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甦棣和水仙革命
2004年烏克蘭發生”橘色革命”後,國際媒體在報導中都指出,它是美國國務院和「中情局」從波蘭召募大批工作者派往烏克蘭展開顛覆所致。後來布希在訪問波羅的海三小國之一的拉脫維亞時,在答覆歐洲記者詢問時,終於做了證實,承認”顏色革命”乃是美國的外交戰略。
而這波”顏色革命”到了2005年轉往中亞,包括吉爾吉斯(Kyrgyzstan)和烏茲別克(Uzbekistan)都曾出現過。烏茲別克部分功敗垂成,但吉爾吉斯的水仙革命卻在三月間僥倖成功,總統拉巴耶夫下台流亡。當時,今天的「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楊甦棣即是駐吉爾吉斯大使。吉爾吉斯的”水仙革命”和其他”顏色革命”的模式相同,都是以選舉不公為題目製造輿論攻勢,鼓動敗選的反對派走上街頭展開暴力抗爭,藉以驅逐統治者,從而打造出一個個親美政權。
由”顏色革命”到”水仙革命”這樣的架構,連日來楊甦棣一番有關軍購和扁任期的記者會談話,似乎就有了一定的參考點。
這次楊甦棣在國務機要費案即將偵結,而紅衫軍也再度蓄勢待發的敏感時刻,以軍購問題為引子,暗示美國支持扁政權做完任期,並對其他(國親在野黨)政黨做出警告。就外交慣例而言,這當然極不得體,而且誠如施明德所說的,簡直形同美駐台總督。然而楊甦棣一席話搞皺一池秋水,這只是研判錯誤嗎?或是有更深沉的理由?
其實,對2001年布希就職後的台灣政策有理解的,都當知道維持兩岸的敵對性,已成了美國對台政策的新考量。維持並擴大兩岸的敵對性,一方面可以讓台灣加深成為美國戰略棋子的地位,也讓美國可以擁有更大的操作空間,美國的這種新考量,在去年(2005)連宋相繼訪問北京,兩岸關係已有了更好的氣氛後,已開始顯得更加焦慮,而就在這樣的時刻,台灣又因反貪倒扁問題而出現動盪,民進黨甚至有失去政權之虞,這時候美國的終極立場當然也就提前暴露了出來。
因此,我由楊甦棣的談話裡所看到的是美國的焦慮,以及寧願冒著對台灣的大不諱,也寧願挺扁做完任期的終極立場。而美國會這麼做,已非第一次。2004年兩顆子彈案發生後,美國要求連宋停止群眾示威,保證會要求調查真相的緩兵計,結果反而是「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夏馨(註)以布希名義傳真賀電,替扁政權背書。由2004年的故事,楊甦棣現在會有這樣的表現,也就不足為異了。
也正因此,當年吉爾吉斯”水仙革命”專家楊甦棣,今天在台灣所扮演的乃是反革命角色。而誠如許多民進黨要員歡欣鼓舞的,楊甦棣的表態已使得他們對2008年更有信心。只是這麼一來,美國已將挺扁和挺貪腐都攬了起來,傷到台灣人要求政治清廉的心,美國值得如此做嗎?
文/南方朔 2006.10.30
雁南飛註:
夏馨屬五角大廈新保守派右翼一員,為當時美國國防部發言人之妻子,而Rumsfeld任內掌舵的五角大廈國防部是美政府右翼大本部,夏馨在其任內與扁政府和台獨眉來眼去,並不時刻意發表一些”愛台灣”言論以鼓惑煽動台獨,讓台獨人士充滿一些無窮想像,卸任後現擔任美國軍火公司軍火掮客。
附件:
痛心台灣主權遭踐踏 施明德痛批楊甦棣發言失禮 要求予以撤換
(施批楊甦棣一副儼然像是「美國駐台總督」的高傲姿態,最後並痛心表示台灣不該淪為美國的殖民地)
2006/10/27 中廣新聞
對於「美國在台協會」處長楊甦棣日前召開記者會,”要求”(下令)台灣國會在今年秋天通過軍購案。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27日以個人身分,痛批楊甦棣的言行,不僅干預台灣內政,也對台灣人民無禮。他希望陳水扁總統能向美國政府,要求撤換楊甦棣。
「美國在台協會」處長楊甦棣日前要求台灣在今年秋天通過軍購案的談話,引起各界批評。倒扁運動總指揮施明德27日也以民進黨前主席的身分,痛批楊甦棣發言太過分。他認為楊甦棣的口氣、表情和發言內容,已經完全超越一個駐台外交代表”應有的分寸”。反倒像「美國駐台總督」的姿態。他表示現在已經是21世紀,卻還出現這種18、19世紀帝國主義的口吻,令人感到憤怒。
施明德指出,民進黨政府”口口聲聲”說要讓台灣人當家作主,所以為了捍衛台灣的主權和台灣人民尊嚴,他希望扁政府應該立刻要求美國召回並且撤換楊甦棣。
施明德:『他在講叫人家要有禮貌,他自己懂不懂得,作為一個外交代表應守的分寸,禮節跟禮貌。陳水扁政府,如果你真的捍衛台灣主權,應該很嚴正的要求,美國政府召回並撤換楊甦棣處長。』
相關延伸閱讀:
新美帝國主義-新帝國主義意識形態與美帝戰爭的新方式
兩個英國人福斯卡斯和格卡伊的《新美帝國主義:布希的反恐戰爭和以血換石油》一書把帝國主義這個曾經非常熟悉的辭彙又在腦海中喚醒了。記得列寧說過,帝國主義的兩大特徵是“掠奪”和“戰爭”,兩位作者給的定義則是“一國對別國進行軍事和經濟征服的企圖”,大同小異,沒有什麼變化,雖然歷史的車輪已經滾過了一個世紀。
新美帝國的精英們“相信”上天給了他們“特權”,讓他們在各方面——文化、軍事、政治和經濟——都沒人可以挑戰,帝國“註定”將永遠存在下去。新帝國為了建立一種符合自己的愛好、反映自己利益與價值的“國際秩序”,“自以為”巧妙地用“反恐戰爭”取代“反共戰爭”,用“誇大威脅”的手段來使武力為後盾的對外政策“正義化”和“軍事化”,把打擊恐怖主義當作在新世紀進行全球軍事和政治擴張的萬能理由。
但是,在新帝國與國際社會的博弈過程中,其他國家會發現這種“(美帝世界新)秩序”對自己的利益構成了傷害,使自己受到了壓制,並因此而傾向于聯合起來,共同抵抗和反制“帝國主導(美帝世界新)秩序”的形成。於是,無所制約的帝國意外地發現自己身處一個有著更多敵意、面臨分裂的世界,自己的利益也更難以實現。
福斯卡斯們認為,儘管龐大的軍事實力是支持美利堅帝國的不可或缺的手段,但它不能取代經濟霸權和美元作為全球性儲備貨幣的重要作用,更不用說美國的強大軍事實力並不能自動為美國提供一個安全的世界。以美元的衰弱為標誌,美帝國的實力也已經步入衰退。所謂的“美帝國”,無非是一種“虛幻”、“狂妄的幻想”而已。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成為世界超級大國,從那時起。美國的霸權地位一直依靠三個無可匹敵的方面作支柱:軍事上的絕對優勢、先進的生產方法及相對較強的經濟實力、控制全球經濟市場和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三者之中,美元的作用可能最為顯著。在歐元誕生之前,世界貿易領域沒有一種貨幣能夠挑戰美元的霸權地位。
隨著1999年底歐元的啟動,世界經濟和貿易體系增添了一種全新的元素,有了一種貨幣能夠與美元相匹敵,有望成為全球儲備貨幣。短短幾年之中,歐元真的成了人們的另一種選擇,成了世界金融市場上第二重要的貨幣,引入歐元之前,未償付的歐元國舊幣債券和票據占世界總量的近28%,美元債券和票據占45%。到2003年年中,這一差距縮小了很多:美元債券和票據所占份額下降到43%,歐元債券和票據的份額上升到41%。在貨幣市場上,這一變化更為顯著:1998年底,以歐元國舊幣為單位的貨幣市場工具僅占世界總量的17%,美元貨幣市場工具占58%;但到2003年年中,美元的份額下降到30%,歐元份額上升到將近46%。如今,歐元在國際貿易結算中的比重占到了四分之一。
一旦某個“歐佩克(OPEC)‘成員打破慣例,用歐元為其石油重新定價,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和石油美元關係對它的支持之間的相互作用就會受到威脅:
2000年11月,伊拉克宣佈將使用歐元替代美元對其石油儲備進行重新定價。
這是第一次有“歐佩克(OPEC)”成員國敢於違反美元“定價規則”,從那之後,歐元不斷升值,美元不斷貶值,
一段時期以來,利比亞一直敦促用歐元取代美元為石油定價,伊朗、委內瑞拉和其他國家也表示願意在石油交易中使用歐元。
由於石油交易是支撐美元霸權地位的核心因素,這些都有可能對美國的全球霸權特別是美國經濟實力構成重大威脅。
現在,美國幾乎向全世界“舉債”,而不儲備任何其他貨幣,因為美元是實際上的全球儲備貨幣。美元幾乎占全世界所有官方外匯儲備的三分之二,美國無需在利率方面同其他貨幣競爭。即使利率低,資本也會流問美元。在美國以外“流通”的美元越多。其他國家就越得向美國“提供”更多物品和服務以換取美元。美國甚至可以奢侈地擁有“以本國貨幣為主的這種地位美國已經享受了30年、就是說自1974年石油美元誕生以來,世界其他各國經濟都為美國經濟提供了大量補貼。這種狀況無疑使美國政治經濟精英受益,同時也使美國經濟緊密依賴于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
現在的世界貿易是一場買賣遊戲。其他國家生產物品,美國生產美元來購買物品。相互關聯的世界各國經濟不再為了獲得相對優勢而進行貿易:他們爭相出口商品是為了獲得所需要的美圓,來償還美元為主的外債,和囤積美元儲備,以維持本國貨幣的兌換價值。為了防止有人投機和操縱市場,攻擊本國貨幣,各國的中央銀行必須掌握與其流通貨幣相應的美元儲備。一種貨幣貶值的市場壓力越大,該國中央銀行所需要待有的美元儲備就越多,這為美元的更加堅挺創造了系統內部的支援。同時迫使世界各國的中央銀行必須獲得和持有更多美元,從而使美元更堅挺,這種現象被稱作美元霸權,是由重要商品,特別是石油,使用美元定價這一地緣政治造成的特殊性所導致的,每個人都接受美元,因為美元能買石油。石油美元的“迴圈”就是美國從石油生產國獲取的好處,這也是美國自1971年以來容忍“石油輸出國組織”存在的原因。
石油不僅僅是國際上買賣的最重要商品,它也是一切現代國家經濟的生命血液。如果你沒有石油,你就得購買。如果你想在國際市場上購買石油,一般你下得不用美元來買。如果一大部分石油交易改用歐元,不用美元,更多國家就不得不增加歐元貨幣儲備,美國將不得不同歐元直接爭奪全球資本。不僅歐洲可能不再需要美元,連80%以上石油從中東進口的日本也不得不把大部分美元資產轉換成歐元:作為世界最大石油進口國的美國,也不得不持有大量歐元儲備。這對美國的貨幣管理來說是一種災難,因為每年美國不僅將失去一大部分相當於免費的商品和服務補貼,而且從美元儲備轉成歐元儲備還將使美元貶值。滙豐銀行在2003年6月的一份報告中指出,即使是少量資金從美元轉移到別的貨幣,或流量的改變都會產生重大變化。如果美元成了更重要的儲備貨幣,(如果美國準備與歐元分享儲備貨幣地位的話,)這還將意味著或者美國買入更多歐元,或歐洲人減少所持美元,買入歐元。”這顯示了石油(和石油美元)與最近的伊拉克戰爭之間具有清晰、明確的聯繫,同時也說明,金融是力量角逐的一個方面,具有重要的地緣政治意義。
美國和英國於2003年3月對伊拉克進行(入侵)軍事干涉,在那裏建立了自己的權力機構管理該國,這次“入侵”後不久,就宣佈從伊拉克購買石油只能支付美元。但事情還沒有結束,與之相矛盾的是,儘管美國近期取得了這些軍事和政治進展,在歐、亞地區的軍事實力迅速加強,但出於各種經濟和政治原因,越來越多的中東、南美和俄羅斯石油生產商在討論用歐元“取代”美元,或者用“一攬子貨幣”進行石油公開交易。這樣會加速美元的衰落,推動歐元成為第二個世界儲備貨幣,如果貨幣代表著一個國家的經濟形勢,而美元繼續貶值,美國經濟將在這樣的條件下直線滑落(P15-19 )。(評點:美國入侵伊拉克是以薩達姆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作為表面理由的,背後的原因卻是為了打擊歐元這一真正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三年多過去了,世界發現薩達姆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並不存在,歐元也沒有因為美國的打擊而顯示出弱勢,這就是“強大的”武裝到牙齒的美國所面對的悖論。)
美國情報機構並沒有把自己的任務僅限於折磨嫌疑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情局幾次派人潛入中國,為在瓜地馬拉“政變”之前刺殺尼政府官員作訓練:這次“政變”成功地推翻了“民主選舉”的總統阿本斯,換上了一連串的“獨裁者”,用武力和野蠻鎮壓的方式對該國進行了40多年的“殘暴統治”。
儘管出了一連串醜聞,1953年,「中情局」成功地在伊朗推翻了受民眾愛戴的摩薩台政府,把逃亡國外的巴列維國王扶上臺。巴列維對該國的壓榨在隨後的幾十年中一直使美國受益,但最終引發了1979年的伊斯蘭革命,“阿亞圖拉”霍梅尼和他的伊斯蘭教政府上臺;1963年2月,中情局與英國情報機構聯手支持了一次流血政變,使伊拉克復興黨第一次掌權,這同時也鞏固了英國在該地區的利益。1963年的這次“政變”是伊拉克歷史上最血腥的事件,其血腥程度只有1973年9月11日「中情局」支持的智利政變能夠與之相比。
當時的英國駐巴格達大使羅傑•艾倫爵士寫道,在伊拉克新政府裏,年輕的薩達姆•侯賽因是個顯眼的人物,“極”符合西方的利益,一周後他告訴英國外交部:“現政府正在盡力而為,因此,我個人認為我門應該支持它,長期幫助它站穩腳跟,這樣共產主義威脅可能逐漸消失。”
政變之後,英國和美國馬上承認了巴格達的新政權,在這位大使看來,局勢“幾乎恢復了正常”,經過政府的更替和內部鬥爭,復興党於1968年鞏固了政權地位。那一年隨後發生的「中情局」“策動”的“政變”使(伊拉克)薩達姆開始掌權,成為艾哈邁德•哈桑•貝克爾的副總統,直至1979年在美國的保佑下成為總統。
同樣,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中情局」在阿富汗締造並支持了奧薩瑪•本•拉登的組織,作為反抗蘇聯“邪惡帝國”的“自由戰士”,後來才“發現”他們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
每一次,當時的美國(自由)大眾傳媒都把這些事件當作“沒發生一樣”,只在報導一個國家擺脫共產主義影響時,把這些事和美國的參與當作參考背景。這種“處理方法”並不陌生,就像當時德國人民被告知,關於納粹罪行的報導只不過是猶太人或共產主義者的宣傳。
馬里蘭大學進行的大量研究發現,通過(自由)商業電視臺看新聞的人中大多數對最近的伊拉克戰爭至少有三種根本性誤解之中的一種:
(1)伊拉克與“9•11”事件有直接關係;
(2)在伊拉克“找到”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3)國際輿論支持美國入侵伊拉克。
“偉大”的(自由)大眾傳媒頻道總是“變換”入侵的原因,如果一種說法被證明是錯誤的,他們就“發明”另一種。在一項關於哪個電視頻道看的人最多的全國調查中發現,大多數人通過「福克斯(Fox News)」的系列頻道看新聞。這其中,80%的人說在伊拉克找到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換句話說,“偉大”的(自由)大眾傳媒看上去更像是在把觀眾“搞糊塗”,而不是使觀眾瞭解情況——不幸的結論是,在美國儘管有無處不在的電視報導和發行量巨大的報紙,美國人卻在世界上最“不知情”。
1947年,「中情局」在“戰略情報局”的基礎上成立,成為與破壞美國自由的“共產主義間諜陰謀”對抗的情報採集機構。據報導,這些“共產主義問諜”使用宣傳和“洗腦”的手段欺騙美國人接受“共產主義者的社會主義”。他們相信,有必要抵制這些險惡陰謀,這是“美式自由”和俄式“洗腦”之間的冷戰的一部分。這種價值觀被反復有效地植入西方政治文化之中,儘管國際關係發生了演化、轉變,在冷戰結束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冷戰話題並沒有終結或消失:它伴隨著一個新的“敵人”而“重生”。“使美國能夠進攻或”入侵“別國的惟一辦法,是把這些國家的政權”描述“成對我們的安全威脅。因此,塞爾維亞的米洛舍維奇是巴爾於的‘希特勒’,必須被制止。而且伊拉克必須被入侵,因為薩達姆正在製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把它們交給奧薩瑪•本•拉登。”
許多美國人繼續深信,他們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是善意的,他們的政府所做的永遠是為了別人好,也為了他們自己好。即使他們國家的行動導致災難,他們也認為,其背後的動機是高尚的,儘管有無數證據證明,善意和高尚都是政治口號,而不是政治方針。看來,美國情報和安全部門在世界其他地區任意使用的大腦控制術在他們本國。他們刻意營造的世界裏取得了最大成功。他們是不是因為被洗腦而相信自己的宣傳?要不,這是另一種宣傳?(P82-85)(評點:美國有其在世界上引以為豪的最廣泛的新聞自由和最發達的資訊傳播網路。但是,美國人民在熟練掌握“讓不需要的事實消失的藝術”的政府和自覺地“嚴格實行自我審查”的新聞媒體的引導下,可悲地成了“世界上最不知情”的人民,並天真地以為自己“永遠是為了別人好,”實在是搞不明白 “那些最為人類的幸福操心的人,卻使他們的鄰居感到非常痛苦”的悖論如何得以成立。)
“我手上的惡魔不夠用了”(想像、塑造敵人)
正如我們看到的,整個冷戰期間,美國“利用”人權和民主價值觀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作為“政治工具”,給蘇聯陣營內部存在的民族、宗教和政治經濟緊張關係火上澆油。
看看1973年9月「中情局」在智利的活動、皮諾切特推翻和殺死阿連德的例子,
或者看看1967年10月「中情局」特工在玻利維亞殺死切•格瓦拉的例子,就知道這是“有選擇”進行的。
此外,薩拉查和卡埃塔諾“獨裁時期”葡萄牙是「北約」成員國;
1967年至1974年的希臘“獨裁政權”是由一小撮無能的上校扶上臺的,這些上校都在「中情局」的薪水簿上;
土耳其加入「北約」的過程中經歷了三次“軍事政變”。美國的“雙重標準”政治手腕在冷戰中獲得了勝利,隨後其結果又使其手段“正義化”:目的是打破“邪惡的共產主義體系”。
美國的人權運動在瓦解蘇聯陣營的過程中起到了輔助作用,但並不是主要因素。正如我們在別的地方所分析過的,理解蘇聯共產主義的失敗必須把它放在與國際債務危機有關的更廣闊的背景下,同時與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蘇聯為了抗衡美國星球大戰計畫耗費了大量資金所導致的力量衰竭聯繫起來。
由於雷根強調同蘇聯展開全面軍備競賽,而新保守派又公開推崇雷根政府,許多分析人土把新保守派的起源定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我們想要指出的是,事實並非如此,美國新保守主義的新帝國觀比新保守派的起源更為重要。
我們認為,新保守派使美國新帝國計畫已經存在的戰略框架極端化了。這種已存在的框架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在艾奇遜和尼茲的領導下確立的,建立在三個戰略設想之上:
第一,“創造”一個看得見的“敵人”,“誇大”它對美國和“自由世界”的威脅;
第二,加強西方陣營“依賴”於華盛頓決策過程的“輪軸一輻條”體系;
第三,美元在全球貨幣市場的核心地位。
然而,蘇聯陣營的瓦解破壞了這一計畫,使美國“失去”了“(亟需)敵人”,使“輪軸一輻條”體系的依賴性鬆懈,特別是歐洲人開始趨向一個更緊密的政治聯盟,通過宣佈發行他們自己的儲備貨幣——歐元,進一步削弱了美元的實力。
這就是第一次海灣戰爭期間(1991-)、南聯盟危機爆發前和1991年《瑪斯特裏赫特條約》談判即將開始時的形勢,當時法國和德國更加努力推動歐洲形成統一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當1991年美國把(伊拉克)薩達姆從科威特趕出去的時候——要知道,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兩伊戰爭”期間(1980年至1988年),伊拉克是美國在海灣地區的“盟友”——當時擔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科林•鮑威爾抱怨說:“我手上的惡魔不夠用了,我手上的壞蛋使完了。”他認為美國應該使用占絕對優勢的高科技兵力解決緊急狀況和蘇聯解體後產生的地區衝突,以實現“阻止前進”,
現在這種理論面臨破產,因為“缺少”明顯的、容易界定的、理由充分的“敵人”。「北約」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它不得不重新界定朋友和“敵人”,設計新的意識形態準則;否則它就不得不隨著「華約」的失效而解散。「北約」的“新戰略理念”於1991年11月推出,以鮑威爾的理論為精華,同時期待著1999年和2004年的擴張(1999年是匈牙利、波蘭和捷克,2004年是保加利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羅馬尼亞、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亞)。
但是克林頓採取了“快刀斬亂麻”的方式,繼承了他的偉大前任們的“輪軸一輻條”理論。克林頓的戰略班子認為冷戰後的全球角色主要有四組。
第一組是所謂的核心夥伴,如歐洲國家、日本和澳大利亞。
第二組由過渡中的國家組成,如前共產主義國家。
第三組由“無賴國家”組成,如伊拉克、伊朗、朝鮮和敘利亞,這些國家拒絕接受核心國家的理想,支持國際恐怖主義,迫切想要得到尚未擁有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以傷害美國及其盟友,也就是核心國家。
最後還有第四組,就是所謂的失敗國家或地區。
這種“分類”使美國及其核心盟友承受了極大的人道主義壓力。
於是,冷戰後的“新敵人”就這樣勉勉強強、湊湊合合地確定下來了,就是那些無賴國家和失敗國家。至於那些過渡國家,如俄羅斯、烏克蘭和“神秘的亞洲大國”中國,他們必須全面實現政治民主、推進公民自由和人權、採取有效的市場經濟、支持反恐公約、與美國領導的西方機構,如「北約」和世界貿易組織,達成合作夥伴協定。正是在這樣的意識形態“框架”下,克林頓政府把美國的目標調整為“人道主義干涉”,而其登峰造極的表現是1999年北約轟炸南聯盟。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盧旺達大屠殺過後,隨著索馬里、利比理亞等失敗國家和地區陷入混亂,世界上約有2000萬難民。由於冷戰年代共和黨和民主黨政府已經成功地在人們的潛意識裏“植入”了“自由—道德”意識,所以盎格魯—撒克遜人民能夠接受用這種意識形態使新帝國戰爭“正義化”的做法。
帝國進行“人道主義干涉”並非新鮮事物。事實上,至少從1919年《凡爾賽條約》簽訂的時候起,它就被用來防止濫用國家權力壓迫少數民族和宗教信仰上的少數派。②不過,我們想在這裏強調的是,克林頓政府選擇把“人道主義干涉”作為其首要意識形態“工具”,以便在美國“手上的惡魔不夠用”的情況下實現權力政治的目標。
克林頓和北約的軍隊“人道地”干涉了波黑(1993年至 1995年)、南聯盟的科索沃(1999年);
在索馬里(1992年至1994年)和海地(1995年)遭受了令人鬱悶的失敗;
在盧旺達( 1993年至 1995年)和布隆迪( 1994年至1996年)沒有插手、先撇開1948年、1956年、1967年、1973年和1981年至 1983年巴勒斯坦的幾百萬難民不說。盧旺達和波黑是美國雙重標準的典型代表。事實上,簡單比較。下死亡數字,立刻就能看清美國的“權力政治”動機:塞爾維亞族的准軍事部隊和民族主義分子在斯雷佈雷尼察和熱帕屠殺了約 8000名穆斯林,但是在盧旺達,有 100多萬人被屠殺。眾所周知,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布特羅斯•加利提醒人們注意,在盧旺達的人道主義災難即將發生的時候,克林頓政府卻出乎情理之外地關注西巴爾幹地區。帶著對美國這種冷漠態度的驚詫,加利離開了聯合國秘書長的崗位。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機器是團結統一的政治體。任何一個政治體都不可能沒有一點內部矛盾、不團結和重組的願望。所有國家機器都充斥著意識形態爭執,民族和宗教問題,性別、文化和其他社會問題,利益和地位衝突,政治家和政府機構中的個人對立,各種政府部門和政黨之間的對立。階級鬥爭在國家的分裂和重組趨勢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不論從什麼樣的廣泛意義來講,並非一切都可以簡化為階級鬥爭。美國的聯邦制國家機器也不例外,且不提其分化的國家結構。民族和宗教矛盾——和英國、義大利、日本、法國相比,美國的民族和宗教矛盾相對複雜。事實上,美國的外交政策是由三個緊密相連的方面導致的。
1、聯邦政府內,不同利益群體的代表之間討價還價的過程:聯邦政府試圖通過這一過程體現不同民族、政治、社會和階級的利益。
2、美國的階級民族利益和安全利益,這些利益遍佈世界,特別是在歐亞地區、重要海路通道(如巴拿馬運河、蘇伊士運河),拉丁美洲和太空。
3、一個廣泛的政治意識形態準則,如果可能的話,這種政治意識形態原則最好是全球統一的,它建立在美國精英階層的民族階級利益足以成為全世界的利益的基礎上,在其國內也獲得支持。
克林頓時期,美國最大的缺陷是缺少第三部分。沒有了蘇聯就沒有了“敵人”。沒有了蘇聯意味著歐洲人和美國可以在更廣闊的空間裏施展。包括東歐、中歐、近東和中東。
然而,美國實現“北約東擴”或推翻(伊拉克)薩達姆政權,僅以“人道主義干涉”為藉口能夠令人信服嗎?總的來說,蘇聯的解體給美國國內和以“輪軸——輻條”體系為基礎的全球力量結構帶來了一個巨大的問題。“人道主義干涉”的政治意識形態無法取代蘇聯。對許多人來說,有各種原因覺得它不足以令人信服,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有兩個:首先,因為在波黑和科索沃只取得了部分勝利,而在索馬里 和海地失敗了;其次,任何人都能看出這種政策註定具有“雙重標準”,從1991年8月(蘇聯正式解體)到2001年8月的十年裏,新保守派努力推動美國政策的進一步“軍事化”,對“劃定”的無賴國家採取先發制人的戰略。但是克林頓政府對這種想法感覺不太好,因為缺少一種組織嚴密的意識形態準則和一種清晰的威脅,以使美國擴大影響的凝聚力得到加強。
在克林頓第一個任期即將結束的時候,布熱津斯基看到了這種缺陷。他寫道:“美國在國內太民主而在國外太專制,”這一事實“制約美國發揮其實力,特別是軍事脅迫能力”。準確地說,這種缺陷就是“除非國內公眾對美好生活的感覺突然面臨威脅和挑戰,大家對追求實力這一目標沒有什麼熱情。”因此,“除非處在一種真正大的、被廣泛認同的直接外來威脅的情況下”,外交政策所急需的共識很難達成。
這種直接外來威脅很快就出現了。“9•11”事件後,新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側重點不得不進行調整。
“反恐戰爭”,還是“全球巴勒斯坦化”?
正如冷戰時期美國的“人權”辭令讓位于瓦解蘇聯的大戰略,“9•11”事件後,美國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使用的“人道主義干涉”辭令讓位給了“反恐戰爭”計畫。2002年1月29日布希曾說:“浩瀚的大洋再也保護不了美國——我們(美國人)只能靠在國外積極採取行動。在國內不斷提高警惕來保護自己。”我們已經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中看到了美國在“國外的積極行動”,這兩個國家前者是藏匿本•拉登的失敗國家,後者是被懷疑擁有、或者可能正在製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無賴國家。的確,按照新保守派的說法,最壞的情形就是恐怖分子或無賴國家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美國人也看到了“在國內提高警惕”,包括通過《愛國者法案》和其他新機構的成立,比如成立國土安全部,其職責相當廣泛,在政治精英中引發了激烈的爭論,討論是否應該限制它的權力,“以免將來它變成像東歐國家曾經出現的那些可怕的安全部門一樣”。不過還有一些值得一提的其他活動,比如所謂的“校園觀察”,一個鼓勵美國大學生監督學校老師在課堂上的反美或反以色列言論的機構。
正如冷戰時西方國家不得不通過法律和在國內的執法行動抵制“國內外的共產主義威脅”一樣,如今世界各國也得通過執法機構和反恐法律維護安全。這一當務之急體現在聲明裏:“所有國家都有必要對境內的恐怖活動採取‘絕不姑息’的政策。”畢竟“來自90個國家的人在‘9•11’事件中喪生”。美國正在幫助所有國家“制訂計畫,通過各種方式,包括修改法律、技術援助、新的調查技術、分享情報、執法和軍事培訓,幫助(這些國家)獲得打擊恐怖主義的必要能力”。2004年至2005年,在2005年7月7日倫敦地鐵爆炸案之前,英國以布雷爾為首的精英們也加強了反恐立法和執法機構,井且提出應該通過法律允許不發出警告將恐怖嫌疑犯軟禁家中,不給他們合法辯護的權利。
總而言之,“9•11”事件是個分水嶺,不是因為美國新帝國主義意識形態重要的敵友陣營被破壞了,而是因為全球恐怖主義的新威脅”取代“了蘇聯。美國的新安全宣言說:“為了維持‘9•11’事件以來的勢頭,使全球反恐戰爭處於最前沿,美國政府的所有部門將在雙邊和多邊談判中把打擊恐怖主義當作一項標準日程。”
新保守派通過充分利用這一標誌性的重大災難事件,得到了“重塑”美國新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穩妥方案。正如德里克•葛列格里所說,世貿雙塔的倒塌“通過一種震撼人心的視覺力量,傳達了在美國都市心臟爆發的一次壯觀的恐怖活動”。事實上,這樣的事件令人很難遺忘,(而美國媒體正努力使它宛如昨天)除非像阿布格裏蔔監獄虐囚事件這樣的腐蝕劑和出乎意料的現象流行開來,引起公眾關注。迪克•切厄反復重申:“別忘了我們在2001年9月11日上午所看到的一切。”但是美國“9•11”事件後的“反恐戰爭”還有更大的政治、經濟和戰略目的。當然,如果所有的恐怖分子都被抓起來了,美國手中的惡魔又該用光了。我們知道,恐怖活動,不管是國家的還是社會的,都是真實的,但是美國的“反恐戰爭”卻是“人為製造”的、“虛構”的。我們也會列出一些具體想法,探討什麼才是應對恐怖主義的最好方法,不論這種恐怖主義來自國家還是非國家角色。
在題為《打擊恐怖主義國家戰略》的檔中,我們看到:
我們生活的時代有大量機會使世界的繁榮與美國和全世界熱愛自由的人們所擁有的利益和價值相一致。我們將把握這些機會……通過不斷進行打擊,確保恐怖分子無處藏身,我們將縮小他們的活動範圍,削弱恐怖主義組織的能力……我們永遠不能忘記,我們鬥爭的最終目標是——我們根本的民主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在領導反恐鬥爭的過程中,我們形成了新的國際關係,用適應二十一世紀跨國挑戰的方式重新定義現在的國際關係……前面的鬥爭是長期的、艱苦的。在這場特殊的戰爭中,我們不能期望衝突輕易地結束,或者有明確的結束期限。
這段話對“反恐戰爭”的新帝國意識形態中的一些重要元素進行了最好的總結。
首先,它告訴我們,這是一個對美國來說充滿“大量機會”的時代,因為美國可以把它的國家利益當作全球利益強加給全世界,而且可以使用武力。這再次證明,這不是帝國主義的新成分:這是一種長期以來一直存在的意識形態準則,使一群人的政治企圖能夠在本國或國際上佔據支配地位。為了支配他人,這些人的觀點必須淩駕於別人的觀點之上。“9•11”事件所帶來的機遇為美國達到這一目的鋪平了道路。
其次,這段聲明告訴我們,美國必須“持續不斷”地、在有必要的地方進行“單邊”的、先發制人的打擊。美國確實這樣做了。四年之中,美國轟炸了南聯盟,人侵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在我們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美國或許和以色列正為入侵敘利亞和伊朗打基礎。利比亞不再是美國的目標,因為正如《經濟學家》雜誌所承認的,“卡紮菲退出邪惡軸心以後”,西方石油和天然氣公司如今在利比亞很活躍。歐洲人這回沒有跟從,從德國、法國和俄羅斯反對美國對伊拉克發動先發制人的行動就能看出來。塔里克•阿裏寫道:“這是冷戰後歐盟和美國的內部核心分歧第一次公開分裂,被電視曝光,使公眾輿論以大西洋為界形成兩極分化。”新保守派相信,如果美國展示一下威力,盟友們最終會走到一起來。“軟實力”派的戰略家,約瑟夫•奈,相信這不是美國達到全球目標的正確方式,因為它使盟友更加疏遠了——軟實力是說服而不是強迫別人做你想讓他們做的事的能力。但是美國沒有聽從約瑟夫• 奈的意見。因此,軟實力派思想家認為,華盛頓(輪軸)的外交政策在新保守派的領導下越軍事化,越我行我素,歐洲國家(輻條)越想脫離輪軸獲得自由。
美國實力的這種永不安分的狀況使我們想起了列夫•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作為二十世紀傑出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之一和1917年俄國革命的領袖人物,托洛茨基認為1917年的俄國革命不能僅僅局限於在俄國進行。相反,如果俄國的布爾什維克想生存下去,它必須通過在波蘭和德國等其他國家不斷進行革命鬥爭來得到加強,並把其他國家的鬥爭當作整個進程的一部分。托洛茨基的觀點在布爾什維克的中央委員會遭到了失敗,不過我們回顧這段歷史是因為有人說托洛茨基和幾位新保守派有思想上的關聯。如果這種說法正確,那麼托洛茨基的政治思想模式正在簡單地(而且過分簡單地)通過新保守派的戰爭計畫和美國強制機器的對外極端化得到實踐。即使這種說法不對,“9•11”事件後美國新帝國主義的所作所為也恰恰是托洛茨基曾預言的:為了解放受國家干預的國內市場,特別是石油和天然氣市場,資本主義國家發動了一場持久的戰爭,通過更換政府和使用先發制人力量使國際環境極端化。
這使我們直接聯想到“新保守派”“反恐戰爭”的第三個主張。它使我們十分清楚地看到,這場新戰爭可能無限期地進行下去:“我們不能期望衝突輕易地結束,或者有明確的結束期限。”畢竟,怎麼可能徹底消除所有的恐怖主義呢?對這種偏執想法惟一符合邏輯的猜測是,只要美國“需要”,“反恐”戰爭就將持續下去,直到美國“實現”了兩個具體政治目標:
全方位的控制和強迫全球接受其自由民主價值觀和自由市場經濟。這就是“全球化”的全部內涵:
與上帝賦予美國的“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真正全球超級大國”地位密切相連的“歷史的終結”。
然而,這種新的敵友規劃能夠按著冷戰的方式操作嗎?
這能夠成為美國從事外交事務的長期組織原則嗎?
迄今為止它是怎樣運作的呢?
美國戰略家清楚地知道,當今的恐怖活動不受領土的限制,儘管恐怖分子在地球上有基地和經濟資產。它不受國家限制,儘管可能有國家或國家機構暗中為其提供保護。恐怖分子通過複雜的網路進行活動,使用高級的科技手段。儘管這些手段怎麼也比不上美國的軍事和科技優勢——所以才有了“不對稱戰爭”這個詞——恐怖分子的網路經營得很好。
“新保守派”洞悉這一切,但是“9•11”事件後當阿富汗的塔利班向美國提出逮捕本•拉登,把“基地組織”從阿富汗驅逐出去時,美國拒絕合作。他們還拒絕「北約」對美國第一次真正的“反恐戰爭”的支持。這些都很令人生疑。美國“假裝”打擊恐怖分子,“實際上”他們做的是推翻塔利班政權,在俄羅斯安全利益和中國利益的軟肋上,還有在無賴國家伊朗的東邊“建立”自己的“軍事存在”。這就是他們所做的“一切”。比倫特•格卡伊看到:“‘9•11’事件前幾天,美國能源部情報局把阿富汗的戰略地理位置列為‘從中亞向阿拉伯海出口石油和天然氣的潛在運輸通道’。”而且,在阿富汗戰爭期間,巴基斯坦和土庫曼斯坦討論了“開發一條從土庫曼斯坦經阿富汗到巴基斯坦瓜德爾港的天然氣管道,現在正在中國的援助下在俾路支省海岸興建。”
由此,免不了得出一個結論——“反恐戰爭。是促進美國在歐洲和亞洲的安全和階級利益的”人為製造“的工具。然而這其中還有其他尚未看到的事實。
布希和“新保守派”知道,他們無法像戰勝一個失敗國家那樣戰勝恐怖分子。他們無法用國家政治暴力和國家恐怖活動剷除恐怖分子。“國家恐怖主義”和擴大占絕對優勢的軍事影響力,無論技術多麼先進,只能產生反作用,無法消滅自殺式襲擊、部落戰爭這些現象。維持部落地區的治安如今需要大量人力和武器資源。2003年10月16日,在給迪克•邁爾斯將軍、保羅•沃爾福威茨、道格•費思、皮特•佩斯將軍的備忘錄中,拉姆斯菲爾德問道:“如今我們缺乏衡量全球反恐戰爭輸贏的尺度。我們每天抓獲的、殺死的、阻止的和勸服的恐怖分子是不是比伊斯蘭學校和極端傳教士招募、訓練和派遣出去對付我們的更多呢?”
除了殘忍和好戰之外,問這個“問題”是一種深度“錯覺”,因為那些決意犧牲自己生命的人,隨時隨地都可能殺死別人。更具體地說,美帝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新保守派”忘記了,自殺式爆炸的“主要意義”在於“生命”,而不是死亡。對中東人民來說,“聖戰”和本•拉登所代表的和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共產主義革命和切•格瓦拉對西方激進青年所代表的“一樣”,而美帝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新保守派”對這一“事實”不屑一顧。
如果新帝國主義國家(如美國)或新殖民主義國家(如 1967年以後的以色列)用“國家恐怖主義”來打擊恐怖分子,其結果必然是暴力的惡性循環。我們還得進行進一步的分析。例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衝突不僅僅是兩個民族主義或原教旨主義互不讓步的問題。它確實是這樣的,但還有一些東西超出這種簡單猜測之外。事實上,它是“被壓迫民族”——巴勒斯坦人的民族主義和“壓迫者”——以色列國家的民族主義之間的“不平等關係”。
回顧 1967年,伊薩克•多伊徹曾精彩地說過:
表面上,阿、以衝突只不過是兩個敵對的民族主義之間的衝突,雙萬都處於自以為是和野心膨脹的惡性循環之中。從抽象國際主義的觀點來看,最容易不過的就是把兩者當作同樣毫無價值的和反動的而不屑一顧。然而,這種觀點忽視了那裏的社會和政治現實。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國家人民的民族主義,他們為獨立而進行的鬥爭,不應該和征服者、壓迫者的民族主義放在一個道德政治層面上。前者有歷史理由和進步的方面,而後者沒有……以色列的安全依賴於定期發動戰爭,每隔幾年必須削弱阿拉伯國家的力量。
新帝國主義和“新猶太復國主義”是手拉手的好兄弟。2002年5月2日,美國參眾兩院通過議案,宣佈美國和以色列“現在正進行一場反對恐怖主義的共同鬥爭”。參議員約瑟夫•利伯曼更直白地說:“以色列受到恐怖分子有組織、蓄意的自殺和殺人襲擊行動的包圍。這些恐怖分子的實質和‘9•11’事件中對我們國家的襲擊是一樣的。”美國駐伊拉克部隊正在吸取“以色列國防軍在巴勒斯坦被占領土上得出的經驗教訓”。為了突破抵抗,美國正在“像以色列情報部門那樣使用阿拉伯線人。美軍把伊拉克的城鎮村莊變成了西岸的影子”。
還有消息披露,“以色列軍官在美國布拉格堡訓練暗殺小組,模仿以色列國防軍的‘定點清除’戰略”。結論是令人痛心的: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所做的,在以色列的週邊,美國正在向全球做同樣的事。正如新”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原教旨主義與伊斯蘭聖戰相對應,美國國內的“基督教原教旨派”和“猶太復國主義”者與美國以外的全球聖戰相對應。芝加哥諾斯派克大學的唐納德•瓦格納近期對“基督教原教旨主義”和新“猶太復國主義”進行研究,追溯了這兩個意識形態運動在小布希時代與“新保守主義”明顯走到一起的過程。“2000年,共和黨發生了一個轉變。它開始擁護新保守派思想家的理論,宣揚美國的”單邊主義“,支持用軍事手段而不是外交手段解決問題。‘9•11’事件後又採取了更具進攻性的做法,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戰爭和其他的敵人很快都與美國的‘反恐戰爭’聯繫起來,而這毫不奇怪。”因此大家普遍認為,華盛頓對以色列的承諾是一種無可更改的事實,這也正是使布希的巴勒斯坦政策左右為難之處。當然還得強調一下,新保守主義和猶太人的觀點並不完全一致,有許多參與政治的猶太人認為新保守派(和新猶太復國主義者)對世界的觀點是一派胡言。
新保守派把恐怖主義的根源歸結於貧困、腐敗、宗教衝突和民族矛盾。這毫無意義,按照亨利•C.K.劉的說法:“這樣定義恐怖主義的話,反恐戰爭無法取得勝利。”伊斯蘭恐怖主義的真正原因是美國在原材料豐富的地區,向那些窮苦人民施加其占絕對優勢的影響力,因為這些原材料,如石油和天然氣,對美國正在衰落的經濟。不穩定的金融狀況至關重要。
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另一個“真正原因”是巴勒斯坦的惡劣狀況和所謂的“國際社會”“無力”強迫以色列“執行”「聯合國安理會」要求其撤出西岸和加沙的242號決議。對付恐怖主義最好的方式是平民方式,一種新的“緩和”政策。應對基地組織和原教旨主義恐怖組織最好的方式是從大中東地區“收回”盎格魯—撒克遜的影響力,從西岸和加沙撤走以色列部隊,成立獨立的巴勒斯坦國。到那時,伊斯蘭教和西方就能在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基礎上發展一種新的民主、平民的政治經濟合作關係。這是把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觀點倒過來想的另一種方法。這也是超越過於簡單的、錯誤的、危險的“好與壞”的宗教困境的另一種方法。
但是布希的主要選舉支持者——“基督教原教旨派”和新”猶太復國主義者“,都堅持拒絕這樣想(P93-104)。
2007-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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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右翼歷史觀批判研究>
(王向遠著作集第十卷)
第一章 戰後右翼歷史觀形成的根源與背景——右翼勢力、右翼思潮與戰爭認知問題
一、右翼歷史觀的古代淵源
二、現代軍國主義思潮與右翼歷史觀的形成
三、戰敗後右翼的蠢動及右翼歷史觀的“復活”
四、冷戰後知識右翼的“猖獗”與右翼歷史觀的“擴散”
第二章 右翼歷史觀“死灰復燃”的標誌—林房雄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
一、作為老牌右翼分子的林房雄
二、解掉兩個緊箍咒
三、“大東亞戰爭百年戰爭”論的展開
四、“縱然失敗卻是無悔”
第三章 一本全面徹底的為侵略歷史“翻案”的書——中村粲的《走向大東亞戰爭之路》
一、寫作宗旨:為洗刷“汙名”而“篡改”歷史
二、以種族戰爭史觀“粉飾”侵略
三、所謂“當事雙方都有幾分責任”
四、對十五年侵華戰爭的“全面翻案”
第四章 “惡魔的思想”——渡部升一、穀澤永一的思想
一、對“反日的日本人”的“告發”
二、所謂“國益論”和“新憂國論”
三、“誰把歷史弄成這樣?”
四、所謂天皇“無責任”,戰爭“有外壓”
五、“敬告韓國中國俄國美國:日本沒有戰爭責任”
第五章 “喬裝打扮”的軍國主義史觀——藤岡信勝所謂的“自由主義史觀”
一、藤岡信勝與“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
二、所謂“自由主義史觀”的“自由”
三、“自由主義史觀”的根源與構造
四、“自由主義史觀”的虛偽本質
第六章 歇斯底里的“免罪情結”——法學博士小室直樹的“無法”的暴論
一、“天皇教”的狂熱信徒
二、反共與反華
三、搬弄“國際法”為侵略免罪
四、不容忍任何道歉和謝罪
第七章 “南京大屠殺”抹殺者的第一隻黑手——田中正明的“虛構”與“總結”
一、曾做過松井石根秘書的田中正明
二、所謂“帕爾博士的日本無罪論”
三、《南京大屠殺的虛構》的虛構
四、“南京大屠殺否定論的十五個論據”的虛偽
第八章 作為一股右翼思潮的南京大屠殺“抹殺論”——東中野修道等抹殺論者的猖獗
一、鈴木明的《南京大屠殺之幻》
二、阿羅健一、歃本正己、富士信夫的抹殺論
三、南京大屠殺抹殺論形成了一種思潮
四、新一代抹殺論者的“旗手”東中野修道
五、抹殺論者在史實面前註定失敗
第九章 “皇國”史觀的集大成——西尾幹二的《國民的歷史》
一、《國民的歷史》暢銷的背後
二、與中華文化絕緣的“一萬年日本文明史”的虛構
三、對侵略歷史的全面美化
四、唯我獨尊的“皇國”史觀的復活
第十章 右翼歷史觀的教科書化——《新歷史教科書》及教科書的“改惡”
一、戰後歷史教科書的右翼化軌跡
二、右翼團體“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的成立
三、《新歷史教科書》對侵略歷史的歪曲
四、推動教科書進一步“改惡”的三浦朱門
第十一章 右翼歷史觀的通俗化、大眾化——小林善紀的政論漫畫《戰爭論》與《臺灣論》
一、右翼勢力的“廣告塔”
二、鼓吹戰爭、美化侵略的《戰爭論》
三、老調重彈、變本加厲的《戰爭論2》和《戰爭論3》
四、歌頌日本殖民統治、鼓吹台獨的《臺灣論》
第十二章 右翼歷史觀與靖國神社問題——靖國神社參拜“正當”論
一、靖國神社的本質
二、加地伸行等人的“日本乃神國”論
三、大原康男等人的中國“干涉日本內政”論
四、小林善紀的《靖國論》
第十三章 右翼歷史觀對中國歷史教科書的“逆襲”——右翼文人的“中國反日”論
一、古森義久對“中國反日”的報導和渲染
二、勝岡寬次對中國“反日教科書”的“徹底批判”
三、“中國反日”論的其他鼓噪者
第十四章 從中國歷史觀到中國現實觀——「中國黑暗論」、「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
一、岡田英弘的中國歷史“黑暗論”
二、中島嶺雄的「中國黑暗論」與「崩潰論」
三、長谷川慶太郎的「中國崩潰論」與「中國威脅論」
四、杉山徹宗等人的「中國威脅論」
本書研究的是日本右翼及其歷史觀的問題,對歪曲和篡改歷史的日本右翼歷史觀做了深入的剖析。讀完這本書之後讀者會明白,原來那些大放厥詞的政客站在政治舞臺上為歷史翻案的發言是有一整套右翼歷史觀作支撐的,而右翼歷史觀的構建者和系統表述者則是民間身份的一些教授、學者所構成的右翼勢力。換言之,在日本當代學界和言論界,為侵略歷史翻案已經形成一種不可忽視的社會文化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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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炒地皮吸血大王林榮三榮登富士比(Forbes)財經雜誌全球首富前五十名
《金權城市》點名聯邦(三重幫自由時報林榮三) 炒地牟利
顏玉龍/新北市報導
2011-02-17 中國時報
土地炒翻天,鄰近台北市東區的新北市汐止區也成矚目焦點,已有預售案成交價一坪四十萬元以上,讓早期養地的大財團「出現」解套的契機,但也再次引發山坡地開發,以及財團以農民身分買農地開發的爭議,其中以「聯邦建設」的“瓏山林”建案最具「代表」。
《金權城市:地方派系、財團與台北都會發展的社會學分析》一書中,台大教授陳東升認為財團購買農地、山坡、工業用地,並利用“變更地目”營造高額利潤,是“基本炒作手法”。他進一步點名「聯邦建設」,指(自由時報)林榮三在七十六年買下汐止十八甲“林地”,每坪公告地價二、三千元,“變更地目”並推建案,每坪售價十五萬元,獲取幾十億元利益。
陳東升在書中提及,「瓏山林有一部份是承租國有林地,透過公有地放領取得土地所有權,接著申請“山坡地”的開發,(再)變(更地目)為丙種建地。白匏湖二百多甲土地來源,一是林榮三長子林鴻聯以“自耕農”身分承購三百多筆農地,另一部分是林榮三的三子林鴻堯向國有財產局承租林地。」
由於瓏山林完工後,須向汐止鎮公所申請「未損害公共設施證明」,《廖學廣的獨立時代》一書中寫道,「建商賣房子賺大錢,鎮公所沒有義務為建商擦屁股」為由,將申請案打回票。「幾經洽商,最後雙方達成的協議,由林榮三捐贈一座綜合運動公園給汐止鎮,鎮公所同意綜合運動公園以林榮三命名。」
不過,公園設計圖完成,也整好地等著林榮三來蓋公園,最後卻沒著落,廖學廣出手反撲,在競選連任時,發出在白匏湖山區設置垃圾場的文宣,並取名為「榮三垃圾場」。
「林榮三發動旗下《自由時報》,在鎮長選舉投票前最後兩天,將駐汐止鎮的記者召回總社,配合社長、總編輯發稿,全力圍剿廖學廣。廖學廣也不甘示弱,召開記者會一一點名林榮三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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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週刊>被砸/(本土黑幫)天道盟太陽會13人成擒 廖學廣關狗籠案主嫌在內
東森新聞 2002/10/22
社會中心/綜合報導
「壹週刊」辦公室本月6日被黑道分子砸毀,引起社會各界重視,警政署22日規劃全國大掃黑,警方針對「天道盟」太陽會桃園龍潭組、台北萬華組、基隆仁愛組展開全面搜索,合計逮捕13名嫌犯,起出「太陽集團」制服、改造手槍等贓物。
刑事局與台北市刑警大隊兵分多路,由士林地檢署主任檢察官陳國鳴指揮,22日凌晨在基隆市、台北縣、桃園縣同步行動,逮捕基隆仁愛組組長謝金峰等13名嫌犯,其中,綽號「阿風」的謝金峰在「天道盟」名氣響亮,涉及85年立委廖學廣狗籠案,曾經逃亡泰國,後來被警方緝捕回國。
警方調查,某週刊報導「天道盟」新、舊太陽會搶地盤風波,引起舊太陽會不滿,屬於舊太陽會的桃園龍潭組、台北萬華組、基隆仁愛組,分別接獲越洋電話指示,本月6日在某週刊位於台北市內湖區的辦公室附近集合,20餘名男子一起穿上「太陽集團」黑色制服,持木棍、鐵棒把某週刊辦公室砸毀。
行兇過程中,龍潭組的嫌犯黃鑫,涉嫌搶走某週刊大樓保全員的手機,而這支手機就是警方破案的關鍵,警方從通聯紀錄中,釐清案情,並逐一收網逮捕嫌犯。
至於傳真給各媒體,揚言要把某週刊趕出台灣的桃園龍潭組組長「文哥」梁瑞文,目前流亡柬埔寨,台北萬華組組長「鐵霸」曾盈富、曾盈進兄弟,則在大台北地區流竄,警方正擴大偵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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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囤地 房價飆漲 新莊人嘆:買不起新莊房子
林金池/新北市報導
2011-02-17 中國時報
如果說高房價起因於財團囤地,「聯邦集團」林榮三近卅多年來在新莊默默購入大批土地。新莊副都心房價每坪飆漲到五十萬,地方人士說,「新莊人買不起新莊房子,這不是很諷刺嗎?」
新莊副都心近年來土地價格炒翻天,看似財團建商各顯神通、各自購地,但當地人都知道林榮三才是最大地主,早在民國六十七年左右,林在當地四處收購農地,平均每坪價格五百到兩千元不等,地方人士說「當年中港路底全是水田,買地就拜託農民划船在四周插上紅旗子,就能看出土地多大。」
地方人士說,林榮三買地是有專業的「牽勾仔」幫忙,地方人士說,有位綽號「X吉」的兒時玩伴負責幫他牽線買地,人家不要的低窪水田,林榮三全部收,卅多年下來成為新莊副都心最大地主。
據了解,林榮三太太林張素娥名下土地,至少超過一萬坪,如果加上登記在其他親戚名下土地,囤積了大量的土地,以每坪兩百萬元計算,市價超過數百億元。
財團囤地炒作,造成房價水漲船高,如今新莊副都心房價每坪漲到五十萬,周邊更充斥一大片未開發,卻被炒上天價的素地,不少地方人士說,「新莊人買不起新莊房子,這不是很諷刺嗎?」
地方人士認為,未來只能寄望新北市府大刀闊斧,重新恢復課徵空地稅,遏止財團建商炒作房地產歪風,藉此加速重劃區開發,增加供給降低房價,才能讓小老百姓安居樂業,否則將成了財團囤積土地、炒作房價的幫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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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的爸爸】
□ 當九一八事變以後,馬占山將軍的“東北義勇軍”,是中國第一個以行動抗日的團體。在這個團體以行動抗日的時候,其他團體還在“親日”、“媚日”或觀望之中,我爸爸當時就是馬占山將軍的秘密盟員。馬占山將軍是武人,他有一位替他拿主意的軍師,就是吳煥章。吳煥章是爸爸最好的朋友,他叫我爸爸做二哥。為人風趣、熱情而細心。吳煥章一九三五年起做立法委員、一九四四年做三民主義青年團黑龍江省支團代表、一九四五年做國大代表、興安省主席,到臺灣後做「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台中研究區主任的閒職。九一八事變後,他和我爸爸展開抗日工作;盧溝橋事變後,我爸爸留在北京,吳煥章“同意由李同志參加敵偽組織內,做掩護與策動各工作”。由東北挺進軍總司令馬占山將軍秘密任命。所謂“同志”,是同馬占山將軍抗日志願的有志一同,並非國民黨。我爸爸在淪陷區背“漢奸” 之名、做地下工作,抗戰勝利後,吳煥章簽署了一封他證明我爸爸清白的密件,是寫給當時國民黨特務頭子郭紫峻的,吳煥章這封密件,最後使我爸爸總算免掉了牢獄之災。至於抗日的功勞、做地下工作的功勞,當然是沒有獎勵的,不坐牢就是獎勵,──這就是國民黨的酬庸與寬大啊!
■ 吳煥章雖然一直跟國民黨有關係,到臺灣後,也淪為閒職了,東北人忠黨愛國下場,也不過乃爾。一九四九年後,大家流亡到臺灣,他們這一代報銷了,有賴下一代了。
□ 下一代該算“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完結篇吧?龍應台也該抽樣式帶到吧?像吳煥章的兒子吳丁凱,學成回台,做了辜振甫公司的總教頭。吳丁凱最後婚姻破碎,太太改嫁給張忠謀。亂世的悲歡離合,有的也頗足醒世。古人寫“醒世姻緣”,“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帶來的,光從姻緣切入觀察、反向追蹤,就思過半矣。
■ 這種兩代故事,站在第一線的東北人,他們的故事,才真能使人們知道“一九四九”吧?龍應台知道得太少了吧?她不訪問訪問嗎?
□選出訪問對象,也要眼光呢。
■ 談一九四九,六十多年前了,很多當事人都死光了吧?
□有沒死的,為什麼不訪問訪問?
■東北人嗎?
□就東北人吧,像關中。
【關中玩馬桶】
其實啊,有文字資料可循的,不一定要訪問。關中對我敬而遠之,我們從不來往,只不巧吃過一次飯,但我很知道他,在餐桌上,我藐著他,想到他的玩馬桶故事。
根據一九九二年十一月號“中國男人”的報導:關中的父親是已故資深立委關大成,在抗戰時是地下工作人員。關中四歲那年,關大成被日本特務逮捕,全家人跟著入獄,當時關中年紀還小,但有些際遇片斷卻使他終生難忘。關中回憶說,他們原先住在平津一帶,為了逃避日本人追緝,便搬到父親的老家安東暫住,安東是荒僻的地方,但日本人還是找到了。他們打他母親,由屋子這頭一巴掌打得滾到屋子那頭去,再一巴掌打回來,場面的慘烈,幾乎把年幼的關中嚇死了。關進監獄後,關中至今仍能回憶的景象就是冷冰冰的四壁,家人蜷縮在角落,耳邊聽到的,是犯人腳上鐵鍊的拖曳聲和被拷打時的哀嚎聲。當時他的玩具是囚房內每天拿進拿出的馬桶,那麼髒的東西,他卻常去把玩,因此總是被母親喝斥,甚至挨打。他與小他兩歲的妹妹同時在獄中出麻疹,妹妹未能熬過,死在獄中了,母親哭得死去活來的景象,至今仍是關中難以磨滅的回憶。抗戰勝利後,關中的父親由地下工作人員成為東北的接收大員,但沒幾年東北局勢逆轉,全家又隨著軍隊撤退。關中說他記得軍車抵達四平街時,剛剛結束戰鬥,到處是死屍,嚇得直哭,連晚飯都不敢吃,總覺得家人分給他的饅頭可能是人肉做的,感到噁心。清除戰場的卡車停靠路邊,屍體一具一具往車上扔,水溝內全是血,關中終於見識到什麼是血流成河。
關中小我六歲,生在一九四○,到臺灣時才八歲。他在臺灣長大,他走的,是國民黨當權派的路,留學歸來,歷任國民黨中央青工會副主任、政策會副秘書長、臺北市黨部主任委員、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行政院青輔會主任委員、國民黨中央組工會主任、副秘書長、中廣公司董事長、立法委員、銓敘部部長、考試院副院長、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內政組召集人、世界龍岡親義總會主席、國民黨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國民黨副主席、考試院院長。他一輩子追隨國民黨,最後在殘山剩水的小朝廷裏做了大官。他一輩子對我敬而遠之,只是不幸與我同桌一次,我看他低頭吃飯,一定想不到我這樣近距離的觀察他遠距離的歷史。他很勤奮,做了大官,仍然不忘記研究和寫書,檢討國民黨的歷史。我遺憾他“始終達不到”檢討的深度──國民黨“禍國殃民”那一深度。但他比小他十二歲的乳臭龍應台可有深度得太多了,他見識過什麼是牢獄、酷刑、和戰亂。他在這方面有身歷與深度,而龍應台呢,只是一層皮。英諺說“美貌只是一層皮”(Beauty but skin deep.)。龍應台長得像個不修邊幅的棄婦,沒有美貌可言,但她的歷史知識,的確只是一層皮,她“不自量力”,大談“一九四九”,連關中都要“皮笑肉不笑了”。
【可以這樣“二二八”嗎?】
■ 我們可以從許多角度來看“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在這個範疇下,“二二八”太重要了。龍應台明明在閃躲這個大題目。
□ 不止於閃躲,而在“扭曲”。龍應台不斷閃出一種氛圍,就是臺灣的文化處處高於大陸的,搬出高高在上的學術名詞,要你說服她。她把“二二八”定位成“兩個文化的劇烈衝突”、“兩個現代化進程的劇烈衝突”,說得太玄了吧?“二二八”是多麼“一九四九”的題目,“二二八”後兩年就是“一九四九”,龍應台顯然閃躲了這個大題目,如果全部閃躲,也就罷了,她特別根據彭明敏的“記得”,來了彭爸的一段往事: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臺灣全島動亂,爆發劇烈的流血衝突。彭清靠是高雄參議會的議長,自覺有義務去和負責“秩序”的國軍溝通,兩個文化的劇烈衝突──你要說兩個現代化進程的劇烈衝突,我想也可以,終於以悲劇上演。
彭清靠和其他仕紳代表踏進司令部後,就被五花大綁。其中一個叫塗光明的代表,脾氣耿直,立即破口大駡蔣介石和陳儀。他馬上被帶走隔離,“軍法審判”後,塗光明被槍殺。
彭明敏記得自己的父親,回到家裏,筋疲力盡,兩天吃不下飯。整個世界,都粉碎了,父親從此不參與政治,也不再理會任何公共事務:
……他所嘗到的是一個被出賣的理想主義者的悲痛。到了這個地步,他甚至揚言為身上的華人血統感到可恥,希望子孫與外國人通婚,直到後代再也不能宣稱自己是華人。
帶著“受傷”記憶的臺灣人,不是只有彭明敏。
龍應台“不畫龍”,卻點出血淋淋的眼睛,是“什麼意思”呢?
既然說是“流血衝突”,“衝突”總有雙方面吧,為什麼看來只是單方面的呢?
■ 這就是龍應台的“手法”,她“只掏出”一段血淋淋切片,別的都不管了,這叫什麼“文化”啊?
這不是在“惡意挑撥”嗎?
談“二二八”,只談外省人殺本省人,“不談”本省人殺外省人,單方面挑起本省人的仇恨,這是什麼意思呢?
龍應台談“二二八”,只根據彭明敏的“文化”,談到的本省人暴行只是打了菸酒公賣局職員,“職員被痛打”、“幾個公賣局職員被毆打重傷而致死亡”。
事實上,這麼簡單嗎?這麼仁慈嗎?
【“臺灣菁英”怎樣奸殺外省女人】
□ 根據唐賢龍“臺灣事變內幕記”(又名“臺灣事變面面觀”)第九十一頁、九十二頁、九十五頁:
一、二十八日早上十一時許,在臺北新公園中,除了打死十幾個外省人,毆傷二十幾個公務員外,更有一個年輕的少婦,攙了她底一個三歲的小孩子,正想由偏僻的小道中跑回家時,卻被幾個流氓們攔住了,他們對她盡情的調戲後,便一刀將她的嘴巴剖開,一直割裂到耳朵邊,後將她的衣服剝得精光,橫加毆打,打得半死半活時,便將她的手腳捆起來,拋到陰溼的水溝中,該婦人慘叫良久後即身死。當該小孩正在旁邊哭喊媽媽時,另一殘暴的臺灣人,便用手抓住該小孩之頭,用力一扭,即將該小孩之頭倒轉背後,登時氣絕。
二、又在萬華附近,一小孩被民眾將雙腳捆起,將頭倒置地上,用力猛擊,直至腦漿流出時方將其拋于路旁。
三、又在臺北橋附近有兩個小學生,路遇民眾,因逃跑不及,即被民眾捉住,民眾一手執一學生,將他們兩個人的頭猛力互撞,等到該兩小學生撞得腦血橫流時,旁觀之民眾猶拍手叫好。
四、又當天下午,在臺北太平町,有一開旅館之孕婦,被民眾將其衣服剝光,迫令其赤裸裸地遊街示眾,該孕婦羞憤無已,堅不答允,便被一手持日本軍刀之臺灣人,從頭部一刀下去,將該孕婦暨一即將臨盆之嬰孩,劈為兩段,血流如注,當場身死。
五、又在臺灣銀行門前,有一個小職員,當他剛從辦公室裏走出來,即被一個臺灣人當頭一棒,打得他腦漿迸流,隨即殞命。
六、這時,適有一對青年夫婦路過此地,又被群眾圍住,吆喝喊打,嚇得他們跪在地上求饒,時有很多臺灣的小學生擠進人叢中,一看原來是 “阿山”,便連忙你一腳、他一腳,將他們兩人踢在地上滾成一團,這時民眾更拳腳交加,棍棒齊揮,不一會,他們便被打得血肉模糊,成了兩具破爛的孤魂。
七、在新竹縣政府的桃園,被羈囚於大廟、警察局官舍與忠烈祠後山三地之外省人,內有五個女眷被臺灣一群流氓浪人強行姦污後,那五位女眷於羞辱之餘,均憤極自縊殉難。
八、而該縣大溪鎮國民小學女教員林兆熙被流氓呂春松等輪奸後,衣服盡被剝去,裸體徹夜,凍得要死,後被高山族女縣參議員李月嬌救護始脫險。
若說以上唐賢龍的書不可信,那麼李登輝主持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為何一再引證?該報告全書中,在這一章有註釋五百九十七個,其中光唐賢龍的書就引了十九個,可見倚之甚殷,只是奸殺外省人之事,一概不引,其他行兇,加上但書而已,如“打殺”“砍殺”就要給加上“據聞”並予以消音?這是什麼意思?什麼學術?把同一作者、同一書予以前言不對後語,這是什麼唐賢龍?
【龍應台的奸殺文化論】
■龍應台口口聲聲把“二二八”定位在臺灣人與大陸人的文化高低上,有一條史料,倒跟龍應台不謀而合。據“臺灣員警”第二卷第十、十一期轉載“臺灣『二二八』事件”(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
當二十八日下午開始焚燬專賣局時,全市各街巷到處皆有暴徒集團尋找來自國內之外省人施以毆打,名之曰“阿山”,是以“阿山”若為彼輩所瞥見,皆不能逃過“打”的劫數,重時斃命,輕亦在殘廢之列,雖婦孺孕婦亦無一倖免,據記者所知:一數歲之兒童隨其母出街,途遇暴徒,用刀將其母之嘴割裂至耳,復將衣服剝光痛毆垂斃拋之於水溝,其子被用力扭轉面部倒置背後即時氣絕斃命;又一小孩被其雙足扠起倒吊,將頭部猛向地上碰擊,至頭破血流而甘心;又一將兩小孩之頭互為相碰,至腦血橫流,而引為快事;又一孕婦亦被暴徒用日本之武士刀對腹部插入,即時兩命嗚呼。此種狠毒手段,不勝枚舉,慘絕人寰之事,不意竟發生在此號為文化水準高於國內任何一省之臺灣,聞者毛骨悚然,何況目睹其狀者。
這是唐賢龍“臺灣事變內幕記”以外的另一報導,其中特別提到“文化水準高於國內任何一省之臺灣”,不正是龍應台文化優劣論的先驅嗎?從殘殺小孩到奸殺婦女,重重暴行,豈能以“文化”一筆帶過嗎?有這些殘暴行徑的人,還有什麼“文化”?
【台、俄奸殺大比賽】
□ 什麼例子能跟“二二八”時的“文化”高於外省人的“臺灣菁英”相比?奇怪的是,居然在龍應台的書裏,可以找到“文化”的答案。“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書中絕口不提“臺灣菁英”強姦、輪奸又殘殺外省婦女的事,但卻看見俄國大兵強姦、輪奸又殘殺中國婦女的事,在她書中,特別有這麼一大段:
那一年冬天,二十一歲的臺北人許長卿到瀋陽火車站送別朋友,一轉身就看到了這一幕:
瀋陽車站前一個很大的廣場,和我們現在的(臺北)總統府前面的廣場差不多。我要回去時,看見廣場上有一個婦女,手牽兩個孩子,背上再背一個,還有一個比較大的,拿一件草蓆,共五個人。有七、八個蘇聯兵把他們圍起來,不顧眾目睽睽之下,先將母親強暴,然後再對小孩施暴。那婦女背上的小孩被解下來,正在嚎啕大哭。蘇聯兵把他們欺負完後,叫他們躺整列,用機關槍掃射打死他們。
龍應台的“視野”,到了中國東北,但我“奇怪”,她為什麼到不了臺灣?就在“那一年冬天”後的兩三個月裏,“二二八”的場面豈不出現了俄國大兵的暴行,光天化日、強姦輪暴、殺死婦孺,試問那一樣少了?
龍應台為什麼提都不提?
當然俄國人的暴行要振筆直書,可是,臺灣人的呢?今天自李筱峰以次,都把 “二二八”的臺灣人供成“臺灣菁英”,但怎麼掩飾那有俄國大兵行徑的“菁英”呢?他們不是“臺灣人”嗎?
【龍應台只寫俄國大兵在強姦】
■ 他們當然是臺灣人,尤其是手執武士刀的臺灣人。但在“二二八”時候,與俄國人有什麼不同呢?
□俄國人是白種人、臺灣人是黃種人。並且,俄國人暴行的對象是外國人,大陸人對臺灣人說來,是外國人嗎?
■他們是台獨分子吧?當然把大陸人看成外國人。
□台獨分子嗎?先成立“臺灣獨立國”再說吧。民進黨執政了八年,連個所謂“中華民國國歌”都不敢改,還吹牛什麼臺灣獨立呢?
■ 他們說改國歌要修憲,有困難。
□他們胡扯。所謂“中華民國憲法”中,根本沒有國歌條款,改國歌,一道命令就改了。可是當政八年的民進黨政府命令都不敢下,誰相信他們真搞台獨啊。
■別扯遠了吧,還是比較比較“臺灣菁英”與俄國大兵吧。
□看了龍應台的文字,對照起“二二八”時“臺灣菁英”輪姦外省人的記錄,一何酷似啊,我們能無驚心的對比嗎?“臺灣菁英”奸殺中國人,與俄國大兵奸殺中國人,大同小異之處,該是俄國兵在殘忍上,恐怕甘拜下風呢!
試看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臺灣省『二二八』事變記事”(一九四七年)中記錄: “其最殘忍者,為將婦女裸體毆打,甚至以刀刺其腹,以石塞其陰戶,令其行走,拒者即刺殺之。”看來俄國兵還幹不出“以石塞其陰戶”吧?再看曾今可“臺灣別記”(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六日)的記錄:“還有些婦孺是被暴徒把雙腳拉開拉死的!”看來俄國兵還幹不出把“婦孺雙腳拉開拉死”吧?
【何須走一趟才知道】
■結論呼之欲出了,“台俄奸殺大比賽”,裁判結果,臺灣人勝了老毛子。龍應台去了一趟長春,回來寫出了俄國大兵,又引伸寫道:
你聽說過索忍尼辛這個人嗎?
沒聽過?沒關係,他是一九七○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透過他,這個世界比較清楚地瞭解了蘇聯勞改營的內幕,可是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歲的索忍尼辛是蘇聯紅軍一個砲兵連上尉,跟著部隊進軍攻打德軍控制的東普魯士。紅軍一路對德國平民的暴行,他寫在一首一千四百行的“普魯士之夜”裏:
小小女孩兒躺在床上,
多少人上過她──一個排?一個連?
小小女孩突然變成女人,
然後女人變成屍體……
這首詩其實寫得滿爛的,但是,它的價值在於,索忍尼辛是個現場目擊者。
可是你說,你從來就沒聽說過蘇聯紅軍對戰敗德國的“暴行”;學校裏不教,媒體上不談。
你做出很“老江湖”的樣子,說,還是要回到德國人的“集體贖罪心理學”來理解啊,因為施暴者自認沒權利談自己的被施暴。
我到長春,其實是想搞懂一件事。
我好奇怪,一比較就知道的事、一翻查就知道的事,對龍應台說來,為什麼要那麼麻煩?
□一九九○年,呂秀蓮去了一趟大陸,回來說:她發現,大陸十一億人口對“臺灣是我們的”的觀念,加上軍事力量,對臺灣是相當大的威脅,而獨派人士若不能擺脫閉門造車的作法,非常可能刺激中共,若因此造成對我方人民利益的傷害,是非常不負責任的行為。呂秀蓮的覺悟,自然令人高興。不過,我總覺得,作為第一流的知識份子,瞭解一個地區,若一定得靠“走一趟”為必要條件,才知道什麼、才覺悟什麼、才猛醒什麼,似乎又未免太直接了、太浪費了、太遲鈍了。第一流的知識份子,應該有本領像中國大哲學家老子那樣“不出戶,知天下”,才算功夫。對大陸對臺灣的態度、對台獨絕不可行的認知,還需要靠“走一趟”才清醒嗎?這樣子的求知方式,太笨了一點吧?
龍應台去了一趟長春,令我想起呂秀蓮。不過,龍應台還不如笨蛋呂秀蓮。龍應台說她“到長春其實是想搞懂一件事”,僕僕風塵的,她回來了,其實她連這件事也沒搞懂。哎呀,她還是做點文藝批評吧,國家大事、思想趨向,不是她搞得懂的。
【是誰引來俄國大兵?】
■ 龍應台大談俄國大兵在東方的暴行,並比照他們在西方的,同樣是只談“現象”,不談“原因”。記錄上說,一個俄國大兵強姦了德國女人,從女人身上爬起來,說:“你們的德國大兵在我們蘇聯,就這樣。”嫁到德國的龍應台,從來不談這一因果。不是說被強姦的是應該的,而是說“原因”也該同時攤出來,並且要區分出來。德國對蘇聯是侵略者、蘇聯對中國卻是加害者,中國還是戰勝國耶,戰勝國的女人還要被強姦、被奸殺,這是什麼道理?要問誰啊?
□要問蔣介石啊、要問蔣經國啊、要問王世傑啊。是誰引來俄國大兵,看看記錄吧。一般說法是“雅爾達會議”上美國總統羅斯福(FDR)逼中國承認外蒙古獨立。但從“顧維鈞回憶錄”裏,明明看到:不論從美國總統的回信裏,還是從英國外相、美國國務卿的談話裏,還是從中國老外交家的失望裏,都證實出在外蒙問題上,蔣介石及蔣經國、王世傑之流做了不該做出的讓步。──美國主子要你蔣介石賣國,沒有錯,但沒要你賣那麼多!事實上,可以不賣那麼多!可以不賣那麼多卻要賣那麼多,這就是怪事了。“要五毛,給一塊”式的加碼賣國,也是美國逼你的嗎?
在蔣經國的回憶中,我們得到了答案:
史大林問我:“你們對外蒙古為什麼堅持不讓它『獨立』?”我說:“你應當諒解,我們中國七年抗戰,就是為了要把失土收復回來,今天日本還沒有趕走,東北臺灣還沒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敵人手中;反而把這樣大的一塊土地割讓出去,豈不失卻了抗戰的本意?我們的國民一定不會原諒我們,會說我們『出賣了國土』;在這樣情形之下,國民一定會起來反對政府,那我們就無法支持抗戰;所以,我們不能同意外蒙古歸併給俄國。”
我說完了之後,史大林就接著說:“你這段話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過,你要曉得,今天並不是我要你來幫忙,而是你要我來幫忙;倘使你本國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會提出要求。今天,你沒有這個力量,還要講這些話,就等於廢話!”
寫得多清楚啊,因為是“你要我來幫忙”,所以我才要你的外蒙古。不過,所謂要蘇聯幫忙,不論人家盟國的目的也好、自己賣國的目的也罷,都在使蘇聯出兵、請蘇聯“來幫忙”。但是,八月八日蘇聯外長莫洛托夫(Molotov)向王世傑的宣佈,證實中蘇關係尚未達成協定前,它已出兵了,那麼國還要不要賣,就該從長計議才是。但是,妙的是,這些賣國者,卻仍要照賣不誤,這不是賤種嗎?更妙的,八月十四日日本都投降了,八月十五日蔣介石以下賣國者還向蘇聯簽約大賣。王世傑八月十五日日記上說:
中俄文約稿書寫需時,簽字手續直至今晨六時始在克里姆林宮舉行。但蘇聯已於數小時前廣播,謂已簽字。蓋日本接受投降條件之答覆適於今晨二時到達此間也。
為什麼蘇聯方面要捏造簽字時間,提前“數小時”呢?因為日本已在“今晨二時”投降了,連蘇聯都不好意思在日本投降後向戰勝國要土地了,只好捏造說外蒙古是在日本還沒投降前就獨立了。多氣人啊!日本投了降,戰勝國的中國還要簽約賣國。蔣介石、蔣經國、王世傑之流多莫名其妙啊!
【引來俄國大兵以後】
按照賣國者與蘇聯訂的“中蘇友好條約”,明明是“在日本投降以後,蘇俄軍隊當於三星期內開始撤退”的、明明是“最多三個月足為完全撤退之時期”的,但是,日本投降後三個月又三個月又三個月,老毛子猶在東北姦淫擄掠中。到了第二年(一九四六)三月六日,“王世傑日記”寫著:
中蘇交涉,如利用民眾反蘇遊行,及本黨公開之攻擊,縱能促使蘇聯早日撤兵,但不免阻(促)其與東北共產黨及其他反政府武力勾結,造成更不利於國家之形勢。予不主張與蘇聯公開決裂者,大半以此。今日午後予以外交部部長名義,致正式照會于蘇聯大使,促蘇聯即行撤兵。蔣先生尚擬緩發此照會。予因恐未來局勢或使我政府不能訴諸國際會議,故斷然決定發出,但仍未在報紙發表。晚間予面向蔣先生辭外交部長職,蔣先生不允。
看到了吧,俄國大兵不撤退,一方面固是蘇聯原因,另一方面,卻是蔣介石挽留,“尚擬緩發”“照會”呢。
當時在東北第一線與蘇聯打交道的董彥平將軍,寫了一本“蘇俄據東北”送給我,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一日,在他家裏,我與他長談,我彷彿知道了什麼,蔣介石被史達林(Stalin)耍成白癡,最後還要求俄國大兵幫他在東北防共產黨呢!
蔣介石引來俄國大兵,下面才是龍應台片段又斷片的故事。龍應台照舊只寫“現象”,她不寫“原因”、不寫俄國大兵奸殺中國女人的“原因”,她開脫了美國人羅斯福、開脫了中國人蔣介石、也開脫了蘇聯人史達林,她的視野只是一根管子,管中窺見了豹斑。龍應台的讀者跟她窺見了豹斑:
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山大街”又有了新的名字:“史達林大街”。
長春人就在這“史達林大街”上行走了將近半個世紀。
一九九六年,“史達林大街”才改稱“人民大街”。
但是,對長春街上的“原因”,龍應台永遠閉目以窺豹斑。
【蔣夫人還慰勞俄軍呢!】
■龍應台在字裏行間,明示史達林如何如何、感謝俄軍如何如何,在在均為共產黨傑作,在她筆下,引狼入室的“禍首”國民黨是不見媚骨的。事實上,真的如此嗎?
□ 看看劉毅夫少將的回憶吧。劉毅夫在“我親歷國軍拒絕收編偽軍的一幕──隨侍蔣夫人赴長春慰勞俄軍的回憶”(“傳記文學”第六十七卷第一期)中說:
蔣夫人到長春的第二天,就立即前往俄國軍營拜會馬林諾夫斯基。當時天寒地凍,遍地冰雪,蔣夫人仍然豪氣幹雲的昂然進入俄國兵營,當時由會講俄語的經國先生在前領路,我與孔二小姐緊隨夫人身後,以防不測。當時看了蔣夫人的神情,心中無限欽佩,同時想到了歷史上郭子儀獨踏番營的英勇故事。
夫人進入俄國軍營時,首先檢閱了列隊歡迎的俄軍。當夫人走過之後,俄軍都對神采飛揚的蔣夫人,萬分欽仰,有些人小聲說:“馬達姆倭欽克拉細微”(俄語:夫人好漂亮),我聽了之後,立即回頭用俄語小聲說:“不要亂講!”當時我穿的是國軍將官制服,他們聽了我的話,便不再講了。
夫人見了馬林諾夫斯基時,曉以大義,俄軍乃于夫人離去之後,立即撤離長春。
事實上,這位女郭子儀不論“施以顏色”或“曉以大義”,都無助于蘇聯撤軍。對照一下董彥平書中寫的吧:
蘇俄軍部自一月十日美國馬歇爾特使來華調處共匪糾紛,成立軍事調處執行部,發佈停戰命令以還,態度突轉惡化。對我方接收表示不能協力,二月一日第二次撤兵之約,顯亦無意履行。主席夫人適於此時冒惡劣天候,在零下二十度之嚴冬,萬里冰天中飛蒞長春,代表國家勞問蘇軍,存眷父老;並向蘇軍闡明中蘇友好同盟之真諦,獲致熱烈反響。但蘇方並未因此改變其預定計畫。
龍應台為什麼不想想呢?中央政府第一夫人蔣宋美齡可是“代表國家勞問蘇軍”呢,長春市政府一條“史達林大街”又算老幾啊!“長春各界人士”的一座“戰機、坦克紀念碑”又算老幾啊!
【被人強姦也是“國家利益”?】
■ 看來龍應台談了半天“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卻談不出大事。蔣介石賣國簽下“中蘇友好條約”是何等攸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大事,龍應台侈談“大江大海”、侈談“一九四九”,卻對大事“隻字不提”。只提俄國大兵在瀋陽強姦中國女人,為什麼不追究誰是引狼入室的禍首呢?
□ 從頭目言,是羅斯福與蔣介石,從細部作業言,是王世傑與蔣經國。最後,龍應台的“一九四九”到了,蔣介石王世傑之流給趕出大陸了,退守到只有外蒙古四十四分之一大的臺灣島上了。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三日,蔣介石在中國國民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發表“對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報告”,秘密歸屬了責任所在。他說簽約是“我個人的決策”、“是我的責任,亦是我的罪愆”、要“負其全責”。他在簽約七年後,自己承認當年簽約放棄外蒙古,“實在是一個幼稚的幻想,絕非謀國之道。”
但是,王世傑這邊呢,卻仍舊一言不發,但卻不斷放出風聲,他是“為國家利益”,以致如此。我在“蔣介石研究四集”有“蔣介石、王世傑賣國”一文,收有張九如影印給我的一封王世傑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二日致他的信,談到“中蘇談判”之事,“惟為國家利益,世傑守口如瓶已二十年於茲,即令會聚,弟我亦病不能自由發表耳。”
■什麼“國家利益”呢,讓人強姦也是嗎?
□“王世傑日記”在王世傑死後出版了,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如下:
有李敖者,日前在文星書店所刊“蔣廷黻選集”,對余被免總統府秘書長(民國四十二年十二月)與簽訂中蘇條約兩事,做侮辱性抨擊。中央黨部〔秘書長〕谷鳳翔等促余向法院控訴其誣毀。餘殊不願給此等人以出鋒頭之機會。惟餘對此兩事為避免牽涉他人過失之故,迄未發佈文字,抑或是餘之過。
“他人之過”的“他人”是誰呢?龍應台到美國看蔣介石日記,忘了找這一段了吧?在日記裏、在“國家利益”之下,應該看到一個名字吧?
【“蒙古去,而中華民國亦隨之去矣!”】
王世傑聽命於蔣介石,簽了“中蘇友好條約”,賣了國。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他向黨中央報告,日記中說:
……外蒙,不能不承認其獨立,但戰爭結束後三個月內蘇聯依約不能不自東三省撤退!……東三省之主權可以收回……蔣先生請大家起立表決,結果全體一致起立。
由此可見,國民黨不但主事者是賣國賊,它的團體也是“賣國集團”。在蔣介石面前,對賣國成果,無人敢於拒絕“起立通過”!
諷刺的對比是,一九一二年,戴傳賢主持上海“民權報”,就警告“蒙古去,而中華民國亦隨之去矣!”一九一九年,“軍閥”徐樹錚收回了動搖中的外蒙。誰想得到,二十六年後,外蒙卻在國民黨手中失去。一九四九年,在“中華民國”亡國前夜,戴傳賢自殺了,真應了一九一二年的預言:“蒙古去,而中華民國亦隨之去矣!”
戴傳賢死在“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二日。他二十一歲辦“天鐸報”,惹出文字獄。二十二歲亡命日本,革起命來。二十三歲辛亥革命成功後,做孫文機要秘書。此後青雲直上,二十八歲做大元帥府法制委員會委員,又兼帥府秘書長、外交部次長。三十五歲做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政治委員、宣傳部長。三十七歲做中山大學委員長後改為校長。三十九歲做考試院長,長達二十年。最後做的是國史館館長和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以這種顯赫的履歷,可知他在國民黨中的地位,是炙手可熱的。但這個炙手可熱的黨國元老,卻隨“中華民國”之將亡,自己先死了。
龍應台書中寫了一個小軍官的殉死,但那一死,只是鴻毛之輕,象徵的意義有限;戴傳賢卻不然,他的自殺,有太多象徵的意義。他的一生,隨 “中華民國”而興、隨“中華民國”而亡。但他在國民黨中,是少有的頗有“純純的信仰”的一位,他關懷國民黨的前途,總是真誠的、情見乎辭的。一九四四年,他在重慶曾家岩發豪語:“周朝的天下是八百年,國民黨至少要掌握政權一千年。”這種“純純的信仰”,在國民黨中,又有誰比得上呢?結果呢,“一九四九”到了,一千年的豪語,遭到挑戰,戴傳賢五十九歲,一死了之。象徵一個時代的結束、也象徵一個信仰的結束。多麼可愛的“一九四九”,賣國的“中華民國”統治者,使“中華民國”淪為死屍;而統治者呢,卻淪為守靈人,戴傳賢死了,他留下了一個孽種,“過繼”給蔣介石,孽種不是別人,就是“蔣緯國”。
【龍應台只見一彭】
“原因”越來越大了、頭緒越來越多了。解答龍應台沒搞懂的一件事,好奇怪,答案原來不在東北,卻在臺灣。還是回頭從“二二八”來追蹤吧。
□這叫環環相扣。一九四六在東北的事,竟從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得到索隱。還是回頭看看“二二八”。
■龍應台只引彭明敏的“二二八”,是不是犯了孤證的毛病?
□當然是。據“高雄市『二二八』事件報告書”:“……有案可據者,計傷公教人員三十一人,死八人,暴徒除拘獲正法者外,死亡七人,民眾傷五四人,死八六人,其餘不詳身分者,死二四人,合計死一二五人,傷八五人。”足證外省人有死亡;再據陳桐“殺戮起源蓄意煽動”(“自由時報”,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七日):“……(暴徒流氓)甚至挾持外省人集體軟禁在高雄中學內,每天只供給一粒飯糰,境遇也相當淒慘……”足證外省人有被拘禁。可見彭明敏所述,是一面之詞,他置外省人在高雄被殺被關於不聞,只記彭孟緝怎樣怎樣,其實,照彭孟緝“臺灣省『二二八』事件回憶錄”、“彭孟緝訪問紀錄”,是會議席上塗光明先掏槍。彭孟緝固非善類,但此彭非彼彭,也別有說詞,龍應台也該知道。至於龍應台引彭明敏“『軍法審判』後,塗光明被槍殺”云云,簡直替彭孟緝搽胭脂抹粉了,那來“審判”啊?兵荒馬亂之際,彭孟緝這種惡棍還給你“審判”嗎?
■看來龍應台扯出“二二八”,是上了彭明敏的當。
□她自己太不用功,才會上當;彭明敏他們太偏執,才會只看單方面的歷史。其實這是一種“弱者的偏執狂”。談“二二八”,眾口一聲,把悲劇定位在外省人的不是上,說破了,這就是“弱者的偏執狂”。人一變成“偏執狂”,則雖遭苦難,不能反省。“二二八”事件,在本省人眼中,百分之百全怪外省人。但我懷疑,到底有沒有一個小數點──百分之百怪外省人中的一個小數點,本省人也不妨反省反省呢?例如事件之起,是緝私人員驚慌中開槍誤殺了一名看熱鬧者,這種緝私人員應予嚴辦,是對的,但群眾包圍警察局,要求立刻“就地正法”,這種不懂事的要求,任何官員都做不到。做不到就起暴動,把外省人中的無辜者予以打、砸、搶、殺,婦女予以強姦、嬰兒予以摔死,這種行為,不該反省反省嗎?由這種暴民濫殺行為招致來的暴君派部隊登陸濫殺,能夠百分之百全怪外省人嗎?我絕對不是說國民黨政府惹起民變、處理民變是對的,但相對方面,本省人的肆虐與招禍反應,也不無反省之處。但是,直到六十四年後的今天,又有幾位反省了呢?
事件之起,陳儀答應“懲凶賠款”、“不秋後算帳”,本已息事寧人、本已屈服,但是,本省人價碼節節升高,答應了三十二條,又來了四十二條,不懂事的要求,使任何官員都做不到,最後只好兵戎相見,進一步造成悲劇。這種沒有底價似的討價還價,活像六四天安門前的學生,最後亂開價,逼得對方忍無可忍,只好動粗。如今一家哭引發一路哭、一路哭引發全島哭,說不該動粗,你看你把我打成這樣子,動粗的確不該,但不動粗,又該怎麼做才能平息四處蜂起的暴亂呢?六十四年了,誰又假設假設,如果你設身處地,你怎麼想?如果你是二十一師的抗戰老兵,老子跟日本鬼子打了八年仗,光復了臺灣,臺灣人(皇民浪人)居然戴起日本人軍帽、唱起日本人軍歌、拿起日本人軍刀軍槍,沿街打殺外省人,這種亡國奴習性,老子還不教訓教訓你嗎?──如果你是那種老兵,你會有更理性的表現嗎?
【龍應台的爸爸殺台灣人】
■ 這番話引起我的假設,假設當時憲兵連連長龍槐生-龍應台的爸爸在台灣,他是當年「殺敵無數」、殺日本人無數的「那種老兵」啊,他會客氣嗎?因為在他眼中,台灣人絕非那麼無辜,他們可殘暴得像日本兵呢!
□ 外省人不設身處地替台灣人想,台灣人至今譴責;但台灣人有無也該設身處地想想外省人呢?想想仇日老兵的報復心態呢?想想龍爸爸的滿眼血絲呢?我絕不說外省人對,但我覺得,台灣人的真正菁英應該勇於站出來,矯正矯正自己人的方向,「障百川而東之,挽狂瀾於既倒。」而不是聽任暴民胡來。台灣人菁英林獻堂就是一例。在台中地區的外省人被暴民集中、要予以殺光的當口,林獻堂挺身而出,大聲說:外省人像螞蟻一樣多,我們今天殺光他們,他們明天就來殺光我們。暴民聽了,怕了,才沒一錯再錯。
相對的,同是本省菁英的林茂生,以他那麼崇高的學術地位,照他兒子林宗義的回憶,卻是「他同意,加諸大陸人的暴力,以及對政府大樓與公務員的傷害,來表達極端的憤怒,乃是人民的幻滅與普遍而強烈的挫折感的一種合理表現」!林茂生明知「這種對財產與大陸人的普遍而不分皂白的暴力,用來作為有效的政治行動是沒有意義,也沒有用的」;明知「後果會很嚴重,真吃力(台語)!」但他無法像林獻堂那樣挺身而出,大聲引導自己人適可而止。作為菁英,在百川狂瀾當前,他是不是少做了點甚麼呢?尤其與林茂生的「文化」不對頭的,他竟相信「加諸大陸人的暴力」是「合理表現」,結果換來大陸人的暴力回敬了,要怪誰呢?
更嚴重的是,林茂生犯了大忌,他相信了美國人。他被殺的三個「罪跡」是,身為台灣大學教授,卻「一、陰謀叛亂,鼓動該校學生暴亂;二、強力接收國立台灣大學;三、接近美國領事館,企圖由國際干涉,妄想台灣獨立」。
【美國人害了台灣人】
「二二八」時美國人的手法,太明顯了。據「陳儀致蔣主席一九四七年三月虞電」;「此次事件有美國人參與,反動份子時與美領事館往來,美領事已發表種種無理由的反對政府言論。」再據「陳儀報告『二二八』事件情形致吳鼎昌等電」;(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事變中,弟派員赴美領館接洽,據報若干台灣野心分子適在內開會………」可見美國人介入「二二八」,官方早已得知。
再看一些史料;
一、林宗光「美國人眼中的二二八事件」;「卡兒氏(Kerr按即通稱的:葛超智)說,在二月中旬有一群台灣青年人的代表寫了一篇很長的請願書,給當時美國國務卿喬治。馬歇爾(George Marshall),要求聯合國免陳儀之職,讓台灣受聯合國託管………」
二、唐賢龍「台灣事變內幕記」(頁108):「……另有台灣大學學生八人,曾向美國領事館請求聲援,謂台灣人因不堪中國人之壓迫,乃有此次改革政治之運動發生。希望美國能予以精神上及物質上之援助……」
三、「新生報」(一九四七年三月三日):「……關於本案,需要周知全世界及國府之動議即刻成立,即選出林宗賢、林詩黨、呂伯雄、駱水源、李萬居五人為委員,擬託美國領事館善為辦理……」
以上抽樣,絕非蛛絲馬跡,而是美國領事館葛超智(George Kerr)總提調的傑作。葛超智最後演出撤僑戲,意圖火上加油。報到南京美國大使館。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一面壓住撤僑陰謀,一面密告蔣介石,蔣介石再密令陳儀防範。結論是,台灣人被美國人擺了一道,(台灣館)領事搧風、(南京使館)大使放水。(皇民化)台灣人相信美國人(爹爸),不知美國人(爹爸)出賣了他們(皇民化台人)。林茂生被槍決了,「接近美國領事館」竟成「罪跡」,多不值得啊。
■ 當時美國高層對台灣不感興趣嗎?
□ 一九四七年時候,氛圍的確如此。林宗光「美國人眼中的二二八事件」有一段:「……國務院的官員卻自始不願意使美國捲入台灣問題的漩渦之中……事變之後,卡兒氏(Kerr按即通稱的:葛超智)被召回美國,與當時國務院主管遠東事務的約翰。文森(John Carter Vincent)談起台灣人對美國、聯合國以及台灣將來地位的意願時,文森曾以堅定的口氣告訴卡兒氏(葛超智):『沒有一位聯合國人員──華盛頓的官員不用說──對台灣有任何興趣。』……」美國人是大陸丟了的前夜,才打台灣主意。「(1947)二二八」時候,(中共)還不成氣候,相信美國人的台灣菁英,無異是台灣傻瓜。
【龍應台不寫美國大兵在強姦】
(…………我實在不得不下這樣的結論:龍應台不但是媚美派、媚德派、也是媚日派。馬英九用到這種貨色大談「文化」,該怎麼歸類馬英九,我們也就恍然了)
■ 還好,至少龍應台不是媚俄派,他談到俄國大兵在強姦中國女人。
□ 俄國人的暴行固然該揭發,美國人就是好東西嗎?俄國人一九四五年的暴行龍應台都不放過,為什麼卻放過美國人一九四六年的暴行呢?一九四六年比一九四五年更接近「一九四九」吧?
■ 美國人在馬路上強姦中國女人,你指「沈崇事件」?
□ 「沈崇事件」不是單一事件,是蔣介石勾結美國人一連串在中國作惡的一件。按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完了,你們美國大兵不回美國,盤據在中國幹甚麼,很清楚,就是要干涉你們內政啊。美國大兵不回國,反倒開到北京(當時叫北平)、天津、秦皇島、青島、上海、南京等地。驕橫跋扈,犯罪事件不斷發生,甚至大殺中國人,光在上海,從1945年8月至1946年7月,就死傷達一千五百餘人。美國軍艦在黃浦江上橫衝直撞,民船被撞翻,落水而死的群眾達六百六十人。自1945年10月至1947年9月,駐天津美軍共發生車禍、槍殺、搶劫、搗毀、強姦等案件達三百六十五起,受害死傷的中國人近兩千名。其中美軍汽車肇禍事件竟占全市交通事故的百分之七十(70%)。1946年9月3日,在北平火車站西站,三個美國大兵比試槍法,竟以正在調車的鐵路工人王恩弟的人頭做靶子,當場將其槍殺。1946年12月24日晚,北京大學先修班女學生沈崇,行至東單,被兩名美國大兵擁至操場,予以強姦。這下子事情鬧大了,各地抗議美軍暴行。蔣介石政府乃捏造事實,說北大女學生是共產黨,故意勾引美國大兵犯案的。幾十年後,這一說法發酵到高希均、陳長文夥同出版的「錢復回憶錄」,更加油加醬了。
【錢復替美國人「緩生殖器」】
錢復寫道:
大約同一時間,發生了所謂「沈崇事件」(1946年)。沈是北大外文系的女學生,據說在公園中被美國士兵「強姦」了,當時北大親共職業學生乘機發動罷課,風潮席捲了全國,各地大學紛紛罷課,口號是「反飢餓、反迫害」。很諷刺的是,當時國民政府雖然財政異常拮据,全國的大學生不分公私立,卻可以一律享受政府公費,也就是說連三餐都由國家供應,這些受惠的學生竟大喊「反飢餓」。這次罷課持續很久,對政府造成極大困擾,引起社會重大動盪,多年過後,中共當局公布沈崇是主動誘惑美軍,而非被「強姦」,其主要目的是喚起全國民眾反美情緒,減低美國對國民政府的支持。這件我親身經歷的事,使我徹底認清共產黨的面目,數十年來未有絲毫改變。
「沈崇事件」中的美國大兵暴行,被國民黨官僚錢復嫁禍遮醜後,又怎樣呢?美國大兵的強姦暴行又來了,並且來到了台灣。這回賴不到共產黨頭上了,也無法捏造「中共當局」來規劃了。「錢復回憶錄」只好寫下:
正在中美為「地位協定」積極進行談判,1964年11月初,又發生琉球美軍來華參加「中美天兵六號演習」,數名黑人士兵在彰化縣埤頭鄉和豐村集體強暴並毆傷我農村女子的嚴重案件。外交部在事發第三天才由美國大使館獲悉,同仁均認為事態嚴重,除與國內主管機關聯繫、充分掌握資訊外,積極向美方交涉將嫌犯留置台灣(其餘美軍在演習結束,均須返回琉球駐地)。
但是美國主子才不甩你,把被告三人運回琉球。開庭時,卻要求錢復他們退席:
2月9日上午辯方傳訊七名證人,五名為被告同僚,另兩位為台北美軍憲兵組長及路長宏。在後二名被詢問時,辯方律師又要求我們退席,庭長裁示同意,我們因不宜阻撓庭訊進行即離席,但是我立即請聯絡官通知一七三旅軍法組長雷農()上校來晤。我說明剛才的離席是使庭訊能順利進行,但是當初沈部長向賴特大使索要求的是政府觀察員應能觀察一切審訊的進行,現在美方作法與當初協議是牴觸的。雷農上校一再致歉並表示這是美國法律的規定,他也無能為力。我即提出雖然我們為配合軍事法庭的運作離席,美方有責任提供我國全部庭訊的記錄,我當場寫了一封信給他,正式要求全部記錄。
多妙啊,原來是這樣配合美國主子的!
■ 歷史教科書上不是早就說蔣介石廢除了不平等條約嗎?怎麼美國人又來了「領事裁判權」?並且裁判到要你離席以利「庭訊能順利進行」了?
□ 我也奇怪啊!廢除了不平等條約奇門遁甲,又回來啦。還有更妙的呢,一派漢奸口氣的錢復在回憶錄裡竟還讚美:「美方審理公正嚴明使我們印象深刻」!多(麼)賤骨頭啊!
