一簡單的事實。自埃及暴動以來，《紐約時報》的湯瑪斯•弗裏德曼等全球主義者一直譴責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稱這些國家造成了糧食價格上漲，從而間接地引起這場暴動。他表示：“中國本身並未促成這場暴動，但是，中國和以亞洲為首的發展中世界對肉類、穀物、糖、小麥和石油的消費日益增大，確實促成了該事件。”然而，根據新德里經濟研究中心的加雅提•戈什教授的研究，2006年至2007年糧食價格暴漲期間，印度和中國的需求實際上下降了3％。
美國發生經濟危機之後，「美聯儲」將利率降至“史無前例”的“低水準”，同時“放鬆銀根”，向美國金融體系注資數以萬億計的美元。於是，投機資本蜂擁流入商品市場。借助於“交易型開放式指數基金（ETF）”等“金融衍生品”、華爾街投資銀行——「高盛公司」，利用槓桿作用將小麥價格拉至空前的高度。其最終結果是：“紅色硬質小麥通常以每60蒲式耳3至6美元成交。該價格先是升至12美元，又至15美元，再至18美元，而後突破了20美元。2008年2月25日，紅色硬質春麥期貨收盤于25美元每蒲式耳。具有諷刺性的是，2008年是世界歷史上小麥產量最高的一年。”
在一篇題為《高盛如何對世界窮人饑荒下賭注並贏了賭局》的文章中，新聞記者約翰•哈裏（Johann Hari）稱：“從2006年底開始，世界各地的糧食價格突然開始飆升。一年後，小麥價格上升了８０％，玉米上漲了９０％，大米漲了３２０％。30多個國家發生了糧食暴動，２億平民面臨營養不良和饑餓。2008年春季，糧食價格又”不可思議地“忽然回落到原先水準，似乎在玩一場魔術。”
聯合國糧食問題特別報告員吉恩•齊格勒稱之為“無聲的大屠殺”，完全是“人為操縱的”。
事實上，在金融市場，農產品“被包裝”成類似於次級抵押貸款的衍生品，僅是在名稱上由債務抵押債券（CDOs）改為商品抵押證券（CCO）。事實真相是，由於新自由主義“解除管制政策”的實施，「高盛」等華爾街投資銀行的手段之一就是以“製造”“金融泡沫”來牟取不義的“暴利”，網路泡沫和“房產泡沫”就是明證。顯然，下一個“泡沫”將是農業泡沫，它會給數以億計的發展中國家人民帶來“大規模饑荒”，更不用說已經發生在突尼斯和埃及的“大規模暴動”。
雖然西方媒體（妓者）“極盡所能”地將埃及暴動“描繪”為“自由”和“民主”起義， 但實際上，它是為了“生存”和“匱乏”而戰。歸根結底，正是在“新自由主義”及其“市場原教旨主義”理論的指導下，金融投機商將穀物價格抬高至一種天價，從而“導致”大規模“暴動”。
此外，“新自由主義”主張，國家應“放棄”對農業的扶持，採取一種“（放任）不干預”的政策。由於城市中心區得到大量投資，而農村的農業發展遭遇忽視，埃及等許多國家很快淪為糧食極度匱乏的國家。
更糟糕的是，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推行的經濟改革和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第三世界的農民遭受西方國家得到“補貼”的農產品的“不公平競爭”，這進一步加劇了社會動盪和糧食危機。
因此，隨著（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政權的垮臺，“新自由主義”在全世界人民的眼裏已經“信譽掃地”。對於那些“信奉”新自由主義的領導人和“擁護”新自由主義的國家，這應當是一記“警鐘”。
他們最終會落到與（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一樣的“命運”，“步其後塵”並國破家亡嗎？這無疑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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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情局操縱埃及軍政府 鎮壓民眾致2000傷亡
《埃及衝突致35死近兩千人受傷 過渡政府辭職被拒》
2011-11-22 紅網
http://www.dzwww.com/xinwen/guojixinwen/201111/t20111122_6780129.htm
[提要] （11-22）最新消息顯示，首都開羅和其他一些城市的持續衝突已導致35人死亡、近兩千人受傷。示威者要求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主席坦塔維下臺、軍方儘快移交國家權力。政府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有人企圖阻撓選舉正常進行。
據新華社電 最新消息顯示，首都開羅和其他一些城市的持續衝突已導致35人死亡、近兩千人受傷。示威者要求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主席坦塔維下臺、軍方儘快移交國家權力。政府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有人企圖阻撓選舉正常進行。
示威者要求軍方領導人下臺
21日，數千名示威者聚集在開羅解放廣場附近通往內政部大樓的一條街道內，並向軍警投擲石塊。安全部隊多次發射催淚彈驅散人群。廣場上一些示威者高呼口號，要求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主席坦塔維下臺、軍方儘快移交國家權力。示威活動20日迅速蔓延，亞歷山大、蘇伊士、塞得港、阿裏什和南部的明亞、艾斯尤特等地均有抗議活動，一些地方示威者與員警發生衝突。
開羅等地18日發生大規模示威活動，抗議政府提出的憲法原則性檔，要求軍方儘快交權。19日，軍警在解放廣場開展清場行動，強行驅趕繼續抗議的示威者，導致1名青年死亡。
議會選舉將如期舉行
埃及過渡政府和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20日召開安全局勢緊急會議後宣佈，將保證議會選舉如期舉行。政府在聲明中說，目前局勢緊張的原因是有人企圖阻撓選舉正常進行和新國家機構的形成。政府將與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在此敏感的歷史時期擔負責任。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要求政府對衝突進行調查。
據埃及《今日埃及人報》21日報導，因部分內閣成員不滿衝突事件的處理方式，過渡政府在20日召開的會議上集體向軍方遞交辭呈，但被拒絕。
今年2月，穆巴拉克因抗議活動辭去總統職務，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接管國家權力，並解散議會。此後，埃及大規模抗議活動不斷。根據安排，人民議會（議會下院）選舉將於本月28日舉行，明年1月29日舉行協商會議（議會上院）選舉，而總統選舉日期尚未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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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情局操縱埃及軍政府傀儡 鎮壓民眾致2000傷亡
《中情局“萬能先生”幕後操縱埃及政壇》
李筱哲 楊牧 8月18日訊
2011年8月18日 人民網
俄羅斯《真理報》今日發表文章《埃及的“神秘部長”》，揭秘埃及局勢動盪以來操縱政壇的幕後人物。文章摘編如下：
是誰在“幕後操縱”埃及政壇？
“神秘部長”（美帝附傭傀儡）奧馬爾•蘇萊曼留給埃及軍政府的影響非常重要。20年從事“情報”工作的經歷使他已經不能被那些把（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趕下臺的人忽視。
當美國「中情局」來到中東簡陋的環境中需要和以色列聯繫的時候，需要和摩薩德打交道的時候，他就是美國「中情局」的“萬能先生”。
蘇萊曼由於（扮演美帝忠實走狗）曾對加沙地區（Gaza）實施封鎖而在阿伯拉世界“聲名狼藉”，當時他說，“要讓巴勒斯坦人為支持哈馬斯而受到‘餓著但不餓死’的懲罰”。
在加沙地區，４０%的兒童都因為饑餓而營養不良，並致殘。
（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是埃及人的教父，但他如同阿拉伯世界其他國家的領導人一樣缺乏魅力並堅持用強權治理國家。蘇萊曼是他的參謀和決策執行人，（如今）也正是他把（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推上了審判台。
當穆巴拉克和兒子們的生活極盡招搖之時，蘇萊曼卻一直保持低調。直到穆巴拉克政權最終倒下、蘇萊曼接任埃及副總統一職之後他的生活才漸漸走到幕前。正是他向世界宣佈“（美帝暗地佈署扶持）軍事政變”已經完成，穆巴拉克正式“退休”了。
當然，每一個推翻（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後來成為軍政府成員的人都“經由蘇萊曼批准”。也許有人憎恨這位“神秘部長”，但每個政府官員都明白自己不想在結束政治生涯的時候落得個在籠裏受審的下場。
蘇萊曼讓政府成員各安其位，還有誰能更好地讓政府遠離瓦解？還有誰能更好地讓這些人隨時知悉「中情局」的消息？
如今，蘇萊曼的行蹤仍然是個謎。最後一次聽說他的消息是他給埃及《金字塔報》寫過一封信，在信裏他稱無意競選埃及總統，他所想做的就是“和家人一起平靜生活”。
軍事法庭審判、酷刑和失蹤——這一切都給蘇萊曼貼上了神秘的標籤，也警告著今天的埃及和那些在街頭集會推翻穆巴拉克的人：（美帝附傭傀儡）蘇萊曼善於在“幕後操縱”，而那些為（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的垮臺而高興的人正忽略他對埃及政壇的持續性影響。
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美歐自由主義經濟
《為黃怒波冰島遭拒叫聲屈》
從２００７年至黃怒波申請時，冰島政府共受理２５起外國人購地申請，其中僅一起被拒絕
記者／徐劍梅 北京１１月２６日電
2011年11月26日 新華網
中國民營企業老總黃怒波冰島購地申請２６日正式遭到回絕。冰島內務部長約納鬆口氣相當強硬：“不可能說Ｙｅｓ”，“不管你怎麼看，我們都不會允許”。他同時強調，這是最終決定，再無變更餘地。
這一結果，既意外、又不意外。說意外，是因為從此前冰島總統、總理乃至經濟事務部長的公開表態來看，批准的可能性相當大。就在本月１０日，經濟事務部長奧德納松還在致約納松的備忘錄中明確表態：“在經濟事務部看來，沒有理由相信冰島利益受到這筆外國投資任何威脅，這一點不存在疑問。”
並且，從２００７年至黃怒波申請時，冰島政府共受理２５起外國人購地申請，其中僅一起被拒絕。
說不意外，是因為擁有強勢話語權的部分歐美媒體和陰謀論愛好者從一開始就把這名酷愛詩歌與原生態探險的中國商人的個人行為，上綱到“北京可能會獲得在北大西洋的戰略立足點”、“中國進入北極圈石油開發和航道開發的地緣政治計畫”。
據報載，掌握最終決定權的約納松早就對此作出表態，說“中國非常積極地在世界各地購置土地，因此我們需要瞭解各種國際影響”。
“本意發力北歐旅遊地產，不想深陷輿情漩渦，”黃怒波對自己的商業行為被無端政治化，顯然深感委屈，並力圖予以澄清。事實上，對由此產生的種種陰謀論和威脅論喧嚷，就連不少西方媒體也感到邏輯牽強難以成立。英國《獨立報》就曾質問：買地後外國公民並沒有權利在上面隨便折騰，“這裏到底有什麼危險呢？中國會把度假村改建成商用港嗎？按鈕一按，黃怒波的酒店就會變成綜合軍事設施嗎？”
黃怒波在冰島開發旅遊地產的設想泡湯了，這對中國政府，可以說毫無影響，因為這樁投資案從頭到尾，自始至終，壓根就不關中國政府啥事兒。但對冰島，顯然沒有益處，因為在投資者普遍缺錢的歐美，再找這麼一位大手筆買家殊非易事，更不必談中國作為世界第四大和亞洲第一大出境客源國，這筆買賣將為冰島旅遊業帶來的可觀商機和就業機會。
黃怒波曾登頂世界七大洲最高峰和遊歷南北兩極，卻在冰島遭遇“登山路障”，誠如歡迎他前往投資的冰島總理西于爾紮多蒂所說，約納松的決定令人失望，是對冰島法律非常狹隘的解釋。但真正令人擔憂的，其實不在於某家中國民企的某項境外投資命運本身，而在於這一正常商業運作，居然會被誤讀到這種政治“高度”，並因此鬧得沸沸揚揚，這折射出部分西方人士和媒體對妖魔化中國的熱衷程度。
面對種種喧囂，就連冰島總統格裏姆松都為黃怒波叫屈：“當冰島淹沒本國的山谷為西方的鋁業公司供應水電時，沒人談到地緣政治上的影響。而當一位中國詩人想修建一座酒店時，人人卻都像瘋了一樣。”
中國早已接受全球化的遊戲規則。誤讀乃至“妖魔化中國”及其公民是沒有道理的。營造不帶偏見的公平投資環境，才是共贏之道。
《美國雙重圍堵 中國如何破局》
一、美國“重返亞洲”，中國面臨“嚴冬”
美國正在高調“重返亞洲”。
其實，美國“從來就沒有”離開過亞洲。
“所謂”重返，無非是“發出”一個強烈信號：這一回，美國要真正開始重視亞洲了。
此前，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美國通過“廣場協議”，成功地“扼殺”了日本崛起的勢頭後，亞洲的新興國家在美國人眼裏都不過是它“予取予奪”的提款機而已，不再有誰是它的挑戰對手。
但是，過去二十年，風流水轉，中國起來了，特別是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歐元啟動，恐怖主義，中國復興，
這三大因素開始有可能危及美國人的世紀夢想：連續兩個百年的“美國世紀夢”。
為此，美國人窮十年之力，擊斃了本•拉登，“象徵性”的結束了“反恐戰爭”；又“通過”（引爆）歐債危機使歐元陷入一時難以自拔的困境。
接下來，還“剩下”一個麻煩，那就是中國。
當美國經濟遭金融危機重創，使盡渾身解數也無法將經濟拉出泥潭時，美國人別無選擇，不得不拿出自己曾經屢試不爽的“老招數”：我的日子不好過，那我就折騰別人，讓別人的日子比我更難過。最後，水落石出，相比之下，還是我的日子更好過。
於是，奧巴馬和他的團隊頻出“陰招”，在西太平洋上空演出了一連串令人眼花繚亂的“政治雜技”。先是通過“（自導自演）天安號事件（悲情苦肉計）——延坪島炮擊——黃海軍演”以及“釣魚島事件”，把本已有離心傾向的韓、日兩國一邊倒地拉向美國，
“穩住”東北亞的陣腳後，又掉頭南下，“挑唆”和鼓動越南、菲律賓在南中國海反復滋事；
恢復對臺灣出售武器；
向緬甸政府釋放“善意”，在原本關係不錯的中、緬之間打進楔子；
跟新加坡談判部署沿海快速艦基地問題；
在澳大利亞建立一個駐紮2500名海軍陸戰隊的軍事基地；
與印度建立“戰略夥伴”關係。
在打完這一系列地緣戰略的“組合拳”之後，真正富有深意的戰略動作也跟著出臺，那就是“主導”甚至主宰亞太經濟。因為在美國人看來，一切戰略利益，最終都要表達為經濟利益，而經濟利益的獲得只能通過財富的轉移來實現。環視全球，受美國經濟影響和歐債危機拖累，大多數國家的經濟都表現低迷。只有亞太地區，由於有漸成地區經濟火車頭的中國“牽引”，尚具活力。對美國來說，無論是讓自己“經濟脫困”，還是要把亞洲財富最後變成美國的財富，都必須刻不容緩地向亞太“開刀”。因為如果現在不動手，等到亞洲國家圍繞中國重新排起新的雁陣時，美國想做什麼，恐怕都為時晚矣。
一不做，二不休。奧巴馬和希拉蕊“輪番出擊”。極力“架空”甚至廢棄已存在了近二十年的“ＡＰＥＣ”機制，然後，”借殼上市“，把原本默默無聞的“ＴＰＰ”（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變成美國主導乃至主宰亞太經濟的”新平臺“，為亞太經濟”重新定則立規“，意在用其將亞太國家一網打盡，獨獨把中國”排除在外“。
有評論一針見血地指出：
“美國為什麼要力推ＴＰＰ？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克林頓曾明確表示，把推動ＴＰＰ作為美國重返亞洲戰略的重點。美國試圖以ＴＰＰ為突破口，建立以其為主導的橫跨太平洋的亞太經濟合作體系，並由此建立美國主導的”亞太自貿區“，進而贏得全球的戰略優勢。
ＴＰＰ談判“出現”的背景是，亞太特別是“亞洲區域經貿合作”進展迅速。美國一方面不願錯過亞太經濟發展良機，同時也希望通過“設置”一定“規範”繼續主導這一地區未來政治、經濟等格局的變化。”
所有這一切，只有一個目標，“劍指中國”。
對滿懷熱情擁抱全球化，“以為”可以通過市場經濟話語，與美國和西方這些意識形態語境不同的國家，找到共同話題的中國來說，無異於兜頭一盆涼水。
當切分財富蛋糕的遊戲變成一場零和遊戲，你的獲得就是他的失去時，共同的語境就只能是赤裸裸的“叢林法則”的殘酷對話：
依據美國在過去兩年間對中國所做的全部“動作”來判斷，不難得出一個結論：環繞中國的地緣戰略和經濟戰略的雙重“嚴冬”正在來臨。中國，必須做好“過冬”的準備了。
二、美國為什麼要對中國出黑拳，下狠手？
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海嘯”並沒有過去。美國經濟今天“遠不是”尚未復蘇的問題，美國次貸的第二個“債務違約”期已經開始，而2007——08年次貸危機中“被掩蓋”的美金融機構的“有毒資產”也陸續開始釋放。
這對美國經濟復蘇是一個沉重的牽制和打擊（中國亦不能倖免。因為這一輪危機會導致美國經濟進一步衰退，再通過貿易聯繫傳導，使世界貿易整體衰退，從而導致中國的外需萎縮，壓抑中國經濟增長），也是美國政府“極力”在歐債問題和南海問題上“做文章”的重要原因。因為美國政府“不希望”全球視線過分“聚焦”在美國遇到的“麻煩”上，從而“動搖”對美元和美國的信心。
美國債務上限問題的艱難解決，雖然讓美國也讓全世界的債主們鬆了口氣，但誰都知道，這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尤其“解決不了”美國仍須靠“借債度日”的本質問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報告指出：美國國債已占其GDP的９９%，預計２０１２年將達到１０３%。美國財長蓋特納承認，美國政府每花1美元，其中就有４０美分是借的。包括國債在內，美國公、私債務總額已高達５５兆（萬億）美元，人均負債１７.6萬美元，家庭平均負債６７萬美元。而美國年度稅收僅約３萬億美元，中等家庭年均收入約5萬美元，這說明美國已深陷入不敷出的債務困境。）因為這一問題與美國是靠（美元霸權）向全球輸出美元這一“方式”生存聯繫在一起的，這一“特裏芬難題”是美國經濟愈來愈解不開的死結。
造成美國經濟今天這一局面的是美國從“（１９４４）佈雷頓森林體系”建立到解體後這大半個世紀裏，由於掌握了國際流通貨幣的金融高端優勢，而逐漸放棄了對那些處於低端的實體經濟的眷顧。美國之所以過去四十年裏把大部分中低端製造業當做“垃圾產業”轉移出去（只把高端技術產業和高附加值產業保留下來），是確信可以通過全球信任（依賴依附）的美元（霸權）體系使新興國家成為為其廉價提供中低端產品的加工廠，說白了也就是為掙美元（白條）給美國“打工”。而當美國為脫困不斷實施“量化寬鬆（債務貨幣化）貨幣政策”，濫發美元，使美元越來越弱勢，美元的信用也日益受到普遍質疑時，美國人那種即使沒有“實體經濟”，單靠“虛擬經濟”也能過好日子的局面，就難以為繼了。
現在，金融危機的引爆和發酵使美國靠“輸出美元、轉移全球財富”的“模式”已不可持續，這意味著“華盛頓共識”的“不可持續”。
眼下，看不出美國能夠拿出新的以美國和美元為中心的新模式繼續“忽悠”整個世界。美國今天所做的一切都還是在拼命維護和“挽救”這一“模式”。因此對其前景的預期是悲觀的。
在這一“本質性問題”得到根本性解決之前，奧巴馬所許諾的“再工業化”和“五年內出口翻一番”的目標，都將是畫餅充饑。
這首先是美國“勞動力成本”過高，而各類工會為了自身利益又都不肯降低從業人員工薪（這次NBA勞資雙方工薪大戰就是最新例證）。如果美國“產業空心化”這一致命現實不能從根本上得到扭轉，美國的衰落就幾乎不可避免。這不是通過“玩弄”“壓人民幣升值”這種“偽命題”就能解決的。
因為美元要獲得“全球結算貨幣和儲備貨幣”這一地位（只有獲得這一地位才能帶來美元霸權），美國只能通過貿易方式向全球“輸出美元（轉嫁成本及債務）”。這也就必然造成美國的貿易逆差。這一“特裏芬問題”既是美元的天然優勢，也是其天然缺陷。其優勢是美國可以通過輸出“綠紙”而廉價獲得全球的產品和資源。其缺陷就是如此一來美國只能使自己長期處在貿易逆差狀態。這意味著美國即使不從中國獲得產品（也就不存在美中貿易逆差，當然也就談不上操縱人民幣匯率問題），也必須從其他國家獲得替代產品，仍然解決不了其逆差國地位的問題，當然也就無從解決其國內民眾的就業問題（因為其民眾不可能都就業于高端產業，而一度達到的70%就業人口從事金融和金融服務業的“盛況”，也由於金融危機的爆發，金融業的蕭條而不可能重現）。
這種自己臉醜怪鏡子的做法，對解決“美國病”於事無補。就此意義上說，金融危機暴露出來的“美國病”，是本體性的，起碼是“結構性”的，而不是一般的決策失誤或監管不力。這一“根本性”的缺陷恐怕只有美國放棄美元霸權，放棄美元一僕二主的矛盾地位，讓位於“世界元”才可能一勞永逸的解決。這就意味著壓人民幣升值“真正的目的”是，美國寧可轉向其他國家尋求替代產品，也要給中國出口依賴型經濟以“打擊”，因為那些可以為美國“提供”替代產品的（次殖民）國家無一個可對美國的霸權地位提出挑戰，而這正是美國上層最擔心的事情。
所以，打擊中國是“目的”，解決其國內就業只是“幌子”。因為兩個目的只能實現其一，那就是打擊中國，就業問題是根本解決不了的。美國國會的議員們肯定明白這一點，只是拿中國產品搶了美國人的飯碗“（卸責）說事”罷了。
既然如此，中國應明白美國的“用心”，做好“徹底下車”的準備，不必再與美國打口水仗。因為中國“必須認清”，美國的那些國會議員極力推進這一議案是鐵了心的，不惜一切代價也要“阻止”中國經濟增長（帶動中國國力、軍力的增長）對美國的霸權地位構成最終的威脅。
明白了這一點，中國就應該丟掉一切“幻想”，只能與美國進行冷靜的合作和清醒的博弈。
三、如何脫困，美國還需要一場戰爭
無論我們現在如何不看好美國的未來，現在仍必須清醒地看到，即使在美國金融危機如此嚴重，美元霸權可能崩潰的情況下，美元的地位眼下仍無一種貨幣可以替代。國際大宗商品交易和一般貿易，仍“擺脫不了”美元結算的慣性力。（國際清算銀行資料顯示，全球每天發生的國際貿易中有86%涉及美元結算。）
美國也充分瞭解這一點。因此，為“擺脫”這種困境，繼續延長自己的霸主地位，給自己贏得“舔傷”的時間和空間，美國當然要想辦法拉其他國家為其分擔風險，同時給一些國家“製造麻煩”和難題，讓所有這些國家“顧不上”指責美國、懷疑美國、甚至對付美國。這是美國的一大“策略”。
歐債危機、南海問題、北非中東變局，都是美國在下“先手棋”，四處“布子”，給不同的對手“製造”不同的麻煩。
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一直在努力克服危機對其經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帶來的沉重打擊，尤其是努力擺脫全世界對美元信心下降的不利局面。美國需要大量的“美元回流”支撐其國內經濟的“流動性”。“吸引”美元回流美國的辦法，一是靠美國高科技支撐的高回報率的投資環境（這一點現在已沒了指望），另一點就靠發行美國國債（美國國債利率雖低，但相對安全，且幾乎沒有上限，想買多少買多少，但債務上限的風波，也讓世人對其償債的前景產生越來越多的疑慮）。
對美國人而言，自從踏上美元霸權道路之後，其經濟就已成為一種“信心經濟”，只有世人對美元信心充足，相信美國的國家信用，才會讓更多“美元回流”美國，給美國經濟賴以為生的的“信貸（信用債務）模式”引入活水。
儘管美國的兩任財長以及貿易代表、聯儲主席都跳出來“發出”利好信號，但是美國實體經濟振興道路艱難，金融改革進展緩慢，就業、市場的實際情況都不盡如人意，兩輪量化寬鬆（債務貨幣化）政策使用過後經濟仍未見起色，且反而讓世人對美元兌水大為不滿，更加擔心。
美國巨額國債又牽動國際關注，國家信用面臨質疑，這些問題都無法令人看好美國經濟的復蘇前景。無法提振世界對美國的信心，無法恢復人們對美元的信心，這讓美國非常難堪。
在這種情勢下，美國將會做什麼？美國還能做什麼？
也就是說，美國最有可能通過“什麼辦法”讓自己脫困？
我認為不外乎三種方式脫困。
其一、在最理想的情況下，是“技術脫困”，就像當年美國人用IT業引領全球經濟，讓自己賺的盆滿缽滿一樣。
但眼下，這種前景似乎很“渺茫”。除非美國能在能源技術上獲得突破，則可能一舉解決許多麻煩，美國將重新鳳凰涅槃，所以，我們對美國在能源技術上的任何進展都應保持關注和警惕。因為在能源日漸緊張的情況下，誰能掌握新的能源技術，誰就可能控制世界的未來。如果美國掌握了這種技術，就可能使全球經濟重新翻盤，確保美元地位不可撼動。
其二、是“賴賬脫困”。
對這一點，我們尤其要特別警惕，提防美國繼續在美元上“做文章”。不能排除這樣一種可能性：美國在未來一段時間，繼續超發美元，讓美元的信用爛到極點，再借助其世界第一的黃金儲備，突然宣佈部分恢復金本位制，讓美元重新與黃金掛鈎，從而“重新”為美元定值，藉以達到與舊美元“脫鉤”，“金蟬脫殼”，公然赤裸裸“賴賬”的目的。但這一步棋是雙刃劍，傷害別人，也傷害美國自己，不到萬不得已，無路可走時，美國應不會出此下策。
其三、就是“戰爭脫困”了。
通過戰爭既拉動美國經濟，增加就業機會，擺脫國內壓力，又在國際上重新為美元樹威。用戰爭對大宗商品價格特別是能源價格產生決定性影響，從而對國際投資環境及經濟佈局重新洗牌，改變國際資本的投向，使美國最終成為受益方。
眼下看，美國人的下一個打擊目標最接近水到渠成的是目標是敘利亞。
最有可能打擊的目標是伊朗。
最出人意料的打擊目標將是委內瑞拉。
四、內在的穩固和強大是應對美國挑戰的最有力武器
歐債危機動搖了人們對歐元區經濟的信心，也給歐盟的發展前景帶來了不確定因素，作為單一貨幣的歐元對美元儲備貨幣、基準貨幣的“挑戰”也就大大“減弱”。對此，當我們看清美國的這種“大戰略”後就必須儘早研究和部署真正管用的對等戰略和見招拆招地應對之。
首先，作為一個大國，你的外交、軍事這兩隻輪子必須相互配合，要善於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不能在國際舞臺上只有一個表情。
最近幾年，“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這種“論調”的提出者自有其“意圖”，但客觀說來，“中國威脅論”也並非完全抹黑中國。因為你近年來體量急劇增大、體能快速提升，別人自然會有壓力，這幾乎是每一個大國崛起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情況。
面對“中國威脅論”論調，我們以往採取的“方式”是不斷做解釋：我們不威脅他人，我們是和平崛起，但這種宣示“收效甚微”。別人對你自然會有他的固有看法甚至“偏見”。你想用宣傳去消除他們這種看法和偏見是很困難的。既然如此，你索性就少在這方面下功夫，不妨“該強硬的時候強硬一些”，讓那些持“中國威脅論”，想給中國製造麻煩的人習慣中國“威脅”的存在。
就此意義來說，我國首艘航母的出現肯定會在那些“中國威脅論”的想法上加上一個極有分量的砝碼。因為中國的安全不能依靠驅逐艦來維繫。我們還需要“大傢伙”和“硬傢伙”。隨著中國經濟全球化的參與度提高，中國有大量的海外利益需要國家力量的保護，中國又是資源進口大國和能源消耗大國，國際通道的暢通和安全對中國未來發展的意義非比尋常，需要有更多的利器保護我們的商船和海上生命線，同時也承擔相應的國際責任，向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
就這一點而言，中國擁有航母會是治療“中國威脅論”患者，讓他們脫敏，也給他們帶來相應利益的好藥方。
其二，對於那些一心想給中國“製造”麻煩者，中國不妨像美國那樣，也下先手棋，給“麻煩製造者”製造麻煩。
我們這些年一直強調國內穩定“不折騰”，這是對的，但這並不意味著在國際上你也完全“不折騰”。比如在東海或南海方向，在外交和動武之間，有巨大的灰色地帶可以讓你有所作為。當然，必須強調的是，在如何“作為”上，要動腦子，講智慧，而不是蠻幹。美國這些年對中國“（設陷埋地雷）佈局下棋”，打擦邊球，動了不少腦筋，做了不少手腳，很多做法值得我們好好玩味和借鑒。
其三，中國需要用好手中“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一票，可以多投否決票和贊同票，少投棄權票。
要把否決票和贊同票做為組合拳來打。從聯合國決策機制來看，否決票或贊同票都體現為加一票或減一票的力量，而棄權票則“無法顯示”這一票的立場和力量。
中國要儘量減少投棄權票，從而避免在別人眼裏，你就是個零（廢物）。你可以在一些問題上先投否決票，然後借此與別人討價還價，在別人接受你的條件後，再投贊同票，通過這一“過程”讓別人明白，中國是它繞不過去的力量，使他們在處理國際問題時不能不考慮中國的看法。
其四，中國要用好手中巨額的美國國債，把巨量外儲和美債歐債做為戰略武器來使用，“而不是”只考慮它的安全性或投資回報率。
乍一看，中國買美國國債是不得已而為之，是被美國所綁架，其實並非完全如此。巨額美元國債實際上令中、美兩國處在一個十分微妙的“互相綁架”的狀態。
對中國而言，買美國國債易，投資美國難，持有美國國債確實是不得已的選擇；但對美國而言，巨額債務降低了美元的信用，美元信用是美國經濟的生存支柱，美元信用下降，最終會損傷美國經濟本身。如果美國真的違約，中國擁有的三萬億（兆）美元的外匯儲備中約有一萬多億（兆）是美國國債，確實存在損失風險，但這種損失風險是可以估量的，或者說是可控的；
美國則不然，“違約”就意味著美元信用“瀕臨崩潰”，其基準貨幣、儲備貨幣的地位會大幅下降，進而與（以期貨及各式金融高槓桿衍生性虛擬經濟商品操控）大宗（實體經濟）商品“定價”、國際貿易結算脫鉤，顯然有助於人民幣國際地位的提升。這絕對不是華爾街乃至華盛頓願意看到並接受的。中國的損失在當下，美國的損失則在未來，孰輕孰重？美國掂量得很清楚。這種“互相綁架”使我們擁有了金融戰略武器操作的空間。
其五，中國要敢於“做負責任的大國”，但我們履行這些國際責任和義務決不是依照西方的指令。
首先我們要有能力維護自己的安全，並自願向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如中國艦隊在索馬里護航，優先考慮確保本國商船、油輪的安全，並向提出要求的他國船隻提供護航服務；更重要的是，中國要在關鍵時刻為兄弟國家和准盟國有所擔當。從既往經驗來看，對巴基斯坦、俄羅斯等友好國家，各個層面的合作意願需要加以保護和維持，一些問題上要互通聲氣、彼此支持。
這反過來也會對我們打擊分裂勢力、恐怖主義活動有很大幫助。在今天的國際社會，只有支持了別人，才能得到別人的支持，從而避免孤立。獲得別人的支持沒有免費的途徑。
其六，加速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減少出口依賴，特別是對美國市場的依賴，使中國經濟面向世界有更強的適應性。
在完善金融體制，增強金融體制的防衝擊、抗打擊能力的前提下，逐步完成人民幣國際化進程，與貿易對手更多地進行貨幣互換和人民幣結算，是不錯的方法。中國已處於資本擴張期，但資本的輸出不是人民幣、而主要是雖然巨量但畢竟有限的外匯儲備這一點，要有清醒的認識。
非本幣擴張是不可持續的，而且風險很大。
其七，必須加大整軍備戰的力度。
中國周邊群狼環伺，連狼崽子也敢從“龍口奪食”。而更重要的是做好比對台軍事鬥爭準備更大的軍事鬥爭準備。世界大戰打不起來，不等於小戰、中戰打不起來。隨著中國的逐漸強大，戰爭危險不是在減小，而是在增大。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重建“社會公平”。縮小貧富差距是社會穩定、發展的根本出路。
必須懂得“這一點”如解決不好，就有可能危及到黨和國家的生存。任何時候，內部的穩固都是外部強大的根本和基石。中國這樣的國家，你自己不垮，沒有任何力量能搞垮你。
文／喬 良
2011年11月24日
刊於《國外理論動態》2011年第12期
近期文章鏈結：
喬良：以我山之石，攻他山之玉——讀美軍《網路中心戰案例研究》隨想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112/279036.html
喬良：美元戰爭還能打多久？
http://www.wyzxsx.com/Article/finance/201111/273122.html
喬良與陳志武對話：金融與國家安全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0/201106/241187.html
推翻利比亞強人格達費政權之後 美中情局及英國情報局正藉其轄下恐怖組織雇傭兵代理人(轉戰)滲透打擊伊朗、敘利亞政權
《China Joins Russia, Orders Military To Prepare For World War- III》
A grim Ministry of Defense bulletin issued to Prime Minister Putin and President Medvedev today states that President Hu has “agreed in principal” that the only way to stop the West’s aggression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is through “direct and immediate military action” and that the Chinese leader has ordered his Naval Forces to “prepare for warfare.”
Hu’s call for war joins Chinese Rear Admiral and prominent military commentator Zhang Zhaozhong（張兆忠少將） who, likewise, warned this past week that “China will not hesitate to protect Iran even with a Third World War,” and Russian General Nikolai Makarov who grimly stated last week, “I do not rule out local and regional armed conflicts developing into a large-scale war, including using nuclear weapons.”
The raising of global tensions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was exploded this past fortnight when Russian Ambassador Vladimir Titorenko and two of his aides retuning from Syria were brutally assaulted and put in hospital（http://en.ria.ru/russia/20111205/169361690.html） by Qatar security forces aided by CIA and British MI6 agents（美帝CIA中情局及英國M16情報局特工背後予協助的卡達爾安全部隊） attempting to gain access to diplomatic pouches containing information from Syrian intelligenc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as flooding Syria and Iran with the same US-backed al Qaida mercenaries（由美帝所背後支持、成功顛覆推翻了利比亞格達費政府的蓋達“基地恐怖組織”雇傭兵已開始轉戰湧入敘利亞及伊朗境內 http://www.2ndrevolt.com/articles/view/456） who toppled the Libyan government.
Further evidence in these diplomatic pouches, this bulletin says, reveal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preparing an “ultimate solution” to the Middle East Crisis should nuclear war break out by attacking Syria and Iran with lethal biological agents intended to kill tens of millions of innocent civilians（在對敘利亞及伊朗進行攻擊時，意圖致千萬無辜平民於死的生物基因媒介致命武器）.
The discovery of the biological agent to be used by the West was revealed a fortnight ago by Dutch virologist Ron Fouchier of the Erasmus Medical Centre in the Netherlands who lead a team of scientists that discovered that a mere five mutations to the avian flu virus was sufficient to make it spread far more easily and would make it the most lethal killer of mankind ever invented.
Should the US begin an attack utilizing this deadly virus（致命病毒）, this bulletin continues, its most likely method of delivery would be via its RQ-170 Sentinel Drone（隱形無人飛機） which is operated by the CIA（http://english.iribnews.ir/newsbody.aspx?ID=16489）.
These frightening assessments of future US actions against its enemies were revealed in this bulletin based upon Russian intelligence analysts examination of the RQ-170 Sentinel Drone brought down over Iranian territory last week by the Russian made Avtobaza ground-based electronic intelligence and jamming system used against this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with little damage and that showed it be equipped with a sophisticated aerosol delivery system.
Important to note is that the Western powers first use of a deadly flu virus to destroy their enemies and overthrow the established global order was first used less than a century ago in 1918 when the Spanish Flu variant（http://en.wikipedia.org/wiki/1918_flu_pandemic） was unleashed at the ending of World War I and killed an estimated 500 million people which represented fully 3% of the world’s entire population.
Archived KGB files on the Spanish Flu pandemic have always stated that this deadly virus was “bio-engineered” by US military scientists who used as their “guinea pigs” American Soldiers who were the first recorded victims （http://en.wikipedia.org/wiki/1918_flu_pandemic）and were stationed at Fort Riley, Kansas.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underlying reasons behi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Western allies push for Total Global War was recently detailed by the top American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Greg Hunter（http://www.coasttocoastam.com/guest/hunter-greg/43361） whose shocking in depth report titled “Is the World Spinning Out of Control?” （http://usawatchdog.com/europe-bailout-news/）revealed that the entire edifice of the Western economic systems is crumbling under the weight of over $100 Trillion（http://www.telegraph.co.uk/finance/financetopics/davos/8267768/World-needs-100-trillion-more-credit-says-World-Economic-Forum.html） in debt no one is able to pay and wherein he warned: “Never in history has the world been this close to total financial chaos and nuclear war at the same time.” （http://usawatchdog.com/europe-bailout-news/）
Sadly, but as always,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not being allowed to know the horrific future their elite leaders are planning for them, a situation made even worse this past week when the US Senate passed a new law by a 93-7 vote（http://gawker.com/5865089/20-things-you-should-know-about-americas-most-horrifying-new-law） that is warned will destroy America for all time by giving total control of this once free nation over to its military forces and destroy their Constitution.
As we noted in our previous report, it is worth mentioning again the words of the American Founding Father, Thomas Jefferson, who warned his fellow citizens over 200 years ago about what is happening today by saying:
“I believe that banking institutions are more dangerous to our liberties than standing armies. If the American people ever allow private banks to control the issue of their currency, first by inflation, then by deflation, the banks and corporations that will grow up around will deprive the people of all property until their children wake-up homeless on the continent their fathers conquered.”
By: Sorcha Faal
2011-12-7
Note:
Western governments and their intelligence services actively campaign against the information found in these reports so as not to alarm their citizens about the many catastrophic Earth changes and events to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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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曝美國利用恐怖組織(代理人)打擊伊朗》
2011年11月15日 新華網
一篇報導12日披露，美國「中情局」正“利用”包括“人民聖戰者組織”在內的恐怖分子“代理人”在伊朗實施爆炸襲擊。
“監獄星球”網站12日刊登的一篇文章援引若干可靠人士——包括美國情報機構線民和前軍事人員——的話聲稱，美國正在伊朗境內實施秘密軍事行動，利用游擊隊組織對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發動襲擊。
文章說：“德黑蘭認為美國正在伊朗境內發動恐怖襲擊，進而破壞內賈德政權的穩定，以便為（美國-以色列）軍事打擊”做準備“。這一論點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官方媒體的忽視，但「中情局」利用恐怖分子代理人恰恰就在這麼做，這是確定無疑的事實。”
這一報導進一步證實了伊朗國家最高安全委員會秘書賽義德•賈利利的說法。
賈利利說，伊朗有無可辯駁的證據表明，美國政府正式參與了反對伊朗的陰謀，派出特工在伊朗和該地區其他國家實施破壞和恐怖行動。
此外，美國正在訓練恐怖組織並向其提供經費，通過暴力和其他顛覆行動破壞伊朗的穩定。
正如許多美、英主流媒體在2007年所報導的那樣，美國還在“利用”隸屬“基地”組織的遜尼派恐怖組織“真主旅”在伊朗實施自殺式爆炸和其他旨在“破壞穩定”的襲擊。這一“政策”是由小布希（布希二世）政府“制訂”的，並被奧巴馬政府“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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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Takes Down Top Bio-Terror Official, Then Alleges Iran Plot》
By: Sorcha Faal
October 12, 2011
A frightening Main Intelligence Directorate (GRU) report circulating in the Kremlin today warns that the Obama regime may be about to launch an Operation Northwoods type “false flag” bio-terror attack as a pretext for bombing and then invading Iran.
According to this GRU report, US authorities took down one of their top bio-terror officials yesterday named Dr. Kimberly Lindsey [photo 2nd left] who is th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and one of the world’s most highly regarded scientists in the field of weaponized anthrax after charging her and her and her live-in boyfriend with “child molestation and bestiality.”
Important to note is that the US always charges their “enemies of the state” with lurid sex crimes such as when they targeted former US Marine intelligence analyst and UN weapons inspector Scott Ritter with “criminal solicitation of a minor” after he accused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of deliberately lying about Iraq’s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in order to launch an invasion against them.
The cause for Dr. Lindsey being put on the Obama regimes “enemy of the state” list, this GRU report says, was her assisting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in their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atastrophic 9/11 anthrax attack upo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disputes the findings of th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 used to close this case.
Dr. Lindsey’s expertise on weaponized anthrax proved invaluable to WHO scientists whose findings were reported this week, and as we can, in part, read as reported by the InfoWars.Com news service in their report titled World Authority On Anthrax Disputes Government Explanation Of 2001 Attack and which says:
“Three leading scientists, one a world authority on the composition of Anthrax, have produced a paper that presents evidence that directly calls into question the FBI’s version of events surrounding the 2001 anthrax mail attacks.
The paper by Coordinator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Working Group on Anthrax Research and Control, Martin E. Hugh-Jones, biologist Barbara Hatch Rosenberg, and chemist Stuart Jacobsen is to be published in the peer reviewed Journal of Bioterrorism & Biodefense.
“three scientists argue that distinctive chemicals found in the dried anthrax spores — including the unexpected presence of tin — point to a high degree of manufacturing skill, contrary to federal reassurances that the attack germs were unsophisticated.” reports the New York Times.
“…bureau scientists focused on tin early in their eight-year investigation, calling it an “element of interest” and a potentially critical clue to the criminal case. They later dropped their lengthy inquiry, never mentioned tin publicly and never offered any detailed account of how they thought the powder had been made.” The report continues.
Dr. Hugh-Jones said that the presence of tine “indicates a very special processing, and expertise,” directly contradicting the FBI’s assertion that microbiologist Bruce Ivins acted as the lone perpetrator of the attacks that killed five people and infected 17 others in the weeks immediately following 9/11.”
Within hours after Dr. Lindsey’s arrest, this GRU report continues, the US issued a “global alert” for American citizens after they accused Iran of backing a plot to kill Saudi Arabia’s ambassador to Washington that Obama called “a flagrant violation of U.S. and international law” and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Clinton vows action over.
According to the Obama regime the head of this alleged Iranian plot was former Texas used-car dealer named Manssor Arbabsiar [photo 3rd left] who is a naturalized US citizen, holds an Iranian passport and whose close friends say is an “unlikely secret agent,” was “no mastermind” and was “kind of a hustler.”
FBI Director Robert Mueller said the convoluted plot could have been straight from a film and, “Though it reads like the pages of a Hollywood script, the impact would have been very real and many lives would have been lost.”
Iranian parliament speaker Ali Larijani called the US allegations a “mischievous, foolish” attempt to fuel tension between Iran and Saudi Arabia saying that “These claims are vulgar … It is a childish and amateur game … We believe that our neighbors in the region are very well aware that America is using this story to ruin our relationship with Saudi Arabia.”
Iran’s claim that the Obama regimes charges against them were lies was immediately backed up by one of the CIA’s most honored former analysts Robert Baer who is TIME.Com’s current intelligence columnist and has contributed articles to Vanity Fai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nd The Washington Post.
Baer, who was interviewed just a few hours ago by Australia’s The World Today news programme warned that the Obama regimes charges against Iran were “made up propaganda” and warns the US must open immediately a direct diplomatic channel with the Iranian regime…or risk igniting “an uncontrollable war.”
This GRU report gravely notes that an “uncontrollable” war may be exactly what the Obama regime wants as its economy lurches ever closer to the abyss and inevitable chaos will soon be the “new normal” in America.
The GRU further warns in their report that with the US signing a $1.25 billion contract last Monday with Emergent BioSolutions for 44.75 million doses of the only proven vaccine to protect against a weaponized anthrax attack [what happens to the other 260 million Americans we don’t know], and one of America’s most honorable Congressman, Ron Paul, now warning that the Obama regime has given itself a “license to kill” any citizen it wants to without evidence or trial, the United States, indeed, may about to do the unthinkable.
