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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關係理事會/三邊委員會/中國軍力報告/美基督教霸權擴張文明衝突論/國際反華聯盟勢力/代理人戰爭/美英以世界動亂軸心/共濟會/錫安種族主義-猶太復國主義/美帝核壟斷核恫嚇核訛詐綱領/猶太金融財團/Holocaust Industry/槍炮民主改造大中東計劃/雅爾達體制vs.冷戰圍堵體制/軍事凱因斯主義/美軍全球軍事基地/炮艦外交政策/缺位的美帝威脅論/石油美元本位制/基督基要派福音傳教士/美主導的舊金山合約冷戰圍堵體制/抗美援朝/圍堵遏制中國/妖魔化中國/美日台右翼反華聯盟/美日安保體制/美日軍事同盟/美主子的反共堡壘/《對台灣關係法》殖民屬地法/統一教-世界基督教統一神靈協會/文鮮明/基督新宗教運動/華盛頓時報/中國崩潰論天國福音/美國天文債務軍事帝國/美單極霸權單邊主義/石油美元新秩序/石油美元再迴圈循環體系/柴契爾-雷根巫毒經濟主義/美國債務經濟模式/新自由主義的軍國主義/美軍事流氓帝國國家恐怖主義/日本軍國右翼勢力復辟/日軍國右翼財團社團組織/新傲慢主義的新軍國主義/南京大屠殺抹殺論/自由與繁榮之弧/琉球釣魚島主權紛爭/南海主權紛爭/歷史的終結/New World Order美帝世界新秩序/冷戰遺物北約東擴全球化/金融休克療法/新冷戰結構/中情局收買顛覆政變/肢解分裂制衡依附策略/Blackwater/Xe黑水公司/安麗傳銷/軍事部隊私有僱傭公司化/CIA中情局毒品洗錢網地下經濟/市場萬能教旨主義/deregulation解除政府調控管制/顏色革命/NGO非政府組織/NED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Time時代雜誌/Life生活雜誌/梅鐸Murdoch/自由之家/愛因斯坦研究所/VOA美國反華之音/自由顛覆亞洲電台/福特基金會/凱雷集團/科索沃肢解分裂效應牌/天下大亂形勢大好/新十字軍東征/美霸國家恐怖主義/假反恐真霸權/中東和平路線圖/種族隔離種族清洗/製造族群內戰/對自由媒體具高度自由侵略人權普世民主宣傳價值的四千名美軍反恐英烈vs.毫無普世民主媒體價值的被自由侵略一百萬無名恐怖分子賤命/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普世價值/妖魔化伊斯蘭獵巫運動/妖魔化伊拉克獵巫運動/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世紀大謊言/人權超越國家主權新論述/日台型歷史竄改主義/阻撓破壞亞洲區域一體化進程/不穩定動亂弧線/伊朗威脅論/伊斯蘭民族反抗運動/打擊崛起歐元/地中海計劃/石油能源通道/阻撓破壞歐亞大陸一體化進程/美印核協議交易/美歐金融經濟危機輸出轉嫁/以華制華/多維新聞/開放雜誌/鳳凰馬鼎盛買辦+漢和平可夫漢奸哼哈二人轉/和平演變/做人不要太CNN/金權腐敗貪婪縱慾民主國家主權債務危機/台灣基督長老教會/C型包圍圈/中美國G2轟趴軸心論/南北撕裂/三邊撕裂/中國威脅論/南北撕裂/諾貝爾獎總統/太平洋總統/民運三獨合流/轉型正義/尚未結束的歷史/去美霸中心化的多極新世界】《霸權背後—美國全方位主導戰略》附錄C 媒體的戰爭宣傳機器

當前美國媒體“集中”在幾家頂級公司手裏,而這些公司都受『對外關係理事會』成員的“控制”,從“迪斯尼(Disneyland)”到“時代華納(Time Warner)”到“福克斯新聞(Fox News)”再到“維亞康姆(Viacom)”。事實是,當今美國媒體的“集中程度”超過了歷史上的任何時期,而它們爲『對外關係理事會』成員所“把持”。所以這就不奇怪爲什麽大多數美國人以“偏頗的觀點”看待世界或伊拉克戰爭,他們沒有什麽機會看到更多更加中立公正的新聞觀點。

 

由於大媒體公司“控制”了小的地方媒體,沒有任何一家報紙有能力雇傭“獨立記者”,更不用說開設國際新聞機構它們“必須”從大媒體集團“購買”它們的“新聞”

 

《霸權背後—美國全方位主導戰略》

附錄C 媒體的戰爭宣傳機器

 

 

謊言保鏢……

 

英國前海軍大臣、戰時首相溫斯頓·邱吉爾爵士曾說過:“在戰時,真相過於珍貴,以致它應該由一個謊言保鏢隨時護衛左右。”

美國防部(對外侵略部)永恒的戰爭狀態同樣已經爲自己配備了“謊言保鏢”美國權勢集團對主要媒體的控制是“謊言保鏢”的重要基石

 

『對外關係理事會』控制全球媒體

 

自從二戰之後「中央情報局」和美國國務院設立“心理戰略委員會”以來,『對外關係理事會』和美國精英的內部圈子已經對“控制媒體”投入了巨大的資源今天,美國媒體在『對外關係理事會』精英成員的“嚴密控制”之下,比最嚴厲的獨裁者“更爲嚴密”。這種“控制”極其微妙,因此大多數美國人“根本不知道”他們的所有政治思想都受到“灌輸”和“操縱”。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爲“重點應對”他們控制的全球化時代的最新變化,美國的主要媒體巨頭已經進行了“重組”,更“集中”、也更全球化地“集中”在極少數幾個人的手裏。

 

 

美國在線-時代華納(AOL TimeWarner):

當前最大的媒體集團是“美國在線時代華納”,它控制了CBS電視、CNN、HBO(美國最大的收費電視網)、《時代》雜誌集團(這是最大的雜誌發行商,包括《體育畫報》ESPN和大量其他雜誌)、華納兄弟(WarnerBros)及其他好萊塢電影製片廠。

美國在線(AOL)是美國最大的私人因特網(Internet)提供商。傑拉德·列文(Gerald Levin)是“美國在線-時代華納”總裁。

 

 

迪斯尼公司(Walt Disney Co):

 

美國第二大媒體巨頭。首席執行官是邁克爾·艾斯納(Michael Eisner),一個與迪斯尼家族毫無瓜葛的外來人。迪斯尼現在控制著幾家電視製作公司,其中包括試金石公司(Touchstone TV)、布埃納維斯塔電視製作公司(Buena Vista TV)和好萊塢電視公司(包括迪斯尼動畫片、試金石、Caravan和好萊塢影片公司)。它還擁有第二大電視網Capital Cities/ABC,該電視網在歐洲有許多分支機搆。

 

 

維亞康姆公司(Viacom Inc):

 

美國第三大“媒體卡特爾(Cartel)”。它擁有有線體育網ESPN、《婦女時裝日報》(Women’s Wear Daily)、維亞康姆公司、派拉蒙影片公司,最近還從時代華納公司購買了CBS。

維亞康姆通過它的有線MTV網控制著全世界的年輕人市場,這個媒體網路通過歌曲視頻、廉價電影節目(Nikelodeon)、“作秀時刻”(Showtime)節目“渲染”暴力和性。MTV將說唱錄影播放到71個國家的21億個家庭,它是世界上最有影響的傳播公司之一。

 

 

新聞公司(News Corporation):


澳大利亞出生的媒體巨頭魯伯特·默多克(Murdoch;即香港衛視大老闆, 也是鳳凰衛視大股東)是美國第三大媒體集團新聞公司的老闆。他擁有福克斯電視(Fox TV),它的節目“充斥”著有利於以色列的“新保守主義宣傳。還擁有《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和大量其他新聞報紙,其中包括威廉·克裏斯托的新保守主義雜誌《每周標準》。默多克以前的生意夥伴是哈伊姆·薩班(HaimSaban),一位好萊塢億萬富翁,後者與沙龍的關係很近,是個親以色列的鷹派,最近買下了德國最大的電視媒體集團Pro7。

 

 

紐豪斯集團(Newhouse Group):

 

第五大媒體集團,由億萬富翁紐豪斯(SI Newhouse擁有)。該集團擁有12家電視臺、87家有線電視臺、發行量最大的《星期天》雜誌、《展示》雜誌、《紐約客》雜誌、《時尚》雜誌、《淑女》雜誌、《名利場》雜誌、《克裏夫蘭誠實商人報》(Cleveland Plain Dealer)、《紐瓦克明星紀事報》(Newark Star Ledger)、《新奧爾良平民時報》(New Orleans Times Picayune)。

 

值得注意的是,當前美國媒體“集中”在幾家頂級公司手裏,而這些公司都受『對外關係理事會』成員的“控制”,從“迪斯尼(Disneyland)”到“時代華納(Time Warner)”到“福克斯新聞(Fox News)”再到“維亞康姆(Viacom)”。事實是,當今美國媒體的“集中程度”超過了歷史上的任何時期,而它們爲『對外關係理事會』成員所“把持”。所以這就不奇怪爲什麽大多數美國人以“偏頗的觀點”看待世界或伊拉克戰爭,他們沒有什麽機會看到更多更加中立公正的新聞觀點。

 

由於大媒體公司“控制”了小的地方媒體,沒有任何一家報紙有能力雇傭“獨立記者”,更不用說開設國際新聞機構它們“必須”從大媒體集團“購買”它們的“新聞”,如《紐約時報》、《道瓊斯華爾街日報》,或《華盛頓郵報》。所有這些媒體都被同一“卡特爾(Cartel)利益集團”所控制

 

《紐約時報》:

由亞瑟·蘇茲伯格(Arthur Sulzberger)家族所擁有。紐約時報集團擁有《波士頓環球報》和其他33家地區性報紙,以及《美開樂》(McCalls)和《家庭天地》(Family Circle)雜誌以及多家廣播電視臺。紐約時報新聞服務向全美506家報紙出售新聞報道。

 

華盛頓郵報公司:

是華盛頓最有影響的報紙,由銀行家尤金·邁耶(Eugene Meyer)的後代經營。尤金·邁耶是伯納德·巴魯克(Bernard Baruch)的前合作夥伴,他們的中間人是已故的凱瑟琳·邁耶·格雷漢姆(Catherine Meyer Graham)的兒子唐納德(Donald)。《華盛頓郵報》擁有多家電視臺、11個軍事出版物、《新聞周刊》雜誌、有線一台(Cable One TV),最近還與《紐約時報》共同向國外發行了最大的英語報紙《國際先驅論壇報》(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由小布希政府的『聯邦通信委員會(FCC)』主席邁克爾·鮑威爾(科林·鮑威爾的兒子)主持通過的法規,允許這幾個大媒體集團“兼併”和“控制”更多的全美地方電視臺和媒體,使它們能夠“控制”公衆輿論,除了“萬維網(Viacom)”之外,其總體控制的程度“超過”了前蘇聯。然而,這種“控制”更加微妙,允許發表明顯不同觀點以造成公正辯論的“假像”。

所有這些都“服務”於美國世紀。

 

自從通信行業“迫使”國會在1996年“解除管制(注:deregulation)”開放了這個領域以來,報紙、廣播、電視和電信都允許出現資訊控制的“全球性壟斷”而所有這些都是打著“自由”企業的“旗號”。『對外關係理事會』精英們“控制”著媒體,推動全球帝國那“看不見的槓桿”。然而,他們卻“巧妙地”讓絕大多數不知情的美國人相信,自己享有“新聞自由”,而這些人正試圖把美國造就成全球帝國。

 

 

 

 


六大猶太傳媒公司控制全球96%的媒體

(譯:貨幣戰爭網 Shine)

 

 

 

迪斯尼集團

 

迪斯尼堪稱全球頂級傳媒巨頭,它的董事會主席兼CEO名叫Michael Eisner,是個猶太人。一位媒體分析家曾說,迪斯尼帝國的老闆是一個“控制狂人”。他控制著若干個電視製作公司:沃爾特·迪斯尼電視臺、 Touchstone電視臺、Buena Vista電視臺。迪斯尼的電視臺擁有1400萬付費用戶。

 

在電影方面,迪斯尼影業集團的老闆Joe Roth也是猶太人,旗下擁有Touchstone影業、好萊塢影業和Caravan影業。迪斯尼集團還擁有Miramax電影公司,由Weinstein兄弟負責管理。

 

1984年被Eisner接管之前,迪斯尼集團一直在非猶太人的迪斯尼家族的管理之下,那時候它的形象清新健康,是家庭娛樂的首選。而現在,雖然它依然擁有白雪公主等卡通形象的版權,但風格卻日趨色情和暴力。除此之外,迪斯尼集團在美國境內設立了225個分支機搆,還部分持有一些歐洲電視公司的股權。

 

美國廣播公司(ABC

 

ABC集團的有線電視分公司ESPN,其主席兼CEO是Steven Bornstein,猶太人。他的公司同時控股Lifetime電視臺和Arts & Entertainment有線傳媒公司。ABC無線廣播公司在紐約、華盛頓和洛杉磯等主要城市擁有11個AM廣播站和10個FM廣播站,同時設有 3400多個分支機搆。儘管以廣播公司起家,ABC在出版業亦取得了不俗的成就,1994年在該領域獲得了10億美元的收入。它擁有七家日報社、 Fairchild出版公司、Chilton出版公司,以及Diversified出版集團。

 

 

時代華納(Time-Warner)

 

全球第二大傳媒公司時代華納,其董事會主席兼CEO Gerald Levin是猶太人。時代華納的分公司HBO是全美最大的付費電視網。華納音樂是全球最大的唱片公司,旗下有50個品牌,其中最大的就是Danny Goldberg領導的華納兄弟唱片公司,他和Warnervision(華納video製作分公司)的老大Stuart Hersch一樣,都是猶太人。華納音樂推廣了蘊含暴力的“岡斯特說唱音樂”,通過與環球唱片公司的合作,推廣了別具一格的歌詞風格,鼓勵黑人對白人的暴力行爲。

 

除了有線電視和音樂之外,華納在電影(華納兄弟製片廠)和出版方面也頗有成就。華納出版方面的總編Norman Pearlstine就是猶太人,他領導著美國最大的雜誌出版公司,旗下的雜誌包括《時代周刊》、《體育畫報》、《人物》和《財富》。

 

 

四、 CBS(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1985年,一位非猶太人Ted Turner提出收購CBS,此舉震驚了美國新聞界。Turner以廣告業起家,後來創辦了一個新興的有線電視網路,名字叫作CNN。

 

儘管Turner的CNN啓用了很多猶太高管,Turner本人是一位具有完善自我和堅強性格的傑出領袖,從未有過損害猶太群體利益的行爲。但CBS主席William Paley(本姓Palinsky,猶太人)和董事會的一些猶太高管集體認爲,Turner是個難以控制的人,他們害怕他將來有可能倒戈相向。 Turner的前雇員Daniel Schorr(猶太人)則公開指責前老闆曾有厭惡猶太人的情緒。

 

爲了阻止Turner,CBS高層邀請猶太富豪Laurence Tisch充當白騎士,搶先進行善意收購。Laurence Tisch此前已經擁有劇院、旅館、保險公司、香煙製造等多個産業,現在他又擁有了CBS。他從1986年到1995年一直擔任CBS董事長兼CEO,努力將一切反猶輿論消滅於無形之中。

 

Turner還想做最後的努力,這回阻止他的是時代華納。時代華納擁有CBS 20%的股票,在所有重大事務上都有決定權。

 

 

五、 Viacom

 

Viacom是美國第三大傳媒公司,年收入100億美元。它的老闆是 Sumner Redstone,原名Murray Rothstein,猶太人。Viacom爲全美最大的三家電視網路製作節目,旗下擁有12個電視臺和12個廣播電臺。Viacom還收購了派拉蒙電影公司,後者的女老闆Sherry Lansing也是猶太人。

 

在出版方面,Viacom擁有Prentice Hall, Simon & Schuster以及Pocket Books三家出版社。它還擁有四千多家Blockbuster音像製品連鎖店。

 

Viacom因其製作的有線電視節目而廣受讚譽,包括Showtime, MTV, Nickelodeon等等。從1989年開始,MTV,和Nickelodeon就在年輕觀衆中佔據了龐大的市場份額。

 

猶太人壟斷了全美前三位的媒體公司,如果說這裏面沒有蓄意的成分,那就是自欺欺人了。(注:不大明白作者依據的是哪個排名,根據2009年的最新表單,時代華納、迪斯尼和Viacom分別排名一、三、四位,排第二的是Vivendi,索尼第六,新聞集團其實排在第七位)

 

那麽,其他的媒體公司情況如何呢?

排第四位的是魯伯特·默多克(Murdoch)的“新聞集團,默多克不是猶太人,但他的全球電影和電視業務主管Peter Chermin卻是的。

排第五位的索尼,索尼是一家日本公司,但它的美國分公司老闆Michael Schulhof是猶太人,索尼影業的主管Alan Levine也是猶太人。

 

 

 

 

那些未被大型集團收購的電視臺和電影公司,大部分也處在猶太人控制之下。例如被影評家稱爲“美國獨立電視先鋒”的新世界傳媒公司,其老闆Ronald Perelman就是個猶太人。

 

最出名的小規模電影公司當推Dreamworks SKG(注:拍了很多好電影的Dreamworks!),它其實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猶太企業。1994年,唱片業巨頭David Geffen,迪斯尼前高管Jeffrey Katzenberg,以及著名導演斯蒂芬·斯皮爾伯格,參照好萊塢大片場的模式建立了這家電影公司——這三個統統都是猶太人!現在Dreamworks 不僅拍電影,還拍攝電視劇、動畫片,灌錄唱片等等,實現了多元化發展。

 

好萊塢的兩家大型製片公司:MCA和Universal(經常看好萊塢大片的朋友應該很熟悉了),屬於同一個大型集團Seagram,Seagram的董事長兼CEO名叫Edgar Bronfman Jr.,他不僅是猶太人,還是世界猶太人代表大會的主席。

 

衆所周知,20世紀早期電影剛開始發展時,猶太人就控制了電影業全部的制 作和發行渠道,這種情況直到現在也沒有改變。根據1995年的統計,迪斯尼、華納兄弟、索尼影業、派拉蒙(屬於Viacom)、Universal(屬於 Seagram)這五家製作的電影,佔據了全球74%的票房。

 

 

電視新聞

 

在電視方面,美國的三大電視網路巨頭ABC、CBS和NBC,現在隨著傳 媒界的合併,這三家已經不是完全獨立的公司了。當它們彼此獨立時,每一家都被猶太人控制著:ABC是Leonard Goldenson,CBS先是William Paley,然後是Lawrence Tisch;NBC先是David Sarnoff,然後是他兒子Robert。在過去的數十年裏,這些電視臺從高層到普通職員都被猶太人佔據著。當它們逐漸合併,融入其他公司之後,這種情 況依然沒有改變。電視新聞受猶太人的影響仍然極其大。

 

我們知道,ABC電視臺現在已經部分被迪斯尼收購,它的新聞部門裏所有的執行製片人都是猶太人,包括:Victor Neufeld(20-20欄目)、Bob Reichbloom(早安美國)、Rick Kaplan(晚間新聞播報)。

 

CBS最近被西屋電氣公司收購了,然而當初Tisch任命的新聞主管 Eric Ober仍然大權在握,當然,他是個猶太人。NBC現在被通用電氣收購了,它的新聞主管Andrew Lack是猶太人,幾位執行製片人(今日新聞的Jeff Zucker、NBC晚間新聞的Jeff Gralnick、國際新聞的Neal Shapiro)也都是猶太人。

 

 

Newhouse家族的傳媒帝國

日報是最普遍的新聞傳播方式,每天美國人要購買6千萬份日報(假定人們都 會閱讀自己買的報紙吧)。這6千萬份報紙來自1500家不同的報社,大家可能會覺得,這麽多的報社,應該不會都被猶太人控制。但事實並非如此,這1500 家報社並不互相獨立,彼此的競爭也很少,更不像大家以爲的那樣代表大衆的利益。每個城市甚至每個小鎮都有地區性報紙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現在,大部分地區 性報紙都被或大或小的公司控制著,離真正的幕後老闆幾千英里遠。據統計,全美只有25%的報紙是獨立運營的,其他都屬於大型新聞集團。只有少數幾家大報社 有跨地區採訪能力,其他的報紙都依賴於從這幾家轉載國內和國際新聞。

 

猶太人Newhouse兄弟(Samuel和Donald)擁有的 Newhouse帝國(注,應該是Advance Publications)完美地詮釋了美國日報業是多麽缺乏競爭,從中我們可以看出猶太人對輿論的控制達到何等程度。Newhouse擁有26家日報 社,其中包括美國最重要的幾家日報:Cleveland Plain Dealer、the Newark Star-Ledger、以及the New Orleans Times-Picayune。它還擁有最大的圖書出版公司Random House及其分支機搆(注:覺得Random House是貝特斯曼的吧…… 查了一下,Advance 1980年收購的是Random House的美國分公司,然而兩者的所有權很混亂,待查)。

 

 

Newhouse廣播公司擁有12家電視臺和87套有線電視網路,包括一些最重要的電視網(注:我記得Newhouse家族好像還部分控股Discovery?)。

 

雜誌和期刊方面,Newhouse旗下的周刊Sunday supplement Parade每周發行2200萬份。Newhouse家族的全資公司Conde Nast group總共發行了幾十種期刊,包括發行量極大的the New Yorker, Vogue, Madmoiselle, Glamour, Vanity Fair, Bride’s, Gentlemen’s Quarterly, Self, House & Garden等。

 

Newhouse傳媒帝國的建立者是已故的老Samuel Newhouse,他是來自俄國的猶太移民。Newhouse的報紙和雜誌發行量很大,他們的主要收入來源於廣告,而不是讀者。那些大公司做廣告的時候, 一旦選擇了一家刊物就不會輕易更換,Newhouse於是漸漸排擠掉了所有的競爭對手,在傳媒界一枝獨秀。

 

 

 

三家猶太人的報紙

 

從20世紀初開始,猶太人就成了美國經濟的決定性力量。與此同時,他們也控制了越來越多的美國報紙。非猶太人的報紙難以生存,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報紙的主要經濟來源是大公司的版面廣告,而很多大公司都被猶太人控制。即便是那些非猶太人開辦的報紙,在選擇報道新聞時也要考慮到猶太人的利益。這就是所謂的拿人錢財,替人消災。

 

通過減少競爭,建立壟斷,猶太人逐漸控制了美國的輿論,這一點可以從最權威最有影響力的三大報紙體現出來,即《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和《華盛頓郵報》。這三家報紙控制著美國的財經和政治輿論導向,影響著其他所有報紙。它們決定了哪些資訊算作“新聞”,哪些不算。它們是資訊的原始來源,其他報紙都在抄襲它們的文章。——而這三家報紙,都控制在猶太人手中。

 

《紐約時報》由兩位非猶太人在1851年建立,然而他們去世後,1896 年,猶太大亨Adolph Ochs收購了這家報紙。現在他的外孫Arthur Ochs Sulzberger, Jr.是《紐約時報》的CEO。執行總編Max Frankel和總編Joseph Lelyveld也都是猶太人。Sulzberger家族還擁有另外的33家報紙(包括《波士頓環球》)、12家雜誌、7家電臺電視臺、1個有線電視網和 3家圖書出版公司。《紐約時報》新聞社同時向506家其他媒體提供新聞通稿和圖片。

 

《華盛頓郵報》的王牌是它遍佈在各大政府機關中的內線,使它總是能得到第一手的非公開信息。跟紐約時報一樣,《華盛頓郵報》也由非猶太人建立,它建立於1877年。1933年6月,它在大蕭條中破産,猶太銀行家Eugene Meyer將之收購。現在經營這家報紙的是Meyer的女兒Katherine Meyer Graham。

 

《華爾街日報》每日的發行量高達180萬份,是美國發行量最大的日報。它隸屬於道瓊斯公司。道瓊斯公司的CEO是Peter Kann,猶太人。他同時兼任《華爾街日報》主管。

 

 

猶太人媒體對美國的影響

 

(以下部分段落譯者予以節略)

 

 

 

 

 


【英文原文:六大猶太傳媒公司掌控著全球擁96%閱聽眾的媒體】

 

Six Jewish Companies Own 96% of the World’s Media

 

2009 March 16

 

The power of lies, deceptions and disinformation as Americans pay the price of collective stupidity.

 

“You know very well, and the stupid Americans know equally well, that we control their government, irrespective of who sits in the White House. You see, I know it and you know it that no American president can be in a position to challenge us even if we do the unthinkable. What can they (Americans) do to us? We control congress, we control the media, we control show biz, and we control everything in America. In America you can criticize God, but you can’t criticize Israel…” Israeli spokeswoman, Tzipora Menache

 

Facts of Jewish Media Control

 

Electronic News & Entertainment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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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rgest media conglomerate today is Walt Disney Company, whose chairman and CEO, Michael Eisner, is a Jew. The Disney Empire, headed by a man described by one media analyst as a “control freak”, includes several television production companies (Walt Disney Television, Touchstone Television, Buena Vista Television), its own cable network with 14 million subscribers, and two video production companies. As for feature films, the Walt Disney Picture Group, headed by Joe Roth (also a Jew), includes Touchstone Pictures, Hollywood Pictures, and Caravan Pictures. Disney also owns Miramax Films, run by the Weinstein brothers. When the Disney Company was run by the Gentile Disney family prior to its takeover by Eisner in 1984, it epitomized wholesome, family entertainment. While it still holds the rights to Snow White, under Eisner, the company has expanded into the production of graphic sex and violence. In addition, it has 225 affiliated st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 part owner of several European TV companies. ABC’s cable subsidiary, ESPN, is headed by president and CEO Steven Bornstein, a Jew. This corporation also has a controlling share of Lifetime Television and the Arts & Entertainment Network cable companies. ABC Radio Network owns eleven AM and ten FM stations, again in major cities such as New York, Washington, Los Angeles, and has over 3,400 affiliates. Although primarily a telecommunications company, Capital Cities/ABC earned over $1 billion in publishing in 1994. It owns seven daily newspapers, Fairchild Publications, Chilton Publications, and the Diversified Publishing Group. Time Warner, Inc, is the second of the international media leviathans. The chairman of the board and CEO, Gerald Levin, is a Jew. Time Warner’s subsidiary HBO is the country’s largest pay-TV cable network. Warner Music is by far the world’s largest record company, with 50 labels, the biggest of which is Warner Brothers Records, headed by Danny Goldberg. Stuart Hersch is president of Warnervision, Warner Music’s video production unit. Goldberg and Hersch are Jews. Warner Music was an early promoter of “gangsta rap.” Through its involvement with Interscope Records, it helped popularize a genre whose graphic lyrics explicitly urge Blacks to commit acts of violence against Whites. In addition to cable and music, Time Warner is heavily involved in the production of feature films (Warner Brothers Studio) and publishing. Time Warner’s publishing division (editor-in-chief Norman Pearlstine, a Jew) is the largest magazine publisher in the country (Time, Sports Illustrated, People, Fortune). When Ted Turner, a Gentile, made a bid to buy CBS in 1985, there was panic in media boardrooms across the nation. Turner made a fortune in advertising and then had built a successful cable-TV news network, C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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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hough Turner employed a number of Jews in key executive positions in CNN and had never taken public positions contrary to Jewish interests, he is a man with a large ego and a strong personality and was regarded by Chairman William Paley (real name Palinsky, a Jew) and the other Jews at CBS as uncontrollable: a loose cannon who might at some time in the future turn against them. Furthermore, Jewish newsman Daniel Schorr, who had worked for Turner, publicly charged that his former boss held a personal dislike for Jews. To block Turner’s bid, CBS executives invited billionaire Jewish theater, hotel, insurance, and cigarette magnate Laurence Tisch to launch a “friendly” takeover of the company, and from 1986 till 1995 Tisch was the chairman and CEO of CBS, removing any threat of non-Jewish influence there. Subsequent efforts by Turner to acquire a major network have been obstructed by Levin’s Time Warner, which owns nearly 20 percent of CBS stock and has veto power over major deals. Viacom, Inc, headed by Sumner Redstone (born Murray Rothstein), a Jew, is the third largest megamedia corporation in the country, with revenues of over $10 billion a year. Viacom, which produces and distributes TV programs for the three largest networks, owns 12 television stations and 12 radio stations. It produces feature films through Paramount Pictures, headed by Jewess Sherry Lansing. Its publishing division includes Prentice Hall, Simon & Schuster, and Pocket Books. It distributes videos through over 4,000 Blockbuster stores. Viacom’s chief claim to fame, however, is as the world’s largest provider of cable programming, through its Showtime, MTV, Nickelodeon, and other networks. Since 1989, MTV and Nickelodeon have acquired larger and larger shares of the younger television audience. With the top three, and by far the largest, media companies in the hand of Jews, it is difficult to believe that such an overwhelming degree of control came about without a deliberate, concerted effort on their part. What about the other big media companies? Number four on the list is Rupert Murdoch’s News Corporation, which owns Fox Television and 20th Century Fox Films. Murdoch is a Gentile, but Peter Chermin, who heads Murdoch’s film studio and also oversees his TV production, is a Jew. Number five is the Japanese Sony Corporation, whose U.S. subsidiary, Sony Corporation of America, is run by Michael Schulhof, a Jew. Alan Levine, another Jew, heads the Sony Pictures division. Most of the television and movie production companies that are not owned by the largest corporations are also controlled by Jews. For example, New World Entertainment, proclaimed by one media analyst as “the premiere independent TV program producer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owned by Ronald Perelman, a Jew. The best known of the smaller media companies, Dreamworks SKG, is a strictly kosher affair. Dream Works was formed in 1994 amid great media hype by recording industry mogul David Geffen, former Disney Pictures chairman Jeffrey Katzenberg, and film director Steven Spielberg, all three of whom are Jews. The company produces movies, animated films, television programs, and recorded music. Two other large production companies, MCA and Universal Pictures, are both owned by Seagram Company, Ltd. The president and CEO of Seagram, the liquor giant, is Edgar Bronfman Jr., who is also president of the World Jewish Congress. It is well known that Jews have controlled 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films since the inception of the movie industry in the early decades of the 20th century. This is still the case today. Films produced by just the five largest motion picture companies mentioned above-Disney, Warner Brothers, Sony, Paramount (Viacom), and Universal (Seagram)-accounted for 74 per cent of the total box-office receipts for the first eight months of 1995. The big three in television network broadcasting used to be ABC, CBS, and NBC. With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media empires, these three are no longer independent entities. While they were independent, however, each was controlled by a Jew since its inception: ABC by Leonard Goldenson, CBS first by William Paley and then by Lawrence Tisch, and NBC first by David Sarnoff and then by his son Robert. Over periods of several decades, these networks were staffed from top to bottom with Jews, and the essential Jewishness of network television did not change when the networks were absorbed by other corporations. The Jewish presence in television news remains particularly strong. As noted, ABC is part of Eisner’s Disney Company, and the executive producers of ABC’s news programs are all Jews: Victor Neufeld (20-20), Bob Reichbloom (Good Morning America), and Rick Kaplan (World News Tonight). CBS was recently purchased by Westinghouse Electric Corporation. Nevertheless, the man appointed by Lawrence Tisch, Eric Ober, remains president of CBS News, and Ober is a Jew. At NBC, now owned by General Electric, NBC News president Andrew Lack is a Jew, as are executive producers Jeff Zucker (Today), Jeff Gralnick (NBC Nightly News), and Neal Shapiro (Dateline). The Print Media After television news, daily newspapers are the most influential information medium in America. Sixty million of them are sold (and presumably read) each day. These millions are divided among some 1,500 different publications. One might conclude that the sheer number of different newspapers across America would provide a safeguard against Jewish control and distortion. However, this is not the case. There is less independence, less competition, and much less representation of our interests than a casual observer would think. The days when most cities and even towns had several independently owned newspapers published by local people with close ties to the community are gone. Today, most “local” newspapers are owned by a rather small number of large companies controlled by executives who live and work hundreds or ever thousands of miles away. The fact is that only about 25 per cent of the country’s 1,500 papers are independently owned; the rest belong to multi-newspaper chains. Only a handful are large enough to maintain independent reporting staffs outside their own communities; the rest depend on these few for all of their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news. The Newhouse empire of Jewish brothers Samuel and Donald Newhouse provides an example of more than the lack of real competition among America’s daily newspapers: it also illustrates the insatiable appetite Jews have shown for all the organs of opinion control on which they could fasten their grip. The Newhouses own 26 daily newspapers, including several large and important ones, such as the Cleveland Plain Dealer, the Newark Star-Ledger, and the New Orleans Times-Picayune; the nation’s largest trade book publishing conglomerate, Random House, with all its subsidiaries; Newhouse Broadcasting, consisting of 12 television broadcasting stations and 87 cable-TV systems, including some of the country’s largest cable networks; the Sunday supplement Parade, with a circulation of more than 22 million copies per week; some two dozen major magazines, including the New Yorker, Vogue, Madmoiselle, Glamour, Vanity Fair, Bride’s, Gentlemen’s Quarterly, Self, House & Garden, and all the other magazines of the wholly owned Conde Nast group. This Jewish media empire was founded by the late Samuel Newhouse, an immigrant from Russia. The gobbling up of so many newspapers by the Newhouse family was in large degree made possible by the fact that newspapers are not supported by their subscribers, but by their advertisers. It is advertising revenue–not the small change collected from a newspaper’s readers–that largely pays the editor’s salary and yields the owner’s profit. Whenever the large advertisers in a city choose to favor one newspaper over another with their business, the favored newspaper will flourish while its competitor die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when Jewish mercantile power in America became a dominant economic force, there has been a steady rise in the number of American newspapers in Jewish hands, accompanied by a steady decline in the number of competing Gentile newspapers–primarily as a result of selective advertising policies by Jewish merchants. Furthermore, even those newspapers still under Gentile ownership and management are so thoroughly dependent upon Jewish advertising revenue that their editorial and news reporting policies are largely constrained by Jewish likes and dislikes. It holds true in the newspaper business as elsewhere that he who pays the piper calls the tune.

 

See: Mainstream Pakistani media and their links with NeoCon Zionists

 

Three Jewish Newspapers

 

The suppression of competi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local monopolies on the dissemination of news and opinion have characterized the rise of Jewish control over America’s newspapers. The resulting ability of the Jews to use the press as an unopposed instrument of Jewish policy could hardly be better illustrated than by the examples of the nation’s three most prestigious and influential newspapers: the New York Time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nd the Washington Post. These three, dominating America’s financial and political capitals, are the newspapers which set the trends and the guidelines for nearly all the others. They are the ones which decide what is news and what isn’t, at th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evels. They originate the news; the others merely copy it, and all three newspapers are in Jewish hands. The New York Times was founded in 1851 by two Gentiles, Henry Raymond and George Jones. After their deaths, it was purchased in 1896 from Jones’s estate by a wealthy Jewish publisher, Adolph Ochs. His great-grandson, Arthur Ochs Sulzberger, Jr., is the paper’s current publisher and CEO. The executive editor is Max Frankel, and the managing editor is Joseph Lelyveld. Both of the latter are also Jews. The Sulzberger family also owns, through the New York Times Co., 33 other newspapers, including the Boston Globe; twelve magazines, including McCall’s and Family Circle with circulations of more than 5 million each; seven radio and TV broadcasting stations; a cable-TV system; and three book publishing companies. The New York Times News Service transmits news stories, features, and photographs from the New York Times by wire to 506 other newspapers, news agencies, and magazines. Of similar national importance is the Washington Post, which, by establishing its “leaks” throughout government agencies in Washington, has an inside track on news involving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he Washington Post, like the New York Times, had a non-Jewish origin. It was established in 1877 by Stilson Hutchins, purchased from him in 1905 by John McLean, and later inherited by Edward McLean. In June 1933, however, at the height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the newspaper was forced into bankruptcy. It was purchased at a bankruptcy auction by Eugene Meyer, a Jewish financier. The Washington Post is now run by Katherine Meyer Graham, Eugene Meyer’s daughter. She is the principal stockholder and the board chairman of the Washington Post Co. In 1979, she appointed her son Donald publisher of the paper. He now also holds the posts of president and CEO of the Washington Post Co. The Washington Post Co. has a number of other media holdings in newspapers, television, and magazines, most notably the nation’s number-two weekly newsmagazine, Newsweek.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which sells 1.8 million copies each weekday, is the nation’s largest-circulation daily newspaper. It is owned by Dow Jones & Company, Inc., a New York corporation which also publishes 24 other daily newspapers and the weekly financial tabloid Barron’s, among other things. The chairman and CEO of Dow Jones is Peter Kann, who is a Jew. Kann also holds the posts of chairman and publisher of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ost of New York’s other major newspapers are in no better hands than the New York Times and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The New York Daily News is owned by Jewish real-estate developer Mortimer B. Zuckerman. The Village Voice is the personal property of Leonard Stern, the billionaire Jewish owner of the Hartz Mountain pet supply firm.

 

Other Mass Media

 

The story is pretty much the same for other media as it is for television, radio, and newspapers. Consider, for example, newsmagazines. There are only three of any note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Time, Newsweek, and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Time, with a weekly circulation of 4.1 million, is published by a susidiary of Time Warner Communications. The CEO of Time Warner Communications, as mentioned above, is Gerald Levin, a Jew. Newsweek, as mentioned above, is published by the Washington Post Company, under the Jewess Katherine Meyer Graham. Its weekly circulation is 3.2 million. U.S. News & World Report, with a weekly circulation of 2.3 million, is owned and published by Mortimer Zuckerman, a Jew. Zuckerman also owns the Atlantic Monthly and New York’s tabloid newspaper, the Daily News, which is the sixth-largest paper in the country. Among the giant book-publishing conglomerates, the situation is also Jewish. Three of the six largest book publishers in the U.S., according to Publisher’s Weekly, are owned or controlled by Jews. The three are first-place Random House (with its many subsidiaries, including Crown Publishing Group), third-place Simon & Schuster, and sixth-place Time Warner Trade Group (including Warner Books and Little, Brown). Another publisher of special significance is Western Publishing. Although it ranks only 13th in size among all U.S. publishers, it ranks first among publishers of children’s books, with more than 50 percent of the market. Its chairman and CEO is Richard Snyder, a Jew, who just replaced Richard Bernstein, also a Jew.

 

The Effect of Jewish Control of the Media

 

These are the facts of Jewish media control in America. Anyone willing to spend several hours in a large library can verify their accuracy. I hope that these facts are disturbing to you, to say the least. Should any minority be allowed to wield such awesome power? Certainly, not and allowing a people with beliefs such as expressed in the Talmud, to determine what we get to read or watch in effect gives this small minority the power to mold our minds to suit their own Talmudic interests, interests which as we have demonstrated are diametrically opposed to the interests of our people. By permitting the Jews to control our news and entertainment media, we are doing more than merely giving them a decisive influence on our political system and virtual control of our government; we also are giving them control of the minds and souls of our children, whose attitudes and ideas are shaped more by Jewish television and Jewish films than by their parents, their schools, or any other influence.

 

Additional Research:

 

Why Propaganda Trumps Truth

 

Zionist, Jewish Hollywood’s Brainwashing Of America

 

“We, The Jewish People, Control America”

 

Video: The Hidden Reality – A Must Watch

 

Another War For Israel In The Works

 

Must Read: The Dajjal’s War on Humankind

 

The Zionist Elephant In The Room

 

The International Jew – by Henry Ford

 

The Tribe That Controls America

 

How Jewish is Hollywood?

 

The Spiritual War

 

No One Talks About Israel’s Spying On America!

 

Video: US Policy Influenced By Zionist Media And Neocon Agenda

 

Israeli Spokesman Says We Control Stupid Americans

 

The Mossad’s Infiltration Of America

 

Video: How American News Media Works In Favor Of Israel

 

Video: Illuminati Exposed!

 

Video: The Arrivals Series (Compiled)

 

Who are the Israelites & Jews and Who is their real Target

 

The United States of Israel

 

The ‘Jewish Question’ Now A Global Issue

 

Israel Is Nobody’s Friend

 

Lights, Camera… Covert Action: The Deep Politics of Hollywood

 

Reprint: Some Things You Need to Know before the World Ends

 

A Message To The World On The Obama Inauguration

 

 

 

 


美猶太裔媒體大亨 擬買“半島電視台”

 

中央社特拉維夫9日專電

 

2009.10.09 中央社

 

 

繼2004年入主半島電視台未成,美國猶太裔的“福斯電視網”家庭頻道大股東薩班(Haim Saban)近期再投石問路,向卡達政府探詢買下“半島電視台”的可能性。

 

伊朗國營英語「新聞電視台」(Press TV)與總部設在英國倫敦的「巴勒斯坦電訊報」(The PalsetineTelegraph)報導,薩班已向卡達政府提交購買「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計畫。

 

這位靠經營媒體娛樂事業躍升為億萬富豪的美國猶太裔大亨,正與卡達國王哈邁德(Sheikh Hamad binKhalifa al-Thani)磋商,如何買下“半島電視台”部分頻道。雙方的協商是由埃及居間斡旋。

 

薩班曾於2004年表達有意購買“半島電視台”但遭到婉拒,不過這個中東最具爭議(注:美國和以色列眼中釘)的新聞頻道,近來正設法解決嚴重的財務危機,而薩班開口就是50億美元,要買下“半島電視台”阿拉伯語的新聞頻道。

 

“半島電視台”自1996年開播至今,曾掀起阿拉伯世界一波媒體革命,半島電視台的財政,主要為仰賴卡達政府每年7000萬美元的補助。

 

新聞電視台報導,薩班是以色列總理尼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右翼政府的支持者他打算買下“半島電視台”傳播親以色列的訊息,以改變阿拉伯世界對目前以色列鷹派政府的觀感

 

 

 

 

 

 

 


相關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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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回應

  1. 2011/03/27 於 08:39 patchpieces
    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 1928-),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語言學和哲學教授,傑出的語言學家、哲學家、思想家和政論家,被譽為“語言學界的愛因斯坦”、“最偉大的持不同政見者”。 在語言學方面,喬姆斯基是“轉換-生成語法”的創始人。1928年12月7日出生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費城。1951年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完成碩士論文《現代希伯萊語語素音位學》,1955年又在該校完成博士論文《轉換分析》,獲得博士學位。從1955年秋天開始,他一直在麻省理工學院工作,曾任該校語言學與哲學系主任,並任該校認知科學研究中心主任,為語言學界培養了一批有素養的學者。喬姆斯基是一位富有探索精神的語言學家。最初,他用結構主義的方法研究希伯萊語,後來發現這種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轉而探索新的方法,逐步建立起轉換-生成語法,1957年出版的《句法結構》就是這一新方法的標誌。這種分析方法風靡全世界,衝垮了結構語言學的支配地位,因而被人們稱為“喬姆斯基革命”。後來他又不斷豐富和發展轉換-生成語法的理論和方法,相繼發表了《句法理論要略》、《深層結構、表層結構和語義解釋》、《支配和約束論集》等重要著作,對世界語言學的發展方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現在,轉換-生成語法仍在繼續發展之中。 在政治評論方面,喬姆斯基政治鬥士的角色甚至蓋過了他作為語言學家的輝煌,被稱為美國的“牛虻”。上世紀60年代,積極反對越南戰爭的喬姆斯基成為美國左翼運動的負責人。出於知識份子的良知,他堅持批判西方的新自由主義和民主制度的偽善達數十年之久,尤其是批評西方大國(特別是美國)的霸權主義行徑。每當國際政治格局發生重大變化時,西方知識界往往率先關注他的表現。例如“9•11”事件之後他接受了幾乎所有世界著名媒體的專訪,對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予以嚴厲的批評。他對時事精闢獨到的見解、對美國政治入木三分的批判,一直受到西方政治界和知識界的極大關注,他的著作也在西方知識精英群體中擁有廣泛的讀者和支持者。喬姆斯基政治評論的代表作有《霸權還是生存》、《反思甘迺迪王朝》、《海盜與君王》、《宣傳與公共意識》、《失敗的國家》、《恐怖主義文化》等,探討了美國自越南戰爭、海灣戰爭、“9•11”事件以來的對外政策走向,尤其是對於一向自我標榜為“價值中立”的美國媒體和輿論界進行了強有力的批判。喬姆斯基研究媒體的著作還有《媒體控制》、《必要的幻覺》和《製造共識:大眾媒體的政治經濟》。 [正 文] 諾姆•喬姆斯基一生致力於解決人的本質問題(The Problem of Human Nature)。他認為,要解決人的本質問題必須回答兩個相關的問題:一個是柏拉圖問題(Plato’s Problem),一個是奧威爾問題(Orwell’s Problem)。[1]所謂柏拉圖問題,借用羅素的來講就是:“儘管人類在其短暫的一生中與世界的接觸是如此有限,為何他們的知識卻如此豐富呢?” [2]而奧威爾問題則是:“為什麼人對事實似乎知之甚少,儘管現實中的證據是如此豐富?”[3]這樣兩個問題構成了喬姆斯基一生100多部著述試圖解開的謎團:人有充分認知外部世界、實現自由的能力,但在認知的過程中,人又無處不受到控制。關於柏拉圖問題,喬姆斯基希望通過語言研究來揭示人的認知方式進而揭示人類心智的本質。至於奧威爾問題,他試圖通過大量的事實剖析來揭示人性如何受到壓制和扭曲,統治階級如何掩蓋事實,歪曲、操縱和控制資訊從而控制民眾思想以便維護其統治。[4] 媒體研究是喬姆斯基對奧威爾問題探究的一個重要步驟。他認為,奧威爾問題的核心在於社會建制和政治力量能束縛人們的認知能力,意識形態更能封鎖人們的視野。[5]這就是喬姆斯基媒體研究的邏輯起點和終極目標。在研究奧威爾問題的過程中,喬姆斯基通過廣泛地運用搜集到的資料(主要是解密的檔案材料和相關媒體報導)對美國政治進行了強烈的抨擊,對美國媒體和輿論界進行了強有力的批判。喬姆斯基對美國政府和美國媒體的抨擊引起廣泛的注意,美國負責美洲國家間事務的助理國務卿伊裏亞德•艾布拉姆斯曾向英國一家期刊社寫信表示抗議:“在貴刊的最新一期雜誌上,也就是1986年7/8月號,有一篇真正讓人震驚的文章,從第二頁開始,篇幅很長。這篇文章是諾姆•喬姆斯基對美國、美國政府以及美國新聞界的攻擊。……它使用了整整三頁篇幅持續攻擊世界上最自由的新聞界。”[6] 根據喬姆斯基本人的回憶,他早年就讀奉行杜威主義教育思想、推行進步教育法的實驗學校。他認為這對他思考事物的方式(包括社會和政治世界)不無影響,然而思想與研究帶來影響的另一個早年因素“無疑就是經濟大蕭條。在我最早的童年記憶裏,有人上門兜售破衣糊口,以及員警襲擊制衣廠女工的情境。” [7]大蕭條的窘境促使喬姆斯基的許多親人投身到工人運動中,參加了共產黨或者其他左派組織,這對童年時代的喬姆斯基影響頗深。喬姆斯基常常講起他幼年的經歷:紐約的72街有個很大的地鐵站,他叔叔在那裏設了一個報攤,喬姆斯基從小就在那兒玩,這段經歷讓他接觸了很多智慧、善良的底層人民、所以他始終覺得自己跟草根階層靠得更近,也力求用普通人的語言跟普通人進行溝通。喬姆斯基少年時代即參加左翼的共產義運動,1960年代越戰期間投身校園反運動,從此開始了“異見者的一生”,被認為美國政策“永遠的反對派”。[8]雖然喬姆斯基後來不再受經濟窘迫之苦,但他仍然對精英知識文化深惡痛絕。在一次訪談中,喬姆斯基提到的“我厭惡它的僵化、它的教條本質、它的侵略性和對獨立思考的強烈排斥。在我看來,這種精英文化骨子裏是極之專制的,雖然它往往被冠以‘自由’ 之名”。[9]這些都為喬姆斯基的奧威爾問題研究奠定了基礎。 在《海盜與君主》一書中,喬姆斯基表示:“研究恐怖主義有兩種方法。有些人採取文本法,認真對待這個課題;或是採取宣傳法,將恐怖主義建構成一種可以被加以利用以服務於某種權力體系的武器。在每一種方法中,如何進行研究都是明確。遵循文本法,我們可以從決定何為恐怖主義入手。我們可以尋找這個現象的例子——如果我們是認真的話,應該集中在那些主要的例子上——努力確定原因和補救方法。宣傳法規定了不同的途徑。我們以這樣一個命題開始,即恐怖主義是官方確定的某些敵人的責任。隨後我們指定恐怖主義行為就是‘恐怖主義的’,正如同它們可以被歸咎於必要的來源(不管是否有理)那樣;否則,它們將被忽略、壓制或冠之以‘報復’或是‘自衛’。”[10]可見,喬姆斯基是通過媒體報導和相關資料的研究作為依據開展政治評論的,其媒體研究作為政治評論的基礎廣泛存在。當然,對媒體報導的事例進行內容分析和運用只是喬姆斯基媒體研究的“表層結構”,更加重要的是其專門針對媒體展開的“深層結構”研究,即其著名的宣傳模式理論。如果說,喬姆斯基對媒體研究的“表層結構”體現在內容分析方法的運用上,那麼其媒體研究的“深層結構”則體現在宣傳模式理論的建構上,兩者相加構成喬姆斯基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總和。 本文主要依據諾姆•喬姆斯基的政治評論著作、媒體研究著作,以及國內外相關學者對喬姆斯基媒介批評思想研究方面的成果,以喬姆斯基在媒體研究中提出的主要觀點為主幹,以其著作中關於媒體報導內容分析為佐證,試圖全面梳理喬姆斯基的媒介批評觀,力圖勾勒出一個較為清晰的脈絡或框架。 筆者認為,喬姆斯基的媒體批評和研究主要體現在兩個層面: 一是通過內容分析揭示美國媒體對社會公眾的思想控制,類似其語言理論中的“表層結構”; 二是通過宣傳模式論揭示美國媒體的所有權和控制權,類似其語言理論中的“深層結構”。 一、 表層結構:美國媒體怎樣「製造共識」 《諾姆•喬姆斯基的社會政治思想》一書的作者艾利森•埃奇利認為,喬姆斯基的媒體理論涉及三個方面:所有權和控制權、內容分析、影響與受眾。並且強調指出,喬姆斯基和其他許多媒體內容分析家不同,他主要關注的是外交事務中的內容,特別是報紙記者對待這種內容的方式。他把自己的分析集中在那些比較具體的和實證的方面,例如媒體對日程安排、涉足領域和語言運用的選擇。[1]這樣的一種內容分析研究方式,實質上可以較為直接的表達出喬姆斯基關於媒體在社會發展中所起作用的認識。 喬姆斯基認為,(自由)媒體在國家政治中的主要作用是控制國民的思想。因為“在平民獲得了政治權和公民權後,他們就會變得越來越難以用武力控制了;因此,就有必要控制它們的思想”。[2]喬姆斯基看到了美國言論自由背後的思想控制,認為美國對言論自由的限制之少雖然非比尋常,美國在限制思想自由方面多採用的各種方法的範圍和有效性同樣不同尋常,在一個民眾的聲音可以被聽到的社會裏,精英集團必須確保這種聲音表達的是正確的事情。在保護有效的主導這種聲音的精英集團的利益方面,國家使用暴力的能力越小,它就越有必要創造一些技巧。這些技巧就是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所說的“製造共識”,或者美國公共關係行業創始人愛德華•伯奈斯(Edward Bernays)所偏愛的“策劃共識”。依據1933年版的《社會科學百科全書》中哈樂德•拉斯韋爾(Harold Lasswell)對“宣傳”的解釋,民眾必須服從“那些關於人是其自身利益最佳評判員的民主教條”。民眾必須找到能確保他們富有遠見的領導人所做出的決定表示贊同的各種方法。喬姆斯基據此得出結論:“當服從是通過暴力來實現的時候,統治者傾向於一種‘行為主義’的概念,即只要人民服從就行了,至於他們想什麼不是太重要。當國家缺乏必要的強制手段之時,控制人民的思想就顯得同樣重要。”[3] 在《宣傳與公共意識》這本書中,喬姆斯基談到了美國政府利用宣傳手段來控制民眾思想的成功事例[4]:“如果你知道約翰杜威的信徒們是如何向公眾宣傳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那麼我將很遺憾地告訴你,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期間對南斯拉夫的狂轟濫炸也有類似的現象。二者都充斥著自我吹捧、讚揚戰爭發動者的英明。杜威一夥熱烈的支持威爾遜發動的戰爭,儘管民眾的態度與他們的並不相同。威爾遜是通過一項和平主義的綱領贏得競選的。他的口號是‘要和平!不要勝利!’。可結果證實他利用宣傳手段,成功地使整個國家很快感染上了狂熱的好戰情緒。然而那些知識份子群體,特別是進步人士卻在一些主要的自由派雜誌上,例如《新共和》,公開表示他們呢為這場戰爭而倍感驕傲,因為他們認為這是人類在歷史上第一次為信念而戰,而不是為了征服和經濟利益,這次戰爭開創了一個新的時代。湊巧的是,我們在科索沃戰爭中也聽到了同樣的論調:這是第一場為了信念和價值觀而進行的戰爭,美國是一個睿智的國家。我們到處都能聽到這種自吹自擂的言論,仿佛又回到了一戰時期。而且在知識份子圈子裏廣泛流傳著有關南斯拉夫人的種種暴行,如私下比利時人嬰兒的胳膊等。同大多數宣傳行為一樣,這裏面也有一些真實的成分,可大部分內容則是捏造出來的。” 在喬姆斯基眼中,美國媒體是怎樣“製造共識”的呢? 筆者重點對上海譯文出版社的“喬姆斯基文集”進行研讀後發現,喬姆斯基認為美國媒體對社會公眾的思想控制或者說其“製造共識”的技巧大致有以下幾種形式: (1)選擇事實,故意忽視; (2)合謀政府,欺騙公眾; (3)製造錯覺,轉移注意; (4)標籤效應,製造恐懼。 第一, 選擇事實,故意忽視。 用喬姆斯基自己的話講:“發現宣傳話語中被省略掉的東西永遠都能給人以啟迪”。[5]他舉了《多邊投資協定》談判三年未受國會重視的事例,發現主流媒體對這個有重要意義的貿易協定“令人驚訝地對此保持沉默”。[6]類似的還有媒體對瓜地馬拉主教胡安•傑拉迪(Juan Gerardi)之死的報導。“去讀一讀這些報導吧。你將會發現這些報導省略了少許東西。事實上,中美洲令唯一宗教領袖被謀殺了,而媒體並沒有將之作為一條重要新聞來報導”。[7]喬姆斯基認為,這種讓事實“消失”的藝術的前提是媒體對政府的順從,在他的著作中美國媒體遵從政府宣傳需要的“故意忽視”比比皆是。如美國對聯合國安理會號召所有國家遵守國際法決議行使了否決權(11票贊成,1票反對,3票棄權),並和自己的兩個附庸國(薩爾瓦多與以色列)一起反對聯合國大會號召各國服從國際法院判決的決議(以94票贊成、3票反對通過)。號稱“檔案記錄報”的《紐約時報》沒有提到聯合國大會上的否決票;該報駐聯合國記者在當天寧可報導聯合國工資過高的問題。安理會上的否決票則被簡單提了一句,而對此前一天聯合國大會上號召建立南大西洋“和平地帶”的決議隻字不提。該項決議以124比1通過,美國獨自提出反對。[8]再如,《紐約時報》節選刊登了勃列日涅夫1981年2月在蘇共大會上的講話,但是“關鍵部分被省略了”。1981年4月,勃列日涅夫的聲明得到了巴解組織的一致贊同,但是這一事實卻沒有在《時代週刊》上得到報導。喬姆斯基評論道:“官方教條所持的立場是,蘇聯一貫只關心如何製造麻煩,阻礙和平,因而支持阿拉伯的拒絕主義和極端主義。媒體非常盡職地履行了分配給它們的任務。”[9]從這些例證中,可見官方教條對美國媒體的影響。美國媒體為了“盡職地履行分配給它們的任務”,為了國家利益而自覺進行“自我檢查”,甚至不惜忽視“重要事實”。 美國媒體通過“選擇事實,故意忽視”履行思想控制職責最突出的事例當屬“傑寧新聞”事件。喬姆斯基用細緻的比較,再現了當時的媒體報導,還特別對著名的美國《哥倫比亞新聞學評論》進行了評論。其這個案例中,他這樣寫道:“空襲突尼斯並不能列入恐怖主義的範疇,因為其發動者與美國的恐怖主義邏輯不符。在阿巴斯被捕之前,美國媒體一直沒有報導這場空襲。與突尼斯空襲一起‘消失’無蹤的還有最近發生的許多事件。”[10]2002年沙龍發動春季攻勢後不久,英國記者在傑甯難民營的廢墟中發現了“一輛被壓成鐵板的輪椅”。記者在報導中說,“輪椅被徹底壓扁了,變成了一塊平平的鐵板,就像動畫片裏一樣。”身有殘疾的巴勒斯坦人卡邁勒左哈伊爾“在搖著輪椅經過的時候被以軍打死。一位朋友找到了左哈伊爾殘缺不全的屍體——兩隻胳膊和一條腿都不見了,臉部則裂成了兩半。以軍的坦克肯定是直接從他的屍體上壓了過去”。[11]美國媒體對這一慘劇保持沉默。美國新聞界最著名的新聞專業期刊《哥倫比亞新聞學評論》卻為美國媒體的相關報導戴上了鍾愛的“桂冠”,在談到這條“傑甯新聞”時,《哥倫比亞新聞學評論》強烈抨擊了英國新聞界,指責他們“直接把罪責扣在了以色列人頭上”。幸運的是“為了尋找真相,崇尚獨立精神的美國新聞媒體來到了傑寧”,揭示了事實真相——“傑寧並沒有發生什麼蓄意謀殺數百人的冷血事件”。[12]喬姆斯基評論道:“美國媒體根本不值得《哥倫比亞新聞學評論》這位啦啦隊隊長如此賣力地喝彩;‘崇尚獨立精神’的桂冠戴在他們頭上簡直就是一種侮辱。細心的讀者總會瞭解到發生在傑寧的罪行,不過,至於以色列和歐洲媒體所報導的駭人細節,美國讀者不會瞭解得那麼多。和以往一樣,這些駭人聽聞的細節被同案犯——他們自己的政府——細心地掩蓋了起來。”[13] 除“故意忽視”外,“選擇報導”也是美國媒體控制民眾思想“製造共識”常用的手段。 在《宣傳與公共意識》一書中,喬姆斯基以自己1991年2月海灣戰爭期間參加全國公共廣播電臺“時事縱覽”欄目評論的親身經歷生動講述了“選擇報導”的宣傳藝術。“他們堅持先看我的稿子來確定是不是可以播,而且時間只有2分30秒。他們必須錄下來,確保無誤。我沒有機會說它們審批之外的東西。我第一次年的時候,花了2分36秒。他們告訴我要讀得快一點。第二次,我成功地在2分30秒的時間內讀完了它們審批過的內容。”就這樣,喬姆斯基的評論完全被鼓吹海灣戰爭的大量宣傳所淹沒了,雖然全國公共廣播公司在公眾壓力下擠出了一點微小的空間維持“報導的平衡”。但是,沒有任何人的上下文語境和背景交待,喬姆斯基的話顯得沒頭沒尾,也沒有證據。對於宣傳機構這種以“簡潔”為藉口的宣傳手段,喬姆斯基這樣認為:“關於簡潔,這一點也很重要。我以前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個詞,這是一個很好的詞。你必須恰到好處地構築你的評論,使它能剛好擠在兩個廣告之間,或是夾雜在一連串的宣傳中間。這就意味著你不能就你所說的話進行解釋。所以你只有面臨非常簡單的選擇,要麼你重複別人的老生常談,這不需要論證;要麼你就只能說一些事實上是正確的,但聽起來與傳統格格不入的東西。簡潔要求你不能用證據來論證你的觀點,而大量的統一的言論只會使我的話聽起來很荒唐。這樣他們就可以有效的思想控制,避免人們進行思考。”[14] 第二,合謀政府,欺騙公眾。 喬姆斯基自稱,他偏愛研究“媒體服務於國家和公司權力的利益,後兩者息息相關,共同主導著媒體支持現行權威、限制爭論和討論”。[15]當國家的政策站不住腳時,“製造共識”變得異常緊迫。政府常常能夠編造出一些罪名強加到某些國家或者群體的頭上,“而且有把握讓這些無中生有的消息登在頭版頭條”。[16]喬姆斯基的例子有:美國指責桑地諾政府支持薩爾瓦多遊擊隊——儘管媒體報導沒有提供任何讓人信服的證據,這條想當然的消息還是作為事實被證實了;散佈有關蘇聯米格式戰鬥機的假情報也精心計算好了時機,讓人們驚慌失措,無暇顧及報紙上對不受美國歡迎的尼加拉瓜1984年大選的如實報導,以免給政府帶來危險。喬姆斯基還在報紙上選取了幾個關於科索沃事件報導的典型例子,指出“媒體、輿論報刊以及學術界對科索沃事件的評論很多,不過極少有偏離官方版本的”[17]。美國媒體這樣報導:1998年,隨著科索沃的“暴力事件激增”,塞爾維亞族軍隊“以種族清洗行動作出了回應,還使得半數以上的阿爾巴尼亞人被迫流亡國外,愈演愈烈的流血事件促使美國及其盟國發動了一場大規模的空襲行動,好讓阿爾巴尼亞難民重返家園。”“1999年春,種種跡象表明塞爾維亞人在進行大規模的種族清洗”;“逃脫且難來到鄰國”的科索沃阿族人“講述了發生在科索沃的隨意處決、強迫驅逐等罪行”;正是這些罪行“促使北約”在3月24日發動了空襲。因此,對科索沃的幹預“純粹是為了保護該地區人民的利益,是利他主義精神的體現”——以前美國對該地區的所有幹預行動也是如此。喬姆斯基認為,這樣的說法成了定罪的依據,也證明人們讚揚“一心為他人”的領導者完全是合情合理的,因為他們開創了一個嶄新的文明時代。但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問題的癥結:第一,它們在分析原因時沒有提供任何證據。第二,通行的版本顛倒了時間的先後順序。無可爭議,轟炸是在種族清洗等暴行發生之前進行的;實際上,種族清洗等暴行是西方預料之中的後果。喬姆斯基進一步認為,政府非常瞭解,“控制新聞的最好方式就是用‘真相’,或者用足以稱得上官方消息的所謂的鋪天蓋地地佔據版面,從而迫使其他的新聞被推遲或乾脆被取消”。這樣一來,“不停的重複……就把主義……變成了既成的真理”。[18] 美國媒體與政府的“合謀”赤裸裸的體現在1986年4月戲劇性的“黃金時段”轟炸[19]。 美國對利比亞的轟炸發生在美國東部標準時間的下午7點整,喬姆斯基認為這不是巧合,是因為7點鐘正是美國的三大電視新聞網的晚間新聞時間。在這個時間轟炸就意味著雷根政府可以免費在電視上做宣傳。首先,電視攝影機立即轉向了在黎波里與班加西發生的戰事——全面停電、炸彈爆炸。然後美國公眾就會看到雷根政府聲稱美國所做的只是“對未來的襲擊進行自衛反擊”,政府在第一時間控制了新聞的內容。喬姆斯基認為這是“合謀”,“是歷史上第一次為了在黃金時段的電視上播出而定時進行的戰爭罪行”。他分析指出,英國到利比亞有6個小時的飛行時間。美國不能直接飛往利比亞,因為歐洲國家不允許。歐洲反對對利比亞進行轟炸,所以美國空軍只能借道大西洋和地中海。但是,為什麼美國電視新聞網的人員會在利比亞呢?美國廣播公司是不是在利比亞有一個站點?喬姆斯基斷定,美國電視新聞網的人員會在那裏是因為他們事先得到了通知。“你可以回頭看一下1986年的新聞,看看關於這個內幕當時有多少評論。”在此基礎上,喬姆斯基還進一步懷疑美國對伊拉克的轟炸發生在美國東部標準時間下午5點,就在新聞節目開始之前,可能也是一種“合謀”。伊拉克問題上的宣傳,還體現出美國媒體對政府的順從。美國對伊拉克的戰爭理由是薩達姆不放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研究計畫。到2003年8月這個故事已無法繼續成立了,於是媒體報導說:“由於在伊拉克境內對違禁武器的搜索毫無結果,布希政府已把宣傳重點轉向另一個倒薩戰的理由:把伊拉克作為改造中東的一個‘突破口’,以減小美國面臨的恐怖主義威脅” [20]。一場顛倒黑白的宣傳重新開始。 喬姆斯基認為,美國媒體與政府合謀欺騙公眾“製造共識”有許多方法可以實現,其中最為突出的是“設計一種合適的官方宣傳用語”。換成奧威爾在小說《1984》中的表述,這種官方宣傳術語,我們可以稱之為“新話”,奧威爾用這種虛構的語言,指稱極權社會用來歪曲事實、顛倒黑白的語言。喬姆斯基認識到,“恐怖主義”和“報復”等概念被當作是宣傳術語而非描述性術語加以運用。“關鍵的是,被經過仔細挑選出來的恐怖主義行為——阿拉伯人的恐怖主義,不管是巴勒斯坦人、黎巴嫩什葉派,還是利比亞人或敘利亞人,甚至是伊朗人——所煽動起來的歇斯底里的目的是實現某些特定的政治目標”[21]。“恐怖主義”和 “報復”這些術語在教義體系中具有特殊的含義。“恐怖主義”是指各種海島,特別是阿拉伯人的恐怖主義行為。群柱和他的代理人的恐怖主義行為被稱為“報復”,或者是“防止恐怖主義的合法的先發制人打擊”,這相當遊離於事實之外。“人質”一詞,正如“恐怖主義”、“溫和的”、“民主的”和其他政治言論的術語一樣,在主導的教義體系內也具有奧威爾主義意義上的專門含義。[22]再如“和平進程”這個詞。在美國國內媒體報導中指的是由美國政府推進的和平方案。據喬姆斯基分析,美國右翼人士希望約旦加入和平進程,也就是說,接受美國的獨斷。他援引伯納德•格韋茨曼在《紐約時報》上對“和平進程”的評論標題:“巴勒斯坦是否做好了追求和平的準備?”,認為根據“和平”一詞的通常含義,答案當然是“是的”,以此歸謬的結論是“按照他們自己的說法,所有人都追求和平;以希特勒為例,根據它所使用的術語,它在1939年肯定是在追求和平”[23]。喬姆斯基強調,在思想控制的體系下,這樣的問題意味著別的意思,即巴勒斯坦人是否準備好接受美國意義上的和平?美國所使用的術語恰好否定了巴勒斯坦的民族自決權,這裏的和平顯然也是一種“新話”。 在《恐怖主義文化》一書中,喬姆斯基表示:“美國向來喜歡以‘新聞報導’形式為偽裝大搞輿論宣傳”。[24]在“製造共識”的目標引領下,不僅可以肆無忌憚按照意識形態上的可利用性來定義“新話”,甚至證據的標準也是依據政府需要加以設定的,用喬姆斯基的原話來說:“在完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也足以證明利比亞是一個恐怖主義國家。”[25]如為了給一次在利比亞殺死100人的恐怖主義襲擊提供合法性理由,《紐約時報》一篇社論的標題是:“為了拯救下一個娜塔莎辛普森”,這裏指的是一個11歲的美國小女孩,她是1985年12月27日發生在羅馬和維也納機場航站樓的恐怖主義襲擊的受害者之一。《時代週刊》的編輯們莊嚴地宣稱,這些受害者是我們有權轟炸利比亞的城市“以阻止國家支援的恐怖主義”。雖然沒有證據說明利比亞涉及到這些行動,但是這僅僅是一個小問題。同樣顛倒黑白的例證還有:美國軍方為在指揮恐怖主義雇傭軍襲擊“脆弱目標”中取得的成功深感驕傲,《紐約時報》則把這些目標稱為“嚴格意義上的軍事目標”。其他“脆弱目標”包括醫療中心、醫務工作者和學校這些被反政府軍成功“瞄準”的地方,而按照反政府軍頭目阿多弗卡萊羅的解釋,老百姓的農場是合法目標。[26] 第三,製造錯覺,轉移注意。 喬姆斯基注意到,哈佛大學教授撒母耳•亨廷頓關於“製造一種錯覺”的主張,正在官方宣傳中大行其道。他感歎:“研究人類社會時經常會遇到障礙,所以研究者必須撕開官方宣傳中的假像,那些製造假像的手段常與權力集中的過程如出一轍。”[1]喬姆斯基指出,“亨廷頓提出的為控制本國人民有必要製造錯覺的觀點,讓我們明白了什麼是真正純粹的真理:理智的觀察者不應相信領導人們坦言的所謂善意。這些表白是世界通用的,內容也不難想像,但都沒有什麼實質性的東西。那些罪大惡極的統治者如希特勒、日本法西斯、蘇哈托和薩達姆侯賽因都曾用華麗動人的詞章來描繪自己崇高的目標”[2]。 喬姆斯基揭開了“製造錯覺,轉移注意”的秘密,他在《失敗的國家》一書中舉例說明瞭這一點。當政府欲將公眾的注意力從醫療危機轉移開時,其採取的主要手段就是組織一次大規模的宣傳活動,聲稱社會保障制度面臨著嚴重的財政危機,以此為由要對其進行“改革”,也就是取消它。借助媒體的評論,這種極具欺騙性的宣傳成為華盛頓的“熱門話題”。按照喬姆斯基的說法,這些媒體評論中“儘是歪曲事實和顛倒是非的內容”[3]。這種“自由名義下的洗腦”系統的首要武器就是鼓勵對政策問題進行辯論,但是這種辯論被限制在一個框架內,這個框架的前提將黨派路線的基本教義包含在內,“辯論越是熱烈,這些前提就能越有效的灌輸下去”[4]。比如在越南戰爭這件事情上,意識形態的機制允許“鷹派”和“鴿派”進行辯論。不僅允許辯論,而且在1968年還得到鼓勵,當時美國商業中相當多的部門開始反對戰爭,因為戰爭代價過於高昂,並損害了他們的利益。鷹派人士堅定地認為,美國能夠成功地“在共產主義的侵略面前保衛南越”。鴿派人士提出反駁,執意這種崇高努力的可行性,或是對在追求目標的過程中過多使用武力和暴力表示悲哀,或是對其中的“錯誤”和“誤解”感到痛心。雖然美國參加了對南越的進攻,這一點不可否認。但是,這種想法不能表達出來,甚至想也不能想。在美國主流媒體,甚至在絕大多數和平運動的出版物中,人們找不到任何“美國進攻南越”的跡象。另一個例子是,在1986年的最初三個月,圍繞即將舉行的國會投票的辯論日趨激烈,這次投票決定是否援助美國的代理人軍方進攻尼加拉瓜,美國全國性媒體《紐約時報》和《華盛頓時報》發表了85篇關於美國對尼加拉瓜政策的文章,這場“所謂的公共辯論”中多數文章都批評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而在美國的戰爭使其所有努力夭折之前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政府在初期幾年實施的成功的社會改革基本沒有人提及。政府宣傳的聲音達到了驚人的一致。 第四,標籤效應,製造恐懼。長期以來,美國媒體熱衷於製造“威脅論”,引起民眾恐慌,這或許是維持政府權威的良策。美國政府情報部門時常利用媒體 “製造共識”,從而贏得大眾對外交政策的支持。[5]在伊拉克受制裁的時期,美國媒體上登載了大量虛構的有關伊拉克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報導。雖說美國費盡心思也沒能找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有三分之一的美國人還是認為美軍在伊拉克發現了這種武器,而超過20% 的人認為伊拉克人在戰爭中使用了這種武器。喬姆斯基認為,這種情況是人們在遭受恐嚇之後的反應——多年以來,高強度的宣傳已經讓他們成了驚弓之鳥。這種宣傳就是要前期恐慌情緒,好以此來巡撫民眾這頭“巨獸”。[6]在製造恐懼方面,美國政府成功發售出多張“標籤”,這些標籤產生了巨大的宣傳效應。如雷根的公共關係系統創造出了一批適當的魔鬼:卡紮菲、巴解組織、桑地諾組織,等等。美國及其盟國都可以襲擊這些組織,還不用擔心在襲擊過程中會傷及自身,甚至可以指定或強迫它們成為蘇聯的附屬國。美國國內反對阿拉伯這個種族歧視的大背景下,利比亞就非常適合這個角色,雷根政府的宣傳鼓動部門專家成功的製造了一系列事件和威脅,每一次事件都適時地迎合了國內政治的需求。桑地諾主義者也被描繪成妄圖作為蘇聯的代理來征服此半球的恐怖主義分子,於是媒體和國會的自由主義者呼籲要“牽制尼加拉瓜”,並且迫使尼加拉瓜“處於革命軍隊的統治中”。雷根於1981年3月說,薩爾瓦多的“恐怖主義分子”也“想要稱霸整個中美洲和南美洲,而且我相信,它們的最終目標還包括北美洲”。要想讓美國人民相信這些魔鬼對其生存是一個威脅很難做到,但如果這些魔鬼都是邪惡帝國的觸角,佈置在美國民眾周圍,時刻準備摧毀美國,那麼這個威脅就令人信服了。毋庸置疑,宣傳活動是行之有效的一個手段。喬姆斯基總結道:“關於這些精心計畫的恐怖主義活動的宣傳之所以能天衣無縫,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用誇張的辭藻告訴大家和這些罪犯國家劃清界限的必要性。”[7]他還說,“現在,美國政府如果想攻擊弱小的敵手,必須先發動宣傳攻勢——要麼把敵手說成一種迫在眉睫的威脅,要麼說它進行過種族屠殺。其實,政府心裏非常清楚,面對如此弱小的一個對手,宣傳之後所要開展的軍事行動根本就算不上什麼真正的戰爭。”[8] 喬姆斯基認為,政治領導人可以輕易地利用媒體來煽動人們對各種各樣威脅的恐懼。這樣的恐嚇行動是階段性的,要視國內的政治需要來進行。[9]1988年總統競選期間,老布希利用威利霍頓越獄事件製造種族恐慌就是一個著名的例子。另一個例子是美國在1989年9月重新打響的“反毒品戰爭”。布希政府大張旗鼓地宣佈,哥倫比亞毒販是對美國社會的一大威脅,儘管有大量證據可以說明這並非事實。政府官員到是對販毒策略的勝利很有信心——這正好符合新聞記者、編輯霍丁卡特(曾任卡特政府的助理國務卿)的解釋。霍丁寫道:“只要聽到白宮(不管是哪一時期的白宮)打了一個響指,美國媒體就立馬開始上躥下跳,狂吠不止。這是鐵定的事。”反毒品戰爭取得了輝煌的勝利——就是沒有對濫用毒品的現象產生任何影響。對毒品的恐懼一躍成為公眾最為關注的問題。這就為加大反毒戰爭的力度創造了條件。政府可以借此機會打發掉城市的多餘人口——把他們全扔到新建好的一大堆監獄裏去。政府還發動了入侵巴拿馬的“正義行動”,理由之一是諾列加與毒品走私活動有牽連。[10] 通過以上的四種手段,美國政府充分利用媒體這個宣傳機器“製造共識”。喬姆斯基說,“思想控制”的關鍵步驟就是:“把語言誇張、濫用、曲解,以達到意識形態的目標。”[11]事實表明,媒體不僅知道如何無盡地強調某一話題,而且也知道如何用煽動性語言來達到這一目標或那一目標。現在的問題是,美國媒體為什麼會如此臣服於政府?美國政府究竟是怎樣掌控媒體的所有權和控制權的?為瞭解決這些問題,喬姆斯基對美國媒體的運行進行了更深層次的剖析。 深層結構:美國媒體的所有權和控制權 喬姆斯基從由媒介建構的一致的意見和共同的行動中看到了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的宣傳邏輯,發現了美國媒體深層的運作機制。在與經濟學家、媒體分析學家赫爾曼合著的《製造共識:大眾傳媒的政治經濟學》一書中,喬姆斯基和赫爾曼提出美國媒體實際上遵循著一種特殊的宣傳模式,認為某一事件在被確定為值得報導之前,它必須通過五大新聞篩檢程式(filters):(1)規模、傳媒機構日益集中的所有權和財富以及大眾傳媒機構的惟利是圖;(2)作為大眾傳媒主要收入來源的廣告;(3)對政府、商業公司、資訊源的依賴以及由權力機構和上述資訊源資助和認可的專家的依賴;(4)把“炮轟”(flak)作為懲戒媒體的手段;(5)把作為國教和控制機制。這五個篩檢程式相互作用、相互加強,使大公司和政府的精英“達成精英的共識,製造出民主認同的表像,並在普通民眾心中製造了混淆、誤解和冷漠,以便精英的規劃得以前行”。[1] 文化傳播學者章戈浩認為,喬姆斯基的“宣傳模式說”,揭示了企業與國家權力的結合,戳穿了流行的美國的新聞神話,即美國的新聞建立在民主社會的多元理念與自由機制上。據此,喬姆斯基與赫曼認為自由市場經濟不可避免地將導致程式化與狹隘的報導條條框框,並通過這種“宣傳模式說”提醒世人在所謂的民主社會裏存在著財富與權力的不均,媒體會對政策起到“製造共識”的功能,而幾乎不會代表大多數讀者與市民的聲音與利益。喬姆斯基指出,對公眾來說大眾媒體是一個傳播資訊與符號的系統,它的作用是提供娛樂,資訊,用價值,信仰和行為規範對個人進行“反復灌輸”(inculcate),從而將個人整合進大的社會機制機構中。而在一個財富集中,階級趣味衝突的世界中,到達到這種目的就需要某種制度化的宣傳。喬姆斯基將宣傳分為兩大類:在權力杠杆落于國家官僚機構之手,可以對媒體進行壟斷控制的國家中,這種宣傳是通過官方的檢查制度得以實現以服務居於統治地位的社會精英。而對於媒體私有而沒有檢查制度的國家,宣傳模式似乎難以被發現。特別是媒體間充分競爭,媒體還時不時對政府的過失加以曝光,疼加鞭撻,儼然以言論自由和公眾利益的發言人身份出現。而後者正是喬姆斯基宣傳模式說的研究重點所在。宣傳模式說側重于對財富權力不平衡以及這種不平衡對媒體趣味與選擇所帶來的多層次影響。通過追溯權力與資金在過濾新聞,邊緣化異見。[2] 下面,就讓我們跟隨喬姆斯基的腳步,一起去認識美國媒體的深層運作機制,探求五大新聞篩檢程式的秘密。 第一個篩檢程式是指當代媒體經營需要大規模的投資從而導致了媒體控制權的集中化。[3]喬姆斯基與赫爾曼對於第一篩檢程式的論斷是基於詹姆斯•克蘭 (James Curran)和希頓(Jean Seaton)對英國媒體的研究為基礎。他們發現在十九世紀前半葉,英國曾出了一些針對全國工人階級讀者的激進報紙。英國政府與議會通過採取多種手段力圖將此類報章趕出媒體界,他們利用誹謗法對這些報紙進行指控,增加對此類報紙的稅收以增加其生產成本,但都不見效。然而市場成功做了國家幹預未能完成的任務。沒有一家工人階級報紙活過了十九世紀下半葉。十九世紀以降,報紙企業規模的擴大,以及與之相伴的資本成本的增長是出現這一情況的主要原因。在1837 年,一封全國性週報的每週獲利基礎上的總成本低於一千英鎊,發行量是6200份,而到了1867年,在倫敦開辦日報的成本是5萬英鎊,到了1918年,周日快報發行量是25萬,成本已達到達2百萬鎊。據此,喬姆斯基提出,由於大規模投資所要求的媒體控制權集中化早在一個世紀以前就已是行之有效,而隨著時代變遷,這一篩檢程式更加效果顯著[4]。喬姆斯基沒有停留在上述對於19世紀英國媒體的研究成果上,他進一步分析了美國的情況。1986年,美國雖然有 2500多家媒介實體,但其中的29家大型媒體佔據了媒介的大半個江山。從其提供的24家媒體巨頭的財政資料來看(除去3家未提供資料的公司),平均資產達44億美元。美國占支配地位的媒體都是一些被富人們所把持的大型公司。它們成為能設定國家議事日程的“私有的資訊文化部”。 許多傳媒公司完全融入了市場機制,而其他媒體也同樣受到股票持有者、董事和銀行的壓力。出於盈虧底線的考慮,它們一味地追逐利潤以吸引更多的投資者。由於政府放鬆了對媒體所有權集中的限制以及對交叉擁有權與非媒體企業控制媒體的限制,媒體進一步與市場體系相整合,成為了惟利是圖的機構。畢竟媒體是一些大公司整合而成,擁有和管理它們的人屬於小部分同樣的精英,他們控制著私有經濟和國家,有著相同的觀念,並從自己代表的團體利益出發看待、壓制、控制和塑造媒體。他們唯一清楚的是,媒體的市場是廣告商而不是大眾。因此,他們懂得通過大眾把媒體賣給廣告商,又通過這種方式控制了媒體內容。 此外,喬姆斯基認為另一個重要的結構關係是媒體和政府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媒體在政策上依賴政府的支持,於是它們不惜重金遊說議員,經營與政客之間的關係。十大媒介巨頭的29名外界董事中有15位是前政府官員。媒體已經和大公司、大銀行及政府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它們有著許多共同利益。尤其是在與政府的關係上,媒體想與它們保持親密關係,希望它們透露消息,希望被邀請到記者招待會。對於記者而言,年輕人最初想做誠實的記者,但為了個人發展,逐步使自己所說的話變成了體制的一部分。這樣,一個記者就會變得富有、有特權,也獲得了一定的權力,甚至可以成為國務院發言人。 喬姆斯基研究者艾利森•埃奇利認為,宣傳模式的第一個篩檢程式的實質在於媒體必需的大量投資把大多數人徹底排除在媒體之外。拿報紙來說,自由市場的競爭、利潤的驅動,造成了一種“越來越強調讀者群”的趨勢,再加上技術的進步也意味著成本的日益提高,因此,工人階級的報紙就只好退出競爭。從媒體進入市場以來,集中化和集團化就意味著“持股人、董事們、銀行家們關注贏利底線的壓力強大無比”。媒體機構“在銀行家、機構投資者和大型個體投資者面前,失去了部分本來就有限的自主性”,因而後果必然是“媒體巨人……和公司社會裏的主流勢力關係日見密切”。[5] 第二個篩檢程式是廣告。正如克蘭(Curran)和希頓(Seaton)所說:“廣告商實際獲得了發執照的權力,因為沒有他們的支援,報紙在經濟上難以為繼。”基於他們的研究,喬姆斯基認識到,廣告作為一種強有力的機制曾如何有效地削弱了工人階級的報紙。在廣告大行其道之前,報紙的價格依商業運營成本而定。隨著廣告業的發展,吸引廣告商的報紙可以承受低於生產成本的定價。以廣告為基礎的體系往往會使只依賴銷售營利的媒體邊緣化或消失。有了廣告,自由市場不會產生一個由購買者做出最後決定的中性體系。廣告商的選擇將影響媒體的興亡。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先驅日報》(Daily Herald)的消亡,在它倒閉之時仍擁有470萬的讀者,幾乎是當時《泰晤士報》、《金融時報》和《衛報》讀者總和的兩倍。根據克蘭的研究,它的消亡完全是由於其讀者的構成對廣告商沒有吸引力。那些吸引富裕階層、反映富裕階層的媒體會得到大部分的廣告業務,而那些反映下層民眾利益的媒體則因得不到廣告業務而逐漸走向破產。[6]喬姆斯基據此得出結論:從廣告引入報紙以來,工人階級報紙與激進報紙就處於不利地位。他們的讀者一般較為貧困,這一事實大大影響廣告商們對報紙的興趣。喬姆斯基發現,這種廣告與報紙之間的故事不斷地重演。在一戰前的英國如此,二戰後的英國使然,在當代的美國也是一樣。 大眾媒體只對吸引有購買力的受眾感興趣,因為只有富裕的觀眾才能引起廣告商的興趣。“這種驅使媒體獲取大量受眾的觀念,讓媒體的‘民主’大大變味。它受制於固有的弱點:它的政治獨白是一種以收入來衡量的選舉制度。”廣告商對電視的影響也十分明顯,他們是通過購買或支付節目方式出現的。喬姆斯基將這種行為比作西方封建時代文壇出現過的庇護人制度。廣告商向媒體提供津貼,對他們進行庇護,而媒體也要對廣告商投其所好,說明他們的節目如何可以滿足廣告商的要求,從而獲得庇護。對電視臺而言,收視率每上升一個百分點就可依“觀眾品質”的不同而獲得8億到10億的廣告年收入。而所謂的“受眾品質”看中的是受眾的購買力,而不是受眾本人。這樣大眾傳媒所謂的“民主”就是以收入作為度量衡的選舉制度的又一翻版。 工人階級與激進媒體同時還受到廣告商的政治歧視。這種政治歧視是通過強調有錢有購買力的受眾,而被結構化到廣告分配中。也有不少機構是拒絕資助意識形態上的敵人和那些被認為有損於他們利益的。廣告商不僅對不友好的媒體採取歧視態度,他們也時還基於他們自己的原則在節目中進行選擇。當時絕大多數時候這種選擇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是保守的。大的廣告商很少會贊助對嚴厲批評公司行為的節目。電視網路也會隨著時間增長而瞭解,此類節目是賣不出去,反而會帶來經濟損失,得罪廣告商。廣告商也會避免那些影響“購買情緒”的節目。他們會尋找那些輕快的娛樂節目。基於廣告的這種機制會漸漸地提高廣告時間,而將那些公眾事務內容的節目邊緣化甚至清除掉。 第三種篩檢程式是新聞源。 [7]喬姆斯基指出,“大眾媒體被經濟需要與相互利益帶進一種與權勢資訊源之間有機的關係。”媒體需要穩定可靠的新聞素材流,它們每天都需要新聞,他們付擔不起讓記者與攝影師一出現新聞時就在場。經濟學決定了媒體只能將他們關注焦點放在時常有新聞發生的,時常有醜聞和謠言爆出的,時常舉辦記者招待會的地方。對於美國的全國性媒體而言,這主要指的是五角大樓、國務院、白宮等等,而對地方性媒體當地的市政廳和警察局則成了最能打動記者的地方。另一方面媒體為了維持其客觀形象,同時也避免諸如誹謗之類的法律案件,需要一個比較準確的新聞源。這樣一來,官方以及大公司和企業的公共資訊部門自然成為了新聞媒體的主要資訊源。這些官僚機構定期發佈大量新聞素材以滿足新聞機構的需要,它們的身份和地位使消息看起來更為可信,更容易被人認可。從媒體成本角度考慮,通過這類新聞源獲得的資訊,減少了核實調查的成本。喬姆斯基不無挖苦地對政府和大企業的公共資訊部門加以描述,在他眼中這些機構,為了強化作為媒體新聞源地位,不惜為方便媒體而自己承擔麻煩,他們得事先為媒體提供演講的底稿,他們舉辦新聞招待會要考慮記者們的截稿時間,他們要用媒體可用的語言寫新聞稿,他們得考慮照片取景。 喬姆斯基頗有洞見地揭開新聞源背後的經濟結構,他認為事實上,權威機構的這種體制實際上是在資助媒體,他們為媒體製造新聞和提供新聞原材料而減少了媒體的成本,作為回報他們的聲音得以進入媒體。為媒體提供這種資助的實體會成為媒體固定的新聞源,而過通過把關人的把守有優先權。而那非固定的新聞來源則要通過奮鬥才能進入媒體,而且還時不時被守門人所忽略。而政府的這種資助是來自納稅人的口袋,事實上,是公民為政府的宣傳付錢,而這種宣傳是為了利益集團的權益。這樣看來,這些權威機構看似資助了媒體,實際上獲得了特權,它們的聲音輕鬆地通過了把關人的把守。權威新聞源會定期地利用這些優勢來操縱媒體,將媒體置於它們控制的議事日程和框架之中。出於這種依賴,媒體會含糊其辭或以保持沉默的方法不去觸怒新聞源,破壞與新聞源之間的關係。有時官方新聞源的統治也會被受人尊敬的、具有權威性的“專家”所削弱。他們有時發表與官方相左的見解。但這些問題可以通過收買專家來解決,比如,將他們聘為顧問,資助他們的研究項目,甚至直接雇用他們成立所謂的智囊團。這樣他們就可以按照政府和市場的既定方向來行事。甚至還存在另一類的專家,他們是些“棄暗投明”的激進分子,他們的作用完全是為官方所用。 第四個篩檢程式是炮轟和強制執行。[8] 炮轟是指對媒體節目或評論的反面回應。這種回應可能是書信、電報、電話、請願或是國會議案以及其他形式的投訴、威脅與懲罰等,這些炮轟來自中央或地方,也可能來自個人。對媒體而言,如果遭到的炮轟規模很大,那麼媒體就會耗費大量資源應對,廣告商會撤回贊助,個人和小型媒體根本無力承擔這筆費用。頗具威脅性的炮轟是與權力緊密相聯的。來自權勢的炮轟有些是直接的,有些是間接的。白宮可能會給報社老總們寫信、打電話或向自己的支持者間接地表示對媒體的不滿。 這些支持者可能是媒體的股票持有人和員工,他們資助右翼分子監控媒體或者資助智囊團來攻擊媒體。喬姆斯基列舉了著名的炮轟機構如美國法律基金會、首都法律基金、媒體與公眾事務中心、媒體準確報導、自由之家等,它們對媒體不斷發難,但是媒體對它們的意見卻格外重視。然而,他們這種宣傳角色以及他們與大工業企業專案之間的聯繫卻鮮有提及。這也反映出了媒體贊助者的權力,這其中也包括了大眾媒體內部的右翼。喬姆斯基認為,國家就是最大的炮轟媒體者,它不時地攻擊、威脅或是修正媒體,讓媒體回到既定的路線上。。赫爾曼和喬姆斯基稱這種政府和大公司具有的向媒體施加壓力的能力為“反對和壓力”,在這種壓力下,媒體“反映資助者的權力”。[9] 第五種篩檢程式是把的意識形態作為一種控制機制,喬姆斯基稱之為美國的國教。[10] 共產主義威脅到了資產階級的根基和地位,所以它成為纏繞有產者心頭的幽靈。這種意識形態可以用來反對任何威脅到財產權的人,或用來反對主張與共產主義國家或激進主義調和的人。媒體通常對於一切異已之見都貼上共產主義的標籤加以排斥。喬姆斯基稱之為“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即媒體把國內外任何威脅到財產利益、特別是美國財產利益的政策都解釋成“共產主義的”或“親共產主義的”,並因此把它們作為一種威脅大肆傳播。 後來喬姆斯基對第五種篩檢程式進行了一些擴展和補充。由於蘇聯的解體,的標籤對民眾已經不靈驗了,於是政府對反對者又貼上了其他危險的標籤取代“共產主義威脅”,如國際恐怖分子、毒品販子、瘋狂的阿拉伯人、卡斯楚、薩達姆•侯賽因、本•拉登等都是新製造的威脅,這樣反對者的影響就明顯削弱了。一方面,他們輕易地過濾掉了持不同政見者和敵對勢力的影響;另一方面政府以此恐嚇民眾,使他們受到牽制和控制,不再注意國內到底發生了什麼。在意識形態方面,現在美國精英層信奉的是“自由”市場的神話,市場是好的、民主的,一切非市場機制都是反民主的,值得懷疑和排斥。 很明顯,喬姆斯基的宣傳模式說很大程度上是基於冷戰時期的美國新聞體制[11]。他認為,國家-企業宣傳體系在冷戰時期擔當著主要角色,而媒體自然是這個體系的核心。他不僅懷疑媒體抑制民眾,不讓他們瞭解實際情況,他甚至很懷疑它們“延長”了冷戰。體面知識份子和媒體的責任就是隱瞞五角大廈以補貼整個高科技工業的方式,來強迫人民提供福利給有錢人。他認為,西方國家其實是強烈反對資訊在國內或跨國自由流動的。她們實在比極權國家更注意箝制獨立思想,理由很充分:假如能用暴力控制人民,那他們怎麼想關係不大;假如他們獲得了一些自由,控制思想和觀點就變得重要了。這一點大家耳熟能詳,很容易引證,也相當重要。喬姆斯基甚至認為,媒體是在本質上反民主的。它們畢竟是大企業,是更龐大集團的一部分。它們把產品(觀眾)賣給市場(其他商業)。要成為它們一份子,就必須證明自己已充分接受了權力和支配系統的價值觀。這主要是通過精英大學教育的篩選和通常灌輸作用。當然,喬姆斯基也承認這模式存在例外。專業操守還未曾完全被壓制掉,偶然還會和權力對抗,但這制度的基本形態是明顯不過的了。 通過這五個篩檢程式,精英階層的觀點順利地在主流媒體中傳播,而持不同政見者的觀點則被有效地清除了。這一切沒有粗暴的幹預,發生得非常自然,以致於大部分人包括新聞工作者自身都認為媒體對新聞的取捨和解釋是客觀公正的,實際上這些因素已內在化到記者和編輯的頭腦之中。美國媒體運行的這種“深層結構”,在根本上為“製造共識”和思想控制提供了制度化的保障。正如喬姆斯基在《必要的假像——民主社會的思想控制》一書中指出的那樣:大多數的普通民眾都只能從常見的媒體中獲取政治事務和事件的資訊,一個人只有瞭解了某個議題的消息或是前因後果才能談得上形成自己的看法,一個民主的社會只有在公眾能獲取全面和公正的資訊之時,做出的選擇才體現了民眾自由意識的選擇,才稱得上是真正的民主。然而美國的大眾媒體是掌握在少數有錢人手上的。這些媒體正巧妙地製造同意和假像,以達到思想控制的目的。從美國媒體怎樣幫助政府宣傳造勢製造共識,到美國媒體的所有權和控制權的深層運作機制,喬姆斯基通過不懈地努力為世人勾畫出美國社會民主掩蓋下的媒介集權,其深刻的洞察力和追求真理的大無畏精神令人欽佩,但是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喬姆斯基的論述中顯然還有百密一疏之處,其文集中偶爾出現的矛盾之處告訴我們,他只是部分地解釋了奧威爾問題,還遠沒有走完對此問題探索的漫漫長路。 三、 網路媒體:致命的武器 喬姆斯基對媒體的研究,還包括其對於網路新媒體的一些看法: 在《宣傳與公共意識》一書中,喬姆斯基談到了從印刷品到網路空間的革命性轉變[1]。他認為,沒人能預知未來的部分原因在於沒有人知道現在使用的儲存方法會有多長的應用時間,曾有一些圖書館員和其他相關人士召開過技術會議,專門探討電子儲存手段會持續多久的問題。他確信17世紀的書是經久耐用的,因為那時用的都是最好的紙張,讀起來給人一種很愉悅的感覺。而一本20世紀出版的書往往看上去無法進行長久保存,因為這些書籍所用的紙張要便宜得多,很容易破損朽爛。現在,我們已經開始紛紛改用電子儲存方式,這可能會影響到將來檔案的存在方式。從專家們的研究來看,這將會有一個新老手段並用的過程。從總體上講,互聯網是比較方便的,運用它可以比較容易得獲得技術資料並在世界範圍內快速地進行交流。喬姆斯基舉例說:如果明天我要講課,需要舉一個發生在瑞典的事例,我就可以給一個住在斯德哥爾摩的朋友發封電子郵件——你可以告訴我這件發生在瑞典的事嗎?如果我知道某人寫了一份關於某某問題的文章,我就可以很容易地進行翻印。但是,在另一方面,互聯網帶來了資訊過量的問題。喬姆斯基強調和擔心的是,在科學研究和其他領域,我們面臨的真正問題不是資訊短缺,而是能否對資訊進行敏銳分析。如果資訊過量就會使我們進行敏銳分析的幾率大打折扣。僅僅通過電子郵件所傳輸的信息量便極為驚人,而且其數量還在日甚一日地擴大。對於商務往來而言,情況更是如此。曾有人對商界人士每天每個人禍多少時間用來恢復電子郵件進行過研究。實際上,這個時間量增長得非常快,足以導致生產率為之下降。任何人如果頭腦發熱,有了能管得上三秒鐘的草率想法就可大發議論。然後在突然之間,世界上有一半的人都能看到它,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就是力量。收到它的人,也就是那世界上一半的人,都得為他做點什麼。而實際上很多東西並無價值。同時,人們還容易上癮。有些人沉溺於網路世界,將大量時間都耗費在網路上,這是十分有害的。 針對新興技術對於傳播的影響,喬姆斯基認為,隨著新傳播科技的出現,特別是電子郵件的應用和通過電腦網路來交換意見與獲得資訊,它們為人類解放而非控制和支配工具的前景如何?這要看誰操縱它。收音機和電視出現的時候,也有同樣問題,答案不一而足。在美國,不像其他社會,電臺和電視臺大多數是操縱在企業手裏,因此,自然變成他們的私人力量,用來達到他們明顯不過的目的。除非大眾力量組織起來控制它們,否則新通訊科技的前景多半也是一樣。[2] 對於互聯網更為嚴重的導向問題,喬姆斯基更是憂心忡忡。他表示,媒體公司正在進行大規模兼併,給人們帶來了一個並不遙遠的威脅:大型網路集團公司將有能力將互聯網的流覽者們導向某些特定的網站,以實現它們的利益,從而將一個資訊與交流的媒介變成為購物服務的世界。傳媒批評家諾曼所羅門在一篇專欄文章中指出,在20世紀90年代早期,互聯網還在政府的控制之下,當時被稱作“資訊高速公路”。而到了20世紀末,當它以某種不為人知的方式被贈送給私營企業後,就變成了“電子商務”。公司合併後形成的企業集團,如美國線上和時代華納,能夠通過技術手段使你登錄到它們想讓你看的網站,而不是你所想看的網站。這種現象很危險,互聯網是用於傳遞資訊,進行溝通、組織和聯繫的強大工具。很顯然商業機構在得到這俄個工具後正試圖改變它的性質。果真如此,那麼社會的自由和民主就會受到嚴重破壞,因此我曾經將互聯網形容為“致命的武器”。[3] 四、學界評價 2005年10月,諾姆•喬姆斯基當選“當代最偉大的公共知識份子”,這次評選是由英國著名期刊《前景》和美國《外交政策》雜誌聯合進行的一次網路調查,評選全球最具影響力的100名公共知識份子。在2萬張有效投票中,喬姆斯基共獲得了4800張選票,兩倍於位居第二的艾柯。[4]喬姆斯基作為西方知識界“左派”領袖,反對美國幹預科索沃,反對美國偏袒以色列,揭露西方民主制度的虛偽和“思想控制”,反對針對阿富汗的反恐戰爭,反對推翻薩達姆政權,得到了全世界知識份子的尊重。 英國《新政治家》雜誌2003年7月號發表文章《我們時代偉大的思想家》,邀請一些著名學者對當代思想界進行了評說,評選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諾姆•喬姆斯基。尼爾•克拉克撰文評論:“作為一個非馬克思主義者、自由社會主義者,喬姆斯基欣然接受柏林牆的倒塌。同時,他也意識到新的權力真空可能造成的危險。隨著蘇聯的解體,他所擔優的事情,即美國的軍工綜合體將會尋求新的對手來證明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已經由隨後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得到了證實。這些事件的成功多數歸功於美國政府和‘公司媒體’之間的聯合,喬姆斯基稱之為‘非神聖同盟’。在諸如《製造共識》(同愛德華•赫爾曼合作,1988)和《必需的幻像》(1989)等作品中,喬姆斯基指責‘自由出版’的傳統觀念,認為其是資本主義民主的‘看門狗’。他認為它們以一種有利於特權階級的方式構想他們的報告和分析,限定討論範圍,以此來維持現狀和維護全球金融資本的霸權。……喬姆斯基或許不為多數正統論者喜歡,但通過揭露有關美國國家機器運作的真相,提醒我們美國的軍費不光保護了美國公民,還保護了龐大的美國公司的利益,喬姆斯基為其國家和世界作出了不可估價的貢獻。這同他在語言學領域的先驅工作一道,使他成為了這個或其他任何時代偉大的思想家。”[5] 美國《每月評論》雜誌(1999年4月)第50卷第11期發表了美國伊利諾斯大學羅伯特•麥克切斯尼的一篇題為《諾姆•喬姆斯基和反對新自由主義的鬥爭》的文章。文章全面深刻地剖析了新自由主義的本質及其對社會經濟政治的危害,並簡要概括了美國著名學者諾姆•喬姆斯基喬姆斯基對新自由主義秩序的批判被‘有效地’排斥在主流派思想之外,儘管他的分析具有證的力量同時也忠實于民主的價值。他認為,資本主義社會中公司化的新聞媒體、公共關係行業、學術理論家和知識份子文化等為資本主義民主制度造成了‘必要的假像’,使這一體系看似合理、仁慈、必要。喬姆斯基的著作號召民主活動家重建我們的媒體,使之能向反公司、反新自由主義的觀點和研究開放;要求所有的知識份子自省、自問所做的工作符合誰的利益,追求什麼價值。……喬姆斯基對新自由主義和公司控制經濟、政治、新聞、文化的論述如此有力和勢不可擋,以致一些讀者心灰意冷,甚至有人更進一步斷定:在我們這個道德敗壞的政治時代,由於單靠人性無法創造一個高尚、平等、民主的社會秩序,我們正被網羅於這個退化的體系中。實際上,喬姆斯基最偉大的貢獻正在於他強調了世界人民嚮往民主的願望以及體現在這種憧憬之中的革命潛力。”[6]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陳虹在《國際新聞界》發表文章,寫道:“喬姆斯基由於曾經發表了著名的媒體批評著作《製造同意(共識)》而被美國社會排斥在主流媒體之外,他被貼了許多標籤,‘老左派’、‘馬克思主義者’等等。喬姆斯基的批評膽識和力度令人讚歎,無論他被人貼上何種標籤,都在不遺餘力地批評傳媒界的編輯、記者、製片人、出版商、政府官員、情報專家、高級軍官如何為了個人的私利,聯手‘製造’民意。換句話說,他批評的對像是美國制度化的媒體集團、社會根基極深的美國外交、國防和情報利益集團和美國行政當局”[7]。 2005年《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第11期,陳學明撰文這樣評價:“縱觀喬姆斯基對美國帝國主義行徑的揭露與批判,不難看出他對西方媒體的分析批判特別引人注目,這主要是因為美國一直自我標榜為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而這種民主最鮮明地體現在新聞自由上。喬姆斯基就是不信這個邪,他就是要讓人們睜大眼睛看一看西方的新聞媒體究竟是不是民主的、自由的。”[8] 章戈浩在文化研究網發表的《喬姆斯基的宣傳模式》一文認為[9]:“作為語言學繼索緒爾之後又一代宗師,喬姆斯基在傳播學中的貢獻卻
  2. 2011/04/16 於 10:44 patchpieces

