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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想一下那一天全世界各色人等看到這個“方陣”時的表情,寫下來供網友們欣賞。

首先是控制美國「中情局」的“金融石油軍工複合體壟斷財團”的老闆們坐在超大液晶螢幕前,憂思忡忡愁眉苦臉。它們忍不住叫來「中情局」局長痛駡:

“給了你這麽多錢,叫你收買”炎黃春秋“、”深青社“、”南方報系“、鳳蝗系、四大網路門戶(魍易)、開放、爭冥、大妓援、多違等海外右派媒體和其他中國全盤西化派買辦叫獸文人,怎麽還出了這麽大的紕漏?!

萬一中國真恢復了毛澤東路線,我們豈不是死定啦?!

還怎麽賣“轉基因大豆”給中國人吃?

怎麽用因特微軟電腦“壟斷”他們的市場?

怎麽用波音大客機“壓死”他們的“民族工業”?

怎麽阻止他們統一臺灣?

 

日本右翼政軍界頭腦也皺著眉頭看電視,互相搖頭說:

“完了,完了!別說釣魚島了,連琉球(沖繩)群島看起來也得還人家了!”


漫捲詩書喜欲狂:忽聞(2009.10.1)國慶遊行新增“毛澤東思想”方陣

在昨日的合練中,“毛澤東思想”標語方陣的同學和武警戰士身穿迷彩軍服,手拿彩色的類似於“撣子”的道具。方陣中央是“毛澤東思想萬歲”、“中國人民從此站 起來了”兩塊巨大的標語。作爲一支組建時間最短的方陣,“毛澤東思想”標語方陣經過連日的集訓,已經呈現出磅礴的氣勢。伴隨著《東方紅》的樂曲,方陣在行 進中步伐統一,道具變換整齊。

記者瞭解到,昨日“毛澤東思想”標語方陣的服裝和道具還是“臨時的”,正式的服裝和道具有望在今日下發。…】


根據報道,此 3000人的方陣,不過練習了一周左右,而北京沙河、通州的閱兵村的演練,已經進行了半年了。原先,據小孩子說北京每一所大學出一千個同學參加遊行方陣, 本來說原則上只要大二的同學,誰知報名者衆多,大三、大四的不顧學業、就業壓力也來爭取,從暑假就開始訓練了。人家都練了差不多半年了,新增的方陣才練了一周,的確壓力不小。

但是,正因爲“新增”,才顯得意義重大,根據《北京青年報》的報道,這一新增方陣原名爲“奮鬥創業”,是與 “開天闢地”、“艱苦創業”、“歡樂道情”等主題方陣合爲一體的專題,按字面理解,“開天闢地”令人聯想起中囯共產黨在中國的誕生和“紅旗卷起農奴戟,黑手高懸霸主鞭”(毛澤東)的前赴後繼、浴血奮鬥,“艱苦創業”令人聯想起“爲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毛澤東)的艱苦卓絕、氣壯山河;“歡樂道 情”令人聯想起“一唱雄雞天下白,萬方樂奏有於闐。”(毛澤東)的歡騰喜慶,萬民同樂的解放情懷。

那麽,最能夠體現這一切專題的精神主線是什麽,非毛澤東思想而不能夠也。只要是擁戴中囯共產黨創建新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偉大事業的人,無論之間存在這樣那樣的觀點分歧,有一點必須承認, 如果沒有毛澤東、如果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中囯共產黨人走上正確的革命道路,最後建立新中國、建設新中國的一系列歷史延展。而歷史是沒有“如果”的,昨 天是今天的歷史,今天是明天的歷史,從中囯共產黨和新中國的歷史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和現實指導意義是不能夠被否定的。

總設計師鄧小平說:“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對毛澤東思想的闡述,不是僅僅涉及毛澤東同志個人的問題,這同我們黨、我們國家的整個歷史是分不開的。要看到這個全局。”、“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

(龔育之《鄧小平論毛澤東》)

胡錦濤總書記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於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我們都要始終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

(新華網 “中共中央舉行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胡錦濤發表重要講話”)。

從鄧小平的“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到胡總書記的“兩個任何”,都是在提醒和強調,中國共產黨及其執政領導的國家,就是要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這面偉大的思想旗幟。

很有意味的是,參加毛澤東思想方陣的隊員,2000名是清華大學大一的新生,1000名是武警戰士,在《北京您早》節目中解釋說,因爲清華大學的大一新生剛結束了嚴格的軍訓,那份軍旅的紀律和齊整感尚未淡去。這是不是恰好契合的一個歷史的情節,在這幾日北京電視臺播出的《我愛您,中國》和央視的紀念60周年 節目中,有一段當年毛主席赴蘇聯訪問期間,在莫斯科接見留蘇大學生的視頻,上面閃現著留學生們如癡如醉的面孔,他們聆聽毛主席的講話:“世界是你們的,也 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鍾的太陽,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

(《歲月如歌》,中央編譯出版社)

關於國慶遊行的各種紙媒、視音頻媒體的報道,鋪天蓋地,半年之後,國慶將至,關於“新增毛澤東思想方陣”的消息,給人以忽聞的驚喜。

但細細想來,又不儘然,一切卻好像皆有來由,以重慶開始啓動“紅色短信創作傳播大賽”,用紅“言”頌抵制“葷、歪、低”,薄熙來帶頭發出了第一條短信:“我很喜歡毛主席的幾句話:

‘世界是我們的,做事要大家來’!

‘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共產黨就最講認真’!

‘人是需要有點精神的’!這些話很精幹,很實在, 也很提氣。”

 

(《星島環球網》 “薄熙來鼓勵官民發紅色短信倡學毛主席語錄”),雷霆萬頃地打黑除惡。到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持把思想理論建設放在首位,…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爲指導,…”

(《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党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們看到了以正確的理論、思想、情操貫穿於黨的建 設、反腐倡廉、引領民心的導向。

而“新增的‘奮鬥創業‘方陣,於昨日正式更名爲’毛澤東思想‘標語方陣”想必更是遊行主創人員在經過萬千比較、思考後的必然,也至少是認同毛澤東思想于新中國、於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意義的群體的民心所向。

敬引新華門兩側的標語如下: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再敬引唐代詩聖杜甫的一首“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如下: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
卻看妻子愁何在,漫捲詩書喜欲狂。
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
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文/雲淡水暖

 

2009-10-1

 

 

 

 


寄語“毛澤東思想萬歲”方陣——我也是你們中的一份子

剛看到這條消息時,我真的不敢相信。喜悅來得太突然,往往就會下意識懷疑其真實性。在網上搜索了權威的消息後,才敢讓自己真正高興起來。不知道如何表達 自己當時的心情,只是突然想起杜甫的詩:【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捲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 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真的是“漫捲詩書喜欲狂”。這麽多年來,經歷過“不包括”的強烈失落,突然又能在天安門前看到“毛澤東思想萬歲”的標語,怎 能不讓人歡喜欲狂。杜甫那首詩的標題好象是《聞官兵收復河南河北》,“毛澤東思想萬歲”的回歸,何嘗不是另外一種形式的“收復”,儘管這只是一個開始。特 別是得知這個方陣是新增添的,而“毛澤東思想”方陣名字又是最近才修改成的,可見“毛澤東思想萬歲”的回歸是何其不易,這也讓我對決策人的魄力和勇氣歎 服。“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我們都要始終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這不是一句空話,這應該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真正共産主義者的魂魄,只要有人做 到了這一點,我就願意用我的血汗去擁護他,去捍衛他。

我無法與“毛澤東思想萬歲”方陣的成員們一起接受胡錦濤主席的檢閱。我沒有那麽幸運,但我是“毛澤東思想萬歲”方陣中的一員,這些年來,我一直都是。我花了很多時間和心血去學習體會毛澤東思想,去感受毛主席對人民的感情,思想越成 熟,對他老人家的認識就越深刻,就越能明白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所以,在這裏,我向“毛澤東思想萬歲”受閱方陣報道,我是你們其中的一員;在你們通過天安門 時,在你們接受檢閱時,請把我的心一起捎上;在你們舉起毛澤東思想萬歲的標語牌時,我的心會隨著你們的動作呐喊:毛澤東思想萬歲。儘管那時候我可能在千里之外,但我也會和你們一樣,接受首長的檢閱。

當然,毛澤東思想萬歲的“回歸”,這僅僅是一個開始,道路還很漫長,也還會有曲折。但只要堅定了共産主義這個方向,任何困難和曲折都是錘煉我們能力的插曲。世上無難事,只要肯攀登,我堅信這一點。

 

 

文/筆名不詳(摘自論壇)

 

 

 

 


猜想一下國慶六十周年遊行裏出現毛澤東思想萬歲方陣後各方的反應

 

 

看見網友的帖子說國慶遊行隊伍裏將出現【毛澤東思想萬歲方陣】,跟帖無數,熱烈祝賀。俺也跟了幾個。這是今年最高興的帖子了。感謝胡錦濤總書記和中央支援這樣做的同志們!

 

晚餐喝了點幹紅,就遙想一下那一天全世界各色人等看到這個“方陣”時的表情,寫下來供網友們欣賞。

 

首先是控制美國「中情局」的“金融石油軍工複合體壟斷財團”的老闆們坐在超大液晶螢幕前,憂思忡忡愁眉苦臉。它們忍不住叫來「中情局」局長痛駡:

“給了你這麽多錢,叫你收買”炎黃春秋“、”深青社“、”南方報系“、鳳蝗系、四大網路門戶(魍易)、開放、爭冥、大妓援、多違等海外右派媒體和其他中國全盤西化派買辦叫獸文人,怎麽還出了這麽大的紕漏?!

萬一中國真恢復了毛澤東路線,我們豈不是死定啦?!

還怎麽賣“轉基因大豆”給中國人吃?

怎麽用因特微軟電腦“壟斷”他們的市場?

怎麽用波音大客機“壓死”他們的“民族工業”?

怎麽阻止他們統一臺灣?

日本右翼政軍界頭腦也皺著眉頭看電視,互相搖頭說:

“完了,完了!別說釣魚島了,連琉球(沖繩)群島看起來也得還人家了!”

韓國(小鼻子小眼睛)總統在內閣會議休息時,看了後,臉色鐵青,對其他成員說:

“算了,那個什麽XX島不要去爭論了。

毛主席回了中國,我們就算了。”

 

 

查韋斯看了很高興,馬上給卡斯楚打長途

“中國不錯啊,國慶遊行出現【毛澤東思想萬歲】方陣的標語牌。國際社會主義的力量將大大的加強!”

卡斯楚說:“哦?是真的嗎?那我也看看!你也告訴金正日一下。”

 

伊朗和其他拉亞非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民、領導人看見了也很高興,紛紛說:“毛主席!毛主席回到中國,很好啊!”特別是伊朗內賈德總統看了頻頻點頭說:“毛主席回中國,我們就更不用怕美帝基督教流氓的威脅恐嚇勒索了!”

 

 

再看論壇。副老闆看了氣急敗壞,拼命質問:

“你流了眼淚了嗎?你能證明嗎?”一副叭兒相。

 

【毛澤東思想萬歲】方陣的出現,是對國內外一切帝國主義勢力的沈重打擊!

【毛澤東思想萬歲】方陣的出現,是對國內外一切資本主義勢力的沈重打擊!

【毛澤東思想萬歲】方陣的出現,是對國內外一切分裂主義勢力的沈重打擊!

【毛澤東思想萬歲】方陣的出現,是對國內外一切買辦賣國勢力的沈重打擊!

 

 

“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我們都要始終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熱烈擁護胡錦濤同志的英明決定!!

 

熱烈歡呼胡錦濤同志的英明決定!!———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奮勇前進!!

 

黨心,民心,人心,凝成一句震天動地的口號:———毛澤東思想萬歲!!!

 

 

文/筆名不詳(摘自論壇)

 

 

 

 

 


 

“毛澤東思想萬歲”方陣最後兩天才出來的幾個根本原因

 

“毛澤東思想萬歲”的方陣在今年新中國的六十大慶出臺,把熱愛毛主席的網友們高興得不得了,北京的幾位網友還高興地到酒店裏小坐以示祝賀。這實在是一件可喜可賀的事情。不管以後向何處發展。這是一個“劃時代意義”的事情。可以預料:這件事情一定是“影響”到今後“中國社會進程”的,任何的悲觀情緒都是要不得的,雖然在我們的前面還有許多艱險曲折的道路,但是我們的前途是光明的。“毛澤東思想”已經又從東方的地平線上“冉冉升起”,“毛澤東思想”的太陽將會重新照耀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有的網友的心更加迫切了一些,質問到:爲什麽不早點把這個方陣排列出來?

我想回答一下這個問題。這是胡錦濤總書記的“政治智慧”。早了不行,晚了也不好,恰恰是這個時候是最佳時期。

爲什麽我這樣說呢?請朋友繼續往下看。

 

首先,我們應該肯定胡錦濤總書記是毛主席的好學生,他是在毛澤東思想的哺育下成長的,是真正的繼承了毛澤東思想的。他在上任之初就上了西柏坡,參觀革命遺址,重溫毛主席在解放前夕提出的“兩個務必”,提出了“立黨爲公,執政爲民”新的執政理念。使全國人民的精神爲之一震。

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一百周年的大會上,胡書記還提出了:

“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我們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的著名論斷。

然而,政治是一門最複雜的學問。有些事情是受許多方面的因素所制約的。特別是在我們的當代中國所面臨的“政治形勢”,更是“錯綜複雜”,需要平衡各方面的關係和“(非毛化運動)勢力”。毛澤東在世時,就很注意和善於平衡各方面的關係,所以他在生前才能穩穩地立於不敗之地。

 

 

縱觀我們新中國的歷史,不管是前三十年,還是後三十年,都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不管是把前面的三十年“妖魔化”,還是把後三十年極力美化,都不是唯物主義的態度。所以作爲一個掌握著國家權力的領導人,要權衡利弊,要用自己的高級智慧來掌握著國家的大政方針。

 

在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評價上,以胡錦濤爲核心的黨中央和人民是一致的。都是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的。

但是,怎麽舉?用什麽樣的方式來舉?卻是一門高深的學問和智慧。

我們都知道,由於幾十年的風雲變換,毛澤東已經被有些“(資產階級自由化非毛化運動)極右派”抛棄“扔到角落”裏了。一些“(資產階級自由化非毛化運動)右派勢力”還掌握著“話語權”和其他部門的一些“權力”,在這樣的“複雜局勢”下,我們要全面恢復和發揚真正的“毛澤東思想”就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俗話說:“心急吃不了熱豆腐。”這就需要我們黨中央和人民群衆與那些(資產階級自由化非毛化運動)右派(買辦)精英鬥智鬥勇。用一種出乎他們意料之外的手段來打出“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把“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用“堂堂正正”的方式在天安門展示出來。使最廣大的人民群衆“興高采烈”,而讓那些(資產階級自由化非毛化運動)“反毛勢力”也無話可說,只得默認自己進行了幾十年“反毛、非毛化”的活動已經“徹底失敗”。

 

 

最後再談談黨中央爲什麽在最後的兩天裏才做出“毛澤東思想萬歲”的方陣的原因。這就是胡錦濤總書記的非常高明之處,對這個問題,他肯定早就有所考慮。早了,有些人會請出一些“反對”毛主席的 “(資產階級自由化非毛化運動)專家”和“(資產階級自由化非毛化運動)學者”來,他們會“搖頭晃腦”地找出一些把“毛澤東思想萬歲”的方陣“取消”的“理由”。而在最後的時刻提出來,使那些人想“找理由”也來不及,自好暗地裏“跺腳亂罵”,但悔之晚矣!我們看看這兩天廣大人民的“熱烈反響”就知道了,這是總書記設置的多麽絕妙的一招“好棋”啊!

 

這還說明胡錦濤總書記不僅能夠熟練運用毛主席的政治思想,還把毛澤東的軍事思想和戰略戰術都運用到他的政治謀略裏面了。軍事術語這叫做:“聲東擊西”、更準確的形容叫做:“出其不意,攻其不備。”

 

讀過毛主席的軍事著作的同志們,你們想一想,是不是這麽回事?

 

明天六十華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盛大慶典就要開始了!讓我們準備迎接那個偉大的時刻吧!

 

“毛澤東思想萬歲”的巨幅標語向我們走來,

這不但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是以胡錦濤總書記的黨中央的偉大勝利!

是熱愛毛主席的廣大人民群衆的偉大勝利!

也是代表著社會正義的革命精神的偉大勝利!

讓我們以極大的熱情來歡呼這個勝利吧!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偉大的中囯共產黨萬歲!偉大的中國人民萬歲!

 

人們開始不相信“毛澤東思想萬歲”方陣出現的緣由

 

當在網路上開始出現有“毛澤東思想萬歲”方陣的消息時,大多數的人們爲什麽都不大相信呢?當媒體已經證明這個消息是完全是正確的時候,他們中許多人還是在懷疑著:會不會在臨遊行前又撤回原來的口號上去呢?

看到人們的疑慮,我的心裏浮起了一股“悲哀”,因爲這樣的情形表明:偉大的毛澤東思想被那些“卑鄙的小人”“侮辱”的太久太久了;人民群衆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懷念”太深太深了;中國的“(資產階級自由化非毛化運動)主流媒體”被一些“(資產階級自由化非毛化運動)右派(買辦)精英”們掌握的時間太長太長了;胡錦濤總書記“恢復”和發揚毛澤東思想所用的“精力”太多太多了。

但是,消息被證實了,我們現在應該爲這個偉大的時刻和偉大的事情的到來而感到高興並爲之歡呼和歌唱。

 

讓我們來溫習毛澤東主席在生前說過的幾段話吧:

 

第一段:“在中國一定不出修正主義?這也難說。兒子不出,孫子出。不過也不要緊,孫子出了修正主義。孫子的孫子就要出馬列主義了,按照辯證法,事物總要走向反面的。”

 

第二段:“如果我們和我們的後代不能時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衆的覺悟,社會主義教育工作做的不深不透,各級領導權不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裏,則我國還要走一段資本主義道路。”

 

第三段:毛澤東在1964年對他的護士長吳旭君說:

“我多次提出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爲了我個人,是爲了將來這個黨、這個國家將來改不改變顔色、走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我現在還活著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做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

 

第四段:“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的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呢!所以我依靠群衆,不能讓他們再走回頭路。”

 

第五段:“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爲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

 

第六段:毛澤東在76年對華國鋒說的一段話:

‘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歲了,人老,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定論”,我雖未蓋棺,但也快了,總可以定論了吧!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同蔣介石都了那麽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麽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只有那麽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産”得交給下一代。怎麽交?和平交不成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麽辦?只有天知道。”

 

 

看了毛澤東的這幾段話,大家就知道這些年爲什麽會出現那些反對毛澤東思想的原因了吧?主要是由於中國當代的社會是從幾千年的封建社會“脫胎”而來的,許多人的思想上都還打著“舊社會思想”的烙印。在過去的那個年代裏,包括共產黨內的高級幹部、包括廣大的人民群衆、也包括我們自己。當時對於毛主席的那些發人深省的話語只是半信半疑。有一半是敬仰、有一半是盲從。毛澤東之所以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是因爲他老人家已經看到了在他的身後是一定會出現這樣的情況的。但是,因爲多數的人都不大理解那次文化大革命的意義。他老人家只好帶著對文化大革命“三七開”的評價黯然神傷地離開了我們。

 

然而,在他離開我們的最初的日子裏,在他被那些無恥小人的攻擊的時候,多數人都是處於一種疑惑不定的心態。

 

幾十年來,那些(資產階級自由化非毛化運動)“右派(買辦)精英”們在政治舞臺上、經濟舞臺上、文化舞臺上進行了淋漓盡致的“表演”。使廣大人民群衆弄明白了他們原來是一些隻會從封建社會拉扯一些破爛的貨色,光會從資本主義世界那裏“照抄照搬”一些“不適合中國國情”的東西。只會把人民群衆“抛棄到水深火熱的火坑”裏,成爲他們的“勞動工具”和任意打罵的奴隸。

人民從幾十年的歷史進程中終於“醒悟”過來了,終於“明白”了毛澤東當初的“用心良苦”,他所發動的那次文化大革命的“真正意義”。因此,人們更加敬佩和崇拜毛澤東他老人家的“眼光遠大”了。雖然現在那些仍然“掌握”著一些權力的“小丑”還在聲嘶力竭地叫嚷著自己的“偉大”和“完全正確”,但在受過毛澤東思想教育和文化大革命鍛煉的人民群衆的眼裏,他們只不過是一些隻會做“拙劣表演”的“歷史小丑”。

 

然而,由於一些人缺乏對事物的“本質”的認識。看不到“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的前景。沒有認識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

沒有想到經過了文化大革命鍛煉的中國人和前蘇聯的俄羅斯人是截然不同的;沒有看到以胡錦濤爲核心的黨中央是在用政治謀略極力維護毛澤東思想的巨大權威的。在他的英明領導下,中國是絕對不會走前蘇聯的道路。因此,許多人便對中國以後的命運發生了懷疑,。便對這次出現“毛澤東思想萬歲”方陣表示了擔憂。

 

這樣的情況是屬於正常的,也是屬於合情合理的。但是,今後,我們一定不要再對以胡錦濤爲核心黨中央對毛主席的忠誠發生什麽懷疑;對中國最廣大的人民群衆對毛澤東的熱愛發生什麽懷疑;對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在以後中國的偉大革命進程中還將會發生主導作用也不要發生什麽懷疑。

胡錦濤總書記曾經這樣說過:“中國出了個毛澤東,這是中國人民的驕傲,是中華民族的驕傲,在爲中國人民不懈奮鬥的光輝一生中,毛澤東表現出了一個偉大革命領袖高瞻遠矚的政治遠見,堅定不移的革命信念,爐火純青的鬥爭藝術和傑出的領導才能。在中國革命和歷史的畫卷中,在祖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錦繡大地上,都留下了他作爲一代偉人的風采。他不僅贏得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愛戴和敬仰,也贏得了世界上一切向往進步人民的敬佩。毛澤東作爲一個偉大的歷史人物,屬於中國,也屬於世界。”

 

當然,在我們的前面,還有許許多多的艱難險阻,還有一些反對勢力對毛澤東思想進行“詆毀”,對人民群衆熱愛毛主席的行爲進行阻撓。但是在以胡錦濤爲核心的、也是熱愛毛主席的黨中央帶領下,在十三億熱愛毛主席的廣大人民群衆萬衆一心、團結一致的堅決支援和擁護下,還有什麽困難不能克服呢?

 

 

文/筆名不詳(摘自論壇)

 

 

 

 


胡錦濤使出的又一錦囊妙計

 

2009-10-10

 

 

在《新聞聯播》中,我們高興地看到:溫家寶總理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乘專機到達平壤,對朝鮮人民共和國進行友好訪問。這是胡錦濤爲核心的黨中央繼在國慶六十華誕前突然增添“毛澤東思想萬歲”的方陣之後的使出的又一錦囊妙計。實在令熱愛毛主席的人民群衆歡欣鼓舞。爲什麽我這樣說呢?現在我就給大家具體的分析一下。

 

有的人在網上發表文章說,在國慶前夕增加“毛澤東思想萬歲”方陣是不得已爲之;也有的人說,增加“毛澤東思想萬歲”方陣對中國的當代社會沒有多麽大的作用。這是一種非常短視的、沒有遠見的觀點和看法。他們此時的心態和當初在井岡山時期一些人(包括林彪)當時的心態是一樣的;他們看不到有利的一面,只看到不利的一面;過高的誇大了對手的力量,過小的看待真正的革命的力量、過小的看待了人民群衆的力量。以至於當革命形勢好起來的時候,那些人還坐在家裏嘔氣、還在那裏發著各種各樣的牢騷。

 

 

先說一說“毛澤東思想萬歲”方陣的情況。我們大家在“十一”國慶節那天都看到了,“毛澤東思想萬歲”的方陣是整個活動中最靚麗的一道風景。這個方陣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的士氣。不管是它的排列來講,還是它的歌曲安排來看,都屬於上上乘,在雄壯的《東方紅》樂曲聲中。不管是白髮蒼蒼的老人,還是稚氣未脫的孩子;不管是觀禮台的的老英模,還是電視機前的普通百姓,他們的臉上都洋溢著熱情幸福的微笑。單就這短短的十多分鐘,就已經宣告了那極少數精英苦心經營的幾十年 “非毛化”的徹底破産。這個方陣的出現,其實是這次歡度國慶節的最大政治意義。閱兵、遊行、彩車都不過是一些表面上的東西,惟獨增加“毛澤東思想萬歲”方陣是一件最有劃時代意義的偉大事件,它將來一定會載入歷史的史冊。

 

 

在當天晚上的聯歡晚會上,仍然是以嘹亮的令人振奮的《東方紅》樂曲起頭,又一次把廣大人民群衆飽滿的情緒和昂揚的革命精神提升起來。在隨後的大聯唱的節目中。毛澤東時代的經典歌曲,一首又一首的響徹雲霄,把電視劇前面的我們又帶回了那個激情澎湃的年代。

因此,我們可以說:不管是白天的“毛澤東思想萬歲”方陣,還是晚上的“毛澤東思想的紅歌潮”,都是以胡錦濤總書記爲核心的黨中央精心安排的。體現了黨中央的政治智慧,體現了黨中央和人民群是心連心的。胡錦濤總書記的最後那句口號也喊出了他的心聲:“偉大的中國人民萬歲”!單從這句話中,我們就好象看到了毛主席一九四九年在天安門呼喊“人民萬歲”的影子。

 

第二個錦囊妙計是溫家寶總理訪問朝鮮。訪問朝鮮不僅是一次簡單的國事訪問,這次訪問蘊涵著很深的意義。

 

第一、我們中國人民和朝鮮人民是有著生死相依、休戚與共的關係。兩國的政府和人民有著深厚的感情和真正的友誼。這種深厚的友誼和感情絕對不是我們一般意義的體現在外交辭令上,而是用鮮血和生命凝聚在兩國人民的心裏。雖然在這些年來,我們兩國的政治體制發生了變化,之間的關係又有了微妙的變化。而象徵著中朝人民友誼的那朵美麗的金達萊是永恒的、永遠散發著美麗的芬芳的。

 

第二、在這個時候,在中朝外交史上也有著一種特別的意義。前些年來,一些背叛馬列主義的政治精英們,跟在西方的列強黃臉乾爸的後面亦步亦趨,把朝鮮妖魔化、恐怖化,把在帝國主義的強權政治下,仍然堅持自力更生的朝鮮勞動黨和人民的生活現狀說成時“文革”時的中國。現在,中囯共產黨表示了堅決支援朝鮮人民共和國的明確態度。派出了以溫家寶總理爲首的中國代表團,其中有外交部長、發改委主任、商務部長、文化部長等。這次的會談一定會有許多實質的東西。用毛主席的話說:就是一定會有許多又好看又好吃的東西。這次訪問將會對朝鮮的未來發展有著非常重大的意義。

 

第三、這次對朝鮮的外事訪問,也將標誌著我們國家的外交政策會有一個很大的轉變。中國的外交政策將會仍將沿著毛主席和周總理的路線前進。我們要走自己的社會主義外交路線,我們今後不再會仰望西方的鼻息。我們早該對那些企圖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我們的西方國家說不了。爲什麽古巴敢說!委內瑞拉敢說!伊朗敢說!朝鮮敢說!我們爲什麽不敢說呢?讓吳建民那一類帝國主義的走狗見鬼去吧,讓他們去蹲在他們乾爹的馬桶後面去 “韜光養晦一百年”吧!我們做我們自己人民群衆喜歡做的事情,我們需要堂堂正正的做人。只要我們中國人民團結一致,衆志成城,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一定會建設的更美好!


 

第四、這次對朝鮮人民共和國的國事訪問,也同時表明了以胡錦濤爲首的黨中央對我們國內的一些政治方面的態度。“毛澤東思想萬歲”的方陣的出現,就是這種態度的體現,現在派溫家寶去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訪問,這本身就又表明了自己的態度,讓全國人民吃了一顆定心丸。他們讓全國人民放心,這些毛主席的接班人是一定要堅決帶領大家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不管遇到什麽困難,在什麽情況下,以胡錦濤爲核心的黨中央一定會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進行到底的,決不會去走其他的什麽道路。

 

 

當然,在前進的道路上還有許多的艱難險阻,有想象不到的困難。但是,有毛澤東思想已經給我們指引出了革命的道路;有一大批忠誠的共產黨人在帶領我們一起前進;有十幾億熱愛毛主席的人民群衆和我們一起共同前進,我們的最終目的一定會實現的。那些屬於極少數的丑類東西一定會被我們掃進歷史的垃圾堆的。

 

我們相信,我們的黨中央以後還會有更多的錦囊妙計,隨著這些錦囊妙計的使出。以後我們的人民大衆會越來開心,而那些丑類的日子會越來越不好過了。

 

 

作者:啓吾東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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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由化掏光養賄的中國離顏色革命還有多遠/《深青社》-一個洋奴組織的結構體系分析

 

 


  • 自由化掏光養賄的中國離顏色革命還有多遠胡星斗社員不是一個人在戰鬥–介紹「中情局」與《深青社》

 

 

 


 

 


 

 


 

35 回應

  1. 2010/11/06 於 17:10 Fung Man-Kin

    神州萬年前,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神州萬年後,見龍在天,戰火連綿。

    紅旗牆外見蝗蟲,霸權隆雄圍周邊,災到捨下勿回轉,隱士作勸天救憐;先哲功,舉世終將認,仰天笑。

    香港 馮文健
    6th November 2010

    轉載:

    本原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9C%AC%E5%8E%9F

    哲學最基本的三個問題分別是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其中本體論就是指專門研究本原的論述。本原最容易讓人理解的表述是:「整個世界存在的原因。」或者說「一切存在共同的基礎。」前者更偏重於時間維度或者邏輯維度上的最早或最先,後者更傾向於終極的本質。但事實上,當論及本原問題的時候,任何語言都會顯得力不從心,雖然可以勉強表達之,但終究難免詞不達意。筆者認為,本原可稱之為「最高的概念」,各種神學和哲學理論體系都嘗試表達這種「最高的概念」,如佛、真如、上帝、真主、大能者、物自體、絕對理性、空、無、道、中、理、心、自性、物質、原子、基本粒子,諸如此類……


  2. 2011/04/05 於 13:58 patchpieces

    把我的腦袋毀了,抹去作為我本錢的記憶,讓我生意停擺,這有什麼用處?這是很了不起的治療,但我們卻毀了病人。
    ──海明威(ErnestHemingway)自殺

    前不久談論他的電擊治療,1961年對薩克斯來說,他第一次國際冒險的教訓是,惡性通脹在採用嚴厲而極端的措施後確實停了下來。他到玻利維亞獵殺通脹,而且辦到了。故事結束。

    華盛頓最具影響力的右派經濟學家、擔任「國際貨幣基金(IMF)」和「世界銀行」主要顧問的威廉森(JohnWilliamson),一直密切注意薩克斯的實驗,並且從玻利維亞看出更加深遠的意義。他形容這個休克治療計畫為“大爆炸” 是把芝加哥學派教條散播到全世界的運動的一大突破。其原因與經濟學無關,最重要的是技術。

    儘管薩克斯本意可能不是如此,但他以極富戲劇性的方式證明弗裏德曼的危機理論絕對正確。玻利維亞的惡性通脹危機提供一個必要的藉口,以便推動一套在正常政治情況下不可能推動的計畫。玻利維亞是一個擁有強大、激進工會運動和勢力龐大的左派傳統的國家,也是切•格瓦拉革命之旅的終點站。但它被迫接受嚴酷的休克治療,假借的名義是為穩定失控的貨幣。

    到80年代中期,有幾位經濟學家已發現,真正的惡性通脹危機會造成類似軍事戰爭的效果 恐懼和混亂蔓延,製造難民並導致大量人口死亡。玻利維亞的情況極其明顯,惡性通脹扮演的角色就好像智利的皮諾切特“戰爭”,以及柴契爾的馬爾維納斯戰爭 它創造了採取緊急措施的環境,一種民主法則可以暫停、經濟控制可以暫時交給桑契斯專家小組的例外。對死硬派芝加哥學派理論家如威廉森來說,這表示惡性通脹不是像薩克斯認為的有待解決的問題,而是應善加把握的大好機會。

    80年代一點也不缺這類機會。事實上,大部分發展中世界(尤其是拉丁美洲)都處在瀕臨惡性通脹邊緣。這種危機有兩個主要原因,都源自華府的金融機構。第一是它們堅持把獨裁統治下累積的違法債務轉移給新民主政府。第二則是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採用受弗裏德曼影響的政策,容許利率大幅升高,使這些債務一夕間暴增。

    轉移惡債

    阿根廷是典型的例子。1983年,軍政府在馬爾維納斯戰爭後垮臺,阿根廷人選舉阿芳辛(RalAlfonsn)出任新總統。但這個剛解放的國家已被暗埋一顆所謂的債務炸彈。在準備下臺的軍政府宣稱“有尊嚴地轉移”給民主政府聲音中,華府堅持新政府必須同意支付將領們所累積的債務。在軍政府統治期間,阿根廷的外債從政變前的79億美元,膨脹到移交時的450億美元 積欠IMF、世界銀行、美國進出口銀行,以及設在美國的民間銀行。拉丁美洲各國的情況都很類似。在烏拉圭,軍政府奪得權力時的5億美元債務暴增到50億美元,變成這個只有300萬人口的國家沉重的負擔。最極端的例子是巴西,1964年掌權的將軍承諾恢復財政秩序,但債務卻從30億美元增加到1985年的1030億美元。

    在轉型到民主政治的時期,輿論曾表達強烈的反對看法,包括從道德和法制觀點,認為這些債務是“惡債”(odiousdebt),剛獲解放的人民不應被迫承擔壓迫者與製造痛苦者的帳單。反對聲浪在南錐尤其強烈,因為有太多外債在獨裁統治期間直接交給軍方和警方 用以購買槍炮、鎮暴水車和興建新式酷刑營。例如在智利,軍事支出的貸款增為三倍,用來擴充智利的陸軍,從1973年的4.7萬名員額,變成1980年的8.5萬名。在阿根廷,世界銀行估計,軍方借貸的錢有約100億美元用於軍事採購。

    大部分未用於採購武器的錢則憑空消失。軍政府統治期間貪瀆成風 預示了日後自由放任經濟政策蔓延到俄羅斯、伊拉克佔領區的“舞弊免責區”(借用一位不滿的美國顧問的用語)時同樣墮落的情況。據美國參議院2005年的報告,皮諾切特擁有一個複雜的銀行帳戶網路,至少有125個秘密外國銀行帳戶,登記在不同的家人名字和自己的化名下。這些帳戶中最引人注意的一個是在華盛頓特區裏格斯銀行(RiggsBank),存款估計有2700萬美元。

    在阿根廷,軍政府被指控還更貪得無厭。經濟計畫策劃者狄霍茲1984年被以詐欺罪名逮捕,涉嫌把巨額的國家補貼給予他過去主持的一家公司(指控後來被撤銷)。另一方面,世界銀行後來追查軍政府借的350億美元外國貸款,發現其中190億美元 占總額46% 被移往海外。瑞士官員證實,那些錢大部分流入幾個帳戶。美國聯儲會發現,光在1980年,阿根廷的債務就增加90億美元;而在同一年,阿根廷人在海外的存款金額卻增加67億美元。曾親自調教許多阿根廷芝加哥男孩的知名芝加哥大學教授薩斯塔德(LarrySjaastad),形容這些失落的數百億美元(在他的學生眼前被偷走)為“20世紀最大騙案”。

    軍政府侵吞公款者時甚至還命令受害者協助。在布宜諾賽勒斯的ESMA酷刑營,語文能力強或受過大學教育的囚犯經常被拉出囚室,為他們的擄掠者做文書工作。一位倖存者達利歐(GracielaDaleo)曾被指示為一份檔打字,內容是建議官員如何把他們貪瀆的錢匯往海外隱匿。

    剩下的外債大部分花在支付利息,及暗中提供民間公司金援上。1982年阿根廷獨裁統治垮臺前,軍政府施予企業最後一次恩惠。阿根廷央行總裁卡瓦洛(DomingoCavallo)宣佈,國家將吸收大型跨國企業與國內公司的債務;當時許多國內公司和智利的食人魚一樣,已舉債多到瀕臨破產邊緣。這項“德政”意味這些公司將繼續擁有它們的資產和獲利,但人民卻必須代它們償付150億到200億美元的債務;獲得優惠待遇的公司包括福特汽車阿根廷公司、大通銀行、花旗銀行、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BM)和賓士汽車公司。

    支持讓這些非法債務違約的人宣稱,放款機構知道,或應該知道,錢都被花在鎮壓和貪瀆上。美國國務院最近解密一份1976年10月7日的會議記錄,證明這種主張更不是空穴來風;該會議由當時的國務卿基辛格,以及阿根廷軍事獨裁統治期間的外交部長顧塞提舉行。在討論過國際人權組織對政變的譴責後,基辛格說:“我們的基本態度是,我們希望你們成功。我有一個老式的觀念,就是應該支持朋友 你們愈快成功愈好。”然後基辛格談到貸款的主題,他鼓勵顧塞提儘快申請愈多外援愈好,趕在阿根廷的“人權問題”綁住美國政府手腳之前。“現在銀行有兩筆貸款,”基辛格說,指的是泛美洲開發銀行(IDB),“我們不想投反對票。”他也指示顧塞提:“繼續進行你們對進出口銀行的要求。我們希望你們的經濟計畫成功,而且會盡全力幫助你們。”

    這份記錄證明美國允許貸款給軍政府,明知它們會被用於恐怖運動上。但在80年代初期,華府堅持阿根廷的新民主政府必須償付這些惡債。

    債務休克

    這些債務本身就已經是新民主政府的沉重負擔,但這個負擔很快還會變得更加沉重。新類型的震撼出現在新聞報導中:沃爾克震撼(VolckerShock)。《經濟學人》雜誌用這個詞來形容聯儲會主席沃爾克(PaulVolcker)大幅提高美國利率帶來的衝擊,他把利率提高到21%,在1981年達到高峰,並持續到80年代中期。在美國,提高利率導致一波破產潮,1983年房屋抵押貸款違約的人數增為三倍。

    但感受最痛苦的是美國以外的國家。對背負沉重外債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沃爾克震撼 也被稱作“債務震撼”或“債務危機” 就像一把巨大的塔瑟(Taser)電擊槍從華盛頓發射,讓發展中世界陷入痙攣。勁升的利率意味外債必須支付較高的利息,而往往支付高利息的唯一方法是舉更多債。惡性債務迴圈於是開始。在阿根廷,軍政府留下的450億龐大債務快速增加,到1989年達到650億美元,而這種情況在全球貧窮國家都如出一轍。沃爾克震撼也導致巴西外債暴增,在六年間從500億美元變為1000億美元。許多在70年代大量舉債的非洲國家,發現自己深陷同樣的困境:尼日利亞的債務在同樣短的期間,從90億美元激增至290億美元。

    80年代打擊發展中世界的經濟震撼還不只這一種。只要任何一種出口商品,如咖啡或錫,價格下跌10%以上,就會造成“價格休克”(priceshock)。據IMF的資料,發展中國家從1981年到1983年遭遇20次這類休克;從1984年到債務危機最高潮的1987年,這類休克的次數更多達140次,使它們更深陷債務中。其中一次在1986年衝擊玻利維亞,正好是該國吞下薩克斯的苦藥、屈服於資本主義轉型時。玻利維亞僅次於古柯的主要出口產品錫,價格下跌了55%,使該國經濟遭到重創。(過度依賴原料出口的問題,正好是發展主義經濟學在50年代和60年代想嘗試解決的,但這個觀念卻被北半球的經濟學術機構斥為“混亂不清”。)

    弗裏德曼的危機理論在這個階段變得自我強化。全球經濟愈遵循他的處方,採用浮動利率、出口導向經濟、解除價格管制,體系就愈容易發生危機,製造出更多經濟崩潰,而此等崩潰正好是他認為政府應採取其激進建議的情況。

    危機便以這種方式被內建在芝加哥學派的模式。當不受限制的金錢可以在全球以高速流動,投機者可以在從可哥豆到貨幣等每一種東西的價格上押注,造成市場大幅度的波動。而由於自由貿易政策鼓勵貧窮國家繼續仰賴咖啡豆、銅、石油或小麥等原料資源的出口,它們就特別容易落入持續處於危機的惡性循環。咖啡豆價格突然大跌會讓整個經濟體陷入蕭條,外匯交易商看到該國的財政惡化,便開始拋售其貨幣,導致匯率暴跌,進而加深經濟蕭條。若再加上利率飆升,國家債務一夕間膨脹,經濟崩盤就已不遠了。

    芝加哥學派的信仰者往往說80年代中期以後,他們的意識形態從此一帆風順、每戰皆捷:在同一時期,又有許多國家加入民主浪潮,使他們產生一種自由人民和放任式自由市場攜手並進的集體幻覺。但幻覺畢竟是虛構的,真正發生的是,當人民終於贏得長期失落的自由、從菲律賓馬克斯和烏拉圭博達維裏(JuanMaraBordaberry)這些人的酷刑休克逃脫時,他們卻遭到一場金融休克的完美風暴襲擊 債務休克、價格休克和貨幣休克 而製造這場風暴的是愈來愈動盪不安、不受規範的全球經濟。

    阿根廷遭遇的債務危機結合其他的休克,就是不幸的典型例子。阿芳辛在1983年上任,正當沃爾克休克肆虐,使新政府從第一天就處於危機模式。1985年,通貨膨脹高到阿芳辛被迫發行全新的貨幣奧斯特拉爾(austral),賭新的開始能讓他重新掌控局勢。但物價在四年內漲到如此之高,以致爆發大規模搶糧暴動,一些阿根廷餐廳甚至用鈔票當壁紙,因為它比紙還不值錢。1989年6月,通脹比前一個月上漲203%,此時距阿芳辛任期屆滿還有五個月,但他宣佈放棄:辭職並要求提早舉行大選。

    處於阿芳辛地位的政治人物原本可選擇其他出路。他可以讓阿根廷龐大的債務違約,他可以結合面臨相同危機的鄰國政府,組成債務國聯盟。這些政府可以依照發展主義原則建立共同市場,事實上這個過程在兇殘的軍事政權蹂躪該地區時就已展開。但當時有一部分挑戰在於新民主國家面對的國家恐怖遺毒。在80年代和90年代,大部分發展中世界仍陷於某種恐怖的宿醉中,表面上自由,實際上仍籠罩在戒慎恐懼的氣氛。好不容易逃脫了獨裁統治的黑暗,很少民選政治人物願意冒險推動在70年代引發政變的那些政策,以免引來另一次美國支持的軍事政變 尤其是那些當年發動政變的軍官大部分並未被關進牢裏,而是經由協商取得豁免,正在他們的軍營中虎視眈眈。

    面臨危機的新民主政府不願與持有債權的美國金融機構宣戰,只得遵守華盛頓的遊戲規則。然而在80年代初期,華盛頓的遊戲規則變得嚴格得多,原因是債務危機剛好(但卻非偶然)碰上南-北半球關係的新時代,使得軍事獨裁統治大體上變得已非必要。當時正好是“結構調整” 或是所謂債務獨裁 時代的開始。

    理論上,弗裏德曼並不相信IMF或世界銀行:它們是大政府干預自由市場的細微訊號的典型例子。但很諷刺的是,有一條隱形的輸送帶,把芝加哥男孩送到這兩家機構坐落在華盛頓特區十九街龐大的總部,讓他們在那裏擔任許多高級職務。

    主持芝加哥大學拉丁美洲計畫的哈伯格,經常吹噓有許多他的學生在世界銀行和IMF擔任高級職位。“有一度世界銀行的四位元區域首席經濟學家都是我在芝加哥的學生。其中一位西洛斯基(MarceloSelowsky)擔任新成立的前蘇聯地區首席經濟學家,是當時整個世銀這類工作中最重要的職位。結果呢?他後來又被我另一個以前的學生愛德華茲(SebastianEdwards)取代。看到這些人出頭真的很棒,我以培養他們成為經濟學家為傲。”另一位明星是羅瑟(ClaudioLoser),他是1971年畢業于芝加哥大學的阿根廷人,後來擔任IMF西半球部主管,是處理拉丁美洲事務的最高級職位。芝加哥派也佔有IMF的許多重要職位,包括第二高級的首席副總經理,以及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部主任,以及非洲部資深經濟學家。

    弗裏德曼可能在理論上反對這些機構,但在實務上,沒有別的機構更適合執行他的危機理論。當許多國家在80年代陷入危機的惡性循環,它們除了向世界銀行和IMF求助外別無選擇。然而當它們這麼做時,卻撞上一堵正統派芝加哥男孩的牆,而這些芝加哥男孩被訓練成不把經濟災難視為該解決的問題,而是用來開闢自由市場新領土的大好機會。危機機會主義成了世界最有影響力的金融機構的指導原則,雖然這背叛了它們創建的宗旨。

    和聯合國一樣,世界銀行與IMF是國際目睹二次大戰的恐怖而創立的。為了不重蹈讓法西斯主義在歐洲心臟地帶興起的覆轍,世界強權1944年在英國新罕布夏的布列敦森林(BrettonWoods)開會,以創立一個新經濟架構。由43個初始會員國資助成立世界銀行和IMF,被賦予明確的任務,就是預防未來再發生導致德國威瑪共和傾覆的經濟震撼與崩潰。世界銀行將提供長期發展投資,以協助國家擺脫貧窮,IMF則扮演全球性的避震器,協助推動可減少金融投機和市場動盪的經濟政策。當有國家出現即將陷入危機的跡象,IMF將立即介入提供穩定援助和貸款,在危機發生時加以化解。坐落在華盛頓同一條街對面的兩個機構,將協調彼此的措施。

    率領英國代表團的凱恩斯相信,世界終於認清若放任市場管理自己將會帶來政治災難。“過去很少人相信會發生這種事。”凱恩斯在會議結束後說,但如果國際金融機構堅守創立的宗旨,“四海之內皆兄弟就不會只是一句口號”。

    IMF和世界銀行並未履行這種全球一致的共識;從一開始它們就未像聯合國大會那樣以“一國一票”的基礎分配權力,而是根據各國經濟的大小 這種安排給美國實際上有權否決任何重要決定,其他權力則由歐洲和日本掌控。這表示到80年代雷根和柴契爾掌權時,他們具有高度意識形態的政府實際上能支配兩個機構以達成他們的目的,迅速地增強它們的力量,並轉變成推進政商十字軍的主要工具。

    世界銀行和IMF被芝加哥學派殖民,大體上是一個暗中進行的過程,但1989年威廉森揭示他所稱的“華盛頓共識”(theWashingtonConsensus)後,使這個過程轉為臺面化。威廉森說,這個共識是兩個機構認為維持基本經濟健康所不可或缺的一系列經濟政策 “所有嚴肅的經濟學家一致接受的中心思想”。這些表面上屬於技術性和中立的政策,赤裸地包含了像“國家企業應私有化”和“應去除阻礙外國公司進入的障礙”之類的意識形態主張。當政策清單擬出後,內容完全是私有化、解除管制/自由貿易和大幅削減政府支出這個弗裏德曼新自由主義的鐵三角。威廉森說,這是“華盛頓當權者敦促拉丁美洲”實行的政策。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也是最後一個反對此種新正統的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寫道:“凱恩斯如果看到他的結晶淪落至此,他會從墳裏爬出來。”

    世界銀行與IMF的官員在撥貸款時向來會提出政策建議,但在80年代初期,受到發展中國家的走投無路讓他們把這種建議轉變成激進的自由市場要求。當遭遇危機的國家向IMF要求打消債務和緊急貸款時,IMF便提出全面性的休克治療計畫,其規模與芝加哥男孩為皮諾切特起草的“磚塊”,以及在玻利維亞桑契斯的客廳所擬訂包含220項法律的命令不相上下。

    國際貨幣基金在1983年首度提出完整的“結構調整”計畫。在後續的20年間,每一個向該基金要求巨額貸款的國家,都被要求必須從上到下翻修經濟。在整個80年代為拉丁美洲和非洲設計結構調整計畫的IMF資深經濟學家布德夫(DavisonBudhoo)後來承認:“我們從1983年以後做的每件事,都是根據讓南方 私有化 或者任其滅亡的新原則;為達到這個目的,1983年到1988年我們可恥地在拉丁美洲和非洲製造經濟動亂。”

    儘管採取這種激進(且獲利相當可觀)的新原則,IMF和世界銀行向來宣稱所作所為是為了協助穩定。IMF的正式宗旨仍然是預防危機 不是進行社會工程或意識形態改造 因此必須以穩定作為表面的理由。實情是,國際債務危機在一個接一個國家被有系統地利用來推動芝加哥學派的目標,且無情地以弗裏德曼的休克主義為手法。

    雖然常使用經濟術語表達,且局限在專業論壇和供“技術官僚”同事閱讀的刊物,但世界銀行與IMF的經濟學家當時就承認有這種情形。長期在世界銀行工作的知名哈佛經濟學家羅德里克(DaniRodrik),描述整個“結構調整”計畫的建構就是一個巧妙的行銷策略。他在1994年寫道:“我們必須肯定世界銀行發明並成功地行銷了 結構調整 的概念,一個把個體經濟與總體經濟改革包裝在一起的概念。結構調整被當成國家必須推動以挽救經濟危機的過程來促銷。對購買這套方案的政府來說,維持外部平衡與價格穩定的健全總體經濟政策,以及決定開放(如自由貿易)的政策,兩者很難區分。”

    這個原則很簡單:陷於危機的國家迫切需要緊急援助以穩定貨幣。當私有化和自由貿易政策與金融紓困包裝在一起,這些國家除了接受整套方案之外別無選擇。最聰明的部分是,經濟學家自己知道自由貿易與解決危機毫無關係,但這種瞭解被刻意“模糊化”。羅德里克說那些話的本意是贊許。這種夾帶包裝不只迫使貧窮國家接受華盛頓為它們選擇的政策,而且是唯一有用的方法 羅德里克有數位可以支援他的說法。他研究了所有在80年代採用激進自由貿易政策的國家,發現“1980年代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改革,沒有一個不是在嚴重經濟危機情況下進行的”。

    這是令人錯愕的承認。在那段期間,世界銀行和IMF公開堅稱世界各國政府已看到希望,並體認到華盛頓共識的政策是通往穩定、因而也是通往民主的唯一道路。然而華盛頓的機構內部卻自己承認,發展中國家不得不屈就於偽裝的勒索:想要拯救你的國家嗎?照單全收。羅德里克甚至承認,私有化和自由貿易 結構調整方案的兩大核心計畫 與創造穩定沒有直接關係。據羅德里克的說法,若有其他看法,那將是“拙劣的經濟學”。

    這段期間的IMF“模範生”阿根廷,再次提供了研究這種新秩序的好例子。在惡性通脹危機迫使阿芳辛總統辭職後,梅內姆(CarlosMenem)取而代之,這位庇隆主義者原本是一個小省份的省長,穿著皮夾克,留著絡腮鬍子,似乎強悍到足以挺身對抗影響力仍無所不在的軍閥和債權銀行。阿根廷歷經長期暴力迫害庇隆黨人和工會運動的痛苦,終於出現一位曾領導工會運動、承諾恢復庇隆國家主義經濟政策的總統。當時許多阿根廷人歡欣鼓舞的心情,只有玻利維亞人在埃斯登索羅就職時可以比擬。

    結果證明是空歡喜一場。就任一年後,在IMF的強力施壓下,梅內姆展開一場“巫毒政治學”操作。梅內姆在選舉時被視為反對獨裁統治的象徵,但一年後他指派卡瓦洛(DomingoCavallo)擔任經濟部長,重新重用這位在軍政府時期負責赦免大企業債務 獨裁統治的告別禮物 的前朝官員。他的任命被經濟學家視為“訊號” 一個不可能誤解的指標,即新政府將重拾由軍政府推動的政商統合實驗。布宜諾賽勒斯股票市場出現慶祝行情:在卡瓦洛任命宣佈當天暴漲30%。

    卡瓦洛立即要求強化意識形態,並延攬弗裏德曼和哈伯格的門生,幾乎政府的所有高級經濟職位都由芝加哥男孩擔任:曾在「國際貨幣基金(IMF)」和「世界銀行」工作的央行總裁佛南德茲(RoqueFernandez);曾為獨裁政權效力的央行副總裁波烏(PedroPou);央行首席顧問貴德提(PabloGuidotti)則直接從IMF延攬過來,他是另一位芝加哥大學教授穆薩(MichaelMussa)的弟子。

    阿根廷在這方面並非特例。到1999年,芝加哥學派的國際校友中有超過25國政府的部長,以及從以色列到哥斯大黎加等國的十多位央行總裁,對一個大學學系來說確實是非比尋常的龐大勢力。就像許多別的國家一樣,“芝加哥弟子”在阿根廷的民選政府內外形成某種意識形態的鉗子,一群從內施壓,另一群則從華盛頓施加壓力。例如,國際貨幣基金IMF派駐布宜諾賽勒斯的代表由阿根廷籍的“芝加哥弟子”羅瑟帶領,這表示當他與財政部和央行開會時,會議不再是對手間的談判,而是朋友、芝加哥大學校友,以及第十九街同事間的討論。一本阿根廷出版的書討論這種全球經濟兄弟會的影響,就以《好兄弟》(BuenosMuchachos)為書名,暗喻馬丁•斯科塞斯(MartinScorsese)拍的經典黑手黨電影《四海好傢伙》(Goodfellas)。

    這個兄弟會的成員一致贊成對阿根廷經濟該做哪些事,以及該如何完成,皆英雄所見略同。卡瓦洛計畫(Cavallo Plan)就是「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IMF玩弄包裝手法的例子:利用“惡性通脹危機”造成的“混亂”和急迫,把“私有化”夾帶在救援計畫中,成為不可分割的部分。所以,為了穩定貨幣體系,卡瓦洛迅速大幅削減公共支出,並推出新的貨幣阿根廷比索,採取緊盯美元的匯率制度。

    在一年內,通脹跌回17.5%,幾年後完全獲得控制。失控的貨幣問題獲得解決,但也“模糊”了計畫的另一半。

    阿根廷的獨裁政府雖然盡全力取悅外國投資人,仍然把一大部分有價值的經濟留在國家手中,包括從國營航空公司到巴塔哥尼亞(Patagonia)的大量石油蘊藏。但對卡瓦洛和他的芝加哥男孩來說,革命只完成一半,他們決定利用經濟危機來畢其功於一役。

    在90年代初期,阿根廷“變賣”國家資產的快速和徹底,遠超過十年前發生在智利的情形。到1994年,90%的國營企業已賣給民間公司,買主包括花旗銀行、波士頓銀行、法國的蘇伊士公司(Suez)和威望迪(Vivendi)、西班牙的雷普索爾(Repsol)和西班牙電信(Telefonica)。在出售資產前,梅內姆和卡瓦洛曾慷慨地為買主提供一項價值不菲的服務:據卡瓦洛自己估計,一共解雇了約70萬名國營企業員工,有人估計數字還更高。光國營石油公司在梅內姆在位期間就減少2.7萬名員工。很崇拜薩克斯的卡瓦洛稱這個過程為“休克治療”。梅內姆使用更殘酷的詞句:在這個仍對大規模酷刑深惡痛絕的國家,他稱這個過程為“無麻醉的大型手術”。

    在轉型期間,《時代》雜誌以梅內姆作封面人物,他面露得意的笑容,並以向日葵花作背景襯托,標題寫著“梅內姆的奇跡”。那確實是奇跡 梅內姆和卡瓦洛完成了激進而痛苦的私有化計畫,而且未激起國內的反抗。他們怎麼辦到的?

    幾年後,卡瓦洛解釋說:“在惡性通脹時期,人民生活極其艱困,尤其是低所得者和小儲蓄戶,因為他們發現幾個小時或幾天內,他們的工資就被以驚人速度上漲的價格摧毀。這就是為什麼人民要求政府 請想想辦法 。如果政府想出一套好的穩定計劃,那就是順便推動其他改革的機會 最重要的改革是有關開放經濟、解除管制,以及私有化。但在當時,推動這些改革唯一的方法是利用惡性通脹創造的情勢,因為所有人都已準備好接受劇烈的改變,以消滅惡性通脹和恢復正常生活。”

    長期來看,卡瓦洛的整個計畫證明將為阿根廷帶來一場災難。他穩定貨幣的方法 讓阿根廷比索緊盯美元匯率 使國內製造的產品昂貴到本土工廠無法與湧進阿根廷的廉價進口產品競爭。許多工作因此流失,導致全國逾半數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之下。不過,在短期內,這套計畫果然奏效:卡瓦洛和梅內姆趁著舉國陷於惡性通脹休克之際,偷偷帶進私有化。危機達成了它的效用。

    阿根廷的領導人在這段期間完成的是一項心理工程,而不是經濟工程。出身軍政府的卡瓦洛很清楚,在危機時刻人們願意把極大的權力交給任何擁有神奇藥方的人 不管危機是金融崩潰,或像布希後來善加利用的恐怖攻擊。

    這就是“弗裏德曼十字軍”能夠安然度過民主轉型期的原因 不是他的擁護者說服選民相信他們的智慧和策略,而是巧妙地從一個危機轉移到下一個危機,利用經濟情勢的急迫性,來推動讓脆弱的新民主體制動彈不得的政策。沃爾克休克之後緊接著是1994年的墨西哥龍舌蘭危機(Tequila Crisis)、1997年的亞洲貨幣危機、1998年的俄羅斯倒債風暴,以及接踵而至的巴西債務危機。當這些休克和危機威力逐漸退去時,更可怕的危機緊接著發生:海嘯、颶風、戰爭和恐怖攻擊。災難資本主義已經成形。

    《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
    第八章 危機的用處──休克治療的包裝


  3. 2011/04/05 於 13:59 patchpieces

    你決定接受每個國家追求匡正時弊者的委託.在既有的社會體系框架下進行理性實驗。如果你失敗,理性變革將受到舉世的嚴重曲解,只剩下正統派和革命派靠鬥爭來解決爭議。

    ——凱恩斯給羅斯福(F.D.Roosevelt)總統的信.1933年

    我2006年10月訪問薩克斯那天,整個紐約市都籠罩在灰蒙的細雨中,街上每隔約五步就點綴著鮮豔的紅色。剛好那一周是波諾(Bono)的紅色商品計畫(Product Red)盛大推出的時候,紐約市也感染了廣告活動的氣氛。抬頭就能看到廣告看板上巨大的紅色iPOd和亞曼尼太陽眼鏡,每個公車亭都有史蒂文•斯皮爾伯格(Steven Spielberg)或潘娜洛普‘克魯茲(Penelope Cruz)穿著各種紅衣服的海報,市內每家嘉普(Gap)店面都全力配合產品推出,第五大道的蘋果商店散發著玫瑰色的紅光。“一件背心可以改變世界嗎?”一則廣告問。是的,可以,我們確信如此,因為其中一部分獲利將捐給全球基金(Global Fund),用以對抗愛滋病、肺癆和瘧疾。“買到它停止!”兩天前電視轉播波諾與歐普拉.溫芙瑞(Oprah Winfrey)在大採購時,他這麼說。

    我有預感,那一周想採訪薩克斯的記者大多數會想問這位超級巨星經濟學家,對於用這種時尚新方法來籌募援助基金有什麼看法。畢竟,波諾以“我的教授”稱呼薩克斯,而我走進哥倫比亞大學的薩克斯辦公室(他在2002年離開哈佛大學)時,迎面就看見一幅兩人的合照。在這麼光鮮亮麗的慈善活動中,我感覺自己有點像是來擾局的,因為我想談這個教授最不喜歡的話題,一個他曾在記者訪談中威脅要掛電話的話題。我想談俄羅斯,以及那裏到底出了什麼差錯。

    薩克斯是在俄羅斯休克治療一年後,才開始自己的轉型,從全球震撼醫生轉變成全世界最敢言的援助貧窮國家運動者。這個轉型多年來造成他與正統派經濟圈的前同僚與共事者衝突不斷。就薩克斯來說,他本身沒有改變——他一向致力於協助一些國家借由巨額援助和取消債務,以發展市場經濟。多年來他認為有可能透過與IMF和美國財政部合作而達成這些目標,但當他來到俄羅斯現場,發現討論的方向已經改變,而且面對的官員冷漠的程度令他大感震驚,導致他採取與華盛頓的經濟官僚較衝突的立場。

    以後見之明來看,俄羅斯無疑代表了芝加哥學派十字軍演進的新里程碑。在早期70年代和80年代的休克治療實驗室,美國財政部和IMF都希望至少獲得表面上的成功——因為它們是實驗,意味將成為其他國家跟進的典範。70年代的拉丁美洲獨裁政府因為攻擊工會和開放邊界,而獲得持續貸款的獎賞,即使部分背離芝加哥學派的正統思想也是如此,例如,智利仍然由國家控制全世界最大的銅礦場,還有阿根廷軍政府慢動作的私有化。玻利維亞是第一個在80年代採用休克療法的民主國家,因此獲得新援助,部分債務也被免除——這發生在90年代桑契斯進行私有化之前。在第一個採取休克療法的東歐集團國家波蘭,薩克斯毫無困難地取得巨額貸款,而且同樣的,最初的計畫遭遇強力反對後,波蘭的大規模私有化也陷於牛步。

    俄羅斯不一樣。“太多震撼,太少治療”是普遍的看法。西方強權在要求最痛苦的“改革”上毫不通融,同時對回報俄羅斯的援助金額始終十分慳吝。連皮諾切特都曾以貧困兒童的糧食計畫來緩衝休克治療的痛楚;華盛頓的放款機構卻覺得沒有必要幫助葉利欽,反而把俄羅斯推入霍布斯式(Hobbesian)的夢魘。

    與薩克斯深入討論俄羅斯並不容易。原本我想引導談話跨越他剛開始的防衛。(“我是對的,他們完全錯了。”他告訴我。還有,“問桑莫斯,別問我;問魯賓(Bob Rubin),問克林頓,問切尼他們對俄羅斯的演變有多高興”。)我也想跨越他的沮喪。(“我在當時是真的想做點事,結果證明徒勞無功。”)我的目的是想更瞭解,為什麼他在俄羅斯會失敗得這麼慘,為什麼薩克斯出了名的好運就在那個關鍵時刻用完了。

    薩克斯現在說,他一抵達莫斯科就知道情勢已經不太相同。“我一開始就有預感……我從一開始就很生氣。”俄羅斯正面臨“一個第一級的總體經濟危機,是我這輩子見過最嚴重最不穩定的危機”,他說。對他來說,唯一的對策很清楚:他為波蘭擬訂的休克治療措施,“以便讓基本市場力量儘快開始運作——加上巨額的援助。我想的是一年300億美元,大致分成150億美元給俄羅斯,150億美元給各共和國,如此才能展開和平與民主的轉型”。

    我不得不說,只要牽涉到他在波蘭和俄羅斯推行的嚴厲政策,薩克斯的選擇性記憶確實眾人皆知。在我們的訪談中,他不斷美化他要求的快速私有化和大規模削減支出(簡而言之,就是他現在拒絕使用的“休克治療”,他辯稱當時指的只有狹隘的價格政策,而非改造整個國家)。根據他對自己角色的記憶,休克治療只扮演不重要的角色,他幾乎完全專注在募款上;他說,他為波蘭擬訂的計畫是“穩定基金、赦免債務、短期財政援助,與西歐經濟整合……葉利欽的小組要求我幫助他們時,我提議的基本上是相同的事”。

    薩克斯說法裏的重要事實沒有爭議:爭取巨額援助是他為俄羅斯規劃的重心——這也是葉利欽屈從整個計畫的動機。薩克斯說,他的藍圖是以馬歇爾計畫為本,即二次大戰後美國撥給歐洲重建基礎設施和工業的126億美元(相當於今日幣值的1300億美元)的計畫——這個計畫普遍被認為是華盛頓最成功的外交作為。薩克斯說,馬歇爾計畫顯示,“當一個國家陷於混亂時,你不能期望它靠自己以有秩序的方法站起來。所以,我對馬歇爾計畫最感興趣的是……只需要不算太大的財政挹注,就為(歐洲的)經濟復蘇步上軌道奠定基礎”。剛開始時,他相信華盛頓有同樣的政治意願,想把俄羅斯轉變為成功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就像二次大戰後對西德和日本的堅定承諾。

    薩克斯相信他可以從美國財政部和IMF爭取到一套新馬歇爾計畫,而且理由很充分。《紐約時報》在那段期間形容他“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經濟學家”。他記得在擔任波蘭政府顧問時,曾“一天內在白宮籌到10億美元”。但薩克斯告訴我:“當我提議為俄羅斯做同樣的事時,白宮完全沒興趣。IMF的人只是瞪著我,好像我瘋了。”

    雖然葉利欽和他的芝加哥男孩在華盛頓不乏仰慕者,卻沒有人願意拿出他們嘴巴說的援助。這表示薩克斯要求俄羅斯推行激烈的政策,但他無法履行自己的承諾。就是在這時候,他開始近乎自我批判。“我犯的最大的個人錯誤,”薩克斯在俄羅斯的大挫敗期間表示,“是對葉利欽總統說:‘別擔心;援助馬上會到。’我深信那些援助對西方來說太重要、太關鍵了,所以它不能像以前那樣搞砸。”但問題不只出在IMF和財政部沒有聽薩克斯的話,也出在薩克斯還未得到任何保證前,就大力促銷休克治療——一場數百萬人付出慘重代價的豪賭。

    當我重新拿這些問題問薩克斯時,他重申自己真正的過失是誤判華盛頓的政治氣氛。他記得一場與老布希任內的國務卿伊格爾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的談話。薩克斯提出他的看法:如果任由俄羅斯的經濟動亂繼續沉淪,可能會引發沒有人能控制的情勢:大規模饑饉、國家主義復辟,甚至法西斯主義,對一個唯一過剩的產品是核子武器的國家來說確實不智。“你的分析或許很正確,但它不會發生。”伊格爾伯格回答。然後他問薩克斯:“你知道今年是哪一年?”

    當時是1992年,克林頓即將打敗老布希的美國大選年。克林頓競選策略的核心是,布希忽略國內經濟的破敗,一意追求海外的光榮(“問題是經濟,笨蛋”)。薩克斯相信俄羅斯是那場國內鬥爭的受害者。他也說,他現在知道還有別的因素:許多華盛頓的權力掮客仍在打冷戰。他們視俄羅斯崩潰為地緣政治的勝利,可以確保美國的超級強權地位。“我沒有那種心態。”薩克斯告訴我,聽起來像一個童子軍誤人《黑道家族》(The Sopranos)的情節一樣,而他也經常給人這種感覺。“對我來說,那只是‘好極了,這是一個可怕政權的終結。現在,讓我們真的來幫忙(俄羅斯人)。請大家投入所有力量……’現在回想起來,我相信在政策規劃者的心裏,那種想法是瘋了。”

    儘管他遭受挫敗,薩克斯並不覺得那段期間的俄羅斯政策是出於自由市場意識形態。他說,那主要是“純粹的懶惰”所造成。他當時很希望來一場激烈辯論,談談到底應該提供援助給俄羅斯,或完全交給市場解決。但是他碰到的是集體冷漠。他說,他很訝異當時沒有嚴肅的研究和辯論可供重大決策參考。“對我來說,最主要的原因是沒有人努力。讓我們至少花兩天辯論這件事——但我們從未這麼做!我沒看到有人努力工作,‘卷起袖子,我們來認真解決這些問題,我們來搞清楚怎麼回事’。”

    當薩克斯談論“努力工作”時,他是在回憶新政、大社會(Great Society)和馬歇爾計畫的美好時代,當時來自常春藤聯盟的年輕人圍坐在指揮桌,卷起袖子,四周儘是空咖啡杯和成疊的政策文稿,大家針對利率和小麥價格爭議得面紅耳赤。這是決策者在凱恩斯主義最盛時期的行事風格,也是面對俄羅斯災難“嚴重性”應該有的做事方法。

    但把放棄俄羅斯歸咎於華盛頓的集體懶惰,對提供解釋沒有幫助。也許瞭解這段過程更好的方法是,透過自由市場經濟學家偏好的“市場競爭”觀點來看。當冷戰如火如荼進行而蘇聯仍未解體時,全世界的人可以選擇(至少理論上來說)他們想消費的意識形態;當時有兩極,且兩極間也有不少選項。這表示資本主義必須爭取顧客;它必須能提供誘因;它必須是個好產品。凱恩斯主義向來代表著資本主義也必須跟其他意識形態競爭的事實。小羅斯福總統實施新政不僅是為解決大蕭條的急迫問題,也是因為在美國人民遭到放任式自由市場的蠻橫打擊後,一股要求採取不同經濟模式的強大運動必須加以安撫。有些人想要激進的經濟模式:在1932年的總統選舉,100萬美國人投票給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候選人。愈來愈多美國人密切注意路易斯安那州的平民主義者參議員惠朗(Huey Long),他主張所有美國人都應享有2500美元年所得的保障。小羅斯福在解釋為什麼在1935年把更多社會福利加進新政時,說他要“搶先一步做惠朗想做的事”。

    在這種背景下,美國的工業家不情願地接受小羅斯福的新政。市場銳利的鋒刃,必須以提供公共部門就業,及確保沒有人挨餓來軟化——資本主義的存亡正面臨考驗。在冷戰期間,自由世界沒有一個國家能免於這個壓力。事實上,50年代前後這段期間資本主義的成就,即薩克斯所說的“正常”的資本主義——北美洲的工人保障、退休金、公共醫療和國家支持最窮困的人民——是出於面對強大左派必須作出重大讓步的務實需求。

    馬歇爾計畫是在這種經濟大勢下使用的終極武器。戰後的德國經濟陷入危機,大有淹沒整個西歐的危險。同一時候,許多德國人被社會主義吸引,迫使美國政府選擇將德國分裂成兩半,而不願冒讓整個德國崩潰或轉向左派的危險。在西德,美國政府利用馬歇爾計畫建立資本主義體制,其用意並非為福特汽車或席爾斯(Sears)建立快速獲利的新市場,而是期待它的成功能造就繁榮的歐洲市場經濟,消弭社會主義的吸引力。

    到1949年時,這表示得容忍西德政府採取任何完全非資本主義的政策:國家直接創造就業、大舉投資公共部門、補貼德國企業,以及強大的工會。美國政府當時採取的政策,是1990年代對俄羅斯或佔領伊拉克時難以想像的,當時政府不顧大企業的反對而延遲開放外國投資西德,以便遭戰爭打擊的德國企業能在復蘇前避免競爭壓力。“當時的判斷是,讓外國公司進入會像放任海盜劫掠一樣。”以馬歇爾計畫的歷史著作備受讚譽的作者卡洛琳•艾森柏格(Carolyn Eisenberg)告訴我:“現在與當時主要的差別是,美國政府不把德國當搖錢樹。他們不想激起民怨,而認為如果開放德國供劫掠,將阻礙整體歐洲的復蘇。”

    艾森柏格指出,這種政策並非出於利他主義。 “當時蘇聯像一把上膛的槍,而德國經濟陷於危機,還有一大群左派,他們(西方)必須很快爭取德國人民歸順。他們真的認為是為拯救德國的靈魂而戰鬥。”

    艾森柏格對創造馬歇爾計畫的意識形態鬥爭的描述,道出薩克斯的工作有一個長期存在的盲點,包括他晚近值得稱讚的致力於爭取大幅增加對非洲的支出。這個盲點是,大規模的平民運動幾乎從未被提及。對薩克斯來說,寫歷史完全是精英的事,只要用對技術官僚,執行正確的政策,就已足夠。就像休克治療計畫是在拉巴斯和莫斯科的秘密地點草擬的一樣,理所當然的,援助蘇聯300億美元的計畫也應只憑他向華盛頓提出淺顯的理由就能實現。然而,正如艾森柏格指出,提出馬歇爾計畫並非基於慈善,甚至不是靠合理的論據,而是出於對民眾反抗的恐懼。

    薩克斯景仰凱恩斯,但他似乎對凱恩斯主義終於能在美國實現的原因不感興趣:難纏、兇悍的工會的要求,以及聲勢日益壯大的社會主義者,使原本太激進的方案變成實實在在的威脅,進而使新政看來像是可接受的妥協。群眾運動迫使不情願的政府採用薩克斯鼓吹的做法,但薩克斯不願承認這點卻造成嚴重的後果。其中之一是,薩克斯看不到他在俄羅斯面對一個昭然若揭的政治現實:俄羅斯絕不會有馬歇爾計畫,因為當年會有馬歇爾計畫就是因為有俄羅斯。在葉利欽廢除蘇聯時,那把迫使馬歇爾計畫形成的“上膛的槍”已經解除武裝。少了它,資本主義突然可以墮落到最野蠻的形式,不只是在俄羅斯,而是全世界。蘇聯既已崩潰,自由市場現在已獨佔全球,這表示已不再需要任何干擾其完美平衡的“扭曲”。

    這就是對波蘭人和俄羅斯人的承諾(亦即:如果他們接受休克治療,他們將突然醒來發現自己已經成為“正常的歐洲國家”)的真正悲劇所在。那些正常歐洲國家(擁有穩健的社會安全網、工人保障、強大的工會與社會醫療體系)的興起是因為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妥協,現在已不再需要妥協,所有西歐的溫和社會政策也陷於四面楚歌,就像它們在加拿大、澳洲和美國遭到圍剿一樣。這些政策不會引進俄羅斯,當然更不會獲得西方資助。

    基本上,這種擺脫一切束縛的解放,就是芝加哥學派經濟學(或稱作新自由主義,或在美國所稱的新保守主義):不是什麼新發明,而是去除凱恩斯附加物的資本主義,處於獨佔階段的資本主義,一套可以為所欲為的體系——不再需要努力爭取我們這些顧客,可以反社會、反民主和恣意展現其粗魯。只要共產主義仍是威脅,凱恩斯式的紳士協議就會繼續存在;一旦這套體系崩垮,所有妥協的痕跡最後都可能被抹除,以便達成弗裏德曼在半世紀前為他的運動設定的純正主義目標。

    這就是福山1989年在芝加哥大學的演說,誇張地宣告“歷史終結”的重點:他並非真的宣稱世界上已不再有其他思想理論,而只是說共產主義既已崩垮,不再有其他主義的力量強大到能成為勢均力敵的競爭者。

    因此,薩克斯視蘇聯崩潰為擺脫極權統治的自由,準備卷起袖子開始幫忙,但他的芝加哥學派同僚卻視之為不同性質的自由——終於擺脫凱恩斯主義,以及像薩克斯這些昧于現實的社會改革家的自由。從這個觀點看,對俄羅斯袖手旁觀雖令薩克斯憤怒不平,卻不是出於“純粹懶惰”,而是在實踐放任主義:放手不管,不作為。所謂袖手旁觀是指所有負責俄羅斯政策的人(從前老布希政府的國防部長切尼、財政部副部長桑莫斯,到IMF的費歇爾)確實有事可做:他們都在執行純粹的芝加哥學派理論,讓市場施展最狠的本事。俄羅斯比智利看起來更像這種意識形態的實踐,預告了十年後同樣的這一批玩家,將在伊拉克創造的“要錢不要命”(get-rich-or-die-trving)式的反烏托邦。

    這種新遊戲規則於1993年1月13日在華盛頓特區首度亮相。那是一場小而重要的會議,只有受邀者能出席,地點在杜邦圓環(Dupont Circle)卡內基會議中心十樓,距白宮只有七分鐘車程,離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總部也只有一箭之遙。舉足輕重、為世銀和IMF擬訂策略而聞名的經濟學家威廉森(John Williamson)舉辦了這場會議,視之為新自由主義部族的歷史性聚會。出席者包括許多顯赫的明星“技術政治家”(Technopol),他們站在運動的最前線把芝加哥主義散播到全世界。這些人有現任和前任的西班牙、巴西和波蘭的財政部長,土耳其和秘魯的央行總裁,墨西哥總統的幕僚長,以及一位巴拿馬前財政部長。他們之中還有薩克斯的老朋友、他尊崇的巴爾舍諾維奇(Leszek Balcerowicz),即波蘭休克治療的策劃者,還有他的哈佛同僚羅德里克,就是曾證明每個接受新自由主義結構改革的國家都已深陷危機的經濟學家。日後出任IMF第一副總裁的克魯格(Anne Krueger)也在場。最熱心宣傳皮諾切特的智利前部長皮涅拉(Jose Pinera)無法恭逢其盛,因為他正密切追蹤智利的總統選舉,但他還是送來一份詳盡的報告。當時仍擔任葉利欽顧問的薩克斯將發表主題演說。

    會議參與者一整天陶醉在經濟學家最愛的休閒活動,商議如何讓不情願的政治人物採用不受選民歡迎的政策。選舉過後應該多快推出休克治療?在猝然發動攻擊的情況下,中間偏左政黨是否比右派更有效率?最好先警告大眾,或是以“巫毒政治”出乎人民意料較佳?雖然會議取名為“政治改革之政治經濟學”——刻意顯得有點乏味,似乎有意誤導媒體的興趣——不過一位與會者詭秘地表示,其實真正的主題是“馬基雅維裏經濟學”(Machiavellian economics)。

    薩克斯聆聽這些討論幾個小時,直到晚餐後他步上講臺發表演說,題目帶著典型的薩克斯風格:“經濟急診室中的生活”。他的情緒顯然很高昂,台下的聽眾也準備好聆聽這位曾高舉休克治療火炬進入民主時代的偶像的演說。薩克斯並未陶醉在沾沾自喜中,後來他對我說,他決心利用這場演說,嘗試讓這群大權在握的聽眾瞭解俄羅斯情勢的嚴重性。

    他提醒聽眾二次大戰後挹注歐洲和日本的援助“對日本日後的驚人成功極其重要”。他提及收到傳統基金會——弗裏德曼主義發源地——一位分析師的來信,薩克斯說,這位分析師“強烈主張俄羅斯應該改革,但不是靠外國援助俄羅斯”。“這是自由市場理論家的共識——而我也是其中之一。這言之成理,但卻是個錯誤。市場無法包辦一切;國際援助極其重要。”他說,放任主義的偏執觀念正把俄羅斯帶向災難,“不管俄羅斯的改革者多麼勇敢、聰明和幸運,他們不靠大規模的外來援助不可能成功……我們就快錯過這個歷史性的機會了”。

    當然薩克斯獲得一輪掌聲,但熱烈程度只算微溫。為什麼他讚揚大手筆的社會支出?台下的聽眾正在進行一場拆解新政的全球十字軍,而不是再製造一個新政。在接續的討論會中,沒有一位與會者支持薩克斯的挑戰,還有幾位發言反對。

    薩克斯告訴我,他嘗試借由演說“解釋一場真正的危機會是什麼情景……傳達急迫感”。他說,在華盛頓作決策的人往往“不瞭解什麼是經濟動亂。他們不瞭解所引發的脫序狀態”。他想讓他們面對現實世界“有一股動力可能把情勢推往失控,直到引發其他災難,直到希特勒趁勢崛起掌權,直到發生內戰,或大規模饑饉,任何情況都可能……你必須採取緊急的協助作為,因為一個不穩定的情勢絕對會走向愈來愈不穩定,而不會走向正常的平衡”。

    我忍不住想,薩克斯無法充分說服他的聽眾。與會者都十分熟悉佛裏德曼的危機理論,而且許多人曾應用在自己的國家。大多數人完全瞭解經濟崩潰會有多混亂和動盪,但他們從俄羅斯得到一個不同的教訓:痛楚和錯亂的政治情勢正迫使葉利欽快速變賣國家財富,這是明顯而有利的結果。

    會議只得靠主辦人威廉森把討論帶回那些務實的優先事務。薩克斯是這場盛會的明星,但威廉森才是聽眾心目中真正的大師。威廉森頭髮漸禿、不適合上電視,但政治立場的偏執卻相當聳動,“華盛頓共識”這個詞——也許是現代經濟學最常被引用、也最具爭議性的詞——就是他創造的。他以主持嚴密的閉門會議和講座著名,每場會議的目的都是為測試他大膽的假說。在1月的會議,他有一個急迫的目標:他想一勞永逸地測試他所謂的“危機假說”。

    威廉森在他的演說中沒有警告要拯救哪個國家免於急迫的危機;事實上,他狂熱地談論引發巨變的事件。他提醒聽眾一些無可爭辯的證據,顯示只有真正嘗到苦難的國家才願意吞服市場苦藥,只有遭到震撼的國家才會躺下來接受休克治療。他宣稱,“最黑暗的日子才能創造最好的機會,讓人們瞭解必須進行根本的經濟改革”。

    威廉森以他無人能及的技巧,揭露金融世界的潛意識,並一派輕鬆地指出這引發一些有趣的問題

    我們一定會問,刻意挑起災難以剷除改革的政治障礙是不是合理?例如,在巴西早巳有人建議,是否值得故意引發惡性通貨膨脹,以便讓大眾驚嚇到接受這種改變……以歷史的後見之明來看,理論上不會有人贊成1930年代中期的德國或日本走向戰爭,只為了獲得戰敗後接續的飛快成長。但一場較小規模的危機能否發揮同樣的功效?可不可能設計一場假危機,能夠不必付出真危機的成本而帶來同樣的效果?

    威廉森的發言代表休克主義的大躍進。在滿屋子的財政部長和央行總裁、人數多到足以辦一場經濟高峰會的這個場合,主動製造嚴重的危機以推動休克治療的想法已被公開討論。

    至少有一位與會者在演說時覺得有必要撇清與這種邪說的關係。英國薩塞克斯大學的經濟學家托伊(John Toye)說:“威廉森建議,挑起人為的危機以觸發改革可能是好做法,我們最好解讀他的用意是在逗笑。”但沒有證據顯示威廉森是在逗笑。事實上,有許多證據顯示,他的想法已被華盛頓和其他地方的最高級金融決策者採用。

    威廉森在華盛頓開會的隔月,我們看到美國掀起一波對“假危機”的新狂熱,雖然當時很少人瞭解它是一套全球策略的一環。1993年2月,加拿大正陷於金融災難,至少一般人從新聞和電視中得到的結論是如此。“債務危機迫近”,全國性報紙《環球郵報》(Globe and Mail)以頭版大標題疾呼。一家全國性大電視臺的特別報導說:“經濟學家預測明年某個時候,或兩年內,財政部副部長將走進內閣,宣佈加拿大的信用已經耗盡……我們的生活將急劇改變。”

    “債牆”(debt wall)這個詞突然變成新語彙,它的意思是,雖然現在的生活似乎舒適平和,但加拿大已嚴重入不敷出,影響力巨大的華爾街公司如穆迪(Moody’s)和標準普爾(s&P),很快就會把我們的國家債信評等從完美的三個A調降下來。萬一發生這種事,機動性超強的投資人在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新規範下,將隨時從加拿大撤資,移到較安全的地方。然後有人告訴我們,唯一的對策是大幅削減部分社會計畫的支出,如失業保險和醫療保險。果不其然,執政的自由黨就這麼做,雖然他們不久前才以創造就業的政綱當選為執政黨(加拿大版的“巫毒政治”)。

    預算赤字的歇斯底里最高潮之後兩年,調查記者麥奎格(Linda Mc Quaig)揭露,少數幾個加拿大的智庫縝密地煽動並操縱這種危機感,尤其是賀維研究所(C.D.Howe Institute)和菲沙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這是弗裏德曼一向大力支持的智庫),背後的贊助者則是幾家最大的銀行和企業。加拿大確實有赤字問題,但並非由失業保險和其他社會計畫的支出造成。根據加拿大統計局,問題出在高利率導致債務價值膨脹,就像80年代沃爾克震撼導致發展中國家債務膨脹一樣。麥奎格前往穆迪的華爾街辦公室,與主管公佈加拿大債信評等的資深分析師塗格利亞(Vincent Truglia)談話,塗格利亞向她透露驚人的內幕:加拿大的企業主管和銀行家不斷向他施壓,要求他發表貶抑加拿大財政的報告,但他拒絕了,因為他認為加拿大是優良而穩定的投資標的。“我處理的國家中,從來沒發生國民希望降低自己國家評級的例子,而且是不斷要求。他們認為加拿大被評得太高。”他說,他經常接到其他國家的代表打電話,抗議他給的評級太低。“但加拿大人比外國人更看輕自己的國家。”

    對加拿大金融圈來說,這是因為“赤字危機”是發動政治鬥爭的重要武器。在塗格利亞接那到些奇怪的電話前,一項要求政府削減醫療和教育等社會計畫支出,以降低稅率的大規模運動已經發動。由於這類社會計畫受到絕大多數加拿大人支持,因此要把削減支出合理化的唯一方法,便是威脅國家經濟可能因此崩潰,陷於全面危機。但穆迪機構繼續給加拿大最高的A++債信評級,因而使維持世界末日氣氛變得極為困難。

    在那段期間,投資人對混淆的資訊感到很困惑:穆迪對加拿大很樂觀,但加拿大媒體不斷報導國家財政的慘況。塗格利亞受夠了加拿大發佈政治操縱的統計數字,擔心自己的研究遭到質疑,於是採取非同尋常的措施,發表一篇澄清加拿大政府支出“並未失控”的“特別評論”,甚至隱約批評右派智庫使用的狡詐統計手法。“近日公佈的數項報告,大幅誇大加拿大的預算債務部位,其中有些數字被重複計算,另一些則作了不恰當的國際比較……這些不正確的計算可能導致加拿大債務問題的嚴重性被誇大。”穆迪發表特別報告後,“債牆”並未迫近的說法傳開來一一但加拿大的企業界並不高興。塗格利亞說,他發表報告後,“加拿大一家大金融機構的人……打電話給我,對著我大吼大叫。這還真罕見”。

    等加拿大人發現“赤字危機”是企業資助的智庫誇大操縱的結果時,生米已煮成熟飯——預算已遭削減並實施。直接的結果之一是,加拿大提供給失業者的社會計畫被大幅削減,而且再也沒有恢復,雖然後續數年出現了預算盈餘。這種危機策略在這段期間不斷被利用,1995年9月,一卷錄影帶被洩露給加拿大新聞界,內容是安大略省教育部長在一次公務員閉門會議中說,在宣佈削減教育支出和其他不受歡迎的改革前必須先洩露一些描繪悲慘情況的資訊,以便創造必要的驚慌氣氛,雖然這些資訊可能言過其實。他稱這種操作是“創造有用的危機”。

    華盛頓的“統計舞弊”

    在1995年,大多數西方民主國家的政治言論都充斥債牆和經濟即將崩潰的說法,要求政府加速削減支出並進行更大規模的私有化,而且弗裏德曼學派的智庫總是高聲疾呼危機來臨。不過,華盛頓最有權勢的金融機構不但願意借媒體製造危機的表像,也很樂於以具體措施創造貨真價實的危機。在威廉森發表“點燃”危機的言論兩年後,世界銀行的首席發展經濟學家布魯諾(Michael Bruno)公開呼應這種說法,但也未引起媒體注意。在1995年突尼斯國際經濟學會(IEA)的一場演說中(後來由世界銀行以論文出版),布魯諾告訴500位來自58國的經濟學家,國際已逐漸形成共識,認為“一場夠大的危機或許能震撼原本不情願的決策者,使他們採取能提高生產力的改革”。布魯諾舉拉丁美洲為“深度危機似乎有效的主要例子”,尤其是阿根廷。他說,總統梅內姆和財政部長卡瓦洛的表現傑出,“利用緊急氣氛”推動深度私有化。為了不讓聽眾有機會忽略他的論點,布魯諾說:“我一直強調一個大主題:深度危機的政治經濟效應,往往為激進改革帶來有利的結果。”

    基於這個事實,他宣稱國際機構不只要利用既有的經濟危機來推動華盛頓共識,還必須先發制人,切斷援助以使危機更惡化。“不利的休克(例如政府歲入或外部資金流入減少)實際上可能是好事,因為它能縮短(改革的)延遲。‘情況沒有壞到底前不會好轉’的想法會自然浮現……事實上,一場高通脹危機對一個國家的好處,強過在比較不嚴重的危機當中拖泥帶水。”

    布魯諾承認,加深或製造嚴重的經濟崩潰十分可怕——政府可能發不出公務員薪水,公共基礎建設可能荒廢,但身為芝加哥學派的門徒,他呼籲聽眾把這種破壞當作創造的第一階段。“隨著危機加深,政府確實可能逐漸枯萎,”布魯諾說,“這種發展有一種好結果,就是在推動改革時,頑抗團體的力量可能已被削弱——一個採取長期對策而揚棄短期權宜措施的領導人,可望贏得對改革的支持。”

    芝加哥學派對危機的沉溺已迅速席捲知識界。短短幾年前,他們才只是推測惡性通脹危機能創造震撼政策所需的震懾條件,現在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競鼓吹製造失敗國家,只因為危機能提供從廢墟中重頭來過的機會,而世界銀行的經費卻來自178國的公帑,其宗旨是重建和強化困頓的經濟體。

    多年來外界盛傳國際金融機構玩弄威廉森所說的“假危機”,脅迫一些國家任其擺佈,但要證明其事卻十分困難。最詳盡的證詞來自一位轉為告發者的國際貨幣基金幕僚布德夫(Davision Budhoo),他指控IMF偽造資料,只為了宣告某個貧窮但意志堅定的國家經濟陷於危機。

    布德夫出生於格林伍德(Grenada),是接受倫敦政經學院訓練的經濟學家,並且以不同流俗的個人風格在華盛頓智庫圈特立獨行:他留著一頭愛因斯坦型的豎直頭髮,寧願穿風衣而捨棄西裝。他在IMF工作12年,職務是為非洲、拉丁美洲和他的祖國格林伍德設計結構調整計畫。IMF在雷根與柴契爾時代大幅右轉後,思想獨立的布德夫感覺他在工作崗位愈來愈坐立不安。IMF當時在忠貞的新自由主義信徒總裁康得蘇(Michel Camdessus)領導下,擠滿狂熱的芝加哥男孩。布德夫1988年辭職時,決定把自己奉獻給揭發IMF的秘密,他先寫了一封了不起的信給康得蘇,用的是十年前法蘭克寫給弗裏德曼的控訴語氣。

    這封信一開始就以IMF資深經濟學家罕見的熱情語調說:“在我擔任IMF幕僚12年,歷經正式的基金現場工作1000個日子,兜售你的藥方和魔術袋給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和非洲的政府和人民後,今天我辭去工作。對我來說,辭職是無價的解脫,因為我的解脫讓我得以跨出救贖的一大步,希望因此可以洗淨我自覺手上沾滿的幾百萬名貧困、挨餓者的血……那些人流的血多到像河裏的水。那些血也逐漸乾涸,在我全身各處凝結;有時候我感覺全世界的肥皂也無法洗去我以你的名義做的事。”

    然後他開始陳述他的“指控”。布德夫“指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以統計數字當作“致命”武器。他不厭其煩地細數他在80年代中期以基金職員的身份,參與精心計畫的“統計舞弊”,在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報告中“誇大”富藏石油的特立尼達和多巴哥(Trinidad and Tobago))的情況,以便讓這個國家顯得比真正情況更“不穩定”。布德夫聲稱,雖然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掌握”了正確的資訊,但卻把一項衡量勞動成本的關鍵數字“誇大”為兩倍多,使該國的生產力大幅下降。在另一個例子中,他宣稱IMF“幾乎是憑空捏造”龐大的未清償政府債務。

    布德夫說,這些“明顯的疏失”是刻意而非“馬虎計算”的結果,卻被金融市場當作事實,並立即把特立尼達歸類為高風險國家,進而切斷其融資。該國的經濟問題——起因於主要出口物資石油的價格下跌——很快變成“災難”,因而“被迫”向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乞求紓困。然後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求該國接受布德夫形容的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致命的藥”:裁員、降低工資,以及“全套”的結構調整政策。他敍述這個過程是“以詭計故意阻斷該國的經濟救生索”,以便“先摧毀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的經濟,然後促成改變”。

    2001年去世的布德夫在他的信中明白指出,他的控訴不只是因為少數官員對待一個國家的方式。他形容IMF的整個結構調整計畫就是一種大規模的酷刑,讓“‘因痛苦而尖叫’的政府和人民被迫在我們面前屈膝,挫敗、驚惶而混亂,乞求我們以同情心和君子風範對待,但我們殘酷地嘲笑他們,毫不留情地繼續施以折磨”。

    這封信公開後,特立尼達政府委託兩項獨立的研究,調查信中的陳述,並發現信中所述果然是“事實”: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膨脹和“假造”數字,對該國造成嚴重傷害。

    不過,儘管指證歷歷,布德夫爆炸性的控訴卻“消失”得幾乎“無聲無息”;特立尼達和多巴哥是委內瑞拉外海的一群小島,除非該國人民沖進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十九街的總部,它的抱怨不太可能引起世界注意。但這封信在1996年“被改編”成一齣叫《布德夫先生的IMF辭職信》的戲,在紐約東村一家小劇場演出。這出戲出乎意料獲得《紐約時報》好評,稱讚它“不同尋常的創意”和“別出心裁的道具”。這則簡短的戲評是《紐約時報》唯一提到布德夫名字的版面。

    《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
    第十二章 資本家本色──俄羅斯與(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私有化改革下)野蠻市場的新時代


  4. 2011/04/05 於 14:00 patchpieces

    新美帝國主義-新帝國主義意識形態與美帝戰爭的新方式

     兩個英國人福斯卡斯和格卡伊的《新美帝國主義:布希的反恐戰爭和以血換石油》一書把帝國主義這個曾經非常熟悉的辭彙又在腦海中喚醒了。記得列寧說過,帝國主義的兩大特徵是“掠奪”和“戰爭”,兩位作者給的定義則是“一國對別國進行軍事和經濟征服的企圖”,大同小異,沒有什麼變化,雖然歷史的車輪已經滾過了一個世紀。

      新美帝國的精英們“相信”上天給了他們“特權”,讓他們在各方面——文化、軍事、政治和經濟——都沒人可以挑戰,帝國“註定”將永遠存在下去。新帝國為了建立一種符合自己的愛好、反映自己利益與價值的“國際秩序”,“自以為”巧妙地用“反恐戰爭”取代“反共戰爭”,用“誇大威脅”的手段來使武力為後盾的對外政策“正義化”和“軍事化”,把打擊恐怖主義當作在新世紀進行全球軍事和政治擴張的萬能理由。

      但是,在新帝國與國際社會的博弈過程中,其他國家會發現這種“(美帝世界新)秩序”對自己的利益構成了傷害,使自己受到了壓制,並因此而傾向于聯合起來,共同抵抗和反制“帝國主導(美帝世界新)秩序”的形成。於是,無所制約的帝國意外地發現自己身處一個有著更多敵意、面臨分裂的世界,自己的利益也更難以實現。

      福斯卡斯們認為,儘管龐大的軍事實力是支持美利堅帝國的不可或缺的手段,但它不能取代經濟霸權和美元作為全球性儲備貨幣的重要作用,更不用說美國的強大軍事實力並不能自動為美國提供一個安全的世界。以美元的衰弱為標誌,美帝國的實力也已經步入衰退。所謂的“美帝國”,無非是一種“虛幻”、“狂妄的幻想”而已。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成為世界超級大國,從那時起美國的霸權地位一直依靠三個無可匹敵的方面作支柱:軍事上的絕對優勢、先進的生產方法及相對較強的經濟實力、控制全球經濟市場和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三者之中,美元的作用可能最為顯著。在歐元誕生之前,世界貿易領域沒有一種貨幣能夠挑戰美元的霸權地位。

    隨著1999年底歐元的啟動,世界經濟和貿易體系增添了一種全新的元素,有了一種貨幣能夠與美元相匹敵,有望成為全球儲備貨幣。短短幾年之中,歐元真的成了人們的另一種選擇,成了世界金融市場上第二重要的貨幣,引入歐元之前,未償付的歐元國舊幣債券和票據占世界總量的近28%,美元債券和票據占45%。到2003年年中,這一差距縮小了很多:美元債券和票據所占份額下降到43%,歐元債券和票據的份額上升到41%。在貨幣市場上,這一變化更為顯著:1998年底,以歐元國舊幣為單位的貨幣市場工具僅占世界總量的17%,美元貨幣市場工具占58%;但到2003年年中,美元的份額下降到30%,歐元份額上升到將近46%。如今,歐元在國際貿易結算中的比重占到了四分之一。

    一旦某個“歐佩克(OPEC)‘成員打破慣例,用歐元為其石油重新定價,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和石油美元關係對它的支持之間的相互作用就會受到威脅:
    2000年11月,伊拉克宣佈將使用歐元替代美元對其石油儲備進行重新定價。
    這是第一次有“歐佩克(OPEC)”成員國敢於違反美元“定價規則”,從那之後,歐元不斷升值,美元不斷貶值,
    一段時期以來,利比亞一直敦促用歐元取代美元為石油定價,伊朗、委內瑞拉和其他國家也表示願意在石油交易中使用歐元。
    由於石油交易是支撐美元霸權地位的核心因素,這些都有可能對美國的全球霸權特別是美國經濟實力構成重大威脅。

    現在,美國幾乎向全世界“舉債”,而不儲備任何其他貨幣,因為美元是實際上的全球儲備貨幣。美元幾乎占全世界所有官方外匯儲備的三分之二,美國無需在利率方面同其他貨幣競爭。即使利率低,資本也會流問美元。在美國以外“流通”的美元越多。其他國家就越得向美國“提供”更多物品和服務以換取美元。美國甚至可以奢侈地擁有“以本國貨幣為主的這種地位美國已經享受了30年、就是說自1974年石油美元誕生以來,世界其他各國經濟都為美國經濟提供了大量補貼。這種狀況無疑使美國政治經濟精英受益,同時也使美國經濟緊密依賴于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

      現在的世界貿易是一場買賣遊戲。其他國家生產物品,美國生產美元來購買物品。相互關聯的世界各國經濟不再為了獲得相對優勢而進行貿易:他們爭相出口商品是為了獲得所需要的美圓,來償還美元為主的外債,和囤積美元儲備,以維持本國貨幣的兌換價值。為了防止有人投機和操縱市場,攻擊本國貨幣,各國的中央銀行必須掌握與其流通貨幣相應的美元儲備。一種貨幣貶值的市場壓力越大,該國中央銀行所需要待有的美元儲備就越多,這為美元的更加堅挺創造了系統內部的支援。同時迫使世界各國的中央銀行必須獲得和持有更多美元,從而使美元更堅挺,這種現象被稱作美元霸權,是由重要商品,特別是石油,使用美元定價這一地緣政治造成的特殊性所導致的,每個人都接受美元,因為美元能買石油。石油美元的“迴圈”就是美國從石油生產國獲取的好處,這也是美國自1971年以來容忍“石油輸出國組織”存在的原因。
      
