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eds:
文章
迴響
«
»

東方時事20091106-太平洋總統歐巴馬首訪中國前的動作與鼻屎國香蕉華人買辦李光耀拉美制中的反華悲鳴叫囂

在“以、巴和平問題上”,“美國影響”似乎受到空前打擊,“美國一手扶植的(巴勒斯坦)阿巴斯”公開威脅說“不幹了”,顯然,作爲“美國版”中東和平計劃的“兩個代理人”,(巴勒斯坦)阿巴斯在以色列拒不兌現“已經說好了”的情況下,而美國似乎無力迫使以色列“必須兌現”的情況下,阿巴斯也的確幹不下去了。

其實,阿巴斯倒沒有什麽,問題是巴勒斯坦後面站著一大堆的阿拉伯國家,是後者“不同意”!而阿拉伯國家“不同意”也沒有關係,問題是阿拉伯國家後面又站在中國、俄羅斯與歐盟,是這些大國在說“你們沒必要同意……在新的形勢下……我們之間有許多事情都正在討論…..”。

至於是什麽樣的“新形勢”,我們之間“正在討論”什麽?

大家只要看看“對美國態度強硬的日本外相終因日程不合而取消訪美”,

看看“朝鮮突然宣佈已經完成了對8000根乏燃料棒再加工,並提煉出武器用鈈”、

再看看“法國總統薩科齊的特別代表團下周既將訪問朝鮮”,而“中國也在上月底正式推出‘振興東北 28條’”,

以及沙烏地阿拉伯也正式宣佈“海灣貨幣聯盟明年將如期啓動”、意味著中東產油國“準備放棄美元結算”,

再結合兩條最新消息:就在今天,溫家寶總理已經在阿拉伯國家的“期望”中飛往埃及;

之前一直在考慮核燃料方案的伊朗也突然“放風”說“可能改變態度”

捷克擔心喪失國家獨立性 考慮退出歐盟

【綜合消息】

俄塔斯社11月5日報道,捷克總統行政辦副主任彼得•蓋耶克表示,因擔心加入《里斯本條約國家可能會喪失獨立性,因此捷克可能考慮退出歐盟。

俄塔斯社5日報道,蓋耶克向記者說:“接受《里斯本條約》意味著我們喪失主權,我們將重新將其拿回。其中一個可能性比如退出歐盟。”

據報道,捷克總統克勞斯在最後簽署《里斯本條約》時都持懷疑態度。克勞斯一直堅持獲得該條約作爲基本權力的特例。克勞斯特別要求對戰後蘇台德區財産和法律安置予以保證。1945年,德國戰敗,蘇台德地區重歸捷克斯洛伐克,當地的數百萬講德語的居民被驅趕到德國。10月30日在布魯塞爾舉行的峰會上,歐盟答應給捷克補充保證,克勞斯最終簽署了該條約。

報道指出,捷克憲法法院曾通過決議,《里斯本條約》不得違背該國憲法。

【時事點評】

請注意這一段文字,原文是:蓋耶克向記者說:“接受《里斯本條約》意味著我們喪失主權,我們將重新將其拿回。其中一個可能性比如退出歐盟。”

● 歐盟用一份“補充保證”換取了捷克的“簽字畫押”

我們知道,就在幾天前,在歐盟其他國家接受了自己在《里斯本條約》上簽字的“前提條件”、也就是“捷克特別要求對戰後蘇台德區財産和法律安置予以保證”的“補充保證”之後,這位自稱“在最後簽署《里斯本條約》時都持懷疑態度”的捷克總統、才在該條約上簽字畫押的。

不過,我們想強調的是,儘管歐盟其他國家最終是用一份“補充保證”換取了捷克的“簽字畫押”,但是,我們也要看到法國總統薩科齊也曾以“如果捷克拒絕簽字、就要將其開除出歐盟”的狠話,對捷克進行過“公開威脅”。

《里斯本條約》通過的背後“包裹著”這樣幾層因素

因此,在“捷克總統最後簽署《里斯本條約》時都持懷疑態度、而簽了字後又想退出歐盟”的背後,其實“包裹著”這樣幾層因素:

第一,它是歐盟其他國家“被迫”向捷克扔了一枝胡蘿蔔的“結果”;

第二,它也是捷克“不得不”接受歐盟其他國家之“公開威脅”的“結果”;

● 它是美國出賣了東歐小國利益的必然結果

第三,它是美國“準備”向俄羅斯進行一定戰略讓步(犧牲歐盟及美國自己的東歐利益)、以換取俄羅斯通道的“後果”;

第四,它還是美國“準備”向歐盟進行一定戰略讓步(爲了拉歐盟一起針對中國、特別是在經濟、金融上全面攻擊中國,而不再不顧一切地支援波蘭,從而未能阻止波蘭在歐盟國家的壓力下簽下《里斯本條約》)的“後果”;

第五,基於第三與第四,顯然,它也是美國出賣波蘭、格魯吉亞、烏克蘭等東歐國家的結果;

第六,就如我們之前所說,由於波蘭在歐盟的重壓之下簽字,之後,如果沒有美國的強力支援(特別是經濟上的)、捷克是很難扛住歐盟的強大壓力的

同樣,基於“第四”的原因,在“大國間的主要交易平臺”並未“實質性地”從地中海方向(包括中東、科索沃)推回到“南亞方向”的情況下(這正是美國目前想做到的),美國也無法向捷克提供“足以拒絕”歐盟威脅的必要支援。

因此,它還是美國出賣波蘭、格魯吉亞、烏克蘭等東歐國家利益、從而迫使這些國家向“歐盟共同利益”屈服的必然結果。

● 它是美國既出賣俄羅斯、又出賣歐盟、還出賣自己的東歐政策的“後果”

第七,它是美國既對俄羅斯出賣“美國自己與歐盟”的東歐政策(在格魯吉亞、烏克蘭問題上讓步)、同時又對歐盟出賣“美國與俄羅斯”的東歐政策(不再不顧一切地阻止《里斯本條約》通過)的“後果”。

第八,它還是美國既賣自己、又出賣俄羅斯、還出賣歐盟的東歐政策,從而導致“被美國共同出賣過”的歐盟與俄羅斯也重新開始靠近、並討論“包括東歐問題在內雙邊合作”的“後果”。

它是美國“又想回過頭去”重撿東歐牌、阻止俄、歐重新開始靠近的“後果”

第九,也是最有意思的,在“第八”的情況下,這還是美國“又想回過頭去”重撿東歐牌、謀略阻止俄、歐重新開始靠近、且是快速靠近的“後果”;

值得強調的是,這裏所說的快速靠近,除了安全層面的,在經濟層面上看,它既有“能源供應網路”的因素,更有“高速鐵路網路”的因素。這一點,我們稍後再做展開。

● 美國施展的這些手段根本就是在自相矛盾

第十,在經過“第一”至“第九”的過程後,我們再去看捷克的“反悔”言行、再去聽美國準備在波蘭布署軍隊的“放風”,再去觀察英國外相5年來首次訪俄等一系列反復,也就不難明白到底是爲什麽了。

顯然,美國在歐洲方向、或者在歐盟與俄羅斯之間所施展的這些手段根本就是在自相矛盾!

事實上,由於這一連串的過程中都有著強烈的中國因素,顯然,一旦考慮中國因素,考慮到美國的中東政策、東歐政策爲“美國南亞政策”所做的巨大犧牲,或者說,考慮到“美歐、美俄關係”爲“美中關係”所做的巨大犧牲,那麽,這些手段還有個顯著特徵,也是最令美國決策層不爽的,既:事實證明,這些“玩意兒” 還沒有來得及傷到中國、卻好像已經傷著了美國自己!

爲了更好地說明這個問題,我們再來閱讀兩則新聞。

美智庫警告美國在亞洲被邊緣化 建議將APEC與東亞峰會合並

【華盛頓消息】

據報道,美國總統奧巴馬即將訪問亞洲之前,美國著名智庫『外交關係理事會(CFR)』發出警告,如果美國不採取積極行動,其在亞洲影響力面臨被邊緣化的風險。

CFR資深研究員方艾文(Evan A. Feigenbaum)和大西洋理事會高級顧問曼甯(Robert A. Manning)4日聯合發佈報告建議,美國必須在改變亞洲多邊機構方面發揮更具有戰略性的作用,包括支援將包含美國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與不包含美國的東亞峰會合並。

報告指出,隨著亞洲政治和經濟力量的增長,他們的領導人試圖建立多邊框架,以擴大他們的影響力,而美國過去10多年卻袖手旁觀亞洲地區組織變成新的多邊集團的“大雜燴”。

報告警告,這種不作爲將使美國從長遠看在亞洲被邊緣化,因爲一些亞洲多邊組織已演變成對美國公司不利,或者與美國目標相抵觸的經濟和金融機制。

最近日本提出建立“東亞共同體”,美國沒有被包括在內,引起美國的戒心。

報告認爲,多邊合作的最大挑戰來自東北亞。他們建議以“六方會談”爲契機,將之發展成除朝鮮之外的“五方機制”,討論諸如油氣、地區經濟合作、環境挑戰、民用核能安全等跨國問題。至於東盟,作者建議,不能完全依賴這個正式的多邊組織,還要加強與印尼和越南的雙邊接觸。

兩位作者方艾文和曼甯都曾任美國國務院高級官員,方艾文曾在美國駐廣州領事館常駐,會中文,曾是美國前副國務卿佐利克的顧問。

中國今日將與俄羅斯、北約等商討亞丁灣分區護航

【北京消息】

據媒體報道,中國國防部發言人五日接受記者訪問時表示,中國對護航國際合作持積極、開放的態度,願在聯合國安理會有關決議框架下,與所有相關國家和組織開展多種形式的雙、多邊護航合作,共同維護亞丁灣、索馬利亞海域的和平與安寧。

根據聯合國索馬利亞海盜問題聯絡小組第一工作組要求,中國國防部將於十一月六日至七日舉行亞丁灣護航國際合作協調會議,俄羅斯、日本、印度、歐盟海軍、多國海上力量、北約等執行獨立或聯合護航任務的國家和組織將派代表參加。此次會議是今年八月巴林護航國際合作協調會議的續會,主要討論在亞丁灣實行分區護航合作,以形成亞丁灣護航國際合作的最佳做法。

【時事點評】

請大家注意這一段文字,原文是:美國總統奧巴馬即將訪問亞洲之前,美國著名智庫外交關係理事會(CFR)發出警告,如果美國不採取積極行動,其在亞洲影響力面臨被邊緣化的風險。

● 李光耀“拉美國制衡中國”之論調的“具體實施方案”中的一種

事實上,這份搶在奧巴馬訪問亞洲之前發表的所謂報告,在某種意義上講,不過是新加坡資政李光耀日前公開叫囂“拉美國制衡中國”之論調的、“具體實施方案”中的一種。

我們注意到,該報告一共提出了六大建議:

第一,建議美國要出席亞洲各種會議,保持強有力的存在;

第二,認爲美國決策者“應集中解決可合作的問題,而不要糾纏於難解決的安全問題”;

第三,報告提醒美國政府“不要拘泥於正式多邊組織”,並認爲“爲應對危機臨時組成的多邊同盟有時更有效”;

第四,報告警告美國政府:要更嚴肅對待區域內貿易自由化,並通過多哈回合抵消區域貿易協定的影響;

第五,建議美國“不要回避沒有美國參與的區域組織”,而“要多與盟友協調”;

第六,報告最後的結論是:美國應該在亞太區域發揮領導作用,實現的方法是“支援APEC與東亞峰會合並”。

● 對李光耀、及新加坡政府一些“反華”做法的批判

爲了更好地解讀這份報告,有必要回顧一下歷次我們對李光耀、及新加坡政府一些反華做法的批判。

第一,在歷次有關新加坡的點評中,始終都在強調這樣一個觀點:從李光耀時代起,新加坡就非常熱衷於將自己塑造成世界大國關係的“中間人”的角色,或者將自己設置爲“可被利用”的戰略支點,使各方有求於己,從而提高其國際地位。

顯然,年歲已高的李光耀先生,他的這次“傾情演出”首先就說明了一點:不論是李光耀先生本人,還是他及他兒子(李顯龍)領導下的新加坡,多年過去了,其“政治手腕”仍然沒有超出上述套路。

第二,在過去的點評中,我們一向認爲:自李光耀創造了新加坡的經濟奇迹之後,由於小國的危機感、李光耀在國際事務“大有作爲的願望”一直“十分強烈”、想通過所謂的“大國外交”來爲新加坡謀取最大的政治、經濟利益。

每有風吹草動,新加坡就會跳出來叫囂一二的真正原因

顯然,在歐美金融危機這面透鏡的全面透視下,由於美國的絕對實力與相對實力已經開始衰落,中國絕對實力與相對實力的全面提升,歐盟政治整合進程也有了實質性的飛躍,全球政治、經濟、軍事秩序也由此走到了“面臨一場巨大變革”的時刻,而這種“巨大變革”相當程度上將以“全球金融遊戲規則的革命”來實現。而這變革一旦成爲現實,將不可避免地、徹底衝擊新加坡經濟的生存空間。

事實上,近年來,隨著中國國力的上升,特別是,隨著中國經濟慢慢成爲東亞、甚至世界的重要拉動力量,人民幣國際化也就慢慢提上日程,中國香港、上海、大連、天津等地,“共同承擔起”東亞、亞洲、以至世界金融中心的進程也日益加速。別說“只有金融與轉口貿易”的新加坡了,即便是有強大金融資本與製造業作支撐的日本東京“金融中心”、早就開始感受到了巨大壓力。

非常清楚,站在新加坡的角度來看問題,如果這種國際變革、特別是國際金融遊戲的變革不能阻止,如果中國的復興無法阻擋,那麽,中國所主導的東亞、甚至亞洲經濟,是不可能讓服務于它的金融中心遠離中國國境、或游離于中國的管控之下的。

李光耀公開叫囂“制衡中國”的潛臺詞

顯然,在李光耀公開叫囂“制衡中國”的背後,其潛臺詞就是:

第一,僅就資本市場而言,僅局限在亞洲範圍而言,不論是中國香港、還是上海,都必然擠掉新加坡、東京這些現有亞洲金融中心的位置;至於被印度給予厚望的孟買金融中心,也就更加沒有了希望。

在這一點上,爲了爲新加坡爭取一點機會的李光耀、其用心極爲險惡,一句“……日本與印度擔負不起制衡中國的重任……”,就將新加坡的那點私利、夾雜在“中國與日本、印度”的“國家對立”之中了。

將“新加坡金融”的那點兒未來、託付在了中國與美國的“資本對立”之中

第二,就國際市場定價權而言,不論是中國香港、特別是上海、大連、天津等證券與大宗商品交易市場(包括擬建的石油等期貨市場),必然擠佔紐約金融中心與倫敦金融中心等的位置。

在這一點上,爲了給新加坡保留一點兒希望的李光耀、其用心同樣極爲險惡,一句“……美國在中國崛起的時候,應該更加積極介入區域內事務,不然等於是把世界領袖地位的角色拱手讓人…..”,就將“新加坡金融”的那點兒未來、託付在了中國與美國的“資本對立”之中。

總之,在幫助美國遏制中國、或者拉美國遏制中國的過程中,“盡可能地減弱、減慢”香港、或者上海等中國城市挑戰自己亞洲金融中心地位的“潛力和速度”,當然,這僅僅是從新加坡想保住其國際金融中心這一層面來說的。

這才是每有風吹草動,將金融視作支柱産業的新加坡就會跳出來叫囂一二的真正原因。

遠的不算,就最近幾年,新加坡針對中國的“挑釁性叫囂”有三次之多

粗略一算,這樣的“叫囂”主要有這樣幾次:

一次是2003年,中國抗擊非典的時候,新加坡就“極其聰明”地確信中國不可能很快從非典中恢復過來,並據此徹底地調整“新、中關係”,具體表現就是:時任新加坡總理的吳作棟當時第一個跳出來,不僅公開叫囂說“不要將雞蛋放在中國這只藍子裏”,還“拒絕如期訪華”,最後,新加坡的這位總理,竟然還曾公開以“第一個敢挑釁中國的政治領袖”而自鳴得意。

那次的結果又如何呢?

結果是:在中國舉國動員迅速控制疫情之後,在中國經濟不僅沒有就此陷入衰退、反而迅速反彈之後,那位“自以爲聰明”的新加坡總理又腆著臉四處遞話、並“請求儘快訪問中國”。

值得強調的是,吳作棟的“愚蠢”不過是表面上的活動,真正背後決策新加坡政策的,仍然是那位所謂的新加坡之父李光耀先生。

還有一次是2004年,也就是陳水扁3月用“兩顆子彈”再次當選臺灣總統之後,當年4月份美國副總統切尼(Dick Cheney)訪華並“不成功”。切尼氣哼哼地回去之後僅僅只有三天的功夫,美國學術界就立刻抛出了“一中政策”是個神話的說法。

顯然,當時美國“新保守勢力”正處於伊拉克戰爭“勝而不利”的尷尬之中,抛出這個“神話”的說法,分明是在給北京以顔色看:當時的意思就是說,如果北京不按美國的要求、在聯合國向美國提供“伊拉克配合(要通過一份伊拉克決問題議案)”,那麽,華盛頓就會將“一中政策”當牌來打。顯然,華盛頓這種“套路”在於:先製造輿論,試試“國際水溫”,真實意圖在於用“臺灣問題國際化”來威脅中國、逼中國就範

但北京用一份(2004年)“517”聲明、以中國政府“不怕鬼、不信邪”斷然警告“台獨”,從而拒絕提供美國所需要的“伊拉克配合”。最終迫使美國修改了該決議案主要條款。

● “鼻屎國”的典故

我們至今仍然記得,中、美間的這種較量直到(2004年)當年7月份時進一步激化。(2004年)當年7月,時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的賴斯訪華也訪問失敗。美國決策層似乎決心向中國正式開打“臺灣問題國際化”這張牌,也就是在這個的時候,新加坡又一次第一個跳了出來:不顧北京的一再警告,在賴斯失意地離開北京、順訪新加坡之後,李光耀的兒子、時任新加坡副總理的李顯龍,楞是要以所謂“私人身份”訪台,從而執意爲美國準備打“臺灣問題國際化”這張牌測試水深、探測可行性。無奈“國際回聲”甚少,不要說歐盟與俄羅斯這些勢力中心,就是東盟國家中,竟然一個也不跟風。美國人當時決心打的那張牌最終也沒能打出來。

那次的結果又如何呢?

結果是新加坡遭到中國政府的一系列猛擊(停止雙邊的官方人員往來、停止新加坡在中國的重大經濟專案、全面停止中新自由貿易區談判等等),期間,新加坡媒體也有如這一次爲李光光耀辯護一般,集體爲李顯龍的“私人行爲”辯護。其中最經典一句就是口不擇言地稱“中國以大欺小”

而那位被世人形容爲“睿智”的李光耀也是公開支援他兒子的行爲 ,李顯龍一開始也是拒不認錯。

就這樣,李顯龍從“副總理”一直挺到了“正總理”,最後,在中國“就是要以大欺小”的連續棒殺下,新加坡還是挺不過去了,李顯龍本人不得不以新加坡總理的身份,發表了一篇核心內容爲“新加坡反對台獨….明言台獨不可能成功….”的正式講話、從而“公開低頭”,並因此被時任“臺灣外長”的“陳唐山”公開罵爲“鼻屎大的國家”。這就是所謂“鼻屎國”的典故

新加坡政治決策者、或者李光耀父子到底是明智還是愚蠢?是遠見還是短視?其實早有答案!

至於這一次,新加坡的國父李光耀終於親自上陣攻擊中國,

他的兒子也已及時地以總理身份爲其言行“背書”,

同樣,新加坡媒體(聯合早報)也“一如既往”地爲這對父子的言行“張目

想強調的是,從歷史上去看,新加坡政治決策者、或者李光耀父子到底是明智還是愚蠢?到底是政治遠見還是政治短視?其實早就有了答案;

至於新加坡將因李光耀的言行得利還是失利,其實也早就有了“可供參考的答案”。

由於事情仍在演化之中,特別是,由於新加坡的這次攻擊表面上看比任何一次都要露骨,但由於“美日同盟”關係、“歐美同盟”關係較之前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也由於國際政治、軍事處境、特別是經濟處境,相對而言,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有利於中國、而不利於美國,因此,來自“李光耀資政”的這份“叫囂”,較之前新加坡任何一次“類似行爲”而言,都顯得“無足輕重”。

●    在“稍遠時段”的手段上,一定要給新加坡一個“不可彌補損失的教訓”

通過上面的討論,我們的建議是:與上次猛烈棒擊新加坡試水“臺灣問題國際化”、直到其低頭的處理方式不妨“有所不同”,在處理方式上,在“最近時段”,在具體動作上,可考慮絕對淡化、比如根本不予理睬的方式,但在“稍遠時段”的手段上,著眼於一定要給新加坡的“胡說八道”一個“不可彌補損失的教訓”,也不妨放個風,既:“提前考慮”與泰國合作開鑿克拉地峽運河,從而“準備”“廢掉”馬六甲海峽的不可或缺性,從而警告馬六甲海峽沿岸國家:不要接“新加坡李資政”的“茬”而胡說八道。

● “撇開馬六甲”設想中,最引人注目的方案

衆所周知,在泰國克拉地峽開鑿一條亞洲的“巴拿馬運河”—一直是“撇開馬六甲”設想中,最引人注目的方案。而在泰國,克拉運河計劃已討論超過100年。泰國政府對此專案相當熱心,多次進行論證。但是由於投資過大,單憑泰國自身力量難以承擔,泰國一直在爭取其他國家合作共建。

顯然,在這個問題上,如果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先生不出面管教一下他老子,或者繼續爲他老子的“胡說八道”進行背書,中國不妨“提前”表現出“可以合作”的意向。

值得強調的是,因提出“東亞共同體”而與美國正鬧不愉快的日本,其實也是克拉地峽運河的一個熱心者。真實的情況就是:日本曾多次主動提出各種避開馬六甲的建議,並希望得到中國的積極回應。

就技術或者財力而言,開鑿運河沒有任何問題。而就收益而言,這條運河一旦開通,原先必須經過馬六甲海峽的航程至少能縮短1126公里,可節省2-5天航行時間,這對區域內經濟發展、對東亞經濟整合將有不可估量的促進作用。

而中國之所以始終對這個經濟利益巨大、安全利益同樣巨大的世紀工程猶豫不決,一個重要原因是恰恰是考慮到區域合作,考慮到對新加坡利益影響太大。儘管新加坡在關鍵時刻多次對中國出言不遜、積極扮演著“落井下石”的角色!

顯然,作爲華人爲主的國家,新加坡的決策者其實非常明白中國講究傳統的“王道”,講究以德服人,而非西方式以力壓人的“霸道”。

因此,再次爲自己的“一已之私”而“不惜破壞”區域內經濟有效合作以共同抵抗“未來必將進一步深化的歐美金融危機”的大局、公開“拉美國制衡中國”的新加坡,其內心深處恐怕還在打“大不了再回頭向中國認一次錯,之後,還像以前一樣、就當什麽都沒有發生過”的小算盤。

對此,我們的建議是,中國政府有必要讓新加坡人長點兒記性,讓其牢牢地記住:中國傳統講究“王道”是不假,但中國傳統上也有“以德報德、以直報怨”的說法,明白“以德報怨、何以報德?”的訓誡。

美國想通過“新加坡李資政”的一聲“拉美制中”就想“重返東南亞”,難度相當大!

值得強調的是,如果克拉地峽運河計劃實現,肯定會是21世紀最龐大的工程之一,對拉動泰國、甚至整個東南半島的經濟整合將有巨大促進作用,並可順勢達到“提前”對“東盟非湄公河流域國家(比如新加坡、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的長遠經濟佈局“進行牽動”的目的,並以此警告那些有心拉美制衡中國的東盟國家,特別是馬六甲海峽沿岸的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如果它們也公開認可那位“新加坡李資政”的口頭叫囂、並身體力行的話。

不過,不論是印度尼西亞還是馬來西亞,甚至是菲律賓這個國家,由於歷史的經驗與教訓,國內對“美國威脅”的戒心遠較“中國威脅”要大得多!這種戒心遠非靠“挑起它們與中國之間的南海爭端”就可以簡單抹平的。

另外想指出的是:該專案一旦上馬、東南亞地區的政治及安全戰略將立刻發生巨大變化;而一旦建成,歐亞貿易路線也將因此改變。非常清楚,即便美國想重返東南亞,也將面對一個在“地理與安全”上面目全非的東南亞。

因此,在這些可能的變化下,在菲律賓影響很大、但目前連完全重返菲律賓都做不到的美國,要想通過“新加坡李資政”的一聲“拉美制中”就想“重返東南亞”,其難度那是相當地大!

美國想以“以退爲進”,退到APEC的框架內去夯實APEC的“宗旨”

在搞清楚新加坡“拉美制華”的所挾帶的私貨、與美國重返東南亞所面臨的困難之後,我們再回過頭去看那份“美國報告”,再去觀察報告所建議的:所謂 “……美國必須在改變亞洲多邊機構方面發揮更具有戰略性的作用,包括支援將包含美國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與不包含美國的東亞峰會合並。”我們也就不難明白,報告的提供者其實也幾近在悲號:一個曾經主導東亞、乃至整個亞太事務的美國,現在竟然得爲擠進所謂的“東亞共同體”、或者東亞峰會而“努力奮鬥”、且還一直不得其門而入,由此就不難看出“美國重返東南亞的困難重重”!

因此,首席就明確指出,華盛頓讓“私心甚重、眼高手低”的李光耀喊出“東亞國家應該拉美制中”的口號,不過是其意圖的一面,且是表層的一面。美國人也順便給了李光耀父子一些骨頭,比如:將美俄戰略核武器蹉商會安排在新加坡舉行,這當然有利於提高新加坡的政治地位。

至於“意圖”的另一面,恐怕就隱藏在這份報告中了。

顯然,報告的提供者也非等閒之輩,它們提出的建議,還是非常有“針對性”的。至於爲什麽“將包含美國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與不包含美國的東亞峰會合並?”,“合併的意圖是什麽?”。

搞清楚這些問題並不難,只要回顧一下我們對APEC的定性既可。

在之前我們一再強調:不論APEC是“多麽地低效,多麽地清談”,但是,就是這麽個低效、清談的APEC將“歐盟”死死地擋在了亞太權力架構之外,將歐盟的政治影響、或者歐元的經濟影響遮斷在亞太經濟圈之外

通過上面的討論,我們已經不難明白,所謂“以退爲進”,可以這樣理解:在美國人看來,能借這聲口號、助力於美國重返東南亞那當然最好,如果不能,也可以“以退爲進”,退到APEC的框架內去夯實APEC的“宗旨”,在APEC的框架內,與非常警惕中國的某些盟友(比如日本、澳大利亞、韓國、新加坡等)進行有效合作,共同阻止中國將“歐盟經濟”有目的的扯進亞太,從而瓦解“除了大西洋國家(歐洲)、幾乎任何有影響的國家都包括在內的”APEC,令美國當初組織APEC的戰略意圖全面破功。

值得強調的是,儘管美國副國務聊近日再次赴緬,並見到了昂山素季,但不要忘記了,中緬油管也終於正式動工了,

更有意思的是,由於中國視之爲緬甸內政,緬甸政府軍解除了果敢武裝;

又由於緬甸政府並未對境內“親西方武裝”進行類似行動,在中國“對中緬邊境安全與穩定”的“突然關切”下,類似的行動似乎已全部停止。

緬甸政府已經回過頭去“理直氣壯地”要求“美國兌現承諾”了

與此同時,緬甸政府已經回過頭去“理直氣壯地”要求“美國兌現承諾”了:既然政治上的承諾(幫助緬甸政府解除緬甸境內親西方武裝)無法兌現,那總得兌現經濟上的吧?

非常清楚,這種“經濟兌現”主要有兩條,一是立刻解除對緬甸的經濟制裁,二是立刻向緬甸提供經濟援助與投資。

因此,緬甸最新局勢說明,美國重返東南亞的結果與重返緬甸將會非常類似:“重返”參與建設、並平衡中國的影響可以,想重新主導政治局勢恐怕不行。也就是說,“重返東南亞”對美國人而言,更多將是“經濟重返”而不可能是“全面重返”。

美國想全面重返東南亞、並重新主導東亞事務已幾無可能

另外,我們也注意到,日本鳩山政府已經宣佈將向湄公河區域提供近50億美元的援助,試圖加強對這一區域的影響力,對此,願意再次強調我們的觀點:

第一,站在中國的角度看問題,在世界經濟仍然沒有擺脫衰退、歐美金融危機仍然有待進一步深化的大背景下,任何向“中國周邊經濟”進行投資的行爲,都是值得歡迎的;這個道理很簡單,由於地理上的絕對便利,經濟結構上的絕對互補,不論是美資也好,日資也罷,這些投資必將有利用中國經濟,並成爲中國外貿的一部分。

這幾乎成了一條“悖論”:美國也好、日本也好,要想“平衡”中國對東南亞的影響力,首先就得掏錢,就得大量投資,這些投資帶不來經濟增長不行,但這些投資所引起的增長,又“反過來”被中國經濟所充分利用,更加促進中國經濟擴大區域影響。

第二,在美國絕對與相對實力已經嚴重下降,區域內安全主導能力也開始動搖(日本不顧美日同盟、公開與美國叫板,在中、美之間兩邊叫牌就是例證)的今天,四面受壓的美國,儘管想抛“資本控制國家與國家控制資本”的話題以孤立中國,但在歐盟已經在準備選舉“歐盟總統、歐盟外長”,準備“清倉”科索沃獨立後續發展問題、並全力推進“地中海計劃”,用歐元逐漸將美元“排擠”出“地中海經濟圈(包括中東)”的今天,美國想全面重返東南亞、並重新主導東亞事務已幾無可能。

●“新加坡金融”的希望何在?

美國人無法否認的是,在廣闊的歐洲大陸上,也有個“資本控制國家與國家控制資本”的問題。因此,在這個問題上,中國並非完全孤立,倒是一心想統治世界、繼續支配國際金融的“美國資本”處境孤立得多。在這個問題上,“英國資本”在歐元經濟中的孤立地位,恐怕就是美國資本在世界經濟上的投影。最新消息顯示,英國政府可能又要被迫向英國銀行注資、進一步國有化英國金融系統。

通過上面的討論,我們有理由對“美國資本”鑲嵌在“重返東南亞”的“任何經濟計劃”表示歡迎,因爲它將更加促進東亞經濟的成長。只要實力已大不如前的美國人還拿得出大筆的美元來,特別是,只要美元日後還“好使”的話!

可問題是,美國日後能否拿出大把美元、特別是美元日後是否好使,恐怕還得看人民幣的臉色!在這種背景下,“新加坡金融”的希望何在?

●“新加坡一思考、上帝就發笑!”

究竟是“國家控制資本還是資本控制國家”,更或者是美國制衡中國、還是“中美歐”之間相互制衡,這些都不是新加坡這個城市型國家能夠想清楚”的問題,一無實力、二無潛力,三無真正具遠見的政治家,新加坡拿什麽去“想”?就憑一些私心頗重的也有些治理能力的政客,即便想清楚了,恐怕也難免落爲“眼高手低”的結局。

在這個層面上,西方有句老話,我們稍稍改動一二,不妨送給新加坡領導人自勉,既:“新加坡一思考、上帝就發笑!”

新加坡的前途在於“區域內實現和平、平等、與共同發展”

因此,奉勸新加坡決策者要認清大勢,端正自己,新加坡的前途在於“區域內實現和平、平等、與共同發展、不要“妄想憑藉西方勢力,就能永遠較馬來西亞等鄰國高出一等”。

如果新加坡領導人再不理智一點兒,繼續玩投機,一旦中國果真提前考慮開鑿泰國運河,並在徹底打通巴基斯坦能源通道之後,撤掉專爲新加坡留下的一條生路(中國也在巴基斯坦能源通道上、以港口營運權的方式爲新加坡保留了一條生路,以對沖“馬六甲海峽利用率”下降後的損失,但事實證明,這個國家的決策層短視得不可救藥),曾經玩金融服務玩得最爲富有、但今天已經破産的冰島,注定就是新加坡的明天。

討論進行到這裏,我們已經不難下結論了,本質而言,李光耀暮年發出的那些叫囂、不過是種“窮途未路”式地悲鳴而已

因此,我們再次強調,對這種“說了有用更好,說了沒用,就回頭認錯”的“(買辦)投機國家”,中國有必要讓它承受一次不可逆轉的損失,有必要對它“以直報怨”,但這次要從“遠處”著手,要讓它切實感受到一種“胡說八道將加速慢性自殺”的恐懼,切實認識到任何“胡說八道”都將加速這一“進程”。否則,一有風吹草動,它及它的“自視高明”、卻“不自量力”的領導人還會跳出來“胡說八道”。

就形勢發展來看,中華民族復興的已不可阻攔,巴基斯坦通道遲早要打通的,因爲這是一條真正能帶動巴基斯坦經濟起飛的通道,也自然是巴基斯坦的“人心所向”,不論美國是否增兵阿富汗。

而根據我們的觀察,儘管美國人宣稱已經開始通過俄羅斯通道進行補給,但美國人至今沒有“實質性依賴”這條通道。

否則,華盛頓今天是斷不敢重撿東歐牌、並放風要在波蘭駐軍的,

而捷克也斷不敢在簽字後“後悔”、並威脅說“不行就退出歐盟”的。

事實上,直到今天爲止,美國並未敢向阿富汗大規模增兵,這倒證實了我們之前對其秘密增兵13000人的質疑。至於爲什麽?就因爲“俄羅斯通道”既貴且險,一旦實質性使用,美國在歐洲方向的戰略選擇權將盡數失去。美國的俄羅斯政策將沒有任何迴旋餘地,除了“增強美俄友誼”、根本就沒有“第二條路”可走。當然,也可以選擇“增加中美友誼”解套,但如此一來,也就意味著美國的中國政策將沒有了任何迴旋餘地。

非常清楚,在是否使用、如何使用俄羅斯通道的問題上,美國決策層可謂極其小心,因爲稍有不慎,這條通道就會成爲其他強權在阿富汗絞死“第二個超級大國”的絞索。

通過上面的討論,我們不難看出,美國在東歐方向對俄羅斯與歐盟“玩了一整套”之後,仍然沒有任何“實質性收穫”,既沒有拿到歐盟的南亞配合,也沒有拿到俄羅斯對俄羅斯通道出具的“不可撤銷信用證”,更沒有實現將“大國主要交易平臺”從地中海方向(包括中東)“挪回”南亞方向的戰略目的。

這既表現在近日歐盟對美國新出臺的、專門針對中國産品的貿易保護措施跟著不那麽緊了;還表現在美國核心利益區域–中東較之前更加熱鬧了;也表現在有關科索沃問題的“舊聞”被突然、且成批地翻起–塞爾維亞前領導人的案件突然進行了審訊高峰期;更表現在俄羅斯總統又開始強調“俄羅斯與塞爾維亞之間的傳統友誼”了。

另外,我們注意到,在“以巴和平問題上”,“美國影響”似乎受到空前打擊,美國一手扶植的阿巴斯公開威脅說“不幹了”,顯然,作爲“美國版”中東和平計劃的“兩個代理人”,阿巴斯在以色列拒不兌現“已經說好了”的情況下,而美國似乎無力迫使以色列“必須兌現”的情況下,阿巴斯也的確幹不下去了。

其實,阿巴斯倒沒有什麽,問題是巴勒斯坦後面站著一大堆的阿拉伯國家,是後者“不同意”!而阿拉伯國家“不同意”也沒有關係,問題是阿拉伯國家後面又站在中國、俄羅斯與歐盟,是這些大國在說“你們沒必要同意……在新的形勢下……我們之間有許多事情都正在討論…..”。

至於是什麽樣的“新形勢”,我們之間“正在討論”什麽?

大家只要看看“對美國態度強硬的日本外相終因日程不合而取消訪美”,

看看“朝鮮突然宣佈已經完成了對8000根乏燃料棒再加工,並提煉出武器用鈈”、

再看看“法國總統薩科齊的特別代表團下周既將訪問朝鮮”,而“中國也在上月底正式推出‘振興東北 28條’”,

以及沙烏地阿拉伯也正式宣佈“海灣貨幣聯盟明年將如期啓動”、意味著中東產油國“準備放棄美元結算”,

再結合兩條最新消息:就在今天,溫家寶總理已經在阿拉伯國家的“期望”中飛往埃及;

之前一直在考慮核燃料方案的伊朗也突然“放風”說“可能改變態度”

●“中、歐、俄、美、日”之間可能會討論這樣一藍子問題:

我們也就不難想到,我們之前曾經提到的一個可能性,既:“中歐俄美日”之間可能會討論這樣一藍子問題:

第一,由於朝鮮抛出的“鈈問題”,鑒於“朝核六方會談”沒能有效阻止這個“鈈問題”,在美國繼續拒絕實現“朝美關係正常化”、從而也就“拒絕解禁朝鮮金融”的情況下,基於朝鮮“鈈問題”後續發展的敏感性,比如向突然“放風”說“可能改變核燃料方案態度”的伊朗進行核擴散,以換取朝鮮經濟所需要的資金或者燃料,爲了有效阻止這一“可怕災難”,“朝核六方”是否考慮接納歐盟的參與、以加大對朝鮮的“壓力”

顯然,這看起來是個“朝核六方會談”的擴大化問題,如果結合東北亞經濟一體化的問題,那麽,這就是個將“歐盟經濟(歐元)”引入東北亞、東亞、甚至亞太經濟圈的問題。也是個對美國之“APEC宗旨”進行破功的問題。

對北京而言,既然華盛頓遲遲不願意以“美朝直接對話,直到實現關係正常化”來對中國力推的東北亞一體化、中國的”南下與北上”戰略表態“或支援、或不反對”,那麽,北京也可以通過這種方法,將率先表態的機會留給歐盟,看看歐盟是什麽態度!

顯然,一旦“歐元”對朝鮮解除金融制裁,那麽,朝鮮、或者東北亞經濟圈“較美元更多地用歐元結算”將是非常合理的一步。

建立一個包括“中、歐、俄、美、阿盟、聯合國等”的中東多邊安全方案

第二,由於突然“放風”說“可能改變核燃料方案態度”的伊朗有可能進一步推進其核計劃,在國際原子能組織已經以組織(中歐俄共同支援的)的名義要求核查以色列”但卻未果的情況,下,爲了有效防止諸如沙烏地阿拉伯、埃及、敍利亞、土耳其等國家“以對抗伊朗、或者以色列的核威脅”爲名也試圖製造核武器, “伊核六方會談”是否考慮將以色列核問題也打包進去?或者,“中東四方工作組”是否可以考慮擴大範圍,討論建立一個包括“中、歐、俄、美、阿盟、聯合國等”的中東多邊安全方案,以替代目前名義上是美歐共同主導、實際上仍然是美國主導的中東和平進程?

值得強調的是,在美國已經“既”無法爲以色列提供全面保護(國際原子能組織通過決議要求對以色列進行“核查”就是例證),又無法控制以色列(以色列在定居點的問題上拒不讓步,結果讓美國向阿拉伯國家、歐盟、甚至阿巴斯都無法交待,並在公開場所一再改口)的“新形勢”下;

特別是,在“日本外相因美國在軍事基地答復日期問題上態度強硬而取消訪美,而後,美國卻又派一個副國務聊主動赴日放軟態度,聲稱基地答復日期問題還可以再商量”的“新形勢”下,不論是在東亞、還是在中東,美國對其“死黨”已經失去了絕對控制力。

顯然,在這種背景下,中東已經擁有、或者即將擁有核武器的以色列、伊朗、甚至日本也可以“被考慮”參與其中,以進一步動搖美國根基。

向中東提供一個“多邊安全框架”可以爲“海灣貨幣聯盟”的提供安全支撐及運行平臺

第三,非常清楚,對歐元、人民幣、盧布而言,向中東提供一個“多邊安全框架”表面上可以爲“海灣貨幣聯盟”的提供安全支撐及運行平臺,以得到阿拉伯產油國的巨大支援。

但實際上,骨子裏卻是在排擠美元

● 這種玩法對歐盟可能更具吸引力

值得強調的是,這種玩法對歐盟可能更具吸引力:

一方面,《里斯本條約》只是剛剛通過,再加上捷克、甚至波蘭“可能的反悔”,歐盟的政治整合還需要相當時間,因此,這種玩法其實將歐元與美元之爭、或者美元本位制的問題“挪到”了“中東和平進程”上進行解決,可以將“歐美”共同的“重中之重”–科索沃問題給“相對淡化”。

另一方面,將中國介紹進中東和平進程決策圈,換取中國將歐盟引入“亞太經濟圈”,與歐、美之間的“中東換南亞”的交易不同,並不需要歐盟立刻進行“南亞政策”的調整,也不需要中國直接表白自己的科索沃態度、明確自己的東歐政策。因此,可操作性更高。

也正是如此,在美國繼續針對中國産品出臺貿易保護措施的時候,儘管歐盟緊跟的步子放慢了,但是,當中國用判處幾名“去年314西藏暴力犯罪死刑”的方式、直接測試歐盟的“南亞政策”時,歐盟主席國瑞典立刻發表聲明,對中國政府的合法行爲無理地予以了“譴責”。在這個問題上,與之前中國以判處幾名“新疆715暴力罪犯”、測試“歐盟中亞、東歐政策”時,歐盟所表現的低調明顯不同。

● 大家要玩就玩大的,將全球作爲一個“統一的、政治、經濟、軍事、特別是金融平臺”一起玩

在“上述猜測”的基礎上,我們再來看新聞中的一段文字,原文是:CFR資深研究員方艾文(Evan A. Feigenbaum)和大西洋理事會高級顧問曼甯(Robert A. Manning)4日聯合發佈報告建議,美國必須在改變亞洲多邊機構方面發揮更具有戰略性的作用,包括支援將包含美國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與不包含美國的東亞峰會合並。

在“第一”與“第二”的可能性下,我們想問那兩位美國專家的問題是:是否仍然美國“必須在改變亞洲多邊機構方面發揮更具有戰略性的作用”?是否仍然認爲有可能“將包含美國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與不包含美國的東亞峰會合並”?

顯然,站在中國的角度來看問題,貿易戰可以繼續打,政治上可以繼續玩,但大家要玩就玩大的,將全球、特別是亞洲與歐洲大陸作爲一個“統一的、政治、經濟、軍事、特別是金融平臺”一起玩,小打小鬧沒什麽意思!僅局限在東亞、或者南亞、甚至是中東、也沒有什麽意思!僅局限在經濟層面、局限在貿易戰沒有意思!要玩就貿易戰、金融戰一起玩!

最後,我們注意到,就在今天,根據聯合國索馬利亞海盜問題聯絡小組第一工作組要求,中國國防部將於十一月六日至七日舉行亞丁灣護航國際合作協調會議,俄羅斯、日本、印度、歐盟海軍、多國海上力量、北約等執行獨立或聯合護航任務的國家和組織將派代表參加。

非常清楚,那個“出考題”的一方(美國)沒有出席此次會議,沒有出席就對了,但歐盟來了,北約(代表歐盟、澳大利亞、加拿大等‘非美國家’)也來了,這就是說,在這個問題上,作爲“答題者”,“所有出席者”都心裏明鏡似的,這就有了一個好的開始。

我們認爲,一量“上述玩法”展開了,那麽,今天亞丁灣的海盜也好,明天孟加拉灣,墨西哥灣、甚至南中國海、大西洋等的海盜也罷,只要“出題方”不敢親自上陣“公開淪爲海盜”,“所有出席者”總能找到一個“正確答案”的。我們不妨拭目以待。


相關延伸閱讀:















































































28 回應

  1. 2011/03/29 於 13:24 patchpieces

    新美帝國主義-新帝國主義意識形態與美帝戰爭的新方式

     兩個英國人福斯卡斯和格卡伊的《新美帝國主義:布希的反恐戰爭和以血換石油》一書把帝國主義這個曾經非常熟悉的辭彙又在腦海中喚醒了。記得列寧說過,帝國主義的兩大特徵是“掠奪”和“戰爭”,兩位作者給的定義則是“一國對別國進行軍事和經濟征服的企圖”,大同小異,沒有什麼變化,雖然歷史的車輪已經滾過了一個世紀。

      新美帝國的精英們“相信”上天給了他們“特權”,讓他們在各方面——文化、軍事、政治和經濟——都沒人可以挑戰,帝國“註定”將永遠存在下去。新帝國為了建立一種符合自己的愛好、反映自己利益與價值的“國際秩序”,“自以為”巧妙地用“反恐戰爭”取代“反共戰爭”,用“誇大威脅”的手段來使武力為後盾的對外政策“正義化”和“軍事化”,把打擊恐怖主義當作在新世紀進行全球軍事和政治擴張的萬能理由。

      但是,在新帝國與國際社會的博弈過程中,其他國家會發現這種“(美帝世界新)秩序”對自己的利益構成了傷害,使自己受到了壓制,並因此而傾向于聯合起來,共同抵抗和反制“帝國主導(美帝世界新)秩序”的形成。於是,無所制約的帝國意外地發現自己身處一個有著更多敵意、面臨分裂的世界,自己的利益也更難以實現。

      福斯卡斯們認為,儘管龐大的軍事實力是支持美利堅帝國的不可或缺的手段,但它不能取代經濟霸權和美元作為全球性儲備貨幣的重要作用,更不用說美國的強大軍事實力並不能自動為美國提供一個安全的世界。以美元的衰弱為標誌,美帝國的實力也已經步入衰退。所謂的“美帝國”,無非是一種“虛幻”、“狂妄的幻想”而已。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成為世界超級大國,從那時起。美國的霸權地位一直依靠三個無可匹敵的方面作支柱:軍事上的絕對優勢、先進的生產方法及相對較強的經濟實力、控制全球經濟市場和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三者之中,美元的作用可能最為顯著。在歐元誕生之前,世界貿易領域沒有一種貨幣能夠挑戰美元的霸權地位。

    隨著1999年底歐元的啟動,世界經濟和貿易體系增添了一種全新的元素,有了一種貨幣能夠與美元相匹敵,有望成為全球儲備貨幣。短短幾年之中,歐元真的成了人們的另一種選擇,成了世界金融市場上第二重要的貨幣,引入歐元之前,未償付的歐元國舊幣債券和票據占世界總量的近28%,美元債券和票據占45%。到2003年年中,這一差距縮小了很多:美元債券和票據所占份額下降到43%,歐元債券和票據的份額上升到41%。在貨幣市場上,這一變化更為顯著:1998年底,以歐元國舊幣為單位的貨幣市場工具僅占世界總量的17%,美元貨幣市場工具占58%;但到2003年年中,美元的份額下降到30%,歐元份額上升到將近46%。如今,歐元在國際貿易結算中的比重占到了四分之一。

    一旦某個“歐佩克(OPEC)‘成員打破慣例,用歐元為其石油重新定價,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和石油美元關係對它的支持之間的相互作用就會受到威脅:
    2000年11月,伊拉克宣佈將使用歐元替代美元對其石油儲備進行重新定價。
    這是第一次有“歐佩克(OPEC)”成員國敢於違反美元“定價規則”,從那之後,歐元不斷升值,美元不斷貶值,
    一段時期以來,利比亞一直敦促用歐元取代美元為石油定價,伊朗、委內瑞拉和其他國家也表示願意在石油交易中使用歐元。
    由於石油交易是支撐美元霸權地位的核心因素,這些都有可能對美國的全球霸權特別是美國經濟實力構成重大威脅。

    現在,美國幾乎向全世界“舉債”,而不儲備任何其他貨幣,因為美元是實際上的全球儲備貨幣。美元幾乎占全世界所有官方外匯儲備的三分之二,美國無需在利率方面同其他貨幣競爭。即使利率低,資本也會流問美元。在美國以外“流通”的美元越多。其他國家就越得向美國“提供”更多物品和服務以換取美元。美國甚至可以奢侈地擁有“以本國貨幣為主的這種地位美國已經享受了30年、就是說自1974年石油美元誕生以來,世界其他各國經濟都為美國經濟提供了大量補貼。這種狀況無疑使美國政治經濟精英受益,同時也使美國經濟緊密依賴于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

      現在的世界貿易是一場買賣遊戲。其他國家生產物品,美國生產美元來購買物品。相互關聯的世界各國經濟不再為了獲得相對優勢而進行貿易:他們爭相出口商品是為了獲得所需要的美圓,來償還美元為主的外債,和囤積美元儲備,以維持本國貨幣的兌換價值。為了防止有人投機和操縱市場,攻擊本國貨幣,各國的中央銀行必須掌握與其流通貨幣相應的美元儲備。一種貨幣貶值的市場壓力越大,該國中央銀行所需要待有的美元儲備就越多,這為美元的更加堅挺創造了系統內部的支援。同時迫使世界各國的中央銀行必須獲得和持有更多美元,從而使美元更堅挺,這種現象被稱作美元霸權,是由重要商品,特別是石油,使用美元定價這一地緣政治造成的特殊性所導致的,每個人都接受美元,因為美元能買石油。石油美元的“迴圈”就是美國從石油生產國獲取的好處,這也是美國自1971年以來容忍“石油輸出國組織”存在的原因。
      
      石油不僅僅是國際上買賣的最重要商品,它也是一切現代國家經濟的生命血液。如果你沒有石油,你就得購買。如果你想在國際市場上購買石油,一般你下得不用美元來買。如果一大部分石油交易改用歐元,不用美元,更多國家就不得不增加歐元貨幣儲備,美國將不得不同歐元直接爭奪全球資本。不僅歐洲可能不再需要美元,連80%以上石油從中東進口的日本也不得不把大部分美元資產轉換成歐元:作為世界最大石油進口國的美國,也不得不持有大量歐元儲備。這對美國的貨幣管理來說是一種災難,因為每年美國不僅將失去一大部分相當於免費的商品和服務補貼,而且從美元儲備轉成歐元儲備還將使美元貶值。滙豐銀行在2003年6月的一份報告中指出,即使是少量資金從美元轉移到別的貨幣,或流量的改變都會產生重大變化。如果美元成了更重要的儲備貨幣,(如果美國準備與歐元分享儲備貨幣地位的話,)這還將意味著或者美國買入更多歐元,或歐洲人減少所持美元,買入歐元。”這顯示了石油(和石油美元)與最近的伊拉克戰爭之間具有清晰、明確的聯繫,同時也說明,金融是力量角逐的一個方面,具有重要的地緣政治意義。

      美國和英國於2003年3月對伊拉克進行(入侵)軍事干涉,在那裏建立了自己的權力機構管理該國,這次“入侵”後不久,就宣佈從伊拉克購買石油只能支付美元。但事情還沒有結束,與之相矛盾的是,儘管美國近期取得了這些軍事和政治進展,在歐、亞地區的軍事實力迅速加強,但出於各種經濟和政治原因,越來越多的中東、南美和俄羅斯石油生產商在討論用歐元“取代”美元,或者用“一攬子貨幣”進行石油公開交易。這樣會加速美元的衰落,推動歐元成為第二個世界儲備貨幣,如果貨幣代表著一個國家的經濟形勢,而美元繼續貶值,美國經濟將在這樣的條件下直線滑落(P15-19 )。(評點:美國入侵伊拉克是以薩達姆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作為表面理由的,背後的原因卻是為了打擊歐元這一真正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三年多過去了,世界發現薩達姆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並不存在,歐元也沒有因為美國的打擊而顯示出弱勢,這就是“強大的”武裝到牙齒的美國所面對的悖論。)
      
    美國情報機構並沒有把自己的任務僅限於折磨嫌疑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情局幾次派人潛入中國,為在瓜地馬拉“政變”之前刺殺尼政府官員作訓練:這次“政變”成功地推翻了“民主選舉”的總統阿本斯,換上了一連串的“獨裁者”,用武力和野蠻鎮壓的方式對該國進行了40多年的“殘暴統治”。
    儘管出了一連串醜聞,1953年,「中情局」成功地在伊朗推翻了受民眾愛戴的摩薩台政府,把逃亡國外的巴列維國王扶上臺。巴列維對該國的壓榨在隨後的幾十年中一直使美國受益,但最終引發了1979年的伊斯蘭革命,“阿亞圖拉”霍梅尼和他的伊斯蘭教政府上臺;1963年2月,中情局與英國情報機構聯手支持了一次流血政變,使伊拉克復興黨第一次掌權,這同時也鞏固了英國在該地區的利益。1963年的這次“政變”是伊拉克歷史上最血腥的事件,其血腥程度只有1973年9月11日「中情局」支持的智利政變能夠與之相比。

      當時的英國駐巴格達大使羅傑•艾倫爵士寫道,在伊拉克新政府裏,年輕的薩達姆•侯賽因是個顯眼的人物,“極”符合西方的利益,一周後他告訴英國外交部:“現政府正在盡力而為,因此,我個人認為我門應該支持它,長期幫助它站穩腳跟,這樣共產主義威脅可能逐漸消失。”

    政變之後,英國和美國馬上承認了巴格達的新政權,在這位大使看來,局勢“幾乎恢復了正常”,經過政府的更替和內部鬥爭,復興党於1968年鞏固了政權地位。那一年隨後發生的「中情局」“策動”的“政變”使(伊拉克)薩達姆開始掌權,成為艾哈邁德•哈桑•貝克爾的副總統,直至1979年在美國的保佑下成為總統。
    同樣,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中情局」在阿富汗締造並支持了奧薩瑪•本•拉登的組織,作為反抗蘇聯“邪惡帝國”的“自由戰士”,後來才“發現”他們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
    每一次,當時的美國(自由)大眾傳媒都把這些事件當作“沒發生一樣”,只在報導一個國家擺脫共產主義影響時,把這些事和美國的參與當作參考背景。這種“處理方法”並不陌生,就像當時德國人民被告知,關於納粹罪行的報導只不過是猶太人或共產主義者的宣傳。

      馬里蘭大學進行的大量研究發現,通過(自由)商業電視臺看新聞的人中大多數對最近的伊拉克戰爭至少有三種根本性誤解之中的一種:
    (1)伊拉克與“9•11”事件有直接關係;
    (2)在伊拉克“找到”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3)國際輿論支持美國入侵伊拉克。
      
    “偉大”的(自由)大眾傳媒頻道總是“變換”入侵的原因,如果一種說法被證明是錯誤的,他們就“發明”另一種。在一項關於哪個電視頻道看的人最多的全國調查中發現,大多數人通過「福克斯(Fox News)」的系列頻道看新聞。這其中,80%的人說在伊拉克找到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換句話說,“偉大”的(自由)大眾傳媒看上去更像是在把觀眾“搞糊塗”,而不是使觀眾瞭解情況——不幸的結論是,在美國儘管有無處不在的電視報導和發行量巨大的報紙,美國人卻在世界上最“不知情”。

    1947年,「中情局」在“戰略情報局”的基礎上成立,成為與破壞美國自由的“共產主義間諜陰謀”對抗的情報採集機構。據報導,這些“共產主義問諜”使用宣傳和“洗腦”的手段欺騙美國人接受“共產主義者的社會主義”。他們相信,有必要抵制這些險惡陰謀,這是“美式自由”和俄式“洗腦”之間的冷戰的一部分。這種價值觀被反復有效地植入西方政治文化之中,儘管國際關係發生了演化、轉變,在冷戰結束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冷戰話題並沒有終結或消失:它伴隨著一個新的“敵人”而“重生”。“使美國能夠進攻或”入侵“別國的惟一辦法,是把這些國家的政權”描述“成對我們的安全威脅。因此,塞爾維亞的米洛舍維奇是巴爾於的‘希特勒’,必須被制止。而且伊拉克必須被入侵,因為薩達姆正在製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把它們交給奧薩瑪•本•拉登。”

    許多美國人繼續深信,他們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是善意的,他們的政府所做的永遠是為了別人好,也為了他們自己好。即使他們國家的行動導致災難,他們也認為,其背後的動機是高尚的,儘管有無數證據證明,善意和高尚都是政治口號,而不是政治方針。看來,美國情報和安全部門在世界其他地區任意使用的大腦控制術在他們本國。他們刻意營造的世界裏取得了最大成功。他們是不是因為被洗腦而相信自己的宣傳?要不,這是另一種宣傳?(P82-85)(評點:美國有其在世界上引以為豪的最廣泛的新聞自由和最發達的資訊傳播網路。但是,美國人民在熟練掌握“讓不需要的事實消失的藝術”的政府和自覺地“嚴格實行自我審查”的新聞媒體的引導下,可悲地成了“世界上最不知情”的人民,並天真地以為自己“永遠是為了別人好,”實在是搞不明白 “那些最為人類的幸福操心的人,卻使他們的鄰居感到非常痛苦”的悖論如何得以成立。)

    “我手上的惡魔不夠用了”(想像、塑造敵人)

    正如我們看到的,整個冷戰期間,美國“利用”人權和民主價值觀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作為“政治工具”,給蘇聯陣營內部存在的民族、宗教和政治經濟緊張關係火上澆油。
    看看1973年9月「中情局」在智利的活動、皮諾切特推翻和殺死阿連德的例子,
    或者看看1967年10月「中情局」特工在玻利維亞殺死切•格瓦拉的例子,就知道這是“有選擇”進行的。
    此外,薩拉查和卡埃塔諾“獨裁時期”葡萄牙是「北約」成員國;
    1967年至1974年的希臘“獨裁政權”是由一小撮無能的上校扶上臺的,這些上校都在「中情局」的薪水簿上;
    土耳其加入「北約」的過程中經歷了三次“軍事政變”。美國的“雙重標準”政治手腕在冷戰中獲得了勝利,隨後其結果又使其手段“正義化”:目的是打破“邪惡的共產主義體系”。

    美國的人權運動在瓦解蘇聯陣營的過程中起到了輔助作用,但並不是主要因素。正如我們在別的地方所分析過的,理解蘇聯共產主義的失敗必須把它放在與國際債務危機有關的更廣闊的背景下,同時與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蘇聯為了抗衡美國星球大戰計畫耗費了大量資金所導致的力量衰竭聯繫起來。
    由於雷根強調同蘇聯展開全面軍備競賽,而新保守派又公開推崇雷根政府,許多分析人土把新保守派的起源定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我們想要指出的是,事實並非如此,美國新保守主義的新帝國觀比新保守派的起源更為重要。

    我們認為,新保守派使美國新帝國計畫已經存在的戰略框架極端化了。這種已存在的框架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在艾奇遜和尼茲的領導下確立的,建立在三個戰略設想之上:
    第一,“創造”一個看得見的“敵人”,“誇大”它對美國和“自由世界”的威脅;
    第二,加強西方陣營“依賴”於華盛頓決策過程的“輪軸一輻條”體系;
    第三,美元在全球貨幣市場的核心地位。
    然而,蘇聯陣營的瓦解破壞了這一計畫,使美國“失去”了“(亟需)敵人”,使“輪軸一輻條”體系的依賴性鬆懈,特別是歐洲人開始趨向一個更緊密的政治聯盟,通過宣佈發行他們自己的儲備貨幣——歐元,進一步削弱了美元的實力。

    這就是第一次海灣戰爭期間(1991-)、南聯盟危機爆發前和1991年《瑪斯特裏赫特條約》談判即將開始時的形勢,當時法國和德國更加努力推動歐洲形成統一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當1991年美國把(伊拉克)薩達姆從科威特趕出去的時候——要知道,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兩伊戰爭”期間(1980年至1988年),伊拉克是美國在海灣地區的“盟友”——當時擔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科林•鮑威爾抱怨說:“我手上的惡魔不夠用了,我手上的壞蛋使完了。”他認為美國應該使用占絕對優勢的高科技兵力解決緊急狀況和蘇聯解體後產生的地區衝突,以實現“阻止前進”,
    現在這種理論面臨破產,因為“缺少”明顯的、容易界定的、理由充分的“敵人”。「北約」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它不得不重新界定朋友和“敵人”,設計新的意識形態準則;否則它就不得不隨著「華約」的失效而解散。「北約」的“新戰略理念”於1991年11月推出,以鮑威爾的理論為精華,同時期待著1999年和2004年的擴張(1999年是匈牙利、波蘭和捷克,2004年是保加利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羅馬尼亞、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亞)。

    但是克林頓採取了“快刀斬亂麻”的方式,繼承了他的偉大前任們的“輪軸一輻條”理論。克林頓的戰略班子認為冷戰後的全球角色主要有四組。
    第一組是所謂的核心夥伴,如歐洲國家、日本和澳大利亞。
    第二組由過渡中的國家組成,如前共產主義國家。
    第三組由“無賴國家”組成,如伊拉克、伊朗、朝鮮和敘利亞,這些國家拒絕接受核心國家的理想,支持國際恐怖主義,迫切想要得到尚未擁有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以傷害美國及其盟友,也就是核心國家。
    最後還有第四組,就是所謂的失敗國家或地區。
    這種“分類”使美國及其核心盟友承受了極大的人道主義壓力。

    於是,冷戰後的“新敵人”就這樣勉勉強強、湊湊合合地確定下來了,就是那些無賴國家和失敗國家。至於那些過渡國家,如俄羅斯、烏克蘭和“神秘的亞洲大國”中國,他們必須全面實現政治民主、推進公民自由和人權、採取有效的市場經濟、支持反恐公約、與美國領導的西方機構,如「北約」和世界貿易組織,達成合作夥伴協定。正是在這樣的意識形態“框架”下,克林頓政府把美國的目標調整為“人道主義干涉”,而其登峰造極的表現是1999年北約轟炸南聯盟。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盧旺達大屠殺過後,隨著索馬里、利比理亞等失敗國家和地區陷入混亂,世界上約有2000萬難民。由於冷戰年代共和黨和民主黨政府已經成功地在人們的潛意識裏“植入”了“自由—道德”意識,所以盎格魯—撒克遜人民能夠接受用這種意識形態使新帝國戰爭“正義化”的做法。

    帝國進行“人道主義干涉”並非新鮮事物。事實上,至少從1919年《凡爾賽條約》簽訂的時候起,它就被用來防止濫用國家權力壓迫少數民族和宗教信仰上的少數派。②不過,我們想在這裏強調的是,克林頓政府選擇把“人道主義干涉”作為其首要意識形態“工具”,以便在美國“手上的惡魔不夠用”的情況下實現權力政治的目標。
    克林頓和北約的軍隊“人道地”干涉了波黑(1993年至 1995年)、南聯盟的科索沃(1999年);
    在索馬里(1992年至1994年)和海地(1995年)遭受了令人鬱悶的失敗;
    在盧旺達( 1993年至 1995年)和布隆迪( 1994年至1996年)沒有插手、先撇開1948年、1956年、1967年、1973年和1981年至 1983年巴勒斯坦的幾百萬難民不說。盧旺達和波黑是美國雙重標準的典型代表。事實上,簡單比較。下死亡數字,立刻就能看清美國的“權力政治”動機:塞爾維亞族的准軍事部隊和民族主義分子在斯雷佈雷尼察和熱帕屠殺了約 8000名穆斯林,但是在盧旺達,有 100多萬人被屠殺。眾所周知,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布特羅斯•加利提醒人們注意,在盧旺達的人道主義災難即將發生的時候,克林頓政府卻出乎情理之外地關注西巴爾幹地區。帶著對美國這種冷漠態度的驚詫,加利離開了聯合國秘書長的崗位。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機器是團結統一的政治體。任何一個政治體都不可能沒有一點內部矛盾、不團結和重組的願望。所有國家機器都充斥著意識形態爭執,民族和宗教問題,性別、文化和其他社會問題,利益和地位衝突,政治家和政府機構中的個人對立,各種政府部門和政黨之間的對立。階級鬥爭在國家的分裂和重組趨勢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不論從什麼樣的廣泛意義來講,並非一切都可以簡化為階級鬥爭。美國的聯邦制國家機器也不例外,且不提其分化的國家結構。民族和宗教矛盾——和英國、義大利、日本、法國相比,美國的民族和宗教矛盾相對複雜。事實上,美國的外交政策是由三個緊密相連的方面導致的。

      1、聯邦政府內,不同利益群體的代表之間討價還價的過程:聯邦政府試圖通過這一過程體現不同民族、政治、社會和階級的利益。
    2、美國的階級民族利益和安全利益,這些利益遍佈世界,特別是在歐亞地區、重要海路通道(如巴拿馬運河、蘇伊士運河),拉丁美洲和太空。
    3、一個廣泛的政治意識形態準則,如果可能的話,這種政治意識形態原則最好是全球統一的,它建立在美國精英階層的民族階級利益足以成為全世界的利益的基礎上,在其國內也獲得支持。

    克林頓時期,美國最大的缺陷是缺少第三部分。沒有了蘇聯就沒有了“敵人”。沒有了蘇聯意味著歐洲人和美國可以在更廣闊的空間裏施展。包括東歐、中歐、近東和中東。
    然而,美國實現“北約東擴”或推翻(伊拉克)薩達姆政權,僅以“人道主義干涉”為藉口能夠令人信服嗎?總的來說,蘇聯的解體給美國國內和以“輪軸——輻條”體系為基礎的全球力量結構帶來了一個巨大的問題。“人道主義干涉”的政治意識形態無法取代蘇聯。對許多人來說,有各種原因覺得它不足以令人信服,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有兩個:首先,因為在波黑和科索沃只取得了部分勝利,而在索馬里 和海地失敗了;其次,任何人都能看出這種政策註定具有“雙重標準”,從1991年8月(蘇聯正式解體)到2001年8月的十年裏,新保守派努力推動美國政策的進一步“軍事化”,對“劃定”的無賴國家採取先發制人的戰略。但是克林頓政府對這種想法感覺不太好,因為缺少一種組織嚴密的意識形態準則和一種清晰的威脅,以使美國擴大影響的凝聚力得到加強。

    在克林頓第一個任期即將結束的時候,布熱津斯基看到了這種缺陷。他寫道:“美國在國內太民主而在國外太專制,”這一事實“制約美國發揮其實力,特別是軍事脅迫能力”。準確地說,這種缺陷就是“除非國內公眾對美好生活的感覺突然面臨威脅和挑戰,大家對追求實力這一目標沒有什麼熱情。”因此,“除非處在一種真正大的、被廣泛認同的直接外來威脅的情況下”,外交政策所急需的共識很難達成。
    這種直接外來威脅很快就出現了。“9•11”事件後,新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側重點不得不進行調整。

    “反恐戰爭”,還是“全球巴勒斯坦化”?

    正如冷戰時期美國的“人權”辭令讓位于瓦解蘇聯的大戰略,“9•11”事件後,美國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使用的“人道主義干涉”辭令讓位給了“反恐戰爭”計畫。2002年1月29日布希曾說:“浩瀚的大洋再也保護不了美國——我們(美國人)只能靠在國外積極採取行動。在國內不斷提高警惕來保護自己。”我們已經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中看到了美國在“國外的積極行動”,這兩個國家前者是藏匿本•拉登的失敗國家,後者是被懷疑擁有、或者可能正在製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無賴國家。的確,按照新保守派的說法,最壞的情形就是恐怖分子或無賴國家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美國人也看到了“在國內提高警惕”,包括通過《愛國者法案》和其他新機構的成立,比如成立國土安全部,其職責相當廣泛,在政治精英中引發了激烈的爭論,討論是否應該限制它的權力,“以免將來它變成像東歐國家曾經出現的那些可怕的安全部門一樣”。不過還有一些值得一提的其他活動,比如所謂的“校園觀察”,一個鼓勵美國大學生監督學校老師在課堂上的反美或反以色列言論的機構。

    正如冷戰時西方國家不得不通過法律和在國內的執法行動抵制“國內外的共產主義威脅”一樣,如今世界各國也得通過執法機構和反恐法律維護安全。這一當務之急體現在聲明裏:“所有國家都有必要對境內的恐怖活動採取‘絕不姑息’的政策。”畢竟“來自90個國家的人在‘9•11’事件中喪生”。美國正在幫助所有國家“制訂計畫,通過各種方式,包括修改法律、技術援助、新的調查技術、分享情報、執法和軍事培訓,幫助(這些國家)獲得打擊恐怖主義的必要能力”。2004年至2005年,在2005年7月7日倫敦地鐵爆炸案之前,英國以布雷爾為首的精英們也加強了反恐立法和執法機構,井且提出應該通過法律允許不發出警告將恐怖嫌疑犯軟禁家中,不給他們合法辯護的權利。
    總而言之,“9•11”事件是個分水嶺,不是因為美國新帝國主義意識形態重要的敵友陣營被破壞了,而是因為全球恐怖主義的新威脅”取代“了蘇聯。美國的新安全宣言說:“為了維持‘9•11’事件以來的勢頭,使全球反恐戰爭處於最前沿,美國政府的所有部門將在雙邊和多邊談判中把打擊恐怖主義當作一項標準日程。”

    新保守派通過充分利用這一標誌性的重大災難事件,得到了“重塑”美國新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穩妥方案。正如德里克•葛列格里所說,世貿雙塔的倒塌“通過一種震撼人心的視覺力量,傳達了在美國都市心臟爆發的一次壯觀的恐怖活動”。事實上,這樣的事件令人很難遺忘,(而美國媒體正努力使它宛如昨天)除非像阿布格裏蔔監獄虐囚事件這樣的腐蝕劑和出乎意料的現象流行開來,引起公眾關注。迪克•切厄反復重申:“別忘了我們在2001年9月11日上午所看到的一切。”但是美國“9•11”事件後的“反恐戰爭”還有更大的政治、經濟和戰略目的。當然,如果所有的恐怖分子都被抓起來了,美國手中的惡魔又該用光了。我們知道,恐怖活動,不管是國家的還是社會的,都是真實的,但是美國的“反恐戰爭”卻是“人為製造”的、“虛構”的。我們也會列出一些具體想法,探討什麼才是應對恐怖主義的最好方法,不論這種恐怖主義來自國家還是非國家角色。

    在題為《打擊恐怖主義國家戰略》的檔中,我們看到:
    我們生活的時代有大量機會使世界的繁榮與美國和全世界熱愛自由的人們所擁有的利益和價值相一致。我們將把握這些機會……通過不斷進行打擊,確保恐怖分子無處藏身,我們將縮小他們的活動範圍,削弱恐怖主義組織的能力……我們永遠不能忘記,我們鬥爭的最終目標是——我們根本的民主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在領導反恐鬥爭的過程中,我們形成了新的國際關係,用適應二十一世紀跨國挑戰的方式重新定義現在的國際關係……前面的鬥爭是長期的、艱苦的。在這場特殊的戰爭中,我們不能期望衝突輕易地結束,或者有明確的結束期限。

    這段話對“反恐戰爭”的新帝國意識形態中的一些重要元素進行了最好的總結。
    首先,它告訴我們,這是一個對美國來說充滿“大量機會”的時代,因為美國可以把它的國家利益當作全球利益強加給全世界,而且可以使用武力。這再次證明,這不是帝國主義的新成分:這是一種長期以來一直存在的意識形態準則,使一群人的政治企圖能夠在本國或國際上佔據支配地位。為了支配他人,這些人的觀點必須淩駕於別人的觀點之上。“9•11”事件所帶來的機遇為美國達到這一目的鋪平了道路。

    其次,這段聲明告訴我們,美國必須“持續不斷”地、在有必要的地方進行“單邊”的、先發制人的打擊。美國確實這樣做了。四年之中,美國轟炸了南聯盟,人侵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在我們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美國或許和以色列正為入侵敘利亞和伊朗打基礎。利比亞不再是美國的目標,因為正如《經濟學家》雜誌所承認的,“卡紮菲退出邪惡軸心以後”,西方石油和天然氣公司如今在利比亞很活躍。歐洲人這回沒有跟從,從德國、法國和俄羅斯反對美國對伊拉克發動先發制人的行動就能看出來。塔里克•阿裏寫道:“這是冷戰後歐盟和美國的內部核心分歧第一次公開分裂,被電視曝光,使公眾輿論以大西洋為界形成兩極分化。”新保守派相信,如果美國展示一下威力,盟友們最終會走到一起來。“軟實力”派的戰略家,約瑟夫•奈,相信這不是美國達到全球目標的正確方式,因為它使盟友更加疏遠了——軟實力是說服而不是強迫別人做你想讓他們做的事的能力。但是美國沒有聽從約瑟夫• 奈的意見。因此,軟實力派思想家認為,華盛頓(輪軸)的外交政策在新保守派的領導下越軍事化,越我行我素,歐洲國家(輻條)越想脫離輪軸獲得自由。

    美國實力的這種永不安分的狀況使我們想起了列夫•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作為二十世紀傑出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之一和1917年俄國革命的領袖人物,托洛茨基認為1917年的俄國革命不能僅僅局限於在俄國進行。相反,如果俄國的布爾什維克想生存下去,它必須通過在波蘭和德國等其他國家不斷進行革命鬥爭來得到加強,並把其他國家的鬥爭當作整個進程的一部分。托洛茨基的觀點在布爾什維克的中央委員會遭到了失敗,不過我們回顧這段歷史是因為有人說托洛茨基和幾位新保守派有思想上的關聯。如果這種說法正確,那麼托洛茨基的政治思想模式正在簡單地(而且過分簡單地)通過新保守派的戰爭計畫和美國強制機器的對外極端化得到實踐。即使這種說法不對,“9•11”事件後美國新帝國主義的所作所為也恰恰是托洛茨基曾預言的:為了解放受國家干預的國內市場,特別是石油和天然氣市場,資本主義國家發動了一場持久的戰爭,通過更換政府和使用先發制人力量使國際環境極端化。

    這使我們直接聯想到“新保守派”“反恐戰爭”的第三個主張。它使我們十分清楚地看到,這場新戰爭可能無限期地進行下去:“我們不能期望衝突輕易地結束,或者有明確的結束期限。”畢竟,怎麼可能徹底消除所有的恐怖主義呢?對這種偏執想法惟一符合邏輯的猜測是,只要美國“需要”,“反恐”戰爭就將持續下去,直到美國“實現”了兩個具體政治目標:
    全方位的控制和強迫全球接受其自由民主價值觀和自由市場經濟。這就是“全球化”的全部內涵:
    與上帝賦予美國的“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真正全球超級大國”地位密切相連的“歷史的終結”。
    然而,這種新的敵友規劃能夠按著冷戰的方式操作嗎?
    這能夠成為美國從事外交事務的長期組織原則嗎?
    迄今為止它是怎樣運作的呢?

    美國戰略家清楚地知道,當今的恐怖活動不受領土的限制,儘管恐怖分子在地球上有基地和經濟資產。它不受國家限制,儘管可能有國家或國家機構暗中為其提供保護。恐怖分子通過複雜的網路進行活動,使用高級的科技手段。儘管這些手段怎麼也比不上美國的軍事和科技優勢——所以才有了“不對稱戰爭”這個詞——恐怖分子的網路經營得很好。
    “新保守派”洞悉這一切,但是“9•11”事件後當阿富汗的塔利班向美國提出逮捕本•拉登,把“基地組織”從阿富汗驅逐出去時,美國拒絕合作。他們還拒絕「北約」對美國第一次真正的“反恐戰爭”的支持。這些都很令人生疑。美國“假裝”打擊恐怖分子,“實際上”他們做的是推翻塔利班政權,在俄羅斯安全利益和中國利益的軟肋上,還有在無賴國家伊朗的東邊“建立”自己的“軍事存在”。這就是他們所做的“一切”。比倫特•格卡伊看到:“‘9•11’事件前幾天,美國能源部情報局把阿富汗的戰略地理位置列為‘從中亞向阿拉伯海出口石油和天然氣的潛在運輸通道’。”而且,在阿富汗戰爭期間,巴基斯坦和土庫曼斯坦討論了“開發一條從土庫曼斯坦經阿富汗到巴基斯坦瓜德爾港的天然氣管道,現在正在中國的援助下在俾路支省海岸興建。”
    由此,免不了得出一個結論——“反恐戰爭。是促進美國在歐洲和亞洲的安全和階級利益的”人為製造“的工具。然而這其中還有其他尚未看到的事實。

    布希和“新保守派”知道,他們無法像戰勝一個失敗國家那樣戰勝恐怖分子。他們無法用國家政治暴力和國家恐怖活動剷除恐怖分子。“國家恐怖主義”和擴大占絕對優勢的軍事影響力,無論技術多麼先進,只能產生反作用,無法消滅自殺式襲擊、部落戰爭這些現象。維持部落地區的治安如今需要大量人力和武器資源。2003年10月16日,在給迪克•邁爾斯將軍、保羅•沃爾福威茨、道格•費思、皮特•佩斯將軍的備忘錄中,拉姆斯菲爾德問道:“如今我們缺乏衡量全球反恐戰爭輸贏的尺度。我們每天抓獲的、殺死的、阻止的和勸服的恐怖分子是不是比伊斯蘭學校和極端傳教士招募、訓練和派遣出去對付我們的更多呢?”

    除了殘忍和好戰之外,問這個“問題”是一種深度“錯覺”,因為那些決意犧牲自己生命的人,隨時隨地都可能殺死別人。更具體地說,美帝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新保守派”忘記了,自殺式爆炸的“主要意義”在於“生命”,而不是死亡。對中東人民來說,“聖戰”和本•拉登所代表的和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共產主義革命和切•格瓦拉對西方激進青年所代表的“一樣”,而美帝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新保守派”對這一“事實”不屑一顧。如果新帝國主義國家(如美國)或新殖民主義國家(如 1967年以後的以色列)用“國家恐怖主義”來打擊恐怖分子,其結果必然是暴力的惡性循環。我們還得進行進一步的分析。例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衝突不僅僅是兩個民族主義或原教旨主義互不讓步的問題。它確實是這樣的,但還有一些東西超出這種簡單猜測之外。事實上,它是“被壓迫民族”——巴勒斯坦人的民族主義和“壓迫者”——以色列國家的民族主義之間的“不平等關係”。

    回顧 1967年,伊薩克•多伊徹曾精彩地說過:
    表面上,阿、以衝突只不過是兩個敵對的民族主義之間的衝突,雙萬都處於自以為是和野心膨脹的惡性循環之中。從抽象國際主義的觀點來看,最容易不過的就是把兩者當作同樣毫無價值的和反動的而不屑一顧。然而,這種觀點忽視了那裏的社會和政治現實。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國家人民的民族主義,他們為獨立而進行的鬥爭,不應該和征服者、壓迫者的民族主義放在一個道德政治層面上。前者有歷史理由和進步的方面,而後者沒有……以色列的安全依賴於定期發動戰爭,每隔幾年必須削弱阿拉伯國家的力量。

    新帝國主義和“新猶太復國主義”是手拉手的好兄弟。2002年5月2日,美國參眾兩院通過議案,宣佈美國和以色列“現在正進行一場反對恐怖主義的共同鬥爭”。參議員約瑟夫•利伯曼更直白地說:“以色列受到恐怖分子有組織、蓄意的自殺和殺人襲擊行動的包圍。這些恐怖分子的實質和‘9•11’事件中對我們國家的襲擊是一樣的。”美國駐伊拉克部隊正在吸取“以色列國防軍在巴勒斯坦被占領土上得出的經驗教訓”。為了突破抵抗,美國正在“像以色列情報部門那樣使用阿拉伯線人。美軍把伊拉克的城鎮村莊變成了西岸的影子”。
    還有消息披露,“以色列軍官在美國布拉格堡訓練暗殺小組,模仿以色列國防軍的‘定點清除’戰略”。結論是令人痛心的: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所做的,在以色列的週邊,美國正在向全球做同樣的事。正如新”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原教旨主義與伊斯蘭聖戰相對應,美國國內的“基督教原教旨派”和“猶太復國主義”者與美國以外的全球聖戰相對應。芝加哥諾斯派克大學的唐納德•瓦格納近期對“基督教原教旨主義”和新“猶太復國主義”進行研究,追溯了這兩個意識形態運動在小布希時代與“新保守主義”明顯走到一起的過程。“2000年,共和黨發生了一個轉變。它開始擁護新保守派思想家的理論,宣揚美國的”單邊主義“,支持用軍事手段而不是外交手段解決問題。‘9•11’事件後又採取了更具進攻性的做法,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戰爭和其他的敵人很快都與美國的‘反恐戰爭’聯繫起來,而這毫不奇怪。”因此大家普遍認為,華盛頓對以色列的承諾是一種無可更改的事實,這也正是使布希的巴勒斯坦政策左右為難之處。當然還得強調一下,新保守主義和猶太人的觀點並不完全一致,有許多參與政治的猶太人認為新保守派(和新猶太復國主義者)對世界的觀點是一派胡言。

    新保守派把恐怖主義的根源歸結於貧困、腐敗、宗教衝突和民族矛盾。這毫無意義,按照亨利•C.K.劉的說法:“這樣定義恐怖主義的話,反恐戰爭無法取得勝利。”伊斯蘭恐怖主義的真正原因是美國在原材料豐富的地區,向那些窮苦人民施加其占絕對優勢的影響力,因為這些原材料,如石油和天然氣,對美國正在衰落的經濟。不穩定的金融狀況至關重要。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另一個真正原因是巴勒斯坦的惡劣狀況和所謂的“國際社會”無力強迫以色列執行聯合國安理會要求其撤出西岸和加沙的242號決議。對付恐怖主義最好的方式是平民方式,一種新的“緩和”政策。應對基地組織和原教旨主義恐怖組織最好的方式是從大中東地區收回盎格魯—撒克遜的影響力,從西岸和加沙撤走以色列部隊,成立獨立的巴勒斯坦國。到那時,伊斯蘭教和西方就能在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基礎上發展一種新的民主、平民的政治經濟合作關係。這是把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觀點倒過來想的另一種方法。這也是超越過於簡單的、錯誤的、危險的“好與壞”的宗教困境的另一種方法。但是布希的主要選舉支持者——“基督教原教旨派”和新”猶太復國主義者“,都堅持拒絕這樣想(P93-104)。

    2007-03-17


  2. 2011/04/15 於 14:44 patchpieces

    美帝策劃扶植西藏叛亂:中情局組訓叛亂游擊隊供應武器阻止(農奴)和平解放

    阻止西藏(農奴)和平解放

      為適應“(圍堵遏制中國反共白色恐怖撲殺)冷戰”的需要,1947年7月26日,美國國會通過了《1947年國家安全法案》。該法案規定:美國成立「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簡稱CIA);只要總統授權,美國「中央情報局」就有權在國外執行各種秘密行動和准軍事行動。尤其在軍事干涉過於強硬、外交手段軟弱無力時,「中央情報局」的秘密行動便成了美國政府的第三種選擇。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美國開始公開涉足中國西藏事務,支援西藏分裂勢力的活動。美國最高決策層認為,西藏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原因是:
    其一,中國西藏位於亞洲的腹地,作為一個天然的戰略高地屏護著中國的西南地區,如果西藏被中國控制,便會成為共產黨中國向印度施加影響的基地,因而“會對南亞地區(特別是印度)構成威脅”;相反,“一個分裂的西藏”卻與美國政府所希望的“中國在某一方面出現內部崩潰”之目標正好吻合。在美國看來,即便無法分裂中國,西藏分裂勢力的抵抗也可以消耗中國的資源,從而實現削弱中國的目的。
    其二,1950年2月《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和同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以後,從強烈的反華政治需要出發,美國把中國西藏納入其對華“遏制”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中央情報局在援助西藏分裂勢力的活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950年3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先遣部隊向西康地區進發,拉開了解放西藏的序幕。「中央情報局」密切注視著西藏局勢,通過各種途徑搜集有關西藏的情報。此間,西藏上層分裂勢力也準備以武力對抗解放軍入藏,並慫恿達賴喇嘛外逃。7月,達賴喇嘛的長兄土登諾布在「中央情報局」資助下到達紐約,成為美國與達賴秘密聯繫的中間人。

      最初,美國曾試圖阻止西藏(農奴)和平解放,極力慫恿達賴及噶廈(西藏地方政府)拒絕與中央人民政府簽署西藏和平解放的十七條協定。在這一計畫落空以後,中央情報局又策劃了秘密策動達賴出逃的計畫,由於種種原因,這一計畫再次落空。然而,中央情報局與西藏上層分裂勢力的此次密謀,為1959年達賴逃往印度鋪墊了基礎。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SC5412計畫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以後,「中央情報局」積極支持並“操縱”西藏分裂勢力,策劃了一系列旨在製造“西藏獨立”、反對“新中國”的陰謀活動。此間,美國政府密切關注西藏事態的變化,積極採取措施支持西藏分裂勢力。國務院遠東司司長艾利遜認為:“西藏叛亂分子已經發展到集體的公開騷亂的階段”,“西藏的形勢正在向著符合美國利益的方向發展”。因此他建議美國政府應進一步秘密援助西藏抵抗力量。這一建議得到了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高度重視,決定由中央情報局在西藏實施NSC5412計畫——“秘密援助地下反共抵抗力量”的行動計畫。

      1954年3月15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SC)通過了NSC5412計畫。次年,艾森豪總統又批准修補了NSC5412計畫,增加了NSC5412/1和NSC5412/2文件。這三個檔均屬“遏制國際共產主義行動的秘密軍事行動計畫”。其中在NSC5412/2文件中特別規定,在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下,由「中央情報局」具體負責領導反對和遏制“國際共產主義行動”的全部間諜和反間諜行動。該項秘密行動的目標是在“受到國際共產主義威脅和統治的地區發展地下抵抗力量和秘密幫助遊擊隊活動,並保證那些力量在戰爭中的有效能力,使他們在戰爭中擴大軍事力量並獲得所需的供應品”。

      按照美國國家安會委員會第5412/2號檔的精神,由總統、國務院和國防部指定代表組成代表團,又稱“5412委員會”或“特別小組”,也稱5412小組。該小組具體指導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重大秘密行動。這意味著「中央情報局」對西藏實施的各種秘密行動計畫都由該小組決定。

    秘密援助西藏叛亂分子

      依據NSC5412計畫,「中央情報局」在中國西藏地區開始了秘密援助“藏獨”的一系列行動。喬治•派特遜是美國情報部門與印度、中國國民黨、在國外的西藏分裂分子相接觸時的聯絡員和譯員,據他後來聲稱,自從1949年起,中央情報局、國民黨特務和西藏分裂分子的聯繫從未中斷。

      1953年朝鮮戰爭結束後,中印邊界印度一側阿爾莫一帶的居民驚奇地發現:這裏居然出現了三個教育中心、兩個醫院、兩個麻風病院和一個肺病療養院。更令人驚奇的是,在這些“醫院”和“教育中心”裏根本就沒有什麼病人和學生。實際上,從1951年起,「中情局」即已開始從事西藏叛亂分子的訓練工作。阿爾莫就是中情局對西藏施行秘密行動的基地之一。

      1955年春季,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一個下屬機構開始在噶倫堡城郊徵募藏族人,先後在臺灣、沖繩群島、塞班島、關島等地秘密進行訓練,然後將這些受訓人員遣回西藏,作為發動叛亂的骨幹。

      1955年12月,在四川西部藏區(通稱“康巴地區”)的民主改革即將展開之時,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唆使和策動當地部分彝、藏族奴隸主,發動了抗拒民主改革的大規模武裝叛亂。

      叛亂發生後,「中央情報局」當即認定康巴叛軍是美國在西藏行動的可靠盟友。局長艾倫•杜勒斯也認為西藏的形勢為中央情報局的行動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會。1957年2月,中情局挑選了6名康巴叛亂分子,送到太平洋上的關島進行了為期6個月的特種訓練。當年8月,這些受訓結業的康巴特務被空投到西藏,其使命是指導叛亂並促使達賴公開向美國求援。其中兩人與康巴叛匪頭子貢布紮西取得了聯繫,並於1958年1月在達賴的夏宮羅布林卡秘密會晤了達賴的管家帕拉•土登維登。

      後來,「中央情報局」又先後遴選了170余名康巴叛亂分子在琉球、塞班等地接受訓練。因為這些高原來客不習慣海島氣候,「中央情報局」遂又在美國國內設立了一個“康巴遊擊隊員訓練基地”,該基地叫做赫爾營,位於美國克羅拉多州的洛基山脈,是二戰期間美軍第10山地師總部所在地,這個營地曾被用來訓練美軍的山地作戰部隊和特工人員。該地平均海拔高度10000英尺,與西藏的地形、氣候有許多相似之處。為了掩人耳目,1957年7月16日出版的《丹佛郵報》宣佈,赫爾營即將啟用為軍事試驗基地。在這個機密的營門口,赫然懸掛了“危險!請勿接近!”的牌子,登山者見後都以為是核廢料處理場。營地的警衛也得到了命令,凡遇未經許可闖入者,一律就地擊斃!

