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工業大國在問題爭論上卻處處顯示“帝國主義”的面貌。
工業革命以來，西方國家工業化生產排放二氧化碳二百年了。這“歷史責任”要“一筆抹殺”嗎？現在卻“居然”在排放基準年上“做文章”，一般說是應從１９９０年開始，而美國竟要從２００５年開始，向發展中國家說：我們從什麼年起，你們也應如此，表面公平，其實將「歷史債」完全賴掉了。
發達國家已步入後工業化時代，二氧化碳排放已接近歷史高峰，今後有逆減的可能，但發展中國家正走上工業化之路，排放量必然增加，不冒煙，水泥鋼鐵怎樣生產？
哥本哈根大會真有帝國主義氣息
哥本哈根氣候會議若說是帝國主義與受剝削國家的鬥爭會議，似乎過於情緒化。但西方工業大國在問題爭論上卻處處顯示“帝國主義”的面貌。
工業革命以來，西方國家工業化生產排放二氧化碳二百年了。這“歷史責任”要“一筆抹殺”嗎？現在卻“居然”在排放基準年上“做文章”，一般說是應從１９９０年開始，而美國竟要從２００５年開始，向發展中國家說：我們從什麼年起，你們也應如此，表面公平，其實將「歷史債」完全賴掉了。
發達國家已步入後工業化時代，二氧化碳排放已接近歷史高峰，今後有逆減的可能，但發展中國家正走上工業化之路，排放量必然增加，不冒煙，水泥鋼鐵怎樣生產？這公平嗎？
《華爾街日報》有篇文字算有良心。它說，世界上大多數MP3播放器是中國製造，那裡的能源多來自煤炭，生產一個MP3會增加十七磅的碳排量。iPod同數以千計其他中國工廠產品一樣，如果美國公司在中國生產的產品出口，被歐美的消費者使用，中國政府應該為這排放量負責嗎？事實上歐美跨國公司將產品交由發展中國家生產，自己賺大錢，然後將排放量算在發展中國家頭上，這公平嗎？
現在發達國家人口（僅）佔全球２０％，其排放量卻（高達）佔７５％，發達國還對開發中國家“說三道四”，這公平嗎？
發達國家掌握了環境保護及新能源開發技術，但卻以此作為開拓發展中國家市場的“商品”，鼓動發展中國家向其訂購，準備大大地賺錢，它毫無無償轉讓技術之意，另一方面又“壓迫”發展中國家快速進行環保，這公平嗎？
既然規定發達國家應在２０２０年前每年拿出若干錢來補償發展中國家的損失，為什麼歐盟只肯撥未來三年的錢，另外十餘年的錢怎辦？是否搪塞三年就算了？錢數又遠不如發展中國家所提，美國甚至說中國在抑制排放量做得不夠，所以不能拿補償金，這就難免使中國大怒，出席大會的副外長何亞非直指美國首席代表斯特恩說：「我不想說這位先生是無知，但我想他缺乏常識，或者十分不負責任」。哪一個國家做了多少，是由根本不簽署《京都議定書》的美國來決定的嗎？
處處都可看到帝國主義的表現。
中國時報／國際瞭望
2009-12-15
西方“氣候殖民主義”可以休矣
中新網 12月24日電
香港《文匯報》24日刊文《氣候殖民主義可以休矣》說，在威脅人類生存發展的氣候變化問題上，一些西方國家表現出氣候殖民主義之態。一些人指摘中國是虛，借攻擊中國來鎮住發展中國家才是實。有輿論認爲，中國不僅擁有雄厚實力(硬實力和軟實力)，還擁有雄厚“群衆基礎”，在聯合國的談判框架下，中國和發展中國家的主張應能贏得支援。
文章摘編如下：
在威脅人類生存發展的氣候變化問題上，一些西方國家代表和維護的是氣候殖民主義和氣候霸權主義的利益，中國作爲發展中國家的代表，代表和維護的是發展中國家生存發展的利益，在氣候變化問題上代表和維護的是反氣候殖民主義和反氣候霸權主義的利益。
在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峰會上，一些西方國家代表團從一出場開始便猛烈攻擊中國，先下手爲強，搞突然襲擊，以霸道的氣勢，企圖壓倒中國，從而鎮住發展中國家，以實現氣候霸權主義和西方發達國家的氣候殖民主義利益。
爲此，有人向中國猛烈開火，攻擊中國溫室氣體排放問題，放言“我不認爲能看到公共資金，特別是來自美國的公共資金能流向中國。”“我不認爲中國是接受資金資助的第一候選人。”很顯然，言外之意是中國休想獲得資金，威脅中國不要作對的意圖溢於言表。
其實，個別西方國家代表從減排、資金援助到《京都議定書》等每項重大議題上都攻擊中國，只不過是在“做表面文章”，其“根本的目的”是，否認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歷史責任”、道德責任、法律義務、補償義務，相反是要“脅迫”中國和發展中國家接受圖謀強加的減排方案。
因此，他竟然不顧歷史事實，不承認幾百年來其國家工業化高度發展中的高能耗、高消耗、高污染、高消費、高碳排放，對氣候變化有“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從而也不承認應爲其“歷史責任”向受害的發展中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上做出必要補償的道德責任和法律義務。
正如西方殖民主義的歷史是無法否認的，也切斷不了的一樣，氣候殖民主義的歷史也是否認不了，也切斷不了的。西方發達國家須承擔歷史責任、道德責任和政治責任、法律責任，必須履行既定的政治承諾和法律義務，對發展中國家特別是落後貧困的發展中國家進行言而有信的資金援助和技術援助，不能爲應對氣候變化再次施展氣候殖民主義，而阻礙甚至侵害發展中國家的生存發展。
公道自在人心。發展中國家代表心裏已經明白，個別西方國家的一些人攻擊中國是虛，是借攻擊中國來鎮住發展中國家才是實。有輿論認爲，中國不僅擁有雄厚的實力(硬實力和軟實力)，還擁有雄厚的“群衆基礎”，在聯合國的談判框架下，中國和發展中國家的主張應能贏得最後支援。
文／蒯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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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對哥倫比亞的新殖民政策-「哥倫比亞計畫」
提到哥倫比亞，許多人就會立刻聯想到這是毒品與游擊隊氾濫的罪惡淵藪之地。羅素克洛和梅格萊恩搭檔演出的「千驚萬險」就是以哥倫比亞為背景，影 片描述的哥倫比亞左派游擊隊在邪惡帝國蘇聯垮台後，變成一群以販毒、綁票維生的恐怖份子，長期以來許多美國人也相信政府與主流（自由）傳媒對於哥倫比亞的 宣傳，相信美國政府目前已耗資數十億的「哥倫比亞計畫」（Plan Columbia）可以消滅哥國毒梟和游擊隊暴力，然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證據卻證明事實剛好相反。
事實上，「哥倫比亞計畫」只是美國長期對於中南美洲“政經軍干預”的一部份，在美國喬治亞州的班寧堡（Fort Benning），有一所「美洲軍事學校」（SOA, U.S. Army School of the Americas），該校一直被諷刺為「殺手學校」（School of Assassins），因為該校的課程以訓練謀殺、綁架、政變、嚴刑拷打著名，數十年來培養出六萬多名拉丁美洲的軍人，智利民選總統阿葉德被軍事獨裁者皮 諾契特推翻、大主教Oscar Romero被暗殺、瓜地馬拉36年內戰死亡或失蹤的20萬人、薩爾瓦多超過900名平民被屠殺等等，都是“該校”畢業生的“傑作”，女性受害者還會遭強 暴虐殺而死，毫無反抗力量的兒童被活埋或摔死；它也培養惡名昭彰的軍事獨裁者-包括巴拿馬、波利維亞、瓜地馬拉、薩爾瓦多，並且是“右翼民兵”的訓練所- 例如尼加拉瓜殘暴的「國民軍」就是SOA的畢業生，後來組成“右翼恐怖份子”Contra。前巴拿馬總統就稱「美洲軍事學校」是「拉丁美洲最大的亂源製造 基地」，在日漸高漲的抗議聲浪下，該校改名為Western Hemispheric 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WHISC)，但是至今仍然繼續培養每年一到兩千名的畢業生（目前1/3的受訓者來自墨西哥，因為該國要對付以Chiapas省原住民為主的薩巴塔游擊 隊（Zapatista）），每年耗費美國納稅人大約兩千萬美金。
和其他拉美國家相比，哥倫比亞派遣最多軍人（目前已超過一萬多人）到SOA受訓，其中許多高階軍官都犯下違反人權的罪刑，哥倫比亞軍方和殘忍著 稱的右翼民兵組織AUC也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使得在哥國每年有超過三萬人被殺、一百萬人無家可歸。1986年以來已經有三千八百名工會領袖和組織者遭殺 害，在去年的前十一個月，就有180名工會領袖被暗殺，過去十幾年以來，超過三萬名工人、農民、人權組織者、左翼領袖、教師等被軍隊和右翼民兵殺害。最大 的右翼民兵組織AUC的領導人對於謀殺工會領袖毫無悔意，他說「我們有理由殺那些人，因為他們（工會領袖）妨礙他人工作。」因為暴力事件頻仍，自從 1985年以來，已經有兩百萬哥倫比亞平民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園。
在美國主流（自由）傳媒宣傳下不斷“被污名化”的左翼游擊隊-其中一股最大的力量FARC「哥倫比亞人民革命軍」（有一萬六千到兩萬人的武裝力 量，由工人、農民、組織者所組成）-經由過去36年以來的組織工作，哥國基層人民對其支持率不斷提高，專家估計該游擊隊在哥國自治區的影響力已經超過 50％，相對的哥倫比亞所謂「（美帝扶植傀儡）民主」政府，則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貪污腐敗政權，人民對政府的失望清楚地反映在哥國的投票率上（低於 40％），目前FARC直接掌握的非武裝區（約瑞士大小），也完全沒有上述的暴力事件發生。
在2000年，美國政府投入十三億美金到「哥倫比亞計畫」以及之後六億美金的「安地斯行動」（Andean Intiative，因為哥倫比亞屬於安地斯山脈國家）（其中一億給哥倫比亞軍方），宣稱該計畫是「對抗毒品之戰」（War on Drugs）以及心照不宣的「對抗左派游擊隊（美國政府定義下的恐怖份子）之戰」，事實上，該計畫對於消滅毒品毫無助益，因為大部分的款項給了“美國跨國 公司”，例如＜孟山都（Monsanto）＞、United Tech、Sikorsky等，用來進行軍事訓練、購買直昇機和除草劑，另外，美國政府也已提供哥倫比亞軍方和右翼民兵十五億美金。
然而，哥倫比亞政府和軍隊本身就和毒梟“連為一體”，政府軍隊和右翼民兵就是毒梟背後的軍事力量，前SOA的教官就曾說「SOA是拉丁美洲軍官 洗毒品錢的最佳地點」，美國持續提供哥倫比亞軍事援助反而助長軍隊和右翼民兵繼續在國內“鎮壓平民”、違反人權，並且讓毒梟勢力更擴大。
此外，美國在哥倫比亞四處噴灑除草劑，宣稱這樣就可以消滅古柯鹼作物，但其實是毫無差別地噴灑在一般農田和雨林上，不但使得農作物大量枯死、農民無 法維持生計、亞瑪遜雨林的生態環境遭破壞、原住民生存環境受到威脅，更讓古柯鹼產業暴增超過100％，在1994到1998年，哥國大約種植45500 公頃的古柯鹼作物，但是有超過140800 公頃的一般作物、古柯鹼和雨林被噴灑，從1999年到2000年，古柯鹼的產量反而增加60％，噴灑除草劑不但完全無效，反而讓種植古柯鹼更有價值。
著名的拉美學者James Petras就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是美國對拉丁美洲再殖民的試金石，因為哥倫比亞目前擁有第三世界國家最強大的游擊隊力量，開始動搖美國在拉丁 美洲的殖民力量（哥倫比亞的石油是美國重大利益所在，美國從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和厄瓜多進口的石油比波斯灣還要多），因此若能藉由「哥倫比亞計畫」一舉摧 毀反抗的力量，則可以再度建立美國的新帝國主義力量，因此越來越多人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實際上是「死亡計畫」（Plan of Death）。
今年4月19-22日，在美國首府華盛頓有大規模的反戰（4月20日舉行大遊行，主題為「停止國內和國外的戰爭」Stop the War-At Home& Abroad，詳情請見：http://www.a20stopthewar.org/）、反全球化和「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National Mobilization on Columbia，詳情請見：http://www.colombiamobilization.org/）遊行（世界各地的抗議活動資訊都可以在 http://protest.net/ 找到），「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在4月22日將發動大遊行並提出兩大訴求：
一、反對美國政府“假借”掃蕩毒品為名的「哥倫比亞計畫」，
二、關閉「殺手學校」 -「美洲軍事學校」（SOA）。
文／洪家寧 2002．4
美國（佔領軍）把伊拉克變成“轉基因糧食”生産基地
第一節 經濟休克
“我們在伊拉克的原因，就是爲了播撒民主的種子，這樣它就會在那裏生根開花，並擴展到整個極權主義地區。”
——布希二世
當小布希講到播撒“民主的種子”時，很少有人意識到，他腦子裏想的是「孟山都」的轉基因種子。
隨著2003年3月美國“佔領”伊拉克，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狀況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伊拉克的土地不僅由大約１３萬美國部隊和一小批與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聯繫密切、唯利是圖的財富冒險家佔領。它的經濟也處在美國“佔領者”的全面控制之下。
對伊拉克經濟的控制也是由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來實施的。2003年5月，保羅•佈雷默被任命爲新成立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行政長官，這個“佔領機構”披著一層薄薄的面紗。佈雷默曾任美國國務院的“反恐”官員，後來成了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的諮詢公司基辛格合夥公司的執行董事，這家公司的影響力非常巨大。
從許多方面看，美軍“佔領”下的伊拉克比阿根廷更適合將整個國家的農業體系納入“轉基因商業化農業”的統治範圍之內，美軍的“佔領”發揮了重要作用。美國“佔領當局”直接給了伊拉克農民“一份他們無法拒絕的要約”，就像《教父》裏面所說的：“要麽拿著我們的轉基因種子，要麽去死。”
對於“被佔領”的伊拉克的所有民事活動，佈雷默事實上擁有生殺大權。尤其特殊的是，他不是向通常負責重建工作的美國國務院彙報工作，而是直接向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裏的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的辦公室報告。
作爲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的首腦，佈雷默迅速行動，草擬了一系列管治伊拉克的法令。當時，伊拉克既沒有憲法，也沒有根據憲法合法産生的政府。美國“佔領當局”制定了整整100個法令，於2004年4月生效。整體來看，這100項由美國強制實施的新法律(正式名稱是“命令”)將確保伊拉克經濟“按照”美國“強加”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的思路進行“改造”，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ＩＭＦ）」和華盛頓在1990年後“強加”給俄羅斯和前蘇聯經濟的模式非常相像。
拉姆斯菲爾德領導的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計劃制定者給佈雷默下達的指令是，強加一種“休克療法”，把以國有經濟爲中心的整個伊拉克經濟“改變”爲一個徹底的自由市場私營經濟。佈雷默在一個月內實施的經濟變革比在30年裏“強迫”拉丁美洲債務國實行的“變革”還要猛烈。
佈雷默的第一個行動是解雇了50萬名國家工作人員，其中大多數是士兵，還有醫生、護士、教師、出版商和印刷商。接下來，他打開了這個國家的邊界，毫無限制地接納進口：既不用履行什麽邊檢手段，也不用交什麽稅費。在佈雷默2003年5月到巴格達之後兩周，他就宣佈伊拉克“敞開國門做生意”。他沒有說是誰的生意，但這一點隨後越來越清晰。
“入侵”之前，伊拉克除了石油以外的經濟領域由大約200家國有公司主導，它們生産從水泥、紙張到洗衣機等所有商品。2003年6月，佈雷默宣佈，這些國有企業將立即“私有化”。他說，“將缺乏效率的國有企業轉交到私人手中，對伊拉克經濟復蘇來說至關重要。”伊拉克的“私有化”計劃是自蘇聯解體以來最大規模的國有資産“清倉大甩賣”。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第37號命令》降低了伊拉克的公司稅率，從大約40%降到可憐的15%。沒有了稅收收入，政府將無法在任何方面發揮大的作用。“第39號命令”允許外國企業100%地擁有除了自然資源之外的伊拉克資産。這確保了外國企業可以在這個國家“不受限制”地開展商業活動。投資者可以將其在伊拉克賺到的利潤100%地從這個國家拿走。既不要求他們追加投資，也不對他們課稅。這些法令的受益者，顯然不是伊拉克的經濟和人民。
根據《第39號命令》，外國公司可以簽訂有效期長達40年的租約和合同。《第40號命令》則以同樣優惠的條件歡迎外國銀行進入伊拉克。與允許外國人“全盤接管”伊拉克經濟相對應的是，“唯一保留下來”的薩達姆時期的法律是那些“限制工會”和集體談判的法規。
一夜之間，伊拉克從世界上最孤立的國家變成了最自由、最開放的市場。由於其經濟和銀行體系受到戰爭的“毀滅性破壞”，加上美國“帶頭實行”的長達十餘年的“經濟封鎖”，伊拉克人根本無力購買“私有化”的國有公司。外國跨國公司是在佈雷默宏大的經濟復蘇計劃當中“唯一”可能受益的角色。
這些新法律“被強加”給了一個“慘遭征服”和摧殘的國家，除了搞點軍事上的破壞和打擊侵略者的遊擊戰之外，它不可能進行其他的反抗。爲了使伊拉克對外國投資者具有吸引力，這一整套的100項新法令通過美國政府的“佔領機構”即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實施，它將所有伊拉克經濟的各種權利和控制權都交給了“跨國公司”。
不僅如此，制定這些法律的“目的”是爲了對這個國家的糧食生産體系進行前所未有的最激進的“改造”鋪平道路。在佈雷默的“統治”之下，伊拉克即將成爲“基因改造”或者說“轉基因商業化農業”的樣板。
第二節 《第81號命令》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明確定義了這100項命令的法律地位。“命令”被定義爲“對伊拉克人民具有約束力的指示或指令，具有懲罰性後果，或者對管制伊拉克人的方式包括伊拉克法律的變更具有直接作用”。
換言之，伊拉克人接到命令：“要麽照辦，要麽完蛋。”伊拉克以前的法律，凡是與佈雷默的新“命令”相抵觸的，一律廢止。
“佔領者”的法律至高無上。
佈雷默的新法令涉及從媒體到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等各個方面，深藏在其中的是《第81號命令》，即“專利、工業設計、未披露資訊、積體電路和植物新品種法”。《第81號命令》規定：
11.“第12條”經修訂如下：“專利應賦予所有者以下權利：
1.如果專利主體是一種産品，有權禁止任何未獲得所有者授權的人製造、利用、使用、提供銷售、出售或進口該産品。”
12.“第13條第1款”經修訂如下：“專利的有效期，從按本法條文申請註冊存檔之日起計算，至按本法條文註冊生效滿20年後方可終止。”
《第81號命令》的另一項條款規定：“禁止農民再次使用受保護的品種或任何本章第14條（C）段第1項、第2項提到的品種的種子。”而且，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第81號命令》對伊拉克的專利和工業設計法做了修訂，以保護與某種産品或某種製造工藝相關的任何技術領域的新創意。這些修訂允許在伊拉克的企業或在伊拉克屬於簽約方的相關條約成員國的企業在伊拉克註冊專利。修訂賦予了專利權人以下權利：阻止任何未獲得專利所有者授權的人利用受到專利保護的産品或工藝，從專利在伊拉克註冊之日起爲期20年。修訂還允許個人和企業對工業設計進行註冊。
用淺顯易懂的語言來說就是，《第81號命令》給了植物新品種專利權人在20年內在伊拉克農業中使用其種子的“絕對權利”，而這些專利的“所有者”恰恰都是“外國大型跨國公司”。儘管“表面上”看來，這是一個公平合理的商業條款，對外國企業的知識産權予以補償，但“實際上”這是對伊拉克主權的侵犯。像許多國家一樣，伊拉克“從未承認過”植物之類的生命形式可以獲得商業專利的原則。這種專利之前由美國或其他國家的專利機構授予「孟山都」、「杜邦」等公司。
事實上，《第81號命令》所做的是，修訂伊拉克的專利法，以便承認外國專利，不管根據伊拉克的法律這種專利是否合法。表面上，它似乎給了伊拉克農民拒絕購買孟山都種子或其他專利種子、種植本地傳統種子的選擇權。實際上，它産生了完全相反的作用，《第81號命令》的起草者也充分意識到了這一點。
這些受保護的植物新品種，都是轉基因或者說經過基因改造的植物。選擇種植這種種子的伊拉克農民，需要與持有專利的種子公司簽訂協定，規定他們將支付某種“技術費”，並且每年爲種植這種專利種子支付許可使用費。
任何試圖將「孟山都」或其他公司的專利種子保留一部分以便在下個作物種植季節再次播種的伊拉克農民都將受到種子供應商的重罰。在美國，「孟山都公司」要求獲得相當於被盜用種子成本120倍的懲罰性損害賠償，後來法院的裁決駁回了這一請求。
於是在這種“局面”下，伊拉克農民沒有成爲薩達姆•侯賽因的奴隸，卻成了跨國轉基因種子巨頭的“奴僕”。
《第81號命令》的“核心”是植物新品種保護（PVP）條款。根據該條款，留存種子和再次播種是非法的。農民們使用受專利保護的種子（甚至是“類似的”種子），將受到重罰，甚至坐牢。然而，受到保護的植物新品種，並不是那些在伊拉克農田上歷經上萬年的雜交開發出來的種子。
相反，受到保護的是「孟山都」等跨國公司巨頭將自己的種子和除草劑引入伊拉克市場的權利，而且它們受到了美國和伊拉克政府的“充分保護”。
第三節 破壞伊拉克的種子資源
歷史上，伊拉克是文明搖籃美索不達米亞的一部分。在那裏，在長達數千年的時間裏，底格裏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之間的肥沃河谷爲農作物培育和種植創造了理想的條件。自從大約西元前8000年以來，伊拉克農民就一直在這片土地上耕耘，並培育出品種繁多的、如今世界上使用的幾乎所有麥類品種的種子。他們通過留存部分收穫作爲種子並再次播種的體系做到了這一點，並通過新的播種培育出能夠抗禦疾病的雜交品種。
多年來，伊拉克人在位於阿布•格萊布的一個國家種子庫裏“一直保存”著這些珍貴的天然種子的樣本。這座城市，如今在國際上更多的是因其設有美國軍方“虐待犯人”的監獄而聞名於世。在美國“佔領”伊拉克及多次大規模轟炸之後，阿布•格萊布那個具有歷史意義、價值連城的種子庫“消失”了，它成了伊拉克戰爭的又一個受害者。
不過，伊拉克的前農業部曾經採取預防措施，在鄰國敍利亞建立了一個備份的種子儲存庫。在那裏，最重要的麥類種子仍然儲存在一個名爲國際乾旱地區農業研究中心（ICARDA）的機構裏，該機構位於敍利亞的阿勒頗。鑒於已經失去阿布•格萊布的種子庫，如果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需要幫助的話，作爲國際性的國際農業研究諮詢小組(CGIAR)種子庫網路的一部分的國際乾旱地區農業研究中心，原本是可以從其儲備中爲伊拉克人提供種子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沒有這樣做。佈雷默的顧問對伊拉克的糧食前景有著不同的規劃,他們有自己的打算。
伊拉克農業即將被導向“現代化”和工業化，從傳統的家庭式種植多種作物的農作方式，轉變爲面向“世界市場”而生産的美國式的商業化農業。滿足饑餓的伊拉克人的糧食安全需求，對這個方案來說是無足輕重的。
按照佈雷默的《第81號命令》，如果國際大公司開發出一種能抗禦某種伊拉克害蟲的種子新品種，而同時一個伊拉克農民正在種植另一種具有同樣抵抗力的種子，那麽這位農民留存自己的種子將是“非法”的。相反，他必須爲使用「孟山都」的轉基因種子支付某種專利使用費。
按照總部設在日內瓦的世界貿易組織（一個由美國政府和「孟山都」等私營農業綜合企業巨頭主導的機構）的規則，美國的法院和國際法院“有權”實施這樣的植物新品種保護法律。
20世紀90年代後期，美國的一家生物技術公司太陽基因被授予了一種油酸含量很高的向日葵的專利。不過，不僅僅其基因結構被授予了專利，高油酸含量這種特性本身也被授予了專利，公司聲稱擁有這種權利。太陽基因公司通告所有其他向日葵品種的培育者說，如果他們開發“高油酸含量”的品種，就將被認爲是對這一專利權的侵犯。
“專利的授予，涵蓋了一個物種的所有基因工程新品種……可能將我們在農場和花園裏種植的所有東西交由一個發明者控制。”國際植物基因資源研究院總幹事傑弗裏•霍丁博士說。“只要大筆一揮，無數農民和科學家的研究成果就可能僅僅因爲一次經濟劫持式的法律行爲而宣告無效。”經濟劫持，正是佈雷默和孟山都試圖按照《第81號命令》在伊拉克幹的勾當。
對農民的種子品種實行“全面控制”在伊拉克新頒佈的專利法之下將成爲可能。在複雜的法律術語“掩蓋之下”，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的《第81號命令》實際上將伊拉克未來的糧食命運“轉交”到了全球性跨國私人公司手中，這“絕不是”大多數伊拉克人所希望的解放。
以《第81號命令》頒佈的植物專利法，與其他國家的知識産權法律不同，它們不是通過主權國家政府之間的談判或與世貿組織的談判達成的。它是由華盛頓在“毫無抵抗”的情況下“強加”給伊拉克的。根據華盛頓消息靈通人士的報告，《第81號命令》中有關植物的具體細節是由世界領先的轉基因種子和轉基因作物供應商「孟山都公司」替美國政府起草的。
第四節 伊拉克農民只能種下“轉基因”種子
從字面上看，似乎只有伊拉克農民選擇從國際種子公司購買的那些種子，才歸屬美國新“強加”給伊拉克的專利法管轄。實際上，伊拉克正在“被改造”成一個巨大的實驗室，以便在「孟山都」、「杜邦」和「陶氏化學」等轉基因種子和化學品巨頭的“控制之下”進行糧食産品的開發。
經過伊拉克戰爭的磨難，劫後餘生的大多數伊拉克農民如果還想繼續種地的話，就“不得不”轉向他們國家的農業部尋求得到新種子。這就爲佈雷默“控制”伊拉克人的糧食供應打開了方便之門。
在十多年的時間裏，伊拉克農民承受著美、英爲首的、對急需的農業設備的“禁運”。另外，戰前伊拉克還遭受了連續三年的嚴重旱災，這些天災使伊拉克麥類作物的種植急劇減少。多年的戰爭和經濟制裁已經摧毀了伊拉克的農業。到2003年，糧食産量已經下降爲不到第一次美伊戰爭之前的1990年産量的一半。到了2003年，大部分伊拉克人依賴聯合國石油換食品的糧食配給生存。
在使伊拉克糧食生産“現代化”的“名義”下，“美國國際開發署”和美國對伊拉克農業重建和開發規劃機構參與到對傳統的伊拉克農業的“改造”當中。當時起關鍵作用的、由華盛頓任命的伊拉克農業“太上皇”是丹尼爾•阿姆斯圖茨，他曾是美國農業部的官員和大型糧食聯合企業嘉吉公司的副總裁。阿姆斯圖茨是關貿總協定談判烏拉圭回合期間擬定美國在農業方面的主張的關鍵人物之一，烏拉圭回合談判導致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的建立。
《第81號命令》名義上的目的是“確保伊拉克得到優質的種子，並爲伊拉克參與世界貿易組織提供方便”。當然，“優質”是由佔領當局定義的。加入世貿組織意味著伊拉克必須開放市場，使其法律符合主導世貿組織政策的強大工業和金融利益集團制定的規則。
《第81號命令》一發佈，美國國際開發署便開始通過美國農業部提供數千噸“高質量、合格的小麥種子”，這些種子來自美國，並得到了補貼，被分發給困境中的伊拉克農民，這在一開始幾乎是免費的。根據對轉基因種子和植物專利持批判態度的非政府組織GRAIN的一份報告，美國國際開發署拒絕允許獨立的科學家確定這種種子是不是轉基因種子。自然，一旦證明是轉基因小麥種子，在一兩個種植季之內，伊拉克農民將會發現自己如果要生存下去，就不得不向外國種子公司支付專利費。GRAIN的報告“揭穿”了《第81號命令》的意圖：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已經使伊拉克農民在收穫後將按法律註冊的新品種的種子留存並再次使用成爲非法。伊拉克人也許可以繼續使用和留存他們的傳統種子和經過多年戰爭和旱災後留下的種子，但這不在統治者規定的重建日程當中。這項法令的意圖是爲在伊拉克建立新的種子市場提供條件，在那裏，跨國公司可以銷售它們的種子——無論是否經過基因改造，農民將不得不在每個作物種植季節重新購買這些種子。
雖然從歷史上看，伊拉克曾禁止私人擁有生物資源，但美國強加的新專利法引入了一種對種子的壟斷權利制度，這種權利，沒有任何伊拉克農民有資源通過開發而得到。
實際上，佈雷默將有關“植物新品種保護”的新章節納入到了伊拉克以前的專利法當中。據說，這是爲了提供對“植物新品種的保護”。植物新品種保護作爲一種知識産權，事實上是植物品種的專利，它給予了那些聲稱發現或開發了新品種的植物培育者對植物的排他性權利。
“植物新品種保護”中的保護，與保護自然資源毫無關係，而是“保護私人培育者的商業利益”。喬治•奧威爾也說不出什麽更好的話了。在美國制定的法令之下，“植物新品種保護”實際上意味著植物品種的毀滅。
第五節 伊拉克農民種的小麥都出口到了美國
按照規劃，美國國務院與美國農業部一起努力（該部已經在伊拉克北部設立了56塊“小麥作物推廣實驗田”），目的是“介紹和展示經過改良的小麥種子的價值”。這個專案由德克薩斯A&M大學國際農業辦公室替美國政府打理，該辦公室在伊拉克各地利用800英畝(約323.7公頃)實驗田，向農民們傳授如何種植大麥、鷹嘴豆、豌豆以及小麥等作物的“高産品種”。
這個投資1.07億美元的美國國際開發署農業重建專案，定下了在第一年使3萬個伊拉克農場産量翻番的目標。其指導思想是說服心存疑慮的伊拉克農民相信，只有使用這種新的“神奇種子”，才能獲得大豐收。與十年前美國農民的情況一樣，身處絕境而又心懷收穫大量糧食的希望，讓伊拉克農民鑽進了外國種子公司的圈套。
碰巧的是，德克薩斯A&M大學的農業專案也將自己描繪爲“利用生物技術（或者說轉基因技術）方面公認的世界領先者”。用了他們的新種子，新的化學製劑——殺蟲劑、除草劑、殺真菌劑等——便會隨之而來，這些都是由孟山都、嘉吉、陶氏化學等大公司賣給伊拉克人的。
亞利桑那州的《鳳凰城商業期刊》報道說，
“一家亞利桑那州的農業研究公司正在提供小麥種子，供伊拉克農民使用，他們期望大幅增加本國出產的糧食供應。”這家公司名爲“全球小麥公司”(WWWC)，通過與包括德克薩斯A&M大學在內的三所大學合作，它將“提供1000磅（約453.6 千克）小麥種子，供巴格達以北的伊拉克農民使用”。
據全球種子行業資訊的中心網站Seedquest介紹，在開發穀類作物種子中“擁有專有權的品種”(被授予專利並爲某個特定公司所擁有的品種)方面，全球小麥公司是領先者。以上提到的這些種子屬於《第81號命令》中那種受到保護的轉基因種子。根據全球小麥公司的說法，任何希望種植他們的某種種子的“客戶”（或者說農民，人們曾經這樣稱呼他們），都要“爲每個品種支付許可費”。這家公司自稱爲“W3”，與亞利桑那大學Bio5生命科學研究所建立了正式的合作關係，而Bio5研究所自稱爲“生物研究水平最高的車庫（在美國代指高技術創新企業的發祥地。——譯注）”,這聽起來十分古怪。
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鳳凰城商業期刊》上的文章說，“爲了支援伊拉克，共開發了六種小麥種子。三種將用於讓農民種植用於製作通心粉的小麥；另外三個品種將用於種植製作麵包的小麥。”這意味著，2004年後美國在伊拉克發展的穀類作物中有一半是爲了出口。確實，通心粉對於伊拉克人的飲食來說是完全陌生的外來食品，這表明，佈雷默頒佈《第81號命令》的目的與其說是爲了給飽受戰爭創傷、饑腸轆轆的2500萬伊拉克人生産糧食，不如說是建立將轉基因種子用於糧食生産並向全球市場出口的工業化農業産業。
此外，投資1.07億美元的美國國際開發署農業重建專案，其目的是讓伊拉克政府失去對糧食生産的控制權。“我們的想法是，讓這裏成爲完全自由的市場。”美國國際開發署伊拉克重建辦公室農業專家道格•普爾如是說。
美國國際開發署的目的反映了美國和世界貿易組織的政策，這一目的是幫助伊拉克新政府逐步取消農業補貼。“農業部長在這方面幹得相當漂亮。” 普爾說。他宣稱，國有企業如美索不達米亞種子公司等“需要拆分和私有化”。但他並沒有提到，在飽受戰火摧殘的伊拉克誰會有錢買得起這樣一家國有種子公司, 只有像孟山都這樣有錢的外國農業綜合企業巨頭才有可能成爲買主。
爲了便於從外國種子巨頭那裏引進受專利保護的轉基因種子，伊拉克農業部以“補貼價”分銷這些轉基因種子。一旦農民們開始使用轉基因種子，按照《第81號命令》的“植物專利保護”新規定，他們將被迫每年從這家公司購買新種子。在將“自由市場”引入這個國家的旗號下，伊拉克農民逐漸成了外國跨國種子公司的奴隸。
在2004年12月的一次訪談中，在美國受過教育的伊拉克臨時政府農業部長阿裏聲稱，“我們希望伊拉克農民具有競爭力，所以我們決定對農藥、化肥、良種等投入給予補貼。我們減少了其他補貼，我們必須要有競爭力。”
