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月16日,美國凱雷集團終於以18億人民幣的價格收購了徐工45%的股份。當社會各界都把關注的目光投向行業支柱企業被外國資本收購時,卻不知日本財團已經悄悄在中國建立了完整的工程機械產業鏈。
在凱雷集團收購徐工一案中,一切或許並不像公眾已知的那樣簡單明了。
卡特彼勒(中國)投資有限公司北京總部的一位高層透露出幕後消息:“凱雷的背後其實是卡特彼勒,正是卡特彼勒委託凱雷來收購徐工的,以達到它壟斷中國市場的目的。這是收購遇阻的真正原因。”
更讓人意想不到的是,卡特彼勒的收購行動又與日本「三菱重工」有密不可分的聯繫。
誰是幕後買家?
從2003年1月29日起,卡特彼勒開始了與徐工密集的互訪和談判,卡特彼勒總裁奧伯海曼率日本新卡特彼勒三菱公司、日本三菱重工等高層人員訪問徐工集團;4月15日,徐工集團董事長王民又率團赴日訪問日本新卡特彼勒三菱有限公司時,卡特彼勒公司明確表示了與徐工集團進一步擴大合作,建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願望。奇怪的是,這一事件的發生地是在中國和日本,而不是在美國。
實際上,在全球工程機械市場上,“日美同盟”早已存在。1963年,卡特彼勒與三菱重工在日本境內建立了第一家合資企業,卡特彼勒三菱有限公司於1965年開始生產。2001年,雙方擴大和加強了它們的合資企業,名稱改為“新卡特彼勒三菱有限公司”,成為日本第二大建築和採礦設備生產商。目前,三菱重工和卡特彼勒兩家公司各自持有合資公司50%的股權。
三菱重工有限公司是日本三菱財團的重要支柱企業之一,前身可以追溯到明治維新年間,總部位於日本東京。三菱重工依靠軍品生產壯大起來,是全球領先的重型機械製造商之一,公司2006年銷售額為246.6億美元,在世界500強企業中排名243位。涉及航空船舶、火箭、坦克等製造業,石油、天然氣、火電和核電工廠的開發,以及重型機械、環保設備和空調系統的生產等。
在中國,早在1997年成立的亞實履帶(天津)有限公司,目前由新卡特彼勒三菱、美國卡特彼勒公司、卡特彼勒(物流)有限公司、日本伊藤忠商事、日本SNT株式會社等日美企業,與亞實動力(天津)有限公司聯合組成,投資總額6,867萬美元。
同時,“徐工案”中隱藏的另一主角——凱雷投資集團也與日本三井住友財團有著密切聯繫。2003年8月,在日本三井住友金融集團的借貸安排下,凱雷為一家總部位於東京附近的“鬼頭”起重機生產商(KitoCorp.)管理層收購注入了1.12億美元的資金。如今凱雷持有這家起重機生產商約90%的股份。
長期以來,日本三井—住友財團與三菱財團在製造業領域存在著競爭關係,三菱重工和卡特彼勒合作的市場運作方式更多是一種激進的、甚至是掠奪式的、美國式的擴張。而三井–住友財團的石川島播磨重工、小松製作所、住友重機等則是一種日本財團傳統的擴張方式,是隱秘的、圍剿式的,甚至是精耕細作的方式。在中國以及全球的工程機械和裝備製造業市場上,三井–住友財團似乎運作得更加成功。
種種跡象表明,三菱重工和卡特彼勒針對對中國工程機械行業的龍頭企業“徐工”的收購也許是其扭轉與三井—住友競爭不利局面的手段。如果是這樣,對三井—住友來說,徐工收購案拖的越久越好。
當然,凱雷入股“徐工”到底是三菱—卡特彼勒的借殼收購,還是三井—住友的消耗戰術,或是兩者兼有,留給了我們無數的遐想空間。
我們更希望凱雷僅僅是看中了徐工的價值和潛力,通過海外上市的方式退出獲利。但是,這個由“日美同盟”主宰的世界從來就沒有免費的午餐。
日本財團在中國精耕細作
在徐工案鬧得沸沸颺颺的2006年,中國人熱切關注來自美國資本的大量並購的同時,卻沒有人注意到:日本五大工程機械巨頭中的四家2006年3月的財政年度營業凈利潤保持強勁增長勢頭,僅僅新卡特彼勒三菱公司銷售凈利潤有所下降。
小松公司凈利潤較前一年增長71%、達到1010億日元;日立公司增長30%、達到225億日元;神鋼公司增長達到43%,實現49億日元;住友公司增長5%,實現凈利潤30億日元。
日本住友財團的小松製作所是知名的工程機械製造商,在中國先後成立了多家全資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最早在中國成立的小松山推工程機械有限公司是由山推工程機械股份有限公司與小松製作所及住友商事、丸紅、伊藤忠三家日本綜合商社於1995年7月合資建立的,目前日方控股70%。
自1995年投產以來,小松山推工程機械有限公司的產品生產、銷售量保持成倍的增長速度;2003年實銷售收入36.7億元,利潤 4.36億元,市場佔有率居中國同行業第一。小松在中國能迅速佔領市場,中國對外資的優惠政策僅僅是原因之一,借助於其財團的綜合商社“住友商事”的整體佈局才是小松制勝的關鍵。
《三井帝國啟示錄》一書揭示了日本綜合商社往往通過與製造業建立合資企業,通過保障原料供給、培育行銷渠道、提供市場情報的方式,既 “服務”又“掌控”製造企業。住友商事先後投資了小松山推工程機械有限公司、小松(常州)工程機械有限公司,並在2007年3月參與小松與江西銅業的礦用電動輪自卸車項目。
小松除了在中國挖掘機市場上排名第一外,在物流運輸領域使用的叉車、貨車、倉儲系統等產品上也擁有巨大優勢。小松(常州)鑄造有限公司、小松叉車(上海)有限公司、小松發電設備系統(上海)有限公司就是這類產品的相關公司。借助物流運輸產品生產上的優勢,小松開始進軍中國物流行業。 2006年6月小松投資的小松物流(青島)有限公司開業。
在中國市場,小松的產品涉及液壓挖掘機、裝載機、叉車、非公路用貨運自卸車、綜合物流設備、搬運車輛等工程機械整機及零部件甚至還拓展到電設備系統生產和銷售。
小松製作所僅僅是住友財團旗下的一家裝備製造業企業,其他日本財團企業也同小松一樣默默的經營著中國市場。
2005年9月,石川島中駿(廈門)建機有限公司工廠竣工,首臺液壓挖掘機順利下線,這標誌著又一個世界知名品牌挖掘機實現了中國製造。石川島中駿(廈門)建機有限公司由三井財團的石川島播磨重工業株式會社旗下世界著名建機製造商——石川島建機株式會社和香港中駿機電控股有限公司合資設立,專業生產、銷售中小型液壓挖掘機。