    美國對哥倫比亞的新殖民政策-「哥倫比亞計畫」

      提到哥倫比亞,許多人就會立刻聯想到這是“毒品”與游擊隊氾濫的罪惡淵藪之地。羅素克洛和梅格萊恩搭檔演出的「千驚萬險」就是以哥倫比亞為背景,影片“描述”的哥倫比亞左派游擊隊在邪惡帝國蘇聯垮台後變成一群以販毒、綁票維生的恐怖份子,長期以來許多美國人也相信政府與主流(民主自由)傳媒對於哥倫比亞的(謊言)宣傳,相信美國政府目前已耗資數十億的「哥倫比亞計畫」(Plan Columbia)可以消滅哥國毒梟和游擊隊暴力,然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證據卻證明事實“剛好相反”。

      事實上,「哥倫比亞計畫」只是美國長期對於中南美洲“政經軍干預”的一部份,在美國喬治亞州的班寧堡(Fort Benning),有一所「美洲軍事學校」(SOA, U.S. Army School of the Americas),該校一直被諷刺為「殺手學校」(School of Assassins),因為該校的課程以訓練謀殺、綁架、(軍事)政變、嚴刑拷打著名,數十年來“培養”出六萬多名拉丁美洲的軍人,智利民選總統阿葉德被軍事獨裁者皮諾契特推翻、大主教Oscar Romero被暗殺、瓜地馬拉36年內戰死亡或失蹤的20萬人、薩爾瓦多超過900名平民被屠殺等等,都是“該校”畢業生的“傑作”,女性受害者還會遭強暴虐殺而死,毫無反抗力量的兒童被活埋或摔死;它也“培養”惡名昭彰的(美帝傀儡)軍事獨裁者-包括巴拿馬、波利維亞、瓜地馬拉、薩爾瓦多,並且是“右翼民兵”的訓練所──例如尼加拉瓜殘暴的「國民軍」就是SOA(美洲軍事學校)的畢業生,後來組成“右翼恐怖份子”Contra(桑定游擊隊)。前巴拿馬總統就稱「美洲軍事學校」是「拉丁美洲最大的亂源製造基地」,在日漸高漲的抗議聲浪下,該校“改名”為Western Hemispheric 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WHISC),但是至今仍然繼續培養每年一到兩千名的畢業生(目前1/3的受訓者來自墨西哥,因為該國要“對付”以Chiapas省原住民為主的薩巴塔游擊隊(Zapatista),每年耗費美國納稅人大約兩千萬美金。

      和其他拉美國家相比,哥倫比亞派遣最多軍人(目前已超過一萬多人)到SOA(美洲軍事學校)受訓,其中許多高階軍官都犯下違反人權的罪刑,哥倫比亞軍方和殘忍著稱的右翼民兵組織AUC也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使得在哥國每年有超過三萬人被殺、一百萬人無家可歸。1986年以來已經有三千八百名工會領袖和組織者遭殺害,在去年(2001年)的前十一個月就有180名工會領袖被暗殺,過去十幾年以來,超過三萬名工人、農民、人權組織者、左翼領袖、教師等被軍隊和右翼民兵殺害。最大的右翼民兵組織AUC的領導人對於謀殺工會領袖毫無悔意,他說「我們有理由殺那些人,因為他們(工會領袖)妨礙他人工作。」因為暴力事件頻仍,自從 1985年以來,已經有兩百萬哥倫比亞平民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園。

      在美國主流(民主自由)傳媒宣傳下不斷“被污名化”的左翼游擊隊──其中一股最大的力量FARC「哥倫比亞人民革命軍」(有一萬六千到兩萬人的武裝力 量,由工人、農民、組織者所組成)-經由過去36年以來的組織工作,哥國基層人民對其支持率不斷提高,專家估計該游擊隊在哥國自治區的影響力已經超過 50%,相對的哥倫比亞所謂「(美帝扶植傀儡)民主」政府,則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貪污腐敗政權,人民對政府的失望清楚地反映在哥國的投票率上(低於40%),目前FARC直接掌握的非武裝區(約瑞士大小),也完全沒有上述的暴力事件發生。
      在2000年,美國政府投入十三億美金到「哥倫比亞計畫」以及之後六億美金的「安地斯行動」(Andean Intiative,因為哥倫比亞屬於安地斯山脈國家)(其中一億給哥倫比亞軍方),“宣稱”該計畫是「對抗毒品之戰」(War on Drugs)以及心照不宣的「對抗左派游擊隊(美國政府定義下的恐怖份子)之戰」,事實上,該計畫對於消滅毒品毫無助益,因為大部分的款項給了“美國跨國 公司”,例如「孟山都(Monsanto)」、United Tech、Sikorsky等,用來進行軍事訓練、購買直昇機和除草劑,另外,美國政府也已提供哥倫比亞軍方和右翼民兵十五億美金。

      然而,哥倫比亞政府和軍隊本身就和毒梟“連為一體”,政府軍隊和右翼民兵就是毒梟“背後”的軍事力量,前SOA(美洲軍事學校)的教官就曾說「SOA是拉丁美洲軍官 洗毒品錢的最佳地點」,美國持續提供哥倫比亞軍事援助反而助長軍隊和右翼民兵繼續在國內“鎮壓平民”、違反人權,並且讓毒梟勢力更擴大。

    此外,美國在哥倫比亞四處噴灑除草劑,宣稱這樣就可以消滅古柯鹼作物,但其實是毫無差別地噴灑在一般農田和雨林上,不但使得農作物大量枯死、農民無 法維持生計、亞瑪遜雨林的生態環境遭破壞、原住民生存環境受到威脅,更讓古柯鹼產業暴增超過100%,在1994到1998年,哥國大約種植45,500公頃的古柯鹼作物,但是有超過140,800 公頃的一般作物、古柯鹼和雨林被噴灑,從1999年到2000年,古柯鹼的產量反而增加60%,噴灑除草劑不但完全無效,反而讓種植古柯鹼更有價值。

      著名的拉美學者James Petras就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是美國對拉丁美洲“再殖民”的試金石,因為哥倫比亞目前擁有第三世界國家最強大的游擊隊力量,開始動搖美國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力量”(哥倫比亞的石油是美國重大利益所在,美國從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和厄瓜多進口的石油比波斯灣還要多),因此若能藉由「哥倫比亞計畫」一舉摧毀反抗的力量,則可以再度建立美國的新帝國主義力量,因此越來越多人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實際上是「死亡計畫」(Plan of Death)。

      今年(2002)4月19-22日,在美國首府華盛頓有大規模的反戰(4月20日舉行大遊行,主題為「停止國內和國外的戰爭」Stop the War-At Home& Abroad,詳情請見:http://www.a20stopthewar.org/)、反全球化和「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National Mobilization on Columbia,詳情請見:http://www.colombiamobilization.org/)遊行(世界各地的抗議活動資訊都可以在 http://protest.net/ 找到),「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在4月22日將發動大遊行並提出兩大訴求:
    一、反對美國政府“假借”掃蕩毒品為名的「哥倫比亞計畫」,
    二、關閉「殺手學校」 -「美洲軍事學校」(SOA)。

    文/洪家寧 2002.4


  3. 2011/06/19 於 10:27 patchpieces

    美國(佔領軍)把伊拉克變成“轉基因糧食”生産基地

    第一節 經濟休克

    “我們在伊拉克的原因,就是爲了播撒民主的種子,這樣它就會在那裏生根開花,並擴展到整個極權主義地區。”
    ——布希二世

    當小布希(布希二世)講到播撒“民主的種子”時,很少有人意識到,他腦子裏想的是「孟山都」的轉基因種子。
    隨著2003年3月美國“佔領”伊拉克,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狀況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伊拉克的土地不僅由大約13萬美國部隊和一小批與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聯繫密切、唯利是圖的財富冒險家佔領。它的經濟也處在美國“佔領者”的全面控制之下。

    對伊拉克經濟的控制也是由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來實施的。2003年5月,保羅•佈雷默被任命爲新成立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行政長官,這個“佔領機構”披著一層薄薄的面紗。佈雷默曾任美國國務院的“反恐”官員,後來成了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的諮詢公司基辛格合夥公司的執行董事,這家公司的影響力非常巨大。

    從許多方面看,美軍“佔領”下的伊拉克比阿根廷更適合將整個國家的農業體系納入“轉基因商業化農業”的統治範圍之內,美軍的“佔領”發揮了重要作用。美國“佔領當局”直接給了伊拉克農民“一份他們無法拒絕的要約”,就像《教父》裏面所說的:“要麽拿著我們的轉基因種子,要麽去死。”

    對於“被佔領”的伊拉克的所有民事活動,佈雷默事實上擁有生殺大權。尤其特殊的是,他不是向通常負責重建工作的美國國務院彙報工作,而是直接向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裏的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的辦公室報告。

    作爲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的首腦,佈雷默迅速行動,草擬了一系列管治伊拉克的法令。當時,伊拉克既沒有憲法,也沒有根據憲法合法産生的政府。美國“佔領當局”制定了整整100個法令,於2004年4月生效。整體來看,這100項由美國強制實施的新法律(正式名稱是“命令”)將確保伊拉克經濟“按照”美國“強加”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的思路進行“改造”,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華盛頓在1990年後“強加”給俄羅斯和前蘇聯經濟的模式非常相像。

    拉姆斯菲爾德領導的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計劃制定者給佈雷默下達的指令是,強加一種“休克療法”,把以國有經濟爲中心的整個伊拉克經濟“改變”爲一個徹底的自由市場私營經濟。佈雷默在一個月內實施的經濟變革比在30年裏“強迫”拉丁美洲債務國實行的“變革”還要猛烈。

    佈雷默的第一個行動是解雇了50萬名國家工作人員,其中大多數是士兵,還有醫生、護士、教師、出版商和印刷商。接下來,他打開了這個國家的邊界,毫無限制地接納進口:既不用履行什麽邊檢手段,也不用交什麽稅費。在佈雷默2003年5月到巴格達之後兩周,他就宣佈伊拉克“敞開國門做生意”。他沒有說是誰的生意,但這一點隨後越來越清晰。

    “入侵”之前,伊拉克除了石油以外的經濟領域由大約200家國有公司主導,它們生産從水泥、紙張到洗衣機等所有商品。2003年6月,佈雷默宣佈,這些國有企業將立即“私有化”。他說,“將缺乏效率的國有企業轉交到私人手中,對伊拉克經濟復蘇來說至關重要。”伊拉克的“私有化”計劃是自蘇聯解體以來最大規模的國有資産“清倉大甩賣”。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第37號命令》降低了伊拉克的公司稅率,從大約40%降到可憐的15%。沒有了稅收收入,政府將無法在任何方面發揮大的作用。“第39號命令”允許外國企業100%地擁有除了自然資源之外的伊拉克資産。這確保了外國企業可以在這個國家“不受限制”地開展商業活動。投資者可以將其在伊拉克賺到的利潤100%地從這個國家拿走。既不要求他們追加投資,也不對他們課稅。這些法令的受益者,顯然不是伊拉克的經濟和人民。

    根據《第39號命令》,外國公司可以簽訂有效期長達40年的租約和合同。《第40號命令》則以同樣優惠的條件歡迎外國銀行進入伊拉克。與允許外國人“全盤接管”伊拉克經濟相對應的是,“唯一保留下來”的薩達姆時期的法律是那些“限制工會”和集體談判的法規。

    一夜之間,伊拉克從世界上最孤立的國家變成了最自由、最開放的市場。由於其經濟和銀行體系受到戰爭的“毀滅性破壞”,加上美國“帶頭實行”的長達十餘年的“經濟封鎖”,伊拉克人根本無力購買“私有化”的國有公司。外國跨國公司是在佈雷默宏大的經濟復蘇計劃當中“唯一”可能受益的角色。

    這些新法律“被強加”給了一個“慘遭征服”和摧殘的國家,除了搞點軍事上的破壞和打擊侵略者的遊擊戰之外,它不可能進行其他的反抗。爲了使伊拉克對外國投資者具有吸引力,這一整套的100項新法令通過美國政府的“佔領機構”即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實施,它將所有伊拉克經濟的各種權利和控制權都交給了“跨國公司”。

    不僅如此,制定這些法律的“目的”是爲了對這個國家的糧食生産體系進行前所未有的最激進的“改造”鋪平道路。在佈雷默的“統治”之下,伊拉克即將成爲“基因改造”或者說“轉基因商業化農業”的樣板。

    第二節 《第81號命令》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明確定義了這100項命令的法律地位。“命令”被定義爲“對伊拉克人民具有約束力的指示或指令,具有懲罰性後果,或者對管制伊拉克人的方式包括伊拉克法律的變更具有直接作用”。
    換言之,伊拉克人接到命令:“要麽照辦,要麽完蛋。”伊拉克以前的法律,凡是與佈雷默的新“命令”相抵觸的,一律廢止。
    “佔領者”的法律至高無上。

    佈雷默的新法令涉及從媒體到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等各個方面,深藏在其中的是《第81號命令》,即“專利、工業設計、未披露資訊、積體電路和植物新品種法”。《第81號命令》規定:

    11.“第12條”經修訂如下:“專利應賦予所有者以下權利:
    1.如果專利主體是一種産品,有權禁止任何未獲得所有者授權的人製造、利用、使用、提供銷售、出售或進口該産品。”

    12.“第13條第1款”經修訂如下:“專利的有效期,從按本法條文申請註冊存檔之日起計算,至按本法條文註冊生效滿20年後方可終止。”

    《第81號命令》的另一項條款規定:“禁止農民再次使用受保護的品種或任何本章第14條(C)段第1項、第2項提到的品種的種子。”而且,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第81號命令》對伊拉克的專利和工業設計法做了修訂,以保護與某種産品或某種製造工藝相關的任何技術領域的新創意。這些修訂允許在伊拉克的企業或在伊拉克屬於簽約方的相關條約成員國的企業在伊拉克註冊專利。修訂賦予了專利權人以下權利:阻止任何未獲得專利所有者授權的人利用受到專利保護的産品或工藝,從專利在伊拉克註冊之日起爲期20年。修訂還允許個人和企業對工業設計進行註冊。

    用淺顯易懂的語言來說就是,《第81號命令》給了植物新品種專利權人在20年內在伊拉克農業中使用其種子的“絕對權利”,而這些專利的“所有者”恰恰都是“外國大型跨國公司”。儘管“表面上”看來,這是一個公平合理的商業條款,對外國企業的知識産權予以補償,但“實際上”這是對伊拉克主權的侵犯。像許多國家一樣,伊拉克“從未承認過”植物之類的生命形式可以獲得商業專利的原則。這種專利之前由美國或其他國家的專利機構授予「孟山都」、「杜邦」等公司。

    事實上,《第81號命令》所做的是,修訂伊拉克的專利法,以便承認外國專利,不管根據伊拉克的法律這種專利是否合法。表面上,它似乎給了伊拉克農民拒絕購買孟山都種子或其他專利種子、種植本地傳統種子的選擇權。實際上,它産生了完全相反的作用,《第81號命令》的起草者也充分意識到了這一點。
    這些受保護的植物新品種,都是轉基因或者說經過基因改造的植物。選擇種植這種種子的伊拉克農民,需要與持有專利的種子公司簽訂協定,規定他們將支付某種“技術費”,並且每年爲種植這種專利種子支付許可使用費。

    任何試圖將「孟山都」或其他公司的專利種子保留一部分以便在下個作物種植季節再次播種的伊拉克農民都將受到種子供應商的重罰。在美國,「孟山都公司」要求獲得相當於被盜用種子成本120倍的懲罰性損害賠償,後來法院的裁決駁回了這一請求。
    於是在這種“局面”下,伊拉克農民沒有成爲薩達姆•侯賽因的奴隸,卻成了跨國轉基因種子巨頭的“奴僕”。

    《第81號命令》的“核心”是植物新品種保護(PVP)條款。根據該條款,留存種子和再次播種是非法的。農民們使用受專利保護的種子(甚至是“類似的”種子),將受到重罰,甚至坐牢。然而,受到保護的植物新品種,並不是那些在伊拉克農田上歷經上萬年的雜交開發出來的種子。

    相反,受到保護的是「孟山都」等跨國公司巨頭將自己的種子和除草劑引入伊拉克市場的權利,而且它們受到了美國和伊拉克政府的“充分保護”。

    第三節 破壞伊拉克的種子資源

      歷史上,伊拉克是文明搖籃美索不達米亞的一部分。在那裏,在長達數千年的時間裏,底格裏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之間的肥沃河谷爲農作物培育和種植創造了理想的條件。自從大約西元前8000年以來,伊拉克農民就一直在這片土地上耕耘,並培育出品種繁多的、如今世界上使用的幾乎所有麥類品種的種子。他們通過留存部分收穫作爲種子並再次播種的體系做到了這一點,並通過新的播種培育出能夠抗禦疾病的雜交品種。

      多年來,伊拉克人在位於阿布•格萊布的一個國家種子庫裏“一直保存”著這些珍貴的天然種子的樣本。這座城市,如今在國際上更多的是因其設有美國軍方“虐待犯人”的監獄而聞名於世。在美國“佔領”伊拉克及多次大規模轟炸之後,阿布•格萊布那個具有歷史意義、價值連城的種子庫“消失”了,它成了伊拉克戰爭的又一個受害者。

    不過,伊拉克的前農業部曾經採取預防措施,在鄰國敍利亞建立了一個備份的種子儲存庫。在那裏,最重要的麥類種子仍然儲存在一個名爲國際乾旱地區農業研究中心(ICARDA)的機構裏,該機構位於敍利亞的阿勒頗。鑒於已經失去阿布•格萊布的種子庫,如果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需要幫助的話,作爲國際性的國際農業研究諮詢小組(CGIAR)種子庫網路的一部分的國際乾旱地區農業研究中心,原本是可以從其儲備中爲伊拉克人提供種子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沒有這樣做。佈雷默的顧問對伊拉克的糧食前景有著不同的規劃,他們有自己的打算。

    伊拉克農業即將被導向“現代化”和工業化,從傳統的家庭式種植多種作物的農作方式,轉變爲面向“世界市場”而生産的美國式的商業化農業。滿足饑餓的伊拉克人的糧食安全需求,對這個方案來說是無足輕重的。

    按照佈雷默的《第81號命令》,如果國際大公司開發出一種能抗禦某種伊拉克害蟲的種子新品種,而同時一個伊拉克農民正在種植另一種具有同樣抵抗力的種子,那麽這位農民留存自己的種子將是“非法”的。相反,他必須爲使用「孟山都」的轉基因種子支付某種專利使用費。

    按照總部設在日內瓦的世界貿易組織(一個由美國政府和「孟山都」等私營農業綜合企業巨頭主導的機構)的規則,美國的法院和國際法院“有權”實施這樣的植物新品種保護法律。

    20世紀90年代後期,美國的一家生物技術公司太陽基因被授予了一種油酸含量很高的向日葵的專利。不過,不僅僅其基因結構被授予了專利,高油酸含量這種特性本身也被授予了專利,公司聲稱擁有這種權利。太陽基因公司通告所有其他向日葵品種的培育者說,如果他們開發“高油酸含量”的品種,就將被認爲是對這一專利權的侵犯。

    “專利的授予,涵蓋了一個物種的所有基因工程新品種……可能將我們在農場和花園裏種植的所有東西交由一個發明者控制。”國際植物基因資源研究院總幹事傑弗裏•霍丁博士說。“只要大筆一揮,無數農民和科學家的研究成果就可能僅僅因爲一次經濟劫持式的法律行爲而宣告無效。”經濟劫持,正是佈雷默和孟山都試圖按照《第81號命令》在伊拉克幹的勾當。

    對農民的種子品種實行“全面控制”在伊拉克新頒佈的專利法之下將成爲可能。在複雜的法律術語“掩蓋之下”,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的《第81號命令》實際上將伊拉克未來的糧食命運“轉交”到了全球性跨國私人公司手中,這“絕不是”大多數伊拉克人所希望的解放。

    以《第81號命令》頒佈的植物專利法,與其他國家的知識産權法律不同,它們不是通過主權國家政府之間的談判或與世貿組織的談判達成的。它是由華盛頓在“毫無抵抗”的情況下“強加”給伊拉克的。根據華盛頓消息靈通人士的報告,《第81號命令》中有關植物的具體細節是由世界領先的轉基因種子和轉基因作物供應商「孟山都公司」替美國政府起草的。

    第四節 伊拉克農民只能種下“轉基因”種子

    從字面上看,似乎只有伊拉克農民選擇從國際種子公司購買的那些種子,才歸屬美國新“強加”給伊拉克的專利法管轄。實際上,伊拉克正在“被改造”成一個巨大的實驗室,以便在「孟山都」、「杜邦」和「陶氏化學」等轉基因種子和化學品巨頭的“控制之下”進行糧食産品的開發。

    經過伊拉克戰爭的磨難,劫後餘生的大多數伊拉克農民如果還想繼續種地的話,就“不得不”轉向他們國家的農業部尋求得到新種子。這就爲佈雷默“控制”伊拉克人的糧食供應打開了方便之門。

    在十多年的時間裏,伊拉克農民承受著美、英爲首的、對急需的農業設備的“禁運”。另外,戰前伊拉克還遭受了連續三年的嚴重旱災,這些天災使伊拉克麥類作物的種植急劇減少。多年的戰爭和經濟制裁已經摧毀了伊拉克的農業。到2003年,糧食産量已經下降爲不到第一次美伊戰爭之前的1990年産量的一半。到了2003年,大部分伊拉克人依賴聯合國石油換食品的糧食配給生存。

    在使伊拉克糧食生産“現代化”的“名義”下,“美國國際開發署”和美國對伊拉克農業重建和開發規劃機構參與到對傳統的伊拉克農業的“改造”當中。當時起關鍵作用的、由華盛頓任命的伊拉克農業“太上皇”是丹尼爾•阿姆斯圖茨,他曾是美國農業部的官員和大型糧食聯合企業嘉吉公司的副總裁。阿姆斯圖茨是關貿總協定談判烏拉圭回合期間擬定美國在農業方面的主張的關鍵人物之一,烏拉圭回合談判導致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的建立。

    《第81號命令》名義上的目的是“確保伊拉克得到優質的種子,並爲伊拉克參與世界貿易組織提供方便”。當然,“優質”是由佔領當局定義的。加入世貿組織意味著伊拉克必須開放市場,使其法律符合主導世貿組織政策的強大工業和金融利益集團制定的規則。

    《第81號命令》一發佈,美國國際開發署便開始通過美國農業部提供數千噸“高質量、合格的小麥種子”,這些種子來自美國,並得到了補貼,被分發給困境中的伊拉克農民,這在一開始幾乎是免費的。根據對轉基因種子和植物專利持批判態度的非政府組織GRAIN的一份報告,美國國際開發署拒絕允許獨立的科學家確定這種種子是不是轉基因種子。自然,一旦證明是轉基因小麥種子,在一兩個種植季之內,伊拉克農民將會發現自己如果要生存下去,就不得不向外國種子公司支付專利費。GRAIN的報告“揭穿”了《第81號命令》的意圖: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已經使伊拉克農民在收穫後將按法律註冊的新品種的種子留存並再次使用成爲非法。伊拉克人也許可以繼續使用和留存他們的傳統種子和經過多年戰爭和旱災後留下的種子,但這不在統治者規定的重建日程當中。這項法令的意圖是爲在伊拉克建立新的種子市場提供條件,在那裏,跨國公司可以銷售它們的種子——無論是否經過基因改造,農民將不得不在每個作物種植季節重新購買這些種子。

    雖然從歷史上看,伊拉克曾禁止私人擁有生物資源,但美國強加的新專利法引入了一種對種子的壟斷權利制度,這種權利,沒有任何伊拉克農民有資源通過開發而得到。

    實際上,佈雷默將有關“植物新品種保護”的新章節納入到了伊拉克以前的專利法當中。據說,這是爲了提供對“植物新品種的保護”。植物新品種保護作爲一種知識産權,事實上是植物品種的專利,它給予了那些聲稱發現或開發了新品種的植物培育者對植物的排他性權利。

    “植物新品種保護”中的保護,與保護自然資源毫無關係,而是“保護私人培育者的商業利益”。喬治•奧威爾也說不出什麽更好的話了。在美國制定的法令之下,“植物新品種保護”實際上意味著植物品種的毀滅。

    第五節 伊拉克農民種的小麥都出口到了美國

    按照規劃,美國國務院與美國農業部一起努力(該部已經在伊拉克北部設立了56塊“小麥作物推廣實驗田”),目的是“介紹和展示經過改良的小麥種子的價值”。這個專案由德克薩斯A&M大學國際農業辦公室替美國政府打理,該辦公室在伊拉克各地利用800英畝(約323.7公頃)實驗田,向農民們傳授如何種植大麥、鷹嘴豆、豌豆以及小麥等作物的“高産品種”。

    這個投資1.07億美元的美國國際開發署農業重建專案,定下了在第一年使3萬個伊拉克農場産量翻番的目標。其指導思想是說服心存疑慮的伊拉克農民相信,只有使用這種新的“神奇種子”,才能獲得大豐收。與十年前美國農民的情況一樣,身處絕境而又心懷收穫大量糧食的希望,讓伊拉克農民鑽進了外國種子公司的圈套。

    碰巧的是,德克薩斯A&M大學的農業專案也將自己描繪爲“利用生物技術(或者說轉基因技術)方面公認的世界領先者”。用了他們的新種子,新的化學製劑——殺蟲劑、除草劑、殺真菌劑等——便會隨之而來,這些都是由孟山都、嘉吉、陶氏化學等大公司賣給伊拉克人的。

    亞利桑那州的《鳳凰城商業期刊》報道說,
    “一家亞利桑那州的農業研究公司正在提供小麥種子,供伊拉克農民使用,他們期望大幅增加本國出產的糧食供應。”這家公司名爲“全球小麥公司”(WWWC),通過與包括德克薩斯A&M大學在內的三所大學合作,它將“提供1000磅(約453.6 千克)小麥種子,供巴格達以北的伊拉克農民使用”。

    據全球種子行業資訊的中心網站Seedquest介紹,在開發穀類作物種子中“擁有專有權的品種”(被授予專利並爲某個特定公司所擁有的品種)方面,全球小麥公司是領先者。以上提到的這些種子屬於《第81號命令》中那種受到保護的轉基因種子。根據全球小麥公司的說法,任何希望種植他們的某種種子的“客戶”(或者說農民,人們曾經這樣稱呼他們),都要“爲每個品種支付許可費”。這家公司自稱爲“W3”,與亞利桑那大學Bio5生命科學研究所建立了正式的合作關係,而Bio5研究所自稱爲“生物研究水平最高的車庫(在美國代指高技術創新企業的發祥地。——譯注)”,這聽起來十分古怪。

    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鳳凰城商業期刊》上的文章說,“爲了支援伊拉克,共開發了六種小麥種子。三種將用於讓農民種植用於製作通心粉的小麥;另外三個品種將用於種植製作麵包的小麥。”這意味著,2004年後美國在伊拉克發展的穀類作物中有一半是爲了出口。確實,通心粉對於伊拉克人的飲食來說是完全陌生的外來食品,這表明,佈雷默頒佈《第81號命令》的目的與其說是爲了給飽受戰爭創傷、饑腸轆轆的2500萬伊拉克人生産糧食,不如說是建立將轉基因種子用於糧食生産並向全球市場出口的工業化農業産業。

    此外,投資1.07億美元的美國國際開發署農業重建專案,其目的是讓伊拉克政府失去對糧食生産的控制權。“我們的想法是,讓這裏成爲完全自由的市場。”美國國際開發署伊拉克重建辦公室農業專家道格•普爾如是說。

    美國國際開發署的目的反映了美國和世界貿易組織的政策,這一目的是幫助伊拉克新政府逐步取消農業補貼。“農業部長在這方面幹得相當漂亮。” 普爾說。他宣稱,國有企業如美索不達米亞種子公司等“需要拆分和私有化”。但他並沒有提到,在飽受戰火摧殘的伊拉克誰會有錢買得起這樣一家國有種子公司, 只有像孟山都這樣有錢的外國農業綜合企業巨頭才有可能成爲買主。

    爲了便於從外國種子巨頭那裏引進受專利保護的轉基因種子,伊拉克農業部以“補貼價”分銷這些轉基因種子。一旦農民們開始使用轉基因種子,按照《第81號命令》的“植物專利保護”新規定,他們將被迫每年從這家公司購買新種子。在將“自由市場”引入這個國家的旗號下,伊拉克農民逐漸成了外國跨國種子公司的奴隸。

    在2004年12月的一次訪談中,在美國受過教育的伊拉克臨時政府農業部長阿裏聲稱,“我們希望伊拉克農民具有競爭力,所以我們決定對農藥、化肥、良種等投入給予補貼。我們減少了其他補貼,我們必須要有競爭力。”

    換言之,原本用於伊拉克貧困農民購買新種子的錢,被專用于從孟山都等外國跨國公司購買轉基因“良種”。

    與此同時,美國商品出口商垂涎欲滴,盯住了新的市場機會。
    “伊拉克曾是美國農產品重要的商品市場,20世紀80年代的銷售額接近10億美元。”2003年,小布希政府的前農業部長安•維妮曼在農業媒體研討會上如是說。在到華盛頓任職之前,她曾與孟山都公司有密切聯繫。照她的說法,“它有可能再次成爲重要的商業市場。”

    維妮曼忘了說的是,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的兩伊戰爭期間,雷根政府和老布希政府以美國農業部商品信貸公司的出口專案的名義,偷偷賣給薩達姆統治下的伊拉克各種常規武器和化學武器。這一醜聞涉及美國納稅人的數十億美元,牽涉到了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國家安全顧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和義大利拉沃羅國民銀行的亞特蘭大分行。

    根據美國稻米協會副主席約翰•金的說法,在20世紀80年代末1991年海灣戰爭之前伊拉克是美國最大的大米市場。“美國大米行業打算在向伊拉克提供大米方面再次發揮主要作用。”約翰•金對美國國會衆議院農業委員會如是說。“由於目前美國大米行業面臨挑戰……再次進入伊拉克市場,在具有附加價值的産品銷售方面將産生巨大影響。”

    約翰•金補充說,“聯軍2003年對伊拉克的解放,給伊拉克人民帶來了自由。貿易的恢復也給美國大米行業帶來了希望。”他沒有提到的是,2003年,大部分美國大米是基因控制的轉基因大米。

    2004年春,當佈雷默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頒佈《第81號命令》時,激進的年輕教士薩德爾的支持者抗議美國憲兵查封了他們的報紙al Hawza。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指控al Hawza發表可能“構成真正暴力威脅”的“虛假文章”。例如,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引用了一篇文章,它指稱佈雷默在“奉行讓伊拉克人民挨餓的政策,讓他們成天忙於採購麵包,這樣他們就沒工夫要求得到政治自由和個人自由”。

    考慮到《第81號命令》出籠的背景,出現這樣的文章不足爲奇。同樣毫不奇怪的是,考慮到整個轉基因計劃的大賭注,佈雷默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自然要竭力平息這種對其糧食政策的批判。

    第六節 美國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伊拉克巧取豪奪

    2004年11月21日,在如何處理伊拉克政府所欠大約390億美元外債(主要是欠工業化國家的)這個問題上,由債權國政府組成的巴黎俱樂部的主要代表發佈了一份公告。那些外債是薩達姆統治下伊拉克拖欠的大約1200億美元外債的一部分。儘管薩達姆政權已被推翻,華盛頓起初並不打算宣佈把這些舊債一筆勾銷。

    在美國的伊拉克債務特別談判代表詹姆斯•貝克的強大壓力下,參與巴黎俱樂部的各國政府才就390億美元的伊拉克國家債務達成了新的協定。貝克絕對是個談判高手。通過向最高法院上訴,他策劃了2001年小布希的成功當選。他還是布希家族最親近的顧問之一。

    在隨後與經合組織盟國極爲高明的討價還價當中,美國政府成功施壓,高高興興地將伊拉克所欠巴黎俱樂部債權國的舊債大筆勾銷。原因很簡單:這些債務大部分是欠俄羅斯、法國、日本、德國和其他國家的。美國在總債務中只占很少的22億美元。

    巴黎俱樂部成員國發表了一份官方新聞公報:

    各債權國的代表意識到伊拉克共和國的特殊形勢及其在未來歲月裏有限的償還能力,同意作出債務處理,以確保其債務的長期可持續償還能力。爲了這一目的,他們建議本國政府作出如下特殊處理:

    ——立即取消部分後來發生的利息,涉及2005年1月1日時累計債務的30%。剩餘債務將延期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批准之日。這次減免將勾銷所欠巴黎俱樂部389億美元總債務當中的116億美元;

    ——一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獲得批准,將實施30%的債務削減。剩餘債務將按23年期重新安排償還計劃,其中包含一個六年的寬限期。這一步驟,將再削減累計債務116億美元,使減免比例增至60%;

    ——巴黎俱樂部債權國同意,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委員會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實施的三年評估完成之後,再給予最初債務總額20%的減免。

    伊拉克債務的減免,是與伊拉克嚴格遵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這一條件密不可分的。在債務減免過程中,作爲主要佔領者的美國慷慨地勾銷了薩達姆欠俄羅斯、法國、中國等國家的債務,這些國家是華盛頓的對手,曾反對向伊拉克開戰。這個標準計劃與應用于印度尼西亞、波蘭、克羅地亞、塞爾維亞、阿根廷和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的計劃是一樣的。它命令伊拉克將其經濟主權移交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技術官僚,而這些官僚實際上是受美國財政部和華盛頓當局有效控制的。

    雪上加霜的是,在薩達姆時代伊拉克所欠的舊債是各國政府所說的“惡意債務”,即在未經人民同意下發生的、不符合人民利益的(簡而言之,就是不合法的)債務,就像已經不存在的蘇聯的債務一樣。但是美國、英國和其他巴黎俱樂部成員國並不在乎這個。這種債務是控制“新”伊拉克、迫使其向“自由市場 ”轉型的有用武器。轉基因種子和農業的工業化將處於這種強迫性變革的核心。

    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是符合“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在走向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東歐轉型國家急需經濟改革,以擺脫傳統的內向型發展戰略的影響。總的來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有兩種辦法:一種是漸進式的改革,一種是所謂“休克療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是贊成“休克療法 ”的,這兩個組織的觀點被稱爲“華盛頓共識”。——譯注)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計劃的頭等大事。自由市場企業制度也是2004年4月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 “100項命令”的核心。這絕非巧合。

    我們可以恰如其分地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稱爲“全球化的警察”。自從20世紀80年代的債務危機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發展中國家強制實施了債權國要求的殘忍的緊縮和償債計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債務條款被用來強迫各國將它們最爲珍貴的經濟資産拱手轉讓給外國利益集團,以便償還越來越多的債務。

    通常,「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這些措施都得到了龐大的銀行業和私人利益集團的鼎力支援。
    他們系統地“強制實施”國有企業的“私有化”,
    “取消”糧食、衛生和能源的“公共補貼”,
    “削減”公共教育開支。
    因此,使跨國公司得以“主宰”戰後伊拉克的每一項政策,都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佈雷默頒佈的法律來具體落實:
    “精簡”國家機構、
    彈性的勞動隊伍、
    開放邊界、稅收降至最低程度、
    對資本流出伊拉克“不加控制”、
    沒有關稅、
    對外國人的所有權比例“不加限制”。

    伊拉克人民將失去成千上萬的工作崗位,外國産品將把伊拉克本國的産品逐出市場,其中糧食就是一個主要目標。在強制實施的法規和外國競爭的重壓之下,本地企業和家庭式農場毫無競爭的能力。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條件”的“受害國”通常都不可避免地“被迫”使本國經濟向出口轉型,以便賺取美元來“償還”債務。這樣做換來的“胡蘿蔔”通常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放“拯救”貸款或者說“救援”貸款的承諾。而胡蘿蔔背後的“大棒”就是發出這樣一種“威脅”:如果債務國拒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條件,它將被永久列入“黑名單”,得不到任何國外貸款。

    伊拉克也不例外。美國“授意”下的伊拉克大選,其“目的”就是確立一個合法的舞臺,以便將伊拉克政府置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嚴格的控制之下”。實際上,這使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處於“中立”的位置,負責監督伊拉克嚴格遵守佈雷默的“100項命令”。這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能夠“迫使”伊拉克加入華盛頓的“自由市場”全球願景。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計劃在2005年1月30日伊拉克大選之後的某個時候,與伊拉克新政府達成一項“特殊安排”。由於減免伊拉克的大量外債需要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點頭,因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與伊拉克領導人的談判中處於相當有利的位置。

    聯合國安理會第1483號決議賦予了佈雷默管理被佔領的伊拉克的權力,但這本應歸屬國際法的管轄範圍。可見,佈雷默的“100項命令”和經濟“休克療法”,是在完全違反國際法的情況下實行的。

    隨著對伊拉克“私有化”的抗議和針對美國在伊企業暴力活動的蔓延,“掩蓋”這種“令人難堪”的事實變得迫切起來了。因此,佈雷默急匆匆地返回華盛頓,與總統討論接管伊拉克經濟的新方案。其結果是組成了阿亞德•阿拉維爲首的臨時政府,並宣佈伊拉克將在2005年1月舉行大選。
    阿拉維,這個美國“一手扶植”起來的、曾經多年爲「中央情報局」工作的門徒,將“合法地”執行非法的佈雷默法令。

    按照在伊拉克以“佈雷默法律”而聞名的《第39號命令》,伊拉克的各個行業和所有市場將在幾乎沒有限制的情況下向外資開放。這些法律的制定方式,使得無論是臨時政府還是隨後的任何一屆伊拉克政府都很難撤銷或廢除這些政策。

    確實,佈雷默用伊拉克臨時憲法第26條鞏固了“100項命令”,臨時憲法中的第26條,確保了在主權被移交給臨時政府之後,臨時政府將無權改變佈雷默的法律。此外,美國親手挑選出來的親美派被佈雷默安插到了伊拉克的各個部門之中,並有權淩駕於隨後的任何一屆伊拉克政府所做的任何決策之上。

    遍佈于伊拉克各地的13.2萬美國部隊,堅守在2003年後建起的14個新軍事基地上,這就是上述這一點的保證。對於華盛頓在伊拉克使用“ 播撒民主的種子”這種冠冕堂皇的話到底意味著什麽,大多數伊拉克人到了2004年底已經很清楚了。這種種子與普通伊拉克公民獨立決定自己命運的能力毫無關係。

    在2004年6月權力從佈雷默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正式移交給以「中央情報局」的寶貝兒阿拉維爲首的伊拉克臨時政府之後,後者同意接受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加的“開放”來換取債務減免。因此,2004年9月在伊拉克中央銀行行長沙拉比和財政部長馬赫迪發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意向書”所附的備忘錄中,這些人表達了這個美國“扶植”的政府“參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急迫心理。

    “新的金融部門立法將爲建立現代金融部門鋪平道路。”這封意向書這樣吹噓道。意向書接著寫道:
    “三家外國銀行已經獲准開展業務”,而且“若干外國銀行對獲得伊拉克私營銀行的少數股權已經表現出興趣。”
    其中一家銀行是倫敦的滙豐銀行,這是世界最大的銀行之一。

    “強迫”對伊拉克的糧食生産進行“改造”,“使之”種植“擁有專利”的轉基因作物,這是「孟山都」和其他轉基因“巨頭”所作所爲的最突出的例子之一。通過這些“(帝國新殖民)方式”,它們將轉基因作物“強加”給了“不情願”和“不知情”的世界人民。

    文/威廉。恩道爾


  4. 2011/06/19 於 10:28 patchpieces

    CIA的公開秘密—兼為《十條誡令》蓋棺定論

    一、嘗試為《十條誡令》蓋棺定論
    二、(中國國內)親美勢力對《十條誡令》真實性的質疑
    三、“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的真面目
    四、“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在中國
    五、“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 、“共產黨革命章程”及“十條誡令”
    六、克格勃(KGB/格別烏)高官什羅寧的話是否可信
    七、「中情局」為防止洩密進行的暗殺
    A、李志綏之死
    B、班尼特之死

    一、嘗試為《十條誡令》蓋棺定論

    筆者不久前曾寫作《中情局絕密綱領–用普世價值對抗愛國主義》一文http://blog.mshw.org/hexuefei/?p=47,其主要目的有四個:

    其一,是揭露美國在全世界推廣所謂美式“普世價值”的真實目的。

    【(中情局加爾瓦爾德方案)最高綱領包括最廣泛的目標。它提出的任務是破壞對祖國之愛。它渴望用所謂‘普遍人類價值’代替愛國主義。】《克格勃(KGB/格別烏)X檔案》–p66。

    克格勃資深特工什羅甯將軍的這本書在中國2003年出版的。當時譯者趙雲平用的一個詞語是“普遍人類價值”,而2008年後這個詞語有了更加簡略、響亮且準確的中文譯法——“普世價值”,看來「中情局」特工的漢語素養也是一流的。在2008年那偉大的抗震救災過程中,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得到了自改革以來最大程度的激發。而“(黨內美帝買辦)南方報系”當時卻“突如其來”、“莫名其妙”地宣稱抗震救災所體現的是“普世價值”,並由此引發了一場影響深遠的爭論。
    而隨後的兩年裏,“普世價值”也成了美國總統奧巴馬“對華喊話”的口頭禪。2003年出版的這本書實際上揭露了所謂“普世價值”思潮的真正的出處、背景及其“戰略意圖”。
    原來,不管是蘇聯戈巴契夫的“全人類的價值高於一切”還是中國“(黨內美帝買辦)南方系”的“普世價值”,其真正含義並不是表面宣稱的捍衛全人類和全世界的尊嚴和利益,“普世價值”論只是「中情局」用來“對抗”蘇聯和中國的愛國主義思潮,並最終“肢解”蘇聯和中國的“文化戰工具”。

    其二,是揭露美國「中情局」通過“系統性”的工程,“妖魔化”社會主義領袖列寧毛澤東等偉人,進而“顛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陰謀。

    【他(杜勒斯)將基本的、集中的打擊指向反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而為了達到既定目的,如美國專家們設想,首先必須打破蘇聯人頭腦中的所謂“列寧綜合體系”。】
    《克格勃(KGB/格別烏)X檔案》–p63。

    【(反列寧題材)在80年代的俄羅斯幾乎獲得了國家地位,這時許多大眾傳媒開始鼓勵破壞十月革命領袖(列寧的)紀念碑,銷毀他的全集。反列寧題材充斥了報刊、無線電廣播、電視和電影。新聞、文學、藝術和科學的形形色色‘熱心者’懷著受虐的滿意心情去推翻自己以前崇拜的偶像(列寧)。】
    《克格勃X檔案》–p65。

    【根據艾倫.杜勒斯的企圖,關於‘德國黃金’、‘鉛封的’德國車廂和‘雇傭間諜’這些早就知道的“假造謊言”竟然成了‘禁果’,它對許多人的耳朵感到好聽。加爾瓦爾德設計的最低綱領在於向新的幾代人灌輸對列寧主義的懷疑,認為列寧主義簡直是‘歷史的錯誤’,人類一部分暫時的、不正常的和不牢固的社會現象。灌輸說早晚要把它結束(‘蘇聯是罪惡帝國’!)】
    《克格勃X檔案》–p65。

    其三,揭露「中情局」最大機密是如何影響別國領導人。

    什羅寧在書中寫道:

    【70年代末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反偵察人員們得以解開美國「中央情報局」最大的秘密,它在於這個部門制定,仔細準備並在80年代著手實施所謂深層掩護的專門計畫。

    根據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材料已知,該項計畫的作者是「中央情報局」的前副局長比謝爾,他還制定了‘雙重諜報網’的觀念。根據這一觀念推測,「中情局」將把在美國境外工作的外國人中最有價值和可靠的間諜用於偵察目的。】《克格勃(KGB/格別烏)X檔案》–p42

    【給小組規定的任務是滿足偵察屆向主導的國家機關、政治領袖周圍、代表及其他機構和組織進行諜報滲透的需要。即說得是“培養”自己的影響諜報員,使他們向權力機構推進。

    影響別國總統,影響其國家機構?難道這種事有可能嗎?
    按照美國專家的斷言,這不但可能,而且更有甚者,這是保障全國安全政策最便宜和最有效的方法。對總統可能用三種途徑去影響。
    第一,直接通過高級會晤。
    第二,通過他的班子,要往裏面打入影響諜報員。
    第三,間接地,在“大眾傳媒”中組織宣傳運動,“讚揚”總統那些對美國有利的行動。】
    《克格勃X檔案》–p45

    其四,其目的是初步探究網上廣泛流傳的《十條誡令》的真假。

    由於當年克格勃(KGB/格別烏)在「中情局」內部安插了不少間諜,因此當年的蘇聯克格勃(KGB/格別烏)可以說是最瞭解當時「中情局」內幕的機構。克格勃(KGB/格別烏)資深人士維•什羅甯將軍根據以親身經歷的事件、親眼所見的情景、親手處理的情報寫成的這本書,可以說是對美國「中情局」內幕最權威、最真實的披露。書中披露杜勒斯的訓話與網路上流傳的「中情局」《十條誡令》幾乎“完全一致”,可見《十條誡令》並非完全空穴來風。

    【「中央情報局」的奠基人和第一任領導人艾倫•杜勒斯的信條,他對自己的軍官們教誨說:
    “在那裏(蘇聯)製造了混亂以後,我們不知不覺地把他們的價值偷換成虛假的並迫使他們相信這些價值。怎樣做呢?我們找到自己的志同道合者……我們在俄國找到同盟者和助手。將一個情節接著一個情節地導演世界上最不馴服人民的滅亡、其自我意識最後的、不可逆轉的熄滅,按其規模來說是最雄偉的悲劇……”

    “我們將千方百計地支持和發動所謂的藝術家們,他們將培植對色情、暴力、虐淫、叛賣,總之,對任何不道德行為的崇拜。在國家治理中,我們將造成混亂和不可收拾的局面……”

    “我們將不知不覺地,但積極地促進官員們、受賄者們地胡作非為,無原則性、官僚主義和因循拖延將被樹為善行……”

    “誠實和正派將被嘲笑並變成過去的殘餘。蠻橫無禮、卑鄙下流,謊言和欺騙,兇殺和吸毒,相互之間動物般的恐懼和無恥、叛賣,各民族的民族主義和敵對,首先是對俄羅斯民族的敵對和仇恨——所有這一切我們都將巧妙地和不知不覺地培植,所有這一切都將盛開雙瓣的花朵……”】
    《克格勃X檔案》–p62

    杜勒斯的這段話同樣曾經在網路上流傳。
    根據什羅寧的“披露”,我們可以確定這段訓話的“真實性”確鑿無疑。而《十條誡令》的內容主旨與杜勒斯訓話“完全一致”。

    二、親美勢力對《十條誡令》真實性的質疑

    但是有一群“親美分子”一直不相信《十條誡令》的存在。而極力幫助「中情局」進行“掩蓋”的便是方舟子的新語絲的網站。
    2003年9月9日開始,方舟子在新語絲網站上大張旗鼓地推薦《莊海青:美國中央情報局“中國十誡”:一個謠言的來歷》等文章。見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news/cia.txt 這類文章為了證偽《十條誡令》所舉出的關鍵性的證據就是一個美國網頁:http://snopes.com/language/document/commrule.htm

    據說,體制內的“漢奸買辦勢力”將方舟子網站上的這些內容彙報給了中國最高層,中國最高層官員竟然相信方舟子網站上這些為「中情局」辯護的文章,從而認為《十條誡令》僅僅是個謠言。

    多年以來,幾乎所有在此問題上替「中情局」辯護的文章都是方舟子網站文章的翻版。方舟子是眾所周知的“抄襲大王”。看來,方舟子的網站,也僅僅是在替「中情局」“辯護”這個問題上,才有些真正原創性的內容。

    比如,楊學濤《所謂的美國中情局“十條誡令” 的前世今生》一文實際上是方舟子網站內容的翻版,該文寫道:

    【一個網頁引起了我的興趣:http://snopes.com/language/document/commrule.htm

    網頁中所列的十個題為“Communist Rules for Revolution”的“條例”與新聞報導所稱的《十條誡令》如出一轍(不用我翻譯了吧?):

    據該網站稱,此十條“communist party革命章程”號稱由協約國於1919年5月在德國Dusseldorf搜出來,並于同年首次被印刷在了Oklahoma州的Examiner-  Enterprise報上(Examiner-Enterprise是真的,但這個“十條”卻從未在該報發表過),是德國communist party用來腐蝕資產階級、發動共產革命的章程。

    目前知道的最早發表年份是1946年(發表在當年2月份的期刊Moral Re-Armament上)。1954年,佛羅里達州司法部長George A. Brautigam證明其為真實,並簽上了大名。後來,“十誡”廣為流傳,選民們出於警惕,就把這十條印出來發給議員們。

    1980中期,專欄作家Bob Greene在芝加哥大學與西北大學與俄國問題專家一起研究後共同認定,這十條章程是徹頭徹尾的偽造。Greene寫到: “我一直希望找到一個拿著這個“十條”的communist party member,好讓我有機會問問他‘obloquy’這個單詞到底是什麼意思)

    《紐約時報》報導,國家檔案館、國會圖書館和各所大學的圖書館都找不到這個所謂的檔。蒙大拿州參議員Lee Metcalf在與FBI、中情局等機構聯合調查後也得出結論,認為這個所謂檔純屬偽造。

    作家Jan Harold Brunvand 評論說:

    The rules have to do with dividing people into hostile groups, encouraging government extravagance, and fomenting “unnecessary" strikes in vital industries. What we have lost, the list suggests, is a world without dissent, budget deficits, inflation and labor unrest.

    I just can’t remember any such Golden Age.

    (這些“條例”讓人民形成了敵對的陣營,鼓勵了政府奢侈浪費,並在重要的產業製造了“不必要”的罷工。“條例”告訴我們,我們失去了一個沒有異見、沒有財政赤字、沒有通貨膨脹、沒有勞工動亂的世界。

    我們曾經經歷過這樣的黃金時代嗎?我一點也想不起來。)

    可以看出,這個流傳甚廣的“謊言”出自“保守”的美國人之手,他們對於出現在美國的一系列社會變化表示擔憂,又無力解決,便簡單地把罪責“歸結”到了“communist party滲透”上來。1990年代,即便蘇聯已經解體,但“十條”依然不斷被報章引用,作為美國道德滑坡及政治腐敗的一個幌子。】

    snopes.com 這個網站認為,所謂1919年發現的“共產黨革命章程”是個純粹的謠言。所謂最早刊登“共產黨革命章程”的的Examiner- Enterprise報上根本就沒有出現過這個所謂的“共產黨革命章程”。而這段文字最早出現在1946年,在Moral Re-Armament 期刊上刊登。

    三、“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的真面目

    那麼,所謂的“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是個什麼東西呢?
    實際上,這個由美國基督教徒Buchman 創辦的“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是眾多戰略問題研究者高度關注的世界性組織,因為這個組織與美國「中情局」和聯邦調查局的關係太密切了,是美國用來控制全世界的重要工具。而西方很多媒體也早有報導:該組織與「中情局」的密切關係。

    FBI解密檔案顯示美國總統艾森豪威是“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運動的重要支持者。見:http://www.paperlessarchives.com/ike_fbi.html

    一些和“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組織有過接觸的印度宗教人士在談到“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時也說道,人們都相信他們是中情局的:They’re also criticized a lot there. They have been criticized a lot there locally. People, they think they are CIA.見:http://www.vaniquotes.org/wiki/Moral_Rearmament_Movement

    實際上,“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在多個國家的作為已經引起了不少正義之士的警覺。比如,恩克魯瑪(Kwame Nkrumah,1909—1972),加納共和國第一任總統,加納人民大會黨主席,非洲著名社會活動家,“非洲社會主義”宣導者和代表人物之一。恩克魯瑪1965年的著作《新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最後階段》(Neo-Colonialism, the Last Stage of imperialism)一書《新殖民主義的機制》這一章中便重點介紹過這個“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恩克魯瑪是非洲社會主義的代表人物,是非洲社會主義運動的領袖,是加納共和國第一任總統,也當然是當年非洲國家眾多秘密情報的知情者。

    恩克魯瑪在書中談到:http://www.marxists.org/subject/africa/nkrumah/neo-colonialism/ch01.htm

    【Among instruments of such Western psychological warfare are numbered the intelligence agencies of Western countries headed by thos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visible Government’. But most significant among them all are Moral Re-Armament (MRA), the Peace Corps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USIA).

    Moral Re-Armament is an organisation founded in 1938 by the American, Frank Buchman. In the last days before the second world war, it advocated the appeasement of Hitler, often extolling Himmler, the Gestapo chief. In Africa, MRA incursions began at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Against the big anti-colonial upsurge that followed victory in 1945, MRA spent millions advocating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forces oppressing the African peoples and those same peoples. It is not without significance that Moise Tshombe and Joseph Kasavubu of Congo (Leopoldville) are both MRA supporters. George Seldes, in his book One Thousand Americans, characterised MRA as a fascist organisation ‘subsidised by . . . Fascists, and with a long record of collaboration with Fascists the world over. . . .’ This description is supported by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MRA of people like General Carpentier, former commander of NATO land forces, and General Ho Ying-chin, one of Chiang Kai-shek’s top generals. To cap this, several newspapers, some of them in the Western world, have claimed that MRA is actually subsidised by the CIA.

    When MRA’s influence began to fail, some new instrument to cover the ideological arena was desired. It came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merican Peace Corps in 1961 by President John Kennedy, with Sargent Shriver, Jr., his brother-in-law, in charge. Shriver, a millionaire who made his pile in land speculation in Chicago, was also known as the friend, confidant and co-worker of the former head of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Allen Dulles. These two had worked together in both 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U.S. war-time intelligence agency, and in the CIA.

    Shriver’s record makes a mockery of President Kennedy’s alleged instruction to Shriver to ‘keep the CIA out of the Peace Corps’. So does the fact that, although the Peace Corps is advertised as a voluntary organisation, all its members are carefully screened by the U.S.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

    令人驚歎的是,恩克魯瑪1965年的文章便十分清晰地用到了這樣的“詞語”:the United States ‘Invisible Government’——“美國隱形政府”。恩克魯瑪的這幾段文字的大概含義是:西方國家(由美國的“隱形政府”所主導)的情報機構用來實施西方心理戰的工具屈指可數,其中最重要的便是Moral Re-Armament(MRA)–道德重整運動, the Peace Corps –和平部隊(即將受過訓練的志願人士送到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服務的組織),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USIA)—美國新聞署。蔣介石的高級將領何應欽曾經是Moral Re-Armament運動的重要參與者。加納首任總統、非洲著名學者和社會主義領導人恩克魯瑪的著作已經將Moral Re-Armament明確地定性為與美國中情局、聯邦調查局等情報機構關係密切的西方進行心理戰的工具。

    四、“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在中國

    這個“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對中國的影響也是十分深入的,但是很多人卻不知道這個組織的存在,似乎有一隻”無形的手“在為其”保密“。作為一個曾對中國及世界產生如此重大影響的”半隱形組織“,其背後如果沒有”美國情報機構“的”扶持“,那是那難以想像的。

    以下是幾則該組織在中國的宣傳性介紹:

    A、臺灣出版的「中華百科全書」對介紹:

    【道德重整運動】

    道德重整運動(Moral Re-Armament,簡稱MRA),是美國人蔔克曼(Frank N. D. Buchman)於西元一九三八年在倫敦所發起的,他曾經遍遊世界各地,認識許多領袖,如中國之孫中山先生、印度之甘地、美國之福特以及愛迪生等。他認為所有民族、國家及宗教,最基本的起源,是四個絕對的道德標準,即絕對誠實、絕對純潔、絕對無私、絕對仁愛,並由內心良知作為指導,以知行合一則有天人合一之體認,因而產生無限個人或社會或世界一新大力量,以建立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道德重整”在建設新興國家與舊敵成友之工作中,扮演了其幕後的腳色,它不是一種組織,但在瑞士的柯峰設有國際會議中心,許多國家如英、法、荷、加、印、巴西、澳洲、日本等,也有地方或地區中心。

    卜克曼早年曾數度訪問我國,與 國父孫中山先生為摯友。戰後,陳立夫與何應欽屢應其邀,赴歐、美參加會議,該時中文稱為「道德重整運動」。

    民國六十三年,陽明山華岡中華學術院設有道德武裝研究所。(劉毓棠)】

    B、劉毓棠是國民黨的外交官。華僑協會總會雜誌僑協雜誌(第092期)刊登對劉毓棠的回憶文章:
    http://www.ocah.org.tw/sidepage/mag_viewpage.php?mag_no=092&id=4051

    【一九四五年四月,聯合國在舊金山召開會議。當時毓公擔任中國代表團團長張君勱的英文秘書。張君勱是知名的哲學家,也是民社黨的創辦人,博學多聞,文風剛健有力,毓公和他共事相當愉快。經由張君勱的介紹,毓公認識了「道德重整運動」的發起人蔔克曼(Frank N.D. Buchman)並觀賞了由卜克曼博士率領一批道德重整人士表演的舞臺劇《被人遺忘的要素》,宣揚民主道德理念,留下極為深刻印象。】

    C、《近代在華部分基督教名人簡介》:

    【布克門 Frank Buchman 美國傳教士,1921年,他在牛津大學發起了著名的“牛津團契”運動,其信條為“絕對誠實,絕對純潔,絕對無私,絕對的愛”,此運動後在1938 年改名為“道德重整運動”。20世紀30 年代,廣學會曾在中國陸續出版了牛津團契的14種書籍。】

    D、另外還有一則中華民國「道德重整協會」創辦人劉仁州的介紹:

    【道德重整在台灣】
    http://life.fhl.net/Desert/97/s010.htm

    「道德重整」自民國卅五年開始,即邀請中國派代表團出席世界性的大會,我國政界諸多要人都曾參與,但角色側重於作為政府國民外交的管道。五十年代之後,「道德重整」在全台各大專院校紛紛成立了合唱團,變成比較民間化、人民自願自發性的活動。後來整個台灣社會風氣改變,開放的程度愈來愈大,人民有更大的自由意志、更多的表達機會。因此到了民國七十九年,一批從「道德重整」合唱團畢業的朋友,覺得台灣社會亟需成立一個「道德重整」的組織,以便針對社會需要改善的地方有所貢獻。「道德重整協會」於焉成立。 】

    五、“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 、“共產黨革命章程”及“十條誡令”

    瞭解了“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的本質真相,那麼所謂“共產黨革命章程”與“十條誡令”的關係便十分清楚了。

    “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公佈所謂“共產黨革命章程”的時間是在1946年,按照克格勃高管什羅寧所掌握的材料,這正是美國開始簽署杜勒斯那段著名的訓示的那段時間。

    “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公佈的所謂“共產黨革命章程”,其內容和杜勒斯的訓示十分接近。不過,賊喊捉賊,豬八戒倒打一耙,“Moral Re-Armament”將這些“美國用來顛覆共產黨國家”的信條改成了“共產黨來顛覆美國”的信條予以公佈、發表。這些東西在美國從70年代開始引起美國社會廣泛的討論,經過美國獨立人士的大量調查,最終證明所謂“共產黨革命章程”是子虛烏有的。但是誰都想不到這個事件的真相。

    毫無疑問,整個事件的真相是:與「中情局」和「聯邦調查局」關係密切的“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組織最早得到了杜勒斯的那篇訓示,或者他們得到了「中情局」根據杜勒斯訓示形成的”誡令“。“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將這些內容”改頭換面“,變成了”攻擊“共產黨國家的”利器“。

    我們相信,“共產黨革命章程”不可能是“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組織在1946年憑空捏造出來的。看看在杜勒斯發佈他那段著名的訓示20多年後,蘇聯克格勃高級官員什羅甯看到相關內容的反應:

    什羅甯將軍說:

    【我清楚地記得自己的慌亂心情,那時我瞭解了中央情報局領導人40年代末簽署的這一訓示。這是在1968年.那時我在莫斯科州安全委員會一個區分局工作3年之後,讓我到中央機關工作並從事組織反對意識形態破壞的反宣傳措施。這時當然考慮到了我的記者訓練。意識形態破壞者的目的,最初我覺得是臆造出來、不現實的。難道能迫使誰相信“虛假價值”嗎?難道俄羅斯在這一點上找得到“同盟者和助手”?難道培植對領導了反法西斯鬥爭並拯救了人類免遭“褐色戰爭”蹂躪的“俄羅斯民族的敵對和仇恨”,這現實嗎?民族主義真的那麼危險?而且是否能不知不覺地培植這些價值呢?

    但是隨著熟悉西方特工部門的事實和檔,這些問題撤銷了。我越來越確信,艾倫•杜勒斯當闡述自己的綱領時,他依據政府級批准的具體研製的成果和秘密訓示。他將基本的、集中的打擊指向反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而為了達到既定目的,如美國專家們設想,首先必須打破蘇聯人頭腦中的所謂“列寧綜合體系”。】《克格勃X檔案》–p63

    也就是說,連克格勃人員見到杜勒斯訓示後,一開始也難以相信它是真實的。但隨著更多的事實和檔,什羅寧才逐漸確信。也就是說,即便是克格勃系統,如果沒有掌握確鑿的文本和證據,他們也無法憑空編造出類似杜勒斯訓示、《十條誡令》那樣的檔內容。

    “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組織能夠”毫無根由“地”編造“出這些內容來嗎?
    要知道,蘇聯克格勃根本不存在類似“共產黨革命章程”那樣的專案工程,這一點,連極端親美的人都承認。因為蘇聯解體前後,克格勃已經被「中情局」“高度滲透”,克格勃大量機密大量洩露出去,如果真的存在類似檔,美國人早已就公開揭露了。其實像美國“色情文化氾濫”等社會問題,這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弊病,其“伴隨”資本主義的歷史一直存在。
    十分明顯,在蘇聯產生和強大之前,這些弊端就已經產生,“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要把這些問題歸咎于蘇聯的陰謀,連美國人都難以理性地接受。正如眾多美國學者所評論的:“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組織試圖依靠“共產黨革命章程”檔告訴我們,我們失去了一個沒有色情文化、沒有異見、沒有財政赤字、沒有通貨膨脹、沒有勞工動亂的世界。我們曾經經歷過這樣的黃金時代嗎?我一點也想不起來。

    那麼“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組織根據什麼”編造“了所謂“共產黨革命章程”?
    根據“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組織與美國情報機構的密切關係,“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組織發佈“共產黨革命章程”的時間與杜勒斯談話的時間接近,更重要的是兩份檔內容的“高度一致”,只要頭腦正常的人,都可以據此判斷整個事件的真正“來龍去脈”。

    六、克格勃(KGB/格別烏)高官什羅寧的話是否可信

    也許有人懷疑,《克格勃X檔案》一書中提供的證據是否是什羅寧偽造的?

    假如,今天「中情局」人士出版一本《中情局X檔案》,我敢確定,其內容大部分是無價值資訊,甚至有不少內容是“偽造”的。
    為什麼?
    因為隨著蘇聯解體和克格勃(KGB/格別烏)的瓦解,今天極少人知道「中情局」的內幕,尤其是1990年代以來的內幕。這樣,「中情局」存在大量的“造假”空間。然而克格勃(KGB/格別烏)則不同。今天克格勃(KGB/格別烏)已經成為歷史。克格勃(KGB/格別烏)解體前,其內部已經被「中情局」高度滲透——否則蘇聯也不會遭受解體的下場。比如金城出版社04年出版的《窺視——最新國際間諜情報戰真相》揭露:1973年至1980 年,先後出任克格勃(KGB/格別烏)對外反間諜局局長和第一總局局長的卡盧金竟然是美國特務。《克格勃X檔案》一書也同樣披露,「中情局」對克格勃的滲透十分深入,讓人觸目驚心。看看什羅寧是如何評價克格勃最後一任主席瓦基姆•巴卡金的吧:

    【原來巴卡金來到魯邊卡是為了真正粉碎國家安全機關,實質上消滅安全委員會的完整系統,從而在全局上急劇削弱國家的防護、“免疫”系統。他的真正意圖很快就暴露出來了。他充分表現了自己的破壞才能,並且甚至不曾掩飾給他們規定的任務:砸爛國家安全機關。巴卡金在其《擺脫克格勃》一書中簡直扮演著世界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一個臨時工的角色,他領導一個極重要的國家機構的目的僅僅是為了消滅它。我不認為這位政治家不明白,他的意圖實質上帶有反對國家的犯罪活動色彩。】
    見《克格勃X檔案》第11章《是誰搞垮了國家安全委員會》

    換句話說,克格勃(KGB/格別烏)對「中情局」來說透明度很高。克格勃退休官員什羅甯如果在《克格勃檔案》中進行造假,那是完全得不償失的,完全有可能被美國抓住把柄。其次,克格勃(KGB/格別烏)已經徹底解體,俄羅斯政局一度動盪,什羅寧寫此書的目的只能是講點真話留給歷史,而斷不敢為了維護克格勃和蘇聯去大肆造假。可以說,出現於特定歷史條件的這本《克格勃X檔案》,其可信度是同類書中最高的。

    至此,關於《十條誡令》的爭論終於可以畫上一個句號了。

    七、「中情局」為防止洩密進行的暗殺

    以上內容簡單介紹了是“美國影子政府”指揮「中情局」等機構進行“文化戰”、“心理戰”等軟戰爭的方案。「中情局」等機構為了保證機密專案的正常進行,不惜一切代價,直至“大搞暗殺”。在美國,一旦出現「中情局」的高度機密可能被洩露出去的情況,那麼相關人等便會被暗殺。甘迺迪案中死亡的大量人士已經做了精確的示例:

    1963 年11 月22 日,美國總統甘迺迪被美國隱形政府指揮情報機構暗殺。隨後,“幕後勢力”為了防止真相曝光,進行了“系列暗殺”。在甘迺迪被暗殺後的三年中,18 名相關證人相繼死亡,其中6 人被槍殺,3 人死於車禍,2 人自殺,1 人被割吼,1 人被擰斷脖子,5 人“自然”死亡。從1963 到1993 年,115 名相關證人在各種離奇的事件中自殺或被謀殺。“沃倫委員會”還封存所有檔,檔案和證據長達75年,直到2039年才解密,這些檔涉及CIA,FBI,總統特警保鏢,NSA,國務院,海軍陸戰隊等機構。另外,FBI 和其他政府機構還涉嫌銷毀證據。

    當然,不僅僅是甘迺迪案,這種“現象”已經成為了美國社會的“慣例”和定律。

    A、李志綏之死

    筆者關注到「中情局」,始於09年寫作《從縱容“妖魔化毛澤東”到亡黨亡國》http://blog.mshw.org/hexuefei/?p=6 一文曾根據中國出現的大規模妖魔化毛澤東的謠言進行了如下判斷:

    【中國自晚清衰落以來,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資本主義半封建社會。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勾結在一起,成為壓迫中國人民的三座大山。這三座大山是當時世界上最反動、最邪惡的勢力。反動勢力的邪惡造就了革命者的偉大,毛澤東是帶領中國人民歷盡千辛萬苦推翻三座大山的人民領袖,毛澤東成為國際共運史上最為光輝的革命家。西方壟斷資本集團在中國扶植的買辦政權—蔣家王朝被毛澤東趕到了幾個海島上,西方壟斷資本集團的第一打手美帝的軍隊又被毛澤東的抗美援朝及援越抗美打得灰頭土臉,西方壟斷資本集團不得不停止軍事擴張的步伐。蘇共二十大,修正主義者赫魯雪夫妖魔化史達林,國際共運陷入混亂後,又是毛澤東扛起了反抗美帝、反對蘇修的革命大旗。毫無疑問,毛澤東是西方壟斷資本集團有史以來的最大敵人。在毛澤東有生之年,西方壟斷資產階級無法打敗這個東方巨人,那麼毛澤東死後,如何在中國及世界消除毛澤東思想的影響、消除這個資產階級的最大隱患,就一定會成為西方壟斷資產階級的重要目標。同樣毫無疑問的是,毛澤東去世後,通過“妖魔化毛澤東”從而干擾、影響、主導中國改革,進而殖民地化中國,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重要戰略任務。】

    正如1加1必然等於2一樣,這樣的判斷只是一種必然的邏輯推理。等筆者兩年後讀到《克格勃X檔案》這本書的時候,才正式找到中情局妖魔化社會主義領袖的直接證據——中情局當年的確有針對蘇聯領袖列寧的妖魔化工程項目,那麼針對中國領袖毛澤東的類似工程項目必然存在。

    在“妖魔化”毛澤東的系列謠言中,李志綏是“最關鍵”、最重要的一環。然而1995年2月13日,李志綏離奇地死于芝加哥的兒子家中。對此金筆網友在《關於李志綏醫生離奇死亡的推測2009-07-19》中寫道:

    【因為死得比較離奇,到現在筆者還記得李志綏醫生死訊的報導。那是一天傍晚,他的家人回家時發現李橫躺在廁所的地板上,氣絕多時。好象那天下午他還外出行走過,旁人沒有發現李有什麼異常形態。

    李志綏是在《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出版後不久突然去世的,死前還有報導說,面對中國相關方面的指責,李回擊說,他準備寫第二本有關毛澤東的回憶錄,因此他的死非常離奇蹊蹺。

    李死時七十有五,不算長壽。除非八九十歲以上的老人在睡夢中平靜的死去,一般來說,人在這個年齡是不容易一下子死的。以李的 “特殊身份",當地員警,地區檢察官,CIA 甚至 FBI 的 Agents 等,都會密切關注,特別是找出他殺的 “蛛絲馬跡" 。此後我曾留意過新聞,看看有沒有警察局或地區檢察官公佈李的死因。後來李的出版商對外放言說死於 “心肌梗塞",間接印證了李死後是經過了屍體解剖尋找死因的。其實出版商的話不是 “官方" 結論,正式結論應是由警察局或地區檢察官公佈,但是沒有。這是疑點一。

    疑點二是心肌梗塞初發病在七十五歲的高齡,這也是不常見的。同時,心肌梗塞也不一定死人,致死的應該是大面積的病灶,或者影響到心臟的傳導系統。如果是前者,發作前定會有徵兆,譬如頻繁的心絞痛,但是那天下午他還是好好的,怎麼可能一下子就那麼嚴重死了呢?很少見。而如果是後者,影響心臟的傳導系統則一定會有心律不齊的前兆。李自己是醫生,有這方面的專業知識。另外,如果他按期檢查身體也應該會被查出來,會接受藥物治療。因此,說他是死於心肌梗塞,讓人覺得無法接受。

    ……

    李志綏的死跟他的書《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是有關聯的。對於我們這些局外人來說,他書的內容真假難辨。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假的?或者說全部是真的?全部是假的?很多疑問需要考證。考證的方法無非是對質和旁證 (第三者證明)。因為這是一部政治回憶錄,牽涉到的內容都是 “保密" 的,幾乎無法獲得旁證。

    因此對質就變得非常重要了。中央警衛局還有很多人在,隔洋的論戰也是可能的,特別是中國方面有人出來列舉證據 (人證,物證),說明李書中的故事不真實。

    ……

    李的突然去世“免去”了他必須回答舊日同僚們的“質疑”,結果 “死無對證" 了。面對質疑和論戰,或許對李來說,死是最好的結局。】

    筆者當時評論李志綏之死時曾經做過如下分析:

    【1995年,李志綏卻“莫名奇妙”地死去。假如李志綏屬於非正常死亡,是被人暗殺,那麼暗殺者有兩種可能:A、李志綏被維護毛澤東形象的中國愛國主義力量暗殺。B、李志綏被西方壟斷資產階級的專政工具美國安全機構如CIA、FBI等暗殺。

    實際上,稍用頭腦便能推測A類說法是子虛烏有、混淆視聽的謠言:

    1、中國當政者(上海幫江澤民)對李志綏的著作是“放縱”的態度

    李志綏的書已經被那些活著的知情者徹底揭露。正如熊蕾所言,“但是他們說明李志綏編造事實的回憶,卻根本無法與李志綏那本書的影響抗衡,就連國內很多人,也寧可相信那本書,而不相信對它的駁斥。”90年代以來的中國大陸,李志綏的書以非法盜版的形式廣泛傳播,互聯網興起後,該書及類似內容又在互聯網上大肆傳播,直到今天,仍然能用百度搜索到相關內容。當政者對此書的“縱容”導致中國眾多高官、知識份子、學生對該書內容深信不疑。許多人雖然沒有看到過此書,但是也聽說過該書的內容,並深信不疑。

    與西方壟斷資產階級、海外反華反共勢力大力支持李志綏著作不同,中國內部捍衛毛澤東的著作則得不到官方大力支持,批判李志綏的努力更多地顯示出純民間的色彩。比如,林克、徐濤和吳旭君的《歷史的真實——評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的回憶〉》對批判李志綏很有利,如果讓普通讀者一起讀到這兩本書,肯定沒有人相信李志綏的謊言。但是林克們的著作發行量很少,也沒有任何媒體大力宣傳,結果其影響力遠遠不如李志綏的著作。

    2、與法輪功、民運對比

    法輪功、民運、台獨等人對中國當政者的危害更加嚴重。法輪功、民運分子製造的文章書籍在大陸遭受絕對封殺,通過大陸的互聯網也很難搜索到相關內容。
    可見,中國當政者對法輪功、民運的痛恨與對李志綏遠遠不是一個級別。但輪子功及民運,以及藏獨、疆獨、台獨等集團中有那麼多人在海外,對當今中國的危害遠遠高於李志綏,但是沒有一個人遭受到中共的暗殺。
    實際上中共內許多的“資改”高官、“(海外秘密帳戶綠卡裸官)漢奸洋奴集團”是“支持”、贊同李志綏著作的(這也造成對李志綏的謊言進行消毒極其不利的局面)。所以,中國當政者根本不會去暗殺李志綏。

    3、從李志綏死後各方反應來看

    李志綏在美國出書,作為首部”妖魔化毛澤東”的重磅炸彈,肯定受到各方高度關注。觀察李志綏著作從出版到“傳播”的整個過程,僅從“調動”美國一切出版資源、學術資源、輿論資源來與李志綏“高度配合”來看,美國安全機構已經高度介入整個事件。李志綏的安全也必然受到美國安全機構的“保護”,所以要暗殺他,也不是很容易的。

    假如李志綏是被中共暗殺,那麼,很明顯這將成為美國將“妖魔化毛澤東”推向高潮的“絕佳機會”。美國剛好可以借此事證明李志綏著作的真實性,而美國絕對“不會放過”這樣一個“妖魔化毛澤東”的“絕佳機會”。
    但是,李志綏之死引起的波瀾卻是“如此之小”,甚至遠小於臺灣作家江南被殺案。更加“離奇”地是,美國方面“竟然”宣佈李志綏死於心肌梗塞,而不是被謀殺!

    綜上所述,李志綏肯定不是中共暗殺,而只能是被美國安全機構暗殺。某些勢力為了避免李志綏被暗殺後引起美國民眾廣泛關注、各方追查,最終將幕後真正兇手美國安全機構曝光,只能讓李志綏死得靜悄悄,死得不明不白。
    實際上,李志綏的書稿經過了美國安全機構的運作,已經被改得面目全非,李志綏肯定知道「中情局」等機構介入此事的內幕,因此也就擁有很高的籌碼來要脅美國以獲得更高報酬。美國方面也擔心李志綏活著會早晚洩露那本書的內幕,如果出現那樣的局面,這本書不僅沒有“妖魔化毛澤東”,反而妖魔化了美國。
    所以,讓李志綏安安靜靜地死去就是對美國來說“最有利”的選擇。書已經出來了,李志綏的“油水”已經被“榨幹”,下面真正要做的是通過傳播管道進一步大規模“傳播”此書,李志綏活著反而是個“累贅”。
    如此看來,我們不難理解林克們為什麼會發出這樣的感慨:
    “正當我們著手寫這兩篇文章的時候,李志綏死了。聽到這個消息,我們為失去對質對象而感到遺憾。本來,我們是很想同李志綏就他的“回憶錄”中涉及的重要問題逐個對證的。”
    李志綏必須這樣不明不白、安安靜靜地死去,他死得恰到時機,恰到好處,他的死及死法最有利地保證了“妖魔化毛澤東”大業的順利開展。】

    B、班尼特之死

    2009年3月22日,「中情局」轟炸中國駐南大使館負責人班尼特被「中情局」暗殺。

    九年前,即2000年4月,也就是在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被轟炸整整11個月後,美國《洛杉磯時報》刊登報導說:“美國「中情局」就誤炸中國使館一事終於做出了正式處分:1名高級官員遭解聘,6人受處分。”實際上而這名被解聘的高級官員,就是班尼特。

    環球人物2009年的報導《轟炸我駐南使館元兇被殺之謎:疑遭中情局滅口》:http://news.qq.com/a/20090518/000364.htm

    【經過不懈追查,《外交政策》雜誌首先發現了班尼特一個更驚人的身份——他正是1999年科索沃戰爭中,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被炸事件的主要責任人!此消息一出,美國民眾鬧翻了天,“陰謀論”的傳言席捲了全美各大網路。線民們七嘴八舌——“顯然是中國人來尋仇,殺了班尼特和他的妻子!”“傻瓜,應該考慮塞爾維亞人復仇的可能性,他們比中國人尋仇可能性大多了”;更有調侃者稱“當年班尼特用老照片誤炸中國大使館,現在很可能有一夥犯罪分子試圖暗殺黑社會老大,結果用錯照片誤殺了班尼特夫婦”。然而,絕大多數的線民都把懷疑的目光投向了中情局,他們認為,班尼特大半生都在為中情局工作,被“中情局高層滅口”的可能性最大。】

    李志綏之死和班尼特之死是有“相似性”的,因為他們都“掌握”「中情局」的絕密資訊。李志綏所“掌握”的資訊是,美國一直在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來製造“妖魔化”毛澤東的“謠言”進而攻破中國的文化安全防線,使中國共產黨員思想產生混亂,從而接受美國式的“普世價值”。

    正如國內外許多評論所說的,班尼特肯定也是“掌握”了太多「中情局」的“秘密”,才被「中情局」暗殺。當然,出現這種情況,一定是班尼特試圖利用他掌控的「中情局」絕密資訊去要脅「中情局」,以獲得更大的利益,而「中情局」為了防止洩密、防止被知情人要脅,只能將其暗殺。

    「中情局」採取非常手段在美國國內搞暗殺,一般是為了防止重大洩密事件的出現。像甘迺迪被暗殺、李志綏被暗殺、班尼特被暗殺,在所謂司法獨立的美國,“根本不可能”得到公正的調查,其真相有可能一直被“掩蓋”。
    被誰“掩蓋”?只能是高於、淩駕於美國憲法之上的力量。
    看來在美國,法律並非高於一切的,「中情局」幕後主人的力量和利益才是高於一切的。
    所謂司法獨立、程式正義、民主自由人權,都不過是“華麗”的騙人的“口號”。
    以上所述李志綏被「中情局」暗殺,就是非常典型的案例。

    那麼班尼特掌握了什麼資訊呢?

    1999年,美國轟炸中國駐南使館,這是當今中、美兩個大國關係中的最敏感的問題。
    這一“事件”,雖然發生在十多年前,但事件一直沒有結束,2009年班尼特被「中情局」暗殺就是這個事件的最新發展。這個事件,直接決定著中、美關係如何發展,也決定著整個世界的戰略格局。可見,班尼特被暗殺,很可能與這個事件有關。

    美軍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後,美國通過各種管道向中國表示,這是誤炸。美國政府“為何”一直宣稱是誤炸?

    也許,轟炸中國駐南使館,並沒有得到美國總統克林頓等人的同意,這是美國幕後影子政府實施的秘密行動。所以,克林頓等勢力會在事件之後進行調查,「中情局」為了丟車保帥,不得不將班尼特等直接責任人撤職,而克林頓政府自然宣稱是誤炸。或許班尼特內心十分不平衡,與「中情局」之間產生矛盾,班尼特試圖將他掌握的核心機密告知公眾,以此來對「中情局」進行要脅。
    此事一旦曝光,有兩大危害:

    第一,美國幕後影子政府則真正浮出水面,美國公眾將會意識到,美國本質上是一小撮壟斷資本家進行獨裁專制的極權社會。

    第二,這將雄辯地證明,不管美國如何高談中、美友好,美國事實上從來沒有將中國視作朋友,美國一直將中國視作“主要敵人”,試圖將其“肢解”是其持之以恆的戰略目的。正如蘇聯解體後,葉利欽統治的下的俄羅斯曾經徹底向美國投降,但是美國如何對待俄羅斯的?不但進行經濟上的勒索,同時繼續支持車臣等分裂勢力,要進一步“肢解”俄羅斯。

    如果中國“一旦意識”到第二個問題,那麼中國必然加緊對美防範,這對美國的“和平演變”“大業”十分不利。因此,為了從戰略上“欺騙”中國,不僅克林頓要將此事件說成是誤炸,「中情局」要將此事件說成是誤炸,美國幕後那隱形的影子政府也必須將此事件說成是誤炸。

    那麼,美國為何要蓄意轟炸中國駐南使館呢?

    從班尼特被「中情局」暗殺一事可以看出,美國轟炸中國駐南使館,是美國最高統治集團、獨裁的影子政府直接指揮「中情局」實施的秘密行動,也許美國總統克林頓都事先不知道——即便是美國總統(例如甘迺迪)不服從這個獨裁的影子政府的命令,也會被暗殺。

    美國中情局的目的在於恐嚇中國鷹派、俄羅斯鷹派及南斯拉夫的領導人米洛舍維奇,攻破南斯拉夫的心理防線。

    中國(上海幫江澤民)遭受如此“奇恥大辱”之後,竟然向美國“示弱”,“選擇”繼續“韜光養晦”的策略。於是,美國「中情局」借此暗示米洛舍維奇:不要再寄希望於中國和俄羅斯了,“看看吧”,中國自己遭受美國的侵略、羞辱後也只能選擇投降。

    之前俄羅斯葉利欽的“軟弱”反應已經讓米洛舍維奇傷透腦筋。中國在駐南使館被美國轟炸、遭受美國無端羞辱侵略轟炸後,竟然擺出了一幅“軟弱投降”的姿態。
    也許正是這一點,最終擊潰了米洛舍維奇的最後心理防線: 5月7號中國駐南大使館被轟炸。5月28號南斯拉夫米洛什維奇總統辦公室就發表聲明接受美國和北約提出的政治解決科索沃危機的基本原則和內容。

    美國“何以”襲擊中國大使館,時任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潘占林的看法很有見地:

    【那些美國和北約的主戰派們事先宣稱,只要三天,最多一個星期就讓米洛舍維奇跪下求饒,這成了他們大言不慚的自我吹噓。北約騎虎難下,無計可施,於是採取“左道旁門”的卑劣做法,轟炸中國大使館,打掉米洛舍維奇的所謂“精神支柱”,打擊南斯拉夫人民抗擊北約的戰鬥士氣,達到扭轉戰局,便捷取勝的目的。當然,這也是對同情南斯拉夫,反對北約戰爭行動的俄羅斯的一個警告。】詳見:時任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潘占林的著作《戰火中的外交官:親歷北約炸館和南聯盟戰火》。

    美國“肢解”南斯拉夫事件,是美國加緊在世界稱霸,加速推動“世界新秩序”的“標誌性”開始。美國能夠順利完成這一過程的前期任務,其必要條件在於,在俄羅斯,鷹派普京也未能完全掌控俄國大局。而在中國,則乾脆沒有普京這樣的鷹派領導人,而“中國的葉利欽(上海幫?劉亞洲?)”比俄羅斯的葉利欽更加“親美賣國”。

    結 語:

    對於那些因為親美而“喪失了理智”的人而言,本文的結論當然是無法相信的謠言。但對於尚存理智的人而言,本文的結論當然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常識”,本文的價值只是對這些結論提供了一點證據而已。
    而對那些眾多一直“昏睡”的人而言,本文內容當然是聞所未聞的秘密。