換言之，原本用於伊拉克貧困農民購買新種子的錢，被專用于從孟山都等外國跨國公司購買轉基因“良種”。
與此同時，美國商品出口商垂涎欲滴，盯住了新的市場機會。
“伊拉克曾是美國農產品重要的商品市場，20世紀80年代的銷售額接近10億美元。”2003年,小布希政府的前農業部長安•維妮曼在農業媒體研討會上如是說。在到華盛頓任職之前，她曾與孟山都公司有密切聯繫。照她的說法,“它有可能再次成爲重要的商業市場。”
維妮曼忘了說的是，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的兩伊戰爭期間，雷根政府和老布希政府以美國農業部商品信貸公司的出口專案的名義，偷偷賣給薩達姆統治下的伊拉克各種常規武器和化學武器。這一醜聞涉及美國納稅人的數十億美元，牽涉到了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國家安全顧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和義大利拉沃羅國民銀行的亞特蘭大分行。
根據美國稻米協會副主席約翰•金的說法，在20世紀80年代末1991年海灣戰爭之前伊拉克是美國最大的大米市場。“美國大米行業打算在向伊拉克提供大米方面再次發揮主要作用。”約翰•金對美國國會衆議院農業委員會如是說。“由於目前美國大米行業面臨挑戰……再次進入伊拉克市場，在具有附加價值的産品銷售方面將産生巨大影響。”
約翰•金補充說，“聯軍2003年對伊拉克的解放，給伊拉克人民帶來了自由。貿易的恢復也給美國大米行業帶來了希望。”他沒有提到的是，2003年，大部分美國大米是基因控制的轉基因大米。
2004年春，當佈雷默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頒佈《第81號命令》時，激進的年輕教士薩德爾的支持者抗議美國憲兵查封了他們的報紙al Hawza。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指控al Hawza發表可能“構成真正暴力威脅”的“虛假文章”。例如，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引用了一篇文章，它指稱佈雷默在“奉行讓伊拉克人民挨餓的政策，讓他們成天忙於採購麵包，這樣他們就沒工夫要求得到政治自由和個人自由”。
考慮到《第81號命令》出籠的背景，出現這樣的文章不足爲奇。同樣毫不奇怪的是,考慮到整個轉基因計劃的大賭注，佈雷默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自然要竭力平息這種對其糧食政策的批判。
第六節 美國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伊拉克巧取豪奪
2004年11月21日，在如何處理伊拉克政府所欠大約390億美元外債(主要是欠工業化國家的)這個問題上，由債權國政府組成的巴黎俱樂部的主要代表發佈了一份公告。那些外債是薩達姆統治下伊拉克拖欠的大約1200億美元外債的一部分。儘管薩達姆政權已被推翻，華盛頓起初並不打算宣佈把這些舊債一筆勾銷。
在美國的伊拉克債務特別談判代表詹姆斯•貝克的強大壓力下，參與巴黎俱樂部的各國政府才就390億美元的伊拉克國家債務達成了新的協定。貝克絕對是個談判高手。通過向最高法院上訴，他策劃了2001年小布希的成功當選。他還是布希家族最親近的顧問之一。
在隨後與經合組織盟國極爲高明的討價還價當中，美國政府成功施壓，高高興興地將伊拉克所欠巴黎俱樂部債權國的舊債大筆勾銷。原因很簡單:這些債務大部分是欠俄羅斯、法國、日本、德國和其他國家的。美國在總債務中只占很少的22億美元。
巴黎俱樂部成員國發表了一份官方新聞公報：
各債權國的代表意識到伊拉克共和國的特殊形勢及其在未來歲月裏有限的償還能力，同意作出債務處理，以確保其債務的長期可持續償還能力。爲了這一目的，他們建議本國政府作出如下特殊處理：
——立即取消部分後來發生的利息，涉及2005年1月1日時累計債務的30%。剩餘債務將延期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批准之日。這次減免將勾銷所欠巴黎俱樂部389億美元總債務當中的116億美元；
——一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獲得批准，將實施30%的債務削減。剩餘債務將按23年期重新安排償還計劃，其中包含一個六年的寬限期。這一步驟，將再削減累計債務116億美元，使減免比例增至60%；
——巴黎俱樂部債權國同意，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委員會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實施的三年評估完成之後，再給予最初債務總額20%的減免。
伊拉克債務的減免，是與伊拉克嚴格遵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這一條件密不可分的。在債務減免過程中，作爲主要佔領者的美國慷慨地勾銷了薩達姆欠俄羅斯、法國、中國等國家的債務，這些國家是華盛頓的對手，曾反對向伊拉克開戰。這個標準計劃與應用于印度尼西亞、波蘭、克羅地亞、塞爾維亞、阿根廷和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的計劃是一樣的。它命令伊拉克將其經濟主權移交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技術官僚，而這些官僚實際上是受美國財政部和華盛頓當局有效控制的。
雪上加霜的是，在薩達姆時代伊拉克所欠的舊債是各國政府所說的“惡意債務”，即在未經人民同意下發生的、不符合人民利益的（簡而言之，就是不合法的）債務，就像已經不存在的蘇聯的債務一樣。但是美國、英國和其他巴黎俱樂部成員國並不在乎這個。這種債務是控制“新”伊拉克、迫使其向“自由市場 ”轉型的有用武器。轉基因種子和農業的工業化將處於這種強迫性變革的核心。
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是符合“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在走向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東歐轉型國家急需經濟改革，以擺脫傳統的內向型發展戰略的影響。總的來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有兩種辦法：一種是漸進式的改革，一種是所謂“休克療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是贊成“休克療法 ”的，這兩個組織的觀點被稱爲“華盛頓共識”。——譯注）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計劃的頭等大事。自由市場企業制度也是2004年4月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 “100項命令”的核心。這絕非巧合。
我們可以恰如其分地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稱爲“全球化的警察”。自從20世紀80年代的債務危機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發展中國家強制實施了債權國要求的殘忍的緊縮和償債計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債務條款被用來強迫各國將它們最爲珍貴的經濟資産拱手轉讓給外國利益集團，以便償還越來越多的債務。
通常，「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這些措施都得到了龐大的銀行業和私人利益集團的鼎力支援。
他們系統地“強制實施”國有企業的“私有化”，
“取消”糧食、衛生和能源的“公共補貼”，
“削減”公共教育開支。
因此，使跨國公司得以“主宰”戰後伊拉克的每一項政策，都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佈雷默頒佈的法律來具體落實：
“精簡”國家機構、
彈性的勞動隊伍、
開放邊界、稅收降至最低程度、
對資本流出伊拉克“不加控制”、
沒有關稅、
對外國人的所有權比例“不加限制”。
伊拉克人民將失去成千上萬的工作崗位，外國産品將把伊拉克本國的産品逐出市場，其中糧食就是一個主要目標。在強制實施的法規和外國競爭的重壓之下，本地企業和家庭式農場毫無競爭的能力。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條件”的“受害國”通常都不可避免地“被迫”使本國經濟向出口轉型，以便賺取美元來“償還”債務。這樣做換來的“胡蘿蔔”通常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放“拯救”貸款或者說“救援”貸款的承諾。而胡蘿蔔背後的“大棒”就是發出這樣一種“威脅”：如果債務國拒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條件，它將被永久列入“黑名單”,得不到任何國外貸款。
伊拉克也不例外。美國“授意”下的伊拉克大選，其“目的”就是確立一個合法的舞臺，以便將伊拉克政府置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嚴格的控制之下”。實際上，這使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處於“中立”的位置，負責監督伊拉克嚴格遵守佈雷默的“100項命令”。這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能夠“迫使”伊拉克加入華盛頓的“自由市場”全球願景。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計劃在2005年1月30日伊拉克大選之後的某個時候，與伊拉克新政府達成一項“特殊安排”。由於減免伊拉克的大量外債需要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點頭，因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與伊拉克領導人的談判中處於相當有利的位置。
聯合國安理會第1483號決議賦予了佈雷默管理被佔領的伊拉克的權力，但這本應歸屬國際法的管轄範圍。可見，佈雷默的“100項命令”和經濟“休克療法”，是在完全違反國際法的情況下實行的。
隨著對伊拉克“私有化”的抗議和針對美國在伊企業暴力活動的蔓延，“掩蓋”這種“令人難堪”的事實變得迫切起來了。因此，佈雷默急匆匆地返回華盛頓，與總統討論接管伊拉克經濟的新方案。其結果是組成了阿亞德•阿拉維爲首的臨時政府，並宣佈伊拉克將在2005年1月舉行大選。
阿拉維，這個美國“一手扶植”起來的、曾經多年爲「中央情報局」工作的門徒，將“合法地”執行非法的佈雷默法令。
按照在伊拉克以“佈雷默法律”而聞名的《第39號命令》，伊拉克的各個行業和所有市場將在幾乎沒有限制的情況下向外資開放。這些法律的制定方式，使得無論是臨時政府還是隨後的任何一屆伊拉克政府都很難撤銷或廢除這些政策。
確實，佈雷默用伊拉克臨時憲法第26條鞏固了“100項命令”，臨時憲法中的第26條，確保了在主權被移交給臨時政府之後，臨時政府將無權改變佈雷默的法律。此外，美國親手挑選出來的親美派被佈雷默安插到了伊拉克的各個部門之中，並有權淩駕於隨後的任何一屆伊拉克政府所做的任何決策之上。
遍佈于伊拉克各地的13.2萬美國部隊，堅守在2003年後建起的14個新軍事基地上，這就是上述這一點的保證。對於華盛頓在伊拉克使用“ 播撒民主的種子”這種冠冕堂皇的話到底意味著什麽，大多數伊拉克人到了2004年底已經很清楚了。這種種子與普通伊拉克公民獨立決定自己命運的能力毫無關係。
在2004年6月權力從佈雷默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正式移交給以「中央情報局」的寶貝兒阿拉維爲首的伊拉克臨時政府之後，後者同意接受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加的“開放”來換取債務減免。因此，2004年9月在伊拉克中央銀行行長沙拉比和財政部長馬赫迪發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意向書”所附的備忘錄中，這些人表達了這個美國“扶植”的政府“參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急迫心理。
“新的金融部門立法將爲建立現代金融部門鋪平道路。”這封意向書這樣吹噓道。意向書接著寫道：
“三家外國銀行已經獲准開展業務”，而且“若干外國銀行對獲得伊拉克私營銀行的少數股權已經表現出興趣。”
其中一家銀行是倫敦的滙豐銀行，這是世界最大的銀行之一。
“強迫”對伊拉克的糧食生産進行“改造”，“使之”種植“擁有專利”的轉基因作物，這是「孟山都」和其他轉基因“巨頭”所作所爲的最突出的例子之一。通過這些“方式”，它們將轉基因作物“強加”給了“不情願”和“不知情”的世界人民。
文／威廉。恩道爾
發達國家不但不會償還他們歷史上過度享受而對全人類造成的環境威脅舊賬，而且還理所當然地繼續享受這種待遇，並規定發展中國家不得發展，發展中國家的人們不得享受發達國家人們的生活（或者花钜資購買所謂的“碳排放額”之後再發展）。
更可怕的是，現在美國歐盟已經開始著手對進口產品徵收“碳關稅”了。根據世界銀行的研究報告，如果碳關稅全面實施，在國際市場上，“中國製造”可能將面臨平均26％的關稅，出口量因此可能下滑21％。這一專門針對發展中國家的稅種，將起到兩大作用：第一，遏制發展中國家發展，強力打壓發展中國家企業的競爭力；第二，發達國家不需耗費一槍一彈，不需承擔任何道義上的責任，並且還是在包括發展中國家人民在內的全世界人民的一片叫好聲中攫取了發展中國家大量的財富。
揭露碳減排陰謀並非是反對節能環保，恰恰相反，只有揭露了碳減排陰謀，才能更好地做節能環保事業。我們的世界存在著大量環境的問題，垃圾圍城﹑化學污染﹑資源消耗殆盡﹑生態破壞﹑環境污染（尤其是水﹑空氣﹑食品污染）﹑水土流失﹑荒漠化等等，它們無處不在。但是，當我們都去為了“二氧化碳引發全球變暖導致地球毀滅”這樣的一個偽命題而忽略了真問題的時候，“氣候危機”所掩蓋了的真正的問題和危機卻會正因為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而不斷惡化。[30]
膿瘡潰爛，不是膿瘡出了問題，而是身體出了問題。首先是西方身體出了問題，上百年的霧都倫敦，萊茵河幾十年無魚，現在卻否極泰來，污染都轉嫁給誰了﹖
如同理論界常常提到的與國際慣例接軌，應該是不光與少數人發財的國際慣例接軌，而應該與食品安全﹑藥品安全﹑勞動安全﹑事故賠償﹑貧困標準﹑失業保障﹑醫療保險﹑最低工資等涉及多數勞動者福祉的國際慣例接軌，應當成為進一步改革開放的努力方向。
世界金融海嘯，主權債務危機，中國如果不按西方規則出牌，借機推翻新三座大山（教育﹑醫療﹑社保）：勞動力成本普遍上升，出口就會減少；大多數人增加收入，擴大內需，出口轉內銷，勞動密集型產品，勞動人民多消費；人民幣減緩升值，投機熱錢減少，廉價出口減少，貿易戰減少。多好的事兒，但西方國家不答應，中國的中等收入者也會不答應，不少中等收入者連保姆也僱不起了。西方中產階級有幾家能僱得起保姆﹖
四﹑我們的方針是：節能減排降耗治汙調水的漸進改革
環境友好，資源節約與低碳運動，抑制全球氣候變暖的風聲水起風馬牛不相及。節能減排降耗治汙也搞不得急風暴雨式的華麗轉身。迄今為止，所有的可再生的能源技術﹑新能源技術與不可再生的能源技術相比，仍是不成熟的技術，中國沒有必要去當冤大頭，去幹枉費錢財的傻事。
最激進的歐盟也才設定了在2020年可再生能源佔總能耗比重20％的目標。這將意味著在更長的時間裡，化石能源依舊是世界能源最主要的供應者。化石能源這個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的結合體，還會主導世界的能源供應，也會繼續排放二氧化碳。國際能源署發佈的《世界能源展望2007》證明，全球2005~2030年間，一次能源需求還將增加55％，年均增長率為1.8％。能源需求將達到177億噸油當量，而2005年為114億噸油當量。化石燃料仍將是一次能源的主要來源，在2005~2030年的能源需求增長總量中佔到84％。而石油仍是最重要的單種燃料，儘管它在全球需求中的比重從35％降到了32％。2030年的全球石油需求量將達到每日1.16億桶，比2006年多出3200萬桶（增長了37％）。從絕對數量上看，煤炭的需求量增幅最大，與近年來的飛速增長保持一致。在2005~2030年間煤炭需求量將上升73％，其在能源總需求中的比例也將從25％提高到28％。使用量增長大多來源於中國和印度。天然氣的比例適度增加，從21％上升到22％。電力用量將翻一番，它在終端能源消費中的比例將從17％上升到22％。[31]
核電是一種清潔﹑安全﹑經濟﹑高效的能源，如果不出大事故，大眾對它是又愛又怕。
截至2008年年底，全世界處於運行的核電機組439台，淨裝機容量3.74億千瓦，其中中國在運行核電機組11台，淨裝機容量858.7萬千瓦；在建核電機組44台，淨裝機容量3938萬千瓦，其中中國在建機組12台，淨裝機容量1188萬千瓦。目前，核電已經與水電﹑火電一起成為支撐世界電源的三大支柱。
與水電﹑火電相比，核電是一種經濟的能源。從投入產出分析看，建造核電站一次性投資很大。但是衡量核電站的經濟性，進行全過程﹑全方位的計算。對核電與煤電的成本進行比較發現：法國的煤電成本是核電的1.75倍，德國為1.64倍，義大利為1.57倍，日本為1.51倍，韓國為1.7倍，美國的核電成本早在1962年就低於煤電成本了。核電是新能源中唯一比煤電﹑水電成本更低的可再生能源。發展核電有著钜大的挑戰。最大的阻力來自民眾對核電安全的擔憂。核電在1980年代的歐洲國家迅猛發展，但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發生猛烈爆炸，反應堆機房的建築遭到毀壞，同時發生了火災，反應堆內的放射物質大量外泄，周圍環境受到嚴重污染，造成了核電史上迄今為止最嚴重的事故。使前蘇聯蒙受了钜大損失。據前蘇聯官方公佈，這起事故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達20億盧布（約合29億美元），如果把前蘇聯在旅遊﹑外貿和農業方面的損失合在一起，可能達到數千億美元。同時，在核事故的危害下有33人死亡，三百多人因受到嚴重輻射先後被送入醫院搶救，有更多的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輻射污染。為了防止進一步的輻射，前蘇聯將28萬多人疏散到了輻射區以外。
切爾諾貝利事件後，核電發展經常會遇到钜大的民眾政治壓力。西方綠黨就是靠反對核電的遊行而脫穎而出的。中國的“綠運”有真誠的一面，也有不少人是添油加醋，興風作浪，誇大其詞，搬弄是非，借綠自高，倚綠弄財。所以現在的核電發展主要集中在中國和印度等亞太地區的新興發展國家。而歐洲的核電發展進入了一種相對停滯的狀態。在新能源規劃中，英國壓根兒就沒有考慮過核電。美國幾十年來停止了新建核電站。[32]
2011年3月初，剛剛發生的日本東北部九級大地震，福島核電站機組發生核洩漏，全世界對福島的關注甚至超過對日本地震﹑海嘯的關注，福島是不是第二個切爾諾貝利，事態仍在發展變化之中，人類憂心忡忡拭目以待。
儘管太陽能一直是被當作環保無污染的可再生能源重點發展。但事實上，計算能源的環保性不應該只看到產業鏈最末端其發揮作用的環節，更應該關注到製造光電過程中其上下游產業鏈的能耗﹑污染和排放。太陽能產業的核心是多晶矽，一千瓦光能需要十公斤多晶矽，製造這些多晶矽需要六千千瓦時左右的電能，排放超過40千克的有毒物質。按照每天發電八小時，每年工作250天計算，那麼製造這些多晶矽的電源如果要多晶矽本身來提供的話，需要其3~5年的淨發電量才能實現。但實際上這是不可能的，光電的單位發電量固定資產投資是火電的2~3倍，光能發電的成本是火電的11~18倍，如果我們把固定資產增加的排放以及製造多晶矽時污染治理的排放﹑運營增加的排放以及產業鏈的其他排放算入光能發電的排放中，我們會發現太陽能的排放遠超傳統能源的排放。
還有，太陽能這種靠光轉化為能量的技術轉化率並沒有得到很大的提升。絕大部分太陽能產品的能量轉化率一直低於16％，極低的轉化率導致了太陽能成本的偏高。以中國為例，最近中國國家發改委定的每千瓦時太陽能的價格是1.09元人民幣，遠遠高於單位火電和水電0.2~0.3元的價格。目前僅靠政府杯水車薪的補貼，太陽能發電量是難以大面積推廣的，這也是太陽能發展百年之後，仍在電能供應上遠遠不如煤電﹑水電﹑核電的最主要的原因。[33]
風能也許是大自然給人類最大的能源恩賜。目前按在80米高度處每秒6.9米的風速來計算，全球風能可利用資源量為72萬億千瓦。即使只成功利用了其中的20％，依然相當於世界能源消費量的總和或電力需求的七倍。所以，有钜大的空間也就有了钜大的發展。2007年，全球風能累計裝機容量為9412.3萬千瓦，新裝機容量達到2007.6萬千瓦，較之於2006年的裝機容量增加32.1％。風能裝機容量迅猛增長勢頭依然保持，2008年達到11881.2萬千瓦，2009年突破1.4億千瓦。
無獨有偶，和太陽能一樣，風電在產業鏈末端的發電環節是環保的，但回顧其產業鏈，我們發現風能產業在風機製造環節存在重大污染，從鋼鐵冶煉到污染極大的鑄造以及後續加工安裝，乃至風機每年一換且無法回收的潤滑油。風電的成本偏貴，發電成本約是煤電的兩倍。這種高成本首先源自於其單位發電量固定資產投資高達火電投資的三倍。
其次，在於風葉片使用壽命也容易受外界環境的影響。在中國2010年“兩會”期間，工業和資訊化部副部長苗圩在參加湖北團小組討論時語出驚人：“國內紛紛上馬的風力發電廠大多是形象工程。”他認為我國風沙伴存，風電設備受風沙磨損大，上馬太多風電項目不符合我國國情。他進一步指出，再過五年，風電設備壽命肯定要出問題。苗圩同時認為，國外有風的地方沒有沙，比如海洋風，我國是有風的地方多有沙，風沙對風力發電設備磨損非常厲害。風能發電風機應該是20年的壽命，但如果有風沙的侵蝕，壽命則一定不足20年。風電設備壽命的縮短，無疑進一步提高了風電的成本。風力是不穩定的，風大風小帶來輸電網的運行十分困難，所以，風電又有垃圾能源之稱謂。
這些因素綜合起來，直接制約了風電的發展，所以在中國風電裝機容量是1200萬千瓦，但實際上生產的能量，只相當於五百萬千瓦的火電，在電力當中佔的比例，連1％都不到，幾乎到了可以忽略不計的地步。[34] 當然，我國有漫長的海岸線，在沿海地區發展風電，還是值得肯定的。
20世紀末，世界上有24個國家的90％電力來自水電，有三分之一的國家的水電比重超過50％。而中國能源總儲量的構成為原煤85.1％，水能11.9％，原油2.7％，天然氣0.3％；能源剩餘可開發總儲量的構成為原煤51.4％，水能44.6％，原油2.9％，天然氣1.1％。中國常規能源資源以煤炭和水能為主，水能僅次於煤炭，居於十分重要的地位。事實上，中國也在水電發展上受益頗多。到2010年，全國水電裝機容量預計為約1.94億千瓦。水電的開發目前看起來很清潔環保，但同樣出面臨钜大的挑戰。
最大挑戰來自環保的挑戰。中國三峽大壩是世界上最大的水電工程，確實發揮了钜大的作用。三峽水電站替代燃煤電廠，相當於七座260萬千瓦的火電站，每年節煤五千萬噸。
但三峽大壩也導致了眾多的生態災害。2010年的“兩會”上，重慶市副市長譚棲偉曝光，三峽庫區在蓄水175米後，已發生地質災害252處。同時，山高坡陡，石漠化現象突出，水土流失面積48.6％。可見，凡事對立統一，有利有害，水電大建設伴隨著環境大破壞。但人類總不能回歸自然，重新刀耕火種，茹毛飲血。所謂利大於弊，將來，三峽工程的最大作用，是南水北調的建設基礎。
既然地球上所有的能源都是太陽能轉化，既然物質不滅，能量守恆，既然當前的新能源和再生能源技術仍不成熟，既然西方發達國家那麼希望我們少進口一些化石燃料多生產一些可再生能源。那麼，我們也不能搞“兩個凡是”，凡是西方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凡是西方反對的我們都要擁護。西方人吃飯不吃屎，我們不能專吃屎不吃飯。我們既不能坐失機會，貽誤發展，也不能一哄而上，一蹴而就，一著不慎，滿盤皆輸。現在我們的風能﹑太陽能已經在全世界拔頭籌，還不知是禍是福。二百家生產電動汽車，全是西方技術，生產的電池，耗能高於燃油汽車，廢電池的處理，污染也大大高於汽車的尾氣。我們面對一種新趨勢的孕育期，應該一慢﹑二看﹑三通過﹑四引進最好最先進的技術﹑五在引進基礎上的創新，如我國的高鐵。
鄧英淘的新書《新能源革命與發展方式躍遷》，其立場﹑觀點﹑方法都先進，舊的發展方式和工業化之路是以點塊聚集的不可再生能源為基礎，它是從減弱生物圈質能迴圈中獲“利”，這是少數人發達和現代化之路，對於多數人來說，這是一條死路。新的發展方式和工業化之路則要從加強生物圈質能迴圈中獲利，它是以分佈式可再生能源為基礎，是中國及世界大多數人發達和現代化之路，此乃數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或可謂之。鄧英淘經過多年的調查﹑研究﹑分析與大量的資料計算，得出了石破天驚的結論：
綜上所述，至21世紀中葉，水電﹑風力和生物質能三項總計，可更新能源生產量約合37億噸標煤，在64億噸標煤（16億人口，人均四噸標煤）中所佔比例為57.8％。至21世紀末，水電﹑風力﹑生物質能和太陽能四項總計，可更新能源約合78億噸標煤，佔80億噸標煤（16億人口，人均五噸標煤）的97.5％。也就是說，展望今後50~100年，我國的能源供給完全可以建基於可更新能源之上，且在技術上不存在顛覆性的障礙。
這是不是一種暢想﹖且看下述佐證：歐洲可再生能源委員會和綠色和平組織近日發佈研究報告，預計到2050年全球一半的能源需求將通過可再生能源來滿足。通過取消政府對化石燃料和核能的補貼，建立更有法律約束力的全球可再生能源的目標，為可再生能源投資者提供穩定的回報等，報告稱：如嚴格執行這些措施，可再生能源利用前景將十分可觀。節能後，可再生能源將能夠滿足全球一半的能源需求；核燃料將完全被淘汰，化石燃料將僅用於交通部門；全球70％的電力和65％的熱力供應將來自于可再生能源；溫室氣體排放量將從2003年230億噸降至115億噸，能源成本將保持目前的水準不變。[35]
包括鄧英淘所提出的“大西線調水”，都是超前先進的，大方向政治正確。其背後的潛臺詞與筆者的一個判斷，“先有帝國主義，後有資本主義”契合。帝國主義開疆裂土，瓜分世界，爭奪生存空間，窮兵黷武，爭奪的是市場和資源。但如果人類新的發展方式以可再生能源為基礎，是中國及世界大多數人發達和現代化之路，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基礎就喪失了，中國從物質基礎上就篤定走社會主義之路。
但遠水不解近渴，中國水資源短缺是一個致命的剛性約束，且日漸顯現。中國水資源只佔世界的6.5％，人均是世界的四分之一，但消耗量佔世界的15.6％，生產了世界25％農產品，過度抽取地下水，生態災害日重。西方說的和做的不一樣，比如美國，已幾十年不發展核能源。
在這方面，我更同意劉源上將的觀點：可控核聚變技術的成熟﹑替代第三代的核電站，生產安全核電還要30~50年的時間。中國的南水北調也要先易後難，先少後多，逐成系統，逐步發展為大西線調水。中國還蘊藏世界第一的煤炭資源和煤層氣資源，如果石油美元的惡果繼續蔓延，美國佔便宜既沒商量也沒夠，中國煤液化前景更可觀。現在技術和成本已不是問題。中國的海水澹化，通過鹽化工的仲介，已經可以盈利。中國雖然缺水，但水能資源世界第一。我們可以斷言，中國現代化，能源不是大問題，篤定不走老帝國主義之路﹗總之，我們相信前途光明，但道路曲折漫長。西方的饋贈“強國夢”，我們還要夢下去，但三招兩式就能改變中國發展方式，從身板極差，到中國第一，我不信。
（作者系中國稅務雜誌社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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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簡練：〈“碳運動”泡沫的膨脹與破滅及中國立場〉，《綠葉》2010年第11期，第121頁。
[2] 簡練：〈“碳運動”泡沫的膨脹與破滅及中國立場〉，《綠葉》2010年第11期，第122頁。
[3] 易鵬：《低碳真相》，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161頁。
[4] 易鵬：《低碳真相》第166~167頁。
[5] 易鵬：《低碳真相》第164頁。
[6] 易鵬：《低碳真相》第164~165頁。
[7] 簡練：〈“碳運動”泡沫的膨脹與破滅及中國立場〉，《綠葉》2010年第11期，第128~129頁。
[8] 簡練：〈“碳運動”泡沫的膨脹與破滅及中國立場〉，《綠葉》2010年第11期，第129~130頁。
[9] 簡練：〈“碳運動”泡沫的膨脹與破滅及中國立場〉，《綠葉》2010年第11期，第130頁。
[10] 易鵬：《低碳真相》第1~3頁。
[11] 易鵬：《低碳真相》第1~3頁
[12] 易鵬：《低碳真相》第12頁。
[13] 黃偉夫：〈揭穿二氧化碳導致全球變暖的謊言〉，《博覽群書》2010年9期，第10頁。
[14] 易鵬：《低碳真相》第162~163頁。
[15] 黃偉夫：〈揭穿二氧化碳導致全球變暖的謊言〉，《博覽群書》2010年9期，第12頁。
[16]《新發現》2007年第9期刊發了文章摘要，全文發於《21科學與技術》。
[17] 鄧英淘：《新能源革命與發展方式躍遷》，大風出版社2011年，第181~183頁。
[18] 簡練：〈“碳運動”泡沫的膨脹與破滅及中國立場〉，《綠葉》2010年11期，第123~124頁。
[19] 相關論戰，可參考《“曲棍球”幻像》（Hockey Stick Illusion）。中文著作方面，可參考黃為鵬：〈“曲棍球杆曲線”醜聞﹑氣候泡沫與氣候政治的未來〉，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報告》總第38期。
[20] 簡練：〈“碳運動”泡沫的膨脹與破滅及中國〉，《綠葉》2010年11期，第125~126頁。
[21] 黃偉夫：〈揭穿二氧化碳導致全球變暖的謊言〉，《博覽群書》2010年第9期，第11~12頁。
[22] 參見劉玉芝﹑肖穩安﹑石廣玉：〈論大氣二氧化碳溫室效應的飽和度〉，《地球科學進展》，2002年10月第17卷第5期，第653~657頁。
[23] 黃偉夫：〈揭穿二氧化碳導致全球變暖的謊言〉，《博覽群書》2010年第9期，第12~13頁。
[24] 任振球：〈當代氣候變暖有待商榷的幾個問題〉，《綠葉》2007年第8期。
[25] 董妙先：《多四季論》，武漢測繪科技大學出版社1991年。多四季學說的內容是：地球在橢圓軌道上圍繞太陽公轉，形成週期為一年的四季。在它參與太陽系，圍繞太陽和其近星系的質心公轉，乃至圍繞銀河系的銀心及更大星系公轉時，由於不同強度的熱源距離﹑輻射角的變化而形成不同週期﹑不同程度的四季變化。
[26] 董妙先：《多四季論》。
[27]《科技日報》2007年8月25日。
[28] 地球公轉軌道變化的週期（約41萬年和十萬年的週期），地球自轉軸傾角變化的週期（約4.1萬年的週期），地球運動（幾差）的週期（約2.3萬年和1.9萬年的週期）；太陽輻射量的變化是上述效應的綜合結果 — 即米蘭科維奇週期（《牛頓科學世界》2007年第10期）。
[29] 簡練：〈“碳運動”泡沫的膨脹與破滅及中國〉，《綠葉》2010年第11期，第127~130頁。
[30] 黃偉夫：〈揭穿二氧化碳導致全球變暖的謊言〉，《博覽群書》2010年第9期，第13~15頁。
[31] 易鵬：《低碳真相》第188頁。
[32] 易鵬：《低碳真相》第190~191頁。
[33] 易鵬：《低碳真相》第192~193頁。
[34] 易鵬：《低碳真相》第194頁。
[35] 鄧英淘：《新能源革命與發展方式躍遷》第11頁。
文／張木生
觀察者網 2011-8-10
【假自由。真壟斷。真計劃。真操控－西方自由主義普世自由市場神話背後的壟斷操控核心本質／美歐央行銀行財閥托辣斯藉虛擬數位信用百倍高槓桿（虛擬數位金融衍生性黑心垃圾期貨合約定價權）對真金白銀實體經濟進行的金融恐怖主義式攻擊扭曲操控】
Preemptive (Terrorist) Strike Against Precious Metals (Silver & Gold) Nears End
by Jeff Nielson
2011-10-19
I have been intentionally silent on the gold and silver markets for the past several weeks. Prior to that, I wrote several pieces just after and just before the latest take-down in precious metals to alert readers/investors to the fact that “volatility is the new weapon” of the banksters in their efforts to suppress this market.