石川島播磨重工業株式會社1853年創立,主要涉及航空/航太設備、能源設備、化工/環保設備、搬運/建築機械、產業機械、造船等,擁有遍佈世界各國的157家子公司,年總銷售額達95億美元。石川島建機是石川島播磨重工獨資的子公司。
其實早在1978年,36台石川島建機株式會社的設備就出口到中國的上海寶山鋼鐵廠;1994年,石川島的攪拌站又出現在建設三峽大壩的工地上。隨後,三井物產帶領石川島播磨重工進入中國市場。例如,江蘇石川島增壓有限公司是由日本石川島播磨重工、三井物產、五十鈴公司共同在華設立的第一家專業生產車用廢氣渦輪增壓器和小型壓縮機的合資公司。事實上,石川島中駿(廈門)建機有限公司是日本石川島播磨重工在中國的第8家合資公司。
作為石川島播磨重工的中方合作夥伴,香港中駿集團還與住友財團旗下的住友建機合資成立了住重中駿(廈門)建機有限公司。這家合資公司註冊資本為3000萬元人民幣,住友佔有股份51%,中駿佔有49%,合資公司的主要任務是從事住友建機製造的挖掘機等工程機械、零配件的銷售及售後服務,並完善在中國的銷售網路和體系,成為住友建機產品在中國的銷售總部和結算中心。
同樣,日本富士財團的日立建機在中國的業務中心是負責生產製造的日立建機(中國)有限公司和負責銷售的日立建機(上海)有限公司。日立建機在中國共成立了日立建機(上海)、日立建機(中國)、北京事務所、永立建機、日立住友起重機(上海)、上海TCM。其中日立住友起重機(上海)在中國有很強的競爭力,以開拓履帶式起重機中國市場第一為目的。
日本第一勸銀財團的神鋼建機在中國也發展迅速,與伊藤忠商事、神鋼商事聯合打造的成都工程機械(集團)有限公司,2006年實現銷售收入24億,在四川企業100強中綜合排名35位。除此之外,神鋼集團又於2003年12月在中國最大的市場華東地區建立了第二個液壓挖掘機生產基地——杭州神鋼建設機械有限公司。
日本幾大裝備製造業企業,在綜合商社的幫助下已經滲透到中國裝備製造業行業的各個領域。日本裝備製造業企業除了建設自身銷售和物流渠道外,積極利用綜合商社打造的第三方物流,也與行業優勢企業強強聯合,使生產、銷售、服務在中國市場形成極強競爭力。
日本雄霸全球裝備製造業市場
近年來,日本工程機械之所以連年飚升,出口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特別是向包括中國在內的東南亞地區的出口不斷劇增。2005年,日本工程機械整機總產值為1.63萬億日元,比2004年增長15.2%;整機出口額為9900億日元,比2004年增長20.5%。
以日本住友財團的小松製作所為例,小松2003年純利潤增長了9倍,當年佔有中國工程機械市場20%的份額。2005年,小松公司全年銷售利潤達到598億日元,超過前一年的2倍。2006年,小松公司工程機械在美國的銷售增長突破34%,而在中國也達到增長18%。
日本裝備製造業企業獲取大額訂單,除了技術上的巨大優勢外,財團的綜合商社對礦山的控制也使這種訂單變成了“內需”。三井物產、三菱商事、住友商事等日本主要綜合商社的礦山遍佈澳洲、非洲、中南美洲等資源豐富地區。這些地方的礦山,到處都能看到日本超大型挖掘機的身影。
富士財團的日立建機在超大型挖掘機方面佔40%的市場份額,而日本公司幾乎壟斷了這種產品的供應。日本雖然在油壓挖掘機上起步較晚,但該產品現在已經成為日本企業的獨佔領地。像工程機械的老祖宗卡特彼勒都放棄了油壓挖掘機的開發,全部交給與三菱重工的合資公司卡特彼勒三菱來生產。
中國的基礎建設投資是日本工程機械銷售額迅速增加的直接推動力。近年來,日本政府和財團認為日本主要利用“最終產品”賺錢的時代已經過去,因此積極推行“知識產權立國” 政策,即以輸出知識和智力為主,超越“技術立國”的時代,產生和提供附有知識產權保護的技術資訊。因此除了完整產品的生產外,很多日本製造的高技術零部件等中間產品也是日本財團盈利的重要推動力,日本企業擴大對華直接投資直接帶動了日本的機械設備和零部件的對華出口。
需要引起注意的一個點,裝備製造業只是日本重型製造業的一小部分。前面提到的小松、石川島建機、日立建機、神鋼建機、住友建機這樣的大型工程機械製造業企業僅僅是日本財團的三級企業(孫子公司),隸屬於財團的大重工企業。
具體來講,新卡特彼勒三菱就是一個三級公司,是三菱重工的合資子企業,而三菱重工是三菱財團的支柱企業。神鋼建機是神戶制鋼所100%控股的公司,由神戶制鋼所原建機部門獨立而成,而神戶制鋼所是第一勸銀財團的成員企業。日立建機是日立製作所下屬的子公司,日立製作所是富士財團的成員之一。住友建機是住友重機械工業的全資子公司,住友重機械工業隸屬於住友財團。
日本5大工程機械製造業企業只有小松製作所不隸屬於財團的大重工集團,而以裝備製造業為主營業務,但是小松現在也日趨集團化,產業鏈滲透到相關各個產業,並且有住友財團的支援。
“寓軍於民”與“民有國營”的日本模式
在2006年徐工並購案的“聽證會”上,中國軍方僅僅保守的對徐工集團的產品點評了一句:徐工集團並不涉及軍品生產。然而,日本的工程機械製造企業絕對與軍工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受“和平憲法”的制約,日本的軍工生產體制一直是“寓軍於民”,國家不設立專門生產武器裝備的軍工廠,武器裝備的研製和生產由防衛廳以“民有國營”方式委託企業完成。日本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建立了以民間企業為主的軍事工業。日本依靠其在民用工業方面的雄厚科技實力,已經成為隱性軍工強國。
目前,在日本從事軍事裝備生產的企業約有2500家,年度生產規模達200億美元。這些軍用裝備的生產主要集中在前面提到的諸多財團重工企業,如三菱重工、神戶制鋼、住友重機械工業、石川島播磨重工、小松製作所,此外還有東芝、川崎重工、富士重工、三井造船等,涉及日本六大財團的20余家大型重工業企業集團。事實上,日本五大工程機械製造業企業的母公司本身就是真正的軍工企業。
以卡特彼勒身後的三菱重工來說,是新世紀以來美日軍工合作——導彈防禦領域的重要角色。在陸基攔截方面,三菱重工直接從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獲取授權,生產“愛國者3”導彈。據《日本經濟新聞》2007 年6月17日報導,美日兩國外長和國防部長5月份在華盛頓簽訂了一份協議,允許兩國民間公司直接交換國防技術資訊。在新協議達成後,日本三菱重工和美國雷神公司可在公司層面的技術支援協議下直接進入對方的數據庫。