      石油不僅僅是國際上買賣的最重要商品,它也是一切現代國家經濟的生命血液。如果你沒有石油,你就得購買。如果你想在國際市場上購買石油,一般你下得不用美元來買。如果一大部分石油交易改用歐元,不用美元,更多國家就不得不增加歐元貨幣儲備,美國將不得不同歐元直接爭奪全球資本。不僅歐洲可能不再需要美元,連80%以上石油從中東進口的日本也不得不把大部分美元資產轉換成歐元:作為世界最大石油進口國的美國,也不得不持有大量歐元儲備。這對美國的貨幣管理來說是一種災難,因為每年美國不僅將失去一大部分相當於免費的商品和服務補貼,而且從美元儲備轉成歐元儲備還將使美元貶值。滙豐銀行在2003年6月的一份報告中指出,即使是少量資金從美元轉移到別的貨幣,或流量的改變都會產生重大變化。如果美元成了更重要的儲備貨幣,(如果美國準備與歐元分享儲備貨幣地位的話,)這還將意味著或者美國買入更多歐元,或歐洲人減少所持美元,買入歐元。”這顯示了石油(和石油美元)與最近的伊拉克戰爭之間具有清晰、明確的聯繫,同時也說明,金融是力量角逐的一個方面,具有重要的地緣政治意義。

      美國和英國於2003年3月對伊拉克進行(入侵)軍事干涉,在那裏建立了自己的權力機構管理該國,這次“入侵”後不久,就宣佈從伊拉克購買石油只能支付美元。但事情還沒有結束,與之相矛盾的是,儘管美國近期取得了這些軍事和政治進展,在歐、亞地區的軍事實力迅速加強,但出於各種經濟和政治原因,越來越多的中東、南美和俄羅斯石油生產商在討論用歐元“取代”美元,或者用“一攬子貨幣”進行石油公開交易。這樣會加速美元的衰落,推動歐元成為第二個世界儲備貨幣,如果貨幣代表著一個國家的經濟形勢,而美元繼續貶值,美國經濟將在這樣的條件下直線滑落(P15-19 )。(評點:美國入侵伊拉克是以薩達姆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作為表面理由的,背後的原因卻是為了打擊歐元這一真正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三年多過去了,世界發現薩達姆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並不存在,歐元也沒有因為美國的打擊而顯示出弱勢,這就是“強大的”武裝到牙齒的美國所面對的悖論。)
      
    美國情報機構並沒有把自己的任務僅限於折磨嫌疑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情局」幾次派人潛入中國,為在瓜地馬拉“政變”之前刺殺尼政府官員作訓練:這次“政變”成功地推翻了“民主選舉”的總統阿本斯,換上了一連串的“獨裁者”,用武力和野蠻鎮壓的方式對該國進行了40多年的“殘暴統治”。
    儘管出了一連串醜聞,1953年,「中情局」成功地在伊朗推翻了受民眾愛戴的摩薩台政府,把逃亡國外的巴列維國王扶上臺。巴列維對該國的壓榨在隨後的幾十年中一直使美國受益,但最終引發了1979年的伊斯蘭革命,“阿亞圖拉”霍梅尼和他的伊斯蘭教政府上臺;1963年2月,中情局與英國情報機構聯手支持了一次流血政變,使伊拉克復興黨第一次掌權,這同時也鞏固了英國在該地區的利益。1963年的這次“政變”是伊拉克歷史上最血腥的事件,其血腥程度只有1973年9月11日「中情局」支持的智利政變能夠與之相比。

      當時的英國駐巴格達大使羅傑•艾倫爵士寫道,在伊拉克新政府裏,年輕的薩達姆•侯賽因是個顯眼的人物,“極”符合西方的利益,一周後他告訴英國外交部:“現政府正在盡力而為,因此,我個人認為我門應該支持它,長期幫助它站穩腳跟,這樣共產主義威脅可能逐漸消失。”

    “政變”之後,英國和美國馬上承認了巴格達的新政權,在這位大使看來,局勢“幾乎恢復了正常”,經過政府的更替和內部鬥爭,復興黨於1968年鞏固了政權地位。那一年隨後發生的「中情局」“策動”的“政變”使(伊拉克)薩達姆開始掌權,成為艾哈邁德•哈桑•貝克爾的副總統,直至1979年在美國的保佑下成為總統。
    同樣,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中情局」在阿富汗締造並支持了奧薩瑪•本•拉登的組織,作為反抗蘇聯“邪惡帝國”的“自由戰士”,後來才“發現”他們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
    每一次,當時的美國(自由)大眾傳媒都把這些事件當作“沒發生一樣”,只在報導一個國家擺脫共產主義影響時,把這些事和美國的參與當作參考背景。這種“處理方法”並不陌生,就像當時德國人民被告知,關於納粹罪行的報導只不過是猶太人或共產主義者的宣傳。

      馬里蘭大學進行的大量研究發現,通過(自由)商業電視臺看新聞的人中大多數對最近的伊拉克戰爭至少有三種“根本性誤解”之中的一種:
    (1)伊拉克與“9•11”事件有直接關係;
    (2)在伊拉克“找到”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3)國際輿論支持美國入侵伊拉克。
      
    “偉大”的(自由)大眾傳媒頻道總是“變換”入侵的原因,如果一種“說法(故事;敘述)”被證明是錯誤的,他們就“發明”另一種。在一項關於哪個電視頻道看的人最多的全國調查中發現,大多數人通過「福克斯(Fox News)」的系列頻道看新聞。這其中,80%的人說在伊拉克找到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換句話說,“偉大”的(自由)大眾傳媒看上去更像是在把觀眾“搞糊塗”,而不是使觀眾瞭解情況——不幸的結論是,在美國儘管有無處不在的電視報導和發行量巨大的報紙,美國人卻在世界上最“不知情”。

    1947年,「中情局」在“戰略情報局”的基礎上成立,成為與破壞美國自由的“共產主義間諜陰謀”對抗的情報採集機構。據報導,這些“共產主義問諜”使用宣傳和“洗腦”的手段欺騙美國人接受“共產主義者的社會主義”。他們相信,有必要抵制這些險惡陰謀,這是“美式自由”和俄式“洗腦”之間的冷戰的一部分。這種價值觀被反復有效地“植入”西方政治文化之中,儘管國際關係發生了演化、轉變,在冷戰結束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冷戰話題“並沒有”終結或消失:它伴隨著一個新的“敵人”而“重生”。“使美國能夠進攻或”入侵“別國的惟一辦法,是把這些國家的政權”描述“成對我們的安全威脅。因此,塞爾維亞的米洛舍維奇是巴爾於的‘希特勒’,必須被制止。而且伊拉克”必須“被入侵,因為薩達姆(海珊)正在製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把它們交給奧薩瑪•本•拉登。”

    許多美國人繼續深信,他們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是善意的,他們的政府所做的永遠是為了別人好,也為了他們自己好。即使他們國家的行動導致災難,他們也認為,其背後的動機是“高尚”的,儘管有無數證據證明,善意和“高尚”都是“政治口號”,而不是政治方針。看來,美國情報和安全部門在世界其他地區任意使用的大腦控制術在他們本國。他們刻意營造的世界裏取得了最大成功。他們是不是因為被洗腦而相信自己的宣傳?要不,這是另一種宣傳?(P82-85)
    (評點:美國有其在世界上引以為豪的最廣泛的新聞自由和最發達的資訊傳播網路。但是,美國人民在熟練掌握“讓不需要的事實消失的藝術”的政府和自覺地“嚴格實行自我審查”的新聞媒體的引導下,可悲地成了“世界上最不知情”的人民,並天真地以為自己“永遠是為了別人好,”實在是搞不明白 “那些最為人類的幸福操心的人,卻使他們的鄰居感到非常痛苦”的悖論如何得以成立。)

    “我手上的惡魔不夠用了”(想像、妖魔化塑造敵人)

    正如我們看到的,整個冷戰期間,美國“利用”人權和民主價值觀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作為“政治工具”,給蘇聯陣營內部存在的民族、宗教和政治經濟緊張關係火上澆油。
    看看1973年9月「中情局」在智利的活動、皮諾切特推翻和殺死阿連德的例子,
    或者看看1967年10月「中情局」特工在玻利維亞殺死切•格瓦拉的例子,就知道這是“有選擇”進行的。
    此外,薩拉查和卡埃塔諾“獨裁時期”葡萄牙是「北約」成員國;
    1967年至1974年的希臘“獨裁政權”是由一小撮無能的上校扶上臺的,這些上校都在「中情局」的薪水簿上;
    土耳其加入「北約」的過程中經歷了三次“軍事政變”。美國的“雙重標準”政治手腕在冷戰中獲得了勝利,隨後其結果又使其手段“正義化”:目的是打破“邪惡的共產主義體系”。

    美國的人權運動在瓦解蘇聯陣營的過程中起到了輔助作用,但並不是主要因素。正如我們在別的地方所分析過的,理解蘇聯共產主義的失敗必須把它放在與國際債務危機有關的更廣闊的背景下,同時與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蘇聯為了抗衡美國星球大戰計畫耗費了大量資金所導致的力量衰竭聯繫起來。
    由於雷根強調同蘇聯展開全面軍備競賽,而新保守派又公開推崇雷根政府,許多分析人土把新保守派的起源定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我們想要指出的是,事實並非如此,美國新保守主義的新帝國觀比新保守派的起源更為重要。

    我們認為,新保守派使美國新帝國計畫已經存在的戰略框架極端化了。這種已存在的框架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在艾奇遜和尼茲的領導下確立的,建立在三個戰略設想之上:
    第一,“創造”一個看得見的“敵人”,“誇大”它對美國和“自由世界”的威脅;
    第二,加強西方陣營“依賴”於華盛頓決策過程的“輪軸一輻條”體系;
    第三,美元在全球貨幣市場的核心地位。
    然而,蘇聯陣營的瓦解破壞了這一計畫,使美國“失去”了“(亟需)敵人”,使“輪軸一輻條”體系的依賴性鬆懈,特別是歐洲人開始趨向一個更緊密的政治聯盟,通過宣佈發行他們自己的儲備貨幣——歐元,進一步削弱了美元的實力。

    這就是第一次海灣戰爭期間(1991-)、南聯盟危機爆發前和1991年《瑪斯特裏赫特條約》談判即將開始時的形勢,當時法國和德國更加努力推動歐洲形成統一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當1991年美國把(伊拉克)薩達姆從科威特趕出去的時候——要知道,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兩伊戰爭”期間(1980年至1988年),伊拉克是美國在海灣地區的“盟友”——當時擔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科林•鮑威爾抱怨說:“我手上的惡魔不夠用了,我手上的壞蛋使完了。”他認為美國應該使用占絕對優勢的高科技兵力解決緊急狀況和蘇聯解體後產生的地區衝突,以實現“阻止前進”,
    現在這種理論面臨破產,因為“缺少”明顯的、容易界定的、理由充分的“敵人”。「北約」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它不得不重新界定朋友和“敵人”,設計新的意識形態準則;否則它就不得不隨著「華約」的失效而解散。「北約」的“新戰略理念”於1991年11月推出,以鮑威爾的理論為精華,同時期待著1999年和2004年的擴張(1999年是匈牙利、波蘭和捷克,2004年是保加利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羅馬尼亞、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亞)。

    但是克林頓採取了“快刀斬亂麻”的方式,繼承了他的偉大前任們的“輪軸一輻條”理論。克林頓的戰略班子認為冷戰後的全球角色主要有四組。
    第一組是所謂的核心夥伴,如歐洲國家、日本和澳大利亞。
    第二組由過渡中的國家組成,如前共產主義國家。
    第三組由“無賴國家”組成,如伊拉克、伊朗、朝鮮和敘利亞,這些國家拒絕接受核心國家的理想,支持國際恐怖主義,迫切想要得到尚未擁有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以傷害美國及其盟友,也就是核心國家。
    最後還有第四組,就是所謂的失敗國家或地區。
    這種“分類”使美國及其核心盟友承受了極大的人道主義壓力。

    於是,冷戰後的“新敵人”就這樣勉勉強強、湊湊合合地確定下來了,就是那些無賴國家和失敗國家。至於那些過渡國家,如俄羅斯、烏克蘭和“神秘的亞洲大國”中國,他們必須全面實現政治民主、推進公民自由和人權、採取有效的市場經濟、支持反恐公約、與美國領導的西方機構,如「北約」和世界貿易組織,達成合作夥伴協定。正是在這樣的意識形態“框架”下,克林頓政府把美國的目標調整為“人道主義干涉”,而其登峰造極的表現是1999年北約轟炸南聯盟。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盧旺達大屠殺過後,隨著索馬里、利比理亞等失敗國家和地區陷入混亂,世界上約有2000萬難民。由於冷戰年代共和黨和民主黨政府已經成功地在人們的潛意識裏“植入”了“自由—道德”意識,所以盎格魯—撒克遜人民能夠接受用這種意識形態使新帝國戰爭“正義化”的做法。

    帝國進行“人道主義干涉”並非新鮮事物。事實上,至少從1919年《凡爾賽條約》簽訂的時候起,它就被用來防止濫用國家權力壓迫少數民族和宗教信仰上的少數派。②不過,我們想在這裏強調的是,克林頓政府選擇把“人道主義干涉”作為其首要意識形態“工具”,以便在美國“手上的惡魔不夠用”的情況下實現權力政治的目標。
    克林頓和北約的軍隊“人道地”干涉了波黑(1993年至 1995年)、南聯盟的科索沃(1999年);
    在索馬里(1992年至1994年)和海地(1995年)遭受了令人鬱悶的失敗;
    在盧旺達( 1993年至 1995年)和布隆迪( 1994年至1996年)沒有插手、先撇開1948年、1956年、1967年、1973年和1981年至 1983年巴勒斯坦的幾百萬難民不說。盧旺達和波黑是美國雙重標準的典型代表。事實上,簡單比較。下死亡數字,立刻就能看清美國的“權力政治”動機:塞爾維亞族的准軍事部隊和民族主義分子在斯雷佈雷尼察和熱帕屠殺了約 8000名穆斯林,但是在盧旺達,有 100多萬人被屠殺。眾所周知,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布特羅斯•加利提醒人們注意,在盧旺達的人道主義災難即將發生的時候,克林頓政府卻出乎情理之外地關注西巴爾幹地區。帶著對美國這種冷漠態度的驚詫,加利離開了聯合國秘書長的崗位。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機器是團結統一的政治體。任何一個政治體都不可能沒有一點內部矛盾、不團結和重組的願望。所有國家機器都充斥著意識形態爭執,民族和宗教問題,性別、文化和其他社會問題,利益和地位衝突,政治家和政府機構中的個人對立,各種政府部門和政黨之間的對立。階級鬥爭在國家的分裂和重組趨勢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不論從什麼樣的廣泛意義來講,並非一切都可以簡化為階級鬥爭。美國的聯邦制國家機器也不例外,且不提其分化的國家結構。民族和宗教矛盾——和英國、義大利、日本、法國相比,美國的民族和宗教矛盾相對複雜。事實上,美國的外交政策是由三個緊密相連的方面導致的。

      1、聯邦政府內,不同利益群體的代表之間討價還價的過程:聯邦政府試圖通過這一過程體現不同民族、政治、社會和階級的利益。
    2、美國的階級民族利益和安全利益,這些利益遍佈世界,特別是在歐亞地區、重要海路通道(如巴拿馬運河、蘇伊士運河),拉丁美洲和太空。
    3、一個廣泛的政治意識形態準則,如果可能的話,這種政治意識形態原則最好是全球統一的,它建立在美國精英階層的民族階級利益足以成為全世界的利益的基礎上,在其國內也獲得支持。

    克林頓時期,美國最大的缺陷是缺少第三部分。沒有了蘇聯就沒有了“敵人”。沒有了蘇聯意味著歐洲人和美國可以在更廣闊的空間裏施展。包括東歐、中歐、近東和中東。
    然而,美國實現“北約東擴”或推翻(伊拉克)薩達姆政權,僅以“人道主義干涉”為藉口能夠令人信服嗎?總的來說,蘇聯的解體給美國國內和以“輪軸——輻條”體系為基礎的全球力量結構帶來了一個巨大的問題。“人道主義干涉”的政治意識形態無法取代蘇聯。對許多人來說,有各種原因覺得它不足以令人信服,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有兩個:首先,因為在波黑和科索沃只取得了部分勝利,而在索馬里 和海地失敗了;
    其次,任何人都能看出這種政策註定具有“雙重標準”,從1991年8月(蘇聯正式解體)到2001年8月的十年裏,新保守派努力推動美國政策的進一步“軍事化”,對“劃定”的無賴國家採取先發制人的戰略。但是克林頓政府對這種想法感覺不太好,因為缺少一種組織嚴密的意識形態準則和一種清晰的威脅,以使美國擴大影響的凝聚力得到加強。

    在克林頓第一個任期即將結束的時候,布熱津斯基看到了這種缺陷。他寫道:“美國在國內太民主而在國外太專制,”這一事實“制約美國發揮其實力,特別是軍事脅迫能力”。準確地說,這種缺陷就是“除非國內公眾對美好生活的感覺突然面臨威脅和挑戰,大家對追求實力這一目標沒有什麼熱情。”因此,“除非處在一種真正大的、被廣泛認同的直接外來威脅的情況下”,外交政策所急需的共識很難達成。
    這種直接外來威脅很快就出現了。“9•11”事件後,新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側重點不得不進行調整。

    “反恐戰爭”,還是“全球巴勒斯坦化”?

    正如冷戰時期美國的“人權”辭令讓位于瓦解蘇聯的大戰略,“9•11”事件後,美國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使用的“人道主義干涉”辭令讓位給了“反恐戰爭”計畫。2002年1月29日布希曾說:“浩瀚的大洋再也保護不了美國——我們(美國人)只能靠在國外積極採取行動。在國內不斷提高警惕來保護自己。”我們已經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中看到了美國在“國外的積極行動”,這兩個國家前者是藏匿本•拉登的失敗國家,後者是被懷疑擁有、或者可能正在製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無賴國家。的確,按照新保守派的說法,最壞的情形就是恐怖分子或無賴國家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美國人也看到了“在國內提高警惕”,包括通過《愛國者法案》和其他新機構的成立,比如成立國土安全部,其職責相當廣泛,在政治精英中引發了激烈的爭論,討論是否應該限制它的權力,“以免將來它變成像東歐國家曾經出現的那些可怕的安全部門一樣”。不過還有一些值得一提的其他活動,比如所謂的“校園觀察”,一個鼓勵美國大學生監督學校老師在課堂上的反美或反以色列言論的機構。

    正如冷戰時西方國家不得不通過法律和在國內的執法行動抵制“國內外的共產主義威脅”一樣,如今世界各國也得通過執法機構和反恐法律維護安全。這一當務之急體現在聲明裏:“所有國家都有必要對境內的恐怖活動採取‘絕不姑息’的政策。”畢竟“來自90個國家的人在‘9•11’事件中喪生”。美國正在幫助所有國家“制訂計畫,通過各種方式,包括修改法律、技術援助、新的調查技術、分享情報、執法和軍事培訓,幫助(這些國家)獲得打擊恐怖主義的必要能力”。2004年至2005年,在2005年7月7日倫敦地鐵爆炸案之前,英國以布雷爾為首的精英們也加強了反恐立法和執法機構,井且提出應該通過法律允許不發出警告將恐怖嫌疑犯軟禁家中,不給他們合法辯護的權利。
    總而言之,“9•11”事件是個分水嶺,不是因為美國新帝國主義意識形態重要的敵友陣營被破壞了,而是因為全球恐怖主義的新威脅”取代“了蘇聯。美國的新安全宣言說:“為了維持‘9•11’事件以來的勢頭,使全球反恐戰爭處於最前沿,美國政府的所有部門將在雙邊和多邊談判中把打擊恐怖主義當作一項標準日程。”

    新保守派通過充分利用這一標誌性的重大災難事件,得到了“重塑”美國新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穩妥方案。正如德里克•葛列格里所說,世貿雙塔的倒塌“通過一種震撼人心的視覺力量,傳達了在美國都市心臟爆發的一次壯觀的恐怖活動”。事實上,這樣的事件令人很難遺忘,(而美國媒體正努力使它宛如昨天)除非像阿布格裏蔔監獄虐囚事件這樣的腐蝕劑和出乎意料的現象流行開來,引起公眾關注。迪克•切厄反復重申:“別忘了我們在2001年9月11日上午所看到的一切。”但是美國“9•11”事件後的“反恐戰爭”還有更大的政治、經濟和戰略目的。當然,如果所有的恐怖分子都被抓起來了,美國手中的惡魔又該用光了。我們知道,恐怖活動,不管是國家的還是社會的,都是真實的,但是美國的“反恐戰爭”卻是“人為製造”的、“虛構”的。我們也會列出一些具體想法,探討什麼才是應對恐怖主義的最好方法,不論這種恐怖主義來自國家還是非國家角色。

    在題為《打擊恐怖主義國家戰略》的檔中,我們看到:
    我們生活的時代有大量機會使世界的繁榮與美國和全世界熱愛自由的人們所擁有的利益和價值相一致。我們將把握這些機會……通過不斷進行打擊,確保恐怖分子無處藏身,我們將縮小他們的活動範圍,削弱恐怖主義組織的能力……我們永遠不能忘記,我們鬥爭的最終目標是——我們根本的民主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在領導反恐鬥爭的過程中,我們形成了新的國際關係,用適應二十一世紀跨國挑戰的方式重新定義現在的國際關係……前面的鬥爭是長期的、艱苦的。在這場特殊的戰爭中,我們不能期望衝突輕易地結束,或者有明確的結束期限。

    這段話對“反恐戰爭”的新帝國意識形態中的一些重要元素進行了最好的總結。
    首先,它告訴我們,這是一個對美國來說充滿“大量機會”的時代,因為美國可以把它的國家利益當作全球利益強加給全世界,而且可以使用武力。這再次證明,這不是帝國主義的新成分:這是一種長期以來一直存在的意識形態準則,使一群人的政治企圖能夠在本國或國際上佔據支配地位。為了支配他人,這些人的觀點必須淩駕於別人的觀點之上。“9•11”事件所帶來的機遇為美國達到這一目的鋪平了道路。

    其次,這段聲明告訴我們,美國必須“持續不斷”地、在有必要的地方進行“單邊”的、先發制人的打擊。美國確實這樣做了。四年之中,美國轟炸了南聯盟,人侵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在我們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美國或許和以色列正為入侵敘利亞和伊朗打基礎。利比亞不再是美國的目標,因為正如《經濟學家》雜誌所承認的,“卡紮菲退出邪惡軸心以後”,西方石油和天然氣公司如今在利比亞很活躍。歐洲人這回沒有跟從,從德國、法國和俄羅斯反對美國對伊拉克發動先發制人的行動就能看出來。塔里克•阿裏寫道:“這是冷戰後歐盟和美國的內部核心分歧第一次公開分裂,被電視曝光,使公眾輿論以大西洋為界形成兩極分化。”新保守派相信,如果美國展示一下威力,盟友們最終會走到一起來。“軟實力”派的戰略家,約瑟夫•奈,相信這不是美國達到全球目標的正確方式,因為它使盟友更加疏遠了——軟實力是說服而不是強迫別人做你想讓他們做的事的能力。但是美國沒有聽從約瑟夫• 奈的意見。因此,軟實力派思想家認為,華盛頓(輪軸)的外交政策在新保守派的領導下越軍事化,越我行我素,歐洲國家(輻條)越想脫離輪軸獲得自由。

    美國實力的這種永不安分的狀況使我們想起了列夫•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作為二十世紀傑出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之一和1917年俄國革命的領袖人物,托洛茨基認為1917年的俄國革命不能僅僅局限於在俄國進行。相反,如果俄國的布爾什維克想生存下去,它必須通過在波蘭和德國等其他國家不斷進行革命鬥爭來得到加強,並把其他國家的鬥爭當作整個進程的一部分。托洛茨基的觀點在布爾什維克的中央委員會遭到了失敗,不過我們回顧這段歷史是因為有人說托洛茨基和幾位新保守派有思想上的關聯。如果這種說法正確,那麼托洛茨基的政治思想模式正在簡單地(而且過分簡單地)通過新保守派的戰爭計畫和美國強制機器的對外極端化得到實踐。即使這種說法不對,“9•11”事件後美國新帝國主義的所作所為也恰恰是托洛茨基曾預言的:為了解放受國家干預的國內市場,特別是石油和天然氣市場,資本主義國家發動了一場持久的戰爭,通過更換政府和使用先發制人力量使國際環境極端化。

    這使我們直接聯想到“新保守派”“反恐戰爭”的第三個主張。它使我們十分清楚地看到,這場新戰爭可能無限期地進行下去:“我們不能期望衝突輕易地結束,或者有明確的結束期限。”畢竟,怎麼可能徹底消除所有的恐怖主義呢?對這種偏執想法惟一符合邏輯的猜測是,只要美國“需要”,“反恐”戰爭就將持續下去,直到美國“實現”了兩個具體政治目標:
    全方位的控制和強迫全球接受其自由民主價值觀和自由市場經濟。這就是“全球化”的全部內涵:
    與上帝賦予美國的“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真正全球超級大國”地位密切相連的“歷史的終結”。
    然而,這種新的敵友規劃能夠按著冷戰的方式操作嗎?
    這能夠成為美國從事外交事務的長期組織原則嗎?
    迄今為止它是怎樣運作的呢?

    美國戰略家清楚地知道,當今的恐怖活動不受領土的限制,儘管恐怖分子在地球上有基地和經濟資產。它不受國家限制,儘管可能有國家或國家機構暗中為其提供保護。恐怖分子通過複雜的網路進行活動,使用高級的科技手段。儘管這些手段怎麼也比不上美國的軍事和科技優勢——所以才有了“不對稱戰爭”這個詞——恐怖分子的網路經營得很好。
    “新保守派”洞悉這一切,但是“9•11”事件後當阿富汗的塔利班向美國提出逮捕本•拉登,把“基地組織”從阿富汗驅逐出去時,美國拒絕合作。他們還拒絕「北約」對美國第一次真正的“反恐戰爭”的支持。這些都很令人生疑。美國“假裝”打擊恐怖分子,“實際上”他們做的是推翻塔利班政權,在俄羅斯安全利益和中國利益的軟肋上,還有在無賴國家伊朗的東邊“建立”自己的“軍事存在”。這就是他們所做的“一切”。比倫特•格卡伊看到:“‘9•11’事件前幾天,美國能源部情報局把阿富汗的戰略地理位置列為‘從中亞向阿拉伯海出口石油和天然氣的潛在運輸通道’。”而且,在阿富汗戰爭期間,巴基斯坦和土庫曼斯坦討論了“開發一條從土庫曼斯坦經阿富汗到巴基斯坦瓜德爾港的天然氣管道,現在正在中國的援助下在俾路支省海岸興建。”
    由此,免不了得出一個結論——“反恐戰爭。是促進美國在歐洲和亞洲的安全和階級利益的”人為製造“的工具。然而這其中還有其他尚未看到的事實。

    布希和“新保守派”知道,他們無法像戰勝一個失敗國家那樣戰勝恐怖分子。他們無法用國家政治暴力和國家恐怖活動剷除恐怖分子。“國家恐怖主義”和擴大占絕對優勢的軍事影響力,無論技術多麼先進,只能產生反作用,無法消滅自殺式襲擊、部落戰爭這些現象。維持部落地區的治安如今需要大量人力和武器資源。2003年10月16日,在給迪克•邁爾斯將軍、保羅•沃爾福威茨、道格•費思、皮特•佩斯將軍的備忘錄中,拉姆斯菲爾德問道:“如今我們缺乏衡量全球反恐戰爭輸贏的尺度。我們每天抓獲的、殺死的、阻止的和勸服的恐怖分子是不是比伊斯蘭學校和極端傳教士招募、訓練和派遣出去對付我們的更多呢?”

    除了殘忍和好戰之外,問這個“問題”是一種深度“錯覺”,因為那些決意犧牲自己生命的人,隨時隨地都可能殺死別人。更具體地說,美帝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新保守派”忘記了,自殺式爆炸的“主要意義”在於“生命”,而不是死亡。對中東人民來說,“聖戰”和本•拉登所代表的和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共產主義革命和切•格瓦拉對西方激進青年所代表的“一樣”,而美帝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新保守派”對這一“事實”不屑一顧。
    如果新帝國主義國家(如美國)或新殖民主義國家(如 1967年以後的以色列)用“國家恐怖主義”來打擊恐怖分子,其結果必然是暴力的惡性循環。我們還得進行進一步的分析。例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衝突不僅僅是兩個民族主義或原教旨主義互不讓步的問題。它確實是這樣的,但還有一些東西超出這種簡單猜測之外。事實上,它是“被壓迫民族”——巴勒斯坦人的民族主義和“壓迫者”——以色列國家的民族主義之間的“不平等關係”。

    回顧 1967年,伊薩克•多伊徹曾精彩地說過:
    表面上,阿、以衝突只不過是兩個敵對的民族主義之間的衝突,雙萬都處於自以為是和野心膨脹的惡性循環之中。從抽象國際主義的觀點來看,最容易不過的就是把兩者當作同樣毫無價值的和反動的而不屑一顧。然而,這種觀點忽視了那裏的社會和政治現實。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國家人民的民族主義,他們為獨立而進行的鬥爭,不應該和征服者、壓迫者的民族主義放在一個道德政治層面上。前者有歷史理由和進步的方面,而後者沒有……以色列的安全依賴於定期發動戰爭,每隔幾年必須削弱阿拉伯國家的力量。

    新帝國主義和“新猶太復國主義”是手拉手的好兄弟。2002年5月2日,美國參眾兩院通過議案,宣佈美國和以色列“現在正進行一場反對恐怖主義的共同鬥爭”。參議員約瑟夫•利伯曼更直白地說:“以色列受到恐怖分子有組織、蓄意的自殺和殺人襲擊行動的包圍。這些恐怖分子的實質和‘9•11’事件中對我們國家的襲擊是一樣的。”美國駐伊拉克部隊正在吸取“以色列國防軍在巴勒斯坦被占領土上得出的經驗教訓”。為了突破抵抗,美國正在“像以色列情報部門那樣使用阿拉伯線人。美軍把伊拉克的城鎮村莊變成了西岸的影子”。
    還有消息披露,“以色列軍官在美國布拉格堡訓練暗殺小組,模仿以色列國防軍的‘定點清除’戰略”。結論是令人痛心的: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所做的,在以色列的週邊,美國正在向全球做同樣的事。正如新”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原教旨主義與伊斯蘭聖戰相對應,美國國內的“基督教原教旨派”和“猶太復國主義”者與美國以外的全球聖戰相對應。芝加哥諾斯派克大學的唐納德•瓦格納近期對“基督教原教旨主義”和新“猶太復國主義”進行研究,追溯了這兩個意識形態運動在小布希時代與“新保守主義”明顯走到一起的過程。“2000年,共和黨發生了一個轉變。它開始擁護新保守派思想家的理論,宣揚美國的”單邊主義“,支持用軍事手段而不是外交手段解決問題。‘9•11’事件後又採取了更具進攻性的做法,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戰爭和其他的敵人很快都與美國的‘反恐戰爭’聯繫起來,而這毫不奇怪。”因此大家普遍認為,華盛頓對以色列的承諾是一種無可更改的事實,這也正是使布希的巴勒斯坦政策左右為難之處。當然還得強調一下,新保守主義和猶太人的觀點並不完全一致,有許多參與政治的猶太人認為新保守派(和新猶太復國主義者)對世界的觀點是一派胡言。

    新保守派把恐怖主義的根源歸結於貧困、腐敗、宗教衝突和民族矛盾。這毫無意義,按照亨利•C.K.劉的說法:“這樣定義恐怖主義的話,反恐戰爭無法取得勝利。”伊斯蘭恐怖主義的真正原因是美國在原材料豐富的地區,向那些窮苦人民施加其占絕對優勢的影響力,因為這些原材料,如石油和天然氣,對美國正在衰落的經濟。不穩定的金融狀況至關重要。
    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另一個“真正原因”是巴勒斯坦的惡劣狀況和所謂的“國際社會”“無力”強迫以色列“執行”「聯合國安理會」要求其撤出西岸和加沙的242號決議。對付恐怖主義最好的方式是平民方式,一種新的“緩和”政策。應對基地組織和原教旨主義恐怖組織最好的方式是從大中東地區“收回”盎格魯—撒克遜的影響力,從西岸和加沙撤走以色列部隊,成立獨立的巴勒斯坦國。到那時,伊斯蘭教和西方就能在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基礎上發展一種新的民主、平民的政治經濟合作關係。這是把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觀點倒過來想的另一種方法。這也是超越過於“簡單的”、“錯誤的”、危險的、好與壞的宗教困境的另一種方法。
    但是布希的主要選舉支持者——“基督教原教旨派”和新”猶太復國主義者“,都堅持拒絕這樣想(P93-104)。

    2007-03-17


  5. 2011/04/18 於 09:18 patchpieces

    美帝策劃扶植西藏叛亂:中情局組訓叛亂游擊隊供應武器阻止(農奴)和平解放

    阻止西藏(農奴)和平解放

      為適應“(圍堵遏制中國反共白色恐怖撲殺)冷戰”的需要,1947年7月26日,美國國會通過了《1947年國家安全法案》。該法案規定:美國成立「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簡稱CIA);只要總統授權,美國「中央情報局」就有權在國外執行各種秘密行動和准軍事行動。尤其在軍事干涉過於強硬、外交手段軟弱無力時,「中央情報局」的秘密行動便成了美國政府的第三種選擇。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美國開始公開涉足中國西藏事務,支援西藏分裂勢力的活動。美國最高決策層認為,西藏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原因是:
    其一,中國西藏位於亞洲的腹地,作為一個天然的戰略高地屏護著中國的西南地區,如果西藏被中國控制,便會成為共產黨中國向印度施加影響的基地,因而“會對南亞地區(特別是印度)構成威脅”;相反,“一個分裂的西藏”卻與美國政府所希望的“中國在某一方面出現內部崩潰”之目標正好吻合。在美國看來,即便無法分裂中國,西藏分裂勢力的抵抗也可以消耗中國的資源,從而實現削弱中國的目的。
    其二,1950年2月《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和同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以後,從強烈的反華政治需要出發,美國把中國西藏納入其對華“遏制”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中央情報局在援助西藏分裂勢力的活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950年3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先遣部隊向西康地區進發,拉開了解放西藏的序幕。「中央情報局」密切注視著西藏局勢,通過各種途徑搜集有關西藏的情報。此間,西藏上層分裂勢力也準備以武力對抗解放軍入藏,並慫恿達賴喇嘛外逃。7月,達賴喇嘛的長兄土登諾布在「中央情報局」資助下到達紐約,成為美國與達賴秘密聯繫的中間人。

      最初,美國曾試圖阻止西藏(農奴)和平解放,極力慫恿達賴及噶廈(西藏地方政府)拒絕與中央人民政府簽署西藏和平解放的十七條協定。在這一計畫落空以後,中央情報局又策劃了秘密策動達賴出逃的計畫,由於種種原因,這一計畫再次落空。然而,中央情報局與西藏上層分裂勢力的此次密謀,為1959年達賴逃往印度鋪墊了基礎。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SC5412計畫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以後,「中央情報局」積極支持並“操縱”西藏分裂勢力,策劃了一系列旨在製造“西藏獨立”、反對“新中國”的陰謀活動。此間,美國政府密切關注西藏事態的變化,積極採取措施支持西藏分裂勢力。國務院遠東司司長艾利遜認為:“西藏叛亂分子已經發展到集體的公開騷亂的階段”,“西藏的形勢正在向著符合美國利益的方向發展”。因此他建議美國政府應進一步秘密援助西藏抵抗力量。這一建議得到了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高度重視,決定由中央情報局在西藏實施NSC5412計畫——“秘密援助地下反共抵抗力量”的行動計畫。

      1954年3月15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SC)通過了NSC5412計畫。次年,艾森豪總統又批准修補了NSC5412計畫,增加了NSC5412/1和NSC5412/2文件。這三個檔均屬“遏制國際共產主義行動的秘密軍事行動計畫”。其中在NSC5412/2文件中特別規定,在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下,由「中央情報局」具體負責領導反對和遏制“國際共產主義行動”的全部間諜和反間諜行動。該項秘密行動的目標是在“受到國際共產主義威脅和統治的地區發展地下抵抗力量和秘密幫助遊擊隊活動,並保證那些力量在戰爭中的有效能力,使他們在戰爭中擴大軍事力量並獲得所需的供應品”。

      按照美國國家安會委員會第5412/2號檔的精神,由總統、國務院和國防部指定代表組成代表團,又稱“5412委員會”或“特別小組”,也稱5412小組。該小組具體指導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重大秘密行動。這意味著「中央情報局」對西藏實施的各種秘密行動計畫都由該小組決定。

    秘密援助西藏叛亂分子

      依據NSC5412計畫,「中央情報局」在中國西藏地區開始了秘密援助“藏獨”的一系列行動。喬治•派特遜是美國情報部門與印度、中國國民黨、在國外的西藏分裂分子相接觸時的聯絡員和譯員,據他後來聲稱,自從1949年起,中央情報局、國民黨特務和西藏分裂分子的聯繫從未中斷。

      1953年朝鮮戰爭結束後,中印邊界印度一側阿爾莫一帶的居民驚奇地發現:這裏居然出現了三個教育中心、兩個醫院、兩個麻風病院和一個肺病療養院。更令人驚奇的是,在這些“醫院”和“教育中心”裏根本就沒有什麼病人和學生。實際上,從1951年起,「中情局」即已開始從事西藏叛亂分子的訓練工作。阿爾莫就是中情局對西藏施行秘密行動的基地之一。

      1955年春季,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一個下屬機構開始在噶倫堡城郊徵募藏族人,先後在臺灣、沖繩群島、塞班島、關島等地秘密進行訓練,然後將這些受訓人員遣回西藏,作為發動叛亂的骨幹。

      1955年12月,在四川西部藏區(通稱“康巴地區”)的民主改革即將展開之時,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唆使和策動當地部分彝、藏族奴隸主,發動了抗拒民主改革的大規模武裝叛亂。

      叛亂發生後,「中央情報局」當即認定康巴叛軍是美國在西藏行動的可靠盟友。局長艾倫•杜勒斯也認為西藏的形勢為中央情報局的行動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會。1957年2月,中情局挑選了6名康巴叛亂分子,送到太平洋上的關島進行了為期6個月的特種訓練。當年8月,這些受訓結業的康巴特務被空投到西藏,其使命是指導叛亂並促使達賴公開向美國求援。其中兩人與康巴叛匪頭子貢布紮西取得了聯繫,並於1958年1月在達賴的夏宮羅布林卡秘密會晤了達賴的管家帕拉•土登維登。

      後來,「中央情報局」又先後遴選了170余名康巴叛亂分子在琉球、塞班等地接受訓練。因為這些高原來客不習慣海島氣候,「中央情報局」遂又在美國國內設立了一個“康巴遊擊隊員訓練基地”,該基地叫做赫爾營,位於美國克羅拉多州的洛基山脈,是二戰期間美軍第10山地師總部所在地,這個營地曾被用來訓練美軍的山地作戰部隊和特工人員。該地平均海拔高度10000英尺,與西藏的地形、氣候有許多相似之處。為了掩人耳目,1957年7月16日出版的《丹佛郵報》宣佈,赫爾營即將啟用為軍事試驗基地。在這個機密的營門口,赫然懸掛了“危險!請勿接近!”的牌子,登山者見後都以為是核廢料處理場。營地的警衛也得到了命令,凡遇未經許可闖入者,一律就地擊斃!

      在人民解放軍的有力打擊下,康巴叛亂到1957年底基本被平息下去。許多叛亂頭目紛紛逃向西藏,被西藏上層反動集團收留,重新予以武裝,繼續進行非法活動。1957年5月,在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的策劃支持下,從四川藏族地區流竄到西藏的康巴叛亂分子頭目在拉薩成立了反動組織“四水六崗”(藏語“曲細崗珠”,泛指甘、青、川、滇、藏等省區藏族聚居的地方)。

      1958年4月,從四川、青海、甘肅等省藏區竄入西藏的叛亂分子,正式與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結為同盟,將所有武裝力量統一于“四水六崗”組織之內,並分配了叛亂任務。6月,貢布紮西帶著中情局訓練的特務和電臺離開拉薩,竄到西藏山南地區,建立叛亂武裝根據地,組織了叛亂武裝“衛教志願軍”。

      “衛教軍”一成立,就立即得到美國的武器援助。當年夏天,「中情局」就在山南地區空投大批武器彈藥,計有機槍20挺、迫擊炮2門、步槍100支、手榴彈600枚、炮彈600發、子彈40000發。11月26日,中情局通過“麥克馬洪線”以南印度佔領區,又向山南地區運送武器彈藥226馱;年底,向紮古拉馬塘高地空投一批武器,約100支美式來福槍、20挺輕機槍、2門55毫米迫擊炮、60枚手榴彈,每支槍和每門炮配置300發子彈或炮彈。次年1月,又通過尼泊爾運入40馱武器彈藥。為掩蓋真相,美國只提供“二戰”時期的武器。

      「中央情報局」的援助行動,助長了西藏分裂主義分子的囂張氣焰。進入1959年,西藏武裝叛亂逐步升級,叛亂分子不僅襲擊解放軍,而且對藏民劫掠、燒殺,強迫他們反對中央人民政府。3月10日,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終於公開撕毀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發動了全面的武裝叛亂。一周之後,他們又劫持達賴喇嘛離開拉薩,倉皇出逃。

      有外國研究人員認為,叛亂者無法通過和平手段使達賴喇嘛公開站在他們一邊,是促使中情局和他們在1959年3月發動大規模叛亂的根源。這並非空穴來風。最新解密檔案表明,1958年9月,中情局決定秘密增加對叛亂者的資助,以擴大其反對中央政府的遊擊戰,此舉得到艾森豪總統的批准。派特遜證實說,在拉薩叛亂前,他的康巴朋友就告訴他,已經有了一個使達賴喇嘛離開拉薩的計畫了。1959年3月2日,印度加爾各達的《政治家報》發表的一篇匿名文章,也為上述結論提供了證據。作者極其準確地預測說,達賴喇嘛可能不願離開拉薩,但為了使他離開,康巴人將不得不製造些騷亂。

    檔案表明,在西藏叛亂的關鍵時刻,「中央情報局」認定,“達賴的出逃符合美國的利益。”在達賴出逃途中,“曾在「中央情報局」受訓的報務員緊緊相隨,把達賴喇嘛的行程隨時報告給華盛頓。”「中央情報局」設在達卡的基地與達賴喇嘛保持密切聯繫,並準備好一種適合在西藏稀薄空氣中飛行的C—130型運輸機,隨時給他們空投所需物資。兩周後,達賴一行在「中央情報局」訓練的西藏特工幫助下逃到印度佔領區。

      達賴出逃後,叛亂武裝於3月20日淩晨向解放軍發動全面進攻。解放軍被迫進行反擊,兩天內就將其徹底擊潰。隨後,西藏全境的平叛作戰全面展開,叛亂分子苦心經營的山南老巢被一舉蕩平,“衛教軍”敗逃至印度控制區。至當年底,西藏大部分地區的叛亂即被平息。

      策劃西藏“公路襲擾戰”

      「中情局」對西藏叛亂武裝如此不堪一擊大為失望,他們認為這都是反叛者集團作戰的結果。在1959年召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第403次會議上,艾森豪總統批准在中國西藏繼續實施NSC5412系列計畫。艾倫•杜勒斯分析了西藏叛亂失敗的原因並提出了未來的行動方案。他認為:首先,中國人民解放軍在西藏佔有絕對有效的軍事優勢,加之其使用飛機,西藏叛軍已被“成功地肢解”;其次,“西藏(叛亂)遊擊隊總是大集團作戰,軍事調動過於煩冗”,“他們對當地地形熟悉的優勢沒有發揮出來”。接著,杜勒斯分析了中國軍隊的困難,即解放軍數千名步兵在向青藏高原推進過程中要克服嚴峻的給養運輸、惡劣的自然條件的挑戰。因此,如果破壞拉薩——北京的供應線,北京的損失就會出現“實質性地增加”。中央情報局認為,西藏的大部分道路都築在山腰上,一旦被破壞.要用數周甚至數月才能修復;依靠反叛者襲擊公務人員和車隊以獲取中國內部情報,也成為中央情報局日益渴望的事, 因為它從中國其他地區已很難獲得此類情報。

      於是,「中央情報局」確定了“公路襲擾”計畫,將在赫爾營經過專門訓練的藏人空投到西藏,實施破壞西藏公路運輸的行動。

      在西藏叛亂正式爆發之後,被秘密送到赫爾營進行訓練的藏人數量明顯增加,最終共有259人在該營受訓。

      1959年9月下旬,中央情報局決定在康區西部的邊壩(Pembar)地區進行上述行動。邊壩位於薩爾溫江(怒江)南岸,與中國的“成都——拉薩”公路距離很近,由於中國在該路段南北支線的控制薄弱而被選中。同月,在美國受訓的18名藏人被空投到西藏邊壩地區。他們的任務是控制該地區;進攻四川——拉薩公路上的交通運輸和破壞軍事設施,襲擾並阻斷軍事運輸供給,以阻止中國政府對西藏地方的物資供應和軍需運輸;破壞襲擾解放軍平息叛亂的行動。為配合上述行動,美國中央情報局為邊壩地區的叛亂分子空投武器和物資。

      1961年2月,「中央情報局」決定實施第二輪襲擾戰。這次他們選擇了西藏茫康(MaRkham)地區。茫康位於湄公河與雅魯藏布江之間,是中國內地公路穿越康區第二條線路的終點站,也是西藏叛亂分子的聚集之地。中央情報局準備據此破壞北京的後勤運輸。3月,受過訓練的7名藏族特務由中央情報局使用C—130運輸機空投至茫康地區。

      事實證明,美國「中央情報局」對西藏地區上述兩次公路襲擾並不成功,也沒有給中國對西藏地區的控制構成威脅。由於人民解放軍對空降的叛亂分子實施了有效的圍剿,中央情報局從1957年開始空投到西藏的49名藏族特務,除10人逃到印度,2人被捕(至1979年被寬大釋放)外,其他37人不是被擊斃,就是在雪嶺荒原逃竄時死於寒冷和饑渴。

      到1960年底,西藏全區範圍內大股叛亂武裝均被殲滅,人民解放軍取得了平叛鬥爭的決定性勝利。

      “木斯塘計畫”

      「中央情報局」眼看西藏境內的叛亂武裝已無生存基礎,腹地滲透死路一條,於是又將計畫改為從境外進行長期襲擾。1960年前後,中央情報局和西藏分裂勢力決定尋求一個新的安全活動基地,由於印度不願為其提供基地,他們將活動基地從西藏境內轉移到尼泊爾。經過一番挑選,他們看中了尼泊爾境內半獨立的封建領地木斯塘。木斯塘一帶山高林密,地方首領信喇嘛教並不受政府管轄,況且緊鄰西藏邊境,進行滲透行動十分方便。不過當地人煙稀少,一切物資供應均要靠美國解決。

      1960年9月,達賴集團在木斯塘重新組建了“四水六崗衛教軍”,由此開始了在中國邊境長達十年之久的軍事襲擾。其首任總指揮貢布紮西在回憶錄中寫道,“有時,一二百人的西藏遊擊隊的活動深入中國佔領區達100英里”。然而,美國人後來承認:“這些襲擊除了給西藏部隊以暫時的滿足,並激起他們有朝一日真正進軍故鄉的希望外,作用幾近於零”。

    不過有一次,這種襲擊行動卻出乎意料地獲得了大量情報。西藏叛亂分子在一條冷僻的山路上,伏擊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一支小小的車隊,他們在一輛車上發現了幾個郵袋,裏面除了一般日常函件外,還有從北京發出的政府官方檔和軍事檔。叛亂分子把郵袋交給了中央情報局。後來,中央情報局總部的中國問題專家仔細分析了郵袋的內容,從中發現了中國官方大量有關西藏情況的資料與資料。

      除此之處,“西藏行動”未能獲得任何其他值得一提的收穫,卻繼續有氣無力地在原地踏步。

      1960年5月,一架美國U一2飛機進入蘇聯領空進行偵察時被擊落,此後,艾森豪總統下令停止入侵共產黨國家領空,這包括西藏在內。到1960年底中央情報局取消了對西藏叛軍的空投,失去物資供應的叛軍不得不獨自面臨一個苦冬,許多人因為沒有食物和住所而凍餓而死,還有一些人被迫吃皮鞋和皮革來維持生命。

      1961年3月,新上臺的甘迺迪總統重新批准了「中央情報局」的秘密計畫,於是,中央情報局又開始向木斯塘的叛軍空投武器、無線電操作員、裝備和生活必需品。

      「中央情報局」給叛軍下達的任務是,進攻解放軍分散的營地,並在拉薩至新疆的交通幹線上破壞運輸。這些襲擾行動,迫使中國在該地區增加兵力,並將西藏西部的交通線改道為青海至新疆的公路。

      當「中央情報局」決定繼續空投時,遭到了印度的反對。印度國防部長杜特向美國表示:“為了加強中印邊境的防空,堅決擊落任何侵犯印度領空的飛機,因而希望美國的飛機在將來的空投中不要飛越印度領空,也不希望美國利用西藏人在印度反對中國,而使問題複雜化。”沒有印度的支持,“木斯塘計畫”暫時擱淺。

      然而1962秋天,中國和印度爆發了一場短暫的邊境戰爭,從而導致印度政府的態度發生了明顯變化。在對待美國中央情報局利用印度領土(領空)援助達賴集團分裂活動的立場和行動上,印度由原來的反對者(至少是中立者)變成了主要的積極參與者。而且印度開始與美國在軍事上積極合作,美國向印度提供軍事援助,而印度獲得該項援助的條件之一是“與美國合作共同遏制共產黨中國”。軍事合作促使美、印兩國在情報領域展開了合作。美國中央情報局遠東地區負責人菲茲格拉德和印度中央情報局局長穆立克分別為合作雙方的代表。從此,美國中央情報局與印度情報局在援助西藏分裂勢力行動上展開了密切合作。

      美國和印度在“西藏計畫”中各取所需。美國的目的在於抵抗所謂“共產黨中國在印度與南亞的擴張”,具體行動是通過藏人遊擊行動收集解放軍在西藏地區軍事部署的情報。印度在“西藏計畫”中的具體目標是利用藏人遊擊隊對抗中國邊境的防務力量,以期鞏固其“東北邊境特區”(NEFA)的安全。12月,印度情報局實施“察克拉塔計畫”。依據該計畫,這些藏人將被組建為“特別邊境部隊”(Special Frontier Force,簡稱SFF),他們的任務是收集中國情報和實施其他准軍事行動。美國中央情報局極力配合印度情報局的“察克拉塔計畫”。除了為“特別邊境部隊”提供輔助性訓練、跳傘技術外,美國中央情報局還派出由106人組成的特種部隊為其提供“秘密的”遊擊戰術和非常規戰術訓練。

      同時,美、印兩國情報局還將受訓的藏人間諜派往西藏和中、印邊境實施偵察活動。他們通過跳傘進入西藏內地建立了20個情報站,其任務是偵察中國軍隊的集結動向;安裝感測器,用於偵察中國核子試驗及導彈試驗;截取中國軍事通訊的資訊。

      1963年11月,美國「中央情報局」與印度情報局在新德里成立新的聯合行動機構——“特別中心”。“特別中心”的主要職能是利用西藏分裂分子向中國西藏滲透間諜。他們的主要任務是深入西藏及中、印邊境地區,用無線電收集並發送關於中國西藏的社會、政治、軍事情報。美國中央情報局為其提供耐用型太陽能無線電電臺。

      在1964年1月舉行的“特別小組”會議上,美國「中央情報局」又制定並實施了新的“西藏行動”,包括:政治行動、宣傳和准軍事行動。該計畫的目的是“在西藏內部和外國(主要是印度)確立一個自治西藏的政治概念,並在中國內部培養抵抗共產主義政治發展的能力”。

    但是1964 年6月初,木斯塘爆發的一起突發事件徹底改變了美、印合作的行動模式。事件的緣由是,為尋找遊擊隊反華的“素材”,英國一家電視臺派出一個小組在派特遜帶領下,未經允許來到木斯塘。他們說服叛軍發動了一次對中國車隊的襲擊,並將這次襲擊過程拍攝下來,這使得美國中央情報局在西藏的秘密行動被曝光而引起國際社會的譁然。為此,中央情報局停發了對木斯塘叛軍的半年援助資金。

      由於木斯塘襲擊事件的敗露,美、印兩國軍事襲擾的合作行動被迫轉變為單純的情報計畫。 同年10月16日,中國成功爆發了第一顆原子彈,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美、印兩國情報局針對中國情報的合作進程。美國「中央情報局」為印度提供10架C—46運輸機和4架直升機,其中有1架C—46運輸機被改裝成電子偵察機平臺,這些飛機沿著喜瑪拉雅山麓飛行,收集來自西藏地區的電子通信情報。

      從1967年開始,美國「中央情報局」對木斯塘叛軍的援助行動開始走下坡路。這主要是因為,
    首先,木斯塘叛軍的行動沒有達到預期目的,他們沒有在西藏內部實現破壞中國供給和通信系統的目標。
    其次,木斯塘叛軍的任務很大程度上由印度的“特別邊境部隊”來完成,它得到了美國和印度的長期支持。1968年,「中央情報局」近東行動負責人格里奇菲爾德在西藏行動的形勢報告中向“303委員會”特別小組諫言,“在西藏內部取得的成就微乎其微,而其外部的成就(選擇重要目標開展無線電竊聽)要好得多。”

      到1968年,詹森政府停止了對木斯塘叛軍的援助,「中央情報局」也取消了在美國國內對叛亂分子進行訓練的計畫,把整個預算的計畫削減到一年不到120萬美元。

      「中央情報局」在支持西藏叛軍十年之久的時間裏,所耗資金甚巨。據1998年9月15日《洛杉磯時報》的報導:“根據最新公佈的美國情報機構檔,在20世紀6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裏,「中央情報局」每年向西藏流亡運動提供170萬美元用於開展反對中國的活動,其中包括每年向達賴喇嘛提供18萬美元的津貼。”

     “西藏行動”壽終正寢

      1969年1月,尼克森就任美國總統,美國對外政策處於歷史的轉捩點,此時美國的相對實力已走向衰弱。為擺脫越南戰爭的泥潭並借助中國抗衡蘇聯,美國需要中國的參與,為此,美國積極改善與中國的關係,美中關係出現了趨於緩和的態勢。美中關係的“解凍”導致了美國西藏政策的重要變化,此時的西藏分裂集團自然成了美國戰略棋盤上的一粒“棄子”,「中央情報局」對其的秘密支持也隨之停止。

      1973年,尼泊爾國王比蘭德拉訪華。在會見比蘭德拉時,毛澤東主席催促尼方儘快肅清其境內的西藏叛軍。1974年7月,尼泊爾政府軍包圍了木斯塘營地,達賴喇嘛眼看大勢已去,專門錄製了一盤磁帶送到木斯塘營地播放,讓他們放下武器投降。在真切聽到達賴喇嘛的聲音後,大多數叛軍放下武器,還有一些人跳河自盡,最後一任木斯塘叛軍司令旺堆嘉措拒不服從,企圖率領一股人馬突圍去印度,結果在山口被尼泊爾軍隊擊斃,西藏叛亂武裝徹底瓦解。

      1995年11月,達賴在印度北部的達拉薩蘭會見了已退休的美國「中央情報局」官員、當年負責空投行動的約翰•肯尼士•克瑙斯。回顧兩人從前合作的往事時,達賴不無悲哀地說道:“美國政府捲入西藏事務並不是為了幫助西藏,而僅僅是冷戰時期對付中國的戰術需要。” 在達賴喇嘛心中,正是美國的西藏政策才使他成了這場角逐的犧牲品。

      中國政府對西藏叛匪的顛覆行動進行了堅決反擊,1969年1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美印狼狽為奸利用西藏叛匪瘋狂反華》的文章,指出美國是西藏叛匪進行陰謀活動的「後臺老闆」,“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特務經常到西藏叛匪的巢穴裏鬼鬼祟祟地活動”,“一九六七年七月,美國報刊上公開報導,已經有西藏叛匪從印度坐飛機到達美國,進行罪惡活動。”
    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秘密活動,改變不了西藏民主改革的歷史進程,註定最終失敗的命運。

    文/文鋒

    《黨史博采》


  6. 2011/04/18 於 09:18 patchpieces

    美國對哥倫比亞的新殖民政策-「哥倫比亞計畫」

      提到哥倫比亞,許多人就會立刻聯想到這是“毒品”與游擊隊氾濫的罪惡淵藪之地。(好萊塢電影大眾文化洗腦工業)羅素克洛和梅格萊恩搭檔演出的「千驚萬險」就是以哥倫比亞為背景,影片“描述”的哥倫比亞左派游擊隊在邪惡帝國蘇聯垮台後變成一群以販毒、綁票維生的恐怖份子,長期以來許多美國人也相信政府與主流(民主自由)傳媒對於哥倫比亞的(謊言)宣傳,相信美國政府目前已耗資數十億的「哥倫比亞計畫」(Plan Columbia)可以消滅哥國毒梟和游擊隊暴力,然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證據卻證明事實“剛好相反”。

      事實上,「哥倫比亞計畫」只是美國長期對於中南美洲“政經軍干預”的一部份,在美國喬治亞州的班寧堡(Fort Benning),有一所「美洲軍事學校」(SOA, U.S. Army School of the Americas),該校一直被諷刺為「殺手學校」(School of Assassins),因為該校的課程以訓練謀殺、綁架、(軍事)政變、嚴刑拷打著名,數十年來“培養”出六萬多名拉丁美洲的軍人,智利民選總統阿葉德被軍事獨裁者皮諾契特推翻、大主教Oscar Romero被暗殺、瓜地馬拉36年內戰死亡或失蹤的20萬人、薩爾瓦多超過900名平民被屠殺等等,都是“該校”畢業生的“傑作”,女性受害者還會遭強暴虐殺而死,毫無反抗力量的兒童被活埋或摔死;它也“培養”惡名昭彰的(美帝傀儡)軍事獨裁者-包括巴拿馬、波利維亞、瓜地馬拉、薩爾瓦多,並且是“右翼民兵”的訓練所──例如尼加拉瓜殘暴的「國民軍」就是SOA(美洲軍事學校)的畢業生,後來組成“右翼恐怖份子”Contra(桑定游擊隊)。前巴拿馬總統就稱「美洲軍事學校」是「拉丁美洲最大的亂源製造基地」,在日漸高漲的抗議聲浪下,該校“改名”為Western Hemispheric 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WHISC),但是至今仍然繼續培養每年一到兩千名的畢業生(目前1/3的受訓者來自墨西哥,因為該國要“對付”以Chiapas省原住民為主的薩巴塔游擊隊(Zapatista),每年耗費美國納稅人大約兩千萬美金。

      和其他拉美國家相比,哥倫比亞派遣最多軍人(目前已超過一萬多人)到SOA(美洲軍事學校)受訓,其中許多高階軍官都犯下違反人權的罪刑,哥倫比亞軍方和殘忍著稱的右翼民兵組織AUC也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使得在哥國每年有超過三萬人被殺、一百萬人無家可歸。1986年以來已經有三千八百名工會領袖和組織者遭殺害,在去年(2001年)的前十一個月就有180名工會領袖被暗殺,過去十幾年以來,超過三萬名工人、農民、人權組織者、左翼領袖、教師等被軍隊和右翼民兵殺害。最大的右翼民兵組織AUC的領導人對於謀殺工會領袖毫無悔意,他說「我們有理由殺那些人,因為他們(工會領袖)妨礙他人工作。」因為暴力事件頻仍,自從 1985年以來,已經有兩百萬哥倫比亞平民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園。

      在美國主流(民主自由)傳媒宣傳下不斷“被污名化”的左翼游擊隊──其中一股最大的力量FARC「哥倫比亞人民革命軍」(有一萬六千到兩萬人的武裝力 量,由工人、農民、組織者所組成)-經由過去36年以來的組織工作,哥國基層人民對其支持率不斷提高,專家估計該游擊隊在哥國自治區的影響力已經超過 50%,相對的哥倫比亞所謂「(美帝扶植傀儡)民主」政府,則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貪污腐敗政權,人民對政府的失望清楚地反映在哥國的投票率上(低於40%),目前FARC直接掌握的非武裝區(約瑞士大小),也完全沒有上述的暴力事件發生。
      在2000年,美國政府投入十三億美金到「哥倫比亞計畫」以及之後六億美金的「安地斯行動」(Andean Intiative,因為哥倫比亞屬於安地斯山脈國家)(其中一億給哥倫比亞軍方),“宣稱”該計畫是「對抗毒品之戰」(War on Drugs)以及心照不宣的「對抗左派游擊隊(美國政府定義下的恐怖份子)之戰」,事實上,該計畫對於消滅毒品毫無助益,因為大部分的款項給了“美國跨國 公司”,例如「孟山都(Monsanto)」、United Tech、Sikorsky等,用來進行軍事訓練、購買直昇機和除草劑,另外,美國政府也已提供哥倫比亞軍方和右翼民兵十五億美金。

      然而,哥倫比亞政府和軍隊本身就和毒梟“連為一體”,政府軍隊和右翼民兵就是毒梟“背後”的軍事力量,前SOA(美洲軍事學校)的教官就曾說「SOA是拉丁美洲軍官 洗毒品錢的最佳地點」,美國持續提供哥倫比亞軍事援助反而助長軍隊和右翼民兵繼續在國內“鎮壓平民”、違反人權,並且讓毒梟勢力更擴大。

    此外,美國在哥倫比亞四處噴灑除草劑,宣稱這樣就可以消滅古柯鹼作物,但其實是毫無差別地噴灑在一般農田和雨林上,不但使得農作物大量枯死、農民無 法維持生計、亞瑪遜雨林的生態環境遭破壞、原住民生存環境受到威脅,更讓古柯鹼產業暴增超過100%,在1994到1998年,哥國大約種植45,500公頃的古柯鹼作物,但是有超過140,800 公頃的一般作物、古柯鹼和雨林被噴灑,從1999年到2000年,古柯鹼的產量反而增加60%,噴灑除草劑不但完全無效,反而讓種植古柯鹼更有價值。

      著名的拉美學者James Petras就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是美國對拉丁美洲“再殖民”的試金石,因為哥倫比亞目前擁有第三世界國家最強大的游擊隊力量,開始動搖美國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力量”(哥倫比亞的石油是美國重大利益所在,美國從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和厄瓜多進口的石油比波斯灣還要多),因此若能藉由「哥倫比亞計畫」一舉摧毀反抗的力量,則可以再度建立美國的新帝國主義力量,因此越來越多人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實際上是「死亡計畫」(Plan of Death)。

      今年(2002)4月19-22日,在美國首府華盛頓有大規模的反戰(4月20日舉行大遊行,主題為「停止國內和國外的戰爭」Stop the War-At Home& Abroad,詳情請見:http://www.a20stopthewar.org/)、反全球化和「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National Mobilization on Columbia,詳情請見:http://www.colombiamobilization.org/)遊行(世界各地的抗議活動資訊都可以在 http://protest.net/ 找到),「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在4月22日將發動大遊行並提出兩大訴求:
    一、反對美國政府“假借”掃蕩毒品為名的「哥倫比亞計畫」,
    二、關閉「殺手學校」 -「美洲軍事學校」(SOA)。

    文/洪家寧 2002.4


  7. 2011/05/10 於 16:31 patchpieces

    美、歐可能聯合削弱中國

      2011年初,中東發生了一系列變局。以法、英為首,美國予以配合的多國部隊對利比亞政府軍開始的空中打擊,將中東變局推向高潮。在此我們沒有必要陷入利比亞戰局的細節中,需要討論的是這場戰爭對世界格局及中國的意義。

      臥薪嚐膽的歐洲重現攻勢

      3月27日,北約決定從美國手中全面接管對利比亞的軍事行動。美國主動放棄在北約軍事主導,折射出歐洲與美國之間出現了力量對比的變化,以及由此出現的歐洲在世界政治中初步顯現的相應攻勢。

      現在看來,歐洲統一並不是發生在二戰後“雅爾達格局”中,而是與“雅爾達格局”相排斥的歷史進程,其目標是歐洲人在新形勢下試圖恢復歐洲主導的世界體系,即以沒有歐洲分裂和沒有殖民體系的“凡爾賽體系”,取代由美、蘇設計的、將歐洲分裂為東歐和西歐並由此弱化歐洲的“雅爾達體系”。1946年起,經過半個多世紀的臥薪嚐膽,歐洲人已經接近完成了瓦解“雅爾達體系”和恢復准一戰時“凡爾賽體系”的戰略目標。

      說“接近完成”,是由於它還沒有完全收復地中海南岸。地中海是歐洲“柔軟的腹部”,歷史上的歐洲文明興衰多由地中海開始。歐洲人明白:地中海是歐洲的命運旋轉門。如果不能收復地中海南岸,歐洲大陸就失去了自衛的屏障,其統一成果就不能鞏固。

      正是這個原因,“歐盟”聯合美國於2008年2月17日促成科索沃議會通過獨立宣言,使歐洲統一進程在地中海北岸的巴爾幹最後收口。7月13日,歐盟27個成員國和16個地中海南岸國家領導人在巴黎舉行峰會, 決定正式啟動1995年薩科齊提出的“巴賽隆納進程: 地中海聯盟” 計畫。峰會發表的聲明表示,要把地中海沿岸變為一個和平、民主、合作和繁榮的地區,宣告“地中海聯盟”正式成立。

      2010年美國宣佈“重返亞洲”和美國總統宣佈美國作戰部隊從伊拉克撤出,讓歐洲感覺到巨大的戰略空間。2011年初在中東北非的亂局與“歐盟”的目標不期而遇。但突破美國在北非的影響力,完成歐洲真正統一,僅靠北非亂局是不行的,真正的攻堅還需“槍桿子”的配合。這樣,利比亞便合乎邏輯地成了“歐盟”進軍地中海南岸的突破口。

      薩科齊看似輕率的性格很可能要為歐洲開闢新的歷史。因為歐洲在21世紀第一個十年中在中亞拖垮了美國,第二個十年剛剛開始時,歐洲人已獨立地將其作戰力量投入北非。根據19世紀英、法等歐洲國家治理世界的經驗,保留而不是消滅(利比亞)卡紮菲(格達費)政權,同時在利比亞東部地中海沿岸扶起另一個反對派“政權”,會使歐盟戰略利益“最大化”。因為反對派“政權”會對歐洲軍力形成“絕對依賴”,使「歐盟」不僅能“無限制”地攫奪利比亞的石油等物質利益,還可以進一步在利比亞“立足”並進一步向東西推進,以鞏固歐洲統一的戰略目標。

      從過去20多年的情況看,放棄二戰後蘇、美共治的“雅爾達體系”,用歐美共治的世界體系取而代之,是自雷根至小布希期間美國外交的自覺推行的外交取向。當歐洲統一在巴爾幹科索沃收口後,2010年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宣佈“重返亞洲”。
    2011年中東亂局與利比亞戰事並沒有改變美國重返亞洲的既定政策。日本遭遇的大地震並不表明,中國面臨的美國及其盟國帶來的戰略壓力有絲毫減輕。

     歐、美共治帶來的變化

      如果對世界大勢即將發生的上述變局的分析得以成立的話,那目前中東和遠東的國際關係就會出現如下變化:

      第一是利比亞。
    對歐盟最好的結局是老布希“海灣戰爭”式的結局,即在保留對卡紮菲(格達費)巨大壓力的同時,反政府“政權”也能長期存在;其次是小布希“伊拉克戰爭”的結局,即由於英、法國力不支而使利比亞兩種力量失衡,最終導致英、法對美國的需求增大,使美國重新獲得在歐洲的絕對影響力。

      美國需要出現有利於歐洲的穩定。只有這樣,才能讓歐洲騰出手來,按計劃支持美國在遠東的行動。而最有可能性的結果是讓利比亞衝突雙方在法律上接受利比亞東、西“分治”或分裂的事實。

      第二是日本。
    美國“重返亞洲”依重的基礎盟友是日本。但日本畢竟是遭受過美國原子彈打擊的國家。對美國人而言,日本擁有核武器比朝鮮擁有核武器更為可怕。在東北亞核查問題上,美國人“最不便直說”的就是日本擁核問題。為了重返東亞並建立大西洋盟友,即歐洲盎格魯—撒克遜國家聯盟,而非“雅爾達盟友”即俄國和中國的遠東體系,那美國首先應當做的是廢掉日本的核能力。2011年3月8日,日本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曾說:日本可以在一年內建造核武器。不知是否巧合,話音剛落,日本大地震幾乎毀滅了日本幾十年來埋頭發展的核能力,當然,同時也為美國推進“重返亞洲”戰略“放手”日本在亞洲“攪局”除去了難以言傳的心病。此後的美、日關係將更為緊密,日本對美國將“更加依賴”,為美國效命“更加賣力”。

     美、歐瓜分世界資源,中國是削弱目標

      第三是中國。
    如果將美國“重返亞洲”政策放在與歐、美全球分工,而不是雅爾達傳統中俄、美分工的大格局下,那麼,中、美關係緩衝空間將大幅縮小。由於絕對市場經濟的國際體系,世界資源已不足以支持歐盟、美國和中國這三個經濟能力需要外部資源支援並對這種支持形成絕對依賴的國家的發展需求。

      資源蛋糕就這麼大,且美國已接受歐洲的統一並為其“清掃”了“蘇聯”這個最大障礙,那麼“歐元”的擴大從某種意義上也是美國認可的。歐、美接下來將是“聯合一致”削弱中國,以從中獲得更多資源份額。

      2010年4月15日,美國總統奧巴馬說得“很明白”:如果10億中國人口也過上與美國同樣的生活,那將是人類的悲劇;中國人要富裕起來可以,但中國領導人應該想一個“新模式”,不要讓地球無法承擔。
    也就是說,發展中的中國如果不能為比中國更為發展的西方“讓出”資源,那中國就應當“讓位”:要麼被打掉,要麼自覺“低碳”。

      上世紀中葉,美國曾制定計劃要把崛起的德國“變成牧羊人、蘋果園主和家禽飼養員”。顯然,由“牧羊人、蘋果園主和家禽飼養員”而不是大工業財團組成的國家經濟,是目前西方人對南方國家要求的“低碳”經濟,也就是奧巴馬要求中國人“應該想”出的“新模式”。狼與羊比,羊比狼“低碳”。
    這在中國看來,顯然不能接受,由此必然要與西方鬥爭。

      似乎雷根任期開始,歐、美“聯手”治理世界的跡象愈來愈明顯,從1982年的馬島之戰、「華約」解散、“蘇聯”解體、1991年的海灣戰爭(波斯灣戰爭)、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再到2001年開始的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直到2011年北約打擊利比亞,無不顯示歐、美之間———儘管也有各自的“小九九”———“目標一致”的特徵。2010年在歐洲開始向地中海南岸佈局的同時,美國開始公開提出“重返東亞”,這顯然不僅僅是美國一家的宣誓,而是「北約」即歐美的宣誓。

      美國“幫助”歐洲瓦解了蘇聯和南斯拉夫,並使歐洲大陸統一在巴爾幹封口,那作為“回報”,利比亞之後的「歐盟」也會在遠東,尤其在中國問題上,“全力幫助”美國。

      看來,狼真的來了,而且還不止一隻,它後面還有一群;儘管頭狼已老,但後面的已獲得新生,並與老狼已調整好戰略分工和利益分配關係。世界力量正在進行重組,真正的挑戰正在來臨。

    文/張文木

    2011-05-09  環球時報


  8. 2011/05/11 於 10:13 patchpieces

    基地”秘密郵件曝光:揭露欲襲擊英國計畫細節

    【倫敦消息】
    據英國《每日郵報》報導,近日,在世界頭號恐怖分子本.拉登被襲身亡後,偽裝成極端分子並通過郵件詢問恐怖襲擊方式的一位《太陽報》記者從“基地”收到了一封回復,其中披露了對英國發動恐怖襲擊的種種途徑。

    這封郵件據報導來自可能成為拉登繼承人的恐怖頭目安瓦爾.奧拉基(Anwar al-Awlaki)。信中推薦的恐怖襲擊方式有埋藏管道炸彈,暗殺或者在人群密集處機槍掃射,後者的方式類似2008年對印度孟買的恐怖襲擊,造成164人死亡。

    這名記者據稱是從一家極端分子的網站材料中查找到“基地組織在阿拉伯半島”的郵箱地址的。回復的郵件還說如果你打算行動,不要聯繫我們,因為這可能會帶來員警。

    倫敦員警最高首腦,斯特芬森爵士(Sir Paul Stephenson)日前已發出警告,稱國人對恐怖分子的警惕絕不能有任何放鬆。他說本.拉登一個人的死亡絕不代表著恐怖主義的滅絕,而正相反,極端分子會因為頭目的“被暗殺”而對英國實施殘忍的報復。

    【時事點評】
    在就這份新聞資料展開討論之前,我們先來簡單回顧一下圍繞“本.拉登之死”已經給出的討論要點。

    在之前的點評中,針對“本.拉登之死”,我們曾經給出如下觀點,即:

    ● 美國決策層“再三權衡”的原因,恐怕只能在國際局勢的飛速變化中去尋找

    第一,從本質上講,“正式宣佈本.拉登被打死”是美國決策層面對“國際局勢的飛速變化”、經過“再三權衡”才做出的決定。

    事實上,美國高官在解釋“行動原因”的時候,在公開的層面,用了這樣一種說法,即:“因有70至80%的把握確定本.拉登在那所房子裏,所以決定行動”。

    對此,我們也說過,“70%”也好、“80%”也罷,並不是美國決策層“再三權衡”的原因,至於如何解讀這個“再三權衡”?恐怕只能在國際局勢的飛速變化中去尋找原因。

    ● 這是一份“一直不捨得拿出來的”“成績單”

    為了更好地理解,我們不妨換個角度去說明問題。
    “正式宣佈本.拉登被打死了”其實是一個“美國共和黨(小布希政府)與民主黨爭奪總統寶座”打至最激烈時“都不捨得拿出來的”一份“成績單”。

    至於為什麼?
    還是那句老話:本.拉登是“美國利益”的一塊“磚”,哪里需要哪里搬!顯然,在“此”之前的國際局勢裏,“美國利益”一直需要本.拉登“好好地活著”、至少不能毫無懸念地“正式宣佈他已經死了”!

    至於“美國共和黨政府”為什麼一直“不捨得拿出來”,因為美國共和黨與美國民主黨一樣,都從屬於“美國利益集團的決策層”,而美國共和黨與美國民主黨的“大選之爭”,不論表面上爭奪得多麼激烈,是“驢”上還是“象”下,本質上都不過是“美國利益集團”這把“大茶壺”中的“小風暴”。

    因此,在觀察“美國正式宣佈本.拉登被打死”的問題時,有三點特別值得強調:

    首先,任何簡單認為“美國正式宣佈本.拉登被打死了”是一件偶爾、孤立事件、或者是“僅為反恐層面重大事件”的觀點,都是極其幼稚地!

    其次,任何簡單認為“美國正式宣佈本.拉登被打死了”是一件“‘巴基斯坦方面(請注意我們的用詞)’完全不知情的行動”的觀點,都是值得商榷的!

    最後,任何簡單認為“本.拉登之死”與美國全球戰略的“重大調整”毫無關係的觀點,都是有必要反省的,
    但與此同時,任何將其誇大為“實質性調整”的觀點也是值得商榷的。

    ● 意圖將“中國的巴基斯坦通道”置於“極其困難的困境”之中

    因此,在這個時間點上,華盛頓決策層經過“再三權衡”才終於決定“申領”“正式宣佈本.拉登被打死了”這張“精心保留”了多年的“成績單”,顯然有這樣幾層意圖:

    其一,意圖將“中國的巴基斯坦通道”置於“極其困難的困境”之中。而為達此目的,通過所謂的“特別軍事行動,再到“正式宣佈本.拉登被打死了”、接著是 “驗明正身”、迅速將其拋入大海、銷屍滅跡等,這一“一氣哈成”的精密計畫,不過是將“中國的巴基斯坦通道”置於“極其困難的困境”之中的第一步。

    ● 美國在刻意、“公開”演示“美國具有隨時奪取巴基斯坦核武庫”的“特殊能力”

    其二,意圖向中國、特別是巴基斯坦軍方“高調展示”其“在巴基斯坦境內特種作戰”的“特種能力”。
    顯然,如果我們將目光再延伸一下,美國決策層想展示的這種“特種作戰能力”,更多地是針對巴基斯坦核武器的。
    換句話說,美國在刻意、“公開”演示“美國具有隨時奪取巴基斯坦核武庫”的“特殊能力”。

    ● n給印度壯膽:在關鍵時刻,根本不必擔)心來自“巴基斯坦核武庫”的“核威懾”

    其三,由於“巴基斯坦核武庫”與“印度核武庫”相伴相生(印度與巴基斯坦的許多的“印度軍事力量”的關鍵制衡手段。

    因此,美國刻意、“公開”演示該“特殊能力”的一個重大意圖就是想讓“印度軍事力量”相信:在關鍵時刻,只要“美、印”通力合作,就根本不必擔心來自“巴基斯坦核武庫”的“核威懾”。

    至於什麼才是所謂的“關鍵時刻”?
    這或許有幾個可能,其中之“一”,就是印度與巴基斯坦之爆發軍事衝突的那一刻。

    ● 如果在這個層面上進行擴展,那麼………………..

    另外,對於美國刻意展現的這種“特殊能力”,也有幾種“暗示”,其中之“二”,就是暗示在關鍵時刻,美軍對“巴基斯坦軍方指揮系統(請注意我們的用詞)”的“斬首能力”;
    因此,如果在這個層面上進行擴展,那麼,只要“美、印”通力合作,印度也就相當於獲得了這種“斬首能力”。

    ● 請大家注意重視這一段描述

    請大家注意重視這一段描述,因為,它的功用“首先”在於“上述描述”,但是,它的功用又“絕不”僅僅在於“上述描述”。明白這一點尤為重要,至於原因,我們稍後再做展開。

    ● 再談“維琪解密”所表現出的、“令人很難相信”的“戰略敏感度”

    其四,我們注意到,在“美國正式宣佈本.拉登被打死了”之前,“維琪解密”網站發佈了一份檔,檔“解密”稱:已被美軍抓獲的“9.11”事件主謀哈立德.謝赫.穆罕默德在關塔那摩美軍監獄接受審訊時“招認”了一個驚天秘密:“基地”組織在歐洲佈置了核彈,如果基地組織頭目本.拉登被殺或被捕,他們就會引爆核彈。

    顯然,僅就“具體內容”與“解密時間”而言,“維琪解密”再一次向世人展示了它作為“獨立運營的民間解密組織”所表現出的、“令人很難相信”的“戰略敏感度”。

    如果不是“奉旨解密”,那唯一的解釋就是:運營“維琪解密”的那幾個“民間人士”直到今天都能“自由翻閱”美國決策層“最高機密”、且美國決策層“並不知情”!只是這種可能性也太小了一點兒!

    如果是“奉旨解密”,那麼,兩個顯而易見的問題就是:
    首先一個問題是:它是奉誰的旨?
    由於“維琪解密”的“西方資本”的“資本屬性”極其明顯,由於美國資本直到今天仍然在代言“西方資本”,因此,至於這個“誰”,那也就不用多說了!

    另外,由於“維琪”說了,“基地”組織已經在歐洲佈置了核彈,而美國總統也緊接著證實了:基地組織頭目本.拉登已經被殺,因此,其次一個問題是:佈置在歐洲的核彈在哪里?起碼我們現在沒有聽見響。

    而在首席看來,沒有聽見響就對了,因為,這又牽扯到第三個問題,也是最重要的問題。

    在繼續展開之前,我們再來閱讀兩則消息。

    拉登遺物顯示基地或再搞“9.11” 美發佈鐵路安全警告

    【綜合消息】
    據媒體報導,美國已將“基地”組織領導人本.拉登擊斃於其巴基斯坦的住所內。但是,美國國土安全部於5月5日發佈了一份鐵路安全通知,警告各級政府注意鐵路安全。

    據媒體報導,消息人士介紹說,從拉登住所獲得的資料顯示,“基地”組織已準備於今年“9.11事件”十周年時在美國境內發動一次針對鐵路的襲擊。

    在擊斃本.拉登後,美軍海豹突擊隊隊員從其住所搜獲了大量物品,包括10個電腦硬碟、5台電腦、超過100個存儲設備、5部手機,還有多個音頻視頻設備、紙質檔及包括AK-47在內的5把槍。一位匿名官員稱,分析人員“已從中發現了有價值的資訊”,其中包括“基地”組織的襲擊計畫。

    巴基斯坦軍方稱:將重新評估與美方軍事情報合作

    【伊斯蘭堡消息】
    據媒體報導,巴基斯坦軍方5日舉行會議,就“基地”組織領導人本.拉丹在該國西北部被擊斃事件進行評估。巴軍方承認在搜集相關情報方面存在不足,同時決定將把美國在巴軍事人員減少到最低限度。

    針對美國2日出動特種兵在巴基斯坦發動突襲行動,巴陸軍參謀長基亞尼在會後發表的聲明中說:美軍如果再次在巴基斯坦境內執行突擊任務,將被視為嚴重侵犯巴國主權,巴方將檢討與美國在軍事及情報方面的合作。

    巴基斯坦更有情報官員,形容美國日前搜捕拉登的過程冷血,屋內的人沒有武器,也沒有抵抗,從巴基斯坦官員拍攝到的照片,不包括拉登在內的現場另外三名男死者,全身血跡斑斑,附近顯然沒有武器。

    【時事點評】
    眾所周知,早在去年10月,也就是旅遊黃金時間段,美國國務院曾經正式以“政府聲明”的形式針對歐洲方向發出旅行警示,該聲明主要講了兩點:

    ● “歷史經驗”結合今天的“國際局勢”

    其一,是“書面”披露“情報”的方式,證實了先前散播已久的傳言。該傳言說:“基地”及其同夥繼續策劃恐怖襲擊歐洲、襲擊者可能“採取各種手段,動用各式武器,襲擊歐洲官方和私人場所”;

    其二,是以“書面”的方式明確了最具風險的目標,即:歐盟的鐵路、地鐵等公共交通系統和旅遊勝地。

    顯然,從上述的“歷史經驗”結合今天的“國際局勢(中東破局、南亞破局均已劍在弦上)”、再加上“美國正式宣佈本.拉登被打死了”、且搜出了大量的所謂 “本.拉登遺物”,特別是“維琪解密”之“非民間(或者非西方資本)”的“真實面目”已經為“方方面面”所“確認”,我們已經不難看出這樣幾點:

    ● 一個“基地版維琪解密”已經呼之欲出!

    第一點,在美國“繳獲(姑且這樣說吧)”了大量的所謂“本.拉登遺物”的基礎上,一個“基地版維琪解密”已經呼之欲出!

    請大家注意這一段文字,原文是:

    在擊斃本.拉登後,美軍海豹突擊隊隊員從其住所搜獲了大量物品,包括10個電腦硬碟、5台電腦、超過100個存儲設備、5部手機,還有多個音頻視頻設備、紙質檔及包括AK-47在內的5把槍。一位匿名官員稱,分析人員“已從中發現了有價值的資訊”,其中包括“基地”組織的襲擊計畫。

    顯然,就憑那“10個電腦硬碟”、特別是“超過100個存儲設備”及“多個音頻視頻設備、紙質檔”,就可以知道,這個“基地版維琪解密”已經準備就緒,即將全面接替已經“掛了”的CNN、BBC等“西方主流媒體”,以及即將掛了的“半島電視臺”等“披著非西方外衣” 的“非西方主流媒體”,特別是“解密效果”已經大打折扣的“維琪解密”等戴著“民間組織”之面具的“非民間西方網路媒體”。

    ● 以最快的速度打造一個旨在“指鹿為馬”的“維琪解密”基地版、並立刻開始“廣播”

    毫無疑問,在“美國決策層(或者西方資本決策層)”的頭腦裏,以最快的速度打造一個旨在“指鹿為馬”的“維琪解密”基地版、並立刻開始“廣播”,全面取代 “名聲”已“不堪‘大用’、特別是不堪‘急用’”的面書(Facebook;臉書)、谷歌(Google)等,也是其“再三權衡”後最終下決心“申領”那張“成績單”的重要考慮。

    ● 對“這種做法”要有高度的警惕!

    因此,一切熱愛和平的力量,對美國以“在巴基斯坦境內、靠近巴基斯坦軍方重要設施的地方、以特種作戰方式‘公開’擊斃、而非‘秘密’轉移”的方式,去作為“正式宣佈拉登被打死了”的“做法”,要有高度的警惕!

    ● 種種跡象表明,“巴基斯坦方面(請注意我們的用詞)”事先是知道“這次行動”的

    因為,種種跡象表明,“巴基斯坦方面(請注意我們的用詞)”事先是知道“這次行動”的,“不知道”的只是“拉登將在行動結束後將被‘就地’擊斃、且迅速公佈結果”、從而立刻因“事出在巴基斯坦境內”而陷入“被動”。

    ● “巴基斯坦軍方”應該吸取足夠的教訓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以觀察者的角度,認為“巴基斯坦軍方”應該吸取足夠的教訓,因為:

    其一,巴基斯坦國內政治局勢極其複雜,而造成這一格局的“主要原因”,恰恰是美國等西方勢力在巴基斯坦力推所謂“民主制度”的“主要動機”,因此,在很多事情上,“巴基斯坦軍方”不知道、不同意,卻又不代表“巴基斯坦方面”不知道,不同意。這種描述反過來也是一樣的。

    ● 美國又有什麼樣的“信用承兌支票”不敢“撕毀”的?

    其二,“美國利益集團決策層”根本就沒有任何信用可言,更何況在它已感覺“窮途未路”、急於打通一條生路的背景下,它又有什麼樣的“信用承兌支票”不敢“撕毀”的?

    儘管如此,值得警惕的是,隨著印度國內局勢在“西方資本”指哪兒“維琪解密”就打哪兒的衝擊下日益開始緊張,隨著印度經濟日益出現不穩的跡象,在孟買恐怖襲擊中總體保持了冷靜的辛格政府似乎也感覺到了“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危險,從而“在全球大搞資本串聯”的比爾.蓋茨與股神巴菲特“坐而高聲闊談對印度投資有信心”並“起身、離開”印度之後,立刻邀請巴基斯坦總理“去印度觀賞兩國板球賽”。

    顯然,印、巴兩國領導人有意緩和雙方的緊張關係之舉,即是在做提前準備,也是在發明確信號:那份“司馬昭之心”的確路人皆知!

    值得強調的是,這次替“美國資本”在“印度站”展示“司馬昭之心”的,不是別人,恰恰是那位微軟商業傳奇人物與投資者敬仰的“股神”。

    在這裏,我們還想強調的是,他們兩位的傳奇經歷,即有其人為努力、令人欽佩的一面,也有其特殊使命、令人警惕的一面。

    5月3日,巴基斯坦總理吉拉尼前往法國(其實就是歐盟)進行訪問,以促進雙邊關係的發展。吉拉尼說,他前往法國訪問,以提升兩國間的外交接觸級別,加強與歐洲國家的經濟合作。

    他說“法國是歐洲一個極其重要的國家,是八國集團中的重要成員,所以我們真的希望提升與法國的雙邊關係,還希望在部長級峰會這一層面提升與法國的外交接觸。”此次與他一同前往的還有巴基斯坦的商界代表。在訪問期間,他將與法國總理簽訂一項關於加強兩國經濟和貿易合作的協定,兩國外交接觸將從外交秘書級別提升到外交部長的層面。

    然而就在吉拉尼宣佈出訪的前一天,美國總統奧巴馬宣佈,美軍當天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堡附近的阿伯塔巴德發動“定點”行動,成功將基地組織領導人本拉登擊斃。(擊斃本拉登是個重大事件,我們在稍後會展開討論)

    也在同一天5月3日,朝鮮表示將繼續重視發展同歐盟的關係,朝鮮內閣機關報《民主朝鮮》3日就朝鮮和歐盟建立外交關係10周年發表署名文章說,目前朝鮮同歐盟正在為積極發展友好合作關係而努力,朝鮮今後將繼續重視發展同歐盟的關係。

    這篇題為《友好關係發展的劃時代轉捩點》的文章說,2001年1月至3月,朝鮮同6個歐盟國家實現了關係正常化。2001年5月2日至3日,歐盟高級代表團對朝鮮進行了訪問。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日會見了代表團成員,並就朝鮮半島等東北亞局勢以及朝鮮歐盟關係等問題進行了討論。5月14日,朝鮮和歐盟建立了大使級外交關係。

    文章說,歐盟高級代表團訪朝和朝鮮與歐盟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以來,朝鮮和歐盟的友好關係發展迎來新的轉捩點,雙方在各領域的合作交流都得到了加強。

    顯然,從時間上看,巴基斯坦和朝鮮兩國“不約而同”地同一天向歐盟釋放善意,這是中方向歐盟發出的一種“示好”信號(請注意我們的說法),這也是對歐盟“軟”的一手。

    “硬”的一手就是以“科索沃問題”做警告。
    之前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已經訪問了塞爾維亞,表示支持塞爾維亞對“科索沃問題”的立場。
    5月4日,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篪接受塞爾維亞媒體採訪時表示,科索沃問題的解決,歸根到底要通過對話來實現,塞、科雙方最近重啟對話,中方對此表示讚賞。楊潔篪指出,中方一貫尊重塞爾維亞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主張在聯合國安理會相關決議框架內,通過對話尋求科索沃問題的妥善解決。

    我們在以往已經反反復複強調過,“科索沃”問題是歐盟的“急中之急”,現在“中、俄”聯手攻其“急中之急”,相信歐盟會審時度勢選擇合作!
    5月12日至15日,國務委員戴秉國將率團出席“第二輪中、歐高級別戰略對話”並訪問匈牙利,我們共同期待取得一個好的結果。總而言之,中國為歐盟“量身定做”的這“軟硬兩手”就一個字“拉”!

    對於“美、以”的擔心  中國中東特使吳思科“一針見血”地指出: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要求阿巴斯在“與以色列和平和與哈馬斯和解”之間做出選擇,拒絕同哈馬斯或有哈馬斯參與的巴勒斯坦聯合政府打交道,除非哈馬斯接受中東問題四方委員會提出的三項條件,即放棄暴力、承認以色列存在和遵守以巴簽署的和平協議。他認為,這些應該是通過談判實現的目標,而不是談判的先決條件。以方應該以積極、開放的心態看待巴勒斯坦內部和解,關閉談判大門不是辦法。各方應有一種信念,談判是能夠解決問題的。巴、以雙方都應相信,通過不懈努力和善意溝通,總能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
    當談到巴方擬於今年9月單方面宣佈建國一事時,吳思科說,巴方這樣做是在和談無果情況下的無奈之舉,目的是為了爭取更多國際支持,爭取聯合國承認巴勒斯坦在聯合國享有正式成員國身份。而以方認為巴方在談判未達成協定情況下,單方宣佈建國是無法接受的。中國政府歷來主張聯合國在解決巴以爭端中發揮重要作用,中國將繼續努力勸說有關各方通過談判解決爭端。

    中方說的很明白了,美、以擔心的“那些事”應該是通過談判實現的目標,而不是談判的先決條件,也就是說“美、以”想談也得談不想談也得談。
    顯然,在中國的強行推動下,歐盟看清了美國的劣勢。於是他們開始在“中東和平進程”上“活躍”了起來。5月4日,英國首相卡梅倫威脅稱,如果以色列不同意與巴勒斯坦進行和平談判,英國準備在9月份舉行的聯合國大會上,正式承認巴勒斯坦是一個獨立國家。英國外交官稱,英國的威脅是少數幾個有效的“槓桿”之一,能夠向以色列施壓令其恢復和談。同一天法國總統薩科齊也說,法國希望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能夠在9月聯合國大會召開前重啟和談,但如果巴、以局勢至9月仍毫無進展,法國將“承擔起承認巴勒斯坦國的責任”。

    從“中東和平進程”的“一系列”發展來看,真正有實力推動“巴、以和談”的只有中國,“巴以四方會談”的談判桌前必須為“中國代表團”設好席位,也就是說把“四方會談”變成“有中國參與”的“五方會談”!
    我們也在上一期中討論過這個問題 不再贅述。我們可以預見的是,美國的盟友歐盟將與他漸行漸遠,如同一騎絕塵,絕然遠去!

    ● 敘利亞之亂開始顯現緩和跡象

    敘利亞部隊開始從德拉撤離,敘利亞軍方發言人聲明說,敘利亞部隊在德拉市採取的軍事行動已達到目的。他說,這次軍事行動的主要任務是追捕武裝分子,恢復這座城市的秩序、安全和穩定。目前,該城市的局勢開始逐步恢復正常。敘利亞部隊4月25日清晨進入德拉市及其郊區。自3月18日敘利亞爆發大規模遊行抗議活動以來,德拉市一直是這場風波的中心。

    此外,敘利亞部隊還在大馬士革附近的杜馬市和北部沿海城市巴尼亞斯市等動亂城市和地區進行部署。敘利亞官方宣佈,在這次軍事行動中拘捕了700多人。

    敘利亞軍進入動亂城市和地區以後,遊行抗議活動明顯減少,動亂城市的秩序得到了部分恢復。

    我們認為在一系列的“拉歐打美”後,敘利亞局勢逐漸恢復正常也在預料之中,至少目前是這樣。“任何問題中東談”始終是一件“法寶”!

