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末，卡加梅與若干圖西族叛軍領袖一道，前往美國“陸軍戰爭學院（ U.S. Army War College at Fort Leavenworth， Kansas）”接受軍事訓練（後來獲有印度一大學和美國一所基督教大學給予的榮譽學位）。
1990年卻突然離開訓練營（ U.S. Army War College at Fort Leavenworth， Kansas）奔赴烏干達，並率領以流亡烏干達的圖西族難民爲主力的“盧安達愛國軍”（有2萬人之衆）向盧安達發動進攻。當然，此次軍事行動也獲得擁有美國裝備的“烏干達衛國軍”的積極配合。
自1990年起，卡加梅不斷對盧安達進行軍事攻擊，且先後在所經之地“肆意殺害”胡圖族人，以至於在1994年大屠殺發生之前，造成近百萬流離失所的胡圖族難民投奔首都基加利市。
與此同時，即1993年10月，布隆迪的“民選總統”恩達達雅（Melchior Ndadaye，胡圖族人）爲當地圖西族所控制的軍隊殺害
《盧安達究竟發生了什麽事？》（What Really Happened in Rwanda?）爲題，公佈於衆。論文指出：1994年大屠殺發生前，圖西族人口大體爲60萬；屠殺後，生還者爲30萬左右。
因此，在總共80至100萬死亡人口裏，約計有30萬犧牲者爲圖西族，而占多數的犧牲者應當屬胡圖族人口。
如果按照“流行觀點”，那次是個胡圖政府屠殺圖西族的“種族滅絕”事件，那麽，圖西族人口在劫後不會還有30萬人餘生。換言之，即便殺了所有60萬圖西人口，也無法達到80至100萬死亡數位。
非洲大湖區災難背後的資源爭奪戰
1994年，盧安達發生近百萬人口犧牲的“大屠殺事件”之後，國際上一直流行著如下觀點，──“盧安達以胡圖族爲主體的前政府於1994年有計劃地對少數民族圖西族進行長達90日的屠殺。彼時，聯合國見死不救，美國也由於前一年在索馬利亞的維和行動受挫而拒絕干預。圖西族成功奪取政權後，逃竄至剛果（金）東部的胡圖族武裝力量（ “解放盧安達民主陣線”，FDLR ）繼續騷擾盧安達，因此盧安達新政府軍隊深入剛果（金）掃蕩胡圖流寇，而引發9個非洲國家介入的兩場非洲世界大戰。”
1994年盧安達悲劇産生的“直接原因”在於，當年4月6日，一架載有盧安達總統朱韋納爾·哈比亞利馬納（Juvénal Habyarimana）、布隆迪總統西普瑞安·恩塔裏亞米拉（Cyprien Ntariyamira）和若干其他政要的專機，遭地對空導彈擊落。此消息傳出後，局勢原就緊張的盧安達頓然失控，演變爲一場大規模濫殺行動。
聯合國的反應與調查結果
該事件發生後，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隨即委託頗具聲望的美國政府非洲問題顧問格松尼（Robert Gersony）前往盧安達進行調查。除此之外，安理會于同年11月將此事件定調爲“種族滅絕”事件，同時決定成立盧安達國際刑事法庭（ICTR，以下簡稱“國際法庭”），以便對肇事人進行法律追究。
格松尼於1994年8、9月間抱著同情圖西新政府的心態前往盧安達，然而經過實地調查，卻提出了出人意表的結論。格松尼舉出，1990年至1994年之間，以圖西族爲主的“叛軍”，即盧安達愛國軍（RPA），曾對盧安達境內占人口多數的胡圖族進行屠殺。甚至在1994年奪得政權後，4個月之間，不斷在境內大規模排除異己，殺害２５,０００至４０,０００人，其中絕大多數爲胡圖族難民。
該調查報告顯然與上述“主流觀點”南轅北轍。突然間，“始作俑”者似乎不是胡圖族主導的盧安達前政府，而是圖西族叛軍；至於1994年進行大屠殺或“種族滅絕”的兇手，至少也包括圖西叛軍和圖西族新政府，而不是由胡圖族或前政府承擔全部責任。
難民事務辦事處接獲此報告後，即暫時中止了將流亡剛果的胡圖族難民遣返盧安達原居地的計劃。
繼格松尼的調查報告提出後，陸續還出現過內容近似的德國著名非洲問題專家斯特裏克（Helmut Stricke）的調查報告。然而，這一系列事體似乎均不能引起國際視聽，更無法動搖上述“流行觀點”於絲毫。
2008年12月18日，國際法庭經過長達13年的調查與審理做出裁決，即盧安達前政府的軍事首腦被告方並無預謀種族滅絕嫌疑；此外，1994年盧安達事件被告方將領所採取的行動屬於戰爭條件下的行動（大意）。同一裁決雖然給與若干前政府軍事領導人刑期不等的懲處，但其主要罪責在於“疏於約束手下進行濫殺”，而不是親自策劃、從事犯罪。如此的判決，等於是給盧安達前政府頒發了一張無罪證明。（注1）
衆所周知，盧安達國際法庭的設立，曾受到美國政府的一手推動，其龐大經費也長年靠美國資助，如今卻做出與“美國定調”不合拍的結論，自然引起國際觀察界的矚目。更讓美國政府難堪的是，國際法庭、聯合國與美國國務院近年相繼解密的資料，完全推翻 “主流觀點”。
圖西族一方的責任
那麽，這些年究竟“揭發”了些什麽“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首先，時任“聯合國維護和平業務部主任”的安南（後擔任聯合國秘書長）以及剛成立的國際法庭，於接獲格松尼報告後，便一方面把該文件歸檔爲“機密文件”，同時還要求格松尼不再提及該調查報告的存在。（注2）
除此之外，爲使圖西族所組的新政府能夠安然執政， 1994年9月間，安南與美國外交官艾特沃德（Brian Atwood，美國國防發展委員會主任，）要求盧安達外長納吉吉馬納（J.M. Ndagijimana）予以配合，掩蓋新政府、“盧安達愛國軍”以及其總統卡加梅（Paul Kagame）所犯下的罪行。
納吉吉馬納則認爲，數月前發生的大災難兩大民族俱有犧牲，不能定性爲“胡圖族屠殺圖西族的種族滅絕事件”，同時又無法容忍新政府繼續濫殺無辜，而決定辭去外長職務流亡法國。（注3）
數年後，即2007年，那位美國外交官艾特沃德也坦陳，雖然美國國務院並不知情，但（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早在1990年之前便已開始支援卡加梅。
卡加梅於1961年3歲時隨親人流亡烏干達。年長就讀坦桑尼亞達累斯薩拉姆大學（University of Dares Salaam）期間，與烏干達現任總統約韋裏·穆塞韋尼（Yoweri Kaguta Museveni）結爲同窗好友。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卡加梅即開始組織流亡烏干達的盧安達圖西族難民，協助穆塞韋尼發動遊擊戰，試圖推翻烏干達前政府。
1979與1986年，穆塞韋尼又先後在圖西族與坦桑尼亞政府協助之下軍變（軍事政變）成功。此後烏干達新政府便延聘已入籍烏干達的卡加梅擔任烏干達情報局局長職。
1980年代末，卡加梅與若干圖西族叛軍領袖一道，前往美國“陸軍戰爭學院（ U.S. Army War College at Fort Leavenworth， Kansas）”接受軍事訓練（後來獲有印度一大學和美國一所基督教大學給予的榮譽學位）。
1990年卻突然離開訓練營（ U.S. Army War College at Fort Leavenworth， Kansas）奔赴烏干達，並率領以流亡烏干達的圖西族難民爲主力的“盧安達愛國軍”（有2萬人之衆）向盧安達發動進攻。當然，此次軍事行動也獲得擁有美國裝備的“烏干達衛國軍”的積極配合。
自1990年起，卡加梅不斷對盧安達進行軍事攻擊，且先後在所經之地“肆意殺害”胡圖族人，以至於在1994年大屠殺發生之前，造成近百萬流離失所的胡圖族難民投奔首都基加利市。
與此同時，即1993年10月，布隆迪的“民選總統”恩達達雅（Melchior Ndadaye，胡圖族人）爲當地圖西族所控制的軍隊殺害。此事發生後引起內戰，圖西族軍人在內戰中占盡優勢，又迫使近百萬布隆迪的胡圖族投奔盧安達。
不難理解，當1994年4月6日盧安達總統的座機遭擊落時，盧安達原已難以控制的亂局（失業率高達84%），一發不可收拾，導致軍隊、派系、族群、宗教團體間的互相濫殺行爲。
另一樁鮮爲人知的情節是，1993年2月卡加梅的部隊曾一度逼近首都基加利市，最後還是在法國傘兵的干預下才遭擊退。此後經過美、法、非洲統一組織的斡旋，於1993年8月4日簽訂了“阿魯沙和平協定”（Arusha Accord，主張反叛軍轉型爲政黨）。會議期間，卡加梅在“（美國陸軍）戰爭學院”的同班同學馬爾利少校（Major Anthony Marley）非常“湊巧”地參加了談判，談判中又取得了“撤消法國、比利時軍事顧問，由安理會指派的許可權極爲有限的軍事顧問取代之”的結果。
次年，當卡加梅部隊勢如破竹地攻佔全國時，盧安達政府完全處於孤力無援狀態。
卡加梅於1994年7月初成功奪取政權後，便以“受害人”自居，並在“主流觀點”的護航下，獲得國際社會的廣泛同情，因之成爲非洲新秩序的“新發言人”（名作家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 筆下所譏諷的“新話語”，new speak，的發言人）。此後，凡其政府犯下的“滔天罪行”，似乎只要擡出“受害人”招牌，便能取得一切諒解。
走筆至此，進一步介紹聯合國與若干司法當局的態度之前，有必要詳細論述1996年起，以扎伊爾爲戰場，所形成的冗長又殘酷的兩次“非洲世界大戰”。
充當“美國打手”的蒙博托與其下場
剛果（金），或稱剛果民主共和國，1970年至1996年之間的國名爲扎伊爾，1960年擺脫比利時殖民統治取得獨立。
該國的遭遇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剛取得獨立的許多新國家大同小異，即部分資源豐富地區（如剛果南部的加丹加地區，Katanga），或關鍵企業、經濟命脈，仍舊牢牢控制在“前殖民當局”或西方大企業的手中。爲求主權完整，這些新獨立國家向西方國家“求助無門”，轉而爭取東歐共産國家的支援。
鑒於此，便給了美國爲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集團“反共”、“反顛覆”的藉口，積極向這些地區親西方的軍閥、獨裁提供大力援助。第一任總理盧蒙巴（P. Lumumba）在位不及4個月，即在一場美國「中情局」與蒙博托（J. Mobutu）聯合設計的政變中被俘，並隨即送入加丹加叛軍虎口而遭活活打死。
此後，蒙博托輾轉主政，一方面冒充爲“盧蒙巴精神”（獨立自主）的後繼人；一方面，透過獨裁手段，斂取巨大國家財富於私囊（1980年代中期個人財富相當國家債務總合的40億美元）；
一方面，四下充當美國的“馬前卒”，對周邊“親共國家”進行軍事干預（如打擊南非、安哥拉、羅得西亞的進步力量），直到1996年遭美國遺棄爲止。美國勢力的介入，取代了比利時的影響力，也同時意味著比利時的後臺，即法國勢力在非洲法語區的逐步退卻。
殖民時代之前，剛果東部地區原就有一些圖西族居民（自稱爲Banyamulenge，有別於來自盧安達的圖西族新移民Banyarwanda）。
殖民主義時代，比利時當局爲擴大開礦能力，曾將盧安達地區的部分圖西族人口轉移至剛果地區。待盧安達獨立後，其境內又發生過許多次民族衝突事件，導致大批圖西人口流亡扎伊爾。鑒於此，扎伊爾境內圖西族的政治地位與國籍問題，一直是民粹派政客玩弄族群糾紛的話題。
蒙博托執政時期，對圖西族頗具反感，因此當1994年盧安達的圖西族取得政權後，他對前來投奔的盧安達胡圖族難民（與剛果的多數民族同屬班圖人）相當寬容。
此際，蒙博托萬沒料到的是，冷戰業已結束，美國的非洲政策已從“反共”、“反顛覆”轉向 “反恐”、“反伊斯蘭”。
其次，非洲大多國家已紛紛見風轉舵向西方傾斜，因此，蒙博托的利用價值也相對降低。更何況，美國早已對他搖擺在美國與法國之間的投機倒把行爲感到厭煩；
再者，“爭取中間地帶”的傳統戰略也爲“控制戰略資源”所取代，而扎伊爾的豐富資源則成爲大家覬覦的目標。
美國爲了達成“控制”非洲大湖區的戰略目標，爲了“圍堵”伊斯蘭教國家已於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有計劃地支援非洲“基督教勢力”，而扶持圖西族正是該戰略部署的切入點。
蒙博托統治下的扎伊爾（蒙博托流亡後，新領導人卡比拉改國名爲“剛果民主共和國” ）雖然宗教上屬於基督教文化圈，但該政府的反對圖西族立場，自然成爲美國戰略部署的障礙，同時該國巨大礦產資源，也必須假手盧安達、布隆迪以及烏干達的力量，來確保源源不斷的供應。
“第一次非洲世界大戰”與卡比拉
朗.卡比拉（Laurent Kabila，1939-2001）年輕時代爲剛果國父盧蒙巴（P. Lumumba）的追隨者。1965至1985年之間，數度對蒙博托政府發動政變均告失敗。1977年曾就讀于坦桑尼亞達累斯薩拉姆大學，與同爲校友的烏干達現任總統約韋裏·穆塞韋尼、盧安達現任總統卡加梅、坦桑尼亞現任總統賈卡亞·基奎特（Jakaya Kikwete）、蘇丹南部叛軍領袖約翰·加朗（John Garang，蘇丹人民解放軍，SPLA）、衣索比亞現任總理梅萊斯·澤納維（Meles Zenawi）結爲好友。
1990年代初，朗.卡比拉輾轉奔赴烏干達，與1986年協助約韋裏·穆塞韋尼奪取政權的圖西族“盧安達愛國軍”（即卡加梅所領導的RPA）又結爲同盟。1994年，圖西族已在盧安達建立新政權，但卻與扎伊爾境內的胡圖族武裝力量（FDLR）衝突不斷，因此早有進兵扎伊爾的打算。
1996年11月，蒙博托推行民粹主義政策，突然發佈“驅除圖西族”命令，而引起境內圖西族的武裝反抗。此時，蒙博托絲毫沒意識到，境內各個圖西族組織早已通過外援，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
另一方面，盧安達新政府依仗美國的支援，以“掃蕩扎伊爾境內的胡圖族流寇” 爲藉口，實際上卻抱著“重劃兩國疆域，把扎伊爾境內圖西族傳統生活圈（東部地區）劃進盧安達領土”目的，與烏干達、布隆迪（該國的圖西族居統治地位）、安哥拉和朗.卡比拉領導的剛果叛軍一道，同組“解放剛果民主力量聯盟”（ADFLC），向蒙博托政府軍發動全面進攻。半年之後，蒙博托戰敗出走，不及數月便病死摩洛哥。
“第一次非洲世界大戰”由此宣告結束。
朗.卡比拉的轉向與“第二次非洲世界大戰”
1997年5月19日，朗.卡比拉進駐首都金沙薩成立新政府，並改國號爲“剛果民主共和國”。然而，朗.卡比拉卻必須爲這場依靠外力，尤其是以圖西族爲主力的戰爭付出高昂代價。簡言之，外籍兵團組成的勝利之師，除了在街頭巷尾耀武揚威、胡作非爲之外，新政府的許多要職也必須讓與圖西族人擔任，諸如總司令、外交部長、國安局長，俱爲圖西人所囊括。更加嚴重的是，盧安達、烏干達兩國，非但不撤軍，甚至還糾結地方勢力，大肆掠奪佔領區的貴重礦產。剛果（金）素來有“礦產博物館”的稱譽，盛産黃金、白金、鑽石、鈷、鉭鐵礦、鐵、石膏、石灰石、磷酸鹽、錳、石油、銅等等，水利資源也是舉足輕重。據估計，其全國礦產總價值相當27兆美元。除此之外，這次戰爭盧安達雖然提出的理由是殲滅胡圖族流寇，但圖西族士兵卻一路上濫殺胡圖族難民，使得卡比拉必須面對國際輿論壓力。
1998年7、8月之間，朗.卡比拉決定解除政府內圖西族高官的職務，同時也要求盧安達、烏干達即刻撤軍。該要求提出後，不到一星期，境內的圖西族再度叛變，於是盧安達、烏干達、布隆迪又組聯軍向剛果（金）展開進攻，並迅即佔領該國的東部、西部、西南部與機場。值得一提的是，1996年盧安達的主力由其總司令卡巴雷伯（James Kabarebe）率領。戰爭結束後，便逗留在剛果（金）擔任國防部長。待1998年卡比拉撤其部長職務後，便擔任聯軍總司令攻打卡比拉。第二次戰爭的和平協定簽訂後，即回返盧安達繼續擔任總司令職至今。（注4）
盧安達、烏干達與布隆迪的侵略行動頓時引起周邊國家的不安，數星期後便演變爲安哥拉、津巴布韋、納米比亞、乍得、蘇丹支援卡比拉一方，而盧安達、烏干達、布隆迪結合爲侵略方的“第二次非洲世界大戰”。
2001年，朗.卡比拉於戰爭膠著期間爲手下刺殺，其領導地位由曾在中國受過訓的兒子約瑟夫.卡比拉（Joseph Kabila ）接替。小卡比拉執政後處境毫無改善，直到今日，缺少一個足以自衛的國防軍始終是該國最大隱患。
令人感慨的是，1970年代，當許多非洲知識份子雲集在坦桑尼亞達累斯薩拉姆大學時，多少算是受社會主義、自由主義思潮影響的理想主義青年。尋求國家獨立過程中，他們互相間也的確相濡以沫、彼此支援。但是到了1990年代國際共産陣營分崩離析之機，許多“理想主義者”便逐步蛻變爲“投機政客”，同志間非但反目相向，甚至捲入資源爭奪戰。
“第二次非洲世界大戰“的後果與現況
這次戰爭，對戰局真正起決定性作用的交戰方，首推具有27年內戰經驗的安哥拉政府軍。由於它的積極干預，才能把盧安達與烏干達的侵略軍驅趕至剛果（金）的東部與東北部。此外，各個侵略軍與其剛果境內的“地方同盟” （蒙博托餘黨、各地軍閥、若干少數民族與部落，包括一些匪盜集團），多志在奪取礦區的控制權，因此互相間拼鬥的現象極爲頻繁。尤其是各方主力集中于剛果東部、東北部之後，摩擦衝突更是習以爲常，甚至在圖西族武裝力量之間，盧安達與烏干達部隊之間（1999年夏），也數度發生交戰事件。（注5）
此後，飽受戰爭摧殘的剛果人民，越發對外國侵略者表示反感，部分圖西族叛軍也出於疲憊和厭戰而投靠卡比拉政府，於是乎，這場于1998年開啓的第二次戰爭，不得不於2003年通過和平談判趨向緩和。
儘管如此，和平條約簽訂後，無論是盧安達一方，或烏干達，仍繼續直接或間接維持局部地區的佔領，也繼續對各種礦產進行掠奪。
2001年，聯合國的專家調查小組便曾對該兩國的掠奪資源行爲提出譴責，並要求聯合國予以制裁。2005年，國際法庭也作出“烏干達侵犯剛果（金）主權”的裁決。卡比拉政府據此向烏干達政府提出了100億美元的賠償要求。
綜合各方的調查與報道，兩次戰爭所造成的死亡人數至少在500至800萬之間。（注6）犧牲者絕大多數爲難民或無辜百姓。例如，東北部的“剛果民主運動”，即烏干達與盧安達支援的圖西反叛軍（RCD），幾乎將當地俾格米土著（Pygmies）消滅殆盡。基於此，一些觀察家指出，與1994年盧安達事件相較，真正的種族滅絕事件其實發生在剛果民主共和國。儘管西方媒體對如此大規模的傷亡事件儘量低調處理，畢竟戰爭期間曾有許多國際援助機構在各個地區活動，因此由中立機構提供的現場錄影紀錄和書面報告，在網路上仍可查閱得到。（注7）
除了“濫殺”之外，“強姦婦女”可說是大湖區戰爭的特色。據2004年的調查報告，當年強姦案例即達50000起。直到今日，即2009年，東部地區每3個月遭強姦的婦女仍有5000人之多。
難民也是這兩次戰爭造成的嚴重問題。據調查，先後出現的難民人數即超過一千萬。許多軍事衝突雖然規模有限，交戰方傷亡人數也不過百餘人，但卻可造成數十萬的難民人數。原因是，大多參軍士兵，包括政府軍，多無薪餉可領，於是掠奪老百姓財産、逼迫老百姓充當礦奴，便成爲最佳生財捷徑。遲至2009年，東部地區動輒引起數十萬居民流離失所、妻離子散的事件還經常發生。
2003年和平條約簽訂後，尤屬盧安達軍頭洛朗·恩孔達（Laurent Nkunda）部隊（CNDP）在南、北基伍省的濫殺行爲最激烈。2006年國際法庭即開始對他的一系列罪行進行調查。2008年，該部隊還曾逼迫十所中學的男學生參軍，女學生則成爲部隊的性奴隸。該年年底卡比拉政府軍以“剪除胡圖流寇（FDLR） ，消滅流竄在剛果東北部的烏干達聖靈抵抗軍（LRA）”作爲交換條件，促使盧安達當局把恩孔達調遣回國。
另據報道，卡比拉政府爲求安寧，已與盧安達簽訂秘密條約，在基伍省推行“聯合管理”。這意味著，自1998年以來爲維護主權完整所做的努力有了鬆動。起碼，盧安達今後將對基伍地區的軍事與礦權擁有“合法”的支配權。所謂“剛果（金）東部”，是個比較抽象的概念，較確切的比擬是，盧安達目前在該國東部所佔領的領土相當本國15倍大；駐紮的兵力相當剛果政府軍的4倍（注8）；此外，兩地的經濟也已結爲一體。
目前基伍地區實際上仍處於混亂、無政府狀態。以黃金開採爲例，年産量應當高達數十噸，但政府能夠徵集的稅收，只相當一公斤的市場售價。不僅僅是黃金，許多其他稀有金屬均大同小異，要麽是讓一些國際開採公司獨自經營，並通過賄賂稅務官員的手段，交繳不及十分之一的所得稅。（注9）大多礦產則通過各種私下管道，經盧安達、烏干達、肯尼亞，或空運，或海運出口。
就本年初剛果（金）與盧安達、烏干達的聯合“剿匪”軍事行動而言，恩孔達領導下的6000名“衛民議會軍” (CNDP），約有半數仍逗留在戈馬市（Goma）東部的馬西西（Masisi）森林地帶，另有一部分加入剛果政府軍的行動，對胡圖流寇進行掃蕩。
胡圖族的“盧解陣線”（FDLR），兵力估計也在6000人左右。由於設在北基伍的根據地受到剛、盧聯軍的攻擊（造成30多萬難民），便流竄至南基伍，也因此使南基伍地區原有的6萬多難民激增至60多萬人。剛果政府雖然一年來頻頻發出捷報，實際上離“肅清”還路途遙遠。據最近的報道，東部地區甚至還駐紮了一些安哥拉與烏干達軍隊。此外，還有消息傳出，“盧解陣線”準備東山再起，正在布隆迪招兵買馬。（注10）目前除了南、北基伍省之外，伊圖利省（Ituri）東南部，加丹加的東部均屬動亂地區。
不論如何，圖西叛軍的敵對行動的中止，以及恩孔達的遣返盧安達，對安定局勢起了很大作用。起碼，剛果政府減輕了一個強大軍事壓力。據報道，本年3月下旬，圖西叛軍組織與剛果政府簽訂條約，取得了合法政黨地位，政府則放棄對其成員進行報復和追究。
恩孔達自詡爲“傳教士”，與美國的新教組織“五旬節運動”(Pentecostal movement) 關係密切（該教派在南非有很大影響力）。近年來，視頻上經常出現恩孔達及其軍隊的坦克車裝備，其戰鬥力之強，的確讓剛果政府束手無策。非洲大陸除少數國家外，根本不具備重武器生産能力，然而若干地區，如索馬利亞、大湖區、蘇丹等，竟如此經年累月地經受戰爭消耗，反映出這些資源豐富地區的軍火來源不斷，更反映出這些戰爭多具“代理”性質。
參戰國家的考慮：盧安達與布隆迪
盧安達圖西族新政府1994年取得政權時，大批參與屠殺的胡圖族 “戰友會”成員（Interahamwe）隨著百萬難民潛逃至扎伊爾，此後又不斷在難民營招兵買馬，兵力一度擴充爲近萬人之衆的 “盧安達解放陣線”（FDLR）。因此，1996年盧安達政府軍打著“剪除兇手”旗幟進兵扎伊爾時，其行動似乎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隨著媒體開始報道盧安達政府軍與扎伊爾境內圖西武裝力量也同樣地手段殘酷、濫殺無辜，尤其是蒙博托政權崩潰之後，依然對剛果民主共和國進行非法佔領，甚至大規模盜竊該國的寶貴資源，其合理性便廣受質疑。
圖西族于何年代由非洲北部南遷至大湖區，如今似無學術定論。然而殖民主義時代之前，圖西族在盧安達、布隆迪一帶處於上層地位卻是無可置疑。十九世紀，比利時殖民當局透過圖西族對其他民族進行管理，一是利用圖西族原屬社會上層的方便，一是認爲其“血統”與歐洲人較接近，於是乎，到了1958年左右，90%以上的高級行政職務均由圖西人擔任。
殖民時代之前，如按生活方式劃分，圖西族以畜牧、貿易居多，而胡圖族多爲農民。但是，兩族間通婚一向極爲頻繁，無法單單從相貌、體態特徵來區分其族群歸屬。再者，社會地位的不同也往往與社會分工相適應，不能視爲一個是壓迫民族，另一個爲被壓迫。因此所謂“民族意識”、“民族認同”，多系近百年形成的“新思維”。盧安達境內山丘林立，有50萬之多。傳統上，人們只有家鄉（即“來自何山丘”）觀念，而不是強調歸屬哪個族群。這說明歷史上盧安達內部的民族隔閡與糾紛，遠遠不及西方媒體的誇大。該情況與蘇丹，甚至阿富汗、伊拉克都極爲相似，即本地人對教派、民族意識並非如此執著，即便偶有衝突，多能審時度勢、適可而止。反倒是二十世紀以來，經外界挑撥、渲染、供應大量軍火，才將矛盾擴大爲毀滅性戰爭。尤其是比利時殖民當局的野蠻統治手段造成盧安達上千萬人口死亡，方使得胡圖與圖西兩民族之間關係急劇惡化。
1960年代初盧安達、布隆迪兩地獨立後，盧安達轉而由胡圖族（多數民族）主政；而布隆迪的軍權卻一直掌握在圖西族手中。基於民族矛盾的激化，盧安達於1959、1962、1972年先後發生過幾次嚴重民族衝突事件，導致60萬左右的圖西族人口的流離失所，其中，許多投奔烏干達而開始脫離法語文化，接受英語教育。至於布隆迪，每次衝突受害最烈者，多爲胡圖族。以1972年爲例，胡圖族犧牲人口便達10至30萬之多。
耐人尋味的是，爲何1980年代末，美國突然對扶持圖西族表示興趣？筆者以爲，部分原因在於有意取代法國對大湖區的影響力，而扶持圖西人可削弱法國與胡圖人之間的聯繫（獨立後，法國支援胡圖政府）；其次，胡圖族信奉天主教者較多（參見：注13），而圖西族多爲新教徒，於是，頗能調動美國占主導地位的新教組織的興趣。此外，最爲關鍵的是，盧安達、布隆迪的礦產雖然不豐，但地理位置卻像中亞的阿富汗一樣極其重要，因此必須“打通”盧安達、布隆迪、烏干達、肯尼亞、坦桑尼亞諸管道，讓剛果（金）的豐富礦產能夠源源不斷通過印度洋海岸出口。這方面，筆者在下文論及“美國的動機”時，會進一步加以說明。
自歐洲殖民主義者與大湖區有所接觸以來，便觀察到人口較少的圖西族具有善做生意、文化程度較高的特點，於是冠之以“非洲猶太人”的稱號。1994年，待盧安達圖西族取得政權後，該國便明顯有轉型爲“非洲的以色列”的傾向。十多年來，非洲凡發生軍事衝突地方，均可見到盧安達軍隊的蹤迹，而且與布隆迪、烏干達部隊形影不離。
烏干達
烏干達總統約韋裏·穆塞韋尼毫無疑問是目前最具爭議性的非洲國家領導人。他年輕時代頗爲左傾。然而1986年執政之後，冷戰恰好接近尾聲，便逐步爲美國所拉攏，成爲美國後冷戰時期的非洲代理人。儘管穆塞韋尼屢屢爲其所作所爲提出“反獨裁”的辯解，無法自圓其說的是，他的行動始終與美國利益吻合。
同時，轉運美國的軍火與裝備；
援助蘇丹南部“分離主義勢力”以“肢解”該國；
讓本國領土成爲圖西族游擊基地，並派兵干預盧安達內政；
“圍堵”索馬利亞的伊斯蘭教勢力；
挑起剛果（金）境內民族衝突（支援剛果軍閥本巴，Bemba），掠奪該國的寶貴資源（直接控制艾伯特湖西部的石油與金礦），並對其領土進行非法佔領；
縱容軍隊濫殺無辜。
這一切，與“反獨裁”實在是風馬牛不相及。烏干達入侵剛果（金）的部隊，由其同父異母兄弟薩林薩勒將軍（Salim Saleh）率領。從這個側面，也反映出穆塞韋尼關心之切、涉足之深。
安哥拉
安哥拉受葡萄牙殖民統治近500年。1975年取得獨立前，已存在若干軍事抗爭組織。獨立後，由於蘇聯支援“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MPLA，安運），美國、南非、中國支援 “爭取安哥拉徹底獨立全國聯盟”（UNITA，安盟）與“安哥拉人民解放陣線”（FNLA，安陣）。內戰一直打到2002年“安盟”領袖薩文比（Jonas Sawimbi，曾在中國受過軍訓) 戰死方結束。
1980年代中期，冷戰趨於緩和，“安運”主導的安哥拉政府也開始向西方傾斜，形成安哥拉政府與美、中關係改善，而蘇聯勢力撤退的局面。
安哥拉之捲入剛果（金）的動亂，主要原因在於扎伊爾時代蒙博托支援“安盟”與“安陣”（“安陣”領袖羅伯圖，Holden Roberto爲蒙博托的妹夫），且允許該兩組織在扎伊爾自由活動，例如，靠販賣安哥拉的鑽石來添置軍火。鑒於此，1996年安哥拉爲了排除蒙博托而協助卡比拉奪權。1998年，安哥拉政府又見“安盟”出兵攻打剛果（金），擔心一旦卡比拉失勢，支援剛果圖西叛軍的“安盟”會再度把剛果（金）當作攻打安哥拉的遊擊基地，於是便決定參戰。最近安哥拉與剛果（金）互相驅逐對方的僑民與難民，顯示兩國的盟友關係極爲脆弱。
蘇丹
1996年第一次戰爭爆發前，石油甚豐的蘇丹南部早已發生基督教群體分離主義者（蘇丹人民解放軍，SPLA）爭取獨立的內戰，且由於烏干達政府於1980年代後期起，與美國一道給與分離主義者軍事援助，蘇丹政府便以牙還牙，支援烏干達北部的叛軍（聖靈抵抗軍，LRA）。蘇丹政府自然明瞭，所謂“獨立運動”不過是掠奪該國石油資源的手段，也是“（美國）反伊斯蘭勢力”的戰略部署之一，因此對石油資源豐富的南部地區不會輕易放手。“蘇丹人民解放軍”的首腦約翰·加朗（John Garang ，2005年7月30日飛機失事而死），曾是烏干達、盧安達現任總統大學時代同窗好友，而且無獨有偶，約翰·加朗與盧安達的卡加梅均是“基督徒團結國際”（Christian Solidarity International）的支援對象。該組織受美國新教團體領導，帶有原教旨主義傾向，聯合國經社理事會曾取消其顧問資格。因此，蘇丹攪入剛果（金）的混戰，目的與其說是幫助卡比拉，不如說是防止烏干達坐大，以免國內分離主義勢力從彼處獲得更多軍援。
納米比亞
納米比亞參與第二次非洲世界大戰引起不同揣測。許多論者指出納米比亞若干家族及企業在剛果（金）進行投資，因而具有經濟動機。其實，該國於1990年正式獨立後，便對安哥拉南部發動過數次軍事行動，原因是安哥拉南部的“安盟”勢力一貫支援納米比亞東北部（Caprivi）的分離主義運動。2000年2月“安盟”甚至有過直接攻擊納米比亞的不良記錄。（注11）於是，當1998年剛果（金）戰爭爆發後，納米比亞便決定與安哥拉一道打擊“安盟”以及與“安盟”同流合污的圖西族叛軍。
津巴布韋
津巴布韋之參加戰爭，也多有“經濟利益”的議論，其依據在於，津巴布韋曾給與卡比拉新政府若干貸款，同時也簽訂了一些採礦協定，因此擔心一旦卡比拉垮臺，所有投資將會落空。津巴布韋除了經濟利益之外，應當還帶些意識形態考慮，即不願看到周邊國家再次成爲列強與其代理人瓜分的物件。津巴布韋的“人權”、 “民主”、“治安”問題，並不比許多非洲國家更加嚴重，但卻長期是西方的“妖魔化”和經濟制裁對象。 原因之一在於此國爲改變１%白人地主佔有７０%可耕地的不合理現象，於2000年起推動土地改革，由此傷了一些歐美人的感情。至於南非與納米比亞，儘管土地不均情況幾乎同樣嚴重，卻因爲其政府對白人地主寬容對待，而成爲“非洲民主典範”。津巴布韋經濟情況原就朝不保夕，參戰後更是雪上加霜。
乍得（查德）
乍得參與此次戰爭似乎不具有迫切原因。據觀察，由於其部隊系由利比亞政府運送至剛果（金），因此不能排除受利比亞教唆的可能。
另外，也有法國幕後指使一說，目的在於設法恢復1994年盧安達事件後在大湖區失去的影響力。
還有一種流行的推測是，卡比拉無國防能力，向周邊國家求助時，做出了“以開礦權作爲酬勞”的承諾。不論乍得是否受利誘而參戰，其軍隊的痞子行爲臭名昭著，很快就讓一片罵聲逼退回國。
以上不過是列舉實際參戰的國家，至於幕後操縱、提供軍事培訓與情報、協助運輸士兵、補給軍火與裝備的國家，至少還有美國、法國、南非、坦桑尼亞、贊比亞。因此稱呼這場戰爭爲非洲世界大戰並無誇大之處。
“國際刑事法庭”與“聯合國”
通過對盧安達事件與大湖區戰爭的介紹，討論這兩機制的作用才稍具意義。國際刑事法庭成立兩年後，即1996年，其澳籍檢察官胡利根（M. Hourigan）便根據盧安達新政府濫殺的事實，提出起訴建議。
然而該建議非但不受法庭採納，其加拿大籍檢察總長阿博爾（Louise Arbour）甚至要求胡利根放棄起訴，就“當作不曾有過這樁事”。胡利根因此憤然辭職，但離職時卻促使調查資料列入法庭記錄。（注12）
輾轉到了2003年，曾主持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後來又接任阿博爾的瑞士籍檢察總長德爾蓬特（Carla del Ponte），再次宣佈要起訴盧安達新政府首腦卡加梅，但隨即受到美國國務院戰爭罪事務無任所大使普魯斯波（Pierre Prosper， United States Ambassador-at-Large for War Crimes Issues）的警告。德爾蓬特不從，3個月後便在英國政府建議下，假聯合國秘書長安南之手，將德爾蓬特調職。普魯斯波赴任大使前，曾在德爾蓬特手下擔任過檢察官，對整個案情應當是了如指掌。德爾蓬特離職後，雅羅（Hassan Aboubacar Jallow）接任檢察總長職，但上任後便不受理起訴卡加梅案。就上文提及有關安南掩遮盧安達圖西族新政府的罪行一事，也是遲到2007年，當盧安達前外長納吉吉馬納對國際刑事法庭作出的口供對外披露之後才爲外界所知悉。（注13）
國際刑事法庭除了隱藏格松尼的調查報告，“掩飾”盧安達新政府的罪行外，對於引發1994年大悲劇的盧安達總統乘機遭擊落事件，也以“不屬職權範圍”爲藉口，不進行任何追究。依據當年安理會的決議，國際刑事法庭的責任在於審理1994年盧安達發生的所有相關事件，而刑事法庭卻把力量集中在種族滅絕問題上，最後即便否決了“種族滅絕”的指控，而裁定爲“內戰”，仍舊有替肇事者打掩護的嫌疑。
根據被告方辯護律師布列克（Christopher Black）向國際刑事法庭提供的情報，1994年4月6日總統乘機即將降落盧安達首都機場之時，其兩條跑道之一爲聯合國維和部隊（UNAMIR）所關閉，使得該飛機輕易遭恐怖分子擊落。
此外，維和部隊的將領達耶爾（Romeo Dallaire，加拿大籍）亦曾違反1993年“阿魯沙和平協定”“允許600名盧安達愛國軍（RPA，即卡加梅的部隊）駐紮在盧安達首都”的規定，私下動用維和部隊的車輛，將4000名左右的反叛軍運送至首都。再者，內戰爆發後，維和部隊的人數突然由2500人減少至200人，而達耶爾將軍竟決定隨著區區200非洲士兵，逗留在盧安達進行觀望。
所有這一切，均是有待澄清的疑點，然而國際法庭卻置之不理。
正是因爲國際刑事法庭避重就輕，同時外溢的資料越來越多，2006年法國的名法官布魯基爾（Jean-Louis Bruguiere）便根據本國的調查結果，對盧安達十多名恐怖分子嫌犯（俱爲“盧安達愛國軍”的成員）發出通緝令。卡加梅總統之不列入通緝名單，原因在於根據法國法律，他國首腦具有豁免權，不得對其進行司法追究。2008年，西班牙國家法院也依據自己的調查結果，指控卡加梅政府要對殺害312726平民負責，因此對40名盧安達愛國軍涉案嫌犯發出通緝令 。（注14）
法國
自非洲國家於1960年左右紛紛獨立後，法國即爲了維護經濟利益，由戴高樂制定高壓政策。其獨特做法即是將特工人員潛伏于國營企業或民營大企業內，對不順從國家進行顛覆、暗殺、收買活動。
到了1990年代，這些企業與情報機構在國際上胡作非爲，賄賂對象甚至跨越非洲，直達中亞與歐洲心臟地帶，例如，以賄賂德國官員手段廉價收購德國東部地區的加油站。最後，則蛻變爲擁護本國保守黨而不擇手段的死黨。此時法國人民的信息量與道德性均遠較過去爲高，因此在社會黨執政期間，尤其是在巴勒杜總理的努力下，改弦易轍，逐步從非洲淡出。1996年法國政府將ELF石油公司（該公司對外動用的賄賂金額高達數億美元）改爲民營的舉措，更是標誌了法國在非洲影響力的終結。(注15)
1994年，法國之前曾做過加強盧安達胡圖政府軍備的努力，但在美國的擺佈下，最後狼狽撤退之餘還背上“支援劊子手”的黑鍋。到了1996年大湖地區戰爭爆發，法國儘管支援的是卡比拉政府一方，主要手段卻是通過外交途徑進行斡旋。上文提及的“鼓勵乍得派兵干預”也只是未經證實的媒體報道。對比之下，英國則把傳統利益與美國擴張結合一道，凡美國需要之處，也就是英國參與的落腳點。
美國的“參與”和動機
據2006年國際刑事法庭有關美國駐盧安達大使（1991至1993年底）弗萊頓（Robert Flaten）的口供記錄，該大使“不認爲”盧安達前政府有任何屠殺圖西族人的預謀。他同時表示，當卡加梅率領“盧安達愛國軍”對盧安達發動攻擊時，他曾親自警告過卡加梅與盧安達總統不得破壞停火協定，否則一旦戰事爆發，即可能發生類似布隆迪1993年10月出現過的大屠殺事件。
此外，他還透露，卡加梅連續發動進攻的幾年，正好是美國擴大給予烏干達“軍事援助”的時刻。（注16）
從弗萊頓大使的陳述，可以觀察到美國國務院與國防部（包括中情局）之間的不協調。當國務院通過大使館執行和平協定的條例時，國防部卻透過「中情局」從事破壞和平活動。1994年4月1日美國駐盧安達大使館發出的電文，便表露卡加梅才是破壞和平協定與挑起戰爭的侵略者。這方面，從聯合國派遣至盧安達的維和部隊將領達耶爾（Dallaire）的供詞，也反映盧安達前政府不但處於被動地位，其軍隊也根本不是反叛軍的對手；而卡加梅正是因爲處於優勢，就不願意放棄武力手段。（注17）
美國的非洲戰略部署，除了上文述及的“反恐”、“反伊斯蘭”需要之外，最根本的還是經濟利益。絕非偶然，美國的非洲政策的策劃人往往就是利益集團的首腦。一個典型例子便是曾擔任克林頓政府“國防部戰略金屬特殊部門”負責人，後又擔任小布希政府國務卿助理的康斯坦納（Walter Kansteiner）。他不只是富賈之後（父親即是稀有金屬的商人），本人目前仍擔任Moto 金礦企業的總經理，和鈦資源集團公司總經理。最關鍵的1996年時刻，他曾向美國政府提出將扎伊爾“巴爾幹化”（意指“肢解”）的建議。（注18）
1884、1885年之交，西方列強爲了瓜分非洲大陸，曾在柏林召開“剛果會議”（也稱爲“柏林會議”）。會上絲毫不顧非洲的人文歷史、血緣地域關係，武斷地在非洲地圖上按經緯線切割各自的勢力範圍。
冷戰結束時，全球處於政治板塊重新組合狀態，西方某些國家又根據自己的經濟利益考慮，掀起一陣重新安排勢力範圍的衝動，而巴爾幹地區前南斯拉夫的肢解，正好就是打著“人權”旗幟，侵犯他國領土主權的典型例子。巴爾幹肢解計劃成功之後，蘇丹、伊拉克、阿富汗、索馬利亞便相繼面對同一命運，而盧安達之事實佔領剛果（金）東部，以及維持一個剛果弱勢政府，不過是全球戰略部署的又一步驟。
就宏觀角度，美國加強控制非洲大陸，實際上是勢在必行。蓋美國本身擁有的石油資源，不過是全球的3%，而其消耗量，卻占25%上下。過去30年全球石油供應40%來自工業國家，但由於長期開採，資源幾近耗竭，未來40年對發展中國家的石油依賴程度將達90%。當前美國由西非進口的石油占其進口量的15%，估計5年後，便會上升至25%。鑒於此，單就近3年內，美國18家石油公司對非洲的投資便高達500億美元。考慮到其他石油出口國，諸如俄羅斯、委內瑞拉、厄瓜多爾、玻利維亞、伊朗均非易於對付，集中“火力”於非洲當是最佳選項。
綜合上文所述的美國作爲，不能不得出結論，即有關大湖區問題的“主流觀點”無一是處。事實真相是，沒有美國的干預，1994年的大悲劇不至發生，也不會引發大湖區戰爭，更不會造成600萬以上人口的死亡。
迄今，“主流觀點”已形成非洲新格局的不容侵犯的“新話語”（newspeak），大湖區更是需要“新發言人”來維護這“新話語”，因此盧安達新政府除了動輒以暗殺手段排除國內外異己分子之外，還發出 了4萬份通緝令。
至於國際範圍，該“新話語”也逐步在國際法領域發酵。
2005年3月21日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正是依據盧安達的“種族滅絕”事例，向聯大會議提出《大自由：發展、安全和人權》報告，試圖以“國際集體責任”（指“干預責任”）來修改《聯合國憲章》所規定的“不得侵犯任何國家的主權與內政”的基本原則（見拙作《從安南的改革建議談主權問題》）。
果真如此修改，今後任何內戰、內亂，似乎都可成爲“國際（霸權）干預”的“藉口”，由此産生的問題將遠多於主權不容干涉原則。
其實，盧安達悲劇正是國際勢力干預、國家主權受侵犯的結果，而當濫殺行爲發生時，國際勢力又（裝聾作啞）視若無睹。
這點，美國政府、安南、卡加梅應當是一清二楚。
新參加者 — 中國
中國自1990年代起，已成爲石油進口國，對非洲資源的依賴也與日俱增。蘇丹、尼日利亞、安哥拉、贊比亞、納米比亞、南非均是重點投資地區。以蘇丹爲例，其石油出口，單單中國就占了60%的份額。據外電報道，中國最近在剛果（金）也取得一項金額高達90億美元的工程合同。此外，在加丹加地區，中國也早有數百家礦業公司參與開礦。
冷戰時代，中國曾對非洲國家提供許多無償或低息援助。直到今日，不止貸款條件遠較發達國家爲優，甚至還經常免除非洲困難戶的債務，因此頗受非洲國家的好評。隨著中國經濟的長足發展，不只是在資源開採領域成爲發達國家的競爭勁敵，在基本設施方面（公路、橋梁等），也搶走了許多歐美國家的傳統“壟斷生意”。因此近年來再三受到主流媒體指控“要對非洲亂局負責” 。
站在中立角度，非洲的災難有些像瀕於絕種的保護動物，濫殺無辜的始作俑者根本就是以狩獵取樂的西方國家，而中國不過是藥材終端使用者。但是，漫天的罵聲之下，就成了替罪羔羊。
2006年11月，中國曾大手筆邀請48個非洲國家參加高峰會議。會議結束數星期後，美國政府便宣佈將在非洲設立「非洲司令部」（AFRICOM，2008年10月1日正式成立）。
同年，美國政府發表《2008年軍隊現代化戰略報告》，強調“今後30至40年新、老強權爲爭奪日趨短少的資源，不免處於戰爭狀態。美國爲維護能源安全，必須對全球的衝突進行干預。”同一文件也指出，美國的“新軍人”應當具備能力，積極涉入“多民族、多文化地區”，而辦法之一便是建立人數百萬、小而精的職業軍人隊伍，加之配備電腦化聯繫設備和遙控武器，以使該隊伍永遠處於“年輕”狀態。（注19）
“非洲軍事指揮部”的突然建立，反映出新興國家不宜太過張揚，尤其不能爲了振奮國人的精神而刺激外人的神經。日本於1980年代末期經濟突飛猛進時，正是因爲.大規模炒買歐美的藝術品與摩天大樓，而引起西方國家的集體修理，以至於直到今天依然低靡不振。
就最近中國商船運送武器至津巴布韋遭到國際社會集體阻撓，最後卸貨無門、無功而返一事，也可觀察到，雖然這是一起合乎法律又極爲尋常的主權國家間的貿易行爲，然而一旦爲美國政府利用來打擊中國聲譽，周邊國家如南非、安哥拉、莫桑比克，並不出面爲同爲第三世界國家的中國與津巴布韋伸張正義，而是一面倒向美國。這意味著，單純地發展雙邊關係的傳統外交手段缺少宏觀視野，對各地的經濟援助也往往不及要點，因此面臨區域性大變革、甚至國際戰略轉型時刻，便對突發事件束手無策。
非洲的命運
十五世紀末歐洲發現非洲大陸之後，便致力於香料、木材、象牙、奴隸貿易。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十九世紀大機器的出現取代了對奴隸的依賴，便開始通過殖民地的佔有，對其各種資源進行直接剝削。該過程不幸一直延續至今未見中斷。
就西方世界而言，支配其跨國行動的思維方式不外兩種：
一是工具理性，即人類具有支配自然界的絕對權利；
一是主體思想，即受天主或聖靈青睞的族群具有優先、主導地位。
1995年在舊金山舉辦的“精英會議”上，美國戰略家布熱辛斯基爲防止全球性的兩極化發展對西方造成衝擊而提出建議，要通過色情手段麻痹全球的80%邊緣化人口，使其失去鬥志。其實，這位民主黨的智囊團領袖與共和黨的戰略思想家馬歇爾（Andrew Marshall）比較之下 ，還絕對算得上文明。（注20）
馬歇爾堅信目前人類處於資源戰爭和人口戰爭時代，且由於全球人口膨脹問題將對美國造成威脅，因此必須對資源豐富的國家人口加以控制。爲促成美國的統治地位，舉凡第一次打擊、反導彈系統、電子戰、網路戰等等，一切都在允許範圍。值得關注的是，他明確地把資源與人口聯繫在一起，主張採取一石二鳥既減少人口，又佔有資源的手段。環顧伊拉克、阿富汗、前南斯拉夫、剛果（金）、索馬利亞的處境，以及對伊朗、蘇丹施加的強大壓力，尤其是頻頻使用後患無窮、傷天害理的貧鈾彈、集束彈…，曝露其置人於死地的用心。
從非洲層面觀察，暫且不提殖民主義時代的種種，就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殖民地紛紛獨立以來，經受的最大創傷，便是各種形式的代理戰爭將“民族主義社會精英”摧殘殆盡。各個交戰團體爲了取得充分武裝，不得不以出賣資源作爲交換手段，於是一些社會精英即便抱著捍衛國家主權的初衷，卻在交易過程中，無意間蛻變爲外國勢力的新代理人，而這些 “新發言人”積累的財富，又即刻改頭換面流入西方國家。這就難怪，諸如南非、尼日利亞、安哥拉這幾個非洲“最發達”國家的財富（3國出口量相當非洲整體的60%，遠超過南撒哈拉51個國家的總和），集中在極少數人口的手中；每年由非洲流失至西方的資産（或稱“洗錢”），更是相當債務與外援的總和。
近年來國際上出現 “血鑽”概念，意指國際社會應當抵制購買“以鑽養戰”的鑽石。嚴格說來，鑽石並非唯一養戰物資，以剛果（金）爲例，幾乎所有參戰團體都是靠礦產來養戰，而且外流的俱是國際市場搶手物資。就此意義，剛果（金）本身就是個“血鑽”，國際社會該抵制的不是什麽具體産品，而是侵略行爲和代理戰爭。
慮及近數十年來非洲原料出口價格與進口商品價格産生50%的落價；通過自由貿易的擠壓，大批小企業紛紛破産；背負債務超過借貸額的4倍多；外來經援自1990年迄今減少40%左右。
再以美國爲例，每年資助以色列45億美元，而整個非洲只得6.8億美元，其中還包括給與東非“反恐”用途的1億美元，其境況之窘迫絕非難以想象。
非洲大陸與西方接觸的苦難罄竹難書，西方社會不僅對其加諸了物質性的破壞，改變了他們生活方式與行爲模式（如衣著、飲食習慣與物資追求）。這些南北衝撞的後果，便是形成對國際市場的片面依賴，人口的邊緣化，生死線的模糊化。與其他地區發展中國家加以對比，非洲撒哈拉以南的致命傷在於農業生産落後，因此任何動蕩均會導致饑荒與大批人口死亡。面對如此特點，中國的非洲政策應當是本著人文關懷和長遠考慮，致力於農耕基地建設，使其糧食生産自給自足。只要中國政府與企業意識到社會責任，同時拿出部分資金投入民生事業，以糧食基地取代軍事基地，非洲人民遲早會理解，與中國合作是條活路。此後即便局部關係一時受損，最終的選擇仍是中國。
2009/11/01
後 記：
本文截稿後留下一個頗令筆者感到坐立不安的問題：“究竟1994年盧安達死了多少人？死的是誰？”
萬幸的是，不及一星期，經方家提示，便從一篇10月6日已在多個網站發表的論文裏找到了答案。
美國密切根大學的兩位教授，Christian Davenport 和 Allan C. Stam，經過10年的努力，將其調查結果以《盧安達究竟發生了什麽事？》（What Really Happened in Rwanda?）爲題，公佈於衆。論文指出：1994年大屠殺發生前，圖西族人口大體爲60萬；屠殺後，生還者爲30萬左右。
因此，在總共80至100萬死亡人口裏，約計有30萬犧牲者爲圖西族，而占多數的犧牲者應當屬胡圖族人口。
如果按照“流行觀點”，那次是個胡圖政府屠殺圖西族的“種族滅絕”事件，那麽，圖西族人口在劫後不會還有30萬人餘生。換言之，即便殺了所有60萬圖西人口，也無法達到80至100萬死亡數位。
兩位作者根據國際刑事法庭所收集的 12000人口供取樣，以及加拿大軍方與美國「中情局」繪製的1994年盧安達軍情地圖，進行了大量的研究。最後得出的結論是，圖西反叛軍、胡圖政府軍、胡圖民兵、亂民均參與了濫殺行爲，且由於混亂間無從辨別各個群體的形態特徵，亂殺行爲居多。除此之外，該篇報告也把圖西政府對其調查的惱羞成怒，以及國際刑事法庭負責人的不合作態度作了詳細描述。接觸到這份報告，筆者頓感如釋重負。
文／俞力工
2009-11-7
注1：Rwanda: No Conspiracy, No Genocide Planning … No Genocide? by Prof. Peter Erlinder, Global Research，January 24, 2009
http://www.globalresearch.ca/index.php?context=va&aid=11997
注2：有關聯合國如何壓制格松尼的報告，和反叛軍的濫殺行爲，可通過盧安達國際刑事法庭記錄http://www.rwandadocumentsproject.net/gsdl/cgi-bin/library Military I： Exibit DK 112，DK 259查閱。除了安南之外，加利秘書長，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緒方貞子（Ogata）與美國政府均參與掩蓋事實活動。見Commonwealth Human Rights Initiative Report 2009年8月，33頁；以及，Military I： Exibit DK 258。
注3：同上，納吉吉馬納的口供Military I： Exibit DK 112。
注4：他也是法國法官下令通緝的涉嫌於1994年殺害旺達總統的恐怖分子之一。
注5：《紐約時報》1999年8月16日
注6：根據非政府組織“國際營救委員會”（International Rescue Committee）的調查，自剛果戰爭爆發起，死亡人數達540萬。
注7：讀者只消在搜索器鍵入Kibeho、Byumba、Bukavu、Nyakinama、Kayonza、Kibuye、Gisenyi、Ruhengeri、Kibongo、Abacengezi、Gitarama、Butare、Gikongo或Mutara，便可查詢到許多國際援助機構或中立機構的現場報道。Kibeho遭屠殺的難民人數最低估計爲4000人。圖西軍隊的負責人爲Fred Ibingira，與卡加梅同時在美國軍營受訓。據同一Commonwealth Human Rights的報告（見注2），由卡加梅部隊直接殺害的人數即達50萬之多。
注8：參見www.hrw.org/background/africa/rwanda/13101）
注9： 8.9.2009 taz Nr. 8982 Ausland, FRANÇOIS MISSER S. 11
注10：2.9.2009 taz Nr. 8977 Ausland , DOMINIC JOHNSON S. 10。
注11：路透社，2000年2月17日
注12：2007年12月22日明尼蘇達大學曾對胡利根進行採訪，始將此內幕揭露。胡雷根的調查報告一直爲檢察總長阿博爾扣押，直到2006年才納入正式記錄。
注13：Hartmann, Paix et chatment: les guerrew del la politique (2007 Flammarion, Paris) 。Hartmann 曾擔任德爾蓬特的新聞助理，其專著對事情經過有詳細介紹,但卻因此被控告“泄漏法庭機密”。德爾蓬特也有專著（Madame Prosecutor：Confrontations with Humanity’s Worst Criminals and the Culture of Impunity, 2009）揭發整個事件，其中，既提到1994年卡加梅部隊侵略時，曾悉數消滅了全國天主教領袖；也提到美國情報單位向盧安達情報局提供設備，監視刑事法庭的一舉一動，甚至直接阻撓調查工作…然而，瑞士政府竟然施加壓力，禁止她在瑞士公開介紹自己的著作。同時參見：Newsweek Web Exclusive， Feb 27，2009
注14：Spain judge indicts Rwanda forces, BBC News, 2008年 2月6日。
注15：Oil and War: The Case of Elf in Congo and Angola ，Jean-Francois Medard
http://www.10iacc.org/content.phtml?documents=117&art=105
注16：盧安達國際刑事法庭Military I審訊記錄，載有弗萊頓的口供記錄。
注17：盧安達國際刑事法庭審訊記錄，Military I。載有達耶爾的供詞。2006年3月10日卡加梅手下軍官Abdul Ruzibiza的口供（Exhibit 218）揭示，總統座機遭擊落前的幾個月，其部隊已堆積軍火，爲進兵作準備。
注18：其他利益相關的重要人物，如Maurice Tempelman， George Forest，Louise Michel，Sam Jonal，Philipe de Moerloose， John Bredenkamp，以及美國人權組織如何與政府積極配合，可上網參閱America’s War in Central Africa，by Keith Harmon Snow。
注19：Stephen M. Speakes, Lt. Gen., 2008 ARMY MODERNIZATION STRATEGY, 25. July 2008, Department of the Army, Washington D.C.