解構多民族國家。解構中東。解構多元文化。製造文明衝突＝＞為美以基督教霸權干涉、經濟文化殖民它主權國家創造合理性/合法性－－警惕美以歐基督教霸權的Yinon Plan
《為“文明的衝突”佈一大盤棋：分裂、征服與統治“新中東” 》
《為“文明的衝突”佈一大盤棋：分裂、征服與統治“新中東” 》
《為“文明的衝突”佈一大盤棋：分裂、征服與統治“新中東” 》
“阿拉伯之春”這一熱門辭彙其實是由一群遠在的華盛頓、倫敦、巴黎和布魯塞爾辦公室的個人和團體所“炮製”的。這群人除了對這一地區有膚淺的認識外，對阿拉伯國家幾乎一無所知。
阿拉伯民族間正打開的自然是一個混合包裹，而叛亂與機會主義一樣都是這個包裹裏的一部分。
哪里有革命，哪里就有反革命。
阿拉伯世界的“動亂”也並不是所謂的阿拉伯的“覺醒”；這一辭彙顧名思義便是阿拉伯人總是處於昏睡之中，儘管他們一直被獨裁和不公所包圍。
現實的阿拉伯世界，作為更廣闊的土耳其-阿拉伯-伊朗世界的一部分已經被頻繁的起義所填充。儘管這些叛亂已被阿拉伯的獨裁者以及美國、英國和法國等（老殖民帝國）國家協力平息。而這些（老殖民帝國）大國的“干涉”一直是民主的（反動）制衡力量，且將繼續發揮作用。
【分而治之（支解分裂依附策略）】：首次“阿拉伯之春”如何“被操縱”
重整中東的計畫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幾年。而正是在一戰期間，這些帶有“殖民”傾向的“設計”才隨著反對奧斯曼帝國的“阿拉伯大起義”清晰地表現出來。
儘管英國、法國和義大利都曾是殖民國家，迫使阿拉伯人民在諸如阿爾及利亞、利比亞、埃及和蘇丹等國家“享受不到”任何自由，但是這些殖民國家仍成功地將自己“塑造成”阿拉伯解放運動的朋友和盟友。
“阿拉伯大起義”期間，英國和法國（老殖民帝國）事實上使阿拉伯人充當它們的步兵（走卒）反抗奧斯曼帝國，以“進一步實施”其地緣政治的圖謀。倫敦和巴黎之間簽訂的秘密協定——“賽克斯-皮科協定”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英國與法國所作的僅僅是通過向阿拉伯人販賣它們有關阿拉伯從所謂的奧斯曼帝國的“鎮壓”中解放的思想，而取得對阿拉伯人的使用和“操控”。
事實上，奧斯曼帝國是一個多民族帝國。它給了所有民族當地和文化自治權，但最終被操縱成為了一個土耳其實體。甚至是隨後的在奧斯曼安納托利亞的亞美尼亞種族的滅絕，也不得不與當代在伊拉克的基督徒的目標一樣，被視為外部行為體為“分裂”奧斯曼帝國、安納托利亞以及奧斯曼帝國公民的一個“秘密計畫”的一部分。
奧斯曼帝國解體後，正是倫敦和巴黎“拒絕承認”阿拉伯人的自由，儘管也是它們在阿拉伯民族間的“播下”了“不和”種子。當地“腐敗”的阿拉伯領導人也曾是“該計畫”的合作夥伴，他們中很多人（帶路黨）對能成為英國和法國的（買辦）客戶而“欣喜若狂”。同樣，今天的“阿拉伯之春”也正在“被操縱”。美國、英國、法國以及其他國家正在“腐敗”的阿拉伯領袖與重要人物（傀儡買辦帶路黨）的“幫助”下“重組”阿拉伯世界和非洲。
Yinon計畫：混亂中的秩序
Yinon計畫，作為英國在中東戰略的“延續”，是以色列為確保其地區優勢的一項戰略計畫。它堅持並規定，以色列必須通過將周圍阿拉伯國家“巴爾幹化”為弱小國家，以“重組”其地緣政治環境。
以色列戰略家將伊拉克視為對以色列構成最大戰略挑戰的阿拉巴國家。這就是為什麼伊拉克被刻畫為中東和阿拉伯世界“巴爾幹化”的核心（注：美帝入侵佔領伊拉克其主要戰略目的並非一般淺薄的戰略家所謂的僅只是覬覦石油，而是基於一長遠計劃、更深層次的對於中東人口、文化進行重組改造──美帝入侵佔領伊拉克後主要的遺產就是已大致上將伊拉克分割為三個自治區）。在伊拉克，以色列戰略家根據『Yinon計畫』的概念宣導將伊拉克“劃分（切割）”為一個庫爾德“國家”和兩個阿拉伯“國家”，這兩個阿拉伯“國家”分別由什葉派穆斯林人和遜尼派穆斯林人接管。
而達成這一“目的”的第一步就是一場伊拉克與伊朗之間的戰爭（兩伊戰爭），這也在『Yinon計畫』的範疇之中。 2008年的《大西洋》期刊和2006《美國軍方武裝部隊》雜誌分別刊登了緊隨『Yinon計畫』大綱後被大量發行的地圖。
除了“分裂”伊拉克（這也是拜登計畫所宣導的），“分裂”黎巴嫩、埃及和敘利亞也在『Yinon計畫』之中。
同樣在計畫中的還有“分裂”伊朗、土耳其、索馬里和巴基斯坦。
『Yinon計畫』也將“分裂”北非納入其中，被預測將從“分裂”埃及開始，蔓延至蘇丹、利比亞以及其他地區。
確保統治區安全：“重新定義”阿拉伯世界……
儘管已有所調整，『Yinon計畫』正在實行中，並將在“徹底分裂”的目標下逐漸發揮作用。該“計畫”源於理查•珀爾和研究組於1996年為時任以色列總理的本傑明•內塔尼亞胡所撰寫的一份政策性檔。珀爾曾擔任雷根總統時期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的副秘書長，後成為小布希和白宮的軍事顧問。
除了珀爾以外，“邁向2000新以色列戰略”研究組的其他成員還包括詹姆斯•科爾伯特（猶太國家安全事務研究所）、
小查理斯•費爾班克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道格拉斯•費斯（費斯和澤爾事務所）、
羅伯特•魯文貝格（先進戰略與政治研究所）、
喬納森•陶羅普（華盛頓近東政策研究所）、
大衛•烏姆瑟爾（先進戰略與政治研究所）
以及梅拉夫•烏姆瑟爾（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徹底分裂：確保統治區安全”是1996年這份以色列政策檔的全名。
在很多方面看，美國正在執行1996年特拉維夫政策檔確保“統治區”（realm）安全的目標。
此外，“realm”一詞反映了檔作者的戰略心理。Realm通常指君主管轄的領土或是屬於君主統治、但並不屬於君主的直接管轄範圍，而由王侯進行管轄的領土。
而在這裏，“realm”一詞正暗指中東屬於特拉維夫的王國。珀爾身為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官員卻參與以色列檔的撰寫這一事實也使人不禁要問：該統治區的概念上的主權是屬於以色列，還是美國，抑或兩者兼而有之？
確保統治區安全：“破壞”大馬士革穩定的“以色列藍圖”
1996年以色列檔要求在2000年或以後“驅退敘利亞“（rolling back Syria），通過將敘利亞人驅逐出黎巴嫩、並在約旦和土耳其幫助下對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造成動亂“等方式。而這兩起事件已分別於2005年和2011年”相繼發生“。
1996年檔指出：“以色列可以與土耳其和約旦合作，通過削弱、遏制甚至驅退敘利亞以塑造以色列戰略環境。這一努力可以集中力量將薩達姆•侯賽因的勢力驅逐出伊拉克——以色列本身重要的戰略目標——作為挫敗敘利亞地區野心的一種手段。”[1]
作為“建立”以色列主導的“新中東”並“包圍”利比亞的第一步，1996年檔要求“去除（消滅）”薩達姆•侯賽因在巴格達的權力，甚至暗示將伊拉克“巴爾幹化”並建立一個包括遜尼派穆斯林的“伊拉克中部”在內的反大馬士革戰略地區聯盟。檔作者寫道：“但敘利亞在這場衝突中有潛在的弱點：大馬士革太過忙於處理受威脅的新地區方程以致無暇顧及黎巴嫩；而且大馬士革還懼怕由以色列和伊拉克中部、土耳其組成的‘自然軸’以及位於中部的約旦會聯合擠壓敘利亞，並將其從阿拉伯半島分離出去。對於敘利亞而言，這拉開意味著重新繪製中東地圖的序幕，而這也將威脅到敘利亞的領土完整。”[2]
珀爾與研究組關於“邁向2000新以色列戰略”還提出將敘利亞人趕出黎巴嫩，並通過黎巴嫩反對派破壞敘利亞的穩定：“（以色列必須轉移）敘利亞的注意力，通過黎巴嫩反對派分子破壞敘利亞對黎巴嫩對控制。”[3]這就是2005年繼哈哈裏遭暗殺後將發生的，哈裏裏事件也觸發了所謂的“雪松革命”以及推動形成了由腐敗的賽德•哈裏裏控制的反敘利亞3•14聯盟。
檔還要求特拉維夫“把握時機，提醒世界敘利亞政權的性質”。[4] 這顯然是以色列通過搞公共關係（PR）來“妖魔化”其對手的戰略。
2009年，以色列新聞媒體公開承認，特拉維夫通過其大使館和外交使團發動了一場“全球性的運動”，包括“媒體宣傳”和在伊朗使館前組織抗議等來“詆毀”伊朗總統競選，這一運動甚至在競選還沒開始前就已被掀起。[5]
該檔還提到一些類似於目前敘利亞正在發生的事。檔指出：“最重要的是，以色列在為土耳其和約旦反利比亞行動給予外交、軍事和行動上的支持、尤其利益所在這一點是可以理解的，包括以色列支持土耳其和約旦與敘利亞領土內的一些阿拉伯部落組成部落聯盟，並對敘利亞統治精英充滿敵意等。”[6]
隨著2011年敘利亞的動盪，叛亂分子的運動和約旦土耳其邊界的“軍火走私（以扶持支持軍事武裝叛變）”已成大馬士革的一個重大問題。
在此背景下，阿裏埃勒•沙龍和以色列在英、美“入侵”伊拉克後請求華盛頓襲擊敘利亞、利比亞和伊朗也就毫不奇怪了。[7]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檔還主張通過先發制人的戰爭來“塑造”以色列的地緣戰略環境並開創“新中東”。[8] 這也是美國在2001年時會採取的一項政策。
剷除中東的基督教團體
利比亞危機之前，埃及基督徒被襲擊與蘇丹南部的公投“同時發生”絕非巧合。
同樣，伊拉克的基督徒，這一世界上最古老的基督教團體之一“被驅逐”出他們在伊拉克的故土也“並非偶然”。
與伊拉克基督徒被驅逐“同時發生”的還有在美國和英國軍隊“警覺地注視”下，由於什葉派穆斯林與遜尼派穆斯林的暴力和敢死隊而“被迫形成”不同宗教的分區，巴格達的市鎮成為一片宗教飛地。這都與『Yinon計畫』密不可分，而該地區的“重組”是一個更為遠大的目標的一部分。
在伊朗，以色列人一直試圖將以色列猶太團體驅逐，卻總是徒勞無功。伊朗實際擁有著中東第二大的猶太人口，可以說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維持原樣的猶太群體。伊朗猶太人將自己視為被與祖國伊朗密不可分的伊朗人，他們和穆斯林人和基督教伊朗人是完全一樣的。對於他們來說，因為他們是猶太人所以需要調遷到以色列的想法簡直是荒謬的。
在黎巴嫩，以色列“一直致力”於“加劇”各種基督教、穆斯林以及德魯茲教派間的“緊張”局勢。黎巴嫩是進入敘利亞的一個跳板，黎巴嫩“被分裂”為數個國家也被視為將敘利亞“巴爾幹化”為數個阿拉伯宗派小國的途徑。Yinon計畫的目標就是在遜尼派穆斯林、什葉派穆斯林、基督教和德魯茲的宗教和宗派身份基礎上，將黎巴嫩和敘利亞“分為”數個國家。敘利亞基督教的遷離也可能是目標之一。
馬龍派天主教敘利亞安提阿教會，也即最大的自治東方禮教會的新主教表達了他對於在地中海東部和中東地區阿拉伯基督徒清洗運動的憂慮。Mar Beshara Boutros Al-Rahi大主教和黎巴嫩、敘利亞許多其他的基督教領袖都擔心穆斯林兄弟會接管整個敘利亞。像伊拉克一樣，神秘組織正在襲擊敘利亞的基督團體。基督教東正教的領袖，包括耶路撒冷東正教的大主教都公開表示了他們的嚴重關切。除了基督教的阿拉伯人，亞述和亞美尼亞這一多數為基督教徒的群體也表示了他們的恐懼。
Sheikh Al-Rahi近期在巴黎會見了總統尼古拉斯•薩科齊。據悉，這位馬龍派大主教與薩科齊在敘利亞問題上出現分歧，這促使薩科齊說敘利亞政權即將覆滅。
主教Al-Rahi的立場是敘利亞必須被留下、並允許其進行改革。
這位馬龍派主教還告訴薩科齊說如果法國希望合法地使真主黨解除武裝，那麼以色列需要被作為一個“威脅”來對待和處理。
由於Al-Rahi在法國的立場，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的基督教和穆斯林宗教領袖立即到黎巴嫩對他進行了探訪並表達了感謝。
黎巴嫩的真主黨及其政治聯盟，其中多數為黎巴嫩議會的議員，均高度讚揚了後訪問了黎巴嫩南部的馬龍派主教。
Sheikh Al-Rahi以為他對於真主黨的立場和他拒絕為推翻敘利亞政權提供支持，現在正遭到以哈裏裏為首的“3•14聯盟”的政治攻擊。一場基督教會議正在經哈哈裏籌畫中，以反對Al-Rahi主教和馬龍派教會的立場。
自Al-Rahi表明自身的立場後，塔利爾黨，這一活躍在黎巴嫩和敘利亞的黨派，也開始對其進行批評。有報導稱，美國高級官員也取消了他們和馬龍派主教的會見，這也是他們對於Al-Rahi關於真主黨和敘利亞立場表示不滿的信號。
在黎巴嫩，哈裏裏為首的“3•14聯盟”一直都是一個受歡迎的少數群體（甚至當該聯盟成為議會中的多數時），該聯盟一直與美國、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以及敘利亞的暴力和恐怖組織密切合作。穆斯林兄弟會和其他敘利亞所謂的薩拉菲斯特組織也一直與哈裏裏以及“3•14聯盟”中的基督教政黨相互協調，並舉行秘密會談。這也是為什麼哈裏裏與他的同盟一直反對大主教Al-Rahi。也正是哈裏裏和“3•14聯盟”將伊斯蘭法塔赫帶入黎巴嫩，並幫助其中的一些成員逃往敘利亞作戰。
有一些不知名的狙擊手正在瞄準敘利亞平民和敘利亞的軍隊射擊，“（藉）以造成”混亂和內鬥。敘利亞的基督團體也成為這些狙擊手的對象。很可能這些攻擊者是來自美國、法國、約旦、以色列、土耳其、沙烏地阿拉伯和阿拉伯灣的武裝力量與一部分敘利亞人組成的聯盟。
華盛頓、特拉維夫以及布魯塞爾正籌畫著將基督教從中東遷離。據悉，Sheikh Al-Rahi在巴黎被總統薩科齊告知，地中海東部和中東的基督教團體可以重新被納入歐盟。這並不是什麼慷慨的提議，而是被有意將中東古老的基督教團體根除的國家扇了一記耳光。其目的或是將基督教團體重置於該地區之外，抑或將這些團體劃分為眾多分區。兩種都可能成為目標。
這一計畫旨在將阿拉伯國家劃定為專門的穆斯林國家，這與「Yinon計畫」和美國“控制”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目標是相一致的。其“結果”很可能是一場大國戰爭。
阿拉伯基督徒如今與阿拉伯黑人處境非常類似。
重新劃分非洲：Yinon計畫正在發揮作用……
關於非洲，特拉維夫將保障非洲的安全視為其廣泛週邊的一部分。這一更為廣泛的或所謂的“新週邊”已成為1979年抵抗包括伊朗（巴列維時期以色列最親密的盟友之一）在內的阿拉伯“舊週邊”隨著伊朗革命的瓦解後，特拉維夫地緣戰略的基礎。在這一情況下，以色列的“新週邊”隨著埃塞俄比亞、烏干達和肯雅等反阿拉伯和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等國家的“納入”而被概念化。這也是為什麼以色列要如此深入地參與蘇丹的“巴爾幹化”（注：原有蘇丹目前已被操縱分割為二，以基督徒組成為主的南蘇丹已於2011年獨立）。
在中東教派分裂的背景下，以色列已列出了重組非洲的計畫。『Yinon計畫』試圖從三個方面的基礎上劃定非洲：（1）民族語言；（2）膚色；（3）宗教。為確保統治，先進戰略與政治研究所這一以色列智囊團（包括珀爾在內）也推動創建了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的美國『非洲司令部（AFRICOM）』。
試圖“分裂”阿拉伯和非洲身份的行動正在“進行中”。它只在將所謂的“黑非洲”與所謂“非黑”的北非劃分開來。這是分裂非洲大陸上所謂的“阿拉伯人”與“黑人”計畫的一部分。
正是這一目標“造成”並推廣了“非洲南蘇丹”與“阿拉伯北蘇丹”這兩種荒謬的身份。這也是為什麼黑膚色的利比亞人被視為利比亞“清洗膚色”運動中的對象。阿拉伯身份在北非正與非洲身份“相脫離”。同時還存在“剷除”大量的“黑膚色阿拉伯人”的計畫，以明確劃分“非洲黑人”與新的北非“非黑人“的界限。這也將”導致“剩餘的柏柏爾“非黑人”與阿拉伯人間的戰爭。
同樣情況下，在非洲蘇丹、尼日利亞等地，緊張情緒也在為進一步劃分界限的穆斯林與基督徒間醞釀著。而造成這種分裂的基礎，包括膚色、宗教、種族和語言等，都“助長”著非洲的“瓦解”與不和。這都是一個將北非與剩餘非洲大陸劃分的更遠大非洲戰略的一部分。
為“文明的衝突”布棋
正是在這一點上，所有這些“看似”一盤散沙的事件都被“聯繫”在了一起。
整個棋盤正在上演“文明的衝突”，而所有的棋子也各就各位。阿拉伯世界正“被隔離開”來，並被清晰的界線所劃分。這些界線“阻止”不同民族語言、膚色和宗教團體間相互的過渡與融合。
在這項“計畫”中，將不再有社會與國家的過渡與融合。這就是為什麼中東和北非的基督徒，如科普特人，正成為“被攻擊”的對象。這也是為什麼黑膚色的阿拉伯人和柏柏爾人以及北非的黑人在北非正面臨著“種族滅絕”的威脅。
繼伊拉克、埃及之後，阿拉伯利比亞民眾國和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對『Yinon計畫』而言）都是 “破壞”北非和東南亞地區穩定的核心。
利比亞發生的一切（美歐顛覆推翻利比亞政權的『顛覆模式』）對非洲有著巨大的影響，而敘利亞的狀況也深刻地影響了東南亞及更遠的地區。按照『Yinon計畫』所指出的，伊拉克和埃及是造成阿拉伯國家不穩定的切入點。
如今正在“上演”的是建立一個專門的“穆斯林中東”地區（以色列除外），而這也將“造成”什葉派與遜尼派間的鬥爭。類似的場景也正在“北非非黑人”區上演，表現為阿拉伯人與柏柏爾人的衝突。
同時，在“文明的衝突（劇本）模式“下，中東與北非也”被認為“是所謂的“西方”與“非洲黑人”間的衝突。
這就是“為什麼”法國的薩科齊和英國的卡梅倫在利比亞衝突初期相繼發表聲明，指出多元文化主義在各自的西歐社會中已經“不復存在”。[9]
真正的多元文化主義正威脅著“北約戰爭議程”的合法性，也為作為美國對外政策基石的“文明的衝突”的實施造成了障礙。
在這一點上，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解釋了為什麼多元文化主義會成為華盛頓及其盟友的威脅：
“隨著美國成為文化日益多元的社會，它可能會發現在對外政策問題上要想達到一致性就愈加困難（如與阿拉伯世界、中國、伊朗、俄羅斯或者是前蘇聯等地戰爭），除非存在真正被能被廣泛覺察到的大規模的直接外部威脅。這樣的共識普遍存在于二戰甚至冷戰期間（如今也存在著，因為“全球反恐戰爭”）。[10]
布熱津斯基的下一句則指明了為什麼人們會反對或支持戰爭：
“然而（共識）不僅僅深深地紮根於共用的民主觀中且人們意識到這些民主觀正在受到威脅，而且也根植于對歐洲集權主義下的受害者們在[11]文化上和種族上的親近。”
雖有冗餘之嫌，我仍然要一再提出正是因為這種要“打破”中東-北非（MENA）地區、所謂的“西方世界”與撒哈拉以南非洲間“文化融合”的企圖，所以基督徒和黑人正在（被安排）遭到攻擊。
“種族中心主義”與意識形態：將今日的“正義戰爭”正當化
在過去，西歐的殖民國家會對他們的人民進行洗腦。他們的目標就是獲得推行殖民的支持。而其形式就是在武裝商人與殖民軍隊支持下轉播基督教（唯我獨尊）及其教義。
同時，種族意識形態也被提出。那些被殖民的人被刻畫成“下等人”、低等、沒有靈魂。
最終，承擔“開化”那些所謂的“世界未開化人民”的 “白人的責任”等語句開始被使用。這種具有凝聚力的思想框架被用於將殖民主義“塑造”為一項“正義事業”。而這也為征服和“開化”外國領土的“正義戰爭”提供了合法性。
如今，美國、英國、法國和德國的帝國主義計畫並“沒有改變”。改變的只是為發動“新的殖民主義戰爭”、進行征服的“藉口”與理由。
在殖民統治時期，發動戰爭的敍述（論述）與理由被包括英國和法國在內的殖民國家的公眾輿論所接受。
今天的“正義戰爭”和“正當理由”也在婦女權利、人權、人道主義和民主的“旗幟”下進行著。
文／Mahdi Darius Nazemroaya
（加拿大）Global Research 2011年11月26日
http://www.globalresearch.ca/index.php?context=va&aid=27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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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hdi Darius Nazemroaya是加拿大渥太華的一位獲獎作家。
他是蒙特利爾全球化研究中心（CRG）的一位社會學家和副研究員。他曾見證了北非“阿拉伯之春”的過程。在北約（2011年）轟炸利比亞期間，他正在利比亞擔任KPFA的聯合研究專案——Flashpoint專案的特派記者。
美軍情特工設陷阱羅織泡製中國間諜案內幕實例
獨家: 《美設陷阱製造"中國間諜案"內幕》
記者 程剛
2008-10-27 《環球時報》
http://first.huanqiu.com/2008-10/263793.html
中國竊取美國軍用産品、中國間諜偷取美國敏感技術……諸如此類的案件報道，近些年來時常見諸美國的媒體。
“聳人聽聞”的“標題”看上去似乎都是言之鑿鑿、有根有據的“事實”，所謂的“中國間諜威脅”也因此“被炒作”得煞有介事。
然而，事實的“真相”究竟是怎樣的呢？
一對現居廣州的中國夫妻，幾年前曾在美國陷入一齣“莫須有”的“中國竊取美國軍事器材”的鬧劇中，他們思前想後，考慮再三，終于將自己那段不幸的遭遇向環球時報和盤托出。
而更特別的際遇是，這個事件中另一個關鍵人物也浮出水面，此人已被中國有關部門依法審查，並向記者講述了自己不堪回首、充滿悔恨和自責的特殊經歷。通過對兩方的采訪，彼此印證，一個所謂“中國竊取美國軍事器材案件”的炮製過程清晰地呈現出來。
特工盯上無辜華人
梁秀文坐在廣州白雲山一個小山頭上的茶室裏，家鄉溫暖濕潤的南風也吹不開兩年半的牢獄之苦凝結在她眼角的愁紋恨意。2007年7月，她在美國服完刑後被美方驅逐出境，回到廣州。丈夫莊競華因爲先判决、先入獄而比她早一年多回來。談起自己涉入的那起曾在美國媒體上鬧得沸沸揚揚的華人夫妻非法向中國出口戰鬥機和導彈零部件案，夫妻二人的憤懣和不平溢于言表，莊競華說：“我們不是沒有錯，那是個人做生意中的過失，但美國特工的做法却耍陰險和過分得多，完全就是不擇手段，我們必須把這一切告訴世人。”
上世紀90年代初，23歲的莊競華和梁秀文大學畢業後去了美國。兩人在南加州讀完MBA後，都在洛杉磯順利地找到了工作，他們覺得生活充滿了希望。
麻煩上身是從一份傳真開始的。1998年年中的一天，來自中國瀋陽一家貿易公司、署名“王軍”的詢價單傳真到梁秀文的公司。“是讓我們公司給某個C— 130飛機的零部件報價，當時公司正在著手開發中國市場，所以雖然這是一筆很小很普通的生意，公司也很高興”，梁秀文說，“這筆買賣剛做完，瀋陽這家公司的王軍又發來了第二份詢價單，我們還沒給回音就出差到了中國，乾脆順便去瀋陽考察了這家公司。”在瀋陽，梁秀文沒有找到“王軍”，而是第一次見到了公司董事長牛再勝。
梁秀文和莊競華事後知道他們已經陷入美國情報和特工部門設下的一個臥底圈套中，“王軍”只是虛構的訂貨人，扮演關鍵角色的臥底就是這個牛再勝。
牛再勝當時對梁秀文說，他在瀋陽的公司做的是軍品和軍需品出口生意，他的朋友“王軍”幫他聯繫在中東的買家。回到美國後，梁秀文的公司繼續爲第二單生意尋找供貨商。這單生意裏要的基本都是F—14軍機和一些導彈的零部件，在美國國內可以隨便交易，但其中有兩項商品，一種明確不許出口到中國，一種需要申請美國政府的出口許可證。
1999年2月3日，牛再勝突然造訪梁秀文所在公司，說爲方便開展業務，尋找美國供貨方，他準備在美國注册一家新公司。牛再勝反復强調自己不大瞭解美國軍品生意的情况，問了很多有關産品出口許可證的問題。
到6月，牛再勝又打來電話，說他已在美國注册“中美航空設備供應公司(SAAS)”，有事可以直接和他的朋友“田太太”聯繫，這單生意他很快可以下訂單，但對那些需要出口許可證的貨物他不願意提供最終買方的詳細信息。梁秀文所在的公司這時已經對牛感到不耐煩，决定不再和他做生意。但爲此事忙了很久的梁心有不甘，决定用未婚夫莊競華的公司和他繼續完成這筆貿易。
莊競華在讀MBA的時候注册了一個叫美通(Maytone)的公司。梁秀文把莊競華和美通公司介紹給牛再勝後，很快牛就同意和美通繼續做這筆生意，幷且答應那兩件不能出口到中國和需要辦出口許可證的東西先不買了。
1999年7月8日下午，牛再勝主動約莊競華談另一筆生意。莊競華說：“見面時我曾對牛建議，既然他在美國有公司，他要買的東西又很小，我可以直接把貨交給他。結果牛推托說他剛剛來美國，不知道具體怎麽辦運貨，還是請我幫他把貨直接發走，他來付運費。”莊競華說：“直到出事後我才弄明白，我向牛再勝提出把貨直接交給他在美國的公司，那就等于是在兩個美國公司之間進行合法的軍品交易，但身爲美國特工臥底的牛却拒絕了我這種合法的做法，這明擺著就是硬要把我往非法出口的陷阱裏帶。”
但當時莊競華幷不知道這些，更不知道牛的腰間還別著美國特工安裝的錄音設備，他只覺得牛的言語有些奇怪，三番五次地問“到底這次買的東西需不需要出口許可證”。很快，“田太太”寄來了填好瀋陽地址和運費支付賬號的聯邦快遞(UPS)運輸單，莊還自己跑了一趟UPS櫃檯，發出了貨。就這樣，從1999年 7月到10月，雙方一共做了3筆生意，共計5個零件，總售價約2.5萬美元。
千方百計引誘當事人犯罪
讓莊競華和梁秀文覺得蹊蹺的事情發生在這年秋天他們兩人先後回國之時。他們給牛再勝在瀋陽的公司打個電話，問問收到貨物的情况怎麽樣，沒想到接電話的人說公司根本就沒有做過任何進口業務，什麽也沒有收到過。
但莊先回到美國後，却收到“田太太”發來的傳真，確認第三批貨已經收到。沒過幾天，“田太太”又發來新的詢價單。這個單子可把莊競華嚇壞了：裏面包括戰斧及愛國者等導彈的探測器、導航儀、天綫、集成電路卡，一種先進中程空對空導彈的目標探測器，甚至還有標明了軍用化學物質的四氟化鈾……
莊競華隱約感覺到事情有些不大對頭，和梁秀文商量後，就給“田太太”回一份傳真，說他們不想做這方面的生意了。但不久還在廣州父母家中的梁秀文竟然接到一個電話，說他們寄到瀋陽的所有貨品都收到了，瀋陽的公司只是一個名義上的收貨公司，貨其實一進中國海關就會有人取走，打電話的人還讓她有疑問就直接打電話給牛。
莊競華撥通牛再勝的美國電話時，牛的語氣極爲生硬，但第二天却收到牛再勝手寫的一份態度完全不同的傳真：在細節上我們一直沒有向你解釋……我知道你很迷惑，我希望我們能繼續做生意……新興公司只是用來做進口記錄，郵包在中國由其他人直接從海關取走，再發給國外的客戶……我同外國買主的關係很好，對你找到和提供的每一個零件可以給你傭金和工資，每個月你可以掙幾千。這些客戶急要零件，幷付大價錢來買。這個生意是有風險的，你以前運的東西也是有風險的……
莊競華說：“解釋、欺騙、利誘、威脅，這個傳真裏全都有了，在我們已經拒絕再做軍品生意的時候還白紙黑字地這麽鼓動我們，可以看出，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把這個事件製造得越大越好。”
梁秀文、莊競華堅决地斷絕了和牛再勝、“田太太”的往來，從此不再接觸軍品交易。他們結了婚，搬了新家，還有了一個可愛的小女兒。
沒有想到在事過3年多之後，2003年的2月26日，這對夫妻分別在自己的公司裏被美方拘捕，事由正是他們以美通公司名義非法出口過軍用品。保釋庭拒絕他們保釋，而開始要他們堅决不認罪的律師不久也轉而勸他們庭外認罪。律師說，一旦開庭，陪審團閉著眼睛都會認可政府“臥底行動”的證據，嚴判莊、梁。那樣的話，他們將面臨個人最多40年的刑罰和最高400萬美元的罰款。律師還告訴他們，如果同意控方提議，達成控辯交易，不開庭就認罪，法庭可以分別判他們 30個月的刑期，罰款只是最輕的每人6000美元，同時批准梁秀文保釋，戴著電子跟踪器在家照顧3歲多的女兒。爲了無人照看的可憐女兒，莊、梁經過再三權衡，同意在《認罪協議書》上簽字，罪名是“企圖向中國出口國防部件罪”。
與此同時，美國媒體却盯上此案反復炒作。
“在美華人向中國出售戰機導彈零件被判刑”、
“加州女華人對華非法出口軍火被判兩年半”……
類似的標題從2003年一直到2005年都在美國的不少媒體上陸續出現過。
梁秀文說：“其實他們就是要”製造“一起華人向中國非法出口武器的案件好給人形成一種中國人偷美國國防技術的”印象“。美特工對我們調查得非常仔細，他們很清楚，除了被他們這個姓牛的臥底牽著做了那三筆軍品生意之外，之前之後我們都沒有碰過其他的軍品買賣。但美國檢察官及海關、國防部、FBI、移民局的特工……不停地來問我們同樣的問題：在我們出國前後、回國期間有沒有中國官方的人找過我們。有一次，一個FBI的特工專門從外地趕來向我瞭解情况，問我是怎樣和中國軍隊發展起業務的，我很奇怪，就反問他：
‘不是你們的人先來找我的嗎?’
他聽完連忙問身邊一位參與我案件的國防部特工：
‘她只賣過東西給我們的臥底嗎?’
見對方連連點頭，FBI的這個特工大失所望，就什麽也不問了。”
他是這樣被逼當臥底的
牛再勝是在美國一個健身俱樂部裏看到了莊、梁被捕的電視報道。在瀋陽的一個居民樓裏，54歲的牛再勝對記者說：“當時，我的心中確實有過一絲愧疚。” 牛再勝曾經在中國軍隊中服役十幾年。1989年轉業下海，很早就開始做軍品、軍需品出口生意，1993年他在瀋陽成立了自己的一個貿易公司。1994年，牛再勝在美國開設了分公司，幷在那裏定居。
牛再勝說，像他這樣經歷的在美華人，美國特工是不會輕易放過的。1996年5月，FBI和國防情報局(DIA)的特工來到牛再勝的公司，威脅牛把自己過去在中國軍隊服役的情况都告訴美國人。
不久，牛再勝先後有兩樁生意遭遇了麻煩，其中一起涉及敏感物資出口，結果，別人將美國海關人員Dollen Lee引薦給了牛。Lee兩度幫牛擺脫了生意困境，成爲了牛眼中的好友。事實上，Lee是一名美國海關特工，後來就是她一直在指揮牛再勝。
1996年11月，FBI和海關的特工又來到牛再勝的公司，說已經掌握牛的公司有違法經營活動，直截了當要求牛爲他們工作。特工們軟硬兼施。開始，牛說自己合法經營，拒絕合作，幷起身想走。FBI特工頓時一脚將牛絆倒，然後使勁把牛摁在座位上，幷甩出幾份材料，威脅說：“憑這個就可以關掉你的公司，法辦你，把你全家趕出美國。”海關特工則對牛“好言”相勸：“你和我們合作可以獲得豐厚的報酬，還能幫你全家辦綠卡，以後別的美國部門也不會再找你麻煩。” 這些話都擊中了牛再勝的軟肋，他答應了。很快，美國海關特工局就明確由Lee直接指揮牛再勝。
1998年3月，Lee給牛再勝布置了一個非常簡單的任務，然後給了他2000美元的報酬，誇他事情做得很老到，幷要他履行正式手續，做FBI和海關的“綫人”。牛再勝說：“我一想事情這麽簡單又有這麽好的報酬，就同意了。”“綫人”的任務是在美國幾個情報特工部門聯合實施的代號爲“暗夜之星 (Dark Star)”的聯邦臥底行動中充當臥底，每個月薪金有3000美元左右。
牛再勝說：“‘暗夜之星’其實就是讓我和我的公司作‘誘餌’，引誘那些被調查的公司上鈎。”
按照指令，牛再勝從瀋陽的公司向這些公司發出了海關擬好的詢價單。“王軍”是策劃出來的虛構訂貨人，最終用戶虛構在中東；在美國的聯繫電話是全部錄音的；田太太（Amy Tian）的傳真其實就在Lee的辦公室裏，回復的傳真都由這些海關特工來起草；爲了方便取證，所有的貨物都很小，交給聯邦快遞運輸，由海關特工局填好運輸單，運輸賬號是海關的，所有的貨根本就不會運出美國，都由海關截下作爲證據。聯邦調查局、海關特工局等負責設好局，牛再勝出面聯繫、解釋、周旋，把人帶進圈套。
在Lee的指揮下，牛以SAAS公司的名義與美通公司共完成3筆交易，交易金額逐步增大，其中含有“違禁”物品的品種、數量也逐步增加。牛再勝說，美國特工和他就是用這種方式，不斷引誘莊、梁在犯罪的陷阱中越陷越深。
美國特工還要牛再勝協助通過錄音錄像獲取莊、梁的所謂犯罪證據，要求牛再勝一定要與莊談這些軍用零件的出口許可證問題，最好得到“需要出口許可證，但是用UPS寄出去誰會知道”這樣的回答；再就是設法讓莊、梁說出這些東西大多是哪些國家所需要的，比如中東的伊朗之類。
臥底的懺悔
回到國內的牛再勝越來越感到悔恨、內疚和負罪。他告訴記者：
“美國特工開始跟我說，不要我做針對中國的事情，但後來我才知道根本就不是這樣。他們指示我以中國公司的名義來發訂貨單，就是要給中國栽贓。最終，我不僅幫著美國人陷害了自己的兩位同胞，更沒有想到事情鬧得這麽大，甚至損害了國家的利益和形象。”
一位專家對記者說，在美國，執法機構采用臥底行動這樣的警察圈套來打擊犯罪在一定條件下是合法的，但本身仍然存在很大爭議，原因在于這種方式有引誘、教唆犯罪之嫌。從這起案件看，美國執法與情報機關把臥底行動擴大到了其它國家，指使“綫人”牛再勝，一再欺騙、誘使本來遵紀守法、沒有犯罪前科和主觀故意的兩個中國公民落入非法出口武器的圈套，然後逮捕、起訴，人爲地製造犯罪。莊、梁一案中，美國特工使用的臥底是在美的中國公民，把中國公司、中國商人虛設爲買方，最終用戶在中東，交易後時隔3年才對莊、梁實施逮捕，不斷追問莊、梁是否與中國政府有關，案發後又再三炒作，這一系列設計和做法，其政治目的不言而喻。
莊競華說，他原先特別痛恨牛再勝，但後來知道牛也是被美國特工脅迫的。美國特工硬是逼迫中國人陷害中國人，明明一切都是美國特工設計的“圈套”，還拿來指責中國，“抹黑”中國。
莊競華說：
“我們想告訴在美國的中國人，千萬要小心，這樣的事情隨時都可能發生!”牛再勝也對記者說：“海關特工起初跟我說，這個行動屬于反走私的性質，沒想到後來竟然變成了中國竊取美國的軍事機密。”
牛再勝告訴記者，他回到國內以後，美國特工還不斷給他發了幾封郵件，說非常需要他儘快回美國“做生意”。美國特工還把準備在美國中文報紙上發布的廣告發給他，讓他提出修改的建議，廣告的內容是：中國技術貿易公司尋求航空工業供給商，提供航空零件以供海外用戶。
牛再勝說：“他們顯然還在用類似的辦法來設圈套，製造針對中國的案件，還想繼續利用像我一樣的人。我就是被他們千方百計抓住把柄拉下水的，希望海外的中國人引以爲戒，更不要重蹈我的覆轍，不要做出對不起中國人和國家的事情。”
《對利比亞戰爭的戰略解讀》
2011年10月31日午夜，「北約」正式宣佈結束利比亞戰爭。[1][①] 這場戰爭是“冷戰”後西方首次在非洲大陸發動地區戰爭，也是西方首次“強行改變”當前西亞北非國家的政治進程。
總體看，這場戰爭的爆發與當前特定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背景直接相關。同時，這場戰爭“反過來”又將“重新塑造”利比亞、阿拉伯世界乃至未來國際格局。因此有必要對這場戰爭的基本背景及戰略影響進行必要評估。
一、利比亞戰爭是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日趨失衡”的必然結果
利比亞戰爭的爆發是多種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它與近幾十年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日趨失衡”直接相關。
首先，這場戰爭是當前國際體系急劇轉型的必然產物。
20世紀國際體系主要經歷了兩次重大轉型，並促使體系內國家的行為發生重大變化：二戰結束後，以西方列強主宰世界為主要特徵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世界四大員警”（美蘇英中，主要是美、蘇兩家）共治世界的“雅爾達體系”。
但此後50多年，設想中的“美、蘇合作”最終變成了“美、蘇冷戰”現實。換言之，冷戰之“實”與雅爾達體系之“名”格格不入。這對美、蘇不是好事，但對“夾縫中生存”的第三世界國家卻不然。
一方面，美、蘇“核恐怖平衡”反使世界維持了難得的和平狀態，雙方在第三世界的爭奪總體較為節制，甚少直接發動戰爭。
另一方面，美、蘇為獲得競爭優勢，都將爭取第三世界支持作為制勝籌碼，競相為其提供經濟和軍事援助。這就為諸多第三世界國家提供了閃展騰挪的外交餘地，藉以謀求政治獨立和經濟自主。
而20世紀90年代初蘇東陣營解體使西方勢力一枝獨大，這些年來，西方通過“北約東擴”、八國集團、意識形態等紐帶越綁越緊。世界權力結構失衡使“雅爾達體系”名存實亡，並逐漸形成了西方“聯手打壓（顛覆裂解）”非西方國家的“後雅爾達體系”。這種國際體系與力量分佈“名實相副”，因此在該體系下，西方（強者）更富於“侵略性”，其對非西方國家（弱者）干涉（顛覆裂解）更加頻繁。
“冷戰”結束後相當長時期，美、歐忙於分享“冷戰紅利”，通過“北約東擴”與“歐盟東擴”等方式“瓜分”前蘇聯在東歐的“勢力範圍”，從而將東歐和部分前蘇聯版圖日趨納為西方的週邊地帶。[2][②]
而1999年西方發動科索沃戰爭就是因為南聯盟“阻擋”了北約和歐盟東擴的步伐。但近年來，隨著俄羅斯復興，歐、美東擴之路遇到抵制和阻擊，尤其是2008年8月俄羅斯出兵格魯吉亞，而美、歐又未能做出有效反擊，標誌著持續十幾年的東擴進程已成“強弩之末”。在這種背景下，歐、美戰略角逐重心日趨轉向中東、中亞、非洲等資源豐富或地緣位置重要的“中間地帶”，並對“不聽號令”的（主權）國家頻頻使用武力。美國為深入中亞和中東，在短短2年時間內接連發動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地區戰爭。而2011年「北約」發動利比亞戰爭“遵循”的正是相似的邏輯。
歐盟早在1995 年就與地中海沿岸12 國啟動了旨在加強雙方全面合作的“巴賽隆納進程”。美國也加大在非洲投入力度。法國總統薩科齊為恢復、擴大法國在非洲影響和利益，在2007年競選期間又提出“地中海聯盟”設想，重點加強與北非國家合作，並企圖使阿爾及利亞、利比亞以及臨近的蘇丹和幾內亞灣等重要產油區為法國提供穩定能源。但這些“重返非洲”舉措受到利比亞的掣肘。利比亞卡紮菲（格達費）政權“民族主義”色彩甚濃，他早期曾採取一系列保護民族利益的重大措施，如收回美、英在利比亞軍事基地，廢除同西方公司不平等協定，將所有外國公司收歸國有等。即使2003年卡紮菲（格達費）投靠西方後，其政策仍保持很大獨立性。2008年7月首屆“地中海峰會”召開時，卡紮菲僅派代表作為觀察員出席，他還批評“地中海聯盟”設想是殖民主義者和帝國主義的回歸。[3][③]
利比亞強烈的“獨立姿態”使其成為歐洲政治和資本力量“南下擴張”的主要“絆腳石”。
就像當年擋住「北約」和歐盟東擴的“南聯盟”必然要遭受西方軍事打擊一樣，利比亞因阻擋了西方（特別是歐洲）新一輪地緣政治/經濟“擴張”浪潮，而為後來遭到西方的軍事打擊埋下伏筆。美、英、法之所以在深受金融危機拖累的困難背景下執意發動利比亞戰爭，正是由於利比亞“阻礙”了北約國家“重返非洲”戰略規劃的實施。[4][④] 此外，2011年（由美國策動）席捲西亞、北非的“中東波（顏色革命）”使西亞北非地區對外防護能力降至歷史最低點，為西方武力干涉利比亞提供難得機遇。法國因支持突尼斯本•阿裏外交失分，此後又過早承認利比亞反對派而再次面臨外交失敗，因而急於通過發動戰爭挽回在阿拉伯世界形象。[5][⑤]
回顧“冷戰”後發生的數場地區戰爭，前幾場戰爭基本是美國唱主角，歐洲唱配角，而這次的利比亞戰爭歐美角色正好對調。這從側面說明，歐、美在對付非西方國家時已形成互相“補位”的戰略默契。而這正是西方共治世界的“後雅爾達體系”的典型特色。
其次，這場戰爭也是“壟斷資本主義”“惡性發展”的必然結果。
蘇東社會主義陣營解體後，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在“經濟全球化”名義下迅速主宰全球。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大的問題就是因追求“利潤最大化”而導致的“肆意妄為”。在平均利潤率不斷下降趨勢下，資本家為獲得更高利潤而日趨將資本從生產領域“轉向”金融領域，創建了“脫離”實體生產的金融資本。當前，世界（實體）商品交易量所需流通貨幣量只占資本交易量的４%。但金融領域本身不創造財富。金融業的過度繁榮並不意味資本主義找到自我救贖之路，而更像是病情加重後出現的“虛胖和浮腫”。
因為它意味著由４%的“實體經濟”“創造”的剩餘價值要由100%的資本來“分贓”，由此使資本增值空間越來越小，平均利潤率被金融泡沫急劇攤薄而趨近於零。在利潤率趨近於零的背景下，金融資本謀利主要靠“金融炒作”和層出不窮的“金融衍生品”，由此演變為“空手套白狼”的“賭場資本主義”。[6][⑥]
而2008年以來不斷深化的金融危機以及歐美債務危機表明，資本主義經濟已到無法自我調節的地步。
在這種背景下，“製造災難”就成了緩解經濟危機、獲取利潤的慣用手段。這裏的災難既包括由大自然引發的海嘯、颶風、地震、乾旱，也包括（人禍災難）政變、戰爭、恐怖襲擊等社會暴力行為。“通過”等待和“（人為）製造（人禍）災難”，進行“精心策劃”的“（災難禿鷹）掠奪”，以及將災難視為激動人心的市場機會，意味著資本主義已演變為“災難（禿鷹）資本主義”。[7][⑦] 其主要經濟策略就是“等待一個大危機，然後趁著遭受打擊的人民茫無頭緒之際，把國家資產一塊塊變賣給個人，並且迅速讓‘改革’永久化。”[8][⑧]
從緩解經濟危機角度看，這些（人為製造的人禍）災難和暴力手段的“首要經濟目的”就是打開原本封閉的新市場。因此，西方武力打擊的重點就是那些阻擋資本擴張、奉行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社會主義政策的國家，以及市場體制落後、不肯與資本主義體系“接軌”的“化外之邦”。在歷史上，“資本積累和殖民化過程如同一根紅線貫穿著整個工業化時代。”[9][⑨]
冷戰結束後，西方（禿鷹）“發動”的數場地區戰爭既是爭奪“中間地帶”的地緣政治擴張，更是為將這些國家“強行納入”西方經濟體系的資本擴張。
“經濟絕非這些戰爭唯一的動機，但在每一場戰爭中，重大的集體打擊都被利用來為經濟休克療法鋪路。”[10][⑩]
2003年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前，美國正面臨多年來未遇的經濟衰退。因此小布希（布希三世）政府一直在刻意“尋找”對伊拉克發動戰爭的“藉口”。小布希（布希三世）2006年坦承：
“我這幾年最困難的工作之一，就是如何將伊拉克與反恐戰爭聯繫起來。”[11][11]
而正是在這場戰爭後，伊拉克資源市場逐步被打開，同時也為西方資本打開了一個巨大市場。美國一家公司合夥人興沖沖地說：
“獲得寶潔公司產品流通權就像金礦一樣，一家貨色齊全的7-Eleven超市可以打倒30家伊拉克雜貨店；一家沃爾瑪可以接管全伊拉克。”[12][12]
近兩年，歐、美債務危機持續發酵，經濟形勢嚴峻程度遠比2001年時更甚。而經濟危機嚴重程度歷來與“災難資本主義”製造災難的嚴重程度成正比。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越是嚴重，西方越有可能因絕望而訴諸武力。[13][13] 2011年利比亞戰爭很大程度就是西方試圖緩解國內經濟矛盾的一種手段。利比亞石油儲量非洲第一，而且油質好，開採成本低，且有半數以上未開發（注：利比亞有１４１噸黃金），西方如能獲得這一“石油大蛋糕”，無疑有助於提升經濟信心。法國外長朱佩不加掩飾地將法國介入利比亞軍事衝突稱作是“對未來的投資”。[14][14]
值得關注的是，在這次戰爭中，越是那些“產業空心化”、金融資本膨脹的國家（如英、法、美）參戰越積極，而實體經濟較為發達的國家（如德國）對戰爭則明顯不熱心。這從一個側面說明：“賭場資本主義”更易演變為“災難資本主義”。
二、利比亞戰爭“加劇”了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失衡狀態
利比亞戰爭是西方首次動用武力“強行改變”當前“中東動盪波”國家原有政治進程，也是冷戰後西方首次在非洲大陸發動的戰爭，因而對利比亞、阿拉伯世界乃至西方自身都已產生並將繼續產生深遠影響。
首先，“後卡紮菲時代”的利比亞可能淪為西方體系中的跟班和“附庸”。
二戰後期，史達林就曾說過：“任何人都會把其社會制度強加給別人，他的軍隊能走多遠，強加的範圍就有多遠。”[15][15]這句凝結著地緣政治學核心智慧的判斷同樣適用於這此的利比亞戰爭。北約武力推翻執政42年的卡紮菲政權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通過改朝換代將利比亞“馴化”為西方政治經濟體系中的“附庸”乃至挺進非洲的橋頭堡。
問題在於，現在畢竟不同於殖民時代，西方可以武力打敗利比亞，但卻不可能直接接管利比亞政權。怎樣才能確保利比亞馴服於西方呢？
從歷史經驗看，西方國家對第三世界國家進行“有效控制”的最有效辦法之一，就是使這些國家保持“政治軟弱”和“經濟依附性”，而“不得不”依靠外部大國。以西方“經略中東”為例。英、法和美國儘管主導中東的歷史時代不同，但其基本思路卻驚人地相似，那就是鼓勵、“扶植”中東國家內代表落後保守勢力、執政基礎不甚牢固的政權。但竭力避免這些國家出現大規模的社會和經濟革命，“避免”代表多數人利益的先進階級上臺掌權。“殖民國家為了支持它的統治，通常會對維持甚至加強殖民地不平等的社會與經濟結構頗感興趣……甚至殖民國家往往會造成新的特權和新的特權集團，以穩定其對殖民地的統治”。[16][16]
這些統治者完全“仰仗”西方支持才能維繫統治，因此不得不悉心維護西方在其國家中的種種利益。這就使西方大國與當地統治人物形成事實上的“結盟”關係。當年英國在挑選費薩爾當伊拉克國王時，英國外交部官員說得非常直白：“我們所要的是一位只滿足于登基為王，而不打算勵精圖治的國王。”“我們需要的是一些有阿拉伯人參加、使我們能放心地離開而同時又能在幕後操縱的政府機構；……而且前提是我們的經濟和政治利益將得到保證。”[17][17]
由此“不難理解”，為何中東成為世界上傳統君主制國家最多的地區。即使在實行君主立憲制的所謂“自由阿拉伯時期”（上世紀20-30年代），阿拉伯國家的統治者還是“不信任自己的人民，而甘願成為西方的奴僕”。[18][18]
而2011年發動利比亞戰爭的兩大主謀——英國和法國，恰好在一戰後曾在阿拉伯世界進行過“委任統治”，而其統治“秘訣”之一就是在各國有意識“培植”代表落後生產方式的王公貴族和部落酋長。這次英、法“故伎重演”，採取了挑撥、激化利比亞國內部落間矛盾的做法。鑒往知今。為了確保對戰後利比亞進行有效控制，英、法不可能允許利比亞再出現“卡紮菲式”的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式領導人，因此必然要“剔除”導致利比亞保持“獨立性”的勢力和制度，同時“大力培植”落後依附性勢力，以及可能導致該國政治衰朽的政治制度。
目前看，“後卡紮菲時代”的利比亞正在朝這個方向發展。從政治制度看，強制轉型使利比亞面臨“軟政權化”危險。據報導，「利比亞全國過渡委員會」已制定長達數年的政治進程時間表，[19][19] 儼然開始向“民主化”國家過渡。但利比亞本質上是個部族國家，境內有140多個部落。這次的利比亞戰爭也有濃厚的“部落戰爭”色彩，民眾對所謂“民主運動”的支持率還不到2%，[20][20]因此該國未來權力分配很難擺脫“部族政治”底色。即便實現所謂“包容性政治”，也不過是“按部族實力分配權力”。這種情況很容易導致利比亞最高權力“碎片化”，使國家陷入形式上統一、實則部落／軍閥割據的“伊拉克化”狀態。
如2011年11月22日成立“過渡政府”後，南部費贊地區的勢力抱怨被邊緣化，東部則有人抗議新政府是“西部人的政府”，一些部落拒絕承認新政府。有學者早就預言：“後卡紮菲時代無論何時出現，但有一點可以預見，那就是利比亞將陷入局勢緊張、危機四伏的狀態，各種社會力量將上演群雄逐鹿的大戲。”[21][21]在這種內訌不止的情況下，利比亞將不得不更多“仰仗”西方，而不太可能再與西方為敵。
從階級屬性和意識形態看，掌管利比亞未來的是一種比卡紮菲政權“更加落伍”的勢力。利比亞“食租經濟”的特點決定了該國最大的問題不是如何賺錢，而是如何分配財富。因此該國未來“舉什麼旗”，“走什麼路”的問題至關重要。而目前即將執政的「全國過渡委員會」內部魚龍混雜，[22][22] 東部反叛部落高舉的大旗居然是1969年被推翻的伊德里斯王朝用過的旗幟。“過渡委”顯然不能代表歷史進步力量。如果沒有西方武力“支持”，它根本不可能奪權上臺。事實上，儘管戰爭已經結束，執政當局（帶路黨）卻仍“要求”北約繼續呆在利比亞，[23][23] 這足以表明其執政地位和信心的脆弱性。
不言而喻，這些由（帶路黨）落後勢力掌控的國家越是脆弱，就越需要外界保護，也越願意在資源、主權問題上對西方做出大的“讓步”。利比亞戰爭期間，反對派（帶路黨）為換取法國支持曾承諾戰後法國可控制利比亞35%的石油生產。10月中旬，時任“過渡委”主席的賈利勒（帶路黨）宣稱，利比亞新政府將“優先考慮”讓西方參戰國進入利比亞商業領域。[24][24] 換句話說，未來的利比亞外交很可能是當年伊德里斯王朝的翻版，而“不可能”繼續保持“獨立自主”地位。這種“依附性”前途對利比亞民眾國民當然不是好事，但卻正中西方下懷——唯有如此，西方才可能有效控制該國，並借其實現預想中的地緣利益和資源利益。
其次，阿拉伯世界的民族復興夢更加渺茫。
阿拉伯世界總共3億多人口，領土面積超過1400萬平方公里，還擁有世界上最豐富的石油資源，完全有潛質成為世界權力格局中的重要一極。但近百年來，阿拉伯世界卻更多與戰亂、爭端、屈辱、落後、邊緣化等負面辭彙聯繫在一起。造成阿拉伯世界積弱積貧的根源是多方面的，但總的根本乃是該地區地緣版圖“碎片化”。[25][25] 亨廷頓認為，文明集團往往要圍繞一個“核心國家”，它能夠行使維持秩序功能。核心國家或核心國家的缺失或解體一般都意味著混亂和災難。[26][26]
中東地區常年動盪，外部勢力頻頻“插手”與該地區缺乏核心國家直接相關。一戰後，英、法依據1916年秘密簽訂的“賽克斯-皮科特協定”將阿拉伯世界“分割”成若干小國“委任統治”，由此“奠定”了中東地緣版圖“碎片化”的格局。這種災難性的建國史為阿拉伯世界埋下羸弱、動盪和外部干涉的禍端。這些國家實力相當、缺乏佔據支配地位的核心國家，因而“誰也吃不掉誰，但誰也不服從誰”。加之彼此政體、意識形態、政策乃至宗教教派差異甚大，很難建立行之有效的地區性聯盟。相反，每個國家都唯恐地區局勢不利於己，因此不約而同地採取“相互制衡”做法，導致地區內耗不斷，既無力解決內部矛盾，也無力阻擋外敵入侵，甚至“主動邀請”外部勢力介入中東。美國學者伯納德•路易斯曾指出，西方國家只需要人數很少的軍隊就能進入中東核心地帶；而要去趕走這些西方軍隊，則需要另外一個西方國家的軍隊。[27][27] 正是地緣版圖的這種“碎片化”格局使中東豐富的石油資源非但未成為阿拉伯民族之福，反而成為惹來戰爭的禍根。冷戰結束至今，西方發動的5場地區戰爭中，4場在伊斯蘭世界，3次針對阿拉伯國家，而伊拉克和利比亞恰好都是石油資源豐富的國家。
因此，阿拉伯世界要想實現民族復興，擺脫惡性循環的厄運，其基本前提就是謀求阿拉伯各國的團結統一。20世紀50-60年代，以納賽爾和阿拉伯復興社會黨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均強調阿拉伯民族要走聯合自強道路。雖然這種思潮因1967年中東戰爭而走向衰落，但這條路徑仍是阿拉伯世界實現復興的不二法門。
卡紮菲1969年上臺時深受阿拉伯民族主義思潮感染，自視為納賽爾的忠實追隨者，宣導阿拉伯民族主義。他曾指出：
“要想保護阿拉伯人民不遭敵人侵犯，就少不了統一；要想保護阿拉伯國家的成就，就少不了統一；要想保護自己和社會主義，就少不了統一。”[28][28]
執政以來，他先後試圖同埃及、敘利亞、蘇丹、突尼斯、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等國實現聯合或合併，可是都中途夭折，他還被埃及前總統薩達特視為“危險的妄想症患者”。[29][29] 此後這些年來，卡紮菲外交政策重點日趨轉向非洲，並力倡構建“非洲合眾國”、“非洲聯合政府”。[30][30] 但其政治話語中仍保留著反對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主張阿拉伯聯合等重要主張。可以說，卡紮菲已成為阿拉伯民族主義浪潮中的最後一位領導人。[31][31]
而阿拉伯世界如果真的像卡紮菲所說實現“聯合自強”，西方顯然將失去對該地區的控制，而該地區“保持”分裂內訌狀態，更“符合”西方戰略利益。由此不難發現，這些年來，凡是主張依附西方、包容以色列、漠視阿拉伯聯合的阿拉伯領導人，總是被西方奉為座上賓。相反，那些主張獨立自主，謀求阿拉伯團結統一的領導人（如納賽爾、阿薩德、卡紮菲，乃至武力統一者薩達姆等），總是被西方視為眼中釘、肉中刺（死於非命）。卡紮菲作為這批阿拉伯強人中的最後一位，西方巴不得他早點消失。而這次西方聯手打擊利比亞，既是阿拉伯世界地緣版圖“碎片化”的必然產物，同時也包含著“徹底埋葬”阿拉伯聯合的戰略企圖，而卡紮菲之死意味著阿拉伯民族主義時代的“徹底終結”。[32][32] 一些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對此只能徒然憤慨，[33][33]還有人呼籲要舉行抗議，反對卡塔爾及海灣國家參與北約空襲利比亞。[34][34]
2011年席捲西亞、北非的阿拉伯動盪潮，雖然抗議重點是爭取政治尊嚴和經濟公平，但也包含了探索民族復興新路的成分。而突如其來的利比亞戰爭顯然是一場西方“肆意踐踏”阿拉伯國家主權的“殖民戰爭”，同時戰爭結果又是為徹底堵死阿拉伯民族復興的唯一路徑。但面對這場事關阿拉伯世界尊嚴和民族復興大業的“悲劇性事件”，多數阿拉伯國家卻“渾然不覺”，「阿盟」還“充當”了西方打擊阿拉伯國家的“傳聲筒”，鼓動聯合國在利比亞設立禁飛區，卡塔爾和阿聯酋等海灣小國甚至直接參加“圍毆”卡紮菲（11月12日阿盟宣佈停止敘利亞阿盟成員國資格，27日又宣稱對敘進行政治和經濟制裁），客觀上起了激化矛盾的作用。[35][35] 這種“兄弟鬩于牆”的現象從側面說明，阿拉伯民族復興希望更趨渺茫。這場看似聲勢浩大的中東劇變，最終必將虎頭蛇尾，不可能產生什麼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歷史成果。
在喪失了一批有戰略目光的政治家後，阿拉伯世界已很難形成合力。一旦阿拉伯世界內部分裂持久化，阿拉伯世界將空有人口、疆域和資源等潛在優勢，卻始終難以走出戰亂和衰退的惡性循環，繼續淪為西方大國政治的犧牲品。
第三，西方贏得眼前，卻可能失掉長遠。
西方是利比亞戰爭的主要發動者和主要受益者。尤其是在戰爭中出力最多的英、法等國有可能近水樓臺，從利比亞令人垂涎的石油資源以及巨大的國內市場中撈取更多好處。2011年10月下旬，法國和德國商務代表團紛紛到訪的黎波里，與利比亞當局的石油部長等官員閉門會談。英國也派出龐大商務代表團（包括BP和殼牌）訪問利比亞。[36][36] 西方國家顯然開始加速“染指”利比亞戰後利益分配。
從地緣角度看，這場戰事的暫時成功將“刺激”西方繼續進行“軍事冒險”的決心和胃口。利比亞戰爭剛接近尾聲，美國就開始炒作“伊朗暗殺門事件”和伊朗核武報告，軍事打擊伊朗的呼聲日高。[37][37] 卡紮菲被打死剛兩天，美國就宣佈撤回駐敘利亞大使，美國參議員麥卡恩（總統候選競選人）公開叫囂“現在是可能使用軍事行動保護敘利亞平民的時候了”。西方智庫也開始探討軍事干預敘利亞利弊。[38][38] 11月下旬，歐、美用人權草案譴責敘利亞，以金融制裁打擊伊朗，推倒伊敘同盟的用意越來越明顯。
然而，利比亞戰爭本質上是場“非正義戰爭”。它看似得到聯合國授權，實際既忽視了1973號決議關於發揮區域組織或區域安排作用的精神，也超越了聯合國的授權範圍，因此是場缺乏形式合法性的“侵略戰爭”和“殖民戰爭”。[39][39]
同時，北約發動空襲自稱是“防止出現人道主義災難”，但利比亞戰前國內傷亡不過數百人，而西方狂轟濫炸及由此造成的戰端擴大卻導致3萬多人死亡，5萬多人受傷，使之成為缺乏實質合法性的“醜陋戰爭”。[40][40] 這場戰爭的“非正義性”使西方雖然贏得眼前地緣和資源利益，但卻可能因此而輸掉長遠。
一方面，伊斯蘭激進勢力借機坐大，成為西方新的敵人。20世紀七、八十年代中東興起的伊斯蘭復興運動強烈反對西方，因而成為西方的心頭大患。從根本上說，穆斯林之所以“恨”西方正是因為西方在中東推行“霸權主義”，導致國際道義。同時，當年西方出於抗擊蘇聯等實用主義考慮，而“刻意扶植”本•拉丹以及塔利班等伊斯蘭勢力，結果養虎遺患，面臨被其反噬的危險。
而這次利比亞戰爭仿佛是以往歷史的重演。而北約為儘快將卡紮菲趕下臺，主動武裝該國反對派，以致該國長期被壓制的伊斯蘭極端勢力乘機坐大。利比亞執政當局目前兩個最主要的軍事力量都是伊斯蘭勢力。的黎波里實際掌控者、軍事委員會主席貝爾哈吉和東部城市德爾納軍事委員會負責人哈薩迪，均是前極端組織利比亞“伊斯蘭戰鬥團”領導人，主張建立伊斯蘭政權。而過渡委前主席賈利勒也公開稱可能恢復“沙裏亞法”，建立“利比亞伊斯蘭共和國”。[41][41]可以預計，未來利比亞伊斯蘭色彩將日益濃重，並可能出現阿富汗那樣的塔利班式政權。[42][42] 從更大範圍看，伊斯蘭復興勢力正借“阿拉伯之春”強勢歸來，目前“伊斯蘭復興黨”已在突尼斯大選中獲勝，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很可能在本國勝選。伊斯蘭復興主義“回潮”已成為不爭事實。
西方在此敏感時刻在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發動“侵略戰爭”很容易激起更多穆斯林的“反西方”情緒。卡紮菲就將北約空襲視為新的“十字軍東征”，並呼籲對西方發動“聖戰”，[43][43] 而卡紮菲自己身體力行，最終血戰至死，因而成為不少穆斯林心目中的“反西方英雄”。如果“阿拉伯之春”由國內層面的反獨裁、反權貴，轉向外交層面的“反殖民”、反西方，西方一直擔憂的“伊斯蘭與西方衝突”便可能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
另一方面，這場戰爭加深了國際政治的“叢林”色彩，將使西方面臨更大安全挑戰。
“主權國家不容干預”原則本來是弱小國家生存的護身符。但近年來，西方鼓吹“人道主義干預”、“人權高於主權”、“保護的責任”等，不斷挑戰“主權不容干預”基本原則。西方發動戰爭的“藉口”越來越隨意。這次西方發動的利比亞戰爭起因是利比亞政府鎮壓反對派抗議。而類似情況在許多國家時常可見，如果“利比亞模式”成為慣例，任何國家都可能成為西方軍事打擊對象。這不禁讓更多國家人人自危。卡紮菲是在投靠西方、主動放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後遭受軍事打擊的事實更是警醒其他國家領導人：西方國家關鍵時刻靠不住，唯有發展自己的“撒手鐧”，才可能真正保存自己。
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此間公開稱，卡紮菲在核問題上妥協的後果表明，伊朗繼續核計畫是完全正確的。[44][44] 而最近伊朗核能力突進成為熱點話題。整個世界日趨重返“叢林”狀態，使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可能性空前增大，西方未來將面臨更嚴重的安全挑戰。
三、結 論
“播下龍種，卻收穫跳蚤”。
當前風起雲湧的中東劇變本來是一場以民權、民生、民族為主要訴求的革命運動。但突如其來的利比亞戰爭不僅改變了當地原有政治進程，也使“中東波”性質日趨“變味”，更使國際力量對比更趨失衡，國際體系轉換進一步加快。權力與資本擴張日趨借助暴力手段，世界由此變得更不太平。利比亞戰爭剛剛結束，西方打伊朗和打敘利亞的喧囂日漸高漲。不管未來敘利亞和伊朗是否會遭受西方軍事打擊，但可以肯定的是，利比亞戰爭絕不是最後一場殖民戰爭。
而廣大“中間地帶”尤其是中東地區，已成為中國實現和平崛起的重要緩衝地帶，以及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資源供應地，西方在上述地區頻繁進行軍事干預，在客觀上“壓縮”了中國崛起的週邊空間，危害到中國海外經濟利益拓展。[45][45] 80多年前，中國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積四十年之經驗”得出結論，即“欲達到勝利，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46][46] 在西方日趨聯合、戰爭力量日漸增長情況下，制止戰爭的唯一辦法就是世界上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聯合起來。只有當和平力量增長超過戰爭力量增長時，戰爭可能性才會被降至最低，中國可持續發展才會得到有效保障。
文／田文林
《現代國際關係》 2011年第12期
[1][①] “北約宣佈結束在利比亞軍事行動”，http://military.people.com.cn/GB/16090649.html.（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2][②]參見[波蘭]卡齊未耶日•Z•波茲南斯基著，佟憲國譯：《全球化的負面影響：東歐國家的民族資本被剝奪》，經濟管理出版社，2004年版。
[3][③]Bruno Waterfield，“Gaddafi attacks Sarkozy plan for Union of the Med”, The Telegraph，10 Jul, 2008
[4][④]W. Yusef Doucet，“Free Libya is Green Libya: Supporting the Real Libyan Revolution”，http://www.voxunion.com/?p=4644.
[5][⑤] Alan Woods，“After the death of Gaddafi: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Libya”，http://www.marxist.com/ gaddafi-dead-revolution-and-counter-revolution-in-libya.htm.（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5日）
[6][⑥][英]蘇珊•斯特蘭奇著，李紅梅譯：《賭場資本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參見全書。
[7][⑦][加]娜奧米•克萊恩著，吳國卿、王柏鴻譯：《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廣西師大出版社，2010年，第4頁。
[8][⑧][加]娜奧米•克萊恩著：《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第4頁。
[9][⑨][美]斯坦利•阿羅諾維茨、希瑟•高特內主編：《控訴帝國：21世紀世界秩序中的全球化及其抵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4頁。
[10][⑩][加]娜奧米•克萊恩著：《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第7頁。
[11][11]Melissa McNamara，Bush: “We Don’t Torture”，http://www.cbsnews.com/stories/2006/09/06/eveningnews/main 1979106.shtml（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9日）
[12][12][加]娜奧米•克萊恩著：《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第303頁。
[13][13] Gerald A. Perreira，“NATO and Qaddafi: What All Friends of Africa Should Know”，New Dawn，No. 126 (May-June 2011)
[14][14]“法國外長稱介入利比亞是‘對未來的投資’”，http://news.xinhuanet.com/2011-08/29/c_121923156.htm.（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日）
[15][15][美]詹姆斯•希恩著，黃公夏譯：《暴力的衰落》，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第137頁。
[16][16] [美]斯塔夫裏亞諾斯著，遲越、王紅生等譯，黃席群、羅榮渠校：《全球分裂》，商務印書館，1995年，第487頁。
[17][17][美]斯塔夫裏亞諾斯著：《全球分裂》，第581頁。
[18][18] Hilal Khashan, Arabs at the Crossroad: Political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0, p.64
[19][19] “Libya after Qaddafi：A new timetable”，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34813.（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5日）
[20][20]Gerald A. Perreira, “NATO and Qaddafi: What All Friends of Africa Should Know”，New Dawn，No. 126 (May-June 2011).
[21][21][美]羅奈爾得•布魯斯•聖約翰著，韓志斌譯：《利比亞史》，中國出版集團，2011年，第220頁。
[22][22]Daniel Serwer，“Post-Qaddafi Instability in Libya”，CPA Contingency Planning Memorandum No. 12，http://www.cfr.org/libya/post-qaddafi-instability-libya/p25612.（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23][23] David D.Kirkpatrick and Rick Gladstone, “Libya asks NATO to remai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October 28, 2011
[24][24] Alan Woods，“After the death of Gaddafi: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Libya”，http://www.marxist. com/ gaddafi-dead-revolution-and-counter-revolution-in-libya.htm.（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5日）
[25][25]田文林：“地緣政治•中東破碎地帶•利比亞戰爭”，《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年第4期，第26-32頁。
[26][26][美]撒母耳•亨廷頓著，周琪等譯：《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新華出版社，1998年，第167-169頁。
[27][27][美]伯納德•路易斯：《中東》，載[英]約翰•格利賓等：《歷史焦點》，朱善萍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72頁。
[28][28]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譯室編譯：《卡紮菲和利比亞》，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67頁。
[29][29]Robert H. Reid，“Arab strongman: With Gaddafi death, an era passes”，The Economic Times, Oct 22, 2011
[30][30]Babatunde Fagbayibo，“The Libyan revolution: Thoughts on a post-Gaddafi era of African integration”，http://www.consultancyafrica.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846:the-libyan-revolution-thoughts-on-a-post-gaddafi-era-of-african-integration&catid=57:africa-watch-discussion-papers&Itemid=263.(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6日)
[31][31] Robert H. Reid，“Arab strongman: With Gaddafi death, an era passes”，The Economic Times, Oct 22, 2011
[32][32]Mohamad Bazzi，“The Death Of The Qaddafi Generation: The Era Of Arab Strongmen Comes To An End”，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36603/mohamad-bazzi/the-death-of-the-qaddafi- generation.（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33][33]“A Position Statement by the Arab Nationalism List On The Assassination of Mu’ Ammar Qaddhafi And His Comrades, Libya, and Arab Consciousness”, http://freearabvoice.org/?p=1469. (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2日)
[34][34]“The Arab Nationalist List invites you to protest against the Qatari regime in Brussels”, http://www.qawmi.com /?p=2331.（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4日）
[35][35]Ahmed El-Tonsi，“Ottomans, Arabs, Westerners and Libya”，Al-Ahram，17 – 23 November, 2011
[36][36] “Libya’s revolution：Messy politics, perky economics”，The Economist, Oct 8th 2011，http://www.economist.com/ node/21531472.（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9日）
[37][37]The Associated Press, “U.S. strike on Iran likelier than ever, former CIA chief says”, http://www.haaretz.com/ news/diplomacy-defense/u-s-strike-on-iran-likelier-than-ever-former-cia-chief-says-1.303980.(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38][38]Jeffrey White，“Implications of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Syria”，PolicyWatch #1864，October 28, 2011，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templateC05.php?CID=3415.（上網時間：2011年11月5日）
[39][39] “Libya: Colonialism Lives”，http://blackstarnews.com/news/135/ARTICLE/7603/2011-08-26.html.（上網時間：2011年10月31日）
[40][40]Michael O’Hanlon，“Winning Ugly in Libya”，March 30, 2011，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7684/ michael-ohanlon/winning-ugly-in-libya; An Huihou, NATO faces ‘catastrophic success’ in Libya, People’s Daily Online, 29 octobre 2011, http://www.mondialisation.ca/index.php/vdare.com/roberts/index.php?context=va&aid = 26287.（上網時間：2011年11月3日）
[41][41]Marc Lynch，“What the Libya intervention achieved”，October 27, 2011，http://lynch.foreignpolicy.com/posts/ 2011/10/27/ what_the_libya_intervention_achieved?wpisrc=obnetwork.（上網時間：2011年10月30日）
[42][42]有學者已注意到當前利比亞與1992年後阿富汗政局的相似性，參見Michael Semple，“What Post-Qaddafi Libya Has to Learn From Afghanistan”，http://www.foreignaffairs.com/features/letters- from/what-post-qaddafi- libya-has-to-learn-from-afghanistan.（上網時間：2011年11月7日）
[43][43]Ahmed El-Tonsi，“Ottomans, Arabs, Westerners and Libya”，Al-Ahram，17 – 23 November, 2011
[44][44]Fredrik Dahl，“Libya conflict may strengthen Iran nuclear defiance”，http://www.forexyard.com/en/news/ ANALYSIS-Libya-conflict-may-strengthen-Iran-nuclear-defiance-2011-03-24T154942Z.（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9日）
[45][45]W. Yusef Doucet，Free Libya is Green Libya: Supporting the Real Libyan Revolution，http://www.voxunion.com/?p=4644.