    文/何雪飛


  5. 2011/06/19 於 10:50 patchpieces
    李敖秘密談話錄:龍應台的《大江大海》騙了你   孔夫子不喜歡紫色,因為紫色混淆了大紅大紫;孔夫子不喜歡鄉愿,因為鄉愿偷走了大是大非。   龍應台出道以來,她用心建立起“冒充”放火的文明。其實她放的,只是“煙火”、不是野火,她沒有任何放火者的歷練,監牢、捶楚、刑求、查禁,她都「陌生」;爭自由、爭民主、爭人權、爭法治,她都「逍遙國外」。她從“不拔一毛”抗爭藍色綠色的野蠻,卻在「(反共肅清撲殺)白色恐怖」“風頭過後”,一片風涼,要我們用文明來說服她。   我們卑視混淆大紅大紫的所謂文明、我們憤怒“偷走”大是大非的所謂文明、我們不再忍耐這票文明的“挑釁”,我們要中國人生氣一次給她看。   每個人都會罵人王八蛋,但李敖卻能用證據證明你是王八蛋。在這本書裏,李敖用24萬字的證據,證明龍應台錯在那裏。龍應台的文章越寫越好,龍應台的大腦越老越混,不能準確切割文章和大腦的“龍應台迷”有禍了,因為你可能是一種動物的蛋。   對蛋化恐懼的“龍應台迷”說來,這本書,是一種救贖。   龍應台口口聲聲請用文明說服她,但她只提俄國大兵強姦中國女人,不提美國大兵強姦中國女人,如此“媚美藏奸”,是那一國說服人的文明呢?   四分之一世紀來,龍應台一貫用“片面強姦”的“戲法”,矇混“龍應台迷”,現在,李敖終於出手了、拆穿了、牛刀殺雞了。為什麼用牛刀殺雞?答案是李敖只有牛刀,只好小試一下了。   孔夫子不喜歡紫色、孔夫子不喜歡鄉願,我們喜歡孔夫子。   《內容摘錄》   【緣 起】   歌德(Goethe)有他的談話對象,康得(Kant)有他的談話對象,缺德的李敖沒有,大體上,李敖永遠在一個人談話,從年復一年一個人在牢房裏、到年復一年一個人在書房裏、到年復一年一個人在“一人轉”的電視節目冷房裏,他沒有談話,有的只是自說自話。   邱吉爾(Churchill)的僕人偷聽到主人在浴室的自說自話,透露說:邱吉爾洗澡時候自說自話是人類最可怕的聲音之一,因為一半出自喉嚨、一半出自鼻孔。李敖一切自行料理,沒有僕人,所以無從偷聽喉嚨或鼻孔,結果呢?邱吉爾是英國首相,他自說自話完了,外面有太多的談話等著他,不愁沒對象,可是李敖呢?他在浴室照了鏡子,走出浴室,另一面鏡子在等他。   太可惜了!孤獨的李敖,失掉太多太多的聲音了。不但失去自言自語、失去自說自話、失去thinking aloud、失去“群胡同笑、四座並歡”、也失去了發明答錄機的意義。白色恐怖時期,家裏被偷裝了竊聽器,但情治單位最後驗收,什麼也沒錄到,只錄到叫床與喘息。   太可惜了!總得記錄出李敖叫床與喘息以外的聲音才行。   但是李敖越老越彆扭了,他一心寫“大書”、寫“陽痿美國”這類“大書”、寫一部又一部的“大書”,他每天工作十六個小時,並且以世界為對象,“威而剛世界”(“偉哥世界”),沒有時間談到世界以外的雞零狗碎了。   不過,李敖儘管全天工作,也會有間隙的時候,Even Homer sometimes nods. 荷馬也有打盹時、荷馬也會有一失。所以,抓住李敖“荷馬的時刻”,抓住他呵欠之下的一些雞零狗碎,也很有趣啊。杜甫就做過“拾遺”的官,“拾遺”就是抓住皇上的雞零狗碎,皇上是管大事的,但是也有雞零狗碎,也不無雞零狗碎可以撿到,所以大詩人杜甫又叫“杜拾遺”。現在,從這本書開始,就是“杜拾遺”的絕活了,不過是拾自己的遺,拾到一本算一本。讓世界除了李敖的“大書”外,偷窺到李敖的種種面相,原來皇上是根本不穿新衣的、皇上知道新衣是赤裸的。——皇上太屌了。   【從“拾穗”到“拿鋤頭的人”】   ■你本是談笑風生的人,可是由於你經常“拒人千里之外”而“失風”了,多可惜啊!希望這部書,可以為你“把風”,拾起許多你“滄海遺珠”。說“遺珠”,也許太狗腿了,至少這部書,使我想起米勒(Jean Fran蔞is Mellet)那幅“拾穗”(Gleaners)。   □好奇怪,為什麼不想起米勒那幅“拿鋤頭的人”(Man with a Hoe)?   ■“拿鋤頭的人”嗎?那幅畫可被指為有“危險的社會主義傾向”(…was condemned as dangerously socialistic)的喲。   □看來一開始,就不打算問到我“危險的社會主義”那一面。是不是?“非其種者,鋤而去之”,拿鋤頭的人是危險的。   ■能閃避得掉嗎?你的頭腦裏,漏掉了“危險的”三個字,別的也就不多了。   □我這麼單薄嗎?別忘了米勒那幅“播種者”(Sower)。   ■“播種者”是一八五一年的、“拾穗”是一八五七年的。“拾穗”意味著在“播種”之後,拾到些什麼,有不同的感覺。這本“李敖秘密談話錄”就有這種感覺,那該多好。   □尤其加上“秘密談話”。   ■尤其加上“秘密談話”。at ease的時候,總會說出一些“秘密”吧?   □我對“秘密”的定義很寬,我曾說過:“凡是你沒讀過的書,就是新書。”凡是你沒聽到的事,就是“秘密”。關鍵在你能否學會用“秘密”的耳朵去傾聽。你學到這本領,聽風聲都可聽到“秘密”。   ■說得太玄了,你是“務實的理想主義者”,別那麼玄吧?   □好,別那麼玄。讓我儘量說拾穗者的語言。   ■“李敖秘密談話錄”該是總書名吧,每一本秘密談話,該有個副書名吧?   □說的是,這本書的副書名,就叫“大江大海騙了你”吧。   ■是不是每次總書名不變,都叫“李敖秘密談話錄”,變的只是副書名?   □是的。   ■“李敖秘密談話錄”,要出多少本呢?   □不知道。第一,要看我活多久;第二,要看我興之所至,拾遺到什麼地步。   ■為什麼第一本談話錄就好像鎖定龍應台呢?   □因為她“橫亙”在我眼前。   ■你用“亙”字,多麼老去的一個字,它的意思是從這端到那端,橫在你眼前。亙是什麼?攔路虎嗎?   □不是攔路虎,攔路虎是國民黨;也不是過街鼠,過街鼠是民進黨。龍應台只是一塊木頭、“殘山剩水”中橫亙的一塊木頭。   ■你的意思是她也攔過路、也過了街?   □她的問題是正在攔路、正在過街。她是現在進行式,是代表頭腦不清中國人的“文化現行犯”。並且這種“文化”,也是臥虎藏鼠的,洋溢著鼠疫。   【龍應台提議與我擁抱】   ■我還是有點納悶,納悶你出這本書。你在“九一一”第九周年,寫了一部“大書”──“陽痿美國”,明顯把你的寫作方向,指向全世界了,為什麼又有回頭的跡象,出這本“大江大海騙了你”,這書對你未免太小了吧?   □我一直躲著,最後還是忍不住了。心想海峽兩岸,只有我有本領徹底拆穿了,我好像責無旁貸,我跟龍應台毫無冤仇。以前,她寫過信給我,我沒回。她官迷,做臺北市文化局長,還請我單獨吃過飯,在徐州路,飯後她提議要擁抱我一下,抱就抱吧。今天我挪用了寫“大書”的時間,快速扯這本回頭書,深愧不無浪費。下筆之際,頗有孔夫子作“春秋”的無奈,知我罪我,聽之他人,但真情告訴你,我已經先罪自己了。我已志在寫一本本的“大書”,扯這本書,對我太小了。幸虧只用零星的時間扯它、幸虧書中還有一定的比重涉及美國、拆穿美國。   ■功德所披之處,其實也不能用一個小字抹殺一切。主要原因是你老了,七十五歲了。“悟以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你在文字上變小氣了,吝於花時間扯你不想扯的了。   □對,我限期在年底以前,完成“屠龍記”。這個“龍”,是多數。牽扯到許多人、許許多多頭腦不清的可憐蟲。“龍應台”毋寧是一個代號、一個通稱。哦,我老了,我有一點嘮叨。   ■既然是談話性質的書,不怕嘮叨。嘮叨一點也別有趣味,至少增加了細膩感。   □你使我想起我在“李敖議壇哀思錄”中的那篇序:   【知我者,其唯老太太乎?】   汗牛也、充棟也、上網也、下載也,古今自傳多矣,但最好的,出自兩位老太太,一位是趙元任太太楊步偉,一位是胡適太太江冬秀。老太太式自傳的最大好處,在她隨意嘮叨。唯其隨意,故少弄假;唯其嘮叨,故無遺珠。……行雲流水,成此奇書。能解老嫗,方足以讀自傳,知我者,其唯老太太乎?   ■你的意思是說,你要不避“隨意嘮叨”之譏,來一本本的“李敖秘密談話錄”,目前只是第一本,先從宰龍老太太開始?   □沒錯。龍應台還不算太夠格做老太太,只是她的思想先老掉牙了而已。   ■面對“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你一定有看呢還是不看呢的苦惱。   □我終於打開了“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我支出了兩個小時,“解決”了這本三百六十頁的書。   ■“解決”?   □“解決”,就是把它看過了、並且大卸八塊、用美工刀切割出一般人看不到的結論。它結構混亂、支離破碎,以許多個人的故事做基點,加以鋪陳,如果發揮得妥當,尚可補救結構混亂和支離破碎的毛病,但龍應台鋪陳的故事,卻發揮不出來,甚至出現嚴重的錯誤,這是該書的致命傷,也正是龍應台的毛病所在。   ■ 這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書的根本不妥之處嗎?   □沒有起碼清楚頭腦的人,最好不要談思想、談歷史。不要高談闊論“大江大海”,因為一九四九年的局面明明只是“殘山剩水”,何來“大江大海”?何況,明明是“殘山剩水”,卻擺出“大江大海”的架構,這種架構,正是蔣介石留下來的思維。龍應台的根本錯誤在她總是做“虛擬演繹” (pseudo-deduction),“虛擬演繹”好比扣第一個扣子,第一個扣子沒扣對,下面的扣子全扣錯了。   【龍應台的不幸】   ■看來龍應台有點不幸,她踩了你的線。她如果只寫寫什麼文藝批評,還算恰如其分。她不自量力,擴大來談“一九四九”的問題,恰恰那是你一步步踩過的線,她跑來亂踩,就鬧笑話了。你從十四歲起看“一九四九”長大,而龍應台呢?“一九四九”時她還沒穿上開襠褲,實際還沒出生。   □“一九四九”對我是目擊、是身曆、是焦距清楚的見聞、是檔累積的印證,但對龍應台都不是,龍應台只想對大題目速成,那是速成不來的,既不夠真實,也容易鬧笑話,搞什麼大題目啊,連小細節都弄不清楚。像臺北的紫藤廬,全不是那麼回事。   ■龍應台書裏說:   我更喜歡在紫藤廬喝茶,會朋友。茶香繚繞裏,有人安靜地回憶在這裏聚集過的一代又一代風流人物以及風流人物所創造出來的歷史,有人慷慨激昂地策畫下一個社會改造運動:紫藤花閒閒地開著,它不急,它太清楚這個城市的身世。   又說:   臺北市有五十八家Starbucks,臺北市只有一個紫藤廬。全世界有六千六百家Starbucks,全世界只有一個紫藤廬。   她把紫藤廬說得好美。   □比起Starbucks,紫藤廬的確有中國茶館的特色,但說“在這裏聚集過的一代又一代風流人物”卻是溢美了。紫藤廬是我大學時代好朋友周弘的家。周弘的爸爸是周德偉,當年是財政部關務署署長,家有汽車。周德偉是學官兩栖人物,寫的德國派文字,有深度但很晦澀。他在家裏請過他老師胡適來吃過飯,絕無人文薈萃可言,更沒有殷海光與自由主義可資號召。他做了長達十九年的署長,如果公然自由主義,官還能做嗎?由於周弘是我好友,我常出入其家,對紫藤廬太熟了。如果說“一代風流人物”出入此宅的,應該只有李敖才是,但李敖眼裏那有學官兩栖人物?周德偉罷官後,請我在家吃飯,站在趙夷午的對聯前。對聯是:   豈有文章覺天下   忍將功業苦蒼生   他說上聯寫的是他,下聯寫的是蔣介石,我在旁邊一直笑。心想此公文章太悶了,豈能覺天下?周德偉死後,他的小兒子周渝還把他老爸的回憶錄影本送給我,內容坦誠精采。周渝五十歲生日,我約他單獨吃了一次飯,那是我一生最後一次參與朋友的婚喪喜慶。我還挖苦周渝說:“你本來可以雄心大志做番事業的,結果紫藤廬的收入,使你安做小富翁了,你誤了一個天才洋溢的周渝。”周渝至今叫我“李哥”,他不以為忤。我在獄中受難時,周渝關切我,俠風感人。總之,紫藤廬的前身絕對沒那麼偉大,說周德偉、殷海光在那兒啟蒙什麼自由主義,都是美麗的神話。至多周德偉的維也納學派視野,影響到殷海光,但周德偉絕對浪費了自己。紫藤廬的故事,告訴我們:自由主義者絕對不能從政,政治人物周德偉誤了大思想家周德偉。周德偉的長子周弘是我一生交過的最寬厚的朋友,我至今懷念他。至於紫藤廬這房子,龍應台說“紫藤花閒閒地開著,它不急,它太清楚這個城市的身世”。當然,它更清楚自己的身世。紫藤廬有知,會為之竊笑。   ■ 看來龍應台根本亂寫了一段神話,她真不幸。   □不是她的不幸,是我們的不幸。   【“大江大海”,屁!】   ■“大江大海騙了你”,這是一個有趣的副書名,並且有張力,用“騙了你”作為提醒,暗示有人是被騙的傻瓜。是個不錯的構想。   □本來我的構想是“大江大海,屁”,用一個“屁”字蹦出一切,簡明扼要,也不錯,更有張力呢。   ■在一本正經之士眼裏,有點不雅吧?   □毛澤東詞中有“放屁”字眼出現,孫中山“三民主義”中也大談“放屁”,屁來屁去的,在他們革命家眼中,都不發生字眼問題。   ■“陽痿美國”一書,中國大陸朝中有人視“陽痿”兩字不雅,影響了出書。   □我想起我做預備軍官排長時候,排中有阿兵哥叫張中尾,讀“青春花朵”一類書,老兵班長鄭金海不准他看。理由是:書中有“月經”兩個字。   ■“陽痿”、“月經”、“放屁”都是生理名詞啊,在醫學書裏還是學術名詞呢。   □“放屁”兩字還夠不上呢,該叫“排氣”。   ■看來該查禁毛孫諸公的著作才安全。   □如果鄭金海班長升了官,做了中朝大員,他幹得出來的。   ■但你還是沒用“屁”字做副書名。   □用“騙了你”更有親切感,因為點出閣下即是被害人、被害人即是閣下。書名把讀者給屁進來了。   ■你用“大江大海”,還把四個字括起來,顯然別有所指。你明明衝著龍應台那本“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來的。   □沒錯。   ■你寫了一輩子的書,在書名上,你都沒有這麼強烈的針對性,這回怎麼這麼大火氣?   □ 太氣人了吧?多少年來,我們與蔣介石及其“文學侍從之臣”抗爭,最後把蔣介石鞭屍、把走狗打得哇哇叫,夾尾而逃。本來已經在清掃戰場了,不料又冒出一群“蔣介石超渡派”,在打招魂幡,這是我看不下去的。   ■ 什麼“蔣介石超渡派”?   □ 超渡是佛門用語,是為死者誦經咒,以佛力代死者消除前世罪業。儀式出自“佛說盂蘭盆經”中“目連救母”故事。   ■ 你說“蔣介石超渡派”,顯然是指文化人來超渡死者蔣介石吧?龍應台是其中之一嗎?   □ 是其中之一,不過她是隱性的,並且滿有技巧,所以“肉麻度”比較低。龍應台在大前提上是肯定蔣介石的團隊的,這還得了!媚蔣媚到骨頭裏了。   ■ 所以你認為很嚴重,你要拆穿龍應台。   □ 拆穿龍應台的精確定義分兩方面,就人而言,是拆穿“龍應台之流”,不限於龍應台個人的,而是多數的;就事而言,是拆穿“龍應臺式錯誤”,也不限於龍應台個人的,而是多數的。龍應台集“後蔣時代”錯誤思想的大成,似正而妖、言偽而辯,我們不能不聲討“龍應台之流”、拆穿“龍應臺式錯誤”。   ■ 幹拆穿這一行,你可是駕輕就熟呢。這方面的書,你寫了好多好多。   □ 六十多年來,我坐看打著國民黨旗號的一批壞人,在禍國殃民以後,退居海隅、竊中國一島以自娛。隨後,又坐看這批壞人,“(法西斯洗腦教育教化)孵出”打著民進黨旗號的一批混人,在有樣學樣以後,退居邊陲、恃中國一島以自毀。我生也雄奇,志不在一島,只緣陰錯陽差,不幸與彼輩同土,自不免於周旋、糾纏、與作弄;愛國情殷,亦不免於救溺、熱諷、與冷嘲。大體說來,對雄奇之人,未免浪費。但是,龍應台靠著與財團的“勾結”、靠著財團們提供的金錢與「基金會」,一路鬧得太囂張了,我實在不得不出手,教訓教訓他們了。   【葉公超的切膚之痛】   ■ 談到教訓,先舉個例,做個示範吧。龍應台好像也有用功的一面,她跑到美國,去看蔣介石的日記呢,滿辛苦的。   □ 龍應台跑到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看“蔣介石日記手稿”,又抄又引蔣介石日記。她的辛苦,發生了兩個問題,第一、蔣介石的日記,龍應台可以一網兜收嗎?第二、要兜收,就不能不對蔣的另一面,視若無睹吧?如蔣私下罵葉公超是秦檜、張邦昌賣國賊,但蔣自己幹的,不正是同一勾當嗎?蔣口口聲聲“漢賊不兩立”,結果是求在聯合國漢賊兩立而不可得,真相不正如此嗎?別以為那是以後的事,那才真正是“一九四九”埋下的伏機呢。   ■ 美國檔案後來公佈了,原來蔣介石並沒有“漢賊不兩立”,他偷偷轉告美國人,我們贊成在聯合國“兩個中國”、兩立出兩個中國,當時由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就是老布希(George Bush)操盤,可是沒有成功,蔣介石給趕出聯合國了。   □可是這“漢賊不兩立”的把戲還一直掛著,不但國民黨的笨蛋們相信,民進黨的笨蛋們也相信,笨蛋林濁水還抱怨因為蔣介石堅守“漢賊不兩立”原則,害得臺灣被趕出聯合國呢,這笨蛋。   ■ 葉公超當然看不到蔣介石在日記中這樣誣衊他,但是龍應台看到了。看到了卻逃避不寫,這是什麼意思?   □ 這就是龍應台的“大問題”。龍應台這種“知識份子”,沒有真的切膚之痛,不像葉公超。四十多年前,在美國新聞處副處長司馬笑(John Alvin Bottorff)的家裏,葉公超就向我說,他加入國民黨,原希望他兩腳踩到泥裏,可以把國民黨救出來,結果呢?他不但沒把國民黨救出來,反倒把自己陷進去,言下不勝悔恨。他如看得到蔣介石日記裏這樣誣衊他,他連頭都要埋在泥裏了。   ■ 葉公超也可統稱“葉公超之流”吧?這些鳳毛麟角的知識份子,“一九四九”年靠錯了邊,最後被蔣介石耍、被蔣介石羞辱,多懊惱啊、多悔恨啊。龍應台寫了一大堆,卻不知道為“葉公超之流”的懊惱與悔恨留點筆墨,她的均衡感一塌糊塗。   □一塌糊塗的不只寫不出“葉公超之流”,而在她竟寫出“錢穆之流”。她寫“冷眼素書樓”,就是叫人哭笑不得的一例。   【龍局長的“素書樓”】   ■“冷眼素書樓”?這篇文章沒收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你出這本“大江大海騙了你”,所讀的龍應台,不限於“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 當然連帶也看點別的。當你宰一隻豬,不能只宰豬頭。   ■ 你講話,像是賓士中的羅馬戰車,不但主將正面揮戈,戰車輪子中軸也裝上尖刀,隨時鑽人一下。好吧,“冷眼素書樓”怎麼說?   □ 馬英九的文化局長寫道:   將來研究臺北史的人會在臺北大事紀中讀到:民國九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臺北市長馬英九與錢穆夫人在素書樓共同植下一株松樹。植松之前,市長鄭重地說明了錢先生從未“佔用市產”,並且為錢先生晚年所受的侮辱正式代表政府向錢夫人道歉。   混蛋豈止馬英九呢,另一個混蛋陳水扁,當年做市長時,不正是索回公產的正犯嗎?陳水扁當上所謂總統,也向錢穆夫人道歉了。事實上,這兩個混蛋市長道什麼歉呢?更早的市長高玉樹“佔用市產”不放,反說錢穆和我高玉樹一樣。錢穆“心有未甘”,投書自明。但自明瞭一大篇,我們看來看去,還是十足占公產不誤,唯一不同的是蔣介石幫他占的而已,但蔣介石幫他占,也是占啊!在“佔用市產”上,錢穆其實不如高玉樹,高玉樹真小人,占就占了;錢穆卻偽君子,占了還大談“委屈”、還要“以正社會人士之視聽”。但是偽君子的手法,卻比真政客高呢!社會視聽中,“聯合報”公開說他有“狷介風範”、“中國時報” 公開說他“讀書人的骨氣卻表露無遺”……這真是笑話!錢穆住蔣介石假公濟私來的豪華別墅,二十二年來一塊錢都沒花,這是那一門子“狷介”?那一門子“讀書人的骨氣”?社會視聽被王惕吾、余紀忠這些混蛋顛倒如此,視聽真亂了!   混蛋是有傳承性的,到了龍局長時代,卻傳承出生花妙筆了:   我們今天在草坡上致歉、獻花、植樹、洗刷錢先生的汙名、發願光大錢先生的文化理念,並不能擦掉已經發生過的歷史:這個城市曾經把一個象徵文化傳承的大儒掃地出門……   事實上,錢穆發揮了什麼“文化理念”呢? 錢穆“發願光大”了一輩子儒家大道,卻不懂“儒家所論士大夫出處進退辭受之道”,多丟人哪!這是那門子的“高風亮節”?   【文化混蛋】   由錢穆這把量尺,可得到四點結論:   一、錢穆是迂夫子、村學究,搞餖飣史學有成就,但不足以談文化哲學,更不足以稱教主。   二、錢穆眼裏的蔣介石是皇帝,他自己自然就是文學侍從之臣,蔣介石把他當“草山一皓”供出來,公私不分,代結“素書之廬”,結果鬧出弊案。   三、蔣介石供錢穆,意在樹立學統道統以給政統“護盤”,箝制自由主義者胡適。只比較胡適反對蔣介石三任總統,而錢穆不敢反對,反倒曲學阿蔣一點上,就可判出兩人高下。   四、“龍應台之流”拾蔣餘唾,也不知錢穆的“文化理念”多麼有損中國文化的全面性,拿香跟著亂拜,反證了她的無知。   ■ 對錢穆,你的理解太透徹了。你在高中時,錢穆不就寫信給你、送書給你嗎?   □ 他對我的私誼,和我對他的公論,是兩回事。對他窄化中國文化與神化蔣介石上,我無法不公論論定他。   ■ 龍應台說“在素書樓的草坡上重展錢先生舊作”如何如何,她看不到錢穆的致命傷嗎?   □ 龍應台看得到嗎?她這方面的分析能力太弱了。龍應台說:   素書樓所留給我們的卻是無窮的不安:那由於缺乏“歷史智識”而“蠻幹強為”,而“鹵莽滅裂”的人,太多了。   多好笑啊,“蠻幹強為”“鹵莽滅裂”的,其實正是他們、道貌岸然的他們、文化局長的他們、“忍將“文化”苦蒼生”的他們。唯一與流氓不同的,是他們幹完了還“高風亮節”呢。噢,我想起來了。在“素書樓”附近,我還看到另一場呢。劉顯叔拉我去參觀參觀張大千的故居──“摩耶精舍”,在外雙溪開衩處,我參觀了這一名宅。查詢之下,原來也有醜聞在內。那塊地皮本是“禁建”地區,張大千不管,先便宜買了下來,然後由蔣介石為他“變更地目”,改成建築用地,大蓋特蓋起來。正庭外面,有蔣經國題字“亮節高風”,赫然招展。如此“亮節”、如此“高風”,龍應台當然更不懂了。   ■ 錢穆是把量尺,龍應台不是量尺嗎?   □ 龍應台也是。從她身上,我們量出來,跟國民黨一脈相承下來的文化人,不管怎麼包裝,也是nuts(混蛋)。   ■她可是馬英九的文化局長呢。   □ 文化nuts。   【龍應台怎樣吃人肉?】   ■錢穆的文化好一點吧?他寫過“中國文化史導論”呢、寫過“文化學大義”呢。   □錢穆的頭腦是不及格的。只要一比對他的書,就會發現。一九三九年,錢穆寫“國史大綱”引論,他說:“未有民族文化已衰息斷絕,而其國家之生命猶得長存者。”可是隔了兩年,這位新時代的教主把他所說的話全忘了,他寫“中國文化史導論”,卻說若不解決“吸收融合西方文化而使中國傳統文化更光大與更充實”這一問題,那麼“中國國家民族雖得存在,而中國傳統文化則仍將失其存在”。看啊,兩年前,他說民族文化不存在國家就完蛋了;兩年後,他說民族文化不存在國家還可以不完蛋。民族文化與國家興亡在錢穆手裏竟變成了這麼好笑的一對寶,一會兒生死攸關、一會兒並不相干。這種推理,怎麼能教我們適從呢?錢穆為了強調民族文化的重要,竟不惜拿“國家之生命”來開玩笑、來嚇人,這種作風,氣是滿壯的,可惜理不太直。夫子這樣亂變,“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變﹄也!”   ■他的餖飣史學還好吧?   □如果沒有人“盜墓”,就還好。例如孫武,是春秋時代吳王闔廬的客卿、是兩千五百年前的軍事家。他的身世,一直遭到懷疑。其中最主要的有兩類:第一類是懷疑根本沒有他這個人;第二類是懷疑他和戰國時代的孫臏為同一個人。像錢穆就是靠後一種說法成名的。不料一九七二年四月,山東臨沂銀雀山的古墓裏,出土了古代竹簡兵書,竹簡中赫然有“孫子”,也赫然有孫臏“兵法”,千古疑案,自此分明!證明了錢穆這種成名之作都是站不住的瞎扯淡。   ■那怎麼辦?   □不怎麼辦,反正錢穆已經成名了,只能怪他媽的孫臏不夠朋友!不夠朋友的看來還不止孫臏呢。這批竹簡中,竟赫然還有古書“尉繚子”。 “尉繚子”也是被錢穆判定是後代假造的書、是偽書,並且說得頭頭是道。但是這批竹簡一出土,證明了真金不怕眾口鑠,大牌學者也者,不過大言欺人而已。   ■又怎麼辦?   □不怎麼辦,反正錢穆已經成名了。   ■龍應台“在素書樓的草坡上重展錢先生舊作”,能知道這些真相嗎?   □你說呢?   ■龍應台跟著錢穆大談中國文化,她不像錢穆那麼“村”吧,她可是留學生呢、還在外國教過書呢。   □一個英國探險家,在探險中碰到一個有吃人肉風俗的蠻人,等到他發現這蠻人竟是一個英國大學裏出身的,大為驚奇,問這個蠻人道:“你難道還吃人肉嗎?”這個蠻人的答話可妙了,他說:“我現在用西餐叉子來吃了。”(I usm fork now.)   【龍應台不懂老蔣日記】   ■ 不但在“素書樓”草坪上啃錢穆,還跑到史丹佛大學舐蔣介石呢。在她書裏,多次提到她去美國看“蔣介石日記手稿”,你認為她上了蔣介石的當,因為她被蔣介石弄糊塗了?   □文明國家的檔案,都有定時開放的年限,但是國民黨當國,它的檔案卻不肯開放。除了欽定的、御用的部分有意展示的檔案外,其他都扣在秘府,不肯示人。許多歷史工作者呼籲開放開放,但依我看來,縱使開放了,也要有慧眼去辨別才成,否則的話,往往適中其計。什麼計呢?原來檔案中的文字,有的並不代表歷史事實,只是專門用來騙人的,尤其用來騙後代之人和歷史家。這種居心,我最早就看出來了。   ■蔣介石日記也有問題嗎?   □問題可多著呢。日記是檔案中第一線真偽攙雜的,然後才衍生出別的。我在沉亦雲“亦雲回憶”中,發現蔣介石的把兄黃郛的一則秘密電報,是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四日發給義弟蔣介石的。那時黃郛正在北方與日本人談判,電報中有一段如下:   至尊電謂“應下最高無上之決心,以求得國人之諒解”一語,則兄(黃郛自稱)尤不能不辯。兩年以來,國事敗壞至此,其原因全在對內專欲求得國人之諒解,對外誤信能得國際之援助,如斯而已矣!最高無上之決心,兄在南昌承允北行時,早已下定,無待今日。兄至今迄未就職,弟(指蔣介石)如要兄依舊留平協贊時局者,希望今後彼此真實的遵守“共嘗艱苦”之舊約,勿專為表面激勵之詞,使後世之單閱電文者,疑愛國者為弟,誤國者為兄也。赤手空拳,蹈入危城,內擾外壓,感慨萬端,神經刺亂,急不擇言,惟吾弟其諒之!並盼電覆。郛感印。   黃郛與蔣介石拜過把子,在一九一一年。二十二年後,他打這樣的電報給蔣介石,內心之沉痛可知。他顯然不滿蔣介石以白紙黑字來跟自己人演戲,使後世之人,看了電報內容,以為愛國的是你、誤國的是我。這種沉痛之言,豈不正令我們了然於心麼?可見白紙黑字的,處處玄機,何況日記呢?   【蔣介石的“專立文字”騙術】   ■這種專門以白紙黑字來作弄你的幹法,可說是“專立文字”而非“不立文字”。   □正因為蔣介石“專立文字”是給人看的,所以,很多文字我們就不可認真。詹特芳在“蔣介石盜取黃金銀元及外幣的經過”一文中,透露吳嵩慶怎麼演政治雙簧的事,頗為有趣。詹特芳說:“撤退到廣州後,有一次蔣批給馬鴻逵二萬塊銀元,條子已經親筆批了,可是就在馬手下來領錢之前,蔣經國由黃埔來了一個電話,叫不要發。這真是一副難吃的苦口藥,蔣親自批發的條子,怎能不給錢呢?又不敢明言,吳只好一個勁地說好話,準備挨駡,要知道這些人都是開口就罵、動手就打的反動軍人,而吳嵩慶又是個文人,真有些對付不過來。 又有一次,財政部長徐堪到蔣處說,廣東的金圓券實在對付不下去了,必須拋五萬兩黃金壓一壓漲風,蔣同意並親筆批發五萬兩黃金。可是也跟上次情況一樣,在財政部領錢人還未來時,黃埔俞濟時(他的侍從長)的電話已經來了,一句話,不要發。這一次更難對付了,徐堪是吳的恩人,吳之所以能當上財政署長,是當初徐做主計長時向蔣推薦的,怎麼辦呢?只好硬著頭皮頂。記得那天徐因未領到黃金在電話內罵吳時,吳急得滿頭大汗,真不知如何是好,只好一個勁地喊『可公可公』(徐堪又名徐可亭,舊社會下屬對頂頭上司最尊敬的稱呼是公,故喊可公),要求可公原諒,然又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更不敢說明得了蔣介石不發的電話。”這個有趣的回憶,清楚的告訴了我們:蔣介石筆下“批給”“批發”的錢,其實不一定拿得到,蔣介石只是“專立文字”給人看而已,你是不能認真的。   【當事人根本沒看到】   ■依此類推,其他的也一樣?   □依此類推,其他的也一樣。例如蔣介石關了蔣百里,一年以後,李根源、張仲仁等人跑去找蔣介石,說“外侮日亟,將才苦少”,希望當局為國家保全人才。蔣介石當面批了“照準”字樣,下令放蔣百里,可是事實上卻仍舊關著,事見曹聚仁“蔣百里評傳”。可見這種“專立文字”,你是不能認真的。又如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兵敗退卻,對蔣介石甩都不甩,只叫他在重慶的手下做間接報告,蔣介石在文件上批示:“史蒂華脫離我軍擅赴印度時,只來此電文,作為通報,不知軍紀何在!”事見梁敬錞“史迪威事件”增訂版。但是,這種“專立文字”,史迪威(史蒂華)當事人卻根本沒看到。你若以為蔣介石有種這樣責備他的洋參謀長,你就錯了。──蔣介石的威武,原來只是給“龍應台之流”看的啊!   【蔣介石的“不立文字”騙術】   ■ 蔣介石的“專立文字”以外,還有什麼花樣?   □ 他還會玩“不立文字”。蔣介石的習慣是,口頭上可以答應許多事,但拒絕立成書面。當時沒有發明答錄機,空口無憑,只要不形諸文字,就沒有把柄在人手中,一切就好辦。蔣介石這一作風,表現在“西安事變”上,最為高段。“西安事變”時,張學良等提出八條件,蔣介石口頭答應,可是“不立文字”;對張學良等不咎既往,蔣介石也口頭答應,可是也“不立文字”,口頭答應之承諾,且經宋美齡、宋子文、洋顧問“背書”,但事後或認帳或不認帳,全憑他高興。這種 “不立文字”的禪門功夫,表現在對外關係上,也有一手。蔣介石跟日本人辦外交,怕“賣國”事洩,就儘量以“不立文字”偷關漏稅,縱立文字也避免條約或協定的形式,以“掩人耳目”。例如與「滿洲國」談判通郵,最後約定“雙方均用記錄,不簽字、不換文,以避免條約之形式”(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外交部致各駐外使署電);又如“何梅協定”,何應欽一直不承認有所謂協定存在,但是,這只能騙中國人,騙不了日本人的。胡適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日記說:“所以不發表此項檔之故,他們說是『不願把此件做成外交檔』。然而日本人早已把此件認作『外交檔』了!”可見日本鬼子才不跟你一廂情願呢! 有的時候,縱立了文字,也動手腳,達到“不立文字”的效果。例如“塘沽協定”,第四條第二項與日本人約定不予公開,並且在簽字之協定外,另有口頭約諾之日方希望事件四項,也沒公佈。這種立如不立的絕技,更不是禪門人物想像所及了。   【檔案裏根本找不到】   ■ 沉醉在“軍統內幕”,有這樣一段:“國民黨的檔案,特別是像軍統局這類特務機關的檔案,也不都是可信的。蔣介石叫戴笠殺害了那麼多革命人士和反蔣人員,我在為軍統局特訓班編寫『行動術』教材(專門搞逮捕、綁票、暗殺、破壞等特務活動的東西)時,曾調閱過不少有關暗殺等事件的檔案材料,就沒有看到那一件中有蔣介石的手令或批示,只有戴笠寫的『奉諭速辦』和『奉諭照辦』。究竟是『奉』了什麼人的『諭』,檔案裏完全找不到。”可見蔣介石的禪門功夫,真不是蓋的。   □ 清朝皇帝在臣下奏摺上有硃批,上立文字,但規定臣下看過後須將原摺交還,那時沒照相機影印機,縱立文字,不虞外洩。蔣介石當科學昌明時代,“不立文字”,更形正本清源。看到他這些禪門功夫,誰還相信他是基督徒喲!   【我只花十分之一的時間】   ■ 龍應台說她寫書時有朋友夫婦、有助理夜以繼日的幫她;有“所有的機構,從香港大學、胡佛研究院、總統府、國防部、空軍、海軍司令部到縣政府和地方文獻會,傾全力”來幫她;有“所有的個人,從身邊的好朋友到臺灣中南部鄉下的台籍國軍和台籍日兵,從總統、副總統、國防部長到退輔會的公務員,從香港調景嶺出身的耆老、徐蚌會戰浴血作戰的老兵到東北長春的圍城倖存者,還有澳洲、英國、美國的戰俘親身經歷者,都慷慨地坐下來跟她談話,提供自己一輩子珍藏的資料和照片”來幫她。你呢?你有這些外來的幫助嗎?   □ 我沒有,我也不需要。龍應台有的,我全沒有,我是個體戶、單幹戶,全部自己來。龍應台太笨了,她寫“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花了四百天;我太聰明了,我完成“大江大海騙了你”,只用了四十天。這四十天雖不無棒喝作用與施教作用,我還不免邊寫邊要快快脫身。 三年前在“李敖議壇哀思錄”一書收尾時,我的玩世之情、情見乎詞,我寫道:   好像是個頑童,在最後一堂考試。他急著趕快考完、急著在陽光下,一邊走一邊慢慢吃蛋捲霜淇淋。於是,他決定繳卷,最後一題也懶得答了。他亂畫了一個圖案,乍看之下,什麼都不像,仔細看去,卻是一隻王八。   王八,再見;霜淇淋,我來了!   這種迫切的童心,如今又來了。   【“龍應臺式錯誤”】   ■ 用一本書來拆穿龍應台,你會不會後悔浪費了你的寶貴時間?   □ 龍應台的確是“小咖”,不值得我一寫,但這“鬼島”上,有幾個是“大咖”?一九九三年,我寫“李登輝的真面目”,在序言中,我近乎無奈的說:“在思想家兼歷史家的眼中,李登輝根本是不值得一寫的小人物。但是,由於陰錯陽差、因緣際會,他竟不倫不類、沐猴而冠,並且多方面有了做樣板的趣味性。如因材施教、以觀猴戲,亦不無警世之資。因此我四年多來,寫了不少以猴戲為主軸的文字。”今天我寫龍應台,正是心同此理。   ■ 寫“李登輝真面目”七年後,你和李慶元合寫“陳水扁的真面目”,你在序裏說,你七年前的感覺又因書而生,你說你可以同樣的說,“陳水扁根本是不值得一寫的小人物”,但為了“因材施教、以觀猴戲,亦不無警世之資”,因此你還是願意挪出一點時間來完成這本書,但願這是最後一次。   □ 我的確有這種感覺。   ■現在寫陳水扁十年以後,又逼得你寫龍應台了,不是嗎?   □是。   ■值得嗎?   □ 龍應台太特殊了,她不像李登輝、陳水扁那樣在政壇上狗屁倒灶,她在文化思想上“乾坤挪移”,“禍害”是另一型的。龍應台侈言“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其實,對“一九四九”呈現的真正問題、核心問題,她根本不敢碰、也沒有能力碰。她碰的,大都是她自己“刻畫(創作)”出來的“現象”,還稱不上是問題。更糟糕的是,她只談“現象”,不談“原因”,因此“現象”引發了盲目的同感與同情,真相從此“弄混”了、是非也“被顛倒”了。龍應台的根本毛病就在這裏、她的“禍害”也在這裏。我把這種只談“現象”不談“原因”的手法,叫作“龍應臺式錯誤”,我要拆穿的,也是這一“手法”。她在北大演講,一開始即談飛彈“現象”而不談“原因”,只談飛彈對著我、而不談為什麼對著你,就是這種“手法”。   ■ 人們說龍應台的文筆很好。   □ 這話要相對說。龍應台竄起在國民黨污染下的文壇裏,因為國民黨文壇的文筆“太爛”了,所以比這種文筆高明一點的,就被大家說好了。龍應台的毛病不在文筆好壞,而在她用一張銀紙,包了一顆臭皮蛋。   ■ 你的意思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 可以這麼說。問題在“人們”弄不清“敗絮”,就被“金玉”給迷糊了。所謂龍應台的“金玉”,也沒什麼,文字流暢而已,但在國民黨文壇中,文字流暢已經是上選了,因為國民黨文壇太爛了。   ■ 你口口聲聲國民黨文壇,有特色嗎?   □ 國民黨文壇是“黨八股”加“鴛鴦蝴蝶派遺蛻”加“三十年代餘緒”加“戰鬥文藝”加“瓊瑤”加“無名氏”加“(租界文人)張愛玲月經棉”的綜合體,算是特色吧。   ■ 與“鴛鴦蝴蝶派”有關嗎?   □ 別忘了早期為國民黨主持宣傳的葉楚傖就是“鴛鴦蝴蝶派”。   ■ “三十年代”又表示什麼?   □ 表示佶屈聱牙、生硬不通,看看三十年代敗將胡秋原的“少作收殘集”吧,那種要命的“少作”文字,就是典型。   ■“戰鬥文藝”?   □ 國民黨搞出的軍中文藝,統統屬之。軍人是打仗的,不是耍筆桿的,但國民黨軍人“打仗不行”卻好文墨,於是文墨苦矣。真正好的軍人是不耍筆桿的,孫立人將軍耍過筆桿嗎?他絕不做什麼“儒將”。   【張愛玲的月經棉】   ■ 他們捧張愛玲,表示了什麼?   □ 張愛玲代表的是“十裏洋場的非漢奸文學”,十裏洋場者,上海也;非漢奸者,嫁給漢奸但自己非漢奸也。張愛玲文筆累贅,但遠超“國民黨文壇”朋輩之上,人們都寫不過她,但心慕手追,所得只是月經棉而已,差得遠了。   ■月經棉是屬於垃圾一類的啊。   □他們迷張愛玲,以致到美國張愛玲的住家外面偷她的垃圾袋檢查,回來寫文章津津樂道呢。   ■ 你說在國民黨文壇下,冒出了龍應台。   □ 先得從這一縱深看,才懂得龍應台多麼淺,龍應台是個文筆通順卻“頭腦不清”的人。再說一遍,她的文章,是“用一張銀紙,包了一顆臭皮蛋”。結果呢,怎麼包都是徒勞無功,看看那本“龍應台評小說”吧,一篇篇所評,不出“國民黨文壇”的生張熟魏,本已不成格局,其中竟評到“無名氏的三本愛情小說”,就更不入流了。無名氏是多麼噁心的,你評他,就好像百靈鳥學貓叫,一貓叫,你就先完了。前面我提到方法學上的“虛擬演繹”,大前提錯了,你的推論就全錯了。“龍應台評小說”的大毛病,根本就在這裏。你能在雜碎卜少夫那種雜碎弟弟的雜碎“三本愛情小說”裏,看到什麼文學嗎?   【龍應台的根本毛病在那裏?】   ■ 龍應台的根本毛病,當然不止這一項。   □ 龍應台的另一個根本毛病,在她「沒資格談問題卻又喜歡談問題」。結果書一本一本出、笑話一本一本鬧。談問題,要有訓練才成,尤其談歷史問題,更得先有“史學訓練”才成,並且這種訓練,也不能跟眼前這些學術班子接龍,因為這些學術班子也不及格。儘管他們有中央研究院、各大學、“聯合報”、 “中國時報”專欄報紙吹捧炒作,但這都屬於龍應台“現象”的衍生部分。不管這批學閥如何巧立名目,美化自己、美化蔣介石,說什麼他們寫的是“大歷史”。那個歷史不大呀,蔣介石的御用學者黃仁宇真臭狗屎。   ■ 臭狗屎?   □ 看看給大漢奸舐痔之作──“陶希聖先生九秩榮慶祝壽論文集”“國史釋論”吧(執行編輯可有杜正勝呢),看看那篇黃仁宇馬屁的“蔣介石的歷史地位”,通篇肉麻已極,說它是臭狗屎,不是罵這票國民黨文人,而是據實陳述。   ■你說吃臭狗屎,會不會太憤世嫉俗了?   □何必閃躲呢?我們一直在吃臭狗屎。幾十年前是老K牌臭狗屎,幾十年後在吃老K徒子徒孫牌臭狗屎。具體的說,幾十年前我們吃的是蔣介石臭狗屎,幾十年後我們吃的是換了精美包裝的,不論包裝紙上是“野火”,還是“大江大海”,都一樣。   ■一般人看了龍應台的書,沒想到竟是這樣分級的。   □那是因為一般人程度不夠。讀國民黨領導人的“遺教”“遺訓”,像吃臭狗屎;讀龍應台的“大江大海”,像吃從臭狗屎堆中撿起來的爛蘋果。爛蘋果的特色之一是,你無法吃下它,轉來轉去,你找不到下口的地方。它渾身不對勁,對了,毛病就出在它渾身不對勁,少了什麼又多了什麼。換句話說,龍應台即使寫“現象”,也出了問題,因為她程度不夠,對“現象”只是“瞎子摸象”,摸到了一條腿,就說像是那個樣子。   ■ 你用“現象”的現象拆穿龍應台,看法真是一針見血。   □ 談到“現象”,可有得瞧了。龍應台最拿手的是寫“現象”,龍應台最蹩腳的是只會寫“現象”──瞎子摸象式的“現象”。她不會解讀“原因”,也不會闡揚正義,她還喜歡“說風涼話”,怪“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其實有良知的中國人早被這個“洋人棄婦”氣死了。龍應台只會寫“現象”,不會寫“原因”,因為她不知道“原因”。更嚴重的是,把“殘山剩水”看成“大江大海”,這就連“現象”都看走眼了。明明是“殘山剩水”,又何來“大江大海”?可見連 “現象”她都觀察有誤。因為她太盲目了,在“瞎子摸象”。   【只會寫“現象”,不會寫“原因”】   □ 南宋畫家“四大家”之一的馬遠,畫的特色多是“半邊一角”的構圖,小中見大、以偏概全,外號“馬一角”,雖然從畫法上,馬遠是從中軸線構圖、十分線構圖、演化到對角線構圖,但卻衍生出一種解讀,就是這位“馬一角”,用心深處,就在點出“殘山剩水”才是畫題所在。既然局面根本就是“殘山剩水”,你偏美化成“大江大海”,不是美化臭狗屎、加上新包裝嗎?你龍應台美化了假的“現象”、“抹殺”了真的“現象”,豈不太可惡了嗎?還作為書名呢,真是其書可誅啊。但是絕對不可以查禁它,因為它是一個好樣板,證明某年某月某一天,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多麼烏龍過,他們竟被“角隅法”騙了。   ■ 你說她“只會寫『現象』,不會寫『原因』”,“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這本書如此嗎?   □ 她的著作談到史實的部分,不幸統統如此。她的歷史訓練太差了、思想訓練也太差了,好奇怪,這位女士卻最喜歡談歷史、談思想,真要命。歷史何辜啊、思想何辜啊。龍應台大膽侈談“一九四九”,如果真的對“一九四九”的“現象”有及格的瞭解,從而肆其偏見,我們可以原諒她,因為她在“基本功”上面做過功課,糟糕的是,她在“一九四九”的“現象”上太不及格了,因此她的“抽樣”,既不能通過歷史學、也不能通過統計學,一塌糊塗。大都“一知半解”,比照“馬一角”的反諷,可叫“龍半截”,因為對“現象”,龍應台只知道一半。並且,一半之中還有假的。   ■ 莫非是少了真的“現象”,多了假的“現象”?   □ 你搔到癢處了。   ■ 從“現象”上檢定,龍應台寫“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從書名上就大錯特錯了。   □並且,由於這本書,可以測量出它的讀者的“水準程度”。有什麼樣的作者,有什麼樣的讀者。   ■ 她的書可賣了幾萬本呢。   □ 幾萬本又怎樣?美國恐怖小說家的書,賣了一億七千萬本呢,能證明讀者是一代聖賢或恐怖分子嗎?   【龍苑長春之一】   ■ 你從理論上論定龍應台,已經很清楚了。舉個例吧。例如,龍應台用很大篇幅,寫國共內戰,寫到長春圍城:   長春圍城,應該從一九四八年四平街被解放軍攻下因而切斷了長春外援的三月十五日算起。到五月二十三日,連小飛機都無法在長春降落,一直被封鎖到十月十九日。這個半年中,長春餓死了多少人?   圍城開始時,長春市的市民人口說是有五十萬,但是城裏頭有無數外地湧進來的難民鄉親,總人數也可能是八十到一百二十萬。圍城結束時,共軍的統計說,剩下十七萬人。   你說那麼多“蒸發”的人,怎麼了?   餓死的人數,從十萬到六十五萬,取其中,就是三十萬人,剛好是南京大屠殺被引用的數字。   一百多公里的封鎖線,每五十米就有一個衛士拿槍守著,不讓難民出關卡。被國軍放出城的大批難民啊,卡在國軍守城線和解放軍的圍城線之間的腰帶地段上,進退不得。屍體橫七豎八地倒在野地裏,一望過去好幾千具。   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發出對共軍前線官兵的賀電……在這場戰役“偉大勝利”的敍述中,長春圍城的慘烈死難,完全不被提及。“勝利”走進新中國的歷史教科書,代代傳授,被稱為“兵不血刃”的光榮解放。    事實這麼簡單嗎? 龍應台提出笨問題,為什麼長春不像南京大屠殺那樣被關注? 為什麼長春不像列寧格勒那樣被重視? 龍應台仍是老套,她只寫“現象”,不找“原因”。你談談原因吧。   □ 這是根本不可以類比的。南京、列寧格勒是外國人侵略,長春是本國人因革命而內戰,“原因”根本不同。問共產黨為什麼圍城,為什麼不問國民黨為什麼造成被圍城的局面? 第一、你造成“反革命”的政府; 第二、你造成“死守孤城”的兵家大忌; 第三、你裹脅人民於先,又驅使人民於後,以“飢民戰”惡整敵人; 第四、你最後還不是投降了,與其如此,何必當初?要投降早投啊,為什麼餓死成千上萬的人民以後才投降?一方面投降了,他方面難道不是“光榮解放”嗎?一方面放下武器了,他方面難道不是“兵不血刃”嗎?   【龍苑長春之二】   龍應台完全不知道,最後的“現象”根本不是單純的飢民問題,而是國民黨蓄謀發起的“飢民戰”。我立刻亮證據給你看。根據“長春文史資料”一九八八年第二輯的調查:   長春守軍為減輕城內糧食奇缺的壓力,還採取了殘忍的“殺民養兵”和“逐民出城”的政策。他們規定一個員警要趕走八人,一個保長要趕走八家,將市內飢民、乞丐和開釋之犯人,均大批地驅趕出城外。   在共產黨這邊,一下子冒出“飢民戰”,不得不妥為應付,也需要時間解決。我們看看共產黨這邊當事人的回憶:   敵人驅使大量市民出城,造成十餘萬市民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僅在我師正面就湧出數萬難民。兵團指示,立刻把難民收容,轉運到解放區就近安置。我師方向的卡哨是難民出口之一。我民運部門協同雙陽、伊通、懷德等縣委、縣政府,轉運疏散,經過十幾個晝夜,才把難民疏散安置下來。   【從“殺民養軍”到“逐民出城”】   可見情況是國民黨方面造的“因”,即“殺民養軍”、“逐民出城”,弄出個“爛攤子”讓你收。 國民黨搶糧食,經過如下:   頒佈了“戰時長春糧時管制辦法”,其中規定市民只准自留三個月的口糧,其餘的糧食按議價賣給市政府,“以供軍需”。居民中如有抗拒不交或隱匿不賣者,一經查獲,除沒收糧食外,還要按軍法懲處。於是,城內居民的糧食被“管制”起來,統一分配,搜括殆盡。   悲劇發生,總要找“原因”,據當時國民黨第一軍頭鄭洞國的回憶:   〔蔣介石〕在電報中除了用好言撫慰我們以外,仍是要我們無論如何要堅守住長春,等待他派大軍前來救援。在給我本人的電報中,蔣先生還特別命令我將長春城內人民的一切物資糧食完全收歸公有,不許私人買賣,然後由政府計口授糧,按人分配,以期渡過眼前難關。   結果呢?蔣介石一籌莫展,根本派不出救兵來。一旦“殺民養軍”的戲碼用到盡頭,“逐民出城”的戲碼就出來了,最後的悲劇證實了兩點:第一、你蔣介石根本不該守長春孤城;第二、你蔣介石根本無力救長春孤城。 是你決策的錯誤,責任攸歸,一清二楚。“原因”在此,可是我們“無知”的龍應台不知道,她只會看“現象”。“現象”就是共產黨不對,這就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這部書的“方法架構”,這麼“頭腦不清”的人,居然還要寫書呢。   ■ 長春非死守之地,根本不該守,結果造成圍城慘劇。   □這當然怪蔣介石的頭腦不清。死守孤城的作用只為了面子、一時的面子。   ■國民黨文宣作品,有“蔣總統在軍事上的豐功偉業”這類主題呢。   □在軍事上,守長春是笑話,懂軍事的人都知道是戰史中的“笑柄”。並且,從戰史中,我們還可領教“飢民戰”的伎倆。凱撒(Caesar)書中記錄:西元前五十二年,蠻族守阿勒西亞(Alesia)城,即驅出城中老弱,到羅馬軍前,乞求一飽。凱撒拒絕收容飢民,因為他看出了這是敵人搞出來的 “飢民戰”。   【“一九四九”的兵敗山倒】   ■“李宗仁回憶錄”中指出蔣介石雖為軍人,實不知兵,最後導致兵敗山倒。歌頌蔣介石豐功偉業的人,很難想像蔣介石在軍事上多麼“外行”。至於所謂北伐成功統一中原云云,成的並非軍功,而是“收買”之功、情報之功,實際上,(假學歷的)蔣介石並不會打仗。   □ 黃埔六期的盛文將軍,他是胡宗南的參謀長,打下延安的就是他。他晚年在“盛文先生訪問紀錄”中回憶,就變相指出蔣介石不知兵,只會用死守耗盡兵力:   我可以大膽地說,徐蚌會戰是不應該打的,這是政略的錯誤。許多地方我們不應該打而打,應該放棄的地方到處死守。這樣攻佔一個地方就多背一身的包袱,最後使自己一點氣力都沒有。關於這一點共黨就不一樣,他就不願背多餘無益的包袱,隨時保全著實力。到處都要死守,等於和敵人同歸於盡。成都最後是我守的,我當時就反對守成都,守它只有同歸於盡而已。   【該看“蕭勁光回憶錄”】   還有共產黨那邊的,也要看。據“蕭勁光回憶錄”,特別指出國民黨的“難民戰術”:   他們將骨瘦如柴的長春市民,成群結隊地“驅趕”出來。這對我部隊壓力很大。我們既要執行封鎖任務,又要維護人民群眾利益,既要粉碎敵人惡毒的陰謀,又不能讓成千上萬的百姓餓死。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政策問題。   共產黨設立了一個“難民處理委員會”:   在前沿和後方設置了大大小小的難民收容所數十個,有計畫地收容難民、疏散難民。開始,我們工作缺乏經驗,給餓苦了的群眾吃飯沒有限制,結果有些群眾在久餓之後突然進食過多,胃腸負擔不了,脹死了。接受教訓,以後收容的難民就先吃兩天稀飯,逐漸增加飲食,避免了類似情況的發生。對收容的難民,及時的疏散到各地去,有的單位還利用難民回去做偵察或瓦解敵軍的工作。圍城期間,難民委員會共發放了四千噸救濟糧,六億元救濟金及五百斤食鹽。為了救濟長春市的難民,減輕當地解放區群眾的負擔,我們的戰士迅速自覺地開展每人每月節約一斤糧的運動。   像蕭勁光這些資料,所在多有,龍應台“一概不看”或不知道看,不明真相與原因、不知道共產黨怎樣搶救難民,就譴責起來了,這種落筆方式,又從何真知“一九四九”呢?糊塗包龍圖龍包圖,把國民黨、共產黨各打五十大板,這叫公正嗎?龍應台的程度太差了,在文獻上,她看得太少太少、根本跟不上有關文獻,她談長春,談得太貧乏了。   【東北人的苦難見證】   ■龍應台喜歡用人證,她做訪問“以實其說”呢。   □ 誰沒人證呢?我的三叔、我的六叔,都是那時死裏逃生的長春難民。我的老同學吳文立,也是一個。在台中一中,我同吳文立放學走在一起,他講述這一悲劇,他那時十二歲,同母親被趕出長春,國共雙方還在交火,流彈打中他母親,當場斃命。奇怪的是,母親身上都餓得乾扁了,都流不出什麼血來了。侈談“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龍應台,你知道多少?   ■ 吳文立是東北人?東北人見證歷史見證得最多?   □ 是,他爸爸吳廣懷是國民黨“國大代表”,是我父親學生。東北人見證中國本土上的苦難,早在一九○四年日俄戰爭就開始了。兩個王八蛋國家打仗,戰場竟在中國領土上,多可惡啊。到了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東北人更首當其衝,開始抗日。可是,蔣介石的國民黨的歷史不這麼算,抗戰竟從“七七事變”算起,“九一八事變”後的六年都不算了。尤其在蔣介石的國民黨“媚日”的時候,“不准”你抗日。我爸爸因為抗日抗得早、抗得拍子與國民黨不對,自然有被國民黨誣為“漢奸”的危險。我爸爸的遭遇,畫出了一幅謔畫,就是:作為一個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人,不愛國當然不對,但是愛國不愛在嘴上,而要言行合一,可不是好玩的。──要愛國,必須得跟著國民黨永遠在一起才行,你要單獨去愛,不論你多少功勞、做多少“地下工作”,結果不用“漢奸”辦你,就是黨恩浩蕩了。我爸爸痛苦的得到這一教訓。因此,在日本走了、共產黨來了的時候,他學乖了,他知道這回一定得抓住國民黨、跟國民黨永不分離才成,再被國民黨所棄、再做國民黨的 “棄民”,國民黨再回來,他一定又是“漢奸”了。於是,他決心搶登巴士,先期逃難,追隨國民黨到天涯、到海角,再也不分離。最後,天外有天、海外有海,他跟到了臺灣,就這樣的,我們全家到了臺灣。那時我十四歲,無決定之權,一切爸爸決定。我爸爸來臺灣的目的,的確沒別人那麼雄壯,一切救國救民反共抗俄的大道理,他全都跟不上。他來臺灣,只是怕國民黨又說他是“漢奸”而已。我爸爸的“漢奸恐懼症”是我們一家來臺灣的根本原因:別人都是怕共產黨而來臺灣,我們卻是怕國民黨而來臺灣,天下令人哭笑不得之事,無過於此了。龍應台侈談“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好像遍訪民隱,她不該不訪到這個有特色的故事吧?漏掉這種有特色的小故事,又何以真知“一九四九”呢?   ■這個故事太特殊了。   【李敖的爸爸】   □ 當九一八事變以後,馬占山將軍的“東北義勇軍”,是中國第一個以行動抗日的團體。在這個團體以行動抗日的時候,其他團體還在“親日”、“媚日”或觀望之中,我爸爸當時就是馬占山將軍的秘密盟員。馬占山將軍是武人,他有一位替他拿主意的軍師,就是吳煥章。吳煥章是爸爸最好的朋友,他叫我爸爸做二哥。為人風趣、熱情而細心。吳煥章一九三五年起做立法委員、一九四四年做三民主義青年團黑龍江省支團代表、一九四五年做國大代表、興安省主席,到臺灣後做「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台中研究區主任的閒職。九一八事變後,他和我爸爸展開抗日工作;盧溝橋事變後,我爸爸留在北京,吳煥章“同意由李同志參加敵偽組織內,做掩護與策動各工作”。由東北挺進軍總司令馬占山將軍秘密任命。所謂“同志”,是同馬占山將軍抗日志願的有志一同,並非國民黨。我爸爸在淪陷區背“漢奸” 之名、做地下工作,抗戰勝利後,吳煥章簽署了一封他證明我爸爸清白的密件,是寫給當時國民黨特務頭子郭紫峻的,吳煥章這封密件,最後使我爸爸總算免掉了牢獄之災。至於抗日的功勞、做地下工作的功勞,當然是沒有獎勵的,不坐牢就是獎勵,──這就是國民黨的酬庸與寬大啊!   ■ 吳煥章雖然一直跟國民黨有關係,到臺灣後,也淪為閒職了,東北人忠黨愛國下場,也不過乃爾。一九四九年後,大家流亡到臺灣,他們這一代報銷了,有賴下一代了。   □ 下一代該算“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完結篇吧?龍應台也該抽樣式帶到吧?像吳煥章的兒子吳丁凱,學成回台,做了辜振甫公司的總教頭。吳丁凱最後婚姻破碎,太太改嫁給張忠謀。亂世的悲歡離合,有的也頗足醒世。古人寫“醒世姻緣”,“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帶來的,光從姻緣切入觀察、反向追蹤,就思過半矣。   ■ 這種兩代故事,站在第一線的東北人,他們的故事,才真能使人們知道“一九四九”吧?龍應台知道得太少了吧?她不訪問訪問嗎?   □選出訪問對象,也要眼光呢。   ■ 談一九四九,六十多年前了,很多當事人都死光了吧?   □有沒死的,為什麼不訪問訪問?   ■東北人嗎?   □就東北人吧,像關中。   【關中玩馬桶】   其實啊,有文字資料可循的,不一定要訪問。關中對我敬而遠之,我們從不來往,只不巧吃過一次飯,但我很知道他,在餐桌上,我藐著他,想到他的玩馬桶故事。   根據一九九二年十一月號“中國男人”的報導:關中的父親是已故資深立委關大成,在抗戰時是地下工作人員。關中四歲那年,關大成被日本特務逮捕,全家人跟著入獄,當時關中年紀還小,但有些際遇片斷卻使他終生難忘。關中回憶說,他們原先住在平津一帶,為了逃避日本人追緝,便搬到父親的老家安東暫住,安
  6. 2011/06/19 於 10:51 patchpieces

    2011全球局勢回顧分析和展望

    一、序
    二、回顧我們走過的30年
    三、回顧2011年走過的歷程
    四、關鍵時刻-2011.06
    五、展望2011下半年
    六、俄羅斯國內的博弈和中國國內的博弈

    因為這兩天局勢變化太大了,很多東西需要匯總,美國對於原油、農產品的價格的打壓給俄羅斯的梅德韋傑夫做了很好的策應,而且現在(中國國內-包括軍壇)美國控制的媒體大肆發佈新聞(真真假假)離間中、俄關係,很多東西都要匯總分析

    一、序

    現在很多(中國國內)網站(此時此際)貼出來“離間”中國和俄羅斯之間的關係的文章,很多都是幾個月前甚至幾年前的“新聞”了,結果拿出來,其實目的很簡單,就是要“阻止”中、俄之間的“聯盟”的形成,因為這個聯盟是美國的“死穴”,可見國內包括國際很多媒體都是被“資本控制”的。
    包括“華爾街日報”報導說沒有簽訂天然氣的合約,但是他怎麼就不去看這個整體框架,這個天然氣合約完全在於這個整體框架內,另外還有能源、糧食和軍事和貨幣之間的合作框架,這些都確定了中國和俄羅斯之間的實際聯盟。
    看一下下面的世界地圖:

    2011全球局勢回顧、分析和展望(一)

    美國“控制”的發佈這麼多“離間”中、俄關係的新聞都是想阻止中、俄聯盟的形成,因為中俄聯盟的形成將直接威脅美國對於中國的經濟收割和美國在全球的地位。

    記住,“控制媒體”和“控制輿論”是美國的拿手好戲,美國花了200萬美元就把埃及的強勢的穆巴拉克趕下去了,扶持了埃及軍政府上台。

    以中、俄為核心的這個「上合組織」的聯盟以及傳統勢力範圍,東可到達西太平洋,北到達北冰洋,西可到達歐洲大陸(通過地中海可以到達大西洋),南可以通過巴基斯坦或者緬甸到達印度洋,是全球最大的大陸板塊和擁有最大的戰略縱深、耕地、能源、優良的出海港口、礦產,完全能夠脫離美元環境而成為一個自給自足的系統,並且完全有能力形成一個抵抗外來軍事力量干涉的體系。

    我們看問題要看問題的本質,下面我告訴大家什麼叫做本質:

    中國和俄羅斯“聯盟”的本質是什麼?
    就是通過能源、糧食的結合保障人民的生存權,通過“軍事聯盟”的形成保障國家的資源和人民不被侵略。(以下文字中的一部分分析是組內成員寫的)

    這個就是為何我一說中國和俄羅斯的聯盟就有很多人反對,因為這個是美國的“命門”。

    美國的茅:金融,是個很美妙的數位遊戲,但是需要契約精神保障最後的清算執行。可是我想大膽想像一下,“違約”和“賴賬”,都需要硬實力支撐的,萬一,大家都離開了這個叫美元的“賭場”,而“被欺騙”的賭徒們開始背靠背的拒絕支付。這個時候美國就需要另外一個茅:軍事去平衡這個清算執行。

    中、俄、歐可不可以背靠背,去違反美國制定的美元本位下的契約精神呢?金融衍生品,在中國是不受中國法律保護的,這點中國政府已經明確提出過;所以,中國企業可以有權拒絕支付;相反的,這個收割過程也結束了;這就是為什麼「上合」、“金磚”內迴圈備用系統的啟動;但是以上所有這些都必要保證老百姓有飯吃有衣穿,我們有足夠的軍事力量抵禦美國的打擊,因為當大家撕去“偽善的外衣”的時,看到的就是槍炮。

    以下為小組成員的分析:

    美國(以性醜聞)把親德國的IMF(國際貨幣基金會)主席給廢了,讓一位元美國人代理主席直到8月份,這就等於“卡住”了歐元重組的對南歐諸國的優惠貸款,這對歐元龍頭德國可是一個明顯的“警告”。
    歐洲也馬上做出了回應,你不方便我經濟救助南豬小國,我就用承認黃金的貨幣屬性來報答你。
    接著普京站出來,暗示卡恩是因為黃金的問題被美國“(陷害)處理”的,讓大家的目光一下子轉移到「美聯儲」的“黃金儲備”問題上面。普京這時候選擇了支持歐洲,給美國一刀子。接著默克爾高調訪美,德、美都上演一出好朋友的劇情,坐下來談判,因為彼此都非常需要對方妥協來幫助自己渡過將來的難關。美國可能要求歐洲(拋售黃金)一同“打壓金價”來換取對歐洲效果債務重組上的幫助。
    我們來看看中東的問題,以色列國防部長來中國,希望中國不要賣給伊朗部分武器,也希望在巴勒斯坦問題上面給予以色列支持,改變中東的軍事平衡,其實就是以色列做大的局勢。顯然現在中國的態度成為了破局的關鍵。中、俄、歐都準備承認巴勒斯坦建國。在中東如果不能及時制止伊朗的核武器計畫,那麼中東真正的和平就會來臨;
    普京在不遺餘力的想拆掉“石油美元”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現在的中東地區形勢的確能支援他的這種想法。根據保爾森的回憶錄,普京曾在08年建議中國跑掉手上的美債來攻擊美元本位,結果沒有得到中國經濟決策層的支援(原因你懂的)。普京最近在俄羅斯的經濟上畫出了一個美妙的藍圖計畫,顯示了他未來的重新當總統的宣言.普京需要與中國形成聯盟,並得到歐盟的支援,才能真正獲得石油和天然氣的定價權。

    我的總結:而這些正好也是中國破局美國的封鎖所需要的,只要中國和俄羅斯的“聯盟”的形成,同時中東作為策動,那麼全球的能源價格的定價權就將從美國人手中游走。而在這個中間,中國的“態度”是關鍵性的,我們這個關鍵性的角色能夠給我們帶來巨大的收益和“發展空間”。三國演繹需要三國勢力的均衡,任何一方獨大都會逼迫另外兩方的聯盟。

    二、回顧我們走過的30年

    要瞭解2011年,就要從30年前說起,1979年我們揍了一頓越南,確定了我們聯合美國抗衡蘇聯的局面,1989年開始蘇聯進入解體階段,這個決定了20年後中國必然聯合俄羅斯抗衡美國,1989年的中國,也確立了美國對中國採取的措施是:養豬殺豬策略,1994年的分稅制決定了地方政府必須找一個收入來源點,1996年開始的後面的“醫改”、“教改”、“房改”確立了中國後面的內需被殺掉,而1994年的“分稅制”助推了地方政府的這個衝動――把房價推向“泡沫”的極致同時形成中央和地方的完全“對立”。
    2001年我們加入WTO出賣了我國的貨幣發行權,所以會看到我國以火箭速度印錢,大量洗劫老百姓的財富。
    而1998年的大量工人下崗,為給美國廉價製造商品提供了廉價勞動力。
    2000後的10年人民幣的對外升值而對內大量印錢導致的“貶值”,讓人民幣這個貨幣“泡沫化”,隨著中國的房價的泡沫化,“核彈”佈置完成,(注:2010年年中影帝亟呼政改)“引爆點”就定在2011年。

    所以我們看到,我們的幸福指數從1978年-2003年是上升的,但是從2003年開始大家的幸福指數開始下降,特別是2008年開始幸福指數快速下跌。

    為什麼?
    因為10多年前就“潛伏”在我們經濟決策層的官員“出賣”了國家利益,葬送了我們的未來,他們是“潛伏者”,看我《決戰2011》這本書,裏面分析了其實從1990年開始就註定了我國現在的結局,我們經過這20年喪失了經濟主權,喪失了實際貨幣發行權,喪失了人民幣定價權,喪失了內需,喪失了道德,我們喪失了我們應該有很多東西。

    看完了這些我們就瞭解了這30年的歷史脈絡,30年前鄧小平揍了一頓越南後帶領我們走向經濟發展的道路是對的,30年後的現在,中國再揍一頓越南帶領我們走向經濟和政治的獨立道路也是對的。

    三、回顧2011年走過的歷程

    2011年上半年是一個重要的歷史階段,我們首先來回顧一下:

    1-5月份整個過程中比較核心的就是:圍繞美國的減赤計畫的博弈發生的一系列事情,圍繞中、美關係的破裂發生的一系列事情,圍繞中、俄關係的形成發生的一系列事情,圍繞日本地震和核危機發生的一系列事情,這個是今年上半年的主線,當你抓住了這幾條主線,你就明白了這個世界會如何運轉。

    1月份十二五計畫開始

    1月份中國的新一代戰機J20試飛成功。

    1月份中國石油來源地蘇丹公投,決定南蘇丹獨立

    1月份中國主席胡錦濤訪問美國,基本確認了美國殺豬的決心,也確立了我們脫離美國的決心。

    2月份埃及總統穆巴拉克下臺,軍方接管權力

    2月份公佈的2010年GDP中國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

    3月份日本大地震,直接導致日本核反應爐堆心“熔毀”,但是日本政府和美國一直“掩蓋”,這個過後是嚴重的。

    3月份利比亞騷亂持續,美、英、法對利比亞採取軍事行動

    4月份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公佈

    5月份(5/2)本拉登被美國擊斃的消息公佈

    5月份報導中國長江流域嚴重的乾旱維持了很長時間

    5月份IMF總裁卡嗯被捕,美國的人選將代理到8月份左右,這個將直接完成美國的“佈局”

    5月份奧巴馬宣佈大中東計畫

    整個上半年(1-5月份):

    1、資本市場:可以說在資本市場美國完美的控制了局勢,基本按照美國的整個戰略佈局在進行,包括對於日元匯率的“控制”、黃金、原油、農產品大宗、美元指數、新興國家的匯率。但是美國在控制這些大宗的時候承擔了巨大的經濟和政治成本,特別是逆向控制農產品、日元匯率的走勢。

    2、美國減赤:美國減赤已經充分暴露了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的博弈,也充分暴露了美國本土資本和猶太資本之間的利益衝突,請看我前面幾天分析的猶太資本的情況。

    3、全球地緣政治局勢:這5個月打破了前面維持了20年的全球地緣政治格局,可以說在這個上面美國是輸了,中、俄的聯盟的形成是被美國逼的,因為在沒有美國這個強大的外力之下,中、俄這兩個近鄰大國很難走到一起,但是在這種時局下,兩者完成了聯盟的初步戰略性的聯盟意圖,這個全球陸地面積最大、海岸線最長、資源農產品自給自足能力最強的“聯盟”的形成,將對美國形成“致命的打擊”。

    4、總結:

    1-5月份可以說是打了個平手,美國在資本這塊獲得了完勝,但是在地緣政治這塊輸掉了未來。在可預見的後面30年,美國還將是帝國,但是這個帝國將完全不同於前面20年的帝國,因為他碰到了一個強大的聯盟。

    四、關鍵時刻-2011.06

    6月份最關鍵的核心就是全球兩大陣營的確立,一個是以中、俄為核心的「上合組織」以及周邊的勢力,一個是以美國為核心的集團,兩大集團的對抗熱點將涉及到北非、中東、東歐、南亞。現在以南亞和南中國海為主要爆發點。

    中國在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和緬甸尋求出海口突破美國的封鎖同時鉗制印度和越南。

    有人不理解,認為俄羅斯靠不住,那麼你告訴我誰靠得住?
    大家是否研究過三國演義?當時的吳國的策略就是:魏強則聯蜀,蜀強則聯魏。那麼誰能夠告訴我是魏靠得住還是蜀靠得住?世界上面所有的聯盟都是利益的聯盟,有人說的美國是中國天然的盟友那是“屁話”,世界上面沒有什麼叫做天然的盟友,只有叫做“利益“的這個東西,這個就是全球地緣政治的指揮棒。

    2011年6月份是一個“巨變”的月份,中俄聯盟在「上合組織」會議的時候基本確立,
    這個時候我們發覺了美國的航母的快速調動,
    這個時候我們發覺了美國快速打壓原油和農產品,
    這個時候我們發覺了美國給減赤計畫下了最後期限,
    這個時候我們發覺了美國動用他最大的“宣傳機器”去“離間”中、俄關係,
    這個時候我們發覺了國內鴿派開始大量浮出水面,
    這個時候我們發覺了俄羅斯的梅德韋傑夫的勢力開始“作梗”。

    很多事情幾種發生在了6月胡錦濤參加的「上合組織」峰會和訪問俄羅斯的過程中。

    2011年的6月註定是一個不平常的月份,一個會讓世人記住的月份。

    五、展望2011下半年

    全球局勢下半年將快速明朗,美國因為自身經濟問題必須對其他國家進行“經濟收割”,而經濟收割將付出巨大的政治代價,一個是美國國內的博弈(涉及到的減赤,雖然確定了,但是沒人會甘願就這麼受到損失)將造成兩大陣營的對立,一個是經濟收割將直接暴露美國在中國的“漢奸集團”,這個“集團”在經濟下滑中將承擔所有責任,而其中很多人將被送進監獄和被槍斃。

    有空大家研究一下1979年“中越自衛反擊戰”就能夠明白我前面的預測,為什麼我在上半年能夠預測到很多經濟、地緣政治和軍事的事件,因為當你抓住了整個脈絡,你就明白了這個世界運轉的核心是什麼,主要矛盾是什麼,這些主要矛盾會直接導致什麼樣的結果。

    下半年關鍵在於中國、俄羅斯、歐盟、美國和日本的局勢變化。

    1、 中國:在南亞和南海發生局部戰爭的概率相當大,國內在經濟危機的情況下“賣國利益集團”會被清算,“貪官”會被清算,會出現大政府小企業的過渡模式(在危機中會導致大量民企倒閉,同時大政府小企業的模式比較容易渡過難關,關鍵在於危機過後很多壟斷行業必須放開,這個是保證後面能夠快速復蘇的根本)。同時房價等高估品種會出現巨大的跌幅,並且是在沒有成交量的情況下出現巨大的跌幅。

    2、 俄羅斯:下半年原油價格的暴跌對於俄羅斯內部的政局將是一次嚴峻的考驗,也是對於普京的嚴峻的考驗,但是普京是俄羅斯民眾心中的“英雄”,他的支持率遠遠高於其他任何人,在「上合組織」的框架內,在中國和俄羅斯共渡難關的時候基本會確立「上合組織」的實質性的大聯盟的確立,這個將直接威懾到美元的地位。

    3、 歐盟:在下半年的經濟危機中,很有可能「歐盟」成為受傷最大的一個,「歐盟」的結構註定了他的修復是道路漫長的,德國期望的獲得統一的財政權的模式會遭到美國的強烈的阻撓,同時歐盟的危機無法結合到「上合組織」來化解(歐盟內部的分歧決定了這個結果,美國“收買”了歐盟內部除了德國龍頭老大以外的好幾個國家來“對抗”德國)。所以後面我國聯合德國做一些戰術性的動作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歐盟的強大的前提必須是貨幣權和財政權的統一,這是一條漫漫長路。但是一旦歐盟出現戲劇性的不可控的經濟崩盤,那麼歐盟和上合組織的聯合還是很有機會的,我們要時刻注意形勢的發展,做好各種可能的應對措施。

    4、 美國:美國的減赤計畫的確立,直接確立了美元指數的長期牛市,大量的美元回流將進入美國的國債市場、高科技行業等等,大量企業的建立將從根本上解決美國的地方財政問題,美國將進入經濟的慢慢復蘇階段,美國將在下半年完成債務重置的工作,新興國家(包括日本)在“經濟大蕭條”中會被迫“低價賣出”美國的長期國債,美國會拉高短期國債價格,廉價發行短期國債。同時今年下半年美國還將維持高失業率和房地產的不景氣,因為復蘇是需要一定的失業率的(廉價的勞動力),同時房地產的不景氣直接將導致中國手上的MBS賣個地板價。美國的股市將經歷一次探底後再拉升。

    5、 日本:日本民主黨將在下半年的大蕭條中下臺,同時背起核危機的黑鍋,日本大面積的國土將不適合居住,並且需要大量資金去封堆(核反應爐,當初蘇聯封一個堆是100億美元,幾十萬工人,大量工人後來因為輻射問題生各種病早逝,當初蘇聯的GDP是1萬億美元,預計到2015年,烏克蘭政府還將為善後耗資1700億美元,可見日本後面的沉重負擔),今年下半年將註定日本被打回發展中國家的行列,日本將真正出現空心化(人才空心化、產業空心化、生產空心化),而美國需要一個長期的套利貨幣成為他們剪羊毛的對象,也許後面自民黨上臺後會整合亞洲一些國家形成類似亞元的模式(比如菲律賓、馬來西亞、韓國、越南、印度等等),這樣的經濟體的規模才能夠成為美元套利資金的合適的收割對象。同時在亞洲也形成一個抵抗「上合組織」的聯盟。

    6、 全球大宗:黃金、原油等大部分大宗會暴跌,農產品經歷過一次洗盤後會進入長期的上漲階段。

    7、 綜合:在下半年的整體危機中,中俄的聯盟模式會得到強化,因為現在的聯盟是建立在一個危機假設的前提下的(下半年的危機和美國的收割),一旦這個假設成為現實,那麼大部分阻力會被化解,因此今年6月份是全球格局形成的時候,今年下半年是這個格局最終確認的時候。美國會贏了經濟輸了地緣政治。什麼叫做博弈,這個就叫做博弈。

    六、俄羅斯國內的博弈和中國國內的博弈

    從這幾天美國打壓原油價格、農產品價格來看,是在打擊俄羅斯的普京。美國支持梅德韋傑夫(包括美國在俄羅斯的利益代理集團:葉利欽利益集團)的行為後面將成為常態,當時下半年的危機將真正確立普京的地位和聯合中國的這個聯盟的實質性的進展。

    預計今年下半年俄羅斯國內的局勢將是普京勝出。

    今年下半年中國國內的經濟危機將徹底清除“潛伏”國內20年的經濟層面的“賣國利益集團”,我們的軍隊將在這個中間起到決定性作用,保障政權的穩定(不出現蘇聯解體的情況),同時“肅清”相關(買辦)利益集團。美國會在糧食、食用油、供電、供水、煤氣、疾控、媒體等領域製造很多麻煩,包括鼓動大量人員上街,然後“複製”蘇聯解體的模式,但是只要我們的軍隊做好足夠的應對,在糧食、食用油、供電、供水、煤氣、疾控和媒體等領域做好軍管的預演,相信能夠化解美國的招數。大家要記住,假如美國贏了,那麼就是中國的葉利欽上臺,大量“貪官”的錢就會變成合法了,老百姓將象20年前的俄羅斯人民一樣遭受巨大的洗劫,大家就準備著一年後上街討飯吧(看前面一篇回應時寒冰的文章中介紹的葉利欽政府當時俄羅斯的慘狀)。

    預計今年下半年中國國內的“賣國利益集團”會敗北,我國將肅清出賣國家利益者和大部分貪官。

    文/猴王 2011-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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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營商中層幹部上交護照 反腐史無前例

    2011-06-07 第一財經

      運營商腐敗調查正在向更大範圍縱深發展,程度和規模甚至有可能超出之前的想像。

      上交護照是慣例?

      日前有消息稱,為了徹查三大運營商的腐敗問題,中紀委已經向三大運營商派駐了調查人員,調查預計將持續到6月初,在此期間,三大電信運營商中層以上幹部均被要求上交護照。

      “上交因公護照是所有政府部門及事業單位的要求,上交因私護照是今年年初的事,應該跟目前的反腐沒什麼關係。”對於目前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反腐形勢,一位中國聯通中高層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即使在外界看來處於漩渦中心的中國移動,內部形勢似乎也沒有外界想像的那麼“人人自危”。“上交護照是中國移動多年的傳統,不是近期才有的,只要是處長以上級別都要上交。”一位元中國移動內部管理人員對記者表示。

      據上述人士介紹,對於目前已經曝光的涉案中國移動管理人員,中國移動內部人士也感到非常驚訝,至於涉案原因,中紀委並未向中國移動方面通報。相比之下,與中國移動有密切合作關係的SP們才真正感到什麼是“人人自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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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行揭貪官外逃路徑:過萬官員出逃 攜款8000億

    2011年6月15日  人民網

    央行網站刊發《我國腐敗分子向境外轉移資產的途徑及監測方法研究》報告

    中國外逃的腐敗分子是怎樣把巨額財產轉移到境外?央行反洗錢部門一直在進行深入研究。昨天,央行網站刊發名為《我國腐敗分子向境外轉移資產的途徑及監測方法研究》的報告精簡版本。該報告由央行反洗錢監測分析中心課題組完成,完成時間為2008年6月。

    央行揭秘貪官轉移財產八大路徑

    報告指出,中國官員因經濟犯罪外逃始於上世紀80年代末。近年來外逃的腐敗分子及其轉移至境外的資金究竟有多少,至今還沒有一組公認的數位,只能根據各方報導勾畫出大體狀況。

    報告指出,人民銀行在監測思路上以“獲取非法資產”和“向境外轉移資產”階段為監測重點,依託並充分利用大額交易和可疑交易報告資料庫,加強對重點地區、敏感行業、特定人群和特定消費方式的監測,同時將自主分析和協查分析相結合。

    報告建議相關部門應建立合作安排或工作機制實現資訊共用,建立反腐敗機構互派特派員制度,海關建立反洗錢相關資料查詢、通報機制,建立與國外情報機構的交流等方式,完成反洗錢監測任務。

    向境外轉移資產的八種方式
    用現金走私來轉移

    主要是通過腐敗分子本人夾帶在行李中直接攜帶出境,這種方式較為簡單,費用低,但同時可走私的數額較為有限,風險也比較大;此外腐敗分子通過某些代理機構(主要是地下錢莊)利用一些專門跑腿的“水客”以“螞蟻搬家”、少量多次的方式肩扛手提地在邊境口岸(主要是深圳與香港、珠海與澳門海關)來回走私現金,偷運過境後再以貨幣兌換點名義存入銀行戶頭。這種方式雖然手續比較麻煩而且還要交給地下錢莊一定的費用,但風險較小,很難追查。

    替代性匯款體系在中國主要表現為以非法買賣外匯、跨境匯兌為主要業務的地下錢莊

    以人民幣和外幣的匯兌為例:其人民幣與外匯的兌換和匯付以間接的方式進行,而不以直接匯兌的運作手法完成,人民幣不必流出境外,外匯也不必流入境內,各自分別對應迴圈。利用此種交易方式跨境轉移資產的主體較為複雜,除了腐敗分子和國企高管,還有某些企業為了避稅逃稅和享受外商投資優惠待遇而進行跨境轉移其灰色資金,以及走私、販毒等犯罪分子和恐怖分子以此轉移其黑錢等等。

    利用經常專案下的交易形式向境外轉移資產

    此種形式大致有五類:進口預付貨款,出口延期收匯;偽造傭金及其他服務貿易專案對外付款;通過企業之間的關聯交易實現向境外轉移資產的目的;利用假的進口合同騙取外匯管理部門核准外匯匯出境外;少報出口,多報進口。

    利用投資形式向境外轉移資產

    此類資金轉移的特點是資金向境外轉移在形式上基本合法,通常以企業正常海外投資的形式轉往國外。資金性質的改變發生在境外,在境外被腐敗分子非法佔有或挪作他用。採用此種手法轉移資金的多為大型企業高管人員或某項具體業務的負責人員。

    利用信用卡工具向境外轉移資產

    腐敗分子或其特定關係人通過在境外使用信用卡大額消費或提現來實現資金向境外轉移。目前我國對此類經常項下的個人支付沒有嚴格的外匯管制或限制。而對於各髮卡機構來說,只要持卡人單次消費或提現是在信用額度內且按時還款即可,並不做累計消費或提現的限制。這就為腐敗分子利用信用卡進行資金境外轉移提供了可乘之機。

    利用離岸金融中心向境外轉移資產

    這些人多為上市公司或國有企業的高管人員,主要採用以下步驟:第一,轉移企業資產。企業管理層與境外公司通過“高進低出”或者“應收賬款”等方式,將國內企業的資產掏空。第二步,銷毀證據,漂白身份。

    海外直接收受

    腐敗分子並不從國內向境外轉移資金,而是在境外直接完成貪污、受賄等過程。例如,發案單位在國外進行採購時,有實際控制權的腐敗分子可以通過暗箱操作得到巨額回扣。這些回扣不轉到中國,而是直接存入腐敗分子在境外銀行的帳戶,或轉換成境外的房屋等不動產。更隱蔽的做法是不涉及現金,而以安排子女留學等方式作為交易。

    通過在境外的特定關係人轉移資金

    此類參與轉移資金的特定關係人在他國均已取得合法身份,或者是留學,或者是他國居民或公民。境內的腐敗分子一方面可以通過其特定關係人以合法手續攜帶或匯出資金;另一方面,這些特定關係人利用其國外身份在當地註冊企業後,以投資形式在中國開設機構,然後以關聯交易等形式轉移資產。

    案值與級別不同 逃亡目標國各異

    報告引用中國社科院的調研資料披露: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來,外逃黨政幹部,公安、司法幹部和國家事業單位、國有企業高層管理人員,以及駐外中資機構外逃、失蹤人員數目高達16000至18000人,攜帶款項達8000億元人民幣。近年由官方媒體曝光的腐敗分子外逃或將資金轉移境外的典型個案不勝枚舉。這些犯罪嫌疑人潛逃境外的目的地主要集中於北美、澳大利亞、東南亞地區。

    具體來說,涉案金額相對小、身份級別相對低的,大多就近逃到我國周邊國家,如泰國、緬甸、馬來西亞、蒙古、俄羅斯等;案值大、身份高的腐敗分子大多逃往西方發達國家,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荷蘭等;一些無法得到直接去西方國家證件的,先龜縮在非洲、拉美、東歐的小國,伺機過渡;有相當多的外逃者通過香港中轉,利用香港世界航空中心的區位以及港人前往原英聯邦所屬國家可以實行“落地簽證”的便利,再逃到其他國家。

    (北京青年報 記者程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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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羅斯和中國在利比亞問題上共進退
    外媒:中俄非正式國家聯盟宣告成立

    2011-6-18 參考消息

     2011年6月16日 胡錦濤同梅德韋傑夫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於當前國際形勢和重大國際問題的聯合聲明》 6月16日,國家主席胡錦濤同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共同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於當前國際形勢和重大國際問題的聯合聲明》。

      【俄羅斯報紙網6 月17日文章】題:俄羅斯和中國在利比亞問題上共進退(作者謝爾蓋•斯米爾諾夫)

    俄羅斯和中國就一系列重大外交問題達成共識。北京和莫斯科反對外部勢力干涉阿拉伯國家的抗議活動,呼籲政治解決利比亞危機和伊朗核問題。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和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姆林宮會晤後,兩國間非正式國家聯盟宣告成立。

      中俄兩國領導人16日在克里姆林宮舉行會晤。俄中《關於當前國際形勢和重大國際問題的聯合聲明》是此次會晤的主要成果。聲明對中東和北非國家的大規模人民抗議活動作出了評價。莫斯科和北京指出:“外部勢力不應干涉該地區國家內部進程。”

      此外,莫斯科和北京還呼籲利比亞國內儘快停火。聲明說:“為避免暴力進一步升級,有關各方必須嚴格遵守聯合國安理會1970和1973號決議,不得隨意解讀和濫用。” 雙方還談到了解決伊朗核計畫問題,主張通過政治手段確保伊朗的核能僅用於和平目的。雙方領導人認為,應當通過談判方式解決朝鮮核問題以及阿富汗危機。

      專家認為,中、俄在解決利比亞衝突問題上的共同立場表明,莫斯科和北京下次在安理會投票時將表現得更加慎重。

      政治學家亞歷山大•科諾瓦洛夫相信,中俄後退一步是試圖保持在伊蘭界的聲望和支持率。安理會關於利比亞的決議通過得過於匆忙。下次在通過容易引起誤讀的決議時俄中將更加慎重,而現在兩國並沒有能夠對解決利比亞危機施加影響的有效杠杆。

      【俄羅斯總統網站6月16日報導】
    俄總統梅德韋傑夫在慶祝《俄中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簽署10周年的文藝演出開始前發表講話,他說:“10年前就是在克里姆林宮,簽署了《俄中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將新型俄中關係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為兩國關係長遠發展指明了方向。當前,俄中兩國沒有任何懸而未決的政治問題。雙方本著兼顧對方利益、友好互信精神,推動兩國互利合作穩步發展。”

      梅德韋傑夫認為,互信、平等、相互尊重的俄中關係已成為當今國際合作的典範。正如條約中所規定,兩國主張恪守國際法準則,不干涉別國內政,不對他國進行武力施壓,為鞏固世界穩定、建立多極世界共同作出貢獻。

      【《日本經濟新聞》6月17日報導】
    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16日在克里姆林宮與到訪的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舉行了會談。雙方發表了有關兩國關係的聯合聲明,表示願意借助二十國集團峰會和金磚國家的框架,進—步深化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兩國還簽署了《關於當前國際形勢和重大國際問題的聯合聲明》,對北約針對利比亞採取武力行動進行了不點名的指責。聲明還包含了反對北約在歐洲單方面推進導彈防禦計畫的內容。兩國在牽制歐美問題上採取了統一步調。


  7. 2011/07/04 於 07:29 patchpieces

    美國特務裂解中國、分離台灣事件簿
    美國裂解中國驚心動魄vs.毛澤東高瞻遠矚

    十九世紀末,我國積弱,瀕臨列强瓜分。東鄰日本,參謀本部第二局局長小川又次于1887年撰《清國征討案策》,擬將我國華北、華東及臺灣併入日本版圖,餘則支解成數國。例如東北立“滿洲國”、長江以南建“明裔王國”、西藏青海立達賴、喇嘛、內外蒙古甘肅另選各部之長,均分其力,以確保日本獨立。
    及至 1940年,日本在華已成功建立東北的「滿洲國」、張家口的「蒙疆聯合自治政府」與南京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實現五十年前小川又次支解中國的狼子野心。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滿洲國」等傀儡政權,灰飛烟滅。但接著的却是美國乘我發生內戰時煽動策劃並支援各地的分離運動,以裂解中國。

    日本欲裂解中國,因其燒殺擄掠,手段殘酷,國人知所警惕。但美國裂解中國,因爲是打著民主、人權、民族自决等意識型態的“旗幟”,故國人“反應遲鈍”。斯時(1946-51),美國在我國東南欲分離臺灣、西北則顛覆內蒙、鼓動疆獨、西南則策劃藏獨,以裂解中國的驚心動魄史實,就不易爲國人所知,新生代甚至不知。
    回顧中國近代歷史,中國人,尤其是菁英份子,切記莫忘。因爲在中國崛起的道路上,是中華民族菁英與美、日等列强菁英間的較量、對抗與對决。

    分離臺灣

    1945年10月24日,陳儀抵達臺北松山機場,從機場到臺北,台人萬民爭先相迎,歡聲響徹雲霄。在這樣熱烈慶祝臺灣回歸祖國的政治氛圍下,1946年 1-4月,美國“陸軍情報部”却“居心叵測”地在臺灣從事有關台人國家認同的「臺灣民意測驗」調查。全案由美國駐中國臺北領事館“特務副領事”柯喬治(George H. Kerr自稱葛超智)計劃,情報部組長摩根上校(Col Morgan)偕同日人翻譯員,訪問約300名各階層各政治派系的臺灣人,其結論竟是「臺灣人不願受中國管,而希望美國來管」。
    接著的同年夏,《紐約時報》與上海《密勒氏評論報》就與之“相呼應”,報導稱「假如臺灣實行公民投票,臺灣人首先選擇美國,其次選擇日本,决沒有人選擇中國」。

    此外,在特務柯喬治的主使下,1947年1月,約有150名臺灣人(代表超過800人)署名「臺灣人請願書」,向美國請願「……要求聯合國托管一直至臺灣獨立」。一個月後的2 月28日,臺灣爆發二二八事件,柯喬治更是利用機會,興風作浪,惟恐臺灣不亂。據國府情報,柯喬治與台人林茂生、廖文毅,請美供給槍枝與經費,美方允供經費。

    1947年7月,美國派巡迴大使魏德邁訪台,曾與廖文毅面晤。廖氏向他提出主張暫由聯合國托管臺灣的《處理臺灣問題意見書》。接著10月始,美國媒體乃大肆炒作「臺灣分離運動」。
    10月14日美聯社上海電「本社記者今日獲悉:臺灣分離運動的領袖們不久將正式要求出席日本和會,幷將要求舉行公民投票,以便决定仍屬中國抑或完全脫離中國,……」。
    31日合衆社上海電稱「臺灣現正展開著秘密活動,企圖向將來舉行之日本和會請願,舉行臺灣全民投票,倘不獲接納,將引起臺灣流血叛變,……」。
    11月3日合衆社上海電稱「此間臺灣人今日對本社記者稱:彼等將于明日或本星期四晋京叩謁司徒大使,請求予以援助,俾臺灣能獲得自主之權」。

    與此美國媒體“大肆渲染”臺灣分離運動同時的1947年10月15日,香港《華商報》臺北通訊稱,臺灣某參政員曾與美國駐台新聞處處長卡度(Robert J. Catto)密晤兩個鐘頭。據當時在場的翻譯員透露,卡度當時稱臺灣的歸屬尚未正式確定,臺灣人如願意脫離中國的統治,美國可以幫忙,臺灣人如願意接受美國托管,可以提出希望條件及托管期限等語。
    該參政員未表示任何意見,僅稱俟試探其他士紳意見後再論。事後,該參政員曾與一些士紳在北投、草山(今陽明山)等處,頻頻與美方人士會面,惟會見內容無從獲悉;面對美方「托管運動」的“分離攻勢”,斯時上海、南京、北平、香港的旅外臺胞,均發出抨擊「托管運動」的聲明,旅滬「臺灣同鄉會」會長還特爲此廣播。國府臺灣情治機關也調查此事的來龍去脈,並向國府呈報稱,此一分離運動的“牽綫人”是「美國新聞處」處長卡度。

    1947年9月底,黃紀男與廖文奎二人在南京,拜會中文說得很流利的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請求支援台獨。身爲我國邦交國大使的司徒雷登居然鼓勵道「臺灣獨立是一條漫長而艱辛的道路,但值得奮鬥(The Formosan independence is a long and hard way、but worthwhile to struggle)」。黃紀男旋游南京舊城等名勝古迹,但見南京一片衰頽景象,秦淮河畔夜時一片漆黑和破敗,明孝陵前則小乞丐成堆,衣衫襤褸,故印象深刻。返台後,因感風聲鶴唳,乃决心離台。同(1947)年12月23日清晨六點左右,作爲邦交國駐我臺北新聞處處長的卡度,不但協助黃紀男偷渡,還親自陪行至停泊在基隆港的美國臺灣救濟分署漁船,介紹黃紀男予該船的挪威籍船長,偷渡香港。

    顛覆西北

    1943年,英、美兩國同時獲准在新疆省會迪化(今烏魯木齊)設立領事館,兩國駐國府重慶大使館的外交人員也獲准可進出我國西部邊疆省份,從而開啓了英、美特務與外交人員顛覆我國邊疆的大門。

    1948年春夏,以司徒雷登大使爲首的美國駐南京大使館,强烈建議國務院要及早因應中國內部即將分裂的情勢,幷提出有效對策,讓中國各地可能陸續出現的「區域性政權」有能力對抗中共勢力,以保持美國在中國的影響力。
    當時美國駐華外交官員及軍方情報單位,並付諸具體行動。例如1948年3、4月間,美國駐我新疆迪化領事包懋勛(John Hall Paxon),奉美國國務院之命,偕隨譯及同仁,遍訪南、北疆各重要城市。期間除會晤漢族軍政首長與少數民族政教領袖外,居然還播放有維吾爾文翻譯的影片及展覽海報,向我國邊疆民族宣揚美國的强大、民主與友善,複于6月續訪東疆與甘肅河西走廊,幷將此行成果密報華府。同年上半年,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簡稱「中情局」)曾秘密交付約三百盎司的金條,給此時返美述職的駐我國新疆迪化副領事馬克南(Douglas Mackiernan、通曉一些俄語、蒙古語及哈薩克語),用以收買中亞新疆地區的哈薩克族、白俄羅斯族與維吾爾族;
    當時「中情局」駐北京的另一名特派員貝賽克(Frank B. Bessac又稱白智仁),則負責直接與內蒙古德王秘密接觸。美國駐華大使館則藉1948年5、6月國府在南京召開國民大會的機會,秘密接觸來自我國西北邊疆的政治人物。前寧夏省主席馬鴻逵在其回憶錄中就提及,斯時司徒雷登就秘邀他至其大使官邸私晤,明白告以華府願對寧夏當局提供包括軍事援助的任何可能協助。

    1949年2、3月,美國軍方暗中出資,由總部設于蘭州的「國際物資供應公司」(International Supply Corporation)出面,購買二千多隻卡賓槍,及三百多箱其他各式軍火,幷以美國空軍陳納德將軍(Claire L. Chennault)所主持的「民航空運大隊」(Civil Air Transport)所屬機隊爲掩護,從上海緊急將該批武器運往馬步芳的西北部隊。4月初,陳納德親自飛往青海省會西寧,與馬步芳等會晤,旋趕返華府,向美國國務院高層報告中國西北最新政情,並强調應迅予馬步芳等軍援,以確保內蒙古、寧夏、青海、甘肅、四川、雲南等中國西部省份之獨立性。國務院旋于4月 22日爲當時中國西北政情召開一次特別會議。緊接著,一項專用于支援「大中國地區」(general area of China)境內「非共」(non-Communist)非漢族(non-Chinese)如哈薩克、內蒙古、回族與藏族的「軍事援助方案」(Military Assistance Program、MAP)法案,立即送往國會審查幷迅速獲得通過。此時,美國「中情局」駐廣州特派員梅茲(Raymond Meitz)與德王秘密接觸,告以「MAP法案」即將通過,德王所主導的西蒙自治政權可獲援助。德王一行于同年7月自廣州飛回寧夏定遠營後,在該地又獲貝賽克的類似保證,故信心滿滿,乃于8月10日宣布「蒙古自治政府」正式運作。

    1949年夏,我國西北有德王在寧夏阿拉善旗的「蒙古自治政府」、北疆地區哈薩克族烏斯滿所率該族的游擊隊,及回族馬步芳在蘭州西北軍政長官公署的三股分離勢力,急盼美國秘密援助的到來。據可靠情報,美方甚至企圖將馬步芳、馬鴻逵等撤到新疆,與當地勢力結合,組織「大伊斯蘭共和國」。
    8月中旬,美國軍方與國務院高層緊急决定,把掛名在「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援華計畫名目下的軍事與民生物資,由陳納德負責全數交付當時聲勢最大的馬步芳與西北軍政長官公署。只是美國物資裝備的到來,並未扭轉馬步芳等的劣勢,8月26日解放軍攻克蘭州,殲滅馬步芳部隊,五天後占領西寧,美援物資全爲彭德懷部隊接收,馬步芳乘美國空軍運輸機倉皇逃離青海,飛往臺灣。此時,德王所領導的定遠營政權,因美國承諾援助的物資未兌現,而人心潰散,旋于數周後的9月20日宣告解體。接著的9 月25日,新疆警備總司令陶峙岳等宣布起義,效忠共黨政權。

    鼓動疆獨

    此時,美國「中情局」幹員貝賽克、駐迪化副領事馬克南,及數名美國駐迪化領事館在北疆所收買雇用的隨扈,携帶無綫電報機及「中情局」所提供的黃金,于1949年 11月至1950年3月間,先後在北塔山區的巴裏坤湖、新疆塔克拉馬幹沙漠的綠洲地區、青海柴達木盆地格孜庫勒(Gez Kol)湖畔的鐵木裏克(Timurlik)等地活動,並與烏斯滿、賈尼木汗、牙巴孜汗、哈力別克(Qali Beg)、胡賽因台吉(Hussein Taiji)等哈薩克族部族首領秘密接觸,煽動我國邊疆少數民族進行分離的武裝叛亂。斯時,馬克南主導策劃由賈尼木汗負責昌吉、呼圖壁地區,烏斯滿負責吉木薩與奇台一帶,哈力別克負責迪化南山地區等的叛亂。1950年3月,烏斯滿?code>P賈尼木汗在巴裏坤湖宣布成立「自治政府」,領導一萬五千 名哈薩克族人,進行長達一年的武裝叛亂。同年4月,牙巴孜汗則率領約三千名哈薩克族武裝勢力,結合哈力別克的勢力,從東疆哈密地區經南疆、青海進入西藏境 內,一路上與解放軍進行半年的游擊戰。

    最後,烏斯滿賈泥木汗于1951年2月遭解放軍俘獲處决。哈力別克與胡賽因台吉則于1951年夏由南疆經喀什米爾出走,逃往土耳其,成爲海外疆獨最活躍的成員之一。牙巴孜汗則經西藏逃亡臺灣,並于1950年代初在台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
    至于馬克南與貝賽克等,則跨越昆侖山,向拉薩撤退。馬克南于1950年4月在藏北雪噶洪朗(Shegar-Hunglung)關卡遭藏兵誤殺。貝賽克旋被護送至拉薩,並于是年8月奉命向西藏「外交局」提議,拉薩當局應積極與新疆、青海境內的哈薩克族各部,進行軍事情報交流,以掌握解放軍動態。對此,拉薩官員曾表示高度配合的意願。

    策劃藏獨

    1946年,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下令向西藏當局提供一批可供發報用的發電機。西藏當局在英國特務福特的協助下,利用這些設備成立「西藏廣播電臺」,散播藏獨輿論。同年春,美國駐印度大使亨德森(Loy Henderson)就建議美方,如果毛澤東的軍隊在中國獲勝,美國就應準備將西藏視爲一個獨立的國家。
    1951年3月,亨德森大使與達賴喇嘛的私人教師哈裏爾(Heinrich Harrier)會晤,討論達賴喇嘛出走事(哈裏爾後被查出乃是個隱姓埋名的納粹德國納粹黨黑衫隊軍官,在藏七年,曾利用現代技術爲美國繪製了拉薩及喜瑪拉雅地區的地圖,幷經由「中情局」特務貝賽克 携出西藏,交給美國駐印度使館)。

    1950年11月,十四世達賴喇嘛出走亞東。1951年5月,西藏代表在北京與中央簽署「十七點協議」。是時,美國駐印度新德里與加爾克答的外交官,却努力說服當時人在亞東的達賴喇嘛,離開西藏,流亡海外。當時美國向達賴喇嘛開出包括重新同意支援西藏在聯合國的提案,在可能情况下設法提供軍事援助予西藏,派遣密使前往印藏邊界與達賴喇嘛的親信聯繫,承認十四世達賴喇嘛爲一「尊貴的宗教領袖與西藏自主國的元首」(an eminent religious dignitary and head of the autonomous state of Tibet),以及在印度與錫蘭(今斯里蘭卡)拒絕提供政治庇護時,收容達賴喇嘛及其流亡政府等西藏分離我國的條件。但因種種因素,當時達賴喇嘛仍决定返回拉薩。這並未意味著美國的全然失敗,因爲在達賴喇嘛决定返回拉薩前夕,在美國的暗中支援與協助下,達賴喇嘛兄長土登諾布經印度前往美國,另一位兄長嘉樂頓珠,斯時(1951)就與「中情局」簽訂協議,最初爲該局收集情報,後來則策劃游擊戰。日後,嘉樂頓珠與土登諾布二人並經常往來于美國、印度與臺灣之間。及後,美國支援西藏武裝叛亂,1957-61四年間美國「中情局」不但對西藏空投武器、彈藥、糧秣、藥品等物資就超過250噸,甚至將西藏康巴族人(Khambas)送往美國本土科羅拉州丹佛附近高山陸軍的海爾營(Camp Hale)受訓,再空投西藏。

    津貼達賴

    1959年3月,達賴喇嘛最終逃往西方。據美國國務院外交檔案1964年1月9日特別小組(Special Group)備忘錄的記載,該會計年度還列有給達賴喇嘛津貼的18萬美元預算。美國涉入西藏事務之深,由此可見。時至今日,美國更是技巧地將達賴喇嘛“塑造”成民主人權宗教的鬥士,歷任美國總統不乏予以接見,西方頒予諾貝爾和平獎,安排重要場合演講,以“强化”其從事“分離運動”的“合法性”。日前(2007/10),美國總統布希不但再會見達賴喇嘛,第二天還親自出席並頒發國會金質獎章,遠在天邊的拉薩隨即發生僧侶慶祝達賴獲獎並與軍警衝突的事件。美國利用達賴喇嘛顛覆中國,可說六十年不改其志。

    「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

    1949年2月,毛澤東在其與米高楊的談話中,提出「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的政策。換言之,就是徹底摧毀清除帝國主義在華的控制及其影響,亦即摧毀遏阻帝國主義的對華“顛覆”。事實檢驗真理,從事後許多時人回憶與解密檔案,我們才驚知當時美國,是對中國從東南的臺灣、到西北的內蒙與新疆、及西藏,居然是進行“全面的裂解”。美國的這些滲透與“顛覆”當時是在極機密的情况下運作,相關情形最終匯總于華府的「國務院」與「中情局」等部門,但對“被顛覆”的中國人,當時不是無法盡悉,就是只能瞭解局部。

    如果1950年後中國仍與美國爲友,以當時中國國勢的衰弱,民族自信心的不足,勢必受制于美國一手持民主、人權、民族自决的分離意識型態,收買菁英且分化我國邊疆少數民族,一手提供經費、武器彈藥、且包庇分離份子等的顛覆手段。例如後來美國暗助達賴喇嘛的出逃西方,就爲中國大陸留下了一個迄今尚未解决的難題。故毛澤東「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的政策,徹底摧毀了美國的對華顛覆,捍衛自滿清覆亡後得來不易的中華民族大一統,幷以時間凝聚中國人民的內部力量。因此,客觀而言,毛澤東此一决策,實是關係民族復興啓始的高瞻遠矚决策。

    南、北分裂的夢魘

    國民黨政府遷往臺灣後,經由臺灣海峽與中國大陸隔海相望,與中國大陸分離。客觀而言,國共內戰導致中國大陸與臺灣迄今未能統一,是近代中國的悲劇。然而,在那個關鍵的年代,蘇聯領導人史大林强烈敦促毛澤東與蔣介石成立聯合政府,但被毛澤東拒絕。1948年底,當中共形勢大好,準備拿下北京揮師南下時,史大林派米高揚到中國,以口信方式傳達史大林意見,要求毛澤東不要南下長江,讓蔣介石得以生存。毛澤東不僅又未接受,反而于1949年1月1日發表了一篇 「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新年獻詞。

    1949年4月21日,毛澤東下令解放軍渡過長江,並以「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的蓋世氣魄,數月間即一統萬里江山,美、蘇想分裂中國都來不及。如果歷史可以重演,假設當時毛澤東屈服于史大林的一再要求,假設內戰時日稍久,美國外交、情報、國防等各單位完成意見整合,頭腦清醒過來,加大力度積極分裂中國。例如傾全力軍援國府甚至派軍介入,抗阻中共攻勢,使國共兩黨以長江爲界分治。那時,蘇聯支援北方的中國共產黨政府,美國支援南方的中國國民黨政府。如此一來,一個擁有數億人口的文明古國,將被分割成兩個人口與轄區相當的政權,相互敵視,相互顛覆,則中國人民所受的苦難將遠甚于今日台島灣與中國大陸的分離。此外,由于以長江爲界的北中國與南中國,二者綜合實力相當,任何一方都很難經由武力統一,外加美、蘇兩强蓄意分裂中國,則中國人想在二十一世紀完成統一,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開啓民族復興崛起之路

    美國欲乘內戰結束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出現之前,策動並支援我國邊疆少數民族分離,在我國大西北地區建立親美的「區域性政權」,尤其是利用達賴喇嘛使西藏脫離中土,支解我國的“意圖”,居然與日本的“思維一致”。但天算不如人算,未料新興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以千鈞雷霆之勢完成一統。尤其是1949年 10月始,解放軍兵分數路進疆,齊頭幷進,頂風冒雪,餐風宿露,翻過高山峽谷,徒步戈壁瀚海,展現大無畏的英雄氣魄。例如有自阿克蘇徒步橫越渺無人烟的塔克拉瑪幹大漠,急速行軍十五天,直抵和田平亂。有自烏蘇徒步行軍420公里,爬冰臥雪,曆盡艱辛,進駐承化(今阿勒泰),大軍先後旗插天山、阿爾泰山和帕 米爾高原,設立邊防哨卡,戍邊衛國。美國顛覆支解中國大西北的意圖,因措手不及而以失敗告終。但也未完全失敗,既然分裂西北不成,則分裂東南,1950年 6月25日「韓戰」爆發,「韓戰」關臺灣何事?但二天後的6月27日,美國總統杜魯門親自下令其第七艦隊巡防臺灣海峽,實質分裂臺灣至今。同年10月19日,大陸以「中國人民志願軍」名義參戰,禦敵于國門之外。至此,除台港澳外,中國人完成自大清覆亡分崩離析後的實質統一,從而開啓中國復興崛起之路。

    作者不詳 2008-4


  8. 2011/08/02 於 18:17 patchpieces

    西方民主體制下的媒體惡棍

    近來,我多次批評國內的媒體,顯然有點拿雞蛋撞石頭。為媒體辯護的人說,媒體就是主張言論自由,新聞獨立,以實現輿論監督的功能。我不想反駁他們,西方教科書以及中國模仿西方的新聞教科書上都是這麼寫的。還有一個當今世界最大的媒體帝國創造者也是這麼認為並堅信的。他說:“世界上沒有任何一種社會模式可與講英語的國家發展起來的模式相媲美。”這種模式“由普選、有限政府、法治、私有財產、自由市場等要素組成。”簡單說,這就是西方的民主體制。在這一思想和體制下,這位西方媒體巨頭在世界上獲得巨大的成功,他成功的法寶之一就是在“自由”的旗幟下,“為讀者利益服務”。他的名字對於中國人來說並不陌生:默多克(Murdoch),新聞集團的老闆。

    但是,默多克(Murdoch)出事了,他的媒體帝國出事了。有一百多年歷史的《世界新聞報》停刊了。英國的各個黨派都在忙不迭地與默多克撇清關係,有些撇不清的,或者焦頭爛額,或者已經“神奇死亡”。
    澳大利亞提出要對新聞集團展開質詢。美國也在對新聞集團展開司法調查。這是一個巨大的醜聞。但是,這個醜聞絕不像某些人說的那樣,只是新聞自由與個人隱私的關係,也不只是新聞報導與媒體道德的關係,也不是媒體利潤與職業規範的關係。這一醜聞的本質是:西方的民主體制有嚴重缺陷。西方民主體制雖然被教科書和崇拜者們吹得神乎其神,媒體在這一民主體制中也佔有重要的作用,但是,默多克的新聞帝國告訴人們——西方這個民主體制培養出來的,只是一個媒體惡棍。

    西曆1995,英國工黨領袖布雷爾在澳大利亞發表吹捧新聞集團的演講,時任澳大利亞總理基廷私下提醒布雷爾:“默多克是個很難搞定的惡棍”。布雷爾後來雇傭的新聞官坎貝爾向布雷爾介紹默多克時說:“他是個大惡棍,而你搞定他的唯一出路就是確保他認為你也一樣是個大惡棍。”新聞集團最近醜聞的爆發,源自於《世界新聞報》的“竊聽事件”,布魯克斯就是該報負有責任的“主編”。幾年前,布魯克斯因毆打前夫而被拘捕,默多克依然要提拔她。有人反對說,提拔布魯克斯會讓其他遵紀守法的員工感到不公平,默多克卻說:“她本來就是惡棍”。這就是西方民主體制下最成功的媒體帝國:老闆是惡棍,能夠提拔到高位的也是惡棍,與它打交道也必須把自己變成惡棍!

    寫到這裏,我想問一問最近一段時間與中國媒體打交道的官員和民眾:你們是否發現自己是在同惡棍媒體打交道?如果你們自己不能像布雷爾一樣把自己變成惡棍,你們又有什麼辦法能夠對付西方民主體制培育出來的媒體惡棍?雖然中國的政治制度還沒有變成像西方一樣的“民主體制”,但是,幾十年來的教育基本上使得大多數媒體人都以西方民主體制為理想,甚至都以默多克以及他的事業為榜樣。我們目前唯一值得慶倖的是,中國的媒體因為“體制原因”,還沒有變成像默多克媒體帝國那樣龐大的惡棍,中國的某些媒體還只是發育不良的“小惡棍”,但已經夠煩人了。

    我找不出任何理由說默多克的媒體帝國是非法的,也不能說這個媒體惡棍是內心邪惡的產物。默多克能夠創造一個龐大的媒體帝國,每一步都是西方民主、法制社會的產物。默多克一系列成功案例,都可以看成是“民主”的經典。從皇室成員到達官貴人,從明星偶像到政治精英,默多克的新聞集團發動的一次次媒體攻勢,都可以看成是西方“民主體制”下足以寫進教科書的成功案例。新聞集團下屬的福克斯電視曾經與美國白宮對著幹,也被很多人看成是西方民主的標誌。也許有人會說,默多克以《太陽報》為首的小報,低級趣味,一味追求發行量。但是,在默多克買下《太陽報》10周年時,英國首相柴契爾給它寫了一封信,信中說:“祝賀你們的第一個10年,我相信《太陽報》在今後的歲月裏,在幫助我們重建我們國家幸福上,將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國《名利場》雜誌專欄作家沃爾夫在《一個人的帝國》一書中寫到:“默多克就代表著終極市場,他充分體現了資本主義的終極成就。”我們還有什麼理由否認這個媒體惡棍就是西方民主體制的產物?

    然而,這個媒體惡棍又是怎麼做的呢?《默多克傳》的作者威廉-肖克羅斯評價《太陽報》時說:“這是一個產生神話和財富的地方,在這裏,幻想代替現實,笑話代替新聞,謊言代替事實,沒有什麼東西是真的。唯一真實的地方就是這裏有金子。” 《紐約時報》前執行主編阿貝-羅森塔爾說,默多克是個“壞分子,專門報導下流、醜惡和暴力的新聞。”上個世紀80年代,歐洲有人宣稱發現了《希特勒日記》。此時,默多克剛收購《星期日泰晤士報》不久,他明明知道《希特勒日記》靠不住,英國研究希特勒最權威的歷史學家達克爵士認為它是偽造的,但默多克說:“去他混蛋達克爵士,給我印刷!”在保守的媒體觀念看來,默多克此舉是自毀聲譽,而默多克認為,何必大驚小怪?

    默多克長期都是中國媒體人心目中的榜樣,默多克很早就想進入中國。中國前任總理曾經接見過他,默多克下屬的出版公司出版了《我的父親鄧小平》,默多克還曾受邀在中央黨校發表演講,題為《文化產業的價值》,默多克還是“鳳凰衛視”的主要股東,他的“星空傳媒”幾乎完成了跨入中國媒體產業的一大步。更何況,默多克還娶了一個中國媒體人做老婆。於是我們看到——默多克關於資本主義、民主體制的理想,在很多中國媒體人那裏一樣存在;默多克造謠、撒謊的媒體手段,在很多中國媒體那裏也同樣存在。只不過,默多克是一個在西方民主體制下獲得巨大成功的“大惡棍”,而模仿默多克成功之路的某些中國媒體,目前還只是發育不良的“小惡棍”。

    隨著《世界新聞報》因“竊聽事件”而停刊,隨著西方世界對於新聞集團“媒體惡棍”形象的深入反思,英國各政黨一反一貫勾心鬥角的姿態,都提出要“清潔媒體”。那麼,中國呢?我們是應該等到媒體都長成像默多克一樣的“大惡棍”再來“清潔”,還是在膜拜西方民主的媒體尚為“小惡棍”時,就對其造謠、撒謊的惡習展開“清潔”活動?我不認為默多克成為“惡棍媒體”是他的個人原因,我認為,默多克半個多世紀的奮鬥成果,就是西方民主體制的碩果,最終成為西方民主體制固有缺陷造成的惡果。那麼,西方民主體制在默多克之後,能否解決或者避免再現呢?

    文/劉仰

    烏有之鄉 2011-8-2


  9. 2011/08/14 於 07:27 patchpieces

    Russian Intelligence Calls Facebook “Information Warfare Weapon”
    社交網站「臉書」等是美帝建構的新型式網路訊息戰武器

    A senior Federal Security Service (FSB) official speaking off the record to reporters this morning in the Kremlin labeled the US social media website Facebook as the world’s most dangerous “Information Warfare Weapon” and stated that unless its powers were curbed the freedoms of everyone on Earth would be stripped away entirely.

    Important to note is that this top FSB official had previously (April, 2011) urged Russia to ban Skype, Gmail and Hotmail as “major threats to national security,” a request quickly rejected by the Kremlin due to how such a move would be characterized in the West.

    In his assessment of Facebook, however, this FSB official warned that this supposedly privately run social media website is, in fact, a cre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wareness Office (IAO) whose chilling logo [top photo right] is the “all seeing eye” capstone of the Great Pyramid shining its penetrating gaze upon the whole Earth and whose avowed 2002 mission statement is to achieve Total Information Awareness (TIA) over the entire population of America.

    The IAO states that TIA would be achieved by creating enormous computer databases to gather and store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everyon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cluding personal e-mails, social networks, credit card records, phone calls, medical records, and numerous other sources, without any requirement for a search warrant.

    The end result seen by the IAO is what they call Human Identification at a Distance (HumanID) that they describe as:

    “The HumanID project is an automated biometric identification technology to detect, recognize and identify humans at great distances for “force protection,” crime prevention, and “homeland security/defense” purposes.

    Its goals include programmes to:

    Develop algorithms for locating and acquiring subjects out to 150 meters (500 ft) in range.

    Fuse face and gait recognition into a 24/7 human identification system.

    Develop and demonstrate a human identification system that operates out to 150 meters (500 ft) using visible imagery.

    Develop a low power millimeter wave radar system for wide field of view detection and narrow field of view gait classification.

    Characterize gait performance from video for human identification at a distance.

    Develop a multi-spectral infrared and visible face recognition system.”