    ● 如果“西方資本”最終確信…….那麼,它就基本上能“確信”自己能贏

    因此,必須明白的是,如果“西方資本”最終確信中國將只按”純市場規則”、或者“純金融遊戲規則”去對抗“西方資本”發起的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的話,那麼,它就基本上能“確信”自己能贏,它就基本上能確信將來為“吃掉”中國的3萬億外匯儲備、而展開的一系列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而“已經放出”、或者”準備放出”的“天量硬通貨(包括美元、歐元、甚至日元)”將最終“高利潤地安全收回”、從而不必擔心它會“反噬”自己。
    在此基礎上,它就基本上可以毫無顧慮地對主要的南方經濟體、特別是對中國經濟發起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

    ● 再談所謂的“反噬”

    顯然,這種所謂的“反噬”,對由“歐、美資本”組成的“西方資本”而言,那個時候幾乎是“歐、美社會全面動亂、與政治制度革命”的“含蓄形容”。

    同樣必須明白的是,恰恰以中國、俄羅斯為代表的“南方經濟”已經具有不按“純市場規則”、特別是“純金融遊戲規則”去迎面截擊“西方資本”發起的“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的能力與動機,“西方資本”直到今天都不敢確信“已經放出”、特別是“準備放出”的天量流動性“很大比例”不會反噬它們自己。

    至於這個“很大比例”是多少,恐怕比美國“肯定本拉登在那所房子裏”的“可能性(70%至80%)”要少得多,甚至不到50%;

    ● 這種“極不確定性”,恰恰是“歐、美資本之間”那種“很難調和的矛盾”最終“沒能在西方資本內部得到有效調和”的主要原因

    就是這種“極不確定性”,恰恰是“歐、美資本之間”那種“很難調和的矛盾”直到“埃及之亂”運行至“利比亞之亂”這個觀察點之後,歷經如此長時間的觀察,也最終“沒能在西方資本內部得到有效調和”的主要原因。

    顯然,在代言西方資本的“美國資本”甚至無法有效調它與“歐洲資本”之間“很難調和的矛盾”的情況下,它又何談去緩和“歐、美國家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從而“歐美”聯手向中國等“南方經濟”發動全面的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

    因此,儘管“美國資本利益”與“美國國家利益”已經將“觸角”伸到了敘利亞這個“國際社會”中的“大多數”之“中東共同利益”的“止損點”,但由於歐盟在 “利比亞之亂”這個“觀察點”上直到今天都沒有拿到“安全的觀察結果(由於歐盟自身就在‘國際社會’與北約之間搖擺,因此,中、俄與美均不願意過早地實質性支持歐盟)”,因此,圍繞敘利亞這個“止損點”,“歐盟利益”顯然不敢就此撇開主要由“中、歐、俄、阿拉伯聯盟、中東地方王等在處理以色列襲擊土耳其國際救援船隊的過程中、所形成的‘國際社會’”之“中東共同利益”太遠

    層面觀察問題,我們也就不難明白,為何在制裁敘利亞的問題上,歐盟始終不願意向美國提供實質性配合。美國人要的是歐盟全面切斷它與敘利亞之間的主要貿易往來,從而與美國一起推翻敘利亞政府,最終以“北約”的名義與中國、俄羅斯、或者“上合”在中東攤牌、徹底解構令美國全球戰略被動不已的“中歐俄” 之“伊核戰略協調”。

    ● 歐盟是深刻體會到“伊核戰略協調”為歐盟所帶來的巨大戰略利益的

    顯然,歐盟是深刻體會到“伊核戰略協調”為歐盟所帶來的巨大戰略利益的,遠的不說,就因為它背靠著“伊核戰略協調”,且身居上述“國際社會”的重要一員,這才可以在“中東和平進程”這個“大國間主要戰略利益交易平臺”上,敢出手在中東方向迫使美國參與中東戰略 利益交易,敢出面在“利比亞之亂”中與美國爭奪“處理主導權”。

    在“中東利益交易”的問題上,我們早就說過,只要美國被迫參與戰略交易,那麼,它必將受損。

    ● 就目前而言,歐盟催促美國支付的“費用”,主要有兩塊

    也正因此,由於敘利亞是“國際社會”之“中東共同利益”的止損點,事關“中、歐、俄”之伊核戰略協調的“存續問題”,因此,既然“歐洲資本利益”所屬的“西方資本”沒有把握“定贏”,也就沒有把握防止所謂的“反噬”,如此一來,“歐洲國家利益”也就有理由、也有能力約束“歐洲資本利益”,從而在“歐盟利益”的層面上,確定“歐盟敘利亞政策”只能是:在武器禁運、針對敘利亞領導人個人資產的問題上“敲敲邊鼓”。且一邊敲邊鼓,還一邊要催促美國“儘快交易”,以儘快支付“敲擊”的費用。

    至於是否推翻敘利亞政府,從而徹底拋掉“中-歐-俄之伊核戰略協調”或者脫離“國際社會”,那還得看看美國人在南亞方向向中國施加戰略威脅的能力如何!特別是,還得看看中國是否接受美國所施加的“戰略威脅”

    在之前點評中所說的那樣,通過這一招,在戰略層面,意味著美國奧巴馬政府同時拋出“兩個戰略選擇項”:

    其一,也是第一種選擇,是“借”完成“打死拉登”的“反恐任務”,正式發出美國“準備”自阿富汗“實質性撤軍”的信號,並以此為威脅手段,威脅遲遲不願意提供美國急需的“實質性南亞配合”、且還在“敘利亞問題”上猶豫不決的歐盟。

    顯然,美國決策層的警告,其實是在擺明這樣一種姿態,即:萬不得已,美國就準備向中國妥協,從而得以“大幅節約戰爭費用”的方式去“削減赤字”,並在中國的配合下繼續支撐信用“即將成為歷史”的美元。

    毫無疑問,在這種戰略選擇中,美國要想拿到“中國配合”,共“妥協條件”就是美國必須在中亞、中東、東亞、特別是南亞問題上向中國做出一系列戰略妥協。

    其二,也是第二種選擇,是“借”完成“打死拉登”的“反恐任務”,正式發出美國“準備”自阿富汗“實質性撤軍”的信號,並以此為威脅手段,威脅遲遲不願意全面倒向美國的印度、特別是巴基斯坦。

    由於南亞方向的基本穩定是中國全球戰略的“重中之重”,因此,這些威脅實際上都是在威脅中國,即:美國決策層準備通過主動撤出大量美軍、全面減輕北約(主要是美軍)後勤補給壓力,為下一步的、通過引爆巴基斯坦之亂、或者印度之亂、徹底搞亂南亞、“截斷”中國至伊朗的巴基斯坦陸上戰略通道做戰略準備。

    ● “其一”與“其二”其實是一枚硬幣的兩面

    其三,值得強調的是,在美國決策層宣佈“終於打死了拉登”的諸多企圖中,“其一”與“其二”其實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即:一方面用“A面”去威脅“B面”,另一方面,用“B面”去威脅“A面”,且兩面是缺一不可。

    其四,是在“其二”的基礎上,也是在威脅主要的中東國家,包括沙烏地阿拉伯、埃及、土耳其等所謂盟友,特別是敘利亞、伊朗等被美國視為“邪惡軸心”的國家。

    顯然,美國決策層對上述中東國家的警告,是非常直白的,那就是:如果“美國的中東盟友”在“埃及之亂”的“後續發展(尤其是敘利亞問題、制裁伊朗問題)”中不幫助美國,那麼,中東就可能因為“其二”,在美國針對敘利亞、甚至伊朗等“邪惡軸心”國家的“種種攻擊”中,慢慢陷入全面混亂。

    ● 美國決策層再次將其扭轉“全球戰略被動”的突破口選擇在了南亞方向、選擇在了巴基斯坦這個“點”上。

    其五,在“其一”在基礎上,由於“美國決策層”已經策動了“埃及之亂”,因此,美國急需歐盟提供的“南亞實質性配合”,已經不僅僅局限于“歐、美”聯手、在北約框架內、在南亞方向,實現針對中國的“南亞破局”,而是歐亞海上運輸線之亂”引導為專門針對中國的“中國海上運輸線之亂”的方式、推高“中國經濟”的進、出口貿已經可以在遠離南亞的方向,比如北非、中東等方向,通過將“埃及之亂”導向“歐亞海上運輸線之亂”、再將易,特別是石油、大宗商品價格,拉高中國通貨膨脹水準、全面干擾中國的資本與貨幣政策的方式來實現。

    因此在我們看來,美國在“敘利亞局勢”接近攤牌的這個時間點宣佈“拉登在巴基斯坦被打死”,其陰險動機值得高度警惕;

    從 “美國利益集團決策層”通過“就地擊斃拉登”所“刻意”展示的那些“特殊能力”的企圖心來看,美國決策層選擇“第二種選擇”的傾向性要大得多,
    也正因為如此,美國國內已經開始要求“徹查”“巴基斯坦是否窩藏本.拉登”,顯然,在策動了“埃及之亂”、以對“非美勢力”的“與美國一切都可以在中東談”策略進行 “以攻為守”,但無奈整個進程卻“脫稿運行”之後,也就是說,在轉了一個圈圈之後,美國決策層再次將其扭轉“全球戰略被動”的突破口選擇在了南亞方向、選擇在了巴基斯坦這個“點”上。

    ● 這基本上應驗了我們之前的一個論斷

    不難看出,從歐盟近來不再急於說服美國支持、儘快解決利比亞問題,轉而開始用“準備承認巴勒斯坦國”來一個勁地“砸”美、以關係的情況來看,這基本上應驗了我們之前的一個論斷,即:歐盟在處理“利比亞之亂”的問題遇到的麻煩有多大,那麼,它最終要求解決“中東和平進程”的調門就會有多高!
    而我們之所以如此論斷,根據就是:

    第一,歐盟要解決利比亞問題也好、推動地中海計畫也罷,它都離開不開“中歐俄”之“伊核戰略協調”的支撐,離不開包括了阿拉伯聯盟、土耳其、伊朗、敘利亞等中東地方王的“國際社會”的配合。

    第二,「歐盟」要解決利比亞問題也好、推動“地中海計畫”也罷,本質上都是想借機完成「歐盟」的全面整合,在自己的掌控下徹底解決科索沃問題,從而為歐洲資本代言西方資本、並最終收編美國資本打基礎。

    顯然,就目前而言,「歐盟」催促美國進行的交易、或者支付的“費用”,主要有兩塊,
    第一塊是“中東和平進程”,
    第二塊是向「歐盟」提供“利比亞的由亂至穩”。

    毫無疑問,在「歐盟」已經準備從“利比亞之亂”這個“坑”中一躍而起、從而換個角度解決科索沃問題、完成「歐盟」全面整合的“新背景”下,第一塊是“虛”,第二塊才是“實”。

    因此,「歐盟」的“利比亞政策”與“美國利益”根本衝突,在這個問題上,它要想得到美國的實質性支持,無異與“櫞木求魚、與虎謀皮”。

    而從歐盟在“美國就地擊斃拉登”的反應來看,特別是,從巴基斯坦總理訪法、法國與巴基斯坦迅速簽定“共同反恐協定”的情況來看,
    在利比亞問題上“很難指望” 得到美國實質性配合的法國(歐盟),顯然是刻意在“歐盟的巴基斯坦政策(讓美國不高興)”與“歐盟的敘利亞政策(讓中國與俄羅斯不高興)”之間的保持一種 “動態平衡”。也就是說,在這兩個問題上,法國(歐盟)將視誰在“利比亞問題”實質性支持歐盟、而再決定下一步怎麼做!

    或者,視誰在“威脅”與“反威脅”中占居主動、而再決定下一步怎麼做!

    ●  在這個問題上,最具代表性的是法國、英國、德國等歐盟核心國家紛紛要求以色列做出讓步,否則就“準備承認巴勒斯坦國”

    與此同時,無法順利解決利比亞問題,似乎開始找到了感覺,開始重歸“中東戰略交易平臺”,開始通過逼迫美國交出“中東和平進程”的方式,從另一個角度(也是最早的方向)去推動“地中海計畫”,也就是尋求“阿拉伯聯盟”的支持、並通過支持“阿拉伯聯盟”的“中東和平訴求”去換取它們對“地中海計畫”的理解,對“歐盟利比亞政策”的理解。

    在這個問題上,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法國、英國、德國等歐盟核心國家紛紛要求以色列做出讓步,否則就“準備承認巴勒斯坦國”。

    不僅如此,「歐盟」還重歸“國際社會”,再次與中國、俄羅斯一道,讓“埃及之亂”後的埃及新政府“決定永久性打開埃及通往加沙的陸上通道”。

    而在之前的點評中,強行打通“國際社會”通往加沙地帶的第二、第三條通道,恰恰是我們建議的,中國、俄羅斯等組成的“國際社會”,在敘利亞這個“止損點”被擊穿時應該考慮的“第二反應方案(第一方案是策應伊朗悍然核爆,從而全面推倒美元本位制、甚至西方資本主導全球金融遊戲規則的基礎)”。

    如果在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我們也就不難看出,在“埃及之亂”長時間停留在“利比亞之亂”這個觀察點,且觸及了“敘利亞之亂”這個止損點,但沒有徹底擊穿的“複雜背景”下,由於中、俄(或者上合)因止損可能做出的“第一反擊方案(伊朗悍然核爆)”將全面推倒美元本位制、甚至西方資本(包括歐洲資本)主導全球金融遊戲規則的基礎,且“北約(或者西方資本)”並不確定是否可以有效防止“反噬”,因此,與“美國國家利益”之間有不可調和戰略矛盾的“歐洲國家利益”,顯然已經拐帶著與 “美國資本利益”之間有著“很難調和戰略矛盾”的“歐洲資本利益”,開始與“美國利益”拉開了一段距離。

    ● 在中東,只要美國“被迫參與交換”,那麼它每次交換所吐出都將是“帶血”的籌碼

    因此,在法國、英國、德國等「歐盟」核心國家紛紛要求以色列做出讓步,否則就“準備承認巴勒斯坦國”,
    以及,「歐盟」再次與中國、俄羅斯一道,讓“埃及之亂”後的埃及新政府“決定永久性打開埃及通往加沙的陸上通道”的背後,是“中、歐、俄”仍在共同運營“中東和平進程”這個“大國戰略利益主要交換平臺”,是「歐盟」借助“中、俄”的第一、二反擊方案的可能性,迫使美國被迫進行中東戰略利益交換。

    一如我們之前所說,在中東方向,由於動輒就是美國核心利益,因此,只要美國“被迫參與交換”,那麼,它每次交換所吐出的,都將是“帶血”的籌碼。顯然,
    隨著埃及打開第二通道,隨著巴勒斯坦兩大派別正式和解,旨在廢掉美國“以以色列為政治、軍事戰略支點、以沙烏地阿拉伯為經濟戰略支點”的“美國中東戰略安全框架”的“拆除進程”已經啟動,
    只要美國在不多的時間裏無法阻止這一進程,那麼,以“策動”“埃及之亂”為標誌的,美國對“非美勢力”獲益不菲的、“一切都可與美國在中東談”的策略,所展開的“以攻為守”就將徹底失敗。

    而“拉登之死”就是在這一背景下發生的。

    如果在這個層面上去觀察之前的一段討論,即
    毫無疑問,在“美國決策層(或者西方資本決策層)”的頭腦裏,以最快的速度打造一個旨在“指鹿為馬”的“維琪解密”基地版、並立刻開始“廣播”,全面取代 “名聲”已“不堪‘大用’、特別是不堪‘急用’”的“面書(Facebook;臉書)”、“谷哥(Google)”等,也是其“再三權衡”後最終下決心“申領”那張“成績單”的重要考慮。
    因此,一切熱愛和平的力量,對美國以“在巴基斯坦境內、靠近巴基斯坦軍方重要設施的地方、以特種作戰方式‘公開’擊斃、而非‘秘密’轉移”的方式,去作為“正式宣佈拉登被打死了”的“做法”,要有高度的警惕!

    ● “美國宣佈就地擊斃拉登、並繳獲大量拉登遺物”的陰惡用心還在於

    我們也就不難看出,“美國宣佈就地擊斃拉登、並繳獲大量拉登遺物”的陰惡用心還在於:

    首先,可以最快的速度打造一個旨在“指鹿為馬”的“維琪解密”基地版、並立刻開始“廣播”,以全面取代“名聲”已“不堪‘大用’、特別是不堪‘急用’”的面書(Facebook;臉書)、谷哥(Google)等;

    其次,利用“基地版維琪解密”的所謂“解密”,對巴基斯坦進行前所未有的恐嚇,在這個問題,“基地”組織(真假就不重要了)已經說了,將首先對巴基斯坦進行猛烈報復,其次才輪得上美國。

    反倒是美國人說了,美國首先會受到恐怖襲擊,且襲擊對象是美國鐵路。

    在這個問題上,結合“維琪解密”的“消息”,「歐盟」已經被安上了核彈,由於“拉登已死”,“引信”已燃,因此,一般的推理就是:即便“核彈”不響,對歐洲人極其重要的鐵路系統恐怕就不得安生了。對「歐盟」極其重要的旅遊行業,恐怕就不得安生了!

    而在這種“威脅”下,稍有風吹草動,之前將“歐洲資本利益”拐帶著與“美國資本利益”拉開了一段距離的“歐盟國家利益”,是否反會被“歐洲資本利益”給拐帶著與“伊核戰略協調”與“國際社會”拉開一段距離呢?
    顯然,這對美國決策層而言,當然是個努力的方向!但這需要時間!

    ● 最快的辦法就是盡一切手段逼迫巴基斯坦方面“屈服”

    最後,是最快的辦法。那就是盡一切手段逼迫巴基斯坦方面“屈服”、特別巴基斯坦軍方屈服,從而用“美國的巴基斯坦通道”橫向截斷“中國的巴基斯坦通道”。

    如果從這個層面來看,美國刻意展示的那一連串“軍事與經濟、特別是金融特殊能力”也就派上了用場。

    顯然,要儘快屈服巴基斯坦、特別是巴基斯坦軍方,來自印度的配合非常重要。

    但首席就指出,如果美國打算利用“基地版維琪解密”讓巴基斯坦將“恐怖分子天堂”的“罪名”坐實,從而發起嚴厲制裁巴基斯坦、實際上是制裁中國、並讓中國因必須加大援助巴基斯坦而背上極其沉重的經濟與政治負擔的話,顯然,這“本身”就是對中國的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顯然,來自「歐盟」的配合更是重要。

    如果“歐盟利益”不配合?
    那麼,絕對從屬於“西方資本”的“維琪解密”就可能與“美國利益”手中的“基地版維琪解密”相得益彰,讓“歐盟國家利益”與“歐洲資本利益”一天都不得安神!

    ● 美國軍方展示的“軍事特殊能力”,即是威脅巴基斯坦、也是給印度壯膽的,還是在“引誘”歐盟

    因此,美國軍方展示的“奪取巴基斯坦核武庫”之“軍事特殊能力”,即是威脅巴基斯坦方面、特別是巴基斯坦軍方的,也是給印度壯膽的,還是在“引誘”歐盟。

    而美國資本展示的“促使國際市場發生倒V字反轉”之“經濟、特別是金融特殊能力”,結合此前(四月間)世界首富(微軟)比爾.蓋茨與“股神”巴菲特的“印度之行”,聯想到印度“利率”已經接近“兩位數”,印度經濟已經“嚴重依賴外資”的事實,我們不難看出,這種“特殊能力”更多是在“警告”印度、逼迫印度向巴基斯坦這個“點”施加再大限度的戰略壓力,以配合美國儘快屈服巴基斯坦、特別是巴基斯坦軍方。

    一旦如此,“美國南亞政策”將徹底完成針對中國的“南亞破局”,隨著中國與伊朗等中東國家的陸地戰略通道被斷,中國全球戰略將立刻陷入全面被動的險境,美國在中東等地的戰略被動將全面扭轉。中國經濟將因能源安全問題而徹底受制于美國,“美元本位制”將得到徹底鞏固。

    顯然,中國必須在這一切出現之前、也就是巴基斯坦、特別是巴基斯坦軍方受到最大限度戰略壓力之前,做出堅決反擊,給予堅決、有力的支持。

    ● 任何利用“基地版維琪解密”對巴基斯坦施加最大限度戰略壓力的做法甚至企圖心,都將招致中國的斷然反擊

    如果在這個層面上我們再去觀察中國再次試飛(四代戰機)殲-20、並罕見公開“中段反導”試驗“過程圖”,我們已經不難明白,任何利用“基地版維琪解密”對巴基斯坦、特別是巴基斯坦軍方施加最大限度戰略壓力的做法甚至企圖心都將招致中國方面的斷然反擊,
    除了中國在“中-歐-俄伊核戰略協調”框架內所做的反擊之外,“中段反導”正式進入“戰略值班”,從而以紅19為核心的中國戰區反導系統正式走出國門,殲-20隱形戰機“提前列裝”、以殲-10為核心的中國先進武器正式進入境外 “某些核心戰略節點”,都是可選的。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種種跡象顯示,殲-20隱形戰機遠較美國F-22來得 “實用”,這從殲-20在試飛過程中“一點兒也不嬌貴(地勤人員甚至可站在機身上,就憑這一條,殲-20的出勤率也將遠高於經常需要“畫皮(塗上特殊材料)”的F-22)”、而 “一點兒也不在意技術保密(事前公開發佈消息,且在距離‘路邊社記者’很近的距離停留、起飛,與美國F-22生怕別人靠近的做法反差極大),更是彰顯出中國隱形技術的自信。

    另外,氣動外形令人驚奇的殲-20隱形戰機的機動性也一定不輸常規佈局的美國F-22,再加上殲-20將是在“緊靠”中國的南亞方向作戰,因此,戰場的“體系支持”也不落於下風,因此,一旦中國決心南亞用兵,殲-20極可能是世界上第二種列裝、卻第一個用於實戰、且在南亞方向根本就不會有對手的隱形殲擊機。

    而“這種可能性”與“令美國已經不好意思再喊反導”的中國“中段反導”技術一道,對“剛剛被美國軍事特殊能力壯了膽”、也“被美國資本特殊金融能力嚇破膽”的印度,產生極其強大的戰略威懾,同時,對巴基斯坦、特別是巴基斯坦軍方提供極其強大的戰略支援。

    可以肯定的是,一旦殲-20走殲-10的路子,在“正式面世之前”就“已列裝”、並“正式公佈”的話,就會與中國剛剛公佈“中段反導”“過程圖”一道,徹底扒下 “美國軍事優勢”的底褲,讓剛剛在“拉登之死”中刻意展現了一回“特殊軍事能力”的“美國軍事能力”,在其“盟友”與“對手”面前公開“裸奔”!

    ● 中央政府已經開始大力強調“行政與法律”調控手段

    我們也注意到,最近,中國“發改委”對準備漲價的外資企業“(台灣頂新)康師傅”進行了“約談”,也對外資企業“聯合利華(Unilever)”散佈漲價謠言進行了處罰,再結合之前中央政府地產市場出臺的“限購令”,要求中央央企介入“保障房”建設等、所施展的一系列“行政與法律”手段,我們欣慰地看到,中央政府已經開始大力強調“行政與法律”調控手段。

    在“美元本位制”仍然在運行的情況下,在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遊戲規則仍然在運行的情況下,由於“美國資本”實質上可“無限調用美元頭寸”,因此,在現有經濟、特別是“金融遊戲秩序”下,如果只是玩“純經濟、純金融(虛擬)遊戲”,在國際市場上,“只有3萬億美元外儲的中國資本”是無論如何也玩兒不過“美國資本”的。

    而“美國資本”之所以始終不能帶領“歐洲資本”用“美元、歐元流動性”“水漫中國”,第一個原因就是在政治與軍事層面,中國軍事力量已經足以自保中國資本與貨幣政策的獨立性。

    比如,萬不得已,可以利用歐、美之間的矛盾,南、北之間的矛盾等,全力推動中東“最暴力破局”,從而一舉廢去“美元本位制”、甚至“西方資本”主導國際金融秩序的賴以依存的中東政治、軍事、經濟格局。

    第二個原因,則是在經濟、特別是金融層面,有“(非新自由主義自由化;非金融自由化)中國資本管制”這一“有力屏障”;

    第三個原因,則是在上述兩個原因的基礎上,“歐、美資本利益之間很難調和的矛盾”,特別是“歐、美國家利益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為人民幣提供了“帶領東亞貨幣、或專門”針對“美元、或者專門針對歐元”大幅貶值“,”重置“美國、或者歐盟經濟運行成本,衝擊其市場利率,”撕裂“歐美國家利益與資本利益”的操作空間,

    ● 在這個層面上,如果中國算第二,則沒有人敢稱第一

    第四個原因,則是中國是個行政動員能力、民族凝結力極強的國家,在這個層面上,如果中國算第二,則沒有人敢稱第一。

    這一點,已經在美國新奧爾良風災、汶川大地震、日本大地震等三場災難中得到了充分證明。

    因此,在“上述三層原因”的基礎上,“歐、美資本利益”特別是“歐、美國家利益”之所以始終無法在“南亞方向”針對中國核心利益形成“合力”,還在於它們在中國也有著巨大的經濟利益,而一旦到了“關健時刻”,這些“外資在華經濟利益”膽敢配合行動,就會有著極大的“行政風險敞口”。

    ● “行政與法律”手段,對旨在搞亂中國市場秩序的“外資”威懾極大

    在這個層面上,中國“發改委”約談“(台灣頂新)康師傅”、處罰“聯合利華(Unilever)”,不過是給對方提個醒:用市場經濟那一套別相“套”住我,真到了關鍵時刻,什麼手段好用就用什麼手段。就想這次調控房地產,由於某些地產商通過“向美國(綠紙印鈔機)資本融資”的方式對抗中央的調控政策,因此,一紙“純行政”式的“限購令”,遠比“加息”這種看似嚴厲、實則不僅無用、且後患無窮的“純市場手段”要管用得多、也穩妥得多,事實證明,這種“行政與法律”手段,對通過各種途徑跑進來的、旨在進一步推高中國房地產、搞亂中國市場秩序的“外資”威懾極大。

    而以美國專家拋出的“對中國在美資產徵收資產稅”為例,如果美國人敢這樣做,中國也可找個理由做同樣的事情,甚至直接沒收美國在華資產。當然這是來“文”的,如果“美國資本”覺得這樣吃虧了,不願意,想來橫的,那中國也“奉陪”。

    在這個問題上,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即將卸任的美國國防部長蓋茨今年1月份訪華前後所發生的那些事情,即:

    一邊是蓋茨于啟程“(2011-1-11)訪華之前”極具“針對性”地“警告”稱:如果(中國領導人)認為美國由於金融危機的影響成了一個衰落的國家,那他們就錯了,並提出忠告:無論是在美國國內還是國外,那些認為美國衰落並低估美國韌性和活力的人終將被丟進歷史的垃圾堆。

    而另一邊是,是“被警告者”偏偏選擇這位“忠告者”(2011-1-11)到達北京之時,通過“路邊社(中國官方事先放風,從而讓大量軍事愛好者集中于試飛現場、並進行‘路邊轉播’)”,以一種近似“全球直播”的方式,“首次公開試飛”了蓋茨事先“堅決不信”的殲-20隱形機,從而繼“(2010-1-11)中段反導”之後,又撕扯了一把“美國軍事絕對優勢神話的底褲”。

    而就如我們當時所說,中國選擇蓋茨(2011-1-11)訪華時“高調”地向“全球直播”殲20的“首次公開試飛”,它說明了這樣幾個事實,即:
    其一,事實上證明,早在去年中國解放軍空軍副司令透露“四代機就快試飛”的第一時間,我們也曾經預測了一把,即:根據中國對重大裝備的“透露習慣”,中國四代機當時就應該已經進入試飛階段,而不是“就快試飛”。

    其二,而從中國(公開)殲-20 於“2011年1月11日試飛”的綜合情況來看
    (一是近似“全球直播”的方式,
    二是起飛階段未開加力,
    三是實現了大仰角短距起飛,
    四是飛行時間長達18分鐘之久、
    五是使用的“國產發動機”(這些都需要有極大的把握才行,包括對飛機整體控制穩定、特別是發動機穩定的極大把握才行))”,
    我們相信:中國殲-20不僅早就首飛、且早已經進入試飛的尾期。“進入”的時間點,應該就是解放軍空軍副司令“第一次透露”四代機“就快首飛”的時間。

    其三,因此,對殲-20早已進入試飛階段,我們也並不認為“蓋氏果真不知情”,作為美國現任國防部長、前任“(中央情報局局長)情報頭子”,蓋茨之所以不得不在1月11日那天“當眾檢討”,其真正原因恐怕是患了一種“選擇性失明”。

    顯然,造成這種“失明”的“病理”主要在於美國的“政治需要”、軍事需要、外加經濟、特別是金融需要!一句話,是“美國必須保持絕對軍事優勢”並以此來”維護美元本位制“的“精神需要”與“物資支撐”

    其四,在我們的評估中,殲-20極可能“在走”殲-10“突然面世、且面世即代表列裝”的路子,因此,在我們看來,如果國際局勢朝著中、美關係繼續緊張的方向進一步發展,那麼,距離正式列裝殲-20的日子也就不遠了。

    其五,也是最重要的,在“其四”的支撐下,換而言之,距離殲-10、紅-19等(或者類似的裝備–中國直接提供的)正式走出國門、以“種種形式”部署至“某些核心戰略節點”的日子也就不遠了。

    當然,在這個問題上,還有一種可能性,就是中、巴聯合研製的“梟龍”戰機(或者類似的裝備-不一定是中國直接提供的)由巴基斯坦轉銷“某些核心戰略節點(如北韓、敘利亞)”,從而實現“東北亞與南亞局勢、甚至中東局勢”的“常規聯動(相對於核聯動而言)”!

    也就是說:在(2011)1月份,殲-20選擇蓋茨訪華時高調“首次公開試飛”,就是在強調“中國絕不接受戰爭威脅”、且做好了“戰爭準備”。

    ● 美國決策層似乎接收到、並確認了這一資訊

    如果在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中國選擇在“美國正式宣佈在巴基斯坦境內擊斃拉登,且繳獲大量拉登遺物”從而刻意展示了一系列“特殊能力”、而“基地版維琪解密”即將廣播,印度又開始大膽地對巴基斯坦“指指點點”的綜合背景下,
    再次高調試飛殲-20,且通過電視畫面公佈了“中段反導”的“過程圖”,就是在“警告”對方,不論是美國、還是印度,其在巴基斯坦問題上的任何一種戰略冒險,都將受到中國的斷然反擊。顯然,這種反擊首先就包括直接扯掉蓋在“中看不中用”的 F-22身上最後一縷遮羞布的“殲-20提前列裝”,更包括“具烈度的局部高技術戰爭”。

    而從美國“突然宣佈”:“F-22因供氧問題無限期停飛”的情況來看,剛剛展示了“特殊能力”的美國決策層似乎接收到、並確認了這一資訊。

    否則,無論如何也“解釋不了”為什麼在如此緊要關頭,被“美國全球戰略”賦予了“過於重大戰略意義(其中之一,就是營造強大的心理威懾)”的F-22會突然“無限期休假”,而僅僅是個什麼的“供氧問題”。

    ● 不能玩“橫”,它就會想辦法玩“雅”的

    “具烈度的局部高技術戰爭”是對美國剛展示的“軍事層面的特殊能力”的迎面截擊,而“殲-20提前列裝”則是對美國剛展示的“經濟、特別是金融層面的特殊能力”的迎面截擊,在這個問題上,一如我們之前所說:美國防長之所以在殲-20問題上“大出洋相”,且直到1月11日那天之後才“改口”,並不在於其“情報能力”,而在於患了一種“選擇性失明”。

    顯然,造成這種“失明”的“病理”主要在於“美國利益”的政治需要、軍事需要、外加經濟、特別是金融需要!一句話,是“美國必須保持絕對軍事優勢”並以此來”維護美元本位制“的“精神需要”與“物資支撐”

    因此,與中國“中段反導”徹底打消了印度核威懾中國的底氣、徹底打開了土耳其、伊朗等中東地方王在中東方向組織“區域性合作”的勇氣,徹底打開了“尊王攘夷”的戰略空間、從而徹底打通了中國強行介入中東、撼動“美元本位制”基石的“戰略通道”不同的是,“殲-20”正式列裝,必將全面打通中國強行介入中東、維護巴基斯坦通道基本穩定的“戰術通道”,並徹底廢掉“美日軍事同盟,美韓軍事同盟”的“技術基礎”,從而對“美元本位制”在“精神”與“物資”層面進行 “戰術層面的全面打擊”。

    顯然,戰略打擊當然較戰術打擊來得高遠,但在今天這種“美元本位制”過一天算一天的背景下,這種“戰術打擊”來得更加直接與現實,從而會令“受打擊者”更加痛苦。

    在我們看來,既然“F-22無限期休假”了,那麼,或許殲-20“正式列裝”會延緩一段日子,但是,這並不代表“美國利益”就此甘休,因為,不能玩“橫”,它就會想辦法玩“雅”的,因此,剛剛在巴基斯坦問題“翻臉像翻書”的印度就要小心了,如果它不能儘快調整好與巴基斯坦的關係,緩和與中國的關係,那麼,如果我們評估的不錯的話,策劃了“埃及之亂”的“美國資本”,如果它最終不敢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如果它最終不能爭取到「歐盟」的配合,將“歐亞海上運輸線之亂”弄成專門針對中國的“中國海上運輸線之亂”,
    如果它最終不敢在巴基斯坦問題測試中國的戰爭決心,那它就一定會嘗試“印度之亂”,嘗試從這個角度去進行 “南亞破局”,從而在“印度之亂”引起的南亞亂局之中,再次回到埃及之亂、利比亞之亂、敘利亞之亂、甚至巴基斯坦之亂之中,再次去尋找戰略翻盤的機會。
    對此,中國有必要高度警惕。

    <東方時事> 20110507


  9. 2011/05/11 於 10:14 patchpieces

    拉登故去,威廉結婚,世界媒體為其鼓噪一周有餘,其中尤以“殃屎(中央電視台)”為甚,國家媒體這麼“媚俗”究竟是何心理?
    請捫心自問!拉登是什麼神馬浮雲,相信稍微瞭解國際政治內幕的都知,哪是對方顛覆別國、進行國際劫掠和實現全球“黑計畫”的反面人物,只不過利用完已經成了廢物沒有了價值,不得不拋棄。拉登的離去,竟然弄的國內部分媒體載歌載奔,為什麼這麼弱智?這值得深思(難道為了掙廣告費已經迷失了自己?還是部分人已經被收買心甘情願為對方宣傳賣力?蘋果的一款無實際意義的電腦竟然炒作的要排隊,被挨打也值?)!
    關於媒體的事,我看還是需要溫習一下毛主席曾經說的話:
    “ 中近東許多國家發生政變。搞政變的人開始就要奪取電臺,向全國和全世界說話,原政府的聲音人們就聽不到了。我們的電臺怎麼樣?是否掌握在可靠的人手裏?要從部隊調一個強的幹部去。(一九六二年十月一日國慶日在天安門城樓對周恩來同志的一段講話)。
    現在看來,社會輿論的放縱是對中華民族的犯罪!

    文/韓非論道   20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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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賓拉登走了、維基解密(Wikileaks)來了
    (維基解密Wikileaks已就位了,所以賓拉登可以功成身退了)

    孫子曰:“擇人而任勢。勢者,因利而制權也”。意思是: “選擇人才去利用和創造有利的態勢。所謂態勢,即是依憑有利於自己的原則,靈活機變,掌握戰場的主動權。”美國因應世界形勢,為謀取美國國家利益,適時選擇了拉登並“製造”了拉登的“神話”。
    拉登前為反對蘇聯侵略的“民族英雄(民主鬥士)”,後又變為“世界公敵”的恐怖組織領袖,一切皆因美國“所賜”。美國不愧為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欺騙高手”,古有“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曹操,今有“挾拉登以恐世界”的美國。近十年來,美國在全球挾“反恐”戰爭的有利態勢,恐怖世界各國,謀取了美國國家利益的“最大化”。

    拉登出身沙特富商之家,而且家族與沙特(沙烏地阿拉伯)王室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1979年蘇聯入侵穆斯林國家阿富汗,正在大學就讀的拉登立即投身抵抗運動,並在此時成為美國的盟友,接受美國的培訓和資助。拉登與他人合建“聖戰者服務中心”,1988年拉登在阿建立“基地”軍事大本營及訓練營地。在美國中情局資助下的拉登率領抵抗戰士頑強鬥爭,直接導致了1989年蘇聯從阿撤軍。通過十年的“戰鬥歷程”,拉登從擁有財產估計達數十億美元的沙烏地阿拉伯富商,被成功的塑造成為穆斯林世界的民族英雄。同時拉登也圓滿的完成了美國遏制蘇聯擴張的戰略任務。

    然而世事變遷,1995年在利雅得的美國軍用建築物遭襲擊,1996年6月沙烏地阿拉伯宰赫蘭的美國兵營遭卡車炸彈襲擊,美國認為拉登是這兩起事件的主謀。1999年6月,美國懸賞500萬美元捉拿拉登。2001年9月11日,紐約世界貿易中心和華盛頓五角大樓等地遭恐怖襲擊後,美國認定拉登是頭號嫌疑犯。至此,美國又成功的將拉登塑造成了世界公敵,“挾拉登以恐世界”的序幕拉開,美國“擇拉登而任勢,因利而制權”,借勢開始了十年恐怖世界的戰爭。

    在這恐怖的十年,拉登的“基地組織”“適時”的出現在美軍想要進入的戰略要地或者急需干涉的國家、或者出現在該恐怖的國家、再或者歸於拉登基地組織名下的恐怖襲擊,諸此等等,拉登的基地組織與美國的國家戰略需求交相輝映,真可謂戰略協作的典範。

    現在拉登“被”亡了,但他老人家的“亡靈”依然在恐怖世界。看看新聞吧:“維琪解密稱基地在歐洲暗藏核彈,拉登遇害即引爆”、
    “ 美國宣佈:將徹查巴基斯坦是否向拉登提供庇護”。
    拉登的“亡靈”指向了歐洲和巴基斯坦,而“恰巧”是美國下一步的恐怖目標。

    雖然拉登“走”了,但他為美國所建的“功勳”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拉登無愧於美國「中央情報局」精英特工中的“無冕之王”。

    同理:“維琪解密”登場了

    先有“維琪解密”禍害美國,後有美國怒火萬丈,再有美國政府欲起訴“維琪解密”創始人朱利安•阿桑齊,另有媒體放風阿桑齊可能遭美國「中央情報局」暗殺,等等等等,一時風起雲湧好不熱鬧,但其無非是又塑造了一個敢於對抗美國的“英雄人物”,實質是在世人面前確認“維琪解密”具有“無可爭議的真實性”而已。美國又以“擇朱利安.阿桑奇而任勢,因利而制權”的制高點開始了欺騙全世界的把戲。
    正如媒體所言:“誰是朱利安.阿桑齊:一個前澳大利亞網路駭客,一個現亡命天涯的通緝犯,主要從事揭秘工作的網站‘維琪解密’的創始人,一個影響力已不輸於本.拉登的‘晃動地球’的人。”自此,美國的國家戰略需求與維琪解密開始了非常默契的“爭鬥”。從今往後我們將會看到,“維琪解密”將伴隨美國國家戰略的步伐“亦步亦趨”。

    同理還有:世界金融市場上的索羅斯、羅傑斯等呼風喚雨的“奇才”,傳媒領域的CNN、華盛頓郵報、新聞週刊等“剛正不阿、民主自由”的新聞媒體,幫助華爾街掠奪他國財富的世界三大評級機構的「穆迪」,「標準普爾」,「惠譽國際」。凡此諸類,無不是“擇人而任勢。
    勢者,因利而制權也”的戰略成果。在我們詛咒美國喪盡天良謀取國家利益最大化的同時,也不得不感歎美國不愧為“謀略大師”,已達孫子所曰“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的境界了。

    文/太陽 
    2011年5月9日


  10. 2011/05/18 於 19:40 patchpieces

    每日國際最新資訊解讀

    一、 無錫輻射檢測儀數字公告
    二、 關於中國的人口問題(計劃生育問題)
    三、 一點感想
    四、 國家警惕隆平高科的轉基因情況
    五、 每日最新資訊

    一、無錫輻射檢測儀數字公告:

    無錫地區核輻射個人檢測儀資料公告:今天是在: 0.1usv/h,屬於很正常範圍內,大家不用擔心。

    二、關於中國的人口問題(計劃生育問題)

    現在有很多人“呼籲”要放開計劃生育,說中國後面人口紅利的結束會造成經濟的大問題。同時說這個人口的增加能夠拉動內需,
    我想反問一句:“拉動內需”是靠人口增加的嗎?
    “拉動內需”是靠一次二次分配方案向民眾傾斜獲得的,中國13億人口,美國才3億人口,“為何”他們的內需就比我們大這麼多?
    老百姓有錢了內需才會起來。

    其實“這些人”知道,當中國人口下降後,房地產肯定歇菜,因為2000年後出身的獨生子女,都可以繼承2-3套房子,對於他們來說房子不重要了,所以“房地產商(暴發戶;南方系廣告金主)”就歇菜了。

    中國是一個人口過多土地希缺的國家,中國雖然資源比較多,但是平均到每個人身上,其實是“很少”的,不管是水資源、糧食、礦產等等,所以我們在可預見的後面一段時期“不能廢除”計劃生育的政策,可以適當放寬符合條件的二胎,但是計劃生育這個國策是不能隨便更改的。

    所以我的建議是大方向不能變,計劃生育是百年大計,但是可以做一些微調,比如制定一些嚴格的條件,符合這些條件的可以生二胎(比如雙方都是獨生子女並且其中一方是農村戶口等等條件)。

    三、一點感想

    現在只要哪個人出來說到“愛國”,就會有人“陰陽怪氣”的出來以“P民(屁民)”的身份說一些“洩氣”的話(裏面有些是真話,有些是“水軍”),假如大家都這麼想,那麼這個國家就永遠不會成長,知道為何德國是一個生產大哲學家的國度嗎?因為他們每個國民都把其他國民當成自己的子民,他有社會責任感,他有國家責任感。
    (陰險的)美國“最要消滅”的就是我國國民的“社會責任感”和“國家責任感”。因為一個國家的精神被消滅了,這個國家不管用什麼體制,都是一個“奴隸”。看看日本(美國次殖民地),還有當年的武士道精神嗎?街上都是看不出是男是女的所謂(不男不女娘們)男人,他們這樣的人會又國家責任感能夠上前線打仗嗎?美國要的就是這種“效果”,這個叫做“文化閹割”,一個被“文化閹割”過的國家,就像我們養豬一樣,小豬仔都要“閹割掉”才會快速長肉的。

    我前天寫的文章:道統、法統和體統,這個就是道統,責任感是道統中最關鍵的一環。

    這種“現象”在“(美國化買辦)天涯(論壇)”上面特別嚴重,而且“天涯(論壇)”的帖子下面無法進行維護,結果就是大量“水軍”把有價值的回帖都“淹沒”掉了。

    不過我這人是比較理性的,不會受這種言論去影響我的心智。這個就是理性和感性之間的區別,感性的人特別容易受到這種情況影響情緒。不過我從每篇文章後面出現這種言論的多少可以看出來我那篇文章的分量有多大,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指標。

    四、國家(得)警惕“隆平高科”的“轉基因”情況

    2010年4月,劉石履新“隆平高科”總裁,此前劉曾先後任職于美國「孟山都公司」和「杜邦」旗下的“先鋒良種國際有限公司”,這兩家“公司”近年來常被一些學者認為是全球農業產業的“掠奪者”。而在過去20年裏,劉石一直致力於為這兩家“跨國種業巨頭”在中國推廣“轉基因棉花”和“轉基因玉米”,因此劉本人也常被懷疑是“國際巨頭”“控制”中國農業產業鏈最後一環的“一步棋”。

    國家對於劉這樣的“(美帝一手培植買辦)人物”一定要進行安全審查,另外對於“隆平高科”是否在搞“轉基因農作物”推廣要進行審核,這個直接關係到我國的糧食安全。“登海種業”淪陷了,假如“隆平高科業”淪陷的話,我國幾個大的種業公司就都“被控制”了。

    另外國家一定要查清楚“轉基因”背後的“推手”是誰,
    就算他“官”再高,就算他是“(維持會會長皇民漢奸溫世珍子姪溫家寶)總理”也要揪出來,該判刑的要判刑,嚴重的要以叛國罪起訴。

    四、每日最新資訊:

    大中華區:

    重要(反思):關於前面有篇文章裏面講到的安哥拉突然與中國翻臉單方面撕毀石油合同這件事情,我這幾天仔細反思了一下,覺得我被人利用了,我這樣貼出來這個新聞標題,雖然解讀中沒有指責安哥拉,是講的我們要增加在非洲的軍事存在,但是從效果上來看是幫助敵對勢力影響我們的非洲政策,離間了中國和非洲的關係,給美國搞定非洲加了一把柴火。在此表示抱歉。
    另外這條新聞是“國外”的新聞,在國內並沒有經過驗證。

    1、「歐盟」首次對華徵收“反補貼稅”商務部表示強烈不滿:後期很多經濟體對於中國的制裁會越來越多,為何?
    人民幣就對美元升值,對於其他貨幣都是貶值,你說美國“這招”毒不毒,你說我們的央行是否是“腦子有毛病”,要殺我們這頭豬的我們不停的“獻媚”,而能夠聯合去“抗衡”美國的我們卻不停的去“捅捅小刀子”,我可以負責任的說一句話:後面美國殺我們這頭豬的時候,不要怪別人落井下石

    2、京滬浙粵等地將食品安全工作納入領導幹部政績考核:這個是好事,還要把發生群體性事件作為領導幹部政績“考核內容”,把GDP的內容“拿掉”。

    3、解放軍總參謀長陳炳德今起訪美,
    應新加坡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張志賢、印尼國防部長普爾諾莫•尤斯吉安托羅和菲律賓國防部長博爾泰雷•加斯明的邀請,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梁光烈一行今日離京對上述三國進行正式友好訪問:
    這個是好事,一些事情是該放到桌面上來了。
    這個也證明前面中、美的談判基本沒有談攏,看看美國後面的官員出來的評論就知道了。中國開始做好“軍事準備”。結合印度與巴基斯坦邊防軍在存在領土爭議的喀什米爾地區發生“交火”這條新聞看看,證明我們軍方強硬勢力還是有能量的。

    4、國土部下發緊急通知:堅決防範查處強征強拆:
    (1)這個通知為何到了現在才出來,前幾年幹嗎去了?
    (2)如何堅決防範查處強征強拆?通過“公檢法”?
    當地“公檢法”都是地方一把手的“走狗”,如何監督?通過什麼管道監督?這個才是關鍵,老是說“空話”不行。

    5、江西上訪女工參選人大代表被拒推薦人被警方約談:
    這個是違反憲法的,地方政府的“惡行”後面會得到懲罰。在蕭條期間正好可以收回地方政府的很多權力,一定要大破現在的“諸侯割據”的局面。漢朝後期的“諸侯割據”的局面大家都知道的吧。

    6、08年三聚氰胺事件賠償基金運作成謎涉毒奶企出錢少:
    中國的「紅十字會」、“希望工程”等等,都是帳目不公開的,偶原來做過他們的專案,知道裏面那幫人的貪婪的。不過汶川地震我還是和家人一共捐了1萬1千圓錢給「紅十字會」,後來聽到「紅十字會」有人叫供應商開大額發票(就是3萬元的東西開5萬元的發票),偶感到很後悔,決定在他們帳目公開之前決不捐錢給「紅十字會」和“希望工程”,假如要捐就自己直接去。

    7、長三角中小企業普遍停工、半停工困境或甚于金融危機:
    這個是發展過程中的正常現象,我們國家的這種(唯GDP論出口導向美元外匯積累)發展模式“走到頭”了,必須進行“改變”,要一次和二次分配方案對老百姓“傾斜”,這樣才能夠“製造內需”,這樣才能夠發展經濟,在這個轉換過程中,肯定要經歷蕭條。不要因為這個又給貨幣中“放水”,就像08年一樣,非但放水,還來個4萬億的“腦殘決定”。

    8、

    國外:

    1、巴基斯坦議會(5月)14日就美軍在巴基斯坦打死基地領導人拉登通過決議,譴責美“侵犯巴方主權的單方面行動”,呼籲政府“重新評估與美國的協定條款”,以確保協定完全符合巴國家利益,同時要求美方停止使用無人駕駛飛機襲擊巴方境內目標: 我們對於巴基斯坦的付出是有回報的。

    2、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席卡恩被控性侵酒店女服務員在紐約被捕;在2012年法國總統大選中,62歲的卡恩是法國總統薩科齊潛在的有力競爭者之一。卡恩原本計畫周日與德國總理默克爾會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名官員周日表示,該組織現任總裁多明尼克•斯特勞斯-卡恩因涉嫌企圖強姦而在紐約被捕之後,John Lipsky擔任該組織代理總裁:
    三條新聞一起看,呵呵,牛,“不聽話”的連這種“招數”都“使出來”了。美國國會議員招妓的事情很多“很普遍”的,這邊“搞這麼個事情”出來,
    牛!確實牛!

    3、糧食危機影響百姓生存非洲開始種“轉基因作物”:美國的“價格控制”和軍事打擊手段同時“切斷”中國對於非洲的援助後,非洲不得不“投降”,這個就是美國後面“糧食美元”的戰略的開始。

    4、日本東京電力公司表示將於6月開始建設一個外罩,將福島第一核電站1號機組核反應爐廠房罩住。日本經濟產業大臣海江田萬里13日宣佈,由於福島第一核電站1號機組燃料很可能已經熔毀,同時壓力容器底部也出現了破損,因此有必要對東京電力公司的工程表進行修改:日本核問題要比蘇聯那次的問題嚴重多了。

    5、美媒:中國有超過一半的富人正在考慮離開:中國可別象當年蘇聯一樣人財兩空。

    6、李光耀、吳作棟昨晚突然發表聲明,不再在新內閣擔任資政:他們承受了很大的壓力呀,
    中國一直在參考“新加坡模式”,最近他們出來否認有新加坡模式,
    看來新加坡也慢慢要開始走美國在亞洲“安排”的“資本串聯權力”的模式了。這個“模式”的結果就是被不停剪羊毛。

    7、“歐洲央行”行長特裏謝認為,當前關於歐元區成員國可能放棄歐元的猜測是一種荒謬的臆測:能夠提振歐元,壓制美元指數。歐盟內部最近博弈相當激烈,什麼“手段”都能夠用出來的。

    8、印度與巴基斯坦邊防軍在存在領土爭議的喀什米爾地區發生“交火”。印度軍官15日稱,巴基斯坦狙擊兵向印度控制地區開槍,造成1名印度士兵喪生:這個是好事,美國會打“代理人戰爭”,我們也會打,提前通過巴基斯坦牽制印度的軍力和政治資源。

    9、“高盛”奧尼爾:中國不存在房地產泡沫:
    我們(可得)要“逆向思維”。

    文/猴王
    2011-5-16


  11. 2011/05/29 於 22:22 patchpiece

    CIA的公開秘密—兼為《十條誡令》蓋棺定論

    一、嘗試為《十條誡令》蓋棺定論
    二、(中國國內)親美勢力對《十條誡令》真實性的質疑
    三、“Moral Re-Armament”的真面目
    四、“Moral Re-Armament”在中國
    五、“Moral Re-Armament” 、“共產黨革命章程”及“十條誡令”
    六、克格勃(KGB/格別烏)高官什羅寧的話是否可信
    七、「中情局」為防止洩密進行的暗殺
    A、李志綏之死
    B、班尼特之死

    一、嘗試為《十條誡令》蓋棺定論

    筆者不久前曾寫作《中情局絕密綱領–用普世價值對抗愛國主義》一文http://blog.mshw.org/hexuefei/?p=47,其主要目的有四個:

    其一,是揭露美國在全世界推廣所謂美式“普世價值”的真實目的。

    【(中情局加爾瓦爾德方案)最高綱領包括最廣泛的目標。它提出的任務是破壞對祖國之愛。它渴望用所謂‘普遍人類價值’代替愛國主義。】《克格勃(KGB/格別烏)X檔案》–p66。

    克格勃資深特工什羅甯將軍的這本書在中國2003年出版的。當時譯者趙雲平用的一個詞語是“普遍人類價值”,而2008年後這個詞語有了更加簡略、響亮且準確的中文譯法——“普世價值”,看來「中情局」特工的漢語素養也是一流的。在2008年那偉大的抗震救災過程中,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得到了自改革以來最大程度的激發。而“(黨內美帝買辦)南方報系”當時卻“突如其來”、“莫名其妙”地宣稱抗震救災所體現的是“普世價值”,並由此引發了一場影響深遠的爭論。
    而隨後的兩年裏,“普世價值”也成了美國總統奧巴馬“對華喊話”的口頭禪。2003年出版的這本書實際上揭露了所謂“普世價值”思潮的真正的出處、背景及其戰略意圖。原來,不管是蘇聯戈巴契夫的“全人類的價值高於一切”還是中國“(黨內美帝買辦)南方系”的“普世價值”,其真正含義並不是表面宣稱的捍衛全人類和全世界的尊嚴和利益,“普世價值”論只是「中情局」用來“對抗”蘇聯和中國的愛國主義思潮,並最終“肢解”蘇聯和中國的“文化戰工具”。

    其二,是揭露美國「中情局」通過“系統性”的工程,“妖魔化”社會主義領袖列寧毛澤東等偉人,進而“顛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陰謀。

    【他(杜勒斯)將基本的、集中的打擊指向反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而為了達到既定目的,如美國專家們設想,首先必須打破蘇聯人頭腦中的所謂“列寧綜合體系”。】
    《克格勃(KGB/格別烏)X檔案》–p63。

    【(反列寧題材)在80年代的俄羅斯幾乎獲得了國家地位,這時許多大眾傳媒開始鼓勵破壞十月革命領袖(列寧的)紀念碑,銷毀他的全集。反列寧題材充斥了報刊、無線電廣播、電視和電影。新聞、文學、藝術和科學的形形色色‘熱心者’懷著受虐的滿意心情去推翻自己以前崇拜的偶像(列寧)。】
    《克格勃X檔案》–p65。

    【根據艾倫.杜勒斯的企圖,關於‘德國黃金’、‘鉛封的’德國車廂和‘雇傭間諜’這些早就知道的假造謊言竟然成了‘禁果’,它對許多人的耳朵感到好聽。加爾瓦爾德設計的最低綱領在於向新的幾代人灌輸對列寧主義的懷疑,認為列寧主義簡直是‘歷史的錯誤’,人類一部分暫時的、不正常的和不牢固的社會現象。灌輸說早晚要把它結束(‘蘇聯是罪惡帝國’!)】
    《克格勃X檔案》–p65。

    其三,揭露「中情局」最大機密是如何影響別國領導人。

    什羅寧在書中寫道:

    【70年代末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反偵察人員們得以解開美國中央情報局最大的秘密,它在於這個部門制定,仔細準備並在80年代著手實施所謂深層掩護的專門計畫。

    根據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材料已知,該項計畫的作者是「中央情報局」的前副局長比謝爾,他還制定了‘雙重諜報網’的觀念。根據這一觀念推測,「中情局」將把在美國境外工作的外國人中最有價值和可靠的間諜用於偵察目的。】《克格勃(KGB/格別烏)X檔案》–p42

    【給小組規定的任務是滿足偵察屆向主導的國家機關、政治領袖周圍、代表及其他機構和組織進行諜報滲透的需要。即說得是“培養”自己的影響諜報員,使他們向權力機構推進。

    影響別國總統,影響其國家機構?難道這種事有可能嗎?
    按照美國專家的斷言,這不但可能,而且更有甚者,這是保障全國安全政策最便宜和最有效的方法。對總統可能用三種途徑去影響。
    第一,直接通過高級會晤。
    第二,通過他的班子,要往裏面打入影響諜報員。
    第三,間接地,在大眾傳媒中組織宣傳運動,讚揚總統那些對美國有利的行動。】
    《克格勃X檔案》–p45

    其四,其目的是初步探究網上廣泛流傳的《十條誡令》的真假。

    由於當年克格勃(KGB/格別烏)在「中情局」內部安插了不少間諜,因此當年的蘇聯克格勃(KGB/格別烏)可以說是最瞭解當時「中情局」內幕的機構。克格勃(KGB/格別烏)資深人士維•什羅甯將軍根據以親身經歷的事件、親眼所見的情景、親手處理的情報寫成的這本書,可以說是對美國「中情局」內幕最權威、最真實的披露。書中披露杜勒斯的訓話與網路上流傳的「中情局」《十條誡令》幾乎“完全一致”,可見《十條誡令》並非完全空穴來風。

    【「中央情報局」的奠基人和第一任領導人艾倫•杜勒斯的信條,他對自己的軍官們教誨說:
    “在那裏(蘇聯)製造了混亂以後,我們不知不覺地把他們的價值偷換成虛假的並迫使他們相信這些價值。怎樣做呢?我們找到自己的志同道合者……我們在俄國找到同盟者和助手。將一個情節接著一個情節地導演世界上最不馴服人民的滅亡、其自我意識最後的、不可逆轉的熄滅,按其規模來說是最雄偉的悲劇……”

    “我們將千方百計地支持和發動所謂的藝術家們,他們將培植對色情、暴力、虐淫、叛賣,總之,對任何不道德行為的崇拜。在國家治理中,我們將造成混亂和不可收拾的局面……”

    “我們將不知不覺地,但積極地促進官員們、受賄者們地胡作非為,無原則性、官僚主義和因循拖延將被樹為善行……”

    “誠實和正派將被嘲笑並變成過去的殘餘。蠻橫無禮、卑鄙下流,謊言和欺騙,兇殺和吸毒,相互之間動物般的恐懼和無恥、叛賣,各民族的民族主義和敵對,首先是對俄羅斯民族的敵對和仇恨——所有這一切我們都將巧妙地和不知不覺地培植,所有這一切都將盛開雙瓣的花朵……”】
    《克格勃X檔案》–p62

    杜勒斯的這段話同樣曾經在網路上流傳。
    根據什羅寧的“披露”,我們可以確定這段訓話的“真實性”確鑿無疑。而《十條誡令》的內容主旨與杜勒斯訓話“完全一致”。

    二、親美勢力對《十條誡令》真實性的質疑

    但是有一群“親美分子”一直不相信《十條誡令》的存在。而極力幫助「中情局」進行“掩蓋”的便是方舟子的新語絲的網站。
    2003年9月9日開始,方舟子在新語絲網站上大張旗鼓地推薦《莊海青:美國中央情報局“中國十誡”:一個謠言的來歷》等文章。見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news/cia.txt 這類文章為了證偽《十條誡令》所舉出的關鍵性的證據就是一個美國網頁:http://snopes.com/language/document/commrule.htm

    據說,體制內的“漢奸買辦勢力”將方舟子網站上的這些內容彙報給了中國最高層,中國最高層官員竟然相信方舟子網站上這些為「中情局」辯護的文章,從而認為《十條誡令》僅僅是個謠言。

    多年以來,幾乎所有在此問題上替「中情局」辯護的文章都是方舟子網站文章的翻版。方舟子是眾所周知的“抄襲大王”。看來,方舟子的網站,也僅僅是在替「中情局」“辯護”這個問題上,才有些真正原創性的內容。

    比如,楊學濤《所謂的美國中情局“十條誡令” 的前世今生》一文實際上是方舟子網站內容的翻版,該文寫道:

    【一個網頁引起了我的興趣:http://snopes.com/language/document/commrule.htm

    網頁中所列的十個題為“Communist Rules for Revolution”的“條例”與新聞報導所稱的《十條誡令》如出一轍(不用我翻譯了吧?):

    據該網站稱,此十條“communist party革命章程”號稱由協約國於1919年5月在德國Dusseldorf搜出來,並于同年首次被印刷在了Oklahoma州的Examiner-  Enterprise報上(Examiner-Enterprise是真的,但這個“十條”卻從未在該報發表過),是德國communist party用來腐蝕資產階級、發動共產革命的章程。

    目前知道的最早發表年份是1946年(發表在當年2月份的期刊Moral Re-Armament上)。1954年,佛羅里達州司法部長George A. Brautigam證明其為真實,並簽上了大名。後來,“十誡”廣為流傳,選民們出於警惕,就把這十條印出來發給議員們。

    1980中期,專欄作家Bob Greene在芝加哥大學與西北大學與俄國問題專家一起研究後共同認定,這十條章程是徹頭徹尾的偽造。Greene寫到: “我一直希望找到一個拿著這個“十條”的communist party member,好讓我有機會問問他‘obloquy’這個單詞到底是什麼意思)

    《紐約時報》報導,國家檔案館、國會圖書館和各所大學的圖書館都找不到這個所謂的檔。蒙大拿州參議員Lee Metcalf在與FBI、中情局等機構聯合調查後也得出結論,認為這個所謂檔純屬偽造。

    作家Jan Harold Brunvand 評論說:

    The rules have to do with dividing people into hostile groups, encouraging government extravagance, and fomenting “unnecessary" strikes in vital industries. What we have lost, the list suggests, is a world without dissent, budget deficits, inflation and labor unrest.

    I just can’t remember any such Golden Age.

    (這些“條例”讓人民形成了敵對的陣營,鼓勵了政府奢侈浪費,並在重要的產業製造了“不必要”的罷工。“條例”告訴我們,我們失去了一個沒有異見、沒有財政赤字、沒有通貨膨脹、沒有勞工動亂的世界。

    我們曾經經歷過這樣的黃金時代嗎?我一點也想不起來。)

    可以看出,這個流傳甚廣的“謊言”出自“保守”的美國人之手,他們對於出現在美國的一系列社會變化表示擔憂,又無力解決,便簡單地把罪責“歸結”到了“communist party滲透”上來。1990年代,即便蘇聯已經解體,但“十條”依然不斷被報章引用,作為美國道德滑坡及政治腐敗的一個幌子。】

    snopes.com 這個網站認為,所謂1919年發現的“共產黨革命章程”是個純粹的謠言。所謂最早刊登“共產黨革命章程”的的Examiner- Enterprise報上根本就沒有出現過這個所謂的“共產黨革命章程”。而這段文字最早出現在1946年,在Moral Re-Armament 期刊上刊登。

    三、“Moral Re-Armament”的真面目

    那麼,所謂的“Moral Re-Armament”是個什麼東西呢?
    實際上,這個由美國基督教徒Buchman 創辦的“Moral Re-Armament”,是眾多戰略問題研究者高度關注的世界性組織,因為這個組織與美國中情局和聯邦調查局的關係太密切了,是美國用來控制全世界的重要工具。而西方很多媒體也早有報導:該組織與中情局的密切關係。

    FBI解密檔案顯示美國總統艾森豪威是“Moral Re-Armament”運動的重要支持者。見:http://www.paperlessarchives.com/ike_fbi.html

    一些和“Moral Re-Armament”組織有過接觸的印度宗教人士在談到“Moral Re-Armament”時也說道,人們都相信他們是中情局的:They’re also criticized a lot there. They have been criticized a lot there locally. People, they think they are CIA.見:http://www.vaniquotes.org/wiki/Moral_Rearmament_Movement

    實際上,“Moral Re-Armament”在多個國家的作為已經引起了不少正義之士的警覺。比如,恩克魯瑪(Kwame Nkrumah,1909—1972),加納共和國第一任總統,加納人民大會黨主席,非洲著名社會活動家,“非洲社會主義”宣導者和代表人物之一。恩克魯瑪1965年的著作《新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最後階段》(Neo-Colonialism, the Last Stage of imperialism)一書《新殖民主義的機制》這一章中便重點介紹過這個“Moral Re-Armament”。恩克魯瑪是非洲社會主義的代表人物,是非洲社會主義運動的領袖,是加納共和國第一任總統,也當然是當年非洲國家眾多秘密情報的知情者。

    恩克魯瑪在書中談到:http://www.marxists.org/subject/africa/nkrumah/neo-colonialism/ch01.htm

    【Among instruments of such Western psychological warfare are numbered the intelligence agencies of Western countries headed by thos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visible Government’. But most significant among them all are Moral Re-Armament (MRA), the Peace Corps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USIA).

    Moral Re-Armament is an organisation founded in 1938 by the American, Frank Buchman. In the last days before the second world war, it advocated the appeasement of Hitler, often extolling Himmler, the Gestapo chief. In Africa, MRA incursions began at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Against the big anti-colonial upsurge that followed victory in 1945, MRA spent millions advocating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forces oppressing the African peoples and those same peoples. It is not without significance that Moise Tshombe and Joseph Kasavubu of Congo (Leopoldville) are both MRA supporters. George Seldes, in his book One Thousand Americans, characterised MRA as a fascist organisation ‘subsidised by . . . Fascists, and with a long record of collaboration with Fascists the world over. . . .’ This description is supported by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MRA of people like General Carpentier, former commander of NATO land forces, and General Ho Ying-chin, one of Chiang Kai-shek’s top generals. To cap this, several newspapers, some of them in the Western world, have claimed that MRA is actually subsidised by the CIA.

    When MRA’s influence began to fail, some new instrument to cover the ideological arena was desired. It came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merican Peace Corps in 1961 by President John Kennedy, with Sargent Shriver, Jr., his brother-in-law, in charge. Shriver, a millionaire who made his pile in land speculation in Chicago, was also known as the friend, confidant and co-worker of the former head of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Allen Dulles. These two had worked together in both 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U.S. war-time intelligence agency, and in the CIA.

    Shriver’s record makes a mockery of President Kennedy’s alleged instruction to Shriver to ‘keep the CIA out of the Peace Corps’. So does the fact that, although the Peace Corps is advertised as a voluntary organisation, all its members are carefully screened by the U.S.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

    令人驚歎的是,恩克魯瑪1965年的文章便十分清晰地用到了這樣的詞語:the United States ‘Invisible Government’——美國隱形政府。恩克魯瑪的這幾段文字的大概含義是:西方國家(由美國的“隱形政府”所主導)的情報機構用來實施西方心理戰的工具屈指可數,其中最重要的便是Moral Re-Armament (MRA)–道德重整運動, the Peace Corps –和平部隊(即將受過訓練的志願人士送到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服務的組織),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USIA)—美國新聞署。蔣介石的高級將領何應欽曾經是Moral Re-Armament運動的重要參與者。加納首任總統、非洲著名學者和社會主義領導人恩克魯瑪的著作已經將Moral Re-Armament明確地定性為與美國中情局、聯邦調查局等情報機構關係密切的西方進行心理戰的工具。

    四、“Moral Re-Armament”在中國

    這個“Moral Re-Armament”對中國的影響也是十分深入的,但是很多人卻不知道這個組織的存在,似乎有一隻無形的手在為其保密。作為一個曾對中國及世界產生如此重大影響的半隱形組織,其背後如果沒有美國情報機構的扶持,那是那難以想像的。

    以下是幾則該組織在中國的宣傳性介紹:

    A、臺灣出版的中華百科全書對介紹:

    【道德重整運動

    道德重整運動(Moral Re-Armament,簡稱MRA),是美國人蔔克曼(Frank N. D. Buchman)於西元一九三八年在倫敦所發起的,他曾經遍遊世界各地,認識許多領袖,如中國之孫中山先生、印度之甘地、美國之福特以及愛迪生等。他認為所有民族、國家及宗教,最基本的起源,是四個絕對的道德標準,即絕對誠實、絕對純潔、絕對無私、絕對仁愛,並由內心良知作為指導,以知行合一則有天人合一之體認,因而產生無限個人或社會或世界一新大力量,以建立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道德重整在建設新興國家與舊敵成友之工作中,扮演了其幕後的腳色,它不是一種組織,但在瑞士的柯峰設有國際會議中心,許多國家如英、法、荷、加、印、巴西、澳洲、日本等,也有地方或地區中心。

    卜克曼早年曾數度訪問我國,與 國父孫中山先生為摯友。戰後,陳立夫與何應欽屢應其邀,赴歐、美參加會議,該時中文稱為「道德重整運動」。

    民國六十三年,陽明山華岡中華學術院設有道德武裝研究所。(劉毓棠)】

    B、劉毓棠是國民黨的外交官。華僑協會總會雜誌僑協雜誌(第092期)刊登對劉毓棠的回憶文章:

    http://www.ocah.org.tw/sidepage/mag_viewpage.php?mag_no=092&id=4051

    【一九四五年四月,聯合國在舊金山召開會議。當時毓公擔任中國代表團團長張君勱的英文秘書。張君勱是知名的哲學家,也是民社黨的創辦人,博學多聞,文風剛健有力,毓公和他共事相當愉快。經由張君勱的介紹,毓公認識了「道德重整運動」的發起人蔔克曼(Frank N.D. Buchman)並觀賞了由卜克曼博士率領一批道德重整人士表演的舞臺劇︽被人遺忘的要素︾,宣揚民主道德理念,留下極為深刻印象。】

    C、《近代在華部分基督教名人簡介》:

    【布克門 Frank Buchman 美國傳教士,1921年,他在牛津大學發起了著名的“牛津團契”運動,其信條為“絕對誠實,絕對純潔,絕對無私,絕對的愛”,此運動後在1938 年改名為“道德重整運動”。20世紀30 年代,廣學會曾在中國陸續出版了牛津團契的14種書籍。】

    D、另外還有一則中華民國「道德重整協會」創辦人劉仁州的介紹:

    【道德重整在台灣
    http://life.fhl.net/Desert/97/s010.htm

    「道德重整」自民國卅五年開始,即邀請中國派代表團出席世界性的大會,我國政界諸多要人都曾參與,但角色側重於作為政府國民外交的管道。五十年代之後,「道德重整」在全台各大專院校紛紛成立了合唱團,變成比較民間化、人民自願自發性的活動。後來整個台灣社會風氣改變,開放的程度愈來愈大,人民有更大的自由意志、更多的表達機會。因此到了民國七十九年,一批從「道德重整」合唱團畢業的朋友,覺得台灣社會亟需成立一個「道德重整」的組織,以便針對社會需要改善的地方有所貢獻。「道德重整協會」於焉成立。 】

    五、“Moral Re-Armament” 、“共產黨革命章程”及“十條誡令”

    瞭解了“Moral Re-Armament”的本質真相,那麼所謂“共產黨革命章程”與“十條誡令”的關係便十分清楚了。

    “Moral Re-Armament”公佈所謂“共產黨革命章程”的時間是在1946年,按照克格勃高管什羅寧所掌握的材料,這正是美國開始簽署杜勒斯那段著名的訓示的那段時間。

    “Moral Re-Armament”公佈的所謂“共產黨革命章程”,其內容和杜勒斯的訓示十分接近。不過,賊喊捉賊,豬八戒倒打一耙,“Moral Re-Armament”將這些“美國用來顛覆共產黨國家”的信條改成了“共產黨來顛覆美國”的信條予以公佈、發表。這些東西在美國從70年代開始引起美國社會廣泛的討論,經過美國獨立人士的大量調查,最終證明所謂“共產黨革命章程”是子虛烏有的。但是誰都想不到這個事件的真相。

    毫無疑問,整個事件的真相是:與中情局和聯邦調查局關係密切的“Moral Re-Armament”組織最早得到了杜勒斯的那篇訓示,或者他們得到了中情局根據杜勒斯訓示形成的誡令。“Moral Re-Armament”將這些內容改頭換面,變成了攻擊共產黨國家的利器。

    我們相信,“共產黨革命章程”不可能是“Moral Re-Armament”組織在1946年憑空捏造出來的。看看在杜勒斯發佈他那段著名的訓示20多年後,蘇聯克格勃高級官員什羅甯看到相關內容的反應:

    什羅甯將軍說:

    【我清楚地記得自己的慌亂心情,那時我瞭解了中央情報局領導人40年代末簽署的這一訓示。這是在1968年.那時我在莫斯科州安全委員會一個區分局工作3年之後,讓我到中央機關工作並從事組織反對意識形態破壞的反宣傳措施。這時當然考慮到了我的記者訓練。意識形態破壞者的目的,最初我覺得是臆造出來、不現實的。難道能迫使誰相信“虛假價值”嗎?難道俄羅斯在這一點上找得到“同盟者和助手”?難道培植對領導了反法西斯鬥爭並拯救了人類免遭“褐色戰爭”蹂躪的“俄羅斯民族的敵對和仇恨”,這現實嗎?民族主義真的那麼危險?而且是否能不知不覺地培植這些價值呢?

    但是隨著熟悉西方特工部門的事實和檔,這些問題撤銷了。我越來越確信,艾倫•杜勒斯當闡述自己的綱領時,他依據政府級批准的具體研製的成果和秘密訓示。他將基本的、集中的打擊指向反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而為了達到既定目的,如美國專家們設想,首先必須打破蘇聯人頭腦中的所謂“列寧綜合體系”。】《克格勃X檔案》–p63

    也就是說,連克格勃人員見到杜勒斯訓示後,一開始也難以相信它是真實的。但隨著更多的事實和檔,什羅寧才逐漸確信。也就是說,即便是克格勃系統,如果沒有掌握確鑿的文本和證據,他們也無法憑空編造出類似杜勒斯訓示、《十條誡令》那樣的檔內容。

    “Moral Re-Armament”組織能夠毫無根由地編造出這些內容來嗎?要知道,蘇聯克格勃根本不存在類似“共產黨革命章程”那樣的專案工程,這一點,連極端親美的人都承認。因為蘇聯解體前後,克格勃已經被中情局高度滲透,克格勃大量機密大量洩露出去,如果真的存在類似檔,美國人早已就公開揭露了。其實像美國色情文化氾濫等社會問題,這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弊病,其伴隨資本主義的歷史一直存在。十分明顯,在蘇聯產生和強大之前,這些弊端就已經產生,“Moral Re-Armament”要把這些問題歸咎于蘇聯的陰謀,連美國人都難以理性地接受。正如眾多美國學者所評論的:“Moral Re-Armament”組織試圖依靠“共產黨革命章程”檔告訴我們,我們失去了一個沒有色情文化、沒有異見、沒有財政赤字、沒有通貨膨脹、沒有勞工動亂的世界。我們曾經經歷過這樣的黃金時代嗎?我一點也想不起來。

    那麼“Moral Re-Armament”組織根據什麼編造了所謂“共產黨革命章程”?根據“Moral Re-Armament”組織與美國情報機構的密切關係,“Moral Re-Armament”組織發佈“共產黨革命章程”的時間與杜勒斯談話的時間接近,更重要的是兩份檔內容的高度一致,只要頭腦正常的人,都可以據此判斷整個事件的真正來龍去脈。

    六、克格勃(KGB/格別烏)高官什羅寧的話是否可信

    也許有人懷疑,《克格勃X檔案》一書中提供的證據是否是什羅寧偽造的?

    假如,今天「中情局」人士出版一本《中情局X檔案》,我敢確定,其內容大部分是無價值資訊,甚至有不少內容是“偽造”的。
    為什麼?
    因為隨著蘇聯解體和克格勃(KGB/格別烏)的瓦解,今天極少人知道「中情局」的內幕,尤其是1990年代以來的內幕。這樣,「中情局」存在大量的“造假”空間。然而克格勃(KGB/格別烏)則不同。今天克格勃(KGB/格別烏)已經成為歷史。克格勃(KGB/格別烏)解體前,其內部已經被「中情局」高度滲透——否則蘇聯也不會遭受解體的下場。比如金城出版社04年出版的《窺視——最新國際間諜情報戰真相》揭露:1973年至1980 年,先後出任克格勃(KGB/格別烏)對外反間諜局局長和第一總局局長的卡盧金竟然是美國特務。《克格勃X檔案》一書也同樣披露,「中情局」對克格勃的滲透十分深入,讓人觸目驚心。看看什羅寧是如何評價克格勃最後一任主席瓦基姆•巴卡金的吧:

    【原來巴卡金來到魯邊卡是為了真正粉碎國家安全機關,實質上消滅安全委員會的完整系統,從而在全局上急劇削弱國家的防護、“免疫”系統。他的真正意圖很快就暴露出來了。他充分表現了自己的破壞才能,並且甚至不曾掩飾給他們規定的任務:砸爛國家安全機關。巴卡金在其《擺脫克格勃》一書中簡直扮演著世界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一個臨時工的角色,他領導一個極重要的國家機構的目的僅僅是為了消滅它。我不認為這位政治家不明白,他的意圖實質上帶有反對國家的犯罪活動色彩。】見《克格勃X檔案》第11章《是誰搞垮了國家安全委員會》

    換句話說,克格勃(KGB/格別烏)對「中情局」來說透明度很高。克格勃退休官員什羅甯如果在《克格勃檔案》中進行造假,那是完全得不償失的,完全有可能被美國抓住把柄。其次,克格勃(KGB/格別烏)已經徹底解體,俄羅斯政局一度動盪,什羅寧寫此書的目的只能是講點真話留給歷史,而斷不敢為了維護克格勃和蘇聯去大肆造假。可以說,出現於特定歷史條件的這本《克格勃X檔案》,其可信度是同類書中最高的。

    至此,關於《十條誡令》的爭論終於可以畫上一個句號了。

    七、中情局為防止洩密進行的暗殺

    以上內容簡單介紹了是美國影子政府指揮中情局等機構進行文化戰、心理戰等軟戰爭的方案。「中情局」等機構為了保證機密專案的正常進行,不惜一切代價,直至大搞暗殺。在美國,一旦出現「中情局」的高度機密可能被洩露出去的情況,那麼相關人等便會被暗殺。甘迺迪案中死亡的大量人士已經做了精確的示例:

    1963 年11 月22 日,美國總統甘迺迪被美國隱形政府指揮情報機構暗殺。隨後,幕後勢力為了防止真相曝光,進行了系列暗殺。在甘迺迪被暗殺後的三年中,18 名相關證人相繼死亡,其中6 人被槍殺,3 人死於車禍,2 人自殺,1 人被割吼,1 人被擰斷脖子,5 人“自然”死亡。從1963 到1993 年,115 名相關證人在各種離奇的事件中自殺或被謀殺。“沃倫委員會”還封存所有檔,檔案和證據長達75年,直到2039年才解密,這些檔涉及CIA,FBI,總統特警保鏢,NSA,國務院,海軍陸戰隊等機構。另外,FBI 和其他政府機構還涉嫌銷毀證據。

    當然,不僅僅是甘迺迪案,這種現象已經成為了美國社會的慣例和定律。

    A、李志綏之死

    筆者關注到「中情局」,始於09年寫作《從縱容“妖魔化毛澤東”到亡黨亡國》http://blog.mshw.org/hexuefei/?p=6 一文曾根據中國出現的大規模妖魔化毛澤東的謠言進行了如下判斷:

    【中國自晚清衰落以來,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資本主義半封建社會。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勾結在一起,成為壓迫中國人民的三座大山。這三座大山是當時世界上最反動、最邪惡的勢力。反動勢力的邪惡造就了革命者的偉大,毛澤東是帶領中國人民歷盡千辛萬苦推翻三座大山的人民領袖,毛澤東成為國際共運史上最為光輝的革命家。西方壟斷資本集團在中國扶植的買辦政權—蔣家王朝被毛澤東趕到了幾個海島上,西方壟斷資本集團的第一打手美帝的軍隊又被毛澤東的抗美援朝及援越抗美打得灰頭土臉,西方壟斷資本集團不得不停止軍事擴張的步伐。蘇共二十大,修正主義者赫魯雪夫妖魔化史達林,國際共運陷入混亂後,又是毛澤東扛起了反抗美帝、反對蘇修的革命大旗。毫無疑問,毛澤東是西方壟斷資本集團有史以來的最大敵人。在毛澤東有生之年,西方壟斷資產階級無法打敗這個東方巨人,那麼毛澤東死後,如何在中國及世界消除毛澤東思想的影響、消除這個資產階級的最大隱患,就一定會成為西方壟斷資產階級的重要目標。同樣毫無疑問的是,毛澤東去世後,通過“妖魔化毛澤東”從而干擾、影響、主導中國改革,進而殖民地化中國,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重要戰略任務。】

    正如1加1必然等於2一樣,這樣的判斷只是一種必然的邏輯推理。等筆者兩年後讀到《克格勃X檔案》這本書的時候,才正式找到中情局妖魔化社會主義領袖的直接證據——中情局當年的確有針對蘇聯領袖列寧的妖魔化工程項目,那麼針對中國領袖毛澤東的類似工程項目必然存在。

    在“妖魔化”毛澤東的系列謠言中,李志綏是“最關鍵”、最重要的一環。然而1995年2月13日,李志綏離奇地死于芝加哥的兒子家中。對此金筆網友在《關於李志綏醫生離奇死亡的推測2009-07-19》中寫道:

    【因為死得比較離奇,到現在筆者還記得李志綏醫生死訊的報導。那是一天傍晚,他的家人回家時發現李橫躺在廁所的地板上,氣絕多時。好象那天下午他還外出行走過,旁人沒有發現李有什麼異常形態。

    李志綏是在《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出版後不久突然去世的,死前還有報導說,面對中國相關方面的指責,李回擊說,他準備寫第二本有關毛澤東的回憶錄,因此他的死非常離奇蹊蹺。

    李死時七十有五,不算長壽。除非八九十歲以上的老人在睡夢中平靜的死去,一般來說,人在這個年齡是不容易一下子死的。以李的 “特殊身份",當地員警,地區檢察官,CIA 甚至 FBI 的 Agents 等,都會密切關注,特別是找出他殺的 “蛛絲馬跡" 。此後我曾留意過新聞,看看有沒有警察局或地區檢察官公佈李的死因。後來李的出版商對外放言說死於 “心肌梗塞",間接印證了李死後是經過了屍體解剖尋找死因的。其實出版商的話不是 “官方" 結論,正式結論應是由警察局或地區檢察官公佈,但是沒有。這是疑點一。

    疑點二是心肌梗塞初發病在七十五歲的高齡,這也是不常見的。同時,心肌梗塞也不一定死人,致死的應該是大面積的病灶,或者影響到心臟的傳導系統。如果是前者,發作前定會有徵兆,譬如頻繁的心絞痛,但是那天下午他還是好好的,怎麼可能一下子就那麼嚴重死了呢?很少見。而如果是後者,影響心臟的傳導系統則一定會有心律不齊的前兆。李自己是醫生,有這方面的專業知識。另外,如果他按期檢查身體也應該會被查出來,會接受藥物治療。因此,說他是死於心肌梗塞,讓人覺得無法接受。

    ……

    李志綏的死跟他的書《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是有關聯的。對於我們這些局外人來說,他書的內容真假難辨。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假的?或者說全部是真的?全部是假的?很多疑問需要考證。考證的方法無非是對質和旁證 (第三者證明)。因為這是一部政治回憶錄,牽涉到的內容都是 “保密" 的,幾乎無法獲得旁證。

    因此對質就變得非常重要了。中央警衛局還有很多人在,隔洋的論戰也是可能的,特別是中國方面有人出來列舉證據 (人證,物證),說明李書中的故事不真實。

    ……

    李的突然去世“免去”了他必須回答舊日同僚們的“質疑”,結果 “死無對證" 了。面對質疑和論戰,或許對李來說,死是最好的結局。】

    筆者當時評論李志綏之死時曾經做過如下分析:

    【1995年,李志綏卻“莫名奇妙”地死去。假如李志綏屬於非正常死亡,是被人暗殺,那麼暗殺者有兩種可能:A、李志綏被維護毛澤東形象的中國愛國主義力量暗殺。B、李志綏被西方壟斷資產階級的專政工具美國安全機構如CIA、FBI等暗殺。

    實際上,稍用頭腦便能推測A類說法是子虛烏有、混淆視聽的謠言:

    1、中國當政者對李志綏的著作是放縱的態度

    李志綏的書已經被那些活著的知情者徹底揭露。正如熊蕾所言,“但是他們說明李志綏編造事實的回憶,卻根本無法與李志綏那本書的影響抗衡,就連國內很多人,也寧可相信那本書,而不相信對它的駁斥。”90年代以來的中國大陸,李志綏的書以非法盜版的形式廣泛傳播,互聯網興起後,該書及類似內容又在互聯網上大肆傳播,直到今天,仍然能用百度搜索到相關內容。當政者對此書的縱容導致中國眾多高官、知識份子、學生對該書內容深信不疑。許多人雖然沒有看到過此書,但是也聽說過該書的內容,並深信不疑。

    與西方壟斷資產階級、海外反華反共勢力大力支持李志綏著作不同,中國內部捍衛毛澤東的著作則得不到官方大力支持,批判李志綏的努力更多地顯示出純民間的色彩。比如,林克、徐濤和吳旭君的《歷史的真實——評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的回憶〉》對批判李志綏很有利,如果讓普通讀者一起讀到這兩本書,肯定沒有人相信李志綏的謊言。但是林克們的著作發行量很少,也沒有任何媒體大力宣傳,結果其影響力遠遠不如李志綏的著作。

    2、與法輪功、民運對比

    法輪功、民運、台獨等人對中國當政者的危害更加嚴重。法輪功、民運分子製造的文章書籍在大陸遭受絕對封殺,通過大陸的互聯網也很難搜索到相關內容。
    可見,中國當政者對法輪功、民運的痛恨與對李志綏遠遠不是一個級別。但輪子功及民運,以及藏獨、疆獨、台獨等集團中有那麼多人在海外,對當今中國的危害遠遠高於李志綏,但是沒有一個人遭受到中共的暗殺。
    實際上中共內許多的“資改”高官、“漢奸洋奴集團”是“支持”、贊同李志綏著作的(這也造成對李志綏的謊言進行消毒極其不利的局面)。所以,中國當政者根本不會去暗殺李志綏。

    3、從李志綏死後各方反應來看

    李志綏在美國出書,作為首部”妖魔化毛澤東”的重磅炸彈,肯定受到各方高度關注。觀察李志綏著作從出版到傳播的整個過程,僅從“調動”美國一切出版資源、學術資源、輿論資源來與李志綏“高度配合”來看,美國安全機構已經高度介入整個事件。李志綏的安全也必然受到美國安全機構的“保護”,所以要暗殺他,也不是很容易的。

    假如李志綏是被中共暗殺,那麼,很明顯這將成為美國將“妖魔化毛澤東”推向高潮的“絕佳機會”。美國剛好可以借此事證明李志綏著作的真實性,而美國絕對“不會放過”這樣一個“妖魔化毛澤東”的“絕佳機會”。
    但是,李志綏之死引起的波瀾卻是“如此之小”,甚至遠小於臺灣作家江南被殺案。更加“離奇”地是,美國方面“竟然”宣佈李志綏死於心肌梗塞,而不是被謀殺!

    綜上所述,李志綏肯定不是中共暗殺,而只能是被美國安全機構暗殺。某些勢力為了避免李志綏被暗殺後引起美國民眾廣泛關注、各方追查,最終將幕後真正兇手美國安全機構曝光,只能讓李志綏死得靜悄悄,死得不明不白。
    實際上,李志綏的書稿經過了美國安全機構的運作,已經被改得面目全非,李志綏肯定知道「中情局」等機構介入此事的內幕,因此也就擁有很高的籌碼來要脅美國以獲得更高報酬。美國方面也擔心李志綏活著會早晚洩露那本書的內幕,如果出現那樣的局面,這本書不僅沒有“妖魔化毛澤東”,反而妖魔化了美國。
    所以,讓李志綏安安靜靜地死去就是對美國來說最有利的選擇。書已經出來了,李志綏的“油水”已經被“榨幹”,下面真正要做的是通過傳播管道進一步大規模“傳播”此書,李志綏活著反而是個“累贅”。
    如此看來,我們不難理解林克們為什麼會發出這樣的感慨:
    “正當我們著手寫這兩篇文章的時候,李志綏死了。聽到這個消息,我們為失去對質物件而感到遺憾。本來,我們是很想同李志綏就他的“回憶錄”中涉及的重要問題逐個對證的。”
    李志綏必須這樣不明不白、安安靜靜地死去,他死得恰到時機,恰到好處,他的死及死法最有利地保證了“妖魔化毛澤東”大業的順利開展。】

    B、班尼特之死

    2009年3月22日,「中情局」轟炸中國駐南大使館負責人班尼特被「中情局」暗殺。

    九年前,即2000年4月,也就是在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被轟炸整整11個月後,美國《洛杉磯時報》刊登報導說:“美國「中情局」就誤炸中國使館一事終於做出了正式處分:1名高級官員遭解聘,6人受處分。”實際上而這名被解聘的高級官員,就是班尼特。

    環球人物2009年的報導《轟炸我駐南使館元兇被殺之謎:疑遭中情局滅口》:http://news.qq.com/a/20090518/000364.htm

    【經過不懈追查,《外交政策》雜誌首先發現了班尼特一個更驚人的身份——他正是1999年科索沃戰爭中,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被炸事件的主要責任人!此消息一出,美國民眾鬧翻了天,“陰謀論”的傳言席捲了全美各大網路。線民們七嘴八舌——“顯然是中國人來尋仇,殺了班尼特和他的妻子!”“傻瓜,應該考慮塞爾維亞人復仇的可能性,他們比中國人尋仇可能性大多了”;更有調侃者稱“當年班尼特用老照片誤炸中國大使館,現在很可能有一夥犯罪分子試圖暗殺黑社會老大,結果用錯照片誤殺了班尼特夫婦”。然而,絕大多數的線民都把懷疑的目光投向了中情局,他們認為,班尼特大半生都在為中情局工作,被“中情局高層滅口”的可能性最大。】

    李志綏之死和班尼特之死是有“相似性”的,因為他們都“掌握”「中情局」的絕密資訊。李志綏所“掌握”的資訊是,美國一直在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來製造“妖魔化”毛澤東的“謠言”進而攻破中國的文化安全防線,使中國共產黨員思想產生混亂,從而接受美國式的“普世價值”。

    正如國內外許多評論所說的,班尼特肯定也是“掌握”了太多「中情局」的“秘密”,才被「中情局」暗殺。當然,出現這種情況,一定是班尼特試圖利用他掌控的「中情局」絕密資訊去要脅「中情局」,以獲得更大的利益,而「中情局」為了防止洩密、防止被知情人要脅,只能將其暗殺。

    「中情局」採取非常手段在美國國內搞暗殺,一般是為了防止重大洩密事件的出現。像甘迺迪被暗殺、李志綏被暗殺、班尼特被暗殺,在所謂司法獨立的美國,“根本不可能”得到公正的調查,其真相有可能一直被“掩蓋”。
    被誰“掩蓋”?只能是高於、淩駕於美國憲法之上的力量。
    看來在美國,法律並非高於一切的,「中情局」幕後主人的力量和利益才是高於一切的。
    所謂司法獨立、程式正義、民主自由人權,都不過是“華麗”的騙人的“口號”。
    以上所述李志綏被「中情局」暗殺,就是非常典型的案例。

    那麼班尼特掌握了什麼資訊呢?

    1999年,美國轟炸中國駐南使館,這是當今中、美兩個大國關係中的最敏感的問題。
    這一“事件”,雖然發生在十多年前,但事件一直沒有結束,2009年班尼特被「中情局」暗殺就是這個事件的最新發展。這個事件,直接決定著中、美關係如何發展,也決定著整個世界的戰略格局。可見,班尼特被暗殺,很可能與這個事件有關。

    美軍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後,美國通過各種管道向中國表示,這是誤炸。美國政府“為何”一直宣稱是誤炸?

    也許,轟炸中國駐南使館,並沒有得到美國總統克林頓等人的同意,這是美國幕後影子政府實施的秘密行動。所以,克林頓等勢力會在事件之後進行調查,「中情局」為了丟車保帥,不得不將班尼特等直接責任人撤職,而克林頓政府自然宣稱是誤炸。或許班尼特內心十分不平衡,與「中情局」之間產生矛盾,班尼特試圖將他掌握的核心機密告知公眾,以此來對「中情局」進行要脅。
    此事一旦曝光,有兩大危害:

    第一,美國幕後影子政府則真正浮出水面,美國公眾將會意識到,美國本質上是一小撮壟斷資本家進行獨裁專制的極權社會。

    第二,這將雄辯地證明,不管美國如何高談中、美友好,美國事實上從來沒有將中國視作朋友,美國一直將中國視作“主要敵人”,試圖將其“肢解”是其持之以恆的戰略目的。正如蘇聯解體後,葉利欽統治的下的俄羅斯曾經徹底向美國投降,但是美國如何對待俄羅斯的?不但進行經濟上的勒索,同時繼續支持車臣等分裂勢力,要進一步“肢解”俄羅斯。

    如果中國“一旦意識”到第二個問題,那麼中國必然加緊對美防範,這對美國的“和平演變”“大業”十分不利。因此,為了從戰略上“欺騙”中國,不僅克林頓要將此事件說成是誤炸,「中情局」要將此事件說成是誤炸,美國幕後那隱形的影子政府也必須將此事件說成是誤炸。

    那麼,美國為何要蓄意轟炸中國駐南使館呢?

    從班尼特被「中情局」暗殺一事可以看出,美國轟炸中國駐南使館,是美國最高統治集團、獨裁的影子政府直接指揮「中情局」實施的秘密行動,也許美國總統克林頓都事先不知道——即便是美國總統(例如甘迺迪)不服從這個獨裁的影子政府的命令,也會被暗殺。

    美國中情局的目的在於恐嚇中國鷹派、俄羅斯鷹派及南斯拉夫的領導人米洛舍維奇,攻破南斯拉夫的心理防線。

    中國(上海幫江澤民)遭受如此“奇恥大辱”之後,竟然向美國“示弱”,“選擇”繼續“韜光養晦”的策略。於是,美國「中情局」借此暗示米洛舍維奇:不要再寄希望於中國和俄羅斯了,“看看吧”,中國自己遭受美國的侵略、羞辱後也只能選擇投降。

    之前俄羅斯葉利欽的“軟弱”反應已經讓米洛舍維奇傷透腦筋。中國在駐南使館被美國轟炸、遭受美國無端羞辱侵略轟炸後,竟然擺出了一幅“軟弱投降”的姿態。
    也許正是這一點,最終擊潰了米洛舍維奇的最後心理防線: 5月7號中國駐南大使館被轟炸。5月28號南斯拉夫米洛什維奇總統辦公室就發表聲明接受美國和北約提出的政治解決科索沃危機的基本原則和內容。

    美國“何以”襲擊中國大使館,時任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潘占林的看法很有見地:

    【那些美國和北約的主戰派們事先宣稱,只要三天,最多一個星期就讓米洛舍維奇跪下求饒,這成了他們大言不慚的自我吹噓。北約騎虎難下,無計可施,於是採取“左道旁門”的卑劣做法,轟炸中國大使館,打掉米洛舍維奇的所謂“精神支柱”,打擊南斯拉夫人民抗擊北約的戰鬥士氣,達到扭轉戰局,便捷取勝的目的。當然,這也是對同情南斯拉夫,反對北約戰爭行動的俄羅斯的一個警告。】詳見:時任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潘占林的著作《戰火中的外交官:親歷北約炸館和南聯盟戰火》。

    美國“肢解”南斯拉夫事件,是美國加緊在世界稱霸,加速推動“世界新秩序”的“標誌性”開始。美國能夠順利完成這一過程的前期任務,其必要條件在於,在俄羅斯,鷹派普京也未能完全掌控俄國大局。而在中國,則乾脆沒有普京這樣的鷹派領導人,而“中國的葉利欽(上海幫?劉亞洲?)”比俄羅斯的葉利欽更加“親美賣國”。

    結 語:

    對於那些因為親美而“喪失了理智”的人而言,本文的結論當然是無法相信的謠言。但對於尚存理智的人而言,本文的結論當然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常識”,本文的價值只是對這些結論提供了一點證據而已。
    而對那些眾多一直“昏睡”的人而言,本文內容當然是聞所未聞的秘密。

    文/何雪飛


  12. 2011/06/10 於 12:00 patchpieces

    近期全球戰略形勢分析

    一、 近期國內國際形勢綜述

    二、 近期國內國際形勢綜合分析和後期國內國際形勢展望

    備註:建議博客後面不要再跟水軍(買辦網軍)辯論,怎樣反倒“上了他們的套”,後面全是“無價值”的這種辯論,你們看看那個被我拉到“黑名單”的人“居然”還能夠不停的在後面留言,就“知道”了,他很有可能是“體制內”的人,在“(美帝以華制華已高度滲透掌控之四大門戶網站)「新浪」系統”裏面有很高的“許可權”。所以不用跟他去辯論,不要上他的套。

    另外博客後面儘量不要討論敏感話題,在“巨變”之前,那些“漢奸”會使用各種手段,包括“引導”博客後面評論討論敏感話題然後“要求”封博客,所以要注意。

    一、近期國內國際形勢綜述

    第一部分:中國國內部分

    1、 最近幾個月對於幾個要害部門相關人員的查處可以說是一個開頭、也是獲得證據的步驟。

    2、 人民網:美國用“金融殖民手段”掏空前蘇聯人70年財富,這個報導證明高層“意識到”我們現在問題的“嚴重性”以及“國內(漢奸買辦特務)賣國利益集團”的狀況。

    3、 非經濟領域的快速整治(包括食品衛生等等)

    4、 國內軍方對於部隊內部腐敗勢力和“(類劉亞洲上將之美帝第五縱隊)裸官”開始的快速清除

    5、 對於“三峽工程”的置疑,這個也是對於權貴階層的打擊的開始

    6、 對於地方債務的摸底

    7、 “中紀委”對於三大電信運營商的多名高官的雙規和調查,中層幹部全部上繳護照

    8、 媒體爆出:“發改委”今年3826億預算投資支出情況不透明,“口袋預算”即中央預算內投資,只有國家發改委擁有審批這些投資項目的權力,而相應的預算分配權也隨專案的審批,落入“國家發改委”名下

    9、 「摩根士丹利」將把所持上海莫泰59%的股權出售給如家,其他上海莫泰股東將把所持股權換成新公司的股權

    10、 人民日報:執政者要在眾聲喧嘩中傾聽“沉沒的聲音”

    11、 前一段時間美國一直在查處一些公司“在華行賄”的事情,其實就是“暗示(威脅恫嚇)”國內的一些人(如陳水扁般之買辦代理人),假如“不聽話”就會“曝光”他們在美國的資產和“受賄”情況

    12、 央行專家:中國貨幣政策下半年有望鬆動,穩定經濟為主調

    13、 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吳曉靈:通脹壓力嚴峻央行不會放鬆貨幣政策

    分析:以上這些只是很多事件中挑選出來的縮影,在黨政軍中,軍隊是最先強硬起來的,同時軍隊內部的反腐和反“裸官”速度也會最快。
    從整體來看經濟領域還是那幫“賣國利益集團”在把持,所以“賣國行為”還會繼續,但是他們現在也兩難,假如繼續賣國後面可能被清算,假如不賣國美國可能就會直接“公開”他們在美國的資產(綠卡)和“受賄”資訊,所以“漢奸”都會兩難就是這個道理。除了金融領域外的其他領域整治力度開始加大,包括食品安全、糧食安全等等,同時對於壟斷部門的“清查”也開始了,對於地方政府債務問題的清查也開始了。
    所有這些可以看出來,國家高層應該“意識到”了後面可能面臨的問題,在做準備。包括人大財經委開始對於金融領域發出聲音,就是對於金融系統的制約。同時美國的資本在加快撤離速度。
    從種種跡象表明,國內強硬勢力起來的速度越快,美國(信用金融經濟泡沫)的“時間越緊迫”,美元指數拉升的時間點會越早。

    所以不瞭解國內政治而忽悠大家進股市的是傻冒,大家不要被他們忽悠進股市,更不要進房市。

    第二部分:中國和周邊的戰略局勢

    1、 前段時間參謀長(劉炳德)訪美

    2、 最近幾天國防部長和美國防長在新加坡會晤

    3、 前段時間「上合組織」的“參謀長會議”標誌著「上合」向軍事組織(結盟化軍事化)發展

    4、 胡總6月中下旬訪問俄羅斯將確立中、俄之間的聯盟關係,俄、中即將開展的天然氣合作規模宏大,雙方正在進行兩個大專案的談判:一個是西線天然氣,一個是東線天然氣,都是標誌性工程。西線每年供氣300億立方米,東線每年供氣380億立方米,而且都是為期30年的合作,意義非常重大

    5、 俄高官表示可向中國提供戰略轟炸機生產線

    6、 台海形勢暫時沒有發生大的變化,但是不排除中、美關係惡化後小馬哥會被美國“策動”的一些事件趕下臺,然後台海局勢快速惡化。

    7、 中國軍隊的快速調動(在南邊特別是藏南的增兵)

    8、 對於巴基斯坦最近大量提供軍用物資包括高性能戰機(JF-17)

    9、 中國開始接管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並且在緬甸構築出海口

    10、 中國在巴基斯坦、緬甸、柬埔寨的強勢介入已經形成對於印度、越南和泰國的牽制

    11、 中國在南海的強硬立場

    12、 菲律賓擬向聯合國“抗議”中國侵犯其領土:這種“抗議”是沒有任何效果的,在知道中國的“決心”的“前提”下,美國是不會直接介入南海問題的,前面100年,美國只有兩場戰爭失敗了,都是在亞洲而且都是和中國的戰爭。所以美國是不會直接介入的。

    13、 越南防長:中、越南海分歧不允許任何第三國干涉,他並表示,兩國之間在南海問題上的一些分歧應該由雙方共同努力解決,不允許任何第三國進行干涉和借此破壞兩國關係:越南防長比菲律賓總統要瞭解中國,因為1979年他們嘗到了中國的厲害。

    14、 朝鮮最近對於韓國的強硬表態對於美軍的牽制

    15、 沙特(沙烏地阿拉伯)前面一段時間和中國之間的頻繁交流

    16、 德國這次是和中國軍方研究機構和中國政府醫療機構聯合研究這種大腸桿菌,最近德國爆發(如SARS般)的大腸桿菌“(美/以)人為製造”的可能性相當大,我國負責實驗室研究領域,德國負責臨床研究領域,現在分析下來這種大腸桿菌具有多種抗生素免疫能力,並且毒性相當強,傳染性強,是由血緣關係比較遠的兩個片段結合而成的,目前沒有藥物有比較好的療效,人為製造這種大腸桿菌的概率很大。德國聯合中國來研究這種大腸桿菌就證明了他們現在對於美國的“顧慮”和對於中國的支援的“需求”

    分析:中國最近在全球地緣政治方面的佈局開始“明朗化”,這個背後肯定有幾個水準相當高的地緣政治高手在運籌帷幄,整體的戰略思路基本是聯合俄羅斯和德國抗衡美國,戰術思路是北面通過朝鮮牽制美國在亞太的力量,西面鞏固「上合組織」的內部結構並且進行軍事聯合(也是防止這些國家發生“(美帝資助策動的)顏色革命”),南面我們主動出擊,強勢聯合巴基斯坦、緬甸和柬埔寨,獲得在印度洋的幾個出海口,同時鉗制印度和越南,
    在最近的舉措下可以看出來,越南暫時趨向軟化(可能因為他們沒有得到美國的承諾,另外中國在南邊快速增兵,對於越南的壓力相當大,同時越南國內經濟面臨崩潰的邊緣,假如發生戰事,越南的投資環境惡化馬上會發生大規模資金撤離的危險,中國的軍力在1979年已經證實過了),菲律賓現在處於觀望狀態,軍方沒有表態,菲律賓總統期望把這個事情捅到聯合國(就是期望美國給予承諾),但是美國暫時看來沒有表態,這個和前段時間中國參謀長訪問美國的強硬表態有關(就是互摸底線)。

    整體看來中國對外最近走的幾步棋相當成功,聯合俄羅斯能夠保障我們的能源和糧食安全,同時獲得軍事支援。在印度洋的拓展打亂了美國的佈局,突破了美國在西太平洋對於中國的封鎖,同時給了印度和越南兩個南亞國家強大的軍事壓力。同時控制進入中東的橋頭堡,威懾在阿富汗的美軍。相信俄羅斯在歐盟那邊會有一些軍事措施來牽制美國的軍力。

    最近中國和德國的關係也開始逐漸明朗化,從(如SARS般)大腸桿菌來看,德國“意識”到了這個大腸桿菌可能是“人造”,然後看看誰有這個“技術”和“動機”就明白了,這個也是為何德國和中國軍方聯合搞這個大腸桿菌研究的原因(按理說美國的實驗室能力最強)。假如這個事情最後證實是“人造”大腸桿菌,那麼默克爾的空間就全部打開了,德國會形成一個很大的反對美國的政治氛圍。(但是美國肯定會(栽贓)說是基地組織搞的,德國政府也會在公開場合說是基地組織,但是政治家都知道是怎麼回事)

    第三部分:國際部分

    1、 俄羅斯可能會在歐洲牽制美國的軍力

    2、 沙特最近的態度(發展核反應爐),同時和中國的接觸更加頻繁

    3、 最近「上合組織」慢慢向軍事組織的漫進

    4、 德國最近和美國的關係更加微妙,假如這次病毒事件證實是“人為因素”,可以直接導致德國民眾和美國的決裂,這個將給默克爾總理一個很好的民意空間。

    5、 日本最近的形勢相當微妙,民主黨內部(在金正日一年內第三度訪問中國歸來之後極強硬面對南韓後)也發生大的“矛盾”,民主黨和自民黨之間發生大的矛盾,但是美國控制住了這種鬥爭,必須讓民主黨背完黑鍋後再下臺

    6、 日本“核(災難)問題”已經“完全失控”,可以說損失是遠遠遠遠超過當年的蘇聯(車諾比事件),而且影響也將是長遠的,日本很有可能為此而回到發展中國家的行列。美國最近為了“維持”日元匯率也付出了巨大的政治和經濟代價。另外日本國內的財閥勢力最近對於美國也是有很大的離心力。

    7、 美國的減赤計畫最近還沒有明朗的結果,但是有兩種可能,一種是真的還處於激烈博弈狀態,另外一種是兩黨之間的博弈不排除現在是在演戲(就是已經協商好了),有可能目的就是為了完成美國的戰略佈局和壓制美元指數。因為從美國最近對外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策略的一致性來看,可能已經達成了某種程度上面的妥協,主要原因可能是中國、俄羅斯和德國之間“逐漸清晰”的關係對於美國產生了巨大的壓力。

    8、 (http://www.cnbc.com/id/43221009 )快報:「俄羅斯聯邦安全局」認為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卡恩被捕的真正原因是他發現美國國庫已沒有黃金了。5月初卡恩對美國未能及時向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交割191.3噸黃金“感到日益焦慮”,因為CIA有人向他提供了美國已沒有黃金的消息,卡恩立刻趕往機場,他沒帶手機是怕被美國追蹤。普京將此事稱為“卡恩是美國陰謀的受害者。
    外媒:卡恩被捕後試圖通過他的埃及銀行家好友Mahmoud Abdel Salam Omar,將美國黃金儲備的證據拿出,結果Omar“碰巧”也(馬上)犯了“性侵犯”在5月31日在紐約被抓了,CNBC對此進行了報導。可笑的是,虔誠的穆斯林、74歲高齡的Omar居然犯的是性侵犯,而且也是針對賓館女傭,世界真奇妙:呵呵,牛,有道理。
    這個問題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假如這個資訊是真的,假如美國的這些黃金是拆借給了“投行”,有兩種可能,
    一種是投行已經拋售了這些黃金(準備等黃金跌下來後再買進還給美國政府),那麼大家去炒作這個問題就會造成美元指數快速下跌,而這個下跌有可能是不可控的(這個就違背了美國的可控性原則,就像美國通過評級機構來控制日元一樣,不期望因為核問題而讓日元失控)。
    一種是投行還沒有拋售這些黃金,那麼他們就是在等一個時機拋售黃金來造成黃金價格崩盤,造成全球流動性快速收縮。
    前者是投行賺錢,後者是美國指使投行攻擊全球經濟。
    還有一種可能就是投行已經賣了一部分,另外手上留有一部分砸盤的量。這種可能性比較大。

    9、 資料顯示,美國5月非農就業僅增5.4萬,遠差于預期增加15萬,增幅創下2010年9月減少2.9萬人以來最低:美國的統計局關鍵時刻和中國差不多,不過中國的統計局是忽悠國內老百姓,美國的統計局是忽悠世界其他投資者。無非就是為了壓制美元指數,看來他們現在也很急了。

    10、 利比亞的問題慢慢開始明朗化了,卡紮非政權的很多高官開始外逃,證明卡紮非政權出現崩潰的跡象,但是美國是不會派地面部隊過去的。後面很有可能是法國派兵過去,這樣有可能挽救現在法國總統的政治生涯。

    11、 中東敘利亞問題在俄羅斯的強力介入下,暫時穩定

    12、 全球的氣候異常對於農作物的影響加劇,但是俄羅斯宣佈恢復糧食出口能夠一定程度上抑制農作物期貨價格,但是不是決定性作用,這個(糧食定價)控制權還是在美國人手上。

    分析:整體來看國際層面的局勢最近變化相當快,兩大陣營的輪廓逐漸清晰。國際政治、經濟和軍事都將面臨比較大的變化,現在已經能夠聽到暴風雨前的雷聲。

    後期全球的熱點將是:南亞、日本、中東、北非。

    其中最大的一個變數就是日本,假如日本後面被打回發展中國家的行列,美元套利資金就少了一個對手盤,少了一個長期剪羊毛的對象,他就需要再發展一個擁有足夠體量和發展潛力的國家(應該是在巴西、阿根廷、印度等經濟體中選一個)。

    二、近期國內國際形勢綜合分析和後期國內國際形勢展望

    從最近的整體形勢來看,國內經濟形勢惡化速度相當快,不過經濟決策層以外的高層正在做面對惡化局勢的準備。國內“軍方強硬勢力”快速起來,這個將直接威脅到經濟決策層面“賣國人員”的生死,所以後面國內局勢將是瞬息萬變,說不定哪一天你將在「中央電視臺」看到一些“大員”因為“賣國”和“貪污”被捕的消息。後面那個“經濟沙皇”應該會保留他的面子,但是他的資本“串聯”權力的“模式”會被打掉,這個背後的資本力量也會被打掉。

    國際形勢來看全球“兩大陣營”(不以意識形態為標的)的輪廓在快速形成,胡總訪問俄羅斯後這個“結構”將確立下來。後面全球將進入一個經濟、軍事和政治多個層面的對抗階段,將是“剝削和反剝削”、“經濟侵略和反經濟侵略”為主線的一場鬥爭。

    後期中國南邊將是一個全球的熱點,包括菲律賓、越南、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地區,將會出現局部的“代理人戰爭”。

    文/猴王 2011-6-4


  13. 2011/06/17 於 14:31 patchpieces

    問時寒冰一個簡單問題:葉利欽(葉爾欽)是好人還是壞人

    文/猴王 2011-06-10

    世界上面最可怕的不是天天說謊的,是說9句真話然後最後一句最關鍵最要命的說了假話的。

    我這邊問時寒冰兩個問題:

    1、 葉利欽(葉爾欽)是好人還是壞人?