      在人民解放軍的有力打擊下,康巴叛亂到1957年底基本被平息下去。許多叛亂頭目紛紛逃向西藏,被西藏上層反動集團收留,重新予以武裝,繼續進行非法活動。1957年5月,在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的策劃支持下,從四川藏族地區流竄到西藏的康巴叛亂分子頭目在拉薩成立了反動組織“四水六崗”(藏語“曲細崗珠”,泛指甘、青、川、滇、藏等省區藏族聚居的地方)。

      1958年4月,從四川、青海、甘肅等省藏區竄入西藏的叛亂分子,正式與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結為同盟,將所有武裝力量統一于“四水六崗”組織之內,並分配了叛亂任務。6月,貢布紮西帶著中情局訓練的特務和電臺離開拉薩,竄到西藏山南地區,建立叛亂武裝根據地,組織了叛亂武裝“衛教志願軍”。

      “衛教軍”一成立,就立即得到美國的武器援助。當年夏天,「中情局」就在山南地區空投大批武器彈藥,計有機槍20挺、迫擊炮2門、步槍100支、手榴彈600枚、炮彈600發、子彈40000發。11月26日,中情局通過“麥克馬洪線”以南印度佔領區,又向山南地區運送武器彈藥226馱;年底,向紮古拉馬塘高地空投一批武器,約100支美式來福槍、20挺輕機槍、2門55毫米迫擊炮、60枚手榴彈,每支槍和每門炮配置300發子彈或炮彈。次年1月,又通過尼泊爾運入40馱武器彈藥。為掩蓋真相,美國只提供“二戰”時期的武器。

      「中央情報局」的援助行動,助長了西藏分裂主義分子的囂張氣焰。進入1959年,西藏武裝叛亂逐步升級,叛亂分子不僅襲擊解放軍,而且對藏民劫掠、燒殺,強迫他們反對中央人民政府。3月10日,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終於公開撕毀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發動了全面的武裝叛亂。一周之後,他們又劫持達賴喇嘛離開拉薩,倉皇出逃。

      有外國研究人員認為,叛亂者無法通過和平手段使達賴喇嘛公開站在他們一邊,是促使中情局和他們在1959年3月發動大規模叛亂的根源。這並非空穴來風。最新解密檔案表明,1958年9月,中情局決定秘密增加對叛亂者的資助,以擴大其反對中央政府的遊擊戰,此舉得到艾森豪總統的批准。派特遜證實說,在拉薩叛亂前,他的康巴朋友就告訴他,已經有了一個使達賴喇嘛離開拉薩的計畫了。1959年3月2日,印度加爾各達的《政治家報》發表的一篇匿名文章,也為上述結論提供了證據。作者極其準確地預測說,達賴喇嘛可能不願離開拉薩,但為了使他離開,康巴人將不得不製造些騷亂。

    檔案表明,在西藏叛亂的關鍵時刻,「中央情報局」認定,“達賴的出逃符合美國的利益。”在達賴出逃途中,“曾在「中央情報局」受訓的報務員緊緊相隨,把達賴喇嘛的行程隨時報告給華盛頓。”「中央情報局」設在達卡的基地與達賴喇嘛保持密切聯繫,並準備好一種適合在西藏稀薄空氣中飛行的C—130型運輸機,隨時給他們空投所需物資。兩周後,達賴一行在「中央情報局」訓練的西藏特工幫助下逃到印度佔領區。

      達賴出逃後,叛亂武裝於3月20日淩晨向解放軍發動全面進攻。解放軍被迫進行反擊,兩天內就將其徹底擊潰。隨後,西藏全境的平叛作戰全面展開,叛亂分子苦心經營的山南老巢被一舉蕩平,“衛教軍”敗逃至印度控制區。至當年底,西藏大部分地區的叛亂即被平息。

      策劃西藏“公路襲擾戰”

      「中情局」對西藏叛亂武裝如此不堪一擊大為失望,他們認為這都是反叛者集團作戰的結果。在1959年召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第403次會議上,艾森豪總統批准在中國西藏繼續實施NSC5412系列計畫。艾倫•杜勒斯分析了西藏叛亂失敗的原因並提出了未來的行動方案。他認為:首先,中國人民解放軍在西藏佔有絕對有效的軍事優勢,加之其使用飛機,西藏叛軍已被“成功地肢解”;其次,“西藏(叛亂)遊擊隊總是大集團作戰,軍事調動過於煩冗”,“他們對當地地形熟悉的優勢沒有發揮出來”。接著,杜勒斯分析了中國軍隊的困難,即解放軍數千名步兵在向青藏高原推進過程中要克服嚴峻的給養運輸、惡劣的自然條件的挑戰。因此,如果破壞拉薩——北京的供應線,北京的損失就會出現“實質性地增加”。中央情報局認為,西藏的大部分道路都築在山腰上,一旦被破壞.要用數周甚至數月才能修復;依靠反叛者襲擊公務人員和車隊以獲取中國內部情報,也成為中央情報局日益渴望的事, 因為它從中國其他地區已很難獲得此類情報。

      於是,「中央情報局」確定了“公路襲擾”計畫,將在赫爾營經過專門訓練的藏人空投到西藏,實施破壞西藏公路運輸的行動。

      在西藏叛亂正式爆發之後,被秘密送到赫爾營進行訓練的藏人數量明顯增加,最終共有259人在該營受訓。

      1959年9月下旬,中央情報局決定在康區西部的邊壩(Pembar)地區進行上述行動。邊壩位於薩爾溫江(怒江)南岸,與中國的“成都——拉薩”公路距離很近,由於中國在該路段南北支線的控制薄弱而被選中。同月,在美國受訓的18名藏人被空投到西藏邊壩地區。他們的任務是控制該地區;進攻四川——拉薩公路上的交通運輸和破壞軍事設施,襲擾並阻斷軍事運輸供給,以阻止中國政府對西藏地方的物資供應和軍需運輸;破壞襲擾解放軍平息叛亂的行動。為配合上述行動,美國中央情報局為邊壩地區的叛亂分子空投武器和物資。

      1961年2月,「中央情報局」決定實施第二輪襲擾戰。這次他們選擇了西藏茫康(MaRkham)地區。茫康位於湄公河與雅魯藏布江之間,是中國內地公路穿越康區第二條線路的終點站,也是西藏叛亂分子的聚集之地。中央情報局準備據此破壞北京的後勤運輸。3月,受過訓練的7名藏族特務由中央情報局使用C—130運輸機空投至茫康地區。

      事實證明,美國「中央情報局」對西藏地區上述兩次公路襲擾並不成功,也沒有給中國對西藏地區的控制構成威脅。由於人民解放軍對空降的叛亂分子實施了有效的圍剿,中央情報局從1957年開始空投到西藏的49名藏族特務,除10人逃到印度,2人被捕(至1979年被寬大釋放)外,其他37人不是被擊斃,就是在雪嶺荒原逃竄時死於寒冷和饑渴。

      到1960年底,西藏全區範圍內大股叛亂武裝均被殲滅,人民解放軍取得了平叛鬥爭的決定性勝利。

      “木斯塘計畫”

      「中央情報局」眼看西藏境內的叛亂武裝已無生存基礎,腹地滲透死路一條,於是又將計畫改為從境外進行長期襲擾。1960年前後,中央情報局和西藏分裂勢力決定尋求一個新的安全活動基地,由於印度不願為其提供基地,他們將活動基地從西藏境內轉移到尼泊爾。經過一番挑選,他們看中了尼泊爾境內半獨立的封建領地木斯塘。木斯塘一帶山高林密,地方首領信喇嘛教並不受政府管轄,況且緊鄰西藏邊境,進行滲透行動十分方便。不過當地人煙稀少,一切物資供應均要靠美國解決。

      1960年9月,達賴集團在木斯塘重新組建了“四水六崗衛教軍”,由此開始了在中國邊境長達十年之久的軍事襲擾。其首任總指揮貢布紮西在回憶錄中寫道,“有時,一二百人的西藏遊擊隊的活動深入中國佔領區達100英里”。然而,美國人後來承認:“這些襲擊除了給西藏部隊以暫時的滿足,並激起他們有朝一日真正進軍故鄉的希望外,作用幾近於零”。

    不過有一次,這種襲擊行動卻出乎意料地獲得了大量情報。西藏叛亂分子在一條冷僻的山路上,伏擊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一支小小的車隊,他們在一輛車上發現了幾個郵袋,裏面除了一般日常函件外,還有從北京發出的政府官方檔和軍事檔。叛亂分子把郵袋交給了中央情報局。後來,中央情報局總部的中國問題專家仔細分析了郵袋的內容,從中發現了中國官方大量有關西藏情況的資料與資料。

      除此之處,“西藏行動”未能獲得任何其他值得一提的收穫,卻繼續有氣無力地在原地踏步。

      1960年5月,一架美國U一2飛機進入蘇聯領空進行偵察時被擊落,此後,艾森豪總統下令停止入侵共產黨國家領空,這包括西藏在內。到1960年底中央情報局取消了對西藏叛軍的空投,失去物資供應的叛軍不得不獨自面臨一個苦冬,許多人因為沒有食物和住所而凍餓而死,還有一些人被迫吃皮鞋和皮革來維持生命。

      1961年3月,新上臺的甘迺迪總統重新批准了「中央情報局」的秘密計畫,於是,中央情報局又開始向木斯塘的叛軍空投武器、無線電操作員、裝備和生活必需品。

      「中央情報局」給叛軍下達的任務是,進攻解放軍分散的營地,並在拉薩至新疆的交通幹線上破壞運輸。這些襲擾行動,迫使中國在該地區增加兵力,並將西藏西部的交通線改道為青海至新疆的公路。

      當「中央情報局」決定繼續空投時,遭到了印度的反對。印度國防部長杜特向美國表示:“為了加強中印邊境的防空,堅決擊落任何侵犯印度領空的飛機,因而希望美國的飛機在將來的空投中不要飛越印度領空,也不希望美國利用西藏人在印度反對中國,而使問題複雜化。”沒有印度的支持,“木斯塘計畫”暫時擱淺。

      然而1962秋天,中國和印度爆發了一場短暫的邊境戰爭,從而導致印度政府的態度發生了明顯變化。在對待美國中央情報局利用印度領土(領空)援助達賴集團分裂活動的立場和行動上,印度由原來的反對者(至少是中立者)變成了主要的積極參與者。而且印度開始與美國在軍事上積極合作,美國向印度提供軍事援助,而印度獲得該項援助的條件之一是“與美國合作共同遏制共產黨中國”。軍事合作促使美、印兩國在情報領域展開了合作。美國中央情報局遠東地區負責人菲茲格拉德和印度中央情報局局長穆立克分別為合作雙方的代表。從此,美國中央情報局與印度情報局在援助西藏分裂勢力行動上展開了密切合作。

      美國和印度在“西藏計畫”中各取所需。美國的目的在於抵抗所謂“共產黨中國在印度與南亞的擴張”,具體行動是通過藏人遊擊行動收集解放軍在西藏地區軍事部署的情報。印度在“西藏計畫”中的具體目標是利用藏人遊擊隊對抗中國邊境的防務力量,以期鞏固其“東北邊境特區”(NEFA)的安全。12月,印度情報局實施“察克拉塔計畫”。依據該計畫,這些藏人將被組建為“特別邊境部隊”(Special Frontier Force,簡稱SFF),他們的任務是收集中國情報和實施其他准軍事行動。美國中央情報局極力配合印度情報局的“察克拉塔計畫”。除了為“特別邊境部隊”提供輔助性訓練、跳傘技術外,美國中央情報局還派出由106人組成的特種部隊為其提供“秘密的”遊擊戰術和非常規戰術訓練。

      同時,美、印兩國情報局還將受訓的藏人間諜派往西藏和中、印邊境實施偵察活動。他們通過跳傘進入西藏內地建立了20個情報站,其任務是偵察中國軍隊的集結動向;安裝感測器,用於偵察中國核子試驗及導彈試驗;截取中國軍事通訊的資訊。

      1963年11月,美國「中央情報局」與印度情報局在新德里成立新的聯合行動機構——“特別中心”。“特別中心”的主要職能是利用西藏分裂分子向中國西藏滲透間諜。他們的主要任務是深入西藏及中、印邊境地區,用無線電收集並發送關於中國西藏的社會、政治、軍事情報。美國中央情報局為其提供耐用型太陽能無線電電臺。

      在1964年1月舉行的“特別小組”會議上,美國「中央情報局」又制定並實施了新的“西藏行動”,包括:政治行動、宣傳和准軍事行動。該計畫的目的是“在西藏內部和外國(主要是印度)確立一個自治西藏的政治概念,並在中國內部培養抵抗共產主義政治發展的能力”。

    但是1964 年6月初,木斯塘爆發的一起突發事件徹底改變了美、印合作的行動模式。事件的緣由是,為尋找遊擊隊反華的“素材”,英國一家電視臺派出一個小組在派特遜帶領下,未經允許來到木斯塘。他們說服叛軍發動了一次對中國車隊的襲擊,並將這次襲擊過程拍攝下來,這使得美國中央情報局在西藏的秘密行動被曝光而引起國際社會的譁然。為此,中央情報局停發了對木斯塘叛軍的半年援助資金。

      由於木斯塘襲擊事件的敗露,美、印兩國軍事襲擾的合作行動被迫轉變為單純的情報計畫。 同年10月16日,中國成功爆發了第一顆原子彈,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美、印兩國情報局針對中國情報的合作進程。美國「中央情報局」為印度提供10架C—46運輸機和4架直升機,其中有1架C—46運輸機被改裝成電子偵察機平臺,這些飛機沿著喜瑪拉雅山麓飛行,收集來自西藏地區的電子通信情報。

      從1967年開始,美國「中央情報局」對木斯塘叛軍的援助行動開始走下坡路。這主要是因為,
    首先,木斯塘叛軍的行動沒有達到預期目的,他們沒有在西藏內部實現破壞中國供給和通信系統的目標。
    其次,木斯塘叛軍的任務很大程度上由印度的“特別邊境部隊”來完成,它得到了美國和印度的長期支持。1968年,「中央情報局」近東行動負責人格里奇菲爾德在西藏行動的形勢報告中向“303委員會”特別小組諫言,“在西藏內部取得的成就微乎其微,而其外部的成就(選擇重要目標開展無線電竊聽)要好得多。”

      到1968年,詹森政府停止了對木斯塘叛軍的援助,「中央情報局」也取消了在美國國內對叛亂分子進行訓練的計畫,把整個預算的計畫削減到一年不到120萬美元。

      「中央情報局」在支持西藏叛軍十年之久的時間裏,所耗資金甚巨。據1998年9月15日《洛杉磯時報》的報導:“根據最新公佈的美國情報機構檔,在20世紀6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裏,「中央情報局」每年向西藏流亡運動提供170萬美元用於開展反對中國的活動,其中包括每年向達賴喇嘛提供18萬美元的津貼。”

     “西藏行動”壽終正寢

      1969年1月,尼克森就任美國總統,美國對外政策處於歷史的轉捩點,此時美國的相對實力已走向衰弱。為擺脫越南戰爭的泥潭並借助中國抗衡蘇聯,美國需要中國的參與,為此,美國積極改善與中國的關係,美中關係出現了趨於緩和的態勢。美中關係的“解凍”導致了美國西藏政策的重要變化,此時的西藏分裂集團自然成了美國戰略棋盤上的一粒“棄子”,「中央情報局」對其的秘密支持也隨之停止。

      1973年,尼泊爾國王比蘭德拉訪華。在會見比蘭德拉時,毛澤東主席催促尼方儘快肅清其境內的西藏叛軍。1974年7月,尼泊爾政府軍包圍了木斯塘營地,達賴喇嘛眼看大勢已去,專門錄製了一盤磁帶送到木斯塘營地播放,讓他們放下武器投降。在真切聽到達賴喇嘛的聲音後,大多數叛軍放下武器,還有一些人跳河自盡,最後一任木斯塘叛軍司令旺堆嘉措拒不服從,企圖率領一股人馬突圍去印度,結果在山口被尼泊爾軍隊擊斃,西藏叛亂武裝徹底瓦解。

      1995年11月,達賴在印度北部的達拉薩蘭會見了已退休的美國「中央情報局」官員、當年負責空投行動的約翰•肯尼士•克瑙斯。回顧兩人從前合作的往事時,達賴不無悲哀地說道:“美國政府捲入西藏事務並不是為了幫助西藏,而僅僅是冷戰時期對付中國的戰術需要。” 在達賴喇嘛心中,正是美國的西藏政策才使他成了這場角逐的犧牲品。

      中國政府對西藏叛匪的顛覆行動進行了堅決反擊,1969年1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美印狼狽為奸利用西藏叛匪瘋狂反華》的文章,指出美國是西藏叛匪進行陰謀活動的「後臺老闆」,“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特務經常到西藏叛匪的巢穴裏鬼鬼祟祟地活動”,“一九六七年七月,美國報刊上公開報導,已經有西藏叛匪從印度坐飛機到達美國,進行罪惡活動。”
    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秘密活動,改變不了西藏民主改革的歷史進程,註定最終失敗的命運。

    文/文鋒

    《黨史博采》


  3. 2011/04/15 於 14:45 patchpieces

    美國對哥倫比亞的新殖民政策-「哥倫比亞計畫」

      提到哥倫比亞,許多人就會立刻聯想到這是毒品與游擊隊氾濫的罪惡淵藪之地。羅素克洛和梅格萊恩搭檔演出的「千驚萬險」就是以哥倫比亞為背景,影 片描述的哥倫比亞左派游擊隊在邪惡帝國蘇聯垮台後,變成一群以販毒、綁票維生的恐怖份子,長期以來許多美國人也相信政府與主流(自由)傳媒對於哥倫比亞的 宣傳,相信美國政府目前已耗資數十億的「哥倫比亞計畫」(Plan Columbia)可以消滅哥國毒梟和游擊隊暴力,然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證據卻證明事實剛好相反。

      事實上,「哥倫比亞計畫」只是美國長期對於中南美洲“政經軍干預”的一部份,在美國喬治亞州的班寧堡(Fort Benning),有一所「美洲軍事學校」(SOA, U.S. Army School of the Americas),該校一直被諷刺為「殺手學校」(School of Assassins),因為該校的課程以訓練謀殺、綁架、政變、嚴刑拷打著名,數十年來培養出六萬多名拉丁美洲的軍人,智利民選總統阿葉德被軍事獨裁者皮 諾契特推翻、大主教Oscar Romero被暗殺、瓜地馬拉36年內戰死亡或失蹤的20萬人、薩爾瓦多超過900名平民被屠殺等等,都是“該校”畢業生的“傑作”,女性受害者還會遭強 暴虐殺而死,毫無反抗力量的兒童被活埋或摔死;它也培養惡名昭彰的軍事獨裁者-包括巴拿馬、波利維亞、瓜地馬拉、薩爾瓦多,並且是“右翼民兵”的訓練所- 例如尼加拉瓜殘暴的「國民軍」就是SOA的畢業生,後來組成“右翼恐怖份子”Contra。前巴拿馬總統就稱「美洲軍事學校」是「拉丁美洲最大的亂源製造 基地」,在日漸高漲的抗議聲浪下,該校改名為Western Hemispheric 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WHISC),但是至今仍然繼續培養每年一到兩千名的畢業生(目前1/3的受訓者來自墨西哥,因為該國要對付以Chiapas省原住民為主的薩巴塔游擊 隊(Zapatista)),每年耗費美國納稅人大約兩千萬美金。

      和其他拉美國家相比,哥倫比亞派遣最多軍人(目前已超過一萬多人)到SOA受訓,其中許多高階軍官都犯下違反人權的罪刑,哥倫比亞軍方和殘忍著 稱的右翼民兵組織AUC也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使得在哥國每年有超過三萬人被殺、一百萬人無家可歸。1986年以來已經有三千八百名工會領袖和組織者遭殺 害,在去年的前十一個月,就有180名工會領袖被暗殺,過去十幾年以來,超過三萬名工人、農民、人權組織者、左翼領袖、教師等被軍隊和右翼民兵殺害。最大 的右翼民兵組織AUC的領導人對於謀殺工會領袖毫無悔意,他說「我們有理由殺那些人,因為他們(工會領袖)妨礙他人工作。」因為暴力事件頻仍,自從 1985年以來,已經有兩百萬哥倫比亞平民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園。

      在美國主流(自由)傳媒宣傳下不斷“被污名化”的左翼游擊隊-其中一股最大的力量FARC「哥倫比亞人民革命軍」(有一萬六千到兩萬人的武裝力 量,由工人、農民、組織者所組成)-經由過去36年以來的組織工作,哥國基層人民對其支持率不斷提高,專家估計該游擊隊在哥國自治區的影響力已經超過 50%,相對的哥倫比亞所謂「(美帝扶植傀儡)民主」政府,則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貪污腐敗政權,人民對政府的失望清楚地反映在哥國的投票率上(低於 40%),目前FARC直接掌握的非武裝區(約瑞士大小),也完全沒有上述的暴力事件發生。
      在2000年,美國政府投入十三億美金到「哥倫比亞計畫」以及之後六億美金的「安地斯行動」(Andean Intiative,因為哥倫比亞屬於安地斯山脈國家)(其中一億給哥倫比亞軍方),宣稱該計畫是「對抗毒品之戰」(War on Drugs)以及心照不宣的「對抗左派游擊隊(美國政府定義下的恐怖份子)之戰」,事實上,該計畫對於消滅毒品毫無助益,因為大部分的款項給了“美國跨國 公司”,例如<孟山都(Monsanto)>、United Tech、Sikorsky等,用來進行軍事訓練、購買直昇機和除草劑,另外,美國政府也已提供哥倫比亞軍方和右翼民兵十五億美金。

      然而,哥倫比亞政府和軍隊本身就和毒梟“連為一體”,政府軍隊和右翼民兵就是毒梟背後的軍事力量,前SOA的教官就曾說「SOA是拉丁美洲軍官 洗毒品錢的最佳地點」,美國持續提供哥倫比亞軍事援助反而助長軍隊和右翼民兵繼續在國內“鎮壓平民”、違反人權,並且讓毒梟勢力更擴大。

    此外,美國在哥倫比亞四處噴灑除草劑,宣稱這樣就可以消滅古柯鹼作物,但其實是毫無差別地噴灑在一般農田和雨林上,不但使得農作物大量枯死、農民無 法維持生計、亞瑪遜雨林的生態環境遭破壞、原住民生存環境受到威脅,更讓古柯鹼產業暴增超過100%,在1994到1998年,哥國大約種植45500 公頃的古柯鹼作物,但是有超過140800 公頃的一般作物、古柯鹼和雨林被噴灑,從1999年到2000年,古柯鹼的產量反而增加60%,噴灑除草劑不但完全無效,反而讓種植古柯鹼更有價值。

      著名的拉美學者James Petras就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是美國對拉丁美洲再殖民的試金石,因為哥倫比亞目前擁有第三世界國家最強大的游擊隊力量,開始動搖美國在拉丁 美洲的殖民力量(哥倫比亞的石油是美國重大利益所在,美國從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和厄瓜多進口的石油比波斯灣還要多),因此若能藉由「哥倫比亞計畫」一舉摧 毀反抗的力量,則可以再度建立美國的新帝國主義力量,因此越來越多人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實際上是「死亡計畫」(Plan of Death)。

      今年4月19-22日,在美國首府華盛頓有大規模的反戰(4月20日舉行大遊行,主題為「停止國內和國外的戰爭」Stop the War-At Home& Abroad,詳情請見:http://www.a20stopthewar.org/)、反全球化和「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National Mobilization on Columbia,詳情請見:http://www.colombiamobilization.org/)遊行(世界各地的抗議活動資訊都可以在 http://protest.net/ 找到),「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在4月22日將發動大遊行並提出兩大訴求:
    一、反對美國政府“假借”掃蕩毒品為名的「哥倫比亞計畫」,
    二、關閉「殺手學校」 -「美洲軍事學校」(SOA)。

    文/洪家寧 2002.4


  4. 2011/05/10 於 16:25 patchpieces

    美、歐可能聯合削弱中國

      2011年初,中東發生了一系列變局。以法、英為首,美國予以配合的多國部隊對利比亞政府軍開始的空中打擊,將中東變局推向高潮。在此我們沒有必要陷入利比亞戰局的細節中,需要討論的是這場戰爭對世界格局及中國的意義。

      臥薪嚐膽的歐洲重現攻勢

      3月27日,北約決定從美國手中全面接管對利比亞的軍事行動。美國主動放棄在北約軍事主導,折射出歐洲與美國之間出現了力量對比的變化,以及由此出現的歐洲在世界政治中初步顯現的相應攻勢。

      現在看來,歐洲統一並不是發生在二戰後“雅爾達格局”中,而是與“雅爾達格局”相排斥的歷史進程,其目標是歐洲人在新形勢下試圖恢復歐洲主導的世界體系,即以沒有歐洲分裂和沒有殖民體系的“凡爾賽體系”,取代由美、蘇設計的、將歐洲分裂為東歐和西歐並由此弱化歐洲的“雅爾達體系”。1946年起,經過半個多世紀的臥薪嚐膽,歐洲人已經接近完成了瓦解“雅爾達體系”和恢復准一戰時“凡爾賽體系”的戰略目標。

      說“接近完成”,是由於它還沒有完全收復地中海南岸。地中海是歐洲“柔軟的腹部”,歷史上的歐洲文明興衰多由地中海開始。歐洲人明白:地中海是歐洲的命運旋轉門。如果不能收復地中海南岸,歐洲大陸就失去了自衛的屏障,其統一成果就不能鞏固。

      正是這個原因,“歐盟”聯合美國於2008年2月17日促成科索沃議會通過獨立宣言,使歐洲統一進程在地中海北岸的巴爾幹最後收口。7月13日,歐盟27個成員國和16個地中海南岸國家領導人在巴黎舉行峰會, 決定正式啟動1995年薩科齊提出的“巴賽隆納進程: 地中海聯盟” 計畫。峰會發表的聲明表示,要把地中海沿岸變為一個和平、民主、合作和繁榮的地區,宣告“地中海聯盟”正式成立。

      2010年美國宣佈“重返亞洲”和美國總統宣佈美國作戰部隊從伊拉克撤出,讓歐洲感覺到巨大的戰略空間。2011年初在中東北非的亂局與“歐盟”的目標不期而遇。但突破美國在北非的影響力,完成歐洲真正統一,僅靠北非亂局是不行的,真正的攻堅還需“槍桿子”的配合。這樣,利比亞便合乎邏輯地成了“歐盟”進軍地中海南岸的突破口。

      薩科齊看似輕率的性格很可能要為歐洲開闢新的歷史。因為歐洲在21世紀第一個十年中在中亞拖垮了美國,第二個十年剛剛開始時,歐洲人已獨立地將其作戰力量投入北非。根據19世紀英、法等歐洲國家治理世界的經驗,保留而不是消滅(利比亞)卡紮菲(格達費)政權,同時在利比亞東部地中海沿岸扶起另一個反對派“政權”,會使歐盟戰略利益“最大化”。因為反對派“政權”會對歐洲軍力形成“絕對依賴”,使「歐盟」不僅能“無限制”地攫奪利比亞的石油等物質利益,還可以進一步在利比亞“立足”並進一步向東西推進,以鞏固歐洲統一的戰略目標。

      從過去20多年的情況看,放棄二戰後蘇、美共治的“雅爾達體系”,用歐美共治的世界體系取而代之,是自雷根至小布希期間美國外交的自覺推行的外交取向。當歐洲統一在巴爾幹科索沃收口後,2010年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宣佈“重返亞洲”。
    2011年中東亂局與利比亞戰事並沒有改變美國重返亞洲的既定政策。日本遭遇的大地震並不表明,中國面臨的美國及其盟國帶來的戰略壓力有絲毫減輕。

     歐、美共治帶來的變化

      如果對世界大勢即將發生的上述變局的分析得以成立的話,那目前中東和遠東的國際關係就會出現如下變化:

      第一是利比亞。
    對歐盟最好的結局是老布希“海灣戰爭”式的結局,即在保留對卡紮菲(格達費)巨大壓力的同時,反政府“政權”也能長期存在;其次是小布希“伊拉克戰爭”的結局,即由於英、法國力不支而使利比亞兩種力量失衡,最終導致英、法對美國的需求增大,使美國重新獲得在歐洲的絕對影響力。

      美國需要出現有利於歐洲的穩定。只有這樣,才能讓歐洲騰出手來,按計劃支持美國在遠東的行動。而最有可能性的結果是讓利比亞衝突雙方在法律上接受利比亞東、西“分治”或分裂的事實。

      第二是日本。
    美國“重返亞洲”依重的基礎盟友是日本。但日本畢竟是遭受過美國原子彈打擊的國家。對美國人而言,日本擁有核武器比朝鮮擁有核武器更為可怕。在東北亞核查問題上,美國人“最不便直說”的就是日本擁核問題。為了重返東亞並建立大西洋盟友,即歐洲盎格魯—撒克遜國家聯盟,而非“雅爾達盟友”即俄國和中國的遠東體系,那美國首先應當做的是廢掉日本的核能力。2011年3月8日,日本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曾說:日本可以在一年內建造核武器。不知是否巧合,話音剛落,日本大地震幾乎毀滅了日本幾十年來埋頭發展的核能力,當然,同時也為美國推進“重返亞洲”戰略“放手”日本在亞洲“攪局”除去了難以言傳的心病。此後的美、日關係將更為緊密,日本對美國將“更加依賴”,為美國效命“更加賣力”。

     美、歐瓜分世界資源,中國是削弱目標

      第三是中國。
    如果將美國“重返亞洲”政策放在與歐、美全球分工,而不是雅爾達傳統中俄、美分工的大格局下,那麼,中、美關係緩衝空間將大幅縮小。由於絕對市場經濟的國際體系,世界資源已不足以支持歐盟、美國和中國這三個經濟能力需要外部資源支援並對這種支持形成絕對依賴的國家的發展需求。

      資源蛋糕就這麼大,且美國已接受歐洲的統一並為其“清掃”了“蘇聯”這個最大障礙,那麼“歐元”的擴大從某種意義上也是美國認可的。歐、美接下來將是“聯合一致”削弱中國,以從中獲得更多資源份額。

      2010年4月15日,美國總統奧巴馬說得“很明白”:如果10億中國人口也過上與美國同樣的生活,那將是人類的悲劇;中國人要富裕起來可以,但中國領導人應該想一個“新模式”,不要讓地球無法承擔。
    也就是說,發展中的中國如果不能為比中國更為發展的西方“讓出”資源,那中國就應當“讓位”:要麼被打掉,要麼自覺“低碳”。

      上世紀中葉,美國曾制定計劃要把崛起的德國“變成牧羊人、蘋果園主和家禽飼養員”。顯然,由“牧羊人、蘋果園主和家禽飼養員”而不是大工業財團組成的國家經濟,是目前西方人對南方國家要求的“低碳”經濟,也就是奧巴馬要求中國人“應該想”出的“新模式”。狼與羊比,羊比狼“低碳”。
    這在中國看來,顯然不能接受,由此必然要與西方鬥爭。

      似乎雷根任期開始,歐、美“聯手”治理世界的跡象愈來愈明顯,從1982年的馬島之戰、「華約」解散、“蘇聯”解體、1991年的海灣戰爭(波斯灣戰爭)、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再到2001年開始的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直到2011年北約打擊利比亞,無不顯示歐、美之間———儘管也有各自的“小九九”———“目標一致”的特徵。2010年在歐洲開始向地中海南岸佈局的同時,美國開始公開提出“重返東亞”,這顯然不僅僅是美國一家的宣誓,而是「北約」即歐美的宣誓。

      美國“幫助”歐洲瓦解了蘇聯和南斯拉夫,並使歐洲大陸統一在巴爾幹封口,那作為“回報”,利比亞之後的「歐盟」也會在遠東,尤其在中國問題上,“全力幫助”美國。

      看來,狼真的來了,而且還不止一隻,它後面還有一群;儘管頭狼已老,但後面的已獲得新生,並與老狼已調整好戰略分工和利益分配關係。世界力量正在進行重組,真正的挑戰正在來臨。

    文/張文木

    2011-05-09  環球時報


  5. 2011/05/11 於 10:05 patchpieces

    基地”秘密郵件曝光:揭露欲襲擊英國計畫細節

    【倫敦消息】
    據英國《每日郵報》報導,近日,在世界頭號恐怖分子本.拉登被襲身亡後,偽裝成極端分子並通過郵件詢問恐怖襲擊方式的一位《太陽報》記者從“基地”收到了一封回復,其中披露了對英國發動恐怖襲擊的種種途徑。

    這封郵件據報導來自可能成為拉登繼承人的恐怖頭目安瓦爾.奧拉基(Anwar al-Awlaki)。信中推薦的恐怖襲擊方式有埋藏管道炸彈,暗殺或者在人群密集處機槍掃射,後者的方式類似2008年對印度孟買的恐怖襲擊,造成164人死亡。

    這名記者據稱是從一家極端分子的網站材料中查找到“基地組織在阿拉伯半島”的郵箱地址的。回復的郵件還說如果你打算行動,不要聯繫我們,因為這可能會帶來員警。

    倫敦員警最高首腦,斯特芬森爵士(Sir Paul Stephenson)日前已發出警告,稱國人對恐怖分子的警惕絕不能有任何放鬆。他說本.拉登一個人的死亡絕不代表著恐怖主義的滅絕,而正相反,極端分子會因為頭目的“被暗殺”而對英國實施殘忍的報復。

    【時事點評】
    在就這份新聞資料展開討論之前,我們先來簡單回顧一下圍繞“本.拉登之死”已經給出的討論要點。

    在之前的點評中,針對“本.拉登之死”,我們曾經給出如下觀點,即:

    ● 美國決策層“再三權衡”的原因,恐怕只能在國際局勢的飛速變化中去尋找

    第一,從本質上講,“正式宣佈本.拉登被打死”是美國決策層面對“國際局勢的飛速變化”、經過“再三權衡”才做出的決定。

    事實上,美國高官在解釋“行動原因”的時候,在公開的層面,用了這樣一種說法,即:“因有70至80%的把握確定本.拉登在那所房子裏,所以決定行動”。

    對此,我們也說過,“70%”也好、“80%”也罷,並不是美國決策層“再三權衡”的原因,至於如何解讀這個“再三權衡”?恐怕只能在國際局勢的飛速變化中去尋找原因。

    ● 這是一份“一直不捨得拿出來的”“成績單”

    為了更好地理解,我們不妨換個角度去說明問題。
    “正式宣佈本.拉登被打死了”其實是一個“美國共和黨(小布希政府)與民主黨爭奪總統寶座”打至最激烈時“都不捨得拿出來的”一份“成績單”。

    至於為什麼?
    還是那句老話:本.拉登是“美國利益”的一塊“磚”,哪里需要哪里搬!顯然,在“此”之前的國際局勢裏,“美國利益”一直需要本.拉登“好好地活著”、至少不能毫無懸念地“正式宣佈他已經死了”!

    至於“美國共和黨政府”為什麼一直“不捨得拿出來”,因為美國共和黨與美國民主黨一樣,都從屬於“美國利益集團的決策層”,而美國共和黨與美國民主黨的“大選之爭”,不論表面上爭奪得多麼激烈,是“驢”上還是“象”下,本質上都不過是“美國利益集團”這把“大茶壺”中的“小風暴”。

    因此,在觀察“美國正式宣佈本.拉登被打死”的問題時,有三點特別值得強調:

    首先,任何簡單認為“美國正式宣佈本.拉登被打死了”是一件偶爾、孤立事件、或者是“僅為反恐層面重大事件”的觀點,都是極其幼稚地!

    其次,任何簡單認為“美國正式宣佈本.拉登被打死了”是一件“‘巴基斯坦方面(請注意我們的用詞)’完全不知情的行動”的觀點,都是值得商榷的!

    最後,任何簡單認為“本.拉登之死”與美國全球戰略的“重大調整”毫無關係的觀點,都是有必要反省的,
    但與此同時,任何將其誇大為“實質性調整”的觀點也是值得商榷的。

    ● 意圖將“中國的巴基斯坦通道”置於“極其困難的困境”之中

    因此,在這個時間點上,華盛頓決策層經過“再三權衡”才終於決定“申領”“正式宣佈本.拉登被打死了”這張“精心保留”了多年的“成績單”,顯然有這樣幾層意圖:

    其一,意圖將“中國的巴基斯坦通道”置於“極其困難的困境”之中。而為達此目的,通過所謂的“特別軍事行動,再到“正式宣佈本.拉登被打死了”、接著是 “驗明正身”、迅速將其拋入大海、銷屍滅跡等,這一“一氣哈成”的精密計畫,不過是將“中國的巴基斯坦通道”置於“極其困難的困境”之中的第一步。

    ● 美國在刻意、“公開”演示“美國具有隨時奪取巴基斯坦核武庫”的“特殊能力”

    其二,意圖向中國、特別是巴基斯坦軍方“高調展示”其“在巴基斯坦境內特種作戰”的“特種能力”。
    顯然,如果我們將目光再延伸一下,美國決策層想展示的這種“特種作戰能力”,更多地是針對巴基斯坦核武器的。
    換句話說,美國在刻意、“公開”演示“美國具有隨時奪取巴基斯坦核武庫”的“特殊能力”。

    ● n給印度壯膽:在關鍵時刻,根本不必擔)心來自“巴基斯坦核武庫”的“核威懾”

    其三,由於“巴基斯坦核武庫”與“印度核武庫”相伴相生(印度與巴基斯坦的許多的“印度軍事力量”的關鍵制衡手段。

    因此,美國刻意、“公開”演示該“特殊能力”的一個重大意圖就是想讓“印度軍事力量”相信:在關鍵時刻,只要“美、印”通力合作,就根本不必擔心來自“巴基斯坦核武庫”的“核威懾”。

    至於什麼才是所謂的“關鍵時刻”?
    這或許有幾個可能,其中之“一”,就是印度與巴基斯坦之爆發軍事衝突的那一刻。

    ● 如果在這個層面上進行擴展,那麼………………..

    另外,對於美國刻意展現的這種“特殊能力”,也有幾種“暗示”,其中之“二”,就是暗示在關鍵時刻,美軍對“巴基斯坦軍方指揮系統(請注意我們的用詞)”的“斬首能力”;
    因此,如果在這個層面上進行擴展,那麼,只要“美、印”通力合作,印度也就相當於獲得了這種“斬首能力”。

    ● 請大家注意重視這一段描述

    請大家注意重視這一段描述,因為,它的功用“首先”在於“上述描述”,但是,它的功用又“絕不”僅僅在於“上述描述”。明白這一點尤為重要,至於原因,我們稍後再做展開。

    ● 再談“維琪解密”所表現出的、“令人很難相信”的“戰略敏感度”

    其四,我們注意到,在“美國正式宣佈本.拉登被打死了”之前,“維琪解密”網站發佈了一份檔,檔“解密”稱:已被美軍抓獲的“9.11”事件主謀哈立德.謝赫.穆罕默德在關塔那摩美軍監獄接受審訊時“招認”了一個驚天秘密:“基地”組織在歐洲佈置了核彈,如果基地組織頭目本.拉登被殺或被捕,他們就會引爆核彈。

    顯然,僅就“具體內容”與“解密時間”而言,“維琪解密”再一次向世人展示了它作為“獨立運營的民間解密組織”所表現出的、“令人很難相信”的“戰略敏感度”。

    如果不是“奉旨解密”,那唯一的解釋就是:運營“維琪解密”的那幾個“民間人士”直到今天都能“自由翻閱”美國決策層“最高機密”、且美國決策層“並不知情”!只是這種可能性也太小了一點兒!

    如果是“奉旨解密”,那麼,兩個顯而易見的問題就是:
    首先一個問題是:它是奉誰的旨?
    由於“維琪解密”的“西方資本”的“資本屬性”極其明顯,由於美國資本直到今天仍然在代言“西方資本”,因此,至於這個“誰”,那也就不用多說了!

    另外,由於“維琪”說了,“基地”組織已經在歐洲佈置了核彈,而美國總統也緊接著證實了:基地組織頭目本.拉登已經被殺,因此,其次一個問題是:佈置在歐洲的核彈在哪里?起碼我們現在沒有聽見響。

    而在首席看來,沒有聽見響就對了,因為,這又牽扯到第三個問題,也是最重要的問題。

    在繼續展開之前,我們再來閱讀兩則消息。

    拉登遺物顯示基地或再搞“9.11” 美發佈鐵路安全警告

    【綜合消息】
    據媒體報導,美國已將“基地”組織領導人本.拉登擊斃於其巴基斯坦的住所內。但是,美國國土安全部於5月5日發佈了一份鐵路安全通知,警告各級政府注意鐵路安全。

    據媒體報導,消息人士介紹說,從拉登住所獲得的資料顯示,“基地”組織已準備於今年“9.11事件”十周年時在美國境內發動一次針對鐵路的襲擊。

    在擊斃本.拉登後,美軍海豹突擊隊隊員從其住所搜獲了大量物品,包括10個電腦硬碟、5台電腦、超過100個存儲設備、5部手機,還有多個音頻視頻設備、紙質檔及包括AK-47在內的5把槍。一位匿名官員稱,分析人員“已從中發現了有價值的資訊”,其中包括“基地”組織的襲擊計畫。

    巴基斯坦軍方稱:將重新評估與美方軍事情報合作

    【伊斯蘭堡消息】
    據媒體報導,巴基斯坦軍方5日舉行會議,就“基地”組織領導人本.拉丹在該國西北部被擊斃事件進行評估。巴軍方承認在搜集相關情報方面存在不足,同時決定將把美國在巴軍事人員減少到最低限度。

    針對美國2日出動特種兵在巴基斯坦發動突襲行動,巴陸軍參謀長基亞尼在會後發表的聲明中說:美軍如果再次在巴基斯坦境內執行突擊任務,將被視為嚴重侵犯巴國主權,巴方將檢討與美國在軍事及情報方面的合作。

    巴基斯坦更有情報官員,形容美國日前搜捕拉登的過程冷血,屋內的人沒有武器,也沒有抵抗,從巴基斯坦官員拍攝到的照片,不包括拉登在內的現場另外三名男死者,全身血跡斑斑,附近顯然沒有武器。

    【時事點評】
    眾所周知,早在去年10月,也就是旅遊黃金時間段,美國國務院曾經正式以“政府聲明”的形式針對歐洲方向發出旅行警示,該聲明主要講了兩點:

    ● “歷史經驗”結合今天的“國際局勢”

    其一,是“書面”披露“情報”的方式,證實了先前散播已久的傳言。該傳言說:“基地”及其同夥繼續策劃恐怖襲擊歐洲、襲擊者可能“採取各種手段,動用各式武器,襲擊歐洲官方和私人場所”;

    其二,是以“書面”的方式明確了最具風險的目標,即:歐盟的鐵路、地鐵等公共交通系統和旅遊勝地。

    顯然,從上述的“歷史經驗”結合今天的“國際局勢(中東破局、南亞破局均已劍在弦上)”、再加上“美國正式宣佈本.拉登被打死了”、且搜出了大量的所謂 “本.拉登遺物”,特別是“維琪解密”之“非民間(或者非西方資本)”的“真實面目”已經為“方方面面”所“確認”,我們已經不難看出這樣幾點:

    ● 一個“基地版維琪解密”已經呼之欲出!

    第一點,在美國“繳獲(姑且這樣說吧)”了大量的所謂“本.拉登遺物”的基礎上,一個“基地版維琪解密”已經呼之欲出!

    請大家注意這一段文字,原文是:

    在擊斃本.拉登後,美軍海豹突擊隊隊員從其住所搜獲了大量物品,包括10個電腦硬碟、5台電腦、超過100個存儲設備、5部手機,還有多個音頻視頻設備、紙質檔及包括AK-47在內的5把槍。一位匿名官員稱,分析人員“已從中發現了有價值的資訊”,其中包括“基地”組織的襲擊計畫。

    顯然,就憑那“10個電腦硬碟”、特別是“超過100個存儲設備”及“多個音頻視頻設備、紙質檔”,就可以知道,這個“基地版維琪解密”已經準備就緒,即將全面接替已經“掛了”的CNN、BBC等“西方主流媒體”,以及即將掛了的“半島電視臺”等“披著非西方外衣” 的“非西方主流媒體”,特別是“解密效果”已經大打折扣的“維琪解密”等戴著“民間組織”之面具的“非民間西方網路媒體”。

    ● 以最快的速度打造一個旨在“指鹿為馬”的“維琪解密”基地版、並立刻開始“廣播”

    毫無疑問,在“美國決策層(或者西方資本決策層)”的頭腦裏,以最快的速度打造一個旨在“指鹿為馬”的“維琪解密”基地版、並立刻開始“廣播”,全面取代 “名聲”已“不堪‘大用’、特別是不堪‘急用’”的面書(Facebook;臉書)、谷歌(Google)等,也是其“再三權衡”後最終下決心“申領”那張“成績單”的重要考慮。

    ● 對“這種做法”要有高度的警惕!

    因此,一切熱愛和平的力量,對美國以“在巴基斯坦境內、靠近巴基斯坦軍方重要設施的地方、以特種作戰方式‘公開’擊斃、而非‘秘密’轉移”的方式,去作為“正式宣佈拉登被打死了”的“做法”,要有高度的警惕!

    ● 種種跡象表明,“巴基斯坦方面(請注意我們的用詞)”事先是知道“這次行動”的

    因為,種種跡象表明,“巴基斯坦方面(請注意我們的用詞)”事先是知道“這次行動”的,“不知道”的只是“拉登將在行動結束後將被‘就地’擊斃、且迅速公佈結果”、從而立刻因“事出在巴基斯坦境內”而陷入“被動”。

    ● “巴基斯坦軍方”應該吸取足夠的教訓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以觀察者的角度,認為“巴基斯坦軍方”應該吸取足夠的教訓,因為:

    其一,巴基斯坦國內政治局勢極其複雜,而造成這一格局的“主要原因”,恰恰是美國等西方勢力在巴基斯坦力推所謂“民主制度”的“主要動機”,因此,在很多事情上,“巴基斯坦軍方”不知道、不同意,卻又不代表“巴基斯坦方面”不知道,不同意。這種描述反過來也是一樣的。

    ● 美國又有什麼樣的“信用承兌支票”不敢“撕毀”的?

    其二,“美國利益集團決策層”根本就沒有任何信用可言,更何況在它已感覺“窮途未路”、急於打通一條生路的背景下,它又有什麼樣的“信用承兌支票”不敢“撕毀”的?

    儘管如此,值得警惕的是,隨著印度國內局勢在“西方資本”指哪兒“維琪解密”就打哪兒的衝擊下日益開始緊張,隨著印度經濟日益出現不穩的跡象,在孟買恐怖襲擊中總體保持了冷靜的辛格政府似乎也感覺到了“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危險,從而“在全球大搞資本串聯”的比爾.蓋茨與股神巴菲特“坐而高聲闊談對印度投資有信心”並“起身、離開”印度之後,立刻邀請巴基斯坦總理“去印度觀賞兩國板球賽”。

    顯然,印、巴兩國領導人有意緩和雙方的緊張關係之舉,即是在做提前準備,也是在發明確信號:那份“司馬昭之心”的確路人皆知!

    值得強調的是,這次替“美國資本”在“印度站”展示“司馬昭之心”的,不是別人,恰恰是那位微軟商業傳奇人物與投資者敬仰的“股神”。

    在這裏,我們還想強調的是,他們兩位的傳奇經歷,即有其人為努力、令人欽佩的一面,也有其特殊使命、令人警惕的一面。

    5月3日,巴基斯坦總理吉拉尼前往法國(其實就是歐盟)進行訪問,以促進雙邊關係的發展。吉拉尼說,他前往法國訪問,以提升兩國間的外交接觸級別,加強與歐洲國家的經濟合作。

    他說“法國是歐洲一個極其重要的國家,是八國集團中的重要成員,所以我們真的希望提升與法國的雙邊關係,還希望在部長級峰會這一層面提升與法國的外交接觸。”此次與他一同前往的還有巴基斯坦的商界代表。在訪問期間,他將與法國總理簽訂一項關於加強兩國經濟和貿易合作的協定,兩國外交接觸將從外交秘書級別提升到外交部長的層面。

    然而就在吉拉尼宣佈出訪的前一天,美國總統奧巴馬宣佈,美軍當天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堡附近的阿伯塔巴德發動“定點”行動,成功將基地組織領導人本拉登擊斃。(擊斃本拉登是個重大事件,我們在稍後會展開討論)

    也在同一天5月3日,朝鮮表示將繼續重視發展同歐盟的關係,朝鮮內閣機關報《民主朝鮮》3日就朝鮮和歐盟建立外交關係10周年發表署名文章說,目前朝鮮同歐盟正在為積極發展友好合作關係而努力,朝鮮今後將繼續重視發展同歐盟的關係。

    這篇題為《友好關係發展的劃時代轉捩點》的文章說,2001年1月至3月,朝鮮同6個歐盟國家實現了關係正常化。2001年5月2日至3日,歐盟高級代表團對朝鮮進行了訪問。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日會見了代表團成員,並就朝鮮半島等東北亞局勢以及朝鮮歐盟關係等問題進行了討論。5月14日,朝鮮和歐盟建立了大使級外交關係。

    文章說,歐盟高級代表團訪朝和朝鮮與歐盟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以來,朝鮮和歐盟的友好關係發展迎來新的轉捩點,雙方在各領域的合作交流都得到了加強。

    顯然,從時間上看,巴基斯坦和朝鮮兩國“不約而同”地同一天向歐盟釋放善意,這是中方向歐盟發出的一種“示好”信號(請注意我們的說法),這也是對歐盟“軟”的一手。

    “硬”的一手就是以“科索沃問題”做警告。
    之前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已經訪問了塞爾維亞,表示支持塞爾維亞對“科索沃問題”的立場。
    5月4日,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篪接受塞爾維亞媒體採訪時表示,科索沃問題的解決,歸根到底要通過對話來實現,塞、科雙方最近重啟對話,中方對此表示讚賞。楊潔篪指出,中方一貫尊重塞爾維亞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主張在聯合國安理會相關決議框架內,通過對話尋求科索沃問題的妥善解決。

    我們在以往已經反反復複強調過,“科索沃”問題是歐盟的“急中之急”,現在“中、俄”聯手攻其“急中之急”,相信歐盟會審時度勢選擇合作!
    5月12日至15日,國務委員戴秉國將率團出席“第二輪中、歐高級別戰略對話”並訪問匈牙利,我們共同期待取得一個好的結果。總而言之,中國為歐盟“量身定做”的這“軟硬兩手”就一個字“拉”!

    對於“美、以”的擔心  中國中東特使吳思科“一針見血”地指出: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要求阿巴斯在“與以色列和平和與哈馬斯和解”之間做出選擇,拒絕同哈馬斯或有哈馬斯參與的巴勒斯坦聯合政府打交道,除非哈馬斯接受中東問題四方委員會提出的三項條件,即放棄暴力、承認以色列存在和遵守以巴簽署的和平協議。他認為,這些應該是通過談判實現的目標,而不是談判的先決條件。以方應該以積極、開放的心態看待巴勒斯坦內部和解,關閉談判大門不是辦法。各方應有一種信念,談判是能夠解決問題的。巴、以雙方都應相信,通過不懈努力和善意溝通,總能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
    當談到巴方擬於今年9月單方面宣佈建國一事時,吳思科說,巴方這樣做是在和談無果情況下的無奈之舉,目的是為了爭取更多國際支持,爭取聯合國承認巴勒斯坦在聯合國享有正式成員國身份。而以方認為巴方在談判未達成協定情況下,單方宣佈建國是無法接受的。中國政府歷來主張聯合國在解決巴以爭端中發揮重要作用,中國將繼續努力勸說有關各方通過談判解決爭端。

    中方說的很明白了,美、以擔心的“那些事”應該是通過談判實現的目標,而不是談判的先決條件,也就是說“美、以”想談也得談不想談也得談。
    顯然,在中國的強行推動下,歐盟看清了美國的劣勢。於是他們開始在“中東和平進程”上“活躍”了起來。5月4日,英國首相卡梅倫威脅稱,如果以色列不同意與巴勒斯坦進行和平談判,英國準備在9月份舉行的聯合國大會上,正式承認巴勒斯坦是一個獨立國家。英國外交官稱,英國的威脅是少數幾個有效的“槓桿”之一,能夠向以色列施壓令其恢復和談。同一天法國總統薩科齊也說,法國希望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能夠在9月聯合國大會召開前重啟和談,但如果巴、以局勢至9月仍毫無進展,法國將“承擔起承認巴勒斯坦國的責任”。

    從“中東和平進程”的“一系列”發展來看,真正有實力推動“巴、以和談”的只有中國,“巴以四方會談”的談判桌前必須為“中國代表團”設好席位,也就是說把“四方會談”變成“有中國參與”的“五方會談”!
    我們也在上一期中討論過這個問題 不再贅述。我們可以預見的是,美國的盟友歐盟將與他漸行漸遠,如同一騎絕塵,絕然遠去!

    ● 敘利亞之亂開始顯現緩和跡象

    敘利亞部隊開始從德拉撤離,敘利亞軍方發言人聲明說,敘利亞部隊在德拉市採取的軍事行動已達到目的。他說,這次軍事行動的主要任務是追捕武裝分子,恢復這座城市的秩序、安全和穩定。目前,該城市的局勢開始逐步恢復正常。敘利亞部隊4月25日清晨進入德拉市及其郊區。自3月18日敘利亞爆發大規模遊行抗議活動以來,德拉市一直是這場風波的中心。

    此外,敘利亞部隊還在大馬士革附近的杜馬市和北部沿海城市巴尼亞斯市等動亂城市和地區進行部署。敘利亞官方宣佈,在這次軍事行動中拘捕了700多人。

    敘利亞軍進入動亂城市和地區以後,遊行抗議活動明顯減少,動亂城市的秩序得到了部分恢復。

    我們認為在一系列的“拉歐打美”後,敘利亞局勢逐漸恢復正常也在預料之中,至少目前是這樣。“任何問題中東談”始終是一件“法寶”!

    ● 如果“西方資本”最終確信…….那麼,它就基本上能“確信”自己能贏

    因此,必須明白的是,如果“西方資本”最終確信中國將只按”純市場規則”、或者“純金融遊戲規則”去對抗“西方資本”發起的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的話,那麼,它就基本上能“確信”自己能贏,它就基本上能確信將來為“吃掉”中國的3萬億外匯儲備、而展開的一系列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而“已經放出”、或者”準備放出”的“天量硬通貨(包括美元、歐元、甚至日元)”將最終“高利潤地安全收回”、從而不必擔心它會“反噬”自己。
    在此基礎上,它就基本上可以毫無顧慮地對主要的南方經濟體、特別是對中國經濟發起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

    ● 再談所謂的“反噬”

    顯然,這種所謂的“反噬”,對由“歐、美資本”組成的“西方資本”而言,那個時候幾乎是“歐、美社會全面動亂、與政治制度革命”的“含蓄形容”。

    同樣必須明白的是,恰恰以中國、俄羅斯為代表的“南方經濟”已經具有不按“純市場規則”、特別是“純金融遊戲規則”去迎面截擊“西方資本”發起的“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的能力與動機,“西方資本”直到今天都不敢確信“已經放出”、特別是“準備放出”的天量流動性“很大比例”不會反噬它們自己。

    至於這個“很大比例”是多少,恐怕比美國“肯定本拉登在那所房子裏”的“可能性(70%至80%)”要少得多,甚至不到50%;

    ● 這種“極不確定性”,恰恰是“歐、美資本之間”那種“很難調和的矛盾”最終“沒能在西方資本內部得到有效調和”的主要原因

    就是這種“極不確定性”,恰恰是“歐、美資本之間”那種“很難調和的矛盾”直到“埃及之亂”運行至“利比亞之亂”這個觀察點之後,歷經如此長時間的觀察,也最終“沒能在西方資本內部得到有效調和”的主要原因。

    顯然,在代言西方資本的“美國資本”甚至無法有效調它與“歐洲資本”之間“很難調和的矛盾”的情況下,它又何談去緩和“歐、美國家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從而“歐美”聯手向中國等“南方經濟”發動全面的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

    因此,儘管“美國資本利益”與“美國國家利益”已經將“觸角”伸到了敘利亞這個“國際社會”中的“大多數”之“中東共同利益”的“止損點”,但由於歐盟在 “利比亞之亂”這個“觀察點”上直到今天都沒有拿到“安全的觀察結果(由於歐盟自身就在‘國際社會’與北約之間搖擺,因此,中、俄與美均不願意過早地實質性支持歐盟)”,因此,圍繞敘利亞這個“止損點”,“歐盟利益”顯然不敢就此撇開主要由“中、歐、俄、阿拉伯聯盟、中東地方王等在處理以色列襲擊土耳其國際救援船隊的過程中、所形成的‘國際社會’”之“中東共同利益”太遠

    層面觀察問題,我們也就不難明白,為何在制裁敘利亞的問題上,歐盟始終不願意向美國提供實質性配合。美國人要的是歐盟全面切斷它與敘利亞之間的主要貿易往來,從而與美國一起推翻敘利亞政府,最終以“北約”的名義與中國、俄羅斯、或者“上合”在中東攤牌、徹底解構令美國全球戰略被動不已的“中歐俄” 之“伊核戰略協調”。

    ● 歐盟是深刻體會到“伊核戰略協調”為歐盟所帶來的巨大戰略利益的

    顯然,歐盟是深刻體會到“伊核戰略協調”為歐盟所帶來的巨大戰略利益的,遠的不說,就因為它背靠著“伊核戰略協調”,且身居上述“國際社會”的重要一員,這才可以在“中東和平進程”這個“大國間主要戰略利益交易平臺”上,敢出手在中東方向迫使美國參與中東戰略 利益交易,敢出面在“利比亞之亂”中與美國爭奪“處理主導權”。

    在“中東利益交易”的問題上,我們早就說過,只要美國被迫參與戰略交易,那麼,它必將受損。

    ● 就目前而言,歐盟催促美國支付的“費用”,主要有兩塊

    也正因此,由於敘利亞是“國際社會”之“中東共同利益”的止損點,事關“中、歐、俄”之伊核戰略協調的“存續問題”,因此,既然“歐洲資本利益”所屬的“西方資本”沒有把握“定贏”,也就沒有把握防止所謂的“反噬”,如此一來,“歐洲國家利益”也就有理由、也有能力約束“歐洲資本利益”,從而在“歐盟利益”的層面上,確定“歐盟敘利亞政策”只能是:在武器禁運、針對敘利亞領導人個人資產的問題上“敲敲邊鼓”。且一邊敲邊鼓,還一邊要催促美國“儘快交易”,以儘快支付“敲擊”的費用。

    至於是否推翻敘利亞政府,從而徹底拋掉“中-歐-俄之伊核戰略協調”或者脫離“國際社會”,那還得看看美國人在南亞方向向中國施加戰略威脅的能力如何!特別是,還得看看中國是否接受美國所施加的“戰略威脅”

    在之前點評中所說的那樣,通過這一招,在戰略層面,意味著美國奧巴馬政府同時拋出“兩個戰略選擇項”:

    其一,也是第一種選擇,是“借”完成“打死拉登”的“反恐任務”,正式發出美國“準備”自阿富汗“實質性撤軍”的信號,並以此為威脅手段,威脅遲遲不願意提供美國急需的“實質性南亞配合”、且還在“敘利亞問題”上猶豫不決的歐盟。

    顯然,美國決策層的警告,其實是在擺明這樣一種姿態,即:萬不得已,美國就準備向中國妥協,從而得以“大幅節約戰爭費用”的方式去“削減赤字”,並在中國的配合下繼續支撐信用“即將成為歷史”的美元。

    毫無疑問,在這種戰略選擇中,美國要想拿到“中國配合”,共“妥協條件”就是美國必須在中亞、中東、東亞、特別是南亞問題上向中國做出一系列戰略妥協。

    其二,也是第二種選擇,是“借”完成“打死拉登”的“反恐任務”,正式發出美國“準備”自阿富汗“實質性撤軍”的信號,並以此為威脅手段,威脅遲遲不願意全面倒向美國的印度、特別是巴基斯坦。

    由於南亞方向的基本穩定是中國全球戰略的“重中之重”,因此,這些威脅實際上都是在威脅中國,即:美國決策層準備通過主動撤出大量美軍、全面減輕北約(主要是美軍)後勤補給壓力,為下一步的、通過引爆巴基斯坦之亂、或者印度之亂、徹底搞亂南亞、“截斷”中國至伊朗的巴基斯坦陸上戰略通道做戰略準備。

    ● “其一”與“其二”其實是一枚硬幣的兩面

    其三,值得強調的是,在美國決策層宣佈“終於打死了拉登”的諸多企圖中,“其一”與“其二”其實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即:一方面用“A面”去威脅“B面”,另一方面,用“B面”去威脅“A面”,且兩面是缺一不可。

    其四,是在“其二”的基礎上,也是在威脅主要的中東國家,包括沙烏地阿拉伯、埃及、土耳其等所謂盟友,特別是敘利亞、伊朗等被美國視為“邪惡軸心”的國家。

    顯然,美國決策層對上述中東國家的警告,是非常直白的,那就是:如果“美國的中東盟友”在“埃及之亂”的“後續發展(尤其是敘利亞問題、制裁伊朗問題)”中不幫助美國,那麼,中東就可能因為“其二”,在美國針對敘利亞、甚至伊朗等“邪惡軸心”國家的“種種攻擊”中,慢慢陷入全面混亂。

    ● 美國決策層再次將其扭轉“全球戰略被動”的突破口選擇在了南亞方向、選擇在了巴基斯坦這個“點”上。

    其五,在“其一”在基礎上,由於“美國決策層”已經策動了“埃及之亂”,因此,美國急需歐盟提供的“南亞實質性配合”,已經不僅僅局限于“歐、美”聯手、在北約框架內、在南亞方向,實現針對中國的“南亞破局”,而是歐亞海上運輸線之亂”引導為專門針對中國的“中國海上運輸線之亂”的方式、推高“中國經濟”的進、出口貿已經可以在遠離南亞的方向,比如北非、中東等方向,通過將“埃及之亂”導向“歐亞海上運輸線之亂”、再將易,特別是石油、大宗商品價格,拉高中國通貨膨脹水準、全面干擾中國的資本與貨幣政策的方式來實現。

    因此在我們看來,美國在“敘利亞局勢”接近攤牌的這個時間點宣佈“拉登在巴基斯坦被打死”,其陰險動機值得高度警惕;

    從 “美國利益集團決策層”通過“就地擊斃拉登”所“刻意”展示的那些“特殊能力”的企圖心來看,美國決策層選擇“第二種選擇”的傾向性要大得多,
    也正因為如此,美國國內已經開始要求“徹查”“巴基斯坦是否窩藏本.拉登”,顯然,在策動了“埃及之亂”、以對“非美勢力”的“與美國一切都可以在中東談”策略進行 “以攻為守”,但無奈整個進程卻“脫稿運行”之後,也就是說,在轉了一個圈圈之後,美國決策層再次將其扭轉“全球戰略被動”的突破口選擇在了南亞方向、選擇在了巴基斯坦這個“點”上。

    ● 這基本上應驗了我們之前的一個論斷

    不難看出,從歐盟近來不再急於說服美國支持、儘快解決利比亞問題,轉而開始用“準備承認巴勒斯坦國”來一個勁地“砸”美、以關係的情況來看,這基本上應驗了我們之前的一個論斷,即:歐盟在處理“利比亞之亂”的問題遇到的麻煩有多大,那麼,它最終要求解決“中東和平進程”的調門就會有多高!
    而我們之所以如此論斷,根據就是:

    第一,歐盟要解決利比亞問題也好、推動地中海計畫也罷,它都離開不開“中歐俄”之“伊核戰略協調”的支撐,離不開包括了阿拉伯聯盟、土耳其、伊朗、敘利亞等中東地方王的“國際社會”的配合。

    第二,「歐盟」要解決利比亞問題也好、推動“地中海計畫”也罷,本質上都是想借機完成「歐盟」的全面整合,在自己的掌控下徹底解決科索沃問題,從而為歐洲資本代言西方資本、並最終收編美國資本打基礎。

    顯然,就目前而言,「歐盟」催促美國進行的交易、或者支付的“費用”,主要有兩塊,
    第一塊是“中東和平進程”,
    第二塊是向「歐盟」提供“利比亞的由亂至穩”。

    毫無疑問,在「歐盟」已經準備從“利比亞之亂”這個“坑”中一躍而起、從而換個角度解決科索沃問題、完成「歐盟」全面整合的“新背景”下,第一塊是“虛”,第二塊才是“實”。

    因此,「歐盟」的“利比亞政策”與“美國利益”根本衝突,在這個問題上,它要想得到美國的實質性支持,無異與“櫞木求魚、與虎謀皮”。

    而從歐盟在“美國就地擊斃拉登”的反應來看,特別是,從巴基斯坦總理訪法、法國與巴基斯坦迅速簽定“共同反恐協定”的情況來看,
    在利比亞問題上“很難指望” 得到美國實質性配合的法國(歐盟),顯然是刻意在“歐盟的巴基斯坦政策(讓美國不高興)”與“歐盟的敘利亞政策(讓中國與俄羅斯不高興)”之間的保持一種 “動態平衡”。也就是說,在這兩個問題上,法國(歐盟)將視誰在“利比亞問題”實質性支持歐盟、而再決定下一步怎麼做!

    或者,視誰在“威脅”與“反威脅”中占居主動、而再決定下一步怎麼做!

    ●  在這個問題上,最具代表性的是法國、英國、德國等歐盟核心國家紛紛要求以色列做出讓步,否則就“準備承認巴勒斯坦國”

    與此同時,無法順利解決利比亞問題,似乎開始找到了感覺,開始重歸“中東戰略交易平臺”,開始通過逼迫美國交出“中東和平進程”的方式,從另一個角度(也是最早的方向)去推動“地中海計畫”,也就是尋求“阿拉伯聯盟”的支持、並通過支持“阿拉伯聯盟”的“中東和平訴求”去換取它們對“地中海計畫”的理解,對“歐盟利比亞政策”的理解。

    在這個問題上,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法國、英國、德國等歐盟核心國家紛紛要求以色列做出讓步,否則就“準備承認巴勒斯坦國”。

    不僅如此,「歐盟」還重歸“國際社會”,再次與中國、俄羅斯一道,讓“埃及之亂”後的埃及新政府“決定永久性打開埃及通往加沙的陸上通道”。

    而在之前的點評中,強行打通“國際社會”通往加沙地帶的第二、第三條通道,恰恰是我們建議的,中國、俄羅斯等組成的“國際社會”,在敘利亞這個“止損點”被擊穿時應該考慮的“第二反應方案(第一方案是策應伊朗悍然核爆,從而全面推倒美元本位制、甚至西方資本主導全球金融遊戲規則的基礎)”。

    如果在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我們也就不難看出,在“埃及之亂”長時間停留在“利比亞之亂”這個觀察點,且觸及了“敘利亞之亂”這個止損點,但沒有徹底擊穿的“複雜背景”下,由於中、俄(或者上合)因止損可能做出的“第一反擊方案(伊朗悍然核爆)”將全面推倒美元本位制、甚至西方資本(包括歐洲資本)主導全球金融遊戲規則的基礎,且“北約(或者西方資本)”並不確定是否可以有效防止“反噬”,因此,與“美國國家利益”之間有不可調和戰略矛盾的“歐洲國家利益”,顯然已經拐帶著與 “美國資本利益”之間有著“很難調和戰略矛盾”的“歐洲資本利益”,開始與“美國利益”拉開了一段距離。

    ● 在中東,只要美國“被迫參與交換”,那麼它每次交換所吐出都將是“帶血”的籌碼

    因此,在法國、英國、德國等「歐盟」核心國家紛紛要求以色列做出讓步,否則就“準備承認巴勒斯坦國”,
    以及,「歐盟」再次與中國、俄羅斯一道,讓“埃及之亂”後的埃及新政府“決定永久性打開埃及通往加沙的陸上通道”的背後,是“中、歐、俄”仍在共同運營“中東和平進程”這個“大國戰略利益主要交換平臺”,是「歐盟」借助“中、俄”的第一、二反擊方案的可能性,迫使美國被迫進行中東戰略利益交換。

    一如我們之前所說,在中東方向,由於動輒就是美國核心利益,因此,只要美國“被迫參與交換”,那麼,它每次交換所吐出的,都將是“帶血”的籌碼。顯然,
    隨著埃及打開第二通道,隨著巴勒斯坦兩大派別正式和解,旨在廢掉美國“以以色列為政治、軍事戰略支點、以沙烏地阿拉伯為經濟戰略支點”的“美國中東戰略安全框架”的“拆除進程”已經啟動,
    只要美國在不多的時間裏無法阻止這一進程,那麼,以“策動”“埃及之亂”為標誌的,美國對“非美勢力”獲益不菲的、“一切都可與美國在中東談”的策略,所展開的“以攻為守”就將徹底失敗。

    而“拉登之死”就是在這一背景下發生的。

    如果在這個層面上去觀察之前的一段討論,即
    毫無疑問,在“美國決策層(或者西方資本決策層)”的頭腦裏,以最快的速度打造一個旨在“指鹿為馬”的“維琪解密”基地版、並立刻開始“廣播”,全面取代 “名聲”已“不堪‘大用’、特別是不堪‘急用’”的“面書(Facebook;臉書)”、“谷哥(Google)”等,也是其“再三權衡”後最終下決心“申領”那張“成績單”的重要考慮。
    因此,一切熱愛和平的力量,對美國以“在巴基斯坦境內、靠近巴基斯坦軍方重要設施的地方、以特種作戰方式‘公開’擊斃、而非‘秘密’轉移”的方式,去作為“正式宣佈拉登被打死了”的“做法”,要有高度的警惕!

    ● “美國宣佈就地擊斃拉登、並繳獲大量拉登遺物”的陰惡用心還在於

    我們也就不難看出,“美國宣佈就地擊斃拉登、並繳獲大量拉登遺物”的陰惡用心還在於:

    首先,可以最快的速度打造一個旨在“指鹿為馬”的“維琪解密”基地版、並立刻開始“廣播”,以全面取代“名聲”已“不堪‘大用’、特別是不堪‘急用’”的面書(Facebook;臉書)、谷哥(Google)等;

    其次,利用“基地版維琪解密”的所謂“解密”,對巴基斯坦進行前所未有的恐嚇,在這個問題,“基地”組織(真假就不重要了)已經說了,將首先對巴基斯坦進行猛烈報復,其次才輪得上美國。

    反倒是美國人說了,美國首先會受到恐怖襲擊,且襲擊對象是美國鐵路。

    在這個問題上,結合“維琪解密”的“消息”,「歐盟」已經被安上了核彈,由於“拉登已死”,“引信”已燃,因此,一般的推理就是:即便“核彈”不響,對歐洲人極其重要的鐵路系統恐怕就不得安生了。對「歐盟」極其重要的旅遊行業,恐怕就不得安生了!

    而在這種“威脅”下,稍有風吹草動,之前將“歐洲資本利益”拐帶著與“美國資本利益”拉開了一段距離的“歐盟國家利益”,是否反會被“歐洲資本利益”給拐帶著與“伊核戰略協調”與“國際社會”拉開一段距離呢?
    顯然,這對美國決策層而言,當然是個努力的方向!但這需要時間!

    ● 最快的辦法就是盡一切手段逼迫巴基斯坦方面“屈服”

    最後,是最快的辦法。那就是盡一切手段逼迫巴基斯坦方面“屈服”、特別巴基斯坦軍方屈服,從而用“美國的巴基斯坦通道”橫向截斷“中國的巴基斯坦通道”。

    如果從這個層面來看,美國刻意展示的那一連串“軍事與經濟、特別是金融特殊能力”也就派上了用場。

    顯然,要儘快屈服巴基斯坦、特別是巴基斯坦軍方,來自印度的配合非常重要。

    但首席就指出,如果美國打算利用“基地版維琪解密”讓巴基斯坦將“恐怖分子天堂”的“罪名”坐實,從而發起嚴厲制裁巴基斯坦、實際上是制裁中國、並讓中國因必須加大援助巴基斯坦而背上極其沉重的經濟與政治負擔的話,顯然,這“本身”就是對中國的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顯然,來自「歐盟」的配合更是重要。

    如果“歐盟利益”不配合?
    那麼,絕對從屬於“西方資本”的“維琪解密”就可能與“美國利益”手中的“基地版維琪解密”相得益彰,讓“歐盟國家利益”與“歐洲資本利益”一天都不得安神!

    ● 美國軍方展示的“軍事特殊能力”,即是威脅巴基斯坦、也是給印度壯膽的,還是在“引誘”歐盟

    因此,美國軍方展示的“奪取巴基斯坦核武庫”之“軍事特殊能力”,即是威脅巴基斯坦方面、特別是巴基斯坦軍方的,也是給印度壯膽的,還是在“引誘”歐盟。

    而美國資本展示的“促使國際市場發生倒V字反轉”之“經濟、特別是金融特殊能力”,結合此前(四月間)世界首富(微軟)比爾.蓋茨與“股神”巴菲特的“印度之行”,聯想到印度“利率”已經接近“兩位數”,印度經濟已經“嚴重依賴外資”的事實,我們不難看出,這種“特殊能力”更多是在“警告”印度、逼迫印度向巴基斯坦這個“點”施加再大限度的戰略壓力,以配合美國儘快屈服巴基斯坦、特別是巴基斯坦軍方。

    一旦如此,“美國南亞政策”將徹底完成針對中國的“南亞破局”,隨著中國與伊朗等中東國家的陸地戰略通道被斷,中國全球戰略將立刻陷入全面被動的險境,美國在中東等地的戰略被動將全面扭轉。中國經濟將因能源安全問題而徹底受制于美國,“美元本位制”將得到徹底鞏固。

    顯然,中國必須在這一切出現之前、也就是巴基斯坦、特別是巴基斯坦軍方受到最大限度戰略壓力之前,做出堅決反擊,給予堅決、有力的支持。

    ● 任何利用“基地版維琪解密”對巴基斯坦施加最大限度戰略壓力的做法甚至企圖心,都將招致中國的斷然反擊

    如果在這個層面上我們再去觀察中國再次試飛(四代戰機)殲-20、並罕見公開“中段反導”試驗“過程圖”,我們已經不難明白,任何利用“基地版維琪解密”對巴基斯坦、特別是巴基斯坦軍方施加最大限度戰略壓力的做法甚至企圖心都將招致中國方面的斷然反擊,
    除了中國在“中-歐-俄伊核戰略協調”框架內所做的反擊之外,“中段反導”正式進入“戰略值班”,從而以紅19為核心的中國戰區反導系統正式走出國門,殲-20隱形戰機“提前列裝”、以殲-10為核心的中國先進武器正式進入境外 “某些核心戰略節點”,都是可選的。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種種跡象顯示,殲-20隱形戰機遠較美國F-22來得 “實用”,這從殲-20在試飛過程中“一點兒也不嬌貴(地勤人員甚至可站在機身上,就憑這一條,殲-20的出勤率也將遠高於經常需要“畫皮(塗上特殊材料)”的F-22)”、而 “一點兒也不在意技術保密(事前公開發佈消息,且在距離‘路邊社記者’很近的距離停留、起飛,與美國F-22生怕別人靠近的做法反差極大),更是彰顯出中國隱形技術的自信。

    另外,氣動外形令人驚奇的殲-20隱形戰機的機動性也一定不輸常規佈局的美國F-22,再加上殲-20將是在“緊靠”中國的南亞方向作戰,因此,戰場的“體系支持”也不落於下風,因此,一旦中國決心南亞用兵,殲-20極可能是世界上第二種列裝、卻第一個用於實戰、且在南亞方向根本就不會有對手的隱形殲擊機。

    而“這種可能性”與“令美國已經不好意思再喊反導”的中國“中段反導”技術一道,對“剛剛被美國軍事特殊能力壯了膽”、也“被美國資本特殊金融能力嚇破膽”的印度,產生極其強大的戰略威懾,同時,對巴基斯坦、特別是巴基斯坦軍方提供極其強大的戰略支援。

    可以肯定的是,一旦殲-20走殲-10的路子,在“正式面世之前”就“已列裝”、並“正式公佈”的話,就會與中國剛剛公佈“中段反導”“過程圖”一道,徹底扒下 “美國軍事優勢”的底褲,讓剛剛在“拉登之死”中刻意展現了一回“特殊軍事能力”的“美國軍事能力”,在其“盟友”與“對手”面前公開“裸奔”!

    ● 中央政府已經開始大力強調“行政與法律”調控手段

    我們也注意到,最近,中國“發改委”對準備漲價的外資企業“(台灣頂新)康師傅”進行了“約談”,也對外資企業“聯合利華(Unilever)”散佈漲價謠言進行了處罰,再結合之前中央政府地產市場出臺的“限購令”,要求中央央企介入“保障房”建設等、所施展的一系列“行政與法律”手段,我們欣慰地看到,中央政府已經開始大力強調“行政與法律”調控手段。

    在“美元本位制”仍然在運行的情況下,在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遊戲規則仍然在運行的情況下,由於“美國資本”實質上可“無限調用美元頭寸”,因此,在現有經濟、特別是“金融遊戲秩序”下,如果只是玩“純經濟、純金融(虛擬)遊戲”,在國際市場上,“只有3萬億美元外儲的中國資本”是無論如何也玩兒不過“美國資本”的。

    而“美國資本”之所以始終不能帶領“歐洲資本”用“美元、歐元流動性”“水漫中國”,第一個原因就是在政治與軍事層面,中國軍事力量已經足以自保中國資本與貨幣政策的獨立性。

    比如,萬不得已,可以利用歐、美之間的矛盾,南、北之間的矛盾等,全力推動中東“最暴力破局”,從而一舉廢去“美元本位制”、甚至“西方資本”主導國際金融秩序的賴以依存的中東政治、軍事、經濟格局。

    第二個原因,則是在經濟、特別是金融層面,有“(非新自由主義自由化;非金融自由化)中國資本管制”這一“有力屏障”;

    第三個原因,則是在上述兩個原因的基礎上,“歐、美資本利益之間很難調和的矛盾”,特別是“歐、美國家利益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為人民幣提供了“帶領東亞貨幣、或專門”針對“美元、或者專門針對歐元”大幅貶值“,”重置“美國、或者歐盟經濟運行成本,衝擊其市場利率,”撕裂“歐美國家利益與資本利益”的操作空間,

    ● 在這個層面上,如果中國算第二,則沒有人敢稱第一

    第四個原因,則是中國是個行政動員能力、民族凝結力極強的國家,在這個層面上,如果中國算第二,則沒有人敢稱第一。

    這一點,已經在美國新奧爾良風災、汶川大地震、日本大地震等三場災難中得到了充分證明。

    因此,在“上述三層原因”的基礎上,“歐、美資本利益”特別是“歐、美國家利益”之所以始終無法在“南亞方向”針對中國核心利益形成“合力”,還在於它們在中國也有著巨大的經濟利益,而一旦到了“關健時刻”,這些“外資在華經濟利益”膽敢配合行動,就會有著極大的“行政風險敞口”。

    ● “行政與法律”手段,對旨在搞亂中國市場秩序的“外資”威懾極大

    在這個層面上,中國“發改委”約談“(台灣頂新)康師傅”、處罰“聯合利華(Unilever)”,不過是給對方提個醒:用市場經濟那一套別相“套”住我,真到了關鍵時刻,什麼手段好用就用什麼手段。就想這次調控房地產,由於某些地產商通過“向美國(綠紙印鈔機)資本融資”的方式對抗中央的調控政策,因此,一紙“純行政”式的“限購令”,遠比“加息”這種看似嚴厲、實則不僅無用、且後患無窮的“純市場手段”要管用得多、也穩妥得多,事實證明,這種“行政與法律”手段,對通過各種途徑跑進來的、旨在進一步推高中國房地產、搞亂中國市場秩序的“外資”威懾極大。

    而以美國專家拋出的“對中國在美資產徵收資產稅”為例,如果美國人敢這樣做,中國也可找個理由做同樣的事情,甚至直接沒收美國在華資產。當然這是來“文”的,如果“美國資本”覺得這樣吃虧了,不願意,想來橫的,那中國也“奉陪”。

    在這個問題上,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即將卸任的美國國防部長蓋茨今年1月份訪華前後所發生的那些事情,即:

    一邊是蓋茨于啟程“(2011-1-11)訪華之前”極具“針對性”地“警告”稱:如果(中國領導人)認為美國由於金融危機的影響成了一個衰落的國家,那他們就錯了,並提出忠告:無論是在美國國內還是國外,那些認為美國衰落並低估美國韌性和活力的人終將被丟進歷史的垃圾堆。

    而另一邊是,是“被警告者”偏偏選擇這位“忠告者”(2011-1-11)到達北京之時,通過“路邊社(中國官方事先放風,從而讓大量軍事愛好者集中于試飛現場、並進行‘路邊轉播’)”,以一種近似“全球直播”的方式,“首次公開試飛”了蓋茨事先“堅決不信”的殲-20隱形機,從而繼“(2010-1-11)中段反導”之後,又撕扯了一把“美國軍事絕對優勢神話的底褲”。

    而就如我們當時所說,中國選擇蓋茨(2011-1-11)訪華時“高調”地向“全球直播”殲20的“首次公開試飛”,它說明了這樣幾個事實,即:
    其一,事實上證明,早在去年中國解放軍空軍副司令透露“四代機就快試飛”的第一時間,我們也曾經預測了一把,即:根據中國對重大裝備的“透露習慣”,中國四代機當時就應該已經進入試飛階段,而不是“就快試飛”。

    其二,而從中國(公開)殲-20 於“2011年1月11日試飛”的綜合情況來看
    (一是近似“全球直播”的方式,
    二是起飛階段未開加力,
    三是實現了大仰角短距起飛,
    四是飛行時間長達18分鐘之久、
    五是使用的“國產發動機”(這些都需要有極大的把握才行,包括對飛機整體控制穩定、特別是發動機穩定的極大把握才行))”,
    我們相信:中國殲-20不僅早就首飛、且早已經進入試飛的尾期。“進入”的時間點,應該就是解放軍空軍副司令“第一次透露”四代機“就快首飛”的時間。

    其三,因此,對殲-20早已進入試飛階段,我們也並不認為“蓋氏果真不知情”,作為美國現任國防部長、前任“(中央情報局局長)情報頭子”,蓋茨之所以不得不在1月11日那天“當眾檢討”,其真正原因恐怕是患了一種“選擇性失明”。

    顯然,造成這種“失明”的“病理”主要在於美國的“政治需要”、軍事需要、外加經濟、特別是金融需要!一句話,是“美國必須保持絕對軍事優勢”並以此來”維護美元本位制“的“精神需要”與“物資支撐”

    其四,在我們的評估中,殲-20極可能“在走”殲-10“突然面世、且面世即代表列裝”的路子,因此,在我們看來,如果國際局勢朝著中、美關係繼續緊張的方向進一步發展,那麼,距離正式列裝殲-20的日子也就不遠了。

    其五,也是最重要的,在“其四”的支撐下,換而言之,距離殲-10、紅-19等(或者類似的裝備–中國直接提供的)正式走出國門、以“種種形式”部署至“某些核心戰略節點”的日子也就不遠了。

    當然,在這個問題上,還有一種可能性,就是中、巴聯合研製的“梟龍”戰機(或者類似的裝備-不一定是中國直接提供的)由巴基斯坦轉銷“某些核心戰略節點(如北韓、敘利亞)”,從而實現“東北亞與南亞局勢、甚至中東局勢”的“常規聯動(相對於核聯動而言)”!

    也就是說:在(2011)1月份,殲-20選擇蓋茨訪華時高調“首次公開試飛”,就是在強調“中國絕不接受戰爭威脅”、且做好了“戰爭準備”。

    ● 美國決策層似乎接收到、並確認了這一資訊

    如果在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中國選擇在“美國正式宣佈在巴基斯坦境內擊斃拉登,且繳獲大量拉登遺物”從而刻意展示了一系列“特殊能力”、而“基地版維琪解密”即將廣播,印度又開始大膽地對巴基斯坦“指指點點”的綜合背景下,
    再次高調試飛殲-20,且通過電視畫面公佈了“中段反導”的“過程圖”,就是在“警告”對方,不論是美國、還是印度,其在巴基斯坦問題上的任何一種戰略冒險,都將受到中國的斷然反擊。顯然,這種反擊首先就包括直接扯掉蓋在“中看不中用”的 F-22身上最後一縷遮羞布的“殲-20提前列裝”,更包括“具烈度的局部高技術戰爭”。

    而從美國“突然宣佈”:“F-22因供氧問題無限期停飛”的情況來看,剛剛展示了“特殊能力”的美國決策層似乎接收到、並確認了這一資訊。

    否則,無論如何也“解釋不了”為什麼在如此緊要關頭,被“美國全球戰略”賦予了“過於重大戰略意義(其中之一,就是營造強大的心理威懾)”的F-22會突然“無限期休假”,而僅僅是個什麼的“供氧問題”。

    ● 不能玩“橫”,它就會想辦法玩“雅”的

    “具烈度的局部高技術戰爭”是對美國剛展示的“軍事層面的特殊能力”的迎面截擊,而“殲-20提前列裝”則是對美國剛展示的“經濟、特別是金融層面的特殊能力”的迎面截擊,在這個問題上,一如我們之前所說:美國防長之所以在殲-20問題上“大出洋相”,且直到1月11日那天之後才“改口”,並不在於其“情報能力”,而在於患了一種“選擇性失明”。

    顯然,造成這種“失明”的“病理”主要在於“美國利益”的政治需要、軍事需要、外加經濟、特別是金融需要!一句話,是“美國必須保持絕對軍事優勢”並以此來”維護美元本位制“的“精神需要”與“物資支撐”

    因此,與中國“中段反導”徹底打消了印度核威懾中國的底氣、徹底打開了土耳其、伊朗等中東地方王在中東方向組織“區域性合作”的勇氣,徹底打開了“尊王攘夷”的戰略空間、從而徹底打通了中國強行介入中東、撼動“美元本位制”基石的“戰略通道”不同的是,“殲-20”正式列裝,必將全面打通中國強行介入中東、維護巴基斯坦通道基本穩定的“戰術通道”,並徹底廢掉“美日軍事同盟,美韓軍事同盟”的“技術基礎”,從而對“美元本位制”在“精神”與“物資”層面進行 “戰術層面的全面打擊”。

    顯然,戰略打擊當然較戰術打擊來得高遠,但在今天這種“美元本位制”過一天算一天的背景下,這種“戰術打擊”來得更加直接與現實,從而會令“受打擊者”更加痛苦。

    在我們看來,既然“F-22無限期休假”了,那麼,或許殲-20“正式列裝”會延緩一段日子,但是,這並不代表“美國利益”就此甘休,因為,不能玩“橫”,它就會想辦法玩“雅”的,因此,剛剛在巴基斯坦問題“翻臉像翻書”的印度就要小心了,如果它不能儘快調整好與巴基斯坦的關係,緩和與中國的關係,那麼,如果我們評估的不錯的話,策劃了“埃及之亂”的“美國資本”,如果它最終不敢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如果它最終不能爭取到「歐盟」的配合,將“歐亞海上運輸線之亂”弄成專門針對中國的“中國海上運輸線之亂”,
    如果它最終不敢在巴基斯坦問題測試中國的戰爭決心,那它就一定會嘗試“印度之亂”,嘗試從這個角度去進行 “南亞破局”,從而在“印度之亂”引起的南亞亂局之中,再次回到埃及之亂、利比亞之亂、敘利亞之亂、甚至巴基斯坦之亂之中,再次去尋找戰略翻盤的機會。
    對此,中國有必要高度警惕。

    <東方時事> 20110507


  6. 2011/05/11 於 10:06 patchpieces

    拉登故去,威廉結婚,世界媒體為其鼓噪一周有餘,其中尤以“殃屎(中央電視台)”為甚,國家媒體這麼“媚俗”究竟是何心理?
    請捫心自問!拉登是什麼神馬浮雲,相信稍微瞭解國際政治內幕的都知,哪是對方顛覆別國、進行國際劫掠和實現全球“黑計畫”的反面人物,只不過利用完已經成了廢物沒有了價值,不得不拋棄。拉登的離去,竟然弄的國內部分媒體載歌載奔,為什麼這麼弱智?這值得深思(難道為了掙廣告費已經迷失了自己?還是部分人已經被收買心甘情願為對方宣傳賣力?蘋果的一款無實際意義的電腦竟然炒作的要排隊,被挨打也值?)!
    關於媒體的事,我看還是需要溫習一下毛主席曾經說的話:
    “ 中近東許多國家發生政變。搞政變的人開始就要奪取電臺,向全國和全世界說話,原政府的聲音人們就聽不到了。我們的電臺怎麼樣?是否掌握在可靠的人手裏?要從部隊調一個強的幹部去。(一九六二年十月一日國慶日在天安門城樓對周恩來同志的一段講話)。
    現在看來,社會輿論的放縱是對中華民族的犯罪!

    文/韓非論道   2011-5-9

    ───────────────────────
    賓拉登走了、維基解密(Wikileaks)來了
    (維基解密Wikileaks已就位了,所以賓拉登可以功成身退了)

    孫子曰:“擇人而任勢。勢者,因利而制權也”。意思是: “選擇人才去利用和創造有利的態勢。所謂態勢,即是依憑有利於自己的原則,靈活機變,掌握戰場的主動權。”美國因應世界形勢,為謀取美國國家利益,適時選擇了拉登並“製造”了拉登的“神話”。
    拉登前為反對蘇聯侵略的“民族英雄(民主鬥士)”,後又變為“世界公敵”的恐怖組織領袖,一切皆因美國“所賜”。美國不愧為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欺騙高手”,古有“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曹操,今有“挾拉登以恐世界”的美國。近十年來,美國在全球挾“反恐”戰爭的有利態勢,恐怖世界各國,謀取了美國國家利益的“最大化”。

    拉登出身沙特富商之家,而且家族與沙特(沙烏地阿拉伯)王室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1979年蘇聯入侵穆斯林國家阿富汗,正在大學就讀的拉登立即投身抵抗運動,並在此時成為美國的盟友,接受美國的培訓和資助。拉登與他人合建“聖戰者服務中心”,1988年拉登在阿建立“基地”軍事大本營及訓練營地。在美國中情局資助下的拉登率領抵抗戰士頑強鬥爭,直接導致了1989年蘇聯從阿撤軍。通過十年的“戰鬥歷程”,拉登從擁有財產估計達數十億美元的沙烏地阿拉伯富商,被成功的塑造成為穆斯林世界的民族英雄。同時拉登也圓滿的完成了美國遏制蘇聯擴張的戰略任務。

    然而世事變遷,1995年在利雅得的美國軍用建築物遭襲擊,1996年6月沙烏地阿拉伯宰赫蘭的美國兵營遭卡車炸彈襲擊,美國認為拉登是這兩起事件的主謀。1999年6月,美國懸賞500萬美元捉拿拉登。2001年9月11日,紐約世界貿易中心和華盛頓五角大樓等地遭恐怖襲擊後,美國認定拉登是頭號嫌疑犯。至此,美國又成功的將拉登塑造成了世界公敵,“挾拉登以恐世界”的序幕拉開,美國“擇拉登而任勢,因利而制權”,借勢開始了十年恐怖世界的戰爭。

    在這恐怖的十年,拉登的“基地組織”“適時”的出現在美軍想要進入的戰略要地或者急需干涉的國家、或者出現在該恐怖的國家、再或者歸於拉登基地組織名下的恐怖襲擊,諸此等等,拉登的基地組織與美國的國家戰略需求交相輝映,真可謂戰略協作的典範。

    現在拉登“被”亡了,但他老人家的“亡靈”依然在恐怖世界。看看新聞吧:“維琪解密稱基地在歐洲暗藏核彈,拉登遇害即引爆”、
    “ 美國宣佈:將徹查巴基斯坦是否向拉登提供庇護”。
    拉登的“亡靈”指向了歐洲和巴基斯坦,而“恰巧”是美國下一步的恐怖目標。

    雖然拉登“走”了,但他為美國所建的“功勳”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拉登無愧於美國「中央情報局」精英特工中的“無冕之王”。

    同理:“維琪解密”登場了

    先有“維琪解密”禍害美國,後有美國怒火萬丈,再有美國政府欲起訴“維琪解密”創始人朱利安•阿桑齊,另有媒體放風阿桑齊可能遭美國「中央情報局」暗殺,等等等等,一時風起雲湧好不熱鬧,但其無非是又塑造了一個敢於對抗美國的“英雄人物”,實質是在世人面前確認“維琪解密”具有“無可爭議的真實性”而已。美國又以“擇朱利安.阿桑奇而任勢,因利而制權”的制高點開始了欺騙全世界的把戲。
    正如媒體所言:“誰是朱利安.阿桑齊:一個前澳大利亞網路駭客,一個現亡命天涯的通緝犯,主要從事揭秘工作的網站‘維琪解密’的創始人,一個影響力已不輸於本.拉登的‘晃動地球’的人。”自此,美國的國家戰略需求與維琪解密開始了非常默契的“爭鬥”。從今往後我們將會看到,“維琪解密”將伴隨美國國家戰略的步伐“亦步亦趨”。

    同理還有:世界金融市場上的索羅斯、羅傑斯等呼風喚雨的“奇才”,傳媒領域的CNN、華盛頓郵報、新聞週刊等“剛正不阿、民主自由”的新聞媒體,幫助華爾街掠奪他國財富的世界三大評級機構的「穆迪」,「標準普爾」,「惠譽國際」。凡此諸類,無不是“擇人而任勢。
    勢者,因利而制權也”的戰略成果。在我們詛咒美國喪盡天良謀取國家利益最大化的同時,也不得不感歎美國不愧為“謀略大師”,已達孫子所曰“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的境界了。

    文/太陽 
    2011年5月9日


  7. 2011/06/19 於 03:23 patchpieces

    2011全球局勢回顧分析和展望

    一、序
    二、回顧我們走過的30年
    三、回顧2011年走過的歷程
    四、關鍵時刻-2011.06
    五、展望2011下半年
    六、俄羅斯國內的博弈和中國國內的博弈

    因為這兩天局勢變化太大了,很多東西需要匯總,美國對於原油、農產品的價格的打壓給俄羅斯的梅德韋傑夫做了很好的策應,而且現在(中國國內-包括軍壇)美國控制的媒體大肆發佈新聞(真真假假)離間中、俄關係,很多東西都要匯總分析

    一、序

    現在很多(中國國內)網站(此時此際)貼出來“離間”中國和俄羅斯之間的關係的文章,很多都是幾個月前甚至幾年前的“新聞”了,結果拿出來,其實目的很簡單,就是要“阻止”中、俄之間的“聯盟”的形成,因為這個聯盟是美國的“死穴”,可見國內包括國際很多媒體都是被“資本控制”的。
    包括“華爾街日報”報導說沒有簽訂天然氣的合約,但是他怎麼就不去看這個整體框架,這個天然氣合約完全在於這個整體框架內,另外還有能源、糧食和軍事和貨幣之間的合作框架,這些都確定了中國和俄羅斯之間的實際聯盟。
    看一下下面的世界地圖:

    2011全球局勢回顧、分析和展望(一)

    美國“控制”的發佈這麼多“離間”中、俄關係的新聞都是想阻止中、俄聯盟的形成,因為中俄聯盟的形成將直接威脅美國對於中國的經濟收割和美國在全球的地位。

    記住,“控制媒體”和“控制輿論”是美國的拿手好戲,美國花了200萬美元就把埃及的強勢的穆巴拉克趕下去了,扶持了埃及軍政府上台。

    以中、俄為核心的這個「上合組織」的聯盟以及傳統勢力範圍,東可到達西太平洋,北到達北冰洋,西可到達歐洲大陸(通過地中海可以到達大西洋),南可以通過巴基斯坦或者緬甸到達印度洋,是全球最大的大陸板塊和擁有最大的戰略縱深、耕地、能源、優良的出海港口、礦產,完全能夠脫離美元環境而成為一個自給自足的系統,並且完全有能力形成一個抵抗外來軍事力量干涉的體系。

    我們看問題要看問題的本質,下面我告訴大家什麼叫做本質:

    中國和俄羅斯“聯盟”的本質是什麼?
    就是通過能源、糧食的結合保障人民的生存權,通過“軍事聯盟”的形成保障國家的資源和人民不被侵略。(以下文字中的一部分分析是組內成員寫的)

    這個就是為何我一說中國和俄羅斯的聯盟就有很多人反對,因為這個是美國的“命門”。

    美國的茅:金融,是個很美妙的數位遊戲,但是需要契約精神保障最後的清算執行。可是我想大膽想像一下,“違約”和“賴賬”,都需要硬實力支撐的,萬一,大家都離開了這個叫美元的“賭場”,而“被欺騙”的賭徒們開始背靠背的拒絕支付。這個時候美國就需要另外一個茅:軍事去平衡這個清算執行。

    中、俄、歐可不可以背靠背,去違反美國制定的美元本位下的契約精神呢?金融衍生品,在中國是不受中國法律保護的,這點中國政府已經明確提出過;所以,中國企業可以有權拒絕支付;相反的,這個收割過程也結束了;這就是為什麼「上合」、“金磚”內迴圈備用系統的啟動;但是以上所有這些都必要保證老百姓有飯吃有衣穿,我們有足夠的軍事力量抵禦美國的打擊,因為當大家撕去“偽善的外衣”的時,看到的就是槍炮。

    以下為小組成員的分析:

    美國(以性醜聞)把親德國的IMF(國際貨幣基金會)主席給廢了,讓一位元美國人代理主席直到8月份,這就等於“卡住”了歐元重組的對南歐諸國的優惠貸款,這對歐元龍頭德國可是一個明顯的“警告”。
    歐洲也馬上做出了回應,你不方便我經濟救助南豬小國,我就用承認黃金的貨幣屬性來報答你。
    接著普京站出來,暗示卡恩是因為黃金的問題被美國“(陷害)處理”的,讓大家的目光一下子轉移到「美聯儲」的“黃金儲備”問題上面。普京這時候選擇了支持歐洲,給美國一刀子。接著默克爾高調訪美,德、美都上演一出好朋友的劇情,坐下來談判,因為彼此都非常需要對方妥協來幫助自己渡過將來的難關。美國可能要求歐洲(拋售黃金)一同“打壓金價”來換取對歐洲效果債務重組上的幫助。
    我們來看看中東的問題,以色列國防部長來中國,希望中國不要賣給伊朗部分武器,也希望在巴勒斯坦問題上面給予以色列支持,改變中東的軍事平衡,其實就是以色列做大的局勢。顯然現在中國的態度成為了破局的關鍵。中、俄、歐都準備承認巴勒斯坦建國。在中東如果不能及時制止伊朗的核武器計畫,那麼中東真正的和平就會來臨;
    普京在不遺餘力的想拆掉“石油美元”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現在的中東地區形勢的確能支援他的這種想法。根據保爾森的回憶錄,普京曾在08年建議中國跑掉手上的美債來攻擊美元本位,結果沒有得到中國經濟決策層的支援(原因你懂的)。普京最近在俄羅斯的經濟上畫出了一個美妙的藍圖計畫,顯示了他未來的重新當總統的宣言.普京需要與中國形成聯盟,並得到歐盟的支援,才能真正獲得石油和天然氣的定價權。

    我的總結:而這些正好也是中國破局美國的封鎖所需要的,只要中國和俄羅斯的“聯盟”的形成,同時中東作為策動,那麼全球的能源價格的定價權就將從美國人手中游走。而在這個中間,中國的“態度”是關鍵性的,我們這個關鍵性的角色能夠給我們帶來巨大的收益和“發展空間”。三國演繹需要三國勢力的均衡,任何一方獨大都會逼迫另外兩方的聯盟。

    二、回顧我們走過的30年

    要瞭解2011年,就要從30年前說起,1979年我們揍了一頓越南,確定了我們聯合美國抗衡蘇聯的局面,1989年開始蘇聯進入解體階段,這個決定了20年後中國必然聯合俄羅斯抗衡美國,1989年的中國,也確立了美國對中國採取的措施是:養豬殺豬策略,1994年的分稅制決定了地方政府必須找一個收入來源點,1996年開始的後面的“醫改”、“教改”、“房改”確立了中國後面的內需被殺掉,而1994年的“分稅制”助推了地方政府的這個衝動――把房價推向“泡沫”的極致同時形成中央和地方的完全“對立”。
    2001年我們加入WTO出賣了我國的貨幣發行權,所以會看到我國以火箭速度印錢,大量洗劫老百姓的財富。
    而1998年的大量工人下崗,為給美國廉價製造商品提供了廉價勞動力。
    2000後的10年人民幣的對外升值而對內大量印錢導致的“貶值”,讓人民幣這個貨幣“泡沫化”,隨著中國的房價的泡沫化,“核彈”佈置完成,(注:2010年年中影帝亟呼政改)“引爆點”就定在2011年。

    所以我們看到,我們的幸福指數從1978年-2003年是上升的,但是從2003年開始大家的幸福指數開始下降,特別是2008年開始幸福指數快速下跌。

    為什麼?
    因為10多年前就“潛伏”在我們經濟決策層的官員“出賣”了國家利益,葬送了我們的未來,他們是“潛伏者”,看我《決戰2011》這本書,裏面分析了其實從1990年開始就註定了我國現在的結局,我們經過這20年喪失了經濟主權,喪失了實際貨幣發行權,喪失了人民幣定價權,喪失了內需,喪失了道德,我們喪失了我們應該有很多東西。

    看完了這些我們就瞭解了這30年的歷史脈絡,30年前鄧小平揍了一頓越南後帶領我們走向經濟發展的道路是對的,30年後的現在,中國再揍一頓越南帶領我們走向經濟和政治的獨立道路也是對的。

    三、回顧2011年走過的歷程

    2011年上半年是一個重要的歷史階段,我們首先來回顧一下:

    1-5月份整個過程中比較核心的就是:圍繞美國的減赤計畫的博弈發生的一系列事情,圍繞中、美關係的破裂發生的一系列事情,圍繞中、俄關係的形成發生的一系列事情,圍繞日本地震和核危機發生的一系列事情,這個是今年上半年的主線,當你抓住了這幾條主線,你就明白了這個世界會如何運轉。

    1月份十二五計畫開始

    1月份中國的新一代戰機J20試飛成功。

    1月份中國石油來源地蘇丹公投,決定南蘇丹獨立

    1月份中國主席胡錦濤訪問美國,基本確認了美國殺豬的決心,也確立了我們脫離美國的決心。

    2月份埃及總統穆巴拉克下臺,軍方接管權力

    2月份公佈的2010年GDP中國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

    3月份日本大地震,直接導致日本核反應爐堆心“熔毀”,但是日本政府和美國一直“掩蓋”,這個過後是嚴重的。

    3月份利比亞騷亂持續,美、英、法對利比亞採取軍事行動

    4月份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公佈

    5月份(5/2)本拉登被美國擊斃的消息公佈

    5月份報導中國長江流域嚴重的乾旱維持了很長時間

    5月份IMF總裁卡嗯被捕,美國的人選將代理到8月份左右,這個將直接完成美國的“佈局”

    5月份奧巴馬宣佈大中東計畫

    整個上半年(1-5月份):

    1、資本市場:可以說在資本市場美國完美的控制了局勢,基本按照美國的整個戰略佈局在進行,包括對於日元匯率的“控制”、黃金、原油、農產品大宗、美元指數、新興國家的匯率。但是美國在控制這些大宗的時候承擔了巨大的經濟和政治成本,特別是逆向控制農產品、日元匯率的走勢。

    2、美國減赤:美國減赤已經充分暴露了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的博弈,也充分暴露了美國本土資本和猶太資本之間的利益衝突,請看我前面幾天分析的猶太資本的情況。

    3、全球地緣政治局勢:這5個月打破了前面維持了20年的全球地緣政治格局,可以說在這個上面美國是輸了,中、俄的聯盟的形成是被美國逼的,因為在沒有美國這個強大的外力之下,中、俄這兩個近鄰大國很難走到一起,但是在這種時局下,兩者完成了聯盟的初步戰略性的聯盟意圖,這個全球陸地面積最大、海岸線最長、資源農產品自給自足能力最強的“聯盟”的形成,將對美國形成“致命的打擊”。

    4、總結:

    1-5月份可以說是打了個平手,美國在資本這塊獲得了完勝,但是在地緣政治這塊輸掉了未來。在可預見的後面30年,美國還將是帝國,但是這個帝國將完全不同於前面20年的帝國,因為他碰到了一個強大的聯盟。

    四、關鍵時刻-2011.06

    6月份最關鍵的核心就是全球兩大陣營的確立,一個是以中、俄為核心的「上合組織」以及周邊的勢力,一個是以美國為核心的集團,兩大集團的對抗熱點將涉及到北非、中東、東歐、南亞。現在以南亞和南中國海為主要爆發點。

    中國在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和緬甸尋求出海口突破美國的封鎖同時鉗制印度和越南。

    有人不理解,認為俄羅斯靠不住,那麼你告訴我誰靠得住?
    大家是否研究過三國演義?當時的吳國的策略就是:魏強則聯蜀,蜀強則聯魏。那麼誰能夠告訴我是魏靠得住還是蜀靠得住?世界上面所有的聯盟都是利益的聯盟,有人說的美國是中國天然的盟友那是“屁話”,世界上面沒有什麼叫做天然的盟友,只有叫做“利益“的這個東西,這個就是全球地緣政治的指揮棒。

    2011年6月份是一個“巨變”的月份,中俄聯盟在「上合組織」會議的時候基本確立,
    這個時候我們發覺了美國的航母的快速調動,
    這個時候我們發覺了美國快速打壓原油和農產品,
    這個時候我們發覺了美國給減赤計畫下了最後期限,
    這個時候我們發覺了美國動用他最大的“宣傳機器”去“離間”中、俄關係,
    這個時候我們發覺了國內鴿派開始大量浮出水面,
    這個時候我們發覺了俄羅斯的梅德韋傑夫的勢力開始“作梗”。

    很多事情幾種發生在了6月胡錦濤參加的「上合組織」峰會和訪問俄羅斯的過程中。

    2011年的6月註定是一個不平常的月份,一個會讓世人記住的月份。

    五、展望2011下半年

    全球局勢下半年將快速明朗,美國因為自身經濟問題必須對其他國家進行“經濟收割”,而經濟收割將付出巨大的政治代價,一個是美國國內的博弈(涉及到的減赤,雖然確定了,但是沒人會甘願就這麼受到損失)將造成兩大陣營的對立,一個是經濟收割將直接暴露美國在中國的“漢奸集團”,這個“集團”在經濟下滑中將承擔所有責任,而其中很多人將被送進監獄和被槍斃。

    有空大家研究一下1979年“中越自衛反擊戰”就能夠明白我前面的預測,為什麼我在上半年能夠預測到很多經濟、地緣政治和軍事的事件,因為當你抓住了整個脈絡,你就明白了這個世界運轉的核心是什麼,主要矛盾是什麼,這些主要矛盾會直接導致什麼樣的結果。

    下半年關鍵在於中國、俄羅斯、歐盟、美國和日本的局勢變化。

    1、 中國:在南亞和南海發生局部戰爭的概率相當大,國內在經濟危機的情況下“賣國利益集團”會被清算,“貪官”會被清算,會出現大政府小企業的過渡模式(在危機中會導致大量民企倒閉,同時大政府小企業的模式比較容易渡過難關,關鍵在於危機過後很多壟斷行業必須放開,這個是保證後面能夠快速復蘇的根本)。同時房價等高估品種會出現巨大的跌幅,並且是在沒有成交量的情況下出現巨大的跌幅。

    2、 俄羅斯:下半年原油價格的暴跌對於俄羅斯內部的政局將是一次嚴峻的考驗,也是對於普京的嚴峻的考驗,但是普京是俄羅斯民眾心中的“英雄”,他的支持率遠遠高於其他任何人,在「上合組織」的框架內,在中國和俄羅斯共渡難關的時候基本會確立「上合組織」的實質性的大聯盟的確立,這個將直接威懾到美元的地位。

    3、 歐盟:在下半年的經濟危機中,很有可能「歐盟」成為受傷最大的一個,「歐盟」的結構註定了他的修復是道路漫長的,德國期望的獲得統一的財政權的模式會遭到美國的強烈的阻撓,同時歐盟的危機無法結合到「上合組織」來化解(歐盟內部的分歧決定了這個結果,美國“收買”了歐盟內部除了德國龍頭老大以外的好幾個國家來“對抗”德國)。所以後面我國聯合德國做一些戰術性的動作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歐盟的強大的前提必須是貨幣權和財政權的統一,這是一條漫漫長路。但是一旦歐盟出現戲劇性的不可控的經濟崩盤,那麼歐盟和上合組織的聯合還是很有機會的,我們要時刻注意形勢的發展,做好各種可能的應對措施。

    4、 美國:美國的減赤計畫的確立,直接確立了美元指數的長期牛市,大量的美元回流將進入美國的國債市場、高科技行業等等,大量企業的建立將從根本上解決美國的地方財政問題,美國將進入經濟的慢慢復蘇階段,美國將在下半年完成債務重置的工作,新興國家(包括日本)在“經濟大蕭條”中會被迫“低價賣出”美國的長期國債,美國會拉高短期國債價格,廉價發行短期國債。同時今年下半年美國還將維持高失業率和房地產的不景氣,因為復蘇是需要一定的失業率的(廉價的勞動力),同時房地產的不景氣直接將導致中國手上的MBS賣個地板價。美國的股市將經歷一次探底後再拉升。

    5、 日本:日本民主黨將在下半年的大蕭條中下臺,同時背起核危機的黑鍋,日本大面積的國土將不適合居住,並且需要大量資金去封堆(核反應爐,當初蘇聯封一個堆是100億美元,幾十萬工人,大量工人後來因為輻射問題生各種病早逝,當初蘇聯的GDP是1萬億美元,預計到2015年,烏克蘭政府還將為善後耗資1700億美元,可見日本後面的沉重負擔),今年下半年將註定日本被打回發展中國家的行列,日本將真正出現空心化(人才空心化、產業空心化、生產空心化),而美國需要一個長期的套利貨幣成為他們剪羊毛的對象,也許後面自民黨上臺後會整合亞洲一些國家形成類似亞元的模式(比如菲律賓、馬來西亞、韓國、越南、印度等等),這樣的經濟體的規模才能夠成為美元套利資金的合適的收割對象。同時在亞洲也形成一個抵抗「上合組織」的聯盟。

    6、 全球大宗:黃金、原油等大部分大宗會暴跌,農產品經歷過一次洗盤後會進入長期的上漲階段。

    7、 綜合:在下半年的整體危機中,中俄的聯盟模式會得到強化,因為現在的聯盟是建立在一個危機假設的前提下的(下半年的危機和美國的收割),一旦這個假設成為現實,那麼大部分阻力會被化解,因此今年6月份是全球格局形成的時候,今年下半年是這個格局最終確認的時候。美國會贏了經濟輸了地緣政治。什麼叫做博弈,這個就叫做博弈。

    六、俄羅斯國內的博弈和中國國內的博弈

    從這幾天美國打壓原油價格、農產品價格來看,是在打擊俄羅斯的普京。美國支持梅德韋傑夫(包括美國在俄羅斯的利益代理集團:葉利欽利益集團)的行為後面將成為常態,當時下半年的危機將真正確立普京的地位和聯合中國的這個聯盟的實質性的進展。

    預計今年下半年俄羅斯國內的局勢將是普京勝出。

    今年下半年中國國內的經濟危機將徹底清除“潛伏”國內20年的經濟層面的“賣國利益集團”,我們的軍隊將在這個中間起到決定性作用,保障政權的穩定(不出現蘇聯解體的情況),同時“肅清”相關(買辦)利益集團。美國會在糧食、食用油、供電、供水、煤氣、疾控、媒體等領域製造很多麻煩,包括鼓動大量人員上街,然後“複製”蘇聯解體的模式,但是只要我們的軍隊做好足夠的應對,在糧食、食用油、供電、供水、煤氣、疾控和媒體等領域做好軍管的預演,相信能夠化解美國的招數。大家要記住,假如美國贏了,那麼就是中國的葉利欽上臺,大量“貪官”的錢就會變成合法了,老百姓將象20年前的俄羅斯人民一樣遭受巨大的洗劫,大家就準備著一年後上街討飯吧(看前面一篇回應時寒冰的文章中介紹的葉利欽政府當時俄羅斯的慘狀)。

    預計今年下半年中國國內的“賣國利益集團”會敗北,我國將肅清出賣國家利益者和大部分貪官。

    文/猴王 2011-06-1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運營商中層幹部上交護照 反腐史無前例

    2011-06-07 第一財經

      運營商腐敗調查正在向更大範圍縱深發展,程度和規模甚至有可能超出之前的想像。

      上交護照是慣例?