    In order to achieve their insidious goals, this FSB official continues, the IAO needed to find a way to get the American people to spy on themselves so as to circumvent all of the laws meant to protect them and their privacy, and which called for the creating of the social media website Facebook, which is now the most visited Internet site in the entire world.

    The actual creation of Facebook is attributed to one of America’s most valued military scientists, and former head of the IAO, Dr. Anita Jones who through 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DOD) and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ies (CIA) venture capital company In-Q-Tel provided Facebook with its initial funding and has since then channeled hundreds-of-millions of dollars into it.

    Unbeknownst to Facebook users is that by becoming members of this social media website they have, in fact, given to the US government complete and total ownership over anything they have done, are doing now, or will do on the Internet in the future, and as we can see evidenced by their own Privacy and Terms of Service agreements they authorized:

    Facebook Privacy Statement

    “Facebook also collects information about you from other sources, such as newspapers and instant messaging services. This is information is gathered regardless of your use of the web site.”

    Facebook Terms of Service

    “By posting Member Content to any part of the Web site, you automatically grant, and you represent and warrant that you have the right to grant, to Facebook an irrevocable, perpetual, non-exclusive, transferable, fully paid, worldwide license (with the right to sublicense) to use, copy, perform, display, reformat, translate, excerpt (in whole or in part) and distribute such information and content and to prepare derivative works of, or incorporate into other works, such information and content, and to grant and authorize sublicenses of the foregoing.”

    Even worse are new reports surfac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Facebook members who have entered their phone numbers onto this site have had their entire address books, text messages, photos, etc. (in essence everything stored on their cellphones or smart phone devices) uploaded to the site without their seeming consent, though by the Privacy and Terms of Service agreements these unsuspecting people authorized to become members Facebook they allowed this to happen.

    To the IAO being able to implement its HumanID programme through its Information Warfare Weapon Facebook, this FSB official warns, is already underway as Germany recently warned that Facebook is likely sitting atop the world’s largest database of biometric information and new repor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show that they have now deployed Facial Recognition Software against their billions of users, and as we can, in part, read as reported by PCWorld.Com:

    “I’m not sure if you’ve heard the news, but Facebook is officially getting super-creepy. Facebook announced Tuesday that it will be implementing facial recognition technology for all users in the next few weeks, semi-automating the photo-tagging process. Sure, you can “opt-out” of the service, but it’s a pretty weak consolation. After all, opting out won’t keep Facebook from gathering data and recognizing your face–it’ll just keep people from tagging you automatically.”

    This FSB official further states that Facebook “pilot-tested” their Facial Recognition Software against people protesting the oppressive US-backed regime of Bahrain when it was used to hunt down dissidents thus consigning them to rape, torture and death.

    Equally as worse, an in-depth October, 2010 report by the American newspaper Examiner detailed how Facebook was already censoring and suppressing various news sto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cluding keeping protests from starting against the BP oil spill, and as we can, in part, read:

    “One of the cointelpro-type attacks carried out by Facebook.com and documented by mainstream media newspaper Politico was against Facebook members who attempted to organize a boycott on Facebook.com against BP, one of the corporate perpetrators of the April 20, 2010 BP Gulf of Mexico oil spill that has devastated the ecology, economy, and population of the Gulf area.

    These sophisticated spying and cointelpro Facebook.com software attack techniques could only be employed with the explicit approval of an upper management executive and venture capital level at Facebook.com. This Facebook.com upper level advertises its easy, open access to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one of the largest recipients of campaign contributions from BP, and whose Secretary of Energy, Steven Chu, received a $500 million grant from BP prior to joining the Obama cabinet.

    Researchers such as Vishar Agarwal have demonstrated the deep interconnection between venture capitalists behind Facebook.com and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investment front company InQTel, whose Board member Dr. Anita Jones was a former high-ranking official of DARPA and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Information Awareness Office.

    Facebook.com is the de-facto controlled Internet asset of the CIA and Department of Defense Information Awareness Office (IAO), “The IAO was established after Admiral John Poindexter, former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to President Ronald Reagan and SAIC executive Brian Hicks approached 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with the idea for an information awareness program after the [false flag operation] of September 11, 2001."

    Facebook.com, the clandestine manifestation of SAIC and Admiral John Poindexter’s brainchild Information Awareness Office (IAO) that has now infiltrated 77.4% of all 266 million Internet users in North America (all of whom are now Facebook.com members), and has transformed the Internet into a velvet-gloved virtual form of Friendly Fascism, and conditional virtual citizenship.”

    Going from the simply scary to the downright horrifying about Facebook was this FSB official warning that this Information Warfare Weapon will soon “introduce” to its members a new technology called an Electronic Skin Tattoo (EST), a hair-thin electronic patch that adheres to the skin like a temporary tattoo they will claim will revolutionize computer gaming and medical sensing and that blur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electronics and biology and brings to ones mind the long prophesied “Mark of the Beast” [bEaST] that the Christian Bible warned that in the “Last Days” no one could buy or sell anything without having one on either their forehead or hand.

    In ending his off the record briefing this senior FSB official noted that all of the information gathered by Facebook (and which they now own) has been transferred to the 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where it is kept in a massive terror database called the Terror Screening Watchlist Service that is loaded with an unknown amount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including names, photographs and biometric data of all Americans who are unwitting members of this Information Warfare Weapon.

    Though many American rights groups have spoken out against this frightful intrusion into the privacy of ordinary citizens the 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is claiming that all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ir computers is confidential and no one is allowed to know about it.

    And to the society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created for itself we need only read this recent (2 August 2011) report from Aljazeera about the life these people are soon to live:

    “We’re fast approaching a time when law enforcement will no longer need to ask you for your identification – your physical self, and the biometric data therein, are all that will be required to identify you.

    A gadget attached to a mobile phone can photograph and plot key points and features on your face (breaking the numbers down into biometric data), scan your iris and take your fingerprints on the spot.

    This gizmo doesn’t exist in a futuristic world – it’s already been prototyped and tested. By autumn, the Mobile Offender Recognition and Information System (MORIS), which will allow 40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across the US to carry out such biometric diagnostics, will be rolled out. So far, the 1,000 units on order – at $3,000 and 12.5 oz per device – will be going to sheriff and police departments.”

    The most accurate description, however, of the lives these “Facebook” Americans, and by extension the world, will be living was best described by the great English author and journalist George Orwell (1903-1950) who warned all of those who would give up their liberties for safety… “If you want a vision of the future, imagine a boot stamping on a human face – forever.”

    By: Sorcha Faal,

    August 13, 2011


  10. 2011/08/24 於 07:24 patchpieces

    中國已做好與美國撕破臉的反擊準備

    姆拉迪奇被捕 塞總統認為歐盟大門應對塞國敞開

    【貝爾格萊德消息】
    據媒體報導,姆拉迪奇被捕並被證實身份之後,塞爾維亞總統塔迪奇在新聞發佈會上說,姆拉迪奇的被捕使巴爾幹半島的人民有了和解可能,塞爾維亞卸掉了一個沉重的歷史負擔,他並且希望歐盟的大門現在對塞爾維亞完全敞開。

    據塞爾維亞最大報紙"Blic"報導,姆拉迪奇是在離貝爾格萊德100公里的北部城市斯倫加尼(Zrenjanin)被發現的,15年來他一直生活在一個叫做拉紮勒沃(Lazarevo)村子的親戚家裏。情報人員和警方在26日晨逮捕了一名自稱科馬迪奇的人,發現這人和姆拉迪奇非常相似,在進行DNA測試之後方才證實其真實身份。

    姆拉迪奇曾經是前波黑塞族軍隊最高指揮官,也是已被判刑的前波黑塞族總統卡拉季奇的親信。姆拉迪奇作為國際戰犯被聯合國通緝,罪名為在1992年到1995年的波士尼亞戰爭中犯下了種族屠殺、戰爭罪以及反人類罪,對斯雷佈雷尼察屠殺8000名穆斯林事件負有直接責任。

    塞爾維亞加入歐盟的一個前提條件是姆拉迪奇歸案。國際法庭曾多次批評貝爾格萊德當局對捉拿姆拉迪奇和其他戰犯不力,最近幾年該國政府開始做出努力,2010年懸賞1000萬歐元獎勵那些提供姆拉迪奇藏匿線索的人。

    在海牙國際法庭提出引渡要求之後,姆拉迪奇將被帶往荷蘭接受國際法庭的拘留審查及審判。前波黑塞族總統卡拉季奇也曾在這裏接受審判。

    【時事點評】
    請大家注意這一段文字:據塞爾維亞最大報紙"Blic"報導,姆拉迪奇是在離貝爾格萊德100公里的北部城市斯倫加尼(Zrenjanin) 被發現的,15年來他一直生活在一個叫做拉紮勒沃(Lazarevo)村子的親戚家裏。情報人員和警方在26日晨逮捕了一名自稱科馬迪奇的人,發現這人和姆拉迪奇非常相似,在進行DNA測試之後方才證實其真實身份。

    ●“姆拉迪奇被捕”其實與“拉登之死”非常類似

    其實,“姆拉迪奇被捕”其實與“拉登之死”非常類似,
    一個在“某些勢力”需要他死的時候就“及時地被擊斃”了,
    一個則是“某些勢力”需要他被捕的時候也就“突然被發現”了。

    至於“為何突然發現、就地(巴基斯坦)打死、且立刻海葬本.拉登”?
    大家只要看看這段時間裏巴基斯坦、或者南亞方向發生的那些事就知道了;

    至於“為何突然發現、立刻逮捕、且準備引渡姆拉迪奇”?
    大家只要看看這段時間裏利比亞、或者地中海方向發生的那些事就不難明白。

    為了更好地展開討論,我們先來閱讀兩則剛剛收到的消息。

    美國國務聊希拉蕊、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倫聯訣突訪巴基斯坦

    【伊斯蘭堡消息】據媒體報導,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克林頓和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邁克•馬倫27日突訪巴基斯坦。

    據報導,多數分析認為,美方有意消除雙方疑慮、修補最近出現裂痕的美巴關係,同時評估巴方的反恐合作承諾。
    希拉蕊27日從法國首都巴黎飛抵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堡。

    據報導,因擔心遭暗殺或恐怖襲擊,希拉蕊之行事先沒有對外宣佈。當天,在嚴密的安全措施保護下,希拉蕊和馬倫首先會晤了巴基斯坦總統阿西夫•阿裏•紮爾達裏和總理優素福•拉紮•吉拉尼,隨後會商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阿什法克•基亞尼和三軍情報局局長艾哈邁德•舒亞•帕夏。

    朝鮮決定釋放扣留的韓裔美國公民

    【平壤消息】據朝中社報導,朝鮮決定釋放扣留的韓裔美國公民全勇洙(音譯)。

    朝中社27日說,正在訪問朝鮮的美國朝鮮人權事務特使羅伯特•金代表美國政府就此事表示了遺憾,並承諾將為防止出現類似事件盡一切努力。此前,美國前總統卡特和葛福臨牧師也一再向朝鮮當局要求釋放全勇洙。因此,朝鮮決定從人道主義的角度釋放他。

    美國加州一家韓人教會信徒全勇洙在朝鮮展開傳教活動中,去年11月被朝鮮當局扣留。朝鮮於4月14日通過朝鮮中央通訊社證實了該事件。

    據悉,全勇洙是美國公民,擁有朝鮮簽證,其間在美國和朝鮮展開了經貿活動和傳教活動。
    全勇洙與此前被朝扣留的美國人戈麥斯不同,未經裁判獲得釋放。

    2009年3月,2名美國女記者被朝鮮扣押,被判12年的勞動教化刑。去年1月,未經許可進入朝鮮境內的美國人戈麥斯,則被判8年的勞動教化刑和7千萬朝幣的罰款(約合70萬美元)。在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和卡特訪問朝鮮後,他們分別獲得了釋放。此外,2009年底未經許可進入朝鮮境內的羅伯特•朴也未經裁判程式獲得了釋放。

    【時事點評】
    針對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克林頓和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邁克•馬倫27日突訪巴基斯坦,許多分析人士是這樣認為的,即:美方有意消除雙方疑慮、修補最近出現裂痕的美巴關係,同時評估巴方的反恐合作承諾。

    ● 希拉蕊與馬倫此次“聯訣突訪”的“心態”可謂極其複雜

    而在我們看來,華盛頓“想修補美巴關係”當然是一個原因、且是一個重要原因。
    但是,想強調的是,希拉蕊與馬倫此次“聯訣突訪”的“心態”可謂極其複雜。

    ● 繼“埃及之亂”“脫稿運行”多日之後,“拉登之死”的“後續發展”也出現“脫稿”苗頭

    在我們看來,這兩個分別負責美國外交與軍事系統日常運作的男、女高官之所以在“這個時間點”突然聯訣訪巴,真正的原因在於美國決策層已經面臨這樣一種局面,即:繼準備將“埃及之亂”導向“歐亞海上運輸線之亂”、特別是針對中國的“中國海上運輸線之亂”、從而自另一個方向進行南亞破局的“即定方案”已經 “脫稿運行”多日之後,
    作為“補救措施”而言,準備“將其導入正軌”的“拉登之死”,其“後續發展”也出現“脫稿”苗頭。

    ● 再談任何將“拉登之死”誇大為“美國全球戰略在做實質性調整”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

    在之前的點評中,我們曾經給出兩組觀點,即:

    第一組:

    在觀察“美國就地(巴基斯坦)擊斃、並立刻宣佈本.拉登被打死”的問題時,有三點特別值得強調:

    首先,任何簡單認為“美國正式宣佈本.拉登被打死了”是一件偶爾、孤立事件、或者是“僅為反恐層面重大事件”的觀點,都是極其幼稚地!

    其次,任何簡單認為“美國正式宣佈本.拉登被打死了”是一件“‘巴基斯坦方面(請注意我們的用詞)’完全不知情的行動”的觀點,都是值得商榷的!

    最後,任何簡單認為“本.拉登之死”與美國全球戰略的“重大調整”毫無關係的觀點,都是有必要反省的,
    但與此同時,任何將其誇大為“實質性調整”的觀點也是值得商榷的。

    第二組:

    我們認為,華盛頓決策層經過“再三權衡”才終於決定“申領”“正式宣佈本.拉登被打死了”這張“精心保留”了多年的“成績單”,顯然有這樣幾層意圖:

    其一,意圖將“中國的巴基斯坦通道”置於“極其困難的困境”之中。
    而為達此目的,通過所謂的“特別軍事行動”、再到“正式宣佈本.拉登被打死了”、接著是 “驗明正身”、迅速將其拋入大海、銷屍滅跡等,這一“一氣哈成”的精密計畫,不過是將“中國的巴基斯坦通道”置於“極其困難困境”之中的第一步。

    其二,意圖向中國、特別是巴基斯坦軍方“高調展示”其“在巴基斯坦境內特種作戰”的“特種能力”,刻意、“公開”演示“美國具有隨時奪取巴基斯坦核武庫”的“特殊能力”,及對“巴基斯坦軍方指揮系統(請注意我們的用詞)”的“斬首能力”;
    顯然,這是一種“政治、特別是軍事上的特殊能力”。

    其三,美國刻意、“公開”演示該“特殊能力”的一個重大意圖就是想讓“印度軍事力量”相信:在關鍵時刻,只要“美、印”通力合作,印度也就相當於獲得了這種“斬首能力”、從而根本不必擔心來自“巴基斯坦核武庫”的“核威懾”。

    其四,在我們看來,以“本.拉登之死”為標誌,仍然由“美國資本”代言的“西方資本”,利用美國“二次寬鬆”即將到期、美國國債上限就要觸及“天花板”這兩大“當然隱憂”,利用“美元本位制”與“西方即是國際金融遊戲規則制定者,又是遊戲參與者”的雙重身份,以“裁判員兼運動員”之“遊戲便利”,引導、並促使“天量美元套利資金平倉”這一“遊戲方式”(注:四月底在8天內5度提高白銀期貨每口保證金),立刻操縱了一場國際石油、貴金屬(黃金、白銀)、及其它大宗商品暴跌,從而讓“方方面面”親眼目睹了國際投機市場的神奇“倒V字反轉”,並以此向“方方面面”、特別是印度展示了“西方資本”操控國際商品市場的“特殊能力”,一種“經濟、特別是金融上的特殊能力”。

    第三組:

    第一,我們認為,美國通過這次所謂“秘密行動”而“刻意展現”的這種“特殊能力(軍事與經濟、特別是金融層面)”,本質上講,是在給“恐懼印度之亂”的印度“指一條生路”,但“逃生的條件”顯然是“印度必須實質性配合美國的南亞破局”。

    第二,我們認為,美國通過這次行動“刻意釋放”的“敏感安全資訊”,不僅僅是軍事安全層面的“敏感安全資訊”,還有經濟、特別是金融安全層面的“敏感安全資訊”,在全球層面上講,它是一次“廣播”,因為,它期望所有參與“排列與組合”的大國與小國、“北方”與“南方”中的“非美勢力”都能清楚地“感受到它的特殊能力”、並承認這一點、以實現“不戰而屈人之兵”;

    而在南亞層面上,則更地是一次“定向播放”,很像一場為印度專門製作並播放的“專場電影”。

    種種跡象表明,作為”拉登之死”之“後續發展”的關鍵環節,華盛頓決策層“非常渴望”印度能接收、並確認這些個“敏感安全資訊”。

    第三,而從印度在”拉登之死“的“第一時間”就一改之前那種“主動與巴基斯坦緩和關係”的明智態度,迫不及待地給巴基斯坦貼上“恐怖分子天堂”的標籤、印度軍方甚至揚言必要時也可以“學習美國”、進入巴基斯坦進行“突襲”的情況來看,印度“起碼在表面”層次已經“表現得”對該“戰敏感安全資訊”予以了接收、並確認。

    ● 我們之所以強調這一層意思,在於兩點

    第四,在“第三”的基礎上,我們之所以強調“印度…..起碼在表面……已經表現得……予以了接收、並確認………”這一層意思,在於兩點:

    其一,恐懼“西方資本”的攻擊、且一旦受到攻擊也的確極有可能“亂起來”的印度,在“西方資本”演示了“經濟、特別是金融特殊能力”之後,似乎感受到了“巨大壓力”;

    ● 第一次“實質性”地成了印度的“戰略待選項”

    其二,較巴基斯坦常規軍力強大許多,但又恐懼巴基斯坦核打擊力量的印度,在美國演示了“軍事層面的特殊能力”之後,也的確受到了一種誘惑,那就是:既然美國以實際行動演示了“突然接管”巴基斯坦核武庫、“斬首”巴基斯坦軍事指揮系統之“方案”的“可行性”,
    那麼,為了避免受到“西方資本”的攻擊,沿著美國資本指出的那條生路,合著美國決策層附加的“逃生條件”,向“美國南亞政策”提供其急需的“實質性配合”,也就第一次“實質性”地成了印度的“戰略待選項”。

    顯然,為了強調印度“正在認真”地考慮“這種選擇項”,印度對巴基斯坦的壓力遽然升級,甚至什麼“印度也準備、且有能力效仿美軍隨時進入巴基斯坦境內”的“狂妄”也拋了出來。

    ● 這種情況與印度決策層在“孟買恐怖襲擊後”的態度有本質不同

    值得強調的是,這種情況與印度決策層在“孟買恐怖襲擊後”的態度有本質不同。

    我們知道,在“孟買恐怖襲擊後”,印度決策層“雖然”拿“恐怖分子曾在巴基斯坦國內受訓”這一點去“擠壓”巴基斯坦、“但”實際上,印度一則因顧忌中國對巴基斯坦堅定的安全承諾,二則也的確懼怕巴基斯坦的核打擊力量,因此,總體上始終保持著“足夠的清醒”,在喀什米爾問題上始終沒有如“西方”所願地訴諸武力,其“擠壓”當時更多是以“悲情”去“撈取足夠的利益”、並轉移印度社會對當局的壓力。

    顯然,印度社會也知道,即便恐怖分子被證實的確曾在巴基斯坦國內受訓,但這並不代表“孟買恐怖襲擊”是巴基斯坦的政府行為,且“孟買恐怖襲擊”的真相原本就撲朔迷離,因為,俄羅斯就有“有情報支持的觀點”公開暗示:與西方有關!因此,印度無法、特別是也沒有能力拿巴基斯坦怎麼樣!從而始終保持種一種理智!

    ● 印度的“這種姿態”本質上卻停留在“極端實用”的層面

    而在“美國就地(巴基斯坦)擊斃拉登、並立刻宣佈”、從而展示了“兩種特殊能力”、並為印度指出一條生路之後,在“美國特殊軍事能力”的“真實誘惑”下,特別是、在“美國資本金融特殊能力”的“巨大威脅”下,印度“起碼已經在表面層次”上擺出了這樣一種姿態,即:我已開始“合著”美國決策層附加的“逃生條件”,向“美國南亞政策”提供其急需的“實質性配合”,並第一次“實質性”將此作為印度的“戰略待選項”。

    ● 印度決策者在這個問題上承受的巨大壓力

    不過,根據我們的觀察,印度的“這種姿態”本質上卻停留在“極端實用”的層面,即:以“正式回應”美國特殊軍事能力、“側面威脅”北京的南亞政策為“手段”,期望同時達到兩個目的:

    第一個目的,是以此“盡可能地延緩”美國資本代言的“西方資本”就此發動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印度、著手製造“印度之亂”的時間;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曾經提出一個“重要的觀察結論”,其實就非常能說明印度決策者在這個問題上承受的巨大壓力,即:

    ………………………………………..

    我們再次強調,不論是“中、美第三次戰略與經濟對話”所達成的“協議”,還是“中美新型軍事關係(或者修訂版G2)”,都不過是“排列與組合”層面的東西,圍繞它們所說的話,所做的事,在美國“實質性解禁對華開輸出高科技”、且接納中國“決策國際金融”,不反對東亞一體化,從而“不阻礙”中國的“南下與北上戰略”之前,就如一網路流行語所描繪的一般:神馬都是浮雲!

    在我們看來,在“大國們”拼命製造“浮雲”、利用“浮雲”的背後,是“大國們”試圖在錯綜複雜、且已“一著不慎、滿盤皆輸”的嚴峻形勢下,於“緊張”中被迫“緩和”,於“緩和”之間尋找“殺機”。

    對美國決策層而言,如果不能通過與中國的這輪“緊張”與“緩和”、通過“威、逼、利、誘”、最終取得“歐盟利益”的實質性配合,將“埃及之亂”弄成專門針對中國的”中國海上運輸線之亂“,從而向中國發起全面的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
    那麼,在美國金融危機因制度上的原因已經無解,新一輪債務危機隨時要來的情況下,伺機策動印度之亂,基本上就是其實現“南亞破局”、或逼迫中國接受“原版G2”、合“G2”之力迅速解決歐盟(歐元)問題,或直接順勢徹底搞垮中國經濟、搞亂中國社會,徹底從債務危機中出逃的計畫的“最後希望”了。

    而印度政府承諾將提供5億美元援助阿富汗重建的情況來看,印度決策者應該也“確認”了這一危險,因而開始“實質性策應”美國“南亞政策”、以爭取迴旋空間。

    ……………………………………….

    ● 在大國中“發生內亂的條件居第一位”的印度,眼下所能做只能是……

    顯然,對印度而言,由於身系著“…..一旦….則是美國的最後希望”這一“危險榮譽”,面對著美國指出的那一條“附加了苛刻條件”的所謂“生路”,目睹美國資本借“拉登之死”所展示的“金融特殊能力”,在大國中“發生內亂的條件居第一位”的印度,眼下所能做只能是“…盡可能拖延美國資本的攻擊時間….以進一步觀望局勢發展…..”。

    ● 印度也知道,一旦印度立刻如美國之願,或直接挑動喀什米爾戰爭…….

    因為,印度也知道,一旦印度立刻如美國之願,或直接挑動喀什米爾戰爭,為“美國南亞政策”拼湊旨在制衡中國、並將中國的“中東影響力”遮斷在喀什米爾的 “三獨架構”充當急先鋒,從而“助美國拉攏歐洲”實現“南亞破局”,
    那麼,一旦巴基斯坦、甚至中國動用包括軍事手段在內多種手段進行強力反擊,則“印度之亂”到來的時間,甚至較“西方資本”發動直接攻擊還要來得更早,“印度之亂”的程度較之還要來得更加徹底:因為印度嚴重依賴外資的經濟、特別是金融體系在戰爭中,特別是一場“印度必輸無疑、且極可能慘敗(如果印度不及時認輸的話)”的“軍事戰爭”中將迅速崩潰,
    而“歐、美資本”也極可能將在“你可選擇全面收購印度、以緩解歐、美債務危機;
    而如果你選擇支持印度、就是‘命系有西方金融體系安危’的中東格局也會被徹底打破,‘印度之亂’的‘後續發展’將全面覆蓋歐洲、美國經濟,特別是金融,從而形成‘歐、美社會全面動盪’、甚至‘天下大亂’”之“選擇項”中,伺機以出賣印度為條件,與巴基斯坦與中國在一系列問題上達成妥協,以盡可能維持“即有利益”。

    ● 這種“天下大亂”是建立的核武器等大規模殺傷武器在全球範圍內全面擴散的可能性上的

    值得強調的是,這種“天下大亂”是建立的核武器等大規模殺傷武器在全球範圍內全面擴散的可能性上的,它首先就包括“國際反華勢力”向印度進行“核武器、導彈技術”擴散的可能性。

    在這個問題上,有必要補充的是:在本質上講,套用“神馬就都是浮雲”這句網路流行話,印度所謂的“核戰略打擊力量”根本就是一匹“神馬”,即便“不考慮”中國的“中段反導”,它也“類似”於一片“浮雲”!

    ● 所謂“印度核戰略打擊力量”,恐怕連一片“浮雲”都算不上!

    而鑒於“中段反導”已經具“實用性”,“北斗導航”已經覆蓋南亞,“殲20”已經“屢次”高調試飛,因此,恐怕“即沒有實現彈頭小型化”,也沒有“合適可靠中、遠端投送工具”、更勿談機動生存能力的(印度核潛艇就是一匹典型的‘神馬’,陸上機動發射更是一片影子都沒有的‘浮雲’),因此,所謂“印度核戰略打擊力量”,恐怕連一片“浮雲”都算不上!

    如果在這個層面去觀察中國于解放軍總參謀長在訪美期間突然公佈“PL-12D”先進空對空導彈的消息,我們也就不難明白:這是在向“方方面面”、特別是已經向“美國南亞政策”進行“實質性策應”的印度進一步宣示:以“殲20”等“打擊平臺”為中心、以“北斗系統”等“資訊系統”為支撐、以“PL-12D”等 “打擊工具”為“攻擊手段”的“中國戰術攻防體系”已可“實用”。

    ●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再次強調我們的評估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再次強調我們的評估:一旦“有人”在南亞進行“明修棧道式的(政治、特別是軍事層面)”強行破局,特別是,如果印度膽敢為它人的這種 “南亞破局”充當急先鋒,從而對巴基斯坦進行“實質性”軍事威脅,繼而挑起喀什米爾戰爭,那麼,為了在南亞方向維護、並保障“中國全球戰略”進行展開“所必須的戰略空間”,已有“PL-12D”可用的“殲20”,極可能是“世界上第二個列裝、卻是第一個用於實戰”的四代戰機。

    ● 如果戰事真有必要,時刻準備“越境”打擊“藏獨”、即便“誤炸”印度核設施又何須顧慮?

    在這個問題上,如果戰事真有必要,時刻準備“越境”打擊“藏獨”、即便“誤炸”印度核設施又何須顧慮?一句話,戰爭一旦被對方挑起,中國將別無選擇,一切都是確保打贏就行!且在確保打贏的同時,還要以最快的方式結束戰爭,因為,對中國的全球戰略而言,拖延也意味著失敗!

    ● 有兩個問題可供進一步觀察

    當然,我們也不排除這樣一種可能性,必要時,它甚至可能是世界上“率先出口”的四代機。

    因此,如果在這種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在“F22因供氧問題無限期休假”的背後,除去“殲20早否提前列裝”這一“即有問題”之外,其實還有個“印度是否公開要求美國提供F22或F35以對抗殲20”的問題,特別是急於“南亞破局”的美國“是否願意向印度提供這一對抗能力”的問題,均可供進一步觀察。

    顯然,如果“印度甚至懶得公開提出這一要求”,那麼,在美國通過“拉登之死”而又一次進行“威、逼、利、誘”之下的印度,其對“美國南亞政策”所提供的所謂“實質性策應”,也就只停留在“上述”的“極端實用”階段;

    ● 這意味著“其他戰略方向”的“排列組合結果”令美國確信“只能”走“暗渡陳倉層面”或者第三種方式的南亞破局

    而如果“印度公開要求美國提供F22以對抗殲20”、而“F22”最終還是因“缺氧”而“無限期休假”的話,或者F35的量產日期仍遙遙無期的話,
    那麼,這也就意味著“其他戰略方向”的“排列組合結果”已令美國決策者確信“只能”走“暗渡陳倉層面(經濟、特別是金融層面)的南亞破局”,或者第三種方式(通過“印度之亂”)進行南亞破局。

    顯然,在這一基礎上去觀察“印度甚至懶得公開提出這一要求”的話,那麼,由於印度目前仍未“公開提出這一要求”,也就是說,由於印度在“拉登之死”之後直至目前為止,其對“美國南亞政策”所做出的“策應(比如,印度政府宣佈向阿富汗提供5億美元援助一事)”,雖屬於“實質性策應(因為它屬於印度準備參與歐盟、美國先後嘗試的“三獨框架”構建的一個戰略姿態,因此對中國的潛在安全損害極大),但仍然停留“極端實用”的階段,就如上面所說,
    它有兩層目的,除了延緩西方資本的攻擊時間之外,印度還要觀望“其他戰略方向”的“排列組合”的“具體結果”,之後,才能最後決定是否兌現。

    ● “方方面面”共同掀起了“第四波排列與組合”的“高潮”

    值得強調的是,從南亞方向以“威、逼、利、誘”的方式拿到印度這一“戰略姿態”的華盛頓,為了進下誘使印度進行戰略冒險,也就立刻順著印度的“觀望”方向,其實也是“方方面面”共同觀望的方向,或主動、或被動地,與“中歐俄”一道,外加阿盟及中東國家、非盟及非洲國家、東盟及東南亞國家、日本、韓國等,共同掀起了“第四波排列與組合”的“高潮”。

    ● 所謂“第四輪排列與組合”已經可以提煉出如下特徵

    有意思的是,在我們正式引入“第四輪排列與組合”的概念,且將其“始點”追溯至“2011年1月胡錦濤主席訪美失敗”的情況下,直到“今天所謂的高潮”之前,所謂“第四輪排列與組合”已經可以提煉出如下特徵:

    第一,在經歷以“中、美直接交手”為主線的“第三波排列與組合”之後,在中國通過歐盟與俄羅斯的策應,手擎徹底扒下“美國軍事技術絕對優勢”的反衛星武器、新一代核潛艇、中段反導、北斗導航、殲20、反艦彈道導彈等戰略與戰術武器,
    以“以色列襲擊土耳其國際救援船隊”這一事件為契機,以強行介入中東的方式,運用“與美國一切都在中東談”的策略,成功地將“大國間戰略利益主要交換平臺”從中國重中之重的南亞方向、推至“均”遠離“中歐俄”各自的“重中之重”,卻積聚了美國核心利益的“中東方向”,並成功構建、且“中俄”已經實際運行了“這一模式”。

    第二,在“第一”的層面上,中國在“歐、俄”及其它相關國家的策應下,已經將“美國主導的中東安全格局”推至“不可逆轉的破局進程”。

    第三,在“第二”的層面上,以“伊核之中-歐-俄戰略協調”為基礎,歐盟在“參與”構建這一模式、且目睹“中、俄”已“實際運行”該模式、並收穫不淺之後,
    歐盟也決定以“中東和平進程”為“交易平臺”,也玩一把“一切重大問題都與美國在中東談”,借「地中海計畫」的戰略掩護、全力推進“歐盟全面整合進程”,也就是以“和平方式”儘快結束“科索沃單方面宣佈獨立後續發展”的“處理進程”。

    ● 歐盟要玩“這種遊戲”的“切入點”與“切入工具”

    顯然,歐盟要玩“這種遊戲”的“切入點”就是“以色列襲擊土耳其國際救援船隊”的“處理進程”,
    歐盟切入的“具體工具”就是“視美國是否讓步再決定歐盟下一步怎麼做!”

    非常清楚,就如我們之前所說,在這個問題上,對歐盟而言,所謂“下一步怎麼做”,其實有兩個可選項:

    其一,是正式“實質性”配合美國,以美國制裁方案為主,在聯合國框架之外,對伊朗展開“實質性制裁”、即:全面的貿易禁運、並切斷與伊朗的金融往來。

    對此,我們再次強調,這種“聯合國框架之外實質性制裁伊朗”原本就是針對中國之“暗渡陳倉式(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中國)南亞破局”的一種“即有方案”,其本質上就是在制裁中國,是對中國正式展開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

    也正因如此,它為中國所堅決反對,而俄羅斯卻可以在這個問題上持一種相對超然態度、從而像歐盟那樣,可在伊朗、中國、美國“三方”之間“全部通吃”的原因。

    ● 埃及前總統穆巴拉克以其“親美”之身遭遇“埃及之亂”的關鍵原因

    其二,是配合一直想在“中東和平問題”上發揮決策作用的“中、俄”,在“中、俄”及阿拉伯國家的策應下,利用“歐、美”中任何一家“說了就算”的特點,打開“歐、美”共同控制下的“埃及口岸”,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國際社會進出加沙地帶的第二條通道”,從而徹底廢除“美國主導的中東安全框架”,或者以此相威脅!

    值得強調的是,埃及前總統穆巴拉克以其“親美”之身,之所以會遭遇“埃及之亂”,一個關鍵原因恰恰在於:在是否打開“埃及口岸”的問題上,“埃及穆巴拉克政府的利益與態度”即取決於“歐美”的共同態度,但也必須重視阿拉伯國家、特別是“中俄”的態度,而“這種關係”投射到“埃及口岸”的問題上,就恰恰反映為這樣兩種情況:

    首先,只要“歐、美”一致,那麼,就表現為“歐美”共同控制“該口岸”的“開與關”。也就是說,在這種情況下,“該口岸”的“開與關”與“中俄”及阿拉伯國家的共同利益“無關”。

    其次,如果“歐、美”不一致,則,“該口岸”的“開與關”與“中俄”及阿拉伯國家的共同利益“有關”。

    在“以色列襲擊土耳其國際救援船隊”的那段時間裏,“埃及口岸”被“加沙群眾”強行衝開的那一幕,就是在“歐美”不一致的背景下發生的。

    ● 這種“歐美共同控制”具體到“開”的層面,其實就是這樣一種簡單情況

    通過上述討論,我們不難看出,由於“關閉第二條通道”是獨自控制著“第一條通道(以色列至加沙)”的美國的“本能態度”,而“打開埃及口岸”卻符合“中、俄”及大多數阿拉伯的共同利益,因此,這種“歐、美共同控制”具體到“開”的層面,其實就是這樣一種簡單情況,即:儘管“歐美”分別決策一半,但它只需“歐、美”中的一家也就是“歐盟說了就算”。

    如果弄清楚這一點,再結合我們之前的一個觀點,即:歐盟在“利比亞由亂至穩”的問題上有多艱難,那麼,它在推動“中東和平進程”的力度就會有多大,那麼,我們也就不難明白,儘管歐盟在“利比亞”這個觀察點上舉步維艱,
    但從“埃及新政府”決定自28日起、除了週五和公共節假日外,長期開放通往加沙的拉法口岸的情況來看,經過一番“排列與組合”,歐盟顯然開始著力於上述“切入點”、拿著上述“切入工具”、“正式開玩”所謂“一切都與美國在中東談的遊戲”了。

    ● 歐盟,最終找到“遊戲感覺”的轉捩點,不是別的,就是“拉登之死”

    真實的情況是,開始時,在利比亞問題上焦頭亂額的歐盟,最終找到“遊戲感覺”的轉捩點,不是別的,就是“拉登之死”。

    顯然,就如我們之前所說的那樣,華盛頓決策者借“拉登之死”、向巴基斯坦施加強大壓力、將中國的巴基斯坦通道置於“極其困難的境地”,其真實目的還是在於向中國視為重中之重的南亞方向、施加最大限度的戰略壓力,或迫使中國接受G2、令美國可以G2之力、轉身徹底解決歐盟(歐元)問題,或順勢進行“南亞破局”,伺機解決中國問題,
    但中國的反應卻是,一不接受G2,二是針鋒相對地進行反擊。

    ● 中國的“反擊原則”是“準備與美國人撕破臉皮”的

    在不接受G2的層面上,我們已經無須多說,
    而在針鋒相對地進行反擊的層面上,
    從巴基斯坦總理訪華、要求中國經營可聯貫中國、巴基斯坦、伊朗的瓜得爾港,甚至幫助巴基斯坦建設軍港(其實就是邀請中國在巴基斯坦建立軍事基地),而從中國一是決定向巴基斯坦儘快提供50架梟龍戰機、二是對巴基斯坦的邀請不置可否,三是增強針對南亞的軍事部署的情況來看,中國的“反擊原則”是“準備與美國人撕破臉皮”的。

    另外,從中國政府對“伊朗與朝鮮進行導彈技術交換”的“傳言”不直接回應,且“認真考慮應邀前去觀察伊朗核設施”的情況來看,
    中國的“反擊原則”也是“準備與包括歐洲的歐、美國家利益與歐、美資本利益‘撕破臉皮’、從而用中東最暴力破局、徹底打破目前有利於西方的世界即有格局、提前洗牌”的。
    值得強調的是,這種“反擊姿態”對歐美國家利益、特別是歐美資本利益都是個強烈警告。

    ● “這一反擊”姿態,中國也“希望”方方面面、特別是印度決策層能接收、並確認!

    而具體在南亞這個方向,我們曾經多次強調,離開北約(歐盟)的實質性支持,或者印度的戰略冒險,在美國並不具備單獨與中國撕破臉皮的本錢,
    因此,中國以一系列行動展示上述“反擊原則”的用意並不在於“美國完全沒有把握”的“政治、特別是軍事層面”,而在於“美國資本有一定操作空間”的“經濟、特別是金融層面”,意在以“扶弱(歐元)鋤強(美元)”的手段,即要防止歐美在南亞方向聯手、從而防止美國如願地再將“大國間戰略利益主要交換平臺”給移回南亞方向,也要主動出手、擺出一幅“我不僅不允許移回、甚至還準備將‘交易平臺’從中東進一步推至“科索沃方向”的“攻擊姿態”,從而反手對美國(美元)施加最大限度的戰略壓力。

    值得強調的是,“這一反擊”姿態,中國也“希望”方方面面、特別是觀望之中的、非常恐懼“印度之亂”的印度決策層能接收、並確認!

    如果從這一層面去觀察中國繼“俄羅斯承認利比亞對話地位”之後,也開始表態“準備與利比亞各派力量進行接觸”,那麼,我們也就不難明白,隨著美國繼續對巴基斯坦施加壓力(美國特種部隊襲擊巴基斯坦軍事基地),急需俄羅斯、特別是中國提供“利比亞配合”,且直到今天即未向美國提供實質性南亞配合(這是中國所需要的),也未“實質性制裁”敘利亞(這是中國與俄羅斯都需要的)、且令“埃及新政府”最終“打開埃及口岸(這是中、俄需要的)”的歐盟,終於換來了俄羅斯、特別是中國對歐盟(歐元)的“實質性支援(對中國而言)”或者“默認(對俄羅斯而言)”,這些,就都集中表現在“塞爾維亞突然發現、並立刻逮捕、且準備引渡姆拉迪奇”上了。

    顯然,隨著“姆拉迪奇被逮捕”,塞爾維亞加入歐盟也就提上日程,“科索沃獨立後續發展”的“和平處理進程”也就到了最後關頭,
    而一旦“南歐數國”被批發進歐盟,那麼,也就等同于歐盟全面整合再次取得突破,歐盟在“利比亞”問題上也就等同於實現了“先跳坑、再一躍而起”的整個過程。

    然而,歐盟想最終完成這一進程,還有工作要做,其中第一個,就是向俄羅斯交換“利益”,
    如果在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那位“親西方”的烏克蘭美女總理今天突然遭到逮捕,
    格魯吉亞反對派再次上街要求親美的格魯吉亞總統下臺,
    法國與俄羅斯簽定四艘“西北風直升機航母”的“軍備合同”,也就非常符合邏輯了。

    其中第二個,就是以實際行動、支持中國非常看重的“東北亞經濟一體化”。如果在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曾經攻擊朝鮮駐利比亞使館500米處目標、正支著耳朵期盼朝鮮“公開抗議”並“索賠”的歐盟,卻發現朝鮮領導人金正日在這個時間點上、扔下正在平壤進行訪問、以評估糧食援助的美國特使,突然進行“非常關注經濟”的年內第三次訪華行程,也就非常符合邏輯了。

    ● 金正日年內第三次訪華行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意義

    值得強調的是,金正日在這個時間點上、扔下正在平壤進行訪問、以評估糧食援助的美國特使,展開年內第三次訪華行程,一個非常重要的意義就是:朝鮮在最高限度地強調“中、朝關係的牢固”。
    在最高限度地強調美國決策層企圖利用美國前總統卡特的朝鮮之行,緩和美國與朝鮮之間的關係,軟化“朝核”配合“伊核”、準備進行“中東最爆力破局”,策應“中國南亞政策”之決心的企圖,不可能得逞。

    根據我們的觀察,由於中國在南亞方向“對美一不妥協、二是堅決反擊,三是對印進行軍事高壓”,令巴基斯坦在公開層面更加依靠中國、並一度截斷北約的巴基斯坦通道以示警告,
    因此,儘管印度受到“美國兩種特殊能力”極大的“威、逼、利、誘”,且針對“美國南亞政策”也的確做出了“實質性策應”,但出於自身最大利益的考慮,印度的“實質性策應”雖然對中國損害巨大,但仍然停留在“極端實用”階段,以觀望其他方向“排列與組合”的結果。

    其結果就是,在“中歐俄美”等剛剛進行了這些已歸屬於“第四波”的“排列與組合”後,不僅美國、就是印度恐怕也已經發現:
    作為“埃及之亂”的“後續發展”,繼“埃及之亂”已經“脫稿運行”之後,“拉登之死”的“後續發展”已然也出現“脫離”策劃者之“原稿”運行的苗頭了。

    ● 歐盟“全面整合”的計畫突然出現“先跳坑、再一躍而起”的希望

    顯然,由於中國的“實質性支持(這種支持還將表現在中國最終默認歐洲人繼續掌管IMF的問題上)”,隨著“塞爾維亞突然發現、並立刻逮捕、且準備引渡姆拉迪奇”、在“利比亞問題”上一度焦頭亂額的歐盟,其“全面整合”的計畫也就突然出現“先跳坑、再一躍而起”的希望。

    而在這一“排列組合”下,剛剛還威脅“一旦朝鮮發動戰爭,美國就將徹底摘除朝鮮軍隊”,並重提“兩個中國論”的華盛頓,終於急急忙忙派了一位美國特使前往平壤,說是“評估糧食援助問題”,實際上是強調“美國東北亞政策仍然準備重新做人”的“姿態”,
    對此,就如中國對“修訂版的G2(中美共管西太平洋安全)”不置可否,但拿“臺灣軍售問題”一試就“穿幫”的情況類似,中國對美國強調的這一“姿態”也試了一試,這次用的是一根“探針”、刺了一下“美國南海政策”寄予厚望的越南—據報導,越南27日抗議中國方面干擾其海上採油活動。對此,之前力促“南海問題國際化”的美國人,這次顯得格外安靜!

    毫無疑問,華盛頓的“安靜”特別是那份“姿態”,北京當然滿意,可問題是“聽其言,觀其行”,因此,如果美國人在行動上表現出足夠的誠意,那麼,或者在 “科索沃方向”、“利比亞方向”悠著點兒。可對美國而言,問題是,如果這種“安靜”與“姿態”持續下去,那麼,不僅“南海問題國際化”這張牌再也打不下去了!即便是“美國南亞政策”、甚至“美國伊核政策”都無以為繼。這樣一想,美國決策者可真難!

    ● 美國利益的最後希望自然就鎖定在兩個方向了

    到此為止,我們已經可以肯定,作為“埃及之亂”的後續發展之一,對策劃者而言,由於中國強力反擊,巴基斯坦公開向中國進一步靠近,“拉登之死”的“後續發展”也已脫稿運行,其迫使中國接受G2、或者引誘印度戰略冒險的意圖均一時難以實現,
    且由於“與美國國家利益具不可調和矛盾”的歐盟國家利益、和“與美國資本利益具很難調和矛盾的歐洲資本利益”之間,在“科索沃”這個點上重新走近,這令指望合“歐美”之力進行“明修棧道、或者暗渡陳倉式南亞破局”的“美國利益”更感希望渺茫,因此,其最後的希望自然就鎖定在兩個方向了:

    第一,在南亞方向,就是“美國資本”對印度發起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引發“印度之亂”,從而伺機進行“第三種方式破局”。
    這當然主要針對中國,儘管其眼光也瞄著歐盟(施壓中國);

    第二,在科索沃方向,就是“美國利益”出手破壞終於得到“中、俄”策應的“歐盟利比亞政策”,並打斷“南歐諸國”批發加入歐盟的“和平進程”,從而從“利比亞之亂”跨海(地中海)對歐元致命一擊。
    這當然主要針對的是歐盟,儘管其眼光也瞄著中國(施壓歐盟)。

    種種跡象顯示,美國尋求“第三種方式南亞破局(通過印度之亂)”的可能性最大,美國國務聊與美軍聯席參謀長聯訣訪巴修補“巴、美關係”、恐怕也是著眼於這一點,從而對“極端實用”的印度施加壓力。

    而為了有效防止這一出,中國眼下最應該做的,一方面就是在對印度保持軍事高壓的基礎上同,與印度做好各種溝通(特別是經濟安全層面),防止出現軍事意外;
    另一方面,就是促進“南歐諸國”批發加入歐盟的“和平進程”,以最大限度地激化“歐、美利益之間的矛盾”,並讓印度接收、並確認這一資訊,
    從而令“親身卻孤獨上陣”的“美國資本利益、特別是美國國家利益”不得不面對這樣一種尷尬前景,不論“印度之亂”是否可以看到,其結果都將是歐盟(歐元)坐收漁翁之利!繼而不得不“三思而行”!

    《東方時事解讀》2011.5.27


  11. 2011/08/24 於 07:24 patchpieces

    美副總統拜登笑面虎攜帶南亞破局金融導彈訪華 副總理李克強同時間抵香港佈置金融攻擊反導系統

     哥倫比亞與阿根廷兩國總統呼籲:聯手應對(美帝)金融(恐怖攻擊)震盪
      
      【布宜諾賽勒斯消息】
    據媒體報導,阿根廷總統克莉絲蒂娜和來訪的哥倫比亞總統桑托斯18日呼籲拉美國家加強團結,共同應對全球金融市場的劇烈震盪。
      
      這是哥倫比亞總統近10年來首次對阿根廷進行正式訪問,標誌著兩國關係的升溫。如何應對全球金融市場的新一輪劇烈震盪成為兩國領導人討論的重點議題。
      
    桑托斯指出,拉美國家目前面臨的不僅僅是國際金融市場的動盪,而且是世界經濟和金融領域的“颶風”,拉美國家絕不能等閒視之。
      他說,面對國際金融市場的新一輪震盪,如果拉美國家各自應對挑戰,顯得勢單力薄,但如果團結起來共同應對,加強政策協調,那就具備了相當的實力,而且可以把此次危機轉化為拉美國家的發展機遇。
      
      桑托斯同時呼籲身為二十國集團成員的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能夠統一立場,在二十國集團的會議上代表拉美國家發聲。

    克莉絲蒂娜則在發言中強調,隨著美國和歐盟經濟增長放緩以及金融市場劇烈震盪,拉美國家未雨綢繆加強合作顯得非常必要。她說,為了鼓勵拉美企業的經營和生產,應該建立進口替代機制,使得拉美國家市場上銷售的製成品基本由本地區的工廠生產。與此同時,拉美國家應該充分利用豐富的自然資源,通過工業加工提高產品的附加值,放棄出口原材料或低端產品的發展模式。
      

      【時事點評】
    之所以選擇這則新聞素材作為本期“焦點點評”的“切入點”,仍然在於一種“高度的緊迫感”,即阿根廷總統克莉絲蒂娜8月4日所發出的:拉美國家做好充分準備,防止發達國家將金融危機的嚴重後果轉嫁給包括拉美地區在內的新興市場國家。
      
     ● 有必要“超越”阿根廷總統所處的“地理範圍”–拉美,向“方方面面”發出如下呼籲
      
      顯然,在我們看來,隨著“局勢的最新發展(這一點,稍後再行總結)”,特別是,隨著“美國資本”所代言的“西方資本”仍然拒絕放下其“必須主導全球”的“本性”,在此完全有必要“超越”阿根廷總統所處的“地理範圍”–拉美,以阿根廷總統克利斯蒂的口吻,向“方方面面”發出如下呼籲:
      
      第一,所有“南方經濟體”要做好充分準備,防止發達國家將金融危機的嚴重後果轉嫁給包括拉美地區、非洲、東亞、特別是南亞在內的新興市場國家。
      
      事實上,需要警惕的並不僅僅限於新興市場國家。
      如果在大國層面去討論問題,則包括有中國、俄羅斯、印度與巴西等;
      而在東亞層面上,包括美國所謂的盟友–韓國,甚至還包括美國的另一個盟友–飽受“三邊撕裂”之痛、卻又幻想坐收“南北撕裂”之利,還幻想借機擺脫美國控制的日本。
      
      第二,在“第一”的基礎上,作為進一步的呼籲,全球的所有“非美利益”都要做好充分準備,防止目前仍由“美國資本”所代言的“西方資本利益”將金融危機的嚴重後果轉嫁給包括“全球幾乎所有國家與地區”、包括歐盟。
      
     ● “美國國家利益”如果決意繼續為這種危機轉嫁提供“全平臺的支持”,則要做好充分的心理準備
      
      第三,在第一與第二的基礎上,還要提醒“西方資本”的主要運行平臺–“美國國家利益”,如果決意繼續為這種危機轉嫁提供“全平臺的支持”,則要做好充分的心理準備,承受一種極其可能的結局,即:一旦“西方資本利益”轉嫁金融危機的過程“最終脫稿”,則“該平臺”極其可能將承受、甚至是“獨自承受”慘重的代價—-較另一個超級大國–前蘇聯的“崩潰”還要猛烈得多、甚至是血腥得多的“崩潰過程”

     ● “這種關聯”在美國歷史上就曾經頻頻上演
      
      值得強調的事實之一就是,在這個問題上,在某種意義上講,同樣依附在“美元本位制”之上的英國,之前因一黑人青年被殺所“意外”爆發的“大規模騷亂”,就已經預示了“這一極其可能性”。
      
      值得強調的事實之二就是,“這種關聯(經濟問題種族化、或政治問題種族化)”在美國歷史上就曾經頻頻上演,顯然,如果不是“美國利益”用“美元本位制”的霸權、連續搞了兩波“量化寬鬆”,從而勉強支撐著那本被“新會計準則”所掩蓋的“美國金融爛賬”,令“美國經濟”還在“勉強地穩定運行”著,令“美國民眾” 的生活水準“並沒有受到實質性衝擊”,恐怕“英國式騷亂“、甚至”埃及式之亂”早就在美國發生了。
      
     ● “英鎊”無法像美元那樣“賒”到足夠的“生產、特別是生活物資”以“維持經濟勉強的穩定運行”
      
      值得強調的事實之三,也是至關重要的一點就是:基於“第二點”、基於“美元本位制”對美國經濟的特殊作用,可以這樣說,曾經的世界霸主、今天同樣陷入歐美金融危機中的英國(英鎊),這次之所以會發生“英國騷亂”,即在於英國經濟規模相對較小、更在於英國的政治、特別是軍事力量相對較弱,
    當然,歸根結底在於 “英鎊”無法像美元那樣一邊“量化寬鬆”,一邊還能利用、或者耗費手中的“相應戰略資”,與其他經濟體,特別從“以中國為首的南方經濟體”的手中,或 “交換”、或.“購買”、更加貼切地講、是“賒(請注意這個詞)”到足夠的“生產、特別是生活資料”,以“維持美國經濟勉強的穩定運行”。
      
     ● 對“美國利益”而言,盡一切手段維持“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的“勉強穩定運行”是如此地重要
      
      值得強調的事實之四是,也是最為核心的兩點就是:
      
      第一點:所謂“維持美國經濟勉強的穩定運行”,本質上就是維持那部“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的“勉強穩定運行”。
      
      而對“美國利益”而言,這部已經被“鐵的事實(先是次貸危機、後是歐美金融危機)”證明為“根本不可能永動”的“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盡一切手段維持其“勉強穩定運行”是如此地重要,因為,它事實上擔負著為美國民眾的生活開支、美國社會醫療養老支付、美國軍費開支等諸多“核心項目”進行融資的“融資功能”。
      
      第二點,在“第一點”的基礎上,即然這部被“諸多”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在“現代金融工程”理論的包裝下,歷經數十年,基於期間或發明、或創造的一系列 “金融交易模型”,最終“精心構建”的金融永動機、已經被證明“無法永動”,那麼,一個非常自然的結論就是:這就是一部基於“龐式騙局”之本質的“金融老虎機”。
      
    ●“龐氏騙局”的典型特徵
      
      至於什麼是“龐氏騙局”?我們無意去詳細討論其歷史淵源(“龐氏騙局”源自於一個名叫查理斯-龐齊(Charles Ponzi,1878-1949)的義大利人之美國行騙史),在這裏,只就其“後來發展”給出它的幾個基本特徵:
      
      首先,最高明的“龐式騙局”一般是一種“設計得非常複雜”的投資計畫,複雜到普通人、甚至專業機構“會因為根本無法搞清楚、但只要有錢可賺、也就乾脆不想搞清楚、或者無所謂能否搞清楚”的程度,總之,最高明的“龐式騙局”的投資訣竅,總是讓“人”覺得“不可知和不可複製性”。
      
      值得強調的是,這個所謂的“人”,即包括對金融投資一竅不通的普通人士,也包括擁有豐富專業知識的專業人士與機構。
      
      真實的情況就是,美國華爾街傳奇人物、納斯達克股票市場公司前董事會主席伯納德.麥道夫於08年因涉嫌一場金額近500億美元的“龐式騙局”而遭警方逮捕之後,最令眾人“瞠目結舌”的是,許多鼎鼎有名的各行各業的名人、金融投資專業人士、甚至是實力雄厚的跨國投資機構(比如:英國滙豐銀行、法國巴黎銀行、德國曼恩集團、日本野村證券、蘇格蘭皇家銀行等跨國金融巨頭),都是它的“正式、且穩定的客戶”。
      
     ● 不論是最高明的、還是最拙劣的“龐式騙局”,都具有“拆東牆補西牆”的共同特性
      
      其次,不論是最高明的、還是最拙劣的龐式騙局,都具有“拆東牆補西牆”的共同特性,也就是利用“新投資者”的錢、去向“老投資者”支付投資利潤甚至本金,從而總可以在“遊戲結束之前”以一種“近乎不可思議”的方式維持著“穩定的賺錢效應”,並借此從更多的新投資者那裏騙取投資、吸取現金流。
      
     ● 麥道夫將這種“古老且又簡單”的“龐式騙局”玩到了何等地步?
      
      真實的情況就是,在麥道夫的“龐式騙局”中,它之所以能讓許多“聽著龐式騙局長大的”專業人士、甚至“拿龐式騙局當典型反面案例培訓員工”的投資機構上當,就在於麥道夫的公司“能有每個月1%的固定回報”,特別是在長達二十年的時間裏,不論是熊市還是牛市,它的確“持續且精確地”做到了這一點。
      
      再加上麥道夫頭頂上的、在華爾街長年累積的、神一般的光環,最終令“這份投資”成為許多投資者與投資機構、或為了賺取穩定利潤、或旨在有效平衡投資風險、而進行資產配置的“標準配置”,並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把錢投資給麥道夫的公司竟然成為了某種身份的象徵”。
      
      不難看出,麥道夫將這種“古老且又簡單”的“龐式騙局”玩到了何等地步?

     ● 可以肯定的是,華爾街上還有更大的騙子!
      
      事實上,幾十年的“道行”,讓“麥道夫”成了“美國金融界”的另一尊神話,而作為美國納斯達克市場的締造者之一,在美國次貸危機全面爆發、從而將美國金融界的另一尊神–格林斯潘拉下“神壇”之後,“麥道夫”在某種意義上就成了當時受到重創的美國社會、特別是美國華爾街的“最後一道心理防線”。
      
      而隨著這尊神像的轟然倒下,人們才終於明白:支撐神像的、仍然是古老的“龐式騙局”!只是這次的主角,是迄今華爾街史上最大的騙子!可以肯定的是,華爾街上還有更大的騙子!
      
      最後,“麥道夫”的“龐式騙局”之所以能夠長時間維持,根本原因在於“美國資本利益”在上世紀90年代迫使“美國國家利益”取消了“銀行投資混業禁令”,且默許“美國資本”在資金運作上的“嚴重不透明”。顯然,美國政府在監管上的放任自流,最終給了“行騙者”以極大的空間。

      
      ●“格魯吉亞戰爭”美國反擊俄羅斯遭遇慘敗,之後,“麥道夫資金鏈”徹底斷裂,整個真相才大白於天下
      
      真實的情況是,以“麥道夫”事發前兩年註冊的一家“(賭博式)對沖基金”為例,有監管之責的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竟然從未審查過它的賬目。
      
      直到“格魯吉亞戰爭”美國反擊俄羅斯、但遭遇慘敗,美國次發危機無法捂住,“歐美國金融危機”全面爆發,麥道夫的公司突然面臨大規模贖回壓力(僅歐洲方面一夜之間就有70億美元要求贖回),資金鏈徹底斷裂,整個真相才大白於天下。
      
     ● 麥道夫與華爾街之間是如此地“形似”而且“神似”
      
      事實上,就“上述討論內容”而言,如果將其中的主角–“麥道夫”與平臺—“麥道夫對沖基金”分別置換成“美國資本”與“華爾街”,再結合美國次貸危機爆發的前前後後,特別是結合“美國雷曼兄弟公司的倒閉”觸發的“歐美金融危機”,並回顧美國投資史上“多年前的”另一個重大事件–美國安然(Enron;恩隆)公司的重大期詐事件,我們也就不難看出,兩者之間是如此地“形似”且“神似”,還不缺乏“歷史的連貫性”。
      
      顯然,通過上面的討論,我們的意圖在於讓大家明白這樣幾層事實:
      
     ●“華爾街金融永動機”就是個規模更加龐大、交易模型更加神秘的“麥道夫對沖基金”
      
      第一層,華爾街原本就是N個“麥道夫”的集合,“華爾街金融永動機”就是一個規模更加龐大、品種更加豐富、交易模型更加神秘的“麥道夫對沖基金”。
      
      第二層,“麥道夫”通過“只要你相信我,就會保證你每個月至少可賺取1%的利潤”的“絕不透明”、維持著一場持續了數十年的“龐式騙局”;
      
     ●“華爾街金融永動機”到底是個什麼玩意兒?
      
      而“華爾街金融永動機”則靠著一大堆由“諾貝爾經濟學獎”所“背書”的、號稱為“自動對沖、穩賺不賠”的所謂“經濟學原理、衍生交易規則”,外加一架架高性能電腦系統裏運行的那些、“非方案制定者永遠也搞不清楚、也看不明白的、甚至‘後面的方案修改者’還經常將‘最初方案制定者’都能弄糊塗”的所謂“數學模型”,一邊將號稱“天下第一安全”的美國國債、及“曾經與美國國債一樣安全”的“兩房次債”等作為“基礎生產資料”,從電腦這一端輸進去、再加上可操縱的“利率”與“匯率”、股指、大宗商品價格等諸多“金融材料”,就可從另一端“流出”所需的“成品”。
      
      顯然,這個所謂的“產品”,既包括華爾街向全世界投資者“承諾的利潤”、也包括“華爾街每年都有的豐厚花紅(不論是牛市、還是熊市。而“旱澇保收”恰恰是“龐式騙局”的典型特徵)”、還包括為“美國”這個“運行平臺”賺取足夠的“運行費用”、也就是為“上述核心項目”提供“所需融資”。

     ●“麥道夫”及“麥道夫對沖基金”的垮臺,在於一個“必然之中的偶然因素”
      
      第三層,也是最重要的一層。我們知道,“麥道夫”及“麥道夫對沖基金”的垮臺,在於一個“必然之中的偶然因素”。
      
      當時,在格魯吉亞回合中,因為“歐洲利益”在最關鍵時刻的不配合,“美國資本”對俄羅斯“旨在攻擊石油美元結算制”的“普京路線”的反擊以慘敗告終,隨著美國正式宣佈“素有九尾貓之稱的雷曼兄弟清盤”,“美國次貸危機”全面爆發、並迅速向“歐美金融危機”發展。
      
      ● 有兩個細節特別值得一提
      
      而在“美國次貸危機”轉向“歐美金融危機”的過程中,有兩個細節特別值得一提:
      
      第一個細節是:時任美國財政部長的保爾森通過公開聲明“美國政府承諾對兩房次債進行擔保”,從而正式終結了“美國是否將為兩房次債提供擔保”的“爭論”;
      
      我們之所以再次提及第一個細節,在於:強調“美國兩房次債”也好,“美國國債”也罷,它們都是“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的“基礎生產資料”,因此,除非“美國資本”找到了“新辦法”去驅動這架“傳說中的金融永動機”,或者“創造”某個“新理論”去替代“華爾街龐式騙局”,否則,指望著“這架永動機”能持續提供 “多項核心融資”的美國政府,是必然不敢讓“美國兩房次債”倒掉,這也正是我們在第一時間強調“有本事的話,美國政府就正式宣佈拒絕擔保兩房次債”的原因!
      
      同樣的原理,在不久前美國國會圍繞“美國國債上限”上演“雙簧戲”時,這也是我們始終強調“在你美國正式決定拒絕調高美債上限、從而拒不償付中國等債僅國家的債務之前,根本就懶得理你”的原因之所在!
      
    ● 歐洲資本利益、特別是歐洲國家利益,“更多地”是“華爾街龐式騙局”的“犧牲者”、而不是“食利者”
      
      第二個細節是,在保爾森宣佈“雷曼兄弟清盤”之前,一家德國銀行還在雷曼公司的“一再催促下”、將一筆數十億美元的巨額資金打到了雷曼兄弟的賬上,其結果可想而知。
      
      顯然,如果美國政府在這個問題的“處理進程”中哪怕有一絲的透明、或者有一點點“監管者”的道德,那家德國銀行至於落入這種陷阱嗎?至於讓那數十億美元如同“肉包子打狗”一般“有去無回”嗎?
      
      而我們之所以重提“格魯吉亞回合”的關鍵時刻所出現的“歐、美公開分裂”,之所以重提上述“第二個細節”,在於強調:“歐、美國家利益”之間、“歐、美資本利益” 之間的矛盾重重,如果僅從金融博弈的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通過這個細節,外加美國政府“選擇”雷曼兄弟公司進行“定向倒閉(該公司的主要客戶是‘非美客戶’、特別是歐洲方向的)”,我們也就不難明白:歐洲資本利益、特別是歐洲國家利益,“更多地(請注意我們的用詞)”是“華爾街龐式騙局”的一個“犧牲者”、而不是“食利者”。
      
    ● 為了維護這個“龐式金融遊戲”,美國不得不向中國兜售“中美(G2)模式”
      
      事實上,在“美國次貸危機”之後,也就是“華爾街金融永動機”顯然已經被證明為“不可能永動”、從而也是個“龐式騙局”之後,為了維護這個“龐式金融遊戲”,美國不得不向中國兜售“中美(G2)模式”。
      
      無可爭辯的是,在此之前,這個世界上不是沒有“G2”,且“G2”的形式還多種多樣,比如,冷戰時期,在政治與軍事層面,就有個“兩極(兩個超級大國)”外加“北約與華約”的“G2模式”,除此之外,在經濟、特別是金融層面,不僅曾經有、且現在還仍然維持著的“歐-美(G2)”模式。
      
      顯然,在美國急於與中國玩“中-美國(G2)”的背後,是“美國次貸危機”爆發,“美國利益”通過“定向倒閉雷曼兄弟”、將“美國金融危機”弄成一場“歐-美金融危機”、並導致全球經濟一次探底,從而“活生生地”讓“事實中的G2(歐美)”與“極力兜售中的G2(中美)”、以及其他經濟體(比如俄羅斯),分別在 “金融”與“製造”層面、共同為之埋單。
      
      也正因如此,來自“中歐、甚至俄羅斯”的“強烈反彈”是必然的,而在這種反彈下,“華爾街金融永動機”這局看似高級得多(有諾貝爾經濟學獎作“背書”、有“諸多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親自參與、還有“美國這個國家”作為運作平臺)”的“金融騙局”,也開始真正面臨著“資金鏈斷裂”的危險。

     ● “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看似“高級”,但仍擺脫不了當年“龐氏”發明這種騙局時就“內嵌”的主要特徵
      
      顯然,儘管“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看似“高級”,但它仍擺脫不了當年“龐氏”發明這種騙局時就“內嵌”的主要特徵,既:“騙局”要想“持續產生足夠”的“利潤”、以吸引“後續資金”,就必須借助於“拆東牆補西牆”的手段。
      
     ●“華爾街金融永動機”所面臨的“資金鏈斷裂”問題,與“麥道夫對沖基金”既有共同點也有不同點
      
      在這裏,由於“華爾街金融永動機”這局看似高級得多的“龐式騙局”借助了“美國國家”這個運行平臺,再加上前面已經說了,“華爾街金融永動機”這邊“需要投入”的“核心生產資料”包括有美國國債、兩房次級債等政府與公司“有價債券”,外加“利率”與“匯率”、股指、大宗商品價格等諸多“金融材料”,而那邊指望可以產出的、除了“更多的美元(華爾街的花紅)”之外,還有維護“美國”這個“運行平臺”穩定運行所必需“生產與生活資料”、特別是“美國軍事力量”的 “龐大軍費開支”,不僅如此,還必須“提留”出“足夠的利潤”、或者“利潤前景”、以繼續吸引、或騙取“後續資金”的持續流入,以供其不停地“拆東牆補西牆”。
      
      因此,在“本質”上講,“華爾街金融永動機”所面臨的“資金鏈斷裂”問題,與“麥道夫對沖基金”所遭遇的“資金鏈斷裂”的問題,是既有共同點、也有不同點。
      
     ●“麥道夫”的問題,就是個“錢”的問題!是個“錢”就能解決的問題!
      
      首先,兩者之間的“不同點”在於:
      
      在“麥道夫對沖基金”所遭遇的“資金鏈斷裂”問題上,其實也就是個“美元多少”的問題,簡而言之,如果麥道夫當時還能及時騙到一筆“70億美元”的“現金流”,那麼,“麥道夫”斷不可能就此垮臺;也就是說,“麥道夫”的問題,就是個“錢”的問題!是個“錢”就能解決的問題!而在很大程度上,“錢”能解決的問題就都算不上什麼問題!
      
      這一點,對“華爾街金融永動機”而言,尤其如此!
      
     ●“華爾街金融永動機”所面臨的“資金鏈斷裂”問題,絕不僅僅是個“錢”的問題
      
      因為在“華爾街金融永動機”所面臨的“資金鏈斷裂”問題,除了也有個“美元多少”的問題外,更主要的,是個維持“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穩定運行所需的“諸要素能否維持”的問題。
      換句話說,“華爾街金融永動機”所面臨的“資金鏈斷裂”問題,絕不僅僅是個“美元多少”的問題。
      
      在這個問題上,最貼切的說法就是:“錢”能解決的問題都不是問題!但“華爾街金融永動機”卻的確遇到了問題!
      否則,有“無限美元”可以調用的美國聯儲,早就用“美元”將次貸危機抹平了!何以至今天這種地步?

     ● 兩者之間的“共同點”在於:都是個信心問題
      
      其次,兩者之間的“共同點”在於:“麥道夫”的問題,雖說就是個“錢”的問題,但導致“麥道夫”不僅無法繼續吸引足夠現金流以供其“拆東牆補西牆”、且還遭遇“大量贖回”的,就是個“信心問題”。
      
      顯然,美國管理層通過對雷曼公司的“定向倒閉”、從而將歐盟也一把拖進“歐美金融危機”之後,“麥道夫對沖基金”的“歐洲客戶”或基於對未來經濟信心不足、或基於自己也需要“拆東牆補西牆”,從而“突然集中要求贖回”,又恰巧摧毀了“麥道夫對沖基金”、從而“鬼使神差”摧毀了“美國華爾街另一尊神像”。
      
      可以肯定的是,“華爾街金融永動機”將來能否繼續吸引“足夠的資金流”、以維持其穩定運行,首先就在於一個“信心問題”。
      
      就中國而言,“華爾街金融永動機”想從中國這裏拿到的“資金流”主要有兩個:
      第一個,是“實實在在的生活與生產資料”。
      
      由於中國是東亞經濟、甚至南方實體經濟的代表,因此,作為“北方虛似經濟”的代表,美國經濟能否“相對低成本”地得到生活與生產資料,“中國商品”的輸出方向,是關鍵性的。
      
      第二個,如果“美國經濟”能拿到“第一個”,特別是從中國手中拿到“第一個”,那麼,這也就意味著會轉化成中國手中的“美國國債、或其他美元資產的增加額”。而在主權國家中,由於中國手中握有最大規模(1.3萬億美元)的美國國債,因此,中國的態度至關重要。
      
     ● 中國已經開始沖著“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的“命門”指指點點了
      
      在這種事實下,這種“增加額”既可能被華爾街用作維持其“龐式騙局”的“現金流”,如果中國政府表示“對美元資產有信心”的話;但也可能被視為一種“大規模的贖回”、至少是“準備大規模贖回”的信號,如果中國政府“每天都沒完沒了的擔心”的話;特別是,一旦中國正式表示“對美元資產徹底沒有信心、並“有事無事”地不停嘀咕“除非美國對中國以‘可信任的方案’切實保證‘沒有問題’,否則中國隨時準備調整手中‘在美資產’的規模與品種”的話!
      
      如果在這個層面去觀察中國國家領導人在會見美國副總統拜登時、“不厭其煩”地輪番關切“中國在美資產安全問題”,也就不難明白:中國已經開始沖著“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的“命門”指指點點了。
      
      而從美國副總統拜登也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在不同場合“反復解釋”“美國保證中國在美資產安全”、根本就“沒功夫”關切南海問題、甚至忘記了“要中國解釋航空母艦用途”的“尷尬”來看,那種被別人“點中命門”的感覺的確難受!
      
      顯然,中國手中的美國國債及其它美元有價證券、都是“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的核心生產要素,中國所期望的“保值”、甚至“升值”,“本質”上,對美國而言,就等同于“麥道夫”的“每個月有1%”的“回報承諾”,
      
      如果中國時刻都在擔心“手中的美元資產不僅不能升值”、甚至還要“虧本”,從而“終於有一天不再願意”繼續“維持原有規模的投入”、從而正式帶領東亞經濟、甚至南方經濟“或主動、或被動地縮減”對美國的“實物產品的出口”,或大幅提高“美國從中國、東亞經濟、甚至南方經濟獲取實物產品”的“成本”,而一旦 “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無法“有效彌補”這一“斷裂的資金鏈”,那麼,“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的“穩定運行”就會立刻“出問題”。
      
     ● 就歐盟而言,“華爾街金融永動機”想從歐盟這裏拿到的“資金流”主要有兩個
      
      就歐盟而言,“華爾街金融永動機”想從歐盟這裏拿到的“資金流”主要有兩個:

      第一個,是“歐洲國家利益”基於“南、北撕裂”的框架,與美國一道、對中國進行遏制,這表現在經濟上,就是與“歐美”共同對華構建貿易壁壘,從而令“中國商品”在“流向”上沒有更多的選擇!
      
      第二個,是“歐洲資本利益”基於“西方資本必須主導世界”的“歐美共同利益”,繼續維護“美國資本”的“西方資本代言人”的地位,從而繼續維護“現有國際金融遊戲規則”,也就是“歐、美資本利益”共同維護“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的穩定運行。
      
      然而,“美國利益”想從歐盟這裏拿到這兩個層面的“資金流”又談何容易?
      前面已經說了,“歐、美國家利益”之間、“歐、美資本利益”之間的矛盾重重,歐洲資本利益、特別是歐洲國家利益,“更多地(請注意我們的用詞)”是“華爾街龐式騙局”的一個“犧牲者”、而不是“食利者”。

     ● 只要中國與歐盟能團結一致,就可以立馬掀翻華爾街這條“四處漏水的破船”!
      
      因此,在這個問題,我們認為,如果歐盟利益不想繼續被犧牲,那麼,歐盟的選擇或許將集中表現在“歐洲資本利益”最終是否站在“歐洲國家利益”的層面上,是否在“信用評級”的問題上,或與中國公司合作,從承認中國「大公國際」等評級結果開始,慢慢建立一套“非美國際評級體系”,或者乾脆“另起爐灶”、建立歐洲自己的評級體系!
      
      顯然,一旦如此,將是對“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的毀滅性打擊!
    因為,這將意味著“非美勢力”將慢慢退出“華爾街金融遊戲”,而一個“參與者持續減少”、且“遊戲中沉澱的死籌過多”的“金融遊戲平臺”,其下場註定與“麥多夫對沖基金”一樣!甚至更加慘澹!
      
      通過上面的討論,其實我們已經不難看出,即便僅從金融層面去觀察問題,只要中國與歐盟能團結一致,就可以立馬掀翻華爾街這條“四處漏水的破船”!
      
      事實上,我們已經注意到,最近一段時間來,歐盟內部一邊放出“是時候建立歐洲自己的評級體系”的風聲,一邊又開始客觀評價中國「大公評級公司」的“相關評級報告”。
      
      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苗頭!
      
     ● 對中國而言,“努力促成中、歐團結一致”只能是個“手段”、而不能當成目標
      
      然而,我們也必須清醒,如果僅在“中、歐、美”的層面上考慮問題,那麼,對中國而言,“努力促成中、歐團結一致”只能是個“手段”、而不能當成目標,“真正的目標”仍然是“用這個手段去促進“歐、美”之間的“越走越遠”,從而“盡可能地”促成“華爾街金融永動機”儘早面臨一個“歐洲方向資金鏈斷裂”的問題,
      
      而對“美國利益”而言,尤其可怕的是,或者還等不到真正“出問題”之前,基於“上述可能性”而提前產生、積聚的“強大市場預期”,就足以令“華爾街龐式騙局”提前面對“有別于令麥多夫對沖基金倒臺”的“資金鏈斷裂問題”。
      
      我們再次強調,對承擔了“美國利益太多融資任務”的“華爾街金融永動機”而言,所謂的“資金鏈斷裂問題”,絕不是個單純的“美元多少”的問題,即:它不是個“錢”能解決的問題。
      
     ● 華爾街的另一尊已經倒下的神–格林斯潘老先生,不久前又重出江胡、繼續“行騙”了
      
      曾被美國國務聊希拉蕊在廟堂上公開斥責為“騙子”的華爾街的另一尊已經倒下的神–格林斯潘老先生,不久前又重出江胡、繼續“行騙”了,他說:美國有能力償債,因為美國可以印美元!
      
      然而,基於上面的討論,我們也就不難明白,一旦“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的、源於中國、或者歐盟之中任何一條“資金鏈斷裂(再次強調:這不僅僅是個“美元多少” 的問題)”,而剩下的一家只需取“旁觀態度”、且不說“落井下石”的話,華爾街基於“美元本位制”而攫取的“無限印鈔能力”將立刻被廢,因為,“市場預期”將強烈地預期到:美國國內基於“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的“永動原理(說白了,就是建立在‘風險對沖’基礎上的‘套匯套利’)”而堆積的“數百萬億美元” 的“金融衍生品”將“灰飛煙滅”!美國民眾“數十萬億美元”的私人財富也將在一場更大規模的“麥多夫對沖基金”的垮臺中、瞬間“堙滅”!在此基礎上,更加強烈的市場預期自然就是:美利堅合眾國將在美國社會的暴亂中被徹底撕裂!

    ● 這,恰恰是我們非常警惕一種可能性的原因
      
      值得強調的是,在美國次貸危機、特別是歐、美金融危機全面爆發後近三年的時間裏,“美國利益決策層”在消除上述“市場預期”的層面上,除了拿一本“修訂版會計準則”掩蓋黑洞、延緩第二輪金融危機的爆發時間,通過手中的戰略資源,從“中、歐”那裏或購買、或換取“資金流”、以維持“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的“勉強穩定運行”之外,“毫無辦法”可言。
      
      因此,除非美國能將目前由歐盟、特別是由中國提供的“資金流”牢牢地抓在自己手裏、而不是拿手中“日益貧乏的戰略資源”去“換取”、或“購買”,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而這,恰恰是我們非常警惕一種可能性的原因,即:“美國資本”極可能用“天量硬通貨幣”水淹“南方經濟”,通過在“南方經濟體”內、甚至全球製造金融危機的方式,掀起一場史前例的“大兼併、大收購”,從而“先”徹底掌控“南方經濟”的經濟命脈,“再”徹底收編“歐洲資本”,最後,則是在國家利益層面,徹底肢解中國、歐盟、俄羅斯。
      
      另外,有關如何水淹“南方經濟”、從而“先”控制“中國之外的南方經濟的經濟、特別是金融命脈”,再利用這些“被控制的南方經濟”去圍剿“中國製造”,從而再控制中國經濟、特別是金融命脈的“可能方案”,大家可以參閱之前的討論紀要!
      
      ● 所謂的“中、美共管西太平洋”的“真正內涵”
      
      通過上面的討論,我們其實想強調的就是:
    對“美國利益”而言,如果它仍然不實質性調整其“旨在支配全球的即定全球戰略”,
    那麼,除非它能拉著歐盟、順利完成“水淹南方經濟、直到徹底控制中國的經濟、特別是金融命脈”的一整套計畫,
    否則,除了大規模的戰爭,它已無路可走!
      
      而基於核大國之間的恐怖核平衡,發動“大規模戰爭”自然不是在求生,而是在找死!
      
      因此,剩下來的其實就是一條可行之路,那就是實質性調整其“旨在支配全球的即定全球戰略”,從而像十九世紀未、二十世紀初的英國(英鎊)向美國(美元)慢慢讓渡勢力範圍,並借助美國的力量、隔著大西洋、一邊壓制“其現實威脅(當時的法國)”,一邊“盡可能長地”享受英國霸權的最後時光。
      
      顯然,在今天而言,這也就是所謂的“中、美共管西太平洋”的“真正內涵”。
      
      然而,目前的情況是,在“哥倫比亞與阿根廷兩國總統呼籲:聯手應對金融震盪”的背後,在這兩位總統強調“拉美國家目前面臨的不僅僅是國際金融市場的動盪,而且是世界經濟和金融領域的“颶風”,拉美國家絕不能等閒視之”的背後,是“美國利益決策者”仍然在將美國自己提出的“中、美共管西太平洋”視為一種手段而非目的,也就是說,“美國利益”仍然不打算“實質性調整”其“旨在支配全球的即定全球戰略”,仍然在幻想著如何“策略地實現”水淹“南方經濟”的方案、如何徹底控制中國的經濟、特別是金融命脈,並徹底收編歐洲資本、最後“一勞永逸地”肢解“中、歐、俄”、最終實現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的“永動原理”。
      
      
    事實上,從「標準普爾」調降美國主權信用等級,從而引導美國股市、國際原油、及其它“國際大宗商品”的一輪“暴跌”之後,美國已經做好了“QE3(甚至QE-N)的前期準備工作,也就是說,
    如果沒有意外,暴跌之後美國股市、國際原油、及其它國際大宗商品,將隨著QE3(甚至QEN)的推出,啟動一輪暴漲進程,從而一方面推高南方經濟的通貨膨脹率,打亂這些國家的經濟、特別是金融佈署;
    另一方面、則是進一步迫使包括中國在內的南方經濟體被迫加息,直到“高企的利率”全面抑制南方經濟的經濟活力,從而為美元(甚至可能包括歐元)突然啟動加息週期,用全球性緊縮將“活力”已經受到極大抑制的南方經濟進一步“滅活”,為美元(甚至歐元)最後收購南方經濟中這些“被滅活”的“製造業實體”、特別是“金融實體”,從而自我掌控“華爾街金融永動機”所需的“資金流”—“生產與生活資料”。
      
     ● 最近一段時來所發生的許多事情有個清晰的主線
      
      如果我們從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最近一段時來所發生的許多事情,也就都有個清晰的主線,那就是:
      
      第一,在中國已經準備面對“歐亞海上運輸線之亂”、甚至“中東最暴力破局”的局面,從而開始籌畫“中國經濟最低內迴圈”之後,
    “美國利益”企圖一方面通過 “利比亞讓步”的“利誘”、另一方面通過警告“義大利將倒下”的“威逼”,去換取歐盟的“敘利亞配合”,從而擺出一副“下決心準備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 “止損點”的姿態;
      
      第二,經過我們的觀察,以美國目前的絕對實力與相對實力,以“中、俄”的戰略準備與能力,特別是「歐盟」伺機徹底解決科索沃問題的心機,“第一”對美國而言,極可能只是個“佯動”,
    否則,曾經將歐盟送進“利比亞之亂”長達數個月卻不得要領的美國利益,自己就可能因敘利亞問題、而在因敘利亞這個止損點被擊穿而引發的“巴以衝突”、或者另一次中東戰爭上“重蹈歐盟複轍”!並被“中、歐、俄”所“圍觀”、甚至“群毆”!
      
      第三,一如我們之前多次強調,“美國利益”其實有兩條逃生之路,
    一條是以利比亞為支點,對歐盟(歐元)進行跨海(地中海)一擊;
    再就是,將“埃及之亂”導向“巴基斯坦之亂”、特別是“印度之亂”,從而以“第三種方式南亞破局”。
      
     ● 有意思的是,美國副總統訪華期間,中東、南亞、東亞等戰略方向同時異動、且動得厲害!
      
      有意思的是,就在這個時間點上,“原本”就是、直到現在仍然是“一群烏合之眾”的、但顯然“開始得到”“中、俄”支持、且美國也不敢公開阻止的、親歐洲的利比亞反對派武裝、竟然一口氣打到了卡紮菲的老巢–的黎波里。
      
      同樣是這個時間點,美國副總統正在訪華,不僅如此,中東、南亞、東亞等戰略方向同時異動、且動得厲害!
      
      第一,以色列兩輛公共巴士在以、埃及邊境受襲,而以色列安全官員說:“襲擊的槍彈似乎是從埃及方向射過來的”。
      另據消息稱,以色列軍隊已經報復、並聲稱打死了襲擊者,包括幾名埃及士兵;
      
      第二,巴勒斯坦繼續尋求成為聯合國會員3國,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主席阿巴斯表示:“已有122個國家支持巴勒斯坦國加入聯合國”。
      
      在這個問題上,在之前我們曾經明確指出:沒有歐盟的支持,就目前而言,“中、俄”是很難令巴勒斯坦是如此堅持“尋求成為聯合國成員國”的;
      
      第三,我們注意到,在此之前,也就是週三(8/17)晚間,埃及與美國軍方的消息稱,埃及與美國取消了今年的聯合軍事演習,這項軍事演習的名稱為“明星-2011”。
      
      顯然,如果在”第二、及第三”的“聯動”層面去觀察問題,特別是,如果考慮到埃及通往加沙的“第二條通道”同時受到“歐、美雙方”的共同控制,不難看出,在這種綜合背景下,以色列兩輛公共巴士在“以、埃邊境”受襲,而以色列安全官員又稱:“襲擊的槍彈似乎是從埃及方向射過來的”,
    而基於我們之前的觀點,就這個突然而來的“襲擊事件”而言,無疑既顯得“極其微妙”、又顯得“極合邏輯”!
      
     ● 這種說法似乎在降低“歐盟”的作用
      
      第四,美國防部長帕內塔罕見地公開表示:“世界穩定需要靠中、印等新興力量”,並進一步解釋說:“我們有日漸崛起的力量和國家,比如中國、印度和巴西,更不用說俄羅斯了。我們必須繼續依靠他們為全球穩定發揮作用。我們面臨資源有限的問題,現在正在緊縮預算。”
      
      顯然,這種說法似乎在可以降低“歐盟”的作用。
      毫無疑問,“第四”是“第三”的邏輯使然!
      
    ● 美國利益公開將“埃及之亂”導向“巴基斯坦、特別是印度之亂”的開始
      
      第五,18日,巴基斯坦警方表示,截至當天5清晨,巴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在過去24小時內發生的暴力事件已導致38人死亡。其中,一名巴人民黨領導人17日晚在卡拉奇被刺殺。
      
      第六,18日,針對美國聲明稱“印度應該允許安納;哈紮爾等人進行示威,不應對示威設置任何障礙”。
    印度國會要求印度政府對這次為何一個“孤獨”的社會活動家能引來如此大規模的支持進行調查。  

      據報導,印度國大黨發言人拉西特;阿爾維說:
    “自印度獨立以來,美國從未支持過印度境內的任何運動,這是第一次。美國人說印度應該允許安納;哈紮爾等人進行示威,不應對示威設置任何障礙。美國為什麼會這樣發表聲明?我們需要考慮在這個試圖動搖政府統治、破壞國家的活動幕後到底有著什麼樣的後臺。我們需要嚴肅對待美國的聲明。”
      
      在我們看來,“第五”、特別是“第六”,顯然是美國利益公開將“埃及之亂”導向“巴基斯坦、特別是印度之亂”的開始。
      
      我們再次強調,要特別警惕“第三種方式南亞破局”。
      
      第七:最新消息是,繼美國稍早公開要求“敘利亞總統必須下臺”之後,
    似乎在“第三”的“威脅下、“第四”的“逼迫”下,“第五”與“第六”的“引誘”下,英國、法國、德國也開始公開要求“敘利亞總統必須下臺”;
      
      第八,正是在上述背景下,18日,阿富汗東部一美軍基地當天遭到炸彈爆炸襲擊,直到目前,沒有任何消息說明死傷情況。
      
      在我們看來,如果南亞方向承受的壓力進一步加大,美軍直升機成批往下掉的畫面就一定會出面。我們認為,“成批”的畫面一旦出現,將是“世界維護和平的力量”對“美帝國主義”的最後一次警告!
      
      而就歷史經驗而言,阿富汗可是個先後埋葬了“數個帝國(大英帝國、前蘇聯)”的“大國墳場”,特別是,不可一世的“前蘇聯紅軍”就是因“直升機成批往下掉”而掉下去的。
      如果“有人”偏偏“想賭”自己“或是個例外”,那麼,那就乾脆一把拋出最後的籌碼好了。
      而10年的阿富汗戰爭已經、且還將繼續證明,“美帝國”一點兒也不例外,因此,美國的國運也必將隨著“直升機成批往下掉”而直線墜落!
      
      第九:就在美副總統拜登“攜帶金融導彈(配合南亞破局)”訪華期間,中國副總理李克強正在香港,也在佈置“金融反導系統”。17日,中國公開表示:支持香港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並發行200億元人民幣債券,並一帶公佈了一連串“嚴重支持”香港金融穩定、特別是金融發展的“重大決定”。
      
      顯然,中國決策層對“美國南亞政策”很可能率先金融攻擊中國香港、甚至中國臺灣保持著高度警惕!

     ● 根本就不相信、或者不敢相信“美帝國”是個“例外”的大有“人”在!
      
      第十:18日,橫跨中、日、俄三國的日本海陸海聯運航線通航儀式在日本新潟港舉行;
      在我們看來,這個儀式放在18日舉行、就“日期”而言或是個巧合,但“這個儀式”本身卻絕非巧合,這說明,根本就不相信(對中俄而言)、或者不敢相信(對日本而言)“美帝國”是個“例外”的,是大有“人”在!
      
      第十一,正是在上述綜合背景下,並不意外地”注意到,18日,繼美國率先要求“敘利亞總必須下臺”、並宣佈制裁敘利亞的石油、金融等核心行業之後,英國、法國、德國政府也開始“附議”“敘利亞總必須下臺”的“美國提議”,但在更加重要的“全面制裁問題”上,還是有所保留。
      
      不僅如此,在印度“反政府示威”的問題上,也就是“南亞破局”的問題上,歐盟總體上仍然保持著低調。
      
     ● 這到底是美國“已經拉”歐盟“下了水”呢?還是歐盟正琢磨著“如何一腳”將美國給徹底踢下水、且不再有機會爬起來呢?
      
      這樣,如果從上述綜合情況來看,在敘利亞這個“水深難測”的“止損點”上,歐盟公開加入“敘利亞總必須下臺”這一步,這到底是美國“已經拉”歐盟“下了水” 呢?
    還是歐盟正琢磨著“如何一腳”將美國給徹底踢下水、且不再有機會爬起來呢?
    就“結果”而言,恐怕還得走一步看一步!
    但歐盟琢磨“如何一腳”將美國給徹底踢下水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 顯然,美國人的確“吃不准”歐盟對QE-3的真實意圖!
      
      第十二,最新消息是,北京時間8月18日晚間消息,兩名美聯儲理事稱,美聯儲在未來兩年時間裏將基準利率維持在接近於“零”的承諾可能會帶來有關該行旨在提振股市的誤解,也就是發出一個“利多股市”的信號,
    這是他們反對這一措辭的原因所在.
      
      而結合德國眼下拼命反對發行歐元債券的做法(注:反對不是目的,只是手段,德國想的是借此整合歐盟的統一財權、從而令“歐元”取得與美元分庭抗禮的“財政保證”),再在“第十一”的層面去觀察這一重大消息,不難明白:顯然,美國人的確“吃不准”歐盟對“美國QE-3”的真實態度!
      
     ● 除非美國在最短的時間內,以“不可逆轉的實際行動”承認“中國的南海核心利益”
      
      如果在這個層面去觀察越南與菲律賓的“示弱”,去觀察美國對朝鮮的“示好”、去觀察“橫跨中、日、俄三國的日本海陸海聯運航線通航儀式在日本新潟港舉行”,也就不難看出,“吃不准”歐盟“最終態度”的美國決策者也在給歐盟“喂藥”,既然歐盟仍然沒有“南亞配合”、從而“合歐、美資本”之力、或從“印度之亂”入手、通過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南亞,從而掀起一輪對“南方經濟”進行史無前例的“大兼併”的意思,
    那麼,“美國利益”就可能選擇另一條逃生之路,那就是盡可能尋求中國的“旁觀”,從而以“利比亞”為支點,對歐盟(歐元)進行跨海(地中海)一擊。
      
      但從利比亞反對派迅速攻到“的黎波里”的情況來看,
    從美國要求烏克蘭立刻釋放那位美女前總理之後,俄羅斯已經正式要求“卡紮菲必須下臺”的情況來看,“中、俄”已經加大對“歐盟利比亞政策” 的支持力度,
    也就是說,美國在這個時候想尋求中國“旁觀”,除非美國在最短的時間內,以“不可逆轉的實際行動”承認“具錦州效應”的“中國的南海核心利益”,從而“兌現”“中、美共管西太平洋”的提議,否則 ,根本就不可能!
      
      而由於形勢已經可能激變,因此,在“承認”與“兌現”之前,那種“美國準備放寬對華高技術出口”的“老話”,聽聽還是可以的,因為中國也希望利用這一點去“擠”“歐盟的東北亞政策”,但中國肯定不會“往心裏去”!
      
      至於那份性質原本就為“左手製造問題、右手解決問題”的所謂“臺灣軍售案”,那位“暗獨”的(2008年大選前事先赴美國去接受時任副國務卿的金融高盛人馬-佐立克主子檢審考核的“美帝軍政府在台新代理人”)臺灣領導人馬英九不是“配合演雙簧”演得非常投入嗎?那就請美國人與他去玩好了!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已經說過,由於形勢已變,臺灣問題已經太小,更何況一個“美國特意製造出來的對台軍售問題”?
      
     ● 美國決策層會在“兩條生路”的問題上加快抉擇
      
      就目前而言,美國的“利比亞政策”已經基本失敗(陷阱落空),這樣,由於“利比亞籌碼”已經對歐盟暫時失去了效力,因此,它不僅在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的問題上會更加謹慎,以免在中東落入與“中-歐-俄”、甚至“阿拉伯聯盟”等“全面為敵”的處境,
    但由於時間不等人,美國決策層會在“兩條生路”的問題上加快抉擇,
    因此,站在中國的角度看問題,即要高度警惕“第三種方式南亞破局”、也要警惕“西方資本”水淹南方經濟、從而掀起一輪、最終旨在控制中國經濟、特別是金融命脈的、史無前例的、對“南方經濟”進行的“大兼併”。
      
      對此,作為金融層面的應對措施之一,中國要更加頻繁地、沖著“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的“命門”進行“指指點點”。
    而作為政治與軍事層面的準備,中國要與俄羅斯、土耳其、敘利亞、伊朗、埃及等中東地方王密切溝通,為“破”美國中東安全框架之 “局”、特別是旨在掀翻“西方資本主導世界”之基礎的“最暴力中東破局”做最後的準備。
      
     ● “美、以”以實際行動測試歐盟在敘利亞政策上的真實取向
      
      如果在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在歐、美一致要求“敘利亞總統必須下臺”,而“巴以衝突”卻突然再起的背景下,以色列因報復打死埃及士兵一事,應該是“美、以”以實際行動測試“國際社會(包括歐盟)”在“永久開通第二條、甚至強行第三條通道”問題上的“團結度”,也是測試歐盟在敘利亞政策上的真實取向。
      
      ●如果……這又何嘗不是“有人”在測試“美、以”阻止“第二條、甚至第三條通道”的決心?
      
      而如果以色列兩輛公共巴士在“以、埃邊境”受襲一事不那麼簡單的話,那麼,這又何嘗不是“有人”在測試“美、以”阻止“第二條、甚至第三條通道”的決心?
      
      而從歐盟對以色列兩輛公共巴士在“以、埃邊境”受襲,以色列之後又槍殺埃及兩名士兵的“低調反應”、而巴勒斯坦仍然堅持準備單方面建國的綜合情況來看,我們再次強調:
    在敘利亞這個“水深難測”的“止損點”上,歐盟公開加入“敘利亞總必須下臺”這一步,這倒底是美國“已經拉”歐盟“下了水”呢?還是歐盟正琢磨著“如何一腳”將美國給徹底踢下水、且不再有機會爬起來呢?
    就“結果”而言,恐怕還得走一步看一步!
    但明知歐元是美元現實敵人的歐盟在這種有利情況下認真琢磨“如何一腳”將美國給徹底踢下水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總之,由於局勢已經發展到極其複雜的層面,全球熱點問題明顯開始聯動,再往前走任何一步,都有可能觸發不可意料的結果,特別是金融層面的。

    《東方時事解讀》2011.8.19


  12. 2011/09/11 於 21:37 patchpieces

    U.S. furthers Reagan’s Star War plans with global NATO(to Attack Russia and China)

    John Robles

    Voice of Russia
    September 9, 2011

    Interview with Rick Rozoff, the manager of the Stop NATO website and mailing list and a contributing writer to Global Research.ca, conducted on September 4

    They tried to shut you down over the weekend. Can you tell us what happened?

    Yes, thank you for asking. The Stop NATO website(http://rickrozoff.wordpress.com) was shut down by its host, WordPress, on Friday without any plausible explanation, with just a vague statement about “concern over some content on your site.” The site is a reputable news one and it took 24 hours and a good deal of pressure from sources around the world before WordPress relented and allowed the site to be reactivated. They didn’t close it down, they just prevented me from posting any new material. Of course, by the nature of these things it’s hard to determine whether it was a conscious political decision, but one has to allow for this possibility. Anyway, we are back online for the time being and thank you for asking.

    Turkey has recently agreed formally to host NATO anti-ballistic missile elements on its territory.

    From what I understand, the agreement by Turkey is that they are going to station what’s called a Forward-Based X-Band Radar-Transportable of the sort that was installed in Israel three years ago by the U.S., in the Negev Desert, which has by the way a range of 4,300 km (2,700 miles) and if aimed in the proper direction could take in the entirety of Western Russia and a good deal of Southern Russia. That is an equivalent of what is to be based in Turkey, in theory aimed exclusively against Iran, but I think only the credulous would believe that.

    This has to be seen, of course, in the context of the decision reached at the NATO summit in Lisbon, Portugal, last November to incorporate all NATO nations into the U.S. Missile Defense Agency plans for a global anti-ballistic missile system. Russian Foreign Minister Sergei Lavrov has recently clarified that we are not only talking about regional or even European continent-wide interceptor missile systems but one that is international in scope. And bringing it into Turkey – there have, incidentally, been discussions going back ten or more years from respective heads of the Missile Defense Agency of the U.S. Defense Department about situating interceptor missile facilities not only in Turkey, but also in nations like Ukraine, Georgia, Azerbaijan. So, there are plans to extend a U.S.-dominated interceptor missile system from Europe to the east and south, that is into the Middle East and presumably into the South Caucasus and all the way to Central Asia.

    Launch of ship-based Standard Missile-3

    Of those countries that you’ve mentioned, which are in the process of soon signing formal agreements with NATO that you know of?

    Every one of them has an advanced partnership program with NATO except for Turkey, which is, of course, a member. But I think another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is that Romanian President Traian Basescu said last week that the U.S. and Romania will soon sign an agreement for the stationing of 24 Standard Missile-3 interceptors in Romania, which is part of what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terms its Phased Adaptive Approach.

    There are actually four phases of the SM-3, and last week Lockheed Martin announced it is establishing a testing facility near Huntsville, Alabama for what will be the most advanced, the SM-3 Block IIB, to go online in 2020. There will be an intermediate version ready for deployment in 2015, and SM-3s will be based, estimates are 24 each, in Romania and Poland. And we have to recall that last year the U.S. moved the first Patriot Advanced Capability-3, an advanced version of the Patriot interceptor missile, into the Polish city of Morag, which is only some 35 miles away from the Russian border, with Kaliningrad.

    I would like to add that accompanying the Patriot Advanced Capability-3 missiles in Poland are a hundred or more US servicemen, which are the first foreign troops to be stationed on Polish soil since the breakup of the Warsaw Pact, and the Forward-Based X-Band Radar set up in Israel is staffed by something in the neighborhood of a hundred U.S. military personnel as well, which are the first foreign troops stationed in Israel for a prolonged period in its history, and with the deployment of SM-3s in Romania a hundred U.S. troops will also be stationed in that nation, we are seeing the export of U.S. military forces and equipment to the east and to the south. I think it’s noteworthy that the announcement regarding Turkey was made by new State Department spokesperson Victoria Nuland, who from 2003 to 2008 was U.S.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NATO. This is the person who announced that Turkey is going to host a U.S.-NATO interceptor missile radar facility.

    NATO is making overtures to India and India looks like it are considering working with them as well.

    The actual announcement was made by another very significant person, the current U.S. ambassador to NATO, Ivo Daalder, who incidentally six years ago co-authored a piece in Foreign Affairs, the monthly publication of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with the intriguing title of Global NATO, the opening sentence of which states that NATO has “gone global,” and openly advocated at that point that NATO incorporate as full members, not simply as partners, what he deemed to be the world’s democracies, amongst which was India. The latter country would link interceptor missile capacities in Europe,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and the Persian Gulf with thos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Japan, South Korea, Australia and Taiwan.

    We are talking about people pursuing a long-term agenda. What the U.S. is reactivating now with the inclusion of NATO i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Ronald Reagan administration’s “Star Wars” plan, the so-called 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 out of which the current Missile Defense Agency developed; that is, one that allows the U.S. and its allies to be impenetrable to retaliation or any capability of retaliating by other countries that might be subjected to attacks by the U.S. and its allies. That is, nations like Russia and China will effectively lose their deterrence capabilities.

    Targeted nation’s ballistic missiles can be destroyed in the boost, ascent, midcourse and terminal phases through a stratified series of constantly enhanced Patriot Advance Capability-3, sea- and land-based Standard Missile-3, Ground-based Midcourse Defense (with its Exoatmospheric Kill Vehicle) and 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interceptors. A 280-foot-tall, 50,000-ton Missile Defense Agency Sea-Based X-Band Radar is home based in Adak, in the Aleutian Islands, menacingly close to Russia’s Pacific coast.

    Sea-Based X-Band Radar, part of Ground-based Midcourse Defense system

    To cap it all off, the Pentagon has been hell-bent in pursuing the militarization of space, a threat that China and Russia raise each year in the United Nations.

    We have to recollect that the head of state of the U.S. currently, President Barack Obama – ironically, paradoxically, distressingly – on the occasion of delivering his Nobel Peace Prize acceptance speech in December of 2009 openly boasted that the U.S. was “the world’s sole military superpower.”

    And I think that to maintain that status in the face of a weakening U.S. economy, with the rise of the BRICS nations and so forth, with trends that suggest that the U.S. is in decline internationally, that Washington is intent on maintaining its military supremacy – its one trump card if you will, its ultima ratio regum – and to ensure that no other country has the ability to retaliate, particularly in strategic terms. And when we talk about the latest proposed model of the SM-3 we are talking about one that could threaten Russia as well as China. I would argue that North Korea and Iran are pretexts for developing a global Star Wars system that would place both Russia and China within a circle of U.S. and allied interceptor missile system.

    NATO missile elements in India would protect against or annul what threat for NATO?

