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人前滔滔不絕“大講”民主、人權的胡平，在現實生活中卻是一個十足的“暴君”。據他身邊的朋友透露，胡平在家裏脾氣極壞，經常“大發雷霆”，“毒打”他的妻子，還對兒女施以“家庭暴力”。
有一次，他脾氣發作起來，竟雙手掀起書桌上的一塊大玻璃，劈頭蓋臉地砸在他太太的頭上。後來，他太太不僅身體被他“打成殘疾”，腦子也出了問題，出現了精神失常的徵候。
自從胡平成為《中國之春》主編、握有發稿權後，很多年輕貌美的女人找上門來，希望他幫助“改稿”。其中有一個沒有工作、並想當作家的女崇拜者，與胡平改來改去改到床上，這個女人就是胡平的現任太太王艾。
當時，即使胡平的前妻願意忍氣吞聲，胡平也已不滿足于與王艾的“業餘夫妻”狀態。據胡平的朋友說，胡平在逼迫其前妻離婚的過程中，把她逼成“精神病”；胡平的前妻曾經四處哭訴，請胡平看在孩子的份上，給他們母子留一條生路。
在逼迫其前妻與之離婚的過程中，胡平採取極端手段，不再向她提供生活費，除非她答應離婚並立即走人。後來，當這個“可憐的女人”流落在曼哈頓街頭，被其家人找到時，她正靠乞討和向黑人及流浪漢賣淫維生。但這並沒有使胡平心慈手軟，他繼續脅迫其家人，直到完成離婚並娶到王艾為止。
胡平的一些朋友耳聞目睹此事的經過，無不為之心寒。
《民運精英大起底》第三章
胡平：追求權力的民運理論家
如果說王丹因爲其六四經歷得天獨厚地成爲海外民運的標誌性人物、王軍濤因爲其六四“幕後黑手”的身份成爲海外民運的佼佼者，尚可以爲人們所理解和接受，那麽，在六四事件中未有寸功、甚至沒有參與過天安門運動的胡平，自譽爲“民運理論家”，並且熱衷於奪取海外民運的領導權、主導權，則顯得有些不合時宜。但是，正是這個人，卻掀起海外民運的權力之爭，並且推波助瀾，使之愈演愈烈，在民運圈子裏成了一個内鬥專家。
胡平其人
胡平，1947年生於成都，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研究生班，獲碩士學位。1987年，他自封為子虛烏有的“北美中國留學生政治學會”會長，還到處自稱是“哲學博士”。據知情者稱，其實胡平並未在美國獲得任何學位；他在美國二十多年，連英文都不會說，遑論獲得什麽博士學位。
在海外民運的主要領袖中，胡平並沒有真正參與過六四運動。以他的精明算計，他絕不會冒著被抓的危險，貿然回國參加廣場運動或者上街遊行。胡平的功勞只是呆在家裏寫寫宏篇大論，並以此自譽為“民運理論家”，而這也正是被民運圈子裏的很多人看他不起的地方。
胡平的面相不佳，尖嘴猴腮，一副鼠相。也許正是因為這副長相讓他覺得自慚形穢，所以他很少現身“街頭運動”，但這並不意味著他會缺席民運幕後的重大策劃。
很多民運圈內的人士對胡平的印象是，心理陰暗，嫉妒成姓，為人狠毒。
還有人拿他的名字開玩笑，說：“名字就不對勁！‘胡評’，怎麼可能正確呢？”然而，這樣實有所指的玩笑，卻並不能阻礙胡平“自認”為“正確”。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人前滔滔不絕“大講”民主、人權的胡平，在現實生活中卻是一個十足的“暴君”。據他身邊的朋友透露，胡平在家裏脾氣極壞，經常“大發雷霆”，“毒打”他的妻子，還對兒女施以“家庭暴力”。
有一次，他脾氣發作起來，竟雙手掀起書桌上的一塊大玻璃，劈頭蓋臉地砸在他太太的頭上。後來，他太太不僅身體被他“打成殘疾”，腦子也出了問題，出現了精神失常的徵候。
自從胡平成為《中國之春》主編、握有發稿權後，很多年輕貌美的女人找上門來，希望他幫助“改稿”。其中有一個沒有工作、並想當作家的女崇拜者，與胡平改來改去改到床上，這個女人就是胡平的現任太太王艾。
當時，即使胡平的前妻願意忍氣吞聲，胡平也已不滿足于與王艾的“業餘夫妻”狀態。
據胡平的朋友說，胡平在逼迫其前妻離婚的過程中，把她逼成“精神病”；胡平的前妻曾經四處哭訴，請胡平看在孩子的份上，給他們母子留一條生路。
在逼迫其前妻與之離婚的過程中，胡平採取極端手段，不再向她提供生活費，除非她答應離婚並立即走人。後來，當這個“可憐的女人”流落在曼哈頓街頭，被其家人找到時，她正靠乞討和向黑人及流浪漢賣淫維生。但這並沒有使胡平心慈手軟，他繼續脅迫其家人，直到完成離婚並娶到王艾為止。
胡平的一些朋友耳聞目睹此事的經過，無不為之心寒。
內鬥“專家” 導致民運兩次重大分裂
胡平的多年好友、民運人士曹長青，在其《怎樣面對裸體皇帝》一文中披露，海外民運兩次較大的分裂事件，胡平都參與其中並且扮演了主要角色。
第一次分裂是在1989年初，胡平任職“民聯”主席之時。分裂的焦點是彈劾“民聯”主要創辦人王炳章的民聯常委職務。起因是王炳章擅自托人向即將被上海警方釋放的民運學生楊巍捎帶私人信件和資料，此舉被認為是上海警方推遲釋放楊巍兩小時的原因。王炳章最後同意請假（自請停職）一年，以緩和衝突，避免分裂。
即使王炳章的“錯誤”並不是支援中共這類性質的問題，但心胸狹隘的胡平並沒有見好就收，而是毫不留情，堅持彈劾王炳章，後來又開除了他的“民聯”盟籍。這種趕盡殺絕之舉，導致王炳章從民聯中拉出一些人另立組織。當時的美國各大華文報紙紛紛登載“民運組織大分裂”的報導，稍後北京就開始了八九民運，而“民聯”卻由於內鬥元氣大傷。
第二次大分裂，發生於1993年初華盛頓的“民聯”、“民陣”合併會議。剛從國內出來不久的王若望已報名競選主席，因不滿徐邦泰會前許諾當他的副手、但在會上臨時又變卦競選主席，並有用“假代表”拉票的現象，王若望當場宣佈退出競選，引起會場騷亂。當時“民聯”和“民陣”兩個組織已經通過正式程序解體，新的組織還沒有成立，如果不能成立，就意味著這兩個組織的合併失敗，對海外民運命運攸關。在這種“壞”的局面下，與王若望同時報名競選主席的胡平，沒有按照他自己“見壞就上”的理論來顧全大局，使民運免於分裂，而是發表了煽情的講話，也退出競選。此擧導致三分之一以上的代表憤然退場，合併會開成了分裂會。這使海外民運從此分裂瓦解，一蹶不振。
如果說王若望剛到海外，對民運組織分裂的嚴重後果還不是很瞭解，他退出競選還情有可原的話，而胡平作為已在美國多年、擔任過兩屆“民聯”主席、而且十分瞭解分裂對民運會造成嚴重損失、並專門研究民運策略，提出“見壞就上”理論的重量級人物，他的退選就是不可原諒的了。
這兩次讓海外民運傷了元氣的重大分裂，作為主要當事人的胡平都負有責任。按照他自己的理論，在第一次他就沒有“見好就收”，在第二次他也沒有 “見壞就上”。但時至今日，對這兩次民運分裂事件中他應負的責任，深深涉足其中的胡平不僅沒有一個字的反省，反而不遺餘力地指責有百萬民眾參與的天安門運動如何沒有“見好就收，見壞就上”，這個邏輯是極其荒謬可笑的。
心胸狹隘 容不下言論自由和正常批評
與胡平相處多年，曹長青對自己這位當年好友的了解，可謂知之入骨。在曹長青眼中，胡平是一個心胸狹隘、容不下不同意見和正常批評的人，這與他所“鼓吹”的“言論自由”有著天壤之別。
對於這一點，曹長青曾有過毫不留情地公開披露和嚴厲批評。曹長青在其公開發表的文章《權力夢對人的侵蝕》中指稱，胡平以前曾親口表示讚賞曹的很多文章，但自從曹在《知識份子和共產黨》一文中批評了他的幾個觀點之後，胡平就惱羞成怒，給曹長青打了一個半小時的斥責電話。胡平這種強烈的反應完全出乎曹長青的意料之外，更讓他沒想到的是，針對他的文章，胡平竟寫了幾萬字的文章予以駁斥，由此，曹長青感到自己的這位老友“完全容不下一點言論自由和正常批評。”
曹長青在上述文章中指稱，胡平在兩萬多字的回應文章中，刻意回避了他們之間爭論的主要原則內容，而是以影射的方式大談“文革、紅衛兵、大字報”，以此來指責曹長青之文的形式和語言風格。在曹長青看來，胡平的這種做法，實質上是想回避他在民運理論探討上的偏誤，更不想承認他在海外民運的兩次較大分裂事件中應負的責任，希圖以此來保持他“一貫正確”的形象。而胡平的這種作爲，也讓曹長青看透了他的用心。
曹長青在文章中指稱，胡平為了顯示自己的“一貫正確”，不斷批評“民主牆”時期的代表性人物魏京生激進、不策略；還不斷地撰文指責六四事件中的代表性人物柴玲等人沒有“見好就收，見壞就上”，稱他們要為天安門的流血負責。
在曹長青看來，胡平的這些指責和批評，無非是透過擺出中國大陸兩次重要民主運動代表人物存在的缺陷，標榜自己作爲一向研究策略、懂韜略的海外“民運理論家”胡平的正確，從而增加其將來出任民主中國“開國領袖”的資本。應當說，曹長青是了解胡平的，他的批評一針見血地刺中了胡平不擇手段追逐海外民運領導權的要害。
胡曹二人的這場爭拗，看上去是文字之爭、意氣之爭，但實際上卻暴露出山頭林立的海外民運之間爭奪領導權的問題，顯露出海外民運向何處去的問題。曹長青在文章得出以下結論——
“海外民運的某些領導者，被‘權力夢’腐蝕了。還沒有獲得政權，卻被那個要當統治者的權力欲望，腐蝕得失去理想和原則。從胡平近年來的一些偏離自由主義理念的言行和強烈的功利意識，可以看出這種‘權力夢’的嚴重腐蝕作用。如果胡平，以及海外民運的其他領導者，不是更多地以理想主義，而是以功利意識和‘權力夢’作為民運的主要動力，那麽這場民運將很難有前途。”
至此，我們可以看出曹長青的結論，實際上已經擊中了海外民運目前存在的要害問題。而海外民運目前出現的種種狀況，也從不同的角度為曹長青的這個結論提供了佐證。
曹長青的文章爲什麽激怒了胡平？
曹長青這篇題爲《權力夢對人的侵蝕》的文章，是一篇奇文。它之所以激怒了胡平，究其實，在於它榨出了胡平“皮袍下藏著的小”。而以多年好友的身份，曹長青對於胡平的了解，可以説是見骨見血。文革中人們互相攻訐的時候曾經經常引用蘇俄領袖列寧的這樣一句話——“堡壘最容易從内部攻破”，曹長青對胡平的批評恰恰是這句話的實戰應用，這就難怪胡平會對曹長青大動干戈、大加撻伐。
曹長青的這篇文章究竟為何激怒了胡平這位“民運理論家”呢？
這篇題爲《權力夢對人的侵蝕》的文章分爲十五個部分，共計13000多字，從胡平的種種言行入手，抽絲剝繭地揭示了胡平夢想攫取海外民運領導權、主導權的事實。雖然這篇文章並非邏輯嚴謹、鞭辟入裏，但也算得上是一篇極具殺傷力的“雄文”，難怪此文一出，會惹得胡平大發雷霆，畢竟被人揭瘡疤、揭老底是很痛也很難堪的一件事情。
以下概述曹長青此文的主要内容，全文詳見本書附錄一。