      日前有消息稱,為了徹查三大運營商的腐敗問題,中紀委已經向三大運營商派駐了調查人員,調查預計將持續到6月初,在此期間,三大電信運營商中層以上幹部均被要求上交護照。

      “上交因公護照是所有政府部門及事業單位的要求,上交因私護照是今年年初的事,應該跟目前的反腐沒什麼關係。”對於目前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反腐形勢,一位中國聯通中高層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即使在外界看來處於漩渦中心的中國移動,內部形勢似乎也沒有外界想像的那麼“人人自危”。“上交護照是中國移動多年的傳統,不是近期才有的,只要是處長以上級別都要上交。”一位元中國移動內部管理人員對記者表示。

      據上述人士介紹,對於目前已經曝光的涉案中國移動管理人員,中國移動內部人士也感到非常驚訝,至於涉案原因,中紀委並未向中國移動方面通報。相比之下,與中國移動有密切合作關係的SP們才真正感到什麼是“人人自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央行揭貪官外逃路徑:過萬官員出逃 攜款8000億

    2011年6月15日  人民網

    央行網站刊發《我國腐敗分子向境外轉移資產的途徑及監測方法研究》報告

    中國外逃的腐敗分子是怎樣把巨額財產轉移到境外?央行反洗錢部門一直在進行深入研究。昨天,央行網站刊發名為《我國腐敗分子向境外轉移資產的途徑及監測方法研究》的報告精簡版本。該報告由央行反洗錢監測分析中心課題組完成,完成時間為2008年6月。

    央行揭秘貪官轉移財產八大路徑

    報告指出,中國官員因經濟犯罪外逃始於上世紀80年代末。近年來外逃的腐敗分子及其轉移至境外的資金究竟有多少,至今還沒有一組公認的數位,只能根據各方報導勾畫出大體狀況。

    報告指出,人民銀行在監測思路上以“獲取非法資產”和“向境外轉移資產”階段為監測重點,依託並充分利用大額交易和可疑交易報告資料庫,加強對重點地區、敏感行業、特定人群和特定消費方式的監測,同時將自主分析和協查分析相結合。

    報告建議相關部門應建立合作安排或工作機制實現資訊共用,建立反腐敗機構互派特派員制度,海關建立反洗錢相關資料查詢、通報機制,建立與國外情報機構的交流等方式,完成反洗錢監測任務。

    向境外轉移資產的八種方式
    用現金走私來轉移

    主要是通過腐敗分子本人夾帶在行李中直接攜帶出境,這種方式較為簡單,費用低,但同時可走私的數額較為有限,風險也比較大;此外腐敗分子通過某些代理機構(主要是地下錢莊)利用一些專門跑腿的“水客”以“螞蟻搬家”、少量多次的方式肩扛手提地在邊境口岸(主要是深圳與香港、珠海與澳門海關)來回走私現金,偷運過境後再以貨幣兌換點名義存入銀行戶頭。這種方式雖然手續比較麻煩而且還要交給地下錢莊一定的費用,但風險較小,很難追查。

    替代性匯款體系在中國主要表現為以非法買賣外匯、跨境匯兌為主要業務的地下錢莊

    以人民幣和外幣的匯兌為例:其人民幣與外匯的兌換和匯付以間接的方式進行,而不以直接匯兌的運作手法完成,人民幣不必流出境外,外匯也不必流入境內,各自分別對應迴圈。利用此種交易方式跨境轉移資產的主體較為複雜,除了腐敗分子和國企高管,還有某些企業為了避稅逃稅和享受外商投資優惠待遇而進行跨境轉移其灰色資金,以及走私、販毒等犯罪分子和恐怖分子以此轉移其黑錢等等。

    利用經常專案下的交易形式向境外轉移資產

    此種形式大致有五類:進口預付貨款,出口延期收匯;偽造傭金及其他服務貿易專案對外付款;通過企業之間的關聯交易實現向境外轉移資產的目的;利用假的進口合同騙取外匯管理部門核准外匯匯出境外;少報出口,多報進口。

    利用投資形式向境外轉移資產

    此類資金轉移的特點是資金向境外轉移在形式上基本合法,通常以企業正常海外投資的形式轉往國外。資金性質的改變發生在境外,在境外被腐敗分子非法佔有或挪作他用。採用此種手法轉移資金的多為大型企業高管人員或某項具體業務的負責人員。

    利用信用卡工具向境外轉移資產

    腐敗分子或其特定關係人通過在境外使用信用卡大額消費或提現來實現資金向境外轉移。目前我國對此類經常項下的個人支付沒有嚴格的外匯管制或限制。而對於各髮卡機構來說,只要持卡人單次消費或提現是在信用額度內且按時還款即可,並不做累計消費或提現的限制。這就為腐敗分子利用信用卡進行資金境外轉移提供了可乘之機。

    利用離岸金融中心向境外轉移資產

    這些人多為上市公司或國有企業的高管人員,主要採用以下步驟:第一,轉移企業資產。企業管理層與境外公司通過“高進低出”或者“應收賬款”等方式,將國內企業的資產掏空。第二步,銷毀證據,漂白身份。

    海外直接收受

    腐敗分子並不從國內向境外轉移資金,而是在境外直接完成貪污、受賄等過程。例如,發案單位在國外進行採購時,有實際控制權的腐敗分子可以通過暗箱操作得到巨額回扣。這些回扣不轉到中國,而是直接存入腐敗分子在境外銀行的帳戶,或轉換成境外的房屋等不動產。更隱蔽的做法是不涉及現金,而以安排子女留學等方式作為交易。

    通過在境外的特定關係人轉移資金

    此類參與轉移資金的特定關係人在他國均已取得合法身份,或者是留學,或者是他國居民或公民。境內的腐敗分子一方面可以通過其特定關係人以合法手續攜帶或匯出資金;另一方面,這些特定關係人利用其國外身份在當地註冊企業後,以投資形式在中國開設機構,然後以關聯交易等形式轉移資產。

    案值與級別不同 逃亡目標國各異

    報告引用中國社科院的調研資料披露: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來,外逃黨政幹部,公安、司法幹部和國家事業單位、國有企業高層管理人員,以及駐外中資機構外逃、失蹤人員數目高達16000至18000人,攜帶款項達8000億元人民幣。近年由官方媒體曝光的腐敗分子外逃或將資金轉移境外的典型個案不勝枚舉。這些犯罪嫌疑人潛逃境外的目的地主要集中於北美、澳大利亞、東南亞地區。

    具體來說,涉案金額相對小、身份級別相對低的,大多就近逃到我國周邊國家,如泰國、緬甸、馬來西亞、蒙古、俄羅斯等;案值大、身份高的腐敗分子大多逃往西方發達國家,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荷蘭等;一些無法得到直接去西方國家證件的,先龜縮在非洲、拉美、東歐的小國,伺機過渡;有相當多的外逃者通過香港中轉,利用香港世界航空中心的區位以及港人前往原英聯邦所屬國家可以實行“落地簽證”的便利,再逃到其他國家。

    (北京青年報 記者程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俄羅斯和中國在利比亞問題上共進退
    外媒:中俄非正式國家聯盟宣告成立

    2011-6-18 參考消息

     2011年6月16日 胡錦濤同梅德韋傑夫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於當前國際形勢和重大國際問題的聯合聲明》 6月16日,國家主席胡錦濤同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共同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於當前國際形勢和重大國際問題的聯合聲明》。

      【俄羅斯報紙網6 月17日文章】題:俄羅斯和中國在利比亞問題上共進退(作者謝爾蓋•斯米爾諾夫)

    俄羅斯和中國就一系列重大外交問題達成共識。北京和莫斯科反對外部勢力干涉阿拉伯國家的抗議活動,呼籲政治解決利比亞危機和伊朗核問題。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和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姆林宮會晤後,兩國間非正式國家聯盟宣告成立。

      中俄兩國領導人16日在克里姆林宮舉行會晤。俄中《關於當前國際形勢和重大國際問題的聯合聲明》是此次會晤的主要成果。聲明對中東和北非國家的大規模人民抗議活動作出了評價。莫斯科和北京指出:“外部勢力不應干涉該地區國家內部進程。”

      此外,莫斯科和北京還呼籲利比亞國內儘快停火。聲明說:“為避免暴力進一步升級,有關各方必須嚴格遵守聯合國安理會1970和1973號決議,不得隨意解讀和濫用。” 雙方還談到了解決伊朗核計畫問題,主張通過政治手段確保伊朗的核能僅用於和平目的。雙方領導人認為,應當通過談判方式解決朝鮮核問題以及阿富汗危機。

      專家認為,中、俄在解決利比亞衝突問題上的共同立場表明,莫斯科和北京下次在安理會投票時將表現得更加慎重。

      政治學家亞歷山大•科諾瓦洛夫相信,中俄後退一步是試圖保持在伊蘭界的聲望和支持率。安理會關於利比亞的決議通過得過於匆忙。下次在通過容易引起誤讀的決議時俄中將更加慎重,而現在兩國並沒有能夠對解決利比亞危機施加影響的有效杠杆。

      【俄羅斯總統網站6月16日報導】
    俄總統梅德韋傑夫在慶祝《俄中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簽署10周年的文藝演出開始前發表講話,他說:“10年前就是在克里姆林宮,簽署了《俄中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將新型俄中關係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為兩國關係長遠發展指明了方向。當前,俄中兩國沒有任何懸而未決的政治問題。雙方本著兼顧對方利益、友好互信精神,推動兩國互利合作穩步發展。”

      梅德韋傑夫認為,互信、平等、相互尊重的俄中關係已成為當今國際合作的典範。正如條約中所規定,兩國主張恪守國際法準則,不干涉別國內政,不對他國進行武力施壓,為鞏固世界穩定、建立多極世界共同作出貢獻。

      【《日本經濟新聞》6月17日報導】
    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16日在克里姆林宮與到訪的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舉行了會談。雙方發表了有關兩國關係的聯合聲明,表示願意借助二十國集團峰會和金磚國家的框架,進—步深化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兩國還簽署了《關於當前國際形勢和重大國際問題的聯合聲明》,對北約針對利比亞採取武力行動進行了不點名的指責。聲明還包含了反對北約在歐洲單方面推進導彈防禦計畫的內容。兩國在牽制歐美問題上採取了統一步調。


  8. 2011/06/25 於 18:55 patchpieces

    近期中、俄、美局勢分析(2011.6.20中俄聯盟抗美帝局勢底定)

    從最近的形勢來看,中、俄的聯盟基本確立,但是聯盟裏面也有緊密程度的區別,下面我把中俄聯盟裏面主要幾個層面的關係描述一下:

    1、 能源領域:分成淺、中、深三種程度的合作,現在中俄屬於中度合作,從現在的走勢來看正在朝著深度合作的方向發展,這個從全球原油期貨價格走勢就能夠看出來,假如中俄的這個層面的合作快速進入深度合作,那麼原油價格會快速下跌。

    2、 貨幣和貿易:分成淺、中、深三種模式,淺度是邊貿的自由使用雙方的貨幣,中度是貨幣互換(然後在一些貿易領域直接使用雙方貨幣,比如能源),深度合作是一般貿易層面的直接使用雙方協商匯率(就是停止使用美元作為中間貨幣)。現在從整體來看,中俄在這個層面已經是深度合作。這個對於美元的打擊會比較大,因此美國在這個問題上面會在歐洲、亞洲對中俄兩國使用相應的軍事威懾手段,因為軍事是貨幣的信用背書。

    3、 糧食:分成淺、中、深三種程度的合作,現在屬於淺度合作,主要是一些簡單的糧食貿易,中度合作就是我國參與俄羅斯的耕作,深度合作就是在種子技術、土地開墾耕作、勞動力的使用方面全方位的合作。現在看來中俄在糧食層面是淺度合作。

    4、 軍事:分成淺、中、深三種程度的合作,現在屬於剛從淺度合作進入中度合作,後面是否會深度合作要看美國的週邊壓力,在強大的壓力之下,肯定會進入深度合作。

    現在整體來看:能源領域中度合作(但是在快速朝著深度合作發展),貨幣和貿易層面已經是深度合作,糧食層面是淺度合作,軍事層面是剛進入中度合作。

    那麼這四樣的合作程度的高低和中、俄之間的關係和美國之間的關係和將來可能發生的事情和措施來看有哪些區別呢?描述如下:

    1、 能源領域的合作模式將直接決定後面原油價格的走勢。

    2、 貿易和貨幣層面的合作的維繫將直接影響後面美國的全球美元佈局和軍事佈局,因為軍事是貨幣的信用背書。

    3、 糧食的合作模式的深淺,是這幾樣合作裏面難度最大的,為何?因為深度合作涉及到土地問題(就是耕地誰來耕作使用什麼種子和勞動力問題和耕地的規劃問題,這些問題很容易引起民族情緒,一般政治家在這方面有點投鼠忌器)。但是只要普京絕對控制了俄羅斯的政局,朝著這個方向合作的概率還是有的,中俄的糧食的合作模式假如進入深度合作,那麼美國的糧食美元策略就完蛋了,這個對於美國的整體戰略打擊會相當大,相信這個也是美國現在極力避免的。美國最近快速打壓糧食價格就是這個道理,溫家寶在英國媒體說中國控制了通脹也是這個道理,為何?因為這樣做就減少了中國去和俄羅斯加深這種聯盟的動力。

    4、 軍事層面的合作後面加深的概率會比較大,因為大家都面臨比較現實的美國的強大的軍事壓力。

    5、 總結:中、俄的聯盟直接“打破”了美國的從“石油美元”向“糧食美元”過渡的整體“美元戰略”,同時打破了美國的全球地緣政治格局。

    那麼我同時又要想了,美國人也不是傻冒,按照我看到過的美國的一些預案,他們會有各種措施(就是會假想對手會有哪些措施,然後自己在按照對手的這些措施來實施相關的策略),那麼我來思考一下針對以上的措施美國會做哪些:

    1、 最優先的就是“解體中國”,假如在後面的過程中美國推翻了中國的政權,那麼美國就全贏了,中國成為了美國的經濟殖民國家(可以想像假如中國成為蘇聯第二,就是第二個葉利欽上臺,老百姓倒楣,和當年俄羅斯一樣大量人員上街要飯,肯定是出賣國家利益給美國的,因為他是靠美國上臺的),這樣俄羅斯就孤掌難鳴了,就像魏國滅了蜀國後、再滅吳國就只是時間問題了。

    2、 其次就是讓俄羅斯的梅德韋傑夫在俄羅斯內部搗亂(比如天然氣的合作問題等等,在這個中間搗亂),讓中國的經濟決策層在合作上面搗亂,在媒體中離間中俄的聯盟,“製造”中、俄之間的摩擦(比如報導俄羅斯賣軍火給越南印度等),這些手段美國都已經做了、或者正在做。這樣“期望”能夠“離間”中、俄之間的聯盟,但是現在看來效果不好,因為前面幾天(6/22)中、俄剛剛在貨幣和貿易層面走入深度合作。

    3、 再其次就是美國要保證在中、俄實質聯盟形成的情況下,保住“安插”在兩國的“內線”不被清洗(在俄羅斯就是梅德韋傑夫和葉利欽殘餘,在中國就是經濟決策層)。

    4、 最差的結果就是美國為了挽回地緣政治的敗局,犧牲經濟利益(就是停止經濟收割),但是這樣做對於美國帝國的本身來說是致命的,會導致美國長期的經濟蕭條。這種可能性幾乎為零,但是美國會給中國或者俄羅斯高層這樣的幻想,就像秦國當初給六國一些幻想一樣的道理)

    那根據上面的情況來看,我們後面一個是要快速加強中、俄之間的能源、農業、軍事層面的合作,同時支持俄羅斯國內的普京的力量,同時打壓國內親美勢力。

    另外還有一個關鍵點就是,要“警惕”美國的“虛假承諾”,很有可能美國後面會出現拉攏中國,比如承諾不對中國進行經濟收割或者減少收割程度,但是我們一定要看清楚本質,什麼叫做本質?就是美國後面收割的主體應該是中國,假如不收割中國,美國的經濟後面就會長期陷入蕭條,因此美國做出的這些承諾是不可信的,是無法達到的,就像秦國當時統一六國時的措施會是一樣。所以我們的高層一定要看清楚這個裏面的關係。

    我還是那句話:30年前我們打越南確立聯美抗蘇的地緣政治策略是對的,30年後的現在我們聯俄抗美的地緣政治策略也是對的。這個世界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這個就是現代版的三國演義。

    我國後面最關鍵的一件事情就是要防止國內的葉利欽上臺(親美的賣國勢力),看看俄羅斯的葉利欽就知道了,他把俄羅斯大量中產階級變成赤貧,把俄羅斯的大量農產品和資源低價出口,導致俄羅斯國內盧布貶值5000多倍,大量赤貧人口上街要飯(包括軍人)。而中國的親美勢力也是造成我國現在老百姓貧困、腐敗嚴重的根源,看看(美第二中情局「福特基金會」特務喉舌)茅於軾的一些言論你就明白了,居然還說高利貸是利國利民的好事,說高房價是因為大家買的起,房價高是因為經濟適用房,我就覺得很奇怪,這樣的人怎麼會有(自由派)媒體大量宣傳,還有人相信。象茅於軾這樣的人,為什麼上天不早點帶它走,
    還有張五常,因為在美國偷稅漏稅,被判87年徒刑,現在這個判決還有效(2003年春節前後,張五常被美國法庭以11項偷稅罪判刑87年,沒收1千萬美圓,罰金475萬美元,張五常在美國被判刑的新聞:http://community.seattletimes.nwsource.com/archive/?date=20030221&slug=cheung21m,也許有人問為何美國要判刑張五常,因為美國就是中央集權地方民主的制度,在地方層面,你犯了法就是要判刑,但是美國一直沒有要求引渡張五常,就是美國中央集權政府出於張五常有“利用價值”的考慮,請參考我原來的一篇文章《從立法角度探討利益集團問題》)。
    其實這些人“背後”都是美國資本的影子。

    文/猴王
    2011-6-25


  9. 2011/07/11 於 01:55 patchpieces

    周簡報20110709

    第一部分:每週一觀點
    第二部分:本周全球地緣政治局勢和大宗走勢分析
    第三部分:本周新聞解讀匯總

    我發覺“新浪(美利奴美分黨)”每天都(偷偷)幫我減1萬的訪問量,不知道為什麼,現在平均日訪問量在5-7萬之間,每天早上看到的日訪問量都比昨天晚上11點多看到的少1萬,另外按照日訪問量5-7萬來看,每篇博文的訪問量應該在3萬左右,現在只有一半。
    也許新浪(美利奴美分黨)小編是在保護我,訪問量顯示過大後說不定有人就要來滅掉我了。

    第一部分:每週一觀點:正在思考是否起訴(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周小川對於通脹的言論和態度)

    這次CPI的資料是6.4%,並且豬肉價格上漲了57%,為什麼“突然間”我們的「統計局」的資料會開始接近“真實資料”了?
    因為「統計局」有幾個人被抓了。

    但是這兩天周小川說的一系列話已經違背了他作為央行行長的職責(周小川:中國能容忍一定程度的通脹,周小川:CPI環比資料更宜作為貨幣政策依據,周小川:不要對CPI同比升幅資料反應過度),所以正在思考是否組一個律師團起訴他,有這方面能力和經驗的律師可以發郵件給我(提供一些建議或者見解或者參與):sh-antong@vip.sina.com

    我們受夠了通脹了,長期的通脹會讓一個國家失去靈魂,失去文化,失去戰鬥力,會讓這個國家的政權失去民心。而這10年的通脹是在“經濟沙皇”策劃之下,央行主導,經濟決策層主推的一系列措施中實現的,目的就是為了最終象蘇聯解體一樣,這樣經濟決策層的葉利欽就能夠獲得政權,這個群體就能夠通過這種巨變把自己的非法所得洗白變成合法財產,並且通過司法手段固化下來(這樣他們世代享用這筆財富,就像當年的葉利欽,他讓普京上臺最關鍵的條件就是不清算他的家族)

    下面是具體分析部分:

    上個月的CPI資料開始接近真實資料了,那我們就要問問,為什麼這兩年我們的「統計局」可以“瞎改資料”呢?
    我下面把整體的分析講一下。

    從09年開始到現在經濟決策層的大部分“動作”都是明目張膽的“配合”美國的戰略,目的就是一個:顛覆我們的政權。

    因為從經濟原理上來說一個經濟體在巨大的通脹中呆的時間越長,一個經濟體在泡沫中呆的時間越長,越容易出現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並且引發政治動盪。

    所以我們的「統計局」在經濟決策層的指使之下,在房價漲的時候(造假)壓低住房類在CPI中的權重(注:如同台灣在1989-2008李扁執政時代大力推進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一般),在食品漲的時候壓低食品在CPI中的權重。唯一的目的就是讓我國的通脹不受控制,央行就是不加息刺破經濟泡沫,這樣最後可以達到通過出現經濟危機傳導到社會危機最後傳導到政局危機。

    這個就是我們經濟沙皇主使、央行主導、經濟決策層主推的一系列措施。

    國家有關部門通過司法手段介入「統計局」這個根本性問題所在,是相當正確的(雖然晚了點),假如這種通脹幅度,央行都不加息去抑制通脹,那麼我們就完全有軍管央行的理由和必要。

    在6月份的CPI出來後,央行行長周小川說:我們能夠容忍一定程度的通脹。知道嗎,假如在發達國家說這句話的官員是什麼下場,他會被起訴,是需要負司法責任的,並且他的政治生命就此結束。

    但是我們的央行行長居然在面對這麼高的通脹還說這樣的話,對於這樣的人完全可以用叛國罪進行起訴,清查他個人在海外的資產和是否被美國「中情局」滲透。

    後面我會考慮是否以瀆職罪或者什麼可以立案的罪名起訴他。

    第二部分:本周全球地緣政治局勢和大宗走勢分析:

    1、地緣政治部分

    現在的全球局勢的核心內容還是圍繞著“中俄聯盟”這個中心在運作,這個是美國、中國、俄羅斯三個國家的核心利益所在的點,看看布熱津斯基的地緣政治的書就明白了,美國是一個海權帝國,所以美國的海軍和空軍是優勢最強的,中國和俄羅斯現在是陸權強國,優勢主要體現在陸軍,而以“中俄聯盟”為主的「上合組織」北可以到達北冰洋,南可以到達印度洋,西通過地中海可以到達大西洋,東可以到達西太平洋。是世界上面最大的陸地板塊,同時充沛的資源(包括能源、礦產、耕地、人口等等因素)足夠脫離美國的美元體系獨立存在,假如在這個陸地板塊上面通過高鐵、高速公路連貫起來,將成為最強大的陸權聯盟。這個是美國最害怕的,其實大家看看世界上面的地緣政治高手寫的一些書就明白了,這兩任帝國(英國和美國)都是海權帝國,最怕的就是中國和俄羅斯兩個陸權強國的聯盟(這個聯盟天然不會形成,只有在強大的外力之下才會形成,而現在天時地利人和都出現了)。

    從前面基辛格(六月下旬)訪華沒有什麼成果來看,後面美國會採用胡蘿蔔加大棒的政策,所以暫時來說美國不會讓美元指數快速突破78一線,他要觀察情況,因為經濟震盪烈度太大後安插在中國的勢力就完蛋了,但是假如不收割中國的話美國自己又撐不過去,所以現在他們在尋找最有利的手段。一旦形勢確定,美國會快速行動,同時後面的美國副總統(7月11日)訪問中國很有可能是拖時間,美國也不期望中國在近期快速自己主動刺破泡沫,因為中國主動刺破泡沫美國安插進來的經濟決策層的人就都完蛋了。所以最近CPI到了6.4結果周小川居然厚著臉皮說這種話(在發達國家說這種話的結果就是會被起訴,並且葬送了政治生命,同時他所在的利益集團也會遭受重創),可見現在經濟決策層也急了。

    現在主要要看美國總參謀長(8月上旬)訪華的情況,還有後面美國副總統訪華的情況,美國會對中國胡蘿蔔加大棒,假如覺得沒有機會了,就會快速收割。從中國最近的舉動看,我們強硬勢力在逼迫央行刺破泡沫,但是周小川臉皮太厚了。就像周小川原來說加不加息不是他說了算,但是現在CPI出來是6.4的時候卻出來說:中國能容忍一定程度的通脹。這個就證明了我們的經濟決策層在實際控制經濟運行而不是政治局,在經濟領域經濟決策層已經完成了資本串聯權力的模式,這10年來完全無視人民的痛苦,葬送了我國的前途,出賣了我國的利益給美國。

    2、大宗分析部分

    本周整體來說美元指數上升,道鐘斯指數和納斯達克上升,恒生指數震盪,日元加元澳元港幣震盪,英鎊小幅度貶值,原油週一到週四上漲後周五大幅度下跌,黃金上漲,農產品的小麥黃豆玉米上漲。

    近幾周美國3個月、2年和10年的國債收益率有築底回升的勢頭,但是本周3個月的收益率上升,2年和10年的收益率下降,造成長短債的收益率差縮小,這個不利於套利資金的運作(借短債然後放貸給企業長期貸款)。但是整體來說現在美國國債的收益率不高。

    最近NDF處於震盪階段,人民幣兌美元升值預期也在快速減弱。

    最近豬肉價格漲勢兇猛,食用油價格有緊跟其上的可能。

    現在國際大宗走勢的局勢關鍵點就在於中國泡沫什麼時候破裂,中國強硬勢力在逼迫經濟決策層刺破泡沫,但是經濟決策層在做殊死抵抗,因為泡沫一破裂他們就全部完蛋了。現在中國是全球的局點,而中國國內政治的博弈決定了這個局點的走向。相信中國強硬勢力會贏得這場戰爭,帶領中國走向國家富強人民富強。

    第三部分:
    本周新聞匯總(因為週一到週五的都是每天都公佈最新資訊內容分析的,所以這邊就公佈週末的內容)

    大中華區:

    1、律師申請公開三公消費資料 發改委等3部門拒絕:

    我想知道發改委拒絕的法律依據是什麼?難道是國家機密?難道發改委的人出去吃吃喝喝也是國家機密?。

    2、摩根大通下調內地及香港股市評級至減持:

    港股和A股的命運是一樣一樣的。

    3、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倫10日訪華:

    主要過來瞭解中國軍方的動向,中國的核心在於軍隊。

    4、「(台灣)旺報」社評-大陸應以美債救地方債:

    做這個評論的“很有個性”,我們購買的美債是外匯儲備,和地方債是完全兩回事,當年朱(朱鎔基)主導通過外匯儲備給銀行充當資本金本身就是違反憲法的,已經印過一遍基礎貨幣的外匯儲備結果充當銀行資本金後又會印一遍基礎貨幣,這個是違反憲法的,誰要是再這樣做,最後肯定會被人民送上斷頭臺。

    5、包括中國在內的20個工業化和新興市場國家的農業部長上周同意建立一個監控糧食儲備和生產的資料庫。美國飼料穀物協會(U.S. Grains Council)總裁湯瑪斯•多爾(Thomas Dorr)稱,中國應該通過提高糧食需求資料的準確度,以幫助全球糧食生產商提前規劃生產:

    我國切記切記不能參加這個,這樣我們國家就沒有什麼秘密了,
    切記切記!

    6、水利工作會議,未來10年國家將投入4萬億元建設水利:

    水利設施需要維修需要完善,關鍵是錢從哪邊來,如何監管的問題。另外這個不構成放水的問題,因為這個跨度比較大,平均每年在4000億人民幣。
    另外現在貨幣嚴重縮水,現在的4萬億的購買力預計只有09年時候的2.5萬億左右,和前面的4萬億1年內投入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

    7、國家統計局發佈,6月居民消費價格(CPI)同比上漲6.4%,食品價格上漲14.4%;

    工業品出廠價格(PPI)同比上漲7.1%,豬肉漲幅超過57%:呵呵,看來統計局的人一被抓,資料就馬上離“真實水準”要靠近很多了。

    8、周小川:中國能容忍一定程度的通脹:

    這人應該以叛國罪被槍斃掉。

    9、周小川:CPI環比資料更宜作為貨幣政策依據,周小川:不要對CPI同比升幅資料反應過度:

    同比是跟去年同期相比,環比的意思就是跟上個月的資料來比,
    小川同學的意思很明白了,如果資料不太和諧,他還可以“發明”以天或者小時為單位來做比較.看來小川這類人才比較適合去辛巴威做央行行長,你也不能這樣明目張膽的為了美國賣命呀?這樣你是要被送上斷頭臺的。

    10、美國若違約,中國所持國債不在優先保護之列:

    呵呵,這個就是“態度”,是“要脅”。我們要做好拿不回的準備。

    11、多隻城投債遭遇恐慌性拋售 地方債多米諾突現:

    後面這些都是爛帳。

    12、渤海灣中國式開發之痛 石油資源大量流失海外:

    中國海外去保障原油,但是中國近海的原油開採卻要和美國人分享,被他們控盤(雁注:此次渤海原油滲漏是美石油公司刻意破壞為之,是美國近期進行惡化中國海運貿易線計畫的一系列連環動作之一,同時也是作為對中國之暗示警告),我們其實可以借助這次污染事件把美國的石油公司從中國踢走,就像當年普京一樣,以環境問題廢掉和英美簽訂的不平等的合同。

    13、7月7日,美國會眾議長博納、眾議院民主黨領袖佩洛西等國會議員集體會見了達賴、美國對台售武又起波瀾,美國副總統拜登將於八月訪華,此行主要目的是向中方說明美國對台軍售的決定,包括即將宣佈提供台灣F16A/B戰機升級,價值四十六億美元。美國這個決定將挑動兩岸關係的敏感神經:

    中、美關係基本要進入轉捩點了,所以我說基辛格來華沒有獲得什麼成果就是這個道理。最近美國高層的“密集來訪”(季辛吉、副總統、參謀聯席會議主席),主要一個原因是“中俄聯盟”已經與美國形成了實質上的地緣政治戰略上的平衡和“對峙”局面.美國迫切需要“摸清”“中俄聯盟”的底線.美國現在用的是胡蘿蔔加大棒政策,接見達賴的同時又主動放低姿態向中方說明對台軍售,說明美國考慮放棄部分利益籌碼來拉攏中國的部分實權派,努力弱化“中俄聯盟”的作用,將中、俄這個聯盟對美在全球的地緣戰略和經濟戰略的影響降至最低。但是相信中國高層不會中了他們的圈套的。

    14、我國連續8個月增持日本長期債 5月購入61億美元:

    央行那幫傻冒,就知道高買低賣。

    15、銀監會:明年起將實施商業銀行杠杆率要求:

    從2009年的4萬億開始,中國的銀行業瘋狂放貸.資產負債表快速膨脹.目前總資產(不含表外資產)已經超過100萬億元.從放貸的壞賬比例和銀行的核心資本(去掉450億美元無實質意義的補充資本金)來看,中國的銀行業已經處於實際破產狀況.現在開始收縮,是為了後面不至於死的太難看.靠信貸支撐的中國經濟泡沫必將面臨崩盤的命運,這個責任是經濟決策層的人要承擔的,是我們兩任總理和央行等等機構要承擔的。

    16、民生銀行北京銀行仍在發行涉嫌違規理財產品:

    不僅僅是這兩家銀行的理財產品違規.中國的銀行業發行的“理財產品”有一半以上屬於中國版的“(金融衍生性商品)次級債”.這些“產品”的實際收益要低於美國的次債.但風險性要遠遠高於美國的次債

    17、食用油再現提價衝動 魯花領漲5%:

    食用油的行政價格控制已經維持近10個月,有相當一部分食用油生產企業為不虧本都停止了生產.再看看美國最近1年來大豆的期貨價格,就知道後面的漲價是必然的.後面我們要面臨的風險不是由成本上升帶來的漲價.而是由於供應不足引起的漲價.豬肉價格的已經為我們提前預演類似的走勢

    18、短期外債占比連續8季度攀升:

    中國短期外債的大幅攀升.一個原因是受人民幣升值和國內收緊貨幣的影響,迫使企業大量在外融資.另外一個原因是中國把積累下來的大量美元現金投入到了美國國債,歐元區國債等流動性比較差的資產上面.造成國內的外匯現金緊缺.這種嚴重失衡的配置.如果出現集中兌付的狀況,我們會面臨巨大的風險和損失

    19、中、菲發表聯合新聞稿:

    對於菲律賓這種小國來說,一邊是遠親美國,另外一邊是近鄰中國.最合適的方式是兩頭都不得罪.這樣才會有足夠的騰挪空間

    20、中糧高管批評美國農業部“大幅修正”玉米供需資料:

    中糧的鬱悶可以理解,剛剛高位吃進一大批.價格馬上被美國農業部的“資料”打下來.美國人最大的特點是對外不按規則出牌,以獲取利益為目的,對內儘量保持公平.保持和諧.
    而我們“恰恰相反”,對外“到處講”海洋法.WTO規則.對內“無視”任何法規,處處與民爭利

    21、國防部:日艦機對中方正常海空行動跟蹤監視極易致誤判:

    跟蹤監視容易導致誤判的道理大家都明白.誤判之後會形成摩擦.日本人就是為了這個目的而來的.在“合適的時間點”主動誤判.“主動製造”摩擦.這個時間點主要由美國人來“掌控”。
    其實中國也可以去製造些摩擦的,讓朝鮮去試驗幾枚中長射程的導彈就可以了。

    國外:

    1、美國國防部第一副部長宣佈辭職:

    進入6月後,美國軍方各項高層人事調整漸次展開。6月30日,任職四年半的蓋茨卸任國防部長一職,由中情局局長帕內塔接任;9月份,現任駐阿富汗聯軍司令彼得雷烏斯將出任中情局局長,而現任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倫與海軍作戰部部長拉夫黑德將會退役,分別由陸軍參謀長登蒲賽和海軍作戰部副部長格林納特接任。美國在削減軍費方面的博弈還是相當激烈的。

    2、各國央行從國際清算銀行提大量黃金創十年之最:

    還記得原來有一篇黃金拆借利率的解析的文章嗎?裏面有詳細分析黃金拆借利率和銀行拆借利率之間的關係的文章,關鍵是在於裏面的一個套利模式。(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3b235601017xqt.html )。按照這個套利模式,因為存在清算銀行的黃金利率很低,原來是因為黃金在漲,所以收益的是黃金價格的上漲,當大家發覺黃金要跌了,就會取出黃金然後拋售換取美元,投資進入收益率上升的國債市場或者其他市場。

    3、高盛將未來三個月現貨黃金價格預期從每盎司1,480美元上調至1,565美元。將未來三個月倫敦金屬交易所(LME) 銅價預期從每噸9,300美元上調至9,450美元:

    這條是前幾天的,本來不想評論的,問的人多,所以就講一下,他們的話假如聽了能夠賺錢的話,那麼這個世界就是90%的人賺10%的人的錢,你覺得可能嗎?(注:猴王的戰略眼光某方面尚有些侷限,對於黃金白銀的評估預測不盡然可信)

    4、美、日、澳9號在南海附近聯合軍演:

    我們真的打仗前從來不軍演的,就像1979年打越南一樣。

    5、美國眾議院通過巨額國防預算案 高達6490億美元:

    參議院基本不會被通過。

    6、美國6月失業率升至今年最高:

    美國的非農資料基本就是一個被操控的資料,防止最近美元指數過快上漲,非農資料就是一個戰術調節器。現在主要要看美國總參謀長訪華的情況,還有後面美國副總統訪華的情況,美國會對中國胡蘿蔔加大棒,假如覺得沒有機會了,就會快速收割。從中國最近的舉動看,我們強硬勢力在逼迫央行刺破泡沫,但是周小川臉皮太厚了。

    7、摩根大通以2.28億美元和解市政債券操縱指控:

    美國的司法大棒在不停敲打華爾街的財團(華爾街財團以猶太勢力為主,猶太勢力在這個中間的占比要高於美國本土勢力)。

    8、印媒報導稱:印、巴外長27日將就雙邊和平進程會談:

    印度目前的國內矛盾非常突出.反政府武裝在不斷壯大.而前段時間.美國在阿富汗對巴基斯坦的“(刺殺賓拉登和後續之系列恐怖攻擊)行動”也沒有受到預期效果.美、印合圍巴基斯坦的戰略失敗.目前對外的戰略對手必然是中國.為避免兩線作戰.與近鄰巴基斯坦先處好關係就顯得比較重要了.所以最近印控喀什米爾的問題也低調處理了.對於中國來說,力挺巴基斯坦.對印度形成軍事壓力.是非常有必要的

    9、俄反壟斷局要求天然氣工業公司放開管道接入、俄氣以對華供氣為條件要求400億美元預付款:

    普京開始對天然氣公司施加壓力.這個項目的進展可以算作中俄聯盟進展的標誌之一.對於中方來說,需要在戰術上和普京形成配合.以促使這個項目完成

    10、俄擬在2018年前向歐洲至中國西部交通投資800億盧布:

    美國主導的是海權.所以航母第一位.
    中、俄在歐亞大陸上重新開闢陸路通道.將對「上合組織」內部資源整合,聯通歐洲,形成以歐亞大陸為主體的經濟模式有著極大的戰略意義

    11、俄羅斯轟炸機與日本戰鬥機在太平洋進行演習、俄羅斯兩架轟炸機巡邏遭日本戰機跟蹤:

    這兩則新聞比較有趣.同一個人說的話,“被(刻意誤導)翻譯”成了兩種“截然相反”的意思.細細分辨下.就知道那家報社的記者(妓者)在“說瞎話”了.按目前的形勢.日本和俄羅斯不可能進行聯合軍事演習.
    再退一步.俄羅斯從07年就開始恢復轟炸機常規巡航了,另外2國的聯合軍演.只有幾架不對等的飛機參與.是不是很奇怪。其實後面那句應該才是真話:俄羅斯兩架轟炸機巡邏遭日本戰機跟蹤

    12、英國竊聽門發酵默多克(注:Murdoch)成全民公敵:

    竊聽是個藉口.屬於行業內的潛規則之一.默多克這次應該是觸犯了有更大來頭的利益集團.連英國首相這個超級保護傘都遮不住了。記住默多克是猶太人,屬於猶太財團裏面的一份子(注:媒體巨擘Murdoch是美國新崛起右翼新聞電視台Fox News的老闆)。

    13、「美聯儲」揮揮衣袖作別債市投資者愈感惴惴不安:

    不安的不僅僅是投資者.“美國國債”將是造成世界經濟衰退的漩渦中心.這個“黑洞”將逐漸顯露在大家面前.「美聯儲」都作別債市了,我們國家為啥還死抱著美國國債不放.更鬱悶的是,還在拼命將借來的錢去填歐債這個風險性更高的無底洞.結果是已經不言而喻

    文/猴王
    2011-7-9


  10. 2011/08/15 於 15:06 patchpieces

    美宣稱敘利亞政權喪失合法性 印度金融中心孟買開始遭美英以勢力恐怖攻擊(南亞破局動作)

    印度內政部長稱:孟買爆炸案“可能意在破壞印、巴會談”

      【新德里消息】據《印度快報》7月14日消息,印度最大城市孟買在13日晚間發生的連環爆炸案已經造成18人死亡,至少131人受傷。

      印度內政部長奇丹巴拉姆承認事先未收到有關襲擊的情報,爆炸案的背後存在各種動機,不排除是“為了破壞”本月舉行的印度-巴基斯坦會談的可能性。
      奇丹巴拉姆14日稱,印度將調查所有引發爆炸案的動機,印、巴會談將在10天后舉行,為了破壞會談而發動襲擊可能也是動機之一。

    【時事點評】請大家注意這一段文字,原文是:

      印度內政部長奇丹巴拉姆承認事先未收到有關襲擊的情報,爆炸案的背後存在各種動機,不排除是為了破壞本月舉行的印度-巴基斯坦會談的可能性。

     ● “印度政府”在恐怖襲擊後的“第二天(請注意這一點)”便表現出“冷靜”。

      上述這段文字有“三個看點”:

      第一,是“印度政府承認事先未收到有關襲擊的情報”;
      第二,儘管“印度政府”認為“爆炸案的背後存在各種動機”,但在“第一時間”裏“不排除是為了破壞本月舉行的印度-巴基斯坦會談的可能性”。

      第三,也是非常微妙的,不論是“第一”還是“第二”,都是“印度政府”在恐怖襲擊後的“第二天(請注意這一點)”正式發出的“冷靜”之聲。

      毫無疑問,所有這些應該說明了兩點:

     ● 起碼直至“14日”為止印度政府還能保持“冷靜”

      第一點,曾經因美國“圍繞拉登之死”展示“兩種特殊能力”而一度“不那麼冷靜”的印度政府,在目睹“中歐俄美”之核心利益、於“那”之“後”所展示的一系列“排列與組合(第四波)”,無不彰顯“埃及之亂”的“後續發展”仍然處於“脫稿運行(相對策動者而言)”狀態的“大背景”下,起碼直至“14日”為止,它還能保持“冷靜”。

     ● 印度政府似乎“並不認為”局勢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第二點,也是至關重要的一點,在“第一點”的基礎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印度政府“之所以”在“第二天”給出“上述態度”,在於“13日恐怖襲擊”之後的這段時間裏,印度政府“並不認為”局勢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

      換句話說,印度決策層在經過一個晚上的評估後,仍然認為:由“中歐俄美”為主、包括日本、印度、巴西等大國,以及阿盟、非盟,以色列、朝鮮、越南、土耳其、敘利亞、利比亞等“重要國家”或者“區域性組織”所參與的“第四波排列與組合”,其因“種種原因”最終形成的“最新排列與組合”並沒有因“這突如其來的三起爆炸”而發生“根本性的改變”,或者“發生根本性改變”的“可能性”不大。

     ● 我們就曾經詳細論證過這樣一個過程

      而在之前的點評中,我們就曾經詳細論證過這樣一個過程,即:自“拉登之死”後,目睹美國展示的“兩種特殊能力”,特別是在“兩種特殊能力”的威、逼、利、誘“之下,在“策應美國南亞政策”層面邁出“重要一步(印度聲稱向阿富汗提供5億美元援助,從而策應“三獨架構”)”,但又要“進一步觀察”方方面面圍繞“利比亞”這個觀察點、特別是敘利亞這個“止損點”的“排列與組合”,才肯“更進一步”的印度,在“看明白”了方方面面的“最新排列與組合”並不利於“美國南亞政策”的“趨勢”之後,再次啟動了“自孟買2008年恐怖襲擊案後就中斷的印、巴和談”。
      
    ● 這個所謂“最新的排列與組合”,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這樣幾種事情

      至於這個所謂“最新排列與組合”,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這樣幾種事情,即:

      第一,是隨著沙烏地阿拉伯高官訪英、並拋出“要麼中東(以色列鋼釘)都沒核武 要麼就核競賽”,在“是否”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的問題上,“歐美”“終於來到”了“選擇時刻”。

      第二,但我們仍然強調:這一“終於來到”,本質上雖然仍屬於“排列與組合”層面的東西,但明顯有了“一旦選擇擊穿止損點”,就可能招致“中俄”等“國際社會”的斷然反擊、從而令中東局勢、北非、甚至全球局勢一一失控的危險。

      第三,在“歐美”“終於來到”了“選擇時刻”的背後,是隨著“美國利益”借卡紮菲之“口”,正式拋出“準備襲擊歐盟民用目標”這張“牌”之後,在“利比亞之亂”且歐盟發動軍事打擊以來,與利比亞只隔一個地中海的歐盟(歐元),或者第一次感覺到恐懼,恐懼“科索沃戰爭”對歐元的“沉重打擊之惡夢”極可能重演。

      顯然,卡紮菲所說的“…….如果北約繼續襲擊、準備襲擊歐盟民用目標…..”,正是美國從“利比亞”這個“觀察點”出發,對歐盟(歐元)跨海(地中海)一擊的“可操作方案”。

      第四,急於獲得中國實質性的支持、從而在“利比亞之亂”上實現“由亂至穩”的歐盟,終於等不下去了,而在“歐盟宣佈向朝鮮提供1000萬歐元緊急食品援助”的背後,是“歐盟的東北亞政策”終於不得不扛著幾袋糧食、“主動上門”、從而終於沖著“美國利益”擺出一副“準備”從“中朝”這一側登陸朝鮮半島、並參與“東北亞經濟一體化”的“姿態”,“意”從北京這邊抓取“實質性支持”。

      顯然,就如我們之前所強調,這種實質性支援,一方面是在戰略上“支持歐盟對南歐的整合”,再一個,就是在“技術上”支撐歐元的穩定。

     ● “科索沃問題”與”利比亞問題“是兩個層次的問題

      第五,是中國外交“高級代表團”對利比亞反對派領導人訪問北京進行了“回訪”,從而彰顯“中國的利比亞政策”開始向“有利於歐盟的方向”進行微調的“姿態”。

      但是,根據觀察,在“利比亞問題”上,中國向歐盟提供“利比亞實質性支援”的條件,就是要對中國利比亞(非洲)利益進行一種“框架式地、切實保障”,不可否認的是,這種“框架式保障”,本質上講,也是一種“大國”對歐盟的“制衡框架”。

      這裏有必要說明一下:前面所說的“中國向歐盟提供‘實質性支援’的問題”,顯然是個“既包含了利比亞、但又遠遠超出利比亞”的、更高層次的問題。也就是說:在中國的歐盟政策中,更或者,在“中歐俄美”彼此之間的“排列與組合”中,“科索沃問題”與”利比亞問題“是兩個層次的問題。

     ● 美國人“喊”歐洲人“回家”,重要意圖之“一”,在於彌補“美國西太平洋安全框架”在“遏制中國”層面的、空前的“無力感”!

      第六,是美國國會領導人會見了達賴。 在此的背後,是“美國人”也瞄著“中歐”之間的戰略縫隙、抓住機會、重新撿起“北京奧運會聖火傳遞期間”被歐洲人捧得最高、搞得最歡、現已無力再玩的、旨在令“大國”可“有效制衡中國”的“三獨框架”,從而“喊”歐洲人“回家”,其重要意圖之“一”,在於企圖借歐盟、甚至俄羅斯、印度等力量,通過“三獨框架”去彌補“美國西太平洋安全框架”在“遏制中國”層面的、空前的“無力感”!

     ● 最能說明問題的,莫過於解放軍陳總長那番“看似”沒有什麼、實則“一點也不留臉面”式的“講話”

      在“美國西太平洋安全框架”所謂“空前無力感”的層面上,最能說明問題的,莫過於美軍參聯主席馬倫訪華期間,解放軍陳總長那番“看似”沒有什麼、實則“一點兒也不留臉面”式的“講話”了。
    這一點,我們稍後將結合韓國國防部長訪華一事進一步展開。

      第七,在“伊拉克總理表示反對成立新自治區”且“美國施壓伊拉克政府同意延長美軍駐伊拉克時間”的背後,是“美國利益”威脅進一步肢解伊拉克(針對中東國家)、迫使中東國家跟隨“其敘利亞政策”、特別是“伊朗政策”,
    如若不然,就準備在“中東大亂”之後,或武力干涉敘利亞、埃及國內局勢,或軍事攻擊伊朗做準備。
      
    ● 我們可以清楚地觀察到上述“代表性事件”的“後續發展”、且是“非常符合邏輯”的後續發展

      而針對上述幾件“代表事件”,在7月13日孟買再次發生恐怖襲擊事件的前後,同樣通過幾件事情,我們可以清楚地觀察到它們的“後續發展”、且是“非常符合邏輯”的後續發展:

      第一,是利比亞方向。

      7月10日,法國國防部長在接受電視媒體採訪時、稱:武力解決不了問題,並“敦促利比亞反對派與穆阿邁爾;卡紮菲領導的利比亞政府談判”。
      7月11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就中方向利比亞提供人道主義援助答記者問時表示,中方決定向利比亞人民提供價值5000萬元人民幣的人道主義援助物資;
      7月14日,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在結束據稱“內容廣泛的美、俄政策談判”後說,“兩國一致認為利比亞領導人卡紮菲來日無多”。

      但是,與此同時,俄羅斯拒絕了作為聯絡小組成員參加15日舉行的利比亞問題會議的邀請,並堅稱“有關利比亞衝突的所有決定應由聯合國作出”;

     ● “中、俄”在利比亞問題仍然保持著“明顯的戰略協調”

      這樣,在“中、俄”均已收到有關邀請的情況下,“中、俄”均不出席此次會議,從而在利比亞問題仍然保持著“明顯的戰略協調”。

      通過上面這些“後續發展”,我們不難看出,在利比亞問題上,在歐盟扛著幾包糧食、主動上門、前往朝鮮之後,“中歐俄美”的利比亞政策明顯出現這樣一種有趣的畫面,即:

      一方面,是“中歐”在一邊商量著什麼,商量的結果是“法國人承認武力解決不了問題,並敦促利比亞雙方進行談判”;

      二方面,是“俄美”也在一邊商量著什麼,商量的結果是“兩國一致認為利比亞領導人卡紮菲來日無多”;

      三方面,是“歐美”也在一邊商量著什麼(即將召開的利比亞問題會議),而從會前的氣氛來看,商量的結果應該是“共同承認利比亞反對派是唯一合法代表”。

      最後一個方面,是“中俄”也在一邊商量著什麼,商量的結果就是:均不出席此次利比亞問題會議。

     ● “歐美”一旦共同承認“利比亞反對派是唯一合法代表”才是“利比亞之亂”的邏輯發展

      在上述內容中,真正的看點是“三方面”,即“歐美”一旦將“共同承認利比亞反對派是唯一合法代表”。
      值得強調的是,這才是“利比亞之亂”的邏輯發展,顯然,在大國之間圍繞“埃及之亂”的角力進行到這一層面之後,在利比亞這個“觀察點”上,只有當“歐美”共同承認“利比亞反對派是唯一合法代表”之後,基於我們之前的觀點,我們不難明白,至此,“利比亞之亂”才算真正“入了戲”,即:
    這一“共同承認”即可發展為歐盟所期望的“由利比亞反對派為唯一合法代表之統一的利比亞”,
    也可發展為美國所期望的、可將整個非洲、直到歐亞海上運輸線全部搞亂的、“分裂為二”的利比亞,或者由“卡紮菲勢力”與“利比亞反對派”之間相互制衡、繼而始終維持亂局、同樣可以將整個非洲、直到歐亞海上運輸線全部搞亂的、沒有中央集權的“利比亞”。

     ● 美國已經徹底失去利比亞問題的“政治主導權”

      如果從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它可以說“部分實現”了“幕後策動者”策動“埃及之亂”的意圖,但是,從“中、俄”保持著“明顯的戰略協調”、卡紮菲警告對歐盟發動襲擊,
    但歐盟卻已主動扛著糧食包“奔赴”平壤、敘利亞這個“止損點”還仍未“有效擊穿”,
    而中國的利比亞政策卻已經開始“向有利於歐盟方向微調”的最新發展來看,
    通過“利比亞”這個“觀察點”得到的觀察結論就是:作為掌控“利比亞上空”軍事力量的一方,美國已經徹底失去利比亞問題的“政治主導權”,而失去“政治主導權”的後果就是:“美國的利比亞政策”也必須往歐盟方向靠一靠,從而“主動(實則被動)”地讓歐盟“拿自己一把”,令其“獲取資本”與俄羅斯、特別是中國在另一個層面上“討價還價”,這樣,不得不“以空間換時間”的美國人,就要“暫時犧牲”一下那位“在美國明裏暗中保護下、才得以生存至今”的卡紮菲了。
      
    可問題上,在“美國利比亞政策”不得不往歐盟方向靠一靠的同時,一方面是中國利比亞政策因“歐盟主動赴朝鮮”也往歐盟方向靠了一靠,
    但另一方面,也是“原本指望軍事解決”的“歐盟利比亞政策”也在往“中俄方向”靠了一靠,從而在嘴巴上頻繁掛出“…..政治解決…..聯合國主導…..”之類的“中俄主張”。
      也就是說,“美國利比亞政策”也在間接地往“中、俄方向”靠了一靠。

     ● “中、俄”於“耐心的等待”中、在分頭逼“歐美各自的利比亞政策”繼續往外掏“利益”

      如果在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非常清楚的是,在“中、俄”一邊保持著戰略協調,一邊又分頭與“歐盟、美國”去商量什麼的“背後”,在於兩層目的:

      其一,也是最直接的,是“中、俄”於“耐心的等待”中、在分頭逼“歐美各自的利比亞政策”繼續往外掏“利益”。

      其二,也是最關鍵的,是“中、俄”有意在利比亞這個“觀察點”上繼續觀察,並繼續保持一種超然的地位,顯然,“利比亞之亂”的具體進程已經證明:沒有“中或俄”的實質性配合,在“利比亞”問題上“利益根本對立”的“歐美利益”,不論是誰,都是玩不轉“利比亞之亂”的。

     ● “其一”與“其二”有點兒像個“連環套”

      顯然,只有在“其二”的層面去觀察“中、或俄”分頭與“歐、或美”去商量什麼,才能真正弄清楚“中、俄”雙方“均”決定“不出席此次利比亞問題會議”的“真實意圖”,也就是“其一”;

      同樣,只有在“其二”的基礎上去觀察,才能看明白:“其一”與“其二”有點兒像個“連環套”。

     ● 它最終會“套”住誰?特別是、套“死”誰?其“答案”其實並不在利比亞這個“觀察點”上

      值得強調的是,至於它最終會“套”住誰?特別是、套“死”誰?其“答案”其實並不在利比亞這個“觀察點”上,
    而在於科索沃(對歐盟或者美國而言)、
    在於中東(對美國而言),
    在於東北亞(對於美國而方言),
    在於中國南海(對美國而言),
    在於南亞(對中國而言),
    在於烏克蘭(對俄羅斯而言,從這一點,不難看出中國國家主席不久前訪問烏克蘭的意義之所在),
    在於敘利亞局勢是否徹底失控(對“非美勢力”而言),
    更或者在於“伊核徹底失控”(對於“歐美國家利益”與“歐美資本利益”而言)。

      下面,我們再來看看較利比亞“敏感得多的”敘利亞方向。

      第二,是敘利亞方向。

      7月12日,美國國務卿希拉蕊聲稱:敘利亞阿薩德政府已經“喪失其合法性”,並引發敘利亞政府的強烈抗議;
      7月13日,據來自歐盟的消息:鑒於敘利亞政府繼續對要求改革的民眾進行鎮壓,並鼓動巴沙爾的支持者襲擊美國和法國駐敘使館,歐盟準備對敘利亞採取更嚴厲制裁行動,採取集體行動召回駐敘大使是重要選項。
      7月13日,阿拉伯聯盟秘書長訪問敘利亞,在與敘利亞總統會晤後表示:無論是誰,都無權說某個國家的總統“失去合法性”。
      7月14日,聯合國安理會對具有爭議的敘利亞核計畫進行討論;
      7月15日,敘利亞爆發4個月來最大規模遊行;

    ● 美國何以在這個期間突然拋出這張它一直想打卻又一直未敢打的“牌”?

      顯然,在詳細討論了中、俄”雙方“均”決定“不出席此次利比亞問題會議”的“真實意圖”後,特別是理解了那是個“連環套”之後,我們也就很容易明白:美國何以在這個期間突然拋出“敘利亞阿薩德政府已經喪失合法性”這張、自“埃及之亂”以來、它就一直想打卻又一直未敢打的“牌”了?
      
    ● 在“利比亞之亂”真正“入了戲”的“檔口”,美國想將“敘利亞之亂”也“儘快入戲”

      非常清楚,在“利比亞之亂”真正“入了戲”的“檔口”,美國想將“敘利亞之亂”也“儘快入戲”,從而好“讓”急於拿到“中、俄”之“利比亞實質性支持”的歐盟在敘利亞這個“止損點”上有本錢去逼“中、俄”在利比亞問題上做出選擇。

      而站在美國決策層的角度考慮問題,那麼,只要“重獲資本”的歐盟在“逼”的“手段”能為自己所用,那麼,伺機“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也就可“絕對彌補”在利比亞問題上的損失了。

      如果在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美國與法國駐敘利亞大使在這個檔口“公開接觸”敘利亞反對派,也就不令人意外了,至於美國國務聊“直到這個檔口”才敢下“敘利亞政府已經失去合法性”的“結論”,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 “美國敘利亞政策”的“著眼點”仍然在於盡一切手段“迫使敘利亞(阿拉伯國家)與伊朗實質性拉開距離”

      顯然,“法(歐)美”對敘利亞局勢的“公開介入”,特別是美國高喊“敘利亞政府已經失去合法性”,已經令成型於“以色列襲擊土耳其救援船隊”之“處理進程”中的“國際社會(主要由“中歐俄”三方、及阿盟、伊朗、土耳其、沙特、埃及等中東地方王)”的“中東共同利益”受到空前威脅,
    因此,阿拉伯聯盟秘書長緊急訪敘、並批評“美國人的結論”,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由於“法(歐)美”對敘利亞局勢的“公開介入”損害的是包括歐盟在內的“國際社會”的“中東共同利益”,而“美國敘利亞政策”的“著眼點”仍然在於盡一切手段“迫使敘利亞(阿拉伯國家)與伊朗實質性拉開距離”,從而對伊朗進行更大限度的孤立、對其經濟進行更大限度地制裁與封鎖(實質上也是對中國經濟進行制裁與封鎖),
    因此,著眼于維護“伊核問題之中歐俄”戰略協調的至關重要性,法國(歐盟)也非常狡猾地“將”好不容易“才敢”喊出“敘利亞政府失去合法性”、從而在敘利亞問題上“已沒了迴旋餘地(當然,如果美國人自打耳光則是另一回事了)的美國人給“賣”了。

     ● 樹無皮必死無疑,人無臉則天下無敵!

      在美國日後“能否迴旋”的問題,我們認為,真到了那一步,其實它還是自可迴旋、自找臺階,就像它在中國南海問題、中美共管西太平洋問題上上所“自打耳光”一般。
    還如它先腳宣佈中止對巴基斯坦援助、而在巴基斯坦威脅要撤回巴阿邊境的軍事力量、從而暗示“不再管美國後勤補給線的安全”之後,急忙又恢復援助,只是為了臉面,說什麼是“恢復非軍事領域援助”!

      因此,在敘利亞問題上,日後美國如真若如此,也不過是與“上述案例”一道,反復應驗、並強化了一句流行語:樹無皮必死無疑,人無臉則天下無敵!

      不過,我們想強調的是,就“樹無皮必死無疑,人無臉則天下無敵!”而言,我們倒無意突出其“貶義”的意思,反而想通過上述這段內容強調一點,即:目前的一切,特別是美國在某些戰略方向的“巨大反復”,不過是“方方面面”眼下都在基於各自的利益、進行種種“排列與組合”的“某種必然”而已!

      因此,如果我們推而廣之,如果“中國態度”在諸如“利比亞”這個“觀察點”的某個問題上,特別是,在中國居於靈活地位的、比如涉及“中歐美”之間的經濟、特別是金融角力的層面上,也有些反復,也將是出於“排列與組合”的“某種必然”。

      另外,請大家注意一個細節,即:在“公開介入”之後,法國日前指責“中俄”,並稱:安理會有關涉敘利亞決議遭到中國、俄羅斯等的阻撓;

     ● 制裁哪個國家的經濟、是法國(歐盟)的“內政問題”、又何必在意“中俄”的“阻擾”?

      在敘利亞問題上,我們曾經說過:由於歐盟與敘利亞之間的經濟聯繫、歐盟一旦決定配合美國、從而對敘利亞進行“實質性經濟制裁”,則對敘利亞經濟、特別是社會的衝擊將非常巨大,接下來必然是“止損點”被“有效擊穿(敘利亞巴薩爾政府倒臺)”,
    而這勢必導致“國際社會”的強硬反擊,伊核之中歐俄戰略協調可能就此瓦解,其結果是中東全面破局,甚至是“最暴力破局”,中東必然大亂,
    因此,我們不難看出“法國指責”的微妙之所在,即:如果法國(歐盟)果真有心與美國一道“壓”敘利亞與伊朗拉開距離、從而更加嚴厲制裁伊朗(實際上是制裁中國經濟),那麼,它根本就不需要聯合國通過、同意什麼,它自己決定就可以做,因為,制裁哪個國家的經濟、是法國(歐盟)的“內政問題”、又何必在意“中、俄”的“阻擾”?
      
    ● 法國(歐盟)在意的不是“中俄”的“阻擾”、而是自己的利益是否受損

      毫無疑問,在敘利亞問題上,法國(歐盟)在意的不是“中俄”的“阻擾”、而是“中俄”的“臉色”,但說白了,它在意的還是自己的利益是否受損。

      顯然,在這個時候,“威脅要制裁敘利亞”才是歐盟爭取更多利益的手段,“真正去制裁敘利亞”損害的是歐盟自己的利益,因此,在“法國指責”的背後,是在利比亞問題上拿到“美國妥協”的法國(歐盟),順勢將球一腳踢給了美國人腳下:
    就目前而言(利比亞還未實現歐盟想想的‘由亂至穩’呢),基於那個“連環套”的“遊戲技巧”,在利比亞問題上,如果美國人不能再多做一點兒,那麼,在敘利亞問題,我能做的也就這麼多(公開接觸敘利亞反對派),至於其他的,嗯!都怪“中俄”在聯合國的“阻擾”。

     ● 到今天為止,法國(歐盟)的敘利亞政策其實是如此地令人“似曾相識”

      顯然,到今天為止,法國(歐盟)的敘利亞政策其實是如此地令人“似曾相識”:對敘利亞反對派,我是“與之公開對話”的,一如中國“公開接觸利比亞反對派“,;但是,在敘利亞政府是否合法的問題,我可沒說!也一如中國對卡紮菲政府的合法性“從不評說”;

      至於“敘利亞政府不合法”的話,那可是美國人你自己說的,“美國敘利亞政策”反而一如法國(歐盟)在利比亞問題上曾經做過的事(率先定性卡紮菲政權不合法)。

     ● 法國“師法”北京,在“依利比亞這只葫蘆、畫敘利亞這只瓢”!

      不難看出,對比中國今天在利比亞問題上的“靈活與主動”,就很容易明白法國(歐盟)的敘利亞政策,其實是在“師法”北京,在“依利比亞這只葫蘆、畫敘利亞這只瓢”!

      而對比原本想軍事解決利比亞問題的法國(歐盟)、最終在利比亞問題的被動,也就不難想像,只要美國人無法獨力軍事解決敘利亞問題、那麼,只要它敢“獨自”發力“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它面對的必然是歐盟在利比亞問題上所遭遇的局面,即:在中東利益上,甚至全球利益上,為“其他大國”所“群毆”。

    ● 一旦“有效擊穿”之,如果美國又控制不了局面,那一定會是“板磚齊飛”

      如果從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我們就不難強烈地感受到,圍繞“止損點”,“國際社會”、包括那個“有紅杏出牆的危險”,但還“未敢紅杏出牆”的歐盟,都在一邊死盯著華盛頓,一邊手拿板磚,看看它敢不敢獨自“有效擊穿”之!一旦“有效擊穿”之,如果美國又控制不了局面,那一定會是“板磚齊飛”。

      從目前的局勢來看,特別是,從美國在敘利亞問題上的“小心翼翼”來看,特別是,從法國(歐盟)在敘利亞問題上“師法”北京的戰略態度來看,華盛頓雖有“一舉擊穿”之“心”,但出於對中東全面失控之不可預測後果(歐盟隨時可能出賣美國、並借機徹底解決科索沃問題、實現利比亞之亂的“一躍而起”),也恐“未有一舉擊穿之“膽”。

      因此,隨著敘利亞局勢慢慢惡化(7月15日,敘利亞爆發4個月來最大規模遊行,這一趨勢已開始威脅敘利亞政權的穩定),國際社會的“第一步反擊”,很可能是“國際救援船”“又要起航”的消息,至於“強行打通”進出加沙的第三通道、特別是“中東最暴力破局”,則始終是強硬反擊的“第一、第二待選項”!
      而就如我們之前所說,強行打通”進出加沙的第三通道的選擇項,本質上,也是以“中東最暴力破局”為支撐的。

    ● “歐、美”發出“複製”信號

      如果我們從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在“7月14日,聯合國安理會對具有爭議的敘利亞核計畫進行討論”的背後,一方面,是“歐美”發出“複製”信號,即針對敘利亞,以“因伊核而制裁伊朗”的案例為藍本,“複製”一份“聯合國制裁敘利亞的進程與架構”;

     ● 另一份用途(中東核擴散)的“敘利亞核問題”、恐怕也在慢慢浮出水面

      另一方面,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那就是,站在“國際社會”的角度,對比沙烏地阿拉伯所拋出的“….要麼都沒有、要麼都有核武器”的“理念”,特別是,基於中東國家在“敘利亞之亂”的問題上與“美國利益”完全對立的事實,我們認為,另一個版本的、或者另一份用途(中東核擴散)的“敘利亞核問題”、恐怕也在慢慢浮出水面。

      這恐怕是“意見高度不合的”聯合國,能在7月14日“順利進行”“具有爭議的敘利亞核計畫討論會”的原因。
      
     ●  “方方面面”都在“即大膽、又小心”地、在全球範圍內、“排列與組合”著“自己的核心利益”

      通過上述內容,我們想指出的是,通過利比亞這個“觀察點”,圍繞“大國”各自利比亞政策的細微調整,結合敘利亞這個“止損點”在“7月13日孟買恐怖襲擊”前後所發生的事情,以及中、美之間罕見地“在軍事層面上進行公開交鋒”,顯然,“方方面面”都在“即大膽、又小心”地、一會兒在這個方向“示強”、一會兒在另一個方向“示弱”地、在全球範圍內、“排列與組合”著“自己的核心利益”。

     ● 其他戰略方向也出現類似的微妙變化

      而在“歐盟”於“志在必得的”利比亞問題上,在嘴巴上開始頻繁掛出“…..政治解決…..聯合國主導…..”之類的“中俄主張”、且在敘利亞問題上“悍然”地“依葫蘆畫瓢”之後,“中東其他方向”、及全球其他戰略方向、自然也會出現類似的微妙變化。

      下面,我們就簡單羅列一些重要新聞事件,供大家思考。

      第三,是中東其他方向。

      7月12日,中國外交部宣佈,伊拉克總理馬利基將於7月17日訪華。
      7月12日,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主席阿巴斯對中東問題有關四方(聯合國、歐盟、美國和俄羅斯)未能就恢復巴以和談達成一致表示失望,並稱若恢復和談無望,巴方將堅持9月前往聯合國要求承認巴勒斯坦國。
      7月13日,以色列戰機轟炸了加沙地帶2處地點,導致至少1人受傷;
      7月13日,據媒體報導,庫爾德工人黨武裝分子在土耳其東南部伏擊政府軍一支巡邏隊,雙方爆發激烈戰鬥,總共造成20人死亡,7人受傷。
      7月13日,俄羅斯提出以“循序漸進”的策略,讓伊朗逐步處理核專案問題,並相應逐漸放鬆對該國的制裁。
      7月13日,伊朗國際原油交易所的落成典禮7月13日在德黑蘭舉行。而在落成典禮上說,伊朗做了兩點聲明:

      其一,伊朗國際原油交易所的成立掀開了伊朗石油工業的新篇章,不僅將為伊朗的原油和石油產品提供一個新的交易平臺,而且將為外國資本帶來更多、更豐富的投資機遇。
      其二,該交易所的成立為原油定價的國際化提供了又一個平臺,有利於吸引更多石油輸出國參與國際原油定價,並使更多私營企業參與伊朗石油和天然氣項目的投資與開發。

      7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賀國強抵達伊斯法罕,開始對伊朗進行正式友好訪問。

      7月15日,約旦首都安曼發生反政府示威者與政府支持者和員警間的暴力衝突,造成17名員警和數名記者受傷。

     ● 如果沒有“中、俄”的“堅定支援”,“伊朗國際原油交易所”是不可能落成的

      對上述動態,我們想強調的是:
      其一,如果沒有“中俄”的“堅定支持”,這個旨在“為原油定價的國際化提供了又一個平臺,有利於吸引更多石油輸出國參與國際原油定價”的“伊朗國際原油交易所”是不可能落成的;

     ● 沒有“歐洲利益”的默認,“伊朗國際原油交易所”帶來的將是“更加嚴厲的經濟、特別是金融制裁”

      其二,如果沒有“歐洲利益”的默認,那麼,“伊朗國際原油交易所”帶來的不會是“更多私營企業參與伊朗石油和天然氣專案的投資與開發”,而是更加嚴厲的經濟、特別是金融制裁;

      其三,而在“中俄的堅定支持”及“歐盟默認”的背後,恰恰是中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賀國強對“歐洲”與“伊朗”的“穿梭訪問”,與俄羅斯提出以“循序漸進”的策略,讓伊朗逐步處理核專案問題,並相應逐漸放鬆對該國的制裁。

     ● “國際社會(包括歐盟)”已經在開始展示應對“止損點”被“有效擊穿”的“預案”了

      至於“伊拉克總理馬利基將於7月17日訪華”與“巴方對中東四方失望,且將堅持9月前往聯合國要求承認巴勒斯坦國”,則意味著“國際社會(包括歐盟)”已經在開始展示應對“止損點”被“有效擊穿”的“預案”了,即:將各方的利益“一鍋燴”,看看它到底能“煮”出個“什麼味道”來!當然,如果“有人”還在那兒幻想“那時還能控制局面”、且“又不肯實質性讓步”,那就等著品嘗“最後的大餐”–“最暴力中東破局”好了!
      
    ● 法國前腳宣佈撤出部分軍隊、後腳就遭遇襲擊

      第四,阿富汗方向與南亞方向;

      7月12日,法國總統薩科齊突訪阿富汗,並提出“四分之一法國駐阿部隊將于明年撤離”。
      7月13日,法國總統府13日發表公告宣佈,5名法國軍人當天在阿富汗東部卡皮薩省遭“人彈”攻擊喪生,同時還有4名法國軍人受傷。
      7月12日,巴基斯坦國防部長穆赫塔當天在接受該國媒體採訪時表示,巴基斯坦將從巴基斯坦與阿富汗接壤的邊境地區撤回巴國士兵。
      7月13日,印度孟買發生三起恐怖爆炸,死傷多人;
      7月14日,印度內政部長稱:印度將調查所有引發爆炸案的動機,印巴會談將在10天后舉行,為了破壞會談而發動襲擊可能也是動機之一。
      7月15日,印度表示:印度不會因為剛剛發生的孟買爆炸案而影響同巴基斯坦的和談。

      顯然,法國(歐盟)在敘利亞問題上“有樣學樣”的同時,在阿富汗(其實就是南亞)方向也擺出了“至少目前…..不想實質性參與…..南亞方向…..”的姿態。

      眾所周知,阿富汗塔利班的政策是“鼓勵北約成員國從阿富汗撤軍”的,因此,在“法國前腳宣佈撤出部分軍隊”而後腳就遭襲擊的背後,自然是“不希望法國撤軍”的(美國中情局/以色列情報局)勢力所為。
      這也算是“不希望法國撤軍”的(美國中情局/以色列情報局)勢力對“歐盟在南亞方向仍然不提供實質性配合”的一個警告。

     ● 印度孟買再次遭遇恐怖襲擊早已經是個“大概率的問題”

      因為,在這個問題上,除了“南亞破局”的“三種方式”之外,“美國利益”明顯又拋出了一種合作方式,也就是構建遏制中國的“三獨架構”,從達賴赴美、美國放風“奧巴馬或偶見達賴”,再到達賴聲稱“其轉世靈童或出現在俄羅斯的某個地方”,已經不難看出,美國人拼湊“三獨架構”的問題上,已經到了“饑不擇食(指望用這種方式將俄羅斯也儘快牽扯進來,從而讓俄羅斯在中國面前‘吃重’、期待俄羅斯也就此去擠壓中國的戰略利益)”的地步了。

      在這種背景下,在我們的私下討論中,印度孟買再次遭遇恐怖襲擊早已經是個“大概率的問題”了。

      事實上,當我們在“7月13日印度果然遇襲”的基礎上,再去觀察7月15日敘利亞出現的大規模反政府遊行,去觀察法國(歐盟)“公開與敘利亞反對派接觸”,也就不難看出,因“中國利比亞政策”向“有利於歐盟的方向”微調之後,在美國也不得不讓歐盟在利比亞問題上“拿一把”的情況下,法國(歐盟)顯然也想在南亞問題上“複製”其在利比亞問題上的“獲利過程”,即:利用美國人“喊”自己“回家(三獨框架)”從而令中國在“自己的重中之重”方向承受壓力之機,利用美國人需要自己聯手施壓敘利亞(實質性經濟制裁敘利亞、或者推翻敘利亞政府),從而“更加嚴厲”制裁伊朗(實際上是制裁中國)、繼而令中國在經濟、特別是金融上承受壓力之機,法國(歐盟)顯然想就此壓“已經向有利於歐盟方向微調”的“中國利比亞政策”、最好是“中國科索沃政策”向歐盟提供“實質性配合”。

     ● 印度金融中心孟買於7月13日再次被恐怖襲擊之後,中國最應該做的就是兩件事

      從上面的討論不難看出,在印度金融中心孟買於7月13日再次被恐怖襲擊之後,一旦印度政府不能保持冷靜,從而導致“印巴關係”的再次緊張,甚至因“襲擊者的身份”問題引發軍事衝突,那麼,如果中國政府不能用有效的手段,繼續將大國間的戰略交易平臺繼續滯留在“中東和平問題”上,更或者乾脆進一步推送到“科索沃問題”上,
    那麼,目前這個令“中歐俄”均可“與美國一切重大問題都在中東談”的“大國間主要戰略交易平臺”,就有可能被美國人推回至南亞方向,甚至固化在喀什米爾問題上、並以“喀什米爾問題”為具體平臺、以“三獨”為具體框架、以北約為中心,以美日、美韓、美澳軍事同盟為補充、以“南海國家”為策應,構建一個旨在全面遏制中國、直至瓦解、並控制中國的戰略包圍圈。

      因此,在印度金融中心孟買於7月13日再次被恐怖襲擊之後,中國最應該做的就是兩件事:

      其一,用“一切手段”敦促印度政府“務必保持冷靜”,從而令印度決策層確信,這裏面“沒有”“印度利益”的漁利空間,因為,灰個時間點,搞這種恐怖襲擊的意圖,一個,就是要將印度、巴基斯坦、甚至中國推進軍事衝突、甚至少在南亞製造對立,從而為美國“明修棧道式(政治與軍事層面)、或暗渡陳倉式(經濟特別是金融層面)”進行“南亞破局”製造機會;
      
     ● 印度迅速提出“要與伊朗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值得我們去密切關注

      二個,就是準備對印度發起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從而以“第三種方式”進行南亞破局;

      而印度應對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的最好方式,恰恰是與中國、巴基斯坦一道全力穩定南亞局勢,並以參與“歐亞大陸經濟整合”的誠意,與中國、俄羅斯、伊朗等周邊“南方經濟”一道去分化“歐美利益”、激化“三邊撕裂”,從而令“美國資本”不敢單獨發動經濟、金融攻擊。

      如果在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印度迅速提出“要與伊朗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也就值得我們去密切關注了。

     ● 儘管這種設想很毒,但“算盤”從來不是“一方”就可輕易撥動的

      其二,用“一切手段”警告歐盟利益、特別是美國利益,嚴重警告歐洲資本利益、特別是美國資本利益:

      首先是,不要戰略誤判,南亞局勢失控或意味著戰爭,但戰爭一旦發動起來,就會沒有邊界,因此,儘管這種設想很毒,但“算盤”從來不是“一方”就可輕易撥動的。不然的話,在孟買08年遭受襲擊那次,南亞就已經亂了。

      印度不也在第一時間表示“印度不會因為剛剛發生的孟買爆炸案而影響同巴基斯坦的和談”嗎?

      顯然、印度領導層還是“洞悉究裏”的,因此,這種小把戲在08年就沒有得逞。而在時間已經過去近三年之後,在“中段反導、殲20、北斗導航基本夠用”面前,這種把戲恐怕更難得逞!

      這個道理很簡,因為印度決策者也已知道,與08年那次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完全沒有能力去打一場“南亞戰爭”!

      因此,在全球局勢更加危險的今天,在印度稍有不慎就會有可能“亡國”的今天,它甚至已沒有本錢去“玩08年式的悲情”了。

      其次是,即便印度政府無法保持冷靜,從而與巴基斯坦爆發喀什米爾戰爭,在中國被迫捲入“可能的印巴戰爭”之前,一定會用一切手段首先在中東破局,顯然,勢必打破“西方資本主導的世界政治、經濟、特別是金融即有秩序”的“中東最暴力破局”、就是一種理想選擇。

      也就是說,在“印度金融中心孟買7月13日恐怖襲擊”的“後續發展”中,由於“中東最暴力破局”極可能導致全球連鎖反應(全球性核擴散),因此,一旦局勢如此發展,這裏面其實也沒有“西方資本利益”的漁利空間。

      第五,中國南海方向。

      7月10日,據報導,越南警方強行驅散一起就南海緊張局勢抗議中國的遊行活動,並逮捕了至少10人,包括一名為日本媒體服務的攝像師。

      7月13日,日本共同社報導稱:將于19日在印尼舉行的東盟外長會議的聯合聲明,將著力於“展現東盟的團結”,並“期待在11月召開的東盟首腦會議前,與中國制定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行動準則”。

      7月15日,美國海軍第七艦隊的三艘軍艦抵達越南峴港,準備進行為期七天的美越南海聯合軍事訓練;

      對此,我們的觀點就是:

     ● 如果越南領導人還明智,他們就應該知道自己最需要做什麼

      其一,在越南特使訪華、主動與中國進行溝通之後,越南警方10日強行驅散一起就南海緊張局勢抗議中國的遊行活動,只是一個“公開的姿態”,而在“將於19日在印尼舉行的東盟外長會議”的“聯合聲明”的問題上,如果越南領導人還明智的話,那麼,他們就應該知道自己最需要做什麼,即:不要讓任何令“中國南海示強”的“不高興”的內容寫進“聯合聲明”,否則,這種“聯合聲明”宣佈之日,就是中國強行啟動“中越雙邊南海問題解決方案”之時,
    如不服?在“佈置妥當(請大家注意這一前提條件)”之後,那就打!

      其二,在中國軍方高層當著美國軍方高層、公開承認“中國正在試驗可攻擊航母的東風21D中程彈道導彈”,這就是個“明確態度”,而期間發射的一連串的、旨在完善全球監控、定位美國海面軍事目標的“高、精、尖軍事衛星”、其意義在於“東風21D試驗完成並開始實戰部署”,其實就是在公開宣示:在靠近中國大陸的、至少2500公里的海面上(當然包括中國南海),在關鍵時刻,沒有誰有能力阻擋中國的戰略決心。
    不信?那就試試!
      
    因此,在“美國海軍第七艦隊的三艘軍艦抵達越南峴港,準備進行為期七天的美越南海聯合軍事訓練”的問題上,如果美國決策者還明智的話,那麼:

      首先,他們也應該知道自己哪些事情不能做,比如:不能公開為越南“月臺”,為越南的安全“背書”,否則,在“佈置妥當(請大家注意這一前提條件)”之後,中國就會強行啟動“中越雙邊南海問題解決方案”,並一定會當著美國人的面,讓越南成為“美國軍事承諾”下的“第二個格魯吉亞”。

      其次,他們也應該知道自己哪些事情應該做、且必須努力去做,
    比如,勸說“與美國有軍事條約在身”的所謂美國軍事盟友(菲律賓、韓國、日本),在“美國沒有部署妥當”的情況下,不要過分挑釁“中國的核心利益”,否則,中國就可能“伺機”“軍事打擊”美國軍事盟友、特別是韓國,從而讓“美國牌保護傘”在西太平洋淪為“合同違約”的“代名詞”。

      如果在這個層面上去觀察中國國防部一邊搶先公佈“中國軍機巡航釣魚島上空”,一邊公開警告日本軍方“不要距離太近、以免誤判”,而曾經不可一世的“美日軍事同盟”卻一點兒“強硬的態度”都不見,也就不難明白,中國的警告是“認真的”的。

      值得強調的是,上面多處強調的“中國佈置妥當之後”,其實就是指“中國率先在中東破局提升破局速度(這將是美國實質性介入南海問題必須付出的戰略代價,基於此,這也是美國如果明智、它就應該懂得為自己的利益而約束它的盟友的原因)”、甚至推進“中東最暴力破局”。

     ● 美國人是要中東、還是要韓國?

      第六,東北亞方向。

      7月12日,法國外交部證實,法國在朝鮮首都平壤設立一個合作辦事處,主要從事語言和文化方面的交流。

      7月14日,俄羅斯海軍太平洋艦隊消息人士指出,今年八月的最後一個周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編隊將到訪俄符拉迪沃斯托克軍港,中俄海軍編隊將在日本海聯合軍演。

      7月15日,剛剛結束中國之行的美軍聯席參謀長馬倫、在韓國發出如下警告:
      其一,朝鮮可能對韓國發起軍事挑釁;
      其二,朝鮮對韓國的進一步挑釁,將受到美韓同盟的強烈反擊。

      對此,我們的看法是,馬倫所說的“朝鮮可能對韓國發起軍事挑釁”、是“敏銳”的、我們也認為,的確如此。

      而他所說的“朝鮮對韓國的進一步挑釁,將受到美韓同盟的強烈反擊”是“值得懷疑”的。因為問題是,誰做出反擊?是美國、還是韓國?

      如果是美國,我們的問題是,美國人是要中東、還是要韓國?
    前面說了,上面多處強調的“中國佈置妥當之後”,其實就是指“中國率先在中東推升破局的速度”、甚至推進“中東最暴力破局”。

      坦率地講,如果不是“伊核六方會談框架”對伊朗的“有效約束”,中東恐怕“早已最暴力破局”了。

     ● 我們提供一種“特殊局面”,供韓國決策者去提前思考

      如果是韓國,我們的問題是,韓國經濟經得起打一仗嗎?一方面,朝鮮可是有核武器的,這已經註定了韓國打不贏,最多是打平;二方面,中朝可是有友好互助條約在身的。

      因此,在這裏,我們提供一種“特殊局面”供韓國決策者去提前思考:一旦朝鮮邀請、且“中國人民志願軍”也再次接受邀請進駐朝鮮,並“迅速接管”朝鮮的主要城市、交通要道、重要工廠、核心設施,而人數占絕對優勢、且“沒有後顧之憂”、還手握核武器的朝鮮軍隊只管與韓軍“打常規野戰”,那麼,沒有縱深、且物資主要靠海運的韓國人、或者美韓同盟,又準備如何去打這一仗呢?能拖多久呢?

      或者正因如此,陳總長在會見來訪的韓國防長時,向“身為美國棋子、並極可能成為美國全球利益炮灰”的韓國(韓國防長)直言了一句:
    韓國應該能感受美國的霸權!

     ● “大國”彼此間將“攤牌”的“可能方式”進行了一次“口頭彩排”

      通過上面的討論,我們想說明的問題就是:就目前而言,在利比亞、敘利亞、巴以問題、伊核問題、科索沃、南亞、中國南海,東北亞等諸多問題上,表面上看,“中歐俄美”、包括印度、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等、似乎都“面臨”著選擇,
    但實際上,“這種面臨”仍然是“排列與組合”層面的東西,如果再精確一點,“這種面臨”不過是“大國”彼此間將“攤牌”的“可能方式”進行了一次“口頭彩排”,顯然,在這次“口頭彩排”中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中國對“南海核心利益”是志在必得!
      
    ● 美國如想“強推QE3”將冒巨大風險

      顯然,這次“口頭彩排”與美國經濟“急需推QE3”緊密相關,而在美國不打算退出中國南海的情況下,美國如想“強推QE3”將冒巨大風險,除了“金融風險”之外,在政治上的風險尤其之大,即:
      第一,這意味著“美國國家利益”將無法、或者已沒有時間完成狙擊“歐盟全面整合(特別是統一的外交權與財政權)”的任務;

      第二,這意味著“美國資本”最終可能願意“歸入”歐洲資本;

      第三,在“第二”的基礎上,如果“目前仍由美國資本代言的西方資本”最終不能攻擊中國(南方經濟)並得手(控制南方經濟命脈)的話,那麼,“挾”QE1/QE2/QE3之巨大利潤的“美國資本”,最終將攜帶美國的人才、技術最終流向歐盟,

      也正因如此,在“口頭彩排”中,也夾雜了“美國利益”對“歐洲利益”的金融攻擊,即:動用三大評級公司、對歐盟的希臘、義大利、西班牙、愛爾蘭等的“主權信用”進行“狂轟濫炸”。

     ● “歐、美資本利益”之間“暗中默契”的一面

      值得強調的是,在這種攻擊中,人們只是注意到“美國國家利益對歐盟國家利益施展攻擊”的一面,卻沒有注意到“歐、美資本利益”之間“暗中默契”的一面,即:

      第一,在“歐盟國家利益”要求停止美國評級公司對需要救援的歐盟成員國進行評級的背景下,美國評級公司卻突然將希臘主權信用連降4級,
    這說明,有別於美國資本、但卻從屬於西方資本的“歐洲資本”仍然無意拋棄自己的“西方資本屬性”、仍然無意放下“必須由西方資本主導世界”的迷夢;
    這還說明,美國評級公司即屬於美國資本、但更屬於西方資本;

      第二,在“第一”的現實下,說明“西方資本”中的歐洲資本與美國資本一樣,仍然沒有在“歐、美”之間選擇自己的最終流向,從而依舊運行在各自所依附的“國家平臺”上(分別是美國與歐盟),繼而繼續等待機會以最終選擇流向。

      在“歐、美資本”仍未最終選擇流向的情況下,類似近段的這種“口頭彩排”還會持續一段時間,直到美國強推“QE-3甚至QE-N”之後,
    “或”歐盟正式採用“中國公司的評級報告”而“無視”美國公司的評級報告、
    “或”目前“仍由美國資本代言的西方資本”正式對印度、巴西、特別是中國等南方經濟發起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為止。

      顯然,基於前面的觀點,一旦攻擊失敗,“挾”QE1/QE2/QE3…./QE-N之巨大利潤的“美國資本”,最終將攜帶美國的人才、技術流向歐盟。

      不難看出,如果“事實上已經破產”的“美國國家利益”想避免這一“遭拋棄”的悲慘結局,其唯一的希望,如果具體到“可操作層面”上,那就是以“不可逆轉的實際行動”、“承認”中國南海是中國的核心利益,儘管這一“承認”的確有個必將令美國極其痛苦的“錦州效應”。
    相較之下,那種指望通過警告“美國資本喉舌”,去強行調和“美國國家與美國資本利益之間很難調和的矛盾”的手段,根本就解決不了問題!

      如果站在“美國國家利益”的角度,那麼,“最可能”解決問題的,就是美國要兌現其“中美共管西太平洋”的“提議”,以效法十九世紀,英鎊與美元隔著大西洋、在英鎊仍然可長時間維持生命、英國國家利益從而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之狀態下,慢慢交權(在今天,則是默認人民幣的國際化、令人民幣國際化這只“陀螺”順利起旋)。

      事實上,這個問題上美國人就是不願意又如何?
    伊朗原油期貨交易所都成立了,中國原油期貨交易所還會遠嗎?

    《東方時事解讀》20110715


  11. 2011/09/09 於 12:55 patchpieces

    美韓栽贓謊言終於掩蓋不住了-南韓自承揭秘“(自導自演自殘苦肉計)天安號事件”乃是由美國邀請以色列潛艇所泡製擊沉 

    美國邀請以色列潛艇擊沉 “天安”號

    2011年8月29日 中安線上-新安晚報
    http://roll.sohu.com/20110829/n317661774.shtml

      2010年3月26日晚8時22分許,韓國“天安”號警戒艦在正常巡邏至白翎島以南水域(這裏有朝韓經常發生衝突的“北方限界線”)時遭襲擊沉沒。根據兩個月後韓國聯合調查團發佈的最終結果,認定攻擊源來自秘密滲透到韓國水域的朝鮮鮭魚級潛艇,韓國因此中斷與朝鮮的一切交流。

      韓國海軍反潛警戒艦“天安”號沉沒事件過去一年後,韓國《統一新聞》最新爆料稱,這起悲劇的“主犯”其實是美國,而造成“天安”號爆炸沉沒的正是被美軍秘密邀請來參加美韓演習的以色列潛艇。

    神秘魚雷 來自何方的神聖

      韓國聯合調查團發佈的這份調查結論存在諸多疑點,韓國國防部又一直遮遮掩掩,對民眾的質疑不予解釋。韓國民主黨議員朴英善指出,根據韓國聯合參謀本部的作戰序列,屬於韓國海軍第二艦隊的“天安”號平時是不准進入白翎島以南水域的,因為那裏平均水深為6.4米,不適合中型以上艦艇航行,它為什麼偏要進入限制水域呢?而按照韓國國防部的說法,“天安”號在事發前與駐平澤的第二艦隊司令部保持聯繫,且韓國海軍戰術資料系統(KNTDS)能即時掌控所有艦艇方位,換句話說,要麼是“天安”號艦長怠忽職守,不按上級指令誤入限制水域,要麼是上級特地安排它到這片水域執行秘密任務。可是,韓國國防部拒絕做出進一步解釋。

      事實上,“天安”號的用途正是依託雷達聲呐探測並攻擊朝鮮海軍潛艇、人操魚雷等水下目標,朝鮮潛艇若接近“天安”號,理論上早就該被發現了,況且當時“天安”號正呆在美韓“關鍵決心•禿鷲”聯合軍演的反潛演練水域,要說神經繃緊的韓國反潛艦沒發現滲透來的朝鮮潛艇明顯說不過去。但從韓國國防部公佈的一系列分析資料來看,似乎證明“天安”號確遭潛艇魚雷攻擊,那麼神秘的魚雷到底來自何方呢?

    水下來客 不能公開的秘密

      作為《統一新聞》的資深軍事分析師,韓國統一研究所所長韓浩錫經過細緻調查,發表了自己的調查結論,或許能撥開人們心裏的疑雲。韓浩錫發現,在去年的“關鍵決心•禿鷲”演習中,美韓舉行規模龐大的聯合反潛訓練,美國海軍破例允許自己的“哥倫比亞”號核潛艇參加其中的“潛艇反潛”專案,為了給美國“稀客”尋找合適的對抗目標,韓國特意派遣“崔茂宣”號潛艇扮演朝軍潛艇,但僅有一艘潛艇對抗不符合美軍實戰化演練要求,經過研究,美國私下邀請以色列派出一艘海豚級潛艇參演,但它參演的資訊沒有公開。至於“天安”號,也是確定參演的艦艇之一,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才讓其貿然進入平時受限制的水域。

      2010年3月26日,以色列潛艇根據演練預案潛航至白翎島以南海域,因不熟悉朝鮮半島周邊海域,當晚8時許,該潛艇撞到白翎島以南蓮蓬岩附近的暗礁,艇底出現大洞。以色列潛艇只得上浮,並向參演美軍發出求救信號,沒想到它在上浮過程中發生爆炸,並從韓軍KNTDS系統顯示幕上消失。恰在此時,“天安”號正在追蹤假扮的“朝鮮潛艇”(此刻“天安”號艦員尚不清楚以色列潛艇的身份),艦員顯然通過雷達發現假想目標已浮出水面,可能“出了什麼事”,按照慣例,“天安”號要湊上去瞭解情況,並向第二艦隊司令部緊急報告。緊接著,韓國第二艦隊司令部也接到美軍的救援申請,一方面聯絡仁川海警署出動救援,一方面下令“天安”號中止演練回港,因為它自身沒有施救能力。8時15分許,奉命施救的韓國海軍第二艦隊高速艇和仁川海警艇急速趕往事發海域。7分鐘後,“天安”號突然發生爆炸。韓浩錫指出,如果“天安”號確定被魚雷擊沉的話,那應該是以色列潛艇在爆炸後散落的魚雷所致,因為以軍潛艇從來都是保持全副武裝狀態,隨艇攜帶14枚待發魚雷。

      韓國地質研究院也在3月26日晚監測到兩次因巨大爆炸引發的地震波,第一次爆炸就發生在當晚8時許,第二次爆炸發生在20分鐘後,這一結論完全證明在“天安”號沉沒前確曾發生過一次爆炸。韓浩錫認為,從韓國國防部遲遲不敢公開的“天安”號與第二艦隊司令部的通話記錄和倖存者證言來看,應該就是為了掩蓋發生于“天安”號沉沒前的以色列潛艇失事事件。對美韓而言,以色列潛艇失事絕對是不能公開的事情。

    美軍救援 醉翁之意不在酒

      更大的秘密還在後面。受韓國“天安”號警戒艦沉沒的影響,美韓不得不提前結束“關鍵決心•禿鷲”演習,參演的美軍“希洛”號巡洋艦、“威爾伯”號和“拉森”號驅逐艦、“薩沃”號救援艦和第1遠程潛水救助機動團(MDSU-1)所屬的16名潛水夫都于3月27日趕到“天安”號沉沒現場搜救,美方承諾“不惜代價”幫助韓國。儘管美方態度積極,但實際表現可以用無所作為來形容,像“天安”號的艦尾是一艘韓國漁船發現的,打撈艦體殘骸和失蹤人員的工作也都是韓國海難救助隊(SSU)和水下爆破隊(UDT)完成的,而美國潛水夫屢屢以白翎島海域“不符合美軍救助作戰指針”為由袖手旁觀。

      但美軍表面上的清閒只是掩人耳目。事實上,美國海軍從珍珠港出動搜救艦隊,4月1日晚又從日本佐世堡港派出“哈珀斯•費裏”號船塢登陸艦,4月2日到達白翎島,艦上搭載著第7艦隊登陸部隊司令裏查德•蘭多爾特少將和第5爆炸物處理機動部隊(EOD?MU-5)所屬第501連的6名技術專家。可是美軍搜救重點根本不在“天安”號身上,韓國OBS電視臺曾在3月31日報導“找到"天安"號上的4具屍體”,可是4月3日又報導稱“發現"天安"號首位失蹤者南基勳上士的屍體”,這一前後矛盾的報導難道是意外嗎?OBS新聞頻道本部長金碩鎮向韓浩錫透露,OBS向現場派出了最得力的記者,所有消息是經過各條管道確認後才發佈的,“消息真實性不容置疑”。從種種跡象上看,這一消息的真實性可以確定,只不過3月31日發現的4具屍體並非韓軍失蹤人員,而是來自以色列潛艇上的水兵,更重要的是,前面4具屍體均是由美軍潛水夫打撈出來的。

      4月6日,美軍HH-60艦載直升機打撈出一個形狀怪異的物體並轉運到“薩沃”號救援艦上,正在現場的韓國KBS、MBC電視臺記者都覺得這個物體酷似潛艇後半段,可是美軍官員卻搪塞說:“我們是臨時舉行搜救演習,這個東西是我們事先安排好的。”《統一新聞》指出,美軍撈起的正是以色列潛艇殘骸,而且美國人在“哈珀斯•費裏”號上安排6名爆炸物處理專家坐鎮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因為他們主要工作是處理核生化等危險品,而“天安”號上只配備常規武器。韓浩錫強調,海豚級在以色列國防戰略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艇上平時除了配備魚雷,還裝載有配核彈頭的巡航導彈,這才是美國人竭力搜救的原因所在。4月17日,美軍搜救力量不顧“天安”號打撈工作還未掃尾就草草離去,因為他們打撈以色列潛艇的任務已經結束了。就在當天,一架美軍運輸機將打撈出來的以色列潛艇艇員屍體由韓國烏山基地秘密轉運到本土華盛頓州的安德魯斯空軍基地,隨後又運到美國海軍醫療中心,在完成身份驗證後,這些屍體被送到馬里蘭州的錢伯斯火葬場火化,這一秘密也就被永久地隱藏起來。

    艾嘉/編譯


  12. 2011/09/29 於 13:03 patchpieces

    *** 美帝加緊威逼利誘歐盟推“債務貨幣化政策”以配合美進行史上最大規模水淹攻擊南方經濟(製造全球惡性通膨動亂>經濟貿易崩潰>美金融資本再進入賤價併購)之陰謀***
    (美聯儲藉“賣短債買長債”的障眼法開始啟動“以可無限印發的虛擬紙美鈔從中國債權國手上去置換回收需付利息的國債債務”的狸貓換太子伎倆)】

    “金融大鱷”索羅斯:美國已陷入雙底衰退
      
      【綜合消息】據媒體報導,有"金融大鱷"之稱的知名投資人喬治•索羅斯9月22日表示,美國經濟目前已陷入"雙底衰退"階段。他同時警告稱,目前歐元區所面臨的主權債務危機比雷曼兄弟破產"更加危險"。
    索羅斯是在接受美國CNBC電視頻道專訪時做出上述表態的。他強調,如果美國聯邦政府近來推出的大規模就業刺激計畫無法達到預期效果,美國經濟將面臨更為嚴重的經濟增速放緩趨勢,其"二次探底"程度也將繼續加深。索羅斯指出,美國經濟的不景氣現狀實際上受到了歐債危機的拖累,而後者實質上是一次流動性危機。他強調,儘管危機嚴重程度較雷曼兄弟破產有過之而無不及,但目前歐元區領導人仍希望盡全力確保歐元區的完整性,"因為歐元區解體的後果太過可怕"。同時,索羅斯預計,歐元區內將有兩到三個小型經濟體出現債務違約甚至最終退出歐元區,但屆時歐洲經濟體也將對此做好心理準備,否則全球金融市場必然受到深度驚擾。他還強調,歐債危機的高潮不會在9月出現,因為"他們還沒有為此做好準備"。 
    此外,索羅斯支持歐洲央行發行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的舉動,"這實際上是歐元區政府債券的雛形,這類債券儘管尚未正式存在,但其出爐是市場希望看到的"。
      
     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呼籲採取協調行動應對挑戰
      
      【華盛頓9月22日消息】據媒體報導,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22日發表聯合聲明,表示致力於採取國際協調行動來應對全球經濟面臨的挑戰,以確保金融穩定,重塑信心和刺激經濟增長。

      聲明指出,當前全球經濟面臨來自主權債務危機、金融體系脆弱、市場動盪、經濟增長疲軟和失業率居高不下等風險帶來的挑戰,二十國集團致力於推動開展財政整頓並促進經濟強勁、可持續和平衡增長。

      聲明指出,二十國集團將採取必要舉措來維護銀行體系和金融市場的穩定,如有必要,各國央行將繼續為銀行業提供流動性,確保銀行資本金充足;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正為將在法國戛納舉行的二十國集團峰會制定協調行動計畫。

      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22日在華盛頓舉行了會議,會後發佈了該聲明。
      
      【時事點評】我們先來關注第二則新聞、即“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呼籲採取協調行動應對挑戰”。
      
     ●“全球經濟二次探底不可避免論”的“現實版”而已
      
      我們知道,法國戛納將舉行二十國集團峰會,至於此次“會議的主題”與“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呼籲採取協調行動應對挑戰”的真實意圖,大家就不用猜了,因為“金融大鱷”喬治•索羅斯先生已經在那裏“高聲嚷嚷”了,那就是所謂的:美國經濟目前已陷入“雙底衰退”階段。他同時警告稱,目前歐元區所面臨的主權債務危機比雷曼兄弟破產“更加危險”。
      
      事實上,所謂“雙底衰退”根本就不是什麼“聳人聽聞”的新聞,也就是我們一直強調的“全球經濟二次探底不可避免論”的“現實版”而已。

      而在這裏,我們也再次強調三個觀點,即:
      
     ● 只要………否則,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經濟的二次次探底、甚至“硬著陸”將不可避免!
      
      第一,以“美國利益決策層”基於“美國資本利益”層面策動“埃及之亂”、及不肯兌現“美國自己提出的中美共管西太平洋的G2修訂版”、從而“至今不肯”實質性調整其“旨在支配全球的既定全球戰略”的情況來看,除非“中國經濟”“最終接受”成為“目前仍由美國資本所代言的西方資本”領導下的、一個不具關鍵決策權的“小配角”,或者,除非“美國利益”在中國“拒不接受小配角”的“全面反擊”下、最終被迫兌現“中美共管西太平洋的修訂版G2(該版本的‘核心內涵’,在之前的點評中,我們已經詳細討論過,在此不再重複)”、從而“實質性”調整其既定全球戰略,否則,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經濟的二次次探底、甚至“硬著陸”將不可避免!
      
     ● “美國經濟”問題的“根源”並不在外、而在於內

      第二,對“美國經濟”而言,不論是已經成為現實的“一次探底”、還是不可避免的“二次探底”,其問題的“根源”並不在外、而在於內。
      
      在“根源”的問題上,如果說得“宏觀一點兒”,是美國社會制度問題,是美國國家利益與美國資本利益之間矛盾的不可調和性所決定的;
      
      如果說得“微觀一點兒”,則可分為兩點:
      
      其一,是“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的“永動原理”已被“次貸危機”及“一次探底”所證明為“根本不可能實現”,且“美國利益集團”內部或基於“資本的貪婪性”也好,或基於“美國社會穩定運轉的一切資源”均依賴于“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的“最終融資”也罷、反正是死活不肯放棄“這部‘搞不定’南方經濟(特別是中國經濟)則即將崩潰”的“華爾街金融永動機”所決定的。
      
     ● “重建美國工業體系”是絕不可能實現的“鬼話”
      
      其二,是除了一部“被實踐已經證明為破產”的、但依靠“美元本位制”的餘威、仍指著“昨天一個QE1”、今天一個“QE2”、明天一個“QE3”的小花招、而“勉強”運行、從而繼續為“美國利益”的“各個重要項目(民生、軍費)”提供融資的“華爾街金融永動機”之外,“美國利益決策者”直到今天也沒有為“美國經濟”找出、或者“製造出”、更或者“幻想出”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來。
    至於奧巴馬通過“那張大嘴”誇下的“重建美國工業體系”的“海口”,任何明眼人都知:這根本就是“經濟全球化”已成事實的背景下,絕不可能實現的“鬼話”。
      
      ●“鬼話”之所以是“鬼”,在於兩點  
      然而,“鬼話”之所以是“鬼”,在於兩點:
      
      第一點,對“美國經濟”而言,作為一個“最為可能的經濟增長點”—“新能源產業”,是有所顧慮的,原因主要有二: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歐盟、特別是中國的“切入甚深”,因此,在實質性搞定歐盟經濟(歐元)、或者中國經濟(人民幣)之前,“美國經濟”已經不可能“獨霸”相關產業的話語權,也就是說,對美國經濟而言,最好的結果也不過“三分市場而居其一”。
        而“這一市場結果”簡單投射到“關乎全球新秩序”的“伊朗問題最終解決方案”中去,也成了一部實實在在的“全球多極化方案”。
      
      顯然,如果“美國利益決策層”真心願意接受“實質性多極化”,那麼,事情也就變得非常簡單了,“中歐美(注,這種情況下,就沒有俄羅斯什麼事了)”只須重回“伊核問題六方會談”的框架、借助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特別是“國際清算銀行”的改革,就能確定這一切。
      
      然而,真實的情況已經證明:事情根本沒有“如此簡單”,而“沒有如此簡單”的主要原因,又顯然在於“美國利益決策層”從骨子裏拒絕“實質性多極化”。
      
      即然如此,我們就再來看看第二個原因。
      
     ● 這無疑於“自我啟動”瓦解基於“石油美元結算制”的“美元本位制”的“快速瓦解進程”
      
      第二個原因,也是最為重要的原因。是享受著“美元本位制”巨大紅利的“美國利益決策者”非常擔心,一旦自己也像歐盟、甚至中國那樣“正式地、全面”推進“新能源產業”,並將其作為“美國主要經濟增長點”、從而令其“成為世界經濟的主要增長點”,那麼,除了“第一個原因”的弊端“仍然不能規避”之外,還將“立刻重創”美國至今掌控著“定價權”的“全球傳統能源產業”,這無疑於“自我啟動”瓦解基於“石油美元結算制”的“美元本位制”的“快速瓦解進程”。
      
     ● 在“鬼話”不可能實現的“背後”,卻也隱約可見一個巨大的陰謀
      
      第二點,在“鬼話”不可能實現的“背後”,卻也隱約可見一個巨大的陰謀,在某種程度上講,只要包括這個“鬼話”在內的系列“鬼話”能被“某些人”所相信,那麼,這個“巨大的陰謀”就有實現的可能性。
      
     ● “系列鬼話”包括有這樣的幾個經典傳說
       
      在這裏,所謂的“系列鬼話”包括有這樣的幾個經典傳說:
      
      其一,以奧巴馬政府宣佈自伊拉克、特別是自阿富汗撤軍為標誌,美國決策層就將“致力於削減財政赤字(包括國防支出)、平衡預算、控制債務規模、大搞美國基建項目,倍增美國出口、重建美國工業體系、提升就業率“作為其未來主要經濟目標。
      
      其二,為了實現“其一”,美國將致力於促成“全球大規模美元回流”,以獲得相應的資金,就類似2000年前後“利用從全世界回流美國的資金、去搞什麼知識經濟”的類似。
     ● 從“知識經濟(眼球經濟)”、“基因經濟”、直到“納米經濟”,但無一能擔起“美國經濟增長點”的重任
      
      然而,“真實的歷史”是,2000年前後,格林斯潘先生在拿到“美元大規模回流”之後,搞所謂的“知識經濟”又搞出了個什麼結果呢?
    結果就是:不僅“知識經濟”沒能成為美國經濟的新增長點,反而就此吹了個“網路泡泡”;之後、為了防止“網路泡泡”的破滅,又想鼓搗什麼“基因經濟”、直到“納米經濟”,但無一能擔起“美國經濟增長點”的重任,
    最後,無奈之下,為了維持美國經濟的增長、更因為害怕“之前大規模回流美國的資金”因“看不到希望”而重新流出美國,從而被迫放開“美國銀行不得混業”的禁令,在“美國國家、公司債務的迅速膨脹”的基礎上,直接吹起了“房地產泡泡”,並由此種下“次貸危機”的禍根。
      
      至於現任美國國務聊的希拉蕊女士在貸危機爆發後痛駡格林斯潘“美國不用還債”的“正式言論”是“騙子”,那不過是“格林斯潘曾經參與的美國決策層”、想通過發動伊拉克戰爭,掌控全球資源、從而逼迫全球為其買單、最終“一把燙平”那一系列“泡泡”層層累積在“次貸危機”中的“巨大隱患”之“全盤計畫”,卻遭遇“伊核問題”的狙擊,最終未能如願…….的“歇斯底里的爆發”與“轉嫁責任”而已!
      