    There is no threat to NATO at all in my estimate, so that’s a fictitious claim. What in fact you are seeing is consolidation of what observers have warned about for a decade – the emergence of an Asia-Pacific NATO.

    http://rickrozoff.wordpress.com/2011/09/09/us-furthers-reagan%E2%80%99s-star-war-plans-with-global-nato/


  13. 2011/09/25 於 00:45 patchpieces

    □ 紅色悲歌

    大勢不再

      “最危險的敵人往往來自我們內部……”這句話在許多時候、許多地方都是適用的……

      對20世紀80年代的美國人而言,蘇聯其實已經越來越不足為慮了–雖然那時蘇聯的威脅被媒體描述得仿佛可能在下一秒就會降臨在西方人面前。如前文所言,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通過一系列軟硬兼施的手段,西方世界中由美國人所主導的"金字塔"型分工體系的結構開始變得清晰且嚴密起來,並且西方世界大於社會主義陣營的經濟總量在美國人的統一調配下成為實實在在的優勢。兩個陣營之間的實力差距從當年的兩屆奧運會就可以看出來。當時美國以蘇聯入侵阿富汗為藉口,帶頭抵制1980年的莫斯科奧運會。結果不算蘇聯自己,當年參賽的國家只有80個,參與報導賽會的新聞記者共有5615名,比參賽運動員的人數還要多。開幕式上,這80個國家裏又有16個國家的代表隊在入場式上沒有打本國國旗,以奧林匹克五環旗替代,新西蘭代表隊乾脆打了面黑色五環旗,有10個國家只有旗手一人,運動員乾脆沒出場,後來在獲獎時這些國家也不升國旗、不奏國歌–借著奧運會搞政治對西方國家來說是輕車熟路。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蘇聯還以顏色,也帶頭搞了一次抵制,但聲勢上要小得多,參加抵制的只有保加利亞、民主德國、越南、蒙古、老撾、捷克斯洛伐克、阿富汗、南也門和古巴等國家。

       所謂“抵制”,就是要讓各個國家表明立場、選邊站隊。看看兩次抵制的回應者,東、西方陣營的界線也就基本清楚了。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差不多涵蓋了世界工業生產力的三分之二,這樣的實力一旦被有效地組織起來,結果是顯而易見的。在總體實力居於劣勢的情形下蘇聯要繼續和資本主義陣營保持均勢,那麼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重工業和輕工業的比例以及工業和農業的比例就都無法保持平衡,老百姓的生活水準提高程度和國家經濟增長就無法成正比。舉個例子,在阿富汗戰爭期間, 蘇聯一架米-24武裝直升機的價格只約合9噸豬肉,這不是說蘇聯直升機多便宜,而是意味著那裏的豬肉太貴了,這背後就是蘇聯國內輕重工業嚴重失衡。蘇聯的封閉經濟體系裏,發行的貨幣和生產的產品是對應的,然而這些產品中大多數都是衣不能穿、食不可餐的軍工產品,刨除這一塊,只對比和老百姓生活相關的消費品的話,盧布的發行就是過量的。因為對一般消費品的購買力不足,導致盧布對西方貨幣的官方匯率和實際匯率能差出很多,那時黑市兌換猖獗就是這個問題的反 映。"8 • 19″事件以後盧布迅速貶值,其中就有被"打回原形"的味道。

      有人說蘇聯為什麼不能不搞對抗,為什麼不以"和平與發展"作為自己的主題?問題是西方國家不會給社會主義國家陣營這個機會。
    雷根上臺以後,美國開始對蘇重新採取遏制政策,表面上沒有20世紀50年代杜魯門主義那樣強硬–因為美、蘇的實力差距沒有那時那麼大,但也不是尼克森時期的收縮政策。雷根政府的基本方針是:強調以抗擊蘇聯為中心,奉行所謂"以實力求和平"的方針,具體說就是以美國的經濟、軍事實力壓制蘇聯;在地區爭奪上,把蘇聯頂在20世紀70年代末的擴張線上,使社會主義陣營不能再前進一步。同時,保持各種管道,加強同蘇聯的"對話"–也就是促使蘇聯"和平演變"。國務卿黑格、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艾倫、國防部長溫伯格成為對蘇戰略的核心人物。後 來艾倫在任職10個月後被對手搞了個受賄醜聞被迫辭去了職務,軍人出身的麥克法蘭接任了他的位置,這樣雷根身邊就是三位軍人出身的鷹派幕僚在決策對蘇戰 略。和平與發展在後面的歷史的確成了時代的主題,但其前提是美蘇兩邊必須有一方衰落直至滅亡,而很不幸,蘇聯是滅亡的那一個。

    異 化

      產生變化的不只是雙方實力上的對比,更為根本的是蘇聯自身的變化:由於缺乏人民對黨實施有效監督的體制,自赫魯雪夫時代開始,蘇共從一支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共產主義政黨一步一步蛻變成了所謂"全民黨",實質就是變成了一個新的權貴集團,國家資本主義蛻變成了權貴資本主義,列寧被他們改造為一個形象越來越模糊的簡單圖騰,用以維護其執政的合法性。黨開始背離社會主義,背離人民的利益;領導幹部日益脫離群眾,退化成為一群貪婪如狼、懦弱如羊、蠢笨如豬的官僚;官僚主義與幹群關係緊張大大地損害了原本運轉正常的計劃經濟體制,使得內政問題進一步惡化……在經過長達18年的、穩定的、" 一團和氣"的勃列日涅夫時代之後,蘇共的“權貴化”已然到了積重難返的時代,為了讓自己以及子孫後代永享到手的利益,蘇共的“既得利益集團”最終開始搞起了“政治體制改革”—“拋棄”社會主義搞“私有化”,好讓自己從管理財富的國家幹部變成掌握財富的“資本家”。

      某些原本就自視高老百姓一等的所謂"知識分子"此時也迫不及待地站出來高喊著要對國家進行“民主改革”,實質則是妄圖在動盪中為自己“分一杯羹”–當初靠搞"民運"上臺的這批人,後來“無一例外”地成了“新貴族”,譬如格魯吉亞的薩卡什維利、烏克蘭的尤先科等等。最可笑的是,由於蘇共背離黨的宗旨和原則、背離社會主義所產生的種種社會弊端,在這些人嘴裏卻成了社會主義的罪狀,以此來徹底否定社會主義。當然,更多的知識份子,則是由於蘇共的腐化以及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經濟快速發展的表像才接受了西方的新自由主義思想,進而不自覺地成為這些思想在蘇聯國內的傳播媒介,而這些天真的知識份子們包括當時蘇聯的"經濟學家"對市場經濟和私有化的認知尚處在"西方 19世紀的水準"–面對一堆經濟問題,他們的理解是只要私有化了,一切"自然"就解決了。
    除了黨內與知識界的這兩股力量以外,民族分裂勢力、各種宗教勢 力以及沙俄時期的舊貴族在這段時期也都活躍了起來。而這些人又都不約而同地紛紛將手伸向了西方國家,以期借助外部力量達到自己的目的。
    蘇聯時代大量所謂" 異見人士"的活動經費來源於哪兒呢?
    顯然並不是從蘇聯的工人農民那裏募集來的,蘇聯時代從未聽說過有這樣的集資活動。到目前為止,我們所知道的一個“大金主”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呢?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又譯為"國家民主捐贈基金會",簡稱END,熟悉國際政治的人恐怕都不會太陌生。它號稱美國上百萬個“非政府組織(NGO)”中的"龍頭老大",和美國國務院、國際開發署、「中央情報局」有密切的聯繫,被認為是「中情局」的"另一塊招牌"。這個20世紀80年代初成立、主要靠美國政府撥款從事活動的"非政府組織(NGO)"在世界很多地方扮演過“特殊的政治角色”,可以數出來的有:委內瑞拉等拉美國家、烏克蘭等獨聯體國家、伊 朗等西亞國家、緬甸等東南亞國家,它們都受到其顛覆活動或推動"顏色革命"的影響。

      不僅僅是在黨外,在蘇共黨內,為了抓住權力很多 人同樣選擇去搞“挾洋自重”。在雅克列夫的牽線搭橋之下,1984年戈巴契夫與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在倫敦郊區切克斯別墅一對一地“秘密會見”,談了什麼至今沒有完全解密,但之後西方各個國家立即統一形成了“輿論熱潮”,它們“盛讚”
    戈氏"是蘇聯理想的接班人",
    “是具有新思想的新一代領導人",
    “是可以打交道的人"。
    戈氏的那顆帶有招牌式胎記的半禿腦袋在當時常常會出現在西方的各種雜誌上,其中包括《時代週刊》—
    柴契爾夫人曾自豪地說:"是我們把戈巴契夫提 拔起來當了總書記。"

     1986年雷根和戈巴契夫的雷克雅未克會見也是一對一,戈氏亮出了他的底牌–已做好犧牲蘇聯利益,為美國“效忠”的準備。
    戈氏後來公開地承認:在雷克雅 未克會見時"實際上已把蘇聯交付美國聽憑處置",他說:"雷克雅未克實際上是一場戲……一場重頭大戲……我認為,如果沒有雷根這樣強有力的人物,整個過程 就不會開始……這次峰會上我們……走得已經那麼遠,根本就不可能再有回頭路。"
    1989年戈巴契夫在馬爾他同老布希總統會見的時候,整體移交蘇聯內政、 外交陣地的過程已經完成,當時有個快言快語的外交官形象地說:"冷戰是在地中海暖洋洋的海水中埋葬的。"

     背 叛

       如果說戈巴契夫還只是迎合西方勢力的話,葉利欽、謝瓦爾德納澤、切爾諾梅爾金等人則“走得更遠”,這些人代表了蘇共黨內的“反叛力量”。早在1987年夏天,當葉利欽尚未與戈巴契夫發生衝突之時,葉利欽就開始與美國駐蘇聯大使進行“接觸”,他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坦率",給美國大使留下了強烈的印象,美國隨即將他作為重點“工作對象”,“全力支援”他對抗蘇共中央、對抗蘇維埃政權、“分裂”蘇共和蘇聯的一切行為。
    由此開始,葉利欽或者說是蘇共內的反叛力量取代了以戈巴契夫為代表的“蘇共改革派”,成為西方國家眼裏"更可以打交道的人",此前戈爾巴喬利用外交場合所反復宣傳的"新思維"、政治改革等話題,此時對西方國家恐怕已經不再有那麼強的吸引力了。

      在葉利欽與戈巴契夫公開發生衝突被開除出政治局後,這一點表現得尤為明顯。那時美國利用各種機會始終與葉利欽保持著密切的接觸。1989年葉利欽當選為蘇聯人民代表並進入最高蘇維埃,當年9月隨即訪美,而美方則破格接待這位"非正式訪問"的"非官方人物",安排總統、副總統、國務卿和前總統雷根等諸多政要同他會晤。葉利欽回國後,隨即加緊展開反共活動。一方面在黨外謀求取消蘇共領導地位的憲法的修訂,另一方 面在黨內領導"民主綱領派"進行"政改",力圖"徹底改造"蘇共,剝奪黨的領導權。

      戈巴契夫與葉利欽的政治鬥爭,說白了就是蘇共 高層瓜分國家和人民財富的一場利益之爭。為了自身的私利,這些人可謂不擇手段,完全罔顧其他–在這場鬥爭中美國政府竟被請出來擔當起了協調人的角色。葉 系與戈系後來的"聯手合作"是由白宮和美國國務院推動的,在大國政治中恐怕找不出比這更荒謬、更可悲的事情了。1990年3月,葉利欽當選為當時蘇聯範圍內最大的加盟共和國–俄羅斯共和國議會的議員,同年6月,他憑藉一系列"政治秀"當選為俄羅斯共和國的主要行政長官。此後,葉利欽和他的助手們開始採取一系列政治手段,破壞國家的計劃經濟體制,導致國家經濟增速出現明顯下降,降幅約為2%。1991年,葉利欽又進一步破壞中央計畫,他把俄羅斯稅收的絕大 部分截留了下來,不再上交中央財政,而俄羅斯共和國則是蘇聯的主體部分,蘇聯經濟因此當年就下降13%,這最終誘發了蘇聯的解體–20世紀90年代初蘇 聯經濟中出現的問題,根本不在於計劃經濟體制內部,而完全是人為破壞的結果。

     蘇共反叛者們最終成了後來蘇聯解體最大的獲益者。如今俄羅斯最富有的人正是當年黨內的"精英"。所謂"改革",說到底改的就是一個社會財富分配體制– 把原來相對平等的財富分配體制砸碎掉,然後把財富堆在那裏,讓人們一哄而上去搶,誰搶著算誰的,蘇聯的"經濟學家"們美其名曰自由競爭。而這些身居要職的 精英們早已給自己占住了最好的位置,這樣一來結果可想而知。除了眾所周知的葉利欽家族之外,還比如說切爾諾梅爾金,20世紀80年代他當過蘇聯天然氣總公 司的總經理,1992年天然氣公司"私有化"後,切爾諾梅爾金搖身一變成了天然氣股份公司最有實力的控股人,控制著全世界40%以上的天然氣資源,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幾個人之一。“蘇聯共青團”中央書記科爾科夫斯基利用自己的職位創辦了一家大銀行,把原屬於人民的財富“變成”了他個人的財產。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黨內的“激進民主派”曾大肆批判蘇共高層的腐敗與特殊化,平心而論,那時蘇共領導幹部們的“特殊化”還僅限於偷偷摸摸地搞些特供商店之類的東西,在莫斯科庫圖佐夫大街上有一座公寓樓,裏面的戶型大致是200~300平方米,勃列日涅夫、蘇斯洛夫和安德羅波夫的居所就在裏面,對於如今的人們而言,這種級別的腐 敗恐怕說出來都會被笑話。事實上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莫斯科就已經實現了電氣化,每5個家庭就有一輛私人汽車,蘇聯公民每月用於文化娛樂的支出占工資總 額的10%~15%,更重要的是涵蓋全民的免費醫療、免費教育以及免費住房。對比1991年之後富可敵國的新貴們的腐敗生活,當時的國情是:國民人均壽命 縮短,治安惡化,貧富差距拉大,國家工業體系支離破碎……當年蘇共的腐敗與之相比,恐怕就有幾分"竊鉤者"與"竊國者"的味道了。如今"竊鉤者"已經"伏 誅",而"竊國者"又當如何呢?

      相比於這些新貴,戈巴契夫的晚景則要淒涼得多。在筆者看來,這並非是由於一些文章中所說的愚蠢或者是"好心辦壞事",這其實是他與葉利欽鬥爭失敗的結果。他們所“爭奪”的,不客氣地說其實就是一個“(買辦)賣國者”的位置。蘇聯解體以後,葉利欽給戈巴契夫的只是每月4000盧布的退休金–這也是戈氏在辭職之後所“唯一關心的事情”,不幸的是隨著俄羅斯國內瘋狂的通貨膨脹的到來,這筆錢折合成美元之後不過1美元而已。戈氏開始像一個“藝人”一樣忙著在西方國家“拍廣告”賺錢,他曾帶著10歲的孫女入鏡拍了“必勝客”廣告;拿自己的名字為伏特加酒做了商標;還曾為路易•威登做過廣告……顯然,戈氏所看重的只是“自身的利益”,所謂"好心辦壞事"是無從談起的。

     解 體

      在蘇共內部如此"配合"的同時,美國人也沒有閑著。美國政府制定“肢解”蘇聯的行動計畫始於1981年春,策劃大致完成於1986年底–也就是戈巴契夫與雷根單獨會見之後,前後一共耗時5年多一點的時間。這一行動當時是背著社會公眾、政府和國會秘密進行的,知道內情的僅限於高層的少數幾個人–總統雷根、「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凱西、總統國家安全助理理查•艾倫和國防部長卡斯帕爾•溫伯格。現在公佈的資料表明最早提出這一計畫的是威廉•凱西,"凱西、艾倫、溫伯格在總統的支持下決定向蘇聯發出挑戰……我們認為雅爾達會議無效。"回憶人記得在凱西提交了阿富汗戰場等 情報報告後,提到了蘇聯問題,凱西認為美國沒有必要再繼續遵守以往的遊戲規則。

      哈佛大學歷史學家理查•帕普斯為雷根草擬了美國對付蘇聯最新戰略計畫,代號為:NSDD-75。這一次世界大戰略表明瞭美國政策中的"革命性轉折"。"我們當前的目標已經不是與蘇聯共存,而是要改變蘇聯 的制度。""我們完全有能力借助外部壓力來改變蘇聯制度。""通過利用蘇聯內部的弱點來動搖蘇聯制度是美國的目的。"為此,美國展開專門行動,開始在蘇聯 和東歐國家內部尋找他們覺得可靠的代理人–雅克列夫、戈巴契夫、葉利欽這些人恐怕就是他們的"工作成果",通過給阿富汗反政府武裝以及東歐的反對派以 物質和政治支持,使蘇聯捲入兩場尖銳的危機–阿富汗戰爭和波蘭危機。

      與NSDD-75計畫配合的還有另一套反蘇經濟戰方案,代號 是:NSDD-66,在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後開始執行,策劃者是雷根的蘇聯經濟顧問亨利•羅恩。NSDD-66的主要任務是:切斷蘇聯從西方獲得先 進技術用於產業升級的管道;打擊蘇聯外匯的主要來源–石油和天然氣的貿易。克格勃和蘇共高層當時都知道存在這樣一系列"旨在推翻蘇聯制度的美國情報機關 和其他特工機構的計畫",然而忙於瓜分國家財富的權貴們顯然對此並不在意,相反,為了在政治鬥爭中佔據上風,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樂於主動迎合西方國家。

       除了戈系和葉系以外,蘇共黨內還存在由雷日科夫、亞納耶夫等人所組成的第三支力量,他們主張要回到比較傳統的社會主義道路上去。然而,這批人並沒有走出 蘇共權貴化的框子抑或是歷史沒有給他們足夠的時間吧。作為挽救聯盟的最後努力,副總統亞納耶夫等人發動了"8 • 19政變",軟禁了戈巴契夫,然而這一行動並未得到人民群眾的回應,後者選擇了冷眼旁觀。而在面對西方所謂的輿論壓力時,亞納耶夫等人又表現得畏首畏 尾,在事件爆發三天之後最終釋放了戈巴契夫。最後的努力至此宣告失敗了,葉利欽借此機會,宣佈蘇共為"非法組織",停止了黨組織在俄羅斯共和國境內的一 切活動–整個過程中,竟沒有一個黨員站出來進行過抗爭。也就在這個8月,烏克蘭、白俄羅斯、莫爾達瓦、阿塞拜疆、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先後宣佈獨 立(此前在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已宣佈獨立,次年,格魯吉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依次宣佈獨立),蘇聯解體至此已進入不可逆狀態。1991年12月 25日,蘇聯總統戈巴契夫宣佈辭職,將國家權力移交給俄羅斯總統。當天19時32分紅旗從克里姆林宮上降落!第二天,蘇聯最高政權蘇維埃通過最後一項決 議,宣佈蘇聯不再存在……

    顏色革命

      事情到此還遠未結束,這片土地上一下子出現了15位總統–同時也是這裏最富有的人。而在此之前,他們都是蘇共的高級幹 部,正是通過肢解聯盟,原本屬於全體蘇聯人民的國有資產被這些人劃到了自己的口袋裏。這樣一個根源也就決定了,由蘇聯解體而誕生的這些新的政權執政基礎從 一開始就是背離人民根本利益的,是難以獲得民心的–簡單說就是在已經腐化的蘇共基礎上進一步變本加厲。

      對於西方國家而言,這些政權同樣是無法令人放心的,他們的利益依舊是基於他們的國家來實現的,和西方世界並沒多少瓜葛,甚至很多地方還會存在衝突–這一點可以參見現在俄羅斯與西 方的關係。如果蘇聯解體僅僅限於這一步,那對西方而言需要解決的就只是一個地緣安全問題,蘇聯地區的資源依舊沒有完全納入西方主導的經濟體系中來,那些地 緣上的戰略要衝也沒有完全被西方國家所掌握,因此資本擴張從中所能獲得的好處還是有限的。

      雞蛋原本就有縫,而外面還有一大群虎視眈眈的蒼蠅,於是,顏色革命也就開始了。從格魯吉亞開始,之後是烏克蘭,然後是吉爾吉斯斯坦。與此同時,俄羅斯針對普京的遊戲也開始了。與脫胎于蘇共官僚的舊領導層不同,這些靠“顏色革命”上臺的新貴最初都是黨外的知識份子或者是"異見人士(公共知識分子)",他們手中的政治資源原本要少於前者,於是也就更加“依賴”於西方國家的支持。在蘇聯解體之前,他們和葉利欽們曾可以說是同盟關係,而變質後的蘇共對這些人也一直採取綏靖政策–蘇共不敢依靠人民,就只能選擇向這些所謂“精英階層”尋求支持。如今蘇聯滅亡了,由這些和西方存在更多“共同利益”的人去執掌權力,顯然比那些前蘇共官僚要更合適。

      在2003年格 魯吉亞“玫瑰革命”之後,筆者在一部紀錄片裏清楚地記著這樣一個鏡頭:
    在一個公開場合,薩卡什維利在對記者進行了一番講話之後,立即回頭去問了他的顧問──美國退役軍官布魯斯•傑克遜這樣一句
    “我說錯什麼了嗎?”
    這其實就是這些“民主派”人士與美國之間“關係”的“最真實的寫照”。
    2008年北京奧運開幕當天,格魯吉亞突然兵進南奧塞梯,由此俄格戰爭的序幕拉開了,之後在不長的時間內,俄羅斯毫無懸念地贏得了戰爭。在此之前,其實兩國已經就南奧塞梯問題達成了協議,原本通過軍演進行示威的俄58集團軍也已結束演習準備撤回。從實力來說,格魯吉亞舉國的武裝力量就數量而言,僅相當於面前俄58集團軍加配屬航空 兵及海軍數量的五分之一,人員及戰術水準、裝備水準同樣遠低於俄軍。在爭議已經通過外交途徑得以解決,而實力又相差懸殊的情況下卻主動挑起戰爭,這顯然是違背常識的,但薩卡什維利偏偏就這麼做了,這是由於領導人的頭腦一時發熱嗎?恐怕並非如此,相反薩卡什維利當時可能還非常清醒。

      俄格戰爭有這樣一個背景:2008年時金融風暴正處於高潮階段,當時美元的地位岌岌可危,在這種情況下歐盟和俄羅斯便再次有了聯合起來"搶班奪權"的 想法,按照《保爾森回憶錄》裏的記載,奧運期間普京甚至私下給中國高層傳話,要"一起拋售美國國債",準備直接結束美元的性命。在這種時候,俄格戰爭無異 于在俄歐關係上狠狠地切了一刀,即便雙方決策者對此心知肚明,但迫於國內輿論壓力,短期內也無法和對方繼續保持合作。也就是說,薩卡什維利這個看似毫無道 理的舉動,在一個關鍵時間點上大大地減輕了美元的壓力。美國人才是整個事件真正的受益者,而最直接的受害者則是格魯吉亞的普通百姓和在戰火中送命的士兵。 此番種種,恐怕不是用巧合可以解釋得通的。

      死亡進行時

      就筆者看來,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東 歐劇變可能是20世紀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場悲劇。首先,對蘇聯而言這無疑是災難性的,西方先前承諾給葉利欽們的援助幾乎無一兌現,俄羅斯從西方國家手裏得到的援助遠不及波蘭和烏克蘭。
    1993年冬季,俄羅斯因為糧食危機已經面臨要餓死人的威脅,而在這個時候,副總統魯茨科伊竟還在盤算著如何利用即將到來的危機向葉利欽逼宮奪權。所幸的是,當時中國政府承諾在兩年內以不高於加拿大離岸價格,每年向俄羅斯提供500萬噸共計價值4億美元的玉米,這滿足了俄羅斯生產"人造肉"罐頭和飼料原料的需求,危機方才得以緩解。
    和蘇聯時期比較,現在俄羅斯人的人均壽命“減少”了十年以上,
    出生率從蘇聯時期的14%~17%銳減至8.3%,
    死亡率由蘇聯時期的8%~12%增至14.7%,最高時達15.7%,
    俄羅斯平均每年減少人口達100萬──按照國內某些學者的邏輯,也可以說俄國的“改革派”和“民主人士”們“幹掉”了數以千萬計的俄國人。
    與此同時,包括俄羅斯在內大量東歐婦女迫于生計而淪為“娼妓”。在當時,西歐各國的色情業的平均價格因為東歐妓女的“大量湧入”而被大大地拉低,以至於本土妓女上街抗議“她們的東歐同行”搞“傾銷”–對蘇聯和其他前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來說,這絕不是一個讓人 聽後樂得起來的笑話。

      和很多文章裏所提到的不同,在筆者看來,並非是蘇聯的經濟問題引起的這場悲劇,恰恰相反,是蘇聯解體本身製造了蘇聯地區經濟的悲劇。很多文獻都曾將聯盟解體的原因歸結于蘇聯後期經濟增長緩慢,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首先這個"緩慢"是相對於1975年之蘇聯GDP4 %~8%的增長率而言的,而同期美國的平均值則為3.3%。1975年之後,按照反共專家布熱津斯基《大潰退》一書裏的說法,蘇聯經濟增長常年低於5%,可問題是經歷了"平成戰敗"的日本有十年時間乾脆是處於停滯狀態,美國大蕭條時期也曾有過負增長,但美日政府現在都還活得好好的,而且在1975年經濟增長趨緩時,蘇聯人民的消費額增速是在加快的,換句話說蘇聯在當時已經開始逐步扭轉高積累低消費的情況了。事實上直到1990年年初,蘇聯經濟依舊是正增長,逆增長是當年夏天開始的–原因上文裏提到過,俄羅斯共和國在葉利欽當選總統後開始人為地破壞計劃經濟體系。還要說明的是,蘇聯時代GDP和GNP的計算是不算第三產業的,計劃經濟體制裏不存在金融操作這樣的虛擬經濟成分,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裏,製造業對GDP的貢獻通常只占20%~30%,其餘都是金融及服務業。

     對蘇聯的經濟而言,應該說1991年前後的動盪只是讓國家經濟"休克"了–國家的動盪影響的實際只是分配環節。蘇聯範圍內,工廠、設備等等都還在那兒 放著,工農業生產能力完全是可以滿足人民生活需求的,真正的問題出現在後面,蘇聯經濟的"死亡"是一個持續了很長時間的過程。

      開啟 蘇聯經濟"死亡"的第一步是聯盟解體。蘇聯工業體系的特點在於各個地區分工高度專業化,往往一個小城鎮只負責一種配件的生產,其餘生活物資都從外面調配,一架圖-154客機,上面的零配件來自十幾個加盟共和國。筆者所生活的城市就是20世紀50年代由蘇聯專家負責規劃的,所以對此有著比較清晰的認識。市內 最初一共三個區,輕工業、重工業、生活三樣分得清清楚楚,三個區之間留出了大量空餘土地以備今後發展–至今市區中心尚有8平方公里的草原。這種高度專業 化的分工可以極大地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生產效率,同時可以比較平均地在國內各個地區實現普遍的工業化,保持國內均衡發展。隨著聯盟的解體,各個加盟共和國 雖然手裏都擁有大量蘇聯時代的工業遺產,但是他們的工業體系都是殘缺不全的,就像是一家裏幾個兄弟分家,把一輛完整的汽車拆成一堆零件,然後每人拿幾個, 結果就是誰也沒有車坐,零件只能當廢鐵賣了。

      第二步則是由“私有化”而導致的“去工業化”。在與鄧小平南方視察差不多同一時期,俄羅斯也在搞他們的“有俄國特色的市場經濟”。俄國人的步子要比中國大得多,當時的俄羅斯總理蓋達爾炮製出了一個“跑步進入市場經濟”的"500天計劃",60%的國有資產都被以“股份”的形式平均分配到每個公民手中,而在當時的恐慌情緒之下,大多數老百姓自然是不會考慮如何經營這份“產業”的,他們需要的是儘快把手中的資產券變現,兌換成外幣、黃金,甚至是麵包,然而這種行為卻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恐慌。很快,那些國有資產集中到了少數“寡頭”手中,蘇聯4萬多家國企,除了利潤豐厚的能源、傳媒等產業外,其他產業都被“轉賣”或是廢棄了。因為經營這些產業是要花費很多時間和精力的,而且蘇聯時期基礎產業的 立足點是考慮如何支持國民經濟的穩定運行,是否贏利則另當別論(譬如在遠東修鐵路,從國家戰略角度說是正確的,但從資本家獲利角度說是不正確的),這對急功近利的資本家而言是無法容忍的,於是大量"拆了大樓賣鋼筋"的事情就出來了。當時大家都在搞工業化,蘇聯卻在"去工業化",製造業越來越單薄。在戈爾巴喬夫上臺時,蘇聯工農業總產值年增長率仍舊在6%以上,蘇聯和華約國家的重工業出口約占整個世界出口量的38%[1],軍工出口約占50%,石油天然氣及 其附加產品約占18%,貴重金屬(含有色金屬)及其產品約占40%,民用航空和造船業出口約占25%,化工產品出口約占30%;蘇聯自己的民用船舶總噸位 就佔據世界第一,捕魚量也連續多年占世界第一;煤炭工業產量和出口量也一直高居世界榜首。那麼蘇聯解體之後呢?舉一個簡單的工業指標–汽車年產 量,2009年時俄羅斯的汽車年產量是140多萬輛,尚不及印度,僅僅是中國的10%,而鋼鐵產量是5900多萬噸,差不多也是同年中國的10%。到 2007年時,俄羅斯GDP到了1.2萬億美元,達到了蘇聯解體前的水準–聯盟解體曾使得蘇聯境內GDP減少了45%,這的確是一個不小的進步。但是要 注意的是,這裏提到的是GDP而不是工農業生產總值,這只是說明俄羅斯境內資本流動的量很大,至多意味著增加了一部分就業崗位,而“去工業化”的進程其實並沒有被逆轉,蘇聯時代的GDP是搞工業搞出來的,而現在的GDP是靠賣石油(天然資源)賣出來的–2007年GDP大幅增長主要得益于當年石油價格大漲。在評論鴉片戰爭時我們常常會說,當時中國的GDP雖然是第一,但這是生產瓷器、絲綢的GDP,而英國的GDP則是生產槍炮的GDP,在這裏其實是一個道理。

     不只是設備和廠房不斷被廢棄,工業方面的人員培養也出現了可怕的斷層–俄羅斯目前除了能源以外,在國際市場上能拿得出手的大宗商品只剩下了武器裝備, 而俄羅斯軍工系統從業者當時的平均年齡已達到56歲,總工程師多數都是一群八九十歲的老人在擔任,第二梯隊是不存在的,一

      [1]  經互會嚴密的組織體制決定了有時需要將它當做一個整體來看待,事實上東歐劇變的起爆點正是"波蘭危機"。當年波蘭的動亂導致原本由它負責的糧食生產無法進行下去,而美國對華約國家的糧食禁運進一步加劇了這一危機,而這又導致了蘇聯等國家經濟運轉異常,進而為戈巴契夫的"政改"提供了藉口。旦這一批人故去,俄軍工行業將面臨無人可用的局面。即便是現在,無論是蘇霍伊、米格戰鬥機還是T系列主戰坦克,基礎設計都是在蘇聯時代已經完成的,後期俄羅斯的工程技 術人員所做的只不過是在這些原始設計上逐步加以升級改進,或者是將當初已經接近完成的項目在降低技術指標後加以完成,1991年以後完全從頭開始研發的項 目幾乎是沒有的。換句話說,如今的俄羅斯軍工行業其實是在吃蘇聯時期的"老本",它的原發性設計能力基本上已經被廢掉了,俄羅斯現在能成為世界第二大軍火 出口國只能說明蘇聯時代工業的強大–靠一堆殘缺不全的殘骸都可以讓一個俄羅斯支撐近20年,而且後面還能再撐一段時間。再拿蘇軍的短板–海軍來說,聯盟解體前夕,蘇聯已經下水兩艘6萬噸級的常規動力航母,其中一艘已經開始海試,另一艘7萬噸的核動力航母也已經完成過半。如今,俄羅斯國內所有的船廠都不 具備建造2萬噸以上軍用船舶的能力,2010年時俄羅斯需要與法國簽訂協定,購買法制的兩萬噸級"西北風"級兩栖攻擊艦。

      不光是對蘇聯人民,對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民而言,東歐劇變同樣未必是一件好事情。當然,最起碼對中國而言,蘇聯解體意味著來自北方的地緣威脅幾乎可以說是永久性地消失了,中國還從蘇聯地區以極低廉的價格得到了大批技術、設備、科研人員以及各類資源。

    但是必須看到的是,東歐劇變也意味著人類探索有別於資本主義的新的生活模式的進程遭遇了重大的挫折,這是事關所有人的一件事情。而對世界格局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世界政治軍事格局和地緣政治均勢的兩極體制至此被完全打破了,美國成為全世界唯一的霸主。

    同時,這也意味著資本擴張的“制衡因素”不存在了,之後的一系列大事件–包括現在的全球經濟危機,可以說都是“發端於此”。

    摘錄自:《世界如何發展: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書》
    □ 第八章 紅色悲歌

    作者:王偉(筆名:博揚)

    2011年9月


  14. 2011/09/30 於 08:39 patchpieces

    美國對哥倫比亞的新殖民政策-「哥倫比亞計畫」

      提到哥倫比亞,許多人就會立刻聯想到這是“毒品”與游擊隊氾濫的罪惡淵藪之地。(好萊塢電影大眾文化洗腦工業)羅素克洛和梅格萊恩搭檔演出的「千驚萬險」就是以哥倫比亞為背景,影片“描述”的哥倫比亞左派游擊隊在邪惡帝國蘇聯垮台後變成一群以販毒、綁票維生的恐怖份子,長期以來許多美國人也相信政府與主流(民主自由)傳媒對於哥倫比亞的(謊言)宣傳,相信美國政府目前已耗資數十億的「哥倫比亞計畫」(Plan Columbia)可以消滅哥國毒梟和游擊隊暴力,然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證據卻證明事實“剛好相反”。

      事實上,「哥倫比亞計畫」只是美國長期對於中南美洲“政-經-軍干預”的一部份,在美國喬治亞州的班寧堡(Fort Benning),有一所「美洲軍事學校」(SOA, U.S. Army School of the Americas),該校一直被諷刺為「殺手學校」(School of Assassins),因為該校的課程以訓練謀殺、綁架、(軍事)政變、嚴刑拷打著名,數十年來“培養”出六萬多名拉丁美洲的軍人,智利民選總統阿葉德被軍事獨裁者皮諾契特(軍事政變)推翻、大主教Oscar Romero被暗殺、瓜地馬拉36年內戰死亡或失蹤的20萬人、薩爾瓦多超過900名平民被屠殺等等,都是“該校”畢業生的“傑作”,女性受害者還會遭強暴虐殺而死,毫無反抗力量的兒童被活埋或摔死;它也“培養”惡名昭彰的(美帝傀儡)軍事獨裁者-包括巴拿馬、波利維亞、瓜地馬拉、薩爾瓦多,並且是“右翼民兵”的訓練所──例如尼加拉瓜殘暴的「國民軍」就是SOA(美洲軍事學校)的畢業生,後來組成“右翼恐怖份子”Contra(桑定游擊隊)。前巴拿馬總統就稱「美洲軍事學校」是「拉丁美洲最大的亂源製造基地」,在日漸高漲的抗議聲浪下,該校“改名”為Western Hemispheric 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WHISC),但是至今仍然繼續培養每年一到兩千名的畢業生(目前1/3的受訓者來自墨西哥,因為該國要“對付”以Chiapas省原住民為主的薩巴塔游擊隊(Zapatista),每年耗費美國納稅人大約兩千萬美金。

      和其他拉美國家相比,哥倫比亞派遣最多軍人(目前已超過一萬多人)到SOA(美洲軍事學校)受訓,其中許多高階軍官都犯下違反人權的罪刑,哥倫比亞軍方和殘忍著稱的右翼民兵組織AUC也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使得在哥國每年有超過三萬人被殺、一百萬人無家可歸。1986年以來已經有三千八百名工會領袖和組織者遭殺害,在去年(2001年)的前十一個月就有180名工會領袖被暗殺,過去十幾年以來,超過三萬名工人、農民、人權組織者、左翼領袖、教師等被軍隊和右翼民兵殺害。最大的右翼民兵組織AUC的領導人對於謀殺工會領袖毫無悔意,他說「我們有理由殺那些人,因為他們(工會領袖)妨礙他人工作。」因為暴力事件頻仍,自從 1985年以來,已經有兩百萬哥倫比亞平民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園。

      在美國主流(民主自由)傳媒宣傳下不斷“被污名化”的左翼游擊隊──其中一股最大的力量FARC「哥倫比亞人民革命軍」(有一萬六千到兩萬人的武裝力 量,由工人、農民、組織者所組成)-經由過去36年以來的組織工作,哥國基層人民對其支持率不斷提高,專家估計該游擊隊在哥國自治區的影響力已經超過 50%,相對的哥倫比亞所謂「(美帝扶植傀儡)民主」政府,則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貪污腐敗政權,人民對政府的失望清楚地反映在哥國的投票率上(低於40%),目前FARC直接掌握的非武裝區(約瑞士大小),也完全沒有上述的暴力事件發生。
      在2000年,美國政府投入十三億美金到「哥倫比亞計畫」以及之後六億美金的「安地斯行動」(Andean Intiative,因為哥倫比亞屬於安地斯山脈國家)(其中一億給哥倫比亞軍方),“宣稱”該計畫是「對抗毒品之戰」(War on Drugs)以及心照不宣的「對抗左派游擊隊(美國政府定義下的恐怖份子)之戰」,事實上,該計畫對於消滅毒品毫無助益,因為大部分的款項給了“美國跨國 公司”,例如「孟山都(Monsanto)」、United Tech、Sikorsky等,用來進行軍事訓練、購買直昇機和除草劑,另外,美國政府也已提供哥倫比亞軍方和右翼民兵十五億美金。

      然而,哥倫比亞政府和軍隊本身就和毒梟“連為一體”,政府軍隊和右翼民兵就是毒梟“背後”的軍事力量,前SOA(美洲軍事學校)的教官就曾說「SOA是拉丁美洲軍官 洗毒品錢的最佳地點」,美國持續提供哥倫比亞軍事援助反而助長軍隊和右翼民兵繼續在國內“鎮壓平民”、違反人權,並且讓毒梟勢力更擴大。

    此外,美國在哥倫比亞四處噴灑除草劑,宣稱這樣就可以消滅古柯鹼作物,但其實是毫無差別地噴灑在一般農田和雨林上,不但使得農作物大量枯死、農民無 法維持生計、亞瑪遜雨林的生態環境遭破壞、原住民生存環境受到威脅,更讓古柯鹼產業暴增超過100%,在1994到1998年,哥國大約種植45,500公頃的古柯鹼作物,但是有超過140,800 公頃的一般作物、古柯鹼和雨林被噴灑,從1999年到2000年,古柯鹼的產量反而增加60%,噴灑除草劑不但完全無效,反而讓種植古柯鹼更有價值。

      著名的拉美學者James Petras就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是美國對拉丁美洲“再殖民”的試金石,因為哥倫比亞目前擁有第三世界國家最強大的游擊隊力量,開始動搖美國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力量”(哥倫比亞的石油是美國重大利益所在,美國從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和厄瓜多進口的石油比波斯灣還要多),因此若能藉由「哥倫比亞計畫」一舉摧毀反抗的力量,則可以再度建立美國的新帝國主義力量,因此越來越多人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實際上是「死亡計畫」(Plan of Death)。

      今年(2002)4月19-22日,在美國首府華盛頓有大規模的反戰(4月20日舉行大遊行,主題為「停止國內和國外的戰爭」Stop the War-At Home& Abroad,詳情請見:http://www.a20stopthewar.org/)、反全球化和「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National Mobilization on Columbia,詳情請見:http://www.colombiamobilization.org/)遊行(世界各地的抗議活動資訊都可以在 http://protest.net/ 找到),「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在4月22日將發動大遊行並提出兩大訴求:
    一、反對美國政府“假借”掃蕩毒品為名的「哥倫比亞計畫」,
    二、關閉「殺手學校」-「美洲軍事學校」(SOA)。

    文/洪家寧 2002.4


  15. 2011/09/30 於 08:40 patchpieces

    *** 美帝加緊威逼利誘歐盟推“債務貨幣化政策”以配合美進行史上最大規模水淹攻擊南方經濟(製造全球惡性通膨動亂>經濟貿易崩潰>美金融資本再進入賤價併購)之陰謀***
    (美聯儲藉“賣短債買長債”的障眼法開始啟動“以可無限印發的虛擬紙美鈔從中國債權國手上去置換回收需付利息的國債債務”的狸貓換太子伎倆)】

    “金融大鱷”索羅斯:美國已陷入雙底衰退
      
      【綜合消息】據媒體報導,有"金融大鱷"之稱的知名投資人喬治•索羅斯9月22日表示,美國經濟目前已陷入"雙底衰退"階段。他同時警告稱,目前歐元區所面臨的主權債務危機比雷曼兄弟破產"更加危險"。
    索羅斯是在接受美國CNBC電視頻道專訪時做出上述表態的。他強調,如果美國聯邦政府近來推出的大規模就業刺激計畫無法達到預期效果,美國經濟將面臨更為嚴重的經濟增速放緩趨勢,其"二次探底"程度也將繼續加深。索羅斯指出,美國經濟的不景氣現狀實際上受到了歐債危機的拖累,而後者實質上是一次流動性危機。他強調,儘管危機嚴重程度較雷曼兄弟破產有過之而無不及,但目前歐元區領導人仍希望盡全力確保歐元區的完整性,"因為歐元區解體的後果太過可怕"。同時,索羅斯預計,歐元區內將有兩到三個小型經濟體出現債務違約甚至最終退出歐元區,但屆時歐洲經濟體也將對此做好心理準備,否則全球金融市場必然受到深度驚擾。他還強調,歐債危機的高潮不會在9月出現,因為"他們還沒有為此做好準備"。 
    此外,索羅斯支持歐洲央行發行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的舉動,"這實際上是歐元區政府債券的雛形,這類債券儘管尚未正式存在,但其出爐是市場希望看到的"。
      
     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呼籲採取協調行動應對挑戰
      
      【華盛頓9月22日消息】據媒體報導,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22日發表聯合聲明,表示致力於採取國際協調行動來應對全球經濟面臨的挑戰,以確保金融穩定,重塑信心和刺激經濟增長。

      聲明指出,當前全球經濟面臨來自主權債務危機、金融體系脆弱、市場動盪、經濟增長疲軟和失業率居高不下等風險帶來的挑戰,二十國集團致力於推動開展財政整頓並促進經濟強勁、可持續和平衡增長。

      聲明指出,二十國集團將採取必要舉措來維護銀行體系和金融市場的穩定,如有必要,各國央行將繼續為銀行業提供流動性,確保銀行資本金充足;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正為將在法國戛納舉行的二十國集團峰會制定協調行動計畫。

      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22日在華盛頓舉行了會議,會後發佈了該聲明。
      
      【時事點評】我們先來關注第二則新聞、即“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呼籲採取協調行動應對挑戰”。
      
     ●“全球經濟二次探底不可避免論”的“現實版”而已
      
      我們知道,法國戛納將舉行二十國集團峰會,至於此次“會議的主題”與“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呼籲採取協調行動應對挑戰”的真實意圖,大家就不用猜了,因為“金融大鱷”喬治•索羅斯先生已經在那裏“高聲嚷嚷”了,那就是所謂的:美國經濟目前已陷入“雙底衰退”階段。他同時警告稱,目前歐元區所面臨的主權債務危機比雷曼兄弟破產“更加危險”。
      
      事實上,所謂“雙底衰退”根本就不是什麼“聳人聽聞”的新聞,也就是我們一直強調的“全球經濟二次探底不可避免論”的“現實版”而已。

      而在這裏,我們也再次強調三個觀點,即:
      
     ● 只要………否則,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經濟的二次次探底、甚至“硬著陸”將不可避免!
      
      第一,以“美國利益決策層”基於“美國資本利益”層面策動“埃及之亂”、及不肯兌現“美國自己提出的中美共管西太平洋的G2修訂版”、從而“至今不肯”實質性調整其“旨在支配全球的既定全球戰略”的情況來看,除非“中國經濟”“最終接受”成為“目前仍由美國資本所代言的西方資本”領導下的、一個不具關鍵決策權的“小配角”,或者,除非“美國利益”在中國“拒不接受小配角”的“全面反擊”下、最終被迫兌現“中美共管西太平洋的修訂版G2(該版本的‘核心內涵’,在之前的點評中,我們已經詳細討論過,在此不再重複)”、從而“實質性”調整其既定全球戰略,否則,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經濟的二次次探底、甚至“硬著陸”將不可避免!
      
     ● “美國經濟”問題的“根源”並不在外、而在於內

      第二,對“美國經濟”而言,不論是已經成為現實的“一次探底”、還是不可避免的“二次探底”,其問題的“根源”並不在外、而在於內。
      
      在“根源”的問題上,如果說得“宏觀一點兒”,是美國社會制度問題,是美國國家利益與美國資本利益之間矛盾的不可調和性所決定的;
      
      如果說得“微觀一點兒”,則可分為兩點:
      
      其一,是“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的“永動原理”已被“次貸危機”及“一次探底”所證明為“根本不可能實現”,且“美國利益集團”內部或基於“資本的貪婪性”也好,或基於“美國社會穩定運轉的一切資源”均依賴于“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的“最終融資”也罷、反正是死活不肯放棄“這部‘搞不定’南方經濟(特別是中國經濟)則即將崩潰”的“華爾街金融永動機”所決定的。
      
     ● “重建美國工業體系”是絕不可能實現的“鬼話”
      
      其二,是除了一部“被實踐已經證明為破產”的、但依靠“美元本位制”的餘威、仍指著“昨天一個QE1”、今天一個“QE2”、明天一個“QE3”的小花招、而“勉強”運行、從而繼續為“美國利益”的“各個重要項目(民生、軍費)”提供融資的“華爾街金融永動機”之外,“美國利益決策者”直到今天也沒有為“美國經濟”找出、或者“製造出”、更或者“幻想出”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來。
    至於奧巴馬通過“那張大嘴”誇下的“重建美國工業體系”的“海口”,任何明眼人都知:這根本就是“經濟全球化”已成事實的背景下,絕不可能實現的“鬼話”。
      
      ●“鬼話”之所以是“鬼”,在於兩點  
      然而,“鬼話”之所以是“鬼”,在於兩點:
      
      第一點,對“美國經濟”而言,作為一個“最為可能的經濟增長點”—“新能源產業”,是有所顧慮的,原因主要有二: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歐盟、特別是中國的“切入甚深”,因此,在實質性搞定歐盟經濟(歐元)、或者中國經濟(人民幣)之前,“美國經濟”已經不可能“獨霸”相關產業的話語權,也就是說,對美國經濟而言,最好的結果也不過“三分市場而居其一”。
        而“這一市場結果”簡單投射到“關乎全球新秩序”的“伊朗問題最終解決方案”中去,也成了一部實實在在的“全球多極化方案”。
      
      顯然,如果“美國利益決策層”真心願意接受“實質性多極化”,那麼,事情也就變得非常簡單了,“中歐美(注,這種情況下,就沒有俄羅斯什麼事了)”只須重回“伊核問題六方會談”的框架、借助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特別是“國際清算銀行”的改革,就能確定這一切。
      
      然而,真實的情況已經證明:事情根本沒有“如此簡單”,而“沒有如此簡單”的主要原因,又顯然在於“美國利益決策層”從骨子裏拒絕“實質性多極化”。
      
      即然如此,我們就再來看看第二個原因。
      
     ● 這無疑於“自我啟動”瓦解基於“石油美元結算制”的“美元本位制”的“快速瓦解進程”
      
      第二個原因,也是最為重要的原因。是享受著“美元本位制”巨大紅利的“美國利益決策者”非常擔心,一旦自己也像歐盟、甚至中國那樣“正式地、全面”推進“新能源產業”,並將其作為“美國主要經濟增長點”、從而令其“成為世界經濟的主要增長點”,那麼,除了“第一個原因”的弊端“仍然不能規避”之外,還將“立刻重創”美國至今掌控著“定價權”的“全球傳統能源產業”,這無疑於“自我啟動”瓦解基於“石油美元結算制”的“美元本位制”的“快速瓦解進程”。
      
     ● 在“鬼話”不可能實現的“背後”,卻也隱約可見一個巨大的陰謀
      
      第二點,在“鬼話”不可能實現的“背後”,卻也隱約可見一個巨大的陰謀,在某種程度上講,只要包括這個“鬼話”在內的系列“鬼話”能被“某些人”所相信,那麼,這個“巨大的陰謀”就有實現的可能性。
      
     ● “系列鬼話”包括有這樣的幾個經典傳說
       
      在這裏,所謂的“系列鬼話”包括有這樣的幾個經典傳說:
      
      其一,以奧巴馬政府宣佈自伊拉克、特別是自阿富汗撤軍為標誌,美國決策層就將“致力於削減財政赤字(包括國防支出)、平衡預算、控制債務規模、大搞美國基建項目,倍增美國出口、重建美國工業體系、提升就業率“作為其未來主要經濟目標。
      
      其二,為了實現“其一”,美國將致力於促成“全球大規模美元回流”,以獲得相應的資金,就類似2000年前後“利用從全世界回流美國的資金、去搞什麼知識經濟”的類似。
     ● 從“知識經濟(眼球經濟)”、“基因經濟”、直到“納米經濟”,但無一能擔起“美國經濟增長點”的重任
      
      然而,“真實的歷史”是,2000年前後,格林斯潘先生在拿到“美元大規模回流”之後,搞所謂的“知識經濟”又搞出了個什麼結果呢?
    結果就是:不僅“知識經濟”沒能成為美國經濟的新增長點,反而就此吹了個“網路泡泡”;之後、為了防止“網路泡泡”的破滅,又想鼓搗什麼“基因經濟”、直到“納米經濟”,但無一能擔起“美國經濟增長點”的重任,
    最後,無奈之下,為了維持美國經濟的增長、更因為害怕“之前大規模回流美國的資金”因“看不到希望”而重新流出美國,從而被迫放開“美國銀行不得混業”的禁令,在“美國國家、公司債務的迅速膨脹”的基礎上,直接吹起了“房地產泡泡”,並由此種下“次貸危機”的禍根。
      
      至於現任美國國務聊的希拉蕊女士在貸危機爆發後痛駡格林斯潘“美國不用還債”的“正式言論”是“騙子”,那不過是“格林斯潘曾經參與的美國決策層”、想通過發動伊拉克戰爭,掌控全球資源、從而逼迫全球為其買單、最終“一把燙平”那一系列“泡泡”層層累積在“次貸危機”中的“巨大隱患”之“全盤計畫”,卻遭遇“伊核問題”的狙擊,最終未能如願…….的“歇斯底里的爆發”與“轉嫁責任”而已!
      
    ● “今天的情況”與“那段歷史”是多麼地相似,不僅“形擬”而且“神似”
      
      顯然,對比上面這段歷史與美國今天的現實,我們不難看出,“今天的情況”與“那段歷史”是多麼地相似,不僅“形擬(美國經濟即將二次探底)”而且“神似(美國經濟仍然沒有可靠的經濟增長點,卻指望可以走向復蘇)”,
    且“美國利益決策層”的“解決方案”也是“如此的雷同”。
      
    ● 人們有必要認真地思考一個問題
        
      可問題是,在美國次貸危機已經成為“真實的歷史”、且“歐美金融危機”仍然在深化發展的背景下,人們就不禁要、且有必要認真地思考一個問題,即:
      
      在美國“絕對實力”與“相對實力”都佔據“不容它人挑戰”的絕對優勢的時候,在“美元本位制”的光輝如日中天、市場甚至一度相信“神一般的”格林斯潘已帶領“美聯儲”找到了“可燙平資本主義經濟週期”的“鑰匙”的那段日子裏,被“美國資本”誘導而“大規模回流美國的資金”尚且不能令“沒有可靠經濟增長點”的美國經濟“重獲增長動力”、而最終“不得不”輸入“房地產泡沫”這管“雞血”,
    那麼,今天那些指著“資金回流美國”這一完全為“美元本位制”利用手中的“最後餘威”所“精心計畫”的“表面現象”、就在那裏興奮地大嚷“美國經濟必將就此復蘇”的“奧巴馬政府”與“美國經濟學家”,又該如何去解釋“美國次貸危機”的“產生”與“爆發”呢?
      
     ● “美國利益”真正想重建的工業體系,並不在美國國內,而在美國國外
      
      另外,在你們“一再要求”人們相信“美國經濟可就此復蘇、並將重建美國工業體系”、且力求讓人們相信“這次資金回流與上次回流的結果真的不同”之前,想說的是:你們真的缺少一個邏輯,哪怕是一個“可以糊弄一般投資者”的邏輯!
      
      事實上,通過上面的討論,想強調的是:在美國絕對實力與相對實力均已實質性下降的今天,在“美元本位制”的光輝早已因“QE1/QE2”卻也“無法增加美國就業率”的事實所剝去的今天,“美國利益”真正想重建的工業體系,並不在美國國內,而在美國國外;或者準確地講,“華爾街金融永動機”欲想維持穩定運轉、那麼,它急於掌握的“資金流(注:不僅僅是資金問題,而是包括所有美國已經不能提供的生產與生活資料)”,並不在美國國內,而在美國國外。
      
     ● 這種重建模式也是我們多次強調且必須高度警惕的一種模式
      
      換句話說,如果“美國經濟”還能通過“重建工業體系”的手段來獲得“復蘇”的話,那麼,這種重建也一定是在“美國之外”進行,顯然,“這”這種模式也就是我們多次強調且必須高度警惕的一種模式,即:目前仍然由美國資本代言的“西方資本”,利用手中的“美元本位制本”可以“調用無限美元”的金融優勢,在另一波不可避免的金融危機中,盡一切手段誘導“非美經濟體”的貨幣與資本政策、或者全球戰略出錯,從而伺機對北方中的歐盟、日本,特別是對南方中的中國、俄羅斯、巴西、印度等經濟體的“實業優質資產”、特別是金融資產,進行一場無論是在規模上、還是在形式上,都足以稱之為“史無前例的大兼併”,從而主要“在美國境外”而不是在美國境內完成所謂的“美國工業體系重建”,最終實現讓“華爾街金融永動機”自我掌握“資金流(注:不僅僅是貨幣問題)”的目的。
      
      顯然,在“此波資金回流美國”的“背後”,可以肯定的是,美國早已失去競爭優勢的製造業不會得到“半毛錢”,同樣可以肯定的是,“此波回流美國的資金”主要就一個去向、那就是被“誘進”那部急需“美聯儲量化寬鬆”、但因歐盟、特別是中國仍然不肯配合,美聯儲又不敢公然“QE3”的“華爾街金融永動機”充當“生產資料”。
      上面討論了“美國經濟”問題的“根源”並不在外、而在於內的“第二個原因”,下面,我們再來看看第三個原因。
      
     ● “華爾街龐式騙局”最終崩潰將是不可避免
      
      第三,如果從長遠看,就如我們之前所論證的:由於“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的“永動原理”根本不可能實現,其“實質”等同於一個規模極其巨大的“龐式騙局”,因此,這套建立在一大堆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及“相關獲獎理論”所包裝起來的“現代金融工程學”、或者“經濟、金融模型”上的、號稱有“自我平衡、對沖風險”功能的“永動機制”,最終崩潰將是不可避免。
      
     ● 美聯儲弄出個“賣短債買長債”的“小花招”、終於迫不及待地開始搞“變相QE3”
      
      值得強調的是,如果僅僅從經濟、或者金融的層面去討論問題,那麼,儘管“最終”觸發“這種崩潰”極可能是一種“重大的偶發事件”,但是,從美聯儲弄出個“賣短債買長債”的“小花招”、終於迫不及待地開始搞“變相QE3”的情況來看,這種“可能的偶發”已經是一種“肯定的必然”,唯一的變數就是時間問題。
      
     ●“4000億美元‘賣短債買長債’計畫”不會對美國經濟有任何值得一提的“拉動作用”
      
      事實上,我們注意到,美聯儲(FED)是在聲稱“美國經濟面臨巨大下行風險”的同時,採取新一輪舉措刺激經濟增長政策、也就是推出所謂“4000億美元‘賣短債買長債’計畫”的。
      
      而在這個問題上,美聯儲公開宣佈“美國經濟存在巨大下行風險”,其分量不可謂之不重,但4,000億美元"賣短債買長債"顯然不會對就業情況日益惡化(美國失業率實際上達到了16%、而不是公佈的“接近10%”)的美國經濟有任何值得一提的“拉動作用”。
      
     ● 推出“賣短債買長債”本質上是一種無奈之舉
      
      事實上,所謂“賣短債買長債”,其實是在歐盟“直到目前仍然不肯配合”美國QE3情況下的無奈之舉。
      
     ● 意圖“即”在於壓低“美國長期利率”、“更”在於擠出債主手中的短期債券、正式啟動“美國國債回收進程”
      
      其意圖“即”在於借此宣佈“控制、甚至壓低”對華爾街金融衍生品安全至關重要的美國長期利率、“更”在於【擠出(置換)】債主手中的短期債券,從而正式啟動“先回收長期、再回收短期、一段時間後、則長短期視情況隨時交替回收”的“美國國債回收進程”。
      
     ● 準備用“無限的美元”去回收“有限國債”、甚至“兩房次級債”的“障眼法”
      
      因此,美國“變相QE3”將由此開始。因為,市場遲早會明白:所謂“賣短債買長債”,不過是美聯儲準備用“無限的美元”去回收(置換)“有限國債”、甚至“兩房次級債”的“障眼法”。
      
      所謂“賣短債買長債”根本就是鬼話,
    美聯儲的目的在於對“需要支付利息”的“美國長、短債”用“隨時就有的、不需付息的美元”進行“輪番回收”,並“牢牢地控制在”華爾街自己手中,從而日後在“以無限美元、甚至拉上歐元、日元衝擊南方經濟”的時候,可以盡可能地在“美國國債”與“美國市場長期利率”之間構築起一道“防火牆”。

     ● 一旦美聯儲通過上述方法“如願”地“實質性回收”了“不為美國利益所掌控”的“美國國債”,則……………
      
      不僅如此,國際大宗商品將“較目前更加任由華爾街定價”,華爾街操縱物價的能力將較目前更加強大,因為,“南方經濟”手中的美元、除了“購買”“美國願意賣”的“美國商品(比如,美國大片)”之外,就只能無任何收益地存在美國銀行、且還要支付“手續費”等“美國政府隨時可以增加的、旨在逼迫‘南方經濟’去購買‘美國願意賣’的‘美國商品’的額外費用”。
      
      當然,還有一個出處,那就是被迫在“華爾街”再無後顧之憂的、更加瘋狂地操縱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瘋狂波動”中、落個“追漲殺跌”的命運。
      
      不難想像的是,一旦美聯儲通過上述方法“如願”地“實質性回收”了“不為美國利益所掌控”的“美國國債”,並以種種手段“威逼利誘”歐盟貨幣政策“默認”、甚至轉為“量化寬鬆”(注:日本一直在進行量化寬鬆),則,相對應的美元(包括部分屈服之後的歐元、及已經在量化寬鬆的日元),就會像潮水般地湧向巴西、印度等“南方經濟”、“先”水淹南方、以盡力製造泡沫,“後”準備刺破泡沫,而待這些“南方經濟”的泡沫破滅之後、“再”以大量的流動性、以極低的價格、去大肆兼併這些經濟體的“優質資產”。
      
      最後,如果“中國經濟”經受住了這些衝擊、而仍然在穩定運行,
    則“西方資本”就可憑藉自身的金融優勢、外加通過“水淹南方”、“大兼併”得來的巴西、印度、中東、南美、非洲、東亞等“南方經濟”的“製造實體”與市場,激化“這些屆時已經受控的經濟體”與“中國經濟”之間的矛盾,甚至鼓動“這些南方經濟體”運用行政與法律等一切手段,與北方國家一道、針對“中國製造”製造各種貿易壁壘,包括“網路壁壘”,全面衝擊“中國經濟”。
      
     ● 歐洲金融承受的“美國壓力”已慢慢接近於極限
      
      可以肯定的是,隨著美國評級機構正式調降法國幾大銀行、特別是義大利主權信用,歐洲金融承受的“美國壓力”已慢慢接近於極限。
      
      值得警惕的最新消息是:
      
      其一,據歐洲媒體報導,歐盟有可能考慮調降利率。
      
      顯然,一旦如此,中國與歐美之間的利差又將“整體擴大”,“歐美”通過“量化寬鬆”而放出的流動性將更加積極湧入境內,從而加大管理層宏觀對沖的難度。這正是我們始終對中國央行在“中歐美”中“率先加息”持保留態度的“金融考慮”。

      其二,歐盟各國基本達成一致,將對敘利亞進行更嚴格的制裁。
      
      至於制裁的內容,我們注意到,主要是敘利亞總統阿薩德的兩名親信將被禁止入境歐盟,他們在歐盟的資產被凍結。同時,歐盟將禁止對敘利亞石油業進行投資。
      
      顯然,如果這就是“更嚴格制裁”的主要內容,那麼,這距離“全面制裁”仍然有很遠的距離。
      這也就意味著距離“歐洲利益”默認“美國QE3”還有一段距離,
    也意味著“美國利益”要麼加大力度在經濟、特別是金融上進一步施壓于歐盟,要麼加大力度在中東和平、利比亞、科索沃方向選擇一點、或者兩點,但“不會是全部的三點”以進一步讓步于歐盟,而做到這些,都需要“強硬的金融手段支撐”。
      
      因此,更或者,為達目的,“美國利益決策層”有可能破罐子破摔“直接QE3”,從而測試歐盟、特別是中國的“應手”,並迫使中國、特別是歐盟做最後的選擇。
      
     ● 國際市場可能因“美國QE3”的“各種放風”而令市場無所適從、最終出現“巨幅波動”
      
      最近一段時間裏,國際市場已經因“美國QE3”的“各種放風”而令市場無所適從、最終出現“巨幅波動”。
      
      事實上,就這兩天,一個所謂的“4000億賣短債買長債”所掀起的“全球市場暴跌”,就已經說明了這一點。
      
      另外,我們也注意到,就在週四,歐美市場大跌,其中,美國道指跌391點,跌幅為-2.51%,收在10733點。
      
      而隨著美國道指快速跌向10000點關口,而“跌破10000點就可能有令局面走向失控的危險”、及“華爾街金融.永動機”之“絕不能跌破“7000至8000點”的“剛性要求”,將令美聯儲的施壓歐盟的強硬貨幣手段“捉襟見肘”、且極易落入“傷敵10000、自損8000”的境地。
      
      不僅如此,一旦國際商品、特別是原油價格長時間處於回調,又可令中國經濟意外地喘上一口氣。
      
      因此,我們預期,下一步,美國對歐盟的讓步,最可能在政治層面,也就是在中東和平、利比亞、科索沃方向,
    而一旦這些方向出現“美國向歐盟進行重大讓步的明確信號”,也就意味著歐盟準備默認“美國QE3”了,也就意味美聯儲將大膽拋開““4000億賣短債買長債”的幌子進行“史上最大規模的量化寬鬆”,在全球市場掀起一波脈衝式反彈、特別是石油、大宗商品市場。
      
      而一旦歐盟(歐元)最終屈服,而令“美國變相QE3”的“後續發展”如願展開,則中國除了動用我們於07年就指出的匯率手段,即:讓人民幣帶領東亞貨幣,或針對美元、或者針對歐元大幅貶值,從而一方面“強行重置”“歐美經濟成本、“搶先”激化歐、美不可調和矛盾”之外,唯一能做的,恐怕就是將貨幣與資本政策調整至確保“最低限度內迴圈”的層面,並將國家安全政策調整為“保衛最低限度內迴圈”之“安全”的層面。
      
     ● 至於歐盟是否能頂住這波壓力、從而繼續“不認可美聯儲的量化寬鬆”,我們並不樂觀
      
      對此,我們也再次強調,至於歐盟是否能頂住這波壓力、從而繼續“不認可美聯儲的量化寬鬆”,我們並不樂觀。
      
      最大的變數在於“最終默認”美國QE3的“歐洲利益”,是否“歐美聯手”去“全面惡化中國的外在安全環境、特別是外在經濟安全環境”,是否在“全面惡化……”的同時去“實質性配合”美國利益去“水淹南方”,從而為“美國利益”或者“西方資本”所設定的、以經濟(特別是金融)為先導的、從各個層面一起發動的“天下圍攻中國經濟”走出關鍵的、也是戰略誤判的一步!
      
      值得強調的是,一旦歐盟報之以“默認”、甚至參與“美國新一輪量化寬鬆”,而不論是否“歐美聯手”去“全面惡化中國的外在安全環境、特別是外在經濟安全環境”,市場資金都會立刻湧入市場、從而在全球範圍內觸發包括股市、商品期貨、貴金融、能源價格在內的,一波脈衝式反彈。
     
     ● 要不了多久,“市場資金”就會“如美聯儲所願的”省悟過來,從而極大地推高大宗商品、特別是原油價格
      
      顯然,在我們看來,從美國市場(美國股市、商品市場)對4000億美元"賣短債買長債"計畫的正式反應是“大跌”的情況來看,市場在“第一時間”並沒有意識到“美國變相QE3”在“美國經濟”的重壓下其實已經“強行啟動”,眼下,“美國利益”等的就是歐盟的“默認”甚至參與新一輪的“量化寬鬆”、之後、“美國利益”盼的則是“歐盟利益”實質配合其“水淹南方”。
      
      這一點,要不了多久,“市場資金”就會“如美聯儲所願的”省悟過來,從而極大地推高大宗商品、特別是原油價格。
      
     ● 有可能在某一時點瞬間擊穿上述“龐式騙局”中的最後一根“保險絲”
        
      事實上,自2007年8月美國次貸危機露出“端倪”之後,特別是、因“在北京奧運會開幕那天爆發的格魯吉亞戰爭中慘敗”而不得不利用雷曼兄弟公司的“定向清盤”將歐盟金融也拖下水,令歐美第一輪金融危機全面爆發、世界經濟第一次探底以來,通過我們幾年的觀察與評估,毫無疑問的是,那種“重大的、必然的、偶發事件”又必將“因”引發上述“龐式騙局”中所設定的“某一種極限條件”、從而在某一時點瞬間擊穿上述“龐式騙局”中的最後一根“保險絲”,比如:美元迅速貶值,“更”比如,美國長期利率迅速上升。
      
     ● 只要…….美國經濟根本不存在“復蘇可能”,能爭取的只有“逃生機會”
      
      因此,除非歐盟最終做出“戰略誤判”從而“自我啟動”歐盟(歐元)的“快速瓦解進程”、“或者”中國在“應對過程中”犯下重大的、不可逆轉的戰略性錯誤,
    否則,美國經濟也好、“華爾街金融永動機”也罷,根本不存在什麼以“經濟復蘇”為“實質”的“復蘇可能”,能爭取的、也只有以“逃生”為“實質”的“逃生機會”。
      
      就目前而言,其“逃生”的“最高效路徑”就是“威逼利誘”中國最終接受美國“全力兜售”的“中美共管地球(G2)”模式,但“中國利益”基於自己的核心利益、特別是長遠核心利益,給“美國利益(注,是指美國國家利益與美國資本利益的最大交集部分)”留出的“逃生”之道是美國效仿“英美特殊關係”的“中美共管西太平洋(修訂版G2)”模式
    顯然,在我們的評估中,即便實現了這種“逃生”、就“美國綜合實力”而言,其“結果”也不過是只能維持其“絕對實力”而無法維持其“相對實力”。
      
      請大家仔細體味上述說法!
      
      
     ● “西方資本”急於尋找、並確定“下一版本”之“戰略運行平臺”的原因
      
      針對這一說法,想強調的是,“這”恐怕正是“目前仍由美國資本代言的西方資本”急於尋找、並確定“下一版本”之“戰略運行平臺”的原因。
      
      至於歐盟最終是否做出“戰略誤判”從而“自我啟動”歐盟(歐元)的“快速瓦解進程”,這恰恰是“歐洲利益(歐洲國家利益與歐洲資本利益)”目前面臨的一個最大、且最緊迫問題。
      
      至於上述所謂“重大的、不可逆轉戰略錯誤”,由於在之前已經詳細討論過,在這裏也不過多展開,只簡單提及兩個層面:
      
     ● “美國利益”幾乎在不擇手段
      
      其一,如果僅僅在經濟、特別是金融層面去考慮問題,則比如,在“中歐美”之中率先進行不可逆轉的加息週期、繼而全面喪失貨幣特別是資本政策的自主權,最終實質性地‘自我滅活’中國的經濟活力;
      
      其二,如果我們在“綜合層面”去考慮問題,則比如,
    中國最終坐視美國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國際社會”之“大多數”的中東利益的“止損點”而“不作為”、或者“不有效作為”,從而導致“以中國經巴基斯坦至伊朗”的這一“戰略走廊”為支點的“中國全球戰略”徹底崩塌。
      
      而為了引誘歐盟做出戰略誤判、特別是迫使中國在上述問題上“應對出錯”、或不作為、更或者“不有效作為”,近段以來,從美國加大力度對歐盟債務危機落井下石,及美國宣佈對台軍售案、到美國國會放話準備通過敦促人民幣升值、否則對中國商品進行制裁的議案等情況來看,“美國利益”幾乎在不擇手段。
      
      我們注意到,隨著本週一標普將義大利主權債務評級下調一檔至A,
    再加上瑞銀違規交易巨虧,法興銀行在9月初股市大跌之時出售黃金的消息被爆光、市場開始強烈疑慮歐洲金融業流動性不足的問題。
      
      表面上看,這些事件只是令歐洲債務危機再起波瀾,但實際上,通過這些事件的“集中爆發”,我們已經可以明顯觀察到一股強大的力量,正在調動一切資源,“壓”歐洲央行在貨幣政策上轉趨“放鬆”、從而向美聯儲靠近,令後者無風險、或者低風險推出用以“水淹南方經濟體”的“QE3、甚至QEN”。
      
      至於歐盟是否能頂住這波壓力、從而繼續“不認可美聯儲的量化寬鬆”,一如我們之前所說,我們並不樂觀,
    最大的變數在於“最終默認”美國QE3的“歐洲利益”,是否“歐美聯手”去“全面惡化中國的外在安全環境、特別是外在經濟安全環境”,是否在“全面惡化……”的同時去“實質性配合”美國利益去“水淹南方”,從而為“美國利益”或者“西方資本”所設定的、以經濟(特別是金融)為先導的、從各個層面一起發動的“天下圍攻中國”走出關鍵的、也是戰略誤判的一步!
      
      我們也注意到,中國方面也“立刻”對歐洲的情況發出了兩個極其說明問題的信號:
      
      第一,針對“瑞銀違規交易巨虧、市場開始強烈疑慮歐洲金融業流動性不足”而引出的“中國銀行暫停與歐洲部分銀行的外匯和人民幣利率掉期交易”的市場傳言,中國銀行官方層面直到今天都沒有做出正式回應。
      
      第二,中國商務部週二(20日)舉辦例行新聞發佈會,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通報了1-8月我國商務工作運行的有關情況並回答記者提問。沈丹陽稱:對歐盟至今不承認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中方對此非常失望。但同時又強調,
      
      沈丹陽稱:歐債危機爆發以來,我們一直非常關注,並且力所能及地伸出了援助之手,但是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和支持歐洲應對債務危機是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我不認為兩者之間一定有什麼必然的聯繫。中國人在幫助別人的時候,往往都是不設定前提的。
      
      顯然,中國方面於週三發出的“兩個信號”,與我們之前的觀點,即:
    在“美國利益”與“西方資本”正不惜一切代價對“歐洲利益”進行“威逼利誘”的同時,中國也在對歐洲進行“威逼利誘”。
      
      儘管如此,我們認為,不論是美國、還是中國、其對“歐洲利益”所分別施展的“威逼利誘”、主要著眼點仍然在於最大限度地警告歐盟,“要或者不要”全面參與“全面惡化中國的外在安全環境、特別是外在經濟安全環境”,從而“要、或者不要”去“實質性配合”美國利益去“水淹南方”的計畫、繼而“要或者不要”去配合美國、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特別是進行針對中國的“南亞破局”。
      
      從目前情況看,歐洲金融業的“流動性不足”問題已經被“拋”了出來,自然而然地,歐盟“默認”美國QE3最終將“水到渠成”,
    但是,一如我們之前所說:即便歐盟“最終默認”美國QE3,但在實質性配合美國利益水淹南方、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甚至為美國提供“實質性南亞配合”的問題上,還有待觀察!
      
     ● 中國決策層對“上述兩種致命戰略錯誤”已經、或者始終有著清醒的認識
      
      而針對“歐盟可能調降利率、從而可能擴大中國與歐美之間的利差”的危險性,我們一直擔心的“持續加息”不是已經停止、且開始以更多的行政與法律手段取而代之嗎?
      
      至於“歐盟各國基本達成一致,將對敘利亞進行更嚴格的制裁”、從而想通吃“中美”的做法,
    隨著美國“兩個中東盟友”–土耳其、特別是埃及,與“美國中東安全框架”的“錨點”之一的、號稱“中東鋼釘”的以色列之間關係的“迅速惡化”,
    隨著“國際社會”在中東方向“重點培養”之“地方王之一”的土耳其已經公開警告、必要時準備為“國際社會”進出加沙的“第三條通道”進行武裝護航,
    以及“地方王之一”的“埃及(新)政府”默認了“境內組織襲擊以色列大使館”行為、從而預示埃及有可能實質性地永久開放“第二條通道”,
    特別是,隨著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一再頂住”來自“美以”的強大壓力,決心提交“入聯申請”,而中國始終在“上述事件”中發揮著關鍵作用的情況來看,中國又怎麼可能“最終坐視”美國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而“不作為”、或者“不有效作為”?
      
      顯然,種種跡象顯示,中國決策層對“上述兩種致命戰略錯誤”已經、或者始終有著清醒的認識。
      
    ● 為救“華爾街”,美國只能在“通過水淹南方、在美國境外重建與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相配套的、自我掌控的工業體系”
      
      至此,我們已經連續兩期側重於經濟層面進行解讀,之所以這樣,在於近段的“國際局勢”,一切的一切,都在圍繞這些內容在展開!且“這種展開”已經接近於“圖空匕現”了,因為所謂的“美元套利平倉觸發的資金回流美國”根本就解決不了“美國經濟”的核心問題–房地產與就業問題,而所謂“可能利用這些回流資金”去“重建美國工業體系”的觀點更是不知所云,
    “美國決策層”近來不擇手段的情況已經預示了一點:“美國利益”仍然不打算實質性調整其既定全球戰略,因此,為救“華爾街”,美國只能在“通過水淹南方、對南方經濟、甚至部分北方經濟進行史無前例的大兼併、從而在美國境外重建與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相配套的、自我掌控的工業體系”。
      
     ● 要進一步加大對國防軍工的投入,從而以實際行動展示如下決心
      
      對此,我們的建議就是:除了在準備策應“伊朗悍然核爆”的基礎上,加大力度促進第二、三條通道的打通、繼而繼續推進“中東破局進程”、對“美元本位制”施加強大戰略壓力之外,
    還需要對“歐美”進行提醒:人民幣匯率可不光是只能升值、還有可能突然貶值,且是大幅度的貶值;最關鍵的是,從現在開始,除了繼續既定的、諸如高鐵、新能源等產業升級方面的戰略部署,以確立自己、甚至全球的新的經濟增長點外,再就是要進一步加大對國防軍工的投入,從而一方面盡可能拉動經濟增長,一方面也以實際行動展示如下決心,即:
      
      第一種決心:中國隨時可以將貨幣與資本政策調整至確保“最低限度內迴圈”的層面,並將國家安全政策調整為“保衛最低限度內迴圈”之“安全”的層面,從而為必要時,盡一切手段,在某一時點瞬間擊穿“華爾街龐式騙局”中的最後一根“保險絲”、做好必要的戰略準備。
      
      第二種決心:在第一種決心的基礎上,不就是在經濟上“玩全球經濟硬著陸”、在政治上玩“天下大亂”嗎?至少在“中、歐、美”之中,中國還偏偏就是最不怕“玩這些蹦極”的一家!
      
      在我們看來,只有提前做好這種“最壞的打算”,“才會”有機會去爭取一個“最好的結果”!
      
      而從歐盟與中、俄一道、促成巴勒斯坦下決心“入聯”的情況來看,儘管美國在利比亞問題上“幾乎對歐盟一讓到底”,並在歐洲債務危機問題上對歐盟保持著最大限度的戰略壓力,但是,從歐盟對敘利亞制裁的“升級版”來看,美國決策者可能也看出來了,即便歐盟最終“默認”美國QE3,但是,在至關重要的、是否“實質性”配合美國“水淹南方”、特別是“南亞破局”的問題上,仍然不能讓美國完全放心!
      
      事實上,直到今天,種種跡象顯示,歐盟貨幣政策與其敘利亞政策一樣,仍然保持著“將美國徹底踢下水的選擇項”。
      
      因此,只要中國應對沒有大的、不可逆轉的戰略錯誤,由於中國沒有“500萬億美元”的金融衍生品所織成的“龐式騙局”要“背”,因此,即便到了“玩蹦極”這一步,即便算上中國的地方債、房地產風險,中國仍將處於戰略主動。
      
      至於近來南海(印度與越南合作開發南海能源)、台海(美國宣佈對台軍售)上刮起了那幾陣“噁心”的妖風,比起“向來在中東說一不二”、如今卻面臨“眾叛親離”、且落入“以色列這根中東鋼釘”都無法罩住、逼得以色列失望得“放風”要與中國簽定“高鐵”的美國而言,究竟是“誰在噁心誰”?是個不言自明的問題。
      
      以“印度與越南合作開發南海能源”為例,許多人往往盯著“註定不可能實質性兌現”的“印度與越南合作開發南海能源”,卻沒有注意“足以令美國人吐血”的第一次“中印經濟戰略對話即將在9月底舉行”。
      不過,仍然要高度警惕的是,隨著“美國在民進黨主席”訪美(爭逐特首代理人人選前得須赴美接受主子之政策審查考核面試)“期間宣佈對台軍售”、從而將“這份功勞”劃歸在“有台獨黨綱的民進黨”名下,我們已經隱隱約約看到:台獨勢力在國際勢力的策應下,玩“局部台獨”的危險性越來越大!這是需要認真應對的!

      事實上,就如多次強調的那樣,中國大陸的台海政策,隨著“隱獨”的馬英九勢力上臺多年來,一直在“配合美國(主子)”及臺灣民進黨“努力消除”島內、特別是國民黨內統派勢力的努力日益明顯,的確有許多值得檢討的地方。

    《東方時事解讀》
    2011.9.26


  16. 2011/10/17 於 21:29 patchpieces

    【中俄鷹派抬頭-中俄地緣戰略結盟態勢已成/中俄聯手否決制裁敘利亞案 美帝瘋狗續泡製“中東版天安艦事件”-伊朗陰謀暗殺沙特大使(挑撥遜尼派vs.什葉派)】

    奧巴馬:伊朗須為刺殺沙特駐美大使陰謀付出代價
      
      【華盛頓消息】據媒體報導,美國總統奧巴馬13日表示,伊朗必須為其策劃刺殺沙特駐美大使的陰謀付出代價,美國將對伊朗實施“最嚴厲”的制裁,並且“不排除任何選項”。

      奧巴馬當天是在白宮與到訪的韓國總統李明博召開聯合記者會時說這番話的。他稱,這一陰謀不只是伊朗的“一個危險的升級”,它是伊朗政府“危險和魯莽行為”模式的一部分。

      奧巴馬指出,在這起暗殺沙特駐美大使的陰謀中,有一個伊朗裔美國人參與其中,而伊朗政府內部的某些人和他有直接聯繫,並支付資金給他。

      “這些事實有目共睹,除非掌握了支撐這些指控的證據,否則我們不會隨便提出這樣的指控。”奧巴馬說,“我們已經與所有的盟友、國際社會接觸,並將事實擺在他們面前。我們相信人們分析之後,對這些事實不會有爭議。”

      奧巴馬指責伊朗的做法遠遠超越了可接受的國際行為準則,而這只是伊朗長期以來一系列暴力行為的一個例子而已。
      奧巴馬表示,美國將同其他合作夥伴和盟國一起確保伊朗為此付出代價。第一步,美國將起訴那些參與這起陰謀的個人;第二步美國將對伊朗實施“最嚴厲”的制裁,並繼續動員國際社會進一步孤立伊朗。
      “現在我們不排除任何選項來對付伊朗,但你可以預期,我們將繼續對伊朗政府施加各種壓力。”奧巴馬說。

      美國司法部11日宣佈挫敗一起企圖暗殺沙特駐美國大使阿德爾•朱拜爾的陰謀,一名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成員及一名擁有美國和伊朗雙重國籍的美國公民遭起訴。

      美國政府指責這起暗殺行動與伊朗政府有關。但伊朗政府堅決否認,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副司令侯賽因•薩拉米13日說,美國指控伊朗參與暗殺沙烏地阿拉伯駐美國大使是一場“毫無根據的鬧劇”。
      
     【時事點評】請大家注意這兩段文字,原文分別是:
      
      第一段:美國總統奧巴馬13日表示,伊朗必須為其策劃刺殺沙特駐美大使的陰謀付出代價,美國將對伊朗實施“最嚴厲”的制裁,並且“不排除任何選項”。
      
      第二段:美國政府指責這起暗殺行動與伊朗政府有關。但伊朗政府堅決否認,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副司令侯賽因•薩拉米13日說,美國指控伊朗參與暗殺沙烏地阿拉伯駐美國大使是一場“毫無根據的鬧劇”。
      
     ● 所謂的“證據”,是可以“精心製造”出來的
      
      這的確是一場“鬧劇”,但伊朗政府、及一切愛好和平的力量必須警惕的兩點是:
      
      第一點,隨著局勢的進一步惡化,它“最終”未必是“毫無根據”的,因為,憑藉美國之前“製造”天安號事件的“功力”與“動機”(更早一點,為發動越南戰爭,美國政府還有“製造”北部灣事件事件的前科),所謂的“證據”,是可以“精心製造”出來的。
      
      ●“刺殺案”原本就是一部“現代美國版的‘指鹿為馬’”
      
    第二點,也是最值得警惕的一點,“刺殺案”原本就是一部“現代美國版的‘指鹿為馬’”。
      
      一如秦朝時的趙高,“始作俑者”最為關注的並不是所謂的“證據”,而是“效果”如何,也就是說:在自己公開“指鹿”之後,是否有“附合謂馬者”,特別是,“附合謂馬”者都是何人?
      
      ● “美全球戰略”向“方方面面”以“最貼近真實地”的形式“正式亮出了”自己的底牌
      
      因此,既然“美國行政當局”的“最高層”親自出面上演“指鹿為馬”的“現代版”,意在將“刺殺沙特駐美大使”的標籤貼在了伊朗頭上,並借此“劃清敵友”,那麼,這也就意味著華盛頓在這個問題上“已經刻意地”、“徹底排除了迴旋餘地”,也就是說,“美國全球戰略”已經向“方方面面”以“最貼近真實地”的形式“正式亮出了”自己的底牌。
      
    ● “美國利益決策層”再一次對“美國伊朗政策”進行了“具體量化”
      
      “這張底牌”上赫然包括有這樣幾條:
      
      第一條,顯然,這當然就是美國總統奧巴馬“親自出馬”的意義所在,即:以“美國利益決策層”之“最高級別發言人”的身份“強調”:這是“美國伊朗政策政策”的“最後態度”;
      
      第二條,在“第一條”的基礎上,特別是,在“方方面面”之間的“第四波排列與組合”都在“極盡變幻”的“新形勢”下,“美國利益決策層”再一次對“美國伊朗政策”進行了“具體量化”,也就是此番“親自出馬”、且“表現得”“不再打算傾聽”的奧巴馬、通過那張“我們既從未相信、且也從未看好過”的“大嘴”、一字一句吐出的、堪稱是“美國單邊主義(小布希、切尼、接姆斯菲爾德、賴斯….時代)”最為囂張時之“對伊政策拷貝”的“美國對伊朗最新計畫”。
      
     ● 這不僅僅是一份“對伊朗新計畫”,它還是一份“殺機畢現”的“美國全球戰略”
      
      值得強調的是,這份在“操作層面”上有著“雖出於水、但寒于水”之特性的“拷貝件”,稱得上是一份“殺機畢現”的“美國對伊朗最新計畫”,而值得警惕的是,由於“伊朗問題”基於“非美勢力”、特別是中國全球戰略的極端重要性,這不僅僅是一份“對伊朗新計畫”,它還是一份“殺機畢現”的“美國全球戰略”。
      
      另外,如果站在中國決策層的角度去觀察,那麼,它還是一份“殺機畢現”的“美國對華新計畫”。
      
    ● “美國利益決策層”強加給“國際社會”頭上的選擇其實就是兩個:YES或NO!
      
      第三條,在“第一條”與“第二條”的基礎上,也就是為了強調“美國將以決不動搖的決心”去“兌現”這份“美國對伊朗最新計畫”,“美國利益決策層”決心“不再要任何迴旋空間”,
    也就是說,在“如何對待伊朗”的問題上、或者是否定性伊朗的恐怖身份問題上,口口聲聲稱“拿到了確鑿證據”的“美國利益決策層”強加給“國際社會”頭上的選擇其實就是兩個:YES或NO!

     ● “美國決策層”顯然在借“這一重大事件”、試圖“重新爬上”國際道德、特別是國際法的制高點
      
      顯然,這就一如小布希在911之後、借“幾千條人命”的“巨大悲情”,沖著國際社會、拋出的那個“極其霸道之宣言”:要麼就是美國的朋友,要麼就是美國的敵人!
      
      不難看出,“整個事情”走下來,“美國決策層”顯然在借“這一重大事件”、試圖“重新爬上”國際道德、特別是國際法的制高點,製造出一種“911式不容他人說不”的“道德高壓氣氛”,通過“重新炮製”一個“不是美國的朋友,要麼就是美國的敵人”的“911式悲情氣場”,催促,準確地講、是同時用“實力(美國軍事、特別是金融實力)與道德(伊朗刺殺他國大使的行為如果坐實,伊朗當然會不容於國際社會)”的“高壓”,催促“方方面面”在“諸多重大國際問題”上、盡可能地“循著有利於美國利益的思路”進行“排列與組合”、也就是在至關重要的“伊朗問題”上“重新站隊”。
      
     ● 美國“公然不要”其“國家體面”、彰顯其更加被動
      
      第二,在“第一”的基礎上,特別是,從美國竟然弄出“伊朗策劃刺殺沙烏地阿拉伯駐美國大使”這一“荒唐劇本”、從而“公然不要”美國“國家體面”的情況來看,
    我們還認為,美國“旨在支配全球”的“全球既定戰略”也未因塞進幾根“巧實力”的槓桿就從全局被動中扭轉過來,
    不僅未扭轉,反而因“埃及之亂後續發展”的“脫稿運行”而更加被動。
      
     ● “美國利益”的確在不惜一切手段地、迫使歐盟、特別是中國最終做出“戰略誤判”
      
      而在之前的點評中,我們曾經以大量篇幅詳細論證了這樣一組結論,即:
      
      第一,我們認為,在“美國單邊主義(小布希主義)”隨著奧巴馬的上臺而換了一張“嘴臉(傾聽主義)”之後,美國“旨在支配全球”的“全球既定戰略”並未因抹上幾層“傾聽色彩”而有“實質性調整”!
      
      顯然,從奧巴馬不顧伊朗的“公開揭露”、悍然地“以美國最高行政官員”的身份、從“那張大嘴”今天正式吐出“伊朗必須為其策劃刺殺沙特駐美大使的陰謀付出代價,美國將對伊朗實施最嚴厲的制裁,並且不排除任何選項”….的強硬言論,從而為“中東版天安號事件”正式背書之後,任何稍有政治敏感度的人都會明白:美國“旨在支配全球”的“全球既定戰略”從來沒有因美國總統的換了“膚色”而有任何實質性改變。
      
      不僅沒有改變,且從美國以不同的方式、但性質卻一樣卑鄙的手段,連續策劃“天安號事件”、“伊朗刺殺沙烏地阿拉伯駐美大使”的“惡劣劇本”來看,如果僅僅站在“中、歐、美”的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美國利益”已經的確如我們所說,在不惜一切手段地、迫使歐盟、特別是中國最終做出“戰略誤判”。
      
    ● 再談“歐洲利益(歐洲國家利益與歐洲資本利益)”目前面臨的一個最大、且最緊迫問題
      
      在這裏,我們再次強調兩點:
      
      第一點,在我們的討論中,在這個問題上,如果站在中國利益的層面,
    那麼,對“歐盟利益”而言,它可能做出的“戰略誤判”,主要在於:
    歐盟或“實質性配合‘美國利益’、用天量的流動性、水淹南方經濟”,
    或向美國提供實質性南亞配合,與美國一道進行所謂“南亞破局”,從而“實質性地”與美國聯手,全面惡化“中國的外在安全環境”。
      
      而一旦歐盟最終做出“戰略誤判”、並令美國最終實現了“全面惡化中國外在安全環境”的戰略目的,則美國隨之期望中國也出現的“戰略調整”就是:中國或“為”避免自己的外在安全環境被全面惡化,或“因”無力承受自己的外在安全環境被全面惡化,而最終選擇接受“中美共管地球的G2模式”,從而令美國可挾“中美之合力”,迅速解決歐元(歐盟)問題。
      
      顯然,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說:一旦歐盟做出“戰略誤判”,且中國被迫進行上述“戰略調整”,也就等同于歐盟“自我啟動”了歐盟(歐元)的“快速瓦解進程”。
      
      也正因如此,“這個問題”恰恰是“歐洲利益(歐洲國家利益與歐洲資本利益)”目前面臨的一個最大、且最緊迫問題。
      
     ● “再談”中國如最終坐視美國有效擊穿敘利亞“止損點”而“不作為”、或者“不有效作為”,將導致“中國全球戰略”徹底崩塌
      
      第二點,在我們的討論中,在這個問題上,中國也要避免出現“重大的、不可逆轉戰略錯誤”,即:
      
      其一,如果僅僅在經濟、特別是金融層面去考慮問題,則比如,在“中、歐、美”之中率先進行不可逆轉的加息週期、繼而全面喪失貨幣特別是資本政策的自主權,最終實質性地‘自我滅活’中國的經濟活力;
      
      其二,如果我們在“綜合層面”去考慮問題,則比如,中國最終坐視美國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國際社會”之“大多數”的中東利益的“止損點”而“不作為”、或者“不有效作為”,從而導致“以中國經巴基斯坦至伊朗”的這一“戰略走廊”為支點的“中國全球戰略”徹底崩塌。
      
     ● 重溫“前三波排列與組合”的觀察結果,有助於更加清醒地觀察目前看似“變幻莫測”的國際局勢
      
      第三,我們也認為,自“國際局勢”以“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及“科索沃單方面宣佈獨立”為標誌,不可逆轉地進入“科索沃獨立後續發展階段”,並“如我們所預期地”依次經歷了、分別以“美、俄直接交手”與“歐、美直接交手”及“中、美直接交手”的“第一、二、三波排列與組合”,其“真實的歷程”已經為我們提供了“極其豐富的觀察結果”,來幫助我們更加清醒地觀察目前的局勢,也就是看似“變幻莫測”的“第四波排列與組合”。

      在占盡天時、地利與人和的情況下,美國利益何以仍然無法阻止次貸危機的“最終爆發”
      
      其一,美國次貸危機的“最終爆發”,意味著這樣一個事實,即:即便當時“美國絕對實力”特別是“相對實力”都處於顛峰狀態,即便是堪稱“美國史上最具鷹派色彩”、對外“強硬至極致”的“單邊主義政決策團隊”,即便策略性地通過“911”騙到了美國社會對“在外發動戰爭的極高支持度”、且騙到了世界輿論的高度同情,
    “美國利益”最終還是無法用像一、二次世界大戰那樣,通過“週邊(相對於美國本土)”的“非和平方式”、去解決“美國經濟結構上的問題”、或者美國社會結構問題、更或者美國制度層面的結構問題。
      
      顯然,以“911事件”為標誌,“美國利益”在占盡天時、地利與人和的情況下,仍然無法阻止美國次貸危機於2007年“最終爆發”,再加上期間“近乎7年的解決時間”,所有這些都已經充分證明了一點,那就是:
      
      在“大國層面(歐盟計算在內)”上,作為內部問題累積最為嚴重、社會矛盾最為尖銳的主要“政治經濟體”,由於“美國國家利益”想借“西方資本(美國資本)”之力去支配全球、從而可以犧牲“非美勢力”為代價、去解決它自身很難獨自解決的問題,因此,它事實上遭遇了“非美利益(主要是中歐俄、拉美國家、中東國家)”集體的、且是“實質性”的強烈反對。
      
     ● 曾經至剛至強的“小布希決策團隊”終於不得不做“非實質性、但卻非常重要的戰略調整”
      
      其二,而“美國單邊主義”試圖“在週邊”解決問題的戰略、在殘酷的現實面前撞得頭破血流、且美國次貸危機也終於2007年8月“風生水起”、慢慢“浮出水面”之後,2007年未至2008年初,此前還至剛至強之“美國利益”的“小布希決策團隊”終於不得不做“非實質性、但卻非常重要的戰略調整”。
      
      這種調整的“代表性事件”就是“科索沃單方面宣佈獨立”。
      
     ● “科索沃單方面宣佈獨立”是美國被迫向歐盟簽下的一份“投名狀”
      
      科索沃於2008年2月單方面宣佈獨立“表面”上是“歐、美利益”基於“中東利益”與“南亞利益”進行戰略交易的一個衍生品。
      而實際上,則是全局被動的“美國既定全球戰略”,一方面“即無法、也不甘心”割捨“中東核心利益(以犧牲以色列的方式推動中東和平進程、並就此成全‘歐盟利益’的中東地位)”,而另一方面又“想儘快拿到歐盟南亞實質性配合”,從而“簽下的”一份“向歐盟展現極大戰略合作誠意”的“投名狀”。
      
      顯然,“美國利益”簽下這份“投名狀”的意圖在於“先以空間換空間,再以空間換時間”,在於“繼續推進”其“既定的全球戰略”,在於繼續推進主要針對中國的“南亞破局”。
      
     ● “美國南亞政策”具有強烈的“連環性”
      
     而就如我們之前多次強調,“美國南亞政策”具有強烈的“連環性”,即:除了伺機發動“實質性破局”以全面破壞中國全球戰略的戰略空間、“先”將中國徹底堵截在中國境內、“再”利用“三獨框架”、結合所謂“徹底民主政治、完全自由經濟”等手段、將中國推入“瓦解進程”的險惡用心之外,
    它的另一功用,就是想用一種“最貼近真實”的“破局努力”,迫使中國妥協,從而好挾“中-美經濟之合力”,於“轉身間”一舉擊潰“自運行之日起”就不斷挑戰美元地位、不停蠶食美元市場份額的歐元,並伺機瓦解“直到今天仍在全力進行整合的歐盟”。
      
      顯然,在這個問題的“努力層面”上,也就衍生出所謂的“中-美共管地球的(G2/美中國)模式”,並出現了以美國總統奧巴馬、美國前政要布熱津斯基、基辛格等為“代表性說客”的“美國朝野聯合豪華推銷團”。
      
     ● 中、歐也將南亞與中亞(阿富汗)視為一個“連環劫”
      
      (直到一、兩年前才)洞悉這些的中國與歐盟,在應對上,即出於各自的核心利益、也出於雙方的全球共同利益,大體上,也是將南亞與中亞(阿富汗)視為一個“連環劫”,從而一方面努力維持著交織于伊核問題上的“中-歐-俄”戰略協調,一方面,彼此策應著將“大國間戰略利益主要交易平臺”從中國的重中之重–南亞方向、慢慢移向均遠離“中-歐-俄”的重中之重,卻獨獨聚集了美國核心利益的中東方向。
      
      顯然,在這個問題上也就出現了中國“不僅” (直到一、兩年前才開始)力拒“美國朝野聯合豪華推銷團”傾力兜售的“中美共管地球的(G2/美中國)模式”、且堅決奉行“扶弱(歐元)鋤強(美元)”的政策,與歐盟死活不願意向美提供“實質性南亞配合”、
    且與俄羅斯一道,積極策應中國發動的“東亞(東北亞、南海)、南亞問題全部都與美國在中東談”、從而形成了當前這種“一切重要問題都與美國在中東談”的、“中歐俄”輪番上陣、“輪番消遣”美國全球利益的局面。
      
      在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美國利益決策層”基於“美國資本利益(含Wikileaks維琪解密)”而不顧“美國國家利益”所策動的“埃及之亂”、及其“後續發展”不過是美國針對“一切重要問題都與美國在中東談”所展開的、旨在“以攻為守”的戰略反擊。
      
     ● 站在中國的角度看問題,美國的戰略反擊有兩個意圖
       如果僅站在中國的角度看問題,美國的戰略反擊有兩個意圖:
      
      第一個意圖,是沿“歐亞海上運輸線”全面破壞中國的外在安全環境,
    從而“仿效”中國針對美國的“一切重要問題都與美國在中東談”(注,這實際上就是出“圍魏救趙”),在南亞之“外”、繼續其“南亞政策”、也就是要麼迫使中國接受“中美共管地球的G2”,
    要麼,就將“歐亞運輸線之亂”導向專門針對東亞經濟、特別是中國經濟的“東亞、或者中國海上運輸線之亂”,從而伺機展開對東亞、特別是對中國的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
      
      而值得強調的是,至於“後者”,它“既”是我們常常提及的、“暗渡陳倉層面的(側重于經濟與金融攻擊)南亞破局”,“也”是日後“西方資本”伺機上演“巴基斯坦之亂、特別是印度之亂”的“準備工作”。
      
      第二個意圖,在展開“上述意圖”的基礎上,伺機將“大國間戰略利益主要交易平臺”從目前這種“均”遠離“中、歐、俄”的重中之重,卻獨獨聚集了美國核心利益的中東方向、再慢慢移回中國的重中之重–南亞方向,如果歐盟基於自己的一已私利、在美國的強大壓力下(歐洲債務危機)、其“全球政策”最終願意向“美國全球政策”提供“實質性配合”的話。
      
     ● 美國終於跟隨歐盟之後、雙雙跳入“坑”中的主要原因
      
      顯然,如果歐盟仍然不願意向美國提供“實質性配合”,那麼,美國用來威脅歐盟的手段就是:利用“美元本位制”的“剩餘價值”與“美國軍事力量”,將歐盟按在“利比亞之亂”這個“坑”中,並“持續加壓”歐洲債務危機,且伺機對歐盟(歐元)跨海(地中海)予以致命一擊。
      
      這也正是我們認為:隨著美國出爾反爾、最終決定向利比亞派出“大量”地面部隊、從而“表面上“是保護美國在利外交機構、人員的安全,但“實際上”卻是為“卡紮菲(格達費)勢力”提供“安全遮斷”,美國終於跟隨歐盟之後、雙雙跳入“坑”中的主要原因。
      
    ● “卡紮菲(格達費)勢力”的主要成員何以生不見人、死不見屍?
      
      如果從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我們就很容易明白:
    為什麼在利比亞這個樹沒幾棵、草沒有幾叢、到處是沙漠的不毛之地,“卡紮菲(格達費)勢力”的主要成員均是生不見人、死不見屍了。不僅如此,還能指揮“親卡武裝”繼續作戰。
      
      在此,如果歐盟、特別是今天的“利比亞執政當局”膽子足夠,在此就為其支一個招:
    包圍、甚至強行進入美國駐利比亞大使館、及其它外交機構、商業設施,或者、長時間地切斷“美國地面部隊駐地”與外界的聯繫,時間到了,一定會有意外的、重大收穫!
       然而,一旦如此,後果可要自負!我們可不為此承擔任何責任,道理很簡單:“大家可都是成年人”!。
      
     ● 一旦如此,也就意味著如今已雙雙落入“坑”中的“歐、美”,誰也甭想從利比亞這個坑中“安全地爬出來”
      
      至於後果,主要有兩個:
      
      第一,這種大膽行為本身就是一種“撕破臉皮”;
      
      第二,一旦歐、美以任何形式“撕破臉皮”,也就意味著“利比亞之亂”會立刻升格為“利比亞內戰”、直至“科索沃戰爭”的重新爆發,這也就意味著在利比亞這個曾經的“觀察點”、如今的“撕裂點”上,始於伊拉克戰爭就出現、且持續至今的“歐美大西洋裂縫”就被“徹底撕裂了”。
      
      而一旦如此,也就意味著如今已雙雙落入“坑”中的“歐、美”,誰也甭想從利比亞這個坑中“安全地爬出來”,
    對“歐盟利益(歐元)、美國利益(美元)”雙方而言,“死活”另說,但彼此間落個“斷胳膊少腿”、則是必然的!
      
     ● 一旦如此,作為聯盟也好(歐盟),國家也罷,“歐、美”之間也必然瓦解一個!
      
      事實上,局勢發展至今,自“美國利益”也決定步“歐洲利益”後塵、跳進利比亞這個“坑”中,從而令利比亞從“觀察點”立刻轉化為”撕裂點“之後,
    從“中、歐、俄、美”圍著“敘利亞”這個“止損點”的一連串表現來看,除非“矛盾雖可以調和、但卻很難調和”的“歐、美資本利益”之間的一方“甘心歸順對方、並為對方所驅使”,
    否則,在“矛盾雖可有效緩和、但不可調和”的歐、美國家利益”的“強大張力”下,利比亞這個“坑”最終必然埋葬“現代西方資本”中的“一支”,
    而一旦如此,作為聯盟也好(歐盟),國家也罷,“歐、美”之間也必然瓦解一個!
      
      在這個問題上,再次強調:
    “歐、美資本利益”之間的矛盾之所以“可以調和、但卻很難調和”,恰恰在於“歐、美國家利益”之間的“強大張力”,
    也在於“中、俄”的“挑撥離間”,
    還在於歐盟也“沉迷”於“一切都可與美國在中東談”的“新戰略遊戲”。
      
    ● 該決議案”分明是“美國擬定、之後、委託歐盟發佈”的!
      
      在這個層面上,如果我們去觀察“中、俄”聯手否決“那份‘據稱’是歐盟提出、美國支持.”的“聯合國譴責敘利亞決議案”,那麼,我們也就不難看出這樣幾絲隱晦、但卻極其強烈的信號:
      
      第一,什麼是“歐盟提出、美國支持”?
    從內容看,“該決議案”分明是“美國擬定、之後、花‘錢’、且是一大筆‘錢’、委託歐盟發佈”的!
      
     ● 除了落入“坑”中之外,“美國利益”基本上是一無所獲!
      