其一，對魏京生如何評價，是曹胡爭拗的主要分歧之一。
衆所周知，魏京生作爲“民主墻”時期的代表人物，其名聲與影響力在海外民運圈中舉足輕重。但是近年來，胡平幾次在文章和談話中批評魏京生當年在“民主牆” 張貼大字報指出鄧小平是獨裁者的行為“激進”、“不策略”。曹長青認爲，從胡平批評魏京生的字裏行間可以看出，胡平對魏京生的批評並不客觀公正，失之偏頗，而且存在著與魏京生一爭高低、互相攀比的感覺，胡平的言外之意就是他當年的深刻並不比魏京生遜色，而且他沒有因此坐牢，因而比魏京生更懂策略。
其二，胡平想當民主中國的“開國總統”。
1995年，當年參與天安門廣場運動的白夢在《北京之春》雜誌上發表了反駁一些人指責天安門學生的《天安門審判》一文，胡平為此給他打了五個多小時的電話爭辯糾纏。最後，胡平與白夢談到了將來誰能當上民主中國“開國總統”的問題。當時，一般的看法是，這個所謂的“開國總統”非魏京生莫屬。但胡平卻認為，魏京生當不上將來中國的總統，因為第一魏在監獄中沒讀多少書，第二魏對中國現實不怎麽瞭解。胡平並舉例說，曼德拉之所以能當上南非的總統，是因為他在監獄中讀了很多書。讓白夢感到吃驚的是，胡平竟坦言，“魏京生在理論上不如我”。
【 胡 亂 幫 】
| |——–秘書，林牧（民運 + 法輪功）
| |——–智囊，阮銘（民運 + 台毒）
| |——–智囊，吳稼祥（民運，奸商）
|
|__|–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自由[資本]主義）
| |-–國務院，副總理，萬里（自由[資本]主義）
| |——–秘書，鮑彤（民運）
| |
| |—-國家體改委，副主任，高尚全（自由[資本]主義）
| |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諮（民運）
| |
| |—–國家農委，副主任；中央農村政策室，主任，杜潤生（自由[資本]主義）
| | |—-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顧問，吳象（自由[資本]主義）
| | |—-發展研究所，周其仁（自由[資本]主義）
| |
| |—-文化部，部長，王蒙（自由[資本]主義）
| | |–—作協，副主席，劉賓雁（民運）
| | |—–作協，理事，王若望（民運）
| | |—-人民文學，主編，劉心武（自由[資本]主義）
| | |—-新觀察，主編，戈揚（民運）
| |
| |—-公安部
| | |—-群眾出版社，社長，于浩成（自由[資本]主義）
| |
| |—-教委
| |—-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方勵之（民運）
| |—-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江平（自由[資本]主義）
|
|—-中組部，副部長，李銳（資產階級自由[資本]主義）
|
|—-中宣部，部長，朱厚澤（自由[資本]主義）
| |—-新華社，副社長，李普（自由[資本]主義）
| |—-新聞局，局長，鐘沛璋（自由[資本]主義）
| |—-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自由[資本]主義）
| |—-光明日報，總編，杜導正（自由[資本]主義）
| |—-社科院，副院長，李慎之（自由[資本]主義）
| |—-馬列所，所長，于光遠（自由[資本]主義）
| |—-馬列所，所長，蘇紹之（繼任，民運）
| |–—政治學所，所長，嚴家其（民運）
| |—-文學所，所長，劉再複（民運）
| |—-歷史所，副研究員；中國哲學，主編，包遵信（民運）
| |—-世界經濟導報（隸屬上海社科院），總編，欽本立（自由[資本]主義）
| |—-福建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李洪林（自由[資本]主義）
|
|—-共青團，中央常委、中共國家機關團委書記，張祖樺（民運，接受台毒捐款）
| |——-–深圳青年報，副總編，曹長青（民運 + 台毒）
|
|—-總工會
| |—-工人出版社，副社長，何家棟（自由[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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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百年邊緣
——辛亥百年、蘇聯解體二十年、建黨九十年與中國模式
彭曉光論中國自由派：不懂中國歷史終將續陷其可悲的百年邊緣之歷史宿命
前 言：
中國的自由派，無條件信奉西方，特別是英語民族（美英）的價值觀和社會制度，政治上主張多黨制，經濟上主張徹底的私有化和“完全”的自由市場，對外關係上主張完全“融入”所謂的（以美國西方為主導的）“現代主流文明社會”。他們把上述主張抽象為“普世價值”，以宗教般的虔誠來信奉，並作為他們評價所有世界問題與中國問題的唯一標準。據此，他們站在了當今“中國模式”與中國發展道路的「對立面」，也對中國青年一代的愛國主義精神極為抵制反對。
中國自由派的主要影響力，集中體現在若干被他們“滲透”的各類“傳媒”上。他們大多數是“片面”的“文科思維”知識份子（當然，不是全部），表達方式帶有濃烈的“文藝腔” 色彩，其對國家民族獨立自主、工業化進程、完整的經濟體系、貨幣金融的本質、國際軍事及國際戰略的理解，甚至不如眾多的普通網友。
中國自由派“偏執”的信條，知識結構的“重大缺陷”，扮演 “公共知識份子”與“意見領袖”的強烈願望，再加上幾乎連一分鐘都不願停止的“表達衝動”，導致了他們一系列“曲解”歷史、“曲解”現實的表述，一再出現在中國的公共話語體系中。
“任何歷史都是當代史”，今年，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九一八事件爆發八十周年），蘇聯解體二十周年（海灣戰爭爆發二十周年），也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九十周年，這幾個重大歷史事件，都和中國近現代走什麼道路這一重大命題密切相關，中國自由派自然不會放棄這樣的“機會”，他們已經開始了其早已進行多年的 “影射史學”活動，通過對這些重大歷史事件的“曲解”評價，將矛頭全部指向當今的中國模式與中國發展道路。
但是，心氣再高的中國自由派知識份子，也無法否認這樣一個鐵的歷史事實：擁有世界最強大陣營英語民族（美英）長期“支持”的他們（漢奸買辦集團），在辛亥革命前後正式登上歷史舞臺百年後，始終在中國扮演的是可悲的邊緣化角色，不論在舊中國整個國家民族需要救國救亡時期，還是在“新中國”成立後國力進入快速上升通道時期，不論中美關係處於對抗狀態下，還是處於合作與博弈交織的正常狀態下，都是如此，這對中國自由派而言，顯然是莫大的難堪。奢談百年辛亥的中國自由派，恐怕更應該想想自己的“百年邊緣”。
中國自由派=科濟列夫+蓋達爾，蘇聯解體後，前者擔任過俄羅斯外交部長，幻想不惜一切代價融入美歐“主流文明社會”，後者擔任過俄羅斯代總理，主持了引發全面經濟社會災難的『休克療法』和“全盤私有化”，這兩個人是俄羅斯激進自由派（俄羅斯稱為“民主派”）的典型，毫無真正的群眾基礎，他們短暫登上歷史舞臺，完全是因為戈巴契夫的失敗改革和葉利欽的掌權。在造成了俄羅斯巨大的經濟社會“災難”後，他們又淪落為邊緣人。中國自由派“百年邊緣”的難堪處境，使得他們象渴望得到呼吸的空氣一樣，渴望中國出現戈巴契夫和葉利欽，渴望擺脫自己“百年邊緣”的歷史宿命。至於他們“掌權後”必然給中國造成俄羅斯式的巨大災難，他們想都不想或根本“無所謂”。
中國自由派在自己“滲透”的媒體上標榜什麼“在這裏讀懂中國”，可惜1840年以來的歷史告訴中國人，只有從國家民族獨立與工業化體系建立這個視角，才能真正讀懂中國。
真正讀懂中國：建黨九十年、獨立自主、工業化與國防
1840年以來，中國一直處在帝國主義（霸權）列強“瓜分”的亡國危機中，國運直線下降，拯救國家民族乃至每個個人命運的關鍵，只能是以信仰的力量，組織動員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建立擺脫“半殖民地地位”的獨立自主的國家，進而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與國防體系。
腐朽的晚清政府做不到這一點，
辛亥革命後的北洋政府和（蔣介石）南京國民政府，也“做不到”這一點，
辛亥前後登上歷史舞臺的中國自由派，面對如此艱巨複雜的任務，軟弱無力，束手無策。
歷史給了所有主義以“機會”，但它們都沒有完成拯救中國國家民族命運的使命。
1921年成立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勝利後建立的“新中國”，做到了這一切，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與國防體系得以建立（現代農業同樣要依靠工業體系提供的良種、農機、農藥、化肥等工業產品，絕大部分人民生活水準的改善提高更加離不開工業體系的支持），由此中國國運進入快速上升通道。
我們認為，這才是讀懂中國的“根本線索”和思路。
中國自由派的“讀懂中國”：影射史學與“末日論”針對中國模式
中國自由派依照其“普世價值”標準，對新中國的誕生一直持“精神抵制”心理，據此，他們發展出了一套影射史學，按他們的“普世價值”理論評價中外歷史，矛頭只有一個：1949年以來的中國模式發展道路。
中國自由派的“影射史學”，包括了對美英、歐洲、蘇聯、日本、印度等國歷史的評價，也包括了對晚清和民國歷史的評價，所有評價不論直白還是拐彎抹角，結論只有一個：1949年“新中國”的建立，是一個歷史錯誤。