[47][46]《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4卷，1991年版，第14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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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亞之戰意在控制中國戰略要害》
文／威廉•恩道爾 （William Engdahl）
（美帝）華盛頓“主導下“的「北約」決定”發動“利比亞戰爭實質上是「北約」以及美國國防部（實為”對外侵略部“的美稱）控制中國要害的戰略的”組成部分“。目前，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石油進口國，對原油和天然氣進口存在巨大的”戰略依賴“。
認真審視非洲地圖，並探究美國國防部（為”對外侵略部“的美稱）新組建『非洲司令部』的原由，就會發現，『北約』”發動“利比亞戰爭實質上是「北約」及美國國防部（為”對外侵略部“的美稱）”控制“中國石油及原材料來源整體戰略的構成部分——對於中國而言，非洲是其最具戰略重要性的石油及原材料來源之一。
「北約」“發動”利比亞戰爭僅與石油有關。不過，鑒於美國有著可靠的國外能源供應，所以這場戰爭的發動應該“並非僅為“控制利比亞高品質原油，而是“為了”使中國“無法長期進口”非洲及中東石油。
換句話說，「北約」及（美帝）華盛頓“發動”這場戰爭（主要戰略目的）就是為了“制衡中國”。
利比亞北臨地中海，與義大利隔海相望。多年來，義大利埃尼石油公司一直是利比亞境內最大的外國石油公司。該國西臨突尼斯和阿爾及利亞，南臨乍得（察德），東臨蘇丹和埃及。就其地理位置而言，對於美國國防部『非洲司令部』“控制”非洲、非洲資源以及非洲資源出口地的長期戰略具有重要意義。
在卡紮菲（格達費）統治下，利比亞“嚴格控制”高品質的原油資源。2006年的資料顯示，利比亞已探明石油規模為“非洲最大”，約占非洲石油總儲量的３５％，甚至比尼日利亞還多。
近年來，中國、俄羅斯以及其他國家都在該國獲得了石油開採權。
很明顯，「北約」及（美帝）華盛頓“發動”利比亞戰爭已經“初見成效”：中國、俄羅斯及巴西不但反對聯合國制裁利比亞，還呼籲利比亞通過談判解決內部衝突，反對北約空襲。
因此，利比亞反對派（帶路黨）下轄石油公司Agoco發言人阿貝加里馬奧夫稱：
“我們和義大利、法國和英國等西方國家之間不存在問題。不過，我們與俄羅斯、中國和巴西之間可能會存在一些政治問題。”
在過去幾年裏，（美帝）華盛頓逐漸認識到，受經濟擴張影響，在不到10年前還是美國“親密盟友”的中國，已經成長為“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
不過，對於華盛頓而言，把中國塑造成“新敵”並非易事，因為美國政府還需要中國（親美媚美精英帶路黨）大量購買美國國債。
今年8月，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向美國國會呈交了2011年度中國軍力報告。該報告稱：
“在過去的10年裏，中國在現代科技領域的巨額投資令中國軍事受益匪淺。許多現代系統日臻成熟，其他系統也會在未來幾年內投入使用。”
報告還稱：“在中國會如何利用其不斷增強的能力的問題上，仍然存在不確定性……中國作為主要國際參與者的崛起，很有可能會重新定義21世紀的戰略格局。”
事實上，在（美帝）華盛頓的潛移默化下，以ＣＮＮ、ＢＢＣ、《紐約時報》為代表的“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宣傳機器”，或是英國《衛報》都會“醜化中國及中國領導人”。對於（美帝）華盛頓及華爾街（金融禿鷹）的許多人而言，中國正變得過於強大，“過於獨立”。為了“控制”這種情況，中國對石油進口的“依賴”就成了其“要害”，而利比亞正恰恰是中國該“要害”的“死穴”。
自“冷戰”後，（美帝）華盛頓一直忽視對非政策，而中國能源及原材料企業在非洲大陸的活動，則為（美帝）華盛頓敲響了警鐘。幾年前，隨著未來能源需求變得越來越明顯，中國針對非洲發起了大規模經濟外交，並於2006年達到高潮：北京鋪上紅地毯，迎接赴華訪問的40多位非洲國家首腦，共同探討一系列經濟問題。對於中國工業現代化而言，沒有什麼比確保未來非洲石油資源更加重要的事情了。
中國開始與被法國、英國或葡萄牙等“歐洲殖民國家”放棄的非洲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乍得（察德）就是其中之一。作為最貧窮、最偏僻的非洲國家，乍得2006年與北京建立了外交關係。2007年10月，“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簽署合約，與乍得政府聯合組建煉油廠。２００２年後，他們開始鋪設石油管道，從位於該煉油廠以南300千米處的一處油田，向該煉油廠輸送石油。受西方國家“支援”的“（美第二中情局）非政府組織（ＮＧＯs）”開始批判中國石油管道對環境的影響。
不過，2003年美國石油公司「雪佛龍（Chevron）」開採乍得（查德）石油資源時，該“（美第二中情局）非政府組織（ＮＧＯs）”卻“一言未發”。
2011年7月，乍得和中國在該國首都恩賈梅納附近開辦合資煉油廠。中國石油企業在乍得的活動與其在蘇丹達爾富爾地區的石油專案有著驚人的相似。
20世紀90年代，在美國石油公司「雪佛龍（Chevron）」放棄其在蘇丹的業務後，中國開始和蘇丹展開合作，後者將越來越多的石油輸入中國。到1998年時，“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已從蘇丹南部油田開始向位於東北部紅海西岸的蘇丹港鋪設了一條長達1500千米的石油管道，並在蘇丹首都喀土穆附近開辦了一家大型煉油廠。
蘇丹是中國首個大型海外油田專案。到2011年初，在中國進口石油中，源自蘇丹的石油，大部分來自“飽受衝突蹂躪”的南部地區，已占到10％。蘇丹日產油量為49萬桶，對華供油量則占到60%。對於中國能源戰略而言，蘇丹至關重要。
從地質角度來看，從蘇丹西部達爾富爾地區經乍得至喀麥隆的廣大地區就是一個巨大的油田，儲量可能相當於一個新的沙烏地阿拉伯。對於“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戰略封鎖”中國未來石油來源而言，“控制”蘇丹南部地區、乍得以及喀麥隆是至關重要的。
成立於2008年的『美軍非洲司令部』是近來西方“軍事行動”的主力。很明顯，該“司令部”的成立就是為了“控制”中國對非洲石油及礦產資源漸增的影響力。2007年年底，（美帝）華盛頓“大西洋理事會”非洲事務專家彼得•法姆公開表示，美軍『非洲司令部』的目標之一，就是確保美國可獲得非洲豐富的碳氫化合物及其他戰略資源，該任務包括減輕這些自然資源的脆弱性，並確保當地不存在對這些資源感興趣的第三方，例如中國、印度、日本或俄羅斯，以獲得壟斷或優惠待遇。
2007年，在美國國會作證支持組建美軍「非洲司令部」的法姆稱，充滿活力的中國經濟的石油饑渴難以得到滿足，而且還需要其他自然資源維持經濟持續發展，而非洲的自然財富使之對中國充滿誘惑力。目前中國日進口石油約260萬桶，其中超過７６.5萬桶石油——約占石油日進口量的１／３——來自非洲國家，特別是蘇丹、安哥拉以及剛果。
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許多分析家都預測非洲——特別是蘊含豐富石油儲量的西海岸沿海國家——將日益成為美、中兩國的戰略競爭舞臺，因為這兩個國家都在尋求擴大自身影響力，並確保各自資源來源。
由此可見，美國“製造”利比亞“政權更迭”及整個“大中東計畫”（隱藏在“阿拉伯春天”的背後），都是為了確保其對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油田的“絕對控制權”，並“控制”特別是中國等國的未來政策。
正如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所說的那樣：
“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國家或國家集團。”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 第407期
摘自2011年10月《環球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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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美歐流氓禿鷹攻打利比亞巨變從而竊取(美歐銀行財團需求恐急的)利比亞擁有的145噸實體黃金 查維茲警惕下令要求全數運回委內瑞拉儲放在美歐銀行、市值110億美元(211噸)的國有黃金金條
《查維茲要求委內瑞拉央行回籠110億美元黃金儲備》
文／張澄
2011年8月19日
委內瑞拉總統查維茲命令央行回籠110億美元的黃金儲備，這些黃金目前由諸如「英國央行」等發達國家的機構持有。
查維茲今天表示，目前委內瑞拉所持的３６５噸黃金中有２１１噸儲備在美國、歐洲、加拿大以及瑞士的銀行中，這些（實體）黃金要“積極回籠”。
此外「摩根大通」、「巴克萊銀行」和「渣打銀行」也持有委內瑞拉的黃金。
在電視講話中，查維茲說，
“自1980年起，我們已經在「英國央行」持有９９噸黃金，現在我同意將之召回，這是一個正確的決定。”
委內瑞拉央行行長Nelson Merentes表示，委內瑞拉的出口收入95%依靠石油，目前該國正在尋求儲備多樣化，計畫將現金儲備由美國和歐洲移至對新興市場的投資中。
這次回籠也意味著全球第15大黃金儲備國在金價今年以來上升28%後的一次大動作。
截至發稿，黃金交易價格已經升至每盎司1816美元。
8月16日委內瑞拉的黃金儲備價值為286億美元。委內瑞拉財長稱，受美元的貶值、美國政府違約的風險以及歐洲債務危機的影響，回籠黃金儲備將更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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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vez Emptying Bank of England Vault as Venezuela Brings Back Gold Hoard》
by Daniel Cancel and Nathan Crooks
2011-8-18
Chavez Orders $11 Billion of Gold Home as Metal Hits Record
In all, Venezuela has 365.8 metric tons of gold reserves, according to the World Gold Council. Photographer: Kerem Uzel/Bloomberg
Venezuelan President Hugo Chavez ordered the central bank to repatriate $11 billion of gold reserves held in developed nations’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Bank of England as prices for the metal rise to a record.
Venezuela, which holds 211 tons of its 365 tons of gold reserves in U.S., European, Canadian and Swiss banks, will progressively return the bars to its central bank’s vault, Chavez said yesterday. JPMorgan Chase & Co. (JPM), Barclays Plc (BARC), and Standard Chartered Plc (STAN) also hold Venezuelan gold, he said.
“We’ve held 99 tons of gold at the Bank of England since 1980. I agree with bringing that home,” Chavez said yesterday on state television. “It’s a healthy decision.”
《對利比亞戰爭的戰略解讀》
2011年10月31日午夜，「北約」正式宣佈結束利比亞戰爭。[1][①] 這場戰爭是“冷戰”後西方首次在非洲大陸發動地區戰爭，也是西方首次“強行改變”當前西亞北非國家的政治進程。
總體看，這場戰爭的爆發與當前特定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背景直接相關。同時，這場戰爭“反過來”又將“重新塑造”利比亞、阿拉伯世界乃至未來國際格局。因此有必要對這場戰爭的基本背景及戰略影響進行必要評估。
一、利比亞戰爭是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日趨失衡”的必然結果
利比亞戰爭的爆發是多種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它與近幾十年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日趨失衡”直接相關。
首先，這場戰爭是當前國際體系急劇轉型的必然產物。
20世紀國際體系主要經歷了兩次重大轉型，並促使體系內國家的行為發生重大變化：二戰結束後，以西方列強主宰世界為主要特徵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世界四大員警”（美、蘇、英、中，主要是美、蘇兩家）共治世界的“雅爾達體系”。
但此後50多年，設想中的“美、蘇合作”最終變成了“美、蘇冷戰”現實。換言之，冷戰之“實”與雅爾達體系之“名”格格不入。這對美、蘇不是好事，但對“夾縫中生存”的第三世界國家卻不然。
一方面，美、蘇“核恐怖平衡”反使世界維持了難得的和平狀態，雙方在第三世界的爭奪總體較為節制，甚少直接發動戰爭。
另一方面，美、蘇為獲得競爭優勢，都將爭取第三世界支持作為制勝籌碼，競相為其提供經濟和軍事援助。這就為諸多第三世界國家提供了閃展騰挪的外交餘地，藉以謀求政治獨立和經濟自主。
而20世紀90年代初蘇東陣營解體使西方勢力一枝獨大，這些年來，西方通過“北約東擴”、（Ｇ８）八國集團、意識形態等紐帶越綁越緊。世界權力結構失衡使“雅爾達體系”名存實亡，並逐漸形成了西方“聯手打壓（顛覆裂解）”非西方國家的“後雅爾達體系”。這種國際體系與力量分佈“名實相副”，因此在該體系下，西方（強者）更富於“侵略性”，其對非西方國家（弱者）干涉（顛覆裂解）更加頻繁。
“冷戰”結束後相當長時期，美、歐忙於分享“冷戰紅利”，通過“北約東擴”與“歐盟東擴”等方式“瓜分”前蘇聯在東歐的“勢力範圍”，從而將東歐和部分前蘇聯版圖日趨納為西方的週邊地帶。[2][②]
而1999年西方發動科索沃戰爭就是因為南聯盟“阻擋”了北約和歐盟東擴的步伐。但近年來，隨著俄羅斯復興，歐、美東擴之路遇到抵制和阻擊，尤其是2008年8月俄羅斯出兵格魯吉亞，而美、歐又未能做出有效反擊，標誌著持續十幾年的東擴進程已成“強弩之末”。在這種背景下，歐、美戰略角逐重心日趨轉向中東、中亞、非洲等資源豐富或地緣位置重要的“中間地帶”，並對“不聽號令”的（主權）國家頻頻使用武力。美國為“深入”中亞和中東，在短短2年時間內接連發動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地區戰爭。
而2011年「北約」“發動”利比亞戰爭“遵循”的正是相似的邏輯。
歐盟早在1995 年就與地中海沿岸12 國“啟動”了旨在加強雙方全面合作的“巴賽隆納進程”。美國也加大在非洲投入力度。
法國總統薩科齊為恢復、擴大法國在非洲影響和利益在2007年競選期間又提出『地中海聯盟』設想，重點加強與北非國家合作，並企圖使阿爾及利亞、利比亞以及臨近的蘇丹和幾內亞灣等重要產油區為法國提供穩定能源。但這些“重返非洲”舉措受到利比亞（格達費反殖民愛國民族主義者）的“掣肘”。利比亞卡紮菲（格達費）政權“民族主義（反殖民愛國主義）”色彩甚濃，他早期曾採取一系列“保護”民族利益的重大措施，如收回美、英在利比亞軍事基地，廢除同西方公司不平等協定，將所有外國公司收歸國有等。即使2003年卡紮菲（格達費）“投靠西方”後其政策仍保持很大獨立性。2008年7月首屆“地中海峰會”召開時，卡紮菲僅派代表作為觀察員出席，他還“批評”『地中海聯盟』設想是“殖民主義者”和帝國主義的回歸。[3][③]
利比亞強烈的“獨立姿態”使其成為歐洲政治和資本力量“南下擴張”的主要“絆腳石”。
就像當年擋住「北約」和歐盟東擴的“南聯盟”必然要遭受西方軍事打擊一樣，利比亞因阻擋了西方（特別是歐洲）新一輪地緣政治/經濟“擴張”浪潮，而為後來遭到西方的軍事打擊埋下伏筆。美、英、法之所以在深受金融危機拖累的困難背景下執意發動利比亞戰爭，正是由於利比亞“阻礙”了北約國家“重返非洲”戰略規劃的實施。[4][④] 此外，2011年（由美帝中情局所屬外圍非政府組織的“Wikileaks維基解密”配合“美國資本勢力”所煽火策動）席捲西亞、北非的“中東波（顏色革命）”使西亞北非地區對外防護能力降至歷史最低點，為西方武力干涉利比亞提供難得機遇。法國因支持突尼斯本•阿裏外交失分，此後又過早承認利比亞反對派而再次面臨外交失敗，因而急於通過發動戰爭挽回在阿拉伯世界形象。[5][⑤]
回顧“冷戰”後發生的數場地區戰爭，前幾場戰爭基本是美國唱主角，歐洲唱配角，而這次的利比亞戰爭歐、美角色正好對調。這從側面說明，歐、美在對付非西方國家時已形成互相“補位”的戰略默契。而這正是西方共治世界的“後雅爾達體系”的典型特色。
其次，這場戰爭也是“壟斷資本主義”“惡性發展”的必然結果。
蘇東社會主義陣營解體後，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在“經濟全球化”名義下迅速“主宰”全球。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大的問題就是因追求“利潤最大化”而導致的“肆意妄為”。在平均利潤率不斷下降趨勢下，資本家為獲得更高利潤而日趨將資本從生產領域“轉向”金融領域，創建了“脫離”實體生產的金融資本。當前，世界（實體）商品交易量所需流通貨幣量只占資本交易量的４%。但金融領域本身不創造財富。金融業的過度繁榮並不意味資本主義找到自我救贖之路，而更像是病情加重後出現的“虛胖和浮腫”。
因為它意味著由４%的“實體經濟”“創造”的剩餘價值要由100%的資本來“分贓”，由此使資本增值空間越來越小，平均利潤率被金融泡沫急劇攤薄而趨近於零。在利潤率趨近於零的背景下，金融資本謀利主要靠“金融炒作”和層出不窮的“金融衍生品”，由此演變為“空手套白狼”的“賭場資本主義”。[6][⑥]
而2008年以來不斷深化的金融危機以及歐美債務危機表明，資本主義經濟已到“無法自我調節”的地步。
在這種“背景”下，“(人為)製造(人禍)災難”就成了緩解經濟危機、獲取利潤的“慣用手段”。這裏的災難既包括由大自然引發的海嘯、颶風、地震、乾旱，也包括（人禍災難）政變、戰爭、恐怖襲擊等社會暴力行為。
“通過”等待和“（人為）製造（人禍）災難”，進行“精心策劃”的“（災難禿鷹）掠奪”，以及將災難視為激動人心的市場機會，意味著資本主義已演變為“災難（禿鷹）資本主義”。[7][⑦] 其主要經濟策略就是“等待一個大危機，然後趁著遭受打擊的人民茫無頭緒之際，把國家資產一塊塊變賣給個人，並且迅速讓‘改革’永久化。”[8][⑧]
從緩解經濟危機角度看，這些（人為製造的人禍）災難和(恐怖主義)暴力手段的“首要經濟目的”就是“打開”原本封閉的新市場。因此，西方武力打擊的重點就是那些阻擋資本擴張、奉行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社會主義政策的(主權)國家，以及市場體制落後、不肯與資本主義體系“接軌(接鬼)”的“化外之邦”。
在歷史上，“資本積累和殖民化過程如同一根紅線貫穿著整個工業化時代。”[9][⑨]
冷戰結束後，西方（禿鷹）“發動”的數場地區戰爭既是爭奪“中間地帶”的地緣政治擴張，更是為將這些國家“強行納入”西方經濟體系的資本擴張。
“經濟絕非這些戰爭唯一的動機，但在每一場戰爭中，重大的集體打擊都被利用來為經濟休克療法鋪路。”[10][⑩]
2003年美國(瞎掰理由藉口)發動伊拉克戰爭前，美國正面臨多年來未遇的經濟衰退。因此小布希（布希三世）政府一直在刻意“尋找”對伊拉克發動戰爭的“藉口”。小布希（布希三世）2006年坦承：
“我這幾年最困難的工作之一，就是如何將伊拉克與反恐戰爭聯繫起來。”[11][11]
而正是在這場戰爭後，伊拉克資源市場逐步“被打開”，同時也為西方資本打開了一個巨大市場。
美國一家公司合夥人興沖沖地說：
“獲得寶潔公司（Ｐ＆Ｇ）產品流通權就像金礦一樣，一家貨色齊全的7-Eleven超市可以打倒30家伊拉克雜貨店；一家沃爾瑪可以接管全伊拉克。”[12][12]
近兩年，歐、美（數位金融泡沫）債務危機持續發酵，經濟形勢嚴峻程度遠比2001年時更甚。而經濟危機嚴重程度歷來與“災難資本主義”“(人為)製造(人禍)災難”的嚴重程度“成正比”。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越是嚴重，西方越有可能因絕望而訴諸武力。[13][13]
2011年利比亞戰爭很大程度就是西方試圖緩解（數位金融泡沫債務危機）國內經濟矛盾的一種手段。利比亞石油儲量非洲第一，而且油質好，開採成本低，且有半數以上未開發（注：利比亞擁有１４１噸黃金），西方如能獲得這一“石油大蛋糕”無疑有助於提升經濟信心。法國外長朱佩不加掩飾地將法國介入利比亞軍事衝突稱作是“對未來的投資”。[14][14]
值得關注的是，在這次戰爭中，越是那些“產業空心化”、金融資本膨脹的國家（如英、法、美）參戰越積極，而實體經濟較為發達的國家（如德國）對戰爭則明顯不熱心。這從一個側面說明：“賭場資本主義”更易演變為“災難資本主義”。
二、利比亞戰爭“加劇”了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失衡狀態
利比亞戰爭是西方首次動用武力“強行改變”當前“中東動盪波”國家原有政治進程，也是冷戰後西方首次在非洲大陸發動的戰爭，因而對利比亞、阿拉伯世界乃至西方自身都已產生並將繼續產生深遠影響。
首先，“後卡紮菲時代”的利比亞可能淪為西方體系中的跟班和“附庸”。
二戰後期，史達林就曾說過：“任何人都會把其社會制度強加給別人，他的軍隊能走多遠，強加的範圍就有多遠。”[15][15]這句凝結著地緣政治學核心智慧的判斷同樣適用於這此的利比亞戰爭。北約武力推翻執政42年的卡紮菲政權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通過改朝換代將利比亞“馴化”為西方政治經濟體系中的“附庸”乃至挺進非洲的橋頭堡。
問題在於，現在畢竟不同於殖民時代，西方可以武力打敗利比亞，但卻不可能直接接管利比亞政權。怎樣才能確保利比亞馴服於西方呢？
從歷史經驗看，西方國家對第三世界國家進行“有效控制”的最有效辦法之一，就是使這些國家保持“政治軟弱”和“經濟依附性”，而“不得不”依靠外部大國。以西方“經略中東”為例。英、法和美國儘管主導中東的歷史時代不同，但其基本思路卻驚人地相似，那就是鼓勵、“扶植”中東國家內代表落後保守勢力、執政基礎不甚牢固的政權。但竭力避免這些國家出現大規模的社會和經濟革命，“避免”代表多數人利益的先進階級上臺掌權。“殖民國家為了支持它的統治，通常會對維持甚至加強殖民地不平等的社會與經濟結構頗感興趣……甚至殖民國家往往會造成新的特權和新的特權集團，以穩定其對殖民地的統治”。[16][16]
這些統治者完全“仰仗”西方支持才能維繫統治，因此不得不悉心維護西方在其國家中的種種利益。這就使西方大國與當地統治人物形成事實上的“結盟”關係。當年英國在挑選費薩爾當伊拉克國王時，英國外交部官員說得非常直白：“我們所要的是一位只滿足于登基為王，而不打算勵精圖治的國王。”“我們需要的是一些有阿拉伯人參加、使我們能放心地離開而同時又能在幕後操縱的政府機構；……而且前提是我們的經濟和政治利益將得到保證。”[17][17]
由此“不難理解”，為何中東成為世界上傳統君主制國家最多的地區。即使在實行君主立憲制的所謂“自由阿拉伯時期”（上世紀20-30年代），阿拉伯國家的統治者還是“不信任自己的人民，而甘願成為西方的奴僕”。[18][18]
而2011年發動利比亞戰爭的兩大主謀——英國和法國，恰好在一戰後曾在阿拉伯世界進行過“委任統治”，而其統治“秘訣”之一就是在各國有意識“培植”代表落後生產方式的王公貴族和部落酋長。這次英、法“故伎重演”，採取了挑撥、激化利比亞國內部落間矛盾的做法。鑒往知今。為了確保對戰後利比亞進行有效控制，英、法不可能允許利比亞再出現“卡紮菲式”的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式領導人，因此必然要“剔除”導致利比亞保持“獨立性”的勢力和制度，同時“大力培植”落後依附性勢力，以及可能導致該國政治衰朽的政治制度。
目前看，“後卡紮菲時代”的利比亞正在朝這個方向發展。從政治制度看，強制轉型使利比亞面臨“軟政權化”危險。據報導，「利比亞全國過渡委員會」已制定長達數年的政治進程時間表，[19][19] 儼然開始向“民主化”國家過渡。但利比亞本質上是個部族國家，境內有140多個部落。這次的利比亞戰爭也有濃厚的“部落戰爭”色彩，民眾對所謂“民主運動”的支持率還不到2%，[20][20]因此該國未來權力分配很難擺脫“部族政治”底色。即便實現所謂“包容性政治”，也不過是“按部族實力分配權力”。這種情況很容易導致利比亞最高權力“碎片化”，使國家陷入形式上統一、實則部落／軍閥割據的“伊拉克化”狀態。
如2011年11月22日成立“過渡政府”後，南部費贊地區的勢力抱怨被邊緣化，東部則有人抗議新政府是“西部人的政府”，一些部落拒絕承認新政府。有學者早就預言：“後卡紮菲時代無論何時出現，但有一點可以預見，那就是利比亞將陷入局勢緊張、危機四伏的狀態，各種社會力量將上演群雄逐鹿的大戲。”[21][21]在這種內訌不止的情況下，利比亞將不得不更多“仰仗”西方，而不太可能再與西方為敵。
從階級屬性和意識形態看，掌管利比亞未來的是一種比卡紮菲政權“更加落伍”的勢力。利比亞“食租經濟”的特點決定了該國最大的問題不是如何賺錢，而是如何分配財富。因此該國未來“舉什麼旗”，“走什麼路”的問題至關重要。而目前即將執政的「全國過渡委員會」內部魚龍混雜，[22][22] 東部反叛部落高舉的大旗居然是1969年被推翻的伊德里斯王朝用過的旗幟。“過渡委”顯然不能代表歷史進步力量。如果沒有西方武力“支持”，它根本不可能奪權上臺。事實上，儘管戰爭已經結束，執政當局（帶路黨）卻仍“要求”北約繼續呆在利比亞，[23][23] 這足以表明其執政地位和信心的脆弱性。
不言而喻，這些由（帶路黨）落後勢力掌控的國家越是脆弱，就越需要外界保護，也越願意在資源、主權問題上對西方做出大的“讓步”。利比亞戰爭期間，反對派（帶路黨）為換取法國支持曾承諾戰後法國可控制利比亞35%的石油生產。10月中旬，時任“過渡委”主席的賈利勒（帶路黨）宣稱，利比亞新政府將“優先考慮”讓西方參戰國進入利比亞商業領域。[24][24] 換句話說，未來的利比亞外交很可能是當年伊德里斯王朝的翻版，而“不可能”繼續保持“獨立自主”地位。這種“依附性”前途對利比亞民眾國民當然不是好事，但卻正中西方下懷——唯有如此，西方才可能有效控制該國，並借其實現預想中的地緣利益和資源利益。
其次，阿拉伯世界的民族復興夢更加渺茫。
阿拉伯世界總共3億多人口，領土面積超過1400萬平方公里，還擁有世界上最豐富的石油資源，完全有潛質成為世界權力格局中的重要一極。但近百年來，阿拉伯世界卻更多與戰亂、爭端、屈辱、落後、邊緣化等負面辭彙聯繫在一起。造成阿拉伯世界積弱積貧的根源是多方面的，但總的根本乃是該地區地緣版圖“碎片化”。[25][25] 亨廷頓認為，文明集團往往要圍繞一個“核心國家”，它能夠行使維持秩序功能。核心國家或核心國家的缺失或解體一般都意味著混亂和災難。[26][26]
中東地區常年動盪，外部勢力頻頻“插手”與該地區缺乏核心國家直接相關。一戰後，英、法依據1916年秘密簽訂的“賽克斯-皮科特協定”將阿拉伯世界“分割”成若干小國“委任統治”，由此“奠定”了中東地緣版圖“碎片化”的格局。這種災難性的建國史為阿拉伯世界埋下羸弱、動盪和外部干涉的禍端。這些國家實力相當、缺乏佔據支配地位的核心國家，因而“誰也吃不掉誰，但誰也不服從誰”。加之彼此政體、意識形態、政策乃至宗教教派差異甚大，很難建立行之有效的地區性聯盟。相反，每個國家都唯恐地區局勢不利於己，因此不約而同地採取“相互制衡”做法，導致地區內耗不斷，既無力解決內部矛盾，也無力阻擋外敵入侵，甚至“主動邀請”外部勢力介入中東。美國學者伯納德•路易斯曾指出，西方國家只需要人數很少的軍隊就能進入中東核心地帶；而要去趕走這些西方軍隊，則需要另外一個西方國家的軍隊。[27][27] 正是地緣版圖的這種“碎片化”格局使中東豐富的石油資源非但未成為阿拉伯民族之福，反而成為惹來戰爭的禍根。冷戰結束至今，西方發動的5場地區戰爭中，4場在伊斯蘭世界，3次針對阿拉伯國家，而伊拉克和利比亞恰好都是石油資源豐富的國家。
因此，阿拉伯世界要想實現民族復興，擺脫惡性循環的厄運，其基本前提就是謀求阿拉伯各國的團結統一。20世紀50-60年代，以納賽爾和阿拉伯復興社會黨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均強調阿拉伯民族要走聯合自強道路。雖然這種思潮因1967年中東戰爭而走向衰落，但這條路徑仍是阿拉伯世界實現復興的不二法門。
卡紮菲1969年上臺時深受阿拉伯民族主義思潮感染，自視為納賽爾的忠實追隨者，宣導阿拉伯民族主義。他曾指出：
“要想保護阿拉伯人民不遭敵人侵犯，就少不了統一；要想保護阿拉伯國家的成就，就少不了統一；要想保護自己和社會主義，就少不了統一。”[28][28]
執政以來，他先後試圖同埃及、敘利亞、蘇丹、突尼斯、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等國實現聯合或合併，可是都中途夭折，他還被埃及前總統薩達特視為“危險的妄想症患者”。[29][29] 此後這些年來，卡紮菲外交政策重點日趨轉向非洲，並力倡構建“非洲合眾國”、“非洲聯合政府”。[30][30] 但其政治話語中仍保留著反對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主張阿拉伯聯合等重要主張。可以說，卡紮菲已成為阿拉伯民族主義浪潮中的最後一位領導人。[31][31]
而阿拉伯世界如果真的像卡紮菲所說實現“聯合自強”，西方顯然將失去對該地區的控制，而該地區“保持”分裂內訌狀態，更“符合”西方戰略利益。由此不難發現，這些年來，凡是主張依附西方、包容以色列、漠視阿拉伯聯合的阿拉伯領導人，總是被西方奉為座上賓。相反，那些主張獨立自主，謀求阿拉伯團結統一的領導人（如納賽爾、阿薩德、卡紮菲，乃至武力統一者薩達姆等），總是被西方視為眼中釘、肉中刺（死於非命）。卡紮菲作為這批阿拉伯強人中的最後一位，西方巴不得他早點消失。而這次西方聯手打擊利比亞，既是阿拉伯世界地緣版圖“碎片化”的必然產物，同時也包含著“徹底埋葬”阿拉伯聯合的戰略企圖，而卡紮菲之死意味著阿拉伯民族主義時代的“徹底終結”。[32][32] 一些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對此只能徒然憤慨，[33][33]還有人呼籲要舉行抗議，反對卡塔爾及海灣國家參與北約空襲利比亞。[34][34]
2011年席捲西亞、北非的阿拉伯動盪潮，雖然抗議重點是爭取政治尊嚴和經濟公平，但也包含了探索民族復興新路的成分。而突如其來的利比亞戰爭顯然是一場西方“肆意踐踏”阿拉伯國家主權的“殖民戰爭”，同時戰爭結果又是為徹底堵死阿拉伯民族復興的唯一路徑。但面對這場事關阿拉伯世界尊嚴和民族復興大業的“悲劇性事件”，多數阿拉伯國家卻“渾然不覺”，「阿盟」還“充當”了西方打擊阿拉伯國家的“傳聲筒”，鼓動聯合國在利比亞設立禁飛區，卡塔爾和阿聯酋等海灣小國甚至直接參加“圍毆”卡紮菲（11月12日阿盟宣佈停止敘利亞阿盟成員國資格，27日又宣稱對敘進行政治和經濟制裁），客觀上起了激化矛盾的作用。[35][35] 這種“兄弟鬩于牆”的現象從側面說明，阿拉伯民族復興希望更趨渺茫。這場看似聲勢浩大的中東劇變，最終必將虎頭蛇尾，不可能產生什麼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歷史成果。
在喪失了一批有戰略目光的政治家後，阿拉伯世界已很難形成合力。一旦阿拉伯世界內部分裂持久化，阿拉伯世界將空有人口、疆域和資源等潛在優勢，卻始終難以走出戰亂和衰退的惡性循環，繼續淪為西方大國政治的犧牲品。
第三，西方贏得眼前，卻可能失掉長遠。
西方是利比亞戰爭的主要發動者和主要受益者。尤其是在戰爭中出力最多的英、法等國有可能近水樓臺，從利比亞令人垂涎的石油資源以及巨大的國內市場中撈取更多好處。2011年10月下旬，法國和德國商務代表團紛紛到訪的黎波里，與利比亞當局的石油部長等官員閉門會談。英國也派出龐大商務代表團（包括BP和殼牌）訪問利比亞。[36][36] 西方國家顯然開始加速“染指”利比亞戰後利益分配。
從地緣角度看，這場戰事的暫時成功將“刺激”西方繼續進行“軍事冒險”的決心和胃口。利比亞戰爭剛接近尾聲，美國就開始炒作“伊朗暗殺門事件”和伊朗核武報告，軍事打擊伊朗的呼聲日高。[37][37] 卡紮菲被打死剛兩天，美國就宣佈撤回駐敘利亞大使，美國參議員麥卡恩（總統候選競選人）公開叫囂“現在是可能使用軍事行動保護敘利亞平民的時候了”。西方智庫也開始探討軍事干預敘利亞利弊。[38][38] 11月下旬，歐、美用人權草案譴責敘利亞，以金融制裁打擊伊朗，推倒伊敘同盟的用意越來越明顯。
然而，利比亞戰爭本質上是場“非正義戰爭”。它看似得到聯合國授權，實際既忽視了1973號決議關於發揮區域組織或區域安排作用的精神，也超越了聯合國的授權範圍，因此是場缺乏形式合法性的“侵略戰爭”和“殖民戰爭”。[39][39]
同時，北約發動空襲自稱是“防止出現人道主義災難”，但利比亞戰前國內傷亡不過數百人，而西方狂轟濫炸及由此造成的戰端擴大卻導致3萬多人死亡，5萬多人受傷，使之成為缺乏實質合法性的“醜陋戰爭”。[40][40] 這場戰爭的“非正義性”使西方雖然贏得眼前地緣和資源利益，但卻可能因此而輸掉長遠。
一方面，伊斯蘭激進勢力借機坐大，成為西方新的敵人。20世紀七、八十年代中東興起的伊斯蘭復興運動強烈反對西方，因而成為西方的心頭大患。從根本上說，穆斯林之所以“恨”西方正是因為西方在中東推行“霸權主義”，導致國際道義。同時，當年西方出於抗擊蘇聯等實用主義考慮，而“刻意扶植”本•拉丹以及塔利班等伊斯蘭勢力，結果養虎遺患，面臨被其反噬的危險。
而這次利比亞戰爭仿佛是以往歷史的重演。而北約為儘快將卡紮菲趕下臺，主動武裝該國反對派，以致該國長期被壓制的伊斯蘭極端勢力乘機坐大。利比亞執政當局目前兩個最主要的軍事力量都是伊斯蘭勢力。的黎波里實際掌控者、軍事委員會主席貝爾哈吉和東部城市德爾納軍事委員會負責人哈薩迪，均是前極端組織利比亞“伊斯蘭戰鬥團”領導人，主張建立伊斯蘭政權。而過渡委前主席賈利勒也公開稱可能恢復“沙裏亞法”，建立“利比亞伊斯蘭共和國”。[41][41]可以預計，未來利比亞伊斯蘭色彩將日益濃重，並可能出現阿富汗那樣的塔利班式政權。[42][42] 從更大範圍看，伊斯蘭復興勢力正借“阿拉伯之春”強勢歸來，目前“伊斯蘭復興黨”已在突尼斯大選中獲勝，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很可能在本國勝選。伊斯蘭復興主義“回潮”已成為不爭事實。
西方在此敏感時刻在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發動“侵略戰爭”很容易激起更多穆斯林的“反西方”情緒。卡紮菲就將北約空襲視為新的“十字軍東征”，並呼籲對西方發動“聖戰”，[43][43] 而卡紮菲自己身體力行，最終血戰至死，因而成為不少穆斯林心目中的“反西方英雄”。如果“阿拉伯之春”由國內層面的反獨裁、反權貴，轉向外交層面的“反殖民”、反西方，西方一直擔憂的“伊斯蘭與西方衝突”便可能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
另一方面，這場戰爭加深了國際政治的“叢林”色彩，將使西方面臨更大安全挑戰。
“主權國家不容干預”原則本來是弱小國家生存的護身符。但近年來，西方鼓吹“人道主義干預”、“人權高於主權”、“保護的責任”等，不斷挑戰“主權不容干預”基本原則。西方發動戰爭的“藉口”越來越隨意。這次西方發動的利比亞戰爭起因是利比亞政府鎮壓反對派抗議。而類似情況在許多國家時常可見，如果“利比亞模式”成為慣例，任何國家都可能成為西方軍事打擊對象。這不禁讓更多國家人人自危。卡紮菲是在投靠西方、主動放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後遭受軍事打擊的事實更是警醒其他國家領導人：西方國家關鍵時刻靠不住，唯有發展自己的“撒手鐧”，才可能真正保存自己。
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此間公開稱，卡紮菲在核問題上妥協的後果表明，伊朗繼續核計畫是完全正確的。[44][44] 而最近伊朗核能力突進成為熱點話題。整個世界日趨重返“叢林”狀態，使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可能性空前增大，西方未來將面臨更嚴重的安全挑戰。
三、結 論
“播下龍種，卻收穫跳蚤”。
當前風起雲湧的中東劇變本來是一場以民權、民生、民族為主要訴求的革命運動。但突如其來的利比亞戰爭不僅改變了當地原有政治進程，也使“中東波”性質日趨“變味”，更使國際力量對比更趨失衡，國際體系轉換進一步加快。權力與資本擴張日趨借助暴力手段，世界由此變得更不太平。利比亞戰爭剛剛結束，西方打伊朗和打敘利亞的喧囂日漸高漲。不管未來敘利亞和伊朗是否會遭受西方軍事打擊，但可以肯定的是，利比亞戰爭絕不是最後一場殖民戰爭。
而廣大“中間地帶”尤其是中東地區，已成為中國實現和平崛起的重要緩衝地帶，以及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資源供應地，西方在上述地區頻繁進行軍事干預，在客觀上“壓縮”了中國崛起的週邊空間，危害到中國海外經濟利益拓展。[45][45] 80多年前，中國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積四十年之經驗”得出結論，即“欲達到勝利，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46][46] 在西方日趨聯合、戰爭力量日漸增長情況下，制止戰爭的唯一辦法就是世界上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聯合起來。只有當和平力量增長超過戰爭力量增長時，戰爭可能性才會被降至最低，中國可持續發展才會得到有效保障。
文／田文林
《現代國際關係》 2011年第12期
[1][①] “北約宣佈結束在利比亞軍事行動”，http://military.people.com.cn/GB/16090649.html.（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2][②]參見[波蘭]卡齊未耶日•Z•波茲南斯基著，佟憲國譯：《全球化的負面影響：東歐國家的民族資本被剝奪》，經濟管理出版社，2004年版。
[3][③]Bruno Waterfield，“Gaddafi attacks Sarkozy plan for Union of the Med”, The Telegraph，10 Jul, 2008
[4][④]W. Yusef Doucet，“Free Libya is Green Libya: Supporting the Real Libyan Revolution”，http://www.voxunion.com/?p=4644.
[5][⑤] Alan Woods，“After the death of Gaddafi: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Libya”，http://www.marxist.com/ gaddafi-dead-revolution-and-counter-revolution-in-libya.htm.（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5日）
[6][⑥][英]蘇珊•斯特蘭奇著，李紅梅譯：《賭場資本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參見全書。
[7][⑦][加]娜奧米•克萊恩著，吳國卿、王柏鴻譯：《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廣西師大出版社，2010年，第4頁。
[8][⑧][加]娜奧米•克萊恩著：《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第4頁。
[9][⑨][美]斯坦利•阿羅諾維茨、希瑟•高特內主編：《控訴帝國：21世紀世界秩序中的全球化及其抵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4頁。
[10][⑩][加]娜奧米•克萊恩著：《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第7頁。
[11][11]Melissa McNamara，Bush: “We Don’t Torture”，http://www.cbsnews.com/stories/2006/09/06/eveningnews/main 1979106.shtml（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9日）
[12][12][加]娜奧米•克萊恩著：《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第303頁。
[13][13] Gerald A. Perreira，“NATO and Qaddafi: What All Friends of Africa Should Know”，New Dawn，No. 126 (May-June 2011)
[14][14]“法國外長稱介入利比亞是‘對未來的投資’”，http://news.xinhuanet.com/2011-08/29/c_121923156.htm.（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日）
[15][15][美]詹姆斯•希恩著，黃公夏譯：《暴力的衰落》，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第137頁。
[16][16] [美]斯塔夫裏亞諾斯著，遲越、王紅生等譯，黃席群、羅榮渠校：《全球分裂》，商務印書館，1995年，第487頁。
[17][17][美]斯塔夫裏亞諾斯著：《全球分裂》，第581頁。
[18][18] Hilal Khashan, Arabs at the Crossroad: Political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0, p.64
[19][19] “Libya after Qaddafi：A new timetable”，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34813.（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5日）
[20][20]Gerald A. Perreira, “NATO and Qaddafi: What All Friends of Africa Should Know”，New Dawn，No. 126 (May-June 2011).
[21][21][美]羅奈爾得•布魯斯•聖約翰著，韓志斌譯：《利比亞史》，中國出版集團，2011年，第220頁。
[22][22]Daniel Serwer，“Post-Qaddafi Instability in Libya”，CPA Contingency Planning Memorandum No. 12，http://www.cfr.org/libya/post-qaddafi-instability-libya/p25612.（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23][23] David D.Kirkpatrick and Rick Gladstone, “Libya asks NATO to remai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October 28, 2011
[24][24] Alan Woods，“After the death of Gaddafi: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Libya”，http://www.marxist. com/ gaddafi-dead-revolution-and-counter-revolution-in-libya.htm.（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5日）
[25][25]田文林：“地緣政治•中東破碎地帶•利比亞戰爭”，《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年第4期，第26-32頁。
[26][26][美]撒母耳•亨廷頓著，周琪等譯：《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新華出版社，1998年，第167-169頁。
[27][27][美]伯納德•路易斯：《中東》，載[英]約翰•格利賓等：《歷史焦點》，朱善萍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72頁。
[28][28]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譯室編譯：《卡紮菲和利比亞》，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67頁。
[29][29]Robert H. Reid，“Arab strongman: With Gaddafi death, an era passes”，The Economic Times, Oct 22, 2011
[30][30]Babatunde Fagbayibo，“The Libyan revolution: Thoughts on a post-Gaddafi era of African integration”，http://www.consultancyafrica.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846:the-libyan-revolution-thoughts-on-a-post-gaddafi-era-of-african-integration&catid=57:africa-watch-discussion-papers&Itemid=263.(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6日)
[31][31] Robert H. Reid，“Arab strongman: With Gaddafi death, an era passes”，The Economic Times, Oct 22, 2011
[32][32]Mohamad Bazzi，“The Death Of The Qaddafi Generation: The Era Of Arab Strongmen Comes To An End”，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36603/mohamad-bazzi/the-death-of-the-qaddafi- generation.（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33][33]“A Position Statement by the Arab Nationalism List On The Assassination of Mu’ Ammar Qaddhafi And His Comrades, Libya, and Arab Consciousness”, http://freearabvoice.org/?p=1469. (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2日)
[34][34]“The Arab Nationalist List invites you to protest against the Qatari regime in Brussels”, http://www.qawmi.com /?p=2331.（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4日）
[35][35]Ahmed El-Tonsi，“Ottomans, Arabs, Westerners and Libya”，Al-Ahram，17 – 23 November, 2011
[36][36] “Libya’s revolution：Messy politics, perky economics”，The Economist, Oct 8th 2011，http://www.economist.com/ node/21531472.（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9日）
[37][37]The Associated Press, “U.S. strike on Iran likelier than ever, former CIA chief says”, http://www.haaretz.com/ news/diplomacy-defense/u-s-strike-on-iran-likelier-than-ever-former-cia-chief-says-1.303980.(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38][38]Jeffrey White，“Implications of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Syria”，PolicyWatch #1864，October 28, 2011，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templateC05.php?CID=3415.（上網時間：2011年11月5日）
[39][39] “Libya: Colonialism Lives”，http://blackstarnews.com/news/135/ARTICLE/7603/2011-08-26.html.（上網時間：2011年10月31日）
[40][40]Michael O’Hanlon，“Winning Ugly in Libya”，March 30, 2011，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7684/ michael-ohanlon/winning-ugly-in-libya; An Huihou, NATO faces ‘catastrophic success’ in Libya, People’s Daily Online, 29 octobre 2011, http://www.mondialisation.ca/index.php/vdare.com/roberts/index.php?context=va&aid = 26287.（上網時間：2011年11月3日）
[41][41]Marc Lynch，“What the Libya intervention achieved”，October 27, 2011，http://lynch.foreignpolicy.com/posts/ 2011/10/27/ what_the_libya_intervention_achieved?wpisrc=obnetwork.（上網時間：2011年10月30日）
[42][42]有學者已注意到當前利比亞與1992年後阿富汗政局的相似性，參見Michael Semple，“What Post-Qaddafi Libya Has to Learn From Afghanistan”，http://www.foreignaffairs.com/features/letters- from/what-post-qaddafi- libya-has-to-learn-from-afghanistan.（上網時間：2011年11月7日）
[43][43]Ahmed El-Tonsi，“Ottomans, Arabs, Westerners and Libya”，Al-Ahram，17 – 23 November, 2011
[44][44]Fredrik Dahl，“Libya conflict may strengthen Iran nuclear defiance”，http://www.forexyard.com/en/news/ ANALYSIS-Libya-conflict-may-strengthen-Iran-nuclear-defiance-2011-03-24T154942Z.（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9日）
[45][45]W. Yusef Doucet，Free Libya is Green Libya: Supporting the Real Libyan Revolution，http://www.voxunion.com/?p=4644.
[47][46]《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4卷，1991年版，第14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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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亞之戰意在控制中國戰略要害》
文／威廉•恩道爾 （William Engdahl）
（美帝）華盛頓“主導下“的「北約」決定”發動“利比亞戰爭實質上是「北約」以及美國國防部（實為”對外侵略部“的美稱）控制中國要害的戰略的”組成部分“。目前，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石油進口國，對原油和天然氣進口存在巨大的”戰略依賴“。
認真審視非洲地圖，並探究美國國防部（為”對外侵略部“的美稱）新組建『非洲司令部』的原由，就會發現，『北約』”發動“利比亞戰爭實質上是「北約」及美國國防部（為”對外侵略部“的美稱）”控制“中國石油及原材料來源整體戰略的構成部分——對於中國而言，非洲是其最具戰略重要性的石油及原材料來源之一。
「北約」“發動”利比亞戰爭僅與石油有關。不過，鑒於美國有著可靠的國外能源供應，所以這場戰爭的發動應該“並非僅為“控制利比亞高品質原油，而是“為了”使中國“無法長期進口”非洲及中東石油。
換句話說，「北約」及（美帝）華盛頓“發動”這場戰爭（主要戰略目的）就是為了“制衡中國”。
利比亞北臨地中海，與義大利隔海相望。多年來，義大利埃尼石油公司一直是利比亞境內最大的外國石油公司。該國西臨突尼斯和阿爾及利亞，南臨乍得（察德），東臨蘇丹和埃及。就其地理位置而言，對於美國國防部『非洲司令部』“控制”非洲、非洲資源以及非洲資源出口地的長期戰略具有重要意義。
在卡紮菲（格達費）統治下，利比亞“嚴格控制”高品質的原油資源。2006年的資料顯示，利比亞已探明石油規模為“非洲最大”，約占非洲石油總儲量的３５％，甚至比尼日利亞還多。
近年來，中國、俄羅斯以及其他國家都在該國獲得了石油開採權。
很明顯，「北約」及（美帝）華盛頓“發動”利比亞戰爭已經“初見成效”：中國、俄羅斯及巴西不但反對聯合國制裁利比亞，還呼籲利比亞通過談判解決內部衝突，反對北約空襲。
因此，利比亞反對派（帶路黨）下轄石油公司Agoco發言人阿貝加里馬奧夫稱：
“我們和義大利、法國和英國等西方國家之間不存在問題。不過，我們與俄羅斯、中國和巴西之間可能會存在一些政治問題。”
在過去幾年裏，（美帝）華盛頓逐漸認識到，受經濟擴張影響，在不到10年前還是美國“親密盟友”的中國，已經成長為“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
不過，對於華盛頓而言，把中國塑造成“新敵”並非易事，因為美國政府還需要中國（親美媚美精英帶路黨）大量購買美國國債。
今年8月，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向美國國會呈交了2011年度中國軍力報告。該報告稱：
“在過去的10年裏，中國在現代科技領域的巨額投資令中國軍事受益匪淺。許多現代系統日臻成熟，其他系統也會在未來幾年內投入使用。”
報告還稱：“在中國會如何利用其不斷增強的能力的問題上，仍然存在不確定性……中國作為主要國際參與者的崛起，很有可能會重新定義21世紀的戰略格局。”
事實上，在（美帝）華盛頓的潛移默化下，以ＣＮＮ、ＢＢＣ、《紐約時報》為代表的“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宣傳機器”，或是英國《衛報》都會“醜化中國及中國領導人”。對於（美帝）華盛頓及華爾街（金融禿鷹）的許多人而言，中國正變得過於強大，“過於獨立”。為了“控制”這種情況，中國對石油進口的“依賴”就成了其“要害”，而利比亞正恰恰是中國該“要害”的“死穴”。
自“冷戰”後，（美帝）華盛頓一直忽視對非政策，而中國能源及原材料企業在非洲大陸的活動，則為（美帝）華盛頓敲響了警鐘。幾年前，隨著未來能源需求變得越來越明顯，中國針對非洲發起了大規模經濟外交，並於2006年達到高潮：北京鋪上紅地毯，迎接赴華訪問的40多位非洲國家首腦，共同探討一系列經濟問題。對於中國工業現代化而言，沒有什麼比確保未來非洲石油資源更加重要的事情了。
中國開始與被法國、英國或葡萄牙等“歐洲殖民國家”放棄的非洲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乍得（察德）就是其中之一。作為最貧窮、最偏僻的非洲國家，乍得2006年與北京建立了外交關係。2007年10月，“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簽署合約，與乍得政府聯合組建煉油廠。２００２年後，他們開始鋪設石油管道，從位於該煉油廠以南300千米處的一處油田，向該煉油廠輸送石油。受西方國家“支援”的“（美第二中情局）非政府組織（ＮＧＯs）”開始批判中國石油管道對環境的影響。
不過，2003年美國石油公司「雪佛龍（Chevron）」開採乍得（查德）石油資源時，該“（美第二中情局）非政府組織（ＮＧＯs）”卻“一言未發”。
2011年7月，乍得和中國在該國首都恩賈梅納附近開辦合資煉油廠。中國石油企業在乍得的活動與其在蘇丹達爾富爾地區的石油專案有著驚人的相似。
20世紀90年代，在美國石油公司「雪佛龍（Chevron）」放棄其在蘇丹的業務後，中國開始和蘇丹展開合作，後者將越來越多的石油輸入中國。到1998年時，“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已從蘇丹南部油田開始向位於東北部紅海西岸的蘇丹港鋪設了一條長達1500千米的石油管道，並在蘇丹首都喀土穆附近開辦了一家大型煉油廠。
蘇丹是中國首個大型海外油田專案。到2011年初，在中國進口石油中，源自蘇丹的石油，大部分來自“飽受衝突蹂躪”的南部地區，已占到10％。蘇丹日產油量為49萬桶，對華供油量則占到60%。對於中國能源戰略而言，蘇丹至關重要。
從地質角度來看，從蘇丹西部達爾富爾地區經乍得至喀麥隆的廣大地區就是一個巨大的油田，儲量可能相當於一個新的沙烏地阿拉伯。對於“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戰略封鎖”中國未來石油來源而言，“控制”蘇丹南部地區、乍得以及喀麥隆是至關重要的。
成立於2008年的『美軍非洲司令部』是近來西方“軍事行動”的主力。很明顯，該“司令部”的成立就是為了“控制”中國對非洲石油及礦產資源漸增的影響力。2007年年底，（美帝）華盛頓“大西洋理事會”非洲事務專家彼得•法姆公開表示，美軍『非洲司令部』的目標之一，就是確保美國可獲得非洲豐富的碳氫化合物及其他戰略資源，該任務包括減輕這些自然資源的脆弱性，並確保當地不存在對這些資源感興趣的第三方，例如中國、印度、日本或俄羅斯，以獲得壟斷或優惠待遇。
2007年，在美國國會作證支持組建美軍「非洲司令部」的法姆稱，充滿活力的中國經濟的石油饑渴難以得到滿足，而且還需要其他自然資源維持經濟持續發展，而非洲的自然財富使之對中國充滿誘惑力。目前中國日進口石油約260萬桶，其中超過７６.5萬桶石油——約占石油日進口量的１／３——來自非洲國家，特別是蘇丹、安哥拉以及剛果。
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許多分析家都預測非洲——特別是蘊含豐富石油儲量的西海岸沿海國家——將日益成為美、中兩國的戰略競爭舞臺，因為這兩個國家都在尋求擴大自身影響力，並確保各自資源來源。
由此可見，美國“製造”利比亞“政權更迭”及整個“大中東計畫”（隱藏在“阿拉伯春天”的背後），都是為了確保其對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油田的“絕對控制權”，並“控制”特別是中國等國的未來政策。
正如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所說的那樣：
“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國家或國家集團。”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 第407期
摘自2011年10月《環球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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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美歐流氓禿鷹攻打利比亞巨變從而竊取(美歐銀行財團需求恐急的)利比亞擁有的145噸實體黃金 查維茲警惕下令要求全數運回委內瑞拉儲放在美歐銀行、市值110億美元(211噸)的國有黃金金條
《查維茲要求委內瑞拉央行回籠110億美元黃金儲備》
文／張澄
2011年8月19日
委內瑞拉總統查維茲命令央行回籠110億美元的黃金儲備，這些黃金目前由諸如「英國央行」等發達國家的機構持有。
查維茲今天表示，目前委內瑞拉所持的３６５噸黃金中有２１１噸儲備在美國、歐洲、加拿大以及瑞士的銀行中，這些（實體）黃金要“積極回籠”。
此外「摩根大通」、「巴克萊銀行」和「渣打銀行」也持有委內瑞拉的黃金。
在電視講話中，查維茲說，
“自1980年起，我們已經在「英國央行」持有９９噸黃金，現在我同意將之召回，這是一個正確的決定。”
委內瑞拉央行行長Nelson Merentes表示，委內瑞拉的出口收入95%依靠石油，目前該國正在尋求儲備多樣化，計畫將現金儲備由美國和歐洲移至對新興市場的投資中。
這次回籠也意味著全球第15大黃金儲備國在金價今年以來上升28%後的一次大動作。
截至發稿，黃金交易價格已經升至每盎司1816美元。
8月16日委內瑞拉的黃金儲備價值為286億美元。委內瑞拉財長稱，受美元的貶值、美國政府違約的風險以及歐洲債務危機的影響，回籠黃金儲備將更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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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vez Emptying Bank of England Vault as Venezuela Brings Back Gold Hoard》
by Daniel Cancel and Nathan Crooks
2011-8-18
Chavez Orders $11 Billion of Gold Home as Metal Hits Record
In all, Venezuela has 365.8 metric tons of gold reserves, according to the World Gold Council. Photographer: Kerem Uzel/Bloomberg
Venezuelan President Hugo Chavez ordered the central bank to repatriate $11 billion of gold reserves held in developed nations’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Bank of England as prices for the metal rise to a record.