      根據我們的觀察,美國為了這個“委託”,那可是花了大價錢的!
    別的不說,僅以利比亞為例,從完全就是一群“烏合之眾”的“利比亞反對派”以令人吃驚的速度、迅速攻佔卡紮菲的大本營--的黎波里,
    到卡紮菲(格達費)勢力突然退出“公眾的視野”,
    再到“利比亞反對派”得到“中、俄”的承認,從而成為“利比亞執政當局”,
    最後,“美國利比亞政策”為了保留“埃及之亂”的“調整後劇本”不就此中斷,不得已讓地面部隊進入利比亞、正式跳進“坑”中,
    作為“旁觀者”,我們認為:“美國利比亞政策”對歐盟的“讓步”可謂巨大,
    但是,所有這一切的“努力與冒險”均被“中、俄”的否決給粉碎了,不僅如此,美國全球戰略還就此留下一個巨大的隱患:那就是,努力的代價付出了,但得到的結果卻是:除了落入“坑”中之外,基本上是一無所獲!
      
      因此,我們也就不難明白,為何作為“支持者”的美國卻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得“歇斯底里”般的“憤怒”,而作為“提出者”的歐盟,反倒是“譴責”兩聲了事了!
      
     ● 歐盟更多是在“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且對結果抱持一種“錢貨兩清”的態度!

      顯然,在這筆“一要問題都與美國在中東談”的交易中,歐盟更多是在“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且對結果抱持一種“錢貨兩清”的態度!
      
      值得強調的是,該決議案事先已經被大量修改,其中,許多文字、甚至是所謂的“提出者”歐盟出面,根據俄羅斯、特別是中國之“敘利亞政策的原則”進行的修改,因此,歐盟在“中、俄”這裏,事先也早就“有個交待”!而美國最終同意“大量修改版”,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在“中、歐、俄”之間打根楔子、並借此“尋找”曲解“中、俄”之“敘利亞政策”的餘地,也就是意圖尋找一個“突破點”。
      
     ● 歐盟自然是此輪角力的“最大收益者”
      
      因此,從“中、俄”斷然否決“按自己意見大量修改(排除了軍事解決項)”之後“文稿”的動作來看,自然是洞悉美國的企圖,因此,也就是不給美國這個機會。因此,作為“提出者”的歐盟自然是此輪角力的“最大收益者”。
      
     ● 正式完成了“新遊戲”的“第一輪”
      
      討論進行到這裏,我們也就不難看出,最重要的,在“中、俄”分別在歐盟的策應下,分別“階段性平息”了“東北亞(2010年3月美國自導自演自殘栽贓挑撥的天安號事件)、南海問題國際化”、及“階段性收穫”了烏克蘭利益之後,“中、俄”聯手否決決議案的結果,對歐盟而言,顯然不僅未傷及“中-歐-俄”的戰略協調(中、俄在不同場合分別再次強調支持歐元的穩定),還讓歐盟“階段性收穫”了一個“利比亞執政當局”。
      
      毫無疑問,中國率先出手的“一切重要問題都與美國在中東談”的“新戰略遊戲”,在此之前,就已經“菜過兩味(中、俄)”,至此,也就算是“酒至三巡(中歐俄)”、從而正式完成了“新遊戲”的“第一輪”。
      
    ● 儘管是已“酒至三巡”,但“中-歐-俄”本質上仍然是“階段性收穫”
      
      同樣毫無疑問的是,儘管是已“酒至三巡”,但“中-歐-俄”本質上仍然是“階段性收穫”,
    而從歐盟制裁敘利亞、特別是伊朗的“力度”上來看,特別是,從“中、緬”之間的關係因“緬甸民主”而出現某種裂痕,及中國13名公民在“這個時間點”在東南亞被慘忍殺害的情況來看,“該遊戲”還將“繼續遊戲”下去。
      
     ● 即便是在利比亞,“遊戲”還將“繼續”!更別提敘利亞這個“止損點”了
      
      而從烏克蘭前總理在“這個時間點”被判刑、但“判斷內容”令歐盟與俄羅斯“均不滿意”的情況來看,俄羅斯“階段性收穫”的“烏克蘭利益”也會有所反復,
    至於歐盟的“階段性收益”,從“親卡武裝”近日突然大舉反攻“利比亞執政當局”的“大跌眼鏡”來看,都是“再合乎邏輯”不過的了。
    顯然,即便是在利比亞,“遊戲”還將“繼續”!更別提敘利亞這個“止損點”了。
      
     ● 一道“至關重要”的“強烈信號”令“美國利益”感到“意外”、並受到沉重打擊
      
      因此,想強調的是:在很大程度上,歐盟“提出”該決議、及“該決議”最終被否決,都符合“中歐俄美”的“敘利亞政策”,
    但令“美國敘利亞政策”意外的是,儘管美國人打出一大堆牌(比如:美國參院準備通過人民幣匯率法案,對台軍售案),且按中國的意味做了修改,但中國依然與“必然出手否決”俄羅斯一道聯手投出了“否決票”。從而向“方方面面”發出一道“至關重要”的“強烈信號”。

      從本質上講,美國之所以以“歇斯底里”的方式去“憤怒”,恰恰在於這道“至關重要”的“強烈信號”令“美國利益”感到“意外”、並受到沉重打擊了。

     ● 中、俄聯手傳遞一束“最為明確”、且“不容他人有一絲一毫曲解餘地”的“明確信號”
      
      第二,“中、俄”何以聯手“否決”一份“已經被大量修改”的“譴責案”?
      
      對此首席就指出,這是為了向“方方面面”、特別是敘利亞與歐盟、『阿盟』傳遞“最為明確”、且“不容他人有一絲一毫曲解餘地”的“明確信號”,即:
      
      其一,不論“中、歐、俄、美”與『非盟』、『阿盟』等在“利比亞”這個“撕裂點”的“排列與組合”如何變化,“敘利亞”的確就是“國際社會”之中東共同利益的“止損點”;
      為此,在滿足“確保敘利亞國家安全不受外來勢力軍事、也包括政治顛覆”的“前提條件”之前,即便是“譴責”也不行!
      
      其二,在“其一”的基礎上,“中、俄”作為有能力對抗美國、甚至北約的“兩個主要軍事強國”,絕不允許“敘利亞”成為“利比亞第二”。如果有誰不信,可以試一試!
      
      其三,在“其二”的基礎上,如果有人一定要試,那就得準備面對中東的全面破局、甚至最暴力破局!
      
      而在這個問題上,特別是“伊朗跨越核門檻”的問題上,我們曾經多次強調,這是個“中、歐、俄”之“大多數”便可決定的事情。不論美國是否反對!
      
     ● 一旦……也就無所謂什麼“投鼠忌器”了
      
      其四,在“其三”的基礎上,如果“有人”不“全力阻止”美國在敘利亞問題上的冒險,
    那麼,“絕不允許”“敘利亞”成為“利比亞第二”的“國際社會”,也就無所謂什麼“投鼠忌器”了,
    也就是說,中東國家也好,海灣國家(如沙烏地阿拉伯)也罷,如果不與“國際社會”一道“全力維護”敘利亞這個“止損點”,反而試圖“借機”去打那個“什葉派與遜尼派、甚至庫爾德問題”的“小算盤”,
    那麼,中東的全面破局、甚至最暴力破局的後果是什麼,恐怕就得仔細掂量掂量!
      
     ● “混水摸魚”的招,誰都會玩、也都想玩,也都有能力玩!
      
      在這個問題上,想強調幾點:
      
      首先:“混水摸魚”的招,誰都會玩、也都想玩,也都有能力玩!
      
      其次:一旦“中、俄”也準備憑藉自己的實力、甚至攜帶『上合(組織)』之力去“攪混水、玩摸魚”,作為“魚(中東之亂)”的“所在地”──“中東國家”與“美元本位制”、更或者“西方資本(包括了歐洲資本利益)”,相對而言,其實並沒有“混水摸魚”的本錢。
      
    ●“穿鞋者”在那兒拼命鬧事,足見“新遊戲”下的中東局勢之“實質”
      
      誰都知道,建設與維持一個框架、比徹底摧毀一個框架、要困難得多!更何況,在中東這個地方,誰是穿鞋者、誰是光腳者,可謂一目了然!
      
      而眼下偏偏是“穿鞋者(美帝)”在那兒拼命鬧事,足見“新遊戲”下的中東局勢之“實質”。
      
     ● 美國決策層”必須正視的一種“可能性”
      
      最後,對“美國利益”而言,“中、俄”讓伊朗加入“上合”似乎還有“中-歐-俄伊核戰略協調”這一層因素而“有所顧慮”,
    但如果萬不得已,且又不必要“最暴力破局”,那麼,將“敘利亞”納入『上合(組織)』的保護之內,從“中、俄”聯手否決“決議案”的架式來看,恐怕也是“美國決策層”必須正視的“可能性”。
      
      顯然,一旦如此,國際社會進出加沙(Gaza)的“第三條通道”是不通也得通!
    一旦如此,“中、俄”也就正式“入主中東”,並以強力平衡“美-以”軍事力量的“平衡者”的形象出現。
      
      而一旦如此,美國中東安全框架的經濟支點--沙烏地阿拉伯,出於“美元本位制”不可靠性,也就會迸發出類似今天土耳其所表現出的“強大活力”。
    否則,在諸多“中東地方王”都將維護中東地區自身利益、阿拉伯利益、或者伊斯蘭利益的“爭先恐後”下,還敢緊跟美國的沙烏地阿拉伯其政權的存在就會立刻成為問題。
      
     ● 站在美國的角度,不論是中東的全面破局、還是最暴力破局,其後果都將是“不可控”的
      
      因此,站在美國的角度去考慮問題,不論是中東的全面破局、還是最暴力破局,只要“中、俄”聯手強行介入,其“後果”都將是“不可控”的。
      
      而對於許多中東國家、或者伊斯蘭國家而言,這種局面一旦形成反倒又是可以接受的,在這個問題上,在“尊王攘夷”下突然變得“活力四射”的土耳其,就是一個鮮活的例子!
      
     ● 在“尊王攘夷”下突然變得“活力四射”的土耳其,就是一個鮮活的例子!
      
      如果在這個層面去觀察“美國指責伊朗策劃暗殺沙烏地阿拉伯駐美大使”,且聲稱“要對伊朗實施最嚴厲制裁”、且“不排除任何選項(這當然包括軍事解決)”,而沙烏地阿拉伯卻“不吭聲”,
      
      顯然,“該指控”無論真、假,都將後果嚴重、且值得高度警惕。
    可以肯定的是,美國人在“捏造事實”,因此,在警惕什麼的問題上,自然是警惕美國人“此舉的真實意圖”是什麼?
      
      我們認為,如果結合敘利亞之前公開警告“將以自殺式襲擊報復西方的攻擊”,那麼,我們就不難強烈地感覺到:所有這些,似乎意味著“美國利益”準備在至關重要的敘利亞方向進行某種“重大行動”,
    至於這種“重大行動”是否導致敘利亞這個止損點被徹底擊穿,恐怕還需要觀察,因為,通過上面的討論我們已經可以看出,“美國利益”目前雖有徹底擊穿該止損點的“強烈動機”,但卻沒有相應的“戰略資源”以掌控“徹底擊穿”之後的局面。
      
      因此,我們認為,即便果真有某種“重大行動”,也是一種“伴隨攻擊的測試計畫”,且“測試”的因素居多。
      
      但就如我們之前所說,如果“國際社會”不能及時“強硬反擊”,則這種原本“測試”因素居多的“伴隨攻擊的測試計畫”,將立刻轉換為“攻擊居多”的“攻擊計畫”,且中國、俄羅斯等國際社會很難事後補救,即便能補救,付出的戰略代價也會較“在第一時間就及時強硬反擊”來得更加高昂。
      
     ● “國際社會”有必要做好“及時強硬反擊”的“一切準備工作”、準備好“以亂對亂”,
      
      因此,我們強烈建議:“國際社會”有必要做好“及時強硬反擊”的“一切準備工作”、以“準備好”在“第一時間”就可做出包括、政治、經濟(金融)、特別是軍事層面的“強硬反擊”,準備好“以亂對亂”、“以亂制亂”、及“亂中取勝”,從而迫使“美國利益”知難而退!
      
    ● 許多國家都在搶時間、以上下其手、“多方通吃”
      
      如果我們在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
    在美國“公然警告”巴基斯坦之餘,
    近期來集中爆發的中國13名公民在泰國遇害、
    印度、緬甸、越南的外交突然活躍、
    日本積極插手南海問題,
    特別是歐盟(德國)也開始回到越南,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顯然,“這些周邊”國家似乎也看清楚了“中東局勢”的詭秘與危險、或者不可預測。
      
      因此,也在搶時間、以上下其手、“多方通吃”。不僅如此,由於時間太急,在“吃相”上還顯得極其難看。
      
     ● 越南著眼於將自己從“中國視軍事打擊越南作為攻取南海‘錦州’之‘點’的‘危險性’”解脫出來的“靈活一著”。
      
      “吃相”最為難看的是印度與越南。
    以越南為例,一方面,越南國家主席訪印,並與印度一邊頂著中國的警告、簽了一份註定不會實質性兌現的“南海開發資源協議”,
    另一方面,越南執政黨主席卻訪華,並與中國簽了一份旨在“雙邊解決南海爭端”的“雙邊協議”,並引發“強調南海問題應多邊解決的菲律賓(實際上是美國)”的強烈不滿。
      
      從越南的情況我們不難看出,越南與中國簽的這份旨在“雙邊解決南海爭端”的“雙邊協議”,根本就是在打自己、也在打剛剛跑到美國去商量南海問題的“東盟”的臉,
    但在“前段中國軍事高壓”下“明白了自己處境”的越南,此次雖然吃相難看,但卻是著眼於將自己從“中國視軍事打擊越南作為攻取南海‘錦州’之‘點’的‘危險性’”解脫出來的“靈活一著”。
      
     ● 美國所給予期望的“南海問題國際化”在越南這個“關鍵點”上提前“漏風”了
      
      由此,我們也不難看出,美國所給予期望的“南海問題國際化”在越南這個“關鍵點”上,就提前“漏風”了。
      
      既然越南如此,那麼,近來積極插手越南、緬甸的印度,其“可用性”又有幾何?更何況,在兩波孟買襲擊案中均能保持冷靜、且一次比一次冷靜的印度,自己就在一邊增兵中、印邊境,但一邊也在開始用人民幣結算。其“吃相”也好看不到哪兒去!
      
      還有那個滿世界叫喊著要插手南海的日本,它的首相不也一邊強烈要求與中國建立軍事熱線、以防止意外衝突,一邊還在“試探著”訪華的話題嗎?
      
     ● 不僅是中國、俄羅斯也已然準備在“中東大亂”
      
      從本質上講,只要“怕打的”越南最終願意與中國在雙邊框架內解決南海問題,那麼,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已經在準備“浴火重生”的中國經濟、在南海方向以自己的綜合實力、實現“錦州效應”、繼而在確保“中國最低限度內迴圈”的問題上,就會容易得多、且高效得多。
      
      在此前景下,美國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也好,“國際社會”強烈進行反擊也罷,總之,從俄羅斯總理訪華成果,且雙方簽定一大堆“意在中東大亂派上用場”的“中俄能源協定”的情況來看,不僅是中國、俄羅斯也已然準備在“中東大亂”。
      
      值得強調的是,一旦歐盟在“中、俄”的“實質性支持”下搞掂“利比亞之亂”,則歐盟也就為“中東大亂”準備好了“新的能源供應基地”。
    防止歐盟得到這塊近在咫尺的“能源基地”、繼而與“中、俄”合流,特別是以“一個穩定、親歐的利比亞”作為“科索沃問題”的一個戰略屏障,這也正是“美國利益”寧願食言、向利比亞派出地面部隊、從而想也不想就跳“坑”的原因之所在。
      
    ● 中國已然準備在“中東大亂”去摸一條大魚
      
      而站在中國的立場去觀察,中國已然準備在“中東大亂”、歐盟、特別是美國社會大亂的“這趟混水”中、去摸一條大魚、
    即:“美元本位制”因中東大亂而轟然倒塌、歐元也因歐盟社會持續動盪而不穩,從而令人民幣橫空出世的“大魚”。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再次強調,一個不能自由浮動、並實行資本管制的人民幣,依託中國的政治穩定與強大的軍事實力、及龐大的商品吞吐能力、特別是製造能力,在“全球經濟大亂”甚至“政治大亂”的情況下,反將會最具有“結算”上的優勢—那就是“穩定”與“實用”。

      而一旦天下大亂,至少在東亞這一塊,能買到足夠生產與生活資料,且能安全運回國的,恐怕就是人民幣了。
      
     ● 就目前而言,“佔領華爾街”的原因並不簡單
      
      值得強調的是,儘管我們很早就相信“歐盟、特別是美國一定會發生類似埃及之亂”的情況,但就目前而言,“佔領華爾街”的原因、或者美國統治層“刻意寬容”該運動的原因並不簡單。
      
      一方面,這是“美國利益”在“美國國家利益與美國資本利益”的撕扯下、不知所措的直接結果。
      這一點,從美國總統、紐約市長、美國資本的代表、美國議員均一定程度支持“佔領華爾街”的情況中就可以看出。
      
      當然,這裏面也有即將到來的“選舉”因素。但這不是主要的!
      
      可真實的邏輯就是,如果它們果真“真心支持”,那麼,恐怕“佔領華爾街”的者早就佔領了整個美國。可問題偏偏不是這樣的,這也說明,問題不是那麼簡單的。
      
     ● 一個“冒險嘗試”
      
      作為“佔領華爾街”的另一面,這也是“美國利益”意圖通過“可控”的“佔領華爾街”、去促發“佔領倫敦、直至佔領巴黎、柏林、(米蘭)”等一系列不可控行動、以強行緩和“不可調和、但可有效緩和的歐、美國家利益之間的矛盾”、強行調和“很難調和的歐、美資本利益之間矛盾”的一個“冒險嘗試”,
    一旦成功,“歐、美利益”就會拿“伊朗謀殺沙烏地阿拉伯駐美大使”說事兒,一步到位地“對伊朗實施最嚴厲制裁”、
    甚至“敘利亞”這個“止損點”是否有必要擊穿都不用管了。
      
    ● 這一點,大家必須認清!
      
      而一如我們多次強調,所謂“對伊朗實施最嚴厲制裁”,就是“對中國實施最嚴厲制裁”,也就是“暗渡陳倉層面的南亞破局”。
      
      如果僅在中國利益的層面去考慮問題,那麼,“對伊朗實施最嚴厲制裁”才是美國利益策劃敘利亞之亂的根本用心。
      
      至於(美國資本)策劃“埃及之亂”的根本用心、則是“在南亞之外的方向”去謀求“暗渡陳倉層面的南亞破局”。
    這一點,大家必須認清!
      
     ● “歐、美”中的至少一家,一定會在這場“不可控”的運動中倒下來
      
      另外,從發展上看,一旦“中東大亂”,導致“歐亞海上運輸線大亂”,而“非美勢力”也回報一個“全球海上運輸線大亂”,
    則目前“(美國國家背後操控的)可控”的“佔領華爾街”在全球經濟全面衰退之下、就極可能發展為“不可控”的“全球反對資本主義運動”,而“歐、美”中的至少一家,一定會在這場“不可控”的運動中倒下來。
      
     ● 一種“不小的可能性”
      
      而作為一種“不小的可能性”,我們認為,一旦“歐、美經濟、社會陷入全面混亂”,且假如期間歐元、或者美元始終存在,那麼,人民幣是有可能成為“不相上下的歐元與美元之間”、“相互確定”幣值的“錨貨幣”、從而“直接標價”歐元與美元的幣值。

      而這,就是我們之前多次所說的:人民幣將以教科書都沒有的方式進行國際化中的一種。
      
    ● 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
      
      也正是如此,我們認為,如果歐盟決意與美國聯手“量化寬鬆(債務數位貨幣化)”、從而計畫先“水淹南方”再對中國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
    那麼,在經濟特別是金融層面上,中國完全可以通過人民幣帶領東亞貨幣、或選擇美元、或選擇歐元進行大幅度貶值,全面打亂“更多是競爭關係的歐、美經濟”之間的“經濟運行成本”、全面衝擊歐、美之間的、旨在“水淹南方”的“經濟與金融協調”,再結合政治與軍事上引爆的中東全面破局、甚至世界全面破局,讓目前仍然可控的“佔領華爾街”進一步激化成“不可控的佔領華盛頓、佔領倫敦、柏林等”,從而側證一條真理,那就是: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
      
      在這個問題上,美國決策者應該知道的教訓就是:“美國利益決策者”之前“基於美國資本利益”而策劃的“埃及之亂”之“後續發展”已然脫稿,
    此次“基於美國國家利益”而“刻意寬容”的“佔領華爾街”,就沒有“脫稿”的那一天嗎?如果加上“外部力量”、特別是“網路”的努力呢?
      
      不過,討論進行到這裏,我們也不能不客觀地說一句,之前的,美國拿網路安全說事、著手管制網路的這一手,恐怕就是想對“佔領華爾街”、特別是“佔領巴黎、柏林”的“即用之也防之”的“未雨綢繆”!
      
      而在“網路”的問題上,最近的“淘寶”事件就值得警惕,在我們看來,對那種“境外勢力相”、以類似的方式、不惜代價、利用手中“控股”、但根本“不計成本”的“政治資本”的力量,意圖推高中國經濟運行成本,從而在中國製造混亂的可能性,有關方面要高度警惕才是!

    《東方時事》2011.10.17


  17. 2011/11/03 於 12:14 patchpieces

    簡評美國(基督教霸權文化)的“信仰外交”與我國文化安全

    “冷戰”結束以來,在國際戰略格局中,宗教的復興和宗教的衝突成為重要的社會現象。仔細分析這些社會現象主要不是精神層面的有神論在起作用,而是宗教的社會性被“人為的抬高”和“強化”。宗教有神論被某些國家和某些利益集團當作“謀取”政治勢力和經濟利益的“手段”。
    從科學無神論的視角考察,這種現象是歷史文明的倒退,急需我們進行研究,提出對應戰略。

    一、從“(基督教霸權)傳教士外交”到“信仰外交” 

    一個(基督教霸權)超級大國立法“定期審查”世界各國的宗教現狀,這是“冷戰”後國際舞臺上的一個重要“戰略變化”。這種“以信仰為基礎的外交”(faith-based diplomacy),成為歷史上“(基督教霸權)傳教士外交”和當代“人權外交”的最新版本。
    而當代中國的宗教問題“長期”被美國(基督教霸權)《1998年國際宗教自由法》“審查”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案例。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戰略格局最重要的變化是美國“新保守主義勢力”企圖建立“獨霸”全球的“單極”時代。某些權威人士鼓吹“單邊主義”的霸權政策,推行“新干涉主義”戰略。
    這一理論有兩個支點:一是捍衛“人類普遍的價值觀”,提出西方的“人權”、“法治”等等都是“普世價值”;
    二是“人權高於主權”,提出“人權無國界”。
    而當代“美式(基督教霸權)人權標準”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將宗教自由視為人權的第一基石。
    美國“基督教新基要主義”勢力和政治“(極右翼)新保守主義勢力”結盟,共同推動國會通過《1998年國際宗教自由法案》,使其成為“以國家力量”進行基督教“全球戰略擴張”的工具。

    在冷戰期間,基督教被當作“美國反對無神論共產主義的重要立足點。” ① 冷戰之後,兩極對抗消失,地緣政治因素減弱,而國際關係中的宗教因素日益突出。所謂“國際宗教自由”的議題,成為某些人士的“口頭禪”。

    有位美國學者為這種“信仰外交”的合理性注疏,他說:
    “爭奪新世界秩序靈魂的鬥爭已經發生,認真看待文化和宗教多元主義,目前已經成為21世紀最重要的外交政策挑戰之一。”②
    在他看來,21世紀最重要的外交政策挑戰之一是“爭奪新世界秩序靈魂的鬥爭”。而在保守本土民族文化的人們看來,某些國家為“爭奪新世界秩序靈魂”,動用國家行政資源,如:外交手段,甚至發動戰爭,傳播某種宗教信仰文化,是十足的“霸權主義”。

    歷年美國政府發佈的《國際宗教自由報告》,一再“強調”其(基督教霸權)價值觀。美國國務院在《2001年度國際宗教自由報告》的導言中,宣稱要“使宗教自由成為憲法中的第一自由”。
    美國當局“運用”國家力量,在國際人權領域裏強化美國價值觀。如:《2006年國際宗教自由報告》宣稱:
    “宗教信仰作為個人選項和基本自由。是美國特徵的立足點,根植于我國開國先賢的理想。從建國至今,宗教自由一直是我國最首要的自由之一。美國人民捍衛宗教自由的決心——不僅在國內,而且在全世界——始終不渝。正如康多莉紮•賴斯國務卿所說:‘對美國來說,沒有比宗教自由和宗教良心更根本的東西。我們國家就建立在這一基礎上。宗教自由是民主的核心。’”③

    現在,美國當局進一步提升“國際宗教(基督教霸權)自由”的戰略價值,鼓吹“宗教自由即促進國家安全”。如:2008年,美國國務院國際宗教自由辦公室主任湯瑪斯•F.法爾(Thomas.F.Farr)公開呼籲美國外交應使“保護和擴展宗教自由成為其核心因素之一”,並宣稱“美國國家安全的中心議題是伊斯蘭恐怖主義。”④
    目前,關於宗教問題在國際戰略中的地位美國朝野看法日趨一致。“以(基督教霸權)信仰為基礎的外交”(faith-based diplomacy),成為當代“(基督教霸權)人權外交”的最新版本。⑤

    共和黨的戰略家卡爾•羅夫(Karl.Rove)的解釋說:
    “理性對於研究、分析歷史和政治也許是好的,但對於實踐和創造歷史和政治則不同。被感知和被期待的信仰,不能在塵世被證明和被演示,現在,則更為有效地動員人們去創造變化。”⑥
    美國的政治家用基督教(霸權)的“普世價值”,激勵民眾創造歷史“源於”一種“美國式的(斯巴達體制)政治生態環境”。可是,某些美國的執政者將這種宗教信仰的價值觀,作為外交的基礎,強力向全世界“(強制)推廣”,這種“霸權主義”的外交能走多遠呢?

    應當指出,美國政府大力促進的“國際宗教(基督教霸權)信仰自由”,是以“美國國家利益”為標準的。例如:美國國務院發表的“2002年國際宗教自由年度報告”,將緬甸、中國、伊朗、伊拉克、朝鮮、蘇丹列為“特別關注國家”。2004的年度報告又將伊拉克從名單上刪除。
    而事實上,在美(侵略)軍“佔領”的伊拉克(民主人間地獄),殺戮“聖戰”不斷,民眾的生命安全都“難以保障”(數百萬伊拉克人淪為難民、數十萬伊婦女淪為娼妓、產生近百萬孤兒),難道宗教信仰反而獲得更大的自由嗎? 從2003年美軍“入侵”伊拉克至今,在這場戰爭中死傷的伊拉克平民至少有66萬人(注:死亡相關事件及圖像被包括谷歌搜索引擎在內之西方自由媒體妓者所協助全力滅跡掩蓋),被“國際人權組織”批評為“本世紀第一個十年最大的人道主義災難”。最近,“(實為美帝資本及中情局外圍之非政府組織)維琪揭秘/Wikileaks”網公佈,在伊拉克戰爭中,總計10.9萬死亡人數中,有6.6萬非作戰人士。另一個總部設在倫敦的“伊拉克罹難人數統計”組織說,在戰爭中死亡的平民高達12.2萬人。⑦

    “反恐、反恐,越反越恐!”,已經成為國際流行語。
    根據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學者研究,20世紀80年代,全球僅有5起自殺式襲擊事件,到90年代升至50起,而2009年,全球的“人體炸彈”事件高達500起。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反抗”(基督教霸權)外國軍隊的“佔領”。⑧
    美國政府大力實施《國際宗教信仰(基督教霸權)自由法案》,聲稱“尊重宗教自由的國家極少對他國造成安全威脅”。⑨
    這些“惟我獨尊”“說教”在鐵的事實面前如同皇帝的新衣、自欺欺人。顯而易見,這種“考察”國際宗教(基督教霸權)自由的標準是“唯美國的利益”為轉移的。

    我認為,冷戰結束以來,西方列強的“核心話語”已經“轉向”“以宗教自由為基石”的人權。基督教的“普世價值”不斷“被抽象化”,成為西式(金權貪婪)民主制度的“圖騰”,正如美國前國務卿所說的“(基督教霸權)宗教自由是民主的核心”。
    這種“符號化”的“(基督教霸權)普世價值”企圖將社會核心價值體系從各國基本的社會關係中“剝離”出來,成為國際舞臺上“(基督教霸權)新干涉主義”的“武器”。這種“(基督教霸權)宗教意識形態化”的傾向影響了國際社會文化多元化的發展,“造成”世界的“動盪不安”。

    基督教信仰“被(基督教霸權)意識形態化”的“現象”反映出歷史在曲折中延伸。當代宗教新基要主義的復興向政治領域“擴張”,現代國家能否堅持“政教分離”的原則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基督教新基要主義”復興,與(極右翼)政治保守主義“聯盟”,企圖以國家的力量向全世界“傳播”基督教(霸權)的“福音”,造成新的“政教分離”的危機。

    二、影響中國國家安全的宗教因素

    2006年12月,在中國國家安全政策委員會舉辦的第五屆國家安全論壇上,我曾撰文指出,冷戰結束後,影響中國國家安全的宗教因素主要有三個:即
    以達賴集團為首的藏獨分裂勢力;
    打著伊斯蘭教旗幟“東突”分裂勢力;
    美國基督教新保守勢力(基督教霸權)對華的“擴張戰略”。
    在西方“遏制中國”的戰略中,這些宗教因素將成為敵對勢力“利用”的重要資源。

    近幾年,在我國邊疆地區接連發生一系列暴力事件,2008年“3•14”拉薩暴力事件,2009年“7•5”烏魯木齊暴力事件,其規模之大,手段之殘忍,仍使人感到深深地震驚!
    大量事實表明,這些民族分裂勢力有深厚的宗教極端主義背景,成為誘發國內恐怖活動的重要因素之一。我認為,在未來十年,這三種因素將繼續存在,在西方列強“新干涉主義”的支持下依然對我國的國家安全構成相當的威脅。

    以美國當局為首的某些國際利益集團將(基督教霸權)宗教當作西方價值觀的“負荷體”,用於“意識形態的輸出”和“顛覆”他國的“政治工具”;從海灣戰爭(波斯灣戰爭)到伊拉克戰爭,相關利益集團都“利用” (基督教霸權)宗教作為“動員”民眾的手段,由是“導致”宗教動亂和教派戰爭“遍及全球”,令民族問題也蒙上一層神聖外衣而變得“空前尖銳”,難以調和,這已經成為21世紀以來世界戰略格局中的重要特徵。

    境外敵對勢力利用(基督教霸權)宗教、民族因素破壞祖國邊疆地區的社會主義建設。民族分裂勢力利用宗教極端思想成為分裂祖國的危險毒瘤。西藏拉薩“3•14”暴力事件,新疆烏魯木齊“7•5”暴力事件為我們敲響警鐘。新疆、西藏等地區的民族分裂勢力與海外敵對勢力相呼應,越來越多地披上宗教的外衣,具有更殘酷的破壞性。

    宗教不只是一種文化,而且也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政治手段。就從當前世界看,凡發生血腥衝突的地方幾乎沒有不與宗教相聯繫的;對大多數地區和國家言,不瞭解戰爭的宗教背景就不可能瞭解戰爭的文化原因。打著宗教“旗號”製造事端在我們國內的西藏問題、新疆問題上已是有目共睹,而對我國潛在威脅最大的乃是美國基督教新基要主義的“全球擴張戰略”。

    如果說,西藏、新疆地區的民族分裂勢力與宗教極端思想相結合,形成分裂祖國領土的恐怖主義暴力威脅,那麼,國際(基督教霸權)宗教右翼勢力利用合法管道向我國的文化教育領域“持續滲透”已經開始形成挑戰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軟實力”。暴力威脅,赤裸裸,血淋淋;而軟刀子,甜言蜜語,溫情脈脈。在當今世界“鬥而不破”的戰略博弈中,軟刀子是“巧實力”中的核心力量。

    2008年8月,一位中國著名學者在歐洲訪問時提問:請簡要說明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是什麼?
    英國國家戰略研究所“跨國威脅和政治風險”專案負責人回答說:
    “中國若‘硬實力’崛起,美國則十分歡迎;中國若‘軟實力’崛起,美中之間將可能發生直接全面的激烈衝突。”⑩

    如果說“硬實力”是指經濟實力,美國真的歡迎中國崛起嗎? 此另當別論。“軟實力”應當是指政治制度、社會文化、價值體系等等,當然包括民主、自由、人權等意識形態。民主制度和人權理念是西方向全世界推廣“軟實力”的兩張主牌。
    冷戰結束後,在國際戰略中,人權的牌日益顯赫。而根據美國當局的詮釋,“宗教自由成為人權的第一基石”。2008年8月,時任美國總統的小布希發表談話說:“我已通過明確、坦率和一貫的方式告訴中國領導人,我們高度關注宗教自由和人權”。{11} 奧巴馬政府上臺後,當務之急是應對經濟危機。在推廣美國核心價值時,美國政府調整策略採用“更溫和、更低調的手段”。
    我們應當清醒地認識到,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美國執政者的國際戰略方向是“殊途同歸”的。

    基督教新基要主義的“全球擴張戰略”成為“美國霸權主義”的工具。中國成為國際(基督教霸權)宗教右翼勢力“傳播”(基督教霸權)基督教福音的“重點地區”。
    美國《1998年國際宗教自由法案》的確立是美國宗教勢力“影響”國家外交政策的“標誌性事件”。正如美國前國務卿賴斯所說的“宗教自由是民主的核心”。這種宗教信仰文化不斷被抽象化,成為西式民主制度的圖騰,成為美國推行霸權主義的戰略工具。

    在該法案實施中美國以國家力量“推動”基督教(霸權)“全球戰略擴張”,不斷在“人權”和“宗教自由”領域向中國發難。中國成為該項立法的主要制裁對象之一。這種“新干涉主義”,為“爭奪新世界秩序靈魂”,動用國家行政資源。中國成為國際宗教勢力“傳播”基督教福音的重點地區。中國內地大量基督教家庭聚會點,接受海外(基督教霸權)宗教組織的“資助”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在評估美國基督教(霸權)對華戰略“擴張”的態勢時,一位著名學者指出:
    “它可以開動全部國家機器,從總統、國務院、國會、國家安全委員會統一運作,許多教會組織和教會院校協同配合,形成國家、宗教和非政府組織各以不同的優勢對外擴張,政治威脅、經濟收買、文化宣傳、合法與非法手段齊頭並進,以至於能夠在基督教歷來勢微的我國,製造出相當強大的輿論,進入高等講堂和學術研究機構。地下教會敢於與國家法規公開對立。”{12}

    西方(基督教霸權)宗教右翼勢力特別“善於利用”合法管道深入我國文化教育和學術研究陣地,“培植”力量,“宣傳”他們的世界觀、價值觀和政治觀,與我國主流意識形態“對立”。他們有“強大”的政治背景,雄厚的資金,長遠的戰略,以及為“扶植”和“培訓”宣教骨幹的教育體系。與這種強大的宗教文化傳播陣勢相比,我們科學無神論的聲音過於“微弱”。這種形勢若不及時改變,後患無窮。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經濟結構、利益格局發生深刻變化,人們思想的多變性和差異性不斷增強。其中,引人矚目的社會現象之一是信仰宗教的民眾日益增多。“宗教學”逐漸由邊緣學科發展起來被稱為“顯學”。

    隨著“宗教熱”的興起,一種“精心呵護”宗教文化的學術傾向也逐漸升溫。有一些人士“極力推崇”某種宗教文化,將其詮釋為“道德的源泉”、“民主的根基”、甚至是“科學的前提”。
    還有一些權威人士大力宣導“文化神學”,並積極推動這種“文化神學”成為國家研究機構和高等院校的學術方向。這種思潮已經開始影響政策制定和輿論導向。

    海外宗教勢力的所謂“合法滲透”,主要形式是“文化交流”、“學術研究”。他們通過教育系統和研究機構,在青年知識份子中“宣傳”基督教“優秀論”,將西方近現代文明“歸功”於宗教信仰,“貶低”或“詆毀”中國的傳統文化,視社會主義價值觀“若無物”。至今我們沒有學術上的應對,科學無神論幾乎沒有話語權,表述西方近現代歷史的真相,以及世俗人文主義和科學無神論發揮的決定性作用。

    “(基督教霸權)宗教滲透”已經成為國外“文化滲透”的主要內容。而文化問題,宗教問題,以至意識形態問題,畢竟需要思想上的應對。我們應該掌握話語權,應該培植我們的學術優勢,我們不應該放棄意識形態陣地。

    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中,無神論的唯物世界觀和積極人生觀佔有重要地位。黨中央一再指出:要鞏固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要增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科學無神論的作用不容忽視。一個時間以來,有種輿論“力圖”把科學無神論從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中剔除出去,這是危險的,既不符合人類歷史和當代的世俗化潮流,也與中國的人本主義傳統相悖。

    注釋:

    ① 參見羅伯特•鮑柯克、肯尼斯•湯普森編,龔方震、陳耀廷等譯:《宗教與意識形態》,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18-319頁。

    ② Scott.M.Thomas,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Relig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ruggle for Soul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2005.p.16.

    ③Annual 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2006.

    ④ Foreign Affairs,2008.3/4.

    ⑤ 參見徐以驊:《當代國際傳教運動研究的“四個跨越”》, 《世界宗教文化》2010年第1期。

    ⑥ 習五一、楊峰編譯:《美國的宗教和世界歷史》,(Scott.Atran,Religion in America and World History),見《科學與無神論》2010年第4期。

    ⑦ 英國《獨立報》網站2010年10月23日,轉引自《參考消息》2010年10月24日。

    ⑧ 鳳凰衛視:《皇牌大放送》:《奧巴馬和他的戰爭》2010年3月20日。參見:www.Phoenixtv.com.cn.或phtv.ofeng.com/program/zmdfs/…./0316_1655-1577914:shtml.

    ⑨“A Briefing by Ambassador-at-Large for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John Hanford,Washington D.C.September 15,2004”www.state.gov/secretary/rm/36197.htm

    ⑩ 李慎明:《關於民主與普世民主的相關思考》,見:李慎明主編:《世界社會主義跟蹤研究報告(2009—2010)》,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2月版,第4頁。

    {11}《美國總統布希8月7日在泰國曼谷的講話》,http://bbs.zxrs.net/dispbbs_61_115131_1.html.

    {12} 文丁:《試看〈1998年國際宗教自由法案〉中的“宗教自由”》,《科學與無神論》2010年第6期。

    文/習五一

    《科學與無神論》2011年第1期


  18. 2011/11/14 於 14:55 patchpieces

    《America’s New World Order Agenda》

    by Stephen Lendman
    2011-11-13

    New world order strategy dictates major global economic, political, and military policies. Nothing happens accidentally.

    Events are manipulated. At issue is world dominance. America, Israel, and key NATO nations are partnered to achieve it.

    Wars, economic disruption, financial terrorism, and other upheavals play out in real time. Grand schemes lie behind them.

    Today’s economic crisis wasn’t happenstance. It was well planned, willful policy to transfer unprecedented wealth to private hands.

    Super-rich crooks got richer. Social inequalities deepened. Unmanageable debt levels skyrocketed. “Bailouts" metaphorically mean grand theft. Unknown trillions of dollars, euros and pounds vanished to secret accounts and offshore tax havens.

    Currencies are being debased. Crisis conditions worsen. At issue is subverting democracy, ending social justice, and consolidating global power in private hands.

    Political analyst Peter Eyre calls it “a well orchestrated master plan to swindle trillions of taxpayer dollars from so many countries."

    Pumping them into bank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lets them game the system advantageously. “Are you starting to get the picture?"

    “In a nutshell, the elite ‘New World Order’ (rulers) got into bed with the banking and financial sectors, who then got into bed with the governments of the world, who then got into bed with senior political figures, who then told us, the taxpayers, that all your money will now have to be used to bail them out or face economic collapse."

    It’s a con, a scam to loot wealth from nations and households. Anyone facing default gets in trouble. Individual borrowers have their assets seized by creditors. Governments have to deal with the loan shark of last resort – the IMF.

    Its terms require privatizing public enterprises, mass layoffs, deregulation, deep social spending cuts, wage freezes or cuts, unrestricted access for Western corporations, corporate-friendly tax cuts, increases for working people, undermining trade unionism, and enforcing harsh repression against those who balk.

    In sum, its financial terrorism, New World Order tyranny, waging war on nations and humanity for profit and power.

    According to Eyre:
    “It boggles the mind that a system so vulnerable to manipulation would ever have come into existence in the first place."

    It wasn’t by accident or from Adam Smith’s invisible hand. Since the 19th century, it was engineered by Rothschilds, Rockefellers, and other visible ones in league with complicit politicians to the highest levels.

    Eyre ended his commentary, saying “Stay tuned for more grime and slime."

    War as an Instrument of Control

    Wars play an integral role. On September 11, 1990, preparing America for Operation Desert Storm, GHW Bush told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that war on Iraq presented “a rare opportunity to move toward an historic period of cooperation. Out of these troubled times….a New World Order can emerge."

    McAlvany Intelligence Advisory defines it as follows:

    “A supranational authority to regulate world commerce and industry;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that would control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oil; an international currency that would replace the dollar (and other major currencies); a world development fund that would make funds available to free and communist nations alike; (and) an international police force to enforce the edicts of the New World Order."

    A briefer definition is tyrannical money power in private hands. Dictating global policies, what it says goes. Major bank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all the shots. Political leaders genuflect and obey, including when to wage wars against what enemies.

    On September 21, 1992, GHW Bush told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that multinational troops would become a New World Order army, saying:
    “Nations should develop and train military units for possible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America’s permanent war agenda wasn’t explained. Neither was using “peacekeepers" as imperial occupiers.

    Post-9/11, Dick Cheney warned of wars that won’t end in our lifetime. Former CIA Director James Woolsey said America “is engaged in World War IV, and it could continue for years….This fourth world war, I think, will last considerably longer than either World Wars I or II did for us."

    In its 2006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QDR), Pentagon commanders called it the “long war." In fact, throughout US history, America waged continual wars at home and abroad.

    Obama is Washington’s latest warrior president. Earlier ones included Washington, Madison, Jackson, Lincoln, T. Roosevelt, Wilson, F. Roosevelt, Truman, Johnson, Nixon, Reagan, GHW Bush, Clinton, and GW Bush.

    America glorifies wars in the name of peace. The business of America is war and grand theft. One nation after another is pillaged. Libya was the latest. Are Syria and Iran next?

    At issue is consolidating wealth and power, subverting democratic freedoms, and achieving unchallenged global dominance through financial manipulation and brute force.

    War Is a Racket Based on Lies

    General Smedley Butler’s 1935 book titled, “War is a Racket" followed his 1933 speech on the same theme. In it he said:
    “I spent thirty-three years and four months in active military service as (a Marine). I served in all commissioned ranks from Second Lieutenant to Major-General. And during that period, I spent most of my time being a high class muscle-man for Big Business, for Wall Street and for the Bankers. In short, I was a racketeer, a gangster for capitalism."

    “I helped make Mexico….safe for American oil interests in 1914. I helped make Haiti and Cuba a decent place for the National City Bank boys to collect revenues in. I helped in the raping of half a dozen Central American republics for the benefit of Wall Street."

    “The record of racketeering is long. I helped purify Nicaragua for the international banking house of Brown Brothers in 1909 – 1912. I brought light to the Dominican Republic for American sugar interests in 1916. In China, I helped to see to it that Standard Oil went its way unmolested."

    “During those years, I had, as the boys in the back room would say, a swell racket. Looking back at it, I feel that I could have given Al Capone a few hints. The best he could do was operate his racket in three districts. I operated on three continents."

    America’s global empire stretches everywhere. Super-weapons Butler couldn’t have imagined enforce it. By going public, he was an American hero. Who in today’s military can match him? Who’d dare try?

    Cowards waged war on Libya. On November 10, NSNBC said Libyans haven’t enough basic foods to survive. “Tens of thousands of small businesses were destroyed." People can’t support their families.

    Public anger rages against NATO. Libya’s a “powder keg ready to explode at any time." Suspected Gaffafi loyalists are arrested and tortured daily.

    Libyan-style democracy includes “murder(ing), tortur(ing), and imprison(ing)" anti-Nato resisters. Foreign occupiers from Qatar, UAE, and other nations are instructed to terrorize Libyans to submit.

    Nonetheless, resistance continues. Fighting rages across Libya. Everyone has weapons. Gaddafi wisely armed millions. By restricting enough supplies, NATO made food a weapon of war.

    Washington, Britain, France, and belligerent partners also transformed Africa’s most developed country into its least. For many, getting enough life sustaining essentials requires fighting for them. Libya metaphorically symbolizes New World Order tyranny. Perhaps Syria and Iran ARE next.

    Last March, Syria’s externally generated uprisings began. Despite legitimate grievances, Washington orchestrated change there like elsewhere in the region.

    It’s part of its imperial “New World Order/New Middle East" project to control North Africa, the Middle East and Central Asia to Russia’s borders.

    For over a decade, planned regime change targeted Iraq, Afghanistan, Lebanon, Iran, Somalia, Sudan, Libya, Syria, and other global countries.

    Libya’s model was test marketed and readied for future aggression. Targets are selected well in advance.

    IAEA’s fabricated Iranian report may ignite what’s planned next. On November 12, Haaretz headlined, “US demands Iran respond to IAEA report within days," saying:

    Attending a Pacific Rim summit, Hillary Clinton issued demands, saying:

    “Iran has a long history of deception and denial regarding its nuclear program and in the coming days we expect Iran to answer the serious questions raised by this report."

    “The US will continue to consult closely with out allies on the next steps we take to increase pressure on Iran."

    Clinton, Obama and other top US officials are inveterate liars and war criminals. America thrives on “deception and denial," raging lawlessly on a global scale.

    Iran threatens no one. Its nuclear program is peaceful and nonmilitary. No evidence disproves it. Saying so is false.

    Kazem Gharib-Abadi, Iran’s permanent Executive Council representative to the Organization for the Prohibition of Chemical Weapons (OPCW) told Press TV:
    “The recent IAEA report is a historic and international mistake which has endangered the agency’s credit, and is based on political provocation and false claims made up of fabricated US (and Israeli) information."

    Iran dismissed the report as “unbalanced, unprofessional and prepared with political motivation and under political pressure by mostly the United States."

    Independent experts agree. It lacks credibility. America’s intelligence established refuted it last March. IAEA’s information predates 2003.

    It’s worthless, but could ignite war if Washington plans it with Israel and other willing NATO partners. Stay tuned. Further updates will follow.

    http://sjlendman.blogspot.com/

    =========================================
    《Big Lies Launch Wars》

    by Stephen Lendman
    2011-11-12

    In “The Art of War," Sun Tzu said “All war is based on deception."

    What worked in ancient times more than ever applies now, given instant ways of communicating globally and super-weapons Washington and Israel threaten to use like hand grenades.

    In “Doctor Faustus", Christopher Marlowe mentioned “the face that launched a thousand ships." He referred to Helen of Troy (formerly of Sparta).

    To win her back, Greeks launched 1,000 warships. According to Greek mythology, the Trojan War followed.

    Homer’s Odyssey and Iliad recounted it. So did Roman poets Virgil and Ovid. Homer said it lasted 10 years. Mythological goddess quarrels started it.

    Real, mythological, or fabricated reasons work equally well. Then it was Athena and Hera v. Aphrodite. Today it’s “war on terror" fear tactics.

    Near its end, Greeks entered Troy in a Trojan Horse. America’s perhaps was 9/11. Both were duplicitous acts used to ravage targeted enemies.

    The expression, “beware of Greeks bearing gifts" originated from back then. According to Homer and other Greek literature, they burned the city, captured Trojan women, rescued Helen, and returned her to Menelaus, her husband.

    Fear, misinformation, and deceit work best enlisting popular support, whether in ancient China, Greece or modern times. Television today supplies it.

    From its earliest days, it lied, distracted, entertained, and provided a platform for corporate America to control thought, manipulate public opinion, and sell people junk they don’t need.

    In a June 1950 commencement speech, Boston University President Daniel Marsh said, “If the (television) craze continues….we are destined to have a nation of morons."

    In May 1961, Kennedy’s FCC chairman Newton Minow called commercial television a “vast wasteland." He suggested watching it for a day “without a book, without a magazine, without a newspaper," with no distractions.

    “Keep your eyes glued to that set until the station signs off" as it once did before 24 broadcasting. “I can assure you that what you will observe is a vast wasteland, (a) procession of game shows, (nonsensical) formula comedies….blood and thunder, mayhem, violence, sadism, murder, western bad men, western good men, private eyes, gangsters, more violence, and cartoons."

    “And endless commercials – many screaming, cajoling, and offending….And if you think I exaggerate….try it."

    Try it now. It’s the same on hundreds of channels round the clock ad nauseam.

    Communication theorist/media critic George Gerbner once said television has nothing to tell and everything to sell.

    In his book,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Neil Postman said “Americans are the most entertained and least informed people in the world," knowing little or nothing about what matters most.

    Famed comedian Ernie Kovacs once said television is called a medium because it’s neither rare or well done.

    Because most people rely on it for news and information, a nation of “morons" lets America get away with murder.

    America’s Permanent War Agenda

    In his book titled, “Perpetual War for Perpetual Peace," Gore Vidal said:

    “our rulers 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have made sure that we are never to be told the truth about anything that our government has done to other people, not to mention our own."

    In his book titled, “Dreaming War," he compared GW Bush’s imperial ambitions to WW II and subsequent Truman Doctrine pledge:

    “To support free peoples who are resisting attempted subjugation by armed minorities or by outside pressures."

    At issue was keeping Greece and Turkey from going communist. Applied globally, it initiated America’s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strategy.

    Ever since, it lurched from one war to another to benefit war profiteers and advance America’s imperium, no matter the body count to achieve both.

    In his 1953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revisionist essays titled, “Perpetual War for Perpetual Peace: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Foreign Policy of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and It’s Aftermath," Harry Elmer Barnes wrote:

    “If trends continue as they have during the last fifteen years, we shall soon reach (the) point of no return, and can only anticipate interminable wars, disguised as noble gestures for peace."

    “Such an era could only culminate in a third world war which might well, as Arnold J. Toynbee has suggested, leave only the pygmies in remote jungles, or even the apes and ants, to carry on ‘the cultural traditions’ of mankind."

    Deception, misinformation, popular fiction, and Big Lies launch wars – all of them. Television today incites them. Earlier times, however had other ways to enlist public support or at least avoid opposition enough to stop them.

    Historian Gabriel Kolko explained nothing good about “the good war," WW II, or any others. None achieve peac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ne conflict begets others. Endless destructive cycles follow. Countless millions die. Vast destruction ravages countries. Human misery, not liberation, results.

    Since the 19th century, imperial wars shaped American life. Waging them is prioritized. Technological expertise produces killing machines. Industrial America suffered.

    Human needs go unmet, today more than ever in modern times. State capitalism partners with business waging war. Uneducated, disadvantaged, impoverished, disconnected, restless, angry millions get left on their own sink or swim.

    Others go to war to get killed, injured, maimed, or emotionally scared for life with nothing in return benefitting them.

    In his January 1961 farewell address, Dwight Eisenhower warned about: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citing the “grave implications" of a “coalition of the military and industrialists who profit by manufacturing arms and selling them to the government."

    He said “we must guard against the acquisition of unwarranted influence….by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The potential for the disastrous rise of misplaced power exists and will persist."

    He added that:
    “Every gun that is made, every war ship launched, every rocket fired signifies, in the final sense, a theft from those who hunger and are not fed, from those who are cold and not clothed…."

    Today, dominant “iron triangle" authority runs America’s war machine. With sitting presidents, it consists of Congress, the Pentagon, and defense industry profiteers, including producers of sophisticated technology for digital age warfare Eisenhower couldn’t have imagined.

    In combination, they addicted the nation to war, not for threats. It’s for power and profits. Why else would war be America’s business!

    In his book titled, “JFK and the Unspeakable: Why He Died and Why It Matters," James Douglas discussed many reasons. Key was his opposition to force.

    After the Joint Chiefs demanded troops for Laos, he told Geneva Conference representative Averell Harriman:
    “Did you understand? I want a negotiated settlement in Laos. I don’t want to put troops in."

    He opposed nuclear weapons use in Berlin and Southeast Asia. During the 1962 Cuban missile crisis, he refused to bomb or invade. Afterwards he said, “I never had the slightest intention of doing so."

    In June 1963 (a few months before his assassination), he called for abolishing nuclear weapons, ending the Cold War, and advancing “general and complete disarmament."

    In October 1963, he signed National Security Action Memorandum (NSAM) 263 to withdraw 1,000 US forces from Vietnam by year end and all of them by 1965.

    He wanted “to splinter the CIA in a thousand pieces and scatter it to the winds."

    Before Gaza, the West Bank and East Jerusalem were occupied, he supported UN Resolution 194, authorizing diaspora Palestinians’ right of return they never got.

    He wanted the American Zionist Council (AIPAC’s original name) registered as a foreign agent. He opposed Israel’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He wanted peace, not conflicts. It cost him his life. Future presidents got the message. The rest, as they say, is history.

    Canadian Law Professor Michael Mandel explained imperial America’s lawlessness in his 2004 book titled, “How America Gets Away with Murder: Illegal Wars, Collateral Damage,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He discussed Justice Robert’s Jackson’s Nuremberg “supreme crime" declaration. It’s more than ever relevant given America’s out-of-control belligerence, ravaging the world one country at a time or in multiples.

    At Nuremberg, Jackson said:

    “To initiate a war of aggression….is not only an international crimes; it is the supreme international crimes differing only from the other war crimes in that it contains within itself the accumulated evil of the whole."

    In 1950, the Nuremberg Tribunal defined crimes against peace as:
    “(i) Planning, preparation, initiation or waging of a war of aggression or a war in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eaties, agreements or assurances; (and)

    (ii) Participation in a common plan or conspiracy for the accomplishment of any of the acts mentioned under (i)."

    After WW I, Kellogg-Briand in 1928 renounced aggressive war, prohibiting its use as “an instrument of national policy," except in self-defense.

    Sixty-three nations were signatories, including America, Britain, France, Germany, Italy, Soviet Russia, and Japan. The US Senate approved the treaty 85 – 1. Like Nuremberg, it’s binding international law.

    Washington’s war machine hardly slowed. WW II followed as well as perpetual others thereafter. Even then, the business of America was war. It’s more than ever that today.

    Its “scourge" wants power, profits and unchallenged dominance. Today, America wages it globally against humanity. International law is defied. So is morality and common sense.

    International peace, security, stability, equity, justice, and freedom are non-starters. Only war spoils matter, including benefits derived from them in all forms.

    Since WW II, America, its NATO partners and Israel waged regular aggressive wars. Millions of noncombatant civilians perished. Appalling human suffering resulted.

    Washington’s imperial war machine is today’s greatest threat, ravaging the world one country at a time. Congressional authority was abdicated. Presidents can act on their own.

    In September 2001, Congress approved the Authorization for Use of Military Force (AUMF) for “the use of United States Armed Forces against those responsible for the recent attacks launched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War on terror" authority accelerated permanent wars. Presidents now wage them at their discretion.

    Where it all ends, who knows. No one’s able to stop them. Short of finding a way, free societies, planet earth and humanity hang in the balance. Even risks that great are ignored.

    ==========================================
    《War of Words on Iran》

    by Stephen Lendman
    2011-11-11

    Provocative rhetoric followed release of the IAEA report on Iran’s nuclear program, despite baseless allegations in it.

    In October 2009, the Agency leaked a document titled “Possible Dimensions of Iran’s Nuclear Program" to the New York Times. At issue was circumventing then IAEA head Mohamed ElBaradei. Allegations in it were spurious. As a result, he wouldn’t touch it.

    Two months later Yukiuya Amano replaced him. IAEA was politicized. In December 2010, the London Guardian published a leaked US embassy cable saying he’s “director general of all states, but in agreement with us." Its title was: “Amano ready for prime time."

    A November 2010 Guardian article headlined, “Nuclear Wikileaks: Cables show cosy US relationship with (new) IAEA chief."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 Geoffrey Pyatt was quoted, saying:

    Amano will “overcome bureaucratic inertia (and) modernize Agency operations…." He’s “solidly in the US court on every key strategic decision, from high-level personnel appointments to the handling of Iran’s alleged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In other words, he’s there to salute and obey orders, not be nonpolitical and impartial. He hasn’t disappointed.

    America’s media jumped on his new report, again suggesting “possible military dimensions to Iran’s nuclear program" with no evidence whatever proving it. Nonetheless, US, Israeli and UK belligerents bellowed it. So far, nothing’s gone beyond rhetorical saber rattling.

    Whether or not war’s planned isn’t known. Cooler heads in high places know the risk. Minimally it could engulf the entire region disastrously. Worse would be general war, possibly involving Russia and China.

    Once something starts, anything’s possible, even unthinkably using of nuclear weapons to destroy underground facilities. Doing so would risk many thousands of lives and widespread radiation contamination.

    Guardian writer Julian Borger headlined, “The IAEA report: what does it mean and will it lead to war with Iran?" saying:
    “There is nothing in the report that was not previously known by the major powers. The West and Israel (supplied information on alleged) weapons development…."

    “Furthermore, the bulk of the report is historical," pre-2003. Clearly it shows Iran’s not “rac(ing) to a bomb."

    “Obama….has no stomach nor money for another war, and (Pentagon) generals insist that every way they game the scenarios, America comes out the loser.”

    Former IAEA inspector/later department director Robert Kelly called Amano’s report “very thin," a “real mish-mash," including “amateurish analysis…I thought there would be a lot more there….It’s certainly old news. It’s really quite stunning how little new information is in there."

    In 2005, Kelly examined Amano’s original documents. Gotten from a mysterious laptop, they alleged a so-called “green salt project" to provide clandestine uranium, high-explosives testing, and reengineering a Shahab-3 missile to carry a nuclear warhead.

    From them, Kelly discounted possible Iranian military applications, suggesting documents were forged, saying:
    “There is nothing to tell that those documents are real. My sense when I went through (them) years ago was that there was possibly a lot of stuff in there that was genuine, (but) it was a kind of junk."

    The little high quality material in them amounted to “two or three pages that wasn’t related to anything else in the package. It was on a different topic, and you just wondered" whether fake evidence was planted.

    He recalled 1993 and 1994 when the IAEA got “very complex forgeries" on an alleged Iraq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Those documents had markings on them (to) resemble Iraqi (ones), but when we dug into them they were clearly forgeries."

    In 2002, Kelly said the IAEA got “pretty bad" Italian forgeries on Iraq’s alleged Niger nuclear links. That was then. War resulted. Now perhaps Iran’s targeted unjustifiably.

    Shannon Kile,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Nuclear Weapons Project head, said:

    Iran “doesn’t seem to have the same North Korea-like obsession with 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s. That’s nowhere to be found in the (IAEA) evidence."

    “Yes, Iran is making progress. They’ve covered the waterfront in terms of the main technical areas that you need to develop a nuclear weapon. But there is no evidence they have a dedicated program under way."

    Nonetheless,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Wayne Madsen sees “War Clouds Form(ing) over Iran," saying:
    “Israel’s strategy is to make certain that its plans to attack Iran’s nuclear facilities and, perhaps other targets, meet no opposition from (US) diplomatic circles…."

    As a result, “Asian nations want to freeze the United States out of interference in Asia." Worrisome signs include Israel’s “open secret ally, Saudi Arabia," appointing former Egyptian intelligence head Omar Suleiman advisor to Crown Prince Nayef bin Abdul Aziz al-Saud.

    Washington’s increasing its presence in Kuwait, Bahrain, Qatar, UAE, Oman and perhaps elsewhere in the region. New CIA and Pentagon Predator drone bases were established in Djibouti, Seychelles, Ethiopia, and reportedly Saudi Arabia. More are planned.

    Obama’s “under tremendous (Israeli Lobby) pressure (to) support an Israeli military strike on Iran…." Doing so would involve Washington and perhaps other NATO partners. To assure pro-Israeli voter support, Obama would have to go along.

    Given the potential for war, Russia, China, their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member states, India, Turkey, and other regional nations show justifiable alarm.

    On November 10, Israel National News headlined, “Report: Israel Preparing ‘Christmas Surprise’ for Iran," saying:

    Britain’s Daily Mail said Israel may attack “Iran’s nuclear facilities….as soon as December 25…." An unnamed senior Foreign Office official said, “We’re expecting something as early as Christmas," or very early in the new year."

    Foreign Secretary William Hague said the IAEA report “completely discredits" Iran’s nonmilitary dimension claim.

    Israel Defense Minister Ehud Barak told Israeli Radio, “We continue to recommend to our friends in the world and to ourselves, not to take any option off the table," suggesting a possible attack.

    Haaretz reported that Amir Kahanovich, chief economist at Israel’s Clal Finance saying attacking Iran would exact far too high an economic price for the world to accept.

    He cited sharply higher oil prices, disrupted global trade, and more affecting Israel and other nations.

    Israel’s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Ephraim Kam doubt stiff sanctions are coming. Russia and China won’t tolerate them. They’d also risk greater economic fallout. At most, he says “another round of light sanctions."

    US Defense Secretary Leon Panetta said attacking Iran should be a “last resort." Doing so would have serious regional repercussions, he believes. Potentially they could be much worse.

    Interviewed on Press TV, historian Peter Rushton accused Israel of escalating anti-Iran hysteria, adding:
    “I think voters in Britain and America would do well to take a long hard look at those politicians who are prepared to give limitless trust to Israel at the expense of their own people" and regional peace.

    Hezbollah leader Seyyed Hassan Nasrallah expects regional war to erupt from attacking Iran.

    Also interviewed on Press TV, independent journalist Nader Mokhtari said:

    “The United Nations has lost its basic functions for a very long time. (It) has not been able to intervene effectively in matters that it should have been able (to), according to its charter…."

    Its structure prevents “99% of the world (from having) a say in running world affairs, and a select few" decide everything, including on those issues most important.

    America has virtual veto power on all issues. With Israel, it threatens attacking Tehran unjustifiably. Its allegations are baseless. Regional war may follow with unpredictable consequences. The danger is real and frightening.

    A Final Comment

    Last May, George Mitchell left his White House Middle East envoy post. Rumor at the time suggested it was because of his deputy Dennis Ross’ extreme bias.

    Anti-Defamation League head Abe Foxman calls him Israel’s “advocate." Middle East analyst Aaron David Miller calls him “Israel’s lawyer." Others call him a Zionist hardliner up to no good for Palestine or Israel’s regional rivals.

    Some say he was forced out. Now he’s stepping down. On November 10, The New York Times headlined, “Obama’s Influential Mideast Envoy to Resign," saying:
    He’s stepping down “at a time when Israeli-Palestinian peace talks are frozen and tensions over Iran are flaring anew."

    Ross gave the usual reason about wanting to spend more time with his family. Others cite his duplicity, extreme bias, and failure to accomplish anything beyond representing Israel at a time its influence is waning.

    Earlier he served as GHW Bush administration’s State Department Policy and Planning director, after which he became Clinton’s Special Middle East Coordinator.

    He’s also co-founder of the AIPAC-backed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WINEP). It’s an extremist pro-Israeli front group. Ross will return after leaving his present post.

    WINEP’s Board of Advisors includes a rogue’s gallery of figures like Richard Perle, George Shultz, Robert McFarlane, James Woolsey, and former US Israeli ambassador Samuel Lewis.

    James Petras once called Ross “a virulent Zionist advocate of Israel’s ultra-militaristic policies, including an armed preemptive attack on Iranian nuclear and military installations."
    “Ross is an unconditional supporter of the Israeli starvation siege of (Gaza), and fully backed Israel’s savage (2006) air attacks against civilian targets in Lebanon."

    No friend of Palestine, he one-sidedly backs Israel’s worst lawlessness. He won’t be missed.

    =========================================
    《America’s Media War on Iran》

    by Steve Lendman
    2011-11-11

    When Washington goes to war or threatens it, America’s media march in lockstep, cheerleading. Fiction substitutes for fact.

    News is carefully filtered, dissent marginalized, and supporting imperial belligerence substitutes for full and accurate disclosure.

    As a result, patriotism means going along with rogue policies. Never mind rule of law principles and democratic values. Free and open societies are risked. So is humanity if belligerents overstep.

    The IAEA Iranian nuclear program report stirred a hornet’s nest of inflammatory commentary, no matter the agency’s fabricated contents. Previous US intelligence assessments refuted them, including most recently in March 2011.

    Nonetheless, IAEA allegations proved red meat for America’s media. Commentaries from three major broadsheets are typical.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On November 8, deputy Journal editorial page editor Bret Stephens headlined, “Now For a Real Iran Debate," saying:
    “There’s no scarcity of reliable information about Iran’s nuclear programs, licit and illicit." At issue only is how Washington and Western allies act “to check them."

    In September, IAEA said “Iran had enriched 4.5 tons of low-enriched uranium – sufficient, with further enrichment, for three or four bombs – and that a third of the uranium had been enriched in the last year alone."

    It also said “Iran had begun more advanced centrifuges, capable of enriching uranium at a significantly faster rate than" earlier ones. “So much for the success of sanctions in shutting down Iran’s underground network of nuclear-parts suppliers."

    Fact check

    Iran’s nuclear program is peaceful and nonmilitary. No credible evidence suggests otherwise. Its operations follow standard procedures. Other nations follow them. None are vilified. Nothing done is illegal. Beating up on Iran bogusly discredits anyone doing it.
    “So much for the enabling fiction that was the 2007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which judged ‘with high confidence’ that Iran ‘halted it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in the fall of 2003."

    So much for a Journal editor accepting fabricated IAEA information, refuted by US intelligence as recently as March 2011 in its America’s Annual Threat Assessment of the 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He continued saying pursuing diplomacy or more “sanctions guarantees failure, signals weakness, and emboldens the hardest of Iranian hardliners."

    Time’s “no longer on the West’s side….(F)urther delay only increases the complexity and uncertainties of any strike."

    Short of supporting war, Stephen railed against Iran, saying Western leaders should “hasten the regime’s demise." How he didn’t say or explain that every nation’s sovereignty is inviolable, whether or not he approves.

    The New York Times

    A Times editorial headlined, “The Truth About Iran," saying:
    Despite using fabricated, discredited, old information with no credibility, The Times called IAEA’s document “chillingly comprehensive….What gives the report particular credibility is its meticulous sourcing."

    Russia, China and other nations “have been shielding Iran." Security Council members must “quickly impose a new round of even tougher sanctions…."

    Fact check

    For years, Times writers and commentators beat up mercilessly on Iran. In June 2009, Iran’s presidential election was more democratic than America’s rigged process.

    Nonetheless, a Times editorial headlined, “Iran’s Nonrepublic," claiming “government authorities bulldozed the results" so incumbent Ahmadinejad’s victory was “bogus."

    Instead of journalistic integrity, The Times claimed Ahmadinejad stole the election with no evidence whatever proving it. Rhetoric substituted for reasoned commentary in typical Times style.

    In contrast, when the Supreme Court reversed America’s 2000 popular vote (and electoral one learned months later) to install its own favorite, a Times editorial supported Bush’s illegitimacy and his “unusual" post-election “gracious(ness)."

    No matter that Al Gore won and they knew it. No matter what’s now known about a rogue administration terrorizing humanity.

    Stopping short of supporting war, The Times said striking Iran’s nuclear facilities “would not set (it) back for very long. It would rally Iranians around their illegitimate government….The last round of sanctions was approved 17 months ago."

    Russia and China oppose more. “So long as that enabling continues, Iran will keep pushing its nuclear program forward."

    Fact check

    In April 2010, Ron Paul addressed HR 2194, the Comprehensive Iran Sanctions, Accountability and Divestment Act, saying:
    “I rise in strong opposition," including against its Senate version. Debate replicated lies, misinformation and distortions preceding Iraq 2003. “Propaganda (is) speed(ing) us to war against Iran for the benefit of special interests."

    “A vote for sanctions on Iran is a vote for war against Iran." In other words, he called sanctions an act of war.

    In 1997,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called economic sanctions “a war against public health." Sanctions constitute war by other means. Manipulated money power in private hands used irresponsibly is financial war.

    Delegitimizing Iran’s legal nuclear program shows which side Times editors support. They’re the same anti-populist power and wealth ones they always back on all vital issues.

    The Washington Post

    A WP editorial headlined, “Running out of time to stop Iran’s nuclear program," saying:
    The IAEA “spelled out in detail what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have known for a long time: Iran’s nuclear program has an explicit military dimension, aimed at producing a warhead that can be fitted onto one of the country’s medium-range missiles."

    Fact check

    Substituting bombast for truth, Post editorializing got another black eye. Throughout the piece, accuracy was nowhere in sight.

    Like The Times, Journal, and others like them, however, what else can be expected from establishment broadsheets. They stop short of doing what readers expect – their job.
    “The IAEA’s evidence….ought to end serious debate about whether Tehran’s program is for peaceful purposes. That’s why Russia and China tried to block the report."

    Never mind that IAEA’s “evidence" lacks credibility. It was fabricated, discredited and out of date. Independent analysts refuted it. All countries should denounce its nefarious purpose, potentially leading to war.

    Short of supporting it, the Post said Obama’s got time to act. He repeatedly said “Iran’s acquisition of a nuclear weapon is unacceptable – and the IAEA report makes clear that the danger is growing, not diminishing."

    Most dangerous are:

    ◎ IAEA heads publishing baseless allegations;
    ◎ America, Israel, and Western nations supporting them;
    ◎ and disreputable major media opinion writers marching in lockstep instead of doing their jobs responsibly.

    Sadly, that’s what passes for corporate-controlled news, commentary and opinion in America.

    It’s why more readers go elsewhere for real information and analysis. Hopefully one day they all will!


  19. 2011/12/11 於 06:00 patchpieces

    解構多民族國家。解構中東。解構多元文化。製造文明衝突=>為美以基督教霸權干涉、經濟文化殖民它主權國家創造合理性/合法性--警惕美以歐基督教霸權的Yinon Plan

    《為“文明的衝突”佈一大盤棋:分裂、征服與統治“新中東” 》
    《為“文明的衝突”佈一大盤棋:分裂、征服與統治“新中東” 》
    《為“文明的衝突”佈一大盤棋:分裂、征服與統治“新中東” 》

    “阿拉伯之春”這一熱門辭彙其實是由一群遠在的華盛頓、倫敦、巴黎和布魯塞爾辦公室的個人和團體所“炮製”的。這群人除了對這一地區有膚淺的認識外,對阿拉伯國家幾乎一無所知。
    阿拉伯民族間正打開的自然是一個混合包裹,而叛亂與機會主義一樣都是這個包裹裏的一部分。
    哪里有革命,哪里就有反革命。

    阿拉伯世界的“動亂”也並不是所謂的阿拉伯的“覺醒”;這一辭彙顧名思義便是阿拉伯人總是處於昏睡之中,儘管他們一直被獨裁和不公所包圍。
    現實的阿拉伯世界,作為更廣闊的土耳其-阿拉伯-伊朗世界的一部分已經被頻繁的起義所填充。儘管這些叛亂已被阿拉伯的獨裁者以及美國、英國和法國等(老殖民帝國)國家協力平息。而這些(老殖民帝國)大國的“干涉”一直是民主的(反動)制衡力量,且將繼續發揮作用。

    【分而治之(支解分裂依附策略)】:首次“阿拉伯之春”如何“被操縱”

    重整中東的計畫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幾年。而正是在一戰期間,這些帶有“殖民”傾向的“設計”才隨著反對奧斯曼帝國的“阿拉伯大起義”清晰地表現出來。

    儘管英國、法國和義大利都曾是殖民國家,迫使阿拉伯人民在諸如阿爾及利亞、利比亞、埃及和蘇丹等國家“享受不到”任何自由,但是這些殖民國家仍成功地將自己“塑造成”阿拉伯解放運動的朋友和盟友。

    “阿拉伯大起義”期間,英國和法國(老殖民帝國)事實上使阿拉伯人充當它們的步兵(走卒)反抗奧斯曼帝國,以“進一步實施”其地緣政治的圖謀。倫敦和巴黎之間簽訂的秘密協定——“賽克斯-皮科協定”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英國與法國所作的僅僅是通過向阿拉伯人販賣它們有關阿拉伯從所謂的奧斯曼帝國的“鎮壓”中解放的思想,而取得對阿拉伯人的使用和“操控”。

    事實上,奧斯曼帝國是一個多民族帝國。它給了所有民族當地和文化自治權,但最終被操縱成為了一個土耳其實體。甚至是隨後的在奧斯曼安納托利亞的亞美尼亞種族的滅絕,也不得不與當代在伊拉克的基督徒的目標一樣,被視為外部行為體為“分裂”奧斯曼帝國、安納托利亞以及奧斯曼帝國公民的一個“秘密計畫”的一部分。

    奧斯曼帝國解體後,正是倫敦和巴黎“拒絕承認”阿拉伯人的自由,儘管也是它們在阿拉伯民族間的“播下”了“不和”種子。當地“腐敗”的阿拉伯領導人也曾是“該計畫”的合作夥伴,他們中很多人(帶路黨)對能成為英國和法國的(買辦)客戶而“欣喜若狂”。同樣,今天的“阿拉伯之春”也正在“被操縱”。美國、英國、法國以及其他國家正在“腐敗”的阿拉伯領袖與重要人物(傀儡買辦帶路黨)的“幫助”下“重組”阿拉伯世界和非洲。

    Yinon計畫:混亂中的秩序

    Yinon計畫,作為英國在中東戰略的“延續”,是以色列為確保其地區優勢的一項戰略計畫。它堅持並規定,以色列必須通過將周圍阿拉伯國家“巴爾幹化”為弱小國家,以“重組”其地緣政治環境。

    以色列戰略家將伊拉克視為對以色列構成最大戰略挑戰的阿拉巴國家。這就是為什麼伊拉克被刻畫為中東和阿拉伯世界“巴爾幹化”的核心(注:美帝入侵佔領伊拉克其主要戰略目的並非一般淺薄的戰略家所謂的僅只是覬覦石油,而是基於一長遠計劃、更深層次的對於中東人口、文化進行重組改造──美帝入侵佔領伊拉克後主要的遺產就是已大致上將伊拉克分割為三個自治區)。在伊拉克,以色列戰略家根據『Yinon計畫』的概念宣導將伊拉克“劃分(切割)”為一個庫爾德“國家”和兩個阿拉伯“國家”,這兩個阿拉伯“國家”分別由什葉派穆斯林人和遜尼派穆斯林人接管。
    而達成這一“目的”的第一步就是一場伊拉克與伊朗之間的戰爭(兩伊戰爭),這也在『Yinon計畫』的範疇之中。 2008年的《大西洋》期刊和2006《美國軍方武裝部隊》雜誌分別刊登了緊隨『Yinon計畫』大綱後被大量發行的地圖。
    除了“分裂”伊拉克(這也是拜登計畫所宣導的),“分裂”黎巴嫩、埃及和敘利亞也在『Yinon計畫』之中。
    同樣在計畫中的還有“分裂”伊朗、土耳其、索馬里和巴基斯坦。
    『Yinon計畫』也將“分裂”北非納入其中,被預測將從“分裂”埃及開始,蔓延至蘇丹、利比亞以及其他地區。

    確保統治區安全:“重新定義”阿拉伯世界……

    儘管已有所調整,『Yinon計畫』正在實行中,並將在“徹底分裂”的目標下逐漸發揮作用。該“計畫”源於理查•珀爾和研究組於1996年為時任以色列總理的本傑明•內塔尼亞胡所撰寫的一份政策性檔。珀爾曾擔任雷根總統時期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的副秘書長,後成為小布希和白宮的軍事顧問。
    除了珀爾以外,“邁向2000新以色列戰略”研究組的其他成員還包括詹姆斯•科爾伯特(猶太國家安全事務研究所)、
    小查理斯•費爾班克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道格拉斯•費斯(費斯和澤爾事務所)、
    羅伯特•魯文貝格(先進戰略與政治研究所)、
    喬納森•陶羅普(華盛頓近東政策研究所)、
    大衛•烏姆瑟爾(先進戰略與政治研究所)
    以及梅拉夫•烏姆瑟爾(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徹底分裂:確保統治區安全”是1996年這份以色列政策檔的全名。

    在很多方面看,美國正在執行1996年特拉維夫政策檔確保“統治區”(realm)安全的目標。
    此外,“realm”一詞反映了檔作者的戰略心理。Realm通常指君主管轄的領土或是屬於君主統治、但並不屬於君主的直接管轄範圍,而由王侯進行管轄的領土。
    而在這裏,“realm”一詞正暗指中東屬於特拉維夫的王國。珀爾身為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官員卻參與以色列檔的撰寫這一事實也使人不禁要問:該統治區的概念上的主權是屬於以色列,還是美國,抑或兩者兼而有之?

    確保統治區安全:“破壞”大馬士革穩定的“以色列藍圖”

    1996年以色列檔要求在2000年或以後“驅退敘利亞“(rolling back Syria),通過將敘利亞人驅逐出黎巴嫩、並在約旦和土耳其幫助下對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造成動亂“等方式。而這兩起事件已分別於2005年和2011年”相繼發生“。
    1996年檔指出:“以色列可以與土耳其和約旦合作,通過削弱、遏制甚至驅退敘利亞以塑造以色列戰略環境。這一努力可以集中力量將薩達姆•侯賽因的勢力驅逐出伊拉克——以色列本身重要的戰略目標——作為挫敗敘利亞地區野心的一種手段。”[1]

    作為“建立”以色列主導的“新中東”並“包圍”利比亞的第一步,1996年檔要求“去除(消滅)”薩達姆•侯賽因在巴格達的權力,甚至暗示將伊拉克“巴爾幹化”並建立一個包括遜尼派穆斯林的“伊拉克中部”在內的反大馬士革戰略地區聯盟。檔作者寫道:“但敘利亞在這場衝突中有潛在的弱點:大馬士革太過忙於處理受威脅的新地區方程以致無暇顧及黎巴嫩;而且大馬士革還懼怕由以色列和伊拉克中部、土耳其組成的‘自然軸’以及位於中部的約旦會聯合擠壓敘利亞,並將其從阿拉伯半島分離出去。對於敘利亞而言,這拉開意味著重新繪製中東地圖的序幕,而這也將威脅到敘利亞的領土完整。”[2]

    珀爾與研究組關於“邁向2000新以色列戰略”還提出將敘利亞人趕出黎巴嫩,並通過黎巴嫩反對派破壞敘利亞的穩定:“(以色列必須轉移)敘利亞的注意力,通過黎巴嫩反對派分子破壞敘利亞對黎巴嫩對控制。”[3]這就是2005年繼哈哈裏遭暗殺後將發生的,哈裏裏事件也觸發了所謂的“雪松革命”以及推動形成了由腐敗的賽德•哈裏裏控制的反敘利亞3•14聯盟。

    檔還要求特拉維夫“把握時機,提醒世界敘利亞政權的性質”。[4] 這顯然是以色列通過搞公共關係(PR)來“妖魔化”其對手的戰略。
    2009年,以色列新聞媒體公開承認,特拉維夫通過其大使館和外交使團發動了一場“全球性的運動”,包括“媒體宣傳”和在伊朗使館前組織抗議等來“詆毀”伊朗總統競選,這一運動甚至在競選還沒開始前就已被掀起。[5]

    該檔還提到一些類似於目前敘利亞正在發生的事。檔指出:“最重要的是,以色列在為土耳其和約旦反利比亞行動給予外交、軍事和行動上的支持、尤其利益所在這一點是可以理解的,包括以色列支持土耳其和約旦與敘利亞領土內的一些阿拉伯部落組成部落聯盟,並對敘利亞統治精英充滿敵意等。”[6]
    隨著2011年敘利亞的動盪,叛亂分子的運動和約旦土耳其邊界的“軍火走私(以扶持支持軍事武裝叛變)”已成大馬士革的一個重大問題。

    在此背景下,阿裏埃勒•沙龍和以色列在英、美“入侵”伊拉克後請求華盛頓襲擊敘利亞、利比亞和伊朗也就毫不奇怪了。[7]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檔還主張通過先發制人的戰爭來“塑造”以色列的地緣戰略環境並開創“新中東”。[8] 這也是美國在2001年時會採取的一項政策。

    剷除中東的基督教團體

    利比亞危機之前,埃及基督徒被襲擊與蘇丹南部的公投“同時發生”絕非巧合。
    同樣,伊拉克的基督徒,這一世界上最古老的基督教團體之一“被驅逐”出他們在伊拉克的故土也“並非偶然”。
    與伊拉克基督徒被驅逐“同時發生”的還有在美國和英國軍隊“警覺地注視”下,由於什葉派穆斯林與遜尼派穆斯林的暴力和敢死隊而“被迫形成”不同宗教的分區,巴格達的市鎮成為一片宗教飛地。這都與『Yinon計畫』密不可分,而該地區的“重組”是一個更為遠大的目標的一部分。

    在伊朗,以色列人一直試圖將以色列猶太團體驅逐,卻總是徒勞無功。伊朗實際擁有著中東第二大的猶太人口,可以說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維持原樣的猶太群體。伊朗猶太人將自己視為被與祖國伊朗密不可分的伊朗人,他們和穆斯林人和基督教伊朗人是完全一樣的。對於他們來說,因為他們是猶太人所以需要調遷到以色列的想法簡直是荒謬的。

    在黎巴嫩,以色列“一直致力”於“加劇”各種基督教、穆斯林以及德魯茲教派間的“緊張”局勢。黎巴嫩是進入敘利亞的一個跳板,黎巴嫩“被分裂”為數個國家也被視為將敘利亞“巴爾幹化”為數個阿拉伯宗派小國的途徑。Yinon計畫的目標就是在遜尼派穆斯林、什葉派穆斯林、基督教和德魯茲的宗教和宗派身份基礎上,將黎巴嫩和敘利亞“分為”數個國家。敘利亞基督教的遷離也可能是目標之一。

    馬龍派天主教敘利亞安提阿教會,也即最大的自治東方禮教會的新主教表達了他對於在地中海東部和中東地區阿拉伯基督徒清洗運動的憂慮。Mar Beshara Boutros Al-Rahi大主教和黎巴嫩、敘利亞許多其他的基督教領袖都擔心穆斯林兄弟會接管整個敘利亞。像伊拉克一樣,神秘組織正在襲擊敘利亞的基督團體。基督教東正教的領袖,包括耶路撒冷東正教的大主教都公開表示了他們的嚴重關切。除了基督教的阿拉伯人,亞述和亞美尼亞這一多數為基督教徒的群體也表示了他們的恐懼。

    Sheikh Al-Rahi近期在巴黎會見了總統尼古拉斯•薩科齊。據悉,這位馬龍派大主教與薩科齊在敘利亞問題上出現分歧,這促使薩科齊說敘利亞政權即將覆滅。
    主教Al-Rahi的立場是敘利亞必須被留下、並允許其進行改革。
    這位馬龍派主教還告訴薩科齊說如果法國希望合法地使真主黨解除武裝,那麼以色列需要被作為一個“威脅”來對待和處理。

    由於Al-Rahi在法國的立場,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的基督教和穆斯林宗教領袖立即到黎巴嫩對他進行了探訪並表達了感謝。
    黎巴嫩的真主黨及其政治聯盟,其中多數為黎巴嫩議會的議員,均高度讚揚了後訪問了黎巴嫩南部的馬龍派主教。

    Sheikh Al-Rahi以為他對於真主黨的立場和他拒絕為推翻敘利亞政權提供支持,現在正遭到以哈裏裏為首的“3•14聯盟”的政治攻擊。一場基督教會議正在經哈哈裏籌畫中,以反對Al-Rahi主教和馬龍派教會的立場。
    自Al-Rahi表明自身的立場後,塔利爾黨,這一活躍在黎巴嫩和敘利亞的黨派,也開始對其進行批評。有報導稱,美國高級官員也取消了他們和馬龍派主教的會見,這也是他們對於Al-Rahi關於真主黨和敘利亞立場表示不滿的信號。

    在黎巴嫩,哈裏裏為首的“3•14聯盟”一直都是一個受歡迎的少數群體(甚至當該聯盟成為議會中的多數時),該聯盟一直與美國、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以及敘利亞的暴力和恐怖組織密切合作。穆斯林兄弟會和其他敘利亞所謂的薩拉菲斯特組織也一直與哈裏裏以及“3•14聯盟”中的基督教政黨相互協調,並舉行秘密會談。這也是為什麼哈裏裏與他的同盟一直反對大主教Al-Rahi。也正是哈裏裏和“3•14聯盟”將伊斯蘭法塔赫帶入黎巴嫩,並幫助其中的一些成員逃往敘利亞作戰。

    有一些不知名的狙擊手正在瞄準敘利亞平民和敘利亞的軍隊射擊,“(藉)以造成”混亂和內鬥。敘利亞的基督團體也成為這些狙擊手的對象。很可能這些攻擊者是來自美國、法國、約旦、以色列、土耳其、沙烏地阿拉伯和阿拉伯灣的武裝力量與一部分敘利亞人組成的聯盟。

    華盛頓、特拉維夫以及布魯塞爾正籌畫著將基督教從中東遷離。據悉,Sheikh Al-Rahi在巴黎被總統薩科齊告知,地中海東部和中東的基督教團體可以重新被納入歐盟。這並不是什麼慷慨的提議,而是被有意將中東古老的基督教團體根除的國家扇了一記耳光。其目的或是將基督教團體重置於該地區之外,抑或將這些團體劃分為眾多分區。兩種都可能成為目標。

    這一計畫旨在將阿拉伯國家劃定為專門的穆斯林國家,這與「Yinon計畫」和美國“控制”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目標是相一致的。其“結果”很可能是一場大國戰爭。
    阿拉伯基督徒如今與阿拉伯黑人處境非常類似。

    重新劃分非洲:Yinon計畫正在發揮作用……

    關於非洲,特拉維夫將保障非洲的安全視為其廣泛週邊的一部分。這一更為廣泛的或所謂的“新週邊”已成為1979年抵抗包括伊朗(巴列維時期以色列最親密的盟友之一)在內的阿拉伯“舊週邊”隨著伊朗革命的瓦解後,特拉維夫地緣戰略的基礎。在這一情況下,以色列的“新週邊”隨著埃塞俄比亞、烏干達和肯雅等反阿拉伯和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等國家的“納入”而被概念化。這也是為什麼以色列要如此深入地參與蘇丹的“巴爾幹化”(注:原有蘇丹目前已被操縱分割為二,以基督徒組成為主的南蘇丹已於2011年獨立)。

    在中東教派分裂的背景下,以色列已列出了重組非洲的計畫。『Yinon計畫』試圖從三個方面的基礎上劃定非洲:(1)民族語言;(2)膚色;(3)宗教。為確保統治,先進戰略與政治研究所這一以色列智囊團(包括珀爾在內)也推動創建了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的美國『非洲司令部(AFRICOM)』。

    試圖“分裂”阿拉伯和非洲身份的行動正在“進行中”。它只在將所謂的“黑非洲”與所謂“非黑”的北非劃分開來。這是分裂非洲大陸上所謂的“阿拉伯人”與“黑人”計畫的一部分。

    正是這一目標“造成”並推廣了“非洲南蘇丹”與“阿拉伯北蘇丹”這兩種荒謬的身份。這也是為什麼黑膚色的利比亞人被視為利比亞“清洗膚色”運動中的對象。阿拉伯身份在北非正與非洲身份“相脫離”。同時還存在“剷除”大量的“黑膚色阿拉伯人”的計畫,以明確劃分“非洲黑人”與新的北非“非黑人“的界限。這也將”導致“剩餘的柏柏爾“非黑人”與阿拉伯人間的戰爭。

    同樣情況下,在非洲蘇丹、尼日利亞等地,緊張情緒也在為進一步劃分界限的穆斯林與基督徒間醞釀著。而造成這種分裂的基礎,包括膚色、宗教、種族和語言等,都“助長”著非洲的“瓦解”與不和。這都是一個將北非與剩餘非洲大陸劃分的更遠大非洲戰略的一部分。

    為“文明的衝突”布棋

    正是在這一點上,所有這些“看似”一盤散沙的事件都被“聯繫”在了一起。

    整個棋盤正在上演“文明的衝突”,而所有的棋子也各就各位。阿拉伯世界正“被隔離開”來,並被清晰的界線所劃分。這些界線“阻止”不同民族語言、膚色和宗教團體間相互的過渡與融合。

    在這項“計畫”中,將不再有社會與國家的過渡與融合。這就是為什麼中東和北非的基督徒,如科普特人,正成為“被攻擊”的對象。這也是為什麼黑膚色的阿拉伯人和柏柏爾人以及北非的黑人在北非正面臨著“種族滅絕”的威脅。

    繼伊拉克、埃及之後,阿拉伯利比亞民眾國和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對『Yinon計畫』而言)都是 “破壞”北非和東南亞地區穩定的核心。
    利比亞發生的一切(美歐顛覆推翻利比亞政權的『顛覆模式』)對非洲有著巨大的影響,而敘利亞的狀況也深刻地影響了東南亞及更遠的地區。按照『Yinon計畫』所指出的,伊拉克和埃及是造成阿拉伯國家不穩定的切入點。

    如今正在“上演”的是建立一個專門的“穆斯林中東”地區(以色列除外),而這也將“造成”什葉派與遜尼派間的鬥爭。類似的場景也正在“北非非黑人”區上演,表現為阿拉伯人與柏柏爾人的衝突。
    同時,在“文明的衝突(劇本)模式“下,中東與北非也”被認為“是所謂的“西方”與“非洲黑人”間的衝突。

    這就是“為什麼”法國的薩科齊和英國的卡梅倫在利比亞衝突初期相繼發表聲明,指出多元文化主義在各自的西歐社會中已經“不復存在”。[9] 
    真正的多元文化主義正威脅著“北約戰爭議程”的合法性,也為作為美國對外政策基石的“文明的衝突”的實施造成了障礙。

    在這一點上,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解釋了為什麼多元文化主義會成為華盛頓及其盟友的威脅:
    “隨著美國成為文化日益多元的社會,它可能會發現在對外政策問題上要想達到一致性就愈加困難(如與阿拉伯世界、中國、伊朗、俄羅斯或者是前蘇聯等地戰爭),除非存在真正被能被廣泛覺察到的大規模的直接外部威脅。這樣的共識普遍存在于二戰甚至冷戰期間(如今也存在著,因為“全球反恐戰爭”)。[10]
    布熱津斯基的下一句則指明了為什麼人們會反對或支持戰爭:
    “然而(共識)不僅僅深深地紮根於共用的民主觀中且人們意識到這些民主觀正在受到威脅,而且也根植于對歐洲集權主義下的受害者們在[11]文化上和種族上的親近。”

    雖有冗餘之嫌,我仍然要一再提出正是因為這種要“打破”中東-北非(MENA)地區、所謂的“西方世界”與撒哈拉以南非洲間“文化融合”的企圖,所以基督徒和黑人正在(被安排)遭到攻擊。

    “種族中心主義”與意識形態:將今日的“正義戰爭”正當化

    在過去,西歐的殖民國家會對他們的人民進行洗腦。他們的目標就是獲得推行殖民的支持。而其形式就是在武裝商人與殖民軍隊支持下轉播基督教(唯我獨尊)及其教義。

    同時,種族意識形態也被提出。那些被殖民的人被刻畫成“下等人”、低等、沒有靈魂。
    最終,承擔“開化”那些所謂的“世界未開化人民”的 “白人的責任”等語句開始被使用。這種具有凝聚力的思想框架被用於將殖民主義“塑造”為一項“正義事業”。而這也為征服和“開化”外國領土的“正義戰爭”提供了合法性。

    如今,美國、英國、法國和德國的帝國主義計畫並“沒有改變”。改變的只是為發動“新的殖民主義戰爭”、進行征服的“藉口”與理由。
    在殖民統治時期,發動戰爭的敍述(論述)與理由被包括英國和法國在內的殖民國家的公眾輿論所接受。
    今天的“正義戰爭”和“正當理由”也在婦女權利、人權、人道主義和民主的“旗幟”下進行著。

    文/Mahdi Darius Nazemroaya

    (加拿大)Global Research 2011年11月26日
    http://www.globalresearch.ca/index.php?context=va&aid=27786


    Mahdi Darius Nazemroaya是加拿大渥太華的一位獲獎作家。
    他是蒙特利爾全球化研究中心(CRG)的一位社會學家和副研究員。他曾見證了北非“阿拉伯之春”的過程。在北約(2011年)轟炸利比亞期間,他正在利比亞擔任KPFA的聯合研究專案——Flashpoint專案的特派記者。


  20. 2011/12/25 於 17:01 patchpieces

    《美領事(楊蘇棣)再次吹響了反對派的集結號》

    文/卓偉

    2011-12-8 香港《文匯報》

      美國駐港領事楊蘇棣日前又再出來“放話”,指一些聲稱美國資助或策劃香港政黨行動的說法並無根據。
    當被問及“維琪解密”的檔揭露,美國駐港領事過去“屢屢插手”香港事務,並詳細記錄了如何拉攏成立“四人幫”時,楊蘇棣終於承認曾就宗教事宜與陳日君會面,在香港見過陳方安生及李柱銘,而他在臺灣公幹時,又認識到黎智英云云。
    這是間接承認了他與“四人幫”的“交往”,所謂“會見”實為“指揮”,美領事千方百計促成“四人幫”,不過是通過“四人幫”來“控制”反對派干預香港政局。
    “維琪解密”已說得很清楚,虧楊蘇棣還敢厚著臉皮胡吹一通。

      過去,每當香港發生重大政治事件時,美國駐港領事都會或明或暗地向反對派及有關喉舌“放話”,一方面是“傳達”白宮的最新“政策路線”,“要求”反對派“充分配合”;
    另方面則是擬定政治策略,以胡蘿蔔加大棒整合各方人馬,槍口一致對外。
    就如在中東及北非爆發革命後,楊蘇棣隨即“召見”各反對派政黨“解說”華府的最新策略,會見之後,反對派各政黨立即提出要在香港“仿效”,結果慘澹收場。
    楊蘇棣不甘失敗,又繼續“添薪加火”,雖然最終失敗收場,但已盡顯楊蘇棣對反對派的“掌控”能力。

      現在楊蘇棣又出來“吹響”了集結號,而且“時機”更為敏感,正是在反對派區選受挫,各反對派政黨政客民望大跌之時,也是反對派喉舌全力藉所謂“種票”問題上綱上線,以圖為反對派選情翻盤之時,楊蘇棣走出台前,高調評論“種票”案,表示高興廉政公署採取法律行動,期望能夠儘快調查真相,並重申深信港府會維護香港的民主,確保“一國兩制”得以持續云云。
    楊蘇棣身為駐外領事,在身份上已經不適宜對別國內政指指點點,胡亂評論,而且楊蘇棣的“高興”也是耐人尋味,聯繫到反對派近日突然高度整合,不分陣營不分黨派全力開火,正說明美國駐港領事又在赤裸裸地“插手”和“指揮”這一輪“種票”狙擊,其他反對派看到楊蘇棣的“高興”,豈不急急走出來加上一腳。就如早前一樣,美國“吹雞”,各反對派就自動歸位。

      楊蘇棣出身于“反華(基督傳教士)”的中國通世家,派到哪里哪里就會“發生”所謂“顏色革命”,在擔任「美國在台協會」臺北辦事處副主任時就與(美帝軍事政府在台特首/代理人)陳水扁打得火熱,“大力支持”台獨路線。而方法不外乎緊密聯繫當地反對派,通過各種軟硬手段去收編各個反對派政黨,當“時機成熟時”發動致命一擊。
    須警惕的是,自從楊蘇棣(2010年初)派到了香港,“接連”就發生了違法違憲的“五區公投”等事件,他還不斷借各種議題干預、攻擊中國內政。現在他甚至明火執仗地“插手”香港選舉制度,“指揮”反對派繼續攻擊選舉制度,“唯恐天下不亂”,“動機”為何不說自明。反對派跟著“起哄”最終只會玩火自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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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蘇棣“公開干政” 稱“插手”港事屬職務

    記者/鄭治祖

    2011-12-8 (香港)文匯報

    據「維琪解密」早前公開的多份機密電文顯示,美國駐港領事館一直與香港反對派各黨派,包括民主黨、公民黨以至社民連等保持「密切聯繫」,
    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更「告洋狀」,“要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美國駐港總領事楊蘇棣在一公開活動聲言,與香港的政黨及政團接觸只是他們在香港「履行」的職責,「並無不妥」,又否認他們曾資助或支持香港任何政黨,更公開評論香港新一屆特首選舉,以至近期所謂的「種票」問題。

      「維琪解密」早前披露的機密外交電文,美國駐港領事館涉推動「宗教(陳日君)、政客(李柱銘、陳方安生)、傳媒(黎智英)」三位一體港版「四人幫」的組合,並與「四人幫」過從甚密,狂索香港和內地情報。

      同時,美領事館一直與部分反對派中人“頻繁見面”,向他們“搜集”的情報涉及香港和內地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形勢、特首評價、特首選舉、政黨發展,以及內地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情報等。其中,民主黨的塗謹申和羅致光更被列為美方「要嚴格保護」的對象。

     指自己所為是「外交工作」

      楊蘇棣昨日會見香港傳媒,被問及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曾就「維琪解密」披露的事件,批評他是「搞分裂的老手」時,他回應指,自己明白郝鐵川在外交上的立場,但否認美國有資助或支持香港任何政黨,稱自己進行的是外交工作,故接觸不同背景的政界人士,包括反對派及建制派是在「履行職務」:「我和我的同事在香港履行的外交工作,與中國外交人員履行的沒有分別,我覺得我們的立場並無不妥。」

      「繼續留意唐梁政綱」

      就有關香港新屆特首選舉問題時,楊蘇棣說,新特首必須得到香港民意的支持,香港特首人選除了愛國和有能力,也都要有民望:「香港人的意見很重要,令香港未來領導人可以有效管治,和滿足大眾期望。」他又稱,自己會「繼續留意唐英年及梁振英的政綱」。

      被問及近期多宗懷疑「種票」事件時,他就稱,歡迎香港廉政公署及選舉事務當局調查事件,期望能夠儘快查出真相,維護香港的民主,確保「一國兩制」得以持續。

      高敬德指違領事公約

      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高敬德批評,楊蘇棣身為美國官員,無權亦不應該對香港的事務指手劃腳,尤其「維琪解密」披露美領事館與「港版四人幫」過從極密,已直接干預香港事務。他認為,根據《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和各國雙邊領事條約均規定,領館成員應當避免一切直接或間接干涉駐在國內政的言論和行動,更不得通過與反對黨接觸,或組織反對派,向其提供援助或聲援,表示同情等,故質疑美領館的行為,已違反了《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這是任何主權國家所不能容許的」。

      計佑銘:毋須外人多言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計佑銘亦強調,楊蘇棣對特首選舉說三道四,更試圖借所謂「種票」問題煽風點火、混淆視聽,露出他試圖干預香港政治事務的本質,又批評美國官員不應對香港的事務發表被視為干預性的言論,尤其具體涉及到香港新屆特首選舉的問題,因為這完全是由港人自己作主的事,毋須外人教香港人怎樣做。

      劉宇新:難掩干預港事

      全國政協委員劉宇新則指,楊蘇棣試圖否認干預香港事務,並不能掩蓋美領館促成「港版四人幫」的事實,尤其「四人幫」對香港政事的謀劃,部分連反對派政黨都不得其聞,但4人卻向美國總領事定時彙報,絕不尋常,與尋常的溝通完全不一樣。

      王紹爾:種票論疑有“幕後黑手”

      資深評論員王紹爾批評,楊蘇棣在「種票」問題上與香港反對派政黨同一口徑,反映反對派在區選後“大肆炒作”的所謂「種票論」或有「幕後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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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方嚴厲批評美駐港總領事(楊蘇棣)干政 再不改就要“驅逐”》

    2011-12-19 環球時報

    “極為罕見!”
    多家香港媒體和美國媒體如此評述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呂新華16日對美國駐港總領事楊蘇棣“一再干預香港內部事務,違反國際法及公認行為準則”的批評。
    呂新華還警告稱,如果美方不改正,不排除將其列為“不受歡迎的人”。
    美國駐港領事館隨後對中方指責進行了反駁。

    香港《成報》18日分析稱,香港特首進入選舉季,楊蘇棣近來不斷就香港選舉問題公開發表意見,提出“美方希望”,“觸動了北京的神經”,但呂新華的狠話“施壓姿態高於實際”。

    據香港《明報》和《星島日報》17日報導,過去很少召開記者會的外交部駐香港特派員呂新華16日主動邀約4家香港傳媒見面。在大約半小時的見面會上,
    呂新華說,“維琪解密”網站披露的美國駐港總領館電文顯示,美方不僅就香港政制發展問題向特區政府提出過帶有干涉性的意見,而且與特定的某些人頻繁見面,更有部分香港人士主動要求美方介入香港內部事務。

    當被問到如何進一步跟進這一問題時,呂新華表示,外交層面上有多種做法,包括“交涉”、“嚴重交涉”及“警告”等,如不改正,“中國政府有權採取嚴厲交涉,把他列為’不受歡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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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s criticism of U.S. policy turns personal
    China offered an unusual public rebuke of Washington’s senior diplomat in Hong Kong.

    By Andrew Higgins, —hong kong

    Now it’s getting personal. After months of sniping at American policy, China has turned its fire on Washington’s senior diplomat in this former British colony.

    In an unusual public rebuke,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China’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ccused U.S. Consul General Stephen Young of breaching diplomatic norms and ignoring “solemn warnings” to keep quiet about democracy in the region, which since 1997 has been part of China.

    The scolding by China’s top diplomat here follows a series of articles in Communist Party-controlled media denouncing Young — who served in Kyrgyzstan during a democratic uprising there in 2005 — as part of an American plot to spread disorder and keep China down.