Since that time, there simply has not been the opportunity to provide readers with any substantiv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most of the recent take-downs in precious metals over the past year or so there have been obvious “prongs of attack” for us to focus upon.
In May, it was the five, outrageous rapid-fire increases in margin requirements by the CME Group in the silver market – with the last four of those increases being implemented despite the fact that silver prices were already falling sharply. Prior to that, at the beginning of February the banksters employed a “suicide bomber” in the gold market to briefly drag down prices.
In this case however, I’ve been unable to discern any single action which would or could account for the especially blatant manipulation of these markets – at a time when all the economic fundamentals and all the seasonal factors were greatly favoring another strong rally in precious metals. Rather, this particular take-down seems to have involved everything but the proverbial “kitchen sink”.
Negative “lease rates” for gold and silver, massive shorting, manipulative margin-hikes and direct collusion between governments all appear to be at work at present. Why have I added “collusion by governments” to this list? It has been abundantly clear from the price action in the gold and silver markets that the buyers have been in charge of these markets for at least the last two years.
The reason why recent manipulation operations by the banksters have been exceptionally brief and shallow is because each time the bullion banks created a brief “sale” on gold and silver the stampede of buyers would immediately drive prices higher any and every time prices neared key support levels. Thus we must conclude that there has been broad collusion during this current take-down: a “deal” between the desperate bankers and the Big Buyers to allow prices to remain at current, depressed levels – most likely in return for a guarantee of a large quantity of real bullion for them to divvy-up between themselves (the “spoils” of their Libyan Campaign, perhaps?).
This attack on precious metals (and most commodity groups) appears to have been an all-out desperation measure. This is the “shock and awe” which the CME Group attempted to create in the silver market in May with its reprehensible conduct. Except while the Manipulators failed with their efforts in May, they certainly appear to have succeeded now with a large portion of the retail investment community.
Indeed, using a military analogy, the massive volatility which the bullion banks first introduced into this market in September could be thought of as an artillery barrage – to “soften up” the market for the take-down which was to follow.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tactics appears to have had a significant psychological effect.
What readers must understand, however, is that none of this matters with respect to the long-term trend for this market – except to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upward pressure on prices. The entire reason for attempting to put investors literally in a state of shock is to prevent them from thinking rationally.
Why is the price of silver at more than $30/oz today instead of under $5/oz as it was roughly a decade earlier?
Because pricing silver at $5/oz caused a 90% decline in global inventories. The banksters could no more prevent the laws of supply and demand from dictating the long-term trend ten years ago than they can today. Indeed, they are much less able to do so – having squandered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ir bullion in their prior years of manipulation.
The overriding principle here is a very simple one: the lower prices go in the short term, the higher they will go in the long term. Period. The reason the banksters have tried to scare investors “witless” is precisely so that they will forget that fundamental principal.
Given that the extreme move downward guarantees (at least) as extreme a move upward in these markets, this begs the question: why have the banksters (and our governments) colluded in an extreme but ultimately futile endeavour at the present time?
The answer is staring us in the face, now merely days away: another massive infusion of Western money-printing – into the ocean of Western banker-paper which has already flooded markets. Most likely this will be an even larger single burst of printing-press activity than what took place immediately following the Crash of ’08.
The money-printing about to take place in Europe has already been clearly telegraphed. EU leaders meet on Sunday for their next “Final Solution” for the made-in-Wall-Street “Euro debt crisis”. They have already made it clear that more “massive bail-outs” are on the way – for deadbeat banks and governments alike.
Meanwhile, on this side of the Atlantic, Helicopter Ben has been engaged in especially absurd stalling. He continually tells the market there is “more the Fed can do”, while avoiding once again spouting his favorite euphemism: “quantitative easing”.
He is utterly transparent. The Fed was harshly criticized around the world for its last money-printing spree. Thus the U.S. could not be first to crank-up its printing press this time. Rather, the ridiculous spin which will be attached to the next “helicopter drop” by the Fed will be that either the Euro debt crisis “forced” the Fed to follow suit, or (more likely) this will be portrayed as the Fed “supporting the actions” of the EU by cranking-up its own printing press in unison.
While we all know never to say “never” in this market, it appears that the latest operation has neared its expiry date. Put another way, it does not appear feasible that the investment community could remain “witless” enough not to fathom the impact of more, massive money-printing. Furthermore, one must also assume that whatever bribery has been used to control the Big Buyers has more or less been used-up.
As always, no matter how strongly we believe that the market is about to reverse higher, investors must refrain from the use of margin in these markets. The combination of psychopathic Wall Street bankers utterly unrestrained by any regulation;
the row of debt-saturated Western domino-economies, ready to topple at any moment;
and the most mind-numbingly incompetent collection of “political leaders” ever assembled equates to the potential for any and every form of economic catastrophe which one could dream-up in their worst nightmare.
Having perhaps scared readers “witless” again, let me reiterate the immutable principles which guide the precious metals market.
Nothing the banksters can do to these markets can alter the long-term trend. The more extreme the downward pressure on precious metals in the short-term, the higher prices will go over the longer term.
Last but not least, for 5,000 years precious metals have been humanity’s only true economic “safe haven”. And today, more than at any other time in centuries we are in desperate need of a ha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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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icide Bombers’ in the Gold Market?
by Jeff Nielson
2011-2-7
I was listening to another fine interview on the King World News site, this one with Ben Davies of Hinde Capital, when I was immediately intrigued by some of Davies’ remarks.
He stated that he considered the entire, recent trading-episode in the gold market “suspicious”, for two reasons.
First of all, he was surprised that any (competent) trader would have leveraged himself into such a dangerous position.
Secondly, and connected with his first observation, he expressed equal surprise that the so-called “regulator” (i.e. the CME Group) would have allowed such a flawed and vulnerable trading position to have been created.
What Davies (and others) have apparently not considered is that this “leveraged”, “dangerous” trade was created to fail – in spectacular fashion. Essentially it appears that the Wall Street banksters (and the corrupt institutions who serve them) have imported the terrorist concept of “the suicide bomber” to precious metals markets.
For those not familiar with the episode to which Davies refers, a previously unknown metals trader named Daniel Shak used $10 million to leverage his way into an $850 million “spread trade” (i.e. 85:1 leverage) in the U.S. gold futures market – equal in size to more than 10% of this entire market.
With the banksters printing-up “money” by the trillions, $10 million is nothing more than pocket-change, and even eating the entire $850 million loss represents just slightly more than 0.1% of Bernanke’s most recent money-printing. Does anyone here think that Wall Street would be happy to throw away a mere $850 million – when default in the precious metals market threatens JP Morgan (and others) with out-and-out bankruptcy?
The logic here is elementary. When you have a committed hyperinflationist like Ben Bernanke ready to create another $600 billion (out of thin air) with merely a mouse-click – any and every time Wall Street requests a new shipment of Bernanke-bills – then throwing away (deliberately) a few billion dollars on a “bad trade” is (literally) no different than losing a game of “Monopoly”.
The “game” ends, another batch of Bernanke-bills is printed up – and another “suicide bomber” enters the precious metals market. While readers may be horrified at yet another example of Wall Street’s incessant “economic terrorism”, precious metals investors need have no fear of yet another desperation tactic by this crime syndicate.
As I regularly remind readers, none of the games the bankers play in markets (and terrorism is currently their favorite game) can do anything more than briefly stall the rise in precious metals. The bottom-line will always remain that once the last of the banksters’ (real) bullion has been given away…by themselves…at rock-bottom prices, then their manipulation games are finally over.
Yes, the banksters have leveraged their actual bullion by (at least) 100:1. Yes, these reckless criminals will continue to increase that insane leverage – to 1000:1, or even 1,000,000:1. The only important number in this ratio is the “1” on the right. It is totally irrelevant (on a long-term basis) how far the banksters are able to ratchet-up their leverage – on their road to self-destruction.
Once the “1” on the right becomes a “0”, the game is over. A “hundred times” zero is still zero. A “billion times” zero is still zero. When their physical bullion is gone, their entire empire of manipulated bullion markets, and bogus “bullion products” will simply evaporate into thin air – just like the rest of the banksters’ fiat-paper empire.
In the meantime, all that the invention of precious metals suicide bombers really means is that there will be even greater “volatility” in this market. This has several implications. Over the short-term, idiot-traders who continue to try to “play” this market with leverage will be wiped-out at an even greater rate/speed. Ultimately this is good news, as wringing all of the leverage out of the “long” side of this equation simply puts all that gold and silver into “stronger hands” – who can never be forced out by the bankers. In this respect, the CME Group’s short-sighted decision to recently jack-up margin requirements (only for gold and silver “long” investors) also makes the longs stronger over time.
The other implication here is the old adage among veteran investors that “volatility is a friend of the investor”. All readers need to understand that without volatility there is no money to be made in markets. If all assets are/were perfectly and fairly priced, then there would be no potential for either profits or losses.
Volatility (by definition) pushes assets above or below their “fair market value”. This makes the rules of the game ultimately very simple: when the banksters push-down bullion prices, we buy physical bullion (and the shares of the precious metals miners), when volatility causes a spike in the sector, we take some profits with our shares in the miners – and look for the opportunity to reinvest those profits at better prices.
We do not sell our bullion – because our bullion represents our financial “insurance”, not a mere investment. Would any homeowner sell off the fire insurance they have on their home, simply because they could unload their insurance at a profit?
Rather than allowing the Wall Street banksters to make us their victims, ordinary precious metals investors need to think like “the big buyers” – and allow the banksters to work for you, not against you. Ignore their terrorism, and conquer your own fears. “Defeat” in the precious metals market is inevitable for the banksters. These Wall Street ambushes of the precious metals sector now truly only represent one thing to the rational investor: a “sale” on precious metals assets.
“Fear of the unknown” is one of the greatest weapons of Wall Street (just like all terrorists). In this respect, merely identifying these suicide bombers as another transparent bankster tactic greatly diminishes the impact of this terrorism. We need not “fear the Reaper”, we only need to understand him.
US Quake Test Goes “Horribly Wrong”, Leaves 500,000 Dead In Haiti
The catastrophic earthquake that has devastated the Island of Haiti was the ‘clear result’ of a United States Navy test of one of its ‘earthquake weapons’ planned to be used by the Americans upon the Persian Nation of Iran but had gone ‘horribly wrong’.
The Northern Fleet has been monitoring US Naval movements and activities in the Caribbean since 2008 when the Americans announced their intention to re-establish their Forth Fleet that had been disbanded in 1950, and which was responded to by the Motherland when later that year a Russian flotilla led by nuclear powered cruiser Peter the Great began their first exercises in this region since the ending of the Cold War.
Though virtually unknown to the American people, the use, and perfection, of earthquake weapon technology has a decade’s long history that began with the former Soviet Unions exploding of a 10 megaton nuclear bomb in September, 1978 and then ‘redirecting’ its shockwave towards Iran where it resulted in a catastrophic 7.4 magnitude earthquake, an event which hastened the downfall of the US backed regime headed by the Shah.
This attack upon Iran by the Soviets was countered by the Americans in April, 1979 when they unleashed one of their newly developed ‘atomic powered’ earthquake weapons against the former communist Nation of Yugoslavia which resulted in a 7.2 magnitude earthquake.
Since the late 1970’s, the United States has ‘greatly advanced’ the state of its earthquake weapons and, according to these reports, now employees devices employing a Tesla Electromagnetic Pulse, Plasma and Sonic technology, along with ‘shockwave bombs’ they have previously been accused by Russia of employing in their war against the Afghan peoples when one of these ‘devices’ was exploded in Afghanistan in March, 2002 triggering a devastating 7.2 magnitude earthquake.
Interesting to note in these reports are their stating that the earthquake weapons test conducted by the US Navy this week in the Caribbean that destroyed Haiti was ‘most probably’ based upon the same type of Tesla technology held responsible for the catastrophic January17, 1995, 6.8 magnitude earthquake that laid to waste the Japanese city of Kobe, and which the mysterious Aum Shinrikyo cult had warned 9 days prior was going to occur, and as we can read:
“Aum’s charismatic guru, Shoko Asahara, predicted the Kobe quake nine days before the event. In an 8 January 1995 radio broadcast, Asahara stated “Japan will be attacked by an earthquake in 1995. The most likely place is Kobe.” Hideo Murai, the lat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nister for Aum Shinrikyo also adhered to this view. Murai – said to have been the most intelligent Japanese who ever lived – was murdered in a Yakuza orchestrated assassination shortly after speaking on the record to foreign news correspondents.
“Murai presented his allegation in an April 7 1995 news conference at the Foreign Correspondent Club in Japan. In answer to questions about the Kobe quake, Murai said “There is a strong possibility of the activation of an earthquake using electromagnetic power, or somebody may have used a device that applied force inside the Earth.” The Aum leadership believed the Kobe quake an act of war: “The City of Kobe was hit by a surprise attack…” they claimed, adding the City was an “…appropriate guinea pig.”
Note: The Aum Shinrikyo religious order was destroyed shortly after their releasing of this information to the public when blamed for the March 20, 1995 sarin gas attack upon the Tokyo subway system which resulted in 11 of their members, including their leader, being sentenced to death. FSB reports on Aum Shinrikyo further state that their knowledge of the planned use of these ‘doomsday’ devices was gained from the US computer hackers belonging to the Branch Davidian religious order who had penetrated some of the American defense establishments most secret files and resulted in their, likewise, being completely destroyed in what is now known as the Waco Siege ordered by then US District Attorney, and currently Obama’s US Attorney General, Eric Holder.
The Tesla weapons being develop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re based upon the research of Nikola Tesla who was an inventor and a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ngineer. He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ntributors to the birth of commercial electricity and is best known for his many revolutionary developments in the field of electromagnetism in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Tesla’s patents and theoretical work formed the basis of modern alternating current (AC) electric power systems, including the polyphase system of electrical distribution and the AC motor, with which he helped usher in the Seco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Tesla is also credited as the inventor of modern radio by the US Supreme Court.
To Tesla’s earthquake weapons research conducted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we can further read:
“He put his little vibrator in his coat-pocket and went out to hunt a half-erected steel building. Down in the Wall Street district, he found one; ten stories of steel framework without a brick or a stone laid around it. He clamped the vibrator to one of the beams, and fussed with the adjustment until he got it.
Tesla said finally the structure began to creak and weave and the steel-workers came to the ground panic-stricken, believing that there had been an earthquake. Police were called out. Tesla put the vibrator in his pocket and went away. Ten minutes more and he could have laid the building in the street. And, with the same vibrator he could have dropped the Brooklyn Bridge into the East River in less than an hour.
Tesla claimed the device, properly modified, could be used to map underground deposits of oil. A vibration sent through the earth returns an “echo signature” using the same principle as sonar. This idea was actually adapted for use by the petroleum industry, and is used today in a modified form with devices used to locate objects at archaeological digs.”
Important to note at this point are that modern day experiments seeking to discredit Tesla’s earthquake weapons technology have been directed against structures designed to withstand the effects of earthquakes, buildings which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like those in Haiti today, were not built to withstand such resonance. A most critical difference when viewed in the light of the US Navy’s testing of 2 of these earthquake weapons this past week and where in their Pacific test it resulted in a 6.5 magnitude earthquake hitting the area around the Northern California city of Eureka causing no deaths, their Caribbean test has caused an estimated 500,000 innocents to die.
Equally important to note are these reports stating that ‘more than likely’ the US Navy had ‘full knowledge’ of the catastrophic damage this earthquake weapons test could potentially have upon Haiti and had pre-positioned their Deputy Commander of their Southern Command, General P.K. Keen, on the island to oversee relief efforts if needed.
To the end result of these weapons being tes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these reports warn, are for the Americans planned destruction of Iran through a series of catastrophic earthquakes designed to bring down their present Islamic regime.
Most unfortunately in all of these events are the peoples of Haiti, who are suffering under conditions so horrible, that even in the best of scenarios, their functioning as a viable Nation has completely come to an end, and for reasons and purposes they have no comprehension of at all as they have become just the latest victim in the New Great Game that will decide the winners and losers of this 21st Century.
By: Sorcha Faal
2010-1-14
《America’s New World Order Agenda》
by Stephen Lendman
2011-11-13
New world order strategy dictates major global economic, political, and military policies. Nothing happens accidentally.
Events are manipulated. At issue is world dominance. America, Israel, and key NATO nations are partnered to achieve it.
Wars, economic disruption, financial terrorism, and other upheavals play out in real time. Grand schemes lie behind them.
Today’s economic crisis wasn’t happenstance. It was well planned, willful policy to transfer unprecedented wealth to private hands.
Super-rich crooks got richer. Social inequalities deepened. Unmanageable debt levels skyrocketed. “Bailouts" metaphorically mean grand theft. Unknown trillions of dollars, euros and pounds vanished to secret accounts and offshore tax havens.
Currencies are being debased. Crisis conditions worsen. At issue is subverting democracy, ending social justice, and consolidating global power in private hands.
Political analyst Peter Eyre calls it “a well orchestrated master plan to swindle trillions of taxpayer dollars from so many countries."
Pumping them into bank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lets them game the system advantageously. “Are you starting to get the picture?"
“In a nutshell, the elite ‘New World Order’ (rulers) got into bed with the banking and financial sectors, who then got into bed with the governments of the world, who then got into bed with senior political figures, who then told us, the taxpayers, that all your money will now have to be used to bail them out or face economic collapse."
It’s a con, a scam to loot wealth from nations and households. Anyone facing default gets in trouble. Individual borrowers have their assets seized by creditors. Governments have to deal with the loan shark of last resort – the IMF.
Its terms require privatizing public enterprises, mass layoffs, deregulation, deep social spending cuts, wage freezes or cuts, unrestricted access for Western corporations, corporate-friendly tax cuts, increases for working people, undermining trade unionism, and enforcing harsh repression against those who balk.
In sum, its financial terrorism, New World Order tyranny, waging war on nations and humanity for profit and power.
According to Eyre:
“It boggles the mind that a system so vulnerable to manipulation would ever have come into existence in the first place."
It wasn’t by accident or from Adam Smith’s invisible hand. Since the 19th century, it was engineered by Rothschilds, Rockefellers, and other visible ones in league with complicit politicians to the highest levels.
Eyre ended his commentary, saying “Stay tuned for more grime and slime."
War as an Instrument of Control
Wars play an integral role. On September 11, 1990, preparing America for Operation Desert Storm, GHW Bush told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that war on Iraq presented “a rare opportunity to move toward an historic period of cooperation. Out of these troubled times….a New World Order can emerge."
McAlvany Intelligence Advisory defines it as follows:
“A supranational authority to regulate world commerce and industry;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that would control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oil; an international currency that would replace the dollar (and other major currencies); a world development fund that would make funds available to free and communist nations alike; (and) an international police force to enforce the edicts of the New World Order."
A briefer definition is tyrannical money power in private hands. Dictating global policies, what it says goes. Major bank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all the shots. Political leaders genuflect and obey, including when to wage wars against what enemies.
On September 21, 1992, GHW Bush told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that multinational troops would become a New World Order army, saying:
“Nations should develop and train military units for possible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America’s permanent war agenda wasn’t explained. Neither was using “peacekeepers" as imperial occupiers.
Post-9/11, Dick Cheney warned of wars that won’t end in our lifetime. Former CIA Director James Woolsey said America “is engaged in World War IV, and it could continue for years….This fourth world war, I think, will last considerably longer than either World Wars I or II did for us."
In its 2006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QDR), Pentagon commanders called it the “long war." In fact, throughout US history, America waged continual wars at home and abroad.
Obama is Washington’s latest warrior president. Earlier ones included Washington, Madison, Jackson, Lincoln, T. Roosevelt, Wilson, F. Roosevelt, Truman, Johnson, Nixon, Reagan, GHW Bush, Clinton, and GW Bush.
America glorifies wars in the name of peace. The business of America is war and grand theft. One nation after another is pillaged. Libya was the latest. Are Syria and Iran next?
At issue is consolidating wealth and power, subverting democratic freedoms, and achieving unchallenged global dominance through financial manipulation and brute force.
War Is a Racket Based on Lies
General Smedley Butler’s 1935 book titled, “War is a Racket" followed his 1933 speech on the same theme. In it he said:
“I spent thirty-three years and four months in active military service as (a Marine). I served in all commissioned ranks from Second Lieutenant to Major-General. And during that period, I spent most of my time being a high class muscle-man for Big Business, for Wall Street and for the Bankers. In short, I was a racketeer, a gangster for capitalism."
“I helped make Mexico….safe for American oil interests in 1914. I helped make Haiti and Cuba a decent place for the National City Bank boys to collect revenues in. I helped in the raping of half a dozen Central American republics for the benefit of Wall Street."
“The record of racketeering is long. I helped purify Nicaragua for the international banking house of Brown Brothers in 1909 – 1912. I brought light to the Dominican Republic for American sugar interests in 1916. In China, I helped to see to it that Standard Oil went its way unmolested."
“During those years, I had, as the boys in the back room would say, a swell racket. Looking back at it, I feel that I could have given Al Capone a few hints. The best he could do was operate his racket in three districts. I operated on three continents."
America’s global empire stretches everywhere. Super-weapons Butler couldn’t have imagined enforce it. By going public, he was an American hero. Who in today’s military can match him? Who’d dare try?
Cowards waged war on Libya. On November 10, NSNBC said Libyans haven’t enough basic foods to survive. “Tens of thousands of small businesses were destroyed." People can’t support their families.
Public anger rages against NATO. Libya’s a “powder keg ready to explode at any time." Suspected Gaffafi loyalists are arrested and tortured daily.
Libyan-style democracy includes “murder(ing), tortur(ing), and imprison(ing)" anti-Nato resisters. Foreign occupiers from Qatar, UAE, and other nations are instructed to terrorize Libyans to submit.
Nonetheless, resistance continues. Fighting rages across Libya. Everyone has weapons. Gaddafi wisely armed millions. By restricting enough supplies, NATO made food a weapon of war.
Washington, Britain, France, and belligerent partners also transformed Africa’s most developed country into its least. For many, getting enough life sustaining essentials requires fighting for them. Libya metaphorically symbolizes New World Order tyranny. Perhaps Syria and Iran ARE next.
Last March, Syria’s externally generated uprisings began. Despite legitimate grievances, Washington orchestrated change there like elsewhere in the region.
It’s part of its imperial “New World Order/New Middle East" project to control North Africa, the Middle East and Central Asia to Russia’s borders.
For over a decade, planned regime change targeted Iraq, Afghanistan, Lebanon, Iran, Somalia, Sudan, Libya, Syria, and other global countries.
Libya’s model was test marketed and readied for future aggression. Targets are selected well in advance.
IAEA’s fabricated Iranian report may ignite what’s planned next. On November 12, Haaretz headlined, “US demands Iran respond to IAEA report within days," saying:
Attending a Pacific Rim summit, Hillary Clinton issued demands, saying:
“Iran has a long history of deception and denial regarding its nuclear program and in the coming days we expect Iran to answer the serious questions raised by this report."
“The US will continue to consult closely with out allies on the next steps we take to increase pressure on Iran."
Clinton, Obama and other top US officials are inveterate liars and war criminals. America thrives on “deception and denial," raging lawlessly on a global scale.
Iran threatens no one. Its nuclear program is peaceful and nonmilitary. No evidence disproves it. Saying so is false.
Kazem Gharib-Abadi, Iran’s permanent Executive Council representative to the Organization for the Prohibition of Chemical Weapons (OPCW) told Press TV:
“The recent IAEA report is a historic and international mistake which has endangered the agency’s credit, and is based on political provocation and false claims made up of fabricated US (and Israeli) information."
Iran dismissed the report as “unbalanced, unprofessional and prepared with political motivation and under political pressure by mostly the United States."
Independent experts agree. It lacks credibility. America’s intelligence established refuted it last March. IAEA’s information predates 2003.
It’s worthless, but could ignite war if Washington plans it with Israel and other willing NATO partners. Stay tuned. Further updates will follow.
http://sjlendman.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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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 Lies Launch Wars》
by Stephen Lendman
2011-11-12
In “The Art of War," Sun Tzu said “All war is based on deception."
What worked in ancient times more than ever applies now, given instant ways of communicating globally and super-weapons Washington and Israel threaten to use like hand grenades.
In “Doctor Faustus", Christopher Marlowe mentioned “the face that launched a thousand ships." He referred to Helen of Troy (formerly of Sparta).
To win her back, Greeks launched 1,000 warships. According to Greek mythology, the Trojan War followed.
Homer’s Odyssey and Iliad recounted it. So did Roman poets Virgil and Ovid. Homer said it lasted 10 years. Mythological goddess quarrels started it.
Real, mythological, or fabricated reasons work equally well. Then it was Athena and Hera v. Aphrodite. Today it’s “war on terror" fear tactics.
Near its end, Greeks entered Troy in a Trojan Horse. America’s perhaps was 9/11. Both were duplicitous acts used to ravage targeted enemies.
The expression, “beware of Greeks bearing gifts" originated from back then. According to Homer and other Greek literature, they burned the city, captured Trojan women, rescued Helen, and returned her to Menelaus, her husband.
Fear, misinformation, and deceit work best enlisting popular support, whether in ancient China, Greece or modern times. Television today supplies it.
From its earliest days, it lied, distracted, entertained, and provided a platform for corporate America to control thought, manipulate public opinion, and sell people junk they don’t need.
In a June 1950 commencement speech, Boston University President Daniel Marsh said, “If the (television) craze continues….we are destined to have a nation of morons."
In May 1961, Kennedy’s FCC chairman Newton Minow called commercial television a “vast wasteland." He suggested watching it for a day “without a book, without a magazine, without a newspaper," with no distractions.
“Keep your eyes glued to that set until the station signs off" as it once did before 24 broadcasting. “I can assure you that what you will observe is a vast wasteland, (a) procession of game shows, (nonsensical) formula comedies….blood and thunder, mayhem, violence, sadism, murder, western bad men, western good men, private eyes, gangsters, more violence, and cartoons."
“And endless commercials – many screaming, cajoling, and offending….And if you think I exaggerate….try it."
Try it now. It’s the same on hundreds of channels round the clock ad nauseam.
Communication theorist/media critic George Gerbner once said television has nothing to tell and everything to sell.
In his book,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Neil Postman said “Americans are the most entertained and least informed people in the world," knowing little or nothing about what matters most.
Famed comedian Ernie Kovacs once said television is called a medium because it’s neither rare or well done.
Because most people rely on it for news and information, a nation of “morons" lets America get away with murder.
America’s Permanent War Agenda
In his book titled, “Perpetual War for Perpetual Peace," Gore Vidal said:
“our rulers 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have made sure that we are never to be told the truth about anything that our government has done to other people, not to mention our own."
In his book titled, “Dreaming War," he compared GW Bush’s imperial ambitions to WW II and subsequent Truman Doctrine pledge:
“To support free peoples who are resisting attempted subjugation by armed minorities or by outside pressures."
At issue was keeping Greece and Turkey from going communist. Applied globally, it initiated America’s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strategy.
Ever since, it lurched from one war to another to benefit war profiteers and advance America’s imperium, no matter the body count to achieve both.
In his 1953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revisionist essays titled, “Perpetual War for Perpetual Peace: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Foreign Policy of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and It’s Aftermath," Harry Elmer Barnes wrote:
“If trends continue as they have during the last fifteen years, we shall soon reach (the) point of no return, and can only anticipate interminable wars, disguised as noble gestures for peace."
“Such an era could only culminate in a third world war which might well, as Arnold J. Toynbee has suggested, leave only the pygmies in remote jungles, or even the apes and ants, to carry on ‘the cultural traditions’ of mankind."
Deception, misinformation, popular fiction, and Big Lies launch wars – all of them. Television today incites them. Earlier times, however had other ways to enlist public support or at least avoid opposition enough to stop them.
Historian Gabriel Kolko explained nothing good about “the good war," WW II, or any others. None achieve peac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ne conflict begets others. Endless destructive cycles follow. Countless millions die. Vast destruction ravages countries. Human misery, not liberation, results.
Since the 19th century, imperial wars shaped American life. Waging them is prioritized. Technological expertise produces killing machines. Industrial America suffered.
Human needs go unmet, today more than ever in modern times. State capitalism partners with business waging war. Uneducated, disadvantaged, impoverished, disconnected, restless, angry millions get left on their own sink or swim.
Others go to war to get killed, injured, maimed, or emotionally scared for life with nothing in return benefitting them.
In his January 1961 farewell address, Dwight Eisenhower warned about: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citing the “grave implications" of a “coalition of the military and industrialists who profit by manufacturing arms and selling them to the government."
He said “we must guard against the acquisition of unwarranted influence….by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The potential for the disastrous rise of misplaced power exists and will persist."
He added that:
“Every gun that is made, every war ship launched, every rocket fired signifies, in the final sense, a theft from those who hunger and are not fed, from those who are cold and not clothed…."
Today, dominant “iron triangle" authority runs America’s war machine. With sitting presidents, it consists of Congress, the Pentagon, and defense industry profiteers, including producers of sophisticated technology for digital age warfare Eisenhower couldn’t have imagined.
In combination, they addicted the nation to war, not for threats. It’s for power and profits. Why else would war be America’s business!
In his book titled, “JFK and the Unspeakable: Why He Died and Why It Matters," James Douglas discussed many reasons. Key was his opposition to force.
After the Joint Chiefs demanded troops for Laos, he told Geneva Conference representative Averell Harriman:
“Did you understand? I want a negotiated settlement in Laos. I don’t want to put troops in."
He opposed nuclear weapons use in Berlin and Southeast Asia. During the 1962 Cuban missile crisis, he refused to bomb or invade. Afterwards he said, “I never had the slightest intention of doing so."
In June 1963 (a few months before his assassination), he called for abolishing nuclear weapons, ending the Cold War, and advancing “general and complete disarmament."
In October 1963, he signed National Security Action Memorandum (NSAM) 263 to withdraw 1,000 US forces from Vietnam by year end and all of them by 1965.
He wanted “to splinter the CIA in a thousand pieces and scatter it to the winds."
Before Gaza, the West Bank and East Jerusalem were occupied, he supported UN Resolution 194, authorizing diaspora Palestinians’ right of return they never got.
He wanted the American Zionist Council (AIPAC’s original name) registered as a foreign agent. He opposed Israel’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He wanted peace, not conflicts. It cost him his life. Future presidents got the message. The rest, as they say, is history.
Canadian Law Professor Michael Mandel explained imperial America’s lawlessness in his 2004 book titled, “How America Gets Away with Murder: Illegal Wars, Collateral Damage,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He discussed Justice Robert’s Jackson’s Nuremberg “supreme crime" declaration. It’s more than ever relevant given America’s out-of-control belligerence, ravaging the world one country at a time or in multiples.
At Nuremberg, Jackson said:
“To initiate a war of aggression….is not only an international crimes; it is the supreme international crimes differing only from the other war crimes in that it contains within itself the accumulated evil of the whole."
In 1950, the Nuremberg Tribunal defined crimes against peace as:
“(i) Planning, preparation, initiation or waging of a war of aggression or a war in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eaties, agreements or assurances; (and)
(ii) Participation in a common plan or conspiracy for the accomplishment of any of the acts mentioned under (i)."
After WW I, Kellogg-Briand in 1928 renounced aggressive war, prohibiting its use as “an instrument of national policy," except in self-defense.
Sixty-three nations were signatories, including America, Britain, France, Germany, Italy, Soviet Russia, and Japan. The US Senate approved the treaty 85 – 1. Like Nuremberg, it’s binding international law.
Washington’s war machine hardly slowed. WW II followed as well as perpetual others thereafter. Even then, the business of America was war. It’s more than ever that today.
Its “scourge" wants power, profits and unchallenged dominance. Today, America wages it globally against humanity. International law is defied. So is morality and common sense.
International peace, security, stability, equity, justice, and freedom are non-starters. Only war spoils matter, including benefits derived from them in all forms.
Since WW II, America, its NATO partners and Israel waged regular aggressive wars. Millions of noncombatant civilians perished. Appalling human suffering resulted.