歷史上,三菱重工一直是日本軍工界“龍頭老大”,二戰期間為日本軍隊製造了1.8 萬架飛機、4650輛坦克裝甲車。二戰後,三菱重工依舊是日本軍工生產的核心,多年來始終佔日本軍工生產訂貨總額的1/4。僅2003年,該公司從防衛廳接受的軍工訂貨額就達2800億日元。其生產的裝備遍佈日本自衛隊各個軍種,如航空自衛隊的F-15J、F-2型戰鬥機,陸上自衛隊的90式坦克等;而海上自衛隊一半的潛艇,以及包括金剛級“宙斯盾”驅逐艦在內三分之一的驅逐艦也都是三菱重工製造的。
三菱重工的“民用機?特車事業本部”,是日本陸上自衛隊生產各種裝甲戰鬥車輛的生產集團。“民用機”指的是各種民用機械,主要指的就是工程機械;“特車”就是指軍用或治安用車輛,生產日本陸上自衛隊主要的裝甲戰鬥車輛,包括90式坦克、89式步兵戰車、87式自行高炮、90式坦克搶救車、91式架橋坦克等型號,目前擁有2000輛坦克的年生產能力。
日本能夠生產飛機的企業包括三菱重工、川崎重工、富士重工等。日本造船業一經動員即可生產航空母艦,三菱重工、住友重機、日立造船等8家11個造船廠可以製造大型軍艦。日本生產火炮的主要企業有日本制鋼所、三菱重工、小松製作所、豐和工業等廠家。
日本的重工企業不斷將民用產品開發中儲備的尖端民用技術應用於軍事領域。例如,小松製作所生產的輪式裝甲車,就充分吸取了本公司生產的建築機械的液壓技術、工業機器人的自動控制技術、工程車輛的特種鋼技術等一些先進的民用產品生產技術。日本的坦克生產企業雖然只有三菱重工、日本制鋼、小松製作所3家,但如果把部分汽車生產線轉為生產坦克,那麼坦克的年產量就可高達1萬輛。
日本寓軍於民的國防工業推動了完整的工業體系的建立,並極大的提高了裝備製造產業的整體競爭力。日本裝備製造業具有涵蓋範圍廣、產業關聯度與集中度高、技術壁壘強、投資規模大、對經濟增長拉動力強,對提高國家的技術競爭力與綜合國力貢獻大等特點。
國防工業需要各個工業部門的密切配合與技術、產品的支援,需要有完整的工業體系支撐。從世界的政治經濟競爭格局與競爭準則來看,國防建設需要的各個工業部門的產品與技術支援,是不可能通過國際合作或國際貿易來解決的,只能靠本國自身的工業體系。軍民技術之間的轉換,垮行業,垮企業的合作,讓日本財團的重工企業在國際競爭中擁有整合的優勢。
中國需要自己的“產業組織者”
日本裝備製造業背後到底隱藏多大的力量?在技術取得優勢的情況下,日本財團企業利用綜合商社在流通領域的巨大控制力,在中國市場精耕細作。
日本生產者的形象與美國掠食者的形象截然不同,但前者經濟效益更加長遠。例如,日本進入中國工程機械行業有自己的一套辦法,比如先無償贈送幾百台給農業部,讓人們接觸它的機器,然後做廣告,再合資。而按照合資的規定,中方最低51%,不過很快就會流於形式。
小松山推工程機械有限公司就是典型的例子,這家於1995年成立的中日合資企業,當時中外股份各佔50%。然而2002年7月,山推股份就被迫向小松轉讓了小松山推20%股權。小松威脅說有可能另覓其他合作夥伴,技術和經營上受制於人的山推股份只能忍痛割愛。最終小松以70%的股權控股小松山推。
扮演掠食者角色的美國資本顯然要比日本財團直接了當得多。1994年,徐工與卡特彼勒成立合資公司“卡特彼勒(徐州)有限公司”生產挖掘機,在1990萬美元的總投資中佔到40%。卡特彼勒與徐工的合資公司在跨國企業轉移定價等繁雜的財務體系下連續多年“虧損”,不少徐工多年培養的業務和技術骨幹也轉投卡特彼勒門下,本土人才大量流失到外企。到1997年追加投資的時候徐工已經沒錢投入,被迫賣掉手中的部分股份,如今早已失去了在合資公司的管理權,剩下的股份不到16%。
在這輪“徐工收購”案中,卡特彼勒就被列入了黑名單,在首輪競標即被淘汰。凱雷雖然在兩輪競標之後宣告勝出,但是從85%到50%再到45%持股變化,國有資本似乎保住了對徐工的控制權,但是以後的發展真像人們所預期的那樣嗎?
南孚就是前車之鑒,此外,樂凱、哈藥、哈啤、青啤、華淩管線、華北制藥、熊貓電子、西北軸承、錦西化機、無錫威孚、大連電機集團、前進齒輪箱集團等中國各行業的龍頭企業,也先後經歷過或正在經歷這種美國式的“資本運作”。
日本財團進入中國市場以來很少運用資本運作的方式控制一個行業,而是通過綜合商社與其財團製造業在產業鏈上的佈局掌控市場,從而把中國企業納入到日本財團體系的整體結構與全球戰略之中。
日本財團的經營模式與美國模式相反,即它是非“金融化”、非“股權化”的典範。日本財團企業更加重視市場佔有率,對打造完整產業鏈情有獨鍾。
徐工集團作為國有大型企業,和其他面臨改制的國有企業一樣,存在著技術落後,效率低下等諸多問題,特別是旗下徐工科技更是持續五年虧損。一方面是企業面臨的實際困難不得不改制,另一方面是行業龍頭企業被收購給國家產業安全帶來的隱患。這種進退維谷的局面恰恰反應了我國對構建合理產業結構的盲目性。
強大的日本財團企業,尚且需要在綜合商社的帶領下聯合打造從“產品製造”到“銷售渠道”相貫通的產業集團,而目前中國企業關注的焦點還在國有資本能不能控股上。禁不住要問一句,市場主權都丟掉了,控股企業還有意義嗎?
白益民 袁璐 2007-11 《環球視野》
<日本右翼歷史觀批判研究>
(王向遠著作集第十卷)
第一章 戰後右翼歷史觀形成的根源與背景——右翼勢力、右翼思潮與戰爭認知問題
一、右翼歷史觀的古代淵源
二、現代軍國主義思潮與右翼歷史觀的形成
三、戰敗後右翼的蠢動及右翼歷史觀的“復活”
四、冷戰後知識右翼的“猖獗”與右翼歷史觀的“擴散”
第二章 右翼歷史觀“死灰復燃”的標誌—林房雄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
一、作為老牌右翼分子的林房雄
二、解掉兩個緊箍咒
三、“大東亞戰爭百年戰爭”論的展開
四、“縱然失敗卻是無悔”
第三章 一本全面徹底的為侵略歷史“翻案”的書——中村粲的《走向大東亞戰爭之路》
一、寫作宗旨:為洗刷“汙名”而篡改歷史
二、以種族戰爭史觀粉飾侵略
三、所謂“當事雙方都有幾分責任”
四、對十五年侵華戰爭的全面翻案
第四章 “惡魔的思想”——渡部升一、穀澤永一的思想
一、對“反日的日本人”的“告發”
二、所謂“國益論”和“新憂國論”
三、“誰把歷史弄成這樣?”