    “Wherever he goes, there is trouble and so-called color revolution,” said Wen Wei Po, a pillar of the party’s still mostly secret political apparatus in Hong Kong. The paper described Young — the son of an Army officer who fought in Korea and Vietnam and served as a military adviser in Taiwan — as coming from “an anti-China, anti-communist family.”

    The consulate said Young has done nothing wrong. “We categorically reject any assertion that the behavior of U.S.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staff in Hong Kong has been anything other than appropriate and in keeping with longstanding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law and practice,” a spokesman said.

    Pro-Beijing groups in Hong Kong have long grumbled about the U.S. Consulate, but the intervention of Lu Xinhua, the foreign ministry’s senior official here, suggested a new push to curb what China views as American interference in Hong Kong and beyond.

    Always prickly over alleged foreign meddling, Beijing has grown particularly jittery following this year’s Arab Spring and calls on the Internet for the Chinese to follow suit with a “jasmine revolution.”

    Internet influence

    China’s push-back, both in Hong Kong and Beijing, has been unusually personal, with state-run media and, on occasion, government officials denouncing American diplomats, including former U.S. ambassador Jon Huntsman Jr. and his successor, Ambassador Gary Locke.

    This, said Li Datong, a Chinese writer and former editor, reflected authorities’ alarm that the Internet has turned previously obscure U.S. envoys into prominent public figures whose remarks and actions get praised — and pilloried — on Web forums and micro-blogs.

    “The propaganda department wants to eliminate the influences of the U.S. diplomats as much as possible,” said Li, who was fired as editor of Freezing Point, a weekly journal, after he published an article that partly defended the actions of imperial powers in the 19th century.

    First to come under fire was (前美駐北京大使)Huntsman, who quit April 30 as ambassador and launched a now sputtering campaign for the Republican Party’s presidential nomination.

    Beijing was furious when the ambassador in February appeared outside a Beijing McDonald’s that online postings had designated as a venue for a “jasmine revolution” protest. Huntsman said he was just out for a stroll with his family. Police blanketed the area and roughed up foreign journalists. No protesters were sighted.


  21. 2011/12/26 於 21:27 patchpieces

    《對利比亞戰爭的戰略解讀》

    2011年10月31日午夜,「北約」正式宣佈結束利比亞戰爭。[1][①] 這場戰爭是“冷戰”後西方首次在非洲大陸發動地區戰爭,也是西方首次“強行改變”當前西亞北非國家的政治進程。
    總體看,這場戰爭的爆發與當前特定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背景直接相關。同時,這場戰爭“反過來”又將“重新塑造”利比亞、阿拉伯世界乃至未來國際格局。因此有必要對這場戰爭的基本背景及戰略影響進行必要評估。

    一、利比亞戰爭是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日趨失衡”的必然結果

    利比亞戰爭的爆發是多種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它與近幾十年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日趨失衡”直接相關。

    首先,這場戰爭是當前國際體系急劇轉型的必然產物。
    20世紀國際體系主要經歷了兩次重大轉型,並促使體系內國家的行為發生重大變化:二戰結束後,以西方列強主宰世界為主要特徵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世界四大員警”(美、蘇、英、中,主要是美、蘇兩家)共治世界的“雅爾達體系”。
    但此後50多年,設想中的“美、蘇合作”最終變成了“美、蘇冷戰”現實。換言之,冷戰之“實”與雅爾達體系之“名”格格不入。這對美、蘇不是好事,但對“夾縫中生存”的第三世界國家卻不然。
    一方面,美、蘇“核恐怖平衡”反使世界維持了難得的和平狀態,雙方在第三世界的爭奪總體較為節制,甚少直接發動戰爭。
    另一方面,美、蘇為獲得競爭優勢,都將爭取第三世界支持作為制勝籌碼,競相為其提供經濟和軍事援助。這就為諸多第三世界國家提供了閃展騰挪的外交餘地,藉以謀求政治獨立和經濟自主。
    而20世紀90年代初蘇東陣營解體使西方勢力一枝獨大,這些年來,西方通過“北約東擴”、(G8)八國集團、意識形態等紐帶越綁越緊。世界權力結構失衡使“雅爾達體系”名存實亡,並逐漸形成了西方“聯手打壓(顛覆裂解)”非西方國家的“後雅爾達體系”。這種國際體系與力量分佈“名實相副”,因此在該體系下,西方(強者)更富於“侵略性”,其對非西方國家(弱者)干涉(顛覆裂解)更加頻繁。

    “冷戰”結束後相當長時期,美、歐忙於分享“冷戰紅利”,通過“北約東擴”與“歐盟東擴”等方式“瓜分”前蘇聯在東歐的“勢力範圍”,從而將東歐和部分前蘇聯版圖日趨納為西方的週邊地帶。[2][②] 
    而1999年西方發動科索沃戰爭就是因為南聯盟“阻擋”了北約和歐盟東擴的步伐。但近年來,隨著俄羅斯復興,歐、美東擴之路遇到抵制和阻擊,尤其是2008年8月俄羅斯出兵格魯吉亞,而美、歐又未能做出有效反擊,標誌著持續十幾年的東擴進程已成“強弩之末”。在這種背景下,歐、美戰略角逐重心日趨轉向中東、中亞、非洲等資源豐富或地緣位置重要的“中間地帶”,並對“不聽號令”的(主權)國家頻頻使用武力。美國為“深入”中亞和中東,在短短2年時間內接連發動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地區戰爭。
    而2011年「北約」“發動”利比亞戰爭“遵循”的正是相似的邏輯。
    歐盟早在1995 年就與地中海沿岸12 國“啟動”了旨在加強雙方全面合作的“巴賽隆納進程”。美國也加大在非洲投入力度。
    法國總統薩科齊為恢復、擴大法國在非洲影響和利益在2007年競選期間又提出『地中海聯盟』設想,重點加強與北非國家合作,並企圖使阿爾及利亞、利比亞以及臨近的蘇丹和幾內亞灣等重要產油區為法國提供穩定能源。但這些“重返非洲”舉措受到利比亞(格達費反殖民愛國民族主義者)的“掣肘”。利比亞卡紮菲(格達費)政權“民族主義(反殖民愛國主義)”色彩甚濃,他早期曾採取一系列“保護”民族利益的重大措施,如收回美、英在利比亞軍事基地,廢除同西方公司不平等協定,將所有外國公司收歸國有等。即使2003年卡紮菲(格達費)“投靠西方”後其政策仍保持很大獨立性。2008年7月首屆“地中海峰會”召開時,卡紮菲僅派代表作為觀察員出席,他還“批評”『地中海聯盟』設想是“殖民主義者”和帝國主義的回歸。[3][③]
    利比亞強烈的“獨立姿態”使其成為歐洲政治和資本力量“南下擴張”的主要“絆腳石”。

    就像當年擋住「北約」和歐盟東擴的“南聯盟”必然要遭受西方軍事打擊一樣,利比亞因阻擋了西方(特別是歐洲)新一輪地緣政治/經濟“擴張”浪潮,而為後來遭到西方的軍事打擊埋下伏筆。美、英、法之所以在深受金融危機拖累的困難背景下執意發動利比亞戰爭,正是由於利比亞“阻礙”了北約國家“重返非洲”戰略規劃的實施。[4][④] 此外,2011年(由美帝中情局所屬外圍非政府組織的“Wikileaks維基解密”配合“美國資本勢力”所煽火策動)席捲西亞、北非的“中東波(顏色革命)”使西亞北非地區對外防護能力降至歷史最低點,為西方武力干涉利比亞提供難得機遇。法國因支持突尼斯本•阿裏外交失分,此後又過早承認利比亞反對派而再次面臨外交失敗,因而急於通過發動戰爭挽回在阿拉伯世界形象。[5][⑤]

    回顧“冷戰”後發生的數場地區戰爭,前幾場戰爭基本是美國唱主角,歐洲唱配角,而這次的利比亞戰爭歐、美角色正好對調。這從側面說明,歐、美在對付非西方國家時已形成互相“補位”的戰略默契。而這正是西方共治世界的“後雅爾達體系”的典型特色。

    其次,這場戰爭也是“壟斷資本主義”“惡性發展”的必然結果。
    蘇東社會主義陣營解體後,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在“經濟全球化”名義下迅速“主宰”全球。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大的問題就是因追求“利潤最大化”而導致的“肆意妄為”。在平均利潤率不斷下降趨勢下,資本家為獲得更高利潤而日趨將資本從生產領域“轉向”金融領域,創建了“脫離”實體生產的金融資本。當前,世界(實體)商品交易量所需流通貨幣量只占資本交易量的4%。但金融領域本身不創造財富。金融業的過度繁榮並不意味資本主義找到自我救贖之路,而更像是病情加重後出現的“虛胖和浮腫”。
    因為它意味著由4%的“實體經濟”“創造”的剩餘價值要由100%的資本來“分贓”,由此使資本增值空間越來越小,平均利潤率被金融泡沫急劇攤薄而趨近於零。在利潤率趨近於零的背景下,金融資本謀利主要靠“金融炒作”和層出不窮的“金融衍生品”,由此演變為“空手套白狼”的“賭場資本主義”。[6][⑥] 
    而2008年以來不斷深化的金融危機以及歐美債務危機表明,資本主義經濟已到“無法自我調節”的地步。

    在這種“背景”下,“(人為)製造(人禍)災難”就成了緩解經濟危機、獲取利潤的“慣用手段”。這裏的災難既包括由大自然引發的海嘯、颶風、地震、乾旱,也包括(人禍災難)政變、戰爭、恐怖襲擊等社會暴力行為。
    “通過”等待和“(人為)製造(人禍)災難”,進行“精心策劃”的“(災難禿鷹)掠奪”,以及將災難視為激動人心的市場機會,意味著資本主義已演變為“災難(禿鷹)資本主義”。[7][⑦] 其主要經濟策略就是“等待一個大危機,然後趁著遭受打擊的人民茫無頭緒之際,把國家資產一塊塊變賣給個人,並且迅速讓‘改革’永久化。”[8][⑧]
    從緩解經濟危機角度看,這些(人為製造的人禍)災難和(恐怖主義)暴力手段的“首要經濟目的”就是“打開”原本封閉的新市場。因此,西方武力打擊的重點就是那些阻擋資本擴張、奉行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社會主義政策的(主權)國家,以及市場體制落後、不肯與資本主義體系“接軌(接鬼)”的“化外之邦”。
    在歷史上,“資本積累和殖民化過程如同一根紅線貫穿著整個工業化時代。”[9][⑨]

    冷戰結束後,西方(禿鷹)“發動”的數場地區戰爭既是爭奪“中間地帶”的地緣政治擴張,更是為將這些國家“強行納入”西方經濟體系的資本擴張。
    “經濟絕非這些戰爭唯一的動機,但在每一場戰爭中,重大的集體打擊都被利用來為經濟休克療法鋪路。”[10][⑩]
    2003年美國(瞎掰理由藉口)發動伊拉克戰爭前,美國正面臨多年來未遇的經濟衰退。因此小布希(布希三世)政府一直在刻意“尋找”對伊拉克發動戰爭的“藉口”。小布希(布希三世)2006年坦承:
    “我這幾年最困難的工作之一,就是如何將伊拉克與反恐戰爭聯繫起來。”[11][11] 
    而正是在這場戰爭後,伊拉克資源市場逐步“被打開”,同時也為西方資本打開了一個巨大市場。
    美國一家公司合夥人興沖沖地說:
    “獲得寶潔公司(P&G)產品流通權就像金礦一樣,一家貨色齊全的7-Eleven超市可以打倒30家伊拉克雜貨店;一家沃爾瑪可以接管全伊拉克。”[12][12]

    近兩年,歐、美(數位金融泡沫)債務危機持續發酵,經濟形勢嚴峻程度遠比2001年時更甚。而經濟危機嚴重程度歷來與“災難資本主義”“(人為)製造(人禍)災難”的嚴重程度“成正比”。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越是嚴重,西方越有可能因絕望而訴諸武力。[13][13] 
    2011年利比亞戰爭很大程度就是西方試圖緩解(數位金融泡沫債務危機)國內經濟矛盾的一種手段。利比亞石油儲量非洲第一,而且油質好,開採成本低,且有半數以上未開發(注:利比亞擁有141噸黃金),西方如能獲得這一“石油大蛋糕”無疑有助於提升經濟信心。法國外長朱佩不加掩飾地將法國介入利比亞軍事衝突稱作是“對未來的投資”。[14][14]
    值得關注的是,在這次戰爭中,越是那些“產業空心化”、金融資本膨脹的國家(如英、法、美)參戰越積極,而實體經濟較為發達的國家(如德國)對戰爭則明顯不熱心。這從一個側面說明:“賭場資本主義”更易演變為“災難資本主義”。

    二、利比亞戰爭“加劇”了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失衡狀態

    利比亞戰爭是西方首次動用武力“強行改變”當前“中東動盪波”國家原有政治進程,也是冷戰後西方首次在非洲大陸發動的戰爭,因而對利比亞、阿拉伯世界乃至西方自身都已產生並將繼續產生深遠影響。

    首先,“後卡紮菲時代”的利比亞可能淪為西方體系中的跟班和“附庸”。
    二戰後期,史達林就曾說過:“任何人都會把其社會制度強加給別人,他的軍隊能走多遠,強加的範圍就有多遠。”[15][15]這句凝結著地緣政治學核心智慧的判斷同樣適用於這此的利比亞戰爭。北約武力推翻執政42年的卡紮菲政權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通過改朝換代將利比亞“馴化”為西方政治經濟體系中的“附庸”乃至挺進非洲的橋頭堡。

    問題在於,現在畢竟不同於殖民時代,西方可以武力打敗利比亞,但卻不可能直接接管利比亞政權。怎樣才能確保利比亞馴服於西方呢?
    從歷史經驗看,西方國家對第三世界國家進行“有效控制”的最有效辦法之一,就是使這些國家保持“政治軟弱”和“經濟依附性”,而“不得不”依靠外部大國。以西方“經略中東”為例。英、法和美國儘管主導中東的歷史時代不同,但其基本思路卻驚人地相似,那就是鼓勵、“扶植”中東國家內代表落後保守勢力、執政基礎不甚牢固的政權。但竭力避免這些國家出現大規模的社會和經濟革命,“避免”代表多數人利益的先進階級上臺掌權。“殖民國家為了支持它的統治,通常會對維持甚至加強殖民地不平等的社會與經濟結構頗感興趣……甚至殖民國家往往會造成新的特權和新的特權集團,以穩定其對殖民地的統治”。[16][16]
    這些統治者完全“仰仗”西方支持才能維繫統治,因此不得不悉心維護西方在其國家中的種種利益。這就使西方大國與當地統治人物形成事實上的“結盟”關係。當年英國在挑選費薩爾當伊拉克國王時,英國外交部官員說得非常直白:“我們所要的是一位只滿足于登基為王,而不打算勵精圖治的國王。”“我們需要的是一些有阿拉伯人參加、使我們能放心地離開而同時又能在幕後操縱的政府機構;……而且前提是我們的經濟和政治利益將得到保證。”[17][17]
    由此“不難理解”,為何中東成為世界上傳統君主制國家最多的地區。即使在實行君主立憲制的所謂“自由阿拉伯時期”(上世紀20-30年代),阿拉伯國家的統治者還是“不信任自己的人民,而甘願成為西方的奴僕”。[18][18]

    而2011年發動利比亞戰爭的兩大主謀——英國和法國,恰好在一戰後曾在阿拉伯世界進行過“委任統治”,而其統治“秘訣”之一就是在各國有意識“培植”代表落後生產方式的王公貴族和部落酋長。這次英、法“故伎重演”,採取了挑撥、激化利比亞國內部落間矛盾的做法。鑒往知今。為了確保對戰後利比亞進行有效控制,英、法不可能允許利比亞再出現“卡紮菲式”的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式領導人,因此必然要“剔除”導致利比亞保持“獨立性”的勢力和制度,同時“大力培植”落後依附性勢力,以及可能導致該國政治衰朽的政治制度。

    目前看,“後卡紮菲時代”的利比亞正在朝這個方向發展。從政治制度看,強制轉型使利比亞面臨“軟政權化”危險。據報導,「利比亞全國過渡委員會」已制定長達數年的政治進程時間表,[19][19] 儼然開始向“民主化”國家過渡。但利比亞本質上是個部族國家,境內有140多個部落。這次的利比亞戰爭也有濃厚的“部落戰爭”色彩,民眾對所謂“民主運動”的支持率還不到2%,[20][20]因此該國未來權力分配很難擺脫“部族政治”底色。即便實現所謂“包容性政治”,也不過是“按部族實力分配權力”。這種情況很容易導致利比亞最高權力“碎片化”,使國家陷入形式上統一、實則部落/軍閥割據的“伊拉克化”狀態。
    如2011年11月22日成立“過渡政府”後,南部費贊地區的勢力抱怨被邊緣化,東部則有人抗議新政府是“西部人的政府”,一些部落拒絕承認新政府。有學者早就預言:“後卡紮菲時代無論何時出現,但有一點可以預見,那就是利比亞將陷入局勢緊張、危機四伏的狀態,各種社會力量將上演群雄逐鹿的大戲。”[21][21]在這種內訌不止的情況下,利比亞將不得不更多“仰仗”西方,而不太可能再與西方為敵。

    從階級屬性和意識形態看,掌管利比亞未來的是一種比卡紮菲政權“更加落伍”的勢力。利比亞“食租經濟”的特點決定了該國最大的問題不是如何賺錢,而是如何分配財富。因此該國未來“舉什麼旗”,“走什麼路”的問題至關重要。而目前即將執政的「全國過渡委員會」內部魚龍混雜,[22][22] 東部反叛部落高舉的大旗居然是1969年被推翻的伊德里斯王朝用過的旗幟。“過渡委”顯然不能代表歷史進步力量。如果沒有西方武力“支持”,它根本不可能奪權上臺。事實上,儘管戰爭已經結束,執政當局(帶路黨)卻仍“要求”北約繼續呆在利比亞,[23][23] 這足以表明其執政地位和信心的脆弱性。
    不言而喻,這些由(帶路黨)落後勢力掌控的國家越是脆弱,就越需要外界保護,也越願意在資源、主權問題上對西方做出大的“讓步”。利比亞戰爭期間,反對派(帶路黨)為換取法國支持曾承諾戰後法國可控制利比亞35%的石油生產。10月中旬,時任“過渡委”主席的賈利勒(帶路黨)宣稱,利比亞新政府將“優先考慮”讓西方參戰國進入利比亞商業領域。[24][24] 換句話說,未來的利比亞外交很可能是當年伊德里斯王朝的翻版,而“不可能”繼續保持“獨立自主”地位。這種“依附性”前途對利比亞民眾國民當然不是好事,但卻正中西方下懷——唯有如此,西方才可能有效控制該國,並借其實現預想中的地緣利益和資源利益。

    其次,阿拉伯世界的民族復興夢更加渺茫。
    阿拉伯世界總共3億多人口,領土面積超過1400萬平方公里,還擁有世界上最豐富的石油資源,完全有潛質成為世界權力格局中的重要一極。但近百年來,阿拉伯世界卻更多與戰亂、爭端、屈辱、落後、邊緣化等負面辭彙聯繫在一起。造成阿拉伯世界積弱積貧的根源是多方面的,但總的根本乃是該地區地緣版圖“碎片化”。[25][25] 亨廷頓認為,文明集團往往要圍繞一個“核心國家”,它能夠行使維持秩序功能。核心國家或核心國家的缺失或解體一般都意味著混亂和災難。[26][26] 
    中東地區常年動盪,外部勢力頻頻“插手”與該地區缺乏核心國家直接相關。一戰後,英、法依據1916年秘密簽訂的“賽克斯-皮科特協定”將阿拉伯世界“分割”成若干小國“委任統治”,由此“奠定”了中東地緣版圖“碎片化”的格局。這種災難性的建國史為阿拉伯世界埋下羸弱、動盪和外部干涉的禍端。這些國家實力相當、缺乏佔據支配地位的核心國家,因而“誰也吃不掉誰,但誰也不服從誰”。加之彼此政體、意識形態、政策乃至宗教教派差異甚大,很難建立行之有效的地區性聯盟。相反,每個國家都唯恐地區局勢不利於己,因此不約而同地採取“相互制衡”做法,導致地區內耗不斷,既無力解決內部矛盾,也無力阻擋外敵入侵,甚至“主動邀請”外部勢力介入中東。美國學者伯納德•路易斯曾指出,西方國家只需要人數很少的軍隊就能進入中東核心地帶;而要去趕走這些西方軍隊,則需要另外一個西方國家的軍隊。[27][27] 正是地緣版圖的這種“碎片化”格局使中東豐富的石油資源非但未成為阿拉伯民族之福,反而成為惹來戰爭的禍根。冷戰結束至今,西方發動的5場地區戰爭中,4場在伊斯蘭世界,3次針對阿拉伯國家,而伊拉克和利比亞恰好都是石油資源豐富的國家。

    因此,阿拉伯世界要想實現民族復興,擺脫惡性循環的厄運,其基本前提就是謀求阿拉伯各國的團結統一。20世紀50-60年代,以納賽爾和阿拉伯復興社會黨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均強調阿拉伯民族要走聯合自強道路。雖然這種思潮因1967年中東戰爭而走向衰落,但這條路徑仍是阿拉伯世界實現復興的不二法門。
    卡紮菲1969年上臺時深受阿拉伯民族主義思潮感染,自視為納賽爾的忠實追隨者,宣導阿拉伯民族主義。他曾指出:
    “要想保護阿拉伯人民不遭敵人侵犯,就少不了統一;要想保護阿拉伯國家的成就,就少不了統一;要想保護自己和社會主義,就少不了統一。”[28][28]
    執政以來,他先後試圖同埃及、敘利亞、蘇丹、突尼斯、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等國實現聯合或合併,可是都中途夭折,他還被埃及前總統薩達特視為“危險的妄想症患者”。[29][29] 此後這些年來,卡紮菲外交政策重點日趨轉向非洲,並力倡構建“非洲合眾國”、“非洲聯合政府”。[30][30] 但其政治話語中仍保留著反對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主張阿拉伯聯合等重要主張。可以說,卡紮菲已成為阿拉伯民族主義浪潮中的最後一位領導人。[31][31]

    而阿拉伯世界如果真的像卡紮菲所說實現“聯合自強”,西方顯然將失去對該地區的控制,而該地區“保持”分裂內訌狀態,更“符合”西方戰略利益。由此不難發現,這些年來,凡是主張依附西方、包容以色列、漠視阿拉伯聯合的阿拉伯領導人,總是被西方奉為座上賓。相反,那些主張獨立自主,謀求阿拉伯團結統一的領導人(如納賽爾、阿薩德、卡紮菲,乃至武力統一者薩達姆等),總是被西方視為眼中釘、肉中刺(死於非命)。卡紮菲作為這批阿拉伯強人中的最後一位,西方巴不得他早點消失。而這次西方聯手打擊利比亞,既是阿拉伯世界地緣版圖“碎片化”的必然產物,同時也包含著“徹底埋葬”阿拉伯聯合的戰略企圖,而卡紮菲之死意味著阿拉伯民族主義時代的“徹底終結”。[32][32] 一些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對此只能徒然憤慨,[33][33]還有人呼籲要舉行抗議,反對卡塔爾及海灣國家參與北約空襲利比亞。[34][34]

    2011年席捲西亞、北非的阿拉伯動盪潮,雖然抗議重點是爭取政治尊嚴和經濟公平,但也包含了探索民族復興新路的成分。而突如其來的利比亞戰爭顯然是一場西方“肆意踐踏”阿拉伯國家主權的“殖民戰爭”,同時戰爭結果又是為徹底堵死阿拉伯民族復興的唯一路徑。但面對這場事關阿拉伯世界尊嚴和民族復興大業的“悲劇性事件”,多數阿拉伯國家卻“渾然不覺”,「阿盟」還“充當”了西方打擊阿拉伯國家的“傳聲筒”,鼓動聯合國在利比亞設立禁飛區,卡塔爾和阿聯酋等海灣小國甚至直接參加“圍毆”卡紮菲(11月12日阿盟宣佈停止敘利亞阿盟成員國資格,27日又宣稱對敘進行政治和經濟制裁),客觀上起了激化矛盾的作用。[35][35] 這種“兄弟鬩于牆”的現象從側面說明,阿拉伯民族復興希望更趨渺茫。這場看似聲勢浩大的中東劇變,最終必將虎頭蛇尾,不可能產生什麼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歷史成果。
    在喪失了一批有戰略目光的政治家後,阿拉伯世界已很難形成合力。一旦阿拉伯世界內部分裂持久化,阿拉伯世界將空有人口、疆域和資源等潛在優勢,卻始終難以走出戰亂和衰退的惡性循環,繼續淪為西方大國政治的犧牲品。

    第三,西方贏得眼前,卻可能失掉長遠。
    西方是利比亞戰爭的主要發動者和主要受益者。尤其是在戰爭中出力最多的英、法等國有可能近水樓臺,從利比亞令人垂涎的石油資源以及巨大的國內市場中撈取更多好處。2011年10月下旬,法國和德國商務代表團紛紛到訪的黎波里,與利比亞當局的石油部長等官員閉門會談。英國也派出龐大商務代表團(包括BP和殼牌)訪問利比亞。[36][36] 西方國家顯然開始加速“染指”利比亞戰後利益分配。
    從地緣角度看,這場戰事的暫時成功將“刺激”西方繼續進行“軍事冒險”的決心和胃口。利比亞戰爭剛接近尾聲,美國就開始炒作“伊朗暗殺門事件”和伊朗核武報告,軍事打擊伊朗的呼聲日高。[37][37] 卡紮菲被打死剛兩天,美國就宣佈撤回駐敘利亞大使,美國參議員麥卡恩(總統候選競選人)公開叫囂“現在是可能使用軍事行動保護敘利亞平民的時候了”。西方智庫也開始探討軍事干預敘利亞利弊。[38][38] 11月下旬,歐、美用人權草案譴責敘利亞,以金融制裁打擊伊朗,推倒伊敘同盟的用意越來越明顯。

    然而,利比亞戰爭本質上是場“非正義戰爭”。它看似得到聯合國授權,實際既忽視了1973號決議關於發揮區域組織或區域安排作用的精神,也超越了聯合國的授權範圍,因此是場缺乏形式合法性的“侵略戰爭”和“殖民戰爭”。[39][39]  
    同時,北約發動空襲自稱是“防止出現人道主義災難”,但利比亞戰前國內傷亡不過數百人,而西方狂轟濫炸及由此造成的戰端擴大卻導致3萬多人死亡,5萬多人受傷,使之成為缺乏實質合法性的“醜陋戰爭”。[40][40] 這場戰爭的“非正義性”使西方雖然贏得眼前地緣和資源利益,但卻可能因此而輸掉長遠。

    一方面,伊斯蘭激進勢力借機坐大,成為西方新的敵人。20世紀七、八十年代中東興起的伊斯蘭復興運動強烈反對西方,因而成為西方的心頭大患。從根本上說,穆斯林之所以“恨”西方正是因為西方在中東推行“霸權主義”,導致國際道義。同時,當年西方出於抗擊蘇聯等實用主義考慮,而“刻意扶植”本•拉丹以及塔利班等伊斯蘭勢力,結果養虎遺患,面臨被其反噬的危險。
    而這次利比亞戰爭仿佛是以往歷史的重演。而北約為儘快將卡紮菲趕下臺,主動武裝該國反對派,以致該國長期被壓制的伊斯蘭極端勢力乘機坐大。利比亞執政當局目前兩個最主要的軍事力量都是伊斯蘭勢力。的黎波里實際掌控者、軍事委員會主席貝爾哈吉和東部城市德爾納軍事委員會負責人哈薩迪,均是前極端組織利比亞“伊斯蘭戰鬥團”領導人,主張建立伊斯蘭政權。而過渡委前主席賈利勒也公開稱可能恢復“沙裏亞法”,建立“利比亞伊斯蘭共和國”。[41][41]可以預計,未來利比亞伊斯蘭色彩將日益濃重,並可能出現阿富汗那樣的塔利班式政權。[42][42] 從更大範圍看,伊斯蘭復興勢力正借“阿拉伯之春”強勢歸來,目前“伊斯蘭復興黨”已在突尼斯大選中獲勝,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很可能在本國勝選。伊斯蘭復興主義“回潮”已成為不爭事實。

    西方在此敏感時刻在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發動“侵略戰爭”很容易激起更多穆斯林的“反西方”情緒。卡紮菲就將北約空襲視為新的“十字軍東征”,並呼籲對西方發動“聖戰”,[43][43] 而卡紮菲自己身體力行,最終血戰至死,因而成為不少穆斯林心目中的“反西方英雄”。如果“阿拉伯之春”由國內層面的反獨裁、反權貴,轉向外交層面的“反殖民”、反西方,西方一直擔憂的“伊斯蘭與西方衝突”便可能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

    另一方面,這場戰爭加深了國際政治的“叢林”色彩,將使西方面臨更大安全挑戰。
    “主權國家不容干預”原則本來是弱小國家生存的護身符。但近年來,西方鼓吹“人道主義干預”、“人權高於主權”、“保護的責任”等,不斷挑戰“主權不容干預”基本原則。西方發動戰爭的“藉口”越來越隨意。這次西方發動的利比亞戰爭起因是利比亞政府鎮壓反對派抗議。而類似情況在許多國家時常可見,如果“利比亞模式”成為慣例,任何國家都可能成為西方軍事打擊對象。這不禁讓更多國家人人自危。卡紮菲是在投靠西方、主動放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後遭受軍事打擊的事實更是警醒其他國家領導人:西方國家關鍵時刻靠不住,唯有發展自己的“撒手鐧”,才可能真正保存自己。
    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此間公開稱,卡紮菲在核問題上妥協的後果表明,伊朗繼續核計畫是完全正確的。[44][44] 而最近伊朗核能力突進成為熱點話題。整個世界日趨重返“叢林”狀態,使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可能性空前增大,西方未來將面臨更嚴重的安全挑戰。

    三、結 論

    “播下龍種,卻收穫跳蚤”。
    當前風起雲湧的中東劇變本來是一場以民權、民生、民族為主要訴求的革命運動。但突如其來的利比亞戰爭不僅改變了當地原有政治進程,也使“中東波”性質日趨“變味”,更使國際力量對比更趨失衡,國際體系轉換進一步加快。權力與資本擴張日趨借助暴力手段,世界由此變得更不太平。利比亞戰爭剛剛結束,西方打伊朗和打敘利亞的喧囂日漸高漲。不管未來敘利亞和伊朗是否會遭受西方軍事打擊,但可以肯定的是,利比亞戰爭絕不是最後一場殖民戰爭。
    而廣大“中間地帶”尤其是中東地區,已成為中國實現和平崛起的重要緩衝地帶,以及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資源供應地,西方在上述地區頻繁進行軍事干預,在客觀上“壓縮”了中國崛起的週邊空間,危害到中國海外經濟利益拓展。[45][45] 80多年前,中國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積四十年之經驗”得出結論,即“欲達到勝利,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46][46] 在西方日趨聯合、戰爭力量日漸增長情況下,制止戰爭的唯一辦法就是世界上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聯合起來。只有當和平力量增長超過戰爭力量增長時,戰爭可能性才會被降至最低,中國可持續發展才會得到有效保障。

    文/田文林

    《現代國際關係》 2011年第12期

    [1][①] “北約宣佈結束在利比亞軍事行動”,http://military.people.com.cn/GB/16090649.html.(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2][②]參見[波蘭]卡齊未耶日•Z•波茲南斯基著,佟憲國譯:《全球化的負面影響:東歐國家的民族資本被剝奪》,經濟管理出版社,2004年版。

    [3][③]Bruno Waterfield,“Gaddafi attacks Sarkozy plan for Union of the Med”, The Telegraph,10 Jul, 2008
    [4][④]W. Yusef Doucet,“Free Libya is Green Libya: Supporting the Real Libyan Revolution”,http://www.voxunion.com/?p=4644.
    [5][⑤] Alan Woods,“After the death of Gaddafi: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Libya”,http://www.marxist.com/ gaddafi-dead-revolution-and-counter-revolution-in-libya.htm.(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5日)

    [6][⑥][英]蘇珊•斯特蘭奇著,李紅梅譯:《賭場資本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參見全書。

    [7][⑦][加]娜奧米•克萊恩著,吳國卿、王柏鴻譯:《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廣西師大出版社,2010年,第4頁。

    [8][⑧][加]娜奧米•克萊恩著:《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第4頁。

    [9][⑨][美]斯坦利•阿羅諾維茨、希瑟•高特內主編:《控訴帝國:21世紀世界秩序中的全球化及其抵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4頁。

    [10][⑩][加]娜奧米•克萊恩著:《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第7頁。
    [11][11]Melissa McNamara,Bush: “We Don’t Torture”,http://www.cbsnews.com/stories/2006/09/06/eveningnews/main 1979106.shtml(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9日)

    [12][12][加]娜奧米•克萊恩著:《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第303頁。
    [13][13] Gerald A. Perreira,“NATO and Qaddafi: What All Friends of Africa Should Know”,New Dawn,No. 126 (May-June 2011)

    [14][14]“法國外長稱介入利比亞是‘對未來的投資’”,http://news.xinhuanet.com/2011-08/29/c_121923156.htm.(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日)

    [15][15][美]詹姆斯•希恩著,黃公夏譯:《暴力的衰落》,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第137頁。

    [16][16] [美]斯塔夫裏亞諾斯著,遲越、王紅生等譯,黃席群、羅榮渠校:《全球分裂》,商務印書館,1995年,第487頁。

    [17][17][美]斯塔夫裏亞諾斯著:《全球分裂》,第581頁。

    [18][18] Hilal Khashan, Arabs at the Crossroad: Political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0, p.64
    [19][19] “Libya after Qaddafi:A new timetable”,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34813.(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5日)
    [20][20]Gerald A. Perreira, “NATO and Qaddafi: What All Friends of Africa Should Know”,New Dawn,No. 126 (May-June 2011).

    [21][21][美]羅奈爾得•布魯斯•聖約翰著,韓志斌譯:《利比亞史》,中國出版集團,2011年,第220頁。

    [22][22]Daniel Serwer,“Post-Qaddafi Instability in Libya”,CPA Contingency Planning Memorandum No. 12,http://www.cfr.org/libya/post-qaddafi-instability-libya/p25612.(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23][23] David D.Kirkpatrick and Rick Gladstone, “Libya asks NATO to remai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October 28, 2011
    [24][24] Alan Woods,“After the death of Gaddafi: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Libya”,http://www.marxist. com/ gaddafi-dead-revolution-and-counter-revolution-in-libya.htm.(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5日)

    [25][25]田文林:“地緣政治•中東破碎地帶•利比亞戰爭”,《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年第4期,第26-32頁。

    [26][26][美]撒母耳•亨廷頓著,周琪等譯:《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新華出版社,1998年,第167-169頁。

    [27][27][美]伯納德•路易斯:《中東》,載[英]約翰•格利賓等:《歷史焦點》,朱善萍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72頁。

    [28][28]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譯室編譯:《卡紮菲和利比亞》,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67頁。
    [29][29]Robert H. Reid,“Arab strongman: With Gaddafi death, an era passes”,The Economic Times, Oct 22, 2011

    [30][30]Babatunde Fagbayibo,“The Libyan revolution: Thoughts on a post-Gaddafi era of African integration”,http://www.consultancyafrica.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846:the-libyan-revolution-thoughts-on-a-post-gaddafi-era-of-african-integration&catid=57:africa-watch-discussion-papers&Itemid=263.(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6日)
    [31][31] Robert H. Reid,“Arab strongman: With Gaddafi death, an era passes”,The Economic Times, Oct 22, 2011

    [32][32]Mohamad Bazzi,“The Death Of The Qaddafi Generation: The Era Of Arab Strongmen Comes To An End”,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36603/mohamad-bazzi/the-death-of-the-qaddafi- generation.(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33][33]“A Position Statement by the Arab Nationalism List On The Assassination of Mu’ Ammar Qaddhafi And His Comrades, Libya, and Arab Consciousness”, http://freearabvoice.org/?p=1469. (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2日)
    [34][34]“The Arab Nationalist List invites you to protest against the Qatari regime in Brussels”, http://www.qawmi.com /?p=2331.(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4日)

    [35][35]Ahmed El-Tonsi,“Ottomans, Arabs, Westerners and Libya”,Al-Ahram,17 – 23 November, 2011
    [36][36] “Libya’s revolution:Messy politics, perky economics”,The Economist, Oct 8th 2011,http://www.economist.com/ node/21531472.(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9日)
    [37][37]The Associated Press, “U.S. strike on Iran likelier than ever, former CIA chief says”, http://www.haaretz.com/ news/diplomacy-defense/u-s-strike-on-iran-likelier-than-ever-former-cia-chief-says-1.303980.(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38][38]Jeffrey White,“Implications of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Syria”,PolicyWatch #1864,October 28, 2011,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templateC05.php?CID=3415.(上網時間:2011年11月5日)

    [39][39] “Libya: Colonialism Lives”,http://blackstarnews.com/news/135/ARTICLE/7603/2011-08-26.html.(上網時間:2011年10月31日)

    [40][40]Michael O’Hanlon,“Winning Ugly in Libya”,March 30, 2011,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7684/ michael-ohanlon/winning-ugly-in-libya; An Huihou, NATO faces ‘catastrophic success’ in Libya, People’s Daily Online, 29 octobre 2011, http://www.mondialisation.ca/index.php/vdare.com/roberts/index.php?context=va&aid = 26287.(上網時間:2011年11月3日)
    [41][41]Marc Lynch,“What the Libya intervention achieved”,October 27, 2011,http://lynch.foreignpolicy.com/posts/ 2011/10/27/ what_the_libya_intervention_achieved?wpisrc=obnetwork.(上網時間:2011年10月30日)

    [42][42]有學者已注意到當前利比亞與1992年後阿富汗政局的相似性,參見Michael Semple,“What Post-Qaddafi Libya Has to Learn From Afghanistan”,http://www.foreignaffairs.com/features/letters- from/what-post-qaddafi- libya-has-to-learn-from-afghanistan.(上網時間:2011年11月7日)
    [43][43]Ahmed El-Tonsi,“Ottomans, Arabs, Westerners and Libya”,Al-Ahram,17 – 23 November, 2011

    [44][44]Fredrik Dahl,“Libya conflict may strengthen Iran nuclear defiance”,http://www.forexyard.com/en/news/ ANALYSIS-Libya-conflict-may-strengthen-Iran-nuclear-defiance-2011-03-24T154942Z.(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9日)
    [45][45]W. Yusef Doucet,Free Libya is Green Libya: Supporting the Real Libyan Revolution,http://www.voxunion.com/?p=4644.

    [47][46]《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4卷,1991年版,第14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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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比亞之戰意在控制中國戰略要害》

    文/威廉•恩道爾 (William Engdahl)

    (美帝)華盛頓“主導下“的「北約」決定”發動“利比亞戰爭實質上是「北約」以及美國國防部(實為”對外侵略部“的美稱)控制中國要害的戰略的”組成部分“。目前,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石油進口國,對原油和天然氣進口存在巨大的”戰略依賴“。

    認真審視非洲地圖,並探究美國國防部(為”對外侵略部“的美稱)新組建『非洲司令部』的原由,就會發現,『北約』”發動“利比亞戰爭實質上是「北約」及美國國防部(為”對外侵略部“的美稱)”控制“中國石油及原材料來源整體戰略的構成部分——對於中國而言,非洲是其最具戰略重要性的石油及原材料來源之一。

    「北約」“發動”利比亞戰爭僅與石油有關。不過,鑒於美國有著可靠的國外能源供應,所以這場戰爭的發動應該“並非僅為“控制利比亞高品質原油,而是“為了”使中國“無法長期進口”非洲及中東石油。
    換句話說,「北約」及(美帝)華盛頓“發動”這場戰爭(主要戰略目的)就是為了“制衡中國”。

    利比亞北臨地中海,與義大利隔海相望。多年來,義大利埃尼石油公司一直是利比亞境內最大的外國石油公司。該國西臨突尼斯和阿爾及利亞,南臨乍得(察德),東臨蘇丹和埃及。就其地理位置而言,對於美國國防部『非洲司令部』“控制”非洲、非洲資源以及非洲資源出口地的長期戰略具有重要意義。

    在卡紮菲(格達費)統治下,利比亞“嚴格控制”高品質的原油資源。2006年的資料顯示,利比亞已探明石油規模為“非洲最大”,約占非洲石油總儲量的35%,甚至比尼日利亞還多。
    近年來,中國、俄羅斯以及其他國家都在該國獲得了石油開採權。

    很明顯,「北約」及(美帝)華盛頓“發動”利比亞戰爭已經“初見成效”:中國、俄羅斯及巴西不但反對聯合國制裁利比亞,還呼籲利比亞通過談判解決內部衝突,反對北約空襲。
    因此,利比亞反對派(帶路黨)下轄石油公司Agoco發言人阿貝加里馬奧夫稱:
    “我們和義大利、法國和英國等西方國家之間不存在問題。不過,我們與俄羅斯、中國和巴西之間可能會存在一些政治問題。”

    在過去幾年裏,(美帝)華盛頓逐漸認識到,受經濟擴張影響,在不到10年前還是美國“親密盟友”的中國,已經成長為“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
    不過,對於華盛頓而言,把中國塑造成“新敵”並非易事,因為美國政府還需要中國(親美媚美精英帶路黨)大量購買美國國債。

    今年8月,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向美國國會呈交了2011年度中國軍力報告。該報告稱:
    “在過去的10年裏,中國在現代科技領域的巨額投資令中國軍事受益匪淺。許多現代系統日臻成熟,其他系統也會在未來幾年內投入使用。”
    報告還稱:“在中國會如何利用其不斷增強的能力的問題上,仍然存在不確定性……中國作為主要國際參與者的崛起,很有可能會重新定義21世紀的戰略格局。”

    事實上,在(美帝)華盛頓的潛移默化下,以CNN、BBC、《紐約時報》為代表的“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宣傳機器”,或是英國《衛報》都會“醜化中國及中國領導人”。對於(美帝)華盛頓及華爾街(金融禿鷹)的許多人而言,中國正變得過於強大,“過於獨立”。為了“控制”這種情況,中國對石油進口的“依賴”就成了其“要害”,而利比亞正恰恰是中國該“要害”的“死穴”。

    自“冷戰”後,(美帝)華盛頓一直忽視對非政策,而中國能源及原材料企業在非洲大陸的活動,則為(美帝)華盛頓敲響了警鐘。幾年前,隨著未來能源需求變得越來越明顯,中國針對非洲發起了大規模經濟外交,並於2006年達到高潮:北京鋪上紅地毯,迎接赴華訪問的40多位非洲國家首腦,共同探討一系列經濟問題。對於中國工業現代化而言,沒有什麼比確保未來非洲石油資源更加重要的事情了。

    中國開始與被法國、英國或葡萄牙等“歐洲殖民國家”放棄的非洲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乍得(察德)就是其中之一。作為最貧窮、最偏僻的非洲國家,乍得2006年與北京建立了外交關係。2007年10月,“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簽署合約,與乍得政府聯合組建煉油廠。2002年後,他們開始鋪設石油管道,從位於該煉油廠以南300千米處的一處油田,向該煉油廠輸送石油。受西方國家“支援”的“(美第二中情局)非政府組織(NGOs)”開始批判中國石油管道對環境的影響。
    不過,2003年美國石油公司「雪佛龍(Chevron)」開採乍得(查德)石油資源時,該“(美第二中情局)非政府組織(NGOs)”卻“一言未發”。
    2011年7月,乍得和中國在該國首都恩賈梅納附近開辦合資煉油廠。中國石油企業在乍得的活動與其在蘇丹達爾富爾地區的石油專案有著驚人的相似。

    20世紀90年代,在美國石油公司「雪佛龍(Chevron)」放棄其在蘇丹的業務後,中國開始和蘇丹展開合作,後者將越來越多的石油輸入中國。到1998年時,“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已從蘇丹南部油田開始向位於東北部紅海西岸的蘇丹港鋪設了一條長達1500千米的石油管道,並在蘇丹首都喀土穆附近開辦了一家大型煉油廠。
    蘇丹是中國首個大型海外油田專案。到2011年初,在中國進口石油中,源自蘇丹的石油,大部分來自“飽受衝突蹂躪”的南部地區,已占到10%。蘇丹日產油量為49萬桶,對華供油量則占到60%。對於中國能源戰略而言,蘇丹至關重要。

    從地質角度來看,從蘇丹西部達爾富爾地區經乍得至喀麥隆的廣大地區就是一個巨大的油田,儲量可能相當於一個新的沙烏地阿拉伯。對於“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戰略封鎖”中國未來石油來源而言,“控制”蘇丹南部地區、乍得以及喀麥隆是至關重要的。

    成立於2008年的『美軍非洲司令部』是近來西方“軍事行動”的主力。很明顯,該“司令部”的成立就是為了“控制”中國對非洲石油及礦產資源漸增的影響力。2007年年底,(美帝)華盛頓“大西洋理事會”非洲事務專家彼得•法姆公開表示,美軍『非洲司令部』的目標之一,就是確保美國可獲得非洲豐富的碳氫化合物及其他戰略資源,該任務包括減輕這些自然資源的脆弱性,並確保當地不存在對這些資源感興趣的第三方,例如中國、印度、日本或俄羅斯,以獲得壟斷或優惠待遇。

    2007年,在美國國會作證支持組建美軍「非洲司令部」的法姆稱,充滿活力的中國經濟的石油饑渴難以得到滿足,而且還需要其他自然資源維持經濟持續發展,而非洲的自然財富使之對中國充滿誘惑力。目前中國日進口石油約260萬桶,其中超過76.5萬桶石油——約占石油日進口量的1/3——來自非洲國家,特別是蘇丹、安哥拉以及剛果。

    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許多分析家都預測非洲——特別是蘊含豐富石油儲量的西海岸沿海國家——將日益成為美、中兩國的戰略競爭舞臺,因為這兩個國家都在尋求擴大自身影響力,並確保各自資源來源。

    由此可見,美國“製造”利比亞“政權更迭”及整個“大中東計畫”(隱藏在“阿拉伯春天”的背後),都是為了確保其對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油田的“絕對控制權”,並“控制”特別是中國等國的未來政策。
    正如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所說的那樣:
    “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國家或國家集團。”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 第407期
    摘自2011年10月《環球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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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睹美歐流氓禿鷹攻打利比亞巨變從而竊取(美歐銀行財團需求恐急的)利比亞擁有的145噸實體黃金 查維茲警惕下令要求全數運回委內瑞拉儲放在美歐銀行、市值110億美元(211噸)的國有黃金金條

    《查維茲要求委內瑞拉央行回籠110億美元黃金儲備》

    文/張澄

    2011年8月19日

    委內瑞拉總統查維茲命令央行回籠110億美元的黃金儲備,這些黃金目前由諸如「英國央行」等發達國家的機構持有。

    查維茲今天表示,目前委內瑞拉所持的365噸黃金中有211噸儲備在美國、歐洲、加拿大以及瑞士的銀行中,這些(實體)黃金要“積極回籠”。
    此外「摩根大通」、「巴克萊銀行」和「渣打銀行」也持有委內瑞拉的黃金。

    在電視講話中,查維茲說,
    “自1980年起,我們已經在「英國央行」持有99噸黃金,現在我同意將之召回,這是一個正確的決定。”

    委內瑞拉央行行長Nelson Merentes表示,委內瑞拉的出口收入95%依靠石油,目前該國正在尋求儲備多樣化,計畫將現金儲備由美國和歐洲移至對新興市場的投資中。

    這次回籠也意味著全球第15大黃金儲備國在金價今年以來上升28%後的一次大動作。

    截至發稿,黃金交易價格已經升至每盎司1816美元。

    8月16日委內瑞拉的黃金儲備價值為286億美元。委內瑞拉財長稱,受美元的貶值、美國政府違約的風險以及歐洲債務危機的影響,回籠黃金儲備將更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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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vez Emptying Bank of England Vault as Venezuela Brings Back Gold Hoard》

    by Daniel Cancel and Nathan Crooks

    2011-8-18

    Chavez Orders $11 Billion of Gold Home as Metal Hits Record

    In all, Venezuela has 365.8 metric tons of gold reserves, according to the World Gold Council. Photographer: Kerem Uzel/Bloomberg

    Venezuelan President Hugo Chavez ordered the central bank to repatriate $11 billion of gold reserves held in developed nations’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Bank of England as prices for the metal rise to a record.

    Venezuela, which holds 211 tons of its 365 tons of gold reserves in U.S., European, Canadian and Swiss banks, will progressively return the bars to its central bank’s vault, Chavez said yesterday. JPMorgan Chase & Co. (JPM), Barclays Plc (BARC), and Standard Chartered Plc (STAN) also hold Venezuelan gold, he said.

    “We’ve held 99 tons of gold at the Bank of England since 1980. I agree with bringing that home,” Chavez said yesterday on state television. “It’s a healthy decision.”


  22. 2012/01/04 於 11:19 patchpieces

    □ 胡錦濤:敵對勢力長期“重點滲透”中國思想文化領域 □

    ....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國際敵對勢力正在“加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思想文化領域是他們進行“長期滲透”的重點領域。
    我們要深刻認識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嚴重性”和複雜性,
    警鐘長鳴、警惕長存,採取有力措施加以防範和應對。

    □ 胡總公開斥責西方陰謀顯中國血性

    文/青衫老祖

    2012-1-3

    最近(2012-1-1),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求是》撰文強調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其中講到這樣一段話:
    “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國際敵對勢力正在”抓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思想文化領域是他們進行”長期滲透“的重點領域。
    我們要深刻認識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嚴重性”和複雜性,警鐘長鳴、警惕長存,採取有力措施加以防範和應對。”

    在印象中,這是本世紀以來中國國家元首“第一次”在公開的場合公開談論“西化、分化陰謀”,
    “第一次”公開強調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艱巨性和複雜性,
    第一次提出“雙警”即“警鐘長鳴、警惕長存”,
    第一次公開要求“防範和應對”。

    這幾個“第一次”表明中國已經放棄從前所採取的“淡化意識形態鬥爭、突出經濟領域合作”的外交策略,決心在全球大舞臺上高高豎立並保護好中華民族自己的文化大旗!

    回顧世界歷史發展進程,我們可以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中國能不能實現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將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大國、以及中國在全球化中居於什麼樣的地位,關鍵並不在於有多少GDP(唯利是圖唯GDP論庸俗發展觀),而在於有沒有為世界所稱道的“文化旗幟”。
    文化是“民族之魂”。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其前進的道路上可能會歷經磨難、飽經滄桑,有時還可能遭遇“亡國之痛”,但是,只要民族文化不滅,就可以東山再起、重整河山,再度復興。

    中華民族之所以歷經7000年而綿延永續關鍵就在於文化不滅!“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之所以保持持續快速增長的勢頭,累積而成世界上擁有重大全球影響力的大國,同樣與中國始終保持文化的“獨立性”、特色性有絕大關係。

    “文化獨立”支撐中國獨立;整垮中國最有效的“方法”自然也是“摧毀”中國的文化。自新中國成立以來,西方“瓦解中國”的“努力”就一直沒有停止過。“新中國”成立62年的實踐令西方得出“教訓”,單純使用硬實力,包括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任何國家都難以戰勝中國。從文化上,也就是從價值觀上“西化”中國,進而令中國成為它們的“附庸”,使它們覺得唯一可試的辦法。

    於是,如今的西方,對中國採取的完全是如下策略:經濟上融合、軍事上圍堵、文化上滲透、政治上顛覆。文化上滲透包括培養(崇美媚美)親美分子、支持分裂分子、推銷美國(文化意識型態24-7洗腦)大片、購買一批“(崇美媚美懼美)文化洋奴”。

    面對這一“形勢”,如何有效應對西方的“西化”、“分化”圖謀,確保中國文化獨立和文化安全成為中國長期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重大歷史任務。
    認真學習胡總的講話,筆者感覺有以下幾點值得關注和把握:

    第一,中國對敵對勢力的遏制、圍堵、分化、弱化陰謀有清醒的認識,並始終保持高度警惕;

    第二,中國有著高度的自信和自尊,過去、現在和將來都不會屈服於任何外來壓力,不管是軍事上的還是經濟上的,也不管是政治上的還是文化上的;中國都將堅持走自己的道路,一往無前的推進民族復興的偉業;

    第三,中國已經做好與敵對勢力鬥爭到底的準備,不管是軍事鬥爭、還是文化鬥爭,都將凝聚中華民族的智慧,制定一套切實有效的應對策略;

    第四,中國已經“充分認識到”在“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的世界格局中開展文化鬥爭亦即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重要性、艱巨性和複雜性有了更清晰的認識,確立了 “警鐘長鳴、警惕長存”的鬥爭意識,形成了“防範和應對”兩手抓的文化鬥爭策略。

    在大國競爭中,清醒比什麼都重要。西方之所以“不遺餘力”的“宣傳”他們的意識形態,“兜售”它們的價值觀,“目的”決不是想中國強大,而是想中國“弱化”。蘇聯的教訓證明,中國不徹底粉碎它們的“文化入侵”面臨的將是國家分裂、秩序混亂、發展停滯,中國自1840年以來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所做的一切努力將付諸東流。

    從這個意義上講,胡總公開斥責西方“陰謀”,具有“標誌性”意義。它“標誌”著中國不會在意識形態領域自動繳械,不會接受它們的價值觀,不會聽任它們西化、“西化”中國。為了維護中華民族的文化、尊嚴和自立自強,中國將不惜一切代價,不管是“新冷戰”。還是“新熱戰”,還是打打談談的消耗戰,中國都將奉陪到底。因為,在關係民族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上,中國惟有與敵人展開堅決的鬥爭,除此而外,沒有任何第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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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A的公開秘密—-兼為《十條誡令》蓋棺定論

    一、嘗試為《十條誡令》蓋棺定論
    二、(中國國內)親美勢力對《十條誡令》真實性的質疑
    三、“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的真面目
    四、“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在中國
    五、“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 、“共產黨革命章程”及“十條誡令”
    六、克格勃(KGB/格別烏)高官什羅寧的話是否可信
    七、「中情局」為防止洩密進行的暗殺
    A、李志綏之死
    B、班尼特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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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是》雜誌發表胡錦濤總書記重要文章
      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
      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2012年1月1日出版的新年第1期《求是》雜誌發表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的重要文章:
    《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胡錦濤:敵對勢力長期重點滲透中國思想文化領域
    胡錦濤《求是》撰文強調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以下為原文:

    2011-12-31

    文化建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佈局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繁榮發展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全會通過的決定,全面總結黨領導文化建設的成就和經驗,深刻分析文化建設面臨的形勢和任務,在集中全黨智慧的基礎上,闡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確立了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戰略目標,提出了新形勢下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指導思想、重要方針、目標任務、政策舉措,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指導我國文化改革發展的綱領性檔。全黨要認真學習、深刻領會,共同把全會精神落到實處,為實現全會提出的目標任務而奮鬥。

    第一,深刻認識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充分發揮先進文化引領前進方向、凝聚奮鬥力量、推動事業發展的作用,是我們黨的一條寶貴經驗和一大政治優勢。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我們黨都結合時代條件、圍繞黨的中心任務提出文化綱領、文化目標、文化政策,堅持不懈推進文化建設,有力推動了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的不懈努力,我們走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顯著提高了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促進了人的全面發展,顯著增強了國家文化軟實力,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強大精神力量,為進一步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奠定了堅實基礎、積累了寶貴經驗。

    當今世界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當代中國正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向著新的奮鬥目標邁進,文化的作用更加廣泛而深刻。從國際看,綜合國力競爭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顯,許多國家特別是主要大國都把提高文化軟實力作為增強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重要戰略。在世界範圍內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更加頻繁的背景下,誰佔據了文化發展制高點,誰擁有了強大文化軟實力,誰就能夠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贏得主動。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國際敵對勢力正在加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思想文化領域是他們進行長期滲透的重點領域。我們要深刻認識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嚴重性和複雜性,警鐘長鳴、警惕長存,採取有力措施加以防範和應對。從國內看,經過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發展,我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顯著增強,但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我國已經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和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越來越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撐,豐富精神文化生活越來越成為我國人民的熱切願望。從我國文化建設自身看,文化領域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革,文化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總體而言,文化發展同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還不完全適應,束縛文化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機制問題尚未根本解決,文化在引領風尚、教育人民、服務社會、推動發展等方面的作用還沒有得到充分發揮,我國文化整體實力和國際影響力與我國國際地位還不相稱,“西強我弱”的國際文化和輿論格局尚未根本扭轉。在理想信念教育、思想道德建設、誠信建設、文藝創作、公共文化服務、文化產業發展、農村文化發展、流動人口文化生活、網路建設和管理、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等方面都還存在不少突出矛盾和問題,必須抓緊加以解決。

    總之,抓住和用好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關係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鬥目標,關係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關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全會提出了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指導思想,強調要全面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根本任務,以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以改革創新為動力,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培養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質,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弘揚中華文化,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全黨要深刻領會和全面貫徹這一指導思想,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自覺把文化繁榮發展作為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是党執政興國第一要務的重要內容,作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一個基本要求,進一步推動文化建設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以及生態文明建設協調發展,為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提供堅強思想保證、強大精神動力、有力輿論支持、良好文化條件。

    第二,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內涵豐富,具體體現在全會決定提出的指導思想、重要方針、目標任務、政策舉措之中,要全面領會、全面貫徹。這裏,我想強調幾個問題。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引領,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最鮮明的特徵,也是事關文化改革發展全局的根本問題。只有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引領,才能打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根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日益發展和對外開放不斷擴大的形勢下,我國社會思想更加多樣、社會價值更加多元、社會思潮更加多變,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引領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更加凸顯。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為文化建設提供有力理論指導,確保文化改革發展始終沿著正確道路前進;必須堅持把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應用于文化改革發展各個領域,不斷豐富和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符合時代發展要求的文化建設理論,使我國文化各方面發展建立在深厚理論基礎之上;必須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正確處理弘揚主旋律和提倡多樣化的關係、教育人民和滿足人民多樣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關係、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和提高經濟效益的關係,有效引領社會思潮,有力抵制各種錯誤和腐朽思想影響,不斷鞏固和壯大社會主義主流思想文化。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必須發揮人民在文化建設中的主體作用,堅持文化發展為了人民、文化發展依靠人民、文化發展成果由人民共用。為了誰、依靠誰是我們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根本問題,決定著社會主義文化的性質和方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是人民共建共用的文化,人民是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最深厚的力量源泉。堅持這一點,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也是我們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理念的重要體現。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堅持以人為本,以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為根本目的,不斷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必須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和首創精神,使全社會文化創造活力競相迸發;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關心人民命運,體察人民願望,反映人民心聲,在人民偉大創造中汲取營養,把最好的精神食糧奉獻給人民;必須堅持面向基層、面向群眾,把滿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作為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基本任務,鼓勵創作生產更多受到群眾歡迎的文化產品,讓文化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必須繼承和發揚中華優秀文化傳統,大力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積澱著中華民族的深厚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團結奮進的不竭動力,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深厚基礎。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大力弘揚中華優秀文化傳統,大力弘揚五四運動以來形成的革命文化傳統,大力弘揚改革開放以來文化領域形成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觀念新風尚,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必須以更加開闊的視野、更加博大的胸懷對待外來文化,積極參與國際文化交流合作,學習借鑒一切有利於我國文化改革發展的有益經驗和優秀成果。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必須堅持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業、一手抓文化產業,推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是社會主義制度下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權益的基本途徑,是實現文化發展成果由人民共建共用的制度保障。發展文化產業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滿足人民多樣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徑,是充分發揮市場在文化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激發全社會文化創造活力的必然要求。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科學界定人民的基本文化權益和多樣化精神文化需求,全面把握政府和市場在文化建設中的職責和功能,推動形成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兩手抓、兩加強的工作格局;必須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以政府為主導,以公共財政為支撐,以公益性文化單位為骨幹,以全體人民為服務物件,以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權益為主要內容,鼓勵全社會積極參與,大力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必須著力培育一批有實力、有競爭力的骨幹文化企業,提高我國文化產業整體實力和競爭力,形成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文化產業格局。無論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還是發展文化產業,都要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正確處理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關係,始終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

    第三,以改革創新精神落實好全會提出的各項任務。

    全會對新形勢下推進文化改革發展作出全面部署,提出一系列新任務新舉措新要求,各地區各部門要統籌兼顧、立足實際,有計劃分步驟加以落實,既要全面貫徹又要突出重點,最重要的是要緊緊圍繞全會決定關於推進文化改革發展指導思想中的“四個以”來抓好落實。

    堅持以科學發展為主題。科學發展是黨和國家工作的鮮明主題,也是文化改革發展的鮮明主題。要自覺把科學發展要求貫穿文化改革發展各個方面,緊密結合文化改革發展實際,著力轉變文化發展方式,提高文化發展品質和效益,不斷提高文化發展科學化水準。要堅持以人為本,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保障人民各項文化權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要堅持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著力解決影響文化科學發展的突出問題,協調好文化改革發展各個領域和各個環節,促進文化持續快速健康發展。要堅持統籌兼顧,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文化改革發展重大關係,統籌文化改革發展各項工作,完善文化佈局、文化結構、文化資源配置,促進城鄉、區域文化一體化發展,推動文化資源向農村、基層傾斜,向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傾斜,不斷增強文化發展後勁,實現文化又好又快發展。堅持以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根本任務。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根源于民族優秀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並吸收人類文明成果發展起來的,是我國社會主義文化的引領和主導。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緊緊抓住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這個根本。要堅持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武裝全黨、教育人民,大力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新的實踐。要堅持以理想信念教育為重點,引導廣大幹部群眾不斷增強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自覺性和堅定性。要廣泛開展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社會主義榮辱觀宣傳教育,深化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活動,加強思想道德建設,建設和諧文化,培育文明風尚。要在全黨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學習教育,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國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設和党的建設全過程,貫穿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各領域,體現到精神文化產品創作生產傳播各方面。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非一日之功,既是當前的緊迫任務,又是長期的戰略任務,必須通過堅持不懈、持之以恆的努力,使之真正成為全黨全社會的普遍共識,轉化為廣大幹部群眾的自覺行動。

    堅持以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滿足人民對實現自身文化權益和豐富自身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必須大力繁榮文化創作,豐富群眾文化生活,提高人民文化生活品質。要加大對城鄉基層文化建設投入力度,深入實施重點文化惠民工程,加快公共文化基礎設施建設。要加強文化創作生產引導,引導文化工作者堅持正確文化立場,弘揚真善美,貶斥假惡醜,把學術探索和藝術創作融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之中,創作生產出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相統一、人民喜聞樂見的優秀文藝作品。要發展健康向上的網路文化,使互聯網等新興媒體真正成為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新陣地、公共文化服務新平臺、人民精神文化新空間。要組織開展群眾樂於參與、便於參與的文化活動,引導群眾在文化建設中自我表現、自我教育、自我服務,依靠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推動文化繁榮發展。

    堅持以改革創新為動力。只有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創新文化內容和形式,才能不斷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不斷為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提供強大動力。要圍繞構建充滿活力、富有效率、更加開放、有利於文化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努力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新進展,破除制約文化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要深化公益性文化單位改革,深化國有經營性文化單位改革,深化文化管理體制改革,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加強文化法制建設。要加快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創新公共文化服務運行機制,不斷提高公益性文化單位服務群眾能力和水準。要提高文化產業規模化、集約化、專業化水準,優化文化產業結構,促進文化和科技融合發展,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要圍繞提高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積極開拓國際文化市場,創新文化走出去模式,不斷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

    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把文化建設擺在全局工作重要位置,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規劃,與經濟社會發展一同研究部署、一同組織實施、一同督促檢查。要認真開展調查研究,總結經驗,發現問題,結合實際制定貫徹落實意見,明確工作責任,提出具體要求,確保全會提出的目標任務和政策舉措落到實處。要把文化改革發展成效納入科學發展考核評價體系,作為衡量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工作業績的重要依據。要把文化人才隊伍建設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著力加大對年輕人才、高層次人才、複合型人才的培養力度,努力造就一批有影響的文化名家、文化大師和各領域領軍人物,建設宏大文化人才隊伍。要深入做好知識份子工作,充分調動廣大知識份子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把廣大知識份子緊緊團結在党的周圍。總之,全黨要貫徹落實好全會精神,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在科學發展道路上奮力開創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局面。

    (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講話的一部分)

    ==========================================

    希望中央對此始終保持清醒認識。

    但當前黨內有兩大問題:
    一個是(中央黨校那批掛羊頭賣狗肉)打著紅旗反紅旗;
    一個是目前理論無法指導實踐。

    這兩個問題不解決,意識形態領域的爭奪就佔據不到有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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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上面早就知道了吧
    現在“公開表態”就意味著要“反擊”了

    所以自費五毛們就等著看戲吧

    火烤偽精英水煮普世派
    咱就跟著添把火

    =================================
    重大信號啊,期待那些虛偽的普世民主JY(精蠅)們早點下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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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哼,這回我們找一找被敵對勢力滲透的媒體,不會有人出來出來“裝純情”說——“都是黨國的媒體、哪來的漢奸媒體”——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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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撲屎派”的噩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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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種就把南方蜥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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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口 2012-1-3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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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3 03:05 AM

    現在才說?剛睡醒?
    喂!!!有人在搞我們啊!喂!大家聽到沒有啊?有人在搞我們!

    中國的各個級別領導,包括最高層,只能在別人和自己一樣飯桶的環境下搞搞勾心鬥角。對外不敢鬥爭,不善鬥爭,歸根結底,還是因為不善鬥爭:有人見過善於鬥 爭的人不敢鬥爭麼?回想薩科齊08年騎在中國人頭屙屎長達兩個星期,中央政府十分淡定,一言不發。我想咱們的領導是不是準備好對策了啊,這麼淡定。結果對 策就是沒有對策,等人家屙完就好了嘛…

    就這篇文章來說,空洞無物,只不過是提出了一個命題的八股文而已。其實凡是關心中國的人,哪個不知道文化建設出問題了?說人家要西化我們,我們要發揚中華 文化?這話說清楚了麼?說對了麼?說完了麼?
    調查了麼,研究了麼?執政兩屆就擠出這麼個玩意?

    很明顯,領導們不太像是競爭出來的,倒像是一幫近親繁殖出來的,也就這個水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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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3

    覺得東西方文明的衝突和公開競爭就要開始了.木偶有心無力,能做好鋪墊就不錯了,期待下一代(習近平-薄希來)發力吧.

    中國要進一步走向世界,進一步發展自己,不可能一直虛心學習西方,“崇洋媚外”,韜光下棋的.這條路讓我們固然大大地發展了實力,但我們經濟上成了“附庸”西方的 資本主義經濟,過度依靠廉價出口,血汗工廠血供西方尤其是美國,價廉物美的東西依賴西方的市場卻無法升級成靠品牌靠科技含量靠文化含量的商品高價高利潤占 領人家的市場,相反現實是別人的商品靠文化宣傳優勢高價佔領我們的市場.

    在政治上,明不正言不順,導致官員“失去”自己的信仰,只好去“崇尚”西方的文化信仰,只好想著為自己和家人“謀私利搞腐敗”.

    在對外關係上,不展示實力就沒人正確瞭解中國,喜歡上中國,從而和中國友好,合作,一起發展,一起對付歐、美欺壓搞亂.周邊國家被西方文化洗腦,認為西方文明一直正確,比東方文明好,低看中國誤解中國,在西方威恩並施下,配合西方搞亂中國和中國爭鬥.

    在人民幣國際化上,更需要宣傳我們的各方面的實力和及其依附的先進文化,讓中小國家有信心使用人民幣,讓它們相信中國能鬥住美國的,你們不用太怕美國.展 示我們的實力和文化,給它們希望,給它們發展模式,給它們保護和依託.未來西方文明衰落了,東方文明才是應該它們學習的,東方文明是有資格有實力取代西方 文明的統治地位的,西方文明不可能永遠這樣強勢的,東方文明歷史上強勢過蓋過西方文明,未來將奪回強勢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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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響的雷,也沒有一滴雨(類似重慶)來的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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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3

    希望中央對此始終保持清醒認識。

    但當前黨內有兩大問題:
    一個是打著紅旗反紅旗;
    一個是目前理論無法 …
    发表于 2012-1-2 06:54 PM

    你總結得很好!
    也許是我孤陋寡聞,好久沒聽到對共產主義的宣傳了。但這樣也好!至少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不要拿這塊布遮羞。要老老實實地對老百姓說,我們要做什麼,要怎樣 做。什麼是社會主義?現在已經過了“不爭論”的時期了,必須讓老百姓都知道都認同我們要往哪里去。這樣才能取信於民,避免各種利益團體混僥視聽從中牟利, 最終壞了社會主義的金字招牌。

    ===============================

    放棄了毛澤東思想,空喊“科學發展觀”這類虛無縹緲的空洞口號,
    唉!誰能給個權威定義,什麼是“科學發展觀”??一直很費解

    的確很令人迷惑。
    我一開始以為是為了治理環境污染。。
    後來才知道是個政治目標。。

    但即然是“發展”,就得有個目標。但一直沒有具體的目標。
    於是現在認為,“科學發展觀”只是一個手段。
    總結出來就是,“沒有具體目標”的發展手段。。

    最絕的是,‘有所為、有所不為’,啥‘貓’等模糊論,“思想混亂”根子就出在這裏。
    臺上不過是蒼蠅,台後精英們自己都不知怎麼自圓其說,哈哈

    注意“時間點”在美帝出臺“收割”資本海外資產後,“被綁架的買辦”受到兩面狙擊。 資本之間撕裂,離撕破臉皮就快了

    ===================================

    現在中國的意識形態價值觀“一片混亂”,最直接的反應就是社會道德底線“一再被突破”,幾乎任何事物都能引發正、反兩方面的尖銳對立和辯論,是與非的界限越發“模糊含混”,各階級、個族群、各利益團體日趨成型、分裂。左、中、右對現實都普遍不滿,人們對於未來愈加迷茫,對未來、對政府喪失信心……
    而且,還有一隻“無形的手”,一股“無形的勢力”,潛移默化的鼓動人們的不滿和憤懣,引導人們的思維模式。這些,難道廟堂之上真的一無所知、還是束手無策?


  23. 2012/01/13 於 11:11 patchpieces

    圖窮匕乃現/《揭示美國未來幾年的全球戰略》

    2012-1-9

    這個話題我久有意談談,這跟我長期研究美國的戰略核心層的戰略計畫有關係,可以說我要說的內容與許多美國金融,地緣政治軍事戰略,經濟方面的核心人物有關。
    實際上奧巴馬的“(新軍事)戰略計畫”一開始就被美國的領導層背後的“影子勢力”所推崇,基辛格曾說過奧巴馬“能同時”下好好幾局棋,這代表美國真正的“權力階層”對其“能力”的認同。

    亞洲與印度洋,大洋洲

    在西方地緣戰略學中“歐亞大陸”是世界權力中心,若要“控制世界”必須設計好“控制”歐亞大陸的戰略,而歐亞大陸包括幾個特別有影響力的中心敏感區域,分別是亞太,印度洋及印度,還有就是中東和中亞,東歐,世界歷史上的霸權爭鬥實際上最終的目標是為了爭奪由誰來控制世界上這些最為廣泛的戰略區域,我這裏之所以說大洋洲是因為這裏一向就只是美國與英國的戰略後方支撐點,後勤基地而已

    首先從亞洲和印度洋,大洋洲說起,
    奧巴馬今年內最高調的聲調就是強調美國要“重返亞洲”,“構築”所謂的“亞洲安全條約體系”,這是一個未來幾十年的戰略計畫,希拉蕊克林頓在一篇名為《美國的亞洲太平洋世紀》的文章中提到了美國未來幾十年內要在亞洲建立新的“太平洋戰略體系”框架,她重點提到了四個國家與美國的戰略關係,
    首先是美、日關係在太平洋體系中的戰略基礎作用,
    第二是印、美關係對美國在中南,南海,南亞的戰略的積極意義,
    再其次就是美國與澳大利亞的戰略合作關係,
    這三個國家實際上構成了美國在亞洲太平洋的戰略體系的“三大支柱”,從地緣戰略的角度保證了美國在整個面向亞洲,太平洋世界的權力基礎與戰略地位,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把包括印度洋和大洋洲的國家體系統一納入了自己的戰略構想之中,可見其眼光之寬廣與深遠,這可以說是美國自冷戰結束以來最為精深的地緣戰略計畫,亞洲大國與太平洋世界,乃至包括俄羅斯最近“加入”世貿組織都在其“精心的算計”之中,
    大家打開地圖可以看到的是在太平洋的棋盤上,美國“領導”的環太平洋、印度洋權力中心的實力驚人,更何況這一區域中包括中國,印度,日本,再加上東南亞各個經濟十分有活力的小國,同時這也是世界貿易體系最為敏感的一束神經叢,可以這樣講誰“控制”了世界貿易上的主要“海洋通道”,誰就控制了世界的財富流向,
    亞太地區的印度與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經濟這幾十年來發展最為迅速的國家,而東南亞也一直世界上經濟最有活力的地區之一,這種經濟上的戰略利益與海洋霸權的戰略交匯實際上讓美國戰略家們意識到了控制這一關鍵性全球區域的重要性,這裏有可能是二十一世紀全球大國崛起的中心領域。
    大家可以仔細看看這裏的資本,人力,科技,經濟,貿易因素,航運,軍事實力的全球性的影響,美國的一些領導人和政治家最近都“突然說”自己一直是“亞太國家”,一直是“太平洋國家”,也就不值得奇怪了,正如希拉蕊所說,只要控制亞太財富與亞洲太平洋到印度洋的財富流向,就能讓美國在二十一世紀繼續繁榮,她同時也說這裏的事事關美國的二十一世紀的全球命運和福祉,美國的布熱津斯基和基辛格兩位著名戰略家一直特別注意亞太戰略的設計,布熱津斯基曾在2003年前後專門寫過一篇名為《如何與中國相處》的文章,特別介紹了“如何”從戰略上“控制”中國勢力崛起,而基辛格被一些【天真(愚蠢)而愛做(普世假值)夢的中國人】視為友好的美國人,其實正是這位著名的戰略家曾在伊拉克戰爭前夜幾次進入白宮與當時的總統小布希(布希三世)會商如何進攻伊拉克,而當時中國和俄國是在伊拉克有著巨額石油投資的,布熱津斯基在他的文章雖然說不能與中國開戰,可是他是奧巴馬的政治顧問,他在利比亞的“戰爭設計”上打垮了前政權,而中國也正好在利比亞有大量的投資(火速撤僑轉進千里,敵寇追趕不及),
    美國的世界戰略從馬漢時代起就“設計好”了,就是要控制世界就要控制歐亞大陸,而要控制歐亞大陸就得讓歐亞大陸“火光沖天,戰禍連綿”,讓歐亞大國“互相為敵,相互牽制”與爭鬥爭奪大陸霸權,
    在馬漢時代美國的戰略計畫是“不能讓”出現一個強大統一的中國政權,這樣一來必須“維持”中國當時“分裂”的戰略形勢,所以在馬漢死了若干年後的中國內戰決戰時,美國“力主”中國國、共雙方“劃江而治,分裂為二”,美國當時這一“戰略思考”的背後有著國家長期戰略的深深的影響,他們就是為了“永遠扼殺”一個統一的中國在地緣戰略上向海外的擴張,從而威脅美國在太平洋上的永久性霸權,因為“一旦”中國統一強大,海上實力的強大將“導致”美國太平洋霸權的徹底衰落,美國與日本爭奪太平洋霸權從而控制太平洋的海權的戰略最後將以中國勝利美國日本失敗而結束,
    當然我剛才說的都是歷史上美國地緣戰略思想中的“對華戰略”,不過大家如果細心就會發現美國這一戰略思想“並未被放棄”,相反這一亞太戰略已經被用更為深遠的戰略佈局“繼續下來”,他們現在制定的新亞太戰略與太平洋國家戰略體系實際上更意味深長的“表明”了中國統一對他們世界整體戰略的威脅與影響,他們恐怕想看到的不是一個統一的大陸強國,他們最大的“目標”永遠是讓一些歐亞大陸的強國“徹底分裂”成“好幾部分”,以便於他們執行那久已有之的“以華制華”的戰略傳統。
    從歷史到現在我們可以看看美國的太平洋戰略的幾次變遷,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他們的戰略傳統中對中國始終是一個弱勢的中國對他們“有利”的思想,他們在“冷戰”時期和中國建交的“原因”僅僅是那個時候他“需要”用中國的力量“消耗”蘇聯對美國的全球性威脅,說白一點,這不過是中國歷史上秦國以“連橫策略”對六國的老辦法的“現代應用”而已。我們可以設想的是當中國“按美國的方向”發展後印度這一亞洲強權,印度洋上的地區強國將最終也難免被美國戰略所“設計”,最終難免被美國用同樣的“制衡之術”與內外交困戰略打垮並消亡,因為如果說美國“(利)用中國”消滅了蘇聯的話,那麼現在它正“(利)用印度”的力量“遏制中國”,將來中國如果被迫出現美國所需要的那種局面,難道印度會有好的結局,所以我個人認為這裏面充滿了悲劇,我看到許多所謂的印度(西化精英買辦)強硬派的“表演”不得不感覺好笑,螳螂捕蟬的故事真的是一直不斷的在歷史中上演。
    這極可能是後話,我們放下不說。

    中東,中亞,東歐

    美國在亞太那樣行動中期的“目標”是中國,那麼遠期戰略目標是什麼,記得布熱津斯基在他的名著《大棋局》中提到俄羅斯時用到的戰略,他曾在書提出一個著名的設想,把龐大的俄羅斯聯邦分為三到四個大的統治區域的戰略設想,這是一個宏偉而龐大的戰略設想,
    他們為何要這樣做,他們拆散中國,將來還要搞垮印度,然後把所有力量集中到俄羅斯,這是為了奠定他們眼中永久性的“新世界秩序”,也就是這些年來他們在“彼爾德伯格”,“國際清算銀行”,<三方委員會>,還有<美國外交協會>,<英國皇家國際事務協會>設計好的戰略,這一戰略的成型已經有了近幾年的歷史,他們在殖民時代就在設計這一“世界性帝國”,文藝復興時期有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曾寫過一部名字就叫《世界帝國》的名著,他們中有的人曾預言未來會出現一個統一的世界性政府,世界性的權力中心和貨幣,那麼這一中心在那裏呢?人們盡可以展開想像的空間,大膽設想,小心求證。

    美國與蘇聯在冷戰時代對中東進行了前所未有的軍事爭奪,最後冷戰以蘇聯的徹底失敗而終結,不過中東的勢力剩下了美國一家獨大的局勢,美國在八十年代挑動中東強國伊朗與伊拉克的戰爭,消耗中東強國的實力,實際上嚴重惡化了中東國家間的關係,美國在兩個布希時代打擊了伊拉克,在克林頓時代敲開了東歐的大門,他們最終在2003年摧毀了薩達姆伊拉克政權,從而掀開了世界性變局的序幕,美國更加深入的控制了中東的石油,他們通過03年的戰爭開始了逐步更加深入的控制中東金融,貨幣與地緣政治的進程,
    奧巴馬上台執政以來,他和他的領導層實際上有著“更為宏大”的戰略計畫,他們“重塑”了中東地緣戰略格局,同時設立「非洲司令部」,(顛覆利比亞)控制北非,進而“滲入”非洲,同時在中亞與東歐大搞“顏色革命”,
    美國著名的全球地緣戰略學家布熱津斯基提出的不穩定的“新月弧形地帶”指出了存在於中東,東歐與中亞的地緣戰略問題,民族問題,他們“巧妙的利用”了這一切,他們未來肯定是在非洲全面掀開新的“全面控制”的高潮,
    著名地緣政治學者恩道爾在其名著《霸權之後:美國的全方位控制》一書中對此有過詳細的介紹說明,
    同時在美國著名的國際關係學者斯蒂芬沃爾特和約瑟夫奈也介紹了美國最近幾年在這些區域取得的“重大進展”,
    我之所以說未來印度也將面臨嚴重的生存空間問題是因為美國在中東,在中亞,在東歐,在中國,在中南半島的全方面努力與戰略佈局最終針對的目標實際上也包括印度,所以向下看未來幾十年的印度實際上也面臨著嚴重的戰略與生存問題,
    而當這一切都“解決後”,所有的威脅都不再是威脅時,那時我們就將看到決戰將發生在俄國的東,西,南三方同時壓向俄羅斯聯邦,這時西方把俄羅斯分成三、四個統治區域的戰略設想將變得並非不可想像,這才是最後一環,而這一最後一環的結束,就是全球性“世界新秩序”與“世界性統一政府”的“來臨”,“問題”是當那時到來時世界上還有中華民族生存的機會嗎?我想這才是問題的實質,
    這些年來關於西方的陰謀論著名分析不絕於耳,並且西方也確實為了“推進”這些戰略性的目標而不懈努力,甚至於“不排除”戰爭。可是在這一切“精心謀劃”與努力的背後,會不會出現另一種非人力所能控制的結果呢?我想一切都還是個謎。

    奧巴馬與他的歐洲盟友們顯然“已經確定”他們的戰略目標,最近他們在伊朗問題上實際上已經協調了立場,這實際上可以從他們的“敘利亞政策”上看出端倪,他他們的戰略計畫是繼續歐盟與“北約東擴”壓縮俄國的戰略空間,不過以後可能只是靈活東擴了,
    現在美國的戰略中心實際上已經轉移到了亞太,他們在中東重點要解決的問題就是伊朗,然後是中亞的「上合組織」其他成員國,前一段時間連蒙古國也在試圖和西方走近,這確實是一大警告,不得不讓所有人擔憂未來更迫在眉睫的威脅,
    日本著名戰略分析家曾警告說明年中東與南亞的巴基斯坦將發生巨變,而最近美國<外交政策>雜誌也在預測明年巴基斯坦政權更迭,這“意味”著更大的“風暴”實際上還在形成,伊朗並不是最終的美國在中東的戰略目標,他們一定有更有深遠的地緣戰略計畫,他們要的是中亞的格局變得按他們的“設計”發展,這也是為什麼俄羅斯在敘利亞事件中會派出自己的航母的原因,理由很簡單,俄羅斯的戰略思想家一定已經看到了伊朗,敘利亞,還有中亞最後變局對自己的威脅,這意味著蘇聯結束以來另一次巨大的外交退縮形勢即將形成,而這是俄國國家安全的嚴重挑戰,那時再加東歐的親美勢力,俄國國內的反對派和俄羅斯國家經濟在歐洲債務金融崩盤中受到的嚴重影響,這一切將使未來俄羅斯國家面臨著嚴重的國際與國內形勢,所以他們十分警惕性的對待了這一切。問題與形勢遠比我們想像的要複雜的多了。
    俄國勢力收縮,未來金融系統將受到歐洲債務危機與銀行體系崩盤的重擊,國內反對勢力的興起,這一切沒有完,俄國剛加入世貿組織而國際戰略領域卻發生了這樣微妙的變化,這背後有著的是另一次大棋局與命運的較量,只是不知道國內的人會不會看明白這一點呢?

    回過頭來我們再說非洲,我們看到的是美國及西方勢力在北非的全面展開與推進,中、俄在非洲實際上已經嚴重處於守勢,未來中國與俄國會失去更多的非洲利益,到最後我們會發現非洲依舊是西方勢力尤其是美國勢力重要勢力範圍,美國成立的「非洲軍事司令部」的戰略意義也在對非洲進行全面的統治,實際上這已經是在“恢復”“舊殖民地時代”西方在非洲的戰略優勢地位,我們到時候會發現歷史在二十和二十一世紀轉了一圈子,卻回到了原來的地方,新的殖民主義比舊的殖民主義更有生命力和破壞力的存在於亞非、拉美地區。

    這難道是宿命和命運的安排,不可抗拒的規律,還是僅僅是一種歷史發展的進程呢,我覺得的我給不出答案,二十一世紀結束後那時的人們也許會給出這一問題的答案,一切真的都還太像個謎了

    文/未世民

    2012-1-9 草根財經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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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報海外高調指責美國新戰略瞄準中國伊朗

    圖窮匕乃現/楊毅:《美新軍事戰略瞄準中國伊朗 或更攪亂局勢》

    文/楊毅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12-1-9

      2012年1月5日, 奧巴馬總統“罕見地”在五角大樓與國防部長帕內塔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鄧蒲賽上將一道舉行了記者會,公佈了題為《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國防的優先任務》的新軍事戰略報告,“充分顯示”了奧巴馬政府對美國調整軍事戰略的“高度重視”。
    新軍事戰略“明確”把中國和伊朗列為美國的“瞄準對象”。

      近年來,戰線過長、能力不足,稱霸全球野心太大、資源有限等矛盾,始終是制約美國國防戰略與軍事戰略的重要因素。金融危機、經濟衰退,再加上伊拉克和阿富汗兩場戰爭讓美國的綜合國力傷筋動骨,面對諸多挑戰確實是“捉襟見肘”。
    自從2010年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提出“重振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 的目標和“國內建設、海外塑造”的戰略途徑之後,美國在全球戰略部署調整中明顯地“加強”了對亞太地區的戰略投入,而“切入點”就是把地區安全形勢“攪動”成為一種 “亂局”狀態,造成和“放大”地區各國對中國的戰略恐慌,這樣美國就可以“揮師東進”“應邀重返亞洲”。

      2010年以來,美國成功地利用“天安號軍艦事件“、延坪島炮擊事件,達到了“阻止了日本的離心”、“強化了韓國的依賴”、“惡化了中國的環境”等目的,同時又通過高調介入南海爭端、慫恿菲律賓等國強勢對抗中國,唯恐天下不亂。攻擊中國合理的軍事力量建設,“藉口”反對所謂“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啟動“空海一體戰”概念並付諸實施,刺激新的安全競賽,“破壞”地區和平、穩定與繁榮。

      美國新公佈的軍事戰略報告意味著美國在軍事上對亞太地區的戰略投入將從戰略規劃“轉向”到戰略實施的階段,
    美國的高調投入將對這一地區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呢?美國公開宣稱自己是“公共安全產品”的“提供者”,針對的是“戰略意圖不明的中國軍事力量現代化”,這恰恰是“本末倒置”的騙人邏輯。

      我們可以清晰地回憶到,在過去幾年間,美國忙於“反恐戰爭”,無暇顧及亞洲之際,亞洲地區,特別是東亞地區是一派安定、和平與繁榮景象,以 10+1、10+3為標誌的地區經濟合作大大促進了地區各國的經濟關係、安全關係和政治關係的改善。
    而“自從”美國2009年開始高調“重返亞洲”之後,各種危及地區安全的事件接踵而來,地區動盪此起彼伏,稍微有些戰略頭腦的人們就不難看出誰是地區安全的“保障者”,誰是地區安全的“麻煩製造者”了。
    美國經濟復蘇乏力,“重返亞洲”的戰略因為“口袋缺錢”是不能贏得地區各國的歡迎的。於是,製造矛盾、製造混亂,亂中推銷軍火,利用相關國家尋求“安全保護”的訴求,獲取經濟利益,為美國經濟復蘇打開市場。

      隨著更多的美國的軍艦、飛機活躍在亞洲地區,地區安全形勢可能更加動盪,美國的戰略算盤也可能隨著地區各國逐漸認清其真實面目而落空。

    (作者楊毅 係解放軍海軍少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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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中國媒體解讀美新軍事戰略引關注

    【《俄羅斯商業諮詢日報》網站1月7日報導】
    題:中國媒體發現亞洲的“萬惡之源”

      中國媒體認為美國是(煽動/策動/製造)亞洲“不穩定”的“罪魁禍首”,對美國旨在擴大在亞洲的軍事存在的新國防戰略進行了猛烈抨擊。

      中國的一位軍事專家說,自 2009年美國(希拉蕊)提出必須“重返亞洲”後,危及地區安全的事件就“接踵而來”。他認為,不難猜出,哪個國家是亞洲安全的真正“保證人”,哪個國家是“萬惡之源”。

      西方分析家認為,美國此舉表明其維護亞洲地區安全的立場沒有改變,中國不必對美國新國防戰略感到擔憂。
    但中方媒體認為,美國新戰略標誌著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軍事行動結束後一個新階段的開始,“明顯針對的是中國和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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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反華)之音電臺網站1月7日報導】
    題:中國對美國國防藍圖表示擔心

      中國官方媒體對美國的最新國防計畫表示擔心,警告說它可能會破壞美、中關係。

      一份中國報紙昨天援引一名中國國防專家的話說,美國此前一天宣佈的藍圖顯然針對的是中國。

      該報援引中國人民大學分析家金燦榮的話說,美國覺得中國的高速發展威脅到了自己。他警告說,美國的新戰略將使北京感到不舒服,可能會影響雙邊關係。

      美國總統奧巴馬前天宣佈了新戰略。他說美國將加強在亞太地區的存在,儘管美國正大幅削減國防開支。

      中國官方的新華通訊社也對美國的國防計畫發表了評論,說歡迎美國為亞太地區的和平和穩定作貢獻,但任何軍國主義政策都將引發敵意並遭遇強烈對抗。

      在總體較為克制的評論中,新華社說美國應放棄顯示自己的力量,因為這麼做無助於解決地區爭端。

    【英國廣播公司網站1月7日報導】
    題:中國媒體關注美國新亞太軍事戰略

      中國官方媒體對美國將新軍事戰略重點轉向亞太表示關注和批評。

      新華社發表國際時評稱這是 “美國最不該選擇的選項”。

      文章說,亞太正處於“謀求和平發展合作的時代”,美國以軍力為後盾介入亞太事務,“會擴散緊張氛圍,加劇地區對武力的焦慮”,“釋放了令人不安的信號”。

      但也有中國專家分析認為,美國調整軍事重點並非僅針對中國,而是奧巴馬在經濟乏力困境下為維護“軍事超強”地位所做的戰略選擇。

      而《人民日報》海外版高調指責美國的新戰略。它刊登了中國國防大學研究員、海軍少將楊毅的文章,指責奧巴馬政府新軍事戰略瞄準中國和伊朗。楊毅在文章中指責美國是亞太地區安全的 “麻煩製造者”。

      中國官方尚未就美國的新軍事戰略做出正式表態。

    【路透北京1月7日電】
    刊登在週六《人民日報海外版》上的評論稱,美國在全球戰略部署調整中明顯地加強了對亞太地區的戰略投入,而切入點就是把地區安全形勢攪動成為一種"亂局"狀態,造成和放大地區各國對中國的戰略恐慌。

    該評論與週五《環球時報》的憤怒評論如出一轍,此前美國總統奧巴馬宣佈美國政府將加強對亞洲地區的軍事投入。

    美國於去年底推出新的國防戰略,明確顯示美國對亞洲地區的重視。美國盟友和分析師稱,中國對此不必擔憂。

    海軍少將楊毅在評論中寫道"新軍事戰略明確把中國和伊朗列為美國的瞄準對象"。

    “自從美國2009年開始高調‘重返亞洲’之後,各種危及地區安全的事件接踵而來,地區動盪此起彼伏。"

    “稍微有些戰略頭腦的人們就不難看出誰是地區安全的‘保障者’,誰是地區安全的‘麻煩製造者’了。"

    發表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上的評論不代表中國政府立場,不過大體反映官方的看法。(完)

    編譯:李富強 發稿:王鳳昌 http://cn.reuters.com/article/CNTopGenNews/idCNCNE80804E2012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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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warns U.S. to be “careful" in military refocus》

    By Chris Buckley | Beijing

    2012-1-9

    The Chinese aircraft carrier Varyag is pictured during its second sea trial in the Yellow Sea, south-southeast of the port of Dalian, in this DigitalGlobe photograph released on December 14, 2011. -REUTERS/DigitalGlobe

    (Reuters) – China’s Ministry of Defence warned the United States on Monday to be “careful in its words and actions" after announcing a defence rethink that stresses responding to China’s rise by shoring up U.S. alliances and bases across Asia.

    The statement from the ministry spokesman Geng Yansheng was Beijing’s fullest reaction so far to the new U.S. strategy unveiled last week. It echoed the mix of wariness and outward restraint that has marked China’s response to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pivot" to Asia since late last year.

    “We have not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sued this guide to its defence strategy, and we will closely observe the impact that U.S. military strategic adjustment has o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on global security developments," Geng said in a statement issued on the ministry’s website (www.mod.gov.cn).

    “The accusations leveled at China by the U.S. side in this document are totally baseless," said Geng.

    “We hop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flow with the tide of the era, and deal with China and the Chinese military in an objective and rational way, will be careful in its words and actions, and do more that is benefici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their militaries."

    The new U.S. strategy promises to boost strength in Asia in an attempt to counter China’s growing ability to check U.S. power in the region, even as U.S. forces draw back elsewhere across the globe.

    Under the new strategy, the United States will maintain large bases in Japan and South Korea and deploy U.S. Marines, navy ships and aircraft to Australia’s Northern Territory.

    The strategy calls for countering potential attempts by China and Iran to block U.S. capabilities in areas like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Strait of Hormuz.

    China has sought to balance voicing its wariness about the U.S. moves with its desire for steady relations with Washington, especially as both sides grapple with domestic politics this year, when President Barack Obama faces a re-election fight and China’s ruling Communist Party undergoes a leadership handover.

    So far, Beijing officials have avoided the usual high-pitched assertions that Washington is bent on encircling China, a view widely echoed by popular Chinese newspapers and websites.

    GROWING CONCERN

    The expanded U.S. military presence in Asia is based on a miscalculation of Beijing’s intent to modernize its military defenses,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aid on Monday.

    “The accusation targeting China in the document has no basis, and is fundamentally unrealistic,"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Liu Weimin said at a regular news conference, in response to a question from state media about whether China poses a threat to U.S. security.

    “China adheres to the path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an independent and peaceful foreign policy and a defensive national defence policy," Liu added.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2/01/09/us-china-usa-defence-idUSTRE8080H32012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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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新軍事戰略對準中國,中國媒體篡改內容欺瞞人民》

    文/張宏良
    2012-1-7

    美國新軍事戰略公佈前幾小時的頭天晚上,當時在和孔慶東、司馬南、戴旭、韓德強等人一起吃飯,戴旭一落座就透露了美國新軍事戰略的主要內容,並慷慨激昂地痛斥了吳建民等外交智囊一系列喪權辱國行為。第二天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公佈的美國新軍事戰略,內容果然與戴旭透露的差不多。特別是其中最重要也是最新的一點,即美國公開宣佈新軍事戰略的目標,就是集中對付中共和伊朗,完全證實了此前我們一直強調的美國對中國的軍事威脅和戰爭準備。

    然而讓人極為震驚的是,中國媒體(新華網)在向國內民眾報導美國新軍事戰略時,卻“故意刪改”了美國新軍事戰略的對華內容,把美國對中國發出的戰爭威脅,“篡改”成美國是為了保障中國和亞太的“安全與繁榮”,這種“篡改”可能造成的恐怖後果簡直讓人無法想像,狼已經宣佈前來吃羊,可是羊圈的喇叭卻欺騙羊群說,狼是為了羊圈的“安全和繁榮”,這讓人想起了當年為日本鬼子“帶路”的漢奸宣傳:“皇軍是來建立大東亞共榮圈,與我們共存共榮的”。
    大家比較一下後面附件一美國媒體的報導與附件二中國媒體的報導,就可以看出中國媒體完全“篡改”了美國新軍事戰略的核心內容。

    一是通過“篡改”“掩蓋”了美國新軍事戰略的打擊目標是中國。美國媒體報導“新的軍事戰略明確指出,在美國預算面臨整體緊縮的情況下,美國未來將逐漸遠離地面戰爭,重新調整軍隊應對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威脅,加強海軍和空軍力量在太平洋和霍爾木茲海峽與中共和伊朗抗衡。”
    而在中國媒體報導中,則“刪掉”了“中共”二字,把美國新軍事戰略的打擊目標變成只剩伊朗一個國家。
    二是把美國新軍事戰略的目的是“準備發動戰爭”,“篡改”成為是“維護亞太的安全與繁榮”。美國媒體報導新軍事戰略變革的目的是“意味著順應如何準備發動戰爭的變化”;而中國報導則“篡改”為是為了“維護亞太的安全與繁榮”。

    這兩點“篡改”恰恰是對美國新軍事戰略打擊目標的“根本篡改”,經過這樣一“篡改”,美國新軍事戰略針對中國的“戰略威脅”和戰爭準備,完全“變成”了幫助中國和平發展的友好戰略,至少是對中國完全無害的戰略。要知道,對本國人民“隱瞞”敵人軍事打擊的資訊,與隱瞞本國政策和事件的資訊,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隱瞞”和“篡改”本國政策和事件的資訊可以用維穩來解釋;但是,隱瞞敵人軍事打擊的資訊,則是剝奪了本國老百姓逃命的機會,特別是再把準備前來屠殺本國人民的侵略者篡改美化成為和平使者,則完全是對本國人民的嚴重犯罪。
    中國媒體轉載的是「新華網」“篡改”的報導,我們不知道眼下“篡改”美國戰爭威脅的人,與“圍攻”孔慶東等愛國人士的人是否屬於同一夥人,但是他們所從事的“罪惡勾當”卻完全相同,都是在把13億中國人民置於死地。雖然他們的直接動機和目的,並非是要把13億中國人民置於死地,並非是讓絕大多數中國人民死於非命,可能只是為了繼續向美國輸送財富,幫助美國以及周邊國家繼續侵佔中國的海域和領土,而又不致于引起老百姓的憤怒和不滿,故而向老百姓掩蓋美國對中國充滿敵意的戰爭威脅,但是,他們這樣做的客觀作用,卻是在不折不扣地把中國變成膏血遍地、堆屍滿街的血腥屠宰場。

    美國新軍事戰略說得清清楚楚:“美國未來將逐漸遠離地面戰爭”“用海軍和空軍力量在太平洋”與中共抗衡,也就是說,美國要把中國變成未來戰場,戰爭不僅不會導致美國平民傷亡,甚至不會導致美國士兵傷亡。
    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核大國來說,難道就不會把戰火也燒到美國本土?美國堅信不會,美國新軍事戰略就是建立在中國絕不會把戰火燒到美國本土的基礎上,如同美國堅信伊拉克和利比亞不會把戰爭燒到美國本土一樣。美國的這種自信來自哪里?就是來自於中國的“第五縱隊”漢奸勢力。中國媒體對美國新軍事戰略的“篡改”就完全證實了美國這種自信具有鋼鐵般的事實依據。如果一個國家連對方發出的戰爭威脅都要向本國人民“隱瞞”;
    在對方已經宣佈要對本國進行軍事打擊的情況下,仍然“欺騙”本國老百姓去相信對方是和平使者;
    在對方已經率領和“操縱”周邊國家開始瓜分本國領土的情況下,仍然要瞞著本國人民把財富源源不斷地向對方輸送;
    在對方總統、國務卿、國防部長直到核潛艇艦長都表示要用武力解決中國南海問題的情況下,中國媒體和外交官卻仍然在欺騙中國老百姓說中美是友好合作關係……
    如果連這種口頭上的戰爭威脅都“不敢正視”,都“怕得要死”,又怎麼可能有勇氣把戰火燒到美國本土?現在,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僅僅是發佈了一個打擊中國的新軍事戰略,還沒有真的實施打擊,整個中國從官方到民間所有媒體就全都在替美國“掩蓋”,全都在替美國向中國老百姓保守秘密,一旦美國真對中國動起手來,中國媒體和外交豈不是會比現在更加徹底地站在美國一邊!這就是美國自信戰火不會燒到美國本土的原因。

    站在美國新軍事戰略的立場上來看當今中國人民掀起的偉大的“反漢奸運動”,就會深深理解這場“反漢奸運動”實際上是中國人民的一場自救運動。中國人民一滴血一滴汗養育出來的精英集團背叛了人民,他們不僅把中國人民的資源和財富送給了美國等西方國家,甚至最終還要把中國人民的性命也一併送給美國等西方國家。在沒有發生侵略戰爭的和平時期,一個國家的精英集團把本國人民全部出賣給敵對國家,這在人類歷史上是十分罕見的現象,從北宋到晚清從未有過,包括“賣國”最嚴重的“蔣介石集團”表面上也還喊幾句抗日口號,至少還不會幫助日本鬼子欺騙中國老百姓,甚至連當時替日本鬼子宣傳“共存共榮”的“漢奸”也是在日本鬼子指使下迫不得已的行為,而如今中國的精英集團卻是在美國沒有任何指使的情況下,“主動”把美國的戰爭威脅“篡改”成為和平友好行動。可見當今漢奸之可惡,遠遠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

    在中國人民發起偉大的“反漢奸運動”進行民族自救的同時,我們想起了中國共產黨。其實,更應該奮起自救的是中國共產黨。仔細看一下美國新軍事戰略就會發現,雖然美國把中國和伊朗同時列為戰爭目標,但是其中卻有一個性質截然不同的區別——對伊朗是打擊伊朗這個國家,而對中國則只是打擊中共這個政黨——美國新軍事戰略的用詞是“與中共和伊朗抗衡”,而不是與中國和伊朗抗衡。美國之所以提出在伊朗打擊整個國家而在中國只打擊共產黨,絕不僅僅是因為伊朗是一個小國而中國是一個大國,而是因為伊朗是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家,沒有經過中國和利比亞那樣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沒有第五縱隊“漢奸帶路黨“,國家不是依靠軍警慰問而是依靠群眾維穩,很難通過內亂搞垮伊朗政府,所以只能通過外部力量打擊整個伊朗國家。
    而中國則不同,情況比伊拉克和利比亞更加糟糕,一是通過“新自由主義改革”的“貧富兩極分化”和腐敗,“激化”了中國社會的官民矛盾和黨群矛盾,埋下了中國內亂的社會種子。
    二是通過“妖魔化”毛澤東和“妖魔化”文化大革命把共產黨成功釘死在道德窪地上,“漢奸勢力”控制了意識形態和主流媒體,“漢奸文化”滲透到社會每一個角落,黨校反黨、黨報反黨,甚至“模範共產黨員”反黨,已經成為一種政治時尚,成為所謂改革派的最醒目標誌,中國漢奸力量在反黨的旗幟下迅速聚集起來,不僅“控制”了幾乎整個媒體,甚至還控制了絕大部分政府部門,形成了超越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的強大力量。
    三是漢奸勢力用維穩綁架了共產黨,他們一方面打著共產黨的“旗號”大肆搶劫百姓,一方面把搶劫罪名反手扣到共產黨頭上,如此一來,老百姓的“怒火”越大,共產黨維穩的壓力就越大,共產黨維穩的壓力越大,“漢奸勢力”在維穩的名義下對老百姓的搶劫和鎮壓就越嚴重,由此形成了老百姓疲於奔命、共產黨疲於維穩的惡性循環。這種惡性循環,即使沒有外部干預,最終也會變成內亂。而只要稍加干預,這種建立在惡性循環基礎上的維穩大廈就會轟然倒塌,這就是美國堅信能夠把中國變成第二個利比亞,在零傷亡的情況下“顛覆中國”的信心之所在。在此我們看到,美國再次十分巧妙地吸收了毛主席的統一戰線思想,對中國各種政治力量進行分化瓦解,只提打擊“中共”,不再提打擊中國,以此來把中國共產黨變成第二個卡紮菲(格達費)。

    所以,中國共產黨也到了該進行自救的時候了!
    要記住,美國新軍事戰略提出的是要消滅中共,而不是消滅中國——儘管其最終目的是要“肢解中國”。特別是在美國看來,共產主義是比法西斯主義更加邪惡的力量,要用比處死卡紮菲和納粹黨徒更加殘酷的手段來對付共產主義者。從2007年美國總統小布希(布希三世)到現在的總統奧巴馬,都在罪惡排序上把共產主義排在法西斯主義前面,小布希發誓要為被共產主義殺害的死難者報仇,奧巴馬發誓要繼承先輩與共產主義鬥爭的“革命”遺志,為剷除共產主義而鬥爭。請那些目前還沒有暗中投敵並且以後也不打算投敵叛變的共產黨人想一想,連沒有被美國政治家如此仇恨的卡紮菲都會被當街亂槍打死,而被美國如此仇恨的中國共產黨人到時還會有更好下場?如果說,在此之前,體制內的中國共產黨人對美國抱有“幻想”還是可以理解的話,那麼在美國新軍事戰略已經出臺的今天,已經把中國共產黨列為打擊對象的今天,已經把共產主義和恐怖主義並列的今天(小布希早就宣佈“反恐就是反共”),仍然對美國寄予幻想,那可就真是“自作孽不可活”了。

    中國人民已經醒來了,中國共產黨,也該醒醒了。

    有人總是像李鴻章要脅慈禧太后那樣要脅共產黨,聲稱一旦對外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干預,國內老百姓就會趁機造反推翻朝廷,慈禧太后就是聽信了這種鬼話才走上了賣國道路。其實,這種論調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太小瞧了中國人民,中國人民的民族大義和家國情懷是與生俱來、不可磨滅的,這種超越自我、支撐天地的崇高品質和獻身精神,是引導人類社會向前發展最根本的價值取向,是中華民族歷盡艱難、飽經憂患而生生不息最根本的生命源泉,中國人民無論在多麼艱難困苦的情況下,都始終不渝地把祖國看成是偉大的母親,哪怕是受盡委屈也不會背叛母親。這是那些受西方價值觀薰陶、尚未擺脫低級動物本能狀態的私利主義者的黑暗靈魂永遠無法理解的精神現象,如同低級動物永遠無法理解高級動物的精神現象一樣。中國人民從來不會因為苦難和壓迫而背叛祖國,歷史上是如此,現實同樣是如此。
    中國的資本主義是世界歷史上最血腥最殘暴的資本主義,可是,2011年美國利用這一點在中國搞“茉莉花革命”,企圖推翻共產黨時,整個中國沒有一個老百姓站出來支持美國的“茉莉花革命”,包括那些拼死上訪的老百姓也拒絕參與其中,這些連死都不怕的訪民為什麼要拒絕參加,因為中國老百姓天生的政治嗅覺,使他們聞到了“茉莉花革命”的“漢奸”味道。再看看眼下,地方政府在奪老百姓的地,“開發(奸)商”在扒老百姓的房,股市在搶老百姓的錢,醫院在要老百姓的命,可是,中國老百姓並沒有因此就趁共產黨之危,與美國顛覆勢力和漢奸勢力聯合起來,如同蘇聯東歐和中東北非那樣,借機打倒共產黨,相反,中國老百姓看到共產黨有危險,立刻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漢奸運動”,向共產黨伸出了援救之手。這就是我們的人民,這就是我們這塊熱土生活的偉大人民,有如此偉大寬厚的人民做後盾,共產黨應該感到幸運,這是其他國家共產黨所沒有的歷史幸運,如果不為這種幸運感謝人民,接受人民,融化於人民,反倒是防範人民,害怕人民,把人民當敵人,那就只能是自絕於人民,自絕於歷史!