■ 錢復真賤骨頭。古人說:「緩頰」,錢復可是「緩生殖器」了。
摘錄自:李敖秘密談話錄:《大江大海》騙了你(第1~ 42節,第49~ 50節) 2011-02-01 出版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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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對哥倫比亞的新殖民政策-「哥倫比亞計畫」
提到哥倫比亞,許多人就會立刻聯想到這是毒品與游擊隊氾濫的罪惡淵藪之地。羅素克洛和梅格萊恩搭檔演出的「千驚萬險」就是以哥倫比亞為背景,影 片描述的哥倫比亞左派游擊隊在邪惡帝國蘇聯垮台後,變成一群以販毒、綁票維生的恐怖份子,長期以來許多美國人也相信政府與主流(自由)傳媒對於哥倫比亞的 宣傳,相信美國政府目前已耗資數十億的「哥倫比亞計畫」(Plan Columbia)可以消滅哥國毒梟和游擊隊暴力,然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證據卻證明事實剛好相反。
事實上,「哥倫比亞計畫」只是美國長期對於中南美洲“政經軍干預”的一部份,在美國喬治亞州的班寧堡(Fort Benning),有一所「美洲軍事學校」(SOA, U.S. Army School of the Americas),該校一直被諷刺為「殺手學校」(School of Assassins),因為該校的課程以訓練謀殺、綁架、政變、嚴刑拷打著名,數十年來培養出六萬多名拉丁美洲的軍人,智利民選總統阿葉德被軍事獨裁者皮 諾契特推翻、大主教Oscar Romero被暗殺、瓜地馬拉36年內戰死亡或失蹤的20萬人、薩爾瓦多超過900名平民被屠殺等等,都是“該校”畢業生的“傑作”,女性受害者還會遭強 暴虐殺而死,毫無反抗力量的兒童被活埋或摔死;它也培養惡名昭彰的軍事獨裁者-包括巴拿馬、波利維亞、瓜地馬拉、薩爾瓦多,並且是“右翼民兵”的訓練所- 例如尼加拉瓜殘暴的「國民軍」就是SOA的畢業生,後來組成“右翼恐怖份子”Contra。前巴拿馬總統就稱「美洲軍事學校」是「拉丁美洲最大的亂源製造 基地」,在日漸高漲的抗議聲浪下,該校改名為Western Hemispheric 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WHISC),但是至今仍然繼續培養每年一到兩千名的畢業生(目前1/3的受訓者來自墨西哥,因為該國要對付以Chiapas省原住民為主的薩巴塔游擊 隊(Zapatista)),每年耗費美國納稅人大約兩千萬美金。
和其他拉美國家相比,哥倫比亞派遣最多軍人(目前已超過一萬多人)到SOA受訓,其中許多高階軍官都犯下違反人權的罪刑,哥倫比亞軍方和殘忍著 稱的右翼民兵組織AUC也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使得在哥國每年有超過三萬人被殺、一百萬人無家可歸。1986年以來已經有三千八百名工會領袖和組織者遭殺 害,在去年的前十一個月,就有180名工會領袖被暗殺,過去十幾年以來,超過三萬名工人、農民、人權組織者、左翼領袖、教師等被軍隊和右翼民兵殺害。最大 的右翼民兵組織AUC的領導人對於謀殺工會領袖毫無悔意,他說「我們有理由殺那些人,因為他們(工會領袖)妨礙他人工作。」因為暴力事件頻仍,自從 1985年以來,已經有兩百萬哥倫比亞平民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園。
在美國主流(自由)傳媒宣傳下不斷“被污名化”的左翼游擊隊-其中一股最大的力量FARC「哥倫比亞人民革命軍」(有一萬六千到兩萬人的武裝力 量,由工人、農民、組織者所組成)-經由過去36年以來的組織工作,哥國基層人民對其支持率不斷提高,專家估計該游擊隊在哥國自治區的影響力已經超過 50%,相對的哥倫比亞所謂「(美帝扶植傀儡)民主」政府,則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貪污腐敗政權,人民對政府的失望清楚地反映在哥國的投票率上(低於 40%),目前FARC直接掌握的非武裝區(約瑞士大小),也完全沒有上述的暴力事件發生。
在2000年,美國政府投入十三億美金到「哥倫比亞計畫」以及之後六億美金的「安地斯行動」(Andean Intiative,因為哥倫比亞屬於安地斯山脈國家)(其中一億給哥倫比亞軍方),宣稱該計畫是「對抗毒品之戰」(War on Drugs)以及心照不宣的「對抗左派游擊隊(美國政府定義下的恐怖份子)之戰」,事實上,該計畫對於消滅毒品毫無助益,因為大部分的款項給了“美國跨國 公司”,例如<孟山都(Monsanto)>、United Tech、Sikorsky等,用來進行軍事訓練、購買直昇機和除草劑,另外,美國政府也已提供哥倫比亞軍方和右翼民兵十五億美金。
然而,哥倫比亞政府和軍隊本身就和毒梟“連為一體”,政府軍隊和右翼民兵就是毒梟背後的軍事力量,前SOA的教官就曾說「SOA是拉丁美洲軍官 洗毒品錢的最佳地點」,美國持續提供哥倫比亞軍事援助反而助長軍隊和右翼民兵繼續在國內“鎮壓平民”、違反人權,並且讓毒梟勢力更擴大。
此外,美國在哥倫比亞四處噴灑除草劑,宣稱這樣就可以消滅古柯鹼作物,但其實是毫無差別地噴灑在一般農田和雨林上,不但使得農作物大量枯死、農民無 法維持生計、亞瑪遜雨林的生態環境遭破壞、原住民生存環境受到威脅,更讓古柯鹼產業暴增超過100%,在1994到1998年,哥國大約種植45500 公頃的古柯鹼作物,但是有超過140800 公頃的一般作物、古柯鹼和雨林被噴灑,從1999年到2000年,古柯鹼的產量反而增加60%,噴灑除草劑不但完全無效,反而讓種植古柯鹼更有價值。
著名的拉美學者James Petras就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是美國對拉丁美洲再殖民的試金石,因為哥倫比亞目前擁有第三世界國家最強大的游擊隊力量,開始動搖美國在拉丁 美洲的殖民力量(哥倫比亞的石油是美國重大利益所在,美國從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和厄瓜多進口的石油比波斯灣還要多),因此若能藉由「哥倫比亞計畫」一舉摧 毀反抗的力量,則可以再度建立美國的新帝國主義力量,因此越來越多人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實際上是「死亡計畫」(Plan of Death)。
今年4月19-22日,在美國首府華盛頓有大規模的反戰(4月20日舉行大遊行,主題為「停止國內和國外的戰爭」Stop the War-At Home& Abroad,詳情請見:http://www.a20stopthewar.org/)、反全球化和「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National Mobilization on Columbia,詳情請見:http://www.colombiamobilization.org/)遊行(世界各地的抗議活動資訊都可以在 http://protest.net/ 找到),「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在4月22日將發動大遊行並提出兩大訴求:
一、反對美國政府“假借”掃蕩毒品為名的「哥倫比亞計畫」,
二、關閉「殺手學校」 -「美洲軍事學校」(SOA)。
文/洪家寧 2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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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的統獨問題已經進入倒數計時
「閒話民進黨的總統初選」(2011/04/24)
本來是一篇評論民進黨最高階層政客素質的文章,希望帶動有關領導素質的討論。沒有想到在將近兩百篇的回應文中絕大部分是統獨的爭論,它們偏離了主題,很多台獨份子藉機加入本市進行罵戰。這一切彷彿回到十年前聯合網站最初成立「聯合講堂」吵吵鬧鬧和亂紛紛的時期。
唉,十年過去了,大陸人已經在太空漫步,臺灣人卻沒有進步。
臺灣人沒有進步,一方面是政客們的自私自利與目光如豆,另一方面是新聞媒體有意地把水攪混從中牟利。
臺灣的政客可以沒完沒了地亂吵,因為他們的利益擺不平;臺灣的媒體可以沒完沒了地胡鬧,因為他們要製造新聞搶銷路,(右翼反共反華反中)媒體(買辦妓者)是“唯恐天下不亂”的。
但是作為一個無名無利政論城市的市長,YST 不能忍受【天下縱橫談】的退步,一個知識性的城市是不允許退步的。
(一)統獨問題早有定論
上面所有回應文有關統獨的爭論【天下縱橫談】早就談論過了,而且有了定論。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就是
「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2005/07/28)
,它非常清楚地陳述了中華民國最關鍵的幾個歷史階段並且非常形象地把中華民國的現況比喻為拳擊賽中的「技術擊倒」(Technical Knock Out,簡稱TKO)。如果中華民國繼續胡攪蠻纏,它的下場就是非常沒有面子地被「擊倒」(KO)。
政客為了本身的利益什麼話都可以亂說,媒體為了銷售也經常捕風捉影地興風作浪。但是有格調的政治論壇不能胡攪蠻纏、不能停滯不前、更不能走回頭路。
【天下縱橫談】早已走過了統獨爭論的時期,現在面對的問題和討論的大方向是國際列強的鬥爭與中華民族的復興。
市長簡單扼要地把統獨問題歸納如下:
1.今天兩岸的政治情勢是內戰的延續,這是一切考慮的基礎;
2.所有的「兩國論」、「一邊一國論」等等的模糊論述都是在“內戰”的延續下產生的“分離論述”,它們必須接受並通過“戰爭”的考驗;
3.今天退到臺灣的中國政權急於和佔據整個大陸的中國政權簽訂“和平停戰條約”,但是大陸不肯;
4.用拳擊賽比喻中國的“內戰”(沒有比這個更貼切的了),中華民國目前的國際地位是被「技術擊倒」(TKO);
5.「臺灣獨立」(簡稱「台獨」)是中華民國選手換了一個名字,“宣稱”從未參加這場比賽,這是“罔顧事實”的“欺騙”;
6.「獨立臺灣」(簡稱「獨台」)是中華民國選手“不承認”被「技術擊倒」,也就是不服從國際裁判,“宣稱”自己沒有輸,但是也“不準備”再戰,就這樣拖下去,拖一天是一天,最好拖到民國一萬年,這是“罔顧事實”的“鴕鳥”。
由於大陸不肯簽訂“停戰條約”,兩岸仍處於“內戰”狀態。「(民進黨台聯綠營)台獨」與「(國民黨藍營)獨台」“欺騙”也好,“鴕鳥”也罷,這些“招數”都徒勞無益,因為戰爭的權力操之在大陸。所以目前“表面”的“和平”是一個假像,“隨時”可能改變,譬如1996年的「飛彈危機」和2004年的「台獨公投」都幾乎點燃“內戰”。
(二)臺灣“挖空心思”攪混水
「統、獨問題」不值得在本市討論下去,因為無論是「(民進黨台聯綠營)台獨」或是「(國民黨藍營)獨台」都“刻意”把水“攪混”,這種“打混戰”既不能解決問題、也不能增加瞭解、純粹是浪費時間。
你一定會問:為什麼臺灣人要把水“攪混”?
答案很簡單:為了“逃避現實”、為了“混水摸魚”,最重要的是,為了獲得支持臺灣獨立的民意而必須“模糊真相”,因為民意是“可以操縱”的。最後這一點臺灣的政客和媒體立場“非常一致”,「藍」與「綠」沒有任何不同。
你們沒看到嗎?「(反共法西斯洗腦始祖)聯合報」的社論,從「統一論」到「連接論」,長久放置在首頁。這「連接論」就是在“攪渾水”。
兩岸之間這種討論是越討論越糊塗,因為臺灣的“目的”就是要把臺灣人民“弄糊塗”來取得獨立的“民意”。兩岸之間“根本沒有”討論的基礎。
無論臺灣如何把兩岸的水“攪混”,「兩國論」也好、「一邊一國論」也罷,「(反共法西斯洗腦始祖聯合報)連接論」也出來“攪和”,但是它們終究逃不過兩岸處於“內戰”延續的歷史事實。
想想看,如果「兩國論」、「一邊一國論」、「連接論」有任何一個有法理基礎,臺灣也不會一再要求大陸簽訂“停戰協定”了,是不是?
想想看,如果「兩國論」、「一邊一國論」、「連接論」有任何一個有法理基礎,臺灣早就進入聯合國了,是不是?
臺灣無論如何“挖空心思”、如何“製造新名詞”也繞不過「內戰」這道門檻。
臺灣無論如何“挖空心思”、如何“製造新名詞”也不可能進入聯合國。
臺灣人需要務實,“空談”這些沒用的東西做什麼?
這就是為什麼YST看不起蔡英文的地方。
蔡英文“挖空心思”“製造”的「兩國論」根本沒有任何法理基礎,屬於“自言自語”、“自說自話”,國際上(譬如聯合國)當她“放屁”,根本引不起一絲漣漪。
蔡英文一本正經的“滿口胡言”基本上有如“潑婦”,沒人理她。倫敦政經學院的博士一文不值,蔡英文國際法的“邏輯”連草民 YST都不如。
(三)臺灣人要停止辯論,展開行動
統獨這個話題不要再爭論了,沒有任何價值。
「台獨」取得法理基礎唯一的途徑是透過公民投票。
「獨台」能夠維持長久唯一的途徑是贏得中國“內戰”。
看到沒有?獨立的問題就是“這麼簡單”地攤在面前,臺灣人民“看著辦”。
統、獨問題,臺灣不需要討論,尤其是自由、民主、人權、愛臺灣....之類的“陳腔濫調”完全不能解決問題,談它做什麼?
臺灣需要的是行動。
YST 個人認為「台獨」比「獨台」實際,
「公民投票」比「啟動內戰」有民意基礎。
也就是說,根據臺灣民意,「公民投票」遠比「重啟內戰」有可行性,感謝民進黨提出、國民黨默許的“教改”,讓我們立刻去做,越早越好。
(四)臺灣(西方次殖民地)問題(本質)是中、美問題
臺灣(西方次殖民地)是中、美博弈美方的重要棋子,所以臺灣問題基本上是中、美問題,這一觀點大家都看到,無須多言。
中、美問題是實力問題,說白了,是軍事實力的問題。美國走的是霸權主義和“單邊主義”,“任何”妨礙美國霸權的都是美國必須對付的“敵人”。所以中、美之間有沒有臺灣問題中國大陸都必須面對美國的挑戰與“挑釁”,而臺灣問題正好給了大陸軍事發展的好理由、好藉口、好動機和好動力,因此臺灣問題也有非常正面的好處。
所以,如果你認為大陸發展武力是為了攻打臺灣、是為了要把國軍比下去,那你就太小看大陸了。解放軍假設的作戰對象是美軍,其他都是次要目標。
兩岸軍力的失衡其實早在七0年代就開始了。蔣介石在1965年「國光計畫」失敗後就放棄“反攻大陸”,因為打不贏;大陸也沒有侵犯臺灣的意思,因為實力距離美國尚遠。
1991年蘇聯解體,將近半個世紀的冷戰格局正式結束。美國一超獨霸,國勢如日中天,目空一切,想打誰就打誰。大陸沒有統一臺灣的可能性,只能埋頭苦幹,用鄧小平的話:發展才是硬道理。
(五)美消中長的二十一世紀
國際局勢的真正變化開始於二十一世紀,國家實力美消中長就開始於這個新世紀,變化之快令全世界目瞪口呆。
還記得朱鎔基總理1999年趕赴美國的“消氣外交”嗎?
2006年12月,布希(布希二世)總統派出史無前例的“頂級經濟小組”(Economic A-team)訪問北京與中國的最高經濟代表進行戰略對話,對話的目的就是如何防止美元崩潰。
這是多大的變化呀!
還記得江澤民的國事訪問美國,美國鋪紅地毯的歡迎多麼不心甘情願。
2011年,美國總統以超規格的禮儀接待胡錦濤的正式訪問(國事訪問)。
這是多大的變化呀!
回想2001年,坐上美國總統寶座的小布希(布希二世)志得意滿,也意氣風發,一心想做雷根第二。雷根總統搞垮了蘇聯留名青史,小布希(布希二世)認為他也可以搞垮中國同樣留名青史。中國毫無疑問是小布希(布希二世)上臺後第一個打擊的目標。
還記得嗎?小布希(布希二世)甚至一時“口誤”連“臺灣共和國”(Republic of Taiwan)都脫口而出。比起雷根總統,小布希(布希二世)的“演技”太差,誰都看得出來其中的“刻意挑釁”,臺灣人當時的“快樂”簡直是“樂翻天”。不開玩笑,那時候小布希(布希二世)是下定決心要打擊中共的,用什麼方式挑起軍事行動就不知道了,YST 個人認為這是台獨最接近真實的時候。
沒想到突然發生「九一一事件」,一切都改變了。美國像一頭被激怒的獅子,瘋狂地向阿富汗和隨後的伊拉克用兵。
美國的發怒是有道理的,因為除了建國的時候被英軍攻擊過美國本土在立國的兩百多年從來沒有遭受外國的攻擊,這種自然地形所賦予的穩定性使美國成為居住者的樂園和投資者的天堂。但是阿拉伯的恐怖分子改變了這一切,恐怖分子把象徵美國繁榮的紐約世貿大樓夷為平地,它告訴全世界海空軍如此強大的美國並不能保証本土不受攻擊,這個重大挑釁和創傷美國是絕不能接受的。美國改變了用兵的優先順序,“反恐”成為美軍的第一要務。
美國在阿富汗用兵犯了一怒而興兵的錯誤,不過在本土遭受攻擊的情況下也說得過去,但是隨後沒有得到聯合國的授權而興兵滅了伊拉克就過份自大了。這兩場戰爭沒有解決任何問題,但是拖垮了美國的經濟。美國開始暴露它的弱點,而且是致命的弱點,那就是過量地發行美元。
YST 第一次判斷美元有問題是2005年07月,這可不是馬後炮而是有文為証:
「美國的軍事與經濟」(2005/07/21)
「美國經濟問題的焦點」(2005/08/02)
,這兩篇文章的重點都是「美元發行過量」,但是受到臺灣職業經濟學家的猛烈攻擊,當時大部分人並不認同。
YST 的「美元發行過量」論在一年半後得到美國計量經濟學家的証實:
「美元正面臨崩潰邊緣嗎?」(2006/12/15)
,美元的危機和美國的外強中乾這時候已經顯露無遺。
2008年的金融海嘯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天下縱橫談】有多篇文章論述,
「美國的金融危機」(2008/10/14)
,上面這篇文章對金融海嘯有清楚的分析。YST 沒有相關資料,所以雖然知道它一定會發生,但不能預測發生的時間。這個全球金融海嘯所暴露的美國經濟問題不但是致命的而且是無可救藥的,更重要的是,整個西方資本主義的基礎理論與運作都崩潰了,只剩下中國的經濟一枝獨秀。
1991年蘇聯的解體埋葬了共產主義。
2008年的金融海嘯“埋葬”了資本主義。
中國的經濟“模式”引起全球的注意,西方國家開始“反省”。
這個時候全世界都看到中國的崛起之勢和美國無法挽救的衰退。
美國的強大科技與超級軍事都是錢堆出來的,美元一垮什麼都完了。
YST 把醜話說在前面,美國是個多民族的國家,歷史短,文化薄,而且美國文化幾乎都建築在優越的“物質”上,美國是用“錢”把三億人綑在一起的。所以“一旦”聯邦政府無法用“錢”擺平,美國就有“分裂”的危機。
你想想,富裕的加州願意跟貧窮的密西西比州“共體時艱”嗎?
YST 早就料定歐巴馬沒有能力解決美國的經濟問題,
「冷眼看2008年的美國總統大選」(2008/03/17)
,上面這篇文章說得很清楚,美國需要一位元英雄式的總統用感人的號召來改變美國人的生活方式(life style),歐巴馬是不可能做到的。
美國的衰落是註定的,因為美國的生產力不足以支撐如此豪華的“享受”,譬如國外的度假、滿地下室的玩具、兩輩子也穿不完的衣服、不斷換新的電子產品、每天開車20~30英哩上班....等等。
美國必須大量削減政府開支做到平衡預算,美國人民必須懂得如何量入為出、節約過日子。
美國用大量印鈔票來解決經濟問題是飲鳩止渴,美國真正的問題是產品缺乏競爭力。
美國即使覺醒也已經太晚,赤字將壓垮美元。除非美國能在短期內贏得一場決定性的戰爭,譬如消滅伊朗、一統中東,否則美國必須做出戰略收縮。一旦進行戰略收縮,臺灣就是美國必須考慮放棄的棋子。
如果臺灣人在這個時候還不知道局勢的走向,仍然緊靠美國,繼續「聯美制中」並尋求獨立的話,那就不是後知後覺,而是不知不覺了,必將付出沈重的代價。
(六)美國的霸權只剩下10年
YST 是以軍事的角度觀察時局的,因為國際列強的鬥爭是以軍事實力為基礎。
美國到底是以戰爭解決經濟問題呢,還是用戰略收縮作出妥協,只有美國總統知道。但是不論是誰做美國總統,他的時間已經不多了。YST 的估計,短則五年,長也不會超過十年。
美國對中國的戰爭視窗只有五年。中國的戰爭潛力巨大,只要「北斗導航衛星系統(北斗二代)」覆蓋整個亞洲(預計2012年),中國大陸就立於不敗之地。
到了2020年,「北斗」覆蓋全球,中國的實質生產力遠大於美國,YST 估計在中國大陸周圍一千公里內,美軍不具有優勢。
到了2030年,中國的國力無論是生產力或軍事力量都會超過美國,尤其是空中力量和部分太空力量可以達到至少與美國平手或超過。美國是靠空中優勢打仗的,2030年以後美國在戰爭上“沒有任何機會”戰勝中國。美國非常精於計算,那個時候也不會發動對中國的戰爭。
美元撐不了10年。YST 估計美國會在2020年以前對中國做出戰略收縮,用放棄臺灣來換取朝鮮半島的和平。
美國不能失去朝鮮半島,我們必須瞭解美國在亞洲的核心利益是日本,美國一旦失去朝鮮半島,日本立刻就被孤立,這就回到1840年以前的亞洲局勢。中國今天的強盛不是1840年的大清帝國可比的,美國如果失去日本,基本上就退出亞洲了。
文章寫到這裏,剛剛從CNN的新聞報導得知恐怖頭子賓拉登在巴基斯坦北部被美軍擊斃並且搶到屍首(非常重要)。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勝利,美國這仇終於報了,理論上,10萬美軍可以光榮地從阿富汗撤退了。
但是美國對恐怖份子的戰爭就此勝利結束了嗎?
YST 認為沒有,賓拉登早就後繼有人,“反恐”戰爭遠沒有看到盡頭。
(七)臺灣的命運只剩下10年
臺灣(西方次殖民地)的命運是跟美國的“霸權”連在一起的,它們可以畫上等號。
只要美軍在東亞處於劣勢,臺灣是第一個被犧牲的棋子,因為它在東亞的地緣局勢上最不重要,遠沒有朝鮮半島重要。
美國對中國的軍事優勢頂多只剩10年,這是非常科學的計算。所以臺灣的命運也只剩下10年,現在該是行動的時候了,無論“公投獨立”還是跟大陸進行政治談判都要及時展開,臺灣已經沒有等待的本錢。
這都什麼時候了,想“公投獨立”的準備公投,想維護中華民國的“準備打仗”,想移民的趕快申請,不要浪費時間在辯論上,
YST 不知道臺灣人在“吵什麼”?吵贏了,臺灣就獨立了嗎?
馬英九說在他的任內不會跟大陸有政治談判,YST 認為馬英九看不清楚世界局勢。
馬英九是一個“沒有中心思想”的人,不統不獨不武就是“沒有主見”、什麼都不做、聽天由命。
世界在快速變化,臺灣的籌碼在快速流失,馬英九卻不知道他在做什麼,臺灣人選他連任總統真是開玩笑,開自己未來無所作為的玩笑。
讚讚
CIA的公開秘密—兼為《十條誡令》蓋棺定論
一、嘗試為《十條誡令》蓋棺定論
二、(中國國內)親美勢力對《十條誡令》真實性的質疑
三、“Moral Re-Armament”的真面目
四、“Moral Re-Armament”在中國
五、“Moral Re-Armament” 、“共產黨革命章程”及“十條誡令”
六、克格勃(KGB/格別烏)高官什羅寧的話是否可信
七、「中情局」為防止洩密進行的暗殺
A、李志綏之死
B、班尼特之死
一、嘗試為《十條誡令》蓋棺定論
筆者不久前曾寫作《中情局絕密綱領–用普世價值對抗愛國主義》一文http://blog.mshw.org/hexuefei/?p=47,其主要目的有四個:
其一,是揭露美國在全世界推廣所謂美式“普世價值”的真實目的。
【(中情局加爾瓦爾德方案)最高綱領包括最廣泛的目標。它提出的任務是破壞對祖國之愛。它渴望用所謂‘普遍人類價值’代替愛國主義。】《克格勃(KGB/格別烏)X檔案》–p66。
克格勃資深特工什羅甯將軍的這本書在中國2003年出版的。當時譯者趙雲平用的一個詞語是“普遍人類價值”,而2008年後這個詞語有了更加簡略、響亮且準確的中文譯法——“普世價值”,看來「中情局」特工的漢語素養也是一流的。在2008年那偉大的抗震救災過程中,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得到了自改革以來最大程度的激發。而“(黨內美帝買辦)南方報系”當時卻“突如其來”、“莫名其妙”地宣稱抗震救災所體現的是“普世價值”,並由此引發了一場影響深遠的爭論。
而隨後的兩年裏,“普世價值”也成了美國總統奧巴馬“對華喊話”的口頭禪。2003年出版的這本書實際上揭露了所謂“普世價值”思潮的真正的出處、背景及其戰略意圖。原來,不管是蘇聯戈巴契夫的“全人類的價值高於一切”還是中國“(黨內美帝買辦)南方系”的“普世價值”,其真正含義並不是表面宣稱的捍衛全人類和全世界的尊嚴和利益,“普世價值”論只是「中情局」用來“對抗”蘇聯和中國的愛國主義思潮,並最終“肢解”蘇聯和中國的“文化戰工具”。
其二,是揭露美國「中情局」通過“系統性”的工程,“妖魔化”社會主義領袖列寧毛澤東等偉人,進而“顛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陰謀。
【他(杜勒斯)將基本的、集中的打擊指向反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而為了達到既定目的,如美國專家們設想,首先必須打破蘇聯人頭腦中的所謂“列寧綜合體系”。】
《克格勃(KGB/格別烏)X檔案》–p63。
【(反列寧題材)在80年代的俄羅斯幾乎獲得了國家地位,這時許多大眾傳媒開始鼓勵破壞十月革命領袖(列寧的)紀念碑,銷毀他的全集。反列寧題材充斥了報刊、無線電廣播、電視和電影。新聞、文學、藝術和科學的形形色色‘熱心者’懷著受虐的滿意心情去推翻自己以前崇拜的偶像(列寧)。】
《克格勃X檔案》–p65。
【根據艾倫.杜勒斯的企圖,關於‘德國黃金’、‘鉛封的’德國車廂和‘雇傭間諜’這些早就知道的假造謊言竟然成了‘禁果’,它對許多人的耳朵感到好聽。加爾瓦爾德設計的最低綱領在於向新的幾代人灌輸對列寧主義的懷疑,認為列寧主義簡直是‘歷史的錯誤’,人類一部分暫時的、不正常的和不牢固的社會現象。灌輸說早晚要把它結束(‘蘇聯是罪惡帝國’!)】
《克格勃X檔案》–p65。
其三,揭露「中情局」最大機密是如何影響別國領導人。
什羅寧在書中寫道:
【70年代末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反偵察人員們得以解開美國中央情報局最大的秘密,它在於這個部門制定,仔細準備並在80年代著手實施所謂深層掩護的專門計畫。
根據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材料已知,該項計畫的作者是「中央情報局」的前副局長比謝爾,他還制定了‘雙重諜報網’的觀念。根據這一觀念推測,「中情局」將把在美國境外工作的外國人中最有價值和可靠的間諜用於偵察目的。】《克格勃(KGB/格別烏)X檔案》–p42
【給小組規定的任務是滿足偵察屆向主導的國家機關、政治領袖周圍、代表及其他機構和組織進行諜報滲透的需要。即說得是“培養”自己的影響諜報員,使他們向權力機構推進。
影響別國總統,影響其國家機構?難道這種事有可能嗎?
按照美國專家的斷言,這不但可能,而且更有甚者,這是保障全國安全政策最便宜和最有效的方法。對總統可能用三種途徑去影響。
第一,直接通過高級會晤。
第二,通過他的班子,要往裏面打入影響諜報員。
第三,間接地,在大眾傳媒中組織宣傳運動,讚揚總統那些對美國有利的行動。】
《克格勃X檔案》–p45
其四,其目的是初步探究網上廣泛流傳的《十條誡令》的真假。
由於當年克格勃(KGB/格別烏)在「中情局」內部安插了不少間諜,因此當年的蘇聯克格勃(KGB/格別烏)可以說是最瞭解當時「中情局」內幕的機構。克格勃(KGB/格別烏)資深人士維•什羅甯將軍根據以親身經歷的事件、親眼所見的情景、親手處理的情報寫成的這本書,可以說是對美國「中情局」內幕最權威、最真實的披露。書中披露杜勒斯的訓話與網路上流傳的「中情局」《十條誡令》幾乎“完全一致”,可見《十條誡令》並非完全空穴來風。
【「中央情報局」的奠基人和第一任領導人艾倫•杜勒斯的信條,他對自己的軍官們教誨說:
“在那裏(蘇聯)製造了混亂以後,我們不知不覺地把他們的價值偷換成虛假的並迫使他們相信這些價值。怎樣做呢?我們找到自己的志同道合者……我們在俄國找到同盟者和助手。將一個情節接著一個情節地導演世界上最不馴服人民的滅亡、其自我意識最後的、不可逆轉的熄滅,按其規模來說是最雄偉的悲劇……”
“我們將千方百計地支持和發動所謂的藝術家們,他們將培植對色情、暴力、虐淫、叛賣,總之,對任何不道德行為的崇拜。在國家治理中,我們將造成混亂和不可收拾的局面……”
“我們將不知不覺地,但積極地促進官員們、受賄者們地胡作非為,無原則性、官僚主義和因循拖延將被樹為善行……”
“誠實和正派將被嘲笑並變成過去的殘餘。蠻橫無禮、卑鄙下流,謊言和欺騙,兇殺和吸毒,相互之間動物般的恐懼和無恥、叛賣,各民族的民族主義和敵對,首先是對俄羅斯民族的敵對和仇恨——所有這一切我們都將巧妙地和不知不覺地培植,所有這一切都將盛開雙瓣的花朵……”】
《克格勃X檔案》–p62
杜勒斯的這段話同樣曾經在網路上流傳。
根據什羅寧的“披露”,我們可以確定這段訓話的“真實性”確鑿無疑。而《十條誡令》的內容主旨與杜勒斯訓話“完全一致”。
二、親美勢力對《十條誡令》真實性的質疑
但是有一群“親美分子”一直不相信《十條誡令》的存在。而極力幫助「中情局」進行“掩蓋”的便是方舟子的新語絲的網站。
2003年9月9日開始,方舟子在新語絲網站上大張旗鼓地推薦《莊海青:美國中央情報局“中國十誡”:一個謠言的來歷》等文章。見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news/cia.txt 這類文章為了證偽《十條誡令》所舉出的關鍵性的證據就是一個美國網頁:http://snopes.com/language/document/commrule.htm
據說,體制內的“漢奸買辦勢力”將方舟子網站上的這些內容彙報給了中國最高層,中國最高層官員竟然相信方舟子網站上這些為「中情局」辯護的文章,從而認為《十條誡令》僅僅是個謠言。
多年以來,幾乎所有在此問題上替「中情局」辯護的文章都是方舟子網站文章的翻版。方舟子是眾所周知的“抄襲大王”。看來,方舟子的網站,也僅僅是在替「中情局」“辯護”這個問題上,才有些真正原創性的內容。
比如,楊學濤《所謂的美國中情局“十條誡令” 的前世今生》一文實際上是方舟子網站內容的翻版,該文寫道:
【一個網頁引起了我的興趣:http://snopes.com/language/document/commrule.htm
網頁中所列的十個題為“Communist Rules for Revolution”的“條例”與新聞報導所稱的《十條誡令》如出一轍(不用我翻譯了吧?):
據該網站稱,此十條“communist party革命章程”號稱由協約國於1919年5月在德國Dusseldorf搜出來,並于同年首次被印刷在了Oklahoma州的Examiner- Enterprise報上(Examiner-Enterprise是真的,但這個“十條”卻從未在該報發表過),是德國communist party用來腐蝕資產階級、發動共產革命的章程。
目前知道的最早發表年份是1946年(發表在當年2月份的期刊Moral Re-Armament上)。1954年,佛羅里達州司法部長George A. Brautigam證明其為真實,並簽上了大名。後來,“十誡”廣為流傳,選民們出於警惕,就把這十條印出來發給議員們。
1980中期,專欄作家Bob Greene在芝加哥大學與西北大學與俄國問題專家一起研究後共同認定,這十條章程是徹頭徹尾的偽造。Greene寫到: “我一直希望找到一個拿著這個“十條”的communist party member,好讓我有機會問問他‘obloquy’這個單詞到底是什麼意思)
《紐約時報》報導,國家檔案館、國會圖書館和各所大學的圖書館都找不到這個所謂的檔。蒙大拿州參議員Lee Metcalf在與FBI、中情局等機構聯合調查後也得出結論,認為這個所謂檔純屬偽造。
作家Jan Harold Brunvand 評論說:
The rules have to do with dividing people into hostile groups, encouraging government extravagance, and fomenting “unnecessary" strikes in vital industries. What we have lost, the list suggests, is a world without dissent, budget deficits, inflation and labor unrest.
I just can’t remember any such Golden Age.
(這些“條例”讓人民形成了敵對的陣營,鼓勵了政府奢侈浪費,並在重要的產業製造了“不必要”的罷工。“條例”告訴我們,我們失去了一個沒有異見、沒有財政赤字、沒有通貨膨脹、沒有勞工動亂的世界。
我們曾經經歷過這樣的黃金時代嗎?我一點也想不起來。)
可以看出,這個流傳甚廣的“謊言”出自“保守”的美國人之手,他們對於出現在美國的一系列社會變化表示擔憂,又無力解決,便簡單地把罪責“歸結”到了“communist party滲透”上來。1990年代,即便蘇聯已經解體,但“十條”依然不斷被報章引用,作為美國道德滑坡及政治腐敗的一個幌子。】
snopes.com 這個網站認為,所謂1919年發現的“共產黨革命章程”是個純粹的謠言。所謂最早刊登“共產黨革命章程”的的Examiner- Enterprise報上根本就沒有出現過這個所謂的“共產黨革命章程”。而這段文字最早出現在1946年,在Moral Re-Armament 期刊上刊登。
三、“Moral Re-Armament”的真面目
那麼,所謂的“Moral Re-Armament”是個什麼東西呢?
實際上,這個由美國基督教徒Buchman 創辦的“Moral Re-Armament”,是眾多戰略問題研究者高度關注的世界性組織,因為這個組織與美國中情局和聯邦調查局的關係太密切了,是美國用來控制全世界的重要工具。而西方很多媒體也早有報導:該組織與中情局的密切關係。
FBI解密檔案顯示美國總統艾森豪威是“Moral Re-Armament”運動的重要支持者。見:http://www.paperlessarchives.com/ike_fbi.html
一些和“Moral Re-Armament”組織有過接觸的印度宗教人士在談到“Moral Re-Armament”時也說道,人們都相信他們是中情局的:They’re also criticized a lot there. They have been criticized a lot there locally. People, they think they are CIA.見:http://www.vaniquotes.org/wiki/Moral_Rearmament_Movement
實際上,“Moral Re-Armament”在多個國家的作為已經引起了不少正義之士的警覺。比如,恩克魯瑪(Kwame Nkrumah,1909—1972),加納共和國第一任總統,加納人民大會黨主席,非洲著名社會活動家,“非洲社會主義”宣導者和代表人物之一。恩克魯瑪1965年的著作《新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最後階段》(Neo-Colonialism, the Last Stage of imperialism)一書《新殖民主義的機制》這一章中便重點介紹過這個“Moral Re-Armament”。恩克魯瑪是非洲社會主義的代表人物,是非洲社會主義運動的領袖,是加納共和國第一任總統,也當然是當年非洲國家眾多秘密情報的知情者。
恩克魯瑪在書中談到:http://www.marxists.org/subject/africa/nkrumah/neo-colonialism/ch01.htm
【Among instruments of such Western psychological warfare are numbered the intelligence agencies of Western countries headed by thos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visible Government’. But most significant among them all are Moral Re-Armament (MRA), the Peace Corps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USIA).
Moral Re-Armament is an organisation founded in 1938 by the American, Frank Buchman. In the last days before the second world war, it advocated the appeasement of Hitler, often extolling Himmler, the Gestapo chief. In Africa, MRA incursions began at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Against the big anti-colonial upsurge that followed victory in 1945, MRA spent millions advocating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forces oppressing the African peoples and those same peoples. It is not without significance that Moise Tshombe and Joseph Kasavubu of Congo (Leopoldville) are both MRA supporters. George Seldes, in his book One Thousand Americans, characterised MRA as a fascist organisation ‘subsidised by . . . Fascists, and with a long record of collaboration with Fascists the world over. . . .’ This description is supported by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MRA of people like General Carpentier, former commander of NATO land forces, and General Ho Ying-chin, one of Chiang Kai-shek’s top generals. To cap this, several newspapers, some of them in the Western world, have claimed that MRA is actually subsidised by the CIA.
When MRA’s influence began to fail, some new instrument to cover the ideological arena was desired. It came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merican Peace Corps in 1961 by President John Kennedy, with Sargent Shriver, Jr., his brother-in-law, in charge. Shriver, a millionaire who made his pile in land speculation in Chicago, was also known as the friend, confidant and co-worker of the former head of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Allen Dulles. These two had worked together in both 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U.S. war-time intelligence agency, and in the CIA.
Shriver’s record makes a mockery of President Kennedy’s alleged instruction to Shriver to ‘keep the CIA out of the Peace Corps’. So does the fact that, although the Peace Corps is advertised as a voluntary organisation, all its members are carefully screened by the U.S.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
令人驚歎的是,恩克魯瑪1965年的文章便十分清晰地用到了這樣的詞語:the United States ‘Invisible Government’——美國隱形政府。恩克魯瑪的這幾段文字的大概含義是:西方國家(由美國的“隱形政府”所主導)的情報機構用來實施西方心理戰的工具屈指可數,其中最重要的便是Moral Re-Armament (MRA)–道德重整運動, the Peace Corps –和平部隊(即將受過訓練的志願人士送到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服務的組織),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USIA)—美國新聞署。蔣介石的高級將領何應欽曾經是Moral Re-Armament運動的重要參與者。加納首任總統、非洲著名學者和社會主義領導人恩克魯瑪的著作已經將Moral Re-Armament明確地定性為與美國中情局、聯邦調查局等情報機構關係密切的西方進行心理戰的工具。
四、“Moral Re-Armament”在中國
這個“Moral Re-Armament”對中國的影響也是十分深入的,但是很多人卻不知道這個組織的存在,似乎有一隻無形的手在為其保密。作為一個曾對中國及世界產生如此重大影響的半隱形組織,其背後如果沒有美國情報機構的扶持,那是那難以想像的。
以下是幾則該組織在中國的宣傳性介紹:
A、臺灣出版的中華百科全書對介紹:
【道德重整運動
道德重整運動(Moral Re-Armament,簡稱MRA),是美國人蔔克曼(Frank N. D. Buchman)於西元一九三八年在倫敦所發起的,他曾經遍遊世界各地,認識許多領袖,如中國之孫中山先生、印度之甘地、美國之福特以及愛迪生等。他認為所有民族、國家及宗教,最基本的起源,是四個絕對的道德標準,即絕對誠實、絕對純潔、絕對無私、絕對仁愛,並由內心良知作為指導,以知行合一則有天人合一之體認,因而產生無限個人或社會或世界一新大力量,以建立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道德重整在建設新興國家與舊敵成友之工作中,扮演了其幕後的腳色,它不是一種組織,但在瑞士的柯峰設有國際會議中心,許多國家如英、法、荷、加、印、巴西、澳洲、日本等,也有地方或地區中心。
卜克曼早年曾數度訪問我國,與 國父孫中山先生為摯友。戰後,陳立夫與何應欽屢應其邀,赴歐、美參加會議,該時中文稱為「道德重整運動」。
民國六十三年,陽明山華岡中華學術院設有道德武裝研究所。(劉毓棠)】
B、劉毓棠是國民黨的外交官。華僑協會總會雜誌僑協雜誌(第092期)刊登對劉毓棠的回憶文章:
http://www.ocah.org.tw/sidepage/mag_viewpage.php?mag_no=092&id=4051
【一九四五年四月,聯合國在舊金山召開會議。當時毓公擔任中國代表團團長張君勱的英文秘書。張君勱是知名的哲學家,也是民社黨的創辦人,博學多聞,文風剛健有力,毓公和他共事相當愉快。經由張君勱的介紹,毓公認識了「道德重整運動」的發起人蔔克曼(Frank N.D. Buchman)並觀賞了由卜克曼博士率領一批道德重整人士表演的舞臺劇︽被人遺忘的要素︾,宣揚民主道德理念,留下極為深刻印象。】
C、《近代在華部分基督教名人簡介》:
【布克門 Frank Buchman 美國傳教士,1921年,他在牛津大學發起了著名的“牛津團契”運動,其信條為“絕對誠實,絕對純潔,絕對無私,絕對的愛”,此運動後在1938 年改名為“道德重整運動”。20世紀30 年代,廣學會曾在中國陸續出版了牛津團契的14種書籍。】
D、另外還有一則中華民國「道德重整協會」創辦人劉仁州的介紹:
【道德重整在台灣
http://life.fhl.net/Desert/97/s010.htm
「道德重整」自民國卅五年開始,即邀請中國派代表團出席世界性的大會,我國政界諸多要人都曾參與,但角色側重於作為政府國民外交的管道。五十年代之後,「道德重整」在全台各大專院校紛紛成立了合唱團,變成比較民間化、人民自願自發性的活動。後來整個台灣社會風氣改變,開放的程度愈來愈大,人民有更大的自由意志、更多的表達機會。因此到了民國七十九年,一批從「道德重整」合唱團畢業的朋友,覺得台灣社會亟需成立一個「道德重整」的組織,以便針對社會需要改善的地方有所貢獻。「道德重整協會」於焉成立。 】
五、“Moral Re-Armament” 、“共產黨革命章程”及“十條誡令”
瞭解了“Moral Re-Armament”的本質真相,那麼所謂“共產黨革命章程”與“十條誡令”的關係便十分清楚了。
“Moral Re-Armament”公佈所謂“共產黨革命章程”的時間是在1946年,按照克格勃高管什羅寧所掌握的材料,這正是美國開始簽署杜勒斯那段著名的訓示的那段時間。
“Moral Re-Armament”公佈的所謂“共產黨革命章程”,其內容和杜勒斯的訓示十分接近。不過,賊喊捉賊,豬八戒倒打一耙,“Moral Re-Armament”將這些“美國用來顛覆共產黨國家”的信條改成了“共產黨來顛覆美國”的信條予以公佈、發表。這些東西在美國從70年代開始引起美國社會廣泛的討論,經過美國獨立人士的大量調查,最終證明所謂“共產黨革命章程”是子虛烏有的。但是誰都想不到這個事件的真相。
毫無疑問,整個事件的真相是:與中情局和聯邦調查局關係密切的“Moral Re-Armament”組織最早得到了杜勒斯的那篇訓示,或者他們得到了中情局根據杜勒斯訓示形成的誡令。“Moral Re-Armament”將這些內容改頭換面,變成了攻擊共產黨國家的利器。
我們相信,“共產黨革命章程”不可能是“Moral Re-Armament”組織在1946年憑空捏造出來的。看看在杜勒斯發佈他那段著名的訓示20多年後,蘇聯克格勃高級官員什羅甯看到相關內容的反應:
什羅甯將軍說:
【我清楚地記得自己的慌亂心情,那時我瞭解了中央情報局領導人40年代末簽署的這一訓示。這是在1968年.那時我在莫斯科州安全委員會一個區分局工作3年之後,讓我到中央機關工作並從事組織反對意識形態破壞的反宣傳措施。這時當然考慮到了我的記者訓練。意識形態破壞者的目的,最初我覺得是臆造出來、不現實的。難道能迫使誰相信“虛假價值”嗎?難道俄羅斯在這一點上找得到“同盟者和助手”?難道培植對領導了反法西斯鬥爭並拯救了人類免遭“褐色戰爭”蹂躪的“俄羅斯民族的敵對和仇恨”,這現實嗎?民族主義真的那麼危險?而且是否能不知不覺地培植這些價值呢?
但是隨著熟悉西方特工部門的事實和檔,這些問題撤銷了。我越來越確信,艾倫•杜勒斯當闡述自己的綱領時,他依據政府級批准的具體研製的成果和秘密訓示。他將基本的、集中的打擊指向反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而為了達到既定目的,如美國專家們設想,首先必須打破蘇聯人頭腦中的所謂“列寧綜合體系”。】《克格勃X檔案》–p63
也就是說,連克格勃人員見到杜勒斯訓示後,一開始也難以相信它是真實的。但隨著更多的事實和檔,什羅寧才逐漸確信。也就是說,即便是克格勃系統,如果沒有掌握確鑿的文本和證據,他們也無法憑空編造出類似杜勒斯訓示、《十條誡令》那樣的檔內容。
“Moral Re-Armament”組織能夠毫無根由地編造出這些內容來嗎?要知道,蘇聯克格勃根本不存在類似“共產黨革命章程”那樣的專案工程,這一點,連極端親美的人都承認。因為蘇聯解體前後,克格勃已經被中情局高度滲透,克格勃大量機密大量洩露出去,如果真的存在類似檔,美國人早已就公開揭露了。其實像美國色情文化氾濫等社會問題,這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弊病,其伴隨資本主義的歷史一直存在。十分明顯,在蘇聯產生和強大之前,這些弊端就已經產生,“Moral Re-Armament”要把這些問題歸咎于蘇聯的陰謀,連美國人都難以理性地接受。正如眾多美國學者所評論的:“Moral Re-Armament”組織試圖依靠“共產黨革命章程”檔告訴我們,我們失去了一個沒有色情文化、沒有異見、沒有財政赤字、沒有通貨膨脹、沒有勞工動亂的世界。我們曾經經歷過這樣的黃金時代嗎?我一點也想不起來。
那麼“Moral Re-Armament”組織根據什麼編造了所謂“共產黨革命章程”?根據“Moral Re-Armament”組織與美國情報機構的密切關係,“Moral Re-Armament”組織發佈“共產黨革命章程”的時間與杜勒斯談話的時間接近,更重要的是兩份檔內容的高度一致,只要頭腦正常的人,都可以據此判斷整個事件的真正來龍去脈。
六、克格勃(KGB/格別烏)高官什羅寧的話是否可信
也許有人懷疑,《克格勃X檔案》一書中提供的證據是否是什羅寧偽造的?
假如,今天「中情局」人士出版一本《中情局X檔案》,我敢確定,其內容大部分是無價值資訊,甚至有不少內容是“偽造”的。
為什麼?
因為隨著蘇聯解體和克格勃(KGB/格別烏)的瓦解,今天極少人知道「中情局」的內幕,尤其是1990年代以來的內幕。這樣,「中情局」存在大量的“造假”空間。然而克格勃(KGB/格別烏)則不同。今天克格勃(KGB/格別烏)已經成為歷史。克格勃(KGB/格別烏)解體前,其內部已經被「中情局」高度滲透——否則蘇聯也不會遭受解體的下場。比如金城出版社04年出版的《窺視——最新國際間諜情報戰真相》揭露:1973年至1980 年,先後出任克格勃(KGB/格別烏)對外反間諜局局長和第一總局局長的卡盧金竟然是美國特務。《克格勃X檔案》一書也同樣披露,「中情局」對克格勃的滲透十分深入,讓人觸目驚心。看看什羅寧是如何評價克格勃最後一任主席瓦基姆•巴卡金的吧:
【原來巴卡金來到魯邊卡是為了真正粉碎國家安全機關,實質上消滅安全委員會的完整系統,從而在全局上急劇削弱國家的防護、“免疫”系統。他的真正意圖很快就暴露出來了。他充分表現了自己的破壞才能,並且甚至不曾掩飾給他們規定的任務:砸爛國家安全機關。巴卡金在其《擺脫克格勃》一書中簡直扮演著世界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一個臨時工的角色,他領導一個極重要的國家機構的目的僅僅是為了消滅它。我不認為這位政治家不明白,他的意圖實質上帶有反對國家的犯罪活動色彩。】見《克格勃X檔案》第11章《是誰搞垮了國家安全委員會》
換句話說,克格勃(KGB/格別烏)對「中情局」來說透明度很高。克格勃退休官員什羅甯如果在《克格勃檔案》中進行造假,那是完全得不償失的,完全有可能被美國抓住把柄。其次,克格勃(KGB/格別烏)已經徹底解體,俄羅斯政局一度動盪,什羅寧寫此書的目的只能是講點真話留給歷史,而斷不敢為了維護克格勃和蘇聯去大肆造假。可以說,出現於特定歷史條件的這本《克格勃X檔案》,其可信度是同類書中最高的。
至此,關於《十條誡令》的爭論終於可以畫上一個句號了。
七、中情局為防止洩密進行的暗殺
以上內容簡單介紹了是美國影子政府指揮中情局等機構進行文化戰、心理戰等軟戰爭的方案。「中情局」等機構為了保證機密專案的正常進行,不惜一切代價,直至大搞暗殺。在美國,一旦出現「中情局」的高度機密可能被洩露出去的情況,那麼相關人等便會被暗殺。甘迺迪案中死亡的大量人士已經做了精確的示例:
1963 年11 月22 日,美國總統甘迺迪被美國隱形政府指揮情報機構暗殺。隨後,幕後勢力為了防止真相曝光,進行了系列暗殺。在甘迺迪被暗殺後的三年中,18 名相關證人相繼死亡,其中6 人被槍殺,3 人死於車禍,2 人自殺,1 人被割吼,1 人被擰斷脖子,5 人“自然”死亡。從1963 到1993 年,115 名相關證人在各種離奇的事件中自殺或被謀殺。“沃倫委員會”還封存所有檔,檔案和證據長達75年,直到2039年才解密,這些檔涉及CIA,FBI,總統特警保鏢,NSA,國務院,海軍陸戰隊等機構。另外,FBI 和其他政府機構還涉嫌銷毀證據。
當然,不僅僅是甘迺迪案,這種現象已經成為了美國社會的慣例和定律。
A、李志綏之死
筆者關注到「中情局」,始於09年寫作《從縱容“妖魔化毛澤東”到亡黨亡國》http://blog.mshw.org/hexuefei/?p=6 一文曾根據中國出現的大規模妖魔化毛澤東的謠言進行了如下判斷:
【中國自晚清衰落以來,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資本主義半封建社會。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勾結在一起,成為壓迫中國人民的三座大山。這三座大山是當時世界上最反動、最邪惡的勢力。反動勢力的邪惡造就了革命者的偉大,毛澤東是帶領中國人民歷盡千辛萬苦推翻三座大山的人民領袖,毛澤東成為國際共運史上最為光輝的革命家。西方壟斷資本集團在中國扶植的買辦政權—蔣家王朝被毛澤東趕到了幾個海島上,西方壟斷資本集團的第一打手美帝的軍隊又被毛澤東的抗美援朝及援越抗美打得灰頭土臉,西方壟斷資本集團不得不停止軍事擴張的步伐。蘇共二十大,修正主義者赫魯雪夫妖魔化史達林,國際共運陷入混亂後,又是毛澤東扛起了反抗美帝、反對蘇修的革命大旗。毫無疑問,毛澤東是西方壟斷資本集團有史以來的最大敵人。在毛澤東有生之年,西方壟斷資產階級無法打敗這個東方巨人,那麼毛澤東死後,如何在中國及世界消除毛澤東思想的影響、消除這個資產階級的最大隱患,就一定會成為西方壟斷資產階級的重要目標。同樣毫無疑問的是,毛澤東去世後,通過“妖魔化毛澤東”從而干擾、影響、主導中國改革,進而殖民地化中國,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重要戰略任務。】
正如1加1必然等於2一樣,這樣的判斷只是一種必然的邏輯推理。等筆者兩年後讀到《克格勃X檔案》這本書的時候,才正式找到中情局妖魔化社會主義領袖的直接證據——中情局當年的確有針對蘇聯領袖列寧的妖魔化工程項目,那麼針對中國領袖毛澤東的類似工程項目必然存在。
在“妖魔化”毛澤東的系列謠言中,李志綏是“最關鍵”、最重要的一環。然而1995年2月13日,李志綏離奇地死于芝加哥的兒子家中。對此金筆網友在《關於李志綏醫生離奇死亡的推測2009-07-19》中寫道:
【因為死得比較離奇,到現在筆者還記得李志綏醫生死訊的報導。那是一天傍晚,他的家人回家時發現李橫躺在廁所的地板上,氣絕多時。好象那天下午他還外出行走過,旁人沒有發現李有什麼異常形態。
李志綏是在《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出版後不久突然去世的,死前還有報導說,面對中國相關方面的指責,李回擊說,他準備寫第二本有關毛澤東的回憶錄,因此他的死非常離奇蹊蹺。
李死時七十有五,不算長壽。除非八九十歲以上的老人在睡夢中平靜的死去,一般來說,人在這個年齡是不容易一下子死的。以李的 “特殊身份",當地員警,地區檢察官,CIA 甚至 FBI 的 Agents 等,都會密切關注,特別是找出他殺的 “蛛絲馬跡" 。此後我曾留意過新聞,看看有沒有警察局或地區檢察官公佈李的死因。後來李的出版商對外放言說死於 “心肌梗塞",間接印證了李死後是經過了屍體解剖尋找死因的。其實出版商的話不是 “官方" 結論,正式結論應是由警察局或地區檢察官公佈,但是沒有。這是疑點一。
疑點二是心肌梗塞初發病在七十五歲的高齡,這也是不常見的。同時,心肌梗塞也不一定死人,致死的應該是大面積的病灶,或者影響到心臟的傳導系統。如果是前者,發作前定會有徵兆,譬如頻繁的心絞痛,但是那天下午他還是好好的,怎麼可能一下子就那麼嚴重死了呢?很少見。而如果是後者,影響心臟的傳導系統則一定會有心律不齊的前兆。李自己是醫生,有這方面的專業知識。另外,如果他按期檢查身體也應該會被查出來,會接受藥物治療。因此,說他是死於心肌梗塞,讓人覺得無法接受。
……
李志綏的死跟他的書《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是有關聯的。對於我們這些局外人來說,他書的內容真假難辨。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假的?或者說全部是真的?全部是假的?很多疑問需要考證。考證的方法無非是對質和旁證 (第三者證明)。因為這是一部政治回憶錄,牽涉到的內容都是 “保密" 的,幾乎無法獲得旁證。
因此對質就變得非常重要了。中央警衛局還有很多人在,隔洋的論戰也是可能的,特別是中國方面有人出來列舉證據 (人證,物證),說明李書中的故事不真實。
……
李的突然去世“免去”了他必須回答舊日同僚們的“質疑”,結果 “死無對證" 了。面對質疑和論戰,或許對李來說,死是最好的結局。】
筆者當時評論李志綏之死時曾經做過如下分析:
【1995年,李志綏卻“莫名奇妙”地死去。假如李志綏屬於非正常死亡,是被人暗殺,那麼暗殺者有兩種可能:A、李志綏被維護毛澤東形象的中國愛國主義力量暗殺。B、李志綏被西方壟斷資產階級的專政工具美國安全機構如CIA、FBI等暗殺。
實際上,稍用頭腦便能推測A類說法是子虛烏有、混淆視聽的謠言:
1、中國當政者對李志綏的著作是放縱的態度
李志綏的書已經被那些活著的知情者徹底揭露。正如熊蕾所言,“但是他們說明李志綏編造事實的回憶,卻根本無法與李志綏那本書的影響抗衡,就連國內很多人,也寧可相信那本書,而不相信對它的駁斥。”90年代以來的中國大陸,李志綏的書以非法盜版的形式廣泛傳播,互聯網興起後,該書及類似內容又在互聯網上大肆傳播,直到今天,仍然能用百度搜索到相關內容。當政者對此書的縱容導致中國眾多高官、知識份子、學生對該書內容深信不疑。許多人雖然沒有看到過此書,但是也聽說過該書的內容,並深信不疑。
與西方壟斷資產階級、海外反華反共勢力大力支持李志綏著作不同,中國內部捍衛毛澤東的著作則得不到官方大力支持,批判李志綏的努力更多地顯示出純民間的色彩。比如,林克、徐濤和吳旭君的《歷史的真實——評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的回憶〉》對批判李志綏很有利,如果讓普通讀者一起讀到這兩本書,肯定沒有人相信李志綏的謊言。但是林克們的著作發行量很少,也沒有任何媒體大力宣傳,結果其影響力遠遠不如李志綏的著作。
2、與法輪功、民運對比
法輪功、民運、台獨等人對中國當政者的危害更加嚴重。法輪功、民運分子製造的文章書籍在大陸遭受絕對封殺,通過大陸的互聯網也很難搜索到相關內容。
可見,中國當政者對法輪功、民運的痛恨與對李志綏遠遠不是一個級別。但輪子功及民運,以及藏獨、疆獨、台獨等集團中有那麼多人在海外,對當今中國的危害遠遠高於李志綏,但是沒有一個人遭受到中共的暗殺。
實際上中共內許多的“資改”高官、“漢奸洋奴集團”是“支持”、贊同李志綏著作的(這也造成對李志綏的謊言進行消毒極其不利的局面)。所以,中國當政者根本不會去暗殺李志綏。
3、從李志綏死後各方反應來看
李志綏在美國出書,作為首部”妖魔化毛澤東”的重磅炸彈,肯定受到各方高度關注。觀察李志綏著作從出版到傳播的整個過程,僅從“調動”美國一切出版資源、學術資源、輿論資源來與李志綏“高度配合”來看,美國安全機構已經高度介入整個事件。李志綏的安全也必然受到美國安全機構的“保護”,所以要暗殺他,也不是很容易的。
假如李志綏是被中共暗殺,那麼,很明顯這將成為美國將“妖魔化毛澤東”推向高潮的“絕佳機會”。美國剛好可以借此事證明李志綏著作的真實性,而美國絕對“不會放過”這樣一個“妖魔化毛澤東”的“絕佳機會”。
但是,李志綏之死引起的波瀾卻是“如此之小”,甚至遠小於臺灣作家江南被殺案。更加“離奇”地是,美國方面“竟然”宣佈李志綏死於心肌梗塞,而不是被謀殺!
綜上所述,李志綏肯定不是中共暗殺,而只能是被美國安全機構暗殺。某些勢力為了避免李志綏被暗殺後引起美國民眾廣泛關注、各方追查,最終將幕後真正兇手美國安全機構曝光,只能讓李志綏死得靜悄悄,死得不明不白。
實際上,李志綏的書稿經過了美國安全機構的運作,已經被改得面目全非,李志綏肯定知道「中情局」等機構介入此事的內幕,因此也就擁有很高的籌碼來要脅美國以獲得更高報酬。美國方面也擔心李志綏活著會早晚洩露那本書的內幕,如果出現那樣的局面,這本書不僅沒有“妖魔化毛澤東”,反而妖魔化了美國。
所以,讓李志綏安安靜靜地死去就是對美國來說最有利的選擇。書已經出來了,李志綏的“油水”已經被“榨幹”,下面真正要做的是通過傳播管道進一步大規模“傳播”此書,李志綏活著反而是個“累贅”。
如此看來,我們不難理解林克們為什麼會發出這樣的感慨:
“正當我們著手寫這兩篇文章的時候,李志綏死了。聽到這個消息,我們為失去對質物件而感到遺憾。本來,我們是很想同李志綏就他的“回憶錄”中涉及的重要問題逐個對證的。”
李志綏必須這樣不明不白、安安靜靜地死去,他死得恰到時機,恰到好處,他的死及死法最有利地保證了“妖魔化毛澤東”大業的順利開展。】
B、班尼特之死
2009年3月22日,「中情局」轟炸中國駐南大使館負責人班尼特被「中情局」暗殺。
九年前,即2000年4月,也就是在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被轟炸整整11個月後,美國《洛杉磯時報》刊登報導說:“美國「中情局」就誤炸中國使館一事終於做出了正式處分:1名高級官員遭解聘,6人受處分。”實際上而這名被解聘的高級官員,就是班尼特。
環球人物2009年的報導《轟炸我駐南使館元兇被殺之謎:疑遭中情局滅口》:http://news.qq.com/a/20090518/000364.htm
【經過不懈追查,《外交政策》雜誌首先發現了班尼特一個更驚人的身份——他正是1999年科索沃戰爭中,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被炸事件的主要責任人!此消息一出,美國民眾鬧翻了天,“陰謀論”的傳言席捲了全美各大網路。線民們七嘴八舌——“顯然是中國人來尋仇,殺了班尼特和他的妻子!”“傻瓜,應該考慮塞爾維亞人復仇的可能性,他們比中國人尋仇可能性大多了”;更有調侃者稱“當年班尼特用老照片誤炸中國大使館,現在很可能有一夥犯罪分子試圖暗殺黑社會老大,結果用錯照片誤殺了班尼特夫婦”。然而,絕大多數的線民都把懷疑的目光投向了中情局,他們認為,班尼特大半生都在為中情局工作,被“中情局高層滅口”的可能性最大。】
李志綏之死和班尼特之死是有“相似性”的,因為他們都“掌握”「中情局」的絕密資訊。李志綏所“掌握”的資訊是,美國一直在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來製造“妖魔化”毛澤東的“謠言”進而攻破中國的文化安全防線,使中國共產黨員思想產生混亂,從而接受美國式的“普世價值”。
正如國內外許多評論所說的,班尼特肯定也是“掌握”了太多「中情局」的“秘密”,才被「中情局」暗殺。當然,出現這種情況,一定是班尼特試圖利用他掌控的「中情局」絕密資訊去要脅「中情局」,以獲得更大的利益,而「中情局」為了防止洩密、防止被知情人要脅,只能將其暗殺。
「中情局」採取非常手段在美國國內搞暗殺,一般是為了防止重大洩密事件的出現。像甘迺迪被暗殺、李志綏被暗殺、班尼特被暗殺,在所謂司法獨立的美國,“根本不可能”得到公正的調查,其真相有可能一直被“掩蓋”。
被誰“掩蓋”?只能是高於、淩駕於美國憲法之上的力量。
看來在美國,法律並非高於一切的,「中情局」幕後主人的力量和利益才是高於一切的。
所謂司法獨立、程式正義、民主自由人權,都不過是“華麗”的騙人的“口號”。
以上所述李志綏被「中情局」暗殺,就是非常典型的案例。
那麼班尼特掌握了什麼資訊呢?
1999年,美國轟炸中國駐南使館,這是當今中、美兩個大國關係中的最敏感的問題。
這一“事件”,雖然發生在十多年前,但事件一直沒有結束,2009年班尼特被「中情局」暗殺就是這個事件的最新發展。這個事件,直接決定著中、美關係如何發展,也決定著整個世界的戰略格局。可見,班尼特被暗殺,很可能與這個事件有關。
美軍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後,美國通過各種管道向中國表示,這是誤炸。美國政府“為何”一直宣稱是誤炸?
也許,轟炸中國駐南使館,並沒有得到美國總統克林頓等人的同意,這是美國幕後影子政府實施的秘密行動。所以,克林頓等勢力會在事件之後進行調查,「中情局」為了丟車保帥,不得不將班尼特等直接責任人撤職,而克林頓政府自然宣稱是誤炸。或許班尼特內心十分不平衡,與「中情局」之間產生矛盾,班尼特試圖將他掌握的核心機密告知公眾,以此來對「中情局」進行要脅。
此事一旦曝光,有兩大危害:
第一,美國幕後影子政府則真正浮出水面,美國公眾將會意識到,美國本質上是一小撮壟斷資本家進行獨裁專制的極權社會。
第二,這將雄辯地證明,不管美國如何高談中、美友好,美國事實上從來沒有將中國視作朋友,美國一直將中國視作“主要敵人”,試圖將其“肢解”是其持之以恆的戰略目的。正如蘇聯解體後,葉利欽統治的下的俄羅斯曾經徹底向美國投降,但是美國如何對待俄羅斯的?不但進行經濟上的勒索,同時繼續支持車臣等分裂勢力,要進一步“肢解”俄羅斯。
如果中國“一旦意識”到第二個問題,那麼中國必然加緊對美防範,這對美國的“和平演變”“大業”十分不利。因此,為了從戰略上“欺騙”中國,不僅克林頓要將此事件說成是誤炸,「中情局」要將此事件說成是誤炸,美國幕後那隱形的影子政府也必須將此事件說成是誤炸。
那麼,美國為何要蓄意轟炸中國駐南使館呢?
從班尼特被「中情局」暗殺一事可以看出,美國轟炸中國駐南使館,是美國最高統治集團、獨裁的影子政府直接指揮「中情局」實施的秘密行動,也許美國總統克林頓都事先不知道——即便是美國總統(例如甘迺迪)不服從這個獨裁的影子政府的命令,也會被暗殺。
美國中情局的目的在於恐嚇中國鷹派、俄羅斯鷹派及南斯拉夫的領導人米洛舍維奇,攻破南斯拉夫的心理防線。
中國(上海幫江澤民)遭受如此“奇恥大辱”之後,竟然向美國“示弱”,“選擇”繼續“韜光養晦”的策略。於是,美國「中情局」借此暗示米洛舍維奇:不要再寄希望於中國和俄羅斯了,“看看吧”,中國自己遭受美國的侵略、羞辱後也只能選擇投降。
之前俄羅斯葉利欽的“軟弱”反應已經讓米洛舍維奇傷透腦筋。中國在駐南使館被美國轟炸、遭受美國無端羞辱侵略轟炸後,竟然擺出了一幅“軟弱投降”的姿態。
也許正是這一點,最終擊潰了米洛舍維奇的最後心理防線: 5月7號中國駐南大使館被轟炸。5月28號南斯拉夫米洛什維奇總統辦公室就發表聲明接受美國和北約提出的政治解決科索沃危機的基本原則和內容。
美國“何以”襲擊中國大使館,時任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潘占林的看法很有見地:
【那些美國和北約的主戰派們事先宣稱,只要三天,最多一個星期就讓米洛舍維奇跪下求饒,這成了他們大言不慚的自我吹噓。北約騎虎難下,無計可施,於是採取“左道旁門”的卑劣做法,轟炸中國大使館,打掉米洛舍維奇的所謂“精神支柱”,打擊南斯拉夫人民抗擊北約的戰鬥士氣,達到扭轉戰局,便捷取勝的目的。當然,這也是對同情南斯拉夫,反對北約戰爭行動的俄羅斯的一個警告。】詳見:時任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潘占林的著作《戰火中的外交官:親歷北約炸館和南聯盟戰火》。
美國“肢解”南斯拉夫事件,是美國加緊在世界稱霸,加速推動“世界新秩序”的“標誌性”開始。美國能夠順利完成這一過程的前期任務,其必要條件在於,在俄羅斯,鷹派普京也未能完全掌控俄國大局。而在中國,則乾脆沒有普京這樣的鷹派領導人,而“中國的葉利欽(上海幫?劉亞洲?)”比俄羅斯的葉利欽更加“親美賣國”。
結 語:
對於那些因為親美而“喪失了理智”的人而言,本文的結論當然是無法相信的謠言。但對於尚存理智的人而言,本文的結論當然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常識”,本文的價值只是對這些結論提供了一點證據而已。
而對那些眾多一直“昏睡”的人而言,本文內容當然是聞所未聞的秘密。
文/何雪飛
讚讚
2011全球局勢回顧分析和展望
一、序
二、回顧我們走過的30年
三、回顧2011年走過的歷程
四、關鍵時刻-2011.06
五、展望2011下半年
六、俄羅斯國內的博弈和中國國內的博弈
因為這兩天局勢變化太大了,很多東西需要匯總,美國對於原油、農產品的價格的打壓給俄羅斯的梅德韋傑夫做了很好的策應,而且現在(中國國內-包括軍壇)美國控制的媒體大肆發佈新聞(真真假假)離間中、俄關係,很多東西都要匯總分析
一、序
現在很多(中國國內)網站(此時此際)貼出來“離間”中國和俄羅斯之間的關係的文章,很多都是幾個月前甚至幾年前的“新聞”了,結果拿出來,其實目的很簡單,就是要“阻止”中、俄之間的“聯盟”的形成,因為這個聯盟是美國的“死穴”,可見國內包括國際很多媒體都是被“資本控制”的。
包括“華爾街日報”報導說沒有簽訂天然氣的合約,但是他怎麼就不去看這個整體框架,這個天然氣合約完全在於這個整體框架內,另外還有能源、糧食和軍事和貨幣之間的合作框架,這些都確定了中國和俄羅斯之間的實際聯盟。
看一下下面的世界地圖:
2011全球局勢回顧、分析和展望(一)
美國“控制”的發佈這麼多“離間”中、俄關係的新聞都是想阻止中、俄聯盟的形成,因為中俄聯盟的形成將直接威脅美國對於中國的經濟收割和美國在全球的地位。
記住,“控制媒體”和“控制輿論”是美國的拿手好戲,美國花了200萬美元就把埃及的強勢的穆巴拉克趕下去了,扶持了埃及軍政府上台。
以中、俄為核心的這個「上合組織」的聯盟以及傳統勢力範圍,東可到達西太平洋,北到達北冰洋,西可到達歐洲大陸(通過地中海可以到達大西洋),南可以通過巴基斯坦或者緬甸到達印度洋,是全球最大的大陸板塊和擁有最大的戰略縱深、耕地、能源、優良的出海港口、礦產,完全能夠脫離美元環境而成為一個自給自足的系統,並且完全有能力形成一個抵抗外來軍事力量干涉的體系。
我們看問題要看問題的本質,下面我告訴大家什麼叫做本質:
中國和俄羅斯“聯盟”的本質是什麼?
就是通過能源、糧食的結合保障人民的生存權,通過“軍事聯盟”的形成保障國家的資源和人民不被侵略。(以下文字中的一部分分析是組內成員寫的)
這個就是為何我一說中國和俄羅斯的聯盟就有很多人反對,因為這個是美國的“命門”。
美國的茅:金融,是個很美妙的數位遊戲,但是需要契約精神保障最後的清算執行。可是我想大膽想像一下,“違約”和“賴賬”,都需要硬實力支撐的,萬一,大家都離開了這個叫美元的“賭場”,而“被欺騙”的賭徒們開始背靠背的拒絕支付。這個時候美國就需要另外一個茅:軍事去平衡這個清算執行。
中、俄、歐可不可以背靠背,去違反美國制定的美元本位下的契約精神呢?金融衍生品,在中國是不受中國法律保護的,這點中國政府已經明確提出過;所以,中國企業可以有權拒絕支付;相反的,這個收割過程也結束了;這就是為什麼「上合」、“金磚”內迴圈備用系統的啟動;但是以上所有這些都必要保證老百姓有飯吃有衣穿,我們有足夠的軍事力量抵禦美國的打擊,因為當大家撕去“偽善的外衣”的時,看到的就是槍炮。
以下為小組成員的分析:
美國(以性醜聞)把親德國的IMF(國際貨幣基金會)主席給廢了,讓一位元美國人代理主席直到8月份,這就等於“卡住”了歐元重組的對南歐諸國的優惠貸款,這對歐元龍頭德國可是一個明顯的“警告”。
歐洲也馬上做出了回應,你不方便我經濟救助南豬小國,我就用承認黃金的貨幣屬性來報答你。
接著普京站出來,暗示卡恩是因為黃金的問題被美國“(陷害)處理”的,讓大家的目光一下子轉移到「美聯儲」的“黃金儲備”問題上面。普京這時候選擇了支持歐洲,給美國一刀子。接著默克爾高調訪美,德、美都上演一出好朋友的劇情,坐下來談判,因為彼此都非常需要對方妥協來幫助自己渡過將來的難關。美國可能要求歐洲(拋售黃金)一同“打壓金價”來換取對歐洲效果債務重組上的幫助。
我們來看看中東的問題,以色列國防部長來中國,希望中國不要賣給伊朗部分武器,也希望在巴勒斯坦問題上面給予以色列支持,改變中東的軍事平衡,其實就是以色列做大的局勢。顯然現在中國的態度成為了破局的關鍵。中、俄、歐都準備承認巴勒斯坦建國。在中東如果不能及時制止伊朗的核武器計畫,那麼中東真正的和平就會來臨;
普京在不遺餘力的想拆掉“石油美元”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現在的中東地區形勢的確能支援他的這種想法。根據保爾森的回憶錄,普京曾在08年建議中國跑掉手上的美債來攻擊美元本位,結果沒有得到中國經濟決策層的支援(原因你懂的)。普京最近在俄羅斯的經濟上畫出了一個美妙的藍圖計畫,顯示了他未來的重新當總統的宣言.普京需要與中國形成聯盟,並得到歐盟的支援,才能真正獲得石油和天然氣的定價權。
我的總結:而這些正好也是中國破局美國的封鎖所需要的,只要中國和俄羅斯的“聯盟”的形成,同時中東作為策動,那麼全球的能源價格的定價權就將從美國人手中游走。而在這個中間,中國的“態度”是關鍵性的,我們這個關鍵性的角色能夠給我們帶來巨大的收益和“發展空間”。三國演繹需要三國勢力的均衡,任何一方獨大都會逼迫另外兩方的聯盟。
二、回顧我們走過的30年
要瞭解2011年,就要從30年前說起,1979年我們揍了一頓越南,確定了我們聯合美國抗衡蘇聯的局面,1989年開始蘇聯進入解體階段,這個決定了20年後中國必然聯合俄羅斯抗衡美國,1989年的中國,也確立了美國對中國採取的措施是:養豬殺豬策略,1994年的分稅制決定了地方政府必須找一個收入來源點,1996年開始的後面的“醫改”、“教改”、“房改”確立了中國後面的內需被殺掉,而1994年的“分稅制”助推了地方政府的這個衝動――把房價推向“泡沫”的極致同時形成中央和地方的完全“對立”。
2001年我們加入WTO出賣了我國的貨幣發行權,所以會看到我國以火箭速度印錢,大量洗劫老百姓的財富。
而1998年的大量工人下崗,為給美國廉價製造商品提供了廉價勞動力。
2000後的10年人民幣的對外升值而對內大量印錢導致的“貶值”,讓人民幣這個貨幣“泡沫化”,隨著中國的房價的泡沫化,“核彈”佈置完成,(注:2010年年中影帝亟呼政改)“引爆點”就定在2011年。
所以我們看到,我們的幸福指數從1978年-2003年是上升的,但是從2003年開始大家的幸福指數開始下降,特別是2008年開始幸福指數快速下跌。
為什麼?
因為10多年前就“潛伏”在我們經濟決策層的官員“出賣”了國家利益,葬送了我們的未來,他們是“潛伏者”,看我《決戰2011》這本書,裏面分析了其實從1990年開始就註定了我國現在的結局,我們經過這20年喪失了經濟主權,喪失了實際貨幣發行權,喪失了人民幣定價權,喪失了內需,喪失了道德,我們喪失了我們應該有很多東西。
看完了這些我們就瞭解了這30年的歷史脈絡,30年前鄧小平揍了一頓越南後帶領我們走向經濟發展的道路是對的,30年後的現在,中國再揍一頓越南帶領我們走向經濟和政治的獨立道路也是對的。
三、回顧2011年走過的歷程
2011年上半年是一個重要的歷史階段,我們首先來回顧一下:
1-5月份整個過程中比較核心的就是:圍繞美國的減赤計畫的博弈發生的一系列事情,圍繞中、美關係的破裂發生的一系列事情,圍繞中、俄關係的形成發生的一系列事情,圍繞日本地震和核危機發生的一系列事情,這個是今年上半年的主線,當你抓住了這幾條主線,你就明白了這個世界會如何運轉。
1月份十二五計畫開始
1月份中國的新一代戰機J20試飛成功。
1月份中國石油來源地蘇丹公投,決定南蘇丹獨立
1月份中國主席胡錦濤訪問美國,基本確認了美國殺豬的決心,也確立了我們脫離美國的決心。
2月份埃及總統穆巴拉克下臺,軍方接管權力
2月份公佈的2010年GDP中國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
3月份日本大地震,直接導致日本核反應爐堆心“熔毀”,但是日本政府和美國一直“掩蓋”,這個過後是嚴重的。
3月份利比亞騷亂持續,美、英、法對利比亞採取軍事行動
4月份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公佈
5月份(5/2)本拉登被美國擊斃的消息公佈
5月份報導中國長江流域嚴重的乾旱維持了很長時間
5月份IMF總裁卡嗯被捕,美國的人選將代理到8月份左右,這個將直接完成美國的“佈局”
5月份奧巴馬宣佈大中東計畫
整個上半年(1-5月份):
1、資本市場:可以說在資本市場美國完美的控制了局勢,基本按照美國的整個戰略佈局在進行,包括對於日元匯率的“控制”、黃金、原油、農產品大宗、美元指數、新興國家的匯率。但是美國在控制這些大宗的時候承擔了巨大的經濟和政治成本,特別是逆向控制農產品、日元匯率的走勢。
2、美國減赤:美國減赤已經充分暴露了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的博弈,也充分暴露了美國本土資本和猶太資本之間的利益衝突,請看我前面幾天分析的猶太資本的情況。
3、全球地緣政治局勢:這5個月打破了前面維持了20年的全球地緣政治格局,可以說在這個上面美國是輸了,中、俄的聯盟的形成是被美國逼的,因為在沒有美國這個強大的外力之下,中、俄這兩個近鄰大國很難走到一起,但是在這種時局下,兩者完成了聯盟的初步戰略性的聯盟意圖,這個全球陸地面積最大、海岸線最長、資源農產品自給自足能力最強的“聯盟”的形成,將對美國形成“致命的打擊”。
4、總結:
1-5月份可以說是打了個平手,美國在資本這塊獲得了完勝,但是在地緣政治這塊輸掉了未來。在可預見的後面30年,美國還將是帝國,但是這個帝國將完全不同於前面20年的帝國,因為他碰到了一個強大的聯盟。
四、關鍵時刻-2011.06
6月份最關鍵的核心就是全球兩大陣營的確立,一個是以中、俄為核心的「上合組織」以及周邊的勢力,一個是以美國為核心的集團,兩大集團的對抗熱點將涉及到北非、中東、東歐、南亞。現在以南亞和南中國海為主要爆發點。
中國在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和緬甸尋求出海口突破美國的封鎖同時鉗制印度和越南。
有人不理解,認為俄羅斯靠不住,那麼你告訴我誰靠得住?
大家是否研究過三國演義?當時的吳國的策略就是:魏強則聯蜀,蜀強則聯魏。那麼誰能夠告訴我是魏靠得住還是蜀靠得住?世界上面所有的聯盟都是利益的聯盟,有人說的美國是中國天然的盟友那是“屁話”,世界上面沒有什麼叫做天然的盟友,只有叫做“利益“的這個東西,這個就是全球地緣政治的指揮棒。
2011年6月份是一個“巨變”的月份,中俄聯盟在「上合組織」會議的時候基本確立,
這個時候我們發覺了美國的航母的快速調動,
這個時候我們發覺了美國快速打壓原油和農產品,
這個時候我們發覺了美國給減赤計畫下了最後期限,
這個時候我們發覺了美國動用他最大的“宣傳機器”去“離間”中、俄關係,
這個時候我們發覺了國內鴿派開始大量浮出水面,
這個時候我們發覺了俄羅斯的梅德韋傑夫的勢力開始“作梗”。
很多事情幾種發生在了6月胡錦濤參加的「上合組織」峰會和訪問俄羅斯的過程中。
2011年的6月註定是一個不平常的月份,一個會讓世人記住的月份。
五、展望2011下半年
全球局勢下半年將快速明朗,美國因為自身經濟問題必須對其他國家進行“經濟收割”,而經濟收割將付出巨大的政治代價,一個是美國國內的博弈(涉及到的減赤,雖然確定了,但是沒人會甘願就這麼受到損失)將造成兩大陣營的對立,一個是經濟收割將直接暴露美國在中國的“漢奸集團”,這個“集團”在經濟下滑中將承擔所有責任,而其中很多人將被送進監獄和被槍斃。
有空大家研究一下1979年“中越自衛反擊戰”就能夠明白我前面的預測,為什麼我在上半年能夠預測到很多經濟、地緣政治和軍事的事件,因為當你抓住了整個脈絡,你就明白了這個世界運轉的核心是什麼,主要矛盾是什麼,這些主要矛盾會直接導致什麼樣的結果。
下半年關鍵在於中國、俄羅斯、歐盟、美國和日本的局勢變化。
1、 中國:在南亞和南海發生局部戰爭的概率相當大,國內在經濟危機的情況下“賣國利益集團”會被清算,“貪官”會被清算,會出現大政府小企業的過渡模式(在危機中會導致大量民企倒閉,同時大政府小企業的模式比較容易渡過難關,關鍵在於危機過後很多壟斷行業必須放開,這個是保證後面能夠快速復蘇的根本)。同時房價等高估品種會出現巨大的跌幅,並且是在沒有成交量的情況下出現巨大的跌幅。
2、 俄羅斯:下半年原油價格的暴跌對於俄羅斯內部的政局將是一次嚴峻的考驗,也是對於普京的嚴峻的考驗,但是普京是俄羅斯民眾心中的“英雄”,他的支持率遠遠高於其他任何人,在「上合組織」的框架內,在中國和俄羅斯共渡難關的時候基本會確立「上合組織」的實質性的大聯盟的確立,這個將直接威懾到美元的地位。
3、 歐盟:在下半年的經濟危機中,很有可能「歐盟」成為受傷最大的一個,「歐盟」的結構註定了他的修復是道路漫長的,德國期望的獲得統一的財政權的模式會遭到美國的強烈的阻撓,同時歐盟的危機無法結合到「上合組織」來化解(歐盟內部的分歧決定了這個結果,美國“收買”了歐盟內部除了德國龍頭老大以外的好幾個國家來“對抗”德國)。所以後面我國聯合德國做一些戰術性的動作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歐盟的強大的前提必須是貨幣權和財政權的統一,這是一條漫漫長路。但是一旦歐盟出現戲劇性的不可控的經濟崩盤,那麼歐盟和上合組織的聯合還是很有機會的,我們要時刻注意形勢的發展,做好各種可能的應對措施。
4、 美國:美國的減赤計畫的確立,直接確立了美元指數的長期牛市,大量的美元回流將進入美國的國債市場、高科技行業等等,大量企業的建立將從根本上解決美國的地方財政問題,美國將進入經濟的慢慢復蘇階段,美國將在下半年完成債務重置的工作,新興國家(包括日本)在“經濟大蕭條”中會被迫“低價賣出”美國的長期國債,美國會拉高短期國債價格,廉價發行短期國債。同時今年下半年美國還將維持高失業率和房地產的不景氣,因為復蘇是需要一定的失業率的(廉價的勞動力),同時房地產的不景氣直接將導致中國手上的MBS賣個地板價。美國的股市將經歷一次探底後再拉升。
5、 日本:日本民主黨將在下半年的大蕭條中下臺,同時背起核危機的黑鍋,日本大面積的國土將不適合居住,並且需要大量資金去封堆(核反應爐,當初蘇聯封一個堆是100億美元,幾十萬工人,大量工人後來因為輻射問題生各種病早逝,當初蘇聯的GDP是1萬億美元,預計到2015年,烏克蘭政府還將為善後耗資1700億美元,可見日本後面的沉重負擔),今年下半年將註定日本被打回發展中國家的行列,日本將真正出現空心化(人才空心化、產業空心化、生產空心化),而美國需要一個長期的套利貨幣成為他們剪羊毛的對象,也許後面自民黨上臺後會整合亞洲一些國家形成類似亞元的模式(比如菲律賓、馬來西亞、韓國、越南、印度等等),這樣的經濟體的規模才能夠成為美元套利資金的合適的收割對象。同時在亞洲也形成一個抵抗「上合組織」的聯盟。
6、 全球大宗:黃金、原油等大部分大宗會暴跌,農產品經歷過一次洗盤後會進入長期的上漲階段。
7、 綜合:在下半年的整體危機中,中俄的聯盟模式會得到強化,因為現在的聯盟是建立在一個危機假設的前提下的(下半年的危機和美國的收割),一旦這個假設成為現實,那麼大部分阻力會被化解,因此今年6月份是全球格局形成的時候,今年下半年是這個格局最終確認的時候。美國會贏了經濟輸了地緣政治。什麼叫做博弈,這個就叫做博弈。
六、俄羅斯國內的博弈和中國國內的博弈
從這幾天美國打壓原油價格、農產品價格來看,是在打擊俄羅斯的普京。美國支持梅德韋傑夫(包括美國在俄羅斯的利益代理集團:葉利欽利益集團)的行為後面將成為常態,當時下半年的危機將真正確立普京的地位和聯合中國的這個聯盟的實質性的進展。
預計今年下半年俄羅斯國內的局勢將是普京勝出。
今年下半年中國國內的經濟危機將徹底清除“潛伏”國內20年的經濟層面的“賣國利益集團”,我們的軍隊將在這個中間起到決定性作用,保障政權的穩定(不出現蘇聯解體的情況),同時“肅清”相關(買辦)利益集團。美國會在糧食、食用油、供電、供水、煤氣、疾控、媒體等領域製造很多麻煩,包括鼓動大量人員上街,然後“複製”蘇聯解體的模式,但是只要我們的軍隊做好足夠的應對,在糧食、食用油、供電、供水、煤氣、疾控和媒體等領域做好軍管的預演,相信能夠化解美國的招數。大家要記住,假如美國贏了,那麼就是中國的葉利欽上臺,大量“貪官”的錢就會變成合法了,老百姓將象20年前的俄羅斯人民一樣遭受巨大的洗劫,大家就準備著一年後上街討飯吧(看前面一篇回應時寒冰的文章中介紹的葉利欽政府當時俄羅斯的慘狀)。
預計今年下半年中國國內的“賣國利益集團”會敗北,我國將肅清出賣國家利益者和大部分貪官。
文/猴王 2011-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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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營商中層幹部上交護照 反腐史無前例
2011-06-07 第一財經
運營商腐敗調查正在向更大範圍縱深發展,程度和規模甚至有可能超出之前的想像。
上交護照是慣例?
日前有消息稱,為了徹查三大運營商的腐敗問題,中紀委已經向三大運營商派駐了調查人員,調查預計將持續到6月初,在此期間,三大電信運營商中層以上幹部均被要求上交護照。
“上交因公護照是所有政府部門及事業單位的要求,上交因私護照是今年年初的事,應該跟目前的反腐沒什麼關係。”對於目前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反腐形勢,一位中國聯通中高層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即使在外界看來處於漩渦中心的中國移動,內部形勢似乎也沒有外界想像的那麼“人人自危”。“上交護照是中國移動多年的傳統,不是近期才有的,只要是處長以上級別都要上交。”一位元中國移動內部管理人員對記者表示。
據上述人士介紹,對於目前已經曝光的涉案中國移動管理人員,中國移動內部人士也感到非常驚訝,至於涉案原因,中紀委並未向中國移動方面通報。相比之下,與中國移動有密切合作關係的SP們才真正感到什麼是“人人自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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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揭貪官外逃路徑:過萬官員出逃 攜款8000億
2011年6月15日 人民網
央行網站刊發《我國腐敗分子向境外轉移資產的途徑及監測方法研究》報告
中國外逃的腐敗分子是怎樣把巨額財產轉移到境外?央行反洗錢部門一直在進行深入研究。昨天,央行網站刊發名為《我國腐敗分子向境外轉移資產的途徑及監測方法研究》的報告精簡版本。該報告由央行反洗錢監測分析中心課題組完成,完成時間為2008年6月。
央行揭秘貪官轉移財產八大路徑
報告指出,中國官員因經濟犯罪外逃始於上世紀80年代末。近年來外逃的腐敗分子及其轉移至境外的資金究竟有多少,至今還沒有一組公認的數位,只能根據各方報導勾畫出大體狀況。
報告指出,人民銀行在監測思路上以“獲取非法資產”和“向境外轉移資產”階段為監測重點,依託並充分利用大額交易和可疑交易報告資料庫,加強對重點地區、敏感行業、特定人群和特定消費方式的監測,同時將自主分析和協查分析相結合。
報告建議相關部門應建立合作安排或工作機制實現資訊共用,建立反腐敗機構互派特派員制度,海關建立反洗錢相關資料查詢、通報機制,建立與國外情報機構的交流等方式,完成反洗錢監測任務。
向境外轉移資產的八種方式
用現金走私來轉移
主要是通過腐敗分子本人夾帶在行李中直接攜帶出境,這種方式較為簡單,費用低,但同時可走私的數額較為有限,風險也比較大;此外腐敗分子通過某些代理機構(主要是地下錢莊)利用一些專門跑腿的“水客”以“螞蟻搬家”、少量多次的方式肩扛手提地在邊境口岸(主要是深圳與香港、珠海與澳門海關)來回走私現金,偷運過境後再以貨幣兌換點名義存入銀行戶頭。這種方式雖然手續比較麻煩而且還要交給地下錢莊一定的費用,但風險較小,很難追查。
替代性匯款體系在中國主要表現為以非法買賣外匯、跨境匯兌為主要業務的地下錢莊
以人民幣和外幣的匯兌為例:其人民幣與外匯的兌換和匯付以間接的方式進行,而不以直接匯兌的運作手法完成,人民幣不必流出境外,外匯也不必流入境內,各自分別對應迴圈。利用此種交易方式跨境轉移資產的主體較為複雜,除了腐敗分子和國企高管,還有某些企業為了避稅逃稅和享受外商投資優惠待遇而進行跨境轉移其灰色資金,以及走私、販毒等犯罪分子和恐怖分子以此轉移其黑錢等等。
利用經常專案下的交易形式向境外轉移資產
此種形式大致有五類:進口預付貨款,出口延期收匯;偽造傭金及其他服務貿易專案對外付款;通過企業之間的關聯交易實現向境外轉移資產的目的;利用假的進口合同騙取外匯管理部門核准外匯匯出境外;少報出口,多報進口。
利用投資形式向境外轉移資產
此類資金轉移的特點是資金向境外轉移在形式上基本合法,通常以企業正常海外投資的形式轉往國外。資金性質的改變發生在境外,在境外被腐敗分子非法佔有或挪作他用。採用此種手法轉移資金的多為大型企業高管人員或某項具體業務的負責人員。
利用信用卡工具向境外轉移資產
腐敗分子或其特定關係人通過在境外使用信用卡大額消費或提現來實現資金向境外轉移。目前我國對此類經常項下的個人支付沒有嚴格的外匯管制或限制。而對於各髮卡機構來說,只要持卡人單次消費或提現是在信用額度內且按時還款即可,並不做累計消費或提現的限制。這就為腐敗分子利用信用卡進行資金境外轉移提供了可乘之機。
利用離岸金融中心向境外轉移資產
這些人多為上市公司或國有企業的高管人員,主要採用以下步驟:第一,轉移企業資產。企業管理層與境外公司通過“高進低出”或者“應收賬款”等方式,將國內企業的資產掏空。第二步,銷毀證據,漂白身份。
海外直接收受
腐敗分子並不從國內向境外轉移資金,而是在境外直接完成貪污、受賄等過程。例如,發案單位在國外進行採購時,有實際控制權的腐敗分子可以通過暗箱操作得到巨額回扣。這些回扣不轉到中國,而是直接存入腐敗分子在境外銀行的帳戶,或轉換成境外的房屋等不動產。更隱蔽的做法是不涉及現金,而以安排子女留學等方式作為交易。
通過在境外的特定關係人轉移資金
此類參與轉移資金的特定關係人在他國均已取得合法身份,或者是留學,或者是他國居民或公民。境內的腐敗分子一方面可以通過其特定關係人以合法手續攜帶或匯出資金;另一方面,這些特定關係人利用其國外身份在當地註冊企業後,以投資形式在中國開設機構,然後以關聯交易等形式轉移資產。
案值與級別不同 逃亡目標國各異
報告引用中國社科院的調研資料披露: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來,外逃黨政幹部,公安、司法幹部和國家事業單位、國有企業高層管理人員,以及駐外中資機構外逃、失蹤人員數目高達16000至18000人,攜帶款項達8000億元人民幣。近年由官方媒體曝光的腐敗分子外逃或將資金轉移境外的典型個案不勝枚舉。這些犯罪嫌疑人潛逃境外的目的地主要集中於北美、澳大利亞、東南亞地區。
具體來說,涉案金額相對小、身份級別相對低的,大多就近逃到我國周邊國家,如泰國、緬甸、馬來西亞、蒙古、俄羅斯等;案值大、身份高的腐敗分子大多逃往西方發達國家,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荷蘭等;一些無法得到直接去西方國家證件的,先龜縮在非洲、拉美、東歐的小國,伺機過渡;有相當多的外逃者通過香港中轉,利用香港世界航空中心的區位以及港人前往原英聯邦所屬國家可以實行“落地簽證”的便利,再逃到其他國家。
(北京青年報 記者程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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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和中國在利比亞問題上共進退
外媒:中俄非正式國家聯盟宣告成立
2011-6-18 參考消息
2011年6月16日 胡錦濤同梅德韋傑夫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於當前國際形勢和重大國際問題的聯合聲明》 6月16日,國家主席胡錦濤同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共同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於當前國際形勢和重大國際問題的聯合聲明》。
【俄羅斯報紙網6 月17日文章】題:俄羅斯和中國在利比亞問題上共進退(作者謝爾蓋•斯米爾諾夫)
俄羅斯和中國就一系列重大外交問題達成共識。北京和莫斯科反對外部勢力干涉阿拉伯國家的抗議活動,呼籲政治解決利比亞危機和伊朗核問題。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和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姆林宮會晤後,兩國間非正式國家聯盟宣告成立。
中俄兩國領導人16日在克里姆林宮舉行會晤。俄中《關於當前國際形勢和重大國際問題的聯合聲明》是此次會晤的主要成果。聲明對中東和北非國家的大規模人民抗議活動作出了評價。莫斯科和北京指出:“外部勢力不應干涉該地區國家內部進程。”
此外,莫斯科和北京還呼籲利比亞國內儘快停火。聲明說:“為避免暴力進一步升級,有關各方必須嚴格遵守聯合國安理會1970和1973號決議,不得隨意解讀和濫用。” 雙方還談到了解決伊朗核計畫問題,主張通過政治手段確保伊朗的核能僅用於和平目的。雙方領導人認為,應當通過談判方式解決朝鮮核問題以及阿富汗危機。
專家認為,中、俄在解決利比亞衝突問題上的共同立場表明,莫斯科和北京下次在安理會投票時將表現得更加慎重。
政治學家亞歷山大•科諾瓦洛夫相信,中俄後退一步是試圖保持在伊蘭界的聲望和支持率。安理會關於利比亞的決議通過得過於匆忙。下次在通過容易引起誤讀的決議時俄中將更加慎重,而現在兩國並沒有能夠對解決利比亞危機施加影響的有效杠杆。
【俄羅斯總統網站6月16日報導】
俄總統梅德韋傑夫在慶祝《俄中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簽署10周年的文藝演出開始前發表講話,他說:“10年前就是在克里姆林宮,簽署了《俄中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將新型俄中關係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為兩國關係長遠發展指明了方向。當前,俄中兩國沒有任何懸而未決的政治問題。雙方本著兼顧對方利益、友好互信精神,推動兩國互利合作穩步發展。”
梅德韋傑夫認為,互信、平等、相互尊重的俄中關係已成為當今國際合作的典範。正如條約中所規定,兩國主張恪守國際法準則,不干涉別國內政,不對他國進行武力施壓,為鞏固世界穩定、建立多極世界共同作出貢獻。
【《日本經濟新聞》6月17日報導】
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16日在克里姆林宮與到訪的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舉行了會談。雙方發表了有關兩國關係的聯合聲明,表示願意借助二十國集團峰會和金磚國家的框架,進—步深化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兩國還簽署了《關於當前國際形勢和重大國際問題的聯合聲明》,對北約針對利比亞採取武力行動進行了不點名的指責。聲明還包含了反對北約在歐洲單方面推進導彈防禦計畫的內容。兩國在牽制歐美問題上採取了統一步調。
讚讚
美國特務裂解中國、分離台灣事件簿
美國裂解中國驚心動魄vs.毛澤東高瞻遠矚
十九世紀末,我國積弱,瀕臨列强瓜分。東鄰日本,參謀本部第二局局長小川又次于1887年撰《清國征討案策》,擬將我國華北、華東及臺灣併入日本版圖,餘則支解成數國。例如東北立“滿洲國”、長江以南建“明裔王國”、西藏青海立達賴、喇嘛、內外蒙古甘肅另選各部之長,均分其力,以確保日本獨立。
及至 1940年,日本在華已成功建立東北的「滿洲國」、張家口的「蒙疆聯合自治政府」與南京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實現五十年前小川又次支解中國的狼子野心。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滿洲國」等傀儡政權,灰飛烟滅。但接著的却是美國乘我發生內戰時煽動策劃並支援各地的分離運動,以裂解中國。
日本欲裂解中國,因其燒殺擄掠,手段殘酷,國人知所警惕。但美國裂解中國,因爲是打著民主、人權、民族自决等意識型態的“旗幟”,故國人“反應遲鈍”。斯時(1946-51),美國在我國東南欲分離臺灣、西北則顛覆內蒙、鼓動疆獨、西南則策劃藏獨,以裂解中國的驚心動魄史實,就不易爲國人所知,新生代甚至不知。
回顧中國近代歷史,中國人,尤其是菁英份子,切記莫忘。因爲在中國崛起的道路上,是中華民族菁英與美、日等列强菁英間的較量、對抗與對决。
分離臺灣
1945年10月24日,陳儀抵達臺北松山機場,從機場到臺北,台人萬民爭先相迎,歡聲響徹雲霄。在這樣熱烈慶祝臺灣回歸祖國的政治氛圍下,1946年 1-4月,美國“陸軍情報部”却“居心叵測”地在臺灣從事有關台人國家認同的「臺灣民意測驗」調查。全案由美國駐中國臺北領事館“特務副領事”柯喬治(George H. Kerr自稱葛超智)計劃,情報部組長摩根上校(Col Morgan)偕同日人翻譯員,訪問約300名各階層各政治派系的臺灣人,其結論竟是「臺灣人不願受中國管,而希望美國來管」。
接著的同年夏,《紐約時報》與上海《密勒氏評論報》就與之“相呼應”,報導稱「假如臺灣實行公民投票,臺灣人首先選擇美國,其次選擇日本,决沒有人選擇中國」。
此外,在特務柯喬治的主使下,1947年1月,約有150名臺灣人(代表超過800人)署名「臺灣人請願書」,向美國請願「……要求聯合國托管一直至臺灣獨立」。一個月後的2 月28日,臺灣爆發二二八事件,柯喬治更是利用機會,興風作浪,惟恐臺灣不亂。據國府情報,柯喬治與台人林茂生、廖文毅,請美供給槍枝與經費,美方允供經費。
1947年7月,美國派巡迴大使魏德邁訪台,曾與廖文毅面晤。廖氏向他提出主張暫由聯合國托管臺灣的《處理臺灣問題意見書》。接著10月始,美國媒體乃大肆炒作「臺灣分離運動」。
10月14日美聯社上海電「本社記者今日獲悉:臺灣分離運動的領袖們不久將正式要求出席日本和會,幷將要求舉行公民投票,以便决定仍屬中國抑或完全脫離中國,……」。
31日合衆社上海電稱「臺灣現正展開著秘密活動,企圖向將來舉行之日本和會請願,舉行臺灣全民投票,倘不獲接納,將引起臺灣流血叛變,……」。
11月3日合衆社上海電稱「此間臺灣人今日對本社記者稱:彼等將于明日或本星期四晋京叩謁司徒大使,請求予以援助,俾臺灣能獲得自主之權」。
與此美國媒體“大肆渲染”臺灣分離運動同時的1947年10月15日,香港《華商報》臺北通訊稱,臺灣某參政員曾與美國駐台新聞處處長卡度(Robert J. Catto)密晤兩個鐘頭。據當時在場的翻譯員透露,卡度當時稱臺灣的歸屬尚未正式確定,臺灣人如願意脫離中國的統治,美國可以幫忙,臺灣人如願意接受美國托管,可以提出希望條件及托管期限等語。
該參政員未表示任何意見,僅稱俟試探其他士紳意見後再論。事後,該參政員曾與一些士紳在北投、草山(今陽明山)等處,頻頻與美方人士會面,惟會見內容無從獲悉;面對美方「托管運動」的“分離攻勢”,斯時上海、南京、北平、香港的旅外臺胞,均發出抨擊「托管運動」的聲明,旅滬「臺灣同鄉會」會長還特爲此廣播。國府臺灣情治機關也調查此事的來龍去脈,並向國府呈報稱,此一分離運動的“牽綫人”是「美國新聞處」處長卡度。
1947年9月底,黃紀男與廖文奎二人在南京,拜會中文說得很流利的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請求支援台獨。身爲我國邦交國大使的司徒雷登居然鼓勵道「臺灣獨立是一條漫長而艱辛的道路,但值得奮鬥(The Formosan independence is a long and hard way、but worthwhile to struggle)」。黃紀男旋游南京舊城等名勝古迹,但見南京一片衰頽景象,秦淮河畔夜時一片漆黑和破敗,明孝陵前則小乞丐成堆,衣衫襤褸,故印象深刻。返台後,因感風聲鶴唳,乃决心離台。同(1947)年12月23日清晨六點左右,作爲邦交國駐我臺北新聞處處長的卡度,不但協助黃紀男偷渡,還親自陪行至停泊在基隆港的美國臺灣救濟分署漁船,介紹黃紀男予該船的挪威籍船長,偷渡香港。
顛覆西北
1943年,英、美兩國同時獲准在新疆省會迪化(今烏魯木齊)設立領事館,兩國駐國府重慶大使館的外交人員也獲准可進出我國西部邊疆省份,從而開啓了英、美特務與外交人員顛覆我國邊疆的大門。
1948年春夏,以司徒雷登大使爲首的美國駐南京大使館,强烈建議國務院要及早因應中國內部即將分裂的情勢,幷提出有效對策,讓中國各地可能陸續出現的「區域性政權」有能力對抗中共勢力,以保持美國在中國的影響力。
當時美國駐華外交官員及軍方情報單位,並付諸具體行動。例如1948年3、4月間,美國駐我新疆迪化領事包懋勛(John Hall Paxon),奉美國國務院之命,偕隨譯及同仁,遍訪南、北疆各重要城市。期間除會晤漢族軍政首長與少數民族政教領袖外,居然還播放有維吾爾文翻譯的影片及展覽海報,向我國邊疆民族宣揚美國的强大、民主與友善,複于6月續訪東疆與甘肅河西走廊,幷將此行成果密報華府。同年上半年,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簡稱「中情局」)曾秘密交付約三百盎司的金條,給此時返美述職的駐我國新疆迪化副領事馬克南(Douglas Mackiernan、通曉一些俄語、蒙古語及哈薩克語),用以收買中亞新疆地區的哈薩克族、白俄羅斯族與維吾爾族;
當時「中情局」駐北京的另一名特派員貝賽克(Frank B. Bessac又稱白智仁),則負責直接與內蒙古德王秘密接觸。美國駐華大使館則藉1948年5、6月國府在南京召開國民大會的機會,秘密接觸來自我國西北邊疆的政治人物。前寧夏省主席馬鴻逵在其回憶錄中就提及,斯時司徒雷登就秘邀他至其大使官邸私晤,明白告以華府願對寧夏當局提供包括軍事援助的任何可能協助。
1949年2、3月,美國軍方暗中出資,由總部設于蘭州的「國際物資供應公司」(International Supply Corporation)出面,購買二千多隻卡賓槍,及三百多箱其他各式軍火,幷以美國空軍陳納德將軍(Claire L. Chennault)所主持的「民航空運大隊」(Civil Air Transport)所屬機隊爲掩護,從上海緊急將該批武器運往馬步芳的西北部隊。4月初,陳納德親自飛往青海省會西寧,與馬步芳等會晤,旋趕返華府,向美國國務院高層報告中國西北最新政情,並强調應迅予馬步芳等軍援,以確保內蒙古、寧夏、青海、甘肅、四川、雲南等中國西部省份之獨立性。國務院旋于4月 22日爲當時中國西北政情召開一次特別會議。緊接著,一項專用于支援「大中國地區」(general area of China)境內「非共」(non-Communist)非漢族(non-Chinese)如哈薩克、內蒙古、回族與藏族的「軍事援助方案」(Military Assistance Program、MAP)法案,立即送往國會審查幷迅速獲得通過。此時,美國「中情局」駐廣州特派員梅茲(Raymond Meitz)與德王秘密接觸,告以「MAP法案」即將通過,德王所主導的西蒙自治政權可獲援助。德王一行于同年7月自廣州飛回寧夏定遠營後,在該地又獲貝賽克的類似保證,故信心滿滿,乃于8月10日宣布「蒙古自治政府」正式運作。
1949年夏,我國西北有德王在寧夏阿拉善旗的「蒙古自治政府」、北疆地區哈薩克族烏斯滿所率該族的游擊隊,及回族馬步芳在蘭州西北軍政長官公署的三股分離勢力,急盼美國秘密援助的到來。據可靠情報,美方甚至企圖將馬步芳、馬鴻逵等撤到新疆,與當地勢力結合,組織「大伊斯蘭共和國」。
8月中旬,美國軍方與國務院高層緊急决定,把掛名在「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援華計畫名目下的軍事與民生物資,由陳納德負責全數交付當時聲勢最大的馬步芳與西北軍政長官公署。只是美國物資裝備的到來,並未扭轉馬步芳等的劣勢,8月26日解放軍攻克蘭州,殲滅馬步芳部隊,五天後占領西寧,美援物資全爲彭德懷部隊接收,馬步芳乘美國空軍運輸機倉皇逃離青海,飛往臺灣。此時,德王所領導的定遠營政權,因美國承諾援助的物資未兌現,而人心潰散,旋于數周後的9月20日宣告解體。接著的9 月25日,新疆警備總司令陶峙岳等宣布起義,效忠共黨政權。
鼓動疆獨
此時,美國「中情局」幹員貝賽克、駐迪化副領事馬克南,及數名美國駐迪化領事館在北疆所收買雇用的隨扈,携帶無綫電報機及「中情局」所提供的黃金,于1949年 11月至1950年3月間,先後在北塔山區的巴裏坤湖、新疆塔克拉馬幹沙漠的綠洲地區、青海柴達木盆地格孜庫勒(Gez Kol)湖畔的鐵木裏克(Timurlik)等地活動,並與烏斯滿、賈尼木汗、牙巴孜汗、哈力別克(Qali Beg)、胡賽因台吉(Hussein Taiji)等哈薩克族部族首領秘密接觸,煽動我國邊疆少數民族進行分離的武裝叛亂。斯時,馬克南主導策劃由賈尼木汗負責昌吉、呼圖壁地區,烏斯滿負責吉木薩與奇台一帶,哈力別克負責迪化南山地區等的叛亂。1950年3月,烏斯滿?code>P賈尼木汗在巴裏坤湖宣布成立「自治政府」,領導一萬五千 名哈薩克族人,進行長達一年的武裝叛亂。同年4月,牙巴孜汗則率領約三千名哈薩克族武裝勢力,結合哈力別克的勢力,從東疆哈密地區經南疆、青海進入西藏境 內,一路上與解放軍進行半年的游擊戰。
最後,烏斯滿賈泥木汗于1951年2月遭解放軍俘獲處决。哈力別克與胡賽因台吉則于1951年夏由南疆經喀什米爾出走,逃往土耳其,成爲海外疆獨最活躍的成員之一。牙巴孜汗則經西藏逃亡臺灣,並于1950年代初在台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
至于馬克南與貝賽克等,則跨越昆侖山,向拉薩撤退。馬克南于1950年4月在藏北雪噶洪朗(Shegar-Hunglung)關卡遭藏兵誤殺。貝賽克旋被護送至拉薩,並于是年8月奉命向西藏「外交局」提議,拉薩當局應積極與新疆、青海境內的哈薩克族各部,進行軍事情報交流,以掌握解放軍動態。對此,拉薩官員曾表示高度配合的意願。
策劃藏獨
1946年,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下令向西藏當局提供一批可供發報用的發電機。西藏當局在英國特務福特的協助下,利用這些設備成立「西藏廣播電臺」,散播藏獨輿論。同年春,美國駐印度大使亨德森(Loy Henderson)就建議美方,如果毛澤東的軍隊在中國獲勝,美國就應準備將西藏視爲一個獨立的國家。
1951年3月,亨德森大使與達賴喇嘛的私人教師哈裏爾(Heinrich Harrier)會晤,討論達賴喇嘛出走事(哈裏爾後被查出乃是個隱姓埋名的納粹德國納粹黨黑衫隊軍官,在藏七年,曾利用現代技術爲美國繪製了拉薩及喜瑪拉雅地區的地圖,幷經由「中情局」特務貝賽克 携出西藏,交給美國駐印度使館)。
1950年11月,十四世達賴喇嘛出走亞東。1951年5月,西藏代表在北京與中央簽署「十七點協議」。是時,美國駐印度新德里與加爾克答的外交官,却努力說服當時人在亞東的達賴喇嘛,離開西藏,流亡海外。當時美國向達賴喇嘛開出包括重新同意支援西藏在聯合國的提案,在可能情况下設法提供軍事援助予西藏,派遣密使前往印藏邊界與達賴喇嘛的親信聯繫,承認十四世達賴喇嘛爲一「尊貴的宗教領袖與西藏自主國的元首」(an eminent religious dignitary and head of the autonomous state of Tibet),以及在印度與錫蘭(今斯里蘭卡)拒絕提供政治庇護時,收容達賴喇嘛及其流亡政府等西藏分離我國的條件。但因種種因素,當時達賴喇嘛仍决定返回拉薩。這並未意味著美國的全然失敗,因爲在達賴喇嘛决定返回拉薩前夕,在美國的暗中支援與協助下,達賴喇嘛兄長土登諾布經印度前往美國,另一位兄長嘉樂頓珠,斯時(1951)就與「中情局」簽訂協議,最初爲該局收集情報,後來則策劃游擊戰。日後,嘉樂頓珠與土登諾布二人並經常往來于美國、印度與臺灣之間。及後,美國支援西藏武裝叛亂,1957-61四年間美國「中情局」不但對西藏空投武器、彈藥、糧秣、藥品等物資就超過250噸,甚至將西藏康巴族人(Khambas)送往美國本土科羅拉州丹佛附近高山陸軍的海爾營(Camp Hale)受訓,再空投西藏。
津貼達賴
1959年3月,達賴喇嘛最終逃往西方。據美國國務院外交檔案1964年1月9日特別小組(Special Group)備忘錄的記載,該會計年度還列有給達賴喇嘛津貼的18萬美元預算。美國涉入西藏事務之深,由此可見。時至今日,美國更是技巧地將達賴喇嘛“塑造”成民主人權宗教的鬥士,歷任美國總統不乏予以接見,西方頒予諾貝爾和平獎,安排重要場合演講,以“强化”其從事“分離運動”的“合法性”。日前(2007/10),美國總統布希不但再會見達賴喇嘛,第二天還親自出席並頒發國會金質獎章,遠在天邊的拉薩隨即發生僧侶慶祝達賴獲獎並與軍警衝突的事件。美國利用達賴喇嘛顛覆中國,可說六十年不改其志。
「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
1949年2月,毛澤東在其與米高楊的談話中,提出「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的政策。換言之,就是徹底摧毀清除帝國主義在華的控制及其影響,亦即摧毀遏阻帝國主義的對華“顛覆”。事實檢驗真理,從事後許多時人回憶與解密檔案,我們才驚知當時美國,是對中國從東南的臺灣、到西北的內蒙與新疆、及西藏,居然是進行“全面的裂解”。美國的這些滲透與“顛覆”當時是在極機密的情况下運作,相關情形最終匯總于華府的「國務院」與「中情局」等部門,但對“被顛覆”的中國人,當時不是無法盡悉,就是只能瞭解局部。
如果1950年後中國仍與美國爲友,以當時中國國勢的衰弱,民族自信心的不足,勢必受制于美國一手持民主、人權、民族自决的分離意識型態,收買菁英且分化我國邊疆少數民族,一手提供經費、武器彈藥、且包庇分離份子等的顛覆手段。例如後來美國暗助達賴喇嘛的出逃西方,就爲中國大陸留下了一個迄今尚未解决的難題。故毛澤東「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的政策,徹底摧毀了美國的對華顛覆,捍衛自滿清覆亡後得來不易的中華民族大一統,幷以時間凝聚中國人民的內部力量。因此,客觀而言,毛澤東此一决策,實是關係民族復興啓始的高瞻遠矚决策。
南、北分裂的夢魘
國民黨政府遷往臺灣後,經由臺灣海峽與中國大陸隔海相望,與中國大陸分離。客觀而言,國共內戰導致中國大陸與臺灣迄今未能統一,是近代中國的悲劇。然而,在那個關鍵的年代,蘇聯領導人史大林强烈敦促毛澤東與蔣介石成立聯合政府,但被毛澤東拒絕。1948年底,當中共形勢大好,準備拿下北京揮師南下時,史大林派米高揚到中國,以口信方式傳達史大林意見,要求毛澤東不要南下長江,讓蔣介石得以生存。毛澤東不僅又未接受,反而于1949年1月1日發表了一篇 「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新年獻詞。
1949年4月21日,毛澤東下令解放軍渡過長江,並以「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的蓋世氣魄,數月間即一統萬里江山,美、蘇想分裂中國都來不及。如果歷史可以重演,假設當時毛澤東屈服于史大林的一再要求,假設內戰時日稍久,美國外交、情報、國防等各單位完成意見整合,頭腦清醒過來,加大力度積極分裂中國。例如傾全力軍援國府甚至派軍介入,抗阻中共攻勢,使國共兩黨以長江爲界分治。那時,蘇聯支援北方的中國共產黨政府,美國支援南方的中國國民黨政府。如此一來,一個擁有數億人口的文明古國,將被分割成兩個人口與轄區相當的政權,相互敵視,相互顛覆,則中國人民所受的苦難將遠甚于今日台島灣與中國大陸的分離。此外,由于以長江爲界的北中國與南中國,二者綜合實力相當,任何一方都很難經由武力統一,外加美、蘇兩强蓄意分裂中國,則中國人想在二十一世紀完成統一,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開啓民族復興崛起之路
美國欲乘內戰結束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出現之前,策動並支援我國邊疆少數民族分離,在我國大西北地區建立親美的「區域性政權」,尤其是利用達賴喇嘛使西藏脫離中土,支解我國的“意圖”,居然與日本的“思維一致”。但天算不如人算,未料新興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以千鈞雷霆之勢完成一統。尤其是1949年 10月始,解放軍兵分數路進疆,齊頭幷進,頂風冒雪,餐風宿露,翻過高山峽谷,徒步戈壁瀚海,展現大無畏的英雄氣魄。例如有自阿克蘇徒步橫越渺無人烟的塔克拉瑪幹大漠,急速行軍十五天,直抵和田平亂。有自烏蘇徒步行軍420公里,爬冰臥雪,曆盡艱辛,進駐承化(今阿勒泰),大軍先後旗插天山、阿爾泰山和帕 米爾高原,設立邊防哨卡,戍邊衛國。美國顛覆支解中國大西北的意圖,因措手不及而以失敗告終。但也未完全失敗,既然分裂西北不成,則分裂東南,1950年 6月25日「韓戰」爆發,「韓戰」關臺灣何事?但二天後的6月27日,美國總統杜魯門親自下令其第七艦隊巡防臺灣海峽,實質分裂臺灣至今。同年10月19日,大陸以「中國人民志願軍」名義參戰,禦敵于國門之外。至此,除台港澳外,中國人完成自大清覆亡分崩離析後的實質統一,從而開啓中國復興崛起之路。
作者不詳 2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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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Google)承認把歐洲資料交給(上呈)美國情報機構
2011年8月16日 《科技日報》
據美國科技網站ZDNet 8月11日報導,谷歌公司(Google)已承認,它根據美國“(美帝法西斯化)愛國者法案”的規定,把歐洲資料中心的資訊交給了美國情報機構。
ZDNet網站的消息表明,谷歌公司(Google)是繼“微軟(MS)”之後又一家坦承因為“(美帝法西斯化)愛國者法案”的影響,導致歐洲的雲端資料有風險的公司。谷歌(Google)這麼做是因為美國情報單位要求谷歌(Google)交出儲存在歐洲資料中心的資料。
這兩家美國公司的表白證明歐洲的資料已不安全,如果歐洲本地的子公司與美國總部有關連的話,就可能會受到美國的檢查。在此之前谷歌公司(Google)遵照美國法律,已經許多次接受這樣的要求。
微軟承認將歐洲的資料交給美國執法單位的消息曝光之後歐洲議會提出抗議,要求美國當局做出解釋。歐美的外交論戰因而展開,在未來幾個月內還會持續下去。
如今在歐洲客戶的眼裏,任何一家美國公司,不論是谷歌、微軟、亞馬遜、蘋果或任何其他雲端服務供應商,只要是在歐洲營運的話都無法保護歐洲的資料不受到美國的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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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帝主子線民特務對台灣附庸屬地滲透情蒐無孔不入 台灣自由霉體妓者(美帝買辦傳聲筒)心花怒放毫無所謂
美國人情蒐無度 豈能無所謂?