Washington’s imperial war machine is today’s greatest threat, ravaging the world one country at a time. Congressional authority was abdicated. Presidents can act on their own.
In September 2001, Congress approved the Authorization for Use of Military Force (AUMF) for “the use of United States Armed Forces against those responsible for the recent attacks launched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War on terror" authority accelerated permanent wars. Presidents now wage them at their discretion.
Where it all ends, who knows. No one’s able to stop them. Short of finding a way, free societies, planet earth and humanity hang in the balance. Even risks that great are ign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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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 of Words on Iran》
by Stephen Lendman
2011-11-11
Provocative rhetoric followed release of the IAEA report on Iran’s nuclear program, despite baseless allegations in it.
In October 2009, the Agency leaked a document titled “Possible Dimensions of Iran’s Nuclear Program" to the New York Times. At issue was circumventing then IAEA head Mohamed ElBaradei. Allegations in it were spurious. As a result, he wouldn’t touch it.
Two months later Yukiuya Amano replaced him. IAEA was politicized. In December 2010, the London Guardian published a leaked US embassy cable saying he’s “director general of all states, but in agreement with us." Its title was: “Amano ready for prime time."
A November 2010 Guardian article headlined, “Nuclear Wikileaks: Cables show cosy US relationship with (new) IAEA chief."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 Geoffrey Pyatt was quoted, saying:
Amano will “overcome bureaucratic inertia (and) modernize Agency operations…." He’s “solidly in the US court on every key strategic decision, from high-level personnel appointments to the handling of Iran’s alleged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In other words, he’s there to salute and obey orders, not be nonpolitical and impartial. He hasn’t disappointed.
America’s media jumped on his new report, again suggesting “possible military dimensions to Iran’s nuclear program" with no evidence whatever proving it. Nonetheless, US, Israeli and UK belligerents bellowed it. So far, nothing’s gone beyond rhetorical saber rattling.
Whether or not war’s planned isn’t known. Cooler heads in high places know the risk. Minimally it could engulf the entire region disastrously. Worse would be general war, possibly involving Russia and China.
Once something starts, anything’s possible, even unthinkably using of nuclear weapons to destroy underground facilities. Doing so would risk many thousands of lives and widespread radiation contamination.
Guardian writer Julian Borger headlined, “The IAEA report: what does it mean and will it lead to war with Iran?" saying:
“There is nothing in the report that was not previously known by the major powers. The West and Israel (supplied information on alleged) weapons development…."
“Furthermore, the bulk of the report is historical," pre-2003. Clearly it shows Iran’s not “rac(ing) to a bomb."
“Obama….has no stomach nor money for another war, and (Pentagon) generals insist that every way they game the scenarios, America comes out the loser.”
Former IAEA inspector/later department director Robert Kelly called Amano’s report “very thin," a “real mish-mash," including “amateurish analysis…I thought there would be a lot more there….It’s certainly old news. It’s really quite stunning how little new information is in there."
In 2005, Kelly examined Amano’s original documents. Gotten from a mysterious laptop, they alleged a so-called “green salt project" to provide clandestine uranium, high-explosives testing, and reengineering a Shahab-3 missile to carry a nuclear warhead.
From them, Kelly discounted possible Iranian military applications, suggesting documents were forged, saying:
“There is nothing to tell that those documents are real. My sense when I went through (them) years ago was that there was possibly a lot of stuff in there that was genuine, (but) it was a kind of junk."
The little high quality material in them amounted to “two or three pages that wasn’t related to anything else in the package. It was on a different topic, and you just wondered" whether fake evidence was planted.
He recalled 1993 and 1994 when the IAEA got “very complex forgeries" on an alleged Iraq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Those documents had markings on them (to) resemble Iraqi (ones), but when we dug into them they were clearly forgeries."
In 2002, Kelly said the IAEA got “pretty bad" Italian forgeries on Iraq’s alleged Niger nuclear links. That was then. War resulted. Now perhaps Iran’s targeted unjustifiably.
Shannon Kile,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Nuclear Weapons Project head, said:
Iran “doesn’t seem to have the same North Korea-like obsession with 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s. That’s nowhere to be found in the (IAEA) evidence."
“Yes, Iran is making progress. They’ve covered the waterfront in terms of the main technical areas that you need to develop a nuclear weapon. But there is no evidence they have a dedicated program under way."
Nonetheless,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Wayne Madsen sees “War Clouds Form(ing) over Iran," saying:
“Israel’s strategy is to make certain that its plans to attack Iran’s nuclear facilities and, perhaps other targets, meet no opposition from (US) diplomatic circles…."
As a result, “Asian nations want to freeze the United States out of interference in Asia." Worrisome signs include Israel’s “open secret ally, Saudi Arabia," appointing former Egyptian intelligence head Omar Suleiman advisor to Crown Prince Nayef bin Abdul Aziz al-Saud.
Washington’s increasing its presence in Kuwait, Bahrain, Qatar, UAE, Oman and perhaps elsewhere in the region. New CIA and Pentagon Predator drone bases were established in Djibouti, Seychelles, Ethiopia, and reportedly Saudi Arabia. More are planned.
Obama’s “under tremendous (Israeli Lobby) pressure (to) support an Israeli military strike on Iran…." Doing so would involve Washington and perhaps other NATO partners. To assure pro-Israeli voter support, Obama would have to go along.
Given the potential for war, Russia, China, their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member states, India, Turkey, and other regional nations show justifiable alarm.
On November 10, Israel National News headlined, “Report: Israel Preparing ‘Christmas Surprise’ for Iran," saying:
Britain’s Daily Mail said Israel may attack “Iran’s nuclear facilities….as soon as December 25…." An unnamed senior Foreign Office official said, “We’re expecting something as early as Christmas," or very early in the new year."
Foreign Secretary William Hague said the IAEA report “completely discredits" Iran’s nonmilitary dimension claim.
Israel Defense Minister Ehud Barak told Israeli Radio, “We continue to recommend to our friends in the world and to ourselves, not to take any option off the table," suggesting a possible attack.
Haaretz reported that Amir Kahanovich, chief economist at Israel’s Clal Finance saying attacking Iran would exact far too high an economic price for the world to accept.
He cited sharply higher oil prices, disrupted global trade, and more affecting Israel and other nations.
Israel’s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Ephraim Kam doubt stiff sanctions are coming. Russia and China won’t tolerate them. They’d also risk greater economic fallout. At most, he says “another round of light sanctions."
US Defense Secretary Leon Panetta said attacking Iran should be a “last resort." Doing so would have serious regional repercussions, he believes. Potentially they could be much worse.
Interviewed on Press TV, historian Peter Rushton accused Israel of escalating anti-Iran hysteria, adding:
“I think voters in Britain and America would do well to take a long hard look at those politicians who are prepared to give limitless trust to Israel at the expense of their own people" and regional peace.
Hezbollah leader Seyyed Hassan Nasrallah expects regional war to erupt from attacking Iran.
Also interviewed on Press TV, independent journalist Nader Mokhtari said:
“The United Nations has lost its basic functions for a very long time. (It) has not been able to intervene effectively in matters that it should have been able (to), according to its charter…."
Its structure prevents “99% of the world (from having) a say in running world affairs, and a select few" decide everything, including on those issues most important.
America has virtual veto power on all issues. With Israel, it threatens attacking Tehran unjustifiably. Its allegations are baseless. Regional war may follow with unpredictable consequences. The danger is real and frightening.
A Final Comment
Last May, George Mitchell left his White House Middle East envoy post. Rumor at the time suggested it was because of his deputy Dennis Ross’ extreme bias.
Anti-Defamation League head Abe Foxman calls him Israel’s “advocate." Middle East analyst Aaron David Miller calls him “Israel’s lawyer." Others call him a Zionist hardliner up to no good for Palestine or Israel’s regional rivals.
Some say he was forced out. Now he’s stepping down. On November 10, The New York Times headlined, “Obama’s Influential Mideast Envoy to Resign," saying:
He’s stepping down “at a time when Israeli-Palestinian peace talks are frozen and tensions over Iran are flaring anew."
Ross gave the usual reason about wanting to spend more time with his family. Others cite his duplicity, extreme bias, and failure to accomplish anything beyond representing Israel at a time its influence is waning.
Earlier he served as GHW Bush administration’s State Department Policy and Planning director, after which he became Clinton’s Special Middle East Coordinator.
He’s also co-founder of the AIPAC-backed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WINEP). It’s an extremist pro-Israeli front group. Ross will return after leaving his present post.
WINEP’s Board of Advisors includes a rogue’s gallery of figures like Richard Perle, George Shultz, Robert McFarlane, James Woolsey, and former US Israeli ambassador Samuel Lewis.
James Petras once called Ross “a virulent Zionist advocate of Israel’s ultra-militaristic policies, including an armed preemptive attack on Iranian nuclear and military installations."
“Ross is an unconditional supporter of the Israeli starvation siege of (Gaza), and fully backed Israel’s savage (2006) air attacks against civilian targets in Lebanon."
No friend of Palestine, he one-sidedly backs Israel’s worst lawlessness. He won’t be mi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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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s Media War on Iran》
by Steve Lendman
2011-11-11
When Washington goes to war or threatens it, America’s media march in lockstep, cheerleading. Fiction substitutes for fact.
News is carefully filtered, dissent marginalized, and supporting imperial belligerence substitutes for full and accurate disclosure.
As a result, patriotism means going along with rogue policies. Never mind rule of law principles and democratic values. Free and open societies are risked. So is humanity if belligerents overstep.
The IAEA Iranian nuclear program report stirred a hornet’s nest of inflammatory commentary, no matter the agency’s fabricated contents. Previous US intelligence assessments refuted them, including most recently in March 2011.
Nonetheless, IAEA allegations proved red meat for America’s media. Commentaries from three major broadsheets are typical.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On November 8, deputy Journal editorial page editor Bret Stephens headlined, “Now For a Real Iran Debate," saying:
“There’s no scarcity of reliable information about Iran’s nuclear programs, licit and illicit." At issue only is how Washington and Western allies act “to check them."
In September, IAEA said “Iran had enriched 4.5 tons of low-enriched uranium – sufficient, with further enrichment, for three or four bombs – and that a third of the uranium had been enriched in the last year alone."
It also said “Iran had begun more advanced centrifuges, capable of enriching uranium at a significantly faster rate than" earlier ones. “So much for the success of sanctions in shutting down Iran’s underground network of nuclear-parts suppliers."
Fact check
Iran’s nuclear program is peaceful and nonmilitary. No credible evidence suggests otherwise. Its operations follow standard procedures. Other nations follow them. None are vilified. Nothing done is illegal. Beating up on Iran bogusly discredits anyone doing it.
“So much for the enabling fiction that was the 2007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which judged ‘with high confidence’ that Iran ‘halted it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in the fall of 2003."
So much for a Journal editor accepting fabricated IAEA information, refuted by US intelligence as recently as March 2011 in its America’s Annual Threat Assessment of the 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He continued saying pursuing diplomacy or more “sanctions guarantees failure, signals weakness, and emboldens the hardest of Iranian hardliners."
Time’s “no longer on the West’s side….(F)urther delay only increases the complexity and uncertainties of any strike."
Short of supporting war, Stephen railed against Iran, saying Western leaders should “hasten the regime’s demise." How he didn’t say or explain that every nation’s sovereignty is inviolable, whether or not he approves.
The New York Times
A Times editorial headlined, “The Truth About Iran," saying:
Despite using fabricated, discredited, old information with no credibility, The Times called IAEA’s document “chillingly comprehensive….What gives the report particular credibility is its meticulous sourcing."
Russia, China and other nations “have been shielding Iran." Security Council members must “quickly impose a new round of even tougher sanctions…."
Fact check
For years, Times writers and commentators beat up mercilessly on Iran. In June 2009, Iran’s presidential election was more democratic than America’s rigged process.
Nonetheless, a Times editorial headlined, “Iran’s Nonrepublic," claiming “government authorities bulldozed the results" so incumbent Ahmadinejad’s victory was “bogus."
Instead of journalistic integrity, The Times claimed Ahmadinejad stole the election with no evidence whatever proving it. Rhetoric substituted for reasoned commentary in typical Times style.
In contrast, when the Supreme Court reversed America’s 2000 popular vote (and electoral one learned months later) to install its own favorite, a Times editorial supported Bush’s illegitimacy and his “unusual" post-election “gracious(ness)."
No matter that Al Gore won and they knew it. No matter what’s now known about a rogue administration terrorizing humanity.
Stopping short of supporting war, The Times said striking Iran’s nuclear facilities “would not set (it) back for very long. It would rally Iranians around their illegitimate government….The last round of sanctions was approved 17 months ago."
Russia and China oppose more. “So long as that enabling continues, Iran will keep pushing its nuclear program forward."
Fact check
In April 2010, Ron Paul addressed HR 2194, the Comprehensive Iran Sanctions, Accountability and Divestment Act, saying:
“I rise in strong opposition," including against its Senate version. Debate replicated lies, misinformation and distortions preceding Iraq 2003. “Propaganda (is) speed(ing) us to war against Iran for the benefit of special interests."
“A vote for sanctions on Iran is a vote for war against Iran." In other words, he called sanctions an act of war.
In 1997,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called economic sanctions “a war against public health." Sanctions constitute war by other means. Manipulated money power in private hands used irresponsibly is financial war.
Delegitimizing Iran’s legal nuclear program shows which side Times editors support. They’re the same anti-populist power and wealth ones they always back on all vital issues.
The Washington Post
A WP editorial headlined, “Running out of time to stop Iran’s nuclear program," saying:
The IAEA “spelled out in detail what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have known for a long time: Iran’s nuclear program has an explicit military dimension, aimed at producing a warhead that can be fitted onto one of the country’s medium-range missiles."
Fact check
Substituting bombast for truth, Post editorializing got another black eye. Throughout the piece, accuracy was nowhere in sight.
Like The Times, Journal, and others like them, however, what else can be expected from establishment broadsheets. They stop short of doing what readers expect – their job.
“The IAEA’s evidence….ought to end serious debate about whether Tehran’s program is for peaceful purposes. That’s why Russia and China tried to block the report."
Never mind that IAEA’s “evidence" lacks credibility. It was fabricated, discredited and out of date. Independent analysts refuted it. All countries should denounce its nefarious purpose, potentially leading to war.
Short of supporting it, the Post said Obama’s got time to act. He repeatedly said “Iran’s acquisition of a nuclear weapon is unacceptable – and the IAEA report makes clear that the danger is growing, not diminishing."
Most dangerous are:
◎ IAEA heads publishing baseless allegations;
◎ America, Israel, and Western nations supporting them;
◎ and disreputable major media opinion writers marching in lockstep instead of doing their jobs responsibly.
Sadly, that’s what passes for corporate-controlled news, commentary and opinion in America.
It’s why more readers go elsewhere for real information and analysis. Hopefully one day they all will!
《對利比亞戰爭的戰略解讀》
2011年10月31日午夜，「北約」正式宣佈結束利比亞戰爭。[1][①] 這場戰爭是“冷戰”後西方首次在非洲大陸發動地區戰爭，也是西方首次“強行改變”當前西亞北非國家的政治進程。
總體看，這場戰爭的爆發與當前特定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背景直接相關。同時，這場戰爭“反過來”又將“重新塑造”利比亞、阿拉伯世界乃至未來國際格局。因此有必要對這場戰爭的基本背景及戰略影響進行必要評估。
一、利比亞戰爭是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日趨失衡”的必然結果
利比亞戰爭的爆發是多種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它與近幾十年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日趨失衡”直接相關。
首先，這場戰爭是當前國際體系急劇轉型的必然產物。
20世紀國際體系主要經歷了兩次重大轉型，並促使體系內國家的行為發生重大變化：二戰結束後，以西方列強主宰世界為主要特徵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世界四大員警”（美、蘇、英、中，主要是美、蘇兩家）共治世界的“雅爾達體系”。
但此後50多年，設想中的“美、蘇合作”最終變成了“美、蘇冷戰”現實。換言之，冷戰之“實”與雅爾達體系之“名”格格不入。這對美、蘇不是好事，但對“夾縫中生存”的第三世界國家卻不然。
一方面，美、蘇“核恐怖平衡”反使世界維持了難得的和平狀態，雙方在第三世界的爭奪總體較為節制，甚少直接發動戰爭。
另一方面，美、蘇為獲得競爭優勢，都將爭取第三世界支持作為制勝籌碼，競相為其提供經濟和軍事援助。這就為諸多第三世界國家提供了閃展騰挪的外交餘地，藉以謀求政治獨立和經濟自主。
而20世紀90年代初蘇東陣營解體使西方勢力一枝獨大，這些年來，西方通過“北約東擴”、（Ｇ８）八國集團、意識形態等紐帶越綁越緊。世界權力結構失衡使“雅爾達體系”名存實亡，並逐漸形成了西方“聯手打壓（顛覆裂解）”非西方國家的“後雅爾達體系”。這種國際體系與力量分佈“名實相副”，因此在該體系下，西方（強者）更富於“侵略性”，其對非西方國家（弱者）干涉（顛覆裂解）更加頻繁。
“冷戰”結束後相當長時期，美、歐忙於分享“冷戰紅利”，通過“北約東擴”與“歐盟東擴”等方式“瓜分”前蘇聯在東歐的“勢力範圍”，從而將東歐和部分前蘇聯版圖日趨納為西方的週邊地帶。[2][②]
而1999年西方發動科索沃戰爭就是因為南聯盟“阻擋”了北約和歐盟東擴的步伐。但近年來，隨著俄羅斯復興，歐、美東擴之路遇到抵制和阻擊，尤其是2008年8月俄羅斯出兵格魯吉亞，而美、歐又未能做出有效反擊，標誌著持續十幾年的東擴進程已成“強弩之末”。在這種背景下，歐、美戰略角逐重心日趨轉向中東、中亞、非洲等資源豐富或地緣位置重要的“中間地帶”，並對“不聽號令”的（主權）國家頻頻使用武力。美國為“深入”中亞和中東，在短短2年時間內接連發動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地區戰爭。
而2011年「北約」“發動”利比亞戰爭“遵循”的正是相似的邏輯。
歐盟早在1995 年就與地中海沿岸12 國“啟動”了旨在加強雙方全面合作的“巴賽隆納進程”。美國也加大在非洲投入力度。
法國總統薩科齊為恢復、擴大法國在非洲影響和利益在2007年競選期間又提出『地中海聯盟』設想，重點加強與北非國家合作，並企圖使阿爾及利亞、利比亞以及臨近的蘇丹和幾內亞灣等重要產油區為法國提供穩定能源。但這些“重返非洲”舉措受到利比亞（格達費反殖民愛國民族主義者）的“掣肘”。利比亞卡紮菲（格達費）政權“民族主義（反殖民愛國主義）”色彩甚濃，他早期曾採取一系列“保護”民族利益的重大措施，如收回美、英在利比亞軍事基地，廢除同西方公司不平等協定，將所有外國公司收歸國有等。即使2003年卡紮菲（格達費）“投靠西方”後其政策仍保持很大獨立性。2008年7月首屆“地中海峰會”召開時，卡紮菲僅派代表作為觀察員出席，他還“批評”『地中海聯盟』設想是“殖民主義者”和帝國主義的回歸。[3][③]
利比亞強烈的“獨立姿態”使其成為歐洲政治和資本力量“南下擴張”的主要“絆腳石”。
就像當年擋住「北約」和歐盟東擴的“南聯盟”必然要遭受西方軍事打擊一樣，利比亞因阻擋了西方（特別是歐洲）新一輪地緣政治/經濟“擴張”浪潮，而為後來遭到西方的軍事打擊埋下伏筆。美、英、法之所以在深受金融危機拖累的困難背景下執意發動利比亞戰爭，正是由於利比亞“阻礙”了北約國家“重返非洲”戰略規劃的實施。[4][④] 此外，2011年（由美帝中情局所屬外圍非政府組織的“Wikileaks維基解密”配合“美國資本勢力”所煽火策動）席捲西亞、北非的“中東波（顏色革命）”使西亞北非地區對外防護能力降至歷史最低點，為西方武力干涉利比亞提供難得機遇。法國因支持突尼斯本•阿裏外交失分，此後又過早承認利比亞反對派而再次面臨外交失敗，因而急於通過發動戰爭挽回在阿拉伯世界形象。[5][⑤]
回顧“冷戰”後發生的數場地區戰爭，前幾場戰爭基本是美國唱主角，歐洲唱配角，而這次的利比亞戰爭歐、美角色正好對調。這從側面說明，歐、美在對付非西方國家時已形成互相“補位”的戰略默契。而這正是西方共治世界的“後雅爾達體系”的典型特色。
其次，這場戰爭也是“壟斷資本主義”“惡性發展”的必然結果。
蘇東社會主義陣營解體後，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在“經濟全球化”名義下迅速“主宰”全球。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大的問題就是因追求“利潤最大化”而導致的“肆意妄為”。在平均利潤率不斷下降趨勢下，資本家為獲得更高利潤而日趨將資本從生產領域“轉向”金融領域，創建了“脫離”實體生產的金融資本。當前，世界（實體）商品交易量所需流通貨幣量只占資本交易量的４%。但金融領域本身不創造財富。金融業的過度繁榮並不意味資本主義找到自我救贖之路，而更像是病情加重後出現的“虛胖和浮腫”。
因為它意味著由４%的“實體經濟”“創造”的剩餘價值要由100%的資本來“分贓”，由此使資本增值空間越來越小，平均利潤率被金融泡沫急劇攤薄而趨近於零。在利潤率趨近於零的背景下，金融資本謀利主要靠“金融炒作”和層出不窮的“金融衍生品”，由此演變為“空手套白狼”的“賭場資本主義”。[6][⑥]
而2008年以來不斷深化的金融危機以及歐美債務危機表明，資本主義經濟已到“無法自我調節”的地步。
在這種“背景”下，“(人為)製造(人禍)災難”就成了緩解經濟危機、獲取利潤的“慣用手段”。這裏的災難既包括由大自然引發的海嘯、颶風、地震、乾旱，也包括（人禍災難）政變、戰爭、恐怖襲擊等社會暴力行為。
