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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一個中國的經濟學者說出如此不合邏輯、不負責任、不顧最基本經濟邏輯和道德良心的言論,感到深深的悲哀和憤怒!我爲中國的經濟學教育乃至中國的某些高等學府感到極度的悲哀!!身居“北大光華管理學院”院長之位,張維迎竟然不顧最基本的事實和最基本的學術邏輯,信口胡說,硬要將全球金融危機和金融危機的責任拉到中國頭上他是出於一種怎樣的“動機”?!值得我們深刻懷疑因爲,只要稍微尊重事實的普通人,也絕對不會將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責任歸罪於中國這是一個典型的要中國要爲全球金融危機負責的“替罪羊”邏輯!

怒斥張維迎(北大光華管理學院院長)

根據最近媒體的廣泛報道:在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09年年會上(216日下午3時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舉行),北大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張維迎在會議上公開宣稱:中國對全球金融危機是負有責任的。

爲什麽中國要對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負責任呢?

張維迎認爲如果中國人民幣的價格不這麽低,就不會有這麽多外匯儲備,不會有這麽多的貨幣發行,這次經濟危機就不會這麽嚴重。所以這次經濟危機

中國是有責任的。(以上言論均據人民網的報道)。

爲一個中國的經濟學者說出如此不合邏輯、不負責任、不顧最基本經濟邏輯和道德良心的言論,感到深深的悲哀和憤怒!

我爲中國的經濟學教育乃至中國的某些高等學府感到極度的悲哀!!

身居“北大光華管理學院”院長之位,張維迎竟然不顧最基本的事實和最基本的學術邏輯,信口胡說,硬要將全球金融危機和金融危機的責任拉到中國頭上他是出於一種怎樣的“動機”?!值得我們深刻懷疑

因爲,只要稍微尊重事實的普通人,也絕對不會將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責任歸罪於中國這是一個典型的要中國要爲全球金融危機負責的“替罪羊”邏輯!任何稍具經濟常識和良知的人都會拍案而起!

衆所周知,前不久新任美國財長蓋特勒指責中國操縱人民幣匯率,硬要將金融危機之責任歸罪於人民幣匯率低估,遭到全世界無數有識之士的強烈反對。連美國總統奧巴馬都親自和胡錦濤主席通電話,說明蓋特勒的言論不代表美國政府的政策。

最近溫家寶總理訪問歐洲期間,針對西方某些政客指責中國要爲全球金融危機負責之言論、針對某些政客指責人民幣匯率低估要爲金融危機負責之言論,曾經給予尖銳的批評和諷刺,說他們是“豬八戒倒打一耙”

張維迎從哪里來的“膽量和靈感”,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

原本以爲:效仿“豬八戒倒打一耙”的、公然指責中國要爲全球金融危機負責任的,只是那些居心叵測的美國政客和美國政府的“御用智囊”。想不到,原本應該嚴肅認真探討全球金融危機根源、爲中國最大利益獻計獻策的北京大學教授,竟然與美國那些政客和“御用智囊”們的言論“如出一轍”、“相互唱和”。怎能不令人怒從心頭起!!

早在去年107日,華盛頓著名的智庫――彼德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原名叫國際經濟研究所,是華盛頓的主要智庫之一。創始人弗雷德·伯格斯坦是卡特政府負責國際事物的財政部副部長)的資深研究員Arvind Subramanian,就在英國《金融時報》發表文章,公開指責中國應該爲全球金融危機負責,要求中國政府向美國政府借款5000億美元,以幫助美國政府挽救金融危機。

「彼得森研究所」的矛頭也是直指人民幣匯率政策。

原文如此寫到:First, China would be riding to the rescue of a situation partly created by its own policies of undervalued exchange rates, which led to lax global liquidity conditions”(首先,中國有責任參與挽救金融危機,因爲這場危機至少部分是中國自己的政策所造成的,中國低估的人民幣匯率,導致了全球流動性泛濫)。

堂堂北大光華管理學院院長的“高談闊論”,似乎就是從彼得森研究員那裏完完全全照搬過來的!!既然要將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責任歸罪於中國,“如此著名”的張維迎,爲何不自己發明一套新的“怪論”呢?!!


筆者曾經多次著文,從理論邏輯和事實證據上詳盡駁斥“人民幣匯率低估導致全球金融危機”的奇談怪論。去年11月,爲批駁「彼得森研究所」的奇談怪論,筆者曾經發表《請美國政府的御用智囊們尊重事實和邏輯》。請允許我直接引用該文的分析吧,因爲張維迎的怪論,與彼得森研究所的奇談怪論簡直一字不差!

首先我們要問:誰應該爲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負責?

答案就是美國自己!

美聯儲2002-2003年長期極度寬鬆和“不負責任”的貨幣政策,導致全球流動性“泛濫成災”,直接製造了當前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邏輯和事實都異常清晰,毋庸置疑。「美聯儲」極度不負責任的貨幣政策,一方面刺激美國金融機構大肆放鬆貸款標準,導致所謂“謊言貸款”、“倒貼貸款”等花樣繁多的次級貸款急劇膨脹,刺激美國以投資銀行爲首的所有金融機構拼命發明各種稀奇古怪的“金融創新産品”和衍生金融産品以牟取暴利,刺激政府和企業毫無節制地發行了天文數字般的各種債務。與此同時,統治世界信用評級行業的“穆迪”、“標普”、“惠譽”以瞞天過海的“欺詐手段”(不是我這麽說,美國有許多投資者正在起訴評級機構“欺詐”),將那些本來是一堆“垃圾”的所謂按揭貸款資産組合評級爲投資級或AAA級,誘使全球投資者(當然某些投資者是自投羅網或主動上鈎的)大肆購買。如此種種,埋下了炸毀全球金融體系的定時炸彈。

(筆者注:事到如今,美國要爲全球金融危機負責,已經成爲全球共識。張維迎們難道真的不知道?)


另一方面,「美聯儲」極度不負責任的流動性擴張政策,讓美元大幅度貶值、大宗商品價格暴漲、全球“通貨膨脹”加劇,本質上是美國向全世界人民徵收了龐大的“通貨膨脹稅”。當然,背後的根本原因是美國大搞“全球軍事擴張”,出兵阿富汗、伊拉克、「北約」東擴、“顔色革命”、強化軍事基地和“輸出意識形態”,不得不大搞“財政赤字”(美國政府90年代財政曾經短暫出現盈餘,如今年度赤字已經接近超過12000億美元,加上拯救“兩房”等金融機構所增加的債務,美國政府赤字將成倍擴大。累積國債已經超過12萬億美元)。到如今,華爾街和美國政府製造的“金融核武器”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投資大師巴菲特語)終於引爆(它遲早會爆發,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爲轉移)。全球各國無一例外都要承擔巨大損失(投資虧損的直接損失和飽受經濟衰退和蕭條的間接損失)。

美國和那些所謂的“中國經濟學家們”卻反過來指責中國要爲全球金融危機負責,

天理何在?事實何在?邏輯何在?

說人民幣匯率低估製造了全球流動性過剩、製造了全球金融危機,就更是“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荒謬言論,是徹頭徹尾的“強盜邏輯

的確,最近幾年,「彼德森研究所」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爲美國政府強壓人民幣匯率升值獻計獻策、製造學術輿論。他們曾經連篇累牘,發表大量研究報告和論文,構造數學模型,煞有介事,論證人民幣升值多少、美國貿易赤字和經常帳戶赤字就會降低多少、所謂“國際不平衡”就會糾正多少。我拜讀過彼德森研究所的許多“鴻篇巨制”,理論模型莫名其妙,數學演算故弄玄虛。

當然我們必須問:張維迎“人民幣匯率低估導致全球金融危機”之荒謬邏輯,是從哪里來的?

他做過任何理論和實證研究嗎?

他的證據在哪里?

他的理論依據是什麽?

他的事實根據是什麽?

其實,過去數年的事實,早已將人民幣應該和如何升值的謬論,早已將“人民幣匯率低估導致金融危機”的奇談怪論,駁得體無完膚了。可不是嗎?2005年至今,迫於美國和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政治壓力,人民幣升值幅度超過20%

請問美國的“貿易赤字”和“經常帳戶赤字”下降了嗎?

請問美國的“財政赤字”下降了嗎?

請問美國政府定義的“國際不平衡”減少了嗎?(注:美國出於本身意識型態和政治原因而管制限制高科技產品輸中,更是促成本身結構性貿易逆差的因素)

一點兒也沒有,反而都急劇上升了!


2002年以來,美聯儲肆意擴張流動性,美元相對世界主要貨幣貶值幅度高達30%,它意味著所有持有美元外匯儲備的國家都蒙受了巨大損失,當然,最重要的是,各國所蒙受的巨大損失還要包括「美聯儲」所製造的全球通貨膨脹。

事實上,自從1971年美國政府悍然撕毀國際貨幣協定(佈雷頓森林協定)、並在全世界推銷浮動匯率以來,美國給世界製造的通貨膨脹超越了以往一切人類歷史通貨膨脹之總和。以降低美國經常帳戶和消除所謂“國際不平衡”爲幌子來強壓人民幣升值,不過是美國蓄意擾亂中國經濟金融體系、打壓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基本國策。

美國政府和彼德森研究所的確達到了他們的目的,至少是部分實現了(是不是也是張維迎們的目的呢?)。人民幣升值給中國經濟金融造成的巨大損失和製造的巨大風險正在迅猛地凸顯在我們每個人的面前。人民幣單邊升值預期及其自我實現,導致投機熱錢大肆流入中國資産市場炒做,製造了中國股市和房地産市場史無前例的巨大泡沫。泡沫終於破滅了,我們整個經濟和金融體系正在承受泡沫破滅的深重痛苦,無數小民血本無歸;人民幣升值讓數之不盡的出口企業關門破産,數之不盡的失業者流落街頭無依無靠;人民幣升值讓我們的大量海外資産蒙受巨大損失(須知那些投資海外美元資産的金融機構和外匯儲備,最終要結算爲人民幣來計算損益)。事實上,中國今天所承受的金融危機痛苦正是人民幣升值所造成的惡果,儘管華爾街的金融海嘯似乎讓我們那些犯了錯誤的官員和鼓吹人民幣升值的學者找到了推卸責任的藉口。


毫無疑問,在強壓人民幣升值、給中國製造金融危機災難的過程中,彼德森研究所“居功至偉“,彼德森研究所的中國追隨者們、亦即某些大肆宣揚人民幣必須快速大幅度升值的“大牌”學者們亦“居功至偉”。多年來,那些所謂“大牌”學者或中國智囊的觀點與美國“御用智囊”的觀點竟然驚人一致,實在令人稱奇!

我們必須非常清楚:辯論誰該爲全球金融危機負責,絕對不是象牙塔裏面的學術遊戲,它直接關係到誰該爲挽救全球經濟金融危機付出代價,誰該在未來的國際貨幣和金融體系裏面擁有更多話語權!!美國政客指責人民幣匯率低估要爲全球金融危機負責,背後乃是一整套要求中國付出代價的政策!!是他們與中國討價還價的重要籌碼!!

我們必須要問:中國那些幫助鼓吹“人民幣匯率低估要爲全球金融危機負責”的所謂學者們,你們到底是爲中國利益著想、還是要爲美國政客們講話?

我們必須非常清楚:中國的經濟金融政策再也不能聽那些所謂的“著名經濟學家”忽悠和徹底誤導了!他們沒有任何資格佔據著中國經濟學教育的重要舞臺!!

中國的經濟學教育到了該徹底檢討的時候了!

迷戀、迷信、乃至刻意販賣西方錯誤的經濟學理論的一切“新蒙昧主義”,該徹底終結了!


文/向松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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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回應

  1. 2011/04/01 於 21:58 patchpieces

    你決定接受每個國家追求匡正時弊者的委託.在既有的社會體系框架下進行理性實驗。如果你失敗,理性變革將受到舉世的嚴重曲解,只剩下正統派和革命派靠鬥爭來解決爭議。

    ——凱恩斯給羅斯福(F.D.Roosevelt)總統的信.1933年

    我2006年10月訪問薩克斯那天,整個紐約市都籠罩在灰蒙的細雨中,街上每隔約五步就點綴著鮮豔的紅色。剛好那一周是波諾(Bono)的紅色商品計畫(Product Red)盛大推出的時候,紐約市也感染了廣告活動的氣氛。抬頭就能看到廣告看板上巨大的紅色iPOd和亞曼尼太陽眼鏡,每個公車亭都有史蒂文•斯皮爾伯格(Steven Spielberg)或潘娜洛普‘克魯茲(Penelope Cruz)穿著各種紅衣服的海報,市內每家嘉普(Gap)店面都全力配合產品推出,第五大道的蘋果商店散發著玫瑰色的紅光。“一件背心可以改變世界嗎?”一則廣告問。是的,可以,我們確信如此,因為其中一部分獲利將捐給全球基金(Global Fund),用以對抗愛滋病、肺癆和瘧疾。“買到它停止!”兩天前電視轉播波諾與歐普拉.溫芙瑞(Oprah Winfrey)在大採購時,他這麼說。

    我有預感,那一周想採訪薩克斯的記者大多數會想問這位超級巨星經濟學家,對於用這種時尚新方法來籌募援助基金有什麼看法。畢竟,波諾以“我的教授”稱呼薩克斯,而我走進哥倫比亞大學的薩克斯辦公室(他在2002年離開哈佛大學)時,迎面就看見一幅兩人的合照。在這麼光鮮亮麗的慈善活動中,我感覺自己有點像是來擾局的,因為我想談這個教授最不喜歡的話題,一個他曾在記者訪談中威脅要掛電話的話題。我想談俄羅斯,以及那裏到底出了什麼差錯。

    薩克斯是在俄羅斯休克治療一年後,才開始自己的轉型,從全球震撼醫生轉變成全世界最敢言的援助貧窮國家運動者。這個轉型多年來造成他與正統派經濟圈的前同僚與共事者衝突不斷。就薩克斯來說,他本身沒有改變——他一向致力於協助一些國家借由巨額援助和取消債務,以發展市場經濟。多年來他認為有可能透過與IMF和美國財政部合作而達成這些目標,但當他來到俄羅斯現場,發現討論的方向已經改變,而且面對的官員冷漠的程度令他大感震驚,導致他採取與華盛頓的經濟官僚較衝突的立場。

    以後見之明來看,俄羅斯無疑代表了芝加哥學派十字軍演進的新里程碑。在早期70年代和80年代的休克治療實驗室,美國財政部和IMF都希望至少獲得表面上的成功——因為它們是實驗,意味將成為其他國家跟進的典範。70年代的拉丁美洲獨裁政府因為攻擊工會和開放邊界,而獲得持續貸款的獎賞,即使部分背離芝加哥學派的正統思想也是如此,例如,智利仍然由國家控制全世界最大的銅礦場,還有阿根廷軍政府慢動作的私有化。玻利維亞是第一個在80年代採用休克療法的民主國家,因此獲得新援助,部分債務也被免除——這發生在90年代桑契斯進行私有化之前。在第一個採取休克療法的東歐集團國家波蘭,薩克斯毫無困難地取得巨額貸款,而且同樣的,最初的計畫遭遇強力反對後,波蘭的大規模私有化也陷於牛步。

    俄羅斯不一樣。“太多震撼,太少治療”是普遍的看法。西方強權在要求最痛苦的“改革”上毫不通融,同時對回報俄羅斯的援助金額始終十分慳吝。連皮諾切特都曾以貧困兒童的糧食計畫來緩衝休克治療的痛楚;華盛頓的放款機構卻覺得沒有必要幫助葉利欽,反而把俄羅斯推入霍布斯式(Hobbesian)的夢魘。

    與薩克斯深入討論俄羅斯並不容易。原本我想引導談話跨越他剛開始的防衛。(“我是對的,他們完全錯了。”他告訴我。還有,“問桑莫斯,別問我;問魯賓(Bob Rubin),問克林頓,問切尼他們對俄羅斯的演變有多高興”。)我也想跨越他的沮喪。(“我在當時是真的想做點事,結果證明徒勞無功。”)我的目的是想更瞭解,為什麼他在俄羅斯會失敗得這麼慘,為什麼薩克斯出了名的好運就在那個關鍵時刻用完了。

    薩克斯現在說,他一抵達莫斯科就知道情勢已經不太相同。“我一開始就有預感……我從一開始就很生氣。”俄羅斯正面臨“一個第一級的總體經濟危機,是我這輩子見過最嚴重最不穩定的危機”,他說。對他來說,唯一的對策很清楚:他為波蘭擬訂的休克治療措施,“以便讓基本市場力量儘快開始運作——加上巨額的援助。我想的是一年300億美元,大致分成150億美元給俄羅斯,150億美元給各共和國,如此才能展開和平與民主的轉型”。

    我不得不說,只要牽涉到他在波蘭和俄羅斯推行的嚴厲政策,薩克斯的選擇性記憶確實眾人皆知。在我們的訪談中,他不斷美化他要求的快速私有化和大規模削減支出(簡而言之,就是他現在拒絕使用的“休克治療”,他辯稱當時指的只有狹隘的價格政策,而非改造整個國家)。根據他對自己角色的記憶,休克治療只扮演不重要的角色,他幾乎完全專注在募款上;他說,他為波蘭擬訂的計畫是“穩定基金、赦免債務、短期財政援助,與西歐經濟整合……葉利欽的小組要求我幫助他們時,我提議的基本上是相同的事”。

    薩克斯說法裏的重要事實沒有爭議:爭取巨額援助是他為俄羅斯規劃的重心——這也是葉利欽屈從整個計畫的動機。薩克斯說,他的藍圖是以馬歇爾計畫為本,即二次大戰後美國撥給歐洲重建基礎設施和工業的126億美元(相當於今日幣值的1300億美元)的計畫——這個計畫普遍被認為是華盛頓最成功的外交作為。薩克斯說,馬歇爾計畫顯示,“當一個國家陷於混亂時,你不能期望它靠自己以有秩序的方法站起來。所以,我對馬歇爾計畫最感興趣的是……只需要不算太大的財政挹注,就為(歐洲的)經濟復蘇步上軌道奠定基礎”。剛開始時,他相信華盛頓有同樣的政治意願,想把俄羅斯轉變為成功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就像二次大戰後對西德和日本的堅定承諾。

    薩克斯相信他可以從美國財政部和IMF爭取到一套新馬歇爾計畫,而且理由很充分。《紐約時報》在那段期間形容他“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經濟學家”。他記得在擔任波蘭政府顧問時,曾“一天內在白宮籌到10億美元”。但薩克斯告訴我:“當我提議為俄羅斯做同樣的事時,白宮完全沒興趣。IMF的人只是瞪著我,好像我瘋了。”

    雖然葉利欽和他的芝加哥男孩在華盛頓不乏仰慕者,卻沒有人願意拿出他們嘴巴說的援助。這表示薩克斯要求俄羅斯推行激烈的政策,但他無法履行自己的承諾。就是在這時候,他開始近乎自我批判。“我犯的最大的個人錯誤,”薩克斯在俄羅斯的大挫敗期間表示,“是對葉利欽總統說:‘別擔心;援助馬上會到。’我深信那些援助對西方來說太重要、太關鍵了,所以它不能像以前那樣搞砸。”但問題不只出在IMF和財政部沒有聽薩克斯的話,也出在薩克斯還未得到任何保證前,就大力促銷休克治療——一場數百萬人付出慘重代價的豪賭。

    當我重新拿這些問題問薩克斯時,他重申自己真正的過失是誤判華盛頓的政治氣氛。他記得一場與老布希任內的國務卿伊格爾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的談話。薩克斯提出他的看法:如果任由俄羅斯的經濟動亂繼續沉淪,可能會引發沒有人能控制的情勢:大規模饑饉、國家主義復辟,甚至法西斯主義,對一個唯一過剩的產品是核子武器的國家來說確實不智。“你的分析或許很正確,但它不會發生。”伊格爾伯格回答。然後他問薩克斯:“你知道今年是哪一年?”

    當時是1992年,克林頓即將打敗老布希的美國大選年。克林頓競選策略的核心是,布希忽略國內經濟的破敗,一意追求海外的光榮(“問題是經濟,笨蛋”)。薩克斯相信俄羅斯是那場國內鬥爭的受害者。他也說,他現在知道還有別的因素:許多華盛頓的權力掮客仍在打冷戰。他們視俄羅斯崩潰為地緣政治的勝利,可以確保美國的超級強權地位。“我沒有那種心態。”薩克斯告訴我,聽起來像一個童子軍誤人《黑道家族》(The Sopranos)的情節一樣,而他也經常給人這種感覺。“對我來說,那只是‘好極了,這是一個可怕政權的終結。現在,讓我們真的來幫忙(俄羅斯人)。請大家投入所有力量……’現在回想起來,我相信在政策規劃者的心裏,那種想法是瘋了。”

    儘管他遭受挫敗,薩克斯並不覺得那段期間的俄羅斯政策是出於自由市場意識形態。他說,那主要是“純粹的懶惰”所造成。他當時很希望來一場激烈辯論,談談到底應該提供援助給俄羅斯,或完全交給市場解決。但是他碰到的是集體冷漠。他說,他很訝異當時沒有嚴肅的研究和辯論可供重大決策參考。“對我來說,最主要的原因是沒有人努力。讓我們至少花兩天辯論這件事——但我們從未這麼做!我沒看到有人努力工作,‘卷起袖子,我們來認真解決這些問題,我們來搞清楚怎麼回事’。”

    當薩克斯談論“努力工作”時,他是在回憶新政、大社會(Great Society)和馬歇爾計畫的美好時代,當時來自常春藤聯盟的年輕人圍坐在指揮桌,卷起袖子,四周儘是空咖啡杯和成疊的政策文稿,大家針對利率和小麥價格爭議得面紅耳赤。這是決策者在凱恩斯主義最盛時期的行事風格,也是面對俄羅斯災難“嚴重性”應該有的做事方法。

    但把放棄俄羅斯歸咎於華盛頓的集體懶惰,對提供解釋沒有幫助。也許瞭解這段過程更好的方法是,透過自由市場經濟學家偏好的“市場競爭”觀點來看。當冷戰如火如荼進行而蘇聯仍未解體時,全世界的人可以選擇(至少理論上來說)他們想消費的意識形態;當時有兩極,且兩極間也有不少選項。這表示資本主義必須爭取顧客;它必須能提供誘因;它必須是個好產品。凱恩斯主義向來代表著資本主義也必須跟其他意識形態競爭的事實。小羅斯福總統實施新政不僅是為解決大蕭條的急迫問題,也是因為在美國人民遭到放任式自由市場的蠻橫打擊後,一股要求採取不同經濟模式的強大運動必須加以安撫。有些人想要激進的經濟模式:在1932年的總統選舉,100萬美國人投票給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候選人。愈來愈多美國人密切注意路易斯安那州的平民主義者參議員惠朗(Huey Long),他主張所有美國人都應享有2500美元年所得的保障。小羅斯福在解釋為什麼在1935年把更多社會福利加進新政時,說他要“搶先一步做惠朗想做的事”。

    在這種背景下,美國的工業家不情願地接受小羅斯福的新政。市場銳利的鋒刃,必須以提供公共部門就業,及確保沒有人挨餓來軟化——資本主義的存亡正面臨考驗。在冷戰期間,自由世界沒有一個國家能免於這個壓力。事實上,50年代前後這段期間資本主義的成就,即薩克斯所說的“正常”的資本主義——北美洲的工人保障、退休金、公共醫療和國家支持最窮困的人民——是出於面對強大左派必須作出重大讓步的務實需求。

    馬歇爾計畫是在這種經濟大勢下使用的終極武器。戰後的德國經濟陷入危機,大有淹沒整個西歐的危險。同一時候,許多德國人被社會主義吸引,迫使美國政府選擇將德國分裂成兩半,而不願冒讓整個德國崩潰或轉向左派的危險。在西德,美國政府利用馬歇爾計畫建立資本主義體制,其用意並非為福特汽車或席爾斯(Sears)建立快速獲利的新市場,而是期待它的成功能造就繁榮的歐洲市場經濟,消弭社會主義的吸引力。

    到1949年時,這表示得容忍西德政府採取任何完全非資本主義的政策:國家直接創造就業、大舉投資公共部門、補貼德國企業,以及強大的工會。美國政府當時採取的政策,是1990年代對俄羅斯或佔領伊拉克時難以想像的,當時政府不顧大企業的反對而延遲開放外國投資西德,以便遭戰爭打擊的德國企業能在復蘇前避免競爭壓力。“當時的判斷是,讓外國公司進入會像放任海盜劫掠一樣。”以馬歇爾計畫的歷史著作備受讚譽的作者卡洛琳•艾森柏格(Carolyn Eisenberg)告訴我:“現在與當時主要的差別是,美國政府不把德國當搖錢樹。他們不想激起民怨,而認為如果開放德國供劫掠,將阻礙整體歐洲的復蘇。”

    艾森柏格指出,這種政策並非出於利他主義。 “當時蘇聯像一把上膛的槍,而德國經濟陷於危機,還有一大群左派,他們(西方)必須很快爭取德國人民歸順。他們真的認為是為拯救德國的靈魂而戰鬥。”

    艾森柏格對創造馬歇爾計畫的意識形態鬥爭的描述,道出薩克斯的工作有一個長期存在的盲點,包括他晚近值得稱讚的致力於爭取大幅增加對非洲的支出。這個盲點是,大規模的平民運動幾乎從未被提及。對薩克斯來說,寫歷史完全是精英的事,只要用對技術官僚,執行正確的政策,就已足夠。就像休克治療計畫是在拉巴斯和莫斯科的秘密地點草擬的一樣,理所當然的,援助蘇聯300億美元的計畫也應只憑他向華盛頓提出淺顯的理由就能實現。然而,正如艾森柏格指出,提出馬歇爾計畫並非基於慈善,甚至不是靠合理的論據,而是出於對民眾反抗的恐懼。

    薩克斯景仰凱恩斯,但他似乎對凱恩斯主義終於能在美國實現的原因不感興趣:難纏、兇悍的工會的要求,以及聲勢日益壯大的社會主義者,使原本太激進的方案變成實實在在的威脅,進而使新政看來像是可接受的妥協。群眾運動迫使不情願的政府採用薩克斯鼓吹的做法,但薩克斯不願承認這點卻造成嚴重的後果。其中之一是,薩克斯看不到他在俄羅斯面對一個昭然若揭的政治現實:俄羅斯絕不會有馬歇爾計畫,因為當年會有馬歇爾計畫就是因為有俄羅斯。在葉利欽廢除蘇聯時,那把迫使馬歇爾計畫形成的“上膛的槍”已經解除武裝。少了它,資本主義突然可以墮落到最野蠻的形式,不只是在俄羅斯,而是全世界。蘇聯既已崩潰,自由市場現在已獨佔全球,這表示已不再需要任何干擾其完美平衡的“扭曲”。

    這就是對波蘭人和俄羅斯人的承諾(亦即:如果他們接受休克治療,他們將突然醒來發現自己已經成為“正常的歐洲國家”)的真正悲劇所在。那些正常歐洲國家(擁有穩健的社會安全網、工人保障、強大的工會與社會醫療體系)的興起是因為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妥協,現在已不再需要妥協,所有西歐的溫和社會政策也陷於四面楚歌,就像它們在加拿大、澳洲和美國遭到圍剿一樣。這些政策不會引進俄羅斯,當然更不會獲得西方資助。

    基本上,這種擺脫一切束縛的解放,就是芝加哥學派經濟學(或稱作新自由主義,或在美國所稱的新保守主義):不是什麼新發明,而是去除凱恩斯附加物的資本主義,處於獨佔階段的資本主義,一套可以為所欲為的體系——不再需要努力爭取我們這些顧客,可以反社會、反民主和恣意展現其粗魯。只要共產主義仍是威脅,凱恩斯式的紳士協議就會繼續存在;一旦這套體系崩垮,所有妥協的痕跡最後都可能被抹除,以便達成弗裏德曼在半世紀前為他的運動設定的純正主義目標。

    這就是福山1989年在芝加哥大學的演說,誇張地宣告“歷史終結”的重點:他並非真的宣稱世界上已不再有其他思想理論,而只是說共產主義既已崩垮,不再有其他主義的力量強大到能成為勢均力敵的競爭者。

    因此,薩克斯視蘇聯崩潰為擺脫極權統治的自由,準備卷起袖子開始幫忙,但他的芝加哥學派同僚卻視之為不同性質的自由——終於擺脫凱恩斯主義,以及像薩克斯這些昧于現實的社會改革家的自由。從這個觀點看,對俄羅斯袖手旁觀雖令薩克斯憤怒不平,卻不是出於“純粹懶惰”,而是在實踐放任主義:放手不管,不作為。所謂袖手旁觀是指所有負責俄羅斯政策的人(從前老布希政府的國防部長切尼、財政部副部長桑莫斯,到IMF的費歇爾)確實有事可做:他們都在執行純粹的芝加哥學派理論,讓市場施展最狠的本事。俄羅斯比智利看起來更像這種意識形態的實踐,預告了十年後同樣的這一批玩家,將在伊拉克創造的“要錢不要命”(get-rich-or-die-trving)式的反烏托邦。

    這種新遊戲規則於1993年1月13日在華盛頓特區首度亮相。那是一場小而重要的會議,只有受邀者能出席,地點在杜邦圓環(Dupont Circle)卡內基會議中心十樓,距白宮只有七分鐘車程,離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總部也只有一箭之遙。舉足輕重、為世銀和IMF擬訂策略而聞名的經濟學家威廉森(John Williamson)舉辦了這場會議,視之為新自由主義部族的歷史性聚會。出席者包括許多顯赫的明星“技術政治家”(Technopol),他們站在運動的最前線把芝加哥主義散播到全世界。這些人有現任和前任的西班牙、巴西和波蘭的財政部長,土耳其和秘魯的央行總裁,墨西哥總統的幕僚長,以及一位巴拿馬前財政部長。他們之中還有薩克斯的老朋友、他尊崇的巴爾舍諾維奇(Leszek Balcerowicz),即波蘭休克治療的策劃者,還有他的哈佛同僚羅德里克,就是曾證明每個接受新自由主義結構改革的國家都已深陷危機的經濟學家。日後出任IMF第一副總裁的克魯格(Anne Krueger)也在場。最熱心宣傳皮諾切特的智利前部長皮涅拉(Jose Pinera)無法恭逢其盛,因為他正密切追蹤智利的總統選舉,但他還是送來一份詳盡的報告。當時仍擔任葉利欽顧問的薩克斯將發表主題演說。

    會議參與者一整天陶醉在經濟學家最愛的休閒活動,商議如何讓不情願的政治人物採用不受選民歡迎的政策。選舉過後應該多快推出休克治療?在猝然發動攻擊的情況下,中間偏左政黨是否比右派更有效率?最好先警告大眾,或是以“巫毒政治”出乎人民意料較佳?雖然會議取名為“政治改革之政治經濟學”——刻意顯得有點乏味,似乎有意誤導媒體的興趣——不過一位與會者詭秘地表示,其實真正的主題是“馬基雅維裏經濟學”(Machiavellian economics)。

    薩克斯聆聽這些討論幾個小時,直到晚餐後他步上講臺發表演說,題目帶著典型的薩克斯風格:“經濟急診室中的生活”。他的情緒顯然很高昂,台下的聽眾也準備好聆聽這位曾高舉休克治療火炬進入民主時代的偶像的演說。薩克斯並未陶醉在沾沾自喜中,後來他對我說,他決心利用這場演說,嘗試讓這群大權在握的聽眾瞭解俄羅斯情勢的嚴重性。

    他提醒聽眾二次大戰後挹注歐洲和日本的援助“對日本日後的驚人成功極其重要”。他提及收到傳統基金會——弗裏德曼主義發源地——一位分析師的來信,薩克斯說,這位分析師“強烈主張俄羅斯應該改革,但不是靠外國援助俄羅斯”。“這是自由市場理論家的共識——而我也是其中之一。這言之成理,但卻是個錯誤。市場無法包辦一切;國際援助極其重要。”他說,放任主義的偏執觀念正把俄羅斯帶向災難,“不管俄羅斯的改革者多麼勇敢、聰明和幸運,他們不靠大規模的外來援助不可能成功……我們就快錯過這個歷史性的機會了”。

    當然薩克斯獲得一輪掌聲,但熱烈程度只算微溫。為什麼他讚揚大手筆的社會支出?台下的聽眾正在進行一場拆解新政的全球十字軍,而不是再製造一個新政。在接續的討論會中,沒有一位與會者支持薩克斯的挑戰,還有幾位發言反對。

    薩克斯告訴我,他嘗試借由演說“解釋一場真正的危機會是什麼情景……傳達急迫感”。他說,在華盛頓作決策的人往往“不瞭解什麼是經濟動亂。他們不瞭解所引發的脫序狀態”。他想讓他們面對現實世界“有一股動力可能把情勢推往失控,直到引發其他災難,直到希特勒趁勢崛起掌權,直到發生內戰,或大規模饑饉,任何情況都可能……你必須採取緊急的協助作為,因為一個不穩定的情勢絕對會走向愈來愈不穩定,而不會走向正常的平衡”。

    我忍不住想,薩克斯無法充分說服他的聽眾。與會者都十分熟悉佛裏德曼的危機理論,而且許多人曾應用在自己的國家。大多數人完全瞭解經濟崩潰會有多混亂和動盪,但他們從俄羅斯得到一個不同的教訓:痛楚和錯亂的政治情勢正迫使葉利欽快速變賣國家財富,這是明顯而有利的結果。

    會議只得靠主辦人威廉森把討論帶回那些務實的優先事務。薩克斯是這場盛會的明星,但威廉森才是聽眾心目中真正的大師。威廉森頭髮漸禿、不適合上電視,但政治立場的偏執卻相當聳動,“華盛頓共識”這個詞——也許是現代經濟學最常被引用、也最具爭議性的詞——就是他創造的。他以主持嚴密的閉門會議和講座著名,每場會議的目的都是為測試他大膽的假說。在1月的會議,他有一個急迫的目標:他想一勞永逸地測試他所謂的“危機假說”。

    威廉森在他的演說中沒有警告要拯救哪個國家免於急迫的危機;事實上,他狂熱地談論引發巨變的事件。他提醒聽眾一些無可爭辯的證據,顯示只有真正嘗到苦難的國家才願意吞服市場苦藥,只有遭到震撼的國家才會躺下來接受休克治療。他宣稱,“最黑暗的日子才能創造最好的機會,讓人們瞭解必須進行根本的經濟改革”。

    威廉森以他無人能及的技巧,揭露金融世界的潛意識,並一派輕鬆地指出這引發一些有趣的問題

    我們一定會問,刻意挑起災難以剷除改革的政治障礙是不是合理?例如,在巴西早巳有人建議,是否值得故意引發惡性通貨膨脹,以便讓大眾驚嚇到接受這種改變……以歷史的後見之明來看,理論上不會有人贊成1930年代中期的德國或日本走向戰爭,只為了獲得戰敗後接續的飛快成長。但一場較小規模的危機能否發揮同樣的功效?可不可能設計一場假危機,能夠不必付出真危機的成本而帶來同樣的效果?

    威廉森的發言代表休克主義的大躍進。在滿屋子的財政部長和央行總裁、人數多到足以辦一場經濟高峰會的這個場合,主動製造嚴重的危機以推動休克治療的想法已被公開討論。

    至少有一位與會者在演說時覺得有必要撇清與這種邪說的關係。英國薩塞克斯大學的經濟學家托伊(John Toye)說:“威廉森建議,挑起人為的危機以觸發改革可能是好做法,我們最好解讀他的用意是在逗笑。”但沒有證據顯示威廉森是在逗笑。事實上,有許多證據顯示,他的想法已被華盛頓和其他地方的最高級金融決策者採用。

    威廉森在華盛頓開會的隔月,我們看到美國掀起一波對“假危機”的新狂熱,雖然當時很少人瞭解它是一套全球策略的一環。1993年2月,加拿大正陷於金融災難,至少一般人從新聞和電視中得到的結論是如此。“債務危機迫近”,全國性報紙《環球郵報》(Globe and Mail)以頭版大標題疾呼。一家全國性大電視臺的特別報導說:“經濟學家預測明年某個時候,或兩年內,財政部副部長將走進內閣,宣佈加拿大的信用已經耗盡……我們的生活將急劇改變。”

    “債牆”(debt wall)這個詞突然變成新語彙,它的意思是,雖然現在的生活似乎舒適平和,但加拿大已嚴重入不敷出,影響力巨大的華爾街公司如穆迪(Moody’s)和標準普爾(s&P),很快就會把我們的國家債信評等從完美的三個A調降下來。萬一發生這種事,機動性超強的投資人在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新規範下,將隨時從加拿大撤資,移到較安全的地方。然後有人告訴我們,唯一的對策是大幅削減部分社會計畫的支出,如失業保險和醫療保險。果不其然,執政的自由黨就這麼做,雖然他們不久前才以創造就業的政綱當選為執政黨(加拿大版的“巫毒政治”)。

    預算赤字的歇斯底里最高潮之後兩年,調查記者麥奎格(Linda Mc Quaig)揭露,少數幾個加拿大的智庫縝密地煽動並操縱這種危機感,尤其是賀維研究所(C.D.Howe Institute)和菲沙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這是弗裏德曼一向大力支持的智庫),背後的贊助者則是幾家最大的銀行和企業。加拿大確實有赤字問題,但並非由失業保險和其他社會計畫的支出造成。根據加拿大統計局,問題出在高利率導致債務價值膨脹,就像80年代沃爾克震撼導致發展中國家債務膨脹一樣。麥奎格前往穆迪的華爾街辦公室,與主管公佈加拿大債信評等的資深分析師塗格利亞(Vincent Truglia)談話,塗格利亞向她透露驚人的內幕:加拿大的企業主管和銀行家不斷向他施壓,要求他發表貶抑加拿大財政的報告,但他拒絕了,因為他認為加拿大是優良而穩定的投資標的。“我處理的國家中,從來沒發生國民希望降低自己國家評級的例子,而且是不斷要求。他們認為加拿大被評得太高。”他說,他經常接到其他國家的代表打電話,抗議他給的評級太低。“但加拿大人比外國人更看輕自己的國家。”

    對加拿大金融圈來說,這是因為“赤字危機”是發動政治鬥爭的重要武器。在塗格利亞接那到些奇怪的電話前,一項要求政府削減醫療和教育等社會計畫支出,以降低稅率的大規模運動已經發動。由於這類社會計畫受到絕大多數加拿大人支持,因此要把削減支出合理化的唯一方法,便是威脅國家經濟可能因此崩潰,陷於全面危機。但穆迪機構繼續給加拿大最高的A++債信評級,因而使維持世界末日氣氛變得極為困難。

    在那段期間,投資人對混淆的資訊感到很困惑:穆迪對加拿大很樂觀,但加拿大媒體不斷報導國家財政的慘況。塗格利亞受夠了加拿大發佈政治操縱的統計數字,擔心自己的研究遭到質疑,於是採取非同尋常的措施,發表一篇澄清加拿大政府支出“並未失控”的“特別評論”,甚至隱約批評右派智庫使用的狡詐統計手法。“近日公佈的數項報告,大幅誇大加拿大的預算債務部位,其中有些數字被重複計算,另一些則作了不恰當的國際比較……這些不正確的計算可能導致加拿大債務問題的嚴重性被誇大。”穆迪發表特別報告後,“債牆”並未迫近的說法傳開來一一但加拿大的企業界並不高興。塗格利亞說,他發表報告後,“加拿大一家大金融機構的人……打電話給我,對著我大吼大叫。這還真罕見”。

    等加拿大人發現“赤字危機”是企業資助的智庫誇大操縱的結果時,生米已煮成熟飯——預算已遭削減並實施。直接的結果之一是,加拿大提供給失業者的社會計畫被大幅削減,而且再也沒有恢復,雖然後續數年出現了預算盈餘。這種危機策略在這段期間不斷被利用,1995年9月,一卷錄影帶被洩露給加拿大新聞界,內容是安大略省教育部長在一次公務員閉門會議中說,在宣佈削減教育支出和其他不受歡迎的改革前,必須先洩露一些描繪悲慘情況的資訊,以便創造必要的驚慌氣氛,雖然這些資訊可能言過其實。他稱這種操作是“創造有用的危機”。

    華盛頓的“統計舞弊”

    在1995年,大多數西方民主國家的政治言論都充斥債牆和經濟即將崩潰的說法,要求政府加速削減支出並進行更大規模的私有化,而且弗裏德曼學派的智庫總是高聲疾呼危機來臨。不過,華盛頓最有權勢的金融機構不但願意借媒體製造危機的表像,也很樂於以具體措施創造貨真價實的危機。在威廉森發表“點燃”危機的言論兩年後,世界銀行的首席發展經濟學家布魯諾(Michael Bruno)公開呼應這種說法,但也未引起媒體注意。在1995年突尼斯國際經濟學會(IEA)的一場演說中(後來由世界銀行以論文出版),布魯諾告訴500位來自58國的經濟學家,國際已逐漸形成共識,認為“一場夠大的危機或許能震撼原本不情願的決策者,使他們採取能提高生產力的改革”。布魯諾舉拉丁美洲為“深度危機似乎有效的主要例子”,尤其是阿根廷。他說,總統梅內姆和財政部長卡瓦洛的表現傑出,“利用緊急氣氛”推動深度私有化。為了不讓聽眾有機會忽略他的論點,布魯諾說:“我一直強調一個大主題:深度危機的政治經濟效應,往往為激進改革帶來有利的結果。”

    基於這個事實,他宣稱國際機構不只要利用既有的經濟危機來推動華盛頓共識,還必須先發制人,切斷援助以使危機更惡化。“不利的休克(例如政府歲入或外部資金流入減少)實際上可能是好事,因為它能縮短(改革的)延遲。‘情況沒有壞到底前不會好轉’的想法會自然浮現……事實上,一場高通脹危機對一個國家的好處,強過在比較不嚴重的危機當中拖泥帶水。”

    布魯諾承認,加深或製造嚴重的經濟崩潰十分可怕——政府可能發不出公務員薪水,公共基礎建設可能荒廢,但身為芝加哥學派的門徒,他呼籲聽眾把這種破壞當作創造的第一階段。“隨著危機加深,政府確實可能逐漸枯萎,”布魯諾說,“這種發展有一種好結果,就是在推動改革時,頑抗團體的力量可能已被削弱——一個採取長期對策而揚棄短期權宜措施的領導人,可望贏得對改革的支持。”

    芝加哥學派對危機的沉溺已迅速席捲知識界。短短幾年前,他們才只是推測惡性通脹危機能創造震撼政策所需的震懾條件,現在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競鼓吹製造失敗國家,只因為危機能提供從廢墟中重頭來過的機會,而世界銀行的經費卻來自178國的公帑,其宗旨是重建和強化困頓的經濟體。

    多年來外界盛傳國際金融機構玩弄威廉森所說的“假危機”,脅迫一些國家任其擺佈,但要證明其事卻十分困難。最詳盡的證詞來自一位轉為告發者的國際貨幣基金幕僚布德夫(Davision Budhoo),他指控IMF偽造資料,只為了宣告某個貧窮但意志堅定的國家經濟陷於危機。

    布德夫出生於格林伍德(Grenada),是接受倫敦政經學院訓練的經濟學家,並且以不同流俗的個人風格在華盛頓智庫圈特立獨行:他留著一頭愛因斯坦型的豎直頭髮,寧願穿風衣而捨棄西裝。他在IMF工作12年,職務是為非洲、拉丁美洲和他的祖國格林伍德設計結構調整計畫。IMF在雷根與柴契爾時代大幅右轉後,思想獨立的布德夫感覺他在工作崗位愈來愈坐立不安。IMF當時在忠貞的新自由主義信徒總裁康得蘇(Michel Camdessus)領導下,擠滿狂熱的芝加哥男孩。布德夫1988年辭職時,決定把自己奉獻給揭發IMF的秘密,他先寫了一封了不起的信給康得蘇,用的是十年前法蘭克寫給弗裏德曼的控訴語氣。

    這封信一開始就以IMF資深經濟學家罕見的熱情語調說:“在我擔任IMF幕僚12年,歷經正式的基金現場工作1000個日子,兜售你的藥方和魔術袋給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和非洲的政府和人民後,今天我辭去工作。對我來說,辭職是無價的解脫,因為我的解脫讓我得以跨出救贖的一大步,希望因此可以洗淨我自覺手上沾滿的幾百萬名貧困、挨餓者的血……那些人流的血多到像河裏的水。那些血也逐漸乾涸,在我全身各處凝結;有時候我感覺全世界的肥皂也無法洗去我以你的名義做的事。”

    然後他開始陳述他的指控。布德夫指控IMF以統計數字當作“致命”武器。他不厭其煩地細數他在80年代中期以基金職員的身份,參與精心計畫的“統計舞弊”,在IMF的報告中誇大富藏石油的特立尼達和多巴哥(Trinidad and Tobago))的情況,以便讓這個國家顯得比真正情況更不穩定。布德夫聲稱,雖然IMF掌握了正確的資訊,但卻把一項衡量勞動成本的關鍵數字誇大為兩倍多,使該國的生產力大幅下降。在另一個例子中,他宣稱IMF“幾乎是憑空捏造”龐大的未清償政府債務。

    布德夫說,這些“明顯的疏失”是刻意而非“馬虎計算”的結果,卻被金融市場當作事實,並立即把特立尼達歸類為高風險國家,進而切斷其融資。該國的經濟問題——起因於主要出口物資石油的價格下跌——很快變成災難,因而被迫向IMF乞求紓困。然後IMF要求該國接受布德夫形容的IMF“最致命的藥”:裁員、降低工資,以及“全套”的結構調整政策。他敍述這個過程是“以詭計故意阻斷該國的經濟救生索”,以便“先摧毀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的經濟,然後促成改變”。

    2001年去世的布德夫在他的信中明白指出,他的控訴不只是因為少數官員對待一個國家的方式。他形容IMF的整個結構調整計畫就是一種大規模的酷刑,讓“‘因痛苦而尖叫’的政府和人民被迫在我們面前屈膝,挫敗、驚惶而混亂,乞求我們以同情心和君子風範對待,但我們殘酷地嘲笑他們,毫不留情地繼續施以折磨”。

    這封信公開後,特立尼達政府委託兩項獨立的研究,調查信中的陳述,並發現信中所述果然是事實:IMF膨脹和假造數字,對該國造成嚴重傷害。

    不過,儘管指證歷歷,布德夫爆炸性的控訴卻消失得幾乎無聲無息;特立尼達和多巴哥是委內瑞拉外海的一群小島,除非該國人民沖進IMF在十九街的總部,它的抱怨不太可能引起世界注意。但這封信在1996年被改編成一出叫《布德夫先生的IMF辭職信》的戲,在紐約東村一家小劇場演出。這出戲出乎意料獲得《紐約時報》好評,稱讚它“不同尋常的創意”和“別出心裁的道具”。這則簡短的戲評是《紐約時報》唯一提到布德夫名字的版面。

    《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
    第十二章 資本家本色──俄羅斯與野蠻市場的新時代


  2. 2011/04/12 於 09:43 patchpieces

    在90年代初期,每當“自由貿易”的倡議者需要令人信服的“成功故事”來引起討論時,他們一定指向亞洲小龍。它們是以彈跳飛躍速度成長的奇跡經濟體,而“假設”的原因就是它們對不設防的全球化大開邊界。這是一則很好用的“故事”——亞洲小龍確實飛速成長——但說它們快速成長是基於“自由貿易”則「純屬虛構」!馬來西亞、韓國和泰國仍然採取「高度保護主義」政策,「禁止」外國人擁有土地和“收購”國營公司。它們也讓「國家」“扮演重大角色”,能源和交通等部門仍掌握在政府手中。亞洲小龍在培養自己的國內市場時,也阻止許多日本、歐洲和北美的產品進口。它們無疑是成功的經濟故事,但證明的是“混合的管理式經濟體”可以成長更快速和更公平,遠勝過那些遵行西部“蠻荒式華盛頓共識”的國家。

    這種情況讓西方和日本的投資銀行與跨國公司「大感不悅」;看著亞洲消費性市場爆炸性的發展,可想而知它們渴望長驅直入這個地區販賣產品。……………..
    ……………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關心的是,國庫空虛的亞洲小龍已被打碎,現在是重造它們的最佳時機。這個過程的第一階段,就是政治學家貝洛(Walden Bello)所說的,“剷除”這些(創造經濟奇蹟)國家所有的“貿易與投資保護主義,以及當初造就‘亞洲奇跡’不可或缺的國家干預”。

    ───────────────────────────

    《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
    第十三章 讓它燒——“劫掠亞洲”與第二道柏林圍牆倒塌

    金錢流向機會所在之處.而現在亞洲似乎很便宜。

    ——史密斯(Gerard Smith),紐約瑞士銀行(UBS)證券金融機構銀行家,評論1997至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

    好日子訂不出好政策。
    ——席亞(Mohammad Sea),印尼蘇哈托將軍的經濟顧問

    他們似乎喜歡簡單的問題。
    你的薪水能買到什麼?夠吃和住嗎?還有沒有剩錢寄回給父母?往返工廠的交通費呢?但不管我怎麼問,我得到的答復總是“看情形”,或“我不知道”。

    “幾個月前,”一位在馬尼拉附近為嘉普(Gap)縫衣服的17歲工人解釋,“我以前都有足夠的錢每月寄一點回家,但現在我賺的幾乎不夠自己買吃的。”

    “他們降低你的工資?”我問。

    “不是,我想應該沒有。”她有點困惑地說,“只是買的東西好像變少了,物價一直上漲。”

    當時是1997年夏季,我正在亞洲研究該地區蓬勃發展的出口工廠工作情況。我發現工人面對一個比逾時工作或工頭虐待更嚴重的問題:他們的國家正快速陷入很快將浮現的全面衰退。在印尼,危機甚至更嚴重,動盪的氣氛格外兇險。印尼貨幣夜以繼日貶值,工人的錢前一天還能買魚和米,第二天卻只夠買米。在食堂和計程車裏的聊天,每個人似乎對該怪罪誰都有同樣的說辭,他們告訴我: “華人。”好像因為印尼的商人階級華人直接從物價上漲當中獲利,所以他們成為怒氣直指的對象。這正是凱恩斯警告經濟混亂的意思——你永遠理不清憤怒、種族偏見和革命的結合會釋放出什麼。

    東南亞國家特別容易陷於陰謀論和種族代罪羔羊的糾纏,因為從表面看,金融危機找不到合理的原因。電視和報紙對這個地區的分析,總是好像它得了某種神秘但有高度傳染性的疾病——“亞洲流感”(Asian Flu),市場崩潰立即被貼上這個標籤,等它散播到拉丁美洲和俄羅斯時,又被升級為“亞洲傳染病”(Asian C011tagion)。

    在出問題之前幾周,這些國家還被高舉為經濟健康與活力的標竿——所謂的亞洲小龍,全球化最耀眼的成功故事。不久前,股票經紀人還告訴他們的客戶,把儲蓄投資在亞洲“新興市場”共同基金是最安全穩賺的策略;轉眼問,他們成群撤出市場,外匯交易商大舉“攻擊”那些貨幣——泰銖、馬元、印尼盾——製造出《經濟學人》所稱的“通常只與大規模戰爭有關的大規模儲蓄毀滅”。然而,在亞洲小龍經濟體內,可見的情勢並未改變——大體來說,它們仍由相同的裙帶精英掌管;它們沒有遭遇重大天災或戰爭的打擊;它們沒有龐大的赤字——部分國家完全沒有赤字。許多大財團有沉重的債務,但它們仍生產從運動鞋到汽車的種種產品,且銷售和往常一樣強勁。那麼,為什麼在1996年投資人覺得很可以把1000億美元投資在韓國,而到第二年該國卻出現負投資200億美元——足足相差1200億美元?這種不變的貨幣情勢該如何解釋?