注20：馬歇爾也是Rumsfeld、Cheney 、Perle、Wolfowitz的“教父”。
參見：USA errichten AFRICOM, Pentagon plant Strategie fuer Rohstoffkriege – Von F. William Engdahl, 31.10.2008
http://www.politonline.ch/pages/news_pdf.cfm?newsid=1066
文／俞力工
原載于：《領導者》 2009年12月號
美國對哥倫比亞的新殖民政策-「哥倫比亞計畫」
提到哥倫比亞，許多人就會立刻聯想到這是“毒品”與游擊隊氾濫的罪惡淵藪之地。（好萊塢電影大眾文化洗腦工業）羅素克洛和梅格萊恩搭檔演出的「千驚萬險」就是以哥倫比亞為背景，影片“描述”的哥倫比亞左派游擊隊在邪惡帝國蘇聯垮台後變成一群以販毒、綁票維生的恐怖份子，長期以來許多美國人也相信政府與主流（民主自由）傳媒對於哥倫比亞的（謊言）宣傳，相信美國政府目前已耗資數十億的「哥倫比亞計畫」（Plan Columbia）可以消滅哥國毒梟和游擊隊暴力，然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證據卻證明事實“剛好相反”。
事實上，「哥倫比亞計畫」只是美國長期對於中南美洲“政-經-軍干預”的一部份，在美國喬治亞州的班寧堡（Fort Benning），有一所「美洲軍事學校」（SOA, U.S. Army School of the Americas），該校一直被諷刺為「殺手學校」（School of Assassins），因為該校的課程以訓練謀殺、綁架、（軍事）政變、嚴刑拷打著名，數十年來“培養”出六萬多名拉丁美洲的軍人，智利民選總統阿葉德被軍事獨裁者皮諾契特（軍事政變）推翻、大主教Oscar Romero被暗殺、瓜地馬拉36年內戰死亡或失蹤的20萬人、薩爾瓦多超過900名平民被屠殺等等，都是“該校”畢業生的“傑作”，女性受害者還會遭強暴虐殺而死，毫無反抗力量的兒童被活埋或摔死；它也“培養”惡名昭彰的（美帝傀儡）軍事獨裁者-包括巴拿馬、波利維亞、瓜地馬拉、薩爾瓦多，並且是“右翼民兵”的訓練所──例如尼加拉瓜殘暴的「國民軍」就是SOA（美洲軍事學校）的畢業生，後來組成“右翼恐怖份子”Contra（桑定游擊隊）。前巴拿馬總統就稱「美洲軍事學校」是「拉丁美洲最大的亂源製造基地」，在日漸高漲的抗議聲浪下，該校“改名”為Western Hemispheric 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WHISC)，但是至今仍然繼續培養每年一到兩千名的畢業生（目前１／３的受訓者來自墨西哥，因為該國要“對付”以Chiapas省原住民為主的薩巴塔游擊隊（Zapatista），每年耗費美國納稅人大約兩千萬美金。
和其他拉美國家相比，哥倫比亞派遣最多軍人（目前已超過一萬多人）到SOA（美洲軍事學校）受訓，其中許多高階軍官都犯下違反人權的罪刑，哥倫比亞軍方和殘忍著稱的右翼民兵組織AUC也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使得在哥國每年有超過三萬人被殺、一百萬人無家可歸。1986年以來已經有三千八百名工會領袖和組織者遭殺害，在去年（２００１年）的前十一個月就有180名工會領袖被暗殺，過去十幾年以來，超過三萬名工人、農民、人權組織者、左翼領袖、教師等被軍隊和右翼民兵殺害。最大的右翼民兵組織AUC的領導人對於謀殺工會領袖毫無悔意，他說「我們有理由殺那些人，因為他們（工會領袖）妨礙他人工作。」因為暴力事件頻仍，自從 1985年以來，已經有兩百萬哥倫比亞平民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園。
在美國主流（民主自由）傳媒宣傳下不斷“被污名化”的左翼游擊隊──其中一股最大的力量FARC「哥倫比亞人民革命軍」（有一萬六千到兩萬人的武裝力 量，由工人、農民、組織者所組成）-經由過去36年以來的組織工作，哥國基層人民對其支持率不斷提高，專家估計該游擊隊在哥國自治區的影響力已經超過 50％，相對的哥倫比亞所謂「（美帝扶植傀儡）民主」政府，則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貪污腐敗政權，人民對政府的失望清楚地反映在哥國的投票率上（低於40％），目前FARC直接掌握的非武裝區（約瑞士大小），也完全沒有上述的暴力事件發生。
在2000年，美國政府投入十三億美金到「哥倫比亞計畫」以及之後六億美金的「安地斯行動」（Andean Intiative，因為哥倫比亞屬於安地斯山脈國家）（其中一億給哥倫比亞軍方），“宣稱”該計畫是「對抗毒品之戰」（War on Drugs）以及心照不宣的「對抗左派游擊隊（美國政府定義下的恐怖份子）之戰」，事實上，該計畫對於消滅毒品毫無助益，因為大部分的款項給了“美國跨國 公司”，例如「孟山都（Monsanto）」、United Tech、Sikorsky等，用來進行軍事訓練、購買直昇機和除草劑，另外，美國政府也已提供哥倫比亞軍方和右翼民兵十五億美金。
然而，哥倫比亞政府和軍隊本身就和毒梟“連為一體”，政府軍隊和右翼民兵就是毒梟“背後”的軍事力量，前SOA（美洲軍事學校）的教官就曾說「SOA是拉丁美洲軍官 洗毒品錢的最佳地點」，美國持續提供哥倫比亞軍事援助反而助長軍隊和右翼民兵繼續在國內“鎮壓平民”、違反人權，並且讓毒梟勢力更擴大。
此外，美國在哥倫比亞四處噴灑除草劑，宣稱這樣就可以消滅古柯鹼作物，但其實是毫無差別地噴灑在一般農田和雨林上，不但使得農作物大量枯死、農民無 法維持生計、亞瑪遜雨林的生態環境遭破壞、原住民生存環境受到威脅，更讓古柯鹼產業暴增超過100％，在1994到1998年，哥國大約種植45,500公頃的古柯鹼作物，但是有超過140,800 公頃的一般作物、古柯鹼和雨林被噴灑，從1999年到2000年，古柯鹼的產量反而增加60％，噴灑除草劑不但完全無效，反而讓種植古柯鹼更有價值。
著名的拉美學者James Petras就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是美國對拉丁美洲“再殖民”的試金石，因為哥倫比亞目前擁有第三世界國家最強大的游擊隊力量，開始動搖美國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力量”（哥倫比亞的石油是美國重大利益所在，美國從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和厄瓜多進口的石油比波斯灣還要多），因此若能藉由「哥倫比亞計畫」一舉摧毀反抗的力量，則可以再度建立美國的新帝國主義力量，因此越來越多人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實際上是「死亡計畫」（Plan of Death）。
今年（２００２）4月19-22日，在美國首府華盛頓有大規模的反戰（4月20日舉行大遊行，主題為「停止國內和國外的戰爭」Stop the War-At Home& Abroad，詳情請見：http://www.a20stopthewar.org/）、反全球化和「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National Mobilization on Columbia，詳情請見：http://www.colombiamobilization.org/）遊行（世界各地的抗議活動資訊都可以在 http://protest.net/ 找到），「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在4月22日將發動大遊行並提出兩大訴求：
一、反對美國政府“假借”掃蕩毒品為名的「哥倫比亞計畫」，
二、關閉「殺手學校」－「美洲軍事學校」（SOA）。
文／洪家寧 2002．4
相關延伸閱讀：
美國特務裂解中國、分離台灣事件簿
美國裂解中國驚心動魄vs.毛澤東高瞻遠矚
十九世紀末，我國積弱，瀕臨列强瓜分。東鄰日本，參謀本部第二局局長小川又次于1887年撰《清國征討案策》，擬將我國華北、華東及臺灣併入日本版圖，餘則支解成數國。例如東北立“滿洲國”、長江以南建“明裔王國”、西藏青海立達賴、喇嘛、內外蒙古甘肅另選各部之長，均分其力，以確保日本獨立。
及至 1940年，日本在華已成功建立東北的「滿洲國」、張家口的「蒙疆聯合自治政府」與南京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實現五十年前小川又次支解中國的狼子野心。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滿洲國」等傀儡政權，灰飛烟滅。但接著的却是美國乘我發生內戰時煽動策劃並支援各地的分離運動，以裂解中國。
日本欲裂解中國，因其燒殺擄掠，手段殘酷，國人知所警惕。但美國裂解中國，因爲是打著民主、人權、民族自决等意識型態的“旗幟”，故國人“反應遲鈍”。斯時（1946-51），美國在我國東南欲分離臺灣、西北則顛覆內蒙、鼓動疆獨、西南則策劃藏獨，以裂解中國的驚心動魄史實，就不易爲國人所知，新生代甚至不知。
回顧中國近代歷史，中國人，尤其是菁英份子，切記莫忘。因爲在中國崛起的道路上，是中華民族菁英與美、日等列强菁英間的較量、對抗與對决。
分離臺灣
1945年10月24日，陳儀抵達臺北松山機場，從機場到臺北，台人萬民爭先相迎，歡聲響徹雲霄。在這樣熱烈慶祝臺灣回歸祖國的政治氛圍下，1946年 1-4月，美國“陸軍情報部”却“居心叵測”地在臺灣從事有關台人國家認同的「臺灣民意測驗」調查。全案由美國駐中國臺北領事館“特務副領事”柯喬治（George H. Kerr自稱葛超智）計劃，情報部組長摩根上校（Col Morgan）偕同日人翻譯員，訪問約300名各階層各政治派系的臺灣人，其結論竟是「臺灣人不願受中國管，而希望美國來管」。
接著的同年夏，《紐約時報》與上海《密勒氏評論報》就與之“相呼應”，報導稱「假如臺灣實行公民投票，臺灣人首先選擇美國，其次選擇日本，决沒有人選擇中國」。
此外，在特務柯喬治的主使下，1947年1月，約有150名臺灣人（代表超過800人）署名「臺灣人請願書」，向美國請願「……要求聯合國托管一直至臺灣獨立」。一個月後的2 月28日，臺灣爆發二二八事件，柯喬治更是利用機會，興風作浪，惟恐臺灣不亂。據國府情報，柯喬治與台人林茂生、廖文毅，請美供給槍枝與經費，美方允供經費。
1947年7月，美國派巡迴大使魏德邁訪台，曾與廖文毅面晤。廖氏向他提出主張暫由聯合國托管臺灣的《處理臺灣問題意見書》。接著10月始，美國媒體乃大肆炒作「臺灣分離運動」。
10月14日美聯社上海電「本社記者今日獲悉：臺灣分離運動的領袖們不久將正式要求出席日本和會，幷將要求舉行公民投票，以便决定仍屬中國抑或完全脫離中國，……」。
31日合衆社上海電稱「臺灣現正展開著秘密活動，企圖向將來舉行之日本和會請願，舉行臺灣全民投票，倘不獲接納，將引起臺灣流血叛變，……」。
11月3日合衆社上海電稱「此間臺灣人今日對本社記者稱：彼等將于明日或本星期四晋京叩謁司徒大使，請求予以援助，俾臺灣能獲得自主之權」。
與此美國媒體“大肆渲染”臺灣分離運動同時的1947年10月15日，香港《華商報》臺北通訊稱，臺灣某參政員曾與美國駐台新聞處處長卡度（Robert J. Catto）密晤兩個鐘頭。據當時在場的翻譯員透露，卡度當時稱臺灣的歸屬尚未正式確定，臺灣人如願意脫離中國的統治，美國可以幫忙，臺灣人如願意接受美國托管，可以提出希望條件及托管期限等語。
該參政員未表示任何意見，僅稱俟試探其他士紳意見後再論。事後，該參政員曾與一些士紳在北投、草山（今陽明山）等處，頻頻與美方人士會面，惟會見內容無從獲悉；面對美方「托管運動」的“分離攻勢”，斯時上海、南京、北平、香港的旅外臺胞，均發出抨擊「托管運動」的聲明，旅滬「臺灣同鄉會」會長還特爲此廣播。國府臺灣情治機關也調查此事的來龍去脈，並向國府呈報稱，此一分離運動的“牽綫人”是「美國新聞處」處長卡度。
1947年9月底，黃紀男與廖文奎二人在南京，拜會中文說得很流利的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請求支援台獨。身爲我國邦交國大使的司徒雷登居然鼓勵道「臺灣獨立是一條漫長而艱辛的道路，但值得奮鬥（The Formosan independence is a long and hard way、but worthwhile to struggle）」。黃紀男旋游南京舊城等名勝古迹，但見南京一片衰頽景象，秦淮河畔夜時一片漆黑和破敗，明孝陵前則小乞丐成堆，衣衫襤褸，故印象深刻。返台後，因感風聲鶴唳，乃决心離台。同（1947）年12月23日清晨六點左右，作爲邦交國駐我臺北新聞處處長的卡度，不但協助黃紀男偷渡，還親自陪行至停泊在基隆港的美國臺灣救濟分署漁船，介紹黃紀男予該船的挪威籍船長，偷渡香港。
顛覆西北
1943年，英、美兩國同時獲准在新疆省會迪化（今烏魯木齊）設立領事館，兩國駐國府重慶大使館的外交人員也獲准可進出我國西部邊疆省份，從而開啓了英、美特務與外交人員顛覆我國邊疆的大門。
1948年春夏，以司徒雷登大使爲首的美國駐南京大使館，强烈建議國務院要及早因應中國內部即將分裂的情勢，幷提出有效對策，讓中國各地可能陸續出現的「區域性政權」有能力對抗中共勢力，以保持美國在中國的影響力。
當時美國駐華外交官員及軍方情報單位，並付諸具體行動。例如1948年3、4月間，美國駐我新疆迪化領事包懋勛（John Hall Paxon），奉美國國務院之命，偕隨譯及同仁，遍訪南、北疆各重要城市。期間除會晤漢族軍政首長與少數民族政教領袖外，居然還播放有維吾爾文翻譯的影片及展覽海報，向我國邊疆民族宣揚美國的强大、民主與友善，複于6月續訪東疆與甘肅河西走廊，幷將此行成果密報華府。同年上半年，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簡稱「中情局」）曾秘密交付約三百盎司的金條，給此時返美述職的駐我國新疆迪化副領事馬克南（Douglas Mackiernan、通曉一些俄語、蒙古語及哈薩克語），用以收買中亞新疆地區的哈薩克族、白俄羅斯族與維吾爾族；
當時「中情局」駐北京的另一名特派員貝賽克（Frank B. Bessac又稱白智仁），則負責直接與內蒙古德王秘密接觸。美國駐華大使館則藉1948年5、6月國府在南京召開國民大會的機會，秘密接觸來自我國西北邊疆的政治人物。前寧夏省主席馬鴻逵在其回憶錄中就提及，斯時司徒雷登就秘邀他至其大使官邸私晤，明白告以華府願對寧夏當局提供包括軍事援助的任何可能協助。
1949年2、3月，美國軍方暗中出資，由總部設于蘭州的「國際物資供應公司」（International Supply Corporation）出面，購買二千多隻卡賓槍，及三百多箱其他各式軍火，幷以美國空軍陳納德將軍（Claire L. Chennault）所主持的「民航空運大隊」（Civil Air Transport）所屬機隊爲掩護，從上海緊急將該批武器運往馬步芳的西北部隊。4月初，陳納德親自飛往青海省會西寧，與馬步芳等會晤，旋趕返華府，向美國國務院高層報告中國西北最新政情，並强調應迅予馬步芳等軍援，以確保內蒙古、寧夏、青海、甘肅、四川、雲南等中國西部省份之獨立性。國務院旋于4月 22日爲當時中國西北政情召開一次特別會議。緊接著，一項專用于支援「大中國地區」（general area of China）境內「非共」（non-Communist）非漢族（non-Chinese）如哈薩克、內蒙古、回族與藏族的「軍事援助方案」（Military Assistance Program、MAP）法案，立即送往國會審查幷迅速獲得通過。此時，美國「中情局」駐廣州特派員梅茲（Raymond Meitz）與德王秘密接觸，告以「MAP法案」即將通過，德王所主導的西蒙自治政權可獲援助。德王一行于同年7月自廣州飛回寧夏定遠營後，在該地又獲貝賽克的類似保證，故信心滿滿，乃于8月10日宣布「蒙古自治政府」正式運作。
1949年夏，我國西北有德王在寧夏阿拉善旗的「蒙古自治政府」、北疆地區哈薩克族烏斯滿所率該族的游擊隊，及回族馬步芳在蘭州西北軍政長官公署的三股分離勢力，急盼美國秘密援助的到來。據可靠情報，美方甚至企圖將馬步芳、馬鴻逵等撤到新疆，與當地勢力結合，組織「大伊斯蘭共和國」。
8月中旬，美國軍方與國務院高層緊急决定，把掛名在「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援華計畫名目下的軍事與民生物資，由陳納德負責全數交付當時聲勢最大的馬步芳與西北軍政長官公署。只是美國物資裝備的到來，並未扭轉馬步芳等的劣勢，8月26日解放軍攻克蘭州，殲滅馬步芳部隊，五天後占領西寧，美援物資全爲彭德懷部隊接收，馬步芳乘美國空軍運輸機倉皇逃離青海，飛往臺灣。此時，德王所領導的定遠營政權，因美國承諾援助的物資未兌現，而人心潰散，旋于數周後的9月20日宣告解體。接著的9 月25日，新疆警備總司令陶峙岳等宣布起義，效忠共黨政權。
鼓動疆獨
此時，美國「中情局」幹員貝賽克、駐迪化副領事馬克南，及數名美國駐迪化領事館在北疆所收買雇用的隨扈，携帶無綫電報機及「中情局」所提供的黃金，于1949年 11月至1950年3月間，先後在北塔山區的巴裏坤湖、新疆塔克拉馬幹沙漠的綠洲地區、青海柴達木盆地格孜庫勒（Gez Kol）湖畔的鐵木裏克（Timurlik）等地活動，並與烏斯滿、賈尼木汗、牙巴孜汗、哈力別克（Qali Beg）、胡賽因台吉（Hussein Taiji）等哈薩克族部族首領秘密接觸，煽動我國邊疆少數民族進行分離的武裝叛亂。斯時，馬克南主導策劃由賈尼木汗負責昌吉、呼圖壁地區，烏斯滿負責吉木薩與奇台一帶，哈力別克負責迪化南山地區等的叛亂。1950年3月，烏斯滿?code>P賈尼木汗在巴裏坤湖宣布成立「自治政府」，領導一萬五千 名哈薩克族人，進行長達一年的武裝叛亂。同年4月，牙巴孜汗則率領約三千名哈薩克族武裝勢力，結合哈力別克的勢力，從東疆哈密地區經南疆、青海進入西藏境 內，一路上與解放軍進行半年的游擊戰。
最後，烏斯滿賈泥木汗于1951年2月遭解放軍俘獲處决。哈力別克與胡賽因台吉則于1951年夏由南疆經喀什米爾出走，逃往土耳其，成爲海外疆獨最活躍的成員之一。牙巴孜汗則經西藏逃亡臺灣，並于1950年代初在台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
至于馬克南與貝賽克等，則跨越昆侖山，向拉薩撤退。馬克南于1950年4月在藏北雪噶洪朗（Shegar-Hunglung）關卡遭藏兵誤殺。貝賽克旋被護送至拉薩，並于是年8月奉命向西藏「外交局」提議，拉薩當局應積極與新疆、青海境內的哈薩克族各部，進行軍事情報交流，以掌握解放軍動態。對此，拉薩官員曾表示高度配合的意願。
策劃藏獨
1946年，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下令向西藏當局提供一批可供發報用的發電機。西藏當局在英國特務福特的協助下，利用這些設備成立「西藏廣播電臺」，散播藏獨輿論。同年春，美國駐印度大使亨德森（Loy Henderson）就建議美方，如果毛澤東的軍隊在中國獲勝，美國就應準備將西藏視爲一個獨立的國家。
1951年3月，亨德森大使與達賴喇嘛的私人教師哈裏爾（Heinrich Harrier）會晤，討論達賴喇嘛出走事（哈裏爾後被查出乃是個隱姓埋名的納粹德國納粹黨黑衫隊軍官，在藏七年，曾利用現代技術爲美國繪製了拉薩及喜瑪拉雅地區的地圖，幷經由「中情局」特務貝賽克 携出西藏，交給美國駐印度使館）。
1950年11月，十四世達賴喇嘛出走亞東。1951年5月，西藏代表在北京與中央簽署「十七點協議」。是時，美國駐印度新德里與加爾克答的外交官，却努力說服當時人在亞東的達賴喇嘛，離開西藏，流亡海外。當時美國向達賴喇嘛開出包括重新同意支援西藏在聯合國的提案，在可能情况下設法提供軍事援助予西藏，派遣密使前往印藏邊界與達賴喇嘛的親信聯繫，承認十四世達賴喇嘛爲一「尊貴的宗教領袖與西藏自主國的元首」（an eminent religious dignitary and head of the autonomous state of Tibet），以及在印度與錫蘭（今斯里蘭卡）拒絕提供政治庇護時，收容達賴喇嘛及其流亡政府等西藏分離我國的條件。但因種種因素，當時達賴喇嘛仍决定返回拉薩。這並未意味著美國的全然失敗，因爲在達賴喇嘛决定返回拉薩前夕，在美國的暗中支援與協助下，達賴喇嘛兄長土登諾布經印度前往美國，另一位兄長嘉樂頓珠，斯時（1951）就與「中情局」簽訂協議，最初爲該局收集情報，後來則策劃游擊戰。日後，嘉樂頓珠與土登諾布二人並經常往來于美國、印度與臺灣之間。及後，美國支援西藏武裝叛亂，1957-61四年間美國「中情局」不但對西藏空投武器、彈藥、糧秣、藥品等物資就超過250噸，甚至將西藏康巴族人（Khambas）送往美國本土科羅拉州丹佛附近高山陸軍的海爾營（Camp Hale）受訓，再空投西藏。
津貼達賴
1959年3月，達賴喇嘛最終逃往西方。據美國國務院外交檔案1964年1月9日特別小組（Special Group）備忘錄的記載，該會計年度還列有給達賴喇嘛津貼的18萬美元預算。美國涉入西藏事務之深，由此可見。時至今日，美國更是技巧地將達賴喇嘛“塑造”成民主人權宗教的鬥士，歷任美國總統不乏予以接見，西方頒予諾貝爾和平獎，安排重要場合演講，以“强化”其從事“分離運動”的“合法性”。日前（2007/10），美國總統布希不但再會見達賴喇嘛，第二天還親自出席並頒發國會金質獎章，遠在天邊的拉薩隨即發生僧侶慶祝達賴獲獎並與軍警衝突的事件。美國利用達賴喇嘛顛覆中國，可說六十年不改其志。
「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
1949年2月，毛澤東在其與米高楊的談話中，提出「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的政策。換言之，就是徹底摧毀清除帝國主義在華的控制及其影響，亦即摧毀遏阻帝國主義的對華“顛覆”。事實檢驗真理，從事後許多時人回憶與解密檔案，我們才驚知當時美國，是對中國從東南的臺灣、到西北的內蒙與新疆、及西藏，居然是進行“全面的裂解”。美國的這些滲透與“顛覆”當時是在極機密的情况下運作，相關情形最終匯總于華府的「國務院」與「中情局」等部門，但對“被顛覆”的中國人，當時不是無法盡悉，就是只能瞭解局部。
如果1950年後中國仍與美國爲友，以當時中國國勢的衰弱，民族自信心的不足，勢必受制于美國一手持民主、人權、民族自决的分離意識型態，收買菁英且分化我國邊疆少數民族，一手提供經費、武器彈藥、且包庇分離份子等的顛覆手段。例如後來美國暗助達賴喇嘛的出逃西方，就爲中國大陸留下了一個迄今尚未解决的難題。故毛澤東「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的政策，徹底摧毀了美國的對華顛覆，捍衛自滿清覆亡後得來不易的中華民族大一統，幷以時間凝聚中國人民的內部力量。因此，客觀而言，毛澤東此一决策，實是關係民族復興啓始的高瞻遠矚决策。
南、北分裂的夢魘
國民黨政府遷往臺灣後，經由臺灣海峽與中國大陸隔海相望，與中國大陸分離。客觀而言，國共內戰導致中國大陸與臺灣迄今未能統一，是近代中國的悲劇。然而，在那個關鍵的年代，蘇聯領導人史大林强烈敦促毛澤東與蔣介石成立聯合政府，但被毛澤東拒絕。1948年底，當中共形勢大好，準備拿下北京揮師南下時，史大林派米高揚到中國，以口信方式傳達史大林意見，要求毛澤東不要南下長江，讓蔣介石得以生存。毛澤東不僅又未接受，反而于1949年1月1日發表了一篇 「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新年獻詞。
1949年4月21日，毛澤東下令解放軍渡過長江，並以「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的蓋世氣魄，數月間即一統萬里江山，美、蘇想分裂中國都來不及。如果歷史可以重演，假設當時毛澤東屈服于史大林的一再要求，假設內戰時日稍久，美國外交、情報、國防等各單位完成意見整合，頭腦清醒過來，加大力度積極分裂中國。例如傾全力軍援國府甚至派軍介入，抗阻中共攻勢，使國共兩黨以長江爲界分治。那時，蘇聯支援北方的中國共產黨政府，美國支援南方的中國國民黨政府。如此一來，一個擁有數億人口的文明古國，將被分割成兩個人口與轄區相當的政權，相互敵視，相互顛覆，則中國人民所受的苦難將遠甚于今日台島灣與中國大陸的分離。此外，由于以長江爲界的北中國與南中國，二者綜合實力相當，任何一方都很難經由武力統一，外加美、蘇兩强蓄意分裂中國，則中國人想在二十一世紀完成統一，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開啓民族復興崛起之路
美國欲乘內戰結束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出現之前，策動並支援我國邊疆少數民族分離，在我國大西北地區建立親美的「區域性政權」，尤其是利用達賴喇嘛使西藏脫離中土，支解我國的“意圖”，居然與日本的“思維一致”。但天算不如人算，未料新興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以千鈞雷霆之勢完成一統。尤其是1949年 10月始，解放軍兵分數路進疆，齊頭幷進，頂風冒雪，餐風宿露，翻過高山峽谷，徒步戈壁瀚海，展現大無畏的英雄氣魄。例如有自阿克蘇徒步橫越渺無人烟的塔克拉瑪幹大漠，急速行軍十五天，直抵和田平亂。有自烏蘇徒步行軍420公里，爬冰臥雪，曆盡艱辛，進駐承化（今阿勒泰），大軍先後旗插天山、阿爾泰山和帕 米爾高原，設立邊防哨卡，戍邊衛國。美國顛覆支解中國大西北的意圖，因措手不及而以失敗告終。但也未完全失敗，既然分裂西北不成，則分裂東南，1950年 6月25日「韓戰」爆發，「韓戰」關臺灣何事？但二天後的6月27日，美國總統杜魯門親自下令其第七艦隊巡防臺灣海峽，實質分裂臺灣至今。同年10月19日，大陸以「中國人民志願軍」名義參戰，禦敵于國門之外。至此，除台港澳外，中國人完成自大清覆亡分崩離析後的實質統一，從而開啓中國復興崛起之路。
作者不詳 2008-4
美宣稱敘利亞政權喪失合法性 印度金融中心孟買開始遭美英以勢力恐怖攻擊(南亞破局動作)
印度內政部長稱：孟買爆炸案“可能意在破壞印、巴會談”
【新德里消息】據《印度快報》7月14日消息，印度最大城市孟買在13日晚間發生的連環爆炸案已經造成18人死亡，至少131人受傷。
印度內政部長奇丹巴拉姆承認事先未收到有關襲擊的情報，爆炸案的背後存在各種動機，不排除是“為了破壞”本月舉行的印度-巴基斯坦會談的可能性。
奇丹巴拉姆14日稱，印度將調查所有引發爆炸案的動機，印、巴會談將在10天后舉行，為了破壞會談而發動襲擊可能也是動機之一。
【時事點評】請大家注意這一段文字，原文是：
印度內政部長奇丹巴拉姆承認事先未收到有關襲擊的情報，爆炸案的背後存在各種動機，不排除是為了破壞本月舉行的印度-巴基斯坦會談的可能性。
● “印度政府”在恐怖襲擊後的“第二天（請注意這一點）”便表現出“冷靜”。
上述這段文字有“三個看點”：
第一，是“印度政府承認事先未收到有關襲擊的情報”；
第二，儘管“印度政府”認為“爆炸案的背後存在各種動機”，但在“第一時間”裏“不排除是為了破壞本月舉行的印度-巴基斯坦會談的可能性”。
第三，也是非常微妙的，不論是“第一”還是“第二”，都是“印度政府”在恐怖襲擊後的“第二天（請注意這一點）”正式發出的“冷靜”之聲。
毫無疑問，所有這些應該說明了兩點：
● 起碼直至“14日”為止印度政府還能保持“冷靜”
第一點，曾經因美國“圍繞拉登之死”展示“兩種特殊能力”而一度“不那麼冷靜”的印度政府，在目睹“中歐俄美”之核心利益、於“那”之“後”所展示的一系列“排列與組合（第四波）”，無不彰顯“埃及之亂”的“後續發展”仍然處於“脫稿運行（相對策動者而言）”狀態的“大背景”下，起碼直至“14日”為止，它還能保持“冷靜”。
● 印度政府似乎“並不認為”局勢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第二點，也是至關重要的一點，在“第一點”的基礎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印度政府“之所以”在“第二天”給出“上述態度”，在於“13日恐怖襲擊”之後的這段時間裏，印度政府“並不認為”局勢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
換句話說，印度決策層在經過一個晚上的評估後，仍然認為：由“中歐俄美”為主、包括日本、印度、巴西等大國，以及阿盟、非盟，以色列、朝鮮、越南、土耳其、敘利亞、利比亞等“重要國家”或者“區域性組織”所參與的“第四波排列與組合”，其因“種種原因”最終形成的“最新排列與組合”並沒有因“這突如其來的三起爆炸”而發生“根本性的改變”，或者“發生根本性改變”的“可能性”不大。
● 我們就曾經詳細論證過這樣一個過程
而在之前的點評中，我們就曾經詳細論證過這樣一個過程，即：自“拉登之死”後，目睹美國展示的“兩種特殊能力”，特別是在“兩種特殊能力”的威、逼、利、誘“之下，在“策應美國南亞政策”層面邁出“重要一步（印度聲稱向阿富汗提供5億美元援助，從而策應“三獨架構”）”，但又要“進一步觀察”方方面面圍繞“利比亞”這個觀察點、特別是敘利亞這個“止損點”的“排列與組合”，才肯“更進一步”的印度，在“看明白”了方方面面的“最新排列與組合”並不利於“美國南亞政策”的“趨勢”之後，再次啟動了“自孟買2008年恐怖襲擊案後就中斷的印、巴和談”。
● 這個所謂“最新的排列與組合”，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這樣幾種事情
至於這個所謂“最新排列與組合”，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這樣幾種事情，即：
第一，是隨著沙烏地阿拉伯高官訪英、並拋出“要麼中東（以色列鋼釘）都沒核武 要麼就核競賽”，在“是否”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的問題上，“歐美”“終於來到”了“選擇時刻”。
第二，但我們仍然強調：這一“終於來到”，本質上雖然仍屬於“排列與組合”層面的東西，但明顯有了“一旦選擇擊穿止損點”，就可能招致“中俄”等“國際社會”的斷然反擊、從而令中東局勢、北非、甚至全球局勢一一失控的危險。
第三，在“歐美”“終於來到”了“選擇時刻”的背後，是隨著“美國利益”借卡紮菲之“口”，正式拋出“準備襲擊歐盟民用目標”這張“牌”之後，在“利比亞之亂”且歐盟發動軍事打擊以來，與利比亞只隔一個地中海的歐盟（歐元），或者第一次感覺到恐懼，恐懼“科索沃戰爭”對歐元的“沉重打擊之惡夢”極可能重演。
顯然，卡紮菲所說的“…….如果北約繼續襲擊、準備襲擊歐盟民用目標…..”，正是美國從“利比亞”這個“觀察點”出發，對歐盟（歐元）跨海（地中海）一擊的“可操作方案”。
第四，急於獲得中國實質性的支持、從而在“利比亞之亂”上實現“由亂至穩”的歐盟，終於等不下去了，而在“歐盟宣佈向朝鮮提供1000萬歐元緊急食品援助”的背後，是“歐盟的東北亞政策”終於不得不扛著幾袋糧食、“主動上門”、從而終於沖著“美國利益”擺出一副“準備”從“中朝”這一側登陸朝鮮半島、並參與“東北亞經濟一體化”的“姿態”，“意”從北京這邊抓取“實質性支持”。
顯然，就如我們之前所強調，這種實質性支援，一方面是在戰略上“支持歐盟對南歐的整合”，再一個，就是在“技術上”支撐歐元的穩定。
● “科索沃問題”與”利比亞問題“是兩個層次的問題
第五，是中國外交“高級代表團”對利比亞反對派領導人訪問北京進行了“回訪”，從而彰顯“中國的利比亞政策”開始向“有利於歐盟的方向”進行微調的“姿態”。
但是，根據觀察，在“利比亞問題”上，中國向歐盟提供“利比亞實質性支援”的條件，就是要對中國利比亞（非洲）利益進行一種“框架式地、切實保障”，不可否認的是，這種“框架式保障”，本質上講，也是一種“大國”對歐盟的“制衡框架”。
這裏有必要說明一下：前面所說的“中國向歐盟提供‘實質性支援’的問題”，顯然是個“既包含了利比亞、但又遠遠超出利比亞”的、更高層次的問題。也就是說：在中國的歐盟政策中，更或者，在“中歐俄美”彼此之間的“排列與組合”中，“科索沃問題”與”利比亞問題“是兩個層次的問題。
● 美國人“喊”歐洲人“回家”，重要意圖之“一”，在於彌補“美國西太平洋安全框架”在“遏制中國”層面的、空前的“無力感”！
第六，是美國國會領導人會見了達賴。 在此的背後，是“美國人”也瞄著“中歐”之間的戰略縫隙、抓住機會、重新撿起“北京奧運會聖火傳遞期間”被歐洲人捧得最高、搞得最歡、現已無力再玩的、旨在令“大國”可“有效制衡中國”的“三獨框架”，從而“喊”歐洲人“回家”，其重要意圖之“一”，在於企圖借歐盟、甚至俄羅斯、印度等力量，通過“三獨框架”去彌補“美國西太平洋安全框架”在“遏制中國”層面的、空前的“無力感”！
● 最能說明問題的，莫過於解放軍陳總長那番“看似”沒有什麼、實則“一點也不留臉面”式的“講話”
在“美國西太平洋安全框架”所謂“空前無力感”的層面上，最能說明問題的，莫過於美軍參聯主席馬倫訪華期間，解放軍陳總長那番“看似”沒有什麼、實則“一點兒也不留臉面”式的“講話”了。
這一點，我們稍後將結合韓國國防部長訪華一事進一步展開。
第七，在“伊拉克總理表示反對成立新自治區”且“美國施壓伊拉克政府同意延長美軍駐伊拉克時間”的背後，是“美國利益”威脅進一步肢解伊拉克（針對中東國家）、迫使中東國家跟隨“其敘利亞政策”、特別是“伊朗政策”，
如若不然，就準備在“中東大亂”之後，或武力干涉敘利亞、埃及國內局勢，或軍事攻擊伊朗做準備。
● 我們可以清楚地觀察到上述“代表性事件”的“後續發展”、且是“非常符合邏輯”的後續發展
而針對上述幾件“代表事件”，在7月13日孟買再次發生恐怖襲擊事件的前後，同樣通過幾件事情，我們可以清楚地觀察到它們的“後續發展”、且是“非常符合邏輯”的後續發展：
第一，是利比亞方向。
7月10日，法國國防部長在接受電視媒體採訪時、稱：武力解決不了問題，並“敦促利比亞反對派與穆阿邁爾;卡紮菲領導的利比亞政府談判”。
7月11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就中方向利比亞提供人道主義援助答記者問時表示，中方決定向利比亞人民提供價值5000萬元人民幣的人道主義援助物資；
7月14日，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在結束據稱“內容廣泛的美、俄政策談判”後說，“兩國一致認為利比亞領導人卡紮菲來日無多”。
但是，與此同時，俄羅斯拒絕了作為聯絡小組成員參加15日舉行的利比亞問題會議的邀請，並堅稱“有關利比亞衝突的所有決定應由聯合國作出”；
● “中、俄”在利比亞問題仍然保持著“明顯的戰略協調”
這樣，在“中、俄”均已收到有關邀請的情況下，“中、俄”均不出席此次會議，從而在利比亞問題仍然保持著“明顯的戰略協調”。
通過上面這些“後續發展”，我們不難看出，在利比亞問題上，在歐盟扛著幾包糧食、主動上門、前往朝鮮之後，“中歐俄美”的利比亞政策明顯出現這樣一種有趣的畫面，即：
一方面，是“中歐”在一邊商量著什麼，商量的結果是“法國人承認武力解決不了問題，並敦促利比亞雙方進行談判”；
二方面，是“俄美”也在一邊商量著什麼，商量的結果是“兩國一致認為利比亞領導人卡紮菲來日無多”；
三方面，是“歐美”也在一邊商量著什麼（即將召開的利比亞問題會議），而從會前的氣氛來看，商量的結果應該是“共同承認利比亞反對派是唯一合法代表”。
最後一個方面，是“中俄”也在一邊商量著什麼，商量的結果就是：均不出席此次利比亞問題會議。
● “歐美”一旦共同承認“利比亞反對派是唯一合法代表”才是“利比亞之亂”的邏輯發展
在上述內容中，真正的看點是“三方面”，即“歐美”一旦將“共同承認利比亞反對派是唯一合法代表”。
值得強調的是，這才是“利比亞之亂”的邏輯發展，顯然，在大國之間圍繞“埃及之亂”的角力進行到這一層面之後，在利比亞這個“觀察點”上，只有當“歐美”共同承認“利比亞反對派是唯一合法代表”之後，基於我們之前的觀點，我們不難明白，至此，“利比亞之亂”才算真正“入了戲”，即：
這一“共同承認”即可發展為歐盟所期望的“由利比亞反對派為唯一合法代表之統一的利比亞”，
也可發展為美國所期望的、可將整個非洲、直到歐亞海上運輸線全部搞亂的、“分裂為二”的利比亞，或者由“卡紮菲勢力”與“利比亞反對派”之間相互制衡、繼而始終維持亂局、同樣可以將整個非洲、直到歐亞海上運輸線全部搞亂的、沒有中央集權的“利比亞”。
● 美國已經徹底失去利比亞問題的“政治主導權”
如果從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它可以說“部分實現”了“幕後策動者”策動“埃及之亂”的意圖，但是，從“中、俄”保持著“明顯的戰略協調”、卡紮菲警告對歐盟發動襲擊，
但歐盟卻已主動扛著糧食包“奔赴”平壤、敘利亞這個“止損點”還仍未“有效擊穿”，
而中國的利比亞政策卻已經開始“向有利於歐盟方向微調”的最新發展來看，
通過“利比亞”這個“觀察點”得到的觀察結論就是：作為掌控“利比亞上空”軍事力量的一方，美國已經徹底失去利比亞問題的“政治主導權”，而失去“政治主導權”的後果就是：“美國的利比亞政策”也必須往歐盟方向靠一靠，從而“主動（實則被動）”地讓歐盟“拿自己一把”，令其“獲取資本”與俄羅斯、特別是中國在另一個層面上“討價還價”，這樣，不得不“以空間換時間”的美國人，就要“暫時犧牲”一下那位“在美國明裏暗中保護下、才得以生存至今”的卡紮菲了。
可問題上，在“美國利比亞政策”不得不往歐盟方向靠一靠的同時，一方面是中國利比亞政策因“歐盟主動赴朝鮮”也往歐盟方向靠了一靠，
但另一方面，也是“原本指望軍事解決”的“歐盟利比亞政策”也在往“中俄方向”靠了一靠，從而在嘴巴上頻繁掛出“…..政治解決…..聯合國主導…..”之類的“中俄主張”。
也就是說，“美國利比亞政策”也在間接地往“中、俄方向”靠了一靠。
● “中、俄”於“耐心的等待”中、在分頭逼“歐美各自的利比亞政策”繼續往外掏“利益”
如果在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非常清楚的是，在“中、俄”一邊保持著戰略協調，一邊又分頭與“歐盟、美國”去商量什麼的“背後”，在於兩層目的：
其一，也是最直接的，是“中、俄”於“耐心的等待”中、在分頭逼“歐美各自的利比亞政策”繼續往外掏“利益”。
其二，也是最關鍵的，是“中、俄”有意在利比亞這個“觀察點”上繼續觀察，並繼續保持一種超然的地位，顯然，“利比亞之亂”的具體進程已經證明：沒有“中或俄”的實質性配合，在“利比亞”問題上“利益根本對立”的“歐美利益”，不論是誰，都是玩不轉“利比亞之亂”的。
● “其一”與“其二”有點兒像個“連環套”
顯然，只有在“其二”的層面去觀察“中、或俄”分頭與“歐、或美”去商量什麼，才能真正弄清楚“中、俄”雙方“均”決定“不出席此次利比亞問題會議”的“真實意圖”，也就是“其一”；
同樣，只有在“其二”的基礎上去觀察，才能看明白：“其一”與“其二”有點兒像個“連環套”。
● 它最終會“套”住誰？特別是、套“死”誰？其“答案”其實並不在利比亞這個“觀察點”上
值得強調的是，至於它最終會“套”住誰？特別是、套“死”誰？其“答案”其實並不在利比亞這個“觀察點”上，
而在於科索沃（對歐盟或者美國而言）、
在於中東（對美國而言），
在於東北亞（對於美國而方言），
在於中國南海（對美國而言），
在於南亞（對中國而言），
在於烏克蘭（對俄羅斯而言，從這一點，不難看出中國國家主席不久前訪問烏克蘭的意義之所在），
在於敘利亞局勢是否徹底失控（對“非美勢力”而言），
更或者在於“伊核徹底失控”（對於“歐美國家利益”與“歐美資本利益”而言）。
下面，我們再來看看較利比亞“敏感得多的”敘利亞方向。
第二，是敘利亞方向。
7月12日，美國國務卿希拉蕊聲稱：敘利亞阿薩德政府已經“喪失其合法性”，並引發敘利亞政府的強烈抗議；
7月13日，據來自歐盟的消息：鑒於敘利亞政府繼續對要求改革的民眾進行鎮壓，並鼓動巴沙爾的支持者襲擊美國和法國駐敘使館，歐盟準備對敘利亞採取更嚴厲制裁行動，採取集體行動召回駐敘大使是重要選項。
7月13日，阿拉伯聯盟秘書長訪問敘利亞，在與敘利亞總統會晤後表示：無論是誰，都無權說某個國家的總統“失去合法性”。
7月14日，聯合國安理會對具有爭議的敘利亞核計畫進行討論；
7月15日，敘利亞爆發4個月來最大規模遊行；
● 美國何以在這個期間突然拋出這張它一直想打卻又一直未敢打的“牌”？
顯然，在詳細討論了中、俄”雙方“均”決定“不出席此次利比亞問題會議”的“真實意圖”後，特別是理解了那是個“連環套”之後，我們也就很容易明白：美國何以在這個期間突然拋出“敘利亞阿薩德政府已經喪失合法性”這張、自“埃及之亂”以來、它就一直想打卻又一直未敢打的“牌”了？
● 在“利比亞之亂”真正“入了戲”的“檔口”，美國想將“敘利亞之亂”也“儘快入戲”
非常清楚，在“利比亞之亂”真正“入了戲”的“檔口”，美國想將“敘利亞之亂”也“儘快入戲”，從而好“讓”急於拿到“中、俄”之“利比亞實質性支持”的歐盟在敘利亞這個“止損點”上有本錢去逼“中、俄”在利比亞問題上做出選擇。
而站在美國決策層的角度考慮問題，那麼，只要“重獲資本”的歐盟在“逼”的“手段”能為自己所用，那麼，伺機“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也就可“絕對彌補”在利比亞問題上的損失了。
如果在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美國與法國駐敘利亞大使在這個檔口“公開接觸”敘利亞反對派，也就不令人意外了，至於美國國務聊“直到這個檔口”才敢下“敘利亞政府已經失去合法性”的“結論”，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 “美國敘利亞政策”的“著眼點”仍然在於盡一切手段“迫使敘利亞（阿拉伯國家）與伊朗實質性拉開距離”
顯然，“法（歐）美”對敘利亞局勢的“公開介入”，特別是美國高喊“敘利亞政府已經失去合法性”，已經令成型於“以色列襲擊土耳其救援船隊”之“處理進程”中的“國際社會（主要由“中歐俄”三方、及阿盟、伊朗、土耳其、沙特、埃及等中東地方王）”的“中東共同利益”受到空前威脅，
因此，阿拉伯聯盟秘書長緊急訪敘、並批評“美國人的結論”，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由於“法（歐）美”對敘利亞局勢的“公開介入”損害的是包括歐盟在內的“國際社會”的“中東共同利益”，而“美國敘利亞政策”的“著眼點”仍然在於盡一切手段“迫使敘利亞（阿拉伯國家）與伊朗實質性拉開距離”，從而對伊朗進行更大限度的孤立、對其經濟進行更大限度地制裁與封鎖（實質上也是對中國經濟進行制裁與封鎖），
因此，著眼于維護“伊核問題之中歐俄”戰略協調的至關重要性，法國（歐盟）也非常狡猾地“將”好不容易“才敢”喊出“敘利亞政府失去合法性”、從而在敘利亞問題上“已沒了迴旋餘地（當然，如果美國人自打耳光則是另一回事了）的美國人給“賣”了。
● 樹無皮必死無疑，人無臉則天下無敵!
在美國日後“能否迴旋”的問題，我們認為，真到了那一步，其實它還是自可迴旋、自找臺階，就像它在中國南海問題、中美共管西太平洋問題上上所“自打耳光”一般。
還如它先腳宣佈中止對巴基斯坦援助、而在巴基斯坦威脅要撤回巴阿邊境的軍事力量、從而暗示“不再管美國後勤補給線的安全”之後，急忙又恢復援助，只是為了臉面，說什麼是“恢復非軍事領域援助”！
因此，在敘利亞問題上，日後美國如真若如此，也不過是與“上述案例”一道，反復應驗、並強化了一句流行語：樹無皮必死無疑，人無臉則天下無敵!
不過，我們想強調的是，就“樹無皮必死無疑，人無臉則天下無敵!”而言，我們倒無意突出其“貶義”的意思，反而想通過上述這段內容強調一點，即：目前的一切，特別是美國在某些戰略方向的“巨大反復”，不過是“方方面面”眼下都在基於各自的利益、進行種種“排列與組合”的“某種必然”而已！
因此，如果我們推而廣之，如果“中國態度”在諸如“利比亞”這個“觀察點”的某個問題上，特別是，在中國居於靈活地位的、比如涉及“中歐美”之間的經濟、特別是金融角力的層面上，也有些反復，也將是出於“排列與組合”的“某種必然”。
另外，請大家注意一個細節，即：在“公開介入”之後，法國日前指責“中俄”，並稱：安理會有關涉敘利亞決議遭到中國、俄羅斯等的阻撓；
● 制裁哪個國家的經濟、是法國（歐盟）的“內政問題”、又何必在意“中俄”的“阻擾”？
在敘利亞問題上，我們曾經說過：由於歐盟與敘利亞之間的經濟聯繫、歐盟一旦決定配合美國、從而對敘利亞進行“實質性經濟制裁”，則對敘利亞經濟、特別是社會的衝擊將非常巨大，接下來必然是“止損點”被“有效擊穿（敘利亞巴薩爾政府倒臺）”，
而這勢必導致“國際社會”的強硬反擊，伊核之中歐俄戰略協調可能就此瓦解，其結果是中東全面破局，甚至是“最暴力破局”，中東必然大亂，
因此，我們不難看出“法國指責”的微妙之所在，即：如果法國（歐盟）果真有心與美國一道“壓”敘利亞與伊朗拉開距離、從而更加嚴厲制裁伊朗（實際上是制裁中國經濟），那麼，它根本就不需要聯合國通過、同意什麼，它自己決定就可以做，因為，制裁哪個國家的經濟、是法國（歐盟）的“內政問題”、又何必在意“中、俄”的“阻擾”？
● 法國（歐盟）在意的不是“中俄”的“阻擾”、而是自己的利益是否受損
毫無疑問，在敘利亞問題上，法國（歐盟）在意的不是“中俄”的“阻擾”、而是“中俄”的“臉色”，但說白了，它在意的還是自己的利益是否受損。
顯然，在這個時候，“威脅要制裁敘利亞”才是歐盟爭取更多利益的手段，“真正去制裁敘利亞”損害的是歐盟自己的利益，因此，在“法國指責”的背後，是在利比亞問題上拿到“美國妥協”的法國（歐盟），順勢將球一腳踢給了美國人腳下：
就目前而言（利比亞還未實現歐盟想想的‘由亂至穩’呢），基於那個“連環套”的“遊戲技巧”，在利比亞問題上，如果美國人不能再多做一點兒，那麼，在敘利亞問題，我能做的也就這麼多（公開接觸敘利亞反對派），至於其他的，嗯！都怪“中俄”在聯合國的“阻擾”。
● 到今天為止，法國（歐盟）的敘利亞政策其實是如此地令人“似曾相識”
顯然，到今天為止，法國（歐盟）的敘利亞政策其實是如此地令人“似曾相識”：對敘利亞反對派，我是“與之公開對話”的，一如中國“公開接觸利比亞反對派“，；但是，在敘利亞政府是否合法的問題，我可沒說！也一如中國對卡紮菲政府的合法性“從不評說”；
至於“敘利亞政府不合法”的話，那可是美國人你自己說的，“美國敘利亞政策”反而一如法國（歐盟）在利比亞問題上曾經做過的事（率先定性卡紮菲政權不合法）。
● 法國“師法”北京，在“依利比亞這只葫蘆、畫敘利亞這只瓢”！
不難看出，對比中國今天在利比亞問題上的“靈活與主動”，就很容易明白法國（歐盟）的敘利亞政策，其實是在“師法”北京，在“依利比亞這只葫蘆、畫敘利亞這只瓢”！
而對比原本想軍事解決利比亞問題的法國（歐盟）、最終在利比亞問題的被動，也就不難想像，只要美國人無法獨力軍事解決敘利亞問題、那麼，只要它敢“獨自”發力“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它面對的必然是歐盟在利比亞問題上所遭遇的局面，即：在中東利益上，甚至全球利益上，為“其他大國”所“群毆”。
● 一旦“有效擊穿”之，如果美國又控制不了局面，那一定會是“板磚齊飛”
如果從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我們就不難強烈地感受到，圍繞“止損點”，“國際社會”、包括那個“有紅杏出牆的危險”，但還“未敢紅杏出牆”的歐盟，都在一邊死盯著華盛頓，一邊手拿板磚，看看它敢不敢獨自“有效擊穿”之！一旦“有效擊穿”之，如果美國又控制不了局面，那一定會是“板磚齊飛”。
從目前的局勢來看，特別是，從美國在敘利亞問題上的“小心翼翼”來看，特別是，從法國（歐盟）在敘利亞問題上“師法”北京的戰略態度來看，華盛頓雖有“一舉擊穿”之“心”，但出於對中東全面失控之不可預測後果（歐盟隨時可能出賣美國、並借機徹底解決科索沃問題、實現利比亞之亂的“一躍而起”），也恐“未有一舉擊穿之“膽”。
因此，隨著敘利亞局勢慢慢惡化（7月15日，敘利亞爆發4個月來最大規模遊行，這一趨勢已開始威脅敘利亞政權的穩定），國際社會的“第一步反擊”，很可能是“國際救援船”“又要起航”的消息，至於“強行打通”進出加沙的第三通道、特別是“中東最暴力破局”，則始終是強硬反擊的“第一、第二待選項”！
而就如我們之前所說，強行打通”進出加沙的第三通道的選擇項，本質上，也是以“中東最暴力破局”為支撐的。
● “歐、美”發出“複製”信號
如果我們從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在“7月14日，聯合國安理會對具有爭議的敘利亞核計畫進行討論”的背後，一方面，是“歐美”發出“複製”信號，即針對敘利亞，以“因伊核而制裁伊朗”的案例為藍本，“複製”一份“聯合國制裁敘利亞的進程與架構”；
● 另一份用途（中東核擴散）的“敘利亞核問題”、恐怕也在慢慢浮出水面
另一方面，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那就是，站在“國際社會”的角度，對比沙烏地阿拉伯所拋出的“….要麼都沒有、要麼都有核武器”的“理念”，特別是，基於中東國家在“敘利亞之亂”的問題上與“美國利益”完全對立的事實，我們認為，另一個版本的、或者另一份用途（中東核擴散）的“敘利亞核問題”、恐怕也在慢慢浮出水面。
這恐怕是“意見高度不合的”聯合國，能在7月14日“順利進行”“具有爭議的敘利亞核計畫討論會”的原因。
● “方方面面”都在“即大膽、又小心”地、在全球範圍內、“排列與組合”著“自己的核心利益”
通過上述內容，我們想指出的是，通過利比亞這個“觀察點”，圍繞“大國”各自利比亞政策的細微調整，結合敘利亞這個“止損點”在“7月13日孟買恐怖襲擊”前後所發生的事情，以及中、美之間罕見地“在軍事層面上進行公開交鋒”，顯然，“方方面面”都在“即大膽、又小心”地、一會兒在這個方向“示強”、一會兒在另一個方向“示弱”地、在全球範圍內、“排列與組合”著“自己的核心利益”。
● 其他戰略方向也出現類似的微妙變化
而在“歐盟”於“志在必得的”利比亞問題上，在嘴巴上開始頻繁掛出“…..政治解決…..聯合國主導…..”之類的“中俄主張”、且在敘利亞問題上“悍然”地“依葫蘆畫瓢”之後，“中東其他方向”、及全球其他戰略方向、自然也會出現類似的微妙變化。
下面，我們就簡單羅列一些重要新聞事件，供大家思考。
第三，是中東其他方向。
7月12日，中國外交部宣佈，伊拉克總理馬利基將於7月17日訪華。
7月12日，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主席阿巴斯對中東問題有關四方（聯合國、歐盟、美國和俄羅斯）未能就恢復巴以和談達成一致表示失望，並稱若恢復和談無望，巴方將堅持9月前往聯合國要求承認巴勒斯坦國。
7月13日，以色列戰機轟炸了加沙地帶2處地點，導致至少1人受傷；
7月13日，據媒體報導，庫爾德工人黨武裝分子在土耳其東南部伏擊政府軍一支巡邏隊，雙方爆發激烈戰鬥，總共造成20人死亡，7人受傷。
7月13日，俄羅斯提出以“循序漸進”的策略，讓伊朗逐步處理核專案問題，並相應逐漸放鬆對該國的制裁。
7月13日，伊朗國際原油交易所的落成典禮7月13日在德黑蘭舉行。而在落成典禮上說，伊朗做了兩點聲明：
其一，伊朗國際原油交易所的成立掀開了伊朗石油工業的新篇章，不僅將為伊朗的原油和石油產品提供一個新的交易平臺，而且將為外國資本帶來更多、更豐富的投資機遇。
其二，該交易所的成立為原油定價的國際化提供了又一個平臺，有利於吸引更多石油輸出國參與國際原油定價，並使更多私營企業參與伊朗石油和天然氣項目的投資與開發。
7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賀國強抵達伊斯法罕，開始對伊朗進行正式友好訪問。
7月15日，約旦首都安曼發生反政府示威者與政府支持者和員警間的暴力衝突，造成17名員警和數名記者受傷。
● 如果沒有“中、俄”的“堅定支援”，“伊朗國際原油交易所”是不可能落成的
對上述動態，我們想強調的是：
其一，如果沒有“中俄”的“堅定支持”，這個旨在“為原油定價的國際化提供了又一個平臺，有利於吸引更多石油輸出國參與國際原油定價”的“伊朗國際原油交易所”是不可能落成的；
● 沒有“歐洲利益”的默認，“伊朗國際原油交易所”帶來的將是“更加嚴厲的經濟、特別是金融制裁”
其二，如果沒有“歐洲利益”的默認，那麼，“伊朗國際原油交易所”帶來的不會是“更多私營企業參與伊朗石油和天然氣專案的投資與開發”，而是更加嚴厲的經濟、特別是金融制裁；
其三，而在“中俄的堅定支持”及“歐盟默認”的背後，恰恰是中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賀國強對“歐洲”與“伊朗”的“穿梭訪問”，與俄羅斯提出以“循序漸進”的策略，讓伊朗逐步處理核專案問題，並相應逐漸放鬆對該國的制裁。
● “國際社會（包括歐盟）”已經在開始展示應對“止損點”被“有效擊穿”的“預案”了
至於“伊拉克總理馬利基將於7月17日訪華”與“巴方對中東四方失望，且將堅持9月前往聯合國要求承認巴勒斯坦國”，則意味著“國際社會（包括歐盟）”已經在開始展示應對“止損點”被“有效擊穿”的“預案”了，即：將各方的利益“一鍋燴”，看看它到底能“煮”出個“什麼味道”來！當然，如果“有人”還在那兒幻想“那時還能控制局面”、且“又不肯實質性讓步”，那就等著品嘗“最後的大餐”–“最暴力中東破局”好了！
● 法國前腳宣佈撤出部分軍隊、後腳就遭遇襲擊
第四，阿富汗方向與南亞方向；
7月12日，法國總統薩科齊突訪阿富汗，並提出“四分之一法國駐阿部隊將于明年撤離”。
7月13日，法國總統府13日發表公告宣佈，5名法國軍人當天在阿富汗東部卡皮薩省遭“人彈”攻擊喪生，同時還有4名法國軍人受傷。
7月12日，巴基斯坦國防部長穆赫塔當天在接受該國媒體採訪時表示，巴基斯坦將從巴基斯坦與阿富汗接壤的邊境地區撤回巴國士兵。
7月13日，印度孟買發生三起恐怖爆炸,死傷多人；
7月14日，印度內政部長稱：印度將調查所有引發爆炸案的動機，印巴會談將在10天后舉行，為了破壞會談而發動襲擊可能也是動機之一。
7月15日，印度表示：印度不會因為剛剛發生的孟買爆炸案而影響同巴基斯坦的和談。
顯然，法國（歐盟）在敘利亞問題上“有樣學樣”的同時，在阿富汗（其實就是南亞）方向也擺出了“至少目前…..不想實質性參與…..南亞方向…..”的姿態。
眾所周知，阿富汗塔利班的政策是“鼓勵北約成員國從阿富汗撤軍”的，因此，在“法國前腳宣佈撤出部分軍隊”而後腳就遭襲擊的背後，自然是“不希望法國撤軍”的（美國中情局／以色列情報局）勢力所為。
這也算是“不希望法國撤軍”的（美國中情局／以色列情報局）勢力對“歐盟在南亞方向仍然不提供實質性配合”的一個警告。
● 印度孟買再次遭遇恐怖襲擊早已經是個“大概率的問題”
因為，在這個問題上，除了“南亞破局”的“三種方式”之外，“美國利益”明顯又拋出了一種合作方式，也就是構建遏制中國的“三獨架構”，從達賴赴美、美國放風“奧巴馬或偶見達賴”，再到達賴聲稱“其轉世靈童或出現在俄羅斯的某個地方”，已經不難看出，美國人拼湊“三獨架構”的問題上，已經到了“饑不擇食（指望用這種方式將俄羅斯也儘快牽扯進來，從而讓俄羅斯在中國面前‘吃重’、期待俄羅斯也就此去擠壓中國的戰略利益）”的地步了。
在這種背景下，在我們的私下討論中，印度孟買再次遭遇恐怖襲擊早已經是個“大概率的問題”了。
事實上，當我們在“7月13日印度果然遇襲”的基礎上，再去觀察7月15日敘利亞出現的大規模反政府遊行，去觀察法國（歐盟）“公開與敘利亞反對派接觸”，也就不難看出，因“中國利比亞政策”向“有利於歐盟的方向”微調之後，在美國也不得不讓歐盟在利比亞問題上“拿一把”的情況下，法國（歐盟）顯然也想在南亞問題上“複製”其在利比亞問題上的“獲利過程”，即：利用美國人“喊”自己“回家（三獨框架）”從而令中國在“自己的重中之重”方向承受壓力之機，利用美國人需要自己聯手施壓敘利亞（實質性經濟制裁敘利亞、或者推翻敘利亞政府），從而“更加嚴厲”制裁伊朗（實際上是制裁中國）、繼而令中國在經濟、特別是金融上承受壓力之機，法國（歐盟）顯然想就此壓“已經向有利於歐盟方向微調”的“中國利比亞政策”、最好是“中國科索沃政策”向歐盟提供“實質性配合”。
● 印度金融中心孟買於7月13日再次被恐怖襲擊之後，中國最應該做的就是兩件事
從上面的討論不難看出，在印度金融中心孟買於7月13日再次被恐怖襲擊之後，一旦印度政府不能保持冷靜，從而導致“印巴關係”的再次緊張，甚至因“襲擊者的身份”問題引發軍事衝突，那麼，如果中國政府不能用有效的手段，繼續將大國間的戰略交易平臺繼續滯留在“中東和平問題”上，更或者乾脆進一步推送到“科索沃問題”上，
那麼，目前這個令“中歐俄”均可“與美國一切重大問題都在中東談”的“大國間主要戰略交易平臺”，就有可能被美國人推回至南亞方向，甚至固化在喀什米爾問題上、並以“喀什米爾問題”為具體平臺、以“三獨”為具體框架、以北約為中心，以美日、美韓、美澳軍事同盟為補充、以“南海國家”為策應，構建一個旨在全面遏制中國、直至瓦解、並控制中國的戰略包圍圈。
因此，在印度金融中心孟買於7月13日再次被恐怖襲擊之後，中國最應該做的就是兩件事：
其一，用“一切手段”敦促印度政府“務必保持冷靜”，從而令印度決策層確信，這裏面“沒有”“印度利益”的漁利空間，因為，灰個時間點，搞這種恐怖襲擊的意圖，一個，就是要將印度、巴基斯坦、甚至中國推進軍事衝突、甚至少在南亞製造對立，從而為美國“明修棧道式（政治與軍事層面）、或暗渡陳倉式（經濟特別是金融層面）”進行“南亞破局”製造機會；
● 印度迅速提出“要與伊朗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值得我們去密切關注
二個，就是準備對印度發起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從而以“第三種方式”進行南亞破局；
而印度應對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的最好方式，恰恰是與中國、巴基斯坦一道全力穩定南亞局勢，並以參與“歐亞大陸經濟整合”的誠意，與中國、俄羅斯、伊朗等周邊“南方經濟”一道去分化“歐美利益”、激化“三邊撕裂”，從而令“美國資本”不敢單獨發動經濟、金融攻擊。
如果在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印度迅速提出“要與伊朗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也就值得我們去密切關注了。
● 儘管這種設想很毒，但“算盤”從來不是“一方”就可輕易撥動的
其二，用“一切手段”警告歐盟利益、特別是美國利益，嚴重警告歐洲資本利益、特別是美國資本利益：
首先是，不要戰略誤判，南亞局勢失控或意味著戰爭，但戰爭一旦發動起來，就會沒有邊界，因此，儘管這種設想很毒，但“算盤”從來不是“一方”就可輕易撥動的。不然的話，在孟買08年遭受襲擊那次，南亞就已經亂了。
印度不也在第一時間表示“印度不會因為剛剛發生的孟買爆炸案而影響同巴基斯坦的和談”嗎？
顯然、印度領導層還是“洞悉究裏”的，因此，這種小把戲在08年就沒有得逞。而在時間已經過去近三年之後，在“中段反導、殲20、北斗導航基本夠用”面前，這種把戲恐怕更難得逞！
這個道理很簡，因為印度決策者也已知道，與08年那次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完全沒有能力去打一場“南亞戰爭”！
因此，在全球局勢更加危險的今天，在印度稍有不慎就會有可能“亡國”的今天，它甚至已沒有本錢去“玩08年式的悲情”了。
其次是，即便印度政府無法保持冷靜，從而與巴基斯坦爆發喀什米爾戰爭，在中國被迫捲入“可能的印巴戰爭”之前，一定會用一切手段首先在中東破局，顯然，勢必打破“西方資本主導的世界政治、經濟、特別是金融即有秩序”的“中東最暴力破局”、就是一種理想選擇。
也就是說，在“印度金融中心孟買7月13日恐怖襲擊”的“後續發展”中，由於“中東最暴力破局”極可能導致全球連鎖反應（全球性核擴散），因此，一旦局勢如此發展，這裏面其實也沒有“西方資本利益”的漁利空間。
第五，中國南海方向。
7月10日，據報導，越南警方強行驅散一起就南海緊張局勢抗議中國的遊行活動，並逮捕了至少10人，包括一名為日本媒體服務的攝像師。
7月13日，日本共同社報導稱：將于19日在印尼舉行的東盟外長會議的聯合聲明，將著力於“展現東盟的團結”，並“期待在11月召開的東盟首腦會議前，與中國制定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行動準則”。
7月15日，美國海軍第七艦隊的三艘軍艦抵達越南峴港，準備進行為期七天的美越南海聯合軍事訓練；
對此，我們的觀點就是：
● 如果越南領導人還明智，他們就應該知道自己最需要做什麼
其一，在越南特使訪華、主動與中國進行溝通之後，越南警方10日強行驅散一起就南海緊張局勢抗議中國的遊行活動，只是一個“公開的姿態”，而在“將於19日在印尼舉行的東盟外長會議”的“聯合聲明”的問題上，如果越南領導人還明智的話，那麼，他們就應該知道自己最需要做什麼，即：不要讓任何令“中國南海示強”的“不高興”的內容寫進“聯合聲明”，否則，這種“聯合聲明”宣佈之日，就是中國強行啟動“中越雙邊南海問題解決方案”之時，
如不服？在“佈置妥當（請大家注意這一前提條件）”之後，那就打！
其二，在中國軍方高層當著美國軍方高層、公開承認“中國正在試驗可攻擊航母的東風21D中程彈道導彈”，這就是個“明確態度”，而期間發射的一連串的、旨在完善全球監控、定位美國海面軍事目標的“高、精、尖軍事衛星”、其意義在於“東風21D試驗完成並開始實戰部署”，其實就是在公開宣示：在靠近中國大陸的、至少2500公里的海面上（當然包括中國南海），在關鍵時刻，沒有誰有能力阻擋中國的戰略決心。
不信？那就試試！
因此，在“美國海軍第七艦隊的三艘軍艦抵達越南峴港，準備進行為期七天的美越南海聯合軍事訓練”的問題上，如果美國決策者還明智的話，那麼：
首先，他們也應該知道自己哪些事情不能做，比如：不能公開為越南“月臺”，為越南的安全“背書”，否則，在“佈置妥當（請大家注意這一前提條件）”之後，中國就會強行啟動“中越雙邊南海問題解決方案”，並一定會當著美國人的面，讓越南成為“美國軍事承諾”下的“第二個格魯吉亞”。
其次，他們也應該知道自己哪些事情應該做、且必須努力去做，
比如，勸說“與美國有軍事條約在身”的所謂美國軍事盟友（菲律賓、韓國、日本），在“美國沒有部署妥當”的情況下，不要過分挑釁“中國的核心利益”，否則，中國就可能“伺機”“軍事打擊”美國軍事盟友、特別是韓國，從而讓“美國牌保護傘”在西太平洋淪為“合同違約”的“代名詞”。
如果在這個層面上去觀察中國國防部一邊搶先公佈“中國軍機巡航釣魚島上空”，一邊公開警告日本軍方“不要距離太近、以免誤判”，而曾經不可一世的“美日軍事同盟”卻一點兒“強硬的態度”都不見，也就不難明白，中國的警告是“認真的”的。
值得強調的是，上面多處強調的“中國佈置妥當之後”，其實就是指“中國率先在中東破局提升破局速度（這將是美國實質性介入南海問題必須付出的戰略代價，基於此，這也是美國如果明智、它就應該懂得為自己的利益而約束它的盟友的原因）”、甚至推進“中東最暴力破局”。
● 美國人是要中東、還是要韓國？
第六，東北亞方向。
7月12日，法國外交部證實，法國在朝鮮首都平壤設立一個合作辦事處，主要從事語言和文化方面的交流。
7月14日，俄羅斯海軍太平洋艦隊消息人士指出，今年八月的最後一個周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編隊將到訪俄符拉迪沃斯托克軍港，中俄海軍編隊將在日本海聯合軍演。
7月15日，剛剛結束中國之行的美軍聯席參謀長馬倫、在韓國發出如下警告：
其一，朝鮮可能對韓國發起軍事挑釁；
其二，朝鮮對韓國的進一步挑釁，將受到美韓同盟的強烈反擊。
對此，我們的看法是，馬倫所說的“朝鮮可能對韓國發起軍事挑釁”、是“敏銳”的、我們也認為，的確如此。
而他所說的“朝鮮對韓國的進一步挑釁，將受到美韓同盟的強烈反擊”是“值得懷疑”的。因為問題是，誰做出反擊？是美國、還是韓國？
如果是美國，我們的問題是，美國人是要中東、還是要韓國？
前面說了，上面多處強調的“中國佈置妥當之後”，其實就是指“中國率先在中東推升破局的速度”、甚至推進“中東最暴力破局”。
坦率地講，如果不是“伊核六方會談框架”對伊朗的“有效約束”，中東恐怕“早已最暴力破局”了。
● 我們提供一種“特殊局面”，供韓國決策者去提前思考
如果是韓國，我們的問題是，韓國經濟經得起打一仗嗎？一方面，朝鮮可是有核武器的，這已經註定了韓國打不贏，最多是打平；二方面，中朝可是有友好互助條約在身的。
因此，在這裏，我們提供一種“特殊局面”供韓國決策者去提前思考：一旦朝鮮邀請、且“中國人民志願軍”也再次接受邀請進駐朝鮮，並“迅速接管”朝鮮的主要城市、交通要道、重要工廠、核心設施，而人數占絕對優勢、且“沒有後顧之憂”、還手握核武器的朝鮮軍隊只管與韓軍“打常規野戰”，那麼，沒有縱深、且物資主要靠海運的韓國人、或者美韓同盟，又準備如何去打這一仗呢？能拖多久呢？
或者正因如此，陳總長在會見來訪的韓國防長時，向“身為美國棋子、並極可能成為美國全球利益炮灰”的韓國（韓國防長）直言了一句：
韓國應該能感受美國的霸權！
● “大國”彼此間將“攤牌”的“可能方式”進行了一次“口頭彩排”
通過上面的討論，我們想說明的問題就是：就目前而言，在利比亞、敘利亞、巴以問題、伊核問題、科索沃、南亞、中國南海，東北亞等諸多問題上，表面上看，“中歐俄美”、包括印度、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等、似乎都“面臨”著選擇，
但實際上，“這種面臨”仍然是“排列與組合”層面的東西，如果再精確一點，“這種面臨”不過是“大國”彼此間將“攤牌”的“可能方式”進行了一次“口頭彩排”，顯然，在這次“口頭彩排”中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中國對“南海核心利益”是志在必得！
● 美國如想“強推QE3”將冒巨大風險
顯然，這次“口頭彩排”與美國經濟“急需推QE3”緊密相關，而在美國不打算退出中國南海的情況下，美國如想“強推QE3”將冒巨大風險，除了“金融風險”之外，在政治上的風險尤其之大，即：
第一，這意味著“美國國家利益”將無法、或者已沒有時間完成狙擊“歐盟全面整合（特別是統一的外交權與財政權）”的任務；
第二，這意味著“美國資本”最終可能願意“歸入”歐洲資本；
第三，在“第二”的基礎上，如果“目前仍由美國資本代言的西方資本”最終不能攻擊中國（南方經濟）並得手（控制南方經濟命脈）的話，那麼，“挾”QE1/QE2/QE3之巨大利潤的“美國資本”，最終將攜帶美國的人才、技術最終流向歐盟，
也正因如此，在“口頭彩排”中，也夾雜了“美國利益”對“歐洲利益”的金融攻擊，即：動用三大評級公司、對歐盟的希臘、義大利、西班牙、愛爾蘭等的“主權信用”進行“狂轟濫炸”。
● “歐、美資本利益”之間“暗中默契”的一面
值得強調的是，在這種攻擊中，人們只是注意到“美國國家利益對歐盟國家利益施展攻擊”的一面，卻沒有注意到“歐、美資本利益”之間“暗中默契”的一面，即：
第一，在“歐盟國家利益”要求停止美國評級公司對需要救援的歐盟成員國進行評級的背景下，美國評級公司卻突然將希臘主權信用連降4級，
這說明，有別於美國資本、但卻從屬於西方資本的“歐洲資本”仍然無意拋棄自己的“西方資本屬性”、仍然無意放下“必須由西方資本主導世界”的迷夢；
這還說明，美國評級公司即屬於美國資本、但更屬於西方資本；
第二，在“第一”的現實下，說明“西方資本”中的歐洲資本與美國資本一樣，仍然沒有在“歐、美”之間選擇自己的最終流向，從而依舊運行在各自所依附的“國家平臺”上（分別是美國與歐盟），繼而繼續等待機會以最終選擇流向。
在“歐、美資本”仍未最終選擇流向的情況下，類似近段的這種“口頭彩排”還會持續一段時間，直到美國強推“QE－3甚至QE－N”之後，
“或”歐盟正式採用“中國公司的評級報告”而“無視”美國公司的評級報告、
“或”目前“仍由美國資本代言的西方資本”正式對印度、巴西、特別是中國等南方經濟發起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為止。
顯然，基於前面的觀點，一旦攻擊失敗，“挾”QE1／QE2／QE3….／QE－N之巨大利潤的“美國資本”，最終將攜帶美國的人才、技術流向歐盟。
不難看出，如果“事實上已經破產”的“美國國家利益”想避免這一“遭拋棄”的悲慘結局，其唯一的希望，如果具體到“可操作層面”上，那就是以“不可逆轉的實際行動”、“承認”中國南海是中國的核心利益，儘管這一“承認”的確有個必將令美國極其痛苦的“錦州效應”。
相較之下，那種指望通過警告“美國資本喉舌”，去強行調和“美國國家與美國資本利益之間很難調和的矛盾”的手段，根本就解決不了問題！
如果站在“美國國家利益”的角度，那麼，“最可能”解決問題的，就是美國要兌現其“中美共管西太平洋”的“提議”，以效法十九世紀，英鎊與美元隔著大西洋、在英鎊仍然可長時間維持生命、英國國家利益從而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之狀態下，慢慢交權（在今天，則是默認人民幣的國際化、令人民幣國際化這只“陀螺”順利起旋）。
事實上，這個問題上美國人就是不願意又如何？
伊朗原油期貨交易所都成立了，中國原油期貨交易所還會遠嗎？
《東方時事解讀》2011.07.15
利比亞：北約動武在所難免—《石油大棋局》書摘