Venezuela, which holds 211 tons of its 365 tons of gold reserves in U.S., European, Canadian and Swiss banks, will progressively return the bars to its central bank’s vault, Chavez said yesterday. JPMorgan Chase & Co. (JPM), Barclays Plc (BARC), and Standard Chartered Plc (STAN) also hold Venezuelan gold, he said.
“We’ve held 99 tons of gold at the Bank of England since 1980. I agree with bringing that home,” Chavez said yesterday on state television. “It’s a healthy decision.”
胡錦濤：敵對勢力長期重點滲透中國思想文化領域
．．．．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國際敵對勢力正在加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思想文化領域是他們進行長期滲透的重點領域。
我們要深刻認識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嚴重性和複雜性，
警鐘長鳴、警惕長存，採取有力措施加以防範和應對。
□ 胡總公開斥責西方陰謀顯中國血性
文／青衫老祖
2012-1-3 強國網
最近（2012-1-1），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求是》撰文強調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其中講到這樣一段話：
“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國際敵對勢力正在抓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思想文化領域是他們進行長期滲透的重點領域。
我們要深刻認識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嚴重性和複雜性，警鐘長鳴、警惕長存，採取有力措施加以防範和應對。”
在印象中，這是本世紀以來中國國家元首“第一次”在公開的場合公開談論“西化、分化陰謀”，
“第一次”公開強調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艱巨性和複雜性，
第一次提出“雙警”即“警鐘長鳴、警惕長存”，
第一次公開要求“防範和應對”。
這幾個“第一次”表明中國已經放棄從前所採取的“淡化意識形態鬥爭、突出經濟領域合作”的外交策略，決心在全球大舞臺上高高豎立並保護好中華民族自己的文化大旗！
回顧世界歷史發展進程，我們可以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中國能不能實現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將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大國、以及中國在全球化中居於什麼樣的地位，關鍵並不在於有多少GDP（唯利是圖唯GDP論），而在於有沒有為世界所稱道的“文化旗幟”。
文化是“民族之魂”。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其前進的道路上可能會歷經磨難、飽經滄桑，有時還可能遭遇“亡國之痛”，但是，只要民族文化不滅，就可以東山再起、重整河山，再度復興。
中華民族之所以歷經7000年而綿延永續關鍵就在於文化不滅！“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之所以保持持續快速增長的勢頭，累積而成世界上擁有重大全球影響力的大國，同樣與中國始終保持文化的“獨立性”、特色性有絕大關係。
“文化獨立”支撐中國獨立；整垮中國最有效的“方法”自然也是“摧毀”中國的文化。自新中國成立以來，西方“瓦解中國”的“努力”就一直沒有停止過。“新中國”成立62年的實踐令西方得出“教訓”，單純使用硬實力，包括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任何國家都難以戰勝中國。從文化上，也就是從價值觀上“西化”中國，進而令中國成為它們的“附庸”，使它們覺得唯一可試的辦法。
於是，如今的西方，對中國採取的完全是如下策略：經濟上融合、軍事上圍堵、文化上滲透、政治上顛覆。文化上滲透包括培養（崇美媚美）親美分子、支持分裂分子、推銷美國（文化意識型態24-7洗腦）大片、購買一批“（崇美媚美懼美）文化洋奴”。
面對這一“形勢”，如何有效應對西方的“西化”、“分化”圖謀，確保中國文化獨立和文化安全成為中國長期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重大歷史任務。
認真學習胡總的講話，筆者感覺有以下幾點值得關注和把握：
第一，中國對敵對勢力的遏制、圍堵、分化、弱化陰謀有清醒的認識，並始終保持高度警惕；
第二，中國有著高度的自信和自尊，過去、現在和將來都不會屈服於任何外來壓力，不管是軍事上的還是經濟上的，也不管是政治上的還是文化上的；中國都將堅持走自己的道路，一往無前的推進民族復興的偉業；
第三，中國已經做好與敵對勢力鬥爭到底的準備，不管是軍事鬥爭、還是文化鬥爭，都將凝聚中華民族的智慧，制定一套切實有效的應對策略；
第四，中國已經“充分認識到”在“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的世界格局中開展文化鬥爭亦即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重要性、艱巨性和複雜性有了更清晰的認識，確立了 “警鐘長鳴、警惕長存”的鬥爭意識，形成了“防範和應對”兩手抓的文化鬥爭策略。
在大國競爭中，清醒比什麼都重要。西方之所以“不遺餘力”的“宣傳”他們的意識形態，“兜售”它們的價值觀，“目的”決不是想中國強大，而是想中國“弱化”。蘇聯的教訓證明，中國不徹底粉碎它們的“文化入侵”面臨的將是國家分裂、秩序混亂、發展停滯，中國自1840年以來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所做的一切努力將付諸東流。
從這個意義上講，胡總公開斥責西方“陰謀”，具有“標誌性”意義。它“標誌”著中國不會在意識形態領域自動繳械，不會接受它們的價值觀，不會聽任它們西化、“西化”中國。為了維護中華民族的文化、尊嚴和自立自強，中國將不惜一切代價，不管是“新冷戰”。還是“新熱戰”，還是打打談談的消耗戰，中國都將奉陪到底。因為，在關係民族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上，中國惟有與敵人展開堅決的鬥爭，除此而外，沒有任何第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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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A的公開秘密—－兼為《十條誡令》蓋棺定論
一、嘗試為《十條誡令》蓋棺定論
二、（中國國內）親美勢力對《十條誡令》真實性的質疑
三、“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的真面目
四、“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在中國
五、“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 、“共產黨革命章程”及“十條誡令”
六、克格勃（KGB／格別烏）高官什羅寧的話是否可信
七、「中情局」為防止洩密進行的暗殺
A、李志綏之死
B、班尼特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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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雜誌發表胡錦濤總書記重要文章
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
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2012年1月1日出版的新年第1期《求是》雜誌發表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的重要文章：
《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胡錦濤：敵對勢力長期重點滲透中國思想文化領域
胡錦濤《求是》撰文強調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以下為原文：
2011-12-31
文化建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佈局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繁榮發展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全會通過的決定，全面總結黨領導文化建設的成就和經驗，深刻分析文化建設面臨的形勢和任務，在集中全黨智慧的基礎上，闡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確立了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戰略目標，提出了新形勢下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指導思想、重要方針、目標任務、政策舉措，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指導我國文化改革發展的綱領性檔。全黨要認真學習、深刻領會，共同把全會精神落到實處，為實現全會提出的目標任務而奮鬥。
第一，深刻認識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充分發揮先進文化引領前進方向、凝聚奮鬥力量、推動事業發展的作用，是我們黨的一條寶貴經驗和一大政治優勢。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我們黨都結合時代條件、圍繞黨的中心任務提出文化綱領、文化目標、文化政策，堅持不懈推進文化建設，有力推動了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的不懈努力，我們走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顯著提高了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促進了人的全面發展，顯著增強了國家文化軟實力，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強大精神力量，為進一步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奠定了堅實基礎、積累了寶貴經驗。
當今世界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當代中國正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向著新的奮鬥目標邁進，文化的作用更加廣泛而深刻。從國際看，綜合國力競爭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顯，許多國家特別是主要大國都把提高文化軟實力作為增強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重要戰略。在世界範圍內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更加頻繁的背景下，誰佔據了文化發展制高點，誰擁有了強大文化軟實力，誰就能夠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贏得主動。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國際敵對勢力正在加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思想文化領域是他們進行長期滲透的重點領域。我們要深刻認識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嚴重性和複雜性，警鐘長鳴、警惕長存，採取有力措施加以防範和應對。從國內看，經過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發展，我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顯著增強，但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我國已經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和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越來越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撐，豐富精神文化生活越來越成為我國人民的熱切願望。從我國文化建設自身看，文化領域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革，文化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總體而言，文化發展同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還不完全適應，束縛文化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機制問題尚未根本解決，文化在引領風尚、教育人民、服務社會、推動發展等方面的作用還沒有得到充分發揮，我國文化整體實力和國際影響力與我國國際地位還不相稱，“西強我弱”的國際文化和輿論格局尚未根本扭轉。在理想信念教育、思想道德建設、誠信建設、文藝創作、公共文化服務、文化產業發展、農村文化發展、流動人口文化生活、網路建設和管理、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等方面都還存在不少突出矛盾和問題，必須抓緊加以解決。
總之，抓住和用好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關係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鬥目標，關係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關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全會提出了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指導思想，強調要全面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根本任務，以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以改革創新為動力，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培養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質，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弘揚中華文化，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全黨要深刻領會和全面貫徹這一指導思想，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自覺把文化繁榮發展作為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是党執政興國第一要務的重要內容，作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一個基本要求，進一步推動文化建設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以及生態文明建設協調發展，為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提供堅強思想保證、強大精神動力、有力輿論支持、良好文化條件。
第二，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內涵豐富，具體體現在全會決定提出的指導思想、重要方針、目標任務、政策舉措之中，要全面領會、全面貫徹。這裏，我想強調幾個問題。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引領，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最鮮明的特徵，也是事關文化改革發展全局的根本問題。只有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引領，才能打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根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日益發展和對外開放不斷擴大的形勢下，我國社會思想更加多樣、社會價值更加多元、社會思潮更加多變，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引領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更加凸顯。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為文化建設提供有力理論指導，確保文化改革發展始終沿著正確道路前進；必須堅持把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應用于文化改革發展各個領域，不斷豐富和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符合時代發展要求的文化建設理論，使我國文化各方面發展建立在深厚理論基礎之上；必須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正確處理弘揚主旋律和提倡多樣化的關係、教育人民和滿足人民多樣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關係、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和提高經濟效益的關係，有效引領社會思潮，有力抵制各種錯誤和腐朽思想影響，不斷鞏固和壯大社會主義主流思想文化。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必須發揮人民在文化建設中的主體作用，堅持文化發展為了人民、文化發展依靠人民、文化發展成果由人民共用。為了誰、依靠誰是我們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根本問題，決定著社會主義文化的性質和方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是人民共建共用的文化，人民是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最深厚的力量源泉。堅持這一點，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也是我們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理念的重要體現。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堅持以人為本，以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為根本目的，不斷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必須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和首創精神，使全社會文化創造活力競相迸發；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關心人民命運，體察人民願望，反映人民心聲，在人民偉大創造中汲取營養，把最好的精神食糧奉獻給人民；必須堅持面向基層、面向群眾，把滿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作為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基本任務，鼓勵創作生產更多受到群眾歡迎的文化產品，讓文化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必須繼承和發揚中華優秀文化傳統，大力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積澱著中華民族的深厚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團結奮進的不竭動力，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深厚基礎。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大力弘揚中華優秀文化傳統，大力弘揚五四運動以來形成的革命文化傳統，大力弘揚改革開放以來文化領域形成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觀念新風尚，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必須以更加開闊的視野、更加博大的胸懷對待外來文化，積極參與國際文化交流合作，學習借鑒一切有利於我國文化改革發展的有益經驗和優秀成果。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必須堅持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業、一手抓文化產業，推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是社會主義制度下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權益的基本途徑，是實現文化發展成果由人民共建共用的制度保障。發展文化產業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滿足人民多樣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徑，是充分發揮市場在文化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激發全社會文化創造活力的必然要求。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科學界定人民的基本文化權益和多樣化精神文化需求，全面把握政府和市場在文化建設中的職責和功能，推動形成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兩手抓、兩加強的工作格局；必須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以政府為主導，以公共財政為支撐，以公益性文化單位為骨幹，以全體人民為服務物件，以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權益為主要內容，鼓勵全社會積極參與，大力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必須著力培育一批有實力、有競爭力的骨幹文化企業，提高我國文化產業整體實力和競爭力，形成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文化產業格局。無論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還是發展文化產業，都要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正確處理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關係，始終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
第三，以改革創新精神落實好全會提出的各項任務。
全會對新形勢下推進文化改革發展作出全面部署，提出一系列新任務新舉措新要求，各地區各部門要統籌兼顧、立足實際，有計劃分步驟加以落實，既要全面貫徹又要突出重點，最重要的是要緊緊圍繞全會決定關於推進文化改革發展指導思想中的“四個以”來抓好落實。
堅持以科學發展為主題。科學發展是黨和國家工作的鮮明主題，也是文化改革發展的鮮明主題。要自覺把科學發展要求貫穿文化改革發展各個方面，緊密結合文化改革發展實際，著力轉變文化發展方式，提高文化發展品質和效益，不斷提高文化發展科學化水準。要堅持以人為本，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保障人民各項文化權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要堅持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著力解決影響文化科學發展的突出問題，協調好文化改革發展各個領域和各個環節，促進文化持續快速健康發展。要堅持統籌兼顧，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文化改革發展重大關係，統籌文化改革發展各項工作，完善文化佈局、文化結構、文化資源配置，促進城鄉、區域文化一體化發展，推動文化資源向農村、基層傾斜，向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傾斜，不斷增強文化發展後勁，實現文化又好又快發展。堅持以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根本任務。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根源于民族優秀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並吸收人類文明成果發展起來的，是我國社會主義文化的引領和主導。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緊緊抓住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這個根本。要堅持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武裝全黨、教育人民，大力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新的實踐。要堅持以理想信念教育為重點，引導廣大幹部群眾不斷增強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自覺性和堅定性。要廣泛開展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社會主義榮辱觀宣傳教育，深化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活動，加強思想道德建設，建設和諧文化，培育文明風尚。要在全黨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學習教育，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國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設和党的建設全過程，貫穿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各領域，體現到精神文化產品創作生產傳播各方面。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非一日之功，既是當前的緊迫任務，又是長期的戰略任務，必須通過堅持不懈、持之以恆的努力，使之真正成為全黨全社會的普遍共識，轉化為廣大幹部群眾的自覺行動。
堅持以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滿足人民對實現自身文化權益和豐富自身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必須大力繁榮文化創作，豐富群眾文化生活，提高人民文化生活品質。要加大對城鄉基層文化建設投入力度，深入實施重點文化惠民工程，加快公共文化基礎設施建設。要加強文化創作生產引導，引導文化工作者堅持正確文化立場，弘揚真善美，貶斥假惡醜，把學術探索和藝術創作融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之中，創作生產出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相統一、人民喜聞樂見的優秀文藝作品。要發展健康向上的網路文化，使互聯網等新興媒體真正成為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新陣地、公共文化服務新平臺、人民精神文化新空間。要組織開展群眾樂於參與、便於參與的文化活動，引導群眾在文化建設中自我表現、自我教育、自我服務，依靠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推動文化繁榮發展。
堅持以改革創新為動力。只有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創新文化內容和形式，才能不斷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不斷為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提供強大動力。要圍繞構建充滿活力、富有效率、更加開放、有利於文化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努力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新進展，破除制約文化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要深化公益性文化單位改革，深化國有經營性文化單位改革，深化文化管理體制改革，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加強文化法制建設。要加快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創新公共文化服務運行機制，不斷提高公益性文化單位服務群眾能力和水準。要提高文化產業規模化、集約化、專業化水準，優化文化產業結構，促進文化和科技融合發展，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要圍繞提高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積極開拓國際文化市場，創新文化走出去模式，不斷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
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把文化建設擺在全局工作重要位置，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規劃，與經濟社會發展一同研究部署、一同組織實施、一同督促檢查。要認真開展調查研究，總結經驗，發現問題，結合實際制定貫徹落實意見，明確工作責任，提出具體要求，確保全會提出的目標任務和政策舉措落到實處。要把文化改革發展成效納入科學發展考核評價體系，作為衡量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工作業績的重要依據。要把文化人才隊伍建設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著力加大對年輕人才、高層次人才、複合型人才的培養力度，努力造就一批有影響的文化名家、文化大師和各領域領軍人物，建設宏大文化人才隊伍。要深入做好知識份子工作，充分調動廣大知識份子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把廣大知識份子緊緊團結在党的周圍。總之，全黨要貫徹落實好全會精神，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在科學發展道路上奮力開創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局面。
（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講話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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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中央對此始終保持清醒認識。
但當前黨內有兩大問題：
一個是（中央黨校那批掛羊頭賣狗肉）打著紅旗反紅旗；
一個是目前理論無法指導實踐。
這兩個問題不解決，意識形態領域的爭奪就佔據不到有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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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
上面早就知道了吧
現在“公開表態”就意味著要“反擊”了
所以自費五毛們就等著看戲吧
火烤偽精英水煮普世派
咱就跟著添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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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信號啊，期待那些虛偽的普世民主JY（精蠅）們早點下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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哼哼，這回我們找一找被敵對勢力滲透的媒體，不會有人出來出來“裝純情”說——“都是黨國的媒體、哪來的漢奸媒體”——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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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撲屎派”的噩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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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種就把南方蜥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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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口 2012-1-3
要不是前一段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要不是前一段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要不是前一段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要不是前一段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要不是前一段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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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3 03:05 AM
現在才說？剛睡醒？
喂！！！有人在搞我們啊！喂！大家聽到沒有啊？有人在搞我們！
中國的各個級別領導，包括最高層，只能在別人和自己一樣飯桶的環境下搞搞勾心鬥角。對外不敢鬥爭，不善鬥爭，歸根結底，還是因為不善鬥爭：有人見過善於鬥 爭的人不敢鬥爭麼？回想薩科齊08年騎在中國人頭屙屎長達兩個星期，中央政府十分淡定，一言不發。我想咱們的領導是不是準備好對策了啊，這麼淡定。結果對 策就是沒有對策，等人家屙完就好了嘛…
就這篇文章來說，空洞無物，只不過是提出了一個命題的八股文而已。其實凡是關心中國的人，哪個不知道文化建設出問題了？說人家要西化我們，我們要發揚中華 文化？這話說清楚了麼？說對了麼？說完了麼？
調查了麼，研究了麼？執政兩屆就擠出這麼個玩意？
很明顯，領導們不太像是競爭出來的，倒像是一幫近親繁殖出來的，也就這個水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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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3
覺得東西方文明的衝突和公開競爭就要開始了.木偶有心無力,能做好鋪墊就不錯了,期待下一代（習近平－薄希來）發力吧.
中國要進一步走向世界,進一步發展自己,不可能一直虛心學習西方,崇洋媚外,韜光下棋的.這條路讓我們固然大大地發展了實力,但我們經濟上成了附庸西方的 資本主義經濟,過度依靠廉價出口,血汗工廠血供西方尤其是美國,價廉物美的東西依賴西方的市場卻無法升級成靠品牌靠科技含量靠文化含量的商品高價高利潤占 領人家的市場,相反現實是別人的商品靠文化宣傳優勢高價佔領我們的市場.
在政治上,明不正言不順,導致官員失去自己的信仰,只好去崇尚西方的文化信仰,只好想著為自己和家人謀私利搞腐敗.
在對外關係上,不展示實力就沒人正確瞭解中國,喜歡上中國,從而和中國友好,合作,一起發展,一起對付歐、美欺壓搞亂.周邊國家被西方文化洗腦,認為西方文明一直正確,比東方文明好,低看中國誤解中國,在西方威恩並施下,配合西方搞亂中國和中國爭鬥.
在人民幣國際化上,更需要宣傳我們的各方面的實力和及其依附的先進文化,讓中小國家有信心使用人民幣,讓它們相信中國能鬥住美國的,你們不用太怕美國.展 示我們的實力和文化,給它們希望,給它們發展模式,給它們保護和依託.未來西方文明衰落了,東方文明才是應該它們學習的,東方文明是有資格有實力取代西方 文明的統治地位的,西方文明不可能永遠這樣強勢的,東方文明歷史上強勢過蓋過西方文明,未來將奪回強勢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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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響的雷，也沒有一滴雨（類似重慶）來的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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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3
希望中央对此始终保持清醒认识。
但當前黨內有兩大問題：
一個是打著紅旗反紅旗；
一個是目前理論無法 …
发表于 2012-1-2 06:54 PM
你總結得很好！
也許是我孤陋寡聞，好久沒聽到對共產主義的宣傳了。但這樣也好！至少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不要拿這塊布遮羞。要老老實實地對老百姓說，我們要做什麼，要怎樣 做。什麼是社會主義？現在已經過了“不爭論”的時期了，必須讓老百姓都知道都認同我們要往哪里去。這樣才能取信於民，避免各種利益團體混僥視聽從中牟利， 最終壞了社會主義的金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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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棄了毛澤東思想，空喊“科學發展觀”這類虛無縹緲的空洞口號，
唉！誰能給個權威定義，什麼是“科學發展觀”？？一直很費解
的確很令人迷惑。
我一開始以為是為了治理環境污染。。
後來才知道是個政治目標。。
但即然是“發展”，就得有個目標。但一直沒有具體的目標。
於是現在認為，“科學發展觀”只是一個手段。
總結出來就是，“沒有具體目標”的發展手段。。
最絕的是，‘有所為、有所不為’，啥‘貓’等模糊論，“思想混亂”根子就出在這裏。
臺上不過是蒼蠅，台後精英們自己都不知怎麼自圓其說，哈哈
注意“時間點”在美帝出臺“收割”資本海外資產後，“被綁架的買辦”受到兩面狙擊。 資本之間撕裂，離撕破臉皮就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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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中國的意識形態價值觀一片混亂，最直接的反應就是社會道德底線一再被突破，幾乎任何事物都能引發正反兩方面的尖銳對立和辯論，是與非的界限越發模糊含混，各階級、個族群、各利益團體日趨成型、分裂。左、中、右對現實都普遍不滿，人們對於未來愈加迷茫，對未來、對政府喪失信心……
而且，還有一隻“無形的手”，一股“無形的勢力”，潛移默化的鼓動人們的不滿和憤懣，引導人們的思維模式。這些，難道廟堂之上真的一無所知、還是束手無策?
胡錦濤：敵對勢力長期“重點滲透”中國思想文化領域
．．．．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國際敵對勢力正在加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思想文化領域是他們進行長期滲透的重點領域。
我們要深刻認識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嚴重性和複雜性，
警鐘長鳴、警惕長存，採取有力措施加以防範和應對。
□ 胡總公開斥責西方陰謀顯中國血性
文／青衫老祖
2012-1-3 強國網
最近（2012-1-1），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求是》撰文強調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其中講到這樣一段話：
“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國際敵對勢力正在抓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思想文化領域是他們進行長期滲透的重點領域。
我們要深刻認識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嚴重性和複雜性，警鐘長鳴、警惕長存，採取有力措施加以防範和應對。”
在印象中，這是本世紀以來中國國家元首“第一次”在公開的場合公開談論“西化、分化陰謀”，
“第一次”公開強調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艱巨性和複雜性，
第一次提出“雙警”即“警鐘長鳴、警惕長存”，
第一次公開要求“防範和應對”。
這幾個“第一次”表明中國已經放棄從前所採取的“淡化意識形態鬥爭、突出經濟領域合作”的外交策略，決心在全球大舞臺上高高豎立並保護好中華民族自己的文化大旗！
回顧世界歷史發展進程，我們可以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中國能不能實現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將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大國、以及中國在全球化中居於什麼樣的地位，關鍵並不在於有多少GDP（唯利是圖唯GDP論），而在於有沒有為世界所稱道的“文化旗幟”。
文化是“民族之魂”。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其前進的道路上可能會歷經磨難、飽經滄桑，有時還可能遭遇“亡國之痛”，但是，只要民族文化不滅，就可以東山再起、重整河山，再度復興。
中華民族之所以歷經7000年而綿延永續關鍵就在於文化不滅！“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之所以保持持續快速增長的勢頭，累積而成世界上擁有重大全球影響力的大國，同樣與中國始終保持文化的“獨立性”、特色性有絕大關係。
“文化獨立”支撐中國獨立；整垮中國最有效的“方法”自然也是“摧毀”中國的文化。自新中國成立以來，西方“瓦解中國”的“努力”就一直沒有停止過。“新中國”成立62年的實踐令西方得出“教訓”，單純使用硬實力，包括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任何國家都難以戰勝中國。從文化上，也就是從價值觀上“西化”中國，進而令中國成為它們的“附庸”，使它們覺得唯一可試的辦法。
於是，如今的西方，對中國採取的完全是如下策略：經濟上融合、軍事上圍堵、文化上滲透、政治上顛覆。文化上滲透包括培養（崇美媚美）親美分子、支持分裂分子、推銷美國（文化意識型態24-7洗腦）大片、購買一批“（崇美媚美懼美）文化洋奴”。
面對這一“形勢”，如何有效應對西方的“西化”、“分化”圖謀，確保中國文化獨立和文化安全成為中國長期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重大歷史任務。
認真學習胡總的講話，筆者感覺有以下幾點值得關注和把握：
第一，中國對敵對勢力的遏制、圍堵、分化、弱化陰謀有清醒的認識，並始終保持高度警惕；
第二，中國有著高度的自信和自尊，過去、現在和將來都不會屈服於任何外來壓力，不管是軍事上的還是經濟上的，也不管是政治上的還是文化上的；中國都將堅持走自己的道路，一往無前的推進民族復興的偉業；
第三，中國已經做好與敵對勢力鬥爭到底的準備，不管是軍事鬥爭、還是文化鬥爭，都將凝聚中華民族的智慧，制定一套切實有效的應對策略；
第四，中國已經“充分認識到”在“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的世界格局中開展文化鬥爭亦即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重要性、艱巨性和複雜性有了更清晰的認識，確立了 “警鐘長鳴、警惕長存”的鬥爭意識，形成了“防範和應對”兩手抓的文化鬥爭策略。
在大國競爭中，清醒比什麼都重要。西方之所以“不遺餘力”的“宣傳”他們的意識形態，“兜售”它們的價值觀，“目的”決不是想中國強大，而是想中國“弱化”。蘇聯的教訓證明，中國不徹底粉碎它們的“文化入侵”面臨的將是國家分裂、秩序混亂、發展停滯，中國自1840年以來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所做的一切努力將付諸東流。
從這個意義上講，胡總公開斥責西方“陰謀”，具有“標誌性”意義。它“標誌”著中國不會在意識形態領域自動繳械，不會接受它們的價值觀，不會聽任它們西化、“西化”中國。為了維護中華民族的文化、尊嚴和自立自強，中國將不惜一切代價，不管是“新冷戰”。還是“新熱戰”，還是打打談談的消耗戰，中國都將奉陪到底。因為，在關係民族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上，中國惟有與敵人展開堅決的鬥爭，除此而外，沒有任何第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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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A的公開秘密—－兼為《十條誡令》蓋棺定論
一、嘗試為《十條誡令》蓋棺定論
二、（中國國內）親美勢力對《十條誡令》真實性的質疑
三、“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的真面目
四、“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在中國
五、“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 、“共產黨革命章程”及“十條誡令”
六、克格勃（KGB／格別烏）高官什羅寧的話是否可信
七、「中情局」為防止洩密進行的暗殺
A、李志綏之死
B、班尼特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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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雜誌發表胡錦濤總書記重要文章
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
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2012年1月1日出版的新年第1期《求是》雜誌發表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的重要文章：
《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胡錦濤：敵對勢力長期重點滲透中國思想文化領域
胡錦濤《求是》撰文強調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以下為原文：
2011-12-31
文化建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佈局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繁榮發展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全會通過的決定，全面總結黨領導文化建設的成就和經驗，深刻分析文化建設面臨的形勢和任務，在集中全黨智慧的基礎上，闡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確立了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戰略目標，提出了新形勢下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指導思想、重要方針、目標任務、政策舉措，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指導我國文化改革發展的綱領性檔。全黨要認真學習、深刻領會，共同把全會精神落到實處，為實現全會提出的目標任務而奮鬥。
第一，深刻認識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充分發揮先進文化引領前進方向、凝聚奮鬥力量、推動事業發展的作用，是我們黨的一條寶貴經驗和一大政治優勢。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我們黨都結合時代條件、圍繞黨的中心任務提出文化綱領、文化目標、文化政策，堅持不懈推進文化建設，有力推動了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的不懈努力，我們走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顯著提高了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促進了人的全面發展，顯著增強了國家文化軟實力，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強大精神力量，為進一步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奠定了堅實基礎、積累了寶貴經驗。
當今世界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當代中國正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向著新的奮鬥目標邁進，文化的作用更加廣泛而深刻。從國際看，綜合國力競爭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顯，許多國家特別是主要大國都把提高文化軟實力作為增強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重要戰略。在世界範圍內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更加頻繁的背景下，誰佔據了文化發展制高點，誰擁有了強大文化軟實力，誰就能夠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贏得主動。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國際敵對勢力正在加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思想文化領域是他們進行長期滲透的重點領域。我們要深刻認識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嚴重性和複雜性，警鐘長鳴、警惕長存，採取有力措施加以防範和應對。從國內看，經過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發展，我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顯著增強，但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我國已經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和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越來越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撐，豐富精神文化生活越來越成為我國人民的熱切願望。從我國文化建設自身看，文化領域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革，文化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總體而言，文化發展同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還不完全適應，束縛文化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機制問題尚未根本解決，文化在引領風尚、教育人民、服務社會、推動發展等方面的作用還沒有得到充分發揮，我國文化整體實力和國際影響力與我國國際地位還不相稱，“西強我弱”的國際文化和輿論格局尚未根本扭轉。在理想信念教育、思想道德建設、誠信建設、文藝創作、公共文化服務、文化產業發展、農村文化發展、流動人口文化生活、網路建設和管理、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等方面都還存在不少突出矛盾和問題，必須抓緊加以解決。
總之，抓住和用好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關係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鬥目標，關係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關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全會提出了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指導思想，強調要全面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根本任務，以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以改革創新為動力，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培養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質，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弘揚中華文化，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全黨要深刻領會和全面貫徹這一指導思想，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自覺把文化繁榮發展作為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是党執政興國第一要務的重要內容，作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一個基本要求，進一步推動文化建設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以及生態文明建設協調發展，為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提供堅強思想保證、強大精神動力、有力輿論支持、良好文化條件。
第二，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內涵豐富，具體體現在全會決定提出的指導思想、重要方針、目標任務、政策舉措之中，要全面領會、全面貫徹。這裏，我想強調幾個問題。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引領，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最鮮明的特徵，也是事關文化改革發展全局的根本問題。只有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引領，才能打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根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日益發展和對外開放不斷擴大的形勢下，我國社會思想更加多樣、社會價值更加多元、社會思潮更加多變，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引領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更加凸顯。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為文化建設提供有力理論指導，確保文化改革發展始終沿著正確道路前進；必須堅持把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應用于文化改革發展各個領域，不斷豐富和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符合時代發展要求的文化建設理論，使我國文化各方面發展建立在深厚理論基礎之上；必須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正確處理弘揚主旋律和提倡多樣化的關係、教育人民和滿足人民多樣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關係、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和提高經濟效益的關係，有效引領社會思潮，有力抵制各種錯誤和腐朽思想影響，不斷鞏固和壯大社會主義主流思想文化。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必須發揮人民在文化建設中的主體作用，堅持文化發展為了人民、文化發展依靠人民、文化發展成果由人民共用。為了誰、依靠誰是我們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根本問題，決定著社會主義文化的性質和方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是人民共建共用的文化，人民是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最深厚的力量源泉。堅持這一點，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也是我們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理念的重要體現。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堅持以人為本，以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為根本目的，不斷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必須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和首創精神，使全社會文化創造活力競相迸發；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關心人民命運，體察人民願望，反映人民心聲，在人民偉大創造中汲取營養，把最好的精神食糧奉獻給人民；必須堅持面向基層、面向群眾，把滿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作為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基本任務，鼓勵創作生產更多受到群眾歡迎的文化產品，讓文化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必須繼承和發揚中華優秀文化傳統，大力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積澱著中華民族的深厚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團結奮進的不竭動力，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深厚基礎。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大力弘揚中華優秀文化傳統，大力弘揚五四運動以來形成的革命文化傳統，大力弘揚改革開放以來文化領域形成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觀念新風尚，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必須以更加開闊的視野、更加博大的胸懷對待外來文化，積極參與國際文化交流合作，學習借鑒一切有利於我國文化改革發展的有益經驗和優秀成果。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必須堅持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業、一手抓文化產業，推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是社會主義制度下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權益的基本途徑，是實現文化發展成果由人民共建共用的制度保障。發展文化產業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滿足人民多樣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徑，是充分發揮市場在文化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激發全社會文化創造活力的必然要求。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科學界定人民的基本文化權益和多樣化精神文化需求，全面把握政府和市場在文化建設中的職責和功能，推動形成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兩手抓、兩加強的工作格局；必須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以政府為主導，以公共財政為支撐，以公益性文化單位為骨幹，以全體人民為服務物件，以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權益為主要內容，鼓勵全社會積極參與，大力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必須著力培育一批有實力、有競爭力的骨幹文化企業，提高我國文化產業整體實力和競爭力，形成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文化產業格局。無論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還是發展文化產業，都要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正確處理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關係，始終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
第三，以改革創新精神落實好全會提出的各項任務。
全會對新形勢下推進文化改革發展作出全面部署，提出一系列新任務新舉措新要求，各地區各部門要統籌兼顧、立足實際，有計劃分步驟加以落實，既要全面貫徹又要突出重點，最重要的是要緊緊圍繞全會決定關於推進文化改革發展指導思想中的“四個以”來抓好落實。
堅持以科學發展為主題。科學發展是黨和國家工作的鮮明主題，也是文化改革發展的鮮明主題。要自覺把科學發展要求貫穿文化改革發展各個方面，緊密結合文化改革發展實際，著力轉變文化發展方式，提高文化發展品質和效益，不斷提高文化發展科學化水準。要堅持以人為本，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保障人民各項文化權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要堅持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著力解決影響文化科學發展的突出問題，協調好文化改革發展各個領域和各個環節，促進文化持續快速健康發展。要堅持統籌兼顧，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文化改革發展重大關係，統籌文化改革發展各項工作，完善文化佈局、文化結構、文化資源配置，促進城鄉、區域文化一體化發展，推動文化資源向農村、基層傾斜，向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傾斜，不斷增強文化發展後勁，實現文化又好又快發展。堅持以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根本任務。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根源于民族優秀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並吸收人類文明成果發展起來的，是我國社會主義文化的引領和主導。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緊緊抓住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這個根本。要堅持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武裝全黨、教育人民，大力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新的實踐。要堅持以理想信念教育為重點，引導廣大幹部群眾不斷增強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自覺性和堅定性。要廣泛開展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社會主義榮辱觀宣傳教育，深化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活動，加強思想道德建設，建設和諧文化，培育文明風尚。要在全黨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學習教育，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國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設和党的建設全過程，貫穿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各領域，體現到精神文化產品創作生產傳播各方面。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非一日之功，既是當前的緊迫任務，又是長期的戰略任務，必須通過堅持不懈、持之以恆的努力，使之真正成為全黨全社會的普遍共識，轉化為廣大幹部群眾的自覺行動。
堅持以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滿足人民對實現自身文化權益和豐富自身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必須大力繁榮文化創作，豐富群眾文化生活，提高人民文化生活品質。要加大對城鄉基層文化建設投入力度，深入實施重點文化惠民工程，加快公共文化基礎設施建設。要加強文化創作生產引導，引導文化工作者堅持正確文化立場，弘揚真善美，貶斥假惡醜，把學術探索和藝術創作融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之中，創作生產出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相統一、人民喜聞樂見的優秀文藝作品。要發展健康向上的網路文化，使互聯網等新興媒體真正成為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新陣地、公共文化服務新平臺、人民精神文化新空間。要組織開展群眾樂於參與、便於參與的文化活動，引導群眾在文化建設中自我表現、自我教育、自我服務，依靠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推動文化繁榮發展。
堅持以改革創新為動力。只有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創新文化內容和形式，才能不斷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不斷為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提供強大動力。要圍繞構建充滿活力、富有效率、更加開放、有利於文化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努力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新進展，破除制約文化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要深化公益性文化單位改革，深化國有經營性文化單位改革，深化文化管理體制改革，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加強文化法制建設。要加快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創新公共文化服務運行機制，不斷提高公益性文化單位服務群眾能力和水準。要提高文化產業規模化、集約化、專業化水準，優化文化產業結構，促進文化和科技融合發展，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要圍繞提高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積極開拓國際文化市場，創新文化走出去模式，不斷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
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把文化建設擺在全局工作重要位置，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規劃，與經濟社會發展一同研究部署、一同組織實施、一同督促檢查。要認真開展調查研究，總結經驗，發現問題，結合實際制定貫徹落實意見，明確工作責任，提出具體要求，確保全會提出的目標任務和政策舉措落到實處。要把文化改革發展成效納入科學發展考核評價體系，作為衡量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工作業績的重要依據。要把文化人才隊伍建設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著力加大對年輕人才、高層次人才、複合型人才的培養力度，努力造就一批有影響的文化名家、文化大師和各領域領軍人物，建設宏大文化人才隊伍。要深入做好知識份子工作，充分調動廣大知識份子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把廣大知識份子緊緊團結在党的周圍。總之，全黨要貫徹落實好全會精神，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在科學發展道路上奮力開創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局面。
（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講話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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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中央對此始終保持清醒認識。
但當前黨內有兩大問題：
一個是（中央黨校那批掛羊頭賣狗肉）打著紅旗反紅旗；
一個是目前理論無法指導實踐。
這兩個問題不解決，意識形態領域的爭奪就佔據不到有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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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
上面早就知道了吧
現在“公開表態”就意味著要“反擊”了
所以自費五毛們就等著看戲吧
火烤偽精英水煮普世派
咱就跟著添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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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信號啊，期待那些虛偽的普世民主JY（精蠅）們早點下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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哼哼，這回我們找一找被敵對勢力滲透的媒體，不會有人出來出來“裝純情”說——“都是黨國的媒體、哪來的漢奸媒體”——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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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撲屎派”的噩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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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種就把南方蜥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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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口 2012-1-3
要不是前一段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要不是前一段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要不是前一段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要不是前一段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要不是前一段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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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3 03:05 AM
現在才說？剛睡醒？
喂！！！有人在搞我們啊！喂！大家聽到沒有啊？有人在搞我們！
中國的各個級別領導，包括最高層，只能在別人和自己一樣飯桶的環境下搞搞勾心鬥角。對外不敢鬥爭，不善鬥爭，歸根結底，還是因為不善鬥爭：有人見過善於鬥 爭的人不敢鬥爭麼？回想薩科齊08年騎在中國人頭屙屎長達兩個星期，中央政府十分淡定，一言不發。我想咱們的領導是不是準備好對策了啊，這麼淡定。結果對 策就是沒有對策，等人家屙完就好了嘛…
就這篇文章來說，空洞無物，只不過是提出了一個命題的八股文而已。其實凡是關心中國的人，哪個不知道文化建設出問題了？說人家要西化我們，我們要發揚中華 文化？這話說清楚了麼？說對了麼？說完了麼？
調查了麼，研究了麼？執政兩屆就擠出這麼個玩意？
很明顯，領導們不太像是競爭出來的，倒像是一幫近親繁殖出來的，也就這個水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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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3
覺得東西方文明的衝突和公開競爭就要開始了.木偶有心無力,能做好鋪墊就不錯了,期待下一代（習近平－薄希來）發力吧.
中國要進一步走向世界,進一步發展自己,不可能一直虛心學習西方,崇洋媚外,韜光下棋的.這條路讓我們固然大大地發展了實力,但我們經濟上成了附庸西方的 資本主義經濟,過度依靠廉價出口,血汗工廠血供西方尤其是美國,價廉物美的東西依賴西方的市場卻無法升級成靠品牌靠科技含量靠文化含量的商品高價高利潤占 領人家的市場,相反現實是別人的商品靠文化宣傳優勢高價佔領我們的市場.
在政治上,明不正言不順,導致官員失去自己的信仰,只好去崇尚西方的文化信仰,只好想著為自己和家人謀私利搞腐敗.
在對外關係上,不展示實力就沒人正確瞭解中國,喜歡上中國,從而和中國友好,合作,一起發展,一起對付歐、美欺壓搞亂.周邊國家被西方文化洗腦,認為西方文明一直正確,比東方文明好,低看中國誤解中國,在西方威恩並施下,配合西方搞亂中國和中國爭鬥.
在人民幣國際化上,更需要宣傳我們的各方面的實力和及其依附的先進文化,讓中小國家有信心使用人民幣,讓它們相信中國能鬥住美國的,你們不用太怕美國.展 示我們的實力和文化,給它們希望,給它們發展模式,給它們保護和依託.未來西方文明衰落了,東方文明才是應該它們學習的,東方文明是有資格有實力取代西方 文明的統治地位的,西方文明不可能永遠這樣強勢的,東方文明歷史上強勢過蓋過西方文明,未來將奪回強勢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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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響的雷，也沒有一滴雨（類似重慶）來的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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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3
希望中央对此始终保持清醒认识。
但當前黨內有兩大問題：
一個是打著紅旗反紅旗；
一個是目前理論無法 …
发表于 2012-1-2 06:54 PM
你總結得很好！
也許是我孤陋寡聞，好久沒聽到對共產主義的宣傳了。但這樣也好！至少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不要拿這塊布遮羞。要老老實實地對老百姓說，我們要做什麼，要怎樣 做。什麼是社會主義？現在已經過了“不爭論”的時期了，必須讓老百姓都知道都認同我們要往哪里去。這樣才能取信於民，避免各種利益團體混僥視聽從中牟利， 最終壞了社會主義的金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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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棄了毛澤東思想，空喊“科學發展觀”這類虛無縹緲的空洞口號，
唉！誰能給個權威定義，什麼是“科學發展觀”？？一直很費解
的確很令人迷惑。
我一開始以為是為了治理環境污染。。
後來才知道是個政治目標。。
但即然是“發展”，就得有個目標。但一直沒有具體的目標。
於是現在認為，“科學發展觀”只是一個手段。
總結出來就是，“沒有具體目標”的發展手段。。
最絕的是，‘有所為、有所不為’，啥‘貓’等模糊論，“思想混亂”根子就出在這裏。
臺上不過是蒼蠅，台後精英們自己都不知怎麼自圓其說，哈哈
注意“時間點”在美帝出臺“收割”資本海外資產後，“被綁架的買辦”受到兩面狙擊。 資本之間撕裂，離撕破臉皮就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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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中國的意識形態價值觀一片混亂，最直接的反應就是社會道德底線一再被突破，幾乎任何事物都能引發正反兩方面的尖銳對立和辯論，是與非的界限越發模糊含混，各階級、個族群、各利益團體日趨成型、分裂。左、中、右對現實都普遍不滿，人們對於未來愈加迷茫，對未來、對政府喪失信心……
而且，還有一隻“無形的手”，一股“無形的勢力”，潛移默化的鼓動人們的不滿和憤懣，引導人們的思維模式。這些，難道廟堂之上真的一無所知、還是束手無策?