    2、 梅德韋傑夫背後的資本力量是俄羅斯的老百姓、還是美國資本和俄羅斯內的原有葉利欽殘留的財團?

    人傻有兩種,真傻和假傻,
    有人以前是真傻,去美國散散心後回來就變成假傻了。

    看看1990年後的俄羅斯,盧布貶值5000多倍,大量老百姓上街乞討,軍人也上街乞討,大量女學生為了一個麵包而陪人睡覺。這個就是一個所謂“民主”的社會,一個“資本串聯權力”的社會,一個被美國經濟殖民的社會。葉利欽通過他執政的幾年,控制了俄羅斯的大部分命脈行業,成為他的家族資產。

    居然還有人好意思說:“俄羅斯在戈巴契夫手中完成格式化,在葉利欽手中走向新生,在普京手中走向全面復蘇,在梅德韋傑夫手中,則可能走向強大…隨著俄羅斯民主進程的深化,俄羅斯在價值觀方面越來越接近西方…無形中就化解了很多”

    我就講一個簡單的事實,當時葉利欽政府和「殼牌公司」簽訂了一個開發庫頁島的協定,這個協定的內容一般是大國通過軍事威逼下強迫小國簽訂的協定才會有的內容,裏面約定殼牌公司在打平成本後才會給予俄羅斯一定比例的原油(或者叫分成),我的天呀,在俄羅斯的土地上面開採石油和天然氣居然,要等盈利了後才能給俄羅斯一些殘羹冷菜,而且這個成本多少還是由殼牌公司說了算。普京上臺後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那個能源寡頭打入監獄,結果損害了歐美的利益,所以他們瘋狂的用民主和人權來說事,但是強硬的普京繼續為了自己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出發,把當時最大的權貴打掉了,2006年通過環境問題禁止了殼牌公司的庫頁島-II天然氣專案。

    假如有人認為葉利欽是好人的,那麼假如中國成為第二個蘇聯解體的狀況下,建議你儘早準備一根棍子和一隻碗,一年後能夠派上用場。

    現在我國經濟領域已經完成“資本串聯權力”的模式,我們的“經濟沙皇”就是典型的葉利欽(葉爾欽)模式,他通過各種手段控制了經濟決策層,90年代的“分稅制”、“教改”、“醫改”、“房改”、“工人下崗”“製造”廉價勞動力給美國幹活和後面加入WTO放棄我國的“貨幣發行權”,直接“導致”了中國現在這種萬劫不復的境地,造成10年“貨幣大量超發”,
    也許有很多人說他在任的時候緊縮貨幣控制了通脹,他在任的時候戰勝了東南亞金融危機,但是告訴你,他不這樣做怎麼會獲得全面的經濟領域的權力?怎麼會輕輕鬆松的就完成了分稅制、教改、醫改、房改、出賣貨幣發行權、讓大量工人下崗後製造廉價勞動力給美國幹活。

    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天天說謊的,是說9句真話然後最後一句最要命的說了謊話的,給你吃9個麵包,第十個麵包下面是一把刀,直接把你幹掉了。

    ————————————-
    回應時寒冰昨天發的關於葉利欽的博文

    文/猴王 2011-06-17

    我本也不想去過多糾纏,但是這個是民族大義,假如中國出現蘇聯解體的這種情況,肯定是賣國利益集團上臺(央行那幫人和背後的“經濟沙皇”),大家就等著明年上街要飯吧。假如有人還在為慈禧開脫,請不要過來評論,沒必要的,這種大是大非的層面,沒必要去討論的。

    今天有人叫我去看時寒冰新發的文章,其實我最近比較忙,因為最近局勢變化相當大,我又在寫新的模型,週六還要發佈一篇全球局勢分析的文章。主要好幾個人叫我去看,我就去看了一下,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

    居然也開始為慈禧開脫了,那麼汪精衛是不是也帶領中國走向了新生?那希特勒是否也帶領德國走向了新生?

    我告訴你,世界上99.99%都是不能用好人和壞人來評價的,因為他們是人民,人民是中性的,但是0.01%的人就是必須用好人和壞人來評價的,因為他們給世界給民族帶來了巨大的傷害,包括生命、物資和道義上面的災難。比如希特勒、汪精衛、慈禧、葉利欽等等。

    就說葉利欽(葉爾欽),大家看過劉軍洛的書中的資料就知道葉利欽做了什麼,他靠中產階級的支持上臺,結果一上臺就洗劫中產階級,大量中產階級淪為赤貧,上街要飯,最後大量中產階級遊行要求葉利欽下臺,結果葉利欽用鎮壓的手段回應了原來支持他的人。

    時還說到什麼在葉利欽上臺前蘇聯貧富差距就很大,你去看看劉軍洛書中的資料,或者去俄羅斯的一些網站去找統計資料,在蘇聯解體前,蘇聯的福利當時相當好,存在大量中產階級,為什麼葉利欽會上臺,就是占人口總數比例超過60%的中產階級的支持,葉利欽才會上臺的。

    為什麼1997-1998年俄羅斯大量民眾要求回到蘇聯時代,因為這些中產階級發覺被騙了,雖然獲得了所謂的民主,但是吃不飽,上街要飯了,從這點來說完全可以印證前後的貧富差距和生活水準的差距。

    我今天寫這段不去討論蘇聯-俄羅斯的制度問題,只是簡單寫一下葉利欽給俄羅斯帶來的災難,他洗劫了俄羅斯,帶給俄羅斯的損失是超過二次世界大戰的損失得(財產損失),這樣人還說他好,那你先上街要1年飯再考慮考慮。當時大量的俄羅斯女學生為了一個麵包而陪別人睡覺,假如這種事情出現在你的家庭,你會如何去評價?你忍心讓你的女兒去這樣做嗎?

    做人要有良心,這個良心要是真真正正的良心,而不是演戲的戲子,假如大家不瞭解那段歷史可以去看劉軍洛的書,裏面有詳細的葉利欽的做法和當時的詳細的資料,俄羅斯守著這麼大片的土地,結果老百姓挨餓,為何?因為葉利欽家族把糧食都出口換美元了,然後拿美元回來大量收購國有資產,肥了葉利欽家族,結果卻導致大量老百姓淪為赤貧,俄羅斯盧布在他任內貶值5000多倍,當中產階級上街遊行要求他下臺的時候他使用的是瘋狂的鎮壓,這個時候美國怎麼沒有說什麼?因為葉利欽就是美國的走狗,假如這種走狗你時寒冰還去認為他是好人的話,那你時寒冰就是人品有問題了。

    假如有人買了劉軍洛的書,可以把劉軍洛講葉利欽的相關的資料貼到網路上來,讓大家瞭解瞭解葉利欽的為人。

    有人問的幾個問題:

    1、還有很多人說葉利欽現在還不能評判,要等歷史來評判,我就要問了,汪精衛就算再過100年對他的定論還是這個定論(葉利欽背後就是美國人的力量,當年把糧食大量出口國外換取外匯然後占為己有,造成俄羅斯守著大片土地結果老百姓沒吃的,造成俄羅斯盧布失去信用,買不到吃的,大量民眾上街要飯,當兵的也上街要飯,很多高科技人才吃不飽,結果大量移民美國)。不過現在有好多跑出來說汪精衛是好人的,也難怪,美國就是這樣文化閹割日本和韓國的。對於那些說汪精衛是好人的,請不要到這邊來留言或者評論,沒必要。

    2、有人說現在俄羅斯不是小日子過得不錯嗎?那你要知道,那不是葉利欽的功勞,那是普京的功勞,普京是把葉利欽的財團老大打入大牢才讓俄羅斯有發展空間的。看看葉利欽的賣國的庫頁島能源交易(見最後面一段附錄)。

    3、又有人問普京不是葉利欽提拔上來的嗎?你知道那段歷史嗎?1997年-2000年的盧布危機導致大量俄羅斯民眾要求回到蘇聯時代,當時俄羅斯共產黨獲得大量民眾支持,美國人一看不行了,這個時候才同意讓強硬人物普京上臺收拾殘局的。當時讓普京上臺的最大的條件就是保全葉利欽家族的資產和後面不清算他。

    4、又有人說葉利欽把俄羅斯帶向了民主,告訴你葉利欽是個小人,他是靠中產階級的支持起來的,後面卻洗劫了中產階級。大量中產階級變成赤貧,很多人走上街頭要飯。到了盧布危機的時候,大量人民走上街頭抗議葉利欽,要求回到蘇聯時代。當時大量科技人才連飯都吃不飽,很多高端人才去了美國,我們國家的很多技術就是那個時候給那些科學家一些麵包換來的,包括我們的一些航太技術、飛機製造技術等等。

    5、俄羅斯為何守著這麼廣大的土地結果挨餓,因為糧食供應短缺而造成盧布大貶值:因為葉利欽把俄羅斯的糧食和石油大量出口獲得外匯然後回來收購了俄羅斯的命脈行業,葉利欽家族基本成為了俄羅斯最大的寡頭。但是付出的代價就是盧布貶值5000多倍,大量俄羅斯人變成赤貧,大量老百姓和軍人上街乞討,大量女學生為了一個麵包而成為妓女。

    居然還有人厚著臉皮說葉利欽是好人,在他任內俄羅斯民眾經歷了萬劫不復的10年,俄羅斯整個國家都被洗劫了。這10年俄羅斯遭受的洗劫的綜合損失可以說是創了歷史記錄。而且很多財閥的既得利益因為民主制度而被固化下來了,他們可以世世代代享受著這些既得利益。

    然後來看看中國的經濟沙皇,他就在走葉利欽這條道路,這個就是最危險的,看看賣國的中金公司(http://www.people.com.cn/GB/jingji/1040/2508656.html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cj/zxqxb/2011-03-19/content_2067527.html )。時寒冰和這個經濟沙皇一樣的套路,通過一些手段贏得民眾的支持,給人一種煥然一新的感覺,同時針砭時弊,然後通過宣傳受到的一些壓制來贏得同情,這樣的人最有迷惑性。實際上卻在做著置中國於萬劫不復的境地的勾當。典型的葉利欽模式,假如大家不想1年後拿著棍子和碗上街要飯,就要看清楚他們的真面目。要知道,普京才是俄羅斯民眾心目中的英雄,大家可以去問問俄羅斯人或者看俄羅斯這10年來的民調(懂俄文的可以去翻譯一下俄羅斯這10年每年的民調資料,事實證明普京才是俄羅斯的民族英雄,葉利欽執政的時候大量赤貧的民眾上街遊行反對他,但是在美國的支持下一直沒有倒臺)。

    中國只有軍方的強勢介入才能夠打掉這波人物,靠公檢法估計100年後都沒有希望。看看經濟沙皇在大部分領域的力量,對比葉利欽在俄羅斯當時的力量,背後都是美國勢力和資本的支撐,當時俄羅斯大量民眾走上街頭抗議葉利欽的政策,囈,那個所謂民主的葉利欽在美國的支持下他就是不倒臺,在這個問題上,美國從來不說葉利欽獨裁,還說他是民主的英雄,不過他不是俄羅斯人民的英雄,是美國人民的英雄。

    附錄:葉利欽的賣國的庫頁島能源交易(他很多賣國行為中的一種):

    當時葉利欽政府和殼牌公司簽訂了一個開發庫頁島的協定,這個協定的內容一般是大國通過軍事威逼下強迫小國簽訂的協定才會有的內容,裏面約定殼牌公司在打平成本後才會給予俄羅斯一定比例的原油(或者叫分成),我的天呀,在俄羅斯的土地上面開採石油和天然氣居然,要等盈利了後才能給俄羅斯一些殘羹冷菜,而且這個成本多少還是由殼牌公司說了算。普京上臺後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那個能源寡頭打入監獄,結果損害了歐美的利益,所以他們瘋狂的用民主和人權來說事,但是強硬的普京繼續為了自己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出發,把當時最大的權貴打掉了,2006年通過環境問題禁止了殼牌公司的庫頁島-II天然氣專案


  14. 2011/07/03 於 21:31 patchpieces

    美國對中國進行的細膩心理戰

    文/強國之鷹  2009-12-01

     美國人通常認爲社會科學是一門大科學,而且是關於人的科學。在美國社會科學得到的科研經費增長最快(27%),它的增長幅度超過其他所有的學科專案。而社會科學中最重要的心理學,其次才是經濟學。心理學作爲專門學科和跨學科研究在美國得到最大程度的“重視”。

      這種“重視”的程度我們從美國各城市多如牛毛的心理諮詢機構,大學裏衆多的心理學研究機構,社會上衆多的心理學研究機構就可看出來。還有,大部分的心理學學術論文和心理學專著都是屬於美國的産品。這也可以說明美國人非常重視心理學的研究和應用。

    下面用實力簡略說明美國對中國的細膩戰術。

    實例一:(所謂)G2(中美國)

    G2(中美國)“概念”是2006年由美國學術界提出的,由於這個概念與布希的“單邊主義”相抵觸受到忽視。而奧巴馬上台後,美國轉而實施“巧實力”外交。在布熱津斯基和基辛格等“政客”的推動下“G2(中美國)”成爲世界媒體的“時髦詞語”。G2(中美國)是指由中、美兩國組成一個Group來代替舊有的G8,即“八國集團”,以攜手合作解決世界經濟問題。
    “G2(中美國)”這個“概念”是由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伯格斯滕提出來的。他在第四輪中美戰略經濟對話閉幕後召開媒體電話會議,宣傳他的“G2(中美國)”構想。他認爲,中國已經是個名副其實的經濟超級大國。美國應當成全中國,使其成爲國際經濟秩序的合法建築師和管理者,使中國與其作爲全球經濟超級權力的新角色相匹配。此後,伯格斯滕在7、8 月號的《外交》雜誌上撰文,繼續”深化“他的“G2”構想,鼓吹美國應尋求同中國發展一種真正的夥伴關係,以實現對全球經濟體系的共同領導,而不是糾纏於雙邊關係中的衆多問題和相互抱怨。他提出,鑒於”世界貿易組織(WTO)“、”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和八國集團之類的全球治理已經落後於時代,因此只有這種“G2(中美國)”模式,才能準確定位中國的新角色,讓中國人準確地感受到中國是一個全球經濟巨人,是國際秩序的合法建設者和維護者。

    表面上看G2(中美國)沒有什麽毛病,不外乎尊重和重視中國的作用,但G2實際上在心理學上有幾個方面的作用:

    一. G2將中國與美國“同質化”。
    G2的“宣傳”使得世人認爲中國與美國是一樣的,誰領導世界都是那樣。抹殺中國外交“五項基本原則“的方針所呈現的平等、民主、不干涉的實質。令世界誤認爲中國與美國是一樣的霸權大國。

    二. G2(中美國)“宣傳”中國與美國的領導作用,擺明是要“分化”中、俄的戰略協作關係(分化“上合”與南南關係)。
    美國與中國“套近乎”是爲了“激起”俄羅斯的競爭心理。讓俄羅斯與中國“心存芥蒂”。這樣就可達到消弱和“破壞”中、俄關係,“阻止”中俄深度合作。

    三. G2的宣傳“樹立”中國爲“競爭對象”,可令「歐盟」對中國産生猜忌心理和激發歐盟與美國拉關係的競爭心理。
    這樣可間接“迫使”『歐盟』與美國套近乎,讓『歐盟』更加與美國步調一致的對付中國。很多反傾銷案例都是『歐盟』與美國私下協商共同發動的。這樣有利於西方的“輿論宣傳”。很多的技術限制和對中國的政治反動也是歐盟配合美國發動的。

    四. G2的宣傳可使印度日本等大國妒忌,進而産生競爭心理(分化南南關係)。
    客觀上可達到“破壞”印度、日本與中國的雙邊合作和改善關係。而另一方面又可讓他們更加親近美國,萬事不得不依靠美國。

    可以說G2是美國最典型的心理戰例子。表面看,G2(中美國)是由民間學者提出,而世界媒體的宣傳也是從俄羅斯、英國的媒體發起。但這樣的宣傳的“幕後”就是美國政府。這與指責人民幣匯率“表面上”由日本提出,而“實際上”是美國政府的要求一樣,是經過“僞裝”而炮製出來的。

    實例二 .人民幣匯率

    人民幣匯率是美國一直在打的“牌”。迫使人民幣匯率的推升可以變相的讓中國的美元化資産貶值,以此可以達到“賴賬”的目的。但是人民幣的穩定升值趨勢會導致國際上追捧人民幣。因此在這個問題上美國政府利用了典型的“逆反心理”。故意在很多的場合上要求中國提高人民幣匯率。不管中國怎麽應對,美國人都佔便宜。因爲聽話了升值,那麽在國際上美國指揮中國就有了實有的例證。美國可大大的增強他們的影響力。而中國堅持己見與美國的美元緊密掛鈎則美元可以保持強勁的購買力,這樣美國就可以肆無忌憚的貶值美元來對世界賴賬。
    在美元大幅貶值“得到世界認同”後再通過金融操作來“引導”人民幣升值。在匯率問題上美國就是利用逆反心理來讓中國人民和政府強烈認爲要緊密掛鈎美元不能將人民幣升值。而且在人民幣升值的這個問題上還經常的引用日本停滯的十年來證明不能將人民幣升值。(日本在日元升值上是否吃虧,現在還是一個謎,有待研究。我個人認爲日元的升值對日本有利。因爲在日元升值時日本根本在經濟上沒有停滯,而是其後的房地産和金融泡沫破滅後才發生的停滯。另外日元的升值無形中使得日本的總體國民收入快速增長。日本國內的經濟雖然停滯,但日元升值引發的對外投資和對資源的控制在實質財富控制方面,日本是大大獲利的!日本的國內GDP停滯,但國民生產總值卻沒有降低,因爲日元升值所造成的大量對外投資每年都爲日本帶來大量的財富。布希日元升值,日本的財富在戰後是無法快速斂聚的。得了便宜還叫苦,由可能是日本學術界的陰謀。)

    況且現在人民幣的升值對我們的出口影響並不大。看歐、美對我們的反傾銷産品所徵收的稅率都是30%以上就知道我們國家的大部分産品時有很強的競爭力的。這是一個非常專業但需要認真研究的問題。(我現在專注研究關機關係,只能以後再研究)。

    總之,美國在匯率問題上利用心理戰術是不可否認的。

    實例三(所謂)“戰略保證”(所謂“利益相關者”)

    ”戰略保證“是美國繼“利益相關者”之後提出的另一個概念。
    這個概念的提出也是基於心理學分析的。美國的社會學家認爲中國政府歷來重視國家信譽,對外的承諾是不會輕易改變的。因此美國的現政府就利用了戰略保證這樣的概念來限制中國政府,要這個政府“承擔責任”,而美國政府則“爲所欲爲”。設下“絆索”來絆倒對方而自己則行動自如。看美國政府保證堅持“自由貿易”,不打貿易戰。政府官員剛保證完,令儀錶就開始多方的實施對中國産品的限制和反傾銷。而中國政府還在堅持著不打貿易戰,受我們自己諾言的限制。

    戰略保證是美國政府捆綁我們的絆索,他們利用的是心理學研究成果中國政府將信用。

    實例四. 龍、象之爭
    中國和印度在中印戰爭後,由於中國在戰勝後並沒有窮追猛打而且還退還了全部繳獲的武器和俘虜,兩國的關係一直比較和睦。而在美國的心理戰下兩國的民間心理和政府心理發生了強烈的變化。

    龍、象之爭也是2006年由“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得這個弗雷德.伯格斯滕提出。表面上說明的是印度的經濟增長能力與中國經濟增長能力的比較。但是在美國與西方媒體的引導下,單純的經濟比較,演化成各個方面的比較。由此而産生對比性強烈的競爭心理,而競爭心理在媒體的不健康指引下居然發展成爲了火藥味濃烈的對抗心理。世界誒的媒體是由美、歐領導的,而我們國家的(美國鸚鵡)媒體則“不分青紅皂白”的“追風”報導,令民衆對抗心理加劇。

    可以說美國“導引”的中、印發展比較,“激化”中、印矛盾是相當的成功。這是他們心裏戰的一個成功範例。

    我們國家在社會心理學方面的研究相當的落後,要迅速的強化著方面的科研能力。


  15. 2011/07/04 於 07:04 patchpieces

    美國特務裂解中國、分離台灣事件簿
    美國裂解中國驚心動魄vs.毛澤東高瞻遠矚

    十九世紀末,我國積弱,瀕臨列强瓜分。東鄰日本,參謀本部第二局局長小川又次于1887年撰《清國征討案策》,擬將我國華北、華東及臺灣併入日本版圖,餘則支解成數國。例如東北立“滿洲國”、長江以南建“明裔王國”、西藏青海立達賴、喇嘛、內外蒙古甘肅另選各部之長,均分其力,以確保日本獨立。
    及至 1940年,日本在華已成功建立東北的「滿洲國」、張家口的「蒙疆聯合自治政府」與南京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實現五十年前小川又次支解中國的狼子野心。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滿洲國」等傀儡政權,灰飛烟滅。但接著的却是美國乘我發生內戰時煽動策劃並支援各地的分離運動,以裂解中國。

    日本欲裂解中國,因其燒殺擄掠,手段殘酷,國人知所警惕。但美國裂解中國,因爲是打著民主、人權、民族自决等意識型態的“旗幟”,故國人“反應遲鈍”。斯時(1946-51),美國在我國東南欲分離臺灣、西北則顛覆內蒙、鼓動疆獨、西南則策劃藏獨,以裂解中國的驚心動魄史實,就不易爲國人所知,新生代甚至不知。
    回顧中國近代歷史,中國人,尤其是菁英份子,切記莫忘。因爲在中國崛起的道路上,是中華民族菁英與美、日等列强菁英間的較量、對抗與對决。

    分離臺灣

    1945年10月24日,陳儀抵達臺北松山機場,從機場到臺北,台人萬民爭先相迎,歡聲響徹雲霄。在這樣熱烈慶祝臺灣回歸祖國的政治氛圍下,1946年 1-4月,美國“陸軍情報部”却“居心叵測”地在臺灣從事有關台人國家認同的「臺灣民意測驗」調查。全案由美國駐中國臺北領事館“特務副領事”柯喬治(George H. Kerr自稱葛超智)計劃,情報部組長摩根上校(Col Morgan)偕同日人翻譯員,訪問約300名各階層各政治派系的臺灣人,其結論竟是「臺灣人不願受中國管,而希望美國來管」。
    接著的同年夏,《紐約時報》與上海《密勒氏評論報》就與之“相呼應”,報導稱「假如臺灣實行公民投票,臺灣人首先選擇美國,其次選擇日本,决沒有人選擇中國」。

    此外,在特務柯喬治的主使下,1947年1月,約有150名臺灣人(代表超過800人)署名「臺灣人請願書」,向美國請願「……要求聯合國托管一直至臺灣獨立」。一個月後的2 月28日,臺灣爆發二二八事件,柯喬治更是利用機會,興風作浪,惟恐臺灣不亂。據國府情報,柯喬治與台人林茂生、廖文毅,請美供給槍枝與經費,美方允供經費。

    1947年7月,美國派巡迴大使魏德邁訪台,曾與廖文毅面晤。廖氏向他提出主張暫由聯合國托管臺灣的《處理臺灣問題意見書》。接著10月始,美國媒體乃大肆炒作「臺灣分離運動」。
    10月14日美聯社上海電「本社記者今日獲悉:臺灣分離運動的領袖們不久將正式要求出席日本和會,幷將要求舉行公民投票,以便决定仍屬中國抑或完全脫離中國,……」。
    31日合衆社上海電稱「臺灣現正展開著秘密活動,企圖向將來舉行之日本和會請願,舉行臺灣全民投票,倘不獲接納,將引起臺灣流血叛變,……」。
    11月3日合衆社上海電稱「此間臺灣人今日對本社記者稱:彼等將于明日或本星期四晋京叩謁司徒大使,請求予以援助,俾臺灣能獲得自主之權」。

    與此美國媒體“大肆渲染”臺灣分離運動同時的1947年10月15日,香港《華商報》臺北通訊稱,臺灣某參政員曾與美國駐台新聞處處長卡度(Robert J. Catto)密晤兩個鐘頭。據當時在場的翻譯員透露,卡度當時稱臺灣的歸屬尚未正式確定,臺灣人如願意脫離中國的統治,美國可以幫忙,臺灣人如願意接受美國托管,可以提出希望條件及托管期限等語。
    該參政員未表示任何意見,僅稱俟試探其他士紳意見後再論。事後,該參政員曾與一些士紳在北投、草山(今陽明山)等處,頻頻與美方人士會面,惟會見內容無從獲悉;面對美方「托管運動」的“分離攻勢”,斯時上海、南京、北平、香港的旅外臺胞,均發出抨擊「托管運動」的聲明,旅滬「臺灣同鄉會」會長還特爲此廣播。國府臺灣情治機關也調查此事的來龍去脈,並向國府呈報稱,此一分離運動的“牽綫人”是「美國新聞處」處長卡度。

    1947年9月底,黃紀男與廖文奎二人在南京,拜會中文說得很流利的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請求支援台獨。身爲我國邦交國大使的司徒雷登居然鼓勵道「臺灣獨立是一條漫長而艱辛的道路,但值得奮鬥(The Formosan independence is a long and hard way、but worthwhile to struggle)」。黃紀男旋游南京舊城等名勝古迹,但見南京一片衰頽景象,秦淮河畔夜時一片漆黑和破敗,明孝陵前則小乞丐成堆,衣衫襤褸,故印象深刻。返台後,因感風聲鶴唳,乃决心離台。同(1947)年12月23日清晨六點左右,作爲邦交國駐我臺北新聞處處長的卡度,不但協助黃紀男偷渡,還親自陪行至停泊在基隆港的美國臺灣救濟分署漁船,介紹黃紀男予該船的挪威籍船長,偷渡香港。

    顛覆西北

    1943年,英、美兩國同時獲准在新疆省會迪化(今烏魯木齊)設立領事館,兩國駐國府重慶大使館的外交人員也獲准可進出我國西部邊疆省份,從而開啓了英、美特務與外交人員顛覆我國邊疆的大門。

    1948年春夏,以司徒雷登大使爲首的美國駐南京大使館,强烈建議國務院要及早因應中國內部即將分裂的情勢,幷提出有效對策,讓中國各地可能陸續出現的「區域性政權」有能力對抗中共勢力,以保持美國在中國的影響力。
    當時美國駐華外交官員及軍方情報單位,並付諸具體行動。例如1948年3、4月間,美國駐我新疆迪化領事包懋勛(John Hall Paxon),奉美國國務院之命,偕隨譯及同仁,遍訪南、北疆各重要城市。期間除會晤漢族軍政首長與少數民族政教領袖外,居然還播放有維吾爾文翻譯的影片及展覽海報,向我國邊疆民族宣揚美國的强大、民主與友善,複于6月續訪東疆與甘肅河西走廊,幷將此行成果密報華府。同年上半年,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簡稱「中情局」)曾秘密交付約三百盎司的金條,給此時返美述職的駐我國新疆迪化副領事馬克南(Douglas Mackiernan、通曉一些俄語、蒙古語及哈薩克語),用以收買中亞新疆地區的哈薩克族、白俄羅斯族與維吾爾族;
    當時「中情局」駐北京的另一名特派員貝賽克(Frank B. Bessac又稱白智仁),則負責直接與內蒙古德王秘密接觸。美國駐華大使館則藉1948年5、6月國府在南京召開國民大會的機會,秘密接觸來自我國西北邊疆的政治人物。前寧夏省主席馬鴻逵在其回憶錄中就提及,斯時司徒雷登就秘邀他至其大使官邸私晤,明白告以華府願對寧夏當局提供包括軍事援助的任何可能協助。

    1949年2、3月,美國軍方暗中出資,由總部設于蘭州的「國際物資供應公司」(International Supply Corporation)出面,購買二千多隻卡賓槍,及三百多箱其他各式軍火,幷以美國空軍陳納德將軍(Claire L. Chennault)所主持的「民航空運大隊」(Civil Air Transport)所屬機隊爲掩護,從上海緊急將該批武器運往馬步芳的西北部隊。4月初,陳納德親自飛往青海省會西寧,與馬步芳等會晤,旋趕返華府,向美國國務院高層報告中國西北最新政情,並强調應迅予馬步芳等軍援,以確保內蒙古、寧夏、青海、甘肅、四川、雲南等中國西部省份之獨立性。國務院旋于4月 22日爲當時中國西北政情召開一次特別會議。緊接著,一項專用于支援「大中國地區」(general area of China)境內「非共」(non-Communist)非漢族(non-Chinese)如哈薩克、內蒙古、回族與藏族的「軍事援助方案」(Military Assistance Program、MAP)法案,立即送往國會審查幷迅速獲得通過。此時,美國「中情局」駐廣州特派員梅茲(Raymond Meitz)與德王秘密接觸,告以「MAP法案」即將通過,德王所主導的西蒙自治政權可獲援助。德王一行于同年7月自廣州飛回寧夏定遠營後,在該地又獲貝賽克的類似保證,故信心滿滿,乃于8月10日宣布「蒙古自治政府」正式運作。

    1949年夏,我國西北有德王在寧夏阿拉善旗的「蒙古自治政府」、北疆地區哈薩克族烏斯滿所率該族的游擊隊,及回族馬步芳在蘭州西北軍政長官公署的三股分離勢力,急盼美國秘密援助的到來。據可靠情報,美方甚至企圖將馬步芳、馬鴻逵等撤到新疆,與當地勢力結合,組織「大伊斯蘭共和國」。
    8月中旬,美國軍方與國務院高層緊急决定,把掛名在「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援華計畫名目下的軍事與民生物資,由陳納德負責全數交付當時聲勢最大的馬步芳與西北軍政長官公署。只是美國物資裝備的到來,並未扭轉馬步芳等的劣勢,8月26日解放軍攻克蘭州,殲滅馬步芳部隊,五天後占領西寧,美援物資全爲彭德懷部隊接收,馬步芳乘美國空軍運輸機倉皇逃離青海,飛往臺灣。此時,德王所領導的定遠營政權,因美國承諾援助的物資未兌現,而人心潰散,旋于數周後的9月20日宣告解體。接著的9 月25日,新疆警備總司令陶峙岳等宣布起義,效忠共黨政權。

    鼓動疆獨

    此時,美國「中情局」幹員貝賽克、駐迪化副領事馬克南,及數名美國駐迪化領事館在北疆所收買雇用的隨扈,携帶無綫電報機及「中情局」所提供的黃金,于1949年 11月至1950年3月間,先後在北塔山區的巴裏坤湖、新疆塔克拉馬幹沙漠的綠洲地區、青海柴達木盆地格孜庫勒(Gez Kol)湖畔的鐵木裏克(Timurlik)等地活動,並與烏斯滿、賈尼木汗、牙巴孜汗、哈力別克(Qali Beg)、胡賽因台吉(Hussein Taiji)等哈薩克族部族首領秘密接觸,煽動我國邊疆少數民族進行分離的武裝叛亂。斯時,馬克南主導策劃由賈尼木汗負責昌吉、呼圖壁地區,烏斯滿負責吉木薩與奇台一帶,哈力別克負責迪化南山地區等的叛亂。1950年3月,烏斯滿?code>P賈尼木汗在巴裏坤湖宣布成立「自治政府」,領導一萬五千 名哈薩克族人,進行長達一年的武裝叛亂。同年4月,牙巴孜汗則率領約三千名哈薩克族武裝勢力,結合哈力別克的勢力,從東疆哈密地區經南疆、青海進入西藏境 內,一路上與解放軍進行半年的游擊戰。

    最後,烏斯滿賈泥木汗于1951年2月遭解放軍俘獲處决。哈力別克與胡賽因台吉則于1951年夏由南疆經喀什米爾出走,逃往土耳其,成爲海外疆獨最活躍的成員之一。牙巴孜汗則經西藏逃亡臺灣,並于1950年代初在台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
    至于馬克南與貝賽克等,則跨越昆侖山,向拉薩撤退。馬克南于1950年4月在藏北雪噶洪朗(Shegar-Hunglung)關卡遭藏兵誤殺。貝賽克旋被護送至拉薩,並于是年8月奉命向西藏「外交局」提議,拉薩當局應積極與新疆、青海境內的哈薩克族各部,進行軍事情報交流,以掌握解放軍動態。對此,拉薩官員曾表示高度配合的意願。

    策劃藏獨

    1946年,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下令向西藏當局提供一批可供發報用的發電機。西藏當局在英國特務福特的協助下,利用這些設備成立「西藏廣播電臺」,散播藏獨輿論。同年春,美國駐印度大使亨德森(Loy Henderson)就建議美方,如果毛澤東的軍隊在中國獲勝,美國就應準備將西藏視爲一個獨立的國家。
    1951年3月,亨德森大使與達賴喇嘛的私人教師哈裏爾(Heinrich Harrier)會晤,討論達賴喇嘛出走事(哈裏爾後被查出乃是個隱姓埋名的納粹德國納粹黨黑衫隊軍官,在藏七年,曾利用現代技術爲美國繪製了拉薩及喜瑪拉雅地區的地圖,幷經由「中情局」特務貝賽克 携出西藏,交給美國駐印度使館)。

    1950年11月,十四世達賴喇嘛出走亞東。1951年5月,西藏代表在北京與中央簽署「十七點協議」。是時,美國駐印度新德里與加爾克答的外交官,却努力說服當時人在亞東的達賴喇嘛,離開西藏,流亡海外。當時美國向達賴喇嘛開出包括重新同意支援西藏在聯合國的提案,在可能情况下設法提供軍事援助予西藏,派遣密使前往印藏邊界與達賴喇嘛的親信聯繫,承認十四世達賴喇嘛爲一「尊貴的宗教領袖與西藏自主國的元首」(an eminent religious dignitary and head of the autonomous state of Tibet),以及在印度與錫蘭(今斯里蘭卡)拒絕提供政治庇護時,收容達賴喇嘛及其流亡政府等西藏分離我國的條件。但因種種因素,當時達賴喇嘛仍决定返回拉薩。這並未意味著美國的全然失敗,因爲在達賴喇嘛决定返回拉薩前夕,在美國的暗中支援與協助下,達賴喇嘛兄長土登諾布經印度前往美國,另一位兄長嘉樂頓珠,斯時(1951)就與「中情局」簽訂協議,最初爲該局收集情報,後來則策劃游擊戰。日後,嘉樂頓珠與土登諾布二人並經常往來于美國、印度與臺灣之間。及後,美國支援西藏武裝叛亂,1957-61四年間美國「中情局」不但對西藏空投武器、彈藥、糧秣、藥品等物資就超過250噸,甚至將西藏康巴族人(Khambas)送往美國本土科羅拉州丹佛附近高山陸軍的海爾營(Camp Hale)受訓,再空投西藏。

    津貼達賴

    1959年3月,達賴喇嘛最終逃往西方。據美國國務院外交檔案1964年1月9日特別小組(Special Group)備忘錄的記載,該會計年度還列有給達賴喇嘛津貼的18萬美元預算。美國涉入西藏事務之深,由此可見。時至今日,美國更是技巧地將達賴喇嘛“塑造”成民主人權宗教的鬥士,歷任美國總統不乏予以接見,西方頒予諾貝爾和平獎,安排重要場合演講,以“强化”其從事“分離運動”的“合法性”。日前(2007/10),美國總統布希不但再會見達賴喇嘛,第二天還親自出席並頒發國會金質獎章,遠在天邊的拉薩隨即發生僧侶慶祝達賴獲獎並與軍警衝突的事件。美國利用達賴喇嘛顛覆中國,可說六十年不改其志。

    「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

    1949年2月,毛澤東在其與米高楊的談話中,提出「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的政策。換言之,就是徹底摧毀清除帝國主義在華的控制及其影響,亦即摧毀遏阻帝國主義的對華“顛覆”。事實檢驗真理,從事後許多時人回憶與解密檔案,我們才驚知當時美國,是對中國從東南的臺灣、到西北的內蒙與新疆、及西藏,居然是進行“全面的裂解”。美國的這些滲透與“顛覆”當時是在極機密的情况下運作,相關情形最終匯總于華府的「國務院」與「中情局」等部門,但對“被顛覆”的中國人,當時不是無法盡悉,就是只能瞭解局部。

    如果1950年後中國仍與美國爲友,以當時中國國勢的衰弱,民族自信心的不足,勢必受制于美國一手持民主、人權、民族自决的分離意識型態,收買菁英且分化我國邊疆少數民族,一手提供經費、武器彈藥、且包庇分離份子等的顛覆手段。例如後來美國暗助達賴喇嘛的出逃西方,就爲中國大陸留下了一個迄今尚未解决的難題。故毛澤東「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的政策,徹底摧毀了美國的對華顛覆,捍衛自滿清覆亡後得來不易的中華民族大一統,幷以時間凝聚中國人民的內部力量。因此,客觀而言,毛澤東此一决策,實是關係民族復興啓始的高瞻遠矚决策。

    南、北分裂的夢魘

    國民黨政府遷往臺灣後,經由臺灣海峽與中國大陸隔海相望,與中國大陸分離。客觀而言,國共內戰導致中國大陸與臺灣迄今未能統一,是近代中國的悲劇。然而,在那個關鍵的年代,蘇聯領導人史大林强烈敦促毛澤東與蔣介石成立聯合政府,但被毛澤東拒絕。1948年底,當中共形勢大好,準備拿下北京揮師南下時,史大林派米高揚到中國,以口信方式傳達史大林意見,要求毛澤東不要南下長江,讓蔣介石得以生存。毛澤東不僅又未接受,反而于1949年1月1日發表了一篇 「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新年獻詞。

    1949年4月21日,毛澤東下令解放軍渡過長江,並以「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的蓋世氣魄,數月間即一統萬里江山,美、蘇想分裂中國都來不及。如果歷史可以重演,假設當時毛澤東屈服于史大林的一再要求,假設內戰時日稍久,美國外交、情報、國防等各單位完成意見整合,頭腦清醒過來,加大力度積極分裂中國。例如傾全力軍援國府甚至派軍介入,抗阻中共攻勢,使國共兩黨以長江爲界分治。那時,蘇聯支援北方的中國共產黨政府,美國支援南方的中國國民黨政府。如此一來,一個擁有數億人口的文明古國,將被分割成兩個人口與轄區相當的政權,相互敵視,相互顛覆,則中國人民所受的苦難將遠甚于今日台島灣與中國大陸的分離。此外,由于以長江爲界的北中國與南中國,二者綜合實力相當,任何一方都很難經由武力統一,外加美、蘇兩强蓄意分裂中國,則中國人想在二十一世紀完成統一,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開啓民族復興崛起之路

    美國欲乘內戰結束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出現之前,策動並支援我國邊疆少數民族分離,在我國大西北地區建立親美的「區域性政權」,尤其是利用達賴喇嘛使西藏脫離中土,支解我國的“意圖”,居然與日本的“思維一致”。但天算不如人算,未料新興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以千鈞雷霆之勢完成一統。尤其是1949年 10月始,解放軍兵分數路進疆,齊頭幷進,頂風冒雪,餐風宿露,翻過高山峽谷,徒步戈壁瀚海,展現大無畏的英雄氣魄。例如有自阿克蘇徒步橫越渺無人烟的塔克拉瑪幹大漠,急速行軍十五天,直抵和田平亂。有自烏蘇徒步行軍420公里,爬冰臥雪,曆盡艱辛,進駐承化(今阿勒泰),大軍先後旗插天山、阿爾泰山和帕 米爾高原,設立邊防哨卡,戍邊衛國。美國顛覆支解中國大西北的意圖,因措手不及而以失敗告終。但也未完全失敗,既然分裂西北不成,則分裂東南,1950年 6月25日「韓戰」爆發,「韓戰」關臺灣何事?但二天後的6月27日,美國總統杜魯門親自下令其第七艦隊巡防臺灣海峽,實質分裂臺灣至今。同年10月19日,大陸以「中國人民志願軍」名義參戰,禦敵于國門之外。至此,除台港澳外,中國人完成自大清覆亡分崩離析後的實質統一,從而開啓中國復興崛起之路。

    作者不詳 2008-4


  16. 2011/07/11 於 03:00 patchpieces

    周簡報20110709

    第一部分:每週一觀點
    第二部分:本周全球地緣政治局勢和大宗走勢分析
    第三部分:本周新聞解讀匯總

    我發覺“新浪(美利奴美分黨)”每天都(偷偷)幫我減1萬的訪問量,不知道為什麼,現在平均日訪問量在5-7萬之間,每天早上看到的日訪問量都比昨天晚上11點多看到的少1萬,另外按照日訪問量5-7萬來看,每篇博文的訪問量應該在3萬左右,現在只有一半。
    也許新浪(美利奴美分黨)小編是在保護我,訪問量顯示過大後說不定有人就要來滅掉我了。

    第一部分:每週一觀點:正在思考是否起訴(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周小川對於通脹的言論和態度)

    這次CPI的資料是6.4%,並且豬肉價格上漲了57%,為什麼“突然間”我們的「統計局」的資料會開始接近“真實資料”了?
    因為「統計局」有幾個人被抓了。

    但是這兩天周小川說的一系列話已經違背了他作為央行行長的職責(周小川:中國能容忍一定程度的通脹,周小川:CPI環比資料更宜作為貨幣政策依據,周小川:不要對CPI同比升幅資料反應過度),所以正在思考是否組一個律師團起訴他,有這方面能力和經驗的律師可以發郵件給我(提供一些建議或者見解或者參與):sh-antong@vip.sina.com

    我們受夠了通脹了,長期的通脹會讓一個國家失去靈魂,失去文化,失去戰鬥力,會讓這個國家的政權失去民心。而這10年的通脹是在“經濟沙皇”策劃之下,央行主導,經濟決策層主推的一系列措施中實現的,目的就是為了最終象蘇聯解體一樣,這樣經濟決策層的葉利欽就能夠獲得政權,這個群體就能夠通過這種巨變把自己的非法所得洗白變成合法財產,並且通過司法手段固化下來(這樣他們世代享用這筆財富,就像當年的葉利欽,他讓普京上臺最關鍵的條件就是不清算他的家族)

    下面是具體分析部分:

    上個月的CPI資料開始接近真實資料了,那我們就要問問,為什麼這兩年我們的「統計局」可以“瞎改資料”呢?
    我下面把整體的分析講一下。

    從09年開始到現在經濟決策層的大部分“動作”都是明目張膽的“配合”美國的戰略,目的就是一個:顛覆我們的政權。

    因為從經濟原理上來說一個經濟體在巨大的通脹中呆的時間越長,一個經濟體在泡沫中呆的時間越長,越容易出現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並且引發政治動盪。

    所以我們的「統計局」在經濟決策層的指使之下,在房價漲的時候(扭曲造假)壓低住房類在CPI中的權重(注:如同台灣在1989-2008李扁執政時代大力推進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一般),在食品漲的時候壓低食品在CPI中的權重。唯一的目的就是讓我國的通脹不受控制,央行就是不加息刺破經濟泡沫,這樣最後可以達到通過出現經濟危機傳導到社會危機最後傳導到政局危機。

    這個就是我們經濟沙皇主使、央行主導、經濟決策層主推的一系列措施。

    國家有關部門通過司法手段介入「統計局」這個根本性問題所在,是相當正確的(雖然晚了點),假如這種通脹幅度,央行都不加息去抑制通脹,那麼我們就完全有軍管央行的理由和必要。

    在6月份的CPI出來後,央行行長周小川說:我們能夠容忍一定程度的通脹。知道嗎,假如在發達國家說這句話的官員是什麼下場,他會被起訴,是需要負司法責任的,並且他的政治生命就此結束。

    但是我們的央行行長居然在面對這麼高的通脹還說這樣的話,對於這樣的人完全可以用叛國罪進行起訴,清查他個人在海外的資產和是否被美國「中情局」滲透。

    後面我會考慮是否以瀆職罪或者什麼可以立案的罪名起訴他。

    第二部分:本周全球地緣政治局勢和大宗走勢分析:

    1、地緣政治部分

    現在的全球局勢的核心內容還是圍繞著“中俄聯盟”這個中心在運作,這個是美國、中國、俄羅斯三個國家的核心利益所在的點,看看布熱津斯基的地緣政治的書就明白了,美國是一個海權帝國,所以美國的海軍和空軍是優勢最強的,中國和俄羅斯現在是陸權強國,優勢主要體現在陸軍,而以“中俄聯盟”為主的「上合組織」北可以到達北冰洋,南可以到達印度洋,西通過地中海可以到達大西洋,東可以到達西太平洋。是世界上面最大的陸地板塊,同時充沛的資源(包括能源、礦產、耕地、人口等等因素)足夠脫離美國的美元體系獨立存在,假如在這個陸地板塊上面通過高鐵、高速公路連貫起來,將成為最強大的陸權聯盟。這個是美國最害怕的,其實大家看看世界上面的地緣政治高手寫的一些書就明白了,這兩任帝國(英國和美國)都是海權帝國,最怕的就是中國和俄羅斯兩個陸權強國的聯盟(這個聯盟天然不會形成,只有在強大的外力之下才會形成,而現在天時地利人和都出現了)。

    從前面基辛格(六月下旬)訪華沒有什麼成果來看,後面美國會採用胡蘿蔔加大棒的政策,所以暫時來說美國不會讓美元指數快速突破78一線,他要觀察情況,因為經濟震盪烈度太大後安插在中國的勢力就完蛋了,但是假如不收割中國的話美國自己又撐不過去,所以現在他們在尋找最有利的手段。一旦形勢確定,美國會快速行動,同時後面的美國副總統(7月11日)訪問中國很有可能是拖時間,美國也不期望中國在近期快速自己主動刺破泡沫,因為中國主動刺破泡沫美國安插進來的經濟決策層的人就都完蛋了。所以最近CPI到了6.4結果周小川居然厚著臉皮說這種話(在發達國家說這種話的結果就是會被起訴,並且葬送了政治生命,同時他所在的利益集團也會遭受重創),可見現在經濟決策層也急了。

    現在主要要看美國總參謀長(8月上旬)訪華的情況,還有後面美國副總統訪華的情況,美國會對中國胡蘿蔔加大棒,假如覺得沒有機會了,就會快速收割。從中國最近的舉動看,我們強硬勢力在逼迫央行刺破泡沫,但是周小川臉皮太厚了。就像周小川原來說加不加息不是他說了算,但是現在CPI出來是6.4的時候卻出來說:中國能容忍一定程度的通脹。這個就證明了我們的經濟決策層在實際控制經濟運行而不是政治局,在經濟領域經濟決策層已經完成了資本串聯權力的模式,這10年來完全無視人民的痛苦,葬送了我國的前途,出賣了我國的利益給美國。

    2、大宗分析部分

    本周整體來說美元指數上升,道鐘斯指數和納斯達克上升,恒生指數震盪,日元加元澳元港幣震盪,英鎊小幅度貶值,原油週一到週四上漲後周五大幅度下跌,黃金上漲,農產品的小麥黃豆玉米上漲。

    近幾周美國3個月、2年和10年的國債收益率有築底回升的勢頭,但是本周3個月的收益率上升,2年和10年的收益率下降,造成長短債的收益率差縮小,這個不利於套利資金的運作(借短債然後放貸給企業長期貸款)。但是整體來說現在美國國債的收益率不高。

    最近NDF處於震盪階段,人民幣兌美元升值預期也在快速減弱。

    最近豬肉價格漲勢兇猛,食用油價格有緊跟其上的可能。

    現在國際大宗走勢的局勢關鍵點就在於中國泡沫什麼時候破裂,中國強硬勢力在逼迫經濟決策層刺破泡沫,但是經濟決策層在做殊死抵抗,因為泡沫一破裂他們就全部完蛋了。現在中國是全球的局點,而中國國內政治的博弈決定了這個局點的走向。相信中國強硬勢力會贏得這場戰爭,帶領中國走向國家富強人民富強。

    第三部分:
    本周新聞匯總(因為週一到週五的都是每天都公佈最新資訊內容分析的,所以這邊就公佈週末的內容)

    大中華區:

    1、律師申請公開三公消費資料 發改委等3部門拒絕:

    我想知道發改委拒絕的法律依據是什麼?難道是國家機密?難道發改委的人出去吃吃喝喝也是國家機密?。

    2、摩根大通下調內地及香港股市評級至減持:

    港股和A股的命運是一樣一樣的。

    3、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倫10日訪華:

    主要過來瞭解中國軍方的動向,中國的核心在於軍隊。

    4、「(台灣)旺報」社評-大陸應以美債救地方債:

    做這個評論的“很有個性”,我們購買的美債是外匯儲備,和地方債是完全兩回事,當年朱(朱鎔基)主導通過外匯儲備給銀行充當資本金本身就是違反憲法的,已經印過一遍基礎貨幣的外匯儲備結果充當銀行資本金後又會印一遍基礎貨幣,這個是違反憲法的,誰要是再這樣做,最後肯定會被人民送上斷頭臺。

    5、包括中國在內的20個工業化和新興市場國家的農業部長上周同意建立一個監控糧食儲備和生產的資料庫。美國飼料穀物協會(U.S. Grains Council)總裁湯瑪斯•多爾(Thomas Dorr)稱,中國應該通過提高糧食需求資料的準確度,以幫助全球糧食生產商提前規劃生產:

    我國切記切記不能參加這個,這樣我們國家就沒有什麼秘密了,
    切記切記!

    6、水利工作會議,未來10年國家將投入4萬億元建設水利:

    水利設施需要維修需要完善,關鍵是錢從哪邊來,如何監管的問題。另外這個不構成放水的問題,因為這個跨度比較大,平均每年在4000億人民幣。
    另外現在貨幣嚴重縮水,現在的4萬億的購買力預計只有09年時候的2.5萬億左右,和前面的4萬億1年內投入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

    7、國家統計局發佈,6月居民消費價格(CPI)同比上漲6.4%,食品價格上漲14.4%;

    工業品出廠價格(PPI)同比上漲7.1%,豬肉漲幅超過57%:呵呵,看來統計局的人一被抓,資料就馬上離“真實水準”要靠近很多了。

    8、周小川:中國能容忍一定程度的通脹:

    這人應該以叛國罪被槍斃掉。

    9、周小川:CPI環比資料更宜作為貨幣政策依據,周小川:不要對CPI同比升幅資料反應過度:

    同比是跟去年同期相比,環比的意思就是跟上個月的資料來比,
    小川同學的意思很明白了,如果資料不太和諧,他還可以“發明”以天或者小時為單位來做比較.看來小川這類人才比較適合去辛巴威做央行行長,你也不能這樣明目張膽的為了美國賣命呀?這樣你是要被送上斷頭臺的。

    10、美國若違約,中國所持國債不在優先保護之列:

    呵呵,這個就是“態度”,是“要脅”。我們要做好拿不回的準備。

    11、多隻城投債遭遇恐慌性拋售 地方債多米諾突現:

    後面這些都是爛帳。

    12、渤海灣中國式開發之痛 石油資源大量流失海外:

    中國海外去保障原油,但是中國近海的原油開採卻要和美國人分享,被他們控盤(雁注:此次渤海原油滲漏應是美石油公司刻意破壞為之,是美國近期進行“惡化”中國海運貿易線恫嚇計畫的一系列連環動作之一,同時也是作為對中國之暗示警告),我們其實可以借助這次污染事件把美國的石油公司從中國踢走,就像當年普京一樣,以環境問題廢掉和英美簽訂的不平等的合同。

    13、7月7日,美國會眾議長博納、眾議院民主黨領袖佩洛西等國會議員集體會見了達賴、美國對台售武又起波瀾,美國副總統拜登將於八月訪華,此行主要目的是向中方說明美國對台軍售的決定,包括即將宣佈提供台灣F16A/B戰機升級,價值四十六億美元。美國這個決定將挑動兩岸關係的敏感神經:

    中、美關係基本要進入轉捩點了,所以我說基辛格來華沒有獲得什麼成果就是這個道理。最近美國高層的“密集來訪”(季辛吉、副總統、參謀聯席會議主席),主要一個原因是“中俄聯盟”已經與美國形成了實質上的地緣政治戰略上的平衡和“對峙”局面.美國迫切需要“摸清”“中俄聯盟”的底線.美國現在用的是胡蘿蔔加大棒政策,接見達賴的同時又主動放低姿態向中方說明對台軍售,說明美國考慮放棄部分利益籌碼來拉攏中國的部分實權派,努力弱化“中俄聯盟”的作用,將中、俄這個聯盟對美在全球的地緣戰略和經濟戰略的影響降至最低。但是相信中國高層不會中了他們的圈套的。

    14、我國連續8個月增持日本長期債 5月購入61億美元:

    央行那幫傻冒,就知道高買低賣。

    15、銀監會:明年起將實施商業銀行杠杆率要求:

    從2009年的4萬億開始,中國的銀行業瘋狂放貸.資產負債表快速膨脹.目前總資產(不含表外資產)已經超過100萬億元.從放貸的壞賬比例和銀行的核心資本(去掉450億美元無實質意義的補充資本金)來看,中國的銀行業已經處於實際破產狀況.現在開始收縮,是為了後面不至於死的太難看.靠信貸支撐的中國經濟泡沫必將面臨崩盤的命運,這個責任是經濟決策層的人要承擔的,是我們兩任總理和央行等等機構要承擔的。

    16、民生銀行北京銀行仍在發行涉嫌違規理財產品:

    不僅僅是這兩家銀行的理財產品違規.中國的銀行業發行的“理財產品”有一半以上屬於中國版的“(金融衍生性商品)次級債”.這些“產品”的實際收益要低於美國的次債.但風險性要遠遠高於美國的次債

    17、食用油再現提價衝動 魯花領漲5%:

    食用油的行政價格控制已經維持近10個月,有相當一部分食用油生產企業為不虧本都停止了生產.再看看美國最近1年來大豆的期貨價格,就知道後面的漲價是必然的.後面我們要面臨的風險不是由成本上升帶來的漲價.而是由於供應不足引起的漲價.豬肉價格的已經為我們提前預演類似的走勢

    18、短期外債占比連續8季度攀升:

    中國短期外債的大幅攀升.一個原因是受人民幣升值和國內收緊貨幣的影響,迫使企業大量在外融資.另外一個原因是中國把積累下來的大量美元現金投入到了美國國債,歐元區國債等流動性比較差的資產上面.造成國內的外匯現金緊缺.這種嚴重失衡的配置.如果出現集中兌付的狀況,我們會面臨巨大的風險和損失

    19、中、菲發表聯合新聞稿:

    對於菲律賓這種小國來說,一邊是遠親美國,另外一邊是近鄰中國.最合適的方式是兩頭都不得罪.這樣才會有足夠的騰挪空間

    20、中糧高管批評美國農業部“大幅修正”玉米供需資料:

    中糧的鬱悶可以理解,剛剛高位吃進一大批.價格馬上被美國農業部的“資料”打下來.美國人最大的特點是對外不按規則出牌,以獲取利益為目的,對內儘量保持公平.保持和諧.
    而我們“恰恰相反”,對外“到處講”海洋法.WTO規則.對內“無視”任何法規,處處“與民爭利”

    21、國防部:日艦機對中方正常海空行動跟蹤監視極易致誤判:

    跟蹤監視容易導致誤判的道理大家都明白.誤判之後會形成摩擦.日本人就是為了這個目的而來的.在“合適的時間點”主動誤判.“主動製造”摩擦.這個時間點主要由美國人來“掌控”。
    其實中國也可以去製造些摩擦的,讓朝鮮去試驗幾枚中長射程的導彈就可以了。

    國外:

    1、美國國防部第一副部長宣佈辭職:

    進入6月後,美國軍方各項高層人事調整漸次展開。6月30日,任職四年半的蓋茨卸任國防部長一職,由中情局局長帕內塔接任;9月份,現任駐阿富汗聯軍司令彼得雷烏斯將出任中情局局長,而現任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倫與海軍作戰部部長拉夫黑德將會退役,分別由陸軍參謀長登蒲賽和海軍作戰部副部長格林納特接任。美國在削減軍費方面的博弈還是相當激烈的。

    2、各國央行從國際清算銀行提大量黃金創十年之最:

    還記得原來有一篇黃金拆借利率的解析的文章嗎?裏面有詳細分析黃金拆借利率和銀行拆借利率之間的關係的文章,關鍵是在於裏面的一個套利模式。(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3b235601017xqt.html )。按照這個套利模式,因為存在清算銀行的黃金利率很低,原來是因為黃金在漲,所以收益的是黃金價格的上漲,當大家發覺黃金要跌了,就會取出黃金然後拋售換取美元,投資進入收益率上升的國債市場或者其他市場。

    3、高盛將未來三個月現貨黃金價格預期從每盎司1,480美元上調至1,565美元。將未來三個月倫敦金屬交易所(LME) 銅價預期從每噸9,300美元上調至9,450美元:

    這條是前幾天的,本來不想評論的,問的人多,所以就講一下,他們的話假如聽了能夠賺錢的話,那麼這個世界就是90%的人賺10%的人的錢,你覺得可能嗎?(注:猴王的戰略眼光某方面尚有些侷限,對於黃金白銀的評估判斷不盡然可信)

    4、美、日、澳9號在南海附近聯合軍演:

    我們真的打仗前從來不軍演的,就像1979年打越南一樣。

    5、美國眾議院通過巨額國防預算案 高達6490億美元:

    參議院基本不會被通過。

    6、美國6月失業率升至今年最高:

    美國的非農資料基本就是一個被操控的資料,防止最近美元指數過快上漲,非農資料就是一個戰術調節器。現在主要要看美國總參謀長訪華的情況,還有後面美國副總統訪華的情況,美國會對中國胡蘿蔔加大棒,假如覺得沒有機會了,就會快速收割。從中國最近的舉動看,我們強硬勢力在逼迫央行刺破泡沫,但是周小川臉皮太厚了。

    7、摩根大通以2.28億美元和解市政債券操縱指控:

    美國的司法大棒在不停敲打華爾街的財團(華爾街財團以猶太勢力為主,猶太勢力在這個中間的占比要高於美國本土勢力)。

    8、印媒報導稱:印、巴外長27日將就雙邊和平進程會談:

    印度目前的國內矛盾非常突出.反政府武裝在不斷壯大.而前段時間.美國在阿富汗對巴基斯坦的“(刺殺賓拉登及隨後之系列恐怖攻擊)行動”也沒有受到預期效果.美、印合圍巴基斯坦的戰略失敗.目前對外的戰略對手必然是中國.為避免兩線作戰.與近鄰巴基斯坦先處好關係就顯得比較重要了.所以最近印控喀什米爾的問題也低調處理了.對於中國來說,力挺巴基斯坦.對印度形成軍事壓力.是非常有必要的

    9、俄反壟斷局要求天然氣工業公司放開管道接入、俄氣以對華供氣為條件要求400億美元預付款:

    普京開始對天然氣公司施加壓力.這個項目的進展可以算作中俄聯盟進展的標誌之一.對於中方來說,需要在戰術上和普京形成配合.以促使這個項目完成

    10、俄擬在2018年前向歐洲至中國西部交通投資800億盧布:

    美國主導的是海權.所以航母第一位.
    中、俄在歐亞大陸上重新開闢陸路通道.將對「上合組織」內部資源整合,聯通歐洲,形成以歐亞大陸為主體的經濟模式有著極大的戰略意義

    11、俄羅斯轟炸機與日本戰鬥機在太平洋進行演習、俄羅斯兩架轟炸機巡邏遭日本戰機跟蹤:

    這兩則新聞比較有趣.同一個人說的話,“被(刻意扭曲)翻譯”成了兩種“截然相反”的意思(以誤導誤解).細細分辨下.就知道那家報社的記者(妓者)在“說瞎話”了.按目前的形勢.日本和俄羅斯(根本)不可能進行聯合軍事演習.
    再退一步.俄羅斯從07年就開始恢復轟炸機常規巡航了,另外2國的聯合軍演.只有幾架不對等的飛機參與.是不是很奇怪。
    其實後面那句應該才是真話:俄羅斯兩架轟炸機巡邏遭日本戰機跟蹤

    12、英國竊聽門發酵默多克(注:Murdoch)成全民公敵:

    竊聽是個藉口.屬於行業內的潛規則之一.默多克這次應該是觸犯了有更大來頭的利益集團.連英國首相這個超級保護傘都遮不住了。記住默多克是猶太人,屬於猶太財團裏面的一份子(注:媒體巨擘Murdoch是美國新崛起右翼新聞電視台Fox News的老闆)。

    13、「美聯儲」揮揮衣袖作別債市投資者愈感惴惴不安:

    不安的不僅僅是投資者.“美國國債”將是造成世界經濟衰退的漩渦中心.這個“黑洞”將逐漸顯露在大家面前.「美聯儲」都作別債市了,我們國家為啥還死抱著美國國債不放.更鬱悶的是,還在拼命將借來的錢去填歐債這個風險性更高的無底洞.結果是已經不言而喻

    文/猴王
    2011-7-9


  17. 2011/08/15 於 11:56 patchpieces

    美宣稱敘利亞政權喪失合法性 印度金融中心孟買開始遭美英以勢力恐怖攻擊(南亞破局動作)

    印度內政部長稱:孟買爆炸案“可能意在破壞印、巴會談”

      【新德里消息】據《印度快報》7月14日消息,印度最大城市孟買在13日晚間發生的連環爆炸案已經造成18人死亡,至少131人受傷。

      印度內政部長奇丹巴拉姆承認事先未收到有關襲擊的情報,爆炸案的背後存在各種動機,不排除是“為了破壞”本月舉行的印度-巴基斯坦會談的可能性。
      奇丹巴拉姆14日稱,印度將調查所有引發爆炸案的動機,印、巴會談將在10天后舉行,為了破壞會談而發動襲擊可能也是動機之一。

    【時事點評】請大家注意這一段文字,原文是:

      印度內政部長奇丹巴拉姆承認事先未收到有關襲擊的情報,爆炸案的背後存在各種動機,不排除是為了破壞本月舉行的印度-巴基斯坦會談的可能性。

     ● “印度政府”在恐怖襲擊後的“第二天(請注意這一點)”便表現出“冷靜”。

      上述這段文字有“三個看點”:

      第一,是“印度政府承認事先未收到有關襲擊的情報”;
      第二,儘管“印度政府”認為“爆炸案的背後存在各種動機”,但在“第一時間”裏“不排除是為了破壞本月舉行的印度-巴基斯坦會談的可能性”。

      第三,也是非常微妙的,不論是“第一”還是“第二”,都是“印度政府”在恐怖襲擊後的“第二天(請注意這一點)”正式發出的“冷靜”之聲。

      毫無疑問,所有這些應該說明了兩點:

     ● 起碼直至“14日”為止印度政府還能保持“冷靜”

      第一點,曾經因美國“圍繞拉登之死”展示“兩種特殊能力”而一度“不那麼冷靜”的印度政府,在目睹“中歐俄美”之核心利益、於“那”之“後”所展示的一系列“排列與組合(第四波)”,無不彰顯“埃及之亂”的“後續發展”仍然處於“脫稿運行(相對策動者而言)”狀態的“大背景”下,起碼直至“14日”為止,它還能保持“冷靜”。

     ● 印度政府似乎“並不認為”局勢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第二點,也是至關重要的一點,在“第一點”的基礎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印度政府“之所以”在“第二天”給出“上述態度”,在於“13日恐怖襲擊”之後的這段時間裏,印度政府“並不認為”局勢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

      換句話說,印度決策層在經過一個晚上的評估後,仍然認為:由“中歐俄美”為主、包括日本、印度、巴西等大國,以及阿盟、非盟,以色列、朝鮮、越南、土耳其、敘利亞、利比亞等“重要國家”或者“區域性組織”所參與的“第四波排列與組合”,其因“種種原因”最終形成的“最新排列與組合”並沒有因“這突如其來的三起爆炸”而發生“根本性的改變”,或者“發生根本性改變”的“可能性”不大。

     ● 我們就曾經詳細論證過這樣一個過程

      而在之前的點評中,我們就曾經詳細論證過這樣一個過程,即:自“拉登之死”後,目睹美國展示的“兩種特殊能力”,特別是在“兩種特殊能力”的威、逼、利、誘“之下,在“策應美國南亞政策”層面邁出“重要一步(印度聲稱向阿富汗提供5億美元援助,從而策應“三獨架構”)”,但又要“進一步觀察”方方面面圍繞“利比亞”這個觀察點、特別是敘利亞這個“止損點”的“排列與組合”,才肯“更進一步”的印度,在“看明白”了方方面面的“最新排列與組合”並不利於“美國南亞政策”的“趨勢”之後,再次啟動了“自孟買2008年恐怖襲擊案後就中斷的印、巴和談”。
      
    ● 這個所謂“最新的排列與組合”,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這樣幾種事情

      至於這個所謂“最新排列與組合”,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這樣幾種事情,即:

      第一,是隨著沙烏地阿拉伯高官訪英、並拋出“要麼中東(以色列鋼釘)都沒核武 要麼就核競賽”,在“是否”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的問題上,“歐美”“終於來到”了“選擇時刻”。

      第二,但我們仍然強調:這一“終於來到”,本質上雖然仍屬於“排列與組合”層面的東西,但明顯有了“一旦選擇擊穿止損點”,就可能招致“中俄”等“國際社會”的斷然反擊、從而令中東局勢、北非、甚至全球局勢一一失控的危險。

      第三,在“歐美”“終於來到”了“選擇時刻”的背後,是隨著“美國利益”借卡紮菲之“口”,正式拋出“準備襲擊歐盟民用目標”這張“牌”之後,在“利比亞之亂”且歐盟發動軍事打擊以來,與利比亞只隔一個地中海的歐盟(歐元),或者第一次感覺到恐懼,恐懼“科索沃戰爭”對歐元的“沉重打擊之惡夢”極可能重演。

      顯然,卡紮菲所說的“…….如果北約繼續襲擊、準備襲擊歐盟民用目標…..”,正是美國從“利比亞”這個“觀察點”出發,對歐盟(歐元)跨海(地中海)一擊的“可操作方案”。

      第四,急於獲得中國實質性的支持、從而在“利比亞之亂”上實現“由亂至穩”的歐盟,終於等不下去了,而在“歐盟宣佈向朝鮮提供1000萬歐元緊急食品援助”的背後,是“歐盟的東北亞政策”終於不得不扛著幾袋糧食、“主動上門”、從而終於沖著“美國利益”擺出一副“準備”從“中朝”這一側登陸朝鮮半島、並參與“東北亞經濟一體化”的“姿態”,“意”從北京這邊抓取“實質性支持”。

      顯然,就如我們之前所強調,這種實質性支援,一方面是在戰略上“支持歐盟對南歐的整合”,再一個,就是在“技術上”支撐歐元的穩定。

     ● “科索沃問題”與”利比亞問題“是兩個層次的問題

      第五,是中國外交“高級代表團”對利比亞反對派領導人訪問北京進行了“回訪”,從而彰顯“中國的利比亞政策”開始向“有利於歐盟的方向”進行微調的“姿態”。

      但是,根據觀察,在“利比亞問題”上,中國向歐盟提供“利比亞實質性支援”的條件,就是要對中國利比亞(非洲)利益進行一種“框架式地、切實保障”,不可否認的是,這種“框架式保障”,本質上講,也是一種“大國”對歐盟的“制衡框架”。

      這裏有必要說明一下:前面所說的“中國向歐盟提供‘實質性支援’的問題”,顯然是個“既包含了利比亞、但又遠遠超出利比亞”的、更高層次的問題。也就是說:在中國的歐盟政策中,更或者,在“中歐俄美”彼此之間的“排列與組合”中,“科索沃問題”與”利比亞問題“是兩個層次的問題。

     ● 美國人“喊”歐洲人“回家”,重要意圖之“一”,在於彌補“美國西太平洋安全框架”在“遏制中國”層面的、空前的“無力感”!

      第六,是美國國會領導人會見了達賴。 在此的背後,是“美國人”也瞄著“中歐”之間的戰略縫隙、抓住機會、重新撿起“北京奧運會聖火傳遞期間”被歐洲人捧得最高、搞得最歡、現已無力再玩的、旨在令“大國”可“有效制衡中國”的“三獨框架”,從而“喊”歐洲人“回家”,其重要意圖之“一”,在於企圖借歐盟、甚至俄羅斯、印度等力量,通過“三獨框架”去彌補“美國西太平洋安全框架”在“遏制中國”層面的、空前的“無力感”!

     ● 最能說明問題的,莫過於解放軍陳總長那番“看似”沒有什麼、實則“一點也不留臉面”式的“講話”

      在“美國西太平洋安全框架”所謂“空前無力感”的層面上,最能說明問題的,莫過於美軍參聯主席馬倫訪華期間,解放軍陳總長那番“看似”沒有什麼、實則“一點兒也不留臉面”式的“講話”了。
    這一點,我們稍後將結合韓國國防部長訪華一事進一步展開。

      第七,在“伊拉克總理表示反對成立新自治區”且“美國施壓伊拉克政府同意延長美軍駐伊拉克時間”的背後,是“美國利益”威脅進一步肢解伊拉克(針對中東國家)、迫使中東國家跟隨“其敘利亞政策”、特別是“伊朗政策”,
    如若不然,就準備在“中東大亂”之後,或武力干涉敘利亞、埃及國內局勢,或軍事攻擊伊朗做準備。
      
    ● 我們可以清楚地觀察到上述“代表性事件”的“後續發展”、且是“非常符合邏輯”的後續發展

      而針對上述幾件“代表事件”,在7月13日孟買再次發生恐怖襲擊事件的前後,同樣通過幾件事情,我們可以清楚地觀察到它們的“後續發展”、且是“非常符合邏輯”的後續發展:

      第一,是利比亞方向。

      7月10日,法國國防部長在接受電視媒體採訪時、稱:武力解決不了問題,並“敦促利比亞反對派與穆阿邁爾;卡紮菲領導的利比亞政府談判”。
      7月11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就中方向利比亞提供人道主義援助答記者問時表示,中方決定向利比亞人民提供價值5000萬元人民幣的人道主義援助物資;
      7月14日,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在結束據稱“內容廣泛的美、俄政策談判”後說,“兩國一致認為利比亞領導人卡紮菲來日無多”。

      但是,與此同時,俄羅斯拒絕了作為聯絡小組成員參加15日舉行的利比亞問題會議的邀請,並堅稱“有關利比亞衝突的所有決定應由聯合國作出”;

     ● “中、俄”在利比亞問題仍然保持著“明顯的戰略協調”

      這樣,在“中、俄”均已收到有關邀請的情況下,“中、俄”均不出席此次會議,從而在利比亞問題仍然保持著“明顯的戰略協調”。

      通過上面這些“後續發展”,我們不難看出,在利比亞問題上,在歐盟扛著幾包糧食、主動上門、前往朝鮮之後,“中歐俄美”的利比亞政策明顯出現這樣一種有趣的畫面,即:

      一方面,是“中歐”在一邊商量著什麼,商量的結果是“法國人承認武力解決不了問題,並敦促利比亞雙方進行談判”;

      二方面,是“俄美”也在一邊商量著什麼,商量的結果是“兩國一致認為利比亞領導人卡紮菲來日無多”;

      三方面,是“歐美”也在一邊商量著什麼(即將召開的利比亞問題會議),而從會前的氣氛來看,商量的結果應該是“共同承認利比亞反對派是唯一合法代表”。

      最後一個方面,是“中俄”也在一邊商量著什麼,商量的結果就是:均不出席此次利比亞問題會議。

     ● “歐美”一旦共同承認“利比亞反對派是唯一合法代表”才是“利比亞之亂”的邏輯發展

      在上述內容中,真正的看點是“三方面”,即“歐美”一旦將“共同承認利比亞反對派是唯一合法代表”。
      值得強調的是,這才是“利比亞之亂”的邏輯發展,顯然,在大國之間圍繞“埃及之亂”的角力進行到這一層面之後,在利比亞這個“觀察點”上,只有當“歐美”共同承認“利比亞反對派是唯一合法代表”之後,基於我們之前的觀點,我們不難明白,至此,“利比亞之亂”才算真正“入了戲”,即:
    這一“共同承認”即可發展為歐盟所期望的“由利比亞反對派為唯一合法代表之統一的利比亞”,
    也可發展為美國所期望的、可將整個非洲、直到歐亞海上運輸線全部搞亂的、“分裂為二”的利比亞,或者由“卡紮菲勢力”與“利比亞反對派”之間相互制衡、繼而始終維持亂局、同樣可以將整個非洲、直到歐亞海上運輸線全部搞亂的、沒有中央集權的“利比亞”。

     ● 美國已經徹底失去利比亞問題的“政治主導權”

      如果從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它可以說“部分實現”了“幕後策動者”策動“埃及之亂”的意圖,但是,從“中、俄”保持著“明顯的戰略協調”、卡紮菲警告對歐盟發動襲擊,
    但歐盟卻已主動扛著糧食包“奔赴”平壤、敘利亞這個“止損點”還仍未“有效擊穿”,
    而中國的利比亞政策卻已經開始“向有利於歐盟方向微調”的最新發展來看,
    通過“利比亞”這個“觀察點”得到的觀察結論就是:作為掌控“利比亞上空”軍事力量的一方,美國已經徹底失去利比亞問題的“政治主導權”,而失去“政治主導權”的後果就是:“美國的利比亞政策”也必須往歐盟方向靠一靠,從而“主動(實則被動)”地讓歐盟“拿自己一把”,令其“獲取資本”與俄羅斯、特別是中國在另一個層面上“討價還價”,這樣,不得不“以空間換時間”的美國人,就要“暫時犧牲”一下那位“在美國明裏暗中保護下、才得以生存至今”的卡紮菲了。
      
    可問題上,在“美國利比亞政策”不得不往歐盟方向靠一靠的同時,一方面是中國利比亞政策因“歐盟主動赴朝鮮”也往歐盟方向靠了一靠,
    但另一方面,也是“原本指望軍事解決”的“歐盟利比亞政策”也在往“中俄方向”靠了一靠,從而在嘴巴上頻繁掛出“…..政治解決…..聯合國主導…..”之類的“中俄主張”。
      也就是說,“美國利比亞政策”也在間接地往“中、俄方向”靠了一靠。

     ● “中、俄”於“耐心的等待”中、在分頭逼“歐美各自的利比亞政策”繼續往外掏“利益”

      如果在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非常清楚的是,在“中、俄”一邊保持著戰略協調,一邊又分頭與“歐盟、美國”去商量什麼的“背後”,在於兩層目的:

      其一,也是最直接的,是“中、俄”於“耐心的等待”中、在分頭逼“歐美各自的利比亞政策”繼續往外掏“利益”。

      其二,也是最關鍵的,是“中、俄”有意在利比亞這個“觀察點”上繼續觀察,並繼續保持一種超然的地位,顯然,“利比亞之亂”的具體進程已經證明:沒有“中或俄”的實質性配合,在“利比亞”問題上“利益根本對立”的“歐美利益”,不論是誰,都是玩不轉“利比亞之亂”的。

     ● “其一”與“其二”有點兒像個“連環套”

      顯然,只有在“其二”的層面去觀察“中、或俄”分頭與“歐、或美”去商量什麼,才能真正弄清楚“中、俄”雙方“均”決定“不出席此次利比亞問題會議”的“真實意圖”,也就是“其一”;

      同樣,只有在“其二”的基礎上去觀察,才能看明白:“其一”與“其二”有點兒像個“連環套”。

     ● 它最終會“套”住誰?特別是、套“死”誰?其“答案”其實並不在利比亞這個“觀察點”上

      值得強調的是,至於它最終會“套”住誰?特別是、套“死”誰?其“答案”其實並不在利比亞這個“觀察點”上,
    而在於科索沃(對歐盟或者美國而言)、
    在於中東(對美國而言),
    在於東北亞(對於美國而方言),
    在於中國南海(對美國而言),
    在於南亞(對中國而言),
    在於烏克蘭(對俄羅斯而言,從這一點,不難看出中國國家主席不久前訪問烏克蘭的意義之所在),
    在於敘利亞局勢是否徹底失控(對“非美勢力”而言),
    更或者在於“伊核徹底失控”(對於“歐美國家利益”與“歐美資本利益”而言)。

      下面,我們再來看看較利比亞“敏感得多的”敘利亞方向。

      第二,是敘利亞方向。

      7月12日,美國國務卿希拉蕊聲稱:敘利亞阿薩德政府已經“喪失其合法性”,並引發敘利亞政府的強烈抗議;
      7月13日,據來自歐盟的消息:鑒於敘利亞政府繼續對要求改革的民眾進行鎮壓,並鼓動巴沙爾的支持者襲擊美國和法國駐敘使館,歐盟準備對敘利亞採取更嚴厲制裁行動,採取集體行動召回駐敘大使是重要選項。
      7月13日,阿拉伯聯盟秘書長訪問敘利亞,在與敘利亞總統會晤後表示:無論是誰,都無權說某個國家的總統“失去合法性”。
      7月14日,聯合國安理會對具有爭議的敘利亞核計畫進行討論;
      7月15日,敘利亞爆發4個月來最大規模遊行;

    ● 美國何以在這個期間突然拋出這張它一直想打卻又一直未敢打的“牌”?

      顯然,在詳細討論了中、俄”雙方“均”決定“不出席此次利比亞問題會議”的“真實意圖”後,特別是理解了那是個“連環套”之後,我們也就很容易明白:美國何以在這個期間突然拋出“敘利亞阿薩德政府已經喪失合法性”這張、自“埃及之亂”以來、它就一直想打卻又一直未敢打的“牌”了?
      
    ● 在“利比亞之亂”真正“入了戲”的“檔口”,美國想將“敘利亞之亂”也“儘快入戲”

      非常清楚,在“利比亞之亂”真正“入了戲”的“檔口”,美國想將“敘利亞之亂”也“儘快入戲”,從而好“讓”急於拿到“中、俄”之“利比亞實質性支持”的歐盟在敘利亞這個“止損點”上有本錢去逼“中、俄”在利比亞問題上做出選擇。

      而站在美國決策層的角度考慮問題,那麼,只要“重獲資本”的歐盟在“逼”的“手段”能為自己所用,那麼,伺機“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也就可“絕對彌補”在利比亞問題上的損失了。

      如果在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美國與法國駐敘利亞大使在這個檔口“公開接觸”敘利亞反對派,也就不令人意外了,至於美國國務聊“直到這個檔口”才敢下“敘利亞政府已經失去合法性”的“結論”,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 “美國敘利亞政策”的“著眼點”仍然在於盡一切手段“迫使敘利亞(阿拉伯國家)與伊朗實質性拉開距離”

      顯然,“法(歐)美”對敘利亞局勢的“公開介入”,特別是美國高喊“敘利亞政府已經失去合法性”,已經令成型於“以色列襲擊土耳其救援船隊”之“處理進程”中的“國際社會(主要由“中歐俄”三方、及阿盟、伊朗、土耳其、沙特、埃及等中東地方王)”的“中東共同利益”受到空前威脅,
    因此,阿拉伯聯盟秘書長緊急訪敘、並批評“美國人的結論”,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由於“法(歐)美”對敘利亞局勢的“公開介入”損害的是包括歐盟在內的“國際社會”的“中東共同利益”,而“美國敘利亞政策”的“著眼點”仍然在於盡一切手段“迫使敘利亞(阿拉伯國家)與伊朗實質性拉開距離”,從而對伊朗進行更大限度的孤立、對其經濟進行更大限度地制裁與封鎖(實質上也是對中國經濟進行制裁與封鎖),
    因此,著眼于維護“伊核問題之中歐俄”戰略協調的至關重要性,法國(歐盟)也非常狡猾地“將”好不容易“才敢”喊出“敘利亞政府失去合法性”、從而在敘利亞問題上“已沒了迴旋餘地(當然,如果美國人自打耳光則是另一回事了)的美國人給“賣”了。

     ● 樹無皮必死無疑,人無臉則天下無敵!

      在美國日後“能否迴旋”的問題,我們認為,真到了那一步,其實它還是自可迴旋、自找臺階,就像它在中國南海問題、中美共管西太平洋問題上上所“自打耳光”一般。
    還如它先腳宣佈中止對巴基斯坦援助、而在巴基斯坦威脅要撤回巴阿邊境的軍事力量、從而暗示“不再管美國後勤補給線的安全”之後,急忙又恢復援助,只是為了臉面,說什麼是“恢復非軍事領域援助”!

      因此,在敘利亞問題上,日後美國如真若如此,也不過是與“上述案例”一道,反復應驗、並強化了一句流行語:樹無皮必死無疑,人無臉則天下無敵!

      不過,我們想強調的是,就“樹無皮必死無疑,人無臉則天下無敵!”而言,我們倒無意突出其“貶義”的意思,反而想通過上述這段內容強調一點,即:目前的一切,特別是美國在某些戰略方向的“巨大反復”,不過是“方方面面”眼下都在基於各自的利益、進行種種“排列與組合”的“某種必然”而已!

      因此,如果我們推而廣之,如果“中國態度”在諸如“利比亞”這個“觀察點”的某個問題上,特別是,在中國居於靈活地位的、比如涉及“中歐美”之間的經濟、特別是金融角力的層面上,也有些反復,也將是出於“排列與組合”的“某種必然”。

      另外,請大家注意一個細節,即:在“公開介入”之後,法國日前指責“中俄”,並稱:安理會有關涉敘利亞決議遭到中國、俄羅斯等的阻撓;

     ● 制裁哪個國家的經濟、是法國(歐盟)的“內政問題”、又何必在意“中俄”的“阻擾”?

      在敘利亞問題上,我們曾經說過:由於歐盟與敘利亞之間的經濟聯繫、歐盟一旦決定配合美國、從而對敘利亞進行“實質性經濟制裁”,則對敘利亞經濟、特別是社會的衝擊將非常巨大,接下來必然是“止損點”被“有效擊穿(敘利亞巴薩爾政府倒臺)”,
    而這勢必導致“國際社會”的強硬反擊,伊核之中歐俄戰略協調可能就此瓦解,其結果是中東全面破局,甚至是“最暴力破局”,中東必然大亂,
    因此,我們不難看出“法國指責”的微妙之所在,即:如果法國(歐盟)果真有心與美國一道“壓”敘利亞與伊朗拉開距離、從而更加嚴厲制裁伊朗(實際上是制裁中國經濟),那麼,它根本就不需要聯合國通過、同意什麼,它自己決定就可以做,因為,制裁哪個國家的經濟、是法國(歐盟)的“內政問題”、又何必在意“中、俄”的“阻擾”?
      
    ● 法國(歐盟)在意的不是“中俄”的“阻擾”、而是自己的利益是否受損

      毫無疑問,在敘利亞問題上,法國(歐盟)在意的不是“中俄”的“阻擾”、而是“中俄”的“臉色”,但說白了,它在意的還是自己的利益是否受損。

      顯然,在這個時候,“威脅要制裁敘利亞”才是歐盟爭取更多利益的手段,“真正去制裁敘利亞”損害的是歐盟自己的利益,因此,在“法國指責”的背後,是在利比亞問題上拿到“美國妥協”的法國(歐盟),順勢將球一腳踢給了美國人腳下:
    就目前而言(利比亞還未實現歐盟想想的‘由亂至穩’呢),基於那個“連環套”的“遊戲技巧”,在利比亞問題上,如果美國人不能再多做一點兒,那麼,在敘利亞問題,我能做的也就這麼多(公開接觸敘利亞反對派),至於其他的,嗯!都怪“中俄”在聯合國的“阻擾”。

     ● 到今天為止,法國(歐盟)的敘利亞政策其實是如此地令人“似曾相識”

      顯然,到今天為止,法國(歐盟)的敘利亞政策其實是如此地令人“似曾相識”:對敘利亞反對派,我是“與之公開對話”的,一如中國“公開接觸利比亞反對派“,;但是,在敘利亞政府是否合法的問題,我可沒說!也一如中國對卡紮菲政府的合法性“從不評說”;

      至於“敘利亞政府不合法”的話,那可是美國人你自己說的,“美國敘利亞政策”反而一如法國(歐盟)在利比亞問題上曾經做過的事(率先定性卡紮菲政權不合法)。

     ● 法國“師法”北京,在“依利比亞這只葫蘆、畫敘利亞這只瓢”!

      不難看出,對比中國今天在利比亞問題上的“靈活與主動”,就很容易明白法國(歐盟)的敘利亞政策,其實是在“師法”北京,在“依利比亞這只葫蘆、畫敘利亞這只瓢”!

      而對比原本想軍事解決利比亞問題的法國(歐盟)、最終在利比亞問題的被動,也就不難想像,只要美國人無法獨力軍事解決敘利亞問題、那麼,只要它敢“獨自”發力“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它面對的必然是歐盟在利比亞問題上所遭遇的局面,即:在中東利益上,甚至全球利益上,為“其他大國”所“群毆”。

    ● 一旦“有效擊穿”之,如果美國又控制不了局面,那一定會是“板磚齊飛”

      如果從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我們就不難強烈地感受到,圍繞“止損點”,“國際社會”、包括那個“有紅杏出牆的危險”,但還“未敢紅杏出牆”的歐盟,都在一邊死盯著華盛頓,一邊手拿板磚,看看它敢不敢獨自“有效擊穿”之!一旦“有效擊穿”之,如果美國又控制不了局面,那一定會是“板磚齊飛”。

      從目前的局勢來看,特別是,從美國在敘利亞問題上的“小心翼翼”來看,特別是,從法國(歐盟)在敘利亞問題上“師法”北京的戰略態度來看,華盛頓雖有“一舉擊穿”之“心”,但出於對中東全面失控之不可預測後果(歐盟隨時可能出賣美國、並借機徹底解決科索沃問題、實現利比亞之亂的“一躍而起”),也恐“未有一舉擊穿之“膽”。

      因此,隨著敘利亞局勢慢慢惡化(7月15日,敘利亞爆發4個月來最大規模遊行,這一趨勢已開始威脅敘利亞政權的穩定),國際社會的“第一步反擊”,很可能是“國際救援船”“又要起航”的消息,至於“強行打通”進出加沙的第三通道、特別是“中東最暴力破局”,則始終是強硬反擊的“第一、第二待選項”!
      而就如我們之前所說,強行打通”進出加沙的第三通道的選擇項,本質上,也是以“中東最暴力破局”為支撐的。

    ● “歐、美”發出“複製”信號

      如果我們從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在“7月14日,聯合國安理會對具有爭議的敘利亞核計畫進行討論”的背後,一方面,是“歐美”發出“複製”信號,即針對敘利亞,以“因伊核而制裁伊朗”的案例為藍本,“複製”一份“聯合國制裁敘利亞的進程與架構”;

     ● 另一份用途(中東核擴散)的“敘利亞核問題”、恐怕也在慢慢浮出水面

      另一方面,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那就是,站在“國際社會”的角度,對比沙烏地阿拉伯所拋出的“….要麼都沒有、要麼都有核武器”的“理念”,特別是,基於中東國家在“敘利亞之亂”的問題上與“美國利益”完全對立的事實,我們認為,另一個版本的、或者另一份用途(中東核擴散)的“敘利亞核問題”、恐怕也在慢慢浮出水面。

      這恐怕是“意見高度不合的”聯合國,能在7月14日“順利進行”“具有爭議的敘利亞核計畫討論會”的原因。
      
     ●  “方方面面”都在“即大膽、又小心”地、在全球範圍內、“排列與組合”著“自己的核心利益”

      通過上述內容,我們想指出的是,通過利比亞這個“觀察點”,圍繞“大國”各自利比亞政策的細微調整,結合敘利亞這個“止損點”在“7月13日孟買恐怖襲擊”前後所發生的事情,以及中、美之間罕見地“在軍事層面上進行公開交鋒”,顯然,“方方面面”都在“即大膽、又小心”地、一會兒在這個方向“示強”、一會兒在另一個方向“示弱”地、在全球範圍內、“排列與組合”著“自己的核心利益”。

     ● 其他戰略方向也出現類似的微妙變化

      而在“歐盟”於“志在必得的”利比亞問題上,在嘴巴上開始頻繁掛出“…..政治解決…..聯合國主導…..”之類的“中俄主張”、且在敘利亞問題上“悍然”地“依葫蘆畫瓢”之後,“中東其他方向”、及全球其他戰略方向、自然也會出現類似的微妙變化。

      下面,我們就簡單羅列一些重要新聞事件,供大家思考。

      第三,是中東其他方向。

      7月12日,中國外交部宣佈,伊拉克總理馬利基將於7月17日訪華。
      7月12日,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主席阿巴斯對中東問題有關四方(聯合國、歐盟、美國和俄羅斯)未能就恢復巴以和談達成一致表示失望,並稱若恢復和談無望,巴方將堅持9月前往聯合國要求承認巴勒斯坦國。
      7月13日,以色列戰機轟炸了加沙地帶2處地點,導致至少1人受傷;
      7月13日,據媒體報導,庫爾德工人黨武裝分子在土耳其東南部伏擊政府軍一支巡邏隊,雙方爆發激烈戰鬥,總共造成20人死亡,7人受傷。
      7月13日,俄羅斯提出以“循序漸進”的策略,讓伊朗逐步處理核專案問題,並相應逐漸放鬆對該國的制裁。
      7月13日,伊朗國際原油交易所的落成典禮7月13日在德黑蘭舉行。而在落成典禮上說,伊朗做了兩點聲明:

      其一,伊朗國際原油交易所的成立掀開了伊朗石油工業的新篇章,不僅將為伊朗的原油和石油產品提供一個新的交易平臺,而且將為外國資本帶來更多、更豐富的投資機遇。
      其二,該交易所的成立為原油定價的國際化提供了又一個平臺,有利於吸引更多石油輸出國參與國際原油定價,並使更多私營企業參與伊朗石油和天然氣項目的投資與開發。

      7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賀國強抵達伊斯法罕,開始對伊朗進行正式友好訪問。

      7月15日,約旦首都安曼發生反政府示威者與政府支持者和員警間的暴力衝突,造成17名員警和數名記者受傷。

     ● 如果沒有“中、俄”的“堅定支援”,“伊朗國際原油交易所”是不可能落成的

      對上述動態,我們想強調的是:
      其一,如果沒有“中俄”的“堅定支持”,這個旨在“為原油定價的國際化提供了又一個平臺,有利於吸引更多石油輸出國參與國際原油定價”的“伊朗國際原油交易所”是不可能落成的;

     ● 沒有“歐洲利益”的默認,“伊朗國際原油交易所”帶來的將是“更加嚴厲的經濟、特別是金融制裁”

      其二,如果沒有“歐洲利益”的默認,那麼,“伊朗國際原油交易所”帶來的不會是“更多私營企業參與伊朗石油和天然氣專案的投資與開發”,而是更加嚴厲的經濟、特別是金融制裁;

      其三,而在“中俄的堅定支持”及“歐盟默認”的背後,恰恰是中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賀國強對“歐洲”與“伊朗”的“穿梭訪問”,與俄羅斯提出以“循序漸進”的策略,讓伊朗逐步處理核專案問題,並相應逐漸放鬆對該國的制裁。

     ● “國際社會(包括歐盟)”已經在開始展示應對“止損點”被“有效擊穿”的“預案”了

      至於“伊拉克總理馬利基將於7月17日訪華”與“巴方對中東四方失望,且將堅持9月前往聯合國要求承認巴勒斯坦國”,則意味著“國際社會(包括歐盟)”已經在開始展示應對“止損點”被“有效擊穿”的“預案”了,即:將各方的利益“一鍋燴”,看看它到底能“煮”出個“什麼味道”來!當然,如果“有人”還在那兒幻想“那時還能控制局面”、且“又不肯實質性讓步”,那就等著品嘗“最後的大餐”–“最暴力中東破局”好了!
      