“通過”等待和“（人為）製造（人禍）災難”，進行“精心策劃”的“（災難禿鷹）掠奪”，以及將災難視為激動人心的市場機會，意味著資本主義已演變為“災難（禿鷹）資本主義”。[7][⑦] 其主要經濟策略就是“等待一個大危機，然後趁著遭受打擊的人民茫無頭緒之際，把國家資產一塊塊變賣給個人，並且迅速讓‘改革’永久化。”[8][⑧]
從緩解經濟危機角度看，這些（人為製造的人禍）災難和(恐怖主義)暴力手段的“首要經濟目的”就是“打開”原本封閉的新市場。因此，西方武力打擊的重點就是那些阻擋資本擴張、奉行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社會主義政策的(主權)國家，以及市場體制落後、不肯與資本主義體系“接軌(接鬼)”的“化外之邦”。
在歷史上，“資本積累和殖民化過程如同一根紅線貫穿著整個工業化時代。”[9][⑨]
冷戰結束後，西方（禿鷹）“發動”的數場地區戰爭既是爭奪“中間地帶”的地緣政治擴張，更是為將這些國家“強行納入”西方經濟體系的資本擴張。
“經濟絕非這些戰爭唯一的動機，但在每一場戰爭中，重大的集體打擊都被利用來為經濟休克療法鋪路。”[10][⑩]
2003年美國(瞎掰理由藉口)發動伊拉克戰爭前，美國正面臨多年來未遇的經濟衰退。因此小布希（布希三世）政府一直在刻意“尋找”對伊拉克發動戰爭的“藉口”。小布希（布希三世）2006年坦承：
“我這幾年最困難的工作之一，就是如何將伊拉克與反恐戰爭聯繫起來。”[11][11]
而正是在這場戰爭後，伊拉克資源市場逐步“被打開”，同時也為西方資本打開了一個巨大市場。
美國一家公司合夥人興沖沖地說：
“獲得寶潔公司（Ｐ＆Ｇ）產品流通權就像金礦一樣，一家貨色齊全的7-Eleven超市可以打倒30家伊拉克雜貨店；一家沃爾瑪可以接管全伊拉克。”[12][12]
近兩年，歐、美（數位金融泡沫）債務危機持續發酵，經濟形勢嚴峻程度遠比2001年時更甚。而經濟危機嚴重程度歷來與“災難資本主義”“(人為)製造(人禍)災難”的嚴重程度“成正比”。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越是嚴重，西方越有可能因絕望而訴諸武力。[13][13]
2011年利比亞戰爭很大程度就是西方試圖緩解（數位金融泡沫債務危機）國內經濟矛盾的一種手段。利比亞石油儲量非洲第一，而且油質好，開採成本低，且有半數以上未開發（注：利比亞擁有１４１噸黃金），西方如能獲得這一“石油大蛋糕”無疑有助於提升經濟信心。法國外長朱佩不加掩飾地將法國介入利比亞軍事衝突稱作是“對未來的投資”。[14][14]
值得關注的是，在這次戰爭中，越是那些“產業空心化”、金融資本膨脹的國家（如英、法、美）參戰越積極，而實體經濟較為發達的國家（如德國）對戰爭則明顯不熱心。這從一個側面說明：“賭場資本主義”更易演變為“災難資本主義”。
二、利比亞戰爭“加劇”了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失衡狀態
利比亞戰爭是西方首次動用武力“強行改變”當前“中東動盪波”國家原有政治進程，也是冷戰後西方首次在非洲大陸發動的戰爭，因而對利比亞、阿拉伯世界乃至西方自身都已產生並將繼續產生深遠影響。
首先，“後卡紮菲時代”的利比亞可能淪為西方體系中的跟班和“附庸”。
二戰後期，史達林就曾說過：“任何人都會把其社會制度強加給別人，他的軍隊能走多遠，強加的範圍就有多遠。”[15][15]這句凝結著地緣政治學核心智慧的判斷同樣適用於這此的利比亞戰爭。北約武力推翻執政42年的卡紮菲政權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通過改朝換代將利比亞“馴化”為西方政治經濟體系中的“附庸”乃至挺進非洲的橋頭堡。
問題在於，現在畢竟不同於殖民時代，西方可以武力打敗利比亞，但卻不可能直接接管利比亞政權。怎樣才能確保利比亞馴服於西方呢？
從歷史經驗看，西方國家對第三世界國家進行“有效控制”的最有效辦法之一，就是使這些國家保持“政治軟弱”和“經濟依附性”，而“不得不”依靠外部大國。以西方“經略中東”為例。英、法和美國儘管主導中東的歷史時代不同，但其基本思路卻驚人地相似，那就是鼓勵、“扶植”中東國家內代表落後保守勢力、執政基礎不甚牢固的政權。但竭力避免這些國家出現大規模的社會和經濟革命，“避免”代表多數人利益的先進階級上臺掌權。“殖民國家為了支持它的統治，通常會對維持甚至加強殖民地不平等的社會與經濟結構頗感興趣……甚至殖民國家往往會造成新的特權和新的特權集團，以穩定其對殖民地的統治”。[16][16]
這些統治者完全“仰仗”西方支持才能維繫統治，因此不得不悉心維護西方在其國家中的種種利益。這就使西方大國與當地統治人物形成事實上的“結盟”關係。當年英國在挑選費薩爾當伊拉克國王時，英國外交部官員說得非常直白：“我們所要的是一位只滿足于登基為王，而不打算勵精圖治的國王。”“我們需要的是一些有阿拉伯人參加、使我們能放心地離開而同時又能在幕後操縱的政府機構；……而且前提是我們的經濟和政治利益將得到保證。”[17][17]
由此“不難理解”，為何中東成為世界上傳統君主制國家最多的地區。即使在實行君主立憲制的所謂“自由阿拉伯時期”（上世紀20-30年代），阿拉伯國家的統治者還是“不信任自己的人民，而甘願成為西方的奴僕”。[18][18]
而2011年發動利比亞戰爭的兩大主謀——英國和法國，恰好在一戰後曾在阿拉伯世界進行過“委任統治”，而其統治“秘訣”之一就是在各國有意識“培植”代表落後生產方式的王公貴族和部落酋長。這次英、法“故伎重演”，採取了挑撥、激化利比亞國內部落間矛盾的做法。鑒往知今。為了確保對戰後利比亞進行有效控制，英、法不可能允許利比亞再出現“卡紮菲式”的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式領導人，因此必然要“剔除”導致利比亞保持“獨立性”的勢力和制度，同時“大力培植”落後依附性勢力，以及可能導致該國政治衰朽的政治制度。
目前看，“後卡紮菲時代”的利比亞正在朝這個方向發展。從政治制度看，強制轉型使利比亞面臨“軟政權化”危險。據報導，「利比亞全國過渡委員會」已制定長達數年的政治進程時間表，[19][19] 儼然開始向“民主化”國家過渡。但利比亞本質上是個部族國家，境內有140多個部落。這次的利比亞戰爭也有濃厚的“部落戰爭”色彩，民眾對所謂“民主運動”的支持率還不到2%，[20][20]因此該國未來權力分配很難擺脫“部族政治”底色。即便實現所謂“包容性政治”，也不過是“按部族實力分配權力”。這種情況很容易導致利比亞最高權力“碎片化”，使國家陷入形式上統一、實則部落／軍閥割據的“伊拉克化”狀態。
如2011年11月22日成立“過渡政府”後，南部費贊地區的勢力抱怨被邊緣化，東部則有人抗議新政府是“西部人的政府”，一些部落拒絕承認新政府。有學者早就預言：“後卡紮菲時代無論何時出現，但有一點可以預見，那就是利比亞將陷入局勢緊張、危機四伏的狀態，各種社會力量將上演群雄逐鹿的大戲。”[21][21]在這種內訌不止的情況下，利比亞將不得不更多“仰仗”西方，而不太可能再與西方為敵。
從階級屬性和意識形態看，掌管利比亞未來的是一種比卡紮菲政權“更加落伍”的勢力。利比亞“食租經濟”的特點決定了該國最大的問題不是如何賺錢，而是如何分配財富。因此該國未來“舉什麼旗”，“走什麼路”的問題至關重要。而目前即將執政的「全國過渡委員會」內部魚龍混雜，[22][22] 東部反叛部落高舉的大旗居然是1969年被推翻的伊德里斯王朝用過的旗幟。“過渡委”顯然不能代表歷史進步力量。如果沒有西方武力“支持”，它根本不可能奪權上臺。事實上，儘管戰爭已經結束，執政當局（帶路黨）卻仍“要求”北約繼續呆在利比亞，[23][23] 這足以表明其執政地位和信心的脆弱性。
不言而喻，這些由（帶路黨）落後勢力掌控的國家越是脆弱，就越需要外界保護，也越願意在資源、主權問題上對西方做出大的“讓步”。利比亞戰爭期間，反對派（帶路黨）為換取法國支持曾承諾戰後法國可控制利比亞35%的石油生產。10月中旬，時任“過渡委”主席的賈利勒（帶路黨）宣稱，利比亞新政府將“優先考慮”讓西方參戰國進入利比亞商業領域。[24][24] 換句話說，未來的利比亞外交很可能是當年伊德里斯王朝的翻版，而“不可能”繼續保持“獨立自主”地位。這種“依附性”前途對利比亞民眾國民當然不是好事，但卻正中西方下懷——唯有如此，西方才可能有效控制該國，並借其實現預想中的地緣利益和資源利益。
其次，阿拉伯世界的民族復興夢更加渺茫。
阿拉伯世界總共3億多人口，領土面積超過1400萬平方公里，還擁有世界上最豐富的石油資源，完全有潛質成為世界權力格局中的重要一極。但近百年來，阿拉伯世界卻更多與戰亂、爭端、屈辱、落後、邊緣化等負面辭彙聯繫在一起。造成阿拉伯世界積弱積貧的根源是多方面的，但總的根本乃是該地區地緣版圖“碎片化”。[25][25] 亨廷頓認為，文明集團往往要圍繞一個“核心國家”，它能夠行使維持秩序功能。核心國家或核心國家的缺失或解體一般都意味著混亂和災難。[26][26]
中東地區常年動盪，外部勢力頻頻“插手”與該地區缺乏核心國家直接相關。一戰後，英、法依據1916年秘密簽訂的“賽克斯-皮科特協定”將阿拉伯世界“分割”成若干小國“委任統治”，由此“奠定”了中東地緣版圖“碎片化”的格局。這種災難性的建國史為阿拉伯世界埋下羸弱、動盪和外部干涉的禍端。這些國家實力相當、缺乏佔據支配地位的核心國家，因而“誰也吃不掉誰，但誰也不服從誰”。加之彼此政體、意識形態、政策乃至宗教教派差異甚大，很難建立行之有效的地區性聯盟。相反，每個國家都唯恐地區局勢不利於己，因此不約而同地採取“相互制衡”做法，導致地區內耗不斷，既無力解決內部矛盾，也無力阻擋外敵入侵，甚至“主動邀請”外部勢力介入中東。美國學者伯納德•路易斯曾指出，西方國家只需要人數很少的軍隊就能進入中東核心地帶；而要去趕走這些西方軍隊，則需要另外一個西方國家的軍隊。[27][27] 正是地緣版圖的這種“碎片化”格局使中東豐富的石油資源非但未成為阿拉伯民族之福，反而成為惹來戰爭的禍根。冷戰結束至今，西方發動的5場地區戰爭中，4場在伊斯蘭世界，3次針對阿拉伯國家，而伊拉克和利比亞恰好都是石油資源豐富的國家。
因此，阿拉伯世界要想實現民族復興，擺脫惡性循環的厄運，其基本前提就是謀求阿拉伯各國的團結統一。20世紀50-60年代，以納賽爾和阿拉伯復興社會黨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均強調阿拉伯民族要走聯合自強道路。雖然這種思潮因1967年中東戰爭而走向衰落，但這條路徑仍是阿拉伯世界實現復興的不二法門。
卡紮菲1969年上臺時深受阿拉伯民族主義思潮感染，自視為納賽爾的忠實追隨者，宣導阿拉伯民族主義。他曾指出：
“要想保護阿拉伯人民不遭敵人侵犯，就少不了統一；要想保護阿拉伯國家的成就，就少不了統一；要想保護自己和社會主義，就少不了統一。”[28][28]
執政以來，他先後試圖同埃及、敘利亞、蘇丹、突尼斯、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等國實現聯合或合併，可是都中途夭折，他還被埃及前總統薩達特視為“危險的妄想症患者”。[29][29] 此後這些年來，卡紮菲外交政策重點日趨轉向非洲，並力倡構建“非洲合眾國”、“非洲聯合政府”。[30][30] 但其政治話語中仍保留著反對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主張阿拉伯聯合等重要主張。可以說，卡紮菲已成為阿拉伯民族主義浪潮中的最後一位領導人。[31][31]
而阿拉伯世界如果真的像卡紮菲所說實現“聯合自強”，西方顯然將失去對該地區的控制，而該地區“保持”分裂內訌狀態，更“符合”西方戰略利益。由此不難發現，這些年來，凡是主張依附西方、包容以色列、漠視阿拉伯聯合的阿拉伯領導人，總是被西方奉為座上賓。相反，那些主張獨立自主，謀求阿拉伯團結統一的領導人（如納賽爾、阿薩德、卡紮菲，乃至武力統一者薩達姆等），總是被西方視為眼中釘、肉中刺（死於非命）。卡紮菲作為這批阿拉伯強人中的最後一位，西方巴不得他早點消失。而這次西方聯手打擊利比亞，既是阿拉伯世界地緣版圖“碎片化”的必然產物，同時也包含著“徹底埋葬”阿拉伯聯合的戰略企圖，而卡紮菲之死意味著阿拉伯民族主義時代的“徹底終結”。[32][32] 一些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對此只能徒然憤慨，[33][33]還有人呼籲要舉行抗議，反對卡塔爾及海灣國家參與北約空襲利比亞。[34][34]
2011年席捲西亞、北非的阿拉伯動盪潮，雖然抗議重點是爭取政治尊嚴和經濟公平，但也包含了探索民族復興新路的成分。而突如其來的利比亞戰爭顯然是一場西方“肆意踐踏”阿拉伯國家主權的“殖民戰爭”，同時戰爭結果又是為徹底堵死阿拉伯民族復興的唯一路徑。但面對這場事關阿拉伯世界尊嚴和民族復興大業的“悲劇性事件”，多數阿拉伯國家卻“渾然不覺”，「阿盟」還“充當”了西方打擊阿拉伯國家的“傳聲筒”，鼓動聯合國在利比亞設立禁飛區，卡塔爾和阿聯酋等海灣小國甚至直接參加“圍毆”卡紮菲（11月12日阿盟宣佈停止敘利亞阿盟成員國資格，27日又宣稱對敘進行政治和經濟制裁），客觀上起了激化矛盾的作用。[35][35] 這種“兄弟鬩于牆”的現象從側面說明，阿拉伯民族復興希望更趨渺茫。這場看似聲勢浩大的中東劇變，最終必將虎頭蛇尾，不可能產生什麼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歷史成果。
在喪失了一批有戰略目光的政治家後，阿拉伯世界已很難形成合力。一旦阿拉伯世界內部分裂持久化，阿拉伯世界將空有人口、疆域和資源等潛在優勢，卻始終難以走出戰亂和衰退的惡性循環，繼續淪為西方大國政治的犧牲品。
第三，西方贏得眼前，卻可能失掉長遠。
西方是利比亞戰爭的主要發動者和主要受益者。尤其是在戰爭中出力最多的英、法等國有可能近水樓臺，從利比亞令人垂涎的石油資源以及巨大的國內市場中撈取更多好處。2011年10月下旬，法國和德國商務代表團紛紛到訪的黎波里，與利比亞當局的石油部長等官員閉門會談。英國也派出龐大商務代表團（包括BP和殼牌）訪問利比亞。[36][36] 西方國家顯然開始加速“染指”利比亞戰後利益分配。
從地緣角度看，這場戰事的暫時成功將“刺激”西方繼續進行“軍事冒險”的決心和胃口。利比亞戰爭剛接近尾聲，美國就開始炒作“伊朗暗殺門事件”和伊朗核武報告，軍事打擊伊朗的呼聲日高。[37][37] 卡紮菲被打死剛兩天，美國就宣佈撤回駐敘利亞大使，美國參議員麥卡恩（總統候選競選人）公開叫囂“現在是可能使用軍事行動保護敘利亞平民的時候了”。西方智庫也開始探討軍事干預敘利亞利弊。[38][38] 11月下旬，歐、美用人權草案譴責敘利亞，以金融制裁打擊伊朗，推倒伊敘同盟的用意越來越明顯。
然而，利比亞戰爭本質上是場“非正義戰爭”。它看似得到聯合國授權，實際既忽視了1973號決議關於發揮區域組織或區域安排作用的精神，也超越了聯合國的授權範圍，因此是場缺乏形式合法性的“侵略戰爭”和“殖民戰爭”。[39][39]
同時，北約發動空襲自稱是“防止出現人道主義災難”，但利比亞戰前國內傷亡不過數百人，而西方狂轟濫炸及由此造成的戰端擴大卻導致3萬多人死亡，5萬多人受傷，使之成為缺乏實質合法性的“醜陋戰爭”。[40][40] 這場戰爭的“非正義性”使西方雖然贏得眼前地緣和資源利益，但卻可能因此而輸掉長遠。
一方面，伊斯蘭激進勢力借機坐大，成為西方新的敵人。20世紀七、八十年代中東興起的伊斯蘭復興運動強烈反對西方，因而成為西方的心頭大患。從根本上說，穆斯林之所以“恨”西方正是因為西方在中東推行“霸權主義”，導致國際道義。同時，當年西方出於抗擊蘇聯等實用主義考慮，而“刻意扶植”本•拉丹以及塔利班等伊斯蘭勢力，結果養虎遺患，面臨被其反噬的危險。
而這次利比亞戰爭仿佛是以往歷史的重演。而北約為儘快將卡紮菲趕下臺，主動武裝該國反對派，以致該國長期被壓制的伊斯蘭極端勢力乘機坐大。利比亞執政當局目前兩個最主要的軍事力量都是伊斯蘭勢力。的黎波里實際掌控者、軍事委員會主席貝爾哈吉和東部城市德爾納軍事委員會負責人哈薩迪，均是前極端組織利比亞“伊斯蘭戰鬥團”領導人，主張建立伊斯蘭政權。而過渡委前主席賈利勒也公開稱可能恢復“沙裏亞法”，建立“利比亞伊斯蘭共和國”。[41][41]可以預計，未來利比亞伊斯蘭色彩將日益濃重，並可能出現阿富汗那樣的塔利班式政權。[42][42] 從更大範圍看，伊斯蘭復興勢力正借“阿拉伯之春”強勢歸來，目前“伊斯蘭復興黨”已在突尼斯大選中獲勝，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很可能在本國勝選。伊斯蘭復興主義“回潮”已成為不爭事實。
西方在此敏感時刻在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發動“侵略戰爭”很容易激起更多穆斯林的“反西方”情緒。卡紮菲就將北約空襲視為新的“十字軍東征”，並呼籲對西方發動“聖戰”，[43][43] 而卡紮菲自己身體力行，最終血戰至死，因而成為不少穆斯林心目中的“反西方英雄”。如果“阿拉伯之春”由國內層面的反獨裁、反權貴，轉向外交層面的“反殖民”、反西方，西方一直擔憂的“伊斯蘭與西方衝突”便可能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
另一方面，這場戰爭加深了國際政治的“叢林”色彩，將使西方面臨更大安全挑戰。
“主權國家不容干預”原則本來是弱小國家生存的護身符。但近年來，西方鼓吹“人道主義干預”、“人權高於主權”、“保護的責任”等，不斷挑戰“主權不容干預”基本原則。西方發動戰爭的“藉口”越來越隨意。這次西方發動的利比亞戰爭起因是利比亞政府鎮壓反對派抗議。而類似情況在許多國家時常可見，如果“利比亞模式”成為慣例，任何國家都可能成為西方軍事打擊對象。這不禁讓更多國家人人自危。卡紮菲是在投靠西方、主動放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後遭受軍事打擊的事實更是警醒其他國家領導人：西方國家關鍵時刻靠不住，唯有發展自己的“撒手鐧”，才可能真正保存自己。
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此間公開稱，卡紮菲在核問題上妥協的後果表明，伊朗繼續核計畫是完全正確的。[44][44] 而最近伊朗核能力突進成為熱點話題。整個世界日趨重返“叢林”狀態，使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可能性空前增大，西方未來將面臨更嚴重的安全挑戰。
三、結 論
“播下龍種，卻收穫跳蚤”。
當前風起雲湧的中東劇變本來是一場以民權、民生、民族為主要訴求的革命運動。但突如其來的利比亞戰爭不僅改變了當地原有政治進程，也使“中東波”性質日趨“變味”，更使國際力量對比更趨失衡，國際體系轉換進一步加快。權力與資本擴張日趨借助暴力手段，世界由此變得更不太平。利比亞戰爭剛剛結束，西方打伊朗和打敘利亞的喧囂日漸高漲。不管未來敘利亞和伊朗是否會遭受西方軍事打擊，但可以肯定的是，利比亞戰爭絕不是最後一場殖民戰爭。
而廣大“中間地帶”尤其是中東地區，已成為中國實現和平崛起的重要緩衝地帶，以及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資源供應地，西方在上述地區頻繁進行軍事干預，在客觀上“壓縮”了中國崛起的週邊空間，危害到中國海外經濟利益拓展。[45][45] 80多年前，中國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積四十年之經驗”得出結論，即“欲達到勝利，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46][46] 在西方日趨聯合、戰爭力量日漸增長情況下，制止戰爭的唯一辦法就是世界上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聯合起來。只有當和平力量增長超過戰爭力量增長時，戰爭可能性才會被降至最低，中國可持續發展才會得到有效保障。
文／田文林
《現代國際關係》 2011年第12期
[1][①] “北約宣佈結束在利比亞軍事行動”，http://military.people.com.cn/GB/16090649.html.（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2][②]參見[波蘭]卡齊未耶日•Z•波茲南斯基著，佟憲國譯：《全球化的負面影響：東歐國家的民族資本被剝奪》，經濟管理出版社，2004年版。
[3][③]Bruno Waterfield，“Gaddafi attacks Sarkozy plan for Union of the Med”, The Telegraph，10 Jul, 2008
[4][④]W. Yusef Doucet，“Free Libya is Green Libya: Supporting the Real Libyan Revolution”，http://www.voxunion.com/?p=4644.
[5][⑤] Alan Woods，“After the death of Gaddafi: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Libya”，http://www.marxist.com/ gaddafi-dead-revolution-and-counter-revolution-in-libya.htm.（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5日）
[6][⑥][英]蘇珊•斯特蘭奇著，李紅梅譯：《賭場資本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參見全書。
[7][⑦][加]娜奧米•克萊恩著，吳國卿、王柏鴻譯：《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廣西師大出版社，2010年，第4頁。
[8][⑧][加]娜奧米•克萊恩著：《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第4頁。
[9][⑨][美]斯坦利•阿羅諾維茨、希瑟•高特內主編：《控訴帝國：21世紀世界秩序中的全球化及其抵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4頁。
[10][⑩][加]娜奧米•克萊恩著：《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第7頁。
[11][11]Melissa McNamara，Bush: “We Don’t Torture”，http://www.cbsnews.com/stories/2006/09/06/eveningnews/main 1979106.shtml（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9日）
[12][12][加]娜奧米•克萊恩著：《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第303頁。
[13][13] Gerald A. Perreira，“NATO and Qaddafi: What All Friends of Africa Should Know”，New Dawn，No. 126 (May-June 2011)
[14][14]“法國外長稱介入利比亞是‘對未來的投資’”，http://news.xinhuanet.com/2011-08/29/c_121923156.htm.（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日）
[15][15][美]詹姆斯•希恩著，黃公夏譯：《暴力的衰落》，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第137頁。
[16][16] [美]斯塔夫裏亞諾斯著，遲越、王紅生等譯，黃席群、羅榮渠校：《全球分裂》，商務印書館，1995年，第487頁。
[17][17][美]斯塔夫裏亞諾斯著：《全球分裂》，第581頁。
[18][18] Hilal Khashan, Arabs at the Crossroad: Political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0, p.64
[19][19] “Libya after Qaddafi：A new timetable”，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34813.（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5日）
[20][20]Gerald A. Perreira, “NATO and Qaddafi: What All Friends of Africa Should Know”，New Dawn，No. 126 (May-June 2011).
[21][21][美]羅奈爾得•布魯斯•聖約翰著，韓志斌譯：《利比亞史》，中國出版集團，2011年，第220頁。
[22][22]Daniel Serwer，“Post-Qaddafi Instability in Libya”，CPA Contingency Planning Memorandum No. 12，http://www.cfr.org/libya/post-qaddafi-instability-libya/p25612.（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23][23] David D.Kirkpatrick and Rick Gladstone, “Libya asks NATO to remai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October 28, 2011
[24][24] Alan Woods，“After the death of Gaddafi: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Libya”，http://www.marxist. com/ gaddafi-dead-revolution-and-counter-revolution-in-libya.htm.（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5日）
[25][25]田文林：“地緣政治•中東破碎地帶•利比亞戰爭”，《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年第4期，第26-32頁。
[26][26][美]撒母耳•亨廷頓著，周琪等譯：《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新華出版社，1998年，第167-169頁。
[27][27][美]伯納德•路易斯：《中東》，載[英]約翰•格利賓等：《歷史焦點》，朱善萍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72頁。
[28][28]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譯室編譯：《卡紮菲和利比亞》，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67頁。
[29][29]Robert H. Reid，“Arab strongman: With Gaddafi death, an era passes”，The Economic Times, Oct 22, 2011
[30][30]Babatunde Fagbayibo，“The Libyan revolution: Thoughts on a post-Gaddafi era of African integration”，http://www.consultancyafrica.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846:the-libyan-revolution-thoughts-on-a-post-gaddafi-era-of-african-integration&catid=57:africa-watch-discussion-papers&Itemid=263.(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6日)
[31][31] Robert H. Reid，“Arab strongman: With Gaddafi death, an era passes”，The Economic Times, Oct 22, 2011
[32][32]Mohamad Bazzi，“The Death Of The Qaddafi Generation: The Era Of Arab Strongmen Comes To An End”，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36603/mohamad-bazzi/the-death-of-the-qaddafi- generation.（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33][33]“A Position Statement by the Arab Nationalism List On The Assassination of Mu’ Ammar Qaddhafi And His Comrades, Libya, and Arab Consciousness”, http://freearabvoice.org/?p=1469. (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2日)
[34][34]“The Arab Nationalist List invites you to protest against the Qatari regime in Brussels”, http://www.qawmi.com /?p=2331.（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4日）
[35][35]Ahmed El-Tonsi，“Ottomans, Arabs, Westerners and Libya”，Al-Ahram，17 – 23 November, 2011
[36][36] “Libya’s revolution：Messy politics, perky economics”，The Economist, Oct 8th 2011，http://www.economist.com/ node/21531472.（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9日）
[37][37]The Associated Press, “U.S. strike on Iran likelier than ever, former CIA chief says”, http://www.haaretz.com/ news/diplomacy-defense/u-s-strike-on-iran-likelier-than-ever-former-cia-chief-says-1.303980.(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38][38]Jeffrey White，“Implications of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Syria”，PolicyWatch #1864，October 28, 2011，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templateC05.php?CID=3415.（上網時間：2011年11月5日）
[39][39] “Libya: Colonialism Lives”，http://blackstarnews.com/news/135/ARTICLE/7603/2011-08-26.html.（上網時間：2011年10月31日）
[40][40]Michael O’Hanlon，“Winning Ugly in Libya”，March 30, 2011，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7684/ michael-ohanlon/winning-ugly-in-libya; An Huihou, NATO faces ‘catastrophic success’ in Libya, People’s Daily Online, 29 octobre 2011, http://www.mondialisation.ca/index.php/vdare.com/roberts/index.php?context=va&aid = 26287.（上網時間：2011年11月3日）
[41][41]Marc Lynch，“What the Libya intervention achieved”，October 27, 2011，http://lynch.foreignpolicy.com/posts/ 2011/10/27/ what_the_libya_intervention_achieved?wpisrc=obnetwork.（上網時間：2011年10月30日）
[42][42]有學者已注意到當前利比亞與1992年後阿富汗政局的相似性，參見Michael Semple，“What Post-Qaddafi Libya Has to Learn From Afghanistan”，http://www.foreignaffairs.com/features/letters- from/what-post-qaddafi- libya-has-to-learn-from-afghanistan.（上網時間：2011年11月7日）
[43][43]Ahmed El-Tonsi，“Ottomans, Arabs, Westerners and Libya”，Al-Ahram，17 – 23 November, 2011
[44][44]Fredrik Dahl，“Libya conflict may strengthen Iran nuclear defiance”，http://www.forexyard.com/en/news/ ANALYSIS-Libya-conflict-may-strengthen-Iran-nuclear-defiance-2011-03-24T154942Z.（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9日）
[45][45]W. Yusef Doucet，Free Libya is Green Libya: Supporting the Real Libyan Revolution，http://www.voxunion.com/?p=4644.
[47][46]《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4卷，1991年版，第14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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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亞之戰意在控制中國戰略要害》
文／威廉•恩道爾 （William Engdahl）
（美帝）華盛頓“主導下“的「北約」決定”發動“利比亞戰爭實質上是「北約」以及美國國防部（實為”對外侵略部“的美稱）控制中國要害的戰略的”組成部分“。目前，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石油進口國，對原油和天然氣進口存在巨大的”戰略依賴“。
認真審視非洲地圖，並探究美國國防部（為”對外侵略部“的美稱）新組建『非洲司令部』的原由，就會發現，『北約』”發動“利比亞戰爭實質上是「北約」及美國國防部（為”對外侵略部“的美稱）”控制“中國石油及原材料來源整體戰略的構成部分——對於中國而言，非洲是其最具戰略重要性的石油及原材料來源之一。
「北約」“發動”利比亞戰爭僅與石油有關。不過，鑒於美國有著可靠的國外能源供應，所以這場戰爭的發動應該“並非僅為“控制利比亞高品質原油，而是“為了”使中國“無法長期進口”非洲及中東石油。
換句話說，「北約」及（美帝）華盛頓“發動”這場戰爭（主要戰略目的）就是為了“制衡中國”。
利比亞北臨地中海，與義大利隔海相望。多年來，義大利埃尼石油公司一直是利比亞境內最大的外國石油公司。該國西臨突尼斯和阿爾及利亞，南臨乍得（察德），東臨蘇丹和埃及。就其地理位置而言，對於美國國防部『非洲司令部』“控制”非洲、非洲資源以及非洲資源出口地的長期戰略具有重要意義。
在卡紮菲（格達費）統治下，利比亞“嚴格控制”高品質的原油資源。2006年的資料顯示，利比亞已探明石油規模為“非洲最大”，約占非洲石油總儲量的３５％，甚至比尼日利亞還多。
近年來，中國、俄羅斯以及其他國家都在該國獲得了石油開採權。
很明顯，「北約」及（美帝）華盛頓“發動”利比亞戰爭已經“初見成效”：中國、俄羅斯及巴西不但反對聯合國制裁利比亞，還呼籲利比亞通過談判解決內部衝突，反對北約空襲。
因此，利比亞反對派（帶路黨）下轄石油公司Agoco發言人阿貝加里馬奧夫稱：
“我們和義大利、法國和英國等西方國家之間不存在問題。不過，我們與俄羅斯、中國和巴西之間可能會存在一些政治問題。”
在過去幾年裏，（美帝）華盛頓逐漸認識到，受經濟擴張影響，在不到10年前還是美國“親密盟友”的中國，已經成長為“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
不過，對於華盛頓而言，把中國塑造成“新敵”並非易事，因為美國政府還需要中國（親美媚美精英帶路黨）大量購買美國國債。
今年8月，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向美國國會呈交了2011年度中國軍力報告。該報告稱：
“在過去的10年裏，中國在現代科技領域的巨額投資令中國軍事受益匪淺。許多現代系統日臻成熟，其他系統也會在未來幾年內投入使用。”
報告還稱：“在中國會如何利用其不斷增強的能力的問題上，仍然存在不確定性……中國作為主要國際參與者的崛起，很有可能會重新定義21世紀的戰略格局。”
事實上，在（美帝）華盛頓的潛移默化下，以ＣＮＮ、ＢＢＣ、《紐約時報》為代表的“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宣傳機器”，或是英國《衛報》都會“醜化中國及中國領導人”。對於（美帝）華盛頓及華爾街（金融禿鷹）的許多人而言，中國正變得過於強大，“過於獨立”。為了“控制”這種情況，中國對石油進口的“依賴”就成了其“要害”，而利比亞正恰恰是中國該“要害”的“死穴”。
自“冷戰”後，（美帝）華盛頓一直忽視對非政策，而中國能源及原材料企業在非洲大陸的活動，則為（美帝）華盛頓敲響了警鐘。幾年前，隨著未來能源需求變得越來越明顯，中國針對非洲發起了大規模經濟外交，並於2006年達到高潮：北京鋪上紅地毯，迎接赴華訪問的40多位非洲國家首腦，共同探討一系列經濟問題。對於中國工業現代化而言，沒有什麼比確保未來非洲石油資源更加重要的事情了。
中國開始與被法國、英國或葡萄牙等“歐洲殖民國家”放棄的非洲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乍得（察德）就是其中之一。作為最貧窮、最偏僻的非洲國家，乍得2006年與北京建立了外交關係。2007年10月，“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簽署合約，與乍得政府聯合組建煉油廠。２００２年後，他們開始鋪設石油管道，從位於該煉油廠以南300千米處的一處油田，向該煉油廠輸送石油。受西方國家“支援”的“（美第二中情局）非政府組織（ＮＧＯs）”開始批判中國石油管道對環境的影響。
不過，2003年美國石油公司「雪佛龍（Chevron）」開採乍得（查德）石油資源時，該“（美第二中情局）非政府組織（ＮＧＯs）”卻“一言未發”。
2011年7月，乍得和中國在該國首都恩賈梅納附近開辦合資煉油廠。中國石油企業在乍得的活動與其在蘇丹達爾富爾地區的石油專案有著驚人的相似。
20世紀90年代，在美國石油公司「雪佛龍（Chevron）」放棄其在蘇丹的業務後，中國開始和蘇丹展開合作，後者將越來越多的石油輸入中國。到1998年時，“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已從蘇丹南部油田開始向位於東北部紅海西岸的蘇丹港鋪設了一條長達1500千米的石油管道，並在蘇丹首都喀土穆附近開辦了一家大型煉油廠。
蘇丹是中國首個大型海外油田專案。到2011年初，在中國進口石油中，源自蘇丹的石油，大部分來自“飽受衝突蹂躪”的南部地區，已占到10％。蘇丹日產油量為49萬桶，對華供油量則占到60%。對於中國能源戰略而言，蘇丹至關重要。
從地質角度來看，從蘇丹西部達爾富爾地區經乍得至喀麥隆的廣大地區就是一個巨大的油田，儲量可能相當於一個新的沙烏地阿拉伯。對於“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戰略封鎖”中國未來石油來源而言，“控制”蘇丹南部地區、乍得以及喀麥隆是至關重要的。
成立於2008年的『美軍非洲司令部』是近來西方“軍事行動”的主力。很明顯，該“司令部”的成立就是為了“控制”中國對非洲石油及礦產資源漸增的影響力。2007年年底，（美帝）華盛頓“大西洋理事會”非洲事務專家彼得•法姆公開表示，美軍『非洲司令部』的目標之一，就是確保美國可獲得非洲豐富的碳氫化合物及其他戰略資源，該任務包括減輕這些自然資源的脆弱性，並確保當地不存在對這些資源感興趣的第三方，例如中國、印度、日本或俄羅斯，以獲得壟斷或優惠待遇。
2007年，在美國國會作證支持組建美軍「非洲司令部」的法姆稱，充滿活力的中國經濟的石油饑渴難以得到滿足，而且還需要其他自然資源維持經濟持續發展，而非洲的自然財富使之對中國充滿誘惑力。目前中國日進口石油約260萬桶，其中超過７６.5萬桶石油——約占石油日進口量的１／３——來自非洲國家，特別是蘇丹、安哥拉以及剛果。
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許多分析家都預測非洲——特別是蘊含豐富石油儲量的西海岸沿海國家——將日益成為美、中兩國的戰略競爭舞臺，因為這兩個國家都在尋求擴大自身影響力，並確保各自資源來源。
由此可見，美國“製造”利比亞“政權更迭”及整個“大中東計畫”（隱藏在“阿拉伯春天”的背後），都是為了確保其對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油田的“絕對控制權”，並“控制”特別是中國等國的未來政策。
正如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所說的那樣：
“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國家或國家集團。”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 第407期
摘自2011年10月《環球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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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美歐流氓禿鷹攻打利比亞巨變從而竊取(美歐銀行財團需求恐急的)利比亞擁有的145噸實體黃金 查維茲警惕下令要求全數運回委內瑞拉儲放在美歐銀行、市值110億美元(211噸)的國有黃金金條
《查維茲要求委內瑞拉央行回籠110億美元黃金儲備》
文／張澄
2011年8月19日
委內瑞拉總統查維茲命令央行回籠110億美元的黃金儲備，這些黃金目前由諸如「英國央行」等發達國家的機構持有。
查維茲今天表示，目前委內瑞拉所持的３６５噸黃金中有２１１噸儲備在美國、歐洲、加拿大以及瑞士的銀行中，這些（實體）黃金要“積極回籠”。
此外「摩根大通」、「巴克萊銀行」和「渣打銀行」也持有委內瑞拉的黃金。
在電視講話中，查維茲說，
“自1980年起，我們已經在「英國央行」持有９９噸黃金，現在我同意將之召回，這是一個正確的決定。”
委內瑞拉央行行長Nelson Merentes表示，委內瑞拉的出口收入95%依靠石油，目前該國正在尋求儲備多樣化，計畫將現金儲備由美國和歐洲移至對新興市場的投資中。
這次回籠也意味著全球第15大黃金儲備國在金價今年以來上升28%後的一次大動作。
截至發稿，黃金交易價格已經升至每盎司1816美元。
8月16日委內瑞拉的黃金儲備價值為286億美元。委內瑞拉財長稱，受美元的貶值、美國政府違約的風險以及歐洲債務危機的影響，回籠黃金儲備將更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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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vez Emptying Bank of England Vault as Venezuela Brings Back Gold Hoard》
by Daniel Cancel and Nathan Crooks
2011-8-18
Chavez Orders $11 Billion of Gold Home as Metal Hits Record
In all, Venezuela has 365.8 metric tons of gold reserves, according to the World Gold Council. Photographer: Kerem Uzel/Bloomberg
Venezuelan President Hugo Chavez ordered the central bank to repatriate $11 billion of gold reserves held in developed nations’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Bank of England as prices for the metal rise to a record.
Venezuela, which holds 211 tons of its 365 tons of gold reserves in U.S., European, Canadian and Swiss banks, will progressively return the bars to its central bank’s vault, Chavez said yesterday. JPMorgan Chase & Co. (JPM), Barclays Plc (BARC), and Standard Chartered Plc (STAN) also hold Venezuelan gold, he said.
“We’ve held 99 tons of gold at the Bank of England since 1980. I agree with bringing that home,” Chavez said yesterday on state television. “It’s a healthy decision.”