《揭示美國未來幾年的全球戰略》
2012-1-9
這個話題我久有意談談，這跟我長期研究美國的戰略核心層的戰略計畫有關係，可以說我要說的內容與許多美國金融，地緣政治軍事戰略，經濟方面的核心人物有關。
實際上奧巴馬的“戰略計畫”一開始就被美國的領導層背後的“影子勢力”所推崇，基辛格曾說過奧巴馬“能同時”下好好幾局棋，這代表美國真正的“權力階層”對其“能力”的認同。
亞洲與印度洋，大洋洲
在西方地緣戰略學中“歐亞大陸”是世界權力中心，若要“控制世界”必須設計好“控制”歐亞大陸的戰略，而歐亞大陸包括幾個特別有影響力的中心敏感區域，分別是亞太，印度洋及印度，還有就是中東和中亞，東歐，世界歷史上的霸權爭鬥實際上最終的目標是為了爭奪由誰來控制世界上這些最為廣泛的戰略區域，我這裏之所以說大洋洲是因為這裏一向就只是美國與英國的戰略後方支撐點，後勤基地而已
首先從亞洲和印度洋，大洋洲說起，
奧巴馬今年內最高調的聲調就是強調美國要“重返亞洲”，“構築”所謂的“亞洲安全條約體系”，這是一個未來幾十年的戰略計畫，希拉蕊克林頓在一篇名為《美國的亞洲太平洋世紀》的文章中提到了美國未來幾十年內要在亞洲建立新的“太平洋戰略體系”框架，她重點提到了四個國家與美國的戰略關係，
首先是美、日關係在太平洋體系中的戰略基礎作用，
第二是印、美關係對美國在中南，南海，南亞的戰略的積極意義，
再其次就是美國與澳大利亞的戰略合作關係，
這三個國家實際上構成了美國在亞洲太平洋的戰略體系的“三大支柱”，從地緣戰略的角度保證了美國在整個面向亞洲，太平洋世界的權力基礎與戰略地位，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把包括印度洋和大洋洲的國家體系統一納入了自己的戰略構想之中，可見其眼光之寬廣與深遠，這可以說是美國自冷戰結束以來最為精深的地緣戰略計畫，亞洲大國與太平洋世界，乃至包括俄羅斯最近“加入”世貿組織都在其“精心的算計”之中，
大家打開地圖可以看到的是在太平洋的棋盤上，美國“領導”的環太平洋、印度洋權力中心的實力驚人，更何況這一區域中包括中國，印度，日本，再加上東南亞各個經濟十分有活力的小國，同時這也是世界貿易體系最為敏感的一束神經叢，可以這樣講誰“控制”了世界貿易上的主要“海洋通道”，誰就控制了世界的財富流向，
亞太地區的印度與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經濟這幾十年來發展最為迅速的國家，而東南亞也一直世界上經濟最有活力的地區之一，這種經濟上的戰略利益與海洋霸權的戰略交匯實際上讓美國戰略家們意識到了控制這一關鍵性全球區域的重要性，這裏有可能是二十一世紀全球大國崛起的中心領域。
大家可以仔細看看這裏的資本，人力，科技，經濟，貿易因素，航運，軍事實力的全球性的影響，美國的一些領導人和政治家最近都“突然說”自己一直是“亞太國家”，一直是“太平洋國家”，也就不值得奇怪了，正如希拉蕊所說，只要控制亞太財富與亞洲太平洋到印度洋的財富流向，就能讓美國在二十一世紀繼續繁榮，她同時也說這裏的事事關美國的二十一世紀的全球命運和福祉，美國的布熱津斯基和基辛格兩位著名戰略家一直特別注意亞太戰略的設計，布熱津斯基曾在2003年前後專門寫過一篇名為《如何與中國相處》的文章，特別介紹了“如何”從戰略上“控制”中國勢力崛起，而基辛格被一些【天真（愚蠢）而愛做（普世假值）夢的中國人】視為友好的美國人，其實正是這位著名的戰略家曾在伊拉克戰爭前夜幾次進入白宮與當時的總統小布希（布希三世）會商如何進攻伊拉克，而當時中國和俄國是在伊拉克有著巨額石油投資的，布熱津斯基在他的文章雖然說不能與中國開戰，可是他是奧巴馬的政治顧問，他在利比亞的“戰爭設計”上打垮了前政權，而中國也正好在利比亞有大量的投資（火速撤僑轉進千里，敵寇追趕不及），
美國的世界戰略從馬漢時代起就“設計好”了，就是要控制世界就要控制歐亞大陸，而要控制歐亞大陸就得讓歐亞大陸“火光沖天，戰禍連綿”，讓歐亞大國“互相為敵，相互牽制”與爭鬥爭奪大陸霸權，
在馬漢時代美國的戰略計畫是“不能讓”出現一個強大統一的中國政權，這樣一來必須“維持”中國當時“分裂”的戰略形勢，所以在馬漢死了若干年後的中國內戰決戰時，美國“力主”中國國、共雙方“劃江而治，分裂為二”，美國當時這一“戰略思考”的背後有著國家長期戰略的深深的影響，他們就是為了“永遠扼殺”一個統一的中國在地緣戰略上向海外的擴張，從而威脅美國在太平洋上的永久性霸權，因為“一旦”中國統一強大，海上實力的強大將“導致”美國太平洋霸權的徹底衰落，美國與日本爭奪太平洋霸權從而控制太平洋的海權的戰略最後將以中國勝利美國日本失敗而結束，
當然我剛才說的都是歷史上美國地緣戰略思想中的“對華戰略”，不過大家如果細心就會發現美國這一戰略思想“並未被放棄”，相反這一亞太戰略已經被用更為深遠的戰略佈局“繼續下來”，他們現在制定的新亞太戰略與太平洋國家戰略體系實際上更意味深長的“表明”了中國統一對他們世界整體戰略的威脅與影響，他們恐怕想看到的不是一個統一的大陸強國，他們最大的“目標”永遠是讓一些歐亞大陸的強國“徹底分裂”成“好幾部分”，以便於他們執行那久已有之的“以華制華”的戰略傳統。
從歷史到現在我們可以看看美國的太平洋戰略的幾次變遷，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他們的戰略傳統中對中國始終是一個弱勢的中國對他們“有利”的思想，他們在“冷戰”時期和中國建交的“原因”僅僅是那個時候他“需要”用中國的力量“消耗”蘇聯對美國的全球性威脅，說白一點，這不過是中國歷史上秦國以“連橫策略”對六國的老辦法的“現代應用”而已。我們可以設想的是當中國“按美國的方向”發展後印度這一亞洲強權，印度洋上的地區強國將最終也難免被美國戰略所“設計”，最終難免被美國用同樣的“制衡之術”與內外交困戰略打垮並消亡，因為如果說美國“（利）用中國”消滅了蘇聯的話，那麼現在它正“（利）用印度”的力量“遏制中國”，將來中國如果被迫出現美國所需要的那種局面，難道印度會有好的結局，所以我個人認為這裏面充滿了悲劇，我看到許多所謂的印度（西化精英買辦）強硬派的“表演”不得不感覺好笑，螳螂捕蟬的故事真的是一直不斷的在歷史中上演。
這極可能是後話，我們放下不說。
中東，中亞，東歐
美國在亞太那樣行動中期的“目標”是中國，那麼遠期戰略目標是什麼，記得布熱津斯基在他的名著《大棋局》中提到俄羅斯時用到的戰略，他曾在書提出一個著名的設想，把龐大的俄羅斯聯邦分為三到四個大的統治區域的戰略設想，這是一個宏偉而龐大的戰略設想，
他們為何要這樣做，他們拆散中國，將來還要搞垮印度，然後把所有力量集中到俄羅斯，這是為了奠定他們眼中永久性的“新世界秩序”，也就是這些年來他們在“彼爾德伯格”，“國際清算銀行”，＜三方委員會＞，還有＜美國外交協會＞，＜英國皇家國際事務協會＞設計好的戰略，這一戰略的成型已經有了近幾年的歷史，他們在殖民時代就在設計這一“世界性帝國”，文藝復興時期有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曾寫過一部名字就叫《世界帝國》的名著，他們中有的人曾預言未來會出現一個統一的世界性政府，世界性的權力中心和貨幣，那麼這一中心在那裏呢？人們盡可以展開想像的空間，大膽設想，小心求證。
美國與蘇聯在冷戰時代對中東進行了前所未有的軍事爭奪，最後冷戰以蘇聯的徹底失敗而終結，不過中東的勢力剩下了美國一家獨大的局勢，美國在八十年代挑動中東強國伊朗與伊拉克的戰爭，消耗中東強國的實力，實際上嚴重惡化了中東國家間的關係，美國在兩個布希時代打擊了伊拉克，在克林頓時代敲開了東歐的大門，他們最終在2003年摧毀了薩達姆伊拉克政權，從而掀開了世界性變局的序幕，美國更加深入的控制了中東的石油，他們通過03年的戰爭開始了逐步更加深入的控制中東金融，貨幣與地緣政治的進程，
奧巴馬上台執政以來，他和他的領導層實際上有著“更為宏大”的戰略計畫，他們“重塑”了中東地緣戰略格局，同時設立「非洲司令部」，（顛覆利比亞）控制北非，進而“滲入”非洲，同時在中亞與東歐大搞“顏色革命”，
美國著名的全球地緣戰略學家布熱津斯基提出的不穩定的“新月弧形地帶”指出了存在於中東，東歐與中亞的地緣戰略問題，民族問題，他們“巧妙的利用”了這一切，他們未來肯定是在非洲全面掀開新的“全面控制”的高潮，
著名地緣政治學者恩道爾在其名著《霸權之後：美國的全方位控制》一書中對此有過詳細的介紹說明，
同時在美國著名的國際關係學者斯蒂芬沃爾特和約瑟夫奈也介紹了美國最近幾年在這些區域取得的“重大進展”，
我之所以說未來印度也將面臨嚴重的生存空間問題是因為美國在中東，在中亞，在東歐，在中國，在中南半島的全方面努力與戰略佈局最終針對的目標實際上也包括印度，所以向下看未來幾十年的印度實際上也面臨著嚴重的戰略與生存問題，
而當這一切都“解決後”，所有的威脅都不再是威脅時，那時我們就將看到決戰將發生在俄國的東，西，南三方同時壓向俄羅斯聯邦，這時西方把俄羅斯分成三、四個統治區域的戰略設想將變得並非不可想像，這才是最後一環，而這一最後一環的結束，就是全球性“世界新秩序”與“世界性統一政府”的“來臨”，“問題”是當那時到來時世界上還有中華民族生存的機會嗎？我想這才是問題的實質，
這些年來關於西方的陰謀論著名分析不絕於耳，並且西方也確實為了“推進”這些戰略性的目標而不懈努力，甚至於“不排除”戰爭。可是在這一切“精心謀劃”與努力的背後，會不會出現另一種非人力所能控制的結果呢？我想一切都還是個謎。
奧巴馬與他的歐洲盟友們顯然“已經確定”他們的戰略目標，最近他們在伊朗問題上實際上已經協調了立場，這實際上可以從他們的“敘利亞政策”上看出端倪，他他們的戰略計畫是繼續歐盟與“北約東擴”壓縮俄國的戰略空間，不過以後可能只是靈活東擴了，
現在美國的戰略中心實際上已經轉移到了亞太，他們在中東重點要解決的問題就是伊朗，然後是中亞的「上合組織」其他成員國，前一段時間連蒙古國也在試圖和西方走近，這確實是一大警告，不得不讓所有人擔憂未來更迫在眉睫的威脅，
日本著名戰略分析家曾警告說明年中東與南亞的巴基斯坦將發生巨變，而最近美國＜外交政策＞雜誌也在預測明年巴基斯坦政權更迭，這“意味”著更大的“風暴”實際上還在形成，伊朗並不是最終的美國在中東的戰略目標，他們一定有更有深遠的地緣戰略計畫，他們要的是中亞的格局變得按他們的“設計”發展，這也是為什麼俄羅斯在敘利亞事件中會派出自己的航母的原因，理由很簡單，俄羅斯的戰略思想家一定已經看到了伊朗，敘利亞，還有中亞最後變局對自己的威脅，這意味著蘇聯結束以來另一次巨大的外交退縮形勢即將形成，而這是俄國國家安全的嚴重挑戰，那時再加東歐的親美勢力，俄國國內的反對派和俄羅斯國家經濟在歐洲債務金融崩盤中受到的嚴重影響，這一切將使未來俄羅斯國家面臨著嚴重的國際與國內形勢，所以他們十分警惕性的對待了這一切。問題與形勢遠比我們想像的要複雜的多了。
俄國勢力收縮，未來金融系統將受到歐洲債務危機與銀行體系崩盤的重擊，國內反對勢力的興起，這一切沒有完，俄國剛加入世貿組織而國際戰略領域卻發生了這樣微妙的變化，這背後有著的是另一次大棋局與命運的較量，只是不知道國內的人會不會看明白這一點呢？
回過頭來我們再說非洲，我們看到的是美國及西方勢力在北非的全面展開與推進，中、俄在非洲實際上已經嚴重處於守勢，未來中國與俄國會失去更多的非洲利益，到最後我們會發現非洲依舊是西方勢力尤其是美國勢力重要勢力範圍，美國成立的「非洲軍事司令部」的戰略意義也在對非洲進行全面的統治，實際上這已經是在“恢復”“舊殖民地時代”西方在非洲的戰略優勢地位，我們到時候會發現歷史在二十和二十一世紀轉了一圈子，卻回到了原來的地方，新的殖民主義比舊的殖民主義更有生命力和破壞力的存在於亞非、拉美地區。
這難道是宿命和命運的安排，不可抗拒的規律，還是僅僅是一種歷史發展的進程呢，我覺得的我給不出答案，二十一世紀結束後那時的人們也許會給出這一問題的答案，一切真的都還太像個謎了
文／未世民
2012-1-9 草根財經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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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報海外高調指責美國新戰略瞄準中國伊朗
楊毅：《美新軍事戰略瞄準中國伊朗 或更攪亂局勢》
文／楊毅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12-1-9
2012年1月5日， 奧巴馬總統“罕見地”在五角大樓與國防部長帕內塔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鄧蒲賽上將一道舉行了記者會，公佈了題為《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國防的優先任務》的新軍事戰略報告，“充分顯示”了奧巴馬政府對美國調整軍事戰略的“高度重視”。
新軍事戰略“明確”把中國和伊朗列為美國的“瞄準對象”。
近年來，戰線過長、能力不足，稱霸全球野心太大、資源有限等矛盾，始終是制約美國國防戰略與軍事戰略的重要因素。金融危機、經濟衰退，再加上伊拉克和阿富汗兩場戰爭讓美國的綜合國力傷筋動骨，面對諸多挑戰確實是“捉襟見肘”。
自從2010年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提出“重振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 的目標和“國內建設、海外塑造”的戰略途徑之後，美國在全球戰略部署調整中明顯地“加強”了對亞太地區的戰略投入，而“切入點”就是把地區安全形勢“攪動”成為一種 “亂局”狀態，造成和“放大”地區各國對中國的戰略恐慌，這樣美國就可以“揮師東進”“應邀重返亞洲”。
2010年以來，美國成功地利用“天安號軍艦事件“、延坪島炮擊事件，達到了“阻止了日本的離心”、“強化了韓國的依賴”、“惡化了中國的環境”等目的，同時又通過高調介入南海爭端、慫恿菲律賓等國強勢對抗中國，唯恐天下不亂。攻擊中國合理的軍事力量建設，“藉口”反對所謂“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啟動“空海一體戰”概念並付諸實施，刺激新的安全競賽，“破壞”地區和平、穩定與繁榮。
美國新公佈的軍事戰略報告意味著美國在軍事上對亞太地區的戰略投入將從戰略規劃“轉向”到戰略實施的階段，
美國的高調投入將對這一地區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呢？美國公開宣稱自己是“公共安全產品”的“提供者”，針對的是“戰略意圖不明的中國軍事力量現代化”，這恰恰是“本末倒置”的騙人邏輯。
我們可以清晰地回憶到，在過去幾年間，美國忙於“反恐戰爭”,無暇顧及亞洲之際，亞洲地區，特別是東亞地區是一派安定、和平與繁榮景象，以 10+1、10+3為標誌的地區經濟合作大大促進了地區各國的經濟關係、安全關係和政治關係的改善。
而“自從”美國2009年開始高調“重返亞洲”之後，各種危及地區安全的事件接踵而來，地區動盪此起彼伏，稍微有些戰略頭腦的人們就不難看出誰是地區安全的“保障者”，誰是地區安全的“麻煩製造者”了。
美國經濟復蘇乏力，“重返亞洲”的戰略因為“口袋缺錢”是不能贏得地區各國的歡迎的。於是，製造矛盾、製造混亂，亂中推銷軍火，利用相關國家尋求“安全保護”的訴求，獲取經濟利益，為美國經濟復蘇打開市場。
隨著更多的美國的軍艦、飛機活躍在亞洲地區，地區安全形勢可能更加動盪，美國的戰略算盤也可能隨著地區各國逐漸認清其真實面目而落空。
(作者楊毅 係解放軍海軍少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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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中國媒體解讀美新軍事戰略引關注
【《俄羅斯商業諮詢日報》網站1月7日報導】
題：中國媒體發現亞洲的“萬惡之源”
中國媒體認為美國是（煽動／策動／製造）亞洲“不穩定”的“罪魁禍首”，對美國旨在擴大在亞洲的軍事存在的新國防戰略進行了猛烈抨擊。
中國的一位軍事專家說，自 2009年美國（希拉蕊）提出必須“重返亞洲”後，危及地區安全的事件就“接踵而來”。他認為，不難猜出，哪個國家是亞洲安全的真正“保證人”，哪個國家是“萬惡之源”。
西方分析家認為，美國此舉表明其維護亞洲地區安全的立場沒有改變，中國不必對美國新國防戰略感到擔憂。
但中方媒體認為，美國新戰略標誌著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軍事行動結束後一個新階段的開始，“明顯針對的是中國和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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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反華）之音電臺網站1月7日報導】
題：中國對美國國防藍圖表示擔心
中國官方媒體對美國的最新國防計畫表示擔心，警告說它可能會破壞美、中關係。
一份中國報紙昨天援引一名中國國防專家的話說，美國此前一天宣佈的藍圖顯然針對的是中國。
該報援引中國人民大學分析家金燦榮的話說，美國覺得中國的高速發展威脅到了自己。他警告說，美國的新戰略將使北京感到不舒服，可能會影響雙邊關係。
美國總統奧巴馬前天宣佈了新戰略。他說美國將加強在亞太地區的存在，儘管美國正大幅削減國防開支。
中國官方的新華通訊社也對美國的國防計畫發表了評論，說歡迎美國為亞太地區的和平和穩定作貢獻，但任何軍國主義政策都將引發敵意並遭遇強烈對抗。
在總體較為克制的評論中，新華社說美國應放棄顯示自己的力量，因為這麼做無助於解決地區爭端。
【英國廣播公司網站1月7日報導】
題：中國媒體關注美國新亞太軍事戰略
中國官方媒體對美國將新軍事戰略重點轉向亞太表示關注和批評。
新華社發表國際時評稱這是 “美國最不該選擇的選項”。
文章說，亞太正處於“謀求和平發展合作的時代”，美國以軍力為後盾介入亞太事務，“會擴散緊張氛圍，加劇地區對武力的焦慮”，“釋放了令人不安的信號”。
但也有中國專家分析認為，美國調整軍事重點並非僅針對中國，而是奧巴馬在經濟乏力困境下為維護“軍事超強”地位所做的戰略選擇。
而《人民日報》海外版高調指責美國的新戰略。它刊登了中國國防大學研究員、海軍少將楊毅的文章，指責奧巴馬政府新軍事戰略瞄準中國和伊朗。楊毅在文章中指責美國是亞太地區安全的 “麻煩製造者”。
中國官方尚未就美國的新軍事戰略做出正式表態。
【路透北京1月7日電】
刊登在週六《人民日報海外版》上的評論稱，美國在全球戰略部署調整中明顯地加強了對亞太地區的戰略投入，而切入點就是把地區安全形勢攪動成為一種"亂局"狀態，造成和放大地區各國對中國的戰略恐慌。
該評論與週五《環球時報》的憤怒評論如出一轍，此前美國總統奧巴馬宣佈美國政府將加強對亞洲地區的軍事投入。
美國於去年底推出新的國防戰略，明確顯示美國對亞洲地區的重視。美國盟友和分析師稱，中國對此不必擔憂。
海軍少將楊毅在評論中寫道"新軍事戰略明確把中國和伊朗列為美國的瞄準對象"。
“自從美國2009年開始高調‘重返亞洲’之後，各種危及地區安全的事件接踵而來，地區動盪此起彼伏。"
“稍微有些戰略頭腦的人們就不難看出誰是地區安全的‘保障者’，誰是地區安全的‘麻煩製造者’了。"
發表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上的評論不代表中國政府立場，不過大體反映官方的看法。（完）
編譯：李富強 發稿：王鳳昌 http://cn.reuters.com/article/CNTopGenNews/idCNCNE80804E2012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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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軍事戰略對準中國，中國媒體篡改內容欺瞞人民》
文／張宏良
2012-1-7
美國新軍事戰略公佈前幾小時的頭天晚上，當時在和孔慶東、司馬南、戴旭、韓德強等人一起吃飯，戴旭一落座就透露了美國新軍事戰略的主要內容，並慷慨激昂地痛斥了吳建民等外交智囊一系列喪權辱國行為。第二天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公佈的美國新軍事戰略，內容果然與戴旭透露的差不多。特別是其中最重要也是最新的一點，即美國公開宣佈新軍事戰略的目標，就是集中對付中共和伊朗，完全證實了此前我們一直強調的美國對中國的軍事威脅和戰爭準備。
然而讓人極為震驚的是，中國媒體（新華網）在向國內民眾報導美國新軍事戰略時，卻“故意刪改”了美國新軍事戰略的對華內容，把美國對中國發出的戰爭威脅，“篡改”成美國是為了保障中國和亞太的“安全與繁榮”，這種“篡改”可能造成的恐怖後果簡直讓人無法想像，狼已經宣佈前來吃羊，可是羊圈的喇叭卻欺騙羊群說，狼是為了羊圈的“安全和繁榮”，這讓人想起了當年為日本鬼子“帶路”的漢奸宣傳：“皇軍是來建立大東亞共榮圈，與我們共存共榮的”。
大家比較一下後面附件一美國媒體的報導與附件二中國媒體的報導，就可以看出中國媒體完全“篡改”了美國新軍事戰略的核心內容。
一是通過“篡改”“掩蓋”了美國新軍事戰略的打擊目標是中國。美國媒體報導“新的軍事戰略明確指出，在美國預算面臨整體緊縮的情況下，美國未來將逐漸遠離地面戰爭，重新調整軍隊應對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威脅，加強海軍和空軍力量在太平洋和霍爾木茲海峽與中共和伊朗抗衡。”
而在中國媒體報導中，則“刪掉”了“中共”二字，把美國新軍事戰略的打擊目標變成只剩伊朗一個國家。
二是把美國新軍事戰略的目的是“準備發動戰爭”，“篡改”成為是“維護亞太的安全與繁榮”。美國媒體報導新軍事戰略變革的目的是“意味著順應如何準備發動戰爭的變化”；而中國報導則“篡改”為是為了“維護亞太的安全與繁榮”。
這兩點“篡改”恰恰是對美國新軍事戰略打擊目標的“根本篡改”，經過這樣一“篡改”，美國新軍事戰略針對中國的“戰略威脅”和戰爭準備，完全“變成”了幫助中國和平發展的友好戰略，至少是對中國完全無害的戰略。要知道，對本國人民“隱瞞”敵人軍事打擊的資訊，與隱瞞本國政策和事件的資訊，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隱瞞”和“篡改”本國政策和事件的資訊可以用維穩來解釋；但是，隱瞞敵人軍事打擊的資訊，則是剝奪了本國老百姓逃命的機會，特別是再把準備前來屠殺本國人民的侵略者篡改美化成為和平使者，則完全是對本國人民的嚴重犯罪。
中國媒體轉載的是「新華網」“篡改”的報導，我們不知道眼下“篡改”美國戰爭威脅的人，與“圍攻”孔慶東等愛國人士的人是否屬於同一夥人，但是他們所從事的“罪惡勾當”卻完全相同，都是在把13億中國人民置於死地。雖然他們的直接動機和目的，並非是要把13億中國人民置於死地，並非是讓絕大多數中國人民死於非命，可能只是為了繼續向美國輸送財富，幫助美國以及周邊國家繼續侵佔中國的海域和領土，而又不致于引起老百姓的憤怒和不滿，故而向老百姓掩蓋美國對中國充滿敵意的戰爭威脅，但是，他們這樣做的客觀作用，卻是在不折不扣地把中國變成膏血遍地、堆屍滿街的血腥屠宰場。
美國新軍事戰略說得清清楚楚：“美國未來將逐漸遠離地面戰爭”“用海軍和空軍力量在太平洋”與中共抗衡，也就是說，美國要把中國變成未來戰場，戰爭不僅不會導致美國平民傷亡，甚至不會導致美國士兵傷亡。
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核大國來說，難道就不會把戰火也燒到美國本土？美國堅信不會，美國新軍事戰略就是建立在中國絕不會把戰火燒到美國本土的基礎上，如同美國堅信伊拉克和利比亞不會把戰爭燒到美國本土一樣。美國的這種自信來自哪里？就是來自於中國的“第五縱隊”漢奸勢力。中國媒體對美國新軍事戰略的“篡改”就完全證實了美國這種自信具有鋼鐵般的事實依據。如果一個國家連對方發出的戰爭威脅都要向本國人民“隱瞞”；
在對方已經宣佈要對本國進行軍事打擊的情況下，仍然“欺騙”本國老百姓去相信對方是和平使者；
在對方已經率領和“操縱”周邊國家開始瓜分本國領土的情況下，仍然要瞞著本國人民把財富源源不斷地向對方輸送；
在對方總統、國務卿、國防部長直到核潛艇艦長都表示要用武力解決中國南海問題的情況下，中國媒體和外交官卻仍然在欺騙中國老百姓說中美是友好合作關係……
如果連這種口頭上的戰爭威脅都“不敢正視”，都“怕得要死”，又怎麼可能有勇氣把戰火燒到美國本土？現在，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僅僅是發佈了一個打擊中國的新軍事戰略，還沒有真的實施打擊，整個中國從官方到民間所有媒體就全都在替美國“掩蓋”，全都在替美國向中國老百姓保守秘密，一旦美國真對中國動起手來，中國媒體和外交豈不是會比現在更加徹底地站在美國一邊！這就是美國自信戰火不會燒到美國本土的原因。
站在美國新軍事戰略的立場上來看當今中國人民掀起的偉大的“反漢奸運動”，就會深深理解這場“反漢奸運動”實際上是中國人民的一場自救運動。中國人民一滴血一滴汗養育出來的精英集團背叛了人民，他們不僅把中國人民的資源和財富送給了美國等西方國家，甚至最終還要把中國人民的性命也一併送給美國等西方國家。在沒有發生侵略戰爭的和平時期，一個國家的精英集團把本國人民全部出賣給敵對國家，這在人類歷史上是十分罕見的現象，從北宋到晚清從未有過，包括“賣國”最嚴重的“蔣介石集團”表面上也還喊幾句抗日口號，至少還不會幫助日本鬼子欺騙中國老百姓，甚至連當時替日本鬼子宣傳“共存共榮”的“漢奸”也是在日本鬼子指使下迫不得已的行為，而如今中國的精英集團卻是在美國沒有任何指使的情況下，“主動”把美國的戰爭威脅“篡改”成為和平友好行動。可見當今漢奸之可惡，遠遠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
在中國人民發起偉大的“反漢奸運動”進行民族自救的同時，我們想起了中國共產黨。其實，更應該奮起自救的是中國共產黨。仔細看一下美國新軍事戰略就會發現，雖然美國把中國和伊朗同時列為戰爭目標，但是其中卻有一個性質截然不同的區別——對伊朗是打擊伊朗這個國家，而對中國則只是打擊中共這個政黨——美國新軍事戰略的用詞是“與中共和伊朗抗衡”，而不是與中國和伊朗抗衡。美國之所以提出在伊朗打擊整個國家而在中國只打擊共產黨，絕不僅僅是因為伊朗是一個小國而中國是一個大國，而是因為伊朗是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家，沒有經過中國和利比亞那樣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沒有第五縱隊“漢奸帶路黨“，國家不是依靠軍警慰問而是依靠群眾維穩，很難通過內亂搞垮伊朗政府，所以只能通過外部力量打擊整個伊朗國家。
而中國則不同，情況比伊拉克和利比亞更加糟糕，一是通過“新自由主義改革”的“貧富兩極分化”和腐敗，“激化”了中國社會的官民矛盾和黨群矛盾，埋下了中國內亂的社會種子。
二是通過“妖魔化”毛澤東和“妖魔化”文化大革命把共產黨成功釘死在道德窪地上，“漢奸勢力”控制了意識形態和主流媒體，“漢奸文化”滲透到社會每一個角落，黨校反黨、黨報反黨，甚至“模範共產黨員”反黨，已經成為一種政治時尚，成為所謂改革派的最醒目標誌，中國漢奸力量在反黨的旗幟下迅速聚集起來，不僅“控制”了幾乎整個媒體，甚至還控制了絕大部分政府部門，形成了超越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的強大力量。
三是漢奸勢力用維穩綁架了共產黨，他們一方面打著共產黨的“旗號”大肆搶劫百姓，一方面把搶劫罪名反手扣到共產黨頭上，如此一來，老百姓的“怒火”越大，共產黨維穩的壓力就越大，共產黨維穩的壓力越大，“漢奸勢力”在維穩的名義下對老百姓的搶劫和鎮壓就越嚴重，由此形成了老百姓疲於奔命、共產黨疲於維穩的惡性循環。這種惡性循環，即使沒有外部干預，最終也會變成內亂。而只要稍加干預，這種建立在惡性循環基礎上的維穩大廈就會轟然倒塌，這就是美國堅信能夠把中國變成第二個利比亞，在零傷亡的情況下“顛覆中國”的信心之所在。在此我們看到，美國再次十分巧妙地吸收了毛主席的統一戰線思想，對中國各種政治力量進行分化瓦解，只提打擊“中共”，不再提打擊中國，以此來把中國共產黨變成第二個卡紮菲（格達費）。
所以，中國共產黨也到了該進行自救的時候了！
要記住，美國新軍事戰略提出的是要消滅中共，而不是消滅中國——儘管其最終目的是要“肢解中國”。特別是在美國看來，共產主義是比法西斯主義更加邪惡的力量，要用比處死卡紮菲和納粹黨徒更加殘酷的手段來對付共產主義者。從2007年美國總統小布希（布希三世）到現在的總統奧巴馬，都在罪惡排序上把共產主義排在法西斯主義前面，小布希發誓要為被共產主義殺害的死難者報仇，奧巴馬發誓要繼承先輩與共產主義鬥爭的“革命”遺志，為剷除共產主義而鬥爭。請那些目前還沒有暗中投敵並且以後也不打算投敵叛變的共產黨人想一想，連沒有被美國政治家如此仇恨的卡紮菲都會被當街亂槍打死，而被美國如此仇恨的中國共產黨人到時還會有更好下場？如果說，在此之前，體制內的中國共產黨人對美國抱有“幻想”還是可以理解的話，那麼在美國新軍事戰略已經出臺的今天，已經把中國共產黨列為打擊對象的今天，已經把共產主義和恐怖主義並列的今天（小布希早就宣佈“反恐就是反共”），仍然對美國寄予幻想，那可就真是“自作孽不可活”了。
中國人民已經醒來了，中國共產黨，也該醒醒了。
有人總是像李鴻章要脅慈禧太后那樣要脅共產黨，聲稱一旦對外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干預，國內老百姓就會趁機造反推翻朝廷，慈禧太后就是聽信了這種鬼話才走上了賣國道路。其實，這種論調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太小瞧了中國人民，中國人民的民族大義和家國情懷是與生俱來、不可磨滅的，這種超越自我、支撐天地的崇高品質和獻身精神，是引導人類社會向前發展最根本的價值取向，是中華民族歷盡艱難、飽經憂患而生生不息最根本的生命源泉，中國人民無論在多麼艱難困苦的情況下，都始終不渝地把祖國看成是偉大的母親，哪怕是受盡委屈也不會背叛母親。這是那些受西方價值觀薰陶、尚未擺脫低級動物本能狀態的私利主義者的黑暗靈魂永遠無法理解的精神現象，如同低級動物永遠無法理解高級動物的精神現象一樣。中國人民從來不會因為苦難和壓迫而背叛祖國，歷史上是如此，現實同樣是如此。
中國的資本主義是世界歷史上最血腥最殘暴的資本主義，可是，2011年美國利用這一點在中國搞“茉莉花革命”，企圖推翻共產黨時，整個中國沒有一個老百姓站出來支持美國的“茉莉花革命”，包括那些拼死上訪的老百姓也拒絕參與其中，這些連死都不怕的訪民為什麼要拒絕參加，因為中國老百姓天生的政治嗅覺，使他們聞到了“茉莉花革命”的“漢奸”味道。再看看眼下，地方政府在奪老百姓的地，“開發（奸）商”在扒老百姓的房，股市在搶老百姓的錢，醫院在要老百姓的命，可是，中國老百姓並沒有因此就趁共產黨之危，與美國顛覆勢力和漢奸勢力聯合起來，如同蘇聯東歐和中東北非那樣，借機打倒共產黨，相反，中國老百姓看到共產黨有危險，立刻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漢奸運動”，向共產黨伸出了援救之手。這就是我們的人民，這就是我們這塊熱土生活的偉大人民，有如此偉大寬厚的人民做後盾，共產黨應該感到幸運，這是其他國家共產黨所沒有的歷史幸運，如果不為這種幸運感謝人民，接受人民，融化於人民，反倒是防範人民，害怕人民，把人民當敵人，那就只能是自絕於人民，自絕於歷史！
可是迄今為止，面對美國的戰爭威脅，中國的反映卻令人憂慮，幾乎又在重演歷史上退縮忍讓最終任人宰割的亡國悲劇。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被問到對美國新軍事戰略的看法時，外交部發言人卻避實就虛地大談了一通中、美合作友好之類的題外話，而對美國戰爭威脅沒有哪怕是一個字的評論；
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一位將軍的話更加雷人，說什麼“美國這一軍事戰略並不完全針對中國。”這句話如同說“美國原子彈並不完全扔到中國”一樣荒謬絕倫，美國軍事打擊目標“完全針對中國”和“並不完全針對中國”，對中國來說又有什麼區別？難道有伊朗陪著共赴黃泉就應該感到慶倖？真不明白這位將軍對強盜“並不只搶劫他一家”有什麼值得安慰的。反觀GDP和人口只相當於中國5%的伊朗，面對美國的軍事威脅，反倒義正辭嚴地表示，一旦美國膽敢對伊朗實施石油禁運和軍事干預，伊朗海軍將用武力封鎖霍爾木茲海峽。
本來，無論是按照生活常理，還是按照軍事常規而言，在美國沒有解決伊朗問題之前，不應該把中國也同時列為打擊對象，可是，美國國防部長卻在最近宣佈，如果中國和伊朗阻止美軍進入中國南海和伊朗霍爾木茲海峽，美國將集中全部資源予以打擊。美國在還沒有打下伊朗之前又突然加上一個中國，無論其中有多少個解釋，至少有一點確定無疑，就是在美國看來，加上中國這個打擊對象並不會增加困難和風險。號稱美國核潛艇之王的“俄亥俄號”艦長希克斯的話也證實了這一點，他在接受記著採訪時說，他“並不擔憂南海爭議”，因為“只要接到長官指示，他的‘俄亥俄號’可以完成任何任務”，請注意，這位美國艦長說的是“完成任何任務”，並沒有任何例外，自然也包括大規模屠殺和人口滅絕。只要稍微注意一下當今美國精英集團對中國的討論，就會發現美國已經輕視中國到了何等程度。目前美國在如何對待中國的問題上，無論是軍人還是政客，所討論的問題始終只有一個，就是採用什麼辦法扳倒中國（Take China down）更好，而從沒有任何人討論過能不能扳倒中國，這就如同老百姓過年殺豬一樣，所討論的問題永遠是怎樣殺豬更好，而不絕會去討論能不能殺得了豬。
可見，在美國人眼裏，中國人已經變成了可以隨意宰殺的豬羊！
正是因為美國人的傲慢自信和中國人的“畏縮退讓”才越來越“激發”了中國周邊國家對中國的野心，使東亞地區史無前例地進入了欺辱中國的時代。如今中國人打開電視，看到聽到的永遠都是，哪個哪個國家又扣押了中國漁船，又逮捕或毆打了中國船員；哪個哪個國家又佔領了中國島嶼，又在中國海域開發了油田；此時此刻去上網，所看到的則是日本議員登上了中國釣魚島，菲律賓軍艦開進中國九段線（中國國界）巡航；而中國的反映，則“永遠”都是外交部的口頭抗議，唯一變化就是發言人的性別偶爾不同——有時候是個小白臉，有時候是個漂亮娘兒們，抗議的詞句則完全相同。外交部給中央的建議和給百姓的解釋也始終只有一句話：“不用武力保衛國土是大國自信的表現，是綜合國力強大的標誌”，按照這個邏輯，等到哪天中國領土被侵佔得只剩下一個中南海了，中國就徹底自信徹底強大了。據說，這是中國外交泰斗吳建民（太監）的著名格言，是中國外交部和外交學院最根本的外交理念，不幸的是，這個連秦檜和李鴻章都會嘲笑太弱智的外交理念，竟然“主宰”了中國外交界。
當今中國想起來也真是不幸，辛辛苦苦養了一批經濟學家，結果是把中國的資源和財富輸送到了美國，還搞出了一個不男不女的“中美國”；
辛辛苦苦養了一批法學家，結果是不僅弄出個“西門慶立法”，把老百姓整得屁眼兒朝上，還把共產黨和共和國弄成了沒有合法身份的“黑戶”，應該被美國消滅；
辛辛苦苦養了一批生物學家，結果是把13億中國人民變成了實驗轉基因主糧的“國際小白鼠”；
辛辛苦苦養了一批外交家，結果是喪權辱國還不算，反倒在大會小會上大講特講，中國老祖宗不講理，把國界劃到了對方家門口，現在我們要重新劃給人家。美國人和周邊國家聽中國外交官這麼一說，立刻來了精神，把軍艦開進了中國海域。並且所有國家前來中國割讓土地的要求，美國強迫中國放棄南海的要求，竟都是以中國外交官的話為依據。以往西方列強提出的不平等條約是強加給李鴻章的，現在美國率領亞洲諸弱的不平等要求則是根據李鴻章的話提出來的。你說當今中國冤枉到了何等程度！
美國把中國列為新軍事戰略打擊目標，是中國“韜光養晦”甘當三孫子的“綏靖政策”激發起來的，如果繼續照此下去，伊拉克和利比亞的悲劇將很快在中國重演，一旦到了那時，就一切都晚了。此前我們一直在講，只有敢戰的民族才有可能避免戰爭，只有不怕鬼的人才不會遇到鬼。現在中國是到了“內懲國賊、外保衛國土”的時候了，中國人民大眾已經喊出了打倒漢奸，中國紅色大潮已經矛頭直指漢奸，共產黨根本無需多費力氣，只要順應歷史潮流和人民要求，就能夠順利剷除美國對華軍事戰略的根本基礎——漢奸，為中華民族崛起掃清障礙。
幹吧，中國共產黨，你已經沒有了任何退路！當狼已經張開血盆大口時，要想活下去，就要成為獅子，而不能繼續成為羊。
20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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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美國媒體的報導
《美國新軍事戰略出爐 集中抗衡中共伊朗》
奧巴馬政府美東時間1月5日（週四）在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公佈的一項新的軍事戰略明確指出﹐在美國預算面臨整體緊縮的情況下，美國未來將逐漸遠離地面戰爭﹐重新調整軍隊應對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威脅，加強海軍和空軍力量在太平洋和霍爾木茲海峽與中共和伊朗抗衡。
美國總統奧巴馬出席了國防部的新聞發佈會並發表講話。官員們說，總統參加國防部新聞會在歷史上是首次。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週三表示，奧巴馬非常積極的參與了這一新戰略的制定，從去年9月起曾與國防部長和軍方高層、包括部隊指揮官進行密集會面。
美國當局計畫將縮減陸軍和海軍陸戰隊的規模，有效地限制未來大規模的國家建設任務﹐縮小美軍在歐洲的足跡。國防部官員說，現在為57萬人的陸軍，很可能要削減至約49萬。美國地面部隊將不再大到足以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地區進行長時間、大規模的剿匪運動。
在未來十年內軍隊預算減少為 4,870億美元，奧巴馬表示，該戰略的目的是要避免粗心浪費，但全面的削減，將會危及國家安全。他補充說，美軍將不得不作出後10年的國防開支的增長記錄。
“我們的軍隊將被精簡，但世界必須知道，美國是要保持我們敏捷、靈活和應對突發事件及威脅的全方位的軍事優勢。”奧巴馬說。
“我們不能重複錯誤的過去，留下對未來的準備不足。”奧巴馬說：“作為總司令，我不會讓這種情況重演。”
針對美國軍方未來能否在同一時間應對兩個主要衝突的猜測﹐國防部長帕內塔說，新的部隊結構將意味著順應如何準備發動戰爭的變化。“我們將有能力面對和戰勝一次超過一個對手（的戰鬥）。”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登蒲賽將軍說，美國軍隊仍然遍及全球。“我們有著全球性的力量，我們必須能夠進行跨全方位的活動和軍事行動。”
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計畫還指出了新的投資領域，如特種作戰部隊，仍將是重中之重。其關鍵任務包括去年成功殺死本拉登。同時也將資助一些監控技術，包括無人駕駛飛機和融合來自不同來源的情報的能力，以及其他反恐舉措，網路戰和遏制核武器擴散等。
帕內塔說，國防部（對外侵略部）削減預算的一些具體細節將在最後預算提案完成之前的本月晚些時候出爐。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登蒲賽將軍(右)說，美國軍隊仍然遍及全球。“我們有著全球性的力量，我們必須能夠進行跨全方位的活動和軍事行動”。
美軍去年年底撤離伊拉克，美國將對外重心轉向亞太地區。接近帕內塔的軍事專家表示，奧巴馬反對將美國目前的11個航母戰鬥群削減至10個，認為美國需在太平洋地區保持足夠威懾力量，以應對來自中共當局的可能威脅。
儘管美國國防預算將面臨重大削減，但是奧巴馬總統去年11月訪問澳大利亞時表示，縮減美國國防開支不會以犧牲亞太地區利益為代價。國防部長帕內塔在去年10月訪問日本時也表示：“我們將會加強我們在太平洋地區的存在。”
儘管觀察家認為華盛頓與北京發生正面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很小。但美國與伊朗之間關係近期呈現劍拔弩張之勢。伊朗當局上周發出威脅說，一旦美國因為伊朗的核專案而對其實施石油禁運或是伊朗與美國爆發全面衝突，它將使用武力來封鎖重要石油通道霍爾木茲海峽。
伊朗軍方本週二則發出警告，要求美國的航空母艦不要返回波斯灣，否則伊朗軍方可能採取行動。對此美國表示，美軍艦在霍爾木茲海峽的通行符合國際法規定，美國有義務確保航海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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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中國媒體（新華社）的報導
《美國宣佈新軍事戰略將重心轉向亞太地區》
記者／支林飛 杜靜 華盛頓１月５日電
新華網
美國總統奧巴馬５日宣佈推出一項新軍事戰略，強調美國雖然面臨預算壓力，但將努力確保其“軍事超強”地位，同時將美國軍事重心轉向亞太地區。
奧巴馬當天在五角大樓與國防部長帕內塔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鄧蒲賽一道舉行了記者會，公佈了這份題為《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２１世紀國防的優先任務》的新軍事戰略報告。新戰略暗示美國將縮減陸軍規模，並減少在歐洲的軍事存在，轉而加強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以維護亞太的“安全與繁榮”。
奧巴馬在講話中表示，美軍在經歷十年戰爭後正處於“一個過渡時期”，雖然美軍將繼續為維護全球安全作貢獻，但有必要對其關注重點進行再平衡，把重心轉向亞太地區。他強調，雖然美國面臨削減國防預算的壓力，美軍規模將會縮減，“但世界必須知道，美國將維持其武裝部隊的軍事超強優勢，美軍將保持靈活性，準備應對各種緊急事態和威脅”。
這項新軍事戰略保留了美軍的一些傳統使命，包括打擊恐怖主義、維持核威懾、確保國土安全、阻止和挫敗任何潛在敵人的入侵等，同時強調將提高美軍在網路戰、導彈防禦等方面的能力，但將避免發動類似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這樣的持續時間很長的大規模戰爭。
奧巴馬政府是在面臨緊縮預算的巨大壓力、反恐戰爭取得階段性成果、美軍撤出伊拉克和正從阿富汗撤軍的背景下提出以上新軍事戰略的。為了削減不斷增長的財政赤字，奧巴馬政府提出了大幅縮減預算的計畫，其中包括在今後１０年內削減４８９０億美元的國防開支。
請問台灣主權是在美國手裡沒錯吧(台灣關係法),
如果是我就放心了
□□ 台政腐霉體軍隊院校社團雖潛伏佈滿美諜特務 但享宗主權從不遭逮捕
美帝中情局黑手在台反華反共鬼島肆無忌憚囂張自由橫行活動七十年秘辛
反華反共鬼島美諜特務鬼影徸徸 極右翼麥卡錫陰魂餘孽地方黑金派系林熔煽自由屎報為Taipei Times台北屎報的母報 寇謐 美諜線民假美洋鬼子製造假消息假新聞投書美霉告密告洋狀與美帝主子一搭一唱唱雙簧亂台灣，一手裝神一手弄鬼恫嚇台灣人製造台灣警察法西斯社會動盪不安 自由屎報林熔煽皇民地方黑金地痞假新聞一搭一唱唱雙簧翻雲覆雨亂台灣樂此不疲、變本加厲！美帝宗主國這次通過民進黨蔡英文皇民勢力再次放出“一邊一國論”，並指令腐敗的台灣金權司法系統放出洗錢扁，既有未來搞局部台獨以威脅中國大陸，又有放縱台獨以拉攏並堅定日本國內“反華抗中”意志的雙重意圖
□□ 美中情局外圍組織維基解密映照出美諜特務滲透佈滿全台灣 無孔不入
主要由美中情局線民特務所組成的中情局外圍組織維基解密為了瀕臨爆破邊緣的美帝金融泡沫危機解圍、四處潑糞挑撥製造矛盾轉移焦點視線，近一年來突然出現崛起，並心急如焚地頻頻爆料。臺灣島賤骨頭民主政治人物對美帝駐台總督主子情蒐的彙報猶如美諜情報員，和美國主子官員的談話被視為接近和獲得美國寵幸的重要機會。藍綠橘紅各方賤骨頭民主政治人物爲了爭寵接近美國主子絡繹於途，為能夠被美帝駐台總督主子邀約談話為無上光榮，顯見美國操控臺灣黑手。
□□ 爭寵美駐台特首人選依例事先得逐一前往美國匯報接受主子審查旨示
由於呆頑六十餘年來一直是美帝反華的鷹犬附傭屬地，呆頑爭逐美帝駐台特首代理人(兒皇帝)人選事先都得前往黴戾奸宗主國接受主子的審查及旨示。黴戾奸主子比照2007年馬娘(及奸巧謝)在競選前事先前往美國匯報接受黴戾奸副國務卿層級的考核旨示，此次主持審檢考核蔡英文地主候選人選的同樣是副國務卿層級的國務院副國務卿奈茲，還有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坎伯。黴戾奸主子將會在審查匯報中確認空心菜的中國大陸、國防政策是否符合黴戾奸國家戰略利益目標，是否會繼續致力維持兩岸長期敵對及分治之兩國論關係等。
□□ 美重申不承認台灣是主權國家 民進黨(及獨台台灣國民黨)走狗裝聾作啞從不敢對主子嗆聲
美國再度重申：不承認臺灣是啥主權國家！美國官員說台外交官劉姍姍無法享有外交豁免權是因為臺灣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美國和日本主子多年來已多次反覆重申：台灣並非甚麼主權國家！可鄙又可笑的是，在精神病鬼島內最有他媽的呆頑狼尊嚴(逢中必反)、又最會噁心裝腔作勢作秀的綠營民進黨走狗右憤徒孫無賴們卻總是噁心始終如一「顧左右而言它」裝聾作啞裝鴕鳥，從來都不敢對其美、日主子放個響屁，更不用說甚麼敢對主子歇斯底里嗆聲抗議了！負責本案的聯邦檢察官柯德斯告訴NBC電視新聞由於美國不承認臺灣是主權國家，因此劉姍姍無法享有外交豁免權。
□□ 台灣長期來是美帝反華的附傭屬地永遠不敢碰美帝駐台總督一根汗毛
在美台關係中從來就沒有過平等。美帝是主子、皇民化的台灣則是附屬附傭。台灣對美國要有二個絕對服從：一，服膺美帝主子的戰略利益與美國經濟利益。二，服從美帝的政治安排與指導。服從換來的是所謂的主子保護(以華制華棋子)。所謂的美台關係平等只是台灣人的自我唬爛矇騙。其實台灣上下至今仍認為離開美國的保護台灣就完了。美國可以隨意抓捕台駐堪薩斯辦事處處長，但台灣永遠不敢碰美帝駐台總督一根汗毛。
□□ 美帝主導全球白色恐怖近20年輸出顏色革命 難道馬英九／蔡英文不用負責任嗎
冷戰期間拉丁美洲的巴西、阿根庭、烏拉圭、巴拿馬、玻利維亞等國顛覆合法政府的一系列“軍事政變” 、軍事獨裁強人的反共白色恐怖屠殺無一不是“民主美國”所背後策劃支持的。
美國政府一直將民選的社會主義總統查維茲視為“眼中釘”。美國明裡暗裡支持委內瑞拉親美勢力發動未遂政變，“企圖推翻”執政的“民選合法”的查維茲政府。政變前美國主要通過美國政府背景的「美國全國民主基金會」向發動政變的委內瑞拉親美勢力提供資金。「全國民主基金會」是1983年由美國國會建立的，目的是“加強世界上的民主機構”，它接受政府的和私人的資金。該“基金會”的拉美和加勒比主任薩瓦蒂尼是委內瑞拉政變勢力重要的政治顧問，推動和支持整個反對政府的“陰謀網”，此人與委內瑞拉的政變分子保持經常的密切聯系。委內瑞拉駐美洲國家大使瓦萊羅揭露說，除「美國全國民主基金會」之外，美國政府還通過「美國新聞社」提供210萬美元，通過國務院的民主、人權和勞工辦公室提供100萬美元，通過國際開發署提供200萬美元，這些錢都用於“資助”委內瑞拉反政府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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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諜特務四人幫）黎智英黑金操控“抗中亂港” 必須徹查》
(香港)大公報／社評
2011年10月19日
http://www.takungpao.com/opinion/takungpao/2011-10-19/980069.html
本港政黨政治昨日爆出有史以來的最大“醜聞”：
──公民黨、民主黨、社民連、前反對派政黨，過去幾年的主要活動經費原來全部由同一個「金主」、「壹傳媒」老闆黎智英所提供，其中「民」、「公」兩大黨收取的款項都在一千萬元以上，民主黨去年的三百多萬經費更全部由黎智英一人「包辦」。
看來，所謂「四大」反對派政黨原來全部都姓「黎」！
──更有甚者，那個「政治主教」陳日君，自○五年開始，年年收取黎智英三百萬至五百萬不等，迄今總數已逾二千萬；但對這筆巨額「捐獻」，天主教香港教區負責人昨日表示不知情、也從未收過錢。
看來，不僅教區不知道，就是上帝也被他的「牧者」騙了！
──還有，那個「香港良心」陳方安生，2007、2008年分別收取過黎智英的二十萬和一百萬，前者是支持「參選」立法會、後者是支持成立「民間策發會」反對政改方案，看來，不僅「四大」反對派政黨都姓「黎」，連陳太也「改姓」了。
有關消息，先在網上流傳，再經多份報刊及電子媒體廣泛報導，全港市民嘩然！而在有「抬頭人」支票真名實姓的鐵一般證據下，當事人黎智英“裝聾作啞”“不敢回應”，其轄下「蘋果日報」更“閃閃縮縮”的只在「政治八卦」版略為報導，而「受惠」的反對派政黨和個人，既不敢承認也不敢否認，一副「此地無銀」的“窘態”畢露。
當然，本港是自由社會，人人有權選取自己認同的政治團體給予支持；但是，當全港主要的反對派政黨、當全港所有的抗中亂港政治活動，都同時由一個「金主」、一個傳媒老闆所支持，那問題就絕不簡單、十分嚴重的了。事態的嚴重性在於操控二字。黎智英年年拿出以千萬計的金錢資助反對派政黨，動機何在？目的何存？難道他真是那麼的無私和慷慨，只求付出、不問「收成」嗎？
而且，當全港主要的反對派政黨都被「收編」到「黎」字旗之後，本港的民主政治還能有獨立自主生存的空間嗎？
還能推動港人社會的政治生態正常、健康發展嗎？
屆時「黎老闆」或「老闆的老闆」要東要西、要這要那，今日反政改、明日抗遞補，「小的們」敢不言聽計從、「身」照辦嗎？
事實是，不管在任何民主國度或社會，政黨政治都會涉及千絲萬縷的金錢關係，但作為有目的、有企圖、有回報的「政治獻金」，特別是躲在幕後、隻手遮天、操控一切的壟斷式「政治黑金」，絕對是為所有的民主、法治社會所不容。近年日本換首相如「走馬燈」，其中不止一位都是因接受「政治獻金」而要黯然下台的。
九七回歸後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下，香港可以照行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但不能被個別人勾結外國勢力，企圖變特區為反華反共基地。黎智英以巨額金錢收買反對派政黨，“全面操控”本港的“抗中亂港”活動，已經構成性質十分嚴重的政治事實，對此，特區政府有關部門、“廉政公署”必須展開徹查，廣大市民更有權要黎智英公開交代：「政治黑金」與“（反華反中）外國勢力”有何關係？（肥佬黎智英）「蘋果日報」“抗中亂港”還要亂到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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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干預香港實錄》
文／劉乃強 （全國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中國評論》2011年12月號
肥佬黎智英（壹傳媒／《蘋果日報》）在香港政治中扮演什麼角色，令人懷疑
表：黎智英近年政治捐獻
奇怪的政治捐款
10月中，一個以臺灣為基地的資料分享軟體網站FOXY出現了一些有關黎智英（壹傳媒／《蘋果日報》）2005年至今年的政治捐獻紀錄和預算。捐獻的對象包括（香港）反對派的政黨如“公民黨”（1,455萬）、“民主黨”（1,369萬）和社民連（100萬）等，和個人如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130萬），和獲得最多捐款的退休天主教樞機主教陳日君（2,000萬）。
（見表：黎智英近年政治捐獻）
陳方安生只在2008年參加補選，那麼2007年和2009年的款項是用來做什麼的呢？陳日君更離奇，他在2009年4月才退休，在2005年~2009年這五年間，他身為現職樞機主教，而教會每年從信眾和各界收取善款，用於維持教會營運、教育、慈善公益等用途，內部有監控，避免浪費與誤用，
他“為何”不以教會的名義接受捐款？
他這個當時是現職的樞機主教卻以“個人”接受這筆鉅款，香港天主教教會多次重申並不知情，更不知款項的去向。陳日君開始時還想“隱瞞”，到不能再忍時，索性借機來一次遲來的三天禁食去抗議發生多時的教育政策，高調的自稱是“敗家子”，接受捐款與政治無關，全部用於教區事務上，包括坐商務客位出差開會、給神職人員每封高達二千元利是、資助內地神父到海外進修，以及援助國內地下教會等。需要指出的是，他籠統舉出的例子，除了他個人每年數次的商務機票外，其他包括資助地下教會，都是天主教會本身經常性推行的工作，所以這位神職人員是明顯說謊。這一千多萬的鉅款真正的用途是什麼？
政治捐款來自何方
我們不知道，但是我們已經知道的是：
1.黎智英在《蘋果日報》不斷跌紙，新出的免費小報《爽報》惡評如潮，廣告嚴重不足，“壹傳媒集團”要發出盈利警告，預告將出現虧損之際，他今年的捐款預算卻沒有收縮，基本上養起香港兩大反對派政黨。
2.黎智英的捐獻紀錄全部是英文的，交收過程十分詳細而且具體，看來不光是給他自己看，還要向一些“英語人”交代。
3.紀錄中經常出現“壹傳媒動畫有限公司”商務總監Mark Simon這個人，作款項交收仲介。Mark Simon出身“美國情報人員”，與美國政黨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資料顯示黎智英透過Mark Simon於2003~2008年經常以“壹傳媒”及《蘋果日報》的名義，向美國共和黨其他附屬右派團體捐獻，金額最少24,500美元。
4.在這次外泄的捐款名單中，受助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跟他一起編輯《中國“六四”真相》英文版的人，乃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J.Nathan)，而黎安友則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注1] 董事會董事。
從這裏，我們很有理由懷疑黎智英散出去的不是他自己的“辛苦錢”，“來源”更很可能是美國，黎智英只是一個“中轉站”，而陳日君又是另外一個“中轉站”，將由黎智英發下來的錢再“轉發”出去。例如，轉發予更小、更分散的個人及團體。
美國駐港領事館扮演什麼角色
香港從來都有外國力量充斥各個領域。在回歸之後，美國駐港領事館的編制一下子增至300人，美領事館大量收集香港及內地情報，早已是公開的秘密，其中自稱“泛民”的反對派頭面人物更是他們的重要情報來源。9月份“維琪解密”公開的美國駐港總領事館主要是2005~2010年向華盛頓發出的近千份機密電報[注2]，證實了美國對香港事無大小，上至特首人選、民主發展，下至香港廢物處理方向、電力市場是否開放、到我2009年初在《南華早報》提出的香港飲用水供應的安全問題，以及香港金融市場發展、香港專上教育界如何評價內地學術自由等，監察幾達“無微不至”的地步，並及時呈報華盛頓。而香港反對派與美國，則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美領館職員頻密與反對派廣泛接觸，搜集情報和意見；李柱銘、陳方安生等反對派頭目亦曾多次鼓勵和主動要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
美國過去一直不承認干預香港事務，“維琪解密”這次公開大量電文使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很尷尬，不斷施加壓力，要傳媒低調處理，企圖蒙混過關。但是紙已經包不住火，“維琪解密”電報顯示，美國一直在“插手干預”香港事務，香港反對派“活動”“背後”有美駐港總領事館“影子”甚至主導。從這些檔，我們可以隱約的看到一條“線索”，把香港近年的眾多政治現象和事件，包括民主黨的內部矛盾、公民党的興起和跟民主黨的矛盾、陳方安生的複出、“五區公投”的原由、餘若薇和陳方安生對此的態度如何被銀主黎智英等“改變”、“泛民”的分裂、“社民連”被收編、民主黨與公民黨等的選舉策略和部署，以及反對派精神領袖式人物的可能人選等等，把個中脈絡十分清楚地貫穿起來——讓世人清楚看到，自回歸以來，香港政壇長期“動盪不安”，亂局的“源頭”，香港反對派“背後”的“銀主”和靠山就是“美國駐港總領事館”。