    ● “今天的情況”與“那段歷史”是多麼地相似,不僅“形擬”而且“神似”
      
      顯然,對比上面這段歷史與美國今天的現實,我們不難看出,“今天的情況”與“那段歷史”是多麼地相似,不僅“形擬(美國經濟即將二次探底)”而且“神似(美國經濟仍然沒有可靠的經濟增長點,卻指望可以走向復蘇)”,
    且“美國利益決策層”的“解決方案”也是“如此的雷同”。
      
    ● 人們有必要認真地思考一個問題
        
      可問題是,在美國次貸危機已經成為“真實的歷史”、且“歐美金融危機”仍然在深化發展的背景下,人們就不禁要、且有必要認真地思考一個問題,即:
      
      在美國“絕對實力”與“相對實力”都佔據“不容它人挑戰”的絕對優勢的時候,在“美元本位制”的光輝如日中天、市場甚至一度相信“神一般的”格林斯潘已帶領“美聯儲”找到了“可燙平資本主義經濟週期”的“鑰匙”的那段日子裏,被“美國資本”誘導而“大規模回流美國的資金”尚且不能令“沒有可靠經濟增長點”的美國經濟“重獲增長動力”、而最終“不得不”輸入“房地產泡沫”這管“雞血”,
    那麼,今天那些指著“資金回流美國”這一完全為“美元本位制”利用手中的“最後餘威”所“精心計畫”的“表面現象”、就在那裏興奮地大嚷“美國經濟必將就此復蘇”的“奧巴馬政府”與“美國經濟學家”,又該如何去解釋“美國次貸危機”的“產生”與“爆發”呢?
      
     ● “美國利益”真正想重建的工業體系,並不在美國國內,而在美國國外
      
      另外,在你們“一再要求”人們相信“美國經濟可就此復蘇、並將重建美國工業體系”、且力求讓人們相信“這次資金回流與上次回流的結果真的不同”之前,想說的是:你們真的缺少一個邏輯,哪怕是一個“可以糊弄一般投資者”的邏輯!
      
      事實上,通過上面的討論,想強調的是:在美國絕對實力與相對實力均已實質性下降的今天,在“美元本位制”的光輝早已因“QE1/QE2”卻也“無法增加美國就業率”的事實所剝去的今天,“美國利益”真正想重建的工業體系,並不在美國國內,而在美國國外;或者準確地講,“華爾街金融永動機”欲想維持穩定運轉、那麼,它急於掌握的“資金流(注:不僅僅是資金問題,而是包括所有美國已經不能提供的生產與生活資料)”,並不在美國國內,而在美國國外。
      
     ● 這種重建模式也是我們多次強調且必須高度警惕的一種模式
      
      換句話說,如果“美國經濟”還能通過“重建工業體系”的手段來獲得“復蘇”的話,那麼,這種重建也一定是在“美國之外”進行,顯然,“這”這種模式也就是我們多次強調且必須高度警惕的一種模式,即:目前仍然由美國資本代言的“西方資本”,利用手中的“美元本位制本”可以“調用無限美元”的金融優勢,在另一波不可避免的金融危機中,盡一切手段誘導“非美經濟體”的貨幣與資本政策、或者全球戰略出錯,從而伺機對北方中的歐盟、日本,特別是對南方中的中國、俄羅斯、巴西、印度等經濟體的“實業優質資產”、特別是金融資產,進行一場無論是在規模上、還是在形式上,都足以稱之為“史無前例的大兼併”,從而主要“在美國境外”而不是在美國境內完成所謂的“美國工業體系重建”,最終實現讓“華爾街金融永動機”自我掌握“資金流(注:不僅僅是貨幣問題)”的目的。
      
      顯然,在“此波資金回流美國”的“背後”,可以肯定的是,美國早已失去競爭優勢的製造業不會得到“半毛錢”,同樣可以肯定的是,“此波回流美國的資金”主要就一個去向、那就是被“誘進”那部急需“美聯儲量化寬鬆”、但因歐盟、特別是中國仍然不肯配合,美聯儲又不敢公然“QE3”的“華爾街金融永動機”充當“生產資料”。
      上面討論了“美國經濟”問題的“根源”並不在外、而在於內的“第二個原因”,下面,我們再來看看第三個原因。
      
     ● “華爾街龐式騙局”最終崩潰將是不可避免
      
      第三,如果從長遠看,就如我們之前所論證的:由於“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的“永動原理”根本不可能實現,其“實質”等同於一個規模極其巨大的“龐式騙局”,因此,這套建立在一大堆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及“相關獲獎理論”所包裝起來的“現代金融工程學”、或者“經濟、金融模型”上的、號稱有“自我平衡、對沖風險”功能的“永動機制”,最終崩潰將是不可避免。
      
     ● 美聯儲弄出個“賣短債買長債”的“小花招”、終於迫不及待地開始搞“變相QE3”
      
      值得強調的是,如果僅僅從經濟、或者金融的層面去討論問題,那麼,儘管“最終”觸發“這種崩潰”極可能是一種“重大的偶發事件”,但是,從美聯儲弄出個“賣短債買長債”的“小花招”、終於迫不及待地開始搞“變相QE3”的情況來看,這種“可能的偶發”已經是一種“肯定的必然”,唯一的變數就是時間問題。
      
     ●“4000億美元‘賣短債買長債’計畫”不會對美國經濟有任何值得一提的“拉動作用”
      
      事實上,我們注意到,美聯儲(FED)是在聲稱“美國經濟面臨巨大下行風險”的同時,採取新一輪舉措刺激經濟增長政策、也就是推出所謂“4000億美元‘賣短債買長債’計畫”的。
      
      而在這個問題上,美聯儲公開宣佈“美國經濟存在巨大下行風險”,其分量不可謂之不重,但4,000億美元"賣短債買長債"顯然不會對就業情況日益惡化(美國失業率實際上達到了16%、而不是公佈的“接近10%”)的美國經濟有任何值得一提的“拉動作用”。
      
     ● 推出“賣短債買長債”本質上是一種無奈之舉
      
      事實上,所謂“賣短債買長債”,其實是在歐盟“直到目前仍然不肯配合”美國QE3情況下的無奈之舉。
      
     ● 意圖“即”在於壓低“美國長期利率”、“更”在於擠出債主手中的短期債券、正式啟動“美國國債回收進程”
      
      其意圖“即”在於借此宣佈“控制、甚至壓低”對華爾街金融衍生品安全至關重要的美國長期利率、“更”在於【擠出(置換)】債主手中的短期債券,從而正式啟動“先回收長期、再回收短期、一段時間後、則長短期視情況隨時交替回收”的“美國國債回收進程”。
      
     ● 準備用“無限的美元”去回收“有限國債”、甚至“兩房次級債”的“障眼法”
      
      因此,美國“變相QE3”將由此開始。因為,市場遲早會明白:所謂“賣短債買長債”,不過是美聯儲準備用“無限的美元”去回收(置換)“有限國債”、甚至“兩房次級債”的“障眼法”。
      
      所謂“賣短債買長債”根本就是鬼話,
    美聯儲的目的在於對“需要支付利息”的“美國長、短債”用“隨時就有的、不需付息的美元”進行“輪番回收”,並“牢牢地控制在”華爾街自己手中,從而日後在“以無限美元、甚至拉上歐元、日元衝擊南方經濟”的時候,可以盡可能地在“美國國債”與“美國市場長期利率”之間構築起一道“防火牆”。

     ● 一旦美聯儲通過上述方法“如願”地“實質性回收”了“不為美國利益所掌控”的“美國國債”,則……………
      
      不僅如此,國際大宗商品將“較目前更加任由華爾街定價”,華爾街操縱物價的能力將較目前更加強大,因為,“南方經濟”手中的美元、除了“購買”“美國願意賣”的“美國商品(比如,美國大片)”之外,就只能無任何收益地存在美國銀行、且還要支付“手續費”等“美國政府隨時可以增加的、旨在逼迫‘南方經濟’去購買‘美國願意賣’的‘美國商品’的額外費用”。
      
      當然,還有一個出處,那就是被迫在“華爾街”再無後顧之憂的、更加瘋狂地操縱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瘋狂波動”中、落個“追漲殺跌”的命運。
      
      不難想像的是,一旦美聯儲通過上述方法“如願”地“實質性回收”了“不為美國利益所掌控”的“美國國債”,並以種種手段“威逼利誘”歐盟貨幣政策“默認”、甚至轉為“量化寬鬆”(注:日本一直在進行量化寬鬆),則,相對應的美元(包括部分屈服之後的歐元、及已經在量化寬鬆的日元),就會像潮水般地湧向巴西、印度等“南方經濟”、“先”水淹南方、以盡力製造泡沫,“後”準備刺破泡沫,而待這些“南方經濟”的泡沫破滅之後、“再”以大量的流動性、以極低的價格、去大肆兼併這些經濟體的“優質資產”。
      
      最後,如果“中國經濟”經受住了這些衝擊、而仍然在穩定運行,
    則“西方資本”就可憑藉自身的金融優勢、外加通過“水淹南方”、“大兼併”得來的巴西、印度、中東、南美、非洲、東亞等“南方經濟”的“製造實體”與市場,激化“這些屆時已經受控的經濟體”與“中國經濟”之間的矛盾,甚至鼓動“這些南方經濟體”運用行政與法律等一切手段,與北方國家一道、針對“中國製造”製造各種貿易壁壘,包括“網路壁壘”,全面衝擊“中國經濟”。
      
     ● 歐洲金融承受的“美國壓力”已慢慢接近於極限
      
      可以肯定的是,隨著美國評級機構正式調降法國幾大銀行、特別是義大利主權信用,歐洲金融承受的“美國壓力”已慢慢接近於極限。
      
      值得警惕的最新消息是:
      
      其一,據歐洲媒體報導,歐盟有可能考慮調降利率。
      
      顯然,一旦如此,中國與歐美之間的利差又將“整體擴大”,“歐美”通過“量化寬鬆”而放出的流動性將更加積極湧入境內,從而加大管理層宏觀對沖的難度。這正是我們始終對中國央行在“中歐美”中“率先加息”持保留態度的“金融考慮”。

      其二,歐盟各國基本達成一致,將對敘利亞進行更嚴格的制裁。
      
      至於制裁的內容,我們注意到,主要是敘利亞總統阿薩德的兩名親信將被禁止入境歐盟,他們在歐盟的資產被凍結。同時,歐盟將禁止對敘利亞石油業進行投資。
      
      顯然,如果這就是“更嚴格制裁”的主要內容,那麼,這距離“全面制裁”仍然有很遠的距離。
      這也就意味著距離“歐洲利益”默認“美國QE3”還有一段距離,
    也意味著“美國利益”要麼加大力度在經濟、特別是金融上進一步施壓于歐盟,要麼加大力度在中東和平、利比亞、科索沃方向選擇一點、或者兩點,但“不會是全部的三點”以進一步讓步于歐盟,而做到這些,都需要“強硬的金融手段支撐”。
      
      因此,更或者,為達目的,“美國利益決策層”有可能破罐子破摔“直接QE3”,從而測試歐盟、特別是中國的“應手”,並迫使中國、特別是歐盟做最後的選擇。
      
     ● 國際市場可能因“美國QE3”的“各種放風”而令市場無所適從、最終出現“巨幅波動”
      
      最近一段時間裏,國際市場已經因“美國QE3”的“各種放風”而令市場無所適從、最終出現“巨幅波動”。
      
      事實上,就這兩天,一個所謂的“4000億賣短債買長債”所掀起的“全球市場暴跌”,就已經說明了這一點。
      
      另外,我們也注意到,就在週四,歐美市場大跌,其中,美國道指跌391點,跌幅為-2.51%,收在10733點。
      
      而隨著美國道指快速跌向10000點關口,而“跌破10000點就可能有令局面走向失控的危險”、及“華爾街金融.永動機”之“絕不能跌破“7000至8000點”的“剛性要求”,將令美聯儲的施壓歐盟的強硬貨幣手段“捉襟見肘”、且極易落入“傷敵10000、自損8000”的境地。
      
      不僅如此,一旦國際商品、特別是原油價格長時間處於回調,又可令中國經濟意外地喘上一口氣。
      
      因此,我們預期,下一步,美國對歐盟的讓步,最可能在政治層面,也就是在中東和平、利比亞、科索沃方向,
    而一旦這些方向出現“美國向歐盟進行重大讓步的明確信號”,也就意味著歐盟準備默認“美國QE3”了,也就意味美聯儲將大膽拋開““4000億賣短債買長債”的幌子進行“史上最大規模的量化寬鬆”,在全球市場掀起一波脈衝式反彈、特別是石油、大宗商品市場。
      
      而一旦歐盟(歐元)最終屈服,而令“美國變相QE3”的“後續發展”如願展開,則中國除了動用我們於07年就指出的匯率手段,即:讓人民幣帶領東亞貨幣,或針對美元、或者針對歐元大幅貶值,從而一方面“強行重置”“歐美經濟成本、“搶先”激化歐、美不可調和矛盾”之外,唯一能做的,恐怕就是將貨幣與資本政策調整至確保“最低限度內迴圈”的層面,並將國家安全政策調整為“保衛最低限度內迴圈”之“安全”的層面。
      
     ● 至於歐盟是否能頂住這波壓力、從而繼續“不認可美聯儲的量化寬鬆”,我們並不樂觀
      
      對此,我們也再次強調,至於歐盟是否能頂住這波壓力、從而繼續“不認可美聯儲的量化寬鬆”,我們並不樂觀。
      
      最大的變數在於“最終默認”美國QE3的“歐洲利益”,是否“歐美聯手”去“全面惡化中國的外在安全環境、特別是外在經濟安全環境”,是否在“全面惡化……”的同時去“實質性配合”美國利益去“水淹南方”,從而為“美國利益”或者“西方資本”所設定的、以經濟(特別是金融)為先導的、從各個層面一起發動的“天下圍攻中國經濟”走出關鍵的、也是戰略誤判的一步!
      
      值得強調的是,一旦歐盟報之以“默認”、甚至參與“美國新一輪量化寬鬆”,而不論是否“歐美聯手”去“全面惡化中國的外在安全環境、特別是外在經濟安全環境”,市場資金都會立刻湧入市場、從而在全球範圍內觸發包括股市、商品期貨、貴金融、能源價格在內的,一波脈衝式反彈。
     
     ● 要不了多久,“市場資金”就會“如美聯儲所願的”省悟過來,從而極大地推高大宗商品、特別是原油價格
      
      顯然,在我們看來,從美國市場(美國股市、商品市場)對4000億美元"賣短債買長債"計畫的正式反應是“大跌”的情況來看,市場在“第一時間”並沒有意識到“美國變相QE3”在“美國經濟”的重壓下其實已經“強行啟動”,眼下,“美國利益”等的就是歐盟的“默認”甚至參與新一輪的“量化寬鬆”、之後、“美國利益”盼的則是“歐盟利益”實質配合其“水淹南方”。
      
      這一點,要不了多久,“市場資金”就會“如美聯儲所願的”省悟過來,從而極大地推高大宗商品、特別是原油價格。
      
     ● 有可能在某一時點瞬間擊穿上述“龐式騙局”中的最後一根“保險絲”
        
      事實上,自2007年8月美國次貸危機露出“端倪”之後,特別是、因“在北京奧運會開幕那天爆發的格魯吉亞戰爭中慘敗”而不得不利用雷曼兄弟公司的“定向清盤”將歐盟金融也拖下水,令歐美第一輪金融危機全面爆發、世界經濟第一次探底以來,通過我們幾年的觀察與評估,毫無疑問的是,那種“重大的、必然的、偶發事件”又必將“因”引發上述“龐式騙局”中所設定的“某一種極限條件”、從而在某一時點瞬間擊穿上述“龐式騙局”中的最後一根“保險絲”,比如:美元迅速貶值,“更”比如,美國長期利率迅速上升。
      
     ● 只要…….美國經濟根本不存在“復蘇可能”,能爭取的只有“逃生機會”
      
      因此,除非歐盟最終做出“戰略誤判”從而“自我啟動”歐盟(歐元)的“快速瓦解進程”、“或者”中國在“應對過程中”犯下重大的、不可逆轉的戰略性錯誤,
    否則,美國經濟也好、“華爾街金融永動機”也罷,根本不存在什麼以“經濟復蘇”為“實質”的“復蘇可能”,能爭取的、也只有以“逃生”為“實質”的“逃生機會”。
      
      就目前而言,其“逃生”的“最高效路徑”就是“威逼利誘”中國最終接受美國“全力兜售”的“中美共管地球(G2)”模式,但“中國利益”基於自己的核心利益、特別是長遠核心利益,給“美國利益(注,是指美國國家利益與美國資本利益的最大交集部分)”留出的“逃生”之道是美國效仿“英美特殊關係”的“中美共管西太平洋(修訂版G2)”模式
    顯然,在我們的評估中,即便實現了這種“逃生”、就“美國綜合實力”而言,其“結果”也不過是只能維持其“絕對實力”而無法維持其“相對實力”。
      
      請大家仔細體味上述說法!
      
      
     ● “西方資本”急於尋找、並確定“下一版本”之“戰略運行平臺”的原因
      
      針對這一說法,想強調的是,“這”恐怕正是“目前仍由美國資本代言的西方資本”急於尋找、並確定“下一版本”之“戰略運行平臺”的原因。
      
      至於歐盟最終是否做出“戰略誤判”從而“自我啟動”歐盟(歐元)的“快速瓦解進程”,這恰恰是“歐洲利益(歐洲國家利益與歐洲資本利益)”目前面臨的一個最大、且最緊迫問題。
      
      至於上述所謂“重大的、不可逆轉戰略錯誤”,由於在之前已經詳細討論過,在這裏也不過多展開,只簡單提及兩個層面:
      
     ● “美國利益”幾乎在不擇手段
      
      其一,如果僅僅在經濟、特別是金融層面去考慮問題,則比如,在“中歐美”之中率先進行不可逆轉的加息週期、繼而全面喪失貨幣特別是資本政策的自主權,最終實質性地‘自我滅活’中國的經濟活力;
      
      其二,如果我們在“綜合層面”去考慮問題,則比如,
    中國最終坐視美國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國際社會”之“大多數”的中東利益的“止損點”而“不作為”、或者“不有效作為”,從而導致“以中國經巴基斯坦至伊朗”的這一“戰略走廊”為支點的“中國全球戰略”徹底崩塌。
      
      而為了引誘歐盟做出戰略誤判、特別是迫使中國在上述問題上“應對出錯”、或不作為、更或者“不有效作為”,近段以來,從美國加大力度對歐盟債務危機落井下石,及美國宣佈對台軍售案、到美國國會放話準備通過敦促人民幣升值、否則對中國商品進行制裁的議案等情況來看,“美國利益”幾乎在不擇手段。
      
      我們注意到,隨著本週一標普將義大利主權債務評級下調一檔至A,
    再加上瑞銀違規交易巨虧,法興銀行在9月初股市大跌之時出售黃金的消息被爆光、市場開始強烈疑慮歐洲金融業流動性不足的問題。
      
      表面上看,這些事件只是令歐洲債務危機再起波瀾,但實際上,通過這些事件的“集中爆發”,我們已經可以明顯觀察到一股強大的力量,正在調動一切資源,“壓”歐洲央行在貨幣政策上轉趨“放鬆”、從而向美聯儲靠近,令後者無風險、或者低風險推出用以“水淹南方經濟體”的“QE3、甚至QEN”。
      
      至於歐盟是否能頂住這波壓力、從而繼續“不認可美聯儲的量化寬鬆”,一如我們之前所說,我們並不樂觀,
    最大的變數在於“最終默認”美國QE3的“歐洲利益”,是否“歐美聯手”去“全面惡化中國的外在安全環境、特別是外在經濟安全環境”,是否在“全面惡化……”的同時去“實質性配合”美國利益去“水淹南方”,從而為“美國利益”或者“西方資本”所設定的、以經濟(特別是金融)為先導的、從各個層面一起發動的“天下圍攻中國”走出關鍵的、也是戰略誤判的一步!
      
      我們也注意到,中國方面也“立刻”對歐洲的情況發出了兩個極其說明問題的信號:
      
      第一,針對“瑞銀違規交易巨虧、市場開始強烈疑慮歐洲金融業流動性不足”而引出的“中國銀行暫停與歐洲部分銀行的外匯和人民幣利率掉期交易”的市場傳言,中國銀行官方層面直到今天都沒有做出正式回應。
      
      第二,中國商務部週二(20日)舉辦例行新聞發佈會,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通報了1-8月我國商務工作運行的有關情況並回答記者提問。沈丹陽稱:對歐盟至今不承認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中方對此非常失望。但同時又強調,
      
      沈丹陽稱:歐債危機爆發以來,我們一直非常關注,並且力所能及地伸出了援助之手,但是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和支持歐洲應對債務危機是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我不認為兩者之間一定有什麼必然的聯繫。中國人在幫助別人的時候,往往都是不設定前提的。
      
      顯然,中國方面於週三發出的“兩個信號”,與我們之前的觀點,即:
    在“美國利益”與“西方資本”正不惜一切代價對“歐洲利益”進行“威逼利誘”的同時,中國也在對歐洲進行“威逼利誘”。
      
      儘管如此,我們認為,不論是美國、還是中國、其對“歐洲利益”所分別施展的“威逼利誘”、主要著眼點仍然在於最大限度地警告歐盟,“要或者不要”全面參與“全面惡化中國的外在安全環境、特別是外在經濟安全環境”,從而“要、或者不要”去“實質性配合”美國利益去“水淹南方”的計畫、繼而“要或者不要”去配合美國、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特別是進行針對中國的“南亞破局”。
      
      從目前情況看,歐洲金融業的“流動性不足”問題已經被“拋”了出來,自然而然地,歐盟“默認”美國QE3最終將“水到渠成”,
    但是,一如我們之前所說:即便歐盟“最終默認”美國QE3,但在實質性配合美國利益水淹南方、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甚至為美國提供“實質性南亞配合”的問題上,還有待觀察!
      
     ● 中國決策層對“上述兩種致命戰略錯誤”已經、或者始終有著清醒的認識
      
      而針對“歐盟可能調降利率、從而可能擴大中國與歐美之間的利差”的危險性,我們一直擔心的“持續加息”不是已經停止、且開始以更多的行政與法律手段取而代之嗎?
      
      至於“歐盟各國基本達成一致,將對敘利亞進行更嚴格的制裁”、從而想通吃“中美”的做法,
    隨著美國“兩個中東盟友”–土耳其、特別是埃及,與“美國中東安全框架”的“錨點”之一的、號稱“中東鋼釘”的以色列之間關係的“迅速惡化”,
    隨著“國際社會”在中東方向“重點培養”之“地方王之一”的土耳其已經公開警告、必要時準備為“國際社會”進出加沙的“第三條通道”進行武裝護航,
    以及“地方王之一”的“埃及(新)政府”默認了“境內組織襲擊以色列大使館”行為、從而預示埃及有可能實質性地永久開放“第二條通道”,
    特別是,隨著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一再頂住”來自“美以”的強大壓力,決心提交“入聯申請”,而中國始終在“上述事件”中發揮著關鍵作用的情況來看,中國又怎麼可能“最終坐視”美國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而“不作為”、或者“不有效作為”?
      
      顯然,種種跡象顯示,中國決策層對“上述兩種致命戰略錯誤”已經、或者始終有著清醒的認識。
      
    ● 為救“華爾街”,美國只能在“通過水淹南方、在美國境外重建與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相配套的、自我掌控的工業體系”
      
      至此,我們已經連續兩期側重於經濟層面進行解讀,之所以這樣,在於近段的“國際局勢”,一切的一切,都在圍繞這些內容在展開!且“這種展開”已經接近於“圖空匕現”了,因為所謂的“美元套利平倉觸發的資金回流美國”根本就解決不了“美國經濟”的核心問題–房地產與就業問題,而所謂“可能利用這些回流資金”去“重建美國工業體系”的觀點更是不知所云,
    “美國決策層”近來不擇手段的情況已經預示了一點:“美國利益”仍然不打算實質性調整其既定全球戰略,因此,為救“華爾街”,美國只能在“通過水淹南方、對南方經濟、甚至部分北方經濟進行史無前例的大兼併、從而在美國境外重建與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相配套的、自我掌控的工業體系”。
      
     ● 要進一步加大對國防軍工的投入,從而以實際行動展示如下決心
      
      對此,我們的建議就是:除了在準備策應“伊朗悍然核爆”的基礎上,加大力度促進第二、三條通道的打通、繼而繼續推進“中東破局進程”、對“美元本位制”施加強大戰略壓力之外,
    還需要對“歐美”進行提醒:人民幣匯率可不光是只能升值、還有可能突然貶值,且是大幅度的貶值;最關鍵的是,從現在開始,除了繼續既定的、諸如高鐵、新能源等產業升級方面的戰略部署,以確立自己、甚至全球的新的經濟增長點外,再就是要進一步加大對國防軍工的投入,從而一方面盡可能拉動經濟增長,一方面也以實際行動展示如下決心,即:
      
      第一種決心:中國隨時可以將貨幣與資本政策調整至確保“最低限度內迴圈”的層面,並將國家安全政策調整為“保衛最低限度內迴圈”之“安全”的層面,從而為必要時,盡一切手段,在某一時點瞬間擊穿“華爾街龐式騙局”中的最後一根“保險絲”、做好必要的戰略準備。
      
      第二種決心:在第一種決心的基礎上,不就是在經濟上“玩全球經濟硬著陸”、在政治上玩“天下大亂”嗎?至少在“中、歐、美”之中,中國還偏偏就是最不怕“玩這些蹦極”的一家!
      
      在我們看來,只有提前做好這種“最壞的打算”,“才會”有機會去爭取一個“最好的結果”!
      
      而從歐盟與中、俄一道、促成巴勒斯坦下決心“入聯”的情況來看,儘管美國在利比亞問題上“幾乎對歐盟一讓到底”,並在歐洲債務危機問題上對歐盟保持著最大限度的戰略壓力,但是,從歐盟對敘利亞制裁的“升級版”來看,美國決策者可能也看出來了,即便歐盟最終“默認”美國QE3,但是,在至關重要的、是否“實質性”配合美國“水淹南方”、特別是“南亞破局”的問題上,仍然不能讓美國完全放心!
      
      事實上,直到今天,種種跡象顯示,歐盟貨幣政策與其敘利亞政策一樣,仍然保持著“將美國徹底踢下水的選擇項”。
      
      因此,只要中國應對沒有大的、不可逆轉的戰略錯誤,由於中國沒有“500萬億美元”的金融衍生品所織成的“龐式騙局”要“背”,因此,即便到了“玩蹦極”這一步,即便算上中國的地方債、房地產風險,中國仍將處於戰略主動。
      
      至於近來南海(印度與越南合作開發南海能源)、台海(美國宣佈對台軍售)上刮起了那幾陣“噁心”的妖風,比起“向來在中東說一不二”、如今卻面臨“眾叛親離”、且落入“以色列這根中東鋼釘”都無法罩住、逼得以色列失望得“放風”要與中國簽定“高鐵”的美國而言,究竟是“誰在噁心誰”?是個不言自明的問題。
      
      以“印度與越南合作開發南海能源”為例,許多人往往盯著“註定不可能實質性兌現”的“印度與越南合作開發南海能源”,卻沒有注意“足以令美國人吐血”的第一次“中印經濟戰略對話即將在9月底舉行”。
      不過,仍然要高度警惕的是,隨著“美國在民進黨主席”訪美(爭逐特首代理人人選前得須赴美接受主子之政策審查考核面試)“期間宣佈對台軍售”、從而將“這份功勞”劃歸在“有台獨黨綱的民進黨”名下,我們已經隱隱約約看到:台獨勢力在國際勢力的策應下,玩“局部台獨”的危險性越來越大!這是需要認真應對的!

      事實上,就如多次強調的那樣,中國大陸的台海政策,隨著“隱獨”的馬英九勢力上臺多年來,一直在“配合美國(主子)”及臺灣民進黨“努力消除”島內、特別是國民黨內統派勢力的努力日益明顯,的確有許多值得檢討的地方。

    《東方時事解讀》
    2011.9.26


  13. 2011/09/30 於 12:21 patchpieces
    Punishing Pakistan and Challenging China Pakistan in Pieces, Part 2 by Andrew Gavin Marshall Global Research, June 30, 2011 http://www.globalresearch.ca/index.php?context=va&aid=25440 This is Part 2 of “Pakistan in Pieces.\" Part 1: Imperial Eye on Pakistan http://globalresearch.ca/index.php?context=va&aid=25009 The AfPak War Theatre: Establishing the New Strategy As Senator Obama became the President-elect Obama, his foreign policy strategy on Afghanistan was already being formed. In 2007, Obama took on veteran geostrategist and Jimmy Carter’s former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Zbigniew Brzezinski as one of his top foreign policy advisers,[1] and he remained his foreign policy adviser throughout 2008.[2] On Obama’s campaign, he announced that as President, he would scale down the war in Iraq, and focus the “War on Terror” on Afghanistan, promising “to send in about 10,000 more troops and to strike next-door Pakistan, if top terrorists are spotted there.”[3] In October of 2008, before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s, “senior Bush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gathered in secret with Afghanistan experts from NATO and the United Nations,” to deliver a message to advisers of McCain and Obama to tell them that, “the situation in Afghanistan is getting worse,” and “that the next president needed to have a plan for Afghanistan before he took office,” or else, “it could be too late.”[4] Both McCain and Obama had agreed to a troop increase for Afghanistan, essentially ensuring the “continuity of empire” from one administration to the next. A week after winning the election, Obama invited one of Hillary Clinton’s top supporters and advisers to meet with him. Richard Holbrooke, who had worked in every Democratic administration since John F. Kennedy, “which extended from the Vietnam War, in the sixties, to the Balkan conflicts of the nineties,” was Clinton’s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Nations for the last year and a half of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Obama had decided “that Holbrooke should take on the hardest foreign-policy problem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faced: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Holbrooke wrote in March of 2008, before Obama won the Presidency, that, “The conflict in Afghanistan will be far more costly and much, much longer than Americans realize,” and it “will eventually become the longest in American history.”[5] The position Holbrooke was to receive in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was one created specifically for him. He was to become a “special representative” to the region of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I]n addition to being an emissary to the region, Holbrooke would run operations on the civilian side of American policy. He would create a rump regional bureau within the State Department, carved out of the Bureau of South and Central Asia, whose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desks would report directly to him. He would assemble outside experts and officials from various government agencies to work for him, and he would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through Hillary Clinton. Clinton told Holbrooke that he would be the civilian counterpart to General David Petraeus, the military head of Central Command.[6] Holbrooke was thus placed in charge of “Af-Pak”, a term of his own creation, “to make the point that the two countries could not be dealt with separately,” which was then adopted into official parlance.[7] In November of 2008, the Washington Post reported that while Obama was considering giving the position of Secretary of State (which he then did), he was also discussing giving General James L. Jones the posi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which he subsequently did. The article stated that, “Obama is considering expanding the scope of the job to give the adviser the kind of authority once wielded by powerful figures such as Henry A. Kissinger.” James Jones was a former NATO commander and Marine Corps commandant.[8] Jones as NATO commander was pivotal in assembling troops for the war in Afghanistan, and at the time of his nomination as NSA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he headed “the U.S. Chamber of Commerce’s Institute for 21st Century Energy.”[9] The official statement of purpose for the Institute for 21st Century Energy is: to unify energy policymakers, regulators, business leaders, and the American public behind a common sense strategy that ensures affordable, reliable, and diverse energy supplies, improves environmental stewardship, promotes economic growth, and strengthens national security.[10] Jones earned $900,000 in salary from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got $330,000 from serving on the board of Boeing and $290,000 for serving on the board of Chevron upon his resignations of those positions to becom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11] In October of 2010, Jones was replaced a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by Tom Donilon. On February 8, 2009, within weeks of being installed as NSA, Jones gave a speech at the 45th Munich Conference on Security Policy, in which he stated: As the most recent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of the United States, I take my daily orders from Dr. [Henry] Kissinger, filtered down through Generaal Brent Scowcroft and Sandy Berger, who is also here. We have a chain of command in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that exists today.[12] He then elaborated on the purpose and restructur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under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He stated that the NSC “must be strategic” in that, “we won’t effectively advance the priorities if we spend our time reacting to events, instead of shaping them. And that requires strategic thinking.” He further stated that: the NSC today works very closely with President Obama’s 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 which is led by Mr. Larry Summers, so that our response to the economic crisis is coordinated with our global partners and our national security needs.[13] Shortly after taking office, Obama set up a two-month White House strategic review of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to be headed by Bruce Riedel, a former CIA official and scholar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and “Riedel will report to Obama and to retired Marine Gen. James L. Jones Jr.,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and was to work very closely with Richard Holbrooke in drafting the policy review.[14] In February of 2009, Henry Kissinger wrote an article for the Washington Post describing the strategy America should undertake in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emphasizing the role of “security” over the aim of “reform” of the Afghan government, stating that, “Reform will require decades; it should occur as a result of, and even side by side with, the attainment of security — but it cannot be the precondition for it.” Militarily, Kissinger recommended the “control of Kabul and the Pashtun area,” which stretches from Afghanistan to the North-West Frontier Province and Balochistan province in Pakistan. When it came to the issue of Pakistan, Kissinger wrote: The conduct of Pakistan will be crucial. Pakistan’s leaders must face the fact that continued toleration of the sanctuaries — or continued impotence with respect to them — will draw their country ever deeper into an international maelstrom.[15] Following the policy review, on March 27, Obama announced the administration’s new strategy for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decidedly to make it a dual strategy: the AfPak strategy. Obama promised “to send lawyers and agricultural experts to Afghanistan to reform its government and economy, and to offer seven and a half billion dollars in new aid for schools, roads, and democracy in Pakistan.”[16] Holbrooke had a staff of 30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and “nine government agencies, including the C.I.A., the F.B.I., the Defense and Treasury Departments, and two foreign countries, Britain and Canada, [were] represented in the office.” General David Patraeus, then Commander of U.S. CENTCOM (the Pentagon’s Central Command with authority over the Middle East, Egypt and Central Asia), along with then-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Admiral Mike Mullen, and Richard Holbrooke worked together and “pressured General Ashfaq Kayani, the head of the Pakistani Army, to push back against the Taliban in Swat,” which had the effect of precipitating the internal displacement of more than 2 million people.[17] Changing Strategy, Changing Command In January of 2009, shortly after Obama took office, he announced that his administration “picked Lt. Gen. Karl W. Eikenberry, a former top military commander in Afghanistan, to be the next United States ambassador to Kabul,” of which the New York Times said: Tapping a career Army officer who will soon retire from the service to fill one of the country’s most sensitive diplomatic jobs is a highly unusual choice.[18] Further, the General had “repeatedly warn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not prevail in Afghanistan and defeat global terrorism without addressing the havens that fighters with Al Qaeda had established in neighboring Pakistan,” which is parallel to the new strategy in Afghanistan. His appointment “has the backing of Richard C. Holbrooke, President Obama’s special envoy for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19] On May 11, Defense Secretary Robert Gates fired General David D. McKiernan, Commander of th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ssistance Force (ISAF), which commands all NATO forces in Afghanistan. Gates stated that, “It’s time for new leadership and fresh eyes,” and that it was the Pentagon command which recommended the White House fire McKiernan, including Gates, the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Mullen and McKiernan’s military boss, General Patraeus, Commander of CENTCOM.[20] There has been much speculation as to the reasons for his firing, and it is a significant question to ask, as the firing of a General in the field is a rarity in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The general view pushed by the Pentagon was that it was due to a matter of “consistency,” as in changing strategies and changing ambassadors, it was also necessary to change Generals. While McKiernan was focused on military means and tactics, the strategy required counter-insurgency tactics. It was reported that, “McKiernan was overly cautious in creating U.S.-backed local militias, a tactic that Petraeus had employed when he was the top commander of U.S. forces in Iraq.”[21] One Washington Post article made the claim that the push to fire McKiernan came initially and most forcefully from the Chairman of the JCS Mullen, and that Gates agreed and lobbied Obama to fire him. The reasoning was that McKiernan was “too deferential to NATO” in that he wasn’t able to properly manage the NATO forces in Afghanistan, and lacked the political fortitude to manage both military and political affairs.[22] The official reason for the firing was mostly to facilitate alignment with the new strategy requiring a new military commander, which is likely true. However, it require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new strategy as well as a look at who was sent in to replace McKiernan where you realize the true nature of his being fired. [Note: McChrystal himself was later fired in 2010 after publicly speaking out against top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McKiernan was replaced with Lt. Gen. Stanley A. McChrystal, former Commander of the Pentagon’s Joint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 (JSOC), the highly secretive command of U.S. Special Forces operations. As the Washington Post pointed out, his appointment “marks the continued ascendancy of officers who have pressed for the use of counterinsurgency tactics, in Iraq and Afghanistan, that are markedly different from the Army’s traditional doctrine.”[23] The new AfPak strategy, which McChrystal would oversee, “relies on the kind of special forces and counterinsurgency tactics McChrystal knows well, as well as nonmilitary approaches to confronting the Taliban. It would hinge success in the seven-year-old war to political and other conditions across the border in Pakistan.”[24] In March of 2009,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Seymour Hersh revealed that the U.S. military was running an “executive assassination ring” during the Bush years, and that the Joint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 (JSOC) was running it, and that, “It is a special wing of our special operations community that is set up independently,” and that, “They do not report to anybody, except in the Bush-Cheney days, they reported directly to the Cheney office… Congress has no oversight of it.” He elaborated: Under President Bush’s authority, they’ve been going into countries, not talking to the ambassador or the CIA station chief, and finding people on a list and executing them and leaving. That’s been going on, in the name of all of us.[25] Hersh appeared on Amy Goodman’s program, Democracy Now, to further discuss the program, of which he stated: There’s more—at least a dozen countries and perhaps more. The President has authorized these kinds of ac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also in Latin America, I will tell you, Central America, some countries. They’ve been—our boys have been told they can go and take the kind of executive action they need, and that’s simply—there’s no legal basis for it.[26] At the time this news story broke, it was reported that the JSOC commander at the time, “ordered a halt to most commando missions in Afghanistan, reflecting a growing concern that civilian deaths caused by American firepower are jeopardizing broader goals there.” The halt lasted a total of two weeks, and “came after a series of nighttime raids by Special Operations troops in recent months killed women and children.”[27] All of this is very concerning, considering that the new Commander of NATO operations in Afghanistan, was the former head of the “executive assassination ring.” Having run JSOC between 2003 and 2008, McChrystal “built a sophisticated network of soldiers and intelligence operatives,” which conducted operations and assassinations in Iraq, Afghanistan, as well as Pakistan.”[28] In June it was reported that McChrystal was “given carte blanche to handpick a dream team of subordinates, including many Special Operations veterans, as he moves to carry out an ambitious new strategy.” He was reported to be assembling a corps of 400 officers and soldiers “who will rotat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fghanistan for a minimum of three years.” The New York Times referred to this strategy as “unknown in the military today outside Special Operations.” The Times further reported that McChrystal: picked the senior intelligence adviser to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Maj. Gen. Michael T. Flynn, to join him in Kabul as director of intelligence there. In Washington, Brig. Gen. Scott Miller, a longtime Special Operations officer now assigned to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but who had served previously under General McChrystal, is now organizing a new Pakistan-Afghanistan Coordination Cell.[29] In June of 2006, Newsweek referred to McChrystal’s JSOC as being a “part of what Vice President Dick Cheney was referring to when he said America would have to ‘work the dark side’ after 9/11.” McChrystal also happened to be a Fellow at Harvard and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30] As it was later revealed, the CIA had been running – from 2002 onwards – a force of roughly 3,000 elite paramilitary Afghans, purportedly to hunt al-Qaeda and the Taliban for the CIA. Used for reconnaissance, surveillance, and actual operations, many in the force have been trained by the CIA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ir operations and numbers have expanded since the new strategy involving Pakistan was put in place. The paramilitary force – or terrorists, depending upon one’s perspective – are undertaking covert operations inside Pakistan, often working directly with U.S. Special Forces.[31] It must be remembered that during the Afghan-Soviet war in the 1980s when the CIA was funding, arming and training the Afghan Mujahideen to fight the Soviets – late to become known as ‘al-Qaeda’ – they were, at the time, referred to as “freedom fighters,” just as the terrorist death squads were referred to in Nicaragua. Thus, the nomenclature of “paramilitary force” must be viewed with suspicion as to what the group is actually doing: covert operations, surveillance, assassinations, etc., which by many definitions would make them a terrorist outfit. In May of 2009, the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was reported as saying that a US military offensive in southern Afghanistan could have the effect of pushing militants and Taliban into Pakistan, “whose troops are already struggling to combat militants.” Chairman Mike Mullen stated that this means that Pakistan “could face even greater turmoil in the months ahead.” This was based off of a US surge of troops in Afghanistan. Senator Russ Feingold said that, “We may end up further destabilizing Pakistan without providing substantial lasting improvements in Afghanistan,” and that, “Weak civilian governments, an increased number of militants and an expanded U.S. troop presence could be a recipe for disaster for those nations in the region as well as our own nation’s security.” Mullen responded to the Senator’s concerns by stating, “Can I… (be) 100 percent certain that won’t destabilize Pakistan? I don’t know the answer to that.”[32] But of course, the answer is in fact, certain; and it’s an unequivocal “yes”. These remarks were made following the surge of an additional 21,000 US troops to Afghanistan in March. In the beginning of May, Pakistan launched a military offensive against the Taliban in Swat and other areas of the North West Frontier Province (NWFP), after a peace deal broke down between them, “forcing more than two million people from their homes.”[33] It was further reported that: Pakistani military chief Gen. Ashfaq Kayani has told U.S. officials he’s worried not only about Taliban moving across the border, but also the possibility that U.S. forces could prompt an exodus of refugees from southern Afghanistan.[34] In May, Holbrooke and the American military establishment had pressured the Pakistani government to undertake the offensive against the Taliban in the Swat Valley, which led to the displacement of more than 2 million people. As the New Yorker put it, Holbrooke “was mapping out a new vision for American interests in a volatile region, as his old friend Henry Kissinger had done in Southeast Asia. And he was positioning himself to be a mediator in an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s he had done in the Balkans.”[35] In September of 2009 a classified report written by General McChrystal was leaked, in which he had concluded, “that a successful counterinsurgency strategy will require 500,000 troops over five years.”[36] It was further reported in September that, “the CIA is deploying teams of spies, analysts and paramilitary operatives to Afghanistan, part of a broad intelligence ‘surge’ that will make its station there among the largest in the agency’s history,” rivaling its stations in Iraq and Vietnam at the height of those wars. The initiative began “under pressure from Army Gen. Stanley A. McChrystal,” and the extra personnel are being employed in a number of ways, including teaming up with Special Forces troops in “pursuing high-value targets.” Further: The intelligence expansion goes beyond the CIA to involve every major spy service, officials said, includ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which intercepts calls and e-mails, as well as the 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 which tracks military threats.[37] In October of 2009, it was reported by the Washington Post that although Obama announced a troop surge in Afghanistan of 21,000 additional troops, “in an unannounced move, the White House has also authorized — and the Pentagon is deploying — at least 13,000 troops beyond that number.” It was reported that these additional forces were primarily made up of “support forces, including engineers, medical personnel, intelligence experts and military police.” Thus, it brings the total 2009 surge in Afghanistan to 34,000 US troops. Thus as of October 2009, there were 68,000 US troops in Afghanistan (more than double the amount of when Bush left office), and 124,000 US troops in Iraq.[38] In early October, Henry Kissinger wrote an article for Newsweek in which he proposed a strategy for the US in Afghanistan, in which he initially made it clear that he supported General McChrystal’s proposal of sending an additional 40,000 troops to Afghanistan. Kissinger proclaimed that calls for an “exit strategy” were a “metaphor for withdrawal,” which is tantamount to “abandonment.” Clearly, Kissinger favours a long-term presence. He stated that even a victory “may not permit troop withdrawals,” citing the case of South Korea. Kissinger further wrote on the options for Afghan strategy, stating: A negotiation with the [Taliban] might isolate Al Qaeda and lead to its defeat, in return for not challenging the Taliban in the governance of Afghanistan. After all, it was the Taliban which provided bases for Al Qaeda in the first place. This theory seems to me to be too clever by half. Al Qaeda and the Taliban are unlikely to be able to be separated so neatly geographically. It would also imply the partition of Afghanistan along functional lines, for it is highly improbable that the civic actions on which our policies are based could be carried out in areas controlled by the Taliban. Even so-called realists—like me—would gag at a tacit U.S. cooperation with the Taliban in the governance of Afghanistan.[39] Kissinger further claimed that a reduction of forces in Afghanistan would “fundamentally affect domestic stability in Pakistan by freeing the Qaeda forces along the Afghan border for even deeper incursions into Pakistan, threatening domestic chaos,” and that, “the prospects of world order will be greatly affected by whether our strategy comes to be perceived as a retreat from the region, or a more effective way to sustain it.”[40] He further explained that any attempts to “endow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ith overriding authority” could produce resistance, which would “be ironic if, by following the received counterinsurgency playbook too literally, we produced another motive for civil war.” Kissinger thus proposed a strategy not aimed at “control from Kabul,” but rather, “emphasis needs to be given to regional efforts and regional militia.” Kissinger explained the regional importance of Afghanistan, and thus, the “challenge” of American strategy: The special aspect of Afghanistan is that it has powerful neighbors or near neighbors—Pakistan, India, China, Russia, Iran. Each is threatened in one way or another and, in many respects, more than we are by the emergence of a base for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Pakistan by Al Qaeda; India by general jihadism and specific terror groups; China by fundamentalist Shiite jihadists in Xinjiang; Russia by unrest in the Muslim south; even Iran by the fundamentalist Sunni Taliban. Each has substantial capacities for defending its interests. Each has chosen, so far, to stand more or less aloof.[41] In November of 2009, Malalai Joya, a former Afghan MP and one of the few female political leaders in Afghanistan, said that: Eight years ago, the U.S. and NATO—under the banner of women’s rights,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occupied my country and pushed us from the frying pan into the fire . . . Eight years is enough to know better about the corrupt, mafia system of [President] Hamid Karzai . . . My people are crushed between two powerful enemies . . . From the sky, occupation forces bomb and kill civilians…and on the ground, the Taliban and warlords continue their crimes . . . It is better that they leave my country; my people are that fed up . . . Occupation will never bring liberation, and it is impossible to bring democracy by war.[42] In late November, Pakistani Premier Yousuf Raza Gilani warned “that the US’s decision to send thousands of extra troops to Afghanistan may destabilize his country,” as it would likely lead to “a spill over of militants inside Pakistan.” In particular, it could force militants and Taliban to migrate into Pakistan’s southern province of Balochistan.[43] On December 1, President Obama announced that the U.S. would send an additional 30,000 US troops to Afghanistan by summer 2010, and with a “plan” to purportedly withdraw by July 2011. As the Washington Post reported, “adding 30,000 U.S. troops to the roughly 70,000 that are in Afghanistan now amounts to most of what Gen. Stanley A. McChrystal, the commander of U.S. and NATO forces there, requested at the end of August.” Obama stated that the chief objective was to “destroy al-Qaeda,” and a senior administration official said that, “the goal for the Afghan army, for example, is to increase its ranks from 90,000 to 134,000 by the end of 2010.”[44] President Karzai said in early December that, “Afghanistan’s security forces will need U.S. support for another 15 to 20 years,” and that, “it would take five years for his forces to assume responsibility for security throughout the country.”[45] This statement supports the conclusions set out in McChrystal’s classified report, which stated that the US would need to remain for at least 5 years. Seth Jones, a civilian adviser to the U.S. military and senior political scientist at RAND Corporation, one of America’s top defense think tanks, wrote an op-ed for the New York Times in December titled, “Take the War to Pakistan.” He stated that the U.S. is repeating the same mistakes of the Soviets when they occupied Afghanistan in the 1980s by not attacking the Taliban “sanctuary” in Pakistan’s Baluchistan province. He stated that, “This sanctuary is critical because the Afghan war is organized and run out of Baluchistan.” He then proclaim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Pakistan must target Taliban leaders in Baluchistan,” which could include conducting raids into Pakistani territory or hit Taliban leaders with drone strikes.[46] As Jeremy Scahill reported in June 2009, “more than 240,000 contractor employees, about 80 percent of them foreign nationals, are working in Iraq and Afghanistan to support operations and projects of the U.S. military,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nd the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cahill reported on the findings of a Defense Department report on contracting work in the war zones, stating that, “there has been a 23%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Private Security Contractors’ working for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in Iraq in the second quarter of 2009 and a 29% increase in Afghanistan, which ‘correlates to the build up of forces’ in the country.” While contractors outnumbered forces in Afghanistan, in Iraq they were roughly equal to the US forces occupying the country, at 130,000.[47] It was reported that as Obama ordered more troops to Afghanistan in December of 2009, a new surge of contractors would follow suit. As of June 2009, the number of contractors in Afghanistan outweighed the US military presence itself, with 73,968 contractors and 55,107 troop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estimates, “Between 7% and 16% of the total are Blackwater-style private security contractors.” As of December 2009, the number of contractors in Afghanistan was reported to be 104,100.[48] In January of 2010, as Obama’s announced 30,000 extra troops began to be deployed to Afghanistan, Pakistani officials became increasingly fearful that “a stepped-up war just over the border could worsen the increasingly bloody struggle with militancy” within Pakistan itself, ultimately further destabilizing Pakistan’s southwestern border and the “already volatile tribal areas in the northwest.” On top of sending militants into Pakistan, there were fears that it would exacerbate the flow of Afghan refugees into Pakistani territory.[49] Blackwater and the “Secret War” in Pakistan In November of 2009,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and best-selling author Jeremy Scahill wrote an exclusive report on the secret war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Pakistan. The story sheds light on the American strategy in the region aimed at the destabilization and ultimately the implosion of Pakistan. The chief architects and administrators of this policy in Pakistan are none other than the Joint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 (JSOC), previously run as an “executive assassination ring” by General McChrystal, and the infamous mercenary organization, Blackwater, now known as Xe Services. JSOC and Blackwater work together covertly in undertaking a covert war in yet another nation in the region, adding to the list of Afghanistan and Iraq. Scahill described the covert operations as “targeted assassinations of suspected Taliban and Al Qaeda operatives,” as well as “other sensitive action inside and outside Pakistan.” Further, “the Blackwater operatives also assist in gathering intelligence and help direct a secret US military drone bombing campaign that runs parallel to the well-documented CIA predator strikes.” The sources for the report are drawn heavily from individuals within the US military intelligence apparatus. One source revealed that the program is so “compartmentalized” that “senior figures within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and the US military chain of command may not be aware of its existence.” This program is also separate from the CIA’s own programs, including both drone attacks and assassinations, of which the CIA assassination program was said to be cancelled in June of 2009. It was in 2006 that JSOC reached an agreement with the Pakistani government to run operations within the country, back when Stanley McChrystal was running it in close cooperation with Vice President Dick Cheney as an “executive assassination ring.” A former Blackwater executive confirmed that Blackwater was operating in Pakistan in cooperation with both the CIA and JSOC, as well as being on a subcontract for the Pakistani government itself, as well as “working for the Pakistani government on a subcontract with an Islamabad-based security firm that puts US Blackwater operatives on the ground with Pakistani forces in counter-terrorism operations, including house raids and border interdictions, in the North-West Frontier Province and elsewhere in Pakistan.” JSOC’s covert program in liaison with Blackwater in Pakistan dates back to 2007, and the operations are coordinated out of the US Bagram Air Base in Afghanistan, and that Blackwater operates at “an ultra-exclusive level above top secret.” The contracts are all kept secret, and therefore “shielded from public oversight.” On top of carrying out operations for JSOC and the CIA inside Pakistan, Blackwater further conducts operations in Uzbekistan. In regards to the drone strikes within Pakistan, while largely reported as being a part of the CIA drone program, many are, in fact, undertaken under a covert parallel JSOC program. One intelligence source told Jeremy Scahill that, “when you see some of these hits, especially the ones with high civilian casualties, those are almost always JSOC strikes.” Further, Blackwater is involved in the drone strike program with JSOC, “Contractors and especially JSOC personnel working under a classified mandate are not [overseen by Congress], so they just don’t care. If there’s one person they’re going after and there’s thirty-four people in the building, thirty-five people are going to die. That’s the mentality.” Blackwater further provides security for many secret US drone bases, as well as JSOC camps and 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 (DIA) camps within Pakistan. With General McChrystal’s rise from JSOC Commander to Commander of the Afghan war theatre (which in military-strategic terms now includes Pakistan under the umbrella of “AfPak”), “there is a concomitant rise in JSOC’s power and influence within the military structure.” McChrystal had overseen JSOC during the majority of the Bush years, where he worked very closely and directly with Vice President Cheney and Secretary of Defense Donald Rumsfeld. As Seymour Hersh had exposed, JSOC operated as an “executive assassination ring” and had caused many problematic diplomatic situ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as even the State Department wasn’t informed about their operations. One high-level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 was quoted as saying: The only way we found out about it is our ambassadors started to call us and say, ‘Who the hell are these six-foot-four white males with eighteen-inch biceps walking around our capital cities?’ So we discovered this, we discovered one in South America, for example, because he actually murdered a taxi driver, and we had to get him out of there real quick. We rendered him–we rendered him home.[50] Blackwater is also involved in providing “security for a US-backed aid project” in a region of Pakistan, which implies that even some aid projects are connected with military and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often using them as a cover for covert operations. Blackwater still operates in Afghanistan working for the US military, the State Department and the CIA. As one military-intelligence official stated: Having learned its lessons after the private security contracting fiasco in Iraq, Blackwater has shifted its operational focus to two venues: protecting things that are in danger and anticipating other places we’re going to go as a nation that are dangerous.[51] Mmuch of Scahill’s information has been supported by other mainstream news sources. In August of 2009, the New York Times reported that in 2004, the CIA “hired outside contractors from the private security contractor Blackwater USA as part of a secret program to locate and assassinate top operatives of Al Qaeda.” The CIA had held high-level meetings with Blackwater founder and former Navy SEAL Erik Prince. The article also revealed that in 2002, Blackwater had been awarded the contract to handle security for the CIA station in Afghanistan, “and the company maintains other classified contracts with the C.I.A.” Blackwater has hired several former CIA officials, “including Cofer Black, who ran the C.I.A. counterterrorism center immediately after the Sept. 11 attacks.”[52] On December 10, 2009, the New York Times reported that in both Afghanistan and Iraq, Blackwater “participated in some of the C.I.A.’s most sensitive activities — clandestine raids with agency officers against people suspected of being insurgents.” These raids, referred to as “snatch and grab” operations, occurred almost nightly between 2004 and 2006, and that, “involvement in the operations became so routine that the lines supposedly dividing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the military and Blackwater became blurred.” One former CIA official was quoted as saying, “There was a feeling that Blackwater eventually became an extension of the agency.” Further, Blackwater was reported to have provided security not only for the CIA station in Afghanistan, but also in Iraq; and in both countries, Blackwater “personnel accompanied the [CIA] officers even on offensive operations sometimes begun in conjunction with Delta Force or Navy Seals teams.”[53] In late August it was reported that Blackwater had a CIA contract to operate the remotely piloted drones, carried out at “hidden bases” in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as well as provide security at the bases.[54] In December, the New York Times ran a story reporting that the CIA had terminated its contract with Blackwater “that allowed the company to load bombs on C.I.A. drones in Pakistan and Afghanistan.” However, while the CIA claimed that all Blackwater contracts were under review, a CIA spokesperson said that, “At this time, Blackwater is not involved in any C.I.A. operations other than in a security or support role,”[55] which is still a very wide role, considering how the roles have been blurred between providing “security” and actively taking part in missions. As the Guardian reported in December of 2009, Blackwater had a contract in Pakistan “to manage the construction of a training facility for the paramilitary Frontier Corps, just outside Peshawar,” which is the Pakistani Army’s paramilitary force.[56] Despite a continual official denial of Blackwater involvement in Pakistan, in December, the CIA admitted Blackwater operates in Pakistan under CIA contracts,[57] and in January of 2010, US Defense Secretary Robert Gates confirmed that both Blackwater (now known as Xe Services) and DynCorp have been operating in Pakistan.[58] However, some reports indicate that Blackwater may be involved in even more nefarious activities inside Pakistan. A former head of Pakistani’s intelligence services, the ISI, stated in an interview that apart from simply taking part in drone attacks, Blackwater “may be involved in actions that destabilize the country.” Elaborating, he said, “My assessment is that they [Blackwater agents] — either themselves or most probably through others, through the locals — do carry out some of the explosions,” and that, “the idea is to carry out such actions, like carrying attacks in the civilian areas to make the others look bad in the eyes of the public.” In other words, according to the former head of the ISI, Blackwater may be involved in committing false flag terrorist attacks inside Pakistan.[59] In November of 2009, Al-Jazeera reported that while many attacks occurring across Pakistan are blamed on the Tehreek e-Taliban, Pakistan’s Taliban, “the group has issued its first video statement denying involvement in targeting civilians and has blamed external forces for at least two recent blasts.” The denial stated that the attacks are being used as an excuse to prepare for military operations in various tribal regions of Pakistan, including South Waziristan. The denial also stated that the Pakistani Taliban “had no role in the bomb blast in a Peshawar market that killed at least 100 people as well as an attack in Charsada, a town located in Pakistan’s North West Frontier Province.” The spokesperson claimed that the Pakistani Taliban does not target civilians, and that the bombings were “linked to Blackwater activities in the country.” Even when the bombings initially occurred the Taliban denied involvement, and the local media was blaming “Blackwater and other American agencies.”[60] The head of the Pakistani Taliban had previously stated that, “if Taliban can carry out attacks in Islamabad and target Pakistan army’s headquarters, then why should they target general public,” and proceeded to blame the bomb blast in Peshawar that killed 108 people on “Blackwater and Pakistani agencies [that] are involved in attacks in public places to blame the militants.” He was further quoted as saying, “Our war is against the government and the security forces and not against the people. We are not involved in blasts.”[61] In January of 2010, it was reported that Blackwater “is in the running for a Pentagon contract potentially worth $1 billion to train Afghanistan’s troubled national police force,” as Blackwater already “trains the Afghan border police — an arm of the national police — and drug interdiction units in volatile southern Afghanistan.”[62] As Jeremy Scahill reported in August of 2009 on a legal case against Blackwater, where a former Blackwater mercenary and an ex-US Marine “have made a series of explosive allegations in sworn statements filed on August 3 in federal court in Virginia.” Among the claims: The two men claim that the company’s owner, Erik Prince, may have murdered or facilitated the murder of individuals who were cooperating with federal authorities investigating the company. The former employee also alleges that Prince “views himself as a Christian crusader tasked with eliminating Muslims and the Islamic faith from the globe,\" and that Prince’s companies “encouraged and rewarded the destruction of Iraqi life.\"[63] Further, both men stated that Blackwater was smuggling weapons into Iraq, often on Erik Prince’s private planes. These allegations surfaced in a trial against Blackwater for committing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and war crimes in Iraq against civilians. One of those who testified further stated that, “On several occasions after my departure from Mr. Prince’s employ, Mr. Prince’s management has personally threatened me with death and violence.” The testimony continued in explaining that: Mr. Prince intentionally deployed to Iraq certain men who shared his vision of Christian supremacy, knowing and wanting these men to take every available opportunity to murder Iraqis. Many of these men used call signs based on the Knights of the Templar, the warriors who fought the Crusades. Mr. Prince operated his companies in a manner that encouraged and rewarded the destruction of Iraqi life. For example, Mr. Prince’s executives would openly speak about going over to Iraq to “lay Hajiis out on cardboard.\" Going to Iraq to shoot and kill Iraqis was viewed as a sport or game. Mr. Prince’s employees openly and consistently used racist and derogatory terms for Iraqis and other Arabs, such as “ragheads\" or “hajiis.\"[64] In January of 2010, Erik Prince, the controversial founder and CEO of Blackwater gave an interview with Vanity Fair magazine which was intended to not simply discuss the company, but also the man behind the company. It begins by quoting Prince as saying, “I put myself and my company at the C.I.A.’s disposal for some very risky missions,” and continued, “But when it became politically expedient to do so, someone threw me under the bus.” It is worth quoting the article at some length: Publicly, [Erik Prince] has served as Blackwater’s C.E.O. and chairman. Privately, and secretly, he has been doing the C.I.A.’s bidding, helping to craft, fund, and execute operations ranging from inserting personnel into “denied areas”—places U.S. intelligence has trouble penetrating—to assembling hit teams targeting al-Qaeda members and their allies. Prince, according to sources with knowledge of his activities, has been working as a C.I.A. asset: in a word, as a spy. While his company was busy gleaning more than $1.5 billion in government contracts between 2001 and 2009—by acting, among other things, as an overseas Praetorian guard for C.I.A. and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s—Prince became a Mr. Fix-It in the war on terror. His access to paramilitary forces, weapons, and aircraft, and his indefatigable ambition—the very attributes that have galvanized his critics—also made him extremely valuable, some say, to U.S. intelligence.[65] Prince’s Afghan security team is the “special-projects” team of Blackwater, and “except for their language its men appear indistinguishable from Afghans. They have full beards, headscarves, and traditional knee-length shirts over baggy trousers.” In regards to Prince’s worth with the CIA, he: wasn’t merely a contractor; he was, insiders say, a full-blown asset. Three sources with direct knowledge of the relationship say that the C.I.A.’s National Resources Division recruited Prince in 2004 to join a secret network of American citizens with special skills or unusual access to targets of interest.[66] In Afghanistan, Blackwater “provides security for the US Ambassador Karl Eikenberry and his staff, and trains narcotics and Afghan special police units.” There was also a revolving door of sorts between Blackwater and the CIA. Not only was Prince a CIA asset, but many higher-ups in the CIA would also move into Blackwater. A Blackwater-CIA team even hunted down an alleged Al-Qaeda financier in Hamburg, Germany, without even the German government’s awareness of it. Publicly, the Blackwater program with the CIA was canned. Although there was no mention of its covert program with JSOC in Pakistan, so one must assume its relationship is maintained in some capacity. Prince ultimately left his position at Blackwater in the face of bad press, but still controls the majority of the stock.[67] In September of 2009, General Mirza Aslam Beg, Pakistan’s former Army Chief, said that, “Blackwater was directly involved in the assassinations of former Pakistani prime minister Benazir Bhutto and former Lebanese prime minister Rafik Hariri.” He told a Saudi Arabian daily that, “former Pakistani president Pervez Musharraf had given Blackwater the green light to carry out terrorist operations in the cities of Islamabad, Rawalpindi, Peshawar, and Quetta.” It was in an interview with a Pakistani TV network when he stated that Blackwater and “the United States killed Benazir Bhutto.” Beg was chief of Army staff during Benazir Bhutto’s first administration. He claimed that she was killed “in an international conspiracy because she had decided to back out of the deal through which she had returned to the country after nine years in exile.”[68] Is the West Punishing Pakistan to Challenge China? China and Pakistan established diplomatic ties in 1951, and have enjoyed a close relationship since then, with Pakistan being one of the first countries to recogniz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50. One of the primary reasons behind the close and ever-closer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Pakistan is the role of India, as both an adversary and competitor to Pakistan and China. A Pakistani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States said that for Pakistan, “China is a high-value guarantor of security against India.” Further, within India, increased Chinese military support to Pakistan is perceived as “a key aspect of Beijing’s perceived policy of ‘encirclement’ or constraint of India as a means of preventing or delaying New Delhi’s ability to challenge Beijing’s region-wide influence.” These ties have increased since the 1990s, and especially as the United States became increasingly close to India. As a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background report on China-Pakistan relations explained: The two countries have cooperated on a variety of large-scal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n Pakistan, including highways, gold and copper mines, major electricity complexes and power plants, and numerous nuclear power projects. With roughly ten thousand Chinese workers engaged in 120 projects in Pakistan, total Chinese investment–which includes heavy engineering, power generation, mining, and telecommunications–was valued at $4 billion in 2007 and is expected to rise to $15 billion by 2010.[69] As the Pakistani ambassador to the U.S. further explained, “Pakistan thinks that bo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crucial for it,” however, he went on, “If push comes to shove, it would probably choose China–but for this moment, it doesn’t look like there has to be a choice.” The recent U.S.-India civilian nuclear agreement has further entrenched a distrust of America within Pakistan and pushed the country closer to China. In 2010, China announced it would be building two nuclear power reactors in Pakistan.[70] In 2007, China and Pakistan inaugurated Gwadar Port in Pakistan’s Balochistan Province along the Arabian Sea, creating the first major point in an “energy corridor” which would eventually bring oil from the Gulf overland through Pakistan into China. China financed the building of the port city for $200 million, with plans to fund billions more worth of railroads, roads, and pipelines which would link Gwadar Port to China. Pakistan is strategically placed in the centre of the new ‘Great Game’, a nomenclature for the great imperial battles over Central Asia in the 19th century. Pakistan is neighbour to Iran, India, China, and Afghanistan, with a coastline on the Arabian Sea. Thus, Pakistan is situated between the oil-rich Middle East and the natural gas-rich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with two of the fastest growing economies in the world – India and China – as energy-hungry neighbours; with the imperial presence of America in neighbouring Afghanistan, with its eye focused intensely on neighbouring Iran. A ‘Great Game’ ensues, drawing in Russia, China, India and America, and the main focus of the game is pipelines.[71] China has a major pipeline project in the works to bring in natural gas from Central Asia, transporting the gas from Turkmenistan through Uzbekistan and Kazakhstan and into China, which is set to be completed by 2013.[72] Iran, OPEC’s second largest oil exporter (after Saudi Arabia), is among the top ten oil exporters to China, and in 2010 it was reported that the Chinese have invested roughly $40 billion in Iran’s oil and gas sectors, including financing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even new oil refineries, as well as various oil and gas pipeline projects.[73] In June of 2011, it was reported that China’s oil imports from Iran have increased by 32%, signaling a growing importanc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e largest three oil exporters to China are Saudi Arabia, Angola, and Iran, respectively.[74] The Gwadar Port city built by Chinese investments is destined to be a central hub in the pipeline politics of the ‘Great Game,’ in particular between the competing pipeline projects of the Trans-Afghan Pipeline (TAP or TAPI), involving a pipeline bringing natural gas from Turkmenistan through Afghanistan, Pakistan, and into India; and the Iran-Pakistan-India pipeline (IPI). The major issue here is that the TAPI pipeline cannot be built so long as Afghanistan is plunged into war, thus the project has been incessantly stalled. On the other hand, India has been wavering and moving out of the picture in the IPI pipeline, in no small measure due to its increasingly close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has sought to dissuade Pakistan from building a pipeline with Iran. However, in 2010, Pakistan and Iran signed the agreement, and are willing to either allow India or China to be the beneficiary of the pipeline. Whether going to India or China, Gwadar Port will be a central hub in this project.[75] Pakistan has now been seeking direct help from China on the Iran-Pakistan pipeline project.[76] The U.S., for its part, warned Pakistan against signing onto a pipeline project with Iran, yet Pakistan proceeded with the project regardless.[77] The southern Pakistani province of Balochistan is home to oil, gas, copper, gold, and coal reserves, not to mention, it is the strategic corridor through which the pipeline projects would run, and is home to the strategically significant port city of Gwadar. For the past fifty years, however, Balochistan has been a major hub of Chinese investment and opportunity, with Chinese companies having poured $15 billion into projects in the province, inclu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n oil refinery, copper and zinc mines, and of course, Gwadar Port.[78] India is increasingly concerned about China’s presence in the Gulf and Indian Ocean. China is building ports not only in Pakistan, but in Bangladesh and Burma, as well as railroad lines in Nepal.[79] Following the supposed assassination of Osama bin Laden by the U.S. in Pakistani territory, tensions between Pakistan and America increased, and ties between China and Pakistan deepened. The Chinese were subsequently approached by the Pakistanis to take control of the port of Gwadar, and perhaps to even build a Pakistani naval base there, though the Chinese have denied Pakistani claims that any such deal had been reached. China, further, in response to the apparent U.S. assassination of Bin Laden, said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referr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must respect” Pakistani sovereignty. Indian news quoted diplomatic sources as saying that China “warned in unequivocal terms that any attack on Pakistan would be construed as an attack on China.”[80] Pakistani Prime Minister Gilani visited China on a state visit shortly after the American raid into Pakistan. Following the meetings, China agreed to immediately provide 50 fighter jets to Pakistan, a clear signal that Pakistan is looking for alternatives to its American dependence, and China is all too happy to provide such an alternative.[81] As the Financial Times reported, “Pakistan has asked China to build a naval base at its south-western port of Gwadar and expects the Chinese navy to maintain a regular presence there.”[82] China has also signaled that it would be interested in setting up foreign military bases, just as the United States has, and specifically is interested in such a base inside Pakistan. The aim “would be to exert pressure on India as well as counter US influence in Pakistan and Afghanistan.”[83] Conclusion It would seem, then, that the true cause of chaos, destabilization, and war in Pakistan is not the Orientalist perspective of Pakistanis being the ‘Other’: barbaric, backwards, violent and self-destructive, in need to ‘intervention’ to right their own wrongs. Following along the same lines as the dismantling of Yugoslavia in the 1990s, the destabilization of Pakistan is aimed at wider strategic objectives for the Western imperial powers: namely, the isolation of China. While Pakistan has long been a staunch U.S. puppet regime, in the wider geopolitical context of a global rivalr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for control of the world’s resources and strategic positions, Pakistan may be sacrificed upon the altar of empire. The potential result of this strategy, in a country exceeding 180 million people, armed with nuclear weapons, and in the centre of one of the most tumultuous regions in the world, may be cataclysmic, perhaps even resulting in a war between the ‘great powers.’ The only way to help prevent such a potential scenario would be to analyze the strategy further, and expose it to a much wider audience, thus initiating a wider public discussion on the issue. As long as the public discourse on Pakistan is framed as an issue of “terrorism” and the “War on Terror” alone, this strategic nightmare will continue forward. As the saying goes, “In war, truth is the first casualty.” But so too then, can war be the casualty of Truth. Andrew Gavin Marshall is a Research Associate with the Centre for Research on Globalization (CRG). He is co-editor, with Michel Chossudovsky, of the recent book,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The Great Depression of the XXI Century,\" available to order at Globalresearch.ca. He is currently working on a forthcoming book on ‘Global Government’. Notes [1] Russell Berman, Despite Criticism, Obama Stands By Adviser Brzezinski. The New York Sun: September 13, 2007: http://www.nysun.com/national/despite-criticism-obama-stands-by-adviser/62534/ [2] Eli Lake, Obama Adviser Leads Delegation to Damascus. The New York Sun: February 12, 2008: http://www.nysun.com/foreign/obama-adviser-leads-delegation-to-damascus/71123/ [3] Jonathan Tepperman, How Obama’s Star Could Fall. Newsweek: October 13, 2008: http://www.newsweek.com/id/162316 [4] Mark Mazzetti and Eric Schmitt, McCain and Obama advisers briefed on deteriorating Afghan war.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31, 2008: http://www.nytimes.com/2008/10/31/world/americas/31iht-31policy.17405861.html [5] George Packer, The Last Mission. The New Yorker: September 28, 1009: http://www.newyorker.com/reporting/2009/09/28/090928fa_fact_packer [6] Ibid. [7] Ibid. [8] Michael Abramowitz, Shailagh Murray and Anne E. Kornblut, Obama Close to Choosing Clinton, Jones for Key Posts.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2, 2008: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8/11/21/AR2008112103981.html [9] Ibid. [10] About Us, Our Mission. Chamber of Commerce: Institute for 21st Century Energy: http://www.energyxxi.org/pages/about_us.aspx [11] JOHN D. MCKINNON and T.W. FARNAM, Hedge Fund Paid Summers $5.2 Million in Past Yea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5, 2009: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23879462053487927.html [12] James L. Jones, 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Jones at 45th Munich Conference on Security Policy.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February 8, 2009: http://www.cfr.org/publication/18515/remarks_by_national_security_adviser_jones_at_45th_munich_conference_on_security_policy.html [13] Ibid. [14] Julian E. Barnes, Obama team works on overhaul of Afghanistan, Pakistan policy. Los Angeles Times: February 11, 2009: http://articles.latimes.com/2009/feb/11/world/fg-us-afghan11 [15] Henry A. Kissinger, A Strategy for Afghanistan.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26, 2009: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9/02/25/AR2009022503124.html [16] George Packer, The Last Mission. The New Yorker: September 28, 1009: http://www.newyorker.com/reporting/2009/09/28/090928fa_fact_packer [17] Ibid. [18] Eric Schmitt, Obama Taps a General as the Envoy to Kabul.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9,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01/30/washington/30diplo.html [19] Ibid. [20] Agencies, US fires top general in Afghanistan as war worsens. China Daily: May 12, 2009: http://www.chinadaily.com.cn/world/2009-05/12/content_7766306.htm [21] Ann Scott Tyson, Top U.S. Commander in Afghanistan Is Fired.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12, 2009: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9/05/11/AR2009051101864.html [22] Rajiv Chandrasekaran, Pentagon Worries Led to Command Change. The Washington Post: August 17, 2009: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9/08/16/AR2009081602304_pf.html [23] Ann Scott Tyson, Top U.S. Commander in Afghanistan Is Fired.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12, 2009: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9/05/11/AR2009051101864.html [24] Agencies, US fires top general in Afghanistan as war worsens. China Daily: May 12, 2009: http://www.chinadaily.com.cn/world/2009-05/12/content_7766306.htm [25] Muriel Kane, Hersh: ‘Executive assassination ring’ reported directly to Cheney. The Raw Story: March 11, 2009: http://rawstory.com/news/2008/Hersh_US_has_been_running_executive_0311.html [26] Transcript, Seymour Hersh: Secret US Forces Carried Out Assassinations in a Dozen Countries, Including in Latin America. Democracy Now!: March 31, 2009: http://www.democracynow.org/2009/3/31/seymour_hersh_secret_us_forces_carried [27] MARK MAZZETTI and ERIC SCHMITT, U.S. Halted Some Raids in Afghanistan.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9,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03/10/world/asia/10terror.html [28] Ann Scott Tyson, Manhunter To Take On a Wider Mission.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13, 2009: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9/05/12/AR2009051203679_pf.html [29] THOM SHANKER and ERIC SCHMITT, U.S. Commander in Afghanistan Is Given More Leeway.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0,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06/11/world/asia/11command.html [30] Michael Hirsh and John Barry, The Hidden General. Newsweek: June 26, 2006: http://www.newsweek.com/id/52445 [31] KIMBERLY DOZIER and ADAM GOLDMAN, Counterterrorist Pursuit Team: 3,000 Man CIA Paramilitary Force Hunts Militants In Afghanistan, Pakistan, Huffington Post, 22 September 2010: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0/09/22/counterterrorist-pursuit-_n_734961.html [32] Andrew Gray, US Afghan surge could push militants into Pakistan. Reuters: May 21, 2009: http://www.alertnet.org/thenews/newsdesk/N21412211.htm [33] Isambard Wilkinson, Top US official warns that war in Afghanistan strengthens Taliban in Pakistan. The Telegraph: May 22, 2009: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asia/pakistan/5369740/Top-US-official-warns-that-war-in-Afghanistan-strengthens-Taliban-in-Pakistan.html [34] AP, Afghanistan surge tied to Pakistan stability. MSNBC: May 21, 2009: http://www.msnbc.msn.com/id/30871807/ns/world_news-south_and_central_asia/ [35] George Packer, The Last Mission. The New Yorker: September 28, 2009: http://www.newyorker.com/reporting/2009/09/28/090928fa_fact_packer [36] Tom Andrews, Classified McChrystal Report: 500,000 Troops Will Be Required Over Five Years in Afghanistan. Huffington Post: September 24, 2009: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tom-andrews/classified-mcchrystal-rep_b_298528.html [37] Greg Miller, CIA expanding presence in Afghanistan. The Los Angeles Times: September 20, 2009: http://www.latimes.com/news/nationworld/world/la-fg-afghan-intel20-2009sep20,0,1183243.story?page=1 [38] Ann Scott Tyson, Support Troops Swelling U.S. Force in Afghanistan. The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13, 2009: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9/10/12/AR2009101203142.html?hpid=topnews [39] Henry A. Kissinger, Deployments and Diplomacy. Newsweek: October 12, 2009: http://www.newsweek.com/id/216704 [40] Ibid. [41] Ibid. [42] Travis Lupick, Suspended Afghan MP Malalai Joya wants NATO’s mission to end. The Georgia Straight: November 12, 2009: http://www.straight.com/article-270310/vancouver/afghan-activist-wants-natos-mission-end [43] US surge in Afghanistan ‘may destablize Pakistan’. Press TV: November 30, 2009: http://www.presstv.ir/detail.aspx?id=112484&sectionid=351020401 [44] Scott Wilson, Obama: U.S. security is still at stake. The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2, 2009: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9/12/01/AR2009120101231.html [45] Julian E. Barnes and Tony Perry, Afghanistan will need U.S. help for 15 to 20 years, Karzai says. The Los Angeles Times: December 9, 2009: http://www.latimes.com/news/nation-and-world/la-fg-afghan-mcchrystal9-2009dec09,0,224382.story [46] Seth G. Jones, Take the War to Pakistan.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3,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12/04/opinion/04jones.html [47] Jeremy Scahill, U.S. War Privatization Results in Billions Lost in Fraud, Waste and Abuse—Report. Rebel Reports: June 10, 2009: http://rebelreports.com/post/121172812/u-s-war-privatization-results-in-billions-lost-in [48] Justin Elliott, As Obama Sends More Troops, Giant Shadow Army Of Contractors Set To Grow In Afghanistan. TPMMuckraker: December 1, 2009: http://tpmmuckraker.talkingpointsmemo.com/2009/12/as_obama_sends_more_troops_giant_shadow_army_of_co.php?ref=fpb [49] Karin Brulliard, Pakistan worried U.S. buildup in Afghanistan will send militants across border. The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5, 2010: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10/01/04/AR2010010403335.html [50] Jeremy Scahill, The Secret US War in Pakistan. The Nation: November 23, 2009: http://www.thenation.com/doc/20091207/scahill [51] Ibid. [52] Mark Mazzetti, C.I.A. Sought Blackwater’s Help to Kill Jihadists.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19,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08/20/us/20intel.html [53] James Risen and Mark Mazzetti, Blackwater Guards Tied to Secret C.I.A. Raids.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0,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12/11/us/politics/11blackwater.html [54] James Risen and Mark Mazzetti, C.I.A. Said to Use Outsiders to Put Bombs on Drones.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0,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08/21/us/21intel.html [55] Mark Mazzetti, Blackwater Loses a Job for the C.I.A.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1,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12/12/us/politics/12blackwater.html [56] Declan Walsh and Ewen MacAskill, Blackwater operating at CIA Pakistan base, ex-official says. The Guardian: December 11, 2009: 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09/dec/11/blackwater-in-cia-pakistan-base [57] CIA admits Blackwater presence in Pakistan. Press TV: December 12, 2009: http://www.presstv.ir/detail.aspx?id=113512&sectionid=351020401 [58] Gates confirms Blackwater presence in Pakistan. Press TV: January 22, 2010: http://www.presstv.ir/detail.aspx?id=116754&sectionid=351020401 [59] Blackwater behind Pakistan bombings: Ex-intel chief. Press TV: December 12, 2009: http://www.presstv.com/detail.aspx?id=113540&sectionid=351
  14. 2011/10/17 於 22:05 patchpieces

    【中俄鷹派抬頭-中俄地緣戰略結盟態勢已成/中俄聯手否決制裁敘利亞案 美帝瘋狗續泡製“中東版天安艦事件”-伊朗陰謀暗殺沙特大使(挑撥遜尼派vs.什葉派)】

    奧巴馬:伊朗須為刺殺沙特駐美大使陰謀付出代價
      
      【華盛頓消息】據媒體報導,美國總統奧巴馬13日表示,伊朗必須為其策劃刺殺沙特駐美大使的陰謀付出代價,美國將對伊朗實施“最嚴厲”的制裁,並且“不排除任何選項”。

      奧巴馬當天是在白宮與到訪的韓國總統李明博召開聯合記者會時說這番話的。他稱,這一陰謀不只是伊朗的“一個危險的升級”,它是伊朗政府“危險和魯莽行為”模式的一部分。

      奧巴馬指出,在這起暗殺沙特駐美大使的陰謀中,有一個伊朗裔美國人參與其中,而伊朗政府內部的某些人和他有直接聯繫,並支付資金給他。

      “這些事實有目共睹,除非掌握了支撐這些指控的證據,否則我們不會隨便提出這樣的指控。”奧巴馬說,“我們已經與所有的盟友、國際社會接觸,並將事實擺在他們面前。我們相信人們分析之後,對這些事實不會有爭議。”

      奧巴馬指責伊朗的做法遠遠超越了可接受的國際行為準則,而這只是伊朗長期以來一系列暴力行為的一個例子而已。
      奧巴馬表示,美國將同其他合作夥伴和盟國一起確保伊朗為此付出代價。第一步,美國將起訴那些參與這起陰謀的個人;第二步美國將對伊朗實施“最嚴厲”的制裁,並繼續動員國際社會進一步孤立伊朗。
      “現在我們不排除任何選項來對付伊朗,但你可以預期,我們將繼續對伊朗政府施加各種壓力。”奧巴馬說。

      美國司法部11日宣佈挫敗一起企圖暗殺沙特駐美國大使阿德爾•朱拜爾的陰謀,一名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成員及一名擁有美國和伊朗雙重國籍的美國公民遭起訴。

      美國政府指責這起暗殺行動與伊朗政府有關。但伊朗政府堅決否認,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副司令侯賽因•薩拉米13日說,美國指控伊朗參與暗殺沙烏地阿拉伯駐美國大使是一場“毫無根據的鬧劇”。
      
     【時事點評】請大家注意這兩段文字,原文分別是:
      
      第一段:美國總統奧巴馬13日表示,伊朗必須為其策劃刺殺沙特駐美大使的陰謀付出代價,美國將對伊朗實施“最嚴厲”的制裁,並且“不排除任何選項”。
      
      第二段:美國政府指責這起暗殺行動與伊朗政府有關。但伊朗政府堅決否認,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副司令侯賽因•薩拉米13日說,美國指控伊朗參與暗殺沙烏地阿拉伯駐美國大使是一場“毫無根據的鬧劇”。
      
     ● 所謂的“證據”,是可以“精心製造”出來的
      
      這的確是一場“鬧劇”,但伊朗政府、及一切愛好和平的力量必須警惕的兩點是:
      
      第一點,隨著局勢的進一步惡化,它“最終”未必是“毫無根據”的,因為,憑藉美國之前“製造”天安號事件的“功力”與“動機”(更早一點,為發動越南戰爭,美國政府還有“製造”北部灣事件事件的前科),所謂的“證據”,是可以“精心製造”出來的。
      
      ●“刺殺案”原本就是一部“現代美國版的‘指鹿為馬’”
      
    第二點,也是最值得警惕的一點,“刺殺案”原本就是一部“現代美國版的‘指鹿為馬’”。
      
      一如秦朝時的趙高,“始作俑者”最為關注的並不是所謂的“證據”,而是“效果”如何,也就是說:在自己公開“指鹿”之後,是否有“附合謂馬者”,特別是,“附合謂馬”者都是何人?
      
      ● “美全球戰略”向“方方面面”以“最貼近真實地”的形式“正式亮出了”自己的底牌
      
      因此,既然“美國行政當局”的“最高層”親自出面上演“指鹿為馬”的“現代版”,意在將“刺殺沙特駐美大使”的標籤貼在了伊朗頭上,並借此“劃清敵友”,那麼,這也就意味著華盛頓在這個問題上“已經刻意地”、“徹底排除了迴旋餘地”,也就是說,“美國全球戰略”已經向“方方面面”以“最貼近真實地”的形式“正式亮出了”自己的底牌。
      
    ● “美國利益決策層”再一次對“美國伊朗政策”進行了“具體量化”
      
      “這張底牌”上赫然包括有這樣幾條:
      
      第一條,顯然,這當然就是美國總統奧巴馬“親自出馬”的意義所在,即:以“美國利益決策層”之“最高級別發言人”的身份“強調”:這是“美國伊朗政策政策”的“最後態度”;
      
      第二條,在“第一條”的基礎上,特別是,在“方方面面”之間的“第四波排列與組合”都在“極盡變幻”的“新形勢”下,“美國利益決策層”再一次對“美國伊朗政策”進行了“具體量化”,也就是此番“親自出馬”、且“表現得”“不再打算傾聽”的奧巴馬、通過那張“我們既從未相信、且也從未看好過”的“大嘴”、一字一句吐出的、堪稱是“美國單邊主義(小布希、切尼、接姆斯菲爾德、賴斯….時代)”最為囂張時之“對伊政策拷貝”的“美國對伊朗最新計畫”。
      
     ● 這不僅僅是一份“對伊朗新計畫”,它還是一份“殺機畢現”的“美國全球戰略”
      
      值得強調的是,這份在“操作層面”上有著“雖出於水、但寒于水”之特性的“拷貝件”,稱得上是一份“殺機畢現”的“美國對伊朗最新計畫”,而值得警惕的是,由於“伊朗問題”基於“非美勢力”、特別是中國全球戰略的極端重要性,這不僅僅是一份“對伊朗新計畫”,它還是一份“殺機畢現”的“美國全球戰略”。
      
      另外,如果站在中國決策層的角度去觀察,那麼,它還是一份“殺機畢現”的“美國對華新計畫”。
      
    ● “美國利益決策層”強加給“國際社會”頭上的選擇其實就是兩個:YES或NO!
      
      第三條,在“第一條”與“第二條”的基礎上,也就是為了強調“美國將以決不動搖的決心”去“兌現”這份“美國對伊朗最新計畫”,“美國利益決策層”決心“不再要任何迴旋空間”,
    也就是說,在“如何對待伊朗”的問題上、或者是否定性伊朗的恐怖身份問題上,口口聲聲稱“拿到了確鑿證據”的“美國利益決策層”強加給“國際社會”頭上的選擇其實就是兩個:YES或NO!

     ● “美國決策層”顯然在借“這一重大事件”、試圖“重新爬上”國際道德、特別是國際法的制高點
      
      顯然,這就一如小布希在911之後、借“幾千條人命”的“巨大悲情”,沖著國際社會、拋出的那個“極其霸道之宣言”:要麼就是美國的朋友,要麼就是美國的敵人!
      
      不難看出,“整個事情”走下來,“美國決策層”顯然在借“這一重大事件”、試圖“重新爬上”國際道德、特別是國際法的制高點,製造出一種“911式不容他人說不”的“道德高壓氣氛”,通過“重新炮製”一個“不是美國的朋友,要麼就是美國的敵人”的“911式悲情氣場”,催促,準確地講、是同時用“實力(美國軍事、特別是金融實力)與道德(伊朗刺殺他國大使的行為如果坐實,伊朗當然會不容於國際社會)”的“高壓”,催促“方方面面”在“諸多重大國際問題”上、盡可能地“循著有利於美國利益的思路”進行“排列與組合”、也就是在至關重要的“伊朗問題”上“重新站隊”。
      
     ● 美國“公然不要”其“國家體面”、彰顯其更加被動
      
      第二,在“第一”的基礎上,特別是,從美國竟然弄出“伊朗策劃刺殺沙烏地阿拉伯駐美國大使”這一“荒唐劇本”、從而“公然不要”美國“國家體面”的情況來看,
    我們還認為,美國“旨在支配全球”的“全球既定戰略”也未因塞進幾根“巧實力”的槓桿就從全局被動中扭轉過來,
    不僅未扭轉,反而因“埃及之亂後續發展”的“脫稿運行”而更加被動。
      
     ● “美國利益”的確在不惜一切手段地、迫使歐盟、特別是中國最終做出“戰略誤判”
      
      而在之前的點評中,我們曾經以大量篇幅詳細論證了這樣一組結論,即:
      
      第一,我們認為,在“美國單邊主義(小布希主義)”隨著奧巴馬的上臺而換了一張“嘴臉(傾聽主義)”之後,美國“旨在支配全球”的“全球既定戰略”並未因抹上幾層“傾聽色彩”而有“實質性調整”!
      
      顯然,從奧巴馬不顧伊朗的“公開揭露”、悍然地“以美國最高行政官員”的身份、從“那張大嘴”今天正式吐出“伊朗必須為其策劃刺殺沙特駐美大使的陰謀付出代價,美國將對伊朗實施最嚴厲的制裁,並且不排除任何選項”….的強硬言論,從而為“中東版天安號事件”正式背書之後,任何稍有政治敏感度的人都會明白:美國“旨在支配全球”的“全球既定戰略”從來沒有因美國總統的換了“膚色”而有任何實質性改變。
      
      不僅沒有改變,且從美國以不同的方式、但性質卻一樣卑鄙的手段,連續策劃“天安號事件”、“伊朗刺殺沙烏地阿拉伯駐美大使”的“惡劣劇本”來看,如果僅僅站在“中、歐、美”的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美國利益”已經的確如我們所說,在不惜一切手段地、迫使歐盟、特別是中國最終做出“戰略誤判”。
      
    ● 再談“歐洲利益(歐洲國家利益與歐洲資本利益)”目前面臨的一個最大、且最緊迫問題
      
      在這裏,我們再次強調兩點:
      
      第一點,在我們的討論中,在這個問題上,如果站在中國利益的層面,
    那麼,對“歐盟利益”而言,它可能做出的“戰略誤判”,主要在於:
    歐盟或“實質性配合‘美國利益’、用天量的流動性、水淹南方經濟”,
    或向美國提供實質性南亞配合,與美國一道進行所謂“南亞破局”,從而“實質性地”與美國聯手,全面惡化“中國的外在安全環境”。
      
      而一旦歐盟最終做出“戰略誤判”、並令美國最終實現了“全面惡化中國外在安全環境”的戰略目的,則美國隨之期望中國也出現的“戰略調整”就是:中國或“為”避免自己的外在安全環境被全面惡化,或“因”無力承受自己的外在安全環境被全面惡化,而最終選擇接受“中美共管地球的G2模式”,從而令美國可挾“中美之合力”,迅速解決歐元(歐盟)問題。
      
      顯然,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說:一旦歐盟做出“戰略誤判”,且中國被迫進行上述“戰略調整”,也就等同于歐盟“自我啟動”了歐盟(歐元)的“快速瓦解進程”。
      
      也正因如此,“這個問題”恰恰是“歐洲利益(歐洲國家利益與歐洲資本利益)”目前面臨的一個最大、且最緊迫問題。
      
     ● “再談”中國如最終坐視美國有效擊穿敘利亞“止損點”而“不作為”、或者“不有效作為”,將導致“中國全球戰略”徹底崩塌
      
      第二點,在我們的討論中,在這個問題上,中國也要避免出現“重大的、不可逆轉戰略錯誤”,即:
      
      其一,如果僅僅在經濟、特別是金融層面去考慮問題,則比如,在“中、歐、美”之中率先進行不可逆轉的加息週期、繼而全面喪失貨幣特別是資本政策的自主權,最終實質性地‘自我滅活’中國的經濟活力;
      
      其二,如果我們在“綜合層面”去考慮問題,則比如,中國最終坐視美國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國際社會”之“大多數”的中東利益的“止損點”而“不作為”、或者“不有效作為”,從而導致“以中國經巴基斯坦至伊朗”的這一“戰略走廊”為支點的“中國全球戰略”徹底崩塌。
      
     ● 重溫“前三波排列與組合”的觀察結果,有助於更加清醒地觀察目前看似“變幻莫測”的國際局勢
      
      第三,我們也認為,自“國際局勢”以“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及“科索沃單方面宣佈獨立”為標誌,不可逆轉地進入“科索沃獨立後續發展階段”,並“如我們所預期地”依次經歷了、分別以“美、俄直接交手”與“歐、美直接交手”及“中、美直接交手”的“第一、二、三波排列與組合”,其“真實的歷程”已經為我們提供了“極其豐富的觀察結果”,來幫助我們更加清醒地觀察目前的局勢,也就是看似“變幻莫測”的“第四波排列與組合”。

      在占盡天時、地利與人和的情況下,美國利益何以仍然無法阻止次貸危機的“最終爆發”
      
      其一,美國次貸危機的“最終爆發”,意味著這樣一個事實,即:即便當時“美國絕對實力”特別是“相對實力”都處於顛峰狀態,即便是堪稱“美國史上最具鷹派色彩”、對外“強硬至極致”的“單邊主義政決策團隊”,即便策略性地通過“911”騙到了美國社會對“在外發動戰爭的極高支持度”、且騙到了世界輿論的高度同情,
    “美國利益”最終還是無法用像一、二次世界大戰那樣,通過“週邊(相對於美國本土)”的“非和平方式”、去解決“美國經濟結構上的問題”、或者美國社會結構問題、更或者美國制度層面的結構問題。
      
      顯然,以“911事件”為標誌,“美國利益”在占盡天時、地利與人和的情況下,仍然無法阻止美國次貸危機於2007年“最終爆發”,再加上期間“近乎7年的解決時間”,所有這些都已經充分證明了一點,那就是:
      
      在“大國層面(歐盟計算在內)”上,作為內部問題累積最為嚴重、社會矛盾最為尖銳的主要“政治經濟體”,由於“美國國家利益”想借“西方資本(美國資本)”之力去支配全球、從而可以犧牲“非美勢力”為代價、去解決它自身很難獨自解決的問題,因此,它事實上遭遇了“非美利益(主要是中歐俄、拉美國家、中東國家)”集體的、且是“實質性”的強烈反對。
      
     ● 曾經至剛至強的“小布希決策團隊”終於不得不做“非實質性、但卻非常重要的戰略調整”
      
      其二,而“美國單邊主義”試圖“在週邊”解決問題的戰略、在殘酷的現實面前撞得頭破血流、且美國次貸危機也終於2007年8月“風生水起”、慢慢“浮出水面”之後,2007年未至2008年初,此前還至剛至強之“美國利益”的“小布希決策團隊”終於不得不做“非實質性、但卻非常重要的戰略調整”。
      
      這種調整的“代表性事件”就是“科索沃單方面宣佈獨立”。
      
     ● “科索沃單方面宣佈獨立”是美國被迫向歐盟簽下的一份“投名狀”
      
      科索沃於2008年2月單方面宣佈獨立“表面”上是“歐、美利益”基於“中東利益”與“南亞利益”進行戰略交易的一個衍生品。
      而實際上,則是全局被動的“美國既定全球戰略”,一方面“即無法、也不甘心”割捨“中東核心利益(以犧牲以色列的方式推動中東和平進程、並就此成全‘歐盟利益’的中東地位)”,而另一方面又“想儘快拿到歐盟南亞實質性配合”,從而“簽下的”一份“向歐盟展現極大戰略合作誠意”的“投名狀”。
      
      顯然,“美國利益”簽下這份“投名狀”的意圖在於“先以空間換空間,再以空間換時間”,在於“繼續推進”其“既定的全球戰略”,在於繼續推進主要針對中國的“南亞破局”。
      
     ● “美國南亞政策”具有強烈的“連環性”
      
     而就如我們之前多次強調,“美國南亞政策”具有強烈的“連環性”,即:除了伺機發動“實質性破局”以全面破壞中國全球戰略的戰略空間、“先”將中國徹底堵截在中國境內、“再”利用“三獨框架”、結合所謂“徹底民主政治、完全自由經濟”等手段、將中國推入“瓦解進程”的險惡用心之外,
    它的另一功用,就是想用一種“最貼近真實”的“破局努力”,迫使中國妥協,從而好挾“中-美經濟之合力”,於“轉身間”一舉擊潰“自運行之日起”就不斷挑戰美元地位、不停蠶食美元市場份額的歐元,並伺機瓦解“直到今天仍在全力進行整合的歐盟”。
      
      顯然,在這個問題的“努力層面”上,也就衍生出所謂的“中-美共管地球的(G2/美中國)模式”,並出現了以美國總統奧巴馬、美國前政要布熱津斯基、基辛格等為“代表性說客”的“美國朝野聯合豪華推銷團”。
      
     ● 中、歐也將南亞與中亞(阿富汗)視為一個“連環劫”
      
      (直到一、兩年前才)洞悉這些的中國與歐盟,在應對上,即出於各自的核心利益、也出於雙方的全球共同利益,大體上,也是將南亞與中亞(阿富汗)視為一個“連環劫”,從而一方面努力維持著交織于伊核問題上的“中-歐-俄”戰略協調,一方面,彼此策應著將“大國間戰略利益主要交易平臺”從中國的重中之重–南亞方向、慢慢移向均遠離“中-歐-俄”的重中之重,卻獨獨聚集了美國核心利益的中東方向。
      
      顯然,在這個問題上也就出現了中國“不僅” (直到一、兩年前才開始)力拒“美國朝野聯合豪華推銷團”傾力兜售的“中美共管地球的(G2/美中國)模式”、且堅決奉行“扶弱(歐元)鋤強(美元)”的政策,與歐盟死活不願意向美提供“實質性南亞配合”、
    且與俄羅斯一道,積極策應中國發動的“東亞(東北亞、南海)、南亞問題全部都與美國在中東談”、從而形成了當前這種“一切重要問題都與美國在中東談”的、“中歐俄”輪番上陣、“輪番消遣”美國全球利益的局面。
      
      在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美國利益決策層”基於“美國資本利益(含Wikileaks維琪解密)”而不顧“美國國家利益”所策動的“埃及之亂”、及其“後續發展”不過是美國針對“一切重要問題都與美國在中東談”所展開的、旨在“以攻為守”的戰略反擊。
      
     ● 站在中國的角度看問題,美國的戰略反擊有兩個意圖
       如果僅站在中國的角度看問題,美國的戰略反擊有兩個意圖:
      
      第一個意圖,是沿“歐亞海上運輸線”全面破壞中國的外在安全環境,
    從而“仿效”中國針對美國的“一切重要問題都與美國在中東談”(注,這實際上就是出“圍魏救趙”),在南亞之“外”、繼續其“南亞政策”、也就是要麼迫使中國接受“中美共管地球的G2”,
    要麼,就將“歐亞運輸線之亂”導向專門針對東亞經濟、特別是中國經濟的“東亞、或者中國海上運輸線之亂”,從而伺機展開對東亞、特別是對中國的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
      
      而值得強調的是,至於“後者”,它“既”是我們常常提及的、“暗渡陳倉層面的(側重于經濟與金融攻擊)南亞破局”,“也”是日後“西方資本”伺機上演“巴基斯坦之亂、特別是印度之亂”的“準備工作”。
      
      第二個意圖,在展開“上述意圖”的基礎上,伺機將“大國間戰略利益主要交易平臺”從目前這種“均”遠離“中、歐、俄”的重中之重,卻獨獨聚集了美國核心利益的中東方向、再慢慢移回中國的重中之重–南亞方向,如果歐盟基於自己的一已私利、在美國的強大壓力下(歐洲債務危機)、其“全球政策”最終願意向“美國全球政策”提供“實質性配合”的話。
      
     ● 美國終於跟隨歐盟之後、雙雙跳入“坑”中的主要原因
      
      顯然,如果歐盟仍然不願意向美國提供“實質性配合”,那麼,美國用來威脅歐盟的手段就是:利用“美元本位制”的“剩餘價值”與“美國軍事力量”,將歐盟按在“利比亞之亂”這個“坑”中,並“持續加壓”歐洲債務危機,且伺機對歐盟(歐元)跨海(地中海)予以致命一擊。
      
      這也正是我們認為:隨著美國出爾反爾、最終決定向利比亞派出“大量”地面部隊、從而“表面上“是保護美國在利外交機構、人員的安全,但“實際上”卻是為“卡紮菲(格達費)勢力”提供“安全遮斷”,美國終於跟隨歐盟之後、雙雙跳入“坑”中的主要原因。
      
    ● “卡紮菲(格達費)勢力”的主要成員何以生不見人、死不見屍?
      
      如果從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我們就很容易明白:
    為什麼在利比亞這個樹沒幾棵、草沒有幾叢、到處是沙漠的不毛之地,“卡紮菲(格達費)勢力”的主要成員均是生不見人、死不見屍了。不僅如此,還能指揮“親卡武裝”繼續作戰。
      
      在此,如果歐盟、特別是今天的“利比亞執政當局”膽子足夠,在此就為其支一個招:
    包圍、甚至強行進入美國駐利比亞大使館、及其它外交機構、商業設施,或者、長時間地切斷“美國地面部隊駐地”與外界的聯繫,時間到了,一定會有意外的、重大收穫!
       然而,一旦如此,後果可要自負!我們可不為此承擔任何責任,道理很簡單:“大家可都是成年人”!。
      
     ● 一旦如此,也就意味著如今已雙雙落入“坑”中的“歐、美”,誰也甭想從利比亞這個坑中“安全地爬出來”
      
      至於後果,主要有兩個:
      
      第一,這種大膽行為本身就是一種“撕破臉皮”;
      
      第二,一旦歐、美以任何形式“撕破臉皮”,也就意味著“利比亞之亂”會立刻升格為“利比亞內戰”、直至“科索沃戰爭”的重新爆發,這也就意味著在利比亞這個曾經的“觀察點”、如今的“撕裂點”上,始於伊拉克戰爭就出現、且持續至今的“歐美大西洋裂縫”就被“徹底撕裂了”。
      
      而一旦如此,也就意味著如今已雙雙落入“坑”中的“歐、美”,誰也甭想從利比亞這個坑中“安全地爬出來”,
    對“歐盟利益(歐元)、美國利益(美元)”雙方而言,“死活”另說,但彼此間落個“斷胳膊少腿”、則是必然的!
      
     ● 一旦如此,作為聯盟也好(歐盟),國家也罷,“歐、美”之間也必然瓦解一個!
      
      事實上,局勢發展至今,自“美國利益”也決定步“歐洲利益”後塵、跳進利比亞這個“坑”中,從而令利比亞從“觀察點”立刻轉化為”撕裂點“之後,
    從“中、歐、俄、美”圍著“敘利亞”這個“止損點”的一連串表現來看,除非“矛盾雖可以調和、但卻很難調和”的“歐、美資本利益”之間的一方“甘心歸順對方、並為對方所驅使”,
    否則,在“矛盾雖可有效緩和、但不可調和”的歐、美國家利益”的“強大張力”下,利比亞這個“坑”最終必然埋葬“現代西方資本”中的“一支”,
    而一旦如此,作為聯盟也好(歐盟),國家也罷,“歐、美”之間也必然瓦解一個!
      
      在這個問題上,再次強調:
    “歐、美資本利益”之間的矛盾之所以“可以調和、但卻很難調和”,恰恰在於“歐、美國家利益”之間的“強大張力”,
    也在於“中、俄”的“挑撥離間”,
    還在於歐盟也“沉迷”於“一切都可與美國在中東談”的“新戰略遊戲”。
      
    ● 該決議案”分明是“美國擬定、之後、委託歐盟發佈”的!
      