“(美帝中情局外圍的非政府組織)維基解密”所揭露的“美國駐台代表處(美帝駐台總督府)”對台的政治報告經台灣媒體沸沸揚揚的報導似乎已經成為政治醜聞。但是除了矛頭對準台灣各黨(賤骨頭)政治人物“言行不一”,以及他們相互否定的發言紀錄之外,“幾乎沒有” (美國鸚鵡)觀察家對於“美國在台協會(美帝駐台總督府)”的“作風”提出檢討質疑。如今宋楚瑜參選招來各方罵聲不斷,但(美帝前任駐台總督府總督)楊甦棣“囂張橫行”,卻始終不見薪輿。
“(美國鸚鵡)觀察家”譏笑(賤骨頭)政客們勇於內鬥,“其實”他們(美國鸚鵡)只顧嘲諷台灣的(賤骨頭)政客,“放著”美國代表處(美帝駐台總督府)“繼續逍遙”也同樣是屬於勇於內鬥的行為。而連在台協會理事主席都覺得今後美國“情蒐”的風格是否要有所改進,受害的台北(殖民屬地的民主屁民們)卻渾然不覺。
根據“(美帝中情局外圍的非政府組織)維基解密”的內容,兩黨領導人都向“美國駐台代表(美帝駐台總督)”承認,他們在“大選”期間“玩弄”“公投的議題”完全是為了選票,因此籲請美國(主子)不必當真。於是,台灣的(民主屬地屁民)讀者們當然立刻聯想到,當初兩黨(賤骨頭)政客為了“公投”耗費龐大、競相加碼的醜陋鏡頭竟然“都只是”所謂不得不做的選舉伎倆。
美國駐台代表(美帝駐台總督)的政治報告有多少加油添醋或刻意粉飾,外人不得而知。不過,台灣媒體上的(賤骨頭)觀察家一律假定美國人的報告內容是在真實反映台灣(賤骨頭)政客內心所思所想,或反映台灣(美國屬地)政治現狀。這點,則反映台灣(美國鸚鵡)媒體不可思議的天真。
比如,大家最喜歡提的內容之一是民進黨(賤骨頭)立委暨競選大將管碧玲(美諜線民)“告訴(提供情資)”當時“美國在台協會(美帝駐台總督府)”處長楊甦棣說,民進黨在選舉之後就會把“公投”的議題“拋棄”。不但楊甦棣如此回報,台灣的(美國鸚鵡)媒體也如此相信,只有(美諜線民)管碧玲本人不承認講過這幾個字。
民進黨慣用的“辯論方法”就是(只)承認自己講過某幾個字。最近膾炙人口的正是主席比如蔡英文,她說一九九二年當時海峽兩岸達成協議時雙方都沒講過九二共識這幾個字,“所以沒有”九二共識。(注:同理可證所謂的二二八也根本完全就不存在啦)
但是,(美諜線民)管碧玲如果對她自己有信心,到底講過哪幾個字可以公開告訴大家,不必忌諱,因為她大可說她反正是在敷衍楊甦棣,對(美帝軍政府USMG駐台特首代理人)陳水扁能順利發動公投應該記功,不是記過。但是她對自己沒有信心。
站在競選舞台上的管碧玲叱吒風雲,不可一世,難道她不知道(美帝軍政府USMG駐台特首代理人)陳水扁會隨著群眾與他們在情緒上相互感染,因而採取了事先沒有規劃的激進行動嗎?
世界上有多少暴力的發生真的曾是事先規劃的呢?
密室裡的理性充其量是人類生活的一小部分,但是人們卻願意相信那一小部分才是真實的。
但恰恰相反的可能是,(美諜線民)管碧玲在密室內看似理性的向楊甦棣(駐台總督)提供“情資”,完全不能約束(美帝軍政府USMG駐台特首代理人)陳水扁在選舉戰場上的煽動力,更不能決定管碧玲自己在受到選民情緒感染後的反省方向,自然也就不足以預估事後的政策走向。
簡言之,(美諜特務)自密室裡向美國人(主子)提供“情報”受到了密室的環境所影響,(傀儡)人的思維與考量都受到特定的制約。為了取信美國人(主子),兩黨(賤骨頭)政客在密室裡什麼話都會說,為的是(爭寵幸)爭取美國(主子)的支持,這就像他們上了選舉舞台為了爭取選民的支持也是什麼都會說。
以(爭寵幸)爭取美國人(主子)為動機的“情報”算不算真的情報?還是更像是揣摩美國處長(駐台總督)的“期望”所“配合演出”的戲碼?
(駐台總督)楊甦棣寧可把這些別有居心的“情報”寫進政治報告,應該有他自己的仕途考量,也有他的情感考量。
(駐台總督)楊甦棣支持(美帝軍政府USMG駐台特首代理人)陳水扁的情感經常溢於言表,所以情感上,他要相信的就是陳水扁是理性的。他也要讓他在國務院的上級相信(美帝軍政府USMG駐台特首代理人)陳水扁沒有失控,所以他的“工作”做得還不錯。
(美帝駐台總督)楊甦棣四處“蒐集情報”來證明朝野兩黨的“公投(表演)”都是假情假意,並順便“恫嚇”他們不要因此而犧牲與美國(主子)的信任關係。所以看得出來的是,他這個報告是在他對台灣政治發展已經全面失控的情況下想方設法向國務院邀功表態,誇示成績。
可見,美國人不瞭解台灣朝野(賤骨頭)政客“傳承”的“(皇民台奸特權買辦)殖民地文化”與背負的(美蔣權貴)內戰陰影,因此想不到一個領導百萬選民的政客及其策士們的“卑微心態”,也就不懂他們與自己是在玩“上下交相賊”的縱囚論。
台灣(美國鸚鵡)媒體不能接受台灣(賤骨頭)政客”說一套做一套“,其實,台灣(賤骨頭)政客說的或做的豈只一套?這就是為什麼密室政治愈來愈重要,否則面對每個不同的人彼此揣摩(爭寵)討好拉攏的戲碼就會被其他人看到聽到。
然而,要說這些劇本中哪個是真的,哪個是假的,根本說不準,畢竟沒有一個密室的戲碼能決定另一個密室的戲碼會脫線到什麼極端程度。這也是為什麼“駐台代表(駐台總督)”的(美諜特務)“情蒐”雖然都算是真實的,卻只能是特定時空場合的真實,不是全部的真實。
故若說美國處長“囂張”,毫不為過,台灣(賤骨頭)政客表情逼真地“提供”他“情資”,與美國處長(駐台總督)稱兄道弟無非就是利用美國處長的理性姿態來治療自己捲在塵俗鬥爭中的苦悶,因而縱容了“美國在台協會(美帝駐台總督府)”以為美國(主子)“無所不能”,對台灣(賤骨頭)政客可以“招之即來”,進而無所不知。
實際上,從美國的政治報告看出來,美國知道的恐怕就是十分之一而已,其他十分之九與所知道的十分之一,彼此間沒有直接關聯,因為“後殖民的(賤骨頭)政客”們在進出不同(動態)情境時,在(現實投機又勢利)人格上是“精神分裂”的(動態道德觀),在思想上是“玩世不恭”的(動態道德觀)。
現在戲怎麼演下去?
為今之計,就是請(站起來。走出去。跪下來)外交部召見美國在台協會處長(美帝駐台總督),對他們“無所不在”地“情蒐”及對台灣朝野領導人的“滲透”表達嚴重抗議,並對於在之前大選中“如入無人之境”的楊甦棣(駐台總督)列為不受歡迎的人物。這樣,對今天還在“情蒐”的司徒文才有警惕。
時而理性,時而不理性才是台灣的真實。今天應該立刻把楊甦棣(前駐台總督)列為不受歡迎的人物,若將來有一天民進黨(賤骨頭)再執政反正還是可以“歡迎”他當座上賓。
“表演”台灣(附傭屬地)政治中的斷裂與“荒誕”就是給美國(主子)最好最真實的“情資”。由於這個“懦弱逢迎”的陰暗面只給美國(主子)看,所以仍算是台灣人對美國的友好。
文/石之瑜
2011-9-22 中評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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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拉登符號走了。維基解密來了-解構Wikileaks維基解密】
帶路黨將更加瘋狂–維琪解密暗含殺機
文/mp83412-08
2011-09-23 民聲網
成立于2006年的“維琪解密(Wikileaks)”一直以來以其神秘而引發人們的猜測和質疑,2010年因“洩露”大量駐阿美軍的秘密檔而引發的軒然大波,讓“維琪解密”名聲大振。“故作震驚”和嚴重關切的姿態讓美國人在世人面前撇清美國與為“(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干係的質疑,同時也引起世界各國高層的關切和不安。
沸沸揚揚的洩密事件最終不了了之,“維琪解密”毫髮無損,依舊安之若素。然而從此這柄高懸在世界各國政府頭上,特別是中國政府(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官員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更加神秘、玄妙、暗藏殺機。
許多的事情的黑幕平頭百姓是很難瞭解的。但卻不能阻止人們的揣測和質疑。
其一,(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為誰而設?
其後面的“真正運作者”和“資助者”為誰?
“為誰服務”?
受誰控制?
其二,(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的重大洩密事件的對象什麼偏偏是美國?
為什麼洩露的是些【看似重要,而非核心】的東西?
美國人對凡是涉及到國家利益的、再困難的事情都可以擺平,卻對小小的維琪解密卻“無可奈何”,真有些“令人匪夷所思”了。
其三,默默無聞的(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為什麼偏偏在2010年這個重要的年份【被美國人炒的紅紅火火】,令世界許多國家和政要心驚膽戰,坐臥不安。
其四,下一步,(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將如何動作?
帶著這些問號,我們不妨對“維琪”的“本質”做一番大膽的推測:
1、“(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是美國或世界資本集團的一桿槍,“隨時(選擇重要之關鍵時刻)”可以(調整槍口)射向他們想要射向的國家和目標。
2、隨著美國的戰略重心轉向亞洲,中國成為其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戰略目標。配合中國的三十年“(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改革開放”,美國對中國全面的“滲透”、圍堵和“控制”基本完成。於是被升級的“(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成為針對中國的的重要武器。成為戴在中國重要(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高官和“帶路黨”頭上的“緊箍咒”。
3、洩密事件“不過是”美國人“自演”的一場“苦肉計”,在世人面前表明他們與“(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沒有關係,以便於他們今後的暗箱操作。
4、“(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的下一步將念響套在中國(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高官和“帶路黨”人頭上的緊箍咒。以加快中國的“(普屎接軌)政改”步伐,“逼迫”“帶路黨”人鋌而走險。力爭在十八大紅二代掌權之前,實現中國的“顏色革命”。
最近“(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拋出了一份美國要保護的中國精英名單,震驚了中國的某些官員和(買辦)精英。這份名單的“設計(透露出)”和運作“十分的高明”:
1、名單成員基本上都是分量較輕的人物,包括一些離退休的官員和“(普屎派)公共知識份子”居多。因此對中國的整個“帶路黨”的力量不會有什麼太大的損害。但是卻對中國的(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自由化)高官和“帶路黨”起到了巨大的“威懾作用”——不聽(美國主子)話、心存貳心、不努力工作會死的很慘!
2、這份名單只是說是美國(主子)要保護的人員名單。並沒有說他們有什麼危害國家和人民的間諜和漢奸行為。在今天“中美國(G2)”政治氣候下,這些人是安全的。但明眼人都知道他們就是“危害”國家和人民利益的“間諜漢奸”。因此這份名單既保證人員的安全,又起到了“巨大的威懾作用”。還同時表明這件事與美國(主子)無關。美國人做事也要對得起聽他們話的“走狗”。不能讓他們過於寒心,畢竟今後還要用得著他們。
3、美國人另一方面也給中國政府出了一道難題。如果政府查辦這些人,沒有充分的理由。同時也會給美國人以口實,招來許多的麻煩。如果政府“不作為”。就等於是“縱容”“漢奸賣國”行為,中國的“帶路黨”將更加是“無忌憚”和瘋狂。這是美國人“希望”看到的。
5、美國人在中國實施的“戰略”一直非常順利,但今天卻遇到了瓶頸。“(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改革開放”的“騙局”已經被人民“看穿”,時至今日(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已“無法進行”下去。中國上下怨聲載道,窮則思變。特別是“毛澤東熱”持續升溫。長此以往,美國對中國的戰略很可能因此而“破產”。因此美國“需要”繼續“綁架”中國手握重權(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高級官員,力推“(普屎接軌)政治改革”。同時要“逼迫” “(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普價值派”和“帶路黨”人跳牆。力爭在紅色勢力形成氣候之前,在十八大紅色力量掌權之前——提前實現中國的“顏色革命”。
近期中國的“右派精英(帶路黨)”也開始了一系列的“與之配合”的動作。
1、8月份胡德平(胡亂邦子)主持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座談會提出中國共產黨有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拉開了“顛覆”中國共產黨的大幕 。
2、“出籠”一系列否定鄧小平的文章,精英(買辦)們的屠刀由原來指向毛澤東,開始指向鄧小平,再繼後將指向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
3、借助“ 71” 講話中的和諧與深化” (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改革開放“做”煙霧“,加速中國”全面私有化(注:南方系和鳳凰系黨內掏光養賄買辦勢力配合著國際壟斷資本心急之所在,最近目標對準著中國戰略產業-高鐵的私有化)“進程和”全面對外開放“。
4、繼續“加劇通貨膨脹”、土地流轉、“強制拆遷(注:南方系地痞自由派買辦媒體再貓哭耗子假惺惺頻大肆報導地方民眾上訪冤屈)”和城鎮化。加大貧富分化和惡化民生,推波助瀾,逼老百姓跳牆(製造社會動亂)。
“(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的“出籠”和升級“恰逢”國際形勢變化的重要關頭。
恰逢中國身陷美國設置的種種“陷阱”而焦頭爛額之時,它正成為“震懾”和“綁架中國”,甚至讓中國徹底翻船的“重要武器”。
1、“配合”中國對美國的心理依賴和物質依賴——“中美國(G2)”。使得中國“無法實施”“棄美聯俄”這樣的戰略調整。
2、“配合”對中國的“(圍堵遏制中國)軍事包圍”——形成軍事和“心理威懾”。
3、“配合”美國和歐洲的債務(泡沫)危機陷阱——讓中國繼續流血(清朝中國的賠償),直至傷及元氣。
4、借助國際重大事件,讓中國丟人失道,讓中國失去國際威信,從而孤立中國。同時在中國周邊“培養”狼群(正因為中國喪失道義力量所致。)
5、通過歐洲在中東和非洲的軍事提升,為美國減輕了軍事負擔,讓美國將精力和力量移向中國。
6、俄羅斯的綏靖政策也為美國整治中國提供一個絕好的時機。再加之日本強硬派的上臺 。攻擊中國的日子正一步步向我們逼近,在即將到來的較量中,我們將看到(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2011-9-23
附 文:
中情局此次很失策──戳穿“南方系”炒作“維琪解密”的把戲
文/CrackCIA
前不久,(漢奸買辦帶路黨)為了嘲笑與“恐嚇”《中國不高興》之類的愛國主義思潮,“南方系”員工某報副主編劉原“得意忘形”,說出了這樣的話:
“我告訴朋友,在”四大(外資掌控)門戶“中,QQ的總編輯是前南方週末的陳菊紅,搜狐主管博客的趙牧是前南方週末的、劉同學新征是新京報來的,新浪也有不少前南都和新京報的舊人,而網易就不用說了,從副總裁、總編輯、副總編輯、總監甚至到各個頻道的主編,大部分都是南方報業出來的。 ”
最近,被“南方報系”控制的騰訊網掛出一則新聞:《維琪解密網公佈40萬份伊戰檔 稱逾10萬人喪生》:
“維琪解密”網站創始人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對美國「有線新聞網(CNN)」說,這40萬份伊戰檔逐層記錄了伊拉克戰爭6年時間裏,美軍在伊拉克作戰的情況,包括美軍紀錄他們所見、所聞以及所做事情的報告。
這些檔中紀錄到,6年來,有10.9萬人在伊戰中喪命,其中63%是伊拉克平民;與此對比,此前的報告稱,9年的阿富汗戰爭導致2萬人喪命。對此阿桑奇表示,伊拉克戰爭的喪生人數是阿富汗戰爭的5倍,與阿戰相比,可謂是一場名副其實的“大屠殺”。
(http://news.qq.com/a/20101023/000682.htm )
這則新聞通過QQ資訊彈給每一位線上的QQ用戶,這是一條被騰訊最高級別、最大規模“宣傳”的新聞。上次騰訊網“塑造”那個飛機失事被摔死的波蘭親美總統廉潔形象的“假新聞”至今還讓人記憶猶新,我當然不會相信一貫“極端親美”的“南方報系”會改邪歸正——如此“高調”地“宣傳”對美國“不利”的消息,簡單分析一下便可知,事情的確“並非那麼簡單”——因為“10萬人喪生”【根本不需要】那個什麼“(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來解密,美國軍方前不久早已“配合”“伊拉克傀儡政府”公佈了這一數字。
我們來看看早先的報導:
據新華社電 美國軍方發佈的資料顯示,將近7.7萬名伊拉克人2004年1月至2008年8月期間死於戰火。
法新社15日援引這項統計報導,63185名伊拉克平民和13754名伊拉克軍人在這段時期死亡,至少121649名伊拉克平民和軍人受傷。
不過,美軍統計資料“遠低於”伊拉克官方和一些外國機構先前統計資料。
按伊拉克人權部去年10月發佈資料,戰火致使85694伊拉克人死亡,147195人受傷。英國非政府組織“伊拉克死難者清點”統計顯示,2003年以來,98252名至107235名伊拉克平民死于戰火。
(《美國軍方發佈的資料顯示伊拉克4年間7.7萬人死於戰火》
http://news.sina.com.cn/w/2010-10-18/072218246511s.shtml )
這篇報導中所謂的“遠遠小於”是如此地蹩腳——7.7萬人與10萬人相比算不上什麼“遠遠小於”,伊拉克傀儡政府和有關媒體也不必裝出咬牙切齒貌似公允的樣子,報出這個美國軍方期望的“10萬人”的數字。第三方機構的調研結果以及各種側面資訊早已讓這個被隱匿的數字從被炮製出來的一刻起就已缺乏說服力,很難取信於世界人民。
世界著名的英國醫學雜誌《柳葉刀》12日刊登調查報告說,自2003年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以來,已有65.5萬(近百萬)伊拉克人死亡。
布魯姆伯格公共衛生學院的博爾哈姆博士說,研究中使用的資料統計方法是非常可靠的。該學院的美國和伊拉克流行病學家在伊拉克的47個地方對1849個家庭、12800多人進行了抽樣調查,問題包括家庭成員的出生、死亡和移民情況。研究人員還指出,被調查物件中80%的人都能提供家屬的死亡證明。結果顯示,受訪家庭中共有629名家庭成員喪生,其中87%發生在伊拉克戰爭爆發後的40個月中。
(千龍網:權威報告揭示伊拉克戰爭驚人死亡人數 2006年10月13日
http://news.sohu.com/20061013/n245771625.shtml
自伊拉克戰爭以來,伊拉克共有多少人因暴力事件而喪生?
英國調查機日前公佈的一項調查稱,伊拉克的戰爭和暴力衝突也許已經導致多達120萬人喪生。
據英國《觀察家》9月16日報導,英國調查機構ORB在伊拉克對1461名18歲以上的成年人進行了抽樣,詢問這些人的家庭中有多少人死於暴力而非自然原因,結果推算出這一令人震驚的死亡數字。
(中國日報網:伊拉克戰爭和暴力衝突死亡人數已超盧旺達大屠殺 2007年09月19日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7-09/19/content_6751718.htm)
自伊戰以來,大量伊拉克婦女失去了丈夫和男性親屬。伊政府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伊拉克目前有300萬寡婦,其中包括在薩達姆政權時期失去丈夫的婦女,她們多數人沒有接受過教育,處境艱難。調查稱,大約74萬伊拉克寡婦已經成了家庭的頂樑柱。
“國際樂施會”執行長霍布茲說:“婦女是被遺忘的伊拉克受害者。”“樂施會”訪問1700名婦女後發現,主要是由於2003年美國領導入侵,35.5%受訪者成了一家之主,“將近25%未能結婚”。
(美軍撤離伊拉克 300萬婦女成為戰爭寡婦
http://www.ccvic.com/news/guojixw/20100819/199985.shtml)
《柳葉刀》雜誌是一份權威的醫學雜誌,其在2006年公佈的抽樣調查的調查報告顯示伊戰死亡人數(直接和間接)達到65萬之眾;英國調查機構ORB在2007年公佈的抽樣調查是死亡數字達到120萬之眾;樂施會前不久的抽樣調查結果顯然更加令人觸目驚心:“伊拉克目前有300萬寡婦”,儘管媒體在報到時非要扯上“薩達姆政權時期”,但是樂施會執行長霍布茲已經明確指出“主要是由於2003年美國領導入侵”——以美國為首的侵略軍是造成伊拉克平民大量死亡的罪魁,這是無法推卸的。
(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此時“解密”的“真實用意”就是要告訴公眾,不要聽信柳葉刀、ORB或者樂施會,“要相信”美國軍方和伊拉克“傀儡政權”。透過這個事件也是我們能夠進一步看清楚,給美國政府和美國軍方“製造麻煩”的“維琪解密”很可能是美國中情局為“製造共識”打造的“反對機器”。
隨著美國精英統治集團“製造”的各類“卑劣事件”逐漸被披露,以及喬姆斯基等良知學者矢志不移的批判公眾已經逐漸地覺悟。前不久喬姆斯基來中國,中國自由派“大肆宣揚”喬姆斯基並非左派。事實上,這個事實更好地揭露了美國的本質。喬姆斯基本身的確並非左派,而是一個真正的捍衛美國憲法、捍衛自由精神的自由主義者。他從來也不會徹底懷疑美國的統治秩序,比如喬姆斯基從感情上就無法接受911事件是美國統治集團的陰謀這樣的真相。就是這樣一個人,因為按照美國憲法精神批評美國的某些霸權做法,竟然被美國主流媒體封殺。而美國那些真正的左派共產主義者、毛澤東主義者的聲音,早就被美國統治階級消滅得一乾二淨了。
美國統治集團通過“操縱媒體、隱瞞資訊”、“製造假新聞”的“手段”來“製造共識”的做法,越來越不能取信於公眾。於是,「中央情報局』便“製造”出“維琪解密”這麼個“反對機器”,通過反對機器的口表達“他們所要表達”的資訊。自由市場上討價還價的做法被「中情局」移到了輿論戰中,而“維琪解密”實質上就是替美國政府要價的“托”。我們不妨來演練一遍輿論市場上這場“討價還價遊戲”:
公眾:伊戰7年來到底有多少人死亡(這件衣服多少錢)
美國軍方:伊戰死亡7.7萬人(1/7.7萬)
第三方機構:應該是120萬到300萬(張家店標價1/120萬,李家店標價1/300萬,你怎麼要1/7.7萬)
維琪解密:據“解密”的權威資料是10.9萬(我朋友是開服裝廠的,這件衣服成本1/10萬,這個價已經很合算了)
然而,「中情局」這次玩得並不高明,它低估了世界人民的智商以及對美國霸權的仇恨情緒。把一百萬的死亡數字“壓縮”到十分之一,這本身就“很難有說服力”。倒不如痛快些,讓“維琪解密”把真實數字打個折,解出個“五十萬”,想必倒是能蠱惑不少民眾。畢竟“維琪解密”除了要做「中情局」的“托”,充當美國主流輿論的“反對機器”,協助“製造共識”。它的更加重要的“任務”卻是要“遏制”共產主義、伊斯蘭世界以及一切“反美”力量。看看“維琪解密”上對中國叛逃的“民運分子”的【極端美化】以及對朝鮮社會主義政權的【惡毒攻擊】,這一切不是“顯而易見”嗎?
「中情局」的“做法”便是在10條解密資訊中放進9條“無關大局”公眾又未曾聽聞的,再放進1條【假新聞】,而這條【假新聞】才是其“真正要表達的東西”。“維琪解密”處處【裝出】一副與美國政府勢不兩立的樣子,不過就是為了騙取一般民眾的信任。美國特工主導或參與綁架(暗殺滅口)別國總統都不是一次兩次了,“解決”一個小小的網站還不是“易如翻掌”。
而“南方報系”等“普世價值派”“一反”一貫“美化美國(主子)”的做法,大肆炒作“(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受過奧巴馬接見的向熹等人恐怕早已深知“維琪解密”與中情局的真實關係,我們不妨摘兩段“南方系”的觀點看看:
普世價值派把“(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打造成西方資本主義世界言論自由的典範,不過是又一次地販賣私貨。而某些“主流媒體(含央屎)”頻頻報導“維琪解密”的新聞,不過是再次充當了“蔣幹盜書”的愚蠢角色。諾貝爾和平獎事件殷鑒不遠,那些拋棄社會主義價值觀、匍匐在西方資產階級普世價值觀腳下的“蠢物”們為什麼就不能吸取教訓呢?
是否危害國家安全的標準究竟是什麼?
1930年代美國大法官休斯裁決:必須到了諸如公佈軍隊行動日期、人數和地點那樣的程度,政府才有“預先禁止”新聞的合法理由。
在1971年的“美帝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秘密文件案”中,該裁決再次被援引。而如果依照這個標準,“維琪解密”的阿富汗軍事機密檔不能算作“洩密”。
於是,阿桑奇在面臨美國的指責時絲毫也不退讓,並表示將持續公開這批文件。
( 南方週末 – 維琪解密:負責洩露一切
http://www.infzm.com/content/48846)
南方週末“渲染”“維琪解密”如何不畏強權,一面代替美國政府套用美國的法律說“維琪解密”的行為不違法,潛臺詞就是維琪解密雖然被美國政府譴責,但是美國政府依然遵照法治原則,沒有將其“非法”關停。
“維琪解密”之類網站的存在,大大約束了美國軍方和政府機構的權力,減少了這些人肆無忌憚使用權力,並威脅到美國以及全球利益的可能性。
(鳳凰網七犀鳥:美國為何不起訴“維琪解密”?-南方報網 觀點
http://opinion.nfdaily.cn/content/2010-07/29/content_14280742.htm)
鳳凰網的這篇文章更加直接,把維琪解密的存在描繪成約束美國政府絕對權力的典範。
一場「中情局」“導演”的‘數字遊戲“,絲毫不能洗刷美帝國主義的深重罪孽。不論7.7萬還是300萬都不過是一串數位,但壘成這一串數字的是一個又一個曾經鮮活的生命。這些生命是那麼的抽象而遙遠,因為這一切此刻不是發生在中國,我們難以感同身受。然而,他們也都是妻子的丈夫、父親的兒子、兒子的父親。
美國“侵略”伊拉克七年,如今留給伊拉克的是什麼:政府低效、傀儡政權幾乎無力恢復社會秩序;戰亂不斷、自殺性襲擊事件時有發生;物價飛漲、廣大人民基本生活沒有著落;缺醫少藥,貧困民眾只有等死;兒童生活在恐懼之中,年輕一代生活在絕望之中;300萬婦女失去了丈夫和男性親屬,74萬伊拉克寡婦已經成了家庭的頂樑柱,處境艱難……
今日的伊拉克仿佛“人間煉獄”。而罪魁禍首卻是美國那幾個石油、軍工寡頭——他們的所作所為僅僅是為了滿足一己之貪婪。正如電影《阿凡達》所展示的情景,誰讓伊拉克人民錯生在這片蘊藏著“黑金”的沃土之上呢?
普世價值派“聲嘶力竭”地為美國主子“叫囂”——美國“入侵”伊拉克是為了給伊拉克人民帶去民主。
焦國標要給美國大兵帶路,為“解放”中國甘做美國精確制導炸彈下的亡魂;
劉曉波要讓中國做三百年殖民地;
方舟子聲稱“薩達姆政權的土崩瓦解,無非是再一次證明了‘失民心者失天下’這條樸素的公理,對所有的國家政權,特別是專制獨裁的政權,都是一個警告。但願永遠不會有中國人民被欺壓、絕望到只能求助外國軍事勢力來解放自己的一天。”
“民主”,“民主”,多少罪惡假汝之手。普世價值派鼓吹的“民主”,不過是捍衛資產階級私有產權的“金主”。
六十年前早已引入這套“金主”制度的(民主)印度今天又是怎樣的景象呢?
兩、三百萬貧民聚集在孟買的貧民窟,幾萬兒童無家可歸,流浪街頭。
印度和伊拉克的歷史及現實告訴我們,“民主”、“自由”的不過是普世價值派的漂亮說辭,隱藏其後的卻是美帝國主義的鐵血手腕和罪惡目的。
“(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在中國的聲名鵲起不過是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編織”的“謊言”大幕的小小一角,但是更具“欺騙性”。正當人們驚喜地看到“維琪解密”爆出美軍在伊拉克濫殺平民、公開“阿富汗戰爭日記”,期待著“維琪解密”解出更多美軍內幕的時候,“維琪解密”這一次終於為其主子——「中情局」幹了回正事,不料「中情局」竟如此地摳門,讓“維琪解密”露出馬腳。
而中國的“普世價值派”則“配合”維琪解密演起“雙簧”:
“維琪解密”檔稱美軍無故射殺伊拉克平民
南方網 2010-10-24 09:57
http://news.southcn.com/i/2010-10/24/content_16958815.htm
維琪解密公佈40萬份伊戰檔 曝美軍虐囚細節
新浪 2010-10-24 08:32
http://news.sina.com.cn/w/2010-10-24/083221340494.shtml
維琪解密公佈海量伊戰秘檔 呈現駭人聽聞細節
搜狐 2010-10-24 06:33
http://news.sohu.com/20101024/n276326295.shtml
揭秘維琪解密:華府眼中釘
香港文匯報 2010-10-24 02:2
http://trans.wenweipo.com/gb/news.wenweipo.com/2010/10/24/IN1010240005.htm
維琪解密曝光40萬份伊戰密件:6成死者是平民
QQ 2010-10-24 01:17
http://news.qq.com/a/20101024/000038.htm
千篇一律的報導——“無故射殺”、“虐囚細節”、“駭人聽聞”——“看似”義正詞嚴地指責美軍,卻又【全都迴避】美軍殺害伊拉克平民的“真實數字”,首肯默認“維琪解密”的10.9萬便是在間接否認120萬,妄圖減輕美軍罪責。然而,民眾似乎並不買賬:
看看騰訊網後面的網友評論吧,這恐怕也是普世價值派所始料未及的。騰訊網的編輯們如果不刪除跟帖,評論裏反美、親毛的聲音就會一直占上風。騰訊等南方報系媒體要想控制線民思想,現在已經很難。民眾一旦覺醒,謊言便無法繼續。
http://comment5.news.qq.com/comment.htm?site=news&id=26442308
騰訊武漢市網友 bfs2010-10-23 11:29:07
才10萬嗎??起碼是50萬才對!
不要看維琪好象是反美的,其實他們中間有很多的美國要人,他們反美是有一定的理由的,或許是這樣的原因,或許是那樣的原因,但是在涉及到美國的根本利益的時候,還是要說假話的,這裏有更深層的因素,不管怎麼說,狗咬狗總是好事情,可以從中分化美國的.
回復支持[6427]
從前幾年的CNN在西藏事件上的造假,到最近主流媒體在汪暉事件到方舟子事件上的歪曲性報導,一系列事件已經教育了廣大民眾。當前絕大部分民眾已經覺醒,他們開始本能地懷疑美國的主流媒體如CNN等,也開始本能地懷疑中國的主流媒體如南方報系、騰訊等門戶網站、央視CCTV及炎黃春秋等右翼雜誌所提供的資訊。由於中國存在葉利欽式的人物,當前黨中央除了對人民網還有部分控制力外,其他所有的主流媒體幾乎都已被中情局所隱性控制。而此次維琪解密網站事件,更加證實了維琪解密網站不過是中情局為了給世界人民洗腦所玩的“無間道”把戲!美國為了控制世界輿論、為了給全世界人民洗腦可謂絞盡腦汁。
然而仍然有少部分的所謂的學者、線民,至今仍然易受「央視」、「南方報系」等主流媒體誤導。比如前不久的方舟子-肖傳國案,某些學者竟然片面相信「央視」、南方報系等主流媒體所傳達的來自方舟子的單方面聲音,竟然完全沒看肖傳國一方的聲音,甚至連亦明的文章《方舟子惡鬥肖傳國始末》(見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1009/183405.html )都沒看過就對方-肖案妄下定論。
在一個階級鬥爭激烈的年代裏,在一個資訊充分湧流的年代裏,幾乎對任何事物任何人物的評價(比如對美國、對毛澤東、對改革、對轉基因、對朝鮮……)都出現了兩種對立的聲音。如果你僅僅接受央視CCTV、美國CNN、中美國南方報系等媒體的資訊,而沒認真研究過烏有之鄉等獨立媒體的聲音,那麼“恭喜”你,你已經被中情局高度洗腦了。善良的人們,為了不被中情局洗腦,你們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心,一定要學會全面地掌握、理性地分析來自正反兩方面的資訊!
附 文 1:
“最大洩密案”疑似中情局導演
作者:夏河年
烏有之鄉 2010-8-5
點擊數:2321
“維琪解密”似乎揭露了不少阿富汗戰爭內幕,包括濫殺平民、事後掩飾、未審先殺、巴情報機關暗助塔利班,等等,主要是2004至2009年底,駐阿美軍及情報人員撰寫的秘密報告。“維琪解密”創辦人阿桑奇希望這批公佈的秘密檔能像當年公開的東德秘密員警檔案那樣引起震撼,並提到戰爭罪,美國媒體認為這是美國歷史上最大的軍事情報洩密事件,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詹姆斯•鐘斯發表聲明說:“美國政府強烈譴責個人和組織洩露機密資訊的做法,這樣做會把美國人和我們合作夥伴的性命置於危險境地,威脅我們的國家安全。”
希拉蕊在越南說,南海的主權爭議牽涉到美國的國家利益,這不是暗示而是明示要介入南海之爭,當即遭到中國外長楊潔篪的反駁,中華兒女更是群情激奮,並且出現了在美軍完成部署前的現在立即派兵教訓“越南猴子”的呼聲。在下對此不以為然,因為如果現在就對越南動手術,正中希拉蕊的下懷,中她老人家的下懷還不如中萊溫斯基的下懷呢,反正不比買彩票中了塊香皂更有意思。真要是幾句話就能挑起一場戰爭,希拉蕊會比見到女兒切爾西豪華的婚禮場面更開心,而我們則違背了“讓別人生氣而自己不生氣”的原則。啥時候動手術合適?答案是中國經濟的發展面臨巨大困難的時候,到那時,就輪到咱大規模開發南海了,開發商作業,解放軍護駕。我領海範圍內的越南建築統統是沒有經過咱國土局審批的,未來的南海市國土局也不會追認,開發與拆除違章建築同時進行。
說到正中下懷,我突然覺得世界媒體正中了美國情報機關的下懷。真正機密的檔,如果有的話,維琪解密並沒有披露,而到處張貼的那些“秘密資訊”,在我看來,第一談不上有多秘密,因為在此之前大家就知道不少;其次,“嚴重傷害國家安全”完全是誇大其詞,除非有大料爆出,不信等著瞧,沒啥大不了的;最後,怎麼看怎麼覺得那些“機密資訊”的“披露”像是中情局的策劃。我們先看幾條媒體沾沾自喜的“秘密資訊”,看看有沒有美國情報機構蓄意而為的嫌疑。
聯軍的攻擊行動共造成144宗涉及殺死平民的事件,導致最少195死174傷,但這些濫殺錯炸事件大多秘而不宣,掩飾了事。
析:前後6年,致平民195死174傷,真要是這樣,我說句不好聽的話,那些入侵者即便不是“文明之師”也差不了多少,你這是揭露聯軍醜聞呢還是為聯軍塗脂抹粉?美軍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寧可錯殺一千也不放走一個”早就不是什麼新聞。
秘密行動小組“黑色”特種部隊373,未經審訊下,擊殺或生擒目標人物,多達2000名塔利班高層及基地目標人物,被列入他們的“擒殺名單”,通常是直接擊殺目標而無任何生擒的意圖,共計抓捕殺死塔利班高價值目標的中等和高級指揮官2058人。這支部隊亦有誤殺平民、女人和兒童,甚至是擋路的阿富汗員警,事後盟軍通常只會向被殺平民的家庭作賠償了事。在2004年到2009這六年共殺死塔利班5萬8千多人,而從2001年到2009年10月為止共殺死敵軍10萬4千人。
析:看起來就像是入侵阿富汗的“文明之師”正在阿富汗幹著該幹的事,偶爾會出點小錯,沒啥特別的,並順便恐嚇塔利班:爾等都已經在我的刺殺名單上,最好是躲在叢山峻嶺裏別跑出來,不然會小命不保,混入平民中也不管用,我們經常是不加區別的。花3年抓捕,花5年審判,美國電影看多了吧你?有了美軍阿帕奇直升機在伊拉克向平民亂槍掃射墊底,這些算什麼呀!真要是有那麼多塔利班士兵和高價值目標被消滅,塔利班現在還能存在嗎?現狀是塔利班已經捲土重來。美軍入侵阿富汗後,塔利班一直在避開美軍鋒芒,到被推翻時,武裝力量並沒有受到重創,後來則與美軍打起了遊擊戰。當然,加上被消滅的“小恐怖分子”是可能有那麼大數量的。
最少有180個情報檔案質疑,巴基斯坦情報局為塔利班提供了資源、避難所甚至是武器,允許其情報機關的代表直接與塔利班秘密會面,商量建立武裝組織網路,打擊駐阿富汗美軍的戰略措施,巴基斯坦政府涉嫌秘密給塔利班提供指導和幫助,例如2007年4月,巴基斯坦情報人員將1000架電單車,給了一個和塔利班有關係的網路,這批批電單車可能用作自殺式炸彈襲擊。
析:戰前巴基斯坦和塔利班是非常親密的盟友,巴情報機構和塔利班的親密關係舉世皆知,只是在美國入侵阿富汗前夕,在美國的威脅下分手。時任總統的小布希對巴基斯坦說:要麼支持我,要麼挨打,不許中立。此後,美國對巴基斯坦是威脅利誘並重。傻子才會相信巴基斯坦和塔利班頭天如膠似漆第二天便打起了生死架,美國有那麼天真嗎?這就好比一對因為非感情因素而分手的情侶,偶爾還會私下幽會,舉世皆知的關係算什麼機密?今日“解密”,恐怕還是警告巴基斯坦吧?不錯,巴基斯坦是因為倒戈而得到了一些美元,但巴國從此陷入了無休止的暴力迴圈中,談不上虧欠美國什麼。
塔利班武裝在2007年用導彈擊落了1架直升機可能導致1名加拿大軍人死亡。
析:這一點被廣泛理解為揭露美國隱瞞塔利班具有這種武器的資訊,實際上我們可以換一個角度理解,那就是:戰爭爆發後,加拿大死了1名外交官、2名記者、2名援助人員和140多名軍人,而塔利班手裏的導彈6年內總共才打死1名加拿大軍人嘛,根本不必當一回事,小弟們別忙著撤,留下繼續幫幫老大吧。
被問及白宮是否會採取措施、迫使維琪解密停止公佈檔,白宮發言人羅伯特•吉布斯回答說:“我們只能請求掌握這些秘密檔的人不要繼續對外公佈。除此之外,我們無能為力”。
析:這話被廣泛理解為美國對自由價值的崇尚並被某些人表彰,而實際上,除非你有對抗的手段,否則的話,為了“美國的國家利益”,啥事他都敢做,包括自由地捏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情報以及虐待戰俘、掃射平民。
據說是由於洩密者愛國心尚存要求把“傷害減至最小”,“維琪解密”網站同意暫時扣起其餘1.5萬份機密檔,總之是迄今為止世人並沒有看見爆什麼大料。實際上,對於已經公佈的檔,維琪解密網站都隱去了告密者的真實姓名。維琪解密又提供了一些文檔供世人下載,但它是加密檔,能下載不能流覽。這可以理解為維琪解密的自保手段,意思就是說,如果你美國要迫害我維琪解密成員,別怪我向公眾交出密碼,但也可以解釋為為了增加可信度而故弄玄虛,畢竟已經公開的充其量只是一些秘密檔,談不上機密檔,太大的價值是沒有的,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大料放在無法打開的另外1.5萬份文件中。為了將戲演得逼真,22歲的美軍情報專員曼甯以及與之有來往的麻省理工學院電腦專家被公開列為情報洩密嫌疑人,曼寧已被從科威特的監獄押解回國。
總體感覺,這次的“維琪解密”更像是美情報機構導演的一出戲,情報機關通過欺騙“維琪解密”而欺騙全世界,因為有些話讓第三者說出來比自己說出來更顯得可信,比方說,如果五角大樓說從2004年到2009年的6年間,總共有195名阿富汗平民死于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聯軍誤炸,輿論肯定不會相信,比如我就會說“將195這三個阿拉伯數字倒過來念還差不多”,讓維琪解密以洩密的方式披露,可信度就高多了,畢竟該網站曾經是扔過重磅炸彈的。
美國《防務新聞》週刊網站7月27日報導:美國兩黨共同組成的一個高級國防專家小組稱,五角大樓的支出計畫和節約成本的努力將無法滿足現代戰爭的供給需要,而美國很可能需要與包括迅速現代化的中國軍隊在內的未來敵人進行這種現代化戰鬥。《防務新聞》披露這樣的資訊,要麼是對中國無所顧忌想說啥說啥,要麼是系列誤導手段之一,比方說引誘中國趁美軍準備不夠充分時與越南開戰,聯繫到“最大洩密案”高度疑似美情報機關導演,咱不能聞雞起舞,該幹啥幹啥,如果要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美國在演戲,咱要多看看,別第一幕沒結束就感動得稀裏嘩啦擦了好幾包餐巾紙。先將中國-東盟自貿區搞紅火,去南沙拔釘子戶可以作為拉動經濟的手段儲備。中越必有一戰,但不要在美國希望的時候開戰。中美之戰在真偽之間,就看我們的準備是否充分,準備充分,判斷準確,謀劃得當,或可免,或來了也不怕。大國的戰略欺騙和情報機構的戰術欺騙是常有的事,自己要有主心骨。我說的是維琪解密疑似美方假“羅寧”之手“洩密”,還有一種可能是俄羅斯情報機構報復抓捕俄方間諜,由於維琪解密的消息途徑眾多,美方釋放的假資訊和俄方的真資訊混到一塊兒,但真正的料,俄方也僅僅是作為威懾手段加了密,一般不會付諸實施,要知道,梅德韋傑夫的親美意識挺重的。
朋友從澳門帶回幾包當地香煙,價格和我們江西老表的“吉品金聖”差不多,二十幾塊錢一包,較貴而不很貴,品質比“吉品金聖”就差多了,煙絲粗細懸殊,口感簡直沒法比,好不容易抽完(朋友送的,我無論如何也不會扔掉),我順嘴說了句“可憐的澳門人民,咋抽這麼差的煙?”,當然是玩笑話,澳門人民比江西老表富裕多了,這我清楚。可見,即便是親自耳聞目睹,還是要加以分析,不然容易出錯。這一波的維琪解密,真實性難以核實,蹊蹺之處過多,大夥兒還是多看看,多想想,別忙著下結論,我也不敢說美方自導就是最後的結論,提供另一個思路而已。
附 文3:
國內輿論陣地都讓美帝的打手南方系佔領了
作者:利楊
南方系某員工得意忘形,說出了這樣的話:“我告訴朋友,在四大門戶中,QQ的總編輯是前南方週末的陳菊紅,搜狐主管博客的趙牧是前南方週末的、劉同學新征是新京報來的,新浪也有不少前南都和新京報的舊人,而網易就不用說了,從副總裁、總編輯、副總編輯、總監甚至到各個頻道的主編,大部分都是南方報業出來的。
昨日在天涯上看到一則帖子,是關於騰訊新聞造假的,作者以詳實的資料指出了騰訊那篇《前駐波蘭大使稱讚波蘭政府節約》的新聞純屬造假。很多人大為吃驚,騰訊,一個全國性的特大媒體,為何會造假呢?其實,這根本就不用奇怪,因為騰訊是南方系控制的媒體之一,只要有能攻擊黨和政府的新聞,他們是決計不會放過的,哪怕為此造假。說起來,中國的媒體存在一個南方系,早就不是什麼新聞了,當年南方系大佬宣稱控制了中國90%的媒體的豪言壯語,依然在耳,由此可知,我們的中宣部,到底打了多久的瞌睡。
南方系,其得名來自於一個很著名的報紙——《南方週末》,《南方週末》是什麼樣的報紙,不用我多說,大家都很清楚,因為很出名,尤其是以攻擊社會主義、共產黨出名。南方報業集團在形成氣候之後又相繼推出了幾種報刊雜誌,雖然他們自稱自己的宗旨是以“反映社會,服務改革,貼近生活,激濁揚清”為特色;以“關注民生,彰顯愛心,維護正義,堅守良知”為己責。但是,隨著網路的發達,不少人都看出了這個集團其實是以“和平演變中國”為自己最大的責任,所謂的良知,只是對美國大老闆的良知,至於對中國人是否有良知,很抱歉,精神上已經是美國公民的南方系眾人,可是徹徹底底將國民當做屁民來看待的,屁民,最好騙嘛。
南方系的形成尤其歷史的原因,與當年改革開放之後對美國形成的狂熱崇拜有著直接的聯繫,也與小平同志在對待左派的問題上矯枉過正有著莫大的關係,在防左,防右問題上,小平同志堅決的執行了“主要是防左”的政策,對右派基本上是放任自流,這給了南方系形成的政治環境和思想環境。隨著南方報業集團的逐步壯大,蘇東劇變又緊接著發生,南方系一下子就找准了自己的目標——“和平演變中國”,而且,隨著南方報業的諸多編輯開始向外流動,猶如一種病毒一般開始侵蝕中國的媒體,到後來,南方系某員工得意忘形,說出了這樣的話:“我告訴朋友,在四大門戶中,QQ的總編輯是前南方週末的陳菊紅,搜狐主管博客的趙牧是前南方週末的、劉同學新征是新京報來的,新浪也有不少前南都和新京報的舊人,而網易就不用說了,從副總裁、總編輯、副總編輯、總監甚至到各個頻道的主編,大部分都是南方報業出來的。 ”
所以,騰訊會在新聞上動手腳,根本就是情理之中的事,經常上網的朋友大概都遇到這樣一種現象——自己的評論發言並不會顯示出來,甚至常常被以違反“國家有關規定”的理由給直接阻攔掉,或者刪除掉。然而,我曾經遇到過這樣一件事,眾所周知,新華網,人民網,某種意義上就是黨的網站,國家的網站,按理說,這種網站上對所謂的“國家有關規定”執行的應該是更為嚴厲的,但是,當我將從新華網的網站上看到的內容複製下來,發到網易的評論裏時,網易告訴我“內容不符合國家有關規定”,很搞笑,不是嗎?如果國家有這種規定,在新華網上是怎麼發表出來的?最搞笑的是,這個內容並非攻擊黨和社會主義的,而是擁護黨和社會主義的,哪個國家會傻到規定“只准攻擊我,不准擁護我”?南方系的人真是聰明,對不符合自己口味的觀點,就打著“國家有關規定”的旗號直接河蟹掉,將矛盾直接轉移給黨,當然,他們也會放行一些跟他們意見不一致的內容,不過,很快就會被淹沒在更多的跟他們意見一致的評論之中,通過技術手段,強行的將評論倒向自己,然後,就宣稱,這是民意。手段雖然老套,不過,對於在獲取資訊上往往存在滯後性的普通人來說,著實是相當的慣用。
在網路尚未普及之時,南方系的報刊雜誌可以經常編造一些假的不能再假的新聞,但是,這些新聞是國外發生的,沒有網路的人無法向外獲得資訊,所以,他們蒙蔽了不少人。然而,網路逐步普及之後,老的手段不行了,跟不上這一變化的《讀者》,《特別關注》,《青年文摘》等逐漸的被人剝去了神聖的光環,露出了腐朽的軀體,能被其所蒙蔽的人群變得狹小。而南方系卻很厲害,他們乘勢入侵了網路,控制了門戶網站,而開始了一種新型的造假,我將其稱之為“真實的謊言”。何為“真實的謊言”?高等數學之中,有這樣一個最為基礎的概念——極限,而“真實的謊言”,就是一種極限狀態下的謊言,這種謊言無限的趨近於真實,讓人難以辨別,尤其是對於無法獲取完整資訊的民眾來說,更是很難分辨其是真是假,而受其蒙蔽。
一個國家,社會制度發生根本性改變,其先兆往往就是思想的混亂,而造成思想混亂的,往往便是媒體,哪種力量控制了媒體,他們就能控制人的思想,就能為所欲為,蘇東劇變的教訓猶在眼前。蘇聯,在歷史教材上將其解體多往經濟原因上套,這很正常,因為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革是以建立市場經濟為目的,那麼,為了在人民中肅立這麼一種非建立市場經濟不可的思想,自然要把蘇聯和東歐當靶子。然而,事實上,蘇聯的解體,最主要的原因是政治原因而非經濟原因,如果不是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的相繼去世,他們所進行的對蘇聯有益的經濟改革被繼任戈巴契夫瞎整一氣,然後又為了轉移黨內對其的職責亂搞政治改革的話,蘇聯,很可能並不會解體。而我們的北方,也許會壓著一個龐然大物,從這點上看,蘇聯解體是值得慶賀的。然而,戈巴契夫一上臺就開始鼓吹所謂的“新思維”,要建立所謂的“民主社會主義”,將整個意識形態領域交給了以整垮蘇聯為己任的雅科夫列夫,雅科夫列夫通過操縱媒體,將整個社會的思潮弄亂,同時,通過媒體,將西方世界扭曲成幻想中的天堂報導給對外界並非很瞭解的蘇聯民眾,兩個人一個在政治經濟上破壞蘇聯,一個在意識形態領域裏瓦解蘇聯,最終葬送掉了蘇聯這個龐然大物,戈巴契夫在將蘇聯整垮後表示:“自己達到了目的,感到很安心”,而雅科夫列夫在蘇聯解體,人民遭受巨大苦難將矛頭指向他時,便打造出了一本《一杯苦酒》,為自己的行為辯解。
歷史,就是一面鏡子,我們將鏡子照向蘇東劇變的歷史,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南方系所在做的一切,無非就是雅科夫列夫們的翻版。80年代,南方系尚未壯大之時,在做這件事兒的是北方的中青系,也就是“中國青年報”在做如此的事兒,現如今,中青系已經沒落,但是從“中國青年報”中仍可以看到他們依舊在延續其80年代的所作所為,只是,遠不如南方系犀利罷了,我讀高中之時,“中國青年報”有個“冰點時評”,不是同樣用著南方系的手段嗎?再往前推,04年雅典奧運會時,當時的《成都商報》體育版有個特約評論員的文章,不是跟南方系同屬一系嗎?直到今天,在《中國青年報》上,我們不也是能看到一個名叫張XX的人在那兒極力的鼓吹私有化,聽聞山西國進民退,比自己死了母親還要如喪考妣嗎?也許,對南方系的人來說,所謂的民主就是“我絕不讓你發表意見,但我誓死扞衛我自己發表意見的權力”吧,行了,寫了這麼多,突然覺得,有個南方系也好,任何事物都有其兩面性,沒有了南方系,西方又該攻擊你沒有了“言論自由”了 。
騰訊網友對《維琪解密網公佈40萬份伊戰檔 稱逾10萬人喪生》的評論
http://comment5.news.qq.com/comment.htm?site=news&id=2644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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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色悲歌
大勢不再
“最危險的敵人往往來自我們內部……”這句話在許多時候、許多地方都是適用的……
對20世紀80年代的美國人而言,蘇聯其實已經越來越不足為慮了–雖然那時蘇聯的威脅被媒體描述得仿佛可能在下一秒就會降臨在西方人面前。如前文所言,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通過一系列軟硬兼施的手段,西方世界中由美國人所主導的"金字塔"型分工體系的結構開始變得清晰且嚴密起來,並且西方世界大於社會主義陣營的經濟總量在美國人的統一調配下成為實實在在的優勢。兩個陣營之間的實力差距從當年的兩屆奧運會就可以看出來。當時美國以蘇聯入侵阿富汗為藉口,帶頭抵制1980年的莫斯科奧運會。結果不算蘇聯自己,當年參賽的國家只有80個,參與報導賽會的新聞記者共有5615名,比參賽運動員的人數還要多。開幕式上,這80個國家裏又有16個國家的代表隊在入場式上沒有打本國國旗,以奧林匹克五環旗替代,新西蘭代表隊乾脆打了面黑色五環旗,有10個國家只有旗手一人,運動員乾脆沒出場,後來在獲獎時這些國家也不升國旗、不奏國歌–借著奧運會搞政治對西方國家來說是輕車熟路。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蘇聯還以顏色,也帶頭搞了一次抵制,但聲勢上要小得多,參加抵制的只有保加利亞、民主德國、越南、蒙古、老撾、捷克斯洛伐克、阿富汗、南也門和古巴等國家。
所謂“抵制”,就是要讓各個國家表明立場、選邊站隊。看看兩次抵制的回應者,東、西方陣營的界線也就基本清楚了。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差不多涵蓋了世界工業生產力的三分之二,這樣的實力一旦被有效地組織起來,結果是顯而易見的。在總體實力居於劣勢的情形下蘇聯要繼續和資本主義陣營保持均勢,那麼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重工業和輕工業的比例以及工業和農業的比例就都無法保持平衡,老百姓的生活水準提高程度和國家經濟增長就無法成正比。舉個例子,在阿富汗戰爭期間, 蘇聯一架米-24武裝直升機的價格只約合9噸豬肉,這不是說蘇聯直升機多便宜,而是意味著那裏的豬肉太貴了,這背後就是蘇聯國內輕重工業嚴重失衡。蘇聯的封閉經濟體系裏,發行的貨幣和生產的產品是對應的,然而這些產品中大多數都是衣不能穿、食不可餐的軍工產品,刨除這一塊,只對比和老百姓生活相關的消費品的話,盧布的發行就是過量的。因為對一般消費品的購買力不足,導致盧布對西方貨幣的官方匯率和實際匯率能差出很多,那時黑市兌換猖獗就是這個問題的反 映。"8 • 19″事件以後盧布迅速貶值,其中就有被"打回原形"的味道。
有人說蘇聯為什麼不能不搞對抗,為什麼不以"和平與發展"作為自己的主題?問題是西方國家不會給社會主義國家陣營這個機會。
雷根上臺以後,美國開始對蘇重新採取遏制政策,表面上沒有20世紀50年代杜魯門主義那樣強硬–因為美、蘇的實力差距沒有那時那麼大,但也不是尼克森時期的收縮政策。雷根政府的基本方針是:強調以抗擊蘇聯為中心,奉行所謂"以實力求和平"的方針,具體說就是以美國的經濟、軍事實力壓制蘇聯;在地區爭奪上,把蘇聯頂在20世紀70年代末的擴張線上,使社會主義陣營不能再前進一步。同時,保持各種管道,加強同蘇聯的"對話"–也就是促使蘇聯"和平演變"。國務卿黑格、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艾倫、國防部長溫伯格成為對蘇戰略的核心人物。後 來艾倫在任職10個月後被對手搞了個受賄醜聞被迫辭去了職務,軍人出身的麥克法蘭接任了他的位置,這樣雷根身邊就是三位軍人出身的鷹派幕僚在決策對蘇戰 略。和平與發展在後面的歷史的確成了時代的主題,但其前提是美蘇兩邊必須有一方衰落直至滅亡,而很不幸,蘇聯是滅亡的那一個。
異 化
產生變化的不只是雙方實力上的對比,更為根本的是蘇聯自身的變化:由於缺乏人民對黨實施有效監督的體制,自赫魯雪夫時代開始,蘇共從一支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共產主義政黨一步一步蛻變成了所謂"全民黨",實質就是變成了一個新的權貴集團,國家資本主義蛻變成了權貴資本主義,列寧被他們改造為一個形象越來越模糊的簡單圖騰,用以維護其執政的合法性。黨開始背離社會主義,背離人民的利益;領導幹部日益脫離群眾,退化成為一群貪婪如狼、懦弱如羊、蠢笨如豬的官僚;官僚主義與幹群關係緊張大大地損害了原本運轉正常的計劃經濟體制,使得內政問題進一步惡化……在經過長達18年的、穩定的、" 一團和氣"的勃列日涅夫時代之後,蘇共的“權貴化”已然到了積重難返的時代,為了讓自己以及子孫後代永享到手的利益,蘇共的“既得利益集團”最終開始搞起了“政治體制改革”—“拋棄”社會主義搞“私有化”,好讓自己從管理財富的國家幹部變成掌握財富的“資本家”。
某些原本就自視高老百姓一等的所謂"知識分子"此時也迫不及待地站出來高喊著要對國家進行“民主改革”,實質則是妄圖在動盪中為自己“分一杯羹”–當初靠搞"民運"上臺的這批人,後來“無一例外”地成了“新貴族”,譬如格魯吉亞的薩卡什維利、烏克蘭的尤先科等等。最可笑的是,由於蘇共背離黨的宗旨和原則、背離社會主義所產生的種種社會弊端,在這些人嘴裏卻成了社會主義的罪狀,以此來徹底否定社會主義。當然,更多的知識份子,則是由於蘇共的腐化以及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經濟快速發展的表像才接受了西方的新自由主義思想,進而不自覺地成為這些思想在蘇聯國內的傳播媒介,而這些天真的知識份子們包括當時蘇聯的"經濟學家"對市場經濟和私有化的認知尚處在"西方 19世紀的水準"–面對一堆經濟問題,他們的理解是只要私有化了,一切"自然"就解決了。
除了黨內與知識界的這兩股力量以外,民族分裂勢力、各種宗教勢 力以及沙俄時期的舊貴族在這段時期也都活躍了起來。而這些人又都不約而同地紛紛將手伸向了西方國家,以期借助外部力量達到自己的目的。
蘇聯時代大量所謂" 異見人士"的活動經費來源於哪兒呢?
顯然並不是從蘇聯的工人農民那裏募集來的,蘇聯時代從未聽說過有這樣的集資活動。到目前為止,我們所知道的一個“大金主”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呢?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又譯為"國家民主捐贈基金會",簡稱END,熟悉國際政治的人恐怕都不會太陌生。它號稱美國上百萬個“非政府組織(NGO)”中的"龍頭老大",和美國國務院、國際開發署、「中央情報局」有密切的聯繫,被認為是「中情局」的"另一塊招牌"。這個20世紀80年代初成立、主要靠美國政府撥款從事活動的"非政府組織(NGO)"在世界很多地方扮演過“特殊的政治角色”,可以數出來的有:委內瑞拉等拉美國家、烏克蘭等獨聯體國家、伊 朗等西亞國家、緬甸等東南亞國家,它們都受到其顛覆活動或推動"顏色革命"的影響。
不僅僅是在黨外,在蘇共黨內,為了抓住權力很多 人同樣選擇去搞“挾洋自重”。在雅克列夫的牽線搭橋之下,1984年戈巴契夫與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在倫敦郊區切克斯別墅一對一地“秘密會見”,談了什麼至今沒有完全解密,但之後西方各個國家立即統一形成了“輿論熱潮”,它們“盛讚”
戈氏"是蘇聯理想的接班人",
“是具有新思想的新一代領導人",
“是可以打交道的人"。
戈氏的那顆帶有招牌式胎記的半禿腦袋在當時常常會出現在西方的各種雜誌上,其中包括《時代週刊》—
柴契爾夫人曾自豪地說:"是我們把戈巴契夫提 拔起來當了總書記。"
1986年雷根和戈巴契夫的雷克雅未克會見也是一對一,戈氏亮出了他的底牌–已做好犧牲蘇聯利益,為美國“效忠”的準備。
戈氏後來公開地承認:在雷克雅 未克會見時"實際上已把蘇聯交付美國聽憑處置",他說:"雷克雅未克實際上是一場戲……一場重頭大戲……我認為,如果沒有雷根這樣強有力的人物,整個過程 就不會開始……這次峰會上我們……走得已經那麼遠,根本就不可能再有回頭路。"
1989年戈巴契夫在馬爾他同老布希總統會見的時候,整體移交蘇聯內政、 外交陣地的過程已經完成,當時有個快言快語的外交官形象地說:"冷戰是在地中海暖洋洋的海水中埋葬的。"
背 叛
如果說戈巴契夫還只是迎合西方勢力的話,葉利欽、謝瓦爾德納澤、切爾諾梅爾金等人則“走得更遠”,這些人代表了蘇共黨內的“反叛力量”。早在1987年夏天,當葉利欽尚未與戈巴契夫發生衝突之時,葉利欽就開始與美國駐蘇聯大使進行“接觸”,他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坦率",給美國大使留下了強烈的印象,美國隨即將他作為重點“工作對象”,“全力支援”他對抗蘇共中央、對抗蘇維埃政權、“分裂”蘇共和蘇聯的一切行為。
由此開始,葉利欽或者說是蘇共內的反叛力量取代了以戈巴契夫為代表的“蘇共改革派”,成為西方國家眼裏"更可以打交道的人",此前戈爾巴喬利用外交場合所反復宣傳的"新思維"、政治改革等話題,此時對西方國家恐怕已經不再有那麼強的吸引力了。
在葉利欽與戈巴契夫公開發生衝突被開除出政治局後,這一點表現得尤為明顯。那時美國利用各種機會始終與葉利欽保持著密切的接觸。1989年葉利欽當選為蘇聯人民代表並進入最高蘇維埃,當年9月隨即訪美,而美方則破格接待這位"非正式訪問"的"非官方人物",安排總統、副總統、國務卿和前總統雷根等諸多政要同他會晤。葉利欽回國後,隨即加緊展開反共活動。一方面在黨外謀求取消蘇共領導地位的憲法的修訂,另一方 面在黨內領導"民主綱領派"進行"政改",力圖"徹底改造"蘇共,剝奪黨的領導權。
戈巴契夫與葉利欽的政治鬥爭,說白了就是蘇共 高層瓜分國家和人民財富的一場利益之爭。為了自身的私利,這些人可謂不擇手段,完全罔顧其他–在這場鬥爭中美國政府竟被請出來擔當起了協調人的角色。葉 系與戈系後來的"聯手合作"是由白宮和美國國務院推動的,在大國政治中恐怕找不出比這更荒謬、更可悲的事情了。1990年3月,葉利欽當選為當時蘇聯範圍內最大的加盟共和國–俄羅斯共和國議會的議員,同年6月,他憑藉一系列"政治秀"當選為俄羅斯共和國的主要行政長官。此後,葉利欽和他的助手們開始採取一系列政治手段,破壞國家的計劃經濟體制,導致國家經濟增速出現明顯下降,降幅約為2%。1991年,葉利欽又進一步破壞中央計畫,他把俄羅斯稅收的絕大 部分截留了下來,不再上交中央財政,而俄羅斯共和國則是蘇聯的主體部分,蘇聯經濟因此當年就下降13%,這最終誘發了蘇聯的解體–20世紀90年代初蘇 聯經濟中出現的問題,根本不在於計劃經濟體制內部,而完全是人為破壞的結果。
蘇共反叛者們最終成了後來蘇聯解體最大的獲益者。如今俄羅斯最富有的人正是當年黨內的"精英"。所謂"改革",說到底改的就是一個社會財富分配體制– 把原來相對平等的財富分配體制砸碎掉,然後把財富堆在那裏,讓人們一哄而上去搶,誰搶著算誰的,蘇聯的"經濟學家"們美其名曰自由競爭。而這些身居要職的 精英們早已給自己占住了最好的位置,這樣一來結果可想而知。除了眾所周知的葉利欽家族之外,還比如說切爾諾梅爾金,20世紀80年代他當過蘇聯天然氣總公 司的總經理,1992年天然氣公司"私有化"後,切爾諾梅爾金搖身一變成了天然氣股份公司最有實力的控股人,控制著全世界40%以上的天然氣資源,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幾個人之一。“蘇聯共青團”中央書記科爾科夫斯基利用自己的職位創辦了一家大銀行,把原屬於人民的財富“變成”了他個人的財產。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黨內的“激進民主派”曾大肆批判蘇共高層的腐敗與特殊化,平心而論,那時蘇共領導幹部們的“特殊化”還僅限於偷偷摸摸地搞些特供商店之類的東西,在莫斯科庫圖佐夫大街上有一座公寓樓,裏面的戶型大致是200~300平方米,勃列日涅夫、蘇斯洛夫和安德羅波夫的居所就在裏面,對於如今的人們而言,這種級別的腐 敗恐怕說出來都會被笑話。事實上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莫斯科就已經實現了電氣化,每5個家庭就有一輛私人汽車,蘇聯公民每月用於文化娛樂的支出占工資總 額的10%~15%,更重要的是涵蓋全民的免費醫療、免費教育以及免費住房。對比1991年之後富可敵國的新貴們的腐敗生活,當時的國情是:國民人均壽命 縮短,治安惡化,貧富差距拉大,國家工業體系支離破碎……當年蘇共的腐敗與之相比,恐怕就有幾分"竊鉤者"與"竊國者"的味道了。如今"竊鉤者"已經"伏 誅",而"竊國者"又當如何呢?
相比於這些新貴,戈巴契夫的晚景則要淒涼得多。在筆者看來,這並非是由於一些文章中所說的愚蠢或者是"好心辦壞事",這其實是他與葉利欽鬥爭失敗的結果。他們所“爭奪”的,不客氣地說其實就是一個“(買辦)賣國者”的位置。蘇聯解體以後,葉利欽給戈巴契夫的只是每月4000盧布的退休金–這也是戈氏在辭職之後所“唯一關心的事情”,不幸的是隨著俄羅斯國內瘋狂的通貨膨脹的到來,這筆錢折合成美元之後不過1美元而已。戈氏開始像一個“藝人”一樣忙著在西方國家“拍廣告”賺錢,他曾帶著10歲的孫女入鏡拍了“必勝客”廣告;拿自己的名字為伏特加酒做了商標;還曾為路易•威登做過廣告……顯然,戈氏所看重的只是“自身的利益”,所謂"好心辦壞事"是無從談起的。
解 體
在蘇共內部如此"配合"的同時,美國人也沒有閑著。美國政府制定“肢解”蘇聯的行動計畫始於1981年春,策劃大致完成於1986年底–也就是戈巴契夫與雷根單獨會見之後,前後一共耗時5年多一點的時間。這一行動當時是背著社會公眾、政府和國會秘密進行的,知道內情的僅限於高層的少數幾個人–總統雷根、「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凱西、總統國家安全助理理查•艾倫和國防部長卡斯帕爾•溫伯格。現在公佈的資料表明最早提出這一計畫的是威廉•凱西,"凱西、艾倫、溫伯格在總統的支持下決定向蘇聯發出挑戰……我們認為雅爾達會議無效。"回憶人記得在凱西提交了阿富汗戰場等 情報報告後,提到了蘇聯問題,凱西認為美國沒有必要再繼續遵守以往的遊戲規則。
哈佛大學歷史學家理查•帕普斯為雷根草擬了美國對付蘇聯最新戰略計畫,代號為:NSDD-75。這一次世界大戰略表明瞭美國政策中的"革命性轉折"。"我們當前的目標已經不是與蘇聯共存,而是要改變蘇聯 的制度。""我們完全有能力借助外部壓力來改變蘇聯制度。""通過利用蘇聯內部的弱點來動搖蘇聯制度是美國的目的。"為此,美國展開專門行動,開始在蘇聯 和東歐國家內部尋找他們覺得可靠的代理人–雅克列夫、戈巴契夫、葉利欽這些人恐怕就是他們的"工作成果",通過給阿富汗反政府武裝以及東歐的反對派以 物質和政治支持,使蘇聯捲入兩場尖銳的危機–阿富汗戰爭和波蘭危機。
與NSDD-75計畫配合的還有另一套反蘇經濟戰方案,代號 是:NSDD-66,在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後開始執行,策劃者是雷根的蘇聯經濟顧問亨利•羅恩。NSDD-66的主要任務是:切斷蘇聯從西方獲得先 進技術用於產業升級的管道;打擊蘇聯外匯的主要來源–石油和天然氣的貿易。克格勃和蘇共高層當時都知道存在這樣一系列"旨在推翻蘇聯制度的美國情報機關 和其他特工機構的計畫",然而忙於瓜分國家財富的權貴們顯然對此並不在意,相反,為了在政治鬥爭中佔據上風,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樂於主動迎合西方國家。
除了戈系和葉系以外,蘇共黨內還存在由雷日科夫、亞納耶夫等人所組成的第三支力量,他們主張要回到比較傳統的社會主義道路上去。然而,這批人並沒有走出 蘇共權貴化的框子抑或是歷史沒有給他們足夠的時間吧。作為挽救聯盟的最後努力,副總統亞納耶夫等人發動了"8 • 19政變",軟禁了戈巴契夫,然而這一行動並未得到人民群眾的回應,後者選擇了冷眼旁觀。而在面對西方所謂的輿論壓力時,亞納耶夫等人又表現得畏首畏 尾,在事件爆發三天之後最終釋放了戈巴契夫。最後的努力至此宣告失敗了,葉利欽借此機會,宣佈蘇共為"非法組織",停止了黨組織在俄羅斯共和國境內的一 切活動–整個過程中,竟沒有一個黨員站出來進行過抗爭。也就在這個8月,烏克蘭、白俄羅斯、莫爾達瓦、阿塞拜疆、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先後宣佈獨 立(此前在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已宣佈獨立,次年,格魯吉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依次宣佈獨立),蘇聯解體至此已進入不可逆狀態。1991年12月 25日,蘇聯總統戈巴契夫宣佈辭職,將國家權力移交給俄羅斯總統。當天19時32分紅旗從克里姆林宮上降落!第二天,蘇聯最高政權蘇維埃通過最後一項決 議,宣佈蘇聯不再存在……
顏色革命
事情到此還遠未結束,這片土地上一下子出現了15位總統–同時也是這裏最富有的人。而在此之前,他們都是蘇共的高級幹 部,正是通過肢解聯盟,原本屬於全體蘇聯人民的國有資產被這些人劃到了自己的口袋裏。這樣一個根源也就決定了,由蘇聯解體而誕生的這些新的政權執政基礎從 一開始就是背離人民根本利益的,是難以獲得民心的–簡單說就是在已經腐化的蘇共基礎上進一步變本加厲。
對於西方國家而言,這些政權同樣是無法令人放心的,他們的利益依舊是基於他們的國家來實現的,和西方世界並沒多少瓜葛,甚至很多地方還會存在衝突–這一點可以參見現在俄羅斯與西 方的關係。如果蘇聯解體僅僅限於這一步,那對西方而言需要解決的就只是一個地緣安全問題,蘇聯地區的資源依舊沒有完全納入西方主導的經濟體系中來,那些地 緣上的戰略要衝也沒有完全被西方國家所掌握,因此資本擴張從中所能獲得的好處還是有限的。
雞蛋原本就有縫,而外面還有一大群虎視眈眈的蒼蠅,於是,顏色革命也就開始了。從格魯吉亞開始,之後是烏克蘭,然後是吉爾吉斯斯坦。與此同時,俄羅斯針對普京的遊戲也開始了。與脫胎于蘇共官僚的舊領導層不同,這些靠“顏色革命”上臺的新貴最初都是黨外的知識份子或者是"異見人士(公共知識分子)",他們手中的政治資源原本要少於前者,於是也就更加“依賴”於西方國家的支持。在蘇聯解體之前,他們和葉利欽們曾可以說是同盟關係,而變質後的蘇共對這些人也一直採取綏靖政策–蘇共不敢依靠人民,就只能選擇向這些所謂“精英階層”尋求支持。如今蘇聯滅亡了,由這些和西方存在更多“共同利益”的人去執掌權力,顯然比那些前蘇共官僚要更合適。
在2003年格 魯吉亞“玫瑰革命”之後,筆者在一部紀錄片裏清楚地記著這樣一個鏡頭:
在一個公開場合,薩卡什維利在對記者進行了一番講話之後,立即回頭去問了他的顧問──美國退役軍官布魯斯•傑克遜這樣一句
“我說錯什麼了嗎?”
這其實就是這些“民主派”人士與美國之間“關係”的“最真實的寫照”。
2008年北京奧運開幕當天,格魯吉亞突然兵進南奧塞梯,由此俄格戰爭的序幕拉開了,之後在不長的時間內,俄羅斯毫無懸念地贏得了戰爭。在此之前,其實兩國已經就南奧塞梯問題達成了協議,原本通過軍演進行示威的俄58集團軍也已結束演習準備撤回。從實力來說,格魯吉亞舉國的武裝力量就數量而言,僅相當於面前俄58集團軍加配屬航空 兵及海軍數量的五分之一,人員及戰術水準、裝備水準同樣遠低於俄軍。在爭議已經通過外交途徑得以解決,而實力又相差懸殊的情況下卻主動挑起戰爭,這顯然是違背常識的,但薩卡什維利偏偏就這麼做了,這是由於領導人的頭腦一時發熱嗎?恐怕並非如此,相反薩卡什維利當時可能還非常清醒。
俄格戰爭有這樣一個背景:2008年時金融風暴正處於高潮階段,當時美元的地位岌岌可危,在這種情況下歐盟和俄羅斯便再次有了聯合起來"搶班奪權"的 想法,按照《保爾森回憶錄》裏的記載,奧運期間普京甚至私下給中國高層傳話,要"一起拋售美國國債",準備直接結束美元的性命。在這種時候,俄格戰爭無異 于在俄歐關係上狠狠地切了一刀,即便雙方決策者對此心知肚明,但迫於國內輿論壓力,短期內也無法和對方繼續保持合作。也就是說,薩卡什維利這個看似毫無道 理的舉動,在一個關鍵時間點上大大地減輕了美元的壓力。美國人才是整個事件真正的受益者,而最直接的受害者則是格魯吉亞的普通百姓和在戰火中送命的士兵。 此番種種,恐怕不是用巧合可以解釋得通的。
死亡進行時
就筆者看來,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東 歐劇變可能是20世紀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場悲劇。首先,對蘇聯而言這無疑是災難性的,西方先前承諾給葉利欽們的援助幾乎無一兌現,俄羅斯從西方國家手裏得到的援助遠不及波蘭和烏克蘭。
1993年冬季,俄羅斯因為糧食危機已經面臨要餓死人的威脅,而在這個時候,副總統魯茨科伊竟還在盤算著如何利用即將到來的危機向葉利欽逼宮奪權。所幸的是,當時中國政府承諾在兩年內以不高於加拿大離岸價格,每年向俄羅斯提供500萬噸共計價值4億美元的玉米,這滿足了俄羅斯生產"人造肉"罐頭和飼料原料的需求,危機方才得以緩解。
和蘇聯時期比較,現在俄羅斯人的人均壽命“減少”了十年以上,
出生率從蘇聯時期的14%~17%銳減至8.3%,
死亡率由蘇聯時期的8%~12%增至14.7%,最高時達15.7%,
俄羅斯平均每年減少人口達100萬──按照國內某些學者的邏輯,也可以說俄國的“改革派”和“民主人士”們“幹掉”了數以千萬計的俄國人。
與此同時,包括俄羅斯在內大量東歐婦女迫于生計而淪為“娼妓”。在當時,西歐各國的色情業的平均價格因為東歐妓女的“大量湧入”而被大大地拉低,以至於本土妓女上街抗議“她們的東歐同行”搞“傾銷”–對蘇聯和其他前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來說,這絕不是一個讓人 聽後樂得起來的笑話。
和很多文章裏所提到的不同,在筆者看來,並非是蘇聯的經濟問題引起的這場悲劇,恰恰相反,是蘇聯解體本身製造了蘇聯地區經濟的悲劇。很多文獻都曾將聯盟解體的原因歸結于蘇聯後期經濟增長緩慢,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首先這個"緩慢"是相對於1975年之蘇聯GDP4 %~8%的增長率而言的,而同期美國的平均值則為3.3%。1975年之後,按照反共專家布熱津斯基《大潰退》一書裏的說法,蘇聯經濟增長常年低於5%,可問題是經歷了"平成戰敗"的日本有十年時間乾脆是處於停滯狀態,美國大蕭條時期也曾有過負增長,但美日政府現在都還活得好好的,而且在1975年經濟增長趨緩時,蘇聯人民的消費額增速是在加快的,換句話說蘇聯在當時已經開始逐步扭轉高積累低消費的情況了。事實上直到1990年年初,蘇聯經濟依舊是正增長,逆增長是當年夏天開始的–原因上文裏提到過,俄羅斯共和國在葉利欽當選總統後開始人為地破壞計劃經濟體系。還要說明的是,蘇聯時代GDP和GNP的計算是不算第三產業的,計劃經濟體制裏不存在金融操作這樣的虛擬經濟成分,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裏,製造業對GDP的貢獻通常只占20%~30%,其餘都是金融及服務業。
對蘇聯的經濟而言,應該說1991年前後的動盪只是讓國家經濟"休克"了–國家的動盪影響的實際只是分配環節。蘇聯範圍內,工廠、設備等等都還在那兒 放著,工農業生產能力完全是可以滿足人民生活需求的,真正的問題出現在後面,蘇聯經濟的"死亡"是一個持續了很長時間的過程。
開啟 蘇聯經濟"死亡"的第一步是聯盟解體。蘇聯工業體系的特點在於各個地區分工高度專業化,往往一個小城鎮只負責一種配件的生產,其餘生活物資都從外面調配,一架圖-154客機,上面的零配件來自十幾個加盟共和國。筆者所生活的城市就是20世紀50年代由蘇聯專家負責規劃的,所以對此有著比較清晰的認識。市內 最初一共三個區,輕工業、重工業、生活三樣分得清清楚楚,三個區之間留出了大量空餘土地以備今後發展–至今市區中心尚有8平方公里的草原。這種高度專業 化的分工可以極大地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生產效率,同時可以比較平均地在國內各個地區實現普遍的工業化,保持國內均衡發展。隨著聯盟的解體,各個加盟共和國 雖然手裏都擁有大量蘇聯時代的工業遺產,但是他們的工業體系都是殘缺不全的,就像是一家裏幾個兄弟分家,把一輛完整的汽車拆成一堆零件,然後每人拿幾個, 結果就是誰也沒有車坐,零件只能當廢鐵賣了。
第二步則是由“私有化”而導致的“去工業化”。在與鄧小平南方視察差不多同一時期,俄羅斯也在搞他們的“有俄國特色的市場經濟”。俄國人的步子要比中國大得多,當時的俄羅斯總理蓋達爾炮製出了一個“跑步進入市場經濟”的"500天計劃",60%的國有資產都被以“股份”的形式平均分配到每個公民手中,而在當時的恐慌情緒之下,大多數老百姓自然是不會考慮如何經營這份“產業”的,他們需要的是儘快把手中的資產券變現,兌換成外幣、黃金,甚至是麵包,然而這種行為卻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恐慌。很快,那些國有資產集中到了少數“寡頭”手中,蘇聯4萬多家國企,除了利潤豐厚的能源、傳媒等產業外,其他產業都被“轉賣”或是廢棄了。因為經營這些產業是要花費很多時間和精力的,而且蘇聯時期基礎產業的 立足點是考慮如何支持國民經濟的穩定運行,是否贏利則另當別論(譬如在遠東修鐵路,從國家戰略角度說是正確的,但從資本家獲利角度說是不正確的),這對急功近利的資本家而言是無法容忍的,於是大量"拆了大樓賣鋼筋"的事情就出來了。當時大家都在搞工業化,蘇聯卻在"去工業化",製造業越來越單薄。在戈爾巴喬夫上臺時,蘇聯工農業總產值年增長率仍舊在6%以上,蘇聯和華約國家的重工業出口約占整個世界出口量的38%[1],軍工出口約占50%,石油天然氣及 其附加產品約占18%,貴重金屬(含有色金屬)及其產品約占40%,民用航空和造船業出口約占25%,化工產品出口約占30%;蘇聯自己的民用船舶總噸位 就佔據世界第一,捕魚量也連續多年占世界第一;煤炭工業產量和出口量也一直高居世界榜首。那麼蘇聯解體之後呢?舉一個簡單的工業指標–汽車年產 量,2009年時俄羅斯的汽車年產量是140多萬輛,尚不及印度,僅僅是中國的10%,而鋼鐵產量是5900多萬噸,差不多也是同年中國的10%。到 2007年時,俄羅斯GDP到了1.2萬億美元,達到了蘇聯解體前的水準–聯盟解體曾使得蘇聯境內GDP減少了45%,這的確是一個不小的進步。但是要 注意的是,這裏提到的是GDP而不是工農業生產總值,這只是說明俄羅斯境內資本流動的量很大,至多意味著增加了一部分就業崗位,而“去工業化”的進程其實並沒有被逆轉,蘇聯時代的GDP是搞工業搞出來的,而現在的GDP是靠賣石油(天然資源)賣出來的–2007年GDP大幅增長主要得益于當年石油價格大漲。在評論鴉片戰爭時我們常常會說,當時中國的GDP雖然是第一,但這是生產瓷器、絲綢的GDP,而英國的GDP則是生產槍炮的GDP,在這裏其實是一個道理。
不只是設備和廠房不斷被廢棄,工業方面的人員培養也出現了可怕的斷層–俄羅斯目前除了能源以外,在國際市場上能拿得出手的大宗商品只剩下了武器裝備, 而俄羅斯軍工系統從業者當時的平均年齡已達到56歲,總工程師多數都是一群八九十歲的老人在擔任,第二梯隊是不存在的,一
[1] 經互會嚴密的組織體制決定了有時需要將它當做一個整體來看待,事實上東歐劇變的起爆點正是"波蘭危機"。當年波蘭的動亂導致原本由它負責的糧食生產無法進行下去,而美國對華約國家的糧食禁運進一步加劇了這一危機,而這又導致了蘇聯等國家經濟運轉異常,進而為戈巴契夫的"政改"提供了藉口。旦這一批人故去,俄軍工行業將面臨無人可用的局面。即便是現在,無論是蘇霍伊、米格戰鬥機還是T系列主戰坦克,基礎設計都是在蘇聯時代已經完成的,後期俄羅斯的工程技 術人員所做的只不過是在這些原始設計上逐步加以升級改進,或者是將當初已經接近完成的項目在降低技術指標後加以完成,1991年以後完全從頭開始研發的項 目幾乎是沒有的。換句話說,如今的俄羅斯軍工行業其實是在吃蘇聯時期的"老本",它的原發性設計能力基本上已經被廢掉了,俄羅斯現在能成為世界第二大軍火 出口國只能說明蘇聯時代工業的強大–靠一堆殘缺不全的殘骸都可以讓一個俄羅斯支撐近20年,而且後面還能再撐一段時間。再拿蘇軍的短板–海軍來說,聯盟解體前夕,蘇聯已經下水兩艘6萬噸級的常規動力航母,其中一艘已經開始海試,另一艘7萬噸的核動力航母也已經完成過半。如今,俄羅斯國內所有的船廠都不 具備建造2萬噸以上軍用船舶的能力,2010年時俄羅斯需要與法國簽訂協定,購買法制的兩萬噸級"西北風"級兩栖攻擊艦。
不光是對蘇聯人民,對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民而言,東歐劇變同樣未必是一件好事情。當然,最起碼對中國而言,蘇聯解體意味著來自北方的地緣威脅幾乎可以說是永久性地消失了,中國還從蘇聯地區以極低廉的價格得到了大批技術、設備、科研人員以及各類資源。
但是必須看到的是,東歐劇變也意味著人類探索有別於資本主義的新的生活模式的進程遭遇了重大的挫折,這是事關所有人的一件事情。而對世界格局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世界政治軍事格局和地緣政治均勢的兩極體制至此被完全打破了,美國成為全世界唯一的霸主。
同時,這也意味著資本擴張的“制衡因素”不存在了,之後的一系列大事件–包括現在的全球經濟危機,可以說都是“發端於此”。
摘錄自:《世界如何發展: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書》
□ 第八章 紅色悲歌
作者:王偉(筆名:博揚)
201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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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專家:美帝全球扶植第五縱隊佈署代理機構傀儡代理人 已開始進行第4次世界大戰
<俄專家:派第五縱隊 美已開始第4次世界大戰>
蘇聯雖已解體 大戰仍在繼續
蘇聯消亡是20世紀地緣政治中的一場浩劫,現在已經過去20年。這個“奧秘”至今依舊令許多人關切和好奇。
為什麼會發生這一切?也許只有根據現代戰爭的理論才能搞清楚。 “冷戰”一般被認為是20世紀一場最大的非軍事地緣政治較量,實際上是第三次世界大戰,是以對手(以國家為靶標)全面失敗為目的的一場資訊戰、意識形態戰。戰爭是從國家內部、人民意識中挑起的,特點是有失敗,但是好像又沒有軍事行動。在這場戰爭中蘇聯被打敗了。
現在,美國的主要目的不是戰勝單個國家或單個軍事政治集團,而是全面統治整個世界。為達到這一目的,美國實際上已經開始第四次世界大戰。
這場戰爭的不同之處在於,它具有全球性,是完全意義上的世界大戰,它將“逐步蔓延”到整個世界,所有民族和國家。
這場戰爭將沿著三個方向進行(以“冷戰”或“熱戰”形式)。
第一,向那些被選擇為“進攻目標國”的居民和政治精英的社會意識進行大量的“資訊心理宣傳”。
第二,在這些國家建立專門的“代理機構”,通過“第五縱隊”來發揮作用,向這些“機構”提供一切幫助,借此“影響”大眾傳媒,達到直接在這些國家內部“操縱”人們意識的目的。
第三,對那些不順從、強調獨立發展的國家,搞“顏色革命”、直接投資,甚至訴諸武力,用武力“推翻”這些國家的政府、並建立“親美政府的傀儡”。
“自由主義的現代化”是一種“不宣而戰”的戰略,它將導致西方和東方之間產生“文明大對立”。
如果說在蘇聯崩潰之前兩種社會制度———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對立是世界進程中的基本矛盾的話,那麼在蘇聯解體之後,當今時代的主要矛盾則是東、西方之間在文化價值觀上的全球衝突,它將決定當代世界的整個政治建構和發展。富裕的西方(美國、加拿大、西歐國家、日本、澳大利亞、新西蘭)與相對落後的東方(俄羅斯、烏克蘭和其他獨聯體國家、中國、印度、伊斯蘭國家、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相對峙。
那麼,“這種戰爭”給俄羅斯帶來了什麼呢?
俄羅斯迄今無法修復“自由化改革”的“後果”,依舊處在制度危機、意識形態模糊不清的狀態之中。國家從來沒有面臨像現在這樣的問題:怎麼辦?
要回答這一問題和確定新的發展前景,必須明確做到以下幾點:
第一,公開承認俄羅斯和西方不是同路人;
第二,俄羅斯應該“堅決摒棄”各種形式的自由主義思想,無論是西方自由主義思想還是俄式自由主義思想;
第三,俄羅斯只有建立全新的“國家意識形態”概念及其明確具體的政治行動綱要才能改變自己的發展軌跡。
應該“拋棄”這種東、西方間的矛盾可以通過“讓步”和妥協的方式來解決的“幻想”。它們的地緣政治目標和志向完全是不相容的。西方從來不需要一個強大和繁榮的俄羅斯。根據國際關係的現實情況,俄羅斯應該重新架構自己的對外政策,由面向西方“轉為”面向東方和南方。
文/【俄】弗拉基米爾•伊萬諾維奇•多博林科夫
(莫斯科羅蒙諾索夫國立大學社會學系主任)
2011-6-14 環球時報
http://mil.huanqiu.com/Observation/2011-06/17552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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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水扁(綠的)和馬英九(藍的),聯手編織的政治謊言,把台灣人民(和中共)騙得團團轉
先解釋名詞吧:
「國家統一委員會」(簡稱國統會)是偽「中華民國」政府的一個特殊政府機構,於1990年10月7日由時任「總統」的李登輝宣佈成立。其法源依據是《國家統一委員會設置要點》,為隸屬偽「中華民國總統府」的任務編組單位,設置的目的在主導台灣海峽兩岸關係的發展,依據「民主、自由、均富」,力促中國統一,並於1991年2月23日第三次會議上通過了「國家統一綱領」(簡稱國統綱領),此乃針對大陸政策的最高指導原則。
簡單來說,先有了一群人搞個「國統會」,然後開會討論出國家統一的原則,便生出了「國統綱領」。「國統會」是媽媽(爸爸是李登輝?^_^),生出了孩子叫「國統綱領」。
後來到了2000年陳水扁執政,中共及美國害怕他上台後亂來,陳水扁於是很認分的承諾「四不一沒有」,即「1.不宣佈獨立,2.不更改國號,3.不推動兩國論入憲,4.不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公投,及沒有「廢除」國統綱領與國統會的問題」。
在膽小鬼陳水扁八年的任內,他的確不敢宣佈獨立(他說「做不到就是做不到」)、不敢改國號(只敢把「中華郵政」改名為「台灣郵政」,嘻嘻)、不敢推動兩國論(只敢口頭呻吟「一邊一國」),不敢推動統獨公投(2003年,他下令民進黨立委不可以通過蔡同榮的「台獨公投法」,嘻嘻),也沒有「廢除」國統綱領及國統會。嘻嘻,沒錯,他並沒有「廢除」喔~請往下看。
2006年2月27日,陳水扁決定,國家統一委員會(國統會)「終止運作」(cease to function),不再編列預算;國家統一綱領(國統綱領)也「終止適用」(cease to apply),並依程序送交行政院查照(所以「國統綱領」目前正在行政院「躺著不動」)。
那麼,「終止」就是「廢除」嗎?當然不是!