四、所謂天皇“無責任”,戰爭“有外壓”
五、“敬告韓國中國俄國美國:日本沒有戰爭責任”
第五章 “喬裝打扮”的軍國主義史觀——藤岡信勝所謂的“自由主義史觀”
一、藤岡信勝與“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
二、所謂“自由主義史觀”的“自由”
三、“自由主義史觀”的根源與構造
四、“自由主義史觀”的虛偽本質
第六章 歇斯底里的“免罪情結”——法學博士小室直樹的“無法”的暴論
一、“天皇教”的狂熱信徒
二、反共與反華
三、搬弄“國際法”為侵略免罪
四、不容忍任何道歉和謝罪
第七章 “南京大屠殺”抹殺者的第一隻黑手——田中正明的“虛構”與“總結”
一、曾做過松井石根秘書的田中正明
二、所謂“帕爾博士的日本無罪論”
三、《南京大屠殺的虛構》的虛構
四、“南京大屠殺否定論的十五個論據”的虛偽
第八章 作為一股右翼思潮的南京大屠殺“抹殺論”——東中野修道等抹殺論者的猖獗
一、鈴木明的《南京大屠殺之幻》
二、阿羅健一、歃本正己、富士信夫的抹殺論
三、南京大屠殺抹殺論形成了一種思潮
四、新一代抹殺論者的“旗手”東中野修道
五、抹殺論者在史實面前註定失敗
第九章 “皇國”史觀的集大成——西尾幹二的《國民的歷史》
一、《國民的歷史》暢銷的背後
二、與中華文化絕緣的“一萬年日本文明史”的虛構
三、對侵略歷史的全面美化
四、唯我獨尊的“皇國”史觀的復活
第十章 右翼歷史觀的教科書化——《新歷史教科書》及教科書的“改惡”
一、戰後歷史教科書的右翼化軌跡
二、右翼團體“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的成立
三、《新歷史教科書》對侵略歷史的歪曲
四、推動教科書進一步“改惡”的三浦朱門
第十一章 右翼歷史觀的通俗化、大眾化——小林善紀的政論漫畫《戰爭論》與《臺灣論》
一、右翼勢力的“廣告塔”
二、鼓吹戰爭、美化侵略的《戰爭論》
三、老調重彈、變本加厲的《戰爭論2》和《戰爭論3》
四、歌頌日本殖民統治、鼓吹台獨的《臺灣論》
第十二章 右翼歷史觀與靖國神社問題——靖國神社參拜“正當”論
一、靖國神社的本質
二、加地伸行等人的“日本乃神國”論
三、大原康男等人的中國“干涉日本內政”論
四、小林善紀的《靖國論》
第十三章 右翼歷史觀對中國歷史教科書的“逆襲”——右翼文人的“中國反日”論
一、古森義久對“中國反日”的報導和渲染
二、勝岡寬次對中國“反日教科書”的“徹底批判”
三、“中國反日”論的其他鼓噪者
第十四章 從中國歷史觀到中國現實觀——「中國黑暗論」、「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
一、岡田英弘的中國歷史“黑暗論”
二、中島嶺雄的「中國黑暗論」與「崩潰論」
三、長谷川慶太郎的「中國崩潰論」與「中國威脅論」
四、杉山徹宗等人的「中國威脅論」
本書研究的是日本右翼及其歷史觀的問題,對歪曲和篡改歷史的日本右翼歷史觀做了深入的剖析。讀完這本書之後讀者會明白,原來那些大放厥詞的政客站在政治舞臺上為歷史翻案的發言是有一整套右翼歷史觀作支撐的,而右翼歷史觀的構建者和系統表述者則是民間身份的一些教授、學者所構成的右翼勢力。換言之,在日本當代學界和言論界,為侵略歷史翻案已經形成一種不可忽視的社會文化思潮。
讚讚
陰謀—-妖魔化國有企業背後的西方資本財團身影
自從西方經濟理論特別是新自由經濟理論在中國“大行其道”並且成為經濟學的所謂主流之後,“妖魔化”公有制和國有企業的“聲音”就此起彼伏,至今綿綿不絕。即便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被美國的(老鼠會式的龐氏騙局)金融危機給撞擊的千瘡百孔,信奉新自由經濟理論的“中國精英”們也沒有停止過對公有制和國有企業的“攻擊”。
西方經濟理論的“擁躉”們如此“熱衷”於攻擊公有制和國有企業從一開始不是學術和理論問題,而是實實在在的利益之爭。要搞清楚對公有制發動“進攻”的原因就不得不注意新自由經濟理論的核心觀點:市場自由化、企業私有化和經濟全球化。
新自由經濟理論的觀點可以用兩句話來概括:主張資本的自由流動不受行業、地域和國界的約束,讓大小資本和企業的競爭盡可能少受規則約束。
由此也不難發現,新自由經濟理論的觀點最“符合”大資本的利益,而在當今世界,實力最強的資本就是跨國資本及其背後的西方資本財團。
為了實現資本的自由流動和自由競爭,西方經濟中的新自由經濟理論不僅僅把計劃經濟和公有制“視為敵人”,而且極其排斥國家干預,一切干預資本行動自由的客觀存在,包括國家界限,都是新自由經濟理論批判的對象。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主張的自由市場經濟和資本跨越國界的自由流動,“表面”的理由是以市場的自由運行來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但是在“實際上”,這種反對約束的自由市場經濟理論的最大受益者是西方跨國資本極其背後的資本財團。新自由經濟理論的本質是把動物法則作為經濟運行的最高法則,實現動物法則指導下的企業競爭。新自由經濟理論的哲學基礎就是達爾文的進化論。
對於動物世界的強者來說,它最大的敵人是可以跟其匹敵或者妨礙其自由捕獵的對手,最需要做的就是“消滅掉”面前的可能的對手,以最大程度的佔有更多資源。對於市場上的競爭來說也是如此。西方壟斷基本財團擁有最強的資金實力、最豐富的競爭經驗、最有利的競爭規則、最強大的資源和市場控制能力,是市場上的最強者。強者最希望的是“沒有規則(對手領域上放任式自由)”或者按照自己制定的規則去進行角逐,最希望的是“沒有裁判員”或者自己就是裁判員。當今幾乎所有的市場運行規則都是以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西方主導的國際經濟組織“制訂”的,這些“規則”的最“基本原則”就是“保障”跨國公司及其背後的西方資本財團的“利益最大化”。隨著資本主義發展到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資本財團“隱蔽”在幕後,一手掌握著西方主要資本國家的政治權力,一手又通過西方資本國家的“代理人”控制著主要的“國際經濟組織”,一方面掌握了資本,一方面又控制了國際規則制定權,一方面是運動員,一方面又是仲裁者。在一個開放性的市場上,在有利於自己的經濟規則約束之下,跨國集團就可以做到無堅不摧。