      在這個層面上,如果我們去觀察“中、俄”聯手否決“那份‘據稱’是歐盟提出、美國支持.”的“聯合國譴責敘利亞決議案”,那麼,我們也就不難看出這樣幾絲隱晦、但卻極其強烈的信號:
      
      第一,什麼是“歐盟提出、美國支持”?
    從內容看,“該決議案”分明是“美國擬定、之後、花‘錢’、且是一大筆‘錢’、委託歐盟發佈”的!
      
     ● 除了落入“坑”中之外,“美國利益”基本上是一無所獲!
      
      根據我們的觀察,美國為了這個“委託”,那可是花了大價錢的!
    別的不說,僅以利比亞為例,從完全就是一群“烏合之眾”的“利比亞反對派”以令人吃驚的速度、迅速攻佔卡紮菲的大本營--的黎波里,
    到卡紮菲(格達費)勢力突然退出“公眾的視野”,
    再到“利比亞反對派”得到“中、俄”的承認,從而成為“利比亞執政當局”,
    最後,“美國利比亞政策”為了保留“埃及之亂”的“調整後劇本”不就此中斷,不得已讓地面部隊進入利比亞、正式跳進“坑”中,
    作為“旁觀者”,我們認為:“美國利比亞政策”對歐盟的“讓步”可謂巨大,
    但是,所有這一切的“努力與冒險”均被“中、俄”的否決給粉碎了,不僅如此,美國全球戰略還就此留下一個巨大的隱患:那就是,努力的代價付出了,但得到的結果卻是:除了落入“坑”中之外,基本上是一無所獲!
      
      因此,我們也就不難明白,為何作為“支持者”的美國卻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得“歇斯底里”般的“憤怒”,而作為“提出者”的歐盟,反倒是“譴責”兩聲了事了!
      
     ● 歐盟更多是在“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且對結果抱持一種“錢貨兩清”的態度!

      顯然,在這筆“一要問題都與美國在中東談”的交易中,歐盟更多是在“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且對結果抱持一種“錢貨兩清”的態度!
      
      值得強調的是,該決議案事先已經被大量修改,其中,許多文字、甚至是所謂的“提出者”歐盟出面,根據俄羅斯、特別是中國之“敘利亞政策的原則”進行的修改,因此,歐盟在“中、俄”這裏,事先也早就“有個交待”!而美國最終同意“大量修改版”,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在“中、歐、俄”之間打根楔子、並借此“尋找”曲解“中、俄”之“敘利亞政策”的餘地,也就是意圖尋找一個“突破點”。
      
     ● 歐盟自然是此輪角力的“最大收益者”
      
      因此,從“中、俄”斷然否決“按自己意見大量修改(排除了軍事解決項)”之後“文稿”的動作來看,自然是洞悉美國的企圖,因此,也就是不給美國這個機會。因此,作為“提出者”的歐盟自然是此輪角力的“最大收益者”。
      
     ● 正式完成了“新遊戲”的“第一輪”
      
      討論進行到這裏,我們也就不難看出,最重要的,在“中、俄”分別在歐盟的策應下,分別“階段性平息”了“東北亞(2010年3月美國自導自演自殘栽贓挑撥的天安號事件)、南海問題國際化”、及“階段性收穫”了烏克蘭利益之後,“中、俄”聯手否決決議案的結果,對歐盟而言,顯然不僅未傷及“中-歐-俄”的戰略協調(中、俄在不同場合分別再次強調支持歐元的穩定),還讓歐盟“階段性收穫”了一個“利比亞執政當局”。
      
      毫無疑問,中國率先出手的“一切重要問題都與美國在中東談”的“新戰略遊戲”,在此之前,就已經“菜過兩味(中、俄)”,至此,也就算是“酒至三巡(中歐俄)”、從而正式完成了“新遊戲”的“第一輪”。
      
    ● 儘管是已“酒至三巡”,但“中-歐-俄”本質上仍然是“階段性收穫”
      
      同樣毫無疑問的是,儘管是已“酒至三巡”,但“中-歐-俄”本質上仍然是“階段性收穫”,
    而從歐盟制裁敘利亞、特別是伊朗的“力度”上來看,特別是,從“中、緬”之間的關係因“緬甸民主”而出現某種裂痕,及中國13名公民在“這個時間點”在東南亞被慘忍殺害的情況來看,“該遊戲”還將“繼續遊戲”下去。
      
     ● 即便是在利比亞,“遊戲”還將“繼續”!更別提敘利亞這個“止損點”了
      
      而從烏克蘭前總理在“這個時間點”被判刑、但“判斷內容”令歐盟與俄羅斯“均不滿意”的情況來看,俄羅斯“階段性收穫”的“烏克蘭利益”也會有所反復,
    至於歐盟的“階段性收益”,從“親卡武裝”近日突然大舉反攻“利比亞執政當局”的“大跌眼鏡”來看,都是“再合乎邏輯”不過的了。
    顯然,即便是在利比亞,“遊戲”還將“繼續”!更別提敘利亞這個“止損點”了。
      
     ● 一道“至關重要”的“強烈信號”令“美國利益”感到“意外”、並受到沉重打擊
      
      因此,想強調的是:在很大程度上,歐盟“提出”該決議、及“該決議”最終被否決,都符合“中歐俄美”的“敘利亞政策”,
    但令“美國敘利亞政策”意外的是,儘管美國人打出一大堆牌(比如:美國參院準備通過人民幣匯率法案,對台軍售案),且按中國的意味做了修改,但中國依然與“必然出手否決”俄羅斯一道聯手投出了“否決票”。從而向“方方面面”發出一道“至關重要”的“強烈信號”。

      從本質上講,美國之所以以“歇斯底里”的方式去“憤怒”,恰恰在於這道“至關重要”的“強烈信號”令“美國利益”感到“意外”、並受到沉重打擊了。

     ● 中、俄聯手傳遞一束“最為明確”、且“不容他人有一絲一毫曲解餘地”的“明確信號”
      
      第二,“中、俄”何以聯手“否決”一份“已經被大量修改”的“譴責案”?
      
      對此首席就指出,這是為了向“方方面面”、特別是敘利亞與歐盟、『阿盟』傳遞“最為明確”、且“不容他人有一絲一毫曲解餘地”的“明確信號”,即:
      
      其一,不論“中、歐、俄、美”與『非盟』、『阿盟』等在“利比亞”這個“撕裂點”的“排列與組合”如何變化,“敘利亞”的確就是“國際社會”之中東共同利益的“止損點”;
      為此,在滿足“確保敘利亞國家安全不受外來勢力軍事、也包括政治顛覆”的“前提條件”之前,即便是“譴責”也不行!
      
      其二,在“其一”的基礎上,“中、俄”作為有能力對抗美國、甚至北約的“兩個主要軍事強國”,絕不允許“敘利亞”成為“利比亞第二”。如果有誰不信,可以試一試!
      
      其三,在“其二”的基礎上,如果有人一定要試,那就得準備面對中東的全面破局、甚至最暴力破局!
      
      而在這個問題上,特別是“伊朗跨越核門檻”的問題上,我們曾經多次強調,這是個“中、歐、俄”之“大多數”便可決定的事情。不論美國是否反對!
      
     ● 一旦……也就無所謂什麼“投鼠忌器”了
      
      其四,在“其三”的基礎上,如果“有人”不“全力阻止”美國在敘利亞問題上的冒險,
    那麼,“絕不允許”“敘利亞”成為“利比亞第二”的“國際社會”,也就無所謂什麼“投鼠忌器”了,
    也就是說,中東國家也好,海灣國家(如沙烏地阿拉伯)也罷,如果不與“國際社會”一道“全力維護”敘利亞這個“止損點”,反而試圖“借機”去打那個“什葉派與遜尼派、甚至庫爾德問題”的“小算盤”,
    那麼,中東的全面破局、甚至最暴力破局的後果是什麼,恐怕就得仔細掂量掂量!
      
     ● “混水摸魚”的招,誰都會玩、也都想玩,也都有能力玩!
      
      在這個問題上,想強調幾點:
      
      首先:“混水摸魚”的招,誰都會玩、也都想玩,也都有能力玩!
      
      其次:一旦“中、俄”也準備憑藉自己的實力、甚至攜帶『上合(組織)』之力去“攪混水、玩摸魚”,作為“魚(中東之亂)”的“所在地”──“中東國家”與“美元本位制”、更或者“西方資本(包括了歐洲資本利益)”,相對而言,其實並沒有“混水摸魚”的本錢。
      
    ●“穿鞋者”在那兒拼命鬧事,足見“新遊戲”下的中東局勢之“實質”
      
      誰都知道,建設與維持一個框架、比徹底摧毀一個框架、要困難得多!更何況,在中東這個地方,誰是穿鞋者、誰是光腳者,可謂一目了然!
      
      而眼下偏偏是“穿鞋者(美帝)”在那兒拼命鬧事,足見“新遊戲”下的中東局勢之“實質”。
      
     ● 美國決策層”必須正視的一種“可能性”
      
      最後,對“美國利益”而言,“中、俄”讓伊朗加入“上合”似乎還有“中-歐-俄伊核戰略協調”這一層因素而“有所顧慮”,
    但如果萬不得已,且又不必要“最暴力破局”,那麼,將“敘利亞”納入『上合(組織)』的保護之內,從“中、俄”聯手否決“決議案”的架式來看,恐怕也是“美國決策層”必須正視的“可能性”。
      
      顯然,一旦如此,國際社會進出加沙(Gaza)的“第三條通道”是不通也得通!
    一旦如此,“中、俄”也就正式“入主中東”,並以強力平衡“美-以”軍事力量的“平衡者”的形象出現。
      
      而一旦如此,美國中東安全框架的經濟支點--沙烏地阿拉伯,出於“美元本位制”不可靠性,也就會迸發出類似今天土耳其所表現出的“強大活力”。
    否則,在諸多“中東地方王”都將維護中東地區自身利益、阿拉伯利益、或者伊斯蘭利益的“爭先恐後”下,還敢緊跟美國的沙烏地阿拉伯其政權的存在就會立刻成為問題。
      
     ● 站在美國的角度,不論是中東的全面破局、還是最暴力破局,其後果都將是“不可控”的
      
      因此,站在美國的角度去考慮問題,不論是中東的全面破局、還是最暴力破局,只要“中、俄”聯手強行介入,其“後果”都將是“不可控”的。
      
      而對於許多中東國家、或者伊斯蘭國家而言,這種局面一旦形成反倒又是可以接受的,在這個問題上,在“尊王攘夷”下突然變得“活力四射”的土耳其,就是一個鮮活的例子!
      
     ● 在“尊王攘夷”下突然變得“活力四射”的土耳其,就是一個鮮活的例子!
      
      如果在這個層面去觀察“美國指責伊朗策劃暗殺沙烏地阿拉伯駐美大使”,且聲稱“要對伊朗實施最嚴厲制裁”、且“不排除任何選項(這當然包括軍事解決)”,而沙烏地阿拉伯卻“不吭聲”,
      
      顯然,“該指控”無論真、假,都將後果嚴重、且值得高度警惕。
    可以肯定的是,美國人在“捏造事實”,因此,在警惕什麼的問題上,自然是警惕美國人“此舉的真實意圖”是什麼?
      
      我們認為,如果結合敘利亞之前公開警告“將以自殺式襲擊報復西方的攻擊”,那麼,我們就不難強烈地感覺到:所有這些,似乎意味著“美國利益”準備在至關重要的敘利亞方向進行某種“重大行動”,
    至於這種“重大行動”是否導致敘利亞這個止損點被徹底擊穿,恐怕還需要觀察,因為,通過上面的討論我們已經可以看出,“美國利益”目前雖有徹底擊穿該止損點的“強烈動機”,但卻沒有相應的“戰略資源”以掌控“徹底擊穿”之後的局面。
      
      因此,我們認為,即便果真有某種“重大行動”,也是一種“伴隨攻擊的測試計畫”,且“測試”的因素居多。
      
      但就如我們之前所說,如果“國際社會”不能及時“強硬反擊”,則這種原本“測試”因素居多的“伴隨攻擊的測試計畫”,將立刻轉換為“攻擊居多”的“攻擊計畫”,且中國、俄羅斯等國際社會很難事後補救,即便能補救,付出的戰略代價也會較“在第一時間就及時強硬反擊”來得更加高昂。
      
     ● “國際社會”有必要做好“及時強硬反擊”的“一切準備工作”、準備好“以亂對亂”,
      
      因此,我們強烈建議:“國際社會”有必要做好“及時強硬反擊”的“一切準備工作”、以“準備好”在“第一時間”就可做出包括、政治、經濟(金融)、特別是軍事層面的“強硬反擊”,準備好“以亂對亂”、“以亂制亂”、及“亂中取勝”,從而迫使“美國利益”知難而退!
      
    ● 許多國家都在搶時間、以上下其手、“多方通吃”
      
      如果我們在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
    在美國“公然警告”巴基斯坦之餘,
    近期來集中爆發的中國13名公民在泰國遇害、
    印度、緬甸、越南的外交突然活躍、
    日本積極插手南海問題,
    特別是歐盟(德國)也開始回到越南,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顯然,“這些周邊”國家似乎也看清楚了“中東局勢”的詭秘與危險、或者不可預測。
      
      因此,也在搶時間、以上下其手、“多方通吃”。不僅如此,由於時間太急,在“吃相”上還顯得極其難看。
      
     ● 越南著眼於將自己從“中國視軍事打擊越南作為攻取南海‘錦州’之‘點’的‘危險性’”解脫出來的“靈活一著”。
      
      “吃相”最為難看的是印度與越南。
    以越南為例,一方面,越南國家主席訪印,並與印度一邊頂著中國的警告、簽了一份註定不會實質性兌現的“南海開發資源協議”,
    另一方面,越南執政黨主席卻訪華,並與中國簽了一份旨在“雙邊解決南海爭端”的“雙邊協議”,並引發“強調南海問題應多邊解決的菲律賓(實際上是美國)”的強烈不滿。
      
      從越南的情況我們不難看出,越南與中國簽的這份旨在“雙邊解決南海爭端”的“雙邊協議”,根本就是在打自己、也在打剛剛跑到美國去商量南海問題的“東盟”的臉,
    但在“前段中國軍事高壓”下“明白了自己處境”的越南,此次雖然吃相難看,但卻是著眼於將自己從“中國視軍事打擊越南作為攻取南海‘錦州’之‘點’的‘危險性’”解脫出來的“靈活一著”。
      
     ● 美國所給予期望的“南海問題國際化”在越南這個“關鍵點”上提前“漏風”了
      
      由此,我們也不難看出,美國所給予期望的“南海問題國際化”在越南這個“關鍵點”上,就提前“漏風”了。
      
      既然越南如此,那麼,近來積極插手越南、緬甸的印度,其“可用性”又有幾何?更何況,在兩波孟買襲擊案中均能保持冷靜、且一次比一次冷靜的印度,自己就在一邊增兵中、印邊境,但一邊也在開始用人民幣結算。其“吃相”也好看不到哪兒去!
      
      還有那個滿世界叫喊著要插手南海的日本,它的首相不也一邊強烈要求與中國建立軍事熱線、以防止意外衝突,一邊還在“試探著”訪華的話題嗎?
      
     ● 不僅是中國、俄羅斯也已然準備在“中東大亂”
      
      從本質上講,只要“怕打的”越南最終願意與中國在雙邊框架內解決南海問題,那麼,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已經在準備“浴火重生”的中國經濟、在南海方向以自己的綜合實力、實現“錦州效應”、繼而在確保“中國最低限度內迴圈”的問題上,就會容易得多、且高效得多。
      
      在此前景下,美國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也好,“國際社會”強烈進行反擊也罷,總之,從俄羅斯總理訪華成果,且雙方簽定一大堆“意在中東大亂派上用場”的“中俄能源協定”的情況來看,不僅是中國、俄羅斯也已然準備在“中東大亂”。
      
      值得強調的是,一旦歐盟在“中、俄”的“實質性支持”下搞掂“利比亞之亂”,則歐盟也就為“中東大亂”準備好了“新的能源供應基地”。
    防止歐盟得到這塊近在咫尺的“能源基地”、繼而與“中、俄”合流,特別是以“一個穩定、親歐的利比亞”作為“科索沃問題”的一個戰略屏障,這也正是“美國利益”寧願食言、向利比亞派出地面部隊、從而想也不想就跳“坑”的原因之所在。
      
    ● 中國已然準備在“中東大亂”去摸一條大魚
      
      而站在中國的立場去觀察,中國已然準備在“中東大亂”、歐盟、特別是美國社會大亂的“這趟混水”中、去摸一條大魚、
    即:“美元本位制”因中東大亂而轟然倒塌、歐元也因歐盟社會持續動盪而不穩,從而令人民幣橫空出世的“大魚”。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再次強調,一個不能自由浮動、並實行資本管制的人民幣,依託中國的政治穩定與強大的軍事實力、及龐大的商品吞吐能力、特別是製造能力,在“全球經濟大亂”甚至“政治大亂”的情況下,反將會最具有“結算”上的優勢—那就是“穩定”與“實用”。

      而一旦天下大亂,至少在東亞這一塊,能買到足夠生產與生活資料,且能安全運回國的,恐怕就是人民幣了。
      
     ● 就目前而言,“佔領華爾街”的原因並不簡單
      
      值得強調的是,儘管我們很早就相信“歐盟、特別是美國一定會發生類似埃及之亂”的情況,但就目前而言,“佔領華爾街”的原因、或者美國統治層“刻意寬容”該運動的原因並不簡單。
      
      一方面,這是“美國利益”在“美國國家利益與美國資本利益”的撕扯下、不知所措的直接結果。
      這一點,從美國總統、紐約市長、美國資本的代表、美國議員均一定程度支持“佔領華爾街”的情況中就可以看出。
      
      當然,這裏面也有即將到來的“選舉”因素。但這不是主要的!
      
      可真實的邏輯就是,如果它們果真“真心支持”,那麼,恐怕“佔領華爾街”的者早就佔領了整個美國。可問題偏偏不是這樣的,這也說明,問題不是那麼簡單的。
      
     ● 一個“冒險嘗試”
      
      作為“佔領華爾街”的另一面,這也是“美國利益”意圖通過“可控”的“佔領華爾街”、去促發“佔領倫敦、直至佔領巴黎、柏林、(米蘭)”等一系列不可控行動、以強行緩和“不可調和、但可有效緩和的歐、美國家利益之間的矛盾”、強行調和“很難調和的歐、美資本利益之間矛盾”的一個“冒險嘗試”,
    一旦成功,“歐、美利益”就會拿“伊朗謀殺沙烏地阿拉伯駐美大使”說事兒,一步到位地“對伊朗實施最嚴厲制裁”、
    甚至“敘利亞”這個“止損點”是否有必要擊穿都不用管了。
      
    ● 這一點,大家必須認清!
      
      而一如我們多次強調,所謂“對伊朗實施最嚴厲制裁”,就是“對中國實施最嚴厲制裁”,也就是“暗渡陳倉層面的南亞破局”。
      
      如果僅在中國利益的層面去考慮問題,那麼,“對伊朗實施最嚴厲制裁”才是美國利益策劃敘利亞之亂的根本用心。
      
      至於(美國資本)策劃“埃及之亂”的根本用心、則是“在南亞之外的方向”去謀求“暗渡陳倉層面的南亞破局”。
    這一點,大家必須認清!
      
     ● “歐、美”中的至少一家,一定會在這場“不可控”的運動中倒下來
      
      另外,從發展上看,一旦“中東大亂”,導致“歐亞海上運輸線大亂”,而“非美勢力”也回報一個“全球海上運輸線大亂”,
    則目前“(美國國家背後操控的)可控”的“佔領華爾街”在全球經濟全面衰退之下、就極可能發展為“不可控”的“全球反對資本主義運動”,而“歐、美”中的至少一家,一定會在這場“不可控”的運動中倒下來。
      
     ● 一種“不小的可能性”
      
      而作為一種“不小的可能性”,我們認為,一旦“歐、美經濟、社會陷入全面混亂”,且假如期間歐元、或者美元始終存在,那麼,人民幣是有可能成為“不相上下的歐元與美元之間”、“相互確定”幣值的“錨貨幣”、從而“直接標價”歐元與美元的幣值。

      而這,就是我們之前多次所說的:人民幣將以教科書都沒有的方式進行國際化中的一種。
      
    ● 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
      
      也正是如此,我們認為,如果歐盟決意與美國聯手“量化寬鬆(債務數位貨幣化)”、從而計畫先“水淹南方”再對中國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
    那麼,在經濟特別是金融層面上,中國完全可以通過人民幣帶領東亞貨幣、或選擇美元、或選擇歐元進行大幅度貶值,全面打亂“更多是競爭關係的歐、美經濟”之間的“經濟運行成本”、全面衝擊歐、美之間的、旨在“水淹南方”的“經濟與金融協調”,再結合政治與軍事上引爆的中東全面破局、甚至世界全面破局,讓目前仍然可控的“佔領華爾街”進一步激化成“不可控的佔領華盛頓、佔領倫敦、柏林等”,從而側證一條真理,那就是: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
      
      在這個問題上,美國決策者應該知道的教訓就是:“美國利益決策者”之前“基於美國資本利益”而策劃的“埃及之亂”之“後續發展”已然脫稿,
    此次“基於美國國家利益”而“刻意寬容”的“佔領華爾街”,就沒有“脫稿”的那一天嗎?如果加上“外部力量”、特別是“網路”的努力呢?
      
      不過,討論進行到這裏,我們也不能不客觀地說一句,之前的,美國拿網路安全說事、著手管制網路的這一手,恐怕就是想對“佔領華爾街”、特別是“佔領巴黎、柏林”的“即用之也防之”的“未雨綢繆”!
      
      而在“網路”的問題上,最近的“淘寶”事件就值得警惕,在我們看來,對那種“境外勢力相”、以類似的方式、不惜代價、利用手中“控股”、但根本“不計成本”的“政治資本”的力量,意圖推高中國經濟運行成本,從而在中國製造混亂的可能性,有關方面要高度警惕才是!

    《東方時事》2011.10.17


  15. 2011/11/03 於 12:27 patchpieces

    簡評美國(基督教霸權文化)的“信仰外交”與我國(中國)文化安全

    “冷戰”結束以來,在國際戰略格局中,宗教的復興和宗教的衝突成為重要的社會現象。仔細分析這些社會現象主要不是精神層面的有神論在起作用,而是宗教的社會性被“人為的抬高”和“強化”。宗教有神論被某些國家和某些利益集團當作“謀取”政治勢力和經濟利益的“手段”。
    從科學無神論的視角考察,這種現象是歷史文明的倒退,急需我們進行研究,提出對應戰略。

    一、從“(基督教霸權)傳教士外交”到“信仰外交” 

    一個(基督教霸權)超級大國立法“定期審查”世界各國的宗教現狀,這是“冷戰”後國際舞臺上的一個重要“戰略變化”。這種“以信仰為基礎的外交”(faith-based diplomacy),成為歷史上“(基督教霸權)傳教士外交”和當代“人權外交”的最新版本。
    而當代中國的宗教問題“長期”被美國(基督教霸權)《1998年國際宗教自由法》“審查”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案例。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戰略格局最重要的變化是美國“新保守主義勢力”企圖建立“獨霸”全球的“單極”時代。某些權威人士鼓吹“單邊主義”的霸權政策,推行“新干涉主義”戰略。
    這一理論有兩個支點:一是捍衛“人類普遍的價值觀”,提出西方的“人權”、“法治”等等都是“普世價值”;
    二是“人權高於主權”,提出“人權無國界”。
    而當代“美式(基督教霸權)人權標準”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將宗教自由視為人權的第一基石。
    美國“基督教新基要主義”勢力和政治“(極右翼)新保守主義勢力”結盟,共同推動國會通過《1998年國際宗教自由法案》,使其成為“以國家力量”進行基督教“全球戰略擴張”的工具。

    在冷戰期間,基督教被當作“美國反對無神論共產主義的重要立足點。” ① 冷戰之後,兩極對抗消失,地緣政治因素減弱,而國際關係中的宗教因素日益突出。所謂“國際宗教自由”的議題,成為某些人士的“口頭禪”。

    有位美國學者為這種“信仰外交”的合理性注疏,他說:
    “爭奪新世界秩序靈魂的鬥爭已經發生,認真看待文化和宗教多元主義,目前已經成為21世紀最重要的外交政策挑戰之一。”②
    在他看來,21世紀最重要的外交政策挑戰之一是“爭奪新世界秩序靈魂的鬥爭”。而在保守本土民族文化的人們看來,某些國家為“爭奪新世界秩序靈魂”,動用國家行政資源,如:外交手段,甚至發動戰爭,傳播某種宗教信仰文化,是十足的“霸權主義”。

    歷年美國政府發佈的《國際宗教自由報告》,一再“強調”其(基督教霸權)價值觀。美國國務院在《2001年度國際宗教自由報告》的導言中,宣稱要“使宗教自由成為憲法中的第一自由”。
    美國當局“運用”國家力量,在國際人權領域裏強化美國價值觀。如:《2006年國際宗教自由報告》宣稱:
    “宗教信仰作為個人選項和基本自由。是美國特徵的立足點,根植于我國開國先賢的理想。從建國至今,宗教自由一直是我國最首要的自由之一。美國人民捍衛宗教自由的決心——不僅在國內,而且在全世界——始終不渝。正如康多莉紮•賴斯國務卿所說:‘對美國來說,沒有比宗教自由和宗教良心更根本的東西。我們國家就建立在這一基礎上。宗教自由是民主的核心。’”③

    現在,美國當局進一步提升“國際宗教(基督教霸權)自由”的戰略價值,鼓吹“宗教自由即促進國家安全”。如:2008年,美國國務院國際宗教自由辦公室主任湯瑪斯•F.法爾(Thomas.F.Farr)公開呼籲美國外交應使“保護和擴展宗教自由成為其核心因素之一”,並宣稱“美國國家安全的中心議題是伊斯蘭恐怖主義。”④
    目前,關於宗教問題在國際戰略中的地位美國朝野看法日趨一致。“以(基督教霸權)信仰為基礎的外交”(faith-based diplomacy),成為當代“(基督教霸權)人權外交”的最新版本。⑤

    共和黨的戰略家卡爾•羅夫(Karl.Rove)的解釋說:
    “理性對於研究、分析歷史和政治也許是好的,但對於實踐和創造歷史和政治則不同。被感知和被期待的信仰,不能在塵世被證明和被演示,現在,則更為有效地動員人們去創造變化。”⑥
    美國的政治家用基督教(霸權)的“普世價值”,激勵民眾創造歷史“源於”一種“美國式的(斯巴達體制)政治生態環境”。可是,某些美國的執政者將這種宗教信仰的價值觀,作為外交的基礎,強力向全世界“(強制)推廣”,這種“霸權主義”的外交能走多遠呢?

    應當指出,美國政府大力促進的“國際宗教(基督教霸權)信仰自由”,是以“美國國家利益”為標準的。例如:美國國務院發表的“2002年國際宗教自由年度報告”,將緬甸、中國、伊朗、伊拉克、朝鮮、蘇丹列為“特別關注國家”。2004的年度報告又將伊拉克從名單上刪除。
    而事實上,在美(侵略)軍“佔領”的伊拉克(民主人間地獄),殺戮“聖戰”不斷,民眾的生命安全都“難以保障”(數百萬伊拉克人淪為難民、數十萬伊婦女淪為娼妓、產生近百萬孤兒),難道宗教信仰反而獲得更大的自由嗎? 從2003年美軍“入侵”伊拉克至今,在這場戰爭中死傷的伊拉克平民至少有66萬人(注:死亡相關事件及圖像被包括谷歌搜索引擎在內之西方自由媒體妓者所協助全力滅跡掩蓋),被“國際人權組織”批評為“本世紀第一個十年最大的人道主義災難”。最近,“(實為美帝資本及中情局外圍之非政府組織)維琪揭秘/Wikileaks”網公佈,在伊拉克戰爭中,總計10.9萬死亡人數中,有6.6萬非作戰人士。另一個總部設在倫敦的“伊拉克罹難人數統計”組織說,在戰爭中死亡的平民高達12.2萬人。⑦

    “反恐、反恐,越反越恐!”,已經成為國際流行語。
    根據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學者研究,20世紀80年代,全球僅有5起自殺式襲擊事件,到90年代升至50起,而2009年,全球的“人體炸彈”事件高達500起。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反抗”(基督教霸權)外國軍隊的“佔領”。⑧
    美國政府大力實施《國際宗教信仰(基督教霸權)自由法案》,聲稱“尊重宗教自由的國家極少對他國造成安全威脅”。⑨
    這些“惟我獨尊”“說教”在鐵的事實面前如同皇帝的新衣、自欺欺人。顯而易見,這種“考察”國際宗教(基督教霸權)自由的標準是“唯美國的利益”為轉移的。

    我認為,冷戰結束以來,西方列強的“核心話語”已經“轉向”“以宗教自由為基石”的人權。基督教的“普世價值”不斷“被抽象化”,成為西式(金權貪婪)民主制度的“圖騰”,正如美國前國務卿所說的“(基督教霸權)宗教自由是民主的核心”。
    這種“符號化”的“(基督教霸權)普世價值”企圖將社會核心價值體系從各國基本的社會關係中“剝離”出來,成為國際舞臺上“(基督教霸權)新干涉主義”的“武器”。這種“(基督教霸權)宗教意識形態化”的傾向影響了國際社會文化多元化的發展,“造成”世界的“動盪不安”。

    基督教信仰“被(基督教霸權)意識形態化”的“現象”反映出歷史在曲折中延伸。當代宗教新基要主義的復興向政治領域“擴張”,現代國家能否堅持“政教分離”的原則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基督教新基要主義”復興,與(極右翼)政治保守主義“聯盟”,企圖以國家的力量向全世界“傳播”基督教(霸權)的“福音”,造成新的“政教分離”的危機。

    二、影響中國國家安全的宗教因素

    2006年12月,在中國國家安全政策委員會舉辦的第五屆國家安全論壇上,我曾撰文指出,冷戰結束後,影響中國國家安全的宗教因素主要有三個:即
    以達賴集團為首的藏獨分裂勢力;
    打著伊斯蘭教旗幟“東突”分裂勢力;
    美國基督教新保守勢力(基督教霸權)對華的“擴張戰略”。
    在西方“遏制中國”的戰略中,這些宗教因素將成為敵對勢力“利用”的重要資源。

    近幾年,在我國邊疆地區接連發生一系列暴力事件,2008年“3•14”拉薩暴力事件,2009年“7•5”烏魯木齊暴力事件,其規模之大,手段之殘忍,仍使人感到深深地震驚!
    大量事實表明,這些民族分裂勢力有深厚的宗教極端主義背景,成為誘發國內恐怖活動的重要因素之一。我認為,在未來十年,這三種因素將繼續存在,在西方列強“新干涉主義”的支持下依然對我國的國家安全構成相當的威脅。

    以美國當局為首的某些國際利益集團將(基督教霸權)宗教當作西方價值觀的“負荷體”,用於“意識形態的輸出”和“顛覆”他國的“政治工具”;從海灣戰爭(波斯灣戰爭)到伊拉克戰爭,相關利益集團都“利用” (基督教霸權)宗教作為“動員”民眾的手段,由是“導致”宗教動亂和教派戰爭“遍及全球”,令民族問題也蒙上一層神聖外衣而變得“空前尖銳”,難以調和,這已經成為21世紀以來世界戰略格局中的重要特徵。

    境外敵對勢力利用(基督教霸權)宗教、民族因素破壞祖國邊疆地區的社會主義建設。民族分裂勢力利用宗教極端思想成為分裂祖國的危險毒瘤。西藏拉薩“3•14”暴力事件,新疆烏魯木齊“7•5”暴力事件為我們敲響警鐘。新疆、西藏等地區的民族分裂勢力與海外敵對勢力相呼應,越來越多地披上宗教的外衣,具有更殘酷的破壞性。

    宗教不只是一種文化,而且也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政治手段。就從當前世界看,凡發生血腥衝突的地方幾乎沒有不與宗教相聯繫的;對大多數地區和國家言,不瞭解戰爭的宗教背景就不可能瞭解戰爭的文化原因。打著宗教“旗號”製造事端在我們國內的西藏問題、新疆問題上已是有目共睹,而對我國潛在威脅最大的乃是美國基督教新基要主義的“全球擴張戰略”。

    如果說,西藏、新疆地區的民族分裂勢力與宗教極端思想相結合,形成分裂祖國領土的恐怖主義暴力威脅,那麼,國際(基督教霸權)宗教右翼勢力利用合法管道向我國的文化教育領域“持續滲透”已經開始形成挑戰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軟實力”。暴力威脅,赤裸裸,血淋淋;而軟刀子,甜言蜜語,溫情脈脈。在當今世界“鬥而不破”的戰略博弈中,軟刀子是“巧實力”中的核心力量。

    2008年8月,一位中國著名學者在歐洲訪問時提問:請簡要說明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是什麼?
    英國國家戰略研究所“跨國威脅和政治風險”專案負責人回答說:
    “中國若‘硬實力’崛起,美國則十分歡迎;中國若‘軟實力’崛起,美中之間將可能發生直接全面的激烈衝突。”⑩

    如果說“硬實力”是指經濟實力,美國真的歡迎中國崛起嗎? 此另當別論。“軟實力”應當是指政治制度、社會文化、價值體系等等,當然包括民主、自由、人權等意識形態。民主制度和人權理念是西方向全世界推廣“軟實力”的兩張主牌。
    冷戰結束後,在國際戰略中,人權的牌日益顯赫。而根據美國當局的詮釋,“宗教自由成為人權的第一基石”。2008年8月,時任美國總統的小布希發表談話說:“我已通過明確、坦率和一貫的方式告訴中國領導人,我們高度關注宗教自由和人權”。{11} 奧巴馬政府上臺後,當務之急是應對經濟危機。在推廣美國核心價值時,美國政府調整策略採用“更溫和、更低調的手段”。
    我們應當清醒地認識到,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美國執政者的國際戰略方向是“殊途同歸”的。

    基督教新基要主義的“全球擴張戰略”成為“美國霸權主義”的工具。中國成為國際(基督教霸權)宗教右翼勢力“傳播”(基督教霸權)基督教福音的“重點地區”。
    美國《1998年國際宗教自由法案》的確立是美國宗教勢力“影響”國家外交政策的“標誌性事件”。正如美國前國務卿賴斯所說的“宗教自由是民主的核心”。這種宗教信仰文化不斷被抽象化,成為西式民主制度的圖騰,成為美國推行霸權主義的戰略工具。

    在該法案實施中美國以國家力量“推動”基督教(霸權)“全球戰略擴張”,不斷在“人權”和“宗教自由”領域向中國發難。中國成為該項立法的主要制裁對象之一。這種“新干涉主義”,為“爭奪新世界秩序靈魂”,動用國家行政資源。中國成為國際宗教勢力“傳播”基督教福音的重點地區。中國內地大量基督教家庭聚會點,接受海外(基督教霸權)宗教組織的“資助”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在評估美國基督教(霸權)對華戰略“擴張”的態勢時,一位著名學者指出:
    “它可以開動全部國家機器,從總統、國務院、國會、國家安全委員會統一運作,許多教會組織和教會院校協同配合,形成國家、宗教和非政府組織各以不同的優勢對外擴張,政治威脅、經濟收買、文化宣傳、合法與非法手段齊頭並進,以至於能夠在基督教歷來勢微的我國,製造出相當強大的輿論,進入高等講堂和學術研究機構。地下教會敢於與國家法規公開對立。”{12}

    西方(基督教霸權)宗教右翼勢力特別“善於利用”合法管道深入我國文化教育和學術研究陣地,“培植”力量,“宣傳”他們的世界觀、價值觀和政治觀,與我國主流意識形態“對立”。他們有“強大”的政治背景,雄厚的資金,長遠的戰略,以及為“扶植”和“培訓”宣教骨幹的教育體系。與這種強大的宗教文化傳播陣勢相比,我們科學無神論的聲音過於“微弱”。這種形勢若不及時改變,後患無窮。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經濟結構、利益格局發生深刻變化,人們思想的多變性和差異性不斷增強。其中,引人矚目的社會現象之一是信仰宗教的民眾日益增多。“宗教學”逐漸由邊緣學科發展起來被稱為“顯學”。

    隨著“宗教熱”的興起,一種“精心呵護”宗教文化的學術傾向也逐漸升溫。有一些人士“極力推崇”某種宗教文化,將其詮釋為“道德的源泉”、“民主的根基”、甚至是“科學的前提”。
    還有一些權威人士大力宣導“文化神學”,並積極推動這種“文化神學”成為國家研究機構和高等院校的學術方向。這種思潮已經開始影響政策制定和輿論導向。

    海外宗教勢力的所謂“合法滲透”,主要形式是“文化交流”、“學術研究”。他們通過教育系統和研究機構,在青年知識份子中“宣傳”基督教“優秀論”,將西方近現代文明“歸功”於宗教信仰,“貶低”或“詆毀”中國的傳統文化,視社會主義價值觀“若無物”。至今我們沒有學術上的應對,科學無神論幾乎沒有話語權,表述西方近現代歷史的真相,以及世俗人文主義和科學無神論發揮的決定性作用。

    “(基督教霸權)宗教滲透”已經成為國外“文化滲透”的主要內容。而文化問題,宗教問題,以至意識形態問題,畢竟需要思想上的應對。我們應該掌握話語權,應該培植我們的學術優勢,我們不應該放棄意識形態陣地。

    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中,無神論的唯物世界觀和積極人生觀佔有重要地位。黨中央一再指出:要鞏固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要增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科學無神論的作用不容忽視。一個時間以來,有種輿論“力圖”把科學無神論從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中剔除出去,這是危險的,既不符合人類歷史和當代的世俗化潮流,也與中國的人本主義傳統相悖。

    注釋:

    ① 參見羅伯特•鮑柯克、肯尼斯•湯普森編,龔方震、陳耀廷等譯:《宗教與意識形態》,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18-319頁。

    ② Scott.M.Thomas,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Relig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ruggle for Soul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2005.p.16.

    ③Annual 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2006.

    ④ Foreign Affairs,2008.3/4.

    ⑤ 參見徐以驊:《當代國際傳教運動研究的“四個跨越”》, 《世界宗教文化》2010年第1期。

    ⑥ 習五一、楊峰編譯:《美國的宗教和世界歷史》,(Scott.Atran,Religion in America and World History),見《科學與無神論》2010年第4期。

    ⑦ 英國《獨立報》網站2010年10月23日,轉引自《參考消息》2010年10月24日。

    ⑧ 鳳凰衛視:《皇牌大放送》:《奧巴馬和他的戰爭》2010年3月20日。參見:www.Phoenixtv.com.cn.或phtv.ofeng.com/program/zmdfs/…./0316_1655-1577914:shtml.

    ⑨“A Briefing by Ambassador-at-Large for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John Hanford,Washington D.C.September 15,2004”www.state.gov/secretary/rm/36197.htm

    ⑩ 李慎明:《關於民主與普世民主的相關思考》,見:李慎明主編:《世界社會主義跟蹤研究報告(2009—2010)》,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2月版,第4頁。

    {11}《美國總統布希8月7日在泰國曼谷的講話》,http://bbs.zxrs.net/dispbbs_61_115131_1.html.

    {12} 文丁:《試看〈1998年國際宗教自由法案〉中的“宗教自由”》,《科學與無神論》2010年第6期。

    文/習五一

    《科學與無神論》2011年第1期


  16. 2011/11/23 於 10:08 patchpieces

    新自由主義經濟麻毒藥方肆虐的美帝附傭國埃及(統治三十年的穆巴拉克強人傀儡政權)貧富懸殊人民不滿經濟現狀 持續爆發民主革命
    【美中情局操縱埃及軍政府傀儡 鎮壓民主人權鬥士致2000餘人傷亡】

    《中東劇變與美國、新自由主義》
    美國與埃及軍方

    文/馬耀邦

    節選自馬耀邦《中東劇變與美國、新自由主義》 2011年6月

    中東劇變最引人注意的兩個熱點是埃及和利比亞。
    這兩個國家體現了中東劇變“進程”背後最重要的兩個變數:
    美國“推動”的新自由主義“引起動盪”,
    然後美國“插手(介入)”力圖“繼續主導”。

    實際上,(美國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政權的穩定一直是美國中東政策的基石。《紐約時報》坦率地表示:“30年來,特別是由於埃以和平條約,穆巴拉克政府一直是美國在這一動盪區域的政策支柱。美國官員擔心,一個新的尤其是由穆斯林兄弟會或其他伊斯蘭組織控制的政府,可能不會遵守穆巴拉克先生之前任安瓦爾•薩達特在1979年簽訂的該條約。”

    根據1979年的“大衛營協議”,以色列將其佔領的西奈半島歸還埃及,但它並未滿足巴勒斯坦人的要求。相反,該條約引發了未來更多的衝突,因為以色列在與該地區的主要強國之一埃及實現和平共處之後,能夠集中其軍事資源,用於對付伊朗和巴勒斯坦。

    “大衛營協議”符合美國的地緣政治利益,因為,(阿拉伯世界叛徒;美國附傭傀儡)埃及是美國中東政策的關鍵所在。作為對每年2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和其他援助的回報,埃及向國外投資開放,其工業和市場成了西方跨國公司的砧板上的肉。戰略上,美國“收穫”了一個處於從屬地位的新“盟國(附傭傀儡)”。埃及充當了“制衡”伊朗的重要砝碼。(阿拉伯世界叛徒;美國附傭傀儡)埃及軍事喪失了獨立性,日益“依賴”於美國的軍需品和訓練。因此,“埃及政府認為,巴勒斯坦會妨礙其融入美國和以色列主導的區域安排。如今,埃及與以色列共同合作扼制加沙,同時又參與以色列、美國和巴勒斯坦之間的會談。為此,以色列安全官員支持穆巴拉克提名奧馬爾•蘇萊曼作為埃及副總統”。

    結果,面對穆巴拉克政權的倒臺,美國非常擔心示威遊行最終轉化為一場革命運動。在慕尼克安全會議上,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告訴西方政客、外交官和商界高管:“任何一個社會都有各種勢力在活動,尤其是在一個面臨各種挑戰的社會。為了實施自己的日程,這些勢力試圖破壞和超越社會進程。這是我為何認為,遵守埃及政府——實際上是由副總統奧馬爾•蘇萊曼領導的——宣佈的過渡進程之重要性的原因。”

    蘇萊曼是穆巴拉克一手提拔的副總統、前情報總局局長和“美國中央情報局在開羅的主要聯繫人”。事實上,從20世紀90年代的克林頓政府開始,蘇萊曼作為穆巴拉克的秘密員警首領,制定了“非常規引渡計畫”。根據該計畫,“美國中情局在世界各地逮捕的所謂恐怖分子嫌犯,戴著頭罩和手銬被送往埃及,旨在進行刑訊逼供”。

    儘管蘇萊曼先生在國內外臭名昭著,(主子)奧巴馬政府還是選擇他作為“一位過渡性人物”。隨著形勢的發展,華盛頓以一種“穆巴拉克必須下臺”的姿態與開羅進行對話。這清楚地表明,埃及實際上已經淪為“美國的殖民地”。
    私下裏,“埃及政府開始在精英中清洗穆巴拉克的主要支持者。穆巴拉克政府的國防部長兼陸軍元帥坦塔維前往解放廣場,表面上是檢閱軍隊,但其實主要是為了結交抗議者”。然而,在團結穆巴拉克的老朋友以完成過渡的同時,奧巴馬政府明確表示,埃及的任何根本性改變都是無益於事的。美國“之所以(變臉)”強烈要求穆巴拉克辭職,只因為它發現,這個“傀儡”已經成為一種負擔,不再符合華盛頓的利益。

    歷史上,美國曾在亞洲和拉丁美洲“扶持”過許多像穆巴拉克這樣的“獨裁政權”。一旦民眾動亂挑戰這些美國支持的獨裁政權,一場社會和政治革命有成功的跡象時,美國就採取一種三軌政策來應對:
    一是公開批評侵犯人權的現象,主張民主改革;
    二是私下裏發出信號,繼續支援當政者;
    三是尋找一位可以替代當權者、保留政府機構和經濟制度並支持美帝國戰略利益的精英。
    華盛頓害怕社會巨變和政治革命,它毫不猶豫地“暗殺”了(美國附傭傀儡)南越的吳庭豔等獨裁者,只因為(美國附傭傀儡)吳庭豔在南越存亡問題上竟敢違背美國的指示。

    華盛頓已經承受過太晚干預的教訓。在古巴革命中,它無法做出一個切實可行的選擇,而只能支持巴蒂斯圖塔政權。同樣,索摩查政權被推翻時,華盛頓持觀望態度而未予以幫助,其結果是美國企業被國有化,在尼加拉瓜出現了一個對美國不友好的政府。

    因此,“20世紀80年代,美國在拉丁美洲變得更加積極主動。它推動了過渡時期的協商式選舉,圓滑的新自由主義政客當選,取代了獨裁者。這些政客承諾,維持現有的政府機構,保護國內外精英的特權,支援美國的區域和國際政策”。

    從而,埃及暴動使奧巴馬政府陷入極端的困境,因為它需要找到“一種非常的政治方案,既能讓穆巴拉克下臺,又能保持和強化國家機構的政治權力,同時融入民選方式來作為平息和瓦解群眾運動的手段”。華盛頓這項計畫的主要障礙之一,是埃及武裝部隊和穆巴拉克的中央安全軍。這些軍隊的領導人在埃及的腐敗政權中受益匪淺。

    自“大衛營協議”簽署以來,華盛頓一直“培養”與埃及軍方的密切關係,美國每年提供價值14億美元的軍備,以“收買”他們。結果,埃及軍方發生了變化,“由保衛埃及邊界和本地區利益的軍隊,轉變為主要職能是操控人民和保護美國所支持政權的軍隊。埃及軍方的軍火儲備和美式武器的零部件數目都被維持在最低限度,以確保埃及無法同以色列開戰”。
    過去30年來,埃及軍官都曾經在美國防務學院接受過“培訓”。埃及暴動期間,在埃南中將(Sami Hafez Enan)的帶領下,20多位埃及高級軍官在美國防部(對外侵略部)召開會議、舉行酒宴和就餐。在華盛頓期間,美國敦促埃及高級軍官們在對待抗議者時要保持克制,因為奧巴馬政府不希望埃及軍方的形象受到玷污,其理由是,埃及軍方“將在推翻穆巴拉克政權的行動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

    因此,埃及軍方宣稱,他們不會對抗議者訴諸武力。埃及軍方“發表聲明,將抗議者的要求描述為‘合法的’,並半心半意地呼籲抗議者回家,承諾恢復正常的生活秩序”。埃及的高級軍官自稱站在抗議者一方,逐步為“(美國暗地支持的)軍事政變”奠定了穩固的基礎,釋放出與穆巴拉克徹底決裂的信號。
    當軍事政變既成事實,埃及軍方又發表聲明,“稱讚穆巴拉克是一名為祖國做出巨大貢獻的領導人。它暗示,軍方不會長期掌權,並表示,軍方是不會取代合法政府的”。

    “(美國暗地支持的)軍事政變”之後,埃及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控制了埃及。最高委員會現由穆罕默德•侯賽因•坦塔維元帥(Field Marshall Tantawi)領導。自1991年以來,坦塔維就一直是穆巴拉克政府的國防部長和武裝部隊總司令。穆巴拉克政府前總理和埃及空軍前司令艾哈邁德•沙菲克將軍(General Ahmed Al -Shafik)也是擁有權勢的最高委員會成員之一。最高委員會成員還包括奧馬爾•蘇萊曼。

    事實上,“軍事政變”之後埃及局勢並無改善,埃及實際上是以無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主義告終。對奧巴馬政府來說,保持現狀是最合意的結果。因此,華盛頓對此非常高興,它立即宣佈,繼續向埃及提供軍事援助。作為回報,埃及軍政府宣稱,它會遵守1979年與以色列簽訂的和平協定,將繼續在加沙地區對巴勒斯坦人實施制裁。

    為了“延續”無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主義,華盛頓試圖通過“顏色革命”的過程就如同我們在南斯拉夫和其他東歐國家所見證的那樣,在埃及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在這種體制之下,選舉“結果”可以輕易地“被人為操控”。因此,美國公開宣稱,它將向新的埃及政黨提供“資助”。這是“明目張膽”地侵犯一國主權和“干涉”一國內政。
    在埃及軍政府的同心努力之下,華盛頓“正努力分化真正的反對派,並將其自己的所謂反對派人物安插入抗議運動”。前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巴拉迪(Mohanned Al-Baradei)就是華盛頓(美國主子)“選中”的反對派人物之一。正是巴拉迪要求穆巴拉克辭職,同時建立埃及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巴拉迪是在美國受的教育,大多數時間生活在西方,他代表著華盛頓的利益,反對革命性的變化。

    埃及是“新自由主義”的典範

    對美國來說不幸的是,埃及人民“不可能”接納無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主義政權,因為其“代表了現狀”:裙帶資本主義與“掠奪性外資”相互合作、一片繁榮,而民族工業“破壞殆盡”。
    1991年,新自由主義結構調整計畫“被強加”給埃及,其結果是“毀滅性”的:“40%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之下,每天的生活費不足兩美元,失業率持續攀升,年輕一代失去就業機會。”社會支出的縮水還使絕大多數人喪失了基本醫療保健和教育的機會。埃及的“兩極分化”現象已經越來越走向極端。一千個家庭“控制著”這個國家的大部分商業和財富,他們是“私有化”和“新自由主義”的主要受益者。為了“壓制”合法要求和正義聲音,(美國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政府雇用了一支規模龐大的安全部隊,“警察局裏的刑訊和虐待成為一種例行公事。警方的路障和盤查成為埃及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顯然,如此腐敗的(美國附傭傀儡)政權已經在埃及人民心目中信譽掃地。不管華盛頓“收買”了多少埃及精英,也不管動用多麼強大的軍事力量,都無法動搖埃及人民“要求變革”的意願和決心。埃及人民為獨立和贏得國家尊嚴所作的鬥爭永遠不會停息。美國(反自由、反真民主)“頑固地”要求“維持現狀”並維護其在中東的地緣政治利益,這再次“暴露”了其國際行為的“醜陋性”。總之一句話,美國不過是只紙老虎。

    1989年冷戰的結束標誌著全球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其突出特徵是“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和全球化的擴散。令人驚奇的是,作為一個極為貧困的國家,在實施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強加的經濟改革數年後,埃及竟被標榜為新自由主義的典範之一。為了免除多達數以百億美元計的債務,從1991年開始,埃及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簽訂了一份關於結構改革措施的協定。結果,金融自由化(金改)、私有化(金改)、解除管制(金改)、開放市場、為外國直接投資提供國民待遇等一系列結構調整計畫在埃及得到執行。

    統計資料顯示,埃及取得了一定的經濟成就。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於埃及的報告:埃及的“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由1991/1992年實質上停滯的狀態上升至1995/1996年的4%以上,而通脹率從超過21%下降至7%”。此外,開放市場和歡迎外國直接投資導致了外匯儲備的不斷積聚。

    然而,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看來,這仍未達到預期值,尤其是在結構改革方面。於是,1996年至1998年,它為埃及“設計”了為期兩年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規劃,其重點是“私有化、解除管制、貿易自由化和財政金融部門改革”。

    遺憾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持”的“私有化”往往涉及將利潤豐厚的國有企業“拍賣”給外國跨國公司或本國圈內人。這造成了埃及“工作環境的”快速惡化“,引發了一次極為猛烈的罷工潮,以至於一位分析家稱之為中東地區近半個世紀最大的一次社會運動”。

    其間,“裙帶資本主義盛行,而曾經作為埃及經濟支柱的本地工業任由衰退。與此同時,私營的工業部門生產陶器、大理石和化肥等破壞環境的產品,這些產品的產能不斷擴大,得不到有效的監管,為居民的健康帶來嚴重惡果”。

    而且,“裙帶資本主義”必然導致財富集中於極少數經濟精英之手。不少“經濟精英”充當了跨國公司的“(買辦)代理人”,大量地進口電子和汽車等消費品。房地產開發商也位列其中,其中許多人與政治精英關係密切。這些開發商僅以實際價值的一小部分就拿到公有土地,建造封閉式社區和度假勝地,供埃及社會上流階層所用。利用國家的支持,包括基礎設施補貼和廉價的土地,房地產作為非石油產業,成為埃及經濟的第三大產業。

    毫不奇怪,埃及社會日益“兩極分化”,“據評估,1000個左右的家庭控制著該經濟體的大部分領域”。為了保護其財富,維護自身利益,精英們施加“政治壓力”,促使有關稅收改革的法律通過。從而,最高所得稅從42%削減為20%。在穆巴拉克的領導下,埃及政府實行單一的統一所得稅。據此,高工資和低工資收入者按其收入支付同一稅率。因此,“穆巴拉克主導了一個這樣的進程:國家財富落人小部分私人手中,而絕大多數人”貧困化“,40%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之下,每天的生活費不足兩美元,失業率不斷上升,年輕一代沒有就業機會”。

    而且,由於與全球經濟一體化並“放棄”了自給自足的政策,埃及的糧食和其他日用必需品的價格“扶搖直上”。然而,(美國附傭傀儡)埃及政府“無視”工人的抗議,仍然將最低工資固定為一個月不到一百美元。這在埃及工人階級中不得人心,但贏得了跨國公司的認可,“全球工商業界稱讚穆巴拉克的做法是‘勇敢的’、‘印象深刻的’和‘有遠見的’”。

    於是,外國投資蜂擁流入埃及,尤其是它的經濟特區。由於張開雙臂歡迎外資,埃及取得了“在過去的三年保持高達7%”的經濟增幅。表面上,在許多旁觀者看來,埃及是一個繁榮的國家。埃及的首都開羅在不到五年的時間裏規模擴大了一倍,豪華別墅、大型購物中心、主題公園、高爾夫球館和馬球館四處林立。

    遺憾的是,這樣的房地產發展水準沒有改善絕大多數埃及人民的生活水準。事實上,自實施新自由主義所“指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結構調整計畫以來,90%的埃及人沒有分享到國內生產總值和經濟增長的成果。恰恰相反,如前所述,越來越多的埃及人“陷入貧困”。最令人吃驚的是,這竟然發生在埃及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最快的時期。這引出一個問題,以國內生產總值作為衡量經濟發展的指標是否正確和有效。

    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武裝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結構調整計畫的重壓下,埃及甚至將公共社會服務“私有化”。結果,大多數埃及人“喪失”了基本醫療衛生和教育的機會。那些受不到教育的窮苦孩子最終只能從事卑賤的工作,拿著微薄的薪水,來勉強維持家庭的生計。

    更令人無法接受的是,(美國傀儡)穆巴拉克家族的成員竟是這種“裙帶資本主義”的積極參與者。他們是許多企業的股東,其唯一目的就是使自己變得更加富有。實際上,“(美國傀儡)穆巴拉克及其小集團長期以來一直將埃及視為其私人領地,將埃及資源視為戰利品進行分贓”。

    他們自肥腰包的另一種方式就是將(金改)金融部門“私有化”。用「中央情報局」的話說,埃及精英“積極地推行經濟改革,以吸引外國投資”。
    2004年至2008年期間,(美國傀儡)穆巴拉克及其親友忙於“兜售”埃及國有銀行。埃及銀行“落入”外國人手中的同時,穆巴拉克“取消”了對自由資本流動的限制,“放鬆”了對外國財產投資的“監管”。埃及成為全球房地產投機和有價證券投資的“聖地”,因為它“取消”了紅利稅、資本收益稅和債券投資利息稅。

    因此,2005年,埃及商業銀行出售了其70%的股權;隨後,2006年,亞歷山大銀行——埃及最大的四家國有銀行之一,被一家義大利銀行——聖保羅銀行收購。國有銀行的出售和對國家金融體系的放任自流極大地玷污了穆巴拉克政府的形象,暴露了該政府的醜陋本性。這預示著它將自食惡果,從而播下了其覆滅的種子。毫不奇怪,執行新自由主義指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調整計畫,其結果不可避免地導致了2011年1月25日的暴動。

    由於埃及的政治和經濟困境,新自由主義在該國備受指責。經濟學家、開羅的薩達特行政學院前院長漢迪•阿布德拉茲表示,“埃及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實踐帶來了通脹呼嘯直上、失業率持續上升和普通人購買力的下降”。阿布德拉茲先生補充說,新自由主義政策“有效地限制了這個國家的司法、立法和安全能力,而不是只局限於經濟問題……物價的失控已經引起惡性通脹。同時,失業率正在穩步攀升,而根據實際價值衡量,普通人的工資水準一直下滑。這一切逐步破壞了社會穩定,使得窮人更窮,富人更富”。

    破壞社會穩定的關鍵因素之一是糧食價格飛漲。在埃及,各種主食價格每年攀升17%。但是,西方媒體報導埃及暴動時,卻完全忽視了這一簡單的事實。自埃及暴動以來,《紐約時報》的湯瑪斯•弗裏德曼等全球主義者一直譴責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稱這些國家造成了糧食價格上漲,從而間接地引起這場暴動。他表示:“中國本身並未促成這場暴動,但是,中國和以亞洲為首的發展中世界對肉類、穀物、糖、小麥和石油的消費日益增大,確實促成了該事件。”然而,根據新德里經濟研究中心的加雅提•戈什教授的研究,2006年至2007年糧食價格暴漲期間,印度和中國的需求實際上下降了3%。

    美國發生經濟危機之後,「美聯儲」將利率降至“史無前例”的“低水準”,同時“放鬆銀根”,向美國金融體系注資數以萬億計的美元。於是,投機資本蜂擁流入商品市場。借助於“交易型開放式指數基金(ETF)”等“金融衍生品”、華爾街投資銀行——「高盛公司」,利用槓桿作用將小麥價格拉至空前的高度。其最終結果是:“紅色硬質小麥通常以每60蒲式耳3至6美元成交。該價格先是升至12美元,又至15美元,再至18美元,而後突破了20美元。2008年2月25日,紅色硬質春麥期貨收盤于25美元每蒲式耳。具有諷刺性的是,2008年是世界歷史上小麥產量最高的一年。”

    在一篇題為《高盛如何對世界窮人饑荒下賭注並贏了賭局》的文章中,新聞記者約翰•哈裏(Johann Hari)稱:“從2006年底開始,世界各地的糧食價格突然開始飆升。一年後,小麥價格上升了80%,玉米上漲了90%,大米漲了320%。30多個國家發生了糧食暴動,2億平民面臨營養不良和饑餓。2008年春季,糧食價格又”不可思議地“忽然回落到原先水準,似乎在玩一場魔術。”
    聯合國糧食問題特別報告員吉恩•齊格勒稱之為“無聲的大屠殺”,完全是“人為操縱的”。

    事實上,在金融市場,農產品“被包裝”成類似於次級抵押貸款的衍生品,僅是在名稱上由債務抵押債券(CDOs)改為商品抵押證券(CCO)。事實真相是,由於新自由主義“解除管制政策”的實施,「高盛」等華爾街投資銀行的手段之一就是以“製造”“金融泡沫”來牟取不義的“暴利”,網路泡沫和“房產泡沫”就是明證。顯然,下一個“泡沫”將是農業泡沫,它會給數以億計的發展中國家人民帶來“大規模饑荒”,更不用說已經發生在突尼斯和埃及的“大規模暴動”。

    雖然西方媒體(妓者)“極盡所能”地將埃及暴動“描繪”為“自由”和“民主”起義, 但實際上,它是為了“生存”和“匱乏”而戰。歸根結底,正是在“新自由主義”及其“市場原教旨主義”理論的指導下,金融投機商將穀物價格抬高至一種天價,從而“導致”大規模“暴動”。
    此外,“新自由主義”主張,國家應“放棄”對農業的扶持,採取一種“(放任)不干預”的政策。由於城市中心區得到大量投資,而農村的農業發展遭遇忽視,埃及等許多國家很快淪為糧食極度匱乏的國家。
    更糟糕的是,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推行的經濟改革和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第三世界的農民遭受西方國家得到“補貼”的農產品的“不公平競爭”,這進一步加劇了社會動盪和糧食危機。
    因此,隨著(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政權的垮臺,“新自由主義”在全世界人民的眼裏已經“信譽掃地”。對於那些“信奉”新自由主義的領導人和“擁護”新自由主義的國家,這應當是一記“警鐘”。
    他們最終會落到與(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一樣的“命運”,“步其後塵”並國破家亡嗎?這無疑值得深思。

    =================================================
    中情局操縱埃及軍政府 鎮壓民眾致2000傷亡
    《埃及衝突致35死近兩千人受傷 過渡政府辭職被拒》

    2011-11-22 紅網
    http://www.dzwww.com/xinwen/guojixinwen/201111/t20111122_6780129.htm

    [提要] (11-22)最新消息顯示,首都開羅和其他一些城市的持續衝突已導致35人死亡、近兩千人受傷。示威者要求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主席坦塔維下臺、軍方儘快移交國家權力。政府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有人企圖阻撓選舉正常進行。

      據新華社電 最新消息顯示,首都開羅和其他一些城市的持續衝突已導致35人死亡、近兩千人受傷。示威者要求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主席坦塔維下臺、軍方儘快移交國家權力。政府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有人企圖阻撓選舉正常進行。

      示威者要求軍方領導人下臺

      21日,數千名示威者聚集在開羅解放廣場附近通往內政部大樓的一條街道內,並向軍警投擲石塊。安全部隊多次發射催淚彈驅散人群。廣場上一些示威者高呼口號,要求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主席坦塔維下臺、軍方儘快移交國家權力。示威活動20日迅速蔓延,亞歷山大、蘇伊士、塞得港、阿裏什和南部的明亞、艾斯尤特等地均有抗議活動,一些地方示威者與員警發生衝突。

      開羅等地18日發生大規模示威活動,抗議政府提出的憲法原則性檔,要求軍方儘快交權。19日,軍警在解放廣場開展清場行動,強行驅趕繼續抗議的示威者,導致1名青年死亡。

      議會選舉將如期舉行

      埃及過渡政府和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20日召開安全局勢緊急會議後宣佈,將保證議會選舉如期舉行。政府在聲明中說,目前局勢緊張的原因是有人企圖阻撓選舉正常進行和新國家機構的形成。政府將與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在此敏感的歷史時期擔負責任。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要求政府對衝突進行調查。

      據埃及《今日埃及人報》21日報導,因部分內閣成員不滿衝突事件的處理方式,過渡政府在20日召開的會議上集體向軍方遞交辭呈,但被拒絕。

      今年2月,穆巴拉克因抗議活動辭去總統職務,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接管國家權力,並解散議會。此後,埃及大規模抗議活動不斷。根據安排,人民議會(議會下院)選舉將於本月28日舉行,明年1月29日舉行協商會議(議會上院)選舉,而總統選舉日期尚未確定。

    =================================================
    美中情局操縱埃及軍政府傀儡 鎮壓民眾致2000傷亡
    《中情局“萬能先生”幕後操縱埃及政壇》

    李筱哲 楊牧 8月18日訊 

    2011年8月18日 人民網

    俄羅斯《真理報》今日發表文章《埃及的“神秘部長”》,揭秘埃及局勢動盪以來操縱政壇的幕後人物。文章摘編如下:

     是誰在“幕後操縱”埃及政壇?

      “神秘部長”(美帝附傭傀儡)奧馬爾•蘇萊曼留給埃及軍政府的影響非常重要。20年從事“情報”工作的經歷使他已經不能被那些把(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趕下臺的人忽視。

      當美國「中情局」來到中東簡陋的環境中需要和以色列聯繫的時候,需要和摩薩德打交道的時候,他就是美國「中情局」的“萬能先生”。

      蘇萊曼由於(扮演美帝忠實走狗)曾對加沙地區(Gaza)實施封鎖而在阿伯拉世界“聲名狼藉”,當時他說,“要讓巴勒斯坦人為支持哈馬斯而受到‘餓著但不餓死’的懲罰”。
    在加沙地區,40%的兒童都因為饑餓而營養不良,並致殘。

      (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是埃及人的教父,但他如同阿拉伯世界其他國家的領導人一樣缺乏魅力並堅持用強權治理國家。蘇萊曼是他的參謀和決策執行人,(如今)也正是他把(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推上了審判台。

      當穆巴拉克和兒子們的生活極盡招搖之時,蘇萊曼卻一直保持低調。直到穆巴拉克政權最終倒下、蘇萊曼接任埃及副總統一職之後他的生活才漸漸走到幕前。正是他向世界宣佈“(美帝暗地佈署扶持)軍事政變”已經完成,穆巴拉克正式“退休”了。

      當然,每一個推翻(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後來成為軍政府成員的人都“經由蘇萊曼批准”。也許有人憎恨這位“神秘部長”,但每個政府官員都明白自己不想在結束政治生涯的時候落得個在籠裏受審的下場。

      蘇萊曼讓政府成員各安其位,還有誰能更好地讓政府遠離瓦解?還有誰能更好地讓這些人隨時知悉「中情局」的消息?

      如今,蘇萊曼的行蹤仍然是個謎。最後一次聽說他的消息是他給埃及《金字塔報》寫過一封信,在信裏他稱無意競選埃及總統,他所想做的就是“和家人一起平靜生活”。

      軍事法庭審判、酷刑和失蹤——這一切都給蘇萊曼貼上了神秘的標籤,也警告著今天的埃及和那些在街頭集會推翻穆巴拉克的人:(美帝附傭傀儡)蘇萊曼善於在“幕後操縱”,而那些為(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的垮臺而高興的人正忽略他對埃及政壇的持續性影響。


  17. 2011/12/05 於 10:34 patchpieces

    《美國雙重圍堵 中國如何破局?》

    一、美國“重返亞洲”,中國面臨“嚴冬”

    美國正在高調“重返亞洲”。
    其實,美國“從來就沒有”離開過亞洲。
    “所謂”重返,無非是“發出”一個強烈信號:這一回,美國要真正開始重視亞洲了。
    此前,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美國通過“廣場協議”,成功地“扼殺”了日本崛起的勢頭後,亞洲的新興國家在美國人眼裏都不過是它“予取予奪”的提款機而已,不再有誰是它的挑戰對手。  

    但是,過去二十年,風流水轉,中國起來了,特別是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歐元啟動,恐怖主義,中國復興,
    這三大因素開始有可能危及美國人的世紀夢想:連續兩個百年的“美國世紀夢”。  

    為此,美國人窮十年之力,擊斃了本•拉登,“象徵性”的結束了“反恐戰爭”;又“通過”(引爆)歐債危機使歐元陷入一時難以自拔的困境。
    接下來,還“剩下”一個麻煩,那就是中國。

    當美國經濟遭金融危機重創,使盡渾身解數也無法將經濟拉出泥潭時,美國人別無選擇,不得不拿出自己曾經屢試不爽的“老招數”:我的日子不好過,那我就折騰別人,讓別人的日子比我更難過。最後,水落石出,相比之下,還是我的日子更好過。

    於是,奧巴馬和他的團隊頻出“陰招”,在西太平洋上空演出了一連串令人眼花繚亂的“政治雜技”。先是通過“(自導自演)天安號事件(悲情苦肉計)——延坪島炮擊——黃海軍演”以及“釣魚島事件”,把本已有離心傾向的韓、日兩國一邊倒地拉向美國,
    “穩住”東北亞的陣腳後,又掉頭南下,“挑唆”和鼓動越南、菲律賓在南中國海反復滋事;
    恢復對臺灣出售武器;
    向緬甸政府釋放“善意”,在原本關係不錯的中、緬之間打進楔子;
    跟新加坡談判部署沿海快速艦基地問題;
    在澳大利亞建立一個駐紮2500名海軍陸戰隊的軍事基地;
    與印度建立“戰略夥伴”關係。

    在打完這一系列地緣戰略的“組合拳”之後,真正富有深意的戰略動作也跟著出臺,那就是“主導”甚至主宰亞太經濟。因為在美國人看來,一切戰略利益,最終都要表達為經濟利益,而經濟利益的獲得只能通過財富的轉移來實現。環視全球,受美國經濟影響和歐債危機拖累,大多數國家的經濟都表現低迷。只有亞太地區,由於有漸成地區經濟火車頭的中國“牽引”,尚具活力。對美國來說,無論是讓自己“經濟脫困”,還是要把亞洲財富最後變成美國的財富,都必須刻不容緩地向亞太“開刀”。因為如果現在不動手,等到亞洲國家圍繞中國重新排起新的雁陣時,美國想做什麼,恐怕都為時晚矣。

    一不做,二不休。奧巴馬和希拉蕊“輪番出擊”。極力“架空”甚至廢棄已存在了近二十年的“APEC”機制,然後,”借殼上市“,把原本默默無聞的“TPP”(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變成美國主導乃至主宰亞太經濟的”新平臺“,為亞太經濟”重新定則立規“,意在用其將亞太國家一網打盡,獨獨把中國”排除在外“。

    有評論一針見血地指出:

    “美國為什麼要力推TPP?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克林頓曾明確表示,把推動TPP作為美國重返亞洲戰略的重點。美國試圖以TPP為突破口,建立以其為主導的橫跨太平洋的亞太經濟合作體系,並由此建立美國主導的”亞太自貿區“,進而贏得全球的戰略優勢。
    TPP談判“出現”的背景是,亞太特別是“亞洲區域經貿合作”進展迅速。美國一方面不願錯過亞太經濟發展良機,同時也希望通過“設置”一定“規範”繼續主導這一地區未來政治、經濟等格局的變化。”

    所有這一切,只有一個目標,“劍指中國”。
    對滿懷熱情擁抱全球化,“以為”可以通過市場經濟話語,與美國和西方這些意識形態語境不同的國家,找到共同話題的中國來說,無異於兜頭一盆涼水。

    當切分財富蛋糕的遊戲變成一場零和遊戲,你的獲得就是他的失去時,共同的語境就只能是赤裸裸的“叢林法則”的殘酷對話:
    依據美國在過去兩年間對中國所做的全部“動作”來判斷,不難得出一個結論:環繞中國的地緣戰略和經濟戰略的雙重“嚴冬”正在來臨。中國,必須做好“過冬”的準備了。

    二、美國為什麼要對中國出黑拳,下狠手?

    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海嘯”並沒有過去。美國經濟今天“遠不是”尚未復蘇的問題,美國次貸的第二個“債務違約”期已經開始,而2007——08年次貸危機中“被掩蓋”的美金融機構的“有毒資產”也陸續開始釋放。
    這對美國經濟復蘇是一個沉重的牽制和打擊(中國亦不能倖免。因為這一輪危機會導致美國經濟進一步衰退,再通過貿易聯繫傳導,使世界貿易整體衰退,從而導致中國的外需萎縮,壓抑中國經濟增長),也是美國政府“極力”在歐債問題和南海問題上“做文章”的重要原因。因為美國政府“不希望”全球視線過分“聚焦”在美國遇到的“麻煩”上,從而“動搖”對美元和美國的信心。

    美國債務上限問題的艱難解決,雖然讓美國也讓全世界的債主們鬆了口氣,但誰都知道,這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尤其“解決不了”美國仍須靠“借債度日”的本質問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報告指出:美國國債已占其GDP的99%,預計2012年將達到103%。美國財長蓋特納承認,美國政府每花1美元,其中就有40美分是借的。包括國債在內,美國公、私債務總額已高達55兆(萬億)美元,人均負債17.6萬美元,家庭平均負債67萬美元。而美國年度稅收僅約3萬億美元,中等家庭年均收入約5萬美元,這說明美國已深陷入不敷出的債務困境。)因為這一問題與美國是靠(美元霸權)向全球輸出美元這一“方式”生存聯繫在一起的,這一“特裏芬難題”是美國經濟愈來愈解不開的死結。

    造成美國經濟今天這一局面的是美國從“(1944)佈雷頓森林體系”建立到解體後這大半個世紀裏,由於掌握了國際流通貨幣的金融高端優勢,而逐漸放棄了對那些處於低端的實體經濟的眷顧。美國之所以過去四十年裏把大部分中低端製造業當做“垃圾產業”轉移出去(只把高端技術產業和高附加值產業保留下來),是確信可以通過全球信任(依賴依附)的美元(霸權)體系使新興國家成為為其廉價提供中低端產品的加工廠,說白了也就是為掙美元(白條)給美國“打工”。而當美國為脫困不斷實施“量化寬鬆(債務貨幣化)貨幣政策”,濫發美元,使美元越來越弱勢,美元的信用也日益受到普遍質疑時,美國人那種即使沒有“實體經濟”,單靠“虛擬經濟”也能過好日子的局面,就難以為繼了。

    現在,金融危機的引爆和發酵使美國靠“輸出美元、轉移全球財富”的“模式”已不可持續,這意味著“華盛頓共識”的“不可持續”。
    眼下,看不出美國能夠拿出新的以美國和美元為中心的新模式繼續“忽悠”整個世界。美國今天所做的一切都還是在拼命維護和“挽救”這一“模式”。因此對其前景的預期是悲觀的。

    在這一“本質性問題”得到根本性解決之前,奧巴馬所許諾的“再工業化”和“五年內出口翻一番”的目標,都將是畫餅充饑。

    這首先是美國“勞動力成本”過高,而各類工會為了自身利益又都不肯降低從業人員工薪(這次NBA勞資雙方工薪大戰就是最新例證)。如果美國“產業空心化”這一致命現實不能從根本上得到扭轉,美國的衰落就幾乎不可避免。這不是通過“玩弄”“壓人民幣升值”這種“偽命題”就能解決的。
    因為美元要獲得“全球結算貨幣和儲備貨幣”這一地位(只有獲得這一地位才能帶來美元霸權),美國只能通過貿易方式向全球“輸出美元(轉嫁成本及債務)”。這也就必然造成美國的貿易逆差。這一“特裏芬問題”既是美元的天然優勢,也是其天然缺陷。其優勢是美國可以通過輸出“綠紙”而廉價獲得全球的產品和資源。其缺陷就是如此一來美國只能使自己長期處在貿易逆差狀態。這意味著美國即使不從中國獲得產品(也就不存在美中貿易逆差,當然也就談不上操縱人民幣匯率問題),也必須從其他國家獲得替代產品,仍然解決不了其逆差國地位的問題,當然也就無從解決其國內民眾的就業問題(因為其民眾不可能都就業于高端產業,而一度達到的70%就業人口從事金融和金融服務業的“盛況”,也由於金融危機的爆發,金融業的蕭條而不可能重現)。
    這種自己臉醜怪鏡子的做法,對解決“美國病”於事無補。就此意義上說,金融危機暴露出來的“美國病”,是本體性的,起碼是“結構性”的,而不是一般的決策失誤或監管不力。這一“根本性”的缺陷恐怕只有美國放棄美元霸權,放棄美元一僕二主的矛盾地位,讓位於“世界元”才可能一勞永逸的解決。這就意味著壓人民幣升值“真正的目的”是,美國寧可轉向其他國家尋求替代產品,也要給中國出口依賴型經濟以“打擊”,因為那些可以為美國“提供”替代產品的(次殖民)國家無一個可對美國的霸權地位提出挑戰,而這正是美國上層最擔心的事情。
    所以,打擊中國是“目的”,解決其國內就業只是“幌子”。因為兩個目的只能實現其一,那就是打擊中國,就業問題是根本解決不了的。美國國會的議員們肯定明白這一點,只是拿中國產品搶了美國人的飯碗“(卸責)說事”罷了。

    既然如此,中國應明白美國的“用心”,做好“徹底下車”的準備,不必再與美國打口水仗。因為中國“必須認清”,美國的那些國會議員極力推進這一議案是鐵了心的,不惜一切代價也要“阻止”中國經濟增長(帶動中國國力、軍力的增長)對美國的霸權地位構成最終的威脅。
    明白了這一點,中國就應該丟掉一切“幻想”,只能與美國進行冷靜的合作和清醒的博弈。

    三、如何脫困,美國還需要一場戰爭

    無論我們現在如何不看好美國的未來,現在仍必須清醒地看到,即使在美國金融危機如此嚴重,美元霸權可能崩潰的情況下,美元的地位眼下仍無一種貨幣可以替代。國際大宗商品交易和一般貿易,仍“擺脫不了”美元結算的慣性力。(國際清算銀行資料顯示,全球每天發生的國際貿易中有86%涉及美元結算。)
    美國也充分瞭解這一點。因此,為“擺脫”這種困境,繼續延長自己的霸主地位,給自己贏得“舔傷”的時間和空間,美國當然要想辦法拉其他國家為其分擔風險,同時給一些國家“製造麻煩”和難題,讓所有這些國家“顧不上”指責美國、懷疑美國、甚至對付美國。這是美國的一大“策略”。
    歐債危機、南海問題、北非中東變局,都是美國在下“先手棋”,四處“布子”,給不同的對手“製造”不同的麻煩。

    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一直在努力克服危機對其經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帶來的沉重打擊,尤其是努力擺脫全世界對美元信心下降的不利局面。美國需要大量的“美元回流”支撐其國內經濟的“流動性”。“吸引”美元回流美國的辦法,一是靠美國高科技支撐的高回報率的投資環境(這一點現在已沒了指望),另一點就靠發行美國國債(美國國債利率雖低,但相對安全,且幾乎沒有上限,想買多少買多少,但債務上限的風波,也讓世人對其償債的前景產生越來越多的疑慮)。
    對美國人而言,自從踏上美元霸權道路之後,其經濟就已成為一種“信心經濟”,只有世人對美元信心充足,相信美國的國家信用,才會讓更多“美元回流”美國,給美國經濟賴以為生的的“信貸(信用債務)模式”引入活水。
    儘管美國的兩任財長以及貿易代表、聯儲主席都跳出來“發出”利好信號,但是美國實體經濟振興道路艱難,金融改革進展緩慢,就業、市場的實際情況都不盡如人意,兩輪量化寬鬆(債務貨幣化)政策使用過後經濟仍未見起色,且反而讓世人對美元兌水大為不滿,更加擔心。
    美國巨額國債又牽動國際關注,國家信用面臨質疑,這些問題都無法令人看好美國經濟的復蘇前景。無法提振世界對美國的信心,無法恢復人們對美元的信心,這讓美國非常難堪。

    在這種情勢下,美國將會做什麼?美國還能做什麼?
    也就是說,美國最有可能通過“什麼辦法”讓自己脫困?

    我認為不外乎三種方式脫困。

    其一、在最理想的情況下,是“技術脫困”,就像當年美國人用IT業引領全球經濟,讓自己賺的盆滿缽滿一樣。
    但眼下,這種前景似乎很“渺茫”。除非美國能在能源技術上獲得突破,則可能一舉解決許多麻煩,美國將重新鳳凰涅槃,所以,我們對美國在能源技術上的任何進展都應保持關注和警惕。因為在能源日漸緊張的情況下,誰能掌握新的能源技術,誰就可能控制世界的未來。如果美國掌握了這種技術,就可能使全球經濟重新翻盤,確保美元地位不可撼動。

    其二、是“賴賬脫困”。
    對這一點,我們尤其要特別警惕,提防美國繼續在美元上“做文章”。不能排除這樣一種可能性:美國在未來一段時間,繼續超發美元,讓美元的信用爛到極點,再借助其世界第一的黃金儲備,突然宣佈部分恢復金本位制,讓美元重新與黃金掛鈎,從而“重新”為美元定值,藉以達到與舊美元“脫鉤”,“金蟬脫殼”,公然赤裸裸“賴賬”的目的。但這一步棋是雙刃劍,傷害別人,也傷害美國自己,不到萬不得已,無路可走時,美國應不會出此下策。

    其三、就是“戰爭脫困”了。
    通過戰爭既拉動美國經濟,增加就業機會,擺脫國內壓力,又在國際上重新為美元樹威。用戰爭對大宗商品價格特別是能源價格產生決定性影響,從而對國際投資環境及經濟佈局重新洗牌,改變國際資本的投向,使美國最終成為受益方。
    眼下看,美國人的下一個打擊目標最接近水到渠成的是目標是敘利亞。
    最有可能打擊的目標是伊朗。
    最出人意料的打擊目標將是委內瑞拉。

    四、內在的穩固和強大是應對美國挑戰的最有力武器

    歐債危機動搖了人們對歐元區經濟的信心,也給歐盟的發展前景帶來了不確定因素,作為單一貨幣的歐元對美元儲備貨幣、基準貨幣的“挑戰”也就大大“減弱”。對此,當我們看清美國的這種“大戰略”後就必須儘早研究和部署真正管用的對等戰略和見招拆招地應對之。

    首先,作為一個大國,你的外交、軍事這兩隻輪子必須相互配合,要善於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不能在國際舞臺上只有一個表情。
    最近幾年,“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這種“論調”的提出者自有其“意圖”,但客觀說來,“中國威脅論”也並非完全抹黑中國。因為你近年來體量急劇增大、體能快速提升,別人自然會有壓力,這幾乎是每一個大國崛起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情況。
    面對“中國威脅論”論調,我們以往採取的“方式”是不斷做解釋:我們不威脅他人,我們是和平崛起,但這種宣示“收效甚微”。別人對你自然會有他的固有看法甚至“偏見”。你想用宣傳去消除他們這種看法和偏見是很困難的。既然如此,你索性就少在這方面下功夫,不妨“該強硬的時候強硬一些”,讓那些持“中國威脅論”,想給中國製造麻煩的人習慣中國“威脅”的存在。

    就此意義來說,我國首艘航母的出現肯定會在那些“中國威脅論”的想法上加上一個極有分量的砝碼。因為中國的安全不能依靠驅逐艦來維繫。我們還需要“大傢伙”和“硬傢伙”。隨著中國經濟全球化的參與度提高,中國有大量的海外利益需要國家力量的保護,中國又是資源進口大國和能源消耗大國,國際通道的暢通和安全對中國未來發展的意義非比尋常,需要有更多的利器保護我們的商船和海上生命線,同時也承擔相應的國際責任,向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
    就這一點而言,中國擁有航母會是治療“中國威脅論”患者,讓他們脫敏,也給他們帶來相應利益的好藥方。
    其二,對於那些一心想給中國“製造”麻煩者,中國不妨像美國那樣,也下先手棋,給“麻煩製造者”製造麻煩。
    我們這些年一直強調國內穩定“不折騰”,這是對的,但這並不意味著在國際上你也完全“不折騰”。比如在東海或南海方向,在外交和動武之間,有巨大的灰色地帶可以讓你有所作為。當然,必須強調的是,在如何“作為”上,要動腦子,講智慧,而不是蠻幹。美國這些年對中國“(設陷埋地雷)佈局下棋”,打擦邊球,動了不少腦筋,做了不少手腳,很多做法值得我們好好玩味和借鑒。

    其三,中國需要用好手中“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一票,可以多投否決票和贊同票,少投棄權票。
    要把否決票和贊同票做為組合拳來打。從聯合國決策機制來看,否決票或贊同票都體現為加一票或減一票的力量,而棄權票則“無法顯示”這一票的立場和力量。
    中國要儘量減少投棄權票,從而避免在別人眼裏,你就是個零(廢物)。你可以在一些問題上先投否決票,然後借此與別人討價還價,在別人接受你的條件後,再投贊同票,通過這一“過程”讓別人明白,中國是它繞不過去的力量,使他們在處理國際問題時不能不考慮中國的看法。

    其四,中國要用好手中巨額的美國國債,把巨量外儲和美債歐債做為戰略武器來使用,“而不是”只考慮它的安全性或投資回報率。
    乍一看,中國買美國國債是不得已而為之,是被美國所綁架,其實並非完全如此。巨額美元國債實際上令中、美兩國處在一個十分微妙的“互相綁架”的狀態。
    對中國而言,買美國國債易,投資美國難,持有美國國債確實是不得已的選擇;但對美國而言,巨額債務降低了美元的信用,美元信用是美國經濟的生存支柱,美元信用下降,最終會損傷美國經濟本身。如果美國真的違約,中國擁有的三萬億(兆)美元的外匯儲備中約有一萬多億(兆)是美國國債,確實存在損失風險,但這種損失風險是可以估量的,或者說是可控的;
    美國則不然,“違約”就意味著美元信用“瀕臨崩潰”,其基準貨幣、儲備貨幣的地位會大幅下降,進而與(以期貨及各式金融高槓桿衍生性虛擬經濟商品操控)大宗(實體經濟)商品“定價”、國際貿易結算脫鉤,顯然有助於人民幣國際地位的提升。這絕對不是華爾街乃至華盛頓願意看到並接受的。中國的損失在當下,美國的損失則在未來,孰輕孰重?美國掂量得很清楚。這種“互相綁架”使我們擁有了金融戰略武器操作的空間。

    其五,中國要敢於“做負責任的大國”,但我們履行這些國際責任和義務決不是依照西方的指令。
    首先我們要有能力維護自己的安全,並自願向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如中國艦隊在索馬里護航,優先考慮確保本國商船、油輪的安全,並向提出要求的他國船隻提供護航服務;更重要的是,中國要在關鍵時刻為兄弟國家和准盟國有所擔當。從既往經驗來看,對巴基斯坦、俄羅斯等友好國家,各個層面的合作意願需要加以保護和維持,一些問題上要互通聲氣、彼此支持。
    這反過來也會對我們打擊分裂勢力、恐怖主義活動有很大幫助。在今天的國際社會,只有支持了別人,才能得到別人的支持,從而避免孤立。獲得別人的支持沒有免費的途徑。

    其六,加速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減少出口依賴,特別是對美國市場的依賴,使中國經濟面向世界有更強的適應性。
    在完善金融體制,增強金融體制的防衝擊、抗打擊能力的前提下,逐步完成人民幣國際化進程,與貿易對手更多地進行貨幣互換和人民幣結算,是不錯的方法。中國已處於資本擴張期,但資本的輸出不是人民幣、而主要是雖然巨量但畢竟有限的外匯儲備這一點,要有清醒的認識。
    非本幣擴張是不可持續的,而且風險很大。

    其七,必須加大整軍備戰的力度。
    中國周邊群狼環伺,連狼崽子也敢從“龍口奪食”。而更重要的是做好比對台軍事鬥爭準備更大的軍事鬥爭準備。世界大戰打不起來,不等於小戰、中戰打不起來。隨著中國的逐漸強大,戰爭危險不是在減小,而是在增大。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重建“社會公平”。縮小貧富差距是社會穩定、發展的根本出路。
    必須懂得“這一點”如解決不好,就有可能危及到黨和國家的生存。任何時候,內部的穩固都是外部強大的根本和基石。中國這樣的國家,你自己不垮,沒有任何力量能搞垮你。

    文/喬 良 

    2011年11月24日

    刊於《國外理論動態》2011年第12期

    近期文章鏈結:

    喬良:以我山之石,攻他山之玉——讀美軍《網路中心戰案例研究》隨想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112/279036.html

    喬良:美元戰爭還能打多久?    
    http://www.wyzxsx.com/Article/finance/201111/273122.html

    喬良與陳志武對話:金融與國家安全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0/201106/241187.html


  18. 2011/12/08 於 16:43 patchpieces

    顛覆推翻利比亞強人格達費政權之後 美中情局及英國情報局正藉其轄下恐怖組織雇傭兵代理人(轉戰)滲透打擊伊朗、敘利亞政權

    《China Joins Russia, Orders Military To Prepare For World War- III》

    A grim Ministry of Defense bulletin issued to Prime Minister Putin and President Medvedev today states that President Hu has “agreed in principal” that the only way to stop the West’s aggression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is through “direct and immediate military action” and that the Chinese leader has ordered his Naval Forces to “prepare for warfare.”

    Hu’s call for war joins Chinese Rear Admiral and prominent military commentator Zhang Zhaozhong(張兆忠少將) who, likewise, warned this past week that “China will not hesitate to protect Iran even with a Third World War,” and Russian General Nikolai Makarov who grimly stated last week, “I do not rule out local and regional armed conflicts developing into a large-scale war, including using nuclear weapons.”

    The raising of global tensions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was exploded this past fortnight when Russian Ambassador Vladimir Titorenko and two of his aides retuning from Syria were brutally assaulted and put in hospital(http://en.ria.ru/russia/20111205/169361690.html) by Qatar security forces aided by CIA and British MI6 agents(美帝CIA中情局及英國M16情報局特工背後予協助的卡達爾安全部隊) attempting to gain access to diplomatic pouches containing information from Syrian intelligenc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as flooding Syria and Iran with the same US-backed al Qaida mercenaries(由美帝所背後支持、成功顛覆推翻了利比亞格達費政府的蓋達“基地恐怖組織”雇傭兵已開始轉戰湧入敘利亞及伊朗境內 http://www.2ndrevolt.com/articles/view/456) who toppled the Libyan government.

    Further evidence in these diplomatic pouches, this bulletin says, reveal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preparing an “ultimate solution” to the Middle East Crisis should nuclear war break out by attacking Syria and Iran with lethal biological agents intended to kill tens of millions of innocent civilians(在對敘利亞及伊朗進行攻擊時,意圖致千萬無辜平民於死的生物基因媒介致命武器).

    The discovery of the biological agent to be used by the West was revealed a fortnight ago by Dutch virologist Ron Fouchier of the Erasmus Medical Centre in the Netherlands who lead a team of scientists that discovered that a mere five mutations to the avian flu virus was sufficient to make it spread far more easily and would make it the most lethal killer of mankind ever invented.

    Should the US begin an attack utilizing this deadly virus(致命病毒), this bulletin continues, its most likely method of delivery would be via its RQ-170 Sentinel Drone(隱形無人飛機) which is operated by the CIA(http://english.iribnews.ir/newsbody.aspx?ID=16489).

    These frightening assessments of future US actions against its enemies were revealed in this bulletin based upon Russian intelligence analysts examination of the RQ-170 Sentinel Drone brought down over Iranian territory last week by the Russian made Avtobaza ground-based electronic intelligence and jamming system used against this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with little damage and that showed it be equipped with a sophisticated aerosol delivery system.

    Important to note is that the Western powers first use of a deadly flu virus to destroy their enemies and overthrow the established global order was first used less than a century ago in 1918 when the Spanish Flu variant(http://en.wikipedia.org/wiki/1918_flu_pandemic) was unleashed at the ending of World War I and killed an estimated 500 million people which represented fully 3% of the world’s entire population.

    Archived KGB files on the Spanish Flu pandemic have always stated that this deadly virus was “bio-engineered” by US military scientists who used as their “guinea pigs” American Soldiers who were the first recorded victims (http://en.wikipedia.org/wiki/1918_flu_pandemic)and were stationed at Fort Riley, Kansas.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underlying reasons behi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Western allies push for Total Global War was recently detailed by the top American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Greg Hunter(http://www.coasttocoastam.com/guest/hunter-greg/43361) whose shocking in depth report titled “Is the World Spinning Out of Control?” (http://usawatchdog.com/europe-bailout-news/)revealed that the entire edifice of the Western economic systems is crumbling under the weight of over $100 Trillion(http://www.telegraph.co.uk/finance/financetopics/davos/8267768/World-needs-100-trillion-more-credit-says-World-Economic-Forum.html) in debt no one is able to pay and wherein he warned: “Never in history has the world been this close to total financial chaos and nuclear war at the same time.” (http://usawatchdog.com/europe-bailout-news/)

    Sadly, but as always,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not being allowed to know the horrific future their elite leaders are planning for them, a situation made even worse this past week when the US Senate passed a new law by a 93-7 vote(http://gawker.com/5865089/20-things-you-should-know-about-americas-most-horrifying-new-law) that is warned will destroy America for all time by giving total control of this once free nation over to its military forces and destroy their Constitution.

    As we noted in our previous report, it is worth mentioning again the words of the American Founding Father, Thomas Jefferson, who warned his fellow citizens over 200 years ago about what is happening today by saying:

    “I believe that banking institutions are more dangerous to our liberties than standing armies. If the American people ever allow private banks to control the issue of their currency, first by inflation, then by deflation, the banks and corporations that will grow up around will deprive the people of all property until their children wake-up homeless on the continent their fathers conquered.”

    By: Sorcha Faal

    2011-12-7

    Note:
    Western governments and their intelligence services actively campaign against the information found in these reports so as not to alarm their citizens about the many catastrophic Earth changes and events to come.

    ==============================
    《媒體曝美國利用恐怖組織(代理人)打擊伊朗》

    2011年11月15日 新華網 

      一篇報導12日披露,美國「中情局」正“利用”包括“人民聖戰者組織”在內的恐怖分子“代理人”在伊朗實施爆炸襲擊。

      “監獄星球”網站12日刊登的一篇文章援引若干可靠人士——包括美國情報機構線民和前軍事人員——的話聲稱,美國正在伊朗境內實施秘密軍事行動,利用游擊隊組織對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發動襲擊。

      文章說:“德黑蘭認為美國正在伊朗境內發動恐怖襲擊,進而破壞內賈德政權的穩定,以便為(美國-以色列)軍事打擊”做準備“。這一論點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官方媒體的忽視,但「中情局」利用恐怖分子代理人恰恰就在這麼做,這是確定無疑的事實。”

      這一報導進一步證實了伊朗國家最高安全委員會秘書賽義德•賈利利的說法。
    賈利利說,伊朗有無可辯駁的證據表明,美國政府正式參與了反對伊朗的陰謀,派出特工在伊朗和該地區其他國家實施破壞和恐怖行動。

      此外,美國正在訓練恐怖組織並向其提供經費,通過暴力和其他顛覆行動破壞伊朗的穩定。

      正如許多美、英主流媒體在2007年所報導的那樣,美國還在“利用”隸屬“基地”組織的遜尼派恐怖組織“真主旅”在伊朗實施自殺式爆炸和其他旨在“破壞穩定”的襲擊。這一“政策”是由小布希(布希二世)政府“制訂”的,並被奧巴馬政府“沿用”至今。

    ==============================================
    《US Takes Down Top Bio-Terror Official, Then Alleges Iran Plot》

    《US Takes Down Top Bio-Terror Official, Then Alleges Iran Plot》

    By: Sorcha Faal

    2011-10-12

    A frightening Main Intelligence Directorate (GRU) report circulating in the Kremlin today warns that the Obama regime may be about to launch an Operation Northwoods type “false flag” bio-terror attack as a pretext for bombing and then invading Iran.

    According to this GRU report, US authorities took down one of their top bio-terror officials yesterday named Dr. Kimberly Lindsey [photo 2nd left] who is th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and one of the world’s most highly regarded scientists in the field of weaponized anthrax after charging her and her and her live-in boyfriend with “child molestation and bestiality.”

    Important to note is that the US always charges their “enemies of the state” with lurid sex crimes such as when they targeted former US Marine intelligence analyst and UN weapons inspector Scott Ritter with “criminal solicitation of a minor” after he accused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of deliberately lying about Iraq’s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in order to launch an invasion against them.

    The cause for Dr. Lindsey being put on the Obama regimes “enemy of the state” list, this GRU report says, was her assisting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in their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atastrophic 9/11 anthrax attack upo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disputes the findings of th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 used to close this case.

    Dr. Lindsey’s expertise on weaponized anthrax proved invaluable to WHO scientists whose findings were reported this week, and as we can, in part, read as reported by the InfoWars.Com news service in their report titled World Authority On Anthrax Disputes Government Explanation Of 2001 Attack and which says:

    “Three leading scientists, one a world authority on the composition of Anthrax, have produced a paper that presents evidence that directly calls into question the FBI’s version of events surrounding the 2001 anthrax mail attacks.

    The paper by Coordinator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Working Group on Anthrax Research and Control, Martin E. Hugh-Jones, biologist Barbara Hatch Rosenberg, and chemist Stuart Jacobsen is to be published in the peer reviewed Journal of Bioterrorism & Biodefense.

    “three scientists argue that distinctive chemicals found in the dried anthrax spores — including the unexpected presence of tin — point to a high degree of manufacturing skill, contrary to federal reassurances that the attack germs were unsophisticated.” reports the New York Times.

    “…bureau scientists focused on tin early in their eight-year investigation, calling it an “element of interest” and a potentially critical clue to the criminal case. They later dropped their lengthy inquiry, never mentioned tin publicly and never offered any detailed account of how they thought the powder had been made.” The report continues.

    Dr. Hugh-Jones said that the presence of tine “indicates a very special processing, and expertise,” directly contradicting the FBI’s assertion that microbiologist Bruce Ivins acted as the lone perpetrator of the attacks that killed five people and infected 17 others in the weeks immediately following 9/11.”

    Within hours after Dr. Lindsey’s arrest, this GRU report continues, the US issued a “global alert” for American citizens after they accused Iran of backing a plot to kill Saudi Arabia’s ambassador to Washington that Obama called “a flagrant violation of U.S. and international law” and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Clinton vows action over.

    According to the Obama regime the head of this alleged Iranian plot was former Texas used-car dealer named Manssor Arbabsiar [photo 3rd left] who is a naturalized US citizen, holds an Iranian passport and whose close friends say is an “unlikely secret agent,” was “no mastermind” and was “kind of a hustler.”

    FBI Director Robert Mueller said the convoluted plot could have been straight from a film and, “Though it reads like the pages of a Hollywood script, the impact would have been very real and many lives would have been lost.”

    Iranian parliament speaker Ali Larijani called the US allegations a “mischievous, foolish” attempt to fuel tension between Iran and Saudi Arabia saying that “These claims are vulgar … It is a childish and amateur game … We believe that our neighbors in the region are very well aware that America is using this story to ruin our relationship with Saudi Arabia.”

    Iran’s claim that the Obama regimes charges against them were lies was immediately backed up by one of the CIA’s most honored former analysts Robert Baer who is TIME.Com’s current intelligence columnist and has contributed articles to Vanity Fai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nd The Washington Post.

    Baer, who was interviewed just a few hours ago by Australia’s The World Today news programme warned that the Obama regimes charges against Iran were “made up propaganda” and warns the US must open immediately a direct diplomatic channel with the Iranian regime…or risk igniting “an uncontrollable war.”

    This GRU report gravely notes that an “uncontrollable” war may be exactly what the Obama regime wants as its economy lurches ever closer to the abyss and inevitable chaos will soon be the “new normal” in America.

    The GRU further warns in their report that with the US signing a $1.25 billion contract last Monday with Emergent BioSolutions for 44.75 million doses of the only proven vaccine to protect against a weaponized anthrax attack [what happens to the other 260 million Americans we don’t know], and one of America’s most honorable Congressman, Ron Paul, now warning that the Obama regime has given itself a “license to kill” any citizen it wants to without evidence or trial, the United States, indeed, may about to do the unthinkable.


  19. 2011/12/10 於 15:08 patchpieces

    解構多民族國家。解構中東。解構多元文化。製造文明衝突=>為美以基督教霸權干涉、經濟文化殖民它主權國家創造合理性/合法性--警惕美以歐基督教霸權的Yinon Plan

    《為“文明的衝突”佈一大盤棋:分裂、征服與統治“新中東” 》
    《為“文明的衝突”佈一大盤棋:分裂、征服與統治“新中東” 》
    《為“文明的衝突”佈一大盤棋:分裂、征服與統治“新中東” 》

    “阿拉伯之春”這一熱門辭彙其實是由一群遠在的華盛頓、倫敦、巴黎和布魯塞爾辦公室的個人和團體所“炮製”的。這群人除了對這一地區有膚淺的認識外,對阿拉伯國家幾乎一無所知。
    阿拉伯民族間正打開的自然是一個混合包裹,而叛亂與機會主義一樣都是這個包裹裏的一部分。
    哪里有革命,哪里就有反革命。

    阿拉伯世界的“動亂”也並不是所謂的阿拉伯的“覺醒”;這一辭彙顧名思義便是阿拉伯人總是處於昏睡之中,儘管他們一直被獨裁和不公所包圍。
    現實的阿拉伯世界,作為更廣闊的土耳其-阿拉伯-伊朗世界的一部分已經被頻繁的起義所填充。儘管這些叛亂已被阿拉伯的獨裁者以及美國、英國和法國等(老殖民帝國)國家協力平息。而這些(老殖民帝國)大國的“干涉”一直是民主的(反動)制衡力量,且將繼續發揮作用。

    【分而治之(支解分裂依附策略)】:首次“阿拉伯之春”如何“被操縱”

    重整中東的計畫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幾年。而正是在一戰期間,這些帶有“殖民”傾向的“設計”才隨著反對奧斯曼帝國的“阿拉伯大起義”清晰地表現出來。

    儘管英國、法國和義大利都曾是殖民國家,迫使阿拉伯人民在諸如阿爾及利亞、利比亞、埃及和蘇丹等國家“享受不到”任何自由,但是這些殖民國家仍成功地將自己“塑造成”阿拉伯解放運動的朋友和盟友。

    “阿拉伯大起義”期間,英國和法國(老殖民帝國)事實上使阿拉伯人充當它們的步兵(走卒)反抗奧斯曼帝國,以“進一步實施”其地緣政治的圖謀。倫敦和巴黎之間簽訂的秘密協定——“賽克斯-皮科協定”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英國與法國所作的僅僅是通過向阿拉伯人販賣它們有關阿拉伯從所謂的奧斯曼帝國的“鎮壓”中解放的思想,而取得對阿拉伯人的使用和“操控”。

    事實上,奧斯曼帝國是一個多民族帝國。它給了所有民族當地和文化自治權,但最終被操縱成為了一個土耳其實體。甚至是隨後的在奧斯曼安納托利亞的亞美尼亞種族的滅絕,也不得不與當代在伊拉克的基督徒的目標一樣,被視為外部行為體為“分裂”奧斯曼帝國、安納托利亞以及奧斯曼帝國公民的一個“秘密計畫”的一部分。

    奧斯曼帝國解體後,正是倫敦和巴黎“拒絕承認”阿拉伯人的自由,儘管也是它們在阿拉伯民族間的“播下”了“不和”種子。當地“腐敗”的阿拉伯領導人也曾是“該計畫”的合作夥伴,他們中很多人(帶路黨)對能成為英國和法國的(買辦)客戶而“欣喜若狂”。同樣,今天的“阿拉伯之春”也正在“被操縱”。美國、英國、法國以及其他國家正在“腐敗”的阿拉伯領袖與重要人物(傀儡買辦帶路黨)的“幫助”下“重組”阿拉伯世界和非洲。

    Yinon計畫:混亂中的秩序

    Yinon計畫,作為英國在中東戰略的“延續”,是以色列為確保其地區優勢的一項戰略計畫。它堅持並規定,以色列必須通過將周圍阿拉伯國家“巴爾幹化”為弱小國家,以“重組”其地緣政治環境。

    以色列戰略家將伊拉克視為對以色列構成最大戰略挑戰的阿拉巴國家。這就是為什麼伊拉克被刻畫為中東和阿拉伯世界“巴爾幹化”的核心(注:美帝入侵佔領伊拉克其主要戰略目的並非一般淺薄的戰略家所謂的僅只是覬覦石油,而是基於一長遠計劃、更深層次的對於中東人口、文化進行重組改造──美帝入侵佔領伊拉克後主要的遺產就是已大致上將伊拉克分割為三個自治區)。在伊拉克,以色列戰略家根據『Yinon計畫』的概念宣導將伊拉克“劃分(切割)”為一個庫爾德“國家”和兩個阿拉伯“國家”,這兩個阿拉伯“國家”分別由什葉派穆斯林人和遜尼派穆斯林人接管。
    而達成這一“目的”的第一步就是一場伊拉克與伊朗之間的戰爭(兩伊戰爭),這也在『Yinon計畫』的範疇之中。 2008年的《大西洋》期刊和2006《美國軍方武裝部隊》雜誌分別刊登了緊隨『Yinon計畫』大綱後被大量發行的地圖。
    除了“分裂”伊拉克(這也是拜登計畫所宣導的),“分裂”黎巴嫩、埃及和敘利亞也在『Yinon計畫』之中。
    同樣在計畫中的還有“分裂”伊朗、土耳其、索馬里和巴基斯坦。
    『Yinon計畫』也將“分裂”北非納入其中,被預測將從“分裂”埃及開始,蔓延至蘇丹、利比亞以及其他地區。

    確保統治區安全:“重新定義”阿拉伯世界……

    儘管已有所調整,『Yinon計畫』正在實行中,並將在“徹底分裂”的目標下逐漸發揮作用。該“計畫”源於理查•珀爾和研究組於1996年為時任以色列總理的本傑明•內塔尼亞胡所撰寫的一份政策性檔。珀爾曾擔任雷根總統時期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的副秘書長,後成為小布希和白宮的軍事顧問。
    除了珀爾以外,“邁向2000新以色列戰略”研究組的其他成員還包括詹姆斯•科爾伯特(猶太國家安全事務研究所)、
    小查理斯•費爾班克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道格拉斯•費斯(費斯和澤爾事務所)、
    羅伯特•魯文貝格(先進戰略與政治研究所)、
    喬納森•陶羅普(華盛頓近東政策研究所)、
    大衛•烏姆瑟爾(先進戰略與政治研究所)
    以及梅拉夫•烏姆瑟爾(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徹底分裂:確保統治區安全”是1996年這份以色列政策檔的全名。

    在很多方面看,美國正在執行1996年特拉維夫政策檔確保“統治區”(realm)安全的目標。
    此外,“realm”一詞反映了檔作者的戰略心理。Realm通常指君主管轄的領土或是屬於君主統治、但並不屬於君主的直接管轄範圍,而由王侯進行管轄的領土。
    而在這裏,“realm”一詞正暗指中東屬於特拉維夫的王國。珀爾身為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官員卻參與以色列檔的撰寫這一事實也使人不禁要問:該統治區的概念上的主權是屬於以色列,還是美國,抑或兩者兼而有之?