我們看看英文吧!
「cease to」 有「停止、終止」之意,它是動詞片語,後面要接「動詞」,才能完整表明意思。所以陳水扁把國統會cease to function(運作),又把國統綱領cease to apply(適用),他可沒把這兩樣東西cease to exist(存在)喔!除非陳水扁「abolish」國統會及國統綱領,才是真正「廢除」,真正使之「不存在」,蓋abolish有法律上真正除掉、幹掉、廢掉某組織或法律之意,因此美國不能接受陳水扁abolish國統會及國統綱領,否則無法向中共交代。
陳水扁“這招”很有用,他一方面向獨民“交差”,讓大家“以為”國統綱領被「廢掉」了,獨民們多樂啊!
另一方面向美方及陸方交心,老子一直遵守承諾,沒有「廢除」國統會及國統綱領,只是「終止」而已。
這就像一台汽車被撤掉牌照,被抽光汽油,或被拆除引擎,它被「終止」運作,不能再開了。但它還存在,只要再申請牌照,灌入汽油,安裝引擎,又能正式上路了──它又「恢復」了!
於是,所謂“國統會”及“國統綱領”被「廢掉」,是陳水扁“編識”的政治謊言,直到卸任前,他一直都「四不一沒有」,只是手腳不乾淨,讓中共很不爽!
那馬英九呢,他有沒有手腳乾淨?當然有!
瞧瞧(偽君子)馬英九在9月1日向媒體記者們說的“鬼話”:
「國統會跟國統綱領已經被陳總統廢掉了,我在競選的時候並沒有提出要恢復的主張。我認為在中華民國憲法的架構下,維持台海不統、不獨、不武的現狀,是最符合中華民國的利益,然後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去推動兩岸的和平發展,這話我都至少講了幾十遍了。」──上述鬼話通篇都是謊話!
一,國統會及國統綱領並沒有被廢掉,原因我已解釋過。
二,(偽君子)馬英九用了「恢復」一詞,即證明他知道國統會及國統綱領是被「終止」,而非被「廢除」。
三,中華民國憲法的架構下,兩岸是求統,而非「不統」。
四,知道歷史的人都清楚,台灣方面的「九二共識」,是基於國統綱領的法理意義,即,沒有國統綱領,就沒有九二共識。不論中共認不認同台灣方面的「九二共識」,至少對台灣而言,不恢復國統綱領,「九二共識」就是假的,是個騙局!
一個政治人物,短短一兩句話,就有四個謊言,而且他還「至少講了幾十遍」!
全台灣除了(偽君子)馬英九,大概沒人能做到這麼高含量的謊言指數。蓋他有一張無辜的老帥臉,說起謊來,人民很買單,人民很願意受騙。
誰說「藍綠不同」?誰說「藍綠之分」?藍跟綠有啥差別呢?
陳水扁一邊維持「四不一沒有」,一邊假裝「廢掉」國統綱領。
(偽君子)馬英九一邊維持「九二共識」,一邊假裝國統綱領被「廢掉」。
馬扁聯手騙你,你若相信,就是蠢!
「馬+扁」=騙,這絕不是巧合。
文/我愛夏天
2011/9/04
http://blog.udn.com/gunleenia/561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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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暗殺集團到以色列政府國家恐怖主義
以色列是中東地區第一個成立“恐怖主義組織”的政權。現在,該政權繼續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被占領土上從事“恐怖主義”活動。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運動的歷史和其成立說明了這一事實,即:猶太復國主義政權留在巴勒斯坦的最根本目的就是集體屠殺和“暗殺”無辜的巴勒斯坦人民。
“猶太民族基金會”主任喬澤夫•維特茲在1940年,也就是以色列政權宣佈其成立的8年前宣佈,在巴勒斯坦不可以存在兩個政府,如果阿拉伯人離開這片土地,這裏才能成為我們的地方。如果阿拉伯人留在這裏,我們將成為微不足道和一個弱小國家的主人。因此,我們應當將巴勒斯坦人驅趕出去,使這片土地上不能留下一個村莊或一個部落。
在1897年舉行第一次國際猶太復國主義會議以及建立猶太復國主義恐怖團體的第一人弗拉迪米爾•亞博延斯基出生沒過多長時間,也就是在20世紀初亞博延斯基建立了第一個猶太復國主義恐怖組織,該組織是猶太復國主義恐怖組織和所有其他組織的始祖。
之後,在英國殖民主義者佔領巴勒斯坦30年期間,猶太復國主義恐怖組織如哈格納、伊什特蘭、伊爾貢、巴塔爾等恐怖主義組織相繼在巴勒斯坦被占領土上出現,這些恐怖主義組織的領導人都是以色列政權最重要的人物。大衛•本•古裏安、摩西•達揚、埃胡德•巴拉克、伊紮克•拉賓、伊紮克•沙米爾、穆納希姆•貝根和沙龍(夏龍)等人物也先後擔任了以色列政權的戰爭部長、總參謀長和總理等職務。這些人在1930年至1940年10年期間在對巴勒斯坦人民實施恐怖主義行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1979年,以色列一調查代表團“迫使”拉賓從自己的回憶錄中“刪除”有關屠殺巴勒斯坦人民和50萬巴勒斯坦人從拉姆萊和裏達兩個村莊被驅逐的內容。
拉賓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聲稱,我在與以色列總理大衛•本•古裏安和他的副手舉行的會議中就這一問題即:巴勒斯坦人民應當做什麼舉行了會談。這兩人就此表示,我們應當將巴勒斯坦人趕出巴勒斯坦。但是,巴勒斯坦人民現在不願離開他們的家園,現在我們只有採取暴力和恐怖等手段迫使他們離開,等他們看到這些暴力的時候他們就會吸取教訓倉惶而逃。猶太復國主義分子們採取各種方法和戰術在巴勒斯坦領土上從事恐怖主義活動。這些恐怖主義活動包括秘密暗殺巴勒斯坦知名人士,在巴勒斯坦人的賓館、市場、公共汽車和餐廳裏放置炸彈或者綁架巴勒斯坦人。猶太復國主義暗殺集團每天都守候在巴勒斯坦人民的住宅附近,用炸彈炸他們,使他們處在白色恐怖和恐懼之中。猶太復國主義政權通過這些方法在巴勒斯坦被占領土上製造恐懼和混亂迫使巴勒斯坦人民逃離自己的家園。
猶太復國主義政權軍隊集體屠殺數百名迪爾•亞新村莊的巴勒斯坦人正是這些恐怖襲擊行動的事例之一。該村莊居民曾在一個小時內就被猶太復國主義政權軍隊血洗一空。除此之外,猶太復國主義政權軍隊還將數名遭綁架的巴勒斯坦人集體殺害。更可恨的是,猶太復國主義恐怖集團在對巴勒斯坦各村莊、城鎮和他們的居民區發動襲擊和實施大屠殺之後,又用推土機將這些地方徹底推平,在其基礎上為自己的猶太人移民重新修建猶太人定居點,直到巴勒斯坦人民的標誌和特徵徹底被抹掉,不留下一點屬於巴勒斯坦人民自己的東西。
之後,猶太復國主義分子們又在被侵佔的巴勒斯坦土地上種莊稼種樹或種花。猶太復國主義分子們為同化巴勒斯坦各地區採取的行動讓人不可思議。幾乎這些被佔領地區的巴勒斯坦人的特徵蕩然無存。甚至任何一個巴勒斯坦人都無法認識這些只在幾個月被佔領和遭破壞地區的村莊、城鎮和他們的住宅。
在以色列侵略政權宣佈其成立之日起,就有數百個巴勒斯坦人的村莊和城鎮被以色列侵略軍破壞和摧毀,同時導致70萬巴勒斯坦人民被迫離開了自己的家園,淪為難民,無家可歸。事實上,這些被佔領的村莊都是以色列恐怖主義政權軍隊發動恐怖主義行動得來的。這些被佔領地區至 今仍被該政權侵略軍所控制。以色列伊爾貢恐怖主義組織領導人穆納希姆•貝根榮獲諾貝爾和平獎、迪爾•亞新村莊居民遭集體屠殺以及以色列軍隊總參謀長伊紮 克•拉賓在1967年發動的六日戰爭,這些都是巴勒斯坦人民的應有權力遭踐踏和破壞的最不公正的最明顯事例。猶太復國主義各種暗殺集團隨著以色列政權的成立而建立了起來。其中 有名的暗殺集團當屬以色列“摩薩德(Mossad)”間諜機構。該間諜機構是猶太復國主義政府恐怖主義組織的最大恐怖組織。目前,“摩薩德(Mossad)”間諜機構正在巴勒斯坦境外從事自己的間諜活動。自以色列侵略政權成立之後,猶太復國主義分子們一直在巴勒斯坦各地區犯罪作惡,以色列侵略軍曾經在巴勒斯坦的卡夫爾•紮希姆村莊發動的集體屠殺事件正是這些罪行的最真實寫照。以色列侵略軍在1956年10月29日下午僅在4個半小時的時間裏就血洗了卡夫爾•紮希姆村莊,隨即又宣佈一名以色列軍官擔任該村村長。在經過4個半小時之後,以色列侵略軍又制定了行人出入該村莊的法規並宣佈這一法規於當日起執行。在卡夫爾•紮希姆村莊被封鎖之後,該村居民都被禁止離開該村莊。儘管該村村長向以色列軍官解釋說,現在400名村民正在自己的農田裏從事耕種作業,他們晚上就會返回自己的住宅,但以色列軍官根本不理睬這些解釋。並利用天黑將自己的軍隊部署在了該村莊的周圍。以色列侵略軍在得到巴勒斯坦農民返回家園的消息之後向這些耕種的農民開槍掃射,殺害了數百名無辜的巴勒斯坦人。
聯合國觀察員在1950年向安理會提交的報告中闡述了自己親眼目睹的以色列政權的“罪行”。他在報告中寫道,在格比耶(GABIE)村莊有66名村民遭以色列政權軍隊“集體屠殺”,其中四分之三的人是婦女和兒童。這些遭殺害的村民有的滿身是槍眼,有的已經被打的面目全非。他們的房屋、窗戶玻璃以及大門 都遭到了機槍掃射。
這些跡象表明,當時遭殺害的巴勒斯坦人正在自己的家裏,就在當時他們遭到了以色列侵略軍的殘酷殺害。還有許多房屋被炸彈炸毀,有些房屋的大門和窗戶被自動步槍打了許多洞。
發生在格比耶村莊的殘酷流血事件是由以色列前總理沙龍一手策劃的。之後,在1980 年代又以沙龍為首的以色列侵略軍對在黎巴嫩的兩個巴勒斯坦難民營薩布拉和沙齊拉難民營發動了“集體屠殺”行動,並殺害了這兩座難民裏的2000名巴勒斯坦平民,同時將他們的屍體一塊塊撕開。但是,從1970年代開始,猶太復國主義恐怖集團就以新的方式開始了“恐怖主義”行動。以色列政權的摩薩德(Mossad)間諜機構和情報機構沆瀣一氣共同在巴勒斯坦被占領土上從事暗殺行動,他們還制定了詳細的“暗殺計畫”在巴勒斯坦境外從事暗殺行動。
巴勒斯坦報社編輯、作家兼詩人古薩•凱法尼 1972年在黎巴嫩被暗殺、
巴勒斯坦著名漫畫家納吉•阿裏1987年在黎巴嫩被暗殺、
突尼斯薩夫組織2號人物艾布•傑哈德1988年連中7槍被暗殺,
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運動領導人法塔赫博士1994年在馬耳它被暗殺、
黎巴嫩真主党運動總書記賽伊德阿巴斯•穆薩維與他的妻子和三個孩子于1992年被暗殺,
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精神領袖謝赫艾哈邁德•亞幸於2004年被暗殺,
這些都是猶太復國主義恐怖集團在巴勒斯坦被占領土境外從事暗殺活動的“冰山一角”。在21世紀的今天,巴勒斯坦人民和黎巴嫩人民不斷遭猶太復國主義侵略政權的“集體屠殺”和發動的“恐怖襲擊”行動,這些均表明猶太復國主義與“恐怖主義”緊密交織在一起。
在1990年代,以色列政權軍隊又轟炸了聯合國駐黎巴嫩南部的一處觀察站,並血洗了黎巴嫩加納村莊,此次襲擊事件造成包括100名婦女和兒童在內的數百名黎巴嫩平民喪生。然而就在2006年以色列政權軍隊針對黎巴嫩發動的33天戰爭中再次向該村莊發動了野蠻襲擊行動。
現在再來關注一下(巴勒斯坦)加沙(Gaza)局勢,許多加沙(Gaza)居民現在被關押在以色列政權的監獄裏,以色列政權軍隊每天動用導彈和炸彈向加沙(Gaza)居民發動襲擊。並“阻止”藥品、食品和燃料進入該地區,這些都表明了猶太復國主義政權“罪行”的本質。與此同時,在21世紀,該侵略政權又企圖在中東地區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
伊朗華語台 2011-10-18
http://www2.irib.ir/worldservice/chinese/zhuanti/zhuanti/080528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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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對哥倫比亞的新殖民政策-「哥倫比亞計畫」
提到哥倫比亞,許多人就會立刻聯想到這是“毒品”與游擊隊氾濫的罪惡淵藪之地。(好萊塢影視大眾文化意識流洗腦工業)羅素克洛和梅格萊恩搭檔演出的「千驚萬險」就是以哥倫比亞為背景,影片“描述”的哥倫比亞左派游擊隊在邪惡帝國蘇聯垮台後變成一群以販毒、綁票維生的恐怖份子,長期以來許多美國人也相信政府與主流(民主自由)傳媒對於哥倫比亞的(謊言洗腦)宣傳,相信美國政府目前已耗資數十億的「哥倫比亞計畫」(Plan Columbia)可以消滅哥國毒梟和游擊隊暴力,
然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證據卻證明事實“剛好相反”。
事實上,「哥倫比亞計畫」只是美國長期對於中南美洲“政-經-軍干預”的一部份,在美國喬治亞州的班寧堡(Fort Benning),有一所「美洲軍事學校」(SOA, U.S. Army School of the Americas),該校一直被諷刺為「殺手學校」(School of Assassins),因為該校的課程以訓練謀殺、綁架、(軍事)政變、嚴刑拷打著名,數十年來“培養”出六萬多名拉丁美洲的軍人,智利民選總統阿葉德被軍事獨裁者皮諾契特(軍事政變)推翻、大主教Oscar Romero被暗殺、瓜地馬拉36年內戰死亡或失蹤的20萬人、薩爾瓦多超過900名平民被屠殺等等,都是“該校”畢業生的“傑作”,女性受害者還會遭強暴虐殺而死,毫無反抗力量的兒童被活埋或摔死;它也“培養”惡名昭彰的(美帝傀儡)軍事獨裁者-包括巴拿馬、波利維亞、瓜地馬拉、薩爾瓦多,並且是“右翼民兵”的訓練所──例如尼加拉瓜殘暴的「國民軍」就是SOA(美洲軍事學校)的畢業生,後來組成“右翼恐怖份子”Contra(桑定游擊隊)。前巴拿馬總統就稱「美洲軍事學校」是「拉丁美洲最大的亂源製造基地」!
在日漸高漲的抗議聲浪下,該校“改名”為Western Hemispheric 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WHISC),但是至今仍然繼續培養每年一到兩千名的畢業生(目前1/3的受訓者來自墨西哥,因為該國要“對付”以Chiapas省原住民為主的薩巴塔游擊隊(Zapatista),每年耗費美國納稅人大約兩千萬美金。
和其他拉美國家相比,哥倫比亞派遣最多軍人(目前已超過一萬多人)到SOA(美洲軍事學校)受訓,其中許多高階軍官都犯下違反人權的罪刑,哥倫比亞軍方和殘忍著稱的右翼民兵組織AUC也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使得在哥國每年有超過三萬人被殺、一百萬人無家可歸。1986年以來已經有三千八百名工會領袖和組織者遭殺害,在去年(2001年)的前十一個月就有180名工會領袖被暗殺,過去十幾年以來,超過三萬名工人、農民、人權組織者、左翼領袖、教師等被軍隊和右翼民兵殺害。最大的右翼民兵組織AUC的領導人對於謀殺工會領袖毫無悔意,他說「我們有理由殺那些人,因為他們(工會領袖)妨礙他人工作。」因為暴力事件頻仍,自從 1985年以來,已經有兩百萬哥倫比亞平民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園。
在美國主流(民主自由)傳媒(謊言洗腦)宣傳下不斷“被污名化”的左翼游擊隊──其中一股最大的力量FARC「哥倫比亞人民革命軍」(有一萬六千到兩萬人的武裝力量,由工人、農民、組織者所組成)-經由過去36年以來的組織工作,哥國基層人民對其支持率不斷提高,專家估計該游擊隊在哥國自治區的影響力已經超過50%,相對的哥倫比亞所謂「(美帝扶植傀儡)民主」政府,則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貪污腐敗政權,人民對政府的失望清楚地反映在哥國的投票率上(低於40%),目前FARC直接掌握的非武裝區(約瑞士大小),也完全沒有上述的暴力事件發生。
在2000年,美國政府投入十三億美金到「哥倫比亞計畫」以及之後六億美金的「安地斯行動」(Andean Intiative,因為哥倫比亞屬於安地斯山脈國家)(其中一億給哥倫比亞軍方),“宣稱”該計畫是「對抗毒品之戰」(War on Drugs)以及心照不宣的「對抗左派游擊隊(美國政府定義下的“恐怖份子”)之戰」,事實上,該計畫對於消滅毒品毫無助益,因為大部分的款項給了““美國跨國”公司”,例如「孟山都(Monsanto)」、United Tech、Sikorsky等,用來進行軍事訓練、購買直昇機和除草劑,另外,美國政府也已提供哥倫比亞軍方和“右翼民兵”十五億美金。
然而,哥倫比亞政府和軍隊本身就和毒梟“連為一體”,政府軍隊和右翼民兵就是毒梟“背後”的軍事力量,前SOA(美洲軍事學校)的教官就曾說「SOA是拉丁美洲軍官洗毒品錢的最佳地點」,美國持續提供哥倫比亞軍事援助反而助長軍隊和右翼民兵繼續在國內“鎮壓平民”、違反人權,並且讓毒梟勢力更擴大。
此外,美國在哥倫比亞四處噴灑除草劑,宣稱這樣就可以消滅古柯鹼作物,但其實是毫無差別地噴灑在一般農田和雨林上,不但使得農作物大量枯死、農民無 法維持生計、亞瑪遜雨林的生態環境遭破壞、原住民生存環境受到威脅,更讓古柯鹼產業暴增超過100%,在1994到1998年,哥國大約種植45,500公頃的古柯鹼作物,但是有超過140,800 公頃的一般作物、古柯鹼和雨林被噴灑,從1999年到2000年,古柯鹼的產量反而增加60%,噴灑除草劑不但完全無效,反而讓種植古柯鹼更有價值。
著名的拉美學者James Petras就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是美國對拉丁美洲“再殖民”的試金石,因為哥倫比亞目前擁有第三世界國家最強大的游擊隊力量,開始動搖美國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力量”(哥倫比亞的石油是美國重大利益所在,美國從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和厄瓜多進口的石油比波斯灣還要多),因此若能藉由「哥倫比亞計畫」一舉摧毀反抗的力量,則可以再度建立美國的新帝國主義力量,因此越來越多人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實際上是「死亡計畫」(Plan of Death)。
今年(2002)4月19-22日,在美國首府華盛頓有大規模的反戰(4月20日舉行大遊行,主題為「停止國內和國外的戰爭」Stop the War-At Home& Abroad,詳情請見:http://www.a20stopthewar.org/)、反全球化和「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National Mobilization on Columbia,詳情請見:http://www.colombiamobilization.org/)遊行(世界各地的抗議活動資訊都可以在 http://protest.net/ 找到),「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在4月22日將發動大遊行並提出兩大訴求:
一、反對美國政府“假借”掃蕩毒品為名的「哥倫比亞計畫」,
二、關閉「殺手學校」-「美洲軍事學校」(SOA)。
文/洪家寧 2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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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佔領軍)把伊拉克變成“轉基因糧食”生産基地
第一節 經濟休克
“我們在伊拉克的原因,就是爲了播撒民主的種子,這樣它就會在那裏生根開花,並擴展到整個極權主義地區。”
——布希二世
當小布希(布希二世)講到播撒“民主的種子”時,很少有人意識到,他腦子裏想的是「孟山都」的轉基因種子。
隨著2003年3月美國“佔領”伊拉克,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狀況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伊拉克的土地不僅由大約13萬美國部隊和一小批與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聯繫密切、唯利是圖的財富冒險家佔領。它的經濟也處在美國“佔領者”的“全面控制”之下。
對伊拉克經濟的“控制”也是由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來實施的。2003年5月,保羅•佈雷默被任命爲新成立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行政長官,這個“佔領機構”披著一層薄薄的面紗。佈雷默曾任美國國務院的“反恐”官員,後來成了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的諮詢公司基辛格合夥公司的執行董事,這家公司的影響力非常巨大。
從許多方面看,美軍“佔領”下的伊拉克比阿根廷更適合將整個國家的農業體系納入“轉基因商業化農業”的統治範圍之內,美軍的“佔領”發揮了重要作用。美國“佔領當局”直接給了伊拉克農民“一份他們無法拒絕的要約”,就像《教父》裏面所說的:“要麽拿著我們的轉基因種子,要麽去死。”
對於“被佔領”的伊拉克的所有民事活動,佈雷默事實上擁有生殺大權。尤其特殊的是,他不是向通常負責重建工作的美國國務院彙報工作,而是直接向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裏的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的辦公室報告。
作爲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的首腦,佈雷默迅速行動,草擬了一系列管治伊拉克的法令。當時,伊拉克既沒有憲法,也沒有根據憲法合法産生的政府。美國“佔領當局”制定了整整100個法令,於2004年4月生效。整體來看,這100項由美國強制實施的新法律(正式名稱是“命令”)將確保伊拉克經濟“按照”美國“強加”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的思路進行“改造”,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華盛頓在1990年後“強加”給俄羅斯和前蘇聯經濟的模式非常相像。
拉姆斯菲爾德領導的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計劃制定者給佈雷默下達的指令是,強加一種“休克療法”,把以國有經濟爲中心的整個伊拉克經濟“改變”爲一個徹底的自由市場私營經濟。佈雷默在一個月內實施的經濟變革比在30年裏“強迫”拉丁美洲債務國實行的“變革”還要猛烈。
佈雷默的第一個行動是解雇了50萬名國家工作人員,其中大多數是士兵,還有醫生、護士、教師、出版商和印刷商。接下來,他打開了這個國家的邊界,毫無限制地接納進口:既不用履行什麽邊檢手段,也不用交什麽稅費。在佈雷默2003年5月到巴格達之後兩周,他就宣佈伊拉克“敞開國門做生意”。他沒有說是誰的生意,但這一點隨後越來越清晰。
“入侵”之前,伊拉克除了石油以外的經濟領域由大約200家國有公司主導,它們生産從水泥、紙張到洗衣機等所有商品。2003年6月,佈雷默宣佈,這些國有企業將立即“私有化”。他說,“將缺乏效率的國有企業轉交到私人手中,對伊拉克經濟復蘇來說至關重要。”伊拉克的“私有化”計劃是自蘇聯解體以來最大規模的國有資産“清倉大甩賣”。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第37號命令》降低了伊拉克的公司稅率,從大約40%降到可憐的15%。沒有了稅收收入,政府將無法在任何方面發揮大的作用。“第39號命令”允許外國企業100%地擁有除了自然資源之外的伊拉克資産。這確保了外國企業可以在這個國家“不受限制”地開展商業活動。投資者可以將其在伊拉克賺到的利潤100%地從這個國家拿走。既不要求他們追加投資,也不對他們課稅。這些法令的受益者,顯然不是伊拉克的經濟和人民。
根據《第39號命令》,外國公司可以簽訂有效期長達40年的租約和合同。《第40號命令》則以同樣優惠的條件歡迎外國銀行進入伊拉克。與允許外國人“全盤接管”伊拉克經濟相對應的是,“唯一保留下來”的薩達姆時期的法律是那些“限制工會”和集體談判的法規。
一夜之間,伊拉克從世界上最孤立的國家變成了最自由、最開放的市場。由於其經濟和銀行體系受到戰爭的“毀滅性破壞”,加上美國“帶頭實行”的長達十餘年的“經濟封鎖”,伊拉克人根本無力購買“私有化”的國有公司。外國跨國公司是在佈雷默宏大的經濟復蘇計劃當中“唯一”可能受益的角色。
這些新法律“被強加”給了一個“慘遭征服”和摧殘的國家,除了搞點軍事上的破壞和打擊侵略者的遊擊戰之外,它不可能進行其他的反抗。爲了使伊拉克對外國投資者具有吸引力,這一整套的100項新法令通過美國政府的“佔領機構”即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實施,它將所有伊拉克經濟的各種權利和控制權都交給了“跨國公司”。
不僅如此,制定這些法律的“目的”是爲了對這個國家的糧食生産體系進行前所未有的最激進的“改造”鋪平道路。在佈雷默的“統治”之下,伊拉克即將成爲“基因改造”或者說“轉基因商業化農業”的樣板。
第二節 《第81號命令》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明確定義了這100項命令的法律地位。“命令”被定義爲“對伊拉克人民具有約束力的指示或指令,具有懲罰性後果,或者對管制伊拉克人的方式包括伊拉克法律的變更具有直接作用”。
換言之,伊拉克人接到命令:“要麽照辦,要麽完蛋。”伊拉克以前的法律,凡是與佈雷默的新“命令”相抵觸的,一律廢止。
“佔領者”的法律至高無上。
佈雷默的新法令涉及從媒體到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等各個方面,深藏在其中的是《第81號命令》,即“專利、工業設計、未披露資訊、積體電路和植物新品種法”。《第81號命令》規定:
11.“第12條”經修訂如下:“專利應賦予所有者以下權利:
1.如果專利主體是一種産品,有權禁止任何未獲得所有者授權的人製造、利用、使用、提供銷售、出售或進口該産品。”
12.“第13條第1款”經修訂如下:“專利的有效期,從按本法條文申請註冊存檔之日起計算,至按本法條文註冊生效滿20年後方可終止。”
《第81號命令》的另一項條款規定:“禁止農民再次使用受保護的品種或任何本章第14條(C)段第1項、第2項提到的品種的種子。”而且,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第81號命令》對伊拉克的專利和工業設計法做了修訂,以保護與某種産品或某種製造工藝相關的任何技術領域的新創意。這些修訂允許在伊拉克的企業或在伊拉克屬於簽約方的相關條約成員國的企業在伊拉克註冊專利。修訂賦予了專利權人以下權利:阻止任何未獲得專利所有者授權的人利用受到專利保護的産品或工藝,從專利在伊拉克註冊之日起爲期20年。修訂還允許個人和企業對工業設計進行註冊。
用淺顯易懂的語言來說就是,《第81號命令》給了植物新品種專利權人在20年內在伊拉克農業中使用其種子的“絕對權利”,而這些專利的“所有者”恰恰都是“外國大型跨國公司”。儘管“表面上”看來,這是一個公平合理的商業條款,對外國企業的知識産權予以補償,但“實際上”這是對伊拉克主權的侵犯。像許多國家一樣,伊拉克“從未承認過”植物之類的生命形式可以獲得商業專利的原則。這種專利之前由美國或其他國家的專利機構授予「孟山都」、「杜邦」等公司。
事實上,《第81號命令》所做的是,修訂伊拉克的專利法,以便承認外國專利,不管根據伊拉克的法律這種專利是否合法。表面上,它似乎給了伊拉克農民拒絕購買孟山都種子或其他專利種子、種植本地傳統種子的選擇權。實際上,它産生了完全相反的作用,《第81號命令》的起草者也充分意識到了這一點。
這些受保護的植物新品種,都是轉基因或者說經過基因改造的植物。選擇種植這種種子的伊拉克農民,需要與持有專利的種子公司簽訂協定,規定他們將支付某種“技術費”,並且每年爲種植這種專利種子支付許可使用費。
任何試圖將「孟山都」或其他公司的專利種子保留一部分以便在下個作物種植季節再次播種的伊拉克農民都將受到種子供應商的重罰。在美國,「孟山都公司」要求獲得相當於被盜用種子成本120倍的懲罰性損害賠償,後來法院的裁決駁回了這一請求。
於是在這種“局面”下,伊拉克農民沒有成爲薩達姆•侯賽因的奴隸,卻成了跨國轉基因種子巨頭的“奴僕”。
《第81號命令》的“核心”是植物新品種保護(PVP)條款。根據該條款,留存種子和再次播種是非法的。農民們使用受專利保護的種子(甚至是“類似的”種子),將受到重罰,甚至坐牢。然而,受到保護的植物新品種,並不是那些在伊拉克農田上歷經上萬年的雜交開發出來的種子。
相反,受到保護的是「孟山都」等跨國公司巨頭將自己的種子和除草劑引入伊拉克市場的權利,而且它們受到了美國和伊拉克政府的“充分保護”。
第三節 破壞伊拉克的種子資源
歷史上,伊拉克是文明搖籃美索不達米亞的一部分。在那裏,在長達數千年的時間裏,底格裏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之間的肥沃河谷爲農作物培育和種植創造了理想的條件。自從大約西元前8000年以來,伊拉克農民就一直在這片土地上耕耘,並培育出品種繁多的、如今世界上使用的幾乎所有麥類品種的種子。他們通過留存部分收穫作爲種子並再次播種的體系做到了這一點,並通過新的播種培育出能夠抗禦疾病的雜交品種。
多年來,伊拉克人在位於阿布•格萊布的一個國家種子庫裏“一直保存”著這些珍貴的天然種子的樣本。這座城市,如今在國際上更多的是因其設有美國軍方“虐待犯人”的監獄而聞名於世。在美國“佔領”伊拉克及多次大規模轟炸之後,阿布•格萊布那個具有歷史意義、價值連城的種子庫“消失”了,它成了伊拉克戰爭的又一個受害者。
不過,伊拉克的前農業部曾經採取預防措施,在鄰國敍利亞建立了一個備份的種子儲存庫。在那裏,最重要的麥類種子仍然儲存在一個名爲國際乾旱地區農業研究中心(ICARDA)的機構裏,該機構位於敍利亞的阿勒頗。鑒於已經失去阿布•格萊布的種子庫,如果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需要幫助的話,作爲國際性的國際農業研究諮詢小組(CGIAR)種子庫網路的一部分的國際乾旱地區農業研究中心,原本是可以從其儲備中爲伊拉克人提供種子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沒有這樣做。佈雷默的顧問對伊拉克的糧食前景有著不同的規劃,他們有自己的打算。
伊拉克農業即將被導向“現代化”和工業化,從傳統的家庭式種植多種作物的農作方式,轉變爲面向“世界市場”而生産的美國式的商業化農業。滿足饑餓的伊拉克人的糧食安全需求,對這個方案來說是無足輕重的。
按照佈雷默的《第81號命令》,如果國際大公司開發出一種能抗禦某種伊拉克害蟲的種子新品種,而同時一個伊拉克農民正在種植另一種具有同樣抵抗力的種子,那麽這位農民留存自己的種子將是“非法”的。相反,他必須爲使用「孟山都」的轉基因種子支付某種專利使用費。
按照總部設在日內瓦的世界貿易組織(一個由美國政府和「孟山都」等私營農業綜合企業巨頭主導的機構)的規則,美國的法院和國際法院“有權”實施這樣的植物新品種保護法律。
20世紀90年代後期,美國的一家生物技術公司太陽基因被授予了一種油酸含量很高的向日葵的專利。不過,不僅僅其基因結構被授予了專利,高油酸含量這種特性本身也被授予了專利,公司聲稱擁有這種權利。太陽基因公司通告所有其他向日葵品種的培育者說,如果他們開發“高油酸含量”的品種,就將被認爲是對這一專利權的侵犯。
“專利的授予,涵蓋了一個物種的所有基因工程新品種……可能將我們在農場和花園裏種植的所有東西交由一個發明者控制。”國際植物基因資源研究院總幹事傑弗裏•霍丁博士說。“只要大筆一揮,無數農民和科學家的研究成果就可能僅僅因爲一次經濟劫持式的法律行爲而宣告無效。”經濟劫持,正是佈雷默和孟山都試圖按照《第81號命令》在伊拉克幹的勾當。
對農民的種子品種實行“全面控制”在伊拉克新頒佈的專利法之下將成爲可能。在複雜的法律術語“掩蓋之下”,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的《第81號命令》實際上將伊拉克未來的糧食命運“轉交”到了全球性跨國私人公司手中,這“絕不是”大多數伊拉克人所希望的解放。
以《第81號命令》頒佈的植物專利法,與其他國家的知識産權法律不同,它們不是通過主權國家政府之間的談判或與世貿組織的談判達成的。它是由華盛頓在“毫無抵抗”的情況下“強加”給伊拉克的。根據華盛頓消息靈通人士的報告,《第81號命令》中有關植物的具體細節是由世界領先的轉基因種子和轉基因作物供應商「孟山都公司」替美國政府起草的。
第四節 伊拉克農民只能種下“轉基因”種子
從字面上看,似乎只有伊拉克農民選擇從國際種子公司購買的那些種子,才歸屬美國新“強加”給伊拉克的專利法管轄。實際上,伊拉克正在“被改造”成一個巨大的實驗室,以便在「孟山都」、「杜邦」和「陶氏化學」等轉基因種子和化學品巨頭的“控制之下”進行糧食産品的開發。
經過伊拉克戰爭的磨難,劫後餘生的大多數伊拉克農民如果還想繼續種地的話,就“不得不”轉向他們國家的農業部尋求得到新種子。這就爲佈雷默“控制”伊拉克人的糧食供應打開了方便之門。
在十多年的時間裏,伊拉克農民承受著美、英爲首的、對急需的農業設備的“禁運”。另外,戰前伊拉克還遭受了連續三年的嚴重旱災,這些天災使伊拉克麥類作物的種植急劇減少。多年的戰爭和經濟制裁已經摧毀了伊拉克的農業。到2003年,糧食産量已經下降爲不到第一次美伊戰爭之前的1990年産量的一半。到了2003年,大部分伊拉克人依賴聯合國石油換食品的糧食配給生存。
在使伊拉克糧食生産“現代化”的“名義”下,“美國國際開發署”和美國對伊拉克農業重建和開發規劃機構參與到對傳統的伊拉克農業的“改造”當中。當時起關鍵作用的、由華盛頓任命的伊拉克農業“太上皇”是丹尼爾•阿姆斯圖茨,他曾是美國農業部的官員和大型糧食聯合企業嘉吉公司的副總裁。阿姆斯圖茨是關貿總協定談判烏拉圭回合期間擬定美國在農業方面的主張的關鍵人物之一,烏拉圭回合談判導致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的建立。
《第81號命令》名義上的目的是“確保伊拉克得到優質的種子,並爲伊拉克參與世界貿易組織提供方便”。當然,“優質”是由佔領當局定義的。加入世貿組織意味著伊拉克必須開放市場,使其法律符合主導世貿組織政策的強大工業和金融利益集團制定的規則。
《第81號命令》一發佈,美國國際開發署便開始通過美國農業部提供數千噸“高質量、合格的小麥種子”,這些種子來自美國,並得到了補貼,被分發給困境中的伊拉克農民,這在一開始幾乎是免費的。根據對轉基因種子和植物專利持批判態度的非政府組織GRAIN的一份報告,美國國際開發署拒絕允許獨立的科學家確定這種種子是不是轉基因種子。自然,一旦證明是轉基因小麥種子,在一兩個種植季之內,伊拉克農民將會發現自己如果要生存下去,就不得不向外國種子公司支付專利費。GRAIN的報告“揭穿”了《第81號命令》的意圖: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已經使伊拉克農民在收穫後將按法律註冊的新品種的種子留存並再次使用成爲非法。伊拉克人也許可以繼續使用和留存他們的傳統種子和經過多年戰爭和旱災後留下的種子,但這不在統治者規定的重建日程當中。這項法令的意圖是爲在伊拉克建立新的種子市場提供條件,在那裏,跨國公司可以銷售它們的種子——無論是否經過基因改造,農民將不得不在每個作物種植季節重新購買這些種子。
雖然從歷史上看,伊拉克曾禁止私人擁有生物資源,但美國強加的新專利法引入了一種對種子的壟斷權利制度,這種權利,沒有任何伊拉克農民有資源通過開發而得到。
實際上,佈雷默將有關“植物新品種保護”的新章節納入到了伊拉克以前的專利法當中。據說,這是爲了提供對“植物新品種的保護”。植物新品種保護作爲一種知識産權,事實上是植物品種的專利,它給予了那些聲稱發現或開發了新品種的植物培育者對植物的排他性權利。
“植物新品種保護”中的保護,與保護自然資源毫無關係,而是“保護私人培育者的商業利益”。喬治•奧威爾也說不出什麽更好的話了。在美國制定的法令之下,“植物新品種保護”實際上意味著植物品種的毀滅。
第五節 伊拉克農民種的小麥都出口到了美國
按照規劃,美國國務院與美國農業部一起努力(該部已經在伊拉克北部設立了56塊“小麥作物推廣實驗田”),目的是“介紹和展示經過改良的小麥種子的價值”。這個專案由德克薩斯A&M大學國際農業辦公室替美國政府打理,該辦公室在伊拉克各地利用800英畝(約323.7公頃)實驗田,向農民們傳授如何種植大麥、鷹嘴豆、豌豆以及小麥等作物的“高産品種”。
這個投資1.07億美元的美國國際開發署農業重建專案,定下了在第一年使3萬個伊拉克農場産量翻番的目標。其指導思想是說服心存疑慮的伊拉克農民相信,只有使用這種新的“神奇種子”,才能獲得大豐收。與十年前美國農民的情況一樣,身處絕境而又心懷收穫大量糧食的希望,讓伊拉克農民鑽進了外國種子公司的圈套。
碰巧的是,德克薩斯A&M大學的農業專案也將自己描繪爲“利用生物技術(或者說轉基因技術)方面公認的世界領先者”。用了他們的新種子,新的化學製劑——殺蟲劑、除草劑、殺真菌劑等——便會隨之而來,這些都是由孟山都、嘉吉、陶氏化學等大公司賣給伊拉克人的。
亞利桑那州的《鳳凰城商業期刊》報道說,
“一家亞利桑那州的農業研究公司正在提供小麥種子,供伊拉克農民使用,他們期望大幅增加本國出產的糧食供應。”這家公司名爲“全球小麥公司”(WWWC),通過與包括德克薩斯A&M大學在內的三所大學合作,它將“提供1000磅(約453.6 千克)小麥種子,供巴格達以北的伊拉克農民使用”。
據全球種子行業資訊的中心網站Seedquest介紹,在開發穀類作物種子中“擁有專有權的品種”(被授予專利並爲某個特定公司所擁有的品種)方面,全球小麥公司是領先者。以上提到的這些種子屬於《第81號命令》中那種受到保護的轉基因種子。根據全球小麥公司的說法,任何希望種植他們的某種種子的“客戶”(或者說農民,人們曾經這樣稱呼他們),都要“爲每個品種支付許可費”。這家公司自稱爲“W3”,與亞利桑那大學Bio5生命科學研究所建立了正式的合作關係,而Bio5研究所自稱爲“生物研究水平最高的車庫(在美國代指高技術創新企業的發祥地。——譯注)”,這聽起來十分古怪。
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鳳凰城商業期刊》上的文章說,“爲了支援伊拉克,共開發了六種小麥種子。三種將用於讓農民種植用於製作通心粉的小麥;另外三個品種將用於種植製作麵包的小麥。”這意味著,2004年後美國在伊拉克發展的穀類作物中有一半是爲了出口。確實,通心粉對於伊拉克人的飲食來說是完全陌生的外來食品,這表明,佈雷默頒佈《第81號命令》的目的與其說是爲了給飽受戰爭創傷、饑腸轆轆的2500萬伊拉克人生産糧食,不如說是建立將轉基因種子用於糧食生産並向全球市場出口的工業化農業産業。
此外,投資1.07億美元的美國國際開發署農業重建專案,其目的是讓伊拉克政府失去對糧食生産的控制權。“我們的想法是,讓這裏成爲完全自由的市場。”美國國際開發署伊拉克重建辦公室農業專家道格•普爾如是說。
美國國際開發署的目的反映了美國和世界貿易組織的政策,這一目的是幫助伊拉克新政府逐步取消農業補貼。“農業部長在這方面幹得相當漂亮。” 普爾說。他宣稱,國有企業如美索不達米亞種子公司等“需要拆分和私有化”。但他並沒有提到,在飽受戰火摧殘的伊拉克誰會有錢買得起這樣一家國有種子公司, 只有像孟山都這樣有錢的外國農業綜合企業巨頭才有可能成爲買主。
爲了便於從外國種子巨頭那裏引進受專利保護的轉基因種子,伊拉克農業部以“補貼價”分銷這些轉基因種子。一旦農民們開始使用轉基因種子,按照《第81號命令》的“植物專利保護”新規定,他們將被迫每年從這家公司購買新種子。在將“自由市場”引入這個國家的旗號下,伊拉克農民逐漸成了外國跨國種子公司的奴隸。
在2004年12月的一次訪談中,在美國受過教育的伊拉克臨時政府農業部長阿裏聲稱,“我們希望伊拉克農民具有競爭力,所以我們決定對農藥、化肥、良種等投入給予補貼。我們減少了其他補貼,我們必須要有競爭力。”
換言之,原本用於伊拉克貧困農民購買新種子的錢,被專用于從孟山都等外國跨國公司購買轉基因“良種”。
與此同時,美國商品出口商垂涎欲滴,盯住了新的市場機會。
“伊拉克曾是美國農產品重要的商品市場,20世紀80年代的銷售額接近10億美元。”2003年,小布希政府的前農業部長安•維妮曼在農業媒體研討會上如是說。在到華盛頓任職之前,她曾與孟山都公司有密切聯繫。照她的說法,“它有可能再次成爲重要的商業市場。”
維妮曼忘了說的是,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的兩伊戰爭期間,雷根政府和老布希政府以美國農業部商品信貸公司的出口專案的名義,偷偷賣給薩達姆統治下的伊拉克各種常規武器和化學武器。這一醜聞涉及美國納稅人的數十億美元,牽涉到了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國家安全顧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和義大利拉沃羅國民銀行的亞特蘭大分行。
根據美國稻米協會副主席約翰•金的說法,在20世紀80年代末1991年海灣戰爭之前伊拉克是美國最大的大米市場。“美國大米行業打算在向伊拉克提供大米方面再次發揮主要作用。”約翰•金對美國國會衆議院農業委員會如是說。“由於目前美國大米行業面臨挑戰……再次進入伊拉克市場,在具有附加價值的産品銷售方面將産生巨大影響。”
約翰•金補充說,“聯軍2003年對伊拉克的解放,給伊拉克人民帶來了自由。貿易的恢復也給美國大米行業帶來了希望。”他沒有提到的是,2003年,大部分美國大米是基因控制的轉基因大米。
2004年春,當佈雷默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頒佈《第81號命令》時,激進的年輕教士薩德爾的支持者抗議美國憲兵查封了他們的報紙al Hawza。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指控al Hawza發表可能“構成真正暴力威脅”的“虛假文章”。例如,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引用了一篇文章,它指稱佈雷默在“奉行讓伊拉克人民挨餓的政策,讓他們成天忙於採購麵包,這樣他們就沒工夫要求得到政治自由和個人自由”。
考慮到《第81號命令》出籠的背景,出現這樣的文章不足爲奇。同樣毫不奇怪的是,考慮到整個轉基因計劃的大賭注,佈雷默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自然要竭力平息這種對其糧食政策的批判。
第六節 美國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伊拉克巧取豪奪
2004年11月21日,在如何處理伊拉克政府所欠大約390億美元外債(主要是欠工業化國家的)這個問題上,由債權國政府組成的巴黎俱樂部的主要代表發佈了一份公告。那些外債是薩達姆統治下伊拉克拖欠的大約1200億美元外債的一部分。儘管薩達姆政權已被推翻,華盛頓起初並不打算宣佈把這些舊債一筆勾銷。
在美國的伊拉克債務特別談判代表詹姆斯•貝克的強大壓力下,參與巴黎俱樂部的各國政府才就390億美元的伊拉克國家債務達成了新的協定。貝克絕對是個談判高手。通過向最高法院上訴,他策劃了2001年小布希的成功當選。他還是布希家族最親近的顧問之一。
在隨後與經合組織盟國極爲高明的討價還價當中,美國政府成功施壓,高高興興地將伊拉克所欠巴黎俱樂部債權國的舊債大筆勾銷。原因很簡單:這些債務大部分是欠俄羅斯、法國、日本、德國和其他國家的。美國在總債務中只占很少的22億美元。
巴黎俱樂部成員國發表了一份官方新聞公報:
各債權國的代表意識到伊拉克共和國的特殊形勢及其在未來歲月裏有限的償還能力,同意作出債務處理,以確保其債務的長期可持續償還能力。爲了這一目的,他們建議本國政府作出如下特殊處理:
——立即取消部分後來發生的利息,涉及2005年1月1日時累計債務的30%。剩餘債務將延期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批准之日。這次減免將勾銷所欠巴黎俱樂部389億美元總債務當中的116億美元;
——一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獲得批准,將實施30%的債務削減。剩餘債務將按23年期重新安排償還計劃,其中包含一個六年的寬限期。這一步驟,將再削減累計債務116億美元,使減免比例增至60%;
——巴黎俱樂部債權國同意,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委員會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實施的三年評估完成之後,再給予最初債務總額20%的減免。
伊拉克債務的減免,是與伊拉克嚴格遵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這一條件密不可分的。在債務減免過程中,作爲主要佔領者的美國慷慨地勾銷了薩達姆欠俄羅斯、法國、中國等國家的債務,這些國家是華盛頓的對手,曾反對向伊拉克開戰。這個標準計劃與應用于印度尼西亞、波蘭、克羅地亞、塞爾維亞、阿根廷和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的計劃是一樣的。它命令伊拉克將其經濟主權移交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技術官僚,而這些官僚實際上是受美國財政部和華盛頓當局有效控制的。
雪上加霜的是,在薩達姆時代伊拉克所欠的舊債是各國政府所說的“惡意債務”,即在未經人民同意下發生的、不符合人民利益的(簡而言之,就是不合法的)債務,就像已經不存在的蘇聯的債務一樣。但是美國、英國和其他巴黎俱樂部成員國並不在乎這個。這種債務是控制“新”伊拉克、迫使其向“自由市場 ”轉型的有用武器。轉基因種子和農業的工業化將處於這種強迫性變革的核心。
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是符合“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在走向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東歐轉型國家急需經濟改革,以擺脫傳統的內向型發展戰略的影響。總的來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有兩種辦法:一種是漸進式的改革,一種是所謂“休克療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是贊成“休克療法 ”的,這兩個組織的觀點被稱爲“華盛頓共識”。——譯注)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計劃的頭等大事。自由市場企業制度也是2004年4月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 “100項命令”的核心。這絕非巧合。
我們可以恰如其分地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稱爲“全球化的警察”。自從20世紀80年代的債務危機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發展中國家強制實施了債權國要求的殘忍的緊縮和償債計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債務條款被用來強迫各國將它們最爲珍貴的經濟資産拱手轉讓給外國利益集團,以便償還越來越多的債務。
通常,「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這些措施都得到了龐大的銀行業和私人利益集團的鼎力支援。
他們系統地“強制實施”國有企業的“私有化”,
“取消”糧食、衛生和能源的“公共補貼”,
“削減”公共教育開支。
因此,使跨國公司得以“主宰”戰後伊拉克的每一項政策,都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佈雷默頒佈的法律來具體落實:
“精簡”國家機構、
彈性的勞動隊伍、
開放邊界、稅收降至最低程度、
對資本流出伊拉克“不加控制”、
沒有關稅、
對外國人的所有權比例“不加限制”。
伊拉克人民將失去成千上萬的工作崗位,外國産品將把伊拉克本國的産品逐出市場,其中糧食就是一個主要目標。在強制實施的法規和外國競爭的重壓之下,本地企業和家庭式農場毫無競爭的能力。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條件”的“受害國”通常都不可避免地“被迫”使本國經濟向出口轉型,以便賺取美元來“償還”債務。這樣做換來的“胡蘿蔔”通常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放“拯救”貸款或者說“救援”貸款的承諾。而胡蘿蔔背後的“大棒”就是發出這樣一種“威脅”:如果債務國拒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條件,它將被永久列入“黑名單”,得不到任何國外貸款。
伊拉克也不例外。美國“授意”下的伊拉克大選,其“目的”就是確立一個合法的舞臺,以便將伊拉克政府置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嚴格的控制之下”。實際上,這使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處於“中立”的位置,負責監督伊拉克嚴格遵守佈雷默的“100項命令”。這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能夠“迫使”伊拉克加入華盛頓的“自由市場”全球願景。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計劃在2005年1月30日伊拉克大選之後的某個時候,與伊拉克新政府達成一項“特殊安排”。由於減免伊拉克的大量外債需要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點頭,因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與伊拉克領導人的談判中處於相當有利的位置。
聯合國安理會第1483號決議賦予了佈雷默管理被佔領的伊拉克的權力,但這本應歸屬國際法的管轄範圍。可見,佈雷默的“100項命令”和經濟“休克療法”,是在完全違反國際法的情況下實行的。
隨著對伊拉克“私有化”的抗議和針對美國在伊企業暴力活動的蔓延,“掩蓋”這種“令人難堪”的事實變得迫切起來了。因此,佈雷默急匆匆地返回華盛頓,與總統討論接管伊拉克經濟的新方案。其結果是組成了阿亞德•阿拉維爲首的臨時政府,並宣佈伊拉克將在2005年1月舉行大選。
阿拉維,這個美國“一手扶植”起來的、曾經多年爲「中央情報局」工作的門徒,將“合法地”執行非法的佈雷默法令。
按照在伊拉克以“佈雷默法律”而聞名的《第39號命令》,伊拉克的各個行業和所有市場將在幾乎沒有限制的情況下向外資開放。這些法律的制定方式,使得無論是臨時政府還是隨後的任何一屆伊拉克政府都很難撤銷或廢除這些政策。
確實,佈雷默用伊拉克臨時憲法第26條鞏固了“100項命令”,臨時憲法中的第26條,確保了在主權被移交給臨時政府之後,臨時政府將無權改變佈雷默的法律。此外,美國親手挑選出來的親美派被佈雷默安插到了伊拉克的各個部門之中,並有權淩駕於隨後的任何一屆伊拉克政府所做的任何決策之上。
遍佈于伊拉克各地的13.2萬美國部隊,堅守在2003年後建起的14個新軍事基地上,這就是上述這一點的保證。對於華盛頓在伊拉克使用“ 播撒民主的種子”這種冠冕堂皇的話到底意味著什麽,大多數伊拉克人到了2004年底已經很清楚了。這種種子與普通伊拉克公民獨立決定自己命運的能力毫無關係。
在2004年6月權力從佈雷默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正式移交給以「中央情報局」的寶貝兒阿拉維爲首的伊拉克臨時政府之後,後者同意接受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加的“開放”來換取債務減免。因此,2004年9月在伊拉克中央銀行行長沙拉比和財政部長馬赫迪發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意向書”所附的備忘錄中,這些人表達了這個美國“扶植”的政府“參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急迫心理。
“新的金融部門立法將爲建立現代金融部門鋪平道路。”這封意向書這樣吹噓道。意向書接著寫道:
“三家外國銀行已經獲准開展業務”,而且“若干外國銀行對獲得伊拉克私營銀行的少數股權已經表現出興趣。”
其中一家銀行是倫敦的滙豐銀行,這是世界最大的銀行之一。
“強迫”對伊拉克的糧食生産進行“改造”,“使之”種植“擁有專利”的轉基因作物,這是「孟山都」和其他轉基因“巨頭”所作所爲的最突出的例子之一。通過這些“(帝國新殖民)方式”,它們將轉基因作物“強加”給了“不情願”和“不知情”的世界人民。
文/威廉。恩道爾
讚讚
《“普世”是鬼話 “民主”是謊言》
一、
11月15日淩晨,在“民主”而又“優雅”、“自由”兼且“普世”的美利堅合眾國,“佔領華爾街運動”被強行清場。
美國紐約警方15日淩晨開始對“佔領華爾街”示威者實施強制清場,並與示威者爆發“衝突”,現場一度極為混亂,多人被捕。
“佔領華爾街”示威是今年9月份開始的,旨在抗議美國財富分配不均及社會不公。該運動很快蔓延到全美,並擴散到全球(民主失敗)資本主義國家。美國當局最近開始強制驅逐“佔領”示威者,奧克蘭(Oakland)等地警方清理了當地的抗議者營地,並逮捕不少示威者(patchpieces注:Oakland地區迄今已有兩名自由民主鬥士遭Oakland警方打死了;全美各城總共已有高達上千名自由人權鬥士遭美軍警強制逮捕),號稱“民主普世祖師爺”的美國引發世界關注並遭到強烈圍觀,“普世”又一次變得“一文不值”。
二、
奧巴馬“當初”信誓旦旦親口許諾的“希望在2011年聯大看到作為聯合國正式成員國的巴勒斯坦國”餘音尚在,9月21日,便在在紐約毫無愧疚的直言告訴阿巴斯:“美國反對巴勒斯坦方面通過聯合國安理會謀求會員國地位,將在必要時行使否決權。”
10月31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體大會以107票贊成、52票棄權、14票反對通過決議,接納巴勒斯坦為該組織正式成員國,這是巴勒斯坦以成員國資格加入的首個聯合國專門機構。對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民主)決定美國當即作出強烈反應:就在決議通過當天,美國以“該決議違反美國國內法案為由”,宣佈中止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繳納會費,在全世界目瞪口呆的注視下,“民主”就像一塊被狂風吹得無影無蹤的“遮羞布”——在眾目睽睽之下,一個優雅的黑人總統,在陽光下忘情裸奔。
三、
繼指控伊朗企圖暗殺沙特駐美大使而威脅使用武力報復後,11月3日,根據即將公佈的“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報告證實,伊朗無視聯合國制裁,在多處被禁生産基地製造和實驗核武器”為由,美-英-以三國(極右翼法西斯世界動亂軸心)顯示出不惜單方面對伊動武的強烈後應:英國軍方正在加快其應變計畫的實施,為可能聯合美國對伊朗實施軍事打擊行動做準備。
至於日本有沒有核計畫?
朝鮮有沒有核計畫?
以色列有沒有核計畫(大規模毀滅性核武器)?
“時明時瞎”的美國人“狡黠”地眨巴著眼睛:“不知道!”
明眼人其實早已看出:因為巴勒斯坦入聯問題無法迥避,美-英-以(極右翼法西斯世界動亂軸心)實在找不到解決問題的方法,只好又以“伊拉克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同樣的“理由”,找一個有利可圖的倒楣蛋開刀了。
所謂“民主”,是由“超強的武力”、“巨大的(印發虛擬數位貨幣)財力”、“強勁的思想控制力”這三大力量“支撐”的:
武力保證絕對的印鈔權;
思想文化價值觀說明“印鈔權”之正義性,這樣美國便可以揮霍無度、窮兵黷武地“搞通貨膨脹”、借債度日並將風險“轉嫁”到國外。
這就是美國的“民主”,這就是美國津津樂道的“普選制”、引以為豪的“議會制”、大肆渲染的“三權分立制”,是“虛偽”的、隱蔽的、“表面的”民主。
“普選制”是美國津津樂道的“民主形式”。然而,這純粹是一種以金錢為潤滑劑的“民主大拍賣”,是賭博性的花錢大比賽。絕大多數老百姓根本就支付不起、更無法籌集數以千萬美元的巨額的競選經費。這樣選出來的總統從來不是多數人的代表,更不可能是全體人民的代表,這就是“佔領華爾街”99%-1%的由來。
“議會制”是美國引以為豪的“民主制度”。公民普選產生議員和國會的立法監督權,是資產階級招搖撞騙的“如意”。其思想家大肆鼓吹議員乃“全民利益”之代表,議會乃“主權在民”之象徵。然而,以金錢為潤滑劑的選舉制度,必定與政黨利益不可分割,必定為少數富人專有、統治、謀利,這就是(民主)政客們每天都敢公開在大罵全世界、卻不敢放半個屁得罪出錢幫他們贏得競選的猶太人的由來。
“三權分立制”是美國大肆渲染的“民主標本”。資產階級鞏固統治後,三權分立逐漸從封建的“階級分權”蛻變為資產階級獨佔統治下的職權分工,蛻變為調整資產階級內部關係、鞏固資產階級專政、欺騙勞動人民的精巧工具。而且,在現實中,“三權”之間明顯地表現出行政權力日益擴大的趨勢,說明了所謂“自由資本”必然是“資本”說了算,離開了“資本”的“自由”,根本就狗屁不是!這就是“佔領華爾街”示威者被強行驅逐的的由來。
美國“自命”為民主、自由、博愛的“普世國家”,“不符合”美國民主模式的是“集權國家”,甚至是“流氓國家”。但美國人似乎忘了:他們的友好朋友卻大部分都是後者。美國的旗幟一面寫著誘人的民主、自由、博愛,另一面卻沾滿了侵略的鮮血。這面旗被美國當作“侵略的工具”,但“普世主義”的“福音”並沒有如期降臨到阿爾及利亞、阿富汗、伊拉克、甚至是同在美洲後院的海地!
美國是超級大國,同時也是“超級巨騙”。其“騙術”高明到被騙而不知道被騙,因為美國“俘虜”的是對方的靈魂,這就是為什麼“右糞”一直給人們一個弱智、無腦、像一群僵屍似的的由來。
這群無腦(虛偽右憤)僵屍到處宣揚“民主”,但只限於“符合美國利益”的“民主”;
如果巴勒斯坦想通過“民主”來獲得獨立,對不起,僵屍們是絕對不去討論這些與它們的利益無關的“民主問題”的。
別看他們(虛偽右憤)平時叫得賊歡、眼睛瞪得賊大,“一說到”巴勒斯坦入聯問題、驅逐並逮捕聚集在華爾街的示威者時,它們不單止是(顧左右而言它:裝聾作啞)“啞巴”,簡直連眼睛都“瞎了”。
不信?儘管試試看!
文/維哥
2011-11-16 環球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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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洋奴”的十大特徵》
縱觀中國近現代史,大小“洋奴”層出不窮、前赴後繼。它們一貫“冠冕堂皇”地打著“民主、自由、人權”和“反腐敗”的大旗,妄圖“佔據”道德制高點。以獲得根本虛無的合法性與存在價值。用這些“冠冕堂皇”的“名詞”掩飾著它們“出賣”國家和民族利益的“醜惡行徑”。
試問有哪個“洋奴”承認自己是洋奴,連汪精衛都“死也不承認”自己是“賣國賊”,就別人指望這些“貨色”有人性有良知了。所以可以總結的是,長一副人類嘴臉的生物未必就是個真正的人。
用點文字稍做分析,或許對認清它們的“真實面目”有些許助益。
1、無條件“崇拜”西方是它們的信仰
在這一點上它們表現得“非常徹底”。它們“崇尚”和羡慕西方的“民主自由”和富裕,憎恨和厭惡中國的“獨裁專政”和貧瘠,可謂愛恨分明。西方就是好,西方人就是高尚就是優秀,西方就是文明是人類社會的顛峰。中國不僅應該學習,最好被西方“佔領”。這樣就是最原汁原味的西方式制度了,就可以發達了。“可是”香港被英國“佔領”那麼長時間也“沒看”建立個先進的制度啊,最後還是“要等到”2017才普選。
2、自詡為“國際主義”戰士
他們(極多數為唯我獨尊的文明高貴基督教教徒)“沒有”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或者說他們作為一個中國人沒有應有的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美國和日本是民主國家,所以美國和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它們標榜自己是真正的國際主義者。而實質上就是提美國和西方“張目”的美國西方的“代言走狗”罷了。為了讓自己看上去不那麼卑賤,它們選擇“扮演”非常高尚的國際主義者。它們以它們的智商揣度其他人,以為別人會信。面對西方的負面新聞,它們替主人“辯解”道:即使西方有缺點那是神聖民主的小小副作用而已。它們認為美國和西方(主子)“代表”了世界,而它們是“國際主義”戰士,所以美國和西方的國家利益必須得到“徹底維護”。至於美國的民主內涵和西方的民主本質,它們根本不曾去考究。而中國究竟怎樣健康地走向自己的民主之路,它們除了惡毒的“咒駡”和卑劣的攻擊現行政治體系和肆意的“抹黑”國家領導人之外,其餘的它們一概“漠不關心”。
3、它們是“軟骨類”
民族大義和民族氣節是它們“非常厭惡”和“恐懼”的字眼,在它們的字典裏“找不到”這樣的詞。它們旗幟鮮明地“支持”它們各自的“主子”,在他們的“主子”面前“奴顏婢膝”,一副“點頭哈腰”蝦米狀。它們根據自己的人生經歷和教育背景,把西方“描繪”成“天堂”,一旦他人稍有質疑就給別人“扣”被洗腦的“帽子”。連西方人自己都承認自己的社會不完美,你們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卻非要說西方是天堂。當你拿西方人的話質問它們時,它們不免又“讚揚”起自己“主人”的謙虛。它們被西方嚇破了膽,你稍微說點像男人的硬話,它們就出來“扮演”苦口婆心的好人勸你冷靜。要不就是直接給你“扣”極端民族主義的“大帽子”,給你們非洋奴潑冷水“潑髒水”。一般非洋奴就是想“平等”的站直了跟西方說話,這點要求都不能讓中國人實現。可見這幫滿口仁義道德的“惡棍”是何其“無恥”、何其“下賤”!
4、假民主自由,“真軟蛋”洋奴
“民主自由”是它們的“幌子”,“一己私利”是它們的目的。它們甚至可以放聲高歌“有奶便是娘”的“洋奴進行曲”。
因此,它們在美國人和西方人面前“搖尾乞憐”的樣子也就不難理喻了。
它們也用實際行動愛國,但它們愛的“不是”自己的祖國。
你只要“不同意”它們的看法就“血口噴人”你是黨棍黨衛軍,跟它們不一樣就是內奴。自己是“洋奴”,跟它們不一樣就是內奴。
5、 普世價值是它們永遠的“招牌”
“民主自由”是人類社會永恆的主題。曾幾何時也成了“(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們手裏一塊最有效的招牌。它們把它們的產品──出賣國家和民族利益,“巧妙”地貼上了“民主自由”的標籤。對於一少部分缺乏鑒別能力的人,不能說它們的產品沒有一點誘惑力。它們這些雜碎拿著自己認為的金字招牌到處“掛洋頭賣狗肉”。
6、“反腐敗”是它們新的招牌
人民對腐敗現象深惡痛絕,“洋奴”們則覺得有機可乘。所以“(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們也反腐敗,但它們“不是”為了反腐敗而反腐敗。真正的愛國人士反腐敗是為了建立健全的國家機制,使國家加快走向強盛。而“漢奸”們的反腐敗則有著本質上的區別,它們的規律是:
反腐敗——> 反對執政黨——> 反對自己國家——> “吹噓”自己的(主子)宗主國(美國、日本)——> “出賣”自己國家的國家利益給它的宗主國(美國、日本)。
所以,結論是:“洋奴”的反腐敗是為了博取大眾的同情和共鳴,以“掩蓋”它們“出賣”中國國家利益的可恥罪行。本來就事論事,而這些雜碎卻無端將很多“不相干”的事情和人物聯繫到它們“截取”的事實中,“利用”大眾反腐敗的心理宣傳自己的主張。同時還“不斷挑撥”是非“離間”各地各階層。為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做準備,甚至直接“潛伏”個輿論陣地為“洋奴”及其主人搖旗呐喊加油助威。
7、“洋奴”始終處於忐忑不安的尷尬境地
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洋奴”們深知自己的處境,只是由於環境的不同,“現代洋奴”仿佛更加理直氣壯了似的。二戰時的“洋奴”做的是直接對國家利益和人民血淋淋的傷害,是顯性的;“現代(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做的也是直接對中國國家利益和大眾血淋淋的傷害,是“隱性”的。
“(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們惶惶不可終日,惟恐其可恥行徑的暴露。一旦有人觸及其靈魂痛處,它們往往是內心驚恐不安,外表正義凜然拘理力爭,並且馬上將別人冠之以“憤憤”、“專制”、“不民主”“五毛黨”等“大帽子”,加以“醜化”和沒有底線的“不斷攻擊”。甚至有的在極度不安之下病態成“歇斯底里”,它們或“斷章取義”的“狡辯”,或乾脆破口大駡,種種醜態不一而足!它們不斷用誇張的詞語和“栽贓的手段”攻擊污蔑陷害非洋奴,只能說上帝要滅亡它們。於是乎先讓它們瘋狂。
8、“(動態價值觀)洋奴”永遠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選擇性失明”
“洋奴”不是沒有雙眼。和人類一樣,它們也有雙眼。但與普通人不同的是,它們的雙眼有一種“特殊功能”,我給它們的這個“特殊功能”起個名字──“(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選擇性失明”。也就是說它們看待事物都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選擇性(動態價值觀)”的,永遠是從事實中“截取”“自己需要”對自己有利的(一小)部分以期用來增加自己言論觀點的說服力。它們“(封鎖)禁止”任何人“揭穿”它們根本站不住腳的言論,其實這也是“符合”“(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強盜邏輯”的行為。只是它們“表演”的太拙劣,反而讓自己陷入被動。
歐洲每年都“騷亂”而且還死人,可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從來選擇“無視”,選擇“緘默”。你做“洋奴”就做,你為何來說中國不是。
中國不騷亂你說是高壓,中國萬一有了你們就興高采烈爭相圍觀。然後就不斷“放大事實”與根本不相干的東西“牽強附會”的聯繫起來,以便讓自己的“混帳邏輯”更有“欺騙性”。
9、不斷強調中國人身份 還時不時妄圖“代表”“我們”
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雜碎”最讓人不齒的就是明明是個“西方走狗”卻還“裝”自己很愛國。“模仿”魯迅等人的口氣“頤指氣使”驕橫跋扈。你拿它無法辯解的事實去質問,就“狡猾”的“偽裝”成不合你一般見識的老實人。把自己“裝扮”成中國的良心,
你這麼有“良心”,當中國領土被他國竊據的時候你們“怎麼”緘默。那個(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長平“滿嘴”普世價值,為何在中國大使館被它主人炸了的時候“選擇沉默”。
你“平常”不是總要言論自由嗎?怎麼中國人死了你都“不關心”,
你不是尊重人權嗎?生命權難道不是人權嗎?
你質問,他就“逃避”。最後來個不痛不癢的解釋。“以免”別人繼續質問到時候被撕下了好人的“偽裝”露出“洋奴”真容遭人唾棄。
在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的文章裏,有個巨大的驚人相似。就是喜歡“言必稱”我們,總“喜歡”用集體名詞,覺得自己“佔據”道德優勢。“有資格”點評世間的萬物。在公民社會,任何人都是因個體而存在,總是“鼓吹”西方那一套,卻連這個(最基本的普世邏輯)都“不清楚”。你就是你,你就代表你。沒有合法的他人授權你有“資格”代表誰?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自己覺得用這樣的口氣可以“欺騙大眾”讓大眾陷入自己設計好的“圈套”成為自己“洋奴”陣營中的一員。只能說“洋奴”的主人會很失望的,畢竟西方金融危機了,沒那麼多錢搞崗前培訓了。難怪現今的自由派洋奴自己砸自己招牌。
10、中國有原罪
在“(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心裏,中國做什麼都有罪。
西方可以幹的事情,中國就不可以幹。
西方人排獎牌榜,那是因為西方重數字重調查研究。中國看重獎牌榜就是舉國體制的罪惡造成的扭曲心理。
中國有些項目不錯,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就說都是舉國體制的結果沒什麼。要是說到中國不擅長的專案,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又說那是中國人種不行。
中國的企業不建立工會,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說沒人權。當中國企業建立了工會要求外資企業建立工會時,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說破壞投資環境歧視外國企業。
中國企業出去買資源,“(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說那是有政治目的的非正常行為。哪個汽車不用石油,用石油就叫有特殊目的。外國企業鯨吞中國戰略資源,中國開始管制,這些人又說中國搞保護主義。美國西方甚至印度搞那麼多次貿易保護主義你們(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怎麼緘默呢?難道那些被外國保護主義傷害的中國企業的員工的就業生存權不是人權的一部分嗎?
你要是把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逼急了,“(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就說西方那是(貪婪失敗)民主社會政府要對自己國家負責。難道中國的資源就應該賤賣嗎?中國天生就是劣等嗎?
有的“(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還會說,西方有些不對,但中國不應該學。西方對中國非禮,中國不反抗,難道就一直忍氣吞聲嗎?你如此質問“洋奴”,(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又會說中國。
總之就一條“原則”,西方“特殊”、中國有罪。
中國這個罪還是“原罪”,是永遠無法洗刷的。
文/天平居士
2011-11-21
讚讚
新自由主義經濟麻毒藥方肆虐的美帝附傭國埃及(統治三十年的穆巴拉克強人傀儡政權)貧富懸殊人民不滿經濟現狀 持續爆發民主革命
【美中情局操縱埃及軍政府傀儡 鎮壓民主人權鬥士致2000餘人傷亡】
《中東劇變與美國、新自由主義》
美國與埃及軍方
文/馬耀邦
節選自馬耀邦《中東劇變與美國、新自由主義》 2011年6月
中東劇變最引人注意的兩個熱點是埃及和利比亞。
這兩個國家體現了中東劇變“進程”背後最重要的兩個變數:
美國“推動”的新自由主義“引起動盪”,
然後美國“插手(介入)”力圖“繼續主導”。
實際上,(美國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政權的穩定一直是美國中東政策的基石。《紐約時報》坦率地表示:“30年來,特別是由於埃以和平條約,穆巴拉克政府一直是美國在這一動盪區域的政策支柱。美國官員擔心,一個新的尤其是由穆斯林兄弟會或其他伊斯蘭組織控制的政府,可能不會遵守穆巴拉克先生之前任安瓦爾•薩達特在1979年簽訂的該條約。”
根據1979年的“大衛營協議”,以色列將其佔領的西奈半島歸還埃及,但它並未滿足巴勒斯坦人的要求。相反,該條約引發了未來更多的衝突,因為以色列在與該地區的主要強國之一埃及實現和平共處之後,能夠集中其軍事資源,用於對付伊朗和巴勒斯坦。
“大衛營協議”符合美國的地緣政治利益,因為,(阿拉伯世界叛徒;美國附傭傀儡)埃及是美國中東政策的關鍵所在。作為對每年2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和其他援助的回報,埃及向國外投資開放,其工業和市場成了西方跨國公司的砧板上的肉。戰略上,美國“收穫”了一個處於從屬地位的新“盟國(附傭傀儡)”。埃及充當了“制衡”伊朗的重要砝碼。(阿拉伯世界叛徒;美國附傭傀儡)埃及軍事喪失了獨立性,日益“依賴”於美國的軍需品和訓練。因此,“埃及政府認為,巴勒斯坦會妨礙其融入美國和以色列主導的區域安排。如今,埃及與以色列共同合作扼制加沙,同時又參與以色列、美國和巴勒斯坦之間的會談。為此,以色列安全官員支持穆巴拉克提名奧馬爾•蘇萊曼作為埃及副總統”。
結果,面對穆巴拉克政權的倒臺,美國非常擔心示威遊行最終轉化為一場革命運動。在慕尼克安全會議上,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告訴西方政客、外交官和商界高管:“任何一個社會都有各種勢力在活動,尤其是在一個面臨各種挑戰的社會。為了實施自己的日程,這些勢力試圖破壞和超越社會進程。這是我為何認為,遵守埃及政府——實際上是由副總統奧馬爾•蘇萊曼領導的——宣佈的過渡進程之重要性的原因。”
蘇萊曼是穆巴拉克一手提拔的副總統、前情報總局局長和“美國中央情報局在開羅的主要聯繫人”。事實上,從20世紀90年代的克林頓政府開始,蘇萊曼作為穆巴拉克的秘密員警首領,制定了“非常規引渡計畫”。根據該計畫,“美國中情局在世界各地逮捕的所謂恐怖分子嫌犯,戴著頭罩和手銬被送往埃及,旨在進行刑訊逼供”。
儘管蘇萊曼先生在國內外臭名昭著,(主子)奧巴馬政府還是選擇他作為“一位過渡性人物”。隨著形勢的發展,華盛頓以一種“穆巴拉克必須下臺”的姿態與開羅進行對話。這清楚地表明,埃及實際上已經淪為“美國的殖民地”。
私下裏,“埃及政府開始在精英中清洗穆巴拉克的主要支持者。穆巴拉克政府的國防部長兼陸軍元帥坦塔維前往解放廣場,表面上是檢閱軍隊,但其實主要是為了結交抗議者”。然而,在團結穆巴拉克的老朋友以完成過渡的同時,奧巴馬政府明確表示,埃及的任何根本性改變都是無益於事的。美國“之所以(變臉)”強烈要求穆巴拉克辭職,只因為它發現,這個“傀儡”已經成為一種負擔,不再符合華盛頓的利益。
歷史上,美國曾在亞洲和拉丁美洲“扶持”過許多像穆巴拉克這樣的“獨裁政權”。一旦民眾動亂挑戰這些美國支持的獨裁政權,一場社會和政治革命有成功的跡象時,美國就採取一種三軌政策來應對:
一是公開批評侵犯人權的現象,主張民主改革;
二是私下裏發出信號,繼續支援當政者;
三是尋找一位可以替代當權者、保留政府機構和經濟制度並支持美帝國戰略利益的精英。
華盛頓害怕社會巨變和政治革命,它毫不猶豫地“暗殺”了(美國附傭傀儡)南越的吳庭豔等獨裁者,只因為(美國附傭傀儡)吳庭豔在南越存亡問題上竟敢違背美國的指示。
華盛頓已經承受過太晚干預的教訓。在古巴革命中,它無法做出一個切實可行的選擇,而只能支持巴蒂斯圖塔政權。同樣,索摩查政權被推翻時,華盛頓持觀望態度而未予以幫助,其結果是美國企業被國有化,在尼加拉瓜出現了一個對美國不友好的政府。
因此,“20世紀80年代,美國在拉丁美洲變得更加積極主動。它推動了過渡時期的協商式選舉,圓滑的新自由主義政客當選,取代了獨裁者。這些政客承諾,維持現有的政府機構,保護國內外精英的特權,支援美國的區域和國際政策”。
從而,埃及暴動使奧巴馬政府陷入極端的困境,因為它需要找到“一種非常的政治方案,既能讓穆巴拉克下臺,又能保持和強化國家機構的政治權力,同時融入民選方式來作為平息和瓦解群眾運動的手段”。華盛頓這項計畫的主要障礙之一,是埃及武裝部隊和穆巴拉克的中央安全軍。這些軍隊的領導人在埃及的腐敗政權中受益匪淺。
自“大衛營協議”簽署以來,華盛頓一直“培養”與埃及軍方的密切關係,美國每年提供價值14億美元的軍備,以“收買”他們。結果,埃及軍方發生了變化,“由保衛埃及邊界和本地區利益的軍隊,轉變為主要職能是操控人民和保護美國所支持政權的軍隊。埃及軍方的軍火儲備和美式武器的零部件數目都被維持在最低限度,以確保埃及無法同以色列開戰”。
過去30年來,埃及軍官都曾經在美國防務學院接受過“培訓”。埃及暴動期間,在埃南中將(Sami Hafez Enan)的帶領下,20多位埃及高級軍官在美國防部(對外侵略部)召開會議、舉行酒宴和就餐。在華盛頓期間,美國敦促埃及高級軍官們在對待抗議者時要保持克制,因為奧巴馬政府不希望埃及軍方的形象受到玷污,其理由是,埃及軍方“將在推翻穆巴拉克政權的行動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
因此,埃及軍方宣稱,他們不會對抗議者訴諸武力。埃及軍方“發表聲明,將抗議者的要求描述為‘合法的’,並半心半意地呼籲抗議者回家,承諾恢復正常的生活秩序”。埃及的高級軍官自稱站在抗議者一方,逐步為“(美國暗地支持的)軍事政變”奠定了穩固的基礎,釋放出與穆巴拉克徹底決裂的信號。
當軍事政變既成事實,埃及軍方又發表聲明,“稱讚穆巴拉克是一名為祖國做出巨大貢獻的領導人。它暗示,軍方不會長期掌權,並表示,軍方是不會取代合法政府的”。
“(美國暗地支持的)軍事政變”之後,埃及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控制了埃及。最高委員會現由穆罕默德•侯賽因•坦塔維元帥(Field Marshall Tantawi)領導。自1991年以來,坦塔維就一直是穆巴拉克政府的國防部長和武裝部隊總司令。穆巴拉克政府前總理和埃及空軍前司令艾哈邁德•沙菲克將軍(General Ahmed Al -Shafik)也是擁有權勢的最高委員會成員之一。最高委員會成員還包括奧馬爾•蘇萊曼。
事實上,“軍事政變”之後埃及局勢並無改善,埃及實際上是以無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主義告終。對奧巴馬政府來說,保持現狀是最合意的結果。因此,華盛頓對此非常高興,它立即宣佈,繼續向埃及提供軍事援助。作為回報,埃及軍政府宣稱,它會遵守1979年與以色列簽訂的和平協定,將繼續在加沙地區對巴勒斯坦人實施制裁。
為了“延續”無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主義,華盛頓試圖通過“顏色革命”的過程就如同我們在南斯拉夫和其他東歐國家所見證的那樣,在埃及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在這種體制之下,選舉“結果”可以輕易地“被人為操控”。因此,美國公開宣稱,它將向新的埃及政黨提供“資助”。這是“明目張膽”地侵犯一國主權和“干涉”一國內政。
在埃及軍政府的同心努力之下,華盛頓“正努力分化真正的反對派,並將其自己的所謂反對派人物安插入抗議運動”。前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巴拉迪(Mohanned Al-Baradei)就是華盛頓(美國主子)“選中”的反對派人物之一。正是巴拉迪要求穆巴拉克辭職,同時建立埃及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巴拉迪是在美國受的教育,大多數時間生活在西方,他代表著華盛頓的利益,反對革命性的變化。
埃及是“新自由主義”的典範
對美國來說不幸的是,埃及人民“不可能”接納無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主義政權,因為其“代表了現狀”:裙帶資本主義與“掠奪性外資”相互合作、一片繁榮,而民族工業“破壞殆盡”。
1991年,新自由主義結構調整計畫“被強加”給埃及,其結果是“毀滅性”的:“40%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之下,每天的生活費不足兩美元,失業率持續攀升,年輕一代失去就業機會。”社會支出的縮水還使絕大多數人喪失了基本醫療保健和教育的機會。埃及的“兩極分化”現象已經越來越走向極端。一千個家庭“控制著”這個國家的大部分商業和財富,他們是“私有化”和“新自由主義”的主要受益者。為了“壓制”合法要求和正義聲音,(美國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政府雇用了一支規模龐大的安全部隊,“警察局裏的刑訊和虐待成為一種例行公事。警方的路障和盤查成為埃及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顯然,如此腐敗的(美國附傭傀儡)政權已經在埃及人民心目中信譽掃地。不管華盛頓“收買”了多少埃及精英,也不管動用多麼強大的軍事力量,都無法動搖埃及人民“要求變革”的意願和決心。埃及人民為獨立和贏得國家尊嚴所作的鬥爭永遠不會停息。美國(反自由、反真民主)“頑固地”要求“維持現狀”並維護其在中東的地緣政治利益,這再次“暴露”了其國際行為的“醜陋性”。總之一句話,美國不過是只紙老虎。
1989年冷戰的結束標誌著全球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其突出特徵是“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和全球化的擴散。令人驚奇的是,作為一個極為貧困的國家,在實施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強加的經濟改革數年後,埃及竟被標榜為新自由主義的典範之一。為了免除多達數以百億美元計的債務,從1991年開始,埃及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簽訂了一份關於結構改革措施的協定。結果,金融自由化(金改)、私有化(金改)、解除管制(金改)、開放市場、為外國直接投資提供國民待遇等一系列結構調整計畫在埃及得到執行。
統計資料顯示,埃及取得了一定的經濟成就。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於埃及的報告:埃及的“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由1991/1992年實質上停滯的狀態上升至1995/1996年的4%以上,而通脹率從超過21%下降至7%”。此外,開放市場和歡迎外國直接投資導致了外匯儲備的不斷積聚。
然而,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看來,這仍未達到預期值,尤其是在結構改革方面。於是,1996年至1998年,它為埃及“設計”了為期兩年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規劃,其重點是“私有化、解除管制、貿易自由化和財政金融部門改革”。
遺憾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持”的“私有化”往往涉及將利潤豐厚的國有企業“拍賣”給外國跨國公司或本國圈內人。這造成了埃及“工作環境的”快速惡化“,引發了一次極為猛烈的罷工潮,以至於一位分析家稱之為中東地區近半個世紀最大的一次社會運動”。
其間,“裙帶資本主義盛行,而曾經作為埃及經濟支柱的本地工業任由衰退。與此同時,私營的工業部門生產陶器、大理石和化肥等破壞環境的產品,這些產品的產能不斷擴大,得不到有效的監管,為居民的健康帶來嚴重惡果”。
而且,“裙帶資本主義”必然導致財富集中於極少數經濟精英之手。不少“經濟精英”充當了跨國公司的“(買辦)代理人”,大量地進口電子和汽車等消費品。房地產開發商也位列其中,其中許多人與政治精英關係密切。這些開發商僅以實際價值的一小部分就拿到公有土地,建造封閉式社區和度假勝地,供埃及社會上流階層所用。利用國家的支持,包括基礎設施補貼和廉價的土地,房地產作為非石油產業,成為埃及經濟的第三大產業。
毫不奇怪,埃及社會日益“兩極分化”,“據評估,1000個左右的家庭控制著該經濟體的大部分領域”。為了保護其財富,維護自身利益,精英們施加“政治壓力”,促使有關稅收改革的法律通過。從而,最高所得稅從42%削減為20%。在穆巴拉克的領導下,埃及政府實行單一的統一所得稅。據此,高工資和低工資收入者按其收入支付同一稅率。因此,“穆巴拉克主導了一個這樣的進程:國家財富落人小部分私人手中,而絕大多數人”貧困化“,40%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之下,每天的生活費不足兩美元,失業率不斷上升,年輕一代沒有就業機會”。
而且,由於與全球經濟一體化並“放棄”了自給自足的政策,埃及的糧食和其他日用必需品的價格“扶搖直上”。然而,(美國附傭傀儡)埃及政府“無視”工人的抗議,仍然將最低工資固定為一個月不到一百美元。這在埃及工人階級中不得人心,但贏得了跨國公司的認可,“全球工商業界稱讚穆巴拉克的做法是‘勇敢的’、‘印象深刻的’和‘有遠見的’”。
於是,外國投資蜂擁流入埃及,尤其是它的經濟特區。由於張開雙臂歡迎外資,埃及取得了“在過去的三年保持高達7%”的經濟增幅。表面上,在許多旁觀者看來,埃及是一個繁榮的國家。埃及的首都開羅在不到五年的時間裏規模擴大了一倍,豪華別墅、大型購物中心、主題公園、高爾夫球館和馬球館四處林立。
遺憾的是,這樣的房地產發展水準沒有改善絕大多數埃及人民的生活水準。事實上,自實施新自由主義所“指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結構調整計畫以來,90%的埃及人沒有分享到國內生產總值和經濟增長的成果。恰恰相反,如前所述,越來越多的埃及人“陷入貧困”。最令人吃驚的是,這竟然發生在埃及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最快的時期。這引出一個問題,以國內生產總值作為衡量經濟發展的指標是否正確和有效。
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武裝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結構調整計畫的重壓下,埃及甚至將公共社會服務“私有化”。結果,大多數埃及人“喪失”了基本醫療衛生和教育的機會。那些受不到教育的窮苦孩子最終只能從事卑賤的工作,拿著微薄的薪水,來勉強維持家庭的生計。
更令人無法接受的是,(美國傀儡)穆巴拉克家族的成員竟是這種“裙帶資本主義”的積極參與者。他們是許多企業的股東,其唯一目的就是使自己變得更加富有。實際上,“(美國傀儡)穆巴拉克及其小集團長期以來一直將埃及視為其私人領地,將埃及資源視為戰利品進行分贓”。
他們自肥腰包的另一種方式就是將(金改)金融部門“私有化”。用「中央情報局」的話說,埃及精英“積極地推行經濟改革,以吸引外國投資”。
2004年至2008年期間,(美國傀儡)穆巴拉克及其親友忙於“兜售”埃及國有銀行。埃及銀行“落入”外國人手中的同時,穆巴拉克“取消”了對自由資本流動的限制,“放鬆”了對外國財產投資的“監管”。埃及成為全球房地產投機和有價證券投資的“聖地”,因為它“取消”了紅利稅、資本收益稅和債券投資利息稅。
因此,2005年,埃及商業銀行出售了其70%的股權;隨後,2006年,亞歷山大銀行——埃及最大的四家國有銀行之一,被一家義大利銀行——聖保羅銀行收購。國有銀行的出售和對國家金融體系的放任自流極大地玷污了穆巴拉克政府的形象,暴露了該政府的醜陋本性。這預示著它將自食惡果,從而播下了其覆滅的種子。毫不奇怪,執行新自由主義指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調整計畫,其結果不可避免地導致了2011年1月25日的暴動。
由於埃及的政治和經濟困境,新自由主義在該國備受指責。經濟學家、開羅的薩達特行政學院前院長漢迪•阿布德拉茲表示,“埃及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實踐帶來了通脹呼嘯直上、失業率持續上升和普通人購買力的下降”。阿布德拉茲先生補充說,新自由主義政策“有效地限制了這個國家的司法、立法和安全能力,而不是只局限於經濟問題……物價的失控已經引起惡性通脹。同時,失業率正在穩步攀升,而根據實際價值衡量,普通人的工資水準一直下滑。這一切逐步破壞了社會穩定,使得窮人更窮,富人更富”。
破壞社會穩定的關鍵因素之一是糧食價格飛漲。在埃及,各種主食價格每年攀升17%。但是,西方媒體報導埃及暴動時,卻完全忽視了這一簡單的事實。自埃及暴動以來,《紐約時報》的湯瑪斯•弗裏德曼等全球主義者一直譴責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稱這些國家造成了糧食價格上漲,從而間接地引起這場暴動。他表示:“中國本身並未促成這場暴動,但是,中國和以亞洲為首的發展中世界對肉類、穀物、糖、小麥和石油的消費日益增大,確實促成了該事件。”然而,根據新德里經濟研究中心的加雅提•戈什教授的研究,2006年至2007年糧食價格暴漲期間,印度和中國的需求實際上下降了3%。
美國發生經濟危機之後,「美聯儲」將利率降至“史無前例”的“低水準”,同時“放鬆銀根”,向美國金融體系注資數以萬億計的美元。於是,投機資本蜂擁流入商品市場。借助於“交易型開放式指數基金(ETF)”等“金融衍生品”、華爾街投資銀行——「高盛公司」,利用槓桿作用將小麥價格拉至空前的高度。其最終結果是:“紅色硬質小麥通常以每60蒲式耳3至6美元成交。該價格先是升至12美元,又至15美元,再至18美元,而後突破了20美元。2008年2月25日,紅色硬質春麥期貨收盤于25美元每蒲式耳。具有諷刺性的是,2008年是世界歷史上小麥產量最高的一年。”
在一篇題為《高盛如何對世界窮人饑荒下賭注並贏了賭局》的文章中,新聞記者約翰•哈裏(Johann Hari)稱:“從2006年底開始,世界各地的糧食價格突然開始飆升。一年後,小麥價格上升了80%,玉米上漲了90%,大米漲了320%。30多個國家發生了糧食暴動,2億平民面臨營養不良和饑餓。2008年春季,糧食價格又”不可思議地“忽然回落到原先水準,似乎在玩一場魔術。”
聯合國糧食問題特別報告員吉恩•齊格勒稱之為“無聲的大屠殺”,完全是“人為操縱的”。
事實上,在金融市場,農產品“被包裝”成類似於次級抵押貸款的衍生品,僅是在名稱上由債務抵押債券(CDOs)改為商品抵押證券(CCO)。事實真相是,由於新自由主義“解除管制政策”的實施,「高盛」等華爾街投資銀行的手段之一就是以“製造”“金融泡沫”來牟取不義的“暴利”,網路泡沫和“房產泡沫”就是明證。顯然,下一個“泡沫”將是農業泡沫,它會給數以億計的發展中國家人民帶來“大規模饑荒”,更不用說已經發生在突尼斯和埃及的“大規模暴動”。
雖然西方媒體(妓者)“極盡所能”地將埃及暴動“描繪”為“自由”和“民主”起義, 但實際上,它是為了“生存”和“匱乏”而戰。歸根結底,正是在“新自由主義”及其“市場原教旨主義”理論的指導下,金融投機商將穀物價格抬高至一種天價,從而“導致”大規模“暴動”。
此外,“新自由主義”主張,國家應“放棄”對農業的扶持,採取一種“(放任)不干預”的政策。由於城市中心區得到大量投資,而農村的農業發展遭遇忽視,埃及等許多國家很快淪為糧食極度匱乏的國家。
更糟糕的是,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推行的經濟改革和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第三世界的農民遭受西方國家得到“補貼”的農產品的“不公平競爭”,這進一步加劇了社會動盪和糧食危機。
因此,隨著(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政權的垮臺,“新自由主義”在全世界人民的眼裏已經“信譽掃地”。對於那些“信奉”新自由主義的領導人和“擁護”新自由主義的國家,這應當是一記“警鐘”。
他們最終會落到與(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一樣的“命運”,“步其後塵”並國破家亡嗎?這無疑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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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情局操縱埃及軍政府 鎮壓民眾致2000傷亡
《埃及衝突致35死近兩千人受傷 過渡政府辭職被拒》
2011-11-22 紅網
http://www.dzwww.com/xinwen/guojixinwen/201111/t20111122_6780129.htm
[提要] (11-22)最新消息顯示,首都開羅和其他一些城市的持續衝突已導致35人死亡、近兩千人受傷。示威者要求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主席坦塔維下臺、軍方儘快移交國家權力。政府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有人企圖阻撓選舉正常進行。
據新華社電 最新消息顯示,首都開羅和其他一些城市的持續衝突已導致35人死亡、近兩千人受傷。示威者要求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主席坦塔維下臺、軍方儘快移交國家權力。政府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有人企圖阻撓選舉正常進行。
示威者要求軍方領導人下臺
21日,數千名示威者聚集在開羅解放廣場附近通往內政部大樓的一條街道內,並向軍警投擲石塊。安全部隊多次發射催淚彈驅散人群。廣場上一些示威者高呼口號,要求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主席坦塔維下臺、軍方儘快移交國家權力。示威活動20日迅速蔓延,亞歷山大、蘇伊士、塞得港、阿裏什和南部的明亞、艾斯尤特等地均有抗議活動,一些地方示威者與員警發生衝突。
開羅等地18日發生大規模示威活動,抗議政府提出的憲法原則性檔,要求軍方儘快交權。19日,軍警在解放廣場開展清場行動,強行驅趕繼續抗議的示威者,導致1名青年死亡。
議會選舉將如期舉行
埃及過渡政府和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20日召開安全局勢緊急會議後宣佈,將保證議會選舉如期舉行。政府在聲明中說,目前局勢緊張的原因是有人企圖阻撓選舉正常進行和新國家機構的形成。政府將與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在此敏感的歷史時期擔負責任。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要求政府對衝突進行調查。
據埃及《今日埃及人報》21日報導,因部分內閣成員不滿衝突事件的處理方式,過渡政府在20日召開的會議上集體向軍方遞交辭呈,但被拒絕。
今年2月,穆巴拉克因抗議活動辭去總統職務,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接管國家權力,並解散議會。此後,埃及大規模抗議活動不斷。根據安排,人民議會(議會下院)選舉將於本月28日舉行,明年1月29日舉行協商會議(議會上院)選舉,而總統選舉日期尚未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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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情局操縱埃及軍政府傀儡 鎮壓民眾致2000傷亡
《中情局“萬能先生”幕後操縱埃及政壇》
李筱哲 楊牧 8月18日訊
2011年8月18日 人民網
俄羅斯《真理報》今日發表文章《埃及的“神秘部長”》,揭秘埃及局勢動盪以來操縱政壇的幕後人物。文章摘編如下:
是誰在“幕後操縱”埃及政壇?
“神秘部長”(美帝附傭傀儡)奧馬爾•蘇萊曼留給埃及軍政府的影響非常重要。20年從事“情報”工作的經歷使他已經不能被那些把(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趕下臺的人忽視。
當美國「中情局」來到中東簡陋的環境中需要和以色列聯繫的時候,需要和摩薩德打交道的時候,他就是美國「中情局」的“萬能先生”。
蘇萊曼由於(扮演美帝忠實走狗)曾對加沙地區(Gaza)實施封鎖而在阿伯拉世界“聲名狼藉”,當時他說,“要讓巴勒斯坦人為支持哈馬斯而受到‘餓著但不餓死’的懲罰”。
在加沙地區,40%的兒童都因為饑餓而營養不良,並致殘。
(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是埃及人的教父,但他如同阿拉伯世界其他國家的領導人一樣缺乏魅力並堅持用強權治理國家。蘇萊曼是他的參謀和決策執行人,(如今)也正是他把(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推上了審判台。
當穆巴拉克和兒子們的生活極盡招搖之時,蘇萊曼卻一直保持低調。直到穆巴拉克政權最終倒下、蘇萊曼接任埃及副總統一職之後他的生活才漸漸走到幕前。正是他向世界宣佈“(美帝暗地佈署扶持)軍事政變”已經完成,穆巴拉克正式“退休”了。
當然,每一個推翻(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後來成為軍政府成員的人都“經由蘇萊曼批准”。也許有人憎恨這位“神秘部長”,但每個政府官員都明白自己不想在結束政治生涯的時候落得個在籠裏受審的下場。
蘇萊曼讓政府成員各安其位,還有誰能更好地讓政府遠離瓦解?還有誰能更好地讓這些人隨時知悉「中情局」的消息?
如今,蘇萊曼的行蹤仍然是個謎。最後一次聽說他的消息是他給埃及《金字塔報》寫過一封信,在信裏他稱無意競選埃及總統,他所想做的就是“和家人一起平靜生活”。
軍事法庭審判、酷刑和失蹤——這一切都給蘇萊曼貼上了神秘的標籤,也警告著今天的埃及和那些在街頭集會推翻穆巴拉克的人:(美帝附傭傀儡)蘇萊曼善於在“幕後操縱”,而那些為(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的垮臺而高興的人正忽略他對埃及政壇的持續性影響。
讚讚
《美國雙重圍堵 中國如何破局》
一、美國“重返亞洲”,中國面臨“嚴冬”
美國正在高調“重返亞洲”。
其實,美國“從來就沒有”離開過亞洲。
“所謂”重返,無非是“發出”一個強烈信號:這一回,美國要真正開始重視亞洲了。
此前,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美國通過“廣場協議”,成功地“扼殺”了日本崛起的勢頭後,亞洲的新興國家在美國人眼裏都不過是它“予取予奪”的提款機而已,不再有誰是它的挑戰對手。
但是,過去二十年,風流水轉,中國起來了,特別是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歐元啟動,恐怖主義,中國復興,
這三大因素開始有可能危及美國人的世紀夢想:連續兩個百年的“美國世紀夢”。
為此,美國人窮十年之力,擊斃了本•拉登,“象徵性”的結束了“反恐戰爭”;又“通過”(引爆)歐債危機使歐元陷入一時難以自拔的困境。
接下來,還“剩下”一個麻煩,那就是中國。
當美國經濟遭金融危機重創,使盡渾身解數也無法將經濟拉出泥潭時,美國人別無選擇,不得不拿出自己曾經屢試不爽的“老招數”:我的日子不好過,那我就折騰別人,讓別人的日子比我更難過。最後,水落石出,相比之下,還是我的日子更好過。
於是,奧巴馬和他的團隊頻出“陰招”,在西太平洋上空演出了一連串令人眼花繚亂的“政治雜技”。先是通過“(自導自演)天安號事件(悲情苦肉計)——延坪島炮擊——黃海軍演”以及“釣魚島事件”,把本已有離心傾向的韓、日兩國一邊倒地拉向美國,
“穩住”東北亞的陣腳後,又掉頭南下,“挑唆”和鼓動越南、菲律賓在南中國海反復滋事;
恢復對臺灣出售武器;
向緬甸政府釋放“善意”,在原本關係不錯的中、緬之間打進楔子;
跟新加坡談判部署沿海快速艦基地問題;
在澳大利亞建立一個駐紮2500名海軍陸戰隊的軍事基地;
與印度建立“戰略夥伴”關係。
在打完這一系列地緣戰略的“組合拳”之後,真正富有深意的戰略動作也跟著出臺,那就是“主導”甚至主宰亞太經濟。因為在美國人看來,一切戰略利益,最終都要表達為經濟利益,而經濟利益的獲得只能通過財富的轉移來實現。環視全球,受美國經濟影響和歐債危機拖累,大多數國家的經濟都表現低迷。只有亞太地區,由於有漸成地區經濟火車頭的中國“牽引”,尚具活力。對美國來說,無論是讓自己“經濟脫困”,還是要把亞洲財富最後變成美國的財富,都必須刻不容緩地向亞太“開刀”。因為如果現在不動手,等到亞洲國家圍繞中國重新排起新的雁陣時,美國想做什麼,恐怕都為時晚矣。
一不做,二不休。奧巴馬和希拉蕊“輪番出擊”。極力“架空”甚至廢棄已存在了近二十年的“APEC”機制,然後,”借殼上市“,把原本默默無聞的“TPP”(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變成美國主導乃至主宰亞太經濟的”新平臺“,為亞太經濟”重新定則立規“,意在用其將亞太國家一網打盡,獨獨把中國”排除在外“。
有評論一針見血地指出:
“美國為什麼要力推TPP?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克林頓曾明確表示,把推動TPP作為美國重返亞洲戰略的重點。美國試圖以TPP為突破口,建立以其為主導的橫跨太平洋的亞太經濟合作體系,並由此建立美國主導的”亞太自貿區“,進而贏得全球的戰略優勢。
TPP談判“出現”的背景是,亞太特別是“亞洲區域經貿合作”進展迅速。美國一方面不願錯過亞太經濟發展良機,同時也希望通過“設置”一定“規範”繼續主導這一地區未來政治、經濟等格局的變化。”
所有這一切,只有一個目標,“劍指中國”。
對滿懷熱情擁抱全球化,“以為”可以通過市場經濟話語,與美國和西方這些意識形態語境不同的國家,找到共同話題的中國來說,無異於兜頭一盆涼水。
當切分財富蛋糕的遊戲變成一場零和遊戲,你的獲得就是他的失去時,共同的語境就只能是赤裸裸的“叢林法則”的殘酷對話:
依據美國在過去兩年間對中國所做的全部“動作”來判斷,不難得出一個結論:環繞中國的地緣戰略和經濟戰略的雙重“嚴冬”正在來臨。中國,必須做好“過冬”的準備了。
二、美國為什麼要對中國出黑拳,下狠手?