當阿爾及利亞、葉門、巴林等伊斯蘭國家動盪不堪甚至政權不保時，利比亞看上去卻紋絲不動。無論華盛頓採取何種政變措施，卡紮菲（格達費）就是不肯拱手交權。
說突尼斯和埃及的民眾備受（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和美其名為流動性寬鬆的美帝“債務貨幣化”大印三兆美元美鈔對全球輸出通膨苦果）物價飛漲和貧富差距的影響，大致還有幾分道理，但利比亞（全稱“大阿拉伯利比亞人民社會主義民眾國”）的情況則完全不同。利比亞的人均生活水準居非洲大陸之冠，民眾在醫療、教育和能源方面都享有政府補貼。卡紮菲（格達費）執政42年間，也並非都是“防民之口甚於防川”。
卡紮菲（格達費）從伊德里斯國王手中奪取政權時，利比亞人的識字率僅為10%，現在超過90%，這似乎與暴君的典型形象“不太相符”。在非洲大陸，利比亞的嬰兒死亡率最低，人均壽命最高；營養不良的人口不到5%，比美國還少；貧困人口的比例比荷蘭還要低。針對近期（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和美其名為流動性寬鬆的美帝“債務貨幣化”大印三兆美元美鈔對全球輸出通膨苦果）糧食價格上漲，卡紮菲（格達費）甚至取消了相關的課稅。卡紮菲（格達費）將自己的模式稱為伊斯蘭社會主義，雖然人口的絕大多數是遜尼派，但國家採取的卻是世俗而非宗教體制。
最重要的問題是，卡紮菲（格達費）始終不肯把本國豐富的石油資源交由美英石油公司開採，而是把非洲最大的油田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有選擇地與外國公司簽訂長期特許協議，中國就是利比亞國家石油公司的大客戶之一。與突尼斯和埃及不同，號召年輕人發動示威這招在利比亞行不通，所以華盛頓不得不在當地扶持並培訓反對派，爆發全面內戰也就在所難免了。
“阿拉伯聯盟”秘書長穆薩發表聲明，聲稱卡紮菲（格達費）下令向手無寸鐵的平民開槍，呼籲對利比亞局勢進行軍事干預。為了褒獎穆薩此舉，美國暗中首肯他取代穆巴拉克擔任埃及總統。
有了“阿拉伯聯盟”聲明這個“藉口”，美國“迫不及待”地要求“聯合國安理會”授權多國部隊對利比亞進行“軍事干預”，提案獲得通過，但作為常任理事國的中國和俄羅斯投了棄權票。薩科奇在軍事行動中一馬當先，幻想能幫法國石油公司奪取利比亞豐富的石油資源。
北約的“軍事行動”有一點最引人注目，那就是利比亞雖未違反《聯合國憲章》，但“國際輿論”卻接受了對一個“主權國家”發動“赤裸裸的軍事入侵”的事實，這無疑“踐踏”了“國際法”的基本準則，儘管這次“軍事行動”被貼上了“人道主義”的標籤，依舊“掩蓋不了”其“新殖民主義”的行徑。如果利比亞戰事的目的就是“強推政權更迭”，世界似乎並未考慮對此聽之任之將產生的影響。“問題的關鍵”並不涉及卡紮菲（格達費）是好還是壞，問題的根本是當下的國際法是否公正、戰爭之舉是否正義。
利比亞的事態發展“意味”著有人要在國際社會“強力推行”一種新的觀念，這種“觀念”被其“發明人”稱作“保護責任”。雖然這個概念含混不清，但奧巴馬總統硬是以此作為美軍“入侵”利比亞的“理由”。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稱，在利比亞採取軍事行動完全是出於人道主義的需要，並解釋：“‘保護責任’是一個有關國際安全和人權的新觀念，旨在解決國際社會迄今未能很好處理的問題，像大屠殺、戰爭罪行、種族清洗，以及人道主義犯罪。”
負責為“保護責任”這個模糊不清的觀念四處佈道的也是一個“無孔不入”的“非政府組織（ＮＧＯ）”，名為“全球保護責任中心”。該組織是由其他人權組織創立的，其中包括國際危機組織、人權觀察、樂施會、難民國際，這種創建方式多少有些像俄羅斯套娃，不過這些“非政府組織（ＮＧＯ）”的“捐贈人”卻總是那幾張老面孔。
美國先是讓北約“大肆炒作”，接著又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聲稱”卡紮菲（格達費）派空軍濫殺無辜。迫于美國的“壓力”，穆薩和“阿拉伯聯盟”成員國以西方的表態為依據，呼籲對利比亞動武，這樣華盛頓和倫敦就輕鬆拿到了下一步行動所必需的“遮羞布”。儘管尚無證據證明 卡紮菲政府軍對無辜平民的屠殺，但發動“人道主義”戰爭已勢在必行。
看到這些，人們不免要問，“為什麼”北約不在（美帝傀儡君主政權）巴林、葉門、敘利亞設立這樣肆意狂轟濫炸的禁飛區呢？
“保護責任”的標準到底由誰來決定？！
與處理其他國家的動盪局勢不同，美、英、法對於推動利比亞國內和談絲毫不感興趣，更別提尋求妥協了，這正是“保護責任”高度靈活性的體現。誰該幹什麼都要由華盛頓來決定，“國家主權”的概念早已被“棄之腦後”。
早在2004年，索羅斯（美歐金融打手）就在《外交》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對國家主權的概念作出闡釋，但並未引起太多關注。
他寫道：
主權是一個過時的概念。它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當時社會由統治者和奴隸組成，還沒有公民的概念，直到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署後，主權才成為國際關係的基石……當今，不是所有的民族國家都是民主國家，如果外部勢力要對民族國家的內部事務進行干預，主權就成為一塊絆腳石。但是真正的主權屬於公民，政府行使主權的權力是公民賦予的。如果政府濫用權力，而民眾又無力對其加以糾正，那麼外部干預就合情合理。
文／恩道爾
2011-8
【賓拉登符號走了。維基解密來了－解構Wikileaks維基解密】
帶路黨將更加瘋狂–維琪解密暗含殺機
文／mp83412-08
2011-09-23 民聲網
成立于2006年的“維琪解密（Wikileaks）”一直以來以其神秘而引發人們的猜測和質疑，2010年因“洩露”大量駐阿美軍的秘密檔而引發的軒然大波，讓“維琪解密”名聲大振。“故作震驚”和嚴重關切的姿態讓美國人在世人面前撇清美國與為“（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干係的質疑，同時也引起世界各國高層的關切和不安。
沸沸揚揚的洩密事件最終不了了之，“維琪解密”毫髮無損，依舊安之若素。然而從此這柄高懸在世界各國政府頭上，特別是中國政府（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官員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更加神秘、玄妙、暗藏殺機。
許多的事情的黑幕平頭百姓是很難瞭解的。但卻不能阻止人們的揣測和質疑。
其一，（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為誰而設？
其後面的“真正運作者”和“資助者”為誰？
“為誰服務”？
受誰控制？
其二，（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的重大洩密事件的對象什麼偏偏是美國？
為什麼洩露的是些【看似重要，而非核心】的東西？
美國人對凡是涉及到國家利益的、再困難的事情都可以擺平，卻對小小的維琪解密卻“無可奈何”，真有些“令人匪夷所思”了。
其三，默默無聞的（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為什麼偏偏在2010年這個重要的年份【被美國人炒的紅紅火火】，令世界許多國家和政要心驚膽戰，坐臥不安。
其四，下一步，（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將如何動作？
帶著這些問號，我們不妨對“維琪”的“本質”做一番大膽的推測：
1、“（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是美國或世界資本集團的一桿槍，“隨時（選擇重要之關鍵時刻）”可以（調整槍口）射向他們想要射向的國家和目標。
2、隨著美國的戰略重心轉向亞洲，中國成為其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戰略目標。配合中國的三十年“（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改革開放”，美國對中國全面的“滲透”、圍堵和“控制”基本完成。於是被升級的“（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成為針對中國的的重要武器。成為戴在中國重要（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高官和“帶路黨”頭上的“緊箍咒”。
3、洩密事件“不過是”美國人“自演”的一場“苦肉計”，在世人面前表明他們與“（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沒有關係，以便於他們今後的暗箱操作。
4、“（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的下一步將念響套在中國（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高官和“帶路黨”人頭上的緊箍咒。以加快中國的“（普屎接軌）政改”步伐，“逼迫”“帶路黨”人鋌而走險。力爭在十八大紅二代掌權之前，實現中國的“顏色革命”。
最近“（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拋出了一份美國要保護的中國精英名單，震驚了中國的某些官員和（買辦）精英。這份名單的“設計（透露出）”和運作“十分的高明”：
1、名單成員基本上都是分量較輕的人物，包括一些離退休的官員和“（普屎派）公共知識份子”居多。因此對中國的整個“帶路黨”的力量不會有什麼太大的損害。但是卻對中國的（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自由化）高官和“帶路黨”起到了巨大的“威懾作用”——不聽（美國主子）話、心存貳心、不努力工作會死的很慘！
2、這份名單只是說是美國（主子）要保護的人員名單。並沒有說他們有什麼危害國家和人民的間諜和漢奸行為。在今天“中美國（Ｇ２）”政治氣候下，這些人是安全的。但明眼人都知道他們就是“危害”國家和人民利益的“間諜漢奸”。因此這份名單既保證人員的安全，又起到了“巨大的威懾作用”。還同時表明這件事與美國（主子）無關。美國人做事也要對得起聽他們話的“走狗”。不能讓他們過於寒心，畢竟今後還要用得著他們。
3、美國人另一方面也給中國政府出了一道難題。如果政府查辦這些人，沒有充分的理由。同時也會給美國人以口實，招來許多的麻煩。如果政府“不作為”。就等於是“縱容”“漢奸賣國”行為，中國的“帶路黨”將更加是“無忌憚”和瘋狂。這是美國人“希望”看到的。
5、美國人在中國實施的“戰略”一直非常順利，但今天卻遇到了瓶頸。“（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改革開放”的“騙局”已經被人民“看穿”，時至今日（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已“無法進行”下去。中國上下怨聲載道，窮則思變。特別是“毛澤東熱”持續升溫。長此以往，美國對中國的戰略很可能因此而“破產”。因此美國“需要”繼續“綁架”中國手握重權（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高級官員，力推“（普屎接軌）政治改革”。同時要“逼迫” “（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普價值派”和“帶路黨”人跳牆。力爭在紅色勢力形成氣候之前，在十八大紅色力量掌權之前——提前實現中國的“顏色革命”。
近期中國的“右派精英（帶路黨）”也開始了一系列的“與之配合”的動作。
1、8月份胡德平（胡亂邦子）主持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座談會提出中國共產黨有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拉開了“顛覆”中國共產黨的大幕 。
2、“出籠”一系列否定鄧小平的文章，精英（買辦）們的屠刀由原來指向毛澤東，開始指向鄧小平，再繼後將指向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
3、借助“ 71” 講話中的和諧與深化” （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改革開放“做”煙霧“，加速中國”全面私有化（注：南方系和鳳凰系黨內掏光養賄買辦勢力配合著國際壟斷資本心急之所在，最近目標對準著中國戰略產業－高鐵的私有化）“進程和”全面對外開放“。
4、繼續“加劇通貨膨脹”、土地流轉、“強制拆遷（注：南方系地痞自由派買辦媒體再貓哭耗子假惺惺頻大肆報導地方民眾上訪冤屈）”和城鎮化。加大貧富分化和惡化民生，推波助瀾，逼老百姓跳牆（製造社會動亂）。
“（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的“出籠”和升級“恰逢”國際形勢變化的重要關頭。
恰逢中國身陷美國設置的種種“陷阱”而焦頭爛額之時，它正成為“震懾”和“綁架中國”，甚至讓中國徹底翻船的“重要武器”。
1、“配合”中國對美國的心理依賴和物質依賴——“中美國（Ｇ２）”。使得中國“無法實施”“棄美聯俄”這樣的戰略調整。
2、“配合”對中國的“（圍堵遏制中國）軍事包圍”——形成軍事和“心理威懾”。
3、“配合”美國和歐洲的債務（泡沫）危機陷阱——讓中國繼續流血（清朝中國的賠償），直至傷及元氣。
4、借助國際重大事件，讓中國丟人失道，讓中國失去國際威信，從而孤立中國。同時在中國周邊“培養”狼群（正因為中國喪失道義力量所致。）
5、通過歐洲在中東和非洲的軍事提升，為美國減輕了軍事負擔，讓美國將精力和力量移向中國。
6、俄羅斯的綏靖政策也為美國整治中國提供一個絕好的時機。再加之日本強硬派的上臺 。攻擊中國的日子正一步步向我們逼近，在即將到來的較量中，我們將看到（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2011-9-23
附 文：
中情局此次很失策──戳穿“南方系”炒作“維琪解密”的把戲
文／CrackCIA
前不久，（漢奸買辦帶路黨）為了嘲笑與“恐嚇”《中國不高興》之類的愛國主義思潮，“南方系”員工某報副主編劉原“得意忘形”，說出了這樣的話：
“我告訴朋友，在”四大（外資掌控）門戶“中，QQ的總編輯是前南方週末的陳菊紅，搜狐主管博客的趙牧是前南方週末的、劉同學新征是新京報來的，新浪也有不少前南都和新京報的舊人，而網易就不用說了，從副總裁、總編輯、副總編輯、總監甚至到各個頻道的主編，大部分都是南方報業出來的。 ”
最近，被“南方報系”控制的騰訊網掛出一則新聞：《維琪解密網公佈40萬份伊戰檔 稱逾10萬人喪生》：
“維琪解密”網站創始人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對美國「有線新聞網（ＣＮＮ）」說，這40萬份伊戰檔逐層記錄了伊拉克戰爭6年時間裏，美軍在伊拉克作戰的情況，包括美軍紀錄他們所見、所聞以及所做事情的報告。
這些檔中紀錄到，6年來，有10.9萬人在伊戰中喪命，其中63%是伊拉克平民；與此對比，此前的報告稱，9年的阿富汗戰爭導致2萬人喪命。對此阿桑奇表示，伊拉克戰爭的喪生人數是阿富汗戰爭的5倍，與阿戰相比，可謂是一場名副其實的“大屠殺”。
（http://news.qq.com/a/20101023/000682.htm ）
這則新聞通過QQ資訊彈給每一位線上的QQ用戶，這是一條被騰訊最高級別、最大規模“宣傳”的新聞。上次騰訊網“塑造”那個飛機失事被摔死的波蘭親美總統廉潔形象的“假新聞”至今還讓人記憶猶新，我當然不會相信一貫“極端親美”的“南方報系”會改邪歸正——如此“高調”地“宣傳”對美國“不利”的消息，簡單分析一下便可知，事情的確“並非那麼簡單”——因為“10萬人喪生”【根本不需要】那個什麼“（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來解密，美國軍方前不久早已“配合”“伊拉克傀儡政府”公佈了這一數字。
我們來看看早先的報導：
據新華社電 美國軍方發佈的資料顯示，將近7．7萬名伊拉克人2004年1月至2008年8月期間死於戰火。
法新社15日援引這項統計報導，63185名伊拉克平民和13754名伊拉克軍人在這段時期死亡，至少121649名伊拉克平民和軍人受傷。
不過，美軍統計資料“遠低於”伊拉克官方和一些外國機構先前統計資料。
按伊拉克人權部去年10月發佈資料，戰火致使85694伊拉克人死亡，147195人受傷。英國非政府組織“伊拉克死難者清點”統計顯示，2003年以來，98252名至107235名伊拉克平民死于戰火。
（《美國軍方發佈的資料顯示伊拉克4年間7.7萬人死於戰火》
http://news.sina.com.cn/w/2010-10-18/072218246511s.shtml ）
這篇報導中所謂的“遠遠小於”是如此地蹩腳——7.7萬人與10萬人相比算不上什麼“遠遠小於”，伊拉克傀儡政府和有關媒體也不必裝出咬牙切齒貌似公允的樣子，報出這個美國軍方期望的“10萬人”的數字。第三方機構的調研結果以及各種側面資訊早已讓這個被隱匿的數字從被炮製出來的一刻起就已缺乏說服力，很難取信於世界人民。
世界著名的英國醫學雜誌《柳葉刀》12日刊登調查報告說,自2003年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以來,已有６５.5萬（近百萬）伊拉克人死亡。
布魯姆伯格公共衛生學院的博爾哈姆博士說,研究中使用的資料統計方法是非常可靠的。該學院的美國和伊拉克流行病學家在伊拉克的47個地方對1849個家庭、12800多人進行了抽樣調查,問題包括家庭成員的出生、死亡和移民情況。研究人員還指出,被調查物件中80%的人都能提供家屬的死亡證明。結果顯示,受訪家庭中共有629名家庭成員喪生,其中87%發生在伊拉克戰爭爆發後的40個月中。
（千龍網：權威報告揭示伊拉克戰爭驚人死亡人數 2006年10月13日
http://news.sohu.com/20061013/n245771625.shtml
自伊拉克戰爭以來，伊拉克共有多少人因暴力事件而喪生？
英國調查機日前公佈的一項調查稱，伊拉克的戰爭和暴力衝突也許已經導致多達１２０萬人喪生。
據英國《觀察家》9月16日報導，英國調查機構ORB在伊拉克對1461名18歲以上的成年人進行了抽樣，詢問這些人的家庭中有多少人死於暴力而非自然原因，結果推算出這一令人震驚的死亡數字。
（中國日報網：伊拉克戰爭和暴力衝突死亡人數已超盧旺達大屠殺 2007年09月19日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7-09/19/content_6751718.htm）
自伊戰以來，大量伊拉克婦女失去了丈夫和男性親屬。伊政府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伊拉克目前有３００萬寡婦，其中包括在薩達姆政權時期失去丈夫的婦女，她們多數人沒有接受過教育，處境艱難。調查稱，大約７４萬伊拉克寡婦已經成了家庭的頂樑柱。
“國際樂施會”執行長霍布茲說：“婦女是被遺忘的伊拉克受害者。”“樂施會”訪問1700名婦女後發現，主要是由於2003年美國領導入侵，35.5%受訪者成了一家之主，“將近25%未能結婚”。
（美軍撤離伊拉克 300萬婦女成為戰爭寡婦
http://www.ccvic.com/news/guojixw/20100819/199985.shtml）
《柳葉刀》雜誌是一份權威的醫學雜誌，其在2006年公佈的抽樣調查的調查報告顯示伊戰死亡人數（直接和間接）達到６５萬之眾；英國調查機構ORB在2007年公佈的抽樣調查是死亡數字達到１２０萬之眾；樂施會前不久的抽樣調查結果顯然更加令人觸目驚心：“伊拉克目前有３００萬寡婦”，儘管媒體在報到時非要扯上“薩達姆政權時期”，但是樂施會執行長霍布茲已經明確指出“主要是由於2003年美國領導入侵”——以美國為首的侵略軍是造成伊拉克平民大量死亡的罪魁，這是無法推卸的。
（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此時“解密”的“真實用意”就是要告訴公眾，不要聽信柳葉刀、ORB或者樂施會，“要相信”美國軍方和伊拉克“傀儡政權”。透過這個事件也是我們能夠進一步看清楚，給美國政府和美國軍方“製造麻煩”的“維琪解密”很可能是美國中情局為“製造共識”打造的“反對機器”。
隨著美國精英統治集團“製造”的各類“卑劣事件”逐漸被披露，以及喬姆斯基等良知學者矢志不移的批判公眾已經逐漸地覺悟。前不久喬姆斯基來中國，中國自由派“大肆宣揚”喬姆斯基並非左派。事實上，這個事實更好地揭露了美國的本質。喬姆斯基本身的確並非左派，而是一個真正的捍衛美國憲法、捍衛自由精神的自由主義者。他從來也不會徹底懷疑美國的統治秩序，比如喬姆斯基從感情上就無法接受911事件是美國統治集團的陰謀這樣的真相。就是這樣一個人，因為按照美國憲法精神批評美國的某些霸權做法，竟然被美國主流媒體封殺。而美國那些真正的左派共產主義者、毛澤東主義者的聲音，早就被美國統治階級消滅得一乾二淨了。
美國統治集團通過“操縱媒體、隱瞞資訊”、“製造假新聞”的“手段”來“製造共識”的做法，越來越不能取信於公眾。於是，「中央情報局』便“製造”出“維琪解密”這麼個“反對機器”，通過反對機器的口表達“他們所要表達”的資訊。自由市場上討價還價的做法被「中情局」移到了輿論戰中，而“維琪解密”實質上就是替美國政府要價的“托”。我們不妨來演練一遍輿論市場上這場“討價還價遊戲”：
公眾：伊戰7年來到底有多少人死亡（這件衣服多少錢）
美國軍方：伊戰死亡7.7萬人（1/7.7萬）
第三方機構：應該是１２０萬到３００萬（張家店標價1／１２０萬，李家店標價1／３００萬，你怎麼要1／７.7萬）
維琪解密：據“解密”的權威資料是１０.9萬（我朋友是開服裝廠的，這件衣服成本1/10萬，這個價已經很合算了）
然而，「中情局」這次玩得並不高明，它低估了世界人民的智商以及對美國霸權的仇恨情緒。把一百萬的死亡數字“壓縮”到十分之一，這本身就“很難有說服力”。倒不如痛快些，讓“維琪解密”把真實數字打個折，解出個“五十萬”，想必倒是能蠱惑不少民眾。畢竟“維琪解密”除了要做「中情局」的“托”，充當美國主流輿論的“反對機器”，協助“製造共識”。它的更加重要的“任務”卻是要“遏制”共產主義、伊斯蘭世界以及一切“反美”力量。看看“維琪解密”上對中國叛逃的“民運分子”的【極端美化】以及對朝鮮社會主義政權的【惡毒攻擊】，這一切不是“顯而易見”嗎？
「中情局」的“做法”便是在10條解密資訊中放進9條“無關大局”公眾又未曾聽聞的，再放進1條【假新聞】，而這條【假新聞】才是其“真正要表達的東西”。“維琪解密”處處【裝出】一副與美國政府勢不兩立的樣子，不過就是為了騙取一般民眾的信任。美國特工主導或參與綁架（暗殺滅口）別國總統都不是一次兩次了，“解決”一個小小的網站還不是“易如翻掌”。
而“南方報系”等“普世價值派”“一反”一貫“美化美國（主子）”的做法，大肆炒作“（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受過奧巴馬接見的向熹等人恐怕早已深知“維琪解密”與中情局的真實關係，我們不妨摘兩段“南方系”的觀點看看：
普世價值派把“（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打造成西方資本主義世界言論自由的典範，不過是又一次地販賣私貨。而某些“主流媒體（含央屎）”頻頻報導“維琪解密”的新聞，不過是再次充當了“蔣幹盜書”的愚蠢角色。諾貝爾和平獎事件殷鑒不遠，那些拋棄社會主義價值觀、匍匐在西方資產階級普世價值觀腳下的“蠢物”們為什麼就不能吸取教訓呢？
是否危害國家安全的標準究竟是什麼？
1930年代美國大法官休斯裁決：必須到了諸如公佈軍隊行動日期、人數和地點那樣的程度，政府才有“預先禁止”新聞的合法理由。
在1971年的“美帝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秘密文件案”中，該裁決再次被援引。而如果依照這個標準，“維琪解密”的阿富汗軍事機密檔不能算作“洩密”。
於是，阿桑奇在面臨美國的指責時絲毫也不退讓，並表示將持續公開這批文件。
（ 南方週末 – 維琪解密：負責洩露一切
http://www.infzm.com/content/48846）
南方週末“渲染”“維琪解密”如何不畏強權，一面代替美國政府套用美國的法律說“維琪解密”的行為不違法，潛臺詞就是維琪解密雖然被美國政府譴責，但是美國政府依然遵照法治原則，沒有將其“非法”關停。
“維琪解密”之類網站的存在，大大約束了美國軍方和政府機構的權力，減少了這些人肆無忌憚使用權力，並威脅到美國以及全球利益的可能性。
（鳳凰網七犀鳥：美國為何不起訴“維琪解密”？-南方報網 觀點
http://opinion.nfdaily.cn/content/2010-07/29/content_14280742.htm）
鳳凰網的這篇文章更加直接，把維琪解密的存在描繪成約束美國政府絕對權力的典範。
一場「中情局」“導演”的‘數字遊戲“，絲毫不能洗刷美帝國主義的深重罪孽。不論7.7萬還是３００萬都不過是一串數位，但壘成這一串數字的是一個又一個曾經鮮活的生命。這些生命是那麼的抽象而遙遠，因為這一切此刻不是發生在中國，我們難以感同身受。然而，他們也都是妻子的丈夫、父親的兒子、兒子的父親。
美國“侵略”伊拉克七年，如今留給伊拉克的是什麼：政府低效、傀儡政權幾乎無力恢復社會秩序；戰亂不斷、自殺性襲擊事件時有發生；物價飛漲、廣大人民基本生活沒有著落；缺醫少藥，貧困民眾只有等死；兒童生活在恐懼之中，年輕一代生活在絕望之中；300萬婦女失去了丈夫和男性親屬，74萬伊拉克寡婦已經成了家庭的頂樑柱，處境艱難……
今日的伊拉克仿佛“人間煉獄”。而罪魁禍首卻是美國那幾個石油、軍工寡頭——他們的所作所為僅僅是為了滿足一己之貪婪。正如電影《阿凡達》所展示的情景，誰讓伊拉克人民錯生在這片蘊藏著“黑金”的沃土之上呢？
普世價值派“聲嘶力竭”地為美國主子“叫囂”——美國“入侵”伊拉克是為了給伊拉克人民帶去民主。
焦國標要給美國大兵帶路，為“解放”中國甘做美國精確制導炸彈下的亡魂；
劉曉波要讓中國做三百年殖民地；
方舟子聲稱“薩達姆政權的土崩瓦解，無非是再一次證明了‘失民心者失天下’這條樸素的公理，對所有的國家政權，特別是專制獨裁的政權，都是一個警告。但願永遠不會有中國人民被欺壓、絕望到只能求助外國軍事勢力來解放自己的一天。”
“民主”，“民主”，多少罪惡假汝之手。普世價值派鼓吹的“民主”，不過是捍衛資產階級私有產權的“金主”。
六十年前早已引入這套“金主”制度的（民主）印度今天又是怎樣的景象呢？
兩、三百萬貧民聚集在孟買的貧民窟，幾萬兒童無家可歸，流浪街頭。
印度和伊拉克的歷史及現實告訴我們，“民主”、“自由”的不過是普世價值派的漂亮說辭，隱藏其後的卻是美帝國主義的鐵血手腕和罪惡目的。
“（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在中國的聲名鵲起不過是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編織”的“謊言”大幕的小小一角，但是更具“欺騙性”。正當人們驚喜地看到“維琪解密”爆出美軍在伊拉克濫殺平民、公開“阿富汗戰爭日記”，期待著“維琪解密”解出更多美軍內幕的時候，“維琪解密”這一次終於為其主子——「中情局」幹了回正事，不料「中情局」竟如此地摳門，讓“維琪解密”露出馬腳。
而中國的“普世價值派”則“配合”維琪解密演起“雙簧”：
“維琪解密”檔稱美軍無故射殺伊拉克平民
南方網 2010-10-24 09:57
http://news.southcn.com/i/2010-10/24/content_16958815.htm
維琪解密公佈40萬份伊戰檔 曝美軍虐囚細節
新浪 2010-10-24 08:32
http://news.sina.com.cn/w/2010-10-24/083221340494.shtml
維琪解密公佈海量伊戰秘檔 呈現駭人聽聞細節
搜狐 2010-10-24 06:33
http://news.sohu.com/20101024/n276326295.shtml
揭秘維琪解密:華府眼中釘
香港文匯報 2010-10-24 02:2
http://trans.wenweipo.com/gb/news.wenweipo.com/2010/10/24/IN1010240005.htm
維琪解密曝光40萬份伊戰密件:6成死者是平民
QQ 2010-10-24 01:17
http://news.qq.com/a/20101024/000038.htm
千篇一律的報導——“無故射殺”、“虐囚細節”、“駭人聽聞”——“看似”義正詞嚴地指責美軍，卻又【全都迴避】美軍殺害伊拉克平民的“真實數字”，首肯默認“維琪解密”的１０.9萬便是在間接否認１２０萬，妄圖減輕美軍罪責。然而，民眾似乎並不買賬：
看看騰訊網後面的網友評論吧，這恐怕也是普世價值派所始料未及的。騰訊網的編輯們如果不刪除跟帖，評論裏反美、親毛的聲音就會一直占上風。騰訊等南方報系媒體要想控制線民思想，現在已經很難。民眾一旦覺醒，謊言便無法繼續。
http://comment5.news.qq.com/comment.htm?site=news&id=26442308
騰訊武漢市網友 bfs2010-10-23 11:29:07
才10萬嗎？？起碼是５０萬才對！
不要看維琪好象是反美的,其實他們中間有很多的美國要人,他們反美是有一定的理由的,或許是這樣的原因,或許是那樣的原因,但是在涉及到美國的根本利益的時候,還是要說假話的,這裏有更深層的因素,不管怎麼說,狗咬狗總是好事情,可以從中分化美國的.
回復支持[6427]
從前幾年的CNN在西藏事件上的造假，到最近主流媒體在汪暉事件到方舟子事件上的歪曲性報導，一系列事件已經教育了廣大民眾。當前絕大部分民眾已經覺醒，他們開始本能地懷疑美國的主流媒體如CNN等，也開始本能地懷疑中國的主流媒體如南方報系、騰訊等門戶網站、央視CCTV及炎黃春秋等右翼雜誌所提供的資訊。由於中國存在葉利欽式的人物，當前黨中央除了對人民網還有部分控制力外，其他所有的主流媒體幾乎都已被中情局所隱性控制。而此次維琪解密網站事件，更加證實了維琪解密網站不過是中情局為了給世界人民洗腦所玩的“無間道”把戲！美國為了控制世界輿論、為了給全世界人民洗腦可謂絞盡腦汁。
然而仍然有少部分的所謂的學者、線民，至今仍然易受「央視」、「南方報系」等主流媒體誤導。比如前不久的方舟子-肖傳國案，某些學者竟然片面相信「央視」、南方報系等主流媒體所傳達的來自方舟子的單方面聲音，竟然完全沒看肖傳國一方的聲音，甚至連亦明的文章《方舟子惡鬥肖傳國始末》（見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1009/183405.html ）都沒看過就對方-肖案妄下定論。
在一個階級鬥爭激烈的年代裏，在一個資訊充分湧流的年代裏，幾乎對任何事物任何人物的評價（比如對美國、對毛澤東、對改革、對轉基因、對朝鮮……）都出現了兩種對立的聲音。如果你僅僅接受央視CCTV、美國CNN、中美國南方報系等媒體的資訊，而沒認真研究過烏有之鄉等獨立媒體的聲音，那麼“恭喜”你，你已經被中情局高度洗腦了。善良的人們，為了不被中情局洗腦，你們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心，一定要學會全面地掌握、理性地分析來自正反兩方面的資訊！
附 文 1：
“最大洩密案”疑似中情局導演
作者：夏河年
烏有之鄉 201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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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琪解密”似乎揭露了不少阿富汗戰爭內幕，包括濫殺平民、事後掩飾、未審先殺、巴情報機關暗助塔利班，等等，主要是２００４至２００９年底，駐阿美軍及情報人員撰寫的秘密報告。“維琪解密”創辦人阿桑奇希望這批公佈的秘密檔能像當年公開的東德秘密員警檔案那樣引起震撼，並提到戰爭罪，美國媒體認為這是美國歷史上最大的軍事情報洩密事件，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詹姆斯•鐘斯發表聲明說：“美國政府強烈譴責個人和組織洩露機密資訊的做法，這樣做會把美國人和我們合作夥伴的性命置於危險境地，威脅我們的國家安全。”
希拉蕊在越南說，南海的主權爭議牽涉到美國的國家利益，這不是暗示而是明示要介入南海之爭，當即遭到中國外長楊潔篪的反駁，中華兒女更是群情激奮，並且出現了在美軍完成部署前的現在立即派兵教訓“越南猴子”的呼聲。在下對此不以為然，因為如果現在就對越南動手術，正中希拉蕊的下懷，中她老人家的下懷還不如中萊溫斯基的下懷呢，反正不比買彩票中了塊香皂更有意思。真要是幾句話就能挑起一場戰爭，希拉蕊會比見到女兒切爾西豪華的婚禮場面更開心，而我們則違背了“讓別人生氣而自己不生氣”的原則。啥時候動手術合適？答案是中國經濟的發展面臨巨大困難的時候，到那時，就輪到咱大規模開發南海了，開發商作業，解放軍護駕。我領海範圍內的越南建築統統是沒有經過咱國土局審批的，未來的南海市國土局也不會追認，開發與拆除違章建築同時進行。
說到正中下懷，我突然覺得世界媒體正中了美國情報機關的下懷。真正機密的檔，如果有的話，維琪解密並沒有披露，而到處張貼的那些“秘密資訊”，在我看來，第一談不上有多秘密，因為在此之前大家就知道不少；其次，“嚴重傷害國家安全”完全是誇大其詞，除非有大料爆出，不信等著瞧，沒啥大不了的；最後，怎麼看怎麼覺得那些“機密資訊”的“披露”像是中情局的策劃。我們先看幾條媒體沾沾自喜的“秘密資訊”，看看有沒有美國情報機構蓄意而為的嫌疑。
聯軍的攻擊行動共造成１４４宗涉及殺死平民的事件，導致最少１９５死１７４傷，但這些濫殺錯炸事件大多秘而不宣，掩飾了事。
析：前後６年，致平民１９５死１７４傷，真要是這樣，我說句不好聽的話，那些入侵者即便不是“文明之師”也差不了多少，你這是揭露聯軍醜聞呢還是為聯軍塗脂抹粉？美軍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寧可錯殺一千也不放走一個”早就不是什麼新聞。
秘密行動小組“黑色”特種部隊３７３，未經審訊下，擊殺或生擒目標人物，多達２０００名塔利班高層及基地目標人物，被列入他們的“擒殺名單”，通常是直接擊殺目標而無任何生擒的意圖，共計抓捕殺死塔利班高價值目標的中等和高級指揮官２０５８人。這支部隊亦有誤殺平民、女人和兒童，甚至是擋路的阿富汗員警，事後盟軍通常只會向被殺平民的家庭作賠償了事。在２００４年到２００９這六年共殺死塔利班５萬８千多人，而從２００１年到２００９年１０月為止共殺死敵軍１０萬４千人。
析：看起來就像是入侵阿富汗的“文明之師”正在阿富汗幹著該幹的事，偶爾會出點小錯，沒啥特別的，並順便恐嚇塔利班：爾等都已經在我的刺殺名單上，最好是躲在叢山峻嶺裏別跑出來，不然會小命不保，混入平民中也不管用，我們經常是不加區別的。花３年抓捕，花５年審判，美國電影看多了吧你？有了美軍阿帕奇直升機在伊拉克向平民亂槍掃射墊底，這些算什麼呀！真要是有那麼多塔利班士兵和高價值目標被消滅，塔利班現在還能存在嗎？現狀是塔利班已經捲土重來。美軍入侵阿富汗後，塔利班一直在避開美軍鋒芒，到被推翻時，武裝力量並沒有受到重創，後來則與美軍打起了遊擊戰。當然，加上被消滅的“小恐怖分子”是可能有那麼大數量的。
最少有１８０個情報檔案質疑，巴基斯坦情報局為塔利班提供了資源、避難所甚至是武器，允許其情報機關的代表直接與塔利班秘密會面，商量建立武裝組織網路，打擊駐阿富汗美軍的戰略措施，巴基斯坦政府涉嫌秘密給塔利班提供指導和幫助，例如２００７年４月，巴基斯坦情報人員將１０００架電單車，給了一個和塔利班有關係的網路，這批批電單車可能用作自殺式炸彈襲擊。
析：戰前巴基斯坦和塔利班是非常親密的盟友，巴情報機構和塔利班的親密關係舉世皆知，只是在美國入侵阿富汗前夕，在美國的威脅下分手。時任總統的小布希對巴基斯坦說：要麼支持我，要麼挨打，不許中立。此後，美國對巴基斯坦是威脅利誘並重。傻子才會相信巴基斯坦和塔利班頭天如膠似漆第二天便打起了生死架，美國有那麼天真嗎？這就好比一對因為非感情因素而分手的情侶，偶爾還會私下幽會，舉世皆知的關係算什麼機密？今日“解密”，恐怕還是警告巴基斯坦吧？不錯，巴基斯坦是因為倒戈而得到了一些美元，但巴國從此陷入了無休止的暴力迴圈中，談不上虧欠美國什麼。
塔利班武裝在２００７年用導彈擊落了１架直升機可能導致１名加拿大軍人死亡。
析：這一點被廣泛理解為揭露美國隱瞞塔利班具有這種武器的資訊，實際上我們可以換一個角度理解，那就是：戰爭爆發後，加拿大死了１名外交官、２名記者、２名援助人員和１４０多名軍人，而塔利班手裏的導彈６年內總共才打死１名加拿大軍人嘛，根本不必當一回事，小弟們別忙著撤，留下繼續幫幫老大吧。
被問及白宮是否會採取措施、迫使維琪解密停止公佈檔，白宮發言人羅伯特•吉布斯回答說：“我們只能請求掌握這些秘密檔的人不要繼續對外公佈。除此之外,我們無能為力”。
析：這話被廣泛理解為美國對自由價值的崇尚並被某些人表彰，而實際上，除非你有對抗的手段，否則的話，為了“美國的國家利益”，啥事他都敢做，包括自由地捏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情報以及虐待戰俘、掃射平民。
據說是由於洩密者愛國心尚存要求把“傷害減至最小”，“維琪解密”網站同意暫時扣起其餘１．５萬份機密檔，總之是迄今為止世人並沒有看見爆什麼大料。實際上，對於已經公佈的檔，維琪解密網站都隱去了告密者的真實姓名。維琪解密又提供了一些文檔供世人下載，但它是加密檔，能下載不能流覽。這可以理解為維琪解密的自保手段，意思就是說，如果你美國要迫害我維琪解密成員，別怪我向公眾交出密碼，但也可以解釋為為了增加可信度而故弄玄虛，畢竟已經公開的充其量只是一些秘密檔，談不上機密檔，太大的價值是沒有的，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大料放在無法打開的另外１．５萬份文件中。為了將戲演得逼真，２２歲的美軍情報專員曼甯以及與之有來往的麻省理工學院電腦專家被公開列為情報洩密嫌疑人，曼寧已被從科威特的監獄押解回國。
總體感覺，這次的“維琪解密”更像是美情報機構導演的一出戲，情報機關通過欺騙“維琪解密”而欺騙全世界，因為有些話讓第三者說出來比自己說出來更顯得可信，比方說，如果五角大樓說從２００４年到２００９年的６年間，總共有１９５名阿富汗平民死于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聯軍誤炸，輿論肯定不會相信，比如我就會說“將１９５這三個阿拉伯數字倒過來念還差不多”，讓維琪解密以洩密的方式披露，可信度就高多了，畢竟該網站曾經是扔過重磅炸彈的。
美國《防務新聞》週刊網站７月２７日報導：美國兩黨共同組成的一個高級國防專家小組稱，五角大樓的支出計畫和節約成本的努力將無法滿足現代戰爭的供給需要，而美國很可能需要與包括迅速現代化的中國軍隊在內的未來敵人進行這種現代化戰鬥。《防務新聞》披露這樣的資訊，要麼是對中國無所顧忌想說啥說啥，要麼是系列誤導手段之一，比方說引誘中國趁美軍準備不夠充分時與越南開戰，聯繫到“最大洩密案”高度疑似美情報機關導演，咱不能聞雞起舞，該幹啥幹啥，如果要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美國在演戲，咱要多看看，別第一幕沒結束就感動得稀裏嘩啦擦了好幾包餐巾紙。先將中國－東盟自貿區搞紅火，去南沙拔釘子戶可以作為拉動經濟的手段儲備。中越必有一戰，但不要在美國希望的時候開戰。中美之戰在真偽之間，就看我們的準備是否充分，準備充分，判斷準確，謀劃得當，或可免，或來了也不怕。大國的戰略欺騙和情報機構的戰術欺騙是常有的事，自己要有主心骨。我說的是維琪解密疑似美方假“羅寧”之手“洩密”，還有一種可能是俄羅斯情報機構報復抓捕俄方間諜，由於維琪解密的消息途徑眾多，美方釋放的假資訊和俄方的真資訊混到一塊兒，但真正的料，俄方也僅僅是作為威懾手段加了密，一般不會付諸實施，要知道，梅德韋傑夫的親美意識挺重的。
朋友從澳門帶回幾包當地香煙，價格和我們江西老表的“吉品金聖”差不多，二十幾塊錢一包，較貴而不很貴，品質比“吉品金聖”就差多了，煙絲粗細懸殊，口感簡直沒法比，好不容易抽完（朋友送的，我無論如何也不會扔掉），我順嘴說了句“可憐的澳門人民，咋抽這麼差的煙？”，當然是玩笑話，澳門人民比江西老表富裕多了，這我清楚。可見，即便是親自耳聞目睹，還是要加以分析，不然容易出錯。這一波的維琪解密，真實性難以核實，蹊蹺之處過多，大夥兒還是多看看，多想想，別忙著下結論，我也不敢說美方自導就是最後的結論，提供另一個思路而已。
附 文3：
國內輿論陣地都讓美帝的打手南方系佔領了
作者：利楊
南方系某員工得意忘形，說出了這樣的話：“我告訴朋友，在四大門戶中，QQ的總編輯是前南方週末的陳菊紅，搜狐主管博客的趙牧是前南方週末的、劉同學新征是新京報來的，新浪也有不少前南都和新京報的舊人，而網易就不用說了，從副總裁、總編輯、副總編輯、總監甚至到各個頻道的主編，大部分都是南方報業出來的。
昨日在天涯上看到一則帖子，是關於騰訊新聞造假的，作者以詳實的資料指出了騰訊那篇《前駐波蘭大使稱讚波蘭政府節約》的新聞純屬造假。很多人大為吃驚，騰訊，一個全國性的特大媒體，為何會造假呢？其實，這根本就不用奇怪，因為騰訊是南方系控制的媒體之一，只要有能攻擊黨和政府的新聞，他們是決計不會放過的，哪怕為此造假。說起來，中國的媒體存在一個南方系，早就不是什麼新聞了，當年南方系大佬宣稱控制了中國90%的媒體的豪言壯語，依然在耳，由此可知，我們的中宣部，到底打了多久的瞌睡。
南方系，其得名來自於一個很著名的報紙——《南方週末》，《南方週末》是什麼樣的報紙，不用我多說，大家都很清楚，因為很出名，尤其是以攻擊社會主義、共產黨出名。南方報業集團在形成氣候之後又相繼推出了幾種報刊雜誌，雖然他們自稱自己的宗旨是以“反映社會，服務改革，貼近生活，激濁揚清”為特色；以“關注民生，彰顯愛心，維護正義，堅守良知”為己責。但是，隨著網路的發達，不少人都看出了這個集團其實是以“和平演變中國”為自己最大的責任，所謂的良知，只是對美國大老闆的良知，至於對中國人是否有良知，很抱歉，精神上已經是美國公民的南方系眾人，可是徹徹底底將國民當做屁民來看待的，屁民，最好騙嘛。
南方系的形成尤其歷史的原因，與當年改革開放之後對美國形成的狂熱崇拜有著直接的聯繫，也與小平同志在對待左派的問題上矯枉過正有著莫大的關係，在防左，防右問題上，小平同志堅決的執行了“主要是防左”的政策，對右派基本上是放任自流，這給了南方系形成的政治環境和思想環境。隨著南方報業集團的逐步壯大，蘇東劇變又緊接著發生，南方系一下子就找准了自己的目標——“和平演變中國”，而且，隨著南方報業的諸多編輯開始向外流動，猶如一種病毒一般開始侵蝕中國的媒體，到後來，南方系某員工得意忘形，說出了這樣的話：“我告訴朋友，在四大門戶中，QQ的總編輯是前南方週末的陳菊紅，搜狐主管博客的趙牧是前南方週末的、劉同學新征是新京報來的，新浪也有不少前南都和新京報的舊人，而網易就不用說了，從副總裁、總編輯、副總編輯、總監甚至到各個頻道的主編，大部分都是南方報業出來的。 ”
所以，騰訊會在新聞上動手腳，根本就是情理之中的事，經常上網的朋友大概都遇到這樣一種現象——自己的評論發言並不會顯示出來，甚至常常被以違反“國家有關規定”的理由給直接阻攔掉，或者刪除掉。然而，我曾經遇到過這樣一件事，眾所周知，新華網，人民網，某種意義上就是黨的網站，國家的網站，按理說，這種網站上對所謂的“國家有關規定”執行的應該是更為嚴厲的，但是，當我將從新華網的網站上看到的內容複製下來，發到網易的評論裏時，網易告訴我“內容不符合國家有關規定”，很搞笑，不是嗎？如果國家有這種規定，在新華網上是怎麼發表出來的？最搞笑的是，這個內容並非攻擊黨和社會主義的，而是擁護黨和社會主義的，哪個國家會傻到規定“只准攻擊我，不准擁護我”？南方系的人真是聰明，對不符合自己口味的觀點，就打著“國家有關規定”的旗號直接河蟹掉，將矛盾直接轉移給黨，當然，他們也會放行一些跟他們意見不一致的內容，不過，很快就會被淹沒在更多的跟他們意見一致的評論之中，通過技術手段，強行的將評論倒向自己，然後，就宣稱，這是民意。手段雖然老套，不過，對於在獲取資訊上往往存在滯後性的普通人來說，著實是相當的慣用。
在網路尚未普及之時，南方系的報刊雜誌可以經常編造一些假的不能再假的新聞，但是，這些新聞是國外發生的，沒有網路的人無法向外獲得資訊，所以，他們蒙蔽了不少人。然而，網路逐步普及之後，老的手段不行了，跟不上這一變化的《讀者》，《特別關注》，《青年文摘》等逐漸的被人剝去了神聖的光環，露出了腐朽的軀體，能被其所蒙蔽的人群變得狹小。而南方系卻很厲害，他們乘勢入侵了網路，控制了門戶網站，而開始了一種新型的造假，我將其稱之為“真實的謊言”。何為“真實的謊言”？高等數學之中，有這樣一個最為基礎的概念——極限，而“真實的謊言”，就是一種極限狀態下的謊言，這種謊言無限的趨近於真實，讓人難以辨別，尤其是對於無法獲取完整資訊的民眾來說，更是很難分辨其是真是假，而受其蒙蔽。
一個國家，社會制度發生根本性改變，其先兆往往就是思想的混亂，而造成思想混亂的，往往便是媒體，哪種力量控制了媒體，他們就能控制人的思想，就能為所欲為，蘇東劇變的教訓猶在眼前。蘇聯，在歷史教材上將其解體多往經濟原因上套，這很正常，因為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革是以建立市場經濟為目的，那麼，為了在人民中肅立這麼一種非建立市場經濟不可的思想，自然要把蘇聯和東歐當靶子。然而，事實上，蘇聯的解體，最主要的原因是政治原因而非經濟原因，如果不是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的相繼去世，他們所進行的對蘇聯有益的經濟改革被繼任戈巴契夫瞎整一氣，然後又為了轉移黨內對其的職責亂搞政治改革的話，蘇聯，很可能並不會解體。而我們的北方，也許會壓著一個龐然大物，從這點上看，蘇聯解體是值得慶賀的。然而，戈巴契夫一上臺就開始鼓吹所謂的“新思維”，要建立所謂的“民主社會主義”，將整個意識形態領域交給了以整垮蘇聯為己任的雅科夫列夫，雅科夫列夫通過操縱媒體，將整個社會的思潮弄亂，同時，通過媒體，將西方世界扭曲成幻想中的天堂報導給對外界並非很瞭解的蘇聯民眾，兩個人一個在政治經濟上破壞蘇聯，一個在意識形態領域裏瓦解蘇聯，最終葬送掉了蘇聯這個龐然大物，戈巴契夫在將蘇聯整垮後表示：“自己達到了目的，感到很安心”，而雅科夫列夫在蘇聯解體，人民遭受巨大苦難將矛頭指向他時，便打造出了一本《一杯苦酒》，為自己的行為辯解。
歷史，就是一面鏡子，我們將鏡子照向蘇東劇變的歷史，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南方系所在做的一切，無非就是雅科夫列夫們的翻版。80年代，南方系尚未壯大之時，在做這件事兒的是北方的中青系，也就是“中國青年報”在做如此的事兒，現如今，中青系已經沒落，但是從“中國青年報”中仍可以看到他們依舊在延續其80年代的所作所為，只是，遠不如南方系犀利罷了，我讀高中之時，“中國青年報”有個“冰點時評”，不是同樣用著南方系的手段嗎？再往前推，04年雅典奧運會時，當時的《成都商報》體育版有個特約評論員的文章，不是跟南方系同屬一系嗎？直到今天，在《中國青年報》上，我們不也是能看到一個名叫張XX的人在那兒極力的鼓吹私有化，聽聞山西國進民退，比自己死了母親還要如喪考妣嗎？也許，對南方系的人來說，所謂的民主就是“我絕不讓你發表意見，但我誓死扞衛我自己發表意見的權力”吧，行了，寫了這麼多，突然覺得，有個南方系也好，任何事物都有其兩面性，沒有了南方系，西方又該攻擊你沒有了“言論自由”了 。
騰訊網友對《維琪解密網公佈40萬份伊戰檔 稱逾10萬人喪生》的評論
http://comment5.news.qq.com/comment.htm?site=news&id=26442308
美國對哥倫比亞的新殖民政策-「哥倫比亞計畫」
提到哥倫比亞，許多人就會立刻聯想到這是“毒品”與游擊隊氾濫的罪惡淵藪之地。（好萊塢電影大眾文化洗腦工業）羅素克洛和梅格萊恩搭檔演出的「千驚萬險」就是以哥倫比亞為背景，影片“描述”的哥倫比亞左派游擊隊在邪惡帝國蘇聯垮台後變成一群以販毒、綁票維生的恐怖份子，長期以來許多美國人也相信政府與主流（民主自由）傳媒對於哥倫比亞的（謊言）宣傳，相信美國政府目前已耗資數十億的「哥倫比亞計畫」（Plan Columbia）可以消滅哥國毒梟和游擊隊暴力，
然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證據卻證明事實“剛好相反”。
事實上，「哥倫比亞計畫」只是美國長期對於中南美洲“政-經-軍干預”的一部份，在美國喬治亞州的班寧堡（Fort Benning），有一所「美洲軍事學校」（SOA, U.S. Army School of the Americas），該校一直被諷刺為「殺手學校」（School of Assassins），因為該校的課程以訓練謀殺、綁架、（軍事）政變、嚴刑拷打著名，數十年來“培養”出六萬多名拉丁美洲的軍人，智利民選總統阿葉德被軍事獨裁者皮諾契特（軍事政變）推翻、大主教Oscar Romero被暗殺、瓜地馬拉36年內戰死亡或失蹤的20萬人、薩爾瓦多超過900名平民被屠殺等等，都是“該校”畢業生的“傑作”，女性受害者還會遭強暴虐殺而死，毫無反抗力量的兒童被活埋或摔死；它也“培養”惡名昭彰的（美帝傀儡）軍事獨裁者-包括巴拿馬、波利維亞、瓜地馬拉、薩爾瓦多，並且是“右翼民兵”的訓練所──例如尼加拉瓜殘暴的「國民軍」就是SOA（美洲軍事學校）的畢業生，後來組成“右翼恐怖份子”Contra（桑定游擊隊）。前巴拿馬總統就稱「美洲軍事學校」是「拉丁美洲最大的亂源製造基地」，在日漸高漲的抗議聲浪下，該校“改名”為Western Hemispheric 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WHISC)，但是至今仍然繼續培養每年一到兩千名的畢業生（目前１／３的受訓者來自墨西哥，因為該國要“對付”以Chiapas省原住民為主的薩巴塔游擊隊（Zapatista），每年耗費美國納稅人大約兩千萬美金。
和其他拉美國家相比，哥倫比亞派遣最多軍人（目前已超過一萬多人）到SOA（美洲軍事學校）受訓，其中許多高階軍官都犯下違反人權的罪刑，哥倫比亞軍方和殘忍著稱的右翼民兵組織AUC也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使得在哥國每年有超過三萬人被殺、一百萬人無家可歸。1986年以來已經有三千八百名工會領袖和組織者遭殺害，在去年（２００１年）的前十一個月就有180名工會領袖被暗殺，過去十幾年以來，超過三萬名工人、農民、人權組織者、左翼領袖、教師等被軍隊和右翼民兵殺害。最大的右翼民兵組織AUC的領導人對於謀殺工會領袖毫無悔意，他說「我們有理由殺那些人，因為他們（工會領袖）妨礙他人工作。」因為暴力事件頻仍，自從 1985年以來，已經有兩百萬哥倫比亞平民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園。
在美國主流（民主自由）傳媒宣傳下不斷“被污名化”的左翼游擊隊──其中一股最大的力量FARC「哥倫比亞人民革命軍」（有一萬六千到兩萬人的武裝力 量，由工人、農民、組織者所組成）-經由過去36年以來的組織工作，哥國基層人民對其支持率不斷提高，專家估計該游擊隊在哥國自治區的影響力已經超過 50％，相對的哥倫比亞所謂「（美帝扶植傀儡）民主」政府，則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貪污腐敗政權，人民對政府的失望清楚地反映在哥國的投票率上（低於40％），目前FARC直接掌握的非武裝區（約瑞士大小），也完全沒有上述的暴力事件發生。
在2000年，美國政府投入十三億美金到「哥倫比亞計畫」以及之後六億美金的「安地斯行動」（Andean Intiative，因為哥倫比亞屬於安地斯山脈國家）（其中一億給哥倫比亞軍方），“宣稱”該計畫是「對抗毒品之戰」（War on Drugs）以及心照不宣的「對抗左派游擊隊（美國政府定義下的恐怖份子）之戰」，事實上，該計畫對於消滅毒品毫無助益，因為大部分的款項給了“美國跨國 公司”，例如「孟山都（Monsanto）」、United Tech、Sikorsky等，用來進行軍事訓練、購買直昇機和除草劑，另外，美國政府也已提供哥倫比亞軍方和右翼民兵十五億美金。
然而，哥倫比亞政府和軍隊本身就和毒梟“連為一體”，政府軍隊和右翼民兵就是毒梟“背後”的軍事力量，前SOA（美洲軍事學校）的教官就曾說「SOA是拉丁美洲軍官 洗毒品錢的最佳地點」，美國持續提供哥倫比亞軍事援助反而助長軍隊和右翼民兵繼續在國內“鎮壓平民”、違反人權，並且讓毒梟勢力更擴大。
此外，美國在哥倫比亞四處噴灑除草劑，宣稱這樣就可以消滅古柯鹼作物，但其實是毫無差別地噴灑在一般農田和雨林上，不但使得農作物大量枯死、農民無 法維持生計、亞瑪遜雨林的生態環境遭破壞、原住民生存環境受到威脅，更讓古柯鹼產業暴增超過100％，在1994到1998年，哥國大約種植45,500公頃的古柯鹼作物，但是有超過140,800 公頃的一般作物、古柯鹼和雨林被噴灑，從1999年到2000年，古柯鹼的產量反而增加60％，噴灑除草劑不但完全無效，反而讓種植古柯鹼更有價值。
著名的拉美學者James Petras就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是美國對拉丁美洲“再殖民”的試金石，因為哥倫比亞目前擁有第三世界國家最強大的游擊隊力量，開始動搖美國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力量”（哥倫比亞的石油是美國重大利益所在，美國從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和厄瓜多進口的石油比波斯灣還要多），因此若能藉由「哥倫比亞計畫」一舉摧毀反抗的力量，則可以再度建立美國的新帝國主義力量，因此越來越多人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實際上是「死亡計畫」（Plan of Death）。
今年（２００２）4月19-22日，在美國首府華盛頓有大規模的反戰（4月20日舉行大遊行，主題為「停止國內和國外的戰爭」Stop the War-At Home& Abroad，詳情請見：http://www.a20stopthewar.org/）、反全球化和「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National Mobilization on Columbia，詳情請見：http://www.colombiamobilization.org/）遊行（世界各地的抗議活動資訊都可以在 http://protest.net/ 找到），「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在4月22日將發動大遊行並提出兩大訴求：
一、反對美國政府“假借”掃蕩毒品為名的「哥倫比亞計畫」，
二、關閉「殺手學校」－「美洲軍事學校」（SOA）。
文／洪家寧 2002．4
美國（佔領軍）把伊拉克變成“轉基因糧食”生産基地
第一節 經濟休克
“我們在伊拉克的原因，就是爲了播撒民主的種子，這樣它就會在那裏生根開花，並擴展到整個極權主義地區。”
——布希二世
當小布希（布希二世）講到播撒“民主的種子”時，很少有人意識到，他腦子裏想的是「孟山都」的轉基因種子。
隨著2003年3月美國“佔領”伊拉克，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狀況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伊拉克的土地不僅由大約１３萬美國部隊和一小批與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聯繫密切、唯利是圖的財富冒險家佔領。它的經濟也處在美國“佔領者”的“全面控制”之下。
對伊拉克經濟的“控制”也是由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來實施的。2003年5月，保羅•佈雷默被任命爲新成立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行政長官，這個“佔領機構”披著一層薄薄的面紗。佈雷默曾任美國國務院的“反恐”官員，後來成了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的諮詢公司基辛格合夥公司的執行董事，這家公司的影響力非常巨大。
從許多方面看，美軍“佔領”下的伊拉克比阿根廷更適合將整個國家的農業體系納入“轉基因商業化農業”的統治範圍之內，美軍的“佔領”發揮了重要作用。美國“佔領當局”直接給了伊拉克農民“一份他們無法拒絕的要約”，就像《教父》裏面所說的：“要麽拿著我們的轉基因種子，要麽去死。”
對於“被佔領”的伊拉克的所有民事活動，佈雷默事實上擁有生殺大權。尤其特殊的是，他不是向通常負責重建工作的美國國務院彙報工作，而是直接向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裏的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的辦公室報告。
作爲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的首腦，佈雷默迅速行動，草擬了一系列管治伊拉克的法令。當時，伊拉克既沒有憲法，也沒有根據憲法合法産生的政府。美國“佔領當局”制定了整整100個法令，於2004年4月生效。整體來看，這100項由美國強制實施的新法律(正式名稱是“命令”)將確保伊拉克經濟“按照”美國“強加”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的思路進行“改造”，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ＩＭＦ）」和華盛頓在1990年後“強加”給俄羅斯和前蘇聯經濟的模式非常相像。
拉姆斯菲爾德領導的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計劃制定者給佈雷默下達的指令是，強加一種“休克療法”，把以國有經濟爲中心的整個伊拉克經濟“改變”爲一個徹底的自由市場私營經濟。佈雷默在一個月內實施的經濟變革比在30年裏“強迫”拉丁美洲債務國實行的“變革”還要猛烈。
佈雷默的第一個行動是解雇了50萬名國家工作人員，其中大多數是士兵，還有醫生、護士、教師、出版商和印刷商。接下來，他打開了這個國家的邊界，毫無限制地接納進口：既不用履行什麽邊檢手段，也不用交什麽稅費。在佈雷默2003年5月到巴格達之後兩周，他就宣佈伊拉克“敞開國門做生意”。他沒有說是誰的生意，但這一點隨後越來越清晰。
“入侵”之前，伊拉克除了石油以外的經濟領域由大約200家國有公司主導，它們生産從水泥、紙張到洗衣機等所有商品。2003年6月，佈雷默宣佈，這些國有企業將立即“私有化”。他說，“將缺乏效率的國有企業轉交到私人手中，對伊拉克經濟復蘇來說至關重要。”伊拉克的“私有化”計劃是自蘇聯解體以來最大規模的國有資産“清倉大甩賣”。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第37號命令》降低了伊拉克的公司稅率，從大約40%降到可憐的15%。沒有了稅收收入，政府將無法在任何方面發揮大的作用。“第39號命令”允許外國企業100%地擁有除了自然資源之外的伊拉克資産。這確保了外國企業可以在這個國家“不受限制”地開展商業活動。投資者可以將其在伊拉克賺到的利潤100%地從這個國家拿走。既不要求他們追加投資，也不對他們課稅。這些法令的受益者，顯然不是伊拉克的經濟和人民。
根據《第39號命令》，外國公司可以簽訂有效期長達40年的租約和合同。《第40號命令》則以同樣優惠的條件歡迎外國銀行進入伊拉克。與允許外國人“全盤接管”伊拉克經濟相對應的是，“唯一保留下來”的薩達姆時期的法律是那些“限制工會”和集體談判的法規。
一夜之間，伊拉克從世界上最孤立的國家變成了最自由、最開放的市場。由於其經濟和銀行體系受到戰爭的“毀滅性破壞”，加上美國“帶頭實行”的長達十餘年的“經濟封鎖”，伊拉克人根本無力購買“私有化”的國有公司。外國跨國公司是在佈雷默宏大的經濟復蘇計劃當中“唯一”可能受益的角色。
這些新法律“被強加”給了一個“慘遭征服”和摧殘的國家，除了搞點軍事上的破壞和打擊侵略者的遊擊戰之外，它不可能進行其他的反抗。爲了使伊拉克對外國投資者具有吸引力，這一整套的100項新法令通過美國政府的“佔領機構”即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實施，它將所有伊拉克經濟的各種權利和控制權都交給了“跨國公司”。
不僅如此，制定這些法律的“目的”是爲了對這個國家的糧食生産體系進行前所未有的最激進的“改造”鋪平道路。在佈雷默的“統治”之下，伊拉克即將成爲“基因改造”或者說“轉基因商業化農業”的樣板。
第二節 《第81號命令》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明確定義了這100項命令的法律地位。“命令”被定義爲“對伊拉克人民具有約束力的指示或指令，具有懲罰性後果，或者對管制伊拉克人的方式包括伊拉克法律的變更具有直接作用”。
換言之，伊拉克人接到命令：“要麽照辦，要麽完蛋。”伊拉克以前的法律，凡是與佈雷默的新“命令”相抵觸的，一律廢止。
“佔領者”的法律至高無上。
佈雷默的新法令涉及從媒體到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等各個方面，深藏在其中的是《第81號命令》，即“專利、工業設計、未披露資訊、積體電路和植物新品種法”。《第81號命令》規定：
11.“第12條”經修訂如下：“專利應賦予所有者以下權利：
1.如果專利主體是一種産品，有權禁止任何未獲得所有者授權的人製造、利用、使用、提供銷售、出售或進口該産品。”
12.“第13條第1款”經修訂如下：“專利的有效期，從按本法條文申請註冊存檔之日起計算，至按本法條文註冊生效滿20年後方可終止。”
《第81號命令》的另一項條款規定：“禁止農民再次使用受保護的品種或任何本章第14條（C）段第1項、第2項提到的品種的種子。”而且，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第81號命令》對伊拉克的專利和工業設計法做了修訂，以保護與某種産品或某種製造工藝相關的任何技術領域的新創意。這些修訂允許在伊拉克的企業或在伊拉克屬於簽約方的相關條約成員國的企業在伊拉克註冊專利。修訂賦予了專利權人以下權利：阻止任何未獲得專利所有者授權的人利用受到專利保護的産品或工藝，從專利在伊拉克註冊之日起爲期20年。修訂還允許個人和企業對工業設計進行註冊。
用淺顯易懂的語言來說就是，《第81號命令》給了植物新品種專利權人在20年內在伊拉克農業中使用其種子的“絕對權利”，而這些專利的“所有者”恰恰都是“外國大型跨國公司”。儘管“表面上”看來，這是一個公平合理的商業條款，對外國企業的知識産權予以補償，但“實際上”這是對伊拉克主權的侵犯。像許多國家一樣，伊拉克“從未承認過”植物之類的生命形式可以獲得商業專利的原則。這種專利之前由美國或其他國家的專利機構授予「孟山都」、「杜邦」等公司。
事實上，《第81號命令》所做的是，修訂伊拉克的專利法，以便承認外國專利，不管根據伊拉克的法律這種專利是否合法。表面上，它似乎給了伊拉克農民拒絕購買孟山都種子或其他專利種子、種植本地傳統種子的選擇權。實際上，它産生了完全相反的作用，《第81號命令》的起草者也充分意識到了這一點。
這些受保護的植物新品種，都是轉基因或者說經過基因改造的植物。選擇種植這種種子的伊拉克農民，需要與持有專利的種子公司簽訂協定，規定他們將支付某種“技術費”，並且每年爲種植這種專利種子支付許可使用費。
任何試圖將「孟山都」或其他公司的專利種子保留一部分以便在下個作物種植季節再次播種的伊拉克農民都將受到種子供應商的重罰。在美國，「孟山都公司」要求獲得相當於被盜用種子成本120倍的懲罰性損害賠償，後來法院的裁決駁回了這一請求。
於是在這種“局面”下，伊拉克農民沒有成爲薩達姆•侯賽因的奴隸，卻成了跨國轉基因種子巨頭的“奴僕”。
《第81號命令》的“核心”是植物新品種保護（PVP）條款。根據該條款，留存種子和再次播種是非法的。農民們使用受專利保護的種子（甚至是“類似的”種子），將受到重罰，甚至坐牢。然而，受到保護的植物新品種，並不是那些在伊拉克農田上歷經上萬年的雜交開發出來的種子。
相反，受到保護的是「孟山都」等跨國公司巨頭將自己的種子和除草劑引入伊拉克市場的權利，而且它們受到了美國和伊拉克政府的“充分保護”。
第三節 破壞伊拉克的種子資源
歷史上，伊拉克是文明搖籃美索不達米亞的一部分。在那裏，在長達數千年的時間裏，底格裏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之間的肥沃河谷爲農作物培育和種植創造了理想的條件。自從大約西元前8000年以來，伊拉克農民就一直在這片土地上耕耘，並培育出品種繁多的、如今世界上使用的幾乎所有麥類品種的種子。他們通過留存部分收穫作爲種子並再次播種的體系做到了這一點，並通過新的播種培育出能夠抗禦疾病的雜交品種。
多年來，伊拉克人在位於阿布•格萊布的一個國家種子庫裏“一直保存”著這些珍貴的天然種子的樣本。這座城市，如今在國際上更多的是因其設有美國軍方“虐待犯人”的監獄而聞名於世。在美國“佔領”伊拉克及多次大規模轟炸之後，阿布•格萊布那個具有歷史意義、價值連城的種子庫“消失”了，它成了伊拉克戰爭的又一個受害者。
不過，伊拉克的前農業部曾經採取預防措施，在鄰國敍利亞建立了一個備份的種子儲存庫。在那裏，最重要的麥類種子仍然儲存在一個名爲國際乾旱地區農業研究中心（ICARDA）的機構裏，該機構位於敍利亞的阿勒頗。鑒於已經失去阿布•格萊布的種子庫，如果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需要幫助的話，作爲國際性的國際農業研究諮詢小組(CGIAR)種子庫網路的一部分的國際乾旱地區農業研究中心，原本是可以從其儲備中爲伊拉克人提供種子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沒有這樣做。佈雷默的顧問對伊拉克的糧食前景有著不同的規劃,他們有自己的打算。
伊拉克農業即將被導向“現代化”和工業化，從傳統的家庭式種植多種作物的農作方式，轉變爲面向“世界市場”而生産的美國式的商業化農業。滿足饑餓的伊拉克人的糧食安全需求，對這個方案來說是無足輕重的。
按照佈雷默的《第81號命令》，如果國際大公司開發出一種能抗禦某種伊拉克害蟲的種子新品種，而同時一個伊拉克農民正在種植另一種具有同樣抵抗力的種子，那麽這位農民留存自己的種子將是“非法”的。相反，他必須爲使用「孟山都」的轉基因種子支付某種專利使用費。
按照總部設在日內瓦的世界貿易組織（一個由美國政府和「孟山都」等私營農業綜合企業巨頭主導的機構）的規則，美國的法院和國際法院“有權”實施這樣的植物新品種保護法律。
20世紀90年代後期，美國的一家生物技術公司太陽基因被授予了一種油酸含量很高的向日葵的專利。不過，不僅僅其基因結構被授予了專利，高油酸含量這種特性本身也被授予了專利，公司聲稱擁有這種權利。太陽基因公司通告所有其他向日葵品種的培育者說，如果他們開發“高油酸含量”的品種，就將被認爲是對這一專利權的侵犯。
“專利的授予，涵蓋了一個物種的所有基因工程新品種……可能將我們在農場和花園裏種植的所有東西交由一個發明者控制。”國際植物基因資源研究院總幹事傑弗裏•霍丁博士說。“只要大筆一揮，無數農民和科學家的研究成果就可能僅僅因爲一次經濟劫持式的法律行爲而宣告無效。”經濟劫持，正是佈雷默和孟山都試圖按照《第81號命令》在伊拉克幹的勾當。
對農民的種子品種實行“全面控制”在伊拉克新頒佈的專利法之下將成爲可能。在複雜的法律術語“掩蓋之下”，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的《第81號命令》實際上將伊拉克未來的糧食命運“轉交”到了全球性跨國私人公司手中，這“絕不是”大多數伊拉克人所希望的解放。
以《第81號命令》頒佈的植物專利法，與其他國家的知識産權法律不同，它們不是通過主權國家政府之間的談判或與世貿組織的談判達成的。它是由華盛頓在“毫無抵抗”的情況下“強加”給伊拉克的。根據華盛頓消息靈通人士的報告，《第81號命令》中有關植物的具體細節是由世界領先的轉基因種子和轉基因作物供應商「孟山都公司」替美國政府起草的。
第四節 伊拉克農民只能種下“轉基因”種子