但是，中國模式60年的發展，“完全不支援（佐證）”中國自由派的結論。為此，中國自由派開始“販賣”某種類似“末日論（中國崩潰論）”的東西：別看中國現在發展的很快，但只要中國不走我們信奉的“普世價值”道路，最後的結果一定是崩潰，在全球“中國崩潰論”大合唱中，中國自由派的聲音顯得尤為尖銳刺耳。
依據這套影射史學和“末日論（中國崩潰論）”理論，中國自由派“極力誇大”（甚至“無中生有”地製造）中國高速發展中的社會問題，並反復論證只有根本改變體制才能解決問題。與此同時，對美國、西方、印度等國同樣出現甚至更嚴重的社會問題，中國自由派則竭力“無視”或縮小，最後再來那麼一句“只要走上普世道路，這些問題都不算什麼問題。” 為了販賣“末日論”，中國自由派，特別是其中的原教旨主義者，對中國公眾的愛國主義，對中國公眾歡迎國家取得的進步，表現出了特別“不能容忍”的偏執。
與類似“假先知”的中國自由派不同，中國官方，大部分學者及公眾，對中國和世界問題的評價是理性客觀的，即為中國模式取得的進步感到自豪，又清醒地看到了中國社會存在的各種問題，並且都在探索這些問題的解決之道。
中國自由派：媒體人的角色與形成原因
部分媒體人士是中國自由派中特別活躍的部分，他們深受美國西方新聞學的影響，認為自己應該成為中國權力體系中獨立的一極。
他們不知道（或不願知道），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是“資本”，以“資本控制國家”的典型美國為例，行政、立法、司法三權之上是控制『美聯儲』與華爾街的資本，傳媒作為資本“控制下”的企業工具，監督三權是順理成章的。
為了“傳銷”他們的“普世價值”，中國自由派特別需要維護一個現實中根本不存在的“神話”般的美國西方，所以他們根本“不敢談”美國傳媒的“政治正確”潛規則，根本“不敢談”美國法律對多少類“言論自由”是不保護的，否則按“普世大本營”美國的標準，中國自由派的很多言論，不僅逾越了道德底線，也逾越了法律底線。
金融危機後，美國公眾在網路上表達了對美國“資本專政”體制的極端憤怒，由於涉及到更深層次的基督教與猶太教的“終極信仰衝突”，這些憤怒很多時候以極為激烈的話語形式表達出來，激烈程度遠遠超過了中國網路上的“左右論戰”及“民族主義與普世價值論戰”。
對這類激烈言辭，中國自由派是會“捍衛美國人民反抗暴政的自由”呢，還是會詛咒美國公眾是“民粹主義”、“義和團暴民”？這是個有意思的問題。
中國自由派最大的悖論：“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中國政治體制不適應”
“政治是經濟最集中的體現”，政治與經濟的相互適應確定應該是動態的，但持續幾十年的高速發展，合乎邏輯地證明了中國政治體制是合理的符合中國國情的體制。
中國自由派認為，中國經濟越是高速發展，就越是證明中國政治體制不適應，與此同時，對世界上大多數經濟發展速度遠落後於中國、甚至陷入停滯中的國家，中國自由派認為“問題不大，因為人家有萬能的普世價值”。
為了維護自己的偏執信念，中國自由派只能不顧一切，把人類正常的邏輯思維“扭曲”到極致。
美國學者法蘭西斯•福山，曾經宣稱“歷史的終結”，認為美國西方的自由民主是“人類社會形態進步的終點”，“人類統治的最後形成”，最近他卻認為“美國民主沒什麼可教給中國的”，中國模式雖然無法輸出（中國也根本無意輸出），但對中國的發展還是意義重大的，而美國模式則越來越思想僵化，無力應對長期財政挑戰。
美國保守主義評論家派特•布坎南，則以一連串的反問，質問為什麼中國要仿效美國：政治家們寶萊塢式的表現，不能平衡預算，州政府的財政破產，製造業外流……並認為，到了用別人的眼光來看我們美國的時候了。
美國學術界的反思是令人尊敬的，我們捍衛中國模式的人，同樣需要具備深刻的反思和憂患意識。
辛亥百年、五四運動與十月革命
中國自由派的“影射史學”：中國自由派對辛亥革命的評價，總體而言就是一句話，你看，大清朝不搞西方式憲政改革，最後被推翻了吧。（有趣的是，部分反對一切革命的自由派，對辛亥革命是堅決反對的）。
辛亥革命前的晚清，政治上是腐朽的封建王朝統治，經過帝國主義列強發動的兩次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及八國聯軍戰爭，又徹底淪入“半殖民地”的深淵，巨額的戰敗賠償壓得國家民族喘不過氣來，關稅主權與法律主權喪失，民族產業在外資產品傾銷的圍剿下步履維艱，租界與外國軍隊遍佈全國戰略要地 ，國家民族處於破產崩潰的邊緣，至於有人說什麼當時中國GDP世界第幾，更是毫無意義，對自給自足農業為主的經濟體，今天的GDP概念根本不適用，更別奢談什麼與當時先進工業國對比了。
今天的中國，是獨立的政治軍事大國，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合法擁有核武器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在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機中表現最穩定的世界主要經濟體。
把中國這樣兩個時代硬是劃上等號，並據此展開什麼“學術研討”，只能說明中國自由派為了立場先行，已經徹底拋棄了起碼的學術邏輯與嚴肅。
在那樣內外交困的局面下，晚清政府不論搞皇權專制還是君主立憲改良，都不過是在調整遠遠脫離廣大人民群眾的上層的利益格局，都是死路一條，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封建統治，進步意義是無庸置疑，當然，辛亥革命並沒有完成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
辛亥革命之後的一戰與巴黎和會，是對剛正式登上歷史舞臺的中國自由派的致命打擊：他們寄予奢望的美、英法無情地在巴黎出賣了中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五四青年的愛國運動，讓中國看到了另外一條拯救國家的道路。
“民國範兒”、“黃金十年”與蘇聯五年計劃
同樣基於“影射史學”的需要，中國自由派一向熱衷於以自己的價值觀進行“民國研究”，一時間“赳赳民國”、“民國范兒”、“黃金十年”此起彼伏。
中國自由派，推崇“民國範兒”，主要是特別懷念民國時代極少數知識份子的所謂“優越地位”。
這個所謂的“優越地位”是怎麼來的？是由於當時中國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是由於全國普遍極端貧困落後而極個別大城市畸形繁榮。
中國自由派以強烈的“自戀心理”，懷念這樣“畸形”的所謂“優越地位”，直觀地表明他們站在了整個國家民族和廣大人民命運的“對立面”——最起碼也是看客。當時大部分知識份子是擁有國家民族意識的，他們根本不屑於這樣的“優越地位”，他們參加中國革命推翻了腐朽沒落的“民國範兒”。
懷念“民國範兒”的中國自由派，對“新中國”成立之後，通過推廣簡化字與全民掃盲，為工業化與農業集體化奠定基礎這項工程的巨大社會進步意義，是感受不深的，部分人甚至抱有本能的抵制心理。
所謂“黃金十年”，始于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立，終於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稱這十年為“黃金十年”，顯然使得黃金大為貶值，因為這十年國民政府的總體發展戰略是根本錯誤的。
當時的中國不僅面臨著各帝國主義的直接剝削壓迫，更面臨著日本軍國主義日益兇狠的蠶食乃至全面侵略。不顧一切建立工業體系，特別是重化工業和軍事工業體系（哪怕不完整），是應對未來巨大威脅的唯一選擇。
但是，國民黨的反共政策與“買辦路線”（特別是貨幣金融體系被英美控制），割裂了自己同廣大工農群眾的聯盟，喪失了動員組織廣大民眾強行軍建設國家重化工業與軍事工業的可能性，在對抗日本軍國主義的全面侵略戰爭時，這十年在輕工業、交通等領域取得的進展，只具有十分局部和有限的意義。在全民抗戰中，中國的工業體系不要說生產飛機、軍艦和坦克，甚至連重炮和重炮炮彈都難以生產，只能依靠外援，輕武器的生產在數量和品質上也遠遠落後於戰爭需要，這導致了中國龐大的人力資源無法有效動員，國家民族在戰爭中蒙受了巨大的災難和犧牲。
對比一下當時的蘇聯，沙俄在一戰前早已大大落後于美德英法等帝國主義強國，由於一戰和內戰的巨大損失，蘇聯1925年才恢復到戰前1913年的水準，但鋼鐵電力遠遠落後於西方，汽車、飛機、化學合成、大型機器設備製造等最新的大工業一片空白。
1928年，蘇聯的工業產值只有戰敗國德國的40%，更只有美國的10%左右，史達林和蘇共認為“要麼在短時間內趕上帝國主義國家，要麼被帝國主義國家打翻在地”，他們還專門把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當成反面教員：“因為中國沒有重工業和軍事工業，任何一個帝國主義國家想什麼時候侵略就什麼時候侵略中國”。
和國民政府的“黃金十年”同時期， 1928~1937年，僅僅通過兩個五年計劃，蘇聯就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工業大國，建立了比較完整強大的重化工業與軍事工業體系。
誠然，沙俄的底子遠強於晚清和北洋時代，但戰爭中蘇聯的敵人德國也遠強於日本，而且侵略蘇聯時，德國還擁有法國和幾乎整個歐洲大陸的工業力量，而窮光蛋帝國主義日本因為與更強大的美英進行海軍軍備競賽，導致其侵華主力陸軍的裝備僅比歐洲大國一戰時的水準略強。
結果就是，蘇聯憑藉強大的工業力量與動員能力，即使戰爭初期蒙受了巨大損失，但還是打垮了德國陸軍主力，解放了全部失地和整個東歐，並攻克了柏林。
這些基本的事實資料，在網路時代是任何一個網友都可以輕而易舉獲得的，邊緣化的中國自由派說什麼“民國範兒”、“黃金十年”，除了在自己的小圈子裏自娛自樂之外，在網路上被廣大網友、特別是軍迷網友盡情嘲諷就是完全不可避免了。