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海嘯”並沒有過去。美國經濟今天“遠不是”尚未復蘇的問題,美國次貸的第二個“債務違約”期已經開始,而2007——08年次貸危機中“被掩蓋”的美金融機構的“有毒資產”也陸續開始釋放。
這對美國經濟復蘇是一個沉重的牽制和打擊(中國亦不能倖免。因為這一輪危機會導致美國經濟進一步衰退,再通過貿易聯繫傳導,使世界貿易整體衰退,從而導致中國的外需萎縮,壓抑中國經濟增長),也是美國政府“極力”在歐債問題和南海問題上“做文章”的重要原因。因為美國政府“不希望”全球視線過分“聚焦”在美國遇到的“麻煩”上,從而“動搖”對美元和美國的信心。
美國債務上限問題的艱難解決,雖然讓美國也讓全世界的債主們鬆了口氣,但誰都知道,這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尤其“解決不了”美國仍須靠“借債度日”的本質問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報告指出:美國國債已占其GDP的99%,預計2012年將達到103%。美國財長蓋特納承認,美國政府每花1美元,其中就有40美分是借的。包括國債在內,美國公、私債務總額已高達55兆(萬億)美元,人均負債17.6萬美元,家庭平均負債67萬美元。而美國年度稅收僅約3萬億美元,中等家庭年均收入約5萬美元,這說明美國已深陷入不敷出的債務困境。)因為這一問題與美國是靠(美元霸權)向全球輸出美元這一“方式”生存聯繫在一起的,這一“特裏芬難題”是美國經濟愈來愈解不開的死結。
造成美國經濟今天這一局面的是美國從“(1944)佈雷頓森林體系”建立到解體後這大半個世紀裏,由於掌握了國際流通貨幣的金融高端優勢,而逐漸放棄了對那些處於低端的實體經濟的眷顧。美國之所以過去四十年裏把大部分中低端製造業當做“垃圾產業”轉移出去(只把高端技術產業和高附加值產業保留下來),是確信可以通過全球信任(依賴依附)的美元(霸權)體系使新興國家成為為其廉價提供中低端產品的加工廠,說白了也就是為掙美元(白條)給美國“打工”。而當美國為脫困不斷實施“量化寬鬆(債務貨幣化)貨幣政策”,濫發美元,使美元越來越弱勢,美元的信用也日益受到普遍質疑時,美國人那種即使沒有“實體經濟”,單靠“虛擬經濟”也能過好日子的局面,就難以為繼了。
現在,金融危機的引爆和發酵使美國靠“輸出美元、轉移全球財富”的“模式”已不可持續,這意味著“華盛頓共識”的“不可持續”。
眼下,看不出美國能夠拿出新的以美國和美元為中心的新模式繼續“忽悠”整個世界。美國今天所做的一切都還是在拼命維護和“挽救”這一“模式”。因此對其前景的預期是悲觀的。
在這一“本質性問題”得到根本性解決之前,奧巴馬所許諾的“再工業化”和“五年內出口翻一番”的目標,都將是畫餅充饑。
這首先是美國“勞動力成本”過高,而各類工會為了自身利益又都不肯降低從業人員工薪(這次NBA勞資雙方工薪大戰就是最新例證)。如果美國“產業空心化”這一致命現實不能從根本上得到扭轉,美國的衰落就幾乎不可避免。這不是通過“玩弄”“壓人民幣升值”這種“偽命題”就能解決的。
因為美元要獲得“全球結算貨幣和儲備貨幣”這一地位(只有獲得這一地位才能帶來美元霸權),美國只能通過貿易方式向全球“輸出美元(轉嫁成本及債務)”。這也就必然造成美國的貿易逆差。這一“特裏芬問題”既是美元的天然優勢,也是其天然缺陷。其優勢是美國可以通過輸出“綠紙”而廉價獲得全球的產品和資源。其缺陷就是如此一來美國只能使自己長期處在貿易逆差狀態。這意味著美國即使不從中國獲得產品(也就不存在美中貿易逆差,當然也就談不上操縱人民幣匯率問題),也必須從其他國家獲得替代產品,仍然解決不了其逆差國地位的問題,當然也就無從解決其國內民眾的就業問題(因為其民眾不可能都就業于高端產業,而一度達到的70%就業人口從事金融和金融服務業的“盛況”,也由於金融危機的爆發,金融業的蕭條而不可能重現)。
這種自己臉醜怪鏡子的做法,對解決“美國病”於事無補。就此意義上說,金融危機暴露出來的“美國病”,是本體性的,起碼是“結構性”的,而不是一般的決策失誤或監管不力。這一“根本性”的缺陷恐怕只有美國放棄美元霸權,放棄美元一僕二主的矛盾地位,讓位於“世界元”才可能一勞永逸的解決。這就意味著壓人民幣升值“真正的目的”是,美國寧可轉向其他國家尋求替代產品,也要給中國出口依賴型經濟以“打擊”,因為那些可以為美國“提供”替代產品的(次殖民)國家無一個可對美國的霸權地位提出挑戰,而這正是美國上層最擔心的事情。
所以,打擊中國是“目的”,解決其國內就業只是“幌子”。因為兩個目的只能實現其一,那就是打擊中國,就業問題是根本解決不了的。美國國會的議員們肯定明白這一點,只是拿中國產品搶了美國人的飯碗“(卸責)說事”罷了。
既然如此,中國應明白美國的“用心”,做好“徹底下車”的準備,不必再與美國打口水仗。因為中國“必須認清”,美國的那些國會議員極力推進這一議案是鐵了心的,不惜一切代價也要“阻止”中國經濟增長(帶動中國國力、軍力的增長)對美國的霸權地位構成最終的威脅。
明白了這一點,中國就應該丟掉一切“幻想”,只能與美國進行冷靜的合作和清醒的博弈。
三、如何脫困,美國還需要一場戰爭
無論我們現在如何不看好美國的未來,現在仍必須清醒地看到,即使在美國金融危機如此嚴重,美元霸權可能崩潰的情況下,美元的地位眼下仍無一種貨幣可以替代。國際大宗商品交易和一般貿易,仍“擺脫不了”美元結算的慣性力。(國際清算銀行資料顯示,全球每天發生的國際貿易中有86%涉及美元結算。)
美國也充分瞭解這一點。因此,為“擺脫”這種困境,繼續延長自己的霸主地位,給自己贏得“舔傷”的時間和空間,美國當然要想辦法拉其他國家為其分擔風險,同時給一些國家“製造麻煩”和難題,讓所有這些國家“顧不上”指責美國、懷疑美國、甚至對付美國。這是美國的一大“策略”。
歐債危機、南海問題、北非中東變局,都是美國在下“先手棋”,四處“布子”,給不同的對手“製造”不同的麻煩。
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一直在努力克服危機對其經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帶來的沉重打擊,尤其是努力擺脫全世界對美元信心下降的不利局面。美國需要大量的“美元回流”支撐其國內經濟的“流動性”。“吸引”美元回流美國的辦法,一是靠美國高科技支撐的高回報率的投資環境(這一點現在已沒了指望),另一點就靠發行美國國債(美國國債利率雖低,但相對安全,且幾乎沒有上限,想買多少買多少,但債務上限的風波,也讓世人對其償債的前景產生越來越多的疑慮)。
對美國人而言,自從踏上美元霸權道路之後,其經濟就已成為一種“信心經濟”,只有世人對美元信心充足,相信美國的國家信用,才會讓更多“美元回流”美國,給美國經濟賴以為生的的“信貸(信用債務)模式”引入活水。
儘管美國的兩任財長以及貿易代表、聯儲主席都跳出來“發出”利好信號,但是美國實體經濟振興道路艱難,金融改革進展緩慢,就業、市場的實際情況都不盡如人意,兩輪量化寬鬆(債務貨幣化)政策使用過後經濟仍未見起色,且反而讓世人對美元兌水大為不滿,更加擔心。
美國巨額國債又牽動國際關注,國家信用面臨質疑,這些問題都無法令人看好美國經濟的復蘇前景。無法提振世界對美國的信心,無法恢復人們對美元的信心,這讓美國非常難堪。
在這種情勢下,美國將會做什麼?美國還能做什麼?
也就是說,美國最有可能通過“什麼辦法”讓自己脫困?
我認為不外乎三種方式脫困。
其一、在最理想的情況下,是“技術脫困”,就像當年美國人用IT業引領全球經濟,讓自己賺的盆滿缽滿一樣。
但眼下,這種前景似乎很“渺茫”。除非美國能在能源技術上獲得突破,則可能一舉解決許多麻煩,美國將重新鳳凰涅槃,所以,我們對美國在能源技術上的任何進展都應保持關注和警惕。因為在能源日漸緊張的情況下,誰能掌握新的能源技術,誰就可能控制世界的未來。如果美國掌握了這種技術,就可能使全球經濟重新翻盤,確保美元地位不可撼動。
其二、是“賴賬脫困”。
對這一點,我們尤其要特別警惕,提防美國繼續在美元上“做文章”。不能排除這樣一種可能性:美國在未來一段時間,繼續超發美元,讓美元的信用爛到極點,再借助其世界第一的黃金儲備,突然宣佈部分恢復金本位制,讓美元重新與黃金掛鈎,從而“重新”為美元定值,藉以達到與舊美元“脫鉤”,“金蟬脫殼”,公然赤裸裸“賴賬”的目的。但這一步棋是雙刃劍,傷害別人,也傷害美國自己,不到萬不得已,無路可走時,美國應不會出此下策。
其三、就是“戰爭脫困”了。
通過戰爭既拉動美國經濟,增加就業機會,擺脫國內壓力,又在國際上重新為美元樹威。用戰爭對大宗商品價格特別是能源價格產生決定性影響,從而對國際投資環境及經濟佈局重新洗牌,改變國際資本的投向,使美國最終成為受益方。
眼下看,美國人的下一個打擊目標最接近水到渠成的是目標是敘利亞。
最有可能打擊的目標是伊朗。
最出人意料的打擊目標將是委內瑞拉。
四、內在的穩固和強大是應對美國挑戰的最有力武器
歐債危機動搖了人們對歐元區經濟的信心,也給歐盟的發展前景帶來了不確定因素,作為單一貨幣的歐元對美元儲備貨幣、基準貨幣的“挑戰”也就大大“減弱”。對此,當我們看清美國的這種“大戰略”後就必須儘早研究和部署真正管用的對等戰略和見招拆招地應對之。
首先,作為一個大國,你的外交、軍事這兩隻輪子必須相互配合,要善於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不能在國際舞臺上只有一個表情。
最近幾年,“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這種“論調”的提出者自有其“意圖”,但客觀說來,“中國威脅論”也並非完全抹黑中國。因為你近年來體量急劇增大、體能快速提升,別人自然會有壓力,這幾乎是每一個大國崛起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情況。
面對“中國威脅論”論調,我們以往採取的“方式”是不斷做解釋:我們不威脅他人,我們是和平崛起,但這種宣示“收效甚微”。別人對你自然會有他的固有看法甚至“偏見”。你想用宣傳去消除他們這種看法和偏見是很困難的。既然如此,你索性就少在這方面下功夫,不妨“該強硬的時候強硬一些”,讓那些持“中國威脅論”,想給中國製造麻煩的人習慣中國“威脅”的存在。
就此意義來說,我國首艘航母的出現肯定會在那些“中國威脅論”的想法上加上一個極有分量的砝碼。因為中國的安全不能依靠驅逐艦來維繫。我們還需要“大傢伙”和“硬傢伙”。隨著中國經濟全球化的參與度提高,中國有大量的海外利益需要國家力量的保護,中國又是資源進口大國和能源消耗大國,國際通道的暢通和安全對中國未來發展的意義非比尋常,需要有更多的利器保護我們的商船和海上生命線,同時也承擔相應的國際責任,向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
就這一點而言,中國擁有航母會是治療“中國威脅論”患者,讓他們脫敏,也給他們帶來相應利益的好藥方。
其二,對於那些一心想給中國“製造”麻煩者,中國不妨像美國那樣,也下先手棋,給“麻煩製造者”製造麻煩。
我們這些年一直強調國內穩定“不折騰”,這是對的,但這並不意味著在國際上你也完全“不折騰”。比如在東海或南海方向,在外交和動武之間,有巨大的灰色地帶可以讓你有所作為。當然,必須強調的是,在如何“作為”上,要動腦子,講智慧,而不是蠻幹。美國這些年對中國“(設陷埋地雷)佈局下棋”,打擦邊球,動了不少腦筋,做了不少手腳,很多做法值得我們好好玩味和借鑒。
其三,中國需要用好手中“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一票,可以多投否決票和贊同票,少投棄權票。
要把否決票和贊同票做為組合拳來打。從聯合國決策機制來看,否決票或贊同票都體現為加一票或減一票的力量,而棄權票則“無法顯示”這一票的立場和力量。
中國要儘量減少投棄權票,從而避免在別人眼裏,你就是個零(廢物)。你可以在一些問題上先投否決票,然後借此與別人討價還價,在別人接受你的條件後,再投贊同票,通過這一“過程”讓別人明白,中國是它繞不過去的力量,使他們在處理國際問題時不能不考慮中國的看法。
其四,中國要用好手中巨額的美國國債,把巨量外儲和美債歐債做為戰略武器來使用,“而不是”只考慮它的安全性或投資回報率。
乍一看,中國買美國國債是不得已而為之,是被美國所綁架,其實並非完全如此。巨額美元國債實際上令中、美兩國處在一個十分微妙的“互相綁架”的狀態。
對中國而言,買美國國債易,投資美國難,持有美國國債確實是不得已的選擇;但對美國而言,巨額債務降低了美元的信用,美元信用是美國經濟的生存支柱,美元信用下降,最終會損傷美國經濟本身。如果美國真的違約,中國擁有的三萬億(兆)美元的外匯儲備中約有一萬多億(兆)是美國國債,確實存在損失風險,但這種損失風險是可以估量的,或者說是可控的;
美國則不然,“違約”就意味著美元信用“瀕臨崩潰”,其基準貨幣、儲備貨幣的地位會大幅下降,進而與(以期貨及各式金融高槓桿衍生性虛擬經濟商品操控)大宗(實體經濟)商品“定價”、國際貿易結算脫鉤,顯然有助於人民幣國際地位的提升。這絕對不是華爾街乃至華盛頓願意看到並接受的。中國的損失在當下,美國的損失則在未來,孰輕孰重?美國掂量得很清楚。這種“互相綁架”使我們擁有了金融戰略武器操作的空間。
其五,中國要敢於“做負責任的大國”,但我們履行這些國際責任和義務決不是依照西方的指令。
首先我們要有能力維護自己的安全,並自願向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如中國艦隊在索馬里護航,優先考慮確保本國商船、油輪的安全,並向提出要求的他國船隻提供護航服務;更重要的是,中國要在關鍵時刻為兄弟國家和准盟國有所擔當。從既往經驗來看,對巴基斯坦、俄羅斯等友好國家,各個層面的合作意願需要加以保護和維持,一些問題上要互通聲氣、彼此支持。
這反過來也會對我們打擊分裂勢力、恐怖主義活動有很大幫助。在今天的國際社會,只有支持了別人,才能得到別人的支持,從而避免孤立。獲得別人的支持沒有免費的途徑。
其六,加速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減少出口依賴,特別是對美國市場的依賴,使中國經濟面向世界有更強的適應性。
在完善金融體制,增強金融體制的防衝擊、抗打擊能力的前提下,逐步完成人民幣國際化進程,與貿易對手更多地進行貨幣互換和人民幣結算,是不錯的方法。中國已處於資本擴張期,但資本的輸出不是人民幣、而主要是雖然巨量但畢竟有限的外匯儲備這一點,要有清醒的認識。
非本幣擴張是不可持續的,而且風險很大。
其七,必須加大整軍備戰的力度。
中國周邊群狼環伺,連狼崽子也敢從“龍口奪食”。而更重要的是做好比對台軍事鬥爭準備更大的軍事鬥爭準備。世界大戰打不起來,不等於小戰、中戰打不起來。隨著中國的逐漸強大,戰爭危險不是在減小,而是在增大。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重建“社會公平”。縮小貧富差距是社會穩定、發展的根本出路。
必須懂得“這一點”如解決不好,就有可能危及到黨和國家的生存。任何時候,內部的穩固都是外部強大的根本和基石。中國這樣的國家,你自己不垮,沒有任何力量能搞垮你。
文/喬 良
2011年11月24日
刊於《國外理論動態》2011年第12期
近期文章鏈結:
喬良:以我山之石,攻他山之玉——讀美軍《網路中心戰案例研究》隨想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112/279036.html
喬良:美元戰爭還能打多久?
http://www.wyzxsx.com/Article/finance/201111/273122.html
喬良與陳志武對話:金融與國家安全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0/201106/2411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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顛覆推翻利比亞強人格達費政權之後 美中情局及英國情報局正藉其轄下恐怖組織雇傭兵代理人(轉戰)滲透打擊伊朗、敘利亞政權
《China Joins Russia, Orders Military To Prepare For World War- III》
A grim Ministry of Defense bulletin issued to Prime Minister Putin and President Medvedev today states that President Hu has “agreed in principal” that the only way to stop the West’s aggression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is through “direct and immediate military action” and that the Chinese leader has ordered his Naval Forces to “prepare for warfare.”
Hu’s call for war joins Chinese Rear Admiral and prominent military commentator Zhang Zhaozhong(張兆忠少將) who, likewise, warned this past week that “China will not hesitate to protect Iran even with a Third World War,” and Russian General Nikolai Makarov who grimly stated last week, “I do not rule out local and regional armed conflicts developing into a large-scale war, including using nuclear weapons.”
The raising of global tensions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was exploded this past fortnight when Russian Ambassador Vladimir Titorenko and two of his aides retuning from Syria were brutally assaulted and put in hospital(http://en.ria.ru/russia/20111205/169361690.html) by Qatar security forces aided by CIA and British MI6 agents(美帝CIA中情局及英國M16情報局特工背後予協助的卡達爾安全部隊) attempting to gain access to diplomatic pouches containing information from Syrian intelligenc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as flooding Syria and Iran with the same US-backed al Qaida mercenaries(由美帝所背後支持、成功顛覆推翻了利比亞格達費政府的蓋達“基地恐怖組織”雇傭兵已開始轉戰湧入敘利亞及伊朗境內 http://www.2ndrevolt.com/articles/view/456) who toppled the Libyan government.
Further evidence in these diplomatic pouches, this bulletin says, reveal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preparing an “ultimate solution” to the Middle East Crisis should nuclear war break out by attacking Syria and Iran with lethal biological agents intended to kill tens of millions of innocent civilians(在對敘利亞及伊朗進行攻擊時,意圖致千萬無辜平民於死的生物基因媒介致命武器).
The discovery of the biological agent to be used by the West was revealed a fortnight ago by Dutch virologist Ron Fouchier of the Erasmus Medical Centre in the Netherlands who lead a team of scientists that discovered that a mere five mutations to the avian flu virus was sufficient to make it spread far more easily and would make it the most lethal killer of mankind ever invented.
Should the US begin an attack utilizing this deadly virus(致命病毒), this bulletin continues, its most likely method of delivery would be via its RQ-170 Sentinel Drone(隱形無人飛機) which is operated by the CIA(http://english.iribnews.ir/newsbody.aspx?ID=16489).
These frightening assessments of future US actions against its enemies were revealed in this bulletin based upon Russian intelligence analysts examination of the RQ-170 Sentinel Drone brought down over Iranian territory last week by the Russian made Avtobaza ground-based electronic intelligence and jamming system used against this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with little damage and that showed it be equipped with a sophisticated aerosol delivery system.
Important to note is that the Western powers first use of a deadly flu virus to destroy their enemies and overthrow the established global order was first used less than a century ago in 1918 when the Spanish Flu variant(http://en.wikipedia.org/wiki/1918_flu_pandemic) was unleashed at the ending of World War I and killed an estimated 500 million people which represented fully 3% of the world’s entire population.
Archived KGB files on the Spanish Flu pandemic have always stated that this deadly virus was “bio-engineered” by US military scientists who used as their “guinea pigs” American Soldiers who were the first recorded victims (http://en.wikipedia.org/wiki/1918_flu_pandemic)and were stationed at Fort Riley, Kansas.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underlying reasons behi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Western allies push for Total Global War was recently detailed by the top American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Greg Hunter(http://www.coasttocoastam.com/guest/hunter-greg/43361) whose shocking in depth report titled “Is the World Spinning Out of Control?” (http://usawatchdog.com/europe-bailout-news/)revealed that the entire edifice of the Western economic systems is crumbling under the weight of over $100 Trillion(http://www.telegraph.co.uk/finance/financetopics/davos/8267768/World-needs-100-trillion-more-credit-says-World-Economic-Forum.html) in debt no one is able to pay and wherein he warned: “Never in history has the world been this close to total financial chaos and nuclear war at the same time.” (http://usawatchdog.com/europe-bailout-news/)
Sadly, but as always,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not being allowed to know the horrific future their elite leaders are planning for them, a situation made even worse this past week when the US Senate passed a new law by a 93-7 vote(http://gawker.com/5865089/20-things-you-should-know-about-americas-most-horrifying-new-law) that is warned will destroy America for all time by giving total control of this once free nation over to its military forces and destroy their Constitution.
As we noted in our previous report, it is worth mentioning again the words of the American Founding Father, Thomas Jefferson, who warned his fellow citizens over 200 years ago about what is happening today by saying:
“I believe that banking institutions are more dangerous to our liberties than standing armies. If the American people ever allow private banks to control the issue of their currency, first by inflation, then by deflation, the banks and corporations that will grow up around will deprive the people of all property until their children wake-up homeless on the continent their fathers conquered.”
By: Sorcha Faal
2011-12-7
Note:
Western governments and their intelligence services actively campaign against the information found in these reports so as not to alarm their citizens about the many catastrophic Earth changes and events to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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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曝美國利用恐怖組織(代理人)打擊伊朗》
2011年11月15日 新華網
一篇報導12日披露,美國「中情局」正“利用”包括“人民聖戰者組織”在內的恐怖分子“代理人”在伊朗實施爆炸襲擊。
“監獄星球”網站12日刊登的一篇文章援引若干可靠人士——包括美國情報機構線民和前軍事人員——的話聲稱,美國正在伊朗境內實施秘密軍事行動,利用游擊隊組織對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發動襲擊。
文章說:“德黑蘭認為美國正在伊朗境內發動恐怖襲擊,進而破壞內賈德政權的穩定,以便為(美國-以色列)軍事打擊”做準備“。這一論點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官方媒體的忽視,但「中情局」利用恐怖分子代理人恰恰就在這麼做,這是確定無疑的事實。”
這一報導進一步證實了伊朗國家最高安全委員會秘書賽義德•賈利利的說法。
賈利利說,伊朗有無可辯駁的證據表明,美國政府正式參與了反對伊朗的陰謀,派出特工在伊朗和該地區其他國家實施破壞和恐怖行動。
此外,美國正在訓練恐怖組織並向其提供經費,通過暴力和其他顛覆行動破壞伊朗的穩定。
正如許多美、英主流媒體在2007年所報導的那樣,美國還在“利用”隸屬“基地”組織的遜尼派恐怖組織“真主旅”在伊朗實施自殺式爆炸和其他旨在“破壞穩定”的襲擊。這一“政策”是由小布希(布希二世)政府“制訂”的,並被奧巴馬政府“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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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Takes Down Top Bio-Terror Official, Then Alleges Iran Plot》
《US Takes Down Top Bio-Terror Official, Then Alleges Iran Plot》
By: Sorcha Faal
2011-10-12
A frightening Main Intelligence Directorate (GRU) report circulating in the Kremlin today warns that the Obama regime may be about to launch an Operation Northwoods type “false flag” bio-terror attack as a pretext for bombing and then invading Iran.
According to this GRU report, US authorities took down one of their top bio-terror officials yesterday named Dr. Kimberly Lindsey [photo 2nd left] who is th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and one of the world’s most highly regarded scientists in the field of weaponized anthrax after charging her and her and her live-in boyfriend with “child molestation and bestiality.”
Important to note is that the US always charges their “enemies of the state” with lurid sex crimes such as when they targeted former US Marine intelligence analyst and UN weapons inspector Scott Ritter with “criminal solicitation of a minor” after he accused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of deliberately lying about Iraq’s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in order to launch an invasion against them.
The cause for Dr. Lindsey being put on the Obama regimes “enemy of the state” list, this GRU report says, was her assisting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in their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atastrophic 9/11 anthrax attack upo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disputes the findings of th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 used to close this case.
Dr. Lindsey’s expertise on weaponized anthrax proved invaluable to WHO scientists whose findings were reported this week, and as we can, in part, read as reported by the InfoWars.Com news service in their report titled World Authority On Anthrax Disputes Government Explanation Of 2001 Attack and which says:
“Three leading scientists, one a world authority on the composition of Anthrax, have produced a paper that presents evidence that directly calls into question the FBI’s version of events surrounding the 2001 anthrax mail attacks.
The paper by Coordinator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Working Group on Anthrax Research and Control, Martin E. Hugh-Jones, biologist Barbara Hatch Rosenberg, and chemist Stuart Jacobsen is to be published in the peer reviewed Journal of Bioterrorism & Biodefense.
“three scientists argue that distinctive chemicals found in the dried anthrax spores — including the unexpected presence of tin — point to a high degree of manufacturing skill, contrary to federal reassurances that the attack germs were unsophisticated.” reports the New York Times.
“…bureau scientists focused on tin early in their eight-year investigation, calling it an “element of interest” and a potentially critical clue to the criminal case. They later dropped their lengthy inquiry, never mentioned tin publicly and never offered any detailed account of how they thought the powder had been made.” The report continues.
Dr. Hugh-Jones said that the presence of tine “indicates a very special processing, and expertise,” directly contradicting the FBI’s assertion that microbiologist Bruce Ivins acted as the lone perpetrator of the attacks that killed five people and infected 17 others in the weeks immediately following 9/11.”
Within hours after Dr. Lindsey’s arrest, this GRU report continues, the US issued a “global alert” for American citizens after they accused Iran of backing a plot to kill Saudi Arabia’s ambassador to Washington that Obama called “a flagrant violation of U.S. and international law” and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Clinton vows action over.
According to the Obama regime the head of this alleged Iranian plot was former Texas used-car dealer named Manssor Arbabsiar [photo 3rd left] who is a naturalized US citizen, holds an Iranian passport and whose close friends say is an “unlikely secret agent,” was “no mastermind” and was “kind of a hustler.”
FBI Director Robert Mueller said the convoluted plot could have been straight from a film and, “Though it reads like the pages of a Hollywood script, the impact would have been very real and many lives would have been lost.”
Iranian parliament speaker Ali Larijani called the US allegations a “mischievous, foolish” attempt to fuel tension between Iran and Saudi Arabia saying that “These claims are vulgar … It is a childish and amateur game … We believe that our neighbors in the region are very well aware that America is using this story to ruin our relationship with Saudi Arabia.”
Iran’s claim that the Obama regimes charges against them were lies was immediately backed up by one of the CIA’s most honored former analysts Robert Baer who is TIME.Com’s current intelligence columnist and has contributed articles to Vanity Fai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nd The Washington Post.
Baer, who was interviewed just a few hours ago by Australia’s The World Today news programme warned that the Obama regimes charges against Iran were “made up propaganda” and warns the US must open immediately a direct diplomatic channel with the Iranian regime…or risk igniting “an uncontrollable war.”
This GRU report gravely notes that an “uncontrollable” war may be exactly what the Obama regime wants as its economy lurches ever closer to the abyss and inevitable chaos will soon be the “new normal” in America.
The GRU further warns in their report that with the US signing a $1.25 billion contract last Monday with Emergent BioSolutions for 44.75 million doses of the only proven vaccine to protect against a weaponized anthrax attack [what happens to the other 260 million Americans we don’t know], and one of America’s most honorable Congressman, Ron Paul, now warning that the Obama regime has given itself a “license to kill” any citizen it wants to without evidence or trial, the United States, indeed, may about to do the unthink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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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構多民族國家。解構中東。解構多元文化。製造文明衝突=>為美以基督教霸權干涉、經濟文化殖民它主權國家創造合理性/合法性--警惕美以歐基督教霸權的Yinon Plan
《為“文明的衝突”佈一大盤棋:分裂、征服與統治“新中東” 》
《為“文明的衝突”佈一大盤棋:分裂、征服與統治“新中東” 》
《為“文明的衝突”佈一大盤棋:分裂、征服與統治“新中東” 》
“阿拉伯之春”這一熱門辭彙其實是由一群遠在的華盛頓、倫敦、巴黎和布魯塞爾辦公室的個人和團體所“炮製”的。這群人除了對這一地區有膚淺的認識外,對阿拉伯國家幾乎一無所知。
阿拉伯民族間正打開的自然是一個混合包裹,而叛亂與機會主義一樣都是這個包裹裏的一部分。
哪里有革命,哪里就有反革命。
阿拉伯世界的“動亂”也並不是所謂的阿拉伯的“覺醒”;這一辭彙顧名思義便是阿拉伯人總是處於昏睡之中,儘管他們一直被獨裁和不公所包圍。
現實的阿拉伯世界,作為更廣闊的土耳其-阿拉伯-伊朗世界的一部分已經被頻繁的起義所填充。儘管這些叛亂已被阿拉伯的獨裁者以及美國、英國和法國等(老殖民帝國)國家協力平息。而這些(老殖民帝國)大國的“干涉”一直是民主的(反動)制衡力量,且將繼續發揮作用。
【分而治之(支解分裂依附策略)】:首次“阿拉伯之春”如何“被操縱”
重整中東的計畫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幾年。而正是在一戰期間,這些帶有“殖民”傾向的“設計”才隨著反對奧斯曼帝國的“阿拉伯大起義”清晰地表現出來。
儘管英國、法國和義大利都曾是殖民國家,迫使阿拉伯人民在諸如阿爾及利亞、利比亞、埃及和蘇丹等國家“享受不到”任何自由,但是這些殖民國家仍成功地將自己“塑造成”阿拉伯解放運動的朋友和盟友。
“阿拉伯大起義”期間,英國和法國(老殖民帝國)事實上使阿拉伯人充當它們的步兵(走卒)反抗奧斯曼帝國,以“進一步實施”其地緣政治的圖謀。倫敦和巴黎之間簽訂的秘密協定——“賽克斯-皮科協定”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英國與法國所作的僅僅是通過向阿拉伯人販賣它們有關阿拉伯從所謂的奧斯曼帝國的“鎮壓”中解放的思想,而取得對阿拉伯人的使用和“操控”。
事實上,奧斯曼帝國是一個多民族帝國。它給了所有民族當地和文化自治權,但最終被操縱成為了一個土耳其實體。甚至是隨後的在奧斯曼安納托利亞的亞美尼亞種族的滅絕,也不得不與當代在伊拉克的基督徒的目標一樣,被視為外部行為體為“分裂”奧斯曼帝國、安納托利亞以及奧斯曼帝國公民的一個“秘密計畫”的一部分。
奧斯曼帝國解體後,正是倫敦和巴黎“拒絕承認”阿拉伯人的自由,儘管也是它們在阿拉伯民族間的“播下”了“不和”種子。當地“腐敗”的阿拉伯領導人也曾是“該計畫”的合作夥伴,他們中很多人(帶路黨)對能成為英國和法國的(買辦)客戶而“欣喜若狂”。同樣,今天的“阿拉伯之春”也正在“被操縱”。美國、英國、法國以及其他國家正在“腐敗”的阿拉伯領袖與重要人物(傀儡買辦帶路黨)的“幫助”下“重組”阿拉伯世界和非洲。
Yinon計畫:混亂中的秩序
Yinon計畫,作為英國在中東戰略的“延續”,是以色列為確保其地區優勢的一項戰略計畫。它堅持並規定,以色列必須通過將周圍阿拉伯國家“巴爾幹化”為弱小國家,以“重組”其地緣政治環境。
以色列戰略家將伊拉克視為對以色列構成最大戰略挑戰的阿拉巴國家。這就是為什麼伊拉克被刻畫為中東和阿拉伯世界“巴爾幹化”的核心(注:美帝入侵佔領伊拉克其主要戰略目的並非一般淺薄的戰略家所謂的僅只是覬覦石油,而是基於一長遠計劃、更深層次的對於中東人口、文化進行重組改造──美帝入侵佔領伊拉克後主要的遺產就是已大致上將伊拉克分割為三個自治區)。在伊拉克,以色列戰略家根據『Yinon計畫』的概念宣導將伊拉克“劃分(切割)”為一個庫爾德“國家”和兩個阿拉伯“國家”,這兩個阿拉伯“國家”分別由什葉派穆斯林人和遜尼派穆斯林人接管。
而達成這一“目的”的第一步就是一場伊拉克與伊朗之間的戰爭(兩伊戰爭),這也在『Yinon計畫』的範疇之中。 2008年的《大西洋》期刊和2006《美國軍方武裝部隊》雜誌分別刊登了緊隨『Yinon計畫』大綱後被大量發行的地圖。
除了“分裂”伊拉克(這也是拜登計畫所宣導的),“分裂”黎巴嫩、埃及和敘利亞也在『Yinon計畫』之中。
同樣在計畫中的還有“分裂”伊朗、土耳其、索馬里和巴基斯坦。
『Yinon計畫』也將“分裂”北非納入其中,被預測將從“分裂”埃及開始,蔓延至蘇丹、利比亞以及其他地區。
確保統治區安全:“重新定義”阿拉伯世界……
儘管已有所調整,『Yinon計畫』正在實行中,並將在“徹底分裂”的目標下逐漸發揮作用。該“計畫”源於理查•珀爾和研究組於1996年為時任以色列總理的本傑明•內塔尼亞胡所撰寫的一份政策性檔。珀爾曾擔任雷根總統時期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的副秘書長,後成為小布希和白宮的軍事顧問。
除了珀爾以外,“邁向2000新以色列戰略”研究組的其他成員還包括詹姆斯•科爾伯特(猶太國家安全事務研究所)、
小查理斯•費爾班克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道格拉斯•費斯(費斯和澤爾事務所)、
羅伯特•魯文貝格(先進戰略與政治研究所)、
喬納森•陶羅普(華盛頓近東政策研究所)、
大衛•烏姆瑟爾(先進戰略與政治研究所)
以及梅拉夫•烏姆瑟爾(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徹底分裂:確保統治區安全”是1996年這份以色列政策檔的全名。
在很多方面看,美國正在執行1996年特拉維夫政策檔確保“統治區”(realm)安全的目標。
此外,“realm”一詞反映了檔作者的戰略心理。Realm通常指君主管轄的領土或是屬於君主統治、但並不屬於君主的直接管轄範圍,而由王侯進行管轄的領土。
而在這裏,“realm”一詞正暗指中東屬於特拉維夫的王國。珀爾身為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官員卻參與以色列檔的撰寫這一事實也使人不禁要問:該統治區的概念上的主權是屬於以色列,還是美國,抑或兩者兼而有之?
確保統治區安全:“破壞”大馬士革穩定的“以色列藍圖”
1996年以色列檔要求在2000年或以後“驅退敘利亞“(rolling back Syria),通過將敘利亞人驅逐出黎巴嫩、並在約旦和土耳其幫助下對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造成動亂“等方式。而這兩起事件已分別於2005年和2011年”相繼發生“。
1996年檔指出:“以色列可以與土耳其和約旦合作,通過削弱、遏制甚至驅退敘利亞以塑造以色列戰略環境。這一努力可以集中力量將薩達姆•侯賽因的勢力驅逐出伊拉克——以色列本身重要的戰略目標——作為挫敗敘利亞地區野心的一種手段。”[1]
作為“建立”以色列主導的“新中東”並“包圍”利比亞的第一步,1996年檔要求“去除(消滅)”薩達姆•侯賽因在巴格達的權力,甚至暗示將伊拉克“巴爾幹化”並建立一個包括遜尼派穆斯林的“伊拉克中部”在內的反大馬士革戰略地區聯盟。檔作者寫道:“但敘利亞在這場衝突中有潛在的弱點:大馬士革太過忙於處理受威脅的新地區方程以致無暇顧及黎巴嫩;而且大馬士革還懼怕由以色列和伊拉克中部、土耳其組成的‘自然軸’以及位於中部的約旦會聯合擠壓敘利亞,並將其從阿拉伯半島分離出去。對於敘利亞而言,這拉開意味著重新繪製中東地圖的序幕,而這也將威脅到敘利亞的領土完整。”[2]
珀爾與研究組關於“邁向2000新以色列戰略”還提出將敘利亞人趕出黎巴嫩,並通過黎巴嫩反對派破壞敘利亞的穩定:“(以色列必須轉移)敘利亞的注意力,通過黎巴嫩反對派分子破壞敘利亞對黎巴嫩對控制。”[3]這就是2005年繼哈哈裏遭暗殺後將發生的,哈裏裏事件也觸發了所謂的“雪松革命”以及推動形成了由腐敗的賽德•哈裏裏控制的反敘利亞3•14聯盟。
檔還要求特拉維夫“把握時機,提醒世界敘利亞政權的性質”。[4] 這顯然是以色列通過搞公共關係(PR)來“妖魔化”其對手的戰略。
2009年,以色列新聞媒體公開承認,特拉維夫通過其大使館和外交使團發動了一場“全球性的運動”,包括“媒體宣傳”和在伊朗使館前組織抗議等來“詆毀”伊朗總統競選,這一運動甚至在競選還沒開始前就已被掀起。[5]
該檔還提到一些類似於目前敘利亞正在發生的事。檔指出:“最重要的是,以色列在為土耳其和約旦反利比亞行動給予外交、軍事和行動上的支持、尤其利益所在這一點是可以理解的,包括以色列支持土耳其和約旦與敘利亞領土內的一些阿拉伯部落組成部落聯盟,並對敘利亞統治精英充滿敵意等。”[6]
隨著2011年敘利亞的動盪,叛亂分子的運動和約旦土耳其邊界的“軍火走私(以扶持支持軍事武裝叛變)”已成大馬士革的一個重大問題。
在此背景下,阿裏埃勒•沙龍和以色列在英、美“入侵”伊拉克後請求華盛頓襲擊敘利亞、利比亞和伊朗也就毫不奇怪了。[7]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檔還主張通過先發制人的戰爭來“塑造”以色列的地緣戰略環境並開創“新中東”。[8] 這也是美國在2001年時會採取的一項政策。
剷除中東的基督教團體
利比亞危機之前,埃及基督徒被襲擊與蘇丹南部的公投“同時發生”絕非巧合。
同樣,伊拉克的基督徒,這一世界上最古老的基督教團體之一“被驅逐”出他們在伊拉克的故土也“並非偶然”。
與伊拉克基督徒被驅逐“同時發生”的還有在美國和英國軍隊“警覺地注視”下,由於什葉派穆斯林與遜尼派穆斯林的暴力和敢死隊而“被迫形成”不同宗教的分區,巴格達的市鎮成為一片宗教飛地。這都與『Yinon計畫』密不可分,而該地區的“重組”是一個更為遠大的目標的一部分。
在伊朗,以色列人一直試圖將以色列猶太團體驅逐,卻總是徒勞無功。伊朗實際擁有著中東第二大的猶太人口,可以說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維持原樣的猶太群體。伊朗猶太人將自己視為被與祖國伊朗密不可分的伊朗人,他們和穆斯林人和基督教伊朗人是完全一樣的。對於他們來說,因為他們是猶太人所以需要調遷到以色列的想法簡直是荒謬的。
在黎巴嫩,以色列“一直致力”於“加劇”各種基督教、穆斯林以及德魯茲教派間的“緊張”局勢。黎巴嫩是進入敘利亞的一個跳板,黎巴嫩“被分裂”為數個國家也被視為將敘利亞“巴爾幹化”為數個阿拉伯宗派小國的途徑。Yinon計畫的目標就是在遜尼派穆斯林、什葉派穆斯林、基督教和德魯茲的宗教和宗派身份基礎上,將黎巴嫩和敘利亞“分為”數個國家。敘利亞基督教的遷離也可能是目標之一。
馬龍派天主教敘利亞安提阿教會,也即最大的自治東方禮教會的新主教表達了他對於在地中海東部和中東地區阿拉伯基督徒清洗運動的憂慮。Mar Beshara Boutros Al-Rahi大主教和黎巴嫩、敘利亞許多其他的基督教領袖都擔心穆斯林兄弟會接管整個敘利亞。像伊拉克一樣,神秘組織正在襲擊敘利亞的基督團體。基督教東正教的領袖,包括耶路撒冷東正教的大主教都公開表示了他們的嚴重關切。除了基督教的阿拉伯人,亞述和亞美尼亞這一多數為基督教徒的群體也表示了他們的恐懼。
Sheikh Al-Rahi近期在巴黎會見了總統尼古拉斯•薩科齊。據悉,這位馬龍派大主教與薩科齊在敘利亞問題上出現分歧,這促使薩科齊說敘利亞政權即將覆滅。
主教Al-Rahi的立場是敘利亞必須被留下、並允許其進行改革。
這位馬龍派主教還告訴薩科齊說如果法國希望合法地使真主黨解除武裝,那麼以色列需要被作為一個“威脅”來對待和處理。
由於Al-Rahi在法國的立場,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的基督教和穆斯林宗教領袖立即到黎巴嫩對他進行了探訪並表達了感謝。
黎巴嫩的真主黨及其政治聯盟,其中多數為黎巴嫩議會的議員,均高度讚揚了後訪問了黎巴嫩南部的馬龍派主教。
Sheikh Al-Rahi以為他對於真主黨的立場和他拒絕為推翻敘利亞政權提供支持,現在正遭到以哈裏裏為首的“3•14聯盟”的政治攻擊。一場基督教會議正在經哈哈裏籌畫中,以反對Al-Rahi主教和馬龍派教會的立場。
自Al-Rahi表明自身的立場後,塔利爾黨,這一活躍在黎巴嫩和敘利亞的黨派,也開始對其進行批評。有報導稱,美國高級官員也取消了他們和馬龍派主教的會見,這也是他們對於Al-Rahi關於真主黨和敘利亞立場表示不滿的信號。
在黎巴嫩,哈裏裏為首的“3•14聯盟”一直都是一個受歡迎的少數群體(甚至當該聯盟成為議會中的多數時),該聯盟一直與美國、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以及敘利亞的暴力和恐怖組織密切合作。穆斯林兄弟會和其他敘利亞所謂的薩拉菲斯特組織也一直與哈裏裏以及“3•14聯盟”中的基督教政黨相互協調,並舉行秘密會談。這也是為什麼哈裏裏與他的同盟一直反對大主教Al-Rahi。也正是哈裏裏和“3•14聯盟”將伊斯蘭法塔赫帶入黎巴嫩,並幫助其中的一些成員逃往敘利亞作戰。
有一些不知名的狙擊手正在瞄準敘利亞平民和敘利亞的軍隊射擊,“(藉)以造成”混亂和內鬥。敘利亞的基督團體也成為這些狙擊手的對象。很可能這些攻擊者是來自美國、法國、約旦、以色列、土耳其、沙烏地阿拉伯和阿拉伯灣的武裝力量與一部分敘利亞人組成的聯盟。
華盛頓、特拉維夫以及布魯塞爾正籌畫著將基督教從中東遷離。據悉,Sheikh Al-Rahi在巴黎被總統薩科齊告知,地中海東部和中東的基督教團體可以重新被納入歐盟。這並不是什麼慷慨的提議,而是被有意將中東古老的基督教團體根除的國家扇了一記耳光。其目的或是將基督教團體重置於該地區之外,抑或將這些團體劃分為眾多分區。兩種都可能成為目標。
這一計畫旨在將阿拉伯國家劃定為專門的穆斯林國家,這與「Yinon計畫」和美國“控制”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目標是相一致的。其“結果”很可能是一場大國戰爭。
阿拉伯基督徒如今與阿拉伯黑人處境非常類似。
重新劃分非洲:Yinon計畫正在發揮作用……
關於非洲,特拉維夫將保障非洲的安全視為其廣泛週邊的一部分。這一更為廣泛的或所謂的“新週邊”已成為1979年抵抗包括伊朗(巴列維時期以色列最親密的盟友之一)在內的阿拉伯“舊週邊”隨著伊朗革命的瓦解後,特拉維夫地緣戰略的基礎。在這一情況下,以色列的“新週邊”隨著埃塞俄比亞、烏干達和肯雅等反阿拉伯和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等國家的“納入”而被概念化。這也是為什麼以色列要如此深入地參與蘇丹的“巴爾幹化”(注:原有蘇丹目前已被操縱分割為二,以基督徒組成為主的南蘇丹已於2011年獨立)。
在中東教派分裂的背景下,以色列已列出了重組非洲的計畫。『Yinon計畫』試圖從三個方面的基礎上劃定非洲:(1)民族語言;(2)膚色;(3)宗教。為確保統治,先進戰略與政治研究所這一以色列智囊團(包括珀爾在內)也推動創建了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的美國『非洲司令部(AFRICOM)』。
試圖“分裂”阿拉伯和非洲身份的行動正在“進行中”。它只在將所謂的“黑非洲”與所謂“非黑”的北非劃分開來。這是分裂非洲大陸上所謂的“阿拉伯人”與“黑人”計畫的一部分。
正是這一目標“造成”並推廣了“非洲南蘇丹”與“阿拉伯北蘇丹”這兩種荒謬的身份。這也是為什麼黑膚色的利比亞人被視為利比亞“清洗膚色”運動中的對象。阿拉伯身份在北非正與非洲身份“相脫離”。同時還存在“剷除”大量的“黑膚色阿拉伯人”的計畫,以明確劃分“非洲黑人”與新的北非“非黑人“的界限。這也將”導致“剩餘的柏柏爾“非黑人”與阿拉伯人間的戰爭。
同樣情況下,在非洲蘇丹、尼日利亞等地,緊張情緒也在為進一步劃分界限的穆斯林與基督徒間醞釀著。而造成這種分裂的基礎,包括膚色、宗教、種族和語言等,都“助長”著非洲的“瓦解”與不和。這都是一個將北非與剩餘非洲大陸劃分的更遠大非洲戰略的一部分。
為“文明的衝突”布棋
正是在這一點上,所有這些“看似”一盤散沙的事件都被“聯繫”在了一起。
整個棋盤正在上演“文明的衝突”,而所有的棋子也各就各位。阿拉伯世界正“被隔離開”來,並被清晰的界線所劃分。這些界線“阻止”不同民族語言、膚色和宗教團體間相互的過渡與融合。
在這項“計畫”中,將不再有社會與國家的過渡與融合。這就是為什麼中東和北非的基督徒,如科普特人,正成為“被攻擊”的對象。這也是為什麼黑膚色的阿拉伯人和柏柏爾人以及北非的黑人在北非正面臨著“種族滅絕”的威脅。
繼伊拉克、埃及之後,阿拉伯利比亞民眾國和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對『Yinon計畫』而言)都是 “破壞”北非和東南亞地區穩定的核心。
利比亞發生的一切(美歐顛覆推翻利比亞政權的『顛覆模式』)對非洲有著巨大的影響,而敘利亞的狀況也深刻地影響了東南亞及更遠的地區。按照『Yinon計畫』所指出的,伊拉克和埃及是造成阿拉伯國家不穩定的切入點。
如今正在“上演”的是建立一個專門的“穆斯林中東”地區(以色列除外),而這也將“造成”什葉派與遜尼派間的鬥爭。類似的場景也正在“北非非黑人”區上演,表現為阿拉伯人與柏柏爾人的衝突。
同時,在“文明的衝突(劇本)模式“下,中東與北非也”被認為“是所謂的“西方”與“非洲黑人”間的衝突。
這就是“為什麼”法國的薩科齊和英國的卡梅倫在利比亞衝突初期相繼發表聲明,指出多元文化主義在各自的西歐社會中已經“不復存在”。[9]
真正的多元文化主義正威脅著“北約戰爭議程”的合法性,也為作為美國對外政策基石的“文明的衝突”的實施造成了障礙。
在這一點上,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解釋了為什麼多元文化主義會成為華盛頓及其盟友的威脅:
“隨著美國成為文化日益多元的社會,它可能會發現在對外政策問題上要想達到一致性就愈加困難(如與阿拉伯世界、中國、伊朗、俄羅斯或者是前蘇聯等地戰爭),除非存在真正被能被廣泛覺察到的大規模的直接外部威脅。這樣的共識普遍存在于二戰甚至冷戰期間(如今也存在著,因為“全球反恐戰爭”)。[10]
布熱津斯基的下一句則指明了為什麼人們會反對或支持戰爭:
“然而(共識)不僅僅深深地紮根於共用的民主觀中且人們意識到這些民主觀正在受到威脅,而且也根植于對歐洲集權主義下的受害者們在[11]文化上和種族上的親近。”
雖有冗餘之嫌,我仍然要一再提出正是因為這種要“打破”中東-北非(MENA)地區、所謂的“西方世界”與撒哈拉以南非洲間“文化融合”的企圖,所以基督徒和黑人正在(被安排)遭到攻擊。
“種族中心主義”與意識形態:將今日的“正義戰爭”正當化
在過去,西歐的殖民國家會對他們的人民進行洗腦。他們的目標就是獲得推行殖民的支持。而其形式就是在武裝商人與殖民軍隊支持下轉播基督教(唯我獨尊)及其教義。
同時,種族意識形態也被提出。那些被殖民的人被刻畫成“下等人”、低等、沒有靈魂。
最終,承擔“開化”那些所謂的“世界未開化人民”的 “白人的責任”等語句開始被使用。這種具有凝聚力的思想框架被用於將殖民主義“塑造”為一項“正義事業”。而這也為征服和“開化”外國領土的“正義戰爭”提供了合法性。
如今,美國、英國、法國和德國的帝國主義計畫並“沒有改變”。改變的只是為發動“新的殖民主義戰爭”、進行征服的“藉口”與理由。
在殖民統治時期,發動戰爭的敍述(論述)與理由被包括英國和法國在內的殖民國家的公眾輿論所接受。
今天的“正義戰爭”和“正當理由”也在婦女權利、人權、人道主義和民主的“旗幟”下進行著。
文/Mahdi Darius Nazemroaya
(加拿大)Global Research 2011年11月26日
http://www.globalresearch.ca/index.php?context=va&aid=27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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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hdi Darius Nazemroaya是加拿大渥太華的一位獲獎作家。
他是蒙特利爾全球化研究中心(CRG)的一位社會學家和副研究員。他曾見證了北非“阿拉伯之春”的過程。在北約(2011年)轟炸利比亞期間,他正在利比亞擔任KPFA的聯合研究專案——Flashpoint專案的特派記者。
讚讚
美軍情特工設陷阱羅織泡製中國間諜案內幕實例
獨家: 《美設陷阱製造"中國間諜案"內幕》
記者 程剛
2008-10-27 《環球時報》
http://first.huanqiu.com/2008-10/263793.html
中國竊取美國軍用産品、中國間諜偷取美國敏感技術……諸如此類的案件報道,近些年來時常見諸美國的媒體。
“聳人聽聞”的“標題”看上去似乎都是言之鑿鑿、有根有據的“事實”,所謂的“中國間諜威脅”也因此“被炒作”得煞有介事。
然而,事實的“真相”究竟是怎樣的呢?
一對現居廣州的中國夫妻,幾年前曾在美國陷入一齣“莫須有”的“中國竊取美國軍事器材”的鬧劇中,他們思前想後,考慮再三,終于將自己那段不幸的遭遇向環球時報和盤托出。
而更特別的際遇是,這個事件中另一個關鍵人物也浮出水面,此人已被中國有關部門依法審查,並向記者講述了自己不堪回首、充滿悔恨和自責的特殊經歷。通過對兩方的采訪,彼此印證,一個所謂“中國竊取美國軍事器材案件”的炮製過程清晰地呈現出來。
特工盯上無辜華人
梁秀文坐在廣州白雲山一個小山頭上的茶室裏,家鄉溫暖濕潤的南風也吹不開兩年半的牢獄之苦凝結在她眼角的愁紋恨意。2007年7月,她在美國服完刑後被美方驅逐出境,回到廣州。丈夫莊競華因爲先判决、先入獄而比她早一年多回來。談起自己涉入的那起曾在美國媒體上鬧得沸沸揚揚的華人夫妻非法向中國出口戰鬥機和導彈零部件案,夫妻二人的憤懣和不平溢于言表,莊競華說:“我們不是沒有錯,那是個人做生意中的過失,但美國特工的做法却耍陰險和過分得多,完全就是不擇手段,我們必須把這一切告訴世人。”
上世紀90年代初,23歲的莊競華和梁秀文大學畢業後去了美國。兩人在南加州讀完MBA後,都在洛杉磯順利地找到了工作,他們覺得生活充滿了希望。
麻煩上身是從一份傳真開始的。1998年年中的一天,來自中國瀋陽一家貿易公司、署名“王軍”的詢價單傳真到梁秀文的公司。“是讓我們公司給某個C— 130飛機的零部件報價,當時公司正在著手開發中國市場,所以雖然這是一筆很小很普通的生意,公司也很高興”,梁秀文說,“這筆買賣剛做完,瀋陽這家公司的王軍又發來了第二份詢價單,我們還沒給回音就出差到了中國,乾脆順便去瀋陽考察了這家公司。”在瀋陽,梁秀文沒有找到“王軍”,而是第一次見到了公司董事長牛再勝。
梁秀文和莊競華事後知道他們已經陷入美國情報和特工部門設下的一個臥底圈套中,“王軍”只是虛構的訂貨人,扮演關鍵角色的臥底就是這個牛再勝。
牛再勝當時對梁秀文說,他在瀋陽的公司做的是軍品和軍需品出口生意,他的朋友“王軍”幫他聯繫在中東的買家。回到美國後,梁秀文的公司繼續爲第二單生意尋找供貨商。這單生意裏要的基本都是F—14軍機和一些導彈的零部件,在美國國內可以隨便交易,但其中有兩項商品,一種明確不許出口到中國,一種需要申請美國政府的出口許可證。
1999年2月3日,牛再勝突然造訪梁秀文所在公司,說爲方便開展業務,尋找美國供貨方,他準備在美國注册一家新公司。牛再勝反復强調自己不大瞭解美國軍品生意的情况,問了很多有關産品出口許可證的問題。
到6月,牛再勝又打來電話,說他已在美國注册“中美航空設備供應公司(SAAS)”,有事可以直接和他的朋友“田太太”聯繫,這單生意他很快可以下訂單,但對那些需要出口許可證的貨物他不願意提供最終買方的詳細信息。梁秀文所在的公司這時已經對牛感到不耐煩,决定不再和他做生意。但爲此事忙了很久的梁心有不甘,决定用未婚夫莊競華的公司和他繼續完成這筆貿易。
莊競華在讀MBA的時候注册了一個叫美通(Maytone)的公司。梁秀文把莊競華和美通公司介紹給牛再勝後,很快牛就同意和美通繼續做這筆生意,幷且答應那兩件不能出口到中國和需要辦出口許可證的東西先不買了。
1999年7月8日下午,牛再勝主動約莊競華談另一筆生意。莊競華說:“見面時我曾對牛建議,既然他在美國有公司,他要買的東西又很小,我可以直接把貨交給他。結果牛推托說他剛剛來美國,不知道具體怎麽辦運貨,還是請我幫他把貨直接發走,他來付運費。”莊競華說:“直到出事後我才弄明白,我向牛再勝提出把貨直接交給他在美國的公司,那就等于是在兩個美國公司之間進行合法的軍品交易,但身爲美國特工臥底的牛却拒絕了我這種合法的做法,這明擺著就是硬要把我往非法出口的陷阱裏帶。”
但當時莊競華幷不知道這些,更不知道牛的腰間還別著美國特工安裝的錄音設備,他只覺得牛的言語有些奇怪,三番五次地問“到底這次買的東西需不需要出口許可證”。很快,“田太太”寄來了填好瀋陽地址和運費支付賬號的聯邦快遞(UPS)運輸單,莊還自己跑了一趟UPS櫃檯,發出了貨。就這樣,從1999年 7月到10月,雙方一共做了3筆生意,共計5個零件,總售價約2.5萬美元。
千方百計引誘當事人犯罪
讓莊競華和梁秀文覺得蹊蹺的事情發生在這年秋天他們兩人先後回國之時。他們給牛再勝在瀋陽的公司打個電話,問問收到貨物的情况怎麽樣,沒想到接電話的人說公司根本就沒有做過任何進口業務,什麽也沒有收到過。
但莊先回到美國後,却收到“田太太”發來的傳真,確認第三批貨已經收到。沒過幾天,“田太太”又發來新的詢價單。這個單子可把莊競華嚇壞了:裏面包括戰斧及愛國者等導彈的探測器、導航儀、天綫、集成電路卡,一種先進中程空對空導彈的目標探測器,甚至還有標明了軍用化學物質的四氟化鈾……
莊競華隱約感覺到事情有些不大對頭,和梁秀文商量後,就給“田太太”回一份傳真,說他們不想做這方面的生意了。但不久還在廣州父母家中的梁秀文竟然接到一個電話,說他們寄到瀋陽的所有貨品都收到了,瀋陽的公司只是一個名義上的收貨公司,貨其實一進中國海關就會有人取走,打電話的人還讓她有疑問就直接打電話給牛。
莊競華撥通牛再勝的美國電話時,牛的語氣極爲生硬,但第二天却收到牛再勝手寫的一份態度完全不同的傳真:在細節上我們一直沒有向你解釋……我知道你很迷惑,我希望我們能繼續做生意……新興公司只是用來做進口記錄,郵包在中國由其他人直接從海關取走,再發給國外的客戶……我同外國買主的關係很好,對你找到和提供的每一個零件可以給你傭金和工資,每個月你可以掙幾千。這些客戶急要零件,幷付大價錢來買。這個生意是有風險的,你以前運的東西也是有風險的……
莊競華說:“解釋、欺騙、利誘、威脅,這個傳真裏全都有了,在我們已經拒絕再做軍品生意的時候還白紙黑字地這麽鼓動我們,可以看出,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把這個事件製造得越大越好。”
梁秀文、莊競華堅决地斷絕了和牛再勝、“田太太”的往來,從此不再接觸軍品交易。他們結了婚,搬了新家,還有了一個可愛的小女兒。
沒有想到在事過3年多之後,2003年的2月26日,這對夫妻分別在自己的公司裏被美方拘捕,事由正是他們以美通公司名義非法出口過軍用品。保釋庭拒絕他們保釋,而開始要他們堅决不認罪的律師不久也轉而勸他們庭外認罪。律師說,一旦開庭,陪審團閉著眼睛都會認可政府“臥底行動”的證據,嚴判莊、梁。那樣的話,他們將面臨個人最多40年的刑罰和最高400萬美元的罰款。律師還告訴他們,如果同意控方提議,達成控辯交易,不開庭就認罪,法庭可以分別判他們 30個月的刑期,罰款只是最輕的每人6000美元,同時批准梁秀文保釋,戴著電子跟踪器在家照顧3歲多的女兒。爲了無人照看的可憐女兒,莊、梁經過再三權衡,同意在《認罪協議書》上簽字,罪名是“企圖向中國出口國防部件罪”。
與此同時,美國媒體却盯上此案反復炒作。
“在美華人向中國出售戰機導彈零件被判刑”、
“加州女華人對華非法出口軍火被判兩年半”……
類似的標題從2003年一直到2005年都在美國的不少媒體上陸續出現過。
梁秀文說:“其實他們就是要”製造“一起華人向中國非法出口武器的案件好給人形成一種中國人偷美國國防技術的”印象“。美特工對我們調查得非常仔細,他們很清楚,除了被他們這個姓牛的臥底牽著做了那三筆軍品生意之外,之前之後我們都沒有碰過其他的軍品買賣。但美國檢察官及海關、國防部、FBI、移民局的特工……不停地來問我們同樣的問題:在我們出國前後、回國期間有沒有中國官方的人找過我們。有一次,一個FBI的特工專門從外地趕來向我瞭解情况,問我是怎樣和中國軍隊發展起業務的,我很奇怪,就反問他:
‘不是你們的人先來找我的嗎?’
他聽完連忙問身邊一位參與我案件的國防部特工:
‘她只賣過東西給我們的臥底嗎?’
見對方連連點頭,FBI的這個特工大失所望,就什麽也不問了。”
他是這樣被逼當臥底的
牛再勝是在美國一個健身俱樂部裏看到了莊、梁被捕的電視報道。在瀋陽的一個居民樓裏,54歲的牛再勝對記者說:“當時,我的心中確實有過一絲愧疚。” 牛再勝曾經在中國軍隊中服役十幾年。1989年轉業下海,很早就開始做軍品、軍需品出口生意,1993年他在瀋陽成立了自己的一個貿易公司。1994年,牛再勝在美國開設了分公司,幷在那裏定居。
牛再勝說,像他這樣經歷的在美華人,美國特工是不會輕易放過的。1996年5月,FBI和國防情報局(DIA)的特工來到牛再勝的公司,威脅牛把自己過去在中國軍隊服役的情况都告訴美國人。
不久,牛再勝先後有兩樁生意遭遇了麻煩,其中一起涉及敏感物資出口,結果,別人將美國海關人員Dollen Lee引薦給了牛。Lee兩度幫牛擺脫了生意困境,成爲了牛眼中的好友。事實上,Lee是一名美國海關特工,後來就是她一直在指揮牛再勝。
1996年11月,FBI和海關的特工又來到牛再勝的公司,說已經掌握牛的公司有違法經營活動,直截了當要求牛爲他們工作。特工們軟硬兼施。開始,牛說自己合法經營,拒絕合作,幷起身想走。FBI特工頓時一脚將牛絆倒,然後使勁把牛摁在座位上,幷甩出幾份材料,威脅說:“憑這個就可以關掉你的公司,法辦你,把你全家趕出美國。”海關特工則對牛“好言”相勸:“你和我們合作可以獲得豐厚的報酬,還能幫你全家辦綠卡,以後別的美國部門也不會再找你麻煩。” 這些話都擊中了牛再勝的軟肋,他答應了。很快,美國海關特工局就明確由Lee直接指揮牛再勝。
1998年3月,Lee給牛再勝布置了一個非常簡單的任務,然後給了他2000美元的報酬,誇他事情做得很老到,幷要他履行正式手續,做FBI和海關的“綫人”。牛再勝說:“我一想事情這麽簡單又有這麽好的報酬,就同意了。”“綫人”的任務是在美國幾個情報特工部門聯合實施的代號爲“暗夜之星 (Dark Star)”的聯邦臥底行動中充當臥底,每個月薪金有3000美元左右。
牛再勝說:“‘暗夜之星’其實就是讓我和我的公司作‘誘餌’,引誘那些被調查的公司上鈎。”
按照指令,牛再勝從瀋陽的公司向這些公司發出了海關擬好的詢價單。“王軍”是策劃出來的虛構訂貨人,最終用戶虛構在中東;在美國的聯繫電話是全部錄音的;田太太(Amy Tian)的傳真其實就在Lee的辦公室裏,回復的傳真都由這些海關特工來起草;爲了方便取證,所有的貨物都很小,交給聯邦快遞運輸,由海關特工局填好運輸單,運輸賬號是海關的,所有的貨根本就不會運出美國,都由海關截下作爲證據。聯邦調查局、海關特工局等負責設好局,牛再勝出面聯繫、解釋、周旋,把人帶進圈套。
在Lee的指揮下,牛以SAAS公司的名義與美通公司共完成3筆交易,交易金額逐步增大,其中含有“違禁”物品的品種、數量也逐步增加。牛再勝說,美國特工和他就是用這種方式,不斷引誘莊、梁在犯罪的陷阱中越陷越深。
美國特工還要牛再勝協助通過錄音錄像獲取莊、梁的所謂犯罪證據,要求牛再勝一定要與莊談這些軍用零件的出口許可證問題,最好得到“需要出口許可證,但是用UPS寄出去誰會知道”這樣的回答;再就是設法讓莊、梁說出這些東西大多是哪些國家所需要的,比如中東的伊朗之類。
臥底的懺悔
回到國內的牛再勝越來越感到悔恨、內疚和負罪。他告訴記者:
“美國特工開始跟我說,不要我做針對中國的事情,但後來我才知道根本就不是這樣。他們指示我以中國公司的名義來發訂貨單,就是要給中國栽贓。最終,我不僅幫著美國人陷害了自己的兩位同胞,更沒有想到事情鬧得這麽大,甚至損害了國家的利益和形象。”
一位專家對記者說,在美國,執法機構采用臥底行動這樣的警察圈套來打擊犯罪在一定條件下是合法的,但本身仍然存在很大爭議,原因在于這種方式有引誘、教唆犯罪之嫌。從這起案件看,美國執法與情報機關把臥底行動擴大到了其它國家,指使“綫人”牛再勝,一再欺騙、誘使本來遵紀守法、沒有犯罪前科和主觀故意的兩個中國公民落入非法出口武器的圈套,然後逮捕、起訴,人爲地製造犯罪。莊、梁一案中,美國特工使用的臥底是在美的中國公民,把中國公司、中國商人虛設爲買方,最終用戶在中東,交易後時隔3年才對莊、梁實施逮捕,不斷追問莊、梁是否與中國政府有關,案發後又再三炒作,這一系列設計和做法,其政治目的不言而喻。
莊競華說,他原先特別痛恨牛再勝,但後來知道牛也是被美國特工脅迫的。美國特工硬是逼迫中國人陷害中國人,明明一切都是美國特工設計的“圈套”,還拿來指責中國,“抹黑”中國。
莊競華說:
“我們想告訴在美國的中國人,千萬要小心,這樣的事情隨時都可能發生!”牛再勝也對記者說:“海關特工起初跟我說,這個行動屬于反走私的性質,沒想到後來竟然變成了中國竊取美國的軍事機密。”
牛再勝告訴記者,他回到國內以後,美國特工還不斷給他發了幾封郵件,說非常需要他儘快回美國“做生意”。美國特工還把準備在美國中文報紙上發布的廣告發給他,讓他提出修改的建議,廣告的內容是:中國技術貿易公司尋求航空工業供給商,提供航空零件以供海外用戶。
牛再勝說:“他們顯然還在用類似的辦法來設圈套,製造針對中國的案件,還想繼續利用像我一樣的人。我就是被他們千方百計抓住把柄拉下水的,希望海外的中國人引以爲戒,更不要重蹈我的覆轍,不要做出對不起中國人和國家的事情。”
讚讚
《美領事(楊蘇棣)再次吹響了反對派的集結號》
文/卓偉
2011-12-8 香港《文匯報》
美國駐港領事楊蘇棣日前又再出來“放話”,指一些聲稱美國資助或策劃香港政黨行動的說法並無根據。
當被問及“維琪解密”的檔揭露,美國駐港領事過去“屢屢插手”香港事務,並詳細記錄了如何拉攏成立“四人幫”時,楊蘇棣終於承認曾就宗教事宜與陳日君會面,在香港見過陳方安生及李柱銘,而他在臺灣公幹時,又認識到黎智英云云。
這是間接承認了他與“四人幫”的“交往”,所謂“會見”實為“指揮”,美領事千方百計促成“四人幫”,不過是通過“四人幫”來“控制”反對派干預香港政局。
“維琪解密”已說得很清楚,虧楊蘇棣還敢厚著臉皮胡吹一通。
過去,每當香港發生重大政治事件時,美國駐港領事都會或明或暗地向反對派及有關喉舌“放話”,一方面是“傳達”白宮的最新“政策路線”,“要求”反對派“充分配合”;
另方面則是擬定政治策略,以胡蘿蔔加大棒整合各方人馬,槍口一致對外。
就如在中東及北非爆發革命後,楊蘇棣隨即“召見”各反對派政黨“解說”華府的最新策略,會見之後,反對派各政黨立即提出要在香港“仿效”,結果慘澹收場。
楊蘇棣不甘失敗,又繼續“添薪加火”,雖然最終失敗收場,但已盡顯楊蘇棣對反對派的“掌控”能力。
現在楊蘇棣又出來“吹響”了集結號,而且“時機”更為敏感,正是在反對派區選受挫,各反對派政黨政客民望大跌之時,也是反對派喉舌全力藉所謂“種票”問題上綱上線,以圖為反對派選情翻盤之時,楊蘇棣走出台前,高調評論“種票”案,表示高興廉政公署採取法律行動,期望能夠儘快調查真相,並重申深信港府會維護香港的民主,確保“一國兩制”得以持續云云。
楊蘇棣身為駐外領事,在身份上已經不適宜對別國內政指指點點,胡亂評論,而且楊蘇棣的“高興”也是耐人尋味,聯繫到反對派近日突然高度整合,不分陣營不分黨派全力開火,正說明美國駐港領事又在赤裸裸地“插手”和“指揮”這一輪“種票”狙擊,其他反對派看到楊蘇棣的“高興”,豈不急急走出來加上一腳。就如早前一樣,美國“吹雞”,各反對派就自動歸位。
楊蘇棣出身于“反華(基督傳教士)”的中國通世家,派到哪里哪里就會“發生”所謂“顏色革命”,在擔任「美國在台協會」臺北辦事處副主任時就與(美帝軍事政府在台特首/代理人)陳水扁打得火熱,“大力支持”台獨路線。而方法不外乎緊密聯繫當地反對派,通過各種軟硬手段去收編各個反對派政黨,當“時機成熟時”發動致命一擊。
須警惕的是,自從楊蘇棣(2010年初)派到了香港,“接連”就發生了違法違憲的“五區公投”等事件,他還不斷借各種議題干預、攻擊中國內政。現在他甚至明火執仗地“插手”香港選舉制度,“指揮”反對派繼續攻擊選舉制度,“唯恐天下不亂”,“動機”為何不說自明。反對派跟著“起哄”最終只會玩火自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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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蘇棣“公開干政” 稱“插手”港事屬職務
記者/鄭治祖
2011-12-8 (香港)文匯報
據「維琪解密」早前公開的多份機密電文顯示,美國駐港領事館一直與香港反對派各黨派,包括民主黨、公民黨以至社民連等保持「密切聯繫」,
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更「告洋狀」,“要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美國駐港總領事楊蘇棣在一公開活動聲言,與香港的政黨及政團接觸只是他們在香港「履行」的職責,「並無不妥」,又否認他們曾資助或支持香港任何政黨,更公開評論香港新一屆特首選舉,以至近期所謂的「種票」問題。
「維琪解密」早前披露的機密外交電文,美國駐港領事館涉推動「宗教(陳日君)、政客(李柱銘、陳方安生)、傳媒(黎智英)」三位一體港版「四人幫」的組合,並與「四人幫」過從甚密,狂索香港和內地情報。
同時,美領事館一直與部分反對派中人“頻繁見面”,向他們“搜集”的情報涉及香港和內地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形勢、特首評價、特首選舉、政黨發展,以及內地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情報等。其中,民主黨的塗謹申和羅致光更被列為美方「要嚴格保護」的對象。
指自己所為是「外交工作」
楊蘇棣昨日會見香港傳媒,被問及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曾就「維琪解密」披露的事件,批評他是「搞分裂的老手」時,他回應指,自己明白郝鐵川在外交上的立場,但否認美國有資助或支持香港任何政黨,稱自己進行的是外交工作,故接觸不同背景的政界人士,包括反對派及建制派是在「履行職務」:「我和我的同事在香港履行的外交工作,與中國外交人員履行的沒有分別,我覺得我們的立場並無不妥。」
「繼續留意唐梁政綱」
就有關香港新屆特首選舉問題時,楊蘇棣說,新特首必須得到香港民意的支持,香港特首人選除了愛國和有能力,也都要有民望:「香港人的意見很重要,令香港未來領導人可以有效管治,和滿足大眾期望。」他又稱,自己會「繼續留意唐英年及梁振英的政綱」。
被問及近期多宗懷疑「種票」事件時,他就稱,歡迎香港廉政公署及選舉事務當局調查事件,期望能夠儘快查出真相,維護香港的民主,確保「一國兩制」得以持續。
高敬德指違領事公約
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高敬德批評,楊蘇棣身為美國官員,無權亦不應該對香港的事務指手劃腳,尤其「維琪解密」披露美領事館與「港版四人幫」過從極密,已直接干預香港事務。他認為,根據《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和各國雙邊領事條約均規定,領館成員應當避免一切直接或間接干涉駐在國內政的言論和行動,更不得通過與反對黨接觸,或組織反對派,向其提供援助或聲援,表示同情等,故質疑美領館的行為,已違反了《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這是任何主權國家所不能容許的」。
計佑銘:毋須外人多言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計佑銘亦強調,楊蘇棣對特首選舉說三道四,更試圖借所謂「種票」問題煽風點火、混淆視聽,露出他試圖干預香港政治事務的本質,又批評美國官員不應對香港的事務發表被視為干預性的言論,尤其具體涉及到香港新屆特首選舉的問題,因為這完全是由港人自己作主的事,毋須外人教香港人怎樣做。
劉宇新:難掩干預港事
全國政協委員劉宇新則指,楊蘇棣試圖否認干預香港事務,並不能掩蓋美領館促成「港版四人幫」的事實,尤其「四人幫」對香港政事的謀劃,部分連反對派政黨都不得其聞,但4人卻向美國總領事定時彙報,絕不尋常,與尋常的溝通完全不一樣。
王紹爾:種票論疑有“幕後黑手”
資深評論員王紹爾批評,楊蘇棣在「種票」問題上與香港反對派政黨同一口徑,反映反對派在區選後“大肆炒作”的所謂「種票論」或有「幕後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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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嚴厲批評美駐港總領事(楊蘇棣)干政 再不改就要“驅逐”》
2011-12-19 環球時報
“極為罕見!”
多家香港媒體和美國媒體如此評述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呂新華16日對美國駐港總領事楊蘇棣“一再干預香港內部事務,違反國際法及公認行為準則”的批評。
呂新華還警告稱,如果美方不改正,不排除將其列為“不受歡迎的人”。
美國駐港領事館隨後對中方指責進行了反駁。
香港《成報》18日分析稱,香港特首進入選舉季,楊蘇棣近來不斷就香港選舉問題公開發表意見,提出“美方希望”,“觸動了北京的神經”,但呂新華的狠話“施壓姿態高於實際”。
據香港《明報》和《星島日報》17日報導,過去很少召開記者會的外交部駐香港特派員呂新華16日主動邀約4家香港傳媒見面。在大約半小時的見面會上,
呂新華說,“維琪解密”網站披露的美國駐港總領館電文顯示,美方不僅就香港政制發展問題向特區政府提出過帶有干涉性的意見,而且與特定的某些人頻繁見面,更有部分香港人士主動要求美方介入香港內部事務。
當被問到如何進一步跟進這一問題時,呂新華表示,外交層面上有多種做法,包括“交涉”、“嚴重交涉”及“警告”等,如不改正,“中國政府有權採取嚴厲交涉,把他列為’不受歡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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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criticism of U.S. policy turns personal
China offered an unusual public rebuke of Washington’s senior diplomat in Hong Kong.
By Andrew Higgins, —hong kong
Now it’s getting personal. After months of sniping at American policy, China has turned its fire on Washington’s senior diplomat in this former British colony.
In an unusual public rebuke,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China’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ccused U.S. Consul General Stephen Young of breaching diplomatic norms and ignoring “solemn warnings” to keep quiet about democracy in the region, which since 1997 has been part of China.
The scolding by China’s top diplomat here follows a series of articles in Communist Party-controlled media denouncing Young — who served in Kyrgyzstan during a democratic uprising there in 2005 — as part of an American plot to spread disorder and keep China down.
“Wherever he goes, there is trouble and so-called color revolution,” said Wen Wei Po, a pillar of the party’s still mostly secret political apparatus in Hong Kong. The paper described Young — the son of an Army officer who fought in Korea and Vietnam and served as a military adviser in Taiwan — as coming from “an anti-China, anti-communist family.”
The consulate said Young has done nothing wrong. “We categorically reject any assertion that the behavior of U.S.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staff in Hong Kong has been anything other than appropriate and in keeping with longstanding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law and practice,” a spokesman said.
Pro-Beijing groups in Hong Kong have long grumbled about the U.S. Consulate, but the intervention of Lu Xinhua, the foreign ministry’s senior official here, suggested a new push to curb what China views as American interference in Hong Kong and beyond.
Always prickly over alleged foreign meddling, Beijing has grown particularly jittery following this year’s Arab Spring and calls on the Internet for the Chinese to follow suit with a “jasmine revolution.”
Internet influence
China’s push-back, both in Hong Kong and Beijing, has been unusually personal, with state-run media and, on occasion, government officials denouncing American diplomats, including former U.S. ambassador Jon Huntsman Jr. and his successor, Ambassador Gary Locke.
This, said Li Datong, a Chinese writer and former editor, reflected authorities’ alarm that the Internet has turned previously obscure U.S. envoys into prominent public figures whose remarks and actions get praised — and pilloried — on Web forums and micro-blogs.
“The propaganda department wants to eliminate the influences of the U.S. diplomats as much as possible,” said Li, who was fired as editor of Freezing Point, a weekly journal, after he published an article that partly defended the actions of imperial powers in the 19th century.
First to come under fire was (前美駐北京大使)Huntsman, who quit April 30 as ambassador and launched a now sputtering campaign for the Republican Party’s presidential nomination.
Beijing was furious when the ambassador in February appeared outside a Beijing McDonald’s that online postings had designated as a venue for a “jasmine revolution” protest. Huntsman said he was just out for a stroll with his family. Police blanketed the area and roughed up foreign journalists. No protesters were sighted.
讚讚
《對利比亞戰爭的戰略解讀》
2011年10月31日午夜,「北約」正式宣佈結束利比亞戰爭。[1][①] 這場戰爭是“冷戰”後西方首次在非洲大陸發動地區戰爭,也是西方首次“強行改變”當前西亞北非國家的政治進程。
總體看,這場戰爭的爆發與當前特定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背景直接相關。同時,這場戰爭“反過來”又將“重新塑造”利比亞、阿拉伯世界乃至未來國際格局。因此有必要對這場戰爭的基本背景及戰略影響進行必要評估。
一、利比亞戰爭是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日趨失衡”的必然結果
利比亞戰爭的爆發是多種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它與近幾十年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日趨失衡”直接相關。
首先,這場戰爭是當前國際體系急劇轉型的必然產物。
20世紀國際體系主要經歷了兩次重大轉型,並促使體系內國家的行為發生重大變化:二戰結束後,以西方列強主宰世界為主要特徵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世界四大員警”(美、蘇、英、中,主要是美、蘇兩家)共治世界的“雅爾達體系”。
但此後50多年,設想中的“美、蘇合作”最終變成了“美、蘇冷戰”現實。換言之,冷戰之“實”與雅爾達體系之“名”格格不入。這對美、蘇不是好事,但對“夾縫中生存”的第三世界國家卻不然。
一方面,美、蘇“核恐怖平衡”反使世界維持了難得的和平狀態,雙方在第三世界的爭奪總體較為節制,甚少直接發動戰爭。
另一方面,美、蘇為獲得競爭優勢,都將爭取第三世界支持作為制勝籌碼,競相為其提供經濟和軍事援助。這就為諸多第三世界國家提供了閃展騰挪的外交餘地,藉以謀求政治獨立和經濟自主。
而20世紀90年代初蘇東陣營解體使西方勢力一枝獨大,這些年來,西方通過“北約東擴”、(G8)八國集團、意識形態等紐帶越綁越緊。世界權力結構失衡使“雅爾達體系”名存實亡,並逐漸形成了西方“聯手打壓(顛覆裂解)”非西方國家的“後雅爾達體系”。這種國際體系與力量分佈“名實相副”,因此在該體系下,西方(強者)更富於“侵略性”,其對非西方國家(弱者)干涉(顛覆裂解)更加頻繁。
“冷戰”結束後相當長時期,美、歐忙於分享“冷戰紅利”,通過“北約東擴”與“歐盟東擴”等方式“瓜分”前蘇聯在東歐的“勢力範圍”,從而將東歐和部分前蘇聯版圖日趨納為西方的週邊地帶。[2][②]
而1999年西方發動科索沃戰爭就是因為南聯盟“阻擋”了北約和歐盟東擴的步伐。但近年來,隨著俄羅斯復興,歐、美東擴之路遇到抵制和阻擊,尤其是2008年8月俄羅斯出兵格魯吉亞,而美、歐又未能做出有效反擊,標誌著持續十幾年的東擴進程已成“強弩之末”。在這種背景下,歐、美戰略角逐重心日趨轉向中東、中亞、非洲等資源豐富或地緣位置重要的“中間地帶”,並對“不聽號令”的(主權)國家頻頻使用武力。美國為“深入”中亞和中東,在短短2年時間內接連發動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地區戰爭。
而2011年「北約」“發動”利比亞戰爭“遵循”的正是相似的邏輯。
歐盟早在1995 年就與地中海沿岸12 國“啟動”了旨在加強雙方全面合作的“巴賽隆納進程”。美國也加大在非洲投入力度。
法國總統薩科齊為恢復、擴大法國在非洲影響和利益在2007年競選期間又提出『地中海聯盟』設想,重點加強與北非國家合作,並企圖使阿爾及利亞、利比亞以及臨近的蘇丹和幾內亞灣等重要產油區為法國提供穩定能源。但這些“重返非洲”舉措受到利比亞(格達費反殖民愛國民族主義者)的“掣肘”。利比亞卡紮菲(格達費)政權“民族主義(反殖民愛國主義)”色彩甚濃,他早期曾採取一系列“保護”民族利益的重大措施,如收回美、英在利比亞軍事基地,廢除同西方公司不平等協定,將所有外國公司收歸國有等。即使2003年卡紮菲(格達費)“投靠西方”後其政策仍保持很大獨立性。2008年7月首屆“地中海峰會”召開時,卡紮菲僅派代表作為觀察員出席,他還“批評”『地中海聯盟』設想是“殖民主義者”和帝國主義的回歸。[3][③]
利比亞強烈的“獨立姿態”使其成為歐洲政治和資本力量“南下擴張”的主要“絆腳石”。
就像當年擋住「北約」和歐盟東擴的“南聯盟”必然要遭受西方軍事打擊一樣,利比亞因阻擋了西方(特別是歐洲)新一輪地緣政治/經濟“擴張”浪潮,而為後來遭到西方的軍事打擊埋下伏筆。美、英、法之所以在深受金融危機拖累的困難背景下執意發動利比亞戰爭,正是由於利比亞“阻礙”了北約國家“重返非洲”戰略規劃的實施。[4][④] 此外,2011年(由美帝中情局所屬外圍非政府組織的“Wikileaks維基解密”配合“美國資本勢力”所煽火策動)席捲西亞、北非的“中東波(顏色革命)”使西亞北非地區對外防護能力降至歷史最低點,為西方武力干涉利比亞提供難得機遇。法國因支持突尼斯本•阿裏外交失分,此後又過早承認利比亞反對派而再次面臨外交失敗,因而急於通過發動戰爭挽回在阿拉伯世界形象。[5][⑤]
回顧“冷戰”後發生的數場地區戰爭,前幾場戰爭基本是美國唱主角,歐洲唱配角,而這次的利比亞戰爭歐、美角色正好對調。這從側面說明,歐、美在對付非西方國家時已形成互相“補位”的戰略默契。而這正是西方共治世界的“後雅爾達體系”的典型特色。
其次,這場戰爭也是“壟斷資本主義”“惡性發展”的必然結果。
蘇東社會主義陣營解體後,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在“經濟全球化”名義下迅速“主宰”全球。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大的問題就是因追求“利潤最大化”而導致的“肆意妄為”。在平均利潤率不斷下降趨勢下,資本家為獲得更高利潤而日趨將資本從生產領域“轉向”金融領域,創建了“脫離”實體生產的金融資本。當前,世界(實體)商品交易量所需流通貨幣量只占資本交易量的4%。但金融領域本身不創造財富。金融業的過度繁榮並不意味資本主義找到自我救贖之路,而更像是病情加重後出現的“虛胖和浮腫”。
因為它意味著由4%的“實體經濟”“創造”的剩餘價值要由100%的資本來“分贓”,由此使資本增值空間越來越小,平均利潤率被金融泡沫急劇攤薄而趨近於零。在利潤率趨近於零的背景下,金融資本謀利主要靠“金融炒作”和層出不窮的“金融衍生品”,由此演變為“空手套白狼”的“賭場資本主義”。[6][⑥]
而2008年以來不斷深化的金融危機以及歐美債務危機表明,資本主義經濟已到“無法自我調節”的地步。
在這種“背景”下,“(人為)製造(人禍)災難”就成了緩解經濟危機、獲取利潤的“慣用手段”。這裏的災難既包括由大自然引發的海嘯、颶風、地震、乾旱,也包括(人禍災難)政變、戰爭、恐怖襲擊等社會暴力行為。
“通過”等待和“(人為)製造(人禍)災難”,進行“精心策劃”的“(災難禿鷹)掠奪”,以及將災難視為激動人心的市場機會,意味著資本主義已演變為“災難(禿鷹)資本主義”。[7][⑦] 其主要經濟策略就是“等待一個大危機,然後趁著遭受打擊的人民茫無頭緒之際,把國家資產一塊塊變賣給個人,並且迅速讓‘改革’永久化。”[8][⑧]
從緩解經濟危機角度看,這些(人為製造的人禍)災難和(恐怖主義)暴力手段的“首要經濟目的”就是“打開”原本封閉的新市場。因此,西方武力打擊的重點就是那些阻擋資本擴張、奉行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社會主義政策的(主權)國家,以及市場體制落後、不肯與資本主義體系“接軌(接鬼)”的“化外之邦”。
在歷史上,“資本積累和殖民化過程如同一根紅線貫穿著整個工業化時代。”[9][⑨]
冷戰結束後,西方(禿鷹)“發動”的數場地區戰爭既是爭奪“中間地帶”的地緣政治擴張,更是為將這些國家“強行納入”西方經濟體系的資本擴張。
“經濟絕非這些戰爭唯一的動機,但在每一場戰爭中,重大的集體打擊都被利用來為經濟休克療法鋪路。”[10][⑩]
2003年美國(瞎掰理由藉口)發動伊拉克戰爭前,美國正面臨多年來未遇的經濟衰退。因此小布希(布希三世)政府一直在刻意“尋找”對伊拉克發動戰爭的“藉口”。小布希(布希三世)2006年坦承:
“我這幾年最困難的工作之一,就是如何將伊拉克與反恐戰爭聯繫起來。”[11][11]
而正是在這場戰爭後,伊拉克資源市場逐步“被打開”,同時也為西方資本打開了一個巨大市場。
美國一家公司合夥人興沖沖地說:
“獲得寶潔公司(P&G)產品流通權就像金礦一樣,一家貨色齊全的7-Eleven超市可以打倒30家伊拉克雜貨店;一家沃爾瑪可以接管全伊拉克。”[12][12]
近兩年,歐、美(數位金融泡沫)債務危機持續發酵,經濟形勢嚴峻程度遠比2001年時更甚。而經濟危機嚴重程度歷來與“災難資本主義”“(人為)製造(人禍)災難”的嚴重程度“成正比”。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越是嚴重,西方越有可能因絕望而訴諸武力。[13][13]
2011年利比亞戰爭很大程度就是西方試圖緩解(數位金融泡沫債務危機)國內經濟矛盾的一種手段。利比亞石油儲量非洲第一,而且油質好,開採成本低,且有半數以上未開發(注:利比亞擁有141噸黃金),西方如能獲得這一“石油大蛋糕”無疑有助於提升經濟信心。法國外長朱佩不加掩飾地將法國介入利比亞軍事衝突稱作是“對未來的投資”。[14][14]
值得關注的是,在這次戰爭中,越是那些“產業空心化”、金融資本膨脹的國家(如英、法、美)參戰越積極,而實體經濟較為發達的國家(如德國)對戰爭則明顯不熱心。這從一個側面說明:“賭場資本主義”更易演變為“災難資本主義”。
二、利比亞戰爭“加劇”了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失衡狀態
利比亞戰爭是西方首次動用武力“強行改變”當前“中東動盪波”國家原有政治進程,也是冷戰後西方首次在非洲大陸發動的戰爭,因而對利比亞、阿拉伯世界乃至西方自身都已產生並將繼續產生深遠影響。
首先,“後卡紮菲時代”的利比亞可能淪為西方體系中的跟班和“附庸”。
二戰後期,史達林就曾說過:“任何人都會把其社會制度強加給別人,他的軍隊能走多遠,強加的範圍就有多遠。”[15][15]這句凝結著地緣政治學核心智慧的判斷同樣適用於這此的利比亞戰爭。北約武力推翻執政42年的卡紮菲政權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通過改朝換代將利比亞“馴化”為西方政治經濟體系中的“附庸”乃至挺進非洲的橋頭堡。
問題在於,現在畢竟不同於殖民時代,西方可以武力打敗利比亞,但卻不可能直接接管利比亞政權。怎樣才能確保利比亞馴服於西方呢?
從歷史經驗看,西方國家對第三世界國家進行“有效控制”的最有效辦法之一,就是使這些國家保持“政治軟弱”和“經濟依附性”,而“不得不”依靠外部大國。以西方“經略中東”為例。英、法和美國儘管主導中東的歷史時代不同,但其基本思路卻驚人地相似,那就是鼓勵、“扶植”中東國家內代表落後保守勢力、執政基礎不甚牢固的政權。但竭力避免這些國家出現大規模的社會和經濟革命,“避免”代表多數人利益的先進階級上臺掌權。“殖民國家為了支持它的統治,通常會對維持甚至加強殖民地不平等的社會與經濟結構頗感興趣……甚至殖民國家往往會造成新的特權和新的特權集團,以穩定其對殖民地的統治”。[16][16]
這些統治者完全“仰仗”西方支持才能維繫統治,因此不得不悉心維護西方在其國家中的種種利益。這就使西方大國與當地統治人物形成事實上的“結盟”關係。當年英國在挑選費薩爾當伊拉克國王時,英國外交部官員說得非常直白:“我們所要的是一位只滿足于登基為王,而不打算勵精圖治的國王。”“我們需要的是一些有阿拉伯人參加、使我們能放心地離開而同時又能在幕後操縱的政府機構;……而且前提是我們的經濟和政治利益將得到保證。”[17][17]
由此“不難理解”,為何中東成為世界上傳統君主制國家最多的地區。即使在實行君主立憲制的所謂“自由阿拉伯時期”(上世紀20-30年代),阿拉伯國家的統治者還是“不信任自己的人民,而甘願成為西方的奴僕”。[18][18]
而2011年發動利比亞戰爭的兩大主謀——英國和法國,恰好在一戰後曾在阿拉伯世界進行過“委任統治”,而其統治“秘訣”之一就是在各國有意識“培植”代表落後生產方式的王公貴族和部落酋長。這次英、法“故伎重演”,採取了挑撥、激化利比亞國內部落間矛盾的做法。鑒往知今。為了確保對戰後利比亞進行有效控制,英、法不可能允許利比亞再出現“卡紮菲式”的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式領導人,因此必然要“剔除”導致利比亞保持“獨立性”的勢力和制度,同時“大力培植”落後依附性勢力,以及可能導致該國政治衰朽的政治制度。
目前看,“後卡紮菲時代”的利比亞正在朝這個方向發展。從政治制度看,強制轉型使利比亞面臨“軟政權化”危險。據報導,「利比亞全國過渡委員會」已制定長達數年的政治進程時間表,[19][19] 儼然開始向“民主化”國家過渡。但利比亞本質上是個部族國家,境內有140多個部落。這次的利比亞戰爭也有濃厚的“部落戰爭”色彩,民眾對所謂“民主運動”的支持率還不到2%,[20][20]因此該國未來權力分配很難擺脫“部族政治”底色。即便實現所謂“包容性政治”,也不過是“按部族實力分配權力”。這種情況很容易導致利比亞最高權力“碎片化”,使國家陷入形式上統一、實則部落/軍閥割據的“伊拉克化”狀態。
如2011年11月22日成立“過渡政府”後,南部費贊地區的勢力抱怨被邊緣化,東部則有人抗議新政府是“西部人的政府”,一些部落拒絕承認新政府。有學者早就預言:“後卡紮菲時代無論何時出現,但有一點可以預見,那就是利比亞將陷入局勢緊張、危機四伏的狀態,各種社會力量將上演群雄逐鹿的大戲。”[21][21]在這種內訌不止的情況下,利比亞將不得不更多“仰仗”西方,而不太可能再與西方為敵。
從階級屬性和意識形態看,掌管利比亞未來的是一種比卡紮菲政權“更加落伍”的勢力。利比亞“食租經濟”的特點決定了該國最大的問題不是如何賺錢,而是如何分配財富。因此該國未來“舉什麼旗”,“走什麼路”的問題至關重要。而目前即將執政的「全國過渡委員會」內部魚龍混雜,[22][22] 東部反叛部落高舉的大旗居然是1969年被推翻的伊德里斯王朝用過的旗幟。“過渡委”顯然不能代表歷史進步力量。如果沒有西方武力“支持”,它根本不可能奪權上臺。事實上,儘管戰爭已經結束,執政當局(帶路黨)卻仍“要求”北約繼續呆在利比亞,[23][23] 這足以表明其執政地位和信心的脆弱性。
不言而喻,這些由(帶路黨)落後勢力掌控的國家越是脆弱,就越需要外界保護,也越願意在資源、主權問題上對西方做出大的“讓步”。利比亞戰爭期間,反對派(帶路黨)為換取法國支持曾承諾戰後法國可控制利比亞35%的石油生產。10月中旬,時任“過渡委”主席的賈利勒(帶路黨)宣稱,利比亞新政府將“優先考慮”讓西方參戰國進入利比亞商業領域。[24][24] 換句話說,未來的利比亞外交很可能是當年伊德里斯王朝的翻版,而“不可能”繼續保持“獨立自主”地位。這種“依附性”前途對利比亞民眾國民當然不是好事,但卻正中西方下懷——唯有如此,西方才可能有效控制該國,並借其實現預想中的地緣利益和資源利益。
其次,阿拉伯世界的民族復興夢更加渺茫。
阿拉伯世界總共3億多人口,領土面積超過1400萬平方公里,還擁有世界上最豐富的石油資源,完全有潛質成為世界權力格局中的重要一極。但近百年來,阿拉伯世界卻更多與戰亂、爭端、屈辱、落後、邊緣化等負面辭彙聯繫在一起。造成阿拉伯世界積弱積貧的根源是多方面的,但總的根本乃是該地區地緣版圖“碎片化”。[25][25] 亨廷頓認為,文明集團往往要圍繞一個“核心國家”,它能夠行使維持秩序功能。核心國家或核心國家的缺失或解體一般都意味著混亂和災難。[26][26]
中東地區常年動盪,外部勢力頻頻“插手”與該地區缺乏核心國家直接相關。一戰後,英、法依據1916年秘密簽訂的“賽克斯-皮科特協定”將阿拉伯世界“分割”成若干小國“委任統治”,由此“奠定”了中東地緣版圖“碎片化”的格局。這種災難性的建國史為阿拉伯世界埋下羸弱、動盪和外部干涉的禍端。這些國家實力相當、缺乏佔據支配地位的核心國家,因而“誰也吃不掉誰,但誰也不服從誰”。加之彼此政體、意識形態、政策乃至宗教教派差異甚大,很難建立行之有效的地區性聯盟。相反,每個國家都唯恐地區局勢不利於己,因此不約而同地採取“相互制衡”做法,導致地區內耗不斷,既無力解決內部矛盾,也無力阻擋外敵入侵,甚至“主動邀請”外部勢力介入中東。美國學者伯納德•路易斯曾指出,西方國家只需要人數很少的軍隊就能進入中東核心地帶;而要去趕走這些西方軍隊,則需要另外一個西方國家的軍隊。[27][27] 正是地緣版圖的這種“碎片化”格局使中東豐富的石油資源非但未成為阿拉伯民族之福,反而成為惹來戰爭的禍根。冷戰結束至今,西方發動的5場地區戰爭中,4場在伊斯蘭世界,3次針對阿拉伯國家,而伊拉克和利比亞恰好都是石油資源豐富的國家。
因此,阿拉伯世界要想實現民族復興,擺脫惡性循環的厄運,其基本前提就是謀求阿拉伯各國的團結統一。20世紀50-60年代,以納賽爾和阿拉伯復興社會黨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均強調阿拉伯民族要走聯合自強道路。雖然這種思潮因1967年中東戰爭而走向衰落,但這條路徑仍是阿拉伯世界實現復興的不二法門。
卡紮菲1969年上臺時深受阿拉伯民族主義思潮感染,自視為納賽爾的忠實追隨者,宣導阿拉伯民族主義。他曾指出:
“要想保護阿拉伯人民不遭敵人侵犯,就少不了統一;要想保護阿拉伯國家的成就,就少不了統一;要想保護自己和社會主義,就少不了統一。”[28][28]
執政以來,他先後試圖同埃及、敘利亞、蘇丹、突尼斯、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等國實現聯合或合併,可是都中途夭折,他還被埃及前總統薩達特視為“危險的妄想症患者”。[29][29] 此後這些年來,卡紮菲外交政策重點日趨轉向非洲,並力倡構建“非洲合眾國”、“非洲聯合政府”。[30][30] 但其政治話語中仍保留著反對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主張阿拉伯聯合等重要主張。可以說,卡紮菲已成為阿拉伯民族主義浪潮中的最後一位領導人。[31][31]
而阿拉伯世界如果真的像卡紮菲所說實現“聯合自強”,西方顯然將失去對該地區的控制,而該地區“保持”分裂內訌狀態,更“符合”西方戰略利益。由此不難發現,這些年來,凡是主張依附西方、包容以色列、漠視阿拉伯聯合的阿拉伯領導人,總是被西方奉為座上賓。相反,那些主張獨立自主,謀求阿拉伯團結統一的領導人(如納賽爾、阿薩德、卡紮菲,乃至武力統一者薩達姆等),總是被西方視為眼中釘、肉中刺(死於非命)。卡紮菲作為這批阿拉伯強人中的最後一位,西方巴不得他早點消失。而這次西方聯手打擊利比亞,既是阿拉伯世界地緣版圖“碎片化”的必然產物,同時也包含著“徹底埋葬”阿拉伯聯合的戰略企圖,而卡紮菲之死意味著阿拉伯民族主義時代的“徹底終結”。[32][32] 一些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對此只能徒然憤慨,[33][33]還有人呼籲要舉行抗議,反對卡塔爾及海灣國家參與北約空襲利比亞。[34][34]
2011年席捲西亞、北非的阿拉伯動盪潮,雖然抗議重點是爭取政治尊嚴和經濟公平,但也包含了探索民族復興新路的成分。而突如其來的利比亞戰爭顯然是一場西方“肆意踐踏”阿拉伯國家主權的“殖民戰爭”,同時戰爭結果又是為徹底堵死阿拉伯民族復興的唯一路徑。但面對這場事關阿拉伯世界尊嚴和民族復興大業的“悲劇性事件”,多數阿拉伯國家卻“渾然不覺”,「阿盟」還“充當”了西方打擊阿拉伯國家的“傳聲筒”,鼓動聯合國在利比亞設立禁飛區,卡塔爾和阿聯酋等海灣小國甚至直接參加“圍毆”卡紮菲(11月12日阿盟宣佈停止敘利亞阿盟成員國資格,27日又宣稱對敘進行政治和經濟制裁),客觀上起了激化矛盾的作用。[35][35] 這種“兄弟鬩于牆”的現象從側面說明,阿拉伯民族復興希望更趨渺茫。這場看似聲勢浩大的中東劇變,最終必將虎頭蛇尾,不可能產生什麼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歷史成果。
在喪失了一批有戰略目光的政治家後,阿拉伯世界已很難形成合力。一旦阿拉伯世界內部分裂持久化,阿拉伯世界將空有人口、疆域和資源等潛在優勢,卻始終難以走出戰亂和衰退的惡性循環,繼續淪為西方大國政治的犧牲品。
第三,西方贏得眼前,卻可能失掉長遠。
西方是利比亞戰爭的主要發動者和主要受益者。尤其是在戰爭中出力最多的英、法等國有可能近水樓臺,從利比亞令人垂涎的石油資源以及巨大的國內市場中撈取更多好處。2011年10月下旬,法國和德國商務代表團紛紛到訪的黎波里,與利比亞當局的石油部長等官員閉門會談。英國也派出龐大商務代表團(包括BP和殼牌)訪問利比亞。[36][36] 西方國家顯然開始加速“染指”利比亞戰後利益分配。
從地緣角度看,這場戰事的暫時成功將“刺激”西方繼續進行“軍事冒險”的決心和胃口。利比亞戰爭剛接近尾聲,美國就開始炒作“伊朗暗殺門事件”和伊朗核武報告,軍事打擊伊朗的呼聲日高。[37][37] 卡紮菲被打死剛兩天,美國就宣佈撤回駐敘利亞大使,美國參議員麥卡恩(總統候選競選人)公開叫囂“現在是可能使用軍事行動保護敘利亞平民的時候了”。西方智庫也開始探討軍事干預敘利亞利弊。[38][38] 11月下旬,歐、美用人權草案譴責敘利亞,以金融制裁打擊伊朗,推倒伊敘同盟的用意越來越明顯。
然而,利比亞戰爭本質上是場“非正義戰爭”。它看似得到聯合國授權,實際既忽視了1973號決議關於發揮區域組織或區域安排作用的精神,也超越了聯合國的授權範圍,因此是場缺乏形式合法性的“侵略戰爭”和“殖民戰爭”。[39][39]
同時,北約發動空襲自稱是“防止出現人道主義災難”,但利比亞戰前國內傷亡不過數百人,而西方狂轟濫炸及由此造成的戰端擴大卻導致3萬多人死亡,5萬多人受傷,使之成為缺乏實質合法性的“醜陋戰爭”。[40][40] 這場戰爭的“非正義性”使西方雖然贏得眼前地緣和資源利益,但卻可能因此而輸掉長遠。
一方面,伊斯蘭激進勢力借機坐大,成為西方新的敵人。20世紀七、八十年代中東興起的伊斯蘭復興運動強烈反對西方,因而成為西方的心頭大患。從根本上說,穆斯林之所以“恨”西方正是因為西方在中東推行“霸權主義”,導致國際道義。同時,當年西方出於抗擊蘇聯等實用主義考慮,而“刻意扶植”本•拉丹以及塔利班等伊斯蘭勢力,結果養虎遺患,面臨被其反噬的危險。
而這次利比亞戰爭仿佛是以往歷史的重演。而北約為儘快將卡紮菲趕下臺,主動武裝該國反對派,以致該國長期被壓制的伊斯蘭極端勢力乘機坐大。利比亞執政當局目前兩個最主要的軍事力量都是伊斯蘭勢力。的黎波里實際掌控者、軍事委員會主席貝爾哈吉和東部城市德爾納軍事委員會負責人哈薩迪,均是前極端組織利比亞“伊斯蘭戰鬥團”領導人,主張建立伊斯蘭政權。而過渡委前主席賈利勒也公開稱可能恢復“沙裏亞法”,建立“利比亞伊斯蘭共和國”。[41][41]可以預計,未來利比亞伊斯蘭色彩將日益濃重,並可能出現阿富汗那樣的塔利班式政權。[42][42] 從更大範圍看,伊斯蘭復興勢力正借“阿拉伯之春”強勢歸來,目前“伊斯蘭復興黨”已在突尼斯大選中獲勝,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很可能在本國勝選。伊斯蘭復興主義“回潮”已成為不爭事實。
西方在此敏感時刻在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發動“侵略戰爭”很容易激起更多穆斯林的“反西方”情緒。卡紮菲就將北約空襲視為新的“十字軍東征”,並呼籲對西方發動“聖戰”,[43][43] 而卡紮菲自己身體力行,最終血戰至死,因而成為不少穆斯林心目中的“反西方英雄”。如果“阿拉伯之春”由國內層面的反獨裁、反權貴,轉向外交層面的“反殖民”、反西方,西方一直擔憂的“伊斯蘭與西方衝突”便可能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
另一方面,這場戰爭加深了國際政治的“叢林”色彩,將使西方面臨更大安全挑戰。
“主權國家不容干預”原則本來是弱小國家生存的護身符。但近年來,西方鼓吹“人道主義干預”、“人權高於主權”、“保護的責任”等,不斷挑戰“主權不容干預”基本原則。西方發動戰爭的“藉口”越來越隨意。這次西方發動的利比亞戰爭起因是利比亞政府鎮壓反對派抗議。而類似情況在許多國家時常可見,如果“利比亞模式”成為慣例,任何國家都可能成為西方軍事打擊對象。這不禁讓更多國家人人自危。卡紮菲是在投靠西方、主動放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後遭受軍事打擊的事實更是警醒其他國家領導人:西方國家關鍵時刻靠不住,唯有發展自己的“撒手鐧”,才可能真正保存自己。
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此間公開稱,卡紮菲在核問題上妥協的後果表明,伊朗繼續核計畫是完全正確的。[44][44] 而最近伊朗核能力突進成為熱點話題。整個世界日趨重返“叢林”狀態,使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可能性空前增大,西方未來將面臨更嚴重的安全挑戰。
三、結 論
“播下龍種,卻收穫跳蚤”。
當前風起雲湧的中東劇變本來是一場以民權、民生、民族為主要訴求的革命運動。但突如其來的利比亞戰爭不僅改變了當地原有政治進程,也使“中東波”性質日趨“變味”,更使國際力量對比更趨失衡,國際體系轉換進一步加快。權力與資本擴張日趨借助暴力手段,世界由此變得更不太平。利比亞戰爭剛剛結束,西方打伊朗和打敘利亞的喧囂日漸高漲。不管未來敘利亞和伊朗是否會遭受西方軍事打擊,但可以肯定的是,利比亞戰爭絕不是最後一場殖民戰爭。
而廣大“中間地帶”尤其是中東地區,已成為中國實現和平崛起的重要緩衝地帶,以及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資源供應地,西方在上述地區頻繁進行軍事干預,在客觀上“壓縮”了中國崛起的週邊空間,危害到中國海外經濟利益拓展。[45][45] 80多年前,中國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積四十年之經驗”得出結論,即“欲達到勝利,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46][46] 在西方日趨聯合、戰爭力量日漸增長情況下,制止戰爭的唯一辦法就是世界上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聯合起來。只有當和平力量增長超過戰爭力量增長時,戰爭可能性才會被降至最低,中國可持續發展才會得到有效保障。
文/田文林
《現代國際關係》 2011年第12期
[1][①] “北約宣佈結束在利比亞軍事行動”,http://military.people.com.cn/GB/16090649.html.(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2][②]參見[波蘭]卡齊未耶日•Z•波茲南斯基著,佟憲國譯:《全球化的負面影響:東歐國家的民族資本被剝奪》,經濟管理出版社,2004年版。
[3][③]Bruno Waterfield,“Gaddafi attacks Sarkozy plan for Union of the Med”, The Telegraph,10 Jul, 2008
[4][④]W. Yusef Doucet,“Free Libya is Green Libya: Supporting the Real Libyan Revolution”,http://www.voxunion.com/?p=4644.