    結果證明這些國家是純粹恐慌的受害者,始作俑者則是全球化市場兇險難料的速度與波動。從一則謠傳開始——泰國沒有足夠的美元作貨幣後盾——引發一場電子獸群的大奔逃。銀行收回它們的放款,而原本快速成長的房地產市場很快就泡沫爆破。興建到一半的商場、摩天大樓和度假中心停工;靜止的營建吊車高聳在曼谷擁擠的天際線。在以往較緩慢的資本主義時代,危機可能就此停止,但由於共同基金的銷售經紀人把亞洲小龍當作一套投資來促銷,因此當一隻小龍倒下時,其餘便跟著全倒:繼泰國:之後,恐慌迅速蔓延,資金從印尼、馬來西亞、泰國流出,甚至波及全球第十一大經濟體、也是全球化天空下的燦爛明星韓國。

    亞洲政府被迫傾盡央行的儲備以支持自己的貨幣,把最初的恐慌變成現實;現在這些國家真的快破產了。市場的反應是更深的恐慌,在一年間,亞洲股票市場有6000億美元蒸發——這是花了數十年累積的龐大財富。

    危機會激發鋌而走險的行為。在印尼,貧困的民眾湧進都市的商店,劫掠他們能帶走的東西。在一個特別恐怖的例子當中,一家雅加達的購物商場在遭到劫掠時失火,數百人被活活燒死。

    在韓國,電視臺展開大規模宣傳,呼籲民眾捐獻黃金珠寶,以便融化後用於清償國家債務。短短幾個月內,300萬人捐出他們的項鏈、耳環、運動獎牌和獎盃。至少有~位婦女捐出她的結婚戒指,一位樞機主教則捐出黃金十字架。電視播放庸俗的“捐出你的黃金”遊戲秀,但雖然收集了足夠壓低世界金價的200噸黃金,韓國的貨幣仍繼續暴跌。

    就像大蕭條時發生過的情況,這場危機導致家庭眼看畢生積蓄消失,成千上萬小企業關門,進而引發一波自殺潮。韓國的自殺率在1998年攀升50%,年齡分佈最高的是60歲以上,因為老年的父母想為痛苦掙扎的子女減輕經濟負擔。韓國媒體也報導家人集體自殺比率驚悚地增加,一些債務纏身的父親帶著家人一起上吊。當局指出,由於“只有家長死亡被列為自殺,其餘則列為他殺,所以實際自殺人數遠高於公佈的統計數字”。

    亞洲危機的起因是典型的恐慌迴圈,而唯一可以遏阻它的做法,就是在1994~所謂龍舌蘭危機中挽救墨西哥貨幣的措施:美國財政部迅速而果斷地向市場證明,絕不會讓墨西哥倒債。但美國並未對亞洲及時採取這種措施。事實上,危機一爆發後,重量級的金融機構放出一連串出乎意料、口徑一致資訊:別幫助亞洲。

    當時已85歲上下的弗裏德曼,罕見地出現在有線電視新聞網(CNN)上,告訴新聞主播陶布斯(Lou Dobbs)他反對任何種類的紓困,而應該讓市場自行回到正軌。“教授,我無法形容在這場睿智的討論中獲得你的支持是多麼有意義。”仰慕大師到有點難看的陶布斯說。這種讓它們沉淪的立場獲得弗裏德曼的老友、前花旗銀行最高主管裏斯頓(Walter Wriston)以及舒爾茲(George Shultz)的呼應;舒爾茲後來與弗裏德曼在右派的胡佛研究所共事,也擔任證券經紀商嘉信理財董事。

    這種看法也獲得華爾街最大投資公司摩根斯丹利(Morgan Stanley)公開支持。該公司當紅的新興市場策略師裴洛斯基(Jay Pelosky)在洛杉磯由米爾肯學會(Milken Institute)主辦的會議上說,IMF和美國財政部絕不可救援這場規模和1930年代一樣大的危機。“我們現在在亞洲需要的是更多壞消息。壞消息是繼續刺激調整過程所不可或缺的。”裴洛斯基說。

    克林頓政府照著華爾街的劇本演出。當1997年11月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在溫哥華舉行時,危機爆發已四個月,克林頓輕描淡寫地把這場經濟災難說成“路上的一點顛躓”,因而激怒亞洲領袖。資訊非常清楚:美國財政部不急著遏阻災難。至於為了避免這類崩潰而創設的世界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也採取自俄羅斯以來就變成注冊商標的無為策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後確實作出反應——但並非單純的金融危機所需要的快速、緊急穩定貸款。相反的,它條列出一長串要求,內容在透露出“芝加哥學派”深信不疑的思維:亞洲的災難反而是潛在的機會。

    在90年代初期,每當“自由貿易”的倡議者需要令人信服的“成功故事”來引起討論時,他們一定指向亞洲小龍。它們是以彈跳飛躍速度成長的奇跡經濟體,而“假設”的原因就是它們對不設防的全球化大開邊界。這是一則很好用的“故事”——亞洲小龍確實飛速成長——但說它們快速成長是基於“自由貿易”則「純屬虛構」!馬來西亞、韓國和泰國仍然採取「高度保護主義」政策,「禁止」外國人擁有土地和“收購”國營公司。它們也讓「國家」“扮演重大角色”,能源和交通等部門仍掌握在政府手中。亞洲小龍在培養自己的國內市場時,也阻止許多日本、歐洲和北美的產品進口。它們無疑是成功的經濟故事,但證明的是“混合的管理式經濟體”可以成長更快速和更公平,遠勝過那些遵行西部“蠻荒式華盛頓共識”的國家。

    這種情況讓西方和日本的投資銀行與跨國公司「大感不悅」;看著亞洲消費性市場爆炸性的發展,可想而知它們渴望長驅直入這個地區販賣產品。它們也想擁有買下亞洲小龍好公司的權利——特別是韓國令人稱羨的財團如大宇、現代、三星和樂金(LG)。90年代中期,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新創的世界貿易組織施壓下,亞洲政府同意區別對待不同的分歧:它們將繼續堅持保:保護國營公司免於外國持有的法律,同時“拒絕”把主要國營公司“私有化”的壓力,但它們將撤除金融產業的障礙,容許大量紙上投資和外匯交易湧進。

    1997年湧入亞洲的熱錢突然出現流向大逆轉,正是這類在西方壓力下合法化的投機性投資所造成。當然,華爾街的看法不是這樣。紅牌投資分析師立即看出,這場危機是大好機會,可以徹底剷除亞洲剩下的保護障礙。摩根斯丹利策略師裴洛斯基對這個邏輯特別直言不諱:如果任由危機惡化,所有外國貨幣就會從該地區流光,而亞洲公司若不是倒閉,就是得被迫把自己賣給西方公司——兩種情況的結果都會讓摩根斯丹利獲益。“我希望看到企業倒閉和出售資產……出售資產非常難得;通常業主不想賣,除非他們別無選擇。因此,我們需要更多壞消息,才能持續壓迫這些企業變賣它們的公司。”

    有些人以更冠冕堂皇的角度看亞洲的崩潰。皮涅拉是皮諾切特捧為明星的部長,現在為華盛頓特區的卡托研究所工作,他喜形於色地評論這場危機,宣稱“最終審判日已經來臨”。在皮涅拉眼中,這場危機是他與他的芝加哥男孩同僚70年代在智利發動的戰爭的最新章節。他說,亞洲小龍隕落代表的正是“第二道柏林牆倒塌”,也代表“自由市場民主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國家主權間有‘第三條路’的思想崩解”。

    皮涅拉的想法不是非主流觀點。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格林斯潘也公開支持這種看法,他可能是全世界最有權勢的經濟決策者。格林斯潘形容這場危機是“極戲劇化的事件,其發展將趨近我國的市場制度”。他也評論說:“當前的危機很可能加速許多亞洲國家殘存體制的崩解,即政府指導的投資仍占一大部分的經濟體制。”換句話說,亞洲管理式經濟的毀滅,實際上是創造一個新美國式經濟的過程——借用一個幾年後被用在更暴亂背景下的詞:新亞洲誕生前的陣痛。

    有人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領導人康得蘇可能是全世界第二有權勢的經濟決策者,他也表達類似的觀點。在一次難得的訪問中,他說這場危機是亞洲蛻去舊皮、重新誕生的機會。“經濟模式不會永遠不變,”他說,“有時候它們很管用,而久而久之……它們會變得過時而必須揚棄。”這場由謠傳引發、並由虛構變成事實的危機,顯然就是該揚棄的時機。

    為了掌握稍縱即逝的機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一連數月坐視危機惡化後,終於開始與病弱氣虛的亞洲政府展開談判。這段期間唯一拒絕IMF的國家是馬來西亞,這要歸功於該國相對較少的債務。經常惹來爭議的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Mahathir Mohamad)說,他認為不應該“摧毀經濟以便讓它變得更好”,這些話在當時已足夠讓他被打為瘋狂的激進派了。其他遭危機重創的亞洲經濟體因為迫切需要外國貨幣,無法拒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提供上百億美元的可能性:泰國、菲律賓、印尼和韓國都坐上談判桌。“你無法強迫一個國家要求幫忙,它必須自己開口。但在缺錢的時候,它已經走投無路。”IMF的談判代表費歇爾(Stanley Fischer)說。

    費歇爾是最大力主張在俄羅斯採用休克治療的人之一,雖然在那裏造成龐大的人力損失,他對亞洲的態度仍同樣堅強不屈。有幾個國家的政府建議,由於危機源自放寬資金大量進出的管制,而且沒有減緩資金流速的機制,也許應該恢復若干障礙——可怕的“資本控制”。中國一向維持這種控制(在這方面未採納弗裏德曼的建議),因此是亞洲“唯一”未遭危機蹂躪的國家。馬來西亞決定恢復控制,而且似乎很有效。

    費歇爾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團隊的其他人立即駁斥這個構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表現出對危機的起因“毫無興趣”,而完全專注在“如何利用”危機帶來的機會。經濟崩潰迫使許多原本強硬的國家搖尾乞憐;對掌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來說,錯失這個機會之窗無異於怠忽職守。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關心的是,國庫空虛的亞洲小龍已被打碎,現在是重造它們的最佳時機。這個過程的第一階段,就是政治學家貝洛(Walden Bello)所說的,“剷除”這些(創造經濟奇蹟)國家所有的“貿易與投資保護主義,以及當初造就‘亞洲奇跡’不可或缺的國家干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也要求政府大幅削減預算,導致一些自殺率已經激升的國家大量裁撤公務員。費歇爾承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獲致的結論是,在韓國和印尼,危機與政府浪費無關。儘管如此,他利用危機賦予的權力,強行要求這些國家採取痛苦的節約措施。就像一位《紐約時報》記者寫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行為“有如心臟外科醫生在動手術半途,決定順便也為肺臟和腎臟開刀”。

    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拔除亞洲小龍的舊習慣和做法後,它們已準備好芝加哥式的重生:基本服務“私有化”、獨立的中央銀行、“彈性”的勞動力、低社會支出,當然還有完全的自由貿易。根據新協定,泰國將開放外國人擁有當地銀行的大量股份,印尼將削減糧食補貼,韓國將取消保護工人免于大批裁員的法律。IMF甚至在韓國設定嚴格的裁員目標:為了取得貸款,該國的銀行業必須裁撤500%的員工(後來降至:30%)。這種要求對許多西方跨國公司很重要,因為它們要確定未來能大幅度縮編想並購的亞洲公司。皮涅拉的“柏林圍牆”倒塌了。

    這類措施在危機爆發之前一年是無法想像的,因為韓國工會的強悍正達到顛峰。它們曾以一連串韓國史上最激進的罷工,頑抗將降低就業安全的新勞動法案。但拜危機所賜,遊戲規則已經改變。經濟瓦解的情勢如此險惡,於是工會同意(正如從玻利維亞到俄羅斯的類似危機一樣)政府暫時的獨裁統治;這段期間沒有持續太久——久到剛好夠開始實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計畫。

    例如,泰國的休克治療方案是在國會強行通過,未經由正常的辯論程式,而且採取四項緊急命令的形式。泰國副總理素帕猜.巴尼巴滴(supachai Panitchpakdi)坦承:“我們已喪失自主權,喪失我們決定自己總體經濟政策的能力。” (素帕猜因為這種合作態度後來被任命為WTO主席。)在韓國,IMF顛覆民主還更明顯。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韓國談判結束時正好碰上總統大選,有兩位候選人以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政見競選。「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採取非比“尋常”的“干預主權國家”政治程式的動作,要求所有四個主要候選人必須承諾當選後會堅守剛談妥的協議,否則將拒撥貸款。韓國實際上是待贖的人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因而可以“予取予求”:每個候選人都以書面保證支持IMF的方案。芝加哥學派保護經濟事務不受民主干擾的核心使命,從未表現得如此明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告訴韓國人,你們可以投票,但你們的選票影響不到對經濟的管理和組織。 (協議簽訂那天很快被稱為韓國的“國恥日”。)

    在另一個受創嚴重的國家,連這種限制民主的動作也用不著。印尼是區域中最先對外國投資敞開大門的國家,當時(由美帝「中情局」背後策動支持的1965軍事政變上台)仍在掌權30多年的蘇哈托控制下。不過,年事已高的蘇哈托對西方已不再那麼順服(獨裁者經常如此)。經過數十年“(私有化改革)變賣”印尼的石油和礦藏給外國公司後,他對圖利外人漸感厭倦,開始轉而照顧自己、子女和他的高爾夫球友的利益,時間已長達十年之久。例如,蘇哈托給他兒子湯米(Tommy)擁有的汽車公司大量補貼,讓福特和豐田公司大感驚慌,認為必須跟這家分析師戲稱為“湯米的玩具”的本土車廠競爭實在毫無道理。

    一連幾個月,蘇哈托嘗試抗拒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自行公佈一項未包含IMF要求的大幅削減支出的預算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此是加倍還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規定代表不准在談判期間向新聞界透露消息,因為任何談判進展的跡象都會嚴重影響市場。但這未能阻止某位匿名的“資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官員”告訴《華盛頓郵報》:“市場正在揣測印尼領導高層對這個計畫有多認真,尤其是對重大的改革措施。”這篇報導接著又預測,IMF將扣住數百億美元的承諾貸款來懲罰印尼。報導刊出後,印尼貨幣立即直線墜落,在一天內貶值25%。

    受到重大打擊的蘇哈托被迫屈服。“有人可以幫我找瞭解當前情勢的經濟學家嗎?”媒體報導印尼外交部長如此哀求。蘇哈托果真找到一位經濟學家;事實上,他找了許多位。在保證最後階段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談判會順利進行後,蘇哈托把掌權早期曾經重用、但年老時逐漸疏遠的柏克萊幫重新找回來。經過這麼多年政海浮沉,柏克萊幫重掌大權,由已經70歲、在印尼人稱“柏克萊幫校長”的尼蒂薩斯卓(Widjojo Nitisastro)領導。“在情勢大好時,尼蒂薩斯卓和那些經濟學家被打入冷宮,蘇哈托只聽從親信的話。”蘇哈托昔日的部長薩德利說(Mohammad Sadli)解釋說:“這群技術官僚在危機期間發揮了最大作用,蘇哈托暫時對他們言聽計從,並命令其他部長閉嘴。”但尼蒂薩斯卓團隊的一位成員說,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談判需要的絕不只是講道理的學者,“不像思想論辯,對方不會施加壓力”。可想而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得到幾乎所有想得到的——總共140項“調整計畫”。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火上添油

    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來說,這場危機進行得“一帆風順”。在不到一年間,它談判成功的“經濟大改造”國家包括泰國、印尼、韓國和菲律賓。最後它已準備要面對這種“改造戲碼”的考驗時刻:宣佈,也就是終於要對飽受震撼的大眾公開這個錙銖必較、字字斟酌的主題了——就這個例子來說,重點是全球股市和外匯市場。如果一切順利,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拉開最新創作的布幕時,前一年逃離亞洲的熱錢將急著回流,搶進亞洲小龍現在又魅力難擋的股票、債券和貨幣。
    但情勢的發展卻非如此;市場反而開始恐慌,原因是:如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認為小龍已無可救藥,必須從最根本重新改造,那麼亞洲的情況顯然比所有人以前擔心的還嚴重。

    因此錢非但沒有回流,交易商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重大宣佈的反應是立即撤出更多錢,以及進一步“攻擊”亞洲貨幣。韓國每天流失十億美元,債信被“降到”垃圾債券等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幫忙”已把危機變成“災難”。或者,照當時已經向國際金融機構公開宣戰的薩克斯說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不但沒有滅火,反而在火上添油。”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機會主義”在亞洲造成的人力損失,與在俄羅斯不相上下。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ILO)估計,在這段期間丟掉工作的人數高達驚人的2400萬人,其中印尼的失業率從4%飆升到12%。在“改革”的高峰,泰國每天損失2000個工作——一個月6萬個。在韓國,每個月遭解雇的員工有30萬人——主要因為IMF毫無必要地要求削減政府預算和提高利率。到1999年,韓國和印尼的失業率在兩年內都上升近三倍。就像70年代的拉丁美洲,在亞洲這些國家消失的就是當初為此區造就“奇跡”的事物:為數眾多且快速增長的中產階級。在1996年,63.7%的韓國人被歸類為中產階級;到1999年,比率已劇降到38.4%。據世界銀行統計,在這段會被華爾士稱作“計劃性悲劇”期間,有2000萬人淪為貧民。

    每個統計數字背後都有一則痛苦犧牲與拙劣決策的故事。和絕大多數例子一樣,女性和兒童是危機最大的“受害者”。許多菲律賓和韓國的農村家庭“販賣”女兒給人口販子,帶她們到澳洲、歐洲和北美從事“性交易”。
    在泰國,政府衛生官員報告,雛妓在短短一年內增加20%——這是實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改革”後的一年。
    菲律賓也發現相同的趨勢(女大學生菲傭四處流落亞洲各國現象)。“景氣好時富人受益,危機時卻是我們這些窮人付出代價。”泰國東北部一位社區領導人說,她在丈夫失去工廠的工作後,被迫送女兒去做撿破爛的工作。“甚至我們有限的求學和醫療機會,現在也逐漸消失。”

    在這種背景下,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Madeleine Albright)1999年3月訪問泰國時,覺得“應該斥責”泰國人從事娼妓工作和走上“毒品的死路”。
    奧爾布賴特以充滿道德勇氣的語調說:“女孩不應被剝削和虐待,並暴露在愛滋病風險下。反抗是極其重要的事。”她顯然覺得這麼多泰國女孩被迫跳入火坑,跟她在同一趟訪問中表達“強烈支持”的節約政策沒有任何關連。這與弗裏德曼當年表達對皮諾切特違反人權的不滿,同時又讚揚他們大膽擁抱經濟休克治療如出一轍。

    在廢墟中“搜括”

    亞洲危機的“故事”通常說到這裏就“結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嘗試幫忙,只是不管用。即使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內部稽核也得到這個結論。該“基金”的獨立評估辦公室總結說,結構調整的需求“所得到的計畫建議並不完善”,同時“似乎已多過必要的範圍”,且“對解決危機並非絕對重要”。它也警告,“危機不應該只因為很適合借力使力,而被利用作為尋求長期改革目標的機會,不管它們的好處有多合理”。
    內部報告有一個措詞特別強烈的章節,指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被自由市場意識形態蒙蔽,以致認為資本控制的體制完全不可行。“如果金融市場未以理性和穩定的方式影響世界資本的說法被視為邪說,那麼考慮資本控制就變成了道德的罪惡。”

    當時很少人肯承認的是,雖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確實辜負了亞洲的人民,但它:卻“並未”辜負華爾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極端措施可能嚇走了熱錢,但大投資銀行和跨國公司卻大受鼓舞。“當然這些市場極為動盪,”
    倫敦安石投資管理公司(Ashmore)研究部主任布斯(Jerome Booth)說,“那是讓它們特別有樂趣的原因。”這些追求樂趣的公司瞭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調整”結果是,幾乎亞洲的一切東西現在都等著“變賣”;而市場愈“驚慌”,更多走投無路的亞洲公司就會出售,把價格壓到最低。「摩根斯丹利」的裴洛斯基曾說,亞洲需要的是“更多壞消息,才能持續壓迫這些企業變賣它們的公司”。實際情況就是這樣,這要感謝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究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是否預先計畫加深亞洲的危機,或只是魯莽而麻木不仁,仍是一個引起辯論的話題。也許最寬容的解釋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知道它穩贏不輸:如果它的調整導致新興市場的股市又吹起另一個泡沫,將帶來許多利益;如果這些調整刺激更多資本外流,這對“禿鷹資本家”則是“大豐收”。不管哪一種,「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面對大崩盤的可能性都可以安穩地擲骰子。現在已經很清楚誰贏了這場賭博。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IMF與韓國達成最後協定後兩個月,《華爾街日報》註銷一篇以“華爾街清理亞太災後現場”為題的文章,報導裴洛斯基的公司以及其他數家知名的銀行,“已派遣大隊銀行家到亞太地區搜尋證券經紀商、資產管理公司,甚至於銀行,以便以低價並購。亞太並購機會的搜獵極為急迫,因為以美林(Merrill Lynch)和摩根斯丹利為首的許多美國證券公司,把海外擴張列為第一要務”。數樁大交易在很短的時間內通過:美林買下日本山一證券(Yamaichi Securities)和泰國一家大證券公司,美國國際集團(AIG)則以極低的折扣價格拿下曼谷投資公司(Bangkok Investment)。摩根大通收購起亞汽車(Kia M0tors)部分股權,而旅行家集團(Traveler Group)和所羅門美邦(Salomon smith Barney)買下韓國最大的紡織公司和數家別的公司。有趣的是,所羅門美邦這段期間負責建議公司並購對象的國際監事會主席是拉姆斯菲爾德(1999年5月獲任用)。切尼也是理事會成員。另一個贏家是「凱雷集團(Carlyle Group)」,這是一家總部設在華盛頓的“神秘公司”(注:美情治政商集團「凱雷集團」“外資”在最愛台灣的民進黨民代默不作聲掩護下在台灣偷偷摸摸低調地大舉收購了極具策略性的產業──有線電視系統台──大半江山),以提供前總統和前部長退職後的安身處所而聞名,顧客從前國務卿貝克 (James Baker)、前英國首相梅傑到擔任顧問的老布希,洋洋大觀。凱雷利用高層關係搶下大宇(Daewoo)的電信部門、雙龍資訊通訊(Ssangyong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韓國最大科技公司之一),並成為一家韓國大銀行的大股東。

    前美國商務部副部長賈登(Jeffrey Garten)預測,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計畫完成後,“亞洲的面貌將大大不同,美國公司在新亞洲的佈局將更深人,更四通八達”。
    他不是在開玩笑。在兩年內,亞洲的許多面貌已“大為改觀”,數百家當地銀行被國際大銀行“取代”。《紐約時報》形容這是“全世界最大的倒店拍賣會”,《商業週刊))則稱為“買企業市集”。事實上,它只是9.11事件後災難資本主義將變成市場標準的預覽:一個可怕的悲劇被利用來讓外國公司“入侵”亞洲。它們在那裏不是為建立自己的事業和競爭力,而是要“攫取”幾十年來由韓國公司建立的整個規制、勞動力、顧客群和品牌價值,而且往往採取“拆解”、縮小編制或完全關閉它們的方式,以便為自己的進口產品“剷除”競爭。

    例如,韓國企業巨擘「三星」被拆解分售:「富豪(Volvo)」取得它的重工部門,莊臣公司(SC Johnson & Sons)取得制藥部門,「奇異(GE)」則買下照明部門。幾年後,“大宇集團”過去十分壯盛、估價高達60億美元的汽車部門被以區區4億美元賣給「通用汽車(GM)』——比起俄羅斯“休克治療”的“盜竊規模”毫不遜色。不過,不同於俄羅斯發生的狀況,本地企業是被跨國公司所“掠奪”。

    其他從亞洲危機“分食”到大餅的重量級玩家包括西格拉姆(Seagram’s)、惠普(HP)、雀巢(Nestle)、英特布魯(Interbrew)和諾華(Novartis)、家樂福(Carrefour)、特易購(Tesco)和易利信(Ericsson)。可口可樂以5億美元買下一家韓國裝瓶廠;寶潔(Porcter and Gamble)買下一家韓國包裝公司;日產買下印尼最大的汽車公司。奇異拿下韓國電冰箱製造商LG的控制股權;英國的電力發動公司(Powergen)吞併韓國大型電力與天然氣業者LG能源(LG Energy)。據《商業週刊》,沙烏地阿拉伯親王阿華里德(Alwaleed bin Talal),“搭乘他的乳白色波音727噴射機,奔走于亞洲各地尋找便宜貨”——包括入股「大宇』。

    不言而喻,最敢於倡言“加深危機”的摩根斯丹利也參與許多交易,賺進龐大的傭金。它擔任大宇出售汽車部門的顧問,也負責仲介數家韓國銀行的私有化。

    被賣給外國人的“不只是”亞洲的民間公司。和早期拉丁美洲及東歐的“危機”一樣,亞洲危機也“迫使”政府出售公共服務以籌措迫切需要的資金。美國政府——開始就“熱切期待”這種效應,並表現在強調國會應授權撥出龐大經費給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用於“改造”亞洲,美國貿易代表白茜芙(Charlene Barshefsky)還保證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協議“會為美國公司創造新商機”;亞洲將被迫“加速若干重要部門的”私有化“——包括能源、運輸公共事業和電信”。

    果然,危機“引發”一波“私有化浪潮”,外國“跨國公司”也大賺一票。
    貝泰(Bechhtel)拿到馬尼拉東區自來水和下水道系統的“私有化”合約,以及在印尼蘇拉威西(sulaweisi)興建一座煉油廠。
    “摩托羅拉”取得韓國Appeal電信的全部股權。
    紐約的能源巨人西斯(sithe),得到泰國國營天然氣業者汽電共生公司(Cogeneration)的大股。
    印尼的水系統被英國的泰晤士水利(Thames Water)與法國的里昂水利(Lyonnaise des Eaux)“瓜分”。
    加拿大的西岸能源(Westcoast Energy)吃下印度的一個大電力廠計畫。
    英國電信(British Telecorn)分別收購馬來西亞以及韓國郵政的大股。
    加拿大貝爾(。Bell canada)分到韓國電信業者韓松(Hansol)的一部分。

    總計短短20個月內,外國“跨國公司”在印尼、泰國、韓國、馬來西亞和菲律賓,進行186件重大“企業併購案”。倫敦政經學院(LSE)經濟學家韋德(Robert wade)和經濟顧問溫納羅索(Frank Vneroso)觀察這波“如火如荼”的“併購潮”時預測,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計畫“預告了一波各國資產在承平時期”轉移“給外國公司的浪潮,其規模是過去50年來世界各地所僅見”。

    IMF雖然承認初期對危機的反應犯了若干錯誤,但宣稱已很快矯正錯誤,並宣稱“穩定”計畫十分成功。亞洲的市場最後確實平靜下來,但付出了巨大且持續的代價。弗裏德曼在危機最高峰時曾提醒大家別驚慌,堅稱“一切都會過去……等這場金融風暴塵埃落定,你們將看到亞洲恢復成長,但究竟需要一年、兩年或三年,沒有人能鐵口直斷”。

    實際情況是,十年後,亞洲危機並未過去。2400萬人在短短兩年內失去工作,新的“絕望感”已深入社會,沒有任何文化能輕易吸收。它以不同的形式表現在亞洲各地,從印尼和泰國的宗教極端主義,到雛妓交易爆炸性的增加。

    印尼、馬來西亞和韓國的“失業率”仍未降到1997年以前的水準。在危機期間喪失工作的工人非但未再回到工作崗位,而且裁員持續進行,因為外國企業主要求他們的投資要得到更高的獲利。自殺率也未見下降:在韓國,自殺現在是第四高的死因,是危機前自殺率的兩倍多,每天有38人結束自己的生命。

    這是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稱為“穩定計劃”的政策“未被說出”的故事。稱“穩定計劃”就好像國家是在市場驚濤駭浪中的船,它們最後確實穩定下來,但新的平衡是靠著把數百萬人拋到船外得來的:公共部門的員工、小企業主、低收入農戶、工會運動者。“穩定”的醜陋秘密是,絕大多數人從未再爬回船上。他們淪落到現在住了超過十億人的貧民窟;他們淪落到娼館,或貨船的貨櫃裏。他們是一無所有的人,是德國詩人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所形容的“不屬於過去或未來的人”。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求在亞洲施行“正統主義”的“受害者”還不只這些人。在印尼,我1997年目睹的排華情緒持續升高,“背後”則有樂見“注意力轉移”的統治階層在“煽風點火”。(美帝所扶植右翼軍事強人傀儡)蘇哈托提高基本民生物資的價格後,情勢更加惡化。全國各地:暴發動亂,許多人以華裔少數族群為目標;大約有1200人遭殺害,數十名華裔女性被輪暴。他們也應該計人“芝加哥學派意識形態”的“受害者”。

    印尼人的“憤怒”最後還是轉向蘇哈托和總統府。過去30年來,印尼人基於對蘇哈托“(由美帝「中情局」背後策動支持的1965軍事政變)上臺”時“(反共肅清撲殺)血腥鎮壓”的記憶,大致很少發生暴亂,且這種“記憶”因為東帝汶省份不時發生的屠殺而曆久彌新。反蘇哈托的怒火在這段期間一直在燜燒,但最後潑灑汽油的是IMF——諷刺的是,引爆怒火的正是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求提高汽油價格。此後印尼人奮起把(美帝所扶植右翼軍事強人傀儡)蘇哈托推下臺。

    和監獄的審問官一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利用”危機帶來的極度痛苦“粉碎”亞洲小龍的意志,“迫使”這些國家完全“屈服”。但「中情局」的審問手冊警告說,這種方法可能用過頭——加諸太多痛苦,導致非但沒有產生退化和順服,審問者面對的卻是信心和叛逆。在印尼,那條界線似乎已經超過,令人警醒到“休克治療”可能已經施用過量,引發一股從玻利維亞以至於日後伊拉克的經驗裏十分面熟的逆流。

    不過,“自由市場十字軍”是反應遲緩的學生,尤其是當他們的政策產生意料之外的後果時。從斬獲豐厚的“亞洲大拍賣”學到的唯一教訓,似乎是對“休克主義”更加肯定,更多“災難”即機會的證據(如果還需要證據的話),它是打碎一個社會、開闢新邊疆的絕佳攪拌器。危機高峰之後幾年,幾位知名的評論家甚至還說,亞洲發生的事儘管帶來許多破壞,卻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經濟學人》評論說:“韓國需要一場全國性的災難,才足以從封閉的國家轉向一個擁抱外國資本、改變和競爭的國家。”而弗裏德曼在他的暢銷書《淩志汽車與橄欖樹》(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中宣稱,亞洲發生的事根本不是危機。“我相信全球化幫了所有人的忙,在1990年代融解了泰國、韓國、馬來西亞、印尼、墨西哥、俄羅斯和巴西的經濟,因為它揭露許多腐朽的做法和體制。”他寫道,並且又說:“暴露韓國的親信資本主義,在我的書中不是危機。”他在《紐約時報》的專欄“支持”入侵伊拉克,“套用”的正是相同的“邏輯”,不同的是,融解伊拉克是靠巡航導彈,不是外匯交易。

    亞洲危機確實證明“災難”的“利用”可以有多大成果。但在另一方面,市場崩潰的破壞力和西方“事不關己”的反應,也激發強烈的反對運動。

    跨國資本的力量在亞洲“肆虐”,但它們“激發”高漲的公眾憤怒,而這種“憤怒”最終也直接指向推動“放任式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機構。《金融時報》在一篇平衡得異乎尋常的社論中指出,亞洲是“大眾對資本主義感到不安,和全球化已達到令人憂慮程度的警訊。亞洲危機向世人展現,即使最成功的國家也可能在資本突然流動下屈膝,民眾對秘密的避險基金顯然可以導致世界另一邊的大規模貧窮感到憤怒。”

    在前蘇聯地區,休克治療刻意的計劃性悲劇可以推給從共產主義過渡到市場民主的“痛苦轉型”,亞洲危機卻純粹是全球化市場的“創作”。然而當全球化的大祭司派遣傳教士到災區時,他們想做的卻是“加深痛苦”。

    其結果是,這些傳教士喪失了過去隱身幕後的安詳與自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費歇爾回憶他在談判之初訪問韓國時首爾希爾頓飯店的“喧鬧氣氛”。“我被囚禁在自己的旅館房間裏——不能出去,因為如果我打開門,外面會有1萬名攝影師。”根據別的報導,為了趕赴談判進行的會議廳,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代表被迫“繞道從後面的門進入,其間必須上下數段樓梯,穿過希爾頓的大廚房”。在當時,IMF官員還不習慣如此受注意。被迫在五星級旅館與會議中心當囚犯的經驗,在往後幾年將成為華盛頓共識特使的家常便飯,因為世界各地都有:大規模的示威迎接他們。

    1998年以後,要靠和平手段——透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慣用的“威嚇”或在貿易高峰會上施壓——施行“休克治療式”的改造已愈來愈困難。1999年西雅圖世界貿易組織會議的挫敗,讓源自南方的新反抗情緒在世界舞臺嶄露頭角。雖然那些大學生年紀的示威者獲得大篇幅的媒體報導,真正的反抗卻發生在會議中心裏,發展中國家形成一個投票集團,拒絕在開放貿易上作更多退讓,除非歐洲和(虛偽)美國“停止補貼”和“保護”自己國內的產業。

    在當時,西雅圖的挫敗還可能被解釋為政商財團主義穩定前進中的小頓挫,然而,短短幾年後,情勢的逆轉已不容否認:美國政府創立亞太自由貿易區的野心已被擱置,一套全球投資條約,以及跨越阿拉斯加到智利的美洲自由貿易區計畫,也都胎死腹中。

    也許所謂反全球化運動最大的影響是,強迫芝加哥學派意識形態登上國際辯論的焦點。在千禧年之交有一段短暫的時期,全球沒有急迫的危機來轉移注意——“債務震撼”的威力已經消退,“轉型”已經完成,而新的全球戰爭尚未發生。
    值得注意的只有“自由市場十字軍”在現實世界留下的痕跡:“不平等”的淒慘景況,以及一個接一個接受弗裏德曼建議的政府“留下”的“貪腐“和”環境惡化“——他在多年前給皮諾切特的建議是,“用別人的錢行善”是個錯誤。

    回首這段期間,令人驚奇的是,這段資本主義再也不必與其他思想或勢力抗衡的獨佔期只有極為短暫的8年──從1991年蘇聯崩潰到1999年WTO(世界貿易組織)談判失敗為止。但升高的反對並未削弱一些人追求這種暴利目標的決心;它的宣導人相信,他們需要的是比以往更大的震撼,以“製造”出更大的“恐懼”和“混亂”。


  3. 2011/04/15 於 17:35 patchpieces

    美國對哥倫比亞的新殖民政策-「哥倫比亞計畫」

      提到哥倫比亞,許多人就會立刻聯想到這是毒品與游擊隊氾濫的罪惡淵藪之地。羅素克洛和梅格萊恩搭檔演出的「千驚萬險」就是以哥倫比亞為背景,影 片描述的哥倫比亞左派游擊隊在邪惡帝國蘇聯垮台後,變成一群以販毒、綁票維生的恐怖份子,長期以來許多美國人也相信政府與主流(自由)傳媒對於哥倫比亞的 宣傳,相信美國政府目前已耗資數十億的「哥倫比亞計畫」(Plan Columbia)可以消滅哥國毒梟和游擊隊暴力,然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證據卻證明事實剛好相反。

      事實上,「哥倫比亞計畫」只是美國長期對於中南美洲“政經軍干預”的一部份,在美國喬治亞州的班寧堡(Fort Benning),有一所「美洲軍事學校」(SOA, U.S. Army School of the Americas),該校一直被諷刺為「殺手學校」(School of Assassins),因為該校的課程以訓練謀殺、綁架、政變、嚴刑拷打著名,數十年來培養出六萬多名拉丁美洲的軍人,智利民選總統阿葉德被軍事獨裁者皮 諾契特推翻、大主教Oscar Romero被暗殺、瓜地馬拉36年內戰死亡或失蹤的20萬人、薩爾瓦多超過900名平民被屠殺等等,都是“該校”畢業生的“傑作”,女性受害者還會遭強 暴虐殺而死,毫無反抗力量的兒童被活埋或摔死;它也培養惡名昭彰的軍事獨裁者-包括巴拿馬、波利維亞、瓜地馬拉、薩爾瓦多,並且是“右翼民兵”的訓練所- 例如尼加拉瓜殘暴的「國民軍」就是SOA的畢業生,後來組成“右翼恐怖份子”Contra。前巴拿馬總統就稱「美洲軍事學校」是「拉丁美洲最大的亂源製造 基地」,在日漸高漲的抗議聲浪下,該校改名為Western Hemispheric 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WHISC),但是至今仍然繼續培養每年一到兩千名的畢業生(目前1/3的受訓者來自墨西哥,因為該國要對付以Chiapas省原住民為主的薩巴塔游擊 隊(Zapatista)),每年耗費美國納稅人大約兩千萬美金。

      和其他拉美國家相比,哥倫比亞派遣最多軍人(目前已超過一萬多人)到SOA受訓,其中許多高階軍官都犯下違反人權的罪刑,哥倫比亞軍方和殘忍著 稱的右翼民兵組織AUC也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使得在哥國每年有超過三萬人被殺、一百萬人無家可歸。1986年以來已經有三千八百名工會領袖和組織者遭殺 害,在去年的前十一個月,就有180名工會領袖被暗殺,過去十幾年以來,超過三萬名工人、農民、人權組織者、左翼領袖、教師等被軍隊和右翼民兵殺害。最大 的右翼民兵組織AUC的領導人對於謀殺工會領袖毫無悔意,他說「我們有理由殺那些人,因為他們(工會領袖)妨礙他人工作。」因為暴力事件頻仍,自從 1985年以來,已經有兩百萬哥倫比亞平民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園。

      在美國主流(自由)傳媒宣傳下不斷“被污名化”的左翼游擊隊-其中一股最大的力量FARC「哥倫比亞人民革命軍」(有一萬六千到兩萬人的武裝力 量,由工人、農民、組織者所組成)-經由過去36年以來的組織工作,哥國基層人民對其支持率不斷提高,專家估計該游擊隊在哥國自治區的影響力已經超過 50%,相對的哥倫比亞所謂「(美帝扶植傀儡)民主」政府,則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貪污腐敗政權,人民對政府的失望清楚地反映在哥國的投票率上(低於 40%),目前FARC直接掌握的非武裝區(約瑞士大小),也完全沒有上述的暴力事件發生。
      在2000年,美國政府投入十三億美金到「哥倫比亞計畫」以及之後六億美金的「安地斯行動」(Andean Intiative,因為哥倫比亞屬於安地斯山脈國家)(其中一億給哥倫比亞軍方),宣稱該計畫是「對抗毒品之戰」(War on Drugs)以及心照不宣的「對抗左派游擊隊(美國政府定義下的恐怖份子)之戰」,事實上,該計畫對於消滅毒品毫無助益,因為大部分的款項給了“美國跨國 公司”,例如<孟山都(Monsanto)>、United Tech、Sikorsky等,用來進行軍事訓練、購買直昇機和除草劑,另外,美國政府也已提供哥倫比亞軍方和右翼民兵十五億美金。

      然而,哥倫比亞政府和軍隊本身就和毒梟“連為一體”,政府軍隊和右翼民兵就是毒梟背後的軍事力量,前SOA的教官就曾說「SOA是拉丁美洲軍官 洗毒品錢的最佳地點」,美國持續提供哥倫比亞軍事援助反而助長軍隊和右翼民兵繼續在國內“鎮壓平民”、違反人權,並且讓毒梟勢力更擴大。

    此外,美國在哥倫比亞四處噴灑除草劑,宣稱這樣就可以消滅古柯鹼作物,但其實是毫無差別地噴灑在一般農田和雨林上,不但使得農作物大量枯死、農民無 法維持生計、亞瑪遜雨林的生態環境遭破壞、原住民生存環境受到威脅,更讓古柯鹼產業暴增超過100%,在1994到1998年,哥國大約種植45500 公頃的古柯鹼作物,但是有超過140800 公頃的一般作物、古柯鹼和雨林被噴灑,從1999年到2000年,古柯鹼的產量反而增加60%,噴灑除草劑不但完全無效,反而讓種植古柯鹼更有價值。

      著名的拉美學者James Petras就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是美國對拉丁美洲再殖民的試金石,因為哥倫比亞目前擁有第三世界國家最強大的游擊隊力量,開始動搖美國在拉丁 美洲的殖民力量(哥倫比亞的石油是美國重大利益所在,美國從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和厄瓜多進口的石油比波斯灣還要多),因此若能藉由「哥倫比亞計畫」一舉摧 毀反抗的力量,則可以再度建立美國的新帝國主義力量,因此越來越多人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實際上是「死亡計畫」(Plan of Death)。

      今年4月19-22日,在美國首府華盛頓有大規模的反戰(4月20日舉行大遊行,主題為「停止國內和國外的戰爭」Stop the War-At Home& Abroad,詳情請見:http://www.a20stopthewar.org/)、反全球化和「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National Mobilization on Columbia,詳情請見:http://www.colombiamobilization.org/)遊行(世界各地的抗議活動資訊都可以在 http://protest.net/ 找到),「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在4月22日將發動大遊行並提出兩大訴求:
    一、反對美國政府“假借”掃蕩毒品為名的「哥倫比亞計畫」,
    二、關閉「殺手學校」 -「美洲軍事學校」(SOA)。

    文/洪家寧 2002.4


  4. 2011/04/19 於 18:10 patchpieces

    美國(佔領軍)把伊拉克變成“轉基因糧食”生産基地

    第一節 經濟休克

    “我們在伊拉克的原因,就是爲了播撒民主的種子,這樣它就會在那裏生根開花,並擴展到整個極權主義地區。”
    ——布希二世

    當小布希講到播撒“民主的種子”時,很少有人意識到,他腦子裏想的是「孟山都」的轉基因種子。
    隨著2003年3月美國“佔領”伊拉克,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狀況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伊拉克的土地不僅由大約13萬美國部隊和一小批與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聯繫密切、唯利是圖的財富冒險家佔領。它的經濟也處在美國“佔領者”的全面控制之下。

    對伊拉克經濟的控制也是由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來實施的。2003年5月,保羅•佈雷默被任命爲新成立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行政長官,這個“佔領機構”披著一層薄薄的面紗。佈雷默曾任美國國務院的“反恐”官員,後來成了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的諮詢公司基辛格合夥公司的執行董事,這家公司的影響力非常巨大。

    從許多方面看,美軍“佔領”下的伊拉克比阿根廷更適合將整個國家的農業體系納入“轉基因商業化農業”的統治範圍之內,美軍的“佔領”發揮了重要作用。美國“佔領當局”直接給了伊拉克農民“一份他們無法拒絕的要約”,就像《教父》裏面所說的:“要麽拿著我們的轉基因種子,要麽去死。”

    對於“被佔領”的伊拉克的所有民事活動,佈雷默事實上擁有生殺大權。尤其特殊的是,他不是向通常負責重建工作的美國國務院彙報工作,而是直接向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裏的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的辦公室報告。

    作爲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的首腦,佈雷默迅速行動,草擬了一系列管治伊拉克的法令。當時,伊拉克既沒有憲法,也沒有根據憲法合法産生的政府。美國“佔領當局”制定了整整100個法令,於2004年4月生效。整體來看,這100項由美國強制實施的新法律(正式名稱是“命令”)將確保伊拉克經濟“按照”美國“強加”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的思路進行“改造”,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華盛頓在1990年後“強加”給俄羅斯和前蘇聯經濟的模式非常相像。

    拉姆斯菲爾德領導的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計劃制定者給佈雷默下達的指令是,強加一種“休克療法”,把以國有經濟爲中心的整個伊拉克經濟“改變”爲一個徹底的自由市場私營經濟。佈雷默在一個月內實施的經濟變革比在30年裏“強迫”拉丁美洲債務國實行的“變革”還要猛烈。

    佈雷默的第一個行動是解雇了50萬名國家工作人員,其中大多數是士兵,還有醫生、護士、教師、出版商和印刷商。接下來,他打開了這個國家的邊界,毫無限制地接納進口:既不用履行什麽邊檢手段,也不用交什麽稅費。在佈雷默2003年5月到巴格達之後兩周,他就宣佈伊拉克“敞開國門做生意”。他沒有說是誰的生意,但這一點隨後越來越清晰。

    “入侵”之前,伊拉克除了石油以外的經濟領域由大約200家國有公司主導,它們生産從水泥、紙張到洗衣機等所有商品。2003年6月,佈雷默宣佈,這些國有企業將立即“私有化”。他說,“將缺乏效率的國有企業轉交到私人手中,對伊拉克經濟復蘇來說至關重要。”伊拉克的“私有化”計劃是自蘇聯解體以來最大規模的國有資産“清倉大甩賣”。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第37號命令》降低了伊拉克的公司稅率,從大約40%降到可憐的15%。沒有了稅收收入,政府將無法在任何方面發揮大的作用。“第39號命令”允許外國企業100%地擁有除了自然資源之外的伊拉克資産。這確保了外國企業可以在這個國家“不受限制”地開展商業活動。投資者可以將其在伊拉克賺到的利潤100%地從這個國家拿走。既不要求他們追加投資,也不對他們課稅。這些法令的受益者,顯然不是伊拉克的經濟和人民。

    根據《第39號命令》,外國公司可以簽訂有效期長達40年的租約和合同。《第40號命令》則以同樣優惠的條件歡迎外國銀行進入伊拉克。與允許外國人“全盤接管”伊拉克經濟相對應的是,“唯一保留下來”的薩達姆時期的法律是那些“限制工會”和集體談判的法規。

    一夜之間,伊拉克從世界上最孤立的國家變成了最自由、最開放的市場。由於其經濟和銀行體系受到戰爭的“毀滅性破壞”,加上美國“帶頭實行”的長達十餘年的“經濟封鎖”,伊拉克人根本無力購買“私有化”的國有公司。外國跨國公司是在佈雷默宏大的經濟復蘇計劃當中“唯一”可能受益的角色。

    這些新法律“被強加”給了一個“慘遭征服”和摧殘的國家,除了搞點軍事上的破壞和打擊侵略者的遊擊戰之外,它不可能進行其他的反抗。爲了使伊拉克對外國投資者具有吸引力,這一整套的100項新法令通過美國政府的“佔領機構”即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實施,它將所有伊拉克經濟的各種權利和控制權都交給了“跨國公司”。

    不僅如此,制定這些法律的“目的”是爲了對這個國家的糧食生産體系進行前所未有的最激進的“改造”鋪平道路。在佈雷默的“統治”之下,伊拉克即將成爲“基因改造”或者說“轉基因商業化農業”的樣板。

    第二節 《第81號命令》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明確定義了這100項命令的法律地位。“命令”被定義爲“對伊拉克人民具有約束力的指示或指令,具有懲罰性後果,或者對管制伊拉克人的方式包括伊拉克法律的變更具有直接作用”。
    換言之,伊拉克人接到命令:“要麽照辦,要麽完蛋。”伊拉克以前的法律,凡是與佈雷默的新“命令”相抵觸的,一律廢止。
    “佔領者”的法律至高無上。

    佈雷默的新法令涉及從媒體到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等各個方面,深藏在其中的是《第81號命令》,即“專利、工業設計、未披露資訊、積體電路和植物新品種法”。《第81號命令》規定:

    11.“第12條”經修訂如下:“專利應賦予所有者以下權利:
    1.如果專利主體是一種産品,有權禁止任何未獲得所有者授權的人製造、利用、使用、提供銷售、出售或進口該産品。”

    12.“第13條第1款”經修訂如下:“專利的有效期,從按本法條文申請註冊存檔之日起計算,至按本法條文註冊生效滿20年後方可終止。”

    《第81號命令》的另一項條款規定:“禁止農民再次使用受保護的品種或任何本章第14條(C)段第1項、第2項提到的品種的種子。”而且,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第81號命令》對伊拉克的專利和工業設計法做了修訂,以保護與某種産品或某種製造工藝相關的任何技術領域的新創意。這些修訂允許在伊拉克的企業或在伊拉克屬於簽約方的相關條約成員國的企業在伊拉克註冊專利。修訂賦予了專利權人以下權利:阻止任何未獲得專利所有者授權的人利用受到專利保護的産品或工藝,從專利在伊拉克註冊之日起爲期20年。修訂還允許個人和企業對工業設計進行註冊。

    用淺顯易懂的語言來說就是,《第81號命令》給了植物新品種專利權人在20年內在伊拉克農業中使用其種子的“絕對權利”,而這些專利的“所有者”恰恰都是“外國大型跨國公司”。儘管“表面上”看來,這是一個公平合理的商業條款,對外國企業的知識産權予以補償,但“實際上”這是對伊拉克主權的侵犯。像許多國家一樣,伊拉克“從未承認過”植物之類的生命形式可以獲得商業專利的原則。這種專利之前由美國或其他國家的專利機構授予「孟山都」、「杜邦」等公司。

    事實上,《第81號命令》所做的是,修訂伊拉克的專利法,以便承認外國專利,不管根據伊拉克的法律這種專利是否合法。表面上,它似乎給了伊拉克農民拒絕購買孟山都種子或其他專利種子、種植本地傳統種子的選擇權。實際上,它産生了完全相反的作用,《第81號命令》的起草者也充分意識到了這一點。
    這些受保護的植物新品種,都是轉基因或者說經過基因改造的植物。選擇種植這種種子的伊拉克農民,需要與持有專利的種子公司簽訂協定,規定他們將支付某種“技術費”,並且每年爲種植這種專利種子支付許可使用費。

    任何試圖將「孟山都」或其他公司的專利種子保留一部分以便在下個作物種植季節再次播種的伊拉克農民都將受到種子供應商的重罰。在美國,「孟山都公司」要求獲得相當於被盜用種子成本120倍的懲罰性損害賠償,後來法院的裁決駁回了這一請求。
    於是在這種“局面”下,伊拉克農民沒有成爲薩達姆•侯賽因的奴隸,卻成了跨國轉基因種子巨頭的“奴僕”。

    《第81號命令》的“核心”是植物新品種保護(PVP)條款。根據該條款,留存種子和再次播種是非法的。農民們使用受專利保護的種子(甚至是“類似的”種子),將受到重罰,甚至坐牢。然而,受到保護的植物新品種,並不是那些在伊拉克農田上歷經上萬年的雜交開發出來的種子。

    相反,受到保護的是「孟山都」等跨國公司巨頭將自己的種子和除草劑引入伊拉克市場的權利,而且它們受到了美國和伊拉克政府的“充分保護”。

    第三節 破壞伊拉克的種子資源

      歷史上,伊拉克是文明搖籃美索不達米亞的一部分。在那裏,在長達數千年的時間裏,底格裏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之間的肥沃河谷爲農作物培育和種植創造了理想的條件。自從大約西元前8000年以來,伊拉克農民就一直在這片土地上耕耘,並培育出品種繁多的、如今世界上使用的幾乎所有麥類品種的種子。他們通過留存部分收穫作爲種子並再次播種的體系做到了這一點,並通過新的播種培育出能夠抗禦疾病的雜交品種。

      多年來,伊拉克人在位於阿布•格萊布的一個國家種子庫裏“一直保存”著這些珍貴的天然種子的樣本。這座城市,如今在國際上更多的是因其設有美國軍方“虐待犯人”的監獄而聞名於世。在美國“佔領”伊拉克及多次大規模轟炸之後,阿布•格萊布那個具有歷史意義、價值連城的種子庫“消失”了,它成了伊拉克戰爭的又一個受害者。

    不過,伊拉克的前農業部曾經採取預防措施,在鄰國敍利亞建立了一個備份的種子儲存庫。在那裏,最重要的麥類種子仍然儲存在一個名爲國際乾旱地區農業研究中心(ICARDA)的機構裏,該機構位於敍利亞的阿勒頗。鑒於已經失去阿布•格萊布的種子庫,如果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需要幫助的話,作爲國際性的國際農業研究諮詢小組(CGIAR)種子庫網路的一部分的國際乾旱地區農業研究中心,原本是可以從其儲備中爲伊拉克人提供種子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沒有這樣做。佈雷默的顧問對伊拉克的糧食前景有著不同的規劃,他們有自己的打算。

    伊拉克農業即將被導向“現代化”和工業化,從傳統的家庭式種植多種作物的農作方式,轉變爲面向“世界市場”而生産的美國式的商業化農業。滿足饑餓的伊拉克人的糧食安全需求,對這個方案來說是無足輕重的。

    按照佈雷默的《第81號命令》,如果國際大公司開發出一種能抗禦某種伊拉克害蟲的種子新品種,而同時一個伊拉克農民正在種植另一種具有同樣抵抗力的種子,那麽這位農民留存自己的種子將是“非法”的。相反,他必須爲使用「孟山都」的轉基因種子支付某種專利使用費。

    按照總部設在日內瓦的世界貿易組織(一個由美國政府和「孟山都」等私營農業綜合企業巨頭主導的機構)的規則,美國的法院和國際法院“有權”實施這樣的植物新品種保護法律。

    20世紀90年代後期,美國的一家生物技術公司太陽基因被授予了一種油酸含量很高的向日葵的專利。不過,不僅僅其基因結構被授予了專利,高油酸含量這種特性本身也被授予了專利,公司聲稱擁有這種權利。太陽基因公司通告所有其他向日葵品種的培育者說,如果他們開發“高油酸含量”的品種,就將被認爲是對這一專利權的侵犯。

    “專利的授予,涵蓋了一個物種的所有基因工程新品種……可能將我們在農場和花園裏種植的所有東西交由一個發明者控制。”國際植物基因資源研究院總幹事傑弗裏•霍丁博士說。“只要大筆一揮,無數農民和科學家的研究成果就可能僅僅因爲一次經濟劫持式的法律行爲而宣告無效。”經濟劫持,正是佈雷默和孟山都試圖按照《第81號命令》在伊拉克幹的勾當。

    對農民的種子品種實行“全面控制”在伊拉克新頒佈的專利法之下將成爲可能。在複雜的法律術語“掩蓋之下”,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的《第81號命令》實際上將伊拉克未來的糧食命運“轉交”到了全球性跨國私人公司手中,這“絕不是”大多數伊拉克人所希望的解放。

    以《第81號命令》頒佈的植物專利法,與其他國家的知識産權法律不同,它們不是通過主權國家政府之間的談判或與世貿組織的談判達成的。它是由華盛頓在“毫無抵抗”的情況下“強加”給伊拉克的。根據華盛頓消息靈通人士的報告,《第81號命令》中有關植物的具體細節是由世界領先的轉基因種子和轉基因作物供應商「孟山都公司」替美國政府起草的。

    第四節 伊拉克農民只能種下“轉基因”種子

    從字面上看,似乎只有伊拉克農民選擇從國際種子公司購買的那些種子,才歸屬美國新“強加”給伊拉克的專利法管轄。實際上,伊拉克正在“被改造”成一個巨大的實驗室,以便在「孟山都」、「杜邦」和「陶氏化學」等轉基因種子和化學品巨頭的“控制之下”進行糧食産品的開發。

    經過伊拉克戰爭的磨難,劫後餘生的大多數伊拉克農民如果還想繼續種地的話,就“不得不”轉向他們國家的農業部尋求得到新種子。這就爲佈雷默“控制”伊拉克人的糧食供應打開了方便之門。

    在十多年的時間裏,伊拉克農民承受著美、英爲首的、對急需的農業設備的“禁運”。另外,戰前伊拉克還遭受了連續三年的嚴重旱災,這些天災使伊拉克麥類作物的種植急劇減少。多年的戰爭和經濟制裁已經摧毀了伊拉克的農業。到2003年,糧食産量已經下降爲不到第一次美伊戰爭之前的1990年産量的一半。到了2003年,大部分伊拉克人依賴聯合國石油換食品的糧食配給生存。

    在使伊拉克糧食生産“現代化”的“名義”下,“美國國際開發署”和美國對伊拉克農業重建和開發規劃機構參與到對傳統的伊拉克農業的“改造”當中。當時起關鍵作用的、由華盛頓任命的伊拉克農業“太上皇”是丹尼爾•阿姆斯圖茨,他曾是美國農業部的官員和大型糧食聯合企業嘉吉公司的副總裁。阿姆斯圖茨是關貿總協定談判烏拉圭回合期間擬定美國在農業方面的主張的關鍵人物之一,烏拉圭回合談判導致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的建立。

    《第81號命令》名義上的目的是“確保伊拉克得到優質的種子,並爲伊拉克參與世界貿易組織提供方便”。當然,“優質”是由佔領當局定義的。加入世貿組織意味著伊拉克必須開放市場,使其法律符合主導世貿組織政策的強大工業和金融利益集團制定的規則。

    《第81號命令》一發佈,美國國際開發署便開始通過美國農業部提供數千噸“高質量、合格的小麥種子”,這些種子來自美國,並得到了補貼,被分發給困境中的伊拉克農民,這在一開始幾乎是免費的。根據對轉基因種子和植物專利持批判態度的非政府組織GRAIN的一份報告,美國國際開發署拒絕允許獨立的科學家確定這種種子是不是轉基因種子。自然,一旦證明是轉基因小麥種子,在一兩個種植季之內,伊拉克農民將會發現自己如果要生存下去,就不得不向外國種子公司支付專利費。GRAIN的報告“揭穿”了《第81號命令》的意圖: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已經使伊拉克農民在收穫後將按法律註冊的新品種的種子留存並再次使用成爲非法。伊拉克人也許可以繼續使用和留存他們的傳統種子和經過多年戰爭和旱災後留下的種子,但這不在統治者規定的重建日程當中。這項法令的意圖是爲在伊拉克建立新的種子市場提供條件,在那裏,跨國公司可以銷售它們的種子——無論是否經過基因改造,農民將不得不在每個作物種植季節重新購買這些種子。

    雖然從歷史上看,伊拉克曾禁止私人擁有生物資源,但美國強加的新專利法引入了一種對種子的壟斷權利制度,這種權利,沒有任何伊拉克農民有資源通過開發而得到。

    實際上,佈雷默將有關“植物新品種保護”的新章節納入到了伊拉克以前的專利法當中。據說,這是爲了提供對“植物新品種的保護”。植物新品種保護作爲一種知識産權,事實上是植物品種的專利,它給予了那些聲稱發現或開發了新品種的植物培育者對植物的排他性權利。

    “植物新品種保護”中的保護,與保護自然資源毫無關係,而是“保護私人培育者的商業利益”。喬治•奧威爾也說不出什麽更好的話了。在美國制定的法令之下,“植物新品種保護”實際上意味著植物品種的毀滅。

    第五節 伊拉克農民種的小麥都出口到了美國

    按照規劃,美國國務院與美國農業部一起努力(該部已經在伊拉克北部設立了56塊“小麥作物推廣實驗田”),目的是“介紹和展示經過改良的小麥種子的價值”。這個專案由德克薩斯A&M大學國際農業辦公室替美國政府打理,該辦公室在伊拉克各地利用800英畝(約323.7公頃)實驗田,向農民們傳授如何種植大麥、鷹嘴豆、豌豆以及小麥等作物的“高産品種”。

    這個投資1.07億美元的美國國際開發署農業重建專案,定下了在第一年使3萬個伊拉克農場産量翻番的目標。其指導思想是說服心存疑慮的伊拉克農民相信,只有使用這種新的“神奇種子”,才能獲得大豐收。與十年前美國農民的情況一樣,身處絕境而又心懷收穫大量糧食的希望,讓伊拉克農民鑽進了外國種子公司的圈套。

    碰巧的是,德克薩斯A&M大學的農業專案也將自己描繪爲“利用生物技術(或者說轉基因技術)方面公認的世界領先者”。用了他們的新種子,新的化學製劑——殺蟲劑、除草劑、殺真菌劑等——便會隨之而來,這些都是由孟山都、嘉吉、陶氏化學等大公司賣給伊拉克人的。

    亞利桑那州的《鳳凰城商業期刊》報道說,
    “一家亞利桑那州的農業研究公司正在提供小麥種子,供伊拉克農民使用,他們期望大幅增加本國出產的糧食供應。”這家公司名爲“全球小麥公司”(WWWC),通過與包括德克薩斯A&M大學在內的三所大學合作,它將“提供1000磅(約453.6 千克)小麥種子,供巴格達以北的伊拉克農民使用”。

    據全球種子行業資訊的中心網站Seedquest介紹,在開發穀類作物種子中“擁有專有權的品種”(被授予專利並爲某個特定公司所擁有的品種)方面,全球小麥公司是領先者。以上提到的這些種子屬於《第81號命令》中那種受到保護的轉基因種子。根據全球小麥公司的說法,任何希望種植他們的某種種子的“客戶”(或者說農民,人們曾經這樣稱呼他們),都要“爲每個品種支付許可費”。這家公司自稱爲“W3”,與亞利桑那大學Bio5生命科學研究所建立了正式的合作關係,而Bio5研究所自稱爲“生物研究水平最高的車庫(在美國代指高技術創新企業的發祥地。——譯注)”,這聽起來十分古怪。

    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鳳凰城商業期刊》上的文章說,“爲了支援伊拉克,共開發了六種小麥種子。三種將用於讓農民種植用於製作通心粉的小麥;另外三個品種將用於種植製作麵包的小麥。”這意味著,2004年後美國在伊拉克發展的穀類作物中有一半是爲了出口。確實,通心粉對於伊拉克人的飲食來說是完全陌生的外來食品,這表明,佈雷默頒佈《第81號命令》的目的與其說是爲了給飽受戰爭創傷、饑腸轆轆的2500萬伊拉克人生産糧食,不如說是建立將轉基因種子用於糧食生産並向全球市場出口的工業化農業産業。