“新中國”的領袖們是從長期艱苦的戰火中走出來的，抗日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讓他們認識到，沒有強大的工業體系，就沒有強大的國防，中國的國家安全就時刻受到巨大的威脅，只有從這個背景出發，人們才能對“新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包括大躍進時的某些急於求成有客觀理性的全面認識。
九一八事變八十周年
中國自由派（中的“果粉”）的“影射史學”：1931年9.18日本關東軍侵佔東北，完全是張學良的責任，與蔣介石國民政府無關，蔣介石忍辱負重，是為全面抗戰做準備。
這樣的“曲解”毫無意義，因為當時張學良已經改旗易幟，是蔣介石國民政府任命的陸海空軍副總司令，東北邊防司令。
蔣介石和張學良在“不抵抗政策”上是“一致”的，他們幻想，九一八事變不過是1928年“濟南慘案”的翻版，幻想在國聯的調停下，“以公理戰勝強權”，日軍可能撤退，這是典型的“跪著辦外交”。
1931年資本主義世界的大危機還在持續，窮光蛋帝國主義日本的經濟社會危機尤為嚴重，日本軍部中下層好戰分子妄圖用軍事冒險來轉嫁擺脫危機，但侵略東北不僅可能同整個中國對抗，也是完全不符合蘇聯、美國、英國利益的，如果同中國軍隊的戰爭陷入膠著，日本是難以收場的，所以不僅日本政府財閥主流不支持，連日本軍部也存在著強大的反對關東軍冒險的勢力。
但是，冒險卻由於蔣介石國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而意外成功，“果粉”說什麼“九一八事變”不抵抗為全面抵抗備戰贏得了時間，是完全的“無知”：東北極為豐富的煤、鐵、糧食、木材等資源極大地增強了日本的國力（失去東北則極大地削弱了中國的國力），“贏得”的幾年備戰時間遠遠彌補不了失去東北而造成的中日力量對比的此消彼長，南京國民政府的“極端軟弱”更是刺激、而不是阻止日本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
關於晚清的洋務運動與日本的明治維新，中國自由派一直在販賣著這樣的“影射史學”：日本全面學習西方，所以成功了；晚清只想在經濟上學習西方，政治上不學習西方，所以失敗了。
日本經濟上引入了西方資本主義制度，但始終是更接近德國的日本特色資本主義，而不是美英盎格魯撒克遜資本主義，至於政治上，引入的西方議會內閣制僅僅是張皮，因為軍隊完全直屬于“天皇”，議會內閣不僅沒有軍權，而且還由於內閣中的陸、海軍大臣要由現役軍人擔任，軍部可以通過撤出陸、海軍大臣隨意讓內閣倒臺，這是典型的“軍國主義政治”。
日本統治者是冷酷的帝國主義者，而不是中國自由派這樣對世界本質“無知”的“ 天真漢”，他們清楚，不學習美英西方大肆擴張建立全球殖民地的行為，僅僅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缺乏資源市場又技術落後的日本，不僅完全發展不起來，原始資本主義的殘酷也必然造成日本社會的動亂和崩潰。
侵略他國，掠奪資源和市場的一系列“賭國運之戰”（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偷襲珍珠港、進攻東南亞），是日本得以迅速工業化的基礎。二戰失敗後，迅速恢復發展也是因為這個工業化基礎，特別是這個基礎造就的大量科學技術人員、熟練工人及管理者，比較1945年後的日本和1949年後的中國，絕不能不考慮，日本戰前就可以生產航母、飛機和世界最大的戰列艦。
蘇聯解體二十周年
中國自由派的“影射史學”：你看，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垮臺了，說明社會主義制度不行吧……什麼，聯合國統計2005年俄羅斯各項發展指數才恢復到蘇聯解體前的水準？那…那…那是因為舊勢力的阻撓，改革不徹底，普京開歷史倒車……反正我們自由派的主張永遠是正確的，錯誤和災難都是別人造成的。
蘇聯解體，是個對俄羅斯、中國乃至全世界都有重大啟示意義的課題。
第一，不能否認，進入1980年代，蘇聯確實在政治、經濟、國防、乃至精神信仰方面，都遭遇了一場深刻的危機。
第二，但是，這場危機，根本無法同1917年十月革命後的西方大國干涉戰爭及內戰的危機相比，也根本無法同1941年底德國軍隊打到莫斯科城下的危機相比，這兩場重大危機中，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都顯示了強大生命力，戰勝了危機並都使蘇聯更加強大。
第三，假設蘇聯沒有解體（雖然歷史的假設不成立，本文僅進行純學術邏輯探討）：達到“不解體”這個目標並不需要什麼超人政治家和雄才偉略的大師，更不需要蘇聯公眾付出1917年和1941年時的巨大代價，僅僅需要領導層和公眾謹慎行事並進行必要的戰略收縮，而不是採取戈巴契夫不計後果的自殺方式，那麼，剛剛因為越戰失敗和經濟危機在1970年代陷入困境的美國，是否有力量通過“雷根（巫毒）經濟學”巨額負債的方式走出危機，就很成問題了，因為這需要美國擁有對歐洲、日本和第三世界的絕對干預力量，對國際關係常識瞭解的人都知道，當時的歐洲和日本已經對美國的經濟金融霸權發起了猛烈衝擊，而且歐洲和日本，都存在著借重蘇聯來平衡美國控制的強大政治經濟勢力。
理論上，只要蘇聯頂住了這場危機，那麼美、歐、日三邊競爭只能更加劇烈，美國走出1970年代全面危機將變得更加困難，中國、印度兩個大國工業的快速發展，也將使全球能源、原材料價格迅速上升，並給蘇聯帶來轉機。
今年同樣是海灣戰爭爆發二十周年，中國自由派把美國對伊拉克的勝利，歸結為什麼“自由”戰勝“專制”，這充分說明了中國自由派對軍事的“完全無知”：美國利用了蘇聯解體前夕的癱瘓狀態，調動了本土和駐歐洲準備用於同蘇聯紅軍打世界大戰的軍事力量，遠弱於美國的伊拉克是毫無機會的，這同體制問題毫無關係，換句話說，當時美國、伊拉克“互換體制”，戰爭結果一樣毫無懸念，同二戰德國擊敗比利時一樣毫無懸念。
沒有蘇聯解體前的癱瘓，美國是難以下決心調動本土、駐歐美軍主力全力打擊伊拉克的，而海灣戰爭的勝利，極大地增強了美國控制中東、利用石油美元維護美元全球霸權的力量。
第四，蘇聯解體確實需要從政治、經濟、國防等綜合因素全面研究，僅僅歸“功”於戈巴契夫、葉利欽少數幾個人肯定是遠遠不夠的，這方面的研究已經比較充分，相關論著很多。
這其中，意識形態“傳媒戰場”具有十分突出重要的意義：歸根結底，超級大國蘇聯沒遭受軍事侵略，也沒遭受全面經濟封鎖（雖然美國動用了糧食戰爭、石油戰爭等手段），它是完全敗在了意識形態“傳媒”這個決定性戰場了。
在建立了足以與美國抗衡的軍事力量之外，社會主義蘇聯——而不是解體後的俄羅斯——建立了全社會的住房、醫療和教育保障體系，蘇聯1917年後大大縮小，但卻沒有趕上美國的生活差距。
“只要採用美國的制度，就可以和美國人一樣生活，還能享受西式民主自由”，這是蘇聯解體前，蘇共中央失控的、被“西化理論”主導的各類“傳媒”討論一切問題的核心。美國是刻意，蘇聯則是無意識地抹去了一個致命的根本前提：美國拯救危機可以依靠美元的霸權地位或濫發貨幣或高額舉借外債，蘇聯，包括世界其他任何國家，都沒有這個條件。
受美國資助的蘇聯各類“傳媒”，極端誇大蘇聯的社會問題，“煽動”對1917年以來蘇聯體制的歇斯底里仇恨，拒絕任何理性謹慎與可控的改革模式，“一起問題，只有推翻現體制才能解決！”
必須認識到，當時的蘇聯，不僅是知識界、而且領導層和公眾的主流，也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這套“洗腦傳銷”，廣大黨員、公眾對蘇共解散、對主張“全盤西化”的葉利欽等人，違背公眾（通過全民公投）保存聯盟的民意，使蘇聯解體，都因為這個不切實際的幻想而“保持了平靜”。
今天的中國自由派，特別是其中的原教旨自由主義者，正在中國重複著當時蘇聯自由派（“民主派”）的老套路。
第五，評價蘇聯解體對俄羅斯的影響，標準只有一個：國家發展水準的基本事實資料。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很快按美國西方的“藥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進行『休克療法』，『全面私有化』和全面融入“西方主流文明社會”的徹底改革，
結果呢？
幾年之內，國民經濟下降50%，超級通貨膨脹，大部分人失去了大部分儲蓄和養老金，金融寡頭的形成導致社會貧富極為懸殊，人均壽命下降近5歲，既沒融入北約、也沒融入歐盟，國防軍事力量一落千丈，「北約」東擴到了家門口……這樣的“全面改革”，符合的是美國、而不是俄羅斯的利益。
這些簡單的基本事實資料，勝過中國自由派所有的“曲解”評價。
休克療法、全盤私有化與猶太裔金融寡頭
蘇聯解體後，代總理蓋達爾在總統葉利欽的支持下，於1992年初在全國推開美國經濟學家薩克斯力薦的“休克療法”。
第一步是放開全國90%的消費品價格和80%的生產資料價格。結果不到半年物價暴漲，全面通貨膨脹，工業品批發價格上漲了13倍以上，企業生產被大大壓縮。
第二步是為控制通貨膨脹實行財政貨幣“雙緊縮”，造成了經濟的進一步急劇下降。
第三步是大規模私有化，一開始是將國有資產的約三分之一無償平分給每個公民（每人領到一萬盧布的私有化證券），後來則是進行國企拍賣。
葉利欽——蓋達爾呼籲公眾“忍受陣痛”，承諾經過短暫的“休克”之後，自由市場經濟將得以建立，經濟和人民生活將迅速好轉。
結果呢？不僅經濟下降50%，公眾失去了大部分儲蓄養老金，生活極為困難，最關鍵的是，所謂“公正自由”的市場經濟體系，完全沒有建立起來，短短三四年，俄羅斯形成了壟斷國家經濟命脈的金融寡頭集團，他們的力量有多強大？連蓋達爾都不得不承認，俄羅斯一度是由七八個商人決定國家大政方針，包括撤換總理。
意味深長的是，俄羅斯“金融寡頭”的組成，並非自由派們到處宣揚的是蘇聯主要領導及其子女親屬們，這些人中的主力，別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霍多爾科夫斯基、斯摩棱斯基、弗裏德曼、阿列克別洛夫、阿布拉莫維奇等等，他們在蘇聯時代大部分都是社會普通階層成員，也沒有太大的財富積累，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都是“猶太人”。