[5][⑤] Alan Woods,“After the death of Gaddafi: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Libya”,http://www.marxist.com/ gaddafi-dead-revolution-and-counter-revolution-in-libya.htm.(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5日)
[6][⑥][英]蘇珊•斯特蘭奇著,李紅梅譯:《賭場資本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參見全書。
[7][⑦][加]娜奧米•克萊恩著,吳國卿、王柏鴻譯:《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廣西師大出版社,2010年,第4頁。
[8][⑧][加]娜奧米•克萊恩著:《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第4頁。
[9][⑨][美]斯坦利•阿羅諾維茨、希瑟•高特內主編:《控訴帝國:21世紀世界秩序中的全球化及其抵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4頁。
[10][⑩][加]娜奧米•克萊恩著:《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第7頁。
[11][11]Melissa McNamara,Bush: “We Don’t Torture”,http://www.cbsnews.com/stories/2006/09/06/eveningnews/main 1979106.shtml(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9日)
[12][12][加]娜奧米•克萊恩著:《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第303頁。
[13][13] Gerald A. Perreira,“NATO and Qaddafi: What All Friends of Africa Should Know”,New Dawn,No. 126 (May-June 2011)
[14][14]“法國外長稱介入利比亞是‘對未來的投資’”,http://news.xinhuanet.com/2011-08/29/c_121923156.htm.(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日)
[15][15][美]詹姆斯•希恩著,黃公夏譯:《暴力的衰落》,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第137頁。
[16][16] [美]斯塔夫裏亞諾斯著,遲越、王紅生等譯,黃席群、羅榮渠校:《全球分裂》,商務印書館,1995年,第487頁。
[17][17][美]斯塔夫裏亞諾斯著:《全球分裂》,第581頁。
[18][18] Hilal Khashan, Arabs at the Crossroad: Political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0, p.64
[19][19] “Libya after Qaddafi:A new timetable”,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34813.(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5日)
[20][20]Gerald A. Perreira, “NATO and Qaddafi: What All Friends of Africa Should Know”,New Dawn,No. 126 (May-June 2011).
[21][21][美]羅奈爾得•布魯斯•聖約翰著,韓志斌譯:《利比亞史》,中國出版集團,2011年,第220頁。
[22][22]Daniel Serwer,“Post-Qaddafi Instability in Libya”,CPA Contingency Planning Memorandum No. 12,http://www.cfr.org/libya/post-qaddafi-instability-libya/p25612.(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23][23] David D.Kirkpatrick and Rick Gladstone, “Libya asks NATO to remai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October 28, 2011
[24][24] Alan Woods,“After the death of Gaddafi: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Libya”,http://www.marxist. com/ gaddafi-dead-revolution-and-counter-revolution-in-libya.htm.(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5日)
[25][25]田文林:“地緣政治•中東破碎地帶•利比亞戰爭”,《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年第4期,第26-32頁。
[26][26][美]撒母耳•亨廷頓著,周琪等譯:《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新華出版社,1998年,第167-169頁。
[27][27][美]伯納德•路易斯:《中東》,載[英]約翰•格利賓等:《歷史焦點》,朱善萍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72頁。
[28][28]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譯室編譯:《卡紮菲和利比亞》,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67頁。
[29][29]Robert H. Reid,“Arab strongman: With Gaddafi death, an era passes”,The Economic Times, Oct 22, 2011
[30][30]Babatunde Fagbayibo,“The Libyan revolution: Thoughts on a post-Gaddafi era of African integration”,http://www.consultancyafrica.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846:the-libyan-revolution-thoughts-on-a-post-gaddafi-era-of-african-integration&catid=57:africa-watch-discussion-papers&Itemid=263.(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6日)
[31][31] Robert H. Reid,“Arab strongman: With Gaddafi death, an era passes”,The Economic Times, Oct 22, 2011
[32][32]Mohamad Bazzi,“The Death Of The Qaddafi Generation: The Era Of Arab Strongmen Comes To An End”,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36603/mohamad-bazzi/the-death-of-the-qaddafi- generation.(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33][33]“A Position Statement by the Arab Nationalism List On The Assassination of Mu’ Ammar Qaddhafi And His Comrades, Libya, and Arab Consciousness”, http://freearabvoice.org/?p=1469. (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2日)
[34][34]“The Arab Nationalist List invites you to protest against the Qatari regime in Brussels”, http://www.qawmi.com /?p=2331.(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4日)
[35][35]Ahmed El-Tonsi,“Ottomans, Arabs, Westerners and Libya”,Al-Ahram,17 – 23 November, 2011
[36][36] “Libya’s revolution:Messy politics, perky economics”,The Economist, Oct 8th 2011,http://www.economist.com/ node/21531472.(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9日)
[37][37]The Associated Press, “U.S. strike on Iran likelier than ever, former CIA chief says”, http://www.haaretz.com/ news/diplomacy-defense/u-s-strike-on-iran-likelier-than-ever-former-cia-chief-says-1.303980.(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38][38]Jeffrey White,“Implications of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Syria”,PolicyWatch #1864,October 28, 2011,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templateC05.php?CID=3415.(上網時間:2011年11月5日)
[39][39] “Libya: Colonialism Lives”,http://blackstarnews.com/news/135/ARTICLE/7603/2011-08-26.html.(上網時間:2011年10月31日)
[40][40]Michael O’Hanlon,“Winning Ugly in Libya”,March 30, 2011,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7684/ michael-ohanlon/winning-ugly-in-libya; An Huihou, NATO faces ‘catastrophic success’ in Libya, People’s Daily Online, 29 octobre 2011, http://www.mondialisation.ca/index.php/vdare.com/roberts/index.php?context=va&aid = 26287.(上網時間:2011年11月3日)
[41][41]Marc Lynch,“What the Libya intervention achieved”,October 27, 2011,http://lynch.foreignpolicy.com/posts/ 2011/10/27/ what_the_libya_intervention_achieved?wpisrc=obnetwork.(上網時間:2011年10月30日)
[42][42]有學者已注意到當前利比亞與1992年後阿富汗政局的相似性,參見Michael Semple,“What Post-Qaddafi Libya Has to Learn From Afghanistan”,http://www.foreignaffairs.com/features/letters- from/what-post-qaddafi- libya-has-to-learn-from-afghanistan.(上網時間:2011年11月7日)
[43][43]Ahmed El-Tonsi,“Ottomans, Arabs, Westerners and Libya”,Al-Ahram,17 – 23 November, 2011
[44][44]Fredrik Dahl,“Libya conflict may strengthen Iran nuclear defiance”,http://www.forexyard.com/en/news/ ANALYSIS-Libya-conflict-may-strengthen-Iran-nuclear-defiance-2011-03-24T154942Z.(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9日)
[45][45]W. Yusef Doucet,Free Libya is Green Libya: Supporting the Real Libyan Revolution,http://www.voxunion.com/?p=4644.
[47][46]《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4卷,1991年版,第14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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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亞之戰意在控制中國戰略要害》
文/威廉•恩道爾 (William Engdahl)
(美帝)華盛頓“主導下“的「北約」決定”發動“利比亞戰爭實質上是「北約」以及美國國防部(實為”對外侵略部“的美稱)控制中國要害的戰略的”組成部分“。目前,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石油進口國,對原油和天然氣進口存在巨大的”戰略依賴“。
認真審視非洲地圖,並探究美國國防部(為”對外侵略部“的美稱)新組建『非洲司令部』的原由,就會發現,『北約』”發動“利比亞戰爭實質上是「北約」及美國國防部(為”對外侵略部“的美稱)”控制“中國石油及原材料來源整體戰略的構成部分——對於中國而言,非洲是其最具戰略重要性的石油及原材料來源之一。
「北約」“發動”利比亞戰爭僅與石油有關。不過,鑒於美國有著可靠的國外能源供應,所以這場戰爭的發動應該“並非僅為“控制利比亞高品質原油,而是“為了”使中國“無法長期進口”非洲及中東石油。
換句話說,「北約」及(美帝)華盛頓“發動”這場戰爭(主要戰略目的)就是為了“制衡中國”。
利比亞北臨地中海,與義大利隔海相望。多年來,義大利埃尼石油公司一直是利比亞境內最大的外國石油公司。該國西臨突尼斯和阿爾及利亞,南臨乍得(察德),東臨蘇丹和埃及。就其地理位置而言,對於美國國防部『非洲司令部』“控制”非洲、非洲資源以及非洲資源出口地的長期戰略具有重要意義。
在卡紮菲(格達費)統治下,利比亞“嚴格控制”高品質的原油資源。2006年的資料顯示,利比亞已探明石油規模為“非洲最大”,約占非洲石油總儲量的35%,甚至比尼日利亞還多。
近年來,中國、俄羅斯以及其他國家都在該國獲得了石油開採權。
很明顯,「北約」及(美帝)華盛頓“發動”利比亞戰爭已經“初見成效”:中國、俄羅斯及巴西不但反對聯合國制裁利比亞,還呼籲利比亞通過談判解決內部衝突,反對北約空襲。
因此,利比亞反對派(帶路黨)下轄石油公司Agoco發言人阿貝加里馬奧夫稱:
“我們和義大利、法國和英國等西方國家之間不存在問題。不過,我們與俄羅斯、中國和巴西之間可能會存在一些政治問題。”
在過去幾年裏,(美帝)華盛頓逐漸認識到,受經濟擴張影響,在不到10年前還是美國“親密盟友”的中國,已經成長為“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
不過,對於華盛頓而言,把中國塑造成“新敵”並非易事,因為美國政府還需要中國(親美媚美精英帶路黨)大量購買美國國債。
今年8月,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向美國國會呈交了2011年度中國軍力報告。該報告稱:
“在過去的10年裏,中國在現代科技領域的巨額投資令中國軍事受益匪淺。許多現代系統日臻成熟,其他系統也會在未來幾年內投入使用。”
報告還稱:“在中國會如何利用其不斷增強的能力的問題上,仍然存在不確定性……中國作為主要國際參與者的崛起,很有可能會重新定義21世紀的戰略格局。”
事實上,在(美帝)華盛頓的潛移默化下,以CNN、BBC、《紐約時報》為代表的“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宣傳機器”,或是英國《衛報》都會“醜化中國及中國領導人”。對於(美帝)華盛頓及華爾街(金融禿鷹)的許多人而言,中國正變得過於強大,“過於獨立”。為了“控制”這種情況,中國對石油進口的“依賴”就成了其“要害”,而利比亞正恰恰是中國該“要害”的“死穴”。
自“冷戰”後,(美帝)華盛頓一直忽視對非政策,而中國能源及原材料企業在非洲大陸的活動,則為(美帝)華盛頓敲響了警鐘。幾年前,隨著未來能源需求變得越來越明顯,中國針對非洲發起了大規模經濟外交,並於2006年達到高潮:北京鋪上紅地毯,迎接赴華訪問的40多位非洲國家首腦,共同探討一系列經濟問題。對於中國工業現代化而言,沒有什麼比確保未來非洲石油資源更加重要的事情了。
中國開始與被法國、英國或葡萄牙等“歐洲殖民國家”放棄的非洲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乍得(察德)就是其中之一。作為最貧窮、最偏僻的非洲國家,乍得2006年與北京建立了外交關係。2007年10月,“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簽署合約,與乍得政府聯合組建煉油廠。2002年後,他們開始鋪設石油管道,從位於該煉油廠以南300千米處的一處油田,向該煉油廠輸送石油。受西方國家“支援”的“(美第二中情局)非政府組織(NGOs)”開始批判中國石油管道對環境的影響。
不過,2003年美國石油公司「雪佛龍(Chevron)」開採乍得(查德)石油資源時,該“(美第二中情局)非政府組織(NGOs)”卻“一言未發”。
2011年7月,乍得和中國在該國首都恩賈梅納附近開辦合資煉油廠。中國石油企業在乍得的活動與其在蘇丹達爾富爾地區的石油專案有著驚人的相似。
20世紀90年代,在美國石油公司「雪佛龍(Chevron)」放棄其在蘇丹的業務後,中國開始和蘇丹展開合作,後者將越來越多的石油輸入中國。到1998年時,“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已從蘇丹南部油田開始向位於東北部紅海西岸的蘇丹港鋪設了一條長達1500千米的石油管道,並在蘇丹首都喀土穆附近開辦了一家大型煉油廠。
蘇丹是中國首個大型海外油田專案。到2011年初,在中國進口石油中,源自蘇丹的石油,大部分來自“飽受衝突蹂躪”的南部地區,已占到10%。蘇丹日產油量為49萬桶,對華供油量則占到60%。對於中國能源戰略而言,蘇丹至關重要。
從地質角度來看,從蘇丹西部達爾富爾地區經乍得至喀麥隆的廣大地區就是一個巨大的油田,儲量可能相當於一個新的沙烏地阿拉伯。對於“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戰略封鎖”中國未來石油來源而言,“控制”蘇丹南部地區、乍得以及喀麥隆是至關重要的。
成立於2008年的『美軍非洲司令部』是近來西方“軍事行動”的主力。很明顯,該“司令部”的成立就是為了“控制”中國對非洲石油及礦產資源漸增的影響力。2007年年底,(美帝)華盛頓“大西洋理事會”非洲事務專家彼得•法姆公開表示,美軍『非洲司令部』的目標之一,就是確保美國可獲得非洲豐富的碳氫化合物及其他戰略資源,該任務包括減輕這些自然資源的脆弱性,並確保當地不存在對這些資源感興趣的第三方,例如中國、印度、日本或俄羅斯,以獲得壟斷或優惠待遇。
2007年,在美國國會作證支持組建美軍「非洲司令部」的法姆稱,充滿活力的中國經濟的石油饑渴難以得到滿足,而且還需要其他自然資源維持經濟持續發展,而非洲的自然財富使之對中國充滿誘惑力。目前中國日進口石油約260萬桶,其中超過76.5萬桶石油——約占石油日進口量的1/3——來自非洲國家,特別是蘇丹、安哥拉以及剛果。
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許多分析家都預測非洲——特別是蘊含豐富石油儲量的西海岸沿海國家——將日益成為美、中兩國的戰略競爭舞臺,因為這兩個國家都在尋求擴大自身影響力,並確保各自資源來源。
由此可見,美國“製造”利比亞“政權更迭”及整個“大中東計畫”(隱藏在“阿拉伯春天”的背後),都是為了確保其對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油田的“絕對控制權”,並“控制”特別是中國等國的未來政策。
正如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所說的那樣:
“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國家或國家集團。”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 第407期
摘自2011年10月《環球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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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美歐流氓禿鷹攻打利比亞巨變從而竊取(美歐銀行財團需求恐急的)利比亞擁有的145噸實體黃金 查維茲警惕下令要求全數運回委內瑞拉儲放在美歐銀行、市值110億美元(211噸)的國有黃金金條
《查維茲要求委內瑞拉央行回籠110億美元黃金儲備》
文/張澄
2011年8月19日
委內瑞拉總統查維茲命令央行回籠110億美元的黃金儲備,這些黃金目前由諸如「英國央行」等發達國家的機構持有。
查維茲今天表示,目前委內瑞拉所持的365噸黃金中有211噸儲備在美國、歐洲、加拿大以及瑞士的銀行中,這些(實體)黃金要“積極回籠”。
此外「摩根大通」、「巴克萊銀行」和「渣打銀行」也持有委內瑞拉的黃金。
在電視講話中,查維茲說,
“自1980年起,我們已經在「英國央行」持有99噸黃金,現在我同意將之召回,這是一個正確的決定。”
委內瑞拉央行行長Nelson Merentes表示,委內瑞拉的出口收入95%依靠石油,目前該國正在尋求儲備多樣化,計畫將現金儲備由美國和歐洲移至對新興市場的投資中。
這次回籠也意味著全球第15大黃金儲備國在金價今年以來上升28%後的一次大動作。
截至發稿,黃金交易價格已經升至每盎司1816美元。
8月16日委內瑞拉的黃金儲備價值為286億美元。委內瑞拉財長稱,受美元的貶值、美國政府違約的風險以及歐洲債務危機的影響,回籠黃金儲備將更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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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vez Emptying Bank of England Vault as Venezuela Brings Back Gold Hoard》
by Daniel Cancel and Nathan Crooks
2011-8-18
Chavez Orders $11 Billion of Gold Home as Metal Hits Record
In all, Venezuela has 365.8 metric tons of gold reserves, according to the World Gold Council. Photographer: Kerem Uzel/Bloomberg
Venezuelan President Hugo Chavez ordered the central bank to repatriate $11 billion of gold reserves held in developed nations’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Bank of England as prices for the metal rise to a record.
Venezuela, which holds 211 tons of its 365 tons of gold reserves in U.S., European, Canadian and Swiss banks, will progressively return the bars to its central bank’s vault, Chavez said yesterday. JPMorgan Chase & Co. (JPM), Barclays Plc (BARC), and Standard Chartered Plc (STAN) also hold Venezuelan gold, he said.
“We’ve held 99 tons of gold at the Bank of England since 1980. I agree with bringing that home,” Chavez said yesterday on state television. “It’s a healthy decision.”
讚讚
□ 胡錦濤:敵對勢力長期“重點滲透”中國思想文化領域 □
....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國際敵對勢力正在“加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思想文化領域是他們進行“長期滲透”的重點領域。
我們要深刻認識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嚴重性”和複雜性,
警鐘長鳴、警惕長存,採取有力措施加以防範和應對。
□ 胡總公開斥責西方陰謀顯中國血性
文/青衫老祖
2012-1-3
最近(2012-1-1),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求是》撰文強調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其中講到這樣一段話:
“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國際敵對勢力正在”抓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思想文化領域是他們進行”長期滲透“的重點領域。
我們要深刻認識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嚴重性”和複雜性,警鐘長鳴、警惕長存,採取有力措施加以防範和應對。”
在印象中,這是本世紀以來中國國家元首“第一次”在公開的場合公開談論“西化、分化陰謀”,
“第一次”公開強調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艱巨性和複雜性,
第一次提出“雙警”即“警鐘長鳴、警惕長存”,
第一次公開要求“防範和應對”。
這幾個“第一次”表明中國已經放棄從前所採取的“淡化意識形態鬥爭、突出經濟領域合作”的外交策略,決心在全球大舞臺上高高豎立並保護好中華民族自己的文化大旗!
回顧世界歷史發展進程,我們可以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中國能不能實現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將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大國、以及中國在全球化中居於什麼樣的地位,關鍵並不在於有多少GDP(唯利是圖唯GDP論庸俗發展觀),而在於有沒有為世界所稱道的“文化旗幟”。
文化是“民族之魂”。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其前進的道路上可能會歷經磨難、飽經滄桑,有時還可能遭遇“亡國之痛”,但是,只要民族文化不滅,就可以東山再起、重整河山,再度復興。
中華民族之所以歷經7000年而綿延永續關鍵就在於文化不滅!“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之所以保持持續快速增長的勢頭,累積而成世界上擁有重大全球影響力的大國,同樣與中國始終保持文化的“獨立性”、特色性有絕大關係。
“文化獨立”支撐中國獨立;整垮中國最有效的“方法”自然也是“摧毀”中國的文化。自新中國成立以來,西方“瓦解中國”的“努力”就一直沒有停止過。“新中國”成立62年的實踐令西方得出“教訓”,單純使用硬實力,包括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任何國家都難以戰勝中國。從文化上,也就是從價值觀上“西化”中國,進而令中國成為它們的“附庸”,使它們覺得唯一可試的辦法。
於是,如今的西方,對中國採取的完全是如下策略:經濟上融合、軍事上圍堵、文化上滲透、政治上顛覆。文化上滲透包括培養(崇美媚美)親美分子、支持分裂分子、推銷美國(文化意識型態24-7洗腦)大片、購買一批“(崇美媚美懼美)文化洋奴”。
面對這一“形勢”,如何有效應對西方的“西化”、“分化”圖謀,確保中國文化獨立和文化安全成為中國長期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重大歷史任務。
認真學習胡總的講話,筆者感覺有以下幾點值得關注和把握:
第一,中國對敵對勢力的遏制、圍堵、分化、弱化陰謀有清醒的認識,並始終保持高度警惕;
第二,中國有著高度的自信和自尊,過去、現在和將來都不會屈服於任何外來壓力,不管是軍事上的還是經濟上的,也不管是政治上的還是文化上的;中國都將堅持走自己的道路,一往無前的推進民族復興的偉業;
第三,中國已經做好與敵對勢力鬥爭到底的準備,不管是軍事鬥爭、還是文化鬥爭,都將凝聚中華民族的智慧,制定一套切實有效的應對策略;
第四,中國已經“充分認識到”在“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的世界格局中開展文化鬥爭亦即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重要性、艱巨性和複雜性有了更清晰的認識,確立了 “警鐘長鳴、警惕長存”的鬥爭意識,形成了“防範和應對”兩手抓的文化鬥爭策略。
在大國競爭中,清醒比什麼都重要。西方之所以“不遺餘力”的“宣傳”他們的意識形態,“兜售”它們的價值觀,“目的”決不是想中國強大,而是想中國“弱化”。蘇聯的教訓證明,中國不徹底粉碎它們的“文化入侵”面臨的將是國家分裂、秩序混亂、發展停滯,中國自1840年以來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所做的一切努力將付諸東流。
從這個意義上講,胡總公開斥責西方“陰謀”,具有“標誌性”意義。它“標誌”著中國不會在意識形態領域自動繳械,不會接受它們的價值觀,不會聽任它們西化、“西化”中國。為了維護中華民族的文化、尊嚴和自立自強,中國將不惜一切代價,不管是“新冷戰”。還是“新熱戰”,還是打打談談的消耗戰,中國都將奉陪到底。因為,在關係民族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上,中國惟有與敵人展開堅決的鬥爭,除此而外,沒有任何第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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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A的公開秘密—-兼為《十條誡令》蓋棺定論
一、嘗試為《十條誡令》蓋棺定論
二、(中國國內)親美勢力對《十條誡令》真實性的質疑
三、“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的真面目
四、“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在中國
五、“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 、“共產黨革命章程”及“十條誡令”
六、克格勃(KGB/格別烏)高官什羅寧的話是否可信
七、「中情局」為防止洩密進行的暗殺
A、李志綏之死
B、班尼特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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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雜誌發表胡錦濤總書記重要文章
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
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2012年1月1日出版的新年第1期《求是》雜誌發表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的重要文章:
《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胡錦濤:敵對勢力長期重點滲透中國思想文化領域
胡錦濤《求是》撰文強調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以下為原文:
2011-12-31
文化建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佈局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繁榮發展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全會通過的決定,全面總結黨領導文化建設的成就和經驗,深刻分析文化建設面臨的形勢和任務,在集中全黨智慧的基礎上,闡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確立了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戰略目標,提出了新形勢下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指導思想、重要方針、目標任務、政策舉措,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指導我國文化改革發展的綱領性檔。全黨要認真學習、深刻領會,共同把全會精神落到實處,為實現全會提出的目標任務而奮鬥。
第一,深刻認識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充分發揮先進文化引領前進方向、凝聚奮鬥力量、推動事業發展的作用,是我們黨的一條寶貴經驗和一大政治優勢。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我們黨都結合時代條件、圍繞黨的中心任務提出文化綱領、文化目標、文化政策,堅持不懈推進文化建設,有力推動了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的不懈努力,我們走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顯著提高了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促進了人的全面發展,顯著增強了國家文化軟實力,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強大精神力量,為進一步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奠定了堅實基礎、積累了寶貴經驗。
當今世界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當代中國正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向著新的奮鬥目標邁進,文化的作用更加廣泛而深刻。從國際看,綜合國力競爭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顯,許多國家特別是主要大國都把提高文化軟實力作為增強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重要戰略。在世界範圍內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更加頻繁的背景下,誰佔據了文化發展制高點,誰擁有了強大文化軟實力,誰就能夠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贏得主動。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國際敵對勢力正在加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思想文化領域是他們進行長期滲透的重點領域。我們要深刻認識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嚴重性和複雜性,警鐘長鳴、警惕長存,採取有力措施加以防範和應對。從國內看,經過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發展,我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顯著增強,但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我國已經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和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越來越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撐,豐富精神文化生活越來越成為我國人民的熱切願望。從我國文化建設自身看,文化領域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革,文化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總體而言,文化發展同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還不完全適應,束縛文化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機制問題尚未根本解決,文化在引領風尚、教育人民、服務社會、推動發展等方面的作用還沒有得到充分發揮,我國文化整體實力和國際影響力與我國國際地位還不相稱,“西強我弱”的國際文化和輿論格局尚未根本扭轉。在理想信念教育、思想道德建設、誠信建設、文藝創作、公共文化服務、文化產業發展、農村文化發展、流動人口文化生活、網路建設和管理、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等方面都還存在不少突出矛盾和問題,必須抓緊加以解決。
總之,抓住和用好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關係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鬥目標,關係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關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全會提出了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指導思想,強調要全面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根本任務,以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以改革創新為動力,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培養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質,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弘揚中華文化,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全黨要深刻領會和全面貫徹這一指導思想,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自覺把文化繁榮發展作為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是党執政興國第一要務的重要內容,作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一個基本要求,進一步推動文化建設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以及生態文明建設協調發展,為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提供堅強思想保證、強大精神動力、有力輿論支持、良好文化條件。
第二,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內涵豐富,具體體現在全會決定提出的指導思想、重要方針、目標任務、政策舉措之中,要全面領會、全面貫徹。這裏,我想強調幾個問題。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引領,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最鮮明的特徵,也是事關文化改革發展全局的根本問題。只有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引領,才能打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根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日益發展和對外開放不斷擴大的形勢下,我國社會思想更加多樣、社會價值更加多元、社會思潮更加多變,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引領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更加凸顯。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為文化建設提供有力理論指導,確保文化改革發展始終沿著正確道路前進;必須堅持把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應用于文化改革發展各個領域,不斷豐富和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符合時代發展要求的文化建設理論,使我國文化各方面發展建立在深厚理論基礎之上;必須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正確處理弘揚主旋律和提倡多樣化的關係、教育人民和滿足人民多樣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關係、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和提高經濟效益的關係,有效引領社會思潮,有力抵制各種錯誤和腐朽思想影響,不斷鞏固和壯大社會主義主流思想文化。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必須發揮人民在文化建設中的主體作用,堅持文化發展為了人民、文化發展依靠人民、文化發展成果由人民共用。為了誰、依靠誰是我們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根本問題,決定著社會主義文化的性質和方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是人民共建共用的文化,人民是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最深厚的力量源泉。堅持這一點,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也是我們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理念的重要體現。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堅持以人為本,以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為根本目的,不斷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必須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和首創精神,使全社會文化創造活力競相迸發;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關心人民命運,體察人民願望,反映人民心聲,在人民偉大創造中汲取營養,把最好的精神食糧奉獻給人民;必須堅持面向基層、面向群眾,把滿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作為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基本任務,鼓勵創作生產更多受到群眾歡迎的文化產品,讓文化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必須繼承和發揚中華優秀文化傳統,大力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積澱著中華民族的深厚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團結奮進的不竭動力,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深厚基礎。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大力弘揚中華優秀文化傳統,大力弘揚五四運動以來形成的革命文化傳統,大力弘揚改革開放以來文化領域形成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觀念新風尚,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必須以更加開闊的視野、更加博大的胸懷對待外來文化,積極參與國際文化交流合作,學習借鑒一切有利於我國文化改革發展的有益經驗和優秀成果。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必須堅持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業、一手抓文化產業,推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是社會主義制度下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權益的基本途徑,是實現文化發展成果由人民共建共用的制度保障。發展文化產業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滿足人民多樣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徑,是充分發揮市場在文化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激發全社會文化創造活力的必然要求。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科學界定人民的基本文化權益和多樣化精神文化需求,全面把握政府和市場在文化建設中的職責和功能,推動形成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兩手抓、兩加強的工作格局;必須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以政府為主導,以公共財政為支撐,以公益性文化單位為骨幹,以全體人民為服務物件,以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權益為主要內容,鼓勵全社會積極參與,大力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必須著力培育一批有實力、有競爭力的骨幹文化企業,提高我國文化產業整體實力和競爭力,形成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文化產業格局。無論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還是發展文化產業,都要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正確處理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關係,始終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
第三,以改革創新精神落實好全會提出的各項任務。
全會對新形勢下推進文化改革發展作出全面部署,提出一系列新任務新舉措新要求,各地區各部門要統籌兼顧、立足實際,有計劃分步驟加以落實,既要全面貫徹又要突出重點,最重要的是要緊緊圍繞全會決定關於推進文化改革發展指導思想中的“四個以”來抓好落實。
堅持以科學發展為主題。科學發展是黨和國家工作的鮮明主題,也是文化改革發展的鮮明主題。要自覺把科學發展要求貫穿文化改革發展各個方面,緊密結合文化改革發展實際,著力轉變文化發展方式,提高文化發展品質和效益,不斷提高文化發展科學化水準。要堅持以人為本,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保障人民各項文化權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要堅持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著力解決影響文化科學發展的突出問題,協調好文化改革發展各個領域和各個環節,促進文化持續快速健康發展。要堅持統籌兼顧,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文化改革發展重大關係,統籌文化改革發展各項工作,完善文化佈局、文化結構、文化資源配置,促進城鄉、區域文化一體化發展,推動文化資源向農村、基層傾斜,向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傾斜,不斷增強文化發展後勁,實現文化又好又快發展。堅持以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根本任務。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根源于民族優秀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並吸收人類文明成果發展起來的,是我國社會主義文化的引領和主導。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緊緊抓住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這個根本。要堅持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武裝全黨、教育人民,大力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新的實踐。要堅持以理想信念教育為重點,引導廣大幹部群眾不斷增強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自覺性和堅定性。要廣泛開展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社會主義榮辱觀宣傳教育,深化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活動,加強思想道德建設,建設和諧文化,培育文明風尚。要在全黨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學習教育,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國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設和党的建設全過程,貫穿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各領域,體現到精神文化產品創作生產傳播各方面。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非一日之功,既是當前的緊迫任務,又是長期的戰略任務,必須通過堅持不懈、持之以恆的努力,使之真正成為全黨全社會的普遍共識,轉化為廣大幹部群眾的自覺行動。
堅持以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滿足人民對實現自身文化權益和豐富自身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必須大力繁榮文化創作,豐富群眾文化生活,提高人民文化生活品質。要加大對城鄉基層文化建設投入力度,深入實施重點文化惠民工程,加快公共文化基礎設施建設。要加強文化創作生產引導,引導文化工作者堅持正確文化立場,弘揚真善美,貶斥假惡醜,把學術探索和藝術創作融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之中,創作生產出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相統一、人民喜聞樂見的優秀文藝作品。要發展健康向上的網路文化,使互聯網等新興媒體真正成為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新陣地、公共文化服務新平臺、人民精神文化新空間。要組織開展群眾樂於參與、便於參與的文化活動,引導群眾在文化建設中自我表現、自我教育、自我服務,依靠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推動文化繁榮發展。
堅持以改革創新為動力。只有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創新文化內容和形式,才能不斷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不斷為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提供強大動力。要圍繞構建充滿活力、富有效率、更加開放、有利於文化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努力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新進展,破除制約文化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要深化公益性文化單位改革,深化國有經營性文化單位改革,深化文化管理體制改革,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加強文化法制建設。要加快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創新公共文化服務運行機制,不斷提高公益性文化單位服務群眾能力和水準。要提高文化產業規模化、集約化、專業化水準,優化文化產業結構,促進文化和科技融合發展,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要圍繞提高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積極開拓國際文化市場,創新文化走出去模式,不斷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
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把文化建設擺在全局工作重要位置,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規劃,與經濟社會發展一同研究部署、一同組織實施、一同督促檢查。要認真開展調查研究,總結經驗,發現問題,結合實際制定貫徹落實意見,明確工作責任,提出具體要求,確保全會提出的目標任務和政策舉措落到實處。要把文化改革發展成效納入科學發展考核評價體系,作為衡量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工作業績的重要依據。要把文化人才隊伍建設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著力加大對年輕人才、高層次人才、複合型人才的培養力度,努力造就一批有影響的文化名家、文化大師和各領域領軍人物,建設宏大文化人才隊伍。要深入做好知識份子工作,充分調動廣大知識份子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把廣大知識份子緊緊團結在党的周圍。總之,全黨要貫徹落實好全會精神,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在科學發展道路上奮力開創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局面。
(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講話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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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中央對此始終保持清醒認識。
但當前黨內有兩大問題:
一個是(中央黨校那批掛羊頭賣狗肉)打著紅旗反紅旗;
一個是目前理論無法指導實踐。
這兩個問題不解決,意識形態領域的爭奪就佔據不到有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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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
上面早就知道了吧
現在“公開表態”就意味著要“反擊”了
所以自費五毛們就等著看戲吧
火烤偽精英水煮普世派
咱就跟著添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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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信號啊,期待那些虛偽的普世民主JY(精蠅)們早點下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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哼哼,這回我們找一找被敵對勢力滲透的媒體,不會有人出來出來“裝純情”說——“都是黨國的媒體、哪來的漢奸媒體”——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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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撲屎派”的噩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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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種就把南方蜥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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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口 2012-1-3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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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3 03:05 AM
現在才說?剛睡醒?
喂!!!有人在搞我們啊!喂!大家聽到沒有啊?有人在搞我們!
中國的各個級別領導,包括最高層,只能在別人和自己一樣飯桶的環境下搞搞勾心鬥角。對外不敢鬥爭,不善鬥爭,歸根結底,還是因為不善鬥爭:有人見過善於鬥 爭的人不敢鬥爭麼?回想薩科齊08年騎在中國人頭屙屎長達兩個星期,中央政府十分淡定,一言不發。我想咱們的領導是不是準備好對策了啊,這麼淡定。結果對 策就是沒有對策,等人家屙完就好了嘛…
就這篇文章來說,空洞無物,只不過是提出了一個命題的八股文而已。其實凡是關心中國的人,哪個不知道文化建設出問題了?說人家要西化我們,我們要發揚中華 文化?這話說清楚了麼?說對了麼?說完了麼?
調查了麼,研究了麼?執政兩屆就擠出這麼個玩意?
很明顯,領導們不太像是競爭出來的,倒像是一幫近親繁殖出來的,也就這個水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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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3
覺得東西方文明的衝突和公開競爭就要開始了.木偶有心無力,能做好鋪墊就不錯了,期待下一代(習近平-薄希來)發力吧.
中國要進一步走向世界,進一步發展自己,不可能一直虛心學習西方,“崇洋媚外”,韜光下棋的.這條路讓我們固然大大地發展了實力,但我們經濟上成了“附庸”西方的 資本主義經濟,過度依靠廉價出口,血汗工廠血供西方尤其是美國,價廉物美的東西依賴西方的市場卻無法升級成靠品牌靠科技含量靠文化含量的商品高價高利潤占 領人家的市場,相反現實是別人的商品靠文化宣傳優勢高價佔領我們的市場.
在政治上,明不正言不順,導致官員“失去”自己的信仰,只好去“崇尚”西方的文化信仰,只好想著為自己和家人“謀私利搞腐敗”.
在對外關係上,不展示實力就沒人正確瞭解中國,喜歡上中國,從而和中國友好,合作,一起發展,一起對付歐、美欺壓搞亂.周邊國家被西方文化洗腦,認為西方文明一直正確,比東方文明好,低看中國誤解中國,在西方威恩並施下,配合西方搞亂中國和中國爭鬥.
在人民幣國際化上,更需要宣傳我們的各方面的實力和及其依附的先進文化,讓中小國家有信心使用人民幣,讓它們相信中國能鬥住美國的,你們不用太怕美國.展 示我們的實力和文化,給它們希望,給它們發展模式,給它們保護和依託.未來西方文明衰落了,東方文明才是應該它們學習的,東方文明是有資格有實力取代西方 文明的統治地位的,西方文明不可能永遠這樣強勢的,東方文明歷史上強勢過蓋過西方文明,未來將奪回強勢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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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響的雷,也沒有一滴雨(類似重慶)來的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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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3
希望中央對此始終保持清醒認識。
但當前黨內有兩大問題:
一個是打著紅旗反紅旗;
一個是目前理論無法 …
发表于 2012-1-2 06:54 PM
你總結得很好!
也許是我孤陋寡聞,好久沒聽到對共產主義的宣傳了。但這樣也好!至少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不要拿這塊布遮羞。要老老實實地對老百姓說,我們要做什麼,要怎樣 做。什麼是社會主義?現在已經過了“不爭論”的時期了,必須讓老百姓都知道都認同我們要往哪里去。這樣才能取信於民,避免各種利益團體混僥視聽從中牟利, 最終壞了社會主義的金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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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棄了毛澤東思想,空喊“科學發展觀”這類虛無縹緲的空洞口號,
唉!誰能給個權威定義,什麼是“科學發展觀”??一直很費解
的確很令人迷惑。
我一開始以為是為了治理環境污染。。
後來才知道是個政治目標。。
但即然是“發展”,就得有個目標。但一直沒有具體的目標。
於是現在認為,“科學發展觀”只是一個手段。
總結出來就是,“沒有具體目標”的發展手段。。
最絕的是,‘有所為、有所不為’,啥‘貓’等模糊論,“思想混亂”根子就出在這裏。
臺上不過是蒼蠅,台後精英們自己都不知怎麼自圓其說,哈哈
注意“時間點”在美帝出臺“收割”資本海外資產後,“被綁架的買辦”受到兩面狙擊。 資本之間撕裂,離撕破臉皮就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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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中國的意識形態價值觀“一片混亂”,最直接的反應就是社會道德底線“一再被突破”,幾乎任何事物都能引發正、反兩方面的尖銳對立和辯論,是與非的界限越發“模糊含混”,各階級、個族群、各利益團體日趨成型、分裂。左、中、右對現實都普遍不滿,人們對於未來愈加迷茫,對未來、對政府喪失信心……
而且,還有一隻“無形的手”,一股“無形的勢力”,潛移默化的鼓動人們的不滿和憤懣,引導人們的思維模式。這些,難道廟堂之上真的一無所知、還是束手無策?
讚讚
□□ 日帝殖民者把勇敢抗日台灣人基因一一撲殺 培植台奸走狗為士紳地主
百多年來統治著台灣此日美附傭殖民屬地的霸權意識型態:
首先是1895~1945「日帝殖民皇民主義」-全面撲殺六十萬勇敢抗日志士,以“阻截”台灣獨立“回歸”中國祖國;
接著1946~1990文化霸權是「反共右翼法西斯主義」美日台右翼反共圍堵白色恐怖撲殺-全面撲殺心懷紅色祖國的泛統派台灣文化精英;
再來1991~2008文化霸權就是美日舊殖民勢力扶植下的滯台皇民浪人三腳老台奸復辟分離主義假借民主之名推動的偽台灣國族主義;表現在成立於全台實多半為皇民遺族餘孽的所謂本土社團(皇民學社叫獸)
而貫穿這三者的本質就是「反共」與「反中國」的複合意識,這種複合意識存在於日本主子右翼法西斯的思想和歷史脈絡中,也獨霸於戰後冷戰與內戰的時代中。
□□ 美國駐台副領事葛超智特工陰謀策動少數士紳請願託管釀致228悲劇
美國駐台副領事George Kerr葛超智228事件事發前服務於OSS(CIA中央情報局前身),他以台灣地位未定為由鼓吹「託管論」,私下在台灣糾集台灣士紳從事台灣獨立活動,丘念台亦指葛超智在台進行情報工作。證據顯示整起台灣人「託管」事件葛超智介入甚深,甚至可說台灣人請願行動係葛氏於幕後指導。葛超智於1965年完成Formosa Betrayed藉此書推諉責任將二二八事件曲解成台灣人尋求託管與獨立運動,將自己塑造成關心台灣人民前途的人道關懷者,日後更搖身一變成為台獨運動「教父」。葛超智私下企圖透過由少數台籍領袖對以美國政府「請願」方式,促成美國「託管」台灣的目的。
□□ 台灣法西斯社會轉型正義暗無天日 白色恐怖左派台灣精英光環遭篡奪
美帝主導全球反共肅清白色恐怖撲殺 “美蔣”反共屠殺近萬左派台灣精英
反抗美帝扶持的美蔣腐敗政權的「白色恐怖五千名勇敢台灣人死刑政治受難者」與長期由美日帝國殖民勢力背後扶持的今日皇民台奸嘴炮台獨運動之間並無絲毫關係(反共肅清白色恐怖撲殺期無一孬種皇民台獨遭判死刑,因為皇民台奸台獨長期受到美日主子的寵愛扶植暨政治庇護)美蔣1950年代展開的白色恐怖撲殺本土精英受害政治犯實則全都是共黨及左派「心向紅色祖國」之泛統派人士。白色恐怖台灣左派精英政治犯受害者之政治光環卻在美蔣法西斯餘孽默許下遭復辟皇民浪人所無恥篡奪。光是以1950年代的前五年,美蔣政權在臺灣至少殺害了近5000名地下黨及左派人士;8000個以上的“匪諜”、知識份子文化人、工農,並將同樣數目的人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到無期徒刑。這就是一般所謂的“臺灣50年代白色恐怖”。
□□ 美帝主導全球反共肅清白色恐怖撲殺1965指揮印尼屠殺百萬左派人士
美帝中情局在澳大利亞和英國當局的緊密配合下主導了蘇哈托執行的印尼1965年軍事政變。近百萬工人農民學生和政治活動分子在政變後慘遭屠殺。用血腥和鐵腕手段統治了印尼32年的“軍事強人”—蘇哈托在美英帝國主義策劃和配合下,聯同另一反共將領納蘇蒂安五星上將發動了一次軍事政變。這場蓄謀已久旨在推翻蘇加諾總統消滅共產黨,以便完全倒向西方世界的政變使印尼共和國頓時陷入血泊當中,數十萬的印共黨員,上百萬的無辜工人農民不管男女老幼被劊子手的屠刀槍炮殺害了
□□ 台政腐霉體軍隊院校社團雖潛伏佈滿美諜特務 但享宗主權從不遭逮捕
美帝中情局黑手在台反華反共鬼島肆無忌憚囂張自由橫行活動七十年秘辛
反華反共鬼島美諜特務鬼影徸徸 極右翼麥卡錫陰魂餘孽地方黑金派系林熔煽自由屎報為Taipei Times台北屎報的母報 寇謐 美諜線民假美洋鬼子製造假消息假新聞投書美霉告密告洋狀與美帝主子一搭一唱唱雙簧亂台灣,一手裝神一手弄鬼恫嚇台灣人製造台灣警察法西斯社會動盪不安 自由屎報林熔煽皇民地方黑金地痞假新聞一搭一唱唱雙簧翻雲覆雨亂台灣樂此不疲、變本加厲!美帝宗主國這次通過民進黨蔡英文皇民勢力再次放出“一邊一國論”,並指令腐敗的台灣金權司法系統放出洗錢扁,既有未來搞局部台獨以威脅中國大陸,又有放縱台獨以拉攏並堅定日本國內“反華抗中”意志的雙重意圖
□□ 台教會、台灣社、北社和南社等滯台三腳其實都是皇民買辦化的外來社團
反抗美蔣獨裁政權的「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勇敢台灣人」與長期由美日帝國殖民勢力背後扶持的今之皇民台奸嘴炮台獨運動之間並無何關係(反共肅清白色恐怖撲殺期無一孬種皇民台獨遭判死刑,因為皇民台奸台獨長期受到美日主子的寵愛扶持暨政治庇護)美蔣1950年代展開的白色恐怖撲殺本土精英受害政治犯全都是共黨及左派「心向紅色祖國」之泛統派人士。白色恐怖台灣左派精英政治犯受害者之政治光環卻在美蔣法西斯餘孽默許下遭復辟皇民浪人所無恥篡奪。光是以1950年代的前五年,美蔣政權在臺灣至少殺害了近5000名地下黨及左派人士;8000個以上的“匪諜”、知識份子文化人、工農,並將同樣數目的人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到無期徒刑。這就是一般所謂的“臺灣50年代白色恐怖”
□□ 面對美日主子江河日下 皇民社團走狗收斂了不敢再鬼叫正名制憲建國
2010年以以龐氏詐騙模式失敗民主債務國家-美帝、歐洲和日本主權債務危機為標誌,由實則上已然全面破產的私有銀行金融體系轉嫁債務予國家政府承擔及虛擬紙貨幣信用危機全面進入國家主權債務危機階段。2011年全球失敗民主國家]政府債務總規模將超過50兆美元,民主債務國家的政府債務規模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將突破100%。與新興債權國強勁的財富創造能力相比,民主債務國乏力的經濟增長、脆弱的償付能力將加劇國家債務危機,拖累世界經濟,並導致信用戰爭升級,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破壞力量
□□ 美中情局外圍組織維基解密映照出美諜特務滲透佈滿全台灣 無孔不入
主要由美中情局線民特務所組成的中情局外圍組織維基解密為了瀕臨爆破邊緣的美帝金融泡沫危機解圍、四處潑糞挑撥製造矛盾轉移焦點視線,近一年來突然出現崛起,並心急如焚地頻頻爆料。臺灣島賤骨頭民主政治人物對美帝駐台總督主子情蒐的彙報猶如美諜情報員,和美國主子官員的談話被視為接近和獲得美國寵幸的重要機會。藍綠橘紅各方賤骨頭民主政治人物爲了爭寵接近美國主子絡繹於途,為能夠被美帝駐台總督主子邀約談話為無上光榮,顯見美國操控臺灣黑手。
□□ 爭寵美駐台特首人選依例事先得逐一前往美國匯報接受主子審查旨示
由於呆頑六十餘年來一直是美帝反華的鷹犬附傭屬地,呆頑爭逐美帝駐台特首代理人(兒皇帝)人選事先都得前往黴戾奸宗主國接受主子的審查及旨示。黴戾奸主子比照2007年馬娘(及奸巧謝)在競選前事先前往美國匯報接受黴戾奸副國務卿層級的考核旨示,此次主持審檢考核蔡英文地主候選人選的同樣是副國務卿層級的國務院副國務卿奈茲,還有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坎伯。黴戾奸主子將會在審查匯報中確認空心菜的中國大陸、國防政策是否符合黴戾奸國家戰略利益目標,是否會繼續致力維持兩岸長期敵對及分治之兩國論關係等。
□□ 美重申不承認台灣是主權國家 民進黨(及獨台台灣國民黨)走狗裝聾作啞從不敢對主子嗆聲
美國再度重申:不承認臺灣是啥主權國家!美國官員說台外交官劉姍姍無法享有外交豁免權是因為臺灣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美國和日本主子多年來已多次反覆重申:台灣並非甚麼主權國家!可鄙又可笑的是,在精神病鬼島內最有他媽的呆頑狼尊嚴(逢中必反)、又最會噁心裝腔作勢作秀的綠營民進黨走狗右憤徒孫無賴們卻總是噁心始終如一「顧左右而言它」裝聾作啞裝鴕鳥,從來都不敢對其美、日主子放個響屁,更不用說甚麼敢對主子歇斯底里嗆聲抗議了!負責本案的聯邦檢察官柯德斯告訴NBC電視新聞由於美國不承認臺灣是主權國家,因此劉姍姍無法享有外交豁免權。
□□ 台灣長期來是美帝反華的附傭屬地 永遠不敢碰美帝駐台總督一根汗毛
在美台關係中從來就沒有過平等。美帝是主子、皇民化的台灣則是附屬附傭。台灣對美國要有二個絕對服從:一,服膺美帝主子的戰略利益與美國經濟利益。二,服從美帝的政治安排與指導。服從換來的是所謂的主子保護(以華制華棋子)。所謂的美台關係平等只是台灣人的自我唬爛矇騙。其實台灣上下至今仍認為離開美國的保護台灣就完了。美國可以隨意抓捕台駐堪薩斯辦事處處長,但台灣永遠不敢碰美帝駐台總督一根汗毛。
□□ 美帝主導全球白色恐怖近20年輸出顏色革命 難道馬英九/蔡英文不用負責任嗎
冷戰期間拉丁美洲的巴西、阿根庭、烏拉圭、巴拿馬、玻利維亞等國顛覆合法政府的一系列“軍事政變” 、軍事獨裁強人的反共白色恐怖屠殺無一不是“民主美國”所背後策劃支持的。
美國政府一直將民選的社會主義總統查維茲視為“眼中釘”。美國明裡暗裡支持委內瑞拉親美勢力發動未遂政變,“企圖推翻”執政的“民選合法”的查維茲政府。政變前美國主要通過美國政府背景的「美國全國民主基金會」向發動政變的委內瑞拉親美勢力提供資金。「全國民主基金會」是1983年由美國國會建立的,目的是“加強世界上的民主機構”,它接受政府的和私人的資金。該“基金會”的拉美和加勒比主任薩瓦蒂尼是委內瑞拉政變勢力重要的政治顧問,推動和支持整個反對政府的“陰謀網”,此人與委內瑞拉的政變分子保持經常的密切聯系。委內瑞拉駐美洲國家大使瓦萊羅揭露說,除「美國全國民主基金會」之外,美國政府還通過「美國新聞社」提供210萬美元,通過國務院的民主、人權和勞工辦公室提供100萬美元,通過國際開發署提供200萬美元,這些錢都用於“資助”委內瑞拉反政府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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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諜特務四人幫)黎智英黑金操控“抗中亂港” 必須徹查》
(香港)大公報/社評
2011年10月19日
http://www.takungpao.com/opinion/takungpao/2011-10-19/980069.html
本港政黨政治昨日爆出有史以來的最大“醜聞”:
──公民黨、民主黨、社民連、前反對派政黨,過去幾年的主要活動經費原來全部由同一個「金主」、「壹傳媒」老闆黎智英所提供,其中「民」、「公」兩大黨收取的款項都在一千萬元以上,民主黨去年的三百多萬經費更全部由黎智英一人「包辦」。
看來,所謂「四大」反對派政黨原來全部都姓「黎」!
──更有甚者,那個「政治主教」陳日君,自○五年開始,年年收取黎智英三百萬至五百萬不等,迄今總數已逾二千萬;但對這筆巨額「捐獻」,天主教香港教區負責人昨日表示不知情、也從未收過錢。
看來,不僅教區不知道,就是上帝也被他的「牧者」騙了!
──還有,那個「香港良心」陳方安生,2007、2008年分別收取過黎智英的二十萬和一百萬,前者是支持「參選」立法會、後者是支持成立「民間策發會」反對政改方案,看來,不僅「四大」反對派政黨都姓「黎」,連陳太也「改姓」了。
有關消息,先在網上流傳,再經多份報刊及電子媒體廣泛報導,全港市民嘩然!而在有「抬頭人」支票真名實姓的鐵一般證據下,當事人黎智英“裝聾作啞”“不敢回應”,其轄下「蘋果日報」更“閃閃縮縮”的只在「政治八卦」版略為報導,而「受惠」的反對派政黨和個人,既不敢承認也不敢否認,一副「此地無銀」的“窘態”畢露。
當然,本港是自由社會,人人有權選取自己認同的政治團體給予支持;但是,當全港主要的反對派政黨、當全港所有的抗中亂港政治活動,都同時由一個「金主」、一個傳媒老闆所支持,那問題就絕不簡單、十分嚴重的了。事態的嚴重性在於操控二字。黎智英年年拿出以千萬計的金錢資助反對派政黨,動機何在?目的何存?難道他真是那麼的無私和慷慨,只求付出、不問「收成」嗎?
而且,當全港主要的反對派政黨都被「收編」到「黎」字旗之後,本港的民主政治還能有獨立自主生存的空間嗎?
還能推動港人社會的政治生態正常、健康發展嗎?
屆時「黎老闆」或「老闆的老闆」要東要西、要這要那,今日反政改、明日抗遞補,「小的們」敢不言聽計從、「身」照辦嗎?
事實是,不管在任何民主國度或社會,政黨政治都會涉及千絲萬縷的金錢關係,但作為有目的、有企圖、有回報的「政治獻金」,特別是躲在幕後、隻手遮天、操控一切的壟斷式「政治黑金」,絕對是為所有的民主、法治社會所不容。近年日本換首相如「走馬燈」,其中不止一位都是因接受「政治獻金」而要黯然下台的。
九七回歸後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下,香港可以照行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但不能被個別人勾結外國勢力,企圖變特區為反華反共基地。黎智英以巨額金錢收買反對派政黨,“全面操控”本港的“抗中亂港”活動,已經構成性質十分嚴重的政治事實,對此,特區政府有關部門、“廉政公署”必須展開徹查,廣大市民更有權要黎智英公開交代:「政治黑金」與“(反華反中)外國勢力”有何關係?(肥佬黎智英)「蘋果日報」“抗中亂港”還要亂到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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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干預香港實錄》
文/劉乃強 (全國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中國評論》2011年12月號
肥佬黎智英(壹傳媒/《蘋果日報》)在香港政治中扮演什麼角色,令人懷疑
表:黎智英近年政治捐獻
奇怪的政治捐款
10月中,一個以臺灣為基地的資料分享軟體網站FOXY出現了一些有關黎智英(壹傳媒/《蘋果日報》)2005年至今年的政治捐獻紀錄和預算。捐獻的對象包括(香港)反對派的政黨如“公民黨”(1,455萬)、“民主黨”(1,369萬)和社民連(100萬)等,和個人如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130萬),和獲得最多捐款的退休天主教樞機主教陳日君(2,000萬)。
(見表:黎智英近年政治捐獻)
陳方安生只在2008年參加補選,那麼2007年和2009年的款項是用來做什麼的呢?陳日君更離奇,他在2009年4月才退休,在2005年~2009年這五年間,他身為現職樞機主教,而教會每年從信眾和各界收取善款,用於維持教會營運、教育、慈善公益等用途,內部有監控,避免浪費與誤用,
他“為何”不以教會的名義接受捐款?
他這個當時是現職的樞機主教卻以“個人”接受這筆鉅款,香港天主教教會多次重申並不知情,更不知款項的去向。陳日君開始時還想“隱瞞”,到不能再忍時,索性借機來一次遲來的三天禁食去抗議發生多時的教育政策,高調的自稱是“敗家子”,接受捐款與政治無關,全部用於教區事務上,包括坐商務客位出差開會、給神職人員每封高達二千元利是、資助內地神父到海外進修,以及援助國內地下教會等。需要指出的是,他籠統舉出的例子,除了他個人每年數次的商務機票外,其他包括資助地下教會,都是天主教會本身經常性推行的工作,所以這位神職人員是明顯說謊。這一千多萬的鉅款真正的用途是什麼?
政治捐款來自何方
我們不知道,但是我們已經知道的是:
1.黎智英在《蘋果日報》不斷跌紙,新出的免費小報《爽報》惡評如潮,廣告嚴重不足,“壹傳媒集團”要發出盈利警告,預告將出現虧損之際,他今年的捐款預算卻沒有收縮,基本上養起香港兩大反對派政黨。
2.黎智英的捐獻紀錄全部是英文的,交收過程十分詳細而且具體,看來不光是給他自己看,還要向一些“英語人”交代。
3.紀錄中經常出現“壹傳媒動畫有限公司”商務總監Mark Simon這個人,作款項交收仲介。Mark Simon出身“美國情報人員”,與美國政黨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資料顯示黎智英透過Mark Simon於2003~2008年經常以“壹傳媒”及《蘋果日報》的名義,向美國共和黨其他附屬右派團體捐獻,金額最少24,500美元。
4.在這次外泄的捐款名單中,受助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跟他一起編輯《中國“六四”真相》英文版的人,乃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J.Nathan),而黎安友則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注1] 董事會董事。
從這裏,我們很有理由懷疑黎智英散出去的不是他自己的“辛苦錢”,“來源”更很可能是美國,黎智英只是一個“中轉站”,而陳日君又是另外一個“中轉站”,將由黎智英發下來的錢再“轉發”出去。例如,轉發予更小、更分散的個人及團體。
美國駐港領事館扮演什麼角色
香港從來都有外國力量充斥各個領域。在回歸之後,美國駐港領事館的編制一下子增至300人,美領事館大量收集香港及內地情報,早已是公開的秘密,其中自稱“泛民”的反對派頭面人物更是他們的重要情報來源。9月份“維琪解密”公開的美國駐港總領事館主要是2005~2010年向華盛頓發出的近千份機密電報[注2],證實了美國對香港事無大小,上至特首人選、民主發展,下至香港廢物處理方向、電力市場是否開放、到我2009年初在《南華早報》提出的香港飲用水供應的安全問題,以及香港金融市場發展、香港專上教育界如何評價內地學術自由等,監察幾達“無微不至”的地步,並及時呈報華盛頓。而香港反對派與美國,則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美領館職員頻密與反對派廣泛接觸,搜集情報和意見;李柱銘、陳方安生等反對派頭目亦曾多次鼓勵和主動要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
美國過去一直不承認干預香港事務,“維琪解密”這次公開大量電文使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很尷尬,不斷施加壓力,要傳媒低調處理,企圖蒙混過關。但是紙已經包不住火,“維琪解密”電報顯示,美國一直在“插手干預”香港事務,香港反對派“活動”“背後”有美駐港總領事館“影子”甚至主導。從這些檔,我們可以隱約的看到一條“線索”,把香港近年的眾多政治現象和事件,包括民主黨的內部矛盾、公民党的興起和跟民主黨的矛盾、陳方安生的複出、“五區公投”的原由、餘若薇和陳方安生對此的態度如何被銀主黎智英等“改變”、“泛民”的分裂、“社民連”被收編、民主黨與公民黨等的選舉策略和部署,以及反對派精神領袖式人物的可能人選等等,把個中脈絡十分清楚地貫穿起來——讓世人清楚看到,自回歸以來,香港政壇長期“動盪不安”,亂局的“源頭”,香港反對派“背後”的“銀主”和靠山就是“美國駐港總領事館”。
2006年3月,陳日君在梵蒂岡接受冊封樞機,他帶同教齡甚淺的黎智英和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同行,並引領兩人向教宗本篤十六世朝聖。
“維琪解密”披露,美領事館於2006年3月的電文中表明,會探討“傳媒、宗教、政客”三種力量結合下的影響力,一方面透過美國線人收集當時三人在梵蒂岡的一言一行,還研究當時傳媒的看法,和諮詢香港天主教界消息人士的意見。
此後,陳日君、李柱銘、陳方安生及黎智英等人即被媒體稱為反對派的“新四人幫”便經常與美國駐港總領事會面吃飯,尋求“資助”及要求對方提出策略性指導,擬聯合“宗教”、“政黨”及“傳媒”三大影響力,在香港政壇上興波作浪。到2007年的立法會補選,“新四人幫”開始試圖發揮“造王者”的力量,美領事館於2007年9月的檔透露,李柱銘、黎智英等遊說陳太參選,並形容她是可以統一反對派對抗有意參選的葉劉淑儀的唯一人選,而陳太亦樂於藉此一試自己的剩餘政治影響力。“新四人幫”由勸退民主黨的甘乃威,到陳太當選上場後,正式成形,近年主導整個反對派的力量和意識形態,並開始插手反對派的選舉部署及政黨合作。眾所周知,2009年反對政改的所謂“五區公投”,是一出由“新四人幫”幕後操盤,出錢出力促成公民黨和社民連台前演出的一場政治鬧劇。
香港反對派的“真正面目”
“維琪解密”電報更揭示了一些在香港政壇十分活躍的重要人物所暴露出來的真面目。這些政客在美國駐港外交官面前獻計出賣戰友和盟友、出賣香港、出賣國家,與他們在市民面前所呈現那種掌握著道德高地,大義凜然地打擊建制派的言行,完全是兩回事、兩種人,讓人們對香港反對派的本質,和原形畢露的真正面目有更正確和深入的瞭解。
當中民主黨的塗謹申,他除了是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之外,還是民主黨前主席李柱銘的“高徒”,經常跟隨李柱銘赴美“告洋狀”,乞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2003年塗謹申與李柱銘赴日內瓦將《23條》立法最新消息彙報給布魯塞爾的歐盟成員時曾恐嚇說,《23條》立法將會破壞香港與歐盟關係。“維琪解密”檔顯示,塗謹申於2007年主動向美領事館警告美國政府,聲言中共已成功滲透入民主黨,民主黨已處於一個很危險的狀況,提出美國政府有需要瞭解有關民主黨的最新情況,相信美國政府是唯一有能力阻止中共對民主黨的滲透工作。在有關事件的發展期間,塗謹申曾多次與美國駐港領事館接觸和交代最新的情況,其後又向駐港領事館遞交有關民主黨滲透事件報告,要求美國政府關注民主黨的情況。美國駐港領事館的分析認為,塗謹申的這些做法是企圖藉此尋求美國政府的影響,阻止所謂的滲透工作。塗謹申向美國出賣黨內戰友,大概還加上其他尚未見光的行動,獲得的回報是美國把他列為美國駐港領事館“嚴格保護”(strict protection)的對象。事件揭露之後,吃裏扒外的塗謹申在民主黨內地位絲毫不受影響,可見他的行為是得到民主黨高層的默許。
另外一個得到美國駐港領事館“嚴格保護”物件特殊待遇的民主黨核心成員竟然是一個學者:民主黨中委,有民主黨“大腦”之稱的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羅致光。回歸前1995~1997年、回歸後1998~2004年羅致光曾是立法會議員,今天在特區政府中仍有大量公職,包括可以大派數十億元的關愛基金執行委員會主席。檔顯示,2009年初,羅致光評估“五區公投”的補選部分,若建制派參加,公、社兩黨恐怕只會獲得3席,梁國雄、陳偉業有危險;如果工聯會陳婉嫻出選,梁家傑都有可能輸掉議席。2010年中,在民主黨決定支持政改“優化”方案前,羅致光亦向美方彙報,預告民主黨準備就政改方案“妥協”。
塗謹申和羅致光兩人都是中國公民,竟然在中國境內,受到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嚴格保護”。首先,他們究竟是什麼身份?為美國做了什麼事情?背了什麼風險?需要受到保護。而美國在中國境內,究竟如何能依法“嚴格保護”一個中國公民?
我們不知道。但有些事情,我們也是知道的:「中情局」遠東地區諜報站就設在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內。長期以來,「中情局」的情報人員以此為平臺,以外交人員身份為“掩護”在香港“大肆”進行“諜報活動”。據美國政治雜誌《地緣指導》披露,美國駐港總領事館人數常年保持在300人以上,更大量的情報人員在文化、商務、外交人員身份的掩護下除搜集香港本地的情報外,還以香港為跳板,開展“針對”中國內地的間諜活動。以前「中情局」在香港的工作主要是針對中國內地,但從去年開始,「中情局」“加大”了針對香港的間諜活動。按照規定,一些重要雇傭特工會被「中情局」指為“嚴格保護”的對象。[注3]
FOXY網站,以往曾多次洩密,但都能繼續運作,但在公開了黎智英的政治捐獻資料之後,便無故突然無聲無息關閉。
“維琪解密”文件揭露陳方安生這位前高官及立法會議員,表面信誓旦旦地效忠《基本法》,擁護“一國兩制”,背地裏將香港政情機密源源不絕向美國“輸送”,並不斷“促使”美國“插手”香港政治。陳安安生除了是美總領事親自會見的主要聯絡對象,經常向她請教,話題無所不包,重點是反對派在政治方面的部署,包括陳太辭去政務司司長的原因、會否參加2007年特首選舉,到退任立法會議員後的動向和行動,以至她對內地和香港,均巨細無遺地一一諮詢之外,這位被西方傳媒稱為“香港良心”的陳方安生,也很積極向美國駐港總領事表態,要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同時她又鼓勵時任駐港總領事唐若文應多就支持香港民主發展發表意見。
在“維琪解密”公開的2006年9月電文中,披露了陳太對美國駐港總領事直言,不參選2007年特首的原因,是她“很珍惜自己與北京的聯繫”,若為了一場必輸的選舉而與北京對著幹,“個人政治代價太高”;美國駐港總領事于2009年1月的電文又透露,陳方安生揚言自己不再參與立法會選舉後,重要工作是走入學校層面,宣揚她的“兩制”理念,以抗衡行政長官曾蔭權和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推動的愛國教育。2009年7月電文中指出,陳方安生在會面中,就“鼓勵”美國政府應不時提醒“北京政府”,美方關注北京政府如何處理與香港相關的事務,“因為北京政府很介意其他國家,特別是美國如何評論他們”。而另外兩份於2009年1月和8月發出的機密電文中亦指出,陳太先後遊說美國駐港總領事唐若文,“她認為中聯辦是中國干預的源泉。香港傳統左派仍是民主發展的障礙”。美國應干涉香港事務,又鼓勵唐若文應多就支持香港民主發展發表意見,特別是美國作為香港的主要貿易夥伴,“在港有著很龐大的利益”。諷刺的是,唐2009年1月的電文題目為《陳方安生——不在其位仍謀其政》,她真正關心的,並非香港和國家,而是個人政治前途和美國的利益。而在“維琪解密”檔公開後,陳方安生一直在回避社會的質詢。
另一位傳奇人物是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自由党主席李鵬飛。“維琪解密”檔案揭露,李鵬飛多次在北京參加人大代表會議之後,向美國報告兩會的情況和北京的動向。他更向美國推薦公民党前黨魁余若薇,接替李柱銘作為領導整個“泛民主派”的共主。李鵬飛一方面是中國法定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大的港區代表,另一張面孔又是美國的線人,和反對派核心人物。檔顯示他有份遊說餘若薇參與反對政改的“五區公投”,于邀功之餘,同時又向美國打小報告,透露陳方安生和餘若薇對“五區公投”的本來保留態度,其三刀兩面的表現,令人側目。只是美國人並不欣賞李鵬飛的政治判斷,於電文中直接質疑餘若薇在反對派中的決定性影響力。
香港內部矛盾的根源與政府作為
“一國兩制”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早在1984年中英協定達成以後就預言,“對於中英聯合聲明應該想到,總會有些人不打算徹底實行。某種動亂的因素,搗亂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總是會有的。老實說,這樣的因素不會來自北京,卻不能排除存在於香港內部,也不能排除來自某種國際力量。”[注4]
“維琪解密”以大量事實證明了鄧公的遠見。香港回歸,中國千方百計保持香港的穩定和繁榮,而美國等西方國家要千方百計無風起浪,破壞香港的穩定和繁榮,企圖證明香港的回歸是錯誤的,“一國兩制”是失敗的,而如陳方安生所言,將來只有“一國一制”,那就是香港資本主義這“一制”。說到底,香港內部的政治和社會的各種矛盾,根源其實就是中國和美國在香港矛盾的反映。
對此,中國當然不可能坐視,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于9月中接受中新社提問,指出維琪解密的電文顯示,美國駐港總領館官員對於香港政制、社會發展問題興趣很大。美方不僅就香港政制發展問題向特區政府提出過帶有干涉性的意見,而且與特定的某些人頻繁見面。如果是這樣,美方的行為就超出了《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等國際法所規定的職能,“我們有理由對此感到關切和不滿,並要求美方停止這種錯誤做法。”外交部駐港公署向美駐港總領館表達了中方的關切,表明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要求美方嚴格遵守有關國際法和公認的行為準則,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發言人指出,當今世界面臨很多重大而緊迫的問題,香港應該是中美進一步開展和加強合作的重要橋樑,“希望美方摒棄冷戰思維,不在香港搞政治上的小動作。”
這非正式的外交抗議,軟弱無力,當然只是聊勝於無,而美國處於完全理虧的狀態,起碼短期之內也會暫時收斂。但是如無具體的措施,相信不久之後將會死灰復燃,甚至欺我軟弱,而變本加厲。
若以美國的有關法例為參考準則的話,黎智英和反對派政黨上述的一系列行為,輕則罰鉅款,重則要坐牢。因此,中央有必要責成特區政府,頂住已證實被美國收買和保護的反對派的阻撓,儘快就《基本法廿三條》國家安全立法,並且在2017年開始全面落實普選之前,訂制《政黨法》和《政治捐獻法》等,使杜絕外國勢力干預香港政治生態有法可依。
[注1]:NED可稱美國上百萬個非政府組織中的龍頭老大,跟美國國務院、國際開發署、中央情報局有密切的聯繫,被認為是中情局(CIA)的“另一塊招牌”。因為NED有非政府組織(NGO)的招牌,不易引起注意,甚至連西方的研究報告都說,“在向非政府組織提供戰略資金方面,美國外交政策精英們認為NED比秘密支持更可靠”。
NED主要資金源自美政府撥款,美政府對NED的撥款主要包括三部分,當中最大來源是國會年度撥款。NED還頻頻資助“民運”、“藏獨”、“東突”等各種反華勢力。NED下屬四大機構,即共和黨的國際共和研究所、民主黨的全國民主研究所、美國商會國際私營企業中心及勞聯-產聯的國際勞工團結美國中心。
[注2]美國的機密分類有三級,分別為confidential,secret及top secret。這回被公開的除了兩份是屬於第二級之外,其他都只是初級機密檔。
[注3] http://paper.wenweipo.com/2011/09/14/PL1109140001.htm
[注4] http://www.news365.com.cn/wxpd/wz/shhm/200903/t20090320_2244535.htm
《中國評論》月刊2011年12月號 總第16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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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諜特務四人幫)《(壹傳媒/《蘋果日報》)黎智英熱衷政治捐獻》
成報 2012-1-24
http://www.singpao.com/NewsArticle.aspx?NewsID=199923&Lang=sc
【本報政治組報導】「壹傳媒」集團老闆黎智英與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原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及民主黨創党主席李柱銘關係密切,從多份透過分享軟體foxy外泄的「肥佬黎數簿」(見圖)可見,黎智英一直熱衷政治捐獻,且是陳方安生、公民黨、民主黨、社民連、前綫「大水喉」,在七年內便捐款逾5,100萬元。
本報昨晚致電「壹傳媒」集團,但接線生指黎智英已離開公司便掛線。據悉,陳方安生亦知有傳媒收到有關文件,但未有進一步回應,目前暫未知檔真偽,但從檔內容及單據所見,相信頗具真實性。綜合來說,各政黨及政治人物收到的捐款總額,陳日君 2,000萬;公民党 1,502萬;民主黨 1,369萬;陳方安生130萬;社民連100萬;前綫40萬。
「維琪解密」早前公開逾千份美國駐港領事館機密電文,揭破「港版四人幫」,即民主黨創党主席李柱銘、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原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和《壹傳媒》集團老闆黎智英,常密晤美國駐港領事尋求資助及要求對方提出策略性指導,擬藉各人手上「宗教」、「政黨」及「傳媒」三大影響力,在香港不單議政論政,還藉此大搞政治運動。
有匿名人士昨向傳媒報料,指透過Foxy分享軟體,輸入「LAI CHEE YING」,搜尋得到最少5份有關疑似黎智英的捐款紀錄及入數單據。最震撼是細看內容,不難發現黎智英是泛民主派的「大水喉」。
7年內捐款逾5,100萬
據該未經證實的檔,獲黎智英捐款的政黨,包括近年屢次煽動平民百姓狀告政府的公民党,公民党核心策劃的爭取外傭居港權及阻港珠澳橋興建的兩宗官司,令其受市民的支持率劇跌。根據黎智英的捐款紀錄顯示,該黨最少有逾1400多萬元捐款(2006-2011年)。
陳方安生則獲捐款130萬,估計其中一筆款項是資助她參加2007年9月的立法會港島選區補選的選舉經費。在2010年公民党與社民連發起「五區公投」的日子內,公民党恰巧有一筆大約400萬的黎智英捐款;而社民連則有一筆100萬的捐款。最離奇是中國會創辦人、富豪「上海灘」鄧永鏗亦有接受黎智英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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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情局間諜黎智英政治獻金操控香港反對派》
──打造港澳臺反華基地
港媒爆:(美諜特務四人幫)黎智英5年捐2.3億政治獻金
香港各大媒體今天均在頭版報導,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是香港泛民主陣營的超級金主,由2005年迄今共捐出港幣6000多萬元 (台幣2.3億),其中3500萬元直接捐給公民黨、民主黨、社民連在內的反對派政黨。而在曝光捐款名單中,香港前政務司長陳方安生、天主教香港教區前主教陳日君也赫然在列,陳日君接受的捐款總額高達港幣2000萬。
相關捐款資料是由最新一期的「Foxy解密」揭露,網上分享軟體Foxy 近年不時洩露政府或機構的內部機密檔。據香港明報報導,黎智英的捐款佔民主黨非會員捐款的比例極高,2009/10年度高達99.4%,佔公民黨非會員捐款比例則在40%至68%之間,顯示捐款高度集中在一人。
香港媒體評論,媒體大亨對政黨和政治人物的大額捐輸事涉敏感,例如媒體大亨梅鐸去年10月在期中選舉前的兩筆100萬美元政治捐款即引發極大風波。文匯報指智英意圖操控反對派。
香港沒有《政黨法》,政黨無須公開大金額捐款來源,但政黨若以公司名義註冊,須在財務報告中列出所收捐款總額。
Foxy連日公佈的5份黎智英檔案,包括他的現金流量表、 2005年至今的捐款清單、捐款文件、捐款本票等。接受黎智英捐款最多的是民主黨、公民黨,兩黨總額達港幣3300萬,公民黨自2006年起每年收到捐款,金額由200萬增至今年的600萬,顯示黎智英對該黨支持增加。
黎智英對記者的查詢迄無回應,各政黨中也只有社民連承認接受港幣 100萬的「五區公投」經費。
其他政黨多不願證實或評論有關捐款,而以「捐款人資料不公開、任何捐款均沒有附帶條件」來回應。民主黨並表示,捐款人身分保密是為免中國方面「秋後算帳」。
【2011/10/18 聯合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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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巨額捐獻惹爭議 陳日君:無關政治》
香港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向政界及個人的巨額捐獻事件持續發酵,前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證實接受過捐款,但與政治無關。
陳日君今早公開證實,曾收過黎智英的捐款,但強調對方只是捐錢給自己,與教區無關,也與政治無關。
陳日君說,所收捐款用於本地慈善團體、支援中國大陸的修女到羅馬進修,以及捐助海外的天災。
至於民主黨和公民黨,至今仍拒絕公開曾否收過黎智英的捐款,但他們強調不會在任何附帶條件下接受外來捐款。
本地媒體昨天報導,一份疑似是黎智英私人帳簿的Foxy文件昨日曝光,帳簿記錄黎智英於2005年至2011年間,捐款給多個泛民政黨和個別人士。
其中,陳日君獲得最多捐款,過往幾年獲捐款約港幣2000萬元。
在政黨方面,民主黨自2006至 2011年獲黎智英捐款1300餘萬元;公民黨獲捐款約1500萬元。
此外,黎智英也曾向社會民主連線、港府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等小黨及個人捐獻。
香港媒體對此質疑,第1,陳日君出任主教時收取如此龐大捐款,其用途為何?為何個別宗教人士以私人名義收取捐款不受教會管制?第2,黎智英的捐款是否影響到各黨派及個別人士的政治取向和行動。
頭條日報今天發表社論說:「香港是否已出現傳媒與政黨結盟,暗中配合,主宰政局的勢頭,是時候深切關注。」
黎智英的政治態度一向明確,就是支持民主自由,而他與陳日君、前民主黨主席李柱銘、陳方安生向被視為香港民主派4大核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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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日君認個人名義收黎智英捐款》
(香港訊)明報報導,天主教香港教區前主教陳日君樞機承認曾接受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捐款,款項全用在教會事業。
陳日君今日就校本條例終審教區敗訴一事召開記者會,會後主動談到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捐款的問題。
陳日君承認曾接受黎智英的捐款,而百分之百的捐款都是捐給他個人,不是捐給教區;捐款跟任何政治也沒有關係,而黎智英從來沒有過問這筆款項的用途,而他也從沒有向黎智英交代,也沒有說過「多謝」。他承認首次收到300萬元支票捐款時,自己也有點愕然。
對於黎智英及從其他途徑得到的捐款數目,他稱沒有作過很詳細的統計,但用途十分廣泛,包括捐款給不同的慈善機構;每年多次到外國包括羅馬教廷的商務客位機票開支;給予神父修女到負笈羅馬的助學金,包括到當地探望他們時飲宴和利市錢開支;在港舉行主要供小朋友參加的活動,包括旅行和聯歡會;購買月餅送囚犯;送贈聖像予學校;翻譯外文書籍;也捐款予外國,包括受天災橫禍影響地區的主教、外國教區等。
陳日君指,天主教香港教區其實不是很富有,所以他也很少向教區「伸手」。至於收到的捐款,他強調全用在教會事業上,沒有作個人用途。
陳日君在今早的記者會上回應商人黎智英的捐款,他自嘲為敗家精,捐款用剩幾十萬。
陳日君被問到黎智英給他的二千萬捐款是否已花光,陳日君表示,還用剩幾十萬。他多次形容自己是敗家精。
陳日君又強調,黎智英從來沒有問過他如何用這些錢,他亦從來沒有問過黎智英下一次何時再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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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日君避談巨額捐款流向 干政主教幕後屢亂港》
最新“Foxy解密”踢爆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在過去數年內,合共向天主教香港教區前樞機主教陳日君捐鉅款逾2000萬元,但用途不明。天主教香港教區副主教陳志明表示,教區並不知道事件,教會賬目也沒有出現有關捐款,又強調教區規定任何神職人員進行公開籌款活動時,需要先得到教區的同意,至於以私人名義捐助就不會監管;又說不會要求陳日君交代如何運用款項。捲入“捐款門”風波的陳日君18日現身堅道天主教座堂時對事件“三緘其口”,並一度黑面,令鉅款去向及用途更添懸疑。多名學者則認為陳日君有需要向公眾解釋捐款流向及用途,否則公眾難免質疑捐款用途 “見不得光”。
香港《文匯報》報導,細閱經Foxy軟體外泄的黎智英“政治獻金”檔時,已指出當中最吊詭之處是陳日君由2005年至2010年間,獲得“個人捐款”高達逾2000萬元,還超過公民党及民主黨,ue足證陳日君在黎智英心中的地位與他人相比確實不可同日而語。
對巨額捐款去向,天主教香港教區副主教陳志明18日表明,教區從來沒收過來自黎智英的捐款,教區的賬簿內亦沒此紀錄,也不知道陳日君是否個人接受有關捐款:“大額的我們全部都清楚的,(全部賬目也好清楚?)我們有一部門列明的,特別有些人捐款我們也要知來源是哪里,清清楚楚很緊要的。”但他形容陳日君樞機好心,樂意幫助任何人,如果他需要幫助任何人,都需要人幫助他,他接受捐助是可以理解雲。
當天陳日君兩度被記者追問捐款一事,都不肯作出回應。他早上現身堅道天主教座堂時,一聽到問題,一度黑面就走進座堂內,其後再被追問“有沒有這件事” 時,他就掛著勉強笑容,繼續“收口”;下午離開座堂時,更急步“沖進”的士內,並大力關上車門,差點夾中攝影師的手,似乎有點老羞成怒,落荒而逃,希望儘快離場避開記者追訪。
另據報導,被揭過去5年收受壹傳媒老闆黎智英2000萬私人獻金的原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回歸以來一直高調參與本地政治,開始時主要利用其主教身份發表各類有關政治言論,其後更與民主黨創党主席李柱銘、黎智英和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組成“四人幫”,大搞密室政治,在幕後操控反對派,包括公民党成立、勸退甘乃威參加2007年補選,乃至近年策動所謂的“公投”運動。
“四人幫”近年主導整個泛民主派的力量和意識形態,隱身其後的陳日君和黎智英更是合作無間。在2005年政改方案一役中,陳日君高調批評,有關方案 “難以接受”,要求泛民議員反對。時任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更于立法會否決政改方案後,罕有地點名批評陳日君。天主教刊物《公教報》於2006年刊登一名神父的文章,指有教友對陳日君就政改等政治問題的高調取態感到不滿,但陳日君反而變本加厲。
2007年港島區立法會補選時,陳日君被揭發聯同黎智英和李柱銘,透過所謂的“飯聚”干預選舉,包括強推陳方安生參與補選,並勸退準備參與競選的民主黨成員甘乃威等。至2008年,由黎智英牽頭,“四人幫”在黎位於九龍加多利山的豪華大宅內進行了3個小時的“秘密飯局”,遊說陳太再度參選立法會,未能得逞。陳日君亦被外界視為策動所謂“五區公投”的幕後黑手之一,並以神職人員身份,呼籲市民支持所謂“五區公投”運動。
“維琪解密(專題)” 早前公開的近千份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機密電文中,也揭露陳日君與黎智英和李柱銘不時一起與美國駐港總領事會面吃飯,討論的話題非常廣泛,包括香港的政治、政黨及政府官員等方面。電文亦披露,李柱銘、黎智英、陳日君於2006年到梵蒂岡“朝聖”,首次令他們嘗到“傳媒、宗教、政客”組合可發揮的影響力,隨後就和美領館“情投意合”,並“幕後操控”多場政治鬥爭。
讚讚
《可悲的戰後「再殖民」文學論──陳芳明的台灣文學史觀再批判》
《可悲的戰後「再殖民」文學論──陳芳明的台灣文學史觀再批判》
有朋友問說:最近為什麼專搞歷史來了?不搞現在的問題,卻去搞過去的問題,不是太脫離現實了嗎?
我回答說:因為歷史問題經常也是現實問題;譬如:日本的靖國神社參拜問題或日本歷史教科書問題,雖然是過去的事,卻與日本的現實動向、與“日本右傾化”“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問題有很深的關係;李登輝當政時大力推行的便是「國中」教科書《認識台灣》——「歷史篇」,下台後“推動”的就是日本人小林善紀的《台灣論》,兩者都企圖“通過”台灣史觀“打造”今日台灣的「新國民意識」。
所有的統治者都深知掌握“歷史的詮釋權”與維持或“強化統治”有密切的關係,因此都“熱衷”於【湮滅歷史】或【虛構歷史】,使被統治者“不瞭解”歷史真實而“喪失”反抗的能力,作為“意識型態的歷史觀”的“統治”,其實就是現實統治的基礎,我們“怎麼可以”不重視歷史問題呢?
特別是,台灣的歷史問題“更是如此”。
百年來,台灣經歷了曲折複雜的歷史,歷史也數度被權力者所“扭曲”、【湮滅】;再加上台灣今日“過於早熟(雛妓式)”的後資本主義文化,個人已被“零碎化”、社會聯繫“斷裂”,“虛擬”的和形象的世界“取代”了真實的世界,誰在乎歷史?
因此,普遍存在著對歷史的“虛無感”。但是,“歷史問題”並不因此而消失,當年台灣的“(李扁皇民勢力復辟殖政)新當權者”就是“利用”這普遍的歷史虛無感千方百計地“建構”他們的歷史論,用“所謂”的台灣史觀來“打造”台灣的新「國民意識」,以維持、強化其在歷史意識型態上的統治。
它就是“分離主義的台灣史論”;這種史論,不是“排除(閹割掉)”台灣歷史中的中國本質,就是【捏造】中國人如何壓迫台灣人,或“誇大”中國人與台灣人對立的歷史,把台灣完全孤立於中國與世界之外,以此“打造”「反中國」或「去中國」的國民意識。
這就是“當下(馬英九治下的)”台灣的統治性歷史觀。
它是當權者“強化”台灣現實(反共/分離/分治)統治的一部分,我們“怎麼可以”把歷史當做過去的問題呢?歷史問題的鬥爭正是現實問題鬥爭“不可分”的部分,這個“道理”當年的統治者清楚得很。
而,台灣的“(扭曲虛構的)分離主義文學史觀”一向就是(扭曲虛構的)分離主義歷史論的“急先鋒”,因此它是台灣的歷史問題中“最尖銳”的部分。
“揭露”分離主義文學史觀的“欺妄性”不只是為了歷史的工作,更是為了現實的工作。
其中,(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台灣文學史論,就是這種“分離主義文學史觀”的代表之一。
十年前,我曾針對(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台灣文學的建構和分期》一文,寫了《戰後再殖民論的顛倒》,指出它的「戰後再殖民論」“背離”了社會科學的常識和台灣歷史事實,是「以意識型態取代歷史」,並且在文末引用了前輩作家龍瑛宗說過的一句話:「有謊言的地方就沒有文學」,間接“奉勸”他,既然要搞文學就不能有“謊言”,“謊言”與文學是不能並存的。今天,他“仍然”把“台灣光復”後的文學史定為「再殖民」時期。
所謂「再殖民」,“光復”後的文學是「殖民文學」嗎?是誰殖民了誰?
下面,本文再依據客觀史料,逐步“揭露”它「作偽」的“真面目”;並借此對“台灣光復”期歷史的一些基本問題做一番辯析、澄清,打破台灣分離主義者長期以來“獨擅”的“偽歷史”觀點。
一、再談台灣「光復」的意義——不只是「行政接收」,而是「主權復歸」
就如所有的“台灣分離主義者”的戰後史論,必定是從“塗消”或“扭曲”「八‧一五」——日本投降台灣復歸祖國(中國)的歷史開始一樣;陳芳明的「戰後再殖民論」,也是從“塗消”、“扭曲”台灣「光復」的歷史起頭的。
他的“歷史敘述”,“似是而非”,若不深究,必定受其“蒙蔽”,一眼帶過。其實,其中“深藏玄機”,是“典型”的分離主義的「台灣戰後史觀」。把戰後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完全歸因”於太平洋戰爭的終結,“刻意不提”它與日本侵華戰爭、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關係”;也就是“排除”了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歷史動力”中的中國要素,把台灣脫離日本統治與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因果關係”“脫鉤”,為他的「台灣主權未定論」預埋伏筆;
更“刻意避”《開羅宣言》明記的:「日本竊自中國的……台灣、澎湖應歸還中國」的內容,而以「依開羅宣言的約定,中華民國負責來台接收」的“杜撰置換”。只要稍加對照就可看出,《開羅宣言》明記的「台灣應歸還中國」與陳芳明“杜撰”的「中華民國負責來台接收」,兩者之間的歷史意義是“天差地別”的;
所謂「負責來台接收」,意指日本投降後中國政府(當時是「中華民國政府」)的來台接收,與戰後美軍「負責」接管日本、南朝鮮和琉球的意義一樣,都是受盟軍的命令進行暫時的軍事和行政「接管」,並不是「收復主權」;這與《開羅宣言》中明記的台、澎主權歸還中國的意義,當然是“天壤之別”。
(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一面說”「依照開羅宣言的約定」,“一面”卻“掏空”宣言中「台灣歸還中國」的“重要內容”,說中華民國只是「負責來台接收」,這就是想以「瞞天過海」、「陳倉暗渡」的手法“竄改史實”,想以這樣的“敘事”來“達到”台灣主權未定論的“說法”。說明白了,就是企圖從根本上否定日本投降後台灣主權復歸祖國(中國)的“歷史事實”,進而“虛構”他的「戰後再殖民論」。
實際上,像(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這樣的“竄改”論調,其“總根源”,“來自於”戰後美國在冷戰中對華戰略的“陰謀”。
1947年初,美國發表了「冷戰」宣言之後,為了它在東亞的“冷戰戰略”的“需要”,“企圖”把已歸還中國領土的台灣置於其勢力“支配”之下,而“開始鼓吹”「台灣地位未定論」,否定《開羅宣言》以及台灣已復歸中國的歷史事實。“源自於”美國對華戰略陰謀的這種論調,日後便成了台獨分離主義勢力的基本歷史教義之一;李登輝政權後期,用日本右翼慣用的「終戰」史觀來取代「光復」史觀,也可視為“同一脈絡”。
至於日本投降後,台灣是不是已復歸祖國(中國),這只要看看當時台灣人民如何歡天喜地慶祝復歸,或者台灣的知識人“如何評價”“台灣光復”的歷史意義,便是最好的鐵證,不是(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等“分離主義者”或美國霸權,憑強權或強詞就可以塗改的。譬如,“光復”後,一向對陳儀政府的弊病批評最力的台灣作家王白淵,在《民主大路》(《新新》第三期,1946年3月20日)一文中便曾如此說到:
「台灣業已光復,從殖民地的桎梏,回到祖國的懷抱,與中國打成一片,踏入民主主義國家之門,這是歷史的飛躍,又是民族起死回生之春」。
王白淵的這段話,簡單有力地“記錄”了當時台灣知識人對“台灣光復”的“看法”;如果台灣的戰後真如美國霸權鼓吹的「台灣地位未定論」,或者如陳芳明所“虛構”的中國「再殖民」台灣論,那麼,王白淵所說的「台灣光復!回到祖國的懷抱……這是歷史的飛躍」,豈不成了胡言謅語;如果,從今日(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等分離主義者的尺規來看,王白淵的言論豈不成了不可救藥的「大統派」。實際上,王白淵的“看法”,“代表”了“光復”初期全台灣人民,包括台灣全體文化知識界的看法;「二‧二八」事件後,第一位從事台獨分離主義運動的廖文毅,在“光復”當時也曾熱烈地表示:「台灣光復了,台灣的版圖歸還祖國,我們的國家自強,國權自主,國土重圓了。」(《光復的意義》,《前鋒》創刊號,1945年10月25日)。
因此,不論從“歷史事實”來看,或者從當時的台灣知識人的言論立場來看,日本投降後,台灣已復歸祖國(中國),這是“鐵的事實”,不是(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等可以“竄改”的。
二、駁行政長官公署「再殖民」的謬論
否定了日本投降後台灣主權復歸祖國(中國)的“歷史事實”後,為了繼續“虛構”他的「戰後再殖民論」,便把“光復”後的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描述成”是「日本台灣總督府的翻版」、「不脫殖民統治的變相延續」、「對台灣社會進行帝國式的控制」、「比殖民權力支配還要嚴苛的體制」、「迫使台灣社會淪為『再殖民時期』」等等;用一種沒有具體內容、沒有客觀論據堆砌起來的斷定語句,把行政長官公署比做與日據的台灣總督府一樣,同為殖民政權。
(一)「殖民政權」與「民族政權」的不同
“光復”後陳儀主政的行政長官公署,施政上集權、腐敗、貪污又無能,積累了深厚的民怨,終至爆發「二‧二八」事件,是一個失敗的政府,這已是公論;不管是以集權政府、腐敗政府或「劫收」政府來形容,或說它如何地「比殖民權力支配還嚴苛」也好(何況這還值得商榷),都沒錯,也都符合事實。然而依社會科學上的「國家論」,在政權的民族性質上,行政長官公署絕對不是什麼「殖民政權」,而只是中國這個民族國家(當時是「國民政府」)的地方政府,一個集權又腐敗的「民族政權」。譬如德國的希特勒、日本的東條英機等法西斯政權,不管它如何專制、獨裁、進行軍國法西斯的統治,對德國人民或日本人民而言,它仍是「民族政權」,絕對不會是「殖民政權」;如果因為獨裁、極權的統治而把希特勒“說成”是對德國人進行殖民統治,那真是“天大的笑話”。這是社會科學的常識。
那麼,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與“復歸”中國後國民政府(陳儀政權)對台灣的統治,在本質上有什麼不同?
一般而言,殖民統治最明顯的特徵,就在異民族殖民者對被殖民者在法政上的「民族專政」,殖民者完全剝奪了被殖民者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權,殖民者(宗主國)的國家憲法和法律決不涵蓋殖民地,因此殖民地人民並不具有宗主國「國民」的身份;所謂「國民」,就是指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的憲法和法律所涵蓋的人民,具有以參政權為主的各種政治上的權利和義務,而殖民地人民是完全沒有的,這就是殖民地人民與一般民族國家的「國民」,最大的不同之處。
日本對台灣50年的“殖民統治”,日本帝國憲法從來就“不曾涵蓋”台灣,當然,日本本國的法律也不曾直接施行於台灣,在台灣施行的法律,只是屬於「委任立法」。法學家黃靜嘉先生的大作《日據時期之台灣殖民地法制及殖民地統治》一書,提到所謂「委任立法」的意義,就是:
「日本本國法(內地法)之制定,須依憲法所定經議會議決之程序;而在外地(殖民地),原則上係分別由殖民地長官發佈代替法律之命令(在台灣稱為「律令」、在朝鮮稱為「制令」),或由(日本)中央政府以天皇名義發佈之敕令,以(日本)本土之法律(部分或全部)施行之」(括弧係筆者所加)。
簡單地說,日本殖民者在台灣施行的法律與其國內經議會立法產生的法律,在性質上“完全不同”,它是依殖民統治機關——台灣總督府,對台灣的殖民統治需要而以行政命令頒佈的。
實際上,所有的殖民統治者都是一樣的,為了實現宗主國的壟斷資本在殖民地的壟斷利益,必然在法政上採取「民族專政」的形式,剝奪被殖民者的政治權和法律權,以便進行經濟上的剝削。同時,為了進一步維護和擴大政治、經濟上的殖民利益,對殖民地的文化,包括語言、宗教信仰、感情意識等,也進行「去民族化」,亦即「殖民地化」,這也是殖民統治的重要手段。
“台灣光復”就是“打倒”了這樣的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至於台灣的“光復”帶來了什麼大的變化,有什麼巨大的變革?簡單地說,就是使台灣人民從「殖民地人」的地位,躍進到中國「國民」的地位。
前輩作家王白淵在台灣光復後說:
「台省之復,在其本質上,是徹底的民族革命」
(《告外省人諸公》、《政經報》2卷2期,1946年1月25日)。
所謂「徹底的民族革命」,就是指台灣人民在民族地位和民族關係上有了革命性的變革;由於全中國抵抗日本侵略的民族戰爭得到了最後的勝利,日本無條件投降,也打倒了日本在台灣的殖民政權,造成了台灣殖民地的解放,使台灣人民從上述日帝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民族壓迫下解放出來,同時復歸為祖國(中國)的一省,台灣人民當然也復歸為中國「國民」,得到了作為「國民」的各種政治權和政治地位。因此,對台灣人民而言,台灣光復等於是一次如王白淵說的「徹底的民族革命」。
它具體地表現在,“台灣光復”後,國民政府的憲法和法律立即涵蓋台灣。
雖然,當時國民政府仍然處於“訓政”時期,尚未頒佈憲法,但台灣復歸祖國後,當時全國施行的「約法」與法律立即施行於台灣,台灣人民與全中國各省人民一樣,都處於“相同”的政治、法律地位。1946年年底,台灣也選出了國民參政員和制憲國民大會代表,參加了南京的制憲國大。
這就是台灣人民在復歸祖國(中國)後,與被殖民時期的“最大不同”。
台灣人民作為中國「國民」的一員,最具體的內容,就在獲得了“平等的參政權”上。光復後,行政長官公署立即在台灣實施普選,選出各級民意代表,創設了台灣省各級民意代表機關。
(二)“光復”後台灣人民的參政權
陳儀來台就職不過半個月,就在1945年11月5日的第一次紀念周上,發表了「建立民意機關,給台胞參政的機會」的施政報告。接著,在1945年12月25日公佈了「台灣省各級民意機關成立方案」,開始推動台灣人民的參政權;翌年(1946年)1月15日開始辦理「公民宣誓登記」,接著,經由普選成立了村里民、鄉鎮民代表大會、縣市參議會和省參議會,並於5月1日召開了第一屆的台灣省參議會。對於這台灣歷史上首次的普選,當時的《台灣新生報》稱之為台灣「民主的第一聲」。
“光復”後,台灣人民除了獲得並實現了台灣省內的參政權之外,作為中國「國民」的一員,也選出了中央民意代表,參加了全國性的政治活動。
就如長官公署官員張皋在《新台灣的政治建設》(《現代週刊》,1945年12月17日。)一文中所說的:
「台灣人民今後不僅是台灣的主人,不僅要參加台灣一省的政治,而且是中華民國的主人,將參加整個國家的政治」。
因此,在1946年8月16日,由省參議會選出了八位「參政員」,參加了在南京召開的「國民參政會」;另外,也經由省參議會選出了十八位元台灣地區代表,參加了1946年11月15日在南京召開的「制憲國民大會」;並經由普選,於1947年11月21日選出了30名台灣地區的職業及婦女團體的「國民大會代表」,參加了1948年3月29日全中國行憲後的第一屆國民代表大會,依憲法行使國民參政權。
單從上述台灣人民在“光復”後行使的“參政權”來看,就明白了(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戰後再殖民論」是“欺世之論”,有那種從地方到中央都有參政權的「殖民地人民」嗎?
(三)辟陳芳明對行政長官公署體制的幾點訛論
陳芳明又以「陳儀政府掌握了行政、財政、司法、軍事大權」、「實施與當時大陸各省有別的特殊化體制」為由,“虛構”他的戰後「再殖民論」。
這必須從國民政府為什麼會在“台灣光復”後實行高度集權的行政長官體制的問題來看。
專研“光復”初期政治史的鄭梓先生,在《國民政府對於「收復台灣」之設計》一文(新化圖書出版,1994年《戰後台灣的接收與重建》)。中寫道:
戰後台灣的接收與重建,乃是全中國復員計畫中被劃為兩個特殊的光復區之一(另一光復區是東北,其餘皆劃為收復區與後方區),因此採取單獨派遣大員全權綜合接收的方式。
因此可知,採取集行政、軍事大權於一身的行政長官體制,目的在求「事權統一」,使甫脫離殖民統治的台灣的接收與重建得以「順利完成」,基本上,它只是一個“臨時性的過渡性的”政治體制。因為當時的台灣,是一個剛經歷日本50年的殖民統治,以及曾被日本軍國主義高度戰爭動員成南侵基地的地方;並且,由於日本帝國的崩潰,使原本高度依賴日本帝國經濟圈的台灣殖民地經濟也面臨全面崩盤的命運,再加上戰後必然出現的世界經濟蕭條,可預見台灣經濟的重建將萬分困難;還有,由於日本的“殖民軍國教育”和“皇民化運動”所“遺留”的“精神意識毒害”甚深,台灣社會心理的重建也將十分艱巨複雜;況且,雖然日本已投降,但現實上台灣仍有17萬的日軍駐留、29萬的日本人居留,各機關產業仍在日本人手中,行政、治安仍由日本人維持,而且這些近50萬的日軍日僑還有待遣還其本國。由於上述種種艱鉅的任務有待解決和完成,非有強有力的行政組織是無法竟其功的。
這就是為什麼國民政府在戰後重建期,不得不採取集權的行政長官體制的現實原因,與「殖民」不殖民一點關係都沒有。
(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等台獨分離主義者經常用“似是而非”的“說法”,把行政長官公署等同於日本在台殖民機關台灣總督府,說「行政長官公署的組織是總督府的翻版」、「行政長官公署掌握行政、司法、軍事大權,權力超過日本總督」等等。這完全是以訛傳訛,以意識型態“取代”歷史!