    ● 法國前腳宣佈撤出部分軍隊、後腳就遭遇襲擊

      第四,阿富汗方向與南亞方向;

      7月12日,法國總統薩科齊突訪阿富汗,並提出“四分之一法國駐阿部隊將于明年撤離”。
      7月13日,法國總統府13日發表公告宣佈,5名法國軍人當天在阿富汗東部卡皮薩省遭“人彈”攻擊喪生,同時還有4名法國軍人受傷。
      7月12日,巴基斯坦國防部長穆赫塔當天在接受該國媒體採訪時表示,巴基斯坦將從巴基斯坦與阿富汗接壤的邊境地區撤回巴國士兵。
      7月13日,印度孟買發生三起恐怖爆炸,死傷多人;
      7月14日,印度內政部長稱:印度將調查所有引發爆炸案的動機,印巴會談將在10天后舉行,為了破壞會談而發動襲擊可能也是動機之一。
      7月15日,印度表示:印度不會因為剛剛發生的孟買爆炸案而影響同巴基斯坦的和談。

      顯然,法國(歐盟)在敘利亞問題上“有樣學樣”的同時,在阿富汗(其實就是南亞)方向也擺出了“至少目前…..不想實質性參與…..南亞方向…..”的姿態。

      眾所周知,阿富汗塔利班的政策是“鼓勵北約成員國從阿富汗撤軍”的,因此,在“法國前腳宣佈撤出部分軍隊”而後腳就遭襲擊的背後,自然是“不希望法國撤軍”的(美國中情局/以色列情報局)勢力所為。
      這也算是“不希望法國撤軍”的(美國中情局/以色列情報局)勢力對“歐盟在南亞方向仍然不提供實質性配合”的一個警告。

     ● 印度孟買再次遭遇恐怖襲擊早已經是個“大概率的問題”

      因為,在這個問題上,除了“南亞破局”的“三種方式”之外,“美國利益”明顯又拋出了一種合作方式,也就是構建遏制中國的“三獨架構”,從達賴赴美、美國放風“奧巴馬或偶見達賴”,再到達賴聲稱“其轉世靈童或出現在俄羅斯的某個地方”,已經不難看出,美國人拼湊“三獨架構”的問題上,已經到了“饑不擇食(指望用這種方式將俄羅斯也儘快牽扯進來,從而讓俄羅斯在中國面前‘吃重’、期待俄羅斯也就此去擠壓中國的戰略利益)”的地步了。

      在這種背景下,在我們的私下討論中,印度孟買再次遭遇恐怖襲擊早已經是個“大概率的問題”了。

      事實上,當我們在“7月13日印度果然遇襲”的基礎上,再去觀察7月15日敘利亞出現的大規模反政府遊行,去觀察法國(歐盟)“公開與敘利亞反對派接觸”,也就不難看出,因“中國利比亞政策”向“有利於歐盟的方向”微調之後,在美國也不得不讓歐盟在利比亞問題上“拿一把”的情況下,法國(歐盟)顯然也想在南亞問題上“複製”其在利比亞問題上的“獲利過程”,即:利用美國人“喊”自己“回家(三獨框架)”從而令中國在“自己的重中之重”方向承受壓力之機,利用美國人需要自己聯手施壓敘利亞(實質性經濟制裁敘利亞、或者推翻敘利亞政府),從而“更加嚴厲”制裁伊朗(實際上是制裁中國)、繼而令中國在經濟、特別是金融上承受壓力之機,法國(歐盟)顯然想就此壓“已經向有利於歐盟方向微調”的“中國利比亞政策”、最好是“中國科索沃政策”向歐盟提供“實質性配合”。

     ● 印度金融中心孟買於7月13日再次被恐怖襲擊之後,中國最應該做的就是兩件事

      從上面的討論不難看出,在印度金融中心孟買於7月13日再次被恐怖襲擊之後,一旦印度政府不能保持冷靜,從而導致“印巴關係”的再次緊張,甚至因“襲擊者的身份”問題引發軍事衝突,那麼,如果中國政府不能用有效的手段,繼續將大國間的戰略交易平臺繼續滯留在“中東和平問題”上,更或者乾脆進一步推送到“科索沃問題”上,
    那麼,目前這個令“中歐俄”均可“與美國一切重大問題都在中東談”的“大國間主要戰略交易平臺”,就有可能被美國人推回至南亞方向,甚至固化在喀什米爾問題上、並以“喀什米爾問題”為具體平臺、以“三獨”為具體框架、以北約為中心,以美日、美韓、美澳軍事同盟為補充、以“南海國家”為策應,構建一個旨在全面遏制中國、直至瓦解、並控制中國的戰略包圍圈。

      因此,在印度金融中心孟買於7月13日再次被恐怖襲擊之後,中國最應該做的就是兩件事:

      其一,用“一切手段”敦促印度政府“務必保持冷靜”,從而令印度決策層確信,這裏面“沒有”“印度利益”的漁利空間,因為,灰個時間點,搞這種恐怖襲擊的意圖,一個,就是要將印度、巴基斯坦、甚至中國推進軍事衝突、甚至少在南亞製造對立,從而為美國“明修棧道式(政治與軍事層面)、或暗渡陳倉式(經濟特別是金融層面)”進行“南亞破局”製造機會;
      
     ● 印度迅速提出“要與伊朗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值得我們去密切關注

      二個,就是準備對印度發起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從而以“第三種方式”進行南亞破局;

      而印度應對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的最好方式,恰恰是與中國、巴基斯坦一道全力穩定南亞局勢,並以參與“歐亞大陸經濟整合”的誠意,與中國、俄羅斯、伊朗等周邊“南方經濟”一道去分化“歐美利益”、激化“三邊撕裂”,從而令“美國資本”不敢單獨發動經濟、金融攻擊。

      如果在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印度迅速提出“要與伊朗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也就值得我們去密切關注了。

     ● 儘管這種設想很毒,但“算盤”從來不是“一方”就可輕易撥動的

      其二,用“一切手段”警告歐盟利益、特別是美國利益,嚴重警告歐洲資本利益、特別是美國資本利益:

      首先是,不要戰略誤判,南亞局勢失控或意味著戰爭,但戰爭一旦發動起來,就會沒有邊界,因此,儘管這種設想很毒,但“算盤”從來不是“一方”就可輕易撥動的。不然的話,在孟買08年遭受襲擊那次,南亞就已經亂了。

      印度不也在第一時間表示“印度不會因為剛剛發生的孟買爆炸案而影響同巴基斯坦的和談”嗎?

      顯然、印度領導層還是“洞悉究裏”的,因此,這種小把戲在08年就沒有得逞。而在時間已經過去近三年之後,在“中段反導、殲20、北斗導航基本夠用”面前,這種把戲恐怕更難得逞!

      這個道理很簡,因為印度決策者也已知道,與08年那次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完全沒有能力去打一場“南亞戰爭”!

      因此,在全球局勢更加危險的今天,在印度稍有不慎就會有可能“亡國”的今天,它甚至已沒有本錢去“玩08年式的悲情”了。

      其次是,即便印度政府無法保持冷靜,從而與巴基斯坦爆發喀什米爾戰爭,在中國被迫捲入“可能的印巴戰爭”之前,一定會用一切手段首先在中東破局,顯然,勢必打破“西方資本主導的世界政治、經濟、特別是金融即有秩序”的“中東最暴力破局”、就是一種理想選擇。

      也就是說,在“印度金融中心孟買7月13日恐怖襲擊”的“後續發展”中,由於“中東最暴力破局”極可能導致全球連鎖反應(全球性核擴散),因此,一旦局勢如此發展,這裏面其實也沒有“西方資本利益”的漁利空間。

      第五,中國南海方向。

      7月10日,據報導,越南警方強行驅散一起就南海緊張局勢抗議中國的遊行活動,並逮捕了至少10人,包括一名為日本媒體服務的攝像師。

      7月13日,日本共同社報導稱:將于19日在印尼舉行的東盟外長會議的聯合聲明,將著力於“展現東盟的團結”,並“期待在11月召開的東盟首腦會議前,與中國制定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行動準則”。

      7月15日,美國海軍第七艦隊的三艘軍艦抵達越南峴港,準備進行為期七天的美越南海聯合軍事訓練;

      對此,我們的觀點就是:

     ● 如果越南領導人還明智,他們就應該知道自己最需要做什麼

      其一,在越南特使訪華、主動與中國進行溝通之後,越南警方10日強行驅散一起就南海緊張局勢抗議中國的遊行活動,只是一個“公開的姿態”,而在“將於19日在印尼舉行的東盟外長會議”的“聯合聲明”的問題上,如果越南領導人還明智的話,那麼,他們就應該知道自己最需要做什麼,即:不要讓任何令“中國南海示強”的“不高興”的內容寫進“聯合聲明”,否則,這種“聯合聲明”宣佈之日,就是中國強行啟動“中越雙邊南海問題解決方案”之時,
    如不服?在“佈置妥當(請大家注意這一前提條件)”之後,那就打!

      其二,在中國軍方高層當著美國軍方高層、公開承認“中國正在試驗可攻擊航母的東風21D中程彈道導彈”,這就是個“明確態度”,而期間發射的一連串的、旨在完善全球監控、定位美國海面軍事目標的“高、精、尖軍事衛星”、其意義在於“東風21D試驗完成並開始實戰部署”,其實就是在公開宣示:在靠近中國大陸的、至少2500公里的海面上(當然包括中國南海),在關鍵時刻,沒有誰有能力阻擋中國的戰略決心。
    不信?那就試試!
      
    因此,在“美國海軍第七艦隊的三艘軍艦抵達越南峴港,準備進行為期七天的美越南海聯合軍事訓練”的問題上,如果美國決策者還明智的話,那麼:

      首先,他們也應該知道自己哪些事情不能做,比如:不能公開為越南“月臺”,為越南的安全“背書”,否則,在“佈置妥當(請大家注意這一前提條件)”之後,中國就會強行啟動“中越雙邊南海問題解決方案”,並一定會當著美國人的面,讓越南成為“美國軍事承諾”下的“第二個格魯吉亞”。

      其次,他們也應該知道自己哪些事情應該做、且必須努力去做,
    比如,勸說“與美國有軍事條約在身”的所謂美國軍事盟友(菲律賓、韓國、日本),在“美國沒有部署妥當”的情況下,不要過分挑釁“中國的核心利益”,否則,中國就可能“伺機”“軍事打擊”美國軍事盟友、特別是韓國,從而讓“美國牌保護傘”在西太平洋淪為“合同違約”的“代名詞”。

      如果在這個層面上去觀察中國國防部一邊搶先公佈“中國軍機巡航釣魚島上空”,一邊公開警告日本軍方“不要距離太近、以免誤判”,而曾經不可一世的“美日軍事同盟”卻一點兒“強硬的態度”都不見,也就不難明白,中國的警告是“認真的”的。

      值得強調的是,上面多處強調的“中國佈置妥當之後”,其實就是指“中國率先在中東破局提升破局速度(這將是美國實質性介入南海問題必須付出的戰略代價,基於此,這也是美國如果明智、它就應該懂得為自己的利益而約束它的盟友的原因)”、甚至推進“中東最暴力破局”。

     ● 美國人是要中東、還是要韓國?

      第六,東北亞方向。

      7月12日,法國外交部證實,法國在朝鮮首都平壤設立一個合作辦事處,主要從事語言和文化方面的交流。

      7月14日,俄羅斯海軍太平洋艦隊消息人士指出,今年八月的最後一個周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編隊將到訪俄符拉迪沃斯托克軍港,中俄海軍編隊將在日本海聯合軍演。

      7月15日,剛剛結束中國之行的美軍聯席參謀長馬倫、在韓國發出如下警告:
      其一,朝鮮可能對韓國發起軍事挑釁;
      其二,朝鮮對韓國的進一步挑釁,將受到美韓同盟的強烈反擊。

      對此,我們的看法是,馬倫所說的“朝鮮可能對韓國發起軍事挑釁”、是“敏銳”的、我們也認為,的確如此。

      而他所說的“朝鮮對韓國的進一步挑釁,將受到美韓同盟的強烈反擊”是“值得懷疑”的。因為問題是,誰做出反擊?是美國、還是韓國?

      如果是美國,我們的問題是,美國人是要中東、還是要韓國?
    前面說了,上面多處強調的“中國佈置妥當之後”,其實就是指“中國率先在中東推升破局的速度”、甚至推進“中東最暴力破局”。

      坦率地講,如果不是“伊核六方會談框架”對伊朗的“有效約束”,中東恐怕“早已最暴力破局”了。

     ● 我們提供一種“特殊局面”,供韓國決策者去提前思考

      如果是韓國,我們的問題是,韓國經濟經得起打一仗嗎?一方面,朝鮮可是有核武器的,這已經註定了韓國打不贏,最多是打平;二方面,中朝可是有友好互助條約在身的。

      因此,在這裏,我們提供一種“特殊局面”供韓國決策者去提前思考:一旦朝鮮邀請、且“中國人民志願軍”也再次接受邀請進駐朝鮮,並“迅速接管”朝鮮的主要城市、交通要道、重要工廠、核心設施,而人數占絕對優勢、且“沒有後顧之憂”、還手握核武器的朝鮮軍隊只管與韓軍“打常規野戰”,那麼,沒有縱深、且物資主要靠海運的韓國人、或者美韓同盟,又準備如何去打這一仗呢?能拖多久呢?

      或者正因如此,陳總長在會見來訪的韓國防長時,向“身為美國棋子、並極可能成為美國全球利益炮灰”的韓國(韓國防長)直言了一句:
    韓國應該能感受美國的霸權!

     ● “大國”彼此間將“攤牌”的“可能方式”進行了一次“口頭彩排”

      通過上面的討論,我們想說明的問題就是:就目前而言,在利比亞、敘利亞、巴以問題、伊核問題、科索沃、南亞、中國南海,東北亞等諸多問題上,表面上看,“中歐俄美”、包括印度、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等、似乎都“面臨”著選擇,
    但實際上,“這種面臨”仍然是“排列與組合”層面的東西,如果再精確一點,“這種面臨”不過是“大國”彼此間將“攤牌”的“可能方式”進行了一次“口頭彩排”,顯然,在這次“口頭彩排”中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中國對“南海核心利益”是志在必得!
      
    ● 美國如想“強推QE3”將冒巨大風險

      顯然,這次“口頭彩排”與美國經濟“急需推QE3”緊密相關,而在美國不打算退出中國南海的情況下,美國如想“強推QE3”將冒巨大風險,除了“金融風險”之外,在政治上的風險尤其之大,即:
      第一,這意味著“美國國家利益”將無法、或者已沒有時間完成狙擊“歐盟全面整合(特別是統一的外交權與財政權)”的任務;

      第二,這意味著“美國資本”最終可能願意“歸入”歐洲資本;

      第三,在“第二”的基礎上,如果“目前仍由美國資本代言的西方資本”最終不能攻擊中國(南方經濟)並得手(控制南方經濟命脈)的話,那麼,“挾”QE1/QE2/QE3之巨大利潤的“美國資本”,最終將攜帶美國的人才、技術最終流向歐盟,

      也正因如此,在“口頭彩排”中,也夾雜了“美國利益”對“歐洲利益”的金融攻擊,即:動用三大評級公司、對歐盟的希臘、義大利、西班牙、愛爾蘭等的“主權信用”進行“狂轟濫炸”。

     ● “歐、美資本利益”之間“暗中默契”的一面

      值得強調的是,在這種攻擊中,人們只是注意到“美國國家利益對歐盟國家利益施展攻擊”的一面,卻沒有注意到“歐、美資本利益”之間“暗中默契”的一面,即:

      第一,在“歐盟國家利益”要求停止美國評級公司對需要救援的歐盟成員國進行評級的背景下,美國評級公司卻突然將希臘主權信用連降4級,
    這說明,有別於美國資本、但卻從屬於西方資本的“歐洲資本”仍然無意拋棄自己的“西方資本屬性”、仍然無意放下“必須由西方資本主導世界”的迷夢;
    這還說明,美國評級公司即屬於美國資本、但更屬於西方資本;

      第二,在“第一”的現實下,說明“西方資本”中的歐洲資本與美國資本一樣,仍然沒有在“歐、美”之間選擇自己的最終流向,從而依舊運行在各自所依附的“國家平臺”上(分別是美國與歐盟),繼而繼續等待機會以最終選擇流向。

      在“歐、美資本”仍未最終選擇流向的情況下,類似近段的這種“口頭彩排”還會持續一段時間,直到美國強推“QE-3甚至QE-N”之後,
    “或”歐盟正式採用“中國公司的評級報告”而“無視”美國公司的評級報告、
    “或”目前“仍由美國資本代言的西方資本”正式對印度、巴西、特別是中國等南方經濟發起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為止。

      顯然,基於前面的觀點,一旦攻擊失敗,“挾”QE1/QE2/QE3…./QE-N之巨大利潤的“美國資本”,最終將攜帶美國的人才、技術流向歐盟。

      不難看出,如果“事實上已經破產”的“美國國家利益”想避免這一“遭拋棄”的悲慘結局,其唯一的希望,如果具體到“可操作層面”上,那就是以“不可逆轉的實際行動”、“承認”中國南海是中國的核心利益,儘管這一“承認”的確有個必將令美國極其痛苦的“錦州效應”。
    相較之下,那種指望通過警告“美國資本喉舌”,去強行調和“美國國家與美國資本利益之間很難調和的矛盾”的手段,根本就解決不了問題!

      如果站在“美國國家利益”的角度,那麼,“最可能”解決問題的,就是美國要兌現其“中美共管西太平洋”的“提議”,以效法十九世紀,英鎊與美元隔著大西洋、在英鎊仍然可長時間維持生命、英國國家利益從而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之狀態下,慢慢交權(在今天,則是默認人民幣的國際化、令人民幣國際化這只“陀螺”順利起旋)。

      事實上,達個問題上,美國人就是不願意又如何?
    伊朗原油期貨交易所都成立了,中國原油期貨交易所還會遠嗎?

    《東方時事解讀》2011.07.15


  18. 2011/09/11 於 21:41 patchpieces

    U.S. furthers Reagan’s Star War plans with global NATO(to Attack Russia and China)

    John Robles

    Voice of Russia
    September 9, 2011

    Interview with Rick Rozoff, the manager of the Stop NATO website and mailing list and a contributing writer to Global Research.ca, conducted on September 4

    They tried to shut you down over the weekend. Can you tell us what happened?

    Yes, thank you for asking. The Stop NATO website(http://rickrozoff.wordpress.com) was shut down by its host, WordPress, on Friday without any plausible explanation, with just a vague statement about “concern over some content on your site.” The site is a reputable news one and it took 24 hours and a good deal of pressure from sources around the world before WordPress relented and allowed the site to be reactivated. They didn’t close it down, they just prevented me from posting any new material. Of course, by the nature of these things it’s hard to determine whether it was a conscious political decision, but one has to allow for this possibility. Anyway, we are back online for the time being and thank you for asking.

    Turkey has recently agreed formally to host NATO anti-ballistic missile elements on its territory.

    From what I understand, the agreement by Turkey is that they are going to station what’s called a Forward-Based X-Band Radar-Transportable of the sort that was installed in Israel three years ago by the U.S., in the Negev Desert, which has by the way a range of 4,300 km (2,700 miles) and if aimed in the proper direction could take in the entirety of Western Russia and a good deal of Southern Russia. That is an equivalent of what is to be based in Turkey, in theory aimed exclusively against Iran, but I think only the credulous would believe that.

    This has to be seen, of course, in the context of the decision reached at the NATO summit in Lisbon, Portugal, last November to incorporate all NATO nations into the U.S. Missile Defense Agency plans for a global anti-ballistic missile system. Russian Foreign Minister Sergei Lavrov has recently clarified that we are not only talking about regional or even European continent-wide interceptor missile systems but one that is international in scope. And bringing it into Turkey – there have, incidentally, been discussions going back ten or more years from respective heads of the Missile Defense Agency of the U.S. Defense Department about situating interceptor missile facilities not only in Turkey, but also in nations like Ukraine, Georgia, Azerbaijan. So, there are plans to extend a U.S.-dominated interceptor missile system from Europe to the east and south, that is into the Middle East and presumably into the South Caucasus and all the way to Central Asia.

    Launch of ship-based Standard Missile-3

    Of those countries that you’ve mentioned, which are in the process of soon signing formal agreements with NATO that you know of?

    Every one of them has an advanced partnership program with NATO except for Turkey, which is, of course, a member. But I think another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is that Romanian President Traian Basescu said last week that the U.S. and Romania will soon sign an agreement for the stationing of 24 Standard Missile-3 interceptors in Romania, which is part of what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terms its Phased Adaptive Approach.

    There are actually four phases of the SM-3, and last week Lockheed Martin announced it is establishing a testing facility near Huntsville, Alabama for what will be the most advanced, the SM-3 Block IIB, to go online in 2020. There will be an intermediate version ready for deployment in 2015, and SM-3s will be based, estimates are 24 each, in Romania and Poland. And we have to recall that last year the U.S. moved the first Patriot Advanced Capability-3, an advanced version of the Patriot interceptor missile, into the Polish city of Morag, which is only some 35 miles away from the Russian border, with Kaliningrad.

    I would like to add that accompanying the Patriot Advanced Capability-3 missiles in Poland are a hundred or more US servicemen, which are the first foreign troops to be stationed on Polish soil since the breakup of the Warsaw Pact, and the Forward-Based X-Band Radar set up in Israel is staffed by something in the neighborhood of a hundred U.S. military personnel as well, which are the first foreign troops stationed in Israel for a prolonged period in its history, and with the deployment of SM-3s in Romania a hundred U.S. troops will also be stationed in that nation, we are seeing the export of U.S. military forces and equipment to the east and to the south. I think it’s noteworthy that the announcement regarding Turkey was made by new State Department spokesperson Victoria Nuland, who from 2003 to 2008 was U.S.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NATO. This is the person who announced that Turkey is going to host a U.S.-NATO interceptor missile radar facility.

    NATO is making overtures to India and India looks like it are considering working with them as well.

    The actual announcement was made by another very significant person, the current U.S. ambassador to NATO, Ivo Daalder, who incidentally six years ago co-authored a piece in Foreign Affairs, the monthly publication of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with the intriguing title of Global NATO, the opening sentence of which states that NATO has “gone global,” and openly advocated at that point that NATO incorporate as full members, not simply as partners, what he deemed to be the world’s democracies, amongst which was India. The latter country would link interceptor missile capacities in Europe,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and the Persian Gulf with thos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Japan, South Korea, Australia and Taiwan.

    We are talking about people pursuing a long-term agenda. What the U.S. is reactivating now with the inclusion of NATO i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Ronald Reagan administration’s “Star Wars” plan, the so-called 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 out of which the current Missile Defense Agency developed; that is, one that allows the U.S. and its allies to be impenetrable to retaliation or any capability of retaliating by other countries that might be subjected to attacks by the U.S. and its allies. That is, nations like Russia and China will effectively lose their deterrence capabilities.

    Targeted nation’s ballistic missiles can be destroyed in the boost, ascent, midcourse and terminal phases through a stratified series of constantly enhanced Patriot Advance Capability-3, sea- and land-based Standard Missile-3, Ground-based Midcourse Defense (with its Exoatmospheric Kill Vehicle) and 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interceptors. A 280-foot-tall, 50,000-ton Missile Defense Agency Sea-Based X-Band Radar is home based in Adak, in the Aleutian Islands, menacingly close to Russia’s Pacific coast.

    Sea-Based X-Band Radar, part of Ground-based Midcourse Defense system

    To cap it all off, the Pentagon has been hell-bent in pursuing the militarization of space, a threat that China and Russia raise each year in the United Nations.

    We have to recollect that the head of state of the U.S. currently, President Barack Obama – ironically, paradoxically, distressingly – on the occasion of delivering his Nobel Peace Prize acceptance speech in December of 2009 openly boasted that the U.S. was “the world’s sole military superpower.”

    And I think that to maintain that status in the face of a weakening U.S. economy, with the rise of the BRICS nations and so forth, with trends that suggest that the U.S. is in decline internationally, that Washington is intent on maintaining its military supremacy – its one trump card if you will, its ultima ratio regum – and to ensure that no other country has the ability to retaliate, particularly in strategic terms. And when we talk about the latest proposed model of the SM-3 we are talking about one that could threaten Russia as well as China. I would argue that North Korea and Iran are pretexts for developing a global Star Wars system that would place both Russia and China within a circle of U.S. and allied interceptor missile system.

    NATO missile elements in India would protect against or annul what threat for NATO?

    There is no threat to NATO at all in my estimate, so that’s a fictitious claim. What in fact you are seeing is consolidation of what observers have warned about for a decade – the emergence of an Asia-Pacific NATO.

    http://rickrozoff.wordpress.com/2011/09/09/us-furthers-reagan%E2%80%99s-star-war-plans-with-global-nato/


  19. 2011/09/22 於 15:27 patchpieces

    由對911(美國愛國主義儀式)的過份熱衷看國內親美民運的病態

    2011-9-9

    又到9月11日了。因為美國的“9•11”事件,這個日子就被簡稱為“9•11”。

      不出所料的話,每年的這個時候,中國的不少媒體都會“長篇累牘”地報導美國人如何紀念“9•11”事件,其中不乏一些非常有影響力的中國媒體。它們或製作專題,或評論或深度報導,把“9•11”事件的紀念傳播得”滿中國都是“。而這些紀念性的報導其【總源頭】幾乎都是美國的媒體,其主題不外兩個:
    一是美國反恐戰略是正義對邪惡的戰鬥;
    二是美國人在恐怖襲擊災難中展示了人性的光輝。
    當然,也有少數報導,會揭露美國借反恐而實施自己的霸權戰略,不過,這類報導總會因不合適宜,而很少見到。
    不僅國內媒體大規模地報導“9•11”周年,一些所謂的活躍人士或者“公共知識份子”,也會借此機會利用各種傳播管道,紀念“9•11”。一些人甚至把國人紀念不紀念“9•11”當作是評價國人素質高低,或者是有無人性和世界關懷的一個標準。

       數年來這樣的情形年復一年在中國出現,以至於國人都開始習以為常,把“9•11”周年紀念當作是一個必不可少的事件了。媒體紀念之是習以為常:這些媒體的國內讀者們,也以讀到或看到之為常;那些所謂的活躍人士或“公共知識份子們”更以通過各種傳播管道談論“9•11”為常。

       作為美國人或者美國媒體,紀念“9•11”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9•11”改變了美國的國家戰略,導致了美國隨後發起的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也因此改變了很多美國人的命運。而作為中國人或者中國媒體,如此年復一年地紀念“9•11”,甚至比美國人還關心“9•11”,就有點”奇怪“了。

       其實,對大多數普通的中國人而言,“9•11”事件與同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恐怖襲擊事件的性質是一樣的。他們對其的關注,從更本質上來說是對新聞事件本身的關注。當然,中國人普遍同情美國人在恐怖襲擊中所受到的災難和痛苦,但是這並不代表“9•11”事件會深刻烙印在普通中國人的心裏。

       這是很正常的現象,因為人總是對其身邊的事情刻骨銘心,而對他人或者更遠距離的事情關心要少一些。晉代大思想家陶淵明有一首著名的《挽歌》,其中寫到“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大意是說,那些剛剛失去親人的人,可能還在悲痛之中,但是,周圍的其他人已經在唱歌了。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中國的汶川大地震死亡了近10萬人,我們何嘗見過美國有哪家媒體一年一度來討論紀念汶川地震?我們又何曾見過美國或者其他國家的人每年一度來紀念中國人遭受的這次災難?我們又何嘗見過西方的媒體每年討論,中國人在這次災難中所展現的堅韌與光輝?
    我們更沒有因為他國沒有人紀念,沒有媒體報導這次災難,而質疑他國莫不關心或者缺少人性。

      同樣十幾年前,美國炸了中國使館導致三名中國人身亡,也沒見到他們年年紀念一下?而美國出了點事竟讓他們如此的如喪考妣的年年紀念?不曉得他們是何心態?

       那麼,今天,我們的一些媒體或者某些國人為什麼總是如此喜歡大規模地紀念他國的某個重要事件呢?
    為什麼把我們寶貴的傳媒資源慷慨地給予他國,甚至當了他國宣傳機器的“傳聲筒”呢?

       筆者以為,這種把紀念美國或者其他西方國家的某個事件當作是一件大事,而且“每年必做”的“怪現象”其實是把西方當作世界中心,認為西方的事情總是比中國還重要的一種“病態心理”習慣的體現。現在,是到了改變這種不良習慣的時候了。

    —————————–

    國內(美國鸚鵡)媒體親美(媚美)化嚴重!該整頓了!!!

    (央視)白岩松今天還在網上譴責10年前中國媒體的頭版頭條沒有報導911,這個首席裝B犯,他為什麼不說2009年7月5日西方媒體的頭條是什麼?一模一樣的事,人家侮辱你蔑視你,你還哭著喊著要對人家畢恭畢敬

      熱臉貼別人冷屁股,他們覺得很受用。這些人天生就是一群沒有自尊、沒有人格和國格的劣等動物

    有一些人,被八國聯軍群毆的日子不紀念,
    被日本侵略的日子不紀念,
    接受日本投降的日子不紀念,
    逼和聯合國軍的勝利日不紀念,
    反擊印度的日子不紀念,
    教訓越南的日子不紀念,
    被美國炸了大使館不紀念,
    倒是美國被炸了大樓,跟死了親爹似地紀念,還紀念個沒完沒了。

    在中國有這麼一群人.
    埃及動亂他們是埃及人.
    日本地震他們是日本人.
    利比亞革命他們是利比亞人.
    9.11他們是美國人.
    中國駐前南大使館被轟炸時 他們不是中國人.
    拉薩人倒在血泊裏時 他們不是中國人.
    汶川大地震時 他們不是中國人.
    美國賴帳時 他們不是中國人.
    這幫孫子, 倒底是不是人?


  20. 2011/09/25 於 10:05 patchpieces

    黨的政治紀律同樣不容許黨報傳播政治謠言
    ——評《浙江日報》所屬媒體發表反黨反華文章的重大危害

    2011年5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署名“中紀聞”的評論文章《黨的政治紀律不容許黨員傳播政治謠言》,這無疑是對當前萬民公訴茅于軾、辛子陵的偉大政治鬥爭的一個有力政治支持。茅于軾、辛子陵等採用極端下流的語言造謠辱駡毛澤東,造謠散佈黨中央已做出徹底清除毛澤東思想的決議,造謠污蔑共產黨不抗戰,肆意侮辱人民大眾的思想信仰,為美國(主子)實施“解體中國”戰略“製造”政治動亂等,其所作所為已經嚴重損害了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無論放在當今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屬於嚴重的違法犯罪行為。

    可是,由於多年來“中國極端右翼勢力”在“精英立法”過程中設置了大量喪盡天良的法律條款,使他們可以幹出任何滅絕人性的法西斯獸行而不受任何法律制裁,
    比如他們可以肆意侮辱人民信仰而不受法律約束和制裁,
    他們可以肆意搶劫人民財產而不受法律約束和制裁,
    甚至被全世界所有國家都列為頭等犯罪的叛國行為,在當今中國都不受任何法律約束和制裁。
    所以,茅于軾、辛子陵等放在任何一個文明國家都屬於十分嚴重的犯罪行為在當今中國卻可以逍遙法外,面對全國人民大眾的極度憤怒,茅於軾的反應如同當今中國絕大多數違法犯罪分子一樣,挑著大母手指頭奸笑著說:“有本事就去法院告,老子正等著呢!”茅于軾的這個“得意反應”是當今中國弱者“最熟悉”的罪惡情景,是所有法西斯野獸最得意忘形的地方,是最能反映當今中國精英立法邪惡本質的地方,是當今中國精英立法最悖逆現代人類文明的地方。
    目前包括茅於軾在內的中國法學精英之所以敢突然跳出來向中國共產黨發難,向中國人民發難,就在於他們十分清楚,多年來由他們負責和參與起草的許多法律條款,對他們具有充分的“保護作用”。

    在國法已經被完全綁架的被動情況下,中國共產黨唯一能夠動用的政治武器就只剩下了黨紀,所以才有了人民日報《黨的政治紀律不容許黨員傳播政治謠言》這篇文章。由此也可看出當今中國共產黨已經落到了“何等被動”的歷史地步,哪還有一絲一毫執政黨的架勢!只要是有美國(主子)在後面“撐腰”,隨便幾個師爺和訟棍就可以向共產黨叫板,而共產黨除了搬出黨紀之外,無論在法律上還是道義上都已經到了無可奈何的被動地步。由於茅于軾不是共產黨員,不僅國法奈何他不得,黨紀同樣奈何他不得,所以茅於軾才能夠單槍匹馬挑戰共產黨,挑戰億萬人民的共同信仰,打響美國對華戰爭的第一槍——在武力威懾下“文力討伐”中國。只是,中國是中國人民的中國,中國人民決不願意眼睜睜地看著國家慘遭美國解體,於是便掀起了萬民公訴茅于軾的強大民主運動。中國有可能會再次出現宋朝以來那種悲劇現象——民間抗戰轟轟烈烈,政府對“漢奸(買辦)”卻“唯唯諾諾”,好在目前中國已不是南宋,不是晚清,中國共產黨在被法律和道義兩條繩索捆得結結實實的情況下,終於用最後的黨紀武器發出了反抗之聲——“黨紀不容許黨員傳播政治謠言”。

    可是,黨員之所以敢於傳播政治謠言不僅僅是因為黨被邪惡法律和邪惡倫理捆住了手腳,同時還在於黨的某些“機構”開始變成“反黨堡壘”,黨報開始成為黨員傳播“政治謠言”的媒體平臺,《浙江日報》所屬媒體發表茅于軾、辛子陵等反黨反華的文章,就是黨的某些機構已經成為“反黨堡壘”的一個典型標誌。茅于軾、辛子陵所製造的關於毛澤東和共產黨的大量政治謠言是通過浙江省委黨報《浙江日報》的“財新網”傳播的,而《浙江日報》的“財新網”又絕非是把關不嚴的偶然事件,而是因為她的“使命”就是傳播此類能夠動亂中國的政治謠言。《浙江日報》財新傳媒集團屬下的兩刊一網全部由胡舒立一人擔任總編輯,而這個胡舒立自2001年以來曾經連續7年被美國(主子)“評選”為各類最佳人物,在獲得美國(主子)“賦予”的各種“榮譽”和獎項方面堪稱中國第一人,甚至遠遠超過那位諾獎得主劉先生。對於這樣一個具有“複雜背景”的人,浙江省委黨報《浙江日報》不僅僅是把屬下一個財新網、一個《新世紀》週刊或者一個《中國改革》雜誌交給她,而是把所有這些媒體的總編輯統統交給胡舒立一個人,並且她同時還在擔任(注意是擔任而不是兼任)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院長、教授和博士生導師,如此多的實職交給一個人,不僅在中國,即使在世界也極為罕見,如果單純從管理的角度來說,是無論如何也不會這樣安排的,現在這樣安排顯然是出於“政治目的”。

    特別是再看看這些媒體的“合作方”就會更加明白為什麼這個“媒體集團”敢於公開傳播“政治謠言”,並且還是傳播關於黨中央的政治謠言。《浙江日報》屬下兩家刊物的合作方是「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雜誌社」,這兩個單位的領導人都是高尚全,顧問都是吳敬璉,領導成員還包括周小川、龍永圖、李劍閣等一大批省部級官員。知道了胡舒立“背後”這個龐大的精英群體就會明白為什麼關於毛澤東和共產黨的政治謠言會在這個媒體傳播,而不是在其他媒體傳播了。在此之前,由「中央黨校」教授開始的黨校反黨“現象”就已經屬於“極端荒謬”的反常現象,後來被胡錦濤主席和習近平副主席幾次講話嚴厲刹住了,現在又出現了黨報傳播政治謠言的反常現象,難道還不足以認真反思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源嗎?黨報的資產無論是來自于黨員的黨費,還是來自於國家的財政經費,都必須用於黨和國家的社會主義事業,而不能用來“豢養”一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極端右翼分子”,把黨報作為傳播政治謠言的工具,為美國動亂和“解體中國”“服務”。

    《浙江日報》作為一家黨報,能夠在全國公開亮相,率先站到美國和“極端右翼勢力”立場上不能不引起國人的極大憂慮。
    胡舒立具有“複雜”的“美國背景”《浙江日報》不會不知道;
    茅於軾是公開反共反華的敵對分子,《浙江日報》同樣不會不知道;
    辛子陵因為造謠傳謠而在政治上已被控制,《浙江日報》也不會不知道;
    他們這些人對重慶唱紅打黑共同持有“敵視態度”,《浙江日報》也應該十分清楚;
    再過幾天,就是建黨九十周年大慶,《浙江日報》更是十分清楚;
    在這種情況下,《浙江日報》所屬媒體竟然能夠把這樣一些“反共反華分子”聚集到一起,為他們提供“妖魔化”毛澤東和“妖魔化”共產黨的“輿論工具”不能不說是一種“深思熟慮”的政治選擇。
    事情明擺著,無論是從共產黨的政治紀律出發,還是從官場的潛規則出發都應該十分清楚,在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九十周年的喜慶時刻,黨報所屬媒體卻發表大塊文章,造謠污蔑“共產黨不抗戰,只是在抗戰初期象徵性地放了幾槍”,造謠辱駡“共產黨的領袖只會整人和強姦婦女”,顯然是在觸犯生死大忌,莫說是執政黨過生日,就算是普通老百姓過生日,如此“造謠辱駡”也是倫理大忌,即便是強盜土匪對此也會有所顧忌,而作為中國共產黨省委機關報的《浙江日報》,卻在此時此刻破口大駡共產黨,究竟對共產黨有多大的仇恨?
    究竟是“什麼人”給了他如此天大的膽子!選擇在這個時候“妖魔化”毛澤東和共產黨,讓人感覺《浙江日報》仿佛不是大陸共產黨的報紙,而是臺灣國民黨的報紙。

    顯然,《浙江日報》黨報媒體是“有意選擇”在這個特殊時刻表明立場,表明與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相對立的政治立場。此時此刻他們“妖魔化”毛澤東妖魔化共產黨的另外一個目的,就是要激怒共產黨和人民群眾,借此證明當今中國所有的矛盾和問題,都是由封建遺風和文革遺毒這兩股勢力造成的。最近中國突然刮起了再次“妖魔化”文革的風潮,有人把現在人民看不起病,買不起房,上不起學,養不起老等(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問題,把中國資源被外資耗光、環境被外資毀壞等(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問題,把中國金融資產變成美國財政收入、中國婦女變成國際妓女、中國勞工變成外資奴隸等(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問題,把轉基因主糧對中國經濟安全和種族安全的嚴重威脅等(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問題,統統“歸結為”是封建遺風和文革遺毒這兩股勢力造成的,認為是封建勢力和文革勢力造成了當今中國社會的貧富兩極分化,造成了充斥整個社會的偽劣假冒產品和有毒食品。
    由於這個判斷過於“荒誕不經”,過於違背現實,所以需要“製造”實例來證明,《浙江日報》所屬媒體“妖魔化”毛澤東和共產黨便起到了為上述“荒謬邏輯”提供證據的任務。道理很簡單,如果任憑他們妖魔化毛澤東和共產黨,中國就會陷入大流血、大動盪、大分裂;如果反對他們妖魔化毛澤東和共產黨,則會被指責為是兩股勢力——共產黨進行干預會被指責為是封建遺風,人民大眾起來反抗則會被指責為是文革遺毒,無論出現哪種情況,都會為“兩股勢力論”提供證據。“兩股勢力論”是沖著誰來的,大家心裏都很清楚,所謂封建遺風是指紅二代接班,所謂文革遺毒是指重慶唱紅打黑。此時《浙江日報》所屬媒體這樣做,矛頭所向顯然是中共18大。

    可以說,目前中國大地突然再次掀起妖魔化毛澤東、妖魔化共產黨、妖魔化社會主義、妖魔化人民革命、妖魔化中華民族、妖魔化中國人民的排空濁浪,主要針對目標就是中共18大。無論是美國精英集團還是“國內買辦漢奸集團”都十分清楚,中共18大將會形成中國轉變發展方式的組織力量和政治基礎,而這是他們無論如何不能接受的政治局面,特別是美國(主子)更加“不能接受”。美國在經過百年來最大金融(泡沫化)危機之後,親身體驗到了“中美國(G2)”對美國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美國能夠在百年未遇的特大金融危機中不影響人民生活,仍然能夠保持物美價廉的超市供應;能夠在“(債務貨幣化)大量印製美元”的情況下不發生通貨膨脹,而把困擾美國數十年的通貨膨脹“轉嫁”到中國老百姓頭上,完全有賴於“中美國(G2)”的存在和發展。而一旦中國轉變發展方式,把經濟發展“轉移”到滿足國內人民需要上來就會徹底抽掉“中美國”賴以存在的物質基礎,就會徹底切斷美國向中國轉移通貨膨脹的經濟管道,這種狀況是美國無論如何都“不能接受”的,美國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地“阻止”這種情況發生。否則,美國對中國30多年的“歷史佈局”就很有可能會如同對俄羅斯的佈局一樣,完全付諸東流。美國耗費半個多世紀搞垮了蘇聯,結果卻是竹籃打水一場空,不僅沒有得到哪怕是一丁半點兒蘇聯資源,甚至還造就出一個燃燒著民族主義熊熊大火的俄羅斯帝國。如果這種情況在中國重演將會對美國造成極其嚴重的後果,由於美國對中國廉價商品和金融佔有的依賴性已經形成,一旦失去了中國廉價商品和金融資產注入,目前美國高收入低物價的生活方式將難以繼續,金融危機的災難就會重新砸回到美國老百姓頭上,很可能會引發美國社會動盪和社會革命。所以,美國無論如何都不能讓俄羅斯的情況在中國重演,中國不僅不能復興社會主義,甚至連民族主義也不能復興;中國不僅不能再出現一個毛澤東,甚至連出現一個普京也不行(只能出現美國傀儡葉爾欽、戈巴契夫)。美國一定要趕在中共18大之前出手,製造中東北非的動亂和戰爭,是從外部擠壓和威懾,操縱中國內部“第五縱隊”進行“政治叛亂”,則屬於“文力討伐”。

    “文力討伐”是早在甲午戰爭之前日本戰略家就制訂出來的侵略中國計畫,他們認為對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說,只能是“文力討伐”為主,“武力討伐”為輔,“文力討伐”在前,“武力討伐”在後。
    曾經兩次敗於中國的美國,再加上中國強大的核威懾力量更加不敢對中國輕易動武,轉而採取了當初日本人制定而沒有成功實施的“文力討伐”戰略,“操縱”中國內部的“漢奸(買辦)集團”把中國搞亂,通過“妖魔化”毛澤東在精神上把中國人變成“一盤散沙”,通過“妖魔化”共產黨在政治上把中國人變成一盤散沙,進而把中國變成第二個利比亞。美國人對他們的“文力討伐”戰略充滿信心,最近國務卿希拉蕊就直言不諱地說道:“中國想用拖一天算一天的辦法,試圖逃過中東北非的命運,完全是白日做夢”。
    馬上就要赴任駐中國大使的駱家輝(美國華人影帝),在美國參議院聽證會上,十分明確地展示了搞亂中國的五點計畫,美國參議員弗蘭克•沃爾夫更是猛烈敲打著桌子警告駱家輝(美國華人影帝)說:不要把中國的主權和法律放在眼裏,美國大使館就是要變成“中國的自由之島”,美國大使必須要公開參加“中國的地下教會”。“指示”大使館如此“明目張膽”地“蔑視”和踐踏所在國的主權和尊嚴,甚至連戰爭期間交戰國之間都十分罕見。美國人對中國“文力討伐”戰略的自信“絕非”像中國(吳建民式鸚鵡太監)外交部發言人所講的那樣沒有任何根據,而是有著充分的現實依據。
    一是他們用“否定文革”和“精英立法”這兩道繩索捆住了中國手腳,
    二是他們的基督教理想主義精神和從中國文革中吸收的大眾政治文明,使他們擁有遠遠超過日本的文化根基,完全有能力對中國實施“文力討伐”。
    到目前為止,美國對中國“文力討伐”的戰略“相當成功”,
    以茅于軾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精英集團”受他們“控制”,
    以“李莊律師團”為核心的“偽自由主義精英集團”受他們“控制”,
    以“(外資掌控)四大門戶網站”為代表的中國網路媒體受他們“控制”,
    以「南方系」為代表的中國字媒體受他們“控制”,
    甚至連中國生物學界研究轉基因的核心專家集團都受他們“控制”。
    這些“精英集團”再加上“買辦集團”構成了美國對中國發動新型戰爭的龐大的“政治偽軍部隊”,其中“新自由主義”、“偽自由主義”和“南方系”的諸多“漢奸”則是美國對中國進行“文力討伐”的駐華“先遣軍”。這個“先遣軍”的能量之大已經遠遠超過了當初的吳三桂和後來的“汪偽部隊”。特別是30多年來,“改革教”給中國成功‘戴上“了一個所謂“不能迫害知識份子”的緊箍咒(其他任何國家都沒有這個罪名),在這個緊箍咒的作用下,無論知識份子怎麼“折騰”中國也都“無可奈何”。美國更是抓住了中國這個“死穴”,無論是什麼“阿貓阿狗”,只要是“反共反華”就“(加冕譽冠)命名”為是“知識份子(or民主自由鬥士)”,廣州有一個地地道道的“街頭流氓”,就是因為反共反華,並且“僅僅是”因為“反共反華”,便被美國“(加冕譽冠)推舉”為是“百大公共知識份子”。

    目前《浙江日報》所屬媒體發表反共反華文章就是美國對中國“文力討伐”的結果,在美國參議院和國務院事實上“已經宣佈”對中國發動“新型戰爭”的情況下出現《浙江日報》所屬媒體的反共反華事件,已經不再像以往“南方系”那樣只是一般性的替美國(主子)說話,而是跨出了現代中國“東南互保”的第一步。
    晚清時期“東南互保”的歷史悲劇有可能在中國重演。1900年中國政府對侵略中國的西方列強宣戰後,宰相李鴻章立刻率領東南各省與西方列強“擅自媾和”,背叛中央政府單獨與西方列強簽署和平協定,把對西方列強宣戰的慈禧太后變成了沒有一兵一卒的孤家寡人。慈禧太后被迫只能召集義和團進行抗戰,東南地方政府又“勾結”“八國聯軍”要求慈禧太后屠殺“義和團”,宰相李鴻章更是“代表”“八國聯軍”“要脅”慈禧太后:如果不殺掉“義和團”就殺掉慈禧太后,慈禧太后為保住自家性命而出賣了浴血奮戰的“義和團”,與“八國聯軍”聯合圍剿義和團。“八國聯軍”為了殺服中國人不僅把義和團男女老少全部殺光,還把當時主張抗戰的一些大臣女眷輪奸致死,同時在中國北方人口最稠密的京津地區展開“大屠殺”,殺掉了京津地區百分之九十的中國老百姓,“京津大屠殺”無論是就其規模還是就其慘烈程度而言都“遠遠超過”後來的南京大屠殺。可是,“控制”中國輿論的“買辦漢奸集團”卻對超過南京大屠殺的“京津大屠殺”“百般歌頌”,甚至在百度百科等各種場合把“八國聯軍”的“京津屠殺”稱為是“一次紀律鬆散的國際維和行動”(最近在愛國輿論的抗議下,百度百科等才放棄了對八國聯軍的公開歌頌)。中國改革教主將“極端右翼分子”馬立誠等人正是因為看到國內知識界為“八國聯軍”的“京津大屠殺”“正名”成功才率領“中國漢奸文人‘掀起了聲勢浩大的為南京大屠殺”翻案“的浪潮。馬立誠所在的”南方系“那個”圈子“與茅于軾胡舒立所在的《浙江日報》這個”圈子’不僅是“同一類人”,甚至乾脆就是同一些人。
    「人民日報」發表的中紀委評論文章指出:“黨的政治紀律是高壓線,任何黨員,不論其在黨內的威望和職務有多高,只要是違反了黨的政治紀律都應給予嚴肅的批評教育或紀律處分,對造成嚴重後果的,要依紀依法予以嚴肅懲處,決不姑息遷就。”
    現在,《浙江日報》跨出了“東南互保”的第一步,跨出了黨報反黨的第一步,造成了全國十幾個省市自治區的人民的強烈不滿和抗議,後果不可謂不嚴重,並且其威望和職務都還不是很高,能否依紀查處,人們拭目以待。
    倘若在中、美衝突如此嚴重的關鍵時刻,在事關黨和國家生死安危的關鍵時刻,對如此嚴重的政治反水和政治叛亂都姑息遷就,那麼,晚清“東南互保”的民族悲劇將不可避免地會再次重演。

    “中國極端右翼集團”為了“配合”美國(主子)的新型戰爭,“製造”國內動亂和“分裂”目前已經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極端程度。
    一方面在政治上造謠辱駡毛澤東,侮辱人民信仰,激發國內動亂,以便達到一箭雙雕的漁利目的;
    另一方面則在經濟上人為製造物價暴漲,逼迫老百姓跳牆。“國家發改委”不僅打著與“國際接軌”的旗號拉高國內油價糧價,甚至為已經壟斷了中國消費品行業的外資公司大幅漲價“保駕護航”。中國“日化行業”的外資公司在基本“消滅”了本地民族品牌之後已經完全形成了壟斷價格,可以對中國消費者隨心所欲的任意掠奪,分散的中國消費者根本沒有任何能力抵抗外資的價格壟斷,唯一的指望就是“國家發改委”的干預和保護。可是,目前“國家發改委”卻在外資公司大幅漲價時宣稱:“依據《價格法》,企業有權漲價”,如此一來,中國消費者就完全變成了任憑外資隨意宰割的無助羔羊。面對在外資鐵蹄下悲慘掙扎的中國消費者,所有良知尚存的中國人無不義憤填膺——
    當初“引領”外資控制中國產業的是“國家發改委”,
    後來“委託”那些“反共反華”的師爺訟棍制訂《價格法》的也是“國家發改委”,
    現在宣佈依照《價格法》外資有權漲價的,還是“國家發改委”!
    所有這些僅僅是民族不幸的歷史巧合,還是按照“既定路線圖”事先預設的結果?
    在美國向中國轉嫁通貨膨脹、意圖製造中國經濟政治雙重危機的高度敏感時刻,“國家發改委”卻一隻手打著與“國際接軌”的旗號下令國有企業油價上漲,另一隻手又打著《價格法》的旗號保護外資企業漲價,不是要把天下百姓逼上死路又是什麼?一個國家的法律,本來應該是維護本國利益的工具,維護天理人倫的工具,可是,當今中國的法律卻變成了損害本國利益的工具,最能說明問題的是,當初負責起草制訂這些法律的那些師爺訟棍恰恰是今天公開站出來反黨反華的“極端右翼分子”,而“保護”他們公開站到反黨反華立場上的恰恰就是他們當初起草的這些法律。
    發展到今天,人們才明白了“中國極端右翼勢力”建立所謂“民主與法治”的真正含義:在對付共產黨的統一領導時,他們只講民主倫理而絕不承認法治;相反,在對付老百姓的正義要求時,他們又只講法治而絕不承認民主倫理。
    他們在替美國“文力討伐”中國時,“扯著嗓子”高喊自由、民主,“高喊”實體正義;他們在替國內“買辦漢奸集團”“討伐”人民大眾時又同樣“扯著嗓子”高喊法治,高喊程式正義。
    在中國政府抓捕茅于軾同夥時,他們“叫喊”自由民主,全然不管什麼法治不法治;在萬民公訴茅于軾時,他們又“叫喊”法治程式,全然不管什麼自由和民主。
    如果認真瞭解了他們的所謂“民主與法治”之後就會發現他們完全是一幫已經徹底滅絕人性的地地道道的法西斯畜生,甚至連法西斯畜生都“不如”,法西斯畜生至少“還知道”維護自己的國家。

    中國自宋朝以後,所面對的敵國總是10年戰略、20年戰略乃至50年戰略,特別是當今“(虛偽陰險)對手”美國,“解體中國”的戰略歷經半個多世紀始終不變,包括上述保護反黨反華分子的諸多法律就是在10年前、20年前甚至更早時候制訂的,
    什麼叫國家戰略?這就是國家戰略!
    可是反觀中國,每當國家有難,總是精英階層群體背叛,朝中叛臣如雲似水,民間“漢奸走狗遍地”,無論是蒙古滅亡南宋,還是清兵入關滅亡大明,抑或是兩次日本侵華戰爭,幾乎都是敵國將領指揮著漢族的降兵降將屠殺本國人民。
    甚至連敵國將領都不明白漢族人為什麼那麼喜歡當“漢奸”,蒙古皇帝忽必烈在滅亡南宋後就曾經當面問過宋朝降將:你們為什麼寧可背負千古駡名也要當漢奸?當時那些宋朝降將的回答與今天“帶路黨”的回答差不多,“右派帶路黨”的回答是中國沒有自由民主,左派帶路黨的回答是中國存在剝削壓迫,那些降將的回答則是宋朝奸臣當道、迫害忠良。
    當時忽必烈就反駁道:你們拿的是朝廷俸祿,既然朝廷奸臣當道,你們就應該幫助朝廷剷除奸臣,怎麼能夠投降外敵把朝廷滅掉呢?當時忽必烈就下令,在撰寫修宋朝歷史時,一定要大力歌頌那些為國捐軀的忠臣良將,如同日本兵在戰場上厚葬抗日英雄張自忠將軍一樣。
    相反,倒是“中國人撰寫”的歷史“秉承”的完全是“漢奸文化”,把“賣國罪名”完全“扣到”曾經還有過對外宣戰的慈禧太後頭上,而把投降“八國聯軍”的東南諸省的“地方漢奸”“歌頌”為是避免戰亂的歷史英雄。茅於軾就是根據這個“邏輯”,把漢奸汪精衛“稱頌”為是歷史大英雄,而對堅持敵後抗戰的毛澤東和共產黨則用盡下流語言“大肆妖魔化”。
    由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開始的“漢奸文化”氾濫終於再次淹沒了當今中國的精英階層,美國國務卿希拉蕊“一聲令下”中國各路“精英(買辦)”立刻“嚎叫”著撲向了中國共產黨,撲向了中國人民,甚至連黨報都再次選擇當年“東南互保”的做法,不假思索地站到了反黨反華的立場上。

    風雨來臨蟻上樹,大船將沉鼠先逃。《浙江日報》把屬下全部媒體黨產交給一夥反共反華分子來掌管,公開站到反共反華立場上,是一個十分可怕的“災難性信號”,它“標誌”著中國有可能再次出現“東南互保”,“中國投降派”有可能再次佔據上風。中國自宋朝以來,除了毛澤東時代之外在外敵面前“總是”“投降派占”上風,而主戰派的下場則慘不忍睹,要麼像南宋嶽飛那樣本人慘死風波亭,要麼像晚清崇綺那樣全家女眷被侵略者輪奸致死,總之,從來就沒有好下場。而今,美國巡航導彈還沒有打到北京,“殺左族毛”的“叫囂”就已經響徹雲霄,在最近數百名右派精英的聚會上乾脆借一個說書的小癟三(易中天)之口宣佈所有崇拜毛澤東的人“都不是人”,既然不是人,也就沒有任何人權,到時候就可以隨便殺戮。大家千萬不要認為右派集會宣佈崇拜毛澤東的人“不是人”,只是一種洩憤的氣話,而是“精心策劃”的一種“威脅”。在宣佈崇拜毛澤東就“不是人”的會場上,中國法學界的大佬幾乎全部在場,他們“完全知道”這句話的“法律含義”。此前,這些人剛剛用所謂“小蔣積德,蔣家無恙”的話“威脅”紅二代,在重慶獲得了巨大勝利,現在又用崇拜毛澤東就“不是人”,不享有基本人權的話,來“威脅”中國老百姓。美國等西方國家為了配合國內“極端右翼勢力”對紅二代的威脅“採取”了一系列“針對”發展中國家領導人的“斬首行動”——擊斃本•拉登,逮捕象牙海岸總統巴博,通緝利比亞領導人卡紮菲,審判埃及總統穆巴拉克等,“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警告中國紅二代領導人,如果“膽敢悖逆”美國(高級流氓)“旨意”,上述這些首腦人物的下場就是結局。現在,這種威脅已經產生了極其“惡劣”的廣泛影響,據某政法大學的一位校領導講,在他們的“政治威脅”之下,有些本來已經站到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立場上的教授再次發生動搖又縮了回去,相反,那些反黨反華反人民的反動教授重新“揚威耀武”地站了出來,叫囂要與共產黨和人民大眾鬥爭到底。黨報媒體公開站到反黨反華立場上,估計也與這種威脅有關。如果繼續任憑這些“買辦漢奸”對上用“小蔣”威脅紅二代,對下用“不是人”威脅老百姓,結果只能是把越來越多的幹部群眾逼上漢奸道路。

    現在,美國巡航導彈還沒有打到中國,就採用恐怖手段“公開威脅”人們叛國“當漢奸”,倘若美國真的打進來,恐怕到時候不用美國人開槍,僅憑這些“漢奸還鄉團”就能夠把中國殺得血流成河!
    當今中國的“買辦漢奸”猖獗到如此程度,國家還有什麼安全可言,百姓還有什麼安全可言!
    今天姑息一個《浙江日報》,明天就會產生無數個《浙江日報》,國家的分裂和動盪將不可避免!
    既然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已經宣佈:“任何黨員,不論其在黨內的威望和職務有多高”,只要是違背政治紀律,就“要依紀依法予以嚴肅懲處,決不姑息遷就”,那麼請問,黨報媒體造謠辱駡開國領袖“強姦婦女無數”算不算違背政治紀律?黨報媒體造謠污蔑共產黨不抗戰算不算違背政治紀律?把黨報媒體交給一幫反共反華分子用做反共反華的工具算不算違背政治紀律?
    如果連《浙江日報》這樣一個小小的黨報媒體都處理不了又如何彰顯“不論其在黨內的威望和職務有多高”的嚴正警告?
    中國各大“門戶網站”已經被外資和外國勢力所“控制”,如果越來越多的黨報也被外國勢力和“漢奸勢力”所“控制”,那麼,蘇聯亡黨亡國的悲劇將不可避免!

    或許有人會說,蘇聯亡黨亡國之後老百姓不是一樣生活嗎?
    問題就在於中國和蘇聯不一樣。一是蘇聯原本就是由許多獨立國家所組成,名字就叫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解體之後只不過是重新回到原有狀態,各國重過各國的日子;中國則不同,歷史上一直是一個統一國家,每次分裂都是軍閥混戰、血流成河,人口死亡百分之七十以上。二是美國對蘇聯和對中國的戰略目標不同,美國對蘇聯的戰略目標只是亡黨亡國,而對中國的戰略目標則是亡黨亡國亡中華。在中國“佈局”轉基因主糧就是最有力的說明,“基因武器”不同於核武器的最根本特點,就是能夠“有選擇性”地滅絕一個民族,這就是全世界除中國之外、所有國家都“拒絕”轉基因主糧的根本原因。“美國資本集團”和“國內買辦漢奸集團”打倒共產黨的目的是要推翻毛澤東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制度框架,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制度框架的目的是要“解體”中華民族和“消滅”中國“13億垃圾人口”。倘若不是看到美國如此龐大的“滅絕計畫”,“中國精英集團”也不可能在槍炮未響的情況下就成群成群地走上了充當美國政治偽軍的叛國道路,現在他們這樣做的目的無非就是想在中國這艘大船沉沒之前,換上盎格魯•撒克遜的西方大船。毛主席生前也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才發動文化大革命,拆除黨群之間的政治籬笆,把共產黨和人民大眾捆綁在一起,通過黨群一體化形成戰無不勝的強大力量,以此來挽救中國共產黨,挽救中國人民,並在戰勝危機的基礎上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崛起。其實,目前體制內外毛派共產黨人的迅速發展,中國紅色大潮的再次興起,都是毛主席生前佈局的結果。

    現在,毛主席生前布下的這盤世紀性大棋與美國“解體中國”的世紀性戰略,針鋒相對、不共戴天地碰撞在了一起,是贏是輸,是生是死,都只能放手一搏,中華民族已經沒有了繼續韜光養晦的歷史餘地。而“決定”中、美之間這場歷史較量的“勝負關鍵”就是美國在中國“佈局”的“第五縱隊”。此前我們曾經多次講過,美國全部對華戰略都是建立在“漢奸”這個基礎之上,只要打掉“漢奸(買辦)”這個美國的戰略基礎,美國就會“被迫放棄”解體和滅絕中國的戰略。美國與中國兩次交手失敗的歷史教訓,中國核威懾的強大力量,特別是中國絕不會侵略美國的和平發展道路決定了如果沒有中國“內部漢奸”的配合,美國絕不會對中國單方面採取軍事行動,所以,徹底剷除“漢奸(買辦)勢力”是當今中國轉危為安的唯一機會,也是中、美兩國未來和平交往與發展的根本條件。“中國極端右翼勢力”組成的“第五縱隊”已經成為中國體內的“巨大毒瘤”,再不痛下決心徹底切除這個“毒瘤”中華民族將死無葬身之地,13億中國人民將死無葬身之地。

    剷除“漢奸(買辦)勢力”的時候到了,美國已經開始“動手”了,中國人民已經發動起來了,不要再猶豫,也不能再猶豫了,如果連一個小小的《浙江日報》,連一個小小的茅於軾都奈何不了,這個資訊回饋到美國,回饋到“漢奸(買辦)集團”,必將會使他們更加倍感鼓舞,更加“無所顧忌”,更加痛下殺手,那樣一來,中國從此將再也不會得到片刻安寧。

    文/張宏良

    2011-9-14


  21. 2011/09/30 於 13:48 patchpieces

    Turkey’s hardline stance on Israel just tip of the iceberg

    Mohammed Ayoob
    Sep 19 2011
    http://mg.co.za/article/2011-09-19-turkeys-hardline-stance-on-israel-just-tip-of-the-iceberg

    Turkey’s expulsion of the Israeli ambassador, the downgrading of its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Israel and increasingly firm position on the Israeli attack on the ship Mavi Marmara signifies more than a temporary hiccup in Turkish-Israeli relations.

    Ankara has rejected the United Nations’s Palmer Commission report — which justified the Israeli blockade of Gaza, but accused Israel of using “excessive force" against the aid flotilla — and plans to take the case against the blockade to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CJ).

    In addition, this week’s visit to Egypt by Recep Tayyip Erdogan, Turkey’s prime minister, can be seen as indicating his support for the emerging democratic process in Egypt, in which public anger at Israel runs high, and his solidarity with the killing of five Egyptian security personnel by the Israelis in Sinai.

    Erdogan’s announcement that he intends visiting Gaza further indicates that Turkey is ratcheting up support for the Palestinian cause, especially before the UN vote on Palestinian statehood.

    The Turkish mood was summed up by Foreign Minister Ahmet Davutoglu: “The time has come for Israel to pay a price for its illegal action. The price, first of all, is being deprived of Turkey’s friendship."

    Davutoglu has indicated that an apology for the flotilla attack and compensation for the dead and wounded could restore normal diplomatic ties, but Erdogan has made it clear that Israel must end its naval blockade of Gaza for this to happen.

    Israeli Prime Minister Binyamin Netanyahu insists that Israel will not apologise, a stance that may be dictated by coalition politics, but which has created a diplomatic impasse. The United States’s Obama administration, worried about the ramifications of a major rift between Israel and Turkey for US strategic interests, but afraid of taking on the Netanyahu government for domestic reasons, has put no pressure on Israel. It risks alienating Turkey, a crucial member of Nato.

    Important implications

    This diplomatic episode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of the Middle East.
    First, it demonstrates that Israeli dominance of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will no longer go unchallenged. Erdogan has made it clear that the Turkish navy will play a more active role in the area and Turkish sources suggest that it may even escort flotillas carrying humanitarian aid to Gaza. Any future attempt by Israel to prevent aid from reaching Gaza could spark a military confrontation.

    Second, it demonstrates that Israel’s defiance of international law, especially in its treatment of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faces increasing challenge in international forums. A referral to the ICJ will bring to the fore Israel’s violation of the fourth Geneva convention that prohibits the demographic transformation of occupied lands and its responsibility for the welfare of the occupied population.

    The West Bank settlements will again become a topic of heated debate, which will emphasise that the Obama formula of land swaps, in which Israel would keep major Jewish settlements even if a two-state solution was reached, contravenes international law. This, combined with Palestinian efforts to have the UN recognise a Palestinian state, will heighten the region’s volatility.

    Third, the Turkish stance, following democratic uprisings in the region, will further align Turkey with mainstream Arab opinion on Palestine and Israeli occupation, boosting its standing in the Arab world and putting increasing pressure on Arab governments to take a more active role on the issues in the area. Countries in democratic transition are already under domestic pressure to take a harder line on Israel and there is talk of Egypt and Jordan withdrawing their ambassadors, following Turkey’s example.

    Fourth, the current Turkish position would have not been possible without the consolidation of Turkish democracy. The elected government can finally pursue its policies without fear of military intervention. The military’s top brass, who have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Israeli counterparts, have long been Turkey’s primary pro-Israel constituency and a hard line against Israel would have been unthinkable a few years ago.

    Finally, this episode signifies the coming of age of Turkey as a strategic power connecting the Middle East with Europe, the West and the Muslim world. It calls for a major revamp of America’s policy. A just and speedy solution to the Israel-Palestine conflict is essential if the US is to preserve its strategic interests in the Middle East.

    Washington must reassess its unconditional support for Israel and adopt a visible even-handed policy, including a softening of its position on Palestine’s bid for statehood.


  22. 2011/09/30 於 13:51 patchpieces
    Punishing Pakistan and Challenging China Pakistan in Pieces, Part 2 by Andrew Gavin Marshall Global Research, June 30, 2011 http://www.globalresearch.ca/index.php?context=va&aid=25440 This is Part 2 of “Pakistan in Pieces.\" Part 1: Imperial Eye on Pakistan http://globalresearch.ca/index.php?context=va&aid=25009 The AfPak War Theatre: Establishing the New Strategy As Senator Obama became the President-elect Obama, his foreign policy strategy on Afghanistan was already being formed. In 2007, Obama took on veteran geostrategist and Jimmy Carter’s former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Zbigniew Brzezinski as one of his top foreign policy advisers,[1] and he remained his foreign policy adviser throughout 2008.[2] On Obama’s campaign, he announced that as President, he would scale down the war in Iraq, and focus the “War on Terror” on Afghanistan, promising “to send in about 10,000 more troops and to strike next-door Pakistan, if top terrorists are spotted there.”[3] In October of 2008, before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s, “senior Bush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gathered in secret with Afghanistan experts from NATO and the United Nations,” to deliver a message to advisers of McCain and Obama to tell them that, “the situation in Afghanistan is getting worse,” and “that the next president needed to have a plan for Afghanistan before he took office,” or else, “it could be too late.”[4] Both McCain and Obama had agreed to a troop increase for Afghanistan, essentially ensuring the “continuity of empire” from one administration to the next. A week after winning the election, Obama invited one of Hillary Clinton’s top supporters and advisers to meet with him. Richard Holbrooke, who had worked in every Democratic administration since John F. Kennedy, “which extended from the Vietnam War, in the sixties, to the Balkan conflicts of the nineties,” was Clinton’s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Nations for the last year and a half of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Obama had decided “that Holbrooke should take on the hardest foreign-policy problem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faced: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Holbrooke wrote in March of 2008, before Obama won the Presidency, that, “The conflict in Afghanistan will be far more costly and much, much longer than Americans realize,” and it “will eventually become the longest in American history.”[5] The position Holbrooke was to receive in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was one created specifically for him. He was to become a “special representative” to the region of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I]n addition to being an emissary to the region, Holbrooke would run operations on the civilian side of American policy. He would create a rump regional bureau within the State Department, carved out of the Bureau of South and Central Asia, whose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desks would report directly to him. He would assemble outside experts and officials from various government agencies to work for him, and he would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through Hillary Clinton. Clinton told Holbrooke that he would be the civilian counterpart to General David Petraeus, the military head of Central Command.[6] Holbrooke was thus placed in charge of “Af-Pak”, a term of his own creation, “to make the point that the two countries could not be dealt with separately,” which was then adopted into official parlance.[7] In November of 2008, the Washington Post reported that while Obama was considering giving the position of Secretary of State (which he then did), he was also discussing giving General James L. Jones the posi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which he subsequently did. The article stated that, “Obama is considering expanding the scope of the job to give the adviser the kind of authority once wielded by powerful figures such as Henry A. Kissinger.” James Jones was a former NATO commander and Marine Corps commandant.[8] Jones as NATO commander was pivotal in assembling troops for the war in Afghanistan, and at the time of his nomination as NSA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he headed “the U.S. Chamber of Commerce’s Institute for 21st Century Energy.”[9] The official statement of purpose for the Institute for 21st Century Energy is: to unify energy policymakers, regulators, business leaders, and the American public behind a common sense strategy that ensures affordable, reliable, and diverse energy supplies, improves environmental stewardship, promotes economic growth, and strengthens national security.[10] Jones earned $900,000 in salary from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got $330,000 from serving on the board of Boeing and $290,000 for serving on the board of Chevron upon his resignations of those positions to becom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11] In October of 2010, Jones was replaced a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by Tom Donilon. On February 8, 2009, within weeks of being installed as NSA, Jones gave a speech at the 45th Munich Conference on Security Policy, in which he stated: As the most recent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of the United States, I take my daily orders from Dr. [Henry] Kissinger, filtered down through Generaal Brent Scowcroft and Sandy Berger, who is also here. We have a chain of command in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that exists today.[12] He then elaborated on the purpose and restructur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under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He stated that the NSC “must be strategic” in that, “we won’t effectively advance the priorities if we spend our time reacting to events, instead of shaping them. And that requires strategic thinking.” He further stated that: the NSC today works very closely with President Obama’s 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 which is led by Mr. Larry Summers, so that our response to the economic crisis is coordinated with our global partners and our national security needs.[13] Shortly after taking office, Obama set up a two-month White House strategic review of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to be headed by Bruce Riedel, a former CIA official and scholar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and “Riedel will report to Obama and to retired Marine Gen. James L. Jones Jr.,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and was to work very closely with Richard Holbrooke in drafting the policy review.[14] In February of 2009, Henry Kissinger wrote an article for the Washington Post describing the strategy America should undertake in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emphasizing the role of “security” over the aim of “reform” of the Afghan government, stating that, “Reform will require decades; it should occur as a result of, and even side by side with, the attainment of security — but it cannot be the precondition for it.” Militarily, Kissinger recommended the “control of Kabul and the Pashtun area,” which stretches from Afghanistan to the North-West Frontier Province and Balochistan province in Pakistan. When it came to the issue of Pakistan, Kissinger wrote: The conduct of Pakistan will be crucial. Pakistan’s leaders must face the fact that continued toleration of the sanctuaries — or continued impotence with respect to them — will draw their country ever deeper into an international maelstrom.[15] Following the policy review, on March 27, Obama announced the administration’s new strategy for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decidedly to make it a dual strategy: the AfPak strategy. Obama promised “to send lawyers and agricultural experts to Afghanistan to reform its government and economy, and to offer seven and a half billion dollars in new aid for schools, roads, and democracy in Pakistan.”[16] Holbrooke had a staff of 30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and “nine government agencies, including the C.I.A., the F.B.I., the Defense and Treasury Departments, and two foreign countries, Britain and Canada, [were] represented in the office.” General David Patraeus, then Commander of U.S. CENTCOM (the Pentagon’s Central Command with authority over the Middle East, Egypt and Central Asia), along with then-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Admiral Mike Mullen, and Richard Holbrooke worked together and “pressured General Ashfaq Kayani, the head of the Pakistani Army, to push back against the Taliban in Swat,” which had the effect of precipitating the internal displacement of more than 2 million people.[17] Changing Strategy, Changing Command In January of 2009, shortly after Obama took office, he announced that his administration “picked Lt. Gen. Karl W. Eikenberry, a former top military commander in Afghanistan, to be the next United States ambassador to Kabul,” of which the New York Times said: Tapping a career Army officer who will soon retire from the service to fill one of the country’s most sensitive diplomatic jobs is a highly unusual choice.[18] Further, the General had “repeatedly warn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not prevail in Afghanistan and defeat global terrorism without addressing the havens that fighters with Al Qaeda had established in neighboring Pakistan,” which is parallel to the new strategy in Afghanistan. His appointment “has the backing of Richard C. Holbrooke, President Obama’s special envoy for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19] On May 11, Defense Secretary Robert Gates fired General David D. McKiernan, Commander of th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ssistance Force (ISAF), which commands all NATO forces in Afghanistan. Gates stated that, “It’s time for new leadership and fresh eyes,” and that it was the Pentagon command which recommended the White House fire McKiernan, including Gates, the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Mullen and McKiernan’s military boss, General Patraeus, Commander of CENTCOM.[20] There has been much speculation as to the reasons for his firing, and it is a significant question to ask, as the firing of a General in the field is a rarity in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The general view pushed by the Pentagon was that it was due to a matter of “consistency,” as in changing strategies and changing ambassadors, it was also necessary to change Generals. While McKiernan was focused on military means and tactics, the strategy required counter-insurgency tactics. It was reported that, “McKiernan was overly cautious in creating U.S.-backed local militias, a tactic that Petraeus had employed when he was the top commander of U.S. forces in Iraq.”[21] One Washington Post article made the claim that the push to fire McKiernan came initially and most forcefully from the Chairman of the JCS Mullen, and that Gates agreed and lobbied Obama to fire him. The reasoning was that McKiernan was “too deferential to NATO” in that he wasn’t able to properly manage the NATO forces in Afghanistan, and lacked the political fortitude to manage both military and political affairs.[22] The official reason for the firing was mostly to facilitate alignment with the new strategy requiring a new military commander, which is likely true. However, it require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new strategy as well as a look at who was sent in to replace McKiernan where you realize the true nature of his being fired. [Note: McChrystal himself was later fired in 2010 after publicly speaking out against top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McKiernan was replaced with Lt. Gen. Stanley A. McChrystal, former Commander of the Pentagon’s Joint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 (JSOC), the highly secretive command of U.S. Special Forces operations. As the Washington Post pointed out, his appointment “marks the continued ascendancy of officers who have pressed for the use of counterinsurgency tactics, in Iraq and Afghanistan, that are markedly different from the Army’s traditional doctrine.”[23] The new AfPak strategy, which McChrystal would oversee, “relies on the kind of special forces and counterinsurgency tactics McChrystal knows well, as well as nonmilitary approaches to confronting the Taliban. It would hinge success in the seven-year-old war to political and other conditions across the border in Pakistan.”[24] In March of 2009,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Seymour Hersh revealed that the U.S. military was running an “executive assassination ring” during the Bush years, and that the Joint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 (JSOC) was running it, and that, “It is a special wing of our special operations community that is set up independently,” and that, “They do not report to anybody, except in the Bush-Cheney days, they reported directly to the Cheney office… Congress has no oversight of it.” He elaborated: Under President Bush’s authority, they’ve been going into countries, not talking to the ambassador or the CIA station chief, and finding people on a list and executing them and leaving. That’s been going on, in the name of all of us.[25] Hersh appeared on Amy Goodman’s program, Democracy Now, to further discuss the program, of which he stated: There’s more—at least a dozen countries and perhaps more. The President has authorized these kinds of ac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also in Latin America, I will tell you, Central America, some countries. They’ve been—our boys have been told they can go and take the kind of executive action they need, and that’s simply—there’s no legal basis for it.[26] At the time this news story broke, it was reported that the JSOC commander at the time, “ordered a halt to most commando missions in Afghanistan, reflecting a growing concern that civilian deaths caused by American firepower are jeopardizing broader goals there.” The halt lasted a total of two weeks, and “came after a series of nighttime raids by Special Operations troops in recent months killed women and children.”[27] All of this is very concerning, considering that the new Commander of NATO operations in Afghanistan, was the former head of the “executive assassination ring.” Having run JSOC between 2003 and 2008, McChrystal “built a sophisticated network of soldiers and intelligence operatives,” which conducted operations and assassinations in Iraq, Afghanistan, as well as Pakistan.”[28] In June it was reported that McChrystal was “given carte blanche to handpick a dream team of subordinates, including many Special Operations veterans, as he moves to carry out an ambitious new strategy.” He was reported to be assembling a corps of 400 officers and soldiers “who will rotat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fghanistan for a minimum of three years.” The New York Times referred to this strategy as “unknown in the military today outside Special Operations.” The Times further reported that McChrystal: picked the senior intelligence adviser to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Maj. Gen. Michael T. Flynn, to join him in Kabul as director of intelligence there. In Washington, Brig. Gen. Scott Miller, a longtime Special Operations officer now assigned to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but who had served previously under General McChrystal, is now organizing a new Pakistan-Afghanistan Coordination Cell.[29] In June of 2006, Newsweek referred to McChrystal’s JSOC as being a “part of what Vice President Dick Cheney was referring to when he said America would have to ‘work the dark side’ after 9/11.” McChrystal also happened to be a Fellow at Harvard and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30] As it was later revealed, the CIA had been running – from 2002 onwards – a force of roughly 3,000 elite paramilitary Afghans, purportedly to hunt al-Qaeda and the Taliban for the CIA. Used for reconnaissance, surveillance, and actual operations, many in the force have been trained by the CIA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ir operations and numbers have expanded since the new strategy involving Pakistan was put in place. The paramilitary force – or terrorists, depending upon one’s perspective – are undertaking covert operations inside Pakistan, often working directly with U.S. Special Forces.[31] It must be remembered that during the Afghan-Soviet war in the 1980s when the CIA was funding, arming and training the Afghan Mujahideen to fight the Soviets – late to become known as ‘al-Qaeda’ – they were, at the time, referred to as “freedom fighters,” just as the terrorist death squads were referred to in Nicaragua. Thus, the nomenclature of “paramilitary force” must be viewed with suspicion as to what the group is actually doing: covert operations, surveillance, assassinations, etc., which by many definitions would make them a terrorist outfit. In May of 2009, the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was reported as saying that a US military offensive in southern Afghanistan could have the effect of pushing militants and Taliban into Pakistan, “whose troops are already struggling to combat militants.” Chairman Mike Mullen stated that this means that Pakistan “could face even greater turmoil in the months ahead.” This was based off of a US surge of troops in Afghanistan. Senator Russ Feingold said that, “We may end up further destabilizing Pakistan without providing substantial lasting improvements in Afghanistan,” and that, “Weak civilian governments, an increased number of militants and an expanded U.S. troop presence could be a recipe for disaster for those nations in the region as well as our own nation’s security.” Mullen responded to the Senator’s concerns by stating, “Can I… (be) 100 percent certain that won’t destabilize Pakistan? I don’t know the answer to that.”[32] But of course, the answer is in fact, certain; and it’s an unequivocal “yes”. These remarks were made following the surge of an additional 21,000 US troops to Afghanistan in March. In the beginning of May, Pakistan launched a military offensive against the Taliban in Swat and other areas of the North West Frontier Province (NWFP), after a peace deal broke down between them, “forcing more than two million people from their homes.”[33] It was further reported that: Pakistani military chief Gen. Ashfaq Kayani has told U.S. officials he’s worried not only about Taliban moving across the border, but also the possibility that U.S. forces could prompt an exodus of refugees from southern Afghanistan.[34] In May, Holbrooke and the American military establishment had pressured the Pakistani government to undertake the offensive against the Taliban in the Swat Valley, which led to the displacement of more than 2 million people. As the New Yorker put it, Holbrooke “was mapping out a new vision for American interests in a volatile region, as his old friend Henry Kissinger had done in Southeast Asia. And he was positioning himself to be a mediator in an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s he had done in the Balkans.”[35] In September of 2009 a classified report written by General McChrystal was leaked, in which he had concluded, “that a successful counterinsurgency strategy will require 500,000 troops over five years.”[36] It was further reported in September that, “the CIA is deploying teams of spies, analysts and paramilitary operatives to Afghanistan, part of a broad intelligence ‘surge’ that will make its station there among the largest in the agency’s history,” rivaling its stations in Iraq and Vietnam at the height of those wars. The initiative began “under pressure from Army Gen. Stanley A. McChrystal,” and the extra personnel are being employed in a number of ways, including teaming up with Special Forces troops in “pursuing high-value targets.” Further: The intelligence expansion goes beyond the CIA to involve every major spy service, officials said, includ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which intercepts calls and e-mails, as well as the 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 which tracks military threats.[37] In October of 2009, it was reported by the Washington Post that although Obama announced a troop surge in Afghanistan of 21,000 additional troops, “in an unannounced move, the White House has also authorized — and the Pentagon is deploying — at least 13,000 troops beyond that number.” It was reported that these additional forces were primarily made up of “support forces, including engineers, medical personnel, intelligence experts and military police.” Thus, it brings the total 2009 surge in Afghanistan to 34,000 US troops. Thus as of October 2009, there were 68,000 US troops in Afghanistan (more than double the amount of when Bush left office), and 124,000 US troops in Iraq.[38] In early October, Henry Kissinger wrote an article for Newsweek in which he proposed a strategy for the US in Afghanistan, in which he initially made it clear that he supported General McChrystal’s proposal of sending an additional 40,000 troops to Afghanistan. Kissinger proclaimed that calls for an “exit strategy” were a “metaphor for withdrawal,” which is tantamount to “abandonment.” Clearly, Kissinger favours a long-term presence. He stated that even a victory “may not permit troop withdrawals,” citing the case of South Korea. Kissinger further wrote on the options for Afghan strategy, stating: A negotiation with the [Taliban] might isolate Al Qaeda and lead to its defeat, in return for not challenging the Taliban in the governance of Afghanistan. After all, it was the Taliban which provided bases for Al Qaeda in the first place. This theory seems to me to be too clever by half. Al Qaeda and the Taliban are unlikely to be able to be separated so neatly geographically. It would also imply the partition of Afghanistan along functional lines, for it is highly improbable that the civic actions on which our policies are based could be carried out in areas controlled by the Taliban. Even so-called realists—like me—would gag at a tacit U.S. cooperation with the Taliban in the governance of Afghanistan.[39] Kissinger further claimed that a reduction of forces in Afghanistan would “fundamentally affect domestic stability in Pakistan by freeing the Qaeda forces along the Afghan border for even deeper incursions into Pakistan, threatening domestic chaos,” and that, “the prospects of world order will be greatly affected by whether our strategy comes to be perceived as a retreat from the region, or a more effective way to sustain it.”[40] He further explained that any attempts to “endow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ith overriding authority” could produce resistance, which would “be ironic if, by following the received counterinsurgency playbook too literally, we produced another motive for civil war.” Kissinger thus proposed a strategy not aimed at “control from Kabul,” but rather, “emphasis needs to be given to regional efforts and regional militia.” Kissinger explained the regional importance of Afghanistan, and thus, the “challenge” of American strategy: The special aspect of Afghanistan is that it has powerful neighbors or near neighbors—Pakistan, India, China, Russia, Iran. Each is threatened in one way or another and, in many respects, more than we are by the emergence of a base for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Pakistan by Al Qaeda; India by general jihadism and specific terror groups; China by fundamentalist Shiite jihadists in Xinjiang; Russia by unrest in the Muslim south; even Iran by the fundamentalist Sunni Taliban. Each has substantial capacities for defending its interests. Each has chosen, so far, to stand more or less aloof.[41] In November of 2009, Malalai Joya, a former Afghan MP and one of the few female political leaders in Afghanistan, said that: Eight years ago, the U.S. and NATO—under the banner of women’s rights,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occupied my country and pushed us from the frying pan into the fire . . . Eight years is enough to know better about the corrupt, mafia system of [President] Hamid Karzai . . . My people are crushed between two powerful enemies . . . From the sky, occupation forces bomb and kill civilians…and on the ground, the Taliban and warlords continue their crimes . . . It is better that they leave my country; my people are that fed up . . . Occupation will never bring liberation, and it is impossible to bring democracy by war.[42] In late November, Pakistani Premier Yousuf Raza Gilani warned “that the US’s decision to send thousands of extra troops to Afghanistan may destabilize his country,” as it would likely lead to “a spill over of militants inside Pakistan.” In particular, it could force militants and Taliban to migrate into Pakistan’s southern province of Balochistan.[43] On December 1, President Obama announced that the U.S. would send an additional 30,000 US troops to Afghanistan by summer 2010, and with a “plan” to purportedly withdraw by July 2011. As the Washington Post reported, “adding 30,000 U.S. troops to the roughly 70,000 that are in Afghanistan now amounts to most of what Gen. Stanley A. McChrystal, the commander of U.S. and NATO forces there, requested at the end of August.” Obama stated that the chief objective was to “destroy al-Qaeda,” and a senior administration official said that, “the goal for the Afghan army, for example, is to increase its ranks from 90,000 to 134,000 by the end of 2010.”[44] President Karzai said in early December that, “Afghanistan’s security forces will need U.S. support for another 15 to 20 years,” and that, “it would take five years for his forces to assume responsibility for security throughout the country.”[45] This statement supports the conclusions set out in McChrystal’s classified report, which stated that the US would need to remain for at least 5 years. Seth Jones, a civilian adviser to the U.S. military and senior political scientist at RAND Corporation, one of America’s top defense think tanks, wrote an op-ed for the New York Times in December titled, “Take the War to Pakistan.” He stated that the U.S. is repeating the same mistakes of the Soviets when they occupied Afghanistan in the 1980s by not attacking the Taliban “sanctuary” in Pakistan’s Baluchistan province. He stated that, “This sanctuary is critical because the Afghan war is organized and run out of Baluchistan.” He then proclaim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Pakistan must target Taliban leaders in Baluchistan,” which could include conducting raids into Pakistani territory or hit Taliban leaders with drone strikes.[46] As Jeremy Scahill reported in June 2009, “more than 240,000 contractor employees, about 80 percent of them foreign nationals, are working in Iraq and Afghanistan to support operations and projects of the U.S. military,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nd the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cahill reported on the findings of a Defense Department report on contracting work in the war zones, stating that, “there has been a 23%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Private Security Contractors’ working for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in Iraq in the second quarter of 2009 and a 29% increase in Afghanistan, which ‘correlates to the build up of forces’ in the country.” While contractors outnumbered forces in Afghanistan, in Iraq they were roughly equal to the US forces occupying the country, at 130,000.[47] It was reported that as Obama ordered more troops to Afghanistan in December of 2009, a new surge of contractors would follow suit. As of June 2009, the number of contractors in Afghanistan outweighed the US military presence itself, with 73,968 contractors and 55,107 troop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estimates, “Between 7% and 16% of the total are Blackwater-style private security contractors.” As of December 2009, the number of contractors in Afghanistan was reported to be 104,100.[48] In January of 2010, as Obama’s announced 30,000 extra troops began to be deployed to Afghanistan, Pakistani officials became increasingly fearful that “a stepped-up war just over the border could worsen the increasingly bloody struggle with militancy” within Pakistan itself, ultimately further destabilizing Pakistan’s southwestern border and the “already volatile tribal areas in the northwest.” On top of sending militants into Pakistan, there were fears that it would exacerbate the flow of Afghan refugees into Pakistani territory.[49] Blackwater and the “Secret War” in Pakistan In November of 2009,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and best-selling author Jeremy Scahill wrote an exclusive report on the secret war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Pakistan. The story sheds light on the American strategy in the region aimed at the destabilization and ultimately the implosion of Pakistan. The chief architects and administrators of this policy in Pakistan are none other than the Joint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 (JSOC), previously run as an “executive assassination ring” by General McChrystal, and the infamous mercenary organization, Blackwater, now known as Xe Services. JSOC and Blackwater work together covertly in undertaking a covert war in yet another nation in the region, adding to the list of Afghanistan and Iraq. Scahill described the covert operations as “targeted assassinations of suspected Taliban and Al Qaeda operatives,” as well as “other sensitive action inside and outside Pakistan.” Further, “the Blackwater operatives also assist in gathering intelligence and help direct a secret US military drone bombing campaign that runs parallel to the well-documented CIA predator strikes.” The sources for the report are drawn heavily from individuals within the US military intelligence apparatus. One source revealed that the program is so “compartmentalized” that “senior figures within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and the US military chain of command may not be aware of its existence.” This program is also separate from the CIA’s own programs, including both drone attacks and assassinations, of which the CIA assassination program was said to be cancelled in June of 2009. It was in 2006 that JSOC reached an agreement with the Pakistani government to run operations within the country, back when Stanley McChrystal was running it in close cooperation with Vice President Dick Cheney as an “executive assassination ring.” A former Blackwater executive confirmed that Blackwater was operating in Pakistan in cooperation with both the CIA and JSOC, as well as being on a subcontract for the Pakistani government itself, as well as “working for the Pakistani government on a subcontract with an Islamabad-based security firm that puts US Blackwater operatives on the ground with Pakistani forces in counter-terrorism operations, including house raids and border interdictions, in the North-West Frontier Province and elsewhere in Pakistan.” JSOC’s covert program in liaison with Blackwater in Pakistan dates back to 2007, and the operations are coordinated out of the US Bagram Air Base in Afghanistan, and that Blackwater operates at “an ultra-exclusive level above top secret.” The contracts are all kept secret, and therefore “shielded from public oversight.” On top of carrying out operations for JSOC and the CIA inside Pakistan, Blackwater further conducts operations in Uzbekistan. In regards to the drone strikes within Pakistan, while largely reported as being a part of the CIA drone program, many are, in fact, undertaken under a covert parallel JSOC program. One intelligence source told Jeremy Scahill that, “when you see some of these hits, especially the ones with high civilian casualties, those are almost always JSOC strikes.” Further, Blackwater is involved in the drone strike program with JSOC, “Contractors and especially JSOC personnel working under a classified mandate are not [overseen by Congress], so they just don’t care. If there’s one person they’re going after and there’s thirty-four people in the building, thirty-five people are going to die. That’s the mentality.” Blackwater further provides security for many secret US drone bases, as well as JSOC camps and 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 (DIA) camps within Pakistan. With General McChrystal’s rise from JSOC Commander to Commander of the Afghan war theatre (which in military-strategic terms now includes Pakistan under the umbrella of “AfPak”), “there is a concomitant rise in JSOC’s power and influence within the military structure.” McChrystal had overseen JSOC during the majority of the Bush years, where he worked very closely and directly with Vice President Cheney and Secretary of Defense Donald Rumsfeld. As Seymour Hersh had exposed, JSOC operated as an “executive assassination ring” and had caused many problematic diplomatic situ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as even the State Department wasn’t informed about their operations. One high-level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 was quoted as saying: The only way we found out about it is our ambassadors started to call us and say, ‘Who the hell are these six-foot-four white males with eighteen-inch biceps walking around our capital cities?’ So we discovered this, we discovered one in South America, for example, because he actually murdered a taxi driver, and we had to get him out of there real quick. We rendered him–we rendered him home.[50] Blackwater is also involved in providing “security for a US-backed aid project” in a region of Pakistan, which implies that even some aid projects are connected with military and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often using them as a cover for covert operations. Blackwater still operates in Afghanistan working for the US military, the State Department and the CIA. As one military-intelligence official stated: Having learned its lessons after the private security contracting fiasco in Iraq, Blackwater has shifted its operational focus to two venues: protecting things that are in danger and anticipating other places we’re going to go as a nation that are dangerous.[51] Mmuch of Scahill’s information has been supported by other mainstream news sources. In August of 2009, the New York Times reported that in 2004, the CIA “hired outside contractors from the private security contractor Blackwater USA as part of a secret program to locate and assassinate top operatives of Al Qaeda.” The CIA had held high-level meetings with Blackwater founder and former Navy SEAL Erik Prince. The article also revealed that in 2002, Blackwater had been awarded the contract to handle security for the CIA station in Afghanistan, “and the company maintains other classified contracts with the C.I.A.” Blackwater has hired several former CIA officials, “including Cofer Black, who ran the C.I.A. counterterrorism center immediately after the Sept. 11 attacks.”[52] On December 10, 2009, the New York Times reported that in both Afghanistan and Iraq, Blackwater “participated in some of the C.I.A.’s most sensitive activities — clandestine raids with agency officers against people suspected of being insurgents.” These raids, referred to as “snatch and grab” operations, occurred almost nightly between 2004 and 2006, and that, “involvement in the operations became so routine that the lines supposedly dividing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the military and Blackwater became blurred.” One former CIA official was quoted as saying, “There was a feeling that Blackwater eventually became an extension of the agency.” Further, Blackwater was reported to have provided security not only for the CIA station in Afghanistan, but also in Iraq; and in both countries, Blackwater “personnel accompanied the [CIA] officers even on offensive operations sometimes begun in conjunction with Delta Force or Navy Seals teams.”[53] In late August it was reported that Blackwater had a CIA contract to operate the remotely piloted drones, carried out at “hidden bases” in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as well as provide security at the bases.[54] In December, the New York Times ran a story reporting that the CIA had terminated its contract with Blackwater “that allowed the company to load bombs on C.I.A. drones in Pakistan and Afghanistan.” However, while the CIA claimed that all Blackwater contracts were under review, a CIA spokesperson said that, “At this time, Blackwater is not involved in any C.I.A. operations other than in a security or support role,”[55] which is still a very wide role, considering how the roles have been blurred between providing “security” and actively taking part in missions. As the Guardian reported in December of 2009, Blackwater had a contract in Pakistan “to manage the construction of a training facility for the paramilitary Frontier Corps, just outside Peshawar,” which is the Pakistani Army’s paramilitary force.[56] Despite a continual official denial of Blackwater involvement in Pakistan, in December, the CIA admitted Blackwater operates in Pakistan under CIA contracts,[57] and in January of 2010, US Defense Secretary Robert Gates confirmed that both Blackwater (now known as Xe Services) and DynCorp have been operating in Pakistan.[58] However, some reports indicate that Blackwater may be involved in even more nefarious activities inside Pakistan. A former head of Pakistani’s intelligence services, the ISI, stated in an interview that apart from simply taking part in drone attacks, Blackwater “may be involved in actions that destabilize the country.” Elaborating, he said, “My assessment is that they [Blackwater agents] — either themselves or most probably through others, through the locals — do carry out some of the explosions,” and that, “the idea is to carry out such actions, like carrying attacks in the civilian areas to make the others look bad in the eyes of the public.” In other words, according to the former head of the ISI, Blackwater may be involved in committing false flag terrorist attacks inside Pakistan.[59] In November of 2009, Al-Jazeera reported that while many attacks occurring across Pakistan are blamed on the Tehreek e-Taliban, Pakistan’s Taliban, “the group has issued its first video statement denying involvement in targeting civilians and has blamed external forces for at least two recent blasts.” The denial stated that the attacks are being used as an excuse to prepare for military operations in various tribal regions of Pakistan, including South Waziristan. The denial also stated that the Pakistani Taliban “had no role in the bomb blast in a Peshawar market that killed at least 100 people as well as an attack in Charsada, a town located in Pakistan’s North West Frontier Province.” The spokesperson claimed that the Pakistani Taliban does not target civilians, and that the bombings were “linked to Blackwater activities in the country.” Even when the bombings initially occurred the Taliban denied involvement, and the local media was blaming “Blackwater and other American agencies.”[60] The head of the Pakistani Taliban had previously stated that, “if Taliban can carry out attacks in Islamabad and target Pakistan army’s headquarters, then why should they target general public,” and proceeded to blame the bomb blast in Peshawar that killed 108 people on “Blackwater and Pakistani agencies [that] are involved in attacks in public places to blame the militants.” He was further quoted as saying, “Our war is against the government and the security forces and not against the people. We are not involved in blasts.”[61] In January of 2010, it was reported that Blackwater “is in the running for a Pentagon contract potentially worth $1 billion to train Afghanistan’s troubled national police force,” as Blackwater already “trains the Afghan border police — an arm of the national police — and drug interdiction units in volatile southern Afghanistan.”[62] As Jeremy Scahill reported in August of 2009 on a legal case against Blackwater, where a former Blackwater mercenary and an ex-US Marine “have made a series of explosive allegations in sworn statements filed on August 3 in federal court in Virginia.” Among the claims: The two men claim that the company’s owner, Erik Prince, may have murdered or facilitated the murder of individuals who were cooperating with federal authorities investigating the company. The former employee also alleges that Prince “views himself as a Christian crusader tasked with eliminating Muslims and the Islamic faith from the globe,\" and that Prince’s companies “encouraged and rewarded the destruction of Iraqi life.\"[63] Further, both men stated that Blackwater was smuggling weapons into Iraq, often on Erik Prince’s private planes. These allegations surfaced in a trial against Blackwater for committing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and war crimes in Iraq against civilians. One of those who testified further stated that, “On several occasions after my departure from Mr. Prince’s employ, Mr. Prince’s management has personally threatened me with death and violence.” The testimony continued in explaining that: Mr. Prince intentionally deployed to Iraq certain men who shared his vision of Christian supremacy, knowing and wanting these men to take every available opportunity to murder Iraqis. Many of these men used call signs based on the Knights of the Templar, the warriors who fought the Crusades. Mr. Prince operated his companies in a manner that encouraged and rewarded the destruction of Iraqi life. For example, Mr. Prince’s executives would openly speak about going over to Iraq to “lay Hajiis out on cardboard.\" Going to Iraq to shoot and kill Iraqis was viewed as a sport or game. Mr. Prince’s employees openly and consistently used racist and derogatory terms for Iraqis and other Arabs, such as “ragheads\" or “hajiis.\"[64] In January of 2010, Erik Prince, the controversial founder and CEO of Blackwater gave an interview with Vanity Fair magazine which was intended to not simply discuss the company, but also the man behind the company. It begins by quoting Prince as saying, “I put myself and my company at the C.I.A.’s disposal for some very risky missions,” and continued, “But when it became politically expedient to do so, someone threw me under the bus.” It is worth quoting the article at some length: Publicly, [Erik Prince] has served as Blackwater’s C.E.O. and chairman. Privately, and secretly, he has been doing the C.I.A.’s bidding, helping to craft, fund, and execute operations ranging from inserting personnel into “denied areas”—places U.S. intelligence has trouble penetrating—to assembling hit teams targeting al-Qaeda members and their allies. Prince, according to sources with knowledge of his activities, has been working as a C.I.A. asset: in a word, as a spy. While his company was busy gleaning more than $1.5 billion in government contracts between 2001 and 2009—by acting, among other things, as an overseas Praetorian guard for C.I.A. and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s—Prince became a Mr. Fix-It in the war on terror. His access to paramilitary forces, weapons, and aircraft, and his indefatigable ambition—the very attributes that have galvanized his critics—also made him extremely valuable, some say, to U.S. intelligence.[65] Prince’s Afghan security team is the “special-projects” team of Blackwater, and “except for their language its men appear indistinguishable from Afghans. They have full beards, headscarves, and traditional knee-length shirts over baggy trousers.” In regards to Prince’s worth with the CIA, he: wasn’t merely a contractor; he was, insiders say, a full-blown asset. Three sources with direct knowledge of the relationship say that the C.I.A.’s National Resources Division recruited Prince in 2004 to join a secret network of American citizens with special skills or unusual access to targets of interest.[66] In Afghanistan, Blackwater “provides security for the US Ambassador Karl Eikenberry and his staff, and trains narcotics and Afghan special police units.” There was also a revolving door of sorts between Blackwater and the CIA. Not only was Prince a CIA asset, but many higher-ups in the CIA would also move into Blackwater. A Blackwater-CIA team even hunted down an alleged Al-Qaeda financier in Hamburg, Germany, without even the German government’s awareness of it. Publicly, the Blackwater program with the CIA was canned. Although there was no mention of its covert program with JSOC in Pakistan, so one must assume its relationship is maintained in some capacity. Prince ultimately left his position at Blackwater in the face of bad press, but still controls the majority of the stock.[67] In September of 2009, General Mirza Aslam Beg, Pakistan’s former Army Chief, said that, “Blackwater was directly involved in the assassinations of former Pakistani prime minister Benazir Bhutto and former Lebanese prime minister Rafik Hariri.” He told a Saudi Arabian daily that, “former Pakistani president Pervez Musharraf had given Blackwater the green light to carry out terrorist operations in the cities of Islamabad, Rawalpindi, Peshawar, and Quetta.” It was in an interview with a Pakistani TV network when he stated that Blackwater and “the United States killed Benazir Bhutto.” Beg was chief of Army staff during Benazir Bhutto’s first administration. He claimed that she was killed “in an international conspiracy because she had decided to back out of the deal through which she had returned to the country after nine years in exile.”[68] Is the West Punishing Pakistan to Challenge China? China and Pakistan established diplomatic ties in 1951, and have enjoyed a close relationship since then, with Pakistan being one of the first countries to recogniz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50. One of the primary reasons behind the close and ever-closer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Pakistan is the role of India, as both an adversary and competitor to Pakistan and China. A Pakistani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States said that for Pakistan, “China is a high-value guarantor of security against India.” Further, within India, increased Chinese military support to Pakistan is perceived as “a key aspect of Beijing’s perceived policy of ‘encirclement’ or constraint of India as a means of preventing or delaying New Delhi’s ability to challenge Beijing’s region-wide influence.” These ties have increased since the 1990s, and especially as the United States became increasingly close to India. As a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background report on China-Pakistan relations explained: The two countries have cooperated on a variety of large-scal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n Pakistan, including highways, gold and copper mines, major electricity complexes and power plants, and numerous nuclear power projects. With roughly ten thousand Chinese workers engaged in 120 projects in Pakistan, total Chinese investment–which includes heavy engineering, power generation, mining, and telecommunications–was valued at $4 billion in 2007 and is expected to rise to $15 billion by 2010.[69] As the Pakistani ambassador to the U.S. further explained, “Pakistan thinks that bo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crucial for it,” however, he went on, “If push comes to shove, it would probably choose China–but for this moment, it doesn’t look like there has to be a choice.” The recent U.S.-India civilian nuclear agreement has further entrenched a distrust of America within Pakistan and pushed the country closer to China. In 2010, China announced it would be building two nuclear power reactors in Pakistan.[70] In 2007, China and Pakistan inaugurated Gwadar Port in Pakistan’s Balochistan Province along the Arabian Sea, creating the first major point in an “energy corridor” which would eventually bring oil from the Gulf overland through Pakistan into China. China financed the building of the port city for $200 million, with plans to fund billions more worth of railroads, roads, and pipelines which would link Gwadar Port to China. Pakistan is strategically placed in the centre of the new ‘Great Game’, a nomenclature for the great imperial battles over Central Asia in the 19th century. Pakistan is neighbour to Iran, India, China, and Afghanistan, with a coastline on the Arabian Sea. Thus, Pakistan is situated between the oil-rich Middle East and the natural gas-rich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with two of the fastest growing economies in the world – India and China – as energy-hungry neighbours; with the imperial presence of America in neighbouring Afghanistan, with its eye focused intensely on neighbouring Iran. A ‘Great Game’ ensues, drawing in Russia, China, India and America, and the main focus of the game is pipelines.[71] China has a major pipeline project in the works to bring in natural gas from Central Asia, transporting the gas from Turkmenistan through Uzbekistan and Kazakhstan and into China, which is set to be completed by 2013.[72] Iran, OPEC’s second largest oil exporter (after Saudi Arabia), is among the top ten oil exporters to China, and in 2010 it was reported that the Chinese have invested roughly $40 billion in Iran’s oil and gas sectors, including financing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even new oil refineries, as well as various oil and gas pipeline projects.[73] In June of 2011, it was reported that China’s oil imports from Iran have increased by 32%, signaling a growing importanc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e largest three oil exporters to China are Saudi Arabia, Angola, and Iran, respectively.[74] The Gwadar Port city built by Chinese investments is destined to be a central hub in the pipeline politics of the ‘Great Game,’ in particular between the competing pipeline projects of the Trans-Afghan Pipeline (TAP or TAPI), involving a pipeline bringing natural gas from Turkmenistan through Afghanistan, Pakistan, and into India; and the Iran-Pakistan-India pipeline (IPI). The major issue here is that the TAPI pipeline cannot be built so long as Afghanistan is plunged into war, thus the project has been incessantly stalled. On the other hand, India has been wavering and moving out of the picture in the IPI pipeline, in no small measure due to its increasingly close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has sought to dissuade Pakistan from building a pipeline with Iran. However, in 2010, Pakistan and Iran signed the agreement, and are willing to either allow India or China to be the beneficiary of the pipeline. Whether going to India or China, Gwadar Port will be a central hub in this project.[75] Pakistan has now been seeking direct help from China on the Iran-Pakistan pipeline project.[76] The U.S., for its part, warned Pakistan against signing onto a pipeline project with Iran, yet Pakistan proceeded with the project regardless.[77] The southern Pakistani province of Balochistan is home to oil, gas, copper, gold, and coal reserves, not to mention, it is the strategic corridor through which the pipeline projects would run, and is home to the strategically significant port city of Gwadar. For the past fifty years, however, Balochistan has been a major hub of Chinese investment and opportunity, with Chinese companies having poured $15 billion into projects in the province, inclu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n oil refinery, copper and zinc mines, and of course, Gwadar Port.[78] India is increasingly concerned about China’s presence in the Gulf and Indian Ocean. China is building ports not only in Pakistan, but in Bangladesh and Burma, as well as railroad lines in Nepal.[79] Following the supposed assassination of Osama bin Laden by the U.S. in Pakistani territory, tensions between Pakistan and America increased, and ties between China and Pakistan deepened. The Chinese were subsequently approached by the Pakistanis to take control of the port of Gwadar, and perhaps to even build a Pakistani naval base there, though the Chinese have denied Pakistani claims that any such deal had been reached. China, further, in response to the apparent U.S. assassination of Bin Laden, said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referr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must respect” Pakistani sovereignty. Indian news quoted diplomatic sources as saying that China “warned in unequivocal terms that any attack on Pakistan would be construed as an attack on China.”[80] Pakistani Prime Minister Gilani visited China on a state visit shortly after the American raid into Pakistan. Following the meetings, China agreed to immediately provide 50 fighter jets to Pakistan, a clear signal that Pakistan is looking for alternatives to its American dependence, and China is all too happy to provide such an alternative.[81] As the Financial Times reported, “Pakistan has asked China to build a naval base at its south-western port of Gwadar and expects the Chinese navy to maintain a regular presence there.”[82] China has also signaled that it would be interested in setting up foreign military bases, just as the United States has, and specifically is interested in such a base inside Pakistan. The aim “would be to exert pressure on India as well as counter US influence in Pakistan and Afghanistan.”[83] Conclusion It would seem, then, that the true cause of chaos, destabilization, and war in Pakistan is not the Orientalist perspective of Pakistanis being the ‘Other’: barbaric, backwards, violent and self-destructive, in need to ‘intervention’ to right their own wrongs. Following along the same lines as the dismantling of Yugoslavia in the 1990s, the destabilization of Pakistan is aimed at wider strategic objectives for the Western imperial powers: namely, the isolation of China. While Pakistan has long been a staunch U.S. puppet regime, in the wider geopolitical context of a global rivalr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for control of the world’s resources and strategic positions, Pakistan may be sacrificed upon the altar of empire. The potential result of this strategy, in a country exceeding 180 million people, armed with nuclear weapons, and in the centre of one of the most tumultuous regions in the world, may be cataclysmic, perhaps even resulting in a war between the ‘great powers.’ The only way to help prevent such a potential scenario would be to analyze the strategy further, and expose it to a much wider audience, thus initiating a wider public discussion on the issue. As long as the public discourse on Pakistan is framed as an issue of “terrorism” and the “War on Terror” alone, this strategic nightmare will continue forward. As the saying goes, “In war, truth is the first casualty.” But so too then, can war be the casualty of Truth. Andrew Gavin Marshall is a Research Associate with the Centre for Research on Globalization (CRG). He is co-editor, with Michel Chossudovsky, of the recent book,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The Great Depression of the XXI Century,\" available to order at Globalresearch.ca. He is currently working on a forthcoming book on ‘Global Government’. Notes [1] Russell Berman, Despite Criticism, Obama Stands By Adviser Brzezinski. The New York Sun: September 13, 2007: http://www.nysun.com/national/despite-criticism-obama-stands-by-adviser/62534/ [2] Eli Lake, Obama Adviser Leads Delegation to Damascus. The New York Sun: February 12, 2008: http://www.nysun.com/foreign/obama-adviser-leads-delegation-to-damascus/71123/ [3] Jonathan Tepperman, How Obama’s Star Could Fall. Newsweek: October 13, 2008: http://www.newsweek.com/id/162316 [4] Mark Mazzetti and Eric Schmitt, McCain and Obama advisers briefed on deteriorating Afghan war.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31, 2008: http://www.nytimes.com/2008/10/31/world/americas/31iht-31policy.17405861.html [5] George Packer, The Last Mission. The New Yorker: September 28, 1009: http://www.newyorker.com/reporting/2009/09/28/090928fa_fact_packer [6] Ibid. [7] Ibid. [8] Michael Abramowitz, Shailagh Murray and Anne E. Kornblut, Obama Close to Choosing Clinton, Jones for Key Posts.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2, 2008: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8/11/21/AR2008112103981.html [9] Ibid. [10] About Us, Our Mission. Chamber of Commerce: Institute for 21st Century Energy: http://www.energyxxi.org/pages/about_us.aspx [11] JOHN D. MCKINNON and T.W. FARNAM, Hedge Fund Paid Summers $5.2 Million in Past Yea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5, 2009: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23879462053487927.html [12] James L. Jones, 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Jones at 45th Munich Conference on Security Policy.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February 8, 2009: http://www.cfr.org/publication/18515/remarks_by_national_security_adviser_jones_at_45th_munich_conference_on_security_policy.html [13] Ibid. [14] Julian E. Barnes, Obama team works on overhaul of Afghanistan, Pakistan policy. Los Angeles Times: February 11, 2009: http://articles.latimes.com/2009/feb/11/world/fg-us-afghan11 [15] Henry A. Kissinger, A Strategy for Afghanistan.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26, 2009: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9/02/25/AR2009022503124.html [16] George Packer, The Last Mission. The New Yorker: September 28, 1009: http://www.newyorker.com/reporting/2009/09/28/090928fa_fact_packer [17] Ibid. [18] Eric Schmitt, Obama Taps a General as the Envoy to Kabul.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9,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01/30/washington/30diplo.html [19] Ibid. [20] Agencies, US fires top general in Afghanistan as war worsens. China Daily: May 12, 2009: http://www.chinadaily.com.cn/world/2009-05/12/content_7766306.htm [21] Ann Scott Tyson, Top U.S. Commander in Afghanistan Is Fired.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12, 2009: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9/05/11/AR2009051101864.html [22] Rajiv Chandrasekaran, Pentagon Worries Led to Command Change. The Washington Post: August 17, 2009: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9/08/16/AR2009081602304_pf.html [23] Ann Scott Tyson, Top U.S. Commander in Afghanistan Is Fired.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12, 2009: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9/05/11/AR2009051101864.html [24] Agencies, US fires top general in Afghanistan as war worsens. China Daily: May 12, 2009: http://www.chinadaily.com.cn/world/2009-05/12/content_7766306.htm [25] Muriel Kane, Hersh: ‘Executive assassination ring’ reported directly to Cheney. The Raw Story: March 11, 2009: http://rawstory.com/news/2008/Hersh_US_has_been_running_executive_0311.html [26] Transcript, Seymour Hersh: Secret US Forces Carried Out Assassinations in a Dozen Countries, Including in Latin America. Democracy Now!: March 31, 2009: http://www.democracynow.org/2009/3/31/seymour_hersh_secret_us_forces_carried [27] MARK MAZZETTI and ERIC SCHMITT, U.S. Halted Some Raids in Afghanistan.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9,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03/10/world/asia/10terror.html [28] Ann Scott Tyson, Manhunter To Take On a Wider Mission.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13, 2009: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9/05/12/AR2009051203679_pf.html [29] THOM SHANKER and ERIC SCHMITT, U.S. Commander in Afghanistan Is Given More Lee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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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 TV: December 12, 2009: http://www.presstv.ir/detail.aspx?id=113512&sectionid=351020401 [58] Gates confirms Blackwater presence in Pakistan. Press TV: January 22, 2010: http://www.presstv.ir/detail.aspx?id=116754&sectionid=351020401 [59] Blackwater behind Pakistan bombings: Ex-intel chief. Press TV: December 12, 2009: http://www.presstv.com/detail.aspx?id=113540&sectionid=351
  23. 2011/09/30 於 13:52 patchpieces