    此外,投資1.07億美元的美國國際開發署農業重建專案,其目的是讓伊拉克政府失去對糧食生産的控制權。“我們的想法是,讓這裏成爲完全自由的市場。”美國國際開發署伊拉克重建辦公室農業專家道格•普爾如是說。

    美國國際開發署的目的反映了美國和世界貿易組織的政策,這一目的是幫助伊拉克新政府逐步取消農業補貼。“農業部長在這方面幹得相當漂亮。” 普爾說。他宣稱,國有企業如美索不達米亞種子公司等“需要拆分和私有化”。但他並沒有提到,在飽受戰火摧殘的伊拉克誰會有錢買得起這樣一家國有種子公司, 只有像孟山都這樣有錢的外國農業綜合企業巨頭才有可能成爲買主。

    爲了便於從外國種子巨頭那裏引進受專利保護的轉基因種子,伊拉克農業部以“補貼價”分銷這些轉基因種子。一旦農民們開始使用轉基因種子,按照《第81號命令》的“植物專利保護”新規定,他們將被迫每年從這家公司購買新種子。在將“自由市場”引入這個國家的旗號下,伊拉克農民逐漸成了外國跨國種子公司的奴隸。

    在2004年12月的一次訪談中,在美國受過教育的伊拉克臨時政府農業部長阿裏聲稱,“我們希望伊拉克農民具有競爭力,所以我們決定對農藥、化肥、良種等投入給予補貼。我們減少了其他補貼,我們必須要有競爭力。”

    換言之,原本用於伊拉克貧困農民購買新種子的錢,被專用于從孟山都等外國跨國公司購買轉基因“良種”。

    與此同時,美國商品出口商垂涎欲滴,盯住了新的市場機會。
    “伊拉克曾是美國農產品重要的商品市場,20世紀80年代的銷售額接近10億美元。”2003年,小布希政府的前農業部長安•維妮曼在農業媒體研討會上如是說。在到華盛頓任職之前,她曾與孟山都公司有密切聯繫。照她的說法,“它有可能再次成爲重要的商業市場。”

    維妮曼忘了說的是,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的兩伊戰爭期間,雷根政府和老布希政府以美國農業部商品信貸公司的出口專案的名義,偷偷賣給薩達姆統治下的伊拉克各種常規武器和化學武器。這一醜聞涉及美國納稅人的數十億美元,牽涉到了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國家安全顧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和義大利拉沃羅國民銀行的亞特蘭大分行。

    根據美國稻米協會副主席約翰•金的說法,在20世紀80年代末1991年海灣戰爭之前伊拉克是美國最大的大米市場。“美國大米行業打算在向伊拉克提供大米方面再次發揮主要作用。”約翰•金對美國國會衆議院農業委員會如是說。“由於目前美國大米行業面臨挑戰……再次進入伊拉克市場,在具有附加價值的産品銷售方面將産生巨大影響。”

    約翰•金補充說,“聯軍2003年對伊拉克的解放,給伊拉克人民帶來了自由。貿易的恢復也給美國大米行業帶來了希望。”他沒有提到的是,2003年,大部分美國大米是基因控制的轉基因大米。

    2004年春,當佈雷默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頒佈《第81號命令》時,激進的年輕教士薩德爾的支持者抗議美國憲兵查封了他們的報紙al Hawza。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指控al Hawza發表可能“構成真正暴力威脅”的“虛假文章”。例如,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引用了一篇文章,它指稱佈雷默在“奉行讓伊拉克人民挨餓的政策,讓他們成天忙於採購麵包,這樣他們就沒工夫要求得到政治自由和個人自由”。

    考慮到《第81號命令》出籠的背景,出現這樣的文章不足爲奇。同樣毫不奇怪的是,考慮到整個轉基因計劃的大賭注,佈雷默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自然要竭力平息這種對其糧食政策的批判。

    第六節 美國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伊拉克巧取豪奪

    2004年11月21日,在如何處理伊拉克政府所欠大約390億美元外債(主要是欠工業化國家的)這個問題上,由債權國政府組成的巴黎俱樂部的主要代表發佈了一份公告。那些外債是薩達姆統治下伊拉克拖欠的大約1200億美元外債的一部分。儘管薩達姆政權已被推翻,華盛頓起初並不打算宣佈把這些舊債一筆勾銷。

    在美國的伊拉克債務特別談判代表詹姆斯•貝克的強大壓力下,參與巴黎俱樂部的各國政府才就390億美元的伊拉克國家債務達成了新的協定。貝克絕對是個談判高手。通過向最高法院上訴,他策劃了2001年小布希的成功當選。他還是布希家族最親近的顧問之一。

    在隨後與經合組織盟國極爲高明的討價還價當中,美國政府成功施壓,高高興興地將伊拉克所欠巴黎俱樂部債權國的舊債大筆勾銷。原因很簡單:這些債務大部分是欠俄羅斯、法國、日本、德國和其他國家的。美國在總債務中只占很少的22億美元。

    巴黎俱樂部成員國發表了一份官方新聞公報:

    各債權國的代表意識到伊拉克共和國的特殊形勢及其在未來歲月裏有限的償還能力,同意作出債務處理,以確保其債務的長期可持續償還能力。爲了這一目的,他們建議本國政府作出如下特殊處理:

    ——立即取消部分後來發生的利息,涉及2005年1月1日時累計債務的30%。剩餘債務將延期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批准之日。這次減免將勾銷所欠巴黎俱樂部389億美元總債務當中的116億美元;

    ——一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獲得批准,將實施30%的債務削減。剩餘債務將按23年期重新安排償還計劃,其中包含一個六年的寬限期。這一步驟,將再削減累計債務116億美元,使減免比例增至60%;

    ——巴黎俱樂部債權國同意,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委員會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實施的三年評估完成之後,再給予最初債務總額20%的減免。

    伊拉克債務的減免,是與伊拉克嚴格遵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這一條件密不可分的。在債務減免過程中,作爲主要佔領者的美國慷慨地勾銷了薩達姆欠俄羅斯、法國、中國等國家的債務,這些國家是華盛頓的對手,曾反對向伊拉克開戰。這個標準計劃與應用于印度尼西亞、波蘭、克羅地亞、塞爾維亞、阿根廷和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的計劃是一樣的。它命令伊拉克將其經濟主權移交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技術官僚,而這些官僚實際上是受美國財政部和華盛頓當局有效控制的。

    雪上加霜的是,在薩達姆時代伊拉克所欠的舊債是各國政府所說的“惡意債務”,即在未經人民同意下發生的、不符合人民利益的(簡而言之,就是不合法的)債務,就像已經不存在的蘇聯的債務一樣。但是美國、英國和其他巴黎俱樂部成員國並不在乎這個。這種債務是控制“新”伊拉克、迫使其向“自由市場 ”轉型的有用武器。轉基因種子和農業的工業化將處於這種強迫性變革的核心。

    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是符合“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在走向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東歐轉型國家急需經濟改革,以擺脫傳統的內向型發展戰略的影響。總的來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有兩種辦法:一種是漸進式的改革,一種是所謂“休克療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是贊成“休克療法 ”的,這兩個組織的觀點被稱爲“華盛頓共識”。——譯注)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計劃的頭等大事。自由市場企業制度也是2004年4月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 “100項命令”的核心。這絕非巧合。

    我們可以恰如其分地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稱爲“全球化的警察”。自從20世紀80年代的債務危機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發展中國家強制實施了債權國要求的殘忍的緊縮和償債計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債務條款被用來強迫各國將它們最爲珍貴的經濟資産拱手轉讓給外國利益集團,以便償還越來越多的債務。

    通常,「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這些措施都得到了龐大的銀行業和私人利益集團的鼎力支援。
    他們系統地“強制實施”國有企業的“私有化”,
    “取消”糧食、衛生和能源的“公共補貼”,
    “削減”公共教育開支。
    因此,使跨國公司得以“主宰”戰後伊拉克的每一項政策,都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佈雷默頒佈的法律來具體落實:
    “精簡”國家機構、
    彈性的勞動隊伍、
    開放邊界、稅收降至最低程度、
    對資本流出伊拉克“不加控制”、
    沒有關稅、
    對外國人的所有權比例“不加限制”。

    伊拉克人民將失去成千上萬的工作崗位,外國産品將把伊拉克本國的産品逐出市場,其中糧食就是一個主要目標。在強制實施的法規和外國競爭的重壓之下,本地企業和家庭式農場毫無競爭的能力。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條件”的“受害國”通常都不可避免地“被迫”使本國經濟向出口轉型,以便賺取美元來“償還”債務。這樣做換來的“胡蘿蔔”通常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放“拯救”貸款或者說“救援”貸款的承諾。而胡蘿蔔背後的“大棒”就是發出這樣一種“威脅”:如果債務國拒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條件,它將被永久列入“黑名單”,得不到任何國外貸款。

    伊拉克也不例外。美國“授意”下的伊拉克大選,其“目的”就是確立一個合法的舞臺,以便將伊拉克政府置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嚴格的控制之下”。實際上,這使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處於“中立”的位置,負責監督伊拉克嚴格遵守佈雷默的“100項命令”。這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能夠“迫使”伊拉克加入華盛頓的“自由市場”全球願景。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計劃在2005年1月30日伊拉克大選之後的某個時候,與伊拉克新政府達成一項“特殊安排”。由於減免伊拉克的大量外債需要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點頭,因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與伊拉克領導人的談判中處於相當有利的位置。

    聯合國安理會第1483號決議賦予了佈雷默管理被佔領的伊拉克的權力,但這本應歸屬國際法的管轄範圍。可見,佈雷默的“100項命令”和經濟“休克療法”,是在完全違反國際法的情況下實行的。

    隨著對伊拉克“私有化”的抗議和針對美國在伊企業暴力活動的蔓延,“掩蓋”這種“令人難堪”的事實變得迫切起來了。因此,佈雷默急匆匆地返回華盛頓,與總統討論接管伊拉克經濟的新方案。其結果是組成了阿亞德•阿拉維爲首的臨時政府,並宣佈伊拉克將在2005年1月舉行大選。
    阿拉維,這個美國“一手扶植”起來的、曾經多年爲「中央情報局」工作的門徒,將“合法地”執行非法的佈雷默法令。

    按照在伊拉克以“佈雷默法律”而聞名的《第39號命令》,伊拉克的各個行業和所有市場將在幾乎沒有限制的情況下向外資開放。這些法律的制定方式,使得無論是臨時政府還是隨後的任何一屆伊拉克政府都很難撤銷或廢除這些政策。

    確實,佈雷默用伊拉克臨時憲法第26條鞏固了“100項命令”,臨時憲法中的第26條,確保了在主權被移交給臨時政府之後,臨時政府將無權改變佈雷默的法律。此外,美國親手挑選出來的親美派被佈雷默安插到了伊拉克的各個部門之中,並有權淩駕於隨後的任何一屆伊拉克政府所做的任何決策之上。

    遍佈于伊拉克各地的13.2萬美國部隊,堅守在2003年後建起的14個新軍事基地上,這就是上述這一點的保證。對於華盛頓在伊拉克使用“ 播撒民主的種子”這種冠冕堂皇的話到底意味著什麽,大多數伊拉克人到了2004年底已經很清楚了。這種種子與普通伊拉克公民獨立決定自己命運的能力毫無關係。

    在2004年6月權力從佈雷默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正式移交給以「中央情報局」的寶貝兒阿拉維爲首的伊拉克臨時政府之後,後者同意接受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加的“開放”來換取債務減免。因此,2004年9月在伊拉克中央銀行行長沙拉比和財政部長馬赫迪發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意向書”所附的備忘錄中,這些人表達了這個美國“扶植”的政府“參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急迫心理。

    “新的金融部門立法將爲建立現代金融部門鋪平道路。”這封意向書這樣吹噓道。意向書接著寫道:
    “三家外國銀行已經獲准開展業務”,而且“若干外國銀行對獲得伊拉克私營銀行的少數股權已經表現出興趣。”
    其中一家銀行是倫敦的滙豐銀行,這是世界最大的銀行之一。

    “強迫”對伊拉克的糧食生産進行“改造”,“使之”種植“擁有專利”的轉基因作物,這是「孟山都」和其他轉基因“巨頭”所作所爲的最突出的例子之一。通過這些“方式”,它們將轉基因作物“強加”給了“不情願”和“不知情”的世界人民。

    文/威廉。恩道爾


  5. 2011/04/21 於 16:59 patchpieces

    以出口導向的美元外匯積累惡果-中國大陸低工資高物價(內需體制性長期通膨)的驚人秘密

    中國大陸低工資高物價的驚人秘密

      中國改革開放造成的巨大“奇跡之一”就是形成了西方國家高工資低物價,而中國則是低工資高物價(內需體制性長期通膨)的新的“經濟現象”。

      由於把中國的低工資和高物價結合在一起,把美國的高工資和低物價結合在一起,這就使中、美兩國實際收入之間的差距要“遠遠高於”貨幣收入之間的差距。在實際生活中美國工人仍然能夠獨自一人養活一家子四、五口人,而中國工人夫妻倆一起沒日沒夜地幹,養活一個孩子都困難,還時常還需要爺爺奶奶來接濟。

      為什麼中、美兩國工人貨幣工資之間的差距在縮小,而中國工人供養家庭的能力在下降?甚至下降到了夫妻二人做工養活一個孩子都困難的狀況,這種狀況不僅在中國,即使在世界工業發展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罕見現象。

      那麼是什麼原因造成了這樣的現實呢?
    答案十分簡單:中國財政。

      無論是美國的低物價,或是中國的高物價,都是中國財政運行的結果。這就是美國政府比中國人“還要關心”中國改革(自由)開放的根本原因。

    首先,就美國低物價來說。中國財政補貼一是通過(出口導向的美元外匯積累政策)“出口退稅”的方式按商品發放;二是通過(出口導向的美元外匯積累政策)虧損補貼的方式對企業發放。

      其次,就中國高物價來說,則是中國實行高額稅收和“(出口導向的美元外匯積累政策)通貨膨脹”的結果。中國稅收占消費品價格的比重竟然高達64%,而商品本身的比重只有36%,中國老百姓每購買100元的商品中就包含有64元的稅收,超過商品本身近1.8倍。如此驚人的高額稅收加到商品價格裏面,自然會造成物價高高在上。

      如果災難到此為止也就罷了,可是對於中國老百姓來講,災難還遠遠沒有結束,中國老百姓同時還要承擔因(出口導向的美元外匯積累政策)出口商品“造成”的巨大通貨膨脹的損失。

      中國每“出口”1美元商品,國內就要按照匯率比大約1比7來“增發”7元人民幣來平衡,目前中國外匯儲備大約2.3萬億美元,國內由此“增發”的人民幣超過16萬億元,相當於2008年3.4萬億市場貨幣流通量(M0)的近5倍,這些由(出口導向的美元外匯積累政策)出口結匯投放的巨額貨幣,全部以“通貨膨脹”的方式“轉嫁”到了老百姓頭上,造成老百姓手中貨幣的大幅度貶值,物價自然會相應大幅度上漲。

      在此我們看到了一個讓中國老百姓欲哭無淚的荒謬現象:中國(出口導向的美元外匯積累政策)出口商品越多,賺取外匯越多,老百姓就越倒楣。

      如果中國不出口商品,而是用於國內百姓生活,既能夠提高人民生活水準,又不會發生對外財政補貼;或者退一步來說,如果中國出口商品白白送給外國,不收取美元,國內也就不會增發人民幣,貨幣也不會貶值,中國老百姓的損失也會小一些。

      可現在卻是,生產的商品出口到了國外,由出口商品換取的美元也借給了國外,而把由此增發的人民幣留在了國內市場上,變成了沒有任何商品做基礎的“純粹廢紙”。

      由於這些增發的“純粹廢紙”與現有貨幣一樣流通,必然會造成現有貨幣大幅貶值和物價大幅上漲。結果就是中國老百姓不僅損失掉了出口商品那部分財富,聯手裏的貨幣財富都在遭受貶值損失。

      反觀美國情況恰恰與中國相反,美國市場上的貨幣流向了中國,中國的商品流入了美國市場,由於市場上貨幣減少商品增加,必然導致物價下降,美國老百姓手裏的錢便能購買更多商品。

      再加上流向中國的美元又通過中國購買美國國債的方式回流到了美國財政部,美國財政部可以用中國的這些錢來增加公共品的供給,能夠進一步起到降低物價的作用,提高美國老百姓貨幣的購買力。

      如果是站在中美兩國老百姓的立場上——而不是站在國家立場上——看待這個問題將更加清楚,中國老百姓生產的商品,被美國老百姓用美元買走了,美元被中國政府拿走了;美國老百姓得到了商品,中國政府得到了美元,而中國老百姓唯一得到的,就是手裏現有貨幣的貶值。

      結果就是,美國給中國印發美元紙幣,中國給老百姓印發人民幣紙幣;美國用這些紙幣為美國老百姓換來了所需要的各種商品,中國則相反,用這些紙幣從中國老百姓手裏換走了所生產的各種商品。

      而形成這個財富“魔方”中最關鍵的環節就是(美元外匯-東亞商品迴圈)貨幣增發和商品增加之間的“分離”:新增加的商品流向了美國等西方國家,新增發的貨幣卻留在了中國市場上,“不斷稀釋”著老百姓手裏貨幣的購買力。

      這就是美國高工資低物價、而中國低工資高物價的秘密。

    文/郎咸平


  6. 2011/04/21 於 17:00 patchpieces

    面臨民主主權債務危機的美國持續浮濫巨量印鈔(以惡性製造它國輸入型通膨動亂轉嫁危機)中國要做好最壞的準備

    美國印鈔 世界擔憂

      由於(面臨主權債務泡沫危機的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經濟前景不明,新的(擴大貨幣供給餘額)寬鬆貨幣政策可能給全球經濟未來發展帶來重大影響。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經濟社會正在積極應對,但實際可操作空間很小

      最近,「美聯儲」公佈了第二輪“(擴大貨幣供給餘額)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稱將維持現有基準利率0~0.25%的水準不變,並在2011年第二季度結束前(再度)逐月購買總額為6000億美元的美國長期國債,每月國債購買規模約750億美元。「美聯儲」表示,希望通過(左手印、右手出買空賣空方式)購買國債的方式,使利率維持在低水準以刺激貸款與支出,從而拉動(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經濟的強勁復蘇,並使一定時期的通貨膨脹達到合適水準,同時增加就業和保持價格穩定。

      面對當下形勢,我們如何判斷「美聯儲」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果?
    該政策會對(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和世界經濟帶來什麼影響?

      二次出手,「美聯儲」有不得已的苦衷

      「美聯儲」之所以再度推出(擴大貨幣供給餘額)量化寬鬆政策,其主要目的是為了降低長期利率,從而降低消費者購買房屋以及企業融資的成本(擴大賭博投機金融活動)。另外,「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還表示,「美聯儲」剛剛推出的第二輪(擴大貨幣供給餘額)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可以在未來兩年內為(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創造出70萬個工作崗位。

      「美聯儲」希望此次“注射現金”能拉低基準利率,抬升資產價格,增加財富,以鼓勵家庭消費和企業招聘。

      (擴大貨幣供給餘額)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本身可以說是一把“雙刃劍”。美聯儲二次“出手”也有迫不得已的苦衷。在2009年年底和2010年年初,(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經濟的復蘇跡象曾令人欣喜地看到“冬天”很快結束的希望。但好景不長,2010年二季度美國經濟增速僅為1.6%,進入2010年下半年後,美國經濟表現更是欠佳,失業率在 9.6%的高點居高不下。多份報告指出,(面臨主權債務泡沫危機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經濟復蘇已經明顯放緩,陷入二次衰退的危險正在加大。為了讓(面臨主權債務泡沫危機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經濟重新走上強勁復蘇的軌道,「美聯儲」主席伯南克毅然決定,利用(擴大貨幣供給餘額)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再讓美國經濟火一把。

      伯南克這一政策一旦失敗,通貨膨脹和“資產泡沫”將會把(面臨主權債務泡沫危機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的經濟拖向更深的“深淵”,而為此付出的高昂資金也會使得困擾(面臨主權債務泡沫危機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的“財政赤字”問題雪上加霜。對(面臨主權債務泡沫危機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而言,(擴大貨幣供給餘額)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要想達到大幅度刺激消費、拉動經濟的效果必須與政府的經濟刺激計畫相配合。然而目前的形勢卻不容樂觀,在剛剛結束的國會中期選舉中,民主黨失去了眾議院的控制權,能否順利推行其經濟刺激計畫還是個未知數。目前留在「美聯儲」手裏的政策“子彈”已經所剩無幾。如果(擴大貨幣供給餘額)量化寬鬆政策再難奏效,留給「美聯儲」施展的空間將進一步壓縮,而這又將是對(面臨主權債務泡沫危機自由貪婪金權民主)人們信心的一次重大打擊。

      (擴大貨幣供給餘額)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有著不確定性。假如(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國債市場“泡沫”在某個時點“破滅”,(面臨主權債務泡沫危機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國債的價格會嚴重下降,利率會大幅上升, 美元對其他貨幣會出現大幅下跌。新一輪“(惡性)通脹”就會接踵而來。

      假如(面臨主權債務泡沫危機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通過一系列政策為復蘇爭取到一定時間,那麼,這一系列政策就可圈可點。但是,上一個十年,本應是(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改變經濟結構的十年,但(面臨主權債務泡沫危機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卻將時間浪費在維持“資產泡沫”上,“泡沫”崩潰後本應是“刮骨療傷”,(面臨主權債務泡沫危機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卻又將時間浪費在了充填“泡沫”上, 很可能得不償失。

     美欲“透支”國家信用以挽救(面臨主權債務泡沫危機主權債務危機)經濟衰退

      時間追溯到1961年。「美聯儲」採取過類似政策:降低長期利率以刺激投資,同時提升短期利率以避免資本外流。當時,「美聯儲」的主要手段包括從公開市場收購票據及債券,此外,美國財政部也以銀行的角色借入短期資金並向市場貸出長期資金。但由於各利益方在是否參與的問題上猶豫不決,「美聯儲」及美國財政部的上述做法在當時被認為是失敗的。

      在隨後的數十年內,(面臨主權債務泡沫危機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政府多次採取同樣的措施。在2009年,「美聯儲」(左手印、右手出買空賣空方式)購買了價值1.7萬億美元的長期債券及抵押貸款證券等資產, 同時又將基準利率維持在接近零的水準。

      過去四十年,(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有意或無意“製造”過三次全球性的通貨膨脹和資產價格泡沫,最終均以全球通貨收縮和經濟衰退而告終,主要“代價”由發展中國家“承擔”。(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常常“有目的地”利用美元國際儲備貨幣的特殊地位來“製造”美元週期,最終實現為(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利益服務。

      造成這樣的局面與目前全球經濟面臨兩個“基本失衡”有關。
    一是全球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嚴重脫節”;
    二是製造業中心與貨幣金融中心的“脫節”。
    目前,全球製造業中心已逐步從發達國家轉向新興市場國家,但貨幣金融中心仍在發達國家。也就是說,(面臨主權債務泡沫危機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僅只)占世界1/4的經濟實力卻要占全球2/3的貨幣權利,這一“矛盾”已成為當今世界“第一矛盾”。這次“貨幣濫發”政策證實(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已沒有更多選擇,這是其唯一的出路,即繼續通過“透支”國家信用以挽救經濟衰退的命運。(面臨主權債務泡沫危機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的目的是明確的,繼續通過貨幣金融戰略“轉嫁”金融危機的風險和損失。

      國際經濟社會“被動”應對

      在(面臨主權債務泡沫危機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經濟低迷、投資者和消費者信心嚴重不足的背景下,第二輪定量(擴大貨幣供給餘額)寬鬆貨幣政策對刺激(面臨主權債務泡沫危機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經濟復蘇的效果極可能落空,而且,還會給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帶來匯率波動、資產泡沫等多方面的嚴重衝擊。

      中國央行在時隔近三年以後首次上調了金融機構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加上2010年以來的四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分析人士認為,在後危機時代,中國的貨幣政策正在向常態回歸。但(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實施新一輪(擴大貨幣供給餘額)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後,未來美元將會繼續走軟,短期內人民幣或會繼續走強。

      (面臨主權債務泡沫危機自由貪婪金權民主)日本經濟也做不到讓日元大幅升值。如果讓日元升值摧毀豐田、本田等公司,很難想像日本央行還能保持穩定。因此, 繼(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之後,它也將採取(擴大貨幣供給餘額)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壓住日元。

      歐元正在自動飆升。只要新一輪“主權債務危機”發生,「歐盟」的口氣馬上會軟下來。不是(面臨主權債務泡沫危機自由貪婪金權民主)愛爾蘭、葡萄牙等等已經排上隊了麼? 所以,歐元也會走入(擴大貨幣供給餘額)寬鬆貨幣的池子。

      (面臨主權債務泡沫危機自由貪婪金權民主)英國無疑也將擁抱(擴大貨幣供給餘額)量化寬鬆貨幣政策。(自由貪婪金權民主)英國除了炒股和房地產還有什麼?
    如果“(自由貪婪金權民主)泡沫”破裂,(面臨主權債務泡沫危機自由貪婪金權民主)英國沒有太多可以做的,讓貨幣貶值似乎是其唯一的出路。

      澳洲央行意外加息25個基點。從歷史上看,澳大利亞央行的持續加息,往往意味著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依然可能繼續上漲, 全球新興經濟體都將繼續面臨巨大通脹壓力。澳洲央行的持續加息,往往正是對應著美元的貶值過程。如果這次澳央行的判斷沒有錯的話,美元將繼續走弱。

      所以,儘管其他國家對定量(擴大貨幣供給餘額)寬鬆貨幣政策意見滿腹,但其實沒有別的選擇,只能被動地採取一些措施。

      中國應做好最壞的應對

      在全球(貨幣供給總額)流動性氾濫的情況下,(面臨主權債務泡沫危機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日本目前的利率都已接近為零,已經沒有進一步降息的空間,只能進行量化寬鬆。 中國在全球化中應該採取怎樣的策略保護自己?
    通常,大家比較熟悉央行的加息或降息手段,還有一些其他策略。

      首先,傳統的辦法包括控制資本的流入。中國的資本帳戶還沒有完全開放,外資流入一般以不同的形式,比如熱錢、投資或者貿易等。所以,實際上,控制外資流入不那麼容易。

      其次,相應地對匯率做一些調整。在大量資金流入時,人民幣適當升值是必要的,人民幣升值意味著外資投資中國成本較高, 而中國到海外投資比較便宜。人民幣升值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快速升值,一種是漸進升值。以我們的轉軌經驗,後者是我們的選擇,因為中國太大了,企業、投資者、消費者和政府監管部門都需要一個適應的過程。

      第三,中國國內的資金需要“走出去”以化解資金流入的壓力。不過,這需要一些創新,我們有一些戰略性的投資機會, 但一般的商業性企業在短期無法盈利的情況下不會去做,這樣的話,需要在政府框架的支援下進行戰略性投資。

      第四,解決好中國經濟深層次問題,如提升消費、經濟結構轉型等。

      第五,在國際貿易中儘量採用人民幣結算,這實際上是加速了資金的流入。當我賣東西給別人時,別人的手裏可能沒有人民幣,沒有人民幣的情況下,你還得收美元,最終進來的是美元,出去的是人民幣。短期來看,人民幣結算還實現不了。

      總的來說,在目前中國經濟比較依賴外需的情況下,完全規避風險的辦法基本沒有。
     假如我們也保持相對寬鬆,因為中國經濟面臨下行風險,物價就會持續攀升。假如還繼續走加息的路,我們也要做好一定的犧牲準備。

    新財經 2011-04-18


  7. 2011/04/22 於 09:48 patchpieces

    蘇聯末期的“(普世民主)南方系(炎黃春秋、鳳凰系)”

    當你流覽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各種出版物時,你會感到仿佛是掉進了一個非理性的世界——一個百般挖苦我們祖國的過去,嘲弄戰場上的陣亡者,褻瀆俄羅斯的光榮,戲謔俄羅斯的悲痛的世界。
    ——В•利西奇金 Л•謝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戰——資訊心理戰》

    1

    “毛澤東是個荒淫無恥的帝王,他殺的人超過了希特勒和史達林的總和。”

    “毛澤東是個抄襲大師,他所有有名的著作和詩詞都是別人寫的,他甚至還偽造了自己的身高。”

    “毛岸英為了“鍍金”,結果死於一碗蛋炒飯。謝天謝地,這使我們避免了朝鮮式的世襲……“

    這些年在“南方系(& 炎黃春秋、鳳凰系)”和《春秋大法》(炎黃春秋)等雜誌“控制”的平面或網路媒體上到處可以看到對中國革命史及其革命符號的“解構”“聳人聽聞”的各種“歷史真相”“翻著花樣”地出現,而且使很多人都信以為真。那些正直的中國人對此異常地憤怒,他們不禁要問:這個國家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托克維爾曾說過一句名言:“……歷史是一座畫廊,在那裏原作很少,複製品很多。”(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P104,商務印書館)
    我們不如去回顧一下蘇聯的末期,看看同樣是在“不斷深化改革”的時代,蘇聯的那些“南方系(& 炎黃春秋、鳳凰系)”,看看它們在那個混亂時期的“所作所為”以及最終產生的“結果”,或許我們能在莫種程度上找到“今日中國”之“怪現狀”的答案。但是需要說明一點: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類比——因為當時的蘇聯與今天的中國畢竟不完全相同——而是希望能從歷史悲劇中得出各自的教訓。
    另外,本文不是對蘇聯國家意識形態演變過程的分析,如果在敍述中這方面的內容不足,敬請原諒。

    2

    蘇聯時期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曾被蘇聯政權認為是比索爾仁尼琴(索忍尼辛)“更危險”的亞歷山大•季諾維也夫有如下的話:“1985年,還在當選蘇共中央總書記之前,戈巴契夫曾經訪問了英國。他沒有去瞻仰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也是蘇聯意識形態、蘇共意識形態——的創始人馬克思的陵墓,而是去會見了女王。就此我曾經在一次接受採訪的時候說過,一個”歷史性大叛變“的時代開始了。”
    季諾維也夫指出:“叛變的首先是國家高層領導人、黨的機關的工作人員、意識形態領袖和知識份子精英的代表。”(亞歷山大•季諾維也夫《俄羅斯共產主義的悲劇》,P62~63,新華出版社)戈巴契夫不知所云的“新思維”和“公開性”打開了混亂的閘門,並且由此形成了以擁護“改革”為名的“民主派”媒體——亦即蘇聯的“南方系(& 炎黃春秋、鳳凰系)”媒體。它們逐漸構成蘇聯末期的權力中心之一:“改革時期資訊戰的主要結構是一個三部曲:糾錯—深化—破壞。……此時,大眾傳媒已經成為與蘇共中央並列的第二權力中心……資訊心理戰第三階段一開始,大眾傳媒就轉到了戈巴契夫的控制與指揮之下,並開始獨立于中央委員會和蘇共的其他機構。所有關鍵崗位也逐漸轉入第五縱隊之手(即開始為西方所控制)。蘇共中央出版社成了印刷反民族出版物(如В•科羅季奇的《星火》雜誌)的中心。大眾傳媒把自由這個概念捧上了天……實際上是根據第五縱隊的計畫行事的。多元論的表像,掩蓋了大眾媒體上開展的一場精心組織的有目的的運動。……大眾傳媒的做法低級庸俗。它們需要轟動效應。性的問題五花八門,沉渣泛起。開放妓院和賣淫合法化的呼聲日高,對各種性變態興趣陡增。一股猛烈的反文化巨浪正在襲來。它能帶來利潤,還能得到撥款。而蘇聯曾經擁有的大量學術著作和科普讀物卻完全消失了。”(В•利西奇金 Л•謝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戰——資訊心理戰》,P225~227,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在嚴肅的劇院,舞臺上竟然出現了床上戲的場面,報紙雜誌上出現污言穢語已經是習以為常,而《莫斯科共青團員報》居然大談口交的魅力——這可是全蘇共青團中央的報紙啊!”(謝•卡拉—莫爾紮《論意識操縱》下,P716,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南方系”媒體的發展勢不可擋:“《論據與事實》(類似於我國的《春秋大法》─炎黃春秋-雜誌)1991年發行2400萬份;《星火》雜誌1988年發行180萬冊;1989年發行350萬冊,1990年發行760萬冊。”(利西奇金 謝列平上引書,P239)與之相比,蘇聯共產黨的機關報《真理報》——儘管它也試圖跟上“改革”的步伐——的發行量不到《論據與事實》雜誌的一半,而且黨報的所謂“發行量”有著眾所周知的特殊性(維•戈•阿法納西耶夫 《《真理報》總編輯沉浮錄》,東方出版社,P2)。民主派”媒體的如魚得水得益于蘇共在意識形態上的潰逃。不過這種“潰逃”不單單是因為招架不住對手:“(蘇共的)意識形態專家們用形式化的、千篇一律的陳詞濫調來‘捍衛’社會主義制度。誇誇其談,四平八穩,毫無實際內容,聞之令人生厭,翻來覆去地講同一個道理,讓人產生一種動物反芻的聯想。這種做法自然會引起人們反感。但這可並非在幹蠢事,而是戈巴契夫分子早有預謀的策略。”與蘇共意識形態專家們的那些“以……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起頭的黨八股相比,“大眾傳媒的典型風格卻是放開了的新風格,追求轟動效應和通俗性。它在資訊傳播過程中利用一切此前在我國並不為人所知或鮮為人知,但在70年過程中西方早已發表過的形形色色反蘇材料……這一情況營造了一種氣氛,使人感到意外、新鮮和真實。”“民主派”媒體和黨內的意識形態專家們“在只有一個球門的賽場上進行了一場獨特的足球賽,兩隊球員都在往裏灌球。”(上引書,P229)值得一提的是,“南方系”媒體的頭頭們過去也大都是黨內的意識形態專家和“忠誠的列寧主義者”。好比《星火》雜誌的科羅季奇,曾在其著名的《仇恨的面孔》中,對美國表達過刻骨的階級仇恨。而在“改革”不斷深化的過程中,他搖身一變成了“改革”堅定的支持者,後來又進化為“極權主義”的反對者;當“極權主義”土崩瓦解時,他終於滿心歡喜地前往了那個讓他曾經極度“仇恨”的美國。

    艾倫。杜勒斯在其著名講話中(1945年,在國際關係委員會上的演說)說道:“只有少數人,極少數人,才能感覺到或者認識到究竟發生了什麼。但是,我們會把這些人置於孤立無援的境地,把他們變成眾人恥笑的對象;我們會找到譭謗他們的辦法,宣佈他們是社會渣滓。”
    儘管當時作為蘇共黨內的高級領導人之一,並且負責意識形態工作的利加喬夫已經覺察到情況不妙:“1987年秋,在右翼激進派報刊上,準確地說,一條對蘇聯歷史進行歪曲,污蔑的脈絡已經清晰可見了。。”(葉•庫•利加喬夫《警示》,P152,當代世界出版社)”但他在蘇共十九大的那句“你錯了”(針對葉利欽)和尼娜•安德列耶娃的公開信“我不能放棄原則”一樣,在“南方系”媒體鋪天蓋地對“改革的敵人”[據利加喬夫說:“改革的敵人”一詞是由“改革的施工員”亞•雅科夫列夫發明的(上引書,P122)。它讓人不禁聯想起史達林鎮壓時期使用的“人民的敵人”一詞]的聲討之下,“變成眾人恥笑的物件”,最終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 ;“此後,凡是擁護社會主義反對全面否定蘇維埃歷史的人,都成了“改革的敵人”,都是“保守勢力”的代表。”(利西奇金 謝列平上引書,P238)而“你錯了”和公開信作為對試圖瓦解蘇聯的強大力量僅有的幾次微弱抵抗,被留在了歷史的記憶中。

    3

    俄羅斯學者對“南方系”媒體的意識形態策略進行過細緻的技術分析(上引書,P43~44),摘引如下:

    1.利用現有的符號空間,給穩定的、過時的符號添加新內容……
    “民主”:在蘇聯,“民主”——人民當家做主——這個概念是作為正面概念進入人們意識中的……新概念則變成了有錢人的權力,錢袋的權力……
    “左派”:在蘇聯,它具有正面含義。傳統的左派是主張限制資本權力,主張國有化的。改革時代的新概念則完全相反,左派與右派顛倒過來了。所謂的“民主派”被稱為左派,他們主張非國有化、捍衛資本權力(戈巴契夫曾稱葉利欽是“極左派”——本文作者注)。蘇聯解體之後,顛倒位置已經沒有必要,左右派各歸原位。“壟斷”:蘇聯時期具有負面意義,西方大公司曾被稱為掠奪人民的壟斷寡頭……在改革後期,開始將統一的動力系統、鐵路系統、天然氣系統稱為壟斷機構,人們對它們有一種不好的看法,於是得出結論:必須解散它們(這給國家造成了嚴重後果)……“原始積累”:在所有大學的觀念中,這個詞都意味著是資本主義初級階段,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騙子和小偷氾濫。蘇聯解體後,這個符號用來作為掩蓋大規模巧取豪奪及貪污受賄之用。言下之意是現在正經歷著向資本主義過渡的必要初始階段,以後會好起來的。

    2.符號空間融合法。
    這是第二套典型手法,它往往熔各種互不相容的符號於一爐……如:木頭盧布、刨花香腸時代、馬克思主義是油炸水、列寧主義是蒙昧主義意識形態、七十年代的昏天黑地、文明國家,等等。

    3.符號空間改造法。
    可以將符號的結構看成是一塊山巒起伏的原野,既有高峰、陡坡,也有山谷窪地。人的智慧是有限的,所以在記憶中只留下了一些山峰,其他概念環繞在這些高峰周圍。心理戰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清除和消滅這些高峰。

    4.符號與現實關係法。……
    蘇共意識形態專家們以國家名義發佈明顯的虛假資訊,使人們喪失了對國家的信任。

    5.虛假的二分法(對比法)。
    符號空間包含了一種二分結構,如:天使—魔鬼,朋友—敵人,並在它的基礎上,將符號分組歸類。(比如將戈巴契夫等人稱為“改革派”,“民主派”;將利加喬夫等人稱作“保守派”,“反改革派”,“反民主派””——本文作者注)

    在這五點當中,今天中國的南方系和《炎黃春秋》等雜誌對第四點“符號空間改造法”情有獨鐘——“人的智慧是有限的,所以在記憶中只留下了一些山峰,其他概念環繞在這些高峰周圍。心理戰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清除和消滅這些高峰”——所以它們不知疲倦地扮演著老田所說的“揭老底戰鬥隊”的角色。和它們相比,蘇聯末期的“南方系”前輩們水準更高,成就更大:“80年代,在第五縱隊的文人筆下,衛國戰爭時期的英雄人物幾乎全被安上精心羅織的罪名,受到誹謗和侮辱。對更加久遠的俄國歷史的評價也如法炮製,其中包括彼得大帝、葉卡捷琳娜二世、伊凡雷帝。被頌揚的只有像彼得三世那樣的低能兒。按照80年代末當時的高論,整個俄羅斯歷史簡直是微不足道。”(上引書,P39)在文章的下一部分我們就來分析一下具體的案例,看看蘇聯末期的“南方系”是如何把從卓婭•科斯莫傑米揚斯卡婭一直到弗拉基米爾•伊裏奇•列寧在內的蘇維埃高峰“清除和消滅”,並且將他(她)們的屍骨挖出來鞭屍的。

    所有那些將普通概念重複上千遍的人,群眾才會把他記住。
    即使撒了謊,也要厚顏無恥地撒下去,人們樂於相信彌天大謊,
    而不相信小騙術……人們有時對自己在一些小事上撒謊,但
    卻不敢在大事上信口雌黃。因此,他們料想不到有人這樣無恥
    地欺騙他們……
    ——阿道夫•希特勒

    “心理戰的手法之一是用歷史的過去偷換當代問題。這一方
    法于80年代末曾為蘇共意識形態專家們廣泛使用。他們圍繞20~
    30年代的種種事件,圍繞史達林問題,推出了現在的歷史……
    第二個手法是將現代問題導入過去從今天的利益出發,挖掘歷史
    論據來證明今天的觀點是正確的……第三個手法是‘歷史’戰。
    在這場戰爭中把俄羅斯民族引以為榮,視為民族驕傲的所有英雄
    和傑出人物統統通過資訊手段在道德上加以誅殺。”
    ——(В利西奇金 Л謝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戰——資訊心理戰》)

    “歷史”戰之一:卓婭•科斯莫傑米揚斯卡婭之死

    本文作者曾有個名叫“卓婭”的同學。“卓婭和舒拉”:不僅是蘇聯人民的紅色記憶,也是中國人民曾經的紅色記憶。卓婭因反抗德國侵略者而被殘忍地殺害,她的英名留存于偉大的衛國戰爭史。理所當然地,蘇聯末期她成為“南方系”“清除和消滅”的目標之一。

    1991年,紅得發紫的《論據與事實》雜誌刊登了署名А•若夫季斯的文章。作者稱該文是根據已故作家Н.И.阿諾夫(伊萬諾夫)的回憶而寫成的。阿諾夫曾到過卓婭犧牲的彼特裏謝沃村,但卻目睹了“居民們竭力回避談論卓婭”的異常現象。在把讀者的胃口調足之後,作者若夫季斯開始了瓦解卓婭“神話”的工作:

    聽我說,尼古拉•伊萬諾維奇(即阿諾夫——本文作者注)說——我有個感覺,在這一切背後一定有個秘密,請告訴我全部真相好嗎?

    只有一名女教師在不無猶豫地聽完了阿諾夫‘此事將只有你我知道,絕不告訴他人’的誓言之後,才吞吞吐吐地講道:

    德國人在向莫斯科發起總攻期間佔領了彼特裏謝沃村。村長與駐紮在另一個居民點的佔領軍當局保持著聯繫。一天夜裏,村裏的一處木板房著起火來,大火把木板房燒了個精光……過了一天或兩天,縱火者被當場捕獲:一個不認識的姑娘(指卓婭——本文作者注)企圖利用浸透了煤油的破布等物點燃另一個木板房。此時正是嚴冬,一個失去了容身之處的家庭不得不擠到鄰居家裏棲身,全村居民極為憤怒。站崗的人狠狠地打了姑娘一頓,然後把她拖進盧克裏婭的木板房,早晨村長把她解送給當局並報告了所發生的事情。當天,姑娘被前來彼特裏謝沃村執行特別任務的士兵處以絞刑……沒有德國人在此處宿營,因此也沒有任何(按照官方說法)似乎被女遊擊隊員縱火燒掉的德國人的馬廄。

    我們的軍隊來到這裏以後,村裏的許多居民被逮捕並被帶走,不知去向。因此,留下來的人面對可能到來的鎮壓,人人都有一種揮之不去的恐懼……

    作者最後寫道:
    是不是П.利多夫因受村莊裏那些被嚇壞了的居民的欺騙而做了錯誤的報導,或者是他自己為了有利於史達林宣傳而編造了這個事件?但是不管怎麼說,正是他的這種說法出了大名並被“載入史冊”。

    卓婭不僅沒有打擊過德國人,反而燒掉了村民賴以過冬的木板房!?對於今天的我們而言,這是多麼熟悉的風格和技巧!

    “我”或者“我”的某個知名朋友,來到某個“紅色神話”的發源地,與某個神秘的“老鄉”或是不肯透露姓名(或已故)的“村幹部”聊起了有關於“紅色神話”的事。於是乎,在神秘“老鄉”或“村幹部”對“歷史真相”的娓娓敍述中,狼牙山和地雷戰等“神話”依次破滅了。正如俄羅斯學者對若夫季斯文章所進行的分析:“這個例證清楚地表現了斯梅爾佳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卡拉瑪佐夫兄弟》中的人物,一譯斯麥爾佳科夫——本文作者注)繼承者們非常巧妙的手法。他們的創作依據,都是非常可靠的事實,如一個不認識的女教師對現已作古的作家阿諾夫以及公佈這件事的本文作者А•若夫季斯的口授資料。從這篇短文中,還可以看到希特勒分子如何主持公道,他們對居民如何關心,還可以看到蘇軍佔領彼特裏謝沃村所帶來的恐懼和淒慘,以及對史達林分子利多夫的揭露。這樣,А•若夫季斯的文章就像一枚多彈頭導彈,達到了一石四鳥的目的。”(В•利西奇金 Л•謝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戰——資訊心理戰》,P271~273,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除了《論據與事實》(!)雜誌的文章,有媒體還斷言照片上的那個卓婭屍體是假冒的。對此,俄羅斯聯邦司法部司法鑒定科學研究所進行了相關鑒定,最終結論是“照片上被處絞刑的姑娘是卓婭•科斯莫傑米揚斯卡婭。”(上引書,P273)

    “歷史”戰之二:青年近衛軍的母親

    老一輩的人應該都很熟悉亞歷山大•法捷耶夫的小說《青年近衛軍》以及根據小說改編的電影:主人公奧列格•科舍沃伊不屈服於敵人的嚴刑拷打,凜然赴死的精神感動了無數人。1991年,《自鳴鐘報》的撰稿人М•沃利娜發表了一篇名叫《科舍沃伊的母親在為誰哭泣》的轟動性文章,文中驚人地聲稱奧列格•科舍沃伊還活著!而科舍沃伊的英雄故事完全是一場由其精神失常的母親引發的離奇騙局:

    在羅韋尼基地區的一個合葬墓穴中掘出了一些被德國人槍殺的人已經腐爛的屍體。當時在場的葉連娜•安德列耶芙娜(沃利娜文中奧列格•科舍沃伊的“母親”,實際上她把名字搞錯了——本文作者注)撲向其中一個有白髮的老人的屍體並號叫起來:“奧列日卡,奧列日卡!”所有人都看到了:在她面前的是一個帶白髮的老頭兒,可他還在哭喊著:“奧列日卡!”沒有人提出異議,於是……人們把那個不認識的老頭兒再次作為奧列格•科舍沃伊葬埋了。然而法捷耶夫卻據此杜撰出,奧列格在羅韋尼基監獄中遭受刑訊,並因此一夜之間這個16歲的男孩子竟白了頭!這樣,奧列格•科舍沃伊成了小說中的主人公,而葉連娜•安德列耶芙娜則成了主要英雄人物的母親…..

    沃利娜的文章風行全國。文章發表幾天之後,“一群肆無忌憚的流氓無賴在盧甘斯克市把青年近衛軍英雄半身雕像從底座上推了下來”。針對沃利娜的文章,電影《青年近衛軍》中扮演奧列格•科舍沃伊的弗•伊萬諾夫在《真理報》上發表了同樣名為《科舍沃伊的母親在為誰哭泣》的反駁文章。他用充分的證據駁斥了沃利娜,指出了她的大量錯誤,並在文中提到不僅是科舍沃伊本人,他的母親葉連娜•尼古拉耶芙娜(不是沃利娜文中所說的葉連娜•安德列耶芙娜)就遭到過德國人的多次毒打,並導致她終身殘疾的事實。伊萬諾夫在文章中總結道:“我們這裏出現了一種亂翻墓石的傾向,就像女新聞撰稿人М•沃利娜所做的那樣。然而死人不可能說任何話以自衛!……應該記住聖經中的戒條:‘不要做偽證!眾所周知,靠偽證社會不能生存——它將毀滅’。”(上引書,P274~275)

    “歷史”戰之三:尤利烏斯•伏契克的傳說

    蘇聯末期的“南方系”在大肆挖掘國內墓地的同時,又精力旺盛地折騰到了國外。《絞刑架下的報告》作者,國際共產主義的著名活動家尤利烏斯•伏契克就被掘了出來。

    伏契克據說沒有被絞殺於德國普勒岑塞監獄。“他不僅當了德國人的情報員,而且還以這個身份被派到玻利維亞,不久就死在那裏。甚至還出現了一張屍體的照片。”眾所周知,納粹和法西斯主義勢力曾在拉丁美洲有很大的力量,二戰後不少的納粹分子都潛逃到拉美,而這就是發明這個玻利維亞傳說的根由。“另外一些人不堅持‘玻利維亞’說,但仍然斷言,他終究是叛徒—情報員。至於那個著名的《報告》,則無論如何不可能是他寫的,而是後來伏契克的黨內同志們偽造的……”(上引書,P276)對於這種剝奪著作權的手法,其實也無須多說。如同希特勒說的那樣,“即使撒了謊,也要厚顏無恥地撒下去”。只要足夠厚顏無恥,只要“將普通概念重複上千遍”,即使編造出像季米特洛夫是個不能說一句整話的結巴,一樣可以使大眾相信。
    假如伏契克泉下有知,他一定會說:
    “人們,我愛你們!你們要警惕呵!”