考慮到俄羅斯1.5億人口中，俄羅斯裔占大多數，猶太裔只有25萬左右，不到0.2%，名列各民族26位，這個“現象”顯然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在經濟急劇下降和超級通貨膨脹的情況下，國有資產，每個公民手中的私有化證券，肯定大大貶值，但考慮到“民主俄羅斯”的極度腐敗，認為這些金融寡頭僅僅從蘇聯後期倒賣牛仔褲和煙酒中獲得了足以形成寡頭的先決條件，顯然是不符合常識的，離開了國際壟斷資本、特別是國際猶太資本的大力支持，他們是做不到這點的。
“金融寡頭”控制了俄羅斯的主要金融、能源及傳媒機構，動用巨大財力支持葉利欽，在造成社會經濟災難之後，依然在1996年再次當選，葉利欽時代，“民主俄羅斯”是標準的“資本控制國家”模式。
今天的中國自由派，特別是迷信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學者，同樣也在中國販賣“均分”國有資產和外匯儲備的所謂“深化改革方案”。
普京的重大考驗：反寡頭與再工業化
接任葉利欽上臺的普京，面對的是內外交困的爛攤子，他認為蘇聯解體是巨大的地緣政治災難，認為俄羅斯第一次面臨淪為二流抑或三流國家的危險。
為了把國家從腐朽的金融寡頭手中解救出來，他一上臺就首先向寡頭們開刀，誠然，他依靠了“西羅維琪”的力量（在俄羅斯，特指安全、軍隊及軍工強力部門），但更多是依靠了公眾渴望民族復興與痛恨寡頭的民意；別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流亡國外，首富霍多爾科夫斯基因犯罪而被投入監獄。
但是，普京是理性的，他沒有恢復沙俄歷史上的“反猶”狂熱，在撤掉金融寡頭的代理人總理凱西亞諾夫後，他任命了有猶太背景的弗拉德科夫擔任總理，並同購買了切爾西足球俱樂部的阿布拉莫維奇保持了合作關係。
即使這樣，也大大“激怒”了美國西方，這時我們可以發現一個有意思的證明西方傳媒“客觀自由公正”的現象：因為葉利欽的政策符合美國利益，所以他炮轟議會、建立金融寡頭體制、制定世界上權力最大的總統制憲法，就成了“捍衛民主自由”，按這部憲法，總統葉利欽可以像換襯衣一樣更換總理，至於撤換部長，那更是隨心所欲到極點，不少部長是在出差時在機場新聞廣播中得知自己被撤職的，這讓一個笑話一度在俄羅斯非常流行：“赫魯雪夫承諾，上臺後每個人都吃上土豆燒牛肉；戈巴契夫承諾，上臺後每個人都有新思維；葉利欽承諾，上臺後讓每個人都當一次總理”。
而普京，因為政策不符合美國利益，雖然他繼承了葉利欽的憲法，包括他擔任總統後擔任總理，也完全符合自由派最大聲呼籲的“程式正義”，但他依然被稱為“專制獨裁”。
中國的自由派，也“鸚鵡學舌”般吹捧戈巴契夫、葉利欽“民主自由”，攻擊普京“專制獨裁”。
蘇聯解體、『休克療法』與“金融寡頭”統治，對俄羅斯造成了毀滅性的“去工業化進程”，今天，對發誓要推進俄羅斯現代化的普京和梅德韋傑夫而言，“再工業化”是他們面臨的最為艱巨的挑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是怎麼突出都不過分的，解決不了這個問題，俄羅斯就有淪為“大號沙特”或“大號加拿大”的危險（其實現在俄羅斯的GDP已經與加拿大同一水準了，世界十名左右）。
蘇聯通過一系列堅定的五年計劃，建立了獨立完整、品質較高的現代化工業體系、科研體系及教育體系，雖然，這個體系也存在著進一步合理化改進的空間，但蘇聯解體、特別是工業基地烏克蘭的獨立與“投向西方”嚴重破壞了俄羅斯工業體系的完整，休克療法更是對俄羅斯工業體系幾乎造成了滅頂之災。
普京穩定經濟秩序後，利用能源價格上漲，部分恢復了俄羅斯的工業與軍工，但總體而言，今天的俄羅斯工業、科研、軍工和基礎設施還在吃蘇聯時代的老本，民用工業規模僅僅是美國、中國的零頭，也遠遠落後於日本、德國、英國、法國，基本上與巴西、加拿大、印度處於同一水準。這樣的民用工業基礎也造成一度強大的軍工科研體系持續衰落，在核力量、太空力量、海空軍先進裝備方面，已經越來越難以同美國抗衡。
東歐劇變的“經驗”：對中國沒有什麼太大借鑒價值
蘇東劇變後的東歐“經驗”，也是中國自由派津津樂道的話題，可惜，所謂的東歐“經驗”，對當代中國，沒有什麼太大的借鑒價值。
第一，冷戰中東歐依然落後西歐，這是事實，但這不完全是社會主義制度問題，因為從羅馬時代起，東歐就遠遠落後於西歐，文藝復興特別是工業革命後，東歐同西歐的差距更進一步拉大，東歐中最先進的東德，工業基礎也一直遠遠落後於西部德國地區，這還要考慮因為德國在蘇聯的暴行破壞，戰後初期，蘇聯懲罰性地將東部德國地區的工業遷往蘇聯的事實。
客觀地說，社會主義制度實行四十多年，東歐一度追近了與西歐的差距，但確實沒有消除這個差距。
這和比較1949年後，中國與美國、日本、印度的發展類似，也和比較1917年後蘇聯與美國的發展類似：不充分考慮實行某個制度時的國情基礎事實，是根本無法嚴肅進行體制比較研究的。
第二，二十年後的今天，融入 “西方主流文明社會”，加入了歐盟與北約的東歐國家（現稱中歐或中東歐），依然遠遠落後於西歐，並且在金融危機中，總體而言表現的更為脆弱。
第三，東歐國家，大的也就相當於中國的一個中等省份，大部分國家只相當於中國幾個地級市甚至縣級市的規模，他們願意不需要獨立的政治軍事地位，不需要獨立完整的工業和金融體系，把支柱產業交由美歐外資控制，這是他們的自由，但這對中國這樣規模的大國，借鑒意義是很小的。
中國自由派硬要把東歐“經驗”往中國套，這就相當於硬要把丹麥、挪威或新加坡、阿聯酋的“經驗”往美國套一樣，是純粹的無用功。
國進民進：國家控制資本、國企與民企
俄羅斯“休克療法”造成的經濟社會災難，突出地證明了中國模式國進民進的正確：以公有制為主導，多種經濟形式共同發展，國家控制資本，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包括在中國的外資企業，共同進步。
攻擊中國政府調控經濟的具體做法，要求極大弱化甚至取消中國政府調控經濟的中國自由派，可能忘了「美聯儲」對世界主導貨幣美元的“調控”，忘了美軍對試圖脫離石油美元體系的伊拉克、伊朗的“打擊”與“恐嚇”——這是更直接更強硬的政府調控。
對國企特別是大型央企的具體做法和社會責任也完全可以探討，但鼓吹取消國企、央企的中國自由派，應該知道世界範圍內，金融、能源、糧食、軍工、航空航太、鐵礦乃至資本、超市的壟斷現狀，他們鼓吹的“充分自由競爭”，在當今世界這些領域根本就“不存在”——不是國企主導，就是私企甚至外企主導。新華社的“國家脊樑 負重致遠——中央企業十一五時期改革發展紀實”，充分肯定了央企國企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支柱地位。
意識形態傳媒“閃電戰”：進攻的優勢遠大於防禦
蘇聯解體凸顯了意識形態傳媒戰場的極端重要性，在這個戰場，進攻一方擁有的優勢遠大于防守一方，因為進攻、設置話題、甚至造謠的成本遠小於防守、回應議題和闢謠的成本，各國網路輿情普遍的“習慣性批判”特點又放大了進攻方的優勢。
二戰德軍的“閃電戰”，是以坦克和俯衝轟炸機為快速打擊力量，突破對手薄弱的側翼防線後，迅速插入對手縱深後方，在對手沒有充分組織動員的情況下癱瘓對手的指揮通信後勤能力，瓦解包圍對手並取得勝利，這和二戰中美英軍隊的一線平推戰術形成鮮明對比，波蘭、法國及歐洲許多國家被德軍的“閃電戰”迅速打敗，蘇聯在戰爭初期也在德軍“閃電戰”的打擊下損失慘重。
美國（西方）瓦解蘇聯就是採用了一場標準的意識形態傳媒“閃電戰”，戈巴契夫新思維放棄意識形態戰場指揮，為此提供了極大便利（當然，美國還是綜合運用了外交、軍事、情報、糧食及金融手段），這使得整個蘇聯社會從領導到民眾在極短時間內，仿佛進入集體無意識狀態一樣意志癱瘓，任憑國家土崩瓦解而漠然視之，即使後來俄羅斯公眾知道拋棄自由派（民主派），知道需要強硬捍衛國家利益，也為時已晚，俄羅斯恐怕已經永遠失去了恢復蘇聯時代世界超級大國地位的機會了。
今天美國依然依託其“傳媒”及網路優勢地位，在對其他國家進行著以“顏色革命”為目的的意識形態“傳媒閃電戰”，美國這麼做的另一個深層原因，是置其他國家於“被動”防守地位，防止對手利用金融危機後美國國內日益激化的階級和族群矛盾。
對中國而言，在意識形態傳媒戰場，防守是極為必要的，但僅僅防守是完全不夠的，因為防守方面對進攻方是天然劣勢，而且長期的被動防守也很容易在中外公眾面前喪失道德制高點，所以，在這個戰場，即使中國的軟硬體實力弱於美國西方，合理堅決的反擊進攻也是十分必要的。
中國自由派=科濟列夫+蓋達爾：在蘇聯是悲劇，在中國是喜劇
中國自由派=科濟列夫+蓋達爾，他們追求的都是全面無條件融入“西方主流文明社會”，多黨制及全面私有化，不同的是蘇聯因為出現了戈巴契夫和葉利欽，科濟列夫和蓋達爾好歹還短暫“掌過權”（雖然很快就邊緣化了），而中國自由派一直就是邊緣化的命運。
中國自由派似乎在1980年代初顯出了強大生命力，但後來他們肯定會為一個問題苦惱了幾十年：為什麼蘇聯東歐在戈巴契夫上臺後很快就被“和平演變”，而同樣受到美國大力支持的中國“和平演變”，二十多年了不僅始終沒有成功，而且還愈加顯得遙遙無期？要知道，中國同美國西方的力量對比，還遠遠達不到蘇聯華約同美國北約的力量對比。相信這個問題也讓美國西方的決策者和觀察家們感到了極大的困惑。
換句話說，為什麼科濟列夫和蓋達爾在蘇聯（俄羅斯）上演的是悲劇，中國的自由派近三十年來上演的卻是喜劇（他們多次“準確”預言的“中國崩潰論”，讓他們在中國公眾面前成為了喜劇和鬧劇角色）。
第一，根本一點是，中國是在保持政治穩定前提下推進改革開放的，而蘇聯（俄羅斯）對政治、經濟體制採取的都是激進的自殺式的“休克療法”。
第二，如果說，美國西方聯合蘇聯（俄羅斯）自由派打贏了一場意識形態傳媒“閃電戰”的話，那麼美國西方聯合中國自由派對中國模式的意識形態傳媒戰爭，卻打成了一場陣地戰、膠著戰：蘇聯解體、俄羅斯休克療法的災難，東亞金融危機乃至美國和全球金融危機，美國西方的制度神話一再受到中國和全球的強烈質疑，需要辯解的方面越來越多，按軍事術語，美國西方和中國自由派需要防禦的戰線越來越長，薄弱地段越來越多，需要從進攻中抽調用於防禦的兵力也越來越多，而中國模式的相對成功，客觀上又使得中國用於意識形態傳媒戰場的進攻和防守兵力越來越強。