《有無——薩達姆(伊拉克海珊)的海灣戰爭(波斯灣戰爭)與冷戰後全球大棋局》
（與當前敘利亞局勢高度相關）
莫斯科佔據阿富汗這個博弈支點，試圖借道伊朗去破局“石油美元霸權”，但是這一招“回馬槍”被薩達姆（海珊）擋在波斯灣以東，莫斯科爭勢無果，其博弈操作遂轉向被動，逐漸導向一個結果——莫斯科要在“主動解體”與“被動解體”之間做選擇——莫斯科選擇了“主動解體”。（期間的國內外博弈鬥爭也很複雜，問題本身更極為重要。留做專題討論）
“主動解體”讓莫斯科從“敗局”中挽回一點主動性，這也是莫斯科選擇“主動解體”的“原因”之一，而怎樣利用好這個“主動性”，莫斯科也一定已經做了深刻推演，也一定是在這條“主動解體路線”上的推演結果（和在推演內容中再做出主動佈局，並由此得到的進一步的推演結果）讓莫斯科“可以”確定“主動解體”路線，就是說，在蘇聯解體前後，莫斯科一定在“大棋局”盤面上做了重要的博弈佈署，一定運籌了讓美英土著難以應接的大謀略——
那麼做為主動的博弈者，莫斯科會選擇哪里佈局呢？或者說，美、蘇最後的博弈決鬥會發生在哪里呢？
既然這場決鬥發源于石油美元，此後的博弈平臺仍然還在中東石油產區，那麼莫斯科也一定要在這裏埋下勝負手。
在中東那些土著博弈者中，薩達姆曾經是一個“異動者”，在中東博弈局面上他所處的位置也讓他不得不做一個“異動者”——地緣上，伊拉克南翼是石油儲量第一的沙特，東南方向是沙特的“王權”盟友們，它們和沙特（沙烏地阿拉伯）一道已經（也勢將）被美帝國選擇為“（非民主；專制王權）戰略盟友”，也就基本上失去了博弈者身份；東翼是不能投靠美、蘇兩大霸權中任何一方的伊朗，而伊朗又成為美、蘇的必爭之地，伊朗也就勢必自立為一個中東大局中的土著博弈者。
此外，伊拉克的西翼還有以色列這個特殊博弈者，北翼則是土耳其這個身份特殊的北約國家。那麼，莫斯科要施展它的謀略為“冷戰收盤”佈局，難免要首選伊拉克做道具。
（做為國家，伊拉克的本源在兩河沖積平原上廣大的農耕區域，而農耕區域必定承載了相對眾多的人口，區域內又根本沒有可以阻擋大軍攻伐的自然屏障，那麼這方土地上必定要出現一個在歷史變遷中相當穩定的國家——它也用以抵抗歷史變遷。但是從伊拉克向東，向西北，分別有廣大的山地高原，山地高原能夠承載較多的耕、牧人口，又能讓這裏的政權進退可依，而相對穩定的政權下就形成穩定的民族。這種“山地高原民族國家”又時而有能力攻伐與它相鄰的大平原，雖然不能形成長久的統治，卻能夠割占-整合平原上的一部分農耕生產力，並就此與農耕鄰國埋下領土爭端的種子，這就是伊朗（土耳其與伊拉克之間有廣闊荒漠，能夠有效阻斷攻伐，也就阻斷統治繩索）。在伊拉克的南翼是夾雜著綠洲的廣闊沙漠，這裏的博弈邏輯是：只有統一了大沙漠的主體區域才能夠制止廣闊沙漠裏的部落攻伐，從而讓“大沙漠政治”穩定下來，穩定下來的這個政權就是現代史上這個“沙烏地阿拉伯”。
除了土耳其，波斯灣沿岸就有了三大國家：沙特（沙烏地阿拉伯）、伊拉克、伊朗。又，在這片相當乾旱的中東大區，沖積平原的幅員不及沙漠廣大，而伊朗高原如果不是比兩河平原遼闊，它就沒有可能逃出兩河政權的長期控制從而不能形成穩定的民族國家——那麼大致按照三大國的領土面積，波斯灣油氣在儲量分佈上也沒有逃出 “概率空間”。）
下面再看中東博弈的核心與關鍵——既然莫斯科未能打通它進入波斯灣的道路，既然中東大博弈從傳統的地緣政治博弈向“石油美元博弈”這種資本直接以博弈者身份參與的“軟博弈”演變，既然莫斯科基本定下“主動解體”路線圖因而不再直接參與中東角逐，那麼莫斯科就要給美帝國留下一個強大對手，還最好是一個資本對手，而這個對手還會從內部攻擊美帝國，能夠從全球“大棋局”制約和攻擊美帝國——猶太資本勢力佈署在華爾街和中東石油產區（以色列，及以色列與石油王權的關係），對“石油美元”的控制能力更強，更直接，它還是美英資本隨時準備創造機會去鯨吞的獵物……基於兩路資本之間這種“決鬥關係”和單向“鯨吞關係”，美英土著資本一定要至少壓制住猶太資本的這個實體根基——以色列。當然，美英資本不需要讓以色列這個國家被阿拉伯勢力徹底趕進地中海，只要以色列在阿拉伯-伊斯蘭的巨大壓力下疲于應付，有求于美英土著，從而令猶太資本也陷於被動，美英土著資本就有機會鯨吞猶太資本，或者在保留這一“鯨吞權利”的前提下先行“解體蘇聯”。反過來，憑藉以色列為政權依託（包括軍力和核武。1968年底，以色列每年已經可以生產四至五枚核彈頭），猶太資本可以進行有效抵抗，以色列以它博弈“棋手”的身份還可以聯合歐陸、俄羅斯（蘇聯的繼承者）、中國、阿拉伯王權（手中有石油武器），對美帝國的單極霸權實施反制，再以華爾街鬥爭做為配合，不難攪亂美英土著資本的“大棋局”，促使美英單極霸權走向終結。
又，之所以這些棋手（資本，政權實體）將會同猶太資本配合，是因為在美英單極霸權格局下，美英資本將無所求於它們，又為了鞏固、擴大美英的單極霸權而要去要去徹底壓制它們，而它們也會借美英的單極霸權秩序被（猶太資本）致亂之機謀求連橫，壓縮或者推翻美英單極霸權並且去謀求它們自身的霸權，那麼它們對美英霸權的威脅更反過來又要求美英資本去徹底壓制它們——而這種博弈關係也能夠加劇它們針對美英單極霸權的博弈力度。
那麼，除非美英有把握一舉奪取並穩固單極霸權，不需要擔憂其他博弈者（聯合）反擊它們，則“怎樣壓制住以色列”就成為“美帝國的大棋局”上的一個關鍵“課題”，而壓制以色列就要利用以色列的“天然”敵手——阿拉伯勢力和伊斯蘭勢力。
那麼反過來，莫斯科最需要做的就是扶植以色列-猶太資本，而流徙在美帝國的猶太資本離不開來自以色列政權的支撐，那麼對猶太資本不能在資本層面給予幫助的莫斯科，就要堅決支持-支撐以色列，就要制止美帝國利用阿拉伯-伊斯蘭勢力去打壓以色列。
其時，阿拉伯諸幫內部有兩大勢力——一組是沙特（沙烏地阿拉伯）等王政國家群體，一組是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埃及等以強人獨裁為主流特徵的世俗政權（從伊斯蘭這個範疇更廣泛的環境看，還有宗教政體的伊朗、世俗化也西化的土耳其兩個重要勢力）。其中，前一組王權勢力並不願意打壓以色列，因為——美帝國以“沙特等國的王權政體之容易被推翻”這一緊迫現實去威脅這些王權，要求它們支持“石油美元”，否則美帝國可以輕易“幫助”阿拉伯民眾推翻他們的王政，只是，在冷戰時代，美帝國需要顧忌蘇聯，所以這些阿拉伯王權勢力握有有限的“反叛權”。而當蘇聯失去力量不再能與美帝國抗衡，美帝國就根本不需要向阿拉伯王權交付任何條件，就能夠驅策這些王權更馴服地為美帝國服務，又隨時可以出於戰略需要廢黜“石油王權”，轉而去為“石油美元”扶植另外的代理人，除非——在美帝國內部有一支力量可以有效約束美帝國的中東策略、戰略，而這支力量只能是猶太資本。
以色列在中東，猶太資本在華爾街-華盛頓，它們願意並且能夠出手幫助阿拉伯王權——直接地，可以減輕美帝國對這些王權的壓力，包括收買、攪亂華盛頓的政策；間接地，通過博弈縱橫，阿拉伯王權與以色列+猶太資本還形成一種“看似奇怪”的聯盟，共同制約著美帝國的中東霸權，繼而也制約了美帝國在全球的單極霸權。這種聯手制約又主要是制約了美帝國在中東霸權的操作路徑，即迫使美帝國必須沿用“以阿拉伯王權為盟友”這種代理人模式，而阿拉伯王權又以消極“反以”回報以色列-猶太資本。
在後一組阿拉伯（阿拉伯語社會）勢力中，薩達姆的伊拉克最有實力和影響力——它有“石油武器”和石油財力，有可供領袖阿拉伯諸邦的人口和國土，擁有“波斯灣石油地緣”重要性，還謀求核武（兩伊戰爭期間先後被伊朗、以色列空襲而停滯），也代表世俗革命。從幾個方面看，伊拉克都是的最適合的領頭羊之選，可供美英驅策去聯合其他阿拉伯諸邦共同打擊以色列。雖然伊拉克的國力在“兩伊戰爭”中大損，但以石油財力，其國力可以在十年內恢復如昔，如果伊拉克還整合了科威特的國力又主要是石油收益的話，它還將變得更強。此外，兩伊戰爭鍛造了伊拉克軍伍，損失的武庫可以由石油收益補充，石油經濟為主的社會又是高生育率社會讓伊拉克也不乏兵源，而兵源優勢是以色列最為忌憚的。再看其他阿拉伯國家——利比亞遠離波斯灣，人口和國力有限，不能提供足夠的反以力度；埃及人口眾多，與以色列相鄰，曾經是阿拉伯諸邦中的“反以”主力，又地處運河被美英勢力影響，這些條件都可供“反以”。但是，埃及不夠富足，不論埃及是不是反以和怎樣強烈反以，它都不能從阿石油王權“兄弟”那裏拿到更多“反以補助”（以色列-阿王權秘盟），而且埃及的前景不能寄望於石油，反而更寄望於以色列可以幫助提供的正常的區域經濟和一個“大地中海”，所以在幾次中東戰爭之後，在“大棋局”形式大變的情勢下，埃及不能，也不願成為反以主力，也沒有道理再為那些富裕的“阿拉伯兄弟”充當炮灰和支付戰爭消耗。那麼，美英土著要找出一個可供它們壓制以色列的“盟友”，同時，最好這個“盟友”還能威懾阿王權（令它們聽命，否則美英就允許這個“盟友”取而代之），還能抵住莫斯科的“伊朗局”（在蘇聯解體之後，莫斯科還要繼續操作），就只有兩個選擇——伊拉克、敘利亞。
（當然，如果美英土著選擇的這個“盟友”足夠強大，它也就可以成為蘇聯、歐陸、猶太資本這些博弈者的棋子與“盟友”，不過這種情況能夠出現還需要特定的博弈環境與條件。）
那麼，莫斯科就要提前解除伊拉克、敘利亞對以色列構成的威脅。（如果莫斯科能夠做到，那麼美英土著如果還要廢黜以色列對猶太資本的支持作用，就只有直接派出美軍去攻伐以色列了，則猶太資本就要“跳牆”了，中東也只能上演“N國演繹”了，莫斯科將奪走美帝國的單極霸權了。）然而，莫斯科無法做到同時削弱伊拉克和敘利亞，哪怕去直接削弱其中之一，也做不到。好在，莫斯科曾經長期支持敘利亞，兩國有著相當於盟國的良好關係，莫斯科可以爭取到大馬士革的立場，但不利的是——與伊拉克相比，敘利亞不夠強大，它很少有石油收益，等於沒有石油武器，它的政權在阿拉維派（什葉派的一個支派）之手，而這個派別只占敘利亞人口的11%，所以這個現政權不夠穩定，又，敘利亞與伊拉克國土相連，所以伊拉克有軍事、政治兩種武器可以顛覆敘利亞。那麼，莫斯科就要卸除伊拉克對敘利亞構成的威脅，也就能夠卸除“一個再度強大起來的伊拉克將對猶太資本構成的威脅”。還不止於此，莫斯科還要斬獲更多——
巴格達時間1990年8月2日淩晨2時，伊拉克以10萬兵力侵入科威特，迅速取得全勝並攻佔科威特王宮，包括時任亞奧理事會主席的法赫德親王在內的一些王室成員被殺。8月7日新的科威特－即科威特共和國成立，8月8日，應科威特共和國政府要求，科威特與伊拉克“徹底地不可逆轉地實現了合併”——薩達姆做出這樣一個重大決策之前，必然已經審慎觀察了國際局勢，嚴謹推演了美、蘇的立場和反應，並且至少與美、蘇之一做過溝通，得到它或者它們的支援與配合，這樣，薩達姆才敢於製造這樣的“大事件”，但這個溝通對象（支持者）不是華盛頓。
那麼當“科威特事件”發生，如果美帝國不壓制住薩達姆的伊拉克，則阿王權及其資本將陷於危局，隨後陷入危局的就是以色列和猶太資本，所以它們此時必須在“叛局”路線上有所行動，則莫斯科在“蘇聯不解體反而可以反攻”這條路線上將有機可乘。如果莫斯科實施反擊的條件還是不能形成（成熟），則莫斯科在拿到它由此可以拿到的更多籌碼（蘇聯解體的條件）之余，也充分利用這場“海灣局”，通過借美帝國之手打弱伊拉克，為“冷戰後”時代提前佈局，這個佈局將大大有利於莫斯科——
（1）這場“打弱伊拉克”的戰爭勢必在波斯灣-中東社會製造和升級對美帝國的恐懼，也製造和升級“反美環境”。
之所以這必須是一場“打弱”伊拉克的戰爭，而不僅限於美帝國出賣迫使伊拉克撤兵，是因為——如果華盛頓不使用美軍打弱伊拉克，則阿王權不可能卸除它與伊拉克的矛盾和不信任，實際上則是阿王權對華盛頓的的不信任將要驟增（與薩達姆尚未侵佔科威特時相比），則阿王權的“叛美立場”將非常堅定，從而猶太資本的叛局動作也就加緊和加劇，而且當伊拉克在將來某一時刻攻伐敘利亞的時候，阿王權將會站在敘利亞一邊，通過要脅華盛頓，通過它們在中東的影響力去制止伊拉克。
（2）為阿王權除去來自伊拉克這個近身強鄰的威脅，讓阿王權獲得獨立的博弈立場，這個獨立的博弈立場可以牽制美帝國的單極霸權，可供配合莫斯科實施“冷戰後反擊”。（例如阿王權可以啟用法郎、馬克、日元，或者此後出臺的歐元去結算其石油出口）
（3）猶太資本-以色列也丟掉了伊拉克這個威脅，可以站在更獨立、更強硬的博弈立場，更少受制於華盛頓。
（4）阿王權較少受制於美帝國，也就意味著以色列的安全能夠獲得更多來自阿王權的支撐，還意味著猶太資本針對美英土著的博弈立場可以更少受制于美英（相反，美英土著威脅阿王權，也就間接威脅了猶太資本）。
（5）※※※※※ 最為重要的是——當冷戰收官，蘇聯解體，莫斯科從全球收縮其勢力，包括全面撤除其海外軍事基地，卻唯獨保留了敘利亞的塔爾圖斯港這唯一一處海外軍事基地。該基地加上莫斯科與敘利亞傳統的聯盟關係，可供壓迫以色列-猶太資本的博弈立場，要求後者在“後冷戰”時代的全球大棋局中做出博弈佈署時要照顧莫斯科的利益，以至於要配合莫斯科的佈署，當然，莫斯科與猶太資本也可以借此達成針對其他博弈者的“博弈協同”。（莫斯科通過敘利亞脅迫以色列-猶太資本的手段，除了來自軍事基地和敘利亞政權的戰略決心，也包括經常性手段。也所以，“這個敘利亞”很“可以”是真主党、哈馬斯等強硬派反以組織的重要後臺。當然，也有理由測想：以色列是否已經把影響力打入了真主党、哈馬斯內部，也同敘利亞有著戰略性合作。）同時，猶太資本的博弈立場偏向莫斯科，雖然是出於“被迫”，但是客觀上就使得美英土著更加需要剪除猶太資本勢力在美帝國金融、政權層面的影響力，而這種影響力又以資本實力為後盾，這樣，莫斯科就更加離間了原本已經處在搏鬥-鯨吞關係中的美英土著與猶太資本，讓猶太資本在美帝國的處境更加危險，讓它必須加速、加深那個“叛局”。那麼，為了讓莫斯科針對以色列-猶太資本的這張“敘利亞牌”生效，莫斯科就要替敘利亞解除來自伊拉克的軍事威脅，讓美英不能利用伊拉克的實力“吃掉”莫斯科的這張“敘利亞牌”，因為伊拉克可以——或者壓迫敘利亞迫使敘利亞政權改變親莫斯科立場，或者薩達姆在美英的支援下直接兵發大馬士革，或者支持敘利亞境內的占人口大多數的遜尼派顛覆親莫斯科的阿拉維派現政權。反過來，一旦伊拉克勢力進入敘利亞，伊拉克就直接對以色列兵臨城下了（伊拉克要直接威脅以色列，必須途經約旦或者敘利亞國土），這等於美英從莫斯科手裏奪去針對猶太資本的這張“敘利亞大牌”，又抓緊在它們自己的手心。或者，哪怕伊拉克並不壓迫、攻伐敘利亞，只是掀起和領導一場“反以運動”，輔以軍事動作（例如向約旦、敘利亞借道），也同樣等於美英握有一張針對猶太資本的“伊拉克牌”。——那麼總結起來，莫斯科借美英之手打掉了伊拉克針對敘利亞的軍力優勢，保住了自己手裏的大牌，同時消除了華盛頓手裏的大牌，一得一失之間，莫斯科大勝。【當前的敘利亞局勢中，各方博弈者正在著力爭奪的目標就主要包括這一張“針對猶太資本的敘利亞牌”。】※※※※※
既然“冷戰後”莫斯科將退出中東，華盛頓就可以按照它的需要全盤宰製波斯灣-中東，包括薩達姆的伊拉克，那麼在大局觀上，在“冷戰收盤”之前，中東的任何“異動”都不會對莫斯科造成不利。所以，莫斯科完全可以“授意”薩達姆，“幫助”他做出侵佔-統一科威特這個決斷，而這個“授意”或者這個在莫斯科與巴格達之間的“密約”應該只是——在博弈邏輯上達成相互理解，所以雙方可以和願意協同行動。
華盛頓以進取的立場爭取贏得冷戰，而莫斯科不得不以收縮的立場處置冷戰大勢，在這一前提下，莫斯科就通過“海灣局”掠獲到最大博弈戰果，並且讓華盛頓從“贏得冷戰”中得到的勝利果實大打折扣，從事實上把冷戰置換到新的博弈格局中來，把冷戰延續下來，把莫斯科的敗局轉變成一次階段性事件，把“蘇聯解體和蘇東解體”變成冷戰這場戰爭中的一場階段性戰役，一場“大撤退”性質的防禦戰役——莫斯科在冷戰中失去了決勝的機會，也失去了奪得階段性勝利的機會，那麼莫斯科需要放遠視野，提前做出戰略性佈局……
然而，莫斯科還不能就此停止博弈推演，因為“大棋局”由多方共同捭闔，在博弈推演的任一節點上都有可能被其他博弈者借局佈局，所以上述博弈推演還不夠充分……下邊從薩達姆的立場對這盤“海灣局”再做演繹。
“冷戰後”，或者至少波斯灣的“冷戰後”（莫斯科退出阿富汗從而遠離波斯灣政治已成事實），鑒於美帝國將沒有實力對等的對手，至少在中東沒有，所以薩達姆必須以美帝國的立場去定位伊拉克的立場，定位伊拉克的國運路向——
（1）針對阿王權，針對中東石油政治大盤——
在現時和未來的中東博弈中，初看之下，莫斯科也需要伊拉克，至少看起來伊拉克的存在和強大能讓中東博弈變得複雜，從而有利於勢力相對較弱的博弈者縱橫操作，尤其當莫斯科已經從伊朗方向撤退（結束阿富汗戰事）。但是，能夠破局“石油美元”的只有阿王權團體，即便另外謀成“俄佩克”之類鬥爭平臺也很難與歐佩克競逐。而一旦阿王權準備叛離“石油美元”，美英土著反而要利用伊拉克去制約阿王權。但是，當蘇聯從阿富汗後撤，即說明莫斯科無力、無意再來波斯灣與美帝國做大開大合的爭逐，那麼波斯灣乃至中東的政治格局將由美帝國做一家獨裁。按照美英土著的博弈需要，不讓中東地區出現一個阿拉伯強國——是美英土著的方向性策略，而保留阿王權就能確保實現這個大策略（阿王權國家占中東阿拉伯國家中的半數，佔有大部分石油儲量，且容易受美英的控制），讓變化、變數出現的時間延後還有利於美英霸權拖延那個“被破局”時間點的到來（不論那個破局是否有成效），所以美英在原則上會盡可能保留阿王權，直到不得不廢黜它，或者變化了的博弈大勢要求美帝國放棄它。再造另一個版本的“中東局”。所以，（美英土著資本的）美帝國不會輕易允許薩達姆衝擊阿王權，那麼美帝國以薩達姆做為威脅阿王權的工具——這個選擇的必要性失去了成色。
（2）針對以色列——
“冷戰後大棋局”的主題將是資本大搏鬥和“石油金融爭奪戰”。美英土著可以利用薩達姆，讓他領袖各路阿拉伯力量——（1）衝擊以色列。直接令猶太資本失去根基而失勢，再褫奪-鯨吞之。或者，迫使猶太資本向美英土著妥協和交付籌碼，借此打亂猶太資本的博弈佈署和博弈步調，包括迫使猶太資本與美英土著合作去打擊俄羅斯、歐陸，再返身謀奪猶太資本。（2）利用薩達姆的伊拉克，或者武力攻伐敘利亞，或者致亂敘利亞讓遜尼派奪權。目標都是讓敘利亞從親蘇（俄）立場轉變到親美立場。（3）讓薩達姆威懾-衝擊阿王權，間接威懾-衝擊以色列。
那麼，伊拉克可以繼續為（美英土著的）美帝國所用，但前提是伊拉克需要足夠強大才能對以色列構成實質性威脅，而伊拉克還需要越過約旦或者敘利亞才能威脅以色列本土，這又要求它的武力需要更為強大，強大到能夠迫使敘利亞改變立場，或者直接攻破敘利亞。那麼在（美英土著的）美帝國的立場上，可以允許伊拉克擴張，但前提是美英土著能夠把伊拉克做成這個針對性工具擺放進新的“大棋局”的捭闔縱橫空間中去。
（3）針對伊朗——由於蘇聯收縮，莫斯科很難再通過伊朗介入-進入波斯灣，也由於伊拉克因兩伊戰爭而實力衰弱，於是在美英土著那裏，薩達姆基本上失去了可利用價值。
（4）但是，不論在哪一條路徑上利用伊拉克，美帝國都不會讓中東出現一個阿拉伯強國，或者一個意志獨立的石油大國，或者一個非王權的阿拉伯統一勢力，那麼（薩達姆的）伊拉克在被美英土著利用之後，能夠走到的最好結果就是竹籃打水，如果不是“狡兔死，走狗烹”的話。即便伊拉克不去（或者不“被去”）充當美英土著的工具，可以預期的最好結果也只是——美帝國要讓中東石油政治格局保持現狀（那麼中東勢力之間的“大局觀”也只能是“保持現狀”），則伊拉克的武庫將在10年後變成擺設。比“保持現狀”更有可能出現的情形是——美帝國需要穩固並擴展其美元霸權，於是需要全盤控制一個“大中東”，那麼很可能，它需要在穩固它與石油王權的緊密聯盟關係之外，還去爭取伊朗的立場，那麼夾在沙特與伊朗之間的伊拉克就“很可以”被美帝國出賣，薩達姆要“被下臺”以至於被審判（兩伊戰爭、暴政、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薩達姆當然推演過這些邏輯。
總結起來，在上述3方面裏，（1）和（2）讓美帝國有理由打壓伊拉克，（3）卻有可能讓美英選擇相反的態度，前提是伊拉克要足夠強大，且“大棋局”要求美英啟用伊拉克並且有啟用伊拉克的捭闔空間。（4）則讓美英土著在利用了伊拉克之後再對它進行打壓。而做為應對，薩達姆這一次侵佔-統一科威特（曾經是一國）的行動就“巧妙”地同時應對了（美英土著的）美帝國的3個立場，“看起來”可以化解美英將要對伊拉克和薩達姆本人造成的不利——薩達姆利用“冷戰收局”前夜的複雜局勢，希望（美英土著的）美帝國不敢於在中東啟動戰爭，希望得到莫斯科的支持，希望歐陸對（美英土著的）美帝國施加反制，而在伊拉克統一了科威特之後，薩達姆可以憑藉更強的國力令（美英土著的）美帝國忌憚（它與其他博弈者聯合，它在中東石油政治中更大的權重地位，又更難用軍事手段解除它的武力），同時，合併了科威特的伊拉克實力更強，滿足了美英對伊拉克的工具性需要。這樣，薩達姆既迫使華盛頓，又同時勾引華盛頓重新考慮它的中東佈局，給伊拉克一個更確鑿的“主力盟友”地位，然後，伊拉克就有機會取締海灣王權政治，一統阿拉伯石油諸邦。
以為看清了博弈推演，也看清了華盛頓、莫斯科的意圖，薩達姆才敢於“侵略或者統一”科威特，但是——“冷戰收局”進程已經啟動，值此前夜，無論美英土著試圖為“冷戰後”做更深的佈署（主要針對猶太資本和歐陸），或者蘇聯試圖退回冷戰，都會遭到其他博弈者的聯合打擊，直接陷入敗局。而此前，由於美、蘇都難以把冷戰繼續下去，各方博弈者已經在數年中把這個“大局觀”走實，很難做出方向性調整。
薩達姆希望莫斯科做的，或者與莫斯科“有約”的內容應該就是——在保守的立場下，莫斯科在外交層面幫助伊拉克，在積極立場上，莫斯科啟動它在敘利亞的力量與影響力，向以色列發起衝擊，與薩達姆衝擊阿王權的行動相接應，如此，則中東大亂，美元之基礎飄搖——如果莫斯科繼續擴大行動，那將是一場“冷戰之決戰”。雖然，莫斯科幾乎不可能由此贏得冷戰，但莫斯科可以在拿到美英土著、猶太資本-以色列、歐陸的籌碼之後罷手。那麼在薩達姆看來，莫斯科會有所行動的，而莫斯科與伊拉克的聯動在“大棋局”上造成的影響是美英土著“不可接受”的，而此時或者先此一步，薩達姆可以在先行拿到美帝國的籌碼，即美帝國承認伊拉克合併科威特這一現狀，並以實際政治行動保證這個“承認”的有效性之後，遂撤出博弈。這樣，在（美英土著的）美帝國更改過的中東佈局中，伊拉克將成為（美英土著的）美帝國的“首要盟友”，去充當威脅阿王權，和威懾-攻伐以色列的工具，尤其當華盛頓向莫斯科交付了中東籌碼或中東利益之後，美帝國就更需要伊拉克這個“工具盟友”。但是，莫斯科或者沒有什麼貨真價實的籌碼與利益可以爭取了，或者在薩達姆攻伐科威特之後，莫斯科立即拿到了籌碼與利益，而讓美帝國去打弱伊拉克——這一結果本身正是莫斯科在這一輪博弈中要去追求的最大目標。於是莫斯科沒有行動，這多少出乎薩達姆的預料。
如果莫斯科配合薩達姆去行動，則又是莫斯科的回馬一槍（早一次是蘇軍進佔阿富汗）——莫斯科可以利用敘利亞和伊拉克同時威脅阿王權，也威懾以色列，但是在蘇聯尚未實行私有化之前，包括猶太資本在內的所有西方資本（做為博弈者）都不可能最終站在莫斯科一邊，雖然在博弈進程中它們會與莫斯科聯動，也給予莫斯科“幫助”。那麼莫斯科的反擊的最佳結果是維續冷戰，或者讓歐陸一舉獨立（不須是一個聯合的歐盟）——對於莫斯科，維續冷戰已經勉為其難，一場“反擊戰”的後果中還包括了促使西方資本聯合起來這一效果，這不利於莫斯科操作“蘇聯主動解體”；如果結果是讓歐陸一舉獨立，不論莫斯科是否繼續保持社會主義立場，在已經難以拉回東歐盟友（蘇東已經主動開始鬆動）的情勢下，美歐還要聯合打壓莫斯科，莫斯科迎來的形勢將不會比它選擇隔岸觀火更好。關鍵又是——在這樣的“冷戰之反擊戰”中，猶太資本很少機會參與縱橫，施展捭闔，很可能“被出局”，而歐陸一舉獨立更能讓美歐資本有機會聯合廢黜猶太資本，則莫斯科將獨自面對美歐，在大勢上，這與保留猶太資本做為“大棋局”中的博弈者（去美英腹內構建“叛局”）相比，可謂差之千里。所以，莫斯科已經不準備做反擊，它要放棄（出賣？）薩達姆，把無法取勝的“回馬一槍”突然改換為——穩穩拿住針對猶太資本的“敘利亞牌”。而且，敘利亞也擔憂伊拉克在做大之後威脅到自己，它們之間的對立關係久已明確存在，莫斯科也就很難驅動敘利亞……（在“反伊拉克”聯盟的34個國家中，敘利亞還是提供了軍事支持的幾個國家之一）
阿王權諸邦是高度一體的，或者說，這些阿拉伯王權是拴在一條繩子上的螞蚱，因為王權政治容易被顛覆，且其一倒下，就很容易引起骨牌效應。所以形成和維護這個王權聯盟的做為主調的“博弈條款”是——要麼你們美英土著（或者美帝國）完全保留王權，要麼你們全部廢黜王權。當然這是主調，不排除特定情況下“條款失效”。所以，這一次薩達姆攻伐的不僅是科威特，還是，正是全部阿王權諸邦。所以伊拉克給美英土著和美帝國出了一道難以抉擇的“高級”難題，華盛頓幾乎不可能找到折中方案——要麼美軍與薩達姆兵戈相見，這等於美帝國（美英土著資本）自廢一把好兵器。要麼承認伊拉克吞併科威特這個結果，而如果美英承認這一結果，則阿王權就需要在美英土著之外加緊尋求新的盟友，和促使波斯灣局面複雜化，美元都將不再有一個堅實的“王權石油基礎”，而此時蘇聯尚未解體…….又在此時，受到了薩達姆的真刀真槍和強烈意志的威脅，阿王權更“有權利”要求美帝國必須 “打弱”伊拉克，同時以嚴厲姿態打出一個政治事態即“廢黜王權是不合法行為，也是反美行為”，而不是驅逐伊拉克軍隊了事，這樣薩達姆或者N達姆才不那麼容易捲土重來。那麼這場驅逐薩達姆的戰爭一定要熱鬧，要有氣勢，要確鑿地打弱伊拉克讓阿王權基本滿意。推演及此，如果莫斯科在敘利亞或者其他方向採取行動配合薩達姆的話，反而阿王權更需要依賴美帝國保護它，美帝國就不須向阿王權交付“打弱伊拉克”這個條件了。也所以莫斯科選擇隔岸觀火。
伊拉克攻伐科威特時，莫斯科沒有行動，這多少出乎薩達姆的預料；當美軍糾集盟友大規模攻伐伊拉克軍隊，莫斯科還是沒有行動，就基本上在薩達姆的預料之內了，因為華盛頓的行動最終取決於它的博弈推演，和它與莫斯科的協調（因為兩國不可以直接對抗，或者引起直接對抗。但是對於美蘇大國，這種協調也必須在推演料算之內）。所以，薩達姆對“科威特大事”的決斷還要看他與華盛頓之間一對一的“兵推”對局——伊拉克可以做美英土著的工具去威懾-攻伐以色列、阿王權（主要是針對以色列），但是不做“兔死狗烹”那種，所以薩達姆有權避免那種局面，方法是——利用冷戰收局這個極度敏感的博弈環境，先行吞占科威特，即做大伊拉克，並要求美帝國承認這一既成事實結果（不只是口頭和文本上承認，而是要在博弈層面能夠進行“邏輯確認”，即要求美英土著無法反悔除非它們願意在新的博弈中付出巨大代價），即要求美英土著在“冷戰後”選擇伊拉克而不是阿王權做為“只能二選一的盟友”，即要求美英土著在廢黜阿王權的同時支持“一個強而大的伊拉克”這條路線上走出決定性一步。即便美英土著不接受薩達姆打出的這個既成事實，不接受薩達姆要求的這條中東路線，派兵來攻伐伊拉克，伊拉克也不會亡國，薩達姆也“很可以”保住權位，因為美帝國（不論是美英土著的美帝國，還是包括了猶太資本的美帝國。此時在這一問題上，薩達姆未必分得清）的確需要保留“伊拉克牌”，當然可以是一張較弱的牌，美帝國也不希望中東格局大變以至於影響到“冷戰收局”。所以，薩達姆“吞併科威特”這個決斷的動力除了來自莫斯科，也來自他單獨與華盛頓的“兵棋推演”的結果，兩個理由又不可能完全分割。
假如沒有莫斯科的“許諾”（也許只是外交方面的承諾，加上向薩達姆兜售“大局觀”和博弈推演，讓薩達姆做出決斷），薩達姆也“敢於”去吞占科威特，但博弈推演的結果只能是——薩達姆空忙一場，還要被打弱。所以來自莫斯科的且不論真偽的“承諾”就成為薩達姆做出決斷的關鍵要素。而薩達姆在發兵科威特之前已經做出攻伐科威特的態勢，包括輿論攻伐，也是要判斷華盛頓的真實態度，並且從華盛頓的態度再去判讀莫斯科的真實態度（華盛頓與莫斯科之間必有溝通，而由於兩霸之間必須避免直接衝突，那麼兩霸之間達成的“協議”、共識和劃下的底線一定比薩達姆與其中之一“達成的協定”成色更高，更可靠。而且，華盛頓做為“大棋局”的第一博弈者，其洞察力、預見力當然在薩達姆之上。又，華盛頓的意志也是“大棋局”發展的最重要因素）。而表面上的“事實”顯示——華盛頓表現出了相當“誠懇”的“中立態度”，這讓薩達姆再無顧忌，兵發科威特……
華盛頓的中立態度就等於它對薩達姆攻伐科威特的策劃做了默認，這直接導致了薩達姆誤判形勢，這場“科威特局”才得以形成……而莫斯科一定演繹過華盛頓的應手，才會推出這一局“科威特博弈”——