對於西方資本財團而言,他們實現利益最大化的最大障礙,就是不在其控制之下的國家的公權力、不符合自己利益的規則和以此為依託建立起來的國家直接控制的企業。一個不受跨國資本控制的國家可以通過制定本國的規則,讓跨國資本在該國的規則下進行競爭,消除了跨國資本的規則優勢,還可以利用規則來保護本國的民族企業和幼稚行業,而且,該國的國有企業有國家力量作為支持,通過國家力量實現了資本的聯合,可以把眾多個小舢板組合為一個聯合艦隊,面對跨國資本航空母艦的衝擊,具有相當的抵抗能力,可以在跨國資本的巨無霸面前不被摧毀。這樣在極大程度上妨礙了市場強者的通吃行動。
由此,我們不難看出,為什麼新自由經濟理論如此的否定公有制和國家干預。不受西方資本財團控制的國家制定規則和國家力量支援的公有制企業,實在是影響西方資本財團攻城掠地的最大障礙。
新自由經濟理論在中國的大行其道,背後也當然離不開西方資本財團的支持,活躍在中國的大大小小的西方“基金會”一直在不遺餘力的“培植”信奉和傳播“新自由經濟理論”的中國精英學者,為他們的研究項目創造機會和提供資金支援,讓這些學者精英在學術、教育和輿論等方面推廣新自由經濟理論;通過影響中國的平面媒體和網路媒體,對這些精英學者進行包裝,提高他們的曝光率,製造學術明星,形成精英崇拜,再通過媒體把他們的聲音放大,把新自由主義的媒體充斥於各大媒體,進行潤物細無聲的“洗腦式”地毯宣傳;通過對教育領域的滲透,讓新自由經濟的理論進入大學課堂,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課堂上給邊緣化,在一代代學生頭腦中植入進行新自由經濟理論;通過各種手段對決策部門施加影響,讓新自由經濟理論盡可能的體現於政府的決策中,付諸中國的經濟實踐。跨國公司是新自由經濟理論在中國的批發商,通過中國的主流經濟學者對國有企業的批判和攻擊,反映了跨國公司和其背後的資本財團在中國的利益訴求。妖魔化公有制和國有企業,是為了拆除中國的國有企業對於跨國企業控制中國經濟的控障礙;反對計劃經濟和國家干預,是為了跨國資本盡可能少受限制的發展;鼓勵中國減少投資和貿易門檻,是為了更有利於跨國資本在中國的投資和貿易行為;鼓勵中國融入全球化,是為了把中國的企業置於有利於西方資本財團的國際規則之中進行獵殺。
有資料表明,中國28個主要行業,外資占多數資產控制權的占了21個,每個已經開放產業的前五名幾乎都是由外資控制。這21個行業,基本都是國有企業撤出的行業。中國的私營企業在西方跨國公司的群狼面前,基本還是無法形成有效競爭力量。這就顯示了一條規律,凡是國有企業大規模退出的行業,中國的私營企業,在方跨國公司的群狼面前,基本還是無法形成有效競爭力量。沒有國有企業的積極參與,中國很多行業必然會淪為外資馳騁的領域。國有企業是中國唯一能抗衡西方壟斷資本控制的跨國企業的市場主體力量。國有企業的大規模退出,雖然給中國的私營企業讓出了發展的空間,但更是給跨國企業控制該行業創造了機會。一個行業被外資控制,這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都可能會變成經濟安全問題。
中國的國有企業雖然退出了很多競爭性行業,但是關係國家經濟命脈的行業還控制在國有企業手中,這是中國在融入全球化體質後,還能夠抵禦金融危機肆虐的一個重要因素。如果中國的國有企業基本被私有化,那麼外資就自然會進入到中國的最核心的經濟領域中,那麼中國的經濟安全乃至國家安全都會掌握在外國資本勢力之手,中國的經濟主權會因此而受到跨國資本的衝擊。這是西方資本財團夢寐以求的事情。經濟是基礎,經濟一旦淪為外資之手,那麼政治也難以保持完全的獨立。從這個角度上,做大做強國有企業,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是一個政治問題。不僅僅是經濟利益攸關的問題,而且是關係國家主權和國家安全的大問題。
在國有企業的問題上,蘇聯和俄羅斯給我們提供了前車之鑒。
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接受西方出具的經濟藥方實行的“休克療法”就是完完全全的“新自由經濟理論”烹製的。其主要內容就是實行“國有企業私有化”、完全的自由市場化。
這種“改革”的結果,是同1990年相比,1991年下降了8%,1992年下降了19%,1993年下降了32%,到1995年經濟總量下降了一半。從1992年1月至1993年9月這一期間,物價上漲了162倍,而居民的現金收入只增加56倍,這就意味著人民的實際生活水準下降了2/3。由於“休克療法”,人民僅在1992年就損失了9000億盧布以上。“改革”把大部分俄羅斯人拋向了貧困線,甚至赤貧。 1992年俄羅斯年通貨膨脹率高達2000%。伴隨著俄羅斯經濟總量的萎縮,俄羅斯的經濟結構也日趨惡化,資源和電力行業成為經濟的主要部門,經濟結構單一且不合理,昔日的工業門類齊全的工業強國淪為主要依靠出賣資源為主要收入的國家。
俄羅斯的“私有化”實際成為歷史空前的“大規模腐敗”,價值2000億美元的國有企業私有化的所得收入只有72美元,原本屬於全體人民共同共有的財產以超音速的速度變成少數金融寡頭的私有財產。俄羅斯的“私有化”同時也演變成一場外國資本對蘇聯時期七十年積累進行“洗劫”的盛宴,有資料表明,美國利用蘇聯資本市場的放開,通過一系列的金融導彈轟炸,最後僅僅動用了幾億美元就把前蘇聯人民積攢70年的財富—價值28兆(萬億)美元的財富席捲而走。在這場“財富洗劫”中,新自由市場經濟理論烹調出的“休克療法”其威力簡直勝過任何幾百顆氫彈。依據“新自由經濟理論”“泡制”出的“華盛頓共識”在東歐、拉美和東南亞地區,基本實現了同樣的“結果”,都是經濟命脈最終淪為“外資控制”,成為外國資本的“經濟殖民地”,很多國家的最核心資產都淪為外資的“囊中之物”。“新自由經濟理論”簡直就是一把威力無比的“搶劫兇器”。
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成為世界第二,但是經濟的“高度外向型”和外資對中國諸多行業的壟斷地位,給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敲響了“警鐘”。中國和俄羅斯相比,比較幸運的是,新自由經濟幾輪的“完全私有化”和“完全自由的市場”還沒有得以完全實施,所以中國至今還通過國有企業保護住了自己的最核心的經濟命脈。但是如此同時,已經享受過經濟私有化和市場化創造的洗劫盛宴的西方資本財團們面對中國剩餘的國有企業和國有企業控制的核心經濟部門一直沒有放棄覬覦之心,一直沒有停止過努力。它們通過在中國的“利益代言人”,通過它們影響和“操縱”的“(四大門戶)網路媒體”片刻也沒有停止對國有企業的“輿論圍剿”。任何行動,輿論先行。跨國資本“隱藏”於背後,和中國的私營企業一起合唱,由中國的主流精英“衝鋒在前”、不斷造勢的“國退民進”協奏曲正是為了“瓜分”剩餘的國有企業,以求得對中國經濟最核心領域和經濟命脈的“完全控制”。對於這樣的一些圖謀,我們不應該放棄警惕之心。