    “歷史”戰之四:“史達林森林慘案”

    按照“符號空間改造法”的理論,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史達林毫無疑問是蘇聯時代的象徵,高峰中的高峰;蘇聯歷史的光榮與悲劇都在史達林時代得到了最深刻的體現。

    “1987—1991年國內幾乎沒有一家報紙,沒有一家雜誌,沒有一個電視頻道看不到指責史達林及其時代的材料的。”(Ю•葉梅利亞諾夫《史達林:未經修改的檔案——在權力的頂峰》,P608,譯林出版社)雖然“非斯化”運動在史達林去世後就已開始,但在“想像力奪權”——這句五月革命時期的經典口號諷刺性地被蘇聯末期的“南方系”成功實現了——的時代,“非斯化”運動到達了它登峰造極的境界。党的最高領導人米•謝•戈巴契夫對這一運動作出了決定性的貢獻。在戈巴契夫執政中期,他向記者和社會學家公開了在蘇共中央委員會馬列研究所的中央檔案館中曾受到特別保護——1987年之前任何人不得調閱——的史達林檔案資料中的部分檔,“其目的在於扶持反對史達林的勢力,因此只公開了能證明史達林是一位元血腥暴君的資料,例如:與黨內政敵的鬥爭,30年代鎮壓運動的經過。那些中性的,特別是缺乏揭露性的材料仍被封存。”而仍被封存的資料中則包括了史達林對當時的“個人崇拜”表示反感等內容(Н•津科維奇《二十世紀最後的秘密》,P53,中國書籍出版社)。

    和中國的南方系對毛澤東時代“鋨死”數千萬和“整死”數億人的指控一樣,史達林時代的歷次鎮壓自然也成了這種數位操縱的物件:“例如,很多人的意識中,已經沉澱下了幾百萬農民背井離鄉,作為‘富農階級’被流放的說法。奧•普拉東諾夫說:‘在集體化和消滅富農階級的歲月裏,約有700萬~800萬農民被流放,數百萬農民被關進集中營和監獄’”。對此,俄羅斯研究意識形態和心理戰的著名學者謝•卡拉—莫爾紮質問道:“‘700萬~800萬農民被流放’?連家屬加在一起,那可是3000萬~4000萬人啊!”而後來經過對當時史料和資料的認真研究,“事實是:1930~1931年間,總共381026個家庭計1803392人被特別遣送(所謂‘富農階級流放’)。占農戶總數的1.5%(約3%農戶被官方劃定為富農)。”(謝•卡拉—莫爾紮《論意識操縱》下,P546,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亞歷山大•伊薩耶維奇•索爾仁尼琴(索忍尼辛)的《古拉格群島》是反對史達林和“極權主義”的巨大圖騰,是“南方系”在對蘇聯歷史進行審判時的權威證人:“在他的筆下,古拉格‘島民’歷年的動態,包括徒刑死刑、釋放調轉、患病死亡等方面的情況,逐年均有詳盡研究,列表資料也堪稱卷帙浩繁。”不過正像此書的副標題——《藝術性研究嘗試》一樣,“索爾仁尼琴(索忍尼辛)的資料亦當以”藝術誇張“視之,而整個文化界的人士則幾乎是把這些東西作為集中營社會學學術研究資料來看待的。
    他所造成的意識裂變真可謂令人拍案驚奇:一個人讀了那種似乎言之鑿鑿的紀實材料,就會聽而信之,而且更會相信他那‘4000萬人被槍斃’的說法。”(上引書,P549)即使是激烈批判史達林的羅伊•麥德維傑夫,也撰文指責索爾仁尼琴(索忍尼辛)“過於經常地對事實進行明目張膽的歪曲、篡改和有意的回避”(李輝凡 張捷《20世紀俄羅斯文學史》,P447,青島出版社)歷史學家澤姆斯科夫用近10年的時間系統整理了反映勞動改造營管理總局(古拉格)各方面情況的檔案資料,並且發表了各類被鎮壓人員狀況的詳盡匯總材料。“他雖非史達林主義者,但是尊重事實。”但是“民主派卻刻意竭力不理睬他,也不和他論戰”,少數應戰者如安東諾夫—奧夫謝延科也都立即露了大怯。澤姆斯科夫指出他的論敵在引用他本人並未見過的1945年秋季全蘇集中營和勞教所資料時犯了一個“小錯誤”:安東諾夫—奧夫謝延科“漏掉了”一個小數點(МЛН.),其結果就是把160萬人“變成”了1600萬人。“多麼輕而易舉,拿掉小數點,再通過傳媒擴散開來,而億萬人竟然信以為真。當一種思維範式已經形成的時候,操縱家就不在乎理智的論據了。”“操縱家們也正是為了對想像力而非理性施加影響,才會如此誇大數字的,有時會誇張幾十倍,甚至幾百倍。恰恰是這種非要誇大真實數量不可的意圖,才能成為操縱的一種特徵”。(卡拉—莫爾紮上引書,P549)

    不久之前曾鬧騰過一陣“卡廷森林慘案”事件,我國的南方系也是不甘人後,積極回應。然而早在1988年的蘇聯,就發生過一個轟動全國的“庫羅派特森林慘案”事件,據當時的“南方系”媒體報導:

    在明斯克郊區庫羅派特森林發現大批犧牲於史達林大恐怖時期人士的遺骸,這場恐怖是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機構在1937年至1941年6月期間製造的。

    媒體稱這個慘案的死難人數約為數十萬。國外的傳媒也不遺餘力地進行大肆宣傳——這是史達林及其極權制度嗜血成性的又一罪證。最後,在對這個“庫羅派特森林慘案”事件進行了仔細調查後,得出如下結論:

    內務人民委員會各機構與所謂庫羅派特森林受害者之間沒有任何關係。在紮斯拉夫公路和明斯克環路之間丘陵地帶的戈迪謝鎮附近,安葬著不少於30萬希特勒種族滅絕暴行的犧牲者(“庫羅派特森林案:時代的篡改”,《軍事史》雜誌,1991.No.6,轉引自В利西奇金 Л謝列平上引書,P267,)

    正如俄羅斯學者指出的:“庫羅派特這個地名在白俄羅斯地圖上就從來沒有過。杜撰名稱的目的是為了充分發揮情感的力量,影射史達林在這裏槍殺人就跟殺山鶉[俄語“山鶉”的發音為“庫羅派特卡”(Куропатка),故有此說——本文作者注)一樣無所顧忌。庫羅派特森林案只不過是整個虛偽報導龐大體系中的一個事例而已。”(上引書,P267)在蘇聯末期的混亂歲月裏,儘管一些謠言被揭穿,但謠言總能淹沒真相:製造大量新謠言的速度永遠要快過被動地對舊謠言的逐個駁斥。關於史達林,“有人寫的東西甚至已經離譜到了讓人想瞧一瞧還能編出什麼玩意兒來的程度……出現了大量編造史達林是沙皇暗探局特務的文章。有的文章說,流放中的科巴(史達林早期的黨內別名)襪子臭不可聞,幾乎所有的精神病他都有;他只不過是個神學校裏不學無術的學生而已,等等,等等。布爾什維克一詞居然成了一句罵人話……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攜帶史達林畫像參加群眾大會被認為是低能兒;大眾傳媒曾經專門在各地群眾大會上尋找攜帶有史達林肖像的人,以便表現他們的淺薄和粗俗。”(上引書,P266)“一個穿網眼針織背心的人坐在電視機前。——人們在街上遊行,臉上帶著喜悅。他手指螢光屏上史達林時代那些缺心眼的人,笑得前仰後合,說不出一句話來。”(上引書,P243)(筆者在此想插入一件事情:去年,某城市的一位收藏者——他是毛澤東時代的人——舉辦了一場關於毛澤東時代的影像與圖片展。一個在改革時代成長起來的中年人熱心地從外地趕來參觀——他對那位收藏者感歎道:“你辦的這個展覽很好,很有意義,像這些我的父母那代人都經歷過的;你看那些人(指毛澤東時代廣場上的遊行者),都像是發瘋了一樣,像機器一樣。”收藏者聽完後說:“我們當時對於領袖和國家的熱愛都是出於肺腑的,並不像你說的那樣,是失去了自己意志的表現。”談話由此陷入了尷尬。)

    史達林在世的時候,如同從天而降的巨神,其威望甚至超過了列寧。然而他身後的歷史命運又是如此無常,甚至顯得淒涼。1953年在史達林的別墅裏,貝利亞、馬林科夫、赫魯雪夫等人看著史達林生命垂危,卻遲遲不去叫醫生;史達林剛死,“非斯化”的運動就隨即展開:先是貝利亞——如果不是他在黨內鬥爭中被擊敗,也許就輪不到赫魯雪夫來做那個轟動一時的秘密報告了——接著就是赫魯雪夫的高潮戲。赫魯雪夫先是史達林狂熱的吹捧者,後來又是史達林狂熱的反對者。在他與中國交惡的時候,甚至憤怒地聲稱要“把史達林的棺材直接送到北京來!”到了蘇聯末期,在所謂“公開性”政策和勢大滔天的“南方系”的力量之下,“非斯化”運動終於進入了歇斯底里的狀態。“卡廷森林慘案”也好,“庫羅派特森林慘案”也罷,其實史達林早就被一次次地拖進了名叫“史達林”的歷史森林裏,遭到了無數次的審判和槍決。

    “歷史”戰之五:“回歸列寧”

    “史達林領導下的蘇聯時代在社會意識中被一筆勾銷之後,蘇維埃國家的締造者列寧的名字仿佛成了連接過去與現在的最後一座橋樑,它象徵著幾代人之間的繼承性。因此,損害業已形成的列寧的形象詆毀他的活動,就成了把整個蘇聯時期說成是黑暗和愚昧時代並使人們離開社會主義的一個必要步驟。”(上引書,P169 )

    在蘇聯還沒有走向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末日之前,為了非史達林化,必然要借助列寧的威名,列寧代表了蘇維埃國家的終極真理。正如赫魯雪夫提出的“回歸列寧原則”那樣;戈巴契夫在“改革”初期也曾化身為列寧的忠實傳人。而在蘇聯末期的大混亂到來後,所有蘇維埃國家的偶像與禁忌一個個被羞辱被打破;當蘇聯全部的歷史都成了被“清除和消滅”的物件時,列寧這個最後的禁忌也就不能倖免了。所謂“回歸列寧”的意義,可以看作是一步步地把所有的都清算完之後,最後必然來到的總結性清算。

    “列寧是德國間諜”,“列寧是毀滅俄羅斯文化的罪人”,“列寧是俄國人民的劊子手”“列寧是美好的沙皇俄國的破壞者”,這些都是老調重彈了。到了這個階段,連編造歷史的工夫都可以省去,而直接使用“純文學”風格了。《自鳴鐘報》的“政治評論家、詩人”——總是這號人物不是嗎?——A•伊萬諾夫斷言:“總的看來,我們的領袖和導師是死于梅毒。”而1990年的另一篇奇文《崇拜的誕生:列寧是典型的神話》(М•魏斯科普夫,《波羅的海時報》)這樣寫道:

    大約是1924年,克里姆林宮的下水道經受不住布爾什維克的猛烈衝擊,終於跑水了。陵墓裏灌滿了污水,一名神甫(好象是大牧首本人),這樣說:“聖屍上也是要塗油的。”
    ……那副傻瓜表情、那顆禿頭 、那張喝得醉醺醺的電報員也差不哪去的鬼臉……打旱地裏冒出來的一顆苗苗兒:要模樣沒個模樣,要氣派沒個氣派。
    瓦洛佳搞俗家的科學也在行。他雖說沒有一點詩才,但只要老師吩咐,就可以立刻“用正確的六音步長短短格來翻譯荷馬史詩”。

    他的房間保持著修道院式的整潔。一個中學生正在做筆記,筆記本上密密麻麻寫滿了一個個小耗子似的字母——字雖然寫得緊緊巴巴,倒不妨礙思想馳騁。這個中學生寫滿了一個又一個本子,若有所思地瞅著牆壁,眼前是兩片畫著斑斑點點的大屁股似的東西半球——蘇聯國徽的原型……

    最後,終於有機會談一談那個與大救星聯姻的她——娜傑日達(指列寧的妻子娜傑日達•克魯普斯卡婭——本文作者注)——的問題了。想不到吧,這個講起話來跟馬卡爾•傑武什金一副腔調的、黨內綽號叫“魚”的革命的女修道院長,居然不乏抒情的想像力……而在那圍著灰毛皮圍脖、像東歐平原一樣扁平乏味的胸膛裏……居然還有一顆監獄未能使之喪失慈愛的心在……跳動?(上引書,P268~269 )

    與此文那種妙語連珠,油腔滑調,下流無恥地嘲諷偉人的水準相比,我國那位說毛澤東的字像“狗扒似的劃拉出來了”的小京油子實在只能算是托兒所的程度了。

    在“清除和消滅”列寧這座最後高峰的運動中,著名的史達林傳記作者德米特裏•沃爾科戈諾夫上將(我國的“辛同志”可以看作是他的翻版)是一個代表人物。這位擔任過蘇聯陸海軍總政治部副主任、蘇聯國防部軍史研究所所長,曾在史達林傳記中指責史達林違背了偉大的列寧及偉大的列寧主義的黨內軍內的權威理論家,也終於發現了與“極權主義”做鬥爭的必要性。“特別是他在自己全盤否定列寧的著作的封面,為強化對讀者的負面影響,登載了一幅重病患者的照片,那張臉被痛苦折磨得已經變了形,實際上當時人已處於瀕死狀態。”有人指出:“書的封面是對死者的粗暴侮辱(不論大家對列寧的態度如何),故爾他必遭報應。”沃爾科戈諾夫在書出版後不久,就患病並很快死去了。不管這是不是報應應驗,對列寧的詆毀還是見出了成效。《論據與事實》雜誌1991年就“列寧應當躺在什麼地方”向路人提問。莫斯科一位15歲的少年季馬對此回答道:“應該把他從這裏扔出去……嗯,不是扔,應該是運出去。他做過什麼好事嗎?他把全國都搞亂了,現在卻躺在這裏。把他埋到某個墓地去吧!”(上引書,P270)

    “把蘇維埃墓地全掘開……”

    “不僅僅戰爭年代,而且整個70年蘇聯歷史都逐漸被迅速蔓延開來的污點所覆蓋,許多歷史畫面簡直就是一幅諷刺性漫畫。其中對曾經支持過蘇維埃政權的作家們的態度即為一例。按照各種報刊媒體的說法:阿•托爾斯泰是貪財鬼和酒徒,馬•高爾基是一個虛偽的,名不副實的人,弗•馬雅科夫斯基是發育不全者,米•肖洛霍夫則是抄襲他人作品的人。甚至很難數得清針對《靜靜的頓河》作者究竟有多少造謠中傷。”(上引書,P277)“從‘民主派’的宣傳中可以得出的結論是:整個蘇聯時期的歷史上是一批不合格的人在活動,他們以自己的‘極權政治’威脅西方的偉大民主。”(上引書,P308)B.伊柳欣在《控告總統•起訴狀》(1992年)中說道:“在他(指戈巴契夫——本文作者注)的統治下,整個國家都被變成了考古發掘地。”(上引書,P283)

    人們會有一個疑問:為什麼在蘇聯末期大眾會輕易地相信那些“荒唐無稽”的“政治謠言”?由於這涉及到具體的蘇聯意識形態“蛻變”問題,並且不是本文的主題,所以在此僅簡單地談以下一點。蘇聯官方在對其自身歷史的解釋上有著一個非常不好的傾向——這也並非是蘇聯獨有的問題——即用“庸俗化”的歷史觀念去解釋蘇聯史上所發生的諸如黨內鬥爭在內的一系列複雜問題。
    在1953年清算貝利亞問題的蘇共“七月全會”上,蘇共中央書記赫魯雪夫的發言就是這種庸俗化歷史觀的典型:
    “……早在史達林生前我們就知道貝利亞是個大陰謀家。他是個奸詐的傢伙,是個狡猾的鑽營之徒。他用自己骯髒的爪子牢牢吸在史達林同志的內心,他善於把自己的想法強加給史達林同志……我們大家都尊重史達林同志。不過歲月不饒人,最後一段時間史達林既不能看檔,也不能見人,他的健康狀況不佳。貝利亞這個卑鄙小人狡猾地利用了這一點,非常狡猾……貝利亞對黨的態度跟希特勒沒有區別……貝利亞不是黨員,而是鑽營之徒,可能還是間諜,在這方面還要再挖一挖……”
    赫魯雪夫等人用一套“忠臣/奸臣——明君/昏君”的模式去向人民解釋貝利亞問題,甚至用“庸俗化”了的階級鬥爭觀念把貝利亞與希特勒並列——而此人就在不久前還是和自己很親近的同志。“妖魔化貝利亞的形象,把他描繪成悄悄混入党的領導層的傢伙——這都貶低了社會進程在歷史中的重要性,創立了用某些個體的不良意願解釋蘇聯歷史事件的先例。”(Ю•葉梅利亞諾夫《未經修改的檔案:赫魯雪夫傳》,P309,譯林出版社)
    赫魯雪夫在二十大上全盤否定史達林領導蘇聯的“三十年”——儘管他後來出於政治原因又多次反復——把大肅反時期的鎮壓描繪成是“暴君”對那些無限忠誠於黨的“老幹部”的迫害,而掩蓋他本人就曾是一個積極的鎮壓者,掩蓋了黨的“老幹部”們對他人的迫害行為以及確實存在的反史達林的密謀等等事實。正如斯台芬•茨威格所說:“熱月九日之所以具有世界歷史意義,並不是因為羅伯斯庇爾被處以死刑,而是他的繼任者採取這種怯懦虛偽的態度(指將罪過推在羅伯斯庇爾一人身上——本文作者注)。因為直到這天為止,革命無論採取任何行動,全部理直氣壯,同時也心安理得地承擔一切責任”(斯•茨威格《約瑟夫•富歇——一個政治性人物的肖像》,P70,華夏出版社)這種對待歷史“隨心所欲”和“胡作非為”的態度,使蘇聯官方的歷史解釋逐漸失去信譽。勃列日涅夫雖然沒有宣佈赫魯雪夫是“希特勒”,但整個勃列日涅夫時代的意識形態語言完全是由連篇的“廢話”和貌似正確無比的“空話”與“套話”構成的。戈巴契夫及其“意識形態專家”“延續”了赫魯雪夫的“精神”。但是他們嫌後者對史達林時代“刨”得還不夠徹底,於是決定直接往祖墳上刨:“現在請想像這樣一種情景。羅馬教皇走到羅馬的聖彼得廣場,對圍攏來的人說了下麵一番話:親愛的教徒們,我必須向你們宣佈,沒有什麼上帝,天主,教會只是一個犯罪組織,我把它解散了。您會怎麼評價這位教皇的行為呢?須知蘇聯的意識形態專家們正是以這種精神表述的。”(亞歷山大•季諾維也夫《俄羅斯共產主義的悲劇》,P64,新華出版社)蘇共官方的歷史解釋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終於土崩瓦解:既然老一套已經令人厭煩,那為什麼不去聽那些更新鮮、更刺激的故事呢?而蘇聯末期的“南方系”進行的大量“歷史發明”-融驚險、偵探、色情、科幻等所有吸引人的要素於一爐,正好滿足了大眾的心理欲望。當然,這並不是蘇聯末期“南方系”能夠大獲全勝的惟一內因,但至少是重要的內因之一。

    《零城》的意義

    1996年俄羅斯國家杜馬安全委員會舉辦了一個為期半年的講習班,“專門研究破壞社會‘文化核心’的技巧。”參加者包括了不同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的專家。講習班在最後的幾次會議中,重點地討論了卡倫•沙赫納紮羅夫(其父格•霍•沙赫納紮羅夫曾是戈巴契夫的心腹助手之一)的影片《零城》(1988年)。與會的專家一致認為《零城》準確地預見到了蘇聯社會“文化核心”被破壞的過程。

    《零城》講述了莫斯科的工程師拉瓦金在“零城”出差時遭遇到的怪異和恐怖經歷:拉瓦金剛到“零城”時,前往一家工廠找廠長,結果竟然“見到女秘書在接待室全裸地坐著。人們進進出出,把緊急要打字的材料交給她,但對怪誕卻視若無睹……出門的時候他病了。那些習以為常的秩序的標誌物——列寧像呀、社會主義勞動競賽榜呀——再也抵禦不住迷亂的局面了。”只有裸女或者只有列寧像的社會都是一個——意識形態意義上的——“秩序的社會”。而當裸女和列寧像在同一個時空中並存,甚至裸女和列寧像被奇妙地拼接在一起,難分彼此的時候,則標誌著“秩序的社會”開始走向混亂和崩潰之路。

    在《零城》的尾聲部分,“零城”的“整個匪幫——官員們、地下企業家們、作家,還有好多浪蕩女人——紛紛撲向一顆象徵政權的‘俄羅斯國家樹’,開始摧毀它,撕擄它的枝葉。”(卡拉—莫爾紮上引書,P720)

    文/克爾白的懸詩

    2010-12-15


  8. 2011/04/27 於 19:22 patchpieces
      誰是“暗算”(民族商賈)胡雪岩的真凶?   為什麼“鴉片戰爭”只發生在中國?   為什麼中國的“銀本位”會敗在英國的“金本位”腳下?   為什麼中國的錢莊與票號沒能發展成世界金融帝國?   為什麼只有中國盛產“洋買辦”?   西方列強僅憑堅船利炮和工業革命是不可能將中國變成“半殖民地”的,割地賠款、開放通商口岸也不能窒息中國的經?濟潛力。“導致”清帝國衰落的真正原因在於“西方金融資本勢力”首先“攻破”了中國的金融高邊疆。   “鴉片貿易”的“首要戰略目標”是“顛覆”中國的貨幣體系,而這一戰略的制定和執行都源于倫敦金融城。“鴉片戰爭”實際上是英國的“金本位”與中國的“銀本位”之間的一場戰略決戰,戰爭的勝負將決定東西方未來數百年的盛衰興亡!   對於大英帝國的銀行家而言其最高戰略目標就是:以倫敦作為世界金融的中心,以黃金作為世界貨幣的本位,大英帝國通過「英格蘭銀行」向全球“輸出”英鎊信用,將歐美主要國家變成“金本位”的核心成員,將世界的邊緣國家變成英鎊的“附屬地區”,用戰爭與暴力來“維護”這一“體系”的運轉,以貨幣來最大限度地“控制”和調動全球資源,最終完成對世界財富和全人類的“控制”。   英國金融資本的突擊力量遠比船堅炮利的帝國海軍更具威力,他們將首先“打垮”中國的“銀本位”,“搶佔”「中央銀行」這一控制清帝國銀根的“戰略制高點”,“滲透”和“蠶食”中國的金融網路,“掌握”中國的資本與信用流動的管道,完成對中國金融高邊疆的“全面控制”。   在喪失金融高邊疆控制權的情況下,中國的“貿易定價權”、工業自主發展的定位權、政府的財政稅收權、軍事與國防的開支權將“逐步淪喪”。中國將不可避免地成為西方列強的“待宰羔羊”。   實際上,清帝國的敗亡,金融先於軍事。 第一章 金融高邊疆的陷落  獵殺胡雪岩  洞庭山幫:暗算胡雪岩的幕後黑手  鴉片貿易:金、銀本位的大決戰  東印度公司:一個銀行家的帝國  沙遜家族:東方的羅斯柴爾德家族  滙豐銀行:你的地盤我做主  票號錢莊:為什麼沒能發展為國際金融帝國  “洋買辦”:中國的特殊現象   美國人馬漢在19世紀末首先提出了“制海權”的概念,認為“控制海洋就是控制世界”。1921年,義大利人杜黑提出“制空權”的概念,提出“掌握制空權就是勝利”。時隔60年,美國陸軍中將格雷厄姆又提出了“制太空權”的“高邊疆”理論,堅信“控制外太空就可以稱霸世界”。   格雷厄姆有豐富的閱歷,曾任美國國防部情報局副局長、中央情報局副局長和國防部情報局局長等職,1980年,擔任雷根總統競選的國防顧問。1981年,雷根政府上臺後不久,格雷厄姆在傳統基金會的資助下,組建了“高邊疆”研究小組。該小組由美國30餘位著名的科學家、經?濟學家、空間工程師和軍事戰略家組成。經?過7個多月的精心研究,於1982年3月3日以《高邊疆——新的國家戰略》為題拋出其研究報告。“高邊疆”戰略公諸於世後,立即受到美國政府、軍方和公眾的關注,並且對美國的經?濟、政治、軍事、高技術發展以及世界局勢都產生了重大影響。“高邊疆”戰略的核心是指歷史上具有不斷開拓疆域傳統的美國,今後應該在地球的外太空進行新的開拓,把太空作為美國新的戰略疆域和控制範圍。   無論是制海權、制空權,還是“高邊疆”理論,歸根到底強調的是控制範圍和控制能力。從西方文明的視角看,有人類活動而沒有被控制的地區都是需要征服的“邊疆”。   小小寰球,從大陸到海洋,從土地到天空,甚至包括太空,有人類活動的物理空間基本都已被大國嚴密地控制了。而金融領域正在日益成為大國博弈的主戰場。   國家的邊疆,不僅僅是陸疆、海疆、空疆所構成的三維物理空間,未來還需要包括新的一維:金融高邊疆。   (買辦集團)獵殺(民族商人)胡雪岩   1883年11月初,胡雪岩經歷著人生中最痛苦的煎熬,他苦心經營一輩子的金融帝國即將土崩瓦解。這是一個用2000萬兩銀子打造出的超級神話,如果以糧食的購買力估算,一兩銀子大約相當於今天的200元人民幣,也就是說,胡雪岩的金融帝國大致擁有著40億元人民幣的總資產。可是,此時的胡雪岩卻面臨著一場致命的“完美”風暴。   11月初,他有一筆50萬兩的滙豐銀行債務必須償還,這筆債務讓他倍感焦慮。在正常情況下,以胡雪岩的財富規模,決不至於被區區50萬兩銀子難倒。不幸的是,他的對手們早已布下天羅地網,此時的胡雪岩已難逃被圍獵的命運。他隱隱有一種不祥之感:“市面太壞,洋人太厲害,我不曉得怎麼才能翻身?”   胡雪岩的正面敵人就是英國的「怡和洋行」,此時雙方正在圍繞生絲生意的霸主地位展開著激烈的較量。   在整個19世紀70年代,“洋行”牢牢地控制著中國生絲出口的定價權,在洋行的壓迫下,生絲價格每況愈下,十年中已跌去一半,江浙一帶的絲農們苦不堪言,當地的絲商們慘淡經營,高額利潤盡被洋行鯨吞。   胡雪岩開始介入生絲生意後,對洋行的高壓有了切膚之痛。眼看著絲農被洋行敲骨吸髓而陷入破產境地,他暗暗下定決心,一定要奪取生絲貿易的定價權,迫使洋行在價格上讓步。他開始仔細尋找洋行價格控制體系的破綻。洋行控制了生絲貿易融資、國際匯兌、外銷管道和航運保險,又有大英帝國的炮艦做後盾,似乎不可戰勝。然而胡雪岩還是敏銳地捕捉到了洋行的死穴——難以控制生絲的生產源頭。   胡雪岩決心佔據生絲源頭這一戰略制高點,一舉擊破洋行對生絲的定價霸權。   機會終於在1882年到來了。初春,胡雪岩深入生絲產地進行仔細調查,同時在與當地生絲商人們的交流中發現,當年的生絲收成減少,將出現嚴重的供貨不足。他立刻抓住這一難得的時機,開始悄悄行動,在江?浙育蠶村鎮四處採購,廣發定金,控制貨源。   果然,市場上5月份生絲收成估計可達8萬包,然而“在8月份,逐漸清楚的是,收成被多估了2萬包”。   早已完成生絲貨源控制的胡雪岩立刻部署總攻。他動員起自己龐大的金融帝國中的每一個銅?板,將上千萬兩白銀全部投入這場中國商業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決戰中。到1882年夏天,他共囤積了近2萬包生絲【1】,占全部貨源的1/3強。為徹底控制價格,他力邀絲業同行組成生絲價格同盟,堅持高價出售,試圖一舉拿下生絲的定價權。   這一招果然奏效,怡和洋行們突然發現不出更高的價錢就難以買到生絲,他們試圖各個擊破,但胡雪岩籬笆紮得很緊,稍微有些規模的絲商都被知會要遵守大家約定好的報價。“上等生絲在倫敦每包售價僅僅16先令6便士,但上海的絲價,由於胡雪岩的收購和操縱,折合英鎊竟達17先令4便士。”【2】洋行的邏??是,自己對生絲價格有組織的打壓不算操縱,而中國有組織的反抗卻算操縱。這樣的邏輯直到今天仍在大行其道,美國狂印美元不算操縱匯率,而中國的反制應對卻被判定是操縱匯率。   「怡和洋行」無奈之下,只能請大清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出面斡旋。對,大家沒有看錯,是英國人當著中國海關的一把手。倒不是清政府為了吸引外國人才所制定的特殊政策,而是英國人打敗清政府後,強迫清政府割地賠款,為確保中國準時付錢,直接任命了英國人看管著中國海關,所有海關關稅收入都直接被英國人拿走沖抵賠款。   赫德28歲就執掌了大清海關,屬於典型的少年得志,但與胡雪岩比起來還稚嫩得多。他以邀請胡雪岩合夥辦絲廠為誘餌,以“市價以外,另送傭金”為條件,企圖說動胡雪岩做出價格讓步。不久,日本商家也登門求購,開出的價格是,按照當時的市價,再加800萬兩白銀,經?談判後,同意加到1000萬兩白銀。只要胡雪岩點頭,相當於今天20億人民幣的毛利就到手了。形勢一片大好。然而胡雪岩拒絕了,他要更高的價格。   就在這時,“歐洲的蠶絲卻見豐收,倫敦和歐洲大陸市場能夠不顧中國的歉收”【3】。洋行轉而尋求收購歐洲本土生絲。到1883年年關時,絲價大跌,一半絲商推遲結算,幾家大的絲行破產。胡雪岩試圖邀集絲商將來年的新絲再次收盡,以迫使洋行屈服,結果無人響應。   上海市場生絲成交清淡,買賣雙方僵持了整整3個月。此時,雙方較量的就是資金的實力了。   「怡和洋行」可不是一般的洋行,它的後臺大老闆乃是17大國際銀行家族中起家最早、勢力最大的英國“巴林銀行”。在19世紀,“巴林家族”號稱是“歐洲第六大強權”,其發跡比羅斯柴爾德家族更早,在國際金融領域曾是無可爭議的老大。有此強援,「怡和洋行」在與胡雪岩的對峙中,始終處於不敗之地。   而胡雪岩的處境卻開始不妙了。要知道,維持價格控制需要高昂的成本,對加盟絲商的利益補償、高價收購生絲、提高定金比例、不菲的貨棧費用、巨大的融資成本、運輸、保險、人工全都要錢。驚人的資金佔用使得胡雪岩的現金流處於日益脆弱的危險之中。   早已將這一切看在眼裏的北洋派幹將盛宣懷開始行動了。他正在密謀“廢掉”胡雪岩。   胡雪岩與盛宣懷並無太深的個人恩怨,只是各為其主罷了。胡雪岩的後臺是當時的兩江總督左宗棠,在平定新疆叛亂的過程中,胡雪岩作為其總後勤,運用自己阜康錢莊的信用和金融網路,於1867年首創以海關關稅為抵押向洋行和外資銀行舉債,14年中,為左宗棠的軍事行動融資1600萬兩白銀,為左宗棠收復新疆的歷史殊勳立下了汗馬功勞。1883年讓他陷入絕境的50萬兩滙豐銀行債務,正是他以自身信用為收復新疆的戰爭債務所做的擔保,如果政府的錢不能準時到位,他將不得不自己掏錢墊付給「滙豐銀行」。   盛宣懷的後臺自然是北洋大臣李鴻章。李鴻章與左宗棠的矛盾天下皆知。19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出現了嚴重的邊疆危機。中國的西北方向,中亞的阿古柏利用當時中國西北地方的民族與宗教矛盾,在英、俄等列強的支持下,侵入新疆,成立了所謂的“浩罕國”。不久,俄國軍隊佔領邊防重鎮伊犁,西北塞防形勢危如累卵。同時,在中國的東南方向,日本又挑起了侵略臺灣地區的嚴重事端,中日之間戰事一觸即發。“太平天國”十四年戰爭之後,清朝府庫一貧如洗,國家財政已無力同時打贏兩場戰爭。可是,李鴻章所代表的“海防派”主張強化海軍為優先要務,為此不惜放棄新疆;而左宗棠堅持“塞防”絕不可廢,應該毫不猶豫地對新疆叛亂進行武力征伐。雙方矛盾的焦點就是“籌餉”問題,如果朝廷決定“海防”優先,則巨額的資金將流進北洋派的勢力範圍,而確立“塞防”國策,則左宗棠必然實力大漲。這是一場關乎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的尖銳較量。   最終,左宗棠勝利收復新疆全境,其聲望與地位一時壓倒了李鴻章。此時,中法戰爭又烏雲密佈,左宗棠再次主戰,李鴻章再度主和。李鴻章生怕大筆資金再度流入主戰派手中,致使北洋系經費來源不足,因此決定發動“倒左”攻勢。打仗打的是錢糧,欲制住左宗棠,必先廢掉左宗棠的“錢袋子”胡雪岩。   盛宣懷要徹底搞垮胡雪岩並不是件簡單的事,他的能量也僅限於截斷北洋系控制下的上海道應付給胡雪岩的50萬兩協餉,這筆錢正是朝廷償還「滙豐銀行」的欠款。而胡雪岩由於用阜康錢莊的信用為朝廷向滙豐借款,如果朝廷遲付,他就必須墊支。不過胡雪岩畢竟是玩金融的,身在上海的資本市場中心,無論是向「滙豐銀行」提出貸款展期,還是向其他外國銀行拆票,或者向上海錢莊票號同業拆借,亦或將價值近千萬的生絲進行抵押貸款,更何況,他還有上萬畝的土地、莊園等不動產,以及20多家典當鋪、連鎖票號和胡慶餘堂藥店等龐大經營性資產,籌措50萬兩銀子並不是件太難的事。   因此,盛宣懷不僅需要掐斷胡雪岩的官府資金來源,更需要斬斷胡雪岩在資本市場上的一切融資通道,而這絕不是盛宣懷能搞定的。他必須聯合上海金融市場上真正的大腕,才能向胡雪岩的背後捅上這致命的一刀。   洞庭山幫:“暗算”胡雪岩的幕後黑手   在上海,胡雪岩的信譽不錯,又有主管上海的兩江總督左宗棠為靠山,平時也廣交商圈的朋友,不然他也不可能組成強大的絲商聯盟同洋行叫板。??能夠左右所有外國銀行的決定,同時還能控制上海全部錢莊票號、典當鋪的命運,讓大家一起拒絕給胡雪岩融資呢?   這就是中國近現代史上最為強大的“金融買辦帝國”的締造者:來自洞庭東山的席正甫,他們這一圈人號稱“洞庭山幫”。與國際銀行家的打法一樣,席家可謂相當低調,除了少數史學界人士,大多數中國人對這個名字都極為陌生。大道無形正是他們的特點!   外國“洋行”剛進入中國做生意時,語言不通,人生地不熟,商業環境和政府關係兩眼一抹黑,欲擴大業務必借重當地華人,這就是人們熟知的“洋買辦”。“洋買辦”往往是以獨立商人的“身份”與外國洋行“合作”,他們要向洋人繳納高昂的“保證金”,擔保生意虧損時,以保證金賠償。同時,也享有生意的收入分成。他們為了自身的利益,為“洋行”的業務拓展殫精竭慮。除了結交官府掌握政府資源,也需要廣交商業圈的關係,將觸角伸向社會的各個角落。他們編織著層層關係與金錢的網路,疏通著種種富貴與利益的管道,他們的前臺是商場,“後臺”是洋場,舞臺是官場。正是“通過”他們,外國的資本“滲透”進中國的經濟血脈,外國的商品湧向了中國的大城小鎮,外國的精神“顛覆”著中國的意識,外國的利益“捆綁”了中國的權貴精英。 可以說,沒有“洋買辦”,洋人的業務在中國將寸步難行,洋人的勢力在中國也會一事無成。   當胡雪岩領導本土的金融和商貿力量開始向“洋行”發起“挑戰”時,他不僅直接“威脅”到了“洋行”的商業利益,更威脅到了“洋買辦階層”的切身利益。   1874年,席正甫當上了「滙豐銀行」的“洋買辦”,交了2萬兩銀子的保證金後,他買到了一張通向控制上海金融市場的“快車票”。席正甫的能力當然沒有讓「滙豐銀行」失望,剛到「滙豐」,他就搞定了清政府以鹽稅做抵押,向「滙豐」進行政治借款200萬兩白銀的大單,年息8%,分10年償還。席正甫一炮打響,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在席家的運作下,「滙豐」先後經理了滬寧、廣九、滬杭甬、津浦、京奉、湖廣、浦信等鐵路貸款,從中獲取了高額分成。   在發行紙幣方面,也成效卓著,「滙豐」的紙幣流通堪稱外國銀行之最,流通範圍遍及長江、珠江流域,在華南,“滙豐紙幣”幾乎“代替”了清政府貨幣的地位,成為計價流通的工具。 1893年,洋務派知識份子鄭觀應在他的《盛世危言》中指出: “若今之洋商所用銀票(紙幣),並不由中外官吏驗瞧虛實,不論多少,為所欲為。聞英商滙豐銀行在奧通用之票百餘萬,該行已獲利二百萬之譜。” 席家為「滙豐」以“白條”“佔有”中國實體財富立下了汗馬功勞。   在拉存款方面,席家也是出手不凡。 中國的“達官貴人”紛紛將資本存放在政府“難以管轄”的「滙豐」帳戶上,寧可只得到很低的利息,也願意圖個“安全保險”。據統計,長期在「滙豐」開戶的客戶中,定期存款在2000萬兩以上的有5人,1500萬兩以上的20人,1000萬兩以上的130人,百萬兩和數十萬兩級別的更難以估算。【4】 席家從中獲取的傭金更是天文數字。   在席正甫的打拼下,「滙豐」在上海的業務總量大大高於香港總行,英國人自己也承認,“「滙豐銀行」的總行雖在香港,但一般說來,上海分行承做的生意更多些”。 當席正甫與英國方面的大班(舊時對外國公司、洋行經理的稱呼,指當時中外通商的經?紀人。——編者注)發生意見衝突時,總部最終都以席正甫的意見為最終決定,為此,不惜撤換英國大班。   席正甫不僅在「滙豐」一言九鼎,對上海的錢莊票號也是說一不二。   當時,在上海的錢莊票號由於自有資金不過幾萬兩銀子,難以將生意做大。席正甫率先開展了拆票業務,向錢莊和票號提供了無需抵押品的信用貸款模式,大大提高了本土金融機構的融資能力。這些有實力的錢莊以自身的信用出具的遠期匯票,在5~20天的時間裏,向「滙豐」或其他外國銀行進行以莊票抵押的短期融資。這樣一來,僅有七、八萬兩銀子的錢莊,可以用莊票抵押給「滙豐」,從而借出大量資本進行商業貿易放貸,其規模可高達七、八十萬兩。由於「滙豐」的存款數量巨大且利息成本低廉,在向錢莊拆票的過程中可以收取“高額利息”,從而美美地“享受”著存貸“利差”的美餐。 1879年5月23日的《字林西報》報導上海錢莊“用外國銀行資本做生意,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事實。近300萬兩的放款,竟為維持上海市面正常周轉所必需的數量”【5】。當銀根低於這個數字時,整個商業活動將立刻受到明顯影響。   通過拆票業務,「滙豐」實際上“控制”了上海錢莊和票號的資金來源。「滙豐」的手鬆一鬆,市面的銀根就寬裕,反之,銀根就趨緊。「滙豐銀行」所獲得的中國巨額廉價儲蓄,極大地增強了它對中國金融體系的控制能力,並事實上成為了“中國的英格蘭銀行”。   正是由於「滙豐」“控制”著整個上海乃至全國的銀根鬆緊,而席正甫又擁有著「滙豐銀行」的貸款簽字權,所以上海的錢莊業爭相拉他“入股”,實現“利益捆綁”。席正甫對上海的本土金融機構具備了絕對的影響力,其中也包括胡雪岩。1878年,胡雪岩為左宗棠辦理的350萬兩「滙豐銀行」借款,走的就是席正甫的路子。   席正甫不僅自家獨攬了「滙豐」的“買辦”職位長達三代人,還利用他的影響力,將席家的其他“子弟”陸續安排進了外國銀行體系。無論是英國系的「麥加利(渣打)」 、有利、「德豐銀行」,還是法國系的「東方匯理」、「中法工商銀行」(4.24,0.00,0.00%),德國系的「德華銀行」,俄國系的「俄華道勝銀行」,比利時系的「華比銀行」,美國系的「花旗」、「運通」、美商「信濟銀行」,日本系的「橫濱正金」、「住友銀行」等,皆是席家的天下。據不完全統計,1874~1949年的75年間,在上海先後開設的外資銀行有20餘家,而席氏包攬了其中13家的“買辦”席位。   隨著席正甫的勢力膨脹,連李鴻章和左宗棠都要爭相籠絡他。李、左二人到上海都必見席正甫,畢竟是大財神,無論是“海防”還是“塞防”,離開錢都是瞎扯。二人對席正甫的“拉攏”都很盡心,他們同時保舉席正甫擔任政府官員,但席並無絲毫興趣。後來在李鴻章的再三推薦下,席正甫只得接受了二品頂戴。這與他的刻意低調很不協調。近乎隱居的席正甫連洞庭東山的商圈聯誼活動都從不參加,上海的媒體報導中極少出現他的名字。他恪守幕後運作才能成大事的信念。   席正甫與盛宣懷的關係就“更密切”了。盛宣懷在打垮胡雪岩後成立中國第一家現代銀行——「中國通商銀行」時,席正甫是主要的幕後支持者,兩人在生意上是“鐵關係”,在盛宣懷的帳單上,令人矚目地存在著與席正甫相關的“滙豐銀行英鎊與銀賬”【6】。但凡席正甫的要求,盛宣懷無不滿足,席家的大量“親友”紛紛“被安排”進盛宣懷的體系內任職。雙方實現了徹底的“利益互鎖”。   當清政府準備成立“官商合辦”的中央銀行——「戶部銀行」時,洞悉私有中央銀行巨大利益的席家又“捷足先登”。「戶部銀行」共發行4萬股,其中官方認購一半,私人認購另外一半,席正甫的幾個兒子紛紛入股「戶部銀行」。其中,僅席家長子席立功就以不同身份擁有1320股。 「戶部銀行」改名「大清銀行」時,席家“安插”了四個兒子在其中擔任要職, 「大清銀行」改為「中國銀行」(3.23,0.01,0.31%)時,席家又成為其大股東,並掌管外匯業務,成為宋子文系的同盟。國民政府中央銀行成立時,席家更“直接變為”官股投資人,並“代表官股”參與「中央銀行」董事會決策,同時席家還“把持”著「國民政府外匯管理局」局長、「中央造幣廠」廠長等要職,更“代表”國民政府參與籌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並成為國民政府的代表。席家脈系之龐大,涉及中國金融領域之廣泛,在外國銀行體系、官方銀行體系、上海錢莊票號體系、政府金融主管部門影響力之深,在中國近百年歷史上恐怕是絕無僅有的。由於席家所掌握的強大中外金融資源,對整個中國近現代史的影響非常深遠,在後續章節將繼續介紹。   如果胡雪岩不在生絲問題上挑戰“洋行(買辦)”的核心利益,席正甫與胡雪岩的關係應該可以維持得不錯。但是,「滙豐銀行」的股東們正是這些大“洋行”,成立「滙豐」的“初衷”就是為了“洋行”在“殖民地”擁有自己的“中央銀行”,胡雪岩挑戰了「滙豐」大股東的核心利益,搞得股東們鬧起事來,席正甫豈能容他!   事實上,“洋行”們打壓生絲價格,“壟斷”定價權的背後正是「滙豐」和席正甫對上海乃至全國銀根的“操縱”。   據1878年8月28日《申報》記載,到19世紀70年代,外國銀行對上海錢莊的拆票金額已達300萬兩左右。到19世紀90年代,七、八百萬兩的拆放額已習以為常。這使得錢莊在資金的周轉上對外國銀行的“依賴性”越來越嚴重。而一旦上海銀根緊縮,其效應會立刻波及全國。   奇怪但並不令人意外的是,從1878年以來,“每到”中國的生絲、茶葉上市的時候,“就會發生”銀根緊縮的“怪現象”。能夠“製造”貨幣供應短缺,並且有明顯意圖的就是「滙豐銀行」。維持上海正常貿易周轉大約需要300萬兩銀子,而「滙豐」“經常”在收購絲茶的季節猛收銀根到100萬兩以下,“導致”絲茶商人無法融到足夠的資金,絲農、茶農“不得不”賤價出售自己的產品,而「滙豐」的“洋行”股東們得以廉價抄底,獲取暴利!   “每一次貨幣恐慌都是以「滙豐銀行」為首的外國銀行有意收縮銀根而引起的。從1878年初開始,銀根就處於緊張狀態,以至於年底上海錢莊為壞賬所累不復交易者達二、三十家。”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就是外商銀行收縮放款200萬兩巨數之故。1879年的貨幣恐慌發生在絲茶上市需款急切的5月,就在這時,經常需要300萬兩資金周轉的上海市面,卻被外國銀行收縮到只有90萬兩的奇缺狀態。這個數目全然不能適應本地貿易的正常需要。但是,外國銀行並不到此為止,它進一步把庫存銀塊增加到60萬兩,而使事態更加複雜化。”【7】   1883年,歷史再度重演。   正當胡雪岩與“怡和洋行”在生絲大戰中處於僵持不下的狀態時,上海的銀根一天天被收緊,大批絲商斬倉出局,絲價直線下跌。9月初,上等生絲每包價格尚能維持在427兩;10月,跌為385兩;11月初,更進一步下跌至375兩。此時,上海各洋行完全停止收購新絲,胡雪岩的資金鏈瀕於崩潰。   到11月9日,公眾對胡雪岩的資金擔憂終於全面爆發。阜康錢莊在杭州和上海的分號遭到擠兌。欠滙豐的50萬兩白銀債務到期也無法延展,而上海道“恰巧”沒有協餉來償還「滙豐」的債務,胡雪岩只好以阜康錢莊僅存的家底還債。不堪重負的金融帝國終於在1883年12月1日倒下了。胡雪岩所經營的京城、上海、鎮江、寧波、福州、湖南、湖北等地的阜康分號同時倒閉。【8】胡雪岩苦心經?營幾十年的金融帝國崩潰了。最終,生絲被「怡和洋行」抄了個大底。   胡雪岩無法忍受“洋行”的“壓價行徑”毅然起而反抗,但是定價權的爭奪背後其實是金融權力的爭奪。可惜胡雪岩至死也沒搞明白,在喪失中央銀行這一“金融制高點”的情況下,單單依靠囤積生絲試圖在貿易上與洋行一較高下是徒勞的,一旦銀根被收緊,他的資金鏈將立刻陷入崩潰邊緣。胡雪岩領導的這場中國本土金融力量對國際銀行家的反擊,最終以完全失敗而告終。他陷入的是國外金融資本勢力和“國內金融買辦勢力”的內外夾擊,其失敗在戰略上早已無可挽回。   胡雪岩的失敗與“洋行”的勝利都是基於同樣的原因,那就是誰能控制銀根,誰就能取得商戰的戰略主動權。無論是清政府,還是以胡雪岩為代表的南方錢莊和山西票號,都沒有清醒地“認識到”中央銀行的巨大威力。當「滙豐銀行」“佔據”了這一地位之時,整個清帝國的命運就完全被“國際銀行家”所“控制”。 金融不獨立,則經濟不能獨立;經濟不獨立,則政治不能獨立。清政府金融高邊疆的“淪喪”,是中華民族陷入深重災難的“開端”!   清政府的“中央銀行”地位是如何失陷的呢? 問題的“要害”是“本位貨幣-白銀”被國際銀行家所“控制”。一旦“本位貨幣”動搖,金融這一國家的血液循環系統必然癱瘓,然後就是各個經濟要害臟器的“衰竭”,國家政治與戰爭的免疫系統動員能力瓦解,從而“喪失”反抗侵略的能力,最後就只剩“任人宰割”的命運了。   國際銀行家要征服中國,必須首先“征服”中國的貨幣。“鴉片戰爭”的核心與其說是貿易戰爭,不如說是一場“白銀戰爭”! 這就是為什麼“鴉片戰爭”沒有發生在印度、美洲、非洲,也沒有發生在日本、韓國和東南亞,卻“僅僅”在中國爆發的“真正原因”!   “鴉片貿”易打擊的“目標”正是中國的“本位貨幣”:白銀!   鴉片貿易:金、銀本位的大決戰   在英國開始對中國大規模開展“鴉片貿易”之前,中國在國際貿易中處於明顯的優勢。中國的茶葉、瓷器和絲綢構成了突破世界市場壁壘無堅不摧的出口“鐵三角”。當時中國市場的真實景象是: 福建沿海的茶葉出口為當地經濟帶來前所未有的繁榮,由於在生產和加工方面處於市場壟斷地位,武夷山成為各國茶商競相朝拜的聖地; 在長江中下游,絲和棉是最重要的手工業產品,數十萬絲棉生產和紡織專業大軍創造出了品質優良和價格極具競爭力的商品,打遍世界市場無敵手; 在珠三角地區,形成了景德鎮—廣州產業鏈,將豪華瓷器源源不斷地送進歐洲王室貴族富麗的客廳。19世紀末,主管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在其《中國見聞錄》中說道:“中國有世界最好的糧食——大米;最好的飲料——茶;最好的衣物——棉、絲和皮毛。他們無需從別處購買一文錢的東西。”   從16世紀到19世紀初,中國近400年的市場化程度和貨幣經濟的發達程度,遠遠超過了歐洲。其“結果”就是,歐洲從美洲“發現”的13.3萬噸白銀,最終有4.8萬噸被歐洲人運到了中國。 (當時)國際貿易的“基本構架”就是,中國創造了世界貿易商品的主要部分,西方掠奪了世界資源的主要部分,在白銀從西方源源不斷“流向”東方的過程中,也伴隨著中國商品的滾滾西去。   白銀不斷“流向”東方,造成了世界金融天平的嚴重失衡。   由於長期向中國淨輸出白銀,到17世紀末,歐洲白銀短缺,出現了價格普遍下降的現象,同時貿易開始萎縮。1649~1694年,歐洲年均流通白銀數量急劇減少,比1558~1649年的年均流通量減少了50%還多,而黃金流通量卻增加了接近50%。   白銀減少是順理成章的事,可黃金怎麼會增加呢?   原來,17世紀初,中國廣州的金、銀價格比為1﹕5.5~1﹕7,而英國的比價為1﹕16,輸送白銀到中國不僅可以換得大量高利潤的商品,還可以利用金、銀比價1倍以上的價格差,用便宜的白銀在中國、日本和印度換回昂貴的黃金。連約翰洛克都曾抱怨過:“我被告知他們(「東印度公司」)從印度某些地方進口(黃金),至少可獲得50 %以上的利潤……?但是,英國的真正財富被葬送在了印度洋,現在是人們坦率說出真相的時候了,究竟為什麼我們面臨著這個時代聞所未聞的白銀短缺。”【9】   當黃金大量湧入英國後,銀行家通過巨額行賄的手段,“買通”了《1666年自由鑄幣法案》的“准生證”。這個“法案”實質上是貨幣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捩點”,它“改變了世界的貨幣體系,其具體效果就是廢除了國王對貨幣發行的壟斷權”【10】。 該法案規定,任何人都有權力將金錠拿到鑄幣廠,要求免費鑄造合法的金幣。   這一“法案”從根本上有利於金錠銀行家和商業資本家的利益,他們將“擁有”對“貨幣供應”的實際控制權。由於掌握著大量實物黃金的籌碼,他們將能夠“根據”自己的利益“決定”貨幣供應量。 當他們是“債權人”時,就“減少”貨幣鑄造,“製造”通貨緊縮效應,使得自己的債權含金量提升; 當他們是“債務人”時,就“加大”貨幣供應(注:如當前美國信用債務帝國政府2008年爾來以驚人倍數增發貨幣供給總額的所謂貨幣寬鬆政策),以“通貨膨脹”沖銷所負的債務。這是西方“第一次”在實質上將本屬於政府的“貨幣發行權”轉讓給了“私人”。自此,“私有中央銀行”貨幣發行權的“法律基礎”得以“奠定”,並“打開”了通過“控制”一個國家乃至整個世界的“貨幣供應量”來“控制”財富分配的大門。   此時,我的耳邊突然響起了羅斯柴爾德的那句名言: “只要讓我控制一個國家的貨幣發行,我不在乎誰制定法律。”【11】   在銀行家們“看來”,“控制貨幣”是一場偉大的鬥爭,控制貨幣的“發行”和分配就是為了控制財富、資源和全人類。 欲控制世界,必先征服貨幣; 欲征服貨幣,必先征服黃金; 而欲征服黃金,則必先“征服”白銀。   就在歐洲白銀東來的過程中,同時伴隨著亞洲的黃金西去。此消彼長,最後的結果是,英國在囤積黃金,而中國在吸納白銀。 問題的關鍵是,究竟是黃金、還是白銀將最終成為世界貨幣的霸主,這將是關係到東、西方未來數百年興衰的重大分水嶺!   工業革命以來,大英帝國國力空前提高,建立以黃金為“本位貨幣”的條件已經在1717年完全具備。儘管在1816年,英國才從法律上完成“金本位”的最終確立,但此前的一百年中,英國已處在事實的“金本位”之下了。   對於大英帝國的銀行家而言,其最高戰略目標就是:以倫敦作為世界金融的中心,以黃金作為世界貨幣的本位,大英帝國通過「英格蘭銀行」向全球輸出英鎊信用,將歐美主要國家變成“金本位”的核心成員,將世界的邊緣國家變成英鎊的附屬地區,用戰爭與暴力來維護這一體系的運轉,以貨幣來最大限度地控制和調動全球資源,最終完成對世界財富和全人類的控制!   要“確立”黃金英鎊的世界貨幣霸權地位,必須首先“打垮”“白銀貨幣”的國家。其中最大的,也最難搞定的就是中國。   經過多年嘗試,國際銀行家最終選擇了“鴉片”作為“打擊”中國“白銀本位”的“武器”。   而具體負責“執行”這一戰略的機構就是「東印度公司」。   「東印度公司」:一個銀行家的帝國   一般人“很難想像”一家(私有)公司能夠“招募軍隊(注:類似為了漂白目前已改名為Xe的美帝私人公司雇傭兵「黑水公司」)”、掠地鑄幣、行政司法、宣佈戰爭和締結和約,但是,「東印度公司」“居然”做到了。 “誰”能有這麼巨大的能量成立如此強大的公司呢? 答案就是倫敦金融城的“國際銀行家”!   由倫敦金融城銀行家合股建立、英國王室參股的「東印度公司」本身就是一個“帝國”。根據英國國會的授權,「東印度公司」壟斷了從好望角到麥哲倫海峽之間的一切貿易,並有權在如此廣大的區域之內招募陸海軍、“佔領”領土、在“佔領區”域內“徵稅”、發行貨幣、進行立法和司法審判、宣戰和締結和約。   在1756~1763年的英法“七年戰爭”中,英國打敗法國獨霸印度次大陸以來,在包括今天巴基斯坦、孟加拉、緬甸在內的英屬印度建立起一套完備的治理和“掠奪機制”。1750年以後的50年間,「東印度公司」從英屬印度一共榨取了1億~1.5億英鎊,而1750年英國一年的財政收入才920萬英鎊。【12】這還不包括壟斷印度貿易帶來的巨額國際貿易收益。 驚人的財富像潮水一般源源不斷地“流入”倫敦金融城銀行家和英國王室的錢袋裏。 18~19世紀,由於巨額的“殖民掠奪”和商業貿易“積累”,英國從來就不缺乏資本,這是18世紀英國“得以”開始工業革命的“重要前提”。   巴林家族作為世界17大國際銀行家族之一,早在19世紀初就已經稱霸世界金融江湖,號稱“歐洲第六強權”【13】。1779年,巴林王朝的創始人法蘭西斯。巴林就開始擔任「東印度公司」的董事,直到1810年去世,在位長達30年。從加盟「東印度公司」開始,他就成為倫敦金融城銀行家在「東印度公司」的主要代表人物,並被公認為公司的核心與靈魂。他從1792年開始擔任「東印度公司」的董事會主席,執掌著整個「東印度公司」這個龐大的“殖民帝國”。正是在他的帶領下,「東印度公司」對中國的“鴉片貿易”取得了驚人的增長。   1790~1838年,「東印度公司」鴉片走私進入中國的數量由每年數百箱暴增到數萬箱,輸入中國的鴉片總量高達40多萬箱,每箱平均價約750銀元,總價值高達2.3億兩白銀以上!   「東印度公司」的“鴉片貿易‘遵循一套嚴密的體系: 首先,「東印度公司」確立在英屬印度殖民地的“鴉片壟斷權”,對印度和孟加拉鴉片實行“統購統銷”,只開放加爾各答一地集中進行“鴉片拍賣”,並“授權”與公司有“代理關係”的散商進行“鴉片貿易”。同時,公司在廣州開設常駐管理委員會,其成員稱“大班”,對所有對華貿易進行統一管理。這個管理委員會又是全部對華貿易的“中央銀行”,一切對華貿易匯兌業務必須由它經手,並對散商進行信貸支持,後期也對與他們做生意的廣州十三行發放信貸。散商的對華貿易收入,包括出售鴉片所得款項,“必須”全部存到該委員會下設的銀庫,並由該委員會簽發倫敦、印度、孟加拉的匯票,散商可到當地兌換現銀。公司再用庫存白銀在中國“套購”黃金、絲茶等大宗商品銷往歐洲獲取“暴利”。   「東印度公司」的架構更像是一個金融傘形壟斷下的鴉片貿易連鎖店。如果說獨立經營的散商還要承擔一定的貿易風險,那麼提供壟斷性金融服務的公司則是“旱澇保收”。   「東印度公司」因鴉片貿易的“金融服務”獲取的巨額利潤足以支付英國從中國進口茶葉和生絲、從美國和印度進口棉花、向印度出口英國工業製成品和英國殖民統治印度的大部分行政費用。在整個19世紀,英帝國的“鴉片壟斷”在國際貿易中的“戰略地位”可與今天美國的“石油霸權”相比肩。「東印度公司」帝國的基本國策是,從金融上控制鴉片貿易鏈條的一切環節,生產、銷售、倉儲、運輸和行銷管道都要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   在「東印度公司」旗下的散商中,形成了三大“洋行”割據的態勢,它們是:「怡和」、「寶順」和「旗昌」。   「怡和洋行」由渣甸和馬地臣合夥建立於1832年7月,正是巴林家族為他們提供的融資。有了倫敦金融城最強大的銀行家族的支持,「怡和」迅速成為遠東的“洋行之王”。胡雪岩正是在與「怡和」爭奪生絲霸盤中慘敗,他恐怕並不知道「怡和」的“來頭”。馬地臣後來成為「英格蘭銀行」行長和英國第二大土地所有者。馬地臣家族的繼承人休。馬地臣則在1873年用家族“鴉片貿易”所得在西班牙收購錫礦,成立了一家礦業公司,將其命名為“Rio Tinto”,今天人們稱之為「力拓集團」。   「寶順洋行」的當家人正是著名的“鴉片販子”顛地,而他“背後”的東家正是巴林家族。後來因為直接從事鴉片生意有損巴林倫敦金融城頭號銀行家族的“名譽”而退居幕後,由顛地全面“代理”在華業務,成為僅次於「怡和洋行」的第二大鴉片貿易商。   「旗昌洋行」則是美資公司,從事廣州與波士頓之間的鴉片、茶葉和生絲貿易。它的高級合夥人約翰。默里。福布斯,就是2004年美國總統候選人約翰福布斯。克裏的曾外祖父,一直充當「巴林兄弟公司」在美國的代理人。 業務主管小沃倫。德拉。諾,正是美國總統佛蘭克林。羅斯福的外祖父。 洋行老闆的堂弟威廉。亨廷頓。羅素則在耶魯大學創建了著名的“骷髏會”。 此外波士頓的幾大銀行家族也都通過「旗昌洋行」參與鴉片貿易。正是豐厚的鴉片紅利滋養著這些銀行家族,形成了日後的“波士頓財團”和羅斯福家族王朝。   這三家大“洋行”佔據了中國“鴉片貿易”的半壁江山,它們都與巴林家族“關係密切”,巴林在倫敦金融城“遙控”著這些“巨大的散商”,在鴉片戰爭前後幾十年裏,以鴉片“發起”了對清政府“白銀貨幣”的“攻擊”。   倫敦金融城通過「東印度公司」在中國還建立了一套鮮為人知卻卓有成效的“地下行銷體系”,這個體系由四部分組成:  傳教士、  三合會、  行商 和  滿清官僚。 這套“體系”日後“左右”了近代中國的歷史進程。   “傳教士”在中國一方面“通過”傳教結交權貴和三教九流,瞭解中國社會、經濟、軍事等各方面的“情報”,以“建立”近代“教會學校”、(教會)醫院、媒體為主,成為“塑造”“親西方中國社會精英階層”的重要力量。   “三合會”本是以反清複明為宗旨的中國民間秘密社團,後來很多會友“接受”了基督教。兩廣地區“三合會”的反清武裝行動同樣需要大規模“融資”支援,於是很多會友經教會“仲介”紛紛“加入”「東印度公司」的對華“鴉片銷售”網路,成為廣東沿海“鴉片走私”的主力。以反清為宗旨的“三合會”等於間接得到倫敦金融城的“財政補貼”。 “三合會”日後的發展,與洪秀全的“拜上帝會”、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唐(才常)維新派的秘密結社以及「同盟會」淵源頗深。 洪秀全身邊負責意識形態工作的左膀右臂馮雲山,早年即拜在基督教華福會門下; 負責軍事鬥爭的楊秀清,也曾混跡于三合會在珠江流域的鴉片走私生意中; 兩廣三合會更是直接參加了金田起義。戊戌變法失敗後,譚嗣同遇難,維新派中譚系幹將唐才常即發動湖廣三合會勢力舉行自立軍起義。 同盟會早期各次反清起義,無不以“三合會”力量為依託。“三合會”一系的上海“青幫”更在蔣介石(1927年)發動“四一二(軍事)政變”上臺和鞏固權力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行商即“廣州十三行”,是朝廷授權負責對外貿易的專營機構,與外商直接打交道,既是貿易公司,又承擔某些外交功能,同時又必須為自己的國外商業夥伴作保。“十三行”在鴉片戰爭後多轉為“洋行買辦”,是中國近代“買辦階層”的源頭。   「東印度公司」還通過“賄賂”和“毒癮”來“控制”與操縱一部分滿清官僚。從中國的上層建築著手,“(包毒)保護”和開拓鴉片貿易。公司“通過”以天津為中心的北方“鴉片貿易網路”,向北京朝廷“滲透”。到鴉片戰爭前,已經“控制”了相當一大批滿清高官“為其所用”。其中包括大學士穆彰阿、直隸總督琦善、宗人府主事耆英等。 對此,馬克思有過一段精闢論述: “英國人收買中國當局,收買海關官吏和一般的官員,這就是中國人在法律上抵制鴉片的最近結果。賄賂行為和鴉片煙箱一同侵入了‘天朝’官僚界之肺,破壞了宗法制度的柱石。”【14】 “這一批人”構成後來清政府“洋務派”的源頭。   1839年,當雄心萬丈的林則徐作為欽差大臣來到廣東厲行“禁煙”時,這位偉大的民族英雄面對的就是這樣一個“組織嚴密”、財力雄厚、武裝強大、“裏應外合”的“鴉片帝國”。林則徐甫一上任,就嚴厲鎮壓“三合會”的“地下走私販毒網路”,勒令外商上繳鴉片,進行了震驚世界的虎門銷煙。但是林則徐萬萬不會想到他的對手有多強大,他挑戰的是整個大英帝國和攸關國際銀行家生死的核心金融戰略!   “鴉片貿易”“導致”中國白銀大規模“外流”,在中國“引發”了嚴重的“銀貴錢賤”的“貨幣危機”。從清朝建立到19世紀初的100多年中,中國的銀銅雙貨幣機制運轉良好,比價基本穩定在1兩白銀折合銅錢1000文。到鴉片戰爭前夕,銀兩竟飛升至兌換銅錢1600文。農民、手工業者和普通百姓平時所得都是銅錢,但交付各種賦稅則需折成白銀,如此一來,經濟負擔大為加重。由於百姓生活困窘,交稅自然拖延,結果是各省拖欠賦稅日多,造成清政府的財政能力急劇衰退。鴉片貿易大規模開始之前,直到乾隆年間的1781年,國庫存銀高達7000萬兩,至1789年約為6000萬兩。隨著鴉片“氾濫”,到1850年時僅剩800餘萬兩,已不足以應付一場戰爭了。   正是鴉片“摧毀”了大清帝國金融高邊疆的基石——“白銀貨幣本位”,隨之而來的是貿易大幅逆差,財政收入下降,人民生活困苦,貧富嚴重分化,社會矛盾日益尖銳。而國際銀行家則手持鴉片“套購”出來的巨額白銀,建立起“中國的英格蘭銀行”,一舉奪取了清帝國金融高邊疆的制高點:中央銀行。   「滙豐銀行」的成立“標誌”著中國近代史開啟了一個“金融殖民地”時代。在「滙豐」奪取清帝國中央銀行大位的過程中,一個新的沙遜帝國崛起了,它取代了「東印度公司」的地位,成為執行“鴉片金融戰略”的最新操盤手。  沙遜家族:東方的羅斯柴爾德家族   沙遜與羅斯柴爾德家族同屬於塞法迪“猶太人”,自古就生活在伊斯蘭化的伊比利亞半島上(今西班牙),從事金匠和錢幣兌換的生意,並經常作為熱那亞銀行家族的代理人,從事信用調查、收放貸款等業務。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建立起自己的商業信用和金融網路。15世紀90年代,隨著伊比利亞基督徒將伊斯蘭教政權趕走,塞法迪猶太人也被逐出西班牙和葡萄牙。   羅斯柴爾德家族流亡德意志從事老本行,後來成為德意志王室的“宮廷銀行家”。另一支猶太金融家族逃往荷蘭、比利時,很快就憑藉多年積累下來的商業關係網東山再起,並“參與”了「阿姆斯特丹銀行」、「荷蘭銀行」和「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建立。正是在荷蘭猶太銀行家200萬荷蘭盾的資助下,英國威廉三世於1688年帶領1.5萬人,從荷蘭登陸英國,開始了“光榮革命”。沙遜家族則一路向東,搬遷至中東波斯灣地區的商貿中心巴格達。在那裏,沙遜家族憑藉猶太人獨有的金融觸覺和經?驗,利用伊斯蘭教義中禁止高利貸的教規,以猶太人不受伊斯蘭法規約束的便利條件,為中東地區商貿提供金融放貸,很快就成為波斯灣地區首屈一指的金融家族,長期擔任巴格達的首席財政官,並成為巴格達地區整個猶太社區的族長,被人稱為“納西”,即猶太人之王。   但是好景不長,到了18世紀末19世紀初,巴格達地區的反猶情緒高漲,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派駐巴格達的地方官,開始大規模驅趕猶太人,作為“猶太人之王”的沙遜家族首當其衝,不得不於1832年舉家遷往印度孟買。沙遜帝國的創始人大衛。沙遜在印度開始了一段新的傳奇。【15】   由於沙遜家族到達印度的時間太晚,鴉片貿易的巨大蛋糕早已所剩無幾。「東印度公司」雖然解體了,但三大“洋行”巨頭卻在巴林家族的支持下繼續壟斷著中國鴉片進口和印度的鴉片供應鏈。在整個鴉片貿易鏈條中,生產、運輸、保險、銷售、融資、匯兌,幾乎全部掌握在「怡和」手中,針插不進,水潑不進。在巴林家族嚴密控制的鴉片帝國裏,新來的猶太人沙遜要想插足,勢比登天。   此時的倫敦金融城,新興的羅斯柴爾德家族已然壓倒了巴林,羅斯柴爾德家族也想從鴉片生意中切出自己的一塊蛋糕,苦於巴林對「東印度公司」散商的高度控制力,不得其門而入。沙遜的出現正好完美地符合了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戰略發展規劃,同是塞法迪猶太人,祖上說不定還是通家之好,所以雙方一拍即合。有了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強大金融後盾,沙遜準備甩開膀子大幹一場了。   經過周密研究,沙遜發現「怡和」對印度的鴉片“控制”存在著一個明顯的漏洞,那就是「怡和」沒能控制印度腹地的罌粟種植園。沙遜抓住機會,利用強大的資本實力,向內陸的印度鴉片商人提供高達3/4的貸款。各地採購商聞風而至,沙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控制了鴉片種植的源頭,實現了對貨源的壟斷。其實,胡雪岩的思路與沙遜幾乎完全一致,“差別”在於,沙遜的背後是國際金融霸主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支持。   到了1871年,局勢已經很明朗了,「怡和」在與沙遜爭奪鴉片源頭的拼殺中敗下陣來,沙遜被公認為印度和中國全部鴉片庫存的主要持有者,控制著各類鴉片總量的70%! 1840~1914年,沙遜家族在壟斷鴉片的生意中獲利高達1.4億兩白銀!這就是壟斷的力量!   有這樣的實力做後盾,羅斯柴爾德的女兒嫁到了沙遜家,從此商業聯盟關係得到猶太人傳統的宗法力量的鞏固和維護。沙遜帝國威震遠東。   從此,遠東的“洋行”進入了沙遜時代。   猶太人對金錢的超級敏感性在沙遜家族身上也不例外。當沙遜家族完成了鴉片壟斷大業之後,資本實力超級雄厚,於是開始琢磨也搞一家中央銀行,享受一把控制“貨幣發行”的超級快感。此時的遠東並沒有中央銀行,這個“機會”再次被沙遜抓住了。   「滙豐銀行」:你的地盤我做主   在所有政治經濟的“要素”中,貨幣“最為關鍵”; 在貨幣的全部制度裏,創造貨幣的權力“最為核心”。 但是,在這一國家的神聖權力問題上,幾乎“找不到”任何經濟學家們的“隻言片語”。   ——美國貨幣史學家 德瑪爾   1864年初,兩份在中國成立銀行的商業計畫書擺在了老沙遜的辦公桌上。一份是孟買本地的英國商人開始籌建面向中國金融市場的“中國皇家銀行”,另一份是一位年輕的蘇格蘭航運商人的“香港和上海銀行”計畫書。 最終打動老沙遜的恰恰是那位毫無銀行業經驗的年輕人的計畫。這個蘇格蘭小夥子名叫湯瑪斯。蘇石蘭,年方三十卻已經是著名的大英輪船公司駐香港的業務總監和香港黃埔船塢公司主席了。   老沙遜一下子就喜歡上了這個主意。作為一家總部設在香港和上海的銀行,與那些僅僅在香港和上海設立分行的外國銀行相比,在資訊聯繫方面會更加便利,這一點在交通與通訊還不發達的19世紀顯得尤為重要。市場時機轉瞬即逝,那些需要向遠隔重洋的總行請示的銀行,在未來與「滙豐銀行」的競爭中只能居於下風。   老沙遜立刻批准了這個專案。   在「滙豐銀行」的主要股東中,除了沙遜,還有「寶順」和「旗昌洋行」。然而「寶順洋行」在1866年席捲全球的棉花泡沫危機中破產,「旗昌洋行」也在危機的打擊下,於19世紀70年代初退出中國市場。於是已經成為鴉片新霸主的沙遜洋行,就成為「滙豐銀行」的主要支柱。「滙豐銀行」實際上成為羅斯柴爾德-沙遜同盟在遠東金融佈局中的一枚關鍵棋子。   這樣一家銀行必然引起巴林系的「怡和洋行」的堅決抵制,這既是基於倫敦金融城巴林與羅斯柴爾德勢力的爭霸,也源於實實在在的利益之爭。   「滙豐銀行」剛一誕生,就趕上了美國“南北戰爭”結束帶來的金融危機。   當時世界工業體系的核心戰略產業是紡織業,紡織業需要的主要原料是原棉。世界主要棉花產區在印度和美國南方各州。美國南北戰爭爆發後,掌握制海權的北方即對南方實施海上封鎖,南方對世界市場的原棉供應立刻中斷。英國棉紡織業轉向印度的棉花,印棉價格隨即暴漲。孟買和加爾各答的棉花市場,立刻成為大小投機商人的賭場。棉花泡沫催生了更大的金融泡沫。在英國本土,大量資本金嚴重不足的各類金融機構紛紛成立,英國殖民地銀行數量也急速膨脹。1862~1865年,先後誕生了19家銀行。單是1864年登記的殖民地銀行就多達7家。在香港和上海,新成立的英資銀行數量也大幅增加,這些空殼銀行的金庫裏遠沒有它們在招股書上所聲稱的金額。   就在這時,“噩耗”傳來,美國內戰結束了!震撼全球金融業的棉花危機開始了。倫敦金融城首當其衝,1866年一年之內,接連倒閉了17家銀行。   金融海嘯的衝擊波迅速波及遠東。1866年,香港、上海出現開埠20多年來的首次金融大恐慌,一系列外資銀行和本土錢莊倒閉。當金融海嘯的巨浪退去,沙灘上還屹立不倒的只剩下老牌的「麗如銀行」、「有利銀行」、「渣打銀行」、「法蘭西銀行」和「滙豐銀行」。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是在金融海嘯的第二年,「滙豐銀行」的一根台柱——老牌的「寶順洋行」竟然被“淹死”了,這時的巴林家族在金融危機和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雙重打擊下已經自身難保,無力顧及遠東的小兄弟,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寶順洋行」被棉花危機拖下水。「寶順」的垮臺嚴重打擊了羽翼未豐的「滙豐銀行」。   這時站出來力撐危局的正是「沙遜洋行」。從1866年起,沙遜家族將所有在華鴉片貿易所得利潤全部通過「滙豐銀行」進行匯兌。在世界金融海嘯的衝擊下,“唯一”還有超額利潤的生意就是“鴉片貿易”了。這個“維持”倫敦金融城和大英帝國經濟生命線的“通貨”再一次用中國老百姓身上的經濟血液“挽救”了大英帝國遠東的金融循環系統,並成為國際銀行家們完成遠東利益格局大洗牌的籌碼。   就在各大銀行苦撐危局之時,「滙豐銀行」在沙遜巨大的鴉片利潤支撐下抓住大好戰機,開始橫掃香港和上海的金融同行。   1866年6月,遠東銀行業的大哥大「麗如銀行」召集「渣打銀行」、「有利銀行」和「法蘭西銀行」等外資銀行,商量“後危機時代”的金融風險問題,最後決定將通常使用的6個月到期的商業承兌匯票縮短為4個月。一是減少銀行自身的風險,二是適應新的商業貿易環境。 從1867年1月起,在中國的分支機搆不再買賣超過4個月到期的匯票。   商業承兌匯票的歷史可追溯到西元13世紀前後。隨著“十字軍東征”和航海貿易的發展,在地中海的義大利地區迅速形成貿易和貨物航運的巨大市場,義大利基於航海貿易的需求首創了商業承兌匯票。大宗航海貿易最重要的特點就是遠距離和長時間,同時還伴有一定的風險,所以買賣雙方在付款和發貨兩方面都很猶豫。買家馬上付現金會擔心萬一遠方的賣家不發貨,或者貨物在航海中出事了怎麼辦;而賣方則想如果先發貨,最後收不到款麻煩就大了。打破這個僵局只有兩種辦法,一是買家信譽卓著,從不拖欠貨款;二是有個信譽很好的擔保人對交易成功進行擔保。由於大家都在義大利做生意,所以有家有業的本地人自然成為擔保方的最佳人選。於是,義大利的商人銀行家大量湧現出來,對買家付款進行擔保,買家只需開出一張欠條,寫明未來什麼時間,支付多少金額,並由義大利人簽字畫押即可。如果買方逾期不付款,義大利人將代為支付全款,回頭義大利人再找買家理論。賣方拿到這張欠條於是興高采烈地發貨了。 這張欠條就是早期的商業承兌匯票。義大利人坐收一筆擔保費用。   當賣家急需現金而匯票期限未到時,他可以把匯票拿到商人銀行家那裏去打折出售,這就是匯票貼現。商人銀行家以折扣價吃進匯票,然後坐等匯票到期收取全款,從而獲利。這個折扣價其實就是隱性的利息,折扣越深,利息就越高。當時的天主教嚴禁“放高利貸”,所以“匯票貼現”成了“放高利貸”的變通辦法。當票據交易非常活躍時,匯票基本上可以隨時變現,其功能幾乎等同于現金。在18~19世紀的英國,在銀行券、支票和信用額度等新工具開始大規模流通之前,匯票實際上成了貨幣供應的重要組成部分。   商業匯票的期限往往和貨物運輸的時間相匹配,如果貨到了很久而匯票期限仍未到,就相當於買家賒賬時間過長,佔用了賣方資金,同時,承擔買家支付擔保的銀行風險也相應增加。   考慮到由於輪船航速提升,歐洲與中國的海上運輸時間大為縮短的情況,另外也不願過多承擔風險,所以「麗如銀行」才提出壓縮匯票期限。不過,壓縮匯票期限等於收縮了信用規模,提高了買家的資金和信用門檻,其效果相當於拒絕了很多客戶。   這個同業間的協議,給「滙豐銀行」創造了一個巨大的擴張客戶資源的機會。當其他銀行拒絕購買6個月到期匯票時,在沙遜巨大資金的保障下「滙豐銀行」逆向操作,大量收進。手持6個月匯票的商人們走投無路,只有到「滙豐」才能做貼現,自然折扣更多。「滙豐」只需持有匯票到期就可收到全額資金,收益當然更為可觀。同時,「滙豐」將自己承兌的4個月的匯票高價拋給那些搶著收貨的競爭對手,從而獲得低買高賣的套利空間。半年下來,「滙豐」的匯兌業務便由920萬兩白銀迅速上升到1300萬兩白銀。不到10個月,其他幾家銀行便不得不向滙豐“投降”,重新走上6個月期票的老路。   在這場匯票大戰中「滙豐銀行」旗開得勝,表明了“中國的英格蘭銀行”這一頭銜已經易主。「滙豐」自此成為遠東外國銀行界的新領袖。   「滙豐」的另一項獨門暗器是大量吸收中國儲戶存款,特別是“中國達官貴人階層”的巨大存款。在清末長篇小說《官場現形記》中曾經描寫了這樣一個故事:清政府的一個藩台,奉命到上海查辦一個被參官僚把贓款存在「滙豐銀行」的案件。他一到上海,就身穿官服,坐著八抬大轎,帶著一些隨從直奔「滙豐銀行」而來。 但當他來到銀行門口,卻被擋了駕。守門的說必須從後門進去。藩台大人只得徒步走到銀行後門,站了半天,結果還是沒有人理睬他。 後來,他才知道,「滙豐」對中國儲戶在那裏的存款“嚴格保密”,拒絕中國官方進行任何調查。沒有辦法,他只得以“外國人不准查賬”回復他的上司,事情就這樣不了了之了。   「滙豐銀行」依靠大英帝國的勢力“拒絕”清政府就其“客戶”的任何款項進行調查。因為有了這個“特權”,當時許多軍閥、官僚、地主就以「滙豐」為最安全的財富保險庫,把歷年“搜刮”來的贓款統統送了進去。   由於「滙豐銀行」被港英當局視為“我們的銀行”,因此備受優待和“庇護”,享有權力極大的“發鈔權”。1872年,港英政府准許「滙豐」發行票面1元的小額鈔票。隨後,「滙豐」的小額鈔票大量出籠,並迅速流通於華南各地。1874年3月,上海《字林西報》刊登1874年2月四大英資發鈔銀行——麗如、「渣打」、「有利」和「滙豐」的鈔票發行額,在實發的350萬元鈔票中,「滙豐」的鈔票占到了51%以上。   此時的「滙豐銀行」已經成為香港最大的發鈔銀行、港英政府的出納銀行、所有在華同行的結算銀行,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的英格蘭銀行”。   被沙遜驅逐出鴉片貿易的「怡和洋行」此時變得更為現實,面對「滙豐」的強勢,「怡和」新的領導人凱。斯威克家族,不得不更積極地考慮與「滙豐」的關係。在後來“聯手剿滅”(民族商賈)胡雪岩的戰役中,雙方達成了更多的默契。   然而“羅斯柴爾德-沙遜集團”對於「滙豐銀行」的期許並不僅是讓其充當管理在華外國銀行的銀行,而是要讓其成為管理整個中國金融體系的銀行,成為真正的“中央銀行”。   要行使“中央銀行”的職能,就必須能夠管理與控制中國本土的金融機構,這就是中國的錢莊與票號體系。而這時的清政府恰恰還能夠依賴自己的錢莊和票號體系維持運轉。錢莊與票號同時還為中國的對外貿易進行大量融資,控制著中國廣大民間經濟的財富之源。國際銀行家也只有“控制”了中國的錢莊與票號體系,才能真正實現對中國的“金融殖民”。   票號錢莊:為什麼沒能發展為國際金融帝國   中國本土生長起來的金融機構中最具特色的就是“山西幫”的票號和“寧紹幫”的錢莊。通俗地說,票號玩的是票,而錢莊玩的是錢。   無論是早期的威尼斯、熱那亞,還是後來的荷蘭、英國,金融與貿易幾乎都是孿生兄弟,相伴而生,相互促進,相互借力。歐洲最早的金融機構幾乎都源於商號,在商業活動中,對金融服務的需求日益擴大,最終導致了專業金融服務與商業貿易活動的分離。中國的票號發展也不例外。   票號源於山西、而不是經濟發達和航運便利的沿海地區確實令人覺得奇怪,但仔細想來卻也合乎情理。晉商號稱中國十大商幫之一,他們走南闖北的魄力和吃苦堅韌的精神使其很早就在中國商業版圖中脫穎而出。晉商足跡遍天下,早在清朝初年就形成了南北兩大貿易體系——“糧船幫”和“駱駝幫”。前者奔波于各省江河口岸,後者遠涉萬里,足跡直達蒙古、莫斯科,成為中國茶、絲、布、糧、鐵等商品最大的貿易商,建立起中國最早也最為龐大的貿易網路。   與猶太金融家族崛起道路不同的是,晉商的票號匯兌網路脫胎於縱橫上萬公里、從業數十萬人的龐大的國內國際貿易網路,而猶太金融網路則發軔於金錢兌換、存款放貸、票據交易等純貨幣業務。兩者的共同之處在於,強大的網路輻射能力所形成的規模效應和快速便捷優勢。當“網路”優勢一旦確立,則後來的競爭對手幾乎難以插足。這也是後來南方的錢莊“始終無法”在遠端匯兌業務領域超越山西票號的“核心原因”。缺乏足夠龐大的“網路”致使錢莊規模普遍偏小,最終難以形成類似猶太金融業的龐大國際金融帝國。   在“貨幣本位”、“中央銀行”之後,“金融網路”構成了金融高邊疆的第三大支柱。
  9. 2011/04/27 於 19:23 patchpieces