第三，美國西方，特別是中國自由派的戰術， “幾十年一貫制”，還是科濟列夫、蓋達爾時期的老套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越來越多的人、特別是青年人出國留學、工作、旅遊，美國西方過去的神話成了越來越多中國人口中的“不過如此”，這是中國和過去蘇聯的最大不同。
第四，網路的出現，凸顯了中國自由派戰術的落伍，因為年輕人獲取知識更為迅速便捷，中國自由派費了半天勁，“自我感覺極為良好”的“雄文”，放到網上往往得到的是這樣的評論“這些土包子，怎麼還是幾十年前的舊貨啊，能來點兒新鮮的嗎？”有網友認為“互聯網早普及二十年，蘇聯也許就不會解體。”不少中國自由派哀歎在網路上受到“左派和民族主義的聯合進攻”。
第五，很多愛國學者和愛國網友對中國自由派攻擊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表現出了極大的憤怒，這是非常正確的，但是我們還可以更加辯證地看待這個問題。美國西方的世界地位決定了中國自由派將長期存在（還要考慮美國對中國“顏色革命”產業化運作），在目前市場經濟條件下，正面宣傳處理不當就可能招致反感和副作用，中國自由派對“愛國主義”的攻擊，恰恰作為反面教員把更多的青年人噁心成了他們的對立面，對此，我們應該感謝他們。
中國自由派中的原教旨自由主義者，愛國主義者與其把他們當成“第五縱隊”，不如把他們當成德國在二戰中的盟友義大利，老奸巨猾的英國認為，讓義大利人當敵人比當盟友更有價值。
我們應該歡迎中國自由派，特別是其中的原教旨自由主義者，扮演美國西方的“義大利式的盟友”，他們不僅阻礙了美國西方對中國的和平演變，也在不停地上演著一幕幕“喜劇”，為眾多網友們提供著歡樂。
打臉黨魁尼克森：評價科濟列夫
讓我們來看看尼克森對科濟列夫的有趣評價。當尼克森向科濟列夫請教新俄羅斯的利益問題時，俄國外長謙恭地說：“蘇聯的一個問題是過分卡在國家利益上，所以，現在我們將更多地考慮人類共同的價值問題（注：這很象戈巴契夫的新思維及中國自由派嘴裏的“普世價值”）。如果您有什麼想法並且能夠提醒我們該怎麼確定我們的國家利益的話，我將不勝感激。“
事後尼克森評價說：“當我任副總統，後又任總統時，我竭力表明我是一個為了維護美國利益而搏鬥的狗崽子（注：不論民主黨還是共和黨總統，使用最頻繁的片語都是”美國的國家安全利益“——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在這方面，基辛格是個更大的狗崽子，有時候我還要向他學習。當蘇聯剛剛解體，新俄羅斯需要保衛和加強的時候，他的外長都想向所有人表明他是個多麼好的傢伙。搞不懂俄國人為什麼不派他去慈善機構工作。“
尼克森的評價也完全適用于蓋達爾和中國自由派，按中國青年網友們的術語，尼克森，“普世價值“大本營美國的前總統，是個標準的打臉黨。
即使尼克森曾經懷疑科濟列夫的言行是場戰略欺騙，人們也應該理解，當戈巴契夫在美蘇談判中一再無條件放棄蘇聯的重大戰略利益時，主導美國戰略的冷戰老手布希、切尼、蓋茨等也曾多次懷疑這是不是一場陰險的戰略欺騙，因為超級大國蘇聯並沒有戰敗，而德國總理阿登納、日本首相吉田茂都曾不放過任何微小的機會在美國面前捍衛戰敗國德國和日本的利益。
只能說，戈巴契夫、葉利欽、科濟列夫和蓋達爾的言行，遠遠超出了文明社會人類正常思維的底線，這同樣也適用于中國自由派中的原教旨自由主義者。
中國自由派對“百年邊緣”的反思：救亡壓倒啟蒙
總是要求中國公眾無休止地反思所謂“國民性”的中國自由派，有沒有對自己“百年邊緣”的命運，進行過反思呢？
有，最經典的就是“救亡壓倒啟蒙”，最新的就是“中國模式論所表現出的價值觀，是以民族主義與階級屬性拒絕和解構普世價值及人類文明”。這，就是中國自由派的所謂反思。
如果我是一名中國自由派知識份子，並立志于使中國自由派的價值觀成為中國主流價值觀，那我肯定會對這樣的“反思”感到震驚和不可思議：理論上，把“救亡” 和“民族主義”從“啟蒙”與“普世價值”中剝離，這在“普世價值”大本營美國西方都是不可想像的，僅從美國、德國、法國、英國的國歌和美國的入籍誓詞中就可以證明這點；實踐上，這幾乎相當於公開宣稱，我們中國自由派，就是要站在國家民族命運的「對立面」，我們就是要“百年邊緣”，“永遠邊緣”。
青年一代讀懂了中國：讓四代（戰機）飛！
中國四代（戰）機（F-20）的首飛，在中國網路上，特別是在各大軍網上引發了近年互聯網上少有的轟動，一個80後軍迷寫下的感言，讓眾多年輕的軍迷們熱淚盈眶。
青年一代真正讀懂了中國：他們知道，這是中國國家民族意志、工業體系、科研體系與國防軍工體系的整體進步結果。當今世界只有美國將四代機F—22投入現役，軍事大國俄羅斯的四代機也才剛剛首飛一年，經濟強大的歐盟、日本都只能依賴等待美國低一檔次的四代機F—35。
四代機（F-20）的首飛，標誌著中國捍衛世界和平，構建和諧世界的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同時，廣大理性的軍迷網友們，也坦率地談到與美國的差距，談到了中國模式在共同富裕、自主創新與民族產業升級方面面臨的艱巨任務。
中國自由派（中國崩潰論派）大多數“非常正常”地對這件事保持了“集體沉默”。
1796年，美國首任總統喬治•華盛頓警告國民“迷信外國會產生罪惡”，他說“一個國家對另外一個國家熱情的篤信會產生各種各樣的罪惡。……這會讓那些野心勃勃、腐化墮落、受到迷惑的國民獻身自己喜愛的國家，反而背叛或犧牲自己國家的利益，卻沒有絲毫反感之情，有時甚至頗為自豪。”
這段話，很像是對中國自由派的警告：只要他們繼續圍攻公眾的愛國主義，繼續站在國家民族命運的「對立面」，他們就永遠也不要奢望讀懂中國，讀懂中國的青年，他們“百年邊緣”的“宿命”，也就將一直持續下去。
文／彭曉光
2011-1-25
美國對哥倫比亞的新殖民政策-「哥倫比亞計畫」
提到哥倫比亞，許多人就會立刻聯想到這是“毒品”與游擊隊氾濫的罪惡淵藪之地。羅素克洛和梅格萊恩搭檔演出的「千驚萬險」就是以哥倫比亞為背景，影片“描述”的哥倫比亞左派游擊隊在邪惡帝國蘇聯垮台後變成一群以販毒、綁票維生的恐怖份子，長期以來許多美國人也相信政府與主流（民主自由）傳媒對於哥倫比亞的（謊言）宣傳，相信美國政府目前已耗資數十億的「哥倫比亞計畫」（Plan Columbia）可以消滅哥國毒梟和游擊隊暴力，然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證據卻證明事實“剛好相反”。
事實上，「哥倫比亞計畫」只是美國長期對於中南美洲“政經軍干預”的一部份，在美國喬治亞州的班寧堡（Fort Benning），有一所「美洲軍事學校」（SOA, U.S. Army School of the Americas），該校一直被諷刺為「殺手學校」（School of Assassins），因為該校的課程以訓練謀殺、綁架、（軍事）政變、嚴刑拷打著名，數十年來“培養”出六萬多名拉丁美洲的軍人，智利民選總統阿葉德被軍事獨裁者皮諾契特推翻、大主教Oscar Romero被暗殺、瓜地馬拉36年內戰死亡或失蹤的20萬人、薩爾瓦多超過900名平民被屠殺等等，都是“該校”畢業生的“傑作”，女性受害者還會遭強暴虐殺而死，毫無反抗力量的兒童被活埋或摔死；它也“培養”惡名昭彰的（美帝傀儡）軍事獨裁者-包括巴拿馬、波利維亞、瓜地馬拉、薩爾瓦多，並且是“右翼民兵”的訓練所──例如尼加拉瓜殘暴的「國民軍」就是SOA（美洲軍事學校）的畢業生，後來組成“右翼恐怖份子”Contra（桑定游擊隊）。前巴拿馬總統就稱「美洲軍事學校」是「拉丁美洲最大的亂源製造基地」，在日漸高漲的抗議聲浪下，該校“改名”為Western Hemispheric 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WHISC)，但是至今仍然繼續培養每年一到兩千名的畢業生（目前１／３的受訓者來自墨西哥，因為該國要“對付”以Chiapas省原住民為主的薩巴塔游擊隊（Zapatista），每年耗費美國納稅人大約兩千萬美金。
和其他拉美國家相比，哥倫比亞派遣最多軍人（目前已超過一萬多人）到SOA（美洲軍事學校）受訓，其中許多高階軍官都犯下違反人權的罪刑，哥倫比亞軍方和殘忍著稱的右翼民兵組織AUC也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使得在哥國每年有超過三萬人被殺、一百萬人無家可歸。1986年以來已經有三千八百名工會領袖和組織者遭殺害，在去年（２００１年）的前十一個月就有180名工會領袖被暗殺，過去十幾年以來，超過三萬名工人、農民、人權組織者、左翼領袖、教師等被軍隊和右翼民兵殺害。最大的右翼民兵組織AUC的領導人對於謀殺工會領袖毫無悔意，他說「我們有理由殺那些人，因為他們（工會領袖）妨礙他人工作。」因為暴力事件頻仍，自從 1985年以來，已經有兩百萬哥倫比亞平民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園。
在美國主流（民主自由）傳媒宣傳下不斷“被污名化”的左翼游擊隊──其中一股最大的力量FARC「哥倫比亞人民革命軍」（有一萬六千到兩萬人的武裝力 量，由工人、農民、組織者所組成）-經由過去36年以來的組織工作，哥國基層人民對其支持率不斷提高，專家估計該游擊隊在哥國自治區的影響力已經超過 50％，相對的哥倫比亞所謂「（美帝扶植傀儡）民主」政府，則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貪污腐敗政權，人民對政府的失望清楚地反映在哥國的投票率上（低於40％），目前FARC直接掌握的非武裝區（約瑞士大小），也完全沒有上述的暴力事件發生。