    確保統治區安全:“破壞”大馬士革穩定的“以色列藍圖”

    1996年以色列檔要求在2000年或以後“驅退敘利亞“(rolling back Syria),通過將敘利亞人驅逐出黎巴嫩、並在約旦和土耳其幫助下對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造成動亂“等方式。而這兩起事件已分別於2005年和2011年”相繼發生“。
    1996年檔指出:“以色列可以與土耳其和約旦合作,通過削弱、遏制甚至驅退敘利亞以塑造以色列戰略環境。這一努力可以集中力量將薩達姆•侯賽因的勢力驅逐出伊拉克——以色列本身重要的戰略目標——作為挫敗敘利亞地區野心的一種手段。”[1]

    作為“建立”以色列主導的“新中東”並“包圍”利比亞的第一步,1996年檔要求“去除(消滅)”薩達姆•侯賽因在巴格達的權力,甚至暗示將伊拉克“巴爾幹化”並建立一個包括遜尼派穆斯林的“伊拉克中部”在內的反大馬士革戰略地區聯盟。檔作者寫道:“但敘利亞在這場衝突中有潛在的弱點:大馬士革太過忙於處理受威脅的新地區方程以致無暇顧及黎巴嫩;而且大馬士革還懼怕由以色列和伊拉克中部、土耳其組成的‘自然軸’以及位於中部的約旦會聯合擠壓敘利亞,並將其從阿拉伯半島分離出去。對於敘利亞而言,這拉開意味著重新繪製中東地圖的序幕,而這也將威脅到敘利亞的領土完整。”[2]

    珀爾與研究組關於“邁向2000新以色列戰略”還提出將敘利亞人趕出黎巴嫩,並通過黎巴嫩反對派破壞敘利亞的穩定:“(以色列必須轉移)敘利亞的注意力,通過黎巴嫩反對派分子破壞敘利亞對黎巴嫩對控制。”[3]這就是2005年繼哈哈裏遭暗殺後將發生的,哈裏裏事件也觸發了所謂的“雪松革命”以及推動形成了由腐敗的賽德•哈裏裏控制的反敘利亞3•14聯盟。

    檔還要求特拉維夫“把握時機,提醒世界敘利亞政權的性質”。[4] 這顯然是以色列通過搞公共關係(PR)來“妖魔化”其對手的戰略。
    2009年,以色列新聞媒體公開承認,特拉維夫通過其大使館和外交使團發動了一場“全球性的運動”,包括“媒體宣傳”和在伊朗使館前組織抗議等來“詆毀”伊朗總統競選,這一運動甚至在競選還沒開始前就已被掀起。[5]

    該檔還提到一些類似於目前敘利亞正在發生的事。檔指出:“最重要的是,以色列在為土耳其和約旦反利比亞行動給予外交、軍事和行動上的支持、尤其利益所在這一點是可以理解的,包括以色列支持土耳其和約旦與敘利亞領土內的一些阿拉伯部落組成部落聯盟,並對敘利亞統治精英充滿敵意等。”[6]
    隨著2011年敘利亞的動盪,叛亂分子的運動和約旦土耳其邊界的“軍火走私(以扶持支持軍事武裝叛變)”已成大馬士革的一個重大問題。

    在此背景下,阿裏埃勒•沙龍和以色列在英、美“入侵”伊拉克後請求華盛頓襲擊敘利亞、利比亞和伊朗也就毫不奇怪了。[7]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檔還主張通過先發制人的戰爭來“塑造”以色列的地緣戰略環境並開創“新中東”。[8] 這也是美國在2001年時會採取的一項政策。

    剷除中東的基督教團體

    利比亞危機之前,埃及基督徒被襲擊與蘇丹南部的公投“同時發生”絕非巧合。
    同樣,伊拉克的基督徒,這一世界上最古老的基督教團體之一“被驅逐”出他們在伊拉克的故土也“並非偶然”。
    與伊拉克基督徒被驅逐“同時發生”的還有在美國和英國軍隊“警覺地注視”下,由於什葉派穆斯林與遜尼派穆斯林的暴力和敢死隊而“被迫形成”不同宗教的分區,巴格達的市鎮成為一片宗教飛地。這都與『Yinon計畫』密不可分,而該地區的“重組”是一個更為遠大的目標的一部分。

    在伊朗,以色列人一直試圖將以色列猶太團體驅逐,卻總是徒勞無功。伊朗實際擁有著中東第二大的猶太人口,可以說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維持原樣的猶太群體。伊朗猶太人將自己視為被與祖國伊朗密不可分的伊朗人,他們和穆斯林人和基督教伊朗人是完全一樣的。對於他們來說,因為他們是猶太人所以需要調遷到以色列的想法簡直是荒謬的。

    在黎巴嫩,以色列“一直致力”於“加劇”各種基督教、穆斯林以及德魯茲教派間的“緊張”局勢。黎巴嫩是進入敘利亞的一個跳板,黎巴嫩“被分裂”為數個國家也被視為將敘利亞“巴爾幹化”為數個阿拉伯宗派小國的途徑。Yinon計畫的目標就是在遜尼派穆斯林、什葉派穆斯林、基督教和德魯茲的宗教和宗派身份基礎上,將黎巴嫩和敘利亞“分為”數個國家。敘利亞基督教的遷離也可能是目標之一。

    馬龍派天主教敘利亞安提阿教會,也即最大的自治東方禮教會的新主教表達了他對於在地中海東部和中東地區阿拉伯基督徒清洗運動的憂慮。Mar Beshara Boutros Al-Rahi大主教和黎巴嫩、敘利亞許多其他的基督教領袖都擔心穆斯林兄弟會接管整個敘利亞。像伊拉克一樣,神秘組織正在襲擊敘利亞的基督團體。基督教東正教的領袖,包括耶路撒冷東正教的大主教都公開表示了他們的嚴重關切。除了基督教的阿拉伯人,亞述和亞美尼亞這一多數為基督教徒的群體也表示了他們的恐懼。

    Sheikh Al-Rahi近期在巴黎會見了總統尼古拉斯•薩科齊。據悉,這位馬龍派大主教與薩科齊在敘利亞問題上出現分歧,這促使薩科齊說敘利亞政權即將覆滅。
    主教Al-Rahi的立場是敘利亞必須被留下、並允許其進行改革。
    這位馬龍派主教還告訴薩科齊說如果法國希望合法地使真主黨解除武裝,那麼以色列需要被作為一個“威脅”來對待和處理。

    由於Al-Rahi在法國的立場,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的基督教和穆斯林宗教領袖立即到黎巴嫩對他進行了探訪並表達了感謝。
    黎巴嫩的真主黨及其政治聯盟,其中多數為黎巴嫩議會的議員,均高度讚揚了後訪問了黎巴嫩南部的馬龍派主教。

    Sheikh Al-Rahi以為他對於真主黨的立場和他拒絕為推翻敘利亞政權提供支持,現在正遭到以哈裏裏為首的“3•14聯盟”的政治攻擊。一場基督教會議正在經哈哈裏籌畫中,以反對Al-Rahi主教和馬龍派教會的立場。
    自Al-Rahi表明自身的立場後,塔利爾黨,這一活躍在黎巴嫩和敘利亞的黨派,也開始對其進行批評。有報導稱,美國高級官員也取消了他們和馬龍派主教的會見,這也是他們對於Al-Rahi關於真主黨和敘利亞立場表示不滿的信號。

    在黎巴嫩,哈裏裏為首的“3•14聯盟”一直都是一個受歡迎的少數群體(甚至當該聯盟成為議會中的多數時),該聯盟一直與美國、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以及敘利亞的暴力和恐怖組織密切合作。穆斯林兄弟會和其他敘利亞所謂的薩拉菲斯特組織也一直與哈裏裏以及“3•14聯盟”中的基督教政黨相互協調,並舉行秘密會談。這也是為什麼哈裏裏與他的同盟一直反對大主教Al-Rahi。也正是哈裏裏和“3•14聯盟”將伊斯蘭法塔赫帶入黎巴嫩,並幫助其中的一些成員逃往敘利亞作戰。

    有一些不知名的狙擊手正在瞄準敘利亞平民和敘利亞的軍隊射擊,“(藉)以造成”混亂和內鬥。敘利亞的基督團體也成為這些狙擊手的對象。很可能這些攻擊者是來自美國、法國、約旦、以色列、土耳其、沙烏地阿拉伯和阿拉伯灣的武裝力量與一部分敘利亞人組成的聯盟。

    華盛頓、特拉維夫以及布魯塞爾正籌畫著將基督教從中東遷離。據悉,Sheikh Al-Rahi在巴黎被總統薩科齊告知,地中海東部和中東的基督教團體可以重新被納入歐盟。這並不是什麼慷慨的提議,而是被有意將中東古老的基督教團體根除的國家扇了一記耳光。其目的或是將基督教團體重置於該地區之外,抑或將這些團體劃分為眾多分區。兩種都可能成為目標。

    這一計畫旨在將阿拉伯國家劃定為專門的穆斯林國家,這與「Yinon計畫」和美國“控制”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目標是相一致的。其“結果”很可能是一場大國戰爭。
    阿拉伯基督徒如今與阿拉伯黑人處境非常類似。

    重新劃分非洲:Yinon計畫正在發揮作用……

    關於非洲,特拉維夫將保障非洲的安全視為其廣泛週邊的一部分。這一更為廣泛的或所謂的“新週邊”已成為1979年抵抗包括伊朗(巴列維時期以色列最親密的盟友之一)在內的阿拉伯“舊週邊”隨著伊朗革命的瓦解後,特拉維夫地緣戰略的基礎。在這一情況下,以色列的“新週邊”隨著埃塞俄比亞、烏干達和肯雅等反阿拉伯和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等國家的“納入”而被概念化。這也是為什麼以色列要如此深入地參與蘇丹的“巴爾幹化”(注:原有蘇丹目前已被操縱分割為二,以基督徒組成為主的南蘇丹已於2011年獨立)。

    在中東教派分裂的背景下,以色列已列出了重組非洲的計畫。『Yinon計畫』試圖從三個方面的基礎上劃定非洲:(1)民族語言;(2)膚色;(3)宗教。為確保統治,先進戰略與政治研究所這一以色列智囊團(包括珀爾在內)也推動創建了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的美國『非洲司令部(AFRICOM)』。

    試圖“分裂”阿拉伯和非洲身份的行動正在“進行中”。它只在將所謂的“黑非洲”與所謂“非黑”的北非劃分開來。這是分裂非洲大陸上所謂的“阿拉伯人”與“黑人”計畫的一部分。

    正是這一目標“造成”並推廣了“非洲南蘇丹”與“阿拉伯北蘇丹”這兩種荒謬的身份。這也是為什麼黑膚色的利比亞人被視為利比亞“清洗膚色”運動中的對象。阿拉伯身份在北非正與非洲身份“相脫離”。同時還存在“剷除”大量的“黑膚色阿拉伯人”的計畫,以明確劃分“非洲黑人”與新的北非“非黑人“的界限。這也將”導致“剩餘的柏柏爾“非黑人”與阿拉伯人間的戰爭。

    同樣情況下,在非洲蘇丹、尼日利亞等地,緊張情緒也在為進一步劃分界限的穆斯林與基督徒間醞釀著。而造成這種分裂的基礎,包括膚色、宗教、種族和語言等,都“助長”著非洲的“瓦解”與不和。這都是一個將北非與剩餘非洲大陸劃分的更遠大非洲戰略的一部分。

    為“文明的衝突”布棋

    正是在這一點上,所有這些“看似”一盤散沙的事件都被“聯繫”在了一起。

    整個棋盤正在上演“文明的衝突”,而所有的棋子也各就各位。阿拉伯世界正“被隔離開”來,並被清晰的界線所劃分。這些界線“阻止”不同民族語言、膚色和宗教團體間相互的過渡與融合。

    在這項“計畫”中,將不再有社會與國家的過渡與融合。這就是為什麼中東和北非的基督徒,如科普特人,正成為“被攻擊”的對象。這也是為什麼黑膚色的阿拉伯人和柏柏爾人以及北非的黑人在北非正面臨著“種族滅絕”的威脅。

    繼伊拉克、埃及之後,阿拉伯利比亞民眾國和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對『Yinon計畫』而言)都是 “破壞”北非和東南亞地區穩定的核心。
    利比亞發生的一切(美歐顛覆推翻利比亞政權的『顛覆模式』)對非洲有著巨大的影響,而敘利亞的狀況也深刻地影響了東南亞及更遠的地區。按照『Yinon計畫』所指出的,伊拉克和埃及是造成阿拉伯國家不穩定的切入點。

    如今正在“上演”的是建立一個專門的“穆斯林中東”地區(以色列除外),而這也將“造成”什葉派與遜尼派間的鬥爭。類似的場景也正在“北非非黑人”區上演,表現為阿拉伯人與柏柏爾人的衝突。
    同時,在“文明的衝突(劇本)模式“下,中東與北非也”被認為“是所謂的“西方”與“非洲黑人”間的衝突。

    這就是“為什麼”法國的薩科齊和英國的卡梅倫在利比亞衝突初期相繼發表聲明,指出多元文化主義在各自的西歐社會中已經“不復存在”。[9] 
    真正的多元文化主義正威脅著“北約戰爭議程”的合法性,也為作為美國對外政策基石的“文明的衝突”的實施造成了障礙。

    在這一點上,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解釋了為什麼多元文化主義會成為華盛頓及其盟友的威脅:
    “隨著美國成為文化日益多元的社會,它可能會發現在對外政策問題上要想達到一致性就愈加困難(如與阿拉伯世界、中國、伊朗、俄羅斯或者是前蘇聯等地戰爭),除非存在真正被能被廣泛覺察到的大規模的直接外部威脅。這樣的共識普遍存在于二戰甚至冷戰期間(如今也存在著,因為“全球反恐戰爭”)。[10]
    布熱津斯基的下一句則指明了為什麼人們會反對或支持戰爭:
    “然而(共識)不僅僅深深地紮根於共用的民主觀中且人們意識到這些民主觀正在受到威脅,而且也根植于對歐洲集權主義下的受害者們在[11]文化上和種族上的親近。”

    雖有冗餘之嫌,我仍然要一再提出正是因為這種要“打破”中東-北非(MENA)地區、所謂的“西方世界”與撒哈拉以南非洲間“文化融合”的企圖,所以基督徒和黑人正在(被安排)遭到攻擊。

    “種族中心主義”與意識形態:將今日的“正義戰爭”正當化

    在過去,西歐的殖民國家會對他們的人民進行洗腦。他們的目標就是獲得推行殖民的支持。而其形式就是在武裝商人與殖民軍隊支持下轉播基督教(唯我獨尊)及其教義。

    同時,種族意識形態也被提出。那些被殖民的人被刻畫成“下等人”、低等、沒有靈魂。
    最終,承擔“開化”那些所謂的“世界未開化人民”的 “白人的責任”等語句開始被使用。這種具有凝聚力的思想框架被用於將殖民主義“塑造”為一項“正義事業”。而這也為征服和“開化”外國領土的“正義戰爭”提供了合法性。

    如今,美國、英國、法國和德國的帝國主義計畫並“沒有改變”。改變的只是為發動“新的殖民主義戰爭”、進行征服的“藉口”與理由。
    在殖民統治時期,發動戰爭的敍述(論述)與理由被包括英國和法國在內的殖民國家的公眾輿論所接受。
    今天的“正義戰爭”和“正當理由”也在婦女權利、人權、人道主義和民主的“旗幟”下進行著。

    文/Mahdi Darius Nazemroaya

    (加拿大)Global Research 2011年11月26日
    http://www.globalresearch.ca/index.php?context=va&aid=27786


    Mahdi Darius Nazemroaya是加拿大渥太華的一位獲獎作家。
    他是蒙特利爾全球化研究中心(CRG)的一位社會學家和副研究員。他曾見證了北非“阿拉伯之春”的過程。在北約(2011年)轟炸利比亞期間,他正在利比亞擔任KPFA的聯合研究專案——Flashpoint專案的特派記者。


  20. 2011/12/16 於 19:22 patchpieces

    Pathogenesis of Central Bank Ruin

    by Jim Willie
    2011-12-15

    Central banks are the current sovereign debt market. It is a vacated market. They are the majority bidders via debt monetization. The monetary inflation has become the New Normal and a travesty. In perverse fashion, the financial markets celebrate the monetized purchases, even calling for higher volume. In the process, bond and stock market integrity has been destroyed. Foreign creditors depart the USTreasury Bond market. Large European banks depart the Southern Europe sovereign debt market. Central banks step in to avert panic as the underlying structure to the global monetary system crumbles. When government bond yields rose quickly in Europe, it was not from abandonment by their central bank. The big Euro banks sell boatloads of bonds while the EuroCB buys only truckloads. The bond market integrity has been deteriorating very quickly. The dependence upon the debt monetization process is vividly clear. It is hyper monetary inflation to fill the void, thus providing the dominant bid. Ironically, the dullard stock market mavens celebrate the arrival of the central bank purchases without truly comprehending the destroyed integrity of the bond market. IQ levels are falling along with stock index levels.

    NEXT GROUND ZERO IS ITALY

    Upcoming budget impasses and bank failures will break the European Union wide open. A perceived temporary patchjob solution in Europe has been delineated. More of the same will accomplish nothing. A march toward a federation is apparent, despite the desire for decentralization. A motive to force a system failure is at work to create the federal structure. Recent appointments prove the point. Again Goldman Sachs knights arrive to the rescue in secret appointments. They earn the title technocrats, but crowds reject them as unelected leaders. Ignore the term Technocrat given both to Monti and the newly installed Mario Draghi at the Euro Central Bank. They are Syndicate loyalists.

    Howard Davies is former director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ormer deputy director at the Bank of England. He calls for 1) fiscal federation with a unified central bank, 2) broad purchases of sovereign bonds, and 3) unlimited liquidityprovided by the Euro Central Bank. The prescription is stark and clear for hyper monetary inflation, the central bank serving as the entire government bond market, and the installation of a federation across Europe. The last 12 years have proved without a doubt that a unified Europe is a disaster in a bottle, whose cables and levers eventually break under the pressure of grand differences and the passage of time.

    The raging crisis in Italy festers as it turns to a boil. Italy will serve as the agent of contagion, next to France and Spain. No solution is possible, as the summits are futile. Italy will expose the Euro Central Bank as both powerless and ruined. The focus has shifted away from Greece and squarely on Italy as the center of chaos in Southern Europe. Once more the meter for disorder is the benchmark 10-year Italian Govt Bond yield. It has surged toward the critical 7.0% mark as investors cast bond market votes against the policy in Rome and the upcoming austerity measures to be pushed through. Such level is regarded as unsustainable, given the massive Italian debts. Worker strikes have made vividly clear that Uber Leader Mario Monti will not succeed in large budget cuts without consequences. Striking Italian metal workers in Turin are shown in the photo. The biggest Italian unions (ports, highways, truckers, banks) went on strike. They oppose measures as painful hits pensioners and workers, leaving the wealthy untouched. Numerous big Italian banks are on the verge of failure. Neighboring France faces scrutiny of the bank asset feces. Markets brace for an expected debt downgrade to remove its coveted and undeserved AAA rating by Standard & Poors.

    Syndicate appointed (not elected) Prime Minister Mario Monti believes Italy risks a Greek-style economic collapse without approval of the hotly debated austerity package. Italy stands as the third largest economy in the EuroZone, whose borrowing costs began to approach the levels that forced Ireland, Greece, and Portugal to seek an international bailouts. The controversial package has the support of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OECD). It is designed by Monti to save Italy. The decree plans to raise more than 10 billion Euros (=US$13.4 bn) from a property tax, impose a new levy on luxury items like yachts, raise the Value Added Tax, crack down on tax evasion, and increase the pension age. Monti supports the French and German calls for tighter controls on national budgets. He said, “If Italy were not capable of reversing the negative spiral of growth in debt and restoring confidence to international markets, there would be dramatic consequences, which could go as far as putting the survival of the common currency at risk. Italy is ready to do what it has to do but Europe must not fail to do its part. Without this package, we think that Italy would have collapsed, that Italy would go into a situation similar to that of Greece. It would be perfectly understandable that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should have the same enforcement powers in the area of budgets that it has in the area of competition." He describes loosely a federation, where Goldman Sachs sits in the thrones of Europe, in a quasi debt failure receivership role. Unfortunately, the pressure on the Euro Central Bank to purchase Italian, Spanish, and Greek Govt Bonds has put its balance sheet in total ruins. It is the buyer of last resort for fast falling toxic bonds. The only central bank more ruined is the US Federal Reserve.

    Felix Zulauf, the former hedge fund manager and asset manager, has very strong European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a very sharp eye. He expects a depression to hit Southern Europe, and for one nation to exit the Euro Monetary Union next year. The process has no rules. The day after exit, the nation will suffer ruin of their banking system, forcing a rapid nationalization in a reverted currency. The end result will be a sovereign debt default and pure chaos across the continent. The coming depression will lay waste to the USDollar, the British Pound, and probably the Yen too. All fiat currencies will endure a powerful stress test, but based in reality, not a charade. As soon as any group of big Euro banks enter a failure and bust, the cascade of contagion will act like a fast moving virus to destroy many Western banks. We will then see a repeat of history with 20 Lehmans in bank failures, if not sooner.

    CENTRAL BANKS AVERTED BANK FAILURES

    The Euro Central Bank averted 10 to 20 Lehmans with the extended Dollar Swap Facility provided by the USFed. Money is almost free. The volume of money grants is enormous, likely never repaid. Witness the effect of the central banks showing reluctance to enter into bond purchases. The system breaks down in powerful manner.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said demand for three-month US$-based loans surged after it announced a broader Dollar Swap Facility for European usage. The USFed cut the cost of the financing from an ultra-low 1.0% to an almost free 0.5% rate. The USFed discount window was made cheaper for foreign banks than US banks (who pay 75 basis points), an indication of the destruction.Rumors persist that a cool $1 trillion has been made available. Five other central banks participated in the coordinated move which included the Bank of Japan. The Frankfurt-based EuroCB immediately made loans for $50.7 billion to 34 big teetering Euro banks on December 1st, the terms for 84 days at a fixed rate of 0.59 percent. That compares with the $395 million lent in the last three-month offering on November 9th at a 1.09% rate. The EuroCB also lent five banks $1.6 billion in regular weekly dollar operation on a single day as December opened, up from $352 million the previous week. The borrowing done at the Discount Window catapulted by 127-fold, from a paltry $395 million to $50.7 billion in a sudden move.

    The public will not be informed of which banks tapped the credit line, more like a slush fund. They claim they do not wish to put the bank at risk of unwarranted attack. My view is the attack would be to put the proper value on the bank, ZERO. My sources tell that one major French bank was on the verge of failure, probably Societe Generale. Another source of bank and gold information was very clear in telling that the USFed acted reluctantly and forcefully, in order to avert a major catastrophe. He described a situation where several big Euro banks (the usual suspects in France, Spain, and Italy) were on the verge of failure. The USFed was appealed to by the EuroCB so as to prevent an estimated 20 Lehmans from occurring overnight, as in multiple bank failures from a flash event. He went on to mention that a flash event is inevitable, which the central bankers are powerless to stop. It will come in time, with an unknown trigger event that lights a fuse. Each new $trillion credit line buys less time and covers fewer obligations.

    The Wall Street banks filled a void in providing liquidity in USDollar denomination to the big European banks. In doing so, the New York banks have tied themselves with a lethal financial tether to Europe. The London banks had already been connected. The connection lies in the shadowy derivative market. It used to be kept in the shadows since the contracts provided the majority of bank profit, and even supported the artificial rates in the bond market to a great extent. Now the derivative market is kept in the shadows because the big banks are mutually destroyed by insurance awards after failures. A little publicized trend was put into effect in the middle months of 2011. The big Wall Street banks filled a void. The inter-bank lending in Europe came to a halt in response to the sovereign debt crisis, a euphemism for the Southern European Govt bond market collapse. The big US banks offered a lifeline in the form of leveraged liquidity based upon unregulated derivatives whose notional value is in the $trillions. In doing so, the Anglo banks created a mutual risk factor in the umbilical cord of shadowy structures. If a handful of big European banks go bust, the contagion will be felt instantly (as in overnight) in New York and London. To claim that the US is insulated from Europe is nonsense. To claim that the European distress makes the US more attractive is patently false. Fifty major financial firms are tied around the necks with a common thick rope, weighed down by insolvency, going down together. Matters are so bad in Europe, that most banks have shut down the inter-bank lending, thus isolating the weakest. Huge funds placed at the Euro Central Bank signal the failures. The big European banks are soon to fail. They distrust each other.

    THE GREAT GOLD PRICE DIVERGENCE

    The Gold market has gone into the Twilight Zone. The ruin of the European banking system, dragged down by toxic sovereign debt, has made the big Euro banks desperate. They are tapping into the virtually unlimited Dollar Swap Facility, using borrowed money to lease gold. The Powerz have made the lease rate negative in order to attract borrowers. The supply has come from both Libya and Greece. These corrupted bankers require more gold, thus more wars and more victim nations. The system has turned to extreme abuse in order to keep a lid on the gold price, or better yet, to avert a string of Lehman-type financial firm failures in Europe. In the process, a Jackass forecast has begun to come to pass. The paper gold price (dictated by the bizarre COMEX market) is diverging from the physical gold price (determined by actual large private purchases). In late November, a great reliable global gold trader source assured that despite a posted $1740 gold price, the true physical price paid for large gold bullion purchases in the private market was more like $1950 per ounce!! That is a $200 price divergence, or 12% higher.
    The COMEX has been drained of gold inventory.
    The MF Global event was motivated by the desire to avoid meeting delivery notices.
    Instead, JPMorgan stole the accounts demanding delivery, a neat trick fully permitted by the Syndicate that controls the USGovt, the US regulatory bodies, and the US law enforcement.
    The lawsuits will be full of drama and intrigue. The integrity of the US financial system has been exposed, this time in full glory that even financial news anchors cannot deny.

    Here is the smoking gun. Days after the MF Global bankruptcy was filed, and a vast array of deliveries in silver were expunged. The silver vault inventory tells the story of the crime. JPMorgan simply converted what should have been MF Global client silver into JPM licensed vaults.
    Review the timeline.
    MF Global declared bankruptcy on October 31st.
    About a week later the CME began reporting that 1.4 million ounces of Registered silver was unaccounted for and unavailable for delivery, including 627,182 ounces from non-cartel banks.
    About 7 to 10 days afterwards, JPMorgan suddenly reported a deposit of 613,738 ounces into Eligible vaults. Exactly seven days later, JPMorgan adjusted this silver into Registered vaults. JPMorgan had not seen one significant silver deposit in months prior to this bountiful day.
    Great work on the part of the Silver Doctors to decipher the story.
    The charade continues before the USCongress. They are told of claims that investigators are searching avidly for the missing funds.
    They know where the funds are, in JPMorgan London accounts. They told us they were avidly looking for Madoff Funds too. They know where those funds are too, in the Land of Yodels. Reckoning is coming.

    Big bank failures are coming.
    Unspeakable debt monetization is coming.
    Flash events are coming.
    More vanishing acts for private accounts are coming.
    Divergence in the gold price is coming that will shut down the COMEX altogether during a parade of lawsuits, but probably not prosecution.
    National debt defaults are coming. The new 2012 year will prove to be a tumultuous year, will chaos reigning and the global monetary system laid to waste. Gold will soar, probably not for the leverage addicts who choose to play in the rigged corrupted futures contract arena, the chronic victims of fraud. If lucky, their accounts will not vanish, possibly stolen.
    The wise who will survive and thrive will snag the physical gold offered at attractive artificially low price. Large purchases are not available at the current posted paper price.

    DESPERATELY SEEKING BULLION

    The Powerz need more Libyas and Greeces.
    They tapped into 144 metric tons captured in London from the Libyan accounts and 111 metric tons seized from the Greek accounts. It is the bankers New Gold, as reported by intrepid Jeff Neilson.
    In a fresh sign of bankster desperation, the lease rates for gold have been pushed down to net negative levels. Contrast to the extraordinarily high premiums paid on gold purchases. Big European banks on the brink of ruin, the next Lehmans, are leasing gold in order to raise cash and stave off failure.
    It is simple math. The great enablers are the central banks. Cases exist of multiple sellers of the same gold bullion bars, a common trick made famous by the GLD exchange traded fund, the SPDR Gold (dis)Trust.
    All leasing is done without regulation, like the derivative market. Neilson concludes, “Here is where we come upon a seeming paradox with respect to the recent explosion of gold leasing. We know that the banksters have virtually run out of their own bullion, as the evidence is absolutely conclusive. The same Western central banks which were openly selling 500 tons of gold per year onto the market every year have now all totally ceased their gold sales. They have no more gold, or at least they had no more gold." The Washington Accord guided official gold sales, a completed process. The physical gold price is diverging from the false paper price directed by the COMEX and guardians like JPMorgan.
    If truth be known, over 40 thousand tons of gold bullion has been leased and sold that does not exist.
    In the coming years, reconciliation will assist in sending the gold price much higher, toward $5000 per ounce. As time passes, more criminal actions will be visible in the open, like MF Global.

    POLITICAL LEADERS TURN IRRELEVANT

    Pointless meaningless exercise in futility is seen in the big European summit meetings. They are wasting their efforts, biding time, deceiving the public, and supporting the bankers in last ditch attempts to salvage what cannot be saved. The sovereign bond market is loaded with rollover interactive explosive devices that will continue to explode without relief. The politicians offer no solutions, as Merkel and Sarkozy are the only members meeting in public eye, yet neither has any power left. They meet and sign deals only to be contradicted and countermanded later by the bankers with power and court judges reciting law. The German leaders at the summit meetings are all for public show, even financial market management. None has any power left. None is involved in the new alliance. The informed observer need not follow what they decide upon anymore, because in 2 to 3 weeks their pact will all vaporize into nothingness. Markets are impressed for minutes and no more. Witness their last several accords, none of which endured. The movie keeps repeating like Ground Hog’s Day. They cannot solve the ultimate entrenched problem of toxic sovereign bonds within the PIIGS nations of Southern Europe. They have no tools in their medicine chest, only phony money and more debt, even silly new Uber-Bonds. They actively avoid putting their decisions to a public referendum vote, since the people would vote down any further bank welfare in the form of more bond redemptions or bailouts. No evidence of democracy can be seen. Politicians debate, dispute, then make accords, but their communiques are common graffiti.

    The dirtiest secret is that France has already been tossed into the PIIGS pen by Germany, no invitation given to join them in the next chapter. Nothing is decided anymore in Paris without Berlin approval. Germany owns over 90% of French Govt debt. Absolute desperation is seen with the string of absurd vacant meetings held by two powerless figures, Angela Merkel of Germany and Nicolas Sarkozy of France. Merkel has zero political base, yet insists on conducting more meetings that lack enduring substance. Sarkozy attends the meetings but has been stripped of his privilege to cleave with Germany, rejected. The French are going through a flailing stage beset by convulsions on the political stage without proper identification by any geopolitical doctor. Their crippled president actually claimed publicly that loss of AAA rating for government debt would not be insurmountable. Within days, the extreme pressure placed upon one US rating agency caused a delay of the debt downgrade.

    The key to Europe is the chain of explosive devices linked to France, Italy, and Spain. No solution exists. Rollover of their debt will exacerbate the crisis. The leaders are like witchdoctors presiding over a bonfire. The OECD has thrown some water on the faces with a forecast of government debt in industrialized nations, set to rise from $10.4 trillion to $10.5 trillion in the coming year. The prospect to finance the debt is perilous.

    WALL STREET SUBTERFUGE IN NEW WEAPONS

    Wall Street is reported to be sabotaging the Euro currency. They are using a Japanese Yen position front. They also rely upon debt rating agencies to sling key attack arrows. The belief is that what hurts the Euro currency will help the USDollar. Such shallow strategy. It will result in mutual destruction with gathering momentum, along with an unstoppable collapse of big banks in Europe, Lond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sordid story was reported by Zero Hedge last month about how the Wall Street villains had created short trades directed against the Euro currency and even the big European banks. They had created a complex network of positions designed to conceal their nefarious intentions. At the center was a funding mechanism from the Japanese Yen currency. The belief was that further damage and destruction in the European financial structure could be helpful in lifting the USDollar, or at least buying some more time. This is the very essence of the Competing Currency War and its mutually destructive tactics, so much so that analysts adroitly describe it as a race to the bottom in the protection of the export trade.

    Joining the subterfuge are the US-based debt rating agencies. They have been dutiful in delivering painful debt downgrade banners to fly over both government debt and corporate debt across mostly Southern Europe. Theirs are non-stop financial assaults. The very same corrupted agencies were bought off from 2000 to 2007 with rosy undeserved AAA ratings on toxic bond securities sold by their Wall Street masters. A pretty cream topping on a pile of cow manure does not make the paddy delectable to eat. The USGovt debt downgrade was followed by an endless skein of European downgrades for banks and sovereign debt, the motive being to even the wrecked playing field, and make the US not so alone, subject to intense scrutiny. The USDollar has performed well since the Greek Govt Bond disaster spread to Italy, even spreading the stench to France. Some European leaders have openly complained that the US-based debt rating agencies are doing damage with motive, ignoring the rot in US banks.

    HYPER INFLATION & THE FAILURE OF 0%

    Hyper monetary inflation is the advantage almost entirely for the banker class. It is being used to prepare for domination in the next chapter. By directing largesse to Wall Street, and obstructing it to the Main Street, the Powerz believe they are winning the battle over inflation. But they have presided over a wicked rot instead, in addition to causing a class war. The eventual cost will be lethal inflation and a thrust inevitably into the Third World. The theory is simple enough. Prevent the massive flow of monetary largesse from reaching the main channels of the USEconomy. Keep the labor wages down, even if costs are rising universally. Direct the enormous sums of money into the banking sector to cover toxic bonds, to redeem preferred stocks, and to replenish funds for executive bonuses. Then claim success over inflation after falsifying the official CPI data. Furthermore, use public disclosure with all the fanfare concerning big relief packages like the TARP Funds to distract attention away from the truly mindboggling multi-$trillion grants at 0% never to be repaid by central banks and major financial allies. The above scenario is an over-simplified account that glosses over further illegal activity in the form of forged home foreclosure documents. The end result is a profound resentment that has sparked the primary roots of a class war, and the Occupy Wall Street movement. The bitter fruits are many, such as lost market integrity from chronic interventions, lost moral fabric from moral hazard swallowed whole, and a nation that undergoes systemic failure without relief or compassion. Any actual steps toward a legitimate solution are nowhere seen, like big bank liquidation, like home loan modification, like the return of industry from Asia. When any reconstruction begins, the ultimate cost must be paid by the stern hand of Economic Mother Nature, the effect to include a dynamo of price inflation, a powerful currency decline from global rejection, if not isolation and punishment.

    The 0% monetary policy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a monetary failure. It forces an economic failure. Worse, it is a badge to represent failure, not a remedy from failure. It is a road sign on a dead end in a grotesque liquidity trap if monetary growth is halted, and hyper-inflation if continued. The United States is repeating the Japanese lost decade policy, but doing a better job of lying about the results. The United States has learned nothing from their lost decade. The US is much worse off than Japan. The US has no broad industrial base. It has no trade surplus. It has no self-contained federal debt. It has no long school season. It has no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when grand crimes are revealed. Jim Rickards has made the point in the speaking circuit that despite knowledge and awareness, the United State bank leaders are repeated the exact same monetary errors that Japan made. Adding liquidity to an insolvent system does not accomplish anything, but the US will do it over and over again without success. In fact, after the ineffective policy is evident, the US will double the effort in a glaring example of futility. Worse, as the US repeats the errors, it boasts of being superior, even as the official statistics are grotesque lies worthy of derision. The US protects the grand larceny perpetrators, the big banks. See JPMorgan and the MF Global case.

    The 0% marquee is actually a tombstone epitaph, since the US cannot exit from its clutches. It will force the ruin of entire fortresses of capital. The wrong price of money assures that capital destruction. The USGovt cannot permit a rise from 0% in capital cost, since it is running $1.5 trillion annual deficits. Normal cost of money would result in hundreds of $billions in higher debt service costs. The United States is trapped by 0%, not stimulated by it. As time passes, more capital will be retired, more speculation will be the norm, and healthy capital formation will become a mirage. The system will hurtle toward systemic failure.

    The USGovt debt ratio is about to reach 100%. The once powerful beacon of freedom and juggernaut of financial prowess looks like yet another PIIGS nation. The debt monetization is orders of magnitude greater than admitted, part of the policy landscape, a QE To Infinity. More debt downgrades are coming. In early 2009 the US populace was told that the USGovt budget deficit would return under $1 billion. It did not. According to the Jackass forecast, it zoomed up to $1.5 trillion and stayed there for consecutive years. The deficits persist chronically without remedy in the $1500 billion range annually, a staggering 43% ratio of the total budget. The other debt ratio is the cumulative debt versus the USEconomic size as measured by the Gross Domestic Product. The United States Govt is soon to hit the 100% debt mark versus GDP. The pair of debt ratios is typical of PIIGS nations in deep trouble. The profound risk to the US financial system is masked by the USFed activity. They are monetizing 10 times as much as they admit, and the Quantitative Easing programs never were interrupted. The Operation Twist was a grand deception to conceal coverage of what foreign central banks wished to dump. Look for another debt downgrade of the USGovt in coming months, after the Q4 shows a ripe $1 trillion in added deficits.

    Compare to Canada which has a mere 34.9% total debt burden versus its GDP, a much stronger financial situation. The nation in the Great White North could have been a powerhouse leader with a huge sovereign wealth fund like Norway, except they followed the Goldman Sachs path to the fields of corruption and fealty, selling almost all their gold in a grand Wall Street game that even Switzerland joined. Then Canada followed the Bush Doctrine of fascism, embracing the war footing, sending soldiers to support the narco war, and tightening the security vise. Next they will become a Chinese commercial colony, a better fate than the US to be sure.

    http://www.marketoracle.co.uk/Article32152.html

    =======================
    The Bankers’ New Gold

    Jeff Nielson
    2011-12-14

    In a fresh sign of bankster desperation, we recently learned that they have pushed lease rates for gold to the lowest, negative level in history – i.e. they are paying people more money to “borrow" their gold than at any other time. We know this is a sign of desperation, because back in the real world, buyers are paying premiums near record-highs to buy their (real) gold.

    There are numerous implications regarding this latest bankster tactic to suppress the gold market, but before getting into those let’s explore all of the reasons why bankers like “leasing gold" in the first place. The starting point is to note that it is with gold-leasing that we see the beginnings of the banksters’ 100:1 leverage in the gold market.

    A banker is holding a quantity of gold in his vault. He “lends" the gold to a trader, and suddenly you have two parties both pretending to be the “owners" of that gold. Naturally, the banksters also like the fact that this is a totally opaque, unregulated/unreported transaction. The banksters can secretly lend out their gold, and since the transactions are never reported, we lack the absolute proof that none of this “loaned gold" is ever repaid.

    There is certainly plenty of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on which to base such a conclusion, however. In order to review this evidence, we first need to know what is being done with the bankers’ leased gold. A detailed analysis by veteran precious metals commentator Frank Veneroso explains how and why “The ultimate borrowers in the gold lending operation are these shorts in the gold futures and forward market."

    We immediately see a second reason the bankers love gold-leasing: all of the “leased" gold ends up being shorted onto the market. What this directly implies then is that in order for these gold leases to ever be repaid the short positions must be closed out so that the gold (supposedly) backing the trade can be repatriated to the bank. However, what we see in the gold market is a huge, permanent short position in the gold market – which has swelled enormously since Veneroso wrote the article above nearly a decade ago.

    We now know that at least some of these gold leases have never been repaid, since the gold that was loaned out remains on the market. However, as a matter of simple arithmetic we can deduce that few if any of these leases are ever repaid. As I noted above, each gold lease creates “paper gold" (i.e. a “fractional reserve" gold market) and increases the bankers’ leverage in the gold market.

    We know from Jeffrey “I can’t keep a secret" Christian of the CPM Group that the gold market is leveraged by approximately 100:1. Yet just as every new lease increases leverage in the gold market, closing out any lease would reduce leverage by a corresponding amount. The combination of the permanently rising leverage, and the permanently rising short position provide irrefutable empirical evidence that little if any of this “leased gold" is ever repaid.

    We can reinforce this conclusion further through common sense, and a basic observation of bankster behavior. Specifically, bankers never reduce their leverage voluntarily – the exception being short-term panic reactions each time their reckless gambling (again) pushes them to the verge of their own bankruptcy. However, as noted above there is zero empirical evidence that the banksters ever reduce their leverage in the gold market on even a semi-permanent basis.

    Having supplied several powerful reasons as to why the bullion banks love to “lease" their gold (i.e. sell it to multiple buyers) begs the question: why aren’t the bankers always “leasing" vast amounts of gold to suppress the price? Hopefully that answer is obvious to regular readers. If you want to loan ton after ton of gold onto the market, you must have some original bullion to lend into the market in the first place.

    Here is where we come upon a seeming paradox with respect to the recent explosion of gold leasing. We know that the banksters have virtually run out of their own bullion, as the evidence is absolutely conclusive. The same Western central banks which were openly selling 500 tons of gold per year onto the market every year have now all totally ceased their gold sales. They have no more gold…or at least they had no more gold.

    Yet here we have the same bankers directly implying that suddenly they have lots of gold. It makes no sense to announce “the greatest sale on gold in history" – only to run out of inventory after the few first customers have bought their fill. Clearly the bankers have some new gold. This begs an even more obvious question: where did they get it?

    Here, unfortunately, we must descend into speculation. However it is speculation which we can back up with yet more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As I noted in a previous commentary, as part of the “economic rape" of European economies, the bankers announced that they would be “willing to accept gold as collateral" for some of their (fraudulent) paper debts. How magnanimous of them!

    As we all know, when Greece (finally) forced the bond parasites to absorb 50% “haircuts" on their holdings that was a default event. What happens when a debtor defaults on a debt? Collateral is seized. The latest statistics from the World Gold Council on official government reserves show Greece sitting with over 111 tons of gold. And as victims of the MF Global collapse have learned the hard way, our criminal governments (and the bankers who pull their strings) no longer see it as necessary to even report when they have taken something from people. Thus the bankers could have looted every ounce of Greece’s gold from its people and it could be months, years, or never before we finally find out about it.

    One hundred and eleven tons is a lot of gold to lease, but it’s certainly not the only gold hoard onto which the bankers could have recently latched their talons. Those who followed the “Libyan revolution" will have recalled a remarkable flip-flop by the West.

    At one moment, we had the vastly superior military forces of Muammar Gaddafi steamrolling the rag-tag, disorganized rabble we knew as the “Libyan rebels". They were on the verge of collapsing. All hope was lost. Western leaders lamented that the lack of “UN authorization" prevented these upstanding citizens of the global community from doing anything to assist the rebels – and there was absolutely no sign of any “movement" in those negotiations.

    The next moment, the same disorganized rabble which didn’t even have a military command structure (let alone a nation to command) announced they had created a “central bank". About ten seconds after that announcement, Western leaders announce a “sudden breakthrough" at the UN, and a drafted-and-approved resolution instantly materialized. And before the ink was even dry on that document, war-planes from several Western nations were on the way to Libya to enforce a “no-fly zone".

    At that point we witnessed how much regard these Western nations had for international law. When following the UN mandate and merely enforcing the “no-fly zone" was not producing the result these nations desired, they simply tore up the resolution and threw it away. Instead, they began carpet-bombing any/all areas under the control of Gaddafi, slaughtering his ground forces (and large numbers of civilians) in what is a textbook example of “war crimes".

    This brings us back to the pivotal moment when Libya’s central bank was created. What possible purpose could there have been for the rebels to create a central bank before they had even created a real army to take control of the country? There was no “banking" to be done. And yet it was the creation of that symbol which was the obvious catalyst for a massive military commitment by the West.

    One thing we do know about central banks is that they are the official receptacles for a nation’s gold reserves. Turning again to WGC statistics on national gold reserves, we see that Libya had even more gold than Greece, 143.8 tons to be precise – and more than enough for a group of gold-hungry bankers to instruct their lackeys in government to mobilize their war-machines.

    Let’s summarize the facts. We had Western central banks totally running out of any gold to sell onto the market, with all gold sales having ceased for more than a year. Suddenly, we have the bullion banks announcing they have so much gold on their hands that they are doing more than just giving it away, they are literally paying people to “borrow" it – in the greatest “gold sale" in all of history.

    We have the same bankers announcing that the gold of Greece was now “collateral" for its sovereign debts. We then had the Greek government defaulting on those debts, directly implying the seizure of that collateral.

    We had the “rebels" of Libya on the verge of total annihilation, while Western governments claimed they were helpless to intervene because it was “against international law". We suddenly saw the rebels create an official receptacle for their nations gold, and then had those same Western nations instantly launching a massive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to Libya, where Western governments flagrantly disregarded international law while committing their war crimes.

    You be the judge.

    For newer or more timid investors in the gold market who fear that this latest operation is somehow an indication of bankster omnipotence, relax. It was less than two years ago that the scheming banksters thought they could torpedo the gold market through getting the IMF to dump 400 tons of gold onto the market (50% more gold than that of Greece and Libya combined).

    What happened then? As soon as that gold hit the market, India swallowed-up half of it in one gulp. The price of gold was permanently launched above the $1000/oz mark – and the gold market has never looked back since.

    We know that the banksters are capable of depressing the price of gold over the short-term. We also know from the six-fold increase in the price of gold over the past decade that they are losing this “war". Meanwhile, it is only a matter of time until the masses realize that the worthless paper in their wallets is worthless. Sounds like a great time to buy gold – on sale.

    Jeff Nielson

    =========================
    美國歷來第七大破產個案

    歐債風暴襲美 『明富環球』破產(10/31)

    2011年 11月2日
    【葉俊沂、劉煥彥╱綜合報導】

    全球最大經紀商公司明富環球(MF Global Holdings)聲請破產保護,為全美首家因歐債危機而倒閉的金融機構。國內最大期貨商寶來曼氏期貨(6023)昨表示,明富環球只是持股19%的外資股東,不參與經營,對寶來曼氏期貨的營運及財務均沒有影響。

    握63億美元問題歐債

    明富環球營運長艾比羅(Bradley Abelow)表示,由於歐債風暴所引發一連串事件,如金融管理單位要求增加資本、信貸公司調降信用評等、保證金要求等,導致明富環球於歐洲遭受大額虧損。

    明富環球共握有包含義大利、西班牙、比利時、葡萄牙及愛爾蘭共63億美元(1895億元台幣)問題國家債券。全球交易所和結算公司已紛紛暫停明富環球的交易,該公司聲請破產保護,也促使英國監管部門首次啟動保護機制。

    明富環球於2006年投資寶來期貨,持股比率19.5%,僅次於寶來證的44.54%,是第2大股東,之後寶來期貨也更名為寶來曼氏期貨。但隨著明年4月寶來曼氏正式併入元大期貨,屆時明富環球持股比率將降至11%。

    寶來曼氏總經理周筱玲昨天表示:「台灣期貨商交易國外盤屬多家上手制度,單一上手有狀況,公司還有其他上手可繼續下單,對交易不會有影響。且客戶保證金均存於受主管機關監管的客戶保證金隔離帳戶,受各國相關法律保障,客戶保證金權益不會受損。」
    寶來曼氏也強調,明富環球不可能拋售對寶來曼氏期貨持股,因在進入破產保護程序後,明富環球資產已凍結。

    瑞士信貸擬裁1500人

    證期局官員則表示,目前仍在觀察明富環球聲請破產保護的後續狀況,包括寶來曼氏期貨是否提出任何需求;此外,證期局表示,已於8、9月調查過業界狀況,目前已知國內期貨業幾乎沒有投資歐債。

    目前明富環球急欲出售美國經紀業務子公司MF Global Inc.以尋求公司生存機會,但客戶資金無故消失的消息曝光,使出售計劃宣告破局。目前美國證管會及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續調查資金消失原因。

    除明富環球聲請破產保護,瑞士信貸亦因企業遭逢3年多來首度季虧損,計劃裁員逾1500人。

    明富環球小檔案

    英文名稱:MF Global Holdings

    公司簡史:
    ◎1793年成立,原為英格蘭糖品經紀商
    ◎2007年公開上市

    主要業務:各項金融商品經紀、諮詢業務
    企業總部:美國紐約
    員工數:2870人(截至2011年3月止)
    執行長:柯辛(Jon Corzine)

    市場地位:全球最大期貨經紀商

    市值:1.97億美元
    今年來股價漲跌幅:-85.65%

    ======================================
    【由於美國美資近日積極介入俄羅斯杜馬(國會)民主選舉 並操控不服輸的反對派鬧事 惹惱了普京 使得惱怒的普京抖出了美國背後顛覆利比亞(先秘密保護著格達費、後出賣殺害之)的一絲真相】
    普京指責美特種部隊涉嫌殺害利前領導人格達費/卡紮菲

    2011-12-16 人民網

    據法新社12月15日消息,俄羅斯總理普京15日在與民眾直播連線節目期間指出,美國特種部隊涉及殺害利比亞前領導人卡紮菲(格達費)。

    “這事是誰做的?”
    普京說道,“無人機,包括美國的無人機。它們攻擊了他(卡紮菲/格達費)的車輛。然後,通過(美國的)特種部隊——他們原本不應該在那裏的,它們引來了所謂的反對派和戰士,未經法庭審判或調查就殺害了他(卡紮菲/格達費)。”

    法新社說,普京的言論也是俄羅斯首次將美國政府與卡紮菲(格達費)之死牽連在一起。


  21. 2011/12/25 於 16:21 patchpieces

    《美領事(楊蘇棣)再次吹響了反對派的集結號》

    文/卓偉

    2011-12-8 香港《文匯報》

      美國駐港領事楊蘇棣日前又再出來“放話”,指一些聲稱美國資助或策劃香港政黨行動的說法並無根據。
    當被問及“維琪解密”的檔揭露,美國駐港領事過去“屢屢插手”香港事務,並詳細記錄了如何拉攏成立“四人幫”時,楊蘇棣終於承認曾就宗教事宜與陳日君會面,在香港見過陳方安生及李柱銘,而他在臺灣公幹時,又認識到黎智英云云。
    這是間接承認了他與“四人幫”的“交往”,所謂“會見”實為“指揮”,美領事千方百計促成“四人幫”,不過是通過“四人幫”來“控制”反對派干預香港政局。
    “維琪解密”已說得很清楚,虧楊蘇棣還敢厚著臉皮胡吹一通。

      過去,每當香港發生重大政治事件時,美國駐港領事都會或明或暗地向反對派及有關喉舌“放話”,一方面是“傳達”白宮的最新“政策路線”,“要求”反對派“充分配合”;
    另方面則是擬定政治策略,以胡蘿蔔加大棒整合各方人馬,槍口一致對外。
    就如在中東及北非爆發革命後,楊蘇棣隨即“召見”各反對派政黨“解說”華府的最新策略,會見之後,反對派各政黨立即提出要在香港“仿效”,結果慘澹收場。
    楊蘇棣不甘失敗,又繼續“添薪加火”,雖然最終失敗收場,但已盡顯楊蘇棣對反對派的“掌控”能力。

      現在楊蘇棣又出來“吹響”了集結號,而且“時機”更為敏感,正是在反對派區選受挫,各反對派政黨政客民望大跌之時,也是反對派喉舌全力藉所謂“種票”問題上綱上線,以圖為反對派選情翻盤之時,楊蘇棣走出台前,高調評論“種票”案,表示高興廉政公署採取法律行動,期望能夠儘快調查真相,並重申深信港府會維護香港的民主,確保“一國兩制”得以持續云云。
    楊蘇棣身為駐外領事,在身份上已經不適宜對別國內政指指點點,胡亂評論,而且楊蘇棣的“高興”也是耐人尋味,聯繫到反對派近日突然高度整合,不分陣營不分黨派全力開火,正說明美國駐港領事又在赤裸裸地“插手”和“指揮”這一輪“種票”狙擊,其他反對派看到楊蘇棣的“高興”,豈不急急走出來加上一腳。就如早前一樣,美國“吹雞”,各反對派就自動歸位。

      楊蘇棣出身于“反華(基督傳教士)”的中國通世家,派到哪里哪里就會“發生”所謂“顏色革命”,在擔任「美國在台協會」臺北辦事處副主任時就與(美帝軍事政府在台特首/代理人)陳水扁打得火熱,“大力支持”台獨路線。而方法不外乎緊密聯繫當地反對派,通過各種軟硬手段去收編各個反對派政黨,當“時機成熟時”發動致命一擊。
    須警惕的是,自從楊蘇棣(2010年初)派到了香港,“接連”就發生了違法違憲的“五區公投”等事件,他還不斷借各種議題干預、攻擊中國內政。現在他甚至明火執仗地“插手”香港選舉制度,“指揮”反對派繼續攻擊選舉制度,“唯恐天下不亂”,“動機”為何不說自明。反對派跟著“起哄”最終只會玩火自焚。

    ===========================================
    楊蘇棣“公開干政” 稱“插手”港事屬職務

    記者/鄭治祖

    2011-12-8 (香港)文匯報

    據「維琪解密」早前公開的多份機密電文顯示,美國駐港領事館一直與香港反對派各黨派,包括民主黨、公民黨以至社民連等保持「密切聯繫」,
    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更「告洋狀」,“要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美國駐港總領事楊蘇棣在一公開活動聲言,與香港的政黨及政團接觸只是他們在香港「履行」的職責,「並無不妥」,又否認他們曾資助或支持香港任何政黨,更公開評論香港新一屆特首選舉,以至近期所謂的「種票」問題。

      「維琪解密」早前披露的機密外交電文,美國駐港領事館涉推動「宗教(陳日君)、政客(李柱銘、陳方安生)、傳媒(黎智英)」三位一體港版「四人幫」的組合,並與「四人幫」過從甚密,狂索香港和內地情報。

      同時,美領事館一直與部分反對派中人“頻繁見面”,向他們“搜集”的情報涉及香港和內地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形勢、特首評價、特首選舉、政黨發展,以及內地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情報等。其中,民主黨的塗謹申和羅致光更被列為美方「要嚴格保護」的對象。

     指自己所為是「外交工作」

      楊蘇棣昨日會見香港傳媒,被問及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曾就「維琪解密」披露的事件,批評他是「搞分裂的老手」時,他回應指,自己明白郝鐵川在外交上的立場,但否認美國有資助或支持香港任何政黨,稱自己進行的是外交工作,故接觸不同背景的政界人士,包括反對派及建制派是在「履行職務」:「我和我的同事在香港履行的外交工作,與中國外交人員履行的沒有分別,我覺得我們的立場並無不妥。」

      「繼續留意唐梁政綱」

      就有關香港新屆特首選舉問題時,楊蘇棣說,新特首必須得到香港民意的支持,香港特首人選除了愛國和有能力,也都要有民望:「香港人的意見很重要,令香港未來領導人可以有效管治,和滿足大眾期望。」他又稱,自己會「繼續留意唐英年及梁振英的政綱」。

      被問及近期多宗懷疑「種票」事件時,他就稱,歡迎香港廉政公署及選舉事務當局調查事件,期望能夠儘快查出真相,維護香港的民主,確保「一國兩制」得以持續。

      高敬德指違領事公約

      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高敬德批評,楊蘇棣身為美國官員,無權亦不應該對香港的事務指手劃腳,尤其「維琪解密」披露美領事館與「港版四人幫」過從極密,已直接干預香港事務。他認為,根據《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和各國雙邊領事條約均規定,領館成員應當避免一切直接或間接干涉駐在國內政的言論和行動,更不得通過與反對黨接觸,或組織反對派,向其提供援助或聲援,表示同情等,故質疑美領館的行為,已違反了《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這是任何主權國家所不能容許的」。

      計佑銘:毋須外人多言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計佑銘亦強調,楊蘇棣對特首選舉說三道四,更試圖借所謂「種票」問題煽風點火、混淆視聽,露出他試圖干預香港政治事務的本質,又批評美國官員不應對香港的事務發表被視為干預性的言論,尤其具體涉及到香港新屆特首選舉的問題,因為這完全是由港人自己作主的事,毋須外人教香港人怎樣做。

      劉宇新:難掩干預港事

      全國政協委員劉宇新則指,楊蘇棣試圖否認干預香港事務,並不能掩蓋美領館促成「港版四人幫」的事實,尤其「四人幫」對香港政事的謀劃,部分連反對派政黨都不得其聞,但4人卻向美國總領事定時彙報,絕不尋常,與尋常的溝通完全不一樣。

      王紹爾:種票論疑有“幕後黑手”

      資深評論員王紹爾批評,楊蘇棣在「種票」問題上與香港反對派政黨同一口徑,反映反對派在區選後“大肆炒作”的所謂「種票論」或有「幕後黑手」。

    =========================================================
    《中方嚴厲批評美駐港總領事(楊蘇棣)干政 再不改就要“驅逐”》

    2011-12-19 環球時報

    “極為罕見!”
    多家香港媒體和美國媒體如此評述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呂新華16日對美國駐港總領事楊蘇棣“一再干預香港內部事務,違反國際法及公認行為準則”的批評。
    呂新華還警告稱,如果美方不改正,不排除將其列為“不受歡迎的人”。
    美國駐港領事館隨後對中方指責進行了反駁。

    香港《成報》18日分析稱,香港特首進入選舉季,楊蘇棣近來不斷就香港選舉問題公開發表意見,提出“美方希望”,“觸動了北京的神經”,但呂新華的狠話“施壓姿態高於實際”。

    據香港《明報》和《星島日報》17日報導,過去很少召開記者會的外交部駐香港特派員呂新華16日主動邀約4家香港傳媒見面。在大約半小時的見面會上,
    呂新華說,“維琪解密”網站披露的美國駐港總領館電文顯示,美方不僅就香港政制發展問題向特區政府提出過帶有干涉性的意見,而且與特定的某些人頻繁見面,更有部分香港人士主動要求美方介入香港內部事務。

    當被問到如何進一步跟進這一問題時,呂新華表示,外交層面上有多種做法,包括“交涉”、“嚴重交涉”及“警告”等,如不改正,“中國政府有權採取嚴厲交涉,把他列為’不受歡迎的人’”。

    =========================================================
    China’s criticism of U.S. policy turns personal
    China offered an unusual public rebuke of Washington’s senior diplomat in Hong Kong.

    By Andrew Higgins, —hong kong

    Now it’s getting personal. After months of sniping at American policy, China has turned its fire on Washington’s senior diplomat in this former British colony.

    In an unusual public rebuke,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China’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ccused U.S. Consul General Stephen Young of breaching diplomatic norms and ignoring “solemn warnings” to keep quiet about democracy in the region, which since 1997 has been part of China.

    The scolding by China’s top diplomat here follows a series of articles in Communist Party-controlled media denouncing Young — who served in Kyrgyzstan during a democratic uprising there in 2005 — as part of an American plot to spread disorder and keep China down.

    “Wherever he goes, there is trouble and so-called color revolution,” said Wen Wei Po, a pillar of the party’s still mostly secret political apparatus in Hong Kong. The paper described Young — the son of an Army officer who fought in Korea and Vietnam and served as a military adviser in Taiwan — as coming from “an anti-China, anti-communist family.”

    The consulate said Young has done nothing wrong. “We categorically reject any assertion that the behavior of U.S.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staff in Hong Kong has been anything other than appropriate and in keeping with longstanding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law and practice,” a spokesman said.

    Pro-Beijing groups in Hong Kong have long grumbled about the U.S. Consulate, but the intervention of Lu Xinhua, the foreign ministry’s senior official here, suggested a new push to curb what China views as American interference in Hong Kong and beyond.

    Always prickly over alleged foreign meddling, Beijing has grown particularly jittery following this year’s Arab Spring and calls on the Internet for the Chinese to follow suit with a “jasmine revolution.”

    Internet influence

    China’s push-back, both in Hong Kong and Beijing, has been unusually personal, with state-run media and, on occasion, government officials denouncing American diplomats, including former U.S. ambassador Jon Huntsman Jr. and his successor, Ambassador Gary Locke.

    This, said Li Datong, a Chinese writer and former editor, reflected authorities’ alarm that the Internet has turned previously obscure U.S. envoys into prominent public figures whose remarks and actions get praised — and pilloried — on Web forums and micro-blogs.

    “The propaganda department wants to eliminate the influences of the U.S. diplomats as much as possible,” said Li, who was fired as editor of Freezing Point, a weekly journal, after he published an article that partly defended the actions of imperial powers in the 19th century.

    First to come under fire was (前美駐北京大使)Huntsman, who quit April 30 as ambassador and launched a now sputtering campaign for the Republican Party’s presidential nomination.

    Beijing was furious when the ambassador in February appeared outside a Beijing McDonald’s that online postings had designated as a venue for a “jasmine revolution” protest. Huntsman said he was just out for a stroll with his family. Police blanketed the area and roughed up foreign journalists. No protesters were sighted.


  22. 2011/12/26 於 12:14 patchpieces

    《對利比亞戰爭的戰略解讀》

    2011年10月31日午夜,「北約」正式宣佈結束利比亞戰爭。[1][①] 這場戰爭是“冷戰”後西方首次在非洲大陸發動地區戰爭,也是西方首次“強行改變”當前西亞北非國家的政治進程。
    總體看,這場戰爭的爆發與當前特定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背景直接相關。同時,這場戰爭“反過來”又將“重新塑造”利比亞、阿拉伯世界乃至未來國際格局。因此有必要對這場戰爭的基本背景及戰略影響進行必要評估。

    一、利比亞戰爭是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日趨失衡”的必然結果

    利比亞戰爭的爆發是多種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它與近幾十年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日趨失衡”直接相關。

    首先,這場戰爭是當前國際體系急劇轉型的必然產物。
    20世紀國際體系主要經歷了兩次重大轉型,並促使體系內國家的行為發生重大變化:二戰結束後,以西方列強主宰世界為主要特徵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世界四大員警”(美、蘇、英、中,主要是美、蘇兩家)共治世界的“雅爾達體系”。
    但此後50多年,設想中的“美、蘇合作”最終變成了“美、蘇冷戰”現實。換言之,冷戰之“實”與雅爾達體系之“名”格格不入。這對美、蘇不是好事,但對“夾縫中生存”的第三世界國家卻不然。
    一方面,美、蘇“核恐怖平衡”反使世界維持了難得的和平狀態,雙方在第三世界的爭奪總體較為節制,甚少直接發動戰爭。
    另一方面,美、蘇為獲得競爭優勢,都將爭取第三世界支持作為制勝籌碼,競相為其提供經濟和軍事援助。這就為諸多第三世界國家提供了閃展騰挪的外交餘地,藉以謀求政治獨立和經濟自主。
    而20世紀90年代初蘇東陣營解體使西方勢力一枝獨大,這些年來,西方通過“北約東擴”、(G8)八國集團、意識形態等紐帶越綁越緊。世界權力結構失衡使“雅爾達體系”名存實亡,並逐漸形成了西方“聯手打壓(顛覆裂解)”非西方國家的“後雅爾達體系”。這種國際體系與力量分佈“名實相副”,因此在該體系下,西方(強者)更富於“侵略性”,其對非西方國家(弱者)干涉(顛覆裂解)更加頻繁。

    “冷戰”結束後相當長時期,美、歐忙於分享“冷戰紅利”,通過“北約東擴”與“歐盟東擴”等方式“瓜分”前蘇聯在東歐的“勢力範圍”,從而將東歐和部分前蘇聯版圖日趨納為西方的週邊地帶。[2][②] 
    而1999年西方發動科索沃戰爭就是因為南聯盟“阻擋”了北約和歐盟東擴的步伐。但近年來,隨著俄羅斯復興,歐、美東擴之路遇到抵制和阻擊,尤其是2008年8月俄羅斯出兵格魯吉亞,而美、歐又未能做出有效反擊,標誌著持續十幾年的東擴進程已成“強弩之末”。在這種背景下,歐、美戰略角逐重心日趨轉向中東、中亞、非洲等資源豐富或地緣位置重要的“中間地帶”,並對“不聽號令”的(主權)國家頻頻使用武力。美國為“深入”中亞和中東,在短短2年時間內接連發動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地區戰爭。
    而2011年「北約」“發動”利比亞戰爭“遵循”的正是相似的邏輯。
    歐盟早在1995 年就與地中海沿岸12 國“啟動”了旨在加強雙方全面合作的“巴賽隆納進程”。美國也加大在非洲投入力度。
    法國總統薩科齊為恢復、擴大法國在非洲影響和利益在2007年競選期間又提出『地中海聯盟』設想,重點加強與北非國家合作,並企圖使阿爾及利亞、利比亞以及臨近的蘇丹和幾內亞灣等重要產油區為法國提供穩定能源。但這些“重返非洲”舉措受到利比亞(格達費反殖民愛國民族主義者)的“掣肘”。利比亞卡紮菲(格達費)政權“民族主義(反殖民愛國主義)”色彩甚濃,他早期曾採取一系列“保護”民族利益的重大措施,如收回美、英在利比亞軍事基地,廢除同西方公司不平等協定,將所有外國公司收歸國有等。即使2003年卡紮菲(格達費)“投靠西方”後其政策仍保持很大獨立性。2008年7月首屆“地中海峰會”召開時,卡紮菲僅派代表作為觀察員出席,他還“批評”『地中海聯盟』設想是“殖民主義者”和帝國主義的回歸。[3][③]
    利比亞強烈的“獨立姿態”使其成為歐洲政治和資本力量“南下擴張”的主要“絆腳石”。

    就像當年擋住「北約」和歐盟東擴的“南聯盟”必然要遭受西方軍事打擊一樣,利比亞因阻擋了西方(特別是歐洲)新一輪地緣政治/經濟“擴張”浪潮,而為後來遭到西方的軍事打擊埋下伏筆。美、英、法之所以在深受金融危機拖累的困難背景下執意發動利比亞戰爭,正是由於利比亞“阻礙”了北約國家“重返非洲”戰略規劃的實施。[4][④] 此外,2011年(由美帝中情局所屬外圍非政府組織的“Wikileaks維基解密”配合“美國資本勢力”所煽火策動)席捲西亞、北非的“中東波(顏色革命)”使西亞北非地區對外防護能力降至歷史最低點,為西方武力干涉利比亞提供難得機遇。法國因支持突尼斯本•阿裏外交失分,此後又過早承認利比亞反對派而再次面臨外交失敗,因而急於通過發動戰爭挽回在阿拉伯世界形象。[5][⑤]

    回顧“冷戰”後發生的數場地區戰爭,前幾場戰爭基本是美國唱主角,歐洲唱配角,而這次的利比亞戰爭歐、美角色正好對調。這從側面說明,歐、美在對付非西方國家時已形成互相“補位”的戰略默契。而這正是西方共治世界的“後雅爾達體系”的典型特色。

    其次,這場戰爭也是“壟斷資本主義”“惡性發展”的必然結果。
    蘇東社會主義陣營解體後,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在“經濟全球化”名義下迅速“主宰”全球。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大的問題就是因追求“利潤最大化”而導致的“肆意妄為”。在平均利潤率不斷下降趨勢下,資本家為獲得更高利潤而日趨將資本從生產領域“轉向”金融領域,創建了“脫離”實體生產的金融資本。當前,世界(實體)商品交易量所需流通貨幣量只占資本交易量的4%。但金融領域本身不創造財富。金融業的過度繁榮並不意味資本主義找到自我救贖之路,而更像是病情加重後出現的“虛胖和浮腫”。
    因為它意味著由4%的“實體經濟”“創造”的剩餘價值要由100%的資本來“分贓”,由此使資本增值空間越來越小,平均利潤率被金融泡沫急劇攤薄而趨近於零。在利潤率趨近於零的背景下,金融資本謀利主要靠“金融炒作”和層出不窮的“金融衍生品”,由此演變為“空手套白狼”的“賭場資本主義”。[6][⑥] 
    而2008年以來不斷深化的金融危機以及歐美債務危機表明,資本主義經濟已到“無法自我調節”的地步。

    在這種“背景”下,“(人為)製造(人禍)災難”就成了緩解經濟危機、獲取利潤的“慣用手段”。這裏的災難既包括由大自然引發的海嘯、颶風、地震、乾旱,也包括(人禍災難)政變、戰爭、恐怖襲擊等社會暴力行為。
    “通過”等待和“(人為)製造(人禍)災難”,進行“精心策劃”的“(災難禿鷹)掠奪”,以及將災難視為激動人心的市場機會,意味著資本主義已演變為“災難(禿鷹)資本主義”。[7][⑦] 其主要經濟策略就是“等待一個大危機,然後趁著遭受打擊的人民茫無頭緒之際,把國家資產一塊塊變賣給個人,並且迅速讓‘改革’永久化。”[8][⑧]
    從緩解經濟危機角度看,這些(人為製造的人禍)災難和(恐怖主義)暴力手段的“首要經濟目的”就是“打開”原本封閉的新市場。因此,西方武力打擊的重點就是那些阻擋資本擴張、奉行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社會主義政策的(主權)國家,以及市場體制落後、不肯與資本主義體系“接軌(接鬼)”的“化外之邦”。
    在歷史上,“資本積累和殖民化過程如同一根紅線貫穿著整個工業化時代。”[9][⑨]

    冷戰結束後,西方(禿鷹)“發動”的數場地區戰爭既是爭奪“中間地帶”的地緣政治擴張,更是為將這些國家“強行納入”西方經濟體系的資本擴張。
    “經濟絕非這些戰爭唯一的動機,但在每一場戰爭中,重大的集體打擊都被利用來為經濟休克療法鋪路。”[10][⑩]
    2003年美國(瞎掰理由藉口)發動伊拉克戰爭前,美國正面臨多年來未遇的經濟衰退。因此小布希(布希三世)政府一直在刻意“尋找”對伊拉克發動戰爭的“藉口”。小布希(布希三世)2006年坦承:
    “我這幾年最困難的工作之一,就是如何將伊拉克與反恐戰爭聯繫起來。”[11][11] 
    而正是在這場戰爭後,伊拉克資源市場逐步“被打開”,同時也為西方資本打開了一個巨大市場。
    美國一家公司合夥人興沖沖地說:
    “獲得寶潔公司(P&G)產品流通權就像金礦一樣,一家貨色齊全的7-Eleven超市可以打倒30家伊拉克雜貨店;一家沃爾瑪可以接管全伊拉克。”[12][12]

    近兩年,歐、美(數位金融泡沫)債務危機持續發酵,經濟形勢嚴峻程度遠比2001年時更甚。而經濟危機嚴重程度歷來與“災難資本主義”“(人為)製造(人禍)災難”的嚴重程度“成正比”。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越是嚴重,西方越有可能因絕望而訴諸武力。[13][13] 
    2011年利比亞戰爭很大程度就是西方試圖緩解(數位金融泡沫債務危機)國內經濟矛盾的一種手段。利比亞石油儲量非洲第一,而且油質好,開採成本低,且有半數以上未開發(注:利比亞擁有141噸黃金),西方如能獲得這一“石油大蛋糕”無疑有助於提升經濟信心。法國外長朱佩不加掩飾地將法國介入利比亞軍事衝突稱作是“對未來的投資”。[14][14]
    值得關注的是,在這次戰爭中,越是那些“產業空心化”、金融資本膨脹的國家(如英、法、美)參戰越積極,而實體經濟較為發達的國家(如德國)對戰爭則明顯不熱心。這從一個側面說明:“賭場資本主義”更易演變為“災難資本主義”。

    二、利比亞戰爭“加劇”了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失衡狀態

    利比亞戰爭是西方首次動用武力“強行改變”當前“中東動盪波”國家原有政治進程,也是冷戰後西方首次在非洲大陸發動的戰爭,因而對利比亞、阿拉伯世界乃至西方自身都已產生並將繼續產生深遠影響。

    首先,“後卡紮菲時代”的利比亞可能淪為西方體系中的跟班和“附庸”。
    二戰後期,史達林就曾說過:“任何人都會把其社會制度強加給別人,他的軍隊能走多遠,強加的範圍就有多遠。”[15][15]這句凝結著地緣政治學核心智慧的判斷同樣適用於這此的利比亞戰爭。北約武力推翻執政42年的卡紮菲政權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通過改朝換代將利比亞“馴化”為西方政治經濟體系中的“附庸”乃至挺進非洲的橋頭堡。

    問題在於,現在畢竟不同於殖民時代,西方可以武力打敗利比亞,但卻不可能直接接管利比亞政權。怎樣才能確保利比亞馴服於西方呢?
    從歷史經驗看,西方國家對第三世界國家進行“有效控制”的最有效辦法之一,就是使這些國家保持“政治軟弱”和“經濟依附性”,而“不得不”依靠外部大國。以西方“經略中東”為例。英、法和美國儘管主導中東的歷史時代不同,但其基本思路卻驚人地相似,那就是鼓勵、“扶植”中東國家內代表落後保守勢力、執政基礎不甚牢固的政權。但竭力避免這些國家出現大規模的社會和經濟革命,“避免”代表多數人利益的先進階級上臺掌權。“殖民國家為了支持它的統治,通常會對維持甚至加強殖民地不平等的社會與經濟結構頗感興趣……甚至殖民國家往往會造成新的特權和新的特權集團,以穩定其對殖民地的統治”。[16][16]
    這些統治者完全“仰仗”西方支持才能維繫統治,因此不得不悉心維護西方在其國家中的種種利益。這就使西方大國與當地統治人物形成事實上的“結盟”關係。當年英國在挑選費薩爾當伊拉克國王時,英國外交部官員說得非常直白:“我們所要的是一位只滿足于登基為王,而不打算勵精圖治的國王。”“我們需要的是一些有阿拉伯人參加、使我們能放心地離開而同時又能在幕後操縱的政府機構;……而且前提是我們的經濟和政治利益將得到保證。”[17][17]
    由此“不難理解”,為何中東成為世界上傳統君主制國家最多的地區。即使在實行君主立憲制的所謂“自由阿拉伯時期”(上世紀20-30年代),阿拉伯國家的統治者還是“不信任自己的人民,而甘願成為西方的奴僕”。[18][18]

    而2011年發動利比亞戰爭的兩大主謀——英國和法國,恰好在一戰後曾在阿拉伯世界進行過“委任統治”,而其統治“秘訣”之一就是在各國有意識“培植”代表落後生產方式的王公貴族和部落酋長。這次英、法“故伎重演”,採取了挑撥、激化利比亞國內部落間矛盾的做法。鑒往知今。為了確保對戰後利比亞進行有效控制,英、法不可能允許利比亞再出現“卡紮菲式”的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式領導人,因此必然要“剔除”導致利比亞保持“獨立性”的勢力和制度,同時“大力培植”落後依附性勢力,以及可能導致該國政治衰朽的政治制度。

    目前看,“後卡紮菲時代”的利比亞正在朝這個方向發展。從政治制度看,強制轉型使利比亞面臨“軟政權化”危險。據報導,「利比亞全國過渡委員會」已制定長達數年的政治進程時間表,[19][19] 儼然開始向“民主化”國家過渡。但利比亞本質上是個部族國家,境內有140多個部落。這次的利比亞戰爭也有濃厚的“部落戰爭”色彩,民眾對所謂“民主運動”的支持率還不到2%,[20][20]因此該國未來權力分配很難擺脫“部族政治”底色。即便實現所謂“包容性政治”,也不過是“按部族實力分配權力”。這種情況很容易導致利比亞最高權力“碎片化”,使國家陷入形式上統一、實則部落/軍閥割據的“伊拉克化”狀態。
    如2011年11月22日成立“過渡政府”後,南部費贊地區的勢力抱怨被邊緣化,東部則有人抗議新政府是“西部人的政府”,一些部落拒絕承認新政府。有學者早就預言:“後卡紮菲時代無論何時出現,但有一點可以預見,那就是利比亞將陷入局勢緊張、危機四伏的狀態,各種社會力量將上演群雄逐鹿的大戲。”[21][21]在這種內訌不止的情況下,利比亞將不得不更多“仰仗”西方,而不太可能再與西方為敵。

    從階級屬性和意識形態看,掌管利比亞未來的是一種比卡紮菲政權“更加落伍”的勢力。利比亞“食租經濟”的特點決定了該國最大的問題不是如何賺錢,而是如何分配財富。因此該國未來“舉什麼旗”,“走什麼路”的問題至關重要。而目前即將執政的「全國過渡委員會」內部魚龍混雜,[22][22] 東部反叛部落高舉的大旗居然是1969年被推翻的伊德里斯王朝用過的旗幟。“過渡委”顯然不能代表歷史進步力量。如果沒有西方武力“支持”,它根本不可能奪權上臺。事實上,儘管戰爭已經結束,執政當局(帶路黨)卻仍“要求”北約繼續呆在利比亞,[23][23] 這足以表明其執政地位和信心的脆弱性。
    不言而喻,這些由(帶路黨)落後勢力掌控的國家越是脆弱,就越需要外界保護,也越願意在資源、主權問題上對西方做出大的“讓步”。利比亞戰爭期間,反對派(帶路黨)為換取法國支持曾承諾戰後法國可控制利比亞35%的石油生產。10月中旬,時任“過渡委”主席的賈利勒(帶路黨)宣稱,利比亞新政府將“優先考慮”讓西方參戰國進入利比亞商業領域。[24][24] 換句話說,未來的利比亞外交很可能是當年伊德里斯王朝的翻版,而“不可能”繼續保持“獨立自主”地位。這種“依附性”前途對利比亞民眾國民當然不是好事,但卻正中西方下懷——唯有如此,西方才可能有效控制該國,並借其實現預想中的地緣利益和資源利益。

    其次,阿拉伯世界的民族復興夢更加渺茫。
    阿拉伯世界總共3億多人口,領土面積超過1400萬平方公里,還擁有世界上最豐富的石油資源,完全有潛質成為世界權力格局中的重要一極。但近百年來,阿拉伯世界卻更多與戰亂、爭端、屈辱、落後、邊緣化等負面辭彙聯繫在一起。造成阿拉伯世界積弱積貧的根源是多方面的,但總的根本乃是該地區地緣版圖“碎片化”。[25][25] 亨廷頓認為,文明集團往往要圍繞一個“核心國家”,它能夠行使維持秩序功能。核心國家或核心國家的缺失或解體一般都意味著混亂和災難。[26][26] 
    中東地區常年動盪,外部勢力頻頻“插手”與該地區缺乏核心國家直接相關。一戰後,英、法依據1916年秘密簽訂的“賽克斯-皮科特協定”將阿拉伯世界“分割”成若干小國“委任統治”,由此“奠定”了中東地緣版圖“碎片化”的格局。這種災難性的建國史為阿拉伯世界埋下羸弱、動盪和外部干涉的禍端。這些國家實力相當、缺乏佔據支配地位的核心國家,因而“誰也吃不掉誰,但誰也不服從誰”。加之彼此政體、意識形態、政策乃至宗教教派差異甚大,很難建立行之有效的地區性聯盟。相反,每個國家都唯恐地區局勢不利於己,因此不約而同地採取“相互制衡”做法,導致地區內耗不斷,既無力解決內部矛盾,也無力阻擋外敵入侵,甚至“主動邀請”外部勢力介入中東。美國學者伯納德•路易斯曾指出,西方國家只需要人數很少的軍隊就能進入中東核心地帶;而要去趕走這些西方軍隊,則需要另外一個西方國家的軍隊。[27][27] 正是地緣版圖的這種“碎片化”格局使中東豐富的石油資源非但未成為阿拉伯民族之福,反而成為惹來戰爭的禍根。冷戰結束至今,西方發動的5場地區戰爭中,4場在伊斯蘭世界,3次針對阿拉伯國家,而伊拉克和利比亞恰好都是石油資源豐富的國家。

    因此,阿拉伯世界要想實現民族復興,擺脫惡性循環的厄運,其基本前提就是謀求阿拉伯各國的團結統一。20世紀50-60年代,以納賽爾和阿拉伯復興社會黨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均強調阿拉伯民族要走聯合自強道路。雖然這種思潮因1967年中東戰爭而走向衰落,但這條路徑仍是阿拉伯世界實現復興的不二法門。
    卡紮菲1969年上臺時深受阿拉伯民族主義思潮感染,自視為納賽爾的忠實追隨者,宣導阿拉伯民族主義。他曾指出:
    “要想保護阿拉伯人民不遭敵人侵犯,就少不了統一;要想保護阿拉伯國家的成就,就少不了統一;要想保護自己和社會主義,就少不了統一。”[28][28]
    執政以來,他先後試圖同埃及、敘利亞、蘇丹、突尼斯、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等國實現聯合或合併,可是都中途夭折,他還被埃及前總統薩達特視為“危險的妄想症患者”。[29][29] 此後這些年來,卡紮菲外交政策重點日趨轉向非洲,並力倡構建“非洲合眾國”、“非洲聯合政府”。[30][30] 但其政治話語中仍保留著反對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主張阿拉伯聯合等重要主張。可以說,卡紮菲已成為阿拉伯民族主義浪潮中的最後一位領導人。[31][31]

    而阿拉伯世界如果真的像卡紮菲所說實現“聯合自強”,西方顯然將失去對該地區的控制,而該地區“保持”分裂內訌狀態,更“符合”西方戰略利益。由此不難發現,這些年來,凡是主張依附西方、包容以色列、漠視阿拉伯聯合的阿拉伯領導人,總是被西方奉為座上賓。相反,那些主張獨立自主,謀求阿拉伯團結統一的領導人(如納賽爾、阿薩德、卡紮菲,乃至武力統一者薩達姆等),總是被西方視為眼中釘、肉中刺(死於非命)。卡紮菲作為這批阿拉伯強人中的最後一位,西方巴不得他早點消失。而這次西方聯手打擊利比亞,既是阿拉伯世界地緣版圖“碎片化”的必然產物,同時也包含著“徹底埋葬”阿拉伯聯合的戰略企圖,而卡紮菲之死意味著阿拉伯民族主義時代的“徹底終結”。[32][32] 一些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對此只能徒然憤慨,[33][33]還有人呼籲要舉行抗議,反對卡塔爾及海灣國家參與北約空襲利比亞。[34][34]

    2011年席捲西亞、北非的阿拉伯動盪潮,雖然抗議重點是爭取政治尊嚴和經濟公平,但也包含了探索民族復興新路的成分。而突如其來的利比亞戰爭顯然是一場西方“肆意踐踏”阿拉伯國家主權的“殖民戰爭”,同時戰爭結果又是為徹底堵死阿拉伯民族復興的唯一路徑。但面對這場事關阿拉伯世界尊嚴和民族復興大業的“悲劇性事件”,多數阿拉伯國家卻“渾然不覺”,「阿盟」還“充當”了西方打擊阿拉伯國家的“傳聲筒”,鼓動聯合國在利比亞設立禁飛區,卡塔爾和阿聯酋等海灣小國甚至直接參加“圍毆”卡紮菲(11月12日阿盟宣佈停止敘利亞阿盟成員國資格,27日又宣稱對敘進行政治和經濟制裁),客觀上起了激化矛盾的作用。[35][35] 這種“兄弟鬩于牆”的現象從側面說明,阿拉伯民族復興希望更趨渺茫。這場看似聲勢浩大的中東劇變,最終必將虎頭蛇尾,不可能產生什麼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歷史成果。
    在喪失了一批有戰略目光的政治家後,阿拉伯世界已很難形成合力。一旦阿拉伯世界內部分裂持久化,阿拉伯世界將空有人口、疆域和資源等潛在優勢,卻始終難以走出戰亂和衰退的惡性循環,繼續淪為西方大國政治的犧牲品。

    第三,西方贏得眼前,卻可能失掉長遠。
    西方是利比亞戰爭的主要發動者和主要受益者。尤其是在戰爭中出力最多的英、法等國有可能近水樓臺,從利比亞令人垂涎的石油資源以及巨大的國內市場中撈取更多好處。2011年10月下旬,法國和德國商務代表團紛紛到訪的黎波里,與利比亞當局的石油部長等官員閉門會談。英國也派出龐大商務代表團(包括BP和殼牌)訪問利比亞。[36][36] 西方國家顯然開始加速“染指”利比亞戰後利益分配。
    從地緣角度看,這場戰事的暫時成功將“刺激”西方繼續進行“軍事冒險”的決心和胃口。利比亞戰爭剛接近尾聲,美國就開始炒作“伊朗暗殺門事件”和伊朗核武報告,軍事打擊伊朗的呼聲日高。[37][37] 卡紮菲被打死剛兩天,美國就宣佈撤回駐敘利亞大使,美國參議員麥卡恩(總統候選競選人)公開叫囂“現在是可能使用軍事行動保護敘利亞平民的時候了”。西方智庫也開始探討軍事干預敘利亞利弊。[38][38] 11月下旬,歐、美用人權草案譴責敘利亞,以金融制裁打擊伊朗,推倒伊敘同盟的用意越來越明顯。

    然而,利比亞戰爭本質上是場“非正義戰爭”。它看似得到聯合國授權,實際既忽視了1973號決議關於發揮區域組織或區域安排作用的精神,也超越了聯合國的授權範圍,因此是場缺乏形式合法性的“侵略戰爭”和“殖民戰爭”。[39][39]  
    同時,北約發動空襲自稱是“防止出現人道主義災難”,但利比亞戰前國內傷亡不過數百人,而西方狂轟濫炸及由此造成的戰端擴大卻導致3萬多人死亡,5萬多人受傷,使之成為缺乏實質合法性的“醜陋戰爭”。[40][40] 這場戰爭的“非正義性”使西方雖然贏得眼前地緣和資源利益,但卻可能因此而輸掉長遠。

    一方面,伊斯蘭激進勢力借機坐大,成為西方新的敵人。20世紀七、八十年代中東興起的伊斯蘭復興運動強烈反對西方,因而成為西方的心頭大患。從根本上說,穆斯林之所以“恨”西方正是因為西方在中東推行“霸權主義”,導致國際道義。同時,當年西方出於抗擊蘇聯等實用主義考慮,而“刻意扶植”本•拉丹以及塔利班等伊斯蘭勢力,結果養虎遺患,面臨被其反噬的危險。
    而這次利比亞戰爭仿佛是以往歷史的重演。而北約為儘快將卡紮菲趕下臺,主動武裝該國反對派,以致該國長期被壓制的伊斯蘭極端勢力乘機坐大。利比亞執政當局目前兩個最主要的軍事力量都是伊斯蘭勢力。的黎波里實際掌控者、軍事委員會主席貝爾哈吉和東部城市德爾納軍事委員會負責人哈薩迪,均是前極端組織利比亞“伊斯蘭戰鬥團”領導人,主張建立伊斯蘭政權。而過渡委前主席賈利勒也公開稱可能恢復“沙裏亞法”,建立“利比亞伊斯蘭共和國”。[41][41]可以預計,未來利比亞伊斯蘭色彩將日益濃重,並可能出現阿富汗那樣的塔利班式政權。[42][42] 從更大範圍看,伊斯蘭復興勢力正借“阿拉伯之春”強勢歸來,目前“伊斯蘭復興黨”已在突尼斯大選中獲勝,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很可能在本國勝選。伊斯蘭復興主義“回潮”已成為不爭事實。

    西方在此敏感時刻在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發動“侵略戰爭”很容易激起更多穆斯林的“反西方”情緒。卡紮菲就將北約空襲視為新的“十字軍東征”,並呼籲對西方發動“聖戰”,[43][43] 而卡紮菲自己身體力行,最終血戰至死,因而成為不少穆斯林心目中的“反西方英雄”。如果“阿拉伯之春”由國內層面的反獨裁、反權貴,轉向外交層面的“反殖民”、反西方,西方一直擔憂的“伊斯蘭與西方衝突”便可能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

    另一方面,這場戰爭加深了國際政治的“叢林”色彩,將使西方面臨更大安全挑戰。
    “主權國家不容干預”原則本來是弱小國家生存的護身符。但近年來,西方鼓吹“人道主義干預”、“人權高於主權”、“保護的責任”等,不斷挑戰“主權不容干預”基本原則。西方發動戰爭的“藉口”越來越隨意。這次西方發動的利比亞戰爭起因是利比亞政府鎮壓反對派抗議。而類似情況在許多國家時常可見,如果“利比亞模式”成為慣例,任何國家都可能成為西方軍事打擊對象。這不禁讓更多國家人人自危。卡紮菲是在投靠西方、主動放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後遭受軍事打擊的事實更是警醒其他國家領導人:西方國家關鍵時刻靠不住,唯有發展自己的“撒手鐧”,才可能真正保存自己。
    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此間公開稱,卡紮菲在核問題上妥協的後果表明,伊朗繼續核計畫是完全正確的。[44][44] 而最近伊朗核能力突進成為熱點話題。整個世界日趨重返“叢林”狀態,使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可能性空前增大,西方未來將面臨更嚴重的安全挑戰。

    三、結 論

    “播下龍種,卻收穫跳蚤”。
    當前風起雲湧的中東劇變本來是一場以民權、民生、民族為主要訴求的革命運動。但突如其來的利比亞戰爭不僅改變了當地原有政治進程,也使“中東波”性質日趨“變味”,更使國際力量對比更趨失衡,國際體系轉換進一步加快。權力與資本擴張日趨借助暴力手段,世界由此變得更不太平。利比亞戰爭剛剛結束,西方打伊朗和打敘利亞的喧囂日漸高漲。不管未來敘利亞和伊朗是否會遭受西方軍事打擊,但可以肯定的是,利比亞戰爭絕不是最後一場殖民戰爭。
    而廣大“中間地帶”尤其是中東地區,已成為中國實現和平崛起的重要緩衝地帶,以及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資源供應地,西方在上述地區頻繁進行軍事干預,在客觀上“壓縮”了中國崛起的週邊空間,危害到中國海外經濟利益拓展。[45][45] 80多年前,中國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積四十年之經驗”得出結論,即“欲達到勝利,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46][46] 在西方日趨聯合、戰爭力量日漸增長情況下,制止戰爭的唯一辦法就是世界上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聯合起來。只有當和平力量增長超過戰爭力量增長時,戰爭可能性才會被降至最低,中國可持續發展才會得到有效保障。

    文/田文林

    《現代國際關係》 2011年第12期

    [1][①] “北約宣佈結束在利比亞軍事行動”,http://military.people.com.cn/GB/16090649.html.(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2][②]參見[波蘭]卡齊未耶日•Z•波茲南斯基著,佟憲國譯:《全球化的負面影響:東歐國家的民族資本被剝奪》,經濟管理出版社,2004年版。

    [3][③]Bruno Waterfield,“Gaddafi attacks Sarkozy plan for Union of the Med”, The Telegraph,10 Jul, 2008
    [4][④]W. Yusef Doucet,“Free Libya is Green Libya: Supporting the Real Libyan Revolution”,http://www.voxunion.com/?p=4644.
    [5][⑤] Alan Woods,“After the death of Gaddafi: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Libya”,http://www.marxist.com/ gaddafi-dead-revolution-and-counter-revolution-in-libya.htm.(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5日)

    [6][⑥][英]蘇珊•斯特蘭奇著,李紅梅譯:《賭場資本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參見全書。

    [7][⑦][加]娜奧米•克萊恩著,吳國卿、王柏鴻譯:《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廣西師大出版社,2010年,第4頁。

    [8][⑧][加]娜奧米•克萊恩著:《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第4頁。

    [9][⑨][美]斯坦利•阿羅諾維茨、希瑟•高特內主編:《控訴帝國:21世紀世界秩序中的全球化及其抵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4頁。

    [10][⑩][加]娜奧米•克萊恩著:《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第7頁。
    [11][11]Melissa McNamara,Bush: “We Don’t Torture”,http://www.cbsnews.com/stories/2006/09/06/eveningnews/main 1979106.shtml(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9日)

    [12][12][加]娜奧米•克萊恩著:《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第303頁。
    [13][13] Gerald A. Perreira,“NATO and Qaddafi: What All Friends of Africa Should Know”,New Dawn,No. 126 (May-June 2011)

    [14][14]“法國外長稱介入利比亞是‘對未來的投資’”,http://news.xinhuanet.com/2011-08/29/c_121923156.htm.(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日)

    [15][15][美]詹姆斯•希恩著,黃公夏譯:《暴力的衰落》,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第137頁。

    [16][16] [美]斯塔夫裏亞諾斯著,遲越、王紅生等譯,黃席群、羅榮渠校:《全球分裂》,商務印書館,1995年,第487頁。

    [17][17][美]斯塔夫裏亞諾斯著:《全球分裂》,第581頁。

    [18][18] Hilal Khashan, Arabs at the Crossroad: Political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0, p.64
    [19][19] “Libya after Qaddafi:A new timetable”,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34813.(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5日)
    [20][20]Gerald A. Perreira, “NATO and Qaddafi: What All Friends of Africa Should Know”,New Dawn,No. 126 (May-June 2011).

    [21][21][美]羅奈爾得•布魯斯•聖約翰著,韓志斌譯:《利比亞史》,中國出版集團,2011年,第220頁。

    [22][22]Daniel Serwer,“Post-Qaddafi Instability in Libya”,CPA Contingency Planning Memorandum No. 12,http://www.cfr.org/libya/post-qaddafi-instability-libya/p25612.(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23][23] David D.Kirkpatrick and Rick Gladstone, “Libya asks NATO to remai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October 28, 2011
    [24][24] Alan Woods,“After the death of Gaddafi: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Libya”,http://www.marxist. com/ gaddafi-dead-revolution-and-counter-revolution-in-libya.htm.(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5日)

    [25][25]田文林:“地緣政治•中東破碎地帶•利比亞戰爭”,《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年第4期,第26-32頁。

    [26][26][美]撒母耳•亨廷頓著,周琪等譯:《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新華出版社,1998年,第167-169頁。

    [27][27][美]伯納德•路易斯:《中東》,載[英]約翰•格利賓等:《歷史焦點》,朱善萍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72頁。

    [28][28]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譯室編譯:《卡紮菲和利比亞》,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67頁。
    [29][29]Robert H. Reid,“Arab strongman: With Gaddafi death, an era passes”,The Economic Times, Oct 22, 2011

    [30][30]Babatunde Fagbayibo,“The Libyan revolution: Thoughts on a post-Gaddafi era of African integration”,http://www.consultancyafrica.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846:the-libyan-revolution-thoughts-on-a-post-gaddafi-era-of-african-integration&catid=57:africa-watch-discussion-papers&Itemid=263.(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6日)
    [31][31] Robert H. Reid,“Arab strongman: With Gaddafi death, an era passes”,The Economic Times, Oct 22, 2011

    [32][32]Mohamad Bazzi,“The Death Of The Qaddafi Generation: The Era Of Arab Strongmen Comes To An End”,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36603/mohamad-bazzi/the-death-of-the-qaddafi- generation.(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33][33]“A Position Statement by the Arab Nationalism List On The Assassination of Mu’ Ammar Qaddhafi And His Comrades, Libya, and Arab Consciousness”, http://freearabvoice.org/?p=1469. (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2日)
    [34][34]“The Arab Nationalist List invites you to protest against the Qatari regime in Brussels”, http://www.qawmi.com /?p=2331.(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4日)

    [35][35]Ahmed El-Tonsi,“Ottomans, Arabs, Westerners and Libya”,Al-Ahram,17 – 23 November, 2011
    [36][36] “Libya’s revolution:Messy politics, perky economics”,The Economist, Oct 8th 2011,http://www.economist.com/ node/21531472.(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9日)
    [37][37]The Associated Press, “U.S. strike on Iran likelier than ever, former CIA chief says”, http://www.haaretz.com/ news/diplomacy-defense/u-s-strike-on-iran-likelier-than-ever-former-cia-chief-says-1.303980.(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38][38]Jeffrey White,“Implications of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Syria”,PolicyWatch #1864,October 28, 2011,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templateC05.php?CID=3415.(上網時間:2011年11月5日)

    [39][39] “Libya: Colonialism Lives”,http://blackstarnews.com/news/135/ARTICLE/7603/2011-08-26.html.(上網時間:2011年10月31日)

    [40][40]Michael O’Hanlon,“Winning Ugly in Libya”,March 30, 2011,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7684/ michael-ohanlon/winning-ugly-in-libya; An Huihou, NATO faces ‘catastrophic success’ in Libya, People’s Daily Online, 29 octobre 2011, http://www.mondialisation.ca/index.php/vdare.com/roberts/index.php?context=va&aid = 26287.(上網時間:2011年11月3日)
    [41][41]Marc Lynch,“What the Libya intervention achieved”,October 27, 2011,http://lynch.foreignpolicy.com/posts/ 2011/10/27/ what_the_libya_intervention_achieved?wpisrc=obnetwork.(上網時間:2011年10月30日)

    [42][42]有學者已注意到當前利比亞與1992年後阿富汗政局的相似性,參見Michael Semple,“What Post-Qaddafi Libya Has to Learn From Afghanistan”,http://www.foreignaffairs.com/features/letters- from/what-post-qaddafi- libya-has-to-learn-from-afghanistan.(上網時間:2011年11月7日)
    [43][43]Ahmed El-Tonsi,“Ottomans, Arabs, Westerners and Libya”,Al-Ahram,17 – 23 November, 2011

    [44][44]Fredrik Dahl,“Libya conflict may strengthen Iran nuclear defiance”,http://www.forexyard.com/en/news/ ANALYSIS-Libya-conflict-may-strengthen-Iran-nuclear-defiance-2011-03-24T154942Z.(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9日)
    [45][45]W. Yusef Doucet,Free Libya is Green Libya: Supporting the Real Libyan Revolution,http://www.voxunion.com/?p=4644.