     由於晉商貿易網路覆蓋面龐大,在交通極不發達的時代,資金往往一年才能周轉一次,嚴重制約了生意的擴大。同時,遠端運送現銀時間過長,路途也不安全,因此客觀上需要一種便捷的遠端資金調動方式,這就是票號起家的核心業務:遠程匯兌。

      最初的匯兌業務只是為了方便。例如,山西平遙的“西玉成顏料莊”在四川、北京、山西等處設立了分莊,北京的親友要將一筆銀子匯到四川,只需將銀子交予北京分莊,然後北京分莊寫信通知四川分莊,而在四川的親友可到當地分號取到銀子。沒想到這一匯兌模式一出現,立刻引來了大量業務,而且人們願意為這樣的服務繳納1%的手續費。顏料莊掌櫃雷履泰敏銳地發現了這一潛在能量巨大的商業模式,立刻放棄了傳統的顏料莊生意,於1823年前後,成立了中國第一家票號“日升昌”。

      鴉片戰爭前,中國貿易總額就已高達每年3億兩白銀,如果其中1億兩白銀需要遠端匯兌,其利潤將高達100萬兩白銀。經過幾年的經營,「日升昌票號」在專營匯兌、存放款業務中獲得了巨額利潤。據說從道光到同治50餘年的時間內,財東李氏從「日升昌票號」獲得的分紅竟超過200萬兩白銀。受「日升昌票號」成功的鼓舞,山西商人紛紛設立或改營票號,極大地促進了當時商業貿易的發展。在此後的近一個世紀裏,山西票號基本壟斷了當時清朝的匯兌業務,獲得了“匯通天下”的美譽。

      票號主要業務是遠端匯兌。其發展呈現出由北向南擴張,由山西向四方輻射的基本態勢。前期因華北、華中與蒙俄貿易與年俱增,票號依據經濟形勢,在內陸30多個城鎮設號200多個,重心在北方,分號以京師為中心。中期則海陸並重,在邊疆和沿海大設分號,京、津、滬、漢成為票號集中的四大中心。光緒前期,票號的總號、分號已達400多家,構成了一張巨大的金融網路。無論是商業,還是政府,或者私人的資金,最終由於票號快速、安全和便捷的特點,無不紛紛湧入這個輻射全國的金融高速公路系統。到20世紀初,全國22家主要票號匯兌總金額大約為8.2億兩白銀【16】,利潤總額約820萬兩白銀,大約相當於清政府一年財政總收入的1/10!

      票號的匯兌網路形成了巨大的金融網路優勢,在此基礎之上,原本有希望發展成為類似于猶太金融家在西方所奠定的“金融高速公路體系”,從而壟斷信用與資本流通的大動脈。其衰落的根本原因有兩個:
    一是由於缺乏地利,沒有在國際國內貿易的中心——上海,建立自己的總部,從而使決策遠離了最具增長潛力的貿易金融服務的中心,喪失了主導新興的商業匯票交易和其他金融市場的機會;
    二是沒有能夠創造出類似歐洲的“戰爭債券”和國家債券的“融資系統”,僅僅將業務局限在匯兌領域,固步自封,最終被外國銀行和官辦銀行逐步侵蝕了作為生存根本的匯兌業務。

      “金融市場”,尤其是形成國家融資的核心力量——“國債”和各類票據的交易市場,構成了金融高邊疆的第四塊基石。中國本土的金融機構——票號與錢莊,都沒能完成這一重大歷史使命。

      錢莊的起源非常類似於同時代猶太金融家族的主營業務:貨幣兌換。

      世界猶太金融家族的核心力量幾乎都能從德國找到他們的源頭。德國作為現代金融家族的發源地是有原因的。從地理位置上看,德國是歐洲東部和西部之間的連接點,特別是柏林,更是處於歐洲地理中心和交通樞紐的位置,南來北往,東行西去的客商都雲集柏林。因此形成了歐洲的各種貨幣都在柏林集散的局面。
    從羅馬帝國開始,柏林就是貨幣兌換的中心。到拿破崙佔據這一地區之後,對貨幣兌換的需求變得更加旺盛。兩千年深厚的金錢買賣經驗的積累,與現實貨幣兌換迫切的市場需求,使德國成為了猶太金融家族繁衍壯大的天然沃土。【17】

      中國錢莊的興起也不例外。自明代確立銀本位後,一直實行銀兩與銅錢並行的流通局面,銀兩與銅錢之間的比價隨行就市。由於銀兩價值過高,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說,在市面上直接使用銀兩購買商品價值太大,所以在日常生活中,銅錢是真正流通的貨幣,而銀兩則主要用於大額交易、官員俸祿、兵餉和財政稅收等。同時,銀兩本身也非常複雜,各地銀兩重量不等、形狀各異、成色不均,再加上各種外國銀元的大量湧入,形成了巨大的銀錢兌換和銀兩成色評估等業務需求。

      特別是在鴉片戰爭“五口通商”後,上海作為國際貿易和國內貿易的交匯之處其貨幣兌換的需求更為迫切,以寧波-紹興-上海為中心的“寧紹幫”錢莊就應運而生了。為解決國內商人銀兩的折算和外國商人帶來的銀元計價問題,從1856年起,上海錢莊業開始採用一種虛擬的銀兩記賬單位,名叫“規元”。這一發明,極大地便利了各地商人的商業記賬。

      除了貨幣兌換的基本業務外,寧紹幫的錢莊業充分利用了上海國際國內貿易中心的優勢,創造性地發展出中國特色的商業匯票體系,在內外貿易之間,將外國金融資本和中國的貿易市場整合成一個靈活而有效的平臺。

      五口通商之初,“洋行”進入上海採購中國土特產並銷售外國工業製成品。他們遇到的第一個大難題,就是對中國的供應商和採購商缺乏商業信任。採購中國商品擔心付款後收不到貨,銷售外國產品害怕發貨後收不到款,這種情形與13世紀義大利商人所遇到的問題完全一樣。
    寧紹幫的錢莊抓住了這一巨大的商業機會,創造出了“莊票”這一匯票工具,從而大大促進了國內國際貿易的迅猛擴張。

      “莊票”在19世紀前期就已經在上海出現了,但當時的“莊票”從本質上看就是銀票,“莊票者,錢莊因放款或商家之請求,而發出之無記名式,付款與持票人之票據也”【18】。它的主要特點是即時性,而不是商業匯票中的以真實貿易為基礎的延期支付。

      真正的商業匯票在時間軸上拉長了支付期限,同時可以貼現,所以當商業匯票被作為支付手段時,在其期限之內相當於“擴大”了”信用的規模“。最重要的是,它是以真實貿易為基礎的”信用擴張“。

      商業匯票的本質就是以貿易為抵押發行的短期貿易貨幣,這有別於以債務為抵押發行的債務貨幣。商業匯票構成了商業資本主義時代最重要的“信用擴張”手段。而後“陸續出現”了以“國家債務”為抵押的“殖民資本主義的信用擴張”、以工業債務為抵押的“工業資本主義信用擴張”和以個人債務抵押為主的後工業化時代的信用擴張。【19】

      “甯紹幫”所發明的“莊票”是由華商向錢莊申請“以貿易為基礎”的5~20天兌現的匯票,採購洋行貨物時,即以莊票支付。洋行一般不信任華商,但對於錢莊,特別是有實力的錢莊,還是相當認可的。其原因在於洋行普遍採用的“洋買辦”制度。“洋買辦”不僅對當地錢莊的實力非常熟悉,而且一旦出現意外必須承擔無限責任。如果到期華商不能支付貨款,則錢莊負責向洋行墊支,然後錢莊再去找華商算賬,也可以由錢莊向洋行直接支付,再向華商收款。這樣一來,洋行的貨好賣了,錢莊簽發的莊票是要收利息的,於是擴大了錢莊的利潤並增加了新的業務。華商則獲得了短期融資,擴大了業務量。這是一個三全其美的金融創新。而且,這些莊票的持有人可以在很多錢莊或外國銀行進行打折貼現,隨時得到現金。

      當「滙豐銀行」進入上海時,它面臨的是一個外國銀行與當地錢莊並存的格局。外國銀行的優勢在於資本雄厚,完全控制了國際匯兌業務。而錢莊的優勢在於瞭解市場,佔據著對內貿易簽發商業匯票的信用仲介地位,特別是基於國內貨幣制度的銀錢兌換基礎業務利潤豐厚,無可替代,因此也能佔有一席之地。

      既然「滙豐銀行」有一統金融江湖的雄心壯志,就必然會以其實力將當地各路金融諸侯降服。當橫掃其他外國銀行的匯票大戰以「滙豐」完勝結束後,它將關注的重點轉向了本土錢莊。由於「滙豐」能夠以很低的成本拉來中國富人們的存款,加上鴉片貿易融資所獲得的高額利潤,到19世紀末,其資產總額已高達2.11億港元,建立了遠東首屈一指的金融霸權。「滙豐」充分利用了自身資金雄厚的優勢,開始大規模使用“拆票”的辦法來“控制”錢莊的資金。【20】

      由於錢莊自有資本有限,對於吃下更多的商業匯票蛋糕心有餘而力不足。「滙豐銀行」正是看准了這一弱點才將廉價的多餘資金拆借給上海的錢莊,錢莊只需將“莊票”作為抵押交給「滙豐」就可以得到信用貸款。因此,上海錢莊紛紛向「滙豐銀行」大量拆借資金。「滙豐」也可以直接收購市場上已經被打折過的“莊票”進行“再貼現”,利用存款與再貼現之間的息差獲得收益。各錢莊在打折收購其他錢莊的莊票後,本可持有到期獲得收益,但為了加快資金周轉獲得更多利潤,只要「滙豐」出價合適就毫不猶豫地把這些“莊票”轉賣給「滙豐」,將利潤落袋為安後再去做新的貼現買賣。

      如此一來,雖然上海的錢莊可以獲得「滙豐」的資金將生意做大,但同時也由於資金來源受到「滙豐」的控制,而不得不變為「滙豐」的“附庸”。「滙豐銀行」可以通過拒絕拆票或提高拆息來緊縮銀根,也可以調高再貼現率,即對錢莊想轉賣給「滙豐」的“莊票”進行深度打折,使得錢莊無法獲得兩次打折之間的利差而無利可圖,從而迫使他們減緩或停止第一次貼現行為。這將導致全體錢莊由於商業匯票周轉放慢,而不得不減少對貿易的融資。最終的後果就是,資金匱乏導致華商無法收購茶農、絲農等土特產品,農民和手工業者被迫降價出售自己的勞動成果。而此時,「滙豐」背後的“洋行”股東們“正好”能夠廉價吃進,然後在國際市場上高價拋出,獲得豐厚利潤。

      胡雪岩所代表的中國金融勢力在與外國金融勢力進行殊死抗爭時,「滙豐銀行」可以通過擰緊貨幣供應的水龍頭,“製造”銀根緊縮,輕易打垮一切貿易抵抗聯盟的反抗。

      在「滙豐銀行」“把持”著清帝國中央銀行大位元的情況下,任何本土的金融機構都“不可能”發展成為足以挑戰國際銀行家核心戰略的競爭對手。

     洋買辦:中國的特殊現象

      “買辦”一詞源於葡萄牙語,本意為中國南方地區為歐洲商人在市場上負責採購的僕人。後來演變為專指幫助外國“洋行”在中國擴大生意範圍的本地商人。早期的“洋買辦”並非外國洋行的雇員,而是身份獨立的商人,他們與“洋行”之間是“代理關係”,為了取得“買辦”資格,他們往往需要繳納一定的保證金,如果生意規模沒能達到預期目標或出現虧損,他們的保證金將被“洋行”扣罰。同樣的,如果他們的業績不錯,也將享受“洋行”的利潤分成。

      就純粹的商業角度而言,“買辦”屬於正常的商業代理行為,無可厚非。但是,如果“洋行”進行的不是公平貿易,而是“壓榨式”貿易;外國銀行開展的不是普通的金融服務,而是“控制貨幣供應”的操縱性行為,那麼問題的性質就發生了改變。“洋行”與外國銀行的勢力越強,生意規模越大,對中國經濟的危害也就越深重。在這一過程中,幫助外國金融資本“擴張”勢力範圍的“洋買辦”就變成了傷害本國利益的重要“幫兇”。

      從胡雪岩被獵殺的事例中人們可以清楚地發現“洋買辦階層”對中國經濟、金融、貿易與民生的重大殺傷力。沒有“洋買辦”的盡心竭力外國“洋行”和銀行都不可能在中國獲得那麼大的控制力。

      是平等的商業交往,還是控制與操縱?
    正確判斷外國金融資本的“意圖”和行為,是一切歷史功過與是非評判的核心。

      縱觀世界各國,“洋買辦現象”幾乎是“中國特色”。無論是在亞洲的印度、日本、韓國,還是在美洲大陸,都“不曾”出現這樣一個“特殊”的階層。這是中國“半殖民狀態”所“獨有的現象”。在西方“擴張”的過程中,美洲、非洲最先被“殖民化”,亞洲的印度和東南亞稍後被征服,在這些被西方徹底殖民化的地區,西方的統治勢力可以直接實施垂直統治,而無需借助本地中間人代行控制,所以“無需”買辦階層費事。中國的情況比較獨特,西方殖民者來到中國的時間太晚,而中國相對“強大”,無法在短時間內徹底“垂直統治”中國,所以“必須依賴”一個中間階層來“代行控制”,這個階層就是官僚與“買辦階層”。

      從更深層次看,但凡統治“殖民地”,必須要“徹底消滅”當地的文字,因為文字攜帶著文明的基因,維持著複雜的“民族自我認同”和精神歸屬,征服一個國家卻消滅不了它的文字,則統治者要麼被同化,要麼被驅逐。被統治者(如台灣的皇民浪人特權階級)從精神和情感兩方面“認同”統治者(實施皇民化的日本祖國)是統治成功的唯一選擇,古往今來概莫能外,世界任何一處的殖民地也是如此。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美國、日本等殖民帝國,無不首先滅掉殖民地的文字,使得被統治民族完全和徹底地“集體失憶”,重新接受殖民帝國的精神與“情感灌輸”,以實現其“長治久安”。
    在當今世界,前殖民地地區的“普遍”貧窮落後,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時代“留下”的後遺症。可怕的並不是這些地區的物質財富被掠奪,而是殖民地國家的文字“被摧毀”所“導致”的精神世界極度錯亂和“信仰體系徹底碎裂”,要重建對自身文明的信心,卻遠不像經濟發展和物質繁榮那樣短期就能見效。

      中國的幸運就在於頑強的漢字生命力和在此之上建立起來的巨大文明體系。無論是英國的狡詐、俄國的貪婪,還是日本的囂張,都不可能徹底征服中華文明。正是在這種現實的無奈中,西方殖民帝國不得不借重與“依靠”“洋買辦”來實現財富的掠奪和控制。

      在金融高邊疆“全面淪陷”的情況下,“洋務運動”也好,“戊戌變法”也罷,甚至推翻清王朝“都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半殖民化”的狀態。

      日本當時也同樣面對著西方列強的殖民野心,也同樣被砸開了通商的大門,可是卻有著與中國截然相反的命運。明治維新的成功與洋務運動的失敗其“根本差別”就在於日本守住了自己的金融高邊疆,外國金融勢力未能有效地控制日本的貨幣體系。尤為重要的是日本“沒有”形成一個強大的“洋買辦階層”。因此,外國銀行在日本難以開展業務,更別說控制日本的金融命脈了。

      1863年以來,在日本開業的六大外國銀行攜帶著高達2億兩白銀的資本金,其實力比日本當年的銀行實力不知強大多少倍,即便是明治維新成功後,直到1900年,日本的全部銀行資本金還不到這個數字的一半。可是除了「滙豐銀行」尚能運轉之外,其他外國銀行已紛紛倒閉。而日本本國銀行的數量則從零暴漲到1901年的1867家。在此之前的明治維新幾乎完全是在本國銀行體系的信貸“支持”下完成了工業的近代化,使日本一躍而與西方列強平起平坐,成為亞洲唯一擺脫西方列強殖民的成功典範。

      日本正是牢牢控制住了金融高邊疆,源源不斷地為本國的工業、國防和貿易提供大量信用才催生了一個迅速崛起的工業強國。


  10. 2011/05/18 於 19:51 patchpieces

    每日國際最新資訊解讀

    一、 無錫輻射檢測儀數字公告
    二、 關於中國的人口問題(計劃生育問題)
    三、 一點感想
    四、 國家警惕隆平高科的轉基因情況
    五、 每日最新資訊

    一、無錫輻射檢測儀數字公告:

    無錫地區核輻射個人檢測儀資料公告:今天是在: 0.1usv/h,屬於很正常範圍內,大家不用擔心。

    二、關於中國的人口問題(計劃生育問題)

    現在有很多人“呼籲”要放開計劃生育,說中國後面人口紅利的結束會造成經濟的大問題。同時說這個人口的增加能夠拉動內需,
    我想反問一句:“拉動內需”是靠人口增加的嗎?
    “拉動內需”是靠一次二次分配方案向民眾傾斜獲得的,中國13億人口,美國才3億人口,“為何”他們的內需就比我們大這麼多?
    老百姓有錢了內需才會起來。

    其實“這些人”知道,當中國人口下降後,房地產肯定歇菜,因為2000年後出身的獨生子女,都可以繼承2-3套房子,對於他們來說房子不重要了,所以“房地產商(暴發戶;南方系廣告金主)”就歇菜了。

    中國是一個人口過多土地希缺的國家,中國雖然資源比較多,但是平均到每個人身上,其實是“很少”的,不管是水資源、糧食、礦產等等,所以我們在可預見的後面一段時期“不能廢除”計劃生育的政策,可以適當放寬符合條件的二胎,但是計劃生育這個國策是不能隨便更改的。

    所以我的建議是大方向不能變,計劃生育是百年大計,但是可以做一些微調,比如制定一些嚴格的條件,符合這些條件的可以生二胎(比如雙方都是獨生子女並且其中一方是農村戶口等等條件)。

    三、一點感想

    現在只要哪個人出來說到“愛國”,就會有人“陰陽怪氣”的出來以“P民(屁民)”的身份說一些“洩氣”的話(裏面有些是真話,有些是“水軍”),假如大家都這麼想,那麼這個國家就永遠不會成長,知道為何德國是一個生產大哲學家的國度嗎?因為他們每個國民都把其他國民當成自己的子民,他有社會責任感,他有國家責任感。
    (陰險的)美國“最要消滅”的就是我國國民的“社會責任感”和“國家責任感”。因為一個國家的精神被消滅了,這個國家不管用什麼體制,都是一個“奴隸”。看看日本(美國次殖民地),還有當年的武士道精神嗎?街上都是看不出是男是女的所謂(不男不女娘們)男人,他們這樣的人會又國家責任感能夠上前線打仗嗎?美國要的就是這種“效果”,這個叫做“文化閹割”,一個被“文化閹割”過的國家,就像我們養豬一樣,小豬仔都要“閹割掉”才會快速長肉的。

    我前天寫的文章:道統、法統和體統,這個就是道統,責任感是道統中最關鍵的一環。

    這種“現象”在“(美國化買辦)天涯(論壇)”上面特別嚴重,而且“天涯(論壇)”的帖子下面無法進行維護,結果就是大量“水軍”把有價值的回帖都“淹沒”掉了。

    不過我這人是比較理性的,不會受這種言論去影響我的心智。這個就是理性和感性之間的區別,感性的人特別容易受到這種情況影響情緒。不過我從每篇文章後面出現這種言論的多少可以看出來我那篇文章的分量有多大,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指標。

    四、國家(得)警惕“隆平高科”的“轉基因”情況

    2010年4月,劉石履新“隆平高科”總裁,此前劉曾先後任職于美國「孟山都公司」和「杜邦」旗下的“先鋒良種國際有限公司”,這兩家“公司”近年來常被一些學者認為是全球農業產業的“掠奪者”。而在過去20年裏,劉石一直致力於為這兩家“跨國種業巨頭”在中國推廣“轉基因棉花”和“轉基因玉米”,因此劉本人也常被懷疑是“國際巨頭”“控制”中國農業產業鏈最後一環的“一步棋”。

    國家對於劉這樣的“(美帝一手培植買辦)人物”一定要進行安全審查,另外對於“隆平高科”是否在搞“轉基因農作物”推廣要進行審核,這個直接關係到我國的糧食安全。“登海種業”淪陷了,假如“隆平高科業”淪陷的話,我國幾個大的種業公司就都“被控制”了。

    另外國家一定要查清楚“轉基因”背後的“推手”是誰,
    就算他“官”再高,就算他是“(維持會會長皇民漢奸溫世珍子姪溫家寶)總理”也要揪出來,該判刑的要判刑,嚴重的要以叛國罪起訴。

    四、每日最新資訊:

    大中華區:

    重要(反思):關於前面有篇文章裏面講到的安哥拉突然與中國翻臉單方面撕毀石油合同這件事情,我這幾天仔細反思了一下,覺得我被人利用了,我這樣貼出來這個新聞標題,雖然解讀中沒有指責安哥拉,是講的我們要增加在非洲的軍事存在,但是從效果上來看是幫助敵對勢力影響我們的非洲政策,離間了中國和非洲的關係,給美國搞定非洲加了一把柴火。在此表示抱歉。
    另外這條新聞是“國外”的新聞,在國內並沒有經過驗證。

    1、「歐盟」首次對華徵收“反補貼稅”商務部表示強烈不滿:後期很多經濟體對於中國的制裁會越來越多,為何?
    人民幣就對美元升值,對於其他貨幣都是貶值,你說美國“這招”毒不毒,你說我們的央行是否是“腦子有毛病”,要殺我們這頭豬的我們不停的“獻媚”,而能夠聯合去“抗衡”美國的我們卻不停的去“捅捅小刀子”,我可以負責任的說一句話:後面美國殺我們這頭豬的時候,不要怪別人落井下石

    2、京滬浙粵等地將食品安全工作納入領導幹部政績考核:這個是好事,還要把發生群體性事件作為領導幹部政績“考核內容”,把GDP的內容“拿掉”。

    3、解放軍總參謀長陳炳德今起訪美,
    應新加坡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張志賢、印尼國防部長普爾諾莫•尤斯吉安托羅和菲律賓國防部長博爾泰雷•加斯明的邀請,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梁光烈一行今日離京對上述三國進行正式友好訪問:
    這個是好事,一些事情是該放到桌面上來了。
    這個也證明前面中、美的談判基本沒有談攏,看看美國後面的官員出來的評論就知道了。中國開始做好“軍事準備”。結合印度與巴基斯坦邊防軍在存在領土爭議的喀什米爾地區發生“交火”這條新聞看看,證明我們軍方強硬勢力還是有能量的。

    4、國土部下發緊急通知:堅決防範查處強征強拆:
    (1)這個通知為何到了現在才出來,前幾年幹嗎去了?
    (2)如何堅決防範查處強征強拆?通過“公檢法”?
    當地“公檢法”都是地方一把手的“走狗”,如何監督?通過什麼管道監督?這個才是關鍵,老是說“空話”不行。

    5、江西上訪女工參選人大代表被拒推薦人被警方約談:
    這個是違反憲法的,地方政府的“惡行”後面會得到懲罰。在蕭條期間正好可以收回地方政府的很多權力,一定要大破現在的“諸侯割據”的局面。漢朝後期的“諸侯割據”的局面大家都知道的吧。

    6、08年三聚氰胺事件賠償基金運作成謎涉毒奶企出錢少:
    中國的「紅十字會」、“希望工程”等等,都是帳目不公開的,偶原來做過他們的專案,知道裏面那幫人的貪婪的。不過汶川地震我還是和家人一共捐了1萬1千圓錢給「紅十字會」,後來聽到「紅十字會」有人叫供應商開大額發票(就是3萬元的東西開5萬元的發票),偶感到很後悔,決定在他們帳目公開之前決不捐錢給「紅十字會」和“希望工程”,假如要捐就自己直接去。

    7、長三角中小企業普遍停工、半停工困境或甚于金融危機:
    這個是發展過程中的正常現象,我們國家的這種(唯GDP論出口導向美元外匯積累)發展模式“走到頭”了,必須進行“改變”,要一次和二次分配方案對老百姓“傾斜”,這樣才能夠“製造內需”,這樣才能夠發展經濟,在這個轉換過程中,肯定要經歷蕭條。不要因為這個又給貨幣中“放水”,就像08年一樣,非但放水,還來個4萬億的“腦殘決定”。

    8、

    國外:

    1、巴基斯坦議會(5月)14日就美軍在巴基斯坦打死基地領導人拉登通過決議,譴責美“侵犯巴方主權的單方面行動”,呼籲政府“重新評估與美國的協定條款”,以確保協定完全符合巴國家利益,同時要求美方停止使用無人駕駛飛機襲擊巴方境內目標: 我們對於巴基斯坦的付出是有回報的。

    2、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席卡恩被控性侵酒店女服務員在紐約被捕;在2012年法國總統大選中,62歲的卡恩是法國總統薩科齊潛在的有力競爭者之一。卡恩原本計畫周日與德國總理默克爾會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名官員周日表示,該組織現任總裁多明尼克•斯特勞斯-卡恩因涉嫌企圖強姦而在紐約被捕之後,John Lipsky擔任該組織代理總裁:
    三條新聞一起看,呵呵,牛,“不聽話”的連這種“招數”都“使出來”了。美國國會議員招妓的事情很多“很普遍”的,這邊“搞這麼個事情”出來,
    牛!確實牛!

    3、糧食危機影響百姓生存非洲開始種“轉基因作物”:美國的“價格控制”和軍事打擊手段同時“切斷”中國對於非洲的援助後,非洲不得不“投降”,這個就是美國後面“糧食美元”的戰略的開始。

    4、日本東京電力公司表示將於6月開始建設一個外罩,將福島第一核電站1號機組核反應爐廠房罩住。日本經濟產業大臣海江田萬里13日宣佈,由於福島第一核電站1號機組燃料很可能已經熔毀,同時壓力容器底部也出現了破損,因此有必要對東京電力公司的工程表進行修改:日本核問題要比蘇聯那次的問題嚴重多了。

    5、美媒:中國有超過一半的富人正在考慮離開:中國可別象當年蘇聯一樣人財兩空。

    6、李光耀、吳作棟昨晚突然發表聲明,不再在新內閣擔任資政:他們承受了很大的壓力呀,
    中國一直在參考“新加坡模式”,最近他們出來否認有新加坡模式,
    看來新加坡也慢慢要開始走美國在亞洲“安排”的“資本串聯權力”的模式了。這個“模式”的結果就是被不停剪羊毛。

    7、“歐洲央行”行長特裏謝認為,當前關於歐元區成員國可能放棄歐元的猜測是一種荒謬的臆測:能夠提振歐元,壓制美元指數。歐盟內部最近博弈相當激烈,什麼“手段”都能夠用出來的。

    8、印度與巴基斯坦邊防軍在存在領土爭議的喀什米爾地區發生“交火”。印度軍官15日稱,巴基斯坦狙擊兵向印度控制地區開槍,造成1名印度士兵喪生:這個是好事,美國會打“代理人戰爭”,我們也會打,提前通過巴基斯坦牽制印度的軍力和政治資源。

    9、“高盛”奧尼爾:中國不存在房地產泡沫:
    我們(可得)要“逆向思維”。

    文/猴王
    2011-5-16


  11. 2011/05/29 於 22:09 patchpiece

    CIA的公開秘密—兼為《十條誡令》蓋棺定論

    一、嘗試為《十條誡令》蓋棺定論
    二、(中國國內)親美勢力對《十條誡令》真實性的質疑
    三、“Moral Re-Armament”的真面目
    四、“Moral Re-Armament”在中國
    五、“Moral Re-Armament” 、“共產黨革命章程”及“十條誡令”
    六、克格勃(KGB/格別烏)高官什羅寧的話是否可信
    七、「中情局」為防止洩密進行的暗殺
    A、李志綏之死
    B、班尼特之死

    一、嘗試為《十條誡令》蓋棺定論

    筆者不久前曾寫作《中情局絕密綱領–用普世價值對抗愛國主義》一文http://blog.mshw.org/hexuefei/?p=47,其主要目的有四個:

    其一,是揭露美國在全世界推廣所謂美式“普世價值”的真實目的。

    【(中情局加爾瓦爾德方案)最高綱領包括最廣泛的目標。它提出的任務是破壞對祖國之愛。它渴望用所謂‘普遍人類價值’代替愛國主義。】《克格勃(KGB/格別烏)X檔案》–p66。

    克格勃資深特工什羅甯將軍的這本書在中國2003年出版的。當時譯者趙雲平用的一個詞語是“普遍人類價值”,而2008年後這個詞語有了更加簡略、響亮且準確的中文譯法——“普世價值”,看來「中情局」特工的漢語素養也是一流的。在2008年那偉大的抗震救災過程中,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得到了自改革以來最大程度的激發。而“(黨內美帝買辦)南方報系”當時卻“突如其來”、“莫名其妙”地宣稱抗震救災所體現的是“普世價值”,並由此引發了一場影響深遠的爭論。
    而隨後的兩年裏,“普世價值”也成了美國總統奧巴馬“對華喊話”的口頭禪。2003年出版的這本書實際上揭露了所謂“普世價值”思潮的真正的出處、背景及其戰略意圖。原來,不管是蘇聯戈巴契夫的“全人類的價值高於一切”還是中國“(黨內美帝買辦)南方系”的“普世價值”,其真正含義並不是表面宣稱的捍衛全人類和全世界的尊嚴和利益,“普世價值”論只是「中情局」用來“對抗”蘇聯和中國的愛國主義思潮,並最終“肢解”蘇聯和中國的“文化戰工具”。

    其二,是揭露美國「中情局」通過“系統性”的工程,“妖魔化”社會主義領袖列寧毛澤東等偉人,進而“顛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陰謀。

    【他(杜勒斯)將基本的、集中的打擊指向反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而為了達到既定目的,如美國專家們設想,首先必須打破蘇聯人頭腦中的所謂“列寧綜合體系”。】
    《克格勃(KGB/格別烏)X檔案》–p63。

    【(反列寧題材)在80年代的俄羅斯幾乎獲得了國家地位,這時許多大眾傳媒開始鼓勵破壞十月革命領袖(列寧的)紀念碑,銷毀他的全集。反列寧題材充斥了報刊、無線電廣播、電視和電影。新聞、文學、藝術和科學的形形色色‘熱心者’懷著受虐的滿意心情去推翻自己以前崇拜的偶像(列寧)。】
    《克格勃X檔案》–p65。

    【根據艾倫.杜勒斯的企圖,關於‘德國黃金’、‘鉛封的’德國車廂和‘雇傭間諜’這些早就知道的假造謊言竟然成了‘禁果’,它對許多人的耳朵感到好聽。加爾瓦爾德設計的最低綱領在於向新的幾代人灌輸對列寧主義的懷疑,認為列寧主義簡直是‘歷史的錯誤’,人類一部分暫時的、不正常的和不牢固的社會現象。灌輸說早晚要把它結束(‘蘇聯是罪惡帝國’!)】
    《克格勃X檔案》–p65。

    其三,揭露「中情局」最大機密是如何影響別國領導人。

    什羅寧在書中寫道:

    【70年代末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反偵察人員們得以解開美國中央情報局最大的秘密,它在於這個部門制定,仔細準備並在80年代著手實施所謂深層掩護的專門計畫。

    根據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材料已知,該項計畫的作者是「中央情報局」的前副局長比謝爾,他還制定了‘雙重諜報網’的觀念。根據這一觀念推測,「中情局」將把在美國境外工作的外國人中最有價值和可靠的間諜用於偵察目的。】《克格勃(KGB/格別烏)X檔案》–p42

    【給小組規定的任務是滿足偵察屆向主導的國家機關、政治領袖周圍、代表及其他機構和組織進行諜報滲透的需要。即說得是“培養”自己的影響諜報員,使他們向權力機構推進。

    影響別國總統,影響其國家機構?難道這種事有可能嗎?
    按照美國專家的斷言,這不但可能,而且更有甚者,這是保障全國安全政策最便宜和最有效的方法。對總統可能用三種途徑去影響。
    第一,直接通過高級會晤。
    第二,通過他的班子,要往裏面打入影響諜報員。
    第三,間接地,在大眾傳媒中組織宣傳運動,讚揚總統那些對美國有利的行動。】
    《克格勃X檔案》–p45

    其四,其目的是初步探究網上廣泛流傳的《十條誡令》的真假。

    由於當年克格勃(KGB/格別烏)在「中情局」內部安插了不少間諜,因此當年的蘇聯克格勃(KGB/格別烏)可以說是最瞭解當時「中情局」內幕的機構。克格勃(KGB/格別烏)資深人士維•什羅甯將軍根據以親身經歷的事件、親眼所見的情景、親手處理的情報寫成的這本書,可以說是對美國「中情局」內幕最權威、最真實的披露。書中披露杜勒斯的訓話與網路上流傳的「中情局」《十條誡令》幾乎“完全一致”,可見《十條誡令》並非完全空穴來風。

    【「中央情報局」的奠基人和第一任領導人艾倫•杜勒斯的信條,他對自己的軍官們教誨說:
    “在那裏(蘇聯)製造了混亂以後,我們不知不覺地把他們的價值偷換成虛假的並迫使他們相信這些價值。怎樣做呢?我們找到自己的志同道合者……我們在俄國找到同盟者和助手。將一個情節接著一個情節地導演世界上最不馴服人民的滅亡、其自我意識最後的、不可逆轉的熄滅,按其規模來說是最雄偉的悲劇……”

    “我們將千方百計地支持和發動所謂的藝術家們,他們將培植對色情、暴力、虐淫、叛賣,總之,對任何不道德行為的崇拜。在國家治理中,我們將造成混亂和不可收拾的局面……”

    “我們將不知不覺地,但積極地促進官員們、受賄者們地胡作非為,無原則性、官僚主義和因循拖延將被樹為善行……”

    “誠實和正派將被嘲笑並變成過去的殘餘。蠻橫無禮、卑鄙下流,謊言和欺騙,兇殺和吸毒,相互之間動物般的恐懼和無恥、叛賣,各民族的民族主義和敵對,首先是對俄羅斯民族的敵對和仇恨——所有這一切我們都將巧妙地和不知不覺地培植,所有這一切都將盛開雙瓣的花朵……”】
    《克格勃X檔案》–p62

    杜勒斯的這段話同樣曾經在網路上流傳。
    根據什羅寧的“披露”,我們可以確定這段訓話的“真實性”確鑿無疑。而《十條誡令》的內容主旨與杜勒斯訓話“完全一致”。

    二、親美勢力對《十條誡令》真實性的質疑

    但是有一群“親美分子”一直不相信《十條誡令》的存在。而極力幫助「中情局」進行“掩蓋”的便是方舟子的新語絲的網站。
    2003年9月9日開始,方舟子在新語絲網站上大張旗鼓地推薦《莊海青:美國中央情報局“中國十誡”:一個謠言的來歷》等文章。見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news/cia.txt 這類文章為了證偽《十條誡令》所舉出的關鍵性的證據就是一個美國網頁:http://snopes.com/language/document/commrule.htm

    據說,體制內的“漢奸買辦勢力”將方舟子網站上的這些內容彙報給了中國最高層,中國最高層官員竟然相信方舟子網站上這些為「中情局」辯護的文章,從而認為《十條誡令》僅僅是個謠言。

    多年以來,幾乎所有在此問題上替「中情局」辯護的文章都是方舟子網站文章的翻版。方舟子是眾所周知的“抄襲大王”。看來,方舟子的網站,也僅僅是在替「中情局」“辯護”這個問題上,才有些真正原創性的內容。

    比如,楊學濤《所謂的美國中情局“十條誡令” 的前世今生》一文實際上是方舟子網站內容的翻版,該文寫道:

    【一個網頁引起了我的興趣:http://snopes.com/language/document/commrule.htm

    網頁中所列的十個題為“Communist Rules for Revolution”的“條例”與新聞報導所稱的《十條誡令》如出一轍(不用我翻譯了吧?):

    據該網站稱,此十條“communist party革命章程”號稱由協約國於1919年5月在德國Dusseldorf搜出來,並于同年首次被印刷在了Oklahoma州的Examiner-  Enterprise報上(Examiner-Enterprise是真的,但這個“十條”卻從未在該報發表過),是德國communist party用來腐蝕資產階級、發動共產革命的章程。

    目前知道的最早發表年份是1946年(發表在當年2月份的期刊Moral Re-Armament上)。1954年,佛羅里達州司法部長George A. Brautigam證明其為真實,並簽上了大名。後來,“十誡”廣為流傳,選民們出於警惕,就把這十條印出來發給議員們。

    1980中期,專欄作家Bob Greene在芝加哥大學與西北大學與俄國問題專家一起研究後共同認定,這十條章程是徹頭徹尾的偽造。Greene寫到: “我一直希望找到一個拿著這個“十條”的communist party member,好讓我有機會問問他‘obloquy’這個單詞到底是什麼意思)

    《紐約時報》報導,國家檔案館、國會圖書館和各所大學的圖書館都找不到這個所謂的檔。蒙大拿州參議員Lee Metcalf在與FBI、中情局等機構聯合調查後也得出結論,認為這個所謂檔純屬偽造。

    作家Jan Harold Brunvand 評論說:

    The rules have to do with dividing people into hostile groups, encouraging government extravagance, and fomenting “unnecessary" strikes in vital industries. What we have lost, the list suggests, is a world without dissent, budget deficits, inflation and labor unrest.

    I just can’t remember any such Golden Age.