在2000年，美國政府投入十三億美金到「哥倫比亞計畫」以及之後六億美金的「安地斯行動」（Andean Intiative，因為哥倫比亞屬於安地斯山脈國家）（其中一億給哥倫比亞軍方），“宣稱”該計畫是「對抗毒品之戰」（War on Drugs）以及心照不宣的「對抗左派游擊隊（美國政府定義下的恐怖份子）之戰」，事實上，該計畫對於消滅毒品毫無助益，因為大部分的款項給了“美國跨國 公司”，例如「孟山都（Monsanto）」、United Tech、Sikorsky等，用來進行軍事訓練、購買直昇機和除草劑，另外，美國政府也已提供哥倫比亞軍方和右翼民兵十五億美金。
然而，哥倫比亞政府和軍隊本身就和毒梟“連為一體”，政府軍隊和右翼民兵就是毒梟“背後”的軍事力量，前SOA（美洲軍事學校）的教官就曾說「SOA是拉丁美洲軍官 洗毒品錢的最佳地點」，美國持續提供哥倫比亞軍事援助反而助長軍隊和右翼民兵繼續在國內“鎮壓平民”、違反人權，並且讓毒梟勢力更擴大。
此外，美國在哥倫比亞四處噴灑除草劑，宣稱這樣就可以消滅古柯鹼作物，但其實是毫無差別地噴灑在一般農田和雨林上，不但使得農作物大量枯死、農民無 法維持生計、亞瑪遜雨林的生態環境遭破壞、原住民生存環境受到威脅，更讓古柯鹼產業暴增超過100％，在1994到1998年，哥國大約種植45,500公頃的古柯鹼作物，但是有超過140,800 公頃的一般作物、古柯鹼和雨林被噴灑，從1999年到2000年，古柯鹼的產量反而增加60％，噴灑除草劑不但完全無效，反而讓種植古柯鹼更有價值。
著名的拉美學者James Petras就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是美國對拉丁美洲“再殖民”的試金石，因為哥倫比亞目前擁有第三世界國家最強大的游擊隊力量，開始動搖美國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力量”（哥倫比亞的石油是美國重大利益所在，美國從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和厄瓜多進口的石油比波斯灣還要多），因此若能藉由「哥倫比亞計畫」一舉摧毀反抗的力量，則可以再度建立美國的新帝國主義力量，因此越來越多人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實際上是「死亡計畫」（Plan of Death）。
今年（２００２）4月19-22日，在美國首府華盛頓有大規模的反戰（4月20日舉行大遊行，主題為「停止國內和國外的戰爭」Stop the War-At Home& Abroad，詳情請見：http://www.a20stopthewar.org/）、反全球化和「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National Mobilization on Columbia，詳情請見：http://www.colombiamobilization.org/）遊行（世界各地的抗議活動資訊都可以在 http://protest.net/ 找到），「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在4月22日將發動大遊行並提出兩大訴求：
一、反對美國政府“假借”掃蕩毒品為名的「哥倫比亞計畫」，
二、關閉「殺手學校」 -「美洲軍事學校」（SOA）。
文／洪家寧 2002．4
近期全球戰略形勢分析
一、 近期國內國際形勢綜述
二、 近期國內國際形勢綜合分析和後期國內國際形勢展望
備註：建議博客後面不要再跟水軍（買辦網軍）辯論，怎樣反倒“上了他們的套”，後面全是“無價值”的這種辯論，你們看看那個被我拉到“黑名單”的人“居然”還能夠不停的在後面留言，就“知道”了，他很有可能是“體制內”的人，在“（美帝以華制華已高度滲透掌控之四大門戶網站）「新浪」系統”裏面有很高的“許可權”。所以不用跟他去辯論，不要上他的套。
另外博客後面儘量不要討論敏感話題，在“巨變”之前，那些“漢奸”會使用各種手段，包括“引導”博客後面評論討論敏感話題然後“要求”封博客，所以要注意。
一、近期國內國際形勢綜述
第一部分：中國國內部分
1、 最近幾個月對於幾個要害部門相關人員的查處可以說是一個開頭、也是獲得證據的步驟。
2、 人民網：美國用“金融殖民手段”掏空前蘇聯人70年財富，這個報導證明高層“意識到”我們現在問題的“嚴重性”以及“國內（漢奸買辦特務）賣國利益集團”的狀況。
3、 非經濟領域的快速整治（包括食品衛生等等）
4、 國內軍方對於部隊內部腐敗勢力和“（類劉亞洲上將之美帝第五縱隊）裸官”開始的快速清除
5、 對於“三峽工程”的置疑，這個也是對於權貴階層的打擊的開始
6、 對於地方債務的摸底
7、 “中紀委”對於三大電信運營商的多名高官的雙規和調查，中層幹部全部上繳護照
8、 媒體爆出：“發改委”今年3826億預算投資支出情況不透明，“口袋預算”即中央預算內投資，只有國家發改委擁有審批這些投資項目的權力，而相應的預算分配權也隨專案的審批，落入“國家發改委”名下
9、 「摩根士丹利」將把所持上海莫泰59%的股權出售給如家，其他上海莫泰股東將把所持股權換成新公司的股權
10、 人民日報：執政者要在眾聲喧嘩中傾聽“沉沒的聲音”
11、 前一段時間美國一直在查處一些公司“在華行賄”的事情，其實就是“暗示（威脅恫嚇）”國內的一些人（如陳水扁般之買辦代理人），假如“不聽話”就會“曝光”他們在美國的資產和“受賄”情況
12、 央行專家：中國貨幣政策下半年有望鬆動，穩定經濟為主調
13、 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吳曉靈：通脹壓力嚴峻央行不會放鬆貨幣政策
分析：以上這些只是很多事件中挑選出來的縮影，在黨政軍中，軍隊是最先強硬起來的，同時軍隊內部的反腐和反“裸官”速度也會最快。
從整體來看經濟領域還是那幫“賣國利益集團”在把持，所以“賣國行為”還會繼續，但是他們現在也兩難，假如繼續賣國後面可能被清算，假如不賣國美國可能就會直接“公開”他們在美國的資產（綠卡）和“受賄”資訊，所以“漢奸”都會兩難就是這個道理。除了金融領域外的其他領域整治力度開始加大，包括食品安全、糧食安全等等，同時對於壟斷部門的“清查”也開始了，對於地方政府債務問題的清查也開始了。
所有這些可以看出來，國家高層應該“意識到”了後面可能面臨的問題，在做準備。包括人大財經委開始對於金融領域發出聲音，就是對於金融系統的制約。同時美國的資本在加快撤離速度。
從種種跡象表明，國內強硬勢力起來的速度越快，美國（信用金融經濟泡沫）的“時間越緊迫”，美元指數拉升的時間點會越早。
所以不瞭解國內政治而忽悠大家進股市的是傻冒，大家不要被他們忽悠進股市，更不要進房市。
第二部分：中國和周邊的戰略局勢
1、 前段時間參謀長（劉炳德）訪美
2、 最近幾天國防部長和美國防長在新加坡會晤
3、 前段時間「上合組織」的“參謀長會議”標誌著「上合」向軍事組織（結盟化軍事化）發展
4、 胡總6月中下旬訪問俄羅斯將確立中、俄之間的聯盟關係，俄、中即將開展的天然氣合作規模宏大，雙方正在進行兩個大專案的談判：一個是西線天然氣，一個是東線天然氣，都是標誌性工程。西線每年供氣300億立方米，東線每年供氣380億立方米，而且都是為期30年的合作，意義非常重大
5、 俄高官表示可向中國提供戰略轟炸機生產線
6、 台海形勢暫時沒有發生大的變化，但是不排除中、美關係惡化後小馬哥會被美國“策動”的一些事件趕下臺，然後台海局勢快速惡化。
7、 中國軍隊的快速調動（在南邊特別是藏南的增兵）
8、 對於巴基斯坦最近大量提供軍用物資包括高性能戰機（JF-17）
9、 中國開始接管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並且在緬甸構築出海口
10、 中國在巴基斯坦、緬甸、柬埔寨的強勢介入已經形成對於印度、越南和泰國的牽制
11、 中國在南海的強硬立場
12、 菲律賓擬向聯合國“抗議”中國侵犯其領土：這種“抗議”是沒有任何效果的，在知道中國的“決心”的“前提”下，美國是不會直接介入南海問題的，前面100年，美國只有兩場戰爭失敗了，都是在亞洲而且都是和中國的戰爭。所以美國是不會直接介入的。
13、 越南防長：中、越南海分歧不允許任何第三國干涉，他並表示，兩國之間在南海問題上的一些分歧應該由雙方共同努力解決，不允許任何第三國進行干涉和借此破壞兩國關係：越南防長比菲律賓總統要瞭解中國，因為1979年他們嘗到了中國的厲害。
14、 朝鮮最近對於韓國的強硬表態對於美軍的牽制
15、 沙特（沙烏地阿拉伯）前面一段時間和中國之間的頻繁交流
16、 德國這次是和中國軍方研究機構和中國政府醫療機構聯合研究這種大腸桿菌，最近德國爆發（如SARS般）的大腸桿菌“（美／以）人為製造”的可能性相當大，我國負責實驗室研究領域，德國負責臨床研究領域，現在分析下來這種大腸桿菌具有多種抗生素免疫能力，並且毒性相當強，傳染性強，是由血緣關係比較遠的兩個片段結合而成的，目前沒有藥物有比較好的療效，人為製造這種大腸桿菌的概率很大。德國聯合中國來研究這種大腸桿菌就證明了他們現在對於美國的“顧慮”和對於中國的支援的“需求”
分析：中國最近在全球地緣政治方面的佈局開始“明朗化”，這個背後肯定有幾個水準相當高的地緣政治高手在運籌帷幄，整體的戰略思路基本是聯合俄羅斯和德國抗衡美國，戰術思路是北面通過朝鮮牽制美國在亞太的力量，西面鞏固「上合組織」的內部結構並且進行軍事聯合（也是防止這些國家發生“（美帝資助策動的）顏色革命”），南面我們主動出擊，強勢聯合巴基斯坦、緬甸和柬埔寨，獲得在印度洋的幾個出海口，同時鉗制印度和越南，
在最近的舉措下可以看出來，越南暫時趨向軟化（可能因為他們沒有得到美國的承諾，另外中國在南邊快速增兵，對於越南的壓力相當大，同時越南國內經濟面臨崩潰的邊緣，假如發生戰事，越南的投資環境惡化馬上會發生大規模資金撤離的危險，中國的軍力在1979年已經證實過了），菲律賓現在處於觀望狀態，軍方沒有表態，菲律賓總統期望把這個事情捅到聯合國（就是期望美國給予承諾），但是美國暫時看來沒有表態，這個和前段時間中國參謀長訪問美國的強硬表態有關（就是互摸底線）。