至於,(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說行政長官公署掌握「司法大權」,那也是“瞎說”!
不錯!行政長官公署為綜理行政得制定「署令」,但這「署令」與日本殖民機關總督府的「律令」權是“完全不同”的範疇;「律令」是等同法律效力的命令;而「署令」只不過是台灣省的單行規章,屬於行政範疇,且它不能與國家法律牴觸。況且,當時這種行政權限也並非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所獨有的,而是中國各省政府都有的權力,一點也不特殊。
至於,台灣的司法權,本來就屬國民政府中央的司法行政系統,完全超然於行政長官公署之外,長官公署並無司法權;至於監察權,則有中央派出的閩台監察使駐台行使。
因此,不論從台灣人民的政治地位、法律地位來看,還是從行政長官公署的「政制」來看,“光復”後,台灣已完全復歸中國,台灣人民已是百分之百的中國國民。至於復歸後所產生的省籍矛盾、集權與民主的矛盾、階級矛盾等等,全都屬於中國民族國家的內部矛盾,絕對不是異民族間的矛盾。陳芳明的「再殖民論」,就是“矇騙事實”,想把中國民族內部的矛盾“扭曲”為異民族間矛盾和對立,“虛構”他的「戰後再殖民論」,建構他的“台獨史觀”。
三、是「民族文學」,不是甚麼「再殖民」文學
“光復”後的台灣文學其最大的飛躍,在精神面貌上和語言上都復歸為「民族文學」。
原來在日本殖民文學和「皇民文學」的雙重壓迫下的台灣文學,“光復”後,得到了復權與傳承,恢復了它民族文學的原貌和地位。最有象徵意義的莫過於台灣新文學開拓者賴和文學精神,在“光復”後的復歸;與“光復”同日創刊的《政經報》第二期上(該刊於1945年10月25日光復創刊,由陳逸松、蘇新等主編,是當時最有影響力的進步期刊),便率先刊出了賴和的《獄中日記》(連續刊載了4期)。該日記是賴和先生,在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的翌日(1942年12月8日)突被日本憲警拘捕關押後,在獄中所寫。就如他在最後一篇日記寫道:「看看此生已無久,能不能看到這大時代的完成,真是失望之至」。
賴和先生在日本軍國殖民統治臨崩潰前最瘋狂最黑暗的1943年1月,竟未能看見「大時代的完成」而過世了;該日記也在「大時代未完成」前,一直被監禁於日本法西斯的黑牢中,最後,終於在日本軍國殖民統治崩潰、台灣復歸祖國的同時重見天日,重回了台灣文學的史冊。
除此之外,楊逵也在1947年1月15日出版的《文化交流》上,編了《紀念台灣新文學的開拓者——林幼春、賴和》的專輯;並且台中的民眾出版社亦出版了賴和作品《善訟的人的故事》;可以說賴和的文學精神,從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而開始壓迫台灣文學以來,光復後再度的復活。還有,在光復後不滿一年,楊逵也出版了《鵝媽媽出嫁》和日據期被禁的《送報夫》;更具有時代意義的是,吳濁流先生在日據末期日本軍國主義的黑暗統治下,偷偷寫成的長篇小說《胡志明》(後改為《亞細亞的孤兒》),終於在光復後得以出版,代表著台灣文學抗日精神的勝利。這些都象徵著台灣文學精神的光復。
除了在精神上從殖民地的文學“復歸”為民族文學之外,台灣文學的創作,在語言上,白話文也恢復了1937年以前的主流地位。日據期作家楊雲萍、黃得時、賴明弘、王詩琅、王白淵、蘇新、吳新榮……等都恢復了用流暢的白話文寫作;
最令人欽佩的莫過於(台灣第一才子)呂赫若,這位以日文創作而成名的作家,在“光復”後不足四個月便開始用白話文創作,在《政經報上》連續發表了兩篇短篇小說《故鄉的戰事》之一和之二,痛烈地嘲諷了日本的殖民統治,呂赫若不管在語言上或小說主題上,都徹底地批判了殖民統治,表現了「去殖民」的文學精神。
即使在“光復”的第一年,仍然用日文創作的龍瑛宗,在文學精神上也表現了「去殖民」復歸祖國的熱情;譬如,發表在《新新》雜誌創刊號(1945年11月20日)上的《汕頭來的男子》,便是描寫一個熱愛祖國的台灣青年周福山抵抗日本和死亡的故事。在小說結尾,龍瑛宗寫道:「現在,台灣已歸還中國,大家正洋溢在光復的喜悅中,現在台灣正需要一個純情又熱愛中國的人才,然而,在這樣的時候,失掉了像周福山一樣值得敬愛的青年,真令人惋惜……他一直相信中國的光明,但卻無法躬逢『光復』這個人類史上難得的盛典,這使我相當落寞……每思及光復的喜悅就不禁思念起周福山來。」
透過描寫周福山的形象,龍瑛宗“表達”了他強烈的對“祖國”的認同感情。
由此可見,“光復”後的台灣新文學,不但沒有如(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所“捏造”的,由於「中國化」而「空白」、「荒廢」、「斷裂」,反而因為“光復”的歷史大變革而使台灣文學由殖民統治高壓下“解放”出來,不管在精神上或語言上都恢復了它民族文學的原貌。
四、「橋」論爭--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
發生在1947年底到1949年初的《新生報》「橋」副刊上的文學論爭,被稱為台灣新文學的三大論爭之一。當時,台灣剛從日本殖民統治復歸祖國,台灣文學正與祖國民族文學匯合的關鍵期,外省作家與本省作家共同熱烈議論了「如何建設台灣新文學」。論爭顯示了當時的省內外作家,都站在「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的前提,強調「台灣文學的特殊性」,同時,也主張台灣文學要走「大眾文學」、「現實主義文學」的道路。由於這次論爭,含有濃厚的祖國民族文學的基調以及左翼進步文學的傾向,長期以來,台灣的分離主義文學論者,不是想隱蔽這論爭的史料,就是不斷歪曲解釋,想把它塑造成外省作家打壓本省作家、外省作家與本省作家文學衝突的虛像。
把台灣的一切問題都“化約”成中國對台灣的壓迫、台灣與中國的對立是分離主義的“特徵”;而“排除(閹割掉)”台灣新文學中的中國文學與進步文學的成分則是分離主義文學論的特點。
分離主義文學論者陳芳明當然也跳不出這樣的窠臼,甚至更為嚴重。他把「橋」論爭“扭曲”成是「本省作家與外省作家的激烈對話」,且“虛構”「本省作家與外省作家處在極為不同的政治位置」,抹黑外省作家「依恃血腥屠殺的陰影」,而刻意誇大台灣作家「處於一個被指控、被迫辯護的位置」。
只要讀過「橋」論爭文章的人,都知道,論爭中不管是本省作家或外省作家都清清楚楚主張「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這本是一目瞭然,不成問題的事,但是(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偏偏就要”以「文學的族群主義」來“歪曲事實”,明目張膽地「硬拗」說:真正這樣主張的都是出自外省作家筆下,本地作家沒有一位是附和或支持這種論調的。
真的只有外省作家主張「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而本省作家沒有一個人主張嗎?
讓我們用史實來戳破(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謊言”。
其實楊逵是最明白且最積極主張「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的作家;譬如,在作為引發「橋」論爭的關鍵文章——《如何建立台灣新文學》的文末他就說:
「因此,我由衷地向愛國憂民的工作同仁呼喊,消滅省內外隔閡,共同來再建,為中國新文學運動之一環的台灣新文學」。
在《「台灣文學」問答》中,楊逵清楚明白地說:
「台灣是中國的一省,沒有對立,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當然不能對立」。
台灣前輩作家張我軍先生的次子張光直先生,當時雖是台北建國中學高中二年級的學生,卻已用「何無感」的筆名參加了「橋」論爭,在《致陳百感先生的一封信》中,他批評了陳百感「有意無意地把台灣和中國隔離」,他說:
「台灣在地理環境上,雖然是一個孤島,但就社會經濟基礎而言,它是中國的一環,台灣文化也正是中國文化的一環……可是先生您忘了台灣文學正作為中國人民文藝運動之一環而鬥爭,在克服發展中……」。
當時的台灣師院學生籟亮(賴義傳,台籍青年文學雜誌《潮流》同仁,後被刑殺在50年代白色恐怖中),在論爭中的一篇《關於台灣新文學的兩個問題》,文中談到台灣文學的特殊性與中國文學的普遍性時,如此辯證地說道:
「台灣新文學當然是和祖國文學一樣站在同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上的,不過這裡躺著可惡的『澎湖溝』——50年的距離——這就是台灣新文學的立場——特殊性……那麼『台灣新文學』是和『大陸文學』對立的嗎?不是的,『澎湖溝』是站在和祖國同一新歷史階段上,才可以看出它的特殊性。因此,這一個特殊性是以同一歷史階段為前提的,所以『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
當時的台灣師院學生的林曙光,在文壇上十分活躍,在論爭中他寫了《台灣文學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關於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關係的問題,他也說:
「所以最好還是打破一切的特殊性質,做中國文學的一翼而發展,今日『如何建立台灣新文學』,需要放在『如何建立台灣的文學使其成為中國文學』才對」。
另外,林曙光也在當時上海出版的全國性文藝雜誌《文藝春秋》上,發表了《台灣的作家們》(1948年10月15日);在文章開頭,對於台灣新文學與中國新文學的關係,他便如此說道:
「但是在本質上,它始終追求著五四以後的中國新文學的傾向,也可以說,它是發源於中國新文學運動主流中的一個具有光榮的傳統與燦爛的歷史的支流」。
曾經“率先扭曲”「橋」論爭意義的葉石濤,在論爭當時也寫了《1941年以後的台灣文學》一文,在文章一開頭他說:「由於過去台灣殖民經濟所決定命運的台灣文學,在抗日反帝的現實的鬥爭過程中,所產生的作品,樹立了中國文學發展的傳統性」,在文末他還振振有詞地說:
「我們必須打開窗口自祖國文學導入進步的,人民的文學,使中國文學最弱的一環能夠充實起來」。
可見得,在「橋」論爭中,幾乎所有的省籍作家都表示了「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的看法,這是明明白白的。
況且,除了「橋」論爭外,當時的省籍前輩作家,如賴明弘、楊雲萍、王詩琅等等都分別在其他刊物上發表了同樣的看法(在此不一一贅列)。這種觀點,實際上已是“光復”後,建設台灣新文學的大前提和出發點。(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想“一手遮天”,以為握有【文化霸權】便可以把省籍前輩作家不符合他分離主義文學標準的言論思想統統「閹割」掉;然而,歷史終究會以它的方式撕破【霸權的假面】,這是亙古不變的鐵則。
(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分離主義文學論其“核心”是以“排除(閹割掉)”台灣文學中的中國文學要素來「建構」他的台灣文學「主體性」。但是,客觀地、歷史地來看,構成台灣文學「主體性」的基礎正是台灣文學裡面普通存在的「中國性」;排除了「中國性」的台灣文學其實只是一個空虛主體,或虛假主體,不得不靠「虛構」來維持。
這使他的歷史觀成為「非社會科學的」,必然表現為:
(一)孤立的歷史觀:不但切斷與中國歷史的關係,也切斷與世界歷史的聯繫,更切斷了與台灣歷史本身的聯繫。
(二)抽象的、空洞的歷史觀:其中,沒有台灣社會的歷史變化、也沒有台灣社會的具體內容。
這種文學論,對台灣文學的最大傷害在於:
(一)排除了台灣文學中的中國民族文學和左翼文學。
(二)再度阻斷了台灣的「去殖民論」的發展。
(三)使台灣文學史再度「失憶」。
這就是他的分離文學論的“可悲之處”!
文/曾健民
2011年12月9日
《海峽評論》253-254期- 2012年1-2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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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學習:
《唯心歷史觀的破產》
中國人之所以應當感謝美國資產階級發言人艾奇遜,不但是因為艾奇遜“明確地供認”了【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替美國打仗殺中國人】這樣一種“事實”,使得中國的先進分子“有證據”地去說服落後分子。
不是嗎?你們看,艾奇遜自己“招認”了,最近數年的這一場使得幾百萬中國人喪失生命的大血戰是美國帝國主義“有計劃地組織”成功的。
中國人之所以應當感謝艾奇遜,又不但因為艾奇遜公開地宣稱,他們要招收中國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分子,組織“美國的第五縱隊”,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因此引起了中國人特別是那些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中國人的注意,大家相約不要上美國人的當,到處警戒美帝國主義在暗地裏進行的陰謀活動。
中國人之所以應當感謝艾奇遜,還因為艾奇遜“胡謅”了一大篇中國近代史,而艾奇遜的歷史觀點正是中國知識份子中有一部分人所同具的觀點,就是說資產階級的唯心的歷史觀。
駁斥了艾奇遜,就有可能使得廣大的中國人獲得打開眼界的益處。對於那些抱著和艾奇遜相同或者有某些相同的觀點的人們,則可能是更加有益的。
艾奇遜“胡謅”的中國近代史是什麼呢?
他首先試圖從中國的經濟狀況和思想狀況去說明中國革命的發生。在這裏,他講了很多的“神話”。
艾奇遜說:
“中國人口在十八、十九兩個世紀裏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負擔的壓力。人民的吃飯問題是每個中國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國民黨在法典裏寫上了許多土地改革法令,想這樣來解決這個問題。這些法令有的失敗了,有的被忽視。國民政府之所以有今天的窘況,很大的一個原因是它沒有使中國有足夠的東西吃。中共宣傳的內容,一大部分是他們決心解決土地問題的諾言。”
在不明事理的中國人看來,很有點像。人口太多了,飯少了,發生革命。國民黨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共產黨也不見得能解決這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
革命的“發生”是由於人口太多的緣故嗎?
古今中外有過“很多”的革命,“都是”由於人口太多嗎?
中國幾千年以來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於人口太多嗎?
美國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⑴,“也是”由於人口太多嗎?
艾奇遜的“歷史知識”等於“零”,他連美國獨立宣言也沒有讀過。華盛頓傑弗遜⑵們“之所以”舉行反英革命是因為英國人“壓迫”和“剝削”美國人,“而不是”什麼美國人口過剩。
中國人民歷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為這些封建朝廷“壓迫”和“剝削”人民,而不是什麼人口過剩。
俄國人所以舉行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因為俄皇和俄國資產階級的壓迫和剝削,“而不是”什麼人口過剩,俄國至今還是土地多過人口“很遠”的。
蒙古土地那麼廣大,人口那麼稀少,照艾奇遜的“道理”是不能設想會發生革命的,但是卻早已發生了⑶。
按照艾奇遜的“(神話)說法”,中國是毫無出路的,人口有了四億七千五百萬,是一種“不堪負擔的壓力”,革命也好,不革命也好,總之是不得了。
艾奇遜在這裏“寄予”了很大的“希望”,這個“希望”他沒有說出來,卻被許多美國新聞記者“經常地”透露了出來,這“就是所謂”中國共產黨解決不了自己的經濟問題,中國將永遠是天下大亂,只有靠美國的麵粉,即是說變為“美國的殖民地”才有出路。
辛亥革命⑷“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個清朝政府,“而沒有”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和剝削。
北伐戰爭“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美蔣)蔣介石“背叛”革命,“投降”帝國主義,成了壓迫和“剝削”中國人的“反革命”首領。
辛亥革命⑷“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個清朝政府,“而沒有”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和剝削。
北伐戰爭“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美蔣)蔣介石“背叛”革命,“投降”帝國主義,成了壓迫和“剝削”中國人的“反革命”首領。
辛亥革命⑷“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個清朝政府,“而沒有”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和剝削。
北伐戰爭“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美蔣)蔣介石“背叛”革命,“投降”帝國主義,成了壓迫和“剝削”中國人的“反革命”首領。
“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嗎?
西北、華北、東北、華東各個解決了土地問題的老解放區,難道還有如同艾奇遜所說的那種“吃飯問題”存在嗎?
美國在中國的“(特務)偵探”或所謂“觀察家”是不少的,為什麼連這件事也沒有探出來呢?上海等處的失業問題即吃飯問題,完全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殘酷無情的壓迫和剝削的結果。在人民政府下,只消幾年工夫,就可以和華北、東北等處一樣完全地解決失業即吃飯的問題。
中國人口眾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辦法,這辦法就是生產。
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如像馬爾薩斯⑸者流“所謂”食物增加趕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謬論”,不但被馬克思主義者早已從理論上駁斥得乾乾淨淨,而且已被革命後的蘇聯和中國解放區的“事實”所完全駁倒。
根據革命加生產即能解決吃飯問題的真理,中共中央已命令全國各地的共產黨組織和人民解放軍,對於國民黨的舊工作人員,只要有一技之長而不是反動有據或劣跡昭著的分子,一概予以維持,不要裁減。十分困難時,飯勻著吃,房子擠著住。已被裁減而生活無著者,收回成命,給以飯吃。國民黨軍起義的或被俘的,按此原則,一律收留。凡非首要的反動分子,只要悔罪,亦須給以生活出路。
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
我們是艾奇遜反革命理論的駁斥者,我們相信革命能改變一切,一個人口眾多、物產豐盛、生活優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國,不要很久就可以到來,一切悲觀論調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西方的影響”,這是艾奇遜“解釋”中國革命所以發生的第二個原因。
艾奇遜說:“中國自己的高度文化和文明,有了三千多年的發展,大體上不曾沾染外來的影響。中國人即是被武力征服,最後總是能夠馴服和融化侵入者。他們自然會因此把自己當作世界的中心,把自己看成是文明人類的最高表現。到了十九世紀中葉,西方突破了中國孤立的牆壁,那在以前是不可逾越的。這些外來者帶來了進取性,帶來了發展得蓋世無雙的西方技術,帶來了為以往的侵入者所從來不曾帶入中國的高度文化。一部分由於這些品質,一部分由於清朝統治的衰落,西方人不但沒有被中國融化,而且介紹了許多新思想進來,這些新思想發生了重要作用,激起了騷動和不安。”
在不明事理的中國人看來,艾奇遜說得很有點像。西方的新觀念輸入了中國,引起了革命。
革什麼人的命呢?因為“清朝統治的衰落”,向弱點進攻,是革清朝的命了。
艾奇遜在這裏說得“不恰當”。辛亥革命是“革帝國主義的命”。
中國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為清朝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反對英國鴉片侵略的戰爭⑹,反對英法聯軍侵略的戰爭⑺,反對帝國主義走狗清朝的太平天國戰爭⑻,反對法國侵略的戰爭⑼,反對日本侵略的戰爭⑽,反對八國聯軍侵略的戰爭⑾,都失敗了,於是再有反對帝國主義走狗清朝的辛亥革命,這就是到辛亥為止的近代中國史。
艾奇遜所說的“西方的影響”是什麼呢?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1848年)中所說的西方資產階級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⑿。在這個影響或“改造”過程中,西方資產階級需要“買辦”和熟習西方習慣的“奴才”,“不得不”允許中國這一類國家開辦學校和派遣留學生,給中國“介紹了許多新思想進來”。隨著也就“產生”了中國這類國家的民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同時並使農民破產,造成了廣大的半無產階級。這樣,西方資產階級就在東方造成了兩類人,一類是少數人,這就是為帝國主義“服務”的“洋奴”;一類是多數人,這就是反抗帝國主義的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從這些階級出身的知識份子,所有這些,都是帝國主義“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從這些人“發生”的。不是什麼西方思想的輸入引起了“騷動和不安”,“而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引起”了反抗。
在這個反抗運動中,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即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到1919年的五四運動⒀的前夜,共計七十多年中,中國人沒有什麼思想武器可以抗禦帝國主義。舊的頑固的封建主義的思想武器打了“敗仗”了,抵不住,宣告破產了。不得已,中國人被迫從帝國主義的老家即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武器庫中學來了進化論、天賦人權論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等項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組織過政黨,舉行過革命,“以為”可以外禦列強,內建民國。但是這些東西也和封建主義的思想武器一樣,軟弱得很,又是抵不住,“敗下陣”來,宣告破產了。
1917年的俄國革命“喚醒”了中國人,中國人“學得了”一樣新的東西,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
孫中山也“提倡”“以俄為師”,主張“聯俄聯共”。
總之是從此以後,中國改換了方向。
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
孫中山也“提倡”“以俄為師”,主張“聯俄聯共”。
總之是從此以後,中國改換了方向。
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
孫中山也“提倡”“以俄為師”,主張“聯俄聯共”。
總之是從此以後,中國改換了方向。
艾奇遜是“帝國主義政府”的發言人,他當然“一個字也不願意提到”帝國主義。他將帝國主義的侵略,說成“外來者帶來了進取性”。
看啊,多麼美麗的名稱——“進取性”。中國人學了這種“進取性”,不是進取到英國或美國去,只是在中國境內引起了“騷動和不安”,即是革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命。可惜沒有一次成功,都給“進取性”的發明人即帝國主義者打敗了。於是掉轉頭去學別的東西,很奇怪,果然一學就靈。
“中國共產黨是在二十年代初期,在俄羅斯革命的思想推動之下建立起來的”。
艾奇遜說對了。這種思想不是別的,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這種思想,和艾奇遜所說的西方資產階級的“為以往的侵入者所從來不曾帶入中國的高度文化”相比較,不知要高出幾多倍。其明效大驗,就是和中國舊的封建主義文化相比較可以被艾奇遜們傲視為“高度文化”的那種西方資產階級的文化,一遇見中國人民學會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文化,即科學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就要打敗仗。被中國人民學會了的科學的革命的新文化,
第一仗打敗了【帝國主義的走狗】北洋軍閥,
第二仗打敗了【帝國主義的又一名走狗】蔣介石在二萬五千里長征路上對於中國紅軍的攔阻,
第三仗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汪精衛,
第四仗最後地【結束了美國和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及其走狗】(美蔣)蔣介石等一切反動派的統治。
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到中國“之所以”發生這樣大的作用,“是因為”中國的社會條件有了這種“(迫切)需要”,“是因為”同中國人民革命的實踐發生了聯繫,是因為被中國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觀的實際的事物相聯繫,如果沒有客觀存在的需要,如果不為人民群眾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東西,即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不起作用的。
我們是反對歷史唯心論的歷史唯物論者。
非常奇怪,“蘇維埃的學說和實踐,對於孫中山先生的思想和原則,尤其是在經濟方面和黨的組織方面,有相當的影響”。
被艾奇遜們所傲視的西方的“高度文化”,對於孫先生的影響怎麼樣呢?艾奇遜“沒有說”。孫先生以大半輩子的光陰從西方資產階級文化中尋找救國真理,
結果是“失望”,轉而“以俄為師”,這是一個偶然的事件嗎?
結果是“失望”,轉而“以俄為師”,這是一個偶然的事件嗎
結果是“失望”,轉而“以俄為師”,這是一個偶然的事件嗎
顯然不是。
孫先生和他所代表的苦難的中國人民,一齊被“西方的影響”所“激怒”,下決心“聯俄聯共”,和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奮鬥和拚命,當然不是偶然的。
孫先生和他所代表的苦難的中國人民,一齊被“西方的影響”所“激怒”,下決心“聯俄聯共”,和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奮鬥和拚命,當然不是偶然的
孫先生和他所代表的苦難的中國人民,一齊被“西方的影響”所“激怒”,下決心“聯俄聯共”,和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奮鬥和拚命,當然不是偶然的
在這裏,艾奇遜“不敢說”蘇聯人是帝國主義侵略者,孫中山是向侵略者學習。那末,好了,孫中山可以向蘇聯人學習,而蘇聯人並非帝國主義侵略者,為什麼孫中山的繼承者,孫中山死後的中國人,就不可以向蘇聯人學習呢?
“為什麼”孫中山以外的中國人從馬克思列寧主義學了科學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理論,並使之和中國的特點相結合,發動了中國的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創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就叫做“受蘇聯控制”,“共產國際的第五縱隊”,“赤色帝國主義的走狗”呢?
世上有這樣高明的“邏輯”嗎?
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後,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從這時起,近代世界歷史上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偉大的勝利的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已經復興了並正在復興著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文化。
這種中國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來說,已經超過了整個資本主義的世界。比方美國的國務卿艾奇遜之流,他們對於現代中國和現代世界的“認識水準”,就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個普通戰士的水準之下。
至此為止,艾奇遜以一個資產階級大學教授講述無聊課本的姿態,向人們表示他在尋求中國事變的因果關係。中國之所以發生革命,一因人口太多,二因西方思想的刺激。
你們看,他好像是一個因果論者。接下去,他就連這點無聊的“偽造”的因果論也不見了,出現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事變。中國人就是那樣毫無原因地互相爭權奪利和猜疑仇恨。鬥爭中的國民黨和共產黨,雙方的精神力量的對比,發生了莫名其妙的變化,一方極度下降,降到零度以下,另一方極度上升,升到狂熱的程度。
什麼原因呢?誰也不知道——這就是艾奇遜所代表的美國的“高度文化”中所固有的“邏輯”。
文/毛 澤 東
1949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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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評:
“漢奸(買辦帶路黨)”們“宣揚”的所謂不深入“改革開放,就死路一條”,國人就沒有飯吃,就會餓肚子,就會死,“本質上”想把天朝“變成”對方(美帝)的殖民地,這是多麼荒謬的唯心論!
讚讚
老狐狸與小白兔
論兩岸和平協議、文化協議及評卜睿哲、龍應台
馬英九在第一任總統任內完成了兩岸直航和簽訂ECFA(兩岸經貿架構協議)後,大家都期望於他能在第二任內逐步完成他所承諾過的兩岸文化協議和兩岸和平協議。美國口口聲聲「普世價值」,和平可是聯合國追求的目標,是聯合國的普世價值。從馬英九一月份連任當選後至今,不但和平協議渺無音訊,連文化協議恐怕也難以樂觀。
“棄美論”與“棄台論”
8月21日,「美國政策中心」召開在華盛頓「三場可能改變世界的選舉」研討會,會中,前“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前美帝駐台總督府總督)卜睿哲提出台美關係有兩種「拋棄論」,一是美國的「棄台論」,一是台灣的「棄美論」。
「棄台論」是「因為如果美國要和大陸發展關係,就必須解決台灣問題,台灣已成為美國的戰略負擔,必須拋棄台灣,避免損失。」「棄美論」則是美國眾議員、台灣連線前共同主席羅拉巴克所提,「馬英九和大陸維持良好關係,但他反對『獨裁政權』,台灣已和以前『反共』的台灣不一樣;對他而言,台灣拋棄美國。」(《聯合報》2012-08-23)
(前美帝駐台總督府總督)卜睿哲認為「棄台論」、「棄美論」都不是華府的主流看法。尤其是「棄美論」不可能,因為「兩岸之間想要建立政治架構,進而簽署和平協議是很困難的事,台灣還是需要美國,即使思考拋棄美國也不可能」。(同前)
為什麼「台灣還是需要美國」,《聯合報》的報導不完整,原來卜睿哲是這麼說的──「兩岸之間要透過政治談判達成和平協議非常困難,在台灣仍需要美國提供安全保障的情況下,台灣怎麼可能放棄美國?」(《自由時報》2012-08-23)
《中評社》(2012-08-23)另有報導說:
「卜睿哲認為,『棄美論』與『棄台論』均遠非主流思維,甚至連辯論也沒形成;台灣很難在兩岸之間創造一個政治框架,仍繼續需要美國,即便台灣想放棄美國也不成。
曾任“美在台協會”理事主席(美帝駐台總督府總督)的卜睿哲預計,在馬英九第二任內,兩岸關係發展的動力會放緩,這主要是兩岸內部政治,特別是台灣內部政治決定的。馬英九在選舉中曾提出今後十年兩岸可能談和平協定,遭到批評後就退縮了;吳伯雄在北京提『一國兩區』,馬上引發激烈爭議,這些都顯示了台灣內部對這個問題的擔心和焦慮。他說,兩岸談和平協定在政治上和安全上都有許多障礙。」
我們根據這三份報導大致可以把卜睿哲的意思拼湊起來:由於台灣內部政治,要美國提供安全保障,所以,不能「棄美」,(而必須與大陸對抗),也就簽不成和平協議。美國要回東亞,進行「新圍堵」,又何以要「棄台」?
卜睿哲不但曾任“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前美帝駐台總督府總督),並現任智庫“布魯金斯學會”東北亞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當深知美國對華政策和東亞戰略。我們同意他所傳達的正是美國目前的政策和戰略,正是「不統不獨,不戰不和,以台制中」,但是我們不能同意他的理由和論述,那不是台灣客觀事實的陳述,而是美國主觀願望的表達。
閉門會議為何“不透明化”?
試問,台灣為什麼需要美國提供安全保障?這是因為當年,中共擁有大陸政權後,要「解放台灣」,兩岸實力懸殊,所以才需美國保護。兩岸和平協議是大陸保證不以武力侵犯台灣,難道這不是台灣的安全保障嗎?沒有了大陸武力威脅,台灣也就不需要美國保護了。
再說,如果美國真那麼「愛台灣」,即使和平協議簽訂後,大陸還要以武力要脅台灣,美國不還有「台灣關係法」可以提供台灣安全的保障嗎?那是美國的“國內法”,大陸也無可奈何。除了「台灣關係法」外,再加兩岸和平協議,台灣的安全有雙重保障,不比現在更安全嗎?
「台灣內部政治」會是台灣人民嗎?台灣主流民意真的是「寧願大陸武力威脅,不簽兩岸和平協議」嗎?當然不是。
不僅是兩岸和平協議遭卜睿哲否定,兩岸文化協議也有問題。台灣文化部長龍應台訪美,8月26日接受「美國(反華)之音」訪問時說,「兩岸還在彼此接觸、摸索,希望明年春天北京開完『兩會』後,有機會具體討論排除兩岸文化交流障礙議題」(中央社,華盛頓2012-08-31)。
27日,龍應台前往拜會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與卜睿哲、容安瀾、包道格等「台灣通」舉行閉門會議,談了90分鐘,相約內容不對外透露。「卜睿哲在步出會場時,強調以個人意見對中央社記者表示,台灣與大陸進行文化交流,會碰到著作權保護與審查制度等關鍵問題」;「政治與文化密切相關,兩岸文化交流的確有敏感性,以兩岸領導人智慧合力解決,應該可以避免這類問題」。「台灣與大陸畢竟是兩個非常不一樣的社會,文化交流有很多工作要做,但也不需要太悲觀,台灣應該要對自己文化有信心」。(同前)
台灣文化屬中華文化,那來「自己文化」?難道面對美國文化,紐約還有「自己文化」嗎?
經過了「閉門會議」,龍應台似乎打通了任督二脈,8月29日,在華盛頓發表演講並答覆問題,據中央社報導云:
「對於兩岸簽署文化協議,龍應台直言『暫時沒有考慮這件事』。她說,兩年前還沒有做公務員時,中國大陸提出來,台灣方面的回應是除非有非常實質意義的內容,若空泛講民族情感、中華文化,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龍應台認為,兩岸簽署文化協議與否並不重要,因為台灣是以民間社會為主,民間會主動自己選擇用何種方式交流。
但她認為,兩岸思想上應該要有更多交流,而且這件事非常重要,『如果只是一雙手做交流,另外一雙手做相反的東西』就沒有意義,雙邊要非常真誠交流最重要,因為這個透明世界什麼事情都會清清楚楚。」
但為什麼「閉門會議」不肯透明化呢?
且她在「中評社」記者問,在何種條件下台灣才會與大陸談文化交流協定時,她只能語無倫次的“支吾其詞”,報導說:
雖然遙遠,應敢於想像
「『我們對此保持開放態度,我們並沒有說不。事實上我們希望與對岸坐下來討論非常實際的問題。』她舉例道,當派出一個樂團到對岸演出時,就有大量樂器需要過關,因此雙方可以談海關監管,以及劇場、影院、電影配額等非常實際的問題,一個一個地談,而不是簽署一個抽象的東西。
28日在喬治.華盛頓大學演講回答學生提問時,龍應台承認,要在接受大陸正面的文化影響,以開放的態度與大陸互動,與保證台灣安全之間劃線,對於台灣來說是很困難的事情。中評社29日問她希望線劃在什麼地方?龍應台回答:加拿大與美國文化交流就不會有這個問題,因為他們之間沒有憂慮,而這不僅對台灣與大陸,對美國與中國而言都是一個問題。5月份中國公司收購美國一個電影院線,就在美國引發許多討論。
龍應台認為,很難劃線是因為文化一直在變化,是流動的,很難給它定規劃線。她表示,重要的是通過對話,影響或幫助中國大陸變成更加開放的公民社會。她說:『也許有朝一日兩岸文化關係也能跟加拿大與美國一樣,不存在安全問題。這種場景雖然遙遠,但我們應當敢於想像。』」(「中央社」2012-08-31)
前三天才說,明年春天,北京開完兩會後就「有機會具體討論排除兩岸文化交流的障礙議題」,經過「閉門會議」,只剩下了「這種場景雖然遙遠,但我們應當敢於想像」!這個「閉門會議」能不令人「敢於想像」嗎?
簽訂文化協議的條件,要有如美、加關係,但在歐盟之前,全世界的兩國關係,英-法、法-德都沒有和美-加關係一樣。而且中-美關係,除非美國放棄霸權主義,中國永遠不會和加拿大一樣做美國的小乖乖。
卜睿哲的越俎代庖引起「中評社」(2012-08-29)的批評:
「我們據此大約可知,美國人對兩岸開展文化交流也是擔心的。
兩岸文化交流是一個大的概念,什麼著作權保護與審查制度則是小的方式。用小方式來抹煞大概念,美國人不是不了解情況,就是用心良苦。
著作權保護與審查制度台灣就沒有嗎?
當然有的。
試問,台灣報紙在大陸不得公開發行,又有哪一家北京的報紙得以在台灣公開發行?(台灣鐵幕社會迄今嚴密封鎖大陸電視頻道)兩岸之間實在是“半斤八兩”而已。
我們要等著看的是,是不是美國人不高興,兩岸文化交流也立刻中止?」
對於龍應台的演講,更引起了資深媒體人傅建中的「微詞」,他在「華府看天下」的專欄中說:
龍應台的認同中有多少中國成份?
「當龍應台說起孔子學院有宣傳作用,自是含有貶意,可是當她談到美國的新聞總署(USIA,現已併入美國國務院),儘管USIA是美國在海外的宣傳機構,她卻對USIA發揮的宣傳功能予以肯定,甚至表示像她那一代的台灣人,幾乎是在USIA的文化氛圍中長大的。恰好現場有兩位USIA的前官員,其中一位和我很熟,很自然的在演講過後的午餐招待會上談起龍的演說,這位美國官員看過龍應台的《野火集》,頗為欣賞,她對龍應台演說沒有觸及台灣的身份和歸屬(identity)感到悵然,若有所失,對台灣而言,這也是很悲哀的事。她指出,這個問題已存在六十餘年始終不得其解,這位曾在中國大陸服務的USIA前官員深信,台灣一天不能落實自己的identity,有再多、再好的軟實力,包括孔子的溫良恭儉讓美德、西方的公民社會和民主,都只是漂浮的、游離的,無法生根,台灣也將『國不國』。
說得甚是,我無言以對。個人認為,前述問題在兩蔣時代幾乎不存在,因為那時台灣的identity非常明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人就是中國人,而且都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國人;等到黨外勢力興起,台灣意識抬頭,台灣identity逐漸取代中國認同,甚至於中國或中國人變成骯髒的字眼(Chinese has become a dirty word),那就使台灣沉淪到萬劫不復。近日來自台北的友人說,台灣中學的教科書連『秦始皇統一中國』的字眼都避用,唯恐給學生灌輸『統一』和『中國』的觀念,這真是掩耳盜鈴,自欺欺人。
龍應台雖貴為部長,恐怕也是『孤臣無力可回天』,因一朝被貼上統派的標籤,她就非得掛冠不可。龍應台認同台灣是不容置疑的,但這認同中有多少中國成份,就值得研究了。我們無法期待她像張榮發那樣斬釘截鐵的說:『台灣人就是中國人』。做為文化部長和台灣形象的首席推銷員,她是沒有什麼灰色地帶可以隱身的。」
傅建中「微詞」中有大義:
一、即使孔子學院有宣傳作用,龍應台竟然不知USIA就是美國的海外宣傳機構,而肯定USIA,否定孔子學院,龍應台還有公正嗎?
二、龍自承是在USIA的文化氛圍中長大,所以她肯定和認同的是美國宣傳的文化,而不及中國(或台灣)文化,但竟然她在中華民國的台灣擔任文化部長。
三、龍肯定USIA,但USIA的前官員,雖肯定龍批評國民黨政權的《野火集》,但卻因她不能公開認同台獨,而失望。
四、龍應台的演講根本沒有「中國」只有台灣,沒有「中國」的台灣不是台獨是什麼?
龍是文化部長,是中華民國文化的首席推捎員,竟是推銷沒有「中國」的台灣文化。所以傅才會說,「這認同中有少中國成份,就值得研究了」。這是傅質疑龍是那國文化的文化部長了,也就是質疑龍的國家認同。
傅長期旅居美國,對台灣情況發展認識略有出入。
一、台灣認同全面台獨化是自李登輝的「本土化」開始。黃信介任民進黨主席還欲以在北京的陳鼓應、張春男成立北京分部。李登輝時是國民黨主席,不是黨外。
二、不能稱「秦始皇統一中國」是陳水扁時期的規定,現在已取消此項規定。傅建中得知的是歷史,不是新聞了。
沒了「不和」就無以「以台制中」
最後,我們對卜睿哲和龍應台的報導有以下之評論。
卜睿哲不愧為“老奸巨猾”的外交官,是隻“老狐狸”。把美國反對兩岸和平協議的責任推給「台灣內部政治」。
卜睿哲所言「台灣內部政治」當指民進黨吧?
但我們發現,當年“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白樂崎來台痛批民進黨主席許信良等,「缺乏戰略思想」、「不夠用功」、「立場也不明確」後,而有施明德帶隊到新加坡拉白布條抗議「辜汪會談」。《華盛頓郵報》渲染報導廈大台研院一個副教授說ECFA是邁出經濟統一的第一步,於是「一犬吠影,百犬吠聲」,整個民進黨都抗議,抗到蔡英文選總統才要「繼承前朝政策」。去年10月,馬英九拋出「和平協議」,第二天《中國時報》民調61%支持,但隨即受到「美國學者關切」而收回,以至民調大幅下滑;吳伯雄的「一國兩區」,首先是白樂崎在《自由時報》反對,接著包括卜睿哲、薄瑞光的質疑,民進黨又一窩蜂的反對,殊不知是反對自己參與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修訂條文」。
我們有憑有據的說,戰後的「台獨運動」根本是美國“幕後扶植”的,所謂「台灣內部政治」就是民進黨台獨,就是美國“扶植”的“代理人”。歷來大規模的“反對”兩岸和解政策,“無不是”「美國友人」率先發難或事後支持的。
美國對台政策是「不統不獨,不戰不和,以台制中」,簽訂了兩岸和平協議就沒有了「不和」,沒有了「不和」美國就無以「以台制中」。但台灣人民的安全保障的前提當來自兩岸的和平,“而不是”美國的“軍售”和安全保障。反對兩岸和平協議其實是出賣台灣人民的安全利益。
美國在台的“代理人”由50年代的國民黨“轉換”為今日的民進黨,除非是革命式的掃蕩,否則這股「台灣內部政治」勢力無論執政與否,是難以撼動的。
卜睿哲還“狡猾”的把反對兩岸文化協議的責任“推給”要「以兩岸領導人智慧合力解決」,甚至,推給「台灣應該要對自己的文化有信心」。甚至還提出智慧財產權和審查制度來卡文化協議。
龍應台只是“(崇洋媚外媚美媚德媚日派)西化派”的小白兔
大陸的智慧財產權保護起步較晚,為了要「與世界接軌」也在全力直追,和美國都訂有協定,禁止大陸民間侵犯美國人的智慧財產權。大陸確有審查制度,我們暫不作價值判斷。戒嚴時期,台灣也有審查制度,也有美國新聞處的《學生英語雜誌》、《今日世界》,並有《時代》、《新聞》周刊進口,唯中共領導人照片上須蓋上「匪酋」二字,當時美國和台灣沒有文化交流嗎?
可見卜睿哲之言,只不過是“藉口”而已。
按照前USIA官員的看法,「台灣一天不能落實自己的identity」(其實即台獨另一說詞),無論什麼文化,「都只能是漂浮的、游離的,無法生根,台灣也將『國不國』」,「台灣應該對自己的文化有信心」,豈不是對台獨有信心?兩岸領導人有智慧,豈不是要接受台獨才是有智慧?
要北京當局接受台獨,才能簽訂文化協議,這才是卜睿哲的“潛台詞”,我們無法得知,卜睿哲是否在「閉門會議」中向龍應台說了白話文。果真如此,除非馬政府有意志和能力擺脫美國的羈絆,否則,兩岸文化協議的期望只能是「我們應當敢於想像」了。
相對於卜睿哲的“老奸巨猾”和“老狐狸”,龍應台只能是一隻“(崇洋媚外媚美媚德媚日派)西化派”的小白兔,一次「閉門會議」就被洗腦,甚至把反對文化協議的責任一肩扛起,可見其天真活潑可愛。
龍應台是成大外文系畢業,在美取得英美文學博士,後從事流行文化和新聞評論的寫作,也涉及過一點中國現代化啟蒙思潮,曾在大學任教,但她對英美文學和西方文化,有些什麼成就,我們“不得而知”。但其文字流暢自成一格,充滿感性,頗富文采和才氣,然“缺乏”哲學、史學和社會科學訓練,涉及中國(台灣)傳統文化甚鮮。但其作品在兩岸均頗受摩登青少年歡迎,流行頗廣。
唯其“無知”於孔子學院在前些日子,險遭美國政府驅逐的「不文明」;
也“無知”於USIA就是美國的“海外宣傳機構”,而自承是接受USIA文化長大的;我們也知道,龍應台竟也“無知”於台灣文化源自中華文化,而和台獨文化家唱和台灣文化的獨立。所以,才有傅建中的「微詞」。
老實說,龍應台沒說錯,「像她那一代的台灣人,幾乎是在USIA的文化氛圍中長大」的,唯有人有反省的能力,有人缺乏反省的能力。很遺憾的,我們的文化部長龍應台屬於後者,而“無法超越”USIA的文化氛圍,而形成自己的主體性文化意識。這是(被美日深度學術殖民、文化殖民的)台灣知識界和文化界“普遍的現象”,我們無意苛責龍應台,只能高呼「美利堅萬歲」!
民族感情、中華文化都不是最重要的
龍應台當知西方文化價值是多元化的,唯多元化才能有選擇;唯有選擇,人才能有自由。龍應台自承台灣遭USIA壟斷,還能有多元化和自由嗎?
台灣的中華文化遭“日據”“斷絕”了50年;光復後,一切“附匪”學者、作家(遭撲殺、封鎖)的著作皆在查禁之列,得過國民政府獎勵的馮友蘭著作都遭查禁,康有為的《大同書》言及「麥克斯」也在警總禁書目錄之列,故當年台大法學院長薩孟武稱台灣為「文化沙漠」,因此,USIA的文化才能“趁虛而入”;李扁20年「去中國化」,把中國傳統文化驅逐於「我國」之外,而有傅建中所說的不能稱「秦始皇統一中國」。
所以,台灣要從“美國文化殖民地”中“解放”出來,就必須恢復台灣自己的中華文化,並且和大陸的中華文化交流,讓台灣的中華文化能回接中華文化的母根,才能有生命力的茁壯發展。
台灣市場狹小,又經李扁(皇民餘孽復辟勢力)“鎖國”20年,使之喪失競爭力,台灣的文化產業已多奄奄一息,亟待取得開放上升的大陸市場。一些精緻的文創產品和學術文化,在台灣根本找不到足夠的市場,賴聲川的《寶島一村》,從台灣頭演到台灣尾又能表演幾場?故台灣文化市場只能充滿了庸俗低劣的劣質品。
何況,文化產品是具有民族性的,海峽兩岸同文同種,最能同情和感動。台灣的文化產品市場當然應該在大陸。龍應台敷衍文化協議的理由竟是「兩岸簽署文化協議與否並不重要,因為台灣是以民間社會為主,民間會主動選擇用何種方式交流」。
今天兩岸文化交流是民間的“自由”嗎?政府多少法令在“阻礙”兩岸文化交流,沒有官方,能把這些官方設置的兩岸文化交流的“阻礙”排除嗎?
試問龍應台,同樣的理由可不可以用在經貿上,何以馬英九被罵到臭頭都要簽ECFA呢?難道這不是「語無倫次的支吾其詞」嗎?
龍應台說,文化協議是兩年前大陸提出來的,「台灣方面的回應是除非有非常實質意義的內容,若空泛講民族感情、中華文化,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其實當時提及文化協議,台灣方面亦積極回應,有如和平協議一般,台灣方面又“縮回去”了,而且也“說不出”一個真實的理由來,想必又是「美國學者的關切」。
抹煞中國民族感情和蔑視中華文化,這一向是USIA文化的核心價值,且民族感情、中華文化真的是「空泛」、「非有非常實質意義」、「都不是最重要的」嗎?
要做中華文化的領航者
但是,在2010年元旦講話,馬英九說:
「在兩岸關係上,英九一向主張在中華民國憲法的架構下,維持『不統、不獨、不武』的狀態,並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推動兩岸交流與合作。這不是消極地維持現狀,而是積極地爭取一段足夠長的時間,讓台海持續和平發展,讓兩岸人民透過經貿、文化各方面的深度交流與合作,增進了解,淡化成見,並在中華文化的基礎上,為兩岸爭議尋求一條務實可行的出路。」
在陸委會20周年慶祝茶會(2011-02-28)上,馬英九又說:「透過深度交流,在中華文化智慧的導引下,找出解決爭端的方法。」在民國百年的元旦致詞中,馬英九還說「中華民國要做中華文化的領航者」。馬英九所言不是「民族感情」、「中華文化」嗎?
馬英九一再強調依法治國,國家的基本大法即憲法,憲法第一條即明言:「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而三民主義之首即民族主義。
龍應台說,這是台灣方面的反應,
「台灣方面」是誰?是馬英九嗎?在「閉門會議」之前,龍應台除了接受「美國(反華)之音」的訪問外,5月24日,她在台北召開首次記者會還說,希望跟北京協商,促成召開兩岸文化前瞻論壇,再看有否簽訂文化協議的必要。(「中評社」2012-05-24)「閉門會議」之後,就只剩下「這種場景雖然遙遠,但我們應當敢於想像」。原來龍應台的「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竟決定於華盛頓美國智庫的「閉門會議」中!因此,我們不相信這是龍應台、馬英九和台灣人民的本意,而是美國「閉門會議」的命令!
龍部長,「文化不是政治,放行吧!」
龍應台不是呼籲不要把政治扯進文化來,而言:「文化不是政治,放行吧!」但她在「閉門會議」之後,卻又把「台灣安全」扯進文化協議中,文化互動要與台灣安全劃線,還「存在安全問題」,這不是政治嗎?並且把文化當作武器,要以「公民社會」向大陸進攻,企圖「和平演變」中國。龍應台可知道「和平演變」就是「顏色革命」,其結果將使胡錦濤如格達費暴屍街頭,中國將分崩離析,四分五裂,千萬人頭落地,家破人亡,有如今日之回教世界。才過了幾天好日子的中國有那一點對妳不起,如此“深仇大恨”,欲置之死地而後快。當然,這也許又是“(崇洋媚外媚美媚德媚日派)西化派”小白兔的龍應台所不能想像的。
兩岸文化協議和兩岸和平協議一樣是「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的,但卻對美國的「以台制中」不利,對美國的「新圍堵」不利。
龍應台為國家方面大員,馬英九更是國家領導人,不能堅持國家人民的利益,而屈就於美國「新圍堵」的亞洲政策,該何擔當,自己心裡有數。或「國步維艱,政宜含垢」,以待時日,再作蹶起,那就讓我們拭目以待,或留待歷史評價。
至於卜睿哲,“老奸巨猾”又“頤指氣使”,欺台灣無人,其實,手腳老早已被看破,也只能欺負龍應台這種(崇洋媚外媚美媚德媚日派)西化派小白兔而已。但即使卜睿哲再“老奸巨猾”,主觀的意志畢竟不能代替客觀的規律,美國帝國主義又能“橫行”到幾時?「新圍堵」政策真能成功嗎?也讓我們拭目以待罷。
《海峽評論》社論 262期- 2012年10月號
http://www.haixiainfo.com.tw/SRM/2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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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勸(偽君子)馬政府改正獨台史觀
郝柏村先生近日投書,希望政府正視史地課本。郝先生希望表達的是中華民國與中國的關係不應該“被切斷”,但是他卻是用「中華民國不應該等於台灣」的方式進行批判,因而引發若干媒體的反擊。我們必須用宏觀面去了解歷史教科書,才能認清目前問題的所在。
(美日台篡改歷史主義)教科書未撥亂反正
(美日台篡改歷史主義)歷史教科書「去中國化」的“書寫”開啟於李登輝時代,陳水扁時代繼續延續。馬英九總統執政4年以來雖然開啟了兩岸的大交流,物質性交往頻繁,但是兩岸認同卻沒有增加,甚而有繼續撕裂的情形。
兩岸認同“繼續撕裂”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在於馬英九政府沒有能夠積極地在教科書事情上撥亂反正,未能扭轉李扁(皇民復辟)執政所留下的獨台或台獨史觀。以及「一族兩國」的政治遺產。
歷史是死的,但是歷史教育卻是活的。教科書即是史觀認識與建構最重要的一環。在民進黨執政時期,首先將本國史分成為中國史與台灣史,然後將台灣史做為“國史”書寫,雖然沒有說明中國史不是外國史,但是已“隱含”著兩岸已經為「異己關係」,因而引發了李白是「中國詩人」,是否也是「我國詩人」的爭議。
馬英九上台以後,有關高中歷史教科書課綱修訂部分雖然在一些觀點上做了修正,但是“並沒有”做結構性的調整。(美日台篡改歷史主義)教科書課綱的脈絡結構仍然是“延續”民進黨時期,先講台灣史、再講中國史,將台灣放在世界與東亞,而不是放在以往為本國史,現在稱之為中國史的脈絡中來講授。
在這個“史觀”脈絡裡,1949年以前的“中華民國”是放在中國史,1949年以後是放在台灣史。這表示1949年以後的中華民國已經“不屬於”中國史,而是台灣史。史觀上的「一中一台」因而“成形”。
新的課綱仍然稱清朝統治下的台灣為「清領時期」,意指「清朝占領台灣時期」,卻稱日本統治台灣為「日治時期」,意指「日本治理台灣時期」,而非站在中華民族觀點的「日據時期」。
對於原先的設計者而言,「同心圓史觀」隱含著「被殖民史觀」。依照台灣史教材的順序,在原住民以後,荷蘭、明鄭、清、日本,乃至國民黨都是一個外來政權,台灣是個被殖民者,在他們看來,只有台灣全面民主化了以後,台灣才有了真正的本土政權。
(美日台篡改歷史主義)新歷史課綱已違憲
馬英九在2008年上台以後,沒有劍及履及地處理民進黨時代留下的課綱問題,反而是繼續承接。
第一、不能將「中國史」改為「本國史」。
第二、在「中國史」部分,1949年以前談的是中華民國,但是1949年以後的「當代中國」篇所指稱的卻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部分教科書介紹的是「毛澤東黨國體制的建立和發展」、「鄧小平格局下的政治經濟發展」、「中共外交政策」和海峽兩岸關係的演變。
就“史觀”來說,新的歷史課綱已經違反了憲法,這與兩蔣時期的立場是完全相左的。這也等於自我放棄了中國的正統地位與話語權,自我否定了1971年以前在聯合國維護席位、與北京爭奪正統的作為。
新歷史課綱將中華民國1949年以後歷史放在“台灣史”。換言之,從陳述方式來看,中華民國已經只屬於台灣史的一部分,而不再包括中國大陸,與中國史無關了。
在政治上,馬英九執政4年,不斷強調「中華民國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所謂「主權獨立」自然不是指獨立於美國或日本,而是中國大陸。這與中華民國憲法及當時國統綱領時代主張的「主權涵蓋全中國」已經完全不同。
政治上強調「主權獨立」,歷史上接受「殖民史觀」,教學順序上視「台灣史」為「國史」,三者構成了完整的「獨台史觀」(中華民國主權獨立於台灣的史觀)。郝先生如果能夠了解馬英九政府的全盤思路與作為,可能就不應只是從其孫女的國中課本發現問題,而應該反思,為何沒有盡早全面查覺與規勸馬英九政府的變化。
文/張亞中
2012-2-28 旺報
讚讚
● 颱風,太極,2011“巧合事件”——台海上空的戰略欺騙
(從南海博弈看華盛頓的台海戰略框架)●
2011-8-13
本文基於一系列政治事件和“巧合性”社會事件去推演華盛頓的,或同時也是臺北某勢力的“台海戰略”,並不意味著本文一定認為某些事件及事件之間的邏輯聯繫是事實,是陰謀,或不是事實,不是陰謀,或都是事實,都是陰謀。
在推演出其戰略佈署之後,對某些事件之真偽性的懷疑便可暫時懸擱,在時間能為今日歷史解密之前,無妨暫把本文在某種程度上看做——基於概率事件的博弈邏輯分析“過程”。
…………………………2011新聞事件……………………………
(1)4月27日,阿里山小火車發生翻覆“意外”,造成109名大陸遊客受傷、5名大陸遊客死亡和4名臺灣乘客受傷。經“查明”,肇事主因是左方邊坡一棵28米高的森氏櫟突然枝幹斷裂,擊中第七節車廂,造成第五、六、七、八共4節車廂翻覆。
(2)5月10日,美國軍艦“葛羅夫斯號”在配合北約組織執行反海盜任務時,攻擊被索馬里海盜挾持臺灣漁船“日春財68號”,與海盜交火,臺灣船長吳來于遭波及身亡。美軍調查結論是吳來於與3名海盜並非遭到蓄意殺害,反海盜任務目標是逼降挾持臺灣漁船“日春財68號”上的海盜。在船上由4名美國水兵對臺灣船長和3名海盜舉行了海葬儀式。
(3)5月24日,臺灣爆出起雲劑事件。
(4)5月26日,中國第一個作業深度達3000米最大下鑽深度超過10000米的深海鑽井平臺——“海洋石油981”由製造方中國船舶工業集團公司交付給國家海洋石油公司。同時,中國對瓦良格號航母艦體的改裝工程進入收尾階段。
(5)6月12日,臺灣防務部門宣佈,為因應日益升級的南海緊張局勢,臺灣將向南海所占島嶼部署導彈艇和坦克等重型武器。
(6)6月14日,據菲律賓“sunstar”新聞網站報導,美國駐菲大使于當地時間6月14日,就不斷升級的中菲南海爭端緊張局勢表示,美國將支持菲律賓,並稱“美國在所有問題上都站在菲律賓一邊”。
(7)6月16日,馬英九出席《郝柏村解讀蔣公日記1945~1949》新書發表會。馬英九表示,書中指出,“蔣公”除了“領導抗戰、抵禦外侮”之外,最大的貢獻,還是“制定並實施‘中華民國憲法’”,因為這部“憲法”是一部“涵蓋全中國人的‘憲法’”,當時臺灣也有選派18位代表參與制定,更是現在處理兩岸關係的重要依據。他指出,每當提到處理兩岸關係的原則,他必定會強調“在‘中華民國憲法’的架構下,不統不獨不武,九二共識、一中各表”,沒有這部“憲法”,真的很難推動兩岸關係,因為兩岸與兩德、兩韓情況完全不一樣。(2006年3月31日起,大學的胡佛研究所首次公佈蔣介石從1917年到1931年的日記內容。2009年,最後一部分蔣介石日記也在胡佛解密。)
(8)6月30日上午傳出臺灣李登輝貪污案全案偵結,李登輝依貪污罪被起訴。(李登輝2008年8月14日被陳水扁拖下水,指稱李登輝曾經……)
(9)7月7日,臺灣舉行多場活動紀念盧溝橋事變,馬英九致辭。
(10)7月7日,美國會眾議長博納、眾議院民主黨領袖佩洛西等國會議員集體會見了達賴
(11)7月17日(華盛頓當地時間7月16日11點35分),奧巴馬帶女兒在白宮約見達賴。前一天,白宮官方網站剛剛公佈約見資訊。
(12)7月18日12時許,新疆和田市一公安派出所,一夥暴徒襲擊民警,劫持人質並實施縱火。我公安、武警擊斃數名暴徒,成功解救6名人質。事件中,1名武警、1名聯防隊員犧牲,2名人質被害,1名聯防隊員受重傷。
(13)7月20日上午,在印尼巴厘島舉行的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高官會就落實《宣言》指標案文達成一致,並就今後工作達成一系列共識,為推動落實《宣言》進程、推進南海務實合作鋪平了道路。(中新社)
………………………………………………………………………
剛剛過去的(2011)5-7月間,南海風雲積聚,從大勢上看,如果臺北協同北京聯手維護南海權益,則美國很難在南海發力。而進入2011年,臺灣島上最具震動力的大事件有兩個——一是塑化劑事件,二是台毒“教父”李登輝被正式起訴,而這兩個重大事件與南海問題成為熱點在時間上高度重合。
塑化劑事件是多年來對臺灣社會穩定構成重大威脅的唯一一次非自然力事件、非“政治性”事件。這一事件在被揭發之初,臺北政府也可以採取低調方式暗中處理,實施“危機控制”防止負面效應擴散,以不致於引起社會恐慌。但從事件“暴露”之日算起,幾個月來,事態仍有“可以”被繼續放大的勢能,所造成的後果“可以”更為嚴重;它也“可以”隨時被壓制,把間接經濟損失和對社會造成的負面震動限制在一個臺北政府完全可以控制的範圍內。而從時間進程上看,塑化劑事件“恰巧”與南海問題升溫在時間上高度重合——塑化劑事件被爆出之日只比中國深海鑽井平臺交工早2天,同此時,中國改裝瓦良格號航母的工程正緊鑼密鼓且被輿論爆炒中,而到7月底南海風波漸止,起雲劑事件也恰巧走向平靜。
如果說在這種“巧合性”背後的確有某大國(美帝)勢力在起著引信作用和放大作用,那麼這個某大國(美帝)對中國的“南海示強”(按照東方評論員的概念)行動就一定是有預判的(或者出於純粹的智庫研判,或者在北京有情報管道)。無論塑化劑事件之爆出程式與某大國有關與否,客觀上,塑化劑事件被“強力度”直接爆出都對臺灣產生了警告效應——某大國有能力,也有準備以巧力重擊臺灣經濟,引發社會問題,並由此改變台島的政治格局、選戰形勢,所以在南海問題上,臺北不得配合北京行動……與事件相配合的還有“事態”層面的操作——塑化劑事件讓台島民眾心理及社會氛圍陷於恐慌狀態,不敢“起事”,尤其針對美國的強勢霸權不敢“起事”,也遂使得台島媒體無力、無意生產可以配合“北京南海行事”的輿論,而傳媒輿論消極退縮,反過來又壓制了台省民眾的南海訴求。很可能,馬英九政府沒有被某大國勢力的這一威壓所制服(動向上看,臺北仍有出擊南海的意圖或至少表面意圖),或者還可能馬英九提出了更高要價,而某大國勢力也需要維護台島目前的選戰格局(國民黨藍營“略為”占優),於是另一個“巧合”性事件發生了——6月30日,李登輝貪污案全案偵結,李登輝依貪污罪被起訴——這是某大國勢力給馬英九及藍營的一個“大禮”(某大國勢力“明確”允許臺灣司法系統起訴李登輝),而要理解這個內容比較複雜的“大禮包”,就要分析某大國勢力的“台海戰略”有著怎樣一個框架,它又是這樣形成的——
進入2006年,隨著大陸對臺灣的經濟籠絡政策逐漸生效,並效果加大,台毒勢力大勢不保;同時,中國反台毒輿論增漲,2005春,全國人大通過《反國家分裂法》也從博弈邏輯上“否決”了台毒政客的“膽氣”;
此外,美帝全面打擊前南斯拉夫,侵略阿富汗、伊拉克——美帝這些連續的稱霸戰爭(侵略戰爭的新形式)也加深了中國人民對美帝的不信任;
加上陳水扁貪腐案在其05年5月20日卸任前已經呈現……
這些因素都“促使”華盛頓“修改”其台海策略,“於是”2006年3月31日,“蔣介石日記”在美國開始公佈,某些勢力意圖“借此提升”國民黨在大陸、台島的聲望,而美國針對中國選擇“顏變”路線的“意圖”開始增加。蔣日記不是一次性開放、而是在數年中逐漸公佈的——如果華盛頓沒有對日記內容做刪減或篡改操作,也一定是先由美國智庫針對蔣日記做“戰略分析”,在確保“有利於”美國戰略部署,保證美國在台海政策上贏得先手的“前提”下,再行公佈日記內容,並“利用”日記內容及民間相關的好奇心、叛逆情結製造政治影響。
參考下述歷史事件上演之時間順序,不難看出華盛頓之所以在台海-中國問題上弱化台毒路線,強化“顏變”路線的“理據”——
…………………………台島政治大事件回顧…………………………
2000年的選舉中,國民黨分裂,陳水扁以39.3%的支持率勝選,實現台島首次政黨輪替。
2002年8月起,發表一系列台毒言論,鼓吹“一邊一國”論。
2004年,陳水扁在319槍擊事件後以微弱優數擊敗連宋,“意外”獲連任。
2005年,(a)中美之間因臺灣問題,對抗開始升級。(b)高捷弊案,陳水扁面臨信任危機。(c)2005春,全國人大通過《反國家分裂法》。(d)2005年底,民進黨在“三合一”選舉中慘敗。
2006年3月31日,大學的胡佛研究所首次公佈蔣介石從1917年到1931年的日記內容。
2006年5月20日,陳水扁卸任,特偵組立即分案偵辦機要費案,並將陳水扁列為被告。
2010年11月26日,連勝文在競選晚會上遭遇槍擊,經搶救生還。
同期美國的重大行動:
2001年9月7日(“9•11事件”前幾天),英國石油公司(BP)宣佈退出中國的“西氣東輸”工程。
2001年10月7號,美國開始對阿富汗塔利班進行了大規模轟炸
2001年,『上合組織』成立。
2003年3月美英聯軍大規模軍事打擊薩達姆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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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起訴李登輝”作為華盛頓給台島藍營的“大禮包”,其中會藏有什麼大致內容,就隱約可測了——李登輝不僅是台毒“教父”,對台島選戰進程來說,李登輝這個幕後人物還是一個不確定因素,那麼起訴李登輝之後,基本可以壓制住台島各政黨的台毒立場,還能保證選戰在“常態”下進行,也在華盛頓可以預研、遙控的範圍內進行,即華盛頓希望台島演繹一場火熱的、不獨的、文明的選戰表演給大陸民眾看,而即便民進黨在最後關頭獲得優勢,華盛頓也有辦法為台島選戰加上一根“美國稻草”,保證馬英九和國民黨獲勝。當然,按照華盛頓的戰略程式,李登輝在2011年此時也應該到了被起訴的時機了,華盛頓贈送給國民黨藍營的只是一個“明確性”而已,但僅只這一“明確性”也足以對馬英九陣營贏得選戰大勢構成直接支持了。但是,李登輝也只是被起訴,距離案件審結還遙遙無期,到明年春季選戰結束前,華盛頓仍然可以利用李登輝這張牌隨時制約國民黨和馬英九,也仍然可以選擇實質性地支援台毒,或策略性地臨時支持台毒,這就要看全球局勢如何演繹變化,而華盛頓的“中國戰略”要不要做相應的變更(或者程式性變更)了。
如果說冷戰局面下,台島政治勢力還寄望於兩大陣營的大博弈過程能夠產生機會,改變中國政治的局域環境,從而它有機會重返大陸,那麼冷戰結束後幾年,北京改革開放,民心趨穩,89年後的中國政治全面進入經濟層面去運作,民眾的政治敏感度大為降低,又隨著中國經濟進入增長軌道,從而台島政治勢力幾乎“完全失去”了渡海入京的前景,這就導致了,也加深了台獨傾向,陳水扁遂“應運而生”,啟動了“台毒通道”。同時,不能說在“臺灣式民主”背後的台毒傾向沒有華盛頓的影子,對於華盛頓,“台毒通道”是“應需而生”。臺灣國民黨由於在大陸有其前身,有故事可以追溯(雖然乏有照亮史書的故事),它天生就是“統派”,尤其在與作為它的反對派的綠營的競爭中,它需要著意去選擇與綠營相異的立場。那麼反過來,綠營的策略就變成“耍賴式”,硬性去撕裂台島社會。
中國“入世”後經濟向右滑行,美帝企圖以經濟、金融為平臺實施“經濟和演”兼金融打擊、經濟掠奪,然而隨著美國步入金融-經濟危機,華盛頓的“遏制”政策從暗中升到臺面,台島似乎又一次看到了“胡漢三情結”的可能前景(“我胡漢三,又回來了”),外觀形象還不錯的馬英九也更適合美帝的需要了,於是國民黨抱起馬英九順利上臺,而隨著美國經濟走向危機,遏制中國的力度加大,臺灣藍營的“胡漢三情結”更萌萌欲動,而美帝也加重了“不允許台毒”的真假立場。但在全球大博弈中,美帝需要不斷與北京交換籌碼、換算籌碼,台毒立場也並沒有被華盛頓真正放棄。
由於中國大陸的“反對派”們不易成勢,海外的“(普世派美分帶路黨)民運派”在中國網民心目中已經“淪落”成為腐化、無能、“賣國”的貨色,華盛頓“顛覆”中國的“企圖”就會“另尋路徑”,那麼就只有台島上的馬英九及其國民黨了。在華盛頓戰略家看來,一旦大陸政權有內患,反而是台島上的政府、政黨可以直接獲得奪權機會,或者由台島政黨來整合大陸政治勢力。然而,有這種可能性存在,北京就必須提升自己的執政能力,反擊腐敗,贏得民心,各可能存在的潛在的派系也至少需要一個共同底線——拒絕由華盛頓操演的這個“以顏變促肢解”的“颱風策劃”,這樣,台島就成為大陸的“牛虻”,催促大陸政治前行,所以目前,華盛頓的策略主要以鼓動馬英九和國民黨暗度陳倉為主線,不想令“颱風策劃”事實上變成大陸的“牛虻”。
隨著中國“南海示強”,宣告中國經濟“可以”選擇硬著陸,甚至在不得已的世界經濟態勢中,還或多或少地可以“有意”選擇“硬著陸”(在美帝的逼迫下,全球經濟硬著陸,而中國可能需要被迫做出一定的“先期性”準備),那麼在美帝和台島藍營看來,如果硬著陸成實,中國經濟將會有一個低迷期,失業、腐敗等問題將凸顯為、被凸顯為社會不安定因素,那麼美帝可以借機顏變中國,或者肢解中國。而如果此時台毒聲勢猖獗,臺北權力將不可避免地減弱對大陸的滲透與“顏變”的操作效果,那麼在台島選戰進行之際,華盛頓認為有必要支持馬英九的藍營。但也由此,馬英九及藍營可能不聽話,可能向華盛頓要價更高,也可能出於為確保選戰勝利而尋求與北京合作,於是華盛頓一方面向馬英九及藍營做出保證(給李登輝立案),同時給臺北“製造”新問題,“無中生有”榨取籌碼(塑化劑事件),從而把藍營控制在掌心。
一旦中國被華盛頓肢解並同時被“顏變”,美國有可能會從它所能控制的南海利益中割掉一塊送給馬英九和國民黨,作為馬英九挾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重回大陸的資本(見面禮),但這一點(不會很多)本來就原屬中國的利益無法與美國將要從中國肢解掉的廣大西部國土資源、地緣價值相比,當然,菲、越等國就要喊疼了。不過還沒完,華盛頓會繼續讓南海保持爭執狀態,包括(正被某些人臆想中的)馬英九的“中華政府”在內的南海各國的利益還是要被美國玩轉——在華盛頓的立場上,除了美帝,地球上不可以有其他主權可言。
解體、顏變同時發生——華盛頓曾經用以對付前蘇聯的破壞模式還要被它用於中國。為厘清美帝這一戰略,再看臺灣選戰之前這一年左右時間裏,台島上發生的幾個“巧合性”事件——
一是,今年4月27日臺灣阿里山小火車大陸遊客死傷事件。據說事故原因是一顆老樹恰好折斷,自然,不論是不是在某勢力的“善導”下,反正“老樹”是徹底放棄了為自己辯護的權利。但事件造成的政治後果是——加速中的陸台民間交往步伐受到了來自“客觀”方面的限制。民間交往會潛移默化地增強兩岸民眾的認同感、依賴感,大陸對臺灣的影響力無形中會得到加深,而美國對台影響力會相應下降,即美帝對臺灣政治的操縱空間,包括“台毒空間”會變局促。同時,這些由大陸大城市富裕群體構成的遊客的政治意見遠比中低收入階層的意願更重要,他們將因臺灣之行增強其反對台毒的立場與情結,並這種情結與立場將因為“階層差”向同階層、不同階層順利擴散,形成某種類似流行風一般的“認同文化”,這就從大陸方面限制了台毒空間和“三獨框架”。華盛頓或者華盛頓在臺北的最新合夥人要求的是“從臺灣方面”把台毒限定在一定成色內,以配合其“政治颱風登陸”,而不希望“從大陸方面”限制台毒空間從而也限制“三獨空間”。
二是,去年(2010)11月26日(中國豬)連勝文被槍擊事件。連戰一派政治力量影響了華盛頓的或者華盛頓與臺北某政治勢力共同構設的戰略安排,反倒可能會配合大陸的針對性應策(針對華盛頓的策劃)。連戰作為最傾向於同大陸的台海政策合作的“統一合作”派領袖,他的兒子就要“中槍”,而這次槍擊實實在在威脅到連勝文的生命,與(利比亞)卡紮菲(格達費)三個孫兒被炸事件頗為類似——起到了對(臺灣)政客的震懾效應。但連勝文中槍與陳水扁中槍事件性質、結果完全不同,卻都有利於華盛頓或者同時有利於台島某政治勢力。
連勝文中槍還要有象徵性和“政治效果”,所以“中槍事件”不可以發生在其他場合,而必須是在競選臺上。競選臺上的槍擊案件必然受到全臺灣的重視,屬於必須全力偵緝的案件,那麼除非案犯弱智,是不會選擇這種場合刺殺那位陳鴻源先生的,並且子彈準確擊中連勝文頭部,所以“誤傷”一說大不足信,卻不能不令人產生聯想,而這種聯想(主要又是潛意識聯想)正符合“震懾”目的。目下,檢方卻已經為事件“定調”為“誤擊”——頗有“美式風格”的說法,那麼是不是可以猜測——臺灣司法部門也已經在某種程度上被某大國(美帝)控制了呢?或者被由某大國遙控的台島某勢力(有點繞地)控制了呢?當然,這種事件肯定不是由真正的基督教徒,也不是自由女神的真正信仰者策劃的。
連勝文被“誤傷”,
臺灣船長被“誤殺”,
阿里山小火車被大樹“誤砸”
——無法準確判斷這一系列事件是不是都出於偶發,本文只能說——這些事件事件之間的“連續性安排”,及事件對美帝戰略部署呈現為明顯的“邏輯有利”,及從概率上看其“意外性”也都太低,及與美帝(白宮、美帝國防部、CIA)的操作風格也夠神似——這些疑問至少可以考驗一番政治場面中的思維邏輯。
此外,塑化劑事件的第一位“發現者”是一位50歲出頭的婦女,與卡恩事件中的女主角年齡相仿,這是不是也算一種頗具美式風味的,或者“臺北之美系風味”的“巧合性”呢?
如果這些“不都是”巧合,則本文可以大膽預言——在美國的要求下,馬、蔡將有一場火熱的選戰,但選戰會非常之公平、理性。除非國際大勢更變,華盛頓將放棄“三獨框架”而選擇“以顏變促肢解”的針對中國的策略,本文稱之為“颱風策劃”。
如此,按照華盛頓的意願,明年(2012)春季台島選戰中的勝者“必將”是馬英九及其國民黨,然後,在國際形勢之適當時機——或者借選戰餘熱,或者在馬英九威望大盛之時,華盛頓“導演”的“顏變”大戲將進入高潮,而先于大戲高潮的,將是美國攻擊中國金融與經濟,製造對北京不滿的民眾情緒,以及,“美分黨”和“新臺幣黨”將聯合發動網路“輿論戰役”。
大戲高潮之前後,還會出現的大事件有——新疆、西藏將會同時出事;
印度在美國鼓動下壓迫巴基斯坦從而威脅中國能源安全,再從而華盛頓可以引誘歐盟聯手攻擊中國金融;
朝鮮半島問題出現於中國不利之局面,等。
以本文觀點,這些就是華盛頓的戰略安排,而台島上的馬英九及其國民黨正是華盛頓這一全盤陰謀的核心機樞。當然也有可能在美帝的“慷慨授意”下,馬英九將命令台軍趕赴南海收復部分失地,或堅守部分島礁,而美國將保持中立卻又可能暗中相助臺北,得到“南海禮物”或僅僅得到“南海面子”的國民黨和馬英九由此可以在大陸聲譽更隆……
在需要鼓勵北京“改革開放”政策時,美帝出臺了“台毒政策”;
當需要以“顏變”入手來“肢解中國”這一大政策形成時,美帝開始(旨示)推升“不統,不獨,不戰”的國民黨,而打壓“台獨”的綠營。“不統,不獨,不戰”這三個辭彙顯然太過模棱三可,邏輯矛盾,三個辭彙之後應該還有幾個辭彙不好言明,更不好意思言明,因為馬英九的藍營不可能不暗中準備、儲備一個或多個“台海問題解決路徑”,除非他們腦子的確當機了同時還秉持了對台島民眾不負責任的態度。
當然,美帝也不會讓“台獨”銷聲匿跡,因為利用“台獨”勢力才能控制“不獨”的國民黨,也針對北京把“台毒”做成可供華盛頓反復使用的籌碼,和牌面詭異的千牌,以圖吃定北京。從中華傳統和意識形態之“法理”上,北京不得不把“美國不支持台毒”作為中美關係之底線,更關鍵的邏輯是,華盛頓對“台毒”實際所持的支持態度時時撕扯著中國版圖,牽扯到西藏、新疆問題,這是中國必須打定這一“台海底線”的邏輯前提。但是,華盛頓也可以反向一推,以“和演”促肢解,玩太極推手。具體到這次南海問題,華盛頓的“太極推手技術”就表現得爐火純青——
白宮約見達賴事件發生在(2011)7月17日(僅提前一天正式公佈預約消息),而新疆和田襲擊派出所事件發生在(2011)7月18日——兩個事件在時間僅相隔1天,兩者當然不是孤立事件,而是所謂“三獨框架”或者“颱風框架”內的事件(新疆恐怖事件需要作案者提前準備,而約在10天前即7月7日,美國會眾議長博納、眾議院民主黨領袖佩洛西等國會議員已經集體會見了達賴),兩事件的“警告性意味”是很濃的,且這個“警告”是同時給北京、臺北的:
對北京的警告內容是——如果中國執意且明確地堅持南海立場,華盛頓將可能立即啟動“三獨框架”(實際上是“以顏變促肢解”的“兩獨加顏變”框架),而其中的博弈邏輯是——給馬英九及國民黨一個可以向北京做辯解的臺階——臺北沒有參與這次“三獨”陰謀,還承受了來自華盛頓的壓力,那麼至少在此時,北京也就無法指責臺北和給臺北(在南海協同問題上)施加壓力了。
華盛頓對臺北的警告是——如果馬英九向大陸靠近,在南海事務上幫助北京,則華盛頓可以拋棄藍營,轉而支持蔡英文的綠營,去真實地啟動“三獨框架”。雖然臺北放棄了守土職責,但兩個事件為臺灣向美國做出的妥協做了掩人耳目的工作,馬英九的南海政策沒有影響到馬先生及國民黨在陸、台民眾中,和在傳媒介面上的聲望。當然,北京和臺北也應該明知華盛頓推出“達賴進入白宮”和“新疆襲擊派出所”事件多半出於虛晃兩槍,華盛頓全面實施其“三獨框架”或“此顏變促肢解”的“颱風計畫”還不到華盛頓認為滿意的時機,所以“起訴李登輝”事件也幾乎在同被時推出來,作為給台島藍營的“大禮”。
華盛頓先允許臺北拆掉綠營的一個根基——台毒教父李登輝,作為籌碼,換取執政的馬英九政府放棄南海動作。而當南海風雲暫息,李登輝的問題又變得不那麼嚴重了,李又開始頻頻露臉了,即,華盛頓還是要用“台毒牌”來制約藍營政府,而此前與藍營政府交換的籌碼只是“台毒”這塊大籌碼上的一塊邊角料,華盛頓可以隨時重新修復這塊籌碼。李登輝垂垂老矣,最後一點可利用價值也被美帝榨取,不知道這會不會動搖他那顆當初決定給華盛頓政治家當跟班的萌萌的小心肝兒,還要像史上那些即使失敗鳥也要保持自信滿滿的外表形象的政治家一樣,在潛意識夢界把自己打扮成滄桑角色,白天則要把自信形象扮演到底,騙一騙台島上某些成年男蘿莉,女粉絲神馬的,還能在陳水扁、馬英九身上看見自己當年的影子,耶。
所謂“三獨框架”的確可以視為一個框架,但它卻只是美國+國民黨在行動路線上的一個半真半假的招式,作為賣給中國和世界輿論的一個欺騙性框架,一個“贗品戰略圖”,而明修棧道,暗度陳倉才是它們積極推動的主線戰略。“顏變”路線上,國民黨當然不會大喊大叫,更可能,現在看來正是——明修經濟和民間交流,暗度政治,而以網路輿論和傳媒市場為重點去興風作浪。常凱申,國軍,甚至黃世仁的名譽都在強勁反彈中,影視畫面中,“民國主題”熱潮不疲且場景多半發生在商鋪、別墅和地主大院裏,主角必須是民族資本家與或偽風流,或扮倜儻的富貴公子、小姐,因為大陸右右製片人、搗眼是不反對胡漢三回鄉的。(至於文本作者為什麼選擇革命立場,請參閱本人另外的政治文論)
而所謂“馬英九是隱獨”這種看法也不在正確的理解路線上,可能也正是華盛頓和國民黨故意釋放給大陸的“誤導性資訊”。
華盛頓的陰謀應該是——如果不能在國民黨主導下統,則臺灣獨。但這個“獨”首先又不是“台獨”,而首先是——美帝將中國肢解成若干部分(看起來其目標至少是新疆、西藏、內地),而馬英九可以得到大陸的前提條件是——美帝需要他的國民黨能提供給美帝用以“肢解”中國所需要的“顏變”能量。然而且慢——除非紅黨恢復到十分強勢,美帝就不會允許台島政治勢力染指被肢解後的“內地”,因為在美帝看來,台島的“民主政治”相對“成熟”,“民主資源”相對豐厚,美帝是不會允許大陸免費獲得這種“成熟果實”的。那麼馬英九的大運——如果有的話,就還在台島。這樣美帝至少會四分中華。所謂“飛鳥盡,良弓藏”。制服小白兔,還需要走狗麼?
美帝在檔層面不支持台毒,卻在某些實際操作層面支持台毒,華盛頓那是一顆賊心,兩手準備——在美帝的等待中,各屆華盛頓政府是都做了戰略儲備的。美帝正在把它的“戰略設計方案”強行推銷給中國——如果美帝認為台毒對中國的傷害更大,就在台毒路線上發力;如果認為“顏變”對中國傷害更大,就選擇在“顏變”路線上集中給力。華盛頓的策略是把臺灣問題一飯兩吃,既蒸且煮,而且讓台島民眾以狂熱的“選票民主”的方式自己蒸自己or煮自己,美帝則不著痕跡。華盛頓還把是否支持台毒做成一個籌碼,反復吃定北京,這又包括——把“三獨框架”和“颱風策劃”作為一明一暗的兩個要在某一關鍵時刻以掀起“風暴”的形式去實施的真假“戰略圖”,來引誘北京和中國社會輿論,卻暗中隨機翻轉牌面,向北京,向中國多次索要戰略利益。美國對台軍售則給台島統、獨兩派政客們同時打雞血,讓他們不致於面對大陸之大,包括道義之大,失去政治面貌而消沉、崩潰。當然,華盛頓的這種戰略設計也出於美帝這個國家的性質——它逐漸成為一個金融-軍工複合體,軍火商不斷給華盛頓施加壓力,華盛頓的戰略設計需要同時照顧到軍火商的利益,故而,華盛頓選擇既在對台軍售中讓美國軍火商賺取巨額利益,又以或支持,或限制對台軍售來迷惑世人和輿論。
可以看出,台島的政治格局基本在“按照”華盛頓所“設計”的意圖在行走,近幾年中這種態勢“尤為明顯”,一場“政治颱風”正在華盛頓-臺北醞釀中。
當初起訴陳水扁,和現在起訴李登輝都是針對性的“限制性的封口令”,而從近期綠營的“海峽態度”看,綠營也有意在“等待時機”,以圖在整個中國“借殼上市”。自然,這種姿態也明確反證了當年綠營竭力製造“台毒議題”之目的不過為了選戰需要。而通過“(民主)選戰”,華盛頓遠遠地“控制著”台島政治大局,也恐怕很多台島重要政治人物都有“把柄”被華盛頓及其設置在台島上的某機構所握有。面對如此現實,不知道身為西方政治學學者的蔡英文有何心得,有木有做筆記?蔡英文看向馬英九的眼光中有木有“惺惺相惜”,或者基於瓊瑤小說情節的同病相憐般的感應?近期,在涉及兩岸關係問題的言論中,蔡英文的表達很是模糊,讓台島輿論界及綠營內部“思想界”很感莫名其妙,並因而指責她不知所云。那麼看看蔡英文的下述言論,應可察知蔡英文的言語能力已經陷於窘境,並之所以讓她的言語陷於窘境的綠營在台島新的政治格局中的更加窘迫的地位——
“很多的政策都會按部就班,時間到了就會對外說明,希望選民或關切不同議題的人,都能更深入去瞭解。”
“我在兩岸關係講不清楚,這是有人故意不去看清楚它”
“你不要期待用傳統的方法來回答你的傳統問題,只要看清楚,問題本質都在裏面”。
……如果民進黨執政,要與對岸建立一個“可長可久的架構”。
強調外資認為民進黨執政,兩岸政策改變不大,和國民黨想操作的氛圍不一樣。
“有些事要執政時才能處理,等時間到了就會說明。”
作為政治學學者,蔡英文的學問當然不是白給的,但她在話語之間頗有不便之處,而在兩岸關係這種大議題上她又無權保持沉默,媒體追問下她只能如此囫圇搪塞罷了。在本文看來,其言語間潛在的意思不吝在影射——在兩岸關係問題上,馬英九比我危險得多……作為綠營領袖,這種意思她不能明言,而她意圖改換綠營之兩岸關係問題立場的“大手筆”設想也更多基於華盛頓已經做出的“戰略轉換”所造成的新的台島政治局面,意在為綠營贏取政治前景,也意圖獲得華盛頓“戰略局”在新戰略框架內的“青睞”,最好能在華盛頓新的“台海策劃”中成為主角,故而其胸襟也就尚未拓展到一島視野之外,和西方原產的“自由資本主義”視野之外。也所以,大陸要求綠營根本性地放棄“台毒”立場,這是政策層面所決定的,也出於博弈需要,即,大陸希望綠營轉變根本立場,從而讓美帝用以反復吃定北京的“千牌”失效(至少失掉雙面性),那麼蔡英文對大陸的羞答與委婉——就算可以理解為暗遞秋波,其成色就還不足得很——還在“華盛頓框架”之內,而不是基於“中華框架”和“全球反殖民框架”。
當年,正當志願軍在“抗美援朝戰爭”中面對“聯合國軍”時,企圖“反攻大陸”的國民黨政府這個“反對派”在臺灣島上,而不是處在共和國“腹內”。現在,臺灣經濟倒是一半在大陸“腹內”,而美帝“預圖剝奪”15億中國人民生存資源而在南海搞針對中國的對抗,只會讓美帝可利用的中國“腹內”的“反對派”悄然遠離美帝(當然還會剩下一些特別無賴的渣滓型“反對派”和投機分子),這與美帝的長遠戰略設計——“和演”和“肢解”中國之目標不符,因為“和演”和“肢解”都需要利用中國的“反對派”去施展與美帝正在中東搞的“阿拉伯之春”相類似的“下臺政治”。那麼對於華盛頓的戰略設想,台島上的政治勢力就堪當大用了。那麼也可以說,即使南海上中國與美國的對抗以平手收局,北京也已成“決勝”之勢——能夠“消滅”大量境內的潛在“反對派”,從而也把華盛頓的“顏變”戰略化解於無形。
然而南海問題頗為複雜,怎樣的南海“勝勢”又不僅涉及主權問題,就此,華盛頓選擇的策略是——把可能出現的中、美南海對抗壓制在萌芽狀態,即,除了不使中國獲得應有的能源安全,也把北京試圖通過南海問題順便突破台海局面的意圖壓制在萌芽狀態,還讓中國大陸境內的潛在“反對派”不對美帝失去“愛好”,其方法是“影響力戰術組合”,關鍵點則是壓制住臺北,然後在6月14日搶先聲稱“美國在所有問題上都站在菲律賓一邊”—— 塑化劑事件、臺灣船長被美軍誤殺事件在時間上早於美國在南海問題上做表態(甚至現在華盛頓的表態及其真實態度也故意透露出不明確性),從而美帝提前壓制了台島民眾的心理,也把大陸內部潛在“反對派”的可能因南海勢態而產生的對美帝的不滿情結化解在“未萌芽狀態”,也讓台島民眾、輿論在潛意識層面就無望於、不敢於向美帝做鬥爭,從而美帝可以搶佔台-美關係之底線——6月14日,美國駐菲大使就不斷升級的中菲南海爭端緊張局勢表示,美國將支持菲律賓,並稱“美國在所有問題上都站在菲律賓一邊”。
由於臺北退縮,華盛頓令菲律賓以“可能獲得美帝的實質性支持”為預設,菲律賓保持了表面的高調,而中國並沒有直接、明確增加對菲律賓方面的壓力,總體上卻也沒有轉為低調,所以越南示弱了——因為中國可能的重點出擊可以在越南、菲律賓之間做兩選,在臺北消極態度出臺之後,即北京失去借台島力量制約菲律賓的可能性之後,中國選擇越南方向做重點警告的概率就急遽增高了。中國的收穫是威懾住了越南這個南海周邊的主要“問題國”,和保持了南海現狀。
俄羅斯也樂於中國在南海維持現狀,因為俄羅斯憑藉石油供應可以繼續對中國施加壓力,換取籌碼,同時,南海經歷了567月的政治升溫,中美在南海加深了對抗性,這對俄羅斯在全球“四方大博弈”格局獲取更佳位置可謂有利無弊。
馬英九及國民黨則拿到“好大一個政治遠景”,又在選戰中得到美帝的具體支持(允許馬英九拿下李登輝,或者也為藍營提供了關於李登輝貪污的情報),馬英九妥協了。然而美帝隨時可以更改對藍營的支援策略,仍然可以再啟動“三獨框架”並把它做大、做開,當然又不須“做真”。或者,如果美國不敢逼迫中國去“選擇”經濟硬著陸,那麼“三獨框架”被美帝重新推動的機會就不減多少。這種“兩手準備”所形成的態勢對於華盛頓來說不吝又是一件可以隨機置換方向和變更重量的籌碼,可以用於影響北京怎樣出臺新的金融策略與經濟政策。
中國的“妥協”主要是向臺北的“妥協”,北京不希望臺灣走台毒路線,也不想失去國民黨對綠營的制約力,不想讓臺灣民眾說——北京怎麼能不歡迎國民黨的親和大陸的政策?所以北京對“國民黨藍營向美帝做出的妥協”表示沉默。當然北京也無法出示藍營向美帝妥協的證據——雖然北京也可以用可能找到的證據,和有技術含量的言論指責來牽制馬英九的大陸政策——但即使北京有證據,也很難讓馬英九承擔“南海問題”上的責任,因為這與“南海示強”相矛盾,好像中國海軍真的怕了美軍艦隊似的——大博弈中,首先不能輸在這種輿論層面、心理層面上。
當然,南海的相對平靜和中、美的“相對低調”還取決於“四方博弈”之即時運演,在“四方博弈”的現時局面下,美帝至少在當下的“四方博弈態勢”中還不敢正式和全面啟動“颱風方案”(以“顏變”促“肢解)。同時,美帝在中東搞的所謂“阿拉伯之春”即推廣“反對派政治”的國際政治運動本來也有另一個針對性目標——中國,美帝搞“致亂中東”是要與“颱風方案”相策應的,但所謂“阿拉伯之春”正處於僵執狀態中。也所以,當南海問題升溫,也當菲律賓不敢逞強,尤其當越南謀求與中國和解,華盛頓感到中國在南海仍然可以贏得局面的時候——7月17日,達賴進入白宮了,緊接著第二天,新疆發生匪徒襲擊派出所事件(華盛頓提前一天確定達賴入白宮的時間,因為他們可以預知兩天后的“新疆派出所事件”勢必會發生,不會半途而廢了。而“達賴事件”先於且僅先于“新疆派出所事件”一天,這就等於警告北京——兩件事是由我們白宮策劃的)。華盛頓之所以敢於如此“試著啟動”“三獨方案”或者隱蔽地啟動“颱風方案”,除了華盛頓可能已經“高控”臺北政治,或者試圖讓北京相信它已經在相當程度上控制著臺北政治,關鍵也在於——美帝在利比亞、阿富汗和整個中東地區的大博弈中至少沒有輸掉大勢,而美元對歐元的“貨幣戰爭”進程也可滿意,甚至有所斬獲(在利比亞問題上美國對歐盟增加了控制力,等)。華盛頓做給北京的姿態是——如果中國強行去收回南海利益,雖然華盛頓不需要,或者不可以與中國在南海進行正面對抗尤其是軍事對抗,但美帝可以提前啟動“颱風方案”,權作“試運演”,這也是美帝可以接受的,但對於中國總意味著切實的威脅。
通過新疆派出所事件和西藏事件(達賴入白宮),華盛頓也是試圖在東盟會議期間給中國製造壓力。然而在華盛頓看來,東盟會議後,或者中國至少維持了南海現狀即保留了能夠做策略選擇的主動性空間,或者中國仍然會在南海主權問題上態度堅定,而解放軍的海空軍對菲律賓,海陸空軍對越南仍然構成強大壓力,和可以憑藉提升軍事技術而增加這種壓力——那麼華盛頓基於這樣的預判,恐怕不會不做出有針對性的預案,那麼這個預案是什麼呢?這就是本文本著“大膽猜想,暫無法求證”的原則,要提示出另外一個“巧合性”事件,即723動車事故——
儘管中國高鐵建設構成談不上完善,但高鐵令中國民眾對祖國強盛這一大趨勢信心陡增,也增加了北京的社會威望,這對西方勢力的“顏變”陰謀構成麻煩,也增強著中國社會在收回南海權益問題上的信心與期待。雖然不能就此就認為溫州動車案是某些勢力在搞破壞,但美帝和臺北都是有作案動機的。阿里山小火車事故與溫州動車事故,兩者在時間上相隔不到三個月,地理距離僅斜線相隔一個臺灣海峽,也都在臺灣省人最容易操作的省份發生(723動車事故出事地點在浙南溫州,車次分別為北京至福州、杭州至福州)……這些巧合性也算得上“蹊蹺”了。如果的確是特務作案,那麼這兩起“事故”之策劃也就很有可能出自同一個“辦公室”。如果兩起事故真的都出於陰謀策劃,那麼出於純粹的推導,再參量其他幾個事件,就有理由繼續大膽推想——華盛頓與臺北某一政治勢力之間已經有了一個專門機構,並且它至少有分支機搆在臺灣,或者本部就在臺灣,且臺灣省某勢力恐怕不僅是簡單的參與者,且兩起“事故”的執行人應該就是中國臺灣省人或者福州人、溫州人或者對這一地區非常熟識的人。那麼如果本文的這一猜測不偽,則723事故與南海問題之間存在的聯繫應該就是——動搖中國社會對自身國力的信心,和對“政府在南海問題上能夠有所作為”的信心,也包括對J20等其他高端技術的信心,而缺少信心也就缺少決心,而來自民眾的信心也影響到北京決策層的信心與決心。也就是說——華盛頓要盡可能把中國社會去維護南海權益的信心(從而決心)壓制到不足以產生有效行動力的程度。除此,可能華盛頓的謀算還要更深——通過兩起火車“事故”追加北京與臺北藍營的矛盾,從而把臺北綁定在華盛頓一邊。
如果後邊這一猜測不偽(通過兩起火車“事故”追加北京與臺北藍營的矛盾,而把臺北綁定在華盛頓一邊),那麼就說明——華盛頓認為它對臺北藍營的控制力還不足夠,也即是說,北京還有機會拆除華盛頓埋在臺北的“政治炸彈”或者要引發政治颱風的那只“蝴蝶”。當然,本文也並不能確信兩起火車事故、塑化劑事件一定是出於政治目的破壞行為,因為畢竟三個事件都有經營者追逐利益或業績,而在生產中冒進這一因素。但是,這些事件所發生的時間點、地點卻都太“巧合”,也都“巧合”於美帝的戰略佈署,且耐人尋味了——至少從事後觀想的角度解讀。
美帝會不會放棄臺灣這張大牌?會不會在台海問題上布下複雜的戰略安排?美帝在臺北有木有布下強大的影響力?這種疑問實在算不上需要中學生才能想通的問題,瓊瑤小說和幾年前還青春爛漫的小燕子趙薇可以不信,但本文必信其有,至於他們的具體的陰謀操作是不是正符合本文內容所推演的這些,則本文無理保證。雖然,本文試圖揭發陰謀,或者以分析性文本“生產某些政治認知”以圖破解“颱風計畫”——也算一種應對性策略,但在這個傳媒時代,新聞事件的爆炸性影響力並不擔憂這種文本分析、複雜分析,尤其在還缺少證據的情勢下,而所謂“謊言重複百遍就會變成真理”——媒體轟炸才是傳媒戰爭的“王道”,也所以,某些勢力才膽敢製造“巧合性新聞事件”,並且有些“製造性事件”還明確地希望民眾產生懷疑——卡恩QJ事件、美軍射殺戰區平民等,都是典型事例,因為美帝需要的正是警告效應——警告與華盛頓不是一條心的政客,也警告地球村敢於反抗美帝霸權的人民群眾——地球村裏,資本向人民發動的“權力戰爭”從未停歇。
以傳媒為平臺,美帝的戰略佈署中還有另一層面的重要內容——戰略欺騙。所謂“三獨框架”、“馬英九隱獨”都應該是華盛頓販售給中國的欺騙性概念,以便華盛頓可以暗度陳倉施行其“颱風策劃”。那麼,通過具體分析美帝的上述戰略佈署,可以在“戰略學”上得到一些原則性觀點——
不論對於戰略博弈中的哪一方,如果它只有一項戰略設計備案,對手就容易找到應策。製造特殊事件、製造偽概念實施戰略欺騙——這些都是為了造成有利於己方的戰略勢態。而面對對手的戰略制約手段,一方為了讓它的戰略部署成勢,它需要出臺不止一個的,亦真亦假的戰略方案,並且試探性地實施。其試探性出擊除為了等待對手出錯,以及在重複造勢中擴張態勢——這兩種程式性目標,還有一個非程式性目標——在“試探性”出擊中破壞對手的防禦步調,令對手在窘迫態勢下向某一個戰略方案-方向做出過度的應對,形成不易更張的佈局——棋勢難收,招式用老,而它則借機把它多項戰略方案中的另一項方案做成“大勢”。如此,博弈完畢,“歷史”開場。
上述所謂“戰略邏輯”只能算是化簡敍述,博弈作為它所能發生的“場域事件”必然超越當時人類的個體、群體智慧,而妄想以操縱天下——這種志向只可能出於一己營苟私我,及其剝削者階級之貪婪本性,而與“無為而治”之大道義相隔了一層大智慧,甚至與“伊莎貝拉之蝴蝶”的智慧也不能相比——伊莎貝拉的蝴蝶有億萬之數,每一蝴蝶的飛行也有萬千之變,而風暴之後,世界依然自然、大千。最重要的是,伊莎貝拉如果鑽入錢眼,就不是風暴會在何時何地發生的問題了,而只能是比“不發生”更虛渺的“不存在”。至少在針對中國14億人民的所謂“戰略”上,和針對地球人的金融掠奪之所謂“戰略”中,美帝逆于人道天道,其戰略水準再高亦不出猥瑣(當然,一定是鉅款在握的自信純爺們的猥瑣)。凡陰謀必有破綻,它即使得一時之逞,收一時之利,也必隨即消於無形無象,更無法改寫人類追求自由的大歷史(自由女神高天流雲,表示不明白神馬叫做鴨梨)。
三個月來在南海,美國是有所怯陣的,忌憚臺灣出手只是一個方面,此外,華盛頓和北京都承受不了在一場中美對抗中敗陣,而將會給“四方博弈”大局帶來的不利影響。在“四方博弈”大局觀下,俄、歐都在期待一場嚴重的中美對抗,以其從中漁利。好在,中國可以等待補充海軍、海巡實力,而中國的台海策略中需要考量、判斷美帝的“三獨框架”與“以顏變促肢解”的“颱風框架”,確認中國更容易處置哪一種局面——從國內治理和國際博弈兩方面處置。也要考量是否可以一舉定南海,甚或一舉也定台海——借用華盛頓的這一“颱風陰謀”讓“一國論”佔據台島,破掉被華盛頓反復利用的,正反面玩轉的“台毒”這張千牌,而後北京可以挾台島共赴南海……但這種思路下微妙之處甚多,恐怕不易操作。馬英九及其黨派不會出於民族大義、國家大義或者全球正義而配合北京——意圖肯定還是有一些的,但既然馬英九跟隨美帝選擇了“顏變+肢解”路線,臺北就願意在國土問題上給兩岸人民做出點好樣子,那麼在南海問題上,臺北仍然“可用”,關鍵在於北京如何展開戰略操作。而戰略操作的關鍵又是——單就應策而言,針對美帝的“每一個”陰謀戰略,準備好(幾種)有效備案,且不能讓美帝猜知,這是關鍵中的關鍵——不可以讓對手“知己知彼”,才曰出奇制勝。當然,像七一“唱響紅歌”這種意識形態之“戲劇鬥爭”是戰略構設中必不可少的基礎性內容。
題外話:
(1)前幾日,名為“梅花”的颱風在朝鮮登陸,這種情況非常少見。不知道大自然的,或者外星人的這個提示性隱喻(梅花是臺灣省花吧)可以做何理解?隱喻,就是在博弈智慧失去效應的方向,人類在困惑境遇中向自然求取藝術理解力的那種心智努力。在這裏,人類智慧超越博弈視野,有藝術,有道德,有宗教,有和諧……
(2)在本節文字收筆這一刻,電視新聞中報導說——美國昨天試飛的一款高超音速無人空天戰機在升空後失去聯繫——而如果這款飛機研製成功,美國將可以在一小時內對地球村裏任意地點實施打擊。
附一個鏈結:2011年臺灣高考歷史試題: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ews/1/215645.shtml
不須解釋,大家能看出其中所有題目都與“國民D主導統一”這一主題高度相關,而且試卷中選答題佔據著過高份額,所提供的“標準答案”也都不是簡單的答案,而是“論調性知識”,明顯帶有“洗腦”目的。由此亦可見,臺灣教育機構也已經被嚴格控制在某勢力之手,也可見這一勢力的操縱力之深,和策劃之處心積慮。
文/空蕩的原野
201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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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客赴台旅遊4年間發生(人工)意外的比率居然比其他國家高出200倍,這個數字令人吃驚!