    (這些“條例”讓人民形成了敵對的陣營,鼓勵了政府奢侈浪費,並在重要的產業製造了“不必要”的罷工。“條例”告訴我們,我們失去了一個沒有異見、沒有財政赤字、沒有通貨膨脹、沒有勞工動亂的世界。

    我們曾經經歷過這樣的黃金時代嗎?我一點也想不起來。)

    可以看出,這個流傳甚廣的“謊言”出自“保守”的美國人之手,他們對於出現在美國的一系列社會變化表示擔憂,又無力解決,便簡單地把罪責“歸結”到了“communist party滲透”上來。1990年代,即便蘇聯已經解體,但“十條”依然不斷被報章引用,作為美國道德滑坡及政治腐敗的一個幌子。】

    snopes.com 這個網站認為,所謂1919年發現的“共產黨革命章程”是個純粹的謠言。所謂最早刊登“共產黨革命章程”的的Examiner- Enterprise報上根本就沒有出現過這個所謂的“共產黨革命章程”。而這段文字最早出現在1946年,在Moral Re-Armament 期刊上刊登。

    三、“Moral Re-Armament”的真面目

    那麼,所謂的“Moral Re-Armament”是個什麼東西呢?
    實際上,這個由美國基督教徒Buchman 創辦的“Moral Re-Armament”,是眾多戰略問題研究者高度關注的世界性組織,因為這個組織與美國中情局和聯邦調查局的關係太密切了,是美國用來控制全世界的重要工具。而西方很多媒體也早有報導:該組織與中情局的密切關係。

    FBI解密檔案顯示美國總統艾森豪威是“Moral Re-Armament”運動的重要支持者。見:http://www.paperlessarchives.com/ike_fbi.html

    一些和“Moral Re-Armament”組織有過接觸的印度宗教人士在談到“Moral Re-Armament”時也說道,人們都相信他們是中情局的:They’re also criticized a lot there. They have been criticized a lot there locally. People, they think they are CIA.見:http://www.vaniquotes.org/wiki/Moral_Rearmament_Movement

    實際上,“Moral Re-Armament”在多個國家的作為已經引起了不少正義之士的警覺。比如,恩克魯瑪(Kwame Nkrumah,1909—1972),加納共和國第一任總統,加納人民大會黨主席,非洲著名社會活動家,“非洲社會主義”宣導者和代表人物之一。恩克魯瑪1965年的著作《新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最後階段》(Neo-Colonialism, the Last Stage of imperialism)一書《新殖民主義的機制》這一章中便重點介紹過這個“Moral Re-Armament”。恩克魯瑪是非洲社會主義的代表人物,是非洲社會主義運動的領袖,是加納共和國第一任總統,也當然是當年非洲國家眾多秘密情報的知情者。

    恩克魯瑪在書中談到:http://www.marxists.org/subject/africa/nkrumah/neo-colonialism/ch01.htm

    【Among instruments of such Western psychological warfare are numbered the intelligence agencies of Western countries headed by thos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visible Government’. But most significant among them all are Moral Re-Armament (MRA), the Peace Corps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USIA).

    Moral Re-Armament is an organisation founded in 1938 by the American, Frank Buchman. In the last days before the second world war, it advocated the appeasement of Hitler, often extolling Himmler, the Gestapo chief. In Africa, MRA incursions began at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Against the big anti-colonial upsurge that followed victory in 1945, MRA spent millions advocating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forces oppressing the African peoples and those same peoples. It is not without significance that Moise Tshombe and Joseph Kasavubu of Congo (Leopoldville) are both MRA supporters. George Seldes, in his book One Thousand Americans, characterised MRA as a fascist organisation ‘subsidised by . . . Fascists, and with a long record of collaboration with Fascists the world over. . . .’ This description is supported by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MRA of people like General Carpentier, former commander of NATO land forces, and General Ho Ying-chin, one of Chiang Kai-shek’s top generals. To cap this, several newspapers, some of them in the Western world, have claimed that MRA is actually subsidised by the CIA.

    When MRA’s influence began to fail, some new instrument to cover the ideological arena was desired. It came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merican Peace Corps in 1961 by President John Kennedy, with Sargent Shriver, Jr., his brother-in-law, in charge. Shriver, a millionaire who made his pile in land speculation in Chicago, was also known as the friend, confidant and co-worker of the former head of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Allen Dulles. These two had worked together in both 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U.S. war-time intelligence agency, and in the CIA.

    Shriver’s record makes a mockery of President Kennedy’s alleged instruction to Shriver to ‘keep the CIA out of the Peace Corps’. So does the fact that, although the Peace Corps is advertised as a voluntary organisation, all its members are carefully screened by the U.S.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

    令人驚歎的是,恩克魯瑪1965年的文章便十分清晰地用到了這樣的詞語:the United States ‘Invisible Government’——美國隱形政府。恩克魯瑪的這幾段文字的大概含義是:西方國家(由美國的“隱形政府”所主導)的情報機構用來實施西方心理戰的工具屈指可數,其中最重要的便是Moral Re-Armament (MRA)–道德重整運動, the Peace Corps –和平部隊(即將受過訓練的志願人士送到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服務的組織),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USIA)—美國新聞署。蔣介石的高級將領何應欽曾經是Moral Re-Armament運動的重要參與者。加納首任總統、非洲著名學者和社會主義領導人恩克魯瑪的著作已經將Moral Re-Armament明確地定性為與美國中情局、聯邦調查局等情報機構關係密切的西方進行心理戰的工具。

    四、“Moral Re-Armament”在中國

    這個“Moral Re-Armament”對中國的影響也是十分深入的,但是很多人卻不知道這個組織的存在,似乎有一隻無形的手在為其保密。作為一個曾對中國及世界產生如此重大影響的半隱形組織,其背後如果沒有美國情報機構的扶持,那是那難以想像的。

    以下是幾則該組織在中國的宣傳性介紹:

    A、臺灣出版的中華百科全書對介紹:

    【道德重整運動

    道德重整運動(Moral Re-Armament,簡稱MRA),是美國人蔔克曼(Frank N. D. Buchman)於西元一九三八年在倫敦所發起的,他曾經遍遊世界各地,認識許多領袖,如中國之孫中山先生、印度之甘地、美國之福特以及愛迪生等。他認為所有民族、國家及宗教,最基本的起源,是四個絕對的道德標準,即絕對誠實、絕對純潔、絕對無私、絕對仁愛,並由內心良知作為指導,以知行合一則有天人合一之體認,因而產生無限個人或社會或世界一新大力量,以建立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道德重整在建設新興國家與舊敵成友之工作中,扮演了其幕後的腳色,它不是一種組織,但在瑞士的柯峰設有國際會議中心,許多國家如英、法、荷、加、印、巴西、澳洲、日本等,也有地方或地區中心。

    卜克曼早年曾數度訪問我國,與 國父孫中山先生為摯友。戰後,陳立夫與何應欽屢應其邀,赴歐、美參加會議,該時中文稱為「道德重整運動」。

    民國六十三年,陽明山華岡中華學術院設有道德武裝研究所。(劉毓棠)】

    B、劉毓棠是國民黨的外交官。華僑協會總會雜誌僑協雜誌(第092期)刊登對劉毓棠的回憶文章:

    http://www.ocah.org.tw/sidepage/mag_viewpage.php?mag_no=092&id=4051

    【一九四五年四月,聯合國在舊金山召開會議。當時毓公擔任中國代表團團長張君勱的英文秘書。張君勱是知名的哲學家,也是民社黨的創辦人,博學多聞,文風剛健有力,毓公和他共事相當愉快。經由張君勱的介紹,毓公認識了「道德重整運動」的發起人蔔克曼(Frank N.D. Buchman)並觀賞了由卜克曼博士率領一批道德重整人士表演的舞臺劇︽被人遺忘的要素︾,宣揚民主道德理念,留下極為深刻印象。】

    C、《近代在華部分基督教名人簡介》:

    【布克門 Frank Buchman 美國傳教士,1921年,他在牛津大學發起了著名的“牛津團契”運動,其信條為“絕對誠實,絕對純潔,絕對無私,絕對的愛”,此運動後在1938 年改名為“道德重整運動”。20世紀30 年代,廣學會曾在中國陸續出版了牛津團契的14種書籍。】

    D、另外還有一則中華民國「道德重整協會」創辦人劉仁州的介紹:

    【道德重整在台灣
    http://life.fhl.net/Desert/97/s010.htm

    「道德重整」自民國卅五年開始,即邀請中國派代表團出席世界性的大會,我國政界諸多要人都曾參與,但角色側重於作為政府國民外交的管道。五十年代之後,「道德重整」在全台各大專院校紛紛成立了合唱團,變成比較民間化、人民自願自發性的活動。後來整個台灣社會風氣改變,開放的程度愈來愈大,人民有更大的自由意志、更多的表達機會。因此到了民國七十九年,一批從「道德重整」合唱團畢業的朋友,覺得台灣社會亟需成立一個「道德重整」的組織,以便針對社會需要改善的地方有所貢獻。「道德重整協會」於焉成立。 】

    五、“Moral Re-Armament” 、“共產黨革命章程”及“十條誡令”

    瞭解了“Moral Re-Armament”的本質真相,那麼所謂“共產黨革命章程”與“十條誡令”的關係便十分清楚了。

    “Moral Re-Armament”公佈所謂“共產黨革命章程”的時間是在1946年,按照克格勃高管什羅寧所掌握的材料,這正是美國開始簽署杜勒斯那段著名的訓示的那段時間。

    “Moral Re-Armament”公佈的所謂“共產黨革命章程”,其內容和杜勒斯的訓示十分接近。不過,賊喊捉賊,豬八戒倒打一耙,“Moral Re-Armament”將這些“美國用來顛覆共產黨國家”的信條改成了“共產黨來顛覆美國”的信條予以公佈、發表。這些東西在美國從70年代開始引起美國社會廣泛的討論,經過美國獨立人士的大量調查,最終證明所謂“共產黨革命章程”是子虛烏有的。但是誰都想不到這個事件的真相。

    毫無疑問,整個事件的真相是:與中情局和聯邦調查局關係密切的“Moral Re-Armament”組織最早得到了杜勒斯的那篇訓示,或者他們得到了中情局根據杜勒斯訓示形成的誡令。“Moral Re-Armament”將這些內容改頭換面,變成了攻擊共產黨國家的利器。

    我們相信,“共產黨革命章程”不可能是“Moral Re-Armament”組織在1946年憑空捏造出來的。看看在杜勒斯發佈他那段著名的訓示20多年後,蘇聯克格勃高級官員什羅甯看到相關內容的反應:

    什羅甯將軍說:

    【我清楚地記得自己的慌亂心情,那時我瞭解了中央情報局領導人40年代末簽署的這一訓示。這是在1968年.那時我在莫斯科州安全委員會一個區分局工作3年之後,讓我到中央機關工作並從事組織反對意識形態破壞的反宣傳措施。這時當然考慮到了我的記者訓練。意識形態破壞者的目的,最初我覺得是臆造出來、不現實的。難道能迫使誰相信“虛假價值”嗎?難道俄羅斯在這一點上找得到“同盟者和助手”?難道培植對領導了反法西斯鬥爭並拯救了人類免遭“褐色戰爭”蹂躪的“俄羅斯民族的敵對和仇恨”,這現實嗎?民族主義真的那麼危險?而且是否能不知不覺地培植這些價值呢?

    但是隨著熟悉西方特工部門的事實和檔,這些問題撤銷了。我越來越確信,艾倫•杜勒斯當闡述自己的綱領時,他依據政府級批准的具體研製的成果和秘密訓示。他將基本的、集中的打擊指向反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而為了達到既定目的,如美國專家們設想,首先必須打破蘇聯人頭腦中的所謂“列寧綜合體系”。】《克格勃X檔案》–p63

    也就是說,連克格勃人員見到杜勒斯訓示後,一開始也難以相信它是真實的。但隨著更多的事實和檔,什羅寧才逐漸確信。也就是說,即便是克格勃系統,如果沒有掌握確鑿的文本和證據,他們也無法憑空編造出類似杜勒斯訓示、《十條誡令》那樣的檔內容。

    “Moral Re-Armament”組織能夠毫無根由地編造出這些內容來嗎?要知道,蘇聯克格勃根本不存在類似“共產黨革命章程”那樣的專案工程,這一點,連極端親美的人都承認。因為蘇聯解體前後,克格勃已經被中情局高度滲透,克格勃大量機密大量洩露出去,如果真的存在類似檔,美國人早已就公開揭露了。其實像美國色情文化氾濫等社會問題,這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弊病,其伴隨資本主義的歷史一直存在。十分明顯,在蘇聯產生和強大之前,這些弊端就已經產生,“Moral Re-Armament”要把這些問題歸咎于蘇聯的陰謀,連美國人都難以理性地接受。正如眾多美國學者所評論的:“Moral Re-Armament”組織試圖依靠“共產黨革命章程”檔告訴我們,我們失去了一個沒有色情文化、沒有異見、沒有財政赤字、沒有通貨膨脹、沒有勞工動亂的世界。我們曾經經歷過這樣的黃金時代嗎?我一點也想不起來。

    那麼“Moral Re-Armament”組織根據什麼編造了所謂“共產黨革命章程”?根據“Moral Re-Armament”組織與美國情報機構的密切關係,“Moral Re-Armament”組織發佈“共產黨革命章程”的時間與杜勒斯談話的時間接近,更重要的是兩份檔內容的高度一致,只要頭腦正常的人,都可以據此判斷整個事件的真正來龍去脈。

    六、克格勃(KGB/格別烏)高官什羅寧的話是否可信

    也許有人懷疑,《克格勃X檔案》一書中提供的證據是否是什羅寧偽造的?

    假如,今天「中情局」人士出版一本《中情局X檔案》,我敢確定,其內容大部分是無價值資訊,甚至有不少內容是“偽造”的。
    為什麼?
    因為隨著蘇聯解體和克格勃(KGB/格別烏)的瓦解,今天極少人知道「中情局」的內幕,尤其是1990年代以來的內幕。這樣,「中情局」存在大量的“造假”空間。然而克格勃(KGB/格別烏)則不同。今天克格勃(KGB/格別烏)已經成為歷史。克格勃(KGB/格別烏)解體前,其內部已經被「中情局」高度滲透——否則蘇聯也不會遭受解體的下場。比如金城出版社04年出版的《窺視——最新國際間諜情報戰真相》揭露:1973年至1980 年,先後出任克格勃(KGB/格別烏)對外反間諜局局長和第一總局局長的卡盧金竟然是美國特務。《克格勃X檔案》一書也同樣披露,「中情局」對克格勃的滲透十分深入,讓人觸目驚心。看看什羅寧是如何評價克格勃最後一任主席瓦基姆•巴卡金的吧:

    【原來巴卡金來到魯邊卡是為了真正粉碎國家安全機關,實質上消滅安全委員會的完整系統,從而在全局上急劇削弱國家的防護、“免疫”系統。他的真正意圖很快就暴露出來了。他充分表現了自己的破壞才能,並且甚至不曾掩飾給他們規定的任務:砸爛國家安全機關。巴卡金在其《擺脫克格勃》一書中簡直扮演著世界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一個臨時工的角色,他領導一個極重要的國家機構的目的僅僅是為了消滅它。我不認為這位政治家不明白,他的意圖實質上帶有反對國家的犯罪活動色彩。】見《克格勃X檔案》第11章《是誰搞垮了國家安全委員會》

    換句話說,克格勃(KGB/格別烏)對「中情局」來說透明度很高。克格勃退休官員什羅甯如果在《克格勃檔案》中進行造假,那是完全得不償失的,完全有可能被美國抓住把柄。其次,克格勃(KGB/格別烏)已經徹底解體,俄羅斯政局一度動盪,什羅寧寫此書的目的只能是講點真話留給歷史,而斷不敢為了維護克格勃和蘇聯去大肆造假。可以說,出現於特定歷史條件的這本《克格勃X檔案》,其可信度是同類書中最高的。

    至此,關於《十條誡令》的爭論終於可以畫上一個句號了。

    七、中情局為防止洩密進行的暗殺

    以上內容簡單介紹了是美國影子政府指揮中情局等機構進行文化戰、心理戰等軟戰爭的方案。「中情局」等機構為了保證機密專案的正常進行,不惜一切代價,直至大搞暗殺。在美國,一旦出現「中情局」的高度機密可能被洩露出去的情況,那麼相關人等便會被暗殺。甘迺迪案中死亡的大量人士已經做了精確的示例:

    1963 年11 月22 日,美國總統甘迺迪被美國隱形政府指揮情報機構暗殺。隨後,幕後勢力為了防止真相曝光,進行了系列暗殺。在甘迺迪被暗殺後的三年中,18 名相關證人相繼死亡,其中6 人被槍殺,3 人死於車禍,2 人自殺,1 人被割吼,1 人被擰斷脖子,5 人“自然”死亡。從1963 到1993 年,115 名相關證人在各種離奇的事件中自殺或被謀殺。“沃倫委員會”還封存所有檔,檔案和證據長達75年,直到2039年才解密,這些檔涉及CIA,FBI,總統特警保鏢,NSA,國務院,海軍陸戰隊等機構。另外,FBI 和其他政府機構還涉嫌銷毀證據。

    當然,不僅僅是甘迺迪案,這種現象已經成為了美國社會的慣例和定律。

    A、李志綏之死

    筆者關注到「中情局」,始於09年寫作《從縱容“妖魔化毛澤東”到亡黨亡國》http://blog.mshw.org/hexuefei/?p=6 一文曾根據中國出現的大規模妖魔化毛澤東的謠言進行了如下判斷:

    【中國自晚清衰落以來,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資本主義半封建社會。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勾結在一起,成為壓迫中國人民的三座大山。這三座大山是當時世界上最反動、最邪惡的勢力。反動勢力的邪惡造就了革命者的偉大,毛澤東是帶領中國人民歷盡千辛萬苦推翻三座大山的人民領袖,毛澤東成為國際共運史上最為光輝的革命家。西方壟斷資本集團在中國扶植的買辦政權—蔣家王朝被毛澤東趕到了幾個海島上,西方壟斷資本集團的第一打手美帝的軍隊又被毛澤東的抗美援朝及援越抗美打得灰頭土臉,西方壟斷資本集團不得不停止軍事擴張的步伐。蘇共二十大,修正主義者赫魯雪夫妖魔化史達林,國際共運陷入混亂後,又是毛澤東扛起了反抗美帝、反對蘇修的革命大旗。毫無疑問,毛澤東是西方壟斷資本集團有史以來的最大敵人。在毛澤東有生之年,西方壟斷資產階級無法打敗這個東方巨人,那麼毛澤東死後,如何在中國及世界消除毛澤東思想的影響、消除這個資產階級的最大隱患,就一定會成為西方壟斷資產階級的重要目標。同樣毫無疑問的是,毛澤東去世後,通過“妖魔化毛澤東”從而干擾、影響、主導中國改革,進而殖民地化中國,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重要戰略任務。】

    正如1加1必然等於2一樣,這樣的判斷只是一種必然的邏輯推理。等筆者兩年後讀到《克格勃X檔案》這本書的時候,才正式找到中情局妖魔化社會主義領袖的直接證據——中情局當年的確有針對蘇聯領袖列寧的妖魔化工程項目,那麼針對中國領袖毛澤東的類似工程項目必然存在。

    在“妖魔化”毛澤東的系列謠言中,李志綏是“最關鍵”、最重要的一環。然而1995年2月13日,李志綏離奇地死于芝加哥的兒子家中。對此金筆網友在《關於李志綏醫生離奇死亡的推測2009-07-19》中寫道:

    【因為死得比較離奇,到現在筆者還記得李志綏醫生死訊的報導。那是一天傍晚,他的家人回家時發現李橫躺在廁所的地板上,氣絕多時。好象那天下午他還外出行走過,旁人沒有發現李有什麼異常形態。

    李志綏是在《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出版後不久突然去世的,死前還有報導說,面對中國相關方面的指責,李回擊說,他準備寫第二本有關毛澤東的回憶錄,因此他的死非常離奇蹊蹺。

    李死時七十有五,不算長壽。除非八九十歲以上的老人在睡夢中平靜的死去,一般來說,人在這個年齡是不容易一下子死的。以李的 “特殊身份",當地員警,地區檢察官,CIA 甚至 FBI 的 Agents 等,都會密切關注,特別是找出他殺的 “蛛絲馬跡" 。此後我曾留意過新聞,看看有沒有警察局或地區檢察官公佈李的死因。後來李的出版商對外放言說死於 “心肌梗塞",間接印證了李死後是經過了屍體解剖尋找死因的。其實出版商的話不是 “官方" 結論,正式結論應是由警察局或地區檢察官公佈,但是沒有。這是疑點一。

    疑點二是心肌梗塞初發病在七十五歲的高齡,這也是不常見的。同時,心肌梗塞也不一定死人,致死的應該是大面積的病灶,或者影響到心臟的傳導系統。如果是前者,發作前定會有徵兆,譬如頻繁的心絞痛,但是那天下午他還是好好的,怎麼可能一下子就那麼嚴重死了呢?很少見。而如果是後者,影響心臟的傳導系統則一定會有心律不齊的前兆。李自己是醫生,有這方面的專業知識。另外,如果他按期檢查身體也應該會被查出來,會接受藥物治療。因此,說他是死於心肌梗塞,讓人覺得無法接受。

    ……

    李志綏的死跟他的書《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是有關聯的。對於我們這些局外人來說,他書的內容真假難辨。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假的?或者說全部是真的?全部是假的?很多疑問需要考證。考證的方法無非是對質和旁證 (第三者證明)。因為這是一部政治回憶錄,牽涉到的內容都是 “保密" 的,幾乎無法獲得旁證。

    因此對質就變得非常重要了。中央警衛局還有很多人在,隔洋的論戰也是可能的,特別是中國方面有人出來列舉證據 (人證,物證),說明李書中的故事不真實。

    ……

    李的突然去世“免去”了他必須回答舊日同僚們的“質疑”,結果 “死無對證" 了。面對質疑和論戰,或許對李來說,死是最好的結局。】

    筆者當時評論李志綏之死時曾經做過如下分析:

    【1995年,李志綏卻“莫名奇妙”地死去。假如李志綏屬於非正常死亡,是被人暗殺,那麼暗殺者有兩種可能:A、李志綏被維護毛澤東形象的中國愛國主義力量暗殺。B、李志綏被西方壟斷資產階級的專政工具美國安全機構如CIA、FBI等暗殺。

    實際上,稍用頭腦便能推測A類說法是子虛烏有、混淆視聽的謠言:

    1、中國當政者對李志綏的著作是放縱的態度

    李志綏的書已經被那些活著的知情者徹底揭露。正如熊蕾所言,“但是他們說明李志綏編造事實的回憶,卻根本無法與李志綏那本書的影響抗衡,就連國內很多人,也寧可相信那本書,而不相信對它的駁斥。”90年代以來的中國大陸,李志綏的書以非法盜版的形式廣泛傳播,互聯網興起後,該書及類似內容又在互聯網上大肆傳播,直到今天,仍然能用百度搜索到相關內容。當政者對此書的縱容導致中國眾多高官、知識份子、學生對該書內容深信不疑。許多人雖然沒有看到過此書,但是也聽說過該書的內容,並深信不疑。

    與西方壟斷資產階級、海外反華反共勢力大力支持李志綏著作不同,中國內部捍衛毛澤東的著作則得不到官方大力支持,批判李志綏的努力更多地顯示出純民間的色彩。比如,林克、徐濤和吳旭君的《歷史的真實——評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的回憶〉》對批判李志綏很有利,如果讓普通讀者一起讀到這兩本書,肯定沒有人相信李志綏的謊言。但是林克們的著作發行量很少,也沒有任何媒體大力宣傳,結果其影響力遠遠不如李志綏的著作。

    2、與法輪功、民運對比

    法輪功、民運、台獨等人對中國當政者的危害更加嚴重。法輪功、民運分子製造的文章書籍在大陸遭受絕對封殺,通過大陸的互聯網也很難搜索到相關內容。
    可見,中國當政者對法輪功、民運的痛恨與對李志綏遠遠不是一個級別。但輪子功及民運,以及藏獨、疆獨、台獨等集團中有那麼多人在海外,對當今中國的危害遠遠高於李志綏,但是沒有一個人遭受到中共的暗殺。
    實際上中共內許多的“資改”高官、“漢奸洋奴集團”是“支持”、贊同李志綏著作的(這也造成對李志綏的謊言進行消毒極其不利的局面)。所以,中國當政者根本不會去暗殺李志綏。

    3、從李志綏死後各方反應來看

    李志綏在美國出書,作為首部”妖魔化毛澤東”的重磅炸彈,肯定受到各方高度關注。觀察李志綏著作從出版到傳播的整個過程,僅從“調動”美國一切出版資源、學術資源、輿論資源來與李志綏“高度配合”來看,美國安全機構已經高度介入整個事件。李志綏的安全也必然受到美國安全機構的“保護”,所以要暗殺他,也不是很容易的。

    假如李志綏是被中共暗殺,那麼,很明顯這將成為美國將“妖魔化毛澤東”推向高潮的“絕佳機會”。美國剛好可以借此事證明李志綏著作的真實性,而美國絕對“不會放過”這樣一個“妖魔化毛澤東”的“絕佳機會”。
    但是,李志綏之死引起的波瀾卻是“如此之小”,甚至遠小於臺灣作家江南被殺案。更加“離奇”地是,美國方面“竟然”宣佈李志綏死於心肌梗塞,而不是被謀殺!

    綜上所述,李志綏肯定不是中共暗殺,而只能是被美國安全機構暗殺。某些勢力為了避免李志綏被暗殺後引起美國民眾廣泛關注、各方追查,最終將幕後真正兇手美國安全機構曝光,只能讓李志綏死得靜悄悄,死得不明不白。
    實際上,李志綏的書稿經過了美國安全機構的運作,已經被改得面目全非,李志綏肯定知道「中情局」等機構介入此事的內幕,因此也就擁有很高的籌碼來要脅美國以獲得更高報酬。美國方面也擔心李志綏活著會早晚洩露那本書的內幕,如果出現那樣的局面,這本書不僅沒有“妖魔化毛澤東”,反而妖魔化了美國。
    所以,讓李志綏安安靜靜地死去就是對美國來說最有利的選擇。書已經出來了,李志綏的“油水”已經被“榨幹”,下面真正要做的是通過傳播管道進一步大規模“傳播”此書,李志綏活著反而是個“累贅”。
    如此看來,我們不難理解林克們為什麼會發出這樣的感慨:
    “正當我們著手寫這兩篇文章的時候,李志綏死了。聽到這個消息,我們為失去對質物件而感到遺憾。本來,我們是很想同李志綏就他的“回憶錄”中涉及的重要問題逐個對證的。”
    李志綏必須這樣不明不白、安安靜靜地死去,他死得恰到時機,恰到好處,他的死及死法最有利地保證了“妖魔化毛澤東”大業的順利開展。】

    B、班尼特之死

    2009年3月22日,「中情局」轟炸中國駐南大使館負責人班尼特被「中情局」暗殺。

    九年前,即2000年4月,也就是在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被轟炸整整11個月後,美國《洛杉磯時報》刊登報導說:“美國「中情局」就誤炸中國使館一事終於做出了正式處分:1名高級官員遭解聘,6人受處分。”實際上而這名被解聘的高級官員,就是班尼特。

    環球人物2009年的報導《轟炸我駐南使館元兇被殺之謎:疑遭中情局滅口》:http://news.qq.com/a/20090518/000364.htm

    【經過不懈追查,《外交政策》雜誌首先發現了班尼特一個更驚人的身份——他正是1999年科索沃戰爭中,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被炸事件的主要責任人!此消息一出,美國民眾鬧翻了天,“陰謀論”的傳言席捲了全美各大網路。線民們七嘴八舌——“顯然是中國人來尋仇,殺了班尼特和他的妻子!”“傻瓜,應該考慮塞爾維亞人復仇的可能性,他們比中國人尋仇可能性大多了”;更有調侃者稱“當年班尼特用老照片誤炸中國大使館,現在很可能有一夥犯罪分子試圖暗殺黑社會老大,結果用錯照片誤殺了班尼特夫婦”。然而,絕大多數的線民都把懷疑的目光投向了中情局,他們認為,班尼特大半生都在為中情局工作,被“中情局高層滅口”的可能性最大。】

    李志綏之死和班尼特之死是有“相似性”的,因為他們都“掌握”「中情局」的絕密資訊。李志綏所“掌握”的資訊是,美國一直在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來製造“妖魔化”毛澤東的“謠言”進而攻破中國的文化安全防線,使中國共產黨員思想產生混亂,從而接受美國式的“普世價值”。

    正如國內外許多評論所說的,班尼特肯定也是“掌握”了太多「中情局」的“秘密”,才被「中情局」暗殺。當然,出現這種情況,一定是班尼特試圖利用他掌控的「中情局」絕密資訊去要脅「中情局」,以獲得更大的利益,而「中情局」為了防止洩密、防止被知情人要脅,只能將其暗殺。

    「中情局」採取非常手段在美國國內搞暗殺,一般是為了防止重大洩密事件的出現。像甘迺迪被暗殺、李志綏被暗殺、班尼特被暗殺,在所謂司法獨立的美國,“根本不可能”得到公正的調查,其真相有可能一直被“掩蓋”。
    被誰“掩蓋”?只能是高於、淩駕於美國憲法之上的力量。
    看來在美國,法律並非高於一切的,「中情局」幕後主人的力量和利益才是高於一切的。
    所謂司法獨立、程式正義、民主自由人權,都不過是“華麗”的騙人的“口號”。
    以上所述李志綏被「中情局」暗殺,就是非常典型的案例。

    那麼班尼特掌握了什麼資訊呢?

    1999年,美國轟炸中國駐南使館,這是當今中、美兩個大國關係中的最敏感的問題。
    這一“事件”,雖然發生在十多年前,但事件一直沒有結束,2009年班尼特被「中情局」暗殺就是這個事件的最新發展。這個事件,直接決定著中、美關係如何發展,也決定著整個世界的戰略格局。可見,班尼特被暗殺,很可能與這個事件有關。

    美軍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後,美國通過各種管道向中國表示,這是誤炸。美國政府“為何”一直宣稱是誤炸?

    也許,轟炸中國駐南使館,並沒有得到美國總統克林頓等人的同意,這是美國幕後影子政府實施的秘密行動。所以,克林頓等勢力會在事件之後進行調查,「中情局」為了丟車保帥,不得不將班尼特等直接責任人撤職,而克林頓政府自然宣稱是誤炸。或許班尼特內心十分不平衡,與「中情局」之間產生矛盾,班尼特試圖將他掌握的核心機密告知公眾,以此來對「中情局」進行要脅。
    此事一旦曝光,有兩大危害:

    第一,美國幕後影子政府則真正浮出水面,美國公眾將會意識到,美國本質上是一小撮壟斷資本家進行獨裁專制的極權社會。

    第二,這將雄辯地證明,不管美國如何高談中、美友好,美國事實上從來沒有將中國視作朋友,美國一直將中國視作“主要敵人”,試圖將其“肢解”是其持之以恆的戰略目的。正如蘇聯解體後,葉利欽統治的下的俄羅斯曾經徹底向美國投降,但是美國如何對待俄羅斯的?不但進行經濟上的勒索,同時繼續支持車臣等分裂勢力,要進一步“肢解”俄羅斯。

    如果中國“一旦意識”到第二個問題,那麼中國必然加緊對美防範,這對美國的“和平演變”“大業”十分不利。因此,為了從戰略上“欺騙”中國,不僅克林頓要將此事件說成是誤炸,「中情局」要將此事件說成是誤炸,美國幕後那隱形的影子政府也必須將此事件說成是誤炸。

    那麼,美國為何要蓄意轟炸中國駐南使館呢?

    從班尼特被「中情局」暗殺一事可以看出,美國轟炸中國駐南使館,是美國最高統治集團、獨裁的影子政府直接指揮「中情局」實施的秘密行動,也許美國總統克林頓都事先不知道——即便是美國總統(例如甘迺迪)不服從這個獨裁的影子政府的命令,也會被暗殺。

    美國中情局的目的在於恐嚇中國鷹派、俄羅斯鷹派及南斯拉夫的領導人米洛舍維奇,攻破南斯拉夫的心理防線。

    中國(上海幫江澤民)遭受如此“奇恥大辱”之後,竟然向美國“示弱”,“選擇”繼續“韜光養晦”的策略。於是,美國「中情局」借此暗示米洛舍維奇:不要再寄希望於中國和俄羅斯了,“看看吧”,中國自己遭受美國的侵略、羞辱後也只能選擇投降。

    之前俄羅斯葉利欽的“軟弱”反應已經讓米洛舍維奇傷透腦筋。中國在駐南使館被美國轟炸、遭受美國無端羞辱侵略轟炸後,竟然擺出了一幅“軟弱投降”的姿態。
    也許正是這一點,最終擊潰了米洛舍維奇的最後心理防線: 5月7號中國駐南大使館被轟炸。5月28號南斯拉夫米洛什維奇總統辦公室就發表聲明接受美國和北約提出的政治解決科索沃危機的基本原則和內容。

    美國“何以”襲擊中國大使館,時任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潘占林的看法很有見地:

    【那些美國和北約的主戰派們事先宣稱,只要三天,最多一個星期就讓米洛舍維奇跪下求饒,這成了他們大言不慚的自我吹噓。北約騎虎難下,無計可施,於是採取“左道旁門”的卑劣做法,轟炸中國大使館,打掉米洛舍維奇的所謂“精神支柱”,打擊南斯拉夫人民抗擊北約的戰鬥士氣,達到扭轉戰局,便捷取勝的目的。當然,這也是對同情南斯拉夫,反對北約戰爭行動的俄羅斯的一個警告。】詳見:時任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潘占林的著作《戰火中的外交官:親歷北約炸館和南聯盟戰火》。

    美國“肢解”南斯拉夫事件,是美國加緊在世界稱霸,加速推動“世界新秩序”的“標誌性”開始。美國能夠順利完成這一過程的前期任務,其必要條件在於,在俄羅斯,鷹派普京也未能完全掌控俄國大局。而在中國,則乾脆沒有普京這樣的鷹派領導人,而“中國的葉利欽(上海幫?劉亞洲?)”比俄羅斯的葉利欽更加“親美賣國”。

    結 語:

    對於那些因為親美而“喪失了理智”的人而言,本文的結論當然是無法相信的謠言。但對於尚存理智的人而言,本文的結論當然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常識”,本文的價值只是對這些結論提供了一點證據而已。
    而對那些眾多一直“昏睡”的人而言,本文內容當然是聞所未聞的秘密。

    文/何雪飛


  12. 2011/06/10 於 11:44 patchpieces

    近期全球戰略形勢分析

    一、 近期國內國際形勢綜述

    二、 近期國內國際形勢綜合分析和後期國內國際形勢展望

    備註:建議博客後面不要再跟水軍(買辦網軍)辯論,怎樣反倒“上了他們的套”,後面全是“無價值”的這種辯論,你們看看那個被我拉到“黑名單”的人“居然”還能夠不停的在後面留言,就“知道”了,他很有可能是“體制內”的人,在“(美帝以華制華已高度滲透掌控之四大門戶網站)「新浪」系統”裏面有很高的“許可權”。所以不用跟他去辯論,不要上他的套。

    另外博客後面儘量不要討論敏感話題,在“巨變”之前,那些“漢奸”會使用各種手段,包括“引導”博客後面評論討論敏感話題然後“要求”封博客,所以要注意。

    一、近期國內國際形勢綜述

    第一部分:中國國內部分

    1、 最近幾個月對於幾個要害部門相關人員的查處可以說是一個開頭、也是獲得證據的步驟。

    2、 人民網:美國用“金融殖民手段”掏空前蘇聯人70年財富,這個報導證明高層“意識到”我們現在問題的“嚴重性”以及“國內(漢奸買辦特務)賣國利益集團”的狀況。

    3、 非經濟領域的快速整治(包括食品衛生等等)

    4、 國內軍方對於部隊內部腐敗勢力和“(類劉亞洲上將之美帝第五縱隊)裸官”開始的快速清除

    5、 對於“三峽工程”的置疑,這個也是對於權貴階層的打擊的開始

    6、 對於地方債務的摸底

    7、 “中紀委”對於三大電信運營商的多名高官的雙規和調查,中層幹部全部上繳護照

    8、 媒體爆出:“發改委”今年3826億預算投資支出情況不透明,“口袋預算”即中央預算內投資,只有國家發改委擁有審批這些投資項目的權力,而相應的預算分配權也隨專案的審批,落入“國家發改委”名下

    9、 「摩根士丹利」將把所持上海莫泰59%的股權出售給如家,其他上海莫泰股東將把所持股權換成新公司的股權

    10、 人民日報:執政者要在眾聲喧嘩中傾聽“沉沒的聲音”

    11、 前一段時間美國一直在查處一些公司“在華行賄”的事情,其實就是“暗示(威脅恫嚇)”國內的一些人(如陳水扁般之買辦代理人),假如“不聽話”就會“曝光”他們在美國的資產和“受賄”情況

    12、 央行專家:中國貨幣政策下半年有望鬆動,穩定經濟為主調

    13、 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吳曉靈:通脹壓力嚴峻央行不會放鬆貨幣政策

    分析:以上這些只是很多事件中挑選出來的縮影,在黨政軍中,軍隊是最先強硬起來的,同時軍隊內部的反腐和反“裸官”速度也會最快。
    從整體來看經濟領域還是那幫“賣國利益集團”在把持,所以“賣國行為”還會繼續,但是他們現在也兩難,假如繼續賣國後面可能被清算,假如不賣國美國可能就會直接“公開”他們在美國的資產(綠卡)和“受賄”資訊,所以“漢奸”都會兩難就是這個道理。除了金融領域外的其他領域整治力度開始加大,包括食品安全、糧食安全等等,同時對於壟斷部門的“清查”也開始了,對於地方政府債務問題的清查也開始了。
    所有這些可以看出來,國家高層應該“意識到”了後面可能面臨的問題,在做準備。包括人大財經委開始對於金融領域發出聲音,就是對於金融系統的制約。同時美國的資本在加快撤離速度。
    從種種跡象表明,國內強硬勢力起來的速度越快,美國(信用金融經濟泡沫)的“時間越緊迫”,美元指數拉升的時間點會越早。

    所以不瞭解國內政治而忽悠大家進股市的是傻冒,大家不要被他們忽悠進股市,更不要進房市。

    第二部分:中國和周邊的戰略局勢

    1、 前段時間參謀長(劉炳德)訪美

    2、 最近幾天國防部長和美國防長在新加坡會晤

    3、 前段時間「上合組織」的“參謀長會議”標誌著「上合」向軍事組織(結盟化軍事化)發展

    4、 胡總6月中下旬訪問俄羅斯將確立中、俄之間的聯盟關係,俄、中即將開展的天然氣合作規模宏大,雙方正在進行兩個大專案的談判:一個是西線天然氣,一個是東線天然氣,都是標誌性工程。西線每年供氣300億立方米,東線每年供氣380億立方米,而且都是為期30年的合作,意義非常重大

    5、 俄高官表示可向中國提供戰略轟炸機生產線

    6、 台海形勢暫時沒有發生大的變化,但是不排除中、美關係惡化後小馬哥會被美國“策動”的一些事件趕下臺,然後台海局勢快速惡化。

    7、 中國軍隊的快速調動(在南邊特別是藏南的增兵)

    8、 對於巴基斯坦最近大量提供軍用物資包括高性能戰機(JF-17)

    9、 中國開始接管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並且在緬甸構築出海口

    10、 中國在巴基斯坦、緬甸、柬埔寨的強勢介入已經形成對於印度、越南和泰國的牽制

    11、 中國在南海的強硬立場

    12、 菲律賓擬向聯合國“抗議”中國侵犯其領土:這種“抗議”是沒有任何效果的,在知道中國的“決心”的“前提”下,美國是不會直接介入南海問題的,前面100年,美國只有兩場戰爭失敗了,都是在亞洲而且都是和中國的戰爭。所以美國是不會直接介入的。

    13、 越南防長:中、越南海分歧不允許任何第三國干涉,他並表示,兩國之間在南海問題上的一些分歧應該由雙方共同努力解決,不允許任何第三國進行干涉和借此破壞兩國關係:越南防長比菲律賓總統要瞭解中國,因為1979年他們嘗到了中國的厲害。

    14、 朝鮮最近對於韓國的強硬表態對於美軍的牽制

    15、 沙特(沙烏地阿拉伯)前面一段時間和中國之間的頻繁交流

    16、 德國這次是和中國軍方研究機構和中國政府醫療機構聯合研究這種大腸桿菌,最近德國爆發(如SARS般)的大腸桿菌“(美/以)人為製造”的可能性相當大,我國負責實驗室研究領域,德國負責臨床研究領域,現在分析下來這種大腸桿菌具有多種抗生素免疫能力,並且毒性相當強,傳染性強,是由血緣關係比較遠的兩個片段結合而成的,目前沒有藥物有比較好的療效,人為製造這種大腸桿菌的概率很大。德國聯合中國來研究這種大腸桿菌就證明了他們現在對於美國的“顧慮”和對於中國的支援的“需求”

    分析:中國最近在全球地緣政治方面的佈局開始“明朗化”,這個背後肯定有幾個水準相當高的地緣政治高手在運籌帷幄,整體的戰略思路基本是聯合俄羅斯和德國抗衡美國,戰術思路是北面通過朝鮮牽制美國在亞太的力量,西面鞏固「上合組織」的內部結構並且進行軍事聯合(也是防止這些國家發生“(美帝資助策動的)顏色革命”),南面我們主動出擊,強勢聯合巴基斯坦、緬甸和柬埔寨,獲得在印度洋的幾個出海口,同時鉗制印度和越南,
    在最近的舉措下可以看出來,越南暫時趨向軟化(可能因為他們沒有得到美國的承諾,另外中國在南邊快速增兵,對於越南的壓力相當大,同時越南國內經濟面臨崩潰的邊緣,假如發生戰事,越南的投資環境惡化馬上會發生大規模資金撤離的危險,中國的軍力在1979年已經證實過了),菲律賓現在處於觀望狀態,軍方沒有表態,菲律賓總統期望把這個事情捅到聯合國(就是期望美國給予承諾),但是美國暫時看來沒有表態,這個和前段時間中國參謀長訪問美國的強硬表態有關(就是互摸底線)。

    整體看來中國對外最近走的幾步棋相當成功,聯合俄羅斯能夠保障我們的能源和糧食安全,同時獲得軍事支援。在印度洋的拓展打亂了美國的佈局,突破了美國在西太平洋對於中國的封鎖,同時給了印度和越南兩個南亞國家強大的軍事壓力。同時控制進入中東的橋頭堡,威懾在阿富汗的美軍。相信俄羅斯在歐盟那邊會有一些軍事措施來牽制美國的軍力。

    最近中國和德國的關係也開始逐漸明朗化,從(如SARS般)大腸桿菌來看,德國“意識”到了這個大腸桿菌可能是“人造”,然後看看誰有這個“技術”和“動機”就明白了,這個也是為何德國和中國軍方聯合搞這個大腸桿菌研究的原因(按理說美國的實驗室能力最強)。假如這個事情最後證實是“人造”大腸桿菌,那麼默克爾的空間就全部打開了,德國會形成一個很大的反對美國的政治氛圍。(但是美國肯定會(栽贓)說是基地組織搞的,德國政府也會在公開場合說是基地組織,但是政治家都知道是怎麼回事)

    第三部分:國際部分

    1、 俄羅斯可能會在歐洲牽制美國的軍力

    2、 沙特最近的態度(發展核反應爐),同時和中國的接觸更加頻繁

    3、 最近「上合組織」慢慢向軍事組織的漫進

    4、 德國最近和美國的關係更加微妙,假如這次病毒事件證實是“人為因素”,可以直接導致德國民眾和美國的決裂,這個將給默克爾總理一個很好的民意空間。

    5、 日本最近的形勢相當微妙,民主黨內部(在金正日一年內第三度訪問中國歸來之後極強硬面對南韓後)也發生大的“矛盾”,民主黨和自民黨之間發生大的矛盾,但是美國控制住了這種鬥爭,必須讓民主黨背完黑鍋後再下臺

    6、 日本“核(災難)問題”已經“完全失控”,可以說損失是遠遠遠遠超過當年的蘇聯(車諾比事件),而且影響也將是長遠的,日本很有可能為此而回到發展中國家的行列。美國最近為了“維持”日元匯率也付出了巨大的政治和經濟代價。另外日本國內的財閥勢力最近對於美國也是有很大的離心力。

    7、 美國的減赤計畫最近還沒有明朗的結果,但是有兩種可能,一種是真的還處於激烈博弈狀態,另外一種是兩黨之間的博弈不排除現在是在演戲(就是已經協商好了),有可能目的就是為了完成美國的戰略佈局和壓制美元指數。因為從美國最近對外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策略的一致性來看,可能已經達成了某種程度上面的妥協,主要原因可能是中國、俄羅斯和德國之間“逐漸清晰”的關係對於美國產生了巨大的壓力。

    8、 (http://www.cnbc.com/id/43221009 )快報:「俄羅斯聯邦安全局」認為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卡恩被捕的真正原因是他發現美國國庫已沒有黃金了。5月初卡恩對美國未能及時向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交割191.3噸黃金“感到日益焦慮”,因為CIA有人向他提供了美國已沒有黃金的消息,卡恩立刻趕往機場,他沒帶手機是怕被美國追蹤。普京將此事稱為“卡恩是美國陰謀的受害者。
    外媒:卡恩被捕後試圖通過他的埃及銀行家好友Mahmoud Abdel Salam Omar,將美國黃金儲備的證據拿出,結果Omar“碰巧”也(馬上)犯了“性侵犯”在5月31日在紐約被抓了,CNBC對此進行了報導。可笑的是,虔誠的穆斯林、74歲高齡的Omar居然犯的是性侵犯,而且也是針對賓館女傭,世界真奇妙:呵呵,牛,有道理。
    這個問題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假如這個資訊是真的,假如美國的這些黃金是拆借給了“投行”,有兩種可能,
    一種是投行已經拋售了這些黃金(準備等黃金跌下來後再買進還給美國政府),那麼大家去炒作這個問題就會造成美元指數快速下跌,而這個下跌有可能是不可控的(這個就違背了美國的可控性原則,就像美國通過評級機構來控制日元一樣,不期望因為核問題而讓日元失控)。
    一種是投行還沒有拋售這些黃金,那麼他們就是在等一個時機拋售黃金來造成黃金價格崩盤,造成全球流動性快速收縮。
    前者是投行賺錢,後者是美國指使投行攻擊全球經濟。
    還有一種可能就是投行已經賣了一部分,另外手上留有一部分砸盤的量。這種可能性比較大。

    9、 資料顯示,美國5月非農就業僅增5.4萬,遠差于預期增加15萬,增幅創下2010年9月減少2.9萬人以來最低:美國的統計局關鍵時刻和中國差不多,不過中國的統計局是忽悠國內老百姓,美國的統計局是忽悠世界其他投資者。無非就是為了壓制美元指數,看來他們現在也很急了。

    10、 利比亞的問題慢慢開始明朗化了,卡紮非政權的很多高官開始外逃,證明卡紮非政權出現崩潰的跡象,但是美國是不會派地面部隊過去的。後面很有可能是法國派兵過去,這樣有可能挽救現在法國總統的政治生涯。

    11、 中東敘利亞問題在俄羅斯的強力介入下,暫時穩定

    12、 全球的氣候異常對於農作物的影響加劇,但是俄羅斯宣佈恢復糧食出口能夠一定程度上抑制農作物期貨價格,但是不是決定性作用,這個(糧食定價)控制權還是在美國人手上。

    分析:整體來看國際層面的局勢最近變化相當快,兩大陣營的輪廓逐漸清晰。國際政治、經濟和軍事都將面臨比較大的變化,現在已經能夠聽到暴風雨前的雷聲。

    後期全球的熱點將是:南亞、日本、中東、北非。

    其中最大的一個變數就是日本,假如日本後面被打回發展中國家的行列,美元套利資金就少了一個對手盤,少了一個長期剪羊毛的對象,他就需要再發展一個擁有足夠體量和發展潛力的國家(應該是在巴西、阿根廷、印度等經濟體中選一個)。

    二、近期國內國際形勢綜合分析和後期國內國際形勢展望

    從最近的整體形勢來看,國內經濟形勢惡化速度相當快,不過經濟決策層以外的高層正在做面對惡化局勢的準備。國內“軍方強硬勢力”快速起來,這個將直接威脅到經濟決策層面“賣國人員”的生死,所以後面國內局勢將是瞬息萬變,說不定哪一天你將在「中央電視臺」看到一些“大員”因為“賣國”和“貪污”被捕的消息。後面那個“經濟沙皇”應該會保留他的面子,但是他的資本“串聯”權力的“模式”會被打掉,這個背後的資本力量也會被打掉。

    國際形勢來看全球“兩大陣營”(不以意識形態為標的)的輪廓在快速形成,胡總訪問俄羅斯後這個“結構”將確立下來。後面全球將進入一個經濟、軍事和政治多個層面的對抗階段,將是“剝削和反剝削”、“經濟侵略和反經濟侵略”為主線的一場鬥爭。

    後期中國南邊將是一個全球的熱點,包括菲律賓、越南、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地區,將會出現局部的“代理人戰爭”。

    文/猴王 2011-6-4


  13. 2011/06/17 於 13:13 patchpieces

    問時寒冰一個簡單問題:葉利欽(葉爾欽)是好人還是壞人

    文/猴王 2011-06-10

    世界上面最可怕的不是天天說謊的,是說9句真話然後最後一句最關鍵最要命的說了假話的。

    我這邊問時寒冰兩個問題:

    1、 葉利欽(葉爾欽)是好人還是壞人?

    2、 梅德韋傑夫背後的資本力量是俄羅斯的老百姓、還是美國資本和俄羅斯內的原有葉利欽殘留的財團?

    人傻有兩種,真傻和假傻,
    有人以前是真傻,去美國散散心後回來就變成假傻了。

    看看1990年後的俄羅斯,盧布貶值5000多倍,大量老百姓上街乞討,軍人也上街乞討,大量女學生為了一個麵包而陪人睡覺。這個就是一個所謂“民主”的社會,一個“資本串聯權力”的社會,一個被美國經濟殖民的社會。葉利欽通過他執政的幾年,控制了俄羅斯的大部分命脈行業,成為他的家族資產。

    居然還有人好意思說:“俄羅斯在戈巴契夫手中完成格式化,在葉利欽手中走向新生,在普京手中走向全面復蘇,在梅德韋傑夫手中,則可能走向強大…隨著俄羅斯民主進程的深化,俄羅斯在價值觀方面越來越接近西方…無形中就化解了很多”

    我就講一個簡單的事實,當時葉利欽政府和「殼牌公司」簽訂了一個開發庫頁島的協定,這個協定的內容一般是大國通過軍事威逼下強迫小國簽訂的協定才會有的內容,裏面約定殼牌公司在打平成本後才會給予俄羅斯一定比例的原油(或者叫分成),我的天呀,在俄羅斯的土地上面開採石油和天然氣居然,要等盈利了後才能給俄羅斯一些殘羹冷菜,而且這個成本多少還是由殼牌公司說了算。普京上臺後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那個能源寡頭打入監獄,結果損害了歐美的利益,所以他們瘋狂的用民主和人權來說事,但是強硬的普京繼續為了自己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出發,把當時最大的權貴打掉了,2006年通過環境問題禁止了殼牌公司的庫頁島-II天然氣專案。

    假如有人認為葉利欽是好人的,那麼假如中國成為第二個蘇聯解體的狀況下,建議你儘早準備一根棍子和一隻碗,一年後能夠派上用場。

    現在我國經濟領域已經完成“資本串聯權力”的模式,我們的“經濟沙皇”就是典型的葉利欽(葉爾欽)模式,他通過各種手段控制了經濟決策層,90年代的“分稅制”、“教改”、“醫改”、“房改”、“工人下崗”“製造”廉價勞動力給美國幹活和後面加入WTO放棄我國的“貨幣發行權”,直接“導致”了中國現在這種萬劫不復的境地,造成10年“貨幣大量超發”,
    也許有很多人說他在任的時候緊縮貨幣控制了通脹,他在任的時候戰勝了東南亞金融危機,但是告訴你,他不這樣做怎麼會獲得全面的經濟領域的權力?怎麼會輕輕鬆松的就完成了分稅制、教改、醫改、房改、出賣貨幣發行權、讓大量工人下崗後製造廉價勞動力給美國幹活。

    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天天說謊的,是說9句真話然後最後一句最要命的說了謊話的,給你吃9個麵包,第十個麵包下面是一把刀,直接把你幹掉了。

    ————————————-
    回應時寒冰昨天發的關於葉利欽的博文

    文/猴王 2011-06-17

    我本也不想去過多糾纏,但是這個是民族大義,假如中國出現蘇聯解體的這種情況,肯定是賣國利益集團上臺(央行那幫人和背後的“經濟沙皇”),大家就等著明年上街要飯吧。假如有人還在為慈禧開脫,請不要過來評論,沒必要的,這種大是大非的層面,沒必要去討論的。

    今天有人叫我去看時寒冰新發的文章,其實我最近比較忙,因為最近局勢變化相當大,我又在寫新的模型,週六還要發佈一篇全球局勢分析的文章。主要好幾個人叫我去看,我就去看了一下,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

    居然也開始為慈禧開脫了,那麼汪精衛是不是也帶領中國走向了新生?那希特勒是否也帶領德國走向了新生?

    我告訴你,世界上99.99%都是不能用好人和壞人來評價的,因為他們是人民,人民是中性的,但是0.01%的人就是必須用好人和壞人來評價的,因為他們給世界給民族帶來了巨大的傷害,包括生命、物資和道義上面的災難。比如希特勒、汪精衛、慈禧、葉利欽等等。

    就說葉利欽(葉爾欽),大家看過劉軍洛的書中的資料就知道葉利欽做了什麼,他靠中產階級的支持上臺,結果一上臺就洗劫中產階級,大量中產階級淪為赤貧,上街要飯,最後大量中產階級遊行要求葉利欽下臺,結果葉利欽用鎮壓的手段回應了原來支持他的人。

    時還說到什麼在葉利欽上臺前蘇聯貧富差距就很大,你去看看劉軍洛書中的資料,或者去俄羅斯的一些網站去找統計資料,在蘇聯解體前,蘇聯的福利當時相當好,存在大量中產階級,為什麼葉利欽會上臺,就是占人口總數比例超過60%的中產階級的支持,葉利欽才會上臺的。

    為什麼1997-1998年俄羅斯大量民眾要求回到蘇聯時代,因為這些中產階級發覺被騙了,雖然獲得了所謂的民主,但是吃不飽,上街要飯了,從這點來說完全可以印證前後的貧富差距和生活水準的差距。

    我今天寫這段不去討論蘇聯-俄羅斯的制度問題,只是簡單寫一下葉利欽給俄羅斯帶來的災難,他洗劫了俄羅斯,帶給俄羅斯的損失是超過二次世界大戰的損失得(財產損失),這樣人還說他好,那你先上街要1年飯再考慮考慮。當時大量的俄羅斯女學生為了一個麵包而陪別人睡覺,假如這種事情出現在你的家庭,你會如何去評價?你忍心讓你的女兒去這樣做嗎?