    可是迄今為止,面對美國的戰爭威脅,中國的反映卻令人憂慮,幾乎又在重演歷史上退縮忍讓最終任人宰割的亡國悲劇。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被問到對美國新軍事戰略的看法時,外交部發言人卻避實就虛地大談了一通中、美合作友好之類的題外話,而對美國戰爭威脅沒有哪怕是一個字的評論;
    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一位將軍的話更加雷人,說什麼“美國這一軍事戰略並不完全針對中國。”這句話如同說“美國原子彈並不完全扔到中國”一樣荒謬絕倫,美國軍事打擊目標“完全針對中國”和“並不完全針對中國”,對中國來說又有什麼區別?難道有伊朗陪著共赴黃泉就應該感到慶倖?真不明白這位將軍對強盜“並不只搶劫他一家”有什麼值得安慰的。反觀GDP和人口只相當於中國5%的伊朗,面對美國的軍事威脅,反倒義正辭嚴地表示,一旦美國膽敢對伊朗實施石油禁運和軍事干預,伊朗海軍將用武力封鎖霍爾木茲海峽。
    本來,無論是按照生活常理,還是按照軍事常規而言,在美國沒有解決伊朗問題之前,不應該把中國也同時列為打擊對象,可是,美國國防部長卻在最近宣佈,如果中國和伊朗阻止美軍進入中國南海和伊朗霍爾木茲海峽,美國將集中全部資源予以打擊。美國在還沒有打下伊朗之前又突然加上一個中國,無論其中有多少個解釋,至少有一點確定無疑,就是在美國看來,加上中國這個打擊對象並不會增加困難和風險。號稱美國核潛艇之王的“俄亥俄號”艦長希克斯的話也證實了這一點,他在接受記著採訪時說,他“並不擔憂南海爭議”,因為“只要接到長官指示,他的‘俄亥俄號’可以完成任何任務”,請注意,這位美國艦長說的是“完成任何任務”,並沒有任何例外,自然也包括大規模屠殺和人口滅絕。只要稍微注意一下當今美國精英集團對中國的討論,就會發現美國已經輕視中國到了何等程度。目前美國在如何對待中國的問題上,無論是軍人還是政客,所討論的問題始終只有一個,就是採用什麼辦法扳倒中國(Take China down)更好,而從沒有任何人討論過能不能扳倒中國,這就如同老百姓過年殺豬一樣,所討論的問題永遠是怎樣殺豬更好,而不絕會去討論能不能殺得了豬。

    可見,在美國人眼裏,中國人已經變成了可以隨意宰殺的豬羊!

    正是因為美國人的傲慢自信和中國人的“畏縮退讓”才越來越“激發”了中國周邊國家對中國的野心,使東亞地區史無前例地進入了欺辱中國的時代。如今中國人打開電視,看到聽到的永遠都是,哪個哪個國家又扣押了中國漁船,又逮捕或毆打了中國船員;哪個哪個國家又佔領了中國島嶼,又在中國海域開發了油田;此時此刻去上網,所看到的則是日本議員登上了中國釣魚島,菲律賓軍艦開進中國九段線(中國國界)巡航;而中國的反映,則“永遠”都是外交部的口頭抗議,唯一變化就是發言人的性別偶爾不同——有時候是個小白臉,有時候是個漂亮娘兒們,抗議的詞句則完全相同。外交部給中央的建議和給百姓的解釋也始終只有一句話:“不用武力保衛國土是大國自信的表現,是綜合國力強大的標誌”,按照這個邏輯,等到哪天中國領土被侵佔得只剩下一個中南海了,中國就徹底自信徹底強大了。據說,這是中國外交泰斗吳建民(太監)的著名格言,是中國外交部和外交學院最根本的外交理念,不幸的是,這個連秦檜和李鴻章都會嘲笑太弱智的外交理念,竟然“主宰”了中國外交界。

    當今中國想起來也真是不幸,辛辛苦苦養了一批經濟學家,結果是把中國的資源和財富輸送到了美國,還搞出了一個不男不女的“中美國”;
    辛辛苦苦養了一批法學家,結果是不僅弄出個“西門慶立法”,把老百姓整得屁眼兒朝上,還把共產黨和共和國弄成了沒有合法身份的“黑戶”,應該被美國消滅;
    辛辛苦苦養了一批生物學家,結果是把13億中國人民變成了實驗轉基因主糧的“國際小白鼠”;
    辛辛苦苦養了一批外交家,結果是喪權辱國還不算,反倒在大會小會上大講特講,中國老祖宗不講理,把國界劃到了對方家門口,現在我們要重新劃給人家。美國人和周邊國家聽中國外交官這麼一說,立刻來了精神,把軍艦開進了中國海域。並且所有國家前來中國割讓土地的要求,美國強迫中國放棄南海的要求,竟都是以中國外交官的話為依據。以往西方列強提出的不平等條約是強加給李鴻章的,現在美國率領亞洲諸弱的不平等要求則是根據李鴻章的話提出來的。你說當今中國冤枉到了何等程度!

    美國把中國列為新軍事戰略打擊目標,是中國“韜光養晦”甘當三孫子的“綏靖政策”激發起來的,如果繼續照此下去,伊拉克和利比亞的悲劇將很快在中國重演,一旦到了那時,就一切都晚了。此前我們一直在講,只有敢戰的民族才有可能避免戰爭,只有不怕鬼的人才不會遇到鬼。現在中國是到了“內懲國賊、外保衛國土”的時候了,中國人民大眾已經喊出了打倒漢奸,中國紅色大潮已經矛頭直指漢奸,共產黨根本無需多費力氣,只要順應歷史潮流和人民要求,就能夠順利剷除美國對華軍事戰略的根本基礎——漢奸,為中華民族崛起掃清障礙。

    幹吧,中國共產黨,你已經沒有了任何退路!當狼已經張開血盆大口時,要想活下去,就要成為獅子,而不能繼續成為羊。

    2012-1-7

    ————————————————————-
    附件一:美國媒體的報導

    《美國新軍事戰略出爐 集中抗衡中共伊朗》

    奧巴馬政府美東時間1月5日(週四)在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公佈的一項新的軍事戰略明確指出﹐在美國預算面臨整體緊縮的情況下,美國未來將逐漸遠離地面戰爭﹐重新調整軍隊應對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威脅,加強海軍和空軍力量在太平洋和霍爾木茲海峽與中共和伊朗抗衡。

    美國總統奧巴馬出席了國防部的新聞發佈會並發表講話。官員們說,總統參加國防部新聞會在歷史上是首次。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週三表示,奧巴馬非常積極的參與了這一新戰略的制定,從去年9月起曾與國防部長和軍方高層、包括部隊指揮官進行密集會面。

    美國當局計畫將縮減陸軍和海軍陸戰隊的規模,有效地限制未來大規模的國家建設任務﹐縮小美軍在歐洲的足跡。國防部官員說,現在為57萬人的陸軍,很可能要削減至約49萬。美國地面部隊將不再大到足以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地區進行長時間、大規模的剿匪運動。

    在未來十年內軍隊預算減少為 4,870億美元,奧巴馬表示,該戰略的目的是要避免粗心浪費,但全面的削減,將會危及國家安全。他補充說,美軍將不得不作出後10年的國防開支的增長記錄。

    “我們的軍隊將被精簡,但世界必須知道,美國是要保持我們敏捷、靈活和應對突發事件及威脅的全方位的軍事優勢。”奧巴馬說。

    “我們不能重複錯誤的過去,留下對未來的準備不足。”奧巴馬說:“作為總司令,我不會讓這種情況重演。”

    針對美國軍方未來能否在同一時間應對兩個主要衝突的猜測﹐國防部長帕內塔說,新的部隊結構將意味著順應如何準備發動戰爭的變化。“我們將有能力面對和戰勝一次超過一個對手(的戰鬥)。”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登蒲賽將軍說,美國軍隊仍然遍及全球。“我們有著全球性的力量,我們必須能夠進行跨全方位的活動和軍事行動。”

    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計畫還指出了新的投資領域,如特種作戰部隊,仍將是重中之重。其關鍵任務包括去年成功殺死本拉登。同時也將資助一些監控技術,包括無人駕駛飛機和融合來自不同來源的情報的能力,以及其他反恐舉措,網路戰和遏制核武器擴散等。

    帕內塔說,國防部(對外侵略部)削減預算的一些具體細節將在最後預算提案完成之前的本月晚些時候出爐。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登蒲賽將軍(右)說,美國軍隊仍然遍及全球。“我們有著全球性的力量,我們必須能夠進行跨全方位的活動和軍事行動”。

    美軍去年年底撤離伊拉克,美國將對外重心轉向亞太地區。接近帕內塔的軍事專家表示,奧巴馬反對將美國目前的11個航母戰鬥群削減至10個,認為美國需在太平洋地區保持足夠威懾力量,以應對來自中共當局的可能威脅。

    儘管美國國防預算將面臨重大削減,但是奧巴馬總統去年11月訪問澳大利亞時表示,縮減美國國防開支不會以犧牲亞太地區利益為代價。國防部長帕內塔在去年10月訪問日本時也表示:“我們將會加強我們在太平洋地區的存在。”

    儘管觀察家認為華盛頓與北京發生正面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很小。但美國與伊朗之間關係近期呈現劍拔弩張之勢。伊朗當局上周發出威脅說,一旦美國因為伊朗的核專案而對其實施石油禁運或是伊朗與美國爆發全面衝突,它將使用武力來封鎖重要石油通道霍爾木茲海峽。

    伊朗軍方本週二則發出警告,要求美國的航空母艦不要返回波斯灣,否則伊朗軍方可能採取行動。對此美國表示,美軍艦在霍爾木茲海峽的通行符合國際法規定,美國有義務確保航海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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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中國媒體(新華社)的報導

    《美國宣佈新軍事戰略將重心轉向亞太地區》

    記者/支林飛 杜靜 華盛頓1月5日電

    新華網 

    美國總統奧巴馬5日宣佈推出一項新軍事戰略,強調美國雖然面臨預算壓力,但將努力確保其“軍事超強”地位,同時將美國軍事重心轉向亞太地區。

    奧巴馬當天在五角大樓與國防部長帕內塔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鄧蒲賽一道舉行了記者會,公佈了這份題為《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國防的優先任務》的新軍事戰略報告。新戰略暗示美國將縮減陸軍規模,並減少在歐洲的軍事存在,轉而加強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以維護亞太的“安全與繁榮”。

    奧巴馬在講話中表示,美軍在經歷十年戰爭後正處於“一個過渡時期”,雖然美軍將繼續為維護全球安全作貢獻,但有必要對其關注重點進行再平衡,把重心轉向亞太地區。他強調,雖然美國面臨削減國防預算的壓力,美軍規模將會縮減,“但世界必須知道,美國將維持其武裝部隊的軍事超強優勢,美軍將保持靈活性,準備應對各種緊急事態和威脅”。

    這項新軍事戰略保留了美軍的一些傳統使命,包括打擊恐怖主義、維持核威懾、確保國土安全、阻止和挫敗任何潛在敵人的入侵等,同時強調將提高美軍在網路戰、導彈防禦等方面的能力,但將避免發動類似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這樣的持續時間很長的大規模戰爭。

    奧巴馬政府是在面臨緊縮預算的巨大壓力、反恐戰爭取得“階段性成果”(?注:美帝鸚鵡蠢蛋記者總忠實地傳達覆誦美國金權媒體生產餵食的一切假故事/偽論述)、美軍撤出伊拉克和正從阿富汗撤軍的背景下提出以上新軍事戰略的。為了削減不斷增長的財政赤字,奧巴馬政府(注:在未來美政府每年年度預算實際的債務赤字將增加高達1.5兆美元以上之主權信用破產邊緣情況下)提出了大幅縮減預算(注:實僅為象徵性小幅度削減)的計畫,其中包括在今後10年內削減4890億美元的國防開支。


  24. 2012/01/25 於 20:35 patchpieces

    □□ 日帝殖民者把勇敢抗日台灣人基因一一撲殺 培植台奸走狗為士紳地主

    百多年來統治著台灣此日美附傭殖民屬地的霸權意識型態:
    首先是1895~1945「日帝殖民皇民主義」-全面撲殺六十萬勇敢抗日志士,以“阻截”台灣獨立“回歸”中國祖國;
    接著1946~1990文化霸權是「反共右翼法西斯主義」美日台右翼反共圍堵白色恐怖撲殺-全面撲殺心懷紅色祖國的泛統派台灣文化精英;
    再來1991~2008文化霸權就是美日舊殖民勢力扶植下的滯台皇民浪人三腳老台奸復辟分離主義假借民主之名推動的偽台灣國族主義;表現在成立於全台實多半為皇民遺族餘孽的所謂本土社團(皇民學社叫獸)
    而貫穿這三者的本質就是「反共」與「反中國」的複合意識,這種複合意識存在於日本主子右翼法西斯的思想和歷史脈絡中,也獨霸於戰後冷戰與內戰的時代中。

    □□ 美國駐台副領事葛超智特工陰謀策動少數士紳請願託管釀致228悲劇

    美國駐台副領事George Kerr葛超智228事件事發前服務於OSS(CIA中央情報局前身),他以台灣地位未定為由鼓吹「託管論」,私下在台灣糾集台灣士紳從事台灣獨立活動,丘念台亦指葛超智在台進行情報工作。證據顯示整起台灣人「託管」事件葛超智介入甚深,甚至可說台灣人請願行動係葛氏於幕後指導。葛超智於1965年完成Formosa Betrayed藉此書推諉責任將二二八事件曲解成台灣人尋求託管與獨立運動,將自己塑造成關心台灣人民前途的人道關懷者,日後更搖身一變成為台獨運動「教父」。葛超智私下企圖透過由少數台籍領袖對以美國政府「請願」方式,促成美國「託管」台灣的目的。

    □□ 台灣法西斯社會轉型正義暗無天日 白色恐怖左派台灣精英光環遭篡奪

    美帝主導全球反共肅清白色恐怖撲殺 “美蔣”反共屠殺近萬左派台灣精英
    反抗美帝扶持的美蔣腐敗政權的「白色恐怖五千名勇敢台灣人死刑政治受難者」與長期由美日帝國殖民勢力背後扶持的今日皇民台奸嘴炮台獨運動之間並無絲毫關係(反共肅清白色恐怖撲殺期無一孬種皇民台獨遭判死刑,因為皇民台奸台獨長期受到美日主子的寵愛扶植暨政治庇護)美蔣1950年代展開的白色恐怖撲殺本土精英受害政治犯實則全都是共黨及左派「心向紅色祖國」之泛統派人士。白色恐怖台灣左派精英政治犯受害者之政治光環卻在美蔣法西斯餘孽默許下遭復辟皇民浪人所無恥篡奪。光是以1950年代的前五年,美蔣政權在臺灣至少殺害了近5000名地下黨及左派人士;8000個以上的“匪諜”、知識份子文化人、工農,並將同樣數目的人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到無期徒刑。這就是一般所謂的“臺灣50年代白色恐怖”。

    □□ 美帝主導全球反共肅清白色恐怖撲殺1965指揮印尼屠殺百萬左派人士

    美帝中情局在澳大利亞和英國當局的緊密配合下主導了蘇哈托執行的印尼1965年軍事政變。近百萬工人農民學生和政治活動分子在政變後慘遭屠殺。用血腥和鐵腕手段統治了印尼32年的“軍事強人”—蘇哈托在美英帝國主義策劃和配合下,聯同另一反共將領納蘇蒂安五星上將發動了一次軍事政變。這場蓄謀已久旨在推翻蘇加諾總統消滅共產黨,以便完全倒向西方世界的政變使印尼共和國頓時陷入血泊當中,數十萬的印共黨員,上百萬的無辜工人農民不管男女老幼被劊子手的屠刀槍炮殺害了

    □□ 台政腐霉體軍隊院校社團雖潛伏佈滿美諜特務 但享宗主權從不遭逮捕

    美帝中情局黑手在台反華反共鬼島肆無忌憚囂張自由橫行活動七十年秘辛
    反華反共鬼島美諜特務鬼影徸徸 極右翼麥卡錫陰魂餘孽地方黑金派系林熔煽自由屎報為Taipei Times台北屎報的母報 寇謐 美諜線民假美洋鬼子製造假消息假新聞投書美霉告密告洋狀與美帝主子一搭一唱唱雙簧亂台灣,一手裝神一手弄鬼恫嚇台灣人製造台灣警察法西斯社會動盪不安 自由屎報林熔煽皇民地方黑金地痞假新聞一搭一唱唱雙簧翻雲覆雨亂台灣樂此不疲、變本加厲!美帝宗主國這次通過民進黨蔡英文皇民勢力再次放出“一邊一國論”,並指令腐敗的台灣金權司法系統放出洗錢扁,既有未來搞局部台獨以威脅中國大陸,又有放縱台獨以拉攏並堅定日本國內“反華抗中”意志的雙重意圖

    □□ 台教會、台灣社、北社和南社等滯台三腳其實都是皇民買辦化的外來社團 

    反抗美蔣獨裁政權的「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勇敢台灣人」與長期由美日帝國殖民勢力背後扶持的今之皇民台奸嘴炮台獨運動之間並無何關係(反共肅清白色恐怖撲殺期無一孬種皇民台獨遭判死刑,因為皇民台奸台獨長期受到美日主子的寵愛扶持暨政治庇護)美蔣1950年代展開的白色恐怖撲殺本土精英受害政治犯全都是共黨及左派「心向紅色祖國」之泛統派人士。白色恐怖台灣左派精英政治犯受害者之政治光環卻在美蔣法西斯餘孽默許下遭復辟皇民浪人所無恥篡奪。光是以1950年代的前五年,美蔣政權在臺灣至少殺害了近5000名地下黨及左派人士;8000個以上的“匪諜”、知識份子文化人、工農,並將同樣數目的人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到無期徒刑。這就是一般所謂的“臺灣50年代白色恐怖”

    □□ 面對美日主子江河日下 皇民社團走狗收斂了不敢再鬼叫正名制憲建國

    2010年以以龐氏詐騙模式失敗民主債務國家-美帝、歐洲和日本主權債務危機為標誌,由實則上已然全面破產的私有銀行金融體系轉嫁債務予國家政府承擔及虛擬紙貨幣信用危機全面進入國家主權債務危機階段。2011年全球失敗民主國家]政府債務總規模將超過50兆美元,民主債務國家的政府債務規模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將突破100%。與新興債權國強勁的財富創造能力相比,民主債務國乏力的經濟增長、脆弱的償付能力將加劇國家債務危機,拖累世界經濟,並導致信用戰爭升級,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破壞力量

    □□ 美中情局外圍組織維基解密映照出美諜特務滲透佈滿全台灣 無孔不入

    主要由美中情局線民特務所組成的中情局外圍組織維基解密為了瀕臨爆破邊緣的美帝金融泡沫危機解圍、四處潑糞挑撥製造矛盾轉移焦點視線,近一年來突然出現崛起,並心急如焚地頻頻爆料。臺灣島賤骨頭民主政治人物對美帝駐台總督主子情蒐的彙報猶如美諜情報員,和美國主子官員的談話被視為接近和獲得美國寵幸的重要機會。藍綠橘紅各方賤骨頭民主政治人物爲了爭寵接近美國主子絡繹於途,為能夠被美帝駐台總督主子邀約談話為無上光榮,顯見美國操控臺灣黑手。

    □□ 爭寵美駐台特首人選依例事先得逐一前往美國匯報接受主子審查旨示

    由於呆頑六十餘年來一直是美帝反華的鷹犬附傭屬地,呆頑爭逐美帝駐台特首代理人(兒皇帝)人選事先都得前往黴戾奸宗主國接受主子的審查及旨示。黴戾奸主子比照2007年馬娘(及奸巧謝)在競選前事先前往美國匯報接受黴戾奸副國務卿層級的考核旨示,此次主持審檢考核蔡英文地主候選人選的同樣是副國務卿層級的國務院副國務卿奈茲,還有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坎伯。黴戾奸主子將會在審查匯報中確認空心菜的中國大陸、國防政策是否符合黴戾奸國家戰略利益目標,是否會繼續致力維持兩岸長期敵對及分治之兩國論關係等。

    □□ 美重申不承認台灣是主權國家 民進黨(及獨台台灣國民黨)走狗裝聾作啞從不敢對主子嗆聲

    美國再度重申:不承認臺灣是啥主權國家!美國官員說台外交官劉姍姍無法享有外交豁免權是因為臺灣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美國和日本主子多年來已多次反覆重申:台灣並非甚麼主權國家!可鄙又可笑的是,在精神病鬼島內最有他媽的呆頑狼尊嚴(逢中必反)、又最會噁心裝腔作勢作秀的綠營民進黨走狗右憤徒孫無賴們卻總是噁心始終如一「顧左右而言它」裝聾作啞裝鴕鳥,從來都不敢對其美、日主子放個響屁,更不用說甚麼敢對主子歇斯底里嗆聲抗議了!負責本案的聯邦檢察官柯德斯告訴NBC電視新聞由於美國不承認臺灣是主權國家,因此劉姍姍無法享有外交豁免權。

    □□ 台灣長期來是美帝反華的附傭屬地 永遠不敢碰美帝駐台總督一根汗毛

    在美台關係中從來就沒有過平等。美帝是主子、皇民化的台灣則是附屬附傭。台灣對美國要有二個絕對服從:一,服膺美帝主子的戰略利益與美國經濟利益。二,服從美帝的政治安排與指導。服從換來的是所謂的主子保護(以華制華棋子)。所謂的美台關係平等只是台灣人的自我唬爛矇騙。其實台灣上下至今仍認為離開美國的保護台灣就完了。美國可以隨意抓捕台駐堪薩斯辦事處處長,但台灣永遠不敢碰美帝駐台總督一根汗毛。

    □□ 美帝主導全球白色恐怖近20年輸出顏色革命 難道馬英九/蔡英文不用負責任嗎

    冷戰期間拉丁美洲的巴西、阿根庭、烏拉圭、巴拿馬、玻利維亞等國顛覆合法政府的一系列“軍事政變” 、軍事獨裁強人的反共白色恐怖屠殺無一不是“民主美國”所背後策劃支持的。
    美國政府一直將民選的社會主義總統查維茲視為“眼中釘”。美國明裡暗裡支持委內瑞拉親美勢力發動未遂政變,“企圖推翻”執政的“民選合法”的查維茲政府。政變前美國主要通過美國政府背景的「美國全國民主基金會」向發動政變的委內瑞拉親美勢力提供資金。「全國民主基金會」是1983年由美國國會建立的,目的是“加強世界上的民主機構”,它接受政府的和私人的資金。該“基金會”的拉美和加勒比主任薩瓦蒂尼是委內瑞拉政變勢力重要的政治顧問,推動和支持整個反對政府的“陰謀網”,此人與委內瑞拉的政變分子保持經常的密切聯系。委內瑞拉駐美洲國家大使瓦萊羅揭露說,除「美國全國民主基金會」之外,美國政府還通過「美國新聞社」提供210萬美元,通過國務院的民主、人權和勞工辦公室提供100萬美元,通過國際開發署提供200萬美元,這些錢都用於“資助”委內瑞拉反政府的組織。

    =================================================
    《(美諜特務四人幫)黎智英黑金操控“抗中亂港” 必須徹查》

    (香港)大公報/社評

    2011年10月19日
    http://www.takungpao.com/opinion/takungpao/2011-10-19/980069.html

    本港政黨政治昨日爆出有史以來的最大“醜聞”:

    ──公民黨、民主黨、社民連、前反對派政黨,過去幾年的主要活動經費原來全部由同一個「金主」、「壹傳媒」老闆黎智英所提供,其中「民」、「公」兩大黨收取的款項都在一千萬元以上,民主黨去年的三百多萬經費更全部由黎智英一人「包辦」。
    看來,所謂「四大」反對派政黨原來全部都姓「黎」!

    ──更有甚者,那個「政治主教」陳日君,自○五年開始,年年收取黎智英三百萬至五百萬不等,迄今總數已逾二千萬;但對這筆巨額「捐獻」,天主教香港教區負責人昨日表示不知情、也從未收過錢。
    看來,不僅教區不知道,就是上帝也被他的「牧者」騙了!

    ──還有,那個「香港良心」陳方安生,2007、2008年分別收取過黎智英的二十萬和一百萬,前者是支持「參選」立法會、後者是支持成立「民間策發會」反對政改方案,看來,不僅「四大」反對派政黨都姓「黎」,連陳太也「改姓」了。

    有關消息,先在網上流傳,再經多份報刊及電子媒體廣泛報導,全港市民嘩然!而在有「抬頭人」支票真名實姓的鐵一般證據下,當事人黎智英“裝聾作啞”“不敢回應”,其轄下「蘋果日報」更“閃閃縮縮”的只在「政治八卦」版略為報導,而「受惠」的反對派政黨和個人,既不敢承認也不敢否認,一副「此地無銀」的“窘態”畢露。

    當然,本港是自由社會,人人有權選取自己認同的政治團體給予支持;但是,當全港主要的反對派政黨、當全港所有的抗中亂港政治活動,都同時由一個「金主」、一個傳媒老闆所支持,那問題就絕不簡單、十分嚴重的了。事態的嚴重性在於操控二字。黎智英年年拿出以千萬計的金錢資助反對派政黨,動機何在?目的何存?難道他真是那麼的無私和慷慨,只求付出、不問「收成」嗎?

    而且,當全港主要的反對派政黨都被「收編」到「黎」字旗之後,本港的民主政治還能有獨立自主生存的空間嗎?
    還能推動港人社會的政治生態正常、健康發展嗎?
    屆時「黎老闆」或「老闆的老闆」要東要西、要這要那,今日反政改、明日抗遞補,「小的們」敢不言聽計從、「身」照辦嗎?

    事實是,不管在任何民主國度或社會,政黨政治都會涉及千絲萬縷的金錢關係,但作為有目的、有企圖、有回報的「政治獻金」,特別是躲在幕後、隻手遮天、操控一切的壟斷式「政治黑金」,絕對是為所有的民主、法治社會所不容。近年日本換首相如「走馬燈」,其中不止一位都是因接受「政治獻金」而要黯然下台的。

    九七回歸後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下,香港可以照行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但不能被個別人勾結外國勢力,企圖變特區為反華反共基地。黎智英以巨額金錢收買反對派政黨,“全面操控”本港的“抗中亂港”活動,已經構成性質十分嚴重的政治事實,對此,特區政府有關部門、“廉政公署”必須展開徹查,廣大市民更有權要黎智英公開交代:「政治黑金」與“(反華反中)外國勢力”有何關係?(肥佬黎智英)「蘋果日報」“抗中亂港”還要亂到何時?

    ========================================================
    《美國干預香港實錄》

    文/劉乃強 (全國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中國評論》2011年12月號

    肥佬黎智英(壹傳媒/《蘋果日報》)在香港政治中扮演什麼角色,令人懷疑

    表:黎智英近年政治捐獻

      奇怪的政治捐款

      10月中,一個以臺灣為基地的資料分享軟體網站FOXY出現了一些有關黎智英(壹傳媒/《蘋果日報》)2005年至今年的政治捐獻紀錄和預算。捐獻的對象包括(香港)反對派的政黨如“公民黨”(1,455萬)、“民主黨”(1,369萬)和社民連(100萬)等,和個人如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130萬),和獲得最多捐款的退休天主教樞機主教陳日君(2,000萬)。

      (見表:黎智英近年政治捐獻)

      陳方安生只在2008年參加補選,那麼2007年和2009年的款項是用來做什麼的呢?陳日君更離奇,他在2009年4月才退休,在2005年~2009年這五年間,他身為現職樞機主教,而教會每年從信眾和各界收取善款,用於維持教會營運、教育、慈善公益等用途,內部有監控,避免浪費與誤用,
    他“為何”不以教會的名義接受捐款?
    他這個當時是現職的樞機主教卻以“個人”接受這筆鉅款,香港天主教教會多次重申並不知情,更不知款項的去向。陳日君開始時還想“隱瞞”,到不能再忍時,索性借機來一次遲來的三天禁食去抗議發生多時的教育政策,高調的自稱是“敗家子”,接受捐款與政治無關,全部用於教區事務上,包括坐商務客位出差開會、給神職人員每封高達二千元利是、資助內地神父到海外進修,以及援助國內地下教會等。需要指出的是,他籠統舉出的例子,除了他個人每年數次的商務機票外,其他包括資助地下教會,都是天主教會本身經常性推行的工作,所以這位神職人員是明顯說謊。這一千多萬的鉅款真正的用途是什麼?

      政治捐款來自何方

      我們不知道,但是我們已經知道的是:

      1.黎智英在《蘋果日報》不斷跌紙,新出的免費小報《爽報》惡評如潮,廣告嚴重不足,“壹傳媒集團”要發出盈利警告,預告將出現虧損之際,他今年的捐款預算卻沒有收縮,基本上養起香港兩大反對派政黨。

      2.黎智英的捐獻紀錄全部是英文的,交收過程十分詳細而且具體,看來不光是給他自己看,還要向一些“英語人”交代。

      3.紀錄中經常出現“壹傳媒動畫有限公司”商務總監Mark Simon這個人,作款項交收仲介。Mark Simon出身“美國情報人員”,與美國政黨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資料顯示黎智英透過Mark Simon於2003~2008年經常以“壹傳媒”及《蘋果日報》的名義,向美國共和黨其他附屬右派團體捐獻,金額最少24,500美元。

      4.在這次外泄的捐款名單中,受助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跟他一起編輯《中國“六四”真相》英文版的人,乃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J.Nathan),而黎安友則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注1] 董事會董事。

      從這裏,我們很有理由懷疑黎智英散出去的不是他自己的“辛苦錢”,“來源”更很可能是美國,黎智英只是一個“中轉站”,而陳日君又是另外一個“中轉站”,將由黎智英發下來的錢再“轉發”出去。例如,轉發予更小、更分散的個人及團體。

      美國駐港領事館扮演什麼角色

      香港從來都有外國力量充斥各個領域。在回歸之後,美國駐港領事館的編制一下子增至300人,美領事館大量收集香港及內地情報,早已是公開的秘密,其中自稱“泛民”的反對派頭面人物更是他們的重要情報來源。9月份“維琪解密”公開的美國駐港總領事館主要是2005~2010年向華盛頓發出的近千份機密電報[注2],證實了美國對香港事無大小,上至特首人選、民主發展,下至香港廢物處理方向、電力市場是否開放、到我2009年初在《南華早報》提出的香港飲用水供應的安全問題,以及香港金融市場發展、香港專上教育界如何評價內地學術自由等,監察幾達“無微不至”的地步,並及時呈報華盛頓。而香港反對派與美國,則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美領館職員頻密與反對派廣泛接觸,搜集情報和意見;李柱銘、陳方安生等反對派頭目亦曾多次鼓勵和主動要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

      美國過去一直不承認干預香港事務,“維琪解密”這次公開大量電文使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很尷尬,不斷施加壓力,要傳媒低調處理,企圖蒙混過關。但是紙已經包不住火,“維琪解密”電報顯示,美國一直在“插手干預”香港事務,香港反對派“活動”“背後”有美駐港總領事館“影子”甚至主導。從這些檔,我們可以隱約的看到一條“線索”,把香港近年的眾多政治現象和事件,包括民主黨的內部矛盾、公民党的興起和跟民主黨的矛盾、陳方安生的複出、“五區公投”的原由、餘若薇和陳方安生對此的態度如何被銀主黎智英等“改變”、“泛民”的分裂、“社民連”被收編、民主黨與公民黨等的選舉策略和部署,以及反對派精神領袖式人物的可能人選等等,把個中脈絡十分清楚地貫穿起來——讓世人清楚看到,自回歸以來,香港政壇長期“動盪不安”,亂局的“源頭”,香港反對派“背後”的“銀主”和靠山就是“美國駐港總領事館”。

      2006年3月,陳日君在梵蒂岡接受冊封樞機,他帶同教齡甚淺的黎智英和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同行,並引領兩人向教宗本篤十六世朝聖。
    “維琪解密”披露,美領事館於2006年3月的電文中表明,會探討“傳媒、宗教、政客”三種力量結合下的影響力,一方面透過美國線人收集當時三人在梵蒂岡的一言一行,還研究當時傳媒的看法,和諮詢香港天主教界消息人士的意見。

      此後,陳日君、李柱銘、陳方安生及黎智英等人即被媒體稱為反對派的“新四人幫”便經常與美國駐港總領事會面吃飯,尋求“資助”及要求對方提出策略性指導,擬聯合“宗教”、“政黨”及“傳媒”三大影響力,在香港政壇上興波作浪。到2007年的立法會補選,“新四人幫”開始試圖發揮“造王者”的力量,美領事館於2007年9月的檔透露,李柱銘、黎智英等遊說陳太參選,並形容她是可以統一反對派對抗有意參選的葉劉淑儀的唯一人選,而陳太亦樂於藉此一試自己的剩餘政治影響力。“新四人幫”由勸退民主黨的甘乃威,到陳太當選上場後,正式成形,近年主導整個反對派的力量和意識形態,並開始插手反對派的選舉部署及政黨合作。眾所周知,2009年反對政改的所謂“五區公投”,是一出由“新四人幫”幕後操盤,出錢出力促成公民黨和社民連台前演出的一場政治鬧劇。

      香港反對派的“真正面目”

      “維琪解密”電報更揭示了一些在香港政壇十分活躍的重要人物所暴露出來的真面目。這些政客在美國駐港外交官面前獻計出賣戰友和盟友、出賣香港、出賣國家,與他們在市民面前所呈現那種掌握著道德高地,大義凜然地打擊建制派的言行,完全是兩回事、兩種人,讓人們對香港反對派的本質,和原形畢露的真正面目有更正確和深入的瞭解。

      當中民主黨的塗謹申,他除了是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之外,還是民主黨前主席李柱銘的“高徒”,經常跟隨李柱銘赴美“告洋狀”,乞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2003年塗謹申與李柱銘赴日內瓦將《23條》立法最新消息彙報給布魯塞爾的歐盟成員時曾恐嚇說,《23條》立法將會破壞香港與歐盟關係。“維琪解密”檔顯示,塗謹申於2007年主動向美領事館警告美國政府,聲言中共已成功滲透入民主黨,民主黨已處於一個很危險的狀況,提出美國政府有需要瞭解有關民主黨的最新情況,相信美國政府是唯一有能力阻止中共對民主黨的滲透工作。在有關事件的發展期間,塗謹申曾多次與美國駐港領事館接觸和交代最新的情況,其後又向駐港領事館遞交有關民主黨滲透事件報告,要求美國政府關注民主黨的情況。美國駐港領事館的分析認為,塗謹申的這些做法是企圖藉此尋求美國政府的影響,阻止所謂的滲透工作。塗謹申向美國出賣黨內戰友,大概還加上其他尚未見光的行動,獲得的回報是美國把他列為美國駐港領事館“嚴格保護”(strict protection)的對象。事件揭露之後,吃裏扒外的塗謹申在民主黨內地位絲毫不受影響,可見他的行為是得到民主黨高層的默許。

      另外一個得到美國駐港領事館“嚴格保護”物件特殊待遇的民主黨核心成員竟然是一個學者:民主黨中委,有民主黨“大腦”之稱的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羅致光。回歸前1995~1997年、回歸後1998~2004年羅致光曾是立法會議員,今天在特區政府中仍有大量公職,包括可以大派數十億元的關愛基金執行委員會主席。檔顯示,2009年初,羅致光評估“五區公投”的補選部分,若建制派參加,公、社兩黨恐怕只會獲得3席,梁國雄、陳偉業有危險;如果工聯會陳婉嫻出選,梁家傑都有可能輸掉議席。2010年中,在民主黨決定支持政改“優化”方案前,羅致光亦向美方彙報,預告民主黨準備就政改方案“妥協”。

      塗謹申和羅致光兩人都是中國公民,竟然在中國境內,受到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嚴格保護”。首先,他們究竟是什麼身份?為美國做了什麼事情?背了什麼風險?需要受到保護。而美國在中國境內,究竟如何能依法“嚴格保護”一個中國公民?

      我們不知道。但有些事情,我們也是知道的:「中情局」遠東地區諜報站就設在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內。長期以來,「中情局」的情報人員以此為平臺,以外交人員身份為“掩護”在香港“大肆”進行“諜報活動”。據美國政治雜誌《地緣指導》披露,美國駐港總領事館人數常年保持在300人以上,更大量的情報人員在文化、商務、外交人員身份的掩護下除搜集香港本地的情報外,還以香港為跳板,開展“針對”中國內地的間諜活動。以前「中情局」在香港的工作主要是針對中國內地,但從去年開始,「中情局」“加大”了針對香港的間諜活動。按照規定,一些重要雇傭特工會被「中情局」指為“嚴格保護”的對象。[注3]

      FOXY網站,以往曾多次洩密,但都能繼續運作,但在公開了黎智英的政治捐獻資料之後,便無故突然無聲無息關閉。

      “維琪解密”文件揭露陳方安生這位前高官及立法會議員,表面信誓旦旦地效忠《基本法》,擁護“一國兩制”,背地裏將香港政情機密源源不絕向美國“輸送”,並不斷“促使”美國“插手”香港政治。陳安安生除了是美總領事親自會見的主要聯絡對象,經常向她請教,話題無所不包,重點是反對派在政治方面的部署,包括陳太辭去政務司司長的原因、會否參加2007年特首選舉,到退任立法會議員後的動向和行動,以至她對內地和香港,均巨細無遺地一一諮詢之外,這位被西方傳媒稱為“香港良心”的陳方安生,也很積極向美國駐港總領事表態,要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同時她又鼓勵時任駐港總領事唐若文應多就支持香港民主發展發表意見。

      在“維琪解密”公開的2006年9月電文中,披露了陳太對美國駐港總領事直言,不參選2007年特首的原因,是她“很珍惜自己與北京的聯繫”,若為了一場必輸的選舉而與北京對著幹,“個人政治代價太高”;美國駐港總領事于2009年1月的電文又透露,陳方安生揚言自己不再參與立法會選舉後,重要工作是走入學校層面,宣揚她的“兩制”理念,以抗衡行政長官曾蔭權和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推動的愛國教育。2009年7月電文中指出,陳方安生在會面中,就“鼓勵”美國政府應不時提醒“北京政府”,美方關注北京政府如何處理與香港相關的事務,“因為北京政府很介意其他國家,特別是美國如何評論他們”。而另外兩份於2009年1月和8月發出的機密電文中亦指出,陳太先後遊說美國駐港總領事唐若文,“她認為中聯辦是中國干預的源泉。香港傳統左派仍是民主發展的障礙”。美國應干涉香港事務,又鼓勵唐若文應多就支持香港民主發展發表意見,特別是美國作為香港的主要貿易夥伴,“在港有著很龐大的利益”。諷刺的是,唐2009年1月的電文題目為《陳方安生——不在其位仍謀其政》,她真正關心的,並非香港和國家,而是個人政治前途和美國的利益。而在“維琪解密”檔公開後,陳方安生一直在回避社會的質詢。

      另一位傳奇人物是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自由党主席李鵬飛。“維琪解密”檔案揭露,李鵬飛多次在北京參加人大代表會議之後,向美國報告兩會的情況和北京的動向。他更向美國推薦公民党前黨魁余若薇,接替李柱銘作為領導整個“泛民主派”的共主。李鵬飛一方面是中國法定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大的港區代表,另一張面孔又是美國的線人,和反對派核心人物。檔顯示他有份遊說餘若薇參與反對政改的“五區公投”,于邀功之餘,同時又向美國打小報告,透露陳方安生和餘若薇對“五區公投”的本來保留態度,其三刀兩面的表現,令人側目。只是美國人並不欣賞李鵬飛的政治判斷,於電文中直接質疑餘若薇在反對派中的決定性影響力。

      香港內部矛盾的根源與政府作為

      “一國兩制”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早在1984年中英協定達成以後就預言,“對於中英聯合聲明應該想到,總會有些人不打算徹底實行。某種動亂的因素,搗亂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總是會有的。老實說,這樣的因素不會來自北京,卻不能排除存在於香港內部,也不能排除來自某種國際力量。”[注4]

      “維琪解密”以大量事實證明了鄧公的遠見。香港回歸,中國千方百計保持香港的穩定和繁榮,而美國等西方國家要千方百計無風起浪,破壞香港的穩定和繁榮,企圖證明香港的回歸是錯誤的,“一國兩制”是失敗的,而如陳方安生所言,將來只有“一國一制”,那就是香港資本主義這“一制”。說到底,香港內部的政治和社會的各種矛盾,根源其實就是中國和美國在香港矛盾的反映。

      對此,中國當然不可能坐視,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于9月中接受中新社提問,指出維琪解密的電文顯示,美國駐港總領館官員對於香港政制、社會發展問題興趣很大。美方不僅就香港政制發展問題向特區政府提出過帶有干涉性的意見,而且與特定的某些人頻繁見面。如果是這樣,美方的行為就超出了《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等國際法所規定的職能,“我們有理由對此感到關切和不滿,並要求美方停止這種錯誤做法。”外交部駐港公署向美駐港總領館表達了中方的關切,表明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要求美方嚴格遵守有關國際法和公認的行為準則,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發言人指出,當今世界面臨很多重大而緊迫的問題,香港應該是中美進一步開展和加強合作的重要橋樑,“希望美方摒棄冷戰思維,不在香港搞政治上的小動作。”

      這非正式的外交抗議,軟弱無力,當然只是聊勝於無,而美國處於完全理虧的狀態,起碼短期之內也會暫時收斂。但是如無具體的措施,相信不久之後將會死灰復燃,甚至欺我軟弱,而變本加厲。

    若以美國的有關法例為參考準則的話,黎智英和反對派政黨上述的一系列行為,輕則罰鉅款,重則要坐牢。因此,中央有必要責成特區政府,頂住已證實被美國收買和保護的反對派的阻撓,儘快就《基本法廿三條》國家安全立法,並且在2017年開始全面落實普選之前,訂制《政黨法》和《政治捐獻法》等,使杜絕外國勢力干預香港政治生態有法可依。

      [注1]:NED可稱美國上百萬個非政府組織中的龍頭老大,跟美國國務院、國際開發署、中央情報局有密切的聯繫,被認為是中情局(CIA)的“另一塊招牌”。因為NED有非政府組織(NGO)的招牌,不易引起注意,甚至連西方的研究報告都說,“在向非政府組織提供戰略資金方面,美國外交政策精英們認為NED比秘密支持更可靠”。
      NED主要資金源自美政府撥款,美政府對NED的撥款主要包括三部分,當中最大來源是國會年度撥款。NED還頻頻資助“民運”、“藏獨”、“東突”等各種反華勢力。NED下屬四大機構,即共和黨的國際共和研究所、民主黨的全國民主研究所、美國商會國際私營企業中心及勞聯-產聯的國際勞工團結美國中心。

      [注2]美國的機密分類有三級,分別為confidential,secret及top secret。這回被公開的除了兩份是屬於第二級之外,其他都只是初級機密檔。

      [注3] http://paper.wenweipo.com/2011/09/14/PL1109140001.htm

      [注4] http://www.news365.com.cn/wxpd/wz/shhm/200903/t20090320_2244535.htm

    《中國評論》月刊2011年12月號 總第16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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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諜特務四人幫)《(壹傳媒/《蘋果日報》)黎智英熱衷政治捐獻》

    成報 2012-1-24
    http://www.singpao.com/NewsArticle.aspx?NewsID=199923&Lang=sc

      【本報政治組報導】「壹傳媒」集團老闆黎智英與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原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及民主黨創党主席李柱銘關係密切,從多份透過分享軟體foxy外泄的「肥佬黎數簿」(見圖)可見,黎智英一直熱衷政治捐獻,且是陳方安生、公民黨、民主黨、社民連、前綫「大水喉」,在七年內便捐款逾5,100萬元。

      本報昨晚致電「壹傳媒」集團,但接線生指黎智英已離開公司便掛線。據悉,陳方安生亦知有傳媒收到有關文件,但未有進一步回應,目前暫未知檔真偽,但從檔內容及單據所見,相信頗具真實性。綜合來說,各政黨及政治人物收到的捐款總額,陳日君 2,000萬;公民党 1,502萬;民主黨 1,369萬;陳方安生130萬;社民連100萬;前綫40萬。

      「維琪解密」早前公開逾千份美國駐港領事館機密電文,揭破「港版四人幫」,即民主黨創党主席李柱銘、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原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和《壹傳媒》集團老闆黎智英,常密晤美國駐港領事尋求資助及要求對方提出策略性指導,擬藉各人手上「宗教」、「政黨」及「傳媒」三大影響力,在香港不單議政論政,還藉此大搞政治運動。

      有匿名人士昨向傳媒報料,指透過Foxy分享軟體,輸入「LAI CHEE YING」,搜尋得到最少5份有關疑似黎智英的捐款紀錄及入數單據。最震撼是細看內容,不難發現黎智英是泛民主派的「大水喉」。

    7年內捐款逾5,100萬

      據該未經證實的檔,獲黎智英捐款的政黨,包括近年屢次煽動平民百姓狀告政府的公民党,公民党核心策劃的爭取外傭居港權及阻港珠澳橋興建的兩宗官司,令其受市民的支持率劇跌。根據黎智英的捐款紀錄顯示,該黨最少有逾1400多萬元捐款(2006-2011年)。

      陳方安生則獲捐款130萬,估計其中一筆款項是資助她參加2007年9月的立法會港島選區補選的選舉經費。在2010年公民党與社民連發起「五區公投」的日子內,公民党恰巧有一筆大約400萬的黎智英捐款;而社民連則有一筆100萬的捐款。最離奇是中國會創辦人、富豪「上海灘」鄧永鏗亦有接受黎智英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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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情局間諜黎智英政治獻金操控香港反對派》
    ──打造港澳臺反華基地

    港媒爆:(美諜特務四人幫)黎智英5年捐2.3億政治獻金

    香港各大媒體今天均在頭版報導,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是香港泛民主陣營的超級金主,由2005年迄今共捐出港幣6000多萬元 (台幣2.3億),其中3500萬元直接捐給公民黨、民主黨、社民連在內的反對派政黨。而在曝光捐款名單中,香港前政務司長陳方安生、天主教香港教區前主教陳日君也赫然在列,陳日君接受的捐款總額高達港幣2000萬。

    相關捐款資料是由最新一期的「Foxy解密」揭露,網上分享軟體Foxy 近年不時洩露政府或機構的內部機密檔。據香港明報報導,黎智英的捐款佔民主黨非會員捐款的比例極高,2009/10年度高達99.4%,佔公民黨非會員捐款比例則在40%至68%之間,顯示捐款高度集中在一人。

    香港媒體評論,媒體大亨對政黨和政治人物的大額捐輸事涉敏感,例如媒體大亨梅鐸去年10月在期中選舉前的兩筆100萬美元政治捐款即引發極大風波。文匯報指智英意圖操控反對派。

    香港沒有《政黨法》,政黨無須公開大金額捐款來源,但政黨若以公司名義註冊,須在財務報告中列出所收捐款總額。

    Foxy連日公佈的5份黎智英檔案,包括他的現金流量表、 2005年至今的捐款清單、捐款文件、捐款本票等。接受黎智英捐款最多的是民主黨、公民黨,兩黨總額達港幣3300萬,公民黨自2006年起每年收到捐款,金額由200萬增至今年的600萬,顯示黎智英對該黨支持增加。

    黎智英對記者的查詢迄無回應,各政黨中也只有社民連承認接受港幣 100萬的「五區公投」經費。

    其他政黨多不願證實或評論有關捐款,而以「捐款人資料不公開、任何捐款均沒有附帶條件」來回應。民主黨並表示,捐款人身分保密是為免中國方面「秋後算帳」。

    【2011/10/18 聯合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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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智英巨額捐獻惹爭議 陳日君:無關政治》

    香港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向政界及個人的巨額捐獻事件持續發酵,前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證實接受過捐款,但與政治無關。

    陳日君今早公開證實,曾收過黎智英的捐款,但強調對方只是捐錢給自己,與教區無關,也與政治無關。

    陳日君說,所收捐款用於本地慈善團體、支援中國大陸的修女到羅馬進修,以及捐助海外的天災。

    至於民主黨和公民黨,至今仍拒絕公開曾否收過黎智英的捐款,但他們強調不會在任何附帶條件下接受外來捐款。

    本地媒體昨天報導,一份疑似是黎智英私人帳簿的Foxy文件昨日曝光,帳簿記錄黎智英於2005年至2011年間,捐款給多個泛民政黨和個別人士。

    其中,陳日君獲得最多捐款,過往幾年獲捐款約港幣2000萬元。

    在政黨方面,民主黨自2006至 2011年獲黎智英捐款1300餘萬元;公民黨獲捐款約1500萬元。

    此外,黎智英也曾向社會民主連線、港府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等小黨及個人捐獻。

    香港媒體對此質疑,第1,陳日君出任主教時收取如此龐大捐款,其用途為何?為何個別宗教人士以私人名義收取捐款不受教會管制?第2,黎智英的捐款是否影響到各黨派及個別人士的政治取向和行動。

    頭條日報今天發表社論說:「香港是否已出現傳媒與政黨結盟,暗中配合,主宰政局的勢頭,是時候深切關注。」

    黎智英的政治態度一向明確,就是支持民主自由,而他與陳日君、前民主黨主席李柱銘、陳方安生向被視為香港民主派4大核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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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日君認個人名義收黎智英捐款》

    (香港訊)明報報導,天主教香港教區前主教陳日君樞機承認曾接受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捐款,款項全用在教會事業。

      陳日君今日就校本條例終審教區敗訴一事召開記者會,會後主動談到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捐款的問題。

      陳日君承認曾接受黎智英的捐款,而百分之百的捐款都是捐給他個人,不是捐給教區;捐款跟任何政治也沒有關係,而黎智英從來沒有過問這筆款項的用途,而他也從沒有向黎智英交代,也沒有說過「多謝」。他承認首次收到300萬元支票捐款時,自己也有點愕然。

      對於黎智英及從其他途徑得到的捐款數目,他稱沒有作過很詳細的統計,但用途十分廣泛,包括捐款給不同的慈善機構;每年多次到外國包括羅馬教廷的商務客位機票開支;給予神父修女到負笈羅馬的助學金,包括到當地探望他們時飲宴和利市錢開支;在港舉行主要供小朋友參加的活動,包括旅行和聯歡會;購買月餅送囚犯;送贈聖像予學校;翻譯外文書籍;也捐款予外國,包括受天災橫禍影響地區的主教、外國教區等。

      陳日君指,天主教香港教區其實不是很富有,所以他也很少向教區「伸手」。至於收到的捐款,他強調全用在教會事業上,沒有作個人用途。

      陳日君在今早的記者會上回應商人黎智英的捐款,他自嘲為敗家精,捐款用剩幾十萬。

      陳日君被問到黎智英給他的二千萬捐款是否已花光,陳日君表示,還用剩幾十萬。他多次形容自己是敗家精。

      陳日君又強調,黎智英從來沒有問過他如何用這些錢,他亦從來沒有問過黎智英下一次何時再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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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日君避談巨額捐款流向 干政主教幕後屢亂港》

    最新“Foxy解密”踢爆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在過去數年內,合共向天主教香港教區前樞機主教陳日君捐鉅款逾2000萬元,但用途不明。天主教香港教區副主教陳志明表示,教區並不知道事件,教會賬目也沒有出現有關捐款,又強調教區規定任何神職人員進行公開籌款活動時,需要先得到教區的同意,至於以私人名義捐助就不會監管;又說不會要求陳日君交代如何運用款項。捲入“捐款門”風波的陳日君18日現身堅道天主教座堂時對事件“三緘其口”,並一度黑面,令鉅款去向及用途更添懸疑。多名學者則認為陳日君有需要向公眾解釋捐款流向及用途,否則公眾難免質疑捐款用途 “見不得光”。

      香港《文匯報》報導,細閱經Foxy軟體外泄的黎智英“政治獻金”檔時,已指出當中最吊詭之處是陳日君由2005年至2010年間,獲得“個人捐款”高達逾2000萬元,還超過公民党及民主黨,ue足證陳日君在黎智英心中的地位與他人相比確實不可同日而語。

      對巨額捐款去向,天主教香港教區副主教陳志明18日表明,教區從來沒收過來自黎智英的捐款,教區的賬簿內亦沒此紀錄,也不知道陳日君是否個人接受有關捐款:“大額的我們全部都清楚的,(全部賬目也好清楚?)我們有一部門列明的,特別有些人捐款我們也要知來源是哪里,清清楚楚很緊要的。”但他形容陳日君樞機好心,樂意幫助任何人,如果他需要幫助任何人,都需要人幫助他,他接受捐助是可以理解雲。

      當天陳日君兩度被記者追問捐款一事,都不肯作出回應。他早上現身堅道天主教座堂時,一聽到問題,一度黑面就走進座堂內,其後再被追問“有沒有這件事” 時,他就掛著勉強笑容,繼續“收口”;下午離開座堂時,更急步“沖進”的士內,並大力關上車門,差點夾中攝影師的手,似乎有點老羞成怒,落荒而逃,希望儘快離場避開記者追訪。

      另據報導,被揭過去5年收受壹傳媒老闆黎智英2000萬私人獻金的原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回歸以來一直高調參與本地政治,開始時主要利用其主教身份發表各類有關政治言論,其後更與民主黨創党主席李柱銘、黎智英和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組成“四人幫”,大搞密室政治,在幕後操控反對派,包括公民党成立、勸退甘乃威參加2007年補選,乃至近年策動所謂的“公投”運動。

      “四人幫”近年主導整個泛民主派的力量和意識形態,隱身其後的陳日君和黎智英更是合作無間。在2005年政改方案一役中,陳日君高調批評,有關方案 “難以接受”,要求泛民議員反對。時任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更于立法會否決政改方案後,罕有地點名批評陳日君。天主教刊物《公教報》於2006年刊登一名神父的文章,指有教友對陳日君就政改等政治問題的高調取態感到不滿,但陳日君反而變本加厲。

      2007年港島區立法會補選時,陳日君被揭發聯同黎智英和李柱銘,透過所謂的“飯聚”干預選舉,包括強推陳方安生參與補選,並勸退準備參與競選的民主黨成員甘乃威等。至2008年,由黎智英牽頭,“四人幫”在黎位於九龍加多利山的豪華大宅內進行了3個小時的“秘密飯局”,遊說陳太再度參選立法會,未能得逞。陳日君亦被外界視為策動所謂“五區公投”的幕後黑手之一,並以神職人員身份,呼籲市民支持所謂“五區公投”運動。

      “維琪解密(專題)” 早前公開的近千份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機密電文中,也揭露陳日君與黎智英和李柱銘不時一起與美國駐港總領事會面吃飯,討論的話題非常廣泛,包括香港的政治、政黨及政府官員等方面。電文亦披露,李柱銘、黎智英、陳日君於2006年到梵蒂岡“朝聖”,首次令他們嘗到“傳媒、宗教、政客”組合可發揮的影響力,隨後就和美領館“情投意合”,並“幕後操控”多場政治鬥爭。


  25. 2012/11/29 於 20:01 patchpieces

    《有無——薩達姆(伊拉克海珊)的海灣戰爭(波斯灣戰爭)與冷戰後全球大棋局》
    (與當前敘利亞局勢高度相關)

     
      莫斯科佔據阿富汗這個博弈支點,試圖借道伊朗去破局“石油美元霸權”,但是這一招“回馬槍”被薩達姆(海珊)擋在波斯灣以東,莫斯科爭勢無果,其博弈操作遂轉向被動,逐漸導向一個結果——莫斯科要在“主動解體”與“被動解體”之間做選擇——莫斯科選擇了“主動解體”。(期間的國內外博弈鬥爭也很複雜,問題本身更極為重要。留做專題討論)
      
      “主動解體”讓莫斯科從“敗局”中挽回一點主動性,這也是莫斯科選擇“主動解體”的“原因”之一,而怎樣利用好這個“主動性”,莫斯科也一定已經做了深刻推演,也一定是在這條“主動解體路線”上的推演結果(和在推演內容中再做出主動佈局,並由此得到的進一步的推演結果)讓莫斯科“可以”確定“主動解體”路線,就是說,在蘇聯解體前後,莫斯科一定在“大棋局”盤面上做了重要的博弈佈署,一定運籌了讓美英土著難以應接的大謀略——
      
      那麼做為主動的博弈者,莫斯科會選擇哪里佈局呢?或者說,美、蘇最後的博弈決鬥會發生在哪里呢?
    既然這場決鬥發源于石油美元,此後的博弈平臺仍然還在中東石油產區,那麼莫斯科也一定要在這裏埋下勝負手。
    在中東那些土著博弈者中,薩達姆曾經是一個“異動者”,在中東博弈局面上他所處的位置也讓他不得不做一個“異動者”——地緣上,伊拉克南翼是石油儲量第一的沙特,東南方向是沙特的“王權”盟友們,它們和沙特(沙烏地阿拉伯)一道已經(也勢將)被美帝國選擇為“(非民主;專制王權)戰略盟友”,也就基本上失去了博弈者身份;東翼是不能投靠美、蘇兩大霸權中任何一方的伊朗,而伊朗又成為美、蘇的必爭之地,伊朗也就勢必自立為一個中東大局中的土著博弈者。
    此外,伊拉克的西翼還有以色列這個特殊博弈者,北翼則是土耳其這個身份特殊的北約國家。那麼,莫斯科要施展它的謀略為“冷戰收盤”佈局,難免要首選伊拉克做道具。

      (做為國家,伊拉克的本源在兩河沖積平原上廣大的農耕區域,而農耕區域必定承載了相對眾多的人口,區域內又根本沒有可以阻擋大軍攻伐的自然屏障,那麼這方土地上必定要出現一個在歷史變遷中相當穩定的國家——它也用以抵抗歷史變遷。但是從伊拉克向東,向西北,分別有廣大的山地高原,山地高原能夠承載較多的耕、牧人口,又能讓這裏的政權進退可依,而相對穩定的政權下就形成穩定的民族。這種“山地高原民族國家”又時而有能力攻伐與它相鄰的大平原,雖然不能形成長久的統治,卻能夠割占-整合平原上的一部分農耕生產力,並就此與農耕鄰國埋下領土爭端的種子,這就是伊朗(土耳其與伊拉克之間有廣闊荒漠,能夠有效阻斷攻伐,也就阻斷統治繩索)。在伊拉克的南翼是夾雜著綠洲的廣闊沙漠,這裏的博弈邏輯是:只有統一了大沙漠的主體區域才能夠制止廣闊沙漠裏的部落攻伐,從而讓“大沙漠政治”穩定下來,穩定下來的這個政權就是現代史上這個“沙烏地阿拉伯”。
    除了土耳其,波斯灣沿岸就有了三大國家:沙特(沙烏地阿拉伯)、伊拉克、伊朗。又,在這片相當乾旱的中東大區,沖積平原的幅員不及沙漠廣大,而伊朗高原如果不是比兩河平原遼闊,它就沒有可能逃出兩河政權的長期控制從而不能形成穩定的民族國家——那麼大致按照三大國的領土面積,波斯灣油氣在儲量分佈上也沒有逃出 “概率空間”。)
      
      下面再看中東博弈的核心與關鍵——既然莫斯科未能打通它進入波斯灣的道路,既然中東大博弈從傳統的地緣政治博弈向“石油美元博弈”這種資本直接以博弈者身份參與的“軟博弈”演變,既然莫斯科基本定下“主動解體”路線圖因而不再直接參與中東角逐,那麼莫斯科就要給美帝國留下一個強大對手,還最好是一個資本對手,而這個對手還會從內部攻擊美帝國,能夠從全球“大棋局”制約和攻擊美帝國——猶太資本勢力佈署在華爾街和中東石油產區(以色列,及以色列與石油王權的關係),對“石油美元”的控制能力更強,更直接,它還是美英資本隨時準備創造機會去鯨吞的獵物……基於兩路資本之間這種“決鬥關係”和單向“鯨吞關係”,美英土著資本一定要至少壓制住猶太資本的這個實體根基——以色列。當然,美英資本不需要讓以色列這個國家被阿拉伯勢力徹底趕進地中海,只要以色列在阿拉伯-伊斯蘭的巨大壓力下疲于應付,有求于美英土著,從而令猶太資本也陷於被動,美英土著資本就有機會鯨吞猶太資本,或者在保留這一“鯨吞權利”的前提下先行“解體蘇聯”。反過來,憑藉以色列為政權依託(包括軍力和核武。1968年底,以色列每年已經可以生產四至五枚核彈頭),猶太資本可以進行有效抵抗,以色列以它博弈“棋手”的身份還可以聯合歐陸、俄羅斯(蘇聯的繼承者)、中國、阿拉伯王權(手中有石油武器),對美帝國的單極霸權實施反制,再以華爾街鬥爭做為配合,不難攪亂美英土著資本的“大棋局”,促使美英單極霸權走向終結。
    又,之所以這些棋手(資本,政權實體)將會同猶太資本配合,是因為在美英單極霸權格局下,美英資本將無所求於它們,又為了鞏固、擴大美英的單極霸權而要去要去徹底壓制它們,而它們也會借美英的單極霸權秩序被(猶太資本)致亂之機謀求連橫,壓縮或者推翻美英單極霸權並且去謀求它們自身的霸權,那麼它們對美英霸權的威脅更反過來又要求美英資本去徹底壓制它們——而這種博弈關係也能夠加劇它們針對美英單極霸權的博弈力度。
      
      那麼,除非美英有把握一舉奪取並穩固單極霸權,不需要擔憂其他博弈者(聯合)反擊它們,則“怎樣壓制住以色列”就成為“美帝國的大棋局”上的一個關鍵“課題”,而壓制以色列就要利用以色列的“天然”敵手——阿拉伯勢力和伊斯蘭勢力。
    那麼反過來,莫斯科最需要做的就是扶植以色列-猶太資本,而流徙在美帝國的猶太資本離不開來自以色列政權的支撐,那麼對猶太資本不能在資本層面給予幫助的莫斯科,就要堅決支持-支撐以色列,就要制止美帝國利用阿拉伯-伊斯蘭勢力去打壓以色列。
      
      其時,阿拉伯諸幫內部有兩大勢力——一組是沙特(沙烏地阿拉伯)等王政國家群體,一組是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埃及等以強人獨裁為主流特徵的世俗政權(從伊斯蘭這個範疇更廣泛的環境看,還有宗教政體的伊朗、世俗化也西化的土耳其兩個重要勢力)。其中,前一組王權勢力並不願意打壓以色列,因為——美帝國以“沙特等國的王權政體之容易被推翻”這一緊迫現實去威脅這些王權,要求它們支持“石油美元”,否則美帝國可以輕易“幫助”阿拉伯民眾推翻他們的王政,只是,在冷戰時代,美帝國需要顧忌蘇聯,所以這些阿拉伯王權勢力握有有限的“反叛權”。而當蘇聯失去力量不再能與美帝國抗衡,美帝國就根本不需要向阿拉伯王權交付任何條件,就能夠驅策這些王權更馴服地為美帝國服務,又隨時可以出於戰略需要廢黜“石油王權”,轉而去為“石油美元”扶植另外的代理人,除非——在美帝國內部有一支力量可以有效約束美帝國的中東策略、戰略,而這支力量只能是猶太資本。
    以色列在中東,猶太資本在華爾街-華盛頓,它們願意並且能夠出手幫助阿拉伯王權——直接地,可以減輕美帝國對這些王權的壓力,包括收買、攪亂華盛頓的政策;間接地,通過博弈縱橫,阿拉伯王權與以色列+猶太資本還形成一種“看似奇怪”的聯盟,共同制約著美帝國的中東霸權,繼而也制約了美帝國在全球的單極霸權。這種聯手制約又主要是制約了美帝國在中東霸權的操作路徑,即迫使美帝國必須沿用“以阿拉伯王權為盟友”這種代理人模式,而阿拉伯王權又以消極“反以”回報以色列-猶太資本。
      
      在後一組阿拉伯(阿拉伯語社會)勢力中,薩達姆的伊拉克最有實力和影響力——它有“石油武器”和石油財力,有可供領袖阿拉伯諸邦的人口和國土,擁有“波斯灣石油地緣”重要性,還謀求核武(兩伊戰爭期間先後被伊朗、以色列空襲而停滯),也代表世俗革命。從幾個方面看,伊拉克都是的最適合的領頭羊之選,可供美英驅策去聯合其他阿拉伯諸邦共同打擊以色列。雖然伊拉克的國力在“兩伊戰爭”中大損,但以石油財力,其國力可以在十年內恢復如昔,如果伊拉克還整合了科威特的國力又主要是石油收益的話,它還將變得更強。此外,兩伊戰爭鍛造了伊拉克軍伍,損失的武庫可以由石油收益補充,石油經濟為主的社會又是高生育率社會讓伊拉克也不乏兵源,而兵源優勢是以色列最為忌憚的。再看其他阿拉伯國家——利比亞遠離波斯灣,人口和國力有限,不能提供足夠的反以力度;埃及人口眾多,與以色列相鄰,曾經是阿拉伯諸邦中的“反以”主力,又地處運河被美英勢力影響,這些條件都可供“反以”。但是,埃及不夠富足,不論埃及是不是反以和怎樣強烈反以,它都不能從阿石油王權“兄弟”那裏拿到更多“反以補助”(以色列-阿王權秘盟),而且埃及的前景不能寄望於石油,反而更寄望於以色列可以幫助提供的正常的區域經濟和一個“大地中海”,所以在幾次中東戰爭之後,在“大棋局”形式大變的情勢下,埃及不能,也不願成為反以主力,也沒有道理再為那些富裕的“阿拉伯兄弟”充當炮灰和支付戰爭消耗。那麼,美英土著要找出一個可供它們壓制以色列的“盟友”,同時,最好這個“盟友”還能威懾阿王權(令它們聽命,否則美英就允許這個“盟友”取而代之),還能抵住莫斯科的“伊朗局”(在蘇聯解體之後,莫斯科還要繼續操作),就只有兩個選擇——伊拉克、敘利亞。

      (當然,如果美英土著選擇的這個“盟友”足夠強大,它也就可以成為蘇聯、歐陸、猶太資本這些博弈者的棋子與“盟友”,不過這種情況能夠出現還需要特定的博弈環境與條件。)
      
      那麼,莫斯科就要提前解除伊拉克、敘利亞對以色列構成的威脅。(如果莫斯科能夠做到,那麼美英土著如果還要廢黜以色列對猶太資本的支持作用,就只有直接派出美軍去攻伐以色列了,則猶太資本就要“跳牆”了,中東也只能上演“N國演繹”了,莫斯科將奪走美帝國的單極霸權了。)然而,莫斯科無法做到同時削弱伊拉克和敘利亞,哪怕去直接削弱其中之一,也做不到。好在,莫斯科曾經長期支持敘利亞,兩國有著相當於盟國的良好關係,莫斯科可以爭取到大馬士革的立場,但不利的是——與伊拉克相比,敘利亞不夠強大,它很少有石油收益,等於沒有石油武器,它的政權在阿拉維派(什葉派的一個支派)之手,而這個派別只占敘利亞人口的11%,所以這個現政權不夠穩定,又,敘利亞與伊拉克國土相連,所以伊拉克有軍事、政治兩種武器可以顛覆敘利亞。那麼,莫斯科就要卸除伊拉克對敘利亞構成的威脅,也就能夠卸除“一個再度強大起來的伊拉克將對猶太資本構成的威脅”。還不止於此,莫斯科還要斬獲更多——
      
      巴格達時間1990年8月2日淩晨2時,伊拉克以10萬兵力侵入科威特,迅速取得全勝並攻佔科威特王宮,包括時任亞奧理事會主席的法赫德親王在內的一些王室成員被殺。8月7日新的科威特-即科威特共和國成立,8月8日,應科威特共和國政府要求,科威特與伊拉克“徹底地不可逆轉地實現了合併”——薩達姆做出這樣一個重大決策之前,必然已經審慎觀察了國際局勢,嚴謹推演了美、蘇的立場和反應,並且至少與美、蘇之一做過溝通,得到它或者它們的支援與配合,這樣,薩達姆才敢於製造這樣的“大事件”,但這個溝通對象(支持者)不是華盛頓。
    那麼當“科威特事件”發生,如果美帝國不壓制住薩達姆的伊拉克,則阿王權及其資本將陷於危局,隨後陷入危局的就是以色列和猶太資本,所以它們此時必須在“叛局”路線上有所行動,則莫斯科在“蘇聯不解體反而可以反攻”這條路線上將有機可乘。如果莫斯科實施反擊的條件還是不能形成(成熟),則莫斯科在拿到它由此可以拿到的更多籌碼(蘇聯解體的條件)之余,也充分利用這場“海灣局”,通過借美帝國之手打弱伊拉克,為“冷戰後”時代提前佈局,這個佈局將大大有利於莫斯科——

      (1)這場“打弱伊拉克”的戰爭勢必在波斯灣-中東社會製造和升級對美帝國的恐懼,也製造和升級“反美環境”。
    之所以這必須是一場“打弱”伊拉克的戰爭,而不僅限於美帝國出賣迫使伊拉克撤兵,是因為——如果華盛頓不使用美軍打弱伊拉克,則阿王權不可能卸除它與伊拉克的矛盾和不信任,實際上則是阿王權對華盛頓的的不信任將要驟增(與薩達姆尚未侵佔科威特時相比),則阿王權的“叛美立場”將非常堅定,從而猶太資本的叛局動作也就加緊和加劇,而且當伊拉克在將來某一時刻攻伐敘利亞的時候,阿王權將會站在敘利亞一邊,通過要脅華盛頓,通過它們在中東的影響力去制止伊拉克。

      (2)為阿王權除去來自伊拉克這個近身強鄰的威脅,讓阿王權獲得獨立的博弈立場,這個獨立的博弈立場可以牽制美帝國的單極霸權,可供配合莫斯科實施“冷戰後反擊”。(例如阿王權可以啟用法郎、馬克、日元,或者此後出臺的歐元去結算其石油出口)

      (3)猶太資本-以色列也丟掉了伊拉克這個威脅,可以站在更獨立、更強硬的博弈立場,更少受制於華盛頓。

      (4)阿王權較少受制於美帝國,也就意味著以色列的安全能夠獲得更多來自阿王權的支撐,還意味著猶太資本針對美英土著的博弈立場可以更少受制于美英(相反,美英土著威脅阿王權,也就間接威脅了猶太資本)。

      (5)※※※※※ 最為重要的是——當冷戰收官,蘇聯解體,莫斯科從全球收縮其勢力,包括全面撤除其海外軍事基地,卻唯獨保留了敘利亞的塔爾圖斯港這唯一一處海外軍事基地。該基地加上莫斯科與敘利亞傳統的聯盟關係,可供壓迫以色列-猶太資本的博弈立場,要求後者在“後冷戰”時代的全球大棋局中做出博弈佈署時要照顧莫斯科的利益,以至於要配合莫斯科的佈署,當然,莫斯科與猶太資本也可以借此達成針對其他博弈者的“博弈協同”。(莫斯科通過敘利亞脅迫以色列-猶太資本的手段,除了來自軍事基地和敘利亞政權的戰略決心,也包括經常性手段。也所以,“這個敘利亞”很“可以”是真主党、哈馬斯等強硬派反以組織的重要後臺。當然,也有理由測想:以色列是否已經把影響力打入了真主党、哈馬斯內部,也同敘利亞有著戰略性合作。)同時,猶太資本的博弈立場偏向莫斯科,雖然是出於“被迫”,但是客觀上就使得美英土著更加需要剪除猶太資本勢力在美帝國金融、政權層面的影響力,而這種影響力又以資本實力為後盾,這樣,莫斯科就更加離間了原本已經處在搏鬥-鯨吞關係中的美英土著與猶太資本,讓猶太資本在美帝國的處境更加危險,讓它必須加速、加深那個“叛局”。那麼,為了讓莫斯科針對以色列-猶太資本的這張“敘利亞牌”生效,莫斯科就要替敘利亞解除來自伊拉克的軍事威脅,讓美英不能利用伊拉克的實力“吃掉”莫斯科的這張“敘利亞牌”,因為伊拉克可以——或者壓迫敘利亞迫使敘利亞政權改變親莫斯科立場,或者薩達姆在美英的支援下直接兵發大馬士革,或者支持敘利亞境內的占人口大多數的遜尼派顛覆親莫斯科的阿拉維派現政權。反過來,一旦伊拉克勢力進入敘利亞,伊拉克就直接對以色列兵臨城下了(伊拉克要直接威脅以色列,必須途經約旦或者敘利亞國土),這等於美英從莫斯科手裏奪去針對猶太資本的這張“敘利亞大牌”,又抓緊在它們自己的手心。或者,哪怕伊拉克並不壓迫、攻伐敘利亞,只是掀起和領導一場“反以運動”,輔以軍事動作(例如向約旦、敘利亞借道),也同樣等於美英握有一張針對猶太資本的“伊拉克牌”。——那麼總結起來,莫斯科借美英之手打掉了伊拉克針對敘利亞的軍力優勢,保住了自己手裏的大牌,同時消除了華盛頓手裏的大牌,一得一失之間,莫斯科大勝。【當前的敘利亞局勢中,各方博弈者正在著力爭奪的目標就主要包括這一張“針對猶太資本的敘利亞牌”。】※※※※※
      
      既然“冷戰後”莫斯科將退出中東,華盛頓就可以按照它的需要全盤宰製波斯灣-中東,包括薩達姆的伊拉克,那麼在大局觀上,在“冷戰收盤”之前,中東的任何“異動”都不會對莫斯科造成不利。所以,莫斯科完全可以“授意”薩達姆,“幫助”他做出侵佔-統一科威特這個決斷,而這個“授意”或者這個在莫斯科與巴格達之間的“密約”應該只是——在博弈邏輯上達成相互理解,所以雙方可以和願意協同行動。
      
      華盛頓以進取的立場爭取贏得冷戰,而莫斯科不得不以收縮的立場處置冷戰大勢,在這一前提下,莫斯科就通過“海灣局”掠獲到最大博弈戰果,並且讓華盛頓從“贏得冷戰”中得到的勝利果實大打折扣,從事實上把冷戰置換到新的博弈格局中來,把冷戰延續下來,把莫斯科的敗局轉變成一次階段性事件,把“蘇聯解體和蘇東解體”變成冷戰這場戰爭中的一場階段性戰役,一場“大撤退”性質的防禦戰役——莫斯科在冷戰中失去了決勝的機會,也失去了奪得階段性勝利的機會,那麼莫斯科需要放遠視野,提前做出戰略性佈局……
      
      然而,莫斯科還不能就此停止博弈推演,因為“大棋局”由多方共同捭闔,在博弈推演的任一節點上都有可能被其他博弈者借局佈局,所以上述博弈推演還不夠充分……下邊從薩達姆的立場對這盤“海灣局”再做演繹。
      
      “冷戰後”,或者至少波斯灣的“冷戰後”(莫斯科退出阿富汗從而遠離波斯灣政治已成事實),鑒於美帝國將沒有實力對等的對手,至少在中東沒有,所以薩達姆必須以美帝國的立場去定位伊拉克的立場,定位伊拉克的國運路向——
      

     (1)針對阿王權,針對中東石油政治大盤——

      在現時和未來的中東博弈中,初看之下,莫斯科也需要伊拉克,至少看起來伊拉克的存在和強大能讓中東博弈變得複雜,從而有利於勢力相對較弱的博弈者縱橫操作,尤其當莫斯科已經從伊朗方向撤退(結束阿富汗戰事)。但是,能夠破局“石油美元”的只有阿王權團體,即便另外謀成“俄佩克”之類鬥爭平臺也很難與歐佩克競逐。而一旦阿王權準備叛離“石油美元”,美英土著反而要利用伊拉克去制約阿王權。但是,當蘇聯從阿富汗後撤,即說明莫斯科無力、無意再來波斯灣與美帝國做大開大合的爭逐,那麼波斯灣乃至中東的政治格局將由美帝國做一家獨裁。按照美英土著的博弈需要,不讓中東地區出現一個阿拉伯強國——是美英土著的方向性策略,而保留阿王權就能確保實現這個大策略(阿王權國家占中東阿拉伯國家中的半數,佔有大部分石油儲量,且容易受美英的控制),讓變化、變數出現的時間延後還有利於美英霸權拖延那個“被破局”時間點的到來(不論那個破局是否有成效),所以美英在原則上會盡可能保留阿王權,直到不得不廢黜它,或者變化了的博弈大勢要求美帝國放棄它。再造另一個版本的“中東局”。所以,(美英土著資本的)美帝國不會輕易允許薩達姆衝擊阿王權,那麼美帝國以薩達姆做為威脅阿王權的工具——這個選擇的必要性失去了成色。

      (2)針對以色列——

      “冷戰後大棋局”的主題將是資本大搏鬥和“石油金融爭奪戰”。美英土著可以利用薩達姆,讓他領袖各路阿拉伯力量——(1)衝擊以色列。直接令猶太資本失去根基而失勢,再褫奪-鯨吞之。或者,迫使猶太資本向美英土著妥協和交付籌碼,借此打亂猶太資本的博弈佈署和博弈步調,包括迫使猶太資本與美英土著合作去打擊俄羅斯、歐陸,再返身謀奪猶太資本。(2)利用薩達姆的伊拉克,或者武力攻伐敘利亞,或者致亂敘利亞讓遜尼派奪權。目標都是讓敘利亞從親蘇(俄)立場轉變到親美立場。(3)讓薩達姆威懾-衝擊阿王權,間接威懾-衝擊以色列。

      那麼,伊拉克可以繼續為(美英土著的)美帝國所用,但前提是伊拉克需要足夠強大才能對以色列構成實質性威脅,而伊拉克還需要越過約旦或者敘利亞才能威脅以色列本土,這又要求它的武力需要更為強大,強大到能夠迫使敘利亞改變立場,或者直接攻破敘利亞。那麼在(美英土著的)美帝國的立場上,可以允許伊拉克擴張,但前提是美英土著能夠把伊拉克做成這個針對性工具擺放進新的“大棋局”的捭闔縱橫空間中去。

      (3)針對伊朗——由於蘇聯收縮,莫斯科很難再通過伊朗介入-進入波斯灣,也由於伊拉克因兩伊戰爭而實力衰弱,於是在美英土著那裏,薩達姆基本上失去了可利用價值。

      (4)但是,不論在哪一條路徑上利用伊拉克,美帝國都不會讓中東出現一個阿拉伯強國,或者一個意志獨立的石油大國,或者一個非王權的阿拉伯統一勢力,那麼(薩達姆的)伊拉克在被美英土著利用之後,能夠走到的最好結果就是竹籃打水,如果不是“狡兔死,走狗烹”的話。即便伊拉克不去(或者不“被去”)充當美英土著的工具,可以預期的最好結果也只是——美帝國要讓中東石油政治格局保持現狀(那麼中東勢力之間的“大局觀”也只能是“保持現狀”),則伊拉克的武庫將在10年後變成擺設。比“保持現狀”更有可能出現的情形是——美帝國需要穩固並擴展其美元霸權,於是需要全盤控制一個“大中東”,那麼很可能,它需要在穩固它與石油王權的緊密聯盟關係之外,還去爭取伊朗的立場,那麼夾在沙特與伊朗之間的伊拉克就“很可以”被美帝國出賣,薩達姆要“被下臺”以至於被審判(兩伊戰爭、暴政、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薩達姆當然推演過這些邏輯。
      

      總結起來,在上述3方面裏,(1)和(2)讓美帝國有理由打壓伊拉克,(3)卻有可能讓美英選擇相反的態度,前提是伊拉克要足夠強大,且“大棋局”要求美英啟用伊拉克並且有啟用伊拉克的捭闔空間。(4)則讓美英土著在利用了伊拉克之後再對它進行打壓。而做為應對,薩達姆這一次侵佔-統一科威特(曾經是一國)的行動就“巧妙”地同時應對了(美英土著的)美帝國的3個立場,“看起來”可以化解美英將要對伊拉克和薩達姆本人造成的不利——薩達姆利用“冷戰收局”前夜的複雜局勢,希望(美英土著的)美帝國不敢於在中東啟動戰爭,希望得到莫斯科的支持,希望歐陸對(美英土著的)美帝國施加反制,而在伊拉克統一了科威特之後,薩達姆可以憑藉更強的國力令(美英土著的)美帝國忌憚(它與其他博弈者聯合,它在中東石油政治中更大的權重地位,又更難用軍事手段解除它的武力),同時,合併了科威特的伊拉克實力更強,滿足了美英對伊拉克的工具性需要。這樣,薩達姆既迫使華盛頓,又同時勾引華盛頓重新考慮它的中東佈局,給伊拉克一個更確鑿的“主力盟友”地位,然後,伊拉克就有機會取締海灣王權政治,一統阿拉伯石油諸邦。
      
      以為看清了博弈推演,也看清了華盛頓、莫斯科的意圖,薩達姆才敢於“侵略或者統一”科威特,但是——“冷戰收局”進程已經啟動,值此前夜,無論美英土著試圖為“冷戰後”做更深的佈署(主要針對猶太資本和歐陸),或者蘇聯試圖退回冷戰,都會遭到其他博弈者的聯合打擊,直接陷入敗局。而此前,由於美、蘇都難以把冷戰繼續下去,各方博弈者已經在數年中把這個“大局觀”走實,很難做出方向性調整。
      
      薩達姆希望莫斯科做的,或者與莫斯科“有約”的內容應該就是——在保守的立場下,莫斯科在外交層面幫助伊拉克,在積極立場上,莫斯科啟動它在敘利亞的力量與影響力,向以色列發起衝擊,與薩達姆衝擊阿王權的行動相接應,如此,則中東大亂,美元之基礎飄搖——如果莫斯科繼續擴大行動,那將是一場“冷戰之決戰”。雖然,莫斯科幾乎不可能由此贏得冷戰,但莫斯科可以在拿到美英土著、猶太資本-以色列、歐陸的籌碼之後罷手。那麼在薩達姆看來,莫斯科會有所行動的,而莫斯科與伊拉克的聯動在“大棋局”上造成的影響是美英土著“不可接受”的,而此時或者先此一步,薩達姆可以在先行拿到美帝國的籌碼,即美帝國承認伊拉克合併科威特這一現狀,並以實際政治行動保證這個“承認”的有效性之後,遂撤出博弈。這樣,在(美英土著的)美帝國更改過的中東佈局中,伊拉克將成為(美英土著的)美帝國的“首要盟友”,去充當威脅阿王權,和威懾-攻伐以色列的工具,尤其當華盛頓向莫斯科交付了中東籌碼或中東利益之後,美帝國就更需要伊拉克這個“工具盟友”。但是,莫斯科或者沒有什麼貨真價實的籌碼與利益可以爭取了,或者在薩達姆攻伐科威特之後,莫斯科立即拿到了籌碼與利益,而讓美帝國去打弱伊拉克——這一結果本身正是莫斯科在這一輪博弈中要去追求的最大目標。於是莫斯科沒有行動,這多少出乎薩達姆的預料。
      
      如果莫斯科配合薩達姆去行動,則又是莫斯科的回馬一槍(早一次是蘇軍進佔阿富汗)——莫斯科可以利用敘利亞和伊拉克同時威脅阿王權,也威懾以色列,但是在蘇聯尚未實行私有化之前,包括猶太資本在內的所有西方資本(做為博弈者)都不可能最終站在莫斯科一邊,雖然在博弈進程中它們會與莫斯科聯動,也給予莫斯科“幫助”。那麼莫斯科的反擊的最佳結果是維續冷戰,或者讓歐陸一舉獨立(不須是一個聯合的歐盟)——對於莫斯科,維續冷戰已經勉為其難,一場“反擊戰”的後果中還包括了促使西方資本聯合起來這一效果,這不利於莫斯科操作“蘇聯主動解體”;如果結果是讓歐陸一舉獨立,不論莫斯科是否繼續保持社會主義立場,在已經難以拉回東歐盟友(蘇東已經主動開始鬆動)的情勢下,美歐還要聯合打壓莫斯科,莫斯科迎來的形勢將不會比它選擇隔岸觀火更好。關鍵又是——在這樣的“冷戰之反擊戰”中,猶太資本很少機會參與縱橫,施展捭闔,很可能“被出局”,而歐陸一舉獨立更能讓美歐資本有機會聯合廢黜猶太資本,則莫斯科將獨自面對美歐,在大勢上,這與保留猶太資本做為“大棋局”中的博弈者(去美英腹內構建“叛局”)相比,可謂差之千里。所以,莫斯科已經不準備做反擊,它要放棄(出賣?)薩達姆,把無法取勝的“回馬一槍”突然改換為——穩穩拿住針對猶太資本的“敘利亞牌”。而且,敘利亞也擔憂伊拉克在做大之後威脅到自己,它們之間的對立關係久已明確存在,莫斯科也就很難驅動敘利亞……(在“反伊拉克”聯盟的34個國家中,敘利亞還是提供了軍事支持的幾個國家之一)
      
      阿王權諸邦是高度一體的,或者說,這些阿拉伯王權是拴在一條繩子上的螞蚱,因為王權政治容易被顛覆,且其一倒下,就很容易引起骨牌效應。所以形成和維護這個王權聯盟的做為主調的“博弈條款”是——要麼你們美英土著(或者美帝國)完全保留王權,要麼你們全部廢黜王權。當然這是主調,不排除特定情況下“條款失效”。所以,這一次薩達姆攻伐的不僅是科威特,還是,正是全部阿王權諸邦。所以伊拉克給美英土著和美帝國出了一道難以抉擇的“高級”難題,華盛頓幾乎不可能找到折中方案——要麼美軍與薩達姆兵戈相見,這等於美帝國(美英土著資本)自廢一把好兵器。要麼承認伊拉克吞併科威特這個結果,而如果美英承認這一結果,則阿王權就需要在美英土著之外加緊尋求新的盟友,和促使波斯灣局面複雜化,美元都將不再有一個堅實的“王權石油基礎”,而此時蘇聯尚未解體…….又在此時,受到了薩達姆的真刀真槍和強烈意志的威脅,阿王權更“有權利”要求美帝國必須 “打弱”伊拉克,同時以嚴厲姿態打出一個政治事態即“廢黜王權是不合法行為,也是反美行為”,而不是驅逐伊拉克軍隊了事,這樣薩達姆或者N達姆才不那麼容易捲土重來。那麼這場驅逐薩達姆的戰爭一定要熱鬧,要有氣勢,要確鑿地打弱伊拉克讓阿王權基本滿意。推演及此,如果莫斯科在敘利亞或者其他方向採取行動配合薩達姆的話,反而阿王權更需要依賴美帝國保護它,美帝國就不須向阿王權交付“打弱伊拉克”這個條件了。也所以莫斯科選擇隔岸觀火。
      
      伊拉克攻伐科威特時,莫斯科沒有行動,這多少出乎薩達姆的預料;當美軍糾集盟友大規模攻伐伊拉克軍隊,莫斯科還是沒有行動,就基本上在薩達姆的預料之內了,因為華盛頓的行動最終取決於它的博弈推演,和它與莫斯科的協調(因為兩國不可以直接對抗,或者引起直接對抗。但是對於美蘇大國,這種協調也必須在推演料算之內)。所以,薩達姆對“科威特大事”的決斷還要看他與華盛頓之間一對一的“兵推”對局——伊拉克可以做美英土著的工具去威懾-攻伐以色列、阿王權(主要是針對以色列),但是不做“兔死狗烹”那種,所以薩達姆有權避免那種局面,方法是——利用冷戰收局這個極度敏感的博弈環境,先行吞占科威特,即做大伊拉克,並要求美帝國承認這一既成事實結果(不只是口頭和文本上承認,而是要在博弈層面能夠進行“邏輯確認”,即要求美英土著無法反悔除非它們願意在新的博弈中付出巨大代價),即要求美英土著在“冷戰後”選擇伊拉克而不是阿王權做為“只能二選一的盟友”,即要求美英土著在廢黜阿王權的同時支持“一個強而大的伊拉克”這條路線上走出決定性一步。即便美英土著不接受薩達姆打出的這個既成事實,不接受薩達姆要求的這條中東路線,派兵來攻伐伊拉克,伊拉克也不會亡國,薩達姆也“很可以”保住權位,因為美帝國(不論是美英土著的美帝國,還是包括了猶太資本的美帝國。此時在這一問題上,薩達姆未必分得清)的確需要保留“伊拉克牌”,當然可以是一張較弱的牌,美帝國也不希望中東格局大變以至於影響到“冷戰收局”。所以,薩達姆“吞併科威特”這個決斷的動力除了來自莫斯科,也來自他單獨與華盛頓的“兵棋推演”的結果,兩個理由又不可能完全分割。
      
      假如沒有莫斯科的“許諾”(也許只是外交方面的承諾,加上向薩達姆兜售“大局觀”和博弈推演,讓薩達姆做出決斷),薩達姆也“敢於”去吞占科威特,但博弈推演的結果只能是——薩達姆空忙一場,還要被打弱。所以來自莫斯科的且不論真偽的“承諾”就成為薩達姆做出決斷的關鍵要素。而薩達姆在發兵科威特之前已經做出攻伐科威特的態勢,包括輿論攻伐,也是要判斷華盛頓的真實態度,並且從華盛頓的態度再去判讀莫斯科的真實態度(華盛頓與莫斯科之間必有溝通,而由於兩霸之間必須避免直接衝突,那麼兩霸之間達成的“協議”、共識和劃下的底線一定比薩達姆與其中之一“達成的協定”成色更高,更可靠。而且,華盛頓做為“大棋局”的第一博弈者,其洞察力、預見力當然在薩達姆之上。又,華盛頓的意志也是“大棋局”發展的最重要因素)。而表面上的“事實”顯示——華盛頓表現出了相當“誠懇”的“中立態度”,這讓薩達姆再無顧忌,兵發科威特……
      
      華盛頓的中立態度就等於它對薩達姆攻伐科威特的策劃做了默認,這直接導致了薩達姆誤判形勢,這場“科威特局”才得以形成……而莫斯科一定演繹過華盛頓的應手,才會推出這一局“科威特博弈”——
      
      當薩達姆在發兵科威特之前做出攻伐科威特的態勢,包括輿論攻伐,和去阿拉伯國家做合縱外交,這種情勢已經等於“薩達姆已經在行動”——針對科威特的軍事佈署和輿論造勢,本身已經讓阿王權如坐針氈,即薩達姆已經撬動了美英土著在中東的石油政治基礎,華盛頓已然無法讓中東“恢復原狀”了,即華盛頓已經無法通過制止薩達姆而挽回“這一個”損失(阿王權對華盛頓的“信任”與否定性判讀),於是,華盛頓就轉換問題——讓薩達姆的這一次“異動”進一步走實,再加以利用。所以,華盛頓不僅不能制止薩達姆,還要給予鼓勵。顯然,華盛頓一定明白,它的中立態度會起到鼓勵薩達姆的作用,無此,則薩達姆難以做出最後決斷。那麼華盛頓怎樣轉換這個問題-矛盾並加以利用呢?
      
      如果沒有這場伊拉克吞併科威特的戰爭事件發生,阿王權也將繼續忌憚伊拉克,它們也將積極在美英之外謀求保障,而猶太資本也將積極佈署和暗中擴大那一“叛局”——阿王權和猶太資本都為“冷戰後”積極佈局。這將會導致那個“冷戰收局時刻”被拖延,和“冷戰收局過程”被拖延,和導致“冷戰不完全收局”,這些路徑都對美英土著不利,所以美英土著此時需要積極做好“打弱伊拉克的工作”,以儘早迎來一個對它們更為有利的“冷戰後”局面——雖然打弱伊拉克也對莫斯科有利,但在“冷戰後”的中東,美英需要對付的直接對手將不是莫斯科,而是歐陸和猶太資本,那麼相對來講,與其讓歐陸或猶太資本在“冷戰收局”中製造不安定局面並從中獲利,不如把這個利益“讓與”莫斯科;既然這場海灣戰爭背後的佈局——做為送給美英土著的問題,已經被莫斯科做成,那就遲早需要解決問題,而美英更希望它提早解決,安全地解決。
      
      伊拉克吞併科威特,這一事件極大衝擊了所有中東王權手中的權力、利益和王權統治本身,而薩達姆敢於這樣做,就等於是華盛頓允許了在中東以現代政治取代阿拉伯諸幫的王權傳統這條路線。這就不單是一個阿拉伯王權體制、王權利益受到“衝擊”的問題了,而是中東王權政治必須、必然結束的問題。而伊拉克軍隊強攻科威特王宮,射殺多名王儲更意味著整個阿拉伯諸邦的王族還很可能被剝奪和平下臺的機會,和不被允許保留大量財產,很多王族成員還很可能被施以“暴力審判”。同時,這也等於是華盛頓主動對“以色列-猶太資本-阿王權之間的華盛頓戲法”的舊框架實施了攻擊,讓猶太資本-以色列失去一個支撐(阿王權)。又同時,美帝國同意伊拉克做大做強,也就向以色列的國家安全發起了實實在在的直接攻擊。通過海灣戰爭的前半程,華盛頓在盤面上以“把棋走實的方式”製造了阿王權、猶太資本對美英的需求。當然這只是在製造態勢,而為了讓伊拉克的行動能夠充分取得這種巨大的威懾效果,在伊拉克軍隊發起進攻前,華盛頓還推出中立的官方輿論,聲言不介入兩國爭端…….事件進程到此,就等於華盛頓借薩達姆之手握緊了阿拉伯石油王權的命門——華盛頓這樣轉換了問題。
      
      由於“蘇聯的存在”在客觀上就是猶太資本得以自保的第一道防線,所以當美帝國將要摧垮蘇聯,猶太資本就需要“維持”蘇聯,方法包括在資本市場上給美英土著製造麻煩,聯合歐陸、阿拉伯石油王權製造“割據”大局,甚至它們“可以”整體地向蘇聯方向“叛逃”,製造一個“兩陣營同時解體”的亂局,再於亂中求存,以至謀利、謀勝。所以,鑒於“蘇聯解體”對於美英單極霸權有著極大價值,是美英的首要目的,美帝國要想首先“解體蘇聯”,就必須拿出足夠分量的籌碼給各路“盟友”,尤其要向猶太資本這個老謀深算的,佈署在美帝國腹內的“第五縱隊”證明其“誠意”,從而安撫和分化陣營內的叛離群體,遏制“叛局”。於是,華盛頓突然反手一擊——出賣薩達姆,把“美帝國通過剪除來自薩達姆的威脅,從而送給以色列一個長期的可以追求強國的安全環境”這一事件做成籌碼,贈送給猶太資本,這樣猶太資本也才一時“安心”,否則猶太資本不肯協助美帝國給予蘇聯最後一擊,也不肯去各方博弈者那裏協調“蘇聯解體事宜”,更保留引爆華爾街金融問題,甚至引爆“美元安全”這部分博弈權利——如果美英手中握著薩達姆的伊拉克這個針對以色列安全的大殺器,並且因此擁有極大把握成功圍剿猶太資本,那麼猶太資本當然需要,當然可以“掀桌子”,“跳牆”。當然同時,利用同樣的原理,美英土著也穩住了阿拉伯石油王權,令它們也安心協助美帝國去完成“蘇聯解體工程”,尤其讓阿王權看到它們在中東已經獲得了看起來無可撼動的安全政治環境、地緣環境,從而化解它們必須立即“跳牆”的動機……這樣,在成功轉換了問題之後,華盛頓再成功地從新問題的博弈矛盾中打劫了利益。

      [ 當薩達姆做出勢態要去攻伐科威特,沙特就已經去華盛頓告狀了(沙特為美國提供過相關資訊,但“看起來”未能引起白宮的重視)。那麼,要麼白宮已經對沙特做出了保證,而沙特並未通告科威特,卻利用它“王權領袖”的地位穩住其他王權諸邦。要麼出於華盛頓有能力掌握這些王權政府的動向,白宮根本沒有對沙特做出保證,或者保證說薩達姆決不敢於侵吞科威特,而王權諸邦還有機會在受到薩達姆的實盤攻伐之後再宣佈放棄美元結算,或者從而,華盛頓還可以借用阿王權的異動去偵察“大局觀”…… ]
      
      然而單是直接“打弱”伊拉克,這個籌碼還不夠高成色,因為薩達姆的伊拉克在兩伊戰爭後國力衰弱,對以色列的國家安全(同理也對阿王權)尚未構成現實威脅,所以,美帝國勾引薩達姆去侵佔-整合科威特,形成一個“伊拉克在加速恢復實力,也加速稱霸中東,也在整合阿拉伯力量”之現實態勢,這就鑿實而強力威脅到以色列的國家安全了(同理也對阿王權)。這時,美帝國再出手打擊薩達姆,解除伊拉克的武力和稱霸潛力,就向猶太資本和阿王權交付了成色充足的籌碼。如此,華盛頓近乎“無中生有”,“無米為炊”就製作出“伊拉克對以色列的巨大威脅”和“伊拉克對阿王權的巨大威脅”這兩隻大籌碼,還讓它們不得不接受與華盛頓“交換籌碼”的要求。

      [ 在美英土著資本勢力的立場上,如果在打弱伊拉克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去顛覆薩達姆再搞“民主”政權,則伊拉克有可能被伊朗輸出宗教革命而拿走果實,或者被阿王權收買、收編,則美英土著就少了一個(針對阿王權、猶太資本的)可以再度啟用的籌碼。而如果美軍直接控制伊拉克,將加劇中東的反美環境,更要令阿王權和以色列高度緊張,促使它們與莫斯科、歐陸加緊聯合,加緊“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