事實上,現在把中國經濟改革“造成”的“貧富懸殊”等一系列問題的重要原因“歸於”國企壟斷正是竭力啟動新一輪國退民進大潮的“輿論動員”。而中國的經濟現實也清晰的表明,“所謂”的國退民進往往會變成“國有資本撤退外資乘虛而入取得行業控制權”這樣的一個遊戲。國有資本的退出,讓中國的私營企業成為一個個分散的個體去面對具有強大實力的跨國資本,很容易就失去行業控制地位和行業定價權,最終的結果就是從國有變成私有,然後再變成“外資擁有”。中國的二十一行業被“外資”占控制地位就是基本通過這個“方式”來實現的。
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們他們“所謂”的理論創新從來沒有超出西方經濟學的範疇,打著理論創新的“幌子”售賣西方經濟學特別是“新自由經濟理論”的方子,三十年來,中國的“知識精英”是一直這麼做的。為了給“國退民進”製造理由,他們所謂的“國退民進”的理由就是國有企業沒有效率,
當西方經濟學,特別是新自由經濟理論“被炒作”成主流經濟學之後,對國有企業的評價權就落入了中國主流經濟學者的手中,同時憑藉他們掌握的話語權,國有企業“被妖魔化”是一種必然。
西方經濟學雖然流派林立,但是他們有著共同的理論根基。在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新自由經濟理論和凱恩斯主義是交替占主導地位,但是也一直共生共存。新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的共同點,就是都把維護資本特別是大資本的利益作為自己的最高準則,就跟動物法則的最高準則是“弱肉強食”一樣。當資本主義國家實行一段時間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之後,大資本在自己制定的遊戲規則中不斷勝出,通過大魚吃小魚的遊戲,讓資本和資源進一步集中於少數大資本手中。由此造成了社會的貧富加劇,導致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和社會矛盾的加劇。失業率增加,社會有效需求萎縮,生產的相對過剩加重,經濟危機發生。這個時候,凱恩斯主義就會登臺,政府開始干預經濟,通過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增加社會就業機會,創造社會需求。但是另一個相應的結果是政府負債增加。而美、英等國家的“貨幣發行權”是掌握在“金融寡頭”手中,政府的負債就變成了金融寡頭對政府因而也是對該國家人民的債權。隨著利息的增加,債務的雪球越滾越大。隨著負債的增加,政府對金融寡頭的依賴性越來越強,債務象一條越收越緊的絞索一樣套在政府脖子上;金融寡頭作為政府的債權人,對政府的控制就一點點的加大。這點在美國和英國表現的尤為“明顯”。新自由主義更有利於大資本在市場上的資本集中,凱恩斯主義更有利於大資本把政府變成資本的僕人。通過交替使用新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政策,資本日益集中於“壟斷資本”手中,政府正式變成壟斷資本的僕人。資本一手控制了經濟資源,一手控制了政治資源。這是多麼巧妙的遊戲,一切都在“自由”的規則之下進行,“表面上”多麼符合自由和法治,結果卻和草原上的弱肉強食的動物淘汰沒有兩樣。區別在於,獅子老虎只能享受動物法則的對己有利的因素,卻沒有權利去制定規則。而壟斷資本本身就是獅子老虎,還有權力制定規則。歷史上最不公平的遊戲規則,就是在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下實現的,還美其名曰“現代文明”、“自由民主”、“普世價值”。
因此,所謂的自由經濟理論,雖然在表面上和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理論長期對峙,但是這兩種理論的核心不但沒有衝突反而是一致的,都是堅持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作為理論的基礎。這點非常類似於政治領域的資本主義兩黨制,資本主義的兩黨制雖然主張微有不同,但是基本主張和基本立場在維護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生產關係這個基本立場是沒有任何不同的。
簡而言之,無論是新自由經濟理論還是凱恩斯主義經濟理論都是站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對立面,都是把維護資本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
同樣,無論是奉行新自由主義還是凱恩斯主義的中國所謂的主流經濟學者,“都只”反對國有企業的壟斷,卻“從來沒有”反對過外國資本在中國形成的壟斷。
國有壟斷是壟斷,外國資本的壟斷“難道”就不是壟斷了嗎?
這種在壟斷問題上的“雙重標準”正是這些喊著“為民”的主流們的“狐狸尾巴”。
在這些主流精英的“心裏”、眼裏和嘴裏,私有制企業就是民企,資本家就是“民”而真正的全民所有制企業被他們口誅筆伐多年。先是把全民所有的所有企業變成了一個國家充當所有者的國有企業,喊著產權清晰的旗號搞的產權反而不清晰了。國營企業是全民所有,政府只有經營權,國有企業,則是國家所有,政府代行所有權。一字之差,企業的主人就變成了看客,全民所有制變成了向私有制轉變的中間狀態。
然後,這些所謂的主流們,就開始攻擊國有企業壟斷,讓他們心中的民介入,企圖把國有企業“私有化”。
而“私有化”的大餐真的會落入這些民間資本家手中嗎?
那是做夢!
規模如此之大的國有企業,只有外國資本,才有實力笑話。
“私有化”的“最終結果”就是從國有壟斷變成了“外資壟斷”。
這就是“妖魔化”國企的“終極目的”。
雖然現在的國有企業與社會主義的國營企業有著很大的不同,本質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組織形式,但畢竟相比較私有資本而言,更接近社會主義。中國的蘇丹紅、毒奶粉、地溝油、跳樓死、黑磚窯等等最尖銳的社會問題有多少不是冒稱“民營”的私有經濟的傑作?