    做人要有良心,這個良心要是真真正正的良心,而不是演戲的戲子,假如大家不瞭解那段歷史可以去看劉軍洛的書,裏面有詳細的葉利欽的做法和當時的詳細的資料,俄羅斯守著這麼大片的土地,結果老百姓挨餓,為何?因為葉利欽家族把糧食都出口換美元了,然後拿美元回來大量收購國有資產,肥了葉利欽家族,結果卻導致大量老百姓淪為赤貧,俄羅斯盧布在他任內貶值5000多倍,當中產階級上街遊行要求他下臺的時候他使用的是瘋狂的鎮壓,這個時候美國怎麼沒有說什麼?因為葉利欽就是美國的走狗,假如這種走狗你時寒冰還去認為他是好人的話,那你時寒冰就是人品有問題了。

    假如有人買了劉軍洛的書,可以把劉軍洛講葉利欽的相關的資料貼到網路上來,讓大家瞭解瞭解葉利欽的為人。

    有人問的幾個問題:

    1、還有很多人說葉利欽現在還不能評判,要等歷史來評判,我就要問了,汪精衛就算再過100年對他的定論還是這個定論(葉利欽背後就是美國人的力量,當年把糧食大量出口國外換取外匯然後占為己有,造成俄羅斯守著大片土地結果老百姓沒吃的,造成俄羅斯盧布失去信用,買不到吃的,大量民眾上街要飯,當兵的也上街要飯,很多高科技人才吃不飽,結果大量移民美國)。不過現在有好多跑出來說汪精衛是好人的,也難怪,美國就是這樣文化閹割日本和韓國的。對於那些說汪精衛是好人的,請不要到這邊來留言或者評論,沒必要。

    2、有人說現在俄羅斯不是小日子過得不錯嗎?那你要知道,那不是葉利欽的功勞,那是普京的功勞,普京是把葉利欽的財團老大打入大牢才讓俄羅斯有發展空間的。看看葉利欽的賣國的庫頁島能源交易(見最後面一段附錄)。

    3、又有人問普京不是葉利欽提拔上來的嗎?你知道那段歷史嗎?1997年-2000年的盧布危機導致大量俄羅斯民眾要求回到蘇聯時代,當時俄羅斯共產黨獲得大量民眾支持,美國人一看不行了,這個時候才同意讓強硬人物普京上臺收拾殘局的。當時讓普京上臺的最大的條件就是保全葉利欽家族的資產和後面不清算他。

    4、又有人說葉利欽把俄羅斯帶向了民主,告訴你葉利欽是個小人,他是靠中產階級的支持起來的,後面卻洗劫了中產階級。大量中產階級變成赤貧,很多人走上街頭要飯。到了盧布危機的時候,大量人民走上街頭抗議葉利欽,要求回到蘇聯時代。當時大量科技人才連飯都吃不飽,很多高端人才去了美國,我們國家的很多技術就是那個時候給那些科學家一些麵包換來的,包括我們的一些航太技術、飛機製造技術等等。

    5、俄羅斯為何守著這麼廣大的土地結果挨餓,因為糧食供應短缺而造成盧布大貶值:因為葉利欽把俄羅斯的糧食和石油大量出口獲得外匯然後回來收購了俄羅斯的命脈行業,葉利欽家族基本成為了俄羅斯最大的寡頭。但是付出的代價就是盧布貶值5000多倍,大量俄羅斯人變成赤貧,大量老百姓和軍人上街乞討,大量女學生為了一個麵包而成為妓女。

    居然還有人厚著臉皮說葉利欽是好人,在他任內俄羅斯民眾經歷了萬劫不復的10年,俄羅斯整個國家都被洗劫了。這10年俄羅斯遭受的洗劫的綜合損失可以說是創了歷史記錄。而且很多財閥的既得利益因為民主制度而被固化下來了,他們可以世世代代享受著這些既得利益。

    然後來看看中國的經濟沙皇,他就在走葉利欽這條道路,這個就是最危險的,看看賣國的中金公司(http://www.people.com.cn/GB/jingji/1040/2508656.html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cj/zxqxb/2011-03-19/content_2067527.html )。時寒冰和這個經濟沙皇一樣的套路,通過一些手段贏得民眾的支持,給人一種煥然一新的感覺,同時針砭時弊,然後通過宣傳受到的一些壓制來贏得同情,這樣的人最有迷惑性。實際上卻在做著置中國於萬劫不復的境地的勾當。典型的葉利欽模式,假如大家不想1年後拿著棍子和碗上街要飯,就要看清楚他們的真面目。要知道,普京才是俄羅斯民眾心目中的英雄,大家可以去問問俄羅斯人或者看俄羅斯這10年來的民調(懂俄文的可以去翻譯一下俄羅斯這10年每年的民調資料,事實證明普京才是俄羅斯的民族英雄,葉利欽執政的時候大量赤貧的民眾上街遊行反對他,但是在美國的支持下一直沒有倒臺)。

    中國只有軍方的強勢介入才能夠打掉這波人物,靠公檢法估計100年後都沒有希望。看看經濟沙皇在大部分領域的力量,對比葉利欽在俄羅斯當時的力量,背後都是美國勢力和資本的支撐,當時俄羅斯大量民眾走上街頭抗議葉利欽的政策,囈,那個所謂民主的葉利欽在美國的支持下他就是不倒臺,在這個問題上,美國從來不說葉利欽獨裁,還說他是民主的英雄,不過他不是俄羅斯人民的英雄,是美國人民的英雄。

    附錄:葉利欽的賣國的庫頁島能源交易(他很多賣國行為中的一種):

    當時葉利欽政府和殼牌公司簽訂了一個開發庫頁島的協定,這個協定的內容一般是大國通過軍事威逼下強迫小國簽訂的協定才會有的內容,裏面約定殼牌公司在打平成本後才會給予俄羅斯一定比例的原油(或者叫分成),我的天呀,在俄羅斯的土地上面開採石油和天然氣居然,要等盈利了後才能給俄羅斯一些殘羹冷菜,而且這個成本多少還是由殼牌公司說了算。普京上臺後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那個能源寡頭打入監獄,結果損害了歐美的利益,所以他們瘋狂的用民主和人權來說事,但是強硬的普京繼續為了自己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出發,把當時最大的權貴打掉了,2006年通過環境問題禁止了殼牌公司的庫頁島-II天然氣專案


  14. 2011/06/19 於 03:06 patchpieces

    2011全球局勢回顧分析和展望

    一、序
    二、回顧我們走過的30年
    三、回顧2011年走過的歷程
    四、關鍵時刻-2011.06
    五、展望2011下半年
    六、俄羅斯國內的博弈和中國國內的博弈

    因為這兩天局勢變化太大了,很多東西需要匯總,美國對於原油、農產品的價格的打壓給俄羅斯的梅德韋傑夫做了很好的策應,而且現在(中國國內-包括軍壇)美國控制的媒體大肆發佈新聞(真真假假)離間中、俄關係,很多東西都要匯總分析

    一、序

    現在很多(中國國內)網站(此時此際)貼出來“離間”中國和俄羅斯之間的關係的文章,很多都是幾個月前甚至幾年前的“新聞”了,結果拿出來,其實目的很簡單,就是要“阻止”中、俄之間的“聯盟”的形成,因為這個聯盟是美國的“死穴”,可見國內包括國際很多媒體都是被“資本控制”的。
    包括“華爾街日報”報導說沒有簽訂天然氣的合約,但是他怎麼就不去看這個整體框架,這個天然氣合約完全在於這個整體框架內,另外還有能源、糧食和軍事和貨幣之間的合作框架,這些都確定了中國和俄羅斯之間的實際聯盟。
    看一下下面的世界地圖:

    2011全球局勢回顧、分析和展望(一)

    美國“控制”的發佈這麼多“離間”中、俄關係的新聞都是想阻止中、俄聯盟的形成,因為中俄聯盟的形成將直接威脅美國對於中國的經濟收割和美國在全球的地位。

    記住,“控制媒體”和“控制輿論”是美國的拿手好戲,美國花了200萬美元就把埃及的強勢的穆巴拉克趕下去了,扶持了埃及軍政府上台。

    以中、俄為核心的這個「上合組織」的聯盟以及傳統勢力範圍,東可到達西太平洋,北到達北冰洋,西可到達歐洲大陸(通過地中海可以到達大西洋),南可以通過巴基斯坦或者緬甸到達印度洋,是全球最大的大陸板塊和擁有最大的戰略縱深、耕地、能源、優良的出海港口、礦產,完全能夠脫離美元環境而成為一個自給自足的系統,並且完全有能力形成一個抵抗外來軍事力量干涉的體系。

    我們看問題要看問題的本質,下面我告訴大家什麼叫做本質:

    中國和俄羅斯“聯盟”的本質是什麼?
    就是通過能源、糧食的結合保障人民的生存權,通過“軍事聯盟”的形成保障國家的資源和人民不被侵略。(以下文字中的一部分分析是組內成員寫的)

    這個就是為何我一說中國和俄羅斯的聯盟就有很多人反對,因為這個是美國的“命門”。

    美國的茅:金融,是個很美妙的數位遊戲,但是需要契約精神保障最後的清算執行。可是我想大膽想像一下,“違約”和“賴賬”,都需要硬實力支撐的,萬一,大家都離開了這個叫美元的“賭場”,而“被欺騙”的賭徒們開始背靠背的拒絕支付。這個時候美國就需要另外一個茅:軍事去平衡這個清算執行。

    中、俄、歐可不可以背靠背,去違反美國制定的美元本位下的契約精神呢?金融衍生品,在中國是不受中國法律保護的,這點中國政府已經明確提出過;所以,中國企業可以有權拒絕支付;相反的,這個收割過程也結束了;這就是為什麼「上合」、“金磚”內迴圈備用系統的啟動;但是以上所有這些都必要保證老百姓有飯吃有衣穿,我們有足夠的軍事力量抵禦美國的打擊,因為當大家撕去“偽善的外衣”的時,看到的就是槍炮。

    以下為小組成員的分析:

    美國(以性醜聞)把親德國的IMF(國際貨幣基金會)主席給廢了,讓一位元美國人代理主席直到8月份,這就等於“卡住”了歐元重組的對南歐諸國的優惠貸款,這對歐元龍頭德國可是一個明顯的“警告”。
    歐洲也馬上做出了回應,你不方便我經濟救助南豬小國,我就用承認黃金的貨幣屬性來報答你。
    接著普京站出來,暗示卡恩是因為黃金的問題被美國“(陷害)處理”的,讓大家的目光一下子轉移到「美聯儲」的“黃金儲備”問題上面。普京這時候選擇了支持歐洲,給美國一刀子。接著默克爾高調訪美,德、美都上演一出好朋友的劇情,坐下來談判,因為彼此都非常需要對方妥協來幫助自己渡過將來的難關。美國可能要求歐洲(拋售黃金)一同“打壓金價”來換取對歐洲效果債務重組上的幫助。
    我們來看看中東的問題,以色列國防部長來中國,希望中國不要賣給伊朗部分武器,也希望在巴勒斯坦問題上面給予以色列支持,改變中東的軍事平衡,其實就是以色列做大的局勢。顯然現在中國的態度成為了破局的關鍵。中、俄、歐都準備承認巴勒斯坦建國。在中東如果不能及時制止伊朗的核武器計畫,那麼中東真正的和平就會來臨;
    普京在不遺餘力的想拆掉“石油美元”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現在的中東地區形勢的確能支援他的這種想法。根據保爾森的回憶錄,普京曾在08年建議中國跑掉手上的美債來攻擊美元本位,結果沒有得到中國經濟決策層的支援(原因你懂的)。普京最近在俄羅斯的經濟上畫出了一個美妙的藍圖計畫,顯示了他未來的重新當總統的宣言.普京需要與中國形成聯盟,並得到歐盟的支援,才能真正獲得石油和天然氣的定價權。

    我的總結:而這些正好也是中國破局美國的封鎖所需要的,只要中國和俄羅斯的“聯盟”的形成,同時中東作為策動,那麼全球的能源價格的定價權就將從美國人手中游走。而在這個中間,中國的“態度”是關鍵性的,我們這個關鍵性的角色能夠給我們帶來巨大的收益和“發展空間”。三國演繹需要三國勢力的均衡,任何一方獨大都會逼迫另外兩方的聯盟。

    二、回顧我們走過的30年

    要瞭解2011年,就要從30年前說起,1979年我們揍了一頓越南,確定了我們聯合美國抗衡蘇聯的局面,1989年開始蘇聯進入解體階段,這個決定了20年後中國必然聯合俄羅斯抗衡美國,1989年的中國,也確立了美國對中國採取的措施是:養豬殺豬策略,1994年的分稅制決定了地方政府必須找一個收入來源點,1996年開始的後面的“醫改”、“教改”、“房改”確立了中國後面的內需被殺掉,而1994年的“分稅制”助推了地方政府的這個衝動――把房價推向“泡沫”的極致同時形成中央和地方的完全“對立”。
    2001年我們加入WTO出賣了我國的貨幣發行權,所以會看到我國以火箭速度印錢,大量洗劫老百姓的財富。
    而1998年的大量工人下崗,為給美國廉價製造商品提供了廉價勞動力。
    2000後的10年人民幣的對外升值而對內大量印錢導致的“貶值”,讓人民幣這個貨幣“泡沫化”,隨著中國的房價的泡沫化,“核彈”佈置完成,(注:2010年年中影帝亟呼政改)“引爆點”就定在2011年。

    所以我們看到,我們的幸福指數從1978年-2003年是上升的,但是從2003年開始大家的幸福指數開始下降,特別是2008年開始幸福指數快速下跌。

    為什麼?
    因為10多年前就“潛伏”在我們經濟決策層的官員“出賣”了國家利益,葬送了我們的未來,他們是“潛伏者”,看我《決戰2011》這本書,裏面分析了其實從1990年開始就註定了我國現在的結局,我們經過這20年喪失了經濟主權,喪失了實際貨幣發行權,喪失了人民幣定價權,喪失了內需,喪失了道德,我們喪失了我們應該有很多東西。

    看完了這些我們就瞭解了這30年的歷史脈絡,30年前鄧小平揍了一頓越南後帶領我們走向經濟發展的道路是對的,30年後的現在,中國再揍一頓越南帶領我們走向經濟和政治的獨立道路也是對的。

    三、回顧2011年走過的歷程

    2011年上半年是一個重要的歷史階段,我們首先來回顧一下:

    1-5月份整個過程中比較核心的就是:圍繞美國的減赤計畫的博弈發生的一系列事情,圍繞中、美關係的破裂發生的一系列事情,圍繞中、俄關係的形成發生的一系列事情,圍繞日本地震和核危機發生的一系列事情,這個是今年上半年的主線,當你抓住了這幾條主線,你就明白了這個世界會如何運轉。

    1月份十二五計畫開始

    1月份中國的新一代戰機J20試飛成功。

    1月份中國石油來源地蘇丹公投,決定南蘇丹獨立

    1月份中國主席胡錦濤訪問美國,基本確認了美國殺豬的決心,也確立了我們脫離美國的決心。

    2月份埃及總統穆巴拉克下臺,軍方接管權力

    2月份公佈的2010年GDP中國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

    3月份日本大地震,直接導致日本核反應爐堆心“熔毀”,但是日本政府和美國一直“掩蓋”,這個過後是嚴重的。

    3月份利比亞騷亂持續,美、英、法對利比亞採取軍事行動

    4月份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公佈

    5月份(5/2)本拉登被美國擊斃的消息公佈

    5月份報導中國長江流域嚴重的乾旱維持了很長時間

    5月份IMF總裁卡嗯被捕,美國的人選將代理到8月份左右,這個將直接完成美國的“佈局”

    5月份奧巴馬宣佈大中東計畫

    整個上半年(1-5月份):

    1、資本市場:可以說在資本市場美國完美的控制了局勢,基本按照美國的整個戰略佈局在進行,包括對於日元匯率的“控制”、黃金、原油、農產品大宗、美元指數、新興國家的匯率。但是美國在控制這些大宗的時候承擔了巨大的經濟和政治成本,特別是逆向控制農產品、日元匯率的走勢。

    2、美國減赤:美國減赤已經充分暴露了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的博弈,也充分暴露了美國本土資本和猶太資本之間的利益衝突,請看我前面幾天分析的猶太資本的情況。

    3、全球地緣政治局勢:這5個月打破了前面維持了20年的全球地緣政治格局,可以說在這個上面美國是輸了,中、俄的聯盟的形成是被美國逼的,因為在沒有美國這個強大的外力之下,中、俄這兩個近鄰大國很難走到一起,但是在這種時局下,兩者完成了聯盟的初步戰略性的聯盟意圖,這個全球陸地面積最大、海岸線最長、資源農產品自給自足能力最強的“聯盟”的形成,將對美國形成“致命的打擊”。

    4、總結:

    1-5月份可以說是打了個平手,美國在資本這塊獲得了完勝,但是在地緣政治這塊輸掉了未來。在可預見的後面30年,美國還將是帝國,但是這個帝國將完全不同於前面20年的帝國,因為他碰到了一個強大的聯盟。

    四、關鍵時刻-2011.06

    6月份最關鍵的核心就是全球兩大陣營的確立,一個是以中、俄為核心的「上合組織」以及周邊的勢力,一個是以美國為核心的集團,兩大集團的對抗熱點將涉及到北非、中東、東歐、南亞。現在以南亞和南中國海為主要爆發點。

    中國在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和緬甸尋求出海口突破美國的封鎖同時鉗制印度和越南。

    有人不理解,認為俄羅斯靠不住,那麼你告訴我誰靠得住?
    大家是否研究過三國演義?當時的吳國的策略就是:魏強則聯蜀,蜀強則聯魏。那麼誰能夠告訴我是魏靠得住還是蜀靠得住?世界上面所有的聯盟都是利益的聯盟,有人說的美國是中國天然的盟友那是“屁話”,世界上面沒有什麼叫做天然的盟友,只有叫做“利益“的這個東西,這個就是全球地緣政治的指揮棒。

    2011年6月份是一個“巨變”的月份,中俄聯盟在「上合組織」會議的時候基本確立,
    這個時候我們發覺了美國的航母的快速調動,
    這個時候我們發覺了美國快速打壓原油和農產品,
    這個時候我們發覺了美國給減赤計畫下了最後期限,
    這個時候我們發覺了美國動用他最大的“宣傳機器”去“離間”中、俄關係,
    這個時候我們發覺了國內鴿派開始大量浮出水面,
    這個時候我們發覺了俄羅斯的梅德韋傑夫的勢力開始“作梗”。

    很多事情幾種發生在了6月胡錦濤參加的「上合組織」峰會和訪問俄羅斯的過程中。

    2011年的6月註定是一個不平常的月份,一個會讓世人記住的月份。

    五、展望2011下半年

    全球局勢下半年將快速明朗,美國因為自身經濟問題必須對其他國家進行“經濟收割”,而經濟收割將付出巨大的政治代價,一個是美國國內的博弈(涉及到的減赤,雖然確定了,但是沒人會甘願就這麼受到損失)將造成兩大陣營的對立,一個是經濟收割將直接暴露美國在中國的“漢奸集團”,這個“集團”在經濟下滑中將承擔所有責任,而其中很多人將被送進監獄和被槍斃。

    有空大家研究一下1979年“中越自衛反擊戰”就能夠明白我前面的預測,為什麼我在上半年能夠預測到很多經濟、地緣政治和軍事的事件,因為當你抓住了整個脈絡,你就明白了這個世界運轉的核心是什麼,主要矛盾是什麼,這些主要矛盾會直接導致什麼樣的結果。

    下半年關鍵在於中國、俄羅斯、歐盟、美國和日本的局勢變化。

    1、 中國:在南亞和南海發生局部戰爭的概率相當大,國內在經濟危機的情況下“賣國利益集團”會被清算,“貪官”會被清算,會出現大政府小企業的過渡模式(在危機中會導致大量民企倒閉,同時大政府小企業的模式比較容易渡過難關,關鍵在於危機過後很多壟斷行業必須放開,這個是保證後面能夠快速復蘇的根本)。同時房價等高估品種會出現巨大的跌幅,並且是在沒有成交量的情況下出現巨大的跌幅。

    2、 俄羅斯:下半年原油價格的暴跌對於俄羅斯內部的政局將是一次嚴峻的考驗,也是對於普京的嚴峻的考驗,但是普京是俄羅斯民眾心中的“英雄”,他的支持率遠遠高於其他任何人,在「上合組織」的框架內,在中國和俄羅斯共渡難關的時候基本會確立「上合組織」的實質性的大聯盟的確立,這個將直接威懾到美元的地位。

    3、 歐盟:在下半年的經濟危機中,很有可能「歐盟」成為受傷最大的一個,「歐盟」的結構註定了他的修復是道路漫長的,德國期望的獲得統一的財政權的模式會遭到美國的強烈的阻撓,同時歐盟的危機無法結合到「上合組織」來化解(歐盟內部的分歧決定了這個結果,美國“收買”了歐盟內部除了德國龍頭老大以外的好幾個國家來“對抗”德國)。所以後面我國聯合德國做一些戰術性的動作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歐盟的強大的前提必須是貨幣權和財政權的統一,這是一條漫漫長路。但是一旦歐盟出現戲劇性的不可控的經濟崩盤,那麼歐盟和上合組織的聯合還是很有機會的,我們要時刻注意形勢的發展,做好各種可能的應對措施。

    4、 美國:美國的減赤計畫的確立,直接確立了美元指數的長期牛市,大量的美元回流將進入美國的國債市場、高科技行業等等,大量企業的建立將從根本上解決美國的地方財政問題,美國將進入經濟的慢慢復蘇階段,美國將在下半年完成債務重置的工作,新興國家(包括日本)在“經濟大蕭條”中會被迫“低價賣出”美國的長期國債,美國會拉高短期國債價格,廉價發行短期國債。同時今年下半年美國還將維持高失業率和房地產的不景氣,因為復蘇是需要一定的失業率的(廉價的勞動力),同時房地產的不景氣直接將導致中國手上的MBS賣個地板價。美國的股市將經歷一次探底後再拉升。

    5、 日本:日本民主黨將在下半年的大蕭條中下臺,同時背起核危機的黑鍋,日本大面積的國土將不適合居住,並且需要大量資金去封堆(核反應爐,當初蘇聯封一個堆是100億美元,幾十萬工人,大量工人後來因為輻射問題生各種病早逝,當初蘇聯的GDP是1萬億美元,預計到2015年,烏克蘭政府還將為善後耗資1700億美元,可見日本後面的沉重負擔),今年下半年將註定日本被打回發展中國家的行列,日本將真正出現空心化(人才空心化、產業空心化、生產空心化),而美國需要一個長期的套利貨幣成為他們剪羊毛的對象,也許後面自民黨上臺後會整合亞洲一些國家形成類似亞元的模式(比如菲律賓、馬來西亞、韓國、越南、印度等等),這樣的經濟體的規模才能夠成為美元套利資金的合適的收割對象。同時在亞洲也形成一個抵抗「上合組織」的聯盟。

    6、 全球大宗:黃金、原油等大部分大宗會暴跌,農產品經歷過一次洗盤後會進入長期的上漲階段。

    7、 綜合:在下半年的整體危機中,中俄的聯盟模式會得到強化,因為現在的聯盟是建立在一個危機假設的前提下的(下半年的危機和美國的收割),一旦這個假設成為現實,那麼大部分阻力會被化解,因此今年6月份是全球格局形成的時候,今年下半年是這個格局最終確認的時候。美國會贏了經濟輸了地緣政治。什麼叫做博弈,這個就叫做博弈。

    六、俄羅斯國內的博弈和中國國內的博弈

    從這幾天美國打壓原油價格、農產品價格來看,是在打擊俄羅斯的普京。美國支持梅德韋傑夫(包括美國在俄羅斯的利益代理集團:葉利欽利益集團)的行為後面將成為常態,當時下半年的危機將真正確立普京的地位和聯合中國的這個聯盟的實質性的進展。

    預計今年下半年俄羅斯國內的局勢將是普京勝出。

    今年下半年中國國內的經濟危機將徹底清除“潛伏”國內20年的經濟層面的“賣國利益集團”,我們的軍隊將在這個中間起到決定性作用,保障政權的穩定(不出現蘇聯解體的情況),同時“肅清”相關(買辦)利益集團。美國會在糧食、食用油、供電、供水、煤氣、疾控、媒體等領域製造很多麻煩,包括鼓動大量人員上街,然後“複製”蘇聯解體的模式,但是只要我們的軍隊做好足夠的應對,在糧食、食用油、供電、供水、煤氣、疾控和媒體等領域做好軍管的預演,相信能夠化解美國的招數。大家要記住,假如美國贏了,那麼就是中國的葉利欽上臺,大量“貪官”的錢就會變成合法了,老百姓將象20年前的俄羅斯人民一樣遭受巨大的洗劫,大家就準備著一年後上街討飯吧(看前面一篇回應時寒冰的文章中介紹的葉利欽政府當時俄羅斯的慘狀)。

    預計今年下半年中國國內的“賣國利益集團”會敗北,我國將肅清出賣國家利益者和大部分貪官。

    文/猴王 2011-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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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營商中層幹部上交護照 反腐史無前例

    2011-06-07 第一財經

      運營商腐敗調查正在向更大範圍縱深發展,程度和規模甚至有可能超出之前的想像。

      上交護照是慣例?

      日前有消息稱,為了徹查三大運營商的腐敗問題,中紀委已經向三大運營商派駐了調查人員,調查預計將持續到6月初,在此期間,三大電信運營商中層以上幹部均被要求上交護照。

      “上交因公護照是所有政府部門及事業單位的要求,上交因私護照是今年年初的事,應該跟目前的反腐沒什麼關係。”對於目前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反腐形勢,一位中國聯通中高層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即使在外界看來處於漩渦中心的中國移動,內部形勢似乎也沒有外界想像的那麼“人人自危”。“上交護照是中國移動多年的傳統,不是近期才有的,只要是處長以上級別都要上交。”一位元中國移動內部管理人員對記者表示。

      據上述人士介紹,對於目前已經曝光的涉案中國移動管理人員,中國移動內部人士也感到非常驚訝,至於涉案原因,中紀委並未向中國移動方面通報。相比之下,與中國移動有密切合作關係的SP們才真正感到什麼是“人人自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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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行揭貪官外逃路徑:過萬官員出逃 攜款8000億

    2011年6月15日  人民網

    央行網站刊發《我國腐敗分子向境外轉移資產的途徑及監測方法研究》報告

    中國外逃的腐敗分子是怎樣把巨額財產轉移到境外?央行反洗錢部門一直在進行深入研究。昨天,央行網站刊發名為《我國腐敗分子向境外轉移資產的途徑及監測方法研究》的報告精簡版本。該報告由央行反洗錢監測分析中心課題組完成,完成時間為2008年6月。

    央行揭秘貪官轉移財產八大路徑

    報告指出,中國官員因經濟犯罪外逃始於上世紀80年代末。近年來外逃的腐敗分子及其轉移至境外的資金究竟有多少,至今還沒有一組公認的數位,只能根據各方報導勾畫出大體狀況。

    報告指出,人民銀行在監測思路上以“獲取非法資產”和“向境外轉移資產”階段為監測重點,依託並充分利用大額交易和可疑交易報告資料庫,加強對重點地區、敏感行業、特定人群和特定消費方式的監測,同時將自主分析和協查分析相結合。

    報告建議相關部門應建立合作安排或工作機制實現資訊共用,建立反腐敗機構互派特派員制度,海關建立反洗錢相關資料查詢、通報機制,建立與國外情報機構的交流等方式,完成反洗錢監測任務。

    向境外轉移資產的八種方式
    用現金走私來轉移

    主要是通過腐敗分子本人夾帶在行李中直接攜帶出境,這種方式較為簡單,費用低,但同時可走私的數額較為有限,風險也比較大;此外腐敗分子通過某些代理機構(主要是地下錢莊)利用一些專門跑腿的“水客”以“螞蟻搬家”、少量多次的方式肩扛手提地在邊境口岸(主要是深圳與香港、珠海與澳門海關)來回走私現金,偷運過境後再以貨幣兌換點名義存入銀行戶頭。這種方式雖然手續比較麻煩而且還要交給地下錢莊一定的費用,但風險較小,很難追查。

    替代性匯款體系在中國主要表現為以非法買賣外匯、跨境匯兌為主要業務的地下錢莊

    以人民幣和外幣的匯兌為例:其人民幣與外匯的兌換和匯付以間接的方式進行,而不以直接匯兌的運作手法完成,人民幣不必流出境外,外匯也不必流入境內,各自分別對應迴圈。利用此種交易方式跨境轉移資產的主體較為複雜,除了腐敗分子和國企高管,還有某些企業為了避稅逃稅和享受外商投資優惠待遇而進行跨境轉移其灰色資金,以及走私、販毒等犯罪分子和恐怖分子以此轉移其黑錢等等。

    利用經常專案下的交易形式向境外轉移資產

    此種形式大致有五類:進口預付貨款,出口延期收匯;偽造傭金及其他服務貿易專案對外付款;通過企業之間的關聯交易實現向境外轉移資產的目的;利用假的進口合同騙取外匯管理部門核准外匯匯出境外;少報出口,多報進口。

    利用投資形式向境外轉移資產

    此類資金轉移的特點是資金向境外轉移在形式上基本合法,通常以企業正常海外投資的形式轉往國外。資金性質的改變發生在境外,在境外被腐敗分子非法佔有或挪作他用。採用此種手法轉移資金的多為大型企業高管人員或某項具體業務的負責人員。

    利用信用卡工具向境外轉移資產

    腐敗分子或其特定關係人通過在境外使用信用卡大額消費或提現來實現資金向境外轉移。目前我國對此類經常項下的個人支付沒有嚴格的外匯管制或限制。而對於各髮卡機構來說,只要持卡人單次消費或提現是在信用額度內且按時還款即可,並不做累計消費或提現的限制。這就為腐敗分子利用信用卡進行資金境外轉移提供了可乘之機。

    利用離岸金融中心向境外轉移資產

    這些人多為上市公司或國有企業的高管人員,主要採用以下步驟:第一,轉移企業資產。企業管理層與境外公司通過“高進低出”或者“應收賬款”等方式,將國內企業的資產掏空。第二步,銷毀證據,漂白身份。

    海外直接收受

    腐敗分子並不從國內向境外轉移資金,而是在境外直接完成貪污、受賄等過程。例如,發案單位在國外進行採購時,有實際控制權的腐敗分子可以通過暗箱操作得到巨額回扣。這些回扣不轉到中國,而是直接存入腐敗分子在境外銀行的帳戶,或轉換成境外的房屋等不動產。更隱蔽的做法是不涉及現金,而以安排子女留學等方式作為交易。

    通過在境外的特定關係人轉移資金

    此類參與轉移資金的特定關係人在他國均已取得合法身份,或者是留學,或者是他國居民或公民。境內的腐敗分子一方面可以通過其特定關係人以合法手續攜帶或匯出資金;另一方面,這些特定關係人利用其國外身份在當地註冊企業後,以投資形式在中國開設機構,然後以關聯交易等形式轉移資產。

    案值與級別不同 逃亡目標國各異

    報告引用中國社科院的調研資料披露: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來,外逃黨政幹部,公安、司法幹部和國家事業單位、國有企業高層管理人員,以及駐外中資機構外逃、失蹤人員數目高達16000至18000人,攜帶款項達8000億元人民幣。近年由官方媒體曝光的腐敗分子外逃或將資金轉移境外的典型個案不勝枚舉。這些犯罪嫌疑人潛逃境外的目的地主要集中於北美、澳大利亞、東南亞地區。

    具體來說,涉案金額相對小、身份級別相對低的,大多就近逃到我國周邊國家,如泰國、緬甸、馬來西亞、蒙古、俄羅斯等;案值大、身份高的腐敗分子大多逃往西方發達國家,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荷蘭等;一些無法得到直接去西方國家證件的,先龜縮在非洲、拉美、東歐的小國,伺機過渡;有相當多的外逃者通過香港中轉,利用香港世界航空中心的區位以及港人前往原英聯邦所屬國家可以實行“落地簽證”的便利,再逃到其他國家。

    (北京青年報 記者程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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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羅斯和中國在利比亞問題上共進退
    外媒:中俄非正式國家聯盟宣告成立

    2011-6-18 參考消息

     2011年6月16日 胡錦濤同梅德韋傑夫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於當前國際形勢和重大國際問題的聯合聲明》 6月16日,國家主席胡錦濤同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共同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於當前國際形勢和重大國際問題的聯合聲明》。

      【俄羅斯報紙網6 月17日文章】題:俄羅斯和中國在利比亞問題上共進退(作者謝爾蓋•斯米爾諾夫)

    俄羅斯和中國就一系列重大外交問題達成共識。北京和莫斯科反對外部勢力干涉阿拉伯國家的抗議活動,呼籲政治解決利比亞危機和伊朗核問題。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和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姆林宮會晤後,兩國間非正式國家聯盟宣告成立。

      中俄兩國領導人16日在克里姆林宮舉行會晤。俄中《關於當前國際形勢和重大國際問題的聯合聲明》是此次會晤的主要成果。聲明對中東和北非國家的大規模人民抗議活動作出了評價。莫斯科和北京指出:“外部勢力不應干涉該地區國家內部進程。”

      此外,莫斯科和北京還呼籲利比亞國內儘快停火。聲明說:“為避免暴力進一步升級,有關各方必須嚴格遵守聯合國安理會1970和1973號決議,不得隨意解讀和濫用。” 雙方還談到了解決伊朗核計畫問題,主張通過政治手段確保伊朗的核能僅用於和平目的。雙方領導人認為,應當通過談判方式解決朝鮮核問題以及阿富汗危機。

      專家認為,中、俄在解決利比亞衝突問題上的共同立場表明,莫斯科和北京下次在安理會投票時將表現得更加慎重。

      政治學家亞歷山大•科諾瓦洛夫相信,中俄後退一步是試圖保持在伊蘭界的聲望和支持率。安理會關於利比亞的決議通過得過於匆忙。下次在通過容易引起誤讀的決議時俄中將更加慎重,而現在兩國並沒有能夠對解決利比亞危機施加影響的有效杠杆。

      【俄羅斯總統網站6月16日報導】
    俄總統梅德韋傑夫在慶祝《俄中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簽署10周年的文藝演出開始前發表講話,他說:“10年前就是在克里姆林宮,簽署了《俄中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將新型俄中關係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為兩國關係長遠發展指明了方向。當前,俄中兩國沒有任何懸而未決的政治問題。雙方本著兼顧對方利益、友好互信精神,推動兩國互利合作穩步發展。”

      梅德韋傑夫認為,互信、平等、相互尊重的俄中關係已成為當今國際合作的典範。正如條約中所規定,兩國主張恪守國際法準則,不干涉別國內政,不對他國進行武力施壓,為鞏固世界穩定、建立多極世界共同作出貢獻。

      【《日本經濟新聞》6月17日報導】
    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16日在克里姆林宮與到訪的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舉行了會談。雙方發表了有關兩國關係的聯合聲明,表示願意借助二十國集團峰會和金磚國家的框架,進—步深化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兩國還簽署了《關於當前國際形勢和重大國際問題的聯合聲明》,對北約針對利比亞採取武力行動進行了不點名的指責。聲明還包含了反對北約在歐洲單方面推進導彈防禦計畫的內容。兩國在牽制歐美問題上採取了統一步調。


  15. 2011/06/25 於 18:01 patchpieces

    近期中、俄、美局勢分析(2011.6.20中俄聯盟抗美帝局勢底定)

    從最近的形勢來看,中、俄的聯盟基本確立,但是聯盟裏面也有緊密程度的區別,下面我把中俄聯盟裏面主要幾個層面的關係描述一下:

    1、 能源領域:分成淺、中、深三種程度的合作,現在中俄屬於中度合作,從現在的走勢來看正在朝著深度合作的方向發展,這個從全球原油期貨價格走勢就能夠看出來,假如中俄的這個層面的合作快速進入深度合作,那麼原油價格會快速下跌。

    2、 貨幣和貿易:分成淺、中、深三種模式,淺度是邊貿的自由使用雙方的貨幣,中度是貨幣互換(然後在一些貿易領域直接使用雙方貨幣,比如能源),深度合作是一般貿易層面的直接使用雙方協商匯率(就是停止使用美元作為中間貨幣)。現在從整體來看,中俄在這個層面已經是深度合作。這個對於美元的打擊會比較大,因此美國在這個問題上面會在歐洲、亞洲對中俄兩國使用相應的軍事威懾手段,因為軍事是貨幣的信用背書。

    3、 糧食:分成淺、中、深三種程度的合作,現在屬於淺度合作,主要是一些簡單的糧食貿易,中度合作就是我國參與俄羅斯的耕作,深度合作就是在種子技術、土地開墾耕作、勞動力的使用方面全方位的合作。現在看來中俄在糧食層面是淺度合作。

    4、 軍事:分成淺、中、深三種程度的合作,現在屬於剛從淺度合作進入中度合作,後面是否會深度合作要看美國的週邊壓力,在強大的壓力之下,肯定會進入深度合作。

    現在整體來看:能源領域中度合作(但是在快速朝著深度合作發展),貨幣和貿易層面已經是深度合作,糧食層面是淺度合作,軍事層面是剛進入中度合作。

    那麼這四樣的合作程度的高低和中、俄之間的關係和美國之間的關係和將來可能發生的事情和措施來看有哪些區別呢?描述如下:

    1、 能源領域的合作模式將直接決定後面原油價格的走勢。

    2、 貿易和貨幣層面的合作的維繫將直接影響後面美國的全球美元佈局和軍事佈局,因為軍事是貨幣的信用背書。

    3、 糧食的合作模式的深淺,是這幾樣合作裏面難度最大的,為何?因為深度合作涉及到土地問題(就是耕地誰來耕作使用什麼種子和勞動力問題和耕地的規劃問題,這些問題很容易引起民族情緒,一般政治家在這方面有點投鼠忌器)。但是只要普京絕對控制了俄羅斯的政局,朝著這個方向合作的概率還是有的,中俄的糧食的合作模式假如進入深度合作,那麼美國的糧食美元策略就完蛋了,這個對於美國的整體戰略打擊會相當大,相信這個也是美國現在極力避免的。美國最近快速打壓糧食價格就是這個道理,溫家寶在英國媒體說中國控制了通脹也是這個道理,為何?因為這樣做就減少了中國去和俄羅斯加深這種聯盟的動力。

    4、 軍事層面的合作後面加深的概率會比較大,因為大家都面臨比較現實的美國的強大的軍事壓力。

    5、 總結:中、俄的聯盟直接“打破”了美國的從“石油美元”向“糧食美元”過渡的整體“美元戰略”,同時打破了美國的全球地緣政治格局。

    那麼我同時又要想了,美國人也不是傻冒,按照我看到過的美國的一些預案,他們會有各種措施(就是會假想對手會有哪些措施,然後自己在按照對手的這些措施來實施相關的策略),那麼我來思考一下針對以上的措施美國會做哪些:

    1、 最優先的就是“解體中國”,假如在後面的過程中美國推翻了中國的政權,那麼美國就全贏了,中國成為了美國的經濟殖民國家(可以想像假如中國成為蘇聯第二,就是第二個葉利欽上臺,老百姓倒楣,和當年俄羅斯一樣大量人員上街要飯,肯定是出賣國家利益給美國的,因為他是靠美國上臺的),這樣俄羅斯就孤掌難鳴了,就像魏國滅了蜀國後、再滅吳國就只是時間問題了。

    2、 其次就是讓俄羅斯的梅德韋傑夫在俄羅斯內部搗亂(比如天然氣的合作問題等等,在這個中間搗亂),讓中國的經濟決策層在合作上面搗亂,在媒體中離間中俄的聯盟,“製造”中、俄之間的摩擦(比如報導俄羅斯賣軍火給越南印度等),這些手段美國都已經做了、或者正在做。這樣“期望”能夠“離間”中、俄之間的聯盟,但是現在看來效果不好,因為前面幾天(6/22)中、俄剛剛在貨幣和貿易層面走入深度合作。

    3、 再其次就是美國要保證在中、俄實質聯盟形成的情況下,保住“安插”在兩國的“內線”不被清洗(在俄羅斯就是梅德韋傑夫和葉利欽殘餘,在中國就是經濟決策層)。

    4、 最差的結果就是美國為了挽回地緣政治的敗局,犧牲經濟利益(就是停止經濟收割),但是這樣做對於美國帝國的本身來說是致命的,會導致美國長期的經濟蕭條。這種可能性幾乎為零,但是美國會給中國或者俄羅斯高層這樣的幻想,就像秦國當初給六國一些幻想一樣的道理)

    那根據上面的情況來看,我們後面一個是要快速加強中、俄之間的能源、農業、軍事層面的合作,同時支持俄羅斯國內的普京的力量,同時打壓國內親美勢力。

    另外還有一個關鍵點就是,要“警惕”美國的“虛假承諾”,很有可能美國後面會出現拉攏中國,比如承諾不對中國進行經濟收割或者減少收割程度,但是我們一定要看清楚本質,什麼叫做本質?就是美國後面收割的主體應該是中國,假如不收割中國,美國的經濟後面就會長期陷入蕭條,因此美國做出的這些承諾是不可信的,是無法達到的,就像秦國當時統一六國時的措施會是一樣。所以我們的高層一定要看清楚這個裏面的關係。

    我還是那句話:30年前我們打越南確立聯美抗蘇的地緣政治策略是對的,30年後的現在我們聯俄抗美的地緣政治策略也是對的。這個世界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這個就是現代版的三國演義。

    我國後面最關鍵的一件事情就是要防止國內的葉利欽上臺(親美的賣國勢力),看看俄羅斯的葉利欽就知道了,他把俄羅斯大量中產階級變成赤貧,把俄羅斯的大量農產品和資源低價出口,導致俄羅斯國內盧布貶值5000多倍,大量赤貧人口上街要飯(包括軍人)。而中國的親美勢力也是造成我國現在老百姓貧困、腐敗嚴重的根源,看看(美第二中情局「福特基金會」特務喉舌)茅於軾的一些言論你就明白了,居然還說高利貸是利國利民的好事,說高房價是因為大家買的起,房價高是因為經濟適用房,我就覺得很奇怪,這樣的人怎麼會有(自由派)媒體大量宣傳,還有人相信。象茅於軾這樣的人,為什麼上天不早點帶它走,
    還有張五常,因為在美國偷稅漏稅,被判87年徒刑,現在這個判決還有效(2003年春節前後,張五常被美國法庭以11項偷稅罪判刑87年,沒收1千萬美圓,罰金475萬美元,張五常在美國被判刑的新聞:http://community.seattletimes.nwsource.com/archive/?date=20030221&slug=cheung21m,也許有人問為何美國要判刑張五常,因為美國就是中央集權地方民主的制度,在地方層面,你犯了法就是要判刑,但是美國一直沒有要求引渡張五常,就是美國中央集權政府出於張五常有“利用價值”的考慮,請參考我原來的一篇文章《從立法角度探討利益集團問題》)。
    其實這些人“背後”都是美國資本的影子。

    文/猴王
    2011-6-25


  16. 2011/07/02 於 00:29 patchpieces

    膽大宋鴻兵悍然得罪了美國的鸚鵡和精英

    《貨幣戰爭》剛出版的時候,我就聽到不少人說,宋鴻兵在胡說,什麼都不懂。當《貨幣戰爭》在市場上賣得風風火火時,批評者說,宋鴻兵此書是在誤導中國年輕人。顯然,民眾的喜好與“精英”們認定的價值觀不太相同。

    宋鴻兵先生在《貨幣戰爭》的有些觀點我不太認同,所以我曾經就宋鴻兵《貨幣戰爭》中的個別觀點同宋先生打過一個賭,現在還沒到出結果的時候。然而,打賭並不代表我也認為宋鴻兵的書是在胡說。

    隨著時間的延續,“貨幣戰爭”一次已成為術語,宋鴻兵的《貨幣戰爭》也已出到第三本了。我覺得如今的宋鴻兵可能會面臨一個危險的處境。如果說當初某些“精英”只想“貶低”宋鴻兵、“淡化”宋鴻兵、“業餘化”宋鴻兵,那麼,從《貨幣戰爭3》開始,宋鴻兵已經真正得罪某些人了。在把宋鴻兵描繪為無知胡說的同時,我彷佛聽到有人在喊:大膽!

    宋鴻兵的《貨幣戰爭3》突出的地方之一是,他比較了當年國民黨政府的貨幣政策與共產黨在江西蘇區、華北解放區的貨幣政策。宋鴻兵得出的結論是,民國政府的貨幣政策由於將自己綁在了美國的戰車上,因此失去了貨幣主動權,民國政府像清朝政府一樣,沒有守住金融高邊疆,導致民國政府迅速垮掉。
    而紅軍當年之所以能在艱難的條件下,建立起穩固的根據地,並且在以後的發展中最終戰勝國民黨,關鍵就在於共產黨的金融政策堅持了“獨立自主”的原則,將貨幣主權掌握在自己的手裏,成功捍衛了一個政權的金融高邊疆。

    僅憑這一點,我想有人就會將宋鴻兵徹底定位了——宋鴻兵在某些人眼裏,很顯然屬於“政治不正確”:跟美國“緊密掛鈎”怎麼能說成是國軍失敗的原因?如今多少人想掛靠美國還掛不上呢!甚至“費盡心機”地弄一個“假文憑”掛靠美國!

    不僅如此,宋鴻兵還有更過分的。在描述共產黨的金融幹部時,宋鴻兵先是突出了他們大都沒有專業的訓練,更沒有像國民黨金融專家那樣擁有“美國名牌大學”的真文憑,但是,宋鴻兵在書中說:當今中國所面對的一切貨幣、金融問題,當時的中共金融決策者都面對過,並且在實踐中解決了。宋鴻兵由此得出結論說,共產黨金融決策者的智慧甚至超過了很多諾貝爾獎獲得者。
    必須指出的是,宋鴻兵在講述這個結論時,並不是冷嘲熱諷,而是真誠的。事實上,我對宋鴻兵的這個結論基本表示認同。但是,我相信一定會有很多“美利奴”、“愛美精”和“美國鸚鵡”認為,宋鴻兵又在胡說八道了。對於這個問題,我想在這裏再多“胡說八道”幾句。

    我曾經介紹過中國古代的“常平倉”制度,這個制度簡單說就是,糧食豐收的時候,政府加價收糧,保護農民的利益;糧食歉收的時候,政府低價賣糧,保證大多數人不受糧食漲價之苦。在嚴重災害的時候,政府甚至免費開倉放糧。常平倉制度似乎只是一種糧食儲備制度,實際上,常平倉也可以看成是一種與貨幣、金融、社會穩定有關的物價制度。

    宋鴻兵在《貨幣戰爭3》中很正確地指出,貨幣的最高原則是“道德原則”。這一原則在古代可能沒那麼明確,只是在“(虛擬)紙幣時代”尤其清晰。當今天的人們說貨幣的生命在於“信用”時,實際上就是指“道德原則”:發放紙幣的人或機構,是否堅持不坑害民眾利益的原則?“貨幣道德原則”的確立,我認為是紙幣誕生以後很長時間才清晰起來的。在貨幣的“道德原則”下,再來看金本位、銀本位,實際上它們只是為了保證貨幣道德原則的外部強行限制。

    黃金、白銀被稱為“誠實的貨幣”,既突出了道德性,又等於是借助了自然界難以改變的力量,將任何可能違背貨幣道德原則的行為,加以強大的外部限制。然而,貴金屬本位貨幣的問題在於,由於貴金屬數量有限,隨著財富總量的增加和商品交易的頻繁,會造成貴金屬貨幣數量不夠用的情況,從而導致物價不穩定或制約商品經濟的發展。因而,信用貨幣是有必要的。但是,擺脫了誠實的金銀貨幣,信用貨幣如何能夠保證誠實?這是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

    宋鴻兵在《貨幣戰爭3》中指出,共產黨在蘇區和解放區實行的貨幣政策,既不是金銀本位,也不是外匯本位,而是“物價本位”,或者叫“物資本位”、“商品本位”。這個術語還可以探討,但我認為,不管叫“物價本位”、“物資本位”、“商品本位”或者其他,共產黨人在貨幣制度上的創新,實際上與中國古代的“常平倉”制度有著密切的關係。

    當然,古代常平倉制度只針對糧食,今天,如果把“常平倉”的範圍擴大到幾類最重要的生活必需品,或者擴展到關係國民經濟重大命脈的基礎產品,那麼,從“常平倉”制度擴展開的功能,完全可以看成是超越金銀本位和擺脫金銀本位的純信用貨幣的另一種貨幣形式,我們姑且把它叫做“商品本位”。它的意義在於:既能克服金銀等“誠實貨幣”數量不夠的難題,又能克服純信用貨幣失去外部制約的難題。

    換句話說,“商品本位”貨幣基於最重要的幾類基本商品,既能保證貨幣數量與商品總量的匹配,避免貨幣總量不足造成的物價波動,又能使貨幣數量獲得外部硬性條件的制約,以保障貨幣的道德原則。這個道理實際上就蘊含在中國數千年行之有效的“常平倉”制度中。共產黨當年的金融幹部即便沒在外國名牌大學拿過文憑,只要與中國的歷史沒有脫離關係,就很自然地能懂得這個道理。

    隨著歷史的發展和貨幣制度的不斷探索與總結,古代比較簡單的“常平倉”制度,發展成真正的“商品本位”貨幣,也許的確可以算作是一種偉大的金融創新。如果中國人能在此基礎上,從理論和實踐等多方面將其完善,我認為,這很可能是未來中國人在金融領域對人類最大的造福。

    但要形成完整的理論和制度,還需要充分的設計和各種制度,在這裏不多展開。我還想指出的是,中國人從來不缺道德原則。在國家大政方針上,古代的“天下為公”和現代的“為人民服務”是最高道德原則的體現,加之“商品本位”的實際商品數量的制約,這個擺脫金銀本位的貨幣制度,有可能超越不靠譜的純粹信用貨幣,成為未來全世界貨幣制度的新形式。對於國民黨來說,雖然孫中山借用古人的話,提出“天下為公”,但國民黨事實上並沒有做到。

    國民黨過於偏向精英,尤其是依附于洋人的精英,因此,既喪失了貨幣主權,又喪失了道德原則,最終只能失敗。而對於西方人來說,他們既缺乏世俗的道德原則,也缺乏“商品本位”的歷史經驗。連美國的糧食儲備制度,也只是近代才向中國古人學的,時間還不超過一個世紀,中國人完全有理由驕傲。

    客觀地說,宋鴻兵在這個問題將共產黨的金融政策制定者譽為超過諾貝爾獎的大師,可能還不算很得罪人,最多被某些人罵成無知、馬屁、五毛、腦殘之類。但是,宋鴻兵在《貨幣戰爭3》中強調的另一個問題,我認為一定會得罪不少人。

    宋鴻兵指出,共產黨之所以能戰勝國民黨,最重要的一點是,共產黨在貨幣制度上堅決捍衛了獨立自主,堅決捍衛了貨幣主權,堅定地守住了金融的高邊疆。而國民黨的貨幣金融政策,幾乎完全依靠來自美國名牌大學的海龜,並且由美國人參與制定。與美元匯率掛鈎,使得民國政府的貨幣政策喪失了獨立自主。一群民國的美利奴在傍著美國的同時,既維護了美國的利益,也得到了他們自己的利益,唯獨傷害了中國民眾的利益。

    我們通過宋鴻兵對當年國民黨貨幣政策的介紹就會發現,當今中國的貨幣政策,正日益走向當年國民黨的政策。因此,就算宋鴻兵沒有把矛頭明確指向當今中國的貨幣金融政策,人們只要稍稍聯想一下就會看到,當今中國的金融高邊疆也處於即將全面失守的狀態。造成這一現象的關鍵就在於,當今中國又把自己與美國綁在了一起,以至於我們已經失去了很多本該主動的權利。

    因此,如果當今中國在金融制度上要繼續與美國結為孿生兄弟,宋鴻兵的觀點就一定會被拋棄。如果未來中國的金融政策,按照宋鴻兵的設想,回到共產黨當初完全獨立自主的道路上,可以想像,當今很多已經與美國連為一體或者勾搭上手的金融界精英們,將遭受重大的個人損失,因為他們會被中國和美國同時拋棄。

    而宋鴻兵通過共產黨的成功和國民黨的失敗這樣鮮明的“歷史事實”指出中國貨幣金融政策未來的方向,即便“現實政策”還沒有開始轉向,已經讓很多人不快,甚至視其為仇寇了。用王朔的話說,宋鴻兵已經深刻地得罪了不少“當今的金融精英”。但我認為,如果不得罪那些“美利奴精英”,就必將得罪廣大的中國民眾。因此,得罪少數“精英”,是良知的選擇。

    文/劉仰

    2011-6


  17. 2011/07/11 於 02:59 patchpieces

    周簡報20110709

    第一部分:每週一觀點
    第二部分:本周全球地緣政治局勢和大宗走勢分析
    第三部分:本周新聞解讀匯總

    我發覺“新浪(美利奴美分黨)”每天都(偷偷)幫我減1萬的訪問量,不知道為什麼,現在平均日訪問量在5-7萬之間,每天早上看到的日訪問量都比昨天晚上11點多看到的少1萬,另外按照日訪問量5-7萬來看,每篇博文的訪問量應該在3萬左右,現在只有一半。
    也許新浪(美利奴美分黨)小編是在保護我,訪問量顯示過大後說不定有人就要來滅掉我了。

    第一部分:每週一觀點:正在思考是否起訴(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周小川對於通脹的言論和態度)

    這次CPI的資料是6.4%,並且豬肉價格上漲了57%,為什麼“突然間”我們的「統計局」的資料會開始接近“真實資料”了?
    因為「統計局」有幾個人被抓了。

    但是這兩天周小川說的一系列話已經違背了他作為央行行長的職責(周小川:中國能容忍一定程度的通脹,周小川:CPI環比資料更宜作為貨幣政策依據,周小川:不要對CPI同比升幅資料反應過度),所以正在思考是否組一個律師團起訴他,有這方面能力和經驗的律師可以發郵件給我(提供一些建議或者見解或者參與):sh-antong@vip.sina.com

    我們受夠了通脹了,長期的通脹會讓一個國家失去靈魂,失去文化,失去戰鬥力,會讓這個國家的政權失去民心。而這10年的通脹是在“經濟沙皇”策劃之下,央行主導,經濟決策層主推的一系列措施中實現的,目的就是為了最終象蘇聯解體一樣,這樣經濟決策層的葉利欽就能夠獲得政權,這個群體就能夠通過這種巨變把自己的非法所得洗白變成合法財產,並且通過司法手段固化下來(這樣他們世代享用這筆財富,就像當年的葉利欽,他讓普京上臺最關鍵的條件就是不清算他的家族)

    下面是具體分析部分:

    上個月的CPI資料開始接近真實資料了,那我們就要問問,為什麼這兩年我們的「統計局」可以“瞎改資料”呢?
    我下面把整體的分析講一下。

    從09年開始到現在經濟決策層的大部分“動作”都是明目張膽的“配合”美國的戰略,目的就是一個:顛覆我們的政權。

    因為從經濟原理上來說一個經濟體在巨大的通脹中呆的時間越長,一個經濟體在泡沫中呆的時間越長,越容易出現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並且引發政治動盪。

    所以我們的「統計局」在經濟決策層的指使之下,在房價漲的時候(扭曲造假)壓低住房類在CPI中的權重(注:如同台灣在1989-2008李扁執政時代大力推進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一般),在食品漲的時候壓低食品在CPI中的權重。唯一的目的就是讓我國的通脹不受控制,央行就是不加息刺破經濟泡沫,這樣最後可以達到通過出現經濟危機傳導到社會危機最後傳導到政局危機。

    這個就是我們經濟沙皇主使、央行主導、經濟決策層主推的一系列措施。

    國家有關部門通過司法手段介入「統計局」這個根本性問題所在,是相當正確的(雖然晚了點),假如這種通脹幅度,央行都不加息去抑制通脹,那麼我們就完全有軍管央行的理由和必要。

    在6月份的CPI出來後,央行行長周小川說:我們能夠容忍一定程度的通脹。知道嗎,假如在發達國家說這句話的官員是什麼下場,他會被起訴,是需要負司法責任的,並且他的政治生命就此結束。

    但是我們的央行行長居然在面對這麼高的通脹還說這樣的話,對於這樣的人完全可以用叛國罪進行起訴,清查他個人在海外的資產和是否被美國「中情局」滲透。

    後面我會考慮是否以瀆職罪或者什麼可以立案的罪名起訴他。

    第二部分:本周全球地緣政治局勢和大宗走勢分析:

    1、地緣政治部分

    現在的全球局勢的核心內容還是圍繞著“中俄聯盟”這個中心在運作,這個是美國、中國、俄羅斯三個國家的核心利益所在的點,看看布熱津斯基的地緣政治的書就明白了,美國是一個海權帝國,所以美國的海軍和空軍是優勢最強的,中國和俄羅斯現在是陸權強國,優勢主要體現在陸軍,而以“中俄聯盟”為主的「上合組織」北可以到達北冰洋,南可以到達印度洋,西通過地中海可以到達大西洋,東可以到達西太平洋。是世界上面最大的陸地板塊,同時充沛的資源(包括能源、礦產、耕地、人口等等因素)足夠脫離美國的美元體系獨立存在,假如在這個陸地板塊上面通過高鐵、高速公路連貫起來,將成為最強大的陸權聯盟。這個是美國最害怕的,其實大家看看世界上面的地緣政治高手寫的一些書就明白了,這兩任帝國(英國和美國)都是海權帝國,最怕的就是中國和俄羅斯兩個陸權強國的聯盟(這個聯盟天然不會形成,只有在強大的外力之下才會形成,而現在天時地利人和都出現了)。

    從前面基辛格(六月下旬)訪華沒有什麼成果來看,後面美國會採用胡蘿蔔加大棒的政策,所以暫時來說美國不會讓美元指數快速突破78一線,他要觀察情況,因為經濟震盪烈度太大後安插在中國的勢力就完蛋了,但是假如不收割中國的話美國自己又撐不過去,所以現在他們在尋找最有利的手段。一旦形勢確定,美國會快速行動,同時後面的美國副總統(7月11日)訪問中國很有可能是拖時間,美國也不期望中國在近期快速自己主動刺破泡沫,因為中國主動刺破泡沫美國安插進來的經濟決策層的人就都完蛋了。所以最近CPI到了6.4結果周小川居然厚著臉皮說這種話(在發達國家說這種話的結果就是會被起訴,並且葬送了政治生命,同時他所在的利益集團也會遭受重創),可見現在經濟決策層也急了。

    現在主要要看美國總參謀長(8月上旬)訪華的情況,還有後面美國副總統訪華的情況,美國會對中國胡蘿蔔加大棒,假如覺得沒有機會了,就會快速收割。從中國最近的舉動看,我們強硬勢力在逼迫央行刺破泡沫,但是周小川臉皮太厚了。就像周小川原來說加不加息不是他說了算,但是現在CPI出來是6.4的時候卻出來說:中國能容忍一定程度的通脹。這個就證明了我們的經濟決策層在實際控制經濟運行而不是政治局,在經濟領域經濟決策層已經完成了資本串聯權力的模式,這10年來完全無視人民的痛苦,葬送了我國的前途,出賣了我國的利益給美國。

    2、大宗分析部分

    本周整體來說美元指數上升,道鐘斯指數和納斯達克上升,恒生指數震盪,日元加元澳元港幣震盪,英鎊小幅度貶值,原油週一到週四上漲後周五大幅度下跌,黃金上漲,農產品的小麥黃豆玉米上漲。

    近幾周美國3個月、2年和10年的國債收益率有築底回升的勢頭,但是本周3個月的收益率上升,2年和10年的收益率下降,造成長短債的收益率差縮小,這個不利於套利資金的運作(借短債然後放貸給企業長期貸款)。但是整體來說現在美國國債的收益率不高。

    最近NDF處於震盪階段,人民幣兌美元升值預期也在快速減弱。

    最近豬肉價格漲勢兇猛,食用油價格有緊跟其上的可能。

    現在國際大宗走勢的局勢關鍵點就在於中國泡沫什麼時候破裂,中國強硬勢力在逼迫經濟決策層刺破泡沫,但是經濟決策層在做殊死抵抗,因為泡沫一破裂他們就全部完蛋了。現在中國是全球的局點,而中國國內政治的博弈決定了這個局點的走向。相信中國強硬勢力會贏得這場戰爭,帶領中國走向國家富強人民富強。

    第三部分:
    本周新聞匯總(因為週一到週五的都是每天都公佈最新資訊內容分析的,所以這邊就公佈週末的內容)

    大中華區:

    1、律師申請公開三公消費資料 發改委等3部門拒絕:

    我想知道發改委拒絕的法律依據是什麼?難道是國家機密?難道發改委的人出去吃吃喝喝也是國家機密?。

    2、摩根大通下調內地及香港股市評級至減持:

    港股和A股的命運是一樣一樣的。

    3、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倫10日訪華:

    主要過來瞭解中國軍方的動向,中國的核心在於軍隊。

    4、「(台灣)旺報」社評-大陸應以美債救地方債:

    做這個評論的“很有個性”,我們購買的美債是外匯儲備,和地方債是完全兩回事,當年朱(朱鎔基)主導通過外匯儲備給銀行充當資本金本身就是違反憲法的,已經印過一遍基礎貨幣的外匯儲備結果充當銀行資本金後又會印一遍基礎貨幣,這個是違反憲法的,誰要是再這樣做,最後肯定會被人民送上斷頭臺。

    5、包括中國在內的20個工業化和新興市場國家的農業部長上周同意建立一個監控糧食儲備和生產的資料庫。美國飼料穀物協會(U.S. Grains Council)總裁湯瑪斯•多爾(Thomas Dorr)稱,中國應該通過提高糧食需求資料的準確度,以幫助全球糧食生產商提前規劃生產:

    我國切記切記不能參加這個,這樣我們國家就沒有什麼秘密了,
    切記切記!