從字面上看，似乎只有伊拉克農民選擇從國際種子公司購買的那些種子，才歸屬美國新“強加”給伊拉克的專利法管轄。實際上，伊拉克正在“被改造”成一個巨大的實驗室，以便在「孟山都」、「杜邦」和「陶氏化學」等轉基因種子和化學品巨頭的“控制之下”進行糧食産品的開發。
經過伊拉克戰爭的磨難，劫後餘生的大多數伊拉克農民如果還想繼續種地的話，就“不得不”轉向他們國家的農業部尋求得到新種子。這就爲佈雷默“控制”伊拉克人的糧食供應打開了方便之門。
在十多年的時間裏，伊拉克農民承受著美、英爲首的、對急需的農業設備的“禁運”。另外，戰前伊拉克還遭受了連續三年的嚴重旱災，這些天災使伊拉克麥類作物的種植急劇減少。多年的戰爭和經濟制裁已經摧毀了伊拉克的農業。到2003年，糧食産量已經下降爲不到第一次美伊戰爭之前的1990年産量的一半。到了2003年，大部分伊拉克人依賴聯合國石油換食品的糧食配給生存。
在使伊拉克糧食生産“現代化”的“名義”下，“美國國際開發署”和美國對伊拉克農業重建和開發規劃機構參與到對傳統的伊拉克農業的“改造”當中。當時起關鍵作用的、由華盛頓任命的伊拉克農業“太上皇”是丹尼爾•阿姆斯圖茨，他曾是美國農業部的官員和大型糧食聯合企業嘉吉公司的副總裁。阿姆斯圖茨是關貿總協定談判烏拉圭回合期間擬定美國在農業方面的主張的關鍵人物之一，烏拉圭回合談判導致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的建立。
《第81號命令》名義上的目的是“確保伊拉克得到優質的種子，並爲伊拉克參與世界貿易組織提供方便”。當然，“優質”是由佔領當局定義的。加入世貿組織意味著伊拉克必須開放市場，使其法律符合主導世貿組織政策的強大工業和金融利益集團制定的規則。
《第81號命令》一發佈，美國國際開發署便開始通過美國農業部提供數千噸“高質量、合格的小麥種子”，這些種子來自美國，並得到了補貼，被分發給困境中的伊拉克農民，這在一開始幾乎是免費的。根據對轉基因種子和植物專利持批判態度的非政府組織GRAIN的一份報告，美國國際開發署拒絕允許獨立的科學家確定這種種子是不是轉基因種子。自然，一旦證明是轉基因小麥種子，在一兩個種植季之內，伊拉克農民將會發現自己如果要生存下去，就不得不向外國種子公司支付專利費。GRAIN的報告“揭穿”了《第81號命令》的意圖：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已經使伊拉克農民在收穫後將按法律註冊的新品種的種子留存並再次使用成爲非法。伊拉克人也許可以繼續使用和留存他們的傳統種子和經過多年戰爭和旱災後留下的種子，但這不在統治者規定的重建日程當中。這項法令的意圖是爲在伊拉克建立新的種子市場提供條件，在那裏，跨國公司可以銷售它們的種子——無論是否經過基因改造，農民將不得不在每個作物種植季節重新購買這些種子。
雖然從歷史上看，伊拉克曾禁止私人擁有生物資源，但美國強加的新專利法引入了一種對種子的壟斷權利制度，這種權利，沒有任何伊拉克農民有資源通過開發而得到。
實際上，佈雷默將有關“植物新品種保護”的新章節納入到了伊拉克以前的專利法當中。據說，這是爲了提供對“植物新品種的保護”。植物新品種保護作爲一種知識産權，事實上是植物品種的專利，它給予了那些聲稱發現或開發了新品種的植物培育者對植物的排他性權利。
“植物新品種保護”中的保護，與保護自然資源毫無關係，而是“保護私人培育者的商業利益”。喬治•奧威爾也說不出什麽更好的話了。在美國制定的法令之下，“植物新品種保護”實際上意味著植物品種的毀滅。
第五節 伊拉克農民種的小麥都出口到了美國
按照規劃，美國國務院與美國農業部一起努力（該部已經在伊拉克北部設立了56塊“小麥作物推廣實驗田”），目的是“介紹和展示經過改良的小麥種子的價值”。這個專案由德克薩斯A&M大學國際農業辦公室替美國政府打理，該辦公室在伊拉克各地利用800英畝(約323.7公頃)實驗田，向農民們傳授如何種植大麥、鷹嘴豆、豌豆以及小麥等作物的“高産品種”。
這個投資1.07億美元的美國國際開發署農業重建專案，定下了在第一年使3萬個伊拉克農場産量翻番的目標。其指導思想是說服心存疑慮的伊拉克農民相信，只有使用這種新的“神奇種子”，才能獲得大豐收。與十年前美國農民的情況一樣，身處絕境而又心懷收穫大量糧食的希望，讓伊拉克農民鑽進了外國種子公司的圈套。
碰巧的是，德克薩斯A&M大學的農業專案也將自己描繪爲“利用生物技術（或者說轉基因技術）方面公認的世界領先者”。用了他們的新種子，新的化學製劑——殺蟲劑、除草劑、殺真菌劑等——便會隨之而來，這些都是由孟山都、嘉吉、陶氏化學等大公司賣給伊拉克人的。
亞利桑那州的《鳳凰城商業期刊》報道說，
“一家亞利桑那州的農業研究公司正在提供小麥種子，供伊拉克農民使用，他們期望大幅增加本國出產的糧食供應。”這家公司名爲“全球小麥公司”(WWWC)，通過與包括德克薩斯A&M大學在內的三所大學合作，它將“提供1000磅（約453.6 千克）小麥種子，供巴格達以北的伊拉克農民使用”。
據全球種子行業資訊的中心網站Seedquest介紹，在開發穀類作物種子中“擁有專有權的品種”(被授予專利並爲某個特定公司所擁有的品種)方面，全球小麥公司是領先者。以上提到的這些種子屬於《第81號命令》中那種受到保護的轉基因種子。根據全球小麥公司的說法，任何希望種植他們的某種種子的“客戶”（或者說農民，人們曾經這樣稱呼他們），都要“爲每個品種支付許可費”。這家公司自稱爲“W3”，與亞利桑那大學Bio5生命科學研究所建立了正式的合作關係，而Bio5研究所自稱爲“生物研究水平最高的車庫（在美國代指高技術創新企業的發祥地。——譯注）”,這聽起來十分古怪。
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鳳凰城商業期刊》上的文章說，“爲了支援伊拉克，共開發了六種小麥種子。三種將用於讓農民種植用於製作通心粉的小麥；另外三個品種將用於種植製作麵包的小麥。”這意味著，2004年後美國在伊拉克發展的穀類作物中有一半是爲了出口。確實，通心粉對於伊拉克人的飲食來說是完全陌生的外來食品，這表明，佈雷默頒佈《第81號命令》的目的與其說是爲了給飽受戰爭創傷、饑腸轆轆的2500萬伊拉克人生産糧食，不如說是建立將轉基因種子用於糧食生産並向全球市場出口的工業化農業産業。
此外，投資1.07億美元的美國國際開發署農業重建專案，其目的是讓伊拉克政府失去對糧食生産的控制權。“我們的想法是，讓這裏成爲完全自由的市場。”美國國際開發署伊拉克重建辦公室農業專家道格•普爾如是說。
美國國際開發署的目的反映了美國和世界貿易組織的政策，這一目的是幫助伊拉克新政府逐步取消農業補貼。“農業部長在這方面幹得相當漂亮。” 普爾說。他宣稱，國有企業如美索不達米亞種子公司等“需要拆分和私有化”。但他並沒有提到，在飽受戰火摧殘的伊拉克誰會有錢買得起這樣一家國有種子公司, 只有像孟山都這樣有錢的外國農業綜合企業巨頭才有可能成爲買主。
爲了便於從外國種子巨頭那裏引進受專利保護的轉基因種子，伊拉克農業部以“補貼價”分銷這些轉基因種子。一旦農民們開始使用轉基因種子，按照《第81號命令》的“植物專利保護”新規定，他們將被迫每年從這家公司購買新種子。在將“自由市場”引入這個國家的旗號下，伊拉克農民逐漸成了外國跨國種子公司的奴隸。
在2004年12月的一次訪談中，在美國受過教育的伊拉克臨時政府農業部長阿裏聲稱，“我們希望伊拉克農民具有競爭力，所以我們決定對農藥、化肥、良種等投入給予補貼。我們減少了其他補貼，我們必須要有競爭力。”
換言之，原本用於伊拉克貧困農民購買新種子的錢，被專用于從孟山都等外國跨國公司購買轉基因“良種”。
與此同時，美國商品出口商垂涎欲滴，盯住了新的市場機會。
“伊拉克曾是美國農產品重要的商品市場，20世紀80年代的銷售額接近10億美元。”2003年,小布希政府的前農業部長安•維妮曼在農業媒體研討會上如是說。在到華盛頓任職之前，她曾與孟山都公司有密切聯繫。照她的說法,“它有可能再次成爲重要的商業市場。”
維妮曼忘了說的是，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的兩伊戰爭期間，雷根政府和老布希政府以美國農業部商品信貸公司的出口專案的名義，偷偷賣給薩達姆統治下的伊拉克各種常規武器和化學武器。這一醜聞涉及美國納稅人的數十億美元，牽涉到了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國家安全顧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和義大利拉沃羅國民銀行的亞特蘭大分行。
根據美國稻米協會副主席約翰•金的說法，在20世紀80年代末1991年海灣戰爭之前伊拉克是美國最大的大米市場。“美國大米行業打算在向伊拉克提供大米方面再次發揮主要作用。”約翰•金對美國國會衆議院農業委員會如是說。“由於目前美國大米行業面臨挑戰……再次進入伊拉克市場，在具有附加價值的産品銷售方面將産生巨大影響。”
約翰•金補充說，“聯軍2003年對伊拉克的解放，給伊拉克人民帶來了自由。貿易的恢復也給美國大米行業帶來了希望。”他沒有提到的是，2003年，大部分美國大米是基因控制的轉基因大米。
2004年春，當佈雷默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頒佈《第81號命令》時，激進的年輕教士薩德爾的支持者抗議美國憲兵查封了他們的報紙al Hawza。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指控al Hawza發表可能“構成真正暴力威脅”的“虛假文章”。例如，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引用了一篇文章，它指稱佈雷默在“奉行讓伊拉克人民挨餓的政策，讓他們成天忙於採購麵包，這樣他們就沒工夫要求得到政治自由和個人自由”。
考慮到《第81號命令》出籠的背景，出現這樣的文章不足爲奇。同樣毫不奇怪的是,考慮到整個轉基因計劃的大賭注，佈雷默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自然要竭力平息這種對其糧食政策的批判。
第六節 美國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伊拉克巧取豪奪
2004年11月21日，在如何處理伊拉克政府所欠大約390億美元外債(主要是欠工業化國家的)這個問題上，由債權國政府組成的巴黎俱樂部的主要代表發佈了一份公告。那些外債是薩達姆統治下伊拉克拖欠的大約1200億美元外債的一部分。儘管薩達姆政權已被推翻，華盛頓起初並不打算宣佈把這些舊債一筆勾銷。
在美國的伊拉克債務特別談判代表詹姆斯•貝克的強大壓力下，參與巴黎俱樂部的各國政府才就390億美元的伊拉克國家債務達成了新的協定。貝克絕對是個談判高手。通過向最高法院上訴，他策劃了2001年小布希的成功當選。他還是布希家族最親近的顧問之一。
在隨後與經合組織盟國極爲高明的討價還價當中，美國政府成功施壓，高高興興地將伊拉克所欠巴黎俱樂部債權國的舊債大筆勾銷。原因很簡單:這些債務大部分是欠俄羅斯、法國、日本、德國和其他國家的。美國在總債務中只占很少的22億美元。
巴黎俱樂部成員國發表了一份官方新聞公報：
各債權國的代表意識到伊拉克共和國的特殊形勢及其在未來歲月裏有限的償還能力，同意作出債務處理，以確保其債務的長期可持續償還能力。爲了這一目的，他們建議本國政府作出如下特殊處理：
——立即取消部分後來發生的利息，涉及2005年1月1日時累計債務的30%。剩餘債務將延期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批准之日。這次減免將勾銷所欠巴黎俱樂部389億美元總債務當中的116億美元；
——一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獲得批准，將實施30%的債務削減。剩餘債務將按23年期重新安排償還計劃，其中包含一個六年的寬限期。這一步驟，將再削減累計債務116億美元，使減免比例增至60%；
——巴黎俱樂部債權國同意，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委員會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實施的三年評估完成之後，再給予最初債務總額20%的減免。
伊拉克債務的減免，是與伊拉克嚴格遵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這一條件密不可分的。在債務減免過程中，作爲主要佔領者的美國慷慨地勾銷了薩達姆欠俄羅斯、法國、中國等國家的債務，這些國家是華盛頓的對手，曾反對向伊拉克開戰。這個標準計劃與應用于印度尼西亞、波蘭、克羅地亞、塞爾維亞、阿根廷和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的計劃是一樣的。它命令伊拉克將其經濟主權移交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技術官僚，而這些官僚實際上是受美國財政部和華盛頓當局有效控制的。
雪上加霜的是，在薩達姆時代伊拉克所欠的舊債是各國政府所說的“惡意債務”，即在未經人民同意下發生的、不符合人民利益的（簡而言之，就是不合法的）債務，就像已經不存在的蘇聯的債務一樣。但是美國、英國和其他巴黎俱樂部成員國並不在乎這個。這種債務是控制“新”伊拉克、迫使其向“自由市場 ”轉型的有用武器。轉基因種子和農業的工業化將處於這種強迫性變革的核心。
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是符合“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在走向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東歐轉型國家急需經濟改革，以擺脫傳統的內向型發展戰略的影響。總的來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有兩種辦法：一種是漸進式的改革，一種是所謂“休克療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是贊成“休克療法 ”的，這兩個組織的觀點被稱爲“華盛頓共識”。——譯注）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計劃的頭等大事。自由市場企業制度也是2004年4月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 “100項命令”的核心。這絕非巧合。
我們可以恰如其分地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稱爲“全球化的警察”。自從20世紀80年代的債務危機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發展中國家強制實施了債權國要求的殘忍的緊縮和償債計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債務條款被用來強迫各國將它們最爲珍貴的經濟資産拱手轉讓給外國利益集團，以便償還越來越多的債務。
通常，「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這些措施都得到了龐大的銀行業和私人利益集團的鼎力支援。
他們系統地“強制實施”國有企業的“私有化”，
“取消”糧食、衛生和能源的“公共補貼”，
“削減”公共教育開支。
因此，使跨國公司得以“主宰”戰後伊拉克的每一項政策，都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佈雷默頒佈的法律來具體落實：
“精簡”國家機構、
彈性的勞動隊伍、
開放邊界、稅收降至最低程度、
對資本流出伊拉克“不加控制”、
沒有關稅、
對外國人的所有權比例“不加限制”。
伊拉克人民將失去成千上萬的工作崗位，外國産品將把伊拉克本國的産品逐出市場，其中糧食就是一個主要目標。在強制實施的法規和外國競爭的重壓之下，本地企業和家庭式農場毫無競爭的能力。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條件”的“受害國”通常都不可避免地“被迫”使本國經濟向出口轉型，以便賺取美元來“償還”債務。這樣做換來的“胡蘿蔔”通常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放“拯救”貸款或者說“救援”貸款的承諾。而胡蘿蔔背後的“大棒”就是發出這樣一種“威脅”：如果債務國拒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條件，它將被永久列入“黑名單”,得不到任何國外貸款。
伊拉克也不例外。美國“授意”下的伊拉克大選，其“目的”就是確立一個合法的舞臺，以便將伊拉克政府置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嚴格的控制之下”。實際上，這使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處於“中立”的位置，負責監督伊拉克嚴格遵守佈雷默的“100項命令”。這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能夠“迫使”伊拉克加入華盛頓的“自由市場”全球願景。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計劃在2005年1月30日伊拉克大選之後的某個時候，與伊拉克新政府達成一項“特殊安排”。由於減免伊拉克的大量外債需要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點頭，因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與伊拉克領導人的談判中處於相當有利的位置。
聯合國安理會第1483號決議賦予了佈雷默管理被佔領的伊拉克的權力，但這本應歸屬國際法的管轄範圍。可見，佈雷默的“100項命令”和經濟“休克療法”，是在完全違反國際法的情況下實行的。
隨著對伊拉克“私有化”的抗議和針對美國在伊企業暴力活動的蔓延，“掩蓋”這種“令人難堪”的事實變得迫切起來了。因此，佈雷默急匆匆地返回華盛頓，與總統討論接管伊拉克經濟的新方案。其結果是組成了阿亞德•阿拉維爲首的臨時政府，並宣佈伊拉克將在2005年1月舉行大選。
阿拉維，這個美國“一手扶植”起來的、曾經多年爲「中央情報局」工作的門徒，將“合法地”執行非法的佈雷默法令。
按照在伊拉克以“佈雷默法律”而聞名的《第39號命令》，伊拉克的各個行業和所有市場將在幾乎沒有限制的情況下向外資開放。這些法律的制定方式，使得無論是臨時政府還是隨後的任何一屆伊拉克政府都很難撤銷或廢除這些政策。
確實，佈雷默用伊拉克臨時憲法第26條鞏固了“100項命令”，臨時憲法中的第26條，確保了在主權被移交給臨時政府之後，臨時政府將無權改變佈雷默的法律。此外，美國親手挑選出來的親美派被佈雷默安插到了伊拉克的各個部門之中，並有權淩駕於隨後的任何一屆伊拉克政府所做的任何決策之上。
遍佈于伊拉克各地的13.2萬美國部隊，堅守在2003年後建起的14個新軍事基地上，這就是上述這一點的保證。對於華盛頓在伊拉克使用“ 播撒民主的種子”這種冠冕堂皇的話到底意味著什麽，大多數伊拉克人到了2004年底已經很清楚了。這種種子與普通伊拉克公民獨立決定自己命運的能力毫無關係。
在2004年6月權力從佈雷默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正式移交給以「中央情報局」的寶貝兒阿拉維爲首的伊拉克臨時政府之後，後者同意接受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加的“開放”來換取債務減免。因此，2004年9月在伊拉克中央銀行行長沙拉比和財政部長馬赫迪發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意向書”所附的備忘錄中，這些人表達了這個美國“扶植”的政府“參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急迫心理。
“新的金融部門立法將爲建立現代金融部門鋪平道路。”這封意向書這樣吹噓道。意向書接著寫道：
“三家外國銀行已經獲准開展業務”，而且“若干外國銀行對獲得伊拉克私營銀行的少數股權已經表現出興趣。”
其中一家銀行是倫敦的滙豐銀行，這是世界最大的銀行之一。
“強迫”對伊拉克的糧食生産進行“改造”，“使之”種植“擁有專利”的轉基因作物，這是「孟山都」和其他轉基因“巨頭”所作所爲的最突出的例子之一。通過這些“（帝國新殖民）方式”，它們將轉基因作物“強加”給了“不情願”和“不知情”的世界人民。
文／威廉。恩道爾
【中俄鷹派抬頭-中俄地緣戰略結盟架構已成／中俄聯手否決制裁敘利亞案 美帝瘋狗續泡製“中東版天安艦事件”－伊朗陰謀暗殺沙特大使（挑撥遜尼派vs.什葉派）】
奧巴馬：伊朗須為刺殺沙特駐美大使陰謀付出代價
【華盛頓消息】據媒體報導，美國總統奧巴馬13日表示，伊朗必須為其策劃刺殺沙特駐美大使的陰謀付出代價，美國將對伊朗實施“最嚴厲”的制裁，並且“不排除任何選項”。
奧巴馬當天是在白宮與到訪的韓國總統李明博召開聯合記者會時說這番話的。他稱，這一陰謀不只是伊朗的“一個危險的升級”，它是伊朗政府“危險和魯莽行為”模式的一部分。
奧巴馬指出，在這起暗殺沙特駐美大使的陰謀中，有一個伊朗裔美國人參與其中，而伊朗政府內部的某些人和他有直接聯繫，並支付資金給他。
“這些事實有目共睹，除非掌握了支撐這些指控的證據，否則我們不會隨便提出這樣的指控。”奧巴馬說，“我們已經與所有的盟友、國際社會接觸，並將事實擺在他們面前。我們相信人們分析之後，對這些事實不會有爭議。”
奧巴馬指責伊朗的做法遠遠超越了可接受的國際行為準則，而這只是伊朗長期以來一系列暴力行為的一個例子而已。
奧巴馬表示，美國將同其他合作夥伴和盟國一起確保伊朗為此付出代價。第一步，美國將起訴那些參與這起陰謀的個人；第二步美國將對伊朗實施“最嚴厲”的制裁，並繼續動員國際社會進一步孤立伊朗。
“現在我們不排除任何選項來對付伊朗，但你可以預期，我們將繼續對伊朗政府施加各種壓力。”奧巴馬說。
美國司法部11日宣佈挫敗一起企圖暗殺沙特駐美國大使阿德爾•朱拜爾的陰謀，一名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成員及一名擁有美國和伊朗雙重國籍的美國公民遭起訴。
美國政府指責這起暗殺行動與伊朗政府有關。但伊朗政府堅決否認，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副司令侯賽因•薩拉米13日說，美國指控伊朗參與暗殺沙烏地阿拉伯駐美國大使是一場“毫無根據的鬧劇”。
【時事點評】請大家注意這兩段文字，原文分別是：
第一段：美國總統奧巴馬13日表示，伊朗必須為其策劃刺殺沙特駐美大使的陰謀付出代價，美國將對伊朗實施“最嚴厲”的制裁，並且“不排除任何選項”。
第二段：美國政府指責這起暗殺行動與伊朗政府有關。但伊朗政府堅決否認，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副司令侯賽因•薩拉米13日說，美國指控伊朗參與暗殺沙烏地阿拉伯駐美國大使是一場“毫無根據的鬧劇”。
● 所謂的“證據”，是可以“精心製造”出來的
這的確是一場“鬧劇”，但伊朗政府、及一切愛好和平的力量必須警惕的兩點是：
第一點，隨著局勢的進一步惡化，它“最終”未必是“毫無根據”的，因為，憑藉美國之前“製造”天安號事件的“功力”與“動機”（更早一點，為發動越南戰爭，美國政府還有“製造”北部灣事件事件的前科），所謂的“證據”，是可以“精心製造”出來的。
●“刺殺案”原本就是一部“現代美國版的‘指鹿為馬’”
第二點，也是最值得警惕的一點，“刺殺案”原本就是一部“現代美國版的‘指鹿為馬’”。
一如秦朝時的趙高，“始作俑者”最為關注的並不是所謂的“證據”，而是“效果”如何，也就是說：在自己公開“指鹿”之後，是否有“附合謂馬者”，特別是，“附合謂馬”者都是何人？
● “美全球戰略”向“方方面面”以“最貼近真實地”的形式“正式亮出了”自己的底牌
因此，既然“美國行政當局”的“最高層”親自出面上演“指鹿為馬”的“現代版”，意在將“刺殺沙特駐美大使”的標籤貼在了伊朗頭上，並借此“劃清敵友”，那麼，這也就意味著華盛頓在這個問題上“已經刻意地”、“徹底排除了迴旋餘地”，也就是說，“美國全球戰略”已經向“方方面面”以“最貼近真實地”的形式“正式亮出了”自己的底牌。
● “美國利益決策層”再一次對“美國伊朗政策”進行了“具體量化”
“這張底牌”上赫然包括有這樣幾條：
第一條，顯然，這當然就是美國總統奧巴馬“親自出馬”的意義所在，即：以“美國利益決策層”之“最高級別發言人”的身份“強調”：這是“美國伊朗政策政策”的“最後態度”；
第二條，在“第一條”的基礎上，特別是，在“方方面面”之間的“第四波排列與組合”都在“極盡變幻”的“新形勢”下，“美國利益決策層”再一次對“美國伊朗政策”進行了“具體量化”，也就是此番“親自出馬”、且“表現得”“不再打算傾聽”的奧巴馬、通過那張“我們既從未相信、且也從未看好過”的“大嘴”、一字一句吐出的、堪稱是“美國單邊主義（小布希、切尼、接姆斯菲爾德、賴斯….時代）”最為囂張時之“對伊政策拷貝”的“美國對伊朗最新計畫”。
● 這不僅僅是一份“對伊朗新計畫”，它還是一份“殺機畢現”的“美國全球戰略”
值得強調的是，這份在“操作層面”上有著“雖出於水、但寒于水”之特性的“拷貝件”，稱得上是一份“殺機畢現”的“美國對伊朗最新計畫”，而值得警惕的是，由於“伊朗問題”基於“非美勢力”、特別是中國全球戰略的極端重要性，這不僅僅是一份“對伊朗新計畫”，它還是一份“殺機畢現”的“美國全球戰略”。
另外，如果站在中國決策層的角度去觀察，那麼，它還是一份“殺機畢現”的“美國對華新計畫”。
● “美國利益決策層”強加給“國際社會”頭上的選擇其實就是兩個：YES或NO！
第三條，在“第一條”與“第二條”的基礎上，也就是為了強調“美國將以決不動搖的決心”去“兌現”這份“美國對伊朗最新計畫”，“美國利益決策層”決心“不再要任何迴旋空間”，
也就是說，在“如何對待伊朗”的問題上、或者是否定性伊朗的恐怖身份問題上，口口聲聲稱“拿到了確鑿證據”的“美國利益決策層”強加給“國際社會”頭上的選擇其實就是兩個：YES或NO！
● “美國決策層”顯然在借“這一重大事件”、試圖“重新爬上”國際道德、特別是國際法的制高點
顯然，這就一如小布希在911之後、借“幾千條人命”的“巨大悲情”，沖著國際社會、拋出的那個“極其霸道之宣言”：要麼就是美國的朋友，要麼就是美國的敵人！
不難看出，“整個事情”走下來，“美國決策層”顯然在借“這一重大事件”、試圖“重新爬上”國際道德、特別是國際法的制高點，製造出一種“911式不容他人說不”的“道德高壓氣氛”，通過“重新炮製”一個“不是美國的朋友，要麼就是美國的敵人”的“911式悲情氣場”，催促，準確地講、是同時用“實力（美國軍事、特別是金融實力）與道德（伊朗刺殺他國大使的行為如果坐實，伊朗當然會不容於國際社會）”的“高壓”，催促“方方面面”在“諸多重大國際問題”上、盡可能地“循著有利於美國利益的思路”進行“排列與組合”、也就是在至關重要的“伊朗問題”上“重新站隊”。
● 美國“公然不要”其“國家體面”、彰顯其更加被動
第二，在“第一”的基礎上，特別是，從美國竟然弄出“伊朗策劃刺殺沙烏地阿拉伯駐美國大使”這一“荒唐劇本”、從而“公然不要”美國“國家體面”的情況來看，
我們還認為，美國“旨在支配全球”的“全球既定戰略”也未因塞進幾根“巧實力”的槓桿就從全局被動中扭轉過來，
不僅未扭轉，反而因“埃及之亂後續發展”的“脫稿運行”而更加被動。
● “美國利益”的確在不惜一切手段地、迫使歐盟、特別是中國最終做出“戰略誤判”
而在之前的點評中，我們曾經以大量篇幅詳細論證了這樣一組結論，即：
第一，我們認為，在“美國單邊主義（小布希主義）”隨著奧巴馬的上臺而換了一張“嘴臉（傾聽主義）”之後，美國“旨在支配全球”的“全球既定戰略”並未因抹上幾層“傾聽色彩”而有“實質性調整”！
顯然，從奧巴馬不顧伊朗的“公開揭露”、悍然地“以美國最高行政官員”的身份、從“那張大嘴”今天正式吐出“伊朗必須為其策劃刺殺沙特駐美大使的陰謀付出代價，美國將對伊朗實施最嚴厲的制裁，並且不排除任何選項”….的強硬言論，從而為“中東版天安號事件”正式背書之後，任何稍有政治敏感度的人都會明白：美國“旨在支配全球”的“全球既定戰略”從來沒有因美國總統的換了“膚色”而有任何實質性改變。
不僅沒有改變，且從美國以不同的方式、但性質卻一樣卑鄙的手段，連續策劃“天安號事件”、“伊朗刺殺沙烏地阿拉伯駐美大使”的“惡劣劇本”來看，如果僅僅站在“中、歐、美”的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美國利益”已經的確如我們所說，在不惜一切手段地、迫使歐盟、特別是中國最終做出“戰略誤判”。
● 再談“歐洲利益（歐洲國家利益與歐洲資本利益）”目前面臨的一個最大、且最緊迫問題
在這裏，我們再次強調兩點：
第一點，在我們的討論中，在這個問題上，如果站在中國利益的層面，
那麼，對“歐盟利益”而言，它可能做出的“戰略誤判”，主要在於：
歐盟或“實質性配合‘美國利益’、用天量的流動性、水淹南方經濟”，
或向美國提供實質性南亞配合，與美國一道進行所謂“南亞破局”，從而“實質性地”與美國聯手，全面惡化“中國的外在安全環境”。
而一旦歐盟最終做出“戰略誤判”、並令美國最終實現了“全面惡化中國外在安全環境”的戰略目的，則美國隨之期望中國也出現的“戰略調整”就是：中國或“為”避免自己的外在安全環境被全面惡化，或“因”無力承受自己的外在安全環境被全面惡化，而最終選擇接受“中美共管地球的G2模式”，從而令美國可挾“中美之合力”，迅速解決歐元（歐盟）問題。
顯然，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說：一旦歐盟做出“戰略誤判”，且中國被迫進行上述“戰略調整”，也就等同于歐盟“自我啟動”了歐盟（歐元）的“快速瓦解進程”。
也正因如此，“這個問題”恰恰是“歐洲利益（歐洲國家利益與歐洲資本利益）”目前面臨的一個最大、且最緊迫問題。
● “再談”中國如最終坐視美國有效擊穿敘利亞“止損點”而“不作為”、或者“不有效作為”，將導致“中國全球戰略”徹底崩塌
第二點，在我們的討論中，在這個問題上，中國也要避免出現“重大的、不可逆轉戰略錯誤”，即：
其一，如果僅僅在經濟、特別是金融層面去考慮問題，則比如，在“中、歐、美”之中率先進行不可逆轉的加息週期、繼而全面喪失貨幣特別是資本政策的自主權，最終實質性地‘自我滅活’中國的經濟活力；
其二，如果我們在“綜合層面”去考慮問題，則比如，中國最終坐視美國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國際社會”之“大多數”的中東利益的“止損點”而“不作為”、或者“不有效作為”，從而導致“以中國經巴基斯坦至伊朗”的這一“戰略走廊”為支點的“中國全球戰略”徹底崩塌。
● 重溫“前三波排列與組合”的觀察結果，有助於更加清醒地觀察目前看似“變幻莫測”的國際局勢
第三，我們也認為，自“國際局勢”以“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及“科索沃單方面宣佈獨立”為標誌，不可逆轉地進入“科索沃獨立後續發展階段”，並“如我們所預期地”依次經歷了、分別以“美、俄直接交手”與“歐、美直接交手”及“中、美直接交手”的“第一、二、三波排列與組合”，其“真實的歷程”已經為我們提供了“極其豐富的觀察結果”，來幫助我們更加清醒地觀察目前的局勢，也就是看似“變幻莫測”的“第四波排列與組合”。
在占盡天時、地利與人和的情況下，美國利益何以仍然無法阻止次貸危機的“最終爆發”
其一，美國次貸危機的“最終爆發”，意味著這樣一個事實，即：即便當時“美國絕對實力”特別是“相對實力”都處於顛峰狀態，即便是堪稱“美國史上最具鷹派色彩”、對外“強硬至極致”的“單邊主義政決策團隊”，即便策略性地通過“911”騙到了美國社會對“在外發動戰爭的極高支持度”、且騙到了世界輿論的高度同情，
“美國利益”最終還是無法用像一、二次世界大戰那樣，通過“週邊（相對於美國本土）”的“非和平方式”、去解決“美國經濟結構上的問題”、或者美國社會結構問題、更或者美國制度層面的結構問題。
顯然，以“911事件”為標誌，“美國利益”在占盡天時、地利與人和的情況下，仍然無法阻止美國次貸危機於2007年“最終爆發”，再加上期間“近乎7年的解決時間”，所有這些都已經充分證明了一點，那就是：
在“大國層面（歐盟計算在內）”上，作為內部問題累積最為嚴重、社會矛盾最為尖銳的主要“政治經濟體”，由於“美國國家利益”想借“西方資本（美國資本）”之力去支配全球、從而可以犧牲“非美勢力”為代價、去解決它自身很難獨自解決的問題，因此，它事實上遭遇了“非美利益（主要是中歐俄、拉美國家、中東國家）”集體的、且是“實質性”的強烈反對。
● 曾經至剛至強的“小布希決策團隊”終於不得不做“非實質性、但卻非常重要的戰略調整”
其二，而“美國單邊主義”試圖“在週邊”解決問題的戰略、在殘酷的現實面前撞得頭破血流、且美國次貸危機也終於2007年8月“風生水起”、慢慢“浮出水面”之後，2007年未至2008年初，此前還至剛至強之“美國利益”的“小布希決策團隊”終於不得不做“非實質性、但卻非常重要的戰略調整”。
這種調整的“代表性事件”就是“科索沃單方面宣佈獨立”。
● “科索沃單方面宣佈獨立”是美國被迫向歐盟簽下的一份“投名狀”
科索沃於2008年2月單方面宣佈獨立“表面”上是“歐、美利益”基於“中東利益”與“南亞利益”進行戰略交易的一個衍生品。
而實際上，則是全局被動的“美國既定全球戰略”，一方面“即無法、也不甘心”割捨“中東核心利益（以犧牲以色列的方式推動中東和平進程、並就此成全‘歐盟利益’的中東地位）”，而另一方面又“想儘快拿到歐盟南亞實質性配合”，從而“簽下的”一份“向歐盟展現極大戰略合作誠意”的“投名狀”。
顯然，“美國利益”簽下這份“投名狀”的意圖在於“先以空間換空間，再以空間換時間”，在於“繼續推進”其“既定的全球戰略”，在於繼續推進主要針對中國的“南亞破局”。
● “美國南亞政策”具有強烈的“連環性”
而就如我們之前多次強調，“美國南亞政策”具有強烈的“連環性”，即：除了伺機發動“實質性破局”以全面破壞中國全球戰略的戰略空間、“先”將中國徹底堵截在中國境內、“再”利用“三獨框架”、結合所謂“徹底民主政治、完全自由經濟”等手段、將中國推入“瓦解進程”的險惡用心之外，
它的另一功用，就是想用一種“最貼近真實”的“破局努力”，迫使中國妥協，從而好挾“中-美經濟之合力”，於“轉身間”一舉擊潰“自運行之日起”就不斷挑戰美元地位、不停蠶食美元市場份額的歐元，並伺機瓦解“直到今天仍在全力進行整合的歐盟”。
顯然，在這個問題的“努力層面”上，也就衍生出所謂的“中-美共管地球的（G2／美中國）模式”，並出現了以美國總統奧巴馬、美國前政要布熱津斯基、基辛格等為“代表性說客”的“美國朝野聯合豪華推銷團”。
● 中、歐也將南亞與中亞（阿富汗）視為一個“連環劫”
（直到一、兩年前才）洞悉這些的中國與歐盟，在應對上，即出於各自的核心利益、也出於雙方的全球共同利益，大體上，也是將南亞與中亞（阿富汗）視為一個“連環劫”，從而一方面努力維持著交織于伊核問題上的“中-歐-俄”戰略協調，一方面，彼此策應著將“大國間戰略利益主要交易平臺”從中國的重中之重–南亞方向、慢慢移向均遠離“中-歐-俄”的重中之重，卻獨獨聚集了美國核心利益的中東方向。
顯然，在這個問題上也就出現了中國“不僅” （直到一、兩年前才開始）力拒“美國朝野聯合豪華推銷團”傾力兜售的“中美共管地球的（G2／美中國）模式”、且堅決奉行“扶弱（歐元）鋤強（美元）”的政策，與歐盟死活不願意向美提供“實質性南亞配合”、
且與俄羅斯一道，積極策應中國發動的“東亞（東北亞、南海）、南亞問題全部都與美國在中東談”、從而形成了當前這種“一切重要問題都與美國在中東談”的、“中歐俄”輪番上陣、“輪番消遣”美國全球利益的局面。
在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美國利益決策層”基於“美國資本利益（含Wikileaks維琪解密）”而不顧“美國國家利益”所策動的“埃及之亂”、及其“後續發展”不過是美國針對“一切重要問題都與美國在中東談”所展開的、旨在“以攻為守”的戰略反擊。
● 站在中國的角度看問題，美國的戰略反擊有兩個意圖
如果僅站在中國的角度看問題，美國的戰略反擊有兩個意圖：
第一個意圖，是沿“歐亞海上運輸線”全面破壞中國的外在安全環境，
從而“仿效”中國針對美國的“一切重要問題都與美國在中東談”（注，這實際上就是出“圍魏救趙”），在南亞之“外”、繼續其“南亞政策”、也就是要麼迫使中國接受“中美共管地球的G2”，
要麼，就將“歐亞運輸線之亂”導向專門針對東亞經濟、特別是中國經濟的“東亞、或者中國海上運輸線之亂”，從而伺機展開對東亞、特別是對中國的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
而值得強調的是，至於“後者”，它“既”是我們常常提及的、“暗渡陳倉層面的（側重于經濟與金融攻擊）南亞破局”，“也”是日後“西方資本”伺機上演“巴基斯坦之亂、特別是印度之亂”的“準備工作”。
第二個意圖，在展開“上述意圖”的基礎上，伺機將“大國間戰略利益主要交易平臺”從目前這種“均”遠離“中、歐、俄”的重中之重，卻獨獨聚集了美國核心利益的中東方向、再慢慢移回中國的重中之重–南亞方向，如果歐盟基於自己的一已私利、在美國的強大壓力下（歐洲債務危機）、其“全球政策”最終願意向“美國全球政策”提供“實質性配合”的話。
● 美國終於跟隨歐盟之後、雙雙跳入“坑”中的主要原因
顯然，如果歐盟仍然不願意向美國提供“實質性配合”，那麼，美國用來威脅歐盟的手段就是：利用“美元本位制”的“剩餘價值”與“美國軍事力量”，將歐盟按在“利比亞之亂”這個“坑”中，並“持續加壓”歐洲債務危機，且伺機對歐盟（歐元）跨海（地中海）予以致命一擊。
這也正是我們認為：隨著美國出爾反爾、最終決定向利比亞派出“大量”地面部隊、從而“表面上“是保護美國在利外交機構、人員的安全，但“實際上”卻是為“卡紮菲（格達費）勢力”提供“安全遮斷”，美國終於跟隨歐盟之後、雙雙跳入“坑”中的主要原因。
● “卡紮菲（格達費）勢力”的主要成員何以生不見人、死不見屍？
如果從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我們就很容易明白：
為什麼在利比亞這個樹沒幾棵、草沒有幾叢、到處是沙漠的不毛之地，“卡紮菲（格達費）勢力”的主要成員均是生不見人、死不見屍了。不僅如此，還能指揮“親卡武裝”繼續作戰。
在此，如果歐盟、特別是今天的“利比亞執政當局”膽子足夠，在此就為其支一個招：
包圍、甚至強行進入美國駐利比亞大使館、及其它外交機構、商業設施，或者、長時間地切斷“美國地面部隊駐地”與外界的聯繫，時間到了，一定會有意外的、重大收穫！
然而，一旦如此，後果可要自負！我們可不為此承擔任何責任，道理很簡單：“大家可都是成年人”！。
● 一旦如此，也就意味著如今已雙雙落入“坑”中的“歐、美”，誰也甭想從利比亞這個坑中“安全地爬出來”
至於後果，主要有兩個：
第一，這種大膽行為本身就是一種“撕破臉皮”；
第二，一旦歐、美以任何形式“撕破臉皮”，也就意味著“利比亞之亂”會立刻升格為“利比亞內戰”、直至“科索沃戰爭”的重新爆發，這也就意味著在利比亞這個曾經的“觀察點”、如今的“撕裂點”上，始於伊拉克戰爭就出現、且持續至今的“歐美大西洋裂縫”就被“徹底撕裂了”。
而一旦如此，也就意味著如今已雙雙落入“坑”中的“歐、美”，誰也甭想從利比亞這個坑中“安全地爬出來”，
對“歐盟利益（歐元）、美國利益（美元）”雙方而言，“死活”另說，但彼此間落個“斷胳膊少腿”、則是必然的！
● 一旦如此，作為聯盟也好（歐盟），國家也罷，“歐、美”之間也必然瓦解一個！
事實上，局勢發展至今，自“美國利益”也決定步“歐洲利益”後塵、跳進利比亞這個“坑”中，從而令利比亞從“觀察點”立刻轉化為”撕裂點“之後，
從“中、歐、俄、美”圍著“敘利亞”這個“止損點”的一連串表現來看，除非“矛盾雖可以調和、但卻很難調和”的“歐、美資本利益”之間的一方“甘心歸順對方、並為對方所驅使”，
否則，在“矛盾雖可有效緩和、但不可調和”的歐、美國家利益”的“強大張力”下，利比亞這個“坑”最終必然埋葬“現代西方資本”中的“一支”，
而一旦如此，作為聯盟也好（歐盟），國家也罷，“歐、美”之間也必然瓦解一個！
在這個問題上，再次強調：
“歐、美資本利益”之間的矛盾之所以“可以調和、但卻很難調和”，恰恰在於“歐、美國家利益”之間的“強大張力”，
也在於“中、俄”的“挑撥離間”，
還在於歐盟也“沉迷”於“一切都可與美國在中東談”的“新戰略遊戲”。
● 該決議案”分明是“美國擬定、之後、委託歐盟發佈”的！
在這個層面上，如果我們去觀察“中、俄”聯手否決“那份‘據稱’是歐盟提出、美國支持.”的“聯合國譴責敘利亞決議案”，那麼，我們也就不難看出這樣幾絲隱晦、但卻極其強烈的信號：
第一，什麼是“歐盟提出、美國支持”？
從內容看，“該決議案”分明是“美國擬定、之後、花‘錢’、且是一大筆‘錢’、委託歐盟發佈”的！
● 除了落入“坑”中之外，“美國利益”基本上是一無所獲！
根據我們的觀察，美國為了這個“委託”，那可是花了大價錢的！
別的不說，僅以利比亞為例，從完全就是一群“烏合之眾”的“利比亞反對派”以令人吃驚的速度、迅速攻佔卡紮菲的大本營－－的黎波里，
到卡紮菲（格達費）勢力突然退出“公眾的視野”，
再到“利比亞反對派”得到“中、俄”的承認，從而成為“利比亞執政當局”，
最後，“美國利比亞政策”為了保留“埃及之亂”的“調整後劇本”不就此中斷，不得已讓地面部隊進入利比亞、正式跳進“坑”中，
作為“旁觀者”，我們認為：“美國利比亞政策”對歐盟的“讓步”可謂巨大，
但是，所有這一切的“努力與冒險”均被“中、俄”的否決給粉碎了，不僅如此，美國全球戰略還就此留下一個巨大的隱患：那就是，努力的代價付出了，但得到的結果卻是：除了落入“坑”中之外，基本上是一無所獲！
因此，我們也就不難明白，為何作為“支持者”的美國卻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得“歇斯底里”般的“憤怒”，而作為“提出者”的歐盟，反倒是“譴責”兩聲了事了！
● 歐盟更多是在“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且對結果抱持一種“錢貨兩清”的態度！
顯然，在這筆“一要問題都與美國在中東談”的交易中，歐盟更多是在“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且對結果抱持一種“錢貨兩清”的態度！
值得強調的是，該決議案事先已經被大量修改，其中，許多文字、甚至是所謂的“提出者”歐盟出面，根據俄羅斯、特別是中國之“敘利亞政策的原則”進行的修改，因此，歐盟在“中、俄”這裏，事先也早就“有個交待”！而美國最終同意“大量修改版”，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在“中、歐、俄”之間打根楔子、並借此“尋找”曲解“中、俄”之“敘利亞政策”的餘地，也就是意圖尋找一個“突破點”。
● 歐盟自然是此輪角力的“最大收益者”
因此，從“中、俄”斷然否決“按自己意見大量修改（排除了軍事解決項）”之後“文稿”的動作來看，自然是洞悉美國的企圖，因此，也就是不給美國這個機會。因此，作為“提出者”的歐盟自然是此輪角力的“最大收益者”。
● 正式完成了“新遊戲”的“第一輪”
討論進行到這裏，我們也就不難看出，最重要的，在“中、俄”分別在歐盟的策應下，分別“階段性平息”了“東北亞（2010年3月美國自導自演自殘栽贓挑撥的天安號事件）、南海問題國際化”、及“階段性收穫”了烏克蘭利益之後，“中、俄”聯手否決決議案的結果，對歐盟而言，顯然不僅未傷及“中-歐-俄”的戰略協調（中、俄在不同場合分別再次強調支持歐元的穩定），還讓歐盟“階段性收穫”了一個“利比亞執政當局”。
毫無疑問，中國率先出手的“一切重要問題都與美國在中東談”的“新戰略遊戲”，在此之前，就已經“菜過兩味（中、俄）”，至此，也就算是“酒至三巡（中歐俄）”、從而正式完成了“新遊戲”的“第一輪”。
● 儘管是已“酒至三巡”，但“中-歐-俄”本質上仍然是“階段性收穫”
同樣毫無疑問的是，儘管是已“酒至三巡”，但“中-歐-俄”本質上仍然是“階段性收穫”，
而從歐盟制裁敘利亞、特別是伊朗的“力度”上來看，特別是，從“中、緬”之間的關係因“緬甸民主”而出現某種裂痕，及中國13名公民在“這個時間點”在東南亞被慘忍殺害的情況來看，“該遊戲”還將“繼續遊戲”下去。
● 即便是在利比亞，“遊戲”還將“繼續”！更別提敘利亞這個“止損點”了
而從烏克蘭前總理在“這個時間點”被判刑、但“判斷內容”令歐盟與俄羅斯“均不滿意”的情況來看，俄羅斯“階段性收穫”的“烏克蘭利益”也會有所反復，
至於歐盟的“階段性收益”，從“親卡武裝”近日突然大舉反攻“利比亞執政當局”的“大跌眼鏡”來看，都是“再合乎邏輯”不過的了。
顯然，即便是在利比亞，“遊戲”還將“繼續”！更別提敘利亞這個“止損點”了。
● 一道“至關重要”的“強烈信號”令“美國利益”感到“意外”、並受到沉重打擊
因此，想強調的是：在很大程度上，歐盟“提出”該決議、及“該決議”最終被否決，都符合“中歐俄美”的“敘利亞政策”，
但令“美國敘利亞政策”意外的是，儘管美國人打出一大堆牌（比如：美國參院準備通過人民幣匯率法案，對台軍售案），且按中國的意味做了修改，但中國依然與“必然出手否決”俄羅斯一道聯手投出了“否決票”。從而向“方方面面”發出一道“至關重要”的“強烈信號”。
從本質上講，美國之所以以“歇斯底里”的方式去“憤怒”，恰恰在於這道“至關重要”的“強烈信號”令“美國利益”感到“意外”、並受到沉重打擊了。
● 中、俄聯手傳遞一束“最為明確”、且“不容他人有一絲一毫曲解餘地”的“明確信號”
第二，“中、俄”何以聯手“否決”一份“已經被大量修改”的“譴責案”？
對此首席就指出，這是為了向“方方面面”、特別是敘利亞與歐盟、『阿盟』傳遞“最為明確”、且“不容他人有一絲一毫曲解餘地”的“明確信號”，即：
其一，不論“中、歐、俄、美”與『非盟』、『阿盟』等在“利比亞”這個“撕裂點”的“排列與組合”如何變化，“敘利亞”的確就是“國際社會”之中東共同利益的“止損點”；
為此，在滿足“確保敘利亞國家安全不受外來勢力軍事、也包括政治顛覆”的“前提條件”之前，即便是“譴責”也不行！
其二，在“其一”的基礎上，“中、俄”作為有能力對抗美國、甚至北約的“兩個主要軍事強國”，絕不允許“敘利亞”成為“利比亞第二”。如果有誰不信，可以試一試！
其三，在“其二”的基礎上，如果有人一定要試，那就得準備面對中東的全面破局、甚至最暴力破局！
而在這個問題上，特別是“伊朗跨越核門檻”的問題上，我們曾經多次強調，這是個“中、歐、俄”之“大多數”便可決定的事情。不論美國是否反對！
● 一旦……也就無所謂什麼“投鼠忌器”了
其四，在“其三”的基礎上，如果“有人”不“全力阻止”美國在敘利亞問題上的冒險，
那麼，“絕不允許”“敘利亞”成為“利比亞第二”的“國際社會”，也就無所謂什麼“投鼠忌器”了，
也就是說，中東國家也好，海灣國家（如沙烏地阿拉伯）也罷，如果不與“國際社會”一道“全力維護”敘利亞這個“止損點”，反而試圖“借機”去打那個“什葉派與遜尼派、甚至庫爾德問題”的“小算盤”，
那麼，中東的全面破局、甚至最暴力破局的後果是什麼，恐怕就得仔細掂量掂量！
● “混水摸魚”的招，誰都會玩、也都想玩，也都有能力玩！
在這個問題上，想強調幾點：
首先：“混水摸魚”的招，誰都會玩、也都想玩，也都有能力玩！
其次：一旦“中、俄”也準備憑藉自己的實力、甚至攜帶『上合（組織）』之力去“攪混水、玩摸魚”，作為“魚（中東之亂）”的“所在地”──“中東國家”與“美元本位制”、更或者“西方資本（包括了歐洲資本利益）”，相對而言，其實並沒有“混水摸魚”的本錢。
●“穿鞋者”在那兒拼命鬧事，足見“新遊戲”下的中東局勢之“實質”
誰都知道，建設與維持一個框架、比徹底摧毀一個框架、要困難得多！更何況，在中東這個地方，誰是穿鞋者、誰是光腳者，可謂一目了然！
而眼下偏偏是“穿鞋者（美帝）”在那兒拼命鬧事，足見“新遊戲”下的中東局勢之“實質”。
● 美國決策層”必須正視的一種“可能性”
最後，對“美國利益”而言，“中、俄”讓伊朗加入“上合”似乎還有“中-歐-俄伊核戰略協調”這一層因素而“有所顧慮”，
但如果萬不得已，且又不必要“最暴力破局”，那麼，將“敘利亞”納入『上合（組織）』的保護之內，從“中、俄”聯手否決“決議案”的架式來看，恐怕也是“美國決策層”必須正視的“可能性”。
顯然，一旦如此，國際社會進出加沙（Gaza）的“第三條通道”是不通也得通！
一旦如此，“中、俄”也就正式“入主中東”，並以強力平衡“美-以”軍事力量的“平衡者”的形象出現。
而一旦如此，美國中東安全框架的經濟支點－－沙烏地阿拉伯，出於“美元本位制”不可靠性，也就會迸發出類似今天土耳其所表現出的“強大活力”。
否則，在諸多“中東地方王”都將維護中東地區自身利益、阿拉伯利益、或者伊斯蘭利益的“爭先恐後”下，還敢緊跟美國的沙烏地阿拉伯其政權的存在就會立刻成為問題。
● 站在美國的角度，不論是中東的全面破局、還是最暴力破局，其後果都將是“不可控”的
因此，站在美國的角度去考慮問題，不論是中東的全面破局、還是最暴力破局，只要“中、俄”聯手強行介入，其“後果”都將是“不可控”的。
而對於許多中東國家、或者伊斯蘭國家而言，這種局面一旦形成反倒又是可以接受的，在這個問題上，在“尊王攘夷”下突然變得“活力四射”的土耳其，就是一個鮮活的例子！
● 在“尊王攘夷”下突然變得“活力四射”的土耳其，就是一個鮮活的例子！
如果在這個層面去觀察“美國指責伊朗策劃暗殺沙烏地阿拉伯駐美大使”，且聲稱“要對伊朗實施最嚴厲制裁”、且“不排除任何選項（這當然包括軍事解決）”，而沙烏地阿拉伯卻“不吭聲”，
顯然，“該指控”無論真、假，都將後果嚴重、且值得高度警惕。
可以肯定的是，美國人在“捏造事實”，因此，在警惕什麼的問題上，自然是警惕美國人“此舉的真實意圖”是什麼？
我們認為，如果結合敘利亞之前公開警告“將以自殺式襲擊報復西方的攻擊”，那麼，我們就不難強烈地感覺到：所有這些，似乎意味著“美國利益”準備在至關重要的敘利亞方向進行某種“重大行動”，
至於這種“重大行動”是否導致敘利亞這個止損點被徹底擊穿，恐怕還需要觀察，因為，通過上面的討論我們已經可以看出，“美國利益”目前雖有徹底擊穿該止損點的“強烈動機”，但卻沒有相應的“戰略資源”以掌控“徹底擊穿”之後的局面。
因此，我們認為，即便果真有某種“重大行動”，也是一種“伴隨攻擊的測試計畫”，且“測試”的因素居多。
但就如我們之前所說，如果“國際社會”不能及時“強硬反擊”，則這種原本“測試”因素居多的“伴隨攻擊的測試計畫”，將立刻轉換為“攻擊居多”的“攻擊計畫”，且中國、俄羅斯等國際社會很難事後補救，即便能補救，付出的戰略代價也會較“在第一時間就及時強硬反擊”來得更加高昂。
● “國際社會”有必要做好“及時強硬反擊”的“一切準備工作”、準備好“以亂對亂”，
因此，我們強烈建議：“國際社會”有必要做好“及時強硬反擊”的“一切準備工作”、以“準備好”在“第一時間”就可做出包括、政治、經濟（金融）、特別是軍事層面的“強硬反擊”，準備好“以亂對亂”、“以亂制亂”、及“亂中取勝”，從而迫使“美國利益”知難而退！
● 許多國家都在搶時間、以上下其手、“多方通吃”
如果我們在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
在美國“公然警告”巴基斯坦之餘，
近期來集中爆發的中國13名公民在泰國遇害、
印度、緬甸、越南的外交突然活躍、
日本積極插手南海問題，
特別是歐盟（德國）也開始回到越南，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顯然，“這些周邊”國家似乎也看清楚了“中東局勢”的詭秘與危險、或者不可預測。
因此，也在搶時間、以上下其手、“多方通吃”。不僅如此，由於時間太急，在“吃相”上還顯得極其難看。
● 越南著眼於將自己從“中國視軍事打擊越南作為攻取南海‘錦州’之‘點’的‘危險性’”解脫出來的“靈活一著”。
“吃相”最為難看的是印度與越南。
以越南為例，一方面，越南國家主席訪印，並與印度一邊頂著中國的警告、簽了一份註定不會實質性兌現的“南海開發資源協議”，
另一方面，越南執政黨主席卻訪華，並與中國簽了一份旨在“雙邊解決南海爭端”的“雙邊協議”，並引發“強調南海問題應多邊解決的菲律賓（實際上是美國）”的強烈不滿。
從越南的情況我們不難看出，越南與中國簽的這份旨在“雙邊解決南海爭端”的“雙邊協議”，根本就是在打自己、也在打剛剛跑到美國去商量南海問題的“東盟”的臉，
但在“前段中國軍事高壓”下“明白了自己處境”的越南，此次雖然吃相難看，但卻是著眼於將自己從“中國視軍事打擊越南作為攻取南海‘錦州’之‘點’的‘危險性’”解脫出來的“靈活一著”。
● 美國所給予期望的“南海問題國際化”在越南這個“關鍵點”上提前“漏風”了
由此，我們也不難看出，美國所給予期望的“南海問題國際化”在越南這個“關鍵點”上，就提前“漏風”了。
既然越南如此，那麼，近來積極插手越南、緬甸的印度，其“可用性”又有幾何？更何況，在兩波孟買襲擊案中均能保持冷靜、且一次比一次冷靜的印度，自己就在一邊增兵中、印邊境，但一邊也在開始用人民幣結算。其“吃相”也好看不到哪兒去！
還有那個滿世界叫喊著要插手南海的日本，它的首相不也一邊強烈要求與中國建立軍事熱線、以防止意外衝突，一邊還在“試探著”訪華的話題嗎？
● 不僅是中國、俄羅斯也已然準備在“中東大亂”
從本質上講，只要“怕打的”越南最終願意與中國在雙邊框架內解決南海問題，那麼，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已經在準備“浴火重生”的中國經濟、在南海方向以自己的綜合實力、實現“錦州效應”、繼而在確保“中國最低限度內迴圈”的問題上，就會容易得多、且高效得多。
在此前景下，美國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也好，“國際社會”強烈進行反擊也罷，總之，從俄羅斯總理訪華成果，且雙方簽定一大堆“意在中東大亂派上用場”的“中俄能源協定”的情況來看，不僅是中國、俄羅斯也已然準備在“中東大亂”。
值得強調的是，一旦歐盟在“中、俄”的“實質性支持”下搞掂“利比亞之亂”，則歐盟也就為“中東大亂”準備好了“新的能源供應基地”。
防止歐盟得到這塊近在咫尺的“能源基地”、繼而與“中、俄”合流，特別是以“一個穩定、親歐的利比亞”作為“科索沃問題”的一個戰略屏障，這也正是“美國利益”寧願食言、向利比亞派出地面部隊、從而想也不想就跳“坑”的原因之所在。
● 中國已然準備在“中東大亂”去摸一條大魚
而站在中國的立場去觀察，中國已然準備在“中東大亂”、歐盟、特別是美國社會大亂的“這趟混水”中、去摸一條大魚、
即：“美元本位制”因中東大亂而轟然倒塌、歐元也因歐盟社會持續動盪而不穩，從而令人民幣橫空出世的“大魚”。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再次強調，一個不能自由浮動、並實行資本管制的人民幣，依託中國的政治穩定與強大的軍事實力、及龐大的商品吞吐能力、特別是製造能力，在“全球經濟大亂”甚至“政治大亂”的情況下，反將會最具有“結算”上的優勢—那就是“穩定”與“實用”。
而一旦天下大亂，至少在東亞這一塊，能買到足夠生產與生活資料，且能安全運回國的，恐怕就是人民幣了。
● 就目前而言，“佔領華爾街”的原因並不簡單
值得強調的是，儘管我們很早就相信“歐盟、特別是美國一定會發生類似埃及之亂”的情況，但就目前而言，“佔領華爾街”的原因、或者美國統治層“刻意寬容”該運動的原因並不簡單。
一方面，這是“美國利益”在“美國國家利益與美國資本利益”的撕扯下、不知所措的直接結果。
這一點，從美國總統、紐約市長、美國資本的代表、美國議員均一定程度支持“佔領華爾街”的情況中就可以看出。
當然，這裏面也有即將到來的“選舉”因素。但這不是主要的！
可真實的邏輯就是，如果它們果真“真心支持”，那麼，恐怕“佔領華爾街”的者早就佔領了整個美國。可問題偏偏不是這樣的，這也說明，問題不是那麼簡單的。
● 一個“冒險嘗試”
作為“佔領華爾街”的另一面，這也是“美國利益”意圖通過“可控”的“佔領華爾街”、去促發“佔領倫敦、直至佔領巴黎、柏林、（米蘭）”等一系列不可控行動、以強行緩和“不可調和、但可有效緩和的歐、美國家利益之間的矛盾”、強行調和“很難調和的歐、美資本利益之間矛盾”的一個“冒險嘗試”，
一旦成功，“歐、美利益”就會拿“伊朗謀殺沙烏地阿拉伯駐美大使”說事兒，一步到位地“對伊朗實施最嚴厲制裁”、
甚至“敘利亞”這個“止損點”是否有必要擊穿都不用管了。
● 這一點，大家必須認清！
而一如我們多次強調，所謂“對伊朗實施最嚴厲制裁”，就是“對中國實施最嚴厲制裁”，也就是“暗渡陳倉層面的南亞破局”。
如果僅在中國利益的層面去考慮問題，那麼，“對伊朗實施最嚴厲制裁”才是美國利益策劃敘利亞之亂的根本用心。
至於（美國資本）策劃“埃及之亂”的根本用心、則是“在南亞之外的方向”去謀求“暗渡陳倉層面的南亞破局”。
這一點，大家必須認清！
● “歐、美”中的至少一家，一定會在這場“不可控”的運動中倒下來
另外，從發展上看，一旦“中東大亂”，導致“歐亞海上運輸線大亂”，而“非美勢力”也回報一個“全球海上運輸線大亂”，
則目前“（美國國家背後操控的）可控”的“佔領華爾街”在全球經濟全面衰退之下、就極可能發展為“不可控”的“全球反對資本主義運動”，而“歐、美”中的至少一家，一定會在這場“不可控”的運動中倒下來。
● 一種“不小的可能性”
而作為一種“不小的可能性”，我們認為，一旦“歐、美經濟、社會陷入全面混亂”，且假如期間歐元、或者美元始終存在，那麼，人民幣是有可能成為“不相上下的歐元與美元之間”、“相互確定”幣值的“錨貨幣”、從而“直接標價”歐元與美元的幣值。
而這，就是我們之前多次所說的：人民幣將以教科書都沒有的方式進行國際化中的一種。
● 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
也正是如此，我們認為，如果歐盟決意與美國聯手“量化寬鬆（債務數位貨幣化）”、從而計畫先“水淹南方”再對中國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
那麼，在經濟特別是金融層面上，中國完全可以通過人民幣帶領東亞貨幣、或選擇美元、或選擇歐元進行大幅度貶值，全面打亂“更多是競爭關係的歐、美經濟”之間的“經濟運行成本”、全面衝擊歐、美之間的、旨在“水淹南方”的“經濟與金融協調”，再結合政治與軍事上引爆的中東全面破局、甚至世界全面破局，讓目前仍然可控的“佔領華爾街”進一步激化成“不可控的佔領華盛頓、佔領倫敦、柏林等”，從而側證一條真理，那就是：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
在這個問題上，美國決策者應該知道的教訓就是：“美國利益決策者”之前“基於美國資本利益”而策劃的“埃及之亂”之“後續發展”已然脫稿，
此次“基於美國國家利益”而“刻意寬容”的“佔領華爾街”，就沒有“脫稿”的那一天嗎？如果加上“外部力量”、特別是“網路”的努力呢？
不過，討論進行到這裏，我們也不能不客觀地說一句，之前的，美國拿網路安全說事、著手管制網路的這一手，恐怕就是想對“佔領華爾街”、特別是“佔領巴黎、柏林”的“即用之也防之”的“未雨綢繆”！
而在“網路”的問題上，最近的“淘寶”事件就值得警惕，在我們看來，對那種“境外勢力相”、以類似的方式、不惜代價、利用手中“控股”、但根本“不計成本”的“政治資本”的力量，意圖推高中國經濟運行成本，從而在中國製造混亂的可能性，有關方面要高度警惕才是！
《東方時事》2011.10.17
【美帝自由侵略軍普世大屌屌權全球進出入侵“強姦文化”／被媒體美化的美軍是如何對北越女戰俘進行人權性蹂躪獸行】
美國大兵比日本鬼子更殘暴
在海外網站看到一篇美國大兵在越南戰爭時的暴行的文章，殘忍程度令人髮指，美國大兵比當年在中國幹壞事的日本鬼子可謂不遑多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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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強姦了34個越南女人＞
我所說的和所涉及的，都是我親自幹的和親眼所見的，對所說和所看到的事實，我願承受法律責任和上帝的裁罰。
我的證詞如下：
在我接到命令火速率隊趕到硯港時，才知道是執行往西貢給友軍押運女人的任務。
羅斯上校告訴我這是一樁秘密，不得外泄，因爲我們已經開始增兵，沒有必要因爲幾十個越南女人而給部隊的聲譽帶來不必要的麻煩。同時，我還得知，這是北越女俘首次被送往西貢充當妓女，也要格外謹慎。從介紹中得知，她們是在胡志明小道之戰因掩護北越傷病員而被抓獲的。
當天下午，我便領隊進駐硯港郊外的女俘營。
按照程序，我監督著看守人員，強迫這些女戰俘在自願賣淫的證明上按手印實際上這些女人都是被暴打後神志昏迷後按的手印。我清點了人數，整整51個。爲了長途運輸的方便和不致於傳染病毒，醫生們給她們檢查了身體和做了必要的清洗，確定沒有性病後，我決定當天晚上押運行動開始。
在船上，我從34團的問詢電話裏得知，一個月前從泰國徵募的妓女，到達駐地剛剛營業3天，便被空軍誤投的炸彈全給炸毀了，致使陸軍和空軍發生火拼。34團的官兵，已有6個月沒有見過軍妓，平均每天發生二起強姦或輪奸當地女人的事件，使駐軍的秩序受到某種威脅。同時，有一個小隊發生集體雞奸的事情，他們全部都受到軍法制裁。34團軍的長官要我們盡力快速趕到。
但艦上發生一件事，致使押送女俘的任務變得無法完成，當然，我是策劃者，有逃脫不了的罪孽。
（我願承受法律責任和上帝的裁罰）如果，我不認同不支援，也許不會發生。
我一檢查，知道自己根本操作不了。
海軍是美軍中建立隨軍妓女最早的兵種，他們可以在戰閑時把妓女收集在艙底，供海軍官兵在航行時淫用。而陸軍則沒有這麽好的條件，所以，他們見押上船這麽多女人便騷動起來。由於暈船原因，海軍官兵幫助我們分擔一些警備任務，事情便出現在這裏。他們把底艙全都封鎖住，然後逐個地提前享受這些昏沈沈的越南女俘，他們把這些女人的衣服全都脫下扔進大海，然後進行性虐待。
美國海軍的性變態是出名的。
這時，我們的一個士兵也不知從什麽通道，誤闖進集體姦淫的底艙，結果被海軍官兵暴打一通，扔進大海，可是這位士兵從小在海邊長大，最後從舷梯爬到船上，將情況報告了我。我一聽火了，命令部隊封鎖所有艙門。我領一隊人馬直奔艙底，把赤身裸體的海軍官兵全都驅逐出去，下令我的部下按小隊輪流享受。他們領我到船艙，一個看起來臉色最好的女人木呆呆傻稀稀地倚著門，神經似地有些遲鈍，臉上毫無表情，死人樣地立在我眼前，我讓她躺下。她好像聽到什麽指令，身子往後一仰，四仰八叉地躺到床上。我把她的下身拖下床，在這一刹間，我發現好像有什麽東西從兩腿之間掉了下來。
從她的陰道裏，我掏出了沈甸甸的高射機槍的子彈殼。隨後，一股發黑的血水湧出來。這時，我也接到報告，艙下的女戰俘不同程度地都遭到這樣類似的性摧殘。
等我趕到底艙，看見從女戰俘的體內掏出各種子彈67發，子彈殼134個。3個女戰俘的乳頭上被倒上彈藥，點燃後把胸部燒焦，有一女戰俘被幾個士兵撩在地板上，她大叫肚子痛，但她體內好像沒有什麽東西，18分鐘後停止叫喚－死亡了。
事後，據海軍知情人說，是有人將槍藥灌進這個女人的陰道，造成她中毒死亡。我的無恥和天良喪盡，就是讓部下簡單清理完後，繼續讓她們開始接受姦淫。由於她們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摧殘，很難滿足士兵們生理上的需要，隨後也引發了性虐待。
一個士兵竟然把一個圓型手榴彈放進一個女戰俘的體內而取不出來，這可能會炸沈這艘船。我們火急地把這個女戰俘從底艙扶到甲板上。這是個年齡？有十七八歲的少女，經過這幾個月的蹂躪，己經變得皮包骨頭。她兩眼冒火地看者我們，一言不發。幾個士兵試圖取出這顆爆炸物，但都失敗了。我只有下達命令，將她推進大海。就在這時，這個少女突然向我奔來，幾個士兵急忙上前阻攔，扭住她，也就是在這時，一聲巨響，4個士兵全都崩上了天，最後血肉成塊地從空中抛落到海洋裏。
這個少女是我一生中最不敢忘卻的人，她的被炸使人每每想起都膽戰心驚。戰後，我搬到一個新居，鄰居家有個女孩長得和這個姑娘一樣，她每次朝我笑，都讓我心驚膽戰，後來，我還是找了個藉口搬到洛杉磯去了。
發生這件事後，我下令凡是到底艙性交的官兵，一律不得帶武器，並且不准性虐待事件再次發生，因爲，女戰俘是屬於全體官兵享受的公用財産，不得任意損壞，一經發現，軍法制裁。
海軍要求性交，否則將要停駛船艦。
經研究，可以讓海軍官兵享受這船上的女戰俘，但必須按軍規執行，也就是交納費用，我們決定利用這次押送女戰俘的機會給死亡官兵家屬掙些撫恤金。
價格定爲每次6元，海軍說她們比其他來的妓女要價還高。我說，這是海上，不是陸地。海軍接受我們的規定，我們用這些女醫生和女護士，進行收費。
在我們終於達到西貢邊一處無名碼頭時，船上51個女戰俘還剩下50個，我在友軍聯隊的隊部轉交了這些女人。
其實，我交給他們的充其量是一堆已經開始發黴的肉塊，即便用來做解剖也沒有什麽價值了。她們能否完成一個饑餓了半年的幾百男性的需要，不論從哪個角度說，都不具備這個能力了。
當我把她們押進新蓋的女俘營時，我看見急不可待的官兵縱慾隊伍已經排出了幾里多地，而且都脫掉了上衣；排在前頭的士兵，乾脆解開褲帶拎著褲子等待。
這50個女人，將在這裏經受任何人都無法想像的性蹂躪和性摧殘。女醫生和女護士們，她們在國家被侵略時成了性標本。這件事情迄今未有越南人出面做證，難道所有的人都在抗戰中爲國捐軀了？
這些運往酉貢女俘營的越南女人們，她們最後的結局是怎樣的呢？結局可想而知，但其悲慘是無法想像的。這是發自西貢的文本，給我們一段恥辱不堪的回聲，擊打著每一個因讀解文本而心頭發痛人的心。
電文：
現已執行。
作爲美國軍人，爲了歷史形像和軍隊的形像，你務必在明天裏將44532號女俘營內全部越南女俘消滅，同時做到無痕迹可追查。
接到命令後，是非常倉促的，但我們爲了今後軍隊的形像，立即召開會議討論如何才能將44532號女俘營裏越南婦女從地球上抹掉，大家提出了34條建議，最後選擇了毒氣。爲什麽選擇毒氣呢？一是鄰部隊剛剛從本土運達駐地一批毒氣彈，現在已經派不上用場，所以他們決定銷毀。
我們與他們取得聯繫，當天夜裏將40名女俘趕進一座山洞，清點人數反復核實，最後全都捆在一起，實施毒氣彈爆炸。截止第二天清晨，化學兵進洞去搜索，無一生還。
隨後，我調來3個火焰噴射器，徹底燒焦了這些越南女俘的體。然後，又讓工兵將洞內裝上炸藥，包括各種肯定要上繳的彈藥引爆。最後造成整座山峰大滑坡，泥石流一湧而下，鄰近3個村莊被吞沒，村民據現在統計共有54人失蹤。
我已經到了肝癌晚期，我一直想說那件事情，我也一直不敢說，因爲我還有一個兒子，我不論從自私的角度還是顧及面子的角度，都使我不敢輕易講出來。人們理解我，說我能夠到死懺悔；不理解我的，肯定會指我的後代說是罪惡之家。其實，我每每走到越戰紀念碑，都不敢進去，一是怕他們看出我的心虛，二是心裏感到嘔吐，我知道，如果當初戰死，也不配到這裏？一席之地的。
在越南期間，我幹了一個帝國主義士兵能幹的一切，我不能迴避，也不能粉飾，因爲那是戰爭，尤其是一場非正義戰爭，我不可能保持人性和人格，也不可不參與制造罪惡，我們去，就是要繁殖罪惡的。
1970年，我們和18團、51團和104團集合在一起，在多爾中將指揮下，向胡志明小道的越共軍隊發起了進攻。
這一仗打得是最艱苦的，我們的士兵成片成片的倒下，終於迫使越共軍隊在作戰了18天後，撤出防線，繼而全線崩潰。我們踏著血污和爛肉？佔領了許多村莊。
我當時僅僅是一個剛增補入伍的新兵。我承認，我打死了4個越共士兵，用刺刀挑死一個還沒咽氣的俘虜，那時，沒有一個軍官向我們宣佈日內瓦條約。我們得到的命令就是：殺、殺、殺。戰爭和血腥使人發瘋。抽大麻有癮，吸毒品有癮，你們也許還不知道殺人也有癮，這是一種在世界上能居首位的癮，它能讓你産生一種屠戮的快感，也讓你能知道什麽是生殺大權的實質，這是最刺激的人間遊戲，你可以由於殺人而感到自己存在的偉大和自豪。我和我們的軍人，都成了殺人狂，所以我當時認爲這是全軍的傑作。
從感覺上，我並不喜歡越南女人，她們身材不行，可以說是五短的身材，好像是近親結婚的産品，不屬於暢銷産品，但戰爭期間是沒有空餘時間去審美的。何況，屬於我們妓院的全體女性被緊急徵調到外地，她們離去已經有45天，長官說戰前返回來，可是我們有的官兵已經躺在子彈下，她們還是沒有回來，說是在回來的路上遭遇到狙擊。
下層官兵們說，不知又被哪支凱旋的部隊中間截留了。我不得不承認，越共確實是訓練有素的隊伍，比起南越的軍隊更加善戰和能戰。他們越是這樣能戰，越能激發我們的暴行。我是第17個衝進村莊的，也是第一個衝進衛生院的。
當時越共全線崩潰，已經聽不到什麽槍聲，229隊留外防守根本沒有進村莊，只有我們是在一片寂靜的等待中進入衛生院的。從靠近這座醫院到最後進去，估計有 20分鐘，我沒有聽到一聲槍聲，也沒見一個戰友倒下去，後來的槍聲，是我們自己打的，遭到阻擊的傷亡報告，顯然是瞎編的。
我們隊士兵撲進去，因爲有當地人提供情報，說有90多名越共傷病員躲藏在醫院裏。這時，上來一群女醫生和女護士，圍住我們，告訴這是醫院，不允許我們搜查。上尉邁克下令：把她們全都看管起來，搜捕越共士兵。
78名女醫生和女護士，均被押進一間大屋子，等待處理，因爲她們的頭頭說：這裏全是平民病人，沒有越共傷病員。而我們的情報則是得知越共傷病員，全都藏匿在醫院。果不出所料，我們從醫院裏搜出90多名越共傷病員。