    [47][46]《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4卷,1991年版,第1472頁。

    ============================================================
    《利比亞之戰意在控制中國戰略要害》

    文/威廉•恩道爾 (William Engdahl)

    (美帝)華盛頓“主導下“的「北約」決定”發動“利比亞戰爭實質上是「北約」以及美國國防部(實為”對外侵略部“的美稱)控制中國要害的戰略的”組成部分“。目前,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石油進口國,對原油和天然氣進口存在巨大的”戰略依賴“。

    認真審視非洲地圖,並探究美國國防部(為”對外侵略部“的美稱)新組建『非洲司令部』的原由,就會發現,『北約』”發動“利比亞戰爭實質上是「北約」及美國國防部(為”對外侵略部“的美稱)”控制“中國石油及原材料來源整體戰略的構成部分——對於中國而言,非洲是其最具戰略重要性的石油及原材料來源之一。

    「北約」“發動”利比亞戰爭僅與石油有關。不過,鑒於美國有著可靠的國外能源供應,所以這場戰爭的發動應該“並非僅為“控制利比亞高品質原油,而是“為了”使中國“無法長期進口”非洲及中東石油。
    換句話說,「北約」及(美帝)華盛頓“發動”這場戰爭(主要戰略目的)就是為了“制衡中國”。

    利比亞北臨地中海,與義大利隔海相望。多年來,義大利埃尼石油公司一直是利比亞境內最大的外國石油公司。該國西臨突尼斯和阿爾及利亞,南臨乍得(察德),東臨蘇丹和埃及。就其地理位置而言,對於美國國防部『非洲司令部』“控制”非洲、非洲資源以及非洲資源出口地的長期戰略具有重要意義。

    在卡紮菲(格達費)統治下,利比亞“嚴格控制”高品質的原油資源。2006年的資料顯示,利比亞已探明石油規模為“非洲最大”,約占非洲石油總儲量的35%,甚至比尼日利亞還多。
    近年來,中國、俄羅斯以及其他國家都在該國獲得了石油開採權。

    很明顯,「北約」及(美帝)華盛頓“發動”利比亞戰爭已經“初見成效”:中國、俄羅斯及巴西不但反對聯合國制裁利比亞,還呼籲利比亞通過談判解決內部衝突,反對北約空襲。
    因此,利比亞反對派(帶路黨)下轄石油公司Agoco發言人阿貝加里馬奧夫稱:
    “我們和義大利、法國和英國等西方國家之間不存在問題。不過,我們與俄羅斯、中國和巴西之間可能會存在一些政治問題。”

    在過去幾年裏,(美帝)華盛頓逐漸認識到,受經濟擴張影響,在不到10年前還是美國“親密盟友”的中國,已經成長為“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
    不過,對於華盛頓而言,把中國塑造成“新敵”並非易事,因為美國政府還需要中國(親美媚美精英帶路黨)大量購買美國國債。

    今年8月,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向美國國會呈交了2011年度中國軍力報告。該報告稱:
    “在過去的10年裏,中國在現代科技領域的巨額投資令中國軍事受益匪淺。許多現代系統日臻成熟,其他系統也會在未來幾年內投入使用。”
    報告還稱:“在中國會如何利用其不斷增強的能力的問題上,仍然存在不確定性……中國作為主要國際參與者的崛起,很有可能會重新定義21世紀的戰略格局。”

    事實上,在(美帝)華盛頓的潛移默化下,以CNN、BBC、《紐約時報》為代表的“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宣傳機器”,或是英國《衛報》都會“醜化中國及中國領導人”。對於(美帝)華盛頓及華爾街(金融禿鷹)的許多人而言,中國正變得過於強大,“過於獨立”。為了“控制”這種情況,中國對石油進口的“依賴”就成了其“要害”,而利比亞正恰恰是中國該“要害”的“死穴”。

    自“冷戰”後,(美帝)華盛頓一直忽視對非政策,而中國能源及原材料企業在非洲大陸的活動,則為(美帝)華盛頓敲響了警鐘。幾年前,隨著未來能源需求變得越來越明顯,中國針對非洲發起了大規模經濟外交,並於2006年達到高潮:北京鋪上紅地毯,迎接赴華訪問的40多位非洲國家首腦,共同探討一系列經濟問題。對於中國工業現代化而言,沒有什麼比確保未來非洲石油資源更加重要的事情了。

    中國開始與被法國、英國或葡萄牙等“歐洲殖民國家”放棄的非洲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乍得(察德)就是其中之一。作為最貧窮、最偏僻的非洲國家,乍得2006年與北京建立了外交關係。2007年10月,“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簽署合約,與乍得政府聯合組建煉油廠。2002年後,他們開始鋪設石油管道,從位於該煉油廠以南300千米處的一處油田,向該煉油廠輸送石油。受西方國家“支援”的“(美第二中情局)非政府組織(NGOs)”開始批判中國石油管道對環境的影響。
    不過,2003年美國石油公司「雪佛龍(Chevron)」開採乍得(查德)石油資源時,該“(美第二中情局)非政府組織(NGOs)”卻“一言未發”。
    2011年7月,乍得和中國在該國首都恩賈梅納附近開辦合資煉油廠。中國石油企業在乍得的活動與其在蘇丹達爾富爾地區的石油專案有著驚人的相似。

    20世紀90年代,在美國石油公司「雪佛龍(Chevron)」放棄其在蘇丹的業務後,中國開始和蘇丹展開合作,後者將越來越多的石油輸入中國。到1998年時,“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已從蘇丹南部油田開始向位於東北部紅海西岸的蘇丹港鋪設了一條長達1500千米的石油管道,並在蘇丹首都喀土穆附近開辦了一家大型煉油廠。
    蘇丹是中國首個大型海外油田專案。到2011年初,在中國進口石油中,源自蘇丹的石油,大部分來自“飽受衝突蹂躪”的南部地區,已占到10%。蘇丹日產油量為49萬桶,對華供油量則占到60%。對於中國能源戰略而言,蘇丹至關重要。

    從地質角度來看,從蘇丹西部達爾富爾地區經乍得至喀麥隆的廣大地區就是一個巨大的油田,儲量可能相當於一個新的沙烏地阿拉伯。對於“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戰略封鎖”中國未來石油來源而言,“控制”蘇丹南部地區、乍得以及喀麥隆是至關重要的。

    成立於2008年的『美軍非洲司令部』是近來西方“軍事行動”的主力。很明顯,該“司令部”的成立就是為了“控制”中國對非洲石油及礦產資源漸增的影響力。2007年年底,(美帝)華盛頓“大西洋理事會”非洲事務專家彼得•法姆公開表示,美軍『非洲司令部』的目標之一,就是確保美國可獲得非洲豐富的碳氫化合物及其他戰略資源,該任務包括減輕這些自然資源的脆弱性,並確保當地不存在對這些資源感興趣的第三方,例如中國、印度、日本或俄羅斯,以獲得壟斷或優惠待遇。

    2007年,在美國國會作證支持組建美軍「非洲司令部」的法姆稱,充滿活力的中國經濟的石油饑渴難以得到滿足,而且還需要其他自然資源維持經濟持續發展,而非洲的自然財富使之對中國充滿誘惑力。目前中國日進口石油約260萬桶,其中超過76.5萬桶石油——約占石油日進口量的1/3——來自非洲國家,特別是蘇丹、安哥拉以及剛果。

    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許多分析家都預測非洲——特別是蘊含豐富石油儲量的西海岸沿海國家——將日益成為美、中兩國的戰略競爭舞臺,因為這兩個國家都在尋求擴大自身影響力,並確保各自資源來源。

    由此可見,美國“製造”利比亞“政權更迭”及整個“大中東計畫”(隱藏在“阿拉伯春天”的背後),都是為了確保其對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油田的“絕對控制權”,並“控制”特別是中國等國的未來政策。
    正如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所說的那樣:
    “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國家或國家集團。”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 第407期
    摘自2011年10月《環球軍事》

    ============================================================
    目睹美歐流氓禿鷹攻打利比亞巨變從而竊取(美歐銀行財團需求恐急的)利比亞擁有的145噸實體黃金 查維茲警惕下令要求全數運回委內瑞拉儲放在美歐銀行、市值110億美元(211噸)的國有黃金金條

    《查維茲要求委內瑞拉央行回籠110億美元黃金儲備》

    文/張澄

    2011年8月19日

    委內瑞拉總統查維茲命令央行回籠110億美元的黃金儲備,這些黃金目前由諸如「英國央行」等發達國家的機構持有。

    查維茲今天表示,目前委內瑞拉所持的365噸黃金中有211噸儲備在美國、歐洲、加拿大以及瑞士的銀行中,這些(實體)黃金要“積極回籠”。
    此外「摩根大通」、「巴克萊銀行」和「渣打銀行」也持有委內瑞拉的黃金。

    在電視講話中,查維茲說,
    “自1980年起,我們已經在「英國央行」持有99噸黃金,現在我同意將之召回,這是一個正確的決定。”

    委內瑞拉央行行長Nelson Merentes表示,委內瑞拉的出口收入95%依靠石油,目前該國正在尋求儲備多樣化,計畫將現金儲備由美國和歐洲移至對新興市場的投資中。

    這次回籠也意味著全球第15大黃金儲備國在金價今年以來上升28%後的一次大動作。

    截至發稿,黃金交易價格已經升至每盎司1816美元。

    8月16日委內瑞拉的黃金儲備價值為286億美元。委內瑞拉財長稱,受美元的貶值、美國政府違約的風險以及歐洲債務危機的影響,回籠黃金儲備將更為安全。

    =======================================
    《Chavez Emptying Bank of England Vault as Venezuela Brings Back Gold Hoard》

    by Daniel Cancel and Nathan Crooks

    2011-8-18

    Chavez Orders $11 Billion of Gold Home as Metal Hits Record

    In all, Venezuela has 365.8 metric tons of gold reserves, according to the World Gold Council. Photographer: Kerem Uzel/Bloomberg

    Venezuelan President Hugo Chavez ordered the central bank to repatriate $11 billion of gold reserves held in developed nations’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Bank of England as prices for the metal rise to a record.

    Venezuela, which holds 211 tons of its 365 tons of gold reserves in U.S., European, Canadian and Swiss banks, will progressively return the bars to its central bank’s vault, Chavez said yesterday. JPMorgan Chase & Co. (JPM), Barclays Plc (BARC), and Standard Chartered Plc (STAN) also hold Venezuelan gold, he said.

    “We’ve held 99 tons of gold at the Bank of England since 1980. I agree with bringing that home,” Chavez said yesterday on state television. “It’s a healthy decision.”


  23. 2012/01/05 於 11:24 patchpieces

    □ 胡錦濤:敵對勢力長期“重點滲透”中國思想文化領域 □
    《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國際敵對勢力正在“加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思想文化領域是他們進行“長期滲透”的重點領域。
    我們要深刻認識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嚴重性”和複雜性,
    警鐘長鳴、警惕長存,採取有力措施加以防範和應對。

    □ 胡總公開斥責西方陰謀顯中國血性

    文/青衫老祖

    2012-1-3

    最近(2011-10-8),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求是》撰文強調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其中講到這樣一段話:
    “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國際敵對勢力正在”抓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思想文化領域是他們進行”長期滲透“的重點領域。
    我們要深刻認識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嚴重性”和複雜性,警鐘長鳴、警惕長存,採取有力措施加以防範和應對。”

    在印象中,這是本世紀以來中國國家元首“第一次”在公開的場合公開談論“西化、分化陰謀”,
    “第一次”公開強調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艱巨性和複雜性,
    第一次提出“雙警”即“警鐘長鳴、警惕長存”,
    第一次公開要求“防範和應對”。

    這幾個“第一次”表明中國已經放棄從前所採取的“淡化意識形態鬥爭、突出經濟領域合作”的外交策略,決心在全球大舞臺上高高豎立並保護好中華民族自己的文化大旗!

    回顧世界歷史發展進程,我們可以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中國能不能實現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將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大國、以及中國在全球化中居於什麼樣的地位,關鍵並不在於有多少GDP(唯利是圖唯GDP論庸俗發展觀),而在於有沒有為世界所稱道的“文化旗幟”。
    文化是“民族之魂”。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其前進的道路上可能會歷經磨難、飽經滄桑,有時還可能遭遇“亡國之痛”,但是,只要民族文化不滅,就可以東山再起、重整河山,再度復興。

    中華民族之所以歷經7000年而綿延永續關鍵就在於文化不滅!“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之所以保持持續快速增長的勢頭,累積而成世界上擁有重大全球影響力的大國,同樣與中國始終保持文化的“獨立性”、特色性有絕大關係。

    “文化獨立”支撐中國獨立;整垮中國最有效的“方法”自然也是“摧毀”中國的文化。自新中國成立以來,西方“瓦解中國”的“努力”就一直沒有停止過。“新中國”成立62年的實踐令西方得出“教訓”,單純使用硬實力,包括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任何國家都難以戰勝中國。從文化上,也就是從價值觀上“西化”中國,進而令中國成為它們的“附庸”,使它們覺得唯一可試的辦法。

    於是,如今的西方,對中國採取的完全是如下策略:經濟上融合、軍事上圍堵、文化上滲透、政治上顛覆。文化上滲透包括培養(崇美媚美)親美分子、支持分裂分子、推銷美國(文化意識型態24-7洗腦)大片、購買一批“(崇美媚美懼美)文化洋奴”。

    面對這一“形勢”,如何有效應對西方的“西化”、“分化”圖謀,確保中國文化獨立和文化安全成為中國長期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重大歷史任務。
    認真學習胡總的講話,筆者感覺有以下幾點值得關注和把握:

    第一,中國對敵對勢力的遏制、圍堵、分化、弱化陰謀有清醒的認識,並始終保持高度警惕;

    第二,中國有著高度的自信和自尊,過去、現在和將來都不會屈服於任何外來壓力,不管是軍事上的還是經濟上的,也不管是政治上的還是文化上的;中國都將堅持走自己的道路,一往無前的推進民族復興的偉業;

    第三,中國已經做好與敵對勢力鬥爭到底的準備,不管是軍事鬥爭、還是文化鬥爭,都將凝聚中華民族的智慧,制定一套切實有效的應對策略;

    第四,中國已經“充分認識到”在“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的世界格局中開展文化鬥爭亦即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重要性、艱巨性和複雜性有了更清晰的認識,確立了 “警鐘長鳴、警惕長存”的鬥爭意識,形成了“防範和應對”兩手抓的文化鬥爭策略。

    在大國競爭中,清醒比什麼都重要。西方之所以“不遺餘力”的“宣傳”他們的意識形態,“兜售”它們的價值觀,“目的”決不是想中國強大,而是想中國“弱化”。蘇聯的教訓證明,中國不徹底粉碎它們的“文化入侵”面臨的將是國家分裂、秩序混亂、發展停滯,中國自1840年以來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所做的一切努力將付諸東流。

    從這個意義上講,胡總公開斥責西方“陰謀”,具有“標誌性”意義。它“標誌”著中國不會在意識形態領域自動繳械,不會接受它們的價值觀,不會聽任它們西化、“西化”中國。為了維護中華民族的文化、尊嚴和自立自強,中國將不惜一切代價,不管是“新冷戰”。還是“新熱戰”,還是打打談談的消耗戰,中國都將奉陪到底。因為,在關係民族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上,中國惟有與敵人展開堅決的鬥爭,除此而外,沒有任何第二選擇!

    ================================================
    CIA的公開秘密—-兼為《十條誡令》蓋棺定論

    一、嘗試為《十條誡令》蓋棺定論
    二、(中國國內)親美勢力對《十條誡令》真實性的質疑
    三、“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的真面目
    四、“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在中國
    五、“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 、“共產黨革命章程”及“十條誡令”
    六、克格勃(KGB/格別烏)高官什羅寧的話是否可信
    七、「中情局」為防止洩密進行的暗殺
    A、李志綏之死
    B、班尼特之死

    ================================================
     《求是》雜誌發表胡錦濤總書記重要文章
    《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2012年1月1日出版的新年第1期《求是》雜誌發表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的重要文章:
    《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胡錦濤:敵對勢力長期重點滲透中國思想文化領域
    胡錦濤《求是》撰文強調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以下為原文:

    2011-12-31

    文化建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佈局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繁榮發展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全會通過的決定,全面總結黨領導文化建設的成就和經驗,深刻分析文化建設面臨的形勢和任務,在集中全黨智慧的基礎上,闡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確立了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戰略目標,提出了新形勢下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指導思想、重要方針、目標任務、政策舉措,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指導我國文化改革發展的綱領性檔。全黨要認真學習、深刻領會,共同把全會精神落到實處,為實現全會提出的目標任務而奮鬥。

    第一,深刻認識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充分發揮先進文化引領前進方向、凝聚奮鬥力量、推動事業發展的作用,是我們黨的一條寶貴經驗和一大政治優勢。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我們黨都結合時代條件、圍繞黨的中心任務提出文化綱領、文化目標、文化政策,堅持不懈推進文化建設,有力推動了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的不懈努力,我們走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顯著提高了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促進了人的全面發展,顯著增強了國家文化軟實力,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強大精神力量,為進一步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奠定了堅實基礎、積累了寶貴經驗。

    當今世界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當代中國正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向著新的奮鬥目標邁進,文化的作用更加廣泛而深刻。從國際看,綜合國力競爭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顯,許多國家特別是主要大國都把提高文化軟實力作為增強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重要戰略。在世界範圍內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更加頻繁的背景下,誰佔據了文化發展制高點,誰擁有了強大文化軟實力,誰就能夠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贏得主動。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國際敵對勢力正在加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思想文化領域是他們進行長期滲透的重點領域。我們要深刻認識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嚴重性和複雜性,警鐘長鳴、警惕長存,採取有力措施加以防範和應對。從國內看,經過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發展,我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顯著增強,但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我國已經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和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越來越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撐,豐富精神文化生活越來越成為我國人民的熱切願望。從我國文化建設自身看,文化領域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革,文化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總體而言,文化發展同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還不完全適應,束縛文化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機制問題尚未根本解決,文化在引領風尚、教育人民、服務社會、推動發展等方面的作用還沒有得到充分發揮,我國文化整體實力和國際影響力與我國國際地位還不相稱,“西強我弱”的國際文化和輿論格局尚未根本扭轉。在理想信念教育、思想道德建設、誠信建設、文藝創作、公共文化服務、文化產業發展、農村文化發展、流動人口文化生活、網路建設和管理、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等方面都還存在不少突出矛盾和問題,必須抓緊加以解決。

    總之,抓住和用好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關係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鬥目標,關係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關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全會提出了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指導思想,強調要全面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根本任務,以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以改革創新為動力,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培養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質,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弘揚中華文化,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全黨要深刻領會和全面貫徹這一指導思想,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自覺把文化繁榮發展作為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是党執政興國第一要務的重要內容,作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一個基本要求,進一步推動文化建設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以及生態文明建設協調發展,為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提供堅強思想保證、強大精神動力、有力輿論支持、良好文化條件。

    第二,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內涵豐富,具體體現在全會決定提出的指導思想、重要方針、目標任務、政策舉措之中,要全面領會、全面貫徹。這裏,我想強調幾個問題。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引領,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最鮮明的特徵,也是事關文化改革發展全局的根本問題。只有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引領,才能打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根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日益發展和對外開放不斷擴大的形勢下,我國社會思想更加多樣、社會價值更加多元、社會思潮更加多變,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引領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更加凸顯。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為文化建設提供有力理論指導,確保文化改革發展始終沿著正確道路前進;必須堅持把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應用于文化改革發展各個領域,不斷豐富和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符合時代發展要求的文化建設理論,使我國文化各方面發展建立在深厚理論基礎之上;必須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正確處理弘揚主旋律和提倡多樣化的關係、教育人民和滿足人民多樣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關係、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和提高經濟效益的關係,有效引領社會思潮,有力抵制各種錯誤和腐朽思想影響,不斷鞏固和壯大社會主義主流思想文化。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必須發揮人民在文化建設中的主體作用,堅持文化發展為了人民、文化發展依靠人民、文化發展成果由人民共用。為了誰、依靠誰是我們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根本問題,決定著社會主義文化的性質和方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是人民共建共用的文化,人民是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最深厚的力量源泉。堅持這一點,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也是我們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理念的重要體現。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堅持以人為本,以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為根本目的,不斷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必須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和首創精神,使全社會文化創造活力競相迸發;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關心人民命運,體察人民願望,反映人民心聲,在人民偉大創造中汲取營養,把最好的精神食糧奉獻給人民;必須堅持面向基層、面向群眾,把滿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作為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基本任務,鼓勵創作生產更多受到群眾歡迎的文化產品,讓文化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必須繼承和發揚中華優秀文化傳統,大力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積澱著中華民族的深厚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團結奮進的不竭動力,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深厚基礎。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大力弘揚中華優秀文化傳統,大力弘揚五四運動以來形成的革命文化傳統,大力弘揚改革開放以來文化領域形成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觀念新風尚,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必須以更加開闊的視野、更加博大的胸懷對待外來文化,積極參與國際文化交流合作,學習借鑒一切有利於我國文化改革發展的有益經驗和優秀成果。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必須堅持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業、一手抓文化產業,推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是社會主義制度下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權益的基本途徑,是實現文化發展成果由人民共建共用的制度保障。發展文化產業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滿足人民多樣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徑,是充分發揮市場在文化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激發全社會文化創造活力的必然要求。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科學界定人民的基本文化權益和多樣化精神文化需求,全面把握政府和市場在文化建設中的職責和功能,推動形成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兩手抓、兩加強的工作格局;必須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以政府為主導,以公共財政為支撐,以公益性文化單位為骨幹,以全體人民為服務物件,以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權益為主要內容,鼓勵全社會積極參與,大力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必須著力培育一批有實力、有競爭力的骨幹文化企業,提高我國文化產業整體實力和競爭力,形成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文化產業格局。無論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還是發展文化產業,都要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正確處理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關係,始終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

    第三,以改革創新精神落實好全會提出的各項任務。

    全會對新形勢下推進文化改革發展作出全面部署,提出一系列新任務新舉措新要求,各地區各部門要統籌兼顧、立足實際,有計劃分步驟加以落實,既要全面貫徹又要突出重點,最重要的是要緊緊圍繞全會決定關於推進文化改革發展指導思想中的“四個以”來抓好落實。

    堅持以科學發展為主題。科學發展是黨和國家工作的鮮明主題,也是文化改革發展的鮮明主題。要自覺把科學發展要求貫穿文化改革發展各個方面,緊密結合文化改革發展實際,著力轉變文化發展方式,提高文化發展品質和效益,不斷提高文化發展科學化水準。要堅持以人為本,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保障人民各項文化權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要堅持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著力解決影響文化科學發展的突出問題,協調好文化改革發展各個領域和各個環節,促進文化持續快速健康發展。要堅持統籌兼顧,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文化改革發展重大關係,統籌文化改革發展各項工作,完善文化佈局、文化結構、文化資源配置,促進城鄉、區域文化一體化發展,推動文化資源向農村、基層傾斜,向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傾斜,不斷增強文化發展後勁,實現文化又好又快發展。堅持以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根本任務。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根源于民族優秀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並吸收人類文明成果發展起來的,是我國社會主義文化的引領和主導。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緊緊抓住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這個根本。要堅持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武裝全黨、教育人民,大力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新的實踐。要堅持以理想信念教育為重點,引導廣大幹部群眾不斷增強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自覺性和堅定性。要廣泛開展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社會主義榮辱觀宣傳教育,深化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活動,加強思想道德建設,建設和諧文化,培育文明風尚。要在全黨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學習教育,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國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設和党的建設全過程,貫穿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各領域,體現到精神文化產品創作生產傳播各方面。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非一日之功,既是當前的緊迫任務,又是長期的戰略任務,必須通過堅持不懈、持之以恆的努力,使之真正成為全黨全社會的普遍共識,轉化為廣大幹部群眾的自覺行動。

    堅持以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滿足人民對實現自身文化權益和豐富自身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必須大力繁榮文化創作,豐富群眾文化生活,提高人民文化生活品質。要加大對城鄉基層文化建設投入力度,深入實施重點文化惠民工程,加快公共文化基礎設施建設。要加強文化創作生產引導,引導文化工作者堅持正確文化立場,弘揚真善美,貶斥假惡醜,把學術探索和藝術創作融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之中,創作生產出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相統一、人民喜聞樂見的優秀文藝作品。要發展健康向上的網路文化,使互聯網等新興媒體真正成為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新陣地、公共文化服務新平臺、人民精神文化新空間。要組織開展群眾樂於參與、便於參與的文化活動,引導群眾在文化建設中自我表現、自我教育、自我服務,依靠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推動文化繁榮發展。

    堅持以改革創新為動力。只有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創新文化內容和形式,才能不斷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不斷為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提供強大動力。要圍繞構建充滿活力、富有效率、更加開放、有利於文化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努力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新進展,破除制約文化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要深化公益性文化單位改革,深化國有經營性文化單位改革,深化文化管理體制改革,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加強文化法制建設。要加快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創新公共文化服務運行機制,不斷提高公益性文化單位服務群眾能力和水準。要提高文化產業規模化、集約化、專業化水準,優化文化產業結構,促進文化和科技融合發展,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要圍繞提高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積極開拓國際文化市場,創新文化走出去模式,不斷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

    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把文化建設擺在全局工作重要位置,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規劃,與經濟社會發展一同研究部署、一同組織實施、一同督促檢查。要認真開展調查研究,總結經驗,發現問題,結合實際制定貫徹落實意見,明確工作責任,提出具體要求,確保全會提出的目標任務和政策舉措落到實處。要把文化改革發展成效納入科學發展考核評價體系,作為衡量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工作業績的重要依據。要把文化人才隊伍建設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著力加大對年輕人才、高層次人才、複合型人才的培養力度,努力造就一批有影響的文化名家、文化大師和各領域領軍人物,建設宏大文化人才隊伍。要深入做好知識份子工作,充分調動廣大知識份子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把廣大知識份子緊緊團結在党的周圍。總之,全黨要貫徹落實好全會精神,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在科學發展道路上奮力開創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局面。

    (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講話的一部分)

    ==========================================
    Hu: Hostile forces seek to westernize, split China

    By Gillian Wong,
    A.P. 2012-1-3

    BEIJING (AP) — Chinese President Hu Jintao has told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that hostile forces abroad are trying to westernize and divide the country with their cultural influence and that officials must remain vigilant against such efforts.

    The party magazine Seeking Truth this week published an excerpt of a speech by Hu to party leaders in October in which he said China is facing a difficult ideological struggle.

    “We must clearly see that international hostile forces are intensifying the strategic plot of westernizing and dividing China, and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fields are the focal areas of their long-term infiltration," Hu said.

    Hu did not specify who the hostile forces are, but Chinese leaders have tried to bolster their legitimacy with a more demanding public by depicting China as being engaged in an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war with the West.

    Hu’s remarks are part of the Communist Party’s broader push to reinforce socialist principles in an attempt to counter calls by liberal Chinese for “universal values" such as freedom of expression, which state media often portray as Western concepts unsuited to China’s unique circumstances.

    Chinese leaders are under pressure from a public that is upset over income inequality, corruption and other ills of rapid growth and that feels empowered by rising prosperity and social media to criticize the government.

    To compete for ideological influence, party leaders have said China must create more cultural products like books, films and art to attract Chinese and foreign audiences. As part of efforts to wrest back Communist Party control over cultural industries, China also recently said it would limit reality TV shows and other light fare shown on satellite television stations.

    “We should deeply understand the seriousness and complexity of the ideological struggle, always sound the alarms and remain vigilant, and take forceful measures to be on guard and respond," Hu said in the speech, made at an annual policy meeting of the party’s Central Committee — 365 members of the power elite.

    China has stepped up a campaign to boost its influence by making movies that promote Chinese culture or the Communist Party’s legitimacy. These include “Beginning of the Great Revival," a film to celebrate the Communist Party’s 90th anniversary, and the 2009 blockbuster “The Founding of a Republic" marking 60 years of Communist rule.

    The government also has mounted concerted efforts to police the Internet and, after “Arab spring" protests ousted autocrats in Egypt and Tunisia, to intimidate Chinese political activists from launching a similar movement.

    Last month, Beijing and other city authorities ordered Internet microblogs to require users to register with their real names, a tightening of rules aimed at controlling China’s rapidly growing social networks. Last year, microblogs helped mobilize 12,000 people in the northeastern city of Dalian to successfully demand the relocation of a petrochemical factory.

    ==========================================

    希望中央對此始終保持清醒認識。

    但當前黨內有兩大問題:
    一個是(中央黨校那批掛羊頭賣狗肉)打著紅旗反紅旗;
    一個是目前理論無法指導實踐。

    這兩個問題不解決,意識形態領域的爭奪就佔據不到有利地位。

    ============================

    這個
    上面早就知道了吧
    現在“公開表態”就意味著要“反擊”了

    所以自費五毛們就等著看戲吧

    火烤偽精英水煮普世派
    咱就跟著添把火

    =================================
    重大信號啊,期待那些虛偽的普世民主JY(精蠅)們早點下地獄

    =================================

    哼哼,這回我們找一找被敵對勢力滲透的媒體,不會有人出來出來“裝純情”說——“都是黨國的媒體、哪來的漢奸媒體”——了吧?

    ==================
    “撲屎派”的噩耗

    ==================

    有種就把南方蜥辦了!!

    ==================

    刀口 2012-1-3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

    2012-1-3 03:05 AM

    現在才說?剛睡醒?
    喂!!!有人在搞我們啊!喂!大家聽到沒有啊?有人在搞我們!

    中國的各個級別領導,包括最高層,只能在別人和自己一樣飯桶的環境下搞搞勾心鬥角。對外不敢鬥爭,不善鬥爭,歸根結底,還是因為不善鬥爭:有人見過善於鬥爭的人不敢鬥爭麼?回想(法總統)薩科齊08年騎在中國人頭屙屎長達兩個星期,中央政府十分淡定,一言不發。我想咱們的領導是不是準備好對策了啊,這麼淡定。結果對策就是沒有對策,等人家屙完就好了嘛…

    就這篇文章來說,空洞無物,只不過是提出了一個命題的八股文而已。其實凡是關心中國的人,哪個不知道文化建設出問題了?說人家要西化我們,我們要發揚中華文化?這話說清楚了麼?說對了麼?說完了麼?調查了麼,研究了麼?執政兩屆就擠出這麼個玩意?

    很明顯,領導們不太像是競爭出來的,倒像是一幫近親繁殖出來的,也就這個水準了。

    ====================================

    2012-1-3

    覺得東西方文明的衝突和公開競爭就要開始了.木偶有心無力,能做好鋪墊就不錯了,期待下一代(習近平-薄希來)發力吧.

    中國要進一步走向世界,進一步發展自己,不可能一直虛心學習西方,“崇洋媚外”,韜光下棋的.這條路讓我們固然大大地發展了實力,但我們經濟上成了“附庸”西方的資本主義經濟,過度依靠廉價出口,血汗工廠血供西方尤其是美國,價廉物美的東西依賴西方的市場卻無法升級成靠品牌靠科技含量靠文化含量的商品高價高利潤占領人家的市場,相反現實是別人的商品靠文化宣傳優勢高價佔領我們的市場.

    在政治上,明不正言不順,導致官員“失去”自己的信仰,只好去“崇尚”西方的文化信仰,只好想著為自己和家人“謀私利搞腐敗”.

    在對外關係上,不展示實力就沒人正確瞭解中國,喜歡上中國,從而和中國友好,合作,一起發展,一起對付歐、美欺壓搞亂.周邊國家被西方文化洗腦,認為西方文明一直正確,比東方文明好,低看中國誤解中國,在西方威恩並施下,配合西方搞亂中國和中國爭鬥.

    在人民幣國際化上,更需要宣傳我們的各方面的實力和及其依附的先進文化,讓中小國家有信心使用人民幣,讓它們相信中國能鬥住美國的,你們不用太怕美國.展 示我們的實力和文化,給它們希望,給它們發展模式,給它們保護和依託.未來西方文明衰落了,東方文明才是應該它們學習的,東方文明是有資格有實力取代西方 文明的統治地位的,西方文明不可能永遠這樣強勢的,東方文明歷史上強勢過蓋過西方文明,未來將奪回強勢地位.

    =========================

    再響的雷,也沒有一滴雨(類似重慶)來的痛快。

    =====================
    2012-1-3

    希望中央對此始終保持清醒認識。

    但當前黨內有兩大問題:
    一個是打著紅旗反紅旗;
    一個是目前理論無法 …
    发表于 2012-1-2 06:54 PM

    你總結得很好!
    也許是我孤陋寡聞,好久沒聽到對共產主義的宣傳了。但這樣也好!至少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不要拿這塊布遮羞。要老老實實地對老百姓說,我們要做什麼,要怎樣 做。什麼是社會主義?現在已經過了“不爭論”的時期了,必須讓老百姓都知道都認同我們要往哪里去。這樣才能取信於民,避免各種利益團體混僥視聽從中牟利, 最終壞了社會主義的金字招牌。

    ===============================

    放棄了毛澤東思想,空喊“科學發展觀”這類虛無縹緲的空洞口號,
    唉!誰能給個權威定義,什麼是“科學發展觀”??一直很費解

    的確很令人迷惑。
    我一開始以為是為了治理環境污染。。
    後來才知道是個政治目標。。

    但即然是“發展”,就得有個目標。但一直沒有具體的目標。
    於是現在認為,“科學發展觀”只是一個手段。
    總結出來就是,“沒有具體目標”的發展手段。。

    最絕的是,‘有所為、有所不為’,啥‘貓’等模糊論,“思想混亂”根子就出在這裏。
    臺上不過是蒼蠅,台後精英們自己都不知怎麼自圓其說,哈哈

    注意“時間點”在美帝出臺“收割”資本海外資產後,“被綁架的買辦”受到兩面狙擊。 資本之間撕裂,離撕破臉皮就快了

    ===================================

    現在中國的意識形態價值觀“一片混亂”,最直接的反應就是社會道德底線“一再被突破”,幾乎任何事物都能引發正、反兩方面的尖銳對立和辯論,是與非的界限越發“模糊含混”,各階級、個族群、各利益團體日趨成型、分裂。左、中、右對現實都普遍不滿,人們對於未來愈加迷茫,對未來、對政府喪失信心……
    而且,還有一隻“無形的手”,一股“無形的勢力”,潛移默化的鼓動人們的不滿和憤懣,引導人們的思維模式。這些,難道廟堂之上真的一無所知、還是束手無策?


  24. 2012/01/13 於 10:55 patchpieces

    圖窮匕乃現/《揭示美國未來幾年的全球戰略》

    2012-1-9

    這個話題我久有意談談,這跟我長期研究美國的戰略核心層的戰略計畫有關係,可以說我要說的內容與許多美國金融,地緣政治軍事戰略,經濟方面的核心人物有關。
    實際上奧巴馬的“(新軍事)戰略計畫”一開始就被美國的領導層背後的“影子勢力”所推崇,基辛格曾說過奧巴馬“能同時”下好好幾局棋,這代表美國真正的“權力階層”對其“能力”的認同。

    亞洲與印度洋,大洋洲

    在西方地緣戰略學中“歐亞大陸”是世界權力中心,若要“控制世界”必須設計好“控制”歐亞大陸的戰略,而歐亞大陸包括幾個特別有影響力的中心敏感區域,分別是亞太,印度洋及印度,還有就是中東和中亞,東歐,世界歷史上的霸權爭鬥實際上最終的目標是為了爭奪由誰來控制世界上這些最為廣泛的戰略區域,我這裏之所以說大洋洲是因為這裏一向就只是美國與英國的戰略後方支撐點,後勤基地而已

    首先從亞洲和印度洋,大洋洲說起,
    奧巴馬今年內最高調的聲調就是強調美國要“重返亞洲”,“構築”所謂的“亞洲安全條約體系”,這是一個未來幾十年的戰略計畫,希拉蕊克林頓在一篇名為《美國的亞洲太平洋世紀》的文章中提到了美國未來幾十年內要在亞洲建立新的“太平洋戰略體系”框架,她重點提到了四個國家與美國的戰略關係,
    首先是美、日關係在太平洋體系中的戰略基礎作用,
    第二是印、美關係對美國在中南,南海,南亞的戰略的積極意義,
    再其次就是美國與澳大利亞的戰略合作關係,
    這三個國家實際上構成了美國在亞洲太平洋的戰略體系的“三大支柱”,從地緣戰略的角度保證了美國在整個面向亞洲,太平洋世界的權力基礎與戰略地位,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把包括印度洋和大洋洲的國家體系統一納入了自己的戰略構想之中,可見其眼光之寬廣與深遠,這可以說是美國自冷戰結束以來最為精深的地緣戰略計畫,亞洲大國與太平洋世界,乃至包括俄羅斯最近“加入”世貿組織都在其“精心的算計”之中,
    大家打開地圖可以看到的是在太平洋的棋盤上,美國“領導”的環太平洋、印度洋權力中心的實力驚人,更何況這一區域中包括中國,印度,日本,再加上東南亞各個經濟十分有活力的小國,同時這也是世界貿易體系最為敏感的一束神經叢,可以這樣講誰“控制”了世界貿易上的主要“海洋通道”,誰就控制了世界的財富流向,
    亞太地區的印度與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經濟這幾十年來發展最為迅速的國家,而東南亞也一直世界上經濟最有活力的地區之一,這種經濟上的戰略利益與海洋霸權的戰略交匯實際上讓美國戰略家們意識到了控制這一關鍵性全球區域的重要性,這裏有可能是二十一世紀全球大國崛起的中心領域。
    大家可以仔細看看這裏的資本,人力,科技,經濟,貿易因素,航運,軍事實力的全球性的影響,美國的一些領導人和政治家最近都“突然說”自己一直是“亞太國家”,一直是“太平洋國家”,也就不值得奇怪了,正如希拉蕊所說,只要控制亞太財富與亞洲太平洋到印度洋的財富流向,就能讓美國在二十一世紀繼續繁榮,她同時也說這裏的事事關美國的二十一世紀的全球命運和福祉,美國的布熱津斯基和基辛格兩位著名戰略家一直特別注意亞太戰略的設計,布熱津斯基曾在2003年前後專門寫過一篇名為《如何與中國相處》的文章,特別介紹了“如何”從戰略上“控制”中國勢力崛起,而基辛格被一些【天真(愚蠢)而愛做(普世假值)夢的中國人】視為友好的美國人,其實正是這位著名的戰略家曾在伊拉克戰爭前夜幾次進入白宮與當時的總統小布希(布希三世)會商如何進攻伊拉克,而當時中國和俄國是在伊拉克有著巨額石油投資的,布熱津斯基在他的文章雖然說不能與中國開戰,可是他是奧巴馬的政治顧問,他在利比亞的“戰爭設計”上打垮了前政權,而中國也正好在利比亞有大量的投資(火速撤僑轉進千里,敵寇追趕不及),
    美國的世界戰略從馬漢時代起就“設計好”了,就是要控制世界就要控制歐亞大陸,而要控制歐亞大陸就得讓歐亞大陸“火光沖天,戰禍連綿”,讓歐亞大國“互相為敵,相互牽制”與爭鬥爭奪大陸霸權,
    在馬漢時代美國的戰略計畫是“不能讓”出現一個強大統一的中國政權,這樣一來必須“維持”中國當時“分裂”的戰略形勢,所以在馬漢死了若干年後的中國內戰決戰時,美國“力主”中國國、共雙方“劃江而治,分裂為二”,美國當時這一“戰略思考”的背後有著國家長期戰略的深深的影響,他們就是為了“永遠扼殺”一個統一的中國在地緣戰略上向海外的擴張,從而威脅美國在太平洋上的永久性霸權,因為“一旦”中國統一強大,海上實力的強大將“導致”美國太平洋霸權的徹底衰落,美國與日本爭奪太平洋霸權從而控制太平洋的海權的戰略最後將以中國勝利美國日本失敗而結束,
    當然我剛才說的都是歷史上美國地緣戰略思想中的“對華戰略”,不過大家如果細心就會發現美國這一戰略思想“並未被放棄”,相反這一亞太戰略已經被用更為深遠的戰略佈局“繼續下來”,他們現在制定的新亞太戰略與太平洋國家戰略體系實際上更意味深長的“表明”了中國統一對他們世界整體戰略的威脅與影響,他們恐怕想看到的不是一個統一的大陸強國,他們最大的“目標”永遠是讓一些歐亞大陸的強國“徹底分裂”成“好幾部分”,以便於他們執行那久已有之的“以華制華”的戰略傳統。
    從歷史到現在我們可以看看美國的太平洋戰略的幾次變遷,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他們的戰略傳統中對中國始終是一個弱勢的中國對他們“有利”的思想,他們在“冷戰”時期和中國建交的“原因”僅僅是那個時候他“需要”用中國的力量“消耗”蘇聯對美國的全球性威脅,說白一點,這不過是中國歷史上秦國以“連橫策略”對六國的老辦法的“現代應用”而已。我們可以設想的是當中國“按美國的方向”發展後印度這一亞洲強權,印度洋上的地區強國將最終也難免被美國戰略所“設計”,最終難免被美國用同樣的“制衡之術”與內外交困戰略打垮並消亡,因為如果說美國“(利)用中國”消滅了蘇聯的話,那麼現在它正“(利)用印度”的力量“遏制中國”,將來中國如果被迫出現美國所需要的那種局面,難道印度會有好的結局,所以我個人認為這裏面充滿了悲劇,我看到許多所謂的印度(西化精英買辦)強硬派的“表演”不得不感覺好笑,螳螂捕蟬的故事真的是一直不斷的在歷史中上演。
    這極可能是後話,我們放下不說。

    中東,中亞,東歐

    美國在亞太那樣行動中期的“目標”是中國,那麼遠期戰略目標是什麼,記得布熱津斯基在他的名著《大棋局》中提到俄羅斯時用到的戰略,他曾在書提出一個著名的設想,把龐大的俄羅斯聯邦分為三到四個大的統治區域的戰略設想,這是一個宏偉而龐大的戰略設想,
    他們為何要這樣做,他們拆散中國,將來還要搞垮印度,然後把所有力量集中到俄羅斯,這是為了奠定他們眼中永久性的“新世界秩序”,也就是這些年來他們在“彼爾德伯格”,“國際清算銀行”,<三方委員會>,還有<美國外交協會>,<英國皇家國際事務協會>設計好的戰略,這一戰略的成型已經有了近幾年的歷史,他們在殖民時代就在設計這一“世界性帝國”,文藝復興時期有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曾寫過一部名字就叫《世界帝國》的名著,他們中有的人曾預言未來會出現一個統一的世界性政府,世界性的權力中心和貨幣,那麼這一中心在那裏呢?人們盡可以展開想像的空間,大膽設想,小心求證。

    美國與蘇聯在冷戰時代對中東進行了前所未有的軍事爭奪,最後冷戰以蘇聯的徹底失敗而終結,不過中東的勢力剩下了美國一家獨大的局勢,美國在八十年代挑動中東強國伊朗與伊拉克的戰爭,消耗中東強國的實力,實際上嚴重惡化了中東國家間的關係,美國在兩個布希時代打擊了伊拉克,在克林頓時代敲開了東歐的大門,他們最終在2003年摧毀了薩達姆伊拉克政權,從而掀開了世界性變局的序幕,美國更加深入的控制了中東的石油,他們通過03年的戰爭開始了逐步更加深入的控制中東金融,貨幣與地緣政治的進程,
    奧巴馬上台執政以來,他和他的領導層實際上有著“更為宏大”的戰略計畫,他們“重塑”了中東地緣戰略格局,同時設立「非洲司令部」,(顛覆利比亞)控制北非,進而“滲入”非洲,同時在中亞與東歐大搞“顏色革命”,
    美國著名的全球地緣戰略學家布熱津斯基提出的不穩定的“新月弧形地帶”指出了存在於中東,東歐與中亞的地緣戰略問題,民族問題,他們“巧妙的利用”了這一切,他們未來肯定是在非洲全面掀開新的“全面控制”的高潮,
    著名地緣政治學者恩道爾在其名著《霸權之後:美國的全方位控制》一書中對此有過詳細的介紹說明,
    同時在美國著名的國際關係學者斯蒂芬沃爾特和約瑟夫奈也介紹了美國最近幾年在這些區域取得的“重大進展”,
    我之所以說未來印度也將面臨嚴重的生存空間問題是因為美國在中東,在中亞,在東歐,在中國,在中南半島的全方面努力與戰略佈局最終針對的目標實際上也包括印度,所以向下看未來幾十年的印度實際上也面臨著嚴重的戰略與生存問題,
    而當這一切都“解決後”,所有的威脅都不再是威脅時,那時我們就將看到決戰將發生在俄國的東,西,南三方同時壓向俄羅斯聯邦,這時西方把俄羅斯分成三、四個統治區域的戰略設想將變得並非不可想像,這才是最後一環,而這一最後一環的結束,就是全球性“世界新秩序”與“世界性統一政府”的“來臨”,“問題”是當那時到來時世界上還有中華民族生存的機會嗎?我想這才是問題的實質,
    這些年來關於西方的陰謀論著名分析不絕於耳,並且西方也確實為了“推進”這些戰略性的目標而不懈努力,甚至於“不排除”戰爭。可是在這一切“精心謀劃”與努力的背後,會不會出現另一種非人力所能控制的結果呢?我想一切都還是個謎。

    奧巴馬與他的歐洲盟友們顯然“已經確定”他們的戰略目標,最近他們在伊朗問題上實際上已經協調了立場,這實際上可以從他們的“敘利亞政策”上看出端倪,他他們的戰略計畫是繼續歐盟與“北約東擴”壓縮俄國的戰略空間,不過以後可能只是靈活東擴了,
    現在美國的戰略中心實際上已經轉移到了亞太,他們在中東重點要解決的問題就是伊朗,然後是中亞的「上合組織」其他成員國,前一段時間連蒙古國也在試圖和西方走近,這確實是一大警告,不得不讓所有人擔憂未來更迫在眉睫的威脅,
    日本著名戰略分析家曾警告說明年中東與南亞的巴基斯坦將發生巨變,而最近美國<外交政策>雜誌也在預測明年巴基斯坦政權更迭,這“意味”著更大的“風暴”實際上還在形成,伊朗並不是最終的美國在中東的戰略目標,他們一定有更有深遠的地緣戰略計畫,他們要的是中亞的格局變得按他們的“設計”發展,這也是為什麼俄羅斯在敘利亞事件中會派出自己的航母的原因,理由很簡單,俄羅斯的戰略思想家一定已經看到了伊朗,敘利亞,還有中亞最後變局對自己的威脅,這意味著蘇聯結束以來另一次巨大的外交退縮形勢即將形成,而這是俄國國家安全的嚴重挑戰,那時再加東歐的親美勢力,俄國國內的反對派和俄羅斯國家經濟在歐洲債務金融崩盤中受到的嚴重影響,這一切將使未來俄羅斯國家面臨著嚴重的國際與國內形勢,所以他們十分警惕性的對待了這一切。問題與形勢遠比我們想像的要複雜的多了。
    俄國勢力收縮,未來金融系統將受到歐洲債務危機與銀行體系崩盤的重擊,國內反對勢力的興起,這一切沒有完,俄國剛加入世貿組織而國際戰略領域卻發生了這樣微妙的變化,這背後有著的是另一次大棋局與命運的較量,只是不知道國內的人會不會看明白這一點呢?

    回過頭來我們再說非洲,我們看到的是美國及西方勢力在北非的全面展開與推進,中、俄在非洲實際上已經嚴重處於守勢,未來中國與俄國會失去更多的非洲利益,到最後我們會發現非洲依舊是西方勢力尤其是美國勢力重要勢力範圍,美國成立的「非洲軍事司令部」的戰略意義也在對非洲進行全面的統治,實際上這已經是在“恢復”“舊殖民地時代”西方在非洲的戰略優勢地位,我們到時候會發現歷史在二十和二十一世紀轉了一圈子,卻回到了原來的地方,新的殖民主義比舊的殖民主義更有生命力和破壞力的存在於亞非、拉美地區。

    這難道是宿命和命運的安排,不可抗拒的規律,還是僅僅是一種歷史發展的進程呢,我覺得的我給不出答案,二十一世紀結束後那時的人們也許會給出這一問題的答案,一切真的都還太像個謎了

    文/未世民

    2012-1-9 草根財經雜誌

    ====================================================
    人民日報海外高調指責美國新戰略瞄準中國伊朗

    圖窮匕乃現/楊毅:《美新軍事戰略瞄準中國伊朗 或更攪亂局勢》

    文/楊毅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12-1-9

      2012年1月5日, 奧巴馬總統“罕見地”在五角大樓與國防部長帕內塔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鄧蒲賽上將一道舉行了記者會,公佈了題為《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國防的優先任務》的新軍事戰略報告,“充分顯示”了奧巴馬政府對美國調整軍事戰略的“高度重視”。
    新軍事戰略“明確”把中國和伊朗列為美國的“瞄準對象”。

      近年來,戰線過長、能力不足,稱霸全球野心太大、資源有限等矛盾,始終是制約美國國防戰略與軍事戰略的重要因素。金融危機、經濟衰退,再加上伊拉克和阿富汗兩場戰爭讓美國的綜合國力傷筋動骨,面對諸多挑戰確實是“捉襟見肘”。
    自從2010年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提出“重振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 的目標和“國內建設、海外塑造”的戰略途徑之後,美國在全球戰略部署調整中明顯地“加強”了對亞太地區的戰略投入,而“切入點”就是把地區安全形勢“攪動”成為一種 “亂局”狀態,造成和“放大”地區各國對中國的戰略恐慌,這樣美國就可以“揮師東進”“應邀重返亞洲”。

      2010年以來,美國成功地利用“天安號軍艦事件“、延坪島炮擊事件,達到了“阻止了日本的離心”、“強化了韓國的依賴”、“惡化了中國的環境”等目的,同時又通過高調介入南海爭端、慫恿菲律賓等國強勢對抗中國,唯恐天下不亂。攻擊中國合理的軍事力量建設,“藉口”反對所謂“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啟動“空海一體戰”概念並付諸實施,刺激新的安全競賽,“破壞”地區和平、穩定與繁榮。

      美國新公佈的軍事戰略報告意味著美國在軍事上對亞太地區的戰略投入將從戰略規劃“轉向”到戰略實施的階段,
    美國的高調投入將對這一地區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呢?美國公開宣稱自己是“公共安全產品”的“提供者”,針對的是“戰略意圖不明的中國軍事力量現代化”,這恰恰是“本末倒置”的騙人邏輯。

      我們可以清晰地回憶到,在過去幾年間,美國忙於“反恐戰爭”,無暇顧及亞洲之際,亞洲地區,特別是東亞地區是一派安定、和平與繁榮景象,以 10+1、10+3為標誌的地區經濟合作大大促進了地區各國的經濟關係、安全關係和政治關係的改善。
    而“自從”美國2009年開始高調“重返亞洲”之後,各種危及地區安全的事件接踵而來,地區動盪此起彼伏,稍微有些戰略頭腦的人們就不難看出誰是地區安全的“保障者”,誰是地區安全的“麻煩製造者”了。
    美國經濟復蘇乏力,“重返亞洲”的戰略因為“口袋缺錢”是不能贏得地區各國的歡迎的。於是,製造矛盾、製造混亂,亂中推銷軍火,利用相關國家尋求“安全保護”的訴求,獲取經濟利益,為美國經濟復蘇打開市場。

      隨著更多的美國的軍艦、飛機活躍在亞洲地區,地區安全形勢可能更加動盪,美國的戰略算盤也可能隨著地區各國逐漸認清其真實面目而落空。

    (作者楊毅 係解放軍海軍少將)

    ─────────────────────
    【附】中國媒體解讀美新軍事戰略引關注

    【《俄羅斯商業諮詢日報》網站1月7日報導】
    題:中國媒體發現亞洲的“萬惡之源”

      中國媒體認為美國是(煽動/策動/製造)亞洲“不穩定”的“罪魁禍首”,對美國旨在擴大在亞洲的軍事存在的新國防戰略進行了猛烈抨擊。

      中國的一位軍事專家說,自 2009年美國(希拉蕊)提出必須“重返亞洲”後,危及地區安全的事件就“接踵而來”。他認為,不難猜出,哪個國家是亞洲安全的真正“保證人”,哪個國家是“萬惡之源”。

      西方分析家認為,美國此舉表明其維護亞洲地區安全的立場沒有改變,中國不必對美國新國防戰略感到擔憂。
    但中方媒體認為,美國新戰略標誌著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軍事行動結束後一個新階段的開始,“明顯針對的是中國和伊朗”。

    ───────────────────────
    【美國(反華)之音電臺網站1月7日報導】
    題:中國對美國國防藍圖表示擔心

      中國官方媒體對美國的最新國防計畫表示擔心,警告說它可能會破壞美、中關係。

      一份中國報紙昨天援引一名中國國防專家的話說,美國此前一天宣佈的藍圖顯然針對的是中國。

      該報援引中國人民大學分析家金燦榮的話說,美國覺得中國的高速發展威脅到了自己。他警告說,美國的新戰略將使北京感到不舒服,可能會影響雙邊關係。

      美國總統奧巴馬前天宣佈了新戰略。他說美國將加強在亞太地區的存在,儘管美國正大幅削減國防開支。

      中國官方的新華通訊社也對美國的國防計畫發表了評論,說歡迎美國為亞太地區的和平和穩定作貢獻,但任何軍國主義政策都將引發敵意並遭遇強烈對抗。

      在總體較為克制的評論中,新華社說美國應放棄顯示自己的力量,因為這麼做無助於解決地區爭端。

    【英國廣播公司網站1月7日報導】
    題:中國媒體關注美國新亞太軍事戰略

      中國官方媒體對美國將新軍事戰略重點轉向亞太表示關注和批評。

      新華社發表國際時評稱這是 “美國最不該選擇的選項”。

      文章說,亞太正處於“謀求和平發展合作的時代”,美國以軍力為後盾介入亞太事務,“會擴散緊張氛圍,加劇地區對武力的焦慮”,“釋放了令人不安的信號”。

      但也有中國專家分析認為,美國調整軍事重點並非僅針對中國,而是奧巴馬在經濟乏力困境下為維護“軍事超強”地位所做的戰略選擇。

      而《人民日報》海外版高調指責美國的新戰略。它刊登了中國國防大學研究員、海軍少將楊毅的文章,指責奧巴馬政府新軍事戰略瞄準中國和伊朗。楊毅在文章中指責美國是亞太地區安全的 “麻煩製造者”。

      中國官方尚未就美國的新軍事戰略做出正式表態。

    【路透北京1月7日電】
    刊登在週六《人民日報海外版》上的評論稱,美國在全球戰略部署調整中明顯地加強了對亞太地區的戰略投入,而切入點就是把地區安全形勢攪動成為一種"亂局"狀態,造成和放大地區各國對中國的戰略恐慌。

    該評論與週五《環球時報》的憤怒評論如出一轍,此前美國總統奧巴馬宣佈美國政府將加強對亞洲地區的軍事投入。

    美國於去年底推出新的國防戰略,明確顯示美國對亞洲地區的重視。美國盟友和分析師稱,中國對此不必擔憂。

    海軍少將楊毅在評論中寫道"新軍事戰略明確把中國和伊朗列為美國的瞄準對象"。

    “自從美國2009年開始高調‘重返亞洲’之後,各種危及地區安全的事件接踵而來,地區動盪此起彼伏。"

    “稍微有些戰略頭腦的人們就不難看出誰是地區安全的‘保障者’,誰是地區安全的‘麻煩製造者’了。"

    發表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上的評論不代表中國政府立場,不過大體反映官方的看法。(完)

    編譯:李富強 發稿:王鳳昌 http://cn.reuters.com/article/CNTopGenNews/idCNCNE80804E20120109

    ================================================
    《China warns U.S. to be “careful" in military refocus》

    By Chris Buckley | Beijing

    2012-1-9

    The Chinese aircraft carrier Varyag is pictured during its second sea trial in the Yellow Sea, south-southeast of the port of Dalian, in this DigitalGlobe photograph released on December 14, 2011. -REUTERS/DigitalGlobe

    (Reuters) – China’s Ministry of Defence warned the United States on Monday to be “careful in its words and actions" after announcing a defence rethink that stresses responding to China’s rise by shoring up U.S. alliances and bases across Asia.

    The statement from the ministry spokesman Geng Yansheng was Beijing’s fullest reaction so far to the new U.S. strategy unveiled last week. It echoed the mix of wariness and outward restraint that has marked China’s response to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pivot" to Asia since late last year.

    “We have not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sued this guide to its defence strategy, and we will closely observe the impact that U.S. military strategic adjustment has o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on global security developments," Geng said in a statement issued on the ministry’s website (www.mod.gov.cn).

    “The accusations leveled at China by the U.S. side in this document are totally baseless," said Geng.

    “We hop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flow with the tide of the era, and deal with China and the Chinese military in an objective and rational way, will be careful in its words and actions, and do more that is benefici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their militaries."

    The new U.S. strategy promises to boost strength in Asia in an attempt to counter China’s growing ability to check U.S. power in the region, even as U.S. forces draw back elsewhere across the globe.

    Under the new strategy, the United States will maintain large bases in Japan and South Korea and deploy U.S. Marines, navy ships and aircraft to Australia’s Northern Territory.

    The strategy calls for countering potential attempts by China and Iran to block U.S. capabilities in areas like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Strait of Hormuz.

    China has sought to balance voicing its wariness about the U.S. moves with its desire for steady relations with Washington, especially as both sides grapple with domestic politics this year, when President Barack Obama faces a re-election fight and China’s ruling Communist Party undergoes a leadership handover.

    So far, Beijing officials have avoided the usual high-pitched assertions that Washington is bent on encircling China, a view widely echoed by popular Chinese newspapers and websites.

    GROWING CONCERN

    The expanded U.S. military presence in Asia is based on a miscalculation of Beijing’s intent to modernize its military defenses,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aid on Monday.

    “The accusation targeting China in the document has no basis, and is fundamentally unrealistic,"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Liu Weimin said at a regular news conference, in response to a question from state media about whether China poses a threat to U.S. security.

    “China adheres to the path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an independent and peaceful foreign policy and a defensive national defence policy," Liu added.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2/01/09/us-china-usa-defence-idUSTRE8080H320120109

    ================================================
    《美國新軍事戰略對準中國,中國媒體篡改內容欺瞞人民》

    文/張宏良
    2012-1-7

    美國新軍事戰略公佈前幾小時的頭天晚上,當時在和孔慶東、司馬南、戴旭、韓德強等人一起吃飯,戴旭一落座就透露了美國新軍事戰略的主要內容,並慷慨激昂地痛斥了吳建民等外交智囊一系列喪權辱國行為。第二天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公佈的美國新軍事戰略,內容果然與戴旭透露的差不多。特別是其中最重要也是最新的一點,即美國公開宣佈新軍事戰略的目標,就是集中對付中共和伊朗,完全證實了此前我們一直強調的美國對中國的軍事威脅和戰爭準備。

    然而讓人極為震驚的是,中國媒體(新華網)在向國內民眾報導美國新軍事戰略時,卻“故意刪改”了美國新軍事戰略的對華內容,把美國對中國發出的戰爭威脅,“篡改”成美國是為了保障中國和亞太的“安全與繁榮”,這種“篡改”可能造成的恐怖後果簡直讓人無法想像,狼已經宣佈前來吃羊,可是羊圈的喇叭卻欺騙羊群說,狼是為了羊圈的“安全和繁榮”,這讓人想起了當年為日本鬼子“帶路”的漢奸宣傳:“皇軍是來建立大東亞共榮圈,與我們共存共榮的”。
    大家比較一下後面附件一美國媒體的報導與附件二中國媒體的報導,就可以看出中國媒體完全“篡改”了美國新軍事戰略的核心內容。

    一是通過“篡改”“掩蓋”了美國新軍事戰略的打擊目標是中國。美國媒體報導“新的軍事戰略明確指出,在美國預算面臨整體緊縮的情況下,美國未來將逐漸遠離地面戰爭,重新調整軍隊應對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威脅,加強海軍和空軍力量在太平洋和霍爾木茲海峽與中共和伊朗抗衡。”
    而在中國媒體報導中,則“刪掉”了“中共”二字,把美國新軍事戰略的打擊目標變成只剩伊朗一個國家。
    二是把美國新軍事戰略的目的是“準備發動戰爭”,“篡改”成為是“維護亞太的安全與繁榮”。美國媒體報導新軍事戰略變革的目的是“意味著順應如何準備發動戰爭的變化”;而中國報導則“篡改”為是為了“維護亞太的安全與繁榮”。

    這兩點“篡改”恰恰是對美國新軍事戰略打擊目標的“根本篡改”,經過這樣一“篡改”,美國新軍事戰略針對中國的“戰略威脅”和戰爭準備,完全“變成”了幫助中國和平發展的友好戰略,至少是對中國完全無害的戰略。要知道,對本國人民“隱瞞”敵人軍事打擊的資訊,與隱瞞本國政策和事件的資訊,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隱瞞”和“篡改”本國政策和事件的資訊可以用維穩來解釋;但是,隱瞞敵人軍事打擊的資訊,則是剝奪了本國老百姓逃命的機會,特別是再把準備前來屠殺本國人民的侵略者篡改美化成為和平使者,則完全是對本國人民的嚴重犯罪。
    中國媒體轉載的是「新華網」“篡改”的報導,我們不知道眼下“篡改”美國戰爭威脅的人,與“圍攻”孔慶東等愛國人士的人是否屬於同一夥人,但是他們所從事的“罪惡勾當”卻完全相同,都是在把13億中國人民置於死地。雖然他們的直接動機和目的,並非是要把13億中國人民置於死地,並非是讓絕大多數中國人民死於非命,可能只是為了繼續向美國輸送財富,幫助美國以及周邊國家繼續侵佔中國的海域和領土,而又不致于引起老百姓的憤怒和不滿,故而向老百姓掩蓋美國對中國充滿敵意的戰爭威脅,但是,他們這樣做的客觀作用,卻是在不折不扣地把中國變成膏血遍地、堆屍滿街的血腥屠宰場。

    美國新軍事戰略說得清清楚楚:“美國未來將逐漸遠離地面戰爭”“用海軍和空軍力量在太平洋”與中共抗衡,也就是說,美國要把中國變成未來戰場,戰爭不僅不會導致美國平民傷亡,甚至不會導致美國士兵傷亡。
    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核大國來說,難道就不會把戰火也燒到美國本土?美國堅信不會,美國新軍事戰略就是建立在中國絕不會把戰火燒到美國本土的基礎上,如同美國堅信伊拉克和利比亞不會把戰爭燒到美國本土一樣。美國的這種自信來自哪里?就是來自於中國的“第五縱隊”漢奸勢力。中國媒體對美國新軍事戰略的“篡改”就完全證實了美國這種自信具有鋼鐵般的事實依據。如果一個國家連對方發出的戰爭威脅都要向本國人民“隱瞞”;
    在對方已經宣佈要對本國進行軍事打擊的情況下,仍然“欺騙”本國老百姓去相信對方是和平使者;
    在對方已經率領和“操縱”周邊國家開始瓜分本國領土的情況下,仍然要瞞著本國人民把財富源源不斷地向對方輸送;
    在對方總統、國務卿、國防部長直到核潛艇艦長都表示要用武力解決中國南海問題的情況下,中國媒體和外交官卻仍然在欺騙中國老百姓說中美是友好合作關係……
    如果連這種口頭上的戰爭威脅都“不敢正視”,都“怕得要死”,又怎麼可能有勇氣把戰火燒到美國本土?現在,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僅僅是發佈了一個打擊中國的新軍事戰略,還沒有真的實施打擊,整個中國從官方到民間所有媒體就全都在替美國“掩蓋”,全都在替美國向中國老百姓保守秘密,一旦美國真對中國動起手來,中國媒體和外交豈不是會比現在更加徹底地站在美國一邊!這就是美國自信戰火不會燒到美國本土的原因。

    站在美國新軍事戰略的立場上來看當今中國人民掀起的偉大的“反漢奸運動”,就會深深理解這場“反漢奸運動”實際上是中國人民的一場自救運動。中國人民一滴血一滴汗養育出來的精英集團背叛了人民,他們不僅把中國人民的資源和財富送給了美國等西方國家,甚至最終還要把中國人民的性命也一併送給美國等西方國家。在沒有發生侵略戰爭的和平時期,一個國家的精英集團把本國人民全部出賣給敵對國家,這在人類歷史上是十分罕見的現象,從北宋到晚清從未有過,包括“賣國”最嚴重的“蔣介石集團”表面上也還喊幾句抗日口號,至少還不會幫助日本鬼子欺騙中國老百姓,甚至連當時替日本鬼子宣傳“共存共榮”的“漢奸”也是在日本鬼子指使下迫不得已的行為,而如今中國的精英集團卻是在美國沒有任何指使的情況下,“主動”把美國的戰爭威脅“篡改”成為和平友好行動。可見當今漢奸之可惡,遠遠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

    在中國人民發起偉大的“反漢奸運動”進行民族自救的同時,我們想起了中國共產黨。其實,更應該奮起自救的是中國共產黨。仔細看一下美國新軍事戰略就會發現,雖然美國把中國和伊朗同時列為戰爭目標,但是其中卻有一個性質截然不同的區別——對伊朗是打擊伊朗這個國家,而對中國則只是打擊中共這個政黨——美國新軍事戰略的用詞是“與中共和伊朗抗衡”,而不是與中國和伊朗抗衡。美國之所以提出在伊朗打擊整個國家而在中國只打擊共產黨,絕不僅僅是因為伊朗是一個小國而中國是一個大國,而是因為伊朗是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家,沒有經過中國和利比亞那樣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沒有第五縱隊“漢奸帶路黨“,國家不是依靠軍警慰問而是依靠群眾維穩,很難通過內亂搞垮伊朗政府,所以只能通過外部力量打擊整個伊朗國家。
    而中國則不同,情況比伊拉克和利比亞更加糟糕,一是通過“新自由主義改革”的“貧富兩極分化”和腐敗,“激化”了中國社會的官民矛盾和黨群矛盾,埋下了中國內亂的社會種子。
    二是通過“妖魔化”毛澤東和“妖魔化”文化大革命把共產黨成功釘死在道德窪地上,“漢奸勢力”控制了意識形態和主流媒體,“漢奸文化”滲透到社會每一個角落,黨校反黨、黨報反黨,甚至“模範共產黨員”反黨,已經成為一種政治時尚,成為所謂改革派的最醒目標誌,中國漢奸力量在反黨的旗幟下迅速聚集起來,不僅“控制”了幾乎整個媒體,甚至還控制了絕大部分政府部門,形成了超越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的強大力量。
    三是漢奸勢力用維穩綁架了共產黨,他們一方面打著共產黨的“旗號”大肆搶劫百姓,一方面把搶劫罪名反手扣到共產黨頭上,如此一來,老百姓的“怒火”越大,共產黨維穩的壓力就越大,共產黨維穩的壓力越大,“漢奸勢力”在維穩的名義下對老百姓的搶劫和鎮壓就越嚴重,由此形成了老百姓疲於奔命、共產黨疲於維穩的惡性循環。這種惡性循環,即使沒有外部干預,最終也會變成內亂。而只要稍加干預,這種建立在惡性循環基礎上的維穩大廈就會轟然倒塌,這就是美國堅信能夠把中國變成第二個利比亞,在零傷亡的情況下“顛覆中國”的信心之所在。在此我們看到,美國再次十分巧妙地吸收了毛主席的統一戰線思想,對中國各種政治力量進行分化瓦解,只提打擊“中共”,不再提打擊中國,以此來把中國共產黨變成第二個卡紮菲(格達費)。

    所以,中國共產黨也到了該進行自救的時候了!
    要記住,美國新軍事戰略提出的是要消滅中共,而不是消滅中國——儘管其最終目的是要“肢解中國”。特別是在美國看來,共產主義是比法西斯主義更加邪惡的力量,要用比處死卡紮菲和納粹黨徒更加殘酷的手段來對付共產主義者。從2007年美國總統小布希(布希三世)到現在的總統奧巴馬,都在罪惡排序上把共產主義排在法西斯主義前面,小布希發誓要為被共產主義殺害的死難者報仇,奧巴馬發誓要繼承先輩與共產主義鬥爭的“革命”遺志,為剷除共產主義而鬥爭。請那些目前還沒有暗中投敵並且以後也不打算投敵叛變的共產黨人想一想,連沒有被美國政治家如此仇恨的卡紮菲都會被當街亂槍打死,而被美國如此仇恨的中國共產黨人到時還會有更好下場?如果說,在此之前,體制內的中國共產黨人對美國抱有“幻想”還是可以理解的話,那麼在美國新軍事戰略已經出臺的今天,已經把中國共產黨列為打擊對象的今天,已經把共產主義和恐怖主義並列的今天(小布希早就宣佈“反恐就是反共”),仍然對美國寄予幻想,那可就真是“自作孽不可活”了。

    中國人民已經醒來了,中國共產黨,也該醒醒了。

    有人總是像李鴻章要脅慈禧太后那樣要脅共產黨,聲稱一旦對外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干預,國內老百姓就會趁機造反推翻朝廷,慈禧太后就是聽信了這種鬼話才走上了賣國道路。其實,這種論調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太小瞧了中國人民,中國人民的民族大義和家國情懷是與生俱來、不可磨滅的,這種超越自我、支撐天地的崇高品質和獻身精神,是引導人類社會向前發展最根本的價值取向,是中華民族歷盡艱難、飽經憂患而生生不息最根本的生命源泉,中國人民無論在多麼艱難困苦的情況下,都始終不渝地把祖國看成是偉大的母親,哪怕是受盡委屈也不會背叛母親。這是那些受西方價值觀薰陶、尚未擺脫低級動物本能狀態的私利主義者的黑暗靈魂永遠無法理解的精神現象,如同低級動物永遠無法理解高級動物的精神現象一樣。中國人民從來不會因為苦難和壓迫而背叛祖國,歷史上是如此,現實同樣是如此。
    中國的資本主義是世界歷史上最血腥最殘暴的資本主義,可是,2011年美國利用這一點在中國搞“茉莉花革命”,企圖推翻共產黨時,整個中國沒有一個老百姓站出來支持美國的“茉莉花革命”,包括那些拼死上訪的老百姓也拒絕參與其中,這些連死都不怕的訪民為什麼要拒絕參加,因為中國老百姓天生的政治嗅覺,使他們聞到了“茉莉花革命”的“漢奸”味道。再看看眼下,地方政府在奪老百姓的地,“開發(奸)商”在扒老百姓的房,股市在搶老百姓的錢,醫院在要老百姓的命,可是,中國老百姓並沒有因此就趁共產黨之危,與美國顛覆勢力和漢奸勢力聯合起來,如同蘇聯東歐和中東北非那樣,借機打倒共產黨,相反,中國老百姓看到共產黨有危險,立刻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漢奸運動”,向共產黨伸出了援救之手。這就是我們的人民,這就是我們這塊熱土生活的偉大人民,有如此偉大寬厚的人民做後盾,共產黨應該感到幸運,這是其他國家共產黨所沒有的歷史幸運,如果不為這種幸運感謝人民,接受人民,融化於人民,反倒是防範人民,害怕人民,把人民當敵人,那就只能是自絕於人民,自絕於歷史!

    可是迄今為止,面對美國的戰爭威脅,中國的反映卻令人憂慮,幾乎又在重演歷史上退縮忍讓最終任人宰割的亡國悲劇。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被問到對美國新軍事戰略的看法時,外交部發言人卻避實就虛地大談了一通中、美合作友好之類的題外話,而對美國戰爭威脅沒有哪怕是一個字的評論;
    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一位將軍的話更加雷人,說什麼“美國這一軍事戰略並不完全針對中國。”這句話如同說“美國原子彈並不完全扔到中國”一樣荒謬絕倫,美國軍事打擊目標“完全針對中國”和“並不完全針對中國”,對中國來說又有什麼區別?難道有伊朗陪著共赴黃泉就應該感到慶倖?真不明白這位將軍對強盜“並不只搶劫他一家”有什麼值得安慰的。反觀GDP和人口只相當於中國5%的伊朗,面對美國的軍事威脅,反倒義正辭嚴地表示,一旦美國膽敢對伊朗實施石油禁運和軍事干預,伊朗海軍將用武力封鎖霍爾木茲海峽。
    本來,無論是按照生活常理,還是按照軍事常規而言,在美國沒有解決伊朗問題之前,不應該把中國也同時列為打擊對象,可是,美國國防部長卻在最近宣佈,如果中國和伊朗阻止美軍進入中國南海和伊朗霍爾木茲海峽,美國將集中全部資源予以打擊。美國在還沒有打下伊朗之前又突然加上一個中國,無論其中有多少個解釋,至少有一點確定無疑,就是在美國看來,加上中國這個打擊對象並不會增加困難和風險。號稱美國核潛艇之王的“俄亥俄號”艦長希克斯的話也證實了這一點,他在接受記著採訪時說,他“並不擔憂南海爭議”,因為“只要接到長官指示,他的‘俄亥俄號’可以完成任何任務”,請注意,這位美國艦長說的是“完成任何任務”,並沒有任何例外,自然也包括大規模屠殺和人口滅絕。只要稍微注意一下當今美國精英集團對中國的討論,就會發現美國已經輕視中國到了何等程度。目前美國在如何對待中國的問題上,無論是軍人還是政客,所討論的問題始終只有一個,就是採用什麼辦法扳倒中國(Take China down)更好,而從沒有任何人討論過能不能扳倒中國,這就如同老百姓過年殺豬一樣,所討論的問題永遠是怎樣殺豬更好,而不絕會去討論能不能殺得了豬。

    可見,在美國人眼裏,中國人已經變成了可以隨意宰殺的豬羊!

    正是因為美國人的傲慢自信和中國人的“畏縮退讓”才越來越“激發”了中國周邊國家對中國的野心,使東亞地區史無前例地進入了欺辱中國的時代。如今中國人打開電視,看到聽到的永遠都是,哪個哪個國家又扣押了中國漁船,又逮捕或毆打了中國船員;哪個哪個國家又佔領了中國島嶼,又在中國海域開發了油田;此時此刻去上網,所看到的則是日本議員登上了中國釣魚島,菲律賓軍艦開進中國九段線(中國國界)巡航;而中國的反映,則“永遠”都是外交部的口頭抗議,唯一變化就是發言人的性別偶爾不同——有時候是個小白臉,有時候是個漂亮娘兒們,抗議的詞句則完全相同。外交部給中央的建議和給百姓的解釋也始終只有一句話:“不用武力保衛國土是大國自信的表現,是綜合國力強大的標誌”,按照這個邏輯,等到哪天中國領土被侵佔得只剩下一個中南海了,中國就徹底自信徹底強大了。據說,這是中國外交泰斗吳建民(太監)的著名格言,是中國外交部和外交學院最根本的外交理念,不幸的是,這個連秦檜和李鴻章都會嘲笑太弱智的外交理念,竟然“主宰”了中國外交界。

    當今中國想起來也真是不幸,辛辛苦苦養了一批經濟學家,結果是把中國的資源和財富輸送到了美國,還搞出了一個不男不女的“中美國”;
    辛辛苦苦養了一批法學家,結果是不僅弄出個“西門慶立法”,把老百姓整得屁眼兒朝上,還把共產黨和共和國弄成了沒有合法身份的“黑戶”,應該被美國消滅;
    辛辛苦苦養了一批生物學家,結果是把13億中國人民變成了實驗轉基因主糧的“國際小白鼠”;
    辛辛苦苦養了一批外交家,結果是喪權辱國還不算,反倒在大會小會上大講特講,中國老祖宗不講理,把國界劃到了對方家門口,現在我們要重新劃給人家。美國人和周邊國家聽中國外交官這麼一說,立刻來了精神,把軍艦開進了中國海域。並且所有國家前來中國割讓土地的要求,美國強迫中國放棄南海的要求,竟都是以中國外交官的話為依據。以往西方列強提出的不平等條約是強加給李鴻章的,現在美國率領亞洲諸弱的不平等要求則是根據李鴻章的話提出來的。你說當今中國冤枉到了何等程度!

    美國把中國列為新軍事戰略打擊目標,是中國“韜光養晦”甘當三孫子的“綏靖政策”激發起來的,如果繼續照此下去,伊拉克和利比亞的悲劇將很快在中國重演,一旦到了那時,就一切都晚了。此前我們一直在講,只有敢戰的民族才有可能避免戰爭,只有不怕鬼的人才不會遇到鬼。現在中國是到了“內懲國賊、外保衛國土”的時候了,中國人民大眾已經喊出了打倒漢奸,中國紅色大潮已經矛頭直指漢奸,共產黨根本無需多費力氣,只要順應歷史潮流和人民要求,就能夠順利剷除美國對華軍事戰略的根本基礎——漢奸,為中華民族崛起掃清障礙。

    幹吧,中國共產黨,你已經沒有了任何退路!當狼已經張開血盆大口時,要想活下去,就要成為獅子,而不能繼續成為羊。

    2012-1-7

    ————————————————————-
    附件一:美國媒體的報導

    《美國新軍事戰略出爐 集中抗衡中共伊朗》

    奧巴馬政府美東時間1月5日(週四)在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公佈的一項新的軍事戰略明確指出﹐在美國預算面臨整體緊縮的情況下,美國未來將逐漸遠離地面戰爭﹐重新調整軍隊應對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威脅,加強海軍和空軍力量在太平洋和霍爾木茲海峽與中共和伊朗抗衡。

    美國總統奧巴馬出席了國防部的新聞發佈會並發表講話。官員們說,總統參加國防部新聞會在歷史上是首次。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週三表示,奧巴馬非常積極的參與了這一新戰略的制定,從去年9月起曾與國防部長和軍方高層、包括部隊指揮官進行密集會面。

    美國當局計畫將縮減陸軍和海軍陸戰隊的規模,有效地限制未來大規模的國家建設任務﹐縮小美軍在歐洲的足跡。國防部官員說,現在為57萬人的陸軍,很可能要削減至約49萬。美國地面部隊將不再大到足以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地區進行長時間、大規模的剿匪運動。

    在未來十年內軍隊預算減少為 4,870億美元,奧巴馬表示,該戰略的目的是要避免粗心浪費,但全面的削減,將會危及國家安全。他補充說,美軍將不得不作出後10年的國防開支的增長記錄。

    “我們的軍隊將被精簡,但世界必須知道,美國是要保持我們敏捷、靈活和應對突發事件及威脅的全方位的軍事優勢。”奧巴馬說。

    “我們不能重複錯誤的過去,留下對未來的準備不足。”奧巴馬說:“作為總司令,我不會讓這種情況重演。”

    針對美國軍方未來能否在同一時間應對兩個主要衝突的猜測﹐國防部長帕內塔說,新的部隊結構將意味著順應如何準備發動戰爭的變化。“我們將有能力面對和戰勝一次超過一個對手(的戰鬥)。”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登蒲賽將軍說,美國軍隊仍然遍及全球。“我們有著全球性的力量,我們必須能夠進行跨全方位的活動和軍事行動。”

    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計畫還指出了新的投資領域,如特種作戰部隊,仍將是重中之重。其關鍵任務包括去年成功殺死本拉登。同時也將資助一些監控技術,包括無人駕駛飛機和融合來自不同來源的情報的能力,以及其他反恐舉措,網路戰和遏制核武器擴散等。

    帕內塔說,國防部(對外侵略部)削減預算的一些具體細節將在最後預算提案完成之前的本月晚些時候出爐。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登蒲賽將軍(右)說,美國軍隊仍然遍及全球。“我們有著全球性的力量,我們必須能夠進行跨全方位的活動和軍事行動”。

    美軍去年年底撤離伊拉克,美國將對外重心轉向亞太地區。接近帕內塔的軍事專家表示,奧巴馬反對將美國目前的11個航母戰鬥群削減至10個,認為美國需在太平洋地區保持足夠威懾力量,以應對來自中共當局的可能威脅。

    儘管美國國防預算將面臨重大削減,但是奧巴馬總統去年11月訪問澳大利亞時表示,縮減美國國防開支不會以犧牲亞太地區利益為代價。國防部長帕內塔在去年10月訪問日本時也表示:“我們將會加強我們在太平洋地區的存在。”

    儘管觀察家認為華盛頓與北京發生正面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很小。但美國與伊朗之間關係近期呈現劍拔弩張之勢。伊朗當局上周發出威脅說,一旦美國因為伊朗的核專案而對其實施石油禁運或是伊朗與美國爆發全面衝突,它將使用武力來封鎖重要石油通道霍爾木茲海峽。

    伊朗軍方本週二則發出警告,要求美國的航空母艦不要返回波斯灣,否則伊朗軍方可能採取行動。對此美國表示,美軍艦在霍爾木茲海峽的通行符合國際法規定,美國有義務確保航海自由。

    ——————————————————————————
    附件二:中國媒體(新華社)的報導

    《美國宣佈新軍事戰略將重心轉向亞太地區》

    記者/支林飛 杜靜 華盛頓1月5日電

    新華網 

    美國總統奧巴馬5日宣佈推出一項新軍事戰略,強調美國雖然面臨預算壓力,但將努力確保其“軍事超強”地位,同時將美國軍事重心轉向亞太地區。

    奧巴馬當天在五角大樓與國防部長帕內塔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鄧蒲賽一道舉行了記者會,公佈了這份題為《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國防的優先任務》的新軍事戰略報告。新戰略暗示美國將縮減陸軍規模,並減少在歐洲的軍事存在,轉而加強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以維護亞太的“安全與繁榮”。

    奧巴馬在講話中表示,美軍在經歷十年戰爭後正處於“一個過渡時期”,雖然美軍將繼續為維護全球安全作貢獻,但有必要對其關注重點進行再平衡,把重心轉向亞太地區。他強調,雖然美國面臨削減國防預算的壓力,美軍規模將會縮減,“但世界必須知道,美國將維持其武裝部隊的軍事超強優勢,美軍將保持靈活性,準備應對各種緊急事態和威脅”。

    這項新軍事戰略保留了美軍的一些傳統使命,包括打擊恐怖主義、維持核威懾、確保國土安全、阻止和挫敗任何潛在敵人的入侵等,同時強調將提高美軍在網路戰、導彈防禦等方面的能力,但將避免發動類似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這樣的持續時間很長的大規模戰爭。

    奧巴馬政府是在面臨緊縮預算的巨大壓力、反恐戰爭取得“階段性成果”(?注:美帝鸚鵡蠢蛋記者總忠實地傳達覆誦美國金權媒體生產餵食的一切假故事/偽論述)、美軍撤出伊拉克和正從阿富汗撤軍的背景下提出以上新軍事戰略的。為了削減不斷增長的財政赤字,奧巴馬政府(注:在未來美政府每年年度預算實際的債務赤字將增加高達1.5兆美元以上之主權信用破產邊緣情況下)提出了大幅縮減預算(注:實僅為象徵性小幅度削減)的計畫,其中包括在今後10年內削減4890億美元的國防開支。


  25. 2012/02/05 於 04:46 patchpieces

    《可悲的戰後「再殖民」文學論──陳芳明的台灣文學史觀再批判》
    《可悲的戰後「再殖民」文學論──陳芳明的台灣文學史觀再批判》

    有朋友問說:最近為什麼專搞歷史來了?不搞現在的問題,卻去搞過去的問題,不是太脫離現實了嗎?
    我回答說:因為歷史問題經常也是現實問題;譬如:日本的靖國神社參拜問題或日本歷史教科書問題,雖然是過去的事,卻與日本的現實動向、與“日本右傾化”“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問題有很深的關係;李登輝當政時大力推行的便是「國中」教科書《認識台灣》——「歷史篇」,下台後“推動”的就是日本人小林善紀的《台灣論》,兩者都企圖“通過”台灣史觀“打造”今日台灣的「新國民意識」。
    所有的統治者都深知掌握“歷史的詮釋權”與維持或“強化統治”有密切的關係,因此都“熱衷”於【湮滅歷史】或【虛構歷史】,使被統治者“不瞭解”歷史真實而“喪失”反抗的能力,作為“意識型態的歷史觀”的“統治”,其實就是現實統治的基礎,我們“怎麼可以”不重視歷史問題呢?

    特別是,台灣的歷史問題“更是如此”。

    百年來,台灣經歷了曲折複雜的歷史,歷史也數度被權力者所“扭曲”、【湮滅】;再加上台灣今日“過於早熟(雛妓式)”的後資本主義文化,個人已被“零碎化”、社會聯繫“斷裂”,“虛擬”的和形象的世界“取代”了真實的世界,誰在乎歷史?
    因此,普遍存在著對歷史的“虛無感”。但是,“歷史問題”並不因此而消失,當年台灣的“(李扁皇民勢力復辟殖政)新當權者”就是“利用”這普遍的歷史虛無感千方百計地“建構”他們的歷史論,用“所謂”的台灣史觀來“打造”台灣的新「國民意識」,以維持、強化其在歷史意識型態上的統治。

    它就是“分離主義的台灣史論”;這種史論,不是“排除(閹割掉)”台灣歷史中的中國本質,就是【捏造】中國人如何壓迫台灣人,或“誇大”中國人與台灣人對立的歷史,把台灣完全孤立於中國與世界之外,以此“打造”「反中國」或「去中國」的國民意識。

    這就是“當下(馬英九治下的)”台灣的統治性歷史觀。

    它是當權者“強化”台灣現實(反共/分離/分治)統治的一部分,我們“怎麼可以”把歷史當做過去的問題呢?歷史問題的鬥爭正是現實問題鬥爭“不可分”的部分,這個“道理”當年的統治者清楚得很。

    而,台灣的“(扭曲虛構的)分離主義文學史觀”一向就是(扭曲虛構的)分離主義歷史論的“急先鋒”,因此它是台灣的歷史問題中“最尖銳”的部分。

    “揭露”分離主義文學史觀的“欺妄性”不只是為了歷史的工作,更是為了現實的工作。

    其中,(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台灣文學史論,就是這種“分離主義文學史觀”的代表之一。

    十年前,我曾針對(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台灣文學的建構和分期》一文,寫了《戰後再殖民論的顛倒》,指出它的「戰後再殖民論」“背離”了社會科學的常識和台灣歷史事實,是「以意識型態取代歷史」,並且在文末引用了前輩作家龍瑛宗說過的一句話:「有謊言的地方就沒有文學」,間接“奉勸”他,既然要搞文學就不能有“謊言”,“謊言”與文學是不能並存的。今天,他“仍然”把“台灣光復”後的文學史定為「再殖民」時期。
    所謂「再殖民」,“光復”後的文學是「殖民文學」嗎?是誰殖民了誰?

    下面,本文再依據客觀史料,逐步“揭露”它「作偽」的“真面目”;並借此對“台灣光復”期歷史的一些基本問題做一番辯析、澄清,打破台灣分離主義者長期以來“獨擅”的“偽歷史”觀點。

    一、再談台灣「光復」的意義——不只是「行政接收」,而是「主權復歸」
    就如所有的“台灣分離主義者”的戰後史論,必定是從“塗消”或“扭曲”「八‧一五」——日本投降台灣復歸祖國(中國)的歷史開始一樣;陳芳明的「戰後再殖民論」,也是從“塗消”、“扭曲”台灣「光復」的歷史起頭的。

    他的“歷史敘述”,“似是而非”,若不深究,必定受其“蒙蔽”,一眼帶過。其實,其中“深藏玄機”,是“典型”的分離主義的「台灣戰後史觀」。把戰後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完全歸因”於太平洋戰爭的終結,“刻意不提”它與日本侵華戰爭、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關係”;也就是“排除”了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歷史動力”中的中國要素,把台灣脫離日本統治與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因果關係”“脫鉤”,為他的「台灣主權未定論」預埋伏筆;
    更“刻意避”《開羅宣言》明記的:「日本竊自中國的……台灣、澎湖應歸還中國」的內容,而以「依開羅宣言的約定,中華民國負責來台接收」的“杜撰置換”。只要稍加對照就可看出,《開羅宣言》明記的「台灣應歸還中國」與陳芳明“杜撰”的「中華民國負責來台接收」,兩者之間的歷史意義是“天差地別”的;
    所謂「負責來台接收」,意指日本投降後中國政府(當時是「中華民國政府」)的來台接收,與戰後美軍「負責」接管日本、南朝鮮和琉球的意義一樣,都是受盟軍的命令進行暫時的軍事和行政「接管」,並不是「收復主權」;這與《開羅宣言》中明記的台、澎主權歸還中國的意義,當然是“天壤之別”。
    (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一面說”「依照開羅宣言的約定」,“一面”卻“掏空”宣言中「台灣歸還中國」的“重要內容”,說中華民國只是「負責來台接收」,這就是想以「瞞天過海」、「陳倉暗渡」的手法“竄改史實”,想以這樣的“敘事”來“達到”台灣主權未定論的“說法”。說明白了,就是企圖從根本上否定日本投降後台灣主權復歸祖國(中國)的“歷史事實”,進而“虛構”他的「戰後再殖民論」。

    實際上,像(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這樣的“竄改”論調,其“總根源”,“來自於”戰後美國在冷戰中對華戰略的“陰謀”。
    1947年初,美國發表了「冷戰」宣言之後,為了它在東亞的“冷戰戰略”的“需要”,“企圖”把已歸還中國領土的台灣置於其勢力“支配”之下,而“開始鼓吹”「台灣地位未定論」,否定《開羅宣言》以及台灣已復歸中國的歷史事實。“源自於”美國對華戰略陰謀的這種論調,日後便成了台獨分離主義勢力的基本歷史教義之一;李登輝政權後期,用日本右翼慣用的「終戰」史觀來取代「光復」史觀,也可視為“同一脈絡”。

    至於日本投降後,台灣是不是已復歸祖國(中國),這只要看看當時台灣人民如何歡天喜地慶祝復歸,或者台灣的知識人“如何評價”“台灣光復”的歷史意義,便是最好的鐵證,不是(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等“分離主義者”或美國霸權,憑強權或強詞就可以塗改的。譬如,“光復”後,一向對陳儀政府的弊病批評最力的台灣作家王白淵,在《民主大路》(《新新》第三期,1946年3月20日)一文中便曾如此說到:

    「台灣業已光復,從殖民地的桎梏,回到祖國的懷抱,與中國打成一片,踏入民主主義國家之門,這是歷史的飛躍,又是民族起死回生之春」。

    王白淵的這段話,簡單有力地“記錄”了當時台灣知識人對“台灣光復”的“看法”;如果台灣的戰後真如美國霸權鼓吹的「台灣地位未定論」,或者如陳芳明所“虛構”的中國「再殖民」台灣論,那麼,王白淵所說的「台灣光復!回到祖國的懷抱……這是歷史的飛躍」,豈不成了胡言謅語;如果,從今日(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等分離主義者的尺規來看,王白淵的言論豈不成了不可救藥的「大統派」。實際上,王白淵的“看法”,“代表”了“光復”初期全台灣人民,包括台灣全體文化知識界的看法;「二‧二八」事件後,第一位從事台獨分離主義運動的廖文毅,在“光復”當時也曾熱烈地表示:「台灣光復了,台灣的版圖歸還祖國,我們的國家自強,國權自主,國土重圓了。」(《光復的意義》,《前鋒》創刊號,1945年10月25日)。

    因此,不論從“歷史事實”來看,或者從當時的台灣知識人的言論立場來看,日本投降後,台灣已復歸祖國(中國),這是“鐵的事實”,不是(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等可以“竄改”的。

    二、駁行政長官公署「再殖民」的謬論

    否定了日本投降後台灣主權復歸祖國(中國)的“歷史事實”後,為了繼續“虛構”他的「戰後再殖民論」,便把“光復”後的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描述成”是「日本台灣總督府的翻版」、「不脫殖民統治的變相延續」、「對台灣社會進行帝國式的控制」、「比殖民權力支配還要嚴苛的體制」、「迫使台灣社會淪為『再殖民時期』」等等;用一種沒有具體內容、沒有客觀論據堆砌起來的斷定語句,把行政長官公署比做與日據的台灣總督府一樣,同為殖民政權。

    (一)「殖民政權」與「民族政權」的不同

    “光復”後陳儀主政的行政長官公署,施政上集權、腐敗、貪污又無能,積累了深厚的民怨,終至爆發「二‧二八」事件,是一個失敗的政府,這已是公論;不管是以集權政府、腐敗政府或「劫收」政府來形容,或說它如何地「比殖民權力支配還嚴苛」也好(何況這還值得商榷),都沒錯,也都符合事實。然而依社會科學上的「國家論」,在政權的民族性質上,行政長官公署絕對不是什麼「殖民政權」,而只是中國這個民族國家(當時是「國民政府」)的地方政府,一個集權又腐敗的「民族政權」。譬如德國的希特勒、日本的東條英機等法西斯政權,不管它如何專制、獨裁、進行軍國法西斯的統治,對德國人民或日本人民而言,它仍是「民族政權」,絕對不會是「殖民政權」;如果因為獨裁、極權的統治而把希特勒“說成”是對德國人進行殖民統治,那真是“天大的笑話”。這是社會科學的常識。

    那麼,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與“復歸”中國後國民政府(陳儀政權)對台灣的統治,在本質上有什麼不同?

    一般而言,殖民統治最明顯的特徵,就在異民族殖民者對被殖民者在法政上的「民族專政」,殖民者完全剝奪了被殖民者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權,殖民者(宗主國)的國家憲法和法律決不涵蓋殖民地,因此殖民地人民並不具有宗主國「國民」的身份;所謂「國民」,就是指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的憲法和法律所涵蓋的人民,具有以參政權為主的各種政治上的權利和義務,而殖民地人民是完全沒有的,這就是殖民地人民與一般民族國家的「國民」,最大的不同之處。

    日本對台灣50年的“殖民統治”,日本帝國憲法從來就“不曾涵蓋”台灣,當然,日本本國的法律也不曾直接施行於台灣,在台灣施行的法律,只是屬於「委任立法」。法學家黃靜嘉先生的大作《日據時期之台灣殖民地法制及殖民地統治》一書,提到所謂「委任立法」的意義,就是:

    「日本本國法(內地法)之制定,須依憲法所定經議會議決之程序;而在外地(殖民地),原則上係分別由殖民地長官發佈代替法律之命令(在台灣稱為「律令」、在朝鮮稱為「制令」),或由(日本)中央政府以天皇名義發佈之敕令,以(日本)本土之法律(部分或全部)施行之」(括弧係筆者所加)。

    簡單地說,日本殖民者在台灣施行的法律與其國內經議會立法產生的法律,在性質上“完全不同”,它是依殖民統治機關——台灣總督府,對台灣的殖民統治需要而以行政命令頒佈的。

    實際上,所有的殖民統治者都是一樣的,為了實現宗主國的壟斷資本在殖民地的壟斷利益,必然在法政上採取「民族專政」的形式,剝奪被殖民者的政治權和法律權,以便進行經濟上的剝削。同時,為了進一步維護和擴大政治、經濟上的殖民利益,對殖民地的文化,包括語言、宗教信仰、感情意識等,也進行「去民族化」,亦即「殖民地化」,這也是殖民統治的重要手段。

    “台灣光復”就是“打倒”了這樣的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至於台灣的“光復”帶來了什麼大的變化,有什麼巨大的變革?簡單地說,就是使台灣人民從「殖民地人」的地位,躍進到中國「國民」的地位。

    前輩作家王白淵在台灣光復後說:
    「台省之復,在其本質上,是徹底的民族革命」
    (《告外省人諸公》、《政經報》2卷2期,1946年1月25日)。
    所謂「徹底的民族革命」,就是指台灣人民在民族地位和民族關係上有了革命性的變革;由於全中國抵抗日本侵略的民族戰爭得到了最後的勝利,日本無條件投降,也打倒了日本在台灣的殖民政權,造成了台灣殖民地的解放,使台灣人民從上述日帝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民族壓迫下解放出來,同時復歸為祖國(中國)的一省,台灣人民當然也復歸為中國「國民」,得到了作為「國民」的各種政治權和政治地位。因此,對台灣人民而言,台灣光復等於是一次如王白淵說的「徹底的民族革命」。

    它具體地表現在,“台灣光復”後,國民政府的憲法和法律立即涵蓋台灣。

    雖然,當時國民政府仍然處於“訓政”時期,尚未頒佈憲法,但台灣復歸祖國後,當時全國施行的「約法」與法律立即施行於台灣,台灣人民與全中國各省人民一樣,都處於“相同”的政治、法律地位。1946年年底,台灣也選出了國民參政員和制憲國民大會代表,參加了南京的制憲國大。

    這就是台灣人民在復歸祖國(中國)後,與被殖民時期的“最大不同”。

    台灣人民作為中國「國民」的一員,最具體的內容,就在獲得了“平等的參政權”上。光復後,行政長官公署立即在台灣實施普選,選出各級民意代表,創設了台灣省各級民意代表機關。

    (二)“光復”後台灣人民的參政權

    陳儀來台就職不過半個月,就在1945年11月5日的第一次紀念周上,發表了「建立民意機關,給台胞參政的機會」的施政報告。接著,在1945年12月25日公佈了「台灣省各級民意機關成立方案」,開始推動台灣人民的參政權;翌年(1946年)1月15日開始辦理「公民宣誓登記」,接著,經由普選成立了村里民、鄉鎮民代表大會、縣市參議會和省參議會,並於5月1日召開了第一屆的台灣省參議會。對於這台灣歷史上首次的普選,當時的《台灣新生報》稱之為台灣「民主的第一聲」。

    “光復”後,台灣人民除了獲得並實現了台灣省內的參政權之外,作為中國「國民」的一員,也選出了中央民意代表,參加了全國性的政治活動。

    就如長官公署官員張皋在《新台灣的政治建設》(《現代週刊》,1945年12月17日。)一文中所說的:

    「台灣人民今後不僅是台灣的主人,不僅要參加台灣一省的政治,而且是中華民國的主人,將參加整個國家的政治」。

    因此,在1946年8月16日,由省參議會選出了八位「參政員」,參加了在南京召開的「國民參政會」;另外,也經由省參議會選出了十八位元台灣地區代表,參加了1946年11月15日在南京召開的「制憲國民大會」;並經由普選,於1947年11月21日選出了30名台灣地區的職業及婦女團體的「國民大會代表」,參加了1948年3月29日全中國行憲後的第一屆國民代表大會,依憲法行使國民參政權。

    單從上述台灣人民在“光復”後行使的“參政權”來看,就明白了(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戰後再殖民論」是“欺世之論”,有那種從地方到中央都有參政權的「殖民地人民」嗎?

    (三)辟陳芳明對行政長官公署體制的幾點訛論

    陳芳明又以「陳儀政府掌握了行政、財政、司法、軍事大權」、「實施與當時大陸各省有別的特殊化體制」為由,“虛構”他的戰後「再殖民論」。

    這必須從國民政府為什麼會在“台灣光復”後實行高度集權的行政長官體制的問題來看。

    專研“光復”初期政治史的鄭梓先生,在《國民政府對於「收復台灣」之設計》一文(新化圖書出版,1994年《戰後台灣的接收與重建》)。中寫道:

    戰後台灣的接收與重建,乃是全中國復員計畫中被劃為兩個特殊的光復區之一(另一光復區是東北,其餘皆劃為收復區與後方區),因此採取單獨派遣大員全權綜合接收的方式。

    因此可知,採取集行政、軍事大權於一身的行政長官體制,目的在求「事權統一」,使甫脫離殖民統治的台灣的接收與重建得以「順利完成」,基本上,它只是一個“臨時性的過渡性的”政治體制。因為當時的台灣,是一個剛經歷日本50年的殖民統治,以及曾被日本軍國主義高度戰爭動員成南侵基地的地方;並且,由於日本帝國的崩潰,使原本高度依賴日本帝國經濟圈的台灣殖民地經濟也面臨全面崩盤的命運,再加上戰後必然出現的世界經濟蕭條,可預見台灣經濟的重建將萬分困難;還有,由於日本的“殖民軍國教育”和“皇民化運動”所“遺留”的“精神意識毒害”甚深,台灣社會心理的重建也將十分艱巨複雜;況且,雖然日本已投降,但現實上台灣仍有17萬的日軍駐留、29萬的日本人居留,各機關產業仍在日本人手中,行政、治安仍由日本人維持,而且這些近50萬的日軍日僑還有待遣還其本國。由於上述種種艱鉅的任務有待解決和完成,非有強有力的行政組織是無法竟其功的。

    這就是為什麼國民政府在戰後重建期,不得不採取集權的行政長官體制的現實原因,與「殖民」不殖民一點關係都沒有。

    (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等台獨分離主義者經常用“似是而非”的“說法”,把行政長官公署等同於日本在台殖民機關台灣總督府,說「行政長官公署的組織是總督府的翻版」、「行政長官公署掌握行政、司法、軍事大權,權力超過日本總督」等等。這完全是以訛傳訛,以意識型態“取代”歷史!

    至於,(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說行政長官公署掌握「司法大權」,那也是“瞎說”!

    不錯!行政長官公署為綜理行政得制定「署令」,但這「署令」與日本殖民機關總督府的「律令」權是“完全不同”的範疇;「律令」是等同法律效力的命令;而「署令」只不過是台灣省的單行規章,屬於行政範疇,且它不能與國家法律牴觸。況且,當時這種行政權限也並非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所獨有的,而是中國各省政府都有的權力,一點也不特殊。
    至於,台灣的司法權,本來就屬國民政府中央的司法行政系統,完全超然於行政長官公署之外,長官公署並無司法權;至於監察權,則有中央派出的閩台監察使駐台行使。

    因此,不論從台灣人民的政治地位、法律地位來看,還是從行政長官公署的「政制」來看,“光復”後,台灣已完全復歸中國,台灣人民已是百分之百的中國國民。至於復歸後所產生的省籍矛盾、集權與民主的矛盾、階級矛盾等等,全都屬於中國民族國家的內部矛盾,絕對不是異民族間的矛盾。陳芳明的「再殖民論」,就是“矇騙事實”,想把中國民族內部的矛盾“扭曲”為異民族間矛盾和對立,“虛構”他的「戰後再殖民論」,建構他的“台獨史觀”。

    三、是「民族文學」,不是甚麼「再殖民」文學

    “光復”後的台灣文學其最大的飛躍,在精神面貌上和語言上都復歸為「民族文學」。

    原來在日本殖民文學和「皇民文學」的雙重壓迫下的台灣文學,“光復”後,得到了復權與傳承,恢復了它民族文學的原貌和地位。最有象徵意義的莫過於台灣新文學開拓者賴和文學精神,在“光復”後的復歸;與“光復”同日創刊的《政經報》第二期上(該刊於1945年10月25日光復創刊,由陳逸松、蘇新等主編,是當時最有影響力的進步期刊),便率先刊出了賴和的《獄中日記》(連續刊載了4期)。該日記是賴和先生,在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的翌日(1942年12月8日)突被日本憲警拘捕關押後,在獄中所寫。就如他在最後一篇日記寫道:「看看此生已無久,能不能看到這大時代的完成,真是失望之至」。
    賴和先生在日本軍國殖民統治臨崩潰前最瘋狂最黑暗的1943年1月,竟未能看見「大時代的完成」而過世了;該日記也在「大時代未完成」前,一直被監禁於日本法西斯的黑牢中,最後,終於在日本軍國殖民統治崩潰、台灣復歸祖國的同時重見天日,重回了台灣文學的史冊。
    除此之外,楊逵也在1947年1月15日出版的《文化交流》上,編了《紀念台灣新文學的開拓者——林幼春、賴和》的專輯;並且台中的民眾出版社亦出版了賴和作品《善訟的人的故事》;可以說賴和的文學精神,從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而開始壓迫台灣文學以來,光復後再度的復活。還有,在光復後不滿一年,楊逵也出版了《鵝媽媽出嫁》和日據期被禁的《送報夫》;更具有時代意義的是,吳濁流先生在日據末期日本軍國主義的黑暗統治下,偷偷寫成的長篇小說《胡志明》(後改為《亞細亞的孤兒》),終於在光復後得以出版,代表著台灣文學抗日精神的勝利。這些都象徵著台灣文學精神的光復。

    除了在精神上從殖民地的文學“復歸”為民族文學之外,台灣文學的創作,在語言上,白話文也恢復了1937年以前的主流地位。日據期作家楊雲萍、黃得時、賴明弘、王詩琅、王白淵、蘇新、吳新榮……等都恢復了用流暢的白話文寫作;
    最令人欽佩的莫過於(台灣第一才子)呂赫若,這位以日文創作而成名的作家,在“光復”後不足四個月便開始用白話文創作,在《政經報上》連續發表了兩篇短篇小說《故鄉的戰事》之一和之二,痛烈地嘲諷了日本的殖民統治,呂赫若不管在語言上或小說主題上,都徹底地批判了殖民統治,表現了「去殖民」的文學精神。
    即使在“光復”的第一年,仍然用日文創作的龍瑛宗,在文學精神上也表現了「去殖民」復歸祖國的熱情;譬如,發表在《新新》雜誌創刊號(1945年11月20日)上的《汕頭來的男子》,便是描寫一個熱愛祖國的台灣青年周福山抵抗日本和死亡的故事。在小說結尾,龍瑛宗寫道:「現在,台灣已歸還中國,大家正洋溢在光復的喜悅中,現在台灣正需要一個純情又熱愛中國的人才,然而,在這樣的時候,失掉了像周福山一樣值得敬愛的青年,真令人惋惜……他一直相信中國的光明,但卻無法躬逢『光復』這個人類史上難得的盛典,這使我相當落寞……每思及光復的喜悅就不禁思念起周福山來。」
    透過描寫周福山的形象,龍瑛宗“表達”了他強烈的對“祖國”的認同感情。

    由此可見,“光復”後的台灣新文學,不但沒有如(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所“捏造”的,由於「中國化」而「空白」、「荒廢」、「斷裂」,反而因為“光復”的歷史大變革而使台灣文學由殖民統治高壓下“解放”出來,不管在精神上或語言上都恢復了它民族文學的原貌。

    四、「橋」論爭--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

    發生在1947年底到1949年初的《新生報》「橋」副刊上的文學論爭,被稱為台灣新文學的三大論爭之一。當時,台灣剛從日本殖民統治復歸祖國,台灣文學正與祖國民族文學匯合的關鍵期,外省作家與本省作家共同熱烈議論了「如何建設台灣新文學」。論爭顯示了當時的省內外作家,都站在「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的前提,強調「台灣文學的特殊性」,同時,也主張台灣文學要走「大眾文學」、「現實主義文學」的道路。由於這次論爭,含有濃厚的祖國民族文學的基調以及左翼進步文學的傾向,長期以來,台灣的分離主義文學論者,不是想隱蔽這論爭的史料,就是不斷歪曲解釋,想把它塑造成外省作家打壓本省作家、外省作家與本省作家文學衝突的虛像。

    把台灣的一切問題都“化約”成中國對台灣的壓迫、台灣與中國的對立是分離主義的“特徵”;而“排除(閹割掉)”台灣新文學中的中國文學與進步文學的成分則是分離主義文學論的特點。
    分離主義文學論者陳芳明當然也跳不出這樣的窠臼,甚至更為嚴重。他把「橋」論爭“扭曲”成是「本省作家與外省作家的激烈對話」,且“虛構”「本省作家與外省作家處在極為不同的政治位置」,抹黑外省作家「依恃血腥屠殺的陰影」,而刻意誇大台灣作家「處於一個被指控、被迫辯護的位置」。

    只要讀過「橋」論爭文章的人,都知道,論爭中不管是本省作家或外省作家都清清楚楚主張「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這本是一目瞭然,不成問題的事,但是(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偏偏就要”以「文學的族群主義」來“歪曲事實”,明目張膽地「硬拗」說:真正這樣主張的都是出自外省作家筆下,本地作家沒有一位是附和或支持這種論調的。

    真的只有外省作家主張「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而本省作家沒有一個人主張嗎?