    【賓拉登符號走了。維基解密來了-解構Wikileaks維基解密】

    帶路黨將更加瘋狂–維琪解密(Wikileaks)暗含殺機

    文/mp83412-08

    2011-09-23 民聲網

    成立于2006年的“維琪解密(Wikileaks)”一直以來以其神秘而引發人們的猜測和質疑,2010年因“洩露”大量駐阿美軍的秘密檔而引發的軒然大波,讓“維琪解密”名聲大振。“故作震驚”和嚴重關切的姿態讓美國人在世人面前撇清美國與為“(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干係的質疑,同時也引起世界各國高層的關切和不安。
    沸沸揚揚的洩密事件最終不了了之,“維琪解密”毫髮無損,依舊安之若素。然而從此這柄高懸在世界各國政府頭上,特別是中國政府(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官員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更加神秘、玄妙、暗藏殺機。

    許多的事情的黑幕平頭百姓是很難瞭解的。但卻不能阻止人們的揣測和質疑。
    其一,(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為誰而設?
    其後面的“真正運作者”和“資助者”為誰?
    “為誰服務”?
    受誰控制?

    其二,(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的重大洩密事件的對象什麼偏偏是美國?
    為什麼洩露的是些【看似重要,而非核心】的東西?
    美國人對凡是涉及到國家利益的、再困難的事情都可以擺平,卻對小小的維琪解密卻“無可奈何”,真有些“令人匪夷所思”了。

    其三,默默無聞的(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為什麼偏偏在2010年這個重要的年份【被美國人炒的紅紅火火】,令世界許多國家和政要心驚膽戰,坐臥不安。

    其四,下一步,(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將如何動作?

    帶著這些問號,我們不妨對“維琪”的“本質”做一番大膽的推測:
    1、“(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是美國或世界資本集團的一桿槍,“隨時(選擇重要之關鍵時刻)”可以(調整槍口)射向他們想要射向的國家和目標。
    2、隨著美國的戰略重心轉向亞洲,中國成為其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戰略目標。配合中國的三十年“(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改革開放”,美國對中國全面的“滲透”、圍堵和“控制”基本完成。於是被升級的“(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成為針對中國的的重要武器。成為戴在中國重要(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高官和“帶路黨”頭上的“緊箍咒”。
    3、洩密事件“不過是”美國人“自演”的一場“苦肉計”,在世人面前表明他們與“(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沒有關係,以便於他們今後的暗箱操作。
    4、“(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的下一步將念響套在中國(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高官和“帶路黨”人頭上的緊箍咒。以加快中國的“(普屎接軌)政改”步伐,“逼迫”“帶路黨”人鋌而走險。力爭在十八大紅二代掌權之前,實現中國的“顏色革命”。

    最近“(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拋出了一份美國要保護的中國精英名單,震驚了中國的某些官員和(買辦)精英。這份名單的“設計(透露出)”和運作“十分的高明”:
    1、名單成員基本上都是分量較輕的人物,包括一些離退休的官員和“(普屎派)公共知識份子”居多。因此對中國的整個“帶路黨”的力量不會有什麼太大的損害。但是卻對中國的(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自由化)高官和“帶路黨”起到了巨大的“威懾作用”——不聽(美國主子)話、心存貳心、不努力工作會死的很慘!
    2、這份名單只是說是美國(主子)要保護的人員名單。並沒有說他們有什麼危害國家和人民的間諜和漢奸行為。在今天“中美國(G2)”政治氣候下,這些人是安全的。但明眼人都知道他們就是“危害”國家和人民利益的“間諜漢奸”。因此這份名單既保證人員的安全,又起到了“巨大的威懾作用”。還同時表明這件事與美國(主子)無關。美國人做事也要對得起聽他們話的“走狗”。不能讓他們過於寒心,畢竟今後還要用得著他們。
    3、美國人另一方面也給中國政府出了一道難題。如果政府查辦這些人,沒有充分的理由。同時也會給美國人以口實,招來許多的麻煩。如果政府“不作為”。就等於是“縱容”“漢奸賣國”行為,中國的“帶路黨”將更加是“無忌憚”和瘋狂。這是美國人“希望”看到的。
    5、美國人在中國實施的“戰略”一直非常順利,但今天卻遇到了瓶頸。“(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改革開放”的“騙局”已經被人民“看穿”,時至今日(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已“無法進行”下去。中國上下怨聲載道,窮則思變。特別是“毛澤東熱”持續升溫。長此以往,美國對中國的戰略很可能因此而“破產”。因此美國“需要”繼續“綁架”中國手握重權(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高級官員,力推“(普屎接軌)政治改革”。同時要“逼迫” “(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普價值派”和“帶路黨”人跳牆。力爭在紅色勢力形成氣候之前,在十八大紅色力量掌權之前——提前實現中國的“顏色革命”。

    近期中國的“右派精英(帶路黨)”也開始了一系列的“與之配合”的動作。
    1、8月份胡德平(胡亂邦子)主持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座談會提出中國共產黨有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拉開了“顛覆”中國共產黨的大幕 。
    2、“出籠”一系列否定鄧小平的文章,精英(買辦)們的屠刀由原來指向毛澤東,開始指向鄧小平,再繼後將指向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
    3、借助“ 71” 講話中的和諧與深化” (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改革開放“做”煙霧“,加速中國”全面私有化(注:南方系和鳳凰系黨內掏光養賄買辦勢力配合著國際壟斷資本心急之所在,最近目標對準著中國戰略產業-高鐵的私有化)“進程和”全面對外開放“。
    4、繼續“加劇通貨膨脹”、土地流轉、“強制拆遷(注:南方系地痞自由派買辦媒體再貓哭耗子假惺惺頻大肆報導地方民眾上訪冤屈)”和城鎮化。加大貧富分化和惡化民生,推波助瀾,逼老百姓跳牆(製造社會動亂)。

    “(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的“出籠”和升級“恰逢”國際形勢變化的重要關頭。
    恰逢中國身陷美國設置的種種“陷阱”而焦頭爛額之時,它正成為“震懾”和“綁架中國”,甚至讓中國徹底翻船的“重要武器”。
    1、“配合”中國對美國的心理依賴和物質依賴——“中美國(G2)”。使得中國“無法實施”“棄美聯俄”這樣的戰略調整。
    2、“配合”對中國的“(圍堵遏制中國)軍事包圍”——形成軍事和“心理威懾”。
    3、“配合”美國和歐洲的債務(泡沫)危機陷阱——讓中國繼續流血(清朝中國的賠償),直至傷及元氣。
    4、借助國際重大事件,讓中國丟人失道,讓中國失去國際威信,從而孤立中國。同時在中國周邊“培養”狼群(正因為中國喪失道義力量所致。)
    5、通過歐洲在中東和非洲的軍事提升,為美國減輕了軍事負擔,讓美國將精力和力量移向中國。
    6、俄羅斯的綏靖政策也為美國整治中國提供一個絕好的時機。再加之日本強硬派的上臺 。攻擊中國的日子正一步步向我們逼近,在即將到來的較量中,我們將看到(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2011-9-23 

    附 文:

    中情局此次很失策──戳穿“南方系”炒作“維琪解密”的把戲

    文/CrackCIA

    前不久,(漢奸買辦帶路黨)為了嘲笑與“恐嚇”《中國不高興》之類的愛國主義思潮,“南方系”員工某報副主編劉原“得意忘形”,說出了這樣的話:
    “我告訴朋友,在”四大(外資掌控)門戶“中,QQ的總編輯是前南方週末的陳菊紅,搜狐主管博客的趙牧是前南方週末的、劉同學新征是新京報來的,新浪也有不少前南都和新京報的舊人,而網易就不用說了,從副總裁、總編輯、副總編輯、總監甚至到各個頻道的主編,大部分都是南方報業出來的。 ”

    最近,被“南方報系”控制的騰訊網掛出一則新聞:《維琪解密網公佈40萬份伊戰檔 稱逾10萬人喪生》:

    “維琪解密”網站創始人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對美國「有線新聞網(CNN)」說,這40萬份伊戰檔逐層記錄了伊拉克戰爭6年時間裏,美軍在伊拉克作戰的情況,包括美軍紀錄他們所見、所聞以及所做事情的報告。

    這些檔中紀錄到,6年來,有10.9萬人在伊戰中喪命,其中63%是伊拉克平民;與此對比,此前的報告稱,9年的阿富汗戰爭導致2萬人喪命。對此阿桑奇表示,伊拉克戰爭的喪生人數是阿富汗戰爭的5倍,與阿戰相比,可謂是一場名副其實的“大屠殺”。
    (http://news.qq.com/a/20101023/000682.htm )

    這則新聞通過QQ資訊彈給每一位線上的QQ用戶,這是一條被騰訊最高級別、最大規模“宣傳”的新聞。上次騰訊網“塑造”那個飛機失事被摔死的波蘭親美總統廉潔形象的“假新聞”至今還讓人記憶猶新,我當然不會相信一貫“極端親美”的“南方報系”會改邪歸正——如此“高調”地“宣傳”對美國“不利”的消息,簡單分析一下便可知,事情的確“並非那麼簡單”——因為“10萬人喪生”【根本不需要】那個什麼“(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來解密,美國軍方前不久早已“配合”“伊拉克傀儡政府”公佈了這一數字。

    我們來看看早先的報導:

    據新華社電 美國軍方發佈的資料顯示,將近7.7萬名伊拉克人2004年1月至2008年8月期間死於戰火。

    法新社15日援引這項統計報導,63185名伊拉克平民和13754名伊拉克軍人在這段時期死亡,至少121649名伊拉克平民和軍人受傷。

    不過,美軍統計資料“遠低於”伊拉克官方和一些外國機構先前統計資料。

    按伊拉克人權部去年10月發佈資料,戰火致使85694伊拉克人死亡,147195人受傷。英國非政府組織“伊拉克死難者清點”統計顯示,2003年以來,98252名至107235名伊拉克平民死于戰火。

    (《美國軍方發佈的資料顯示伊拉克4年間7.7萬人死於戰火》
    http://news.sina.com.cn/w/2010-10-18/072218246511s.shtml

    這篇報導中所謂的“遠遠小於”是如此地蹩腳——7.7萬人與10萬人相比算不上什麼“遠遠小於”,伊拉克傀儡政府和有關媒體也不必裝出咬牙切齒貌似公允的樣子,報出這個美國軍方期望的“10萬人”的數字。第三方機構的調研結果以及各種側面資訊早已讓這個被隱匿的數字從被炮製出來的一刻起就已缺乏說服力,很難取信於世界人民。

    世界著名的英國醫學雜誌《柳葉刀》12日刊登調查報告說,自2003年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以來,已有65.5萬(近百萬)伊拉克人死亡。

    布魯姆伯格公共衛生學院的博爾哈姆博士說,研究中使用的資料統計方法是非常可靠的。該學院的美國和伊拉克流行病學家在伊拉克的47個地方對1849個家庭、12800多人進行了抽樣調查,問題包括家庭成員的出生、死亡和移民情況。研究人員還指出,被調查物件中80%的人都能提供家屬的死亡證明。結果顯示,受訪家庭中共有629名家庭成員喪生,其中87%發生在伊拉克戰爭爆發後的40個月中。

    (千龍網:權威報告揭示伊拉克戰爭驚人死亡人數 2006年10月13日
    http://news.sohu.com/20061013/n245771625.shtml

    自伊拉克戰爭以來,伊拉克共有多少人因暴力事件而喪生?
    英國調查機日前公佈的一項調查稱,伊拉克的戰爭和暴力衝突也許已經導致多達120萬人喪生。

    據英國《觀察家》9月16日報導,英國調查機構ORB在伊拉克對1461名18歲以上的成年人進行了抽樣,詢問這些人的家庭中有多少人死於暴力而非自然原因,結果推算出這一令人震驚的死亡數字。

    (中國日報網:伊拉克戰爭和暴力衝突死亡人數已超盧旺達大屠殺 2007年09月19日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7-09/19/content_6751718.htm)

    自伊戰以來,大量伊拉克婦女失去了丈夫和男性親屬。伊政府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伊拉克目前有300萬寡婦,其中包括在薩達姆政權時期失去丈夫的婦女,她們多數人沒有接受過教育,處境艱難。調查稱,大約74萬伊拉克寡婦已經成了家庭的頂樑柱。

    “國際樂施會”執行長霍布茲說:“婦女是被遺忘的伊拉克受害者。”“樂施會”訪問1700名婦女後發現,主要是由於2003年美國領導入侵,35.5%受訪者成了一家之主,“將近25%未能結婚”。

    (美軍撤離伊拉克 300萬婦女成為戰爭寡婦
    http://www.ccvic.com/news/guojixw/20100819/199985.shtml)

    《柳葉刀》雜誌是一份權威的醫學雜誌,其在2006年公佈的抽樣調查的調查報告顯示伊戰死亡人數(直接和間接)達到65萬之眾;英國調查機構ORB在2007年公佈的抽樣調查是死亡數字達到120萬之眾;樂施會前不久的抽樣調查結果顯然更加令人觸目驚心:“伊拉克目前有300萬寡婦”,儘管媒體在報到時非要扯上“薩達姆政權時期”,但是樂施會執行長霍布茲已經明確指出“主要是由於2003年美國領導入侵”——以美國為首的侵略軍是造成伊拉克平民大量死亡的罪魁,這是無法推卸的。

    (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此時“解密”的“真實用意”就是要告訴公眾,不要聽信柳葉刀、ORB或者樂施會,“要相信”美國軍方和伊拉克“傀儡政權”。透過這個事件也是我們能夠進一步看清楚,給美國政府和美國軍方“製造麻煩”的“維琪解密”很可能是美國中情局為“製造共識”打造的“反對機器”。

    隨著美國精英統治集團“製造”的各類“卑劣事件”逐漸被披露,以及喬姆斯基等良知學者矢志不移的批判公眾已經逐漸地覺悟。前不久喬姆斯基來中國,中國自由派“大肆宣揚”喬姆斯基並非左派。事實上,這個事實更好地揭露了美國的本質。喬姆斯基本身的確並非左派,而是一個真正的捍衛美國憲法、捍衛自由精神的自由主義者。他從來也不會徹底懷疑美國的統治秩序,比如喬姆斯基從感情上就無法接受911事件是美國統治集團的陰謀這樣的真相。就是這樣一個人,因為按照美國憲法精神批評美國的某些霸權做法,竟然被美國主流媒體封殺。而美國那些真正的左派共產主義者、毛澤東主義者的聲音,早就被美國統治階級消滅得一乾二淨了。

    美國統治集團通過“操縱媒體、隱瞞資訊”、“製造假新聞”的“手段”來“製造共識”的做法,越來越不能取信於公眾。於是,「中央情報局』便“製造”出“維琪解密”這麼個“反對機器”,通過反對機器的口表達“他們所要表達”的資訊。自由市場上討價還價的做法被「中情局」移到了輿論戰中,而“維琪解密”實質上就是替美國政府要價的“托”。我們不妨來演練一遍輿論市場上這場“討價還價遊戲”:

    公眾:伊戰7年來到底有多少人死亡(這件衣服多少錢)

    美國軍方:伊戰死亡7.7萬人(1/7.7萬)

    第三方機構:應該是120萬到300萬(張家店標價1/120萬,李家店標價1/300萬,你怎麼要1/7.7萬)

    維琪解密:據“解密”的權威資料是10.9萬(我朋友是開服裝廠的,這件衣服成本1/10萬,這個價已經很合算了)

    然而,「中情局」這次玩得並不高明,它低估了世界人民的智商以及對美國霸權的仇恨情緒。把一百萬的死亡數字“壓縮”到十分之一,這本身就“很難有說服力”。倒不如痛快些,讓“維琪解密”把真實數字打個折,解出個“五十萬”,想必倒是能蠱惑不少民眾。畢竟“維琪解密”除了要做「中情局」的“托”,充當美國主流輿論的“反對機器”,協助“製造共識”。它的更加重要的“任務”卻是要“遏制”共產主義、伊斯蘭世界以及一切“反美”力量。看看“維琪解密”上對中國叛逃的“民運分子”的【極端美化】以及對朝鮮社會主義政權的【惡毒攻擊】,這一切不是“顯而易見”嗎?
    「中情局」的“做法”便是在10條解密資訊中放進9條“無關大局”公眾又未曾聽聞的,再放進1條【假新聞】,而這條【假新聞】才是其“真正要表達的東西”。“維琪解密”處處【裝出】一副與美國政府勢不兩立的樣子,不過就是為了騙取一般民眾的信任。美國特工主導或參與綁架(暗殺滅口)別國總統都不是一次兩次了,“解決”一個小小的網站還不是“易如翻掌”。

    而“南方報系”等“普世價值派”“一反”一貫“美化美國(主子)”的做法,大肆炒作“(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受過奧巴馬接見的向熹等人恐怕早已深知“維琪解密”與中情局的真實關係,我們不妨摘兩段“南方系”的觀點看看:

    普世價值派把“(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打造成西方資本主義世界言論自由的典範,不過是又一次地販賣私貨。而某些“主流媒體(含央屎)”頻頻報導“維琪解密”的新聞,不過是再次充當了“蔣幹盜書”的愚蠢角色。諾貝爾和平獎事件殷鑒不遠,那些拋棄社會主義價值觀、匍匐在西方資產階級普世價值觀腳下的“蠢物”們為什麼就不能吸取教訓呢?

    是否危害國家安全的標準究竟是什麼?
    1930年代美國大法官休斯裁決:必須到了諸如公佈軍隊行動日期、人數和地點那樣的程度,政府才有“預先禁止”新聞的合法理由。

    在1971年的“美帝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秘密文件案”中,該裁決再次被援引。而如果依照這個標準,“維琪解密”的阿富汗軍事機密檔不能算作“洩密”。

    於是,阿桑奇在面臨美國的指責時絲毫也不退讓,並表示將持續公開這批文件。
    ( 南方週末 – 維琪解密:負責洩露一切
    http://www.infzm.com/content/48846)

    南方週末“渲染”“維琪解密”如何不畏強權,一面代替美國政府套用美國的法律說“維琪解密”的行為不違法,潛臺詞就是維琪解密雖然被美國政府譴責,但是美國政府依然遵照法治原則,沒有將其“非法”關停。

    “維琪解密”之類網站的存在,大大約束了美國軍方和政府機構的權力,減少了這些人肆無忌憚使用權力,並威脅到美國以及全球利益的可能性。

    (鳳凰網七犀鳥:美國為何不起訴“維琪解密”?-南方報網 觀點
    http://opinion.nfdaily.cn/content/2010-07/29/content_14280742.htm)

    鳳凰網的這篇文章更加直接,把維琪解密的存在描繪成約束美國政府絕對權力的典範。

    一場「中情局」“導演”的‘數字遊戲“,絲毫不能洗刷美帝國主義的深重罪孽。不論7.7萬還是300萬都不過是一串數位,但壘成這一串數字的是一個又一個曾經鮮活的生命。這些生命是那麼的抽象而遙遠,因為這一切此刻不是發生在中國,我們難以感同身受。然而,他們也都是妻子的丈夫、父親的兒子、兒子的父親。

    美國“侵略”伊拉克七年,如今留給伊拉克的是什麼:政府低效、傀儡政權幾乎無力恢復社會秩序;戰亂不斷、自殺性襲擊事件時有發生;物價飛漲、廣大人民基本生活沒有著落;缺醫少藥,貧困民眾只有等死;兒童生活在恐懼之中,年輕一代生活在絕望之中;300萬婦女失去了丈夫和男性親屬,74萬伊拉克寡婦已經成了家庭的頂樑柱,處境艱難……
    今日的伊拉克仿佛“人間煉獄”。而罪魁禍首卻是美國那幾個石油、軍工寡頭——他們的所作所為僅僅是為了滿足一己之貪婪。正如電影《阿凡達》所展示的情景,誰讓伊拉克人民錯生在這片蘊藏著“黑金”的沃土之上呢?

    普世價值派“聲嘶力竭”地為美國主子“叫囂”——美國“入侵”伊拉克是為了給伊拉克人民帶去民主。
    焦國標要給美國大兵帶路,為“解放”中國甘做美國精確制導炸彈下的亡魂;
    劉曉波要讓中國做三百年殖民地;
    方舟子聲稱“薩達姆政權的土崩瓦解,無非是再一次證明了‘失民心者失天下’這條樸素的公理,對所有的國家政權,特別是專制獨裁的政權,都是一個警告。但願永遠不會有中國人民被欺壓、絕望到只能求助外國軍事勢力來解放自己的一天。”

    “民主”,“民主”,多少罪惡假汝之手。普世價值派鼓吹的“民主”,不過是捍衛資產階級私有產權的“金主”。
    六十年前早已引入這套“金主”制度的(民主)印度今天又是怎樣的景象呢?
    兩、三百萬貧民聚集在孟買的貧民窟,幾萬兒童無家可歸,流浪街頭。
    印度和伊拉克的歷史及現實告訴我們,“民主”、“自由”的不過是普世價值派的漂亮說辭,隱藏其後的卻是美帝國主義的鐵血手腕和罪惡目的。

    “(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在中國的聲名鵲起不過是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編織”的“謊言”大幕的小小一角,但是更具“欺騙性”。正當人們驚喜地看到“維琪解密”爆出美軍在伊拉克濫殺平民、公開“阿富汗戰爭日記”,期待著“維琪解密”解出更多美軍內幕的時候,“維琪解密”這一次終於為其主子——「中情局」幹了回正事,不料「中情局」竟如此地摳門,讓“維琪解密”露出馬腳。

    而中國的“普世價值派”則“配合”維琪解密演起“雙簧”:

    “維琪解密”檔稱美軍無故射殺伊拉克平民
    南方網 2010-10-24 09:57
    http://news.southcn.com/i/2010-10/24/content_16958815.htm

    維琪解密公佈40萬份伊戰檔 曝美軍虐囚細節
    新浪 2010-10-24 08:32
    http://news.sina.com.cn/w/2010-10-24/083221340494.shtml

    維琪解密公佈海量伊戰秘檔 呈現駭人聽聞細節
    搜狐 2010-10-24 06:33
    http://news.sohu.com/20101024/n276326295.shtml

    揭秘維琪解密:華府眼中釘
    香港文匯報 2010-10-24 02:2
    http://trans.wenweipo.com/gb/news.wenweipo.com/2010/10/24/IN1010240005.htm

    維琪解密曝光40萬份伊戰密件:6成死者是平民
    QQ 2010-10-24 01:17
    http://news.qq.com/a/20101024/000038.htm

    千篇一律的報導——“無故射殺”、“虐囚細節”、“駭人聽聞”——“看似”義正詞嚴地指責美軍,卻又【全都迴避】美軍殺害伊拉克平民的“真實數字”,首肯默認“維琪解密”的10.9萬便是在間接否認120萬,妄圖減輕美軍罪責。然而,民眾似乎並不買賬:

    看看騰訊網後面的網友評論吧,這恐怕也是普世價值派所始料未及的。騰訊網的編輯們如果不刪除跟帖,評論裏反美、親毛的聲音就會一直占上風。騰訊等南方報系媒體要想控制線民思想,現在已經很難。民眾一旦覺醒,謊言便無法繼續。
    http://comment5.news.qq.com/comment.htm?site=news&id=26442308

    騰訊武漢市網友 bfs2010-10-23 11:29:07

    才10萬嗎??起碼是50萬才對!
    不要看維琪好象是反美的,其實他們中間有很多的美國要人,他們反美是有一定的理由的,或許是這樣的原因,或許是那樣的原因,但是在涉及到美國的根本利益的時候,還是要說假話的,這裏有更深層的因素,不管怎麼說,狗咬狗總是好事情,可以從中分化美國的.

    回復支持[6427]

    從前幾年的CNN在西藏事件上的造假,到最近主流媒體在汪暉事件到方舟子事件上的歪曲性報導,一系列事件已經教育了廣大民眾。當前絕大部分民眾已經覺醒,他們開始本能地懷疑美國的主流媒體如CNN等,也開始本能地懷疑中國的主流媒體如南方報系、騰訊等門戶網站、央視CCTV及炎黃春秋等右翼雜誌所提供的資訊。由於中國存在葉利欽式的人物,當前黨中央除了對人民網還有部分控制力外,其他所有的主流媒體幾乎都已被中情局所隱性控制。而此次維琪解密網站事件,更加證實了維琪解密網站不過是中情局為了給世界人民洗腦所玩的“無間道”把戲!美國為了控制世界輿論、為了給全世界人民洗腦可謂絞盡腦汁。

    然而仍然有少部分的所謂的學者、線民,至今仍然易受「央視」、「南方報系」等主流媒體誤導。比如前不久的方舟子-肖傳國案,某些學者竟然片面相信「央視」、南方報系等主流媒體所傳達的來自方舟子的單方面聲音,竟然完全沒看肖傳國一方的聲音,甚至連亦明的文章《方舟子惡鬥肖傳國始末》(見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1009/183405.html )都沒看過就對方-肖案妄下定論。

    在一個階級鬥爭激烈的年代裏,在一個資訊充分湧流的年代裏,幾乎對任何事物任何人物的評價(比如對美國、對毛澤東、對改革、對轉基因、對朝鮮……)都出現了兩種對立的聲音。如果你僅僅接受央視CCTV、美國CNN、中美國南方報系等媒體的資訊,而沒認真研究過烏有之鄉等獨立媒體的聲音,那麼“恭喜”你,你已經被中情局高度洗腦了。善良的人們,為了不被中情局洗腦,你們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心,一定要學會全面地掌握、理性地分析來自正反兩方面的資訊!

    附 文 1:

    “最大洩密案”疑似中情局導演

    作者:夏河年

    烏有之鄉 2010-8-5
    點擊數:2321

      “維琪解密”似乎揭露了不少阿富汗戰爭內幕,包括濫殺平民、事後掩飾、未審先殺、巴情報機關暗助塔利班,等等,主要是2004至2009年底,駐阿美軍及情報人員撰寫的秘密報告。“維琪解密”創辦人阿桑奇希望這批公佈的秘密檔能像當年公開的東德秘密員警檔案那樣引起震撼,並提到戰爭罪,美國媒體認為這是美國歷史上最大的軍事情報洩密事件,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詹姆斯•鐘斯發表聲明說:“美國政府強烈譴責個人和組織洩露機密資訊的做法,這樣做會把美國人和我們合作夥伴的性命置於危險境地,威脅我們的國家安全。”

      希拉蕊在越南說,南海的主權爭議牽涉到美國的國家利益,這不是暗示而是明示要介入南海之爭,當即遭到中國外長楊潔篪的反駁,中華兒女更是群情激奮,並且出現了在美軍完成部署前的現在立即派兵教訓“越南猴子”的呼聲。在下對此不以為然,因為如果現在就對越南動手術,正中希拉蕊的下懷,中她老人家的下懷還不如中萊溫斯基的下懷呢,反正不比買彩票中了塊香皂更有意思。真要是幾句話就能挑起一場戰爭,希拉蕊會比見到女兒切爾西豪華的婚禮場面更開心,而我們則違背了“讓別人生氣而自己不生氣”的原則。啥時候動手術合適?答案是中國經濟的發展面臨巨大困難的時候,到那時,就輪到咱大規模開發南海了,開發商作業,解放軍護駕。我領海範圍內的越南建築統統是沒有經過咱國土局審批的,未來的南海市國土局也不會追認,開發與拆除違章建築同時進行。

      說到正中下懷,我突然覺得世界媒體正中了美國情報機關的下懷。真正機密的檔,如果有的話,維琪解密並沒有披露,而到處張貼的那些“秘密資訊”,在我看來,第一談不上有多秘密,因為在此之前大家就知道不少;其次,“嚴重傷害國家安全”完全是誇大其詞,除非有大料爆出,不信等著瞧,沒啥大不了的;最後,怎麼看怎麼覺得那些“機密資訊”的“披露”像是中情局的策劃。我們先看幾條媒體沾沾自喜的“秘密資訊”,看看有沒有美國情報機構蓄意而為的嫌疑。

      聯軍的攻擊行動共造成144宗涉及殺死平民的事件,導致最少195死174傷,但這些濫殺錯炸事件大多秘而不宣,掩飾了事。
      析:前後6年,致平民195死174傷,真要是這樣,我說句不好聽的話,那些入侵者即便不是“文明之師”也差不了多少,你這是揭露聯軍醜聞呢還是為聯軍塗脂抹粉?美軍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寧可錯殺一千也不放走一個”早就不是什麼新聞。

      秘密行動小組“黑色”特種部隊373,未經審訊下,擊殺或生擒目標人物,多達2000名塔利班高層及基地目標人物,被列入他們的“擒殺名單”,通常是直接擊殺目標而無任何生擒的意圖,共計抓捕殺死塔利班高價值目標的中等和高級指揮官2058人。這支部隊亦有誤殺平民、女人和兒童,甚至是擋路的阿富汗員警,事後盟軍通常只會向被殺平民的家庭作賠償了事。在2004年到2009這六年共殺死塔利班5萬8千多人,而從2001年到2009年10月為止共殺死敵軍10萬4千人。
      析:看起來就像是入侵阿富汗的“文明之師”正在阿富汗幹著該幹的事,偶爾會出點小錯,沒啥特別的,並順便恐嚇塔利班:爾等都已經在我的刺殺名單上,最好是躲在叢山峻嶺裏別跑出來,不然會小命不保,混入平民中也不管用,我們經常是不加區別的。花3年抓捕,花5年審判,美國電影看多了吧你?有了美軍阿帕奇直升機在伊拉克向平民亂槍掃射墊底,這些算什麼呀!真要是有那麼多塔利班士兵和高價值目標被消滅,塔利班現在還能存在嗎?現狀是塔利班已經捲土重來。美軍入侵阿富汗後,塔利班一直在避開美軍鋒芒,到被推翻時,武裝力量並沒有受到重創,後來則與美軍打起了遊擊戰。當然,加上被消滅的“小恐怖分子”是可能有那麼大數量的。

      最少有180個情報檔案質疑,巴基斯坦情報局為塔利班提供了資源、避難所甚至是武器,允許其情報機關的代表直接與塔利班秘密會面,商量建立武裝組織網路,打擊駐阿富汗美軍的戰略措施,巴基斯坦政府涉嫌秘密給塔利班提供指導和幫助,例如2007年4月,巴基斯坦情報人員將1000架電單車,給了一個和塔利班有關係的網路,這批批電單車可能用作自殺式炸彈襲擊。
      析:戰前巴基斯坦和塔利班是非常親密的盟友,巴情報機構和塔利班的親密關係舉世皆知,只是在美國入侵阿富汗前夕,在美國的威脅下分手。時任總統的小布希對巴基斯坦說:要麼支持我,要麼挨打,不許中立。此後,美國對巴基斯坦是威脅利誘並重。傻子才會相信巴基斯坦和塔利班頭天如膠似漆第二天便打起了生死架,美國有那麼天真嗎?這就好比一對因為非感情因素而分手的情侶,偶爾還會私下幽會,舉世皆知的關係算什麼機密?今日“解密”,恐怕還是警告巴基斯坦吧?不錯,巴基斯坦是因為倒戈而得到了一些美元,但巴國從此陷入了無休止的暴力迴圈中,談不上虧欠美國什麼。

      塔利班武裝在2007年用導彈擊落了1架直升機可能導致1名加拿大軍人死亡。
      析:這一點被廣泛理解為揭露美國隱瞞塔利班具有這種武器的資訊,實際上我們可以換一個角度理解,那就是:戰爭爆發後,加拿大死了1名外交官、2名記者、2名援助人員和140多名軍人,而塔利班手裏的導彈6年內總共才打死1名加拿大軍人嘛,根本不必當一回事,小弟們別忙著撤,留下繼續幫幫老大吧。

      被問及白宮是否會採取措施、迫使維琪解密停止公佈檔,白宮發言人羅伯特•吉布斯回答說:“我們只能請求掌握這些秘密檔的人不要繼續對外公佈。除此之外,我們無能為力”。
      析:這話被廣泛理解為美國對自由價值的崇尚並被某些人表彰,而實際上,除非你有對抗的手段,否則的話,為了“美國的國家利益”,啥事他都敢做,包括自由地捏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情報以及虐待戰俘、掃射平民。

      據說是由於洩密者愛國心尚存要求把“傷害減至最小”,“維琪解密”網站同意暫時扣起其餘1.5萬份機密檔,總之是迄今為止世人並沒有看見爆什麼大料。實際上,對於已經公佈的檔,維琪解密網站都隱去了告密者的真實姓名。維琪解密又提供了一些文檔供世人下載,但它是加密檔,能下載不能流覽。這可以理解為維琪解密的自保手段,意思就是說,如果你美國要迫害我維琪解密成員,別怪我向公眾交出密碼,但也可以解釋為為了增加可信度而故弄玄虛,畢竟已經公開的充其量只是一些秘密檔,談不上機密檔,太大的價值是沒有的,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大料放在無法打開的另外1.5萬份文件中。為了將戲演得逼真,22歲的美軍情報專員曼甯以及與之有來往的麻省理工學院電腦專家被公開列為情報洩密嫌疑人,曼寧已被從科威特的監獄押解回國。
      總體感覺,這次的“維琪解密”更像是美情報機構導演的一出戲,情報機關通過欺騙“維琪解密”而欺騙全世界,因為有些話讓第三者說出來比自己說出來更顯得可信,比方說,如果五角大樓說從2004年到2009年的6年間,總共有195名阿富汗平民死于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聯軍誤炸,輿論肯定不會相信,比如我就會說“將195這三個阿拉伯數字倒過來念還差不多”,讓維琪解密以洩密的方式披露,可信度就高多了,畢竟該網站曾經是扔過重磅炸彈的。

      美國《防務新聞》週刊網站7月27日報導:美國兩黨共同組成的一個高級國防專家小組稱,五角大樓的支出計畫和節約成本的努力將無法滿足現代戰爭的供給需要,而美國很可能需要與包括迅速現代化的中國軍隊在內的未來敵人進行這種現代化戰鬥。《防務新聞》披露這樣的資訊,要麼是對中國無所顧忌想說啥說啥,要麼是系列誤導手段之一,比方說引誘中國趁美軍準備不夠充分時與越南開戰,聯繫到“最大洩密案”高度疑似美情報機關導演,咱不能聞雞起舞,該幹啥幹啥,如果要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美國在演戲,咱要多看看,別第一幕沒結束就感動得稀裏嘩啦擦了好幾包餐巾紙。先將中國-東盟自貿區搞紅火,去南沙拔釘子戶可以作為拉動經濟的手段儲備。中越必有一戰,但不要在美國希望的時候開戰。中美之戰在真偽之間,就看我們的準備是否充分,準備充分,判斷準確,謀劃得當,或可免,或來了也不怕。大國的戰略欺騙和情報機構的戰術欺騙是常有的事,自己要有主心骨。我說的是維琪解密疑似美方假“羅寧”之手“洩密”,還有一種可能是俄羅斯情報機構報復抓捕俄方間諜,由於維琪解密的消息途徑眾多,美方釋放的假資訊和俄方的真資訊混到一塊兒,但真正的料,俄方也僅僅是作為威懾手段加了密,一般不會付諸實施,要知道,梅德韋傑夫的親美意識挺重的。
      朋友從澳門帶回幾包當地香煙,價格和我們江西老表的“吉品金聖”差不多,二十幾塊錢一包,較貴而不很貴,品質比“吉品金聖”就差多了,煙絲粗細懸殊,口感簡直沒法比,好不容易抽完(朋友送的,我無論如何也不會扔掉),我順嘴說了句“可憐的澳門人民,咋抽這麼差的煙?”,當然是玩笑話,澳門人民比江西老表富裕多了,這我清楚。可見,即便是親自耳聞目睹,還是要加以分析,不然容易出錯。這一波的維琪解密,真實性難以核實,蹊蹺之處過多,大夥兒還是多看看,多想想,別忙著下結論,我也不敢說美方自導就是最後的結論,提供另一個思路而已。

    附 文3:

    國內輿論陣地都讓美帝的打手南方系佔領了

    作者:利楊

    南方系某員工得意忘形,說出了這樣的話:“我告訴朋友,在四大門戶中,QQ的總編輯是前南方週末的陳菊紅,搜狐主管博客的趙牧是前南方週末的、劉同學新征是新京報來的,新浪也有不少前南都和新京報的舊人,而網易就不用說了,從副總裁、總編輯、副總編輯、總監甚至到各個頻道的主編,大部分都是南方報業出來的。

    昨日在天涯上看到一則帖子,是關於騰訊新聞造假的,作者以詳實的資料指出了騰訊那篇《前駐波蘭大使稱讚波蘭政府節約》的新聞純屬造假。很多人大為吃驚,騰訊,一個全國性的特大媒體,為何會造假呢?其實,這根本就不用奇怪,因為騰訊是南方系控制的媒體之一,只要有能攻擊黨和政府的新聞,他們是決計不會放過的,哪怕為此造假。說起來,中國的媒體存在一個南方系,早就不是什麼新聞了,當年南方系大佬宣稱控制了中國90%的媒體的豪言壯語,依然在耳,由此可知,我們的中宣部,到底打了多久的瞌睡。

    南方系,其得名來自於一個很著名的報紙——《南方週末》,《南方週末》是什麼樣的報紙,不用我多說,大家都很清楚,因為很出名,尤其是以攻擊社會主義、共產黨出名。南方報業集團在形成氣候之後又相繼推出了幾種報刊雜誌,雖然他們自稱自己的宗旨是以“反映社會,服務改革,貼近生活,激濁揚清”為特色;以“關注民生,彰顯愛心,維護正義,堅守良知”為己責。但是,隨著網路的發達,不少人都看出了這個集團其實是以“和平演變中國”為自己最大的責任,所謂的良知,只是對美國大老闆的良知,至於對中國人是否有良知,很抱歉,精神上已經是美國公民的南方系眾人,可是徹徹底底將國民當做屁民來看待的,屁民,最好騙嘛。

    南方系的形成尤其歷史的原因,與當年改革開放之後對美國形成的狂熱崇拜有著直接的聯繫,也與小平同志在對待左派的問題上矯枉過正有著莫大的關係,在防左,防右問題上,小平同志堅決的執行了“主要是防左”的政策,對右派基本上是放任自流,這給了南方系形成的政治環境和思想環境。隨著南方報業集團的逐步壯大,蘇東劇變又緊接著發生,南方系一下子就找准了自己的目標——“和平演變中國”,而且,隨著南方報業的諸多編輯開始向外流動,猶如一種病毒一般開始侵蝕中國的媒體,到後來,南方系某員工得意忘形,說出了這樣的話:“我告訴朋友,在四大門戶中,QQ的總編輯是前南方週末的陳菊紅,搜狐主管博客的趙牧是前南方週末的、劉同學新征是新京報來的,新浪也有不少前南都和新京報的舊人,而網易就不用說了,從副總裁、總編輯、副總編輯、總監甚至到各個頻道的主編,大部分都是南方報業出來的。 ”

    所以,騰訊會在新聞上動手腳,根本就是情理之中的事,經常上網的朋友大概都遇到這樣一種現象——自己的評論發言並不會顯示出來,甚至常常被以違反“國家有關規定”的理由給直接阻攔掉,或者刪除掉。然而,我曾經遇到過這樣一件事,眾所周知,新華網,人民網,某種意義上就是黨的網站,國家的網站,按理說,這種網站上對所謂的“國家有關規定”執行的應該是更為嚴厲的,但是,當我將從新華網的網站上看到的內容複製下來,發到網易的評論裏時,網易告訴我“內容不符合國家有關規定”,很搞笑,不是嗎?如果國家有這種規定,在新華網上是怎麼發表出來的?最搞笑的是,這個內容並非攻擊黨和社會主義的,而是擁護黨和社會主義的,哪個國家會傻到規定“只准攻擊我,不准擁護我”?南方系的人真是聰明,對不符合自己口味的觀點,就打著“國家有關規定”的旗號直接河蟹掉,將矛盾直接轉移給黨,當然,他們也會放行一些跟他們意見不一致的內容,不過,很快就會被淹沒在更多的跟他們意見一致的評論之中,通過技術手段,強行的將評論倒向自己,然後,就宣稱,這是民意。手段雖然老套,不過,對於在獲取資訊上往往存在滯後性的普通人來說,著實是相當的慣用。

    在網路尚未普及之時,南方系的報刊雜誌可以經常編造一些假的不能再假的新聞,但是,這些新聞是國外發生的,沒有網路的人無法向外獲得資訊,所以,他們蒙蔽了不少人。然而,網路逐步普及之後,老的手段不行了,跟不上這一變化的《讀者》,《特別關注》,《青年文摘》等逐漸的被人剝去了神聖的光環,露出了腐朽的軀體,能被其所蒙蔽的人群變得狹小。而南方系卻很厲害,他們乘勢入侵了網路,控制了門戶網站,而開始了一種新型的造假,我將其稱之為“真實的謊言”。何為“真實的謊言”?高等數學之中,有這樣一個最為基礎的概念——極限,而“真實的謊言”,就是一種極限狀態下的謊言,這種謊言無限的趨近於真實,讓人難以辨別,尤其是對於無法獲取完整資訊的民眾來說,更是很難分辨其是真是假,而受其蒙蔽。

    一個國家,社會制度發生根本性改變,其先兆往往就是思想的混亂,而造成思想混亂的,往往便是媒體,哪種力量控制了媒體,他們就能控制人的思想,就能為所欲為,蘇東劇變的教訓猶在眼前。蘇聯,在歷史教材上將其解體多往經濟原因上套,這很正常,因為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革是以建立市場經濟為目的,那麼,為了在人民中肅立這麼一種非建立市場經濟不可的思想,自然要把蘇聯和東歐當靶子。然而,事實上,蘇聯的解體,最主要的原因是政治原因而非經濟原因,如果不是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的相繼去世,他們所進行的對蘇聯有益的經濟改革被繼任戈巴契夫瞎整一氣,然後又為了轉移黨內對其的職責亂搞政治改革的話,蘇聯,很可能並不會解體。而我們的北方,也許會壓著一個龐然大物,從這點上看,蘇聯解體是值得慶賀的。然而,戈巴契夫一上臺就開始鼓吹所謂的“新思維”,要建立所謂的“民主社會主義”,將整個意識形態領域交給了以整垮蘇聯為己任的雅科夫列夫,雅科夫列夫通過操縱媒體,將整個社會的思潮弄亂,同時,通過媒體,將西方世界扭曲成幻想中的天堂報導給對外界並非很瞭解的蘇聯民眾,兩個人一個在政治經濟上破壞蘇聯,一個在意識形態領域裏瓦解蘇聯,最終葬送掉了蘇聯這個龐然大物,戈巴契夫在將蘇聯整垮後表示:“自己達到了目的,感到很安心”,而雅科夫列夫在蘇聯解體,人民遭受巨大苦難將矛頭指向他時,便打造出了一本《一杯苦酒》,為自己的行為辯解。

    歷史,就是一面鏡子,我們將鏡子照向蘇東劇變的歷史,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南方系所在做的一切,無非就是雅科夫列夫們的翻版。80年代,南方系尚未壯大之時,在做這件事兒的是北方的中青系,也就是“中國青年報”在做如此的事兒,現如今,中青系已經沒落,但是從“中國青年報”中仍可以看到他們依舊在延續其80年代的所作所為,只是,遠不如南方系犀利罷了,我讀高中之時,“中國青年報”有個“冰點時評”,不是同樣用著南方系的手段嗎?再往前推,04年雅典奧運會時,當時的《成都商報》體育版有個特約評論員的文章,不是跟南方系同屬一系嗎?直到今天,在《中國青年報》上,我們不也是能看到一個名叫張XX的人在那兒極力的鼓吹私有化,聽聞山西國進民退,比自己死了母親還要如喪考妣嗎?也許,對南方系的人來說,所謂的民主就是“我絕不讓你發表意見,但我誓死扞衛我自己發表意見的權力”吧,行了,寫了這麼多,突然覺得,有個南方系也好,任何事物都有其兩面性,沒有了南方系,西方又該攻擊你沒有了“言論自由”了 。

    騰訊網友對《維琪解密網公佈40萬份伊戰檔 稱逾10萬人喪生》的評論
    http://comment5.news.qq.com/comment.htm?site=news&id=26442308


  24. 2011/10/01 於 09:37 patchpieces
    【揭露“共濟會”、粉碎賣國賊】 一.“共濟會”是財閥壟斷資產階級地下黑惡政黨! 1.世界壟斷財閥“共濟會”、錫安長老會、大衛星、大衛王。 A.“共濟會”是世界壟斷財閥成立的一個地下政黨。 “共濟會”一直在英、美資本主義國家較為發達,現在全球約600萬“共濟會”成員中就有約240萬在英、美。但在其成立後不久,也在向歐洲大陸擴散。法國東方公所(the Grand Orient de France)于1728年成立,但當法國分會開始接納無神論者為會員後,1877年英、美的“共濟會”宣佈與之斷絕來往。 1849年,“共濟會”在上海正式開設了在中國的第一個分會。種種跡象表明,“共濟會”已經在中國黨內外和境內外“培植”了內奸賣國賊。 “共濟會”的總部可能從創建初期的英國轉移到了美國。據網友揭露,現代“共濟會”地下黨重要的成員之一是“猶太壟斷資產階級”。這從美國“無條件”地支持以色列的事實中可見一斑。 “共濟會”實行秘密結社,這也是不同國家秘密組織的共同特徵。他們大多是通過秘密的人際網路發展,成員大多來自“壟斷資本家”或官僚,有嚴格的“排他性”。例如1780年代初的法國“共濟會”成員雖然彼此互稱“兄弟”,但“禁止”工人階級會員加入。嚴格的會員“資格”、隆重的入會儀式等促使“共濟會”成員間秘密抱團、有組織地操縱政治經濟軍事文化。 B.“共濟會”重要的標誌是以色列國旗上的“大衛星”。 關於大衛星的含義,電影《達芬奇密碼》已經作了詳細交待,上三角代表男性生殖器,下三角代表女人的子宮,意義即為男女的結合。他們認為,男女的融合作為和上帝對話的途徑,在男性射精的那一刹那,男性腦意識會一片空白、出現真空,這時就會見到“上帝”。 C.壟斷財閥“共濟會”崇拜的上帝及撒旦。 古猶剝削者“兜售”的上帝不是一般人理解的耶穌。因為耶穌是到西元6世紀在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召開的福音書修訂的秘密會議上才“神化”為現代意義上的“上帝”的。 古猶剝削者“兜售”的“上帝”是撒旦的前身 Lucifer(“晨星”路西法)。 電影《達芬奇密碼》只是說了前半句──上帝耶穌是不存在的;但是後半句—上帝是撒旦的前身 Lucifer(“晨星”路西法)不敢說了,或者作者覺得現在說出來尚欠火候。 撒旦(Satan) ,是上帝“晨星”路西法(Lucifer)降臨凡間後的稱呼。 聖經中的撒旦 (Satan) ,是翻自希伯萊文的英文。他原是非基督教系中的“黎明(即光明)之神”。中世紀有一首詩中題到:……Lucifer, how fallest thee from the heaven……(路西法,你如此由蒼穹而降)。這裏提到的fall,是“下凡”不是“墮落”, heaven,也不是指天堂,而是天空。可見,撒旦是上帝“晨星”路西法(Lucifer)降臨凡間後的稱呼。 照片:美圓背面金字塔上面的那只眼,實際是就是壟斷財閥崇拜的撒旦之眼;圖案還隱藏了大衛星。 被稱作“撒旦”的共有以下幾個: 一是“晨星”路西法(Lucifer)—被神化為“原天使長,光輝的晨星”,古猶剝削者兜售的所謂“上帝”。說是在兩千多年前,路西法(Lucifer)不肯跪拜耶穌,被耶穌奪走了晨星之名,被打落到了“天使之獄”的塵間。“路西法”引發了著名的天使大戰(War of Heavens);帶走了全天堂三分之一的天使。Lucifer(“晨星”路西法)降落到塵間以後,就成了撒旦。 二是“古蛇”薩麥爾(Samael)—古猶剝削者認定的聰明“天使”古蛇薩麥爾。是神造世界第一名反叛的天使。紀載他是“擁有十二片枚羽翼的光輝使者”。因“薩麥爾”不肯跪拜于亞當、並說出:“憑何要我這聖火所生的天使,跪拜一個塵沙造出的身軀”之叛逆之言,於是“薩麥爾”被奪去了名號,而成為“禁名”的天使,唯喚“古蛇(The Serpent)”。“薩麥爾”禁名後,以蛇的樣貌潛入伊甸園,蠱惑了夏娃。於是,“薩麥爾”被稱為“最惡的”“撒旦”。 照片:《紀要3》–用“象徵大蛇來象徵我們的人民” D.壟斷財閥“共濟會”最高權力機關是“錫安長老會”。 “共濟會”的最高權力機關是“錫安長老會”。“錫安長老”是超級壟斷財閥“共濟會”推舉的核心成員。 “錫安長老會”秘密推選“共濟會”最高領導人“大衛王”。即大衛王是錫安長老會推舉出的自己代理人或執行者。1844年即1848年壟斷財閥革命前,壟斷財閥共濟會本傑明.迪斯萊裏(真名是伊斯雷爾)在小說《科寧斯比》中寫道:“這個世界是由那些與非幕後人士所想像的大相徑庭的人(壟斷財閥共濟會)所統治的”。德國AEG電氣工程公司的瓦爾特.拉特瑙在1912年12月24日的《維也納自由報》發表的文章寫道:“三百個人(壟斷財閥共濟會),他們互相認識,統治著整個歐洲大陸的命運,並從他們的追隨者中選出繼任者。” E.“共濟會”從古埃及走來又企圖重登世界頂峰。 “共濟會”的英文正式原名為Freemasonry,直譯即“自由石匠”,其標誌上有圓規和曲尺圖案。其公開文獻《共濟會憲章》將其歷史追溯至西元前4000年,認為聖經時代的石匠(當時只有他們掌握著幾何與自然科學的知識)創造了這個組織,目的是以理性和知識克服人類弱點、重回神的領域。這些石匠秘密交流天文、幾何、人體解剖學的知識,互稱“兄弟”,以圖重建上帝的秩序。 “共濟會”的古代發源地可能是古埃及。古代“共濟會”組織的主導可能是埃及的壟斷財閥,他們視自己為亞特蘭蒂斯史前文明的倖存者。而後共濟會的西遷而進入耶路撒冷。(根據20 世紀初俄國出版的《錫安長老會紀要》Протоколы сионских мудрецов描述) “共濟會”印刷的美元上有一個缺頂的金字塔圖像。這意即他們從金字塔走來,還將重登金字塔頂峰,即重新統治世界。 2.網路揭露的與壟斷財閥“共濟會”相關的人和事。 A.“共濟會”在倫敦成立後逐步影響英國王室,英王喬治四世、喬治六世、愛德華七世、愛德華八世等都曾加入“共濟會”; B.“共濟會”使英國失去了北美殖民地,而北美獨立運動的先驅者幾乎全部都是“共濟會”會員,在《獨立宣言》上簽字的56人中有53人是共濟會會員; C.“共濟會”創建了“紐約證券交易所”; D.一元美鈔背面的金字塔、眼睛等圖案均為“共濟會”的秘密符號; 放在該徽記旁的拉丁文OVUS ORDO SECLORUM也是“共濟會”用語,指“新紀元的秩序”,指美國脫離英國獨立後建立的新秩序,也隱含“新世界秩序”之意,即“共濟會”試圖操縱建立的“世界秩序”; E.英國的金融巨頭羅斯柴爾德家族,作為操縱20世紀初國際金融秩序的猶太家族,也是“共濟會”成員; F.“共濟會”操縱美國發動“反恐”戰爭,以便開創一個新的自由霸權秩序; G.美國副總統、主張對伊拉克開戰的鷹派切尼(Dick Cheney)也是“共濟會”的成員; H.任職期間轟炸了中國駐前南大使館的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著名的蛇形胸針 I.美國現任總統巴拉克-奧巴馬既是“共濟會”、也是“光明會”成員; J.2003年之前,全世界電影界最隆重的奧斯卡獎都是在“共濟會”公所舉辦的; K.美國的《新聞週刊》、《紐約時報》、《財富》、《華盛頓郵報》等新聞媒體,都掌握在“共濟會”手裏,用以影響“公眾輿論”,使他們接受“新世界秩序”; L.1849年,“共濟會”在上海正式開設了在中國的第一個分會。 M.辛亥革命所借重的海外華人秘密團體『洪門』也是“共濟會”的底層組織; N.“共濟會”正試圖“圍堵中國”並阻止起崛起,中國所遇到的許多國際阻力都是“共濟會”的陰謀。 3.壟斷財閥共濟會《錫安長老會紀要》及核心謬論。 “共濟會”獨霸世界的戰略毒蛇綱領是《錫安長老會紀要》。《錫安長老會紀要》是共濟會最高權力機關交班時,對新一任地下黨長老會培訓會議的紀錄。 《錫安長老會紀要》最早的版本是由飛利浦.斯捷潘諾夫於1897年第一次在很小的圈子內印刷。尼路斯在1901年以《渺小的偉大》為書名公開出版,並在1906年重印。目前大英博物館收藏有這個最古老的版本。《錫安長老會紀要》俄文版在前蘇聯時期一直是禁書,據說蘇聯人如果擁有此書將被判重罪。20世紀二十年代,英國《晨郵報》駐俄記者維克多.馬斯登將此書從俄文版譯成英文版。翻譯工作完成後沒幾天,他就突然病倒並匆匆離世。目前,香港已經以《操縱20世紀歷史的黑手》為書名出版了中文版。 《錫安長老會紀要》實質就是“共濟會”中極少數壟斷剝削階級統治者—共濟會長老會向其繼任者或其代理人──大衛王、“兜售”其“統治世界”、剝奪奴役世界人民的反動“政治經濟文化綱領”。 《錫安長老會紀要》有四大核心反動謬論: 一是“類獸主義人性眾惡論” 壟斷財閥“共濟會”自己是沒有進化完全的類人猿和類獸人,卻要兜售“我為獸、天下人皆為獸的;人間有獸、人類永遠是獸的人性不變論”的反科學、反進化的“類獸主義人性眾惡論”。 二是“種族主義自戀自大自神論” A.君權神授論、撒旦子民論、種族優越論。把極少數壟斷財閥“共濟會”吹成“上帝安排”統治世界的“寵兒”或超人。 B.種族主義加超階級的“邪教控制論”。壟斷財閥共濟會長老會從其剝削階級自私自利的反動立場出發,抹殺人類社會客觀存在的階級、階級矛盾與階級鬥爭,肆意鼓吹壟斷財閥種族主義,企圖用種族主義掩蓋極少數壟斷財閥共濟會剝削剝奪包括壟斷財閥無產階級在內的全世界無產階級的罪惡。 三是資本主義“金錢操縱論” A.騙取世界黃金、實行黃金專政。先欺騙世界將“私人銀行”發行的美元與黃金掛鈎,將世界黃金儲備“騙到手”後,宣佈黃金與美元“脫鉤”。拒絕出售歸還各國黃金儲備。 B.私人操縱貨幣發行、通過債務操縱帝國政府、實行貨幣專政。美國中央和地方政府因拖欠財閥共濟會數百萬億無法償還的天量的債務,完全被財閥共濟會操縱而成了聽任財閥資本集團驅使的一條惡狗。 C.用黃金、金錢操縱政府選舉、實行金錢專政。用金錢培植和操縱政客、實施金錢偽民主、真獨裁。帝國政客要登上執政者的寶座,必須得到壟斷財閥共濟的支持;上臺後必須為壟斷財閥共濟會賣命。美國奧巴馬年青時就接受了共濟會的培養。 D.通過資本壟斷軍火、軍工、操縱軍隊、情報機關、員警,驅使帝國政府窮兵黷武、侵略世界、對世界實施帝國恐怖統治、控制世界。強迫各國漢奸將各國人民的血肉出賣帝國、帝國只需出具白條。要賴賬時,自我下調信用等級、對世界各國債權國耍無賴。 E.用金錢壟斷媒體、操縱輿論、實行精神控制。通過資本壟斷輿論工具,實施謊言和輿論專政。財閥壟斷控制了國家輿論,蒙蔽人民、欺騙世人。 三是經濟政治軍事輿論黑惡統治論。 政治操縱、經濟壟斷、輿論欺騙、生活控制、生化毒害、暴力暗殺。 照片:共濟會長老為奧巴馬舉行儀式     奧巴馬手上的戒指圖案是共濟會會標 奧巴馬手上的戒指圖案是共濟會會標     布雷爾晉見共濟會長老 4.壟斷財閥“共濟會”種族主義。 兜售“猶太壟斷財閥共濟會是上帝的選民”,是“最聰明的人種”等謬論。 對非共濟會及其有色人種實施種族隔離、戰爭屠殺、生化禍害。 1995年的費爾蒙特飯店會議上,壟斷財閥種族主義者鼓吹:人類分化為20%的精英人群和80%的垃圾人口,地球資源、勞動財富主要供20%的精英人口享受。對80%的垃圾人口,壟斷財閥共濟會毒蛇將用三種手段處理: 一是採用布熱津斯基的“餵奶主義”,“棄置和隔絕那些無用而貧窮的垃圾人口。不讓他們參與地球文明生活的主流,僅由20%精英將一些消費殘渣供給他們苟延殘喘”。 二是操縱戰爭、暴力屠殺、生化高技術隱匿消滅。 方案一:戰爭消滅不臣服的非共濟會人種。 方案二:通過轉基因等分子生物技術遏制非共濟會人種。 方案三:通過生化技術疾病和精神病屠殺非共濟會競爭對手。 5.壟斷財閥帝國主義。 列寧說過:壟斷階段的資本主義就是帝國主義。 一是通過壟斷美國經濟、壟斷世界經濟。 A.壟斷經濟、控制美國。 美國前總統羅斯福就曾感歎:“影響美國經濟的只有二百多家企業,而操縱這些企業的只有六、七個猶太壟斷財閥”。 華爾街是美國的主宰,壟斷財閥“共濟會”又是華爾街的主力。華爾街的金融財閥中有半數是壟斷財閥“共濟會”。如所謂的“股神”巴菲特、“金融大鱷”索羅斯、高盛、雷曼兄弟、谷歌、英代爾等公司的創建人都是猶太壟斷資本家。 美國矽谷95%的高技術企業、美國98%的共同基金、95%的美國媒體都是猶太人控制著。 90%的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的管理人員、85%的中層以上NASA管理人員,全部是猶太人。 猶太資本家掌控著美毛皮業的90%、糧食加工業的60%、電影業的40%和鋼鐵業的25%。 在美國《福布斯》雜誌公佈的壟斷富豪榜上,前40位中有16人是猶太人。正所謂“美國人的錢在猶太人的口袋裏”。說美國是猶太壟斷剝削階級的僕從一點不為過分。 財閥共濟會已經“掌控”美國1750家報紙中的50%以上;電影業的40%;《紐約時報》、《新聞週刊》、《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和《大西洋月刊》等世界著名報雜都為其所有;美三大廣播公司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全國廣播公司(NBC)和美國廣播公司(ABC)均為財閥共濟會創建控制。由此可見,壟斷毒蛇控制的美國媒體是世界謊言的加工廠。 現在,壟斷財閥共濟會已經通過壟斷或操縱經濟、政治、司法、軍工、科技、教育、媒體操縱控制著美國、並通過美帝國間接地操縱世界各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幾乎各個領域。 B.壟斷和詐騙美國和各國的黃金。 《共濟會錫安長老會紀要第22卷“黃金的力量”》寫道:“在我們手中有當今最有力量的東西—黃金,在兩天之內:我們就可以從庫存中獲取想要的任何數額”。 財閥“共濟會”自詡“我們手中有當今最有力量的東西—黃金”,說明它們竊取了美國及世界各國的黃金主權以及其派出的金融主權。 從1913年開始到2011年現在已經98年了,過去98年中,美國美國政府、軍隊、行政……所有的開銷全部都是向“美聯儲”借錢。美國所有的稅收都給了“美聯儲”,還利息都不夠。到底有多少錢,這是一個想都不敢想的天文數字,總之,如果不發生徹底的革命,徹底的改變來廢掉這些帳的話,一直到美國滅亡,這些債美國政府也是還不起的。正因為美國政府根本還不清欠“美聯儲”的帳,所以美國政府基本上都是“美聯儲”控制的了。美國政府作為一個“工具”,在幫助“美聯儲”剝削全世界人民。 壟斷財閥通過向美國政府大量發債,讓美國政府對其負債永遠無法償還,美國政府稅務收入實際上成了壟斷財閥共濟會的稅務機關。 因為,美國政府欠壟斷財閥共濟會的債太多太多了,美國政府資產目前是負的,直到美國倒閉,美國政府都還不清。這個傀儡政權全年的稅收都無法償還其債務之冰山一角。 1944年,取得了二戰勝利的美帝國在西方獨大,在壟斷財閥的操縱下,在“佈雷頓森林會議”上宣佈建立所謂的美元與黃金“掛鈎”的國際貨幣制度,通過此忽悠措施,讓壟斷資產階級操縱的美元變成了世界貨幣。各國要結算國際貿易就得用美元;而世界各國要用美元就得向壟斷財閥美聯儲交上黃金作抵押。從此後,各國人民出口商品的唯一目的就是換美元;擁有美元發行權的壟斷財閥要收購世界的任何商品,只要開動印刷機就行。 壟斷財閥共濟會通過壟斷黃金已經壟斷了美元發行、世界黃金儲備、帝國軍工、媒體、金融、石油、電力、農業、土地等一切命脈產業。 1971年,當各國的黃金儲備騙到手之後,當各國通過出口商品換得了大美元想要兌換或要回自己的黃金儲備的時候,壟斷財閥共濟會豺狼則宣佈對外停止美元兌換黃金、美元和黃金脫鉤! 各國的貨幣是與黃金或商品量掛鈎的,各國要用美元又被忽悠得必須向美聯儲交上黃金抵押,當“美聯儲”宣佈美元與黃金脫鉤後就意味著各國要國際貿易仍然要用美元;而要用美元仍然得向“美聯儲”交上黃金抵押;各國用商品換得美元後,又不能兌換黃金、要回儲存在豺狼肚子中的黃金、但壟斷財閥共濟會卻可以隨心所欲濫印美元、收購世界。 也就是,只准壟斷資產階級“州官放火”—濫印美元和債券,不准各國“百姓點燈”—要得用美元結算貿易,要用美元只能用貨物資源技術去換美聯儲濫發的美元和債券。事實上,從此壟斷財閥共濟會濫發美元及債券收購的罪惡愈演愈烈! 從此,壟斷財閥共濟會按照其“黨章”《錫安長老會紀要》的部署,一方面,掌握“當今最有力量的東西—黃金。在兩天之內我們就可以從庫存中獲取想要的任何數額”;另一方面,“將黃金從貨幣(美元)流通中驅除”—美元貨幣發行與商品生產流通量脫鉤。從此,美元變成了豺狼吞食世界的工具—-或通過“增加貨幣發行量收購、濫發債券回籠貨幣”、吞噬世界財富;或“減少國際流通中的貨幣”、各國要正常貿易就得繼續存黃金到財閥肚子裏換美元、或用商品去財閥的貨幣印刷廠換美元;或操縱金融市場、制東南亞、日本、歐洲貨幣危機,製造經濟泡沫、吞食世界財富;而“製造次貸危機”、宣佈回籠了天量美元紙幣的債券公司破產,一舉賴掉所欠各國各階級債務;然後,開動航空母艦到各國強迫世界人民繼續用商品去換豺狼濫印的紙幣、再繼續用豺幣換豺狼的債券!這是一百多年來,壟斷財閥共濟會超級資本集團剝奪黃金、操縱貨幣、操縱金融、剝奪他國、蠶食世界的全部罪惡秘密。 C.通過賣國賊剝奪竊取各國的金融主權。 為削弱中國的貨幣主權和金融主權,超級壟斷財閥共濟會不僅吞噬了中國等中國的黃金儲備,還忽悠中國等各國以保持所謂的“各國中央銀行高度的獨立性”為由,忽悠各國聽任其操控的各國中央銀行獨立於黨和政府、擺脫各國黨、政府和人民的監督、聽任于帝國主義指揮、竊取公權為帝國豺狼賣力的、水潑不進、針插不進的偽獨立王國! 事實上,通過幾十年的忽悠,許多國家的所謂中央銀行已經建立了擺脫各國黨和人民監督、服從服務於壟斷資本霸權的漢奸式偽中央銀行體制。為帝國實施金融霸權、吞噬各國財富打下了罪惡的體制基礎。 壟斷資產階級的上述罪惡的執行者就是其操縱的美聯儲。美聯儲的前臺執行人美聯儲前任主席艾倫•格林斯潘和現任主席本•伯南克無一例外地是猶太超級壟斷財閥的代理人。正是在他們的任內,中國的黃金儲備被忽悠到了美國,中國的天量商品、財富、資源換回了一堆被豺狼走狗忽悠成“買不到東西”的“爛紙”、不得不按豺狼的旨意全部存進中國人民銀行換人民幣在國內花、天量商品流進美國;天量的貨幣在國內瘋長、中國物價狂飆突進、勞工百姓家破業亡!中國人民銀行卻在發揮其財閥授予的所謂的中央銀行的特權,擅自用用人民血汗換得的外匯、盡數去豺狼那兒換回一堆隨時可能被賴掉的更加垃圾的債券! D.用炮艦強迫各國用商品換美元;再用美元換美元債券,用豺狼訓話維護豺狼貨幣的國際信用。 自從美元發行與黃金脫鉤之後,在壟斷財閥那裏,美元變成了毫無商品和黃金抵押的、可以隨心所欲濫印的紙幣。 毫無信用的爛紙之所以還沒有崩潰、維持著美元的國際流通信用,無外乎是綁架了各國的黃金儲備、綁架了各國的美元債券、竊取了各國天量的商品、在美國國內保持了商品與紙幣沒有發生畸形失衡,仍然以炮艦政策為後盾,強迫各國繼續用商品換爛紙、用美元買美元債券。 壟斷財閥共濟會操縱的美元經濟,實質上是一種“白條騙術經濟”。壟斷財閥共濟會曾經用這種毫無本國商品和黃金擔保的、只靠掠奪換取各國商品和黃金維持信用的白條和爛紙,肆意掠奪、禍害過世界各國。如東南亞金融危機就是美國壟斷金融大鱷一手炮製的。如1980年起,壟斷財閥共濟會通過濫印美元,迫使日元從1985年1美元兌換約240日元,一路升值到1989年初的1美元兌換80多日元。天量的美元紙幣流入日本,由於美元搶劫了天量的日本資產,將日本資產價格吹上了天,導致1987年至1989年之間日本房價、股價飆升,引發巨大資產泡沫。到1990年,壟斷財閥共濟會在掙足喝飽之後,即時抽逃美元資本,日本資產泡沫破裂,日本經濟一蹶不振、陷入10餘年的停頓。 壟斷財閥的白條騙術,使歐洲多國破產、日本長期癱軟、東南亞一貧如洗、非洲債臺高築、南美長期蕭條!給東南亞、日本、香港、歐洲、非洲、美洲等世界各國各地區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災難。 可見,經濟領域的世界大戰,實質已經打響。壟斷財閥共濟會及其帝國主義發動的貨幣大戰,已經多次席捲全球。 二是通過金錢操縱的“偽民主”和黑惡統治,牢牢控制了帝國行政、軍事、情報、立法、司法、群團機關。 超級壟斷財閥共濟會的歷史淵源和“美聯儲”控股主體是猶太超級壟斷資本家。僅從下面列舉的“猶太壟斷資本家”在政軍情界的代理人名單,就可見帝國權力被財閥操縱的極端程度! 照片:紐約市長布隆伯格親吻耶路撒冷西牆,他是有財有勢的猶太壟斷財閥代表。其為連任花9000萬美元選舉費。 美國大選總花費超53億美元,如此天價的偽民主,工人階級享受得起嗎? A.在美國行政系統。 歷屆美國總統,除被壟斷資產階級暗殺的幾個總統外,幾乎是共濟會成員。其中,奧巴馬年青時就接受了共濟會的培養。 美國政界的猶太裔政治人物,應當都是猶太壟斷財閥的代理人 美國內戰時政府戰爭部長、司法部長以及國務卿本傑明、希歐多爾。 佛蘭克林•羅斯福政府的財政部長亨利•摩根索、商務和勞工部長奧加斯•斯特拉斯。 尼克森政府的國務卿亨利•基辛格、中情局局長和國務卿詹姆斯•斯萊辛格 卡特政府的國防部長哈樂德•布朗、財政部長邁克爾•布盧門撒爾 克林頓內閣國務卿馬德琳•奧爾布賴特;國防部長科恩;中央情報局局長約翰•多伊奇;財政部長羅伯特•魯賓;財政部長拉裏•薩默斯;農業部長丹•戈尼克曼;勞工部長羅伯特•賴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桑迪•伯傑;貿易代表巴爾舍夫斯基;負責美國中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馬丁•英迪克;前美駐以色列大使鄧尼斯•羅斯;前美國中東和平特使安龍•米勒;副總統戈爾的國家安全顧問利昂•弗爾斯;克林頓女友莫尼卡.萊溫斯基。 小布希政府白宮辦公室主任約蘇亞•保頓;三名副國務卿約翰•博爾頓、馬克•克羅斯曼、博尼•科恩;三名副國防部長包括著名鷹派人物保羅•沃爾福威茨、格拉斯•費思、達夫•紮克海姆;美國貿易代表羅伯特•佐立克;美國進出口銀行行長梅爾•塞姆博勒;國防政策委員會主席理查•珀爾;國防政策委員會成員伊里亞德•科恩;國防政策委員會成員詹姆斯斯萊•辛格;助理司法部長邁克爾•切爾托夫;商業部副部長撒母耳•博多曼;國務院政策計畫司司長理查•哈斯;副國家安全顧問伊里亞德•艾布拉姆;總統高級顧問斯蒂夫•戈登司密斯;白宮撰稿人大衛•弗魯姆;副總統切尼辦公室主任路易斯•利比;白宮新聞秘書阿裏•弗萊舍等。 奧巴馬政府的白宮辦公廳主任伊曼紐爾、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薩默斯。 B.在美國立法系統。 美國的參、眾兩院為猶太人掌控。美國國會有許多猶太資本家的代理人。著名代表人物如參議員利伯曼、本•加丁、伯尼•桑德斯、卡爾•萊文、芭芭拉•博克瑟、赫博•科爾、諾姆•科爾曼、阿倫•斯派克特等等。自從1845年以來,聯邦參議員中僅猶太人壟斷資本代理人就有34人。本屆美國的聯邦參議院共有100個席位中猶太壟斷財閥代表聯邦參議員占10位。 C.在美國司法系統,聯邦最高法院先後有7位大法官是猶太人,其中1917年上任的布蘭代斯大法官任職達23年之久。 D.在美國群團系統,數以百計的美國壟斷資本遊說團,如“美以公共事務委員會”(AIPAC)、“美國主要猶太人組織主席會議”(JCPA)等都是有影響的“院外集團”。 E.在美國地方政府。有大量的壟斷財閥代理人。如紐約市長布隆伯格,是有財有勢的猶太壟斷財閥代表。其為連任花9000萬美元選舉費。有人把紐約稱作“猶約”—Jew York。 三是通過各國共濟會操縱世界。 壟斷財閥共濟會秘密帝國的君王,只是壟斷財閥共濟會這一資產階級地上政黨的代理人和執行者。 壟斷財閥共濟會及其秘密帝國,就是按照上面羅列的是所謂的選王標準,在各主要國家選擇和培植其代理人和執行者。 壟斷財閥共濟會已經通過金錢操縱的偽民主,將其代理人推上了各個帝國及要害部門的重要崗位 歐亞的共濟會或猶太血統的政治家包括: 有猶太血統的法國總統薩科齊。 環球網記者梁旭報導:薩科齊的二兒子24歲的讓•薩科齊的妻子,又是法國猶太家電銷售巨頭達蒂家族的女繼承人潔西嘉•塞邦。這樣,薩科齊新出生的孫子的猶太血統就更濃了。 澳大利亞某總理公開表態“從DNA裏支持以色列”。 俄羅斯曾經是共濟會氾濫之地。 加拿大總理是財閥共濟會成員。 英國王室裏共濟會會員比例大得驚人,喬治三、四、六世,愛德華七、八世等等統統都是,查理斯是新世紀(New Age) 會員,而新世紀正是共濟會的一個小派別。 日本壟斷財閥中肯定有共濟會成員或代理人。 韓國某總統是共濟會亞洲分支機搆的負責人。 波蘭、捷克、匈牙利、羅馬尼亞的政要不少是壟斷財閥共濟會成員。 事實上,凡是私有剝削為主體的國家,其政治經濟文化的領導人,都很有可能被壟斷財閥共濟會及其秘密組織滲透操縱和控制。因為,壟斷財閥共濟會已經控制了世界的黃金、操縱了世界貨幣、控制了世界最大的政治經濟體,壟斷了最大的軍火公司和輿論媒體等、有一整套金錢操縱、政治滲透、色情引誘、人質脅迫、精神洗腦、生機毒害的操縱手段,必然在各民族培植大批內鬼、漢奸、賣國賊。 中國各級各類當權派和精陰中,誰在配合帝國主義私化中國、出賣民族、統治世界?誰在接受猶太壟斷毒蛇的指令?到底哪些人可能是猶太壟斷毒蛇的代理人?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要睜大眼睛、高度警惕、緊握槍桿、隨時揪出民族敗類、堅決打擊毒蛇侵略者。 (3)財閥共濟會謊言公司。 A.希特勒是壟斷財閥共濟會“兩頭下注”的兩個“元首”之一。 證據一:財閥共濟會控制美國電影業和奧斯卡評獎會,編造了大量的謊言、欺騙世界人民。 證據二:在美國留學的網友“人類正義”如是說:我剛到美國時,曾對猶太人“被屠殺”“流離失所”表示同情。可是後來發現猶太人對我的同情頗不以為然,他們暗示我,來自落後國家的公民,沒有同情別人的資格。終於,有一次一個猶太財閥共濟會成員直截了當、充滿豪情地告訴我:他們不僅使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強國,而且差一點使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強國。他們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崇拜,要知道“我們壟斷財閥共濟會成員非常聰明”。 證據三:在二戰初期,在不明白最終誰能統一世界的情況下,壟斷財閥共濟會,按照“雞蛋不放在一個藍子裏”的投機性格,腳踏德國和美國兩隻船,“兩頭下注”,一部分支持有1/4壟斷財閥血統的希特勒納粹爭霸世界;另一部分則支持壟斷財閥共濟會者操縱的美國爭霸世界。美國在歐亞戰火連天之際,隔岸觀火,企圖等歐洲和亞洲敵對國家兩敗俱傷時,再出手,完成稱霸世界的圖謀。為遏制德國和日本一邊倒地戰勝對手“統一歐洲”“ 統治亞洲”, 美洲壟斷財閥地下帝國操縱的美國就向英國、中國出售軍火,從而激怒了日本,日本偷襲珍珠港,迫使美國提前參戰。 證據四:希特勒有1/4的猶太壟斷財閥血統;希特勒所喜愛的音樂全都是猶太壟斷財閥作曲家的作品;希特勒的衛隊長也是猶太人;在1800萬納粹軍隊中猶太軍人就有50萬,其中不乏壟斷財閥高級將領。對總人口較少的猶太民族來說,50萬人參加德軍是非常多的。 證據五:二戰期間,希特勒見壟斷財閥剝削階級支持的美國與他作戰,可能會殺害反對希特勒的猶太共濟會。但是,是不是如壟斷財閥共濟會者悲情戲所演的“被屠殺了600萬人”,有許多人質疑,他們的證據: 一是根據已發掘的屍體和瑞士銀行壟斷財閥無主戶頭的數量,二戰中死於集中營的猶太人應該在1萬到3萬之間。放大一倍就是2-6萬。為什麼屍體這麼少?被解釋和描寫為:戰爭年代屠殺者用大量的金錢、燃料、把屍體焚燒成了骨灰。這一點更讓人懷疑。 二是大量的證據證明,希特勒屠殺了大批戰俘和反法西斯的勇士,特別是在俄國反法西斯戰士。希特勒甚至用戰俘活人從事生化試驗,而那個臭名昭著的用活人做試驗的“死亡醫生”就是一個猶太壟斷財閥共濟會成員。 三是根據俄國解密的前蘇聯秘密檔案,希特勒在地堡裏曾命令其柏林殘部突圍,當被軍官問道“為了誰突圍”時,希特勒回答道“為了西方的他”。回頭看歷史,這句話耐人尋味。 四是在納粹、日本失敗已成定局的情況下,壟斷財閥共濟會為了讓滅亡了1800年的猶太壟斷財閥統治的帝國在中東“複國”,誇大壟斷財閥共濟會被希特勒屠殺的數字,大演戰爭受害者的悲情戲,騙取同情的眼淚。事實上,在猶太壟斷財閥共濟會操縱的美帝國的支持下、猶太共濟會順利複國,在中東建立了以色列。 五是如果希特勒真的殺死了大量的壟斷財閥平民,而蘇聯又消滅了希特勒,按理壟斷財閥共濟會會極其感謝前蘇聯。然而,在戰後,壟斷財閥共濟會卻傾力支持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蘇聯進行包圍、封鎖和冷戰。 八是如果猶太壟斷財閥真的被大屠殺,他們肯定會痛恨屠殺過幾千萬中國人的日本軍國畜生。然而,二戰結束後,日本卻被壟斷財閥共濟會操縱的美帝國保護起來,不僅沒有徹底清算,還支持日本、韓國的帝國主義走狗敵視蘇聯、中國、並策劃武裝入侵朝鮮和印支三國,企圖乘新中國立足未穩,一舉剿滅社會主義中國。不曾想,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人民戰無不勝,被打得屁滾屎流的美國不得不從臺灣撤出獸軍,與中國建交。壟斷財閥共濟會的如意算盤是,拉擾中國,包圍蘇聯;支持西德、英國、法國等肢解蘇聯。肢解蘇聯、顛覆東歐後,立即著手私化、分化、亂化、肢解中國。 B.壟斷財閥炮製“中國餓死3000萬人”彌天大謊。 C.壟斷財閥媒體炮製的 “南聯盟大屠殺”謊言。 2000年,壟斷財閥共濟會媒體及成員奧爾布賴特、編造科索沃戰爭中,塞族“大屠殺”了20萬阿族,並以此為藉口發動了對南聯盟的轟炸。但至今僅找到約2000具屍體,數位至少被放大了100倍。而且無法證明他們是平民還是武裝人員。在這場戰爭中,壟斷財閥共濟會悍然轟炸我駐南大使館,屠殺我新聞記者!為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進行火力偵察。 D.炒作“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武器”的謊言。 壟斷財閥共濟會控制的美國軍火商和石油大亨控制的軍情部門製造所謂的伊拉克有大規模殺傷武器的假情報、欺騙世界人民發動伊拉克戰爭,既為以色列清除了一個敵人,又控制了中東的石油。 E.編造“中國支援達爾富爾種族大屠殺”、“中國在新疆和西藏種族鎮壓”等惡毒謊言。 2008年初,以色列所謂的大屠殺紀念館給所謂的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寫信:“達爾富爾發生了種族屠殺”、並以所謂“中國支援達爾富爾種族大屠殺”為由發動抵制奧運會罪惡活動。隨後,美國、德國、法國、英國、韓國等國家上演了一出出暴徒衝擊破壞公有公正奧林匹克聖火傳遞儀式的鬧劇。財閥操縱的帝國,紛紛宣稱不出席奧運等。國內外華人齊聲怒吼,共濟會的陰謀沒有得逞。但共濟會媒體的卡弗蒂們卻污蔑中國人民為“五十年不變的暴徒和呆子”。 壟斷財閥共濟會操縱的西方媒體採取照片移花接木、或直接造假的拙劣手法,大肆編造謊言,攻擊污蔑中國保護各民族生命財產安全的正義措施;為竊賊財閥殺人犯張目。 6.壟斷財閥共濟會的反動本質。 一是“三惡”的邪教本質。 從上述血淋淋的《紀要》中,世界人民看到了一條兇惡的壟斷財閥共濟會毒蛇,其特徵可用三惡概括: A.兇惡。用戰爭、生化的手段屠殺人民。如紀要7—軍事設備的強化,員警力量的增加都是完成上述偉大計畫的必需。 B.黑惡。即秘密結社、聚斂錢財、黑社會統治、控制壟斷財閥共濟會民、禍害世界各民族。如紀要15—殘酷鎮壓。秘密社團組織。我們需要服從。必須殘酷無情等。 C.邪惡。壟斷財閥共濟會長老會及秘密組織,具備邪教組織的6大特徵,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邪教組織。 二是6大邪教特徵: A.精神控制。推行種族主義、標榜壟斷財閥共濟會是最聰明的人種、“非壟斷財閥共濟會成為我們的豬狗牲畜”;兜售我為獸天下人皆為獸的豺狼哲學,鼓吹通過“控制媒體”、“離散人心”、“蒙蔽勞動者”、“洗腦運動”等控制人的精神。如《紀要1-12-13-16》。 B.教主崇拜。對內要求教徒崇拜壟斷財閥長老會及其推舉的“大衛王”或““以色列王””是“上帝的選民”,使人自覺自願為其教主奉獻一切;對外“攻擊宗教”“摧毀教士”。參見《紀要10-14-17-24》 C.秘密結社。建立壟斷財閥共濟會及其秘密組織操縱的地下帝國,秘密建立黑惡的“壟斷財閥共濟會超級政權”、“統治世界”“任命總統”、“殘酷領壓”、“恐怖統治”。參見《紀要8-9-10-11-15-18》 D.壟斷經濟。壟斷剝削、金融操縱、官商勾結、金錢專政、“貸款與政府信貸”、“壟斷黃金”、收購世界、“摧毀非壟斷財閥資本”等罪惡手段,聚斂錢財。參見《紀要1-2-4-5-6-21-22》 E.異端邪說。兜售“人性本惡”、“暴力即正義”、“用謊言領導”、“灌輸服從”“洗腦運動”等歪理邪說。參見《紀要1-5-23》 F.禍害人類。鼓吹種族主義、“侵略的方法與手段”、“ 讓我們的鬥爭工具更窮”、反對非壟斷財閥共濟會政府,仇視非共濟會,蔑視正義與法律、“將成千上萬的非壟斷財閥共濟會帶入我們的奴役階層”等禍害人類。參見《紀要2-3-6-7-19》 壟斷財閥共濟會六大邪教特徵的相互關係。 A.精神控制、教主崇拜—是最重要的手段,是最核心的特徵。 B.秘密結社、壟斷經濟—是最主要的目的,政治和經濟目的。 C.異端邪說、危害人類—邪惡、荒謬的東西,必然違背人類利益和歷史規律,其必然的下場是被人民識破、被正義唾棄,因罪惡而自取滅亡。 7.壟斷財閥共濟會禍害人類的幾個毒招。 壟斷財閥共濟會正是按照《錫安長老會紀要》的罪惡規劃,通過其飼養的漢奸、走資派、貪官污吏和剝削階級知識精蠅,一步步地實施以下陰謀: 一是培植民族內奸。 《壟斷財閥共濟會長老會議紀要》從反面告訴人民,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 壟斷財閥共濟會毒蛇禍害人類的不變招數是鑽進其他民族和國家的內部興妖風、作惡浪、腐蝕誘降一批內奸、精蠅、走資派、貪官污吏。 如1911年10月,汪精衛就投靠袁世凱。與楊度組織所謂的“共濟會”、呼籲停戰議和。12月,充當南方議和參贊,參與南北和談,逼孫中山讓權,推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 新中國成立後,壟斷財閥共濟會通過金錢、官權、美色腐蝕中國的竊賊走資派、竊賊貪官污吏和竊賊知識精蠅,現在,這幾大竊賊已經完全出賣了信仰、出賣了靈魂、背叛了無產階級、背叛了社會主義、背著了祖國和人民,徹底投降了壟斷財閥共濟會及其帝國主義,成了一隻沒有脊樑的走狗和無恥的叛徒。 二是“廢除人民的信仰”。 如否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廢除大眾民主、四大自由、共產共富的原則;誘導官員一切向錢看、老闆個個圍錢轉;急功近利、貪婪赴死;背叛人民、甘做走狗;甚至,中央黨校,右派濟濟;帝國傀儡,混跡高層;公有資產,盡送惡魔…… 三是“重建私有制”。 通過偽改革開放,廢除了敗壞了社會主義賴于生存的城鄉公有經濟,億萬無產階級重新被剝奪得一無所有、失就業、失保障、失居所、失尊嚴、失貞操; 四是騙取各國黃金儲備。 先將美元與黃金掛鈎,忽悠各國將黃金儲備存入共濟會掌控的美聯儲金庫;然後宣佈美元與黃金脫鉤。 五是操縱貨幣、發行債券詐取各國財富。 通過操縱金融、濫發美元收購中國、濫發債券回收中國的美元外匯,中國人民六十創建的公有財富,如一江鮮血流入壟斷財閥共濟會的腰包! 六是壟斷軍火、禍害世界。 如壟斷財閥共濟會控制的洛克西德•馬丁軍火公司,不僅壟斷了美國的主要軍工產品,而且通過金錢偽民主操縱了美國政府,不斷地指示美國政府對外侵略或為其推銷殺人武器,使其財源滾滾。美國的國防軍工生產銷售體系戒備森嚴。軍工產業和軍事科研全部控制在壟斷資本家手中,美國傀儡政府只是對外使用殺人機器的炮灰和銷售殺人機器的推銷員! 二.壟斷財閥共濟會讓中國從工人出血到民族流血! 1.財閥共濟會把中華民族再次拉入的危險境地。 毛主席在世時,就預感到國內外壟斷財閥在中國黨內培植了代理人。他反復告誡人民、中國存在復辟資本主義的危險性。 人民領袖毛主席去逝後,中國面臨兩條道路兩種命運的選擇:一是按既定方針辦,繼續沿著公有公正、共產共富的道路前進。二是否定社會主義、復辟資本主義。 通過三十年的改開,毛主席當年的擔心的大部分變成了現實。中國兩條道路鬥爭的結果是中國這艘大船向右偏了。經過三十年的佈局和禍害,壟斷財閥共濟會將中華民族再次拉入了外狼內鬼禍害民族的危險境地。 大量事實證明,近百年來、尤其是近幾十年來,壟斷財閥共濟會及其操縱的帝國主義,正是按照《錫安長老會紀要》的蠱惑,一步步地實施吞噬世界和中國的罪惡。 2.財閥共濟會加快實施吞食中國、統治世界的計畫。 《錫安長老會紀要3》描述了壟斷財閥共濟會“象徵之蛇”征服統治世界的完整路線圖:操縱德國或美國、吞噬歐洲、控制美洲、佔領日本、分裂蘇聯、肢解巴爾幹、弱化中東、控制中亞、吞噬中國、統治全球。人類正在壟斷財閥共濟會操縱的帝國主義的禍害下,步入被分裂、被奴役、被剝奪的軌道,走向災難的深淵。 3.經濟上,共濟會正把中國引向經濟殖民地的深淵。 壟斷財閥共濟會正通過漢奸、走資派瘋狂地推行經濟私有化、買辦化、賣國化,中國的和平演變正按照共濟會的劇本進行: 1980年開始,先通過內鬼走資派廢除三級所有的中國農村公有經濟體系。隨後,廢除人民監督當權派的大眾民主和四大自由;在城鄉推進公企廠長經理負責制、實為獨裁制。製造國企腐敗和虧損後,再以改開和“接鬼”為名推進國有工、商、軍、銀、科、媒、林、草、礦、水、土地全面私有化、買辦化、賣國化。帝國濫印紙幣收購已經上市的中國資產。竊取控制了中國70%以上的經濟份額及各個行業的關鍵企業和產品。 1992年開始,詐騙中國600噸黃金儲金後,再通過漢奸大肆推行賣血型貿易體制。忽悠中國用天量的實物換財閥濫印的天量的美元紙幣。隨後,中國人民血肉凝成的天量的美元外匯,被忽悠成了“買不到東西”且不斷貶值的破紙,只能天量地借給帝國政府和公司,僅兩房的債券就被共濟會吞噬4000億美元外匯。現在,中國共購買帝國國債1.3萬億美元,加上其他公司債券超2萬億。中國的美元外匯儲備餘額達3.2萬億美元。 美國政府除阿拉斯加的土地是國有之外,沒有任何可抵押之物。而美國法律禁止國家出賣土地。所以,帝國政府既沒有能力償還、也根本不打算還中國的債券。帝國提高借債上限並自我宣佈信用下調就是一個鐵證! 2008年開始,當財閥借貸到無法償還的地步時,就製造次貨危機、金融危機或債務危機,推翻桌子耍無賴。大肆賴賬中國,掠奪中國。 壟斷財閥共濟會逼迫美國借錢救市、美國政府借的美元越多,美聯儲的猶太人就越高興,並且不讓美國政府還,只需要美國政府拿稅收抵押來還利息就行。 現在,它們最毒的一手是迫使中國繼續借錢給美國過日子,以便共濟會繼續集中財力和資源發展超級軍事工業。這樣,既剝奪中國,讓美國政府更加無法脫身;又為美國最終發動經濟和武力的世界大戰,徹底賴賬中國,掠奪中國製造條件。 這實質是讓中國漢奸借中國人民所有的“槍炮子彈”給帝國,以讓帝國加快收購中國、收拾中國的步伐。 由於漢奸賣國賊忽悠中國全面推進徹底私有化敗政,鼓勵和聽任輕而易舉地收購中國無數優良的公有和私有企業的資產。現在,中國人行片面壓制中資和人民幣的流動性,聽任帝國濫印的美元、收購中國的鐵路、高鐵、軍工、金融、水務、房地產、水利、土地、電力、礦業、種業、糧油及加工業、新聞出版、網路、航空、通訊等等命脈產業。同時,向中國大肆兜售轉基因品種,擊潰中國糧油加工業,企圖全面控制中國農業及糧油加工業。 中國資產市場已經為豺狼帝國大開洞門。如中國石油原來限售的2萬億股票等資產已經解禁。壟斷財閥共濟會毫無阻力地在中國的B股、A股市場狂購中國的實業資產、土地、技術、人才,在中國的股市、樓市製造輸入性通貨膨脹。 2011年3月,全國兩會、全國人大委員長按照党的部署、順應國人的意志、向全世界宣佈“五個不搞、八個確立”,其中,最主要的是不搞私有化、確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然而,黨中央和最高權力機關話音剛落,國家發改委、工信部的高官們,立即跳出來,通過會議和中央電視臺宣佈:“改革中國基本經濟制度”;“推進軍工、鐵路、鹽業、電力、電信、民航、石油等民營化(私有化買辦化賣國化)”。隨後,一大批帝國及走資派飼養的精陰,大肆兜售軍工、鐵路、高鐵、電力、電信、民航、石油等私有化謬論。 清華大學蔡繼明、中央電視白岩松通過其把持的講臺,通過中央電視臺、南方系媒體、鳳凰衛視等,緊盯國企,大肆炒作和報導國有企業所謂的事故,瘋狂推進公有軍工、土地、銀行、電力、航空、鐵路、高鐵、房地產等私有化、買辦化、賣國化。 2011年7月“7-23高鐵事件”被中外共濟會漢奸竊賊走資派炒作成了“中國必須全面私有化、賣國化”的理由,大肆“提高賣國瘋狂度”,要把中國推向殖民地深淵。大批右派、漢奸、賣國賊、精陰或糊塗蟲,如人民公敵蔡繼明瘋狂叫囂公有土地私有化!顏色反革命分子及有關精陰蕭瀚、王建勳、胡 星 鬥、劉軍甯、鄭旭光、陳有西、湛中樂、余暉、郝勁松、趙旭、葉檀、郎鹹平等,一個個如餓狼見肉似地蜂湧而上,利用7.23動車事故大鬧鐵路、高鐵、軍工、電力、電信、民航、石油等私有化、買辦化和賣國化! 2011年7月,“外匯局7-26提高賣血自由度聲明”事件,2011年7月26日下午,國家外匯管理局在網站刊出《外匯儲備熱點問答》,悍然宣佈不管國人如何怒吼,中國人民銀行及其外匯局,將繼續按照其既定的賣血路線,將其強制結匯掌控的3.2萬億外匯儲備(餘額)和1.3萬億帝國豺狼債券,無需要經黨中央、最高權力機關和人民的批准,繼續極其自由地、不受限制地交給毫無信用、毫無還債能力、而且已經自我宣佈已成無賴的美帝國壟斷財閥操縱投資公司去購買帝國的垃圾債券! “外匯局7-26聲明”實質為提高“賣血自由度”製造謬論基礎,配合“共濟會”要把中國推向“中美國”命名的殖民地深淵。 2011年8月“帝國8-2提高無賴上限”事件。2011年8月2日,美帝國宣佈提高債務上限。美國舉債額度將以兩階段上調約2.4萬億美元,2012年前調高債限到2.8萬億美元。 美國提高借債上限,實質就是明白無誤地告訴世人:美國舊賬不還,還要借新債!實質是提高無賴上限。說明中國和世界再次被強行綁架,全世界被迫繼續無償地為美帝買單。 2011年8月“8-6美帝下調信用評級”事件,北京時間2011年8月6日上午,國際「標準普爾」宣佈下調美國主權信用評級由AAA調降到AA+,據說這在近百年來尚屬首次。美帝國信用評級自我下調,實質是壟斷財閥操縱的機構宣佈其操縱的帝國已經變成了無賴。這表明壟斷財閥“共濟會”要對中國和世界耍無賴。 由於帝國自我宣佈將成無賴,中國人民用天量的資產、資源、商品血肉換得的帝國貨幣和債券面臨竹籃打水一場空的悲慘結局! 2012年共濟會將操縱讓中國房地產崩盤。 2014年讓財閥共濟會可能大量放空撤資。 2016年通過壟斷種業、糧油加工業、水利私有化和土地私有化,讓中國糧食發生危機。 2018年通過徹底“私有化”、“買辦化”、“賣國化”讓中國失業人口達到十億。乘機發動顛覆分裂中國的“顏色反革命”。 4.政治上、推進“金錢偽民主”、妖魔社會主義。 A.忽悠廢除曾經寫進憲法的大眾民主和四大自由。推行擺脫工人、黨組織和人民監督的廠長經理負責制。製造公有企業腐敗和虧損;推進竊賊式私有化、買辦化、賣國化。 B.兜售財閥金錢操縱的偽普世價值。完成了竊賊式罪惡原始積累的中外竊賊,掩蓋其經濟上剝削、獨裁、奴役、吃人的反動罪惡本質,政治上醜惡表演,瘋狂推進竊賊財閥金錢操縱的金錢偽民主、偽普世價值。企圖一舉篡奪公權。 C.把毛澤東時代三年災害時期因災出生數減少的人數和因災死亡的人數謊報為餓死的人數! 如壟斷財閥帝國主義分子,按照其“我為獸、天下人皆為獸”的沒落類人獸世界觀,惡毒攻擊社會主義中國。如帝國總統小布希、奧巴馬公開地惡毒攻擊“共產主義在中國和前蘇聯奪走數千萬人性命,伊斯蘭極端恐怖主義與共產主義一樣殺人不眨眼”。 境內外竊賊精陰立即與帝國豺狼主子相配合,按照他們 “我為畜生、天下人都是畜生”的類人狗世界觀,喪盡天良地配合帝國豺狼攻擊詛咒“基層組織堅強、雷鋒公僕無數、民風良善純樸、鄰里上下互助、朋友遍佈天下、處於亞熱帶、溫帶、生物豐茂、江河湖海廣漠、雖然遇災缺主糧,決不缺充饑之副食的偉大的社會主義中國”、三年自然災難時期餓死了三千萬到七千萬人! 連續三年大災缺糧、國人饑餓必然推遲生育、減少生育、三年的出生人口必然銳減;三年大災必然因災正常死亡劇增;從而必然導致三年人口增長率下降,但是,推遲出生的人、大水沖走的人,決不是餓死的人! 將編造謊言的類人獸和類人狗釘上歷史恥辱柱!它們是: 美帝國豺狼精陰科爾胡說:中國餓死2680萬人。傑勒德.卡羅特:中國過量死亡2700萬人。劍橋大學阿馬迪亞.森:中國饑荒餓死近3000萬人。美國所謂漢學家費正清:大約2000萬到3000萬人由於缺乏營養的災荒而喪生。 “中央黨校”的“精陰”:中國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一年非正常死亡(即餓死的隱晦說法)1000萬(即三年餓死3000多萬)。上海交大金輝:餓死3471萬。 復旦大學彭西哲:“非正常死亡”(餓死的代名詞) 2300萬。中山大學李若建:餓死1530萬-2470萬。張戌:餓死3800萬。原人大副委員長蔣正華:1700萬(1697萬)。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廖蓋隆:餓死4000萬人。上海交通大學曹樹基:餓死3250萬。國防大學教授叢進:餓死4000萬人左右。 中科院的報告:按保守的估計,因營養不足而死亡約1500萬人,成為本世紀中國最悲慘的事件之一”。 原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餓死2200萬。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餓死2000萬至4000萬人。 袁隆平:“餓死了四五千萬人啊”。 國防大學辛子陵:“餓死3755萬人”。 茅於軾:“餓死三千多萬。這是中外古今歷史上空前的,人為的大災難。” 前新華社記者楊繼繩:餓死了3600萬。 時寒冰:“有的直接把死人吃了,有的瞞著多分一碗稀湯……XXX的娘,就是把家裏死掉的孫女吃掉活下來的,她吃了7個人”。參見《李建軍:揭穿餓死三千萬彌天大謊》 5.社會管理上,全面推進社會管理自治化、分解化、黑惡化,以便土豪劣紳控制基層、推翻G產黨。 財閥共濟會已經忽悠中國“工農自治”、正在全面挖空共 產黨的階級基礎。在竊賊式、賣國式私有化已達70%、貧富天地分化、金錢偽民主、顏色反革 命猖獗的情況下,中央提出要創新社會管理、廣東卻要推進社會自治。廣東省委竟然作出決定要:政府放權、全面推進“社會自治”。這實質是在私有化為主體的經濟基礎上、再向資本家交出社會政治管理之權、進一步破壞社會主義的管理、客觀上配合壟斷財閥帝國及其走狗竊賊資本家發動顏色反革命。 在私有化復辟過半、顏色反革 命猖獗的情況下,決不應南轅北轍大搞社會自治,必須按照中央的部署,加快創新社會主義的社會管理。 6.文化上,大肆兜售類人猿文化、叢林文化、漢奸文化、邪教文化。 A.美帝國議會和中國竊賊資產階級,把五四先烈、中國新文化運動闖將們早已經徹底打倒和砸爛的孔僵屍,重新抬進神聖的天安門廣場、捧進中國中央電視臺、被國人痛批後,竟然轉移放進神聖的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 B.帝國及其走狗漢奸賣國賊瘋狂反馬列主義、抹黑無產階級革命、醜化人民的領袖及其夫人。 C.大肆兜售亞當斯密等豺狼經濟學、叢林市場學;復辟孔丘愚民論、等級論、天命論等。 7.外交上,共濟會走狗從暗中賣國到公開投降賣國! A.公然美化軍國主義—以方正縣樹鬼碑、建鬼園、寫鬼聯事件標誌中國漢奸賣國賊由暗中賣國走向公開賣國。 方正縣的漢奸賣國賊,在軍國主子及其黨內外竊賊走資派的支持下,瘋狂為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招魂、無恥之尤地美化軍國侵略歷史、侮辱中華民族和抗日英烈。 動用和竊取當年“皇軍”屠殺的後代國人創造的數十萬、數百年、甚至數千萬人民的血汗錢、在當年“皇軍”屠殺過無數國人、血流成河的大地上、建造“皇軍的陵寢”!而且,還無恥地書寫對聯要求受當年被“皇軍”屠殺的“億萬世人”、“銘記”天皇恩典!參拜皇軍“陵寢”! 悍然篡改周總理從人道主義發出命名的“日本人公墓”!將萬惡的日本軍國畜生的葬身之地美化成所謂的“中日友好園林”!相反,為民族解放、反抗侵略獻身的無數抗戰英烈墓地草木荒蕪、破敗不堪! 方正縣鬼園、鬼碑、鬼對聯事件表明,帝國壟斷財閥飼養在中國的漢奸賣國賊,已經全面混入了中國各級各類權力機關和要害部門。 在中華大地,為侵略者建園林、樹紀念碑!如此喪盡天良、無恥之尤的畜生漢奸賣國行徑、是對全中國人民、全亞洲人民、全世界一切愛好和平的人民、所犯下的永遠不可饒恕的滔天罪惡!對這種倒行逆施,中國人民能容忍嗎?亞洲人民能容忍嗎?全世界人民能容忍嗎?決不能!也決不會容忍! 8.軍事上,財閥及走狗裏應外合侵略中國! 窮兵黷武,到處殺人放火、無惡不作。從陸海空天,全方位,四面八方軍事包圍和侵略中國。 A.通過內鬼禍害中國軍工,讓中國大飛機等一大批軍工專案下馬。現在,正通過黨內的走資派漢奸賣國賊,大肆推進軍工企業和科研單位的所謂民營化,實質就是私有化、買辦化和賣國化,企圖逐步地解除中國的武裝。 B.帝國通過竊取、賴賬中國、集中財力發展軍事工業,打造了更加兇惡的吃人的牙齒。在中國周邊大建軍事基地,從空天海陸全面包圍中國。 C,將台海和釣魚臺列島納入豺狼戰區導彈防禦系統和豺狼安保條件。不斷地撞船、抓人,開展豺狼走狗的東海、黃海、南海軍演。 D.從2010年開始向中國下手,先在東北亞製造緊張局勢,陰謀挑起東北亞戰爭,一舉侵略我東北、肢解中國。遇到阻礙後,揮師中東和北非演練空中禁飛、走狗內亂的模式;然後揮師中國東海和南海,企圖挑起肢解中國的第三次世界大戰。 E.公開支持台藏疆的分裂分子。不斷地製造恐怖事件,企業一舉搞亂和分裂中國。 F.世界大戰動員令已經公開和秘密發出! 2010 年 4月14 日,奧巴馬通過電視公開向全世界公然叫囂“中國人富裕了是世界的災難!”,這是向全世界發出了肢解中國的三次世界大戰動員令! 既然視中國的發展與強大 “是人類的悲劇和災難……全世界將陷入非常悲慘的境地”,那麼,為了避免“人類的悲劇和災難”、為了不使“世界將陷入非常悲慘的境地”,美國必須“代表世界的意志”滅亡中國、肢解中國,手段包括軍事侵略、生化禍害、政治訛詐、外交打壓、文化滲透、科技禁錮、經濟封鎖、賴掉中國的一切債務。所以,奧巴馬的視頻講話,實質是向全世界發出了發動以核戰和生物戰為主要形態的、肢解中國、滅亡中國、屠殺中國人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戰爭動員令。 照片:共濟會代理人:中國人民富裕了就是世界的災難 按網路民主化運動中披露第三次世界大戰《盎克努計畫》書透露,帝國及其走狗點燃戰火的地點可能在伊朗、朝鮮、中阿富汗邊界、中國黃海、東海、南海;也有可能是從空中直接對中國實行定點打擊、或對中國本土核攻擊。也可能是施放新一輪非典型型肺炎病毒或新的感冒病毒。 災難正在逼近,中華民族必須勇敢自衛,以血還血,以牙還牙,否則,中華民族將被財閥共濟會再次打入萬劫不復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災難深淵。 三.粉碎財閥共濟會、戰勝內外吸血鬼! 1.創建公有公正、共產共富社會主義、反擊財閥帝國主義! 我們共產黨人要背靠人民、站上戰略和道義的至高點: 壟斷財閥搞私有剝削;我們就搞公有公正! 壟斷財閥搞竊賊獨富;我們就搞共產共富! 壟斷財閥搞金錢偽民主;我們就搞底層大眾民主! 壟斷財閥搞顏色反革命武裝;我們就搞人民革命武裝! 只有公有公正競爭、共產共富發展、人民計畫市場和科學當裁判的奧林匹克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才能救中國! 當前,全體共-產黨人,要繼續呼籲並大力創建公有公正競爭、共產共富發展、底層大眾民主、勞工四大自由、人民計畫市場和科學當裁判的奧林匹克社會主義。創建更多的華西村、劉莊村、南街村、海爾集團,讓更多的國人過上共同富裕的生活。 (1)公有公正競爭、按能分勞、按勞分配、按績獎勵按基本需要福利—讓人民心服! 按能分勞—公民公有公正公平公開地競爭獲得公有企業的勞動崗位。就業是人生之本,而公有公正競爭、按能分勞是解決就業之本。 按勞分配—按勞動質與量獲得基本勞動工資。 按績獎勵—按勞動競賽和市場競爭的成績獲得勞動獎勵;冠軍金牌、亞軍銀牌、季軍銅牌、前六名獎勵。不是按官位分配、更不是按資本剝削式掠奪。 按需福利—即按人的基本需要分配福利住房、福利教育、福利醫療等。 (2)共產共富發展、國人共用公有土地、公有資產、公有資源、公有企業、公有財政、公有醫療、公有教育、公有保險—讓人民滿意! 心中服氣了、人民滿意了,社會不就穩定了嗎? A.國人免土地費集資建設一套100平米自住房!反對竊賊貪官污吏和竊賊資本家壟斷竊取公有土地盤剝國人。 一是安居是民生之基。 真正的共產黨粉要繼承革命先烈的遺志、按照憲法、黨章、無產階級政黨和人民政府賦予的權力、在戶口或工作所在地黨、政府、企業、村委、社區或互助組的領導下,每人免公有土地使用費、集資建一套100平米面積的自住房。超過一套和100平米的,市場購買。從根本上解決國人住房等基本保障、打造穩固的後方。 集資建自住房的偉大事業,由戶口所在地黨政和企業社區組織實施;地段樓層等抽籤解決。有黨和政府的領導,中國共產黨人有能力實現平民詩聖杜甫先生“建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空前絕後的偉大理想! 二是憲法規定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公有土地,人民有權在自己的土地上建一套自住房。 誰都沒有理由反對。社會主義國家,全中國人民在自己公有的土地上建設一套自住房而非剝削類房地產,天經地義、符合黨章、憲法!符合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毛澤東時代就是這樣保障的,為什麼現在不能保證? 中國人民決不能容忍竊賊資本家竊取公有土地肆意盤剝國人。必須保障每人有一套自住房!不保障就不是共產黨;就是騙子竊賊。
  25. 2011/10/01 於 09:38 patchpieces