當薩達姆在發兵科威特之前做出攻伐科威特的態勢，包括輿論攻伐，和去阿拉伯國家做合縱外交，這種情勢已經等於“薩達姆已經在行動”——針對科威特的軍事佈署和輿論造勢，本身已經讓阿王權如坐針氈，即薩達姆已經撬動了美英土著在中東的石油政治基礎，華盛頓已然無法讓中東“恢復原狀”了，即華盛頓已經無法通過制止薩達姆而挽回“這一個”損失（阿王權對華盛頓的“信任”與否定性判讀），於是，華盛頓就轉換問題——讓薩達姆的這一次“異動”進一步走實，再加以利用。所以，華盛頓不僅不能制止薩達姆，還要給予鼓勵。顯然，華盛頓一定明白，它的中立態度會起到鼓勵薩達姆的作用，無此，則薩達姆難以做出最後決斷。那麼華盛頓怎樣轉換這個問題-矛盾並加以利用呢？
如果沒有這場伊拉克吞併科威特的戰爭事件發生，阿王權也將繼續忌憚伊拉克，它們也將積極在美英之外謀求保障，而猶太資本也將積極佈署和暗中擴大那一“叛局”——阿王權和猶太資本都為“冷戰後”積極佈局。這將會導致那個“冷戰收局時刻”被拖延，和“冷戰收局過程”被拖延，和導致“冷戰不完全收局”，這些路徑都對美英土著不利，所以美英土著此時需要積極做好“打弱伊拉克的工作”，以儘早迎來一個對它們更為有利的“冷戰後”局面——雖然打弱伊拉克也對莫斯科有利，但在“冷戰後”的中東，美英需要對付的直接對手將不是莫斯科，而是歐陸和猶太資本，那麼相對來講，與其讓歐陸或猶太資本在“冷戰收局”中製造不安定局面並從中獲利，不如把這個利益“讓與”莫斯科；既然這場海灣戰爭背後的佈局——做為送給美英土著的問題，已經被莫斯科做成，那就遲早需要解決問題，而美英更希望它提早解決，安全地解決。
伊拉克吞併科威特，這一事件極大衝擊了所有中東王權手中的權力、利益和王權統治本身，而薩達姆敢於這樣做，就等於是華盛頓允許了在中東以現代政治取代阿拉伯諸幫的王權傳統這條路線。這就不單是一個阿拉伯王權體制、王權利益受到“衝擊”的問題了，而是中東王權政治必須、必然結束的問題。而伊拉克軍隊強攻科威特王宮，射殺多名王儲更意味著整個阿拉伯諸邦的王族還很可能被剝奪和平下臺的機會，和不被允許保留大量財產，很多王族成員還很可能被施以“暴力審判”。同時，這也等於是華盛頓主動對“以色列-猶太資本-阿王權之間的華盛頓戲法”的舊框架實施了攻擊，讓猶太資本-以色列失去一個支撐（阿王權）。又同時，美帝國同意伊拉克做大做強，也就向以色列的國家安全發起了實實在在的直接攻擊。通過海灣戰爭的前半程，華盛頓在盤面上以“把棋走實的方式”製造了阿王權、猶太資本對美英的需求。當然這只是在製造態勢，而為了讓伊拉克的行動能夠充分取得這種巨大的威懾效果，在伊拉克軍隊發起進攻前，華盛頓還推出中立的官方輿論，聲言不介入兩國爭端…….事件進程到此，就等於華盛頓借薩達姆之手握緊了阿拉伯石油王權的命門——華盛頓這樣轉換了問題。
由於“蘇聯的存在”在客觀上就是猶太資本得以自保的第一道防線，所以當美帝國將要摧垮蘇聯，猶太資本就需要“維持”蘇聯，方法包括在資本市場上給美英土著製造麻煩，聯合歐陸、阿拉伯石油王權製造“割據”大局，甚至它們“可以”整體地向蘇聯方向“叛逃”，製造一個“兩陣營同時解體”的亂局，再於亂中求存，以至謀利、謀勝。所以，鑒於“蘇聯解體”對於美英單極霸權有著極大價值，是美英的首要目的，美帝國要想首先“解體蘇聯”，就必須拿出足夠分量的籌碼給各路“盟友”，尤其要向猶太資本這個老謀深算的，佈署在美帝國腹內的“第五縱隊”證明其“誠意”，從而安撫和分化陣營內的叛離群體，遏制“叛局”。於是，華盛頓突然反手一擊——出賣薩達姆，把“美帝國通過剪除來自薩達姆的威脅，從而送給以色列一個長期的可以追求強國的安全環境”這一事件做成籌碼，贈送給猶太資本，這樣猶太資本也才一時“安心”，否則猶太資本不肯協助美帝國給予蘇聯最後一擊，也不肯去各方博弈者那裏協調“蘇聯解體事宜”，更保留引爆華爾街金融問題，甚至引爆“美元安全”這部分博弈權利——如果美英手中握著薩達姆的伊拉克這個針對以色列安全的大殺器，並且因此擁有極大把握成功圍剿猶太資本，那麼猶太資本當然需要，當然可以“掀桌子”，“跳牆”。當然同時，利用同樣的原理，美英土著也穩住了阿拉伯石油王權，令它們也安心協助美帝國去完成“蘇聯解體工程”，尤其讓阿王權看到它們在中東已經獲得了看起來無可撼動的安全政治環境、地緣環境，從而化解它們必須立即“跳牆”的動機……這樣，在成功轉換了問題之後，華盛頓再成功地從新問題的博弈矛盾中打劫了利益。
[ 當薩達姆做出勢態要去攻伐科威特，沙特就已經去華盛頓告狀了（沙特為美國提供過相關資訊，但“看起來”未能引起白宮的重視）。那麼，要麼白宮已經對沙特做出了保證，而沙特並未通告科威特，卻利用它“王權領袖”的地位穩住其他王權諸邦。要麼出於華盛頓有能力掌握這些王權政府的動向，白宮根本沒有對沙特做出保證，或者保證說薩達姆決不敢於侵吞科威特，而王權諸邦還有機會在受到薩達姆的實盤攻伐之後再宣佈放棄美元結算，或者從而，華盛頓還可以借用阿王權的異動去偵察“大局觀”…… ]
然而單是直接“打弱”伊拉克，這個籌碼還不夠高成色，因為薩達姆的伊拉克在兩伊戰爭後國力衰弱，對以色列的國家安全（同理也對阿王權）尚未構成現實威脅，所以，美帝國勾引薩達姆去侵佔-整合科威特，形成一個“伊拉克在加速恢復實力，也加速稱霸中東，也在整合阿拉伯力量”之現實態勢，這就鑿實而強力威脅到以色列的國家安全了（同理也對阿王權）。這時，美帝國再出手打擊薩達姆，解除伊拉克的武力和稱霸潛力，就向猶太資本和阿王權交付了成色充足的籌碼。如此，華盛頓近乎“無中生有”，“無米為炊”就製作出“伊拉克對以色列的巨大威脅”和“伊拉克對阿王權的巨大威脅”這兩隻大籌碼，還讓它們不得不接受與華盛頓“交換籌碼”的要求。
[ 在美英土著資本勢力的立場上，如果在打弱伊拉克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去顛覆薩達姆再搞“民主”政權，則伊拉克有可能被伊朗輸出宗教革命而拿走果實，或者被阿王權收買、收編，則美英土著就少了一個（針對阿王權、猶太資本的）可以再度啟用的籌碼。而如果美軍直接控制伊拉克，將加劇中東的反美環境，更要令阿王權和以色列高度緊張，促使它們與莫斯科、歐陸加緊聯合，加緊“叛局”行動反制美英土著。 ]
莫斯科看到——猶太資本與美英土著之間可以就“以色列安全”進行籌碼交換，甚至可能，早在兩伊戰爭的時候就已經看到這種籌碼交換已經在進行——兩伊戰爭能夠打弱伊拉克，才能促成這樁籌碼交換順利進行，和以這種方式進行（這可能也是阿富汗戰事後期，莫斯科遲遲不從阿富汗撤軍的原因之一，莫斯科要促成兩路資本的這樁交易）。但是，這樁交換雖然“完全可以進行”，但並不就是“必須進行”，因為猶太資本對美英土著的巨大威脅——在華爾街“狗急跳牆”並不是猶太資本真正想要的結果，只做為有效威脅之用，而美英土著也有機會成功壓制猶太資本可能的“跳牆”行動。那麼莫斯科就積極促成這樁“籌碼交換”，讓這樁交易必須發生，並且讓它進行得徹底，從而“幫助”猶太資本這支“第五縱隊”獲得安全。並且與此同步，莫斯科保留它與敘利亞的特殊關係，握緊針對猶太資本的大牌，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這支“猶太資本縱隊”，讓它為莫斯科所用——如果華盛頓、莫斯科各自握有一張針對猶太資本的牌，就相當於誰都沒有這張牌。那麼這又等於是：通過“科威特局”，莫斯科才獲得了這張牌。
[ 此外，要說莫斯科“推出”而不說莫斯科只是“推動”了“科威特局”，因為假如沒有莫斯科的“推動”，包括為薩達姆提供“大盤推演”（當然只正確推演到，至少要推演到“美帝國保持中立”這一環節），薩達姆很可能就不能知道（不理解）華盛頓將會“保持中立”，這局“科威特博弈”就要被薩達姆擱置。薩達姆最有可能出錯的推演環節很可能就是——他只看到美帝國，卻未能分清（或慎重分清）它是美英土著資本的美帝國，還是美英土著與猶太資本共同的美帝國。本文之所以這樣設想是因為——如果博弈推演過程不需要太複雜，在博弈者立場已經被確定的前提下，則推演過程想要出錯都難，而對於博弈者立場的判讀，及對於立場背後的博弈者的屬性的判讀就需要於動態中不斷修正大局觀…… ]
“伊拉克侵入科威特並著手整合科威特，進一步威懾阿王權和以色列”這一步驟走實的程度有多高，猶太資本+阿拉伯石油王權必須相互配合去引爆一次石油危機+金融危機+美元危機+西方經濟危機——這一應手的實在性就有多高。同時，歐陸已經在籌畫“歐洲統一”大局，出於對蘇聯解體後美英獨霸格局的擔憂，歐陸大國（法、德）一定會加速歐陸聯合進程、並同時遠離美帝，在莫斯科的幫助下，在猶太資本要去發起的石油危機-經濟危機的配合下，“歐洲聯合且獨立於美帝”頗有一舉成勢的機會——當然，這些“棋盤推演”首先都做為對美帝國的威脅，然後才“做為”“博弈事實”。那麼此際，美英與其冒險在蘇聯即將自行倒下的前夜引發陣營內鬥，讓“蘇聯解體”不得不變成“蘇聯與美歐同時解體”，就不如先行聯合“現盟友”推倒蘇聯，再反手對付內部將要產生的新的敵人。（而要做到成功聯合“現盟友”，美英在必要的情況下就需要向莫斯科支付利益——這個“必要的情況”正是莫斯科這個老對手積極打造並遞交給華盛頓的“利益交割檔”，只是，博弈中沒有可信賴的“契約”可以憑藉，莫斯科要借用薩達姆的誤判與華盛頓在實際鬥爭中演繹這份“博弈合同”。）此時，蘇東陣營解體已經進行到半程，難以逆轉，“蘇聯解體事項”也在被蘇聯高層操作中，並且蘇聯高層已經開始佈局國內放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猶太資本和歐陸資本並不是很擔憂一個在冷戰中獲勝卻被經濟難題困縛的的“非蘇聯”會來擊垮西方的資本主義制度，即便擔憂有理，西方也有資源實施反制——
（1）美帝國的國力、武力將會繼續存在，它仍將是歐陸資本的保護傘，即便它失去單極霸權，這是由它的資本立場所決定的。
（2）只要蘇聯放棄社會主義動員體制和基於這種體制的中央集權，西方資本就有辦法迫使蘇聯（或收縮之後的俄羅斯）接受它們的資本輸入和進入“休克療程”，尤其因為前蘇東、蘇聯陣線內部將有兩組內應會來接應西方資本：
一是，獲得獨立博弈立場的原蘇東國家、原蘇聯各加盟共和國政府，不論這種新政府是不是還堅持社會主義的革命博弈，它們都會（同時）據有國家立場、民族立場和地緣政治立場，尤其在“蘇聯地緣”瓦解從而令這些政權變得無所依託之際；
二是，從官僚立場轉變為資本立場的整個權貴階級，他們將從內部阻止新一個蘇維埃及蘇維埃聯盟重新出現……
那麼，美帝國通過打弱伊拉克，就破除了一場“冷戰收局”下“可以”出現的由其他博弈者發起的“聯合反擊戰”。
[ 美帝國在它如何進行“中東佈局轉換”這一問題上存在漏洞，莫斯科看到並積極抓取了這一漏洞，相反，如果莫斯科消極，也就沒有當前的“敘利亞博弈熱點”了，美英土著與猶太資本便可以更早聯手，向莫斯科（及北京）展開（更大規模的）攻勢了…… ]
伊拉克強勢威懾阿拉伯石油王權，波斯灣有可能陷入亂局，那麼在莫斯科的支持下，馬克、法郎有了機會，可以進入中東分割美元的石油結算權……但是美英擁有一項博弈權利——要求歐陸和猶太資本先行配合美英令蘇聯解體，而後西方資本才可以展開它們之間的博弈。同時，薩達姆的行動顯然是在向美帝國爭寵，卻很少摻有與歐陸合作的意圖，哪怕是間接層面的博弈合作，而此時及此後相當長的時間內，歐陸也無力、無手段深入介入波斯灣博弈（有美英海軍力量在面前，莫斯科方向也無力做出關鍵性策應，薩達姆根本不需要知道法國是不是也有能夠開進波斯灣的海軍力量）。所以在莫斯科放棄的情況下，美帝國 “有權”邀約歐陸一同參與打弱伊拉克的行動。美英可以接受這樣的結果，因為在“冷戰後”大局中的相當長時期內，一個被打弱的伊拉克無力致亂波斯灣，也就無力支持其他博弈者，這會讓歐陸不得“快速”遠離美英立場，不能“快速”形成——莫斯科聯合歐陸、猶太資本、中東石油權勢對美英進行聯合反擊的機會，即美英破除了“冷戰後”即將出現的第一場針對它的“聯合反擊戰”，而美英可以繼續（聯合歐陸）打壓收縮後的俄羅斯……
那麼可以說，美帝國通過海灣戰爭打弱伊拉克，就破解了兩場“可以”發生的“聯合反擊戰”——第一場是“可以發生的”，因為它們首先是被歐陸、猶太資本兩個博弈者“準備著”但又不需要走實……第二場是可以走實的，但是需要更多條件……又，第一場“聯合反擊戰”可以爭取一個“兩陣營同時解體”的大勢，並且歐陸、猶太資本可以爭取在“冷戰後”大局中站穩根基。第二場“聯合反擊戰”基於薩達姆把美帝國的波斯灣格局打亂，並且新的格局可以延續到蘇聯解體之後，幾路博弈者再來針對美英土著破局。在兩場“聯合反擊戰”的博弈推演中，幾路博弈者不能達成協同，又，要配合薩達姆的“波斯灣之亂”需要以軍事手段為重，而歐陸還沒有獨立的軍力，俄羅斯很難在剛剛結束阿富汗戰爭之後再以強權面貌沖進波斯灣，又不可以與美帝國正面衝突…….但是幾路博弈者可以誘使薩達姆做出“異動”，並從中博取利益。
那麼現在可以說：莫斯科、美英土著通過海灣戰爭，借用薩達姆，各自避免了讓本方陷於巨大被動，以至陷入“被出局”的局面，保留了各自的現有霸權權力和繼續謀霸的機會和“機會空間”，雖然莫斯科保留的現時權益少得多……莫斯科對海灣已經無力介入，且鞭長莫及，於是需要向更大的棋局中放眼，用空間換時間，把博弈延伸到更大的歷史中去……
下邊再演繹以色列和猶太資本的博弈立場——
（1）由於蘇聯尚未解體，華盛頓（英美土著）還不能確知蘇聯將“收縮”到何種程度，同時這個“收縮程度”又取決於時局走勢，那麼猶太資本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挾持美英土著的“冷戰大局觀”。於是，猶太資本能夠與莫斯科合作，從海灣戰爭中套取利益。但猶太資本也讓莫斯科拿到了針對它和以色列的權利（籌碼），所以莫斯科比猶太資本更有理由策劃這場“海灣局”。
（2）“冷戰後”的中東，與美英爭逐的主角將是歐陸（德、法）。由於歐陸無法在波斯灣與美英博弈軍力，原則上它就希望波斯灣-中東格局能足夠複雜，而美英打弱伊拉克讓中東石油政治格局變得簡單，就等於壓縮了歐陸的捭闔空間。那麼歐陸就需要更多來自猶太資本的配合，猶太資本就獲得了一份更大的去歐陸佈局的“權利合同”（當然，如果沒有海灣戰爭事件，歐陸為了分裂美帝國，也需要向猶太資本做讓步，允許它登陸歐陸）。反過來，如果沒有這場“海灣局”，歐陸就能拿到針對猶太資本的更大籌碼（猶太資本在美帝國腹內所以不夠安全，需要歐陸的幫助），則猶太資本很難登陸歐陸或者“成功登陸”歐陸，而如果猶太資本不能“成功登陸”歐陸，它就將失去充分的縱橫空間，無從捭闔博弈，將被美英土著圍殲在北美——一個叫做曼哈頓的小島上。
（3）伊拉克這個威脅解除之後，美帝國很難再找到或者樹立另一個與（薩達姆的）伊拉克分量相當的，哪怕分量相近的替代者去威脅以色列（就此不妨考量：為什麼與以色列不相鄰的波斯人的伊朗卻需要喊出，“可以”喊出“把以色列從地球上抹去”這樣的語文句子）。那麼以色列解除了威脅它國土安全的那個最強的，也是最切近的威脅，即猶太資本基本破除了美英資本針對自己的“這種”籌碼（利用代理人施加威懾與攻伐），從而在中東地緣政治中也打開了博弈空間——空間和時間對於缺乏政權支撐、地緣支撐的猶太資本來說，就是“國土”，就是地緣縱深。
——華盛頓、莫斯科、猶太資本都在薩達姆看到的那一盤“局面”之上，再做一了局。
博弈局面中隨時產生新的佈局與變局——局中有局，借局佈局。無中生有，樹上開花。
文／空蕩的原野
2012-4-7
《瞞天過海連環策－ 911大棋局全景推演》
《瞞天過海連環策－ 911大棋局全景推演》
《瞞天過海連環策－ 911大棋局全景推演》
〇 要點提示
1．直接地，“911博弈”是發生在美元資本與歐元資本之間的一場生死決戰。通過爭奪貨幣霸權，“美元帝國”與“歐陸帝國”（借殼“歐盟”）這兩個政治實體又要爭逐全球政治霸權，而爭逐全球政治霸權又不過是為各自所代理的那一路資本盜取壟斷地位服務……就此，全球各路博弈者演繹了一輪錯綜複雜的“大棋局”攻伐，俄羅斯、猶太資本（+以色列）更全力運籌、實施各自的爭霸野心，而一些次要博弈者雖然審慎行事力圖自保，卻不免或被借為棋子，或遭到訛詐，或被淘汰出局……
2．在這一輪全球爭霸博弈中（當然也包含“反霸”內容），“911攻擊事件”是足以改變“全球大棋局”宏觀走向的一個最關鍵節點，是由一組博弈者主動發起的一個“破局性事件”，它們通過“911事變”扭轉大勢，一時“轉敗為勝”，所以本文把這一輪全球大博弈擬名為“911博弈”或者“911大棋局”。
3．有三路博弈者參與了“911事變”（“911攻擊事件”），它們是：白宮（美英土著資本及權勢集團）、海灣石油王權、猶太資本（+以色列）。此外，“埃及政權”也勉強可以算作第四路（邊緣）參與者。其中，猶太資本做為整個“911大棋局”的“最終策劃者”並未直接參與“911攻擊事件”……白宮不僅是“911大棋局”的“最高策劃者”和最高操控者，還做為主要行動者參與了針對美國本土的“911攻擊事件”……海灣王權向基地組織最高層發出指令，本.拉登接受指令並驅動基地組織，與白宮配合上演了9月11日的攻擊事件……埃及最高權力核心（或者只有穆巴拉克一人）是否知曉，或者知曉多少“911策劃”的相關內容，從而是否向基地組織二號領導人紮瓦赫裏發出指令，或者埃及最高權力核心在“9月11日事件”中的實際角色——本文尚未能就此做出可靠推演，但至少可以確定的是：這個“埃及最高核心”在“911大棋局”中另有重要角色……
4．站在基地組織背後的博弈者是“沙特王權”（代理海灣王權及其資本）和“埃及最高權力核心”（“意圖”代表埃及國家利益）。又，做為博弈者的“埃及”可謂是以色列（+猶太資本）找到的“鐵杆”戰略盟友，是以，在“大棋局”之縱橫捭闔中，基地組織有時也需要，也能夠間接執行猶太資本的戰略意圖。
5．在“911策劃”中，由沙特人本.拉登領導，並以沙特籍人為主要成員執行“911攻擊”，以及（或者）他們承認對事件負責，其目的是——海灣王權由此向美元帝國交付了一張“投名狀”，即，由於美元帝國由此可以把海灣王權指證為美國的敵人，白宮就可以迅速廢黜海灣王權，所以海灣王權不可以叛離美元立場（廢止“石油美元”或者出爐“石油歐元”），再所以美元帝國就不需要廢黜海灣王權——由此，雙方就“石油美元”達成更為緊密的“勾結合同”。（這算是一則“瞞天過海”，也做為“911大棋局”之一處“棋眼”）
6．阿富汗地處偏隅，國家體量中小，政治鬆散，在“大棋局”中長期處在被動位置和邊緣位置，政權博弈能力偏低——恰是這些互為因果的因素，才使得這個地緣政治地圖中的“地理國家”突然變成一處最重要的戰略節點——可供強權切入。美英強權通過阿富汗重置了中亞“能源管線政治”，和借阿富汗為跳板向周邊國家縱橫捭闔，從宏觀、微觀上改造了中亞-中東地緣政治，乃至一時重置了全球政治地緣……
7．關鍵地緣政治目標：埃及，土庫曼斯坦，印尼（當然還有阿富汗，伊朗，伊拉克）……
8．關鍵地緣政治工程（地緣政治手術）：“北約反導”，巴傑石油管線，“大地中海計畫”……
9．一號醬油男：英國。在近現代歷史中，英國政權高效代理了英國本土資本利益。而今天，英國（政權及其資本）遊走在美、歐之間，實際身份卻是美帝國使派的008小弟，行無間道，手中醬油瓶要在關鍵時刻助美帝，砸法、德……
10．法蘭西（2011-3）攻伐卡紮菲（格達費），海豹突擊隊（2011-5-1）刺殺本.拉登等事件都可以視為“911大棋局”的重要後續組成部分（或可視為新一輪大博弈）。
刺殺本.拉登事件還是美英土著、猶太資本、海灣王權（也有莫斯科、巴黎）之間擺開的一局“無間道”。
11．……
〇 從“冷戰收局”到“911大棋局”
緊隨蘇聯解體，“歐陸聯盟”立即形成（蘇聯正式解體不足1個半月之後，即1992年2月7日，“歐共體”12國外長和財政部長在馬斯特里赫特正式簽署），即，“蘇東解體+蘇聯解體”與西方資本陣營分裂同時進行，互為博弈因果，或者說，“歐盟”成立、且獨立於美帝國本就是“蘇聯解體局”的一部分。此時，美英土著資本不能正面攻掠歐陸，既不能對歐陸施加全面控制，也不能正面遏制歐陸的爭霸前景，因為那樣必將導致歐陸背離美英，去借重莫斯科的軍事、政治、地緣力量對美英施加反制。以及，猶太資本也不會允許美英土著攻掠歐陸，它會以引爆美帝國金融危機、經濟危機為手段掣肘美英，因為美英土著在解除歐陸這個最強對手之後將立即返身圍殲猶太資本（乘俄羅斯極衰之際，而中國不具備爭霸全球的地緣條件和實力條件），且猶太資本還必須保留歐陸做為它可以出逃的目的地。而且，全球各國政治力量、資本力量同樣需要掣肘、反制美英土著的單極霸權。那麼可以說——“美英土著不可以正面攻掠歐陸，從而歐陸獲得獨立博弈者資格”也正是“蘇聯解體局”即“冷戰收局”中已經包括，已經預置的一個邏輯內容，這個邏輯內容與邏輯關係也是“蘇聯可以選擇主動解體，敢於選擇自主解體”的博弈邏輯前提……反過來，從蘇聯解體到“911”此10年間，西方資本陣線內部的叛局之所以未能發生，也是因為其陣線內部尚未形成一股具備更多利益協同的背叛勢力——歐陸意圖獨立于美英，但是各國做為中小博弈者需要一個明確的共同利益或（及）前景做為盟約，才能形成一個強大的“叛局同盟”，具體地，歐陸需要通過拿到“金融武器”從而把歐陸各國轉變成為各國資本利益的聯合體，從而成為一個確鑿的“大國博弈者”而不會在美英的壓力下分崩離析——歐元正是這個“共同武器”。所以，新一輪的“全球大博弈”的主題來自“歐元出世，及怎樣出世”，它是“蘇聯解體博弈”（冷戰收局）之後又一輪具有轉折性意義的“大博弈”。即是說，當“蘇聯解體博弈”經過了大約10年的後續運演，針對暗中生衍變化的“大棋局”（和各方博弈者共同參與構建的“大局觀”），主要博弈者必須考慮出爐一輪新的“全球大博弈”了。
從人口規模、經濟體量與品質、科技資產到文化資產，歐陸都勝過美國，或者可以迅速勝過美國，哪怕是縮減版的“歐陸帝國”。所以，歐元霸權“可以”在“市場規則”之下取代美元霸權。而且此時，美元總面值已經超出美國的經濟規模和經濟實力，包含了那部分由霸權帶來的數額。那麼一旦歐元取得石油結算地位，哪怕是在“石油美元”之下成為第二結算貨幣，美元霸權也要被終結，“美元帝國”將不復存在，美國經濟將走向崩潰，而美帝國舊的帝國之本、即實體生產力也已經部分被放棄，沒有放棄的那部分生產力也將在美元失去霸權之後繼續衰落——200多年的英-美全球霸權也要當即終結。
是以，“歐元出世”是繼“蘇聯解體”之後又一次深刻影響到全球爭霸-反霸格局的重大事件，當然，它的由來（之所以能夠出世）也是一次“博弈事件”，是由全球爭霸-反霸歷史演繹而來的一個後果，和“大棋局”的一個新的主題性內容。它或者足以改變全球霸權-反霸格局，推翻美元帝國和美英傳統霸權，或者美元資本和美元帝國成功維護它們的既得霸權利益。此時，全球各路博弈者必須針對“歐元出世”重新做出捭闔縱橫，以能爭取一個于本方有利的“大棋局局面”（針對1975年“美元帝國”以“石油美元霸權”為武器向全球社會發起的“貨幣戰爭”，從後期到收局的“冷戰進程”也可以看做是全球力量對美英霸權做出的第一輪反抗與反制）。其中，美元帝國及舊霸權體系下的既得利益集團要針對“歐元出世局”做出破解（破局）……
本文將通過“博弈邏輯”推演並顯示——“911事件”就是在這一“大局觀”背景下由美英土著資本、猶太資本、海灣王權三路博弈者共同精心設計、實施的一步“大棋”，一個它們用以“突破由‘歐元出世局’而引起的全球大棋局新走勢”（破局）的重大“博弈事件”，它的真相就只能是“博弈真相”……當然，參與陰謀策劃的三路博弈者之間也必然存在的捭闔鬥爭也構成“911大棋局”的重要內容。
〇從“美帝國”到“美元帝國”（1）全球化與東亞金融風暴
從蘇聯解體到歐元出世這10年間，美英土著既然不可以正面攻掠歐陸，那麼它是否可以“退求其次”去華爾街圍殲猶太金融資本呢？答案也是“不能”——此一時期的美帝國，它的權力功能還不能擺脫冷戰機制（冷戰也並沒有真的過去），美英土著資本在對外立場上能夠長期達成一致（通過美國式“民主”政治），但在美帝國境內，美英土著這一路資本尚未形成為一個獨立的博弈者能夠去同有著千年歷史和有著緊密利益關係的猶太財團或曰“資本民族”（在馬克思的概念下）進行全面的博弈鬥爭。而且，一旦美英土著敢於圍殲猶太資本，則不僅猶太資本要“跳牆”，要致亂美國金融、美國經濟，讓美英不可能在那10年之間走到它全球霸權的極盛頂點。更加，歐陸也必須提前謀動，包括不會配合美英去竭力打壓俄羅斯而是必須聯合俄羅斯，則美英不僅算不上贏得“冷戰”，還要因為內部爆發叛局而直接失去霸權位置……
這也是說，在“冷戰收局”這一盤棋局中，與莫斯科對弈的白宮實際上已經是一個被猶太資本靈魂附體的白宮，或曰“冷戰收局”是在莫斯科、白宮、猶太資本、歐陸（主要是法國）之間做出的一次“大變盤”，並且在這幾路博弈者之間還不能論出勝負，而猶太資本正是這一盤“冷戰收局”中的縱橫家，是以不至於讓自己在冷戰後置於美英土著資本的刀俎之下。不止於此，對於“沒有祖國”且至少“懷璧其罪”的猶太資本，它的“大棋局”必須籌謀更深，更早，包括1975年“石油美元”之所以出籠，怎樣出籠……當然，猶太資本必須順應大勢，包括順和美英資本的利益及其大局觀，更利用美英土著資本、“美帝國”、“正常的美國”之間的矛盾，才能做到借勢佈局，乃至借局佈局……
那麼既然此時不能鯨吞猶太資本，美英土著就勾結猶太資本，通過“全球化運動”在全球布下經濟-金融大棋局，對全球實施金融掠奪和經濟剝削（90年代初“全球化”概念出爐並被熱炒。1995年1月1日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並開始運行），包括通過金融手段直接掠奪、收割東亞、俄羅斯的財富、實力與潛力，也削弱這些博弈者的博弈實力。同時，美英土著借“全球化”繼續擴張外勢，壯大美元資本的實力與勢力，增強霸權美元對全球的金融控制力。又同時，白宮在東歐、中亞，在車臣問題、“歐洲反導”等問題上聯合歐陸進一步打壓、拆解俄羅斯，讓那個針對它（美英土著資本）的叛局失去來自俄羅斯的強力支撐，再圖返身迫降歐陸，圍剿猶太資本。又同時，美英土著資本也利用“全球化”這一時間進程（美帝國和美元帝國的擴張進程）從冷戰身份中走出來，恢復其“傳統資本立場”，即用“美英資本立場”替換冷戰時期的“美帝國資本立場”，以能獲得一個足以制約乃至鯨吞猶太金融資本“集團”的“獨立博弈者身份”。由於猶太資本勢力已經滲透到美帝國各重要領域，美英土著資本還需要借重倫敦去完成它的佈署……對此，猶太資本必須找到反制手段——
〇從“美帝國”到“美元帝國”（2）猶太資本的“土著”盟友
在冷戰時期，猶太金融資本的“集團”屬性也有所淡化、或曰被淡化運行，但是“金融民族”卻始終做為一種不會失去的集團性立場，因為——這個立場首先就是由金融資本的內在屬性所要求的，即由金融資本的壟斷性所要求的，而不是首先出自“民族屬性”的要求。所以在“美帝國”時期和“美帝國”向“美元帝國”轉向時期，資本金融化和金融資本走向壟斷化的進程始終未斷。而且，猶太資本借其歷史繼承性一直在持續壯大，而這又是因為維繫“金融壟斷性”需要借用某種自然屬性下的“集團性”，那麼血緣關係、歷史承繼、宗教社區、文化認同、國族認同——這些未曾被，也不可能被歷史遺棄的差異性內容還是會楔入“金融資本集團”的建構進程中去，何況在美國-美帝國的歷史中，猶太金融資本一直就以民族性為根基才得以在北美立足、生根、壯大，以至謀得金融霸權……
蘇聯解體10年後，美帝國已經基本完成向“美元帝國”的蛻變。但是猶太資本必須在美國國內尋找到另一個強力盟友，或者它與某個“資本盟友”的結盟雖然不足以控制美帝國，卻能夠在美國權力政治結構中獲得一種結構性優勢，以能壓制住其他資本集團及其聯盟，和壓制住美英“土著金融資本”這個“大聯盟”，只有這樣，猶太資本才能避免被圍殲並爭取到出逃機會，或者借爭取到的“出逃權”再行做局、佈局……猶太資本選擇的這一支“土著資本盟友”就是“美英石油資本”——把它從美英土著資本群落中拉攏、分割出來與自己結成利益同盟。不過，在“鯨吞猶太資本”這一博弈方向上，只要條件成熟，美英石油資本仍然可以“還原”到美英土著資本的共同立場，而這就要求猶太資本的戰略佈局必須步調緊湊，並且要讓石油資本能夠從猶太資本的佈局中獲得暴利——猶太資本有辦法做到這兩點，辦法就是——
（1）強化美帝國以“石油美元政治”為根基的“大棋局”走向，讓白宮必須借重於石油資本的配合，也從而必須借重猶太金融資本的配合。“911佈局”就是一個關鍵性的強化步驟與手段。
（2）借白宮佈局中東、中亞之機，讓美英石油資本搶佔那裏的油田股份從而站穩“石油大棋局”立場。自然，白宮也需要這支它可以信任，可以控制的的嫡系資本來配合、幫助它展開中東-中亞佈局乃至全球佈局。