上面下令：我們用刺刀一鼓作氣地挑死64名掙扎的越共傷病員，這裏變成了殺豬場，到處都是被未殺死的越共的嚎叫聲。
229 聯隊這時奉命換防，闖進醫院，見關押著許多面目嬌俏的女人，便一下把房子圍住。我們一看，這便宜事也不能讓他們占了，於是放棄對傷病員的屠殺，也持槍衝了上去，兩支隊伍對持起來。229聯隊大聲叫：我們都3個月沒有見到過女人了。我們也衝著他們喊：我們也是，整整3個月。
這時雙方的長官聞訊過來，他們先是看看慾火中燒的士兵，又看看驚恐中的越南女人，兩人怎麽商量的，不知道，總之雙方都抽出12個人，把守著學院各個通道和大門口。也就是在這時，越南女人可能察覺我們的企圖，趁看守不備，衝出房屋，和警衛撕打成一團，並大喊大叫，希望能有人來搭救她們。我們一起湧上去，和她們撕打在一起。中隊長格斯扯住一個最漂亮的女醫生的頭髮，把門一關，頭髮正夾在門縫裏，女人不敢掙扎，她一掙扎便掉下一縷頭髮。
我看見她躬著腰，腦袋趴在地上，臀部住上翹著。格斯可能是被眼前這個不停責駡的女人激怒了，也或是早就蓄謀要強姦這些白白到手的越南女人。他一軍刀把這個女人的褲帶挑斷，女人大叫一聲，扭頭想要護住腰，頭髮被扯掉一片。中隊長扒掉她兩隻鞋，將褲筒抓在手裏往下一扯。整個醫院都聽到這個女人的尖叫聲，好像被火燙了一下的母貓。格斯擡起靴子猛地朝這個女醫生太陽穴一踢，這個女人立即沒了聲音，癱倒趴在地上，兩上士兵上去，把這個昏迷女人的褲子扒下來，然後翻過去，讓她仰面朝天地擺在中隊長腳下。
他把槍一扔，喊了一聲："讓我們快樂她們吧，她們等了我們18天，士兵們，別讓她們罵我們美國人無能。現在我命令：預備，目標，這裏的所有女人，前進、佔領、摧毀。集中一切火力，開炮！"
我們一聽，馬上掀翻手中掙扎的女醫生和女護士。整個學院的操場上，變成了強姦的遊戲樂園。
我撂倒的是一個十八、九歲的女護士，一臉雀斑，黑呼呼一個蒜鼻子，兩隻眼睛早都哭腫了。可我當時根本沒有挑選的餘地，也不可能。
強姦這事，像瘟疫一樣傳染得非常快。我一槍托打暈了這個亂咬我的越南女人。她的頭上和口裏往外流著血，倒在地上。我用刺刀把她的上衣和內衣、褲子和內褲全部挑開，然後像所有的士兵一樣，在越南人的土地上把她給強姦了。在我強姦她時，她醒來了，抓破了我的腮。我一刀背，把她的滿嘴牙也敲飛，她滿臉都是血水。
我剛剛從她身上爬起來，她便給五、六個士兵拖到一邊，進行了輪奸。
現在，整個操場上，到處都是半裸的美國兵，和全裸的不是躺著、便是亂跑的披頭散髮的女人。兩個隊長在強姦完兩個士兵按著的最漂亮的女人後，高高地坐在新搭起的臺子上，欣賞著士兵向越南女人發瘋的衝鋒與開火。
在這種光天化日之下，越南女人平均每個人承受了6個士兵的輪奸，但這也不是很好惹的女人，他們不知從什麽地方拿出剪刀，在混亂中竟然砸穿8個士兵的頸動脈，剪掉5個官兵的生殖器，還有3把剪刀全都捅進士兵的肚子裏。我們很晚才發現，主要是現場太亂太混雜。我們的官兵被這些不屈不撓的女人整整砸死了18名。這其中有我們平日敬仰的查理頓少校。不久，這些被輪奸過好多遍的女人，全都被捆綁在一起，追查兇手，但沒有一個自首。最後，我們架起機槍威脅她們．如果不站出來承認，就全都槍斃。
這時，站出14名女人，還沒等她們喊叫什麽，當場全都用機槍消滅掉了。
我看見起碼有14個女人被嚇得尿了褲子，雙手捂著赤裸的大腿亂抖動，有兩個女人乾脆癱在地上。更多的女人是咬著牙，抱掩著胸部，希望也一陣機槍把自己打死，但她們想錯了。
這64名女人被強迫捆綁在一起，全都被軍醫打了麻醉藥，扔到卡車上，用布蒙上眼睛，拉到一座不知名的房間裏，充當隨軍妓女，那裏四處都是鐵絲網，且都通了電。
我們小隊被命令守護這些女戰俘，並擔任士兵在接受性快樂時的紀律管制的執法隊責任。她們大都不服被污辱，反抗和尋死的事時時都有發生。一個女人用指甲把自己的喉嚨挖得差點漏了氣，小隊長一氣之下，用軍刀把她兩隻手掌全部給剁下來。結果，這個女人當時就昏了過去，同時，8個士兵撲到她的身上，在第六個剛剛幹完，第七個還沒有上去時，這個女人己經挺了。
還有一個女人，也不知從什麽地方來的勁，沒有一個士兵能和她順利性交。小隊長見狀，便命令人把她裸體綁在一個圓木桶上，是仰臉八叉地捆住的。
來的士兵，這回可不用費勁了，只待滾動木桶就行了。不到3天，這個女人也死了。
這不是最殘酷的，最殘酷的是一個女醫生就是不就範，3個士兵最後才把她撩倒在地上，而她還是殊死抗爭，小隊長命令把她的手反綁上，拔出刺刀，讓士兵拉開她的兩條腿，"蔔"地一下從陰道插進去，然後讓她起來隨便走。
這個可憐女人，兩手亂抓軍刀拔不出來，鮮血直流。這是個剛烈的女子，最後忍著疼痛站起來，兩腿叉開往地下一坐，大叫一聲慘死在操場上。
有一個女人在被強姦時，咬掉一個士兵的鼻子，痛得士兵捂著鼻子原地蹦跳大叫，這個女人被捆到電線捆上，先是當靶子遠距離用手槍擊碎兩個乳房，最後剖開肚子，從裏面將子宮割下，撐大套到女人頭上，陽光曝曬下，子宮膜開始往回收縮。最後將女人頭部緊緊地箍住，這個女人始終掙扎著企圖喘上一口氣，最終在越來越緊的繃縮裏，憋死了。
我們叫這"從哪來回哪去"，在越南經常這樣幹。
也許最可恨的是中隊長的嗜好，他這個人不知什麽時候養成一個愛好，他專門吃焙了的女性子宮，並且是處女的。於是，他把早就捆起來而未讓士兵上手的一個15歲大的護士活著剖開肚子，掏出只有雞蛋大的子宮，用瓦片焙起來，這個女孩一直沒死，血和腸子流了一地，躺在一邊，看著自己的器官被焙熟，看著被中隊長吃掉，最後，頭一歪死去。她的心，被另一個士兵趁熱掏出來，生生地吃掉。
也許是這些事，使她們採取了一次意想不到的行動。她們竟然能在統一時間裏咬斷23名士兵的生殖器，造成18人搶救無效死亡的重大事故。
我奉命抓獲的8名女人，用刺刀逐個地劈死，是先剖肚子後劈腦袋的。我是眼見著白白的身子一個個折斷在我的刺刀下的。當天夜裏，我惡夢纏身，不住地大喊叫起來，後來我被送進了精神病院治療。我在侵越期間，共姦污越南女人34人，親手殺死8個女人，開槍打殘3個婦女。
戰後，我一直想說出來，可一直也沒有膽量。
今天，我說出來，是因爲我鍾愛的兒子，前天死在大草原的車禍裏。在這個世界上我沒有親人了。這是報應，也是我罪有應得？
《“普世”是鬼話 “民主”是謊言》
一、
11月15日淩晨，在“民主”而又“優雅”、“自由”兼且“普世”的美利堅合眾國，“佔領華爾街運動”被強行清場。
美國紐約警方15日淩晨開始對“佔領華爾街”示威者實施強制清場，並與示威者爆發“衝突”，現場一度極為混亂，多人被捕。
“佔領華爾街”示威是今年9月份開始的，旨在抗議美國財富分配不均及社會不公。該運動很快蔓延到全美，並擴散到全球（民主失敗）資本主義國家。美國當局最近開始強制驅逐“佔領”示威者，奧克蘭（Oakland）等地警方清理了當地的抗議者營地，並逮捕不少示威者（注：Oakland警方已打死了二名自由民主人士），號稱“民主普世祖師爺”的美國引發世界關注並遭到強烈圍觀，“普世”又一次變得一文不值。
二、
奧巴馬“當初”信誓旦旦親口許諾的“希望在2011年聯大看到作為聯合國正式成員國的巴勒斯坦國”餘音尚在，9月21日，便在在紐約毫無愧疚的直言告訴阿巴斯：“美國反對巴勒斯坦方面通過聯合國安理會謀求會員國地位，將在必要時行使否決權。”
10月31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體大會以107票贊成、52票棄權、14票反對通過決議，接納巴勒斯坦為該組織正式成員國，這是巴勒斯坦以成員國資格加入的首個聯合國專門機構。對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民主）決定美國當即作出強烈反應：就在決議通過當天，美國以“該決議違反美國國內法案為由”，宣佈中止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繳納會費，在全世界目瞪口呆的注視下，“民主”就像一塊被狂風吹得無影無蹤的“遮羞布”——在眾目睽睽之下，一個優雅的黑人總統，在陽光下忘情裸奔。
三、
繼指控伊朗企圖暗殺沙特駐美大使而威脅使用武力報復後，11月3日，根據即將公佈的“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報告證實，伊朗無視聯合國制裁，在多處被禁生産基地製造和實驗核武器”為由，美-英-以三國（極右翼法西斯世界動亂軸心）顯示出不惜單方面對伊動武的強烈後應：英國軍方正在加快其應變計畫的實施，為可能聯合美國對伊朗實施軍事打擊行動做準備。
至於日本有沒有核計畫？
朝鮮有沒有核計畫？
以色列有沒有核計畫（大規模毀滅性核武器）？
“時明時瞎”的美國人“狡黠”地眨巴著眼睛：“不知道！”
明眼人其實早已看出：因為巴勒斯坦入聯問題無法迥避，美-英-以（極右翼法西斯世界動亂軸心）實在找不到解決問題的方法，只好又以“伊拉克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同樣的“理由”，找一個有利可圖的倒楣蛋開刀了。
所謂“民主”，是由“超強的武力”、“巨大的（印發虛擬數位貨幣）財力”、“強勁的思想控制力”這三大力量“支撐”的：
武力保證絕對的印鈔權；
思想文化價值觀說明“印鈔權”之正義性，這樣美國便可以揮霍無度、窮兵黷武地“搞通貨膨脹”、借債度日並將風險“轉嫁”到國外。
這就是美國的“民主”，這就是美國津津樂道的“普選制”、引以為豪的“議會制”、大肆渲染的“三權分立制”，是“虛偽”的、隱蔽的、“表面的”民主。
“普選制”是美國津津樂道的“民主形式”。然而，這純粹是一種以金錢為潤滑劑的“民主大拍賣”，是賭博性的花錢大比賽。絕大多數老百姓根本就支付不起、更無法籌集數以千萬美元的巨額的競選經費。這樣選出來的總統從來不是多數人的代表，更不可能是全體人民的代表，這就是“佔領華爾街”99%-1%的由來。
“議會制”是美國引以為豪的“民主制度”。公民普選產生議員和國會的立法監督權，是資產階級招搖撞騙的“如意”。其思想家大肆鼓吹議員乃“全民利益”之代表，議會乃“主權在民”之象徵。然而，以金錢為潤滑劑的選舉制度，必定與政黨利益不可分割，必定為少數富人專有、統治、謀利，這就是（民主）政客們每天都敢公開在大罵全世界、卻不敢放半個屁得罪出錢幫他們贏得競選的猶太人的由來。
“三權分立制”是美國大肆渲染的“民主標本”。資產階級鞏固統治後，三權分立逐漸從封建的“階級分權”蛻變為資產階級獨佔統治下的職權分工，蛻變為調整資產階級內部關係、鞏固資產階級專政、欺騙勞動人民的精巧工具。而且，在現實中，“三權”之間明顯地表現出行政權力日益擴大的趨勢，說明了所謂“自由資本”必然是“資本”說了算，離開了“資本”的“自由”，根本就狗屁不是！這就是“佔領華爾街”示威者被強行驅逐的的由來。
美國“自命”為民主、自由、博愛的“普世國家”，“不符合”美國民主模式的是“集權國家”，甚至是“流氓國家”。但美國人似乎忘了：他們的友好朋友卻大部分都是後者。美國的旗幟一面寫著誘人的民主、自由、博愛，另一面卻沾滿了侵略的鮮血。這面旗被美國當作“侵略的工具”，但“普世主義”的“福音”並沒有如期降臨到阿爾及利亞、阿富汗、伊拉克、甚至是同在美洲後院的海地！
美國是超級大國，同時也是“超級巨騙”。其“騙術”高明到被騙而不知道被騙，因為美國“俘虜”的是對方的靈魂，這就是為什麼“右糞”一直給人們一個弱智、無腦、像一群僵屍似的的由來。
這群無腦（虛偽右憤）僵屍到處宣揚“民主”，但只限於“符合美國利益”的“民主”；
如果巴勒斯坦想通過“民主”來獲得獨立，對不起，僵屍們是絕對不去討論這些與它們的利益無關的“民主問題”的。
別看他們（虛偽右憤）平時叫得賊歡、眼睛瞪得賊大，“一說到”巴勒斯坦入聯問題、驅逐並逮捕聚集在華爾街的示威者時，它們不單止是（顧左右而言它：裝聾作啞）“啞巴”，簡直連眼睛都“瞎了”。
不信？儘管試試看！
文／維哥
2011-11-16 環球網
推翻利比亞強人格達費政權之後 美中情局及英國情報局正藉其轄下恐怖組織雇傭兵代理人(轉戰)滲透打擊伊朗、敘利亞政權
《China Joins Russia, Orders Military To Prepare For World War- III》
A grim Ministry of Defense bulletin issued to Prime Minister Putin and President Medvedev today states that President Hu has “agreed in principal” that the only way to stop the West’s aggression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is through “direct and immediate military action” and that the Chinese leader has ordered his Naval Forces to “prepare for warfare.”
Hu’s call for war joins Chinese Rear Admiral and prominent military commentator Zhang Zhaozhong（張兆忠少將） who, likewise, warned this past week that “China will not hesitate to protect Iran even with a Third World War,” and Russian General Nikolai Makarov who grimly stated last week, “I do not rule out local and regional armed conflicts developing into a large-scale war, including using nuclear weapons.”
The raising of global tensions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was exploded this past fortnight when Russian Ambassador Vladimir Titorenko and two of his aides retuning from Syria were brutally assaulted and put in hospital（http://en.ria.ru/russia/20111205/169361690.html） by Qatar security forces aided by CIA and British MI6 agents（美帝CIA中情局及英國M16情報局特工背後予協助的卡達爾安全部隊） attempting to gain access to diplomatic pouches containing information from Syrian intelligenc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as flooding Syria and Iran with the same US-backed al Qaida mercenaries（由美帝所背後支持、成功顛覆推翻了利比亞格達費政府的蓋達“基地恐怖組織”雇傭兵已開始轉戰湧入敘利亞及伊朗境內 http://www.2ndrevolt.com/articles/view/456） who toppled the Libyan government.
Further evidence in these diplomatic pouches, this bulletin says, reveal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preparing an “ultimate solution” to the Middle East Crisis should nuclear war break out by attacking Syria and Iran with lethal biological agents intended to kill tens of millions of innocent civilians（在對敘利亞及伊朗進行攻擊時，意圖致千萬無辜平民於死的生物基因媒介致命武器）.
The discovery of the biological agent to be used by the West was revealed a fortnight ago by Dutch virologist Ron Fouchier of the Erasmus Medical Centre in the Netherlands who lead a team of scientists that discovered that a mere five mutations to the avian flu virus was sufficient to make it spread far more easily and would make it the most lethal killer of mankind ever invented.
Should the US begin an attack utilizing this deadly virus（致命病毒）, this bulletin continues, its most likely method of delivery would be via its RQ-170 Sentinel Drone（隱形無人飛機） which is operated by the CIA（http://english.iribnews.ir/newsbody.aspx?ID=16489）.
These frightening assessments of future US actions against its enemies were revealed in this bulletin based upon Russian intelligence analysts examination of the RQ-170 Sentinel Drone brought down over Iranian territory last week by the Russian made Avtobaza ground-based electronic intelligence and jamming system used against this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with little damage and that showed it be equipped with a sophisticated aerosol delivery system.
Important to note is that the Western powers first use of a deadly flu virus to destroy their enemies and overthrow the established global order was first used less than a century ago in 1918 when the Spanish Flu variant（http://en.wikipedia.org/wiki/1918_flu_pandemic） was unleashed at the ending of World War I and killed an estimated 500 million people which represented fully 3% of the world’s entire population.
Archived KGB files on the Spanish Flu pandemic have always stated that this deadly virus was “bio-engineered” by US military scientists who used as their “guinea pigs” American Soldiers who were the first recorded victims （http://en.wikipedia.org/wiki/1918_flu_pandemic）and were stationed at Fort Riley, Kansas.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underlying reasons behi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Western allies push for Total Global War was recently detailed by the top American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Greg Hunter（http://www.coasttocoastam.com/guest/hunter-greg/43361） whose shocking in depth report titled “Is the World Spinning Out of Control?” （http://usawatchdog.com/europe-bailout-news/）revealed that the entire edifice of the Western economic systems is crumbling under the weight of over $100 Trillion（http://www.telegraph.co.uk/finance/financetopics/davos/8267768/World-needs-100-trillion-more-credit-says-World-Economic-Forum.html） in debt no one is able to pay and wherein he warned: “Never in history has the world been this close to total financial chaos and nuclear war at the same time.” （http://usawatchdog.com/europe-bailout-news/）
Sadly, but as always,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not being allowed to know the horrific future their elite leaders are planning for them, a situation made even worse this past week when the US Senate passed a new law by a 93-7 vote（http://gawker.com/5865089/20-things-you-should-know-about-americas-most-horrifying-new-law） that is warned will destroy America for all time by giving total control of this once free nation over to its military forces and destroy their Constitution.
As we noted in our previous report, it is worth mentioning again the words of the American Founding Father, Thomas Jefferson, who warned his fellow citizens over 200 years ago about what is happening today by saying:
“I believe that banking institutions are more dangerous to our liberties than standing armies. If the American people ever allow private banks to control the issue of their currency, first by inflation, then by deflation, the banks and corporations that will grow up around will deprive the people of all property until their children wake-up homeless on the continent their fathers conquered.”
By: Sorcha Faal
2011-12-7
Note:
Western governments and their intelligence services actively campaign against the information found in these reports so as not to alarm their citizens about the many catastrophic Earth changes and events to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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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曝美國利用恐怖組織(代理人)打擊伊朗》
2011年11月15日 新華網
一篇報導12日披露，美國「中情局」正“利用”包括“人民聖戰者組織”在內的恐怖分子“代理人”在伊朗實施爆炸襲擊。
“監獄星球”網站12日刊登的一篇文章援引若干可靠人士——包括美國情報機構線民和前軍事人員——的話聲稱，美國正在伊朗境內實施秘密軍事行動，利用游擊隊組織對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發動襲擊。
文章說：“德黑蘭認為美國正在伊朗境內發動恐怖襲擊，進而破壞內賈德政權的穩定，以便為（美國-以色列）軍事打擊”做準備“。這一論點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官方媒體的忽視，但「中情局」利用恐怖分子代理人恰恰就在這麼做，這是確定無疑的事實。”
這一報導進一步證實了伊朗國家最高安全委員會秘書賽義德•賈利利的說法。
賈利利說，伊朗有無可辯駁的證據表明，美國政府正式參與了反對伊朗的陰謀，派出特工在伊朗和該地區其他國家實施破壞和恐怖行動。
此外，美國正在訓練恐怖組織並向其提供經費，通過暴力和其他顛覆行動破壞伊朗的穩定。
正如許多美、英主流媒體在2007年所報導的那樣，美國還在“利用”隸屬“基地”組織的遜尼派恐怖組織“真主旅”在伊朗實施自殺式爆炸和其他旨在“破壞穩定”的襲擊。這一“政策”是由小布希（布希二世）政府“制訂”的，並被奧巴馬政府“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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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Takes Down Top Bio-Terror Official, Then Alleges Iran Plot》
By: Sorcha Faal
October 12, 2011
A frightening Main Intelligence Directorate (GRU) report circulating in the Kremlin today warns that the Obama regime may be about to launch an Operation Northwoods type “false flag” bio-terror attack as a pretext for bombing and then invading Iran.
According to this GRU report, US authorities took down one of their top bio-terror officials yesterday named Dr. Kimberly Lindsey [photo 2nd left] who is th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and one of the world’s most highly regarded scientists in the field of weaponized anthrax after charging her and her and her live-in boyfriend with “child molestation and bestiality.”
Important to note is that the US always charges their “enemies of the state” with lurid sex crimes such as when they targeted former US Marine intelligence analyst and UN weapons inspector Scott Ritter with “criminal solicitation of a minor” after he accused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of deliberately lying about Iraq’s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in order to launch an invasion against them.
The cause for Dr. Lindsey being put on the Obama regimes “enemy of the state” list, this GRU report says, was her assisting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in their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atastrophic 9/11 anthrax attack upo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disputes the findings of th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 used to close this case.
Dr. Lindsey’s expertise on weaponized anthrax proved invaluable to WHO scientists whose findings were reported this week, and as we can, in part, read as reported by the InfoWars.Com news service in their report titled World Authority On Anthrax Disputes Government Explanation Of 2001 Attack and which says:
“Three leading scientists, one a world authority on the composition of Anthrax, have produced a paper that presents evidence that directly calls into question the FBI’s version of events surrounding the 2001 anthrax mail attacks.
The paper by Coordinator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Working Group on Anthrax Research and Control, Martin E. Hugh-Jones, biologist Barbara Hatch Rosenberg, and chemist Stuart Jacobsen is to be published in the peer reviewed Journal of Bioterrorism & Biodefense.
“three scientists argue that distinctive chemicals found in the dried anthrax spores — including the unexpected presence of tin — point to a high degree of manufacturing skill, contrary to federal reassurances that the attack germs were unsophisticated.” reports the New York Times.
“…bureau scientists focused on tin early in their eight-year investigation, calling it an “element of interest” and a potentially critical clue to the criminal case. They later dropped their lengthy inquiry, never mentioned tin publicly and never offered any detailed account of how they thought the powder had been made.” The report continues.
Dr. Hugh-Jones said that the presence of tine “indicates a very special processing, and expertise,” directly contradicting the FBI’s assertion that microbiologist Bruce Ivins acted as the lone perpetrator of the attacks that killed five people and infected 17 others in the weeks immediately following 9/11.”
Within hours after Dr. Lindsey’s arrest, this GRU report continues, the US issued a “global alert” for American citizens after they accused Iran of backing a plot to kill Saudi Arabia’s ambassador to Washington that Obama called “a flagrant violation of U.S. and international law” and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Clinton vows action over.
According to the Obama regime the head of this alleged Iranian plot was former Texas used-car dealer named Manssor Arbabsiar [photo 3rd left] who is a naturalized US citizen, holds an Iranian passport and whose close friends say is an “unlikely secret agent,” was “no mastermind” and was “kind of a hustler.”
FBI Director Robert Mueller said the convoluted plot could have been straight from a film and, “Though it reads like the pages of a Hollywood script, the impact would have been very real and many lives would have been lost.”
Iranian parliament speaker Ali Larijani called the US allegations a “mischievous, foolish” attempt to fuel tension between Iran and Saudi Arabia saying that “These claims are vulgar … It is a childish and amateur game … We believe that our neighbors in the region are very well aware that America is using this story to ruin our relationship with Saudi Arabia.”
Iran’s claim that the Obama regimes charges against them were lies was immediately backed up by one of the CIA’s most honored former analysts Robert Baer who is TIME.Com’s current intelligence columnist and has contributed articles to Vanity Fai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nd The Washington Post.
Baer, who was interviewed just a few hours ago by Australia’s The World Today news programme warned that the Obama regimes charges against Iran were “made up propaganda” and warns the US must open immediately a direct diplomatic channel with the Iranian regime…or risk igniting “an uncontrollable war.”
This GRU report gravely notes that an “uncontrollable” war may be exactly what the Obama regime wants as its economy lurches ever closer to the abyss and inevitable chaos will soon be the “new normal” in America.
The GRU further warns in their report that with the US signing a $1.25 billion contract last Monday with Emergent BioSolutions for 44.75 million doses of the only proven vaccine to protect against a weaponized anthrax attack [what happens to the other 260 million Americans we don’t know], and one of America’s most honorable Congressman, Ron Paul, now warning that the Obama regime has given itself a “license to kill” any citizen it wants to without evidence or trial, the United States, indeed, may about to do the unthinkable.
《對利比亞戰爭的戰略解讀》
2011年10月31日午夜，「北約」正式宣佈結束利比亞戰爭。[1][①] 這場戰爭是“冷戰”後西方首次在非洲大陸發動地區戰爭，也是西方首次“強行改變”當前西亞北非國家的政治進程。
總體看，這場戰爭的爆發與當前特定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背景直接相關。同時，這場戰爭“反過來”又將“重新塑造”利比亞、阿拉伯世界乃至未來國際格局。因此有必要對這場戰爭的基本背景及戰略影響進行必要評估。
一、利比亞戰爭是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日趨失衡”的必然結果
利比亞戰爭的爆發是多種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它與近幾十年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日趨失衡”直接相關。
首先，這場戰爭是當前國際體系急劇轉型的必然產物。
20世紀國際體系主要經歷了兩次重大轉型，並促使體系內國家的行為發生重大變化：二戰結束後，以西方列強主宰世界為主要特徵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世界四大員警”（美、蘇、英、中，主要是美、蘇兩家）共治世界的“雅爾達體系”。
但此後50多年，設想中的“美、蘇合作”最終變成了“美、蘇冷戰”現實。換言之，冷戰之“實”與雅爾達體系之“名”格格不入。這對美、蘇不是好事，但對“夾縫中生存”的第三世界國家卻不然。
一方面，美、蘇“核恐怖平衡”反使世界維持了難得的和平狀態，雙方在第三世界的爭奪總體較為節制，甚少直接發動戰爭。
另一方面，美、蘇為獲得競爭優勢，都將爭取第三世界支持作為制勝籌碼，競相為其提供經濟和軍事援助。這就為諸多第三世界國家提供了閃展騰挪的外交餘地，藉以謀求政治獨立和經濟自主。
而20世紀90年代初蘇東陣營解體使西方勢力一枝獨大，這些年來，西方通過“北約東擴”、（Ｇ８）八國集團、意識形態等紐帶越綁越緊。世界權力結構失衡使“雅爾達體系”名存實亡，並逐漸形成了西方“聯手打壓（顛覆裂解）”非西方國家的“後雅爾達體系”。這種國際體系與力量分佈“名實相副”，因此在該體系下，西方（強者）更富於“侵略性”，其對非西方國家（弱者）干涉（顛覆裂解）更加頻繁。
“冷戰”結束後相當長時期，美、歐忙於分享“冷戰紅利”，通過“北約東擴”與“歐盟東擴”等方式“瓜分”前蘇聯在東歐的“勢力範圍”，從而將東歐和部分前蘇聯版圖日趨納為西方的週邊地帶。[2][②]
而1999年西方發動科索沃戰爭就是因為南聯盟“阻擋”了北約和歐盟東擴的步伐。但近年來，隨著俄羅斯復興，歐、美東擴之路遇到抵制和阻擊，尤其是2008年8月俄羅斯出兵格魯吉亞，而美、歐又未能做出有效反擊，標誌著持續十幾年的東擴進程已成“強弩之末”。在這種背景下，歐、美戰略角逐重心日趨轉向中東、中亞、非洲等資源豐富或地緣位置重要的“中間地帶”，並對“不聽號令”的（主權）國家頻頻使用武力。美國為“深入”中亞和中東，在短短2年時間內接連發動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地區戰爭。
而2011年「北約」“發動”利比亞戰爭“遵循”的正是相似的邏輯。
歐盟早在1995 年就與地中海沿岸12 國“啟動”了旨在加強雙方全面合作的“巴賽隆納進程”。美國也加大在非洲投入力度。
法國總統薩科齊為恢復、擴大法國在非洲影響和利益在2007年競選期間又提出『地中海聯盟』設想，重點加強與北非國家合作，並企圖使阿爾及利亞、利比亞以及臨近的蘇丹和幾內亞灣等重要產油區為法國提供穩定能源。但這些“重返非洲”舉措受到利比亞（格達費反殖民愛國民族主義者）的“掣肘”。利比亞卡紮菲（格達費）政權“民族主義（反殖民愛國主義）”色彩甚濃，他早期曾採取一系列“保護”民族利益的重大措施，如收回美、英在利比亞軍事基地，廢除同西方公司不平等協定，將所有外國公司收歸國有等。即使2003年卡紮菲（格達費）“投靠西方”後其政策仍保持很大獨立性。2008年7月首屆“地中海峰會”召開時，卡紮菲僅派代表作為觀察員出席，他還“批評”『地中海聯盟』設想是“殖民主義者”和帝國主義的回歸。[3][③]
利比亞強烈的“獨立姿態”使其成為歐洲政治和資本力量“南下擴張”的主要“絆腳石”。
就像當年擋住「北約」和歐盟東擴的“南聯盟”必然要遭受西方軍事打擊一樣，利比亞因阻擋了西方（特別是歐洲）新一輪地緣政治/經濟“擴張”浪潮，而為後來遭到西方的軍事打擊埋下伏筆。美、英、法之所以在深受金融危機拖累的困難背景下執意發動利比亞戰爭，正是由於利比亞“阻礙”了北約國家“重返非洲”戰略規劃的實施。[4][④] 此外，2011年（由美帝中情局所屬外圍非政府組織的“Wikileaks維基解密”配合“美國資本勢力”所煽火策動）席捲西亞、北非的“中東波（顏色革命）”使西亞北非地區對外防護能力降至歷史最低點，為西方武力干涉利比亞提供難得機遇。法國因支持突尼斯本•阿裏外交失分，此後又過早承認利比亞反對派而再次面臨外交失敗，因而急於通過發動戰爭挽回在阿拉伯世界形象。[5][⑤]
回顧“冷戰”後發生的數場地區戰爭，前幾場戰爭基本是美國唱主角，歐洲唱配角，而這次的利比亞戰爭歐、美角色正好對調。這從側面說明，歐、美在對付非西方國家時已形成互相“補位”的戰略默契。而這正是西方共治世界的“後雅爾達體系”的典型特色。
其次，這場戰爭也是“壟斷資本主義”“惡性發展”的必然結果。
蘇東社會主義陣營解體後，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在“經濟全球化”名義下迅速“主宰”全球。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大的問題就是因追求“利潤最大化”而導致的“肆意妄為”。在平均利潤率不斷下降趨勢下，資本家為獲得更高利潤而日趨將資本從生產領域“轉向”金融領域，創建了“脫離”實體生產的金融資本。當前，世界（實體）商品交易量所需流通貨幣量只占資本交易量的４%。但金融領域本身不創造財富。金融業的過度繁榮並不意味資本主義找到自我救贖之路，而更像是病情加重後出現的“虛胖和浮腫”。
因為它意味著由４%的“實體經濟”“創造”的剩餘價值要由100%的資本來“分贓”，由此使資本增值空間越來越小，平均利潤率被金融泡沫急劇攤薄而趨近於零。在利潤率趨近於零的背景下，金融資本謀利主要靠“金融炒作”和層出不窮的“金融衍生品”，由此演變為“空手套白狼”的“賭場資本主義”。[6][⑥]
而2008年以來不斷深化的金融危機以及歐美債務危機表明，資本主義經濟已到“無法自我調節”的地步。
在這種“背景”下，“(人為)製造(人禍)災難”就成了緩解經濟危機、獲取利潤的“慣用手段”。這裏的災難既包括由大自然引發的海嘯、颶風、地震、乾旱，也包括（人禍災難）政變、戰爭、恐怖襲擊等社會暴力行為。
“通過”等待和“（人為）製造（人禍）災難”，進行“精心策劃”的“（災難禿鷹）掠奪”，以及將災難視為激動人心的市場機會，意味著資本主義已演變為“災難（禿鷹）資本主義”。[7][⑦] 其主要經濟策略就是“等待一個大危機，然後趁著遭受打擊的人民茫無頭緒之際，把國家資產一塊塊變賣給個人，並且迅速讓‘改革’永久化。”[8][⑧]
從緩解經濟危機角度看，這些（人為製造的人禍）災難和(恐怖主義)暴力手段的“首要經濟目的”就是“打開”原本封閉的新市場。因此，西方武力打擊的重點就是那些阻擋資本擴張、奉行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社會主義政策的(主權)國家，以及市場體制落後、不肯與資本主義體系“接軌(接鬼)”的“化外之邦”。
在歷史上，“資本積累和殖民化過程如同一根紅線貫穿著整個工業化時代。”[9][⑨]
冷戰結束後，西方（禿鷹）“發動”的數場地區戰爭既是爭奪“中間地帶”的地緣政治擴張，更是為將這些國家“強行納入”西方經濟體系的資本擴張。
“經濟絕非這些戰爭唯一的動機，但在每一場戰爭中，重大的集體打擊都被利用來為經濟休克療法鋪路。”[10][⑩]
2003年美國(瞎掰理由藉口)發動伊拉克戰爭前，美國正面臨多年來未遇的經濟衰退。因此小布希（布希三世）政府一直在刻意“尋找”對伊拉克發動戰爭的“藉口”。小布希（布希三世）2006年坦承：
“我這幾年最困難的工作之一，就是如何將伊拉克與反恐戰爭聯繫起來。”[11][11]
而正是在這場戰爭後，伊拉克資源市場逐步“被打開”，同時也為西方資本打開了一個巨大市場。
美國一家公司合夥人興沖沖地說：
“獲得寶潔公司（Ｐ＆Ｇ）產品流通權就像金礦一樣，一家貨色齊全的7-Eleven超市可以打倒30家伊拉克雜貨店；一家沃爾瑪可以接管全伊拉克。”[12][12]
近兩年，歐、美（數位金融泡沫）債務危機持續發酵，經濟形勢嚴峻程度遠比2001年時更甚。而經濟危機嚴重程度歷來與“災難資本主義”“(人為)製造(人禍)災難”的嚴重程度“成正比”。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越是嚴重，西方越有可能因絕望而訴諸武力。[13][13]
2011年利比亞戰爭很大程度就是西方試圖緩解（數位金融泡沫債務危機）國內經濟矛盾的一種手段。利比亞石油儲量非洲第一，而且油質好，開採成本低，且有半數以上未開發（注：利比亞擁有１４１噸黃金），西方如能獲得這一“石油大蛋糕”無疑有助於提升經濟信心。法國外長朱佩不加掩飾地將法國介入利比亞軍事衝突稱作是“對未來的投資”。[14][14]
值得關注的是，在這次戰爭中，越是那些“產業空心化”、金融資本膨脹的國家（如英、法、美）參戰越積極，而實體經濟較為發達的國家（如德國）對戰爭則明顯不熱心。這從一個側面說明：“賭場資本主義”更易演變為“災難資本主義”。
二、利比亞戰爭“加劇”了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失衡狀態
利比亞戰爭是西方首次動用武力“強行改變”當前“中東動盪波”國家原有政治進程，也是冷戰後西方首次在非洲大陸發動的戰爭，因而對利比亞、阿拉伯世界乃至西方自身都已產生並將繼續產生深遠影響。
首先，“後卡紮菲時代”的利比亞可能淪為西方體系中的跟班和“附庸”。
二戰後期，史達林就曾說過：“任何人都會把其社會制度強加給別人，他的軍隊能走多遠，強加的範圍就有多遠。”[15][15]這句凝結著地緣政治學核心智慧的判斷同樣適用於這此的利比亞戰爭。北約武力推翻執政42年的卡紮菲政權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通過改朝換代將利比亞“馴化”為西方政治經濟體系中的“附庸”乃至挺進非洲的橋頭堡。
問題在於，現在畢竟不同於殖民時代，西方可以武力打敗利比亞，但卻不可能直接接管利比亞政權。怎樣才能確保利比亞馴服於西方呢？
從歷史經驗看，西方國家對第三世界國家進行“有效控制”的最有效辦法之一，就是使這些國家保持“政治軟弱”和“經濟依附性”，而“不得不”依靠外部大國。以西方“經略中東”為例。英、法和美國儘管主導中東的歷史時代不同，但其基本思路卻驚人地相似，那就是鼓勵、“扶植”中東國家內代表落後保守勢力、執政基礎不甚牢固的政權。但竭力避免這些國家出現大規模的社會和經濟革命，“避免”代表多數人利益的先進階級上臺掌權。“殖民國家為了支持它的統治，通常會對維持甚至加強殖民地不平等的社會與經濟結構頗感興趣……甚至殖民國家往往會造成新的特權和新的特權集團，以穩定其對殖民地的統治”。[16][16]
這些統治者完全“仰仗”西方支持才能維繫統治，因此不得不悉心維護西方在其國家中的種種利益。這就使西方大國與當地統治人物形成事實上的“結盟”關係。當年英國在挑選費薩爾當伊拉克國王時，英國外交部官員說得非常直白：“我們所要的是一位只滿足于登基為王，而不打算勵精圖治的國王。”“我們需要的是一些有阿拉伯人參加、使我們能放心地離開而同時又能在幕後操縱的政府機構；……而且前提是我們的經濟和政治利益將得到保證。”[17][17]
由此“不難理解”，為何中東成為世界上傳統君主制國家最多的地區。即使在實行君主立憲制的所謂“自由阿拉伯時期”（上世紀20-30年代），阿拉伯國家的統治者還是“不信任自己的人民，而甘願成為西方的奴僕”。[18][18]
而2011年發動利比亞戰爭的兩大主謀——英國和法國，恰好在一戰後曾在阿拉伯世界進行過“委任統治”，而其統治“秘訣”之一就是在各國有意識“培植”代表落後生產方式的王公貴族和部落酋長。這次英、法“故伎重演”，採取了挑撥、激化利比亞國內部落間矛盾的做法。鑒往知今。為了確保對戰後利比亞進行有效控制，英、法不可能允許利比亞再出現“卡紮菲式”的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式領導人，因此必然要“剔除”導致利比亞保持“獨立性”的勢力和制度，同時“大力培植”落後依附性勢力，以及可能導致該國政治衰朽的政治制度。
目前看，“後卡紮菲時代”的利比亞正在朝這個方向發展。從政治制度看，強制轉型使利比亞面臨“軟政權化”危險。據報導，「利比亞全國過渡委員會」已制定長達數年的政治進程時間表，[19][19] 儼然開始向“民主化”國家過渡。但利比亞本質上是個部族國家，境內有140多個部落。這次的利比亞戰爭也有濃厚的“部落戰爭”色彩，民眾對所謂“民主運動”的支持率還不到2%，[20][20]因此該國未來權力分配很難擺脫“部族政治”底色。即便實現所謂“包容性政治”，也不過是“按部族實力分配權力”。這種情況很容易導致利比亞最高權力“碎片化”，使國家陷入形式上統一、實則部落／軍閥割據的“伊拉克化”狀態。
如2011年11月22日成立“過渡政府”後，南部費贊地區的勢力抱怨被邊緣化，東部則有人抗議新政府是“西部人的政府”，一些部落拒絕承認新政府。有學者早就預言：“後卡紮菲時代無論何時出現，但有一點可以預見，那就是利比亞將陷入局勢緊張、危機四伏的狀態，各種社會力量將上演群雄逐鹿的大戲。”[21][21]在這種內訌不止的情況下，利比亞將不得不更多“仰仗”西方，而不太可能再與西方為敵。
從階級屬性和意識形態看，掌管利比亞未來的是一種比卡紮菲政權“更加落伍”的勢力。利比亞“食租經濟”的特點決定了該國最大的問題不是如何賺錢，而是如何分配財富。因此該國未來“舉什麼旗”，“走什麼路”的問題至關重要。而目前即將執政的「全國過渡委員會」內部魚龍混雜，[22][22] 東部反叛部落高舉的大旗居然是1969年被推翻的伊德里斯王朝用過的旗幟。“過渡委”顯然不能代表歷史進步力量。如果沒有西方武力“支持”，它根本不可能奪權上臺。事實上，儘管戰爭已經結束，執政當局（帶路黨）卻仍“要求”北約繼續呆在利比亞，[23][23] 這足以表明其執政地位和信心的脆弱性。
不言而喻，這些由（帶路黨）落後勢力掌控的國家越是脆弱，就越需要外界保護，也越願意在資源、主權問題上對西方做出大的“讓步”。利比亞戰爭期間，反對派（帶路黨）為換取法國支持曾承諾戰後法國可控制利比亞35%的石油生產。10月中旬，時任“過渡委”主席的賈利勒（帶路黨）宣稱，利比亞新政府將“優先考慮”讓西方參戰國進入利比亞商業領域。[24][24] 換句話說，未來的利比亞外交很可能是當年伊德里斯王朝的翻版，而“不可能”繼續保持“獨立自主”地位。這種“依附性”前途對利比亞民眾國民當然不是好事，但卻正中西方下懷——唯有如此，西方才可能有效控制該國，並借其實現預想中的地緣利益和資源利益。
其次，阿拉伯世界的民族復興夢更加渺茫。
阿拉伯世界總共3億多人口，領土面積超過1400萬平方公里，還擁有世界上最豐富的石油資源，完全有潛質成為世界權力格局中的重要一極。但近百年來，阿拉伯世界卻更多與戰亂、爭端、屈辱、落後、邊緣化等負面辭彙聯繫在一起。造成阿拉伯世界積弱積貧的根源是多方面的，但總的根本乃是該地區地緣版圖“碎片化”。[25][25] 亨廷頓認為，文明集團往往要圍繞一個“核心國家”，它能夠行使維持秩序功能。核心國家或核心國家的缺失或解體一般都意味著混亂和災難。[26][26]
中東地區常年動盪，外部勢力頻頻“插手”與該地區缺乏核心國家直接相關。一戰後，英、法依據1916年秘密簽訂的“賽克斯-皮科特協定”將阿拉伯世界“分割”成若干小國“委任統治”，由此“奠定”了中東地緣版圖“碎片化”的格局。這種災難性的建國史為阿拉伯世界埋下羸弱、動盪和外部干涉的禍端。這些國家實力相當、缺乏佔據支配地位的核心國家，因而“誰也吃不掉誰，但誰也不服從誰”。加之彼此政體、意識形態、政策乃至宗教教派差異甚大，很難建立行之有效的地區性聯盟。相反，每個國家都唯恐地區局勢不利於己，因此不約而同地採取“相互制衡”做法，導致地區內耗不斷，既無力解決內部矛盾，也無力阻擋外敵入侵，甚至“主動邀請”外部勢力介入中東。美國學者伯納德•路易斯曾指出，西方國家只需要人數很少的軍隊就能進入中東核心地帶；而要去趕走這些西方軍隊，則需要另外一個西方國家的軍隊。[27][27] 正是地緣版圖的這種“碎片化”格局使中東豐富的石油資源非但未成為阿拉伯民族之福，反而成為惹來戰爭的禍根。冷戰結束至今，西方發動的5場地區戰爭中，4場在伊斯蘭世界，3次針對阿拉伯國家，而伊拉克和利比亞恰好都是石油資源豐富的國家。
因此，阿拉伯世界要想實現民族復興，擺脫惡性循環的厄運，其基本前提就是謀求阿拉伯各國的團結統一。20世紀50-60年代，以納賽爾和阿拉伯復興社會黨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均強調阿拉伯民族要走聯合自強道路。雖然這種思潮因1967年中東戰爭而走向衰落，但這條路徑仍是阿拉伯世界實現復興的不二法門。
卡紮菲1969年上臺時深受阿拉伯民族主義思潮感染，自視為納賽爾的忠實追隨者，宣導阿拉伯民族主義。他曾指出：
“要想保護阿拉伯人民不遭敵人侵犯，就少不了統一；要想保護阿拉伯國家的成就，就少不了統一；要想保護自己和社會主義，就少不了統一。”[28][28]
執政以來，他先後試圖同埃及、敘利亞、蘇丹、突尼斯、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等國實現聯合或合併，可是都中途夭折，他還被埃及前總統薩達特視為“危險的妄想症患者”。[29][29] 此後這些年來，卡紮菲外交政策重點日趨轉向非洲，並力倡構建“非洲合眾國”、“非洲聯合政府”。[30][30] 但其政治話語中仍保留著反對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主張阿拉伯聯合等重要主張。可以說，卡紮菲已成為阿拉伯民族主義浪潮中的最後一位領導人。[31][31]
而阿拉伯世界如果真的像卡紮菲所說實現“聯合自強”，西方顯然將失去對該地區的控制，而該地區“保持”分裂內訌狀態，更“符合”西方戰略利益。由此不難發現，這些年來，凡是主張依附西方、包容以色列、漠視阿拉伯聯合的阿拉伯領導人，總是被西方奉為座上賓。相反，那些主張獨立自主，謀求阿拉伯團結統一的領導人（如納賽爾、阿薩德、卡紮菲，乃至武力統一者薩達姆等），總是被西方視為眼中釘、肉中刺（死於非命）。卡紮菲作為這批阿拉伯強人中的最後一位，西方巴不得他早點消失。而這次西方聯手打擊利比亞，既是阿拉伯世界地緣版圖“碎片化”的必然產物，同時也包含著“徹底埋葬”阿拉伯聯合的戰略企圖，而卡紮菲之死意味著阿拉伯民族主義時代的“徹底終結”。[32][32] 一些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對此只能徒然憤慨，[33][33]還有人呼籲要舉行抗議，反對卡塔爾及海灣國家參與北約空襲利比亞。[34][34]
2011年席捲西亞、北非的阿拉伯動盪潮，雖然抗議重點是爭取政治尊嚴和經濟公平，但也包含了探索民族復興新路的成分。而突如其來的利比亞戰爭顯然是一場西方“肆意踐踏”阿拉伯國家主權的“殖民戰爭”，同時戰爭結果又是為徹底堵死阿拉伯民族復興的唯一路徑。但面對這場事關阿拉伯世界尊嚴和民族復興大業的“悲劇性事件”，多數阿拉伯國家卻“渾然不覺”，「阿盟」還“充當”了西方打擊阿拉伯國家的“傳聲筒”，鼓動聯合國在利比亞設立禁飛區，卡塔爾和阿聯酋等海灣小國甚至直接參加“圍毆”卡紮菲（11月12日阿盟宣佈停止敘利亞阿盟成員國資格，27日又宣稱對敘進行政治和經濟制裁），客觀上起了激化矛盾的作用。[35][35] 這種“兄弟鬩于牆”的現象從側面說明，阿拉伯民族復興希望更趨渺茫。這場看似聲勢浩大的中東劇變，最終必將虎頭蛇尾，不可能產生什麼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歷史成果。
在喪失了一批有戰略目光的政治家後，阿拉伯世界已很難形成合力。一旦阿拉伯世界內部分裂持久化，阿拉伯世界將空有人口、疆域和資源等潛在優勢，卻始終難以走出戰亂和衰退的惡性循環，繼續淪為西方大國政治的犧牲品。
第三，西方贏得眼前，卻可能失掉長遠。
西方是利比亞戰爭的主要發動者和主要受益者。尤其是在戰爭中出力最多的英、法等國有可能近水樓臺，從利比亞令人垂涎的石油資源以及巨大的國內市場中撈取更多好處。2011年10月下旬，法國和德國商務代表團紛紛到訪的黎波里，與利比亞當局的石油部長等官員閉門會談。英國也派出龐大商務代表團（包括BP和殼牌）訪問利比亞。[36][36] 西方國家顯然開始加速“染指”利比亞戰後利益分配。
從地緣角度看，這場戰事的暫時成功將“刺激”西方繼續進行“軍事冒險”的決心和胃口。利比亞戰爭剛接近尾聲，美國就開始炒作“伊朗暗殺門事件”和伊朗核武報告，軍事打擊伊朗的呼聲日高。[37][37] 卡紮菲被打死剛兩天，美國就宣佈撤回駐敘利亞大使，美國參議員麥卡恩（總統候選競選人）公開叫囂“現在是可能使用軍事行動保護敘利亞平民的時候了”。西方智庫也開始探討軍事干預敘利亞利弊。[38][38] 11月下旬，歐、美用人權草案譴責敘利亞，以金融制裁打擊伊朗，推倒伊敘同盟的用意越來越明顯。
然而，利比亞戰爭本質上是場“非正義戰爭”。它看似得到聯合國授權，實際既忽視了1973號決議關於發揮區域組織或區域安排作用的精神，也超越了聯合國的授權範圍，因此是場缺乏形式合法性的“侵略戰爭”和“殖民戰爭”。[39][39]
同時，北約發動空襲自稱是“防止出現人道主義災難”，但利比亞戰前國內傷亡不過數百人，而西方狂轟濫炸及由此造成的戰端擴大卻導致3萬多人死亡，5萬多人受傷，使之成為缺乏實質合法性的“醜陋戰爭”。[40][40] 這場戰爭的“非正義性”使西方雖然贏得眼前地緣和資源利益，但卻可能因此而輸掉長遠。
一方面，伊斯蘭激進勢力借機坐大，成為西方新的敵人。20世紀七、八十年代中東興起的伊斯蘭復興運動強烈反對西方，因而成為西方的心頭大患。從根本上說，穆斯林之所以“恨”西方正是因為西方在中東推行“霸權主義”，導致國際道義。同時，當年西方出於抗擊蘇聯等實用主義考慮，而“刻意扶植”本•拉丹以及塔利班等伊斯蘭勢力，結果養虎遺患，面臨被其反噬的危險。
而這次利比亞戰爭仿佛是以往歷史的重演。而北約為儘快將卡紮菲趕下臺，主動武裝該國反對派，以致該國長期被壓制的伊斯蘭極端勢力乘機坐大。利比亞執政當局目前兩個最主要的軍事力量都是伊斯蘭勢力。的黎波里實際掌控者、軍事委員會主席貝爾哈吉和東部城市德爾納軍事委員會負責人哈薩迪，均是前極端組織利比亞“伊斯蘭戰鬥團”領導人，主張建立伊斯蘭政權。而過渡委前主席賈利勒也公開稱可能恢復“沙裏亞法”，建立“利比亞伊斯蘭共和國”。[41][41]可以預計，未來利比亞伊斯蘭色彩將日益濃重，並可能出現阿富汗那樣的塔利班式政權。[42][42] 從更大範圍看，伊斯蘭復興勢力正借“阿拉伯之春”強勢歸來，目前“伊斯蘭復興黨”已在突尼斯大選中獲勝，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很可能在本國勝選。伊斯蘭復興主義“回潮”已成為不爭事實。
西方在此敏感時刻在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發動“侵略戰爭”很容易激起更多穆斯林的“反西方”情緒。卡紮菲就將北約空襲視為新的“十字軍東征”，並呼籲對西方發動“聖戰”，[43][43] 而卡紮菲自己身體力行，最終血戰至死，因而成為不少穆斯林心目中的“反西方英雄”。如果“阿拉伯之春”由國內層面的反獨裁、反權貴，轉向外交層面的“反殖民”、反西方，西方一直擔憂的“伊斯蘭與西方衝突”便可能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
另一方面，這場戰爭加深了國際政治的“叢林”色彩，將使西方面臨更大安全挑戰。
“主權國家不容干預”原則本來是弱小國家生存的護身符。但近年來，西方鼓吹“人道主義干預”、“人權高於主權”、“保護的責任”等，不斷挑戰“主權不容干預”基本原則。西方發動戰爭的“藉口”越來越隨意。這次西方發動的利比亞戰爭起因是利比亞政府鎮壓反對派抗議。而類似情況在許多國家時常可見，如果“利比亞模式”成為慣例，任何國家都可能成為西方軍事打擊對象。這不禁讓更多國家人人自危。卡紮菲是在投靠西方、主動放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後遭受軍事打擊的事實更是警醒其他國家領導人：西方國家關鍵時刻靠不住，唯有發展自己的“撒手鐧”，才可能真正保存自己。
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此間公開稱，卡紮菲在核問題上妥協的後果表明，伊朗繼續核計畫是完全正確的。[44][44] 而最近伊朗核能力突進成為熱點話題。整個世界日趨重返“叢林”狀態，使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可能性空前增大，西方未來將面臨更嚴重的安全挑戰。
三、結 論
“播下龍種，卻收穫跳蚤”。
當前風起雲湧的中東劇變本來是一場以民權、民生、民族為主要訴求的革命運動。但突如其來的利比亞戰爭不僅改變了當地原有政治進程，也使“中東波”性質日趨“變味”，更使國際力量對比更趨失衡，國際體系轉換進一步加快。權力與資本擴張日趨借助暴力手段，世界由此變得更不太平。利比亞戰爭剛剛結束，西方打伊朗和打敘利亞的喧囂日漸高漲。不管未來敘利亞和伊朗是否會遭受西方軍事打擊，但可以肯定的是，利比亞戰爭絕不是最後一場殖民戰爭。
而廣大“中間地帶”尤其是中東地區，已成為中國實現和平崛起的重要緩衝地帶，以及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資源供應地，西方在上述地區頻繁進行軍事干預，在客觀上“壓縮”了中國崛起的週邊空間，危害到中國海外經濟利益拓展。[45][45] 80多年前，中國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積四十年之經驗”得出結論，即“欲達到勝利，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46][46] 在西方日趨聯合、戰爭力量日漸增長情況下，制止戰爭的唯一辦法就是世界上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聯合起來。只有當和平力量增長超過戰爭力量增長時，戰爭可能性才會被降至最低，中國可持續發展才會得到有效保障。
文／田文林
《現代國際關係》 2011年第12期
[1][①] “北約宣佈結束在利比亞軍事行動”，http://military.people.com.cn/GB/16090649.html.（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2][②]參見[波蘭]卡齊未耶日•Z•波茲南斯基著，佟憲國譯：《全球化的負面影響：東歐國家的民族資本被剝奪》，經濟管理出版社，2004年版。
[3][③]Bruno Waterfield，“Gaddafi attacks Sarkozy plan for Union of the Med”, The Telegraph，10 Jul, 2008
[4][④]W. Yusef Doucet，“Free Libya is Green Libya: Supporting the Real Libyan Revolution”，http://www.voxunion.com/?p=4644.