    三是億萬工人、農民、士兵、小資本家、小職員的子弟,被逼得當蟻族、裸婚族盼望早日實施這一社會主義的良政。我們黨做好這一造福國人、利在千秋的偉業,中國人民一定會更加擁護我們的黨和政府;更加緊密地團結在共-產党的周圍。我們黨就更加無往不勝。

    四是明確和重申:個人與公有土地的關係是:生活性用地,共和國公民—每人免土地費集資建設一套自住房。

    個人生活性自住房的七十年土地使用期到期後,一套100平米的基本自住房繼續免土地費!超過一套的或100平米的,補交土地費。

    個人和企業生產性用地,實行租賃制,即按期上交公有土地租賃費,土地租憑費收入全國人民共用。

    農民承包公有土地的可以減免使用費;但要明確是全國人民免除了其個人的公有土地使用費。

    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走資派無權將人民公有的土地私有化、或走向私有化的個人資本化、永久無償佔有化、地主化!

    B.反對強制結匯外匯全部收歸外匯局擅自處理。一個地方創造的外匯,主要讓這個地方的政府用於發展發展公有經濟。決不能允許外匯局擅自去炒-股、炒債券,竹籃打水。

    C.公有資產收益人民公有共用!

    先烈用生命奪來的人民公有的土地、礦產、林地、草原、水務、水利資產、公有企業、公有事業的使用權和收益權,歸該區域的人民和投資者公有共用。

    D.醫療、教育、保險主要靠企業和財政支撐。

    公有事業的全民社會保障是共同富裕的基礎。企業利潤和公有財政要優先保障勞動者的公有醫療、公有教育、公有保險;而不是保障當權派的三公支出!在勞工沒有保障公有醫療、公有教育、公有保險之前,沒收、停止資本家、財閥、政府官員公費出國、旅遊和高消費的所謂三公支出。

    (3)公有為主體基礎上、鼓勵支持守法經營的專家、能人、資本家參股、控股、獨資發展經濟—調動各種積極性。

    在公有公正公平公開競爭的前提下、在公有經濟成份絕對為主體的前提下,國家繼續鼓勵支持境內外的專家、資本家、能人在非主體的情況下,參股、控股、獨資發展經濟,以最大限度地調動各種積極性。

    (4)恢復底層大眾民主、勞工新四大自由—解決勞資、官民矛盾。

    A.恢復底層勞工新四大自由。

    各級各類資本家、當權派、包括中層管理者,已經擁有政治經濟文化的管理權,不能享受底層民眾的四大自由的權力、只有接受人民四大自由監督的義務。創造歷史、創建世界的億萬底層勞動人民、應當擁有曾經寫進共和國憲法的、對各級各類資本家、當權派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大彈劾的監督批判彈劾的權力。這樣才能形成一種辯證統一的真正的社會和諧與穩定。

    B.堅持無產階級專政!

    工人階級自己的黨只有一個共產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只讓一個共產黨專政!決不允許剝削階級組建多個竊賊剝削私產党篡奪工人的政權,或搞剝削政黨之間的狗咬狗搞亂中國。

    C.背靠人民大眾的力量,粉碎顏色反革命。

    在竊賊帝國及其走狗顏色反革命甚囂塵上的危難時期,只能依靠底層億萬無產階級、只能背靠人民大眾的力量,才能有力地監督各級各類的當權派、資本家、帝國財閥;才能真正地打倒竊賊帝國及其走狗漢奸賣國賊、竊賊資本家、竊賊貪官污吏、竊賊知識精陰!才能捍衛無產階級的政權、保衛人民的江山不變色、捍衛國家的統一、民族團結;實現祖國的長治久安!

    2.用正義的力量遏制財閥的戰爭冒險!

    一是宣佈中止不首先用核的過時承諾。

    財閥共濟會操縱的帝國豺狼早已制定了先發制人的侵略戰略;並從陸海空天全方面對我進行軍事包圍和軍事威脅。為保衛人類的和平、為捍衛人民的江山,必須根據變化了的國際國內形勢,在帝國撤除多重全方位軍事封鎖前,立即中止不首先自衛用核的莊嚴承諾!

    勒令豺狼走狗從我領土、領海、領空立即無條件地撤除其豺狼走狗侵略和封鎖軍隊。在帝國撤出侵略封鎖我國的豺狼及走狗部隊之前,中國中止與豺狼及走狗已經開展的任何談判、合作和交流。如果有人仍然不顧國人的反對、繼續無理地向包圍和侵略我們的豺狼開放我軍事機構,全國人民有權要求專政機關嚴懲漢奸賣國賊!

    如果帝國繼續侵略威脅中國,中國立即與侵略威脅我安全的帝國及走狗的降低外交層級。並立即宣佈定期和不定期在中國的領土、領海、領空進行反帝衛國的威懾性核子試驗。如果豺狼及其走狗膽敢踏進中國0.0001釐米的土地,很有可能因中國人民正義的核子試驗期間因某“舊地圖的誤導”而誤將其殲滅。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如果帝國走狗繼續窮兵黷武、不斷地對中國人民進行軍事挑釁、武裝侵略,中國各級政府應當立即順應人民要求,切斷流向印度的雅魯藏布江水、或制定其他生物、生態、熱核等反制措施,遏制豺狼走狗和擴張分子的冒險。

    二是結成牢固的軍事聯盟!

    公開與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和國家建立軍事、政治、經濟、文化戰略同盟。一旦豺狼及其走狗入侵我盟國如朝鮮等,中國人民立即組建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同時,中國遭受侵略和威脅時,中國的盟國必須無條件地從政治經濟軍事後勤上支持中國。

    三是立即收回中國的黃金儲備。

    嚴正要求財閥共濟會立即歸還我黃金儲備!如果帝國及走狗一意孤行,中國當採取一切可以採取的反制手段,直到中國人民的正義要求達到為止。如:

    A.拋棄帝國債券和美元;與帝國開展易貨貿易、用人民幣結算對外貿易。

    B.立即中止與帝國豺狼的一切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交流。

    C.立即向帝國及走狗的敵對國出售一切用於自衛的武器。

    D.立即沒收侵略者在中國的資產、扣押審判其間諜和走狗等。

    E.全面驅逐和沒收帝國水務集團等竊賊式資產、驅逐或沒收欺詐中國人民的帝國超市等企業。把中國人民的生存權、生命權重新掌握在中國人民自己的手中。

    F.驅逐帝國轉基因毒食品。

    戰爭是要死人的,兇惡的財閥共濟會是不管平民士兵們死活的。他們在後方本土花天酒地,卻驅使美國、日本、韓國、北約國家的平民子女上戰場。當這些士兵看清了壟斷財閥的豺狼本質,是很可能掉轉槍口打豺狼的。如美國本土發生過的多起美國士兵開槍打豺狼長官的事件;還有伊拉克士兵患上戰爭恐懼症等,都充分說明,帝國主義開戰、將自尋死路!

    奉勸壟斷財閥不要冒險,以其早死,不如慢慢地按馬克思指定的規律腐朽老死。被壟斷財閥強迫綁上戰車的帝國士兵們,希望你們更加英勇地反抗,與正義的世界無產階級一道,創造一個沒有人剝削人的公有公正、共產共富的新世界。

    3.高舉政治經濟文化三大法寶,埋葬壟斷財閥共濟會!

    一是中國當前最主要的任務是反帝興社。

    當前中國:
    A.最大的敵人是帝國壟斷財閥共濟會及其走狗!
    B.最主要的矛盾是剝削與被剝削的矛盾;
    C.最大的腐敗是黨內外壟斷竊賊資本家的腐-敗;
    D.最大的不穩定是資本家要徹底竊取公產和公權!
    E.最大的罪惡是境內外的竊賊壟斷財閥資本家!
    F.最大的任務是反帝興社!

    二是反帝興社必須弘揚政治、經濟、文化法寶。
    A.政治法寶:党的建設、武裝鬥爭、統一戰線。
    B.經濟法寶:驅逐沒收、贖買聯營、互助合作。
    C.文化法寶:馬列哲學、科學漢字、奧社主義。

    4.弘揚政治法寶:党的建設、武裝鬥爭、統一戰線。

    (1)堅持共產共富的共產黨必然戰勝私有剝削私產黨。

    一是堅持黨的宗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把為財閥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賣命的假共產黨員清除出去。
    二是整頓黨的思想的作風。建設一個全心全意為無產階級服務的馬克思主義政黨。
    三是培養一批全心全意為無產階級服務的党的幹部。
    四是發揚黨內民主。底層無產階級及其共產黨員,依據憲法和黨章監督批判各級各類當權派。
    五是堅持唯物辯證法,反對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用唯物的、階級的、聯繫的、動態的、全面的觀點看問題辦事情。

    (2)強大人民的武裝必然戰勝帝國豺狼武裝。

    一是堅持人民軍隊為人民的宗旨。
    二是堅持党指揮槍的神聖原則。堅決反對無產階級軍隊偽國家化。
    三是堅持政治強軍、科技強軍的統一。
    四是堅持兵民結合的人民戰爭的思想。
    五是堅持軍隊民主、加強軍事紀律。取消軍銜制、實行官兵平等。
    六是保持人民軍隊的優良作風。“保持過去革命戰爭時期的那麼一股勁,那麼一種革命熱情,那麼一種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毛澤東)。
    七是堅持先發制人的主動反擊戰略。帝國主義不放棄核遏制、不承諾不首先使核,我們即暫停不先用核的承諾。
    八是堅持打殲滅戰的方針。創新發展毛澤東提出的著名十大軍事原則,用正義的革命的暴力粉碎反革命暴力。
    九是堅持反侵略的國際統一戰線。

    (3)無產階級領導的反帝興社統一戰線、定能戰勝資產階級糾集的顏色反革命豺狼走狗集團。

    一是統一戰線的要務:分清敵我。

    毛主席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只有結成反帝興社的統一戰線,才能反擊帝國主義的侵略顛覆、粉碎壟斷財閥及其走狗的私化復辟。

    二是統一戰線的政策:階級政策。

    “統一戰線政策就是階級政策,二者不可分割,這一點不弄清楚,很多問題是弄不清楚的”(毛澤東)。中國人民當前最主要的階級敵人: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帝國主義對我民族大肆地掠奪、分裂、威脅、侵略、耍賴賬;帝國壟斷財閥及其走狗的瘋狂竊取人民大眾公有的資產;復辟、倒退、剝削、壓迫全中國人民。

    三是統一戰線的性質:反帝興社。
    即無產階級領導的、各階級、各民族反帝興社統一戰線。

    四是統一戰線的原則:無產階級政黨即共產黨領導。
    堅持無產階級的領導、反對資產階級竊取領導權。

    五是統一戰線的方針:堅持團結、反對分裂。
    一要反對左傾關門主義、左傾相殘主義、孤立冒險主義;即要反對新時期的王明。二要反對右傾分裂主義、右傾相殘主義、右傾孤立主義、右傾投降主義;即要反對新時期的蔣介石。

    六是統一戰線的目標:戰勝私有剝削、實現共產共富。

    即戰勝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創建公有公平、共產共富、人民民主、勞動自由、人民計畫和市場當裁判的奧林匹克社會主義。

    5.弘揚經濟法寶:驅逐沒收、贖買聯營、互助合作。

    (1)驅逐、沒收或關閉豺狼竊賊資本。

    一是保衛公有命脈資產,捍衛民族和人民的利益。

    A.槍桿子和筆桿子產業是政治生存的命脈。

    如果中國軍工被豺狼走狗繼續禍害,如果經濟復辟、金錢偽民主、文化賣國的不遏制,用不了多久第三次世界大戰必然暴發。中國人民必須堅決地反擊帝國及其走狗推進軍工私有化的險惡陰謀!

    B.金融、能源、通訊、礦產是經濟運轉的血脈。

    只有階級的叛徒才推進命脈產業私有化賣國化。

    C.糧食、種業、水務、水利、森林是人民生存的命脈。

    毛主席說過:以糧為綱、全面發展。陳雲同志說過:無農不穩、無糧則亂!
    生命離不開水、誰控制了水、誰就可以控制生命!

    帝國豺狼的“非典”進攻被擊退後,帝國壟斷財閥及其走狗變換了手法,先用低價的、可以增產增收的轉基因產品來佔領中國、擊垮中國“轉基因產品”,壟斷中國糧油市場,竊取超額利潤;待時機成熟後,施放有毒轉基因,屠殺中國人民。
    人口眾多、耕地極少、生態破壞了的中國,糧食、種業、水利、水務、森林、草原等命脈產業一旦被帝國豺狼操縱,後果不堪設想。

    二是驅逐豺狼轉基因,發展人民監督的中國公有種業。

    A.加強轉基因立法。

    中國人民及其人大常委會要儘快制定出臺三部法律:
    《反擊帝國及其走狗轉基因產品入侵法》、
    《懲治漢奸法》、
    《支援中國無產階級研發轉基因產品法》。

    B.驅逐豺狼轉基因。

    壟斷財閥在中國安插了共濟會毒蛇成員。
    打扮成左派的漢奸賣國賊在禍害中國轉基因。
    依法狙擊帝國轉基因產品入侵。
    依法嚴打禍害中國轉基因的漢奸賣國賊。

    C.不分敵我反轉基因、禍國殃民!

    有的人不懂科學。
    有的人不懂政治。
    教育挽救嚴懲客觀上配合帝國的科盲糊塗蟲。
    決不允許任何科盲、糊塗蟲以任何幌子,配合帝國及其走狗打壓、限制中國包括轉基因在內的糧油技術的研發、推廣和運用。

    D.支持公有科研機構研發優質安全的包括轉基因品種在內的公有種業。

    技術進步有累進效益和階梯限制。
    技術競爭是民族和階級競爭的最重要的武器。
    分清敵我,驅逐豺狼毒技術、保衛國有新技術。

    三是驅逐豺狼水務、搞活公有水、氣、熱業。

    A.水利土地私有化,中國必然陷入災難深淵!
    一旦農業水利私有化,農業土地必然私有化!
      一旦農業土地私有化,國有土地必然全面私有化!
    一旦國有土地私有化,社會主義大業將廢於一旦!
      一旦軍工土地私有化,中國必然陷入災難深淵!  

    B.公有土地水務水利森林是無產者生存的最後保障!

    公有財富之母–公有土地;
    農業和人類的命脈—公有水利;
    人類生態的保障—公有林業;
    社會穩定的基礎—公有農業!  

    C.公有糧食和水利是中國穩定的最後保障。

    D.公有土地、水務一旦私化災難必來臨。

    生產生活均離不開土地、誰控制了公有土地,誰就可以把人民玩弄於股掌之上!人口最多、土地、耕地、水資源最少的社會主義中國、離不開公有土地、公有水利、公有農業!一旦土地、水利、農業被竊賊資本家私有化壟斷化,將意味中國動盪開始、末日來臨!

    E.鼓勵水利私有化不如奴隸主統治者李冰父子!

    李冰率領人民建造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是搞造福千秋萬代的公有公益化水利工程。人民永遠歌頌和懷念這個的偉大的公有水利工程的建造者李冰父子!

    難道以公有公正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為理想的共產黨人,連遠古的奴隸主階級都不如嗎?!

    F.驅逐豺狼水務、搞活公有水、氣、熱業。

    驅逐豺狼竊賊,徹查賤賣人民公有水務的竊賊。
    城市水、氣、熱業全部收歸人民公有。
    反對資本主義經營,加強公有公益企業經營管理。
    恢復民主監督、民主管理、民主革新、民主參與的鞍鋼憲法,加強成本核算,降低成本,按成本生產收費經營。成本經營和收入分配全部向社會公開,接受人民的監督。

    四是狙擊軍工私有化,捍衛人民江山不變色。

    A.推進軍工私有化禍國殃民!

    2011年4月8日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工信部軍民結合推進司司長屠森林公然宣佈要推進公有軍工核心技術和資產的私有化!屠森林鼓吹:國防科技適合於民營領域的,都要著力向這些領域推進……為的就是讓一份投入帶來兩份產出。鼓勵有條件的民用資本進入國防科技領域。

    所謂的“鼓勵有條件的民用資本進入國防科技領域”,就是將社會主義祖國最優秀、最優質、最優良、最核心、最關鍵的公有軍工科技企業的資產、技術,以引進帝國主義戰略投資、改制、重租、兼併、收購、合作為遮羞布,賤賣給帝國外資、竊賊資本家。

    B.破壞基本經濟制度者叛黨叛國!

    2011年04月08日10:51新華網: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彭森悍然宣佈要“改革” 中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彭森叫囂:“十二五時期,推進基本經濟制度、行政體制、財稅體制、金融體制、資源環境價格、社會體制、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制度、統籌城鄉發展體制八大領域改革。對鐵路、鹽業等行業,實現政資分開,推進投資主體多元化。深化電力體制改革。進一步放寬電信、民航、石油等行業市場准入。”

    帝國豺狼共濟會及其四大竊賊走狗,夢寐以求禍害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彭森等走資派,急帝國主義之所急、做帝國主義之所需,公然叫囂改變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這是公開叛黨叛國,不加嚴懲,天理不容!

    C.嚴懲破壞軍工和基本制度的走資派!

    一是開除黨籍。身為共產黨員,不信仰公有公正為目標的社會主義,一心一意、變著花樣推進私有化、復辟資本主義,已經喪失了共產黨員的基本政治條件,應當勸其退黨或開除黨籍。

    二是開除工作。拿著勞動人民創造的稅金高薪,不為無產階級說話,盡為資產階級開道,這種吃裏扒外的不孝子孫,用之何益?建議最高人民權力機關代表無產階級的意志,提請有關部門開除這類背叛無產階級利益、禍害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階級異已分子的公職。

    三是移送法辦。既然違反了憲 法及其之下的刑法,違反了黨紀和政紀,就應當移送紀檢監察調查和司法部門法辦,為捍衛社會主義大業計,對此類與資產階級穿一條褲子的達高貴人要依法從重從快嚴厲懲處。

    五是驅逐、沒收、回收、關閉豺狼竊賊資本。

    A.驅逐豺狼金融,搞活公有金融和保險。(略)
    B.驅逐豺狼媒體,聯營或贖買民族媒體。
    C.收回公有黃金、停購或拋售豺狼債券。
    D.驅逐沒收關閉竊賊網路、害人遊戲網路。
    E.驅逐沒收關閉稀土、鎢等私有礦業。
    F.驅逐沒收關閉欺詐國人的豺狼超市。

    (2)沒收、贖買或聯營私有買辦資本。

    一是瘋狂推進“全面私有化”違反憲法。

    眾所周知,支撐著無產階級政權和社會主義經濟大廈的基礎,僅剩下公有軍工、土地、銀行、鐵路(高鐵)、民航、水利、民航等少之又少的命脈領域、關鍵行業的公有企業了!以公有公正、共產共富為目標的中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已經遭受了嚴重的破壞。

    面對中外帝國主義及其資產階級的瘋狂圍剿、D和國家的領導人代表D和人民的意志和心聲,在最高權力機關的全國代表大會上向全國和全世界宣佈:

    A.“五個不搞”:不搞多D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

    B.“八個確立”

    確立了國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務;
    確立了中國共 產 D的領導地位;
    確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 澤 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導地位;
    確立了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
    確立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
    確立了國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公民依法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
    確立了中國共 產 D領導的多D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
    確立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制度。

    C.走資派公然叫囂改變基本制度、全面推進私有化。

    吳邦國委員長代理党和人民的意志宣傳“確立國家的基礎經濟制度”話音剛落,2011年04月08國家發改委的官員竟然立即與之唱對臺戲:要“推進基本經濟制度改革”,試問,憲法確立的國家的基本經濟制度能改掉、革掉嗎?!

    黨中央剛剛宣佈“五個不搞”, 2011年4月8日國家工信部的官員悍然宣佈要將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核心軍工技術和產品向中外竊賊帝國資本家開放!

    全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不得不問這個別的走資派:是什麼力量?什麼勢力?什麼帝國的神力支撐著你們公然破壞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出賣軍隊國家和人的核心技術和資產?!

    2011年04月08日國家發改委的官員也迅速與黨中央、全國人大唱對臺戲:“對鐵路、鹽業等行業,實現政資分開,推進投資主體多元化。深化電力體制改革。進一步放寬電信、民航、石油、電力等行業市場准入。”

    只要不是傻瓜,就能明白,精陰口中的民營准入、投資,實質就是私有化。人民又要質問了:是最高權力機關的權力大,還是一個部委的極少別副部級官員的權力大?

    二是沒收、贖買或聯營工商礦業。

    國資公司以土地、資金、技術變現入股的方式,贖買聯營資源類和服務類私有資本。

    A.工業方面,國家牢牢掌握國有土地。國資公司以土地、能源、資金、技術入股變現,沒收、贖買或聯營私有買辦工業。

    B.商業方面,城市的商業房地產全部以贖買的方式收歸國家人民公有!國資公司以公有地產和房產入股變現的形式,沒收、贖買或聯營私營買辦商業。

    C.礦業方面,國家牢牢掌握國有礦產資源。主要礦業贖買收歸人民公有生產經營,非主要的礦業,可以租賃承包私人經營,租賃承包費市場競標、收入使用全程向人民公開。

    三是贖買、聯營或沒收資源服務類私有資本。

    A.成本價贖買小產權房、沒收違法房產。
    B.贖買或沒收原公有林業。林業私有化違反憲法。
    C.贖買或沒收原公有農業軍工等科研機構。
    D.贖買或沒收原公有草業。草業私有化違反憲法。
    E.聯營或贖買私有能源。
    F.聯營或贖買私有醫院。
    G.聯營或贖買私有交通。
    H.聯營或贖買私有教育。

    (3)統分結合推進農民合作化。

    一是財閥及走狗禍害中國農業罪惡滔天。

    壟斷財閥侵吞糧油水務、禍害社會主義、盤剝屠 殺中國人完整的罪惡軌跡是:

    A.廢除公有農業。

    帝國壟斷財閥共濟會通過其執政的傀儡帝國主義政府及其飼養在中國的走狗,忽悠和迫使中國廢除中國農村公有經濟體系—三級集體經濟組織、把中國農業重新打回到汪洋大海般小農經濟時代。

    B.廢除公有糧油種業、科技和供銷體系。

    種種跡象表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漢奸賣國賊,正在瘋狂毀我民族生存的長城—公有糧食生產、良種供應、科技服務和供銷體系!

    帝國及其走狗以所謂的國際貿易組織規則為幌子,壟斷中國糧油等種業市場,擊垮中國公有糧油產、供、銷、種業和科研系統。全面廢除體系完整的公有糧油產供銷體系,復辟私有剝削、財閥壟斷的糧油供銷業。

    C.廢除公有糧油加工業。

    帝國壟斷財閥共濟會忽悠和迫使中國城市工商業全面私有化,廢除了中國城市的公有糧食加工銷售系統,從自中國農業生產、加工、銷售系統全面私有化、個體化、變成了汪洋大海小農生產、私有糧油加工、個體糧油銷售業。一盤散沙般的中國糧油生產加工銷售體系,根本無法抗衡帝國壟斷財閥操縱的帝國糧油生產銷售大鱷。

    D.壟斷房地產盤剝國人。

    剝奪國人每人集資建設一套免土地費住房的合符憲法、黨章、天理的政策,以城市化為幌子,忽悠政府聽任竊賊資本家壟斷土地,將成本僅1000元左右的房價推高到數萬元一平米。敲骨吸髓地盤剝中國人!

    E.破壞18億畝耕地紅線。

    帝國豺狼及走狗茅以軾們大肆攻擊18畝耕地紅線,向竊賊資本家大肆低價或免費出讓人民公有的土地!

    F.大肆兜售轉基因產品。

    在壟斷之初,壟斷財閥共濟會兜售不殺人的轉基因產品,到了壟斷的後期,就可以兜售滅絕中國人的殺人的轉基因產品。據郎咸平教授的資料,2003年,帝國主義用高產量、高出油率的轉基因大豆(價格便宜百分之十幾的、出油量多六分之一),一舉擊垮淘汰了中國東北的常規大豆品種。

    G.操縱壟斷國際糧油市場。

    通過操縱國際糧油市場擊垮中國的公有和私有農工商企業。如2003年8月到2004年5月份壟斷操縱國際大豆市場的價格,把大豆價格拉到了4400塊/噸。當中國企業在4月份以平均4300塊/噸的價格購進了800多萬噸美國大豆後。壟斷財閥乘機拋售大豆期貨,把國際市場大豆價格打到了2000多塊一噸。造成中國70%的油脂壓榨工廠倒閉。食用油市場全部被外資壟斷,如金龍魚、魯花、福臨門統統是豺狼吸血的帝國企業。

    H.竊取廢除公有水務和水利。

    徹底壟斷中國糧油農工商企業,城鄉水利和水務,徹底地控制中國人民的生存命脈!
    至此,中國糧油生產、加工、銷售、國際貿易業的全面潰敗,中國農業私有化分散化買辦化,是中國社會主義公有經濟可能全面被帝國禍害的縮影。

    I.忽悠推進公有林業私有化,破壞糧食生態屏障。

    J.忽悠以土地流轉為名推進土地私有化。

    先資本化流轉、銀行化抵押、長期佔有、逐漸私有;

    最後城市壟斷和國際財閥下鄉操縱收購中國土地。

    由此可見,中國人民要生存要發展,必須徹底跳出豺狼及其走狗設置的陷井,從制度創新、物質生產、加工貿易各信領域全面反擊豺狼及其走狗的進攻。

    二是為抗衡竊賊豺狼,党必須領導農民合作化。

    A.只有農業合作化,才能抗禦竊賊資本的入侵吞併。

    強化集體統層經營能夠有力量保證分散的農民的團結,因而能夠更有效地與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作鬥爭。

    B.只有農業合作化,才能組織建設大型公益工程。

    強化集體統層經營能調動集體的力量,大興農田水利工程,推進新農村建設,改善生產和生產條件,提高抗禦自然災害的能力。

    三是沒收私化半私化的山林、土地、資源水利。

    A.土地屬人民公有,農民承包經營,用於農業生產。
    B.土地是公有財富之母,不容資本化流轉私化。
    C.已經流轉私化的土地、山林、資源必須收回公有。

    四是公有土地雙層經營、統分結合。

    A.統分結合,提高兩個積極性。
    實行統一經營和分散經營相結合,提高兩個積極性和抗禦自然災害的能力。

    B.合作經營,提高生產力。

    一是統分結合,能集中更多的勞動力和經濟力量,能夠更多地和更好地利用新的農業技術,便於進行農業的技術改革和基本建設,因而可能有效地逐步擴大農業的再生產。

    二是有條件的地方成立農業公司,實行土地統一經營、因地種植,村集體有計劃的分工分業的勞動,合理地統一使用勞動力,科學地推廣良種良法,以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土地生產率。

    五是創建公有公正、共產共富的新農村。

    A.集中資源推進農工商一體化。

    農村合作化能夠更多地節約勞動的時間和更多地節約出勞動力,所以能夠更好地發展農村工商業,以促進農民致富的步伐。

    B.有計劃按市場安排生產。

    農村合作化可以實現農民有計劃地按市場安排生產,有利於合理地配置生產要素,提高農村經濟的市場競爭力。

    C.工業化的模式是華西村、劉莊村、南街村的模式。

    推進農村合作化,集中公有的生產資料,因地制宜、宜工則工、宜農則農、宜商則商,適合合作經營的,村集體統一經營,不適合作經營的,農戶分戶經營。統分結合地安排農業、工業、商業生產和經營。

    D.生產關係學習華西村、劉莊村、實現共產共富。

    按能分勞。

    按勞分配。

    按績獎勵。即按勞動競賽和市場競爭獎勵。

    按需福利。即住房、醫療、保險等基本需要按需福利。

    六是個體工商業互助化。

    為抗衡竊賊豺狼,党應領導手工業聯合起來。
    組建個體工商合作社。
    組建產供銷聯合體。

    (6)弘揚文化法寶:馬列哲學、科學漢字、奧社主義。

    一是馬列哲學是指引人類徹底解放的思想武器。

    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是把唯物論與辯證法;唯物主義自然觀和唯物主義歷史觀結合起來;形成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體系。

    辯證唯物主義是無產階級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歷史唯物主義為無產階級和人類解放提供了思想武器。

    (1)物質與意識辯論關係原理,終結了形形色色的唯心主義、主觀主義、不可知論、本本主義、天命論、種族主義。

    (2)物質運動的規律性與人的主觀能動性辯論關係原理,使人類首次成為大自然的能動的自覺者。

    (3)事物是普遍聯繫的原理,將孤立主義、片面主義、關門主義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4)事物是變化發展的原理,粉碎了靜止主義、倒退主義、復辟主義、補課論的溫床。

    (5)矛盾的普遍性原理,讓人類用階級的觀點看社會,用對立統一的觀點看宇宙。

    (6)矛盾的特殊性原理,讓人類用科學的普遍原理與不同時空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克服本本主義、洋奴哲學。

    (7)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相互關係原理,讓人類因地因時因人動態整體地抓住解決問題的關鍵。

    (8)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相互關係原理,讓人類集中力量,解決當前最主要的問題、戰勝最主要的敵人。

    (9)矛盾的主要方面與次要方面相互關係原理,讓人類在眾多的矛盾方面中,抓住影響矛盾性質的主要方面,把握矛盾的根本屬性。

    (10)內因與外因相互關係原理,讓人類既抓住變化的根據,也掌握變化的條件。

    (11)量變與質變相互關係原理,讓人類掌握並適應事物變化的規律性,少犯不犯左傾主義或右傾主義錯誤。

    (12)否定之否定原理,讓人類認識事物進化的螺旋性上升的大勢。

    (13)事物發展的前進性與曲折性相統一原理,讓人類堅定必勝的信心、在戰略上藐視敵人、同時在戰術上重視敵人。

    (14)認識與實踐相互關係原理,讓人類明白實踐出真知、“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克服主觀主義、唯心主義、本本主義、片面、靜止、孤立的形而上學。

    (15)現象與本質相互關係原理,讓人類透過現象看本質,識破騙子與妖言、永不受剝削階級類人猿、類人獸的欺瞞。

    (16)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相互關係原理,讓人類在認識的長征中永不自滿、謙虛謹慎、活到老學到老。

    (17)改造客觀世界與改造主觀世界相互關係原理,讓無產階級在解放全人類的偉大事業中、最後解放自己!

    (18)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辯證關係原理,讓人類明白“在階級的社會,人的思想和言行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

    (19)人的價值原理,讓人類自覺地擔當起階級的使命和人類的使命,推動人類早日全面地實現“公有公正、共產共富、大眾民主、勞動自由、人民計畫和市場當裁判的奧林匹克社會主義”和偉大的共產主義。

    二是象形漢字定能戰勝拼音文字。一切公共場合、標牌和正式檔等,驅逐清除垃圾洋奴文字,通過立法立規強制使用科學形象的漢字。

    三是奧林匹克社會主義一定能戰勝資本主義!

    A.奧林匹克社會主義=奧林匹克+社會主義。
    B.奧社以公有為主體、私有剝削為非主體。
    C.奧社公有經濟競爭+人民計畫加市場當裁判+鞍鋼憲法經濟民主(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民主革新、民主參與)。
    D.奧社生產關係=按能競勞+按勞分配+按績獎勵+按需福利+非主體參股份紅。
    E.公有政治人事文化競爭+底層人民政治文化裁判。
    F.大眾民主、四大自由、鞍鋼憲法監督財主和權威。

    文/李建軍

    2011-8-13


  26. 2011/10/17 於 21:20 patchpieces

    【中俄鷹派抬頭-中俄地緣戰略結盟態勢已成/中俄聯手否決制裁敘利亞案 美帝瘋狗續泡製“中東版天安艦事件”-伊朗陰謀暗殺沙特大使(挑撥遜尼派vs.什葉派)】

    奧巴馬:伊朗須為刺殺沙特駐美大使陰謀付出代價
      
      【華盛頓消息】據媒體報導,美國總統奧巴馬13日表示,伊朗必須為其策劃刺殺沙特駐美大使的陰謀付出代價,美國將對伊朗實施“最嚴厲”的制裁,並且“不排除任何選項”。

      奧巴馬當天是在白宮與到訪的韓國總統李明博召開聯合記者會時說這番話的。他稱,這一陰謀不只是伊朗的“一個危險的升級”,它是伊朗政府“危險和魯莽行為”模式的一部分。

      奧巴馬指出,在這起暗殺沙特駐美大使的陰謀中,有一個伊朗裔美國人參與其中,而伊朗政府內部的某些人和他有直接聯繫,並支付資金給他。

      “這些事實有目共睹,除非掌握了支撐這些指控的證據,否則我們不會隨便提出這樣的指控。”奧巴馬說,“我們已經與所有的盟友、國際社會接觸,並將事實擺在他們面前。我們相信人們分析之後,對這些事實不會有爭議。”

      奧巴馬指責伊朗的做法遠遠超越了可接受的國際行為準則,而這只是伊朗長期以來一系列暴力行為的一個例子而已。
      奧巴馬表示,美國將同其他合作夥伴和盟國一起確保伊朗為此付出代價。第一步,美國將起訴那些參與這起陰謀的個人;第二步美國將對伊朗實施“最嚴厲”的制裁,並繼續動員國際社會進一步孤立伊朗。
      “現在我們不排除任何選項來對付伊朗,但你可以預期,我們將繼續對伊朗政府施加各種壓力。”奧巴馬說。

      美國司法部11日宣佈挫敗一起企圖暗殺沙特駐美國大使阿德爾•朱拜爾的陰謀,一名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成員及一名擁有美國和伊朗雙重國籍的美國公民遭起訴。

      美國政府指責這起暗殺行動與伊朗政府有關。但伊朗政府堅決否認,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副司令侯賽因•薩拉米13日說,美國指控伊朗參與暗殺沙烏地阿拉伯駐美國大使是一場“毫無根據的鬧劇”。
      
     【時事點評】請大家注意這兩段文字,原文分別是:
      
      第一段:美國總統奧巴馬13日表示,伊朗必須為其策劃刺殺沙特駐美大使的陰謀付出代價,美國將對伊朗實施“最嚴厲”的制裁,並且“不排除任何選項”。
      
      第二段:美國政府指責這起暗殺行動與伊朗政府有關。但伊朗政府堅決否認,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副司令侯賽因•薩拉米13日說,美國指控伊朗參與暗殺沙烏地阿拉伯駐美國大使是一場“毫無根據的鬧劇”。
      
     ● 所謂的“證據”,是可以“精心製造”出來的
      
      這的確是一場“鬧劇”,但伊朗政府、及一切愛好和平的力量必須警惕的兩點是:
      
      第一點,隨著局勢的進一步惡化,它“最終”未必是“毫無根據”的,因為,憑藉美國之前“製造”天安號事件的“功力”與“動機”(更早一點,為發動越南戰爭,美國政府還有“製造”北部灣事件事件的前科),所謂的“證據”,是可以“精心製造”出來的。
      
      ●“刺殺案”原本就是一部“現代美國版的‘指鹿為馬’”
      
    第二點,也是最值得警惕的一點,“刺殺案”原本就是一部“現代美國版的‘指鹿為馬’”。
      
      一如秦朝時的趙高,“始作俑者”最為關注的並不是所謂的“證據”,而是“效果”如何,也就是說:在自己公開“指鹿”之後,是否有“附合謂馬者”,特別是,“附合謂馬”者都是何人?
      
      ● “美全球戰略”向“方方面面”以“最貼近真實地”的形式“正式亮出了”自己的底牌
      
      因此,既然“美國行政當局”的“最高層”親自出面上演“指鹿為馬”的“現代版”,意在將“刺殺沙特駐美大使”的標籤貼在了伊朗頭上,並借此“劃清敵友”,那麼,這也就意味著華盛頓在這個問題上“已經刻意地”、“徹底排除了迴旋餘地”,也就是說,“美國全球戰略”已經向“方方面面”以“最貼近真實地”的形式“正式亮出了”自己的底牌。
      
    ● “美國利益決策層”再一次對“美國伊朗政策”進行了“具體量化”
      
      “這張底牌”上赫然包括有這樣幾條:
      
      第一條,顯然,這當然就是美國總統奧巴馬“親自出馬”的意義所在,即:以“美國利益決策層”之“最高級別發言人”的身份“強調”:這是“美國伊朗政策政策”的“最後態度”;
      
      第二條,在“第一條”的基礎上,特別是,在“方方面面”之間的“第四波排列與組合”都在“極盡變幻”的“新形勢”下,“美國利益決策層”再一次對“美國伊朗政策”進行了“具體量化”,也就是此番“親自出馬”、且“表現得”“不再打算傾聽”的奧巴馬、通過那張“我們既從未相信、且也從未看好過”的“大嘴”、一字一句吐出的、堪稱是“美國單邊主義(小布希、切尼、接姆斯菲爾德、賴斯….時代)”最為囂張時之“對伊政策拷貝”的“美國對伊朗最新計畫”。
      
     ● 這不僅僅是一份“對伊朗新計畫”,它還是一份“殺機畢現”的“美國全球戰略”
      
      值得強調的是,這份在“操作層面”上有著“雖出於水、但寒于水”之特性的“拷貝件”,稱得上是一份“殺機畢現”的“美國對伊朗最新計畫”,而值得警惕的是,由於“伊朗問題”基於“非美勢力”、特別是中國全球戰略的極端重要性,這不僅僅是一份“對伊朗新計畫”,它還是一份“殺機畢現”的“美國全球戰略”。
      
      另外,如果站在中國決策層的角度去觀察,那麼,它還是一份“殺機畢現”的“美國對華新計畫”。
      
    ● “美國利益決策層”強加給“國際社會”頭上的選擇其實就是兩個:YES或NO!
      
      第三條,在“第一條”與“第二條”的基礎上,也就是為了強調“美國將以決不動搖的決心”去“兌現”這份“美國對伊朗最新計畫”,“美國利益決策層”決心“不再要任何迴旋空間”,
    也就是說,在“如何對待伊朗”的問題上、或者是否定性伊朗的恐怖身份問題上,口口聲聲稱“拿到了確鑿證據”的“美國利益決策層”強加給“國際社會”頭上的選擇其實就是兩個:YES或NO!

     ● “美國決策層”顯然在借“這一重大事件”、試圖“重新爬上”國際道德、特別是國際法的制高點
      
      顯然,這就一如小布希在911之後、借“幾千條人命”的“巨大悲情”,沖著國際社會、拋出的那個“極其霸道之宣言”:要麼就是美國的朋友,要麼就是美國的敵人!
      
      不難看出,“整個事情”走下來,“美國決策層”顯然在借“這一重大事件”、試圖“重新爬上”國際道德、特別是國際法的制高點,製造出一種“911式不容他人說不”的“道德高壓氣氛”,通過“重新炮製”一個“不是美國的朋友,要麼就是美國的敵人”的“911式悲情氣場”,催促,準確地講、是同時用“實力(美國軍事、特別是金融實力)與道德(伊朗刺殺他國大使的行為如果坐實,伊朗當然會不容於國際社會)”的“高壓”,催促“方方面面”在“諸多重大國際問題”上、盡可能地“循著有利於美國利益的思路”進行“排列與組合”、也就是在至關重要的“伊朗問題”上“重新站隊”。
      
     ● 美國“公然不要”其“國家體面”、彰顯其更加被動
      
      第二,在“第一”的基礎上,特別是,從美國竟然弄出“伊朗策劃刺殺沙烏地阿拉伯駐美國大使”這一“荒唐劇本”、從而“公然不要”美國“國家體面”的情況來看,
    我們還認為,美國“旨在支配全球”的“全球既定戰略”也未因塞進幾根“巧實力”的槓桿就從全局被動中扭轉過來,
    不僅未扭轉,反而因“埃及之亂後續發展”的“脫稿運行”而更加被動。
      
     ● “美國利益”的確在不惜一切手段地、迫使歐盟、特別是中國最終做出“戰略誤判”
      
      而在之前的點評中,我們曾經以大量篇幅詳細論證了這樣一組結論,即:
      
      第一,我們認為,在“美國單邊主義(小布希主義)”隨著奧巴馬的上臺而換了一張“嘴臉(傾聽主義)”之後,美國“旨在支配全球”的“全球既定戰略”並未因抹上幾層“傾聽色彩”而有“實質性調整”!
      
      顯然,從奧巴馬不顧伊朗的“公開揭露”、悍然地“以美國最高行政官員”的身份、從“那張大嘴”今天正式吐出“伊朗必須為其策劃刺殺沙特駐美大使的陰謀付出代價,美國將對伊朗實施最嚴厲的制裁,並且不排除任何選項”….的強硬言論,從而為“中東版天安號事件”正式背書之後,任何稍有政治敏感度的人都會明白:美國“旨在支配全球”的“全球既定戰略”從來沒有因美國總統的換了“膚色”而有任何實質性改變。
      
      不僅沒有改變,且從美國以不同的方式、但性質卻一樣卑鄙的手段,連續策劃“天安號事件”、“伊朗刺殺沙烏地阿拉伯駐美大使”的“惡劣劇本”來看,如果僅僅站在“中、歐、美”的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美國利益”已經的確如我們所說,在不惜一切手段地、迫使歐盟、特別是中國最終做出“戰略誤判”。
      
    ● 再談“歐洲利益(歐洲國家利益與歐洲資本利益)”目前面臨的一個最大、且最緊迫問題
      
      在這裏,我們再次強調兩點:
      
      第一點,在我們的討論中,在這個問題上,如果站在中國利益的層面,
    那麼,對“歐盟利益”而言,它可能做出的“戰略誤判”,主要在於:
    歐盟或“實質性配合‘美國利益’、用天量的流動性、水淹南方經濟”,
    或向美國提供實質性南亞配合,與美國一道進行所謂“南亞破局”,從而“實質性地”與美國聯手,全面惡化“中國的外在安全環境”。
      
      而一旦歐盟最終做出“戰略誤判”、並令美國最終實現了“全面惡化中國外在安全環境”的戰略目的,則美國隨之期望中國也出現的“戰略調整”就是:中國或“為”避免自己的外在安全環境被全面惡化,或“因”無力承受自己的外在安全環境被全面惡化,而最終選擇接受“中美共管地球的G2模式”,從而令美國可挾“中美之合力”,迅速解決歐元(歐盟)問題。
      
      顯然,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說:一旦歐盟做出“戰略誤判”,且中國被迫進行上述“戰略調整”,也就等同于歐盟“自我啟動”了歐盟(歐元)的“快速瓦解進程”。
      
      也正因如此,“這個問題”恰恰是“歐洲利益(歐洲國家利益與歐洲資本利益)”目前面臨的一個最大、且最緊迫問題。
      
     ● “再談”中國如最終坐視美國有效擊穿敘利亞“止損點”而“不作為”、或者“不有效作為”,將導致“中國全球戰略”徹底崩塌
      
      第二點,在我們的討論中,在這個問題上,中國也要避免出現“重大的、不可逆轉戰略錯誤”,即:
      
      其一,如果僅僅在經濟、特別是金融層面去考慮問題,則比如,在“中、歐、美”之中率先進行不可逆轉的加息週期、繼而全面喪失貨幣特別是資本政策的自主權,最終實質性地‘自我滅活’中國的經濟活力;
      
      其二,如果我們在“綜合層面”去考慮問題,則比如,中國最終坐視美國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國際社會”之“大多數”的中東利益的“止損點”而“不作為”、或者“不有效作為”,從而導致“以中國經巴基斯坦至伊朗”的這一“戰略走廊”為支點的“中國全球戰略”徹底崩塌。
      
     ● 重溫“前三波排列與組合”的觀察結果,有助於更加清醒地觀察目前看似“變幻莫測”的國際局勢
      
      第三,我們也認為,自“國際局勢”以“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及“科索沃單方面宣佈獨立”為標誌,不可逆轉地進入“科索沃獨立後續發展階段”,並“如我們所預期地”依次經歷了、分別以“美、俄直接交手”與“歐、美直接交手”及“中、美直接交手”的“第一、二、三波排列與組合”,其“真實的歷程”已經為我們提供了“極其豐富的觀察結果”,來幫助我們更加清醒地觀察目前的局勢,也就是看似“變幻莫測”的“第四波排列與組合”。

      在占盡天時、地利與人和的情況下,美國利益何以仍然無法阻止次貸危機的“最終爆發”
      
      其一,美國次貸危機的“最終爆發”,意味著這樣一個事實,即:即便當時“美國絕對實力”特別是“相對實力”都處於顛峰狀態,即便是堪稱“美國史上最具鷹派色彩”、對外“強硬至極致”的“單邊主義政決策團隊”,即便策略性地通過“911”騙到了美國社會對“在外發動戰爭的極高支持度”、且騙到了世界輿論的高度同情,
    “美國利益”最終還是無法用像一、二次世界大戰那樣,通過“週邊(相對於美國本土)”的“非和平方式”、去解決“美國經濟結構上的問題”、或者美國社會結構問題、更或者美國制度層面的結構問題。
      
      顯然,以“911事件”為標誌,“美國利益”在占盡天時、地利與人和的情況下,仍然無法阻止美國次貸危機於2007年“最終爆發”,再加上期間“近乎7年的解決時間”,所有這些都已經充分證明了一點,那就是:
      
      在“大國層面(歐盟計算在內)”上,作為內部問題累積最為嚴重、社會矛盾最為尖銳的主要“政治經濟體”,由於“美國國家利益”想借“西方資本(美國資本)”之力去支配全球、從而可以犧牲“非美勢力”為代價、去解決它自身很難獨自解決的問題,因此,它事實上遭遇了“非美利益(主要是中歐俄、拉美國家、中東國家)”集體的、且是“實質性”的強烈反對。
      
     ● 曾經至剛至強的“小布希決策團隊”終於不得不做“非實質性、但卻非常重要的戰略調整”
      
      其二,而“美國單邊主義”試圖“在週邊”解決問題的戰略、在殘酷的現實面前撞得頭破血流、且美國次貸危機也終於2007年8月“風生水起”、慢慢“浮出水面”之後,2007年未至2008年初,此前還至剛至強之“美國利益”的“小布希決策團隊”終於不得不做“非實質性、但卻非常重要的戰略調整”。
      
      這種調整的“代表性事件”就是“科索沃單方面宣佈獨立”。
      
     ● “科索沃單方面宣佈獨立”是美國被迫向歐盟簽下的一份“投名狀”
      
      科索沃於2008年2月單方面宣佈獨立“表面”上是“歐、美利益”基於“中東利益”與“南亞利益”進行戰略交易的一個衍生品。
      而實際上,則是全局被動的“美國既定全球戰略”,一方面“即無法、也不甘心”割捨“中東核心利益(以犧牲以色列的方式推動中東和平進程、並就此成全‘歐盟利益’的中東地位)”,而另一方面又“想儘快拿到歐盟南亞實質性配合”,從而“簽下的”一份“向歐盟展現極大戰略合作誠意”的“投名狀”。
      
      顯然,“美國利益”簽下這份“投名狀”的意圖在於“先以空間換空間,再以空間換時間”,在於“繼續推進”其“既定的全球戰略”,在於繼續推進主要針對中國的“南亞破局”。
      
     ● “美國南亞政策”具有強烈的“連環性”
      
     而就如我們之前多次強調,“美國南亞政策”具有強烈的“連環性”,即:除了伺機發動“實質性破局”以全面破壞中國全球戰略的戰略空間、“先”將中國徹底堵截在中國境內、“再”利用“三獨框架”、結合所謂“徹底民主政治、完全自由經濟”等手段、將中國推入“瓦解進程”的險惡用心之外,
    它的另一功用,就是想用一種“最貼近真實”的“破局努力”,迫使中國妥協,從而好挾“中-美經濟之合力”,於“轉身間”一舉擊潰“自運行之日起”就不斷挑戰美元地位、不停蠶食美元市場份額的歐元,並伺機瓦解“直到今天仍在全力進行整合的歐盟”。
      
      顯然,在這個問題的“努力層面”上,也就衍生出所謂的“中-美共管地球的(G2/美中國)模式”,並出現了以美國總統奧巴馬、美國前政要布熱津斯基、基辛格等為“代表性說客”的“美國朝野聯合豪華推銷團”。
      
     ● 中、歐也將南亞與中亞(阿富汗)視為一個“連環劫”
      
      (直到一、兩年前才)洞悉這些的中國與歐盟,在應對上,即出於各自的核心利益、也出於雙方的全球共同利益,大體上,也是將南亞與中亞(阿富汗)視為一個“連環劫”,從而一方面努力維持著交織于伊核問題上的“中-歐-俄”戰略協調,一方面,彼此策應著將“大國間戰略利益主要交易平臺”從中國的重中之重–南亞方向、慢慢移向均遠離“中-歐-俄”的重中之重,卻獨獨聚集了美國核心利益的中東方向。
      
      顯然,在這個問題上也就出現了中國“不僅” (直到一、兩年前才開始)力拒“美國朝野聯合豪華推銷團”傾力兜售的“中美共管地球的(G2/美中國)模式”、且堅決奉行“扶弱(歐元)鋤強(美元)”的政策,與歐盟死活不願意向美提供“實質性南亞配合”、
    且與俄羅斯一道,積極策應中國發動的“東亞(東北亞、南海)、南亞問題全部都與美國在中東談”、從而形成了當前這種“一切重要問題都與美國在中東談”的、“中歐俄”輪番上陣、“輪番消遣”美國全球利益的局面。
      
      在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美國利益決策層”基於“美國資本利益(含Wikileaks維琪解密)”而不顧“美國國家利益”所策動的“埃及之亂”、及其“後續發展”不過是美國針對“一切重要問題都與美國在中東談”所展開的、旨在“以攻為守”的戰略反擊。
      
     ● 站在中國的角度看問題,美國的戰略反擊有兩個意圖
       如果僅站在中國的角度看問題,美國的戰略反擊有兩個意圖:
      
      第一個意圖,是沿“歐亞海上運輸線”全面破壞中國的外在安全環境,
    從而“仿效”中國針對美國的“一切重要問題都與美國在中東談”(注,這實際上就是出“圍魏救趙”),在南亞之“外”、繼續其“南亞政策”、也就是要麼迫使中國接受“中美共管地球的G2”,
    要麼,就將“歐亞運輸線之亂”導向專門針對東亞經濟、特別是中國經濟的“東亞、或者中國海上運輸線之亂”,從而伺機展開對東亞、特別是對中國的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
      
      而值得強調的是,至於“後者”,它“既”是我們常常提及的、“暗渡陳倉層面的(側重于經濟與金融攻擊)南亞破局”,“也”是日後“西方資本”伺機上演“巴基斯坦之亂、特別是印度之亂”的“準備工作”。
      
      第二個意圖,在展開“上述意圖”的基礎上,伺機將“大國間戰略利益主要交易平臺”從目前這種“均”遠離“中、歐、俄”的重中之重,卻獨獨聚集了美國核心利益的中東方向、再慢慢移回中國的重中之重–南亞方向,如果歐盟基於自己的一已私利、在美國的強大壓力下(歐洲債務危機)、其“全球政策”最終願意向“美國全球政策”提供“實質性配合”的話。
      
     ● 美國終於跟隨歐盟之後、雙雙跳入“坑”中的主要原因
      
      顯然,如果歐盟仍然不願意向美國提供“實質性配合”,那麼,美國用來威脅歐盟的手段就是:利用“美元本位制”的“剩餘價值”與“美國軍事力量”,將歐盟按在“利比亞之亂”這個“坑”中,並“持續加壓”歐洲債務危機,且伺機對歐盟(歐元)跨海(地中海)予以致命一擊。
      
      這也正是我們認為:隨著美國出爾反爾、最終決定向利比亞派出“大量”地面部隊、從而“表面上“是保護美國在利外交機構、人員的安全,但“實際上”卻是為“卡紮菲(格達費)勢力”提供“安全遮斷”,美國終於跟隨歐盟之後、雙雙跳入“坑”中的主要原因。
      
    ● “卡紮菲(格達費)勢力”的主要成員何以生不見人、死不見屍?
      
      如果從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我們就很容易明白:
    為什麼在利比亞這個樹沒幾棵、草沒有幾叢、到處是沙漠的不毛之地,“卡紮菲(格達費)勢力”的主要成員均是生不見人、死不見屍了。不僅如此,還能指揮“親卡武裝”繼續作戰。
      
      在此,如果歐盟、特別是今天的“利比亞執政當局”膽子足夠,在此就為其支一個招:
    包圍、甚至強行進入美國駐利比亞大使館、及其它外交機構、商業設施,或者、長時間地切斷“美國地面部隊駐地”與外界的聯繫,時間到了,一定會有意外的、重大收穫!
       然而,一旦如此,後果可要自負!我們可不為此承擔任何責任,道理很簡單:“大家可都是成年人”!。
      
     ● 一旦如此,也就意味著如今已雙雙落入“坑”中的“歐、美”,誰也甭想從利比亞這個坑中“安全地爬出來”
      
      至於後果,主要有兩個:
      
      第一,這種大膽行為本身就是一種“撕破臉皮”;
      
      第二,一旦歐、美以任何形式“撕破臉皮”,也就意味著“利比亞之亂”會立刻升格為“利比亞內戰”、直至“科索沃戰爭”的重新爆發,這也就意味著在利比亞這個曾經的“觀察點”、如今的“撕裂點”上,始於伊拉克戰爭就出現、且持續至今的“歐美大西洋裂縫”就被“徹底撕裂了”。
      
      而一旦如此,也就意味著如今已雙雙落入“坑”中的“歐、美”,誰也甭想從利比亞這個坑中“安全地爬出來”,
    對“歐盟利益(歐元)、美國利益(美元)”雙方而言,“死活”另說,但彼此間落個“斷胳膊少腿”、則是必然的!
      
     ● 一旦如此,作為聯盟也好(歐盟),國家也罷,“歐、美”之間也必然瓦解一個!
      
      事實上,局勢發展至今,自“美國利益”也決定步“歐洲利益”後塵、跳進利比亞這個“坑”中,從而令利比亞從“觀察點”立刻轉化為”撕裂點“之後,
    從“中、歐、俄、美”圍著“敘利亞”這個“止損點”的一連串表現來看,除非“矛盾雖可以調和、但卻很難調和”的“歐、美資本利益”之間的一方“甘心歸順對方、並為對方所驅使”,
    否則,在“矛盾雖可有效緩和、但不可調和”的歐、美國家利益”的“強大張力”下,利比亞這個“坑”最終必然埋葬“現代西方資本”中的“一支”,
    而一旦如此,作為聯盟也好(歐盟),國家也罷,“歐、美”之間也必然瓦解一個!
      
      在這個問題上,再次強調:
    “歐、美資本利益”之間的矛盾之所以“可以調和、但卻很難調和”,恰恰在於“歐、美國家利益”之間的“強大張力”,
    也在於“中、俄”的“挑撥離間”,
    還在於歐盟也“沉迷”於“一切都可與美國在中東談”的“新戰略遊戲”。
      
    ● 該決議案”分明是“美國擬定、之後、委託歐盟發佈”的!
      
      在這個層面上,如果我們去觀察“中、俄”聯手否決“那份‘據稱’是歐盟提出、美國支持.”的“聯合國譴責敘利亞決議案”,那麼,我們也就不難看出這樣幾絲隱晦、但卻極其強烈的信號:
      
      第一,什麼是“歐盟提出、美國支持”?
    從內容看,“該決議案”分明是“美國擬定、之後、花‘錢’、且是一大筆‘錢’、委託歐盟發佈”的!
      
     ● 除了落入“坑”中之外,“美國利益”基本上是一無所獲!
      
      根據我們的觀察,美國為了這個“委託”,那可是花了大價錢的!
    別的不說,僅以利比亞為例,從完全就是一群“烏合之眾”的“利比亞反對派”以令人吃驚的速度、迅速攻佔卡紮菲的大本營--的黎波里,
    到卡紮菲(格達費)勢力突然退出“公眾的視野”,
    再到“利比亞反對派”得到“中、俄”的承認,從而成為“利比亞執政當局”,
    最後,“美國利比亞政策”為了保留“埃及之亂”的“調整後劇本”不就此中斷,不得已讓地面部隊進入利比亞、正式跳進“坑”中,
    作為“旁觀者”,我們認為:“美國利比亞政策”對歐盟的“讓步”可謂巨大,
    但是,所有這一切的“努力與冒險”均被“中、俄”的否決給粉碎了,不僅如此,美國全球戰略還就此留下一個巨大的隱患:那就是,努力的代價付出了,但得到的結果卻是:除了落入“坑”中之外,基本上是一無所獲!
      
      因此,我們也就不難明白,為何作為“支持者”的美國卻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得“歇斯底里”般的“憤怒”,而作為“提出者”的歐盟,反倒是“譴責”兩聲了事了!
      
     ● 歐盟更多是在“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且對結果抱持一種“錢貨兩清”的態度!

      顯然,在這筆“一要問題都與美國在中東談”的交易中,歐盟更多是在“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且對結果抱持一種“錢貨兩清”的態度!
      
      值得強調的是,該決議案事先已經被大量修改,其中,許多文字、甚至是所謂的“提出者”歐盟出面,根據俄羅斯、特別是中國之“敘利亞政策的原則”進行的修改,因此,歐盟在“中、俄”這裏,事先也早就“有個交待”!而美國最終同意“大量修改版”,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在“中、歐、俄”之間打根楔子、並借此“尋找”曲解“中、俄”之“敘利亞政策”的餘地,也就是意圖尋找一個“突破點”。
      
     ● 歐盟自然是此輪角力的“最大收益者”
      
      因此,從“中、俄”斷然否決“按自己意見大量修改(排除了軍事解決項)”之後“文稿”的動作來看,自然是洞悉美國的企圖,因此,也就是不給美國這個機會。因此,作為“提出者”的歐盟自然是此輪角力的“最大收益者”。
      
     ● 正式完成了“新遊戲”的“第一輪”
      
      討論進行到這裏,我們也就不難看出,最重要的,在“中、俄”分別在歐盟的策應下,分別“階段性平息”了“東北亞(2010年3月美國自導自演自殘栽贓挑撥的天安號事件)、南海問題國際化”、及“階段性收穫”了烏克蘭利益之後,“中、俄”聯手否決決議案的結果,對歐盟而言,顯然不僅未傷及“中-歐-俄”的戰略協調(中、俄在不同場合分別再次強調支持歐元的穩定),還讓歐盟“階段性收穫”了一個“利比亞執政當局”。
      
      毫無疑問,中國率先出手的“一切重要問題都與美國在中東談”的“新戰略遊戲”,在此之前,就已經“菜過兩味(中、俄)”,至此,也就算是“酒至三巡(中歐俄)”、從而正式完成了“新遊戲”的“第一輪”。
      
    ● 儘管是已“酒至三巡”,但“中-歐-俄”本質上仍然是“階段性收穫”
      
      同樣毫無疑問的是,儘管是已“酒至三巡”,但“中-歐-俄”本質上仍然是“階段性收穫”,
    而從歐盟制裁敘利亞、特別是伊朗的“力度”上來看,特別是,從“中、緬”之間的關係因“緬甸民主”而出現某種裂痕,及中國13名公民在“這個時間點”在東南亞被慘忍殺害的情況來看,“該遊戲”還將“繼續遊戲”下去。
      
     ● 即便是在利比亞,“遊戲”還將“繼續”!更別提敘利亞這個“止損點”了
      
      而從烏克蘭前總理在“這個時間點”被判刑、但“判斷內容”令歐盟與俄羅斯“均不滿意”的情況來看,俄羅斯“階段性收穫”的“烏克蘭利益”也會有所反復,
    至於歐盟的“階段性收益”,從“親卡武裝”近日突然大舉反攻“利比亞執政當局”的“大跌眼鏡”來看,都是“再合乎邏輯”不過的了。
    顯然,即便是在利比亞,“遊戲”還將“繼續”!更別提敘利亞這個“止損點”了。
      
     ● 一道“至關重要”的“強烈信號”令“美國利益”感到“意外”、並受到沉重打擊
      
      因此,想強調的是:在很大程度上,歐盟“提出”該決議、及“該決議”最終被否決,都符合“中歐俄美”的“敘利亞政策”,
    但令“美國敘利亞政策”意外的是,儘管美國人打出一大堆牌(比如:美國參院準備通過人民幣匯率法案,對台軍售案),且按中國的意味做了修改,但中國依然與“必然出手否決”俄羅斯一道聯手投出了“否決票”。從而向“方方面面”發出一道“至關重要”的“強烈信號”。

      從本質上講,美國之所以以“歇斯底里”的方式去“憤怒”,恰恰在於這道“至關重要”的“強烈信號”令“美國利益”感到“意外”、並受到沉重打擊了。

     ● 中、俄聯手傳遞一束“最為明確”、且“不容他人有一絲一毫曲解餘地”的“明確信號”
      
      第二,“中、俄”何以聯手“否決”一份“已經被大量修改”的“譴責案”?
      
      對此首席就指出,這是為了向“方方面面”、特別是敘利亞與歐盟、『阿盟』傳遞“最為明確”、且“不容他人有一絲一毫曲解餘地”的“明確信號”,即:
      
      其一,不論“中、歐、俄、美”與『非盟』、『阿盟』等在“利比亞”這個“撕裂點”的“排列與組合”如何變化,“敘利亞”的確就是“國際社會”之中東共同利益的“止損點”;
      為此,在滿足“確保敘利亞國家安全不受外來勢力軍事、也包括政治顛覆”的“前提條件”之前,即便是“譴責”也不行!
      
      其二,在“其一”的基礎上,“中、俄”作為有能力對抗美國、甚至北約的“兩個主要軍事強國”,絕不允許“敘利亞”成為“利比亞第二”。如果有誰不信,可以試一試!
      
      其三,在“其二”的基礎上,如果有人一定要試,那就得準備面對中東的全面破局、甚至最暴力破局!
      
      而在這個問題上,特別是“伊朗跨越核門檻”的問題上,我們曾經多次強調,這是個“中、歐、俄”之“大多數”便可決定的事情。不論美國是否反對!
      
     ● 一旦……也就無所謂什麼“投鼠忌器”了
      
      其四,在“其三”的基礎上,如果“有人”不“全力阻止”美國在敘利亞問題上的冒險,
    那麼,“絕不允許”“敘利亞”成為“利比亞第二”的“國際社會”,也就無所謂什麼“投鼠忌器”了,
    也就是說,中東國家也好,海灣國家(如沙烏地阿拉伯)也罷,如果不與“國際社會”一道“全力維護”敘利亞這個“止損點”,反而試圖“借機”去打那個“什葉派與遜尼派、甚至庫爾德問題”的“小算盤”,
    那麼,中東的全面破局、甚至最暴力破局的後果是什麼,恐怕就得仔細掂量掂量!
      
     ● “混水摸魚”的招,誰都會玩、也都想玩,也都有能力玩!
      
      在這個問題上,想強調幾點:
      
      首先:“混水摸魚”的招,誰都會玩、也都想玩,也都有能力玩!
      
      其次:一旦“中、俄”也準備憑藉自己的實力、甚至攜帶『上合(組織)』之力去“攪混水、玩摸魚”,作為“魚(中東之亂)”的“所在地”──“中東國家”與“美元本位制”、更或者“西方資本(包括了歐洲資本利益)”,相對而言,其實並沒有“混水摸魚”的本錢。
      
    ●“穿鞋者”在那兒拼命鬧事,足見“新遊戲”下的中東局勢之“實質”
      
      誰都知道,建設與維持一個框架、比徹底摧毀一個框架、要困難得多!更何況,在中東這個地方,誰是穿鞋者、誰是光腳者,可謂一目了然!
      
      而眼下偏偏是“穿鞋者(美帝)”在那兒拼命鬧事,足見“新遊戲”下的中東局勢之“實質”。
      
     ● 美國決策層”必須正視的一種“可能性”
      
      最後,對“美國利益”而言,“中、俄”讓伊朗加入“上合”似乎還有“中-歐-俄伊核戰略協調”這一層因素而“有所顧慮”,
    但如果萬不得已,且又不必要“最暴力破局”,那麼,將“敘利亞”納入『上合(組織)』的保護之內,從“中、俄”聯手否決“決議案”的架式來看,恐怕也是“美國決策層”必須正視的“可能性”。
      
      顯然,一旦如此,國際社會進出加沙(Gaza)的“第三條通道”是不通也得通!
    一旦如此,“中、俄”也就正式“入主中東”,並以強力平衡“美-以”軍事力量的“平衡者”的形象出現。
      
      而一旦如此,美國中東安全框架的經濟支點--沙烏地阿拉伯,出於“美元本位制”不可靠性,也就會迸發出類似今天土耳其所表現出的“強大活力”。
    否則,在諸多“中東地方王”都將維護中東地區自身利益、阿拉伯利益、或者伊斯蘭利益的“爭先恐後”下,還敢緊跟美國的沙烏地阿拉伯其政權的存在就會立刻成為問題。
      
     ● 站在美國的角度,不論是中東的全面破局、還是最暴力破局,其後果都將是“不可控”的
      
      因此,站在美國的角度去考慮問題,不論是中東的全面破局、還是最暴力破局,只要“中、俄”聯手強行介入,其“後果”都將是“不可控”的。
      
      而對於許多中東國家、或者伊斯蘭國家而言,這種局面一旦形成反倒又是可以接受的,在這個問題上,在“尊王攘夷”下突然變得“活力四射”的土耳其,就是一個鮮活的例子!
      
     ● 在“尊王攘夷”下突然變得“活力四射”的土耳其,就是一個鮮活的例子!
      
      如果在這個層面去觀察“美國指責伊朗策劃暗殺沙烏地阿拉伯駐美大使”,且聲稱“要對伊朗實施最嚴厲制裁”、且“不排除任何選項(這當然包括軍事解決)”,而沙烏地阿拉伯卻“不吭聲”,
      
      顯然,“該指控”無論真、假,都將後果嚴重、且值得高度警惕。
    可以肯定的是,美國人在“捏造事實”,因此,在警惕什麼的問題上,自然是警惕美國人“此舉的真實意圖”是什麼?
      
      我們認為,如果結合敘利亞之前公開警告“將以自殺式襲擊報復西方的攻擊”,那麼,我們就不難強烈地感覺到:所有這些,似乎意味著“美國利益”準備在至關重要的敘利亞方向進行某種“重大行動”,
    至於這種“重大行動”是否導致敘利亞這個止損點被徹底擊穿,恐怕還需要觀察,因為,通過上面的討論我們已經可以看出,“美國利益”目前雖有徹底擊穿該止損點的“強烈動機”,但卻沒有相應的“戰略資源”以掌控“徹底擊穿”之後的局面。
      
      因此,我們認為,即便果真有某種“重大行動”,也是一種“伴隨攻擊的測試計畫”,且“測試”的因素居多。
      
      但就如我們之前所說,如果“國際社會”不能及時“強硬反擊”,則這種原本“測試”因素居多的“伴隨攻擊的測試計畫”,將立刻轉換為“攻擊居多”的“攻擊計畫”,且中國、俄羅斯等國際社會很難事後補救,即便能補救,付出的戰略代價也會較“在第一時間就及時強硬反擊”來得更加高昂。
      
     ● “國際社會”有必要做好“及時強硬反擊”的“一切準備工作”、準備好“以亂對亂”,
      
      因此,我們強烈建議:“國際社會”有必要做好“及時強硬反擊”的“一切準備工作”、以“準備好”在“第一時間”就可做出包括、政治、經濟(金融)、特別是軍事層面的“強硬反擊”,準備好“以亂對亂”、“以亂制亂”、及“亂中取勝”,從而迫使“美國利益”知難而退!
      
    ● 許多國家都在搶時間、以上下其手、“多方通吃”
      
      如果我們在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
    在美國“公然警告”巴基斯坦之餘,
    近期來集中爆發的中國13名公民在泰國遇害、
    印度、緬甸、越南的外交突然活躍、
    日本積極插手南海問題,
    特別是歐盟(德國)也開始回到越南,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顯然,“這些周邊”國家似乎也看清楚了“中東局勢”的詭秘與危險、或者不可預測。
      
      因此,也在搶時間、以上下其手、“多方通吃”。不僅如此,由於時間太急,在“吃相”上還顯得極其難看。
      
     ● 越南著眼於將自己從“中國視軍事打擊越南作為攻取南海‘錦州’之‘點’的‘危險性’”解脫出來的“靈活一著”。
      
      “吃相”最為難看的是印度與越南。
    以越南為例,一方面,越南國家主席訪印,並與印度一邊頂著中國的警告、簽了一份註定不會實質性兌現的“南海開發資源協議”,
    另一方面,越南執政黨主席卻訪華,並與中國簽了一份旨在“雙邊解決南海爭端”的“雙邊協議”,並引發“強調南海問題應多邊解決的菲律賓(實際上是美國)”的強烈不滿。
      
      從越南的情況我們不難看出,越南與中國簽的這份旨在“雙邊解決南海爭端”的“雙邊協議”,根本就是在打自己、也在打剛剛跑到美國去商量南海問題的“東盟”的臉,
    但在“前段中國軍事高壓”下“明白了自己處境”的越南,此次雖然吃相難看,但卻是著眼於將自己從“中國視軍事打擊越南作為攻取南海‘錦州’之‘點’的‘危險性’”解脫出來的“靈活一著”。
      
     ● 美國所給予期望的“南海問題國際化”在越南這個“關鍵點”上提前“漏風”了
      
      由此,我們也不難看出,美國所給予期望的“南海問題國際化”在越南這個“關鍵點”上,就提前“漏風”了。
      
      既然越南如此,那麼,近來積極插手越南、緬甸的印度,其“可用性”又有幾何?更何況,在兩波孟買襲擊案中均能保持冷靜、且一次比一次冷靜的印度,自己就在一邊增兵中、印邊境,但一邊也在開始用人民幣結算。其“吃相”也好看不到哪兒去!
      
      還有那個滿世界叫喊著要插手南海的日本,它的首相不也一邊強烈要求與中國建立軍事熱線、以防止意外衝突,一邊還在“試探著”訪華的話題嗎?
      
     ● 不僅是中國、俄羅斯也已然準備在“中東大亂”
      
      從本質上講,只要“怕打的”越南最終願意與中國在雙邊框架內解決南海問題,那麼,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已經在準備“浴火重生”的中國經濟、在南海方向以自己的綜合實力、實現“錦州效應”、繼而在確保“中國最低限度內迴圈”的問題上,就會容易得多、且高效得多。
      
      在此前景下,美國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也好,“國際社會”強烈進行反擊也罷,總之,從俄羅斯總理訪華成果,且雙方簽定一大堆“意在中東大亂派上用場”的“中俄能源協定”的情況來看,不僅是中國、俄羅斯也已然準備在“中東大亂”。
      
      值得強調的是,一旦歐盟在“中、俄”的“實質性支持”下搞掂“利比亞之亂”,則歐盟也就為“中東大亂”準備好了“新的能源供應基地”。
    防止歐盟得到這塊近在咫尺的“能源基地”、繼而與“中、俄”合流,特別是以“一個穩定、親歐的利比亞”作為“科索沃問題”的一個戰略屏障,這也正是“美國利益”寧願食言、向利比亞派出地面部隊、從而想也不想就跳“坑”的原因之所在。
      
    ● 中國已然準備在“中東大亂”去摸一條大魚
      
      而站在中國的立場去觀察,中國已然準備在“中東大亂”、歐盟、特別是美國社會大亂的“這趟混水”中、去摸一條大魚、
    即:“美元本位制”因中東大亂而轟然倒塌、歐元也因歐盟社會持續動盪而不穩,從而令人民幣橫空出世的“大魚”。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再次強調,一個不能自由浮動、並實行資本管制的人民幣,依託中國的政治穩定與強大的軍事實力、及龐大的商品吞吐能力、特別是製造能力,在“全球經濟大亂”甚至“政治大亂”的情況下,反將會最具有“結算”上的優勢—那就是“穩定”與“實用”。

      而一旦天下大亂,至少在東亞這一塊,能買到足夠生產與生活資料,且能安全運回國的,恐怕就是人民幣了。
      
     ● 就目前而言,“佔領華爾街”的原因並不簡單
      
      值得強調的是,儘管我們很早就相信“歐盟、特別是美國一定會發生類似埃及之亂”的情況,但就目前而言,“佔領華爾街”的原因、或者美國統治層“刻意寬容”該運動的原因並不簡單。
      
      一方面,這是“美國利益”在“美國國家利益與美國資本利益”的撕扯下、不知所措的直接結果。
      這一點,從美國總統、紐約市長、美國資本的代表、美國議員均一定程度支持“佔領華爾街”的情況中就可以看出。
      
      當然,這裏面也有即將到來的“選舉”因素。但這不是主要的!
      
      可真實的邏輯就是,如果它們果真“真心支持”,那麼,恐怕“佔領華爾街”的者早就佔領了整個美國。可問題偏偏不是這樣的,這也說明,問題不是那麼簡單的。
      
     ● 一個“冒險嘗試”
      
      作為“佔領華爾街”的另一面,這也是“美國利益”意圖通過“可控”的“佔領華爾街”、去促發“佔領倫敦、直至佔領巴黎、柏林、(米蘭)”等一系列不可控行動、以強行緩和“不可調和、但可有效緩和的歐、美國家利益之間的矛盾”、強行調和“很難調和的歐、美資本利益之間矛盾”的一個“冒險嘗試”,
    一旦成功,“歐、美利益”就會拿“伊朗謀殺沙烏地阿拉伯駐美大使”說事兒,一步到位地“對伊朗實施最嚴厲制裁”、
    甚至“敘利亞”這個“止損點”是否有必要擊穿都不用管了。
      
    ● 這一點,大家必須認清!
      
      而一如我們多次強調,所謂“對伊朗實施最嚴厲制裁”,就是“對中國實施最嚴厲制裁”,也就是“暗渡陳倉層面的南亞破局”。
      
      如果僅在中國利益的層面去考慮問題,那麼,“對伊朗實施最嚴厲制裁”才是美國利益策劃敘利亞之亂的根本用心。
      
      至於(美國資本)策劃“埃及之亂”的根本用心、則是“在南亞之外的方向”去謀求“暗渡陳倉層面的南亞破局”。
    這一點,大家必須認清!
      
     ● “歐、美”中的至少一家,一定會在這場“不可控”的運動中倒下來
      
      另外,從發展上看,一旦“中東大亂”,導致“歐亞海上運輸線大亂”,而“非美勢力”也回報一個“全球海上運輸線大亂”,
    則目前“(美國國家背後操控的)可控”的“佔領華爾街”在全球經濟全面衰退之下、就極可能發展為“不可控”的“全球反對資本主義運動”,而“歐、美”中的至少一家,一定會在這場“不可控”的運動中倒下來。
      
     ● 一種“不小的可能性”
      
      而作為一種“不小的可能性”,我們認為,一旦“歐、美經濟、社會陷入全面混亂”,且假如期間歐元、或者美元始終存在,那麼,人民幣是有可能成為“不相上下的歐元與美元之間”、“相互確定”幣值的“錨貨幣”、從而“直接標價”歐元與美元的幣值。

      而這,就是我們之前多次所說的:人民幣將以教科書都沒有的方式進行國際化中的一種。
      
    ● 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
      
      也正是如此,我們認為,如果歐盟決意與美國聯手“量化寬鬆(債務數位貨幣化)”、從而計畫先“水淹南方”再對中國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
    那麼,在經濟特別是金融層面上,中國完全可以通過人民幣帶領東亞貨幣、或選擇美元、或選擇歐元進行大幅度貶值,全面打亂“更多是競爭關係的歐、美經濟”之間的“經濟運行成本”、全面衝擊歐、美之間的、旨在“水淹南方”的“經濟與金融協調”,再結合政治與軍事上引爆的中東全面破局、甚至世界全面破局,讓目前仍然可控的“佔領華爾街”進一步激化成“不可控的佔領華盛頓、佔領倫敦、柏林等”,從而側證一條真理,那就是: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
      
      在這個問題上,美國決策者應該知道的教訓就是:“美國利益決策者”之前“基於美國資本利益”而策劃的“埃及之亂”之“後續發展”已然脫稿,
    此次“基於美國國家利益”而“刻意寬容”的“佔領華爾街”,就沒有“脫稿”的那一天嗎?如果加上“外部力量”、特別是“網路”的努力呢?
      