整體看來中國對外最近走的幾步棋相當成功，聯合俄羅斯能夠保障我們的能源和糧食安全，同時獲得軍事支援。在印度洋的拓展打亂了美國的佈局，突破了美國在西太平洋對於中國的封鎖，同時給了印度和越南兩個南亞國家強大的軍事壓力。同時控制進入中東的橋頭堡，威懾在阿富汗的美軍。相信俄羅斯在歐盟那邊會有一些軍事措施來牽制美國的軍力。
最近中國和德國的關係也開始逐漸明朗化，從（如SARS般）大腸桿菌來看，德國“意識”到了這個大腸桿菌可能是“人造”，然後看看誰有這個“技術”和“動機”就明白了，這個也是為何德國和中國軍方聯合搞這個大腸桿菌研究的原因（按理說美國的實驗室能力最強）。假如這個事情最後證實是“人造”大腸桿菌，那麼默克爾的空間就全部打開了，德國會形成一個很大的反對美國的政治氛圍。（但是美國肯定會（栽贓）說是基地組織搞的，德國政府也會在公開場合說是基地組織，但是政治家都知道是怎麼回事）
第三部分：國際部分
1、 俄羅斯可能會在歐洲牽制美國的軍力
2、 沙特最近的態度（發展核反應爐），同時和中國的接觸更加頻繁
3、 最近「上合組織」慢慢向軍事組織的漫進
4、 德國最近和美國的關係更加微妙，假如這次病毒事件證實是“人為因素”，可以直接導致德國民眾和美國的決裂，這個將給默克爾總理一個很好的民意空間。
5、 日本最近的形勢相當微妙，民主黨內部（在金正日一年內第三度訪問中國歸來之後極強硬面對南韓後）也發生大的“矛盾”，民主黨和自民黨之間發生大的矛盾，但是美國控制住了這種鬥爭，必須讓民主黨背完黑鍋後再下臺
6、 日本“核（災難）問題”已經“完全失控”，可以說損失是遠遠遠遠超過當年的蘇聯（車諾比事件），而且影響也將是長遠的，日本很有可能為此而回到發展中國家的行列。美國最近為了“維持”日元匯率也付出了巨大的政治和經濟代價。另外日本國內的財閥勢力最近對於美國也是有很大的離心力。
7、 美國的減赤計畫最近還沒有明朗的結果，但是有兩種可能，一種是真的還處於激烈博弈狀態，另外一種是兩黨之間的博弈不排除現在是在演戲（就是已經協商好了），有可能目的就是為了完成美國的戰略佈局和壓制美元指數。因為從美國最近對外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策略的一致性來看，可能已經達成了某種程度上面的妥協，主要原因可能是中國、俄羅斯和德國之間“逐漸清晰”的關係對於美國產生了巨大的壓力。
8、 （http://www.cnbc.com/id/43221009 ）快報：「俄羅斯聯邦安全局」認為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卡恩被捕的真正原因是他發現美國國庫已沒有黃金了。5月初卡恩對美國未能及時向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交割191.3噸黃金“感到日益焦慮”，因為CIA有人向他提供了美國已沒有黃金的消息，卡恩立刻趕往機場，他沒帶手機是怕被美國追蹤。普京將此事稱為“卡恩是美國陰謀的受害者。
外媒：卡恩被捕後試圖通過他的埃及銀行家好友Mahmoud Abdel Salam Omar，將美國黃金儲備的證據拿出，結果Omar“碰巧”也（馬上）犯了“性侵犯”在5月31日在紐約被抓了，CNBC對此進行了報導。可笑的是，虔誠的穆斯林、74歲高齡的Omar居然犯的是性侵犯，而且也是針對賓館女傭，世界真奇妙：呵呵，牛，有道理。
這個問題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假如這個資訊是真的，假如美國的這些黃金是拆借給了“投行”，有兩種可能，
一種是投行已經拋售了這些黃金（準備等黃金跌下來後再買進還給美國政府），那麼大家去炒作這個問題就會造成美元指數快速下跌，而這個下跌有可能是不可控的（這個就違背了美國的可控性原則，就像美國通過評級機構來控制日元一樣，不期望因為核問題而讓日元失控）。
一種是投行還沒有拋售這些黃金，那麼他們就是在等一個時機拋售黃金來造成黃金價格崩盤，造成全球流動性快速收縮。
前者是投行賺錢，後者是美國指使投行攻擊全球經濟。
還有一種可能就是投行已經賣了一部分，另外手上留有一部分砸盤的量。這種可能性比較大。
9、 資料顯示，美國5月非農就業僅增5.4萬，遠差于預期增加15萬，增幅創下2010年9月減少2.9萬人以來最低：美國的統計局關鍵時刻和中國差不多，不過中國的統計局是忽悠國內老百姓，美國的統計局是忽悠世界其他投資者。無非就是為了壓制美元指數，看來他們現在也很急了。
10、 利比亞的問題慢慢開始明朗化了，卡紮非政權的很多高官開始外逃，證明卡紮非政權出現崩潰的跡象，但是美國是不會派地面部隊過去的。後面很有可能是法國派兵過去，這樣有可能挽救現在法國總統的政治生涯。
11、 中東敘利亞問題在俄羅斯的強力介入下，暫時穩定
12、 全球的氣候異常對於農作物的影響加劇，但是俄羅斯宣佈恢復糧食出口能夠一定程度上抑制農作物期貨價格，但是不是決定性作用，這個（糧食定價）控制權還是在美國人手上。
分析：整體來看國際層面的局勢最近變化相當快，兩大陣營的輪廓逐漸清晰。國際政治、經濟和軍事都將面臨比較大的變化，現在已經能夠聽到暴風雨前的雷聲。
後期全球的熱點將是：南亞、日本、中東、北非。
其中最大的一個變數就是日本，假如日本後面被打回發展中國家的行列，美元套利資金就少了一個對手盤，少了一個長期剪羊毛的對象，他就需要再發展一個擁有足夠體量和發展潛力的國家（應該是在巴西、阿根廷、印度等經濟體中選一個）。
二、近期國內國際形勢綜合分析和後期國內國際形勢展望
從最近的整體形勢來看，國內經濟形勢惡化速度相當快，不過經濟決策層以外的高層正在做面對惡化局勢的準備。國內“軍方強硬勢力”快速起來，這個將直接威脅到經濟決策層面“賣國人員”的生死，所以後面國內局勢將是瞬息萬變，說不定哪一天你將在「中央電視臺」看到一些“大員”因為“賣國”和“貪污”被捕的消息。後面那個“經濟沙皇”應該會保留他的面子，但是他的資本“串聯”權力的“模式”會被打掉，這個背後的資本力量也會被打掉。
國際形勢來看全球“兩大陣營”（不以意識形態為標的）的輪廓在快速形成，胡總訪問俄羅斯後這個“結構”將確立下來。後面全球將進入一個經濟、軍事和政治多個層面的對抗階段，將是“剝削和反剝削”、“經濟侵略和反經濟侵略”為主線的一場鬥爭。
後期中國南邊將是一個全球的熱點，包括菲律賓、越南、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地區，將會出現局部的“代理人戰爭”。
文／猴王 2011-6-4
王丹屁后玩手是王军涛
都说民运症有三：仇，瘾，病。其实还有二症：仗着民运挣大钱，靠着民运玩女人。谁要想把民运症状发挥到极致，那可得看本事了。君不见，转眼二十年来，有多少玩了民运，但赚不着钱的踮儿了；有多少靠民运拐人家媳妇儿又把人家甩了，有多少举着民运招牌四下骗钱，上骗美国，中骗台湾，下骗祖国难民，断了自个儿财路的…；放眼一望，掰指头算算，叫出名儿的，喊出姓儿的，还真不少。
可话说回来，玩儿坏也分等级。你瞧人家布希，打了阿富汗还打伊拉克，吊死个萨达姆不说，还把石油弄个大恐慌，金融市场大崩盘，可临了，人家还是拿着总统俸禄回家养老了，遐意自得，这算是上等级。
再不济瞧瞧人家陈水扁，耍了八年台独，骗了八年百姓，贪了八年巨款，到临了人是进了班 房，可还是吃香的，喝辣的，出书会见，每日新闻，磕头的不断，说不定哪天给个大赦出得狱来，那满世界藏的美钞几辈子也用不完，这么一看，陈水扁多少也算个 中等级吧。要说下等货，那就得属玩弄民运的了。暂不提那些碎芝麻烂谷子，跟着瞎起哄的，就说眼下活跃异常，自信精通厚黑操弄术的王军涛来说吧，就属这类。
王氏自九四年来到海外，就打着中国战略研究所的旗号弄钱，大把大把的钞票都进了自己户头，黑心自贪引来了群愤崩发，让人家赶了出来。王军涛眼见在海外没钱难混，光靠唱两句民主自由不顶事，赚不着钱，干脆就投靠了台湾，用自编的宪政改革把一帮子台独蒙得团团转，而且还和“gay男”王丹一道，哄台湾情报机构弄了个“二王专案”，骗了一堆钱。不过台独政府的钱可不能白拿，得跟着吆喝才行。王军涛就拱着王丹嗲声嗲气地猛唱台独，唱得王丹连他自个儿是哪根葱都忘了，完全浸入找不着北的状态中。王军涛自信从此操纵了王丹，私下里就和王丹合计。他比王丹大几岁，今年要是共产党自个儿下了台，那就先让他当两届总统，王丹年轻，又没成家，晚当几年不迟。可没成想，“gay男”王丹也不好惹，拜见了几次陈水扁细腰变粗了。自打89年起，王丹就懂得拼个名儿，骗人蒙事，嘴炮闯关，玩儿假的不要紧，要不让他在民运里头排名第一可不行。结果王军涛只得小忍，不乱大谋，退居幕后，继续握杆儿操纵了。
玩儿坏玩儿过头，真的会忘乎所以。王军涛常吹他在美国要见总统随时可见，是他不愿见总统而已。白宫算个屁，他王军涛想进的话，谁敢拦着，谁不知道他当年为了朝见胡耀邦，在人家门口一蹲就是大半宿儿。这回王军涛见薛伟把台湾「军情局」密件卖给了共产党，说他和王丹都是台湾特务，于是起身就告中共诽谤，但他不向法庭递状子， 而是冲着麦克风喊。可台湾那边确实给了二王大笔钱，而且是陈水扁的「国安会」签下，让台湾「军情局」执行的，王军涛想耍赖，人家台湾那边儿也不干哪。
王军涛见王丹独吞阿扁捐款，连个钱渣儿都不给他，心里那个气啊。生活虽然落魄，架子可不能倒。没折儿，只得暗中帮着讼棍儿打黑工，在祖国难民身上挖点儿避难生意，能骗一点儿是一点儿。
说真的，什么出名不出力的便宜王军涛都想占，他唯一愿意撇掉的是那红杏出墙的发妻。可没了女人晚不尚儿在床上翻饼睡不着。怎么办？花言巧语骗女人呗。要说王的骗功就是厉害，现今的王军涛虽说流浪在外，四处乞讨，可小巢已重筑，而且还在遥远的南半球勾引了几位半老徐娘，权当他临时出访的压床夫人，据说在新西兰有两位，是对陈姓姐妹花儿，另一位在澳大利亚，是位法轮功勇娘，名叫杨真是也。
人们总闹不明白，王军涛和王丹争名争利，高谈阔论，怎么一到干真格的了，就都当了缩头乌龟呢？奥运闯关数他俩喊得响，可就不见动静。为啥呢？
很简单，他俩都底儿潮！瞧瞧他俩在共党狱中所写的揭发认罪材料，洋洋数十万言，就什么都明白了，关键时刻他俩掉链子也就没什么希奇了。
文／台北情報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