[5][⑤] Alan Woods，“After the death of Gaddafi: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Libya”，http://www.marxist.com/ gaddafi-dead-revolution-and-counter-revolution-in-libya.htm.（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5日）
[6][⑥][英]蘇珊•斯特蘭奇著，李紅梅譯：《賭場資本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參見全書。
[7][⑦][加]娜奧米•克萊恩著，吳國卿、王柏鴻譯：《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廣西師大出版社，2010年，第4頁。
[8][⑧][加]娜奧米•克萊恩著：《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第4頁。
[9][⑨][美]斯坦利•阿羅諾維茨、希瑟•高特內主編：《控訴帝國：21世紀世界秩序中的全球化及其抵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4頁。
[10][⑩][加]娜奧米•克萊恩著：《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第7頁。
[11][11]Melissa McNamara，Bush: “We Don’t Torture”，http://www.cbsnews.com/stories/2006/09/06/eveningnews/main 1979106.shtml（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9日）
[12][12][加]娜奧米•克萊恩著：《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第303頁。
[13][13] Gerald A. Perreira，“NATO and Qaddafi: What All Friends of Africa Should Know”，New Dawn，No. 126 (May-June 2011)
[14][14]“法國外長稱介入利比亞是‘對未來的投資’”，http://news.xinhuanet.com/2011-08/29/c_121923156.htm.（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日）
[15][15][美]詹姆斯•希恩著，黃公夏譯：《暴力的衰落》，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第137頁。
[16][16] [美]斯塔夫裏亞諾斯著，遲越、王紅生等譯，黃席群、羅榮渠校：《全球分裂》，商務印書館，1995年，第487頁。
[17][17][美]斯塔夫裏亞諾斯著：《全球分裂》，第581頁。
[18][18] Hilal Khashan, Arabs at the Crossroad: Political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0, p.64
[19][19] “Libya after Qaddafi：A new timetable”，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34813.（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5日）
[20][20]Gerald A. Perreira, “NATO and Qaddafi: What All Friends of Africa Should Know”，New Dawn，No. 126 (May-June 2011).
[21][21][美]羅奈爾得•布魯斯•聖約翰著，韓志斌譯：《利比亞史》，中國出版集團，2011年，第220頁。
[22][22]Daniel Serwer，“Post-Qaddafi Instability in Libya”，CPA Contingency Planning Memorandum No. 12，http://www.cfr.org/libya/post-qaddafi-instability-libya/p25612.（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23][23] David D.Kirkpatrick and Rick Gladstone, “Libya asks NATO to remai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October 28, 2011
[24][24] Alan Woods，“After the death of Gaddafi: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Libya”，http://www.marxist. com/ gaddafi-dead-revolution-and-counter-revolution-in-libya.htm.（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5日）
[25][25]田文林：“地緣政治•中東破碎地帶•利比亞戰爭”，《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年第4期，第26-32頁。
[26][26][美]撒母耳•亨廷頓著，周琪等譯：《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新華出版社，1998年，第167-169頁。
[27][27][美]伯納德•路易斯：《中東》，載[英]約翰•格利賓等：《歷史焦點》，朱善萍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72頁。
[28][28]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譯室編譯：《卡紮菲和利比亞》，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67頁。
[29][29]Robert H. Reid，“Arab strongman: With Gaddafi death, an era passes”，The Economic Times, Oct 22, 2011
[30][30]Babatunde Fagbayibo，“The Libyan revolution: Thoughts on a post-Gaddafi era of African integration”，http://www.consultancyafrica.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846:the-libyan-revolution-thoughts-on-a-post-gaddafi-era-of-african-integration&catid=57:africa-watch-discussion-papers&Itemid=263.(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6日)
[31][31] Robert H. Reid，“Arab strongman: With Gaddafi death, an era passes”，The Economic Times, Oct 22, 2011
[32][32]Mohamad Bazzi，“The Death Of The Qaddafi Generation: The Era Of Arab Strongmen Comes To An End”，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36603/mohamad-bazzi/the-death-of-the-qaddafi- generation.（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33][33]“A Position Statement by the Arab Nationalism List On The Assassination of Mu’ Ammar Qaddhafi And His Comrades, Libya, and Arab Consciousness”, http://freearabvoice.org/?p=1469. (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2日)
[34][34]“The Arab Nationalist List invites you to protest against the Qatari regime in Brussels”, http://www.qawmi.com /?p=2331.（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4日）
[35][35]Ahmed El-Tonsi，“Ottomans, Arabs, Westerners and Libya”，Al-Ahram，17 – 23 November, 2011
[36][36] “Libya’s revolution：Messy politics, perky economics”，The Economist, Oct 8th 2011，http://www.economist.com/ node/21531472.（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9日）
[37][37]The Associated Press, “U.S. strike on Iran likelier than ever, former CIA chief says”, http://www.haaretz.com/ news/diplomacy-defense/u-s-strike-on-iran-likelier-than-ever-former-cia-chief-says-1.303980.(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38][38]Jeffrey White，“Implications of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Syria”，PolicyWatch #1864，October 28, 2011，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templateC05.php?CID=3415.（上網時間：2011年11月5日）
[39][39] “Libya: Colonialism Lives”，http://blackstarnews.com/news/135/ARTICLE/7603/2011-08-26.html.（上網時間：2011年10月31日）
[40][40]Michael O’Hanlon，“Winning Ugly in Libya”，March 30, 2011，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7684/ michael-ohanlon/winning-ugly-in-libya; An Huihou, NATO faces ‘catastrophic success’ in Libya, People’s Daily Online, 29 octobre 2011, http://www.mondialisation.ca/index.php/vdare.com/roberts/index.php?context=va&aid = 26287.（上網時間：2011年11月3日）
[41][41]Marc Lynch，“What the Libya intervention achieved”，October 27, 2011，http://lynch.foreignpolicy.com/posts/ 2011/10/27/ what_the_libya_intervention_achieved?wpisrc=obnetwork.（上網時間：2011年10月30日）
[42][42]有學者已注意到當前利比亞與1992年後阿富汗政局的相似性，參見Michael Semple，“What Post-Qaddafi Libya Has to Learn From Afghanistan”，http://www.foreignaffairs.com/features/letters- from/what-post-qaddafi- libya-has-to-learn-from-afghanistan.（上網時間：2011年11月7日）
[43][43]Ahmed El-Tonsi，“Ottomans, Arabs, Westerners and Libya”，Al-Ahram，17 – 23 November, 2011
[44][44]Fredrik Dahl，“Libya conflict may strengthen Iran nuclear defiance”，http://www.forexyard.com/en/news/ ANALYSIS-Libya-conflict-may-strengthen-Iran-nuclear-defiance-2011-03-24T154942Z.（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9日）
[45][45]W. Yusef Doucet，Free Libya is Green Libya: Supporting the Real Libyan Revolution，http://www.voxunion.com/?p=4644.
[47][46]《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4卷，1991年版，第14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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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亞之戰意在控制中國戰略要害》
文／威廉•恩道爾 （William Engdahl）
（美帝）華盛頓“主導下“的「北約」決定”發動“利比亞戰爭實質上是「北約」以及美國國防部（實為”對外侵略部“的美稱）控制中國要害的戰略的”組成部分“。目前，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石油進口國，對原油和天然氣進口存在巨大的”戰略依賴“。
認真審視非洲地圖，並探究美國國防部（為”對外侵略部“的美稱）新組建『非洲司令部』的原由，就會發現，『北約』”發動“利比亞戰爭實質上是「北約」及美國國防部（為”對外侵略部“的美稱）”控制“中國石油及原材料來源整體戰略的構成部分——對於中國而言，非洲是其最具戰略重要性的石油及原材料來源之一。
「北約」“發動”利比亞戰爭僅與石油有關。不過，鑒於美國有著可靠的國外能源供應，所以這場戰爭的發動應該“並非僅為“控制利比亞高品質原油，而是“為了”使中國“無法長期進口”非洲及中東石油。
換句話說，「北約」及（美帝）華盛頓“發動”這場戰爭（主要戰略目的）就是為了“制衡中國”。
利比亞北臨地中海，與義大利隔海相望。多年來，義大利埃尼石油公司一直是利比亞境內最大的外國石油公司。該國西臨突尼斯和阿爾及利亞，南臨乍得（察德），東臨蘇丹和埃及。就其地理位置而言，對於美國國防部『非洲司令部』“控制”非洲、非洲資源以及非洲資源出口地的長期戰略具有重要意義。
在卡紮菲（格達費）統治下，利比亞“嚴格控制”高品質的原油資源。2006年的資料顯示，利比亞已探明石油規模為“非洲最大”，約占非洲石油總儲量的３５％，甚至比尼日利亞還多。
近年來，中國、俄羅斯以及其他國家都在該國獲得了石油開採權。
很明顯，「北約」及（美帝）華盛頓“發動”利比亞戰爭已經“初見成效”：中國、俄羅斯及巴西不但反對聯合國制裁利比亞，還呼籲利比亞通過談判解決內部衝突，反對北約空襲。
因此，利比亞反對派（帶路黨）下轄石油公司Agoco發言人阿貝加里馬奧夫稱：
“我們和義大利、法國和英國等西方國家之間不存在問題。不過，我們與俄羅斯、中國和巴西之間可能會存在一些政治問題。”
在過去幾年裏，（美帝）華盛頓逐漸認識到，受經濟擴張影響，在不到10年前還是美國“親密盟友”的中國，已經成長為“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
不過，對於華盛頓而言，把中國塑造成“新敵”並非易事，因為美國政府還需要中國（親美媚美精英帶路黨）大量購買美國國債。
今年8月，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向美國國會呈交了2011年度中國軍力報告。該報告稱：
“在過去的10年裏，中國在現代科技領域的巨額投資令中國軍事受益匪淺。許多現代系統日臻成熟，其他系統也會在未來幾年內投入使用。”
報告還稱：“在中國會如何利用其不斷增強的能力的問題上，仍然存在不確定性……中國作為主要國際參與者的崛起，很有可能會重新定義21世紀的戰略格局。”
事實上，在（美帝）華盛頓的潛移默化下，以ＣＮＮ、ＢＢＣ、《紐約時報》為代表的“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宣傳機器”，或是英國《衛報》都會“醜化中國及中國領導人”。對於（美帝）華盛頓及華爾街（金融禿鷹）的許多人而言，中國正變得過於強大，“過於獨立”。為了“控制”這種情況，中國對石油進口的“依賴”就成了其“要害”，而利比亞正恰恰是中國該“要害”的“死穴”。
自“冷戰”後，（美帝）華盛頓一直忽視對非政策，而中國能源及原材料企業在非洲大陸的活動，則為（美帝）華盛頓敲響了警鐘。幾年前，隨著未來能源需求變得越來越明顯，中國針對非洲發起了大規模經濟外交，並於2006年達到高潮：北京鋪上紅地毯，迎接赴華訪問的40多位非洲國家首腦，共同探討一系列經濟問題。對於中國工業現代化而言，沒有什麼比確保未來非洲石油資源更加重要的事情了。
中國開始與被法國、英國或葡萄牙等“歐洲殖民國家”放棄的非洲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乍得（察德）就是其中之一。作為最貧窮、最偏僻的非洲國家，乍得2006年與北京建立了外交關係。2007年10月，“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簽署合約，與乍得政府聯合組建煉油廠。２００２年後，他們開始鋪設石油管道，從位於該煉油廠以南300千米處的一處油田，向該煉油廠輸送石油。受西方國家“支援”的“（美第二中情局）非政府組織（ＮＧＯs）”開始批判中國石油管道對環境的影響。
不過，2003年美國石油公司「雪佛龍（Chevron）」開採乍得（查德）石油資源時，該“（美第二中情局）非政府組織（ＮＧＯs）”卻“一言未發”。
2011年7月，乍得和中國在該國首都恩賈梅納附近開辦合資煉油廠。中國石油企業在乍得的活動與其在蘇丹達爾富爾地區的石油專案有著驚人的相似。
20世紀90年代，在美國石油公司「雪佛龍（Chevron）」放棄其在蘇丹的業務後，中國開始和蘇丹展開合作，後者將越來越多的石油輸入中國。到1998年時，“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已從蘇丹南部油田開始向位於東北部紅海西岸的蘇丹港鋪設了一條長達1500千米的石油管道，並在蘇丹首都喀土穆附近開辦了一家大型煉油廠。
蘇丹是中國首個大型海外油田專案。到2011年初，在中國進口石油中，源自蘇丹的石油，大部分來自“飽受衝突蹂躪”的南部地區，已占到10％。蘇丹日產油量為49萬桶，對華供油量則占到60%。對於中國能源戰略而言，蘇丹至關重要。
從地質角度來看，從蘇丹西部達爾富爾地區經乍得至喀麥隆的廣大地區就是一個巨大的油田，儲量可能相當於一個新的沙烏地阿拉伯。對於“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戰略封鎖”中國未來石油來源而言，“控制”蘇丹南部地區、乍得以及喀麥隆是至關重要的。
成立於2008年的『美軍非洲司令部』是近來西方“軍事行動”的主力。很明顯，該“司令部”的成立就是為了“控制”中國對非洲石油及礦產資源漸增的影響力。2007年年底，（美帝）華盛頓“大西洋理事會”非洲事務專家彼得•法姆公開表示，美軍『非洲司令部』的目標之一，就是確保美國可獲得非洲豐富的碳氫化合物及其他戰略資源，該任務包括減輕這些自然資源的脆弱性，並確保當地不存在對這些資源感興趣的第三方，例如中國、印度、日本或俄羅斯，以獲得壟斷或優惠待遇。
2007年，在美國國會作證支持組建美軍「非洲司令部」的法姆稱，充滿活力的中國經濟的石油饑渴難以得到滿足，而且還需要其他自然資源維持經濟持續發展，而非洲的自然財富使之對中國充滿誘惑力。目前中國日進口石油約260萬桶，其中超過７６.5萬桶石油——約占石油日進口量的１／３——來自非洲國家，特別是蘇丹、安哥拉以及剛果。
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許多分析家都預測非洲——特別是蘊含豐富石油儲量的西海岸沿海國家——將日益成為美、中兩國的戰略競爭舞臺，因為這兩個國家都在尋求擴大自身影響力，並確保各自資源來源。
由此可見，美國“製造”利比亞“政權更迭”及整個“大中東計畫”（隱藏在“阿拉伯春天”的背後），都是為了確保其對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油田的“絕對控制權”，並“控制”特別是中國等國的未來政策。
正如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所說的那樣：
“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國家或國家集團。”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 第407期
摘自2011年10月《環球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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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美歐流氓禿鷹攻打利比亞巨變從而竊取(美歐銀行財團需求恐急的)利比亞擁有的145噸實體黃金 查維茲警惕下令要求全數運回委內瑞拉儲放在美歐銀行、市值110億美元(211噸)的國有黃金金條
《查維茲要求委內瑞拉央行回籠110億美元黃金儲備》
文／張澄
2011年8月19日
委內瑞拉總統查維茲命令央行回籠110億美元的黃金儲備，這些黃金目前由諸如「英國央行」等發達國家的機構持有。
查維茲今天表示，目前委內瑞拉所持的３６５噸黃金中有２１１噸儲備在美國、歐洲、加拿大以及瑞士的銀行中，這些（實體）黃金要“積極回籠”。
此外「摩根大通」、「巴克萊銀行」和「渣打銀行」也持有委內瑞拉的黃金。
在電視講話中，查維茲說，
“自1980年起，我們已經在「英國央行」持有９９噸黃金，現在我同意將之召回，這是一個正確的決定。”
委內瑞拉央行行長Nelson Merentes表示，委內瑞拉的出口收入95%依靠石油，目前該國正在尋求儲備多樣化，計畫將現金儲備由美國和歐洲移至對新興市場的投資中。
這次回籠也意味著全球第15大黃金儲備國在金價今年以來上升28%後的一次大動作。
截至發稿，黃金交易價格已經升至每盎司1816美元。
8月16日委內瑞拉的黃金儲備價值為286億美元。委內瑞拉財長稱，受美元的貶值、美國政府違約的風險以及歐洲債務危機的影響，回籠黃金儲備將更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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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vez Emptying Bank of England Vault as Venezuela Brings Back Gold Hoard》
by Daniel Cancel and Nathan Crooks
2011-8-18
Chavez Orders $11 Billion of Gold Home as Metal Hits Record
In all, Venezuela has 365.8 metric tons of gold reserves, according to the World Gold Council. Photographer: Kerem Uzel/Bloomberg
Venezuelan President Hugo Chavez ordered the central bank to repatriate $11 billion of gold reserves held in developed nations’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Bank of England as prices for the metal rise to a record.
Venezuela, which holds 211 tons of its 365 tons of gold reserves in U.S., European, Canadian and Swiss banks, will progressively return the bars to its central bank’s vault, Chavez said yesterday. JPMorgan Chase & Co. (JPM), Barclays Plc (BARC), and Standard Chartered Plc (STAN) also hold Venezuelan gold, he said.
“We’ve held 99 tons of gold at the Bank of England since 1980. I agree with bringing that home,” Chavez said yesterday on state television. “It’s a healthy decision.”
□□ 日帝殖民者把勇敢抗日台灣人基因一一撲殺 培植台奸走狗為士紳地主
百多年來統治著台灣此日美附傭殖民屬地的霸權意識型態：
首先是1895~1945「日帝殖民皇民主義」－全面撲殺六十萬勇敢抗日志士，以“阻截”台灣獨立“回歸”中國祖國；
接著1946~1990文化霸權是「反共右翼法西斯主義」美日台右翼反共圍堵白色恐怖撲殺－全面撲殺心懷紅色祖國的泛統派台灣文化精英；
再來1991~2008文化霸權就是美日舊殖民勢力扶植下的滯台皇民浪人三腳老台奸復辟分離主義假借民主之名推動的偽台灣國族主義；表現在成立於全台實多半為皇民遺族餘孽的所謂本土社團(皇民學社叫獸)
而貫穿這三者的本質就是「反共」與「反中國」的複合意識，這種複合意識存在於日本主子右翼法西斯的思想和歷史脈絡中，也獨霸於戰後冷戰與內戰的時代中。
□□ 美國駐台副領事葛超智特工陰謀策動少數士紳請願託管釀致228悲劇
美國駐台副領事George Kerr葛超智228事件事發前服務於OSS(ＣＩＡ中央情報局前身），他以台灣地位未定為由鼓吹「託管論」，私下在台灣糾集台灣士紳從事台灣獨立活動，丘念台亦指葛超智在台進行情報工作。證據顯示整起台灣人「託管」事件葛超智介入甚深，甚至可說台灣人請願行動係葛氏於幕後指導。葛超智於1965年完成Formosa Betrayed藉此書推諉責任將二二八事件曲解成台灣人尋求託管與獨立運動，將自己塑造成關心台灣人民前途的人道關懷者，日後更搖身一變成為台獨運動「教父」。葛超智私下企圖透過由少數台籍領袖對以美國政府「請願」方式，促成美國「託管」台灣的目的。
□□ 台灣法西斯社會轉型正義暗無天日 白色恐怖左派台灣精英光環遭篡奪
美帝主導全球反共肅清白色恐怖撲殺 “美蔣”反共屠殺近萬左派台灣精英
反抗美帝扶持的美蔣腐敗政權的「白色恐怖五千名勇敢台灣人死刑政治受難者」與長期由美日帝國殖民勢力背後扶持的今日皇民台奸嘴炮台獨運動之間並無絲毫關係（反共肅清白色恐怖撲殺期無一孬種皇民台獨遭判死刑，因為皇民台奸台獨長期受到美日主子的寵愛扶植暨政治庇護）美蔣1950年代展開的白色恐怖撲殺本土精英受害政治犯實則全都是共黨及左派「心向紅色祖國」之泛統派人士。白色恐怖台灣左派精英政治犯受害者之政治光環卻在美蔣法西斯餘孽默許下遭復辟皇民浪人所無恥篡奪。光是以1950年代的前五年，美蔣政權在臺灣至少殺害了近5000名地下黨及左派人士；8000個以上的“匪諜”、知識份子文化人、工農，並將同樣數目的人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到無期徒刑。這就是一般所謂的“臺灣50年代白色恐怖”。
□□ 美帝主導全球反共肅清白色恐怖撲殺1965指揮印尼屠殺百萬左派人士
美帝中情局在澳大利亞和英國當局的緊密配合下主導了蘇哈托執行的印尼1965年軍事政變。近百萬工人農民學生和政治活動分子在政變後慘遭屠殺。用血腥和鐵腕手段統治了印尼32年的“軍事強人”—蘇哈托在美英帝國主義策劃和配合下，聯同另一反共將領納蘇蒂安五星上將發動了一次軍事政變。這場蓄謀已久旨在推翻蘇加諾總統消滅共產黨，以便完全倒向西方世界的政變使印尼共和國頓時陷入血泊當中，數十萬的印共黨員，上百萬的無辜工人農民不管男女老幼被劊子手的屠刀槍炮殺害了
□□ 台政腐霉體軍隊院校社團雖潛伏佈滿美諜特務 但享宗主權從不遭逮捕
美帝中情局黑手在台反華反共鬼島肆無忌憚囂張自由橫行活動七十年秘辛
反華反共鬼島美諜特務鬼影徸徸 極右翼麥卡錫陰魂餘孽地方黑金派系林熔煽自由屎報為Taipei Times台北屎報的母報 寇謐 美諜線民假美洋鬼子製造假消息假新聞投書美霉告密告洋狀與美帝主子一搭一唱唱雙簧亂台灣，一手裝神一手弄鬼恫嚇台灣人製造台灣警察法西斯社會動盪不安 自由屎報林熔煽皇民地方黑金地痞假新聞一搭一唱唱雙簧翻雲覆雨亂台灣樂此不疲、變本加厲！美帝宗主國這次通過民進黨蔡英文皇民勢力再次放出“一邊一國論”，並指令腐敗的台灣金權司法系統放出洗錢扁，既有未來搞局部台獨以威脅中國大陸，又有放縱台獨以拉攏並堅定日本國內“反華抗中”意志的雙重意圖
□□ 台教會、台灣社、北社和南社等滯台三腳其實都是皇民買辦化的外來社團
反抗美蔣獨裁政權的「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勇敢台灣人」與長期由美日帝國殖民勢力背後扶持的今之皇民台奸嘴炮台獨運動之間並無何關係（反共肅清白色恐怖撲殺期無一孬種皇民台獨遭判死刑，因為皇民台奸台獨長期受到美日主子的寵愛扶持暨政治庇護）美蔣1950年代展開的白色恐怖撲殺本土精英受害政治犯全都是共黨及左派「心向紅色祖國」之泛統派人士。白色恐怖台灣左派精英政治犯受害者之政治光環卻在美蔣法西斯餘孽默許下遭復辟皇民浪人所無恥篡奪。光是以1950年代的前五年，美蔣政權在臺灣至少殺害了近5000名地下黨及左派人士；8000個以上的“匪諜”、知識份子文化人、工農，並將同樣數目的人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到無期徒刑。這就是一般所謂的“臺灣50年代白色恐怖”
□□ 面對美日主子江河日下 皇民社團走狗收斂了不敢再鬼叫正名制憲建國
2010年以以龐氏詐騙模式失敗民主債務國家－美帝、歐洲和日本主權債務危機為標誌，由實則上已然全面破產的私有銀行金融體系轉嫁債務予國家政府承擔及虛擬紙貨幣信用危機全面進入國家主權債務危機階段。2011年全球失敗民主國家]政府債務總規模將超過５０兆美元，民主債務國家的政府債務規模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將突破１００%。與新興債權國強勁的財富創造能力相比，民主債務國乏力的經濟增長、脆弱的償付能力將加劇國家債務危機，拖累世界經濟，並導致信用戰爭升級，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破壞力量
□□ 美中情局外圍組織維基解密映照出美諜特務滲透佈滿全台灣 無孔不入
主要由美中情局線民特務所組成的中情局外圍組織維基解密為了瀕臨爆破邊緣的美帝金融泡沫危機解圍、四處潑糞挑撥製造矛盾轉移焦點視線，近一年來突然出現崛起，並心急如焚地頻頻爆料。臺灣島賤骨頭民主政治人物對美帝駐台總督主子情蒐的彙報猶如美諜情報員，和美國主子官員的談話被視為接近和獲得美國寵幸的重要機會。藍綠橘紅各方賤骨頭民主政治人物爲了爭寵接近美國主子絡繹於途，為能夠被美帝駐台總督主子邀約談話為無上光榮，顯見美國操控臺灣黑手。
□□ 爭寵美駐台特首人選依例事先得逐一前往美國匯報接受主子審查旨示
由於呆頑六十餘年來一直是美帝反華的鷹犬附傭屬地，呆頑爭逐美帝駐台特首代理人(兒皇帝)人選事先都得前往黴戾奸宗主國接受主子的審查及旨示。黴戾奸主子比照2007年馬娘(及奸巧謝)在競選前事先前往美國匯報接受黴戾奸副國務卿層級的考核旨示，此次主持審檢考核蔡英文地主候選人選的同樣是副國務卿層級的國務院副國務卿奈茲，還有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坎伯。黴戾奸主子將會在審查匯報中確認空心菜的中國大陸、國防政策是否符合黴戾奸國家戰略利益目標，是否會繼續致力維持兩岸長期敵對及分治之兩國論關係等。
□□ 美重申不承認台灣是主權國家 民進黨(及獨台台灣國民黨)走狗裝聾作啞從不敢對主子嗆聲
美國再度重申：不承認臺灣是啥主權國家！美國官員說台外交官劉姍姍無法享有外交豁免權是因為臺灣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美國和日本主子多年來已多次反覆重申：台灣並非甚麼主權國家！可鄙又可笑的是，在精神病鬼島內最有他媽的呆頑狼尊嚴(逢中必反)、又最會噁心裝腔作勢作秀的綠營民進黨走狗右憤徒孫無賴們卻總是噁心始終如一「顧左右而言它」裝聾作啞裝鴕鳥，從來都不敢對其美、日主子放個響屁，更不用說甚麼敢對主子歇斯底里嗆聲抗議了！負責本案的聯邦檢察官柯德斯告訴NBC電視新聞由於美國不承認臺灣是主權國家，因此劉姍姍無法享有外交豁免權。
□□ 台灣長期來是美帝反華的附傭屬地 永遠不敢碰美帝駐台總督一根汗毛
在美台關係中從來就沒有過平等。美帝是主子、皇民化的台灣則是附屬附傭。台灣對美國要有二個絕對服從：一，服膺美帝主子的戰略利益與美國經濟利益。二，服從美帝的政治安排與指導。服從換來的是所謂的主子保護(以華制華棋子)。所謂的美台關係平等只是台灣人的自我唬爛矇騙。其實台灣上下至今仍認為離開美國的保護台灣就完了。美國可以隨意抓捕台駐堪薩斯辦事處處長，但台灣永遠不敢碰美帝駐台總督一根汗毛。
□□ 美帝主導全球白色恐怖近20年輸出顏色革命 難道馬英九／蔡英文不用負責任嗎
冷戰期間拉丁美洲的巴西、阿根庭、烏拉圭、巴拿馬、玻利維亞等國顛覆合法政府的一系列“軍事政變” 、軍事獨裁強人的反共白色恐怖屠殺無一不是“民主美國”所背後策劃支持的。
美國政府一直將民選的社會主義總統查維茲視為“眼中釘”。美國明裡暗裡支持委內瑞拉親美勢力發動未遂政變，“企圖推翻”執政的“民選合法”的查維茲政府。政變前美國主要通過美國政府背景的「美國全國民主基金會」向發動政變的委內瑞拉親美勢力提供資金。「全國民主基金會」是1983年由美國國會建立的，目的是“加強世界上的民主機構”，它接受政府的和私人的資金。該“基金會”的拉美和加勒比主任薩瓦蒂尼是委內瑞拉政變勢力重要的政治顧問，推動和支持整個反對政府的“陰謀網”，此人與委內瑞拉的政變分子保持經常的密切聯系。委內瑞拉駐美洲國家大使瓦萊羅揭露說，除「美國全國民主基金會」之外，美國政府還通過「美國新聞社」提供210萬美元，通過國務院的民主、人權和勞工辦公室提供100萬美元，通過國際開發署提供200萬美元，這些錢都用於“資助”委內瑞拉反政府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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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諜特務四人幫）黎智英黑金操控“抗中亂港” 必須徹查》
(香港)大公報／社評
2011年10月19日
http://www.takungpao.com/opinion/takungpao/2011-10-19/980069.html
本港政黨政治昨日爆出有史以來的最大“醜聞”：
──公民黨、民主黨、社民連、前反對派政黨，過去幾年的主要活動經費原來全部由同一個「金主」、「壹傳媒」老闆黎智英所提供，其中「民」、「公」兩大黨收取的款項都在一千萬元以上，民主黨去年的三百多萬經費更全部由黎智英一人「包辦」。
看來，所謂「四大」反對派政黨原來全部都姓「黎」！
──更有甚者，那個「政治主教」陳日君，自○五年開始，年年收取黎智英三百萬至五百萬不等，迄今總數已逾二千萬；但對這筆巨額「捐獻」，天主教香港教區負責人昨日表示不知情、也從未收過錢。
看來，不僅教區不知道，就是上帝也被他的「牧者」騙了！
──還有，那個「香港良心」陳方安生，2007、2008年分別收取過黎智英的二十萬和一百萬，前者是支持「參選」立法會、後者是支持成立「民間策發會」反對政改方案，看來，不僅「四大」反對派政黨都姓「黎」，連陳太也「改姓」了。
有關消息，先在網上流傳，再經多份報刊及電子媒體廣泛報導，全港市民嘩然！而在有「抬頭人」支票真名實姓的鐵一般證據下，當事人黎智英“裝聾作啞”“不敢回應”，其轄下「蘋果日報」更“閃閃縮縮”的只在「政治八卦」版略為報導，而「受惠」的反對派政黨和個人，既不敢承認也不敢否認，一副「此地無銀」的“窘態”畢露。
當然，本港是自由社會，人人有權選取自己認同的政治團體給予支持；但是，當全港主要的反對派政黨、當全港所有的抗中亂港政治活動，都同時由一個「金主」、一個傳媒老闆所支持，那問題就絕不簡單、十分嚴重的了。事態的嚴重性在於操控二字。黎智英年年拿出以千萬計的金錢資助反對派政黨，動機何在？目的何存？難道他真是那麼的無私和慷慨，只求付出、不問「收成」嗎？
而且，當全港主要的反對派政黨都被「收編」到「黎」字旗之後，本港的民主政治還能有獨立自主生存的空間嗎？
還能推動港人社會的政治生態正常、健康發展嗎？
屆時「黎老闆」或「老闆的老闆」要東要西、要這要那，今日反政改、明日抗遞補，「小的們」敢不言聽計從、「身」照辦嗎？
事實是，不管在任何民主國度或社會，政黨政治都會涉及千絲萬縷的金錢關係，但作為有目的、有企圖、有回報的「政治獻金」，特別是躲在幕後、隻手遮天、操控一切的壟斷式「政治黑金」，絕對是為所有的民主、法治社會所不容。近年日本換首相如「走馬燈」，其中不止一位都是因接受「政治獻金」而要黯然下台的。
九七回歸後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下，香港可以照行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但不能被個別人勾結外國勢力，企圖變特區為反華反共基地。黎智英以巨額金錢收買反對派政黨，“全面操控”本港的“抗中亂港”活動，已經構成性質十分嚴重的政治事實，對此，特區政府有關部門、“廉政公署”必須展開徹查，廣大市民更有權要黎智英公開交代：「政治黑金」與“（反華反中）外國勢力”有何關係？（肥佬黎智英）「蘋果日報」“抗中亂港”還要亂到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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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干預香港實錄》
文／劉乃強 （全國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中國評論》2011年12月號
肥佬黎智英（壹傳媒／《蘋果日報》）在香港政治中扮演什麼角色，令人懷疑
表：黎智英近年政治捐獻
奇怪的政治捐款
10月中，一個以臺灣為基地的資料分享軟體網站FOXY出現了一些有關黎智英（壹傳媒／《蘋果日報》）2005年至今年的政治捐獻紀錄和預算。捐獻的對象包括（香港）反對派的政黨如“公民黨”（1,455萬）、“民主黨”（1,369萬）和社民連（100萬）等，和個人如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130萬），和獲得最多捐款的退休天主教樞機主教陳日君（2,000萬）。
（見表：黎智英近年政治捐獻）
陳方安生只在2008年參加補選，那麼2007年和2009年的款項是用來做什麼的呢？陳日君更離奇，他在2009年4月才退休，在2005年~2009年這五年間，他身為現職樞機主教，而教會每年從信眾和各界收取善款，用於維持教會營運、教育、慈善公益等用途，內部有監控，避免浪費與誤用，
他“為何”不以教會的名義接受捐款？
他這個當時是現職的樞機主教卻以“個人”接受這筆鉅款，香港天主教教會多次重申並不知情，更不知款項的去向。陳日君開始時還想“隱瞞”，到不能再忍時，索性借機來一次遲來的三天禁食去抗議發生多時的教育政策，高調的自稱是“敗家子”，接受捐款與政治無關，全部用於教區事務上，包括坐商務客位出差開會、給神職人員每封高達二千元利是、資助內地神父到海外進修，以及援助國內地下教會等。需要指出的是，他籠統舉出的例子，除了他個人每年數次的商務機票外，其他包括資助地下教會，都是天主教會本身經常性推行的工作，所以這位神職人員是明顯說謊。這一千多萬的鉅款真正的用途是什麼？
政治捐款來自何方
我們不知道，但是我們已經知道的是：
1.黎智英在《蘋果日報》不斷跌紙，新出的免費小報《爽報》惡評如潮，廣告嚴重不足，“壹傳媒集團”要發出盈利警告，預告將出現虧損之際，他今年的捐款預算卻沒有收縮，基本上養起香港兩大反對派政黨。
2.黎智英的捐獻紀錄全部是英文的，交收過程十分詳細而且具體，看來不光是給他自己看，還要向一些“英語人”交代。
3.紀錄中經常出現“壹傳媒動畫有限公司”商務總監Mark Simon這個人，作款項交收仲介。Mark Simon出身“美國情報人員”，與美國政黨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資料顯示黎智英透過Mark Simon於2003~2008年經常以“壹傳媒”及《蘋果日報》的名義，向美國共和黨其他附屬右派團體捐獻，金額最少24,500美元。
4.在這次外泄的捐款名單中，受助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跟他一起編輯《中國“六四”真相》英文版的人，乃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J.Nathan)，而黎安友則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注1] 董事會董事。
從這裏，我們很有理由懷疑黎智英散出去的不是他自己的“辛苦錢”，“來源”更很可能是美國，黎智英只是一個“中轉站”，而陳日君又是另外一個“中轉站”，將由黎智英發下來的錢再“轉發”出去。例如，轉發予更小、更分散的個人及團體。
美國駐港領事館扮演什麼角色
香港從來都有外國力量充斥各個領域。在回歸之後，美國駐港領事館的編制一下子增至300人，美領事館大量收集香港及內地情報，早已是公開的秘密，其中自稱“泛民”的反對派頭面人物更是他們的重要情報來源。9月份“維琪解密”公開的美國駐港總領事館主要是2005~2010年向華盛頓發出的近千份機密電報[注2]，證實了美國對香港事無大小，上至特首人選、民主發展，下至香港廢物處理方向、電力市場是否開放、到我2009年初在《南華早報》提出的香港飲用水供應的安全問題，以及香港金融市場發展、香港專上教育界如何評價內地學術自由等，監察幾達“無微不至”的地步，並及時呈報華盛頓。而香港反對派與美國，則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美領館職員頻密與反對派廣泛接觸，搜集情報和意見；李柱銘、陳方安生等反對派頭目亦曾多次鼓勵和主動要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
美國過去一直不承認干預香港事務，“維琪解密”這次公開大量電文使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很尷尬，不斷施加壓力，要傳媒低調處理，企圖蒙混過關。但是紙已經包不住火，“維琪解密”電報顯示，美國一直在“插手干預”香港事務，香港反對派“活動”“背後”有美駐港總領事館“影子”甚至主導。從這些檔，我們可以隱約的看到一條“線索”，把香港近年的眾多政治現象和事件，包括民主黨的內部矛盾、公民党的興起和跟民主黨的矛盾、陳方安生的複出、“五區公投”的原由、餘若薇和陳方安生對此的態度如何被銀主黎智英等“改變”、“泛民”的分裂、“社民連”被收編、民主黨與公民黨等的選舉策略和部署，以及反對派精神領袖式人物的可能人選等等，把個中脈絡十分清楚地貫穿起來——讓世人清楚看到，自回歸以來，香港政壇長期“動盪不安”，亂局的“源頭”，香港反對派“背後”的“銀主”和靠山就是“美國駐港總領事館”。
2006年3月，陳日君在梵蒂岡接受冊封樞機，他帶同教齡甚淺的黎智英和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同行，並引領兩人向教宗本篤十六世朝聖。
“維琪解密”披露，美領事館於2006年3月的電文中表明，會探討“傳媒、宗教、政客”三種力量結合下的影響力，一方面透過美國線人收集當時三人在梵蒂岡的一言一行，還研究當時傳媒的看法，和諮詢香港天主教界消息人士的意見。
此後，陳日君、李柱銘、陳方安生及黎智英等人即被媒體稱為反對派的“新四人幫”便經常與美國駐港總領事會面吃飯，尋求“資助”及要求對方提出策略性指導，擬聯合“宗教”、“政黨”及“傳媒”三大影響力，在香港政壇上興波作浪。到2007年的立法會補選，“新四人幫”開始試圖發揮“造王者”的力量，美領事館於2007年9月的檔透露，李柱銘、黎智英等遊說陳太參選，並形容她是可以統一反對派對抗有意參選的葉劉淑儀的唯一人選，而陳太亦樂於藉此一試自己的剩餘政治影響力。“新四人幫”由勸退民主黨的甘乃威，到陳太當選上場後，正式成形，近年主導整個反對派的力量和意識形態，並開始插手反對派的選舉部署及政黨合作。眾所周知，2009年反對政改的所謂“五區公投”，是一出由“新四人幫”幕後操盤，出錢出力促成公民黨和社民連台前演出的一場政治鬧劇。
香港反對派的“真正面目”
“維琪解密”電報更揭示了一些在香港政壇十分活躍的重要人物所暴露出來的真面目。這些政客在美國駐港外交官面前獻計出賣戰友和盟友、出賣香港、出賣國家，與他們在市民面前所呈現那種掌握著道德高地，大義凜然地打擊建制派的言行，完全是兩回事、兩種人，讓人們對香港反對派的本質，和原形畢露的真正面目有更正確和深入的瞭解。
當中民主黨的塗謹申，他除了是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之外，還是民主黨前主席李柱銘的“高徒”，經常跟隨李柱銘赴美“告洋狀”，乞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2003年塗謹申與李柱銘赴日內瓦將《23條》立法最新消息彙報給布魯塞爾的歐盟成員時曾恐嚇說，《23條》立法將會破壞香港與歐盟關係。“維琪解密”檔顯示，塗謹申於2007年主動向美領事館警告美國政府，聲言中共已成功滲透入民主黨，民主黨已處於一個很危險的狀況，提出美國政府有需要瞭解有關民主黨的最新情況，相信美國政府是唯一有能力阻止中共對民主黨的滲透工作。在有關事件的發展期間，塗謹申曾多次與美國駐港領事館接觸和交代最新的情況，其後又向駐港領事館遞交有關民主黨滲透事件報告，要求美國政府關注民主黨的情況。美國駐港領事館的分析認為，塗謹申的這些做法是企圖藉此尋求美國政府的影響，阻止所謂的滲透工作。塗謹申向美國出賣黨內戰友，大概還加上其他尚未見光的行動，獲得的回報是美國把他列為美國駐港領事館“嚴格保護”（strict protection）的對象。事件揭露之後，吃裏扒外的塗謹申在民主黨內地位絲毫不受影響，可見他的行為是得到民主黨高層的默許。
另外一個得到美國駐港領事館“嚴格保護”物件特殊待遇的民主黨核心成員竟然是一個學者：民主黨中委，有民主黨“大腦”之稱的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羅致光。回歸前1995~1997年、回歸後1998~2004年羅致光曾是立法會議員，今天在特區政府中仍有大量公職，包括可以大派數十億元的關愛基金執行委員會主席。檔顯示，2009年初，羅致光評估“五區公投”的補選部分，若建制派參加，公、社兩黨恐怕只會獲得3席，梁國雄、陳偉業有危險；如果工聯會陳婉嫻出選，梁家傑都有可能輸掉議席。2010年中，在民主黨決定支持政改“優化”方案前，羅致光亦向美方彙報，預告民主黨準備就政改方案“妥協”。
塗謹申和羅致光兩人都是中國公民，竟然在中國境內，受到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嚴格保護”。首先，他們究竟是什麼身份？為美國做了什麼事情？背了什麼風險？需要受到保護。而美國在中國境內，究竟如何能依法“嚴格保護”一個中國公民？
我們不知道。但有些事情，我們也是知道的：「中情局」遠東地區諜報站就設在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內。長期以來，「中情局」的情報人員以此為平臺，以外交人員身份為“掩護”在香港“大肆”進行“諜報活動”。據美國政治雜誌《地緣指導》披露，美國駐港總領事館人數常年保持在300人以上，更大量的情報人員在文化、商務、外交人員身份的掩護下除搜集香港本地的情報外，還以香港為跳板，開展“針對”中國內地的間諜活動。以前「中情局」在香港的工作主要是針對中國內地，但從去年開始，「中情局」“加大”了針對香港的間諜活動。按照規定，一些重要雇傭特工會被「中情局」指為“嚴格保護”的對象。[注3]
FOXY網站，以往曾多次洩密，但都能繼續運作，但在公開了黎智英的政治捐獻資料之後，便無故突然無聲無息關閉。
“維琪解密”文件揭露陳方安生這位前高官及立法會議員，表面信誓旦旦地效忠《基本法》，擁護“一國兩制”，背地裏將香港政情機密源源不絕向美國“輸送”，並不斷“促使”美國“插手”香港政治。陳安安生除了是美總領事親自會見的主要聯絡對象，經常向她請教，話題無所不包，重點是反對派在政治方面的部署，包括陳太辭去政務司司長的原因、會否參加2007年特首選舉，到退任立法會議員後的動向和行動，以至她對內地和香港，均巨細無遺地一一諮詢之外，這位被西方傳媒稱為“香港良心”的陳方安生，也很積極向美國駐港總領事表態，要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同時她又鼓勵時任駐港總領事唐若文應多就支持香港民主發展發表意見。
在“維琪解密”公開的2006年9月電文中，披露了陳太對美國駐港總領事直言，不參選2007年特首的原因，是她“很珍惜自己與北京的聯繫”，若為了一場必輸的選舉而與北京對著幹，“個人政治代價太高”；美國駐港總領事于2009年1月的電文又透露，陳方安生揚言自己不再參與立法會選舉後，重要工作是走入學校層面，宣揚她的“兩制”理念，以抗衡行政長官曾蔭權和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推動的愛國教育。2009年7月電文中指出，陳方安生在會面中，就“鼓勵”美國政府應不時提醒“北京政府”，美方關注北京政府如何處理與香港相關的事務，“因為北京政府很介意其他國家，特別是美國如何評論他們”。而另外兩份於2009年1月和8月發出的機密電文中亦指出，陳太先後遊說美國駐港總領事唐若文，“她認為中聯辦是中國干預的源泉。香港傳統左派仍是民主發展的障礙”。美國應干涉香港事務，又鼓勵唐若文應多就支持香港民主發展發表意見，特別是美國作為香港的主要貿易夥伴，“在港有著很龐大的利益”。諷刺的是，唐2009年1月的電文題目為《陳方安生——不在其位仍謀其政》，她真正關心的，並非香港和國家，而是個人政治前途和美國的利益。而在“維琪解密”檔公開後，陳方安生一直在回避社會的質詢。
另一位傳奇人物是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自由党主席李鵬飛。“維琪解密”檔案揭露，李鵬飛多次在北京參加人大代表會議之後，向美國報告兩會的情況和北京的動向。他更向美國推薦公民党前黨魁余若薇，接替李柱銘作為領導整個“泛民主派”的共主。李鵬飛一方面是中國法定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大的港區代表，另一張面孔又是美國的線人，和反對派核心人物。檔顯示他有份遊說餘若薇參與反對政改的“五區公投”，于邀功之餘，同時又向美國打小報告，透露陳方安生和餘若薇對“五區公投”的本來保留態度，其三刀兩面的表現，令人側目。只是美國人並不欣賞李鵬飛的政治判斷，於電文中直接質疑餘若薇在反對派中的決定性影響力。
香港內部矛盾的根源與政府作為
“一國兩制”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早在1984年中英協定達成以後就預言，“對於中英聯合聲明應該想到，總會有些人不打算徹底實行。某種動亂的因素，搗亂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總是會有的。老實說，這樣的因素不會來自北京，卻不能排除存在於香港內部，也不能排除來自某種國際力量。”[注4]
“維琪解密”以大量事實證明了鄧公的遠見。香港回歸，中國千方百計保持香港的穩定和繁榮，而美國等西方國家要千方百計無風起浪，破壞香港的穩定和繁榮，企圖證明香港的回歸是錯誤的，“一國兩制”是失敗的，而如陳方安生所言，將來只有“一國一制”，那就是香港資本主義這“一制”。說到底，香港內部的政治和社會的各種矛盾，根源其實就是中國和美國在香港矛盾的反映。
對此，中國當然不可能坐視，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于9月中接受中新社提問，指出維琪解密的電文顯示，美國駐港總領館官員對於香港政制、社會發展問題興趣很大。美方不僅就香港政制發展問題向特區政府提出過帶有干涉性的意見，而且與特定的某些人頻繁見面。如果是這樣，美方的行為就超出了《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等國際法所規定的職能，“我們有理由對此感到關切和不滿，並要求美方停止這種錯誤做法。”外交部駐港公署向美駐港總領館表達了中方的關切，表明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要求美方嚴格遵守有關國際法和公認的行為準則，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發言人指出，當今世界面臨很多重大而緊迫的問題，香港應該是中美進一步開展和加強合作的重要橋樑，“希望美方摒棄冷戰思維，不在香港搞政治上的小動作。”
這非正式的外交抗議，軟弱無力，當然只是聊勝於無，而美國處於完全理虧的狀態，起碼短期之內也會暫時收斂。但是如無具體的措施，相信不久之後將會死灰復燃，甚至欺我軟弱，而變本加厲。
若以美國的有關法例為參考準則的話，黎智英和反對派政黨上述的一系列行為，輕則罰鉅款，重則要坐牢。因此，中央有必要責成特區政府，頂住已證實被美國收買和保護的反對派的阻撓，儘快就《基本法廿三條》國家安全立法，並且在2017年開始全面落實普選之前，訂制《政黨法》和《政治捐獻法》等，使杜絕外國勢力干預香港政治生態有法可依。
[注1]：NED可稱美國上百萬個非政府組織中的龍頭老大，跟美國國務院、國際開發署、中央情報局有密切的聯繫，被認為是中情局(CIA)的“另一塊招牌”。因為NED有非政府組織(NGO)的招牌，不易引起注意，甚至連西方的研究報告都說，“在向非政府組織提供戰略資金方面，美國外交政策精英們認為NED比秘密支持更可靠”。
NED主要資金源自美政府撥款，美政府對NED的撥款主要包括三部分，當中最大來源是國會年度撥款。NED還頻頻資助“民運”、“藏獨”、“東突”等各種反華勢力。NED下屬四大機構，即共和黨的國際共和研究所、民主黨的全國民主研究所、美國商會國際私營企業中心及勞聯－產聯的國際勞工團結美國中心。
[注2]美國的機密分類有三級，分別為confidential,secret及top secret。這回被公開的除了兩份是屬於第二級之外，其他都只是初級機密檔。
[注3] http://paper.wenweipo.com/2011/09/14/PL1109140001.htm
[注4] http://www.news365.com.cn/wxpd/wz/shhm/200903/t20090320_2244535.htm
《中國評論》月刊2011年12月號 總第16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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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諜特務四人幫）《（壹傳媒／《蘋果日報》）黎智英熱衷政治捐獻》