（3）在華爾街，猶太金融資本與美英石油資本相互勾結，一同套取暴利……這些可行的勾結關係，以及這一勾結能夠引導、推動白宮更堅決地走向符合“猶太資本佈局”的方向（美英土著的戰略佈局），以及這兩路勾結起來的資本能夠為，願意為白宮的戰略佈署提供現實可行的支援與配合，包括金融戰線、石油地緣政治（主要針對莫斯科）上的支持而不是背叛或背離——這些正是猶太資本之所以把美英石油資本選做戰略盟友的因由。
（那麼美帝國軍工資本是猶太資本的“國內土著資本盟友”麼？猶太資本所需要的“石油美元帝國”的確需要軍事霸權做支撐，但是此前的“美帝國”時期，美國土著資本也需要，更需要軍事霸權的支撐。而且，美國軍事工業整合著美國的大工業資源、大學資源和高科技資源，而這些資源正是“可以”構造一個“健康美國”的主要成分。所以說，美國軍工資本更靠近猶太資本的“敵手”——美英土著資本的立場。當然，在“大棋局”裏沒有“永遠的敵人”……）
猶太資本針對美英土著的策略也必須切合美帝國現階段的歷史走向（歷史慣性），這個走向至少要是——美英土著資本在全球“大棋局”中的立場將要求美帝國堅持這一走向。這就是說，並非“猶太資本+美元石油資本”的權重真的壓過其他美英土著資本，也壓過“美國”社會可以整合起來的社會力量、“民主力量”，從而兩路資本能夠挾持美帝國走向“美元帝國”……猶太資本拉攏一支“土著資本盟友”只為避免被土著資本鯨吞，而美英土著資本預圖鯨吞猶太資本也不是為了回到一個傳統的“美帝國”或者“美國”（所謂非帝國的“美國”根本不曾見存於歷史），而是要把這個金融帝國和通過它而向全球社會榨取的金融暴利收歸己有，而且面向全球“大棋局”，美英土著也要爭取剪除猶太資本這支“第五縱隊”……美英土著資本（及其權勢）、猶太資本都知道——從“美帝國”到“美元帝國”的轉變具有歷史必然性，而猶太資本只能參與、投機到這一歷史過程中去，卻不足以挾持它。相反，“美帝國－＞美元帝國”這個必然性轉變卻是英美資本長期從全球榨取霸權利益的歷史結果，也是“資本的全球大棋局”之博弈結果（要透徹泛解析這個問題，還需要結合所謂“美國的本質”等視角，並且需要重新解讀“二戰”，才可能一併論演，所以另立章節）。
主要是美英土著資本中的大資本才有權力-能力-影響力去收割猶太資本（必須通過國家機器），所以，猶太資本“可以”通過“邀請這個敵手一起分贓”的方式至少延緩那個自己被圍剿的命運進程，進而有可以贏得機會去改變-扭轉美英土著針對它的戰略設計內容，乃至在“大棋局”中戰勝美英土著資本。當然，非不得已，猶太資本不會向美英土著大資本讓渡財富，那麼分贓的方式就是——讓美帝國經濟進一步走向“金融化”，讓美英土著大資本也貪婪于“金融掠奪”帶來的暴利，包括向美國國內做金融掠奪和向全球做金融掠奪，以及，讓美英石油資本能夠與自己共同套利和去中東圈佔油田……這應該也是這一輪美國金融危機-債務危機的資本動機與資本動力——如果說金融壟斷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那麼這種捆綁關係，及“大棋局博弈關係”就具體演繹了“最高階段”的現實形態，和壟斷的現實形態，而這種“捆綁（勾結）”還追加了這個帝國圖謀“統治全球”的“邪惡動機”。
有了石油資本這一路“土著盟友”，猶太資本可以影響白宮的戰略定向，主要是讓“白宮的大棋局”的步調有利於“猶太資本的大棋局”步調，而且在操作層面，兩路資本也有必要進入白宮（白宮是美國大資本的代理人，只在“操作層面”擁有權力）——這兩路資本共同扶植小布希、切尼集團上臺，因為兩人及其政治家族（後臺）並不算是美國政治家族勢力中的主流與強者，“猶太資本+石油資本”容易賄買和拉攏他們，並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他們，也包括威脅——指證他們接受了石油資本的賄賂。當然，小布希和切尼出賣的只是美英土著資本集團的戰略“步調”，並沒有出賣那個戰略“本身”。而且，猶太資本要借局佈局（借白宮的佈局去展開自己的佈局），就還必須為美英土著資本的“大棋局”提供一個後者一定會接受的宏觀大策，且這個“宏略大策”——必須符合白宮的戰略遠景，必須切實可行，必須是超過（美英土著自己的）其他策劃的一個“上策”，才可能成功“賄買”白宮（的某些辦公室）。當然在設計中，猶太資本會讓這個贈送給白宮的“上策”必須在猶太資本的配合下才可能實施並完成，以免被美英土著修改策劃內容，以至於被“將計就計”，被布下“局中局”……那麼，以“911事件”為“棋眼”，一個“911大策劃”早已出爐，開始演繹了。鑒於棋局之大，佈局之重，完全有理由把它看做是同“冷戰收局”（蘇聯解體局）同等量級的新一盤“大棋局”，是繼“冷戰收局“之後的新一輪全球大博弈。
（因時間和精力有限，也缺少資源去仔細窺察美國內政及美元資本的內部鬥爭，本小節中的分析性內容或存偏頗。）
〇 從“美帝國”到“美元帝國”（3）“911事變”的原始底圖
既然美英土著資本不可以正面攻掠歐陸，也不可以立即返身收割猶太資本，那麼美英與歐陸這兩路資本之間能夠達成媾和麼？——“美、歐分立”做為“冷戰收局”的博弈結果，與“可以媾和”相對應的博弈內容就是——冷戰尚未真正結束。當然，就“西方陣線”依然存續來講，美英帝國與歐陸一直在媾和中，不過它們這個勾當也受制於“大棋局”……具體地——
（1）德國、法國一直自我保存為兩個“完全經濟體”，歐陸更是一個超大的“完全經濟體”，鑒於巨大體量，也鑒於科技對產業的依賴而失去科技優勢也就失去一切競爭優勢，歐陸也只能繼續走“完全經濟”路線。那麼其實體生產力不可以被美元霸權統治或者被美元資本吸血。
（2）歐陸的體量、實力與潛力高於美國，並且這種差距將繼續拉大，尤其美國實體生產潛力已經衰落。這種前景下，歐陸沒有理由放棄爭霸野心。
（3）鑒於第（2）條，美英資本無法以美國本土實體經濟為本去同歐陸做“自由競爭”，那麼美英土著資本一定會把自己定位為盤剝者，這又要借重于金融霸權-貨幣霸權而這個霸權它已經在手。
（4）如果美英與歐陸媾和，猶太資本將立即被美英土著鯨吞，所以猶太資本必須予以反制，且不計代價。
（5）美、歐媾和的後果將是——它們要在全球重演“殖民地時代”，雖然形式會有所不同。而這是全球正義力量都不能接受的，包括俄羅斯、中國、阿拉伯等等，而某些國家還要被霸權者借為“棋子國”（典型地就像曾經的日本）……當然，所謂（1）（2）（3）（4）都是從“大局觀”中抽象出來的片面，任何單一理由在“大棋局”中都不免侷促，所以在“大棋局實際”中都並不能單獨成立……
美英土著資本不可以正面攻掠歐陸，也不可以立即返身收割猶太資本，美英與歐陸這兩路資本除非通過捭闔贏得這盤“大棋局”否則也不能達成媾和，那麼“美元帝國”可以回到“美帝國”麼？簡單看來——除非徹底改造美國社會，讓美國從美英霸權體系下獲得真正的獨立（脫離由霸權體制支援的“暴利模式”，包括停止通過“全球化資本主義”向全球人類社區“吸血”），美帝國或者“美元帝國”的國內實體經濟就不可能恢復競爭力。然而，出於壟斷資本的本性，美英土著資本是不予考慮“退出全球霸權”的。更何況，歐陸資本以實力為基礎正在要求取代美英資本的全球霸權地位，則即便出於金融資本之間的壟斷鬥爭，美英資本也不會主動放棄霸權包括美元霸權——除非它能夠會同歐陸資本從“大棋局”捭闔出一個隻只它們有利的媾和結果才勉強算是“放棄霸權”，這樣，問題就又回到這盤“大棋局”……而在“大棋局”中，歐陸與美英帝國分別已經擺出“歐元出世局”（做為“冷戰收局”的繼承和後果）、“全球化局”，大盤面上——歐陸資本有望借助包括莫斯科在內的國際力量而從“歐元出世局”一舉贏盤，而美英土著資本坐擁美元霸權、軍事霸權和讓它相當自負的“軟實力”（主要就是從英帝國500百年爭霸史和英美200餘年霸權史中“積澱”而來的戰略能力），且猶太資本在美元與元的大決戰中（至少在決定戰局走向的第一輪戰役中）必須站在美元立場……
而且美元及“美元帝國”已經在全球做出佈署，布下戰場和陣勢，布下“局中局”，僅就此，美元帝國也不準備回到一個“正常的美國”，那麼鑒於
（1）美帝國已經走向“美元帝國”而這個轉向必將影響美國本土實體經濟，以及美英為維持其全球霸權而需要遏制歐陸、東亞經濟的發展從而也必將損害美國本土經濟。
（2）美元為維持其貨幣霸權而“需要”遏制歐元，從而“美元帝國”需要對歐陸經濟做有限打壓，這也將影響到美國經濟。
（3）“美元帝國”為壓制、打擊、控制歐陸、東亞博弈者而“需要”推高油價，因為推高油價既能讓“美元帝國”拿住針對歐陸、東亞博弈者的籌碼，也能直接打壓歐陸、東亞的經濟。而且，美英石油資本和猶太金融資本還要從高油價獲利和通過對油價的控制去金融“市場”套利。並且，白宮為拉住海灣王權也需要向石油王權讓利。再加之，美英、歐陸、俄羅斯必將爭逐中東從而不可避免影響到油價——但是反過來，高油價也勢將打擊全球經濟、也包括美國經濟。
（4）不論美英土著資本還是猶太資本都要強化自身的“財勢”以能在美帝國國內的權勢爭奪中取得優勢，去“挾動”白宮，猶太資本還需要綏靖其他美英資本以能讓它們在“美元帝國”之路上有利可圖，而這必將加速、加劇美國社會的貧富分化……這些（由霸權主義自身引起的）因素必將衝擊美國經濟，影響美國“公民”和“納稅人”的生活水準，那麼美元資本一定已經深入考慮了“怎樣可以避免被革命”這種問題，也考慮了當它們對“大棋局”做出系列佈署時不可以受到國內（社會）博弈的限制、牽制。就此，美元資本一定責令白宮做出預防，拿出預案——
“911”事件不久（2002年6月6日），美國總統小布希宣佈將成立“國土安全部”，曰“防止美國本土再次遭受恐怖襲擊”。又，華盛頓“針對恐怖主義”出臺了“相關法律”……但實際上，白宮的真實意圖卻在於控制美國民眾和美國社會，以阻止非常可能爆發的社會反抗乃至國內革命。那麼可以說——“美元帝國”的財團早在“911事件”之前的那段時期（向美元帝國過渡時期，就早已把打壓美國國內民眾（的反抗甚至革命）做為它們的一個重要博弈目標了。即是說，設計一場針對美國國家和國民的重大恐怖攻擊也是為了加大美帝國的國內管制，為鎮壓美國民眾而準備社會政治環境與機制——“911攻擊”就是它們所需要的“最適合”的方式，即911就必須是一次讓美國國民恐懼的，讓美國公民生命遭受很大損失的悲情事件。
當然，後文中將要推證：在“911陰謀”中還合成了美元帝國的另外三個重大戰略性目標，而這個“壟斷資本要保證它們對美國民眾、美國社會的統治”只是其目標之一……之所以說這個目標（“恐怖主義內政”）才是“911事變”的原始底圖，主要是因為——在原理上，其餘幾個戰略性目標都可以經由其他策劃去佈署和實施，卻唯有“恐怖主義內政”讓美元壟斷資本最難另尋途徑去實施……今天，美元資本針對美帝國國內的統治仍然需要“恐怖主義內政”（也包括控制、轉移種族矛盾等多種國內矛盾），那麼可以判斷：由美元資本發明、發動的這場針對“美國”的“恐怖主義戰爭”就不會停止。但是，美元資本又不能讓恐怖攻擊在“貨幣戰爭”大環境下衝擊“美帝國信用”從而衝擊美元霸權，所以，美元資本（或美元帝國或美英土著權勢）會選擇——
或者讓本.拉登這個“象喻符號”足夠誇張，且讓這個“符號”繼續存活；或者在烈度上限制針對美國本土的恐怖襲擊，但是讓有關“恐怖襲擊”的“事件或者傳媒事件”不斷；
或者讓歐洲或其他地方成為恐怖襲擊的靶標也同樣能夠起到震懾美國“公民社會”之效果還威脅歐陸或其他博弈者；
或者，當華爾街在白宮的策應下準備好一個金融圈套能夠讓美元（或美元霸權）先跌再起（像“911攻擊”這樣），白宮再會發動下一次針對美國本土的較大規模的恐怖攻擊（再複製一次“911博弈事件”）……
〇 大局觀第一季——白宮的難題
1999年1月1日歐元在歐盟11國正式啟動。規定2002年1月1日歐元正式流通。2002年3月1日起成員國原貨幣停止流通……
隨歐元出世，如果美元帝國及其利益“盟友”沒有做出主動應對或有效應對，則“大棋局”走向如何？“它們不做出應對”當然是不可能的，卻又全球所有博弈者（也包括華盛頓、歐陸、莫斯科）針對“歐元出世局”都必須首先參量的一則“大局觀”，在時間順序上是“大局觀第一次”。在“大局觀第一季”視野下，足以衝垮美元霸權及“美元帝國”的路徑有四條——
1．伊拉克、伊朗、俄羅斯、中亞（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阿塞拜疆），乃至還有委內瑞拉這些能源出口“大戶”中的多數選擇以歐元結算其能源出口，即出爐“石油歐元”——雖然美元帝國有望保住海灣石油王權這最大一路石油輸出勢力，已經大而無當（總面額已經遠超它的實際“價值”）的霸權美元也將倒塌，美元帝國的最好的結果是它將緩慢崩潰（但是“大棋局”不會如此簡單，美元帝國只能迅速崩潰……）。
（2000年11月，伊拉克央行宣佈以歐元替換美元作為外貿結算貨幣，並把100億美元外匯改換為歐元。
2000年12月24日，伊拉克宣佈，伊政府決定自2002年初開始正式以歐元替換美元作為外貿結算貨幣。）
2．東亞，主要是中國、日本停止美元外儲，改為儲備歐元。以至於東亞拋售美元，或者積極同石油出口國啟動“石油歐元”……
3．在“大棋局”變化之後（美元帝國不能完全封鎖住第1、第2條路徑），海灣石油王權向歐元立場轉移，出籠“石油歐元”或者也同時保留“石油美元”——即便海灣王權同時保留了“石油美元”（出籠“有限石油歐元”）以能夠在美英、歐陸之間縱橫求存，美元霸權及“美元帝國”也必然走向終結。
4．借美元-歐元之間的決鬥，並且推助這場決鬥，莫斯科有機會攜領中亞，聯合伊拉克、伊朗，乃至還有委內瑞拉，去啟動一個“俄佩克”，對抗以至於取代“歐佩克”，或者拉攏歐元甚或拉攏歐佩克，去重建全球貨幣秩序——則美元帝國勢必終結，而莫斯科有望獲益極大乃至向第一霸權邁進……
這四條“大致”路徑是所有“大棋局”博弈者都必須要看到的（除非某些次要博弈者欠缺基本的戰略能力，或者它在政權機制上壓制了自己的“國家戰略頭腦”，或者某些小國地處偏隅在‘大棋局’中根本算不上一路棋手）。當然，“大棋局實際”一定會向複雜化演繹，但不論多麼複雜，對於預圖維續美元霸權和美元帝國的資本及其野心來講，它們都必須成功封鎖，且同時封鎖這四條足以摧垮美元霸權的路徑，因為任何一條路徑都足以“單獨”摧垮美元霸權，或者至少把“大棋局”迅速引向對美元帝國極為不利的方向從而間接摧垮美元霸權（或者就是一個路徑引發其他路徑）。並且，因為霸權者的野心，也因為在“大棋局”中美英帝國和美元帝國已經站在霸權頂點所以“不進則退”，它們還會力圖在防禦的同時謀求進取……不過在四條路徑中，尤其第1、第2條路徑，讓白宮破解起來何其困難，而四條路徑又複合在一起，主要博弈對手又已經捭闔縱橫，還將繼續縱橫捭闔（視‘大棋局’變化，視白宮的應手），看起來這簡直就是美元霸權和美元帝國的“死局”。
當然，“美元帝國”手中還是握有自己的優勢，其優勢有四：
1.軍事優勢。
2.尚能一時操縱的霸權美元和金融控制力。
3.一時尚未被廢黜的全球霸權地位。
4. 所謂包括戰略能力在內的“軟實力”……
但是，在“歐元出世局”開始演繹之後，至少多數主要博弈者能夠看到這個大不利於美元和美元帝國的“大棋局”，也就看淡了美元帝國、美英帝國的霸權前景，所以美元帝國的優勢就只剩下一樣才算得上可靠，即軍事優勢。
〇大博弈第一季——“北約東擴”，及莫斯科的戰略
足以衝垮“美元霸權”和“美元帝國”的四條路徑中，第1條無疑最為核心，最為吃重——顯然，白宮絕難改變莫斯科的立場，也絕難改變歐陸的立場，因為歐陸明確看到自己的霸權前景即在眼前……然而，所謂“大棋局”是“列國”的“大棋局”，歐陸與俄羅斯的戰略目標、戰略利益不可能——在一條路徑上高度會合而其矛盾又不可能被其他博弈者利用而放大。這就為白宮“破局”提供了條件——
在莫斯科的戰略中有一個基礎性的邏輯——
莫斯科擁有可供其成為全球第一霸權的武力優勢、能源優勢、地緣優勢（國土縱深可以同時控攝歐陸、東亞、中東），它的終極戰略目標當然是成為全球第一霸權。初看之下，莫斯科似乎有理由全力攻伐現存第一霸權即美英，直接就是擊垮霸權美元。然而，莫斯科不能允許美英霸權垮臺之後，歐陸卻拿走霸權果實成為不易撼動的第一霸權——如果想要莫斯科全力或者哪怕大力支持歐元，例如攜中亞各能源出口國並聯合和鼓動兩伊去出籠“石油歐元”，就必須有一個前提，即，莫斯科必須保留足夠的機會可以在接下來的“大棋局”中讓自己能夠控制“歐陸帝國”，或者至少不能讓“歐陸帝國”反過來（聯合衰落的美帝國）控制住俄羅斯。畢竟，莫斯科這只大熊寧要一隻對岸的老虎（大西洋對岸的美利堅），也不要一隻身邊的老虎（歐陸帝國），何況身邊的這一隻老虎還更具潛在實力。
那麼，白宮只要打壓俄羅斯，並且打壓到“莫斯科無望控制歐陸帝國”的程度，莫斯科就將不會允許歐陸霸權取代美英霸權，而是要等待更好的時機……
雖然歐陸在人口規模、經濟體量和品質上都遠超俄羅斯，但是在可供爭霸全球的地緣條件和幅員廣度上卻遠不及俄羅斯，而決定兩路博弈者勢力對比的關鍵就在東歐，即，東歐誰屬（整合或者控制）將是歐陸、俄羅斯勢力此消彼長的決定性因素——雖然蘇聯已經解體，但是莫斯科卻可以隨時糾集起原蘇聯諸邦中的多數，甚至威壓（原蘇東陣營中的）東歐幾國把它們變成“真空地區”（尤其冷戰後它們並未由倒向西方立場而獲得什麼利益），恢復莫斯科的地緣政治空間（“蘇聯解體”也做為莫斯科的一次戰略大撤退），則歐陸帝國的版圖將立即變得促狹，將全部暴露在俄羅斯中遠端導彈的準星之內，和快速反應部隊的突襲航程之內，則莫斯科可以隨時威懾著歐陸帝國……那麼當歐陸奪得貨幣霸權，卻將隨即面臨一個巨大困境——莫斯科將要搶走“霸權果實”而歐陸自己將成為俄羅斯的附庸。這時，歐陸就必須依靠大西洋對岸的美帝國做為戰略上的後方依託和“地緣縱深”，則美帝國有權繼續充當歐陸的“大哥”，從而美元地位有權繼續高於歐元地位，即“歐元霸權”和“歐陸帝國”尚不能實際成立，也即歐元稱霸之路只是一個虛幻……是以，歐陸必須支持“北約東擴”。
反過來，如果歐陸控制-整合東歐，不僅歐陸帝國的幅員得以向東做大尺度擴張，與俄羅斯之間的地緣態勢此消彼長，而且白俄羅斯、烏克蘭這兩個俄羅斯的主要盟友國和俄羅斯的主體部分（即歐洲部分）就暴露在歐陸帝國的勢力之下了，歐陸可以從政治上、經濟上、心理上滲透、顛覆、拉攏白俄羅斯、烏克蘭甚至包括俄羅斯的加盟共和國，和從軍事上以“北約反導”和空軍實力壓迫它們從而促進政治、軍事目標（俄羅斯雖然幅員巨集巨，它的人口、經濟卻高度集中在歐洲部分，這是它在戰略地緣上的主要弱點）……如此，歐陸可以甩開美英建立一個獨立的帝國了，也就可以全力向美元發起決鬥了。
是以，從進取的立場上，歐陸也必須支持“北約東擴”。
具體到“大棋局”——
如果歐陸帝國能夠把版圖著實地延伸到東歐，則在歐元霸權取代美元霸權成為大趨勢之時，美英就至少有需要去同歐陸媾和-勾結，反過來充當歐陸帝國的“小弟”，去共同壓制俄羅斯。同時，美英土著可以在歐陸的支援下順利鯨吞猶太資本（歐元不再需要猶太資本這支第五縱隊）——在美英霸權資本的立場上，這也算是它退離霸權歷史的一條“可取”之路，結果將是歐陸-美英繼續共同統治全球（當然，前提是‘大棋局’及美國國內經濟等因素已經讓白宮找不到維續霸權的路徑，而且美元土著還希望在‘大棋局’形成這一大勢之前盡可能利用猶太資本收割全球財富）。如此，歐元、歐陸將在它的霸權之路上順利前行……
反之，如果歐陸帝國不能控制東歐，它就需要美帝國的強力支撐才能制止莫斯科來盜取霸權果實，即美英-歐陸之間不易達成勾結。
那麼在歐元盛，美元衰的大趨勢下，莫斯科可以找到一個機會（或者推波助瀾製造機會），突然強力出手支持歐元，推翻美元霸權，而令歐陸被“大棋局”裹挾不得不接受莫斯科拋給自己的“雞肋”（否則歐元崩盤，或歐元區解體），或者只能去爭取把“大棋局”導入新的一輪以制止莫斯走上霸權之巔。
又或同時，莫斯科還可以借敘利亞為軍事-政治基地，支援敘利亞聯合阿拉伯諸邦去攻伐以色列，遂讓美英土著資本有機會鯨吞猶太資本，從而讓美英“可以”把貨幣霸權讓渡給歐陸……看起來，這是莫斯科幫助歐陸帝國稱霸，但是隨後，莫斯科可以聯合阿拉伯諸邦再來攻伐歐陸帝國，奪走霸權，就此，可以發現這樣的路線圖——
在歐陸搶得中東石油出口結算權（“石油歐元”出籠）之後，歐陸並沒有充分的武力控制中東各路博弈者，即便歐陸會同那個（被摧垮美元霸權而）武力衰落的美帝國，也太難全面控制中東，因為中東諸侯將得到俄羅斯的全力支援、或者也有中國乃至日本等主要博弈者的強力支持（東亞的支持強度取決於複雜的“大棋局”因素。確定的是：東亞“需要”提供強力支援）。那麼，中東諸侯在莫斯科及國際力量的支持下有機會出籠自己的“石油貨幣”（例如海元），或者它們支持一個“貨幣籃子”取代“石油歐元”這種霸權貨幣，而它們會得到莫斯科，尤其東亞的支持。那麼，“石油歐元”這只煮熟的鴨子也會從歐陸帝國的餐桌上飛走（甚或，莫斯科並非沒有機會進一步做局，去打造一個“俄佩克”乃至於“石油盧布”）……就此，莫斯科或者“中東石油博弈者”還有強力手段對付歐陸——阻斷蘇伊士運河，讓歐洲經濟承受不起高成本能源（繞道好望角）。而“阻斷蘇伊士運河”在方法上可以非常簡單，例如有夠多或者夠大的船舶“意外”擱淺或者傾覆在蘇伊士航道，隨後，其他船舶還可能發生碰撞……而且，在抑制歐陸霸權帝國這個問題上，埃及的立場根本不需要誰來動員（關於埃及的分析留給後文）……
——尤其，如果歐陸帝國不能整合東歐，美英就更有權（以向歐陸提供戰略支撐做為籌碼）向歐陸討價還價，爭取奪回貨幣霸權。或者即便歐陸能夠捭闔出一種局面令美英甘做歐陸的‘小弟’，但是如果美帝國在歐元的攻伐下衰落之路過於急驟，一個版圖促狹且暴露在俄羅斯軍事力量之下的歐陸帝國也不能放開手腳向莫斯科博弈……也所以，歐陸能夠整合東歐還意味著歐陸因此可以向美元霸權發起強勢攻伐，同時不怕美帝國以急驟的方式衰落，並且在攻伐決戰開始前，歐陸手中這個“強勢攻伐權”可以讓歐陸在它同美英的捭闔鬥爭中佔據主動位置，從而容易引導出一個有利於歐陸自己的“決勝局”。
……“911事件”前，美英、歐陸已經聯合推進、實施了“北約東擴計畫”。那麼當美元-歐元之大決戰正式開始，如果莫斯科盡力支持歐元，則要麼歐陸一舉成為第一霸權，要麼兩路資本謀和而歐、美在北約框架下聯手攻伐俄羅斯——所以，“北約東擴”莫斯科失去了全力支持歐元的必要理由，即，“北約東擴”成為了美元帝國用來制約歐元爭霸的工具。但是，美元帝國（及美英霸權帝國）只是解除了來自莫斯科的一個直接性的威脅，即莫斯科仍然可以縱橫捭闔，以迂回策略介入“大棋局”，而莫斯科的主要鬥爭目標仍然是美英霸權——俄羅斯的“黃雀策略（漁翁策略）”受阻，它就只能更徹底地走“扶植歐元路線”，和與猶太資本進一步增進協同，把“大棋局”引向複雜化，而“複雜化”也是幾路主要博弈者可以接受的。
是以，在“破局美元霸權”的四條路徑中，白宮力推“北約東擴”、“北約反導”只針對第1條路徑有效，且只能算“半效”。
“北約東擴”屬於傳統政治運作，而“歐洲反導”就可以曰做“地緣政治工程”或“地緣政治手術”了（通過實物工程改造政治，改造“大棋局”）。這樣說也是因為“反導系統”本身沒有多少軍事價值——不難從導彈技術上突破它，而且威懾畢竟只是威懾，即便擁有“全效”反導系統的北約也並不能真的對俄羅斯發動核戰。對於美英、歐陸雙方，“歐洲反導”（及“北約東擴”）的主要戰略價值就在於“地緣政治手術”——（1）它成為美、歐維續傳統聯盟尤其軍事聯盟的平臺。（2）“歐洲反導”向東推進就意味著爭取到了東歐各國的立場，即把“北約東擴”從軍事上坐實，從而進一步從政治-經濟-心理上坐實，讓“大歐洲”（歐陸帝國）在地緣上做大和做實——這符合歐洲所願，也就意味著歐-俄之間可能的聯合、聯動被自動阻斷——這是美元帝國願意看到的。
而對於準備佈署“反導系統”的幾個東歐國家來講，它們的“反導設施”反而要成為莫斯科的第一波打擊的標靶，甚至當莫斯科判斷西方的“反導系統”的確有效而俄羅斯的導彈無力突破它們，則莫斯科未必不會以單方面軍事行動或者間諜行動摧毀它們，而北約則束手無策，畢竟莫斯科並未發起一場“核戰”，規模也不算一場“大戰”。那麼東歐幾國迎接“歐洲反導”的目的就在於它們希望借此進一步融入“大歐洲”，而幾國政客階層與國內資本之的目則主要在於握有更多實際權力和做穩資本利益——寧做西方資本的附庸，不做莫斯科的傀儡。
即使沒有這場主要肇起於“貨幣戰爭”的“911大棋局”，“北約東擴”也“勢在必行”，所以還不能說“北約東擴”單純就是白宮針對“歐元出世局”的破局動作。然而在2000年小布希上臺後，美國退出了與俄羅斯簽署的《反彈道導彈條約》，此時正是“911事變”前夕，可見白宮要通過“歐洲反導”強化“北約東擴”的戰略效用。這便是白宮針對“歐元出世”在做出“破局”了。而在“911事變”後，白宮著重推行“歐洲反導”也繼承了這一戰略框架，等於深入開掘“北約東擴”的戰略內容，和能夠用一個新花式把“北約東擴牌”繼續打下去。然而，美元帝國並不真正要把“歐洲反導”坐實（除非“歐陸帝國”失去前景），因為一旦“歐洲反導”確鑿成立，歐陸將不再擔憂莫斯科，則歐元就要向美元發起總攻了，雖然那時莫斯科不意支持歐元，但歐元可以聯合東亞、海灣王權、猶太資本共同破局美元霸權（雖然三路博弈者都會向歐陸要求條件），或者同時送給莫斯科一個“雞肋”……
那麼我們在新聞中看到美帝國的反導技術總是不過關，那可能就不一定純屬偶然（當然，美帝國在“反導”的某些方面落後於中國也可能就是“技術事實”）……2009年9月，奧巴馬政府宣佈放棄布希政府時期的“歐洲反導計畫”，取消了波蘭、捷克的反導基地，聲稱將出爐新的“歐洲反導計畫”，而在地理上，波蘭和捷克處在俄羅斯與德國、西歐之間。
2010年7月，奧巴馬政府明確了這個新版“歐洲反導計畫”，它宣佈將首先佈署海基防禦系統（地中海和北海），這在客觀上把德國暴露給了俄羅斯；然後在第二個計畫步驟中，它準備把防禦基地佈署在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客觀上還是把德國暴露給俄羅斯；它的第三個“計畫中”的步驟才準備選擇波蘭做為重點投入的防禦方位（“保護”德國）……時間上，2009-2010正是美國金融危機-債務危機剛剛爆發，繼“911大博弈”之後，美元與歐元正要展開新一輪決鬥，此時白宮收束“歐洲反導”正可以對“歐元帝國”釜底抽薪，或者同時以“釜底抽薪”而達到“防患於未然”之效果（美元與歐元這新一輪次的決鬥也非常之複雜，而“新版歐洲反導計畫”的其餘具體內容也具有針對了這一輪“大博弈”）……
那麼可以理解：白宮並非一把“歐洲反導”進行到底，而是要把“歐洲反導之推進過程”進行到底。而一旦“歐洲反導”坐實，將意味著美元準備向歐元投降，或者投誠（勾結）。當然，“歐洲反導”並不構成“美元向歐元投誠”必要前提。因為原則上，“大棋局”中沒有“必要前提”——通過捭闔縱橫，暗中改寫“大棋局”，繞開僵局內容和“必要前提”，一路博弈者才可望出奇制勝！（因此針對美、歐勾結問題，或者針對美元資產走勢，“歐洲反導進程的走勢”可以做為一項預警條件，但不能絕對看待。）
……借已經展開的文字，我們繼續對莫斯科的戰略原則做一點概括性分析，當然這只是本文目前的理解（這是“大棋局”中至為關鍵的問題之一，所以需要非常謹慎）——
莫斯科的戰略應該有一個主調式（原則）——
（1）要麼突然出手給予美帝國霸權（及美元霸權）致命一擊，並由此贏得一個局面以利於莫斯科爭霸——突然性是關鍵。
（2）要麼緩步促使“大棋局”走上有利於莫斯科而不利於美帝國的路線，其“緩步”也包括“積極等待”。這又是因為畢竟美元帝國（和美英集團）掌握著更多、更強的戰略資源可供其“做局”，而美元帝國處在一個自然衰落的“歷史過程”中也因此需要通過“做局”突破困境，是以莫斯科在難以判清美元帝國“做什麼局，怎樣做局”的情況下可以選擇等待，也等待美英同歐陸，同猶太資本的矛盾進一步激化……其中（1）通常要配合（2），因為華盛頓為避免（1），將不可避免地向莫斯科做出讓步，華盛頓的戰略步調遂受到限制，則莫斯科可以由此推進（2），再由（2）為（1）儲備條件……當然，莫斯科也可以“出其不意”，不顧（2）而直接於暗中準備（1）……相對次要地，莫斯科還有其他“戰略原則”——（3）利用其他博弈者的戰略誤判，主要是利用中小博弈者相對薄弱的戰略能力，對其進行戰略訛詐（當然，美英、猶太資本、歐陸也會這樣做）。（4）時而做出野蠻動作，為實力已經不濟的俄羅斯追加“國力”……後文中，我們還要偵緝莫斯科戰略佈署中的其他內涵，如果那不能稱之為“戰略原則”的話。
文／空蕩的原野
201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