2006年3月，陳日君在梵蒂岡接受冊封樞機，他帶同教齡甚淺的黎智英和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同行，並引領兩人向教宗本篤十六世朝聖。
“維琪解密”披露，美領事館於2006年3月的電文中表明，會探討“傳媒、宗教、政客”三種力量結合下的影響力，一方面透過美國線人收集當時三人在梵蒂岡的一言一行，還研究當時傳媒的看法，和諮詢香港天主教界消息人士的意見。
此後，陳日君、李柱銘、陳方安生及黎智英等人即被媒體稱為反對派的“新四人幫”便經常與美國駐港總領事會面吃飯，尋求“資助”及要求對方提出策略性指導，擬聯合“宗教”、“政黨”及“傳媒”三大影響力，在香港政壇上興波作浪。到2007年的立法會補選，“新四人幫”開始試圖發揮“造王者”的力量，美領事館於2007年9月的檔透露，李柱銘、黎智英等遊說陳太參選，並形容她是可以統一反對派對抗有意參選的葉劉淑儀的唯一人選，而陳太亦樂於藉此一試自己的剩餘政治影響力。“新四人幫”由勸退民主黨的甘乃威，到陳太當選上場後，正式成形，近年主導整個反對派的力量和意識形態，並開始插手反對派的選舉部署及政黨合作。眾所周知，2009年反對政改的所謂“五區公投”，是一出由“新四人幫”幕後操盤，出錢出力促成公民黨和社民連台前演出的一場政治鬧劇。
香港反對派的“真正面目”
“維琪解密”電報更揭示了一些在香港政壇十分活躍的重要人物所暴露出來的真面目。這些政客在美國駐港外交官面前獻計出賣戰友和盟友、出賣香港、出賣國家，與他們在市民面前所呈現那種掌握著道德高地，大義凜然地打擊建制派的言行，完全是兩回事、兩種人，讓人們對香港反對派的本質，和原形畢露的真正面目有更正確和深入的瞭解。
當中民主黨的塗謹申，他除了是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之外，還是民主黨前主席李柱銘的“高徒”，經常跟隨李柱銘赴美“告洋狀”，乞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2003年塗謹申與李柱銘赴日內瓦將《23條》立法最新消息彙報給布魯塞爾的歐盟成員時曾恐嚇說，《23條》立法將會破壞香港與歐盟關係。“維琪解密”檔顯示，塗謹申於2007年主動向美領事館警告美國政府，聲言中共已成功滲透入民主黨，民主黨已處於一個很危險的狀況，提出美國政府有需要瞭解有關民主黨的最新情況，相信美國政府是唯一有能力阻止中共對民主黨的滲透工作。在有關事件的發展期間，塗謹申曾多次與美國駐港領事館接觸和交代最新的情況，其後又向駐港領事館遞交有關民主黨滲透事件報告，要求美國政府關注民主黨的情況。美國駐港領事館的分析認為，塗謹申的這些做法是企圖藉此尋求美國政府的影響，阻止所謂的滲透工作。塗謹申向美國出賣黨內戰友，大概還加上其他尚未見光的行動，獲得的回報是美國把他列為美國駐港領事館“嚴格保護”（strict protection）的對象。事件揭露之後，吃裏扒外的塗謹申在民主黨內地位絲毫不受影響，可見他的行為是得到民主黨高層的默許。
另外一個得到美國駐港領事館“嚴格保護”物件特殊待遇的民主黨核心成員竟然是一個學者：民主黨中委，有民主黨“大腦”之稱的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羅致光。回歸前1995~1997年、回歸後1998~2004年羅致光曾是立法會議員，今天在特區政府中仍有大量公職，包括可以大派數十億元的關愛基金執行委員會主席。檔顯示，2009年初，羅致光評估“五區公投”的補選部分，若建制派參加，公、社兩黨恐怕只會獲得3席，梁國雄、陳偉業有危險；如果工聯會陳婉嫻出選，梁家傑都有可能輸掉議席。2010年中，在民主黨決定支持政改“優化”方案前，羅致光亦向美方彙報，預告民主黨準備就政改方案“妥協”。
塗謹申和羅致光兩人都是中國公民，竟然在中國境內，受到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嚴格保護”。首先，他們究竟是什麼身份？為美國做了什麼事情？背了什麼風險？需要受到保護。而美國在中國境內，究竟如何能依法“嚴格保護”一個中國公民？
我們不知道。但有些事情，我們也是知道的：「中情局」遠東地區諜報站就設在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內。長期以來，「中情局」的情報人員以此為平臺，以外交人員身份為“掩護”在香港“大肆”進行“諜報活動”。據美國政治雜誌《地緣指導》披露，美國駐港總領事館人數常年保持在300人以上，更大量的情報人員在文化、商務、外交人員身份的掩護下除搜集香港本地的情報外，還以香港為跳板，開展“針對”中國內地的間諜活動。以前「中情局」在香港的工作主要是針對中國內地，但從去年開始，「中情局」“加大”了針對香港的間諜活動。按照規定，一些重要雇傭特工會被「中情局」指為“嚴格保護”的對象。[注3]
FOXY網站，以往曾多次洩密，但都能繼續運作，但在公開了黎智英的政治捐獻資料之後，便無故突然無聲無息關閉。
“維琪解密”文件揭露陳方安生這位前高官及立法會議員，表面信誓旦旦地效忠《基本法》，擁護“一國兩制”，背地裏將香港政情機密源源不絕向美國“輸送”，並不斷“促使”美國“插手”香港政治。陳安安生除了是美總領事親自會見的主要聯絡對象，經常向她請教，話題無所不包，重點是反對派在政治方面的部署，包括陳太辭去政務司司長的原因、會否參加2007年特首選舉，到退任立法會議員後的動向和行動，以至她對內地和香港，均巨細無遺地一一諮詢之外，這位被西方傳媒稱為“香港良心”的陳方安生，也很積極向美國駐港總領事表態，要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同時她又鼓勵時任駐港總領事唐若文應多就支持香港民主發展發表意見。
在“維琪解密”公開的2006年9月電文中，披露了陳太對美國駐港總領事直言，不參選2007年特首的原因，是她“很珍惜自己與北京的聯繫”，若為了一場必輸的選舉而與北京對著幹，“個人政治代價太高”；美國駐港總領事于2009年1月的電文又透露，陳方安生揚言自己不再參與立法會選舉後，重要工作是走入學校層面，宣揚她的“兩制”理念，以抗衡行政長官曾蔭權和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推動的愛國教育。2009年7月電文中指出，陳方安生在會面中，就“鼓勵”美國政府應不時提醒“北京政府”，美方關注北京政府如何處理與香港相關的事務，“因為北京政府很介意其他國家，特別是美國如何評論他們”。而另外兩份於2009年1月和8月發出的機密電文中亦指出，陳太先後遊說美國駐港總領事唐若文，“她認為中聯辦是中國干預的源泉。香港傳統左派仍是民主發展的障礙”。美國應干涉香港事務，又鼓勵唐若文應多就支持香港民主發展發表意見，特別是美國作為香港的主要貿易夥伴，“在港有著很龐大的利益”。諷刺的是，唐2009年1月的電文題目為《陳方安生——不在其位仍謀其政》，她真正關心的，並非香港和國家，而是個人政治前途和美國的利益。而在“維琪解密”檔公開後，陳方安生一直在回避社會的質詢。
另一位傳奇人物是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自由党主席李鵬飛。“維琪解密”檔案揭露，李鵬飛多次在北京參加人大代表會議之後，向美國報告兩會的情況和北京的動向。他更向美國推薦公民党前黨魁余若薇，接替李柱銘作為領導整個“泛民主派”的共主。李鵬飛一方面是中國法定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大的港區代表，另一張面孔又是美國的線人，和反對派核心人物。檔顯示他有份遊說餘若薇參與反對政改的“五區公投”，于邀功之餘，同時又向美國打小報告，透露陳方安生和餘若薇對“五區公投”的本來保留態度，其三刀兩面的表現，令人側目。只是美國人並不欣賞李鵬飛的政治判斷，於電文中直接質疑餘若薇在反對派中的決定性影響力。
香港內部矛盾的根源與政府作為
“一國兩制”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早在1984年中英協定達成以後就預言，“對於中英聯合聲明應該想到，總會有些人不打算徹底實行。某種動亂的因素，搗亂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總是會有的。老實說，這樣的因素不會來自北京，卻不能排除存在於香港內部，也不能排除來自某種國際力量。”[注4]
“維琪解密”以大量事實證明了鄧公的遠見。香港回歸，中國千方百計保持香港的穩定和繁榮，而美國等西方國家要千方百計無風起浪，破壞香港的穩定和繁榮，企圖證明香港的回歸是錯誤的，“一國兩制”是失敗的，而如陳方安生所言，將來只有“一國一制”，那就是香港資本主義這“一制”。說到底，香港內部的政治和社會的各種矛盾，根源其實就是中國和美國在香港矛盾的反映。
對此，中國當然不可能坐視，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于9月中接受中新社提問，指出維琪解密的電文顯示，美國駐港總領館官員對於香港政制、社會發展問題興趣很大。美方不僅就香港政制發展問題向特區政府提出過帶有干涉性的意見，而且與特定的某些人頻繁見面。如果是這樣，美方的行為就超出了《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等國際法所規定的職能，“我們有理由對此感到關切和不滿，並要求美方停止這種錯誤做法。”外交部駐港公署向美駐港總領館表達了中方的關切，表明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要求美方嚴格遵守有關國際法和公認的行為準則，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發言人指出，當今世界面臨很多重大而緊迫的問題，香港應該是中美進一步開展和加強合作的重要橋樑，“希望美方摒棄冷戰思維，不在香港搞政治上的小動作。”
這非正式的外交抗議，軟弱無力，當然只是聊勝於無，而美國處於完全理虧的狀態，起碼短期之內也會暫時收斂。但是如無具體的措施，相信不久之後將會死灰復燃，甚至欺我軟弱，而變本加厲。
若以美國的有關法例為參考準則的話，黎智英和反對派政黨上述的一系列行為，輕則罰鉅款，重則要坐牢。因此，中央有必要責成特區政府，頂住已證實被美國收買和保護的反對派的阻撓，儘快就《基本法廿三條》國家安全立法，並且在2017年開始全面落實普選之前，訂制《政黨法》和《政治捐獻法》等，使杜絕外國勢力干預香港政治生態有法可依。
[注1]：NED可稱美國上百萬個非政府組織中的龍頭老大，跟美國國務院、國際開發署、中央情報局有密切的聯繫，被認為是中情局(CIA)的“另一塊招牌”。因為NED有非政府組織(NGO)的招牌，不易引起注意，甚至連西方的研究報告都說，“在向非政府組織提供戰略資金方面，美國外交政策精英們認為NED比秘密支持更可靠”。
NED主要資金源自美政府撥款，美政府對NED的撥款主要包括三部分，當中最大來源是國會年度撥款。NED還頻頻資助“民運”、“藏獨”、“東突”等各種反華勢力。NED下屬四大機構，即共和黨的國際共和研究所、民主黨的全國民主研究所、美國商會國際私營企業中心及勞聯－產聯的國際勞工團結美國中心。
[注2]美國的機密分類有三級，分別為confidential,secret及top secret。這回被公開的除了兩份是屬於第二級之外，其他都只是初級機密檔。
[注3] http://paper.wenweipo.com/2011/09/14/PL1109140001.htm
[注4] http://www.news365.com.cn/wxpd/wz/shhm/200903/t20090320_2244535.htm
《中國評論》月刊2011年12月號 總第16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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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諜特務四人幫）《（壹傳媒／《蘋果日報》）黎智英熱衷政治捐獻》
成報 2012-1-24
http://www.singpao.com/NewsArticle.aspx?NewsID=199923&Lang=sc
【本報政治組報導】「壹傳媒」集團老闆黎智英與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原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及民主黨創党主席李柱銘關係密切，從多份透過分享軟體foxy外泄的「肥佬黎數簿」（見圖）可見，黎智英一直熱衷政治捐獻，且是陳方安生、公民黨、民主黨、社民連、前綫「大水喉」，在七年內便捐款逾5,100萬元。
本報昨晚致電「壹傳媒」集團，但接線生指黎智英已離開公司便掛線。據悉，陳方安生亦知有傳媒收到有關文件，但未有進一步回應，目前暫未知檔真偽，但從檔內容及單據所見，相信頗具真實性。綜合來說，各政黨及政治人物收到的捐款總額，陳日君 2,000萬；公民党 1,502萬；民主黨 1,369萬；陳方安生130萬；社民連100萬；前綫40萬。
「維琪解密」早前公開逾千份美國駐港領事館機密電文，揭破「港版四人幫」，即民主黨創党主席李柱銘、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原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和《壹傳媒》集團老闆黎智英，常密晤美國駐港領事尋求資助及要求對方提出策略性指導，擬藉各人手上「宗教」、「政黨」及「傳媒」三大影響力，在香港不單議政論政，還藉此大搞政治運動。
有匿名人士昨向傳媒報料，指透過Foxy分享軟體，輸入「LAI CHEE YING」，搜尋得到最少5份有關疑似黎智英的捐款紀錄及入數單據。最震撼是細看內容，不難發現黎智英是泛民主派的「大水喉」。
7年內捐款逾5,100萬
據該未經證實的檔，獲黎智英捐款的政黨，包括近年屢次煽動平民百姓狀告政府的公民党，公民党核心策劃的爭取外傭居港權及阻港珠澳橋興建的兩宗官司，令其受市民的支持率劇跌。根據黎智英的捐款紀錄顯示，該黨最少有逾1400多萬元捐款(2006-2011年)。
陳方安生則獲捐款130萬，估計其中一筆款項是資助她參加2007年9月的立法會港島選區補選的選舉經費。在2010年公民党與社民連發起「五區公投」的日子內，公民党恰巧有一筆大約400萬的黎智英捐款；而社民連則有一筆100萬的捐款。最離奇是中國會創辦人、富豪「上海灘」鄧永鏗亦有接受黎智英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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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情局間諜黎智英政治獻金操控香港反對派》
──打造港澳臺反華基地
港媒爆：（美諜特務四人幫）黎智英5年捐2.3億政治獻金
香港各大媒體今天均在頭版報導，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是香港泛民主陣營的超級金主，由2005年迄今共捐出港幣6000多萬元 (台幣2.3億)，其中3500萬元直接捐給公民黨、民主黨、社民連在內的反對派政黨。而在曝光捐款名單中，香港前政務司長陳方安生、天主教香港教區前主教陳日君也赫然在列，陳日君接受的捐款總額高達港幣2000萬。
相關捐款資料是由最新一期的「Foxy解密」揭露，網上分享軟體Foxy 近年不時洩露政府或機構的內部機密檔。據香港明報報導，黎智英的捐款佔民主黨非會員捐款的比例極高，2009/10年度高達99.4%，佔公民黨非會員捐款比例則在40%至68%之間，顯示捐款高度集中在一人。
香港媒體評論，媒體大亨對政黨和政治人物的大額捐輸事涉敏感，例如媒體大亨梅鐸去年10月在期中選舉前的兩筆100萬美元政治捐款即引發極大風波。文匯報指智英意圖操控反對派。
香港沒有《政黨法》，政黨無須公開大金額捐款來源，但政黨若以公司名義註冊，須在財務報告中列出所收捐款總額。
Foxy連日公佈的5份黎智英檔案，包括他的現金流量表、 2005年至今的捐款清單、捐款文件、捐款本票等。接受黎智英捐款最多的是民主黨、公民黨，兩黨總額達港幣3300萬，公民黨自2006年起每年收到捐款，金額由200萬增至今年的600萬，顯示黎智英對該黨支持增加。
黎智英對記者的查詢迄無回應，各政黨中也只有社民連承認接受港幣 100萬的「五區公投」經費。
其他政黨多不願證實或評論有關捐款，而以「捐款人資料不公開、任何捐款均沒有附帶條件」來回應。民主黨並表示，捐款人身分保密是為免中國方面「秋後算帳」。
【2011/10/18 聯合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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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巨額捐獻惹爭議 陳日君：無關政治》
香港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向政界及個人的巨額捐獻事件持續發酵，前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證實接受過捐款，但與政治無關。
陳日君今早公開證實，曾收過黎智英的捐款，但強調對方只是捐錢給自己，與教區無關，也與政治無關。
陳日君說，所收捐款用於本地慈善團體、支援中國大陸的修女到羅馬進修，以及捐助海外的天災。
至於民主黨和公民黨，至今仍拒絕公開曾否收過黎智英的捐款，但他們強調不會在任何附帶條件下接受外來捐款。
本地媒體昨天報導，一份疑似是黎智英私人帳簿的Foxy文件昨日曝光，帳簿記錄黎智英於2005年至2011年間，捐款給多個泛民政黨和個別人士。
其中，陳日君獲得最多捐款，過往幾年獲捐款約港幣2000萬元。
在政黨方面，民主黨自2006至 2011年獲黎智英捐款1300餘萬元；公民黨獲捐款約1500萬元。
此外，黎智英也曾向社會民主連線、港府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等小黨及個人捐獻。
香港媒體對此質疑，第1，陳日君出任主教時收取如此龐大捐款，其用途為何？為何個別宗教人士以私人名義收取捐款不受教會管制？第2，黎智英的捐款是否影響到各黨派及個別人士的政治取向和行動。
頭條日報今天發表社論說：「香港是否已出現傳媒與政黨結盟，暗中配合，主宰政局的勢頭，是時候深切關注。」
黎智英的政治態度一向明確，就是支持民主自由，而他與陳日君、前民主黨主席李柱銘、陳方安生向被視為香港民主派4大核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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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日君認個人名義收黎智英捐款》
（香港訊）明報報導，天主教香港教區前主教陳日君樞機承認曾接受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捐款，款項全用在教會事業。
陳日君今日就校本條例終審教區敗訴一事召開記者會，會後主動談到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捐款的問題。
陳日君承認曾接受黎智英的捐款，而百分之百的捐款都是捐給他個人，不是捐給教區；捐款跟任何政治也沒有關係，而黎智英從來沒有過問這筆款項的用途，而他也從沒有向黎智英交代，也沒有說過「多謝」。他承認首次收到300萬元支票捐款時，自己也有點愕然。
對於黎智英及從其他途徑得到的捐款數目，他稱沒有作過很詳細的統計，但用途十分廣泛，包括捐款給不同的慈善機構；每年多次到外國包括羅馬教廷的商務客位機票開支；給予神父修女到負笈羅馬的助學金，包括到當地探望他們時飲宴和利市錢開支；在港舉行主要供小朋友參加的活動，包括旅行和聯歡會；購買月餅送囚犯；送贈聖像予學校；翻譯外文書籍；也捐款予外國，包括受天災橫禍影響地區的主教、外國教區等。
陳日君指，天主教香港教區其實不是很富有，所以他也很少向教區「伸手」。至於收到的捐款，他強調全用在教會事業上，沒有作個人用途。
陳日君在今早的記者會上回應商人黎智英的捐款，他自嘲為敗家精，捐款用剩幾十萬。
陳日君被問到黎智英給他的二千萬捐款是否已花光，陳日君表示，還用剩幾十萬。他多次形容自己是敗家精。
陳日君又強調，黎智英從來沒有問過他如何用這些錢，他亦從來沒有問過黎智英下一次何時再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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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日君避談巨額捐款流向 干政主教幕後屢亂港》
最新“Foxy解密”踢爆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在過去數年內，合共向天主教香港教區前樞機主教陳日君捐鉅款逾2000萬元，但用途不明。天主教香港教區副主教陳志明表示，教區並不知道事件，教會賬目也沒有出現有關捐款，又強調教區規定任何神職人員進行公開籌款活動時，需要先得到教區的同意，至於以私人名義捐助就不會監管；又說不會要求陳日君交代如何運用款項。捲入“捐款門”風波的陳日君18日現身堅道天主教座堂時對事件“三緘其口”，並一度黑面，令鉅款去向及用途更添懸疑。多名學者則認為陳日君有需要向公眾解釋捐款流向及用途，否則公眾難免質疑捐款用途 “見不得光”。
香港《文匯報》報導，細閱經Foxy軟體外泄的黎智英“政治獻金”檔時，已指出當中最吊詭之處是陳日君由2005年至2010年間，獲得“個人捐款”高達逾2000萬元，還超過公民党及民主黨，ue足證陳日君在黎智英心中的地位與他人相比確實不可同日而語。
對巨額捐款去向，天主教香港教區副主教陳志明18日表明，教區從來沒收過來自黎智英的捐款，教區的賬簿內亦沒此紀錄，也不知道陳日君是否個人接受有關捐款：“大額的我們全部都清楚的，（全部賬目也好清楚？）我們有一部門列明的，特別有些人捐款我們也要知來源是哪里，清清楚楚很緊要的。”但他形容陳日君樞機好心，樂意幫助任何人，如果他需要幫助任何人，都需要人幫助他，他接受捐助是可以理解雲。
當天陳日君兩度被記者追問捐款一事，都不肯作出回應。他早上現身堅道天主教座堂時，一聽到問題，一度黑面就走進座堂內，其後再被追問“有沒有這件事” 時，他就掛著勉強笑容，繼續“收口”；下午離開座堂時，更急步“沖進”的士內，並大力關上車門，差點夾中攝影師的手，似乎有點老羞成怒，落荒而逃，希望儘快離場避開記者追訪。
另據報導，被揭過去5年收受壹傳媒老闆黎智英2000萬私人獻金的原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回歸以來一直高調參與本地政治，開始時主要利用其主教身份發表各類有關政治言論，其後更與民主黨創党主席李柱銘、黎智英和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組成“四人幫”，大搞密室政治，在幕後操控反對派，包括公民党成立、勸退甘乃威參加2007年補選，乃至近年策動所謂的“公投”運動。
“四人幫”近年主導整個泛民主派的力量和意識形態，隱身其後的陳日君和黎智英更是合作無間。在2005年政改方案一役中，陳日君高調批評，有關方案 “難以接受”，要求泛民議員反對。時任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更于立法會否決政改方案後，罕有地點名批評陳日君。天主教刊物《公教報》於2006年刊登一名神父的文章，指有教友對陳日君就政改等政治問題的高調取態感到不滿，但陳日君反而變本加厲。
2007年港島區立法會補選時，陳日君被揭發聯同黎智英和李柱銘，透過所謂的“飯聚”干預選舉，包括強推陳方安生參與補選，並勸退準備參與競選的民主黨成員甘乃威等。至2008年，由黎智英牽頭，“四人幫”在黎位於九龍加多利山的豪華大宅內進行了3個小時的“秘密飯局”，遊說陳太再度參選立法會，未能得逞。陳日君亦被外界視為策動所謂“五區公投”的幕後黑手之一，並以神職人員身份，呼籲市民支持所謂“五區公投”運動。
“維琪解密(專題)” 早前公開的近千份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機密電文中，也揭露陳日君與黎智英和李柱銘不時一起與美國駐港總領事會面吃飯，討論的話題非常廣泛，包括香港的政治、政黨及政府官員等方面。電文亦披露，李柱銘、黎智英、陳日君於2006年到梵蒂岡“朝聖”，首次令他們嘗到“傳媒、宗教、政客”組合可發揮的影響力，隨後就和美領館“情投意合”，並“幕後操控”多場政治鬥爭。
《可悲的戰後「再殖民」文學論──陳芳明的台灣文學史觀再批判》
《可悲的戰後「再殖民」文學論──陳芳明的台灣文學史觀再批判》
有朋友問說：最近為什麼專搞歷史來了？不搞現在的問題，卻去搞過去的問題，不是太脫離現實了嗎？
我回答說：因為歷史問題經常也是現實問題；譬如：日本的靖國神社參拜問題或日本歷史教科書問題，雖然是過去的事，卻與日本的現實動向、與“日本右傾化”“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問題有很深的關係；李登輝當政時大力推行的便是「國中」教科書《認識台灣》——「歷史篇」，下台後“推動”的就是日本人小林善紀的《台灣論》，兩者都企圖“通過”台灣史觀“打造”今日台灣的「新國民意識」。
所有的統治者都深知掌握“歷史的詮釋權”與維持或“強化統治”有密切的關係，因此都“熱衷”於【湮滅歷史】或【虛構歷史】，使被統治者“不瞭解”歷史真實而“喪失”反抗的能力，作為“意識型態的歷史觀”的“統治”，其實就是現實統治的基礎，我們“怎麼可以”不重視歷史問題呢？
特別是，台灣的歷史問題“更是如此”。
百年來，台灣經歷了曲折複雜的歷史，歷史也數度被權力者所“扭曲”、【湮滅】；再加上台灣今日“過於早熟（雛妓式）”的後資本主義文化，個人已被“零碎化”、社會聯繫“斷裂”，“虛擬”的和形象的世界“取代”了真實的世界，誰在乎歷史？
因此，普遍存在著對歷史的“虛無感”。但是，“歷史問題”並不因此而消失，當年台灣的“（李扁皇民勢力復辟殖政）新當權者”就是“利用”這普遍的歷史虛無感千方百計地“建構”他們的歷史論，用“所謂”的台灣史觀來“打造”台灣的新「國民意識」，以維持、強化其在歷史意識型態上的統治。
它就是“分離主義的台灣史論”；這種史論，不是“排除（閹割掉）”台灣歷史中的中國本質，就是【捏造】中國人如何壓迫台灣人，或“誇大”中國人與台灣人對立的歷史，把台灣完全孤立於中國與世界之外，以此“打造”「反中國」或「去中國」的國民意識。
這就是“當下（馬英九治下的）”台灣的統治性歷史觀。
它是當權者“強化”台灣現實（反共／分離／分治）統治的一部分，我們“怎麼可以”把歷史當做過去的問題呢？歷史問題的鬥爭正是現實問題鬥爭“不可分”的部分，這個“道理”當年的統治者清楚得很。
而，台灣的“（扭曲虛構的）分離主義文學史觀”一向就是（扭曲虛構的）分離主義歷史論的“急先鋒”，因此它是台灣的歷史問題中“最尖銳”的部分。
“揭露”分離主義文學史觀的“欺妄性”不只是為了歷史的工作，更是為了現實的工作。
其中，（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台灣文學史論，就是這種“分離主義文學史觀”的代表之一。
十年前，我曾針對（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台灣文學的建構和分期》一文，寫了《戰後再殖民論的顛倒》，指出它的「戰後再殖民論」“背離”了社會科學的常識和台灣歷史事實，是「以意識型態取代歷史」，並且在文末引用了前輩作家龍瑛宗說過的一句話：「有謊言的地方就沒有文學」，間接“奉勸”他，既然要搞文學就不能有“謊言”，“謊言”與文學是不能並存的。今天，他“仍然”把“台灣光復”後的文學史定為「再殖民」時期。
所謂「再殖民」，“光復”後的文學是「殖民文學」嗎？是誰殖民了誰？
下面，本文再依據客觀史料，逐步“揭露”它「作偽」的“真面目”；並借此對“台灣光復”期歷史的一些基本問題做一番辯析、澄清，打破台灣分離主義者長期以來“獨擅”的“偽歷史”觀點。
一、再談台灣「光復」的意義——不只是「行政接收」，而是「主權復歸」
就如所有的“台灣分離主義者”的戰後史論，必定是從“塗消”或“扭曲”「八‧一五」——日本投降台灣復歸祖國（中國）的歷史開始一樣；陳芳明的「戰後再殖民論」，也是從“塗消”、“扭曲”台灣「光復」的歷史起頭的。
他的“歷史敘述”，“似是而非”，若不深究，必定受其“蒙蔽”，一眼帶過。其實，其中“深藏玄機”，是“典型”的分離主義的「台灣戰後史觀」。把戰後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完全歸因”於太平洋戰爭的終結，“刻意不提”它與日本侵華戰爭、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關係”；也就是“排除”了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歷史動力”中的中國要素，把台灣脫離日本統治與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因果關係”“脫鉤”，為他的「台灣主權未定論」預埋伏筆；
更“刻意避”《開羅宣言》明記的：「日本竊自中國的……台灣、澎湖應歸還中國」的內容，而以「依開羅宣言的約定，中華民國負責來台接收」的“杜撰置換”。只要稍加對照就可看出，《開羅宣言》明記的「台灣應歸還中國」與陳芳明“杜撰”的「中華民國負責來台接收」，兩者之間的歷史意義是“天差地別”的；
所謂「負責來台接收」，意指日本投降後中國政府（當時是「中華民國政府」）的來台接收，與戰後美軍「負責」接管日本、南朝鮮和琉球的意義一樣，都是受盟軍的命令進行暫時的軍事和行政「接管」，並不是「收復主權」；這與《開羅宣言》中明記的台、澎主權歸還中國的意義，當然是“天壤之別”。
（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一面說”「依照開羅宣言的約定」，“一面”卻“掏空”宣言中「台灣歸還中國」的“重要內容”，說中華民國只是「負責來台接收」，這就是想以「瞞天過海」、「陳倉暗渡」的手法“竄改史實”，想以這樣的“敘事”來“達到”台灣主權未定論的“說法”。說明白了，就是企圖從根本上否定日本投降後台灣主權復歸祖國（中國）的“歷史事實”，進而“虛構”他的「戰後再殖民論」。
實際上，像（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這樣的“竄改”論調，其“總根源”，“來自於”戰後美國在冷戰中對華戰略的“陰謀”。
1947年初，美國發表了「冷戰」宣言之後，為了它在東亞的“冷戰戰略”的“需要”，“企圖”把已歸還中國領土的台灣置於其勢力“支配”之下，而“開始鼓吹”「台灣地位未定論」，否定《開羅宣言》以及台灣已復歸中國的歷史事實。“源自於”美國對華戰略陰謀的這種論調，日後便成了台獨分離主義勢力的基本歷史教義之一；李登輝政權後期，用日本右翼慣用的「終戰」史觀來取代「光復」史觀，也可視為“同一脈絡”。
至於日本投降後，台灣是不是已復歸祖國（中國），這只要看看當時台灣人民如何歡天喜地慶祝復歸，或者台灣的知識人“如何評價”“台灣光復”的歷史意義，便是最好的鐵證，不是（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等“分離主義者”或美國霸權，憑強權或強詞就可以塗改的。譬如，“光復”後，一向對陳儀政府的弊病批評最力的台灣作家王白淵，在《民主大路》（《新新》第三期，1946年3月20日）一文中便曾如此說到：
「台灣業已光復，從殖民地的桎梏，回到祖國的懷抱，與中國打成一片，踏入民主主義國家之門，這是歷史的飛躍，又是民族起死回生之春」。
王白淵的這段話，簡單有力地“記錄”了當時台灣知識人對“台灣光復”的“看法”；如果台灣的戰後真如美國霸權鼓吹的「台灣地位未定論」，或者如陳芳明所“虛構”的中國「再殖民」台灣論，那麼，王白淵所說的「台灣光復！回到祖國的懷抱……這是歷史的飛躍」，豈不成了胡言謅語；如果，從今日（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等分離主義者的尺規來看，王白淵的言論豈不成了不可救藥的「大統派」。實際上，王白淵的“看法”，“代表”了“光復”初期全台灣人民，包括台灣全體文化知識界的看法；「二‧二八」事件後，第一位從事台獨分離主義運動的廖文毅，在“光復”當時也曾熱烈地表示：「台灣光復了，台灣的版圖歸還祖國，我們的國家自強，國權自主，國土重圓了。」（《光復的意義》，《前鋒》創刊號，1945年10月25日）。
因此，不論從“歷史事實”來看，或者從當時的台灣知識人的言論立場來看，日本投降後，台灣已復歸祖國（中國），這是“鐵的事實”，不是（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等可以“竄改”的。
二、駁行政長官公署「再殖民」的謬論
否定了日本投降後台灣主權復歸祖國（中國）的“歷史事實”後，為了繼續“虛構”他的「戰後再殖民論」，便把“光復”後的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描述成”是「日本台灣總督府的翻版」、「不脫殖民統治的變相延續」、「對台灣社會進行帝國式的控制」、「比殖民權力支配還要嚴苛的體制」、「迫使台灣社會淪為『再殖民時期』」等等；用一種沒有具體內容、沒有客觀論據堆砌起來的斷定語句，把行政長官公署比做與日據的台灣總督府一樣，同為殖民政權。
（一）「殖民政權」與「民族政權」的不同
“光復”後陳儀主政的行政長官公署，施政上集權、腐敗、貪污又無能，積累了深厚的民怨，終至爆發「二‧二八」事件，是一個失敗的政府，這已是公論；不管是以集權政府、腐敗政府或「劫收」政府來形容，或說它如何地「比殖民權力支配還嚴苛」也好（何況這還值得商榷），都沒錯，也都符合事實。然而依社會科學上的「國家論」，在政權的民族性質上，行政長官公署絕對不是什麼「殖民政權」，而只是中國這個民族國家（當時是「國民政府」）的地方政府，一個集權又腐敗的「民族政權」。譬如德國的希特勒、日本的東條英機等法西斯政權，不管它如何專制、獨裁、進行軍國法西斯的統治，對德國人民或日本人民而言，它仍是「民族政權」，絕對不會是「殖民政權」；如果因為獨裁、極權的統治而把希特勒“說成”是對德國人進行殖民統治，那真是“天大的笑話”。這是社會科學的常識。
那麼，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與“復歸”中國後國民政府（陳儀政權）對台灣的統治，在本質上有什麼不同？
一般而言，殖民統治最明顯的特徵，就在異民族殖民者對被殖民者在法政上的「民族專政」，殖民者完全剝奪了被殖民者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權，殖民者（宗主國）的國家憲法和法律決不涵蓋殖民地，因此殖民地人民並不具有宗主國「國民」的身份；所謂「國民」，就是指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的憲法和法律所涵蓋的人民，具有以參政權為主的各種政治上的權利和義務，而殖民地人民是完全沒有的，這就是殖民地人民與一般民族國家的「國民」，最大的不同之處。
日本對台灣50年的“殖民統治”，日本帝國憲法從來就“不曾涵蓋”台灣，當然，日本本國的法律也不曾直接施行於台灣，在台灣施行的法律，只是屬於「委任立法」。法學家黃靜嘉先生的大作《日據時期之台灣殖民地法制及殖民地統治》一書，提到所謂「委任立法」的意義，就是：
「日本本國法（內地法）之制定，須依憲法所定經議會議決之程序；而在外地（殖民地），原則上係分別由殖民地長官發佈代替法律之命令（在台灣稱為「律令」、在朝鮮稱為「制令」），或由（日本）中央政府以天皇名義發佈之敕令，以（日本）本土之法律（部分或全部）施行之」（括弧係筆者所加）。
簡單地說，日本殖民者在台灣施行的法律與其國內經議會立法產生的法律，在性質上“完全不同”，它是依殖民統治機關——台灣總督府，對台灣的殖民統治需要而以行政命令頒佈的。
實際上，所有的殖民統治者都是一樣的，為了實現宗主國的壟斷資本在殖民地的壟斷利益，必然在法政上採取「民族專政」的形式，剝奪被殖民者的政治權和法律權，以便進行經濟上的剝削。同時，為了進一步維護和擴大政治、經濟上的殖民利益，對殖民地的文化，包括語言、宗教信仰、感情意識等，也進行「去民族化」，亦即「殖民地化」，這也是殖民統治的重要手段。
“台灣光復”就是“打倒”了這樣的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至於台灣的“光復”帶來了什麼大的變化，有什麼巨大的變革？簡單地說，就是使台灣人民從「殖民地人」的地位，躍進到中國「國民」的地位。
前輩作家王白淵在台灣光復後說：
「台省之復，在其本質上，是徹底的民族革命」
（《告外省人諸公》、《政經報》2卷2期，1946年1月25日）。
所謂「徹底的民族革命」，就是指台灣人民在民族地位和民族關係上有了革命性的變革；由於全中國抵抗日本侵略的民族戰爭得到了最後的勝利，日本無條件投降，也打倒了日本在台灣的殖民政權，造成了台灣殖民地的解放，使台灣人民從上述日帝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民族壓迫下解放出來，同時復歸為祖國（中國）的一省，台灣人民當然也復歸為中國「國民」，得到了作為「國民」的各種政治權和政治地位。因此，對台灣人民而言，台灣光復等於是一次如王白淵說的「徹底的民族革命」。
它具體地表現在，“台灣光復”後，國民政府的憲法和法律立即涵蓋台灣。
雖然，當時國民政府仍然處於“訓政”時期，尚未頒佈憲法，但台灣復歸祖國後，當時全國施行的「約法」與法律立即施行於台灣，台灣人民與全中國各省人民一樣，都處於“相同”的政治、法律地位。1946年年底，台灣也選出了國民參政員和制憲國民大會代表，參加了南京的制憲國大。
這就是台灣人民在復歸祖國（中國）後，與被殖民時期的“最大不同”。
台灣人民作為中國「國民」的一員，最具體的內容，就在獲得了“平等的參政權”上。光復後，行政長官公署立即在台灣實施普選，選出各級民意代表，創設了台灣省各級民意代表機關。
（二）“光復”後台灣人民的參政權
陳儀來台就職不過半個月，就在1945年11月5日的第一次紀念周上，發表了「建立民意機關，給台胞參政的機會」的施政報告。接著，在1945年12月25日公佈了「台灣省各級民意機關成立方案」，開始推動台灣人民的參政權；翌年（1946年）1月15日開始辦理「公民宣誓登記」，接著，經由普選成立了村里民、鄉鎮民代表大會、縣市參議會和省參議會，並於5月1日召開了第一屆的台灣省參議會。對於這台灣歷史上首次的普選，當時的《台灣新生報》稱之為台灣「民主的第一聲」。
“光復”後，台灣人民除了獲得並實現了台灣省內的參政權之外，作為中國「國民」的一員，也選出了中央民意代表，參加了全國性的政治活動。
就如長官公署官員張皋在《新台灣的政治建設》（《現代週刊》，1945年12月17日。）一文中所說的：
「台灣人民今後不僅是台灣的主人，不僅要參加台灣一省的政治，而且是中華民國的主人，將參加整個國家的政治」。
因此，在1946年8月16日，由省參議會選出了八位「參政員」，參加了在南京召開的「國民參政會」；另外，也經由省參議會選出了十八位元台灣地區代表，參加了1946年11月15日在南京召開的「制憲國民大會」；並經由普選，於1947年11月21日選出了30名台灣地區的職業及婦女團體的「國民大會代表」，參加了1948年3月29日全中國行憲後的第一屆國民代表大會，依憲法行使國民參政權。
單從上述台灣人民在“光復”後行使的“參政權”來看，就明白了（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戰後再殖民論」是“欺世之論”，有那種從地方到中央都有參政權的「殖民地人民」嗎？
（三）辟陳芳明對行政長官公署體制的幾點訛論
陳芳明又以「陳儀政府掌握了行政、財政、司法、軍事大權」、「實施與當時大陸各省有別的特殊化體制」為由，“虛構”他的戰後「再殖民論」。
這必須從國民政府為什麼會在“台灣光復”後實行高度集權的行政長官體制的問題來看。
專研“光復”初期政治史的鄭梓先生，在《國民政府對於「收復台灣」之設計》一文（新化圖書出版，1994年《戰後台灣的接收與重建》）。中寫道：
戰後台灣的接收與重建，乃是全中國復員計畫中被劃為兩個特殊的光復區之一（另一光復區是東北，其餘皆劃為收復區與後方區），因此採取單獨派遣大員全權綜合接收的方式。
因此可知，採取集行政、軍事大權於一身的行政長官體制，目的在求「事權統一」，使甫脫離殖民統治的台灣的接收與重建得以「順利完成」，基本上，它只是一個“臨時性的過渡性的”政治體制。因為當時的台灣，是一個剛經歷日本50年的殖民統治，以及曾被日本軍國主義高度戰爭動員成南侵基地的地方；並且，由於日本帝國的崩潰，使原本高度依賴日本帝國經濟圈的台灣殖民地經濟也面臨全面崩盤的命運，再加上戰後必然出現的世界經濟蕭條，可預見台灣經濟的重建將萬分困難；還有，由於日本的“殖民軍國教育”和“皇民化運動”所“遺留”的“精神意識毒害”甚深，台灣社會心理的重建也將十分艱巨複雜；況且，雖然日本已投降，但現實上台灣仍有17萬的日軍駐留、29萬的日本人居留，各機關產業仍在日本人手中，行政、治安仍由日本人維持，而且這些近50萬的日軍日僑還有待遣還其本國。由於上述種種艱鉅的任務有待解決和完成，非有強有力的行政組織是無法竟其功的。
這就是為什麼國民政府在戰後重建期，不得不採取集權的行政長官體制的現實原因，與「殖民」不殖民一點關係都沒有。
（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等台獨分離主義者經常用“似是而非”的“說法”，把行政長官公署等同於日本在台殖民機關台灣總督府，說「行政長官公署的組織是總督府的翻版」、「行政長官公署掌握行政、司法、軍事大權，權力超過日本總督」等等。這完全是以訛傳訛，以意識型態“取代”歷史！
至於，（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說行政長官公署掌握「司法大權」，那也是“瞎說”！
不錯！行政長官公署為綜理行政得制定「署令」，但這「署令」與日本殖民機關總督府的「律令」權是“完全不同”的範疇；「律令」是等同法律效力的命令；而「署令」只不過是台灣省的單行規章，屬於行政範疇，且它不能與國家法律牴觸。況且，當時這種行政權限也並非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所獨有的，而是中國各省政府都有的權力，一點也不特殊。
至於，台灣的司法權，本來就屬國民政府中央的司法行政系統，完全超然於行政長官公署之外，長官公署並無司法權；至於監察權，則有中央派出的閩台監察使駐台行使。
因此，不論從台灣人民的政治地位、法律地位來看，還是從行政長官公署的「政制」來看，“光復”後，台灣已完全復歸中國，台灣人民已是百分之百的中國國民。至於復歸後所產生的省籍矛盾、集權與民主的矛盾、階級矛盾等等，全都屬於中國民族國家的內部矛盾，絕對不是異民族間的矛盾。陳芳明的「再殖民論」，就是“矇騙事實”，想把中國民族內部的矛盾“扭曲”為異民族間矛盾和對立，“虛構”他的「戰後再殖民論」，建構他的“台獨史觀”。
三、是「民族文學」，不是甚麼「再殖民」文學
“光復”後的台灣文學其最大的飛躍，在精神面貌上和語言上都復歸為「民族文學」。
原來在日本殖民文學和「皇民文學」的雙重壓迫下的台灣文學，“光復”後，得到了復權與傳承，恢復了它民族文學的原貌和地位。最有象徵意義的莫過於台灣新文學開拓者賴和文學精神，在“光復”後的復歸；與“光復”同日創刊的《政經報》第二期上（該刊於1945年10月25日光復創刊，由陳逸松、蘇新等主編，是當時最有影響力的進步期刊），便率先刊出了賴和的《獄中日記》（連續刊載了4期）。該日記是賴和先生，在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的翌日（1942年12月8日）突被日本憲警拘捕關押後，在獄中所寫。就如他在最後一篇日記寫道：「看看此生已無久，能不能看到這大時代的完成，真是失望之至」。
賴和先生在日本軍國殖民統治臨崩潰前最瘋狂最黑暗的1943年1月，竟未能看見「大時代的完成」而過世了；該日記也在「大時代未完成」前，一直被監禁於日本法西斯的黑牢中，最後，終於在日本軍國殖民統治崩潰、台灣復歸祖國的同時重見天日，重回了台灣文學的史冊。
除此之外，楊逵也在1947年1月15日出版的《文化交流》上，編了《紀念台灣新文學的開拓者——林幼春、賴和》的專輯；並且台中的民眾出版社亦出版了賴和作品《善訟的人的故事》；可以說賴和的文學精神，從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而開始壓迫台灣文學以來，光復後再度的復活。還有，在光復後不滿一年，楊逵也出版了《鵝媽媽出嫁》和日據期被禁的《送報夫》；更具有時代意義的是，吳濁流先生在日據末期日本軍國主義的黑暗統治下，偷偷寫成的長篇小說《胡志明》（後改為《亞細亞的孤兒》），終於在光復後得以出版，代表著台灣文學抗日精神的勝利。這些都象徵著台灣文學精神的光復。
除了在精神上從殖民地的文學“復歸”為民族文學之外，台灣文學的創作，在語言上，白話文也恢復了1937年以前的主流地位。日據期作家楊雲萍、黃得時、賴明弘、王詩琅、王白淵、蘇新、吳新榮……等都恢復了用流暢的白話文寫作；
最令人欽佩的莫過於（台灣第一才子）呂赫若，這位以日文創作而成名的作家，在“光復”後不足四個月便開始用白話文創作，在《政經報上》連續發表了兩篇短篇小說《故鄉的戰事》之一和之二，痛烈地嘲諷了日本的殖民統治，呂赫若不管在語言上或小說主題上，都徹底地批判了殖民統治，表現了「去殖民」的文學精神。
即使在“光復”的第一年，仍然用日文創作的龍瑛宗，在文學精神上也表現了「去殖民」復歸祖國的熱情；譬如，發表在《新新》雜誌創刊號（1945年11月20日）上的《汕頭來的男子》，便是描寫一個熱愛祖國的台灣青年周福山抵抗日本和死亡的故事。在小說結尾，龍瑛宗寫道：「現在，台灣已歸還中國，大家正洋溢在光復的喜悅中，現在台灣正需要一個純情又熱愛中國的人才，然而，在這樣的時候，失掉了像周福山一樣值得敬愛的青年，真令人惋惜……他一直相信中國的光明，但卻無法躬逢『光復』這個人類史上難得的盛典，這使我相當落寞……每思及光復的喜悅就不禁思念起周福山來。」
透過描寫周福山的形象，龍瑛宗“表達”了他強烈的對“祖國”的認同感情。
由此可見，“光復”後的台灣新文學，不但沒有如（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所“捏造”的，由於「中國化」而「空白」、「荒廢」、「斷裂」，反而因為“光復”的歷史大變革而使台灣文學由殖民統治高壓下“解放”出來，不管在精神上或語言上都恢復了它民族文學的原貌。
四、「橋」論爭－－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
發生在1947年底到1949年初的《新生報》「橋」副刊上的文學論爭，被稱為台灣新文學的三大論爭之一。當時，台灣剛從日本殖民統治復歸祖國，台灣文學正與祖國民族文學匯合的關鍵期，外省作家與本省作家共同熱烈議論了「如何建設台灣新文學」。論爭顯示了當時的省內外作家，都站在「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的前提，強調「台灣文學的特殊性」，同時，也主張台灣文學要走「大眾文學」、「現實主義文學」的道路。由於這次論爭，含有濃厚的祖國民族文學的基調以及左翼進步文學的傾向，長期以來，台灣的分離主義文學論者，不是想隱蔽這論爭的史料，就是不斷歪曲解釋，想把它塑造成外省作家打壓本省作家、外省作家與本省作家文學衝突的虛像。
把台灣的一切問題都“化約”成中國對台灣的壓迫、台灣與中國的對立是分離主義的“特徵”；而“排除（閹割掉）”台灣新文學中的中國文學與進步文學的成分則是分離主義文學論的特點。
分離主義文學論者陳芳明當然也跳不出這樣的窠臼，甚至更為嚴重。他把「橋」論爭“扭曲”成是「本省作家與外省作家的激烈對話」，且“虛構”「本省作家與外省作家處在極為不同的政治位置」，抹黑外省作家「依恃血腥屠殺的陰影」，而刻意誇大台灣作家「處於一個被指控、被迫辯護的位置」。
只要讀過「橋」論爭文章的人，都知道，論爭中不管是本省作家或外省作家都清清楚楚主張「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這本是一目瞭然，不成問題的事，但是（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偏偏就要”以「文學的族群主義」來“歪曲事實”，明目張膽地「硬拗」說：真正這樣主張的都是出自外省作家筆下，本地作家沒有一位是附和或支持這種論調的。
真的只有外省作家主張「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而本省作家沒有一個人主張嗎？
讓我們用史實來戳破（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謊言”。
其實楊逵是最明白且最積極主張「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的作家；譬如，在作為引發「橋」論爭的關鍵文章——《如何建立台灣新文學》的文末他就說：
「因此，我由衷地向愛國憂民的工作同仁呼喊，消滅省內外隔閡，共同來再建，為中國新文學運動之一環的台灣新文學」。
在《「台灣文學」問答》中，楊逵清楚明白地說：
「台灣是中國的一省，沒有對立，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當然不能對立」。
台灣前輩作家張我軍先生的次子張光直先生，當時雖是台北建國中學高中二年級的學生，卻已用「何無感」的筆名參加了「橋」論爭，在《致陳百感先生的一封信》中，他批評了陳百感「有意無意地把台灣和中國隔離」，他說：
「台灣在地理環境上，雖然是一個孤島，但就社會經濟基礎而言，它是中國的一環，台灣文化也正是中國文化的一環……可是先生您忘了台灣文學正作為中國人民文藝運動之一環而鬥爭，在克服發展中……」。
當時的台灣師院學生籟亮（賴義傳，台籍青年文學雜誌《潮流》同仁，後被刑殺在50年代白色恐怖中），在論爭中的一篇《關於台灣新文學的兩個問題》，文中談到台灣文學的特殊性與中國文學的普遍性時，如此辯證地說道：
「台灣新文學當然是和祖國文學一樣站在同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上的，不過這裡躺著可惡的『澎湖溝』——50年的距離——這就是台灣新文學的立場——特殊性……那麼『台灣新文學』是和『大陸文學』對立的嗎？不是的，『澎湖溝』是站在和祖國同一新歷史階段上，才可以看出它的特殊性。因此，這一個特殊性是以同一歷史階段為前提的，所以『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
當時的台灣師院學生的林曙光，在文壇上十分活躍，在論爭中他寫了《台灣文學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關於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關係的問題，他也說：
「所以最好還是打破一切的特殊性質，做中國文學的一翼而發展，今日『如何建立台灣新文學』，需要放在『如何建立台灣的文學使其成為中國文學』才對」。
另外，林曙光也在當時上海出版的全國性文藝雜誌《文藝春秋》上，發表了《台灣的作家們》（1948年10月15日）；在文章開頭，對於台灣新文學與中國新文學的關係，他便如此說道：
「但是在本質上，它始終追求著五四以後的中國新文學的傾向，也可以說，它是發源於中國新文學運動主流中的一個具有光榮的傳統與燦爛的歷史的支流」。
曾經“率先扭曲”「橋」論爭意義的葉石濤，在論爭當時也寫了《1941年以後的台灣文學》一文，在文章一開頭他說：「由於過去台灣殖民經濟所決定命運的台灣文學，在抗日反帝的現實的鬥爭過程中，所產生的作品，樹立了中國文學發展的傳統性」，在文末他還振振有詞地說：
「我們必須打開窗口自祖國文學導入進步的，人民的文學，使中國文學最弱的一環能夠充實起來」。
可見得，在「橋」論爭中，幾乎所有的省籍作家都表示了「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的看法，這是明明白白的。
況且，除了「橋」論爭外，當時的省籍前輩作家，如賴明弘、楊雲萍、王詩琅等等都分別在其他刊物上發表了同樣的看法（在此不一一贅列）。這種觀點，實際上已是“光復”後，建設台灣新文學的大前提和出發點。（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想“一手遮天”，以為握有【文化霸權】便可以把省籍前輩作家不符合他分離主義文學標準的言論思想統統「閹割」掉；然而，歷史終究會以它的方式撕破【霸權的假面】，這是亙古不變的鐵則。
（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分離主義文學論其“核心”是以“排除（閹割掉）”台灣文學中的中國文學要素來「建構」他的台灣文學「主體性」。但是，客觀地、歷史地來看，構成台灣文學「主體性」的基礎正是台灣文學裡面普通存在的「中國性」；排除了「中國性」的台灣文學其實只是一個空虛主體，或虛假主體，不得不靠「虛構」來維持。
這使他的歷史觀成為「非社會科學的」，必然表現為：
（一）孤立的歷史觀：不但切斷與中國歷史的關係，也切斷與世界歷史的聯繫，更切斷了與台灣歷史本身的聯繫。
（二）抽象的、空洞的歷史觀：其中，沒有台灣社會的歷史變化、也沒有台灣社會的具體內容。
這種文學論，對台灣文學的最大傷害在於：
（一）排除了台灣文學中的中國民族文學和左翼文學。
（二）再度阻斷了台灣的「去殖民論」的發展。
（三）使台灣文學史再度「失憶」。
這就是他的分離文學論的“可悲之處”！
文／曾健民
2011年12月9日
《海峽評論》253-254期- 2012年1-2月號
《狐狸看雞窩 破產專家“研究發展”》
《狐狸看雞窩 破產專家“研究發展”》
真該感謝佐利克——要不是這位洋大人的“當眾嘉獎”引起了我的注意和好奇、隨手搜索了一下，我還真不會發現“勾結”「世界銀行」秘密安排中國命運、把持『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頭號人物竟然是個“破產專家”——更確切地說，是“國有企業政策性破產專家”。
這可是官方網站的正式資料——李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黨組副書記，“長期從事宏觀經濟、國有企業改革、企業國有產權管理、國有企業政策性破產、國有企業金融衍生產品投資管理、企業資訊化等方面實踐和政策研究工作”（http://www.drc.gov.cn/zxld.asp）
看清沒有？“長期從事”“國有企業改革、企業國有產權管理、國有企業政策性破產”。有多長期？官方資料一清二楚：
1991年進國務院，1998年成國務院辦公室大拿——正是“下崗幾千萬”、“買斷工齡”、“下崗分流”、“減員增效”、“改革代價”、“破產重組”、“產權明晰”、“MBO”、“冰棍論”、“吐痰論”、“靚女先嫁論”、“國有企業無主論”、“國有資產大流失”如火如荼的時候（大權在握的李大人在其中的貢獻自然大大的）。
屈指一算，人家迄今已足足幹了二十多年的“國有企業改革、企業國有產權管理、國有企業政策性破產”，而且有理論有行動——“實踐和政策研究工作”，可見絕對是這行的老資格老油條。“多年的道路走成河，多年的媳婦熬成婆”，即便李大人當年是外行，如今也早成內行了。
尤其是“國有企業政策性破產”（就是說國有企業沒虧損也必須破產——國有企業不賺錢是“沒效率”，賺錢是“壟斷”，死活都有罪，非消滅不可，難怪要“政策性破產”），這號專業全世界有幾家？“物以稀為貴”，只要是我有你沒有，哪怕是個癩蛤蟆也得當天鵝供。幾十年如一日理論聯繫實際搞“國有企業政策性破產”的，豈能沒資格當“國有企業破產專家”？
讓“破產專家”主管“研究發展”實在是諷刺：這不是讓狐狸看雞圈嗎？而讓“國有企業破產專家”把持“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則不但是諷刺，而且簡直是恐怖了——火葬場老闆開醫院，真正巴不得的是要人死還是要人活？