成報 2012-1-24
http://www.singpao.com/NewsArticle.aspx?NewsID=199923&Lang=sc
【本報政治組報導】「壹傳媒」集團老闆黎智英與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原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及民主黨創党主席李柱銘關係密切，從多份透過分享軟體foxy外泄的「肥佬黎數簿」（見圖）可見，黎智英一直熱衷政治捐獻，且是陳方安生、公民黨、民主黨、社民連、前綫「大水喉」，在七年內便捐款逾5,100萬元。
本報昨晚致電「壹傳媒」集團，但接線生指黎智英已離開公司便掛線。據悉，陳方安生亦知有傳媒收到有關文件，但未有進一步回應，目前暫未知檔真偽，但從檔內容及單據所見，相信頗具真實性。綜合來說，各政黨及政治人物收到的捐款總額，陳日君 2,000萬；公民党 1,502萬；民主黨 1,369萬；陳方安生130萬；社民連100萬；前綫40萬。
「維琪解密」早前公開逾千份美國駐港領事館機密電文，揭破「港版四人幫」，即民主黨創党主席李柱銘、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原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和《壹傳媒》集團老闆黎智英，常密晤美國駐港領事尋求資助及要求對方提出策略性指導，擬藉各人手上「宗教」、「政黨」及「傳媒」三大影響力，在香港不單議政論政，還藉此大搞政治運動。
有匿名人士昨向傳媒報料，指透過Foxy分享軟體，輸入「LAI CHEE YING」，搜尋得到最少5份有關疑似黎智英的捐款紀錄及入數單據。最震撼是細看內容，不難發現黎智英是泛民主派的「大水喉」。
7年內捐款逾5,100萬
據該未經證實的檔，獲黎智英捐款的政黨，包括近年屢次煽動平民百姓狀告政府的公民党，公民党核心策劃的爭取外傭居港權及阻港珠澳橋興建的兩宗官司，令其受市民的支持率劇跌。根據黎智英的捐款紀錄顯示，該黨最少有逾1400多萬元捐款(2006-2011年)。
陳方安生則獲捐款130萬，估計其中一筆款項是資助她參加2007年9月的立法會港島選區補選的選舉經費。在2010年公民党與社民連發起「五區公投」的日子內，公民党恰巧有一筆大約400萬的黎智英捐款；而社民連則有一筆100萬的捐款。最離奇是中國會創辦人、富豪「上海灘」鄧永鏗亦有接受黎智英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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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情局間諜黎智英政治獻金操控香港反對派》
──打造港澳臺反華基地
港媒爆：（美諜特務四人幫）黎智英5年捐2.3億政治獻金
香港各大媒體今天均在頭版報導，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是香港泛民主陣營的超級金主，由2005年迄今共捐出港幣6000多萬元 (台幣2.3億)，其中3500萬元直接捐給公民黨、民主黨、社民連在內的反對派政黨。而在曝光捐款名單中，香港前政務司長陳方安生、天主教香港教區前主教陳日君也赫然在列，陳日君接受的捐款總額高達港幣2000萬。
相關捐款資料是由最新一期的「Foxy解密」揭露，網上分享軟體Foxy 近年不時洩露政府或機構的內部機密檔。據香港明報報導，黎智英的捐款佔民主黨非會員捐款的比例極高，2009/10年度高達99.4%，佔公民黨非會員捐款比例則在40%至68%之間，顯示捐款高度集中在一人。
香港媒體評論，媒體大亨對政黨和政治人物的大額捐輸事涉敏感，例如媒體大亨梅鐸去年10月在期中選舉前的兩筆100萬美元政治捐款即引發極大風波。文匯報指智英意圖操控反對派。
香港沒有《政黨法》，政黨無須公開大金額捐款來源，但政黨若以公司名義註冊，須在財務報告中列出所收捐款總額。
Foxy連日公佈的5份黎智英檔案，包括他的現金流量表、 2005年至今的捐款清單、捐款文件、捐款本票等。接受黎智英捐款最多的是民主黨、公民黨，兩黨總額達港幣3300萬，公民黨自2006年起每年收到捐款，金額由200萬增至今年的600萬，顯示黎智英對該黨支持增加。
黎智英對記者的查詢迄無回應，各政黨中也只有社民連承認接受港幣 100萬的「五區公投」經費。
其他政黨多不願證實或評論有關捐款，而以「捐款人資料不公開、任何捐款均沒有附帶條件」來回應。民主黨並表示，捐款人身分保密是為免中國方面「秋後算帳」。
【2011/10/18 聯合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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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巨額捐獻惹爭議 陳日君：無關政治》
香港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向政界及個人的巨額捐獻事件持續發酵，前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證實接受過捐款，但與政治無關。
陳日君今早公開證實，曾收過黎智英的捐款，但強調對方只是捐錢給自己，與教區無關，也與政治無關。
陳日君說，所收捐款用於本地慈善團體、支援中國大陸的修女到羅馬進修，以及捐助海外的天災。
至於民主黨和公民黨，至今仍拒絕公開曾否收過黎智英的捐款，但他們強調不會在任何附帶條件下接受外來捐款。
本地媒體昨天報導，一份疑似是黎智英私人帳簿的Foxy文件昨日曝光，帳簿記錄黎智英於2005年至2011年間，捐款給多個泛民政黨和個別人士。
其中，陳日君獲得最多捐款，過往幾年獲捐款約港幣2000萬元。
在政黨方面，民主黨自2006至 2011年獲黎智英捐款1300餘萬元；公民黨獲捐款約1500萬元。
此外，黎智英也曾向社會民主連線、港府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等小黨及個人捐獻。
香港媒體對此質疑，第1，陳日君出任主教時收取如此龐大捐款，其用途為何？為何個別宗教人士以私人名義收取捐款不受教會管制？第2，黎智英的捐款是否影響到各黨派及個別人士的政治取向和行動。
頭條日報今天發表社論說：「香港是否已出現傳媒與政黨結盟，暗中配合，主宰政局的勢頭，是時候深切關注。」
黎智英的政治態度一向明確，就是支持民主自由，而他與陳日君、前民主黨主席李柱銘、陳方安生向被視為香港民主派4大核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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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日君認個人名義收黎智英捐款》
（香港訊）明報報導，天主教香港教區前主教陳日君樞機承認曾接受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捐款，款項全用在教會事業。
陳日君今日就校本條例終審教區敗訴一事召開記者會，會後主動談到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捐款的問題。
陳日君承認曾接受黎智英的捐款，而百分之百的捐款都是捐給他個人，不是捐給教區；捐款跟任何政治也沒有關係，而黎智英從來沒有過問這筆款項的用途，而他也從沒有向黎智英交代，也沒有說過「多謝」。他承認首次收到300萬元支票捐款時，自己也有點愕然。
對於黎智英及從其他途徑得到的捐款數目，他稱沒有作過很詳細的統計，但用途十分廣泛，包括捐款給不同的慈善機構；每年多次到外國包括羅馬教廷的商務客位機票開支；給予神父修女到負笈羅馬的助學金，包括到當地探望他們時飲宴和利市錢開支；在港舉行主要供小朋友參加的活動，包括旅行和聯歡會；購買月餅送囚犯；送贈聖像予學校；翻譯外文書籍；也捐款予外國，包括受天災橫禍影響地區的主教、外國教區等。
陳日君指，天主教香港教區其實不是很富有，所以他也很少向教區「伸手」。至於收到的捐款，他強調全用在教會事業上，沒有作個人用途。
陳日君在今早的記者會上回應商人黎智英的捐款，他自嘲為敗家精，捐款用剩幾十萬。
陳日君被問到黎智英給他的二千萬捐款是否已花光，陳日君表示，還用剩幾十萬。他多次形容自己是敗家精。
陳日君又強調，黎智英從來沒有問過他如何用這些錢，他亦從來沒有問過黎智英下一次何時再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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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日君避談巨額捐款流向 干政主教幕後屢亂港》
最新“Foxy解密”踢爆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在過去數年內，合共向天主教香港教區前樞機主教陳日君捐鉅款逾2000萬元，但用途不明。天主教香港教區副主教陳志明表示，教區並不知道事件，教會賬目也沒有出現有關捐款，又強調教區規定任何神職人員進行公開籌款活動時，需要先得到教區的同意，至於以私人名義捐助就不會監管；又說不會要求陳日君交代如何運用款項。捲入“捐款門”風波的陳日君18日現身堅道天主教座堂時對事件“三緘其口”，並一度黑面，令鉅款去向及用途更添懸疑。多名學者則認為陳日君有需要向公眾解釋捐款流向及用途，否則公眾難免質疑捐款用途 “見不得光”。
香港《文匯報》報導，細閱經Foxy軟體外泄的黎智英“政治獻金”檔時，已指出當中最吊詭之處是陳日君由2005年至2010年間，獲得“個人捐款”高達逾2000萬元，還超過公民党及民主黨，ue足證陳日君在黎智英心中的地位與他人相比確實不可同日而語。
對巨額捐款去向，天主教香港教區副主教陳志明18日表明，教區從來沒收過來自黎智英的捐款，教區的賬簿內亦沒此紀錄，也不知道陳日君是否個人接受有關捐款：“大額的我們全部都清楚的，（全部賬目也好清楚？）我們有一部門列明的，特別有些人捐款我們也要知來源是哪里，清清楚楚很緊要的。”但他形容陳日君樞機好心，樂意幫助任何人，如果他需要幫助任何人，都需要人幫助他，他接受捐助是可以理解雲。
當天陳日君兩度被記者追問捐款一事，都不肯作出回應。他早上現身堅道天主教座堂時，一聽到問題，一度黑面就走進座堂內，其後再被追問“有沒有這件事” 時，他就掛著勉強笑容，繼續“收口”；下午離開座堂時，更急步“沖進”的士內，並大力關上車門，差點夾中攝影師的手，似乎有點老羞成怒，落荒而逃，希望儘快離場避開記者追訪。
另據報導，被揭過去5年收受壹傳媒老闆黎智英2000萬私人獻金的原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回歸以來一直高調參與本地政治，開始時主要利用其主教身份發表各類有關政治言論，其後更與民主黨創党主席李柱銘、黎智英和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組成“四人幫”，大搞密室政治，在幕後操控反對派，包括公民党成立、勸退甘乃威參加2007年補選，乃至近年策動所謂的“公投”運動。
“四人幫”近年主導整個泛民主派的力量和意識形態，隱身其後的陳日君和黎智英更是合作無間。在2005年政改方案一役中，陳日君高調批評，有關方案 “難以接受”，要求泛民議員反對。時任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更于立法會否決政改方案後，罕有地點名批評陳日君。天主教刊物《公教報》於2006年刊登一名神父的文章，指有教友對陳日君就政改等政治問題的高調取態感到不滿，但陳日君反而變本加厲。
2007年港島區立法會補選時，陳日君被揭發聯同黎智英和李柱銘，透過所謂的“飯聚”干預選舉，包括強推陳方安生參與補選，並勸退準備參與競選的民主黨成員甘乃威等。至2008年，由黎智英牽頭，“四人幫”在黎位於九龍加多利山的豪華大宅內進行了3個小時的“秘密飯局”，遊說陳太再度參選立法會，未能得逞。陳日君亦被外界視為策動所謂“五區公投”的幕後黑手之一，並以神職人員身份，呼籲市民支持所謂“五區公投”運動。
“維琪解密(專題)” 早前公開的近千份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機密電文中，也揭露陳日君與黎智英和李柱銘不時一起與美國駐港總領事會面吃飯，討論的話題非常廣泛，包括香港的政治、政黨及政府官員等方面。電文亦披露，李柱銘、黎智英、陳日君於2006年到梵蒂岡“朝聖”，首次令他們嘗到“傳媒、宗教、政客”組合可發揮的影響力，隨後就和美領館“情投意合”，並“幕後操控”多場政治鬥爭。
《狐狸看雞窩 破產專家“研究發展”》
《狐狸看雞窩 破產專家“研究發展”》
真該感謝佐利克——要不是這位洋大人的“當眾嘉獎”引起了我的注意和好奇、隨手搜索了一下，我還真不會發現“勾結”「世界銀行」秘密安排中國命運、把持『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頭號人物竟然是個“破產專家”——更確切地說，是“國有企業政策性破產專家”。
這可是官方網站的正式資料——李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黨組副書記，“長期從事宏觀經濟、國有企業改革、企業國有產權管理、國有企業政策性破產、國有企業金融衍生產品投資管理、企業資訊化等方面實踐和政策研究工作”（http://www.drc.gov.cn/zxld.asp）
看清沒有？“長期從事”“國有企業改革、企業國有產權管理、國有企業政策性破產”。有多長期？官方資料一清二楚：
1991年進國務院，1998年成國務院辦公室大拿——正是“下崗幾千萬”、“買斷工齡”、“下崗分流”、“減員增效”、“改革代價”、“破產重組”、“產權明晰”、“MBO”、“冰棍論”、“吐痰論”、“靚女先嫁論”、“國有企業無主論”、“國有資產大流失”如火如荼的時候（大權在握的李大人在其中的貢獻自然大大的）。
屈指一算，人家迄今已足足幹了二十多年的“國有企業改革、企業國有產權管理、國有企業政策性破產”，而且有理論有行動——“實踐和政策研究工作”，可見絕對是這行的老資格老油條。“多年的道路走成河，多年的媳婦熬成婆”，即便李大人當年是外行，如今也早成內行了。
尤其是“國有企業政策性破產”（就是說國有企業沒虧損也必須破產——國有企業不賺錢是“沒效率”，賺錢是“壟斷”，死活都有罪，非消滅不可，難怪要“政策性破產”），這號專業全世界有幾家？“物以稀為貴”，只要是我有你沒有，哪怕是個癩蛤蟆也得當天鵝供。幾十年如一日理論聯繫實際搞“國有企業政策性破產”的，豈能沒資格當“國有企業破產專家”？
讓“破產專家”主管“研究發展”實在是諷刺：這不是讓狐狸看雞圈嗎？而讓“國有企業破產專家”把持“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則不但是諷刺，而且簡直是恐怖了——火葬場老闆開醫院，真正巴不得的是要人死還是要人活？
“國有企業破產專家”把持“發展研究中心”，真不知道這“發展研究中心”的正經差事是什麼？
是中國經濟的發展，還是國有企業的破產？
難道說，只有國有企業破產，中國經濟才能發展？更或者說，國有企業破產=中國經濟發展？
怪不得李大人幹了二十多年的“國有企業破產”、砸了幾千萬老工人的飯碗還不過癮，又“風雨無阻、致死方休”地瞄上了倖存的國有企業，大有不把剩下的幾億國有企業職工都變成“改革代價”誓不甘休的淩雲壯志。
李大人不愧是“專家”，懂得審時度勢見機行事，積二十多年“國有企業政策性破產”之經驗，知道要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中國國有企業，單憑自己的份量還不夠，即便拉著“後臺（瘟政改）”一起出馬也困難重重——如今對付中國老百姓，聳人聽聞的招牌頭銜已經不靈了，用魯迅的話說，“‘皇太后鞋店’的顧客，我看見也並不比‘皇后鞋店’裏的多”——經過三十多年的“特別是”，“專家”臭了，“學者”臭了，“教授”臭了，“精英”臭了，“經濟學家”臭了，“學術研究”臭了，這會兒哪怕祭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這大得嚇人的招牌也未必能再讓老百姓肅然起敬、兩腿發軟、屁滾尿流了。
怎麼辦呢？土的不行就來洋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中國的菩薩不靈就找外國的，向世界銀行搬救兵，遠道的和尚好念經：土特產的“專家”不靈、“學者”不靈、“教授”不靈、“精英”不靈、“經濟學家”不靈、“學術研究”不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不靈，那就來洋的，請「世界銀行」的“洋大人”出馬，再把土特產頭銜全堆到一起，來個一勺燴，這下該靈了吧？
於是就有了“世界銀行”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專家”+“學者”+“教授”+“精英”+“經濟學家”+“學術研究”=“2030的中國”
——為了打鬼，所以借助鐘魁；
為了消滅國企，所以勾結洋人。
反正“中國人（漢奸買辦帶路黨）勾結外國人共同對付中國人”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只是這次“精英”對“百姓”的色彩格外濃厚鮮明——中、美“精英”大聯合，齊心協力“對付”中國老百姓。你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還沒影呢，人家的“中美國精英，聯合起來”的合作結晶都出來了，了不起吧？
說實在話，我倒覺得佐利克挨駡有點冤——人家想搞垮中國不假，問題是誰讓你專找想搞垮中國的人出點子？你不理不睬不上當，他再一肚子壞水也使不上勁。找屠夫動手術，割死人算誰的？屠夫固然責無旁貸，把屠夫“說成”醫生的人更罪大惡極，而盲目相信“屠夫是醫生”的人自己也有責任。“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
“蒼蠅不抱沒縫的蛋”，沒有家賊引不來外賊，沒有內鬼引不來外鬼，沒有“李偉”們當“李鬼”或曰“裏鬼”，佐利克們再能也是“狗咬刺蝟——沒處下嘴”—— 佐利克自己承認，這個“中國2030”的研究專案從“發起到指導”全虧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由此可見想出這個“（瘟政改）鬼點子”的並非美國人，而是中國文匪“精英”——美國人再滑頭，對付起中國來還是不如中國文人的花花腸子多。
比如對別國經濟指手畫腳，總是親自出馬，頂多以“世界銀行”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ＩＭＦ）”的名義，基本屬於直來直去硬幹，以前還真沒見玩過這種“聯合研究”這類“曲線干涉”的把戲。這“聯合研究”跟中國京戲的“男人扮女人”其實是一個味：京戲是“男人看見‘扮女人’，女人看見‘男人扮’ 。表面上是中性，骨子裏當然還是男的”。
而這“聯合研究”呢？外國人明白是“「世界銀行」做說了算”，中國人卻“以為”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說了算”，“表面上”是“雙贏”，骨子裏當然還是洋人說了算。“男人扮女人”是“我們中國最偉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藝術’”，“聯合研究”不過是這種“最偉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藝術’”的副產品，這等招術是習慣于直線思維的西方人想破頭也發明不出來的。不過沒關係，人家只需要把握住一條：“以華制華”，用中國的文匪“精英”整中國人。
比如這次“聯合研究”，從出點子到付諸實施到使其通過，沒有中國文匪“精英”的裏應外合門都沒有。佐利克說“李偉主任為如何使本報告對中國領導層更有利用價值提供了特殊的重要指導作用”
——可見人家把中國政府內部的運作規律規則全盤告訴了美國人，手把手“教會”人家“如何干涉”中國內政：你要這麼幹准通不過，必須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才能“對中國領導層更有利用價值”，才能克服阻力達到目的。所以佐利克才會感激不盡，才會用“特殊的重要指導作用”這樣的字眼來形容。
從“甲午戰爭”到“八國聯軍”到“抗日戰爭”，外國鬼子為什麼對中國情況瞭若指掌？就因為有一代又一代的“（漢奸買辦帶路黨）內奸”給人家“提供”了及時準確的情報。如今“裏鬼”們連如何把握中國政府內部的運作規律、如何“更有效地干涉”中國內政這樣深入細緻的政治情報都手把手地教會人家了，難怪人家對成立“中美國”如此信心十足。
順便說一句：按照“消滅國企”、“政企分開”的原則，政府部門與學術研究機構同樣應該分開。
既然如此，那這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本身也應該在消滅之列：說你是學術研究單位吧你分明是政府機構，說你是政府機構吧你又標榜搞“學術研究”，又掌權又“研究”，難道不是不倫不類？
你的“學術研究”成果是競爭的產物，還是權力的產物？
你搞“學術研究”時什麼時候允許過競爭？
“什麼時候”允許中國老百姓參與？
“借助”權力搞“學術研究”、“不准”別人爭論的人有什麼資格指責“國有企業壟斷”、“破壞競爭”？
國有企業即便壟斷也只影響某一個行業。而這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壟斷的“學術研究”呢？影響的可是全國所有行業的國有企業——幾個“學者”借著權力勾結外國人，不聲不響就偷偷決定了全國幾百個大型國有企業、幾千萬幾億國有企業職工、幾萬億國有資產的命運，誰給你的權力？
這難道不比某個具體的國有企業某一方面的壟斷“嚴重百倍”？
要人下崗的人應該自己先下崗，要破除壟斷的人應該先破除自己的壟斷，先破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國家決策的壟斷。要消滅國企，就該先消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這樣不倫不類的機構。中國要發展，頭一條就不能讓“國有企業政策性破產專家”來把持“研究發展”——自身不正，焉能正人？
真正值得深思的是“聯合研究報告”的出爐時機——不早不晚正趕上“最後一屆”，正趕上“寧要……不要”一浪高過一浪之時。這才奇了、怪了：“改革攻堅”拖拖拉拉了多少年，怎麼（瘟政改）快下臺了“突然”像上足了發條來了勁了？早幹什麼去了？以前那麼四平八穩，怎麼如今突然什麼也不在乎，大喊大叫“冒點風險不怕”了？
為什麼以前不敢提“冒點風險不怕”？
其實窗戶紙一捅就破：“監守自盜的賊”如何才能在離任後不被追究？
簡單得很：離任前暗中放它一把火，掐著點專等交接班完成之後才燒起來。這時接任的焦頭爛額救火都來不及，“哪有功夫”查自己的帳？“這樣一來”什麼贓款贓物都可以“藉口”大火推得乾乾淨淨，別人還會說：人家當班時再不濟也沒出這種大亂子，全是你這新上任的無能。
由此可見先前的“拖”和現在的“趕”都是經過【周密策劃】的，算准了要“安排”個卸任之後的“天下大亂”，這才能確保自己加老婆孩子這些年的貪贓枉法不會被追究。沒有這招後手，（瘟政改）大權不在之後如何保住腦袋？（瘟政改）狐狸看雞圈、破產專家“研究發展”其實是戲中有戲，這淌渾水“深得很”，背後的名堂多了去啦。
文／黎陽
2012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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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旋 □
短評／韓菲論道
2012.2.27
“改革”三十年，搞資本主義的“弊端”現在盡顯，解放前“人吃人”的“醜惡黑暗社會”已經重現演繹一遍，給人民群眾生動的上了一課什麼叫“三座大山”，也許這就叫歷史的螺旋發展。
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國”前三十年勒緊褲腰帶進行創業、建設、佈局加生產，留給了中華民族用以輝煌復興的硬體，但人民思維與精神世界的轉變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輕易改變，聖人想通過文革這樣的不流血的方式“洗涮滌蕩”中華民族部分自謂為讀書人、人上人的“積弱、自卑、猥瑣、自私”（清政府毒害之深）的內心，達到適應先進生產關係的目的，結果絕大部分人領會不到聖人文革的深刻精神，最終人亡政息。
如今“人心思變”，仁人志士反思不斷，歷史的螺旋必定向“迴轉”。如果有一天，天朝絕大多數的人民精神（文化上）世界被自信、自尊、慈儉等優秀品質充滿，再加上天朝無以倫比的生產與創新的硬體，則獨領風騷將為時不晚，試問小小寰球誰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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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奴 □
短評／韓菲論道
2012.2.27
“政治原則性”的“喪失”是現在官員的普遍規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造成了招商引資往往“不顧羞恥”甚至達到“弱智”，地方官員普遍在外事方面一幅“洋奴”習氣，低三下氣，看見外夷“自慚形穢”，鬼子在國內有點事就上升到政治層次考慮問題，怕丟官帽子，出現這種愚蠢的精神問題，歸根結底怪乎誰？
其實人民看的很明白，問題的關鍵在“核心”。清政府之所以對外“奴顏媚骨”，割地賠款，俯首稱臣，是“同樣的道理”，教科書寫了點，但是沒有寫明白，清政府的問題同樣處在“核心”，王公大臣，尤其是“核心”的那幾位蠻夷，通過鴉片貿易，割地賠款，出賣主權（經濟，金融，建造，交通，礦產、建軍等）得到了多少好處？只要自己飽，那管全家餓，“個人私欲”無限膨脹，大好江山化作幾錠元寶褲兜藏，搞成這樣江山不失，天理何存。
至於誰如果有興趣，可以試著考證清政府軍機處及封疆大吏中的那幾位通過與外夷“相互勾結”鯨吞了多少金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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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懷璧其罪 □
短評／韓菲論道
2012.2.28
天朝勞苦大眾經過約三十年的浴血奮戰，奪得江山，有了真正的主導權，後又勒緊褲腰帶又建設了三十年，終於擁有了屬於全集人民的巨額財產，在經過三十年的排除干擾的艱難發展，好不容易才長到成年（有了成果），如今“漢奸”赤裸裸的“勾結”洋人想通過所謂的“不改革就死路一條”的恐怖誓惡毒言奪取全集人民的資產，
國企有罪嗎？國企是“簡單的經濟問題”嗎？
國企“承載”的是一種公有制為主體的政治體制，
國企是一種“無以替代”的戰爭動員能力，
國企是執政黨穩定社會的最有力的利器，
國企是 附著在國家力量上的倍增器。。。
如果“漢奸”們真正通過所謂的“改革私有化”了國企，那一天真正來臨，也就是的執政黨走向“滅亡”的開始！
看看《春秋左傳•桓公十年》 中描述：“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 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
通過這個典故能看到什麼問題？
內、外敵人第一步先要你的寶（經濟），
第二部在要你的刀（軍隊），
第三部要你的項上人頭，
試問你tmd的給不給？要還是不知死活搞“私有”，只能命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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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子）明碼呼叫 （漢奸買辦帶路黨） □ （美歐操縱利比亞軍事政變模式）
短評／韓菲論道
2012.2.29
“時間”對內外敵對勢力來說“越來越緊迫”，“逼得”對方開始對國內不得力的“漢奸”們進行“明碼呼叫”。前有稀拉瀝，後有唑克痢，內有“漢奸”們（注：含臥底最深的新自由主義經濟『芝加哥弟子Chicago Boys』世銀林毅夫）自己出來暴露自己，
【歸根結底就一個主題，帝國主義快要倒斃，需要天朝為其墊背】，
第一步“私有化國企”也就“貼上”不改革，中華民族就死路一條的“惡毒標籤”進行“隱蔽”。
有個測試不知道准不准，如果允許私人資本參股國企，就讓他們真正的拿出（實體）黃金、白銀作為交換的股本，不知道他們願意不願意？
別他娘的又從銀行“貸款（虛擬數位貨幣）”完成參股國企，通過產品漲價賺取暴利最終把“毒害”“轉嫁”給全集人民，這種“空手套白狼”對人民資產“剝奪”還“美其名”曰資本運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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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種 、 猛虎
短評／韓菲論道
2012.3.2
“（中俄）正義與（美英以法西斯霸權聯盟）邪惡的鬥爭”已經白熱化，對敘利亞的提案“（2012/3/1）再次否決”說明兩大陣營的戰鬥鼓角已經吹響，還是那句話， 不管唯心者無論如何“粉飾”，如何堅持自己的唯心立場，世界格局都將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分裂成兩大團集”，除非有些（美奴帶路黨當權當道）民族“自甘墮落”下去，甘願做奴隸被人剝削與蹂躪（從去年的“國內漢奸們”提出的拯救對方就是救自 己的繆論，相當於舊西藏農奴甘願去救領主一樣滿腦子進水般“麻木不知羞恥”）。
應該注意的是，敘利亞巴沙爾一定需要防止對方（美帝中情局+以色列猶太Mossad魔殺刀）玩“暗殺遊戲”，暗殺首腦一直被對方（美帝中情局+以色列猶太Mossad魔殺刀）認為是自己武器袋中最能起作用的一種方式，所以選好接班人與核心力量以防不測早準備。“置之死地而後生,陷之亡地而後存”，巴沙爾要以大無畏的勇氣秋風掃落葉般的蕩盡對方的“雇傭”與特種部隊。敘利亞現在最需要的是反特種作戰的技術、戰術與裝備。反過來看，曾遭受對方特種襲擊與即將下一輪遭受對方特種打擊的國家是不是應該向此處派遣自己一部分特種部隊，看看對方的特種是不是吹得那麼神，特種在國內練不出真本事，只有經過實戰與血與火的鍛打，特種才能真正成為國之利刃。
對方（美帝基督教霸權+英法老帝國殖民勢力）現在在非洲採用的是“騷擾驅趕戰術”，讓你正常經營多年並有成果的經濟利益和經濟活動受到限制最終退出，（肢解分化依附戰略）蘇丹就是典型事例，經過近二十年投資建設現在到了收穫期，結果經濟果實運不回，逼迫天朝的猛虎出征咬人，陸軍這只虎早應該放出幫助黑兄弟去阻擊對方（美帝基督教霸權+英法老帝國殖民勢力）的“侵入”。沒有力量的延伸，哪能保證利益的獲取。所以航母應該儘快成軍，水陸並進經營非洲大地，海盜和強盜才能根本上絕跡，才能構築非洲的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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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第二大的“私人公司”（其實背景未必是私人的），在這裏，引用jackrain兄的原文，“世界第二大的是美國的G4S，這個名字是因為它的前是 Group 4 Falck A/S，和 Securicor plc 合併後成立的，這是負責安全保衛的公司，就是保鏢吧！超過625000名員工，雖然一些業務重點是對銀行，監獄，機場等負責保安，G4S也在世界各地的危機中發揮重要作用。
2008年，它又買下了Armorgroup，其中9000雇員守衛了約三分之一在伊拉克的所有非軍用補給車隊的保護。它在超過125個國家和地區為安全 提供保護，包括一些非洲和拉丁美洲最危險的地方，它提供了政府機構和私營公司的全副武裝的安全部隊，土地掃雷，軍事情報和培訓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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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韓非兄剛才的點評，不難看出，其實近期在非洲針對我國伸出的“黑手”背後可能就有“這幫人”，而且“數量龐大”，這也是美帝能在世界各主要地帶“張牙舞爪”的條件，人員配備眾多，正如jackrain兄所言，有多少退伍軍人都進了這個公司，這其實就是另外一種“變相”的“軍事駐紮”和延伸。
《有無——薩達姆(伊拉克海珊)的海灣戰爭(波斯灣戰爭)與冷戰後全球大棋局》
《有無——薩達姆(伊拉克海珊)的海灣戰爭(波斯灣戰爭)與冷戰後全球大棋局》
（與當前敘利亞局勢高度相關）
莫斯科佔據阿富汗這個博弈支點，試圖借道伊朗去破局“石油美元霸權”，但是這一招“回馬槍”被薩達姆（海珊）擋在波斯灣以東，莫斯科爭勢無果，其博弈操作遂轉向被動，逐漸導向一個結果——莫斯科要在“主動解體”與“被動解體”之間做選擇——莫斯科選擇了“主動解體”。（期間的國內外博弈鬥爭也很複雜，問題本身更極為重要。留做專題討論）
“主動解體”讓莫斯科從“敗局”中挽回一點主動性，這也是莫斯科選擇“主動解體”的“原因”之一，而怎樣利用好這個“主動性”，莫斯科也一定已經做了深刻推演，也一定是在這條“主動解體路線”上的推演結果（和在推演內容中再做出主動佈局，並由此得到的進一步的推演結果）讓莫斯科“可以”確定“主動解體”路線，就是說，在蘇聯解體前後，莫斯科一定在“大棋局”盤面上做了重要的博弈佈署，一定運籌了讓美英土著難以應接的大謀略——
那麼做為主動的博弈者，莫斯科會選擇哪里佈局呢？或者說，美、蘇最後的博弈決鬥會發生在哪里呢？
既然這場決鬥發源于石油美元，此後的博弈平臺仍然還在中東石油產區，那麼莫斯科也一定要在這裏埋下勝負手。
在中東那些土著博弈者中，薩達姆曾經是一個“異動者”，在中東博弈局面上他所處的位置也讓他不得不做一個“異動者”——地緣上，伊拉克南翼是石油儲量第一的沙特，東南方向是沙特的“王權”盟友們，它們和沙特（沙烏地阿拉伯）一道已經（也勢將）被美帝國選擇為“（非民主；專制王權）戰略盟友”，也就基本上失去了博弈者身份；東翼是不能投靠美、蘇兩大霸權中任何一方的伊朗，而伊朗又成為美、蘇的必爭之地，伊朗也就勢必自立為一個中東大局中的土著博弈者。
此外，伊拉克的西翼還有以色列這個特殊博弈者，北翼則是土耳其這個身份特殊的北約國家。那麼，莫斯科要施展它的謀略為“冷戰收盤”佈局，難免要首選伊拉克做道具。
（做為國家，伊拉克的本源在兩河沖積平原上廣大的農耕區域，而農耕區域必定承載了相對眾多的人口，區域內又根本沒有可以阻擋大軍攻伐的自然屏障，那麼這方土地上必定要出現一個在歷史變遷中相當穩定的國家——它也用以抵抗歷史變遷。但是從伊拉克向東，向西北，分別有廣大的山地高原，山地高原能夠承載較多的耕、牧人口，又能讓這裏的政權進退可依，而相對穩定的政權下就形成穩定的民族。這種“山地高原民族國家”又時而有能力攻伐與它相鄰的大平原，雖然不能形成長久的統治，卻能夠割占-整合平原上的一部分農耕生產力，並就此與農耕鄰國埋下領土爭端的種子，這就是伊朗（土耳其與伊拉克之間有廣闊荒漠，能夠有效阻斷攻伐，也就阻斷統治繩索）。在伊拉克的南翼是夾雜著綠洲的廣闊沙漠，這裏的博弈邏輯是：只有統一了大沙漠的主體區域才能夠制止廣闊沙漠裏的部落攻伐，從而讓“大沙漠政治”穩定下來，穩定下來的這個政權就是現代史上這個“沙烏地阿拉伯”。
除了土耳其，波斯灣沿岸就有了三大國家：沙特（沙烏地阿拉伯）、伊拉克、伊朗。又，在這片相當乾旱的中東大區，沖積平原的幅員不及沙漠廣大，而伊朗高原如果不是比兩河平原遼闊，它就沒有可能逃出兩河政權的長期控制從而不能形成穩定的民族國家——那麼大致按照三大國的領土面積，波斯灣油氣在儲量分佈上也沒有逃出 “概率空間”。）
下面再看中東博弈的核心與關鍵——既然莫斯科未能打通它進入波斯灣的道路，既然中東大博弈從傳統的地緣政治博弈向“石油美元博弈”這種資本直接以博弈者身份參與的“軟博弈”演變，既然莫斯科基本定下“主動解體”路線圖因而不再直接參與中東角逐，那麼莫斯科就要給美帝國留下一個強大對手，還最好是一個資本對手，而這個對手還會從內部攻擊美帝國，能夠從全球“大棋局”制約和攻擊美帝國——猶太資本勢力佈署在華爾街和中東石油產區（以色列，及以色列與石油王權的關係），對“石油美元”的控制能力更強，更直接，它還是美英資本隨時準備創造機會去鯨吞的獵物……基於兩路資本之間這種“決鬥關係”和單向“鯨吞關係”，美英土著資本一定要至少壓制住猶太資本的這個實體根基——以色列。當然，美英資本不需要讓以色列這個國家被阿拉伯勢力徹底趕進地中海，只要以色列在阿拉伯-伊斯蘭的巨大壓力下疲于應付，有求于美英土著，從而令猶太資本也陷於被動，美英土著資本就有機會鯨吞猶太資本，或者在保留這一“鯨吞權利”的前提下先行“解體蘇聯”。反過來，憑藉以色列為政權依託（包括軍力和核武。1968年底，以色列每年已經可以生產四至五枚核彈頭），猶太資本可以進行有效抵抗，以色列以它博弈“棋手”的身份還可以聯合歐陸、俄羅斯（蘇聯的繼承者）、中國、阿拉伯王權（手中有石油武器），對美帝國的單極霸權實施反制，再以華爾街鬥爭做為配合，不難攪亂美英土著資本的“大棋局”，促使美英單極霸權走向終結。
又，之所以這些棋手（資本，政權實體）將會同猶太資本配合，是因為在美英單極霸權格局下，美英資本將無所求於它們，又為了鞏固、擴大美英的單極霸權而要去要去徹底壓制它們，而它們也會借美英的單極霸權秩序被（猶太資本）致亂之機謀求連橫，壓縮或者推翻美英單極霸權並且去謀求它們自身的霸權，那麼它們對美英霸權的威脅更反過來又要求美英資本去徹底壓制它們——而這種博弈關係也能夠加劇它們針對美英單極霸權的博弈力度。
那麼，除非美英有把握一舉奪取並穩固單極霸權，不需要擔憂其他博弈者（聯合）反擊它們，則“怎樣壓制住以色列”就成為“美帝國的大棋局”上的一個關鍵“課題”，而壓制以色列就要利用以色列的“天然”敵手——阿拉伯勢力和伊斯蘭勢力。
那麼反過來，莫斯科最需要做的就是扶植以色列-猶太資本，而流徙在美帝國的猶太資本離不開來自以色列政權的支撐，那麼對猶太資本不能在資本層面給予幫助的莫斯科，就要堅決支持-支撐以色列，就要制止美帝國利用阿拉伯-伊斯蘭勢力去打壓以色列。
其時，阿拉伯諸幫內部有兩大勢力——一組是沙特（沙烏地阿拉伯）等王政國家群體，一組是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埃及等以強人獨裁為主流特徵的世俗政權（從伊斯蘭這個範疇更廣泛的環境看，還有宗教政體的伊朗、世俗化也西化的土耳其兩個重要勢力）。其中，前一組王權勢力並不願意打壓以色列，因為——美帝國以“沙特等國的王權政體之容易被推翻”這一緊迫現實去威脅這些王權，要求它們支持“石油美元”，否則美帝國可以輕易“幫助”阿拉伯民眾推翻他們的王政，只是，在冷戰時代，美帝國需要顧忌蘇聯，所以這些阿拉伯王權勢力握有有限的“反叛權”。而當蘇聯失去力量不再能與美帝國抗衡，美帝國就根本不需要向阿拉伯王權交付任何條件，就能夠驅策這些王權更馴服地為美帝國服務，又隨時可以出於戰略需要廢黜“石油王權”，轉而去為“石油美元”扶植另外的代理人，除非——在美帝國內部有一支力量可以有效約束美帝國的中東策略、戰略，而這支力量只能是猶太資本。
以色列在中東，猶太資本在華爾街-華盛頓，它們願意並且能夠出手幫助阿拉伯王權——直接地，可以減輕美帝國對這些王權的壓力，包括收買、攪亂華盛頓的政策；間接地，通過博弈縱橫，阿拉伯王權與以色列+猶太資本還形成一種“看似奇怪”的聯盟，共同制約著美帝國的中東霸權，繼而也制約了美帝國在全球的單極霸權。這種聯手制約又主要是制約了美帝國在中東霸權的操作路徑，即迫使美帝國必須沿用“以阿拉伯王權為盟友”這種代理人模式，而阿拉伯王權又以消極“反以”回報以色列-猶太資本。
在後一組阿拉伯（阿拉伯語社會）勢力中，薩達姆的伊拉克最有實力和影響力——它有“石油武器”和石油財力，有可供領袖阿拉伯諸邦的人口和國土，擁有“波斯灣石油地緣”重要性，還謀求核武（兩伊戰爭期間先後被伊朗、以色列空襲而停滯），也代表世俗革命。從幾個方面看，伊拉克都是的最適合的領頭羊之選，可供美英驅策去聯合其他阿拉伯諸邦共同打擊以色列。雖然伊拉克的國力在“兩伊戰爭”中大損，但以石油財力，其國力可以在十年內恢復如昔，如果伊拉克還整合了科威特的國力又主要是石油收益的話，它還將變得更強。此外，兩伊戰爭鍛造了伊拉克軍伍，損失的武庫可以由石油收益補充，石油經濟為主的社會又是高生育率社會讓伊拉克也不乏兵源，而兵源優勢是以色列最為忌憚的。再看其他阿拉伯國家——利比亞遠離波斯灣，人口和國力有限，不能提供足夠的反以力度；埃及人口眾多，與以色列相鄰，曾經是阿拉伯諸邦中的“反以”主力，又地處運河被美英勢力影響，這些條件都可供“反以”。但是，埃及不夠富足，不論埃及是不是反以和怎樣強烈反以，它都不能從阿石油王權“兄弟”那裏拿到更多“反以補助”（以色列-阿王權秘盟），而且埃及的前景不能寄望於石油，反而更寄望於以色列可以幫助提供的正常的區域經濟和一個“大地中海”，所以在幾次中東戰爭之後，在“大棋局”形式大變的情勢下，埃及不能，也不願成為反以主力，也沒有道理再為那些富裕的“阿拉伯兄弟”充當炮灰和支付戰爭消耗。那麼，美英土著要找出一個可供它們壓制以色列的“盟友”，同時，最好這個“盟友”還能威懾阿王權（令它們聽命，否則美英就允許這個“盟友”取而代之），還能抵住莫斯科的“伊朗局”（在蘇聯解體之後，莫斯科還要繼續操作），就只有兩個選擇——伊拉克、敘利亞。
（當然，如果美英土著選擇的這個“盟友”足夠強大，它也就可以成為蘇聯、歐陸、猶太資本這些博弈者的棋子與“盟友”，不過這種情況能夠出現還需要特定的博弈環境與條件。）
那麼，莫斯科就要提前解除伊拉克、敘利亞對以色列構成的威脅。（如果莫斯科能夠做到，那麼美英土著如果還要廢黜以色列對猶太資本的支持作用，就只有直接派出美軍去攻伐以色列了，則猶太資本就要“跳牆”了，中東也只能上演“N國演繹”了，莫斯科將奪走美帝國的單極霸權了。）然而，莫斯科無法做到同時削弱伊拉克和敘利亞，哪怕去直接削弱其中之一，也做不到。好在，莫斯科曾經長期支持敘利亞，兩國有著相當於盟國的良好關係，莫斯科可以爭取到大馬士革的立場，但不利的是——與伊拉克相比，敘利亞不夠強大，它很少有石油收益，等於沒有石油武器，它的政權在阿拉維派（什葉派的一個支派）之手，而這個派別只占敘利亞人口的11%，所以這個現政權不夠穩定，又，敘利亞與伊拉克國土相連，所以伊拉克有軍事、政治兩種武器可以顛覆敘利亞。那麼，莫斯科就要卸除伊拉克對敘利亞構成的威脅，也就能夠卸除“一個再度強大起來的伊拉克將對猶太資本構成的威脅”。還不止於此，莫斯科還要斬獲更多——
巴格達時間1990年8月2日淩晨2時，伊拉克以10萬兵力侵入科威特，迅速取得全勝並攻佔科威特王宮，包括時任亞奧理事會主席的法赫德親王在內的一些王室成員被殺。8月7日新的科威特－即科威特共和國成立，8月8日，應科威特共和國政府要求，科威特與伊拉克“徹底地不可逆轉地實現了合併”——薩達姆做出這樣一個重大決策之前，必然已經審慎觀察了國際局勢，嚴謹推演了美、蘇的立場和反應，並且至少與美、蘇之一做過溝通，得到它或者它們的支援與配合，這樣，薩達姆才敢於製造這樣的“大事件”，但這個溝通對象（支持者）不是華盛頓。
那麼當“科威特事件”發生，如果美帝國不壓制住薩達姆的伊拉克，則阿王權及其資本將陷於危局，隨後陷入危局的就是以色列和猶太資本，所以它們此時必須在“叛局”路線上有所行動，則莫斯科在“蘇聯不解體反而可以反攻”這條路線上將有機可乘。如果莫斯科實施反擊的條件還是不能形成（成熟），則莫斯科在拿到它由此可以拿到的更多籌碼（蘇聯解體的條件）之余，也充分利用這場“海灣局”，通過借美帝國之手打弱伊拉克，為“冷戰後”時代提前佈局，這個佈局將大大有利於莫斯科——
（1）這場“打弱伊拉克”的戰爭勢必在波斯灣-中東社會製造和升級對美帝國的恐懼，也製造和升級“反美環境”。
之所以這必須是一場“打弱”伊拉克的戰爭，而不僅限於美帝國出賣迫使伊拉克撤兵，是因為——如果華盛頓不使用美軍打弱伊拉克，則阿王權不可能卸除它與伊拉克的矛盾和不信任，實際上則是阿王權對華盛頓的的不信任將要驟增（與薩達姆尚未侵佔科威特時相比），則阿王權的“叛美立場”將非常堅定，從而猶太資本的叛局動作也就加緊和加劇，而且當伊拉克在將來某一時刻攻伐敘利亞的時候，阿王權將會站在敘利亞一邊，通過要脅華盛頓，通過它們在中東的影響力去制止伊拉克。
（2）為阿王權除去來自伊拉克這個近身強鄰的威脅，讓阿王權獲得獨立的博弈立場，這個獨立的博弈立場可以牽制美帝國的單極霸權，可供配合莫斯科實施“冷戰後反擊”。（例如阿王權可以啟用法郎、馬克、日元，或者此後出臺的歐元去結算其石油出口）
（3）猶太資本-以色列也丟掉了伊拉克這個威脅，可以站在更獨立、更強硬的博弈立場，更少受制於華盛頓。
（4）阿王權較少受制於美帝國，也就意味著以色列的安全能夠獲得更多來自阿王權的支撐，還意味著猶太資本針對美英土著的博弈立場可以更少受制于美英（相反，美英土著威脅阿王權，也就間接威脅了猶太資本）。
（5）※※※※※ 最為重要的是——當冷戰收官，蘇聯解體，莫斯科從全球收縮其勢力，包括全面撤除其海外軍事基地，卻唯獨保留了敘利亞的塔爾圖斯港這唯一一處海外軍事基地。該基地加上莫斯科與敘利亞傳統的聯盟關係，可供壓迫以色列-猶太資本的博弈立場，要求後者在“後冷戰”時代的全球大棋局中做出博弈佈署時要照顧莫斯科的利益，以至於要配合莫斯科的佈署，當然，莫斯科與猶太資本也可以借此達成針對其他博弈者的“博弈協同”。（莫斯科通過敘利亞脅迫以色列-猶太資本的手段，除了來自軍事基地和敘利亞政權的戰略決心，也包括經常性手段。也所以，“這個敘利亞”很“可以”是真主党、哈馬斯等強硬派反以組織的重要後臺。當然，也有理由測想：以色列是否已經把影響力打入了真主党、哈馬斯內部，也同敘利亞有著戰略性合作。）同時，猶太資本的博弈立場偏向莫斯科，雖然是出於“被迫”，但是客觀上就使得美英土著更加需要剪除猶太資本勢力在美帝國金融、政權層面的影響力，而這種影響力又以資本實力為後盾，這樣，莫斯科就更加離間了原本已經處在搏鬥-鯨吞關係中的美英土著與猶太資本，讓猶太資本在美帝國的處境更加危險，讓它必須加速、加深那個“叛局”。那麼，為了讓莫斯科針對以色列-猶太資本的這張“敘利亞牌”生效，莫斯科就要替敘利亞解除來自伊拉克的軍事威脅，讓美英不能利用伊拉克的實力“吃掉”莫斯科的這張“敘利亞牌”，因為伊拉克可以——或者壓迫敘利亞迫使敘利亞政權改變親莫斯科立場，或者薩達姆在美英的支援下直接兵發大馬士革，或者支持敘利亞境內的占人口大多數的遜尼派顛覆親莫斯科的阿拉維派現政權。反過來，一旦伊拉克勢力進入敘利亞，伊拉克就直接對以色列兵臨城下了（伊拉克要直接威脅以色列，必須途經約旦或者敘利亞國土），這等於美英從莫斯科手裏奪去針對猶太資本的這張“敘利亞大牌”，又抓緊在它們自己的手心。或者，哪怕伊拉克並不壓迫、攻伐敘利亞，只是掀起和領導一場“反以運動”，輔以軍事動作（例如向約旦、敘利亞借道），也同樣等於美英握有一張針對猶太資本的“伊拉克牌”。——那麼總結起來，莫斯科借美英之手打掉了伊拉克針對敘利亞的軍力優勢，保住了自己手裏的大牌，同時消除了華盛頓手裏的大牌，一得一失之間，莫斯科大勝。【當前的敘利亞局勢中，各方博弈者正在著力爭奪的目標就主要包括這一張“針對猶太資本的敘利亞牌”。】※※※※※
既然“冷戰後”莫斯科將退出中東，華盛頓就可以按照它的需要全盤宰製波斯灣-中東，包括薩達姆的伊拉克，那麼在大局觀上，在“冷戰收盤”之前，中東的任何“異動”都不會對莫斯科造成不利。所以，莫斯科完全可以“授意”薩達姆，“幫助”他做出侵佔-統一科威特這個決斷，而這個“授意”或者這個在莫斯科與巴格達之間的“密約”應該只是——在博弈邏輯上達成相互理解，所以雙方可以和願意協同行動。
華盛頓以進取的立場爭取贏得冷戰，而莫斯科不得不以收縮的立場處置冷戰大勢，在這一前提下，莫斯科就通過“海灣局”掠獲到最大博弈戰果，並且讓華盛頓從“贏得冷戰”中得到的勝利果實大打折扣，從事實上把冷戰置換到新的博弈格局中來，把冷戰延續下來，把莫斯科的敗局轉變成一次階段性事件，把“蘇聯解體和蘇東解體”變成冷戰這場戰爭中的一場階段性戰役，一場“大撤退”性質的防禦戰役——莫斯科在冷戰中失去了決勝的機會，也失去了奪得階段性勝利的機會，那麼莫斯科需要放遠視野，提前做出戰略性佈局……
然而，莫斯科還不能就此停止博弈推演，因為“大棋局”由多方共同捭闔，在博弈推演的任一節點上都有可能被其他博弈者借局佈局，所以上述博弈推演還不夠充分……下邊從薩達姆的立場對這盤“海灣局”再做演繹。
“冷戰後”，或者至少波斯灣的“冷戰後”（莫斯科退出阿富汗從而遠離波斯灣政治已成事實），鑒於美帝國將沒有實力對等的對手，至少在中東沒有，所以薩達姆必須以美帝國的立場去定位伊拉克的立場，定位伊拉克的國運路向——
（1）針對阿王權，針對中東石油政治大盤——
在現時和未來的中東博弈中，初看之下，莫斯科也需要伊拉克，至少看起來伊拉克的存在和強大能讓中東博弈變得複雜，從而有利於勢力相對較弱的博弈者縱橫操作，尤其當莫斯科已經從伊朗方向撤退（結束阿富汗戰事）。但是，能夠破局“石油美元”的只有阿王權團體，即便另外謀成“俄佩克”之類鬥爭平臺也很難與歐佩克競逐。而一旦阿王權準備叛離“石油美元”，美英土著反而要利用伊拉克去制約阿王權。但是，當蘇聯從阿富汗後撤，即說明莫斯科無力、無意再來波斯灣與美帝國做大開大合的爭逐，那麼波斯灣乃至中東的政治格局將由美帝國做一家獨裁。按照美英土著的博弈需要，不讓中東地區出現一個阿拉伯強國——是美英土著的方向性策略，而保留阿王權就能確保實現這個大策略（阿王權國家占中東阿拉伯國家中的半數，佔有大部分石油儲量，且容易受美英的控制），讓變化、變數出現的時間延後還有利於美英霸權拖延那個“被破局”時間點的到來（不論那個破局是否有成效），所以美英在原則上會盡可能保留阿王權，直到不得不廢黜它，或者變化了的博弈大勢要求美帝國放棄它。再造另一個版本的“中東局”。所以，（美英土著資本的）美帝國不會輕易允許薩達姆衝擊阿王權，那麼美帝國以薩達姆做為威脅阿王權的工具——這個選擇的必要性失去了成色。
（2）針對以色列——
“冷戰後大棋局”的主題將是資本大搏鬥和“石油金融爭奪戰”。美英土著可以利用薩達姆，讓他領袖各路阿拉伯力量——（1）衝擊以色列。直接令猶太資本失去根基而失勢，再褫奪-鯨吞之。或者，迫使猶太資本向美英土著妥協和交付籌碼，借此打亂猶太資本的博弈佈署和博弈步調，包括迫使猶太資本與美英土著合作去打擊俄羅斯、歐陸，再返身謀奪猶太資本。（2）利用薩達姆的伊拉克，或者武力攻伐敘利亞，或者致亂敘利亞讓遜尼派奪權。目標都是讓敘利亞從親蘇（俄）立場轉變到親美立場。（3）讓薩達姆威懾-衝擊阿王權，間接威懾-衝擊以色列。
那麼，伊拉克可以繼續為（美英土著的）美帝國所用，但前提是伊拉克需要足夠強大才能對以色列構成實質性威脅，而伊拉克還需要越過約旦或者敘利亞才能威脅以色列本土，這又要求它的武力需要更為強大，強大到能夠迫使敘利亞改變立場，或者直接攻破敘利亞。那麼在（美英土著的）美帝國的立場上，可以允許伊拉克擴張，但前提是美英土著能夠把伊拉克做成這個針對性工具擺放進新的“大棋局”的捭闔縱橫空間中去。
（3）針對伊朗——由於蘇聯收縮，莫斯科很難再通過伊朗介入-進入波斯灣，也由於伊拉克因兩伊戰爭而實力衰弱，於是在美英土著那裏，薩達姆基本上失去了可利用價值。
（4）但是，不論在哪一條路徑上利用伊拉克，美帝國都不會讓中東出現一個阿拉伯強國，或者一個意志獨立的石油大國，或者一個非王權的阿拉伯統一勢力，那麼（薩達姆的）伊拉克在被美英土著利用之後，能夠走到的最好結果就是竹籃打水，如果不是“狡兔死，走狗烹”的話。即便伊拉克不去（或者不“被去”）充當美英土著的工具，可以預期的最好結果也只是——美帝國要讓中東石油政治格局保持現狀（那麼中東勢力之間的“大局觀”也只能是“保持現狀”），則伊拉克的武庫將在10年後變成擺設。比“保持現狀”更有可能出現的情形是——美帝國需要穩固並擴展其美元霸權，於是需要全盤控制一個“大中東”，那麼很可能，它需要在穩固它與石油王權的緊密聯盟關係之外，還去爭取伊朗的立場，那麼夾在沙特與伊朗之間的伊拉克就“很可以”被美帝國出賣，薩達姆要“被下臺”以至於被審判（兩伊戰爭、暴政、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薩達姆當然推演過這些邏輯。
總結起來，在上述3方面裏，（1）和（2）讓美帝國有理由打壓伊拉克，（3）卻有可能讓美英選擇相反的態度，前提是伊拉克要足夠強大，且“大棋局”要求美英啟用伊拉克並且有啟用伊拉克的捭闔空間。（4）則讓美英土著在利用了伊拉克之後再對它進行打壓。而做為應對，薩達姆這一次侵佔-統一科威特（曾經是一國）的行動就“巧妙”地同時應對了（美英土著的）美帝國的3個立場，“看起來”可以化解美英將要對伊拉克和薩達姆本人造成的不利——薩達姆利用“冷戰收局”前夜的複雜局勢，希望（美英土著的）美帝國不敢於在中東啟動戰爭，希望得到莫斯科的支持，希望歐陸對（美英土著的）美帝國施加反制，而在伊拉克統一了科威特之後，薩達姆可以憑藉更強的國力令（美英土著的）美帝國忌憚（它與其他博弈者聯合，它在中東石油政治中更大的權重地位，又更難用軍事手段解除它的武力），同時，合併了科威特的伊拉克實力更強，滿足了美英對伊拉克的工具性需要。這樣，薩達姆既迫使華盛頓，又同時勾引華盛頓重新考慮它的中東佈局，給伊拉克一個更確鑿的“主力盟友”地位，然後，伊拉克就有機會取締海灣王權政治，一統阿拉伯石油諸邦。
以為看清了博弈推演，也看清了華盛頓、莫斯科的意圖，薩達姆才敢於“侵略或者統一”科威特，但是——“冷戰收局”進程已經啟動，值此前夜，無論美英土著試圖為“冷戰後”做更深的佈署（主要針對猶太資本和歐陸），或者蘇聯試圖退回冷戰，都會遭到其他博弈者的聯合打擊，直接陷入敗局。而此前，由於美、蘇都難以把冷戰繼續下去，各方博弈者已經在數年中把這個“大局觀”走實，很難做出方向性調整。
薩達姆希望莫斯科做的，或者與莫斯科“有約”的內容應該就是——在保守的立場下，莫斯科在外交層面幫助伊拉克，在積極立場上，莫斯科啟動它在敘利亞的力量與影響力，向以色列發起衝擊，與薩達姆衝擊阿王權的行動相接應，如此，則中東大亂，美元之基礎飄搖——如果莫斯科繼續擴大行動，那將是一場“冷戰之決戰”。雖然，莫斯科幾乎不可能由此贏得冷戰，但莫斯科可以在拿到美英土著、猶太資本-以色列、歐陸的籌碼之後罷手。那麼在薩達姆看來，莫斯科會有所行動的，而莫斯科與伊拉克的聯動在“大棋局”上造成的影響是美英土著“不可接受”的，而此時或者先此一步，薩達姆可以在先行拿到美帝國的籌碼，即美帝國承認伊拉克合併科威特這一現狀，並以實際政治行動保證這個“承認”的有效性之後，遂撤出博弈。這樣，在（美英土著的）美帝國更改過的中東佈局中，伊拉克將成為（美英土著的）美帝國的“首要盟友”，去充當威脅阿王權，和威懾-攻伐以色列的工具，尤其當華盛頓向莫斯科交付了中東籌碼或中東利益之後，美帝國就更需要伊拉克這個“工具盟友”。但是，莫斯科或者沒有什麼貨真價實的籌碼與利益可以爭取了，或者在薩達姆攻伐科威特之後，莫斯科立即拿到了籌碼與利益，而讓美帝國去打弱伊拉克——這一結果本身正是莫斯科在這一輪博弈中要去追求的最大目標。於是莫斯科沒有行動，這多少出乎薩達姆的預料。
如果莫斯科配合薩達姆去行動，則又是莫斯科的回馬一槍（早一次是蘇軍進佔阿富汗）——莫斯科可以利用敘利亞和伊拉克同時威脅阿王權，也威懾以色列，但是在蘇聯尚未實行私有化之前，包括猶太資本在內的所有西方資本（做為博弈者）都不可能最終站在莫斯科一邊，雖然在博弈進程中它們會與莫斯科聯動，也給予莫斯科“幫助”。那麼莫斯科的反擊的最佳結果是維續冷戰，或者讓歐陸一舉獨立（不須是一個聯合的歐盟）——對於莫斯科，維續冷戰已經勉為其難，一場“反擊戰”的後果中還包括了促使西方資本聯合起來這一效果，這不利於莫斯科操作“蘇聯主動解體”；如果結果是讓歐陸一舉獨立，不論莫斯科是否繼續保持社會主義立場，在已經難以拉回東歐盟友（蘇東已經主動開始鬆動）的情勢下，美歐還要聯合打壓莫斯科，莫斯科迎來的形勢將不會比它選擇隔岸觀火更好。關鍵又是——在這樣的“冷戰之反擊戰”中，猶太資本很少機會參與縱橫，施展捭闔，很可能“被出局”，而歐陸一舉獨立更能讓美歐資本有機會聯合廢黜猶太資本，則莫斯科將獨自面對美歐，在大勢上，這與保留猶太資本做為“大棋局”中的博弈者（去美英腹內構建“叛局”）相比，可謂差之千里。所以，莫斯科已經不準備做反擊，它要放棄（出賣？）薩達姆，把無法取勝的“回馬一槍”突然改換為——穩穩拿住針對猶太資本的“敘利亞牌”。而且，敘利亞也擔憂伊拉克在做大之後威脅到自己，它們之間的對立關係久已明確存在，莫斯科也就很難驅動敘利亞……（在“反伊拉克”聯盟的34個國家中，敘利亞還是提供了軍事支持的幾個國家之一）
阿王權諸邦是高度一體的，或者說，這些阿拉伯王權是拴在一條繩子上的螞蚱，因為王權政治容易被顛覆，且其一倒下，就很容易引起骨牌效應。所以形成和維護這個王權聯盟的做為主調的“博弈條款”是——要麼你們美英土著（或者美帝國）完全保留王權，要麼你們全部廢黜王權。當然這是主調，不排除特定情況下“條款失效”。所以，這一次薩達姆攻伐的不僅是科威特，還是，正是全部阿王權諸邦。所以伊拉克給美英土著和美帝國出了一道難以抉擇的“高級”難題，華盛頓幾乎不可能找到折中方案——要麼美軍與薩達姆兵戈相見，這等於美帝國（美英土著資本）自廢一把好兵器。要麼承認伊拉克吞併科威特這個結果，而如果美英承認這一結果，則阿王權就需要在美英土著之外加緊尋求新的盟友，和促使波斯灣局面複雜化，美元都將不再有一個堅實的“王權石油基礎”，而此時蘇聯尚未解體…….又在此時，受到了薩達姆的真刀真槍和強烈意志的威脅，阿王權更“有權利”要求美帝國必須 “打弱”伊拉克，同時以嚴厲姿態打出一個政治事態即“廢黜王權是不合法行為，也是反美行為”，而不是驅逐伊拉克軍隊了事，這樣薩達姆或者N達姆才不那麼容易捲土重來。那麼這場驅逐薩達姆的戰爭一定要熱鬧，要有氣勢，要確鑿地打弱伊拉克讓阿王權基本滿意。推演及此，如果莫斯科在敘利亞或者其他方向採取行動配合薩達姆的話，反而阿王權更需要依賴美帝國保護它，美帝國就不須向阿王權交付“打弱伊拉克”這個條件了。也所以莫斯科選擇隔岸觀火。