    讓我們用史實來戳破(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謊言”。

    其實楊逵是最明白且最積極主張「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的作家;譬如,在作為引發「橋」論爭的關鍵文章——《如何建立台灣新文學》的文末他就說:
    「因此,我由衷地向愛國憂民的工作同仁呼喊,消滅省內外隔閡,共同來再建,為中國新文學運動之一環的台灣新文學」。

    在《「台灣文學」問答》中,楊逵清楚明白地說:

    「台灣是中國的一省,沒有對立,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當然不能對立」。

    台灣前輩作家張我軍先生的次子張光直先生,當時雖是台北建國中學高中二年級的學生,卻已用「何無感」的筆名參加了「橋」論爭,在《致陳百感先生的一封信》中,他批評了陳百感「有意無意地把台灣和中國隔離」,他說:
    「台灣在地理環境上,雖然是一個孤島,但就社會經濟基礎而言,它是中國的一環,台灣文化也正是中國文化的一環……可是先生您忘了台灣文學正作為中國人民文藝運動之一環而鬥爭,在克服發展中……」。

    當時的台灣師院學生籟亮(賴義傳,台籍青年文學雜誌《潮流》同仁,後被刑殺在50年代白色恐怖中),在論爭中的一篇《關於台灣新文學的兩個問題》,文中談到台灣文學的特殊性與中國文學的普遍性時,如此辯證地說道:

    「台灣新文學當然是和祖國文學一樣站在同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上的,不過這裡躺著可惡的『澎湖溝』——50年的距離——這就是台灣新文學的立場——特殊性……那麼『台灣新文學』是和『大陸文學』對立的嗎?不是的,『澎湖溝』是站在和祖國同一新歷史階段上,才可以看出它的特殊性。因此,這一個特殊性是以同一歷史階段為前提的,所以『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

    當時的台灣師院學生的林曙光,在文壇上十分活躍,在論爭中他寫了《台灣文學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關於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關係的問題,他也說:

    「所以最好還是打破一切的特殊性質,做中國文學的一翼而發展,今日『如何建立台灣新文學』,需要放在『如何建立台灣的文學使其成為中國文學』才對」。

    另外,林曙光也在當時上海出版的全國性文藝雜誌《文藝春秋》上,發表了《台灣的作家們》(1948年10月15日);在文章開頭,對於台灣新文學與中國新文學的關係,他便如此說道:

    「但是在本質上,它始終追求著五四以後的中國新文學的傾向,也可以說,它是發源於中國新文學運動主流中的一個具有光榮的傳統與燦爛的歷史的支流」。

    曾經“率先扭曲”「橋」論爭意義的葉石濤,在論爭當時也寫了《1941年以後的台灣文學》一文,在文章一開頭他說:「由於過去台灣殖民經濟所決定命運的台灣文學,在抗日反帝的現實的鬥爭過程中,所產生的作品,樹立了中國文學發展的傳統性」,在文末他還振振有詞地說:

    「我們必須打開窗口自祖國文學導入進步的,人民的文學,使中國文學最弱的一環能夠充實起來」。

    可見得,在「橋」論爭中,幾乎所有的省籍作家都表示了「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的看法,這是明明白白的。
    況且,除了「橋」論爭外,當時的省籍前輩作家,如賴明弘、楊雲萍、王詩琅等等都分別在其他刊物上發表了同樣的看法(在此不一一贅列)。這種觀點,實際上已是“光復”後,建設台灣新文學的大前提和出發點。(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想“一手遮天”,以為握有【文化霸權】便可以把省籍前輩作家不符合他分離主義文學標準的言論思想統統「閹割」掉;然而,歷史終究會以它的方式撕破【霸權的假面】,這是亙古不變的鐵則。

    (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分離主義文學論其“核心”是以“排除(閹割掉)”台灣文學中的中國文學要素來「建構」他的台灣文學「主體性」。但是,客觀地、歷史地來看,構成台灣文學「主體性」的基礎正是台灣文學裡面普通存在的「中國性」;排除了「中國性」的台灣文學其實只是一個空虛主體,或虛假主體,不得不靠「虛構」來維持。

    這使他的歷史觀成為「非社會科學的」,必然表現為:

    (一)孤立的歷史觀:不但切斷與中國歷史的關係,也切斷與世界歷史的聯繫,更切斷了與台灣歷史本身的聯繫。

    (二)抽象的、空洞的歷史觀:其中,沒有台灣社會的歷史變化、也沒有台灣社會的具體內容。

    這種文學論,對台灣文學的最大傷害在於:

    (一)排除了台灣文學中的中國民族文學和左翼文學。

    (二)再度阻斷了台灣的「去殖民論」的發展。

    (三)使台灣文學史再度「失憶」。

    這就是他的分離文學論的“可悲之處”!

    文/曾健民

    2011年12月9日

    《海峽評論》253-254期- 2012年1-2月號


  26. 2012/10/22 於 14:03 patchpieces

    ● 颱風,太極,2011“巧合事件”——台海上空的戰略欺騙(從南海博弈看華盛頓的台海戰略框架)●

    2011-8-13

      本文基於一系列政治事件和“巧合性”社會事件去推演華盛頓的,或同時也是臺北某勢力的“台海戰略”,並不意味著本文一定認為某些事件及事件之間的邏輯聯繫是事實,是陰謀,或不是事實,不是陰謀,或都是事實,都是陰謀。
    在推演出其戰略佈署之後,對某些事件之真偽性的懷疑便可暫時懸擱,在時間能為今日歷史解密之前,無妨暫把本文在某種程度上看做——基於概率事件的博弈邏輯分析“過程”。
      
      

    …………………………2011新聞事件……………………………
      

    (1)4月27日,阿里山小火車發生翻覆“意外”,造成109名大陸遊客受傷、5名大陸遊客死亡和4名臺灣乘客受傷。經“查明”,肇事主因是左方邊坡一棵28米高的森氏櫟突然枝幹斷裂,擊中第七節車廂,造成第五、六、七、八共4節車廂翻覆。

      (2)5月10日,美國軍艦“葛羅夫斯號”在配合北約組織執行反海盜任務時,攻擊被索馬里海盜挾持臺灣漁船“日春財68號”,與海盜交火,臺灣船長吳來于遭波及身亡。美軍調查結論是吳來於與3名海盜並非遭到蓄意殺害,反海盜任務目標是逼降挾持臺灣漁船“日春財68號”上的海盜。在船上由4名美國水兵對臺灣船長和3名海盜舉行了海葬儀式。

      (3)5月24日,臺灣爆出起雲劑事件。

      (4)5月26日,中國第一個作業深度達3000米最大下鑽深度超過10000米的深海鑽井平臺——“海洋石油981”由製造方中國船舶工業集團公司交付給國家海洋石油公司。同時,中國對瓦良格號航母艦體的改裝工程進入收尾階段。

      (5)6月12日,臺灣防務部門宣佈,為因應日益升級的南海緊張局勢,臺灣將向南海所占島嶼部署導彈艇和坦克等重型武器。

      (6)6月14日,據菲律賓“sunstar”新聞網站報導,美國駐菲大使于當地時間6月14日,就不斷升級的中菲南海爭端緊張局勢表示,美國將支持菲律賓,並稱“美國在所有問題上都站在菲律賓一邊”。

      (7)6月16日,馬英九出席《郝柏村解讀蔣公日記1945~1949》新書發表會。馬英九表示,書中指出,“蔣公”除了“領導抗戰、抵禦外侮”之外,最大的貢獻,還是“制定並實施‘中華民國憲法’”,因為這部“憲法”是一部“涵蓋全中國人的‘憲法’”,當時臺灣也有選派18位代表參與制定,更是現在處理兩岸關係的重要依據。他指出,每當提到處理兩岸關係的原則,他必定會強調“在‘中華民國憲法’的架構下,不統不獨不武,九二共識、一中各表”,沒有這部“憲法”,真的很難推動兩岸關係,因為兩岸與兩德、兩韓情況完全不一樣。(2006年3月31日起,大學的胡佛研究所首次公佈蔣介石從1917年到1931年的日記內容。2009年,最後一部分蔣介石日記也在胡佛解密。)

      (8)6月30日上午傳出臺灣李登輝貪污案全案偵結,李登輝依貪污罪被起訴。(李登輝2008年8月14日被陳水扁拖下水,指稱李登輝曾經……)

      (9)7月7日,臺灣舉行多場活動紀念盧溝橋事變,馬英九致辭。

      (10)7月7日,美國會眾議長博納、眾議院民主黨領袖佩洛西等國會議員集體會見了達賴

      (11)7月17日(華盛頓當地時間7月16日11點35分),奧巴馬帶女兒在白宮約見達賴。前一天,白宮官方網站剛剛公佈約見資訊。

      (12)7月18日12時許,新疆和田市一公安派出所,一夥暴徒襲擊民警,劫持人質並實施縱火。我公安、武警擊斃數名暴徒,成功解救6名人質。事件中,1名武警、1名聯防隊員犧牲,2名人質被害,1名聯防隊員受重傷。

      (13)7月20日上午,在印尼巴厘島舉行的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高官會就落實《宣言》指標案文達成一致,並就今後工作達成一系列共識,為推動落實《宣言》進程、推進南海務實合作鋪平了道路。(中新社)
     

     ………………………………………………………………………
     
     
      剛剛過去的(2011)5-7月間,南海風雲積聚,從大勢上看,如果臺北協同北京聯手維護南海權益,則美國很難在南海發力。而進入2011年,臺灣島上最具震動力的大事件有兩個——一是塑化劑事件,二是台毒“教父”李登輝被正式起訴,而這兩個重大事件與南海問題成為熱點在時間上高度重合。
      
      塑化劑事件是多年來對臺灣社會穩定構成重大威脅的唯一一次非自然力事件、非“政治性”事件。這一事件在被揭發之初,臺北政府也可以採取低調方式暗中處理,實施“危機控制”防止負面效應擴散,以不致於引起社會恐慌。但從事件“暴露”之日算起,幾個月來,事態仍有“可以”被繼續放大的勢能,所造成的後果“可以”更為嚴重;它也“可以”隨時被壓制,把間接經濟損失和對社會造成的負面震動限制在一個臺北政府完全可以控制的範圍內。而從時間進程上看,塑化劑事件“恰巧”與南海問題升溫在時間上高度重合——塑化劑事件被爆出之日只比中國深海鑽井平臺交工早2天,同此時,中國改裝瓦良格號航母的工程正緊鑼密鼓且被輿論爆炒中,而到7月底南海風波漸止,起雲劑事件也恰巧走向平靜。
      
      如果說在這種“巧合性”背後的確有某大國(美帝)勢力在起著引信作用和放大作用,那麼這個某大國(美帝)對中國的“南海示強”(按照東方評論員的概念)行動就一定是有預判的(或者出於純粹的智庫研判,或者在北京有情報管道)。無論塑化劑事件之爆出程式與某大國有關與否,客觀上,塑化劑事件被“強力度”直接爆出都對臺灣產生了警告效應——某大國有能力,也有準備以巧力重擊臺灣經濟,引發社會問題,並由此改變台島的政治格局、選戰形勢,所以在南海問題上,臺北不得配合北京行動……與事件相配合的還有“事態”層面的操作——塑化劑事件讓台島民眾心理及社會氛圍陷於恐慌狀態,不敢“起事”,尤其針對美國的強勢霸權不敢“起事”,也遂使得台島媒體無力、無意生產可以配合“北京南海行事”的輿論,而傳媒輿論消極退縮,反過來又壓制了台省民眾的南海訴求。很可能,馬英九政府沒有被某大國勢力的這一威壓所制服(動向上看,臺北仍有出擊南海的意圖或至少表面意圖),或者還可能馬英九提出了更高要價,而某大國勢力也需要維護台島目前的選戰格局(國民黨藍營“略為”占優),於是另一個“巧合”性事件發生了——6月30日,李登輝貪污案全案偵結,李登輝依貪污罪被起訴——這是某大國勢力給馬英九及藍營的一個“大禮”(某大國勢力“明確”允許臺灣司法系統起訴李登輝),而要理解這個內容比較複雜的“大禮包”,就要分析某大國勢力的“台海戰略”有著怎樣一個框架,它又是這樣形成的——
      
      進入2006年,隨著大陸對臺灣的經濟籠絡政策逐漸生效,並效果加大,台毒勢力大勢不保;同時,中國反台毒輿論增漲,2005春,全國人大通過《反國家分裂法》也從博弈邏輯上“否決”了台毒政客的“膽氣”;
    此外,美帝全面打擊前南斯拉夫,侵略阿富汗、伊拉克——美帝這些連續的稱霸戰爭(侵略戰爭的新形式)也加深了中國人民對美帝的不信任;
    加上陳水扁貪腐案在其05年5月20日卸任前已經呈現……
    這些因素都“促使”華盛頓“修改”其台海策略,“於是”2006年3月31日,“蔣介石日記”在美國開始公佈,某些勢力意圖“借此提升”國民黨在大陸、台島的聲望,而美國針對中國選擇“顏變”路線的“意圖”開始增加。蔣日記不是一次性開放、而是在數年中逐漸公佈的——如果華盛頓沒有對日記內容做刪減或篡改操作,也一定是先由美國智庫針對蔣日記做“戰略分析”,在確保“有利於”美國戰略部署,保證美國在台海政策上贏得先手的“前提”下,再行公佈日記內容,並“利用”日記內容及民間相關的好奇心、叛逆情結製造政治影響。
      

      參考下述歷史事件上演之時間順序,不難看出華盛頓之所以在台海-中國問題上弱化台毒路線,強化“顏變”路線的“理據”——
     

     …………………………台島政治大事件回顧…………………………
      

    2000年的選舉中,國民黨分裂,陳水扁以39.3%的支持率勝選,實現台島首次政黨輪替。
      2002年8月起,發表一系列台毒言論,鼓吹“一邊一國”論。
      2004年,陳水扁在319槍擊事件後以微弱優數擊敗連宋,“意外”獲連任。
      2005年,(a)中美之間因臺灣問題,對抗開始升級。(b)高捷弊案,陳水扁面臨信任危機。(c)2005春,全國人大通過《反國家分裂法》。(d)2005年底,民進黨在“三合一”選舉中慘敗。
      2006年3月31日,大學的胡佛研究所首次公佈蔣介石從1917年到1931年的日記內容。
      2006年5月20日,陳水扁卸任,特偵組立即分案偵辦機要費案,並將陳水扁列為被告。

      2010年11月26日,連勝文在競選晚會上遭遇槍擊,經搶救生還。
      
      同期美國的重大行動:
      

    2001年9月7日(“9•11事件”前幾天),英國石油公司(BP)宣佈退出中國的“西氣東輸”工程。
      2001年10月7號,美國開始對阿富汗塔利班進行了大規模轟炸
      2001年,『上合組織』成立。
      2003年3月美英聯軍大規模軍事打擊薩達姆政權。
     

     ……………………………………………………………………………
      
      那麼,“起訴李登輝”作為華盛頓給台島藍營的“大禮包”,其中會藏有什麼大致內容,就隱約可測了——李登輝不僅是台毒“教父”,對台島選戰進程來說,李登輝這個幕後人物還是一個不確定因素,那麼起訴李登輝之後,基本可以壓制住台島各政黨的台毒立場,還能保證選戰在“常態”下進行,也在華盛頓可以預研、遙控的範圍內進行,即華盛頓希望台島演繹一場火熱的、不獨的、文明的選戰表演給大陸民眾看,而即便民進黨在最後關頭獲得優勢,華盛頓也有辦法為台島選戰加上一根“美國稻草”,保證馬英九和國民黨獲勝。當然,按照華盛頓的戰略程式,李登輝在2011年此時也應該到了被起訴的時機了,華盛頓贈送給國民黨藍營的只是一個“明確性”而已,但僅只這一“明確性”也足以對馬英九陣營贏得選戰大勢構成直接支持了。但是,李登輝也只是被起訴,距離案件審結還遙遙無期,到明年春季選戰結束前,華盛頓仍然可以利用李登輝這張牌隨時制約國民黨和馬英九,也仍然可以選擇實質性地支援台毒,或策略性地臨時支持台毒,這就要看全球局勢如何演繹變化,而華盛頓的“中國戰略”要不要做相應的變更(或者程式性變更)了。
      
      如果說冷戰局面下,台島政治勢力還寄望於兩大陣營的大博弈過程能夠產生機會,改變中國政治的局域環境,從而它有機會重返大陸,那麼冷戰結束後幾年,北京改革開放,民心趨穩,89年後的中國政治全面進入經濟層面去運作,民眾的政治敏感度大為降低,又隨著中國經濟進入增長軌道,從而台島政治勢力幾乎“完全失去”了渡海入京的前景,這就導致了,也加深了台獨傾向,陳水扁遂“應運而生”,啟動了“台毒通道”。同時,不能說在“臺灣式民主”背後的台毒傾向沒有華盛頓的影子,對於華盛頓,“台毒通道”是“應需而生”。臺灣國民黨由於在大陸有其前身,有故事可以追溯(雖然乏有照亮史書的故事),它天生就是“統派”,尤其在與作為它的反對派的綠營的競爭中,它需要著意去選擇與綠營相異的立場。那麼反過來,綠營的策略就變成“耍賴式”,硬性去撕裂台島社會。
      
      中國“入世”後經濟向右滑行,美帝企圖以經濟、金融為平臺實施“經濟和演”兼金融打擊、經濟掠奪,然而隨著美國步入金融-經濟危機,華盛頓的“遏制”政策從暗中升到臺面,台島似乎又一次看到了“胡漢三情結”的可能前景(“我胡漢三,又回來了”),外觀形象還不錯的馬英九也更適合美帝的需要了,於是國民黨抱起馬英九順利上臺,而隨著美國經濟走向危機,遏制中國的力度加大,臺灣藍營的“胡漢三情結”更萌萌欲動,而美帝也加重了“不允許台毒”的真假立場。但在全球大博弈中,美帝需要不斷與北京交換籌碼、換算籌碼,台毒立場也並沒有被華盛頓真正放棄。
      
      由於中國大陸的“反對派”們不易成勢,海外的“(普世派美分帶路黨)民運派”在中國網民心目中已經“淪落”成為腐化、無能、“賣國”的貨色,華盛頓“顛覆”中國的“企圖”就會“另尋路徑”,那麼就只有台島上的馬英九及其國民黨了。在華盛頓戰略家看來,一旦大陸政權有內患,反而是台島上的政府、政黨可以直接獲得奪權機會,或者由台島政黨來整合大陸政治勢力。然而,有這種可能性存在,北京就必須提升自己的執政能力,反擊腐敗,贏得民心,各可能存在的潛在的派系也至少需要一個共同底線——拒絕由華盛頓操演的這個“以顏變促肢解”的“颱風策劃”,這樣,台島就成為大陸的“牛虻”,催促大陸政治前行,所以目前,華盛頓的策略主要以鼓動馬英九和國民黨暗度陳倉為主線,不想令“颱風策劃”事實上變成大陸的“牛虻”。
      
      隨著中國“南海示強”,宣告中國經濟“可以”選擇硬著陸,甚至在不得已的世界經濟態勢中,還或多或少地可以“有意”選擇“硬著陸”(在美帝的逼迫下,全球經濟硬著陸,而中國可能需要被迫做出一定的“先期性”準備),那麼在美帝和台島藍營看來,如果硬著陸成實,中國經濟將會有一個低迷期,失業、腐敗等問題將凸顯為、被凸顯為社會不安定因素,那麼美帝可以借機顏變中國,或者肢解中國。而如果此時台毒聲勢猖獗,臺北權力將不可避免地減弱對大陸的滲透與“顏變”的操作效果,那麼在台島選戰進行之際,華盛頓認為有必要支持馬英九的藍營。但也由此,馬英九及藍營可能不聽話,可能向華盛頓要價更高,也可能出於為確保選戰勝利而尋求與北京合作,於是華盛頓一方面向馬英九及藍營做出保證(給李登輝立案),同時給臺北“製造”新問題,“無中生有”榨取籌碼(塑化劑事件),從而把藍營控制在掌心。
      
      一旦中國被華盛頓肢解並同時被“顏變”,美國有可能會從它所能控制的南海利益中割掉一塊送給馬英九和國民黨,作為馬英九挾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重回大陸的資本(見面禮),但這一點(不會很多)本來就原屬中國的利益無法與美國將要從中國肢解掉的廣大西部國土資源、地緣價值相比,當然,菲、越等國就要喊疼了。不過還沒完,華盛頓會繼續讓南海保持爭執狀態,包括(正被某些人臆想中的)馬英九的“中華政府”在內的南海各國的利益還是要被美國玩轉——在華盛頓的立場上,除了美帝,地球上不可以有其他主權可言。
      
      解體、顏變同時發生——華盛頓曾經用以對付前蘇聯的破壞模式還要被它用於中國。為厘清美帝這一戰略,再看臺灣選戰之前這一年左右時間裏,台島上發生的幾個“巧合性”事件——
      
    一是,今年4月27日臺灣阿里山小火車大陸遊客死傷事件。據說事故原因是一顆老樹恰好折斷,自然,不論是不是在某勢力的“善導”下,反正“老樹”是徹底放棄了為自己辯護的權利。但事件造成的政治後果是——加速中的陸台民間交往步伐受到了來自“客觀”方面的限制。民間交往會潛移默化地增強兩岸民眾的認同感、依賴感,大陸對臺灣的影響力無形中會得到加深,而美國對台影響力會相應下降,即美帝對臺灣政治的操縱空間,包括“台毒空間”會變局促。同時,這些由大陸大城市富裕群體構成的遊客的政治意見遠比中低收入階層的意願更重要,他們將因臺灣之行增強其反對台毒的立場與情結,並這種情結與立場將因為“階層差”向同階層、不同階層順利擴散,形成某種類似流行風一般的“認同文化”,這就從大陸方面限制了台毒空間和“三獨框架”。華盛頓或者華盛頓在臺北的最新合夥人要求的是“從臺灣方面”把台毒限定在一定成色內,以配合其“政治颱風登陸”,而不希望“從大陸方面”限制台毒空間從而也限制“三獨空間”。
     

     二是,去年(2010)11月26日(中國豬)連勝文被槍擊事件。連戰一派政治力量影響了華盛頓的或者華盛頓與臺北某政治勢力共同構設的戰略安排,反倒可能會配合大陸的針對性應策(針對華盛頓的策劃)。連戰作為最傾向於同大陸的台海政策合作的“統一合作”派領袖,他的兒子就要“中槍”,而這次槍擊實實在在威脅到連勝文的生命,與(利比亞)卡紮菲(格達費)三個孫兒被炸事件頗為類似——起到了對(臺灣)政客的震懾效應。但連勝文中槍與陳水扁中槍事件性質、結果完全不同,卻都有利於華盛頓或者同時有利於台島某政治勢力。
    連勝文中槍還要有象徵性和“政治效果”,所以“中槍事件”不可以發生在其他場合,而必須是在競選臺上。競選臺上的槍擊案件必然受到全臺灣的重視,屬於必須全力偵緝的案件,那麼除非案犯弱智,是不會選擇這種場合刺殺那位陳鴻源先生的,並且子彈準確擊中連勝文頭部,所以“誤傷”一說大不足信,卻不能不令人產生聯想,而這種聯想(主要又是潛意識聯想)正符合“震懾”目的。目下,檢方卻已經為事件“定調”為“誤擊”——頗有“美式風格”的說法,那麼是不是可以猜測——臺灣司法部門也已經在某種程度上被某大國(美帝)控制了呢?或者被由某大國遙控的台島某勢力(有點繞地)控制了呢?當然,這種事件肯定不是由真正的基督教徒,也不是自由女神的真正信仰者策劃的。
      
      連勝文被“誤傷”,
    臺灣船長被“誤殺”,
    阿里山小火車被大樹“誤砸”
    ——無法準確判斷這一系列事件是不是都出於偶發,本文只能說——這些事件事件之間的“連續性安排”,及事件對美帝戰略部署呈現為明顯的“邏輯有利”,及從概率上看其“意外性”也都太低,及與美帝(白宮、美帝國防部、CIA)的操作風格也夠神似——這些疑問至少可以考驗一番政治場面中的思維邏輯。
    此外,塑化劑事件的第一位“發現者”是一位50歲出頭的婦女,與卡恩事件中的女主角年齡相仿,這是不是也算一種頗具美式風味的,或者“臺北之美系風味”的“巧合性”呢?
      
      如果這些“不都是”巧合,則本文可以大膽預言——在美國的要求下,馬、蔡將有一場火熱的選戰,但選戰會非常之公平、理性。除非國際大勢更變,華盛頓將放棄“三獨框架”而選擇“以顏變促肢解”的針對中國的策略,本文稱之為“颱風策劃”。
    如此,按照華盛頓的意願,明年(2012)春季台島選戰中的勝者“必將”是馬英九及其國民黨,然後,在國際形勢之適當時機——或者借選戰餘熱,或者在馬英九威望大盛之時,華盛頓“導演”的“顏變”大戲將進入高潮,而先于大戲高潮的,將是美國攻擊中國金融與經濟,製造對北京不滿的民眾情緒,以及,“美分黨”和“新臺幣黨”將聯合發動網路“輿論戰役”。
    大戲高潮之前後,還會出現的大事件有——新疆、西藏將會同時出事;
    印度在美國鼓動下壓迫巴基斯坦從而威脅中國能源安全,再從而華盛頓可以引誘歐盟聯手攻擊中國金融;
    朝鮮半島問題出現於中國不利之局面,等。
    以本文觀點,這些就是華盛頓的戰略安排,而台島上的馬英九及其國民黨正是華盛頓這一全盤陰謀的核心機樞。當然也有可能在美帝的“慷慨授意”下,馬英九將命令台軍趕赴南海收復部分失地,或堅守部分島礁,而美國將保持中立卻又可能暗中相助臺北,得到“南海禮物”或僅僅得到“南海面子”的國民黨和馬英九由此可以在大陸聲譽更隆……
      
      在需要鼓勵北京“改革開放”政策時,美帝出臺了“台毒政策”;
    當需要以“顏變”入手來“肢解中國”這一大政策形成時,美帝開始(旨示)推升“不統,不獨,不戰”的國民黨,而打壓“台獨”的綠營。“不統,不獨,不戰”這三個辭彙顯然太過模棱三可,邏輯矛盾,三個辭彙之後應該還有幾個辭彙不好言明,更不好意思言明,因為馬英九的藍營不可能不暗中準備、儲備一個或多個“台海問題解決路徑”,除非他們腦子的確當機了同時還秉持了對台島民眾不負責任的態度。
    當然,美帝也不會讓“台獨”銷聲匿跡,因為利用“台獨”勢力才能控制“不獨”的國民黨,也針對北京把“台毒”做成可供華盛頓反復使用的籌碼,和牌面詭異的千牌,以圖吃定北京。從中華傳統和意識形態之“法理”上,北京不得不把“美國不支持台毒”作為中美關係之底線,更關鍵的邏輯是,華盛頓對“台毒”實際所持的支持態度時時撕扯著中國版圖,牽扯到西藏、新疆問題,這是中國必須打定這一“台海底線”的邏輯前提。但是,華盛頓也可以反向一推,以“和演”促肢解,玩太極推手。具體到這次南海問題,華盛頓的“太極推手技術”就表現得爐火純青——
      
      白宮約見達賴事件發生在(2011)7月17日(僅提前一天正式公佈預約消息),而新疆和田襲擊派出所事件發生在(2011)7月18日——兩個事件在時間僅相隔1天,兩者當然不是孤立事件,而是所謂“三獨框架”或者“颱風框架”內的事件(新疆恐怖事件需要作案者提前準備,而約在10天前即7月7日,美國會眾議長博納、眾議院民主黨領袖佩洛西等國會議員已經集體會見了達賴),兩事件的“警告性意味”是很濃的,且這個“警告”是同時給北京、臺北的:
     

     對北京的警告內容是——如果中國執意且明確地堅持南海立場,華盛頓將可能立即啟動“三獨框架”(實際上是“以顏變促肢解”的“兩獨加顏變”框架),而其中的博弈邏輯是——給馬英九及國民黨一個可以向北京做辯解的臺階——臺北沒有參與這次“三獨”陰謀,還承受了來自華盛頓的壓力,那麼至少在此時,北京也就無法指責臺北和給臺北(在南海協同問題上)施加壓力了。
      

    華盛頓對臺北的警告是——如果馬英九向大陸靠近,在南海事務上幫助北京,則華盛頓可以拋棄藍營,轉而支持蔡英文的綠營,去真實地啟動“三獨框架”。雖然臺北放棄了守土職責,但兩個事件為臺灣向美國做出的妥協做了掩人耳目的工作,馬英九的南海政策沒有影響到馬先生及國民黨在陸、台民眾中,和在傳媒介面上的聲望。當然,北京和臺北也應該明知華盛頓推出“達賴進入白宮”和“新疆襲擊派出所”事件多半出於虛晃兩槍,華盛頓全面實施其“三獨框架”或“此顏變促肢解”的“颱風計畫”還不到華盛頓認為滿意的時機,所以“起訴李登輝”事件也幾乎在同被時推出來,作為給台島藍營的“大禮”。
      
      華盛頓先允許臺北拆掉綠營的一個根基——台毒教父李登輝,作為籌碼,換取執政的馬英九政府放棄南海動作。而當南海風雲暫息,李登輝的問題又變得不那麼嚴重了,李又開始頻頻露臉了,即,華盛頓還是要用“台毒牌”來制約藍營政府,而此前與藍營政府交換的籌碼只是“台毒”這塊大籌碼上的一塊邊角料,華盛頓可以隨時重新修復這塊籌碼。李登輝垂垂老矣,最後一點可利用價值也被美帝榨取,不知道這會不會動搖他那顆當初決定給華盛頓政治家當跟班的萌萌的小心肝兒,還要像史上那些即使失敗鳥也要保持自信滿滿的外表形象的政治家一樣,在潛意識夢界把自己打扮成滄桑角色,白天則要把自信形象扮演到底,騙一騙台島上某些成年男蘿莉,女粉絲神馬的,還能在陳水扁、馬英九身上看見自己當年的影子,耶。
      
      所謂“三獨框架”的確可以視為一個框架,但它卻只是美國+國民黨在行動路線上的一個半真半假的招式,作為賣給中國和世界輿論的一個欺騙性框架,一個“贗品戰略圖”,而明修棧道,暗度陳倉才是它們積極推動的主線戰略。“顏變”路線上,國民黨當然不會大喊大叫,更可能,現在看來正是——明修經濟和民間交流,暗度政治,而以網路輿論和傳媒市場為重點去興風作浪。常凱申,國軍,甚至黃世仁的名譽都在強勁反彈中,影視畫面中,“民國主題”熱潮不疲且場景多半發生在商鋪、別墅和地主大院裏,主角必須是民族資本家與或偽風流,或扮倜儻的富貴公子、小姐,因為大陸右右製片人、搗眼是不反對胡漢三回鄉的。(至於文本作者為什麼選擇革命立場,請參閱本人另外的政治文論)

      而所謂“馬英九是隱獨”這種看法也不在正確的理解路線上,可能也正是華盛頓和國民黨故意釋放給大陸的“誤導性資訊”。
    華盛頓的陰謀應該是——如果不能在國民黨主導下統,則臺灣獨。但這個“獨”首先又不是“台獨”,而首先是——美帝將中國肢解成若干部分(看起來其目標至少是新疆、西藏、內地),而馬英九可以得到大陸的前提條件是——美帝需要他的國民黨能提供給美帝用以“肢解”中國所需要的“顏變”能量。然而且慢——除非紅黨恢復到十分強勢,美帝就不會允許台島政治勢力染指被肢解後的“內地”,因為在美帝看來,台島的“民主政治”相對“成熟”,“民主資源”相對豐厚,美帝是不會允許大陸免費獲得這種“成熟果實”的。那麼馬英九的大運——如果有的話,就還在台島。這樣美帝至少會四分中華。所謂“飛鳥盡,良弓藏”。制服小白兔,還需要走狗麼?
      
      美帝在檔層面不支持台毒,卻在某些實際操作層面支持台毒,華盛頓那是一顆賊心,兩手準備——在美帝的等待中,各屆華盛頓政府是都做了戰略儲備的。美帝正在把它的“戰略設計方案”強行推銷給中國——如果美帝認為台毒對中國的傷害更大,就在台毒路線上發力;如果認為“顏變”對中國傷害更大,就選擇在“顏變”路線上集中給力。華盛頓的策略是把臺灣問題一飯兩吃,既蒸且煮,而且讓台島民眾以狂熱的“選票民主”的方式自己蒸自己or煮自己,美帝則不著痕跡。華盛頓還把是否支持台毒做成一個籌碼,反復吃定北京,這又包括——把“三獨框架”和“颱風策劃”作為一明一暗的兩個要在某一關鍵時刻以掀起“風暴”的形式去實施的真假“戰略圖”,來引誘北京和中國社會輿論,卻暗中隨機翻轉牌面,向北京,向中國多次索要戰略利益。美國對台軍售則給台島統、獨兩派政客們同時打雞血,讓他們不致於面對大陸之大,包括道義之大,失去政治面貌而消沉、崩潰。當然,華盛頓的這種戰略設計也出於美帝這個國家的性質——它逐漸成為一個金融-軍工複合體,軍火商不斷給華盛頓施加壓力,華盛頓的戰略設計需要同時照顧到軍火商的利益,故而,華盛頓選擇既在對台軍售中讓美國軍火商賺取巨額利益,又以或支持,或限制對台軍售來迷惑世人和輿論。
      
      可以看出,台島的政治格局基本在“按照”華盛頓所“設計”的意圖在行走,近幾年中這種態勢“尤為明顯”,一場“政治颱風”正在華盛頓-臺北醞釀中。
    當初起訴陳水扁,和現在起訴李登輝都是針對性的“限制性的封口令”,而從近期綠營的“海峽態度”看,綠營也有意在“等待時機”,以圖在整個中國“借殼上市”。自然,這種姿態也明確反證了當年綠營竭力製造“台毒議題”之目的不過為了選戰需要。而通過“(民主)選戰”,華盛頓遠遠地“控制著”台島政治大局,也恐怕很多台島重要政治人物都有“把柄”被華盛頓及其設置在台島上的某機構所握有。面對如此現實,不知道身為西方政治學學者的蔡英文有何心得,有木有做筆記?蔡英文看向馬英九的眼光中有木有“惺惺相惜”,或者基於瓊瑤小說情節的同病相憐般的感應?近期,在涉及兩岸關係問題的言論中,蔡英文的表達很是模糊,讓台島輿論界及綠營內部“思想界”很感莫名其妙,並因而指責她不知所云。那麼看看蔡英文的下述言論,應可察知蔡英文的言語能力已經陷於窘境,並之所以讓她的言語陷於窘境的綠營在台島新的政治格局中的更加窘迫的地位——
     

    “很多的政策都會按部就班,時間到了就會對外說明,希望選民或關切不同議題的人,都能更深入去瞭解。”
      “我在兩岸關係講不清楚,這是有人故意不去看清楚它”
      “你不要期待用傳統的方法來回答你的傳統問題,只要看清楚,問題本質都在裏面”。
      ……如果民進黨執政,要與對岸建立一個“可長可久的架構”。
      強調外資認為民進黨執政,兩岸政策改變不大,和國民黨想操作的氛圍不一樣。
      “有些事要執政時才能處理,等時間到了就會說明。”
      

    作為政治學學者,蔡英文的學問當然不是白給的,但她在話語之間頗有不便之處,而在兩岸關係這種大議題上她又無權保持沉默,媒體追問下她只能如此囫圇搪塞罷了。在本文看來,其言語間潛在的意思不吝在影射——在兩岸關係問題上,馬英九比我危險得多……作為綠營領袖,這種意思她不能明言,而她意圖改換綠營之兩岸關係問題立場的“大手筆”設想也更多基於華盛頓已經做出的“戰略轉換”所造成的新的台島政治局面,意在為綠營贏取政治前景,也意圖獲得華盛頓“戰略局”在新戰略框架內的“青睞”,最好能在華盛頓新的“台海策劃”中成為主角,故而其胸襟也就尚未拓展到一島視野之外,和西方原產的“自由資本主義”視野之外。也所以,大陸要求綠營根本性地放棄“台毒”立場,這是政策層面所決定的,也出於博弈需要,即,大陸希望綠營轉變根本立場,從而讓美帝用以反復吃定北京的“千牌”失效(至少失掉雙面性),那麼蔡英文對大陸的羞答與委婉——就算可以理解為暗遞秋波,其成色就還不足得很——還在“華盛頓框架”之內,而不是基於“中華框架”和“全球反殖民框架”。
      
      當年,正當志願軍在“抗美援朝戰爭”中面對“聯合國軍”時,企圖“反攻大陸”的國民黨政府這個“反對派”在臺灣島上,而不是處在共和國“腹內”。現在,臺灣經濟倒是一半在大陸“腹內”,而美帝“預圖剝奪”15億中國人民生存資源而在南海搞針對中國的對抗,只會讓美帝可利用的中國“腹內”的“反對派”悄然遠離美帝(當然還會剩下一些特別無賴的渣滓型“反對派”和投機分子),這與美帝的長遠戰略設計——“和演”和“肢解”中國之目標不符,因為“和演”和“肢解”都需要利用中國的“反對派”去施展與美帝正在中東搞的“阿拉伯之春”相類似的“下臺政治”。那麼對於華盛頓的戰略設想,台島上的政治勢力就堪當大用了。那麼也可以說,即使南海上中國與美國的對抗以平手收局,北京也已成“決勝”之勢——能夠“消滅”大量境內的潛在“反對派”,從而也把華盛頓的“顏變”戰略化解於無形。
    然而南海問題頗為複雜,怎樣的南海“勝勢”又不僅涉及主權問題,就此,華盛頓選擇的策略是——把可能出現的中、美南海對抗壓制在萌芽狀態,即,除了不使中國獲得應有的能源安全,也把北京試圖通過南海問題順便突破台海局面的意圖壓制在萌芽狀態,還讓中國大陸境內的潛在“反對派”不對美帝失去“愛好”,其方法是“影響力戰術組合”,關鍵點則是壓制住臺北,然後在6月14日搶先聲稱“美國在所有問題上都站在菲律賓一邊”—— 塑化劑事件、臺灣船長被美軍誤殺事件在時間上早於美國在南海問題上做表態(甚至現在華盛頓的表態及其真實態度也故意透露出不明確性),從而美帝提前壓制了台島民眾的心理,也把大陸內部潛在“反對派”的可能因南海勢態而產生的對美帝的不滿情結化解在“未萌芽狀態”,也讓台島民眾、輿論在潛意識層面就無望於、不敢於向美帝做鬥爭,從而美帝可以搶佔台-美關係之底線——6月14日,美國駐菲大使就不斷升級的中菲南海爭端緊張局勢表示,美國將支持菲律賓,並稱“美國在所有問題上都站在菲律賓一邊”。
      
      由於臺北退縮,華盛頓令菲律賓以“可能獲得美帝的實質性支持”為預設,菲律賓保持了表面的高調,而中國並沒有直接、明確增加對菲律賓方面的壓力,總體上卻也沒有轉為低調,所以越南示弱了——因為中國可能的重點出擊可以在越南、菲律賓之間做兩選,在臺北消極態度出臺之後,即北京失去借台島力量制約菲律賓的可能性之後,中國選擇越南方向做重點警告的概率就急遽增高了。中國的收穫是威懾住了越南這個南海周邊的主要“問題國”,和保持了南海現狀。
      
      俄羅斯也樂於中國在南海維持現狀,因為俄羅斯憑藉石油供應可以繼續對中國施加壓力,換取籌碼,同時,南海經歷了567月的政治升溫,中美在南海加深了對抗性,這對俄羅斯在全球“四方大博弈”格局獲取更佳位置可謂有利無弊。
      
      馬英九及國民黨則拿到“好大一個政治遠景”,又在選戰中得到美帝的具體支持(允許馬英九拿下李登輝,或者也為藍營提供了關於李登輝貪污的情報),馬英九妥協了。然而美帝隨時可以更改對藍營的支援策略,仍然可以再啟動“三獨框架”並把它做大、做開,當然又不須“做真”。或者,如果美國不敢逼迫中國去“選擇”經濟硬著陸,那麼“三獨框架”被美帝重新推動的機會就不減多少。這種“兩手準備”所形成的態勢對於華盛頓來說不吝又是一件可以隨機置換方向和變更重量的籌碼,可以用於影響北京怎樣出臺新的金融策略與經濟政策。
      
      中國的“妥協”主要是向臺北的“妥協”,北京不希望臺灣走台毒路線,也不想失去國民黨對綠營的制約力,不想讓臺灣民眾說——北京怎麼能不歡迎國民黨的親和大陸的政策?所以北京對“國民黨藍營向美帝做出的妥協”表示沉默。當然北京也無法出示藍營向美帝妥協的證據——雖然北京也可以用可能找到的證據,和有技術含量的言論指責來牽制馬英九的大陸政策——但即使北京有證據,也很難讓馬英九承擔“南海問題”上的責任,因為這與“南海示強”相矛盾,好像中國海軍真的怕了美軍艦隊似的——大博弈中,首先不能輸在這種輿論層面、心理層面上。
      
      當然,南海的相對平靜和中、美的“相對低調”還取決於“四方博弈”之即時運演,在“四方博弈”的現時局面下,美帝至少在當下的“四方博弈態勢”中還不敢正式和全面啟動“颱風方案”(以“顏變”促“肢解)。同時,美帝在中東搞的所謂“阿拉伯之春”即推廣“反對派政治”的國際政治運動本來也有另一個針對性目標——中國,美帝搞“致亂中東”是要與“颱風方案”相策應的,但所謂“阿拉伯之春”正處於僵執狀態中。也所以,當南海問題升溫,也當菲律賓不敢逞強,尤其當越南謀求與中國和解,華盛頓感到中國在南海仍然可以贏得局面的時候——7月17日,達賴進入白宮了,緊接著第二天,新疆發生匪徒襲擊派出所事件(華盛頓提前一天確定達賴入白宮的時間,因為他們可以預知兩天后的“新疆派出所事件”勢必會發生,不會半途而廢了。而“達賴事件”先於且僅先于“新疆派出所事件”一天,這就等於警告北京——兩件事是由我們白宮策劃的)。華盛頓之所以敢於如此“試著啟動”“三獨方案”或者隱蔽地啟動“颱風方案”,除了華盛頓可能已經“高控”臺北政治,或者試圖讓北京相信它已經在相當程度上控制著臺北政治,關鍵也在於——美帝在利比亞、阿富汗和整個中東地區的大博弈中至少沒有輸掉大勢,而美元對歐元的“貨幣戰爭”進程也可滿意,甚至有所斬獲(在利比亞問題上美國對歐盟增加了控制力,等)。華盛頓做給北京的姿態是——如果中國強行去收回南海利益,雖然華盛頓不需要,或者不可以與中國在南海進行正面對抗尤其是軍事對抗,但美帝可以提前啟動“颱風方案”,權作“試運演”,這也是美帝可以接受的,但對於中國總意味著切實的威脅。
      
      通過新疆派出所事件和西藏事件(達賴入白宮),華盛頓也是試圖在東盟會議期間給中國製造壓力。然而在華盛頓看來,東盟會議後,或者中國至少維持了南海現狀即保留了能夠做策略選擇的主動性空間,或者中國仍然會在南海主權問題上態度堅定,而解放軍的海空軍對菲律賓,海陸空軍對越南仍然構成強大壓力,和可以憑藉提升軍事技術而增加這種壓力——那麼華盛頓基於這樣的預判,恐怕不會不做出有針對性的預案,那麼這個預案是什麼呢?這就是本文本著“大膽猜想,暫無法求證”的原則,要提示出另外一個“巧合性”事件,即723動車事故——
      
      儘管中國高鐵建設構成談不上完善,但高鐵令中國民眾對祖國強盛這一大趨勢信心陡增,也增加了北京的社會威望,這對西方勢力的“顏變”陰謀構成麻煩,也增強著中國社會在收回南海權益問題上的信心與期待。雖然不能就此就認為溫州動車案是某些勢力在搞破壞,但美帝和臺北都是有作案動機的。阿里山小火車事故與溫州動車事故,兩者在時間上相隔不到三個月,地理距離僅斜線相隔一個臺灣海峽,也都在臺灣省人最容易操作的省份發生(723動車事故出事地點在浙南溫州,車次分別為北京至福州、杭州至福州)……這些巧合性也算得上“蹊蹺”了。如果的確是特務作案,那麼這兩起“事故”之策劃也就很有可能出自同一個“辦公室”。如果兩起事故真的都出於陰謀策劃,那麼出於純粹的推導,再參量其他幾個事件,就有理由繼續大膽推想——華盛頓與臺北某一政治勢力之間已經有了一個專門機構,並且它至少有分支機搆在臺灣,或者本部就在臺灣,且臺灣省某勢力恐怕不僅是簡單的參與者,且兩起“事故”的執行人應該就是中國臺灣省人或者福州人、溫州人或者對這一地區非常熟識的人。那麼如果本文的這一猜測不偽,則723事故與南海問題之間存在的聯繫應該就是——動搖中國社會對自身國力的信心,和對“政府在南海問題上能夠有所作為”的信心,也包括對J20等其他高端技術的信心,而缺少信心也就缺少決心,而來自民眾的信心也影響到北京決策層的信心與決心。也就是說——華盛頓要盡可能把中國社會去維護南海權益的信心(從而決心)壓制到不足以產生有效行動力的程度。除此,可能華盛頓的謀算還要更深——通過兩起火車“事故”追加北京與臺北藍營的矛盾,從而把臺北綁定在華盛頓一邊。
      
      如果後邊這一猜測不偽(通過兩起火車“事故”追加北京與臺北藍營的矛盾,而把臺北綁定在華盛頓一邊),那麼就說明——華盛頓認為它對臺北藍營的控制力還不足夠,也即是說,北京還有機會拆除華盛頓埋在臺北的“政治炸彈”或者要引發政治颱風的那只“蝴蝶”。當然,本文也並不能確信兩起火車事故、塑化劑事件一定是出於政治目的破壞行為,因為畢竟三個事件都有經營者追逐利益或業績,而在生產中冒進這一因素。但是,這些事件所發生的時間點、地點卻都太“巧合”,也都“巧合”於美帝的戰略佈署,且耐人尋味了——至少從事後觀想的角度解讀。
      
      美帝會不會放棄臺灣這張大牌?會不會在台海問題上布下複雜的戰略安排?美帝在臺北有木有布下強大的影響力?這種疑問實在算不上需要中學生才能想通的問題,瓊瑤小說和幾年前還青春爛漫的小燕子趙薇可以不信,但本文必信其有,至於他們的具體的陰謀操作是不是正符合本文內容所推演的這些,則本文無理保證。雖然,本文試圖揭發陰謀,或者以分析性文本“生產某些政治認知”以圖破解“颱風計畫”——也算一種應對性策略,但在這個傳媒時代,新聞事件的爆炸性影響力並不擔憂這種文本分析、複雜分析,尤其在還缺少證據的情勢下,而所謂“謊言重複百遍就會變成真理”——媒體轟炸才是傳媒戰爭的“王道”,也所以,某些勢力才膽敢製造“巧合性新聞事件”,並且有些“製造性事件”還明確地希望民眾產生懷疑——卡恩QJ事件、美軍射殺戰區平民等,都是典型事例,因為美帝需要的正是警告效應——警告與華盛頓不是一條心的政客,也警告地球村敢於反抗美帝霸權的人民群眾——地球村裏,資本向人民發動的“權力戰爭”從未停歇。
      
      以傳媒為平臺,美帝的戰略佈署中還有另一層面的重要內容——戰略欺騙。所謂“三獨框架”、“馬英九隱獨”都應該是華盛頓販售給中國的欺騙性概念,以便華盛頓可以暗度陳倉施行其“颱風策劃”。那麼,通過具體分析美帝的上述戰略佈署,可以在“戰略學”上得到一些原則性觀點——
      

    不論對於戰略博弈中的哪一方,如果它只有一項戰略設計備案,對手就容易找到應策。製造特殊事件、製造偽概念實施戰略欺騙——這些都是為了造成有利於己方的戰略勢態。而面對對手的戰略制約手段,一方為了讓它的戰略部署成勢,它需要出臺不止一個的,亦真亦假的戰略方案,並且試探性地實施。其試探性出擊除為了等待對手出錯,以及在重複造勢中擴張態勢——這兩種程式性目標,還有一個非程式性目標——在“試探性”出擊中破壞對手的防禦步調,令對手在窘迫態勢下向某一個戰略方案-方向做出過度的應對,形成不易更張的佈局——棋勢難收,招式用老,而它則借機把它多項戰略方案中的另一項方案做成“大勢”。如此,博弈完畢,“歷史”開場。
      
      上述所謂“戰略邏輯”只能算是化簡敍述,博弈作為它所能發生的“場域事件”必然超越當時人類的個體、群體智慧,而妄想以操縱天下——這種志向只可能出於一己營苟私我,及其剝削者階級之貪婪本性,而與“無為而治”之大道義相隔了一層大智慧,甚至與“伊莎貝拉之蝴蝶”的智慧也不能相比——伊莎貝拉的蝴蝶有億萬之數,每一蝴蝶的飛行也有萬千之變,而風暴之後,世界依然自然、大千。最重要的是,伊莎貝拉如果鑽入錢眼,就不是風暴會在何時何地發生的問題了,而只能是比“不發生”更虛渺的“不存在”。至少在針對中國14億人民的所謂“戰略”上,和針對地球人的金融掠奪之所謂“戰略”中,美帝逆于人道天道,其戰略水準再高亦不出猥瑣(當然,一定是鉅款在握的自信純爺們的猥瑣)。凡陰謀必有破綻,它即使得一時之逞,收一時之利,也必隨即消於無形無象,更無法改寫人類追求自由的大歷史(自由女神高天流雲,表示不明白神馬叫做鴨梨)。
      
      三個月來在南海,美國是有所怯陣的,忌憚臺灣出手只是一個方面,此外,華盛頓和北京都承受不了在一場中美對抗中敗陣,而將會給“四方博弈”大局帶來的不利影響。在“四方博弈”大局觀下,俄、歐都在期待一場嚴重的中美對抗,以其從中漁利。好在,中國可以等待補充海軍、海巡實力,而中國的台海策略中需要考量、判斷美帝的“三獨框架”與“以顏變促肢解”的“颱風框架”,確認中國更容易處置哪一種局面——從國內治理和國際博弈兩方面處置。也要考量是否可以一舉定南海,甚或一舉也定台海——借用華盛頓的這一“颱風陰謀”讓“一國論”佔據台島,破掉被華盛頓反復利用的,正反面玩轉的“台毒”這張千牌,而後北京可以挾台島共赴南海……但這種思路下微妙之處甚多,恐怕不易操作。馬英九及其黨派不會出於民族大義、國家大義或者全球正義而配合北京——意圖肯定還是有一些的,但既然馬英九跟隨美帝選擇了“顏變+肢解”路線,臺北就願意在國土問題上給兩岸人民做出點好樣子,那麼在南海問題上,臺北仍然“可用”,關鍵在於北京如何展開戰略操作。而戰略操作的關鍵又是——單就應策而言,針對美帝的“每一個”陰謀戰略,準備好(幾種)有效備案,且不能讓美帝猜知,這是關鍵中的關鍵——不可以讓對手“知己知彼”,才曰出奇制勝。當然,像七一“唱響紅歌”這種意識形態之“戲劇鬥爭”是戰略構設中必不可少的基礎性內容。
      
      題外話:
      (1)前幾日,名為“梅花”的颱風在朝鮮登陸,這種情況非常少見。不知道大自然的,或者外星人的這個提示性隱喻(梅花是臺灣省花吧)可以做何理解?隱喻,就是在博弈智慧失去效應的方向,人類在困惑境遇中向自然求取藝術理解力的那種心智努力。在這裏,人類智慧超越博弈視野,有藝術,有道德,有宗教,有和諧……
      (2)在本節文字收筆這一刻,電視新聞中報導說——美國昨天試飛的一款高超音速無人空天戰機在升空後失去聯繫——而如果這款飛機研製成功,美國將可以在一小時內對地球村裏任意地點實施打擊。
     
     
     附一個鏈結:2011年臺灣高考歷史試題: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ews/1/215645.shtml

      不須解釋,大家能看出其中所有題目都與“國民D主導統一”這一主題高度相關,而且試卷中選答題佔據著過高份額,所提供的“標準答案”也都不是簡單的答案,而是“論調性知識”,明顯帶有“洗腦”目的。由此亦可見,臺灣教育機構也已經被嚴格控制在某勢力之手,也可見這一勢力的操縱力之深,和策劃之處心積慮。

    文/空蕩的原野

    2011-8-13

    ============================
    陸客赴台旅遊4年間發生(人工)意外的比率居然比其他國家高出200倍,這個數字令人吃驚!

    陸客遊台頻傳死傷 陸官媒批

    特派記者韓化宇/北京報導

    2012-7-15 旺報

     ▲陸客團在台灣頻傳意外,已引起大陸各界、尤其是官方媒體的撻伐。圖為7月7日,哈爾濱旅遊團在台灣遇車禍後被拖到龍潭收費站附近的事故車輛。 (新華社)

     陸客團在台灣頻傳意外,已引起大陸各界、尤其是官方媒體的撻伐聲浪。大陸中央電視台昨日報導稱,陸客赴台旅遊4年間發生意外的比率,居然比其他國家高出200倍,這個數字「令人吃驚!」;
    《人民日報》海外版更不客氣抨擊,面對一次次血的教訓,「台灣主管部門難道不應認真反思,還要繼續以天氣原因等當作擋箭牌嗎?」


  27. 2012/11/29 於 19:45 patchpieces

    《有無——薩達姆(伊拉克海珊)的海灣戰爭(波斯灣戰爭)與冷戰後全球大棋局》
    (與當前敘利亞局勢高度相關)

     
      莫斯科佔據阿富汗這個博弈支點,試圖借道伊朗去破局“石油美元霸權”,但是這一招“回馬槍”被薩達姆(海珊)擋在波斯灣以東,莫斯科爭勢無果,其博弈操作遂轉向被動,逐漸導向一個結果——莫斯科要在“主動解體”與“被動解體”之間做選擇——莫斯科選擇了“主動解體”。(期間的國內外博弈鬥爭也很複雜,問題本身更極為重要。留做專題討論)
      
      “主動解體”讓莫斯科從“敗局”中挽回一點主動性,這也是莫斯科選擇“主動解體”的“原因”之一,而怎樣利用好這個“主動性”,莫斯科也一定已經做了深刻推演,也一定是在這條“主動解體路線”上的推演結果(和在推演內容中再做出主動佈局,並由此得到的進一步的推演結果)讓莫斯科“可以”確定“主動解體”路線,就是說,在蘇聯解體前後,莫斯科一定在“大棋局”盤面上做了重要的博弈佈署,一定運籌了讓美英土著難以應接的大謀略——
      
      那麼做為主動的博弈者,莫斯科會選擇哪里佈局呢?或者說,美、蘇最後的博弈決鬥會發生在哪里呢?
    既然這場決鬥發源于石油美元,此後的博弈平臺仍然還在中東石油產區,那麼莫斯科也一定要在這裏埋下勝負手。
    在中東那些土著博弈者中,薩達姆曾經是一個“異動者”,在中東博弈局面上他所處的位置也讓他不得不做一個“異動者”——地緣上,伊拉克南翼是石油儲量第一的沙特,東南方向是沙特的“王權”盟友們,它們和沙特(沙烏地阿拉伯)一道已經(也勢將)被美帝國選擇為“(非民主;專制王權)戰略盟友”,也就基本上失去了博弈者身份;東翼是不能投靠美、蘇兩大霸權中任何一方的伊朗,而伊朗又成為美、蘇的必爭之地,伊朗也就勢必自立為一個中東大局中的土著博弈者。
    此外,伊拉克的西翼還有以色列這個特殊博弈者,北翼則是土耳其這個身份特殊的北約國家。那麼,莫斯科要施展它的謀略為“冷戰收盤”佈局,難免要首選伊拉克做道具。

      (做為國家,伊拉克的本源在兩河沖積平原上廣大的農耕區域,而農耕區域必定承載了相對眾多的人口,區域內又根本沒有可以阻擋大軍攻伐的自然屏障,那麼這方土地上必定要出現一個在歷史變遷中相當穩定的國家——它也用以抵抗歷史變遷。但是從伊拉克向東,向西北,分別有廣大的山地高原,山地高原能夠承載較多的耕、牧人口,又能讓這裏的政權進退可依,而相對穩定的政權下就形成穩定的民族。這種“山地高原民族國家”又時而有能力攻伐與它相鄰的大平原,雖然不能形成長久的統治,卻能夠割占-整合平原上的一部分農耕生產力,並就此與農耕鄰國埋下領土爭端的種子,這就是伊朗(土耳其與伊拉克之間有廣闊荒漠,能夠有效阻斷攻伐,也就阻斷統治繩索)。在伊拉克的南翼是夾雜著綠洲的廣闊沙漠,這裏的博弈邏輯是:只有統一了大沙漠的主體區域才能夠制止廣闊沙漠裏的部落攻伐,從而讓“大沙漠政治”穩定下來,穩定下來的這個政權就是現代史上這個“沙烏地阿拉伯”。
    除了土耳其,波斯灣沿岸就有了三大國家:沙特(沙烏地阿拉伯)、伊拉克、伊朗。又,在這片相當乾旱的中東大區,沖積平原的幅員不及沙漠廣大,而伊朗高原如果不是比兩河平原遼闊,它就沒有可能逃出兩河政權的長期控制從而不能形成穩定的民族國家——那麼大致按照三大國的領土面積,波斯灣油氣在儲量分佈上也沒有逃出 “概率空間”。)
      
      下面再看中東博弈的核心與關鍵——既然莫斯科未能打通它進入波斯灣的道路,既然中東大博弈從傳統的地緣政治博弈向“石油美元博弈”這種資本直接以博弈者身份參與的“軟博弈”演變,既然莫斯科基本定下“主動解體”路線圖因而不再直接參與中東角逐,那麼莫斯科就要給美帝國留下一個強大對手,還最好是一個資本對手,而這個對手還會從內部攻擊美帝國,能夠從全球“大棋局”制約和攻擊美帝國——猶太資本勢力佈署在華爾街和中東石油產區(以色列,及以色列與石油王權的關係),對“石油美元”的控制能力更強,更直接,它還是美英資本隨時準備創造機會去鯨吞的獵物……基於兩路資本之間這種“決鬥關係”和單向“鯨吞關係”,美英土著資本一定要至少壓制住猶太資本的這個實體根基——以色列。當然,美英資本不需要讓以色列這個國家被阿拉伯勢力徹底趕進地中海,只要以色列在阿拉伯-伊斯蘭的巨大壓力下疲于應付,有求于美英土著,從而令猶太資本也陷於被動,美英土著資本就有機會鯨吞猶太資本,或者在保留這一“鯨吞權利”的前提下先行“解體蘇聯”。反過來,憑藉以色列為政權依託(包括軍力和核武。1968年底,以色列每年已經可以生產四至五枚核彈頭),猶太資本可以進行有效抵抗,以色列以它博弈“棋手”的身份還可以聯合歐陸、俄羅斯(蘇聯的繼承者)、中國、阿拉伯王權(手中有石油武器),對美帝國的單極霸權實施反制,再以華爾街鬥爭做為配合,不難攪亂美英土著資本的“大棋局”,促使美英單極霸權走向終結。
    又,之所以這些棋手(資本,政權實體)將會同猶太資本配合,是因為在美英單極霸權格局下,美英資本將無所求於它們,又為了鞏固、擴大美英的單極霸權而要去要去徹底壓制它們,而它們也會借美英的單極霸權秩序被(猶太資本)致亂之機謀求連橫,壓縮或者推翻美英單極霸權並且去謀求它們自身的霸權,那麼它們對美英霸權的威脅更反過來又要求美英資本去徹底壓制它們——而這種博弈關係也能夠加劇它們針對美英單極霸權的博弈力度。
      
      那麼,除非美英有把握一舉奪取並穩固單極霸權,不需要擔憂其他博弈者(聯合)反擊它們,則“怎樣壓制住以色列”就成為“美帝國的大棋局”上的一個關鍵“課題”,而壓制以色列就要利用以色列的“天然”敵手——阿拉伯勢力和伊斯蘭勢力。
    那麼反過來,莫斯科最需要做的就是扶植以色列-猶太資本,而流徙在美帝國的猶太資本離不開來自以色列政權的支撐,那麼對猶太資本不能在資本層面給予幫助的莫斯科,就要堅決支持-支撐以色列,就要制止美帝國利用阿拉伯-伊斯蘭勢力去打壓以色列。
      
      其時,阿拉伯諸幫內部有兩大勢力——一組是沙特(沙烏地阿拉伯)等王政國家群體,一組是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埃及等以強人獨裁為主流特徵的世俗政權(從伊斯蘭這個範疇更廣泛的環境看,還有宗教政體的伊朗、世俗化也西化的土耳其兩個重要勢力)。其中,前一組王權勢力並不願意打壓以色列,因為——美帝國以“沙特等國的王權政體之容易被推翻”這一緊迫現實去威脅這些王權,要求它們支持“石油美元”,否則美帝國可以輕易“幫助”阿拉伯民眾推翻他們的王政,只是,在冷戰時代,美帝國需要顧忌蘇聯,所以這些阿拉伯王權勢力握有有限的“反叛權”。而當蘇聯失去力量不再能與美帝國抗衡,美帝國就根本不需要向阿拉伯王權交付任何條件,就能夠驅策這些王權更馴服地為美帝國服務,又隨時可以出於戰略需要廢黜“石油王權”,轉而去為“石油美元”扶植另外的代理人,除非——在美帝國內部有一支力量可以有效約束美帝國的中東策略、戰略,而這支力量只能是猶太資本。
    以色列在中東,猶太資本在華爾街-華盛頓,它們願意並且能夠出手幫助阿拉伯王權——直接地,可以減輕美帝國對這些王權的壓力,包括收買、攪亂華盛頓的政策;間接地,通過博弈縱橫,阿拉伯王權與以色列+猶太資本還形成一種“看似奇怪”的聯盟,共同制約著美帝國的中東霸權,繼而也制約了美帝國在全球的單極霸權。這種聯手制約又主要是制約了美帝國在中東霸權的操作路徑,即迫使美帝國必須沿用“以阿拉伯王權為盟友”這種代理人模式,而阿拉伯王權又以消極“反以”回報以色列-猶太資本。
      
      在後一組阿拉伯(阿拉伯語社會)勢力中,薩達姆的伊拉克最有實力和影響力——它有“石油武器”和石油財力,有可供領袖阿拉伯諸邦的人口和國土,擁有“波斯灣石油地緣”重要性,還謀求核武(兩伊戰爭期間先後被伊朗、以色列空襲而停滯),也代表世俗革命。從幾個方面看,伊拉克都是的最適合的領頭羊之選,可供美英驅策去聯合其他阿拉伯諸邦共同打擊以色列。雖然伊拉克的國力在“兩伊戰爭”中大損,但以石油財力,其國力可以在十年內恢復如昔,如果伊拉克還整合了科威特的國力又主要是石油收益的話,它還將變得更強。此外,兩伊戰爭鍛造了伊拉克軍伍,損失的武庫可以由石油收益補充,石油經濟為主的社會又是高生育率社會讓伊拉克也不乏兵源,而兵源優勢是以色列最為忌憚的。再看其他阿拉伯國家——利比亞遠離波斯灣,人口和國力有限,不能提供足夠的反以力度;埃及人口眾多,與以色列相鄰,曾經是阿拉伯諸邦中的“反以”主力,又地處運河被美英勢力影響,這些條件都可供“反以”。但是,埃及不夠富足,不論埃及是不是反以和怎樣強烈反以,它都不能從阿石油王權“兄弟”那裏拿到更多“反以補助”(以色列-阿王權秘盟),而且埃及的前景不能寄望於石油,反而更寄望於以色列可以幫助提供的正常的區域經濟和一個“大地中海”,所以在幾次中東戰爭之後,在“大棋局”形式大變的情勢下,埃及不能,也不願成為反以主力,也沒有道理再為那些富裕的“阿拉伯兄弟”充當炮灰和支付戰爭消耗。那麼,美英土著要找出一個可供它們壓制以色列的“盟友”,同時,最好這個“盟友”還能威懾阿王權(令它們聽命,否則美英就允許這個“盟友”取而代之),還能抵住莫斯科的“伊朗局”(在蘇聯解體之後,莫斯科還要繼續操作),就只有兩個選擇——伊拉克、敘利亞。

      (當然,如果美英土著選擇的這個“盟友”足夠強大,它也就可以成為蘇聯、歐陸、猶太資本這些博弈者的棋子與“盟友”,不過這種情況能夠出現還需要特定的博弈環境與條件。)
      
      那麼,莫斯科就要提前解除伊拉克、敘利亞對以色列構成的威脅。(如果莫斯科能夠做到,那麼美英土著如果還要廢黜以色列對猶太資本的支持作用,就只有直接派出美軍去攻伐以色列了,則猶太資本就要“跳牆”了,中東也只能上演“N國演繹”了,莫斯科將奪走美帝國的單極霸權了。)然而,莫斯科無法做到同時削弱伊拉克和敘利亞,哪怕去直接削弱其中之一,也做不到。好在,莫斯科曾經長期支持敘利亞,兩國有著相當於盟國的良好關係,莫斯科可以爭取到大馬士革的立場,但不利的是——與伊拉克相比,敘利亞不夠強大,它很少有石油收益,等於沒有石油武器,它的政權在阿拉維派(什葉派的一個支派)之手,而這個派別只占敘利亞人口的11%,所以這個現政權不夠穩定,又,敘利亞與伊拉克國土相連,所以伊拉克有軍事、政治兩種武器可以顛覆敘利亞。那麼,莫斯科就要卸除伊拉克對敘利亞構成的威脅,也就能夠卸除“一個再度強大起來的伊拉克將對猶太資本構成的威脅”。還不止於此,莫斯科還要斬獲更多——
      
      巴格達時間1990年8月2日淩晨2時,伊拉克以10萬兵力侵入科威特,迅速取得全勝並攻佔科威特王宮,包括時任亞奧理事會主席的法赫德親王在內的一些王室成員被殺。8月7日新的科威特-即科威特共和國成立,8月8日,應科威特共和國政府要求,科威特與伊拉克“徹底地不可逆轉地實現了合併”——薩達姆做出這樣一個重大決策之前,必然已經審慎觀察了國際局勢,嚴謹推演了美、蘇的立場和反應,並且至少與美、蘇之一做過溝通,得到它或者它們的支援與配合,這樣,薩達姆才敢於製造這樣的“大事件”,但這個溝通對象(支持者)不是華盛頓。
    那麼當“科威特事件”發生,如果美帝國不壓制住薩達姆的伊拉克,則阿王權及其資本將陷於危局,隨後陷入危局的就是以色列和猶太資本,所以它們此時必須在“叛局”路線上有所行動,則莫斯科在“蘇聯不解體反而可以反攻”這條路線上將有機可乘。如果莫斯科實施反擊的條件還是不能形成(成熟),則莫斯科在拿到它由此可以拿到的更多籌碼(蘇聯解體的條件)之余,也充分利用這場“海灣局”,通過借美帝國之手打弱伊拉克,為“冷戰後”時代提前佈局,這個佈局將大大有利於莫斯科——

      (1)這場“打弱伊拉克”的戰爭勢必在波斯灣-中東社會製造和升級對美帝國的恐懼,也製造和升級“反美環境”。
    之所以這必須是一場“打弱”伊拉克的戰爭,而不僅限於美帝國出賣迫使伊拉克撤兵,是因為——如果華盛頓不使用美軍打弱伊拉克,則阿王權不可能卸除它與伊拉克的矛盾和不信任,實際上則是阿王權對華盛頓的的不信任將要驟增(與薩達姆尚未侵佔科威特時相比),則阿王權的“叛美立場”將非常堅定,從而猶太資本的叛局動作也就加緊和加劇,而且當伊拉克在將來某一時刻攻伐敘利亞的時候,阿王權將會站在敘利亞一邊,通過要脅華盛頓,通過它們在中東的影響力去制止伊拉克。

      (2)為阿王權除去來自伊拉克這個近身強鄰的威脅,讓阿王權獲得獨立的博弈立場,這個獨立的博弈立場可以牽制美帝國的單極霸權,可供配合莫斯科實施“冷戰後反擊”。(例如阿王權可以啟用法郎、馬克、日元,或者此後出臺的歐元去結算其石油出口)

      (3)猶太資本-以色列也丟掉了伊拉克這個威脅,可以站在更獨立、更強硬的博弈立場,更少受制於華盛頓。

      (4)阿王權較少受制於美帝國,也就意味著以色列的安全能夠獲得更多來自阿王權的支撐,還意味著猶太資本針對美英土著的博弈立場可以更少受制于美英(相反,美英土著威脅阿王權,也就間接威脅了猶太資本)。

      (5)※※※※※ 最為重要的是——當冷戰收官,蘇聯解體,莫斯科從全球收縮其勢力,包括全面撤除其海外軍事基地,卻唯獨保留了敘利亞的塔爾圖斯港這唯一一處海外軍事基地。該基地加上莫斯科與敘利亞傳統的聯盟關係,可供壓迫以色列-猶太資本的博弈立場,要求後者在“後冷戰”時代的全球大棋局中做出博弈佈署時要照顧莫斯科的利益,以至於要配合莫斯科的佈署,當然,莫斯科與猶太資本也可以借此達成針對其他博弈者的“博弈協同”。(莫斯科通過敘利亞脅迫以色列-猶太資本的手段,除了來自軍事基地和敘利亞政權的戰略決心,也包括經常性手段。也所以,“這個敘利亞”很“可以”是真主党、哈馬斯等強硬派反以組織的重要後臺。當然,也有理由測想:以色列是否已經把影響力打入了真主党、哈馬斯內部,也同敘利亞有著戰略性合作。)同時,猶太資本的博弈立場偏向莫斯科,雖然是出於“被迫”,但是客觀上就使得美英土著更加需要剪除猶太資本勢力在美帝國金融、政權層面的影響力,而這種影響力又以資本實力為後盾,這樣,莫斯科就更加離間了原本已經處在搏鬥-鯨吞關係中的美英土著與猶太資本,讓猶太資本在美帝國的處境更加危險,讓它必須加速、加深那個“叛局”。那麼,為了讓莫斯科針對以色列-猶太資本的這張“敘利亞牌”生效,莫斯科就要替敘利亞解除來自伊拉克的軍事威脅,讓美英不能利用伊拉克的實力“吃掉”莫斯科的這張“敘利亞牌”,因為伊拉克可以——或者壓迫敘利亞迫使敘利亞政權改變親莫斯科立場,或者薩達姆在美英的支援下直接兵發大馬士革,或者支持敘利亞境內的占人口大多數的遜尼派顛覆親莫斯科的阿拉維派現政權。反過來,一旦伊拉克勢力進入敘利亞,伊拉克就直接對以色列兵臨城下了(伊拉克要直接威脅以色列,必須途經約旦或者敘利亞國土),這等於美英從莫斯科手裏奪去針對猶太資本的這張“敘利亞大牌”,又抓緊在它們自己的手心。或者,哪怕伊拉克並不壓迫、攻伐敘利亞,只是掀起和領導一場“反以運動”,輔以軍事動作(例如向約旦、敘利亞借道),也同樣等於美英握有一張針對猶太資本的“伊拉克牌”。——那麼總結起來,莫斯科借美英之手打掉了伊拉克針對敘利亞的軍力優勢,保住了自己手裏的大牌,同時消除了華盛頓手裏的大牌,一得一失之間,莫斯科大勝。【當前的敘利亞局勢中,各方博弈者正在著力爭奪的目標就主要包括這一張“針對猶太資本的敘利亞牌”。】※※※※※
      
      既然“冷戰後”莫斯科將退出中東,華盛頓就可以按照它的需要全盤宰製波斯灣-中東,包括薩達姆的伊拉克,那麼在大局觀上,在“冷戰收盤”之前,中東的任何“異動”都不會對莫斯科造成不利。所以,莫斯科完全可以“授意”薩達姆,“幫助”他做出侵佔-統一科威特這個決斷,而這個“授意”或者這個在莫斯科與巴格達之間的“密約”應該只是——在博弈邏輯上達成相互理解,所以雙方可以和願意協同行動。
      
      華盛頓以進取的立場爭取贏得冷戰,而莫斯科不得不以收縮的立場處置冷戰大勢,在這一前提下,莫斯科就通過“海灣局”掠獲到最大博弈戰果,並且讓華盛頓從“贏得冷戰”中得到的勝利果實大打折扣,從事實上把冷戰置換到新的博弈格局中來,把冷戰延續下來,把莫斯科的敗局轉變成一次階段性事件,把“蘇聯解體和蘇東解體”變成冷戰這場戰爭中的一場階段性戰役,一場“大撤退”性質的防禦戰役——莫斯科在冷戰中失去了決勝的機會,也失去了奪得階段性勝利的機會,那麼莫斯科需要放遠視野,提前做出戰略性佈局……
      
      然而,莫斯科還不能就此停止博弈推演,因為“大棋局”由多方共同捭闔,在博弈推演的任一節點上都有可能被其他博弈者借局佈局,所以上述博弈推演還不夠充分……下邊從薩達姆的立場對這盤“海灣局”再做演繹。
      
      “冷戰後”,或者至少波斯灣的“冷戰後”(莫斯科退出阿富汗從而遠離波斯灣政治已成事實),鑒於美帝國將沒有實力對等的對手,至少在中東沒有,所以薩達姆必須以美帝國的立場去定位伊拉克的立場,定位伊拉克的國運路向——
      

     (1)針對阿王權,針對中東石油政治大盤——

      在現時和未來的中東博弈中,初看之下,莫斯科也需要伊拉克,至少看起來伊拉克的存在和強大能讓中東博弈變得複雜,從而有利於勢力相對較弱的博弈者縱橫操作,尤其當莫斯科已經從伊朗方向撤退(結束阿富汗戰事)。但是,能夠破局“石油美元”的只有阿王權團體,即便另外謀成“俄佩克”之類鬥爭平臺也很難與歐佩克競逐。而一旦阿王權準備叛離“石油美元”,美英土著反而要利用伊拉克去制約阿王權。但是,當蘇聯從阿富汗後撤,即說明莫斯科無力、無意再來波斯灣與美帝國做大開大合的爭逐,那麼波斯灣乃至中東的政治格局將由美帝國做一家獨裁。按照美英土著的博弈需要,不讓中東地區出現一個阿拉伯強國——是美英土著的方向性策略,而保留阿王權就能確保實現這個大策略(阿王權國家占中東阿拉伯國家中的半數,佔有大部分石油儲量,且容易受美英的控制),讓變化、變數出現的時間延後還有利於美英霸權拖延那個“被破局”時間點的到來(不論那個破局是否有成效),所以美英在原則上會盡可能保留阿王權,直到不得不廢黜它,或者變化了的博弈大勢要求美帝國放棄它。再造另一個版本的“中東局”。所以,(美英土著資本的)美帝國不會輕易允許薩達姆衝擊阿王權,那麼美帝國以薩達姆做為威脅阿王權的工具——這個選擇的必要性失去了成色。

      (2)針對以色列——

      “冷戰後大棋局”的主題將是資本大搏鬥和“石油金融爭奪戰”。美英土著可以利用薩達姆,讓他領袖各路阿拉伯力量——(1)衝擊以色列。直接令猶太資本失去根基而失勢,再褫奪-鯨吞之。或者,迫使猶太資本向美英土著妥協和交付籌碼,借此打亂猶太資本的博弈佈署和博弈步調,包括迫使猶太資本與美英土著合作去打擊俄羅斯、歐陸,再返身謀奪猶太資本。(2)利用薩達姆的伊拉克,或者武力攻伐敘利亞,或者致亂敘利亞讓遜尼派奪權。目標都是讓敘利亞從親蘇(俄)立場轉變到親美立場。(3)讓薩達姆威懾-衝擊阿王權,間接威懾-衝擊以色列。

      那麼,伊拉克可以繼續為(美英土著的)美帝國所用,但前提是伊拉克需要足夠強大才能對以色列構成實質性威脅,而伊拉克還需要越過約旦或者敘利亞才能威脅以色列本土,這又要求它的武力需要更為強大,強大到能夠迫使敘利亞改變立場,或者直接攻破敘利亞。那麼在(美英土著的)美帝國的立場上,可以允許伊拉克擴張,但前提是美英土著能夠把伊拉克做成這個針對性工具擺放進新的“大棋局”的捭闔縱橫空間中去。

      (3)針對伊朗——由於蘇聯收縮,莫斯科很難再通過伊朗介入-進入波斯灣,也由於伊拉克因兩伊戰爭而實力衰弱,於是在美英土著那裏,薩達姆基本上失去了可利用價值。

      (4)但是,不論在哪一條路徑上利用伊拉克,美帝國都不會讓中東出現一個阿拉伯強國,或者一個意志獨立的石油大國,或者一個非王權的阿拉伯統一勢力,那麼(薩達姆的)伊拉克在被美英土著利用之後,能夠走到的最好結果就是竹籃打水,如果不是“狡兔死,走狗烹”的話。即便伊拉克不去(或者不“被去”)充當美英土著的工具,可以預期的最好結果也只是——美帝國要讓中東石油政治格局保持現狀(那麼中東勢力之間的“大局觀”也只能是“保持現狀”),則伊拉克的武庫將在10年後變成擺設。比“保持現狀”更有可能出現的情形是——美帝國需要穩固並擴展其美元霸權,於是需要全盤控制一個“大中東”,那麼很可能,它需要在穩固它與石油王權的緊密聯盟關係之外,還去爭取伊朗的立場,那麼夾在沙特與伊朗之間的伊拉克就“很可以”被美帝國出賣,薩達姆要“被下臺”以至於被審判(兩伊戰爭、暴政、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薩達姆當然推演過這些邏輯。
      

      總結起來,在上述3方面裏,(1)和(2)讓美帝國有理由打壓伊拉克,(3)卻有可能讓美英選擇相反的態度,前提是伊拉克要足夠強大,且“大棋局”要求美英啟用伊拉克並且有啟用伊拉克的捭闔空間。(4)則讓美英土著在利用了伊拉克之後再對它進行打壓。而做為應對,薩達姆這一次侵佔-統一科威特(曾經是一國)的行動就“巧妙”地同時應對了(美英土著的)美帝國的3個立場,“看起來”可以化解美英將要對伊拉克和薩達姆本人造成的不利——薩達姆利用“冷戰收局”前夜的複雜局勢,希望(美英土著的)美帝國不敢於在中東啟動戰爭,希望得到莫斯科的支持,希望歐陸對(美英土著的)美帝國施加反制,而在伊拉克統一了科威特之後,薩達姆可以憑藉更強的國力令(美英土著的)美帝國忌憚(它與其他博弈者聯合,它在中東石油政治中更大的權重地位,又更難用軍事手段解除它的武力),同時,合併了科威特的伊拉克實力更強,滿足了美英對伊拉克的工具性需要。這樣,薩達姆既迫使華盛頓,又同時勾引華盛頓重新考慮它的中東佈局,給伊拉克一個更確鑿的“主力盟友”地位,然後,伊拉克就有機會取締海灣王權政治,一統阿拉伯石油諸邦。
      
      以為看清了博弈推演,也看清了華盛頓、莫斯科的意圖,薩達姆才敢於“侵略或者統一”科威特,但是——“冷戰收局”進程已經啟動,值此前夜,無論美英土著試圖為“冷戰後”做更深的佈署(主要針對猶太資本和歐陸),或者蘇聯試圖退回冷戰,都會遭到其他博弈者的聯合打擊,直接陷入敗局。而此前,由於美、蘇都難以把冷戰繼續下去,各方博弈者已經在數年中把這個“大局觀”走實,很難做出方向性調整。
      
      薩達姆希望莫斯科做的,或者與莫斯科“有約”的內容應該就是——在保守的立場下,莫斯科在外交層面幫助伊拉克,在積極立場上,莫斯科啟動它在敘利亞的力量與影響力,向以色列發起衝擊,與薩達姆衝擊阿王權的行動相接應,如此,則中東大亂,美元之基礎飄搖——如果莫斯科繼續擴大行動,那將是一場“冷戰之決戰”。雖然,莫斯科幾乎不可能由此贏得冷戰,但莫斯科可以在拿到美英土著、猶太資本-以色列、歐陸的籌碼之後罷手。那麼在薩達姆看來,莫斯科會有所行動的,而莫斯科與伊拉克的聯動在“大棋局”上造成的影響是美英土著“不可接受”的,而此時或者先此一步,薩達姆可以在先行拿到美帝國的籌碼,即美帝國承認伊拉克合併科威特這一現狀,並以實際政治行動保證這個“承認”的有效性之後,遂撤出博弈。這樣,在(美英土著的)美帝國更改過的中東佈局中,伊拉克將成為(美英土著的)美帝國的“首要盟友”,去充當威脅阿王權,和威懾-攻伐以色列的工具,尤其當華盛頓向莫斯科交付了中東籌碼或中東利益之後,美帝國就更需要伊拉克這個“工具盟友”。但是,莫斯科或者沒有什麼貨真價實的籌碼與利益可以爭取了,或者在薩達姆攻伐科威特之後,莫斯科立即拿到了籌碼與利益,而讓美帝國去打弱伊拉克——這一結果本身正是莫斯科在這一輪博弈中要去追求的最大目標。於是莫斯科沒有行動,這多少出乎薩達姆的預料。
      
      如果莫斯科配合薩達姆去行動,則又是莫斯科的回馬一槍(早一次是蘇軍進佔阿富汗)——莫斯科可以利用敘利亞和伊拉克同時威脅阿王權,也威懾以色列,但是在蘇聯尚未實行私有化之前,包括猶太資本在內的所有西方資本(做為博弈者)都不可能最終站在莫斯科一邊,雖然在博弈進程中它們會與莫斯科聯動,也給予莫斯科“幫助”。那麼莫斯科的反擊的最佳結果是維續冷戰,或者讓歐陸一舉獨立(不須是一個聯合的歐盟)——對於莫斯科,維續冷戰已經勉為其難,一場“反擊戰”的後果中還包括了促使西方資本聯合起來這一效果,這不利於莫斯科操作“蘇聯主動解體”;如果結果是讓歐陸一舉獨立,不論莫斯科是否繼續保持社會主義立場,在已經難以拉回東歐盟友(蘇東已經主動開始鬆動)的情勢下,美歐還要聯合打壓莫斯科,莫斯科迎來的形勢將不會比它選擇隔岸觀火更好。關鍵又是——在這樣的“冷戰之反擊戰”中,猶太資本很少機會參與縱橫,施展捭闔,很可能“被出局”,而歐陸一舉獨立更能讓美歐資本有機會聯合廢黜猶太資本,則莫斯科將獨自面對美歐,在大勢上,這與保留猶太資本做為“大棋局”中的博弈者(去美英腹內構建“叛局”)相比,可謂差之千里。所以,莫斯科已經不準備做反擊,它要放棄(出賣?)薩達姆,把無法取勝的“回馬一槍”突然改換為——穩穩拿住針對猶太資本的“敘利亞牌”。而且,敘利亞也擔憂伊拉克在做大之後威脅到自己,它們之間的對立關係久已明確存在,莫斯科也就很難驅動敘利亞……(在“反伊拉克”聯盟的34個國家中,敘利亞還是提供了軍事支持的幾個國家之一)
      
      阿王權諸邦是高度一體的,或者說,這些阿拉伯王權是拴在一條繩子上的螞蚱,因為王權政治容易被顛覆,且其一倒下,就很容易引起骨牌效應。所以形成和維護這個王權聯盟的做為主調的“博弈條款”是——要麼你們美英土著(或者美帝國)完全保留王權,要麼你們全部廢黜王權。當然這是主調,不排除特定情況下“條款失效”。所以,這一次薩達姆攻伐的不僅是科威特,還是,正是全部阿王權諸邦。所以伊拉克給美英土著和美帝國出了一道難以抉擇的“高級”難題,華盛頓幾乎不可能找到折中方案——要麼美軍與薩達姆兵戈相見,這等於美帝國(美英土著資本)自廢一把好兵器。要麼承認伊拉克吞併科威特這個結果,而如果美英承認這一結果,則阿王權就需要在美英土著之外加緊尋求新的盟友,和促使波斯灣局面複雜化,美元都將不再有一個堅實的“王權石油基礎”,而此時蘇聯尚未解體…….又在此時,受到了薩達姆的真刀真槍和強烈意志的威脅,阿王權更“有權利”要求美帝國必須 “打弱”伊拉克,同時以嚴厲姿態打出一個政治事態即“廢黜王權是不合法行為,也是反美行為”,而不是驅逐伊拉克軍隊了事,這樣薩達姆或者N達姆才不那麼容易捲土重來。那麼這場驅逐薩達姆的戰爭一定要熱鬧,要有氣勢,要確鑿地打弱伊拉克讓阿王權基本滿意。推演及此,如果莫斯科在敘利亞或者其他方向採取行動配合薩達姆的話,反而阿王權更需要依賴美帝國保護它,美帝國就不須向阿王權交付“打弱伊拉克”這個條件了。也所以莫斯科選擇隔岸觀火。
      
      伊拉克攻伐科威特時,莫斯科沒有行動,這多少出乎薩達姆的預料;當美軍糾集盟友大規模攻伐伊拉克軍隊,莫斯科還是沒有行動,就基本上在薩達姆的預料之內了,因為華盛頓的行動最終取決於它的博弈推演,和它與莫斯科的協調(因為兩國不可以直接對抗,或者引起直接對抗。但是對於美蘇大國,這種協調也必須在推演料算之內)。所以,薩達姆對“科威特大事”的決斷還要看他與華盛頓之間一對一的“兵推”對局——伊拉克可以做美英土著的工具去威懾-攻伐以色列、阿王權(主要是針對以色列),但是不做“兔死狗烹”那種,所以薩達姆有權避免那種局面,方法是——利用冷戰收局這個極度敏感的博弈環境,先行吞占科威特,即做大伊拉克,並要求美帝國承認這一既成事實結果(不只是口頭和文本上承認,而是要在博弈層面能夠進行“邏輯確認”,即要求美英土著無法反悔除非它們願意在新的博弈中付出巨大代價),即要求美英土著在“冷戰後”選擇伊拉克而不是阿王權做為“只能二選一的盟友”,即要求美英土著在廢黜阿王權的同時支持“一個強而大的伊拉克”這條路線上走出決定性一步。即便美英土著不接受薩達姆打出的這個既成事實,不接受薩達姆要求的這條中東路線,派兵來攻伐伊拉克,伊拉克也不會亡國,薩達姆也“很可以”保住權位,因為美帝國(不論是美英土著的美帝國,還是包括了猶太資本的美帝國。此時在這一問題上,薩達姆未必分得清)的確需要保留“伊拉克牌”,當然可以是一張較弱的牌,美帝國也不希望中東格局大變以至於影響到“冷戰收局”。所以,薩達姆“吞併科威特”這個決斷的動力除了來自莫斯科,也來自他單獨與華盛頓的“兵棋推演”的結果,兩個理由又不可能完全分割。
      
      假如沒有莫斯科的“許諾”(也許只是外交方面的承諾,加上向薩達姆兜售“大局觀”和博弈推演,讓薩達姆做出決斷),薩達姆也“敢於”去吞占科威特,但博弈推演的結果只能是——薩達姆空忙一場,還要被打弱。所以來自莫斯科的且不論真偽的“承諾”就成為薩達姆做出決斷的關鍵要素。而薩達姆在發兵科威特之前已經做出攻伐科威特的態勢,包括輿論攻伐,也是要判斷華盛頓的真實態度,並且從華盛頓的態度再去判讀莫斯科的真實態度(華盛頓與莫斯科之間必有溝通,而由於兩霸之間必須避免直接衝突,那麼兩霸之間達成的“協議”、共識和劃下的底線一定比薩達姆與其中之一“達成的協定”成色更高,更可靠。而且,華盛頓做為“大棋局”的第一博弈者,其洞察力、預見力當然在薩達姆之上。又,華盛頓的意志也是“大棋局”發展的最重要因素)。而表面上的“事實”顯示——華盛頓表現出了相當“誠懇”的“中立態度”,這讓薩達姆再無顧忌,兵發科威特……
      
      華盛頓的中立態度就等於它對薩達姆攻伐科威特的策劃做了默認,這直接導致了薩達姆誤判形勢,這場“科威特局”才得以形成……而莫斯科一定演繹過華盛頓的應手,才會推出這一局“科威特博弈”——
      
      當薩達姆在發兵科威特之前做出攻伐科威特的態勢,包括輿論攻伐,和去阿拉伯國家做合縱外交,這種情勢已經等於“薩達姆已經在行動”——針對科威特的軍事佈署和輿論造勢,本身已經讓阿王權如坐針氈,即薩達姆已經撬動了美英土著在中東的石油政治基礎,華盛頓已然無法讓中東“恢復原狀”了,即華盛頓已經無法通過制止薩達姆而挽回“這一個”損失(阿王權對華盛頓的“信任”與否定性判讀),於是,華盛頓就轉換問題——讓薩達姆的這一次“異動”進一步走實,再加以利用。所以,華盛頓不僅不能制止薩達姆,還要給予鼓勵。顯然,華盛頓一定明白,它的中立態度會起到鼓勵薩達姆的作用,無此,則薩達姆難以做出最後決斷。那麼華盛頓怎樣轉換這個問題-矛盾並加以利用呢?
      
      如果沒有這場伊拉克吞併科威特的戰爭事件發生,阿王權也將繼續忌憚伊拉克,它們也將積極在美英之外謀求保障,而猶太資本也將積極佈署和暗中擴大那一“叛局”——阿王權和猶太資本都為“冷戰後”積極佈局。這將會導致那個“冷戰收局時刻”被拖延,和“冷戰收局過程”被拖延,和導致“冷戰不完全收局”,這些路徑都對美英土著不利,所以美英土著此時需要積極做好“打弱伊拉克的工作”,以儘早迎來一個對它們更為有利的“冷戰後”局面——雖然打弱伊拉克也對莫斯科有利,但在“冷戰後”的中東,美英需要對付的直接對手將不是莫斯科,而是歐陸和猶太資本,那麼相對來講,與其讓歐陸或猶太資本在“冷戰收局”中製造不安定局面並從中獲利,不如把這個利益“讓與”莫斯科;既然這場海灣戰爭背後的佈局——做為送給美英土著的問題,已經被莫斯科做成,那就遲早需要解決問題,而美英更希望它提早解決,安全地解決。
      
      伊拉克吞併科威特,這一事件極大衝擊了所有中東王權手中的權力、利益和王權統治本身,而薩達姆敢於這樣做,就等於是華盛頓允許了在中東以現代政治取代阿拉伯諸幫的王權傳統這條路線。這就不單是一個阿拉伯王權體制、王權利益受到“衝擊”的問題了,而是中東王權政治必須、必然結束的問題。而伊拉克軍隊強攻科威特王宮,射殺多名王儲更意味著整個阿拉伯諸邦的王族還很可能被剝奪和平下臺的機會,和不被允許保留大量財產,很多王族成員還很可能被施以“暴力審判”。同時,這也等於是華盛頓主動對“以色列-猶太資本-阿王權之間的華盛頓戲法”的舊框架實施了攻擊,讓猶太資本-以色列失去一個支撐(阿王權)。又同時,美帝國同意伊拉克做大做強,也就向以色列的國家安全發起了實實在在的直接攻擊。通過海灣戰爭的前半程,華盛頓在盤面上以“把棋走實的方式”製造了阿王權、猶太資本對美英的需求。當然這只是在製造態勢,而為了讓伊拉克的行動能夠充分取得這種巨大的威懾效果,在伊拉克軍隊發起進攻前,華盛頓還推出中立的官方輿論,聲言不介入兩國爭端…….事件進程到此,就等於華盛頓借薩達姆之手握緊了阿拉伯石油王權的命門——華盛頓這樣轉換了問題。
      
      由於“蘇聯的存在”在客觀上就是猶太資本得以自保的第一道防線,所以當美帝國將要摧垮蘇聯,猶太資本就需要“維持”蘇聯,方法包括在資本市場上給美英土著製造麻煩,聯合歐陸、阿拉伯石油王權製造“割據”大局,甚至它們“可以”整體地向蘇聯方向“叛逃”,製造一個“兩陣營同時解體”的亂局,再於亂中求存,以至謀利、謀勝。所以,鑒於“蘇聯解體”對於美英單極霸權有著極大價值,是美英的首要目的,美帝國要想首先“解體蘇聯”,就必須拿出足夠分量的籌碼給各路“盟友”,尤其要向猶太資本這個老謀深算的,佈署在美帝國腹內的“第五縱隊”證明其“誠意”,從而安撫和分化陣營內的叛離群體,遏制“叛局”。於是,華盛頓突然反手一擊——出賣薩達姆,把“美帝國通過剪除來自薩達姆的威脅,從而送給以色列一個長期的可以追求強國的安全環境”這一事件做成籌碼,贈送給猶太資本,這樣猶太資本也才一時“安心”,否則猶太資本不肯協助美帝國給予蘇聯最後一擊,也不肯去各方博弈者那裏協調“蘇聯解體事宜”,更保留引爆華爾街金融問題,甚至引爆“美元安全”這部分博弈權利——如果美英手中握著薩達姆的伊拉克這個針對以色列安全的大殺器,並且因此擁有極大把握成功圍剿猶太資本,那麼猶太資本當然需要,當然可以“掀桌子”,“跳牆”。當然同時,利用同樣的原理,美英土著也穩住了阿拉伯石油王權,令它們也安心協助美帝國去完成“蘇聯解體工程”,尤其讓阿王權看到它們在中東已經獲得了看起來無可撼動的安全政治環境、地緣環境,從而化解它們必須立即“跳牆”的動機……這樣,在成功轉換了問題之後,華盛頓再成功地從新問題的博弈矛盾中打劫了利益。

      [ 當薩達姆做出勢態要去攻伐科威特,沙特就已經去華盛頓告狀了(沙特為美國提供過相關資訊,但“看起來”未能引起白宮的重視)。那麼,要麼白宮已經對沙特做出了保證,而沙特並未通告科威特,卻利用它“王權領袖”的地位穩住其他王權諸邦。要麼出於華盛頓有能力掌握這些王權政府的動向,白宮根本沒有對沙特做出保證,或者保證說薩達姆決不敢於侵吞科威特,而王權諸邦還有機會在受到薩達姆的實盤攻伐之後再宣佈放棄美元結算,或者從而,華盛頓還可以借用阿王權的異動去偵察“大局觀”…… ]
      
      然而單是直接“打弱”伊拉克,這個籌碼還不夠高成色,因為薩達姆的伊拉克在兩伊戰爭後國力衰弱,對以色列的國家安全(同理也對阿王權)尚未構成現實威脅,所以,美帝國勾引薩達姆去侵佔-整合科威特,形成一個“伊拉克在加速恢復實力,也加速稱霸中東,也在整合阿拉伯力量”之現實態勢,這就鑿實而強力威脅到以色列的國家安全了(同理也對阿王權)。這時,美帝國再出手打擊薩達姆,解除伊拉克的武力和稱霸潛力,就向猶太資本和阿王權交付了成色充足的籌碼。如此,華盛頓近乎“無中生有”,“無米為炊”就製作出“伊拉克對以色列的巨大威脅”和“伊拉克對阿王權的巨大威脅”這兩隻大籌碼,還讓它們不得不接受與華盛頓“交換籌碼”的要求。

      [ 在美英土著資本勢力的立場上,如果在打弱伊拉克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去顛覆薩達姆再搞“民主”政權,則伊拉克有可能被伊朗輸出宗教革命而拿走果實,或者被阿王權收買、收編,則美英土著就少了一個(針對阿王權、猶太資本的)可以再度啟用的籌碼。而如果美軍直接控制伊拉克,將加劇中東的反美環境,更要令阿王權和以色列高度緊張,促使它們與莫斯科、歐陸加緊聯合,加緊“叛局”行動反制美英土著。 ]
      
      莫斯科看到——猶太資本與美英土著之間可以就“以色列安全”進行籌碼交換,甚至可能,早在兩伊戰爭的時候就已經看到這種籌碼交換已經在進行——兩伊戰爭能夠打弱伊拉克,才能促成這樁籌碼交換順利進行,和以這種方式進行(這可能也是阿富汗戰事後期,莫斯科遲遲不從阿富汗撤軍的原因之一,莫斯科要促成兩路資本的這樁交易)。但是,這樁交換雖然“完全可以進行”,但並不就是“必須進行”,因為猶太資本對美英土著的巨大威脅——在華爾街“狗急跳牆”並不是猶太資本真正想要的結果,只做為有效威脅之用,而美英土著也有機會成功壓制猶太資本可能的“跳牆”行動。那麼莫斯科就積極促成這樁“籌碼交換”,讓這樁交易必須發生,並且讓它進行得徹底,從而“幫助”猶太資本這支“第五縱隊”獲得安全。並且與此同步,莫斯科保留它與敘利亞的特殊關係,握緊針對猶太資本的大牌,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這支“猶太資本縱隊”,讓它為莫斯科所用——如果華盛頓、莫斯科各自握有一張針對猶太資本的牌,就相當於誰都沒有這張牌。那麼這又等於是:通過“科威特局”,莫斯科才獲得了這張牌。

      [ 此外,要說莫斯科“推出”而不說莫斯科只是“推動”了“科威特局”,因為假如沒有莫斯科的“推動”,包括為薩達姆提供“大盤推演”(當然只正確推演到,至少要推演到“美帝國保持中立”這一環節),薩達姆很可能就不能知道(不理解)華盛頓將會“保持中立”,這局“科威特博弈”就要被薩達姆擱置。薩達姆最有可能出錯的推演環節很可能就是——他只看到美帝國,卻未能分清(或慎重分清)它是美英土著資本的美帝國,還是美英土著與猶太資本共同的美帝國。本文之所以這樣設想是因為——如果博弈推演過程不需要太複雜,在博弈者立場已經被確定的前提下,則推演過程想要出錯都難,而對於博弈者立場的判讀,及對於立場背後的博弈者的屬性的判讀就需要於動態中不斷修正大局觀…… ]
      

      “伊拉克侵入科威特並著手整合科威特,進一步威懾阿王權和以色列”這一步驟走實的程度有多高,猶太資本+阿拉伯石油王權必須相互配合去引爆一次石油危機+金融危機+美元危機+西方經濟危機——這一應手的實在性就有多高。同時,歐陸已經在籌畫“歐洲統一”大局,出於對蘇聯解體後美英獨霸格局的擔憂,歐陸大國(法、德)一定會加速歐陸聯合進程、並同時遠離美帝,在莫斯科的幫助下,在猶太資本要去發起的石油危機-經濟危機的配合下,“歐洲聯合且獨立於美帝”頗有一舉成勢的機會——當然,這些“棋盤推演”首先都做為對美帝國的威脅,然後才“做為”“博弈事實”。那麼此際,美英與其冒險在蘇聯即將自行倒下的前夜引發陣營內鬥,讓“蘇聯解體”不得不變成“蘇聯與美歐同時解體”,就不如先行聯合“現盟友”推倒蘇聯,再反手對付內部將要產生的新的敵人。(而要做到成功聯合“現盟友”,美英在必要的情況下就需要向莫斯科支付利益——這個“必要的情況”正是莫斯科這個老對手積極打造並遞交給華盛頓的“利益交割檔”,只是,博弈中沒有可信賴的“契約”可以憑藉,莫斯科要借用薩達姆的誤判與華盛頓在實際鬥爭中演繹這份“博弈合同”。)此時,蘇東陣營解體已經進行到半程,難以逆轉,“蘇聯解體事項”也在被蘇聯高層操作中,並且蘇聯高層已經開始佈局國內放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猶太資本和歐陸資本並不是很擔憂一個在冷戰中獲勝卻被經濟難題困縛的的“非蘇聯”會來擊垮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