“國有企業破產專家”把持“發展研究中心”，真不知道這“發展研究中心”的正經差事是什麼？
是中國經濟的發展，還是國有企業的破產？
難道說，只有國有企業破產，中國經濟才能發展？更或者說，國有企業破產=中國經濟發展？
怪不得李大人幹了二十多年的“國有企業破產”、砸了幾千萬老工人的飯碗還不過癮，又“風雨無阻、致死方休”地瞄上了倖存的國有企業，大有不把剩下的幾億國有企業職工都變成“改革代價”誓不甘休的淩雲壯志。
李大人不愧是“專家”，懂得審時度勢見機行事，積二十多年“國有企業政策性破產”之經驗，知道要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中國國有企業，單憑自己的份量還不夠，即便拉著“後臺（瘟政改）”一起出馬也困難重重——如今對付中國老百姓，聳人聽聞的招牌頭銜已經不靈了，用魯迅的話說，“‘皇太后鞋店’的顧客，我看見也並不比‘皇后鞋店’裏的多”——經過三十多年的“特別是”，“專家”臭了，“學者”臭了，“教授”臭了，“精英”臭了，“經濟學家”臭了，“學術研究”臭了，這會兒哪怕祭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這大得嚇人的招牌也未必能再讓老百姓肅然起敬、兩腿發軟、屁滾尿流了。
怎麼辦呢？土的不行就來洋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中國的菩薩不靈就找外國的，向世界銀行搬救兵，遠道的和尚好念經：土特產的“專家”不靈、“學者”不靈、“教授”不靈、“精英”不靈、“經濟學家”不靈、“學術研究”不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不靈，那就來洋的，請「世界銀行」的“洋大人”出馬，再把土特產頭銜全堆到一起，來個一勺燴，這下該靈了吧？
於是就有了“世界銀行”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專家”+“學者”+“教授”+“精英”+“經濟學家”+“學術研究”=“2030的中國”
——為了打鬼，所以借助鐘魁；
為了消滅國企，所以勾結洋人。
反正“中國人（漢奸買辦帶路黨）勾結外國人共同對付中國人”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只是這次“精英”對“百姓”的色彩格外濃厚鮮明——中、美“精英”大聯合，齊心協力“對付”中國老百姓。你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還沒影呢，人家的“中美國精英，聯合起來”的合作結晶都出來了，了不起吧？
說實在話，我倒覺得佐利克挨駡有點冤——人家想搞垮中國不假，問題是誰讓你專找想搞垮中國的人出點子？你不理不睬不上當，他再一肚子壞水也使不上勁。找屠夫動手術，割死人算誰的？屠夫固然責無旁貸，把屠夫“說成”醫生的人更罪大惡極，而盲目相信“屠夫是醫生”的人自己也有責任。“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
“蒼蠅不抱沒縫的蛋”，沒有家賊引不來外賊，沒有內鬼引不來外鬼，沒有“李偉”們當“李鬼”或曰“裏鬼”，佐利克們再能也是“狗咬刺蝟——沒處下嘴”—— 佐利克自己承認，這個“中國2030”的研究專案從“發起到指導”全虧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由此可見想出這個“（瘟政改）鬼點子”的並非美國人，而是中國文匪“精英”——美國人再滑頭，對付起中國來還是不如中國文人的花花腸子多。
比如對別國經濟指手畫腳，總是親自出馬，頂多以“世界銀行”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ＩＭＦ）”的名義，基本屬於直來直去硬幹，以前還真沒見玩過這種“聯合研究”這類“曲線干涉”的把戲。這“聯合研究”跟中國京戲的“男人扮女人”其實是一個味：京戲是“男人看見‘扮女人’，女人看見‘男人扮’ 。表面上是中性，骨子裏當然還是男的”。
而這“聯合研究”呢？外國人明白是“「世界銀行」做說了算”，中國人卻“以為”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說了算”，“表面上”是“雙贏”，骨子裏當然還是洋人說了算。“男人扮女人”是“我們中國最偉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藝術’”，“聯合研究”不過是這種“最偉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藝術’”的副產品，這等招術是習慣于直線思維的西方人想破頭也發明不出來的。不過沒關係，人家只需要把握住一條：“以華制華”，用中國的文匪“精英”整中國人。
比如這次“聯合研究”，從出點子到付諸實施到使其通過，沒有中國文匪“精英”的裏應外合門都沒有。佐利克說“李偉主任為如何使本報告對中國領導層更有利用價值提供了特殊的重要指導作用”
——可見人家把中國政府內部的運作規律規則全盤告訴了美國人，手把手“教會”人家“如何干涉”中國內政：你要這麼幹准通不過，必須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才能“對中國領導層更有利用價值”，才能克服阻力達到目的。所以佐利克才會感激不盡，才會用“特殊的重要指導作用”這樣的字眼來形容。
從“甲午戰爭”到“八國聯軍”到“抗日戰爭”，外國鬼子為什麼對中國情況瞭若指掌？就因為有一代又一代的“（漢奸買辦帶路黨）內奸”給人家“提供”了及時準確的情報。如今“裏鬼”們連如何把握中國政府內部的運作規律、如何“更有效地干涉”中國內政這樣深入細緻的政治情報都手把手地教會人家了，難怪人家對成立“中美國”如此信心十足。
順便說一句：按照“消滅國企”、“政企分開”的原則，政府部門與學術研究機構同樣應該分開。
既然如此，那這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本身也應該在消滅之列：說你是學術研究單位吧你分明是政府機構，說你是政府機構吧你又標榜搞“學術研究”，又掌權又“研究”，難道不是不倫不類？
你的“學術研究”成果是競爭的產物，還是權力的產物？
你搞“學術研究”時什麼時候允許過競爭？
“什麼時候”允許中國老百姓參與？
“借助”權力搞“學術研究”、“不准”別人爭論的人有什麼資格指責“國有企業壟斷”、“破壞競爭”？
國有企業即便壟斷也只影響某一個行業。而這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壟斷的“學術研究”呢？影響的可是全國所有行業的國有企業——幾個“學者”借著權力勾結外國人，不聲不響就偷偷決定了全國幾百個大型國有企業、幾千萬幾億國有企業職工、幾萬億國有資產的命運，誰給你的權力？
這難道不比某個具體的國有企業某一方面的壟斷“嚴重百倍”？
要人下崗的人應該自己先下崗，要破除壟斷的人應該先破除自己的壟斷，先破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國家決策的壟斷。要消滅國企，就該先消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這樣不倫不類的機構。中國要發展，頭一條就不能讓“國有企業政策性破產專家”來把持“研究發展”——自身不正，焉能正人？
真正值得深思的是“聯合研究報告”的出爐時機——不早不晚正趕上“最後一屆”，正趕上“寧要……不要”一浪高過一浪之時。這才奇了、怪了：“改革攻堅”拖拖拉拉了多少年，怎麼（瘟政改）快下臺了“突然”像上足了發條來了勁了？早幹什麼去了？以前那麼四平八穩，怎麼如今突然什麼也不在乎，大喊大叫“冒點風險不怕”了？
為什麼以前不敢提“冒點風險不怕”？
其實窗戶紙一捅就破：“監守自盜的賊”如何才能在離任後不被追究？
簡單得很：離任前暗中放它一把火，掐著點專等交接班完成之後才燒起來。這時接任的焦頭爛額救火都來不及，“哪有功夫”查自己的帳？“這樣一來”什麼贓款贓物都可以“藉口”大火推得乾乾淨淨，別人還會說：人家當班時再不濟也沒出這種大亂子，全是你這新上任的無能。
由此可見先前的“拖”和現在的“趕”都是經過【周密策劃】的，算准了要“安排”個卸任之後的“天下大亂”，這才能確保自己加老婆孩子這些年的貪贓枉法不會被追究。沒有這招後手，（瘟政改）大權不在之後如何保住腦袋？（瘟政改）狐狸看雞圈、破產專家“研究發展”其實是戲中有戲，這淌渾水“深得很”，背後的名堂多了去啦。
文／黎陽
2012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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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旋 □
短評／韓菲論道
2012.2.27
“改革”三十年，搞資本主義的“弊端”現在盡顯，解放前“人吃人”的“醜惡黑暗社會”已經重現演繹一遍，給人民群眾生動的上了一課什麼叫“三座大山”，也許這就叫歷史的螺旋發展。
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國”前三十年勒緊褲腰帶進行創業、建設、佈局加生產，留給了中華民族用以輝煌復興的硬體，但人民思維與精神世界的轉變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輕易改變，聖人想通過文革這樣的不流血的方式“洗涮滌蕩”中華民族部分自謂為讀書人、人上人的“積弱、自卑、猥瑣、自私”（清政府毒害之深）的內心，達到適應先進生產關係的目的，結果絕大部分人領會不到聖人文革的深刻精神，最終人亡政息。
如今“人心思變”，仁人志士反思不斷，歷史的螺旋必定向“迴轉”。如果有一天，天朝絕大多數的人民精神（文化上）世界被自信、自尊、慈儉等優秀品質充滿，再加上天朝無以倫比的生產與創新的硬體，則獨領風騷將為時不晚，試問小小寰球誰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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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奴 □
短評／韓菲論道
2012.2.27
“政治原則性”的“喪失”是現在官員的普遍規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造成了招商引資往往“不顧羞恥”甚至達到“弱智”，地方官員普遍在外事方面一幅“洋奴”習氣，低三下氣，看見外夷“自慚形穢”，鬼子在國內有點事就上升到政治層次考慮問題，怕丟官帽子，出現這種愚蠢的精神問題，歸根結底怪乎誰？
其實人民看的很明白，問題的關鍵在“核心”。清政府之所以對外“奴顏媚骨”，割地賠款，俯首稱臣，是“同樣的道理”，教科書寫了點，但是沒有寫明白，清政府的問題同樣處在“核心”，王公大臣，尤其是“核心”的那幾位蠻夷，通過鴉片貿易，割地賠款，出賣主權（經濟，金融，建造，交通，礦產、建軍等）得到了多少好處？只要自己飽，那管全家餓，“個人私欲”無限膨脹，大好江山化作幾錠元寶褲兜藏，搞成這樣江山不失，天理何存。
至於誰如果有興趣，可以試著考證清政府軍機處及封疆大吏中的那幾位通過與外夷“相互勾結”鯨吞了多少金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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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懷璧其罪 □
短評／韓菲論道
2012.2.28
天朝勞苦大眾經過約三十年的浴血奮戰，奪得江山，有了真正的主導權，後又勒緊褲腰帶又建設了三十年，終於擁有了屬於全集人民的巨額財產，在經過三十年的排除干擾的艱難發展，好不容易才長到成年（有了成果），如今“漢奸”赤裸裸的“勾結”洋人想通過所謂的“不改革就死路一條”的恐怖誓惡毒言奪取全集人民的資產，
國企有罪嗎？國企是“簡單的經濟問題”嗎？
國企“承載”的是一種公有制為主體的政治體制，
國企是一種“無以替代”的戰爭動員能力，
國企是執政黨穩定社會的最有力的利器，
國企是 附著在國家力量上的倍增器。。。
如果“漢奸”們真正通過所謂的“改革私有化”了國企，那一天真正來臨，也就是的執政黨走向“滅亡”的開始！
看看《春秋左傳•桓公十年》 中描述：“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 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
通過這個典故能看到什麼問題？
內、外敵人第一步先要你的寶（經濟），
第二部在要你的刀（軍隊），
第三部要你的項上人頭，
試問你tmd的給不給？要還是不知死活搞“私有”，只能命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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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子）明碼呼叫 （漢奸買辦帶路黨） □ （美歐操縱利比亞軍事政變模式）
短評／韓菲論道
2012.2.29
“時間”對內外敵對勢力來說“越來越緊迫”，“逼得”對方開始對國內不得力的“漢奸”們進行“明碼呼叫”。前有稀拉瀝，後有唑克痢，內有“漢奸”們（注：含臥底最深的新自由主義經濟『芝加哥弟子Chicago Boys』世銀林毅夫）自己出來暴露自己，
【歸根結底就一個主題，帝國主義快要倒斃，需要天朝為其墊背】，
第一步“私有化國企”也就“貼上”不改革，中華民族就死路一條的“惡毒標籤”進行“隱蔽”。
有個測試不知道准不准，如果允許私人資本參股國企，就讓他們真正的拿出（實體）黃金、白銀作為交換的股本，不知道他們願意不願意？
別他娘的又從銀行“貸款（虛擬數位貨幣）”完成參股國企，通過產品漲價賺取暴利最終把“毒害”“轉嫁”給全集人民，這種“空手套白狼”對人民資產“剝奪”還“美其名”曰資本運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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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種 、 猛虎
短評／韓菲論道
2012.3.2
“（中俄）正義與（美英以法西斯霸權聯盟）邪惡的鬥爭”已經白熱化，對敘利亞的提案“（2012/3/1）再次否決”說明兩大陣營的戰鬥鼓角已經吹響，還是那句話， 不管唯心者無論如何“粉飾”，如何堅持自己的唯心立場，世界格局都將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分裂成兩大團集”，除非有些（美奴帶路黨當權當道）民族“自甘墮落”下去，甘願做奴隸被人剝削與蹂躪（從去年的“國內漢奸們”提出的拯救對方就是救自 己的繆論，相當於舊西藏農奴甘願去救領主一樣滿腦子進水般“麻木不知羞恥”）。
應該注意的是，敘利亞巴沙爾一定需要防止對方（美帝中情局+以色列猶太Mossad魔殺刀）玩“暗殺遊戲”，暗殺首腦一直被對方（美帝中情局+以色列猶太Mossad魔殺刀）認為是自己武器袋中最能起作用的一種方式，所以選好接班人與核心力量以防不測早準備。“置之死地而後生,陷之亡地而後存”，巴沙爾要以大無畏的勇氣秋風掃落葉般的蕩盡對方的“雇傭”與特種部隊。敘利亞現在最需要的是反特種作戰的技術、戰術與裝備。反過來看，曾遭受對方特種襲擊與即將下一輪遭受對方特種打擊的國家是不是應該向此處派遣自己一部分特種部隊，看看對方的特種是不是吹得那麼神，特種在國內練不出真本事，只有經過實戰與血與火的鍛打，特種才能真正成為國之利刃。
對方（美帝基督教霸權+英法老帝國殖民勢力）現在在非洲採用的是“騷擾驅趕戰術”，讓你正常經營多年並有成果的經濟利益和經濟活動受到限制最終退出，（肢解分化依附戰略）蘇丹就是典型事例，經過近二十年投資建設現在到了收穫期，結果經濟果實運不回，逼迫天朝的猛虎出征咬人，陸軍這只虎早應該放出幫助黑兄弟去阻擊對方（美帝基督教霸權+英法老帝國殖民勢力）的“侵入”。沒有力量的延伸，哪能保證利益的獲取。所以航母應該儘快成軍，水陸並進經營非洲大地，海盜和強盜才能根本上絕跡，才能構築非洲的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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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第二大的“私人公司”（其實背景未必是私人的），在這裏，引用jackrain兄的原文，“世界第二大的是美國的G4S，這個名字是因為它的前是 Group 4 Falck A/S，和 Securicor plc 合併後成立的，這是負責安全保衛的公司，就是保鏢吧！超過625000名員工，雖然一些業務重點是對銀行，監獄，機場等負責保安，G4S也在世界各地的危機中發揮重要作用。
2008年，它又買下了Armorgroup，其中9000雇員守衛了約三分之一在伊拉克的所有非軍用補給車隊的保護。它在超過125個國家和地區為安全 提供保護，包括一些非洲和拉丁美洲最危險的地方，它提供了政府機構和私營公司的全副武裝的安全部隊，土地掃雷，軍事情報和培訓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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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韓非兄剛才的點評，不難看出，其實近期在非洲針對我國伸出的“黑手”背後可能就有“這幫人”，而且“數量龐大”，這也是美帝能在世界各主要地帶“張牙舞爪”的條件，人員配備眾多，正如jackrain兄所言，有多少退伍軍人都進了這個公司，這其實就是另外一種“變相”的“軍事駐紮”和延伸。
《瞞天過海連環策－ 911大棋局全景推演》
〇 要點提示
1．直接地，“911博弈”是發生在美元資本與歐元資本之間的一場生死決戰。通過爭奪貨幣霸權，“美元帝國”與“歐陸帝國”（借殼“歐盟”）這兩個政治實體又要爭逐全球政治霸權，而爭逐全球政治霸權又不過是為各自所代理的那一路資本盜取壟斷地位服務……就此，全球各路博弈者演繹了一輪錯綜複雜的“大棋局”攻伐，俄羅斯、猶太資本（+以色列）更全力運籌、實施各自的爭霸野心，而一些次要博弈者雖然審慎行事力圖自保，卻不免或被借為棋子，或遭到訛詐，或被淘汰出局……
2．在這一輪全球爭霸博弈中（當然也包含“反霸”內容），“911攻擊事件”是足以改變“全球大棋局”宏觀走向的一個最關鍵節點，是由一組博弈者主動發起的一個“破局性事件”，它們通過“911事變”扭轉大勢，一時“轉敗為勝”，所以本文把這一輪全球大博弈擬名為“911博弈”或者“911大棋局”。
3．有三路博弈者參與了“911事變”（“911攻擊事件”），它們是：白宮（美英土著資本及權勢集團）、海灣石油王權、猶太資本（+以色列）。此外，“埃及政權”也勉強可以算作第四路（邊緣）參與者。其中，猶太資本做為整個“911大棋局”的“最終策劃者”並未直接參與“911攻擊事件”……白宮不僅是“911大棋局”的“最高策劃者”和最高操控者，還做為主要行動者參與了針對美國本土的“911攻擊事件”……海灣王權向基地組織最高層發出指令，本.拉登接受指令並驅動基地組織，與白宮配合上演了9月11日的攻擊事件……埃及最高權力核心（或者只有穆巴拉克一人）是否知曉，或者知曉多少“911策劃”的相關內容，從而是否向基地組織二號領導人紮瓦赫裏發出指令，或者埃及最高權力核心在“9月11日事件”中的實際角色——本文尚未能就此做出可靠推演，但至少可以確定的是：這個“埃及最高核心”在“911大棋局”中另有重要角色……
4．站在基地組織背後的博弈者是“沙特王權”（代理海灣王權及其資本）和“埃及最高權力核心”（“意圖”代表埃及國家利益）。又，做為博弈者的“埃及”可謂是以色列（+猶太資本）找到的“鐵杆”戰略盟友，是以，在“大棋局”之縱橫捭闔中，基地組織有時也需要，也能夠間接執行猶太資本的戰略意圖。
5．在“911策劃”中，由沙特人本.拉登領導，並以沙特籍人為主要成員執行“911攻擊”，以及（或者）他們承認對事件負責，其目的是——海灣王權由此向美元帝國交付了一張“投名狀”，即，由於美元帝國由此可以把海灣王權指證為美國的敵人，白宮就可以迅速廢黜海灣王權，所以海灣王權不可以叛離美元立場（廢止“石油美元”或者出爐“石油歐元”），再所以美元帝國就不需要廢黜海灣王權——由此，雙方就“石油美元”達成更為緊密的“勾結合同”。（這算是一則“瞞天過海”，也做為“911大棋局”之一處“棋眼”）
6．阿富汗地處偏隅，國家體量中小，政治鬆散，在“大棋局”中長期處在被動位置和邊緣位置，政權博弈能力偏低——恰是這些互為因果的因素，才使得這個地緣政治地圖中的“地理國家”突然變成一處最重要的戰略節點——可供強權切入。美英強權通過阿富汗重置了中亞“能源管線政治”，和借阿富汗為跳板向周邊國家縱橫捭闔，從宏觀、微觀上改造了中亞-中東地緣政治，乃至一時重置了全球政治地緣……
7．關鍵地緣政治目標：埃及，土庫曼斯坦，印尼（當然還有阿富汗，伊朗，伊拉克）……
8．關鍵地緣政治工程（地緣政治手術）：“北約反導”，巴傑石油管線，“大地中海計畫”……
9．一號醬油男：英國。在近現代歷史中，英國政權高效代理了英國本土資本利益。而今天，英國（政權及其資本）遊走在美、歐之間，實際身份卻是美帝國使派的008小弟，行無間道，手中醬油瓶要在關鍵時刻助美帝，砸法、德……
10．法蘭西（2011-3）攻伐卡紮菲（格達費），海豹突擊隊（2011-5-1）刺殺本.拉登等事件都可以視為“911大棋局”的重要後續組成部分（或可視為新一輪大博弈）。
刺殺本.拉登事件還是美英土著、猶太資本、海灣王權（也有莫斯科、巴黎）之間擺開的一局“無間道”。
11．……
〇 從“冷戰收局”到“911大棋局”
緊隨蘇聯解體，“歐陸聯盟”立即形成（蘇聯正式解體不足1個半月之後，即1992年2月7日，“歐共體”12國外長和財政部長在馬斯特里赫特正式簽署），即，“蘇東解體+蘇聯解體”與西方資本陣營分裂同時進行，互為博弈因果，或者說，“歐盟”成立、且獨立於美帝國本就是“蘇聯解體局”的一部分。此時，美英土著資本不能正面攻掠歐陸，既不能對歐陸施加全面控制，也不能正面遏制歐陸的爭霸前景，因為那樣必將導致歐陸背離美英，去借重莫斯科的軍事、政治、地緣力量對美英施加反制。以及，猶太資本也不會允許美英土著攻掠歐陸，它會以引爆美帝國金融危機、經濟危機為手段掣肘美英，因為美英土著在解除歐陸這個最強對手之後將立即返身圍殲猶太資本（乘俄羅斯極衰之際，而中國不具備爭霸全球的地緣條件和實力條件），且猶太資本還必須保留歐陸做為它可以出逃的目的地。而且，全球各國政治力量、資本力量同樣需要掣肘、反制美英土著的單極霸權。那麼可以說——“美英土著不可以正面攻掠歐陸，從而歐陸獲得獨立博弈者資格”也正是“蘇聯解體局”即“冷戰收局”中已經包括，已經預置的一個邏輯內容，這個邏輯內容與邏輯關係也是“蘇聯可以選擇主動解體，敢於選擇自主解體”的博弈邏輯前提……反過來，從蘇聯解體到“911”此10年間，西方資本陣線內部的叛局之所以未能發生，也是因為其陣線內部尚未形成一股具備更多利益協同的背叛勢力——歐陸意圖獨立于美英，但是各國做為中小博弈者需要一個明確的共同利益或（及）前景做為盟約，才能形成一個強大的“叛局同盟”，具體地，歐陸需要通過拿到“金融武器”從而把歐陸各國轉變成為各國資本利益的聯合體，從而成為一個確鑿的“大國博弈者”而不會在美英的壓力下分崩離析——歐元正是這個“共同武器”。所以，新一輪的“全球大博弈”的主題來自“歐元出世，及怎樣出世”，它是“蘇聯解體博弈”（冷戰收局）之後又一輪具有轉折性意義的“大博弈”。即是說，當“蘇聯解體博弈”經過了大約10年的後續運演，針對暗中生衍變化的“大棋局”（和各方博弈者共同參與構建的“大局觀”），主要博弈者必須考慮出爐一輪新的“全球大博弈”了。
從人口規模、經濟體量與品質、科技資產到文化資產，歐陸都勝過美國，或者可以迅速勝過美國，哪怕是縮減版的“歐陸帝國”。所以，歐元霸權“可以”在“市場規則”之下取代美元霸權。而且此時，美元總面值已經超出美國的經濟規模和經濟實力，包含了那部分由霸權帶來的數額。那麼一旦歐元取得石油結算地位，哪怕是在“石油美元”之下成為第二結算貨幣，美元霸權也要被終結，“美元帝國”將不復存在，美國經濟將走向崩潰，而美帝國舊的帝國之本、即實體生產力也已經部分被放棄，沒有放棄的那部分生產力也將在美元失去霸權之後繼續衰落——200多年的英-美全球霸權也要當即終結。
是以，“歐元出世”是繼“蘇聯解體”之後又一次深刻影響到全球爭霸-反霸格局的重大事件，當然，它的由來（之所以能夠出世）也是一次“博弈事件”，是由全球爭霸-反霸歷史演繹而來的一個後果，和“大棋局”的一個新的主題性內容。它或者足以改變全球霸權-反霸格局，推翻美元帝國和美英傳統霸權，或者美元資本和美元帝國成功維護它們的既得霸權利益。此時，全球各路博弈者必須針對“歐元出世”重新做出捭闔縱橫，以能爭取一個于本方有利的“大棋局局面”（針對1975年“美元帝國”以“石油美元霸權”為武器向全球社會發起的“貨幣戰爭”，從後期到收局的“冷戰進程”也可以看做是全球力量對美英霸權做出的第一輪反抗與反制）。其中，美元帝國及舊霸權體系下的既得利益集團要針對“歐元出世局”做出破解（破局）……
本文將通過“博弈邏輯”推演並顯示——“911事件”就是在這一“大局觀”背景下由美英土著資本、猶太資本、海灣王權三路博弈者共同精心設計、實施的一步“大棋”，一個它們用以“突破由‘歐元出世局’而引起的全球大棋局新走勢”（破局）的重大“博弈事件”，它的真相就只能是“博弈真相”……當然，參與陰謀策劃的三路博弈者之間也必然存在的捭闔鬥爭也構成“911大棋局”的重要內容。
〇從“美帝國”到“美元帝國”（1）全球化與東亞金融風暴
從蘇聯解體到歐元出世這10年間，美英土著既然不可以正面攻掠歐陸，那麼它是否可以“退求其次”去華爾街圍殲猶太金融資本呢？答案也是“不能”——此一時期的美帝國，它的權力功能還不能擺脫冷戰機制（冷戰也並沒有真的過去），美英土著資本在對外立場上能夠長期達成一致（通過美國式“民主”政治），但在美帝國境內，美英土著這一路資本尚未形成為一個獨立的博弈者能夠去同有著千年歷史和有著緊密利益關係的猶太財團或曰“資本民族”（在馬克思的概念下）進行全面的博弈鬥爭。而且，一旦美英土著敢於圍殲猶太資本，則不僅猶太資本要“跳牆”，要致亂美國金融、美國經濟，讓美英不可能在那10年之間走到它全球霸權的極盛頂點。更加，歐陸也必須提前謀動，包括不會配合美英去竭力打壓俄羅斯而是必須聯合俄羅斯，則美英不僅算不上贏得“冷戰”，還要因為內部爆發叛局而直接失去霸權位置……
這也是說，在“冷戰收局”這一盤棋局中，與莫斯科對弈的白宮實際上已經是一個被猶太資本靈魂附體的白宮，或曰“冷戰收局”是在莫斯科、白宮、猶太資本、歐陸（主要是法國）之間做出的一次“大變盤”，並且在這幾路博弈者之間還不能論出勝負，而猶太資本正是這一盤“冷戰收局”中的縱橫家，是以不至於讓自己在冷戰後置於美英土著資本的刀俎之下。不止於此，對於“沒有祖國”且至少“懷璧其罪”的猶太資本，它的“大棋局”必須籌謀更深，更早，包括1975年“石油美元”之所以出籠，怎樣出籠……當然，猶太資本必須順應大勢，包括順和美英資本的利益及其大局觀，更利用美英土著資本、“美帝國”、“正常的美國”之間的矛盾，才能做到借勢佈局，乃至借局佈局……
那麼既然此時不能鯨吞猶太資本，美英土著就勾結猶太資本，通過“全球化運動”在全球布下經濟-金融大棋局，對全球實施金融掠奪和經濟剝削（90年代初“全球化”概念出爐並被熱炒。1995年1月1日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並開始運行），包括通過金融手段直接掠奪、收割東亞、俄羅斯的財富、實力與潛力，也削弱這些博弈者的博弈實力。同時，美英土著借“全球化”繼續擴張外勢，壯大美元資本的實力與勢力，增強霸權美元對全球的金融控制力。又同時，白宮在東歐、中亞，在車臣問題、“歐洲反導”等問題上聯合歐陸進一步打壓、拆解俄羅斯，讓那個針對它（美英土著資本）的叛局失去來自俄羅斯的強力支撐，再圖返身迫降歐陸，圍剿猶太資本。又同時，美英土著資本也利用“全球化”這一時間進程（美帝國和美元帝國的擴張進程）從冷戰身份中走出來，恢復其“傳統資本立場”，即用“美英資本立場”替換冷戰時期的“美帝國資本立場”，以能獲得一個足以制約乃至鯨吞猶太金融資本“集團”的“獨立博弈者身份”。由於猶太資本勢力已經滲透到美帝國各重要領域，美英土著資本還需要借重倫敦去完成它的佈署……對此，猶太資本必須找到反制手段——
〇從“美帝國”到“美元帝國”（2）猶太資本的“土著”盟友
在冷戰時期，猶太金融資本的“集團”屬性也有所淡化、或曰被淡化運行，但是“金融民族”卻始終做為一種不會失去的集團性立場，因為——這個立場首先就是由金融資本的內在屬性所要求的，即由金融資本的壟斷性所要求的，而不是首先出自“民族屬性”的要求。所以在“美帝國”時期和“美帝國”向“美元帝國”轉向時期，資本金融化和金融資本走向壟斷化的進程始終未斷。而且，猶太資本借其歷史繼承性一直在持續壯大，而這又是因為維繫“金融壟斷性”需要借用某種自然屬性下的“集團性”，那麼血緣關係、歷史承繼、宗教社區、文化認同、國族認同——這些未曾被，也不可能被歷史遺棄的差異性內容還是會楔入“金融資本集團”的建構進程中去，何況在美國-美帝國的歷史中，猶太金融資本一直就以民族性為根基才得以在北美立足、生根、壯大，以至謀得金融霸權……
蘇聯解體10年後，美帝國已經基本完成向“美元帝國”的蛻變。但是猶太資本必須在美國國內尋找到另一個強力盟友，或者它與某個“資本盟友”的結盟雖然不足以控制美帝國，卻能夠在美國權力政治結構中獲得一種結構性優勢，以能壓制住其他資本集團及其聯盟，和壓制住美英“土著金融資本”這個“大聯盟”，只有這樣，猶太資本才能避免被圍殲並爭取到出逃機會，或者借爭取到的“出逃權”再行做局、佈局……猶太資本選擇的這一支“土著資本盟友”就是“美英石油資本”——把它從美英土著資本群落中拉攏、分割出來與自己結成利益同盟。不過，在“鯨吞猶太資本”這一博弈方向上，只要條件成熟，美英石油資本仍然可以“還原”到美英土著資本的共同立場，而這就要求猶太資本的戰略佈局必須步調緊湊，並且要讓石油資本能夠從猶太資本的佈局中獲得暴利——猶太資本有辦法做到這兩點，辦法就是——
（1）強化美帝國以“石油美元政治”為根基的“大棋局”走向，讓白宮必須借重於石油資本的配合，也從而必須借重猶太金融資本的配合。“911佈局”就是一個關鍵性的強化步驟與手段。
（2）借白宮佈局中東、中亞之機，讓美英石油資本搶佔那裏的油田股份從而站穩“石油大棋局”立場。自然，白宮也需要這支它可以信任，可以控制的的嫡系資本來配合、幫助它展開中東-中亞佈局乃至全球佈局。
（3）在華爾街，猶太金融資本與美英石油資本相互勾結，一同套取暴利……這些可行的勾結關係，以及這一勾結能夠引導、推動白宮更堅決地走向符合“猶太資本佈局”的方向（美英土著的戰略佈局），以及這兩路勾結起來的資本能夠為，願意為白宮的戰略佈署提供現實可行的支援與配合，包括金融戰線、石油地緣政治（主要針對莫斯科）上的支持而不是背叛或背離——這些正是猶太資本之所以把美英石油資本選做戰略盟友的因由。
（那麼美帝國軍工資本是猶太資本的“國內土著資本盟友”麼？猶太資本所需要的“石油美元帝國”的確需要軍事霸權做支撐，但是此前的“美帝國”時期，美國土著資本也需要，更需要軍事霸權的支撐。而且，美國軍事工業整合著美國的大工業資源、大學資源和高科技資源，而這些資源正是“可以”構造一個“健康美國”的主要成分。所以說，美國軍工資本更靠近猶太資本的“敵手”——美英土著資本的立場。當然，在“大棋局”裏沒有“永遠的敵人”……）
猶太資本針對美英土著的策略也必須切合美帝國現階段的歷史走向（歷史慣性），這個走向至少要是——美英土著資本在全球“大棋局”中的立場將要求美帝國堅持這一走向。這就是說，並非“猶太資本+美元石油資本”的權重真的壓過其他美英土著資本，也壓過“美國”社會可以整合起來的社會力量、“民主力量”，從而兩路資本能夠挾持美帝國走向“美元帝國”……猶太資本拉攏一支“土著資本盟友”只為避免被土著資本鯨吞，而美英土著資本預圖鯨吞猶太資本也不是為了回到一個傳統的“美帝國”或者“美國”（所謂非帝國的“美國”根本不曾見存於歷史），而是要把這個金融帝國和通過它而向全球社會榨取的金融暴利收歸己有，而且面向全球“大棋局”，美英土著也要爭取剪除猶太資本這支“第五縱隊”……美英土著資本（及其權勢）、猶太資本都知道——從“美帝國”到“美元帝國”的轉變具有歷史必然性，而猶太資本只能參與、投機到這一歷史過程中去，卻不足以挾持它。相反，“美帝國－＞美元帝國”這個必然性轉變卻是英美資本長期從全球榨取霸權利益的歷史結果，也是“資本的全球大棋局”之博弈結果（要透徹泛解析這個問題，還需要結合所謂“美國的本質”等視角，並且需要重新解讀“二戰”，才可能一併論演，所以另立章節）。
主要是美英土著資本中的大資本才有權力-能力-影響力去收割猶太資本（必須通過國家機器），所以，猶太資本“可以”通過“邀請這個敵手一起分贓”的方式至少延緩那個自己被圍剿的命運進程，進而有可以贏得機會去改變-扭轉美英土著針對它的戰略設計內容，乃至在“大棋局”中戰勝美英土著資本。當然，非不得已，猶太資本不會向美英土著大資本讓渡財富，那麼分贓的方式就是——讓美帝國經濟進一步走向“金融化”，讓美英土著大資本也貪婪于“金融掠奪”帶來的暴利，包括向美國國內做金融掠奪和向全球做金融掠奪，以及，讓美英石油資本能夠與自己共同套利和去中東圈佔油田……這應該也是這一輪美國金融危機-債務危機的資本動機與資本動力——如果說金融壟斷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那麼這種捆綁關係，及“大棋局博弈關係”就具體演繹了“最高階段”的現實形態，和壟斷的現實形態，而這種“捆綁（勾結）”還追加了這個帝國圖謀“統治全球”的“邪惡動機”。
有了石油資本這一路“土著盟友”，猶太資本可以影響白宮的戰略定向，主要是讓“白宮的大棋局”的步調有利於“猶太資本的大棋局”步調，而且在操作層面，兩路資本也有必要進入白宮（白宮是美國大資本的代理人，只在“操作層面”擁有權力）——這兩路資本共同扶植小布希、切尼集團上臺，因為兩人及其政治家族（後臺）並不算是美國政治家族勢力中的主流與強者，“猶太資本+石油資本”容易賄買和拉攏他們，並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他們，也包括威脅——指證他們接受了石油資本的賄賂。當然，小布希和切尼出賣的只是美英土著資本集團的戰略“步調”，並沒有出賣那個戰略“本身”。而且，猶太資本要借局佈局（借白宮的佈局去展開自己的佈局），就還必須為美英土著資本的“大棋局”提供一個後者一定會接受的宏觀大策，且這個“宏略大策”——必須符合白宮的戰略遠景，必須切實可行，必須是超過（美英土著自己的）其他策劃的一個“上策”，才可能成功“賄買”白宮（的某些辦公室）。當然在設計中，猶太資本會讓這個贈送給白宮的“上策”必須在猶太資本的配合下才可能實施並完成，以免被美英土著修改策劃內容，以至於被“將計就計”，被布下“局中局”……那麼，以“911事件”為“棋眼”，一個“911大策劃”早已出爐，開始演繹了。鑒於棋局之大，佈局之重，完全有理由把它看做是同“冷戰收局”（蘇聯解體局）同等量級的新一盤“大棋局”，是繼“冷戰收局“之後的新一輪全球大博弈。
（因時間和精力有限，也缺少資源去仔細窺察美國內政及美元資本的內部鬥爭，本小節中的分析性內容或存偏頗。）
〇 從“美帝國”到“美元帝國”（3）“911事變”的原始底圖
既然美英土著資本不可以正面攻掠歐陸，也不可以立即返身收割猶太資本，那麼美英與歐陸這兩路資本之間能夠達成媾和麼？——“美、歐分立”做為“冷戰收局”的博弈結果，與“可以媾和”相對應的博弈內容就是——冷戰尚未真正結束。當然，就“西方陣線”依然存續來講，美英帝國與歐陸一直在媾和中，不過它們這個勾當也受制於“大棋局”……具體地——
（1）德國、法國一直自我保存為兩個“完全經濟體”，歐陸更是一個超大的“完全經濟體”，鑒於巨大體量，也鑒於科技對產業的依賴而失去科技優勢也就失去一切競爭優勢，歐陸也只能繼續走“完全經濟”路線。那麼其實體生產力不可以被美元霸權統治或者被美元資本吸血。
（2）歐陸的體量、實力與潛力高於美國，並且這種差距將繼續拉大，尤其美國實體生產潛力已經衰落。這種前景下，歐陸沒有理由放棄爭霸野心。
（3）鑒於第（2）條，美英資本無法以美國本土實體經濟為本去同歐陸做“自由競爭”，那麼美英土著資本一定會把自己定位為盤剝者，這又要借重于金融霸權-貨幣霸權而這個霸權它已經在手。
（4）如果美英與歐陸媾和，猶太資本將立即被美英土著鯨吞，所以猶太資本必須予以反制，且不計代價。
（5）美、歐媾和的後果將是——它們要在全球重演“殖民地時代”，雖然形式會有所不同。而這是全球正義力量都不能接受的，包括俄羅斯、中國、阿拉伯等等，而某些國家還要被霸權者借為“棋子國”（典型地就像曾經的日本）……當然，所謂（1）（2）（3）（4）都是從“大局觀”中抽象出來的片面，任何單一理由在“大棋局”中都不免侷促，所以在“大棋局實際”中都並不能單獨成立……
美英土著資本不可以正面攻掠歐陸，也不可以立即返身收割猶太資本，美英與歐陸這兩路資本除非通過捭闔贏得這盤“大棋局”否則也不能達成媾和，那麼“美元帝國”可以回到“美帝國”麼？簡單看來——除非徹底改造美國社會，讓美國從美英霸權體系下獲得真正的獨立（脫離由霸權體制支援的“暴利模式”，包括停止通過“全球化資本主義”向全球人類社區“吸血”），美帝國或者“美元帝國”的國內實體經濟就不可能恢復競爭力。然而，出於壟斷資本的本性，美英土著資本是不予考慮“退出全球霸權”的。更何況，歐陸資本以實力為基礎正在要求取代美英資本的全球霸權地位，則即便出於金融資本之間的壟斷鬥爭，美英資本也不會主動放棄霸權包括美元霸權——除非它能夠會同歐陸資本從“大棋局”捭闔出一個隻只它們有利的媾和結果才勉強算是“放棄霸權”，這樣，問題就又回到這盤“大棋局”……而在“大棋局”中，歐陸與美英帝國分別已經擺出“歐元出世局”（做為“冷戰收局”的繼承和後果）、“全球化局”，大盤面上——歐陸資本有望借助包括莫斯科在內的國際力量而從“歐元出世局”一舉贏盤，而美英土著資本坐擁美元霸權、軍事霸權和讓它相當自負的“軟實力”（主要就是從英帝國500百年爭霸史和英美200餘年霸權史中“積澱”而來的戰略能力），且猶太資本在美元與元的大決戰中（至少在決定戰局走向的第一輪戰役中）必須站在美元立場……
而且美元及“美元帝國”已經在全球做出佈署，布下戰場和陣勢，布下“局中局”，僅就此，美元帝國也不準備回到一個“正常的美國”，那麼鑒於
（1）美帝國已經走向“美元帝國”而這個轉向必將影響美國本土實體經濟，以及美英為維持其全球霸權而需要遏制歐陸、東亞經濟的發展從而也必將損害美國本土經濟。
（2）美元為維持其貨幣霸權而“需要”遏制歐元，從而“美元帝國”需要對歐陸經濟做有限打壓，這也將影響到美國經濟。
（3）“美元帝國”為壓制、打擊、控制歐陸、東亞博弈者而“需要”推高油價，因為推高油價既能讓“美元帝國”拿住針對歐陸、東亞博弈者的籌碼，也能直接打壓歐陸、東亞的經濟。而且，美英石油資本和猶太金融資本還要從高油價獲利和通過對油價的控制去金融“市場”套利。並且，白宮為拉住海灣王權也需要向石油王權讓利。再加之，美英、歐陸、俄羅斯必將爭逐中東從而不可避免影響到油價——但是反過來，高油價也勢將打擊全球經濟、也包括美國經濟。
（4）不論美英土著資本還是猶太資本都要強化自身的“財勢”以能在美帝國國內的權勢爭奪中取得優勢，去“挾動”白宮，猶太資本還需要綏靖其他美英資本以能讓它們在“美元帝國”之路上有利可圖，而這必將加速、加劇美國社會的貧富分化……這些（由霸權主義自身引起的）因素必將衝擊美國經濟，影響美國“公民”和“納稅人”的生活水準，那麼美元資本一定已經深入考慮了“怎樣可以避免被革命”這種問題，也考慮了當它們對“大棋局”做出系列佈署時不可以受到國內（社會）博弈的限制、牽制。就此，美元資本一定責令白宮做出預防，拿出預案——
“911”事件不久（2002年6月6日），美國總統小布希宣佈將成立“國土安全部”，曰“防止美國本土再次遭受恐怖襲擊”。又，華盛頓“針對恐怖主義”出臺了“相關法律”……但實際上，白宮的真實意圖卻在於控制美國民眾和美國社會，以阻止非常可能爆發的社會反抗乃至國內革命。那麼可以說——“美元帝國”的財團早在“911事件”之前的那段時期（向美元帝國過渡時期，就早已把打壓美國國內民眾（的反抗甚至革命）做為它們的一個重要博弈目標了。即是說，設計一場針對美國國家和國民的重大恐怖攻擊也是為了加大美帝國的國內管制，為鎮壓美國民眾而準備社會政治環境與機制——“911攻擊”就是它們所需要的“最適合”的方式，即911就必須是一次讓美國國民恐懼的，讓美國公民生命遭受很大損失的悲情事件。
當然，後文中將要推證：在“911陰謀”中還合成了美元帝國的另外三個重大戰略性目標，而這個“壟斷資本要保證它們對美國民眾、美國社會的統治”只是其目標之一……之所以說這個目標（“恐怖主義內政”）才是“911事變”的原始底圖，主要是因為——在原理上，其餘幾個戰略性目標都可以經由其他策劃去佈署和實施，卻唯有“恐怖主義內政”讓美元壟斷資本最難另尋途徑去實施……今天，美元資本針對美帝國國內的統治仍然需要“恐怖主義內政”（也包括控制、轉移種族矛盾等多種國內矛盾），那麼可以判斷：由美元資本發明、發動的這場針對“美國”的“恐怖主義戰爭”就不會停止。但是，美元資本又不能讓恐怖攻擊在“貨幣戰爭”大環境下衝擊“美帝國信用”從而衝擊美元霸權，所以，美元資本（或美元帝國或美英土著權勢）會選擇——
或者讓本.拉登這個“象喻符號”足夠誇張，且讓這個“符號”繼續存活；或者在烈度上限制針對美國本土的恐怖襲擊，但是讓有關“恐怖襲擊”的“事件或者傳媒事件”不斷；
或者讓歐洲或其他地方成為恐怖襲擊的靶標也同樣能夠起到震懾美國“公民社會”之效果還威脅歐陸或其他博弈者；
或者，當華爾街在白宮的策應下準備好一個金融圈套能夠讓美元（或美元霸權）先跌再起（像“911攻擊”這樣），白宮再會發動下一次針對美國本土的較大規模的恐怖攻擊（再複製一次“911博弈事件”）……
〇 大局觀第一季——白宮的難題
1999年1月1日歐元在歐盟11國正式啟動。規定2002年1月1日歐元正式流通。2002年3月1日起成員國原貨幣停止流通……
隨歐元出世，如果美元帝國及其利益“盟友”沒有做出主動應對或有效應對，則“大棋局”走向如何？“它們不做出應對”當然是不可能的，卻又全球所有博弈者（也包括華盛頓、歐陸、莫斯科）針對“歐元出世局”都必須首先參量的一則“大局觀”，在時間順序上是“大局觀第一次”。在“大局觀第一季”視野下，足以衝垮美元霸權及“美元帝國”的路徑有四條——
1．伊拉克、伊朗、俄羅斯、中亞（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阿塞拜疆），乃至還有委內瑞拉這些能源出口“大戶”中的多數選擇以歐元結算其能源出口，即出爐“石油歐元”——雖然美元帝國有望保住海灣石油王權這最大一路石油輸出勢力，已經大而無當（總面額已經遠超它的實際“價值”）的霸權美元也將倒塌，美元帝國的最好的結果是它將緩慢崩潰（但是“大棋局”不會如此簡單，美元帝國只能迅速崩潰……）。
（2000年11月，伊拉克央行宣佈以歐元替換美元作為外貿結算貨幣，並把100億美元外匯改換為歐元。
2000年12月24日，伊拉克宣佈，伊政府決定自2002年初開始正式以歐元替換美元作為外貿結算貨幣。）
2．東亞，主要是中國、日本停止美元外儲，改為儲備歐元。以至於東亞拋售美元，或者積極同石油出口國啟動“石油歐元”……
3．在“大棋局”變化之後（美元帝國不能完全封鎖住第1、第2條路徑），海灣石油王權向歐元立場轉移，出籠“石油歐元”或者也同時保留“石油美元”——即便海灣王權同時保留了“石油美元”（出籠“有限石油歐元”）以能夠在美英、歐陸之間縱橫求存，美元霸權及“美元帝國”也必然走向終結。
4．借美元-歐元之間的決鬥，並且推助這場決鬥，莫斯科有機會攜領中亞，聯合伊拉克、伊朗，乃至還有委內瑞拉，去啟動一個“俄佩克”，對抗以至於取代“歐佩克”，或者拉攏歐元甚或拉攏歐佩克，去重建全球貨幣秩序——則美元帝國勢必終結，而莫斯科有望獲益極大乃至向第一霸權邁進……
這四條“大致”路徑是所有“大棋局”博弈者都必須要看到的（除非某些次要博弈者欠缺基本的戰略能力，或者它在政權機制上壓制了自己的“國家戰略頭腦”，或者某些小國地處偏隅在‘大棋局’中根本算不上一路棋手）。當然，“大棋局實際”一定會向複雜化演繹，但不論多麼複雜，對於預圖維續美元霸權和美元帝國的資本及其野心來講，它們都必須成功封鎖，且同時封鎖這四條足以摧垮美元霸權的路徑，因為任何一條路徑都足以“單獨”摧垮美元霸權，或者至少把“大棋局”迅速引向對美元帝國極為不利的方向從而間接摧垮美元霸權（或者就是一個路徑引發其他路徑）。並且，因為霸權者的野心，也因為在“大棋局”中美英帝國和美元帝國已經站在霸權頂點所以“不進則退”，它們還會力圖在防禦的同時謀求進取……不過在四條路徑中，尤其第1、第2條路徑，讓白宮破解起來何其困難，而四條路徑又複合在一起，主要博弈對手又已經捭闔縱橫，還將繼續縱橫捭闔（視‘大棋局’變化，視白宮的應手），看起來這簡直就是美元霸權和美元帝國的“死局”。
當然，“美元帝國”手中還是握有自己的優勢，其優勢有四：
1.軍事優勢。
2.尚能一時操縱的霸權美元和金融控制力。
3.一時尚未被廢黜的全球霸權地位。
4. 所謂包括戰略能力在內的“軟實力”……
但是，在“歐元出世局”開始演繹之後，至少多數主要博弈者能夠看到這個大不利於美元和美元帝國的“大棋局”，也就看淡了美元帝國、美英帝國的霸權前景，所以美元帝國的優勢就只剩下一樣才算得上可靠，即軍事優勢。
〇大博弈第一季——“北約東擴”，及莫斯科的戰略
足以衝垮“美元霸權”和“美元帝國”的四條路徑中，第1條無疑最為核心，最為吃重——顯然，白宮絕難改變莫斯科的立場，也絕難改變歐陸的立場，因為歐陸明確看到自己的霸權前景即在眼前……然而，所謂“大棋局”是“列國”的“大棋局”，歐陸與俄羅斯的戰略目標、戰略利益不可能——在一條路徑上高度會合而其矛盾又不可能被其他博弈者利用而放大。這就為白宮“破局”提供了條件——
在莫斯科的戰略中有一個基礎性的邏輯——
莫斯科擁有可供其成為全球第一霸權的武力優勢、能源優勢、地緣優勢（國土縱深可以同時控攝歐陸、東亞、中東），它的終極戰略目標當然是成為全球第一霸權。初看之下，莫斯科似乎有理由全力攻伐現存第一霸權即美英，直接就是擊垮霸權美元。然而，莫斯科不能允許美英霸權垮臺之後，歐陸卻拿走霸權果實成為不易撼動的第一霸權——如果想要莫斯科全力或者哪怕大力支持歐元，例如攜中亞各能源出口國並聯合和鼓動兩伊去出籠“石油歐元”，就必須有一個前提，即，莫斯科必須保留足夠的機會可以在接下來的“大棋局”中讓自己能夠控制“歐陸帝國”，或者至少不能讓“歐陸帝國”反過來（聯合衰落的美帝國）控制住俄羅斯。畢竟，莫斯科這只大熊寧要一隻對岸的老虎（大西洋對岸的美利堅），也不要一隻身邊的老虎（歐陸帝國），何況身邊的這一隻老虎還更具潛在實力。
那麼，白宮只要打壓俄羅斯，並且打壓到“莫斯科無望控制歐陸帝國”的程度，莫斯科就將不會允許歐陸霸權取代美英霸權，而是要等待更好的時機……
雖然歐陸在人口規模、經濟體量和品質上都遠超俄羅斯，但是在可供爭霸全球的地緣條件和幅員廣度上卻遠不及俄羅斯，而決定兩路博弈者勢力對比的關鍵就在東歐，即，東歐誰屬（整合或者控制）將是歐陸、俄羅斯勢力此消彼長的決定性因素——雖然蘇聯已經解體，但是莫斯科卻可以隨時糾集起原蘇聯諸邦中的多數，甚至威壓（原蘇東陣營中的）東歐幾國把它們變成“真空地區”（尤其冷戰後它們並未由倒向西方立場而獲得什麼利益），恢復莫斯科的地緣政治空間（“蘇聯解體”也做為莫斯科的一次戰略大撤退），則歐陸帝國的版圖將立即變得促狹，將全部暴露在俄羅斯中遠端導彈的準星之內，和快速反應部隊的突襲航程之內，則莫斯科可以隨時威懾著歐陸帝國……那麼當歐陸奪得貨幣霸權，卻將隨即面臨一個巨大困境——莫斯科將要搶走“霸權果實”而歐陸自己將成為俄羅斯的附庸。這時，歐陸就必須依靠大西洋對岸的美帝國做為戰略上的後方依託和“地緣縱深”，則美帝國有權繼續充當歐陸的“大哥”，從而美元地位有權繼續高於歐元地位，即“歐元霸權”和“歐陸帝國”尚不能實際成立，也即歐元稱霸之路只是一個虛幻……是以，歐陸必須支持“北約東擴”。
反過來，如果歐陸控制-整合東歐，不僅歐陸帝國的幅員得以向東做大尺度擴張，與俄羅斯之間的地緣態勢此消彼長，而且白俄羅斯、烏克蘭這兩個俄羅斯的主要盟友國和俄羅斯的主體部分（即歐洲部分）就暴露在歐陸帝國的勢力之下了，歐陸可以從政治上、經濟上、心理上滲透、顛覆、拉攏白俄羅斯、烏克蘭甚至包括俄羅斯的加盟共和國，和從軍事上以“北約反導”和空軍實力壓迫它們從而促進政治、軍事目標（俄羅斯雖然幅員巨集巨，它的人口、經濟卻高度集中在歐洲部分，這是它在戰略地緣上的主要弱點）……如此，歐陸可以甩開美英建立一個獨立的帝國了，也就可以全力向美元發起決鬥了。
是以，從進取的立場上，歐陸也必須支持“北約東擴”。
具體到“大棋局”——
如果歐陸帝國能夠把版圖著實地延伸到東歐，則在歐元霸權取代美元霸權成為大趨勢之時，美英就至少有需要去同歐陸媾和-勾結，反過來充當歐陸帝國的“小弟”，去共同壓制俄羅斯。同時，美英土著可以在歐陸的支援下順利鯨吞猶太資本（歐元不再需要猶太資本這支第五縱隊）——在美英霸權資本的立場上，這也算是它退離霸權歷史的一條“可取”之路，結果將是歐陸-美英繼續共同統治全球（當然，前提是‘大棋局’及美國國內經濟等因素已經讓白宮找不到維續霸權的路徑，而且美元土著還希望在‘大棋局’形成這一大勢之前盡可能利用猶太資本收割全球財富）。如此，歐元、歐陸將在它的霸權之路上順利前行……
反之，如果歐陸帝國不能控制東歐，它就需要美帝國的強力支撐才能制止莫斯科來盜取霸權果實，即美英-歐陸之間不易達成勾結。
那麼在歐元盛，美元衰的大趨勢下，莫斯科可以找到一個機會（或者推波助瀾製造機會），突然強力出手支持歐元，推翻美元霸權，而令歐陸被“大棋局”裹挾不得不接受莫斯科拋給自己的“雞肋”（否則歐元崩盤，或歐元區解體），或者只能去爭取把“大棋局”導入新的一輪以制止莫斯走上霸權之巔。
又或同時，莫斯科還可以借敘利亞為軍事-政治基地，支援敘利亞聯合阿拉伯諸邦去攻伐以色列，遂讓美英土著資本有機會鯨吞猶太資本，從而讓美英“可以”把貨幣霸權讓渡給歐陸……看起來，這是莫斯科幫助歐陸帝國稱霸，但是隨後，莫斯科可以聯合阿拉伯諸邦再來攻伐歐陸帝國，奪走霸權，就此，可以發現這樣的路線圖——
在歐陸搶得中東石油出口結算權（“石油歐元”出籠）之後，歐陸並沒有充分的武力控制中東各路博弈者，即便歐陸會同那個（被摧垮美元霸權而）武力衰落的美帝國，也太難全面控制中東，因為中東諸侯將得到俄羅斯的全力支援、或者也有中國乃至日本等主要博弈者的強力支持（東亞的支持強度取決於複雜的“大棋局”因素。確定的是：東亞“需要”提供強力支援）。那麼，中東諸侯在莫斯科及國際力量的支持下有機會出籠自己的“石油貨幣”（例如海元），或者它們支持一個“貨幣籃子”取代“石油歐元”這種霸權貨幣，而它們會得到莫斯科，尤其東亞的支持。那麼，“石油歐元”這只煮熟的鴨子也會從歐陸帝國的餐桌上飛走（甚或，莫斯科並非沒有機會進一步做局，去打造一個“俄佩克”乃至於“石油盧布”）……就此，莫斯科或者“中東石油博弈者”還有強力手段對付歐陸——阻斷蘇伊士運河，讓歐洲經濟承受不起高成本能源（繞道好望角）。而“阻斷蘇伊士運河”在方法上可以非常簡單，例如有夠多或者夠大的船舶“意外”擱淺或者傾覆在蘇伊士航道，隨後，其他船舶還可能發生碰撞……而且，在抑制歐陸霸權帝國這個問題上，埃及的立場根本不需要誰來動員（關於埃及的分析留給後文）……
——尤其，如果歐陸帝國不能整合東歐，美英就更有權（以向歐陸提供戰略支撐做為籌碼）向歐陸討價還價，爭取奪回貨幣霸權。或者即便歐陸能夠捭闔出一種局面令美英甘做歐陸的‘小弟’，但是如果美帝國在歐元的攻伐下衰落之路過於急驟，一個版圖促狹且暴露在俄羅斯軍事力量之下的歐陸帝國也不能放開手腳向莫斯科博弈……也所以，歐陸能夠整合東歐還意味著歐陸因此可以向美元霸權發起強勢攻伐，同時不怕美帝國以急驟的方式衰落，並且在攻伐決戰開始前，歐陸手中這個“強勢攻伐權”可以讓歐陸在它同美英的捭闔鬥爭中佔據主動位置，從而容易引導出一個有利於歐陸自己的“決勝局”。
……“911事件”前，美英、歐陸已經聯合推進、實施了“北約東擴計畫”。那麼當美元-歐元之大決戰正式開始，如果莫斯科盡力支持歐元，則要麼歐陸一舉成為第一霸權，要麼兩路資本謀和而歐、美在北約框架下聯手攻伐俄羅斯——所以，“北約東擴”莫斯科失去了全力支持歐元的必要理由，即，“北約東擴”成為了美元帝國用來制約歐元爭霸的工具。但是，美元帝國（及美英霸權帝國）只是解除了來自莫斯科的一個直接性的威脅，即莫斯科仍然可以縱橫捭闔，以迂回策略介入“大棋局”，而莫斯科的主要鬥爭目標仍然是美英霸權——俄羅斯的“黃雀策略（漁翁策略）”受阻，它就只能更徹底地走“扶植歐元路線”，和與猶太資本進一步增進協同，把“大棋局”引向複雜化，而“複雜化”也是幾路主要博弈者可以接受的。
是以，在“破局美元霸權”的四條路徑中，白宮力推“北約東擴”、“北約反導”只針對第1條路徑有效，且只能算“半效”。
“北約東擴”屬於傳統政治運作，而“歐洲反導”就可以曰做“地緣政治工程”或“地緣政治手術”了（通過實物工程改造政治，改造“大棋局”）。這樣說也是因為“反導系統”本身沒有多少軍事價值——不難從導彈技術上突破它，而且威懾畢竟只是威懾，即便擁有“全效”反導系統的北約也並不能真的對俄羅斯發動核戰。對於美英、歐陸雙方，“歐洲反導”（及“北約東擴”）的主要戰略價值就在於“地緣政治手術”——（1）它成為美、歐維續傳統聯盟尤其軍事聯盟的平臺。（2）“歐洲反導”向東推進就意味著爭取到了東歐各國的立場，即把“北約東擴”從軍事上坐實，從而進一步從政治-經濟-心理上坐實，讓“大歐洲”（歐陸帝國）在地緣上做大和做實——這符合歐洲所願，也就意味著歐-俄之間可能的聯合、聯動被自動阻斷——這是美元帝國願意看到的。
而對於準備佈署“反導系統”的幾個東歐國家來講，它們的“反導設施”反而要成為莫斯科的第一波打擊的標靶，甚至當莫斯科判斷西方的“反導系統”的確有效而俄羅斯的導彈無力突破它們，則莫斯科未必不會以單方面軍事行動或者間諜行動摧毀它們，而北約則束手無策，畢竟莫斯科並未發起一場“核戰”，規模也不算一場“大戰”。那麼東歐幾國迎接“歐洲反導”的目的就在於它們希望借此進一步融入“大歐洲”，而幾國政客階層與國內資本之的目則主要在於握有更多實際權力和做穩資本利益——寧做西方資本的附庸，不做莫斯科的傀儡。
即使沒有這場主要肇起於“貨幣戰爭”的“911大棋局”，“北約東擴”也“勢在必行”，所以還不能說“北約東擴”單純就是白宮針對“歐元出世局”的破局動作。然而在2000年小布希上臺後，美國退出了與俄羅斯簽署的《反彈道導彈條約》，此時正是“911事變”前夕，可見白宮要通過“歐洲反導”強化“北約東擴”的戰略效用。這便是白宮針對“歐元出世”在做出“破局”了。而在“911事變”後，白宮著重推行“歐洲反導”也繼承了這一戰略框架，等於深入開掘“北約東擴”的戰略內容，和能夠用一個新花式把“北約東擴牌”繼續打下去。然而，美元帝國並不真正要把“歐洲反導”坐實（除非“歐陸帝國”失去前景），因為一旦“歐洲反導”確鑿成立，歐陸將不再擔憂莫斯科，則歐元就要向美元發起總攻了，雖然那時莫斯科不意支持歐元，但歐元可以聯合東亞、海灣王權、猶太資本共同破局美元霸權（雖然三路博弈者都會向歐陸要求條件），或者同時送給莫斯科一個“雞肋”……
那麼我們在新聞中看到美帝國的反導技術總是不過關，那可能就不一定純屬偶然（當然，美帝國在“反導”的某些方面落後於中國也可能就是“技術事實”）……2009年9月，奧巴馬政府宣佈放棄布希政府時期的“歐洲反導計畫”，取消了波蘭、捷克的反導基地，聲稱將出爐新的“歐洲反導計畫”，而在地理上，波蘭和捷克處在俄羅斯與德國、西歐之間。
2010年7月，奧巴馬政府明確了這個新版“歐洲反導計畫”，它宣佈將首先佈署海基防禦系統（地中海和北海），這在客觀上把德國暴露給了俄羅斯；然後在第二個計畫步驟中，它準備把防禦基地佈署在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客觀上還是把德國暴露給俄羅斯；它的第三個“計畫中”的步驟才準備選擇波蘭做為重點投入的防禦方位（“保護”德國）……時間上，2009-2010正是美國金融危機-債務危機剛剛爆發，繼“911大博弈”之後，美元與歐元正要展開新一輪決鬥，此時白宮收束“歐洲反導”正可以對“歐元帝國”釜底抽薪，或者同時以“釜底抽薪”而達到“防患於未然”之效果（美元與歐元這新一輪次的決鬥也非常之複雜，而“新版歐洲反導計畫”的其餘具體內容也具有針對了這一輪“大博弈”）……
那麼可以理解：白宮並非一把“歐洲反導”進行到底，而是要把“歐洲反導之推進過程”進行到底。而一旦“歐洲反導”坐實，將意味著美元準備向歐元投降，或者投誠（勾結）。當然，“歐洲反導”並不構成“美元向歐元投誠”必要前提。因為原則上，“大棋局”中沒有“必要前提”——通過捭闔縱橫，暗中改寫“大棋局”，繞開僵局內容和“必要前提”，一路博弈者才可望出奇制勝！（因此針對美、歐勾結問題，或者針對美元資產走勢，“歐洲反導進程的走勢”可以做為一項預警條件，但不能絕對看待。）