陸客遊台頻傳死傷 陸官媒批
特派記者韓化宇/北京報導
2012-7-15 旺報
▲陸客團在台灣頻傳意外,已引起大陸各界、尤其是官方媒體的撻伐。圖為7月7日,哈爾濱旅遊團在台灣遇車禍後被拖到龍潭收費站附近的事故車輛。 (新華社)
陸客團在台灣頻傳意外,已引起大陸各界、尤其是官方媒體的撻伐聲浪。大陸中央電視台昨日報導稱,陸客赴台旅遊4年間發生意外的比率,居然比其他國家高出200倍,這個數字「令人吃驚!」;
《人民日報》海外版更不客氣抨擊,面對一次次血的教訓,「台灣主管部門難道不應認真反思,還要繼續以天氣原因等當作擋箭牌嗎?」
讚讚
《有無——薩達姆(伊拉克海珊)的海灣戰爭(波斯灣戰爭)與冷戰後全球大棋局》
(與當前敘利亞局勢高度相關)
莫斯科佔據阿富汗這個博弈支點,試圖借道伊朗去破局“石油美元霸權”,但是這一招“回馬槍”被薩達姆(海珊)擋在波斯灣以東,莫斯科爭勢無果,其博弈操作遂轉向被動,逐漸導向一個結果——莫斯科要在“主動解體”與“被動解體”之間做選擇——莫斯科選擇了“主動解體”。(期間的國內外博弈鬥爭也很複雜,問題本身更極為重要。留做專題討論)
“主動解體”讓莫斯科從“敗局”中挽回一點主動性,這也是莫斯科選擇“主動解體”的“原因”之一,而怎樣利用好這個“主動性”,莫斯科也一定已經做了深刻推演,也一定是在這條“主動解體路線”上的推演結果(和在推演內容中再做出主動佈局,並由此得到的進一步的推演結果)讓莫斯科“可以”確定“主動解體”路線,就是說,在蘇聯解體前後,莫斯科一定在“大棋局”盤面上做了重要的博弈佈署,一定運籌了讓美英土著難以應接的大謀略——
那麼做為主動的博弈者,莫斯科會選擇哪里佈局呢?或者說,美、蘇最後的博弈決鬥會發生在哪里呢?
既然這場決鬥發源于石油美元,此後的博弈平臺仍然還在中東石油產區,那麼莫斯科也一定要在這裏埋下勝負手。
在中東那些土著博弈者中,薩達姆曾經是一個“異動者”,在中東博弈局面上他所處的位置也讓他不得不做一個“異動者”——地緣上,伊拉克南翼是石油儲量第一的沙特,東南方向是沙特的“王權”盟友們,它們和沙特(沙烏地阿拉伯)一道已經(也勢將)被美帝國選擇為“(非民主;專制王權)戰略盟友”,也就基本上失去了博弈者身份;東翼是不能投靠美、蘇兩大霸權中任何一方的伊朗,而伊朗又成為美、蘇的必爭之地,伊朗也就勢必自立為一個中東大局中的土著博弈者。
此外,伊拉克的西翼還有以色列這個特殊博弈者,北翼則是土耳其這個身份特殊的北約國家。那麼,莫斯科要施展它的謀略為“冷戰收盤”佈局,難免要首選伊拉克做道具。
(做為國家,伊拉克的本源在兩河沖積平原上廣大的農耕區域,而農耕區域必定承載了相對眾多的人口,區域內又根本沒有可以阻擋大軍攻伐的自然屏障,那麼這方土地上必定要出現一個在歷史變遷中相當穩定的國家——它也用以抵抗歷史變遷。但是從伊拉克向東,向西北,分別有廣大的山地高原,山地高原能夠承載較多的耕、牧人口,又能讓這裏的政權進退可依,而相對穩定的政權下就形成穩定的民族。這種“山地高原民族國家”又時而有能力攻伐與它相鄰的大平原,雖然不能形成長久的統治,卻能夠割占-整合平原上的一部分農耕生產力,並就此與農耕鄰國埋下領土爭端的種子,這就是伊朗(土耳其與伊拉克之間有廣闊荒漠,能夠有效阻斷攻伐,也就阻斷統治繩索)。在伊拉克的南翼是夾雜著綠洲的廣闊沙漠,這裏的博弈邏輯是:只有統一了大沙漠的主體區域才能夠制止廣闊沙漠裏的部落攻伐,從而讓“大沙漠政治”穩定下來,穩定下來的這個政權就是現代史上這個“沙烏地阿拉伯”。
除了土耳其,波斯灣沿岸就有了三大國家:沙特(沙烏地阿拉伯)、伊拉克、伊朗。又,在這片相當乾旱的中東大區,沖積平原的幅員不及沙漠廣大,而伊朗高原如果不是比兩河平原遼闊,它就沒有可能逃出兩河政權的長期控制從而不能形成穩定的民族國家——那麼大致按照三大國的領土面積,波斯灣油氣在儲量分佈上也沒有逃出 “概率空間”。)
下面再看中東博弈的核心與關鍵——既然莫斯科未能打通它進入波斯灣的道路,既然中東大博弈從傳統的地緣政治博弈向“石油美元博弈”這種資本直接以博弈者身份參與的“軟博弈”演變,既然莫斯科基本定下“主動解體”路線圖因而不再直接參與中東角逐,那麼莫斯科就要給美帝國留下一個強大對手,還最好是一個資本對手,而這個對手還會從內部攻擊美帝國,能夠從全球“大棋局”制約和攻擊美帝國——猶太資本勢力佈署在華爾街和中東石油產區(以色列,及以色列與石油王權的關係),對“石油美元”的控制能力更強,更直接,它還是美英資本隨時準備創造機會去鯨吞的獵物……基於兩路資本之間這種“決鬥關係”和單向“鯨吞關係”,美英土著資本一定要至少壓制住猶太資本的這個實體根基——以色列。當然,美英資本不需要讓以色列這個國家被阿拉伯勢力徹底趕進地中海,只要以色列在阿拉伯-伊斯蘭的巨大壓力下疲于應付,有求于美英土著,從而令猶太資本也陷於被動,美英土著資本就有機會鯨吞猶太資本,或者在保留這一“鯨吞權利”的前提下先行“解體蘇聯”。反過來,憑藉以色列為政權依託(包括軍力和核武。1968年底,以色列每年已經可以生產四至五枚核彈頭),猶太資本可以進行有效抵抗,以色列以它博弈“棋手”的身份還可以聯合歐陸、俄羅斯(蘇聯的繼承者)、中國、阿拉伯王權(手中有石油武器),對美帝國的單極霸權實施反制,再以華爾街鬥爭做為配合,不難攪亂美英土著資本的“大棋局”,促使美英單極霸權走向終結。
又,之所以這些棋手(資本,政權實體)將會同猶太資本配合,是因為在美英單極霸權格局下,美英資本將無所求於它們,又為了鞏固、擴大美英的單極霸權而要去要去徹底壓制它們,而它們也會借美英的單極霸權秩序被(猶太資本)致亂之機謀求連橫,壓縮或者推翻美英單極霸權並且去謀求它們自身的霸權,那麼它們對美英霸權的威脅更反過來又要求美英資本去徹底壓制它們——而這種博弈關係也能夠加劇它們針對美英單極霸權的博弈力度。
那麼,除非美英有把握一舉奪取並穩固單極霸權,不需要擔憂其他博弈者(聯合)反擊它們,則“怎樣壓制住以色列”就成為“美帝國的大棋局”上的一個關鍵“課題”,而壓制以色列就要利用以色列的“天然”敵手——阿拉伯勢力和伊斯蘭勢力。
那麼反過來,莫斯科最需要做的就是扶植以色列-猶太資本,而流徙在美帝國的猶太資本離不開來自以色列政權的支撐,那麼對猶太資本不能在資本層面給予幫助的莫斯科,就要堅決支持-支撐以色列,就要制止美帝國利用阿拉伯-伊斯蘭勢力去打壓以色列。
其時,阿拉伯諸幫內部有兩大勢力——一組是沙特(沙烏地阿拉伯)等王政國家群體,一組是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埃及等以強人獨裁為主流特徵的世俗政權(從伊斯蘭這個範疇更廣泛的環境看,還有宗教政體的伊朗、世俗化也西化的土耳其兩個重要勢力)。其中,前一組王權勢力並不願意打壓以色列,因為——美帝國以“沙特等國的王權政體之容易被推翻”這一緊迫現實去威脅這些王權,要求它們支持“石油美元”,否則美帝國可以輕易“幫助”阿拉伯民眾推翻他們的王政,只是,在冷戰時代,美帝國需要顧忌蘇聯,所以這些阿拉伯王權勢力握有有限的“反叛權”。而當蘇聯失去力量不再能與美帝國抗衡,美帝國就根本不需要向阿拉伯王權交付任何條件,就能夠驅策這些王權更馴服地為美帝國服務,又隨時可以出於戰略需要廢黜“石油王權”,轉而去為“石油美元”扶植另外的代理人,除非——在美帝國內部有一支力量可以有效約束美帝國的中東策略、戰略,而這支力量只能是猶太資本。
以色列在中東,猶太資本在華爾街-華盛頓,它們願意並且能夠出手幫助阿拉伯王權——直接地,可以減輕美帝國對這些王權的壓力,包括收買、攪亂華盛頓的政策;間接地,通過博弈縱橫,阿拉伯王權與以色列+猶太資本還形成一種“看似奇怪”的聯盟,共同制約著美帝國的中東霸權,繼而也制約了美帝國在全球的單極霸權。這種聯手制約又主要是制約了美帝國在中東霸權的操作路徑,即迫使美帝國必須沿用“以阿拉伯王權為盟友”這種代理人模式,而阿拉伯王權又以消極“反以”回報以色列-猶太資本。
在後一組阿拉伯(阿拉伯語社會)勢力中,薩達姆的伊拉克最有實力和影響力——它有“石油武器”和石油財力,有可供領袖阿拉伯諸邦的人口和國土,擁有“波斯灣石油地緣”重要性,還謀求核武(兩伊戰爭期間先後被伊朗、以色列空襲而停滯),也代表世俗革命。從幾個方面看,伊拉克都是的最適合的領頭羊之選,可供美英驅策去聯合其他阿拉伯諸邦共同打擊以色列。雖然伊拉克的國力在“兩伊戰爭”中大損,但以石油財力,其國力可以在十年內恢復如昔,如果伊拉克還整合了科威特的國力又主要是石油收益的話,它還將變得更強。此外,兩伊戰爭鍛造了伊拉克軍伍,損失的武庫可以由石油收益補充,石油經濟為主的社會又是高生育率社會讓伊拉克也不乏兵源,而兵源優勢是以色列最為忌憚的。再看其他阿拉伯國家——利比亞遠離波斯灣,人口和國力有限,不能提供足夠的反以力度;埃及人口眾多,與以色列相鄰,曾經是阿拉伯諸邦中的“反以”主力,又地處運河被美英勢力影響,這些條件都可供“反以”。但是,埃及不夠富足,不論埃及是不是反以和怎樣強烈反以,它都不能從阿石油王權“兄弟”那裏拿到更多“反以補助”(以色列-阿王權秘盟),而且埃及的前景不能寄望於石油,反而更寄望於以色列可以幫助提供的正常的區域經濟和一個“大地中海”,所以在幾次中東戰爭之後,在“大棋局”形式大變的情勢下,埃及不能,也不願成為反以主力,也沒有道理再為那些富裕的“阿拉伯兄弟”充當炮灰和支付戰爭消耗。那麼,美英土著要找出一個可供它們壓制以色列的“盟友”,同時,最好這個“盟友”還能威懾阿王權(令它們聽命,否則美英就允許這個“盟友”取而代之),還能抵住莫斯科的“伊朗局”(在蘇聯解體之後,莫斯科還要繼續操作),就只有兩個選擇——伊拉克、敘利亞。
(當然,如果美英土著選擇的這個“盟友”足夠強大,它也就可以成為蘇聯、歐陸、猶太資本這些博弈者的棋子與“盟友”,不過這種情況能夠出現還需要特定的博弈環境與條件。)
那麼,莫斯科就要提前解除伊拉克、敘利亞對以色列構成的威脅。(如果莫斯科能夠做到,那麼美英土著如果還要廢黜以色列對猶太資本的支持作用,就只有直接派出美軍去攻伐以色列了,則猶太資本就要“跳牆”了,中東也只能上演“N國演繹”了,莫斯科將奪走美帝國的單極霸權了。)然而,莫斯科無法做到同時削弱伊拉克和敘利亞,哪怕去直接削弱其中之一,也做不到。好在,莫斯科曾經長期支持敘利亞,兩國有著相當於盟國的良好關係,莫斯科可以爭取到大馬士革的立場,但不利的是——與伊拉克相比,敘利亞不夠強大,它很少有石油收益,等於沒有石油武器,它的政權在阿拉維派(什葉派的一個支派)之手,而這個派別只占敘利亞人口的11%,所以這個現政權不夠穩定,又,敘利亞與伊拉克國土相連,所以伊拉克有軍事、政治兩種武器可以顛覆敘利亞。那麼,莫斯科就要卸除伊拉克對敘利亞構成的威脅,也就能夠卸除“一個再度強大起來的伊拉克將對猶太資本構成的威脅”。還不止於此,莫斯科還要斬獲更多——
巴格達時間1990年8月2日淩晨2時,伊拉克以10萬兵力侵入科威特,迅速取得全勝並攻佔科威特王宮,包括時任亞奧理事會主席的法赫德親王在內的一些王室成員被殺。8月7日新的科威特-即科威特共和國成立,8月8日,應科威特共和國政府要求,科威特與伊拉克“徹底地不可逆轉地實現了合併”——薩達姆做出這樣一個重大決策之前,必然已經審慎觀察了國際局勢,嚴謹推演了美、蘇的立場和反應,並且至少與美、蘇之一做過溝通,得到它或者它們的支援與配合,這樣,薩達姆才敢於製造這樣的“大事件”,但這個溝通對象(支持者)不是華盛頓。
那麼當“科威特事件”發生,如果美帝國不壓制住薩達姆的伊拉克,則阿王權及其資本將陷於危局,隨後陷入危局的就是以色列和猶太資本,所以它們此時必須在“叛局”路線上有所行動,則莫斯科在“蘇聯不解體反而可以反攻”這條路線上將有機可乘。如果莫斯科實施反擊的條件還是不能形成(成熟),則莫斯科在拿到它由此可以拿到的更多籌碼(蘇聯解體的條件)之余,也充分利用這場“海灣局”,通過借美帝國之手打弱伊拉克,為“冷戰後”時代提前佈局,這個佈局將大大有利於莫斯科——
(1)這場“打弱伊拉克”的戰爭勢必在波斯灣-中東社會製造和升級對美帝國的恐懼,也製造和升級“反美環境”。
之所以這必須是一場“打弱”伊拉克的戰爭,而不僅限於美帝國出賣迫使伊拉克撤兵,是因為——如果華盛頓不使用美軍打弱伊拉克,則阿王權不可能卸除它與伊拉克的矛盾和不信任,實際上則是阿王權對華盛頓的的不信任將要驟增(與薩達姆尚未侵佔科威特時相比),則阿王權的“叛美立場”將非常堅定,從而猶太資本的叛局動作也就加緊和加劇,而且當伊拉克在將來某一時刻攻伐敘利亞的時候,阿王權將會站在敘利亞一邊,通過要脅華盛頓,通過它們在中東的影響力去制止伊拉克。
(2)為阿王權除去來自伊拉克這個近身強鄰的威脅,讓阿王權獲得獨立的博弈立場,這個獨立的博弈立場可以牽制美帝國的單極霸權,可供配合莫斯科實施“冷戰後反擊”。(例如阿王權可以啟用法郎、馬克、日元,或者此後出臺的歐元去結算其石油出口)
(3)猶太資本-以色列也丟掉了伊拉克這個威脅,可以站在更獨立、更強硬的博弈立場,更少受制於華盛頓。
(4)阿王權較少受制於美帝國,也就意味著以色列的安全能夠獲得更多來自阿王權的支撐,還意味著猶太資本針對美英土著的博弈立場可以更少受制于美英(相反,美英土著威脅阿王權,也就間接威脅了猶太資本)。
(5)※※※※※ 最為重要的是——當冷戰收官,蘇聯解體,莫斯科從全球收縮其勢力,包括全面撤除其海外軍事基地,卻唯獨保留了敘利亞的塔爾圖斯港這唯一一處海外軍事基地。該基地加上莫斯科與敘利亞傳統的聯盟關係,可供壓迫以色列-猶太資本的博弈立場,要求後者在“後冷戰”時代的全球大棋局中做出博弈佈署時要照顧莫斯科的利益,以至於要配合莫斯科的佈署,當然,莫斯科與猶太資本也可以借此達成針對其他博弈者的“博弈協同”。(莫斯科通過敘利亞脅迫以色列-猶太資本的手段,除了來自軍事基地和敘利亞政權的戰略決心,也包括經常性手段。也所以,“這個敘利亞”很“可以”是真主党、哈馬斯等強硬派反以組織的重要後臺。當然,也有理由測想:以色列是否已經把影響力打入了真主党、哈馬斯內部,也同敘利亞有著戰略性合作。)同時,猶太資本的博弈立場偏向莫斯科,雖然是出於“被迫”,但是客觀上就使得美英土著更加需要剪除猶太資本勢力在美帝國金融、政權層面的影響力,而這種影響力又以資本實力為後盾,這樣,莫斯科就更加離間了原本已經處在搏鬥-鯨吞關係中的美英土著與猶太資本,讓猶太資本在美帝國的處境更加危險,讓它必須加速、加深那個“叛局”。那麼,為了讓莫斯科針對以色列-猶太資本的這張“敘利亞牌”生效,莫斯科就要替敘利亞解除來自伊拉克的軍事威脅,讓美英不能利用伊拉克的實力“吃掉”莫斯科的這張“敘利亞牌”,因為伊拉克可以——或者壓迫敘利亞迫使敘利亞政權改變親莫斯科立場,或者薩達姆在美英的支援下直接兵發大馬士革,或者支持敘利亞境內的占人口大多數的遜尼派顛覆親莫斯科的阿拉維派現政權。反過來,一旦伊拉克勢力進入敘利亞,伊拉克就直接對以色列兵臨城下了(伊拉克要直接威脅以色列,必須途經約旦或者敘利亞國土),這等於美英從莫斯科手裏奪去針對猶太資本的這張“敘利亞大牌”,又抓緊在它們自己的手心。或者,哪怕伊拉克並不壓迫、攻伐敘利亞,只是掀起和領導一場“反以運動”,輔以軍事動作(例如向約旦、敘利亞借道),也同樣等於美英握有一張針對猶太資本的“伊拉克牌”。——那麼總結起來,莫斯科借美英之手打掉了伊拉克針對敘利亞的軍力優勢,保住了自己手裏的大牌,同時消除了華盛頓手裏的大牌,一得一失之間,莫斯科大勝。【當前的敘利亞局勢中,各方博弈者正在著力爭奪的目標就主要包括這一張“針對猶太資本的敘利亞牌”。】※※※※※
既然“冷戰後”莫斯科將退出中東,華盛頓就可以按照它的需要全盤宰製波斯灣-中東,包括薩達姆的伊拉克,那麼在大局觀上,在“冷戰收盤”之前,中東的任何“異動”都不會對莫斯科造成不利。所以,莫斯科完全可以“授意”薩達姆,“幫助”他做出侵佔-統一科威特這個決斷,而這個“授意”或者這個在莫斯科與巴格達之間的“密約”應該只是——在博弈邏輯上達成相互理解,所以雙方可以和願意協同行動。
華盛頓以進取的立場爭取贏得冷戰,而莫斯科不得不以收縮的立場處置冷戰大勢,在這一前提下,莫斯科就通過“海灣局”掠獲到最大博弈戰果,並且讓華盛頓從“贏得冷戰”中得到的勝利果實大打折扣,從事實上把冷戰置換到新的博弈格局中來,把冷戰延續下來,把莫斯科的敗局轉變成一次階段性事件,把“蘇聯解體和蘇東解體”變成冷戰這場戰爭中的一場階段性戰役,一場“大撤退”性質的防禦戰役——莫斯科在冷戰中失去了決勝的機會,也失去了奪得階段性勝利的機會,那麼莫斯科需要放遠視野,提前做出戰略性佈局……
然而,莫斯科還不能就此停止博弈推演,因為“大棋局”由多方共同捭闔,在博弈推演的任一節點上都有可能被其他博弈者借局佈局,所以上述博弈推演還不夠充分……下邊從薩達姆的立場對這盤“海灣局”再做演繹。
“冷戰後”,或者至少波斯灣的“冷戰後”(莫斯科退出阿富汗從而遠離波斯灣政治已成事實),鑒於美帝國將沒有實力對等的對手,至少在中東沒有,所以薩達姆必須以美帝國的立場去定位伊拉克的立場,定位伊拉克的國運路向——
(1)針對阿王權,針對中東石油政治大盤——
在現時和未來的中東博弈中,初看之下,莫斯科也需要伊拉克,至少看起來伊拉克的存在和強大能讓中東博弈變得複雜,從而有利於勢力相對較弱的博弈者縱橫操作,尤其當莫斯科已經從伊朗方向撤退(結束阿富汗戰事)。但是,能夠破局“石油美元”的只有阿王權團體,即便另外謀成“俄佩克”之類鬥爭平臺也很難與歐佩克競逐。而一旦阿王權準備叛離“石油美元”,美英土著反而要利用伊拉克去制約阿王權。但是,當蘇聯從阿富汗後撤,即說明莫斯科無力、無意再來波斯灣與美帝國做大開大合的爭逐,那麼波斯灣乃至中東的政治格局將由美帝國做一家獨裁。按照美英土著的博弈需要,不讓中東地區出現一個阿拉伯強國——是美英土著的方向性策略,而保留阿王權就能確保實現這個大策略(阿王權國家占中東阿拉伯國家中的半數,佔有大部分石油儲量,且容易受美英的控制),讓變化、變數出現的時間延後還有利於美英霸權拖延那個“被破局”時間點的到來(不論那個破局是否有成效),所以美英在原則上會盡可能保留阿王權,直到不得不廢黜它,或者變化了的博弈大勢要求美帝國放棄它。再造另一個版本的“中東局”。所以,(美英土著資本的)美帝國不會輕易允許薩達姆衝擊阿王權,那麼美帝國以薩達姆做為威脅阿王權的工具——這個選擇的必要性失去了成色。
(2)針對以色列——
“冷戰後大棋局”的主題將是資本大搏鬥和“石油金融爭奪戰”。美英土著可以利用薩達姆,讓他領袖各路阿拉伯力量——(1)衝擊以色列。直接令猶太資本失去根基而失勢,再褫奪-鯨吞之。或者,迫使猶太資本向美英土著妥協和交付籌碼,借此打亂猶太資本的博弈佈署和博弈步調,包括迫使猶太資本與美英土著合作去打擊俄羅斯、歐陸,再返身謀奪猶太資本。(2)利用薩達姆的伊拉克,或者武力攻伐敘利亞,或者致亂敘利亞讓遜尼派奪權。目標都是讓敘利亞從親蘇(俄)立場轉變到親美立場。(3)讓薩達姆威懾-衝擊阿王權,間接威懾-衝擊以色列。
那麼,伊拉克可以繼續為(美英土著的)美帝國所用,但前提是伊拉克需要足夠強大才能對以色列構成實質性威脅,而伊拉克還需要越過約旦或者敘利亞才能威脅以色列本土,這又要求它的武力需要更為強大,強大到能夠迫使敘利亞改變立場,或者直接攻破敘利亞。那麼在(美英土著的)美帝國的立場上,可以允許伊拉克擴張,但前提是美英土著能夠把伊拉克做成這個針對性工具擺放進新的“大棋局”的捭闔縱橫空間中去。
(3)針對伊朗——由於蘇聯收縮,莫斯科很難再通過伊朗介入-進入波斯灣,也由於伊拉克因兩伊戰爭而實力衰弱,於是在美英土著那裏,薩達姆基本上失去了可利用價值。
(4)但是,不論在哪一條路徑上利用伊拉克,美帝國都不會讓中東出現一個阿拉伯強國,或者一個意志獨立的石油大國,或者一個非王權的阿拉伯統一勢力,那麼(薩達姆的)伊拉克在被美英土著利用之後,能夠走到的最好結果就是竹籃打水,如果不是“狡兔死,走狗烹”的話。即便伊拉克不去(或者不“被去”)充當美英土著的工具,可以預期的最好結果也只是——美帝國要讓中東石油政治格局保持現狀(那麼中東勢力之間的“大局觀”也只能是“保持現狀”),則伊拉克的武庫將在10年後變成擺設。比“保持現狀”更有可能出現的情形是——美帝國需要穩固並擴展其美元霸權,於是需要全盤控制一個“大中東”,那麼很可能,它需要在穩固它與石油王權的緊密聯盟關係之外,還去爭取伊朗的立場,那麼夾在沙特與伊朗之間的伊拉克就“很可以”被美帝國出賣,薩達姆要“被下臺”以至於被審判(兩伊戰爭、暴政、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薩達姆當然推演過這些邏輯。
總結起來,在上述3方面裏,(1)和(2)讓美帝國有理由打壓伊拉克,(3)卻有可能讓美英選擇相反的態度,前提是伊拉克要足夠強大,且“大棋局”要求美英啟用伊拉克並且有啟用伊拉克的捭闔空間。(4)則讓美英土著在利用了伊拉克之後再對它進行打壓。而做為應對,薩達姆這一次侵佔-統一科威特(曾經是一國)的行動就“巧妙”地同時應對了(美英土著的)美帝國的3個立場,“看起來”可以化解美英將要對伊拉克和薩達姆本人造成的不利——薩達姆利用“冷戰收局”前夜的複雜局勢,希望(美英土著的)美帝國不敢於在中東啟動戰爭,希望得到莫斯科的支持,希望歐陸對(美英土著的)美帝國施加反制,而在伊拉克統一了科威特之後,薩達姆可以憑藉更強的國力令(美英土著的)美帝國忌憚(它與其他博弈者聯合,它在中東石油政治中更大的權重地位,又更難用軍事手段解除它的武力),同時,合併了科威特的伊拉克實力更強,滿足了美英對伊拉克的工具性需要。這樣,薩達姆既迫使華盛頓,又同時勾引華盛頓重新考慮它的中東佈局,給伊拉克一個更確鑿的“主力盟友”地位,然後,伊拉克就有機會取締海灣王權政治,一統阿拉伯石油諸邦。
以為看清了博弈推演,也看清了華盛頓、莫斯科的意圖,薩達姆才敢於“侵略或者統一”科威特,但是——“冷戰收局”進程已經啟動,值此前夜,無論美英土著試圖為“冷戰後”做更深的佈署(主要針對猶太資本和歐陸),或者蘇聯試圖退回冷戰,都會遭到其他博弈者的聯合打擊,直接陷入敗局。而此前,由於美、蘇都難以把冷戰繼續下去,各方博弈者已經在數年中把這個“大局觀”走實,很難做出方向性調整。
薩達姆希望莫斯科做的,或者與莫斯科“有約”的內容應該就是——在保守的立場下,莫斯科在外交層面幫助伊拉克,在積極立場上,莫斯科啟動它在敘利亞的力量與影響力,向以色列發起衝擊,與薩達姆衝擊阿王權的行動相接應,如此,則中東大亂,美元之基礎飄搖——如果莫斯科繼續擴大行動,那將是一場“冷戰之決戰”。雖然,莫斯科幾乎不可能由此贏得冷戰,但莫斯科可以在拿到美英土著、猶太資本-以色列、歐陸的籌碼之後罷手。那麼在薩達姆看來,莫斯科會有所行動的,而莫斯科與伊拉克的聯動在“大棋局”上造成的影響是美英土著“不可接受”的,而此時或者先此一步,薩達姆可以在先行拿到美帝國的籌碼,即美帝國承認伊拉克合併科威特這一現狀,並以實際政治行動保證這個“承認”的有效性之後,遂撤出博弈。這樣,在(美英土著的)美帝國更改過的中東佈局中,伊拉克將成為(美英土著的)美帝國的“首要盟友”,去充當威脅阿王權,和威懾-攻伐以色列的工具,尤其當華盛頓向莫斯科交付了中東籌碼或中東利益之後,美帝國就更需要伊拉克這個“工具盟友”。但是,莫斯科或者沒有什麼貨真價實的籌碼與利益可以爭取了,或者在薩達姆攻伐科威特之後,莫斯科立即拿到了籌碼與利益,而讓美帝國去打弱伊拉克——這一結果本身正是莫斯科在這一輪博弈中要去追求的最大目標。於是莫斯科沒有行動,這多少出乎薩達姆的預料。
如果莫斯科配合薩達姆去行動,則又是莫斯科的回馬一槍(早一次是蘇軍進佔阿富汗)——莫斯科可以利用敘利亞和伊拉克同時威脅阿王權,也威懾以色列,但是在蘇聯尚未實行私有化之前,包括猶太資本在內的所有西方資本(做為博弈者)都不可能最終站在莫斯科一邊,雖然在博弈進程中它們會與莫斯科聯動,也給予莫斯科“幫助”。那麼莫斯科的反擊的最佳結果是維續冷戰,或者讓歐陸一舉獨立(不須是一個聯合的歐盟)——對於莫斯科,維續冷戰已經勉為其難,一場“反擊戰”的後果中還包括了促使西方資本聯合起來這一效果,這不利於莫斯科操作“蘇聯主動解體”;如果結果是讓歐陸一舉獨立,不論莫斯科是否繼續保持社會主義立場,在已經難以拉回東歐盟友(蘇東已經主動開始鬆動)的情勢下,美歐還要聯合打壓莫斯科,莫斯科迎來的形勢將不會比它選擇隔岸觀火更好。關鍵又是——在這樣的“冷戰之反擊戰”中,猶太資本很少機會參與縱橫,施展捭闔,很可能“被出局”,而歐陸一舉獨立更能讓美歐資本有機會聯合廢黜猶太資本,則莫斯科將獨自面對美歐,在大勢上,這與保留猶太資本做為“大棋局”中的博弈者(去美英腹內構建“叛局”)相比,可謂差之千里。所以,莫斯科已經不準備做反擊,它要放棄(出賣?)薩達姆,把無法取勝的“回馬一槍”突然改換為——穩穩拿住針對猶太資本的“敘利亞牌”。而且,敘利亞也擔憂伊拉克在做大之後威脅到自己,它們之間的對立關係久已明確存在,莫斯科也就很難驅動敘利亞……(在“反伊拉克”聯盟的34個國家中,敘利亞還是提供了軍事支持的幾個國家之一)
阿王權諸邦是高度一體的,或者說,這些阿拉伯王權是拴在一條繩子上的螞蚱,因為王權政治容易被顛覆,且其一倒下,就很容易引起骨牌效應。所以形成和維護這個王權聯盟的做為主調的“博弈條款”是——要麼你們美英土著(或者美帝國)完全保留王權,要麼你們全部廢黜王權。當然這是主調,不排除特定情況下“條款失效”。所以,這一次薩達姆攻伐的不僅是科威特,還是,正是全部阿王權諸邦。所以伊拉克給美英土著和美帝國出了一道難以抉擇的“高級”難題,華盛頓幾乎不可能找到折中方案——要麼美軍與薩達姆兵戈相見,這等於美帝國(美英土著資本)自廢一把好兵器。要麼承認伊拉克吞併科威特這個結果,而如果美英承認這一結果,則阿王權就需要在美英土著之外加緊尋求新的盟友,和促使波斯灣局面複雜化,美元都將不再有一個堅實的“王權石油基礎”,而此時蘇聯尚未解體…….又在此時,受到了薩達姆的真刀真槍和強烈意志的威脅,阿王權更“有權利”要求美帝國必須 “打弱”伊拉克,同時以嚴厲姿態打出一個政治事態即“廢黜王權是不合法行為,也是反美行為”,而不是驅逐伊拉克軍隊了事,這樣薩達姆或者N達姆才不那麼容易捲土重來。那麼這場驅逐薩達姆的戰爭一定要熱鬧,要有氣勢,要確鑿地打弱伊拉克讓阿王權基本滿意。推演及此,如果莫斯科在敘利亞或者其他方向採取行動配合薩達姆的話,反而阿王權更需要依賴美帝國保護它,美帝國就不須向阿王權交付“打弱伊拉克”這個條件了。也所以莫斯科選擇隔岸觀火。
伊拉克攻伐科威特時,莫斯科沒有行動,這多少出乎薩達姆的預料;當美軍糾集盟友大規模攻伐伊拉克軍隊,莫斯科還是沒有行動,就基本上在薩達姆的預料之內了,因為華盛頓的行動最終取決於它的博弈推演,和它與莫斯科的協調(因為兩國不可以直接對抗,或者引起直接對抗。但是對於美蘇大國,這種協調也必須在推演料算之內)。所以,薩達姆對“科威特大事”的決斷還要看他與華盛頓之間一對一的“兵推”對局——伊拉克可以做美英土著的工具去威懾-攻伐以色列、阿王權(主要是針對以色列),但是不做“兔死狗烹”那種,所以薩達姆有權避免那種局面,方法是——利用冷戰收局這個極度敏感的博弈環境,先行吞占科威特,即做大伊拉克,並要求美帝國承認這一既成事實結果(不只是口頭和文本上承認,而是要在博弈層面能夠進行“邏輯確認”,即要求美英土著無法反悔除非它們願意在新的博弈中付出巨大代價),即要求美英土著在“冷戰後”選擇伊拉克而不是阿王權做為“只能二選一的盟友”,即要求美英土著在廢黜阿王權的同時支持“一個強而大的伊拉克”這條路線上走出決定性一步。即便美英土著不接受薩達姆打出的這個既成事實,不接受薩達姆要求的這條中東路線,派兵來攻伐伊拉克,伊拉克也不會亡國,薩達姆也“很可以”保住權位,因為美帝國(不論是美英土著的美帝國,還是包括了猶太資本的美帝國。此時在這一問題上,薩達姆未必分得清)的確需要保留“伊拉克牌”,當然可以是一張較弱的牌,美帝國也不希望中東格局大變以至於影響到“冷戰收局”。所以,薩達姆“吞併科威特”這個決斷的動力除了來自莫斯科,也來自他單獨與華盛頓的“兵棋推演”的結果,兩個理由又不可能完全分割。
假如沒有莫斯科的“許諾”(也許只是外交方面的承諾,加上向薩達姆兜售“大局觀”和博弈推演,讓薩達姆做出決斷),薩達姆也“敢於”去吞占科威特,但博弈推演的結果只能是——薩達姆空忙一場,還要被打弱。所以來自莫斯科的且不論真偽的“承諾”就成為薩達姆做出決斷的關鍵要素。而薩達姆在發兵科威特之前已經做出攻伐科威特的態勢,包括輿論攻伐,也是要判斷華盛頓的真實態度,並且從華盛頓的態度再去判讀莫斯科的真實態度(華盛頓與莫斯科之間必有溝通,而由於兩霸之間必須避免直接衝突,那麼兩霸之間達成的“協議”、共識和劃下的底線一定比薩達姆與其中之一“達成的協定”成色更高,更可靠。而且,華盛頓做為“大棋局”的第一博弈者,其洞察力、預見力當然在薩達姆之上。又,華盛頓的意志也是“大棋局”發展的最重要因素)。而表面上的“事實”顯示——華盛頓表現出了相當“誠懇”的“中立態度”,這讓薩達姆再無顧忌,兵發科威特……
華盛頓的中立態度就等於它對薩達姆攻伐科威特的策劃做了默認,這直接導致了薩達姆誤判形勢,這場“科威特局”才得以形成……而莫斯科一定演繹過華盛頓的應手,才會推出這一局“科威特博弈”——
當薩達姆在發兵科威特之前做出攻伐科威特的態勢,包括輿論攻伐,和去阿拉伯國家做合縱外交,這種情勢已經等於“薩達姆已經在行動”——針對科威特的軍事佈署和輿論造勢,本身已經讓阿王權如坐針氈,即薩達姆已經撬動了美英土著在中東的石油政治基礎,華盛頓已然無法讓中東“恢復原狀”了,即華盛頓已經無法通過制止薩達姆而挽回“這一個”損失(阿王權對華盛頓的“信任”與否定性判讀),於是,華盛頓就轉換問題——讓薩達姆的這一次“異動”進一步走實,再加以利用。所以,華盛頓不僅不能制止薩達姆,還要給予鼓勵。顯然,華盛頓一定明白,它的中立態度會起到鼓勵薩達姆的作用,無此,則薩達姆難以做出最後決斷。那麼華盛頓怎樣轉換這個問題-矛盾並加以利用呢?
如果沒有這場伊拉克吞併科威特的戰爭事件發生,阿王權也將繼續忌憚伊拉克,它們也將積極在美英之外謀求保障,而猶太資本也將積極佈署和暗中擴大那一“叛局”——阿王權和猶太資本都為“冷戰後”積極佈局。這將會導致那個“冷戰收局時刻”被拖延,和“冷戰收局過程”被拖延,和導致“冷戰不完全收局”,這些路徑都對美英土著不利,所以美英土著此時需要積極做好“打弱伊拉克的工作”,以儘早迎來一個對它們更為有利的“冷戰後”局面——雖然打弱伊拉克也對莫斯科有利,但在“冷戰後”的中東,美英需要對付的直接對手將不是莫斯科,而是歐陸和猶太資本,那麼相對來講,與其讓歐陸或猶太資本在“冷戰收局”中製造不安定局面並從中獲利,不如把這個利益“讓與”莫斯科;既然這場海灣戰爭背後的佈局——做為送給美英土著的問題,已經被莫斯科做成,那就遲早需要解決問題,而美英更希望它提早解決,安全地解決。
伊拉克吞併科威特,這一事件極大衝擊了所有中東王權手中的權力、利益和王權統治本身,而薩達姆敢於這樣做,就等於是華盛頓允許了在中東以現代政治取代阿拉伯諸幫的王權傳統這條路線。這就不單是一個阿拉伯王權體制、王權利益受到“衝擊”的問題了,而是中東王權政治必須、必然結束的問題。而伊拉克軍隊強攻科威特王宮,射殺多名王儲更意味著整個阿拉伯諸邦的王族還很可能被剝奪和平下臺的機會,和不被允許保留大量財產,很多王族成員還很可能被施以“暴力審判”。同時,這也等於是華盛頓主動對“以色列-猶太資本-阿王權之間的華盛頓戲法”的舊框架實施了攻擊,讓猶太資本-以色列失去一個支撐(阿王權)。又同時,美帝國同意伊拉克做大做強,也就向以色列的國家安全發起了實實在在的直接攻擊。通過海灣戰爭的前半程,華盛頓在盤面上以“把棋走實的方式”製造了阿王權、猶太資本對美英的需求。當然這只是在製造態勢,而為了讓伊拉克的行動能夠充分取得這種巨大的威懾效果,在伊拉克軍隊發起進攻前,華盛頓還推出中立的官方輿論,聲言不介入兩國爭端…….事件進程到此,就等於華盛頓借薩達姆之手握緊了阿拉伯石油王權的命門——華盛頓這樣轉換了問題。
由於“蘇聯的存在”在客觀上就是猶太資本得以自保的第一道防線,所以當美帝國將要摧垮蘇聯,猶太資本就需要“維持”蘇聯,方法包括在資本市場上給美英土著製造麻煩,聯合歐陸、阿拉伯石油王權製造“割據”大局,甚至它們“可以”整體地向蘇聯方向“叛逃”,製造一個“兩陣營同時解體”的亂局,再於亂中求存,以至謀利、謀勝。所以,鑒於“蘇聯解體”對於美英單極霸權有著極大價值,是美英的首要目的,美帝國要想首先“解體蘇聯”,就必須拿出足夠分量的籌碼給各路“盟友”,尤其要向猶太資本這個老謀深算的,佈署在美帝國腹內的“第五縱隊”證明其“誠意”,從而安撫和分化陣營內的叛離群體,遏制“叛局”。於是,華盛頓突然反手一擊——出賣薩達姆,把“美帝國通過剪除來自薩達姆的威脅,從而送給以色列一個長期的可以追求強國的安全環境”這一事件做成籌碼,贈送給猶太資本,這樣猶太資本也才一時“安心”,否則猶太資本不肯協助美帝國給予蘇聯最後一擊,也不肯去各方博弈者那裏協調“蘇聯解體事宜”,更保留引爆華爾街金融問題,甚至引爆“美元安全”這部分博弈權利——如果美英手中握著薩達姆的伊拉克這個針對以色列安全的大殺器,並且因此擁有極大把握成功圍剿猶太資本,那麼猶太資本當然需要,當然可以“掀桌子”,“跳牆”。當然同時,利用同樣的原理,美英土著也穩住了阿拉伯石油王權,令它們也安心協助美帝國去完成“蘇聯解體工程”,尤其讓阿王權看到它們在中東已經獲得了看起來無可撼動的安全政治環境、地緣環境,從而化解它們必須立即“跳牆”的動機……這樣,在成功轉換了問題之後,華盛頓再成功地從新問題的博弈矛盾中打劫了利益。
[ 當薩達姆做出勢態要去攻伐科威特,沙特就已經去華盛頓告狀了(沙特為美國提供過相關資訊,但“看起來”未能引起白宮的重視)。那麼,要麼白宮已經對沙特做出了保證,而沙特並未通告科威特,卻利用它“王權領袖”的地位穩住其他王權諸邦。要麼出於華盛頓有能力掌握這些王權政府的動向,白宮根本沒有對沙特做出保證,或者保證說薩達姆決不敢於侵吞科威特,而王權諸邦還有機會在受到薩達姆的實盤攻伐之後再宣佈放棄美元結算,或者從而,華盛頓還可以借用阿王權的異動去偵察“大局觀”…… ]
然而單是直接“打弱”伊拉克,這個籌碼還不夠高成色,因為薩達姆的伊拉克在兩伊戰爭後國力衰弱,對以色列的國家安全(同理也對阿王權)尚未構成現實威脅,所以,美帝國勾引薩達姆去侵佔-整合科威特,形成一個“伊拉克在加速恢復實力,也加速稱霸中東,也在整合阿拉伯力量”之現實態勢,這就鑿實而強力威脅到以色列的國家安全了(同理也對阿王權)。這時,美帝國再出手打擊薩達姆,解除伊拉克的武力和稱霸潛力,就向猶太資本和阿王權交付了成色充足的籌碼。如此,華盛頓近乎“無中生有”,“無米為炊”就製作出“伊拉克對以色列的巨大威脅”和“伊拉克對阿王權的巨大威脅”這兩隻大籌碼,還讓它們不得不接受與華盛頓“交換籌碼”的要求。
[ 在美英土著資本勢力的立場上,如果在打弱伊拉克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去顛覆薩達姆再搞“民主”政權,則伊拉克有可能被伊朗輸出宗教革命而拿走果實,或者被阿王權收買、收編,則美英土著就少了一個(針對阿王權、猶太資本的)可以再度啟用的籌碼。而如果美軍直接控制伊拉克,將加劇中東的反美環境,更要令阿王權和以色列高度緊張,促使它們與莫斯科、歐陸加緊聯合,加緊“叛局”行動反制美英土著。 ]
莫斯科看到——猶太資本與美英土著之間可以就“以色列安全”進行籌碼交換,甚至可能,早在兩伊戰爭的時候就已經看到這種籌碼交換已經在進行——兩伊戰爭能夠打弱伊拉克,才能促成這樁籌碼交換順利進行,和以這種方式進行(這可能也是阿富汗戰事後期,莫斯科遲遲不從阿富汗撤軍的原因之一,莫斯科要促成兩路資本的這樁交易)。但是,這樁交換雖然“完全可以進行”,但並不就是“必須進行”,因為猶太資本對美英土著的巨大威脅——在華爾街“狗急跳牆”並不是猶太資本真正想要的結果,只做為有效威脅之用,而美英土著也有機會成功壓制猶太資本可能的“跳牆”行動。那麼莫斯科就積極促成這樁“籌碼交換”,讓這樁交易必須發生,並且讓它進行得徹底,從而“幫助”猶太資本這支“第五縱隊”獲得安全。並且與此同步,莫斯科保留它與敘利亞的特殊關係,握緊針對猶太資本的大牌,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這支“猶太資本縱隊”,讓它為莫斯科所用——如果華盛頓、莫斯科各自握有一張針對猶太資本的牌,就相當於誰都沒有這張牌。那麼這又等於是:通過“科威特局”,莫斯科才獲得了這張牌。
[ 此外,要說莫斯科“推出”而不說莫斯科只是“推動”了“科威特局”,因為假如沒有莫斯科的“推動”,包括為薩達姆提供“大盤推演”(當然只正確推演到,至少要推演到“美帝國保持中立”這一環節),薩達姆很可能就不能知道(不理解)華盛頓將會“保持中立”,這局“科威特博弈”就要被薩達姆擱置。薩達姆最有可能出錯的推演環節很可能就是——他只看到美帝國,卻未能分清(或慎重分清)它是美英土著資本的美帝國,還是美英土著與猶太資本共同的美帝國。本文之所以這樣設想是因為——如果博弈推演過程不需要太複雜,在博弈者立場已經被確定的前提下,則推演過程想要出錯都難,而對於博弈者立場的判讀,及對於立場背後的博弈者的屬性的判讀就需要於動態中不斷修正大局觀…… ]
“伊拉克侵入科威特並著手整合科威特,進一步威懾阿王權和以色列”這一步驟走實的程度有多高,猶太資本+阿拉伯石油王權必須相互配合去引爆一次石油危機+金融危機+美元危機+西方經濟危機——這一應手的實在性就有多高。同時,歐陸已經在籌畫“歐洲統一”大局,出於對蘇聯解體後美英獨霸格局的擔憂,歐陸大國(法、德)一定會加速歐陸聯合進程、並同時遠離美帝,在莫斯科的幫助下,在猶太資本要去發起的石油危機-經濟危機的配合下,“歐洲聯合且獨立於美帝”頗有一舉成勢的機會——當然,這些“棋盤推演”首先都做為對美帝國的威脅,然後才“做為”“博弈事實”。那麼此際,美英與其冒險在蘇聯即將自行倒下的前夜引發陣營內鬥,讓“蘇聯解體”不得不變成“蘇聯與美歐同時解體”,就不如先行聯合“現盟友”推倒蘇聯,再反手對付內部將要產生的新的敵人。(而要做到成功聯合“現盟友”,美英在必要的情況下就需要向莫斯科支付利益——這個“必要的情況”正是莫斯科這個老對手積極打造並遞交給華盛頓的“利益交割檔”,只是,博弈中沒有可信賴的“契約”可以憑藉,莫斯科要借用薩達姆的誤判與華盛頓在實際鬥爭中演繹這份“博弈合同”。)此時,蘇東陣營解體已經進行到半程,難以逆轉,“蘇聯解體事項”也在被蘇聯高層操作中,並且蘇聯高層已經開始佈局國內放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猶太資本和歐陸資本並不是很擔憂一個在冷戰中獲勝卻被經濟難題困縛的的“非蘇聯”會來擊垮西方的資本主義制度,即便擔憂有理,西方也有資源實施反制——
(1)美帝國的國力、武力將會繼續存在,它仍將是歐陸資本的保護傘,即便它失去單極霸權,這是由它的資本立場所決定的。
(2)只要蘇聯放棄社會主義動員體制和基於這種體制的中央集權,西方資本就有辦法迫使蘇聯(或收縮之後的俄羅斯)接受它們的資本輸入和進入“休克療程”,尤其因為前蘇東、蘇聯陣線內部將有兩組內應會來接應西方資本:
一是,獲得獨立博弈立場的原蘇東國家、原蘇聯各加盟共和國政府,不論這種新政府是不是還堅持社會主義的革命博弈,它們都會(同時)據有國家立場、民族立場和地緣政治立場,尤其在“蘇聯地緣”瓦解從而令這些政權變得無所依託之際;
二是,從官僚立場轉變為資本立場的整個權貴階級,他們將從內部阻止新一個蘇維埃及蘇維埃聯盟重新出現……
那麼,美帝國通過打弱伊拉克,就破除了一場“冷戰收局”下“可以”出現的由其他博弈者發起的“聯合反擊戰”。
[ 美帝國在它如何進行“中東佈局轉換”這一問題上存在漏洞,莫斯科看到並積極抓取了這一漏洞,相反,如果莫斯科消極,也就沒有當前的“敘利亞博弈熱點”了,美英土著與猶太資本便可以更早聯手,向莫斯科(及北京)展開(更大規模的)攻勢了…… ]
伊拉克強勢威懾阿拉伯石油王權,波斯灣有可能陷入亂局,那麼在莫斯科的支持下,馬克、法郎有了機會,可以進入中東分割美元的石油結算權……但是美英擁有一項博弈權利——要求歐陸和猶太資本先行配合美英令蘇聯解體,而後西方資本才可以展開它們之間的博弈。同時,薩達姆的行動顯然是在向美帝國爭寵,卻很少摻有與歐陸合作的意圖,哪怕是間接層面的博弈合作,而此時及此後相當長的時間內,歐陸也無力、無手段深入介入波斯灣博弈(有美英海軍力量在面前,莫斯科方向也無力做出關鍵性策應,薩達姆根本不需要知道法國是不是也有能夠開進波斯灣的海軍力量)。所以在莫斯科放棄的情況下,美帝國 “有權”邀約歐陸一同參與打弱伊拉克的行動。美英可以接受這樣的結果,因為在“冷戰後”大局中的相當長時期內,一個被打弱的伊拉克無力致亂波斯灣,也就無力支持其他博弈者,這會讓歐陸不得“快速”遠離美英立場,不能“快速”形成——莫斯科聯合歐陸、猶太資本、中東石油權勢對美英進行聯合反擊的機會,即美英破除了“冷戰後”即將出現的第一場針對它的“聯合反擊戰”,而美英可以繼續(聯合歐陸)打壓收縮後的俄羅斯……
那麼可以說,美帝國通過海灣戰爭打弱伊拉克,就破解了兩場“可以”發生的“聯合反擊戰”——第一場是“可以發生的”,因為它們首先是被歐陸、猶太資本兩個博弈者“準備著”但又不需要走實……第二場是可以走實的,但是需要更多條件……又,第一場“聯合反擊戰”可以爭取一個“兩陣營同時解體”的大勢,並且歐陸、猶太資本可以爭取在“冷戰後”大局中站穩根基。第二場“聯合反擊戰”基於薩達姆把美帝國的波斯灣格局打亂,並且新的格局可以延續到蘇聯解體之後,幾路博弈者再來針對美英土著破局。在兩場“聯合反擊戰”的博弈推演中,幾路博弈者不能達成協同,又,要配合薩達姆的“波斯灣之亂”需要以軍事手段為重,而歐陸還沒有獨立的軍力,俄羅斯很難在剛剛結束阿富汗戰爭之後再以強權面貌沖進波斯灣,又不可以與美帝國正面衝突…….但是幾路博弈者可以誘使薩達姆做出“異動”,並從中博取利益。
那麼現在可以說:莫斯科、美英土著通過海灣戰爭,借用薩達姆,各自避免了讓本方陷於巨大被動,以至陷入“被出局”的局面,保留了各自的現有霸權權力和繼續謀霸的機會和“機會空間”,雖然莫斯科保留的現時權益少得多……莫斯科對海灣已經無力介入,且鞭長莫及,於是需要向更大的棋局中放眼,用空間換時間,把博弈延伸到更大的歷史中去……
下邊再演繹以色列和猶太資本的博弈立場——
(1)由於蘇聯尚未解體,華盛頓(英美土著)還不能確知蘇聯將“收縮”到何種程度,同時這個“收縮程度”又取決於時局走勢,那麼猶太資本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挾持美英土著的“冷戰大局觀”。於是,猶太資本能夠與莫斯科合作,從海灣戰爭中套取利益。但猶太資本也讓莫斯科拿到了針對它和以色列的權利(籌碼),所以莫斯科比猶太資本更有理由策劃這場“海灣局”。
(2)“冷戰後”的中東,與美英爭逐的主角將是歐陸(德、法)。由於歐陸無法在波斯灣與美英博弈軍力,原則上它就希望波斯灣-中東格局能足夠複雜,而美英打弱伊拉克讓中東石油政治格局變得簡單,就等於壓縮了歐陸的捭闔空間。那麼歐陸就需要更多來自猶太資本的配合,猶太資本就獲得了一份更大的去歐陸佈局的“權利合同”(當然,如果沒有海灣戰爭事件,歐陸為了分裂美帝國,也需要向猶太資本做讓步,允許它登陸歐陸)。反過來,如果沒有這場“海灣局”,歐陸就能拿到針對猶太資本的更大籌碼(猶太資本在美帝國腹內所以不夠安全,需要歐陸的幫助),則猶太資本很難登陸歐陸或者“成功登陸”歐陸,而如果猶太資本不能“成功登陸”歐陸,它就將失去充分的縱橫空間,無從捭闔博弈,將被美英土著圍殲在北美——一個叫做曼哈頓的小島上。
(3)伊拉克這個威脅解除之後,美帝國很難再找到或者樹立另一個與(薩達姆的)伊拉克分量相當的,哪怕分量相近的替代者去威脅以色列(就此不妨考量:為什麼與以色列不相鄰的波斯人的伊朗卻需要喊出,“可以”喊出“把以色列從地球上抹去”這樣的語文句子)。那麼以色列解除了威脅它國土安全的那個最強的,也是最切近的威脅,即猶太資本基本破除了美英資本針對自己的“這種”籌碼(利用代理人施加威懾與攻伐),從而在中東地緣政治中也打開了博弈空間——空間和時間對於缺乏政權支撐、地緣支撐的猶太資本來說,就是“國土”,就是地緣縱深。
——華盛頓、莫斯科、猶太資本都在薩達姆看到的那一盤“局面”之上,再做一了局。
博弈局面中隨時產生新的佈局與變局——局中有局,借局佈局。無中生有,樹上開花。
文/空蕩的原野
20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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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瞞天過海連環策- 911大棋局全景推演》
《瞞天過海連環策- 911大棋局全景推演》
《瞞天過海連環策- 911大棋局全景推演》
〇 要點提示
1.直接地,“911博弈”是發生在美元資本與歐元資本之間的一場生死決戰。通過爭奪貨幣霸權,“美元帝國”與“歐陸帝國”(借殼“歐盟”)這兩個政治實體又要爭逐全球政治霸權,而爭逐全球政治霸權又不過是為各自所代理的那一路資本盜取壟斷地位服務……就此,全球各路博弈者演繹了一輪錯綜複雜的“大棋局”攻伐,俄羅斯、猶太資本(+以色列)更全力運籌、實施各自的爭霸野心,而一些次要博弈者雖然審慎行事力圖自保,卻不免或被借為棋子,或遭到訛詐,或被淘汰出局……
2.在這一輪全球爭霸博弈中(當然也包含“反霸”內容),“911攻擊事件”是足以改變“全球大棋局”宏觀走向的一個最關鍵節點,是由一組博弈者主動發起的一個“破局性事件”,它們通過“911事變”扭轉大勢,一時“轉敗為勝”,所以本文把這一輪全球大博弈擬名為“911博弈”或者“911大棋局”。
3.有三路博弈者參與了“911事變”(“911攻擊事件”),它們是:白宮(美英土著資本及權勢集團)、海灣石油王權、猶太資本(+以色列)。此外,“埃及政權”也勉強可以算作第四路(邊緣)參與者。其中,猶太資本做為整個“911大棋局”的“最終策劃者”並未直接參與“911攻擊事件”……白宮不僅是“911大棋局”的“最高策劃者”和最高操控者,還做為主要行動者參與了針對美國本土的“911攻擊事件”……海灣王權向基地組織最高層發出指令,本.拉登接受指令並驅動基地組織,與白宮配合上演了9月11日的攻擊事件……埃及最高權力核心(或者只有穆巴拉克一人)是否知曉,或者知曉多少“911策劃”的相關內容,從而是否向基地組織二號領導人紮瓦赫裏發出指令,或者埃及最高權力核心在“9月11日事件”中的實際角色——本文尚未能就此做出可靠推演,但至少可以確定的是:這個“埃及最高核心”在“911大棋局”中另有重要角色……
4.站在基地組織背後的博弈者是“沙特王權”(代理海灣王權及其資本)和“埃及最高權力核心”(“意圖”代表埃及國家利益)。又,做為博弈者的“埃及”可謂是以色列(+猶太資本)找到的“鐵杆”戰略盟友,是以,在“大棋局”之縱橫捭闔中,基地組織有時也需要,也能夠間接執行猶太資本的戰略意圖。
5.在“911策劃”中,由沙特人本.拉登領導,並以沙特籍人為主要成員執行“911攻擊”,以及(或者)他們承認對事件負責,其目的是——海灣王權由此向美元帝國交付了一張“投名狀”,即,由於美元帝國由此可以把海灣王權指證為美國的敵人,白宮就可以迅速廢黜海灣王權,所以海灣王權不可以叛離美元立場(廢止“石油美元”或者出爐“石油歐元”),再所以美元帝國就不需要廢黜海灣王權——由此,雙方就“石油美元”達成更為緊密的“勾結合同”。(這算是一則“瞞天過海”,也做為“911大棋局”之一處“棋眼”)
6.阿富汗地處偏隅,國家體量中小,政治鬆散,在“大棋局”中長期處在被動位置和邊緣位置,政權博弈能力偏低——恰是這些互為因果的因素,才使得這個地緣政治地圖中的“地理國家”突然變成一處最重要的戰略節點——可供強權切入。美英強權通過阿富汗重置了中亞“能源管線政治”,和借阿富汗為跳板向周邊國家縱橫捭闔,從宏觀、微觀上改造了中亞-中東地緣政治,乃至一時重置了全球政治地緣……
7.關鍵地緣政治目標:埃及,土庫曼斯坦,印尼(當然還有阿富汗,伊朗,伊拉克)……
8.關鍵地緣政治工程(地緣政治手術):“北約反導”,巴傑石油管線,“大地中海計畫”……
9.一號醬油男:英國。在近現代歷史中,英國政權高效代理了英國本土資本利益。而今天,英國(政權及其資本)遊走在美、歐之間,實際身份卻是美帝國使派的008小弟,行無間道,手中醬油瓶要在關鍵時刻助美帝,砸法、德……
10.法蘭西(2011-3)攻伐卡紮菲(格達費),海豹突擊隊(2011-5-1)刺殺本.拉登等事件都可以視為“911大棋局”的重要後續組成部分(或可視為新一輪大博弈)。
刺殺本.拉登事件還是美英土著、猶太資本、海灣王權(也有莫斯科、巴黎)之間擺開的一局“無間道”。
11.……
〇 從“冷戰收局”到“911大棋局”
緊隨蘇聯解體,“歐陸聯盟”立即形成(蘇聯正式解體不足1個半月之後,即1992年2月7日,“歐共體”12國外長和財政部長在馬斯特里赫特正式簽署),即,“蘇東解體+蘇聯解體”與西方資本陣營分裂同時進行,互為博弈因果,或者說,“歐盟”成立、且獨立於美帝國本就是“蘇聯解體局”的一部分。此時,美英土著資本不能正面攻掠歐陸,既不能對歐陸施加全面控制,也不能正面遏制歐陸的爭霸前景,因為那樣必將導致歐陸背離美英,去借重莫斯科的軍事、政治、地緣力量對美英施加反制。以及,猶太資本也不會允許美英土著攻掠歐陸,它會以引爆美帝國金融危機、經濟危機為手段掣肘美英,因為美英土著在解除歐陸這個最強對手之後將立即返身圍殲猶太資本(乘俄羅斯極衰之際,而中國不具備爭霸全球的地緣條件和實力條件),且猶太資本還必須保留歐陸做為它可以出逃的目的地。而且,全球各國政治力量、資本力量同樣需要掣肘、反制美英土著的單極霸權。那麼可以說——“美英土著不可以正面攻掠歐陸,從而歐陸獲得獨立博弈者資格”也正是“蘇聯解體局”即“冷戰收局”中已經包括,已經預置的一個邏輯內容,這個邏輯內容與邏輯關係也是“蘇聯可以選擇主動解體,敢於選擇自主解體”的博弈邏輯前提……反過來,從蘇聯解體到“911”此10年間,西方資本陣線內部的叛局之所以未能發生,也是因為其陣線內部尚未形成一股具備更多利益協同的背叛勢力——歐陸意圖獨立于美英,但是各國做為中小博弈者需要一個明確的共同利益或(及)前景做為盟約,才能形成一個強大的“叛局同盟”,具體地,歐陸需要通過拿到“金融武器”從而把歐陸各國轉變成為各國資本利益的聯合體,從而成為一個確鑿的“大國博弈者”而不會在美英的壓力下分崩離析——歐元正是這個“共同武器”。所以,新一輪的“全球大博弈”的主題來自“歐元出世,及怎樣出世”,它是“蘇聯解體博弈”(冷戰收局)之後又一輪具有轉折性意義的“大博弈”。即是說,當“蘇聯解體博弈”經過了大約10年的後續運演,針對暗中生衍變化的“大棋局”(和各方博弈者共同參與構建的“大局觀”),主要博弈者必須考慮出爐一輪新的“全球大博弈”了。
從人口規模、經濟體量與品質、科技資產到文化資產,歐陸都勝過美國,或者可以迅速勝過美國,哪怕是縮減版的“歐陸帝國”。所以,歐元霸權“可以”在“市場規則”之下取代美元霸權。而且此時,美元總面值已經超出美國的經濟規模和經濟實力,包含了那部分由霸權帶來的數額。那麼一旦歐元取得石油結算地位,哪怕是在“石油美元”之下成為第二結算貨幣,美元霸權也要被終結,“美元帝國”將不復存在,美國經濟將走向崩潰,而美帝國舊的帝國之本、即實體生產力也已經部分被放棄,沒有放棄的那部分生產力也將在美元失去霸權之後繼續衰落——200多年的英-美全球霸權也要當即終結。
是以,“歐元出世”是繼“蘇聯解體”之後又一次深刻影響到全球爭霸-反霸格局的重大事件,當然,它的由來(之所以能夠出世)也是一次“博弈事件”,是由全球爭霸-反霸歷史演繹而來的一個後果,和“大棋局”的一個新的主題性內容。它或者足以改變全球霸權-反霸格局,推翻美元帝國和美英傳統霸權,或者美元資本和美元帝國成功維護它們的既得霸權利益。此時,全球各路博弈者必須針對“歐元出世”重新做出捭闔縱橫,以能爭取一個于本方有利的“大棋局局面”(針對1975年“美元帝國”以“石油美元霸權”為武器向全球社會發起的“貨幣戰爭”,從後期到收局的“冷戰進程”也可以看做是全球力量對美英霸權做出的第一輪反抗與反制)。其中,美元帝國及舊霸權體系下的既得利益集團要針對“歐元出世局”做出破解(破局)……
本文將通過“博弈邏輯”推演並顯示——“911事件”就是在這一“大局觀”背景下由美英土著資本、猶太資本、海灣王權三路博弈者共同精心設計、實施的一步“大棋”,一個它們用以“突破由‘歐元出世局’而引起的全球大棋局新走勢”(破局)的重大“博弈事件”,它的真相就只能是“博弈真相”……當然,參與陰謀策劃的三路博弈者之間也必然存在的捭闔鬥爭也構成“911大棋局”的重要內容。
〇從“美帝國”到“美元帝國”(1)全球化與東亞金融風暴
從蘇聯解體到歐元出世這10年間,美英土著既然不可以正面攻掠歐陸,那麼它是否可以“退求其次”去華爾街圍殲猶太金融資本呢?答案也是“不能”——此一時期的美帝國,它的權力功能還不能擺脫冷戰機制(冷戰也並沒有真的過去),美英土著資本在對外立場上能夠長期達成一致(通過美國式“民主”政治),但在美帝國境內,美英土著這一路資本尚未形成為一個獨立的博弈者能夠去同有著千年歷史和有著緊密利益關係的猶太財團或曰“資本民族”(在馬克思的概念下)進行全面的博弈鬥爭。而且,一旦美英土著敢於圍殲猶太資本,則不僅猶太資本要“跳牆”,要致亂美國金融、美國經濟,讓美英不可能在那10年之間走到它全球霸權的極盛頂點。更加,歐陸也必須提前謀動,包括不會配合美英去竭力打壓俄羅斯而是必須聯合俄羅斯,則美英不僅算不上贏得“冷戰”,還要因為內部爆發叛局而直接失去霸權位置……
這也是說,在“冷戰收局”這一盤棋局中,與莫斯科對弈的白宮實際上已經是一個被猶太資本靈魂附體的白宮,或曰“冷戰收局”是在莫斯科、白宮、猶太資本、歐陸(主要是法國)之間做出的一次“大變盤”,並且在這幾路博弈者之間還不能論出勝負,而猶太資本正是這一盤“冷戰收局”中的縱橫家,是以不至於讓自己在冷戰後置於美英土著資本的刀俎之下。不止於此,對於“沒有祖國”且至少“懷璧其罪”的猶太資本,它的“大棋局”必須籌謀更深,更早,包括1975年“石油美元”之所以出籠,怎樣出籠……當然,猶太資本必須順應大勢,包括順和美英資本的利益及其大局觀,更利用美英土著資本、“美帝國”、“正常的美國”之間的矛盾,才能做到借勢佈局,乃至借局佈局……
那麼既然此時不能鯨吞猶太資本,美英土著就勾結猶太資本,通過“全球化運動”在全球布下經濟-金融大棋局,對全球實施金融掠奪和經濟剝削(90年代初“全球化”概念出爐並被熱炒。1995年1月1日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並開始運行),包括通過金融手段直接掠奪、收割東亞、俄羅斯的財富、實力與潛力,也削弱這些博弈者的博弈實力。同時,美英土著借“全球化”繼續擴張外勢,壯大美元資本的實力與勢力,增強霸權美元對全球的金融控制力。又同時,白宮在東歐、中亞,在車臣問題、“歐洲反導”等問題上聯合歐陸進一步打壓、拆解俄羅斯,讓那個針對它(美英土著資本)的叛局失去來自俄羅斯的強力支撐,再圖返身迫降歐陸,圍剿猶太資本。又同時,美英土著資本也利用“全球化”這一時間進程(美帝國和美元帝國的擴張進程)從冷戰身份中走出來,恢復其“傳統資本立場”,即用“美英資本立場”替換冷戰時期的“美帝國資本立場”,以能獲得一個足以制約乃至鯨吞猶太金融資本“集團”的“獨立博弈者身份”。由於猶太資本勢力已經滲透到美帝國各重要領域,美英土著資本還需要借重倫敦去完成它的佈署……對此,猶太資本必須找到反制手段——
〇從“美帝國”到“美元帝國”(2)猶太資本的“土著”盟友
在冷戰時期,猶太金融資本的“集團”屬性也有所淡化、或曰被淡化運行,但是“金融民族”卻始終做為一種不會失去的集團性立場,因為——這個立場首先就是由金融資本的內在屬性所要求的,即由金融資本的壟斷性所要求的,而不是首先出自“民族屬性”的要求。所以在“美帝國”時期和“美帝國”向“美元帝國”轉向時期,資本金融化和金融資本走向壟斷化的進程始終未斷。而且,猶太資本借其歷史繼承性一直在持續壯大,而這又是因為維繫“金融壟斷性”需要借用某種自然屬性下的“集團性”,那麼血緣關係、歷史承繼、宗教社區、文化認同、國族認同——這些未曾被,也不可能被歷史遺棄的差異性內容還是會楔入“金融資本集團”的建構進程中去,何況在美國-美帝國的歷史中,猶太金融資本一直就以民族性為根基才得以在北美立足、生根、壯大,以至謀得金融霸權……
蘇聯解體10年後,美帝國已經基本完成向“美元帝國”的蛻變。但是猶太資本必須在美國國內尋找到另一個強力盟友,或者它與某個“資本盟友”的結盟雖然不足以控制美帝國,卻能夠在美國權力政治結構中獲得一種結構性優勢,以能壓制住其他資本集團及其聯盟,和壓制住美英“土著金融資本”這個“大聯盟”,只有這樣,猶太資本才能避免被圍殲並爭取到出逃機會,或者借爭取到的“出逃權”再行做局、佈局……猶太資本選擇的這一支“土著資本盟友”就是“美英石油資本”——把它從美英土著資本群落中拉攏、分割出來與自己結成利益同盟。不過,在“鯨吞猶太資本”這一博弈方向上,只要條件成熟,美英石油資本仍然可以“還原”到美英土著資本的共同立場,而這就要求猶太資本的戰略佈局必須步調緊湊,並且要讓石油資本能夠從猶太資本的佈局中獲得暴利——猶太資本有辦法做到這兩點,辦法就是——
(1)強化美帝國以“石油美元政治”為根基的“大棋局”走向,讓白宮必須借重於石油資本的配合,也從而必須借重猶太金融資本的配合。“911佈局”就是一個關鍵性的強化步驟與手段。
(2)借白宮佈局中東、中亞之機,讓美英石油資本搶佔那裏的油田股份從而站穩“石油大棋局”立場。自然,白宮也需要這支它可以信任,可以控制的的嫡系資本來配合、幫助它展開中東-中亞佈局乃至全球佈局。
(3)在華爾街,猶太金融資本與美英石油資本相互勾結,一同套取暴利……這些可行的勾結關係,以及這一勾結能夠引導、推動白宮更堅決地走向符合“猶太資本佈局”的方向(美英土著的戰略佈局),以及這兩路勾結起來的資本能夠為,願意為白宮的戰略佈署提供現實可行的支援與配合,包括金融戰線、石油地緣政治(主要針對莫斯科)上的支持而不是背叛或背離——這些正是猶太資本之所以把美英石油資本選做戰略盟友的因由。
(那麼美帝國軍工資本是猶太資本的“國內土著資本盟友”麼?猶太資本所需要的“石油美元帝國”的確需要軍事霸權做支撐,但是此前的“美帝國”時期,美國土著資本也需要,更需要軍事霸權的支撐。而且,美國軍事工業整合著美國的大工業資源、大學資源和高科技資源,而這些資源正是“可以”構造一個“健康美國”的主要成分。所以說,美國軍工資本更靠近猶太資本的“敵手”——美英土著資本的立場。當然,在“大棋局”裏沒有“永遠的敵人”……)
猶太資本針對美英土著的策略也必須切合美帝國現階段的歷史走向(歷史慣性),這個走向至少要是——美英土著資本在全球“大棋局”中的立場將要求美帝國堅持這一走向。這就是說,並非“猶太資本+美元石油資本”的權重真的壓過其他美英土著資本,也壓過“美國”社會可以整合起來的社會力量、“民主力量”,從而兩路資本能夠挾持美帝國走向“美元帝國”……猶太資本拉攏一支“土著資本盟友”只為避免被土著資本鯨吞,而美英土著資本預圖鯨吞猶太資本也不是為了回到一個傳統的“美帝國”或者“美國”(所謂非帝國的“美國”根本不曾見存於歷史),而是要把這個金融帝國和通過它而向全球社會榨取的金融暴利收歸己有,而且面向全球“大棋局”,美英土著也要爭取剪除猶太資本這支“第五縱隊”……美英土著資本(及其權勢)、猶太資本都知道——從“美帝國”到“美元帝國”的轉變具有歷史必然性,而猶太資本只能參與、投機到這一歷史過程中去,卻不足以挾持它。相反,“美帝國->美元帝國”這個必然性轉變卻是英美資本長期從全球榨取霸權利益的歷史結果,也是“資本的全球大棋局”之博弈結果(要透徹泛解析這個問題,還需要結合所謂“美國的本質”等視角,並且需要重新解讀“二戰”,才可能一併論演,所以另立章節)。
主要是美英土著資本中的大資本才有權力-能力-影響力去收割猶太資本(必須通過國家機器),所以,猶太資本“可以”通過“邀請這個敵手一起分贓”的方式至少延緩那個自己被圍剿的命運進程,進而有可以贏得機會去改變-扭轉美英土著針對它的戰略設計內容,乃至在“大棋局”中戰勝美英土著資本。當然,非不得已,猶太資本不會向美英土著大資本讓渡財富,那麼分贓的方式就是——讓美帝國經濟進一步走向“金融化”,讓美英土著大資本也貪婪于“金融掠奪”帶來的暴利,包括向美國國內做金融掠奪和向全球做金融掠奪,以及,讓美英石油資本能夠與自己共同套利和去中東圈佔油田……這應該也是這一輪美國金融危機-債務危機的資本動機與資本動力——如果說金融壟斷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那麼這種捆綁關係,及“大棋局博弈關係”就具體演繹了“最高階段”的現實形態,和壟斷的現實形態,而這種“捆綁(勾結)”還追加了這個帝國圖謀“統治全球”的“邪惡動機”。
有了石油資本這一路“土著盟友”,猶太資本可以影響白宮的戰略定向,主要是讓“白宮的大棋局”的步調有利於“猶太資本的大棋局”步調,而且在操作層面,兩路資本也有必要進入白宮(白宮是美國大資本的代理人,只在“操作層面”擁有權力)——這兩路資本共同扶植小布希、切尼集團上臺,因為兩人及其政治家族(後臺)並不算是美國政治家族勢力中的主流與強者,“猶太資本+石油資本”容易賄買和拉攏他們,並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他們,也包括威脅——指證他們接受了石油資本的賄賂。當然,小布希和切尼出賣的只是美英土著資本集團的戰略“步調”,並沒有出賣那個戰略“本身”。而且,猶太資本要借局佈局(借白宮的佈局去展開自己的佈局),就還必須為美英土著資本的“大棋局”提供一個後者一定會接受的宏觀大策,且這個“宏略大策”——必須符合白宮的戰略遠景,必須切實可行,必須是超過(美英土著自己的)其他策劃的一個“上策”,才可能成功“賄買”白宮(的某些辦公室)。當然在設計中,猶太資本會讓這個贈送給白宮的“上策”必須在猶太資本的配合下才可能實施並完成,以免被美英土著修改策劃內容,以至於被“將計就計”,被布下“局中局”……那麼,以“911事件”為“棋眼”,一個“911大策劃”早已出爐,開始演繹了。鑒於棋局之大,佈局之重,完全有理由把它看做是同“冷戰收局”(蘇聯解體局)同等量級的新一盤“大棋局”,是繼“冷戰收局“之後的新一輪全球大博弈。
(因時間和精力有限,也缺少資源去仔細窺察美國內政及美元資本的內部鬥爭,本小節中的分析性內容或存偏頗。)
〇 從“美帝國”到“美元帝國”(3)“911事變”的原始底圖
既然美英土著資本不可以正面攻掠歐陸,也不可以立即返身收割猶太資本,那麼美英與歐陸這兩路資本之間能夠達成媾和麼?——“美、歐分立”做為“冷戰收局”的博弈結果,與“可以媾和”相對應的博弈內容就是——冷戰尚未真正結束。當然,就“西方陣線”依然存續來講,美英帝國與歐陸一直在媾和中,不過它們這個勾當也受制於“大棋局”……具體地——
(1)德國、法國一直自我保存為兩個“完全經濟體”,歐陸更是一個超大的“完全經濟體”,鑒於巨大體量,也鑒於科技對產業的依賴而失去科技優勢也就失去一切競爭優勢,歐陸也只能繼續走“完全經濟”路線。那麼其實體生產力不可以被美元霸權統治或者被美元資本吸血。
(2)歐陸的體量、實力與潛力高於美國,並且這種差距將繼續拉大,尤其美國實體生產潛力已經衰落。這種前景下,歐陸沒有理由放棄爭霸野心。
(3)鑒於第(2)條,美英資本無法以美國本土實體經濟為本去同歐陸做“自由競爭”,那麼美英土著資本一定會把自己定位為盤剝者,這又要借重于金融霸權-貨幣霸權而這個霸權它已經在手。
(4)如果美英與歐陸媾和,猶太資本將立即被美英土著鯨吞,所以猶太資本必須予以反制,且不計代價。
(5)美、歐媾和的後果將是——它們要在全球重演“殖民地時代”,雖然形式會有所不同。而這是全球正義力量都不能接受的,包括俄羅斯、中國、阿拉伯等等,而某些國家還要被霸權者借為“棋子國”(典型地就像曾經的日本)……當然,所謂(1)(2)(3)(4)都是從“大局觀”中抽象出來的片面,任何單一理由在“大棋局”中都不免侷促,所以在“大棋局實際”中都並不能單獨成立……
美英土著資本不可以正面攻掠歐陸,也不可以立即返身收割猶太資本,美英與歐陸這兩路資本除非通過捭闔贏得這盤“大棋局”否則也不能達成媾和,那麼“美元帝國”可以回到“美帝國”麼?簡單看來——除非徹底改造美國社會,讓美國從美英霸權體系下獲得真正的獨立(脫離由霸權體制支援的“暴利模式”,包括停止通過“全球化資本主義”向全球人類社區“吸血”),美帝國或者“美元帝國”的國內實體經濟就不可能恢復競爭力。然而,出於壟斷資本的本性,美英土著資本是不予考慮“退出全球霸權”的。更何況,歐陸資本以實力為基礎正在要求取代美英資本的全球霸權地位,則即便出於金融資本之間的壟斷鬥爭,美英資本也不會主動放棄霸權包括美元霸權——除非它能夠會同歐陸資本從“大棋局”捭闔出一個隻只它們有利的媾和結果才勉強算是“放棄霸權”,這樣,問題就又回到這盤“大棋局”……而在“大棋局”中,歐陸與美英帝國分別已經擺出“歐元出世局”(做為“冷戰收局”的繼承和後果)、“全球化局”,大盤面上——歐陸資本有望借助包括莫斯科在內的國際力量而從“歐元出世局”一舉贏盤,而美英土著資本坐擁美元霸權、軍事霸權和讓它相當自負的“軟實力”(主要就是從英帝國500百年爭霸史和英美200餘年霸權史中“積澱”而來的戰略能力),且猶太資本在美元與元的大決戰中(至少在決定戰局走向的第一輪戰役中)必須站在美元立場……
而且美元及“美元帝國”已經在全球做出佈署,布下戰場和陣勢,布下“局中局”,僅就此,美元帝國也不準備回到一個“正常的美國”,那麼鑒於
(1)美帝國已經走向“美元帝國”而這個轉向必將影響美國本土實體經濟,以及美英為維持其全球霸權而需要遏制歐陸、東亞經濟的發展從而也必將損害美國本土經濟。
(2)美元為維持其貨幣霸權而“需要”遏制歐元,從而“美元帝國”需要對歐陸經濟做有限打壓,這也將影響到美國經濟。
(3)“美元帝國”為壓制、打擊、控制歐陸、東亞博弈者而“需要”推高油價,因為推高油價既能讓“美元帝國”拿住針對歐陸、東亞博弈者的籌碼,也能直接打壓歐陸、東亞的經濟。而且,美英石油資本和猶太金融資本還要從高油價獲利和通過對油價的控制去金融“市場”套利。並且,白宮為拉住海灣王權也需要向石油王權讓利。再加之,美英、歐陸、俄羅斯必將爭逐中東從而不可避免影響到油價——但是反過來,高油價也勢將打擊全球經濟、也包括美國經濟。
(4)不論美英土著資本還是猶太資本都要強化自身的“財勢”以能在美帝國國內的權勢爭奪中取得優勢,去“挾動”白宮,猶太資本還需要綏靖其他美英資本以能讓它們在“美元帝國”之路上有利可圖,而這必將加速、加劇美國社會的貧富分化……這些(由霸權主義自身引起的)因素必將衝擊美國經濟,影響美國“公民”和“納稅人”的生活水準,那麼美元資本一定已經深入考慮了“怎樣可以避免被革命”這種問題,也考慮了當它們對“大棋局”做出系列佈署時不可以受到國內(社會)博弈的限制、牽制。就此,美元資本一定責令白宮做出預防,拿出預案——
“911”事件不久(2002年6月6日),美國總統小布希宣佈將成立“國土安全部”,曰“防止美國本土再次遭受恐怖襲擊”。又,華盛頓“針對恐怖主義”出臺了“相關法律”……但實際上,白宮的真實意圖卻在於控制美國民眾和美國社會,以阻止非常可能爆發的社會反抗乃至國內革命。那麼可以說——“美元帝國”的財團早在“911事件”之前的那段時期(向美元帝國過渡時期,就早已把打壓美國國內民眾(的反抗甚至革命)做為它們的一個重要博弈目標了。即是說,設計一場針對美國國家和國民的重大恐怖攻擊也是為了加大美帝國的國內管制,為鎮壓美國民眾而準備社會政治環境與機制——“911攻擊”就是它們所需要的“最適合”的方式,即911就必須是一次讓美國國民恐懼的,讓美國公民生命遭受很大損失的悲情事件。
當然,後文中將要推證:在“911陰謀”中還合成了美元帝國的另外三個重大戰略性目標,而這個“壟斷資本要保證它們對美國民眾、美國社會的統治”只是其目標之一……之所以說這個目標(“恐怖主義內政”)才是“911事變”的原始底圖,主要是因為——在原理上,其餘幾個戰略性目標都可以經由其他策劃去佈署和實施,卻唯有“恐怖主義內政”讓美元壟斷資本最難另尋途徑去實施……今天,美元資本針對美帝國國內的統治仍然需要“恐怖主義內政”(也包括控制、轉移種族矛盾等多種國內矛盾),那麼可以判斷:由美元資本發明、發動的這場針對“美國”的“恐怖主義戰爭”就不會停止。但是,美元資本又不能讓恐怖攻擊在“貨幣戰爭”大環境下衝擊“美帝國信用”從而衝擊美元霸權,所以,美元資本(或美元帝國或美英土著權勢)會選擇——
或者讓本.拉登這個“象喻符號”足夠誇張,且讓這個“符號”繼續存活;或者在烈度上限制針對美國本土的恐怖襲擊,但是讓有關“恐怖襲擊”的“事件或者傳媒事件”不斷;
或者讓歐洲或其他地方成為恐怖襲擊的靶標也同樣能夠起到震懾美國“公民社會”之效果還威脅歐陸或其他博弈者;
或者,當華爾街在白宮的策應下準備好一個金融圈套能夠讓美元(或美元霸權)先跌再起(像“911攻擊”這樣),白宮再會發動下一次針對美國本土的較大規模的恐怖攻擊(再複製一次“911博弈事件”)……
〇 大局觀第一季——白宮的難題
1999年1月1日歐元在歐盟11國正式啟動。規定2002年1月1日歐元正式流通。2002年3月1日起成員國原貨幣停止流通……
隨歐元出世,如果美元帝國及其利益“盟友”沒有做出主動應對或有效應對,則“大棋局”走向如何?“它們不做出應對”當然是不可能的,卻又全球所有博弈者(也包括華盛頓、歐陸、莫斯科)針對“歐元出世局”都必須首先參量的一則“大局觀”,在時間順序上是“大局觀第一次”。在“大局觀第一季”視野下,足以衝垮美元霸權及“美元帝國”的路徑有四條——
1.伊拉克、伊朗、俄羅斯、中亞(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阿塞拜疆),乃至還有委內瑞拉這些能源出口“大戶”中的多數選擇以歐元結算其能源出口,即出爐“石油歐元”——雖然美元帝國有望保住海灣石油王權這最大一路石油輸出勢力,已經大而無當(總面額已經遠超它的實際“價值”)的霸權美元也將倒塌,美元帝國的最好的結果是它將緩慢崩潰(但是“大棋局”不會如此簡單,美元帝國只能迅速崩潰……)。
(2000年11月,伊拉克央行宣佈以歐元替換美元作為外貿結算貨幣,並把100億美元外匯改換為歐元。
2000年12月24日,伊拉克宣佈,伊政府決定自2002年初開始正式以歐元替換美元作為外貿結算貨幣。)
2.東亞,主要是中國、日本停止美元外儲,改為儲備歐元。以至於東亞拋售美元,或者積極同石油出口國啟動“石油歐元”……
3.在“大棋局”變化之後(美元帝國不能完全封鎖住第1、第2條路徑),海灣石油王權向歐元立場轉移,出籠“石油歐元”或者也同時保留“石油美元”——即便海灣王權同時保留了“石油美元”(出籠“有限石油歐元”)以能夠在美英、歐陸之間縱橫求存,美元霸權及“美元帝國”也必然走向終結。
4.借美元-歐元之間的決鬥,並且推助這場決鬥,莫斯科有機會攜領中亞,聯合伊拉克、伊朗,乃至還有委內瑞拉,去啟動一個“俄佩克”,對抗以至於取代“歐佩克”,或者拉攏歐元甚或拉攏歐佩克,去重建全球貨幣秩序——則美元帝國勢必終結,而莫斯科有望獲益極大乃至向第一霸權邁進……
這四條“大致”路徑是所有“大棋局”博弈者都必須要看到的(除非某些次要博弈者欠缺基本的戰略能力,或者它在政權機制上壓制了自己的“國家戰略頭腦”,或者某些小國地處偏隅在‘大棋局’中根本算不上一路棋手)。當然,“大棋局實際”一定會向複雜化演繹,但不論多麼複雜,對於預圖維續美元霸權和美元帝國的資本及其野心來講,它們都必須成功封鎖,且同時封鎖這四條足以摧垮美元霸權的路徑,因為任何一條路徑都足以“單獨”摧垮美元霸權,或者至少把“大棋局”迅速引向對美元帝國極為不利的方向從而間接摧垮美元霸權(或者就是一個路徑引發其他路徑)。並且,因為霸權者的野心,也因為在“大棋局”中美英帝國和美元帝國已經站在霸權頂點所以“不進則退”,它們還會力圖在防禦的同時謀求進取……不過在四條路徑中,尤其第1、第2條路徑,讓白宮破解起來何其困難,而四條路徑又複合在一起,主要博弈對手又已經捭闔縱橫,還將繼續縱橫捭闔(視‘大棋局’變化,視白宮的應手),看起來這簡直就是美元霸權和美元帝國的“死局”。
當然,“美元帝國”手中還是握有自己的優勢,其優勢有四:
1.軍事優勢。
2.尚能一時操縱的霸權美元和金融控制力。
3.一時尚未被廢黜的全球霸權地位。
4. 所謂包括戰略能力在內的“軟實力”……
但是,在“歐元出世局”開始演繹之後,至少多數主要博弈者能夠看到這個大不利於美元和美元帝國的“大棋局”,也就看淡了美元帝國、美英帝國的霸權前景,所以美元帝國的優勢就只剩下一樣才算得上可靠,即軍事優勢。
〇大博弈第一季——“北約東擴”,及莫斯科的戰略
足以衝垮“美元霸權”和“美元帝國”的四條路徑中,第1條無疑最為核心,最為吃重——顯然,白宮絕難改變莫斯科的立場,也絕難改變歐陸的立場,因為歐陸明確看到自己的霸權前景即在眼前……然而,所謂“大棋局”是“列國”的“大棋局”,歐陸與俄羅斯的戰略目標、戰略利益不可能——在一條路徑上高度會合而其矛盾又不可能被其他博弈者利用而放大。這就為白宮“破局”提供了條件——
在莫斯科的戰略中有一個基礎性的邏輯——
莫斯科擁有可供其成為全球第一霸權的武力優勢、能源優勢、地緣優勢(國土縱深可以同時控攝歐陸、東亞、中東),它的終極戰略目標當然是成為全球第一霸權。初看之下,莫斯科似乎有理由全力攻伐現存第一霸權即美英,直接就是擊垮霸權美元。然而,莫斯科不能允許美英霸權垮臺之後,歐陸卻拿走霸權果實成為不易撼動的第一霸權——如果想要莫斯科全力或者哪怕大力支持歐元,例如攜中亞各能源出口國並聯合和鼓動兩伊去出籠“石油歐元”,就必須有一個前提,即,莫斯科必須保留足夠的機會可以在接下來的“大棋局”中讓自己能夠控制“歐陸帝國”,或者至少不能讓“歐陸帝國”反過來(聯合衰落的美帝國)控制住俄羅斯。畢竟,莫斯科這只大熊寧要一隻對岸的老虎(大西洋對岸的美利堅),也不要一隻身邊的老虎(歐陸帝國),何況身邊的這一隻老虎還更具潛在實力。
那麼,白宮只要打壓俄羅斯,並且打壓到“莫斯科無望控制歐陸帝國”的程度,莫斯科就將不會允許歐陸霸權取代美英霸權,而是要等待更好的時機……
雖然歐陸在人口規模、經濟體量和品質上都遠超俄羅斯,但是在可供爭霸全球的地緣條件和幅員廣度上卻遠不及俄羅斯,而決定兩路博弈者勢力對比的關鍵就在東歐,即,東歐誰屬(整合或者控制)將是歐陸、俄羅斯勢力此消彼長的決定性因素——雖然蘇聯已經解體,但是莫斯科卻可以隨時糾集起原蘇聯諸邦中的多數,甚至威壓(原蘇東陣營中的)東歐幾國把它們變成“真空地區”(尤其冷戰後它們並未由倒向西方立場而獲得什麼利益),恢復莫斯科的地緣政治空間(“蘇聯解體”也做為莫斯科的一次戰略大撤退),則歐陸帝國的版圖將立即變得促狹,將全部暴露在俄羅斯中遠端導彈的準星之內,和快速反應部隊的突襲航程之內,則莫斯科可以隨時威懾著歐陸帝國……那麼當歐陸奪得貨幣霸權,卻將隨即面臨一個巨大困境——莫斯科將要搶走“霸權果實”而歐陸自己將成為俄羅斯的附庸。這時,歐陸就必須依靠大西洋對岸的美帝國做為戰略上的後方依託和“地緣縱深”,則美帝國有權繼續充當歐陸的“大哥”,從而美元地位有權繼續高於歐元地位,即“歐元霸權”和“歐陸帝國”尚不能實際成立,也即歐元稱霸之路只是一個虛幻……是以,歐陸必須支持“北約東擴”。
反過來,如果歐陸控制-整合東歐,不僅歐陸帝國的幅員得以向東做大尺度擴張,與俄羅斯之間的地緣態勢此消彼長,而且白俄羅斯、烏克蘭這兩個俄羅斯的主要盟友國和俄羅斯的主體部分(即歐洲部分)就暴露在歐陸帝國的勢力之下了,歐陸可以從政治上、經濟上、心理上滲透、顛覆、拉攏白俄羅斯、烏克蘭甚至包括俄羅斯的加盟共和國,和從軍事上以“北約反導”和空軍實力壓迫它們從而促進政治、軍事目標(俄羅斯雖然幅員巨集巨,它的人口、經濟卻高度集中在歐洲部分,這是它在戰略地緣上的主要弱點)……如此,歐陸可以甩開美英建立一個獨立的帝國了,也就可以全力向美元發起決鬥了。
是以,從進取的立場上,歐陸也必須支持“北約東擴”。
具體到“大棋局”——
如果歐陸帝國能夠把版圖著實地延伸到東歐,則在歐元霸權取代美元霸權成為大趨勢之時,美英就至少有需要去同歐陸媾和-勾結,反過來充當歐陸帝國的“小弟”,去共同壓制俄羅斯。同時,美英土著可以在歐陸的支援下順利鯨吞猶太資本(歐元不再需要猶太資本這支第五縱隊)——在美英霸權資本的立場上,這也算是它退離霸權歷史的一條“可取”之路,結果將是歐陸-美英繼續共同統治全球(當然,前提是‘大棋局’及美國國內經濟等因素已經讓白宮找不到維續霸權的路徑,而且美元土著還希望在‘大棋局’形成這一大勢之前盡可能利用猶太資本收割全球財富)。如此,歐元、歐陸將在它的霸權之路上順利前行……
反之,如果歐陸帝國不能控制東歐,它就需要美帝國的強力支撐才能制止莫斯科來盜取霸權果實,即美英-歐陸之間不易達成勾結。
那麼在歐元盛,美元衰的大趨勢下,莫斯科可以找到一個機會(或者推波助瀾製造機會),突然強力出手支持歐元,推翻美元霸權,而令歐陸被“大棋局”裹挾不得不接受莫斯科拋給自己的“雞肋”(否則歐元崩盤,或歐元區解體),或者只能去爭取把“大棋局”導入新的一輪以制止莫斯走上霸權之巔。
又或同時,莫斯科還可以借敘利亞為軍事-政治基地,支援敘利亞聯合阿拉伯諸邦去攻伐以色列,遂讓美英土著資本有機會鯨吞猶太資本,從而讓美英“可以”把貨幣霸權讓渡給歐陸……看起來,這是莫斯科幫助歐陸帝國稱霸,但是隨後,莫斯科可以聯合阿拉伯諸邦再來攻伐歐陸帝國,奪走霸權,就此,可以發現這樣的路線圖——
在歐陸搶得中東石油出口結算權(“石油歐元”出籠)之後,歐陸並沒有充分的武力控制中東各路博弈者,即便歐陸會同那個(被摧垮美元霸權而)武力衰落的美帝國,也太難全面控制中東,因為中東諸侯將得到俄羅斯的全力支援、或者也有中國乃至日本等主要博弈者的強力支持(東亞的支持強度取決於複雜的“大棋局”因素。確定的是:東亞“需要”提供強力支援)。那麼,中東諸侯在莫斯科及國際力量的支持下有機會出籠自己的“石油貨幣”(例如海元),或者它們支持一個“貨幣籃子”取代“石油歐元”這種霸權貨幣,而它們會得到莫斯科,尤其東亞的支持。那麼,“石油歐元”這只煮熟的鴨子也會從歐陸帝國的餐桌上飛走(甚或,莫斯科並非沒有機會進一步做局,去打造一個“俄佩克”乃至於“石油盧布”)……就此,莫斯科或者“中東石油博弈者”還有強力手段對付歐陸——阻斷蘇伊士運河,讓歐洲經濟承受不起高成本能源(繞道好望角)。而“阻斷蘇伊士運河”在方法上可以非常簡單,例如有夠多或者夠大的船舶“意外”擱淺或者傾覆在蘇伊士航道,隨後,其他船舶還可能發生碰撞……而且,在抑制歐陸霸權帝國這個問題上,埃及的立場根本不需要誰來動員(關於埃及的分析留給後文)……
——尤其,如果歐陸帝國不能整合東歐,美英就更有權(以向歐陸提供戰略支撐做為籌碼)向歐陸討價還價,爭取奪回貨幣霸權。或者即便歐陸能夠捭闔出一種局面令美英甘做歐陸的‘小弟’,但是如果美帝國在歐元的攻伐下衰落之路過於急驟,一個版圖促狹且暴露在俄羅斯軍事力量之下的歐陸帝國也不能放開手腳向莫斯科博弈……也所以,歐陸能夠整合東歐還意味著歐陸因此可以向美元霸權發起強勢攻伐,同時不怕美帝國以急驟的方式衰落,並且在攻伐決戰開始前,歐陸手中這個“強勢攻伐權”可以讓歐陸在它同美英的捭闔鬥爭中佔據主動位置,從而容易引導出一個有利於歐陸自己的“決勝局”。
……“911事件”前,美英、歐陸已經聯合推進、實施了“北約東擴計畫”。那麼當美元-歐元之大決戰正式開始,如果莫斯科盡力支持歐元,則要麼歐陸一舉成為第一霸權,要麼兩路資本謀和而歐、美在北約框架下聯手攻伐俄羅斯——所以,“北約東擴”莫斯科失去了全力支持歐元的必要理由,即,“北約東擴”成為了美元帝國用來制約歐元爭霸的工具。但是,美元帝國(及美英霸權帝國)只是解除了來自莫斯科的一個直接性的威脅,即莫斯科仍然可以縱橫捭闔,以迂回策略介入“大棋局”,而莫斯科的主要鬥爭目標仍然是美英霸權——俄羅斯的“黃雀策略(漁翁策略)”受阻,它就只能更徹底地走“扶植歐元路線”,和與猶太資本進一步增進協同,把“大棋局”引向複雜化,而“複雜化”也是幾路主要博弈者可以接受的。
是以,在“破局美元霸權”的四條路徑中,白宮力推“北約東擴”、“北約反導”只針對第1條路徑有效,且只能算“半效”。
“北約東擴”屬於傳統政治運作,而“歐洲反導”就可以曰做“地緣政治工程”或“地緣政治手術”了(通過實物工程改造政治,改造“大棋局”)。這樣說也是因為“反導系統”本身沒有多少軍事價值——不難從導彈技術上突破它,而且威懾畢竟只是威懾,即便擁有“全效”反導系統的北約也並不能真的對俄羅斯發動核戰。對於美英、歐陸雙方,“歐洲反導”(及“北約東擴”)的主要戰略價值就在於“地緣政治手術”——(1)它成為美、歐維續傳統聯盟尤其軍事聯盟的平臺。(2)“歐洲反導”向東推進就意味著爭取到了東歐各國的立場,即把“北約東擴”從軍事上坐實,從而進一步從政治-經濟-心理上坐實,讓“大歐洲”(歐陸帝國)在地緣上做大和做實——這符合歐洲所願,也就意味著歐-俄之間可能的聯合、聯動被自動阻斷——這是美元帝國願意看到的。
而對於準備佈署“反導系統”的幾個東歐國家來講,它們的“反導設施”反而要成為莫斯科的第一波打擊的標靶,甚至當莫斯科判斷西方的“反導系統”的確有效而俄羅斯的導彈無力突破它們,則莫斯科未必不會以單方面軍事行動或者間諜行動摧毀它們,而北約則束手無策,畢竟莫斯科並未發起一場“核戰”,規模也不算一場“大戰”。那麼東歐幾國迎接“歐洲反導”的目的就在於它們希望借此進一步融入“大歐洲”,而幾國政客階層與國內資本之的目則主要在於握有更多實際權力和做穩資本利益——寧做西方資本的附庸,不做莫斯科的傀儡。
即使沒有這場主要肇起於“貨幣戰爭”的“911大棋局”,“北約東擴”也“勢在必行”,所以還不能說“北約東擴”單純就是白宮針對“歐元出世局”的破局動作。然而在2000年小布希上臺後,美國退出了與俄羅斯簽署的《反彈道導彈條約》,此時正是“911事變”前夕,可見白宮要通過“歐洲反導”強化“北約東擴”的戰略效用。這便是白宮針對“歐元出世”在做出“破局”了。而在“911事變”後,白宮著重推行“歐洲反導”也繼承了這一戰略框架,等於深入開掘“北約東擴”的戰略內容,和能夠用一個新花式把“北約東擴牌”繼續打下去。然而,美元帝國並不真正要把“歐洲反導”坐實(除非“歐陸帝國”失去前景),因為一旦“歐洲反導”確鑿成立,歐陸將不再擔憂莫斯科,則歐元就要向美元發起總攻了,雖然那時莫斯科不意支持歐元,但歐元可以聯合東亞、海灣王權、猶太資本共同破局美元霸權(雖然三路博弈者都會向歐陸要求條件),或者同時送給莫斯科一個“雞肋”……
那麼我們在新聞中看到美帝國的反導技術總是不過關,那可能就不一定純屬偶然(當然,美帝國在“反導”的某些方面落後於中國也可能就是“技術事實”)……2009年9月,奧巴馬政府宣佈放棄布希政府時期的“歐洲反導計畫”,取消了波蘭、捷克的反導基地,聲稱將出爐新的“歐洲反導計畫”,而在地理上,波蘭和捷克處在俄羅斯與德國、西歐之間。
2010年7月,奧巴馬政府明確了這個新版“歐洲反導計畫”,它宣佈將首先佈署海基防禦系統(地中海和北海),這在客觀上把德國暴露給了俄羅斯;然後在第二個計畫步驟中,它準備把防禦基地佈署在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客觀上還是把德國暴露給俄羅斯;它的第三個“計畫中”的步驟才準備選擇波蘭做為重點投入的防禦方位(“保護”德國)……時間上,2009-2010正是美國金融危機-債務危機剛剛爆發,繼“911大博弈”之後,美元與歐元正要展開新一輪決鬥,此時白宮收束“歐洲反導”正可以對“歐元帝國”釜底抽薪,或者同時以“釜底抽薪”而達到“防患於未然”之效果(美元與歐元這新一輪次的決鬥也非常之複雜,而“新版歐洲反導計畫”的其餘具體內容也具有針對了這一輪“大博弈”)……
那麼可以理解:白宮並非一把“歐洲反導”進行到底,而是要把“歐洲反導之推進過程”進行到底。而一旦“歐洲反導”坐實,將意味著美元準備向歐元投降,或者投誠(勾結)。當然,“歐洲反導”並不構成“美元向歐元投誠”必要前提。因為原則上,“大棋局”中沒有“必要前提”——通過捭闔縱橫,暗中改寫“大棋局”,繞開僵局內容和“必要前提”,一路博弈者才可望出奇制勝!(因此針對美、歐勾結問題,或者針對美元資產走勢,“歐洲反導進程的走勢”可以做為一項預警條件,但不能絕對看待。)
……借已經展開的文字,我們繼續對莫斯科的戰略原則做一點概括性分析,當然這只是本文目前的理解(這是“大棋局”中至為關鍵的問題之一,所以需要非常謹慎)——
莫斯科的戰略應該有一個主調式(原則)——
(1)要麼突然出手給予美帝國霸權(及美元霸權)致命一擊,並由此贏得一個局面以利於莫斯科爭霸——突然性是關鍵。
(2)要麼緩步促使“大棋局”走上有利於莫斯科而不利於美帝國的路線,其“緩步”也包括“積極等待”。這又是因為畢竟美元帝國(和美英集團)掌握著更多、更強的戰略資源可供其“做局”,而美元帝國處在一個自然衰落的“歷史過程”中也因此需要通過“做局”突破困境,是以莫斯科在難以判清美元帝國“做什麼局,怎樣做局”的情況下可以選擇等待,也等待美英同歐陸,同猶太資本的矛盾進一步激化……其中(1)通常要配合(2),因為華盛頓為避免(1),將不可避免地向莫斯科做出讓步,華盛頓的戰略步調遂受到限制,則莫斯科可以由此推進(2),再由(2)為(1)儲備條件……當然,莫斯科也可以“出其不意”,不顧(2)而直接於暗中準備(1)……相對次要地,莫斯科還有其他“戰略原則”——(3)利用其他博弈者的戰略誤判,主要是利用中小博弈者相對薄弱的戰略能力,對其進行戰略訛詐(當然,美英、猶太資本、歐陸也會這樣做)。(4)時而做出野蠻動作,為實力已經不濟的俄羅斯追加“國力”……後文中,我們還要偵緝莫斯科戰略佈署中的其他內涵,如果那不能稱之為“戰略原則”的話。
文/空蕩的原野
201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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