伊拉克攻伐科威特時，莫斯科沒有行動，這多少出乎薩達姆的預料；當美軍糾集盟友大規模攻伐伊拉克軍隊，莫斯科還是沒有行動，就基本上在薩達姆的預料之內了，因為華盛頓的行動最終取決於它的博弈推演，和它與莫斯科的協調（因為兩國不可以直接對抗，或者引起直接對抗。但是對於美蘇大國，這種協調也必須在推演料算之內）。所以，薩達姆對“科威特大事”的決斷還要看他與華盛頓之間一對一的“兵推”對局——伊拉克可以做美英土著的工具去威懾-攻伐以色列、阿王權（主要是針對以色列），但是不做“兔死狗烹”那種，所以薩達姆有權避免那種局面，方法是——利用冷戰收局這個極度敏感的博弈環境，先行吞占科威特，即做大伊拉克，並要求美帝國承認這一既成事實結果（不只是口頭和文本上承認，而是要在博弈層面能夠進行“邏輯確認”，即要求美英土著無法反悔除非它們願意在新的博弈中付出巨大代價），即要求美英土著在“冷戰後”選擇伊拉克而不是阿王權做為“只能二選一的盟友”，即要求美英土著在廢黜阿王權的同時支持“一個強而大的伊拉克”這條路線上走出決定性一步。即便美英土著不接受薩達姆打出的這個既成事實，不接受薩達姆要求的這條中東路線，派兵來攻伐伊拉克，伊拉克也不會亡國，薩達姆也“很可以”保住權位，因為美帝國（不論是美英土著的美帝國，還是包括了猶太資本的美帝國。此時在這一問題上，薩達姆未必分得清）的確需要保留“伊拉克牌”，當然可以是一張較弱的牌，美帝國也不希望中東格局大變以至於影響到“冷戰收局”。所以，薩達姆“吞併科威特”這個決斷的動力除了來自莫斯科，也來自他單獨與華盛頓的“兵棋推演”的結果，兩個理由又不可能完全分割。
假如沒有莫斯科的“許諾”（也許只是外交方面的承諾，加上向薩達姆兜售“大局觀”和博弈推演，讓薩達姆做出決斷），薩達姆也“敢於”去吞占科威特，但博弈推演的結果只能是——薩達姆空忙一場，還要被打弱。所以來自莫斯科的且不論真偽的“承諾”就成為薩達姆做出決斷的關鍵要素。而薩達姆在發兵科威特之前已經做出攻伐科威特的態勢，包括輿論攻伐，也是要判斷華盛頓的真實態度，並且從華盛頓的態度再去判讀莫斯科的真實態度（華盛頓與莫斯科之間必有溝通，而由於兩霸之間必須避免直接衝突，那麼兩霸之間達成的“協議”、共識和劃下的底線一定比薩達姆與其中之一“達成的協定”成色更高，更可靠。而且，華盛頓做為“大棋局”的第一博弈者，其洞察力、預見力當然在薩達姆之上。又，華盛頓的意志也是“大棋局”發展的最重要因素）。而表面上的“事實”顯示——華盛頓表現出了相當“誠懇”的“中立態度”，這讓薩達姆再無顧忌，兵發科威特……
華盛頓的中立態度就等於它對薩達姆攻伐科威特的策劃做了默認，這直接導致了薩達姆誤判形勢，這場“科威特局”才得以形成……而莫斯科一定演繹過華盛頓的應手，才會推出這一局“科威特博弈”——
當薩達姆在發兵科威特之前做出攻伐科威特的態勢，包括輿論攻伐，和去阿拉伯國家做合縱外交，這種情勢已經等於“薩達姆已經在行動”——針對科威特的軍事佈署和輿論造勢，本身已經讓阿王權如坐針氈，即薩達姆已經撬動了美英土著在中東的石油政治基礎，華盛頓已然無法讓中東“恢復原狀”了，即華盛頓已經無法通過制止薩達姆而挽回“這一個”損失（阿王權對華盛頓的“信任”與否定性判讀），於是，華盛頓就轉換問題——讓薩達姆的這一次“異動”進一步走實，再加以利用。所以，華盛頓不僅不能制止薩達姆，還要給予鼓勵。顯然，華盛頓一定明白，它的中立態度會起到鼓勵薩達姆的作用，無此，則薩達姆難以做出最後決斷。那麼華盛頓怎樣轉換這個問題-矛盾並加以利用呢？
如果沒有這場伊拉克吞併科威特的戰爭事件發生，阿王權也將繼續忌憚伊拉克，它們也將積極在美英之外謀求保障，而猶太資本也將積極佈署和暗中擴大那一“叛局”——阿王權和猶太資本都為“冷戰後”積極佈局。這將會導致那個“冷戰收局時刻”被拖延，和“冷戰收局過程”被拖延，和導致“冷戰不完全收局”，這些路徑都對美英土著不利，所以美英土著此時需要積極做好“打弱伊拉克的工作”，以儘早迎來一個對它們更為有利的“冷戰後”局面——雖然打弱伊拉克也對莫斯科有利，但在“冷戰後”的中東，美英需要對付的直接對手將不是莫斯科，而是歐陸和猶太資本，那麼相對來講，與其讓歐陸或猶太資本在“冷戰收局”中製造不安定局面並從中獲利，不如把這個利益“讓與”莫斯科；既然這場海灣戰爭背後的佈局——做為送給美英土著的問題，已經被莫斯科做成，那就遲早需要解決問題，而美英更希望它提早解決，安全地解決。
伊拉克吞併科威特，這一事件極大衝擊了所有中東王權手中的權力、利益和王權統治本身，而薩達姆敢於這樣做，就等於是華盛頓允許了在中東以現代政治取代阿拉伯諸幫的王權傳統這條路線。這就不單是一個阿拉伯王權體制、王權利益受到“衝擊”的問題了，而是中東王權政治必須、必然結束的問題。而伊拉克軍隊強攻科威特王宮，射殺多名王儲更意味著整個阿拉伯諸邦的王族還很可能被剝奪和平下臺的機會，和不被允許保留大量財產，很多王族成員還很可能被施以“暴力審判”。同時，這也等於是華盛頓主動對“以色列-猶太資本-阿王權之間的華盛頓戲法”的舊框架實施了攻擊，讓猶太資本-以色列失去一個支撐（阿王權）。又同時，美帝國同意伊拉克做大做強，也就向以色列的國家安全發起了實實在在的直接攻擊。通過海灣戰爭的前半程，華盛頓在盤面上以“把棋走實的方式”製造了阿王權、猶太資本對美英的需求。當然這只是在製造態勢，而為了讓伊拉克的行動能夠充分取得這種巨大的威懾效果，在伊拉克軍隊發起進攻前，華盛頓還推出中立的官方輿論，聲言不介入兩國爭端…….事件進程到此，就等於華盛頓借薩達姆之手握緊了阿拉伯石油王權的命門——華盛頓這樣轉換了問題。
由於“蘇聯的存在”在客觀上就是猶太資本得以自保的第一道防線，所以當美帝國將要摧垮蘇聯，猶太資本就需要“維持”蘇聯，方法包括在資本市場上給美英土著製造麻煩，聯合歐陸、阿拉伯石油王權製造“割據”大局，甚至它們“可以”整體地向蘇聯方向“叛逃”，製造一個“兩陣營同時解體”的亂局，再於亂中求存，以至謀利、謀勝。所以，鑒於“蘇聯解體”對於美英單極霸權有著極大價值，是美英的首要目的，美帝國要想首先“解體蘇聯”，就必須拿出足夠分量的籌碼給各路“盟友”，尤其要向猶太資本這個老謀深算的，佈署在美帝國腹內的“第五縱隊”證明其“誠意”，從而安撫和分化陣營內的叛離群體，遏制“叛局”。於是，華盛頓突然反手一擊——出賣薩達姆，把“美帝國通過剪除來自薩達姆的威脅，從而送給以色列一個長期的可以追求強國的安全環境”這一事件做成籌碼，贈送給猶太資本，這樣猶太資本也才一時“安心”，否則猶太資本不肯協助美帝國給予蘇聯最後一擊，也不肯去各方博弈者那裏協調“蘇聯解體事宜”，更保留引爆華爾街金融問題，甚至引爆“美元安全”這部分博弈權利——如果美英手中握著薩達姆的伊拉克這個針對以色列安全的大殺器，並且因此擁有極大把握成功圍剿猶太資本，那麼猶太資本當然需要，當然可以“掀桌子”，“跳牆”。當然同時，利用同樣的原理，美英土著也穩住了阿拉伯石油王權，令它們也安心協助美帝國去完成“蘇聯解體工程”，尤其讓阿王權看到它們在中東已經獲得了看起來無可撼動的安全政治環境、地緣環境，從而化解它們必須立即“跳牆”的動機……這樣，在成功轉換了問題之後，華盛頓再成功地從新問題的博弈矛盾中打劫了利益。
[ 當薩達姆做出勢態要去攻伐科威特，沙特就已經去華盛頓告狀了（沙特為美國提供過相關資訊，但“看起來”未能引起白宮的重視）。那麼，要麼白宮已經對沙特做出了保證，而沙特並未通告科威特，卻利用它“王權領袖”的地位穩住其他王權諸邦。要麼出於華盛頓有能力掌握這些王權政府的動向，白宮根本沒有對沙特做出保證，或者保證說薩達姆決不敢於侵吞科威特，而王權諸邦還有機會在受到薩達姆的實盤攻伐之後再宣佈放棄美元結算，或者從而，華盛頓還可以借用阿王權的異動去偵察“大局觀”…… ]
然而單是直接“打弱”伊拉克，這個籌碼還不夠高成色，因為薩達姆的伊拉克在兩伊戰爭後國力衰弱，對以色列的國家安全（同理也對阿王權）尚未構成現實威脅，所以，美帝國勾引薩達姆去侵佔-整合科威特，形成一個“伊拉克在加速恢復實力，也加速稱霸中東，也在整合阿拉伯力量”之現實態勢，這就鑿實而強力威脅到以色列的國家安全了（同理也對阿王權）。這時，美帝國再出手打擊薩達姆，解除伊拉克的武力和稱霸潛力，就向猶太資本和阿王權交付了成色充足的籌碼。如此，華盛頓近乎“無中生有”，“無米為炊”就製作出“伊拉克對以色列的巨大威脅”和“伊拉克對阿王權的巨大威脅”這兩隻大籌碼，還讓它們不得不接受與華盛頓“交換籌碼”的要求。
[ 在美英土著資本勢力的立場上，如果在打弱伊拉克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去顛覆薩達姆再搞“民主”政權，則伊拉克有可能被伊朗輸出宗教革命而拿走果實，或者被阿王權收買、收編，則美英土著就少了一個（針對阿王權、猶太資本的）可以再度啟用的籌碼。而如果美軍直接控制伊拉克，將加劇中東的反美環境，更要令阿王權和以色列高度緊張，促使它們與莫斯科、歐陸加緊聯合，加緊“叛局”行動反制美英土著。 ]
莫斯科看到——猶太資本與美英土著之間可以就“以色列安全”進行籌碼交換，甚至可能，早在兩伊戰爭的時候就已經看到這種籌碼交換已經在進行——兩伊戰爭能夠打弱伊拉克，才能促成這樁籌碼交換順利進行，和以這種方式進行（這可能也是阿富汗戰事後期，莫斯科遲遲不從阿富汗撤軍的原因之一，莫斯科要促成兩路資本的這樁交易）。但是，這樁交換雖然“完全可以進行”，但並不就是“必須進行”，因為猶太資本對美英土著的巨大威脅——在華爾街“狗急跳牆”並不是猶太資本真正想要的結果，只做為有效威脅之用，而美英土著也有機會成功壓制猶太資本可能的“跳牆”行動。那麼莫斯科就積極促成這樁“籌碼交換”，讓這樁交易必須發生，並且讓它進行得徹底，從而“幫助”猶太資本這支“第五縱隊”獲得安全。並且與此同步，莫斯科保留它與敘利亞的特殊關係，握緊針對猶太資本的大牌，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這支“猶太資本縱隊”，讓它為莫斯科所用——如果華盛頓、莫斯科各自握有一張針對猶太資本的牌，就相當於誰都沒有這張牌。那麼這又等於是：通過“科威特局”，莫斯科才獲得了這張牌。
[ 此外，要說莫斯科“推出”而不說莫斯科只是“推動”了“科威特局”，因為假如沒有莫斯科的“推動”，包括為薩達姆提供“大盤推演”（當然只正確推演到，至少要推演到“美帝國保持中立”這一環節），薩達姆很可能就不能知道（不理解）華盛頓將會“保持中立”，這局“科威特博弈”就要被薩達姆擱置。薩達姆最有可能出錯的推演環節很可能就是——他只看到美帝國，卻未能分清（或慎重分清）它是美英土著資本的美帝國，還是美英土著與猶太資本共同的美帝國。本文之所以這樣設想是因為——如果博弈推演過程不需要太複雜，在博弈者立場已經被確定的前提下，則推演過程想要出錯都難，而對於博弈者立場的判讀，及對於立場背後的博弈者的屬性的判讀就需要於動態中不斷修正大局觀…… ]
“伊拉克侵入科威特並著手整合科威特，進一步威懾阿王權和以色列”這一步驟走實的程度有多高，猶太資本+阿拉伯石油王權必須相互配合去引爆一次石油危機+金融危機+美元危機+西方經濟危機——這一應手的實在性就有多高。同時，歐陸已經在籌畫“歐洲統一”大局，出於對蘇聯解體後美英獨霸格局的擔憂，歐陸大國（法、德）一定會加速歐陸聯合進程、並同時遠離美帝，在莫斯科的幫助下，在猶太資本要去發起的石油危機-經濟危機的配合下，“歐洲聯合且獨立於美帝”頗有一舉成勢的機會——當然，這些“棋盤推演”首先都做為對美帝國的威脅，然後才“做為”“博弈事實”。那麼此際，美英與其冒險在蘇聯即將自行倒下的前夜引發陣營內鬥，讓“蘇聯解體”不得不變成“蘇聯與美歐同時解體”，就不如先行聯合“現盟友”推倒蘇聯，再反手對付內部將要產生的新的敵人。（而要做到成功聯合“現盟友”，美英在必要的情況下就需要向莫斯科支付利益——這個“必要的情況”正是莫斯科這個老對手積極打造並遞交給華盛頓的“利益交割檔”，只是，博弈中沒有可信賴的“契約”可以憑藉，莫斯科要借用薩達姆的誤判與華盛頓在實際鬥爭中演繹這份“博弈合同”。）此時，蘇東陣營解體已經進行到半程，難以逆轉，“蘇聯解體事項”也在被蘇聯高層操作中，並且蘇聯高層已經開始佈局國內放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猶太資本和歐陸資本並不是很擔憂一個在冷戰中獲勝卻被經濟難題困縛的的“非蘇聯”會來擊垮西方的資本主義制度，即便擔憂有理，西方也有資源實施反制——
（1）美帝國的國力、武力將會繼續存在，它仍將是歐陸資本的保護傘，即便它失去單極霸權，這是由它的資本立場所決定的。
（2）只要蘇聯放棄社會主義動員體制和基於這種體制的中央集權，西方資本就有辦法迫使蘇聯（或收縮之後的俄羅斯）接受它們的資本輸入和進入“休克療程”，尤其因為前蘇東、蘇聯陣線內部將有兩組內應會來接應西方資本：
一是，獲得獨立博弈立場的原蘇東國家、原蘇聯各加盟共和國政府，不論這種新政府是不是還堅持社會主義的革命博弈，它們都會（同時）據有國家立場、民族立場和地緣政治立場，尤其在“蘇聯地緣”瓦解從而令這些政權變得無所依託之際；
二是，從官僚立場轉變為資本立場的整個權貴階級，他們將從內部阻止新一個蘇維埃及蘇維埃聯盟重新出現……
那麼，美帝國通過打弱伊拉克，就破除了一場“冷戰收局”下“可以”出現的由其他博弈者發起的“聯合反擊戰”。
[ 美帝國在它如何進行“中東佈局轉換”這一問題上存在漏洞，莫斯科看到並積極抓取了這一漏洞，相反，如果莫斯科消極，也就沒有當前的“敘利亞博弈熱點”了，美英土著與猶太資本便可以更早聯手，向莫斯科（及北京）展開（更大規模的）攻勢了…… ]
伊拉克強勢威懾阿拉伯石油王權，波斯灣有可能陷入亂局，那麼在莫斯科的支持下，馬克、法郎有了機會，可以進入中東分割美元的石油結算權……但是美英擁有一項博弈權利——要求歐陸和猶太資本先行配合美英令蘇聯解體，而後西方資本才可以展開它們之間的博弈。同時，薩達姆的行動顯然是在向美帝國爭寵，卻很少摻有與歐陸合作的意圖，哪怕是間接層面的博弈合作，而此時及此後相當長的時間內，歐陸也無力、無手段深入介入波斯灣博弈（有美英海軍力量在面前，莫斯科方向也無力做出關鍵性策應，薩達姆根本不需要知道法國是不是也有能夠開進波斯灣的海軍力量）。所以在莫斯科放棄的情況下，美帝國 “有權”邀約歐陸一同參與打弱伊拉克的行動。美英可以接受這樣的結果，因為在“冷戰後”大局中的相當長時期內，一個被打弱的伊拉克無力致亂波斯灣，也就無力支持其他博弈者，這會讓歐陸不得“快速”遠離美英立場，不能“快速”形成——莫斯科聯合歐陸、猶太資本、中東石油權勢對美英進行聯合反擊的機會，即美英破除了“冷戰後”即將出現的第一場針對它的“聯合反擊戰”，而美英可以繼續（聯合歐陸）打壓收縮後的俄羅斯……
那麼可以說，美帝國通過海灣戰爭打弱伊拉克，就破解了兩場“可以”發生的“聯合反擊戰”——第一場是“可以發生的”，因為它們首先是被歐陸、猶太資本兩個博弈者“準備著”但又不需要走實……第二場是可以走實的，但是需要更多條件……又，第一場“聯合反擊戰”可以爭取一個“兩陣營同時解體”的大勢，並且歐陸、猶太資本可以爭取在“冷戰後”大局中站穩根基。第二場“聯合反擊戰”基於薩達姆把美帝國的波斯灣格局打亂，並且新的格局可以延續到蘇聯解體之後，幾路博弈者再來針對美英土著破局。在兩場“聯合反擊戰”的博弈推演中，幾路博弈者不能達成協同，又，要配合薩達姆的“波斯灣之亂”需要以軍事手段為重，而歐陸還沒有獨立的軍力，俄羅斯很難在剛剛結束阿富汗戰爭之後再以強權面貌沖進波斯灣，又不可以與美帝國正面衝突…….但是幾路博弈者可以誘使薩達姆做出“異動”，並從中博取利益。
那麼現在可以說：莫斯科、美英土著通過海灣戰爭，借用薩達姆，各自避免了讓本方陷於巨大被動，以至陷入“被出局”的局面，保留了各自的現有霸權權力和繼續謀霸的機會和“機會空間”，雖然莫斯科保留的現時權益少得多……莫斯科對海灣已經無力介入，且鞭長莫及，於是需要向更大的棋局中放眼，用空間換時間，把博弈延伸到更大的歷史中去……
下邊再演繹以色列和猶太資本的博弈立場——
（1）由於蘇聯尚未解體，華盛頓（英美土著）還不能確知蘇聯將“收縮”到何種程度，同時這個“收縮程度”又取決於時局走勢，那麼猶太資本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挾持美英土著的“冷戰大局觀”。於是，猶太資本能夠與莫斯科合作，從海灣戰爭中套取利益。但猶太資本也讓莫斯科拿到了針對它和以色列的權利（籌碼），所以莫斯科比猶太資本更有理由策劃這場“海灣局”。
（2）“冷戰後”的中東，與美英爭逐的主角將是歐陸（德、法）。由於歐陸無法在波斯灣與美英博弈軍力，原則上它就希望波斯灣-中東格局能足夠複雜，而美英打弱伊拉克讓中東石油政治格局變得簡單，就等於壓縮了歐陸的捭闔空間。那麼歐陸就需要更多來自猶太資本的配合，猶太資本就獲得了一份更大的去歐陸佈局的“權利合同”（當然，如果沒有海灣戰爭事件，歐陸為了分裂美帝國，也需要向猶太資本做讓步，允許它登陸歐陸）。反過來，如果沒有這場“海灣局”，歐陸就能拿到針對猶太資本的更大籌碼（猶太資本在美帝國腹內所以不夠安全，需要歐陸的幫助），則猶太資本很難登陸歐陸或者“成功登陸”歐陸，而如果猶太資本不能“成功登陸”歐陸，它就將失去充分的縱橫空間，無從捭闔博弈，將被美英土著圍殲在北美——一個叫做曼哈頓的小島上。
（3）伊拉克這個威脅解除之後，美帝國很難再找到或者樹立另一個與（薩達姆的）伊拉克分量相當的，哪怕分量相近的替代者去威脅以色列（就此不妨考量：為什麼與以色列不相鄰的波斯人的伊朗卻需要喊出，“可以”喊出“把以色列從地球上抹去”這樣的語文句子）。那麼以色列解除了威脅它國土安全的那個最強的，也是最切近的威脅，即猶太資本基本破除了美英資本針對自己的“這種”籌碼（利用代理人施加威懾與攻伐），從而在中東地緣政治中也打開了博弈空間——空間和時間對於缺乏政權支撐、地緣支撐的猶太資本來說，就是“國土”，就是地緣縱深。
——華盛頓、莫斯科、猶太資本都在薩達姆看到的那一盤“局面”之上，再做一了局。
博弈局面中隨時產生新的佈局與變局——局中有局，借局佈局。無中生有，樹上開花。
文／空蕩的原野
2012-4-7
《瞞天過海連環策－ 911大棋局全景推演》
《瞞天過海連環策－ 911大棋局全景推演》
《瞞天過海連環策－ 911大棋局全景推演》
〇 要點提示
1．直接地，“911博弈”是發生在美元資本與歐元資本之間的一場生死決戰。通過爭奪貨幣霸權，“美元帝國”與“歐陸帝國”（借殼“歐盟”）這兩個政治實體又要爭逐全球政治霸權，而爭逐全球政治霸權又不過是為各自所代理的那一路資本盜取壟斷地位服務……就此，全球各路博弈者演繹了一輪錯綜複雜的“大棋局”攻伐，俄羅斯、猶太資本（+以色列）更全力運籌、實施各自的爭霸野心，而一些次要博弈者雖然審慎行事力圖自保，卻不免或被借為棋子，或遭到訛詐，或被淘汰出局……
2．在這一輪全球爭霸博弈中（當然也包含“反霸”內容），“911攻擊事件”是足以改變“全球大棋局”宏觀走向的一個最關鍵節點，是由一組博弈者主動發起的一個“破局性事件”，它們通過“911事變”扭轉大勢，一時“轉敗為勝”，所以本文把這一輪全球大博弈擬名為“911博弈”或者“911大棋局”。
3．有三路博弈者參與了“911事變”（“911攻擊事件”），它們是：白宮（美英土著資本及權勢集團）、海灣石油王權、猶太資本（+以色列）。此外，“埃及政權”也勉強可以算作第四路（邊緣）參與者。其中，猶太資本做為整個“911大棋局”的“最終策劃者”並未直接參與“911攻擊事件”……白宮不僅是“911大棋局”的“最高策劃者”和最高操控者，還做為主要行動者參與了針對美國本土的“911攻擊事件”……海灣王權向基地組織最高層發出指令，本.拉登接受指令並驅動基地組織，與白宮配合上演了9月11日的攻擊事件……埃及最高權力核心（或者只有穆巴拉克一人）是否知曉，或者知曉多少“911策劃”的相關內容，從而是否向基地組織二號領導人紮瓦赫裏發出指令，或者埃及最高權力核心在“9月11日事件”中的實際角色——本文尚未能就此做出可靠推演，但至少可以確定的是：這個“埃及最高核心”在“911大棋局”中另有重要角色……
4．站在基地組織背後的博弈者是“沙特王權”（代理海灣王權及其資本）和“埃及最高權力核心”（“意圖”代表埃及國家利益）。又，做為博弈者的“埃及”可謂是以色列（+猶太資本）找到的“鐵杆”戰略盟友，是以，在“大棋局”之縱橫捭闔中，基地組織有時也需要，也能夠間接執行猶太資本的戰略意圖。
5．在“911策劃”中，由沙特人本.拉登領導，並以沙特籍人為主要成員執行“911攻擊”，以及（或者）他們承認對事件負責，其目的是——海灣王權由此向美元帝國交付了一張“投名狀”，即，由於美元帝國由此可以把海灣王權指證為美國的敵人，白宮就可以迅速廢黜海灣王權，所以海灣王權不可以叛離美元立場（廢止“石油美元”或者出爐“石油歐元”），再所以美元帝國就不需要廢黜海灣王權——由此，雙方就“石油美元”達成更為緊密的“勾結合同”。（這算是一則“瞞天過海”，也做為“911大棋局”之一處“棋眼”）
6．阿富汗地處偏隅，國家體量中小，政治鬆散，在“大棋局”中長期處在被動位置和邊緣位置，政權博弈能力偏低——恰是這些互為因果的因素，才使得這個地緣政治地圖中的“地理國家”突然變成一處最重要的戰略節點——可供強權切入。美英強權通過阿富汗重置了中亞“能源管線政治”，和借阿富汗為跳板向周邊國家縱橫捭闔，從宏觀、微觀上改造了中亞-中東地緣政治，乃至一時重置了全球政治地緣……
7．關鍵地緣政治目標：埃及，土庫曼斯坦，印尼（當然還有阿富汗，伊朗，伊拉克）……
8．關鍵地緣政治工程（地緣政治手術）：“北約反導”，巴傑石油管線，“大地中海計畫”……
9．一號醬油男：英國。在近現代歷史中，英國政權高效代理了英國本土資本利益。而今天，英國（政權及其資本）遊走在美、歐之間，實際身份卻是美帝國使派的008小弟，行無間道，手中醬油瓶要在關鍵時刻助美帝，砸法、德……
10．法蘭西（2011-3）攻伐卡紮菲（格達費），海豹突擊隊（2011-5-1）刺殺本.拉登等事件都可以視為“911大棋局”的重要後續組成部分（或可視為新一輪大博弈）。
刺殺本.拉登事件還是美英土著、猶太資本、海灣王權（也有莫斯科、巴黎）之間擺開的一局“無間道”。
11．……
〇 從“冷戰收局”到“911大棋局”
緊隨蘇聯解體，“歐陸聯盟”立即形成（蘇聯正式解體不足1個半月之後，即1992年2月7日，“歐共體”12國外長和財政部長在馬斯特里赫特正式簽署），即，“蘇東解體+蘇聯解體”與西方資本陣營分裂同時進行，互為博弈因果，或者說，“歐盟”成立、且獨立於美帝國本就是“蘇聯解體局”的一部分。此時，美英土著資本不能正面攻掠歐陸，既不能對歐陸施加全面控制，也不能正面遏制歐陸的爭霸前景，因為那樣必將導致歐陸背離美英，去借重莫斯科的軍事、政治、地緣力量對美英施加反制。以及，猶太資本也不會允許美英土著攻掠歐陸，它會以引爆美帝國金融危機、經濟危機為手段掣肘美英，因為美英土著在解除歐陸這個最強對手之後將立即返身圍殲猶太資本（乘俄羅斯極衰之際，而中國不具備爭霸全球的地緣條件和實力條件），且猶太資本還必須保留歐陸做為它可以出逃的目的地。而且，全球各國政治力量、資本力量同樣需要掣肘、反制美英土著的單極霸權。那麼可以說——“美英土著不可以正面攻掠歐陸，從而歐陸獲得獨立博弈者資格”也正是“蘇聯解體局”即“冷戰收局”中已經包括，已經預置的一個邏輯內容，這個邏輯內容與邏輯關係也是“蘇聯可以選擇主動解體，敢於選擇自主解體”的博弈邏輯前提……反過來，從蘇聯解體到“911”此10年間，西方資本陣線內部的叛局之所以未能發生，也是因為其陣線內部尚未形成一股具備更多利益協同的背叛勢力——歐陸意圖獨立于美英，但是各國做為中小博弈者需要一個明確的共同利益或（及）前景做為盟約，才能形成一個強大的“叛局同盟”，具體地，歐陸需要通過拿到“金融武器”從而把歐陸各國轉變成為各國資本利益的聯合體，從而成為一個確鑿的“大國博弈者”而不會在美英的壓力下分崩離析——歐元正是這個“共同武器”。所以，新一輪的“全球大博弈”的主題來自“歐元出世，及怎樣出世”，它是“蘇聯解體博弈”（冷戰收局）之後又一輪具有轉折性意義的“大博弈”。即是說，當“蘇聯解體博弈”經過了大約10年的後續運演，針對暗中生衍變化的“大棋局”（和各方博弈者共同參與構建的“大局觀”），主要博弈者必須考慮出爐一輪新的“全球大博弈”了。
從人口規模、經濟體量與品質、科技資產到文化資產，歐陸都勝過美國，或者可以迅速勝過美國，哪怕是縮減版的“歐陸帝國”。所以，歐元霸權“可以”在“市場規則”之下取代美元霸權。而且此時，美元總面值已經超出美國的經濟規模和經濟實力，包含了那部分由霸權帶來的數額。那麼一旦歐元取得石油結算地位，哪怕是在“石油美元”之下成為第二結算貨幣，美元霸權也要被終結，“美元帝國”將不復存在，美國經濟將走向崩潰，而美帝國舊的帝國之本、即實體生產力也已經部分被放棄，沒有放棄的那部分生產力也將在美元失去霸權之後繼續衰落——200多年的英-美全球霸權也要當即終結。
是以，“歐元出世”是繼“蘇聯解體”之後又一次深刻影響到全球爭霸-反霸格局的重大事件，當然，它的由來（之所以能夠出世）也是一次“博弈事件”，是由全球爭霸-反霸歷史演繹而來的一個後果，和“大棋局”的一個新的主題性內容。它或者足以改變全球霸權-反霸格局，推翻美元帝國和美英傳統霸權，或者美元資本和美元帝國成功維護它們的既得霸權利益。此時，全球各路博弈者必須針對“歐元出世”重新做出捭闔縱橫，以能爭取一個于本方有利的“大棋局局面”（針對1975年“美元帝國”以“石油美元霸權”為武器向全球社會發起的“貨幣戰爭”，從後期到收局的“冷戰進程”也可以看做是全球力量對美英霸權做出的第一輪反抗與反制）。其中，美元帝國及舊霸權體系下的既得利益集團要針對“歐元出世局”做出破解（破局）……
本文將通過“博弈邏輯”推演並顯示——“911事件”就是在這一“大局觀”背景下由美英土著資本、猶太資本、海灣王權三路博弈者共同精心設計、實施的一步“大棋”，一個它們用以“突破由‘歐元出世局’而引起的全球大棋局新走勢”（破局）的重大“博弈事件”，它的真相就只能是“博弈真相”……當然，參與陰謀策劃的三路博弈者之間也必然存在的捭闔鬥爭也構成“911大棋局”的重要內容。
〇從“美帝國”到“美元帝國”（1）全球化與東亞金融風暴
從蘇聯解體到歐元出世這10年間，美英土著既然不可以正面攻掠歐陸，那麼它是否可以“退求其次”去華爾街圍殲猶太金融資本呢？答案也是“不能”——此一時期的美帝國，它的權力功能還不能擺脫冷戰機制（冷戰也並沒有真的過去），美英土著資本在對外立場上能夠長期達成一致（通過美國式“民主”政治），但在美帝國境內，美英土著這一路資本尚未形成為一個獨立的博弈者能夠去同有著千年歷史和有著緊密利益關係的猶太財團或曰“資本民族”（在馬克思的概念下）進行全面的博弈鬥爭。而且，一旦美英土著敢於圍殲猶太資本，則不僅猶太資本要“跳牆”，要致亂美國金融、美國經濟，讓美英不可能在那10年之間走到它全球霸權的極盛頂點。更加，歐陸也必須提前謀動，包括不會配合美英去竭力打壓俄羅斯而是必須聯合俄羅斯，則美英不僅算不上贏得“冷戰”，還要因為內部爆發叛局而直接失去霸權位置……
這也是說，在“冷戰收局”這一盤棋局中，與莫斯科對弈的白宮實際上已經是一個被猶太資本靈魂附體的白宮，或曰“冷戰收局”是在莫斯科、白宮、猶太資本、歐陸（主要是法國）之間做出的一次“大變盤”，並且在這幾路博弈者之間還不能論出勝負，而猶太資本正是這一盤“冷戰收局”中的縱橫家，是以不至於讓自己在冷戰後置於美英土著資本的刀俎之下。不止於此，對於“沒有祖國”且至少“懷璧其罪”的猶太資本，它的“大棋局”必須籌謀更深，更早，包括1975年“石油美元”之所以出籠，怎樣出籠……當然，猶太資本必須順應大勢，包括順和美英資本的利益及其大局觀，更利用美英土著資本、“美帝國”、“正常的美國”之間的矛盾，才能做到借勢佈局，乃至借局佈局……
那麼既然此時不能鯨吞猶太資本，美英土著就勾結猶太資本，通過“全球化運動”在全球布下經濟-金融大棋局，對全球實施金融掠奪和經濟剝削（90年代初“全球化”概念出爐並被熱炒。1995年1月1日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並開始運行），包括通過金融手段直接掠奪、收割東亞、俄羅斯的財富、實力與潛力，也削弱這些博弈者的博弈實力。同時，美英土著借“全球化”繼續擴張外勢，壯大美元資本的實力與勢力，增強霸權美元對全球的金融控制力。又同時，白宮在東歐、中亞，在車臣問題、“歐洲反導”等問題上聯合歐陸進一步打壓、拆解俄羅斯，讓那個針對它（美英土著資本）的叛局失去來自俄羅斯的強力支撐，再圖返身迫降歐陸，圍剿猶太資本。又同時，美英土著資本也利用“全球化”這一時間進程（美帝國和美元帝國的擴張進程）從冷戰身份中走出來，恢復其“傳統資本立場”，即用“美英資本立場”替換冷戰時期的“美帝國資本立場”，以能獲得一個足以制約乃至鯨吞猶太金融資本“集團”的“獨立博弈者身份”。由於猶太資本勢力已經滲透到美帝國各重要領域，美英土著資本還需要借重倫敦去完成它的佈署……對此，猶太資本必須找到反制手段——
〇從“美帝國”到“美元帝國”（2）猶太資本的“土著”盟友
在冷戰時期，猶太金融資本的“集團”屬性也有所淡化、或曰被淡化運行，但是“金融民族”卻始終做為一種不會失去的集團性立場，因為——這個立場首先就是由金融資本的內在屬性所要求的，即由金融資本的壟斷性所要求的，而不是首先出自“民族屬性”的要求。所以在“美帝國”時期和“美帝國”向“美元帝國”轉向時期，資本金融化和金融資本走向壟斷化的進程始終未斷。而且，猶太資本借其歷史繼承性一直在持續壯大，而這又是因為維繫“金融壟斷性”需要借用某種自然屬性下的“集團性”，那麼血緣關係、歷史承繼、宗教社區、文化認同、國族認同——這些未曾被，也不可能被歷史遺棄的差異性內容還是會楔入“金融資本集團”的建構進程中去，何況在美國-美帝國的歷史中，猶太金融資本一直就以民族性為根基才得以在北美立足、生根、壯大，以至謀得金融霸權……
蘇聯解體10年後，美帝國已經基本完成向“美元帝國”的蛻變。但是猶太資本必須在美國國內尋找到另一個強力盟友，或者它與某個“資本盟友”的結盟雖然不足以控制美帝國，卻能夠在美國權力政治結構中獲得一種結構性優勢，以能壓制住其他資本集團及其聯盟，和壓制住美英“土著金融資本”這個“大聯盟”，只有這樣，猶太資本才能避免被圍殲並爭取到出逃機會，或者借爭取到的“出逃權”再行做局、佈局……猶太資本選擇的這一支“土著資本盟友”就是“美英石油資本”——把它從美英土著資本群落中拉攏、分割出來與自己結成利益同盟。不過，在“鯨吞猶太資本”這一博弈方向上，只要條件成熟，美英石油資本仍然可以“還原”到美英土著資本的共同立場，而這就要求猶太資本的戰略佈局必須步調緊湊，並且要讓石油資本能夠從猶太資本的佈局中獲得暴利——猶太資本有辦法做到這兩點，辦法就是——
（1）強化美帝國以“石油美元政治”為根基的“大棋局”走向，讓白宮必須借重於石油資本的配合，也從而必須借重猶太金融資本的配合。“911佈局”就是一個關鍵性的強化步驟與手段。
（2）借白宮佈局中東、中亞之機，讓美英石油資本搶佔那裏的油田股份從而站穩“石油大棋局”立場。自然，白宮也需要這支它可以信任，可以控制的的嫡系資本來配合、幫助它展開中東-中亞佈局乃至全球佈局。
（3）在華爾街，猶太金融資本與美英石油資本相互勾結，一同套取暴利……這些可行的勾結關係，以及這一勾結能夠引導、推動白宮更堅決地走向符合“猶太資本佈局”的方向（美英土著的戰略佈局），以及這兩路勾結起來的資本能夠為，願意為白宮的戰略佈署提供現實可行的支援與配合，包括金融戰線、石油地緣政治（主要針對莫斯科）上的支持而不是背叛或背離——這些正是猶太資本之所以把美英石油資本選做戰略盟友的因由。
（那麼美帝國軍工資本是猶太資本的“國內土著資本盟友”麼？猶太資本所需要的“石油美元帝國”的確需要軍事霸權做支撐，但是此前的“美帝國”時期，美國土著資本也需要，更需要軍事霸權的支撐。而且，美國軍事工業整合著美國的大工業資源、大學資源和高科技資源，而這些資源正是“可以”構造一個“健康美國”的主要成分。所以說，美國軍工資本更靠近猶太資本的“敵手”——美英土著資本的立場。當然，在“大棋局”裏沒有“永遠的敵人”……）
猶太資本針對美英土著的策略也必須切合美帝國現階段的歷史走向（歷史慣性），這個走向至少要是——美英土著資本在全球“大棋局”中的立場將要求美帝國堅持這一走向。這就是說，並非“猶太資本+美元石油資本”的權重真的壓過其他美英土著資本，也壓過“美國”社會可以整合起來的社會力量、“民主力量”，從而兩路資本能夠挾持美帝國走向“美元帝國”……猶太資本拉攏一支“土著資本盟友”只為避免被土著資本鯨吞，而美英土著資本預圖鯨吞猶太資本也不是為了回到一個傳統的“美帝國”或者“美國”（所謂非帝國的“美國”根本不曾見存於歷史），而是要把這個金融帝國和通過它而向全球社會榨取的金融暴利收歸己有，而且面向全球“大棋局”，美英土著也要爭取剪除猶太資本這支“第五縱隊”……美英土著資本（及其權勢）、猶太資本都知道——從“美帝國”到“美元帝國”的轉變具有歷史必然性，而猶太資本只能參與、投機到這一歷史過程中去，卻不足以挾持它。相反，“美帝國－＞美元帝國”這個必然性轉變卻是英美資本長期從全球榨取霸權利益的歷史結果，也是“資本的全球大棋局”之博弈結果（要透徹泛解析這個問題，還需要結合所謂“美國的本質”等視角，並且需要重新解讀“二戰”，才可能一併論演，所以另立章節）。
主要是美英土著資本中的大資本才有權力-能力-影響力去收割猶太資本（必須通過國家機器），所以，猶太資本“可以”通過“邀請這個敵手一起分贓”的方式至少延緩那個自己被圍剿的命運進程，進而有可以贏得機會去改變-扭轉美英土著針對它的戰略設計內容，乃至在“大棋局”中戰勝美英土著資本。當然，非不得已，猶太資本不會向美英土著大資本讓渡財富，那麼分贓的方式就是——讓美帝國經濟進一步走向“金融化”，讓美英土著大資本也貪婪于“金融掠奪”帶來的暴利，包括向美國國內做金融掠奪和向全球做金融掠奪，以及，讓美英石油資本能夠與自己共同套利和去中東圈佔油田……這應該也是這一輪美國金融危機-債務危機的資本動機與資本動力——如果說金融壟斷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那麼這種捆綁關係，及“大棋局博弈關係”就具體演繹了“最高階段”的現實形態，和壟斷的現實形態，而這種“捆綁（勾結）”還追加了這個帝國圖謀“統治全球”的“邪惡動機”。
有了石油資本這一路“土著盟友”，猶太資本可以影響白宮的戰略定向，主要是讓“白宮的大棋局”的步調有利於“猶太資本的大棋局”步調，而且在操作層面，兩路資本也有必要進入白宮（白宮是美國大資本的代理人，只在“操作層面”擁有權力）——這兩路資本共同扶植小布希、切尼集團上臺，因為兩人及其政治家族（後臺）並不算是美國政治家族勢力中的主流與強者，“猶太資本+石油資本”容易賄買和拉攏他們，並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他們，也包括威脅——指證他們接受了石油資本的賄賂。當然，小布希和切尼出賣的只是美英土著資本集團的戰略“步調”，並沒有出賣那個戰略“本身”。而且，猶太資本要借局佈局（借白宮的佈局去展開自己的佈局），就還必須為美英土著資本的“大棋局”提供一個後者一定會接受的宏觀大策，且這個“宏略大策”——必須符合白宮的戰略遠景，必須切實可行，必須是超過（美英土著自己的）其他策劃的一個“上策”，才可能成功“賄買”白宮（的某些辦公室）。當然在設計中，猶太資本會讓這個贈送給白宮的“上策”必須在猶太資本的配合下才可能實施並完成，以免被美英土著修改策劃內容，以至於被“將計就計”，被布下“局中局”……那麼，以“911事件”為“棋眼”，一個“911大策劃”早已出爐，開始演繹了。鑒於棋局之大，佈局之重，完全有理由把它看做是同“冷戰收局”（蘇聯解體局）同等量級的新一盤“大棋局”，是繼“冷戰收局“之後的新一輪全球大博弈。
（因時間和精力有限，也缺少資源去仔細窺察美國內政及美元資本的內部鬥爭，本小節中的分析性內容或存偏頗。）
〇 從“美帝國”到“美元帝國”（3）“911事變”的原始底圖
既然美英土著資本不可以正面攻掠歐陸，也不可以立即返身收割猶太資本，那麼美英與歐陸這兩路資本之間能夠達成媾和麼？——“美、歐分立”做為“冷戰收局”的博弈結果，與“可以媾和”相對應的博弈內容就是——冷戰尚未真正結束。當然，就“西方陣線”依然存續來講，美英帝國與歐陸一直在媾和中，不過它們這個勾當也受制於“大棋局”……具體地——
（1）德國、法國一直自我保存為兩個“完全經濟體”，歐陸更是一個超大的“完全經濟體”，鑒於巨大體量，也鑒於科技對產業的依賴而失去科技優勢也就失去一切競爭優勢，歐陸也只能繼續走“完全經濟”路線。那麼其實體生產力不可以被美元霸權統治或者被美元資本吸血。
（2）歐陸的體量、實力與潛力高於美國，並且這種差距將繼續拉大，尤其美國實體生產潛力已經衰落。這種前景下，歐陸沒有理由放棄爭霸野心。
（3）鑒於第（2）條，美英資本無法以美國本土實體經濟為本去同歐陸做“自由競爭”，那麼美英土著資本一定會把自己定位為盤剝者，這又要借重于金融霸權-貨幣霸權而這個霸權它已經在手。
（4）如果美英與歐陸媾和，猶太資本將立即被美英土著鯨吞，所以猶太資本必須予以反制，且不計代價。
（5）美、歐媾和的後果將是——它們要在全球重演“殖民地時代”，雖然形式會有所不同。而這是全球正義力量都不能接受的，包括俄羅斯、中國、阿拉伯等等，而某些國家還要被霸權者借為“棋子國”（典型地就像曾經的日本）……當然，所謂（1）（2）（3）（4）都是從“大局觀”中抽象出來的片面，任何單一理由在“大棋局”中都不免侷促，所以在“大棋局實際”中都並不能單獨成立……
美英土著資本不可以正面攻掠歐陸，也不可以立即返身收割猶太資本，美英與歐陸這兩路資本除非通過捭闔贏得這盤“大棋局”否則也不能達成媾和，那麼“美元帝國”可以回到“美帝國”麼？簡單看來——除非徹底改造美國社會，讓美國從美英霸權體系下獲得真正的獨立（脫離由霸權體制支援的“暴利模式”，包括停止通過“全球化資本主義”向全球人類社區“吸血”），美帝國或者“美元帝國”的國內實體經濟就不可能恢復競爭力。然而，出於壟斷資本的本性，美英土著資本是不予考慮“退出全球霸權”的。更何況，歐陸資本以實力為基礎正在要求取代美英資本的全球霸權地位，則即便出於金融資本之間的壟斷鬥爭，美英資本也不會主動放棄霸權包括美元霸權——除非它能夠會同歐陸資本從“大棋局”捭闔出一個隻只它們有利的媾和結果才勉強算是“放棄霸權”，這樣，問題就又回到這盤“大棋局”……而在“大棋局”中，歐陸與美英帝國分別已經擺出“歐元出世局”（做為“冷戰收局”的繼承和後果）、“全球化局”，大盤面上——歐陸資本有望借助包括莫斯科在內的國際力量而從“歐元出世局”一舉贏盤，而美英土著資本坐擁美元霸權、軍事霸權和讓它相當自負的“軟實力”（主要就是從英帝國500百年爭霸史和英美200餘年霸權史中“積澱”而來的戰略能力），且猶太資本在美元與元的大決戰中（至少在決定戰局走向的第一輪戰役中）必須站在美元立場……
而且美元及“美元帝國”已經在全球做出佈署，布下戰場和陣勢，布下“局中局”，僅就此，美元帝國也不準備回到一個“正常的美國”，那麼鑒於
（1）美帝國已經走向“美元帝國”而這個轉向必將影響美國本土實體經濟，以及美英為維持其全球霸權而需要遏制歐陸、東亞經濟的發展從而也必將損害美國本土經濟。
（2）美元為維持其貨幣霸權而“需要”遏制歐元，從而“美元帝國”需要對歐陸經濟做有限打壓，這也將影響到美國經濟。
（3）“美元帝國”為壓制、打擊、控制歐陸、東亞博弈者而“需要”推高油價，因為推高油價既能讓“美元帝國”拿住針對歐陸、東亞博弈者的籌碼，也能直接打壓歐陸、東亞的經濟。而且，美英石油資本和猶太金融資本還要從高油價獲利和通過對油價的控制去金融“市場”套利。並且，白宮為拉住海灣王權也需要向石油王權讓利。再加之，美英、歐陸、俄羅斯必將爭逐中東從而不可避免影響到油價——但是反過來，高油價也勢將打擊全球經濟、也包括美國經濟。
（4）不論美英土著資本還是猶太資本都要強化自身的“財勢”以能在美帝國國內的權勢爭奪中取得優勢，去“挾動”白宮，猶太資本還需要綏靖其他美英資本以能讓它們在“美元帝國”之路上有利可圖，而這必將加速、加劇美國社會的貧富分化……這些（由霸權主義自身引起的）因素必將衝擊美國經濟，影響美國“公民”和“納稅人”的生活水準，那麼美元資本一定已經深入考慮了“怎樣可以避免被革命”這種問題，也考慮了當它們對“大棋局”做出系列佈署時不可以受到國內（社會）博弈的限制、牽制。就此，美元資本一定責令白宮做出預防，拿出預案——
“911”事件不久（2002年6月6日），美國總統小布希宣佈將成立“國土安全部”，曰“防止美國本土再次遭受恐怖襲擊”。又，華盛頓“針對恐怖主義”出臺了“相關法律”……但實際上，白宮的真實意圖卻在於控制美國民眾和美國社會，以阻止非常可能爆發的社會反抗乃至國內革命。那麼可以說——“美元帝國”的財團早在“911事件”之前的那段時期（向美元帝國過渡時期，就早已把打壓美國國內民眾（的反抗甚至革命）做為它們的一個重要博弈目標了。即是說，設計一場針對美國國家和國民的重大恐怖攻擊也是為了加大美帝國的國內管制，為鎮壓美國民眾而準備社會政治環境與機制——“911攻擊”就是它們所需要的“最適合”的方式，即911就必須是一次讓美國國民恐懼的，讓美國公民生命遭受很大損失的悲情事件。
當然，後文中將要推證：在“911陰謀”中還合成了美元帝國的另外三個重大戰略性目標，而這個“壟斷資本要保證它們對美國民眾、美國社會的統治”只是其目標之一……之所以說這個目標（“恐怖主義內政”）才是“911事變”的原始底圖，主要是因為——在原理上，其餘幾個戰略性目標都可以經由其他策劃去佈署和實施，卻唯有“恐怖主義內政”讓美元壟斷資本最難另尋途徑去實施……今天，美元資本針對美帝國國內的統治仍然需要“恐怖主義內政”（也包括控制、轉移種族矛盾等多種國內矛盾），那麼可以判斷：由美元資本發明、發動的這場針對“美國”的“恐怖主義戰爭”就不會停止。但是，美元資本又不能讓恐怖攻擊在“貨幣戰爭”大環境下衝擊“美帝國信用”從而衝擊美元霸權，所以，美元資本（或美元帝國或美英土著權勢）會選擇——
或者讓本.拉登這個“象喻符號”足夠誇張，且讓這個“符號”繼續存活；或者在烈度上限制針對美國本土的恐怖襲擊，但是讓有關“恐怖襲擊”的“事件或者傳媒事件”不斷；
或者讓歐洲或其他地方成為恐怖襲擊的靶標也同樣能夠起到震懾美國“公民社會”之效果還威脅歐陸或其他博弈者；
或者，當華爾街在白宮的策應下準備好一個金融圈套能夠讓美元（或美元霸權）先跌再起（像“911攻擊”這樣），白宮再會發動下一次針對美國本土的較大規模的恐怖攻擊（再複製一次“911博弈事件”）……
〇 大局觀第一季——白宮的難題
1999年1月1日歐元在歐盟11國正式啟動。規定2002年1月1日歐元正式流通。2002年3月1日起成員國原貨幣停止流通……
隨歐元出世，如果美元帝國及其利益“盟友”沒有做出主動應對或有效應對，則“大棋局”走向如何？“它們不做出應對”當然是不可能的，卻又全球所有博弈者（也包括華盛頓、歐陸、莫斯科）針對“歐元出世局”都必須首先參量的一則“大局觀”，在時間順序上是“大局觀第一次”。在“大局觀第一季”視野下，足以衝垮美元霸權及“美元帝國”的路徑有四條——
1．伊拉克、伊朗、俄羅斯、中亞（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阿塞拜疆），乃至還有委內瑞拉這些能源出口“大戶”中的多數選擇以歐元結算其能源出口，即出爐“石油歐元”——雖然美元帝國有望保住海灣石油王權這最大一路石油輸出勢力，已經大而無當（總面額已經遠超它的實際“價值”）的霸權美元也將倒塌，美元帝國的最好的結果是它將緩慢崩潰（但是“大棋局”不會如此簡單，美元帝國只能迅速崩潰……）。
（2000年11月，伊拉克央行宣佈以歐元替換美元作為外貿結算貨幣，並把100億美元外匯改換為歐元。
2000年12月24日，伊拉克宣佈，伊政府決定自2002年初開始正式以歐元替換美元作為外貿結算貨幣。）
2．東亞，主要是中國、日本停止美元外儲，改為儲備歐元。以至於東亞拋售美元，或者積極同石油出口國啟動“石油歐元”……
3．在“大棋局”變化之後（美元帝國不能完全封鎖住第1、第2條路徑），海灣石油王權向歐元立場轉移，出籠“石油歐元”或者也同時保留“石油美元”——即便海灣王權同時保留了“石油美元”（出籠“有限石油歐元”）以能夠在美英、歐陸之間縱橫求存，美元霸權及“美元帝國”也必然走向終結。
4．借美元-歐元之間的決鬥，並且推助這場決鬥，莫斯科有機會攜領中亞，聯合伊拉克、伊朗，乃至還有委內瑞拉，去啟動一個“俄佩克”，對抗以至於取代“歐佩克”，或者拉攏歐元甚或拉攏歐佩克，去重建全球貨幣秩序——則美元帝國勢必終結，而莫斯科有望獲益極大乃至向第一霸權邁進……
這四條“大致”路徑是所有“大棋局”博弈者都必須要看到的（除非某些次要博弈者欠缺基本的戰略能力，或者它在政權機制上壓制了自己的“國家戰略頭腦”，或者某些小國地處偏隅在‘大棋局’中根本算不上一路棋手）。當然，“大棋局實際”一定會向複雜化演繹，但不論多麼複雜，對於預圖維續美元霸權和美元帝國的資本及其野心來講，它們都必須成功封鎖，且同時封鎖這四條足以摧垮美元霸權的路徑，因為任何一條路徑都足以“單獨”摧垮美元霸權，或者至少把“大棋局”迅速引向對美元帝國極為不利的方向從而間接摧垮美元霸權（或者就是一個路徑引發其他路徑）。並且，因為霸權者的野心，也因為在“大棋局”中美英帝國和美元帝國已經站在霸權頂點所以“不進則退”，它們還會力圖在防禦的同時謀求進取……不過在四條路徑中，尤其第1、第2條路徑，讓白宮破解起來何其困難，而四條路徑又複合在一起，主要博弈對手又已經捭闔縱橫，還將繼續縱橫捭闔（視‘大棋局’變化，視白宮的應手），看起來這簡直就是美元霸權和美元帝國的“死局”。
當然，“美元帝國”手中還是握有自己的優勢，其優勢有四：
1.軍事優勢。
2.尚能一時操縱的霸權美元和金融控制力。
3.一時尚未被廢黜的全球霸權地位。
4. 所謂包括戰略能力在內的“軟實力”……
但是，在“歐元出世局”開始演繹之後，至少多數主要博弈者能夠看到這個大不利於美元和美元帝國的“大棋局”，也就看淡了美元帝國、美英帝國的霸權前景，所以美元帝國的優勢就只剩下一樣才算得上可靠，即軍事優勢。
〇大博弈第一季——“北約東擴”，及莫斯科的戰略
足以衝垮“美元霸權”和“美元帝國”的四條路徑中，第1條無疑最為核心，最為吃重——顯然，白宮絕難改變莫斯科的立場，也絕難改變歐陸的立場，因為歐陸明確看到自己的霸權前景即在眼前……然而，所謂“大棋局”是“列國”的“大棋局”，歐陸與俄羅斯的戰略目標、戰略利益不可能——在一條路徑上高度會合而其矛盾又不可能被其他博弈者利用而放大。這就為白宮“破局”提供了條件——
在莫斯科的戰略中有一個基礎性的邏輯——
莫斯科擁有可供其成為全球第一霸權的武力優勢、能源優勢、地緣優勢（國土縱深可以同時控攝歐陸、東亞、中東），它的終極戰略目標當然是成為全球第一霸權。初看之下，莫斯科似乎有理由全力攻伐現存第一霸權即美英，直接就是擊垮霸權美元。然而，莫斯科不能允許美英霸權垮臺之後，歐陸卻拿走霸權果實成為不易撼動的第一霸權——如果想要莫斯科全力或者哪怕大力支持歐元，例如攜中亞各能源出口國並聯合和鼓動兩伊去出籠“石油歐元”，就必須有一個前提，即，莫斯科必須保留足夠的機會可以在接下來的“大棋局”中讓自己能夠控制“歐陸帝國”，或者至少不能讓“歐陸帝國”反過來（聯合衰落的美帝國）控制住俄羅斯。畢竟，莫斯科這只大熊寧要一隻對岸的老虎（大西洋對岸的美利堅），也不要一隻身邊的老虎（歐陸帝國），何況身邊的這一隻老虎還更具潛在實力。
那麼，白宮只要打壓俄羅斯，並且打壓到“莫斯科無望控制歐陸帝國”的程度，莫斯科就將不會允許歐陸霸權取代美英霸權，而是要等待更好的時機……
雖然歐陸在人口規模、經濟體量和品質上都遠超俄羅斯，但是在可供爭霸全球的地緣條件和幅員廣度上卻遠不及俄羅斯，而決定兩路博弈者勢力對比的關鍵就在東歐，即，東歐誰屬（整合或者控制）將是歐陸、俄羅斯勢力此消彼長的決定性因素——雖然蘇聯已經解體，但是莫斯科卻可以隨時糾集起原蘇聯諸邦中的多數，甚至威壓（原蘇東陣營中的）東歐幾國把它們變成“真空地區”（尤其冷戰後它們並未由倒向西方立場而獲得什麼利益），恢復莫斯科的地緣政治空間（“蘇聯解體”也做為莫斯科的一次戰略大撤退），則歐陸帝國的版圖將立即變得促狹，將全部暴露在俄羅斯中遠端導彈的準星之內，和快速反應部隊的突襲航程之內，則莫斯科可以隨時威懾著歐陸帝國……那麼當歐陸奪得貨幣霸權，卻將隨即面臨一個巨大困境——莫斯科將要搶走“霸權果實”而歐陸自己將成為俄羅斯的附庸。這時，歐陸就必須依靠大西洋對岸的美帝國做為戰略上的後方依託和“地緣縱深”，則美帝國有權繼續充當歐陸的“大哥”，從而美元地位有權繼續高於歐元地位，即“歐元霸權”和“歐陸帝國”尚不能實際成立，也即歐元稱霸之路只是一個虛幻……是以，歐陸必須支持“北約東擴”。
反過來，如果歐陸控制-整合東歐，不僅歐陸帝國的幅員得以向東做大尺度擴張，與俄羅斯之間的地緣態勢此消彼長，而且白俄羅斯、烏克蘭這兩個俄羅斯的主要盟友國和俄羅斯的主體部分（即歐洲部分）就暴露在歐陸帝國的勢力之下了，歐陸可以從政治上、經濟上、心理上滲透、顛覆、拉攏白俄羅斯、烏克蘭甚至包括俄羅斯的加盟共和國，和從軍事上以“北約反導”和空軍實力壓迫它們從而促進政治、軍事目標（俄羅斯雖然幅員巨集巨，它的人口、經濟卻高度集中在歐洲部分，這是它在戰略地緣上的主要弱點）……如此，歐陸可以甩開美英建立一個獨立的帝國了，也就可以全力向美元發起決鬥了。
是以，從進取的立場上，歐陸也必須支持“北約東擴”。
具體到“大棋局”——
如果歐陸帝國能夠把版圖著實地延伸到東歐，則在歐元霸權取代美元霸權成為大趨勢之時，美英就至少有需要去同歐陸媾和-勾結，反過來充當歐陸帝國的“小弟”，去共同壓制俄羅斯。同時，美英土著可以在歐陸的支援下順利鯨吞猶太資本（歐元不再需要猶太資本這支第五縱隊）——在美英霸權資本的立場上，這也算是它退離霸權歷史的一條“可取”之路，結果將是歐陸-美英繼續共同統治全球（當然，前提是‘大棋局’及美國國內經濟等因素已經讓白宮找不到維續霸權的路徑，而且美元土著還希望在‘大棋局’形成這一大勢之前盡可能利用猶太資本收割全球財富）。如此，歐元、歐陸將在它的霸權之路上順利前行……
反之，如果歐陸帝國不能控制東歐，它就需要美帝國的強力支撐才能制止莫斯科來盜取霸權果實，即美英-歐陸之間不易達成勾結。
那麼在歐元盛，美元衰的大趨勢下，莫斯科可以找到一個機會（或者推波助瀾製造機會），突然強力出手支持歐元，推翻美元霸權，而令歐陸被“大棋局”裹挾不得不接受莫斯科拋給自己的“雞肋”（否則歐元崩盤，或歐元區解體），或者只能去爭取把“大棋局”導入新的一輪以制止莫斯走上霸權之巔。
又或同時，莫斯科還可以借敘利亞為軍事-政治基地，支援敘利亞聯合阿拉伯諸邦去攻伐以色列，遂讓美英土著資本有機會鯨吞猶太資本，從而讓美英“可以”把貨幣霸權讓渡給歐陸……看起來，這是莫斯科幫助歐陸帝國稱霸，但是隨後，莫斯科可以聯合阿拉伯諸邦再來攻伐歐陸帝國，奪走霸權，就此，可以發現這樣的路線圖——
在歐陸搶得中東石油出口結算權（“石油歐元”出籠）之後，歐陸並沒有充分的武力控制中東各路博弈者，即便歐陸會同那個（被摧垮美元霸權而）武力衰落的美帝國，也太難全面控制中東，因為中東諸侯將得到俄羅斯的全力支援、或者也有中國乃至日本等主要博弈者的強力支持（東亞的支持強度取決於複雜的“大棋局”因素。確定的是：東亞“需要”提供強力支援）。那麼，中東諸侯在莫斯科及國際力量的支持下有機會出籠自己的“石油貨幣”（例如海元），或者它們支持一個“貨幣籃子”取代“石油歐元”這種霸權貨幣，而它們會得到莫斯科，尤其東亞的支持。那麼，“石油歐元”這只煮熟的鴨子也會從歐陸帝國的餐桌上飛走（甚或，莫斯科並非沒有機會進一步做局，去打造一個“俄佩克”乃至於“石油盧布”）……就此，莫斯科或者“中東石油博弈者”還有強力手段對付歐陸——阻斷蘇伊士運河，讓歐洲經濟承受不起高成本能源（繞道好望角）。而“阻斷蘇伊士運河”在方法上可以非常簡單，例如有夠多或者夠大的船舶“意外”擱淺或者傾覆在蘇伊士航道，隨後，其他船舶還可能發生碰撞……而且，在抑制歐陸霸權帝國這個問題上，埃及的立場根本不需要誰來動員（關於埃及的分析留給後文）……
——尤其，如果歐陸帝國不能整合東歐，美英就更有權（以向歐陸提供戰略支撐做為籌碼）向歐陸討價還價，爭取奪回貨幣霸權。或者即便歐陸能夠捭闔出一種局面令美英甘做歐陸的‘小弟’，但是如果美帝國在歐元的攻伐下衰落之路過於急驟，一個版圖促狹且暴露在俄羅斯軍事力量之下的歐陸帝國也不能放開手腳向莫斯科博弈……也所以，歐陸能夠整合東歐還意味著歐陸因此可以向美元霸權發起強勢攻伐，同時不怕美帝國以急驟的方式衰落，並且在攻伐決戰開始前，歐陸手中這個“強勢攻伐權”可以讓歐陸在它同美英的捭闔鬥爭中佔據主動位置，從而容易引導出一個有利於歐陸自己的“決勝局”。
……“911事件”前，美英、歐陸已經聯合推進、實施了“北約東擴計畫”。那麼當美元-歐元之大決戰正式開始，如果莫斯科盡力支持歐元，則要麼歐陸一舉成為第一霸權，要麼兩路資本謀和而歐、美在北約框架下聯手攻伐俄羅斯——所以，“北約東擴”莫斯科失去了全力支持歐元的必要理由，即，“北約東擴”成為了美元帝國用來制約歐元爭霸的工具。但是，美元帝國（及美英霸權帝國）只是解除了來自莫斯科的一個直接性的威脅，即莫斯科仍然可以縱橫捭闔，以迂回策略介入“大棋局”，而莫斯科的主要鬥爭目標仍然是美英霸權——俄羅斯的“黃雀策略（漁翁策略）”受阻，它就只能更徹底地走“扶植歐元路線”，和與猶太資本進一步增進協同，把“大棋局”引向複雜化，而“複雜化”也是幾路主要博弈者可以接受的。
是以，在“破局美元霸權”的四條路徑中，白宮力推“北約東擴”、“北約反導”只針對第1條路徑有效，且只能算“半效”。
“北約東擴”屬於傳統政治運作，而“歐洲反導”就可以曰做“地緣政治工程”或“地緣政治手術”了（通過實物工程改造政治，改造“大棋局”）。這樣說也是因為“反導系統”本身沒有多少軍事價值——不難從導彈技術上突破它，而且威懾畢竟只是威懾，即便擁有“全效”反導系統的北約也並不能真的對俄羅斯發動核戰。對於美英、歐陸雙方，“歐洲反導”（及“北約東擴”）的主要戰略價值就在於“地緣政治手術”——（1）它成為美、歐維續傳統聯盟尤其軍事聯盟的平臺。（2）“歐洲反導”向東推進就意味著爭取到了東歐各國的立場，即把“北約東擴”從軍事上坐實，從而進一步從政治-經濟-心理上坐實，讓“大歐洲”（歐陸帝國）在地緣上做大和做實——這符合歐洲所願，也就意味著歐-俄之間可能的聯合、聯動被自動阻斷——這是美元帝國願意看到的。
而對於準備佈署“反導系統”的幾個東歐國家來講，它們的“反導設施”反而要成為莫斯科的第一波打擊的標靶，甚至當莫斯科判斷西方的“反導系統”的確有效而俄羅斯的導彈無力突破它們，則莫斯科未必不會以單方面軍事行動或者間諜行動摧毀它們，而北約則束手無策，畢竟莫斯科並未發起一場“核戰”，規模也不算一場“大戰”。那麼東歐幾國迎接“歐洲反導”的目的就在於它們希望借此進一步融入“大歐洲”，而幾國政客階層與國內資本之的目則主要在於握有更多實際權力和做穩資本利益——寧做西方資本的附庸，不做莫斯科的傀儡。
即使沒有這場主要肇起於“貨幣戰爭”的“911大棋局”，“北約東擴”也“勢在必行”，所以還不能說“北約東擴”單純就是白宮針對“歐元出世局”的破局動作。然而在2000年小布希上臺後，美國退出了與俄羅斯簽署的《反彈道導彈條約》，此時正是“911事變”前夕，可見白宮要通過“歐洲反導”強化“北約東擴”的戰略效用。這便是白宮針對“歐元出世”在做出“破局”了。而在“911事變”後，白宮著重推行“歐洲反導”也繼承了這一戰略框架，等於深入開掘“北約東擴”的戰略內容，和能夠用一個新花式把“北約東擴牌”繼續打下去。然而，美元帝國並不真正要把“歐洲反導”坐實（除非“歐陸帝國”失去前景），因為一旦“歐洲反導”確鑿成立，歐陸將不再擔憂莫斯科，則歐元就要向美元發起總攻了，雖然那時莫斯科不意支持歐元，但歐元可以聯合東亞、海灣王權、猶太資本共同破局美元霸權（雖然三路博弈者都會向歐陸要求條件），或者同時送給莫斯科一個“雞肋”……
那麼我們在新聞中看到美帝國的反導技術總是不過關，那可能就不一定純屬偶然（當然，美帝國在“反導”的某些方面落後於中國也可能就是“技術事實”）……2009年9月，奧巴馬政府宣佈放棄布希政府時期的“歐洲反導計畫”，取消了波蘭、捷克的反導基地，聲稱將出爐新的“歐洲反導計畫”，而在地理上，波蘭和捷克處在俄羅斯與德國、西歐之間。
2010年7月，奧巴馬政府明確了這個新版“歐洲反導計畫”，它宣佈將首先佈署海基防禦系統（地中海和北海），這在客觀上把德國暴露給了俄羅斯；然後在第二個計畫步驟中，它準備把防禦基地佈署在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客觀上還是把德國暴露給俄羅斯；它的第三個“計畫中”的步驟才準備選擇波蘭做為重點投入的防禦方位（“保護”德國）……時間上，2009-2010正是美國金融危機-債務危機剛剛爆發，繼“911大博弈”之後，美元與歐元正要展開新一輪決鬥，此時白宮收束“歐洲反導”正可以對“歐元帝國”釜底抽薪，或者同時以“釜底抽薪”而達到“防患於未然”之效果（美元與歐元這新一輪次的決鬥也非常之複雜，而“新版歐洲反導計畫”的其餘具體內容也具有針對了這一輪“大博弈”）……
那麼可以理解：白宮並非一把“歐洲反導”進行到底，而是要把“歐洲反導之推進過程”進行到底。而一旦“歐洲反導”坐實，將意味著美元準備向歐元投降，或者投誠（勾結）。當然，“歐洲反導”並不構成“美元向歐元投誠”必要前提。因為原則上，“大棋局”中沒有“必要前提”——通過捭闔縱橫，暗中改寫“大棋局”，繞開僵局內容和“必要前提”，一路博弈者才可望出奇制勝！（因此針對美、歐勾結問題，或者針對美元資產走勢，“歐洲反導進程的走勢”可以做為一項預警條件，但不能絕對看待。）
……借已經展開的文字，我們繼續對莫斯科的戰略原則做一點概括性分析，當然這只是本文目前的理解（這是“大棋局”中至為關鍵的問題之一，所以需要非常謹慎）——
莫斯科的戰略應該有一個主調式（原則）——
（1）要麼突然出手給予美帝國霸權（及美元霸權）致命一擊，並由此贏得一個局面以利於莫斯科爭霸——突然性是關鍵。
（2）要麼緩步促使“大棋局”走上有利於莫斯科而不利於美帝國的路線，其“緩步”也包括“積極等待”。這又是因為畢竟美元帝國（和美英集團）掌握著更多、更強的戰略資源可供其“做局”，而美元帝國處在一個自然衰落的“歷史過程”中也因此需要通過“做局”突破困境，是以莫斯科在難以判清美元帝國“做什麼局，怎樣做局”的情況下可以選擇等待，也等待美英同歐陸，同猶太資本的矛盾進一步激化……其中（1）通常要配合（2），因為華盛頓為避免（1），將不可避免地向莫斯科做出讓步，華盛頓的戰略步調遂受到限制，則莫斯科可以由此推進（2），再由（2）為（1）儲備條件……當然，莫斯科也可以“出其不意”，不顧（2）而直接於暗中準備（1）……相對次要地，莫斯科還有其他“戰略原則”——（3）利用其他博弈者的戰略誤判，主要是利用中小博弈者相對薄弱的戰略能力，對其進行戰略訛詐（當然，美英、猶太資本、歐陸也會這樣做）。（4）時而做出野蠻動作，為實力已經不濟的俄羅斯追加“國力”……後文中，我們還要偵緝莫斯科戰略佈署中的其他內涵，如果那不能稱之為“戰略原則”的話。
文／空蕩的原野
201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