但是在主流學者和主流媒體的“雙重標準”之下,“私有經濟”出現的“問題”再大,就歸因為改革不夠深化、市場不完善;
國有企業出現了問題,那應該把國有企業連根拔除。
“雙重標準”簡直成了這些人的救命稻草。在“雙重標準”的廣泛使用上中國的主流們已經成功的實現了和國際的接軌。
國有企業確實存在問題,問題的根源是把全民所有改成了國家所有,把國營企業的集體領導機制和職工的民主管理機制給故意取消了,形成了權力的失控;再把國有企業變成了市場競爭的主體,國有企業變成了資本逐利的工具,這必然會導致與民爭利。
所有問題的“根源”就是“私有化”。解決國有企業的問題,只能是社會主義方向,把國有企業重新變回國營企業,恢復和完善企業的民主化管理機制,重新把職工變成企業的主人國企的運行重新置於工人和人民的監督之下。
資本主義私有制企業運行了幾百年了,至今都沒有找到真正有效的激勵和約束機制。華爾街金融機構“導致”的(老鼠會式的龐氏騙局)金融危機,證明了所謂外國先進管理經驗的“神話”破滅。一個造成(老鼠會式的龐氏騙局)嚴重危機的管理模式和機制,我們如果還繼續去學,那無異於跟死人學習自殺技術。公有制企業遇到的管理問題,在私有制企業裏都能找到。公有制沒有解決的管理問題,私有制企業也沒有解決。
相反,私有制企業解決不了的企業管理問題,公有制企業尋找到了更高級的管理思想。我們曾經有了一個到現在都世界領先的企業管理思想和管理機制—-鞍鋼憲法,我們需要把它找回來,完善它,而不是丟棄。美國企業管理學日本,日本企業管理管理的三大精髓“年功序列”、“終身雇傭”、“目標管理法”,在鞍鋼憲法中,都能找到。而且,鞍鋼憲法所核心的企業是為人民服務的理念,卻不可能在資本主義的私有制企業的管理思想中找到。
文/大眾民主
2011-9-23 民聲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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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全世界宣揚強制經濟自由化教條福音”的美國其任何國內戰略性產業絕對不會讓中國資金購買入股(百般設限刁難、並妖魔化中國以千方阻撓);反之,願意讓中國資金購買入股的任何產業則多半是請君入甕(坑殺凱子)的美式龐氏騙局的垃圾毒資產】
中投負責人已被美國洗腦
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中投)
著文/馬耀邦(加)
2010年11月5日 (林賢劍譯、林小芳校)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進一步融入全球化和全球經濟一體化。隨後,中國成為美國跨國公司最喜歡的外包目的地。由於成為世界工廠,張開雙臂歡迎投資,中國積累了大量的美元資產。中國的外匯儲備已從2003年的4000億美元增至2008年的近2萬億美元,在五年時間裏翻了五倍。傳統上,全世界的央行投資其美元資產的唯一途徑是購買美國國債,因為美元是事實上的世界儲備貨幣。然而,2007年,中國成立了中國投資公司(CIC),以分散投資其龐大的美元資產。中投公司是一家國有投資公司,也被稱為主權財富基金。
雖然阿布扎比投資局、新加坡的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和淡馬錫控股公司等主權財富基金已存在幾十年,但中國的第一隻主權財富基金設立後不久就敲響了華盛頓的警鐘。美國國會議員特別關注的是,中國投資公司的投資活動可能對美國金融市場和經濟產生不利影響。他們提出該安全問題,是基於如下信念:中國可能會利用該基金,來推進其地緣政治目標。他們認為,中國試圖分散其外匯儲備,不只是限於投資美國國債,這是中國的最終目標之一。突然間,主權財富基金全部被美國的媒體描繪成“規模令人恐懼的大”。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的經濟學家布拉德•塞斯特(Brad Setser)宣稱,“主權財富基金的崛起代表了權力從美國向一組國家的轉移,這組國家是不透明的,不是民主國家,也不一定是美國的盟國”。2
然而,隨後發生的事件證明了這些擔心是毫無根據的,其表達的憂慮是毫無必要的。「中投」的既定目標“是進行長期投資,在可接受的風險範圍內,努力實現股東利益最大化”。1帶著獲得可觀的金融回報的目標,中投以30億美元購買了黑石公司9.9%的股份,黑石是華爾街最大的私募對沖基金。
在美國,“對沖基金”在“不受監管”的環境下運作,致力於賣空和衍生期權等各類激進的交易策略,經常運用槓桿以實現絕對的高回報。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期間,據說,對沖基金的拋售是造成股市崩潰的一個重要因素。更重要的是,“對沖基金被指控加劇了社會危機,並造成了重大的社會危害,”2因為很多美國人的養老基金由於投資於對沖基金而損失慘重。
對於中國,投資於對沖基金,也證明是同樣的不幸,因為中國投資于黑石的結果是災難性的,中國30億美元投資的帳面虧損一度超過了85%,也就是高達25億美元。有人會問,為什麼中投,一家國有投資公司,願意投資重金于黑石這樣的投機性風險企業,為每股支付如此高的價格。
由於在“黑石集團”的投資上遭受了慘重的損失,人們會認為「中投公司」可能已經汲取寶貴的教訓,將避免對美國金融業的投資。
令人驚訝的是,“2007年12月19日,中投向「摩根士丹利」投資50億美元,在這之前不久,該金融公司宣佈將減記94億美元的抵押貸款投資虧損。”3可以肯定的是,長期以來,摩根士丹利都受到指責,其“實踐偷盜式金融”,是“金融巨鱷設計越來越複雜的證券的野蠻場所。”4
到2006年,豪伊•胡布勒(Howie Hubler)成為「摩根士丹利」的明星債券交易員,因為他的團隊製造了近10億美元的利潤,也就是該投資銀行20%的利潤。但胡布勒不再滿足於為摩根士丹利工作,因為華爾街最好的和最聰明的交易員都加入對沖基金,在那裏,他們可以獲取數以億計的利潤。為了留住胡布勒,摩根士丹利與他簽定了一份特殊的協議,讓他管理其自營交易團隊。胡布勒下了一筆巨額賭注,賭3B級次級抵押貸款會違約,購買了價值20億美元的信用違約掉期。胡布勒肯定,一旦該貸款違約,這個投資組合就會產生20億美元的利潤。問題是,他的違約掉期頭寸每年的保費耗資2億美元。為了沖銷他的成本,胡布勒開始銷售風險較小的3A級次級信用違約掉期。不過,為了沖銷他2億美元的保費,胡布勒不得不賣掉十倍的3A級次級信用違約掉期,因為3A級的保費只有3B級的三分之一。這些交易全部完成後,胡布勒購入的3A級次級信用違約掉期總額結果是價值高達160億美元,在“摩根士丹利的內部報告中登記為實際上無風險。”5在這方面,我們想指出,金融欺騙是華爾街的遊戲,“二十多年來,債券市場的複雜性有助於華爾街的債券交易員欺騙華爾街的客戶。如今導致債券交易員欺騙自己。”5
事實上,胡布勒的賭注,最終耗費了「摩根士丹利」一筆鉅款,他是“一個臭名昭著的人,在一筆交易中就虧損90億美元,有史以來的最大一筆虧損”。6“豪伊•胡布勒的虧損是其簡單下賭注的結果。胡布勒和他的交易員認為,他們是一班精明的傢伙,來到地球上是為了充分利用市場的低效。相反,他們只是促成了更多的低效。”7然而,豪伊•胡布勒不是華爾街最笨的傻瓜。3A級信用違約掉期的其他買家包括日本瑞穗金融集團和瑞銀,瑞銀在美國次貸危機中損失了374億美元。不論怎樣,胡布勒的虧損“可以肯定是華爾街歷史上最大的一筆自營交易損失。”7但最令人不安的是,“摩根士丹利沒有任何人說得清楚,豪伊•胡布勒承擔了怎樣的風險,胡布勒本人也不知道。”7