      不過,討論進行到這裏,我們也不能不客觀地說一句,之前的,美國拿網路安全說事、著手管制網路的這一手,恐怕就是想對“佔領華爾街”、特別是“佔領巴黎、柏林”的“即用之也防之”的“未雨綢繆”!
      
      而在“網路”的問題上,最近的“淘寶”事件就值得警惕,在我們看來,對那種“境外勢力相”、以類似的方式、不惜代價、利用手中“控股”、但根本“不計成本”的“政治資本”的力量,意圖推高中國經濟運行成本,從而在中國製造混亂的可能性,有關方面要高度警惕才是!

    《東方時事》2011.10.17


  27. 2011/11/12 於 20:25 patchpieces

    要聲討孔慶東先撒泡尿照照自己

    孔慶東說:“我昨天在博客上說:‘我在電話上罵一個人’”“ 孔慶東只是說,‘我在電話裏罵你們了’——我在電話裏到底罵沒罵?你考證了嗎?我在電話裏可能根本就沒罵!爺就是逗你們玩呢!我說我在電話上罵你了,其實我根本就沒罵——誰證明我在電話上罵人了?
    有人證明了嗎?沒有,這事根本就沒發生過!爺又逗你們,你們又上當了吧?”  

    如此簡單一件事就使漢奸媒體“男廁所扔炸彈——激起公糞(憤)”,平地掀起一股反孔慶東的輿論狂潮(如台灣的自我感覺良好自由派媒體中國時報也沒頭沒尾加入鼓譟渲染圍剿行列):

    ——北大教授孔慶東微博上爆粗口,拒絕記者採訪;   

    ——孔慶東的粗口與北大教授的身份;   

    ——不管有什麼原因,罵人本身是一種不文明的行為和現象;   

    ——不但有辱斯文,其實也是一個不良的導向;   

    ——畢竟說話的管道機會還有很多,大可不必罵人;   

    ——不管所罵對象是真實的還是虛構的,總之,罵人的舉動是不對的;   

    ——如果罵人算是動口,還不如動手來得高尚和勇敢;   

    ——中國官媒怒斥北大粗口教授孔慶東;   

    ——官方新華社加入批評孔慶東的行列;   

    ——新華社:如此素質如何為人師表?   

    ——北京大學正在展開調查;   

    ——多位高校教師接受採訪時表示,孔慶東作為知名教授和公眾人物,在公共資訊平臺上不僅爆粗口,還加以炫耀,已喪失了作為教師的基本道德底線,嚴重影響到高校教師的形象;   

    ——是公開挑釁社會的文明底線,已經喪失了作為人民教師應有的基本道德底線,嚴重影響到高校教師的形象;   

    ——類似孔慶東這樣在公共資訊平臺上大爆粗口的行為是不被允許的,對於這樣的教師一定會給予嚴肅的處理。他們認為,北大應嚴肅處理孔慶東,以維護教師隊伍的純潔性;   

    ——新華社援引中共北大黨委宣傳部表示,北大領導層已得知此事,正在調查中。北大中文系負責人表示,目前中文系正在瞭解事情的詳細情況,尚不方便表態;   

    ——謾駡南方報系接連爆粗新華社也看不下去呼籲處理孔慶東; ……   

       

    看了這許多“裝腔作勢”的義憤填膺我只感到又好笑又作嘔:以前你們都幹嘛去了? 僅僅三個月前《南方都市報》不是帶頭大罵“他媽的奇跡”麼?說孔慶東罵“去你媽的、滾你媽的、操你媽的”有何證明?  

    “南方報系”的“破口大駡”可是“證據確鑿”,光天化日之下“白紙黑字”,想賴都賴不了——你一幫子人的一個媒體能帶頭用書面暴粗口,人家一個人為什麼不能用口頭說句話?  

    如今大罵孔慶東暴粗口的人“不正是”當初拼命為“南方報系”的暴粗口“喝彩叫好”的人嗎?不是“歡呼”“南都的舉動被認為十分大膽,有網友感歎:‘南都太他媽的牛了!’”嗎?
    同樣的話為什麼“南方報系”白紙黑字發表得而別人連說都說不得?這也叫公平公正言論自由?  

    如果孔慶東暴粗口就是“喪失了作為人民教師應有的基本道德底線”、“如此素質如何為人師表”,那袁騰飛呢?  

    孔慶東說髒話是道聼塗説,袁騰飛“說髒話”是鐵證如山;
    孔慶東即使說了髒話也是私下場合,袁騰飛的“滿嘴髒話”全是在課堂講學;
    孔慶東即便說了也只說了一句,袁騰飛的“詛咒辱駡”連篇累牘;  

    孔慶東即便罵人也只罵漢奸壞蛋,袁騰飛專門咒駡毛澤東、共產黨、中華民族,連戰死沙場的烈士都不放過:   

    ——“掛爐烤鴨”;   

    ——“全是一幫狗慫王八蛋”;   

    ——“讀到狗肚子裏去了”;   

    ——“人渣”、“王八才萬歲呢”;   

    ——“這個民族就是豬一樣的民族”;   

    ——“共產黨基本不幹人事”;   

    ——“文革當中宋要武親手打死了七個人”、“牆上凝固的鮮血一寸多厚,夏天都長毛”;   

    ——“人民共和國是建立在骷髏塔、白骨堆上的,血淋淋的一個國家啊”、“西藏一直處在一個半獨立的狀態,他甚至還有自己的國旗:雪山獅子旗”、“達賴佛爺反抗中共對西藏的武裝侵略”;   

    ……   

    “南方報系”罵人、袁騰飛罵人時“官方通訊社”都“幹什麼去了”?
    如今一口一個“文明”、“道德底線”、“教師形象”、“純潔性”的君子國先生們那時為什麼不出來憤怒聲討、關心“為人師表”、叫嚷“嚴肅處理”?
    為什麼這會兒專門沖著孔慶東招呼?分明是“同一夥的賊”。
    就這德形還想“道貌岸然”聲討孔慶東?先“撒泡尿照照自己”再說!  

    “普世精英”們的“公平公正”、“言論自由”、“普世價值”之類沁人心脾“不過如此”,全他媽的“詐騙”¬——不管孔慶東說沒說,老子也要在這裏說一句:“去你媽的!滾你媽的!操你媽的!”

    文/黎陽

    2011.11.10


  28. 2011/11/14 於 15:15 patchpieces

    《America’s New World Order Agenda》

    by Stephen Lendman
    2011-11-13

    New world order strategy dictates major global economic, political, and military policies. Nothing happens accidentally.

    Events are manipulated. At issue is world dominance. America, Israel, and key NATO nations are partnered to achieve it.

    Wars, economic disruption, financial terrorism, and other upheavals play out in real time. Grand schemes lie behind them.

    Today’s economic crisis wasn’t happenstance. It was well planned, willful policy to transfer unprecedented wealth to private hands.

    Super-rich crooks got richer. Social inequalities deepened. Unmanageable debt levels skyrocketed. “Bailouts" metaphorically mean grand theft. Unknown trillions of dollars, euros and pounds vanished to secret accounts and offshore tax havens.

    Currencies are being debased. Crisis conditions worsen. At issue is subverting democracy, ending social justice, and consolidating global power in private hands.

    Political analyst Peter Eyre calls it “a well orchestrated master plan to swindle trillions of taxpayer dollars from so many countries."

    Pumping them into bank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lets them game the system advantageously. “Are you starting to get the picture?"

    “In a nutshell, the elite ‘New World Order’ (rulers) got into bed with the banking and financial sectors, who then got into bed with the governments of the world, who then got into bed with senior political figures, who then told us, the taxpayers, that all your money will now have to be used to bail them out or face economic collapse."

    It’s a con, a scam to loot wealth from nations and households. Anyone facing default gets in trouble. Individual borrowers have their assets seized by creditors. Governments have to deal with the loan shark of last resort – the IMF.

    Its terms require privatizing public enterprises, mass layoffs, deregulation, deep social spending cuts, wage freezes or cuts, unrestricted access for Western corporations, corporate-friendly tax cuts, increases for working people, undermining trade unionism, and enforcing harsh repression against those who balk.

    In sum, its financial terrorism, New World Order tyranny, waging war on nations and humanity for profit and power.

    According to Eyre:
    “It boggles the mind that a system so vulnerable to manipulation would ever have come into existence in the first place."

    It wasn’t by accident or from Adam Smith’s invisible hand. Since the 19th century, it was engineered by Rothschilds, Rockefellers, and other visible ones in league with complicit politicians to the highest levels.

    Eyre ended his commentary, saying “Stay tuned for more grime and slime."

    War as an Instrument of Control

    Wars play an integral role. On September 11, 1990, preparing America for Operation Desert Storm, GHW Bush told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that war on Iraq presented “a rare opportunity to move toward an historic period of cooperation. Out of these troubled times….a New World Order can emerge."

    McAlvany Intelligence Advisory defines it as follows:

    “A supranational authority to regulate world commerce and industry;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that would control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oil; an international currency that would replace the dollar (and other major currencies); a world development fund that would make funds available to free and communist nations alike; (and) an international police force to enforce the edicts of the New World Order."

    A briefer definition is tyrannical money power in private hands. Dictating global policies, what it says goes. Major bank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all the shots. Political leaders genuflect and obey, including when to wage wars against what enemies.

    On September 21, 1992, GHW Bush told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that multinational troops would become a New World Order army, saying:
    “Nations should develop and train military units for possible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America’s permanent war agenda wasn’t explained. Neither was using “peacekeepers" as imperial occupiers.

    Post-9/11, Dick Cheney warned of wars that won’t end in our lifetime. Former CIA Director James Woolsey said America “is engaged in World War IV, and it could continue for years….This fourth world war, I think, will last considerably longer than either World Wars I or II did for us."

    In its 2006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QDR), Pentagon commanders called it the “long war." In fact, throughout US history, America waged continual wars at home and abroad.

    Obama is Washington’s latest warrior president. Earlier ones included Washington, Madison, Jackson, Lincoln, T. Roosevelt, Wilson, F. Roosevelt, Truman, Johnson, Nixon, Reagan, GHW Bush, Clinton, and GW Bush.

    America glorifies wars in the name of peace. The business of America is war and grand theft. One nation after another is pillaged. Libya was the latest. Are Syria and Iran next?

    At issue is consolidating wealth and power, subverting democratic freedoms, and achieving unchallenged global dominance through financial manipulation and brute force.

    War Is a Racket Based on Lies

    General Smedley Butler’s 1935 book titled, “War is a Racket" followed his 1933 speech on the same theme. In it he said:
    “I spent thirty-three years and four months in active military service as (a Marine). I served in all commissioned ranks from Second Lieutenant to Major-General. And during that period, I spent most of my time being a high class muscle-man for Big Business, for Wall Street and for the Bankers. In short, I was a racketeer, a gangster for capitalism."

    “I helped make Mexico….safe for American oil interests in 1914. I helped make Haiti and Cuba a decent place for the National City Bank boys to collect revenues in. I helped in the raping of half a dozen Central American republics for the benefit of Wall Street."

    “The record of racketeering is long. I helped purify Nicaragua for the international banking house of Brown Brothers in 1909 – 1912. I brought light to the Dominican Republic for American sugar interests in 1916. In China, I helped to see to it that Standard Oil went its way unmolested."

    “During those years, I had, as the boys in the back room would say, a swell racket. Looking back at it, I feel that I could have given Al Capone a few hints. The best he could do was operate his racket in three districts. I operated on three continents."

    America’s global empire stretches everywhere. Super-weapons Butler couldn’t have imagined enforce it. By going public, he was an American hero. Who in today’s military can match him? Who’d dare try?

    Cowards waged war on Libya. On November 10, NSNBC said Libyans haven’t enough basic foods to survive. “Tens of thousands of small businesses were destroyed." People can’t support their families.

    Public anger rages against NATO. Libya’s a “powder keg ready to explode at any time." Suspected Gaffafi loyalists are arrested and tortured daily.

    Libyan-style democracy includes “murder(ing), tortur(ing), and imprison(ing)" anti-Nato resisters. Foreign occupiers from Qatar, UAE, and other nations are instructed to terrorize Libyans to submit.

    Nonetheless, resistance continues. Fighting rages across Libya. Everyone has weapons. Gaddafi wisely armed millions. By restricting enough supplies, NATO made food a weapon of war.

    Washington, Britain, France, and belligerent partners also transformed Africa’s most developed country into its least. For many, getting enough life sustaining essentials requires fighting for them. Libya metaphorically symbolizes New World Order tyranny. Perhaps Syria and Iran ARE next.

    Last March, Syria’s externally generated uprisings began. Despite legitimate grievances, Washington orchestrated change there like elsewhere in the region.

    It’s part of its imperial “New World Order/New Middle East" project to control North Africa, the Middle East and Central Asia to Russia’s borders.

    For over a decade, planned regime change targeted Iraq, Afghanistan, Lebanon, Iran, Somalia, Sudan, Libya, Syria, and other global countries.

    Libya’s model was test marketed and readied for future aggression. Targets are selected well in advance.

    IAEA’s fabricated Iranian report may ignite what’s planned next. On November 12, Haaretz headlined, “US demands Iran respond to IAEA report within days," saying:

    Attending a Pacific Rim summit, Hillary Clinton issued demands, saying:

    “Iran has a long history of deception and denial regarding its nuclear program and in the coming days we expect Iran to answer the serious questions raised by this report."

    “The US will continue to consult closely with out allies on the next steps we take to increase pressure on Iran."

    Clinton, Obama and other top US officials are inveterate liars and war criminals. America thrives on “deception and denial," raging lawlessly on a global scale.

    Iran threatens no one. Its nuclear program is peaceful and nonmilitary. No evidence disproves it. Saying so is false.

    Kazem Gharib-Abadi, Iran’s permanent Executive Council representative to the Organization for the Prohibition of Chemical Weapons (OPCW) told Press TV:
    “The recent IAEA report is a historic and international mistake which has endangered the agency’s credit, and is based on political provocation and false claims made up of fabricated US (and Israeli) information."

    Iran dismissed the report as “unbalanced, unprofessional and prepared with political motivation and under political pressure by mostly the United States."

    Independent experts agree. It lacks credibility. America’s intelligence established refuted it last March. IAEA’s information predates 2003.

    It’s worthless, but could ignite war if Washington plans it with Israel and other willing NATO partners. Stay tuned. Further updates will follow.

    http://sjlendman.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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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g Lies Launch Wars》

    by Stephen Lendman
    2011-11-12

    In “The Art of War," Sun Tzu said “All war is based on deception."

    What worked in ancient times more than ever applies now, given instant ways of communicating globally and super-weapons Washington and Israel threaten to use like hand grenades.

    In “Doctor Faustus", Christopher Marlowe mentioned “the face that launched a thousand ships." He referred to Helen of Troy (formerly of Sparta).

    To win her back, Greeks launched 1,000 warships. According to Greek mythology, the Trojan War followed.

    Homer’s Odyssey and Iliad recounted it. So did Roman poets Virgil and Ovid. Homer said it lasted 10 years. Mythological goddess quarrels started it.

    Real, mythological, or fabricated reasons work equally well. Then it was Athena and Hera v. Aphrodite. Today it’s “war on terror" fear tactics.

    Near its end, Greeks entered Troy in a Trojan Horse. America’s perhaps was 9/11. Both were duplicitous acts used to ravage targeted enemies.

    The expression, “beware of Greeks bearing gifts" originated from back then. According to Homer and other Greek literature, they burned the city, captured Trojan women, rescued Helen, and returned her to Menelaus, her husband.

    Fear, misinformation, and deceit work best enlisting popular support, whether in ancient China, Greece or modern times. Television today supplies it.

    From its earliest days, it lied, distracted, entertained, and provided a platform for corporate America to control thought, manipulate public opinion, and sell people junk they don’t need.

    In a June 1950 commencement speech, Boston University President Daniel Marsh said, “If the (television) craze continues….we are destined to have a nation of morons."

    In May 1961, Kennedy’s FCC chairman Newton Minow called commercial television a “vast wasteland." He suggested watching it for a day “without a book, without a magazine, without a newspaper," with no distractions.

    “Keep your eyes glued to that set until the station signs off" as it once did before 24 broadcasting. “I can assure you that what you will observe is a vast wasteland, (a) procession of game shows, (nonsensical) formula comedies….blood and thunder, mayhem, violence, sadism, murder, western bad men, western good men, private eyes, gangsters, more violence, and cartoons."

    “And endless commercials – many screaming, cajoling, and offending….And if you think I exaggerate….try it."

    Try it now. It’s the same on hundreds of channels round the clock ad nauseam.

    Communication theorist/media critic George Gerbner once said television has nothing to tell and everything to sell.

    In his book,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Neil Postman said “Americans are the most entertained and least informed people in the world," knowing little or nothing about what matters most.

    Famed comedian Ernie Kovacs once said television is called a medium because it’s neither rare or well done.

    Because most people rely on it for news and information, a nation of “morons" lets America get away with murder.

    America’s Permanent War Agenda

    In his book titled, “Perpetual War for Perpetual Peace," Gore Vidal said:

    “our rulers 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have made sure that we are never to be told the truth about anything that our government has done to other people, not to mention our own."

    In his book titled, “Dreaming War," he compared GW Bush’s imperial ambitions to WW II and subsequent Truman Doctrine pledge:

    “To support free peoples who are resisting attempted subjugation by armed minorities or by outside pressures."

    At issue was keeping Greece and Turkey from going communist. Applied globally, it initiated America’s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strategy.

    Ever since, it lurched from one war to another to benefit war profiteers and advance America’s imperium, no matter the body count to achieve both.

    In his 1953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revisionist essays titled, “Perpetual War for Perpetual Peace: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Foreign Policy of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and It’s Aftermath," Harry Elmer Barnes wrote:

    “If trends continue as they have during the last fifteen years, we shall soon reach (the) point of no return, and can only anticipate interminable wars, disguised as noble gestures for peace."

    “Such an era could only culminate in a third world war which might well, as Arnold J. Toynbee has suggested, leave only the pygmies in remote jungles, or even the apes and ants, to carry on ‘the cultural traditions’ of mankind."

    Deception, misinformation, popular fiction, and Big Lies launch wars – all of them. Television today incites them. Earlier times, however had other ways to enlist public support or at least avoid opposition enough to stop them.

    Historian Gabriel Kolko explained nothing good about “the good war," WW II, or any others. None achieve peac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ne conflict begets others. Endless destructive cycles follow. Countless millions die. Vast destruction ravages countries. Human misery, not liberation, results.

    Since the 19th century, imperial wars shaped American life. Waging them is prioritized. Technological expertise produces killing machines. Industrial America suffered.

    Human needs go unmet, today more than ever in modern times. State capitalism partners with business waging war. Uneducated, disadvantaged, impoverished, disconnected, restless, angry millions get left on their own sink or swim.

    Others go to war to get killed, injured, maimed, or emotionally scared for life with nothing in return benefitting them.

    In his January 1961 farewell address, Dwight Eisenhower warned about: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citing the “grave implications" of a “coalition of the military and industrialists who profit by manufacturing arms and selling them to the government."

    He said “we must guard against the acquisition of unwarranted influence….by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The potential for the disastrous rise of misplaced power exists and will persist."

    He added that:
    “Every gun that is made, every war ship launched, every rocket fired signifies, in the final sense, a theft from those who hunger and are not fed, from those who are cold and not clothed…."

    Today, dominant “iron triangle" authority runs America’s war machine. With sitting presidents, it consists of Congress, the Pentagon, and defense industry profiteers, including producers of sophisticated technology for digital age warfare Eisenhower couldn’t have imagined.

    In combination, they addicted the nation to war, not for threats. It’s for power and profits. Why else would war be America’s business!

    In his book titled, “JFK and the Unspeakable: Why He Died and Why It Matters," James Douglas discussed many reasons. Key was his opposition to force.

    After the Joint Chiefs demanded troops for Laos, he told Geneva Conference representative Averell Harriman:
    “Did you understand? I want a negotiated settlement in Laos. I don’t want to put troops in."

    He opposed nuclear weapons use in Berlin and Southeast Asia. During the 1962 Cuban missile crisis, he refused to bomb or invade. Afterwards he said, “I never had the slightest intention of doing so."

    In June 1963 (a few months before his assassination), he called for abolishing nuclear weapons, ending the Cold War, and advancing “general and complete disarmament."

    In October 1963, he signed National Security Action Memorandum (NSAM) 263 to withdraw 1,000 US forces from Vietnam by year end and all of them by 1965.

    He wanted “to splinter the CIA in a thousand pieces and scatter it to the winds."

    Before Gaza, the West Bank and East Jerusalem were occupied, he supported UN Resolution 194, authorizing diaspora Palestinians’ right of return they never got.

    He wanted the American Zionist Council (AIPAC’s original name) registered as a foreign agent. He opposed Israel’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He wanted peace, not conflicts. It cost him his life. Future presidents got the message. The rest, as they say, is history.

    Canadian Law Professor Michael Mandel explained imperial America’s lawlessness in his 2004 book titled, “How America Gets Away with Murder: Illegal Wars, Collateral Damage,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He discussed Justice Robert’s Jackson’s Nuremberg “supreme crime" declaration. It’s more than ever relevant given America’s out-of-control belligerence, ravaging the world one country at a time or in multiples.

    At Nuremberg, Jackson said:

    “To initiate a war of aggression….is not only an international crimes; it is the supreme international crimes differing only from the other war crimes in that it contains within itself the accumulated evil of the whole."

    In 1950, the Nuremberg Tribunal defined crimes against peace as:
    “(i) Planning, preparation, initiation or waging of a war of aggression or a war in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eaties, agreements or assurances; (and)

    (ii) Participation in a common plan or conspiracy for the accomplishment of any of the acts mentioned under (i)."

    After WW I, Kellogg-Briand in 1928 renounced aggressive war, prohibiting its use as “an instrument of national policy," except in self-defense.

    Sixty-three nations were signatories, including America, Britain, France, Germany, Italy, Soviet Russia, and Japan. The US Senate approved the treaty 85 – 1. Like Nuremberg, it’s binding international law.

    Washington’s war machine hardly slowed. WW II followed as well as perpetual others thereafter. Even then, the business of America was war. It’s more than ever that today.

    Its “scourge" wants power, profits and unchallenged dominance. Today, America wages it globally against humanity. International law is defied. So is morality and common sense.

    International peace, security, stability, equity, justice, and freedom are non-starters. Only war spoils matter, including benefits derived from them in all forms.

    Since WW II, America, its NATO partners and Israel waged regular aggressive wars. Millions of noncombatant civilians perished. Appalling human suffering resulted.

    Washington’s imperial war machine is today’s greatest threat, ravaging the world one country at a time. Congressional authority was abdicated. Presidents can act on their own.

    In September 2001, Congress approved the Authorization for Use of Military Force (AUMF) for “the use of United States Armed Forces against those responsible for the recent attacks launched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War on terror" authority accelerated permanent wars. Presidents now wage them at their discretion.

    Where it all ends, who knows. No one’s able to stop them. Short of finding a way, free societies, planet earth and humanity hang in the balance. Even risks that great are ign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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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r of Words on Iran》

    by Stephen Lendman
    2011-11-11

    Provocative rhetoric followed release of the IAEA report on Iran’s nuclear program, despite baseless allegations in it.

    In October 2009, the Agency leaked a document titled “Possible Dimensions of Iran’s Nuclear Program" to the New York Times. At issue was circumventing then IAEA head Mohamed ElBaradei. Allegations in it were spurious. As a result, he wouldn’t touch it.

    Two months later Yukiuya Amano replaced him. IAEA was politicized. In December 2010, the London Guardian published a leaked US embassy cable saying he’s “director general of all states, but in agreement with us." Its title was: “Amano ready for prime time."

    A November 2010 Guardian article headlined, “Nuclear Wikileaks: Cables show cosy US relationship with (new) IAEA chief."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 Geoffrey Pyatt was quoted, saying:

    Amano will “overcome bureaucratic inertia (and) modernize Agency operations…." He’s “solidly in the US court on every key strategic decision, from high-level personnel appointments to the handling of Iran’s alleged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In other words, he’s there to salute and obey orders, not be nonpolitical and impartial. He hasn’t disappointed.

    America’s media jumped on his new report, again suggesting “possible military dimensions to Iran’s nuclear program" with no evidence whatever proving it. Nonetheless, US, Israeli and UK belligerents bellowed it. So far, nothing’s gone beyond rhetorical saber rattling.

    Whether or not war’s planned isn’t known. Cooler heads in high places know the risk. Minimally it could engulf the entire region disastrously. Worse would be general war, possibly involving Russia and China.

    Once something starts, anything’s possible, even unthinkably using of nuclear weapons to destroy underground facilities. Doing so would risk many thousands of lives and widespread radiation contamination.

    Guardian writer Julian Borger headlined, “The IAEA report: what does it mean and will it lead to war with Iran?" saying:
    “There is nothing in the report that was not previously known by the major powers. The West and Israel (supplied information on alleged) weapons development…."

    “Furthermore, the bulk of the report is historical," pre-2003. Clearly it shows Iran’s not “rac(ing) to a bomb."

    “Obama….has no stomach nor money for another war, and (Pentagon) generals insist that every way they game the scenarios, America comes out the loser.”

    Former IAEA inspector/later department director Robert Kelly called Amano’s report “very thin," a “real mish-mash," including “amateurish analysis…I thought there would be a lot more there….It’s certainly old news. It’s really quite stunning how little new information is in there."

    In 2005, Kelly examined Amano’s original documents. Gotten from a mysterious laptop, they alleged a so-called “green salt project" to provide clandestine uranium, high-explosives testing, and reengineering a Shahab-3 missile to carry a nuclear warhead.

    From them, Kelly discounted possible Iranian military applications, suggesting documents were forged, saying:
    “There is nothing to tell that those documents are real. My sense when I went through (them) years ago was that there was possibly a lot of stuff in there that was genuine, (but) it was a kind of junk."

    The little high quality material in them amounted to “two or three pages that wasn’t related to anything else in the package. It was on a different topic, and you just wondered" whether fake evidence was planted.

    He recalled 1993 and 1994 when the IAEA got “very complex forgeries" on an alleged Iraq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Those documents had markings on them (to) resemble Iraqi (ones), but when we dug into them they were clearly forgeries."

    In 2002, Kelly said the IAEA got “pretty bad" Italian forgeries on Iraq’s alleged Niger nuclear links. That was then. War resulted. Now perhaps Iran’s targeted unjustifiably.

    Shannon Kile,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Nuclear Weapons Project head, said:

    Iran “doesn’t seem to have the same North Korea-like obsession with 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s. That’s nowhere to be found in the (IAEA) evidence."

    “Yes, Iran is making progress. They’ve covered the waterfront in terms of the main technical areas that you need to develop a nuclear weapon. But there is no evidence they have a dedicated program under way."

    Nonetheless,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Wayne Madsen sees “War Clouds Form(ing) over Iran," saying:
    “Israel’s strategy is to make certain that its plans to attack Iran’s nuclear facilities and, perhaps other targets, meet no opposition from (US) diplomatic circles…."

    As a result, “Asian nations want to freeze the United States out of interference in Asia." Worrisome signs include Israel’s “open secret ally, Saudi Arabia," appointing former Egyptian intelligence head Omar Suleiman advisor to Crown Prince Nayef bin Abdul Aziz al-Saud.

    Washington’s increasing its presence in Kuwait, Bahrain, Qatar, UAE, Oman and perhaps elsewhere in the region. New CIA and Pentagon Predator drone bases were established in Djibouti, Seychelles, Ethiopia, and reportedly Saudi Arabia. More are planned.

    Obama’s “under tremendous (Israeli Lobby) pressure (to) support an Israeli military strike on Iran…." Doing so would involve Washington and perhaps other NATO partners. To assure pro-Israeli voter support, Obama would have to go along.

    Given the potential for war, Russia, China, their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member states, India, Turkey, and other regional nations show justifiable alarm.

    On November 10, Israel National News headlined, “Report: Israel Preparing ‘Christmas Surprise’ for Iran," saying:

    Britain’s Daily Mail said Israel may attack “Iran’s nuclear facilities….as soon as December 25…." An unnamed senior Foreign Office official said, “We’re expecting something as early as Christmas," or very early in the new year."

    Foreign Secretary William Hague said the IAEA report “completely discredits" Iran’s nonmilitary dimension claim.

    Israel Defense Minister Ehud Barak told Israeli Radio, “We continue to recommend to our friends in the world and to ourselves, not to take any option off the table," suggesting a possible attack.

    Haaretz reported that Amir Kahanovich, chief economist at Israel’s Clal Finance saying attacking Iran would exact far too high an economic price for the world to accept.

    He cited sharply higher oil prices, disrupted global trade, and more affecting Israel and other nations.

    Israel’s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Ephraim Kam doubt stiff sanctions are coming. Russia and China won’t tolerate them. They’d also risk greater economic fallout. At most, he says “another round of light sanctions."

    US Defense Secretary Leon Panetta said attacking Iran should be a “last resort." Doing so would have serious regional repercussions, he believes. Potentially they could be much worse.

    Interviewed on Press TV, historian Peter Rushton accused Israel of escalating anti-Iran hysteria, adding:
    “I think voters in Britain and America would do well to take a long hard look at those politicians who are prepared to give limitless trust to Israel at the expense of their own people" and regional peace.

    Hezbollah leader Seyyed Hassan Nasrallah expects regional war to erupt from attacking Iran.

    Also interviewed on Press TV, independent journalist Nader Mokhtari said:

    “The United Nations has lost its basic functions for a very long time. (It) has not been able to intervene effectively in matters that it should have been able (to), according to its charter…."

    Its structure prevents “99% of the world (from having) a say in running world affairs, and a select few" decide everything, including on those issues most important.

    America has virtual veto power on all issues. With Israel, it threatens attacking Tehran unjustifiably. Its allegations are baseless. Regional war may follow with unpredictable consequences. The danger is real and frightening.

    A Final Comment

    Last May, George Mitchell left his White House Middle East envoy post. Rumor at the time suggested it was because of his deputy Dennis Ross’ extreme bias.

    Anti-Defamation League head Abe Foxman calls him Israel’s “advocate." Middle East analyst Aaron David Miller calls him “Israel’s lawyer." Others call him a Zionist hardliner up to no good for Palestine or Israel’s regional rivals.

    Some say he was forced out. Now he’s stepping down. On November 10, The New York Times headlined, “Obama’s Influential Mideast Envoy to Resign," saying:
    He’s stepping down “at a time when Israeli-Palestinian peace talks are frozen and tensions over Iran are flaring anew."

    Ross gave the usual reason about wanting to spend more time with his family. Others cite his duplicity, extreme bias, and failure to accomplish anything beyond representing Israel at a time its influence is waning.

    Earlier he served as GHW Bush administration’s State Department Policy and Planning director, after which he became Clinton’s Special Middle East Coordinator.

    He’s also co-founder of the AIPAC-backed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WINEP). It’s an extremist pro-Israeli front group. Ross will return after leaving his present post.

    WINEP’s Board of Advisors includes a rogue’s gallery of figures like Richard Perle, George Shultz, Robert McFarlane, James Woolsey, and former US Israeli ambassador Samuel Lewis.

    James Petras once called Ross “a virulent Zionist advocate of Israel’s ultra-militaristic policies, including an armed preemptive attack on Iranian nuclear and military installations."
    “Ross is an unconditional supporter of the Israeli starvation siege of (Gaza), and fully backed Israel’s savage (2006) air attacks against civilian targets in Lebanon."

    No friend of Palestine, he one-sidedly backs Israel’s worst lawlessness. He won’t be mi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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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rica’s Media War on Iran》

    by Steve Lendman
    2011-11-11

    When Washington goes to war or threatens it, America’s media march in lockstep, cheerleading. Fiction substitutes for fact.

    News is carefully filtered, dissent marginalized, and supporting imperial belligerence substitutes for full and accurate disclosure.

    As a result, patriotism means going along with rogue policies. Never mind rule of law principles and democratic values. Free and open societies are risked. So is humanity if belligerents overstep.

    The IAEA Iranian nuclear program report stirred a hornet’s nest of inflammatory commentary, no matter the agency’s fabricated contents. Previous US intelligence assessments refuted them, including most recently in March 2011.

    Nonetheless, IAEA allegations proved red meat for America’s media. Commentaries from three major broadsheets are typical.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On November 8, deputy Journal editorial page editor Bret Stephens headlined, “Now For a Real Iran Debate," saying:
    “There’s no scarcity of reliable information about Iran’s nuclear programs, licit and illicit." At issue only is how Washington and Western allies act “to check them."

    In September, IAEA said “Iran had enriched 4.5 tons of low-enriched uranium – sufficient, with further enrichment, for three or four bombs – and that a third of the uranium had been enriched in the last year alone."

    It also said “Iran had begun more advanced centrifuges, capable of enriching uranium at a significantly faster rate than" earlier ones. “So much for the success of sanctions in shutting down Iran’s underground network of nuclear-parts suppliers."

    Fact check

    Iran’s nuclear program is peaceful and nonmilitary. No credible evidence suggests otherwise. Its operations follow standard procedures. Other nations follow them. None are vilified. Nothing done is illegal. Beating up on Iran bogusly discredits anyone doing it.
    “So much for the enabling fiction that was the 2007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which judged ‘with high confidence’ that Iran ‘halted it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in the fall of 2003."

    So much for a Journal editor accepting fabricated IAEA information, refuted by US intelligence as recently as March 2011 in its America’s Annual Threat Assessment of the 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He continued saying pursuing diplomacy or more “sanctions guarantees failure, signals weakness, and emboldens the hardest of Iranian hardliners."

    Time’s “no longer on the West’s side….(F)urther delay only increases the complexity and uncertainties of any strike."

    Short of supporting war, Stephen railed against Iran, saying Western leaders should “hasten the regime’s demise." How he didn’t say or explain that every nation’s sovereignty is inviolable, whether or not he approves.

    The New York Times

    A Times editorial headlined, “The Truth About Iran," saying:
    Despite using fabricated, discredited, old information with no credibility, The Times called IAEA’s document “chillingly comprehensive….What gives the report particular credibility is its meticulous sourcing."

    Russia, China and other nations “have been shielding Iran." Security Council members must “quickly impose a new round of even tougher sanctions…."

    Fact check

    For years, Times writers and commentators beat up mercilessly on Iran. In June 2009, Iran’s presidential election was more democratic than America’s rigged process.

    Nonetheless, a Times editorial headlined, “Iran’s Nonrepublic," claiming “government authorities bulldozed the results" so incumbent Ahmadinejad’s victory was “bogus."

    Instead of journalistic integrity, The Times claimed Ahmadinejad stole the election with no evidence whatever proving it. Rhetoric substituted for reasoned commentary in typical Times style.

    In contrast, when the Supreme Court reversed America’s 2000 popular vote (and electoral one learned months later) to install its own favorite, a Times editorial supported Bush’s illegitimacy and his “unusual" post-election “gracious(ness)."

    No matter that Al Gore won and they knew it. No matter what’s now known about a rogue administration terrorizing humanity.

    Stopping short of supporting war, The Times said striking Iran’s nuclear facilities “would not set (it) back for very long. It would rally Iranians around their illegitimate government….The last round of sanctions was approved 17 months ago."

    Russia and China oppose more. “So long as that enabling continues, Iran will keep pushing its nuclear program forward."

    Fact check

    In April 2010, Ron Paul addressed HR 2194, the Comprehensive Iran Sanctions, Accountability and Divestment Act, saying:
    “I rise in strong opposition," including against its Senate version. Debate replicated lies, misinformation and distortions preceding Iraq 2003. “Propaganda (is) speed(ing) us to war against Iran for the benefit of special interests."

    “A vote for sanctions on Iran is a vote for war against Iran." In other words, he called sanctions an act of war.

    In 1997,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called economic sanctions “a war against public health." Sanctions constitute war by other means. Manipulated money power in private hands used irresponsibly is financial war.

    Delegitimizing Iran’s legal nuclear program shows which side Times editors support. They’re the same anti-populist power and wealth ones they always back on all vital issues.

    The Washington Post

    A WP editorial headlined, “Running out of time to stop Iran’s nuclear program," saying:
    The IAEA “spelled out in detail what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have known for a long time: Iran’s nuclear program has an explicit military dimension, aimed at producing a warhead that can be fitted onto one of the country’s medium-range missiles."

    Fact check

    Substituting bombast for truth, Post editorializing got another black eye. Throughout the piece, accuracy was nowhere in sight.

    Like The Times, Journal, and others like them, however, what else can be expected from establishment broadsheets. They stop short of doing what readers expect – their job.
    “The IAEA’s evidence….ought to end serious debate about whether Tehran’s program is for peaceful purposes. That’s why Russia and China tried to block the report."

    Never mind that IAEA’s “evidence" lacks credibility. It was fabricated, discredited and out of date. Independent analysts refuted it. All countries should denounce its nefarious purpose, potentially leading to war.

    Short of supporting it, the Post said Obama’s got time to act. He repeatedly said “Iran’s acquisition of a nuclear weapon is unacceptable – and the IAEA report makes clear that the danger is growing, not diminishing."

    Most dangerous are:

    ◎ IAEA heads publishing baseless allegations;
    ◎ America, Israel, and Western nations supporting them;
    ◎ and disreputable major media opinion writers marching in lockstep instead of doing their jobs responsibly.

    Sadly, that’s what passes for corporate-controlled news, commentary and opinion in America.

    It’s why more readers go elsewhere for real information and analysis. Hopefully one day they all will!


  29. 2011/11/23 於 21:56 patchpieces

    新自由主義經濟麻毒藥方肆虐的美帝附傭國埃及(統治三十年的穆巴拉克強人傀儡政權)貧富懸殊人民不滿經濟現狀 持續爆發民主革命
    【美中情局操縱埃及軍政府傀儡 鎮壓民主人權鬥士致2000餘人傷亡】

    《中東劇變與美國、新自由主義》
    美國與埃及軍方

    文/馬耀邦

    節選自馬耀邦《中東劇變與美國、新自由主義》 2011年6月

    中東劇變最引人注意的兩個熱點是埃及和利比亞。
    這兩個國家體現了中東劇變“進程”背後最重要的兩個變數:
    美國“推動”的新自由主義“引起動盪”,
    然後美國“插手(介入)”力圖“繼續主導”。

    實際上,(美國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政權的穩定一直是美國中東政策的基石。《紐約時報》坦率地表示:“30年來,特別是由於埃以和平條約,穆巴拉克政府一直是美國在這一動盪區域的政策支柱。美國官員擔心,一個新的尤其是由穆斯林兄弟會或其他伊斯蘭組織控制的政府,可能不會遵守穆巴拉克先生之前任安瓦爾•薩達特在1979年簽訂的該條約。”

    根據1979年的“大衛營協議”,以色列將其佔領的西奈半島歸還埃及,但它並未滿足巴勒斯坦人的要求。相反,該條約引發了未來更多的衝突,因為以色列在與該地區的主要強國之一埃及實現和平共處之後,能夠集中其軍事資源,用於對付伊朗和巴勒斯坦。

    “大衛營協議”符合美國的地緣政治利益,因為,(阿拉伯世界叛徒;美國附傭傀儡)埃及是美國中東政策的關鍵所在。作為對每年2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和其他援助的回報,埃及向國外投資開放,其工業和市場成了西方跨國公司的砧板上的肉。戰略上,美國“收穫”了一個處於從屬地位的新“盟國(附傭傀儡)”。埃及充當了“制衡”伊朗的重要砝碼。(阿拉伯世界叛徒;美國附傭傀儡)埃及軍事喪失了獨立性,日益“依賴”於美國的軍需品和訓練。因此,“埃及政府認為,巴勒斯坦會妨礙其融入美國和以色列主導的區域安排。如今,埃及與以色列共同合作扼制加沙,同時又參與以色列、美國和巴勒斯坦之間的會談。為此,以色列安全官員支持穆巴拉克提名奧馬爾•蘇萊曼作為埃及副總統”。

    結果,面對穆巴拉克政權的倒臺,美國非常擔心示威遊行最終轉化為一場革命運動。在慕尼克安全會議上,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告訴西方政客、外交官和商界高管:“任何一個社會都有各種勢力在活動,尤其是在一個面臨各種挑戰的社會。為了實施自己的日程,這些勢力試圖破壞和超越社會進程。這是我為何認為,遵守埃及政府——實際上是由副總統奧馬爾•蘇萊曼領導的——宣佈的過渡進程之重要性的原因。”

    蘇萊曼是穆巴拉克一手提拔的副總統、前情報總局局長和“美國中央情報局在開羅的主要聯繫人”。事實上,從20世紀90年代的克林頓政府開始,蘇萊曼作為穆巴拉克的秘密員警首領,制定了“非常規引渡計畫”。根據該計畫,“美國中情局在世界各地逮捕的所謂恐怖分子嫌犯,戴著頭罩和手銬被送往埃及,旨在進行刑訊逼供”。

    儘管蘇萊曼先生在國內外臭名昭著,(主子)奧巴馬政府還是選擇他作為“一位過渡性人物”。隨著形勢的發展,華盛頓以一種“穆巴拉克必須下臺”的姿態與開羅進行對話。這清楚地表明,埃及實際上已經淪為“美國的殖民地”。
    私下裏,“埃及政府開始在精英中清洗穆巴拉克的主要支持者。穆巴拉克政府的國防部長兼陸軍元帥坦塔維前往解放廣場,表面上是檢閱軍隊,但其實主要是為了結交抗議者”。然而,在團結穆巴拉克的老朋友以完成過渡的同時,奧巴馬政府明確表示,埃及的任何根本性改變都是無益於事的。美國“之所以(變臉)”強烈要求穆巴拉克辭職,只因為它發現,這個“傀儡”已經成為一種負擔,不再符合華盛頓的利益。

    歷史上,美國曾在亞洲和拉丁美洲“扶持”過許多像穆巴拉克這樣的“獨裁政權”。一旦民眾動亂挑戰這些美國支持的獨裁政權,一場社會和政治革命有成功的跡象時,美國就採取一種三軌政策來應對:
    一是公開批評侵犯人權的現象,主張民主改革;
    二是私下裏發出信號,繼續支援當政者;
    三是尋找一位可以替代當權者、保留政府機構和經濟制度並支持美帝國戰略利益的精英。
    華盛頓害怕社會巨變和政治革命,它毫不猶豫地“暗殺”了(美國附傭傀儡)南越的吳庭豔等獨裁者,只因為(美國附傭傀儡)吳庭豔在南越存亡問題上竟敢違背美國的指示。

    華盛頓已經承受過太晚干預的教訓。在古巴革命中,它無法做出一個切實可行的選擇,而只能支持巴蒂斯圖塔政權。同樣,索摩查政權被推翻時,華盛頓持觀望態度而未予以幫助,其結果是美國企業被國有化,在尼加拉瓜出現了一個對美國不友好的政府。

    因此,“20世紀80年代,美國在拉丁美洲變得更加積極主動。它推動了過渡時期的協商式選舉,圓滑的新自由主義政客當選,取代了獨裁者。這些政客承諾,維持現有的政府機構,保護國內外精英的特權,支援美國的區域和國際政策”。

    從而,埃及暴動使奧巴馬政府陷入極端的困境,因為它需要找到“一種非常的政治方案,既能讓穆巴拉克下臺,又能保持和強化國家機構的政治權力,同時融入民選方式來作為平息和瓦解群眾運動的手段”。華盛頓這項計畫的主要障礙之一,是埃及武裝部隊和穆巴拉克的中央安全軍。這些軍隊的領導人在埃及的腐敗政權中受益匪淺。

    自“大衛營協議”簽署以來,華盛頓一直“培養”與埃及軍方的密切關係,美國每年提供價值14億美元的軍備,以“收買”他們。結果,埃及軍方發生了變化,“由保衛埃及邊界和本地區利益的軍隊,轉變為主要職能是操控人民和保護美國所支持政權的軍隊。埃及軍方的軍火儲備和美式武器的零部件數目都被維持在最低限度,以確保埃及無法同以色列開戰”。
    過去30年來,埃及軍官都曾經在美國防務學院接受過“培訓”。埃及暴動期間,在埃南中將(Sami Hafez Enan)的帶領下,20多位埃及高級軍官在美國防部(對外侵略部)召開會議、舉行酒宴和就餐。在華盛頓期間,美國敦促埃及高級軍官們在對待抗議者時要保持克制,因為奧巴馬政府不希望埃及軍方的形象受到玷污,其理由是,埃及軍方“將在推翻穆巴拉克政權的行動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

    因此,埃及軍方宣稱,他們不會對抗議者訴諸武力。埃及軍方“發表聲明,將抗議者的要求描述為‘合法的’,並半心半意地呼籲抗議者回家,承諾恢復正常的生活秩序”。埃及的高級軍官自稱站在抗議者一方,逐步為“(美國暗地支持的)軍事政變”奠定了穩固的基礎,釋放出與穆巴拉克徹底決裂的信號。
    當軍事政變既成事實,埃及軍方又發表聲明,“稱讚穆巴拉克是一名為祖國做出巨大貢獻的領導人。它暗示,軍方不會長期掌權,並表示,軍方是不會取代合法政府的”。

    “(美國暗地支持的)軍事政變”之後,埃及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控制了埃及。最高委員會現由穆罕默德•侯賽因•坦塔維元帥(Field Marshall Tantawi)領導。自1991年以來,坦塔維就一直是穆巴拉克政府的國防部長和武裝部隊總司令。穆巴拉克政府前總理和埃及空軍前司令艾哈邁德•沙菲克將軍(General Ahmed Al -Shafik)也是擁有權勢的最高委員會成員之一。最高委員會成員還包括奧馬爾•蘇萊曼。

    事實上,“軍事政變”之後埃及局勢並無改善,埃及實際上是以無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主義告終。對奧巴馬政府來說,保持現狀是最合意的結果。因此,華盛頓對此非常高興,它立即宣佈,繼續向埃及提供軍事援助。作為回報,埃及軍政府宣稱,它會遵守1979年與以色列簽訂的和平協定,將繼續在加沙地區對巴勒斯坦人實施制裁。

    為了“延續”無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主義,華盛頓試圖通過“顏色革命”的過程就如同我們在南斯拉夫和其他東歐國家所見證的那樣,在埃及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在這種體制之下,選舉“結果”可以輕易地“被人為操控”。因此,美國公開宣稱,它將向新的埃及政黨提供“資助”。這是“明目張膽”地侵犯一國主權和“干涉”一國內政。
    在埃及軍政府的同心努力之下,華盛頓“正努力分化真正的反對派,並將其自己的所謂反對派人物安插入抗議運動”。前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巴拉迪(Mohanned Al-Baradei)就是華盛頓(美國主子)“選中”的反對派人物之一。正是巴拉迪要求穆巴拉克辭職,同時建立埃及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巴拉迪是在美國受的教育,大多數時間生活在西方,他代表著華盛頓的利益,反對革命性的變化。

    埃及是“新自由主義”的典範

    對美國來說不幸的是,埃及人民“不可能”接納無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主義政權,因為其“代表了現狀”:裙帶資本主義與“掠奪性外資”相互合作、一片繁榮,而民族工業“破壞殆盡”。
    1991年,新自由主義結構調整計畫“被強加”給埃及,其結果是“毀滅性”的:“40%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之下,每天的生活費不足兩美元,失業率持續攀升,年輕一代失去就業機會。”社會支出的縮水還使絕大多數人喪失了基本醫療保健和教育的機會。埃及的“兩極分化”現象已經越來越走向極端。一千個家庭“控制著”這個國家的大部分商業和財富,他們是“私有化”和“新自由主義”的主要受益者。為了“壓制”合法要求和正義聲音,(美國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政府雇用了一支規模龐大的安全部隊,“警察局裏的刑訊和虐待成為一種例行公事。警方的路障和盤查成為埃及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顯然,如此腐敗的(美國附傭傀儡)政權已經在埃及人民心目中信譽掃地。不管華盛頓“收買”了多少埃及精英,也不管動用多麼強大的軍事力量,都無法動搖埃及人民“要求變革”的意願和決心。埃及人民為獨立和贏得國家尊嚴所作的鬥爭永遠不會停息。美國(反自由、反真民主)“頑固地”要求“維持現狀”並維護其在中東的地緣政治利益,這再次“暴露”了其國際行為的“醜陋性”。總之一句話,美國不過是只紙老虎。

    1989年冷戰的結束標誌著全球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其突出特徵是“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和全球化的擴散。令人驚奇的是,作為一個極為貧困的國家,在實施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強加的經濟改革數年後,埃及竟被標榜為新自由主義的典範之一。為了免除多達數以百億美元計的債務,從1991年開始,埃及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簽訂了一份關於結構改革措施的協定。結果,金融自由化(金改)、私有化(金改)、解除管制(金改)、開放市場、為外國直接投資提供國民待遇等一系列結構調整計畫在埃及得到執行。

    統計資料顯示,埃及取得了一定的經濟成就。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於埃及的報告:埃及的“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由1991/1992年實質上停滯的狀態上升至1995/1996年的4%以上,而通脹率從超過21%下降至7%”。此外,開放市場和歡迎外國直接投資導致了外匯儲備的不斷積聚。

    然而,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看來,這仍未達到預期值,尤其是在結構改革方面。於是,1996年至1998年,它為埃及“設計”了為期兩年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規劃,其重點是“私有化、解除管制、貿易自由化和財政金融部門改革”。

    遺憾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持”的“私有化”往往涉及將利潤豐厚的國有企業“拍賣”給外國跨國公司或本國圈內人。這造成了埃及“工作環境的”快速惡化“,引發了一次極為猛烈的罷工潮,以至於一位分析家稱之為中東地區近半個世紀最大的一次社會運動”。

    其間,“裙帶資本主義盛行,而曾經作為埃及經濟支柱的本地工業任由衰退。與此同時,私營的工業部門生產陶器、大理石和化肥等破壞環境的產品,這些產品的產能不斷擴大,得不到有效的監管,為居民的健康帶來嚴重惡果”。

    而且,“裙帶資本主義”必然導致財富集中於極少數經濟精英之手。不少“經濟精英”充當了跨國公司的“(買辦)代理人”,大量地進口電子和汽車等消費品。房地產開發商也位列其中,其中許多人與政治精英關係密切。這些開發商僅以實際價值的一小部分就拿到公有土地,建造封閉式社區和度假勝地,供埃及社會上流階層所用。利用國家的支持,包括基礎設施補貼和廉價的土地,房地產作為非石油產業,成為埃及經濟的第三大產業。

    毫不奇怪,埃及社會日益“兩極分化”,“據評估,1000個左右的家庭控制著該經濟體的大部分領域”。為了保護其財富,維護自身利益,精英們施加“政治壓力”,促使有關稅收改革的法律通過。從而,最高所得稅從42%削減為20%。在穆巴拉克的領導下,埃及政府實行單一的統一所得稅。據此,高工資和低工資收入者按其收入支付同一稅率。因此,“穆巴拉克主導了一個這樣的進程:國家財富落人小部分私人手中,而絕大多數人”貧困化“,40%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之下,每天的生活費不足兩美元,失業率不斷上升,年輕一代沒有就業機會”。

    而且,由於與全球經濟一體化並“放棄”了自給自足的政策,埃及的糧食和其他日用必需品的價格“扶搖直上”。然而,(美國附傭傀儡)埃及政府“無視”工人的抗議,仍然將最低工資固定為一個月不到一百美元。這在埃及工人階級中不得人心,但贏得了跨國公司的認可,“全球工商業界稱讚穆巴拉克的做法是‘勇敢的’、‘印象深刻的’和‘有遠見的’”。

    於是,外國投資蜂擁流入埃及,尤其是它的經濟特區。由於張開雙臂歡迎外資,埃及取得了“在過去的三年保持高達7%”的經濟增幅。表面上,在許多旁觀者看來,埃及是一個繁榮的國家。埃及的首都開羅在不到五年的時間裏規模擴大了一倍,豪華別墅、大型購物中心、主題公園、高爾夫球館和馬球館四處林立。

    遺憾的是,這樣的房地產發展水準沒有改善絕大多數埃及人民的生活水準。事實上,自實施新自由主義所“指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結構調整計畫以來,90%的埃及人沒有分享到國內生產總值和經濟增長的成果。恰恰相反,如前所述,越來越多的埃及人“陷入貧困”。最令人吃驚的是,這竟然發生在埃及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最快的時期。這引出一個問題,以國內生產總值作為衡量經濟發展的指標是否正確和有效。

    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武裝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結構調整計畫的重壓下,埃及甚至將公共社會服務“私有化”。結果,大多數埃及人“喪失”了基本醫療衛生和教育的機會。那些受不到教育的窮苦孩子最終只能從事卑賤的工作,拿著微薄的薪水,來勉強維持家庭的生計。

    更令人無法接受的是,(美國傀儡)穆巴拉克家族的成員竟是這種“裙帶資本主義”的積極參與者。他們是許多企業的股東,其唯一目的就是使自己變得更加富有。實際上,“(美國傀儡)穆巴拉克及其小集團長期以來一直將埃及視為其私人領地,將埃及資源視為戰利品進行分贓”。

    他們自肥腰包的另一種方式就是將(金改)金融部門“私有化”。用「中央情報局」的話說,埃及精英“積極地推行經濟改革,以吸引外國投資”。
    2004年至2008年期間,(美國傀儡)穆巴拉克及其親友忙於“兜售”埃及國有銀行。埃及銀行“落入”外國人手中的同時,穆巴拉克“取消”了對自由資本流動的限制,“放鬆”了對外國財產投資的“監管”。埃及成為全球房地產投機和有價證券投資的“聖地”,因為它“取消”了紅利稅、資本收益稅和債券投資利息稅。

    因此,2005年,埃及商業銀行出售了其70%的股權;隨後,2006年,亞歷山大銀行——埃及最大的四家國有銀行之一,被一家義大利銀行——聖保羅銀行收購。國有銀行的出售和對國家金融體系的放任自流極大地玷污了穆巴拉克政府的形象,暴露了該政府的醜陋本性。這預示著它將自食惡果,從而播下了其覆滅的種子。毫不奇怪,執行新自由主義指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調整計畫,其結果不可避免地導致了2011年1月25日的暴動。

    由於埃及的政治和經濟困境,新自由主義在該國備受指責。經濟學家、開羅的薩達特行政學院前院長漢迪•阿布德拉茲表示,“埃及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實踐帶來了通脹呼嘯直上、失業率持續上升和普通人購買力的下降”。阿布德拉茲先生補充說,新自由主義政策“有效地限制了這個國家的司法、立法和安全能力,而不是只局限於經濟問題……物價的失控已經引起惡性通脹。同時,失業率正在穩步攀升,而根據實際價值衡量,普通人的工資水準一直下滑。這一切逐步破壞了社會穩定,使得窮人更窮,富人更富”。

    破壞社會穩定的關鍵因素之一是糧食價格飛漲。在埃及,各種主食價格每年攀升17%。但是,西方媒體報導埃及暴動時,卻完全忽視了這一簡單的事實。自埃及暴動以來,《紐約時報》的湯瑪斯•弗裏德曼等全球主義者一直譴責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稱這些國家造成了糧食價格上漲,從而間接地引起這場暴動。他表示:“中國本身並未促成這場暴動,但是,中國和以亞洲為首的發展中世界對肉類、穀物、糖、小麥和石油的消費日益增大,確實促成了該事件。”然而,根據新德里經濟研究中心的加雅提•戈什教授的研究,2006年至2007年糧食價格暴漲期間,印度和中國的需求實際上下降了3%。

    美國發生經濟危機之後,「美聯儲」將利率降至“史無前例”的“低水準”,同時“放鬆銀根”,向美國金融體系注資數以萬億計的美元。於是,投機資本蜂擁流入商品市場。借助於“交易型開放式指數基金(ETF)”等“金融衍生品”、華爾街投資銀行——「高盛公司」,利用槓桿作用將小麥價格拉至空前的高度。其最終結果是:“紅色硬質小麥通常以每60蒲式耳3至6美元成交。該價格先是升至12美元,又至15美元,再至18美元,而後突破了20美元。2008年2月25日,紅色硬質春麥期貨收盤于25美元每蒲式耳。具有諷刺性的是,2008年是世界歷史上小麥產量最高的一年。”

    在一篇題為《高盛如何對世界窮人饑荒下賭注並贏了賭局》的文章中,新聞記者約翰•哈裏(Johann Hari)稱:“從2006年底開始,世界各地的糧食價格突然開始飆升。一年後,小麥價格上升了80%,玉米上漲了90%,大米漲了320%。30多個國家發生了糧食暴動,2億平民面臨營養不良和饑餓。2008年春季,糧食價格又”不可思議地“忽然回落到原先水準,似乎在玩一場魔術。”
    聯合國糧食問題特別報告員吉恩•齊格勒稱之為“無聲的大屠殺”,完全是“人為操縱的”。

    事實上,在金融市場,農產品“被包裝”成類似於次級抵押貸款的衍生品,僅是在名稱上由債務抵押債券(CDOs)改為商品抵押證券(CCO)。事實真相是,由於新自由主義“解除管制政策”的實施,「高盛」等華爾街投資銀行的手段之一就是以“製造”“金融泡沫”來牟取不義的“暴利”,網路泡沫和“房產泡沫”就是明證。顯然,下一個“泡沫”將是農業泡沫,它會給數以億計的發展中國家人民帶來“大規模饑荒”,更不用說已經發生在突尼斯和埃及的“大規模暴動”。

    雖然西方媒體(妓者)“極盡所能”地將埃及暴動“描繪”為“自由”和“民主”起義, 但實際上,它是為了“生存”和“匱乏”而戰。歸根結底,正是在“新自由主義”及其“市場原教旨主義”理論的指導下,金融投機商將穀物價格抬高至一種天價,從而“導致”大規模“暴動”。
    此外,“新自由主義”主張,國家應“放棄”對農業的扶持,採取一種“(放任)不干預”的政策。由於城市中心區得到大量投資,而農村的農業發展遭遇忽視,埃及等許多國家很快淪為糧食極度匱乏的國家。
    更糟糕的是,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推行的經濟改革和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第三世界的農民遭受西方國家得到“補貼”的農產品的“不公平競爭”,這進一步加劇了社會動盪和糧食危機。
    因此,隨著(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政權的垮臺,“新自由主義”在全世界人民的眼裏已經“信譽掃地”。對於那些“信奉”新自由主義的領導人和“擁護”新自由主義的國家,這應當是一記“警鐘”。
    他們最終會落到與(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一樣的“命運”,“步其後塵”並國破家亡嗎?這無疑值得深思。

    =================================================
    中情局操縱埃及軍政府 鎮壓民眾致2000傷亡
    《埃及衝突致35死近兩千人受傷 過渡政府辭職被拒》

    2011-11-22 紅網
    http://www.dzwww.com/xinwen/guojixinwen/201111/t20111122_6780129.htm

    [提要] (11-22)最新消息顯示,首都開羅和其他一些城市的持續衝突已導致35人死亡、近兩千人受傷。示威者要求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主席坦塔維下臺、軍方儘快移交國家權力。政府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有人企圖阻撓選舉正常進行。

      據新華社電 最新消息顯示,首都開羅和其他一些城市的持續衝突已導致35人死亡、近兩千人受傷。示威者要求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主席坦塔維下臺、軍方儘快移交國家權力。政府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有人企圖阻撓選舉正常進行。

      示威者要求軍方領導人下臺

      21日,數千名示威者聚集在開羅解放廣場附近通往內政部大樓的一條街道內,並向軍警投擲石塊。安全部隊多次發射催淚彈驅散人群。廣場上一些示威者高呼口號,要求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主席坦塔維下臺、軍方儘快移交國家權力。示威活動20日迅速蔓延,亞歷山大、蘇伊士、塞得港、阿裏什和南部的明亞、艾斯尤特等地均有抗議活動,一些地方示威者與員警發生衝突。

      開羅等地18日發生大規模示威活動,抗議政府提出的憲法原則性檔,要求軍方儘快交權。19日,軍警在解放廣場開展清場行動,強行驅趕繼續抗議的示威者,導致1名青年死亡。

      議會選舉將如期舉行

      埃及過渡政府和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20日召開安全局勢緊急會議後宣佈,將保證議會選舉如期舉行。政府在聲明中說,目前局勢緊張的原因是有人企圖阻撓選舉正常進行和新國家機構的形成。政府將與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在此敏感的歷史時期擔負責任。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要求政府對衝突進行調查。

      據埃及《今日埃及人報》21日報導,因部分內閣成員不滿衝突事件的處理方式,過渡政府在20日召開的會議上集體向軍方遞交辭呈,但被拒絕。

      今年2月,穆巴拉克因抗議活動辭去總統職務,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接管國家權力,並解散議會。此後,埃及大規模抗議活動不斷。根據安排,人民議會(議會下院)選舉將於本月28日舉行,明年1月29日舉行協商會議(議會上院)選舉,而總統選舉日期尚未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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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中情局操縱埃及軍政府傀儡 鎮壓民眾致2000傷亡
    《中情局“萬能先生”幕後操縱埃及政壇》

    李筱哲 楊牧 8月18日訊 

    2011年8月18日 人民網

    俄羅斯《真理報》今日發表文章《埃及的“神秘部長”》,揭秘埃及局勢動盪以來操縱政壇的幕後人物。文章摘編如下:

     是誰在“幕後操縱”埃及政壇?

      “神秘部長”(美帝附傭傀儡)奧馬爾•蘇萊曼留給埃及軍政府的影響非常重要。20年從事“情報”工作的經歷使他已經不能被那些把(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趕下臺的人忽視。

      當美國「中情局」來到中東簡陋的環境中需要和以色列聯繫的時候,需要和摩薩德打交道的時候,他就是美國「中情局」的“萬能先生”。

      蘇萊曼由於(扮演美帝忠實走狗)曾對加沙地區(Gaza)實施封鎖而在阿伯拉世界“聲名狼藉”,當時他說,“要讓巴勒斯坦人為支持哈馬斯而受到‘餓著但不餓死’的懲罰”。
    在加沙地區,40%的兒童都因為饑餓而營養不良,並致殘。

      (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是埃及人的教父,但他如同阿拉伯世界其他國家的領導人一樣缺乏魅力並堅持用強權治理國家。蘇萊曼是他的參謀和決策執行人,(如今)也正是他把(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推上了審判台。

      當穆巴拉克和兒子們的生活極盡招搖之時,蘇萊曼卻一直保持低調。直到穆巴拉克政權最終倒下、蘇萊曼接任埃及副總統一職之後他的生活才漸漸走到幕前。正是他向世界宣佈“(美帝暗地佈署扶持)軍事政變”已經完成,穆巴拉克正式“退休”了。

      當然,每一個推翻(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後來成為軍政府成員的人都“經由蘇萊曼批准”。也許有人憎恨這位“神秘部長”,但每個政府官員都明白自己不想在結束政治生涯的時候落得個在籠裏受審的下場。

      蘇萊曼讓政府成員各安其位,還有誰能更好地讓政府遠離瓦解?還有誰能更好地讓這些人隨時知悉「中情局」的消息?

      如今,蘇萊曼的行蹤仍然是個謎。最後一次聽說他的消息是他給埃及《金字塔報》寫過一封信,在信裏他稱無意競選埃及總統,他所想做的就是“和家人一起平靜生活”。

      軍事法庭審判、酷刑和失蹤——這一切都給蘇萊曼貼上了神秘的標籤,也警告著今天的埃及和那些在街頭集會推翻穆巴拉克的人:(美帝附傭傀儡)蘇萊曼善於在“幕後操縱”,而那些為(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的垮臺而高興的人正忽略他對埃及政壇的持續性影響。


  30. 2011/12/10 於 15:19 patchpieces

    解構多民族國家。解構中東。解構多元文化。製造文明衝突=>為美以基督教霸權干涉、經濟文化殖民它主權國家創造合理性/合法性--警惕美以歐基督教霸權的Yinon Plan

    《為“文明的衝突”佈一大盤棋:分裂、征服與統治“新中東” 》
    《為“文明的衝突”佈一大盤棋:分裂、征服與統治“新中東” 》
    《為“文明的衝突”佈一大盤棋:分裂、征服與統治“新中東” 》

    “阿拉伯之春”這一熱門辭彙其實是由一群遠在的華盛頓、倫敦、巴黎和布魯塞爾辦公室的個人和團體所“炮製”的。這群人除了對這一地區有膚淺的認識外,對阿拉伯國家幾乎一無所知。
    阿拉伯民族間正打開的自然是一個混合包裹,而叛亂與機會主義一樣都是這個包裹裏的一部分。
    哪里有革命,哪里就有反革命。

    阿拉伯世界的“動亂”也並不是所謂的阿拉伯的“覺醒”;這一辭彙顧名思義便是阿拉伯人總是處於昏睡之中,儘管他們一直被獨裁和不公所包圍。
    現實的阿拉伯世界,作為更廣闊的土耳其-阿拉伯-伊朗世界的一部分已經被頻繁的起義所填充。儘管這些叛亂已被阿拉伯的獨裁者以及美國、英國和法國等(老殖民帝國)國家協力平息。而這些(老殖民帝國)大國的“干涉”一直是民主的(反動)制衡力量,且將繼續發揮作用。

    【分而治之(支解分裂依附策略)】:首次“阿拉伯之春”如何“被操縱”

    重整中東的計畫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幾年。而正是在一戰期間,這些帶有“殖民”傾向的“設計”才隨著反對奧斯曼帝國的“阿拉伯大起義”清晰地表現出來。

    儘管英國、法國和義大利都曾是殖民國家,迫使阿拉伯人民在諸如阿爾及利亞、利比亞、埃及和蘇丹等國家“享受不到”任何自由,但是這些殖民國家仍成功地將自己“塑造成”阿拉伯解放運動的朋友和盟友。

    “阿拉伯大起義”期間,英國和法國(老殖民帝國)事實上使阿拉伯人充當它們的步兵(走卒)反抗奧斯曼帝國,以“進一步實施”其地緣政治的圖謀。倫敦和巴黎之間簽訂的秘密協定——“賽克斯-皮科協定”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英國與法國所作的僅僅是通過向阿拉伯人販賣它們有關阿拉伯從所謂的奧斯曼帝國的“鎮壓”中解放的思想,而取得對阿拉伯人的使用和“操控”。

    事實上,奧斯曼帝國是一個多民族帝國。它給了所有民族當地和文化自治權,但最終被操縱成為了一個土耳其實體。甚至是隨後的在奧斯曼安納托利亞的亞美尼亞種族的滅絕,也不得不與當代在伊拉克的基督徒的目標一樣,被視為外部行為體為“分裂”奧斯曼帝國、安納托利亞以及奧斯曼帝國公民的一個“秘密計畫”的一部分。

    奧斯曼帝國解體後,正是倫敦和巴黎“拒絕承認”阿拉伯人的自由,儘管也是它們在阿拉伯民族間的“播下”了“不和”種子。當地“腐敗”的阿拉伯領導人也曾是“該計畫”的合作夥伴,他們中很多人(帶路黨)對能成為英國和法國的(買辦)客戶而“欣喜若狂”。同樣,今天的“阿拉伯之春”也正在“被操縱”。美國、英國、法國以及其他國家正在“腐敗”的阿拉伯領袖與重要人物(傀儡買辦帶路黨)的“幫助”下“重組”阿拉伯世界和非洲。

    Yinon計畫:混亂中的秩序

    Yinon計畫,作為英國在中東戰略的“延續”,是以色列為確保其地區優勢的一項戰略計畫。它堅持並規定,以色列必須通過將周圍阿拉伯國家“巴爾幹化”為弱小國家,以“重組”其地緣政治環境。

    以色列戰略家將伊拉克視為對以色列構成最大戰略挑戰的阿拉巴國家。這就是為什麼伊拉克被刻畫為中東和阿拉伯世界“巴爾幹化”的核心(注:美帝入侵佔領伊拉克其主要戰略目的並非一般淺薄的戰略家所謂的僅只是覬覦石油,而是基於一長遠計劃、更深層次的對於中東人口、文化進行重組改造──美帝入侵佔領伊拉克後主要的遺產就是已大致上將伊拉克分割為三個自治區)。在伊拉克,以色列戰略家根據『Yinon計畫』的概念宣導將伊拉克“劃分(切割)”為一個庫爾德“國家”和兩個阿拉伯“國家”,這兩個阿拉伯“國家”分別由什葉派穆斯林人和遜尼派穆斯林人接管。
    而達成這一“目的”的第一步就是一場伊拉克與伊朗之間的戰爭(兩伊戰爭),這也在『Yinon計畫』的範疇之中。 2008年的《大西洋》期刊和2006《美國軍方武裝部隊》雜誌分別刊登了緊隨『Yinon計畫』大綱後被大量發行的地圖。
    除了“分裂”伊拉克(這也是拜登計畫所宣導的),“分裂”黎巴嫩、埃及和敘利亞也在『Yinon計畫』之中。
    同樣在計畫中的還有“分裂”伊朗、土耳其、索馬里和巴基斯坦。
    『Yinon計畫』也將“分裂”北非納入其中,被預測將從“分裂”埃及開始,蔓延至蘇丹、利比亞以及其他地區。

    確保統治區安全:“重新定義”阿拉伯世界……

    儘管已有所調整,『Yinon計畫』正在實行中,並將在“徹底分裂”的目標下逐漸發揮作用。該“計畫”源於理查•珀爾和研究組於1996年為時任以色列總理的本傑明•內塔尼亞胡所撰寫的一份政策性檔。珀爾曾擔任雷根總統時期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的副秘書長,後成為小布希和白宮的軍事顧問。
    除了珀爾以外,“邁向2000新以色列戰略”研究組的其他成員還包括詹姆斯•科爾伯特(猶太國家安全事務研究所)、
    小查理斯•費爾班克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道格拉斯•費斯(費斯和澤爾事務所)、
    羅伯特•魯文貝格(先進戰略與政治研究所)、
    喬納森•陶羅普(華盛頓近東政策研究所)、
    大衛•烏姆瑟爾(先進戰略與政治研究所)
    以及梅拉夫•烏姆瑟爾(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徹底分裂:確保統治區安全”是1996年這份以色列政策檔的全名。

    在很多方面看,美國正在執行1996年特拉維夫政策檔確保“統治區”(realm)安全的目標。
    此外,“realm”一詞反映了檔作者的戰略心理。Realm通常指君主管轄的領土或是屬於君主統治、但並不屬於君主的直接管轄範圍,而由王侯進行管轄的領土。
    而在這裏,“realm”一詞正暗指中東屬於特拉維夫的王國。珀爾身為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官員卻參與以色列檔的撰寫這一事實也使人不禁要問:該統治區的概念上的主權是屬於以色列,還是美國,抑或兩者兼而有之?

    確保統治區安全:“破壞”大馬士革穩定的“以色列藍圖”

    1996年以色列檔要求在2000年或以後“驅退敘利亞“(rolling back Syria),通過將敘利亞人驅逐出黎巴嫩、並在約旦和土耳其幫助下對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造成動亂“等方式。而這兩起事件已分別於2005年和2011年”相繼發生“。
    1996年檔指出:“以色列可以與土耳其和約旦合作,通過削弱、遏制甚至驅退敘利亞以塑造以色列戰略環境。這一努力可以集中力量將薩達姆•侯賽因的勢力驅逐出伊拉克——以色列本身重要的戰略目標——作為挫敗敘利亞地區野心的一種手段。”[1]

    作為“建立”以色列主導的“新中東”並“包圍”利比亞的第一步,1996年檔要求“去除(消滅)”薩達姆•侯賽因在巴格達的權力,甚至暗示將伊拉克“巴爾幹化”並建立一個包括遜尼派穆斯林的“伊拉克中部”在內的反大馬士革戰略地區聯盟。檔作者寫道:“但敘利亞在這場衝突中有潛在的弱點:大馬士革太過忙於處理受威脅的新地區方程以致無暇顧及黎巴嫩;而且大馬士革還懼怕由以色列和伊拉克中部、土耳其組成的‘自然軸’以及位於中部的約旦會聯合擠壓敘利亞,並將其從阿拉伯半島分離出去。對於敘利亞而言,這拉開意味著重新繪製中東地圖的序幕,而這也將威脅到敘利亞的領土完整。”[2]

    珀爾與研究組關於“邁向2000新以色列戰略”還提出將敘利亞人趕出黎巴嫩,並通過黎巴嫩反對派破壞敘利亞的穩定:“(以色列必須轉移)敘利亞的注意力,通過黎巴嫩反對派分子破壞敘利亞對黎巴嫩對控制。”[3]這就是2005年繼哈哈裏遭暗殺後將發生的,哈裏裏事件也觸發了所謂的“雪松革命”以及推動形成了由腐敗的賽德•哈裏裏控制的反敘利亞3•14聯盟。

    檔還要求特拉維夫“把握時機,提醒世界敘利亞政權的性質”。[4] 這顯然是以色列通過搞公共關係(PR)來“妖魔化”其對手的戰略。
    2009年,以色列新聞媒體公開承認,特拉維夫通過其大使館和外交使團發動了一場“全球性的運動”,包括“媒體宣傳”和在伊朗使館前組織抗議等來“詆毀”伊朗總統競選,這一運動甚至在競選還沒開始前就已被掀起。[5]

    該檔還提到一些類似於目前敘利亞正在發生的事。檔指出:“最重要的是,以色列在為土耳其和約旦反利比亞行動給予外交、軍事和行動上的支持、尤其利益所在這一點是可以理解的,包括以色列支持土耳其和約旦與敘利亞領土內的一些阿拉伯部落組成部落聯盟,並對敘利亞統治精英充滿敵意等。”[6]
    隨著2011年敘利亞的動盪,叛亂分子的運動和約旦土耳其邊界的“軍火走私(以扶持支持軍事武裝叛變)”已成大馬士革的一個重大問題。

    在此背景下,阿裏埃勒•沙龍和以色列在英、美“入侵”伊拉克後請求華盛頓襲擊敘利亞、利比亞和伊朗也就毫不奇怪了。[7]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檔還主張通過先發制人的戰爭來“塑造”以色列的地緣戰略環境並開創“新中東”。[8] 這也是美國在2001年時會採取的一項政策。

    剷除中東的基督教團體

    利比亞危機之前,埃及基督徒被襲擊與蘇丹南部的公投“同時發生”絕非巧合。
    同樣,伊拉克的基督徒,這一世界上最古老的基督教團體之一“被驅逐”出他們在伊拉克的故土也“並非偶然”。
    與伊拉克基督徒被驅逐“同時發生”的還有在美國和英國軍隊“警覺地注視”下,由於什葉派穆斯林與遜尼派穆斯林的暴力和敢死隊而“被迫形成”不同宗教的分區,巴格達的市鎮成為一片宗教飛地。這都與『Yinon計畫』密不可分,而該地區的“重組”是一個更為遠大的目標的一部分。

    在伊朗,以色列人一直試圖將以色列猶太團體驅逐,卻總是徒勞無功。伊朗實際擁有著中東第二大的猶太人口,可以說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維持原樣的猶太群體。伊朗猶太人將自己視為被與祖國伊朗密不可分的伊朗人,他們和穆斯林人和基督教伊朗人是完全一樣的。對於他們來說,因為他們是猶太人所以需要調遷到以色列的想法簡直是荒謬的。

    在黎巴嫩,以色列“一直致力”於“加劇”各種基督教、穆斯林以及德魯茲教派間的“緊張”局勢。黎巴嫩是進入敘利亞的一個跳板,黎巴嫩“被分裂”為數個國家也被視為將敘利亞“巴爾幹化”為數個阿拉伯宗派小國的途徑。Yinon計畫的目標就是在遜尼派穆斯林、什葉派穆斯林、基督教和德魯茲的宗教和宗派身份基礎上,將黎巴嫩和敘利亞“分為”數個國家。敘利亞基督教的遷離也可能是目標之一。

    馬龍派天主教敘利亞安提阿教會,也即最大的自治東方禮教會的新主教表達了他對於在地中海東部和中東地區阿拉伯基督徒清洗運動的憂慮。Mar Beshara Boutros Al-Rahi大主教和黎巴嫩、敘利亞許多其他的基督教領袖都擔心穆斯林兄弟會接管整個敘利亞。像伊拉克一樣,神秘組織正在襲擊敘利亞的基督團體。基督教東正教的領袖,包括耶路撒冷東正教的大主教都公開表示了他們的嚴重關切。除了基督教的阿拉伯人,亞述和亞美尼亞這一多數為基督教徒的群體也表示了他們的恐懼。

    Sheikh Al-Rahi近期在巴黎會見了總統尼古拉斯•薩科齊。據悉,這位馬龍派大主教與薩科齊在敘利亞問題上出現分歧,這促使薩科齊說敘利亞政權即將覆滅。
    主教Al-Rahi的立場是敘利亞必須被留下、並允許其進行改革。
    這位馬龍派主教還告訴薩科齊說如果法國希望合法地使真主黨解除武裝,那麼以色列需要被作為一個“威脅”來對待和處理。

    由於Al-Rahi在法國的立場,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的基督教和穆斯林宗教領袖立即到黎巴嫩對他進行了探訪並表達了感謝。
    黎巴嫩的真主黨及其政治聯盟,其中多數為黎巴嫩議會的議員,均高度讚揚了後訪問了黎巴嫩南部的馬龍派主教。

    Sheikh Al-Rahi以為他對於真主黨的立場和他拒絕為推翻敘利亞政權提供支持,現在正遭到以哈裏裏為首的“3•14聯盟”的政治攻擊。一場基督教會議正在經哈哈裏籌畫中,以反對Al-Rahi主教和馬龍派教會的立場。
    自Al-Rahi表明自身的立場後,塔利爾黨,這一活躍在黎巴嫩和敘利亞的黨派,也開始對其進行批評。有報導稱,美國高級官員也取消了他們和馬龍派主教的會見,這也是他們對於Al-Rahi關於真主黨和敘利亞立場表示不滿的信號。

    在黎巴嫩,哈裏裏為首的“3•14聯盟”一直都是一個受歡迎的少數群體(甚至當該聯盟成為議會中的多數時),該聯盟一直與美國、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以及敘利亞的暴力和恐怖組織密切合作。穆斯林兄弟會和其他敘利亞所謂的薩拉菲斯特組織也一直與哈裏裏以及“3•14聯盟”中的基督教政黨相互協調,並舉行秘密會談。這也是為什麼哈裏裏與他的同盟一直反對大主教Al-Rahi。也正是哈裏裏和“3•14聯盟”將伊斯蘭法塔赫帶入黎巴嫩,並幫助其中的一些成員逃往敘利亞作戰。

    有一些不知名的狙擊手正在瞄準敘利亞平民和敘利亞的軍隊射擊,“(藉)以造成”混亂和內鬥。敘利亞的基督團體也成為這些狙擊手的對象。很可能這些攻擊者是來自美國、法國、約旦、以色列、土耳其、沙烏地阿拉伯和阿拉伯灣的武裝力量與一部分敘利亞人組成的聯盟。

    華盛頓、特拉維夫以及布魯塞爾正籌畫著將基督教從中東遷離。據悉,Sheikh Al-Rahi在巴黎被總統薩科齊告知,地中海東部和中東的基督教團體可以重新被納入歐盟。這並不是什麼慷慨的提議,而是被有意將中東古老的基督教團體根除的國家扇了一記耳光。其目的或是將基督教團體重置於該地區之外,抑或將這些團體劃分為眾多分區。兩種都可能成為目標。

    這一計畫旨在將阿拉伯國家劃定為專門的穆斯林國家,這與「Yinon計畫」和美國“控制”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目標是相一致的。其“結果”很可能是一場大國戰爭。
    阿拉伯基督徒如今與阿拉伯黑人處境非常類似。

    重新劃分非洲:Yinon計畫正在發揮作用……

    關於非洲,特拉維夫將保障非洲的安全視為其廣泛週邊的一部分。這一更為廣泛的或所謂的“新週邊”已成為1979年抵抗包括伊朗(巴列維時期以色列最親密的盟友之一)在內的阿拉伯“舊週邊”隨著伊朗革命的瓦解後,特拉維夫地緣戰略的基礎。在這一情況下,以色列的“新週邊”隨著埃塞俄比亞、烏干達和肯雅等反阿拉伯和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等國家的“納入”而被概念化。這也是為什麼以色列要如此深入地參與蘇丹的“巴爾幹化”(注:原有蘇丹目前已被操縱分割為二,以基督徒組成為主的南蘇丹已於2011年獨立)。

    在中東教派分裂的背景下,以色列已列出了重組非洲的計畫。『Yinon計畫』試圖從三個方面的基礎上劃定非洲:(1)民族語言;(2)膚色;(3)宗教。為確保統治,先進戰略與政治研究所這一以色列智囊團(包括珀爾在內)也推動創建了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的美國『非洲司令部(AFRICOM)』。

    試圖“分裂”阿拉伯和非洲身份的行動正在“進行中”。它只在將所謂的“黑非洲”與所謂“非黑”的北非劃分開來。這是分裂非洲大陸上所謂的“阿拉伯人”與“黑人”計畫的一部分。

    正是這一目標“造成”並推廣了“非洲南蘇丹”與“阿拉伯北蘇丹”這兩種荒謬的身份。這也是為什麼黑膚色的利比亞人被視為利比亞“清洗膚色”運動中的對象。阿拉伯身份在北非正與非洲身份“相脫離”。同時還存在“剷除”大量的“黑膚色阿拉伯人”的計畫,以明確劃分“非洲黑人”與新的北非“非黑人“的界限。這也將”導致“剩餘的柏柏爾“非黑人”與阿拉伯人間的戰爭。

    同樣情況下,在非洲蘇丹、尼日利亞等地,緊張情緒也在為進一步劃分界限的穆斯林與基督徒間醞釀著。而造成這種分裂的基礎,包括膚色、宗教、種族和語言等,都“助長”著非洲的“瓦解”與不和。這都是一個將北非與剩餘非洲大陸劃分的更遠大非洲戰略的一部分。

    為“文明的衝突”布棋

    正是在這一點上,所有這些“看似”一盤散沙的事件都被“聯繫”在了一起。

    整個棋盤正在上演“文明的衝突”,而所有的棋子也各就各位。阿拉伯世界正“被隔離開”來,並被清晰的界線所劃分。這些界線“阻止”不同民族語言、膚色和宗教團體間相互的過渡與融合。

    在這項“計畫”中,將不再有社會與國家的過渡與融合。這就是為什麼中東和北非的基督徒,如科普特人,正成為“被攻擊”的對象。這也是為什麼黑膚色的阿拉伯人和柏柏爾人以及北非的黑人在北非正面臨著“種族滅絕”的威脅。

    繼伊拉克、埃及之後,阿拉伯利比亞民眾國和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對『Yinon計畫』而言)都是 “破壞”北非和東南亞地區穩定的核心。
    利比亞發生的一切(美歐顛覆推翻利比亞政權的『顛覆模式』)對非洲有著巨大的影響,而敘利亞的狀況也深刻地影響了東南亞及更遠的地區。按照『Yinon計畫』所指出的,伊拉克和埃及是造成阿拉伯國家不穩定的切入點。

    如今正在“上演”的是建立一個專門的“穆斯林中東”地區(以色列除外),而這也將“造成”什葉派與遜尼派間的鬥爭。類似的場景也正在“北非非黑人”區上演,表現為阿拉伯人與柏柏爾人的衝突。
    同時,在“文明的衝突(劇本)模式“下,中東與北非也”被認為“是所謂的“西方”與“非洲黑人”間的衝突。

    這就是“為什麼”法國的薩科齊和英國的卡梅倫在利比亞衝突初期相繼發表聲明,指出多元文化主義在各自的西歐社會中已經“不復存在”。[9] 
    真正的多元文化主義正威脅著“北約戰爭議程”的合法性,也為作為美國對外政策基石的“文明的衝突”的實施造成了障礙。

    在這一點上,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解釋了為什麼多元文化主義會成為華盛頓及其盟友的威脅:
    “隨著美國成為文化日益多元的社會,它可能會發現在對外政策問題上要想達到一致性就愈加困難(如與阿拉伯世界、中國、伊朗、俄羅斯或者是前蘇聯等地戰爭),除非存在真正被能被廣泛覺察到的大規模的直接外部威脅。這樣的共識普遍存在于二戰甚至冷戰期間(如今也存在著,因為“全球反恐戰爭”)。[10]
    布熱津斯基的下一句則指明了為什麼人們會反對或支持戰爭:
    “然而(共識)不僅僅深深地紮根於共用的民主觀中且人們意識到這些民主觀正在受到威脅,而且也根植于對歐洲集權主義下的受害者們在[11]文化上和種族上的親近。”

    雖有冗餘之嫌,我仍然要一再提出正是因為這種要“打破”中東-北非(MENA)地區、所謂的“西方世界”與撒哈拉以南非洲間“文化融合”的企圖,所以基督徒和黑人正在(被安排)遭到攻擊。

    “種族中心主義”與意識形態:將今日的“正義戰爭”正當化

    在過去,西歐的殖民國家會對他們的人民進行洗腦。他們的目標就是獲得推行殖民的支持。而其形式就是在武裝商人與殖民軍隊支持下轉播基督教(唯我獨尊)及其教義。

    同時,種族意識形態也被提出。那些被殖民的人被刻畫成“下等人”、低等、沒有靈魂。
    最終,承擔“開化”那些所謂的“世界未開化人民”的 “白人的責任”等語句開始被使用。這種具有凝聚力的思想框架被用於將殖民主義“塑造”為一項“正義事業”。而這也為征服和“開化”外國領土的“正義戰爭”提供了合法性。

    如今,美國、英國、法國和德國的帝國主義計畫並“沒有改變”。改變的只是為發動“新的殖民主義戰爭”、進行征服的“藉口”與理由。
    在殖民統治時期,發動戰爭的敍述(論述)與理由被包括英國和法國在內的殖民國家的公眾輿論所接受。
    今天的“正義戰爭”和“正當理由”也在婦女權利、人權、人道主義和民主的“旗幟”下進行著。

    文/Mahdi Darius Nazemroaya

    (加拿大)Global Research 2011年11月26日
    http://www.globalresearch.ca/index.php?context=va&aid=27786


    Mahdi Darius Nazemroaya是加拿大渥太華的一位獲獎作家。
    他是蒙特利爾全球化研究中心(CRG)的一位社會學家和副研究員。他曾見證了北非“阿拉伯之春”的過程。在北約(2011年)轟炸利比亞期間,他正在利比亞擔任KPFA的聯合研究專案——Flashpoint專案的特派記者。


  31. 2011/12/26 於 16:28 patchpieces

    《對利比亞戰爭的戰略解讀》

    2011年10月31日午夜,「北約」正式宣佈結束利比亞戰爭。[1][①] 這場戰爭是“冷戰”後西方首次在非洲大陸發動地區戰爭,也是西方首次“強行改變”當前西亞北非國家的政治進程。
    總體看,這場戰爭的爆發與當前特定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背景直接相關。同時,這場戰爭“反過來”又將“重新塑造”利比亞、阿拉伯世界乃至未來國際格局。因此有必要對這場戰爭的基本背景及戰略影響進行必要評估。

    一、利比亞戰爭是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日趨失衡”的必然結果

    利比亞戰爭的爆發是多種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它與近幾十年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日趨失衡”直接相關。

    首先,這場戰爭是當前國際體系急劇轉型的必然產物。
    20世紀國際體系主要經歷了兩次重大轉型,並促使體系內國家的行為發生重大變化:二戰結束後,以西方列強主宰世界為主要特徵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世界四大員警”(美、蘇、英、中,主要是美、蘇兩家)共治世界的“雅爾達體系”。
    但此後50多年,設想中的“美、蘇合作”最終變成了“美、蘇冷戰”現實。換言之,冷戰之“實”與雅爾達體系之“名”格格不入。這對美、蘇不是好事,但對“夾縫中生存”的第三世界國家卻不然。
    一方面,美、蘇“核恐怖平衡”反使世界維持了難得的和平狀態,雙方在第三世界的爭奪總體較為節制,甚少直接發動戰爭。
    另一方面,美、蘇為獲得競爭優勢,都將爭取第三世界支持作為制勝籌碼,競相為其提供經濟和軍事援助。這就為諸多第三世界國家提供了閃展騰挪的外交餘地,藉以謀求政治獨立和經濟自主。
    而20世紀90年代初蘇東陣營解體使西方勢力一枝獨大,這些年來,西方通過“北約東擴”、(G8)八國集團、意識形態等紐帶越綁越緊。世界權力結構失衡使“雅爾達體系”名存實亡,並逐漸形成了西方“聯手打壓(顛覆裂解)”非西方國家的“後雅爾達體系”。這種國際體系與力量分佈“名實相副”,因此在該體系下,西方(強者)更富於“侵略性”,其對非西方國家(弱者)干涉(顛覆裂解)更加頻繁。

    “冷戰”結束後相當長時期,美、歐忙於分享“冷戰紅利”,通過“北約東擴”與“歐盟東擴”等方式“瓜分”前蘇聯在東歐的“勢力範圍”,從而將東歐和部分前蘇聯版圖日趨納為西方的週邊地帶。[2][②] 
    而1999年西方發動科索沃戰爭就是因為南聯盟“阻擋”了北約和歐盟東擴的步伐。但近年來,隨著俄羅斯復興,歐、美東擴之路遇到抵制和阻擊,尤其是2008年8月俄羅斯出兵格魯吉亞,而美、歐又未能做出有效反擊,標誌著持續十幾年的東擴進程已成“強弩之末”。在這種背景下,歐、美戰略角逐重心日趨轉向中東、中亞、非洲等資源豐富或地緣位置重要的“中間地帶”,並對“不聽號令”的(主權)國家頻頻使用武力。美國為“深入”中亞和中東,在短短2年時間內接連發動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地區戰爭。
    而2011年「北約」“發動”利比亞戰爭“遵循”的正是相似的邏輯。
    歐盟早在1995 年就與地中海沿岸12 國“啟動”了旨在加強雙方全面合作的“巴賽隆納進程”。美國也加大在非洲投入力度。
    法國總統薩科齊為恢復、擴大法國在非洲影響和利益在2007年競選期間又提出『地中海聯盟』設想,重點加強與北非國家合作,並企圖使阿爾及利亞、利比亞以及臨近的蘇丹和幾內亞灣等重要產油區為法國提供穩定能源。但這些“重返非洲”舉措受到利比亞(格達費反殖民愛國民族主義者)的“掣肘”。利比亞卡紮菲(格達費)政權“民族主義(反殖民愛國主義)”色彩甚濃,他早期曾採取一系列“保護”民族利益的重大措施,如收回美、英在利比亞軍事基地,廢除同西方公司不平等協定,將所有外國公司收歸國有等。即使2003年卡紮菲(格達費)“投靠西方”後其政策仍保持很大獨立性。2008年7月首屆“地中海峰會”召開時,卡紮菲僅派代表作為觀察員出席,他還“批評”『地中海聯盟』設想是“殖民主義者”和帝國主義的回歸。[3][③]
    利比亞強烈的“獨立姿態”使其成為歐洲政治和資本力量“南下擴張”的主要“絆腳石”。

    就像當年擋住「北約」和歐盟東擴的“南聯盟”必然要遭受西方軍事打擊一樣,利比亞因阻擋了西方(特別是歐洲)新一輪地緣政治/經濟“擴張”浪潮,而為後來遭到西方的軍事打擊埋下伏筆。美、英、法之所以在深受金融危機拖累的困難背景下執意發動利比亞戰爭,正是由於利比亞“阻礙”了北約國家“重返非洲”戰略規劃的實施。[4][④] 此外,2011年(由美帝中情局所屬外圍非政府組織的“Wikileaks維基解密”配合“美國資本勢力”所煽火策動)席捲西亞、北非的“中東波(顏色革命)”使西亞北非地區對外防護能力降至歷史最低點,為西方武力干涉利比亞提供難得機遇。法國因支持突尼斯本•阿裏外交失分,此後又過早承認利比亞反對派而再次面臨外交失敗,因而急於通過發動戰爭挽回在阿拉伯世界形象。[5][⑤]

    回顧“冷戰”後發生的數場地區戰爭,前幾場戰爭基本是美國唱主角,歐洲唱配角,而這次的利比亞戰爭歐、美角色正好對調。這從側面說明,歐、美在對付非西方國家時已形成互相“補位”的戰略默契。而這正是西方共治世界的“後雅爾達體系”的典型特色。

    其次,這場戰爭也是“壟斷資本主義”“惡性發展”的必然結果。
    蘇東社會主義陣營解體後,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在“經濟全球化”名義下迅速“主宰”全球。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大的問題就是因追求“利潤最大化”而導致的“肆意妄為”。在平均利潤率不斷下降趨勢下,資本家為獲得更高利潤而日趨將資本從生產領域“轉向”金融領域,創建了“脫離”實體生產的金融資本。當前,世界(實體)商品交易量所需流通貨幣量只占資本交易量的4%。但金融領域本身不創造財富。金融業的過度繁榮並不意味資本主義找到自我救贖之路,而更像是病情加重後出現的“虛胖和浮腫”。
    因為它意味著由4%的“實體經濟”“創造”的剩餘價值要由100%的資本來“分贓”,由此使資本增值空間越來越小,平均利潤率被金融泡沫急劇攤薄而趨近於零。在利潤率趨近於零的背景下,金融資本謀利主要靠“金融炒作”和層出不窮的“金融衍生品”,由此演變為“空手套白狼”的“賭場資本主義”。[6][⑥] 
    而2008年以來不斷深化的金融危機以及歐美債務危機表明,資本主義經濟已到“無法自我調節”的地步。

    在這種“背景”下,“(人為)製造(人禍)災難”就成了緩解經濟危機、獲取利潤的“慣用手段”。這裏的災難既包括由大自然引發的海嘯、颶風、地震、乾旱,也包括(人禍災難)政變、戰爭、恐怖襲擊等社會暴力行為。
    “通過”等待和“(人為)製造(人禍)災難”,進行“精心策劃”的“(災難禿鷹)掠奪”,以及將災難視為激動人心的市場機會,意味著資本主義已演變為“災難(禿鷹)資本主義”。[7][⑦] 其主要經濟策略就是“等待一個大危機,然後趁著遭受打擊的人民茫無頭緒之際,把國家資產一塊塊變賣給個人,並且迅速讓‘改革’永久化。”[8][⑧]
    從緩解經濟危機角度看,這些(人為製造的人禍)災難和(恐怖主義)暴力手段的“首要經濟目的”就是“打開”原本封閉的新市場。因此,西方武力打擊的重點就是那些阻擋資本擴張、奉行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社會主義政策的(主權)國家,以及市場體制落後、不肯與資本主義體系“接軌(接鬼)”的“化外之邦”。
    在歷史上,“資本積累和殖民化過程如同一根紅線貫穿著整個工業化時代。”[9][⑨]

    冷戰結束後,西方(禿鷹)“發動”的數場地區戰爭既是爭奪“中間地帶”的地緣政治擴張,更是為將這些國家“強行納入”西方經濟體系的資本擴張。
    “經濟絕非這些戰爭唯一的動機,但在每一場戰爭中,重大的集體打擊都被利用來為經濟休克療法鋪路。”[10][⑩]
    2003年美國(瞎掰理由藉口)發動伊拉克戰爭前,美國正面臨多年來未遇的經濟衰退。因此小布希(布希三世)政府一直在刻意“尋找”對伊拉克發動戰爭的“藉口”。小布希(布希三世)2006年坦承:
    “我這幾年最困難的工作之一,就是如何將伊拉克與反恐戰爭聯繫起來。”[11][11] 
    而正是在這場戰爭後,伊拉克資源市場逐步“被打開”,同時也為西方資本打開了一個巨大市場。
    美國一家公司合夥人興沖沖地說:
    “獲得寶潔公司(P&G)產品流通權就像金礦一樣,一家貨色齊全的7-Eleven超市可以打倒30家伊拉克雜貨店;一家沃爾瑪可以接管全伊拉克。”[12][12]

    近兩年,歐、美(數位金融泡沫)債務危機持續發酵,經濟形勢嚴峻程度遠比2001年時更甚。而經濟危機嚴重程度歷來與“災難資本主義”“(人為)製造(人禍)災難”的嚴重程度“成正比”。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越是嚴重,西方越有可能因絕望而訴諸武力。[13][13] 
    2011年利比亞戰爭很大程度就是西方試圖緩解(數位金融泡沫債務危機)國內經濟矛盾的一種手段。利比亞石油儲量非洲第一,而且油質好,開採成本低,且有半數以上未開發(注:利比亞擁有141噸黃金),西方如能獲得這一“石油大蛋糕”無疑有助於提升經濟信心。法國外長朱佩不加掩飾地將法國介入利比亞軍事衝突稱作是“對未來的投資”。[14][14]
    值得關注的是,在這次戰爭中,越是那些“產業空心化”、金融資本膨脹的國家(如英、法、美)參戰越積極,而實體經濟較為發達的國家(如德國)對戰爭則明顯不熱心。這從一個側面說明:“賭場資本主義”更易演變為“災難資本主義”。

    二、利比亞戰爭“加劇”了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失衡狀態

    利比亞戰爭是西方首次動用武力“強行改變”當前“中東動盪波”國家原有政治進程,也是冷戰後西方首次在非洲大陸發動的戰爭,因而對利比亞、阿拉伯世界乃至西方自身都已產生並將繼續產生深遠影響。

    首先,“後卡紮菲時代”的利比亞可能淪為西方體系中的跟班和“附庸”。
    二戰後期,史達林就曾說過:“任何人都會把其社會制度強加給別人,他的軍隊能走多遠,強加的範圍就有多遠。”[15][15]這句凝結著地緣政治學核心智慧的判斷同樣適用於這此的利比亞戰爭。北約武力推翻執政42年的卡紮菲政權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通過改朝換代將利比亞“馴化”為西方政治經濟體系中的“附庸”乃至挺進非洲的橋頭堡。

    問題在於,現在畢竟不同於殖民時代,西方可以武力打敗利比亞,但卻不可能直接接管利比亞政權。怎樣才能確保利比亞馴服於西方呢?
    從歷史經驗看,西方國家對第三世界國家進行“有效控制”的最有效辦法之一,就是使這些國家保持“政治軟弱”和“經濟依附性”,而“不得不”依靠外部大國。以西方“經略中東”為例。英、法和美國儘管主導中東的歷史時代不同,但其基本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