……借已經展開的文字，我們繼續對莫斯科的戰略原則做一點概括性分析，當然這只是本文目前的理解（這是“大棋局”中至為關鍵的問題之一，所以需要非常謹慎）——
莫斯科的戰略應該有一個主調式（原則）——
（1）要麼突然出手給予美帝國霸權（及美元霸權）致命一擊，並由此贏得一個局面以利於莫斯科爭霸——突然性是關鍵。
（2）要麼緩步促使“大棋局”走上有利於莫斯科而不利於美帝國的路線，其“緩步”也包括“積極等待”。這又是因為畢竟美元帝國（和美英集團）掌握著更多、更強的戰略資源可供其“做局”，而美元帝國處在一個自然衰落的“歷史過程”中也因此需要通過“做局”突破困境，是以莫斯科在難以判清美元帝國“做什麼局，怎樣做局”的情況下可以選擇等待，也等待美英同歐陸，同猶太資本的矛盾進一步激化……其中（1）通常要配合（2），因為華盛頓為避免（1），將不可避免地向莫斯科做出讓步，華盛頓的戰略步調遂受到限制，則莫斯科可以由此推進（2），再由（2）為（1）儲備條件……當然，莫斯科也可以“出其不意”，不顧（2）而直接於暗中準備（1）……相對次要地，莫斯科還有其他“戰略原則”——（3）利用其他博弈者的戰略誤判，主要是利用中小博弈者相對薄弱的戰略能力，對其進行戰略訛詐（當然，美英、猶太資本、歐陸也會這樣做）。（4）時而做出野蠻動作，為實力已經不濟的俄羅斯追加“國力”……後文中，我們還要偵緝莫斯科戰略佈署中的其他內涵，如果那不能稱之為“戰略原則”的話。
文／空蕩的原野
2012-8-6
《消費時代的意識形態戰爭——華盛頓刺殺本.拉登》
在A2部分曾經談到：英國在對付拿破崙這個“歐陸的抵抗象徵”時，怎樣選擇其處理方式。
現在再看華盛頓是如何“繼承”倫敦的“政治文化”傳統，去對付本.拉登的。而且，“詩學層面”的操作反而不易遮掩，可以為我們偵緝其戰略部署提供背景和密鑰。
1. 消費時代的傳媒刺殺——本.拉登
在美國發明了一種可稱之為“傳媒民主”的東東“取代”了真實民意的時代，在消費社會的傳媒時代，對一個身體進行物理刺殺反而是浮雲，以“新聞的方式”消滅掉一個象喻（本.拉登作為“以恐怖方式反抗西方強權的一個穆斯林”的符號和象徵）才算真實事件。
如果此次刺殺本.拉登為假，那是因為本.拉登“不可以”因病掛掉，而“必須”被美國親手抹去——這才宣示了霸權，也讓美國有繼續其霸權的國內動力——讓作為美國政府之名義雇主的納稅人有繼續支持華盛頓的理由，可稱之為美國的“納稅愛國主義”（所以作為被統治者的美國的“平民公民”，他們卻總是有著統治階級的立場和意識）。但來自平民的稅金遠遠不能與大資本比實力，比影響力。或者也就是，以挾制的方式 “收購”了美國這個國家機器的資本家集團有權消費“美國的武力功能”。
如果此次刺殺本.拉登為真，不予活捉是因為“不能允許”在審判臺上惹出爭議，不讓伊斯蘭極端主義在論辯中放大，去做出自我提示和激發鬥爭情緒，即，“不可以”讓本.拉登的正面象喻（如果“被認為”有的話）在其身體死亡中反而“被復活”，強化出一個比“肉體的拉登”更具煽動力的“觀念的拉登”去支持敢於反抗“美國愛國主義”的“不合法的，野蠻的”，非美國的愛國主義或集體主義”。
華盛頓盡可能減少有關狙殺本.拉登事件的視覺影像流出到媒體，除了避免引起穆斯林社會的仇恨，也是有意不去強化本.拉登的視覺象喻。
讀圖和數字傳媒時代，一個名字如果缺少影像支援就會顯得虛渺不實。長期隱藏在偏遠地區，被幾度傳言死亡，最後一次讓媒介受眾多少有些莫辨真假的刺殺……這些都“虛化”了名叫本.拉登的“那個存在”，華盛頓至少不會破壞這種“隱隱約約”的效果。夜色出擊，不公佈照片，似乎刺殺的是一個“莫須有”，只以在新聞鏡頭前緩步而出，語氣穩重地宣佈刺殺消息的奧巴馬總統本人的特殊身份似乎增強著刺殺行動的真實感——“電子遊戲玩家”刺殺了一個敵人，那個敵人不是橫身倒地，而是化為空氣，不佔據螢幕空間——這種節約空間的影視工藝也強調了華盛頓的“正面主角秀”。
此外，電玩暴力遊戲要以螢幕上一行正體英文“ＫＩＬＬ成功”表示遊戲勝利，完成“書面刺殺”，讓玩家有一種“真實意識”——新聞標題是讀圖時代還剩留的“語文真實”中最靠譜的可以佔據真實，代替真實的文字形態，而習慣性地點擊“確定”鍵的，要求按標版自動安裝和運行其心理程式的作為受眾的當代地球村公民尤其包括美國公民的這種習慣增強了新聞頭版上“書面刺殺”的“真實性效果”——消費社會，真實意味著消費意義上的現實性。另一個關鍵問題是，大玩家一般不要求結束戰爭，哪怕地球人一起呼喊“奧巴馬，你老婆喊你回家吃飯”也無濟於事，喊著回家吃飯的奧巴馬或希拉蕊或其代理，或駐阿富汗美軍，都不擬從主觀上要結束戰爭。更主要的，美帝在刺殺行動中（包括作為刺殺行動後續的新聞傳播介面）確立了“刺殺者身份”，而“越境出擊之非法”也凸顯了“刺殺者身份”的品牌分量和霸權立場，以及凸顯了刺殺行動本身的新聞實感——刺殺行動之目的還在於製造“刺殺者象喻”，這比消除“被刺殺者象喻”更具重要性，其中的邏輯可以叫做“以恐制恐”。
就在本月（２０１１。７），在本.拉登被刺殺（２０１１。５。１）不久，韓國士兵“被允許”，即“被命令”——以朝鮮領導人的外觀形象為射擊訓練槍靶，而朝鮮方面反應也很言詞激烈。
看來，掌握著地球村的絕大部分傳媒權力的西方資本、西方（腐敗民主）政府正準備把“傳媒時代的虛擬刺殺”玩到更大。
2. 本.拉登與西方消費詩學
自從911事件，本.拉登在傳媒中幾度生死，一百多斤的身體被美國幾度“利用”，“充當”美國輿論政治的反面目標／象徵——人所共知的大壞蛋，即方便從資訊海洋中抓住受眾眼球的大壞蛋模特，給西方消費社會一個“感官敵人”，“以便”美國與西方能以拉登的“名義”實施在中東的戰略展開，和隨時調整戰略步調。然而西方資本收穫的不限於這些政治-軍事利益，也不限於石油-美元利益。
美國式政治，從（腐敗民主）政客到總統的“演員化”傾向，軍隊的奧特曼化（追求零傷亡的機械戰爭），出鏡率政治……“後現代的時尚學”已經被政治開發為一種戰略風格。
反過來，連（腐敗貪婪自由）媒體和廣告也“興奮地參與”了戰爭，當然這必須是一種低調的興奮——西方的記者（妓者）和發言人要義正言辭，同時還要像一個典型的受氣包紳士。紳士，就是一種一邊品嘗法國葡萄酒，一邊向遠方民眾發動“正義戰爭“的西方幹部。西方為紳士概念所做的”文化化妝“、政治敍事，其內容遠遠超過淑女——淑女只是紳士的調情物件（對象）。
而除了金融資本，“後現代時代”的資本有了明確的新品種——品牌資本與“時尚資本”。
奢侈品廣告，時裝春衫，大排量私車……拉登在電視機中多次死在廣告間歇，又奇跡復活，生死早已經寄託“絢爛的廣告轟炸”。拉登的“恐怖主義”威脅鼓勵西方人即時消費，今朝有酒，夜半有性，廣告聲光色俱佳，而荒涼沙漠正可以“用來對照”西方的時尚生活。這“不是巧合”。
廣告把伊斯蘭傳統生活方式“對照”為那種沙漠主義的荒涼風格，拉登就成了一個象徵和一個“象喻”，可供作為消費主義的“公敵”，與跨國公司的利潤報表徹底對立。
所以說，作為特定象喻的本.拉登既生於，也死于消費文化物件喻的追求——這種文化追求也把敵人設置為象喻。
而拉登的“死亡之旅”也“必須足夠漫長”——先作為“恐怖主義符號”“恐嚇”人們，以“刺激”當下消費，再多次“被死亡”，以多種方式死去，就如同廣告重播。他死去的每一次消息對廣告主義的商業來說都是一次資源性資本注入，現在，讓廣告公司在各大區的策劃總監所歎息的是，拉登不可能再死一次，所“欣慰”的，則是“恐怖主義”不可能就此完結。
消費文化“需要”適度的“恐怖主義”。
“拉登是個大壞蛋”——這樣的句子還請求簽名，而簽名“創造”了身份和身份認同、文化認同，從而“維續”了西方的文化穩定、社會穩定，維續和增長文化生產、資本自身的“再生產”，也“維續”了國家政體——資本需要從這個軍事-文化霸權國家獲得金融霸權。對美國資本而言，最大的戰略目標是保住石油美元，從而保住美元霸權，從而“美國”也不再抽象，它作為【軍-工-政客聯合體】可以從華爾街的暴利中支取霸權預算，成為合格的消費者即富有的消費者——當然，支取利潤的操作過程可能有著相當完備的民主監督程制，但就算“民主程制”也已經在它融匯進美國文化的過程中被文化隨時隨地消費著——從新聞週刊文稿到好萊塢肥皂劇臺詞，從把皮球順利送進籃筐的偉大球星的價值觀到美國人對地球村貧困兒童的永恆的同情——貧富差距有助於他們生成他們的同情心，並保持“永恆”。
3．本.拉登，海葬的詩學與“神話”——華盛頓的“意識形態戰術”
如果說刺殺本.拉登行動本身之迅速還算正常事件，那麼選定後續處理方式（海葬）之迅速，之奇特，就更可能是一個華盛頓早已研究、論證過的課題了——
把海葬選為處理本.拉登遺體的“方式”出於又一種“心理運作”，尤其“視覺文化時代”，其策略要符合“心理學的視知覺物理學基礎”和詩學原則——海水的溶解性，【混沌性】，流動性與浩瀚無邊都“非常適合”消解本.拉登這個“象喻”，海浪的侵蝕性和海浪之聲的噪雜、枯燥又時時不斷銷蝕著“象喻剩餘”。按照人類一般的想像力，那具骸骨也可以代表某種象喻剩餘，但它也已經失效，因它被沉沒在意識無法到達的“無意識海底”——在人類各文明中，“海”已經成為“無意識本身”的普遍象喻。如果還會剩下什麼不可能從文化記憶中徹底抹除的，無論那是什麼，也應該進行“虛幻化”處理——與其用力擦除，則不如增加它的虛幻效果，而海水的浮動性、半透明性與恍惚蒼茫無疑都“渲染”出“虛幻效果”。然而，華盛頓紳士絕非詩人，政治上也不是解構主義者，這些“效果”恐怕還不夠讓他們在晚餐會上滿意，因為這些詩學效果能夠生效（遺忘本.拉登），還取決於西方在現實領域比較徹底的勝利（在此之前，與此相應並為此目的，華盛頓還曾經從相反的向度去處理這一象喻。這個問題留給後文）。
不論那個本.拉登的“象喻”還剩下什麼，它也不可以再留駐沙漠大地，不能與其民眾在一起，最多與海洋裏那些不穩定又不確定的怪異傳說有關，對的，尤其要與一個在阿拉伯地區人人皆知的神話有關——海上漁夫收網得到一個美麗的瓶子，打開瓶子飄出煙霧，煙霧經過凝聚變化——原來是一個魔鬼。漁夫用計謀把魔鬼騙回瓶子，投入大海……
這個神話故事廣泛流傳於世界各地，華盛頓紳士怎能不曉？“漁夫與魔鬼瓶子”的故事可以讀作歷史神話，它記錄或提示給人們的是——通過把某種原始衝動壓抑到無意識之海的海底，人類才贏得了文明史進程。同時，必須要把神話讀作針對當下社會問題的預言，神話才有價值，才有理由以隱晦的文學形式存在——畢竟故事的關鍵情節是怎樣面對一個已經無意間釋放出來的強大魔鬼，至於那個魔鬼到底是什麼，則有待戰勝魔鬼之日才見諸答案，因為魔鬼也會說話，甚至一定比漁夫更有話語權。
以“神話故事”針對現實問題來做敍事，除了線索清晰，也因為人們處在被動的或者被壓迫的政治情勢之中，不得不選擇影射手法去堅持真理，去與現存社會權力強加在他自己心智上的“魔鬼霸權”做鬥爭。所以，神話故事往往，甚至一定針對它所產生的那一時代的統治秩序，在做出隱蔽的反抗。
那麼通過這一“神話故事”的詩學影射，華盛頓把伊斯蘭的有著極端主義傾向的政治性格、政治態度關聯到，“匹配”到這一神話故事中去，華盛頓就給伊斯蘭的社會心理埋設了一個暗示——當穆斯林還要去“海底”“打撈”“本.拉登的象喻和價值”的時候，就避免不了會聯想到這一則神話故事，也就避免不了他的意識和潛意識中自動產生把本.拉登（的象喻）聯想為那個魔鬼的心念；即使一個穆斯林並不喜歡和支持本.拉登，華盛頓“製造”的這種“影射效果”也會鼓勵穆斯林去懷疑——他生活其中的現實社會是不是處在“打開瓶子”的狀態呢？在伊斯蘭社會裏是不是有某種“魔鬼政治霸權”在統治著他自己，統治著他們呢？同時，美國和西方在不知不覺中還可以被比喻為“智慧的漁夫”——統治秩序的解放者。
通過這種“神話學和文學”的處置，讓本.拉登所代表的那一象喻在伊斯蘭社會內產生“負面效果”，華盛頓才算滿意吧？
所以，儘管選擇海葬要承擔可能冒犯伊斯蘭傳統習俗而引發一定反美情緒的風險，華盛頓還是選擇“海葬”，以用作這種詩學處理，一定要出版這個由華盛頓設計的“解構主義版本”的，暗中卻是“建構主義版本”的刺殺大片。
戰爭首先發生在心理領域，只是各“文明”的“夢象或潛意識心理領域”有所不同。如果“文明的衝突”這個詞語有它之所以被發明的用意，它就發明、設計了一個心理戰場，它為雙方或多方共有，也向敵方免費贈送、推銷，而如果看它有其積極意義，則應該是——它轉移了原本野蠻的戰爭形式，轉移了血肉戰場，讓人權在身體意義上得到更多尊重和保全。然而心理武器的戰術、戰略效果依然不少，或者更加波譎雲詭，甚或看起來還往往充斥了“和諧”韻味——與英國王子大婚典禮之熱鬧煊赫（被媒體加大渲染）相對照，本.拉登的消失及卡紮菲兒孫被炸死事件構成“實事新聞電影”之蒙太奇效果，侵略者展示了文明的舉止，反抗者和準備接班的反抗者的心也在一個海天背景的浪漫橋段中受到敵人航空母艦的尊重——表現出勝利比勝利本身更重要，尤其如果那勝利並不可靠，就需要選擇和設計場景，為華盛頓的“戰爭自我”設計形象，也改造敵人的角色心理，令各方在被設計好的敍事性的引導中接受現實，把杭州做汴州，讓現實與影片交換它們的真實性，重新在“傳媒文化生存”中構造出“超真實”，使（至少部分）敵意人格可以跟隨敍事情境，在劇情結束-轉換時主動結束-轉換他自己。如此，作為一種文化詩學早已存在的“超限戰”在傳媒時代得到拓展，也很難說華盛頓的導演與好萊塢的導演誰更內行，誰又模仿了誰。
十年追緝，本.拉登在大部分時間裏自己選擇了“隱匿路線”，這等同於選擇了緩慢的，自行消失的方式。華盛頓在“不得不”選擇“反恐戰爭”的情況下，以時光漫長的，站在道義高點的追緝才可能在西方-伊斯蘭的心理戰爭（文明的衝突）中有望取勝，因為被追緝的主要不是本.拉登那一百多斤，而是穆斯林社會的心態與“信念”。華盛頓不害怕伊斯蘭社會的反彈與報復，而“擦除”效應（抹除賓拉登，讓賓拉登的喻象消失）不僅能彌補西方在“正面戰場”的損失，還有望在隱蔽戰線——意識形態戰線取勝，而意識形態戰線才是真正的戰場，自古如此——戰爭不過為了實現統治，從而獲取利益。
戰略、戰術操作不僅限於行動佈置，和行動背後的邏輯推演，也在無意識層面展開——那些無意間的行事細節是行動的一部分，也是戰略操作的內容，只不過它們有時被博弈者（鬥爭者）在大局觀下或忽略，或捨棄。但面對強大的傳媒平臺，政治博弈（鬥爭）的複雜性已然上升到詩學層面，廣泛展開了戲劇形式和戲劇內容，文化也越來越強烈地影響到政治勝負。博弈者（鬥爭者）對無意識場景的詩學設計，也可以被用作博弈（鬥爭）武器，於無形、無聲中謀勝。
當然，無意的種種細節也可以被博弈（鬥爭）一方用來傳達偽資訊，但詩學之宏大，那種被故意設計的欺騙性資訊也不免露出破綻，那麼下一個問題就是——誰的嘴巴更大，誰掌握著傳媒，以及，是民眾消費者能被傳媒巨頭擺佈，還是傳媒巨頭需要取悅公眾消費者？
文／空蕩的原野
2011-7-29
《有無——薩達姆(伊拉克海珊)的海灣戰爭(波斯灣戰爭)與冷戰後全球大棋局》
《有無——薩達姆(伊拉克海珊)的海灣戰爭(波斯灣戰爭)與冷戰後全球大棋局》
（與當前敘利亞局勢高度相關）
莫斯科佔據阿富汗這個博弈支點，試圖借道伊朗去破局“石油美元霸權”，但是這一招“回馬槍”被薩達姆（海珊）擋在波斯灣以東，莫斯科爭勢無果，其博弈操作遂轉向被動，逐漸導向一個結果——莫斯科要在“主動解體”與“被動解體”之間做選擇——莫斯科選擇了“主動解體”。（期間的國內外博弈鬥爭也很複雜，問題本身更極為重要。留做專題討論）
“主動解體”讓莫斯科從“敗局”中挽回一點主動性，這也是莫斯科選擇“主動解體”的“原因”之一，而怎樣利用好這個“主動性”，莫斯科也一定已經做了深刻推演，也一定是在這條“主動解體路線”上的推演結果（和在推演內容中再做出主動佈局，並由此得到的進一步的推演結果）讓莫斯科“可以”確定“主動解體”路線，就是說，在蘇聯解體前後，莫斯科一定在“大棋局”盤面上做了重要的博弈佈署，一定運籌了讓美英土著難以應接的大謀略——
那麼做為主動的博弈者，莫斯科會選擇哪里佈局呢？或者說，美、蘇最後的博弈決鬥會發生在哪里呢？
既然這場決鬥發源于石油美元，此後的博弈平臺仍然還在中東石油產區，那麼莫斯科也一定要在這裏埋下勝負手。
在中東那些土著博弈者中，薩達姆曾經是一個“異動者”，在中東博弈局面上他所處的位置也讓他不得不做一個“異動者”——地緣上，伊拉克南翼是石油儲量第一的沙特，東南方向是沙特的“王權”盟友們，它們和沙特（沙烏地阿拉伯）一道已經（也勢將）被美帝國選擇為“（非民主；專制王權）戰略盟友”，也就基本上失去了博弈者身份；東翼是不能投靠美、蘇兩大霸權中任何一方的伊朗，而伊朗又成為美、蘇的必爭之地，伊朗也就勢必自立為一個中東大局中的土著博弈者。
此外，伊拉克的西翼還有以色列這個特殊博弈者，北翼則是土耳其這個身份特殊的北約國家。那麼，莫斯科要施展它的謀略為“冷戰收盤”佈局，難免要首選伊拉克做道具。
（做為國家，伊拉克的本源在兩河沖積平原上廣大的農耕區域，而農耕區域必定承載了相對眾多的人口，區域內又根本沒有可以阻擋大軍攻伐的自然屏障，那麼這方土地上必定要出現一個在歷史變遷中相當穩定的國家——它也用以抵抗歷史變遷。但是從伊拉克向東，向西北，分別有廣大的山地高原，山地高原能夠承載較多的耕、牧人口，又能讓這裏的政權進退可依，而相對穩定的政權下就形成穩定的民族。這種“山地高原民族國家”又時而有能力攻伐與它相鄰的大平原，雖然不能形成長久的統治，卻能夠割占-整合平原上的一部分農耕生產力，並就此與農耕鄰國埋下領土爭端的種子，這就是伊朗（土耳其與伊拉克之間有廣闊荒漠，能夠有效阻斷攻伐，也就阻斷統治繩索）。在伊拉克的南翼是夾雜著綠洲的廣闊沙漠，這裏的博弈邏輯是：只有統一了大沙漠的主體區域才能夠制止廣闊沙漠裏的部落攻伐，從而讓“大沙漠政治”穩定下來，穩定下來的這個政權就是現代史上這個“沙烏地阿拉伯”。
除了土耳其，波斯灣沿岸就有了三大國家：沙特（沙烏地阿拉伯）、伊拉克、伊朗。又，在這片相當乾旱的中東大區，沖積平原的幅員不及沙漠廣大，而伊朗高原如果不是比兩河平原遼闊，它就沒有可能逃出兩河政權的長期控制從而不能形成穩定的民族國家——那麼大致按照三大國的領土面積，波斯灣油氣在儲量分佈上也沒有逃出 “概率空間”。）
下面再看中東博弈的核心與關鍵——既然莫斯科未能打通它進入波斯灣的道路，既然中東大博弈從傳統的地緣政治博弈向“石油美元博弈”這種資本直接以博弈者身份參與的“軟博弈”演變，既然莫斯科基本定下“主動解體”路線圖因而不再直接參與中東角逐，那麼莫斯科就要給美帝國留下一個強大對手，還最好是一個資本對手，而這個對手還會從內部攻擊美帝國，能夠從全球“大棋局”制約和攻擊美帝國——猶太資本勢力佈署在華爾街和中東石油產區（以色列，及以色列與石油王權的關係），對“石油美元”的控制能力更強，更直接，它還是美英資本隨時準備創造機會去鯨吞的獵物……基於兩路資本之間這種“決鬥關係”和單向“鯨吞關係”，美英土著資本一定要至少壓制住猶太資本的這個實體根基——以色列。當然，美英資本不需要讓以色列這個國家被阿拉伯勢力徹底趕進地中海，只要以色列在阿拉伯-伊斯蘭的巨大壓力下疲于應付，有求于美英土著，從而令猶太資本也陷於被動，美英土著資本就有機會鯨吞猶太資本，或者在保留這一“鯨吞權利”的前提下先行“解體蘇聯”。反過來，憑藉以色列為政權依託（包括軍力和核武。1968年底，以色列每年已經可以生產四至五枚核彈頭），猶太資本可以進行有效抵抗，以色列以它博弈“棋手”的身份還可以聯合歐陸、俄羅斯（蘇聯的繼承者）、中國、阿拉伯王權（手中有石油武器），對美帝國的單極霸權實施反制，再以華爾街鬥爭做為配合，不難攪亂美英土著資本的“大棋局”，促使美英單極霸權走向終結。
又，之所以這些棋手（資本，政權實體）將會同猶太資本配合，是因為在美英單極霸權格局下，美英資本將無所求於它們，又為了鞏固、擴大美英的單極霸權而要去要去徹底壓制它們，而它們也會借美英的單極霸權秩序被（猶太資本）致亂之機謀求連橫，壓縮或者推翻美英單極霸權並且去謀求它們自身的霸權，那麼它們對美英霸權的威脅更反過來又要求美英資本去徹底壓制它們——而這種博弈關係也能夠加劇它們針對美英單極霸權的博弈力度。
那麼，除非美英有把握一舉奪取並穩固單極霸權，不需要擔憂其他博弈者（聯合）反擊它們，則“怎樣壓制住以色列”就成為“美帝國的大棋局”上的一個關鍵“課題”，而壓制以色列就要利用以色列的“天然”敵手——阿拉伯勢力和伊斯蘭勢力。
那麼反過來，莫斯科最需要做的就是扶植以色列-猶太資本，而流徙在美帝國的猶太資本離不開來自以色列政權的支撐，那麼對猶太資本不能在資本層面給予幫助的莫斯科，就要堅決支持-支撐以色列，就要制止美帝國利用阿拉伯-伊斯蘭勢力去打壓以色列。
其時，阿拉伯諸幫內部有兩大勢力——一組是沙特（沙烏地阿拉伯）等王政國家群體，一組是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埃及等以強人獨裁為主流特徵的世俗政權（從伊斯蘭這個範疇更廣泛的環境看，還有宗教政體的伊朗、世俗化也西化的土耳其兩個重要勢力）。其中，前一組王權勢力並不願意打壓以色列，因為——美帝國以“沙特等國的王權政體之容易被推翻”這一緊迫現實去威脅這些王權，要求它們支持“石油美元”，否則美帝國可以輕易“幫助”阿拉伯民眾推翻他們的王政，只是，在冷戰時代，美帝國需要顧忌蘇聯，所以這些阿拉伯王權勢力握有有限的“反叛權”。而當蘇聯失去力量不再能與美帝國抗衡，美帝國就根本不需要向阿拉伯王權交付任何條件，就能夠驅策這些王權更馴服地為美帝國服務，又隨時可以出於戰略需要廢黜“石油王權”，轉而去為“石油美元”扶植另外的代理人，除非——在美帝國內部有一支力量可以有效約束美帝國的中東策略、戰略，而這支力量只能是猶太資本。
以色列在中東，猶太資本在華爾街-華盛頓，它們願意並且能夠出手幫助阿拉伯王權——直接地，可以減輕美帝國對這些王權的壓力，包括收買、攪亂華盛頓的政策；間接地，通過博弈縱橫，阿拉伯王權與以色列+猶太資本還形成一種“看似奇怪”的聯盟，共同制約著美帝國的中東霸權，繼而也制約了美帝國在全球的單極霸權。這種聯手制約又主要是制約了美帝國在中東霸權的操作路徑，即迫使美帝國必須沿用“以阿拉伯王權為盟友”這種代理人模式，而阿拉伯王權又以消極“反以”回報以色列-猶太資本。
在後一組阿拉伯（阿拉伯語社會）勢力中，薩達姆的伊拉克最有實力和影響力——它有“石油武器”和石油財力，有可供領袖阿拉伯諸邦的人口和國土，擁有“波斯灣石油地緣”重要性，還謀求核武（兩伊戰爭期間先後被伊朗、以色列空襲而停滯），也代表世俗革命。從幾個方面看，伊拉克都是的最適合的領頭羊之選，可供美英驅策去聯合其他阿拉伯諸邦共同打擊以色列。雖然伊拉克的國力在“兩伊戰爭”中大損，但以石油財力，其國力可以在十年內恢復如昔，如果伊拉克還整合了科威特的國力又主要是石油收益的話，它還將變得更強。此外，兩伊戰爭鍛造了伊拉克軍伍，損失的武庫可以由石油收益補充，石油經濟為主的社會又是高生育率社會讓伊拉克也不乏兵源，而兵源優勢是以色列最為忌憚的。再看其他阿拉伯國家——利比亞遠離波斯灣，人口和國力有限，不能提供足夠的反以力度；埃及人口眾多，與以色列相鄰，曾經是阿拉伯諸邦中的“反以”主力，又地處運河被美英勢力影響，這些條件都可供“反以”。但是，埃及不夠富足，不論埃及是不是反以和怎樣強烈反以，它都不能從阿石油王權“兄弟”那裏拿到更多“反以補助”（以色列-阿王權秘盟），而且埃及的前景不能寄望於石油，反而更寄望於以色列可以幫助提供的正常的區域經濟和一個“大地中海”，所以在幾次中東戰爭之後，在“大棋局”形式大變的情勢下，埃及不能，也不願成為反以主力，也沒有道理再為那些富裕的“阿拉伯兄弟”充當炮灰和支付戰爭消耗。那麼，美英土著要找出一個可供它們壓制以色列的“盟友”，同時，最好這個“盟友”還能威懾阿王權（令它們聽命，否則美英就允許這個“盟友”取而代之），還能抵住莫斯科的“伊朗局”（在蘇聯解體之後，莫斯科還要繼續操作），就只有兩個選擇——伊拉克、敘利亞。
（當然，如果美英土著選擇的這個“盟友”足夠強大，它也就可以成為蘇聯、歐陸、猶太資本這些博弈者的棋子與“盟友”，不過這種情況能夠出現還需要特定的博弈環境與條件。）
那麼，莫斯科就要提前解除伊拉克、敘利亞對以色列構成的威脅。（如果莫斯科能夠做到，那麼美英土著如果還要廢黜以色列對猶太資本的支持作用，就只有直接派出美軍去攻伐以色列了，則猶太資本就要“跳牆”了，中東也只能上演“N國演繹”了，莫斯科將奪走美帝國的單極霸權了。）然而，莫斯科無法做到同時削弱伊拉克和敘利亞，哪怕去直接削弱其中之一，也做不到。好在，莫斯科曾經長期支持敘利亞，兩國有著相當於盟國的良好關係，莫斯科可以爭取到大馬士革的立場，但不利的是——與伊拉克相比，敘利亞不夠強大，它很少有石油收益，等於沒有石油武器，它的政權在阿拉維派（什葉派的一個支派）之手，而這個派別只占敘利亞人口的11%，所以這個現政權不夠穩定，又，敘利亞與伊拉克國土相連，所以伊拉克有軍事、政治兩種武器可以顛覆敘利亞。那麼，莫斯科就要卸除伊拉克對敘利亞構成的威脅，也就能夠卸除“一個再度強大起來的伊拉克將對猶太資本構成的威脅”。還不止於此，莫斯科還要斬獲更多——
巴格達時間1990年8月2日淩晨2時，伊拉克以10萬兵力侵入科威特，迅速取得全勝並攻佔科威特王宮，包括時任亞奧理事會主席的法赫德親王在內的一些王室成員被殺。8月7日新的科威特－即科威特共和國成立，8月8日，應科威特共和國政府要求，科威特與伊拉克“徹底地不可逆轉地實現了合併”——薩達姆做出這樣一個重大決策之前，必然已經審慎觀察了國際局勢，嚴謹推演了美、蘇的立場和反應，並且至少與美、蘇之一做過溝通，得到它或者它們的支援與配合，這樣，薩達姆才敢於製造這樣的“大事件”，但這個溝通對象（支持者）不是華盛頓。
那麼當“科威特事件”發生，如果美帝國不壓制住薩達姆的伊拉克，則阿王權及其資本將陷於危局，隨後陷入危局的就是以色列和猶太資本，所以它們此時必須在“叛局”路線上有所行動，則莫斯科在“蘇聯不解體反而可以反攻”這條路線上將有機可乘。如果莫斯科實施反擊的條件還是不能形成（成熟），則莫斯科在拿到它由此可以拿到的更多籌碼（蘇聯解體的條件）之余，也充分利用這場“海灣局”，通過借美帝國之手打弱伊拉克，為“冷戰後”時代提前佈局，這個佈局將大大有利於莫斯科——
（1）這場“打弱伊拉克”的戰爭勢必在波斯灣-中東社會製造和升級對美帝國的恐懼，也製造和升級“反美環境”。
之所以這必須是一場“打弱”伊拉克的戰爭，而不僅限於美帝國出賣迫使伊拉克撤兵，是因為——如果華盛頓不使用美軍打弱伊拉克，則阿王權不可能卸除它與伊拉克的矛盾和不信任，實際上則是阿王權對華盛頓的的不信任將要驟增（與薩達姆尚未侵佔科威特時相比），則阿王權的“叛美立場”將非常堅定，從而猶太資本的叛局動作也就加緊和加劇，而且當伊拉克在將來某一時刻攻伐敘利亞的時候，阿王權將會站在敘利亞一邊，通過要脅華盛頓，通過它們在中東的影響力去制止伊拉克。
（2）為阿王權除去來自伊拉克這個近身強鄰的威脅，讓阿王權獲得獨立的博弈立場，這個獨立的博弈立場可以牽制美帝國的單極霸權，可供配合莫斯科實施“冷戰後反擊”。（例如阿王權可以啟用法郎、馬克、日元，或者此後出臺的歐元去結算其石油出口）
（3）猶太資本-以色列也丟掉了伊拉克這個威脅，可以站在更獨立、更強硬的博弈立場，更少受制於華盛頓。
（4）阿王權較少受制於美帝國，也就意味著以色列的安全能夠獲得更多來自阿王權的支撐，還意味著猶太資本針對美英土著的博弈立場可以更少受制于美英（相反，美英土著威脅阿王權，也就間接威脅了猶太資本）。
（5）※※※※※ 最為重要的是——當冷戰收官，蘇聯解體，莫斯科從全球收縮其勢力，包括全面撤除其海外軍事基地，卻唯獨保留了敘利亞的塔爾圖斯港這唯一一處海外軍事基地。該基地加上莫斯科與敘利亞傳統的聯盟關係，可供壓迫以色列-猶太資本的博弈立場，要求後者在“後冷戰”時代的全球大棋局中做出博弈佈署時要照顧莫斯科的利益，以至於要配合莫斯科的佈署，當然，莫斯科與猶太資本也可以借此達成針對其他博弈者的“博弈協同”。（莫斯科通過敘利亞脅迫以色列-猶太資本的手段，除了來自軍事基地和敘利亞政權的戰略決心，也包括經常性手段。也所以，“這個敘利亞”很“可以”是真主党、哈馬斯等強硬派反以組織的重要後臺。當然，也有理由測想：以色列是否已經把影響力打入了真主党、哈馬斯內部，也同敘利亞有著戰略性合作。）同時，猶太資本的博弈立場偏向莫斯科，雖然是出於“被迫”，但是客觀上就使得美英土著更加需要剪除猶太資本勢力在美帝國金融、政權層面的影響力，而這種影響力又以資本實力為後盾，這樣，莫斯科就更加離間了原本已經處在搏鬥-鯨吞關係中的美英土著與猶太資本，讓猶太資本在美帝國的處境更加危險，讓它必須加速、加深那個“叛局”。那麼，為了讓莫斯科針對以色列-猶太資本的這張“敘利亞牌”生效，莫斯科就要替敘利亞解除來自伊拉克的軍事威脅，讓美英不能利用伊拉克的實力“吃掉”莫斯科的這張“敘利亞牌”，因為伊拉克可以——或者壓迫敘利亞迫使敘利亞政權改變親莫斯科立場，或者薩達姆在美英的支援下直接兵發大馬士革，或者支持敘利亞境內的占人口大多數的遜尼派顛覆親莫斯科的阿拉維派現政權。反過來，一旦伊拉克勢力進入敘利亞，伊拉克就直接對以色列兵臨城下了（伊拉克要直接威脅以色列，必須途經約旦或者敘利亞國土），這等於美英從莫斯科手裏奪去針對猶太資本的這張“敘利亞大牌”，又抓緊在它們自己的手心。或者，哪怕伊拉克並不壓迫、攻伐敘利亞，只是掀起和領導一場“反以運動”，輔以軍事動作（例如向約旦、敘利亞借道），也同樣等於美英握有一張針對猶太資本的“伊拉克牌”。——那麼總結起來，莫斯科借美英之手打掉了伊拉克針對敘利亞的軍力優勢，保住了自己手裏的大牌，同時消除了華盛頓手裏的大牌，一得一失之間，莫斯科大勝。【當前的敘利亞局勢中，各方博弈者正在著力爭奪的目標就主要包括這一張“針對猶太資本的敘利亞牌”。】※※※※※
既然“冷戰後”莫斯科將退出中東，華盛頓就可以按照它的需要全盤宰製波斯灣-中東，包括薩達姆的伊拉克，那麼在大局觀上，在“冷戰收盤”之前，中東的任何“異動”都不會對莫斯科造成不利。所以，莫斯科完全可以“授意”薩達姆，“幫助”他做出侵佔-統一科威特這個決斷，而這個“授意”或者這個在莫斯科與巴格達之間的“密約”應該只是——在博弈邏輯上達成相互理解，所以雙方可以和願意協同行動。
華盛頓以進取的立場爭取贏得冷戰，而莫斯科不得不以收縮的立場處置冷戰大勢，在這一前提下，莫斯科就通過“海灣局”掠獲到最大博弈戰果，並且讓華盛頓從“贏得冷戰”中得到的勝利果實大打折扣，從事實上把冷戰置換到新的博弈格局中來，把冷戰延續下來，把莫斯科的敗局轉變成一次階段性事件，把“蘇聯解體和蘇東解體”變成冷戰這場戰爭中的一場階段性戰役，一場“大撤退”性質的防禦戰役——莫斯科在冷戰中失去了決勝的機會，也失去了奪得階段性勝利的機會，那麼莫斯科需要放遠視野，提前做出戰略性佈局……
然而，莫斯科還不能就此停止博弈推演，因為“大棋局”由多方共同捭闔，在博弈推演的任一節點上都有可能被其他博弈者借局佈局，所以上述博弈推演還不夠充分……下邊從薩達姆的立場對這盤“海灣局”再做演繹。
“冷戰後”，或者至少波斯灣的“冷戰後”（莫斯科退出阿富汗從而遠離波斯灣政治已成事實），鑒於美帝國將沒有實力對等的對手，至少在中東沒有，所以薩達姆必須以美帝國的立場去定位伊拉克的立場，定位伊拉克的國運路向——
（1）針對阿王權，針對中東石油政治大盤——
在現時和未來的中東博弈中，初看之下，莫斯科也需要伊拉克，至少看起來伊拉克的存在和強大能讓中東博弈變得複雜，從而有利於勢力相對較弱的博弈者縱橫操作，尤其當莫斯科已經從伊朗方向撤退（結束阿富汗戰事）。但是，能夠破局“石油美元”的只有阿王權團體，即便另外謀成“俄佩克”之類鬥爭平臺也很難與歐佩克競逐。而一旦阿王權準備叛離“石油美元”，美英土著反而要利用伊拉克去制約阿王權。但是，當蘇聯從阿富汗後撤，即說明莫斯科無力、無意再來波斯灣與美帝國做大開大合的爭逐，那麼波斯灣乃至中東的政治格局將由美帝國做一家獨裁。按照美英土著的博弈需要，不讓中東地區出現一個阿拉伯強國——是美英土著的方向性策略，而保留阿王權就能確保實現這個大策略（阿王權國家占中東阿拉伯國家中的半數，佔有大部分石油儲量，且容易受美英的控制），讓變化、變數出現的時間延後還有利於美英霸權拖延那個“被破局”時間點的到來（不論那個破局是否有成效），所以美英在原則上會盡可能保留阿王權，直到不得不廢黜它，或者變化了的博弈大勢要求美帝國放棄它。再造另一個版本的“中東局”。所以，（美英土著資本的）美帝國不會輕易允許薩達姆衝擊阿王權，那麼美帝國以薩達姆做為威脅阿王權的工具——這個選擇的必要性失去了成色。
（2）針對以色列——
“冷戰後大棋局”的主題將是資本大搏鬥和“石油金融爭奪戰”。美英土著可以利用薩達姆，讓他領袖各路阿拉伯力量——（1）衝擊以色列。直接令猶太資本失去根基而失勢，再褫奪-鯨吞之。或者，迫使猶太資本向美英土著妥協和交付籌碼，借此打亂猶太資本的博弈佈署和博弈步調，包括迫使猶太資本與美英土著合作去打擊俄羅斯、歐陸，再返身謀奪猶太資本。（2）利用薩達姆的伊拉克，或者武力攻伐敘利亞，或者致亂敘利亞讓遜尼派奪權。目標都是讓敘利亞從親蘇（俄）立場轉變到親美立場。（3）讓薩達姆威懾-衝擊阿王權，間接威懾-衝擊以色列。
那麼，伊拉克可以繼續為（美英土著的）美帝國所用，但前提是伊拉克需要足夠強大才能對以色列構成實質性威脅，而伊拉克還需要越過約旦或者敘利亞才能威脅以色列本土，這又要求它的武力需要更為強大，強大到能夠迫使敘利亞改變立場，或者直接攻破敘利亞。那麼在（美英土著的）美帝國的立場上，可以允許伊拉克擴張，但前提是美英土著能夠把伊拉克做成這個針對性工具擺放進新的“大棋局”的捭闔縱橫空間中去。
（3）針對伊朗——由於蘇聯收縮，莫斯科很難再通過伊朗介入-進入波斯灣，也由於伊拉克因兩伊戰爭而實力衰弱，於是在美英土著那裏，薩達姆基本上失去了可利用價值。
（4）但是，不論在哪一條路徑上利用伊拉克，美帝國都不會讓中東出現一個阿拉伯強國，或者一個意志獨立的石油大國，或者一個非王權的阿拉伯統一勢力，那麼（薩達姆的）伊拉克在被美英土著利用之後，能夠走到的最好結果就是竹籃打水，如果不是“狡兔死，走狗烹”的話。即便伊拉克不去（或者不“被去”）充當美英土著的工具，可以預期的最好結果也只是——美帝國要讓中東石油政治格局保持現狀（那麼中東勢力之間的“大局觀”也只能是“保持現狀”），則伊拉克的武庫將在10年後變成擺設。比“保持現狀”更有可能出現的情形是——美帝國需要穩固並擴展其美元霸權，於是需要全盤控制一個“大中東”，那麼很可能，它需要在穩固它與石油王權的緊密聯盟關係之外，還去爭取伊朗的立場，那麼夾在沙特與伊朗之間的伊拉克就“很可以”被美帝國出賣，薩達姆要“被下臺”以至於被審判（兩伊戰爭、暴政、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薩達姆當然推演過這些邏輯。
總結起來，在上述3方面裏，（1）和（2）讓美帝國有理由打壓伊拉克，（3）卻有可能讓美英選擇相反的態度，前提是伊拉克要足夠強大，且“大棋局”要求美英啟用伊拉克並且有啟用伊拉克的捭闔空間。（4）則讓美英土著在利用了伊拉克之後再對它進行打壓。而做為應對，薩達姆這一次侵佔-統一科威特（曾經是一國）的行動就“巧妙”地同時應對了（美英土著的）美帝國的3個立場，“看起來”可以化解美英將要對伊拉克和薩達姆本人造成的不利——薩達姆利用“冷戰收局”前夜的複雜局勢，希望（美英土著的）美帝國不敢於在中東啟動戰爭，希望得到莫斯科的支持，希望歐陸對（美英土著的）美帝國施加反制，而在伊拉克統一了科威特之後，薩達姆可以憑藉更強的國力令（美英土著的）美帝國忌憚（它與其他博弈者聯合，它在中東石油政治中更大的權重地位，又更難用軍事手段解除它的武力），同時，合併了科威特的伊拉克實力更強，滿足了美英對伊拉克的工具性需要。這樣，薩達姆既迫使華盛頓，又同時勾引華盛頓重新考慮它的中東佈局，給伊拉克一個更確鑿的“主力盟友”地位，然後，伊拉克就有機會取締海灣王權政治，一統阿拉伯石油諸邦。
以為看清了博弈推演，也看清了華盛頓、莫斯科的意圖，薩達姆才敢於“侵略或者統一”科威特，但是——“冷戰收局”進程已經啟動，值此前夜，無論美英土著試圖為“冷戰後”做更深的佈署（主要針對猶太資本和歐陸），或者蘇聯試圖退回冷戰，都會遭到其他博弈者的聯合打擊，直接陷入敗局。而此前，由於美、蘇都難以把冷戰繼續下去，各方博弈者已經在數年中把這個“大局觀”走實，很難做出方向性調整。
薩達姆希望莫斯科做的，或者與莫斯科“有約”的內容應該就是——在保守的立場下，莫斯科在外交層面幫助伊拉克，在積極立場上，莫斯科啟動它在敘利亞的力量與影響力，向以色列發起衝擊，與薩達姆衝擊阿王權的行動相接應，如此，則中東大亂，美元之基礎飄搖——如果莫斯科繼續擴大行動，那將是一場“冷戰之決戰”。雖然，莫斯科幾乎不可能由此贏得冷戰，但莫斯科可以在拿到美英土著、猶太資本-以色列、歐陸的籌碼之後罷手。那麼在薩達姆看來，莫斯科會有所行動的，而莫斯科與伊拉克的聯動在“大棋局”上造成的影響是美英土著“不可接受”的，而此時或者先此一步，薩達姆可以在先行拿到美帝國的籌碼，即美帝國承認伊拉克合併科威特這一現狀，並以實際政治行動保證這個“承認”的有效性之後，遂撤出博弈。這樣，在（美英土著的）美帝國更改過的中東佈局中，伊拉克將成為（美英土著的）美帝國的“首要盟友”，去充當威脅阿王權，和威懾-攻伐以色列的工具，尤其當華盛頓向莫斯科交付了中東籌碼或中東利益之後，美帝國就更需要伊拉克這個“工具盟友”。但是，莫斯科或者沒有什麼貨真價實的籌碼與利益可以爭取了，或者在薩達姆攻伐科威特之後，莫斯科立即拿到了籌碼與利益，而讓美帝國去打弱伊拉克——這一結果本身正是莫斯科在這一輪博弈中要去追求的最大目標。於是莫斯科沒有行動，這多少出乎薩達姆的預料。
如果莫斯科配合薩達姆去行動，則又是莫斯科的回馬一槍（早一次是蘇軍進佔阿富汗）——莫斯科可以利用敘利亞和伊拉克同時威脅阿王權，也威懾以色列，但是在蘇聯尚未實行私有化之前，包括猶太資本在內的所有西方資本（做為博弈者）都不可能最終站在莫斯科一邊，雖然在博弈進程中它們會與莫斯科聯動，也給予莫斯科“幫助”。那麼莫斯科的反擊的最佳結果是維續冷戰，或者讓歐陸一舉獨立（不須是一個聯合的歐盟）——對於莫斯科，維續冷戰已經勉為其難，一場“反擊戰”的後果中還包括了促使西方資本聯合起來這一效果，這不利於莫斯科操作“蘇聯主動解體”；如果結果是讓歐陸一舉獨立，不論莫斯科是否繼續保持社會主義立場，在已經難以拉回東歐盟友（蘇東已經主動開始鬆動）的情勢下，美歐還要聯合打壓莫斯科，莫斯科迎來的形勢將不會比它選擇隔岸觀火更好。關鍵又是——在這樣的“冷戰之反擊戰”中，猶太資本很少機會參與縱橫，施展捭闔，很可能“被出局”，而歐陸一舉獨立更能讓美歐資本有機會聯合廢黜猶太資本，則莫斯科將獨自面對美歐，在大勢上，這與保留猶太資本做為“大棋局”中的博弈者（去美英腹內構建“叛局”）相比，可謂差之千里。所以，莫斯科已經不準備做反擊，它要放棄（出賣？）薩達姆，把無法取勝的“回馬一槍”突然改換為——穩穩拿住針對猶太資本的“敘利亞牌”。而且，敘利亞也擔憂伊拉克在做大之後威脅到自己，它們之間的對立關係久已明確存在，莫斯科也就很難驅動敘利亞……（在“反伊拉克”聯盟的34個國家中，敘利亞還是提供了軍事支持的幾個國家之一）
阿王權諸邦是高度一體的，或者說，這些阿拉伯王權是拴在一條繩子上的螞蚱，因為王權政治容易被顛覆，且其一倒下，就很容易引起骨牌效應。所以形成和維護這個王權聯盟的做為主調的“博弈條款”是——要麼你們美英土著（或者美帝國）完全保留王權，要麼你們全部廢黜王權。當然這是主調，不排除特定情況下“條款失效”。所以，這一次薩達姆攻伐的不僅是科威特，還是，正是全部阿王權諸邦。所以伊拉克給美英土著和美帝國出了一道難以抉擇的“高級”難題，華盛頓幾乎不可能找到折中方案——要麼美軍與薩達姆兵戈相見，這等於美帝國（美英土著資本）自廢一把好兵器。要麼承認伊拉克吞併科威特這個結果，而如果美英承認這一結果，則阿王權就需要在美英土著之外加緊尋求新的盟友，和促使波斯灣局面複雜化，美元都將不再有一個堅實的“王權石油基礎”，而此時蘇聯尚未解體…….又在此時，受到了薩達姆的真刀真槍和強烈意志的威脅，阿王權更“有權利”要求美帝國必須 “打弱”伊拉克，同時以嚴厲姿態打出一個政治事態即“廢黜王權是不合法行為，也是反美行為”，而不是驅逐伊拉克軍隊了事，這樣薩達姆或者N達姆才不那麼容易捲土重來。那麼這場驅逐薩達姆的戰爭一定要熱鬧，要有氣勢，要確鑿地打弱伊拉克讓阿王權基本滿意。推演及此，如果莫斯科在敘利亞或者其他方向採取行動配合薩達姆的話，反而阿王權更需要依賴美帝國保護它，美帝國就不須向阿王權交付“打弱伊拉克”這個條件了。也所以莫斯科選擇隔岸觀火。
伊拉克攻伐科威特時，莫斯科沒有行動，這多少出乎薩達姆的預料；當美軍糾集盟友大規模攻伐伊拉克軍隊，莫斯科還是沒有行動，就基本上在薩達姆的預料之內了，因為華盛頓的行動最終取決於它的博弈推演，和它與莫斯科的協調（因為兩國不可以直接對抗，或者引起直接對抗。但是對於美蘇大國，這種協調也必須在推演料算之內）。所以，薩達姆對“科威特大事”的決斷還要看他與華盛頓之間一對一的“兵推”對局——伊拉克可以做美英土著的工具去威懾-攻伐以色列、阿王權（主要是針對以色列），但是不做“兔死狗烹”那種，所以薩達姆有權避免那種局面，方法是——利用冷戰收局這個極度敏感的博弈環境，先行吞占科威特，即做大伊拉克，並要求美帝國承認這一既成事實結果（不只是口頭和文本上承認，而是要在博弈層面能夠進行“邏輯確認”，即要求美英土著無法反悔除非它們願意在新的博弈中付出巨大代價），即要求美英土著在“冷戰後”選擇伊拉克而不是阿王權做為“只能二選一的盟友”，即要求美英土著在廢黜阿王權的同時支持“一個強而大的伊拉克”這條路線上走出決定性一步。即便美英土著不接受薩達姆打出的這個既成事實，不接受薩達姆要求的這條中東路線，派兵來攻伐伊拉克，伊拉克也不會亡國，薩達姆也“很可以”保住權位，因為美帝國（不論是美英土著的美帝國，還是包括了猶太資本的美帝國。此時在這一問題上，薩達姆未必分得清）的確需要保留“伊拉克牌”，當然可以是一張較弱的牌，美帝國也不希望中東格局大變以至於影響到“冷戰收局”。所以，薩達姆“吞併科威特”這個決斷的動力除了來自莫斯科，也來自他單獨與華盛頓的“兵棋推演”的結果，兩個理由又不可能完全分割。
假如沒有莫斯科的“許諾”（也許只是外交方面的承諾，加上向薩達姆兜售“大局觀”和博弈推演，讓薩達姆做出決斷），薩達姆也“敢於”去吞占科威特，但博弈推演的結果只能是——薩達姆空忙一場，還要被打弱。所以來自莫斯科的且不論真偽的“承諾”就成為薩達姆做出決斷的關鍵要素。而薩達姆在發兵科威特之前已經做出攻伐科威特的態勢，包括輿論攻伐，也是要判斷華盛頓的真實態度，並且從華盛頓的態度再去判讀莫斯科的真實態度（華盛頓與莫斯科之間必有溝通，而由於兩霸之間必須避免直接衝突，那麼兩霸之間達成的“協議”、共識和劃下的底線一定比薩達姆與其中之一“達成的協定”成色更高，更可靠。而且，華盛頓做為“大棋局”的第一博弈者，其洞察力、預見力當然在薩達姆之上。又，華盛頓的意志也是“大棋局”發展的最重要因素）。而表面上的“事實”顯示——華盛頓表現出了相當“誠懇”的“中立態度”，這讓薩達姆再無顧忌，兵發科威特……
華盛頓的中立態度就等於它對薩達姆攻伐科威特的策劃做了默認，這直接導致了薩達姆誤判形勢，這場“科威特局”才得以形成……而莫斯科一定演繹過華盛頓的應手，才會推出這一局“科威特博弈”——
當薩達姆在發兵科威特之前做出攻伐科威特的態勢，包括輿論攻伐，和去阿拉伯國家做合縱外交，這種情勢已經等於“薩達姆已經在行動”——針對科威特的軍事佈署和輿論造勢，本身已經讓阿王權如坐針氈，即薩達姆已經撬動了美英土著在中東的石油政治基礎，華盛頓已然無法讓中東“恢復原狀”了，即華盛頓已經無法通過制止薩達姆而挽回“這一個”損失（阿王權對華盛頓的“信任”與否定性判讀），於是，華盛頓就轉換問題——讓薩達姆的這一次“異動”進一步走實，再加以利用。所以，華盛頓不僅不能制止薩達姆，還要給予鼓勵。顯然，華盛頓一定明白，它的中立態度會起到鼓勵薩達姆的作用，無此，則薩達姆難以做出最後決斷。那麼華盛頓怎樣轉換這個問題-矛盾並加以利用呢？
如果沒有這場伊拉克吞併科威特的戰爭事件發生，阿王權也將繼續忌憚伊拉克，它們也將積極在美英之外謀求保障，而猶太資本也將積極佈署和暗中擴大那一“叛局”——阿王權和猶太資本都為“冷戰後”積極佈局。這將會導致那個“冷戰收局時刻”被拖延，和“冷戰收局過程”被拖延，和導致“冷戰不完全收局”，這些路徑都對美英土著不利，所以美英土著此時需要積極做好“打弱伊拉克的工作”，以儘早迎來一個對它們更為有利的“冷戰後”局面——雖然打弱伊拉克也對莫斯科有利，但在“冷戰後”的中東，美英需要對付的直接對手將不是莫斯科，而是歐陸和猶太資本，那麼相對來講，與其讓歐陸或猶太資本在“冷戰收局”中製造不安定局面並從中獲利，不如把這個利益“讓與”莫斯科；既然這場海灣戰爭背後的佈局——做為送給美英土著的問題，已經被莫斯科做成，那就遲早需要解決問題，而美英更希望它提早解決，安全地解決。
伊拉克吞併科威特，這一事件極大衝擊了所有中東王權手中的權力、利益和王權統治本身，而薩達姆敢於這樣做，就等於是華盛頓允許了在中東以現代政治取代阿拉伯諸幫的王權傳統這條路線。這就不單是一個阿拉伯王權體制、王權利益受到“衝擊”的問題了，而是中東王權政治必須、必然結束的問題。而伊拉克軍隊強攻科威特王宮，射殺多名王儲更意味著整個阿拉伯諸邦的王族還很可能被剝奪和平下臺的機會，和不被允許保留大量財產，很多王族成員還很可能被施以“暴力審判”。同時，這也等於是華盛頓主動對“以色列-猶太資本-阿王權之間的華盛頓戲法”的舊框架實施了攻擊，讓猶太資本-以色列失去一個支撐（阿王權）。又同時，美帝國同意伊拉克做大做強，也就向以色列的國家安全發起了實實在在的直接攻擊。通過海灣戰爭的前半程，華盛頓在盤面上以“把棋走實的方式”製造了阿王權、猶太資本對美英的需求。當然這只是在製造態勢，而為了讓伊拉克的行動能夠充分取得這種巨大的威懾效果，在伊拉克軍隊發起進攻前，華盛頓還推出中立的官方輿論，聲言不介入兩國爭端…….事件進程到此，就等於華盛頓借薩達姆之手握緊了阿拉伯石油王權的命門——華盛頓這樣轉換了問題。
由於“蘇聯的存在”在客觀上就是猶太資本得以自保的第一道防線，所以當美帝國將要摧垮蘇聯，猶太資本就需要“維持”蘇聯，方法包括在資本市場上給美英土著製造麻煩，聯合歐陸、阿拉伯石油王權製造“割據”大局，甚至它們“可以”整體地向蘇聯方向“叛逃”，製造一個“兩陣營同時解體”的亂局，再於亂中求存，以至謀利、謀勝。所以，鑒於“蘇聯解體”對於美英單極霸權有著極大價值，是美英的首要目的，美帝國要想首先“解體蘇聯”，就必須拿出足夠分量的籌碼給各路“盟友”，尤其要向猶太資本這個老謀深算的，佈署在美帝國腹內的“第五縱隊”證明其“誠意”，從而安撫和分化陣營內的叛離群體，遏制“叛局”。於是，華盛頓突然反手一擊——出賣薩達姆，把“美帝國通過剪除來自薩達姆的威脅，從而送給以色列一個長期的可以追求強國的安全環境”這一事件做成籌碼，贈送給猶太資本，這樣猶太資本也才一時“安心”，否則猶太資本不肯協助美帝國給予蘇聯最後一擊，也不肯去各方博弈者那裏協調“蘇聯解體事宜”，更保留引爆華爾街金融問題，甚至引爆“美元安全”這部分博弈權利——如果美英手中握著薩達姆的伊拉克這個針對以色列安全的大殺器，並且因此擁有極大把握成功圍剿猶太資本，那麼猶太資本當然需要，當然可以“掀桌子”，“跳牆”。當然同時，利用同樣的原理，美英土著也穩住了阿拉伯石油王權，令它們也安心協助美帝國去完成“蘇聯解體工程”，尤其讓阿王權看到它們在中東已經獲得了看起來無可撼動的安全政治環境、地緣環境，從而化解它們必須立即“跳牆”的動機……這樣，在成功轉換了問題之後，華盛頓再成功地從新問題的博弈矛盾中打劫了利益。
[ 當薩達姆做出勢態要去攻伐科威特，沙特就已經去華盛頓告狀了（沙特為美國提供過相關資訊，但“看起來”未能引起白宮的重視）。那麼，要麼白宮已經對沙特做出了保證，而沙特並未通告科威特，卻利用它“王權領袖”的地位穩住其他王權諸邦。要麼出於華盛頓有能力掌握這些王權政府的動向，白宮根本沒有對沙特做出保證，或者保證說薩達姆決不敢於侵吞科威特，而王權諸邦還有機會在受到薩達姆的實盤攻伐之後再宣佈放棄美元結算，或者從而，華盛頓還可以借用阿王權的異動去偵察“大局觀”…… ]
然而單是直接“打弱”伊拉克，這個籌碼還不夠高成色，因為薩達姆的伊拉克在兩伊戰爭後國力衰弱，對以色列的國家安全（同理也對阿王權）尚未構成現實威脅，所以，美帝國勾引薩達姆去侵佔-整合科威特，形成一個“伊拉克在加速恢復實力，也加速稱霸中東，也在整合阿拉伯力量”之現實態勢，這就鑿實而強力威脅到以色列的國家安全了（同理也對阿王權）。這時，美帝國再出手打擊薩達姆，解除伊拉克的武力和稱霸潛力，就向猶太資本和阿王權交付了成色充足的籌碼。如此，華盛頓近乎“無中生有”，“無米為炊”就製作出“伊拉克對以色列的巨大威脅”和“伊拉克對阿王權的巨大威脅”這兩隻大籌碼，還讓它們不得不接受與華盛頓“交換籌碼”的要求。
[ 在美英土著資本勢力的立場上，如果在打弱伊拉克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去顛覆薩達姆再搞“民主”政權，則伊拉克有可能被伊朗輸出宗教革命而拿走果實，或者被阿王權收買、收編，則美英土著就少了一個（針對阿王權、猶太資本的）可以再度啟用的籌碼。而如果美軍直接控制伊拉克，將加劇中東的反美環境，更要令阿王權和以色列高度緊張，促使它們與莫斯科、歐陸加緊聯合，加緊“叛局”行動反制美英土著。 ]
莫斯科看到——猶太資本與美英土著之間可以就“以色列安全”進行籌碼交換，甚至可能，早在兩伊戰爭的時候就已經看到這種籌碼交換已經在進行——兩伊戰爭能夠打弱伊拉克，才能促成這樁籌碼交換順利進行，和以這種方式進行（這可能也是阿富汗戰事後期，莫斯科遲遲不從阿富汗撤軍的原因之一，莫斯科要促成兩路資本的這樁交易）。但是，這樁交換雖然“完全可以進行”，但並不就是“必須進行”，因為猶太資本對美英土著的巨大威脅——在華爾街“狗急跳牆”並不是猶太資本真正想要的結果，只做為有效威脅之用，而美英土著也有機會成功壓制猶太資本可能的“跳牆”行動。那麼莫斯科就積極促成這樁“籌碼交換”，讓這樁交易必須發生，並且讓它進行得徹底，從而“幫助”猶太資本這支“第五縱隊”獲得安全。並且與此同步，莫斯科保留它與敘利亞的特殊關係，握緊針對猶太資本的大牌，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這支“猶太資本縱隊”，讓它為莫斯科所用——如果華盛頓、莫斯科各自握有一張針對猶太資本的牌，就相當於誰都沒有這張牌。那麼這又等於是：通過“科威特局”，莫斯科才獲得了這張牌。
[ 此外，要說莫斯科“推出”而不說莫斯科只是“推動”了“科威特局”，因為假如沒有莫斯科的“推動”，包括為薩達姆提供“大盤推演”（當然只正確推演到，至少要推演到“美帝國保持中立”這一環節），薩達姆很可能就不能知道（不理解）華盛頓將會“保持中立”，這局“科威特博弈”就要被薩達姆擱置。薩達姆最有可能出錯的推演環節很可能就是——他只看到美帝國，卻未能分清（或慎重分清）它是美英土著資本的美帝國，還是美英土著與猶太資本共同的美帝國。本文之所以這樣設想是因為——如果博弈推演過程不需要太複雜，在博弈者立場已經被確定的前提下，則推演過程想要出錯都難，而對於博弈者立場的判讀，及對於立場背後的博弈者的屬性的判讀就需要於動態中不斷修正大局觀…… ]
“伊拉克侵入科威特並著手整合科威特，進一步威懾阿王權和以色列”這一步驟走實的程度有多高，猶太資本+阿拉伯石油王權必須相互配合去引爆一次石油危機+金融危機+美元危機+西方經濟危機——這一應手的實在性就有多高。同時，歐陸已經在籌畫“歐洲統一”大局，出於對蘇聯解體後美英獨霸格局的擔憂，歐陸大國（法、德）一定會加速歐陸聯合進程、並同時遠離美帝，在莫斯科的幫助下，在猶太資本要去發起的石油危機-經濟危機的配合下，“歐洲聯合且獨立於美帝”頗有一舉成勢的機會——當然，這些“棋盤推演”首先都做為對美帝國的威脅，然後才“做為”“博弈事實”。那麼此際，美英與其冒險在蘇聯即將自行倒下的前夜引發陣營內鬥，讓“蘇聯解體”不得不變成“蘇聯與美歐同時解體”，就不如先行聯合“現盟友”推倒蘇聯，再反手對付內部將要產生的新的敵人。（而要做到成功聯合“現盟友”，美英在必要的情況下就需要向莫斯科支付利益——這個“必要的情況”正是莫斯科這個老對手積極打造並遞交給華盛頓的“利益交割檔”，只是，博弈中沒有可信賴的“契約”可以憑藉，莫斯科要借用薩達姆的誤判與華盛頓在實際鬥爭中演繹這份“博弈合同”。）此時，蘇東陣營解體已經進行到半程，難以逆轉，“蘇聯解體事項”也在被蘇聯高層操作中，並且蘇聯高層已經開始佈局國內放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猶太資本和歐陸資本並不是很擔憂一個在冷戰中獲勝卻被經濟難題困縛的的“非蘇聯”會來擊垮西方的資本主義制度，即便擔憂有理，西方也有資源實施反制——
（1）美帝國的國力、武力將會繼續存在，它仍將是歐陸資本的保護傘，即便它失去單極霸權，這是由它的資本立場所決定的。
（2）只要蘇聯放棄社會主義動員體制和基於這種體制的中央集權，西方資本就有辦法迫使蘇聯（或收縮之後的俄羅斯）接受它們的資本輸入和進入“休克療程”，尤其因為前蘇東、蘇聯陣線內部將有兩組內應會來接應西方資本：
一是，獲得獨立博弈立場的原蘇東國家、原蘇聯各加盟共和國政府，不論這種新政府是不是還堅持社會主義的革命博弈，它們都會（同時）據有國家立場、民族立場和地緣政治立場，尤其在“蘇聯地緣”瓦解從而令這些政權變得無所依託之際；
二是，從官僚立場轉變為資本立場的整個權貴階級，他們將從內部阻止新一個蘇維埃及蘇維埃聯盟重新出現……
那麼，美帝國通過打弱伊拉克，就破除了一場“冷戰收局”下“可以”出現的由其他博弈者發起的“聯合反擊戰”。
[ 美帝國在它如何進行“中東佈局轉換”這一問題上存在漏洞，莫斯科看到並積極抓取了這一漏洞，相反，如果莫斯科消極，也就沒有當前的“敘利亞博弈熱點”了，美英土著與猶太資本便可以更早聯手，向莫斯科（及北京）展開（更大規模的）攻勢了…… ]
伊拉克強勢威懾阿拉伯石油王權，波斯灣有可能陷入亂局，那麼在莫斯科的支持下，馬克、法郎有了機會，可以進入中東分割美元的石油結算權……但是美英擁有一項博弈權利——要求歐陸和猶太資本先行配合美英令蘇聯解體，而後西方資本才可以展開它們之間的博弈。同時，薩達姆的行動顯然是在向美帝國爭寵，卻很少摻有與歐陸合作的意圖，哪怕是間接層面的博弈合作，而此時及此後相當長的時間內，歐陸也無力、無手段深入介入波斯灣博弈（有美英海軍力量在面前，莫斯科方向也無力做出關鍵性策應，薩達姆根本不需要知道法國是不是也有能夠開進波斯灣的海軍力量）。所以在莫斯科放棄的情況下，美帝國 “有權”邀約歐陸一同參與打弱伊拉克的行動。美英可以接受這樣的結果，因為在“冷戰後”大局中的相當長時期內，一個被打弱的伊拉克無力致亂波斯灣，也就無力支持其他博弈者，這會讓歐陸不得“快速”遠離美英立場，不能“快速”形成——莫斯科聯合歐陸、猶太資本、中東石油權勢對美英進行聯合反擊的機會，即美英破除了“冷戰後”即將出現的第一場針對它的“聯合反擊戰”，而美英可以繼續（聯合歐陸）打壓收縮後的俄羅斯……
那麼可以說，美帝國通過海灣戰爭打弱伊拉克，就破解了兩場“可以”發生的“聯合反擊戰”——第一場是“可以發生的”，因為它們首先是被歐陸、猶太資本兩個博弈者“準備著”但又不需要走實……第二場是可以走實的，但是需要更多條件……又，第一場“聯合反擊戰”可以爭取一個“兩陣營同時解體”的大勢，並且歐陸、猶太資本可以爭取在“冷戰後”大局中站穩根基。第二場“聯合反擊戰”基於薩達姆把美帝國的波斯灣格局打亂，並且新的格局可以延續到蘇聯解體之後，幾路博弈者再來針對美英土著破局。在兩場“聯合反擊戰”的博弈推演中，幾路博弈者不能達成協同，又，要配合薩達姆的“波斯灣之亂”需要以軍事手段為重，而歐陸還沒有獨立的軍力，俄羅斯很難在剛剛結束阿富汗戰爭之後再以強權面貌沖進波斯灣，又不可以與美帝國正面衝突…….但是幾路博弈者可以誘使薩達姆做出“異動”，並從中博取利益。
那麼現在可以說：莫斯科、美英土著通過海灣戰爭，借用薩達姆，各自避免了讓本方陷於巨大被動，以至陷入“被出局”的局面，保留了各自的現有霸權權力和繼續謀霸的機會和“機會空間”，雖然莫斯科保留的現時權益少得多……莫斯科對海灣已經無力介入，且鞭長莫及，於是需要向更大的棋局中放眼，用空間換時間，把博弈延伸到更大的歷史中去……
下邊再演繹以色列和猶太資本的博弈立場——
（1）由於蘇聯尚未解體，華盛頓（英美土著）還不能確知蘇聯將“收縮”到何種程度，同時這個“收縮程度”又取決於時局走勢，那麼猶太資本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挾持美英土著的“冷戰大局觀”。於是，猶太資本能夠與莫斯科合作，從海灣戰爭中套取利益。但猶太資本也讓莫斯科拿到了針對它和以色列的權利（籌碼），所以莫斯科比猶太資本更有理由策劃這場“海灣局”。
（2）“冷戰後”的中東，與美英爭逐的主角將是歐陸（德、法）。由於歐陸無法在波斯灣與美英博弈軍力，原則上它就希望波斯灣-中東格局能足夠複雜，而美英打弱伊拉克讓中東石油政治格局變得簡單，就等於壓縮了歐陸的捭闔空間。那麼歐陸就需要更多來自猶太資本的配合，猶太資本就獲得了一份更大的去歐陸佈局的“權利合同”（當然，如果沒有海灣戰爭事件，歐陸為了分裂美帝國，也需要向猶太資本做讓步，允許它登陸歐陸）。反過來，如果沒有這場“海灣局”，歐陸就能拿到針對猶太資本的更大籌碼（猶太資本在美帝國腹內所以不夠安全，需要歐陸的幫助），則猶太資本很難登陸歐陸或者“成功登陸”歐陸，而如果猶太資本不能“成功登陸”歐陸，它就將失去充分的縱橫空間，無從捭闔博弈，將被美英土著圍殲在北美——一個叫做曼哈頓的小島上。
（3）伊拉克這個威脅解除之後，美帝國很難再找到或者樹立另一個與（薩達姆的）伊拉克分量相當的，哪怕分量相近的替代者去威脅以色列（就此不妨考量：為什麼與以色列不相鄰的波斯人的伊朗卻需要喊出，“可以”喊出“把以色列從地球上抹去”這樣的語文句子）。那麼以色列解除了威脅它國土安全的那個最強的，也是最切近的威脅，即猶太資本基本破除了美英資本針對自己的“這種”籌碼（利用代理人施加威懾與攻伐），從而在中東地緣政治中也打開了博弈空間——空間和時間對於缺乏政權支撐、地緣支撐的猶太資本來說，就是“國土”，就是地緣縱深。
——華盛頓、莫斯科、猶太資本都在薩達姆看到的那一盤“局面”之上，再做一了局。
博弈局面中隨時產生新的佈局與變局——局中有局，借局佈局。無中生有，樹上開花。
文／空蕩的原野
201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