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即便在「摩根士丹利」宣佈其遭受了90億美元的交易虧損之後,中投公司還是購買了該投行50億美元的股份,中投是否清楚摩根士丹利對風險的考慮。
巧合的是,中國的這筆投資正好發生在主權財富基金——阿布扎比投資局收購花旗集團75億美元的股份之後。在金融崩潰期間,主權財富基金將注資入破產的花旗集團、「美林」和「摩根士丹利」等美國銀行,確實為美國金融市場的穩定提供了資金源泉。然而,華盛頓的一些觀察家並不感謝這些主權財富基金的幫助。相反,他們認為,來自中國的流動資本是一種潛在的風險,並呼籲“集體地努力,建立國際統一的標準,來指導政府對其跨國投資的管理。”3
因此,美國國會通過了“2007年外國投資與國家安全法”,該法規定,對於外國的任何投資交易,只要其可能導致外國控制“關鍵基礎設施,可能損害國家安全”,就要實行強制性調查。3該法要求,在調查後,國會將對外國政府控制的交易實施額外的監管並提出詳細的報告。然而,儘管該法已通過,“還是有些評論家不相信,新法律在面對新興的主權財富基金所帶來的風險時,能夠充分地保護美國”。3因為它沒有解決經濟安全問題。有些人想實現與中國的互惠,他們建議,美國金融服務監管機構“應該考慮當前美國金融機構在中國被禁止的業務和活動是否也適用於美國。”3
對於中國主權財富基金所帶來的經濟和安全風險,華盛頓可能誇大了其擔憂,因為中國政府已經決定,中國投資公司“將不會投資於某些敏感的領域和市場。”3北京認為,華盛頓和其他國家“可能試圖以中國創建主權財富基金為藉口,採取針對中國經濟的保護主義措施。”3換言之,貿易和出口,而非投資,是中國議程上最重要的議題。
因此,中投公司的投資戰略就是“最大限度地提高其投資回報率,”3“本公司的主要目的是贏利。”3為了努力確保華盛頓無須擔憂對美國公司收購的可能性,中投公司董事長2008年赴華盛頓宣佈,“中國將主要投資於資產組合,而不是單個公司。”8“中國無意於獲得任何公司的控股權,它將是一個‘良好的企業公民’,不會投資於破壞環境、浪費能源或生產煙草的公司。”8
顯然,中投公司的投資戰略與西方跨國公司的恰恰相反,西方跨國公司已加強其控制中國經濟所有部門的努力,從製造業、消費品、保險、電信逐漸進入銀行業。沒有一家跨國公司滿足于成為中國一家企業的小股東。許多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先是作為合資夥伴,很快就會通過購並的方式,成為控股方或獨資方,而本地的合作夥伴完全退出。
隨著“2007年外國投資與國家安全法”的通過,華盛頓將中國的投資置於嚴格的審視之下,與美國不同,中國張開雙臂歡迎外國直接投資,西方跨國公司,尤其是美國公司,正日益控制中國經濟的關鍵部門。“由於中國政府投資於基礎設施(鐵路、港口、航空運輸等),跨國公司擴大了其在動態的市場部門中的角色。中國的21世紀戰略逆轉了美國19世紀的外國投資戰略,將最有利可圖的行業交給外國資本,而中國國庫為高成本、長週期、大規模、低回報的基礎設施提供融資。”9
2010年,中投公司總經理說過一些驚人的言論,他表示,“中投公司的動機就是利潤,而不是國家利益”,“認為中投和中國國有企業作為一個統一的整體,合作在全球尋求自然資源的思想,是完全錯誤的。”10
這使人們要問,中投是為誰贏利呢?中投公司輕率地冒險投資于救助黑石和摩根士丹利等華爾街公司,已招致巨大的損失。事實上,2008年9月17日,在中投向摩根士丹利注資不到一年時間之後,摩根士丹利正面臨困難,其股價下挫42%。此時,美國財政部長亨利•保爾森,將摩根士丹利交給摩根大通,不需任何費用。對於中投管理層,這必定是痛苦的經歷,並引起陣陣恐慌。令人遺憾的是,雖然中投好意提供資金來穩定美國金融市場,但其得到的全部感謝是嚴密的審查,其在美國的交易受到懷疑和恐懼的對待。11
中投公司投資于黑石和摩根士丹利等美國金融機構的唯一目的,是從事投機活動,而不是投資於造福全球經濟的生產性資產。中投公司的投入資金是美元資產,即便這些資產帶來高回報,也只是美國金融體系的一部分,只能造福於美國金融資本。最令人驚愕的是,中投總經理高西慶公開對外國媒體宣佈,他的公司不是為中國的國家利益服務的。難道它是為外國利益服務的嗎?最惡劣的是,中投董事長和總經理聲稱要追求的所謂“利潤”,甚至不能使用於中國的國內經濟。這些利潤不能為中國和中華民族帶來任何好處。這裏存在中國的開放政策問題:高西慶先生一直被稱為“中國舉足輕重的人物之一”10,在政府最高層如高先生這樣的人士,在追求利潤的名義下,毫不關切中華民族的福利和中國的國家利益。
這些精英都已在美國的大學得到洗腦。他們都認為,美國的投資銀行作為華爾街的驕傲,是最富有魅力的企業。殊不知,在現實中,這些銀行的日常活動主要是在世界上最大的賭場上相互對賭。
注 釋:
1. China-inv.cn: “China Investment Corporation”.
2. Universia Net: “Hedging Their Bets: How Hedge Funds Can Curb Critics and Avoid Regulation”.
3. Martin, Michael F.: “China Sovereign Wealth Fund”,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June 22, 2008.
4. Truell, Peter: “Ex-Salesman’s Book Gets a Chilly Morgan Stanley Review”, New York Times, October 8, 1997.
5. Lewis, Michael: The Big Short, w.w. Norton & Company, 2010, PP. 203-207.
6. Madreck, Jeff: “At the Heart of the Crash”,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une 10, 2010.
7. Lewis, Michael: The Big Short, w.w. Norton & Company, 2010, PP. 215-218.
8. Weisman, Steven: “China Tries to Reassure U.S. About Its Investing Plans”,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 2008.
9. Petras, James: Rulers and Ruled in the U.S. Empire, Clarity Press Inc, 2007, P. 146.
10. Perkins, Tara: “China’s Investment chief to Canada: Fear Not”, Globe and Mail, October 19, 2010.
11.Wikipedia: “Morgan Stan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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