    6、水利工作會議,未來10年國家將投入4萬億元建設水利:

    水利設施需要維修需要完善,關鍵是錢從哪邊來,如何監管的問題。另外這個不構成放水的問題,因為這個跨度比較大,平均每年在4000億人民幣。
    另外現在貨幣嚴重縮水,現在的4萬億的購買力預計只有09年時候的2.5萬億左右,和前面的4萬億1年內投入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

    7、國家統計局發佈,6月居民消費價格(CPI)同比上漲6.4%,食品價格上漲14.4%;

    工業品出廠價格(PPI)同比上漲7.1%,豬肉漲幅超過57%:呵呵,看來統計局的人一被抓,資料就馬上離“真實水準”要靠近很多了。

    8、周小川:中國能容忍一定程度的通脹:

    這人應該以叛國罪被槍斃掉。

    9、周小川:CPI環比資料更宜作為貨幣政策依據,周小川:不要對CPI同比升幅資料反應過度:

    同比是跟去年同期相比,環比的意思就是跟上個月的資料來比,
    小川同學的意思很明白了,如果資料不太和諧,他還可以“發明”以天或者小時為單位來做比較.看來小川這類人才比較適合去辛巴威做央行行長,你也不能這樣明目張膽的為了美國賣命呀?這樣你是要被送上斷頭臺的。

    10、美國若違約,中國所持國債不在優先保護之列:

    呵呵,這個就是“態度”,是“要脅”。我們要做好拿不回的準備。

    11、多隻城投債遭遇恐慌性拋售 地方債多米諾突現:

    後面這些都是爛帳。

    12、渤海灣中國式開發之痛 石油資源大量流失海外:

    中國海外去保障原油,但是中國近海的原油開採卻要和美國人分享,被他們控盤(雁注:此次渤海原油滲漏應是美石油公司刻意破壞為之,是美國近期進行“惡化”中國海運貿易線恫嚇計畫的一系列連環動作之一,同時也是作為對中國之暗示警告),我們其實可以借助這次污染事件把美國的石油公司從中國踢走,就像當年普京一樣,以環境問題廢掉和英美簽訂的不平等的合同。

    13、7月7日,美國會眾議長博納、眾議院民主黨領袖佩洛西等國會議員集體會見了達賴、美國對台售武又起波瀾,美國副總統拜登將於八月訪華,此行主要目的是向中方說明美國對台軍售的決定,包括即將宣佈提供台灣F16A/B戰機升級,價值四十六億美元。美國這個決定將挑動兩岸關係的敏感神經:

    中、美關係基本要進入轉捩點了,所以我說基辛格來華沒有獲得什麼成果就是這個道理。最近美國高層的“密集來訪”(季辛吉、副總統、參謀聯席會議主席),主要一個原因是“中俄聯盟”已經與美國形成了實質上的地緣政治戰略上的平衡和“對峙”局面.美國迫切需要“摸清”“中俄聯盟”的底線.美國現在用的是胡蘿蔔加大棒政策,接見達賴的同時又主動放低姿態向中方說明對台軍售,說明美國考慮放棄部分利益籌碼來拉攏中國的部分實權派,努力弱化“中俄聯盟”的作用,將中、俄這個聯盟對美在全球的地緣戰略和經濟戰略的影響降至最低。但是相信中國高層不會中了他們的圈套的。

    14、我國連續8個月增持日本長期債 5月購入61億美元:

    央行那幫傻冒,就知道高買低賣。

    15、銀監會:明年起將實施商業銀行杠杆率要求:

    從2009年的4萬億開始,中國的銀行業瘋狂放貸.資產負債表快速膨脹.目前總資產(不含表外資產)已經超過100萬億元.從放貸的壞賬比例和銀行的核心資本(去掉450億美元無實質意義的補充資本金)來看,中國的銀行業已經處於實際破產狀況.現在開始收縮,是為了後面不至於死的太難看.靠信貸支撐的中國經濟泡沫必將面臨崩盤的命運,這個責任是經濟決策層的人要承擔的,是我們兩任總理和央行等等機構要承擔的。

    16、民生銀行北京銀行仍在發行涉嫌違規理財產品:

    不僅僅是這兩家銀行的理財產品違規.中國的銀行業發行的“理財產品”有一半以上屬於中國版的“(金融衍生性商品)次級債”.這些“產品”的實際收益要低於美國的次債.但風險性要遠遠高於美國的次債

    17、食用油再現提價衝動 魯花領漲5%:

    食用油的行政價格控制已經維持近10個月,有相當一部分食用油生產企業為不虧本都停止了生產.再看看美國最近1年來大豆的期貨價格,就知道後面的漲價是必然的.後面我們要面臨的風險不是由成本上升帶來的漲價.而是由於供應不足引起的漲價.豬肉價格的已經為我們提前預演類似的走勢

    18、短期外債占比連續8季度攀升:

    中國短期外債的大幅攀升.一個原因是受人民幣升值和國內收緊貨幣的影響,迫使企業大量在外融資.另外一個原因是中國把積累下來的大量美元現金投入到了美國國債,歐元區國債等流動性比較差的資產上面.造成國內的外匯現金緊缺.這種嚴重失衡的配置.如果出現集中兌付的狀況,我們會面臨巨大的風險和損失

    19、中、菲發表聯合新聞稿:

    對於菲律賓這種小國來說,一邊是遠親美國,另外一邊是近鄰中國.最合適的方式是兩頭都不得罪.這樣才會有足夠的騰挪空間

    20、中糧高管批評美國農業部“大幅修正”玉米供需資料:

    中糧的鬱悶可以理解,剛剛高位吃進一大批.價格馬上被美國農業部的“資料”打下來.美國人最大的特點是對外不按規則出牌,以獲取利益為目的,對內儘量保持公平.保持和諧.
    而我們“恰恰相反”,對外“到處講”海洋法.WTO規則.對內“無視”任何法規,處處“與民爭利”

    21、國防部:日艦機對中方正常海空行動跟蹤監視極易致誤判:

    跟蹤監視容易導致誤判的道理大家都明白.誤判之後會形成摩擦.日本人就是為了這個目的而來的.在“合適的時間點”主動誤判.“主動製造”摩擦.這個時間點主要由美國人來“掌控”。
    其實中國也可以去製造些摩擦的,讓朝鮮去試驗幾枚中長射程的導彈就可以了。

    國外:

    1、美國國防部第一副部長宣佈辭職:

    進入6月後,美國軍方各項高層人事調整漸次展開。6月30日,任職四年半的蓋茨卸任國防部長一職,由中情局局長帕內塔接任;9月份,現任駐阿富汗聯軍司令彼得雷烏斯將出任中情局局長,而現任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倫與海軍作戰部部長拉夫黑德將會退役,分別由陸軍參謀長登蒲賽和海軍作戰部副部長格林納特接任。美國在削減軍費方面的博弈還是相當激烈的。

    2、各國央行從國際清算銀行提大量黃金創十年之最:

    還記得原來有一篇黃金拆借利率的解析的文章嗎?裏面有詳細分析黃金拆借利率和銀行拆借利率之間的關係的文章,關鍵是在於裏面的一個套利模式。(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3b235601017xqt.html )。按照這個套利模式,因為存在清算銀行的黃金利率很低,原來是因為黃金在漲,所以收益的是黃金價格的上漲,當大家發覺黃金要跌了,就會取出黃金然後拋售換取美元,投資進入收益率上升的國債市場或者其他市場。

    3、高盛將未來三個月現貨黃金價格預期從每盎司1,480美元上調至1,565美元。將未來三個月倫敦金屬交易所(LME) 銅價預期從每噸9,300美元上調至9,450美元:

    這條是前幾天的,本來不想評論的,問的人多,所以就講一下,他們的話假如聽了能夠賺錢的話,那麼這個世界就是90%的人賺10%的人的錢,你覺得可能嗎?(注:猴王的戰略眼光某方面尚有些侷限,對於黃金白銀的評估判斷不盡然可信)

    4、美、日、澳9號在南海附近聯合軍演:

    我們真的打仗前從來不軍演的,就像1979年打越南一樣。

    5、美國眾議院通過巨額國防預算案 高達6490億美元:

    參議院基本不會被通過。

    6、美國6月失業率升至今年最高:

    美國的非農資料基本就是一個被操控的資料,防止最近美元指數過快上漲,非農資料就是一個戰術調節器。現在主要要看美國總參謀長訪華的情況,還有後面美國副總統訪華的情況,美國會對中國胡蘿蔔加大棒,假如覺得沒有機會了,就會快速收割。從中國最近的舉動看,我們強硬勢力在逼迫央行刺破泡沫,但是周小川臉皮太厚了。

    7、摩根大通以2.28億美元和解市政債券操縱指控:

    美國的司法大棒在不停敲打華爾街的財團(華爾街財團以猶太勢力為主,猶太勢力在這個中間的占比要高於美國本土勢力)。

    8、印媒報導稱:印、巴外長27日將就雙邊和平進程會談:

    印度目前的國內矛盾非常突出.反政府武裝在不斷壯大.而前段時間.美國在阿富汗對巴基斯坦的“(刺殺賓拉登及隨後之系列恐怖攻擊)行動”也沒有受到預期效果.美、印合圍巴基斯坦的戰略失敗.目前對外的戰略對手必然是中國.為避免兩線作戰.與近鄰巴基斯坦先處好關係就顯得比較重要了.所以最近印控喀什米爾的問題也低調處理了.對於中國來說,力挺巴基斯坦.對印度形成軍事壓力.是非常有必要的

    9、俄反壟斷局要求天然氣工業公司放開管道接入、俄氣以對華供氣為條件要求400億美元預付款:

    普京開始對天然氣公司施加壓力.這個項目的進展可以算作中俄聯盟進展的標誌之一.對於中方來說,需要在戰術上和普京形成配合.以促使這個項目完成

    10、俄擬在2018年前向歐洲至中國西部交通投資800億盧布:

    美國主導的是海權.所以航母第一位.
    中、俄在歐亞大陸上重新開闢陸路通道.將對「上合組織」內部資源整合,聯通歐洲,形成以歐亞大陸為主體的經濟模式有著極大的戰略意義

    11、俄羅斯轟炸機與日本戰鬥機在太平洋進行演習、俄羅斯兩架轟炸機巡邏遭日本戰機跟蹤:

    這兩則新聞比較有趣.同一個人說的話,“被(刻意扭曲)翻譯”成了兩種“截然相反”的意思(以誤導誤解).細細分辨下.就知道那家報社的記者(妓者)在“說瞎話”了.按目前的形勢.日本和俄羅斯(根本)不可能進行聯合軍事演習.
    再退一步.俄羅斯從07年就開始恢復轟炸機常規巡航了,另外2國的聯合軍演.只有幾架不對等的飛機參與.是不是很奇怪。
    其實後面那句應該才是真話:俄羅斯兩架轟炸機巡邏遭日本戰機跟蹤

    12、英國竊聽門發酵默多克(注:Murdoch)成全民公敵:

    竊聽是個藉口.屬於行業內的潛規則之一.默多克這次應該是觸犯了有更大來頭的利益集團.連英國首相這個超級保護傘都遮不住了。記住默多克是猶太人,屬於猶太財團裏面的一份子(注:媒體巨擘Murdoch是美國新崛起右翼新聞電視台Fox News的老闆)。

    13、「美聯儲」揮揮衣袖作別債市投資者愈感惴惴不安:

    不安的不僅僅是投資者.“美國國債”將是造成世界經濟衰退的漩渦中心.這個“黑洞”將逐漸顯露在大家面前.「美聯儲」都作別債市了,我們國家為啥還死抱著美國國債不放.更鬱悶的是,還在拼命將借來的錢去填歐債這個風險性更高的無底洞.結果是已經不言而喻

    文/猴王
    2011-7-9


  18. 2011/07/30 於 17:20 patchpieces

    Death Agony of Thatcher Deregulated Financial Model

    During the end of the 1970’s into the 1980’s British Conservative Prime Minister Margaret Thatcher and the City of London financial interests who backed her, introduced wholesale measures of privatization, state budget cuts, moves against labor and deregulation of the financial markets. She did so in parallel with similar moves in the USA initiated by advisers around President Ronald Reagan. The claim was that hard medicine was needed to curb inflation and that the bloated state bureaucracy was a central problem. For almost three decades, Anglo-American university economic faculties have turned to Thatcherite deregulation of financial markets as ‘the efficient way,’ in the process, undoing many of the hard-fought gains secured for personal social security, public health care and pension security of the population. Now the ‘poster child’ economy of the Thatcher Revolution, Great Britain, is sinking like the proverbial Titanic, a testimony to the incompetence of what is generally called Neo-liberalism or free market ideology.

    As the Neo-liberal revolution began in the economies of the USA and UK, it should not be not surprising that the epi-center of catastrophe in the global crisis now unfolding also lies with the economies of the USA and UK, as well as a handful of economies, including Ireland Canada, Australia, New Zealand and Iceland, all of which embraced the free market Thatcherite agenda most strongly in recent years. Notably, the man who personally implemented Thatcherite financial market reforms and deregulation during the era of Tony Blair in Britain was Gordon Brown, then Treasury Secretary.

    A sample of most recent British developments is instructive. Britain‘s economy is about to suffer its most vicious slump since 1946, shrinking by a drastic 2.8 per cent this year, according to EU latest estimates. The UK is predicted to suffer the worst recession of any large European economy.

    The consequences for the UK will include soaring unemployment, while the economy also teeters on the brink of full-blown deflation. Unemployment will rise by more than 900,000 people over the next 12 months, driving the jobless total to 2.55 million by the end of the year, or 8.2 per cent of the workforce, from 5.3 per cent at present.

    In parallel, the currency, the Pound, which is not part of the Eurozone currencies, has fallen dramatically against the Euro and even the US dollar in recent weeks over growing fears of the collapsing UK economy and banking system. Sterling has fallen below $1.40 to its lowest point in seven and a half years because of concerns about the depth of Britain‘s banking crisis and the Government‘s rising debt levels. This coming year the UK Government‘s borrowing levels may exceed £118 billion, equal to 8 per cent of GDP.

    Britain will not be able to reap much benefit from a lower pound for exports because, as part of the Thatcher Revolution, the national economy has out-sourced, de-industrialized and turned to a service economy where, as in the USA, finance and banking became the motor of economic growth the past two decades. That motor has now broken.

    Public debt soaring

    Fuelled by the cost of state bank bailouts, the UK‘s national debt is set to rise to £1.06 trillion, or 72 per cent of GDP, by 2010, a sharp rise of more than 70% from present levels.

    Yesterday, the Gordon Brown Government, only three months ago hailed as the place which was taking effective action to control the global financial meltdown, was forced to introduce yet another new bank bailout package of measures designed to rescue the country‘s banking sector. He refused to put any ceiling on the amount that he might ultimately need, creating great distrust in the Brussels and across the EU.

    Combined, British banks have some $4.4 trillion of foreign liabilities. That is twice the size of the British economy. UK foreign reserves are virtually nothing at $60.6 billion. Little wonder that savvy currency traders and hedge funds have decided the British Pound can go only one way, down. Swap markets for CDS now price in an alarming 10% probability of Britain having to default on state debt obligations in the next few years as public debt explodes.

    The last time England had a default on state debt in the early 14th Century when King Edward III decided to declare default on his then huge debts to the large Italian banking house of Bardi & Peruzzi, taking the large bank down with it and spreading ruin across Europe.

    ‘…giving the kiss of life to a corpse‘

    The Brown Government admits it does not know whether the second bank rescue package it just launched will work, senior ministers admit. One minister is quoted anonymously in the British press, ‘The truth is that we can‘t be sure whether it will be effective. We have to look calm to try to instil some confidence in the system. But we don‘t know what will happen next. No one can be sure that this is the end of it. We are in completely uncharted waters. The position is changing all the time.’ In brief, the authorities have lost control in the UK.

    Gordon Brown and Treasury Secretary Alistair Darling claim the second bailout did not mean the first package they unveiled last October had failed. That deal, they insist, was about preventing banks from going bust; this one was about ensuring they had the confidence to lend to businesses and the public.

    The Government refuses to reveal how much it would cost taxpayers. Officials dismissed talk of a £200bn bailout, saying some measures had a low risk and figures were still being calculated. Labour backbenchers conceded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sell“ the rescue plan to an increasingly hostile public. Not surprisingly, polls have turned dramatically against Labour and Brown, now showing that were elections held today, the Conservative Party would win a gain over Labour of 9% to 13 %. An astonishing 49% of all Brotins fear losing their job this year as well.

    A major impediment to swift and consequent Government action to contain the impact of the banking crisis has been the dominance of Thatcherite ideology as an almost religious dogma that permeates even Labour, where Tony Blair was portrayed as a Labour version of Thatcher. The ideological absurdity of the situation was underscored recently when the Conservative opposition offered broad support for yesterday‘s measures, even though their concern over soaring borrowing led them to oppose the Government‘s £20bn fiscal stimulus designed to keep the economy moving.

    As well, it is clear, following the nationalization last year of Northern Rock and the forced state share of 70% in the large Royal Bank of Scotland, that a type of approach is increasingly urgent along at least the general lines as that used in the early 1990’s Swedish banking crisis, in which the State nationalized banks that were insolvent and unable to raise private capital. Sweden then split the banks into ‘good bank’ and ‘bad bank.’ In the good bank, business of lending to the real economy continued unabated. The assets in the bad bank, largely illiquid Swedish real estate holdings, were held by the state until economic growth again allowed the government to sell the assets in a healthy market. The ultimate taxpayer cost of the Securum model were estimated to have been zero or even a tiny profit when all costs were factored.

    The ideological Labour government is stubbornly refusing to admit the logic of the situation, and ends up ‘cutting the dog’s tail off by inches.’ As certain Labour MPs call for the full nationalisation of the banks the Government says that is not its goal. Chancellor Darling stated, ‘We have a clear view that British banks are best managed and owned commercially and not by the Government. That remains our policy.’

    John McFall, Labour chairman of the Treasury Select Committee, who believes full nationalisation of the banks is inevitable, asked Darling in recent House of Commons debate if the Government would take a 100 per cent stake in the banks if the new package did not restart lending. Vince Cable, Treasury spokesman for the Liberal Democrats, said, ‘The Government increasingly resembles somebody who is trying to give the kiss of life to a corpse. The Government now effectively controls one of the largest banks in the world. It will almost certainly have to put more money in; it may well acquire other banks.’ Cable had also predicted the bursting of the house price and personal debt bubbles – and the nationalisation of Northern Rock.

    Royal Bank of Scotland next

    The same day Brown’s Government announced the second bank bailout attempt, Royal Bank of Scotland issued a statement revealing it expects losses of £28bn for 2008, far greater than anyone was expecting, and triggered further selloff in all major British banks. The huge losses announced at RBS were mainly the result of its acquisition of ABN Amro in 2007. RBS paid a high price for ABN and yesterday admitted that the business was worth around £20bn less than it had previously thought. This unexpected announcement resulted in a 67 per cent fall in its shares.

    Brown, in a pathetic attempt to deflect blame, has said that he was particularly ‚angry‘ at the record losses racked up by the Royal Bank of Scotland, and the large write-offs of foreign debt. Lloyds Bank is rumored to be the next bank in need of emergency help as the economy of Britain goes into free-fall, the tragic eulogy to Thatcherism.

    Origins of the neo-liberal model

    The so-called neo-liberal finance model which was espoused by the Thatcher government after 1979 had its origins in a decision by leading Anglo-American financial powers and their circle that it was time to begin a wholesale clawing back of the concessions which they had granted under, as they saw it, duress,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of the 1930’s and in the case of Britain the postwar economic difficulties.

    The origins of the effort in the United States go back to a seminal little known book by a scion of the vastly wealthy Rockefeller family, the late John D. Rockefeller III, titled The Second American Revolution. There, amid soporific rhetoric about creation of a ‘humanistic capitalism’ he calls for drastic reduction in the role and size of government in the economy. That theme was then propagated through the efficient propaganda apparatus of the Rockefeller imperium, aided by the economist guru of the Rockefellers’ University of Chicago, Milton Friedman.

    Amid the misnamed ‘stagflation’ sluggish growth high inflation era of the late 1970’s into the 1980’s, that propaganda machine, conveniently ignoring the pivotal role of the manipulated oil shocks, shocks incidentally manipulated and brought about by the same Rockefeller family, as I detail in A Century of War: Anglo-American Oil Politics, blamed all ills on ‘big government.’ Rockefeller protégé, Paul Volcker of Chase Manhattan Bank was sent to Jimmy Carter on orders of David Rockefeller, to ‘wring inflation out of the system’ in October 1979, the same general time Thatcher’s Bank of England imposed its own form of economic ‘shock therapy.’

    True economic causality was obscured and reams of press copy from the Friedmanite free market camp, during the Reagan and Thatcher era claimed that the ‘defeat of inflation’ had been due to the ruthless discipline of Volcker and Thatcher. That was, we were told, again and again, the reason why the market should be unfettered from government regulation, freed to the devices of its own unbounded innovative genius. The results of that unfettered ‘humanistic capitalism’ or what Alan Greenspan approvingly called the ‘revolution in finance’ is now bringing both meccas of neo -liberalism,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to economic ruin. Somewhere between this and Stalin’s Soviet central planning there lies a better way.

    By F. William Engdahl,

    22 January 2009

    http://www.engdahl.oilgeopolitics.net/Financial_Tsunami/Thatcher_Model/thatcher_model.html


  19. 2011/08/01 於 15:11 patchpieces

    中國龐大外儲如何被美英金融財閥和中國漢奸買辦勢力竊取控制(普世私有化掠奪掏空龐氏騙局Ponzi scheme超越國家主權)

    中國外儲如何被國外金融勢力竊取控制?

    只要我能控制一個國家的貨幣發行,我不在乎由誰制定法律。 
                        ——納森-羅斯切爾德

    (第八條)「中國人民銀行」的全部資本由國家出資,屬於國家所有。
    ——中華人民共和國銀行法

    ————————————————–
     目錄

    [貌似題外話]
    (一)「外匯局」的空手淘金魔術   
    (二)中國的巨額外匯資產從何而來?
    (三)中國的外匯資產,但中國政府“無權”支配
    (四)當前誰實際控制著中國的巨額外匯資產?——國際投行!
    (五)“為什麼”「外匯局」突然在“當前”拋出這套“說辭”?
    [附錄]奧巴馬首次承認美國或債務違約

    ———————————————

    [貌似題外話]
      先講個段子作為本文討論的小引。曾聽過侯寶林或是馬三立的一段相聲,說一個人空手買鴨子的故事。
    某人進飯館買燒鴨子。問:燒鴨子多少錢?
    老闆答:20塊。
    ——那給我拿一個,先掛賬。
    又問:這燒雞多少錢?
    答:10塊。
    ——我不要鴨子了,鴨子給你,換一個雞,你再找我10塊現大洋。
    老闆急了——您這賬不對啊!
    ——怎麼不對?我這不沒要你的鴨子嗎?你的鴨子不是20塊一個麼?
    老闆:問題是,您那鴨子根本沒付過錢啊!

    原來拿這相聲只當笑話聽。殊不知真實的相聲故事,今天竟然就發生在我們這個國家的「外匯局」身上。

    ——————————————–

    何新按語:
      近期「外匯局」在網站發佈關於外儲的講論,洩露了許多過去被掩蓋著而外人不易明瞭的外匯真相。殊為可圈可點!

    其中關於人民幣升值與國際淘金者的關係,本人已經在拙著《匯率風暴:中美貨幣戰爭內幕揭秘》(中國書籍出版社,2011)一書中做過辨析,在此不論。
    以下根據「外匯局」新發佈的關於中國國家外匯儲備,魔術般地變成了「外匯局」的自有金融資產,國家不能支配,然後「外匯局」承認該資產的相當部分已經被委託、轉交給國際金融資本(何按:以猶太共濟會屬下的基金會和投行等資本機構為主體)支配控制的驚人言論,略作點評如下。

     (一)「外匯局」的空手淘金魔術   

    「外匯局」最近在其網站發文宣稱:

       1、中國的外匯儲備不是國民百姓的,因為它已被「外匯局」收購。

       2、但這些外匯儲備也不是國家的——國為國家未出錢收購。

      那麼,中國的外匯儲備究竟是誰的?回答是:它完全是屬於外儲局自有、且有權“自主經營”的獨立性外匯資產。

      外匯局是如何得到這筆現額已超過3萬億美金的巨額財富的?

      回答是人民銀行以國家名義結匯,從外匯持有者手中收購而獲得的。

      那麼,人民銀行收購外匯的錢從何而來?回答是銀行掛賬借來的。

      所謂掛賬,那麼央行是向借誰的錢?令人感興趣的是,其實是這錢是人民銀行自己的——這實際是一種銀行自我借貸的奇特透支或預支魔術,即虛擬債務。

    [央行收購外匯的人民幣從哪里來?金融專家劉紀鵬說,外匯占款人民幣其中部分是印刷機新印出來的,部分是金融機構的存款準備金,部分是央行發行央票回收的貨幣,總之,都是央行的負債。所以,外儲雖然是央行的資產,但它是債務性資產。社科院研究員張斌說,外匯回到央行,央行發出人民幣,形成二次結匯,相當於央行直接增發貨幣。]

      換句話說,人民銀行用虛擬債務的方式,根據不斷進入中國的巨大外匯資金數量,印發額度巨大而且不受國家貨幣總量控制(即不受宏觀調控約束)的數十萬億人民幣,並從而換取到目前總量可能接近4萬億美金的巨大外匯財富!

       一方面,這樣規模且不受宏觀調控控制的巨量人民幣不斷隨機流入國內市場,必然會加劇愈演愈烈、使底層社會民怨沸騰的嚴重通貨膨脹。這就是屁民們所說的“豬堅強,蒜你狠,豆你玩,糖高宗”。

     但另一方面,也正是借助這種新兌換貨幣的“源源輸入”才使中國GDP在表面十分嚴厲的金融緊縮背後,仍得以維持8%——9%的高增長。事實上,金融緊縮政策的全部壓力都“轉嫁”到國內中小企業身上,造成大面積的失業和倒閉浪潮。

    [6月16日,央行公佈的資料顯示,5月中國金融機構新增外匯占款3764.14億元,環比上漲21%;前5個月新增外匯占款超過1.4萬億元,截至5月末總規模已達24.39萬億元。

    今年一季度新增外匯儲備1940億美元,是僅次於2010年四季度的第二歷史高峰。截至3月末,我國外匯儲備餘額已經超過3萬億美元。

    何按:這些新增外匯來源可疑。據報:當前沿海出口中小企業由於貨幣緊縮和本幣升值政策大量倒閉,對歐美出口景氣不振,但外儲仍大幅增長。表明不少錢應是以投資名義進入境內套取本幣升值紅利的資金。

    今年第一季度新增貸款1940億美元,近兩千億美元,則相當於第一季度銀行向市場追加新增人民幣1.4萬億人民幣。]

    必須指出,這種引入外匯資本刺激增長的模式,並非什麼獨特的中國模式,而正是80—90年代許多拉美國家早已推行過,而後無一不遭遇慘痛失敗的臭名昭著的拉美通脹和虛假高增長的債務經濟模式;也就是放大版的龐氏/麥道夫國際金融騙局模式。

    [查理斯•龐齊(Charles Ponzi),義大利裔美籍投機商,集資性金融騙局的設計者。引誘人們向一個事實上子虛烏有的企業投資,許諾投資者將在短期內得到高利潤回報。然後,龐齊把新投資者的錢作為快速盈利付給最初投資的人,從而誘使更多的投資進入。由於前期投資回報豐厚,龐齊成功地在短期內吸引了大批投資者,聚斂到巨大額度的金錢。直到隨著基金底座的不斷增大,後續資金無法支付日益增多的回利支出,從而騙局敗露。
    這種“集資模式”,後人稱之為“龐氏騙局”。
    近年美國麥道夫再次在華爾街使用這種集資手法敗露,因此這種騙局也稱“麥道夫騙局”。

    何新按語:近年來中國「外匯局」的“對外引資”模式,也是以人民幣不斷升值為兌換“套利誘餌”從而大規模吸引外資。]
    中國經濟,當前已經陷入在這種“模式”下,正走向一個前景極其難測的未來。

    (二)中國的巨額外匯資產從何而來?

    我們且來仔細讀一讀「外匯局」關於我國外匯資產的講論(以下的黑字基本是所引用的原文)。

    關於中國的外匯資產從何而來?

    「外匯局」稱:
     “我國外匯儲備是由人民銀行通過投放基礎貨幣在外匯市場購匯形成的。”

      何新按語:那麼請問:「外匯局」買進外匯時,付錢了麼?
    付的是誰的錢呢?

      外匯局答:“(本局)購匯所使用的本幣資金直接來源於中央銀行的負債。反映為中央銀行負債的增加,因此外匯儲備直接體現在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的資產方,與相應的央行負債對應。”

      何新按語:這一段話充滿玄機、奧妙無窮。
    外匯從何而來?是本局花錢買的。
    那麼買外匯的人民幣從何而來?是人民銀行掛的賬。

      問題在於掛誰的賬?人民銀行掛了賬——欠的是誰的帳呢?
      有意思的是,反復讀「外匯局」的表述,這個問題“諱莫如深”,無法得到解答,看不出所欠之賬的“主人”究竟是誰。

      實際上,「外匯局」極其敏感、極其乖巧地在“迴避”這個問題!

      為什麼這樣“隱諱”?
    原來“玄機”就在於此!

    買外匯的人民幣本來就是銀行印的
    ——這根本就是一筆銀行自己借貸給自己的“虛擬債務”,換句話說是根本“沒有主人”的“假債務”!
      ——銀行假裝記賬掛單,實際卻大肆印製新鈔票來收購外匯。
      那麼真正要為這些超量發行的外匯占款人民幣買單的是誰?
      ——是中國的整個國內市場,是中國的老百姓。
    而物價,就是這樣天價地飛漲起來的!

      目前,
    中國外匯儲備的產權是高度地不明晰的!
    誰是主人?是財政部?銀監會?發改委?還是國務院?
    迄今還並沒有明確的說法。結果就在一團霧水中,數萬億美金——數十萬億人民幣的巨大貨幣資產,的確是億萬中國出口企業的勞動者靠賣褲子、鞋子辛辛苦苦積累起來的“血汗錢”,靠虛擬借貸的貨幣魔術瞬間變成了「外匯局」或銀行的自有資產。

      於是才出現了「外匯局」可以“自由地支配”數萬億美金“大買”“洋垃圾債券”,卻完全“沒有人管”的荒唐局面!

    (三)中國的外匯資產,但中國政府“無權支配”
      
     「外匯局」說:
     “在人民銀行買入外匯的時候,已經向原外匯持有人支付了相應的人民幣。換句話說,外匯儲備形成過程中,企業和個人不是把外匯無償交給國家,而是賣給了國家,並獲得了等值人民幣。這些交易都是出於等價和自願的原則,企業和個人的經濟利益在外匯和人民幣兌換時已經實現。”

      何新按語:請注意!
    在這裏「外匯局」說:持匯人認為外匯局買自己的外匯是代表國家的行為,自己是把辛苦掙來的外匯賣給了國家。那麼按道理說:這些外匯的主人應當是國家,是國有資產!
      既然外匯的主權是屬於國家,那麼國家應當有權支配和使用屬於國資的外匯。

      換句話說:這些外匯,國家可不可以花?可不可以用它來改善國計民生呢?

      「外匯局」的答復是:
    絕對不行。因為這錢是我借的,所以它是屬於我的!——只是「外匯局」好像忘記了你的錢是向誰借的?——其實你的錢是自己向自己借的,這是一個虛擬的貨幣發行魔術而已!

      但是,就以這個虛擬債務為理由,「外匯局」振振有詞宣稱:因為我借了自己的錢,有賬目在案,所以換到的外匯是屬於我的獨立資產。我怎麼用你們管不著!我的歸我的,而且“只有”我能用。錢“不是”國家的,國家“無權”支配!

       這像不像那個相聲裏買鴨子的故事?——雖然那只鴨子我沒花錢,但我已經說過我掛賬了,所以它就是我的了——雖然我從為此沒付過錢。
       區別是,那個飯店老闆不笨,沒讓騙子把東西拿走。而在中國,這筆巨大的外匯資產的相當部分已經通過外匯局被託付給美國了。

      為什麼國家無權使用外匯?「外匯局」的原話是這樣說的:

      “不論是將外匯儲備直接分給老百姓的建議,還是(國家)將外匯儲備直接用於養老、醫療、教育等社會福利的建議,都涉及到外匯儲備是否可以無償分配和使用的問題。”

      何新按語:“外匯儲備是否可以無償分配和使用的問題”——這的確是一個天大的問題。

      但是問題在於:現在究竟是誰在”無償地分配和使用著中國的外匯儲備?”——其實這不是別人或任何別的國家機構——不是財政部,不是“銀監會”或“發改委”,而就是“外匯局”自己。

      你「外匯局」一分錢也沒有出過,你外匯局用來強制結匯的人民幣只是一種是虛擬掛賬,“債權主體”是“不明確”的。

      那麼「外匯局」你憑什麼“無償”佔有和“使用著”高達3萬億美金以上的巨額外匯資源?
      人們知道,「外匯局」本來只是一個“政府部門”、一個被國家授權管理國家外匯的監管機構。

      但是不知從何時起,這個機構卻“公司化”了——似乎成為了一個“有權自由使用”中國巨額外匯資產從事“跨國商業性投機活動”的“投資銀行”或“對沖基金機構”!

      為了“防止”國家插手支配或干預外匯儲備的使用,「外匯局」對中國外匯本來的“真正主人”——“國家主權”發出了如下的“嚴重警告”:

      ”外匯儲備不同於財政盈餘資金,是中央銀行在外匯市場購匯形成,在中央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上對應著本幣負債。免費使用外匯儲備,性質上相當於中央銀行隨意印鈔票,無節制地擴大貨幣發行,會造成通貨膨脹等嚴重後果。”

      何新按語:實際上,外管局這是在用通貨膨脹這個魔鬼嚇唬中國政府,從而阻止中國政府干預中國外匯資產控制權的任何意圖。

      但是殊不知,當人行以虛擬掛賬的形式大量超發人民幣強制結匯的時候,通貨膨脹的惡果已經在發生著。「外匯局」某領導在年初也不得不承認:由於外匯兌換占款過多(高達20萬億人民幣)是造成當前通貨膨脹的原因。

    [何新附注:從宏觀上看,央行不斷新增外匯印鈔,必定會稀釋國內市場人民幣的購買力。

    假設中國國內每年共生產商品10萬億單位,市場流通人民幣10萬億元,那麼每1元人民幣能購買商品為1單位。如每年對美國淨出口7萬億單位商品,獲得貿易順差1萬億美元(外貿所得款中扣除購買美國商品的支出即為貿易順差,或稱經常項目順差),央行以新增人民幣7萬億回購這筆美元。那麼國內剩餘商品為3萬億單位,流通人民幣總量則為17萬億,人民幣購買力由1/1,貶值為3/17,貶值率為14/17。人民幣對國內商品大幅貶值。

      但由於中國外匯局對美元實施人民幣單向升值的匯率政策,加之國內對炒作資產收益的放縱,引發國際資本大舉湧入。假設每年資本項目順差(淨投資)為2萬億美元,則央行需新增人民幣14萬億購買。此時,國內的商品單位僅3萬億,人民幣總量則增長變成了31萬億。那麼在理論上,意味著物價上升超過10倍,而單位人民幣的實際購買力則下降為3/31,不到原來的1/10。

    人民幣對內大幅貶值又不是國際貨幣,為什麼引發外資熱錢大舉進入?主要的是盯上了經常專案順差,也就是那1萬億美元。外資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獲取了大量的利潤,但這僅是人民幣利潤,必須兌換成美元的利潤才是真正實現的利潤。

    上述資本項目順差為2萬億美元,是外來投資總額。外資僅借助人民幣的單向升值(年升值率約6%)的機制,美元投資也可獲得6%以上的回報。當然,這筆回報必須通過以人民幣兌換美金來實現,因此外來投資要實現投資收益,必須把中國貿易所得賺得的貿易順差1萬億卷走。

    所以美國政府不斷地壓迫人民幣穩定升值,以切實保障其資本順差不但保本,更能將中國的全部外匯收入一鍋端。以上所述就是人民幣對內貶值,對外升值而外部資本從中獲利的基本內在機制。

    由此觀察,外匯局否認外儲是中國百姓的血汗錢,實際是為外資合法掠取中國外匯儲備張目,是極為不負責任的賣國言論。

    2011年2月易綱承認:為了保持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央行在外匯市場上要買進外匯,而買外匯的過程就吐出了基礎貨幣,“央行被迫吐出的基礎貨幣造成了通貨膨脹的壓力。為維持匯率穩定,央行被迫吐出了20萬億元人民幣,而外匯占款也成了近年來基礎貨幣投放的主要管道。”]

    (四)當前誰實際控制著中國的巨額外匯資產?——國際投行!
     
     那麼,如果中國政府無權支配外匯儲備,國家不能用,百姓更用不了——這巨大額度的外匯資產究竟誰能用,又在如何用呢?

      對此,外匯局的說法是:

      “在’依法合規、有償使用、提高效率、有效監管’的管理原則指導下,外匯儲備正積極創新運用管道,繼續為國家經濟建設和改善民生服務。“
      
      何按:這句話其實語法不通。“外匯儲備”不是活人,它如何可以“積極創新”、“運用管道”呢?——所謂玩“創新的”無非還是外管局自己,也許正在學著國外的對沖基金玩弄各種新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吧?一個監管機構,現在居然成了金融魔術的創生機構。可是以善於金融創新聞名世界的大鱷索羅斯,昨天已經宣佈辭職了哎!

      其實,外匯局的意思無非就是說,外匯儲備是我的,我們在管著,我們也管得很好!我們自有最合理、最新穎、最有利於國計民生的合理用途。你們外人其他人就都別操心了!

      那麼,到底這些外匯究竟是如何用的呢?

      先恕我直言吧!其實,外匯局所謂“依法合規”四字,純屬扯淡!是用來掩蓋和自慰的遁詞!——什麼法?中國目前有“外匯管理法”麼(應呼籲全國人大儘快設立這樣的法律)?!合規——合什麼規?

      如此巨大數量的外匯資產,既不屬於中國百姓,支配權也不屬於中國國家——更不能被用於改善國計民生!那麼目前在外匯局手裏,到底在用來幹什麼呢?在給誰用呢?

      外匯局的說法是:
              第一、外匯資產只應當由本局自主使用。
              第二、本局實際上已經把它委託(借)給某些有本領、有名頭、很可靠的外國投資機構用了,這也是中國巨大的外匯資產唯一最合理、最有用的運行方式!

        我這樣解讀外匯局的話,一定會有人不信,難道外匯局真地敢這樣講?
        那麼就請看外匯局的原話吧:

        答:“為保障外匯儲備資產的安全性,發揮在成熟投資市場大規模經營的比較優勢,外匯儲備經營堅持以(我局)自主經營為主。
        同時,外匯儲備一直通過各種有效形式拓寬投資管道,其中包括“委託經營”。

        從1996年起,(我局)有選擇性地將部分外匯儲備委託給國內(按:國內機構當是指對外投資虧損連連的著名“中投”吧?),以及國外較為先進的資產管理機構投資。”

        何新按語:外匯局所謂“國外較先進的投資機構”——無非就是指在國際投資市場興風作浪惡名昭著殺人不見血的大摩、高盛、羅氏家族、索羅斯基金會一類猶太共濟會的跨國投資機構吧?!
        如果這些年沒有發生震撼歐美和全球的金融危機,用這些先進機構糊弄中國人還是可以的,在今天還這樣說,應該有點理不直氣不壯了吧?!

        外匯局說:
        “目前外匯儲備經營委託的外聘經理(按:看看!還真是中國外匯局出錢,讓外國經理坐莊啊!),均是市場知名度較高、資產規模較大、經營業績排名靠前的資產管理機構。”

        何新按語:據此,中國外匯資產的管理權,其實早就已經通過外匯局委託給老外了啊!

        外匯局說:
        “外匯儲備經營高度重視對外聘經理的風險管理,納入整體風險管理框架密切監控,確保外匯儲備資產安全。”

        何新按語:那麼去年的兩房股、債券已經“垃圾化”,眼前的美國國債違約風險則即將爆發——難道這就是你們外匯局所說的確保安全嗎?!

    (五)為什麼外匯局突然在當前拋出這套說辭?

      綜上所述:
      中國的外匯局悍然宣佈中國外匯儲備,既不是百姓的,也不歸國家管,而是外匯局全權自己自主經營——並且有權委託給老外代管的非主權金融資產。

      外匯局稱:這些外匯資產的來源不是中國人靠賣褲子、襪子、鞋子苦掙回來的“血汗錢”——那是天上掉下來砸到外匯局頭上的?

      外匯局又稱:外儲的來源雖然名義上是“中國人民銀行”(注意近年來該行一直在全力謀求超主權的獨立地位),只是用“名義”的債務,通過印製人民幣鈔票從市場上自由交換得來的。但買到手後,這些巨量的外匯資產就已成為外匯局自己的准自有資產。

      因此,這些外匯儲備既非屬於原來的售匯者所有,理論上也不受國家支配(非其所有),而是屬於銀行以及外匯局自己掌有的非主權貨幣。
      總而言之:外匯局認為中國巨大額度(超過3萬億美元以上)的外匯儲備,其物權以及支配權與任何人無關,而僅僅屬於外匯局自己。

      對於這些外匯儲備,國家無權支配,全國人大和政協無權過問——完全由外匯局“自主經營”,自由支配。換句話說,外匯局有權不受任何機構監管審計而委託任何國內外“先進的資產管理機構”(如國外高盛等猶太金融機構)從事任何投資(包括購買行將違約的美國國債和近乎歸零的兩房垃圾債券)。這些外匯資產無論虧損與贏利,是金融行為,一概與百姓和國家無關!!!!

      為什麼外匯局突然要拋出這樣一套赤裸裸——近乎裸奔的言論呢?

     據有關新聞報導:美國政府與國會在8月2日之前如不能達成提高政府債務上限的任何有效協議,美國國債則可能出現技術性違約。這將導致美國主權信用評級被集體調降,新發國債收益率大幅上升,存量國債市場價值下滑。一方面,全球金融市場將因此陷入新的動盪,持有大量美國國債資產的國內外債權人將遭遇巨額資本損失;另一方面,美國長期利率將隨之波動,從而打壓消費與投資增長,甚至扼殺依然脆弱的經濟復蘇。

      該路徑對美元霸權以及美國金融市場的衝擊也是相當大的,也勢必對持有美國國債最多的中國外匯儲備構成巨大打擊。
     
      這意味著,在繼美國“兩房”退市致使中國購買的相關股、債券蒙受慘重損失之後,近期(8月2日)美國國債也有可能發生“技術性違約”,從而使得中國購買的巨大額度的美國國債可能再度蒙受重大損失。
     這就是外匯局近期突然拋出上述言論的背景。

      外匯局的言論實際就是提前堵國人嘴的言論!外匯局認為,也許有必要預先發佈這一套外匯資產非民有也非國有的“技術性說辭”,從而應付國民的質疑、以及黨和國家將來的任何追究和問責。

    ————————————————————
    [附錄1]

    奧巴馬首次承認美國或債務違約

      據香港《文匯報》24日報導,美國白宮和國會巨頭前(22日)晚再一次談判破裂,一直表現冷靜的總統奧巴馬難掩怒火,傳召兩院領袖昨(23日)晨到白宮開會,更首次承認違約可能性。國會必須在明天(25日)前達成共識,否則將趕不及在8月2日前完成立法程式,美國信貸評級遭下調的風險急增。

      奧巴馬首次承認美國有可能債務違約,說:“如果我們發生債務違約,我們將不得不做出調整。”

      在奧巴馬與博納談判破裂同時,財長蓋特納、聯儲局主席伯南克及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行長達德利亦在另一場合會晤,商討如何應對最壞情況,包括美債評級遭下調,但3人仍然堅稱,有信心國會能達成共識。有白宮高官表示,即使能夠提升債限,但假若未能嚴格控制財赤,美國仍很有可能失去AAA評級。

    [附錄2]美國國債觸及天花板中國手中持有超1.2萬億美國國債或打水漂

    中廣網北京5月16日消息(記者周晉竹):

    美國財長蓋特納警告說,美國國債將在5月16號觸及國會所允許的14.29萬億上限,而中國手中持有的1.2萬億美國國債則面臨著違約的風險。

    專家認為,美國雖然不存在還不起錢的問題,但是中國的美元資產慢慢蒸發已成定局。

    美國目前欠下了14.28萬億美元的國債,目前這個數字還在不斷增長中。美國市場上真正的買家在不斷退場。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總裁號稱“債券大王”的比爾•格羅斯,近期宣佈清空旗下所有美國國債。這條被很多人忽視的消息,其實傳遞了一個重要信號:美債的30年牛市結束了。但是中國手中卻還握著1.2萬億的美國國債。如果美國議會不能如期提高國債的上限,除了引發市場對美國國債可能違約的擔憂,還將引發短期內市場拋售美國國債,進一步引發歐元、大宗商品等風險資產的反彈。

    中國作為美國國債(發行)最大的持有者(擁護支持者),美國國債一旦違約將受到最直接的衝擊。

    文/何新
    2011-7-31


  20. 2011/08/17 於 08:27 patchpieces

    谷歌(Google)承認把歐洲資料交給(上呈)美國情報機構

    2011年8月16日 《科技日報》

      據美國科技網站ZDNet 8月11日報導,谷歌公司(Google)已承認,它根據美國“(美帝法西斯化)愛國者法案”的規定,把歐洲資料中心的資訊交給了美國情報機構。

      ZDNet網站的消息表明,谷歌公司(Google)是繼“微軟(MS)”之後又一家坦承因為“(美帝法西斯化)愛國者法案”的影響,導致歐洲的雲端資料有風險的公司。谷歌(Google)這麼做是因為美國情報單位要求谷歌(Google)交出儲存在歐洲資料中心的資料。

      這兩家美國公司的表白證明歐洲的資料已不安全,如果歐洲本地的子公司與美國總部有關連的話,就可能會受到美國的檢查。在此之前谷歌公司(Google)遵照美國法律,已經許多次接受這樣的要求。

      微軟承認將歐洲的資料交給美國執法單位的消息曝光之後歐洲議會提出抗議,要求美國當局做出解釋。歐美的外交論戰因而展開,在未來幾個月內還會持續下去。

      如今在歐洲客戶的眼裏,任何一家美國公司,不論是谷歌、微軟、亞馬遜、蘋果或任何其他雲端服務供應商,只要是在歐洲營運的話都無法保護歐洲的資料不受到美國的檢查。


  21. 2011/08/18 於 07:45 patchpieces

    英國社會反思“道德淪喪” 貪婪自私侵蝕各個階層

    2011年8月17日 環球時報

    “潰爛了幾十年的(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社會問題在我們面前爆炸……我們是否有決心面對一些地方發生的慢性道德崩潰?”
    英國首相卡梅倫15日以強硬措辭將上周的大騷亂“歸結”為一個“簡單的原因”:道德淪喪。輿論給出的理由要比這個詞複雜得多,但很少有人質疑“道德淪喪”這個事實。英國《每日電訊報》稱,一個黃金般閃耀的民族正被(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道德淪喪拖垮,(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社會在自上而下的貪婪和價值危機中發酵。這場25年來最嚴重的騷亂把英國出醜的舞臺擴展到全世界,加拿大《渥太華公民報》說,戰後英國在“社會民主”方面引領西方,現在也是在這裏,“(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道德腐爛程度最深”。
    在英國反思的同時,也有媒體告誡說,許多國家都面臨與英國類似的問題。“倫敦並不遙遠,誰知道下一場暴亂會發生在哪個國家的哪個城市?”孟加拉《每日星報》16日就發出了這樣的警告。

    “(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社會上層道德淪喪和下層一樣糟”

    雖然大騷亂已經平息,但英國社會的餘震仍然“很劇烈”。首相卡梅倫15日在牛津郡發表演講,堅稱種族關係緊張、貧困和政府的緊縮計畫不是近來騷亂的誘因。
    他痛陳(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英國社會的道德淪喪病,“(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不負責任、自私自利、行事不顧後果,孩子無父親、學校無紀律、獎勵無成果、犯罪無懲罰、社區無控制,人性最惡劣的方面受到寬容和放縱,甚至受到一些變得不道德的政府機構的鼓勵”。

    卡梅倫說,騷亂“為我們敲響了警鐘”,事件凸顯出(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英國社會已經“破碎”,首要任務就是修補這個“破碎的社會”。英國政府將對現行所有政策進行檢討,改善子女教育和學校教育,尤其讓12萬個“問題家庭”重獲“新生”。
    美國《達科他之音》評論稱,卡梅倫終於意識到、並鼓起勇氣說出這些天來混亂和毀滅的“根本原因”。

    英國《每日郵報》15日報導說,騷亂及其後果迫使政府和所有人重新認識現代英國。在前幾天的騷亂中,一名13歲女孩被一名15歲男孩強姦。騷亂將長期存在的(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深層社會問題暴露出來。正如卡梅倫所說,騷亂展現了“(新自由主義自由化)慢性道德崩潰”的後果,政府機構和國家誘發了“人性最惡的方面”。
    英國《經濟學家》寫道,騷亂玷污了英國在世界的形象,更讓這個國家迷失了對自己的判斷。第一批走上法庭的騷亂者包括一名31歲的大學助教,而非典型的小流氓。不管原因如何有一點可以確定,(新自由主義自由化)道德淪喪感染了英國青年,儘管是一小撮,卻足以搞亂和羞辱整個國家。

    與“街頭戰爭”相伴而來的還有“政治戰爭”。據英國廣播公司16日報導,卡梅倫的最大對手、反對黨工党黨魁米利班德15日也在幾乎同樣時間發表講話。米利班德指責卡梅倫政府對騷亂的分析只看到文化墮落而沒有考慮到(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失業、缺少機會和權益受剝奪等造成的社會衝擊,有失偏頗且“膚淺”。
    《洛杉磯時報》稱,儘管對於英國社會應該怎樣發展,政治家之間的分歧日益增大,但卡梅倫和米利班德演講中一個共同主題是:(新自由主義自由化)自私和對規則的蔑視並不局限于騷亂的暴徒中,而是同樣存在於(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英國社會最強大的階層中。冒險的銀行家、濫用公款的議員和入侵他人手機的報社記者,都是貪婪、不負責任和濫用權力的典型。這一切都說明這個(新自由主義自由化)社會的道德正在慢慢崩潰。

    “(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英國社會上層的道德淪喪和下層一樣糟”,英國《每日電訊報》以此為題稱,整個政治階層都在譴責騷亂,然而議會裏震驚和憤怒的聲音裏夾雜著“虛假”和“偽善”,議員們的“高談闊論”讓人覺得可怕的騷亂似乎和他們“毫不相干”,但事實上,街頭的犯罪行為和現代(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英國社會上層道德分崩離析脫不開干係。
    該報導稱,過去20年見證了(新自由主義自由化)英國統治精英階層道德標準的驚人下降,政治家們“撒謊”和“欺騙”成為“家常便飯”,“自私”和“貪婪”幾乎是“普遍文化”。不止貧窮的托特納姆區的青年忘記了他們的職責和權利,切爾西和肯辛頓區的富人們也如此。英國出了嚴重的問題。我們在電視上看到的“貪婪”和有罪不罰的文化一直延伸到(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公司董事會和政府內部,甚至警方和大部分媒體(妓者)。不止這些問題青年,整個英國都需要一個道德改革。

    《愛爾蘭時報》講述了一個更令人“絕望”的故事。騷亂中,媽媽們打發孩子進入黑暗、危險的建築偷竊食物和啤酒,因為他們年齡太小即使被抓也不會起訴判罪。有的小孩從商店裏抱出電視,然後摔碎在地上。一些騷亂者津津有味地談這一切多麼有趣,似乎將此視為一個“大玩笑”。
    報導稱,1900年前,古羅馬詩人尤維納利寫道:麵包和馬戲用來麻痹社會,衰落最終不可避免。今天在英國和愛爾蘭,一切道德都被稱為毫無意義,“我們一些人是否用消費和輿論代替麵包和馬戲?它們是不是我們喜歡的麻醉劑?”

    “整個歐洲甚至世界都面臨道德下降的威脅”

    在一些分析人士看來,“道德淪喪”並不是英國一個國家的麻煩,而是整個西方甚至全世界的“病”。埃及《解放報》16日評論說,整個(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西方都處於“道德淪喪”之中,像卡梅倫說的那樣需要修補的社會也不單單是英國,西方不少國家都需要修補社會,可以說,騷亂不但“給英國敲響了警鐘”,而且是在警示全世界。

    美國CBN新聞台報導說,當你生活在“(新自由主義自由化)道德真空”的底層,這將不是一個“對與錯”的問題,而是“有或沒有”的問題。如果你在街頭攔下參與騷亂的青年,質問他們“你們為什麼要這樣做?這樣是不對的!”你得到的回饋很可能是疑惑的眼神。
    這是整個(新自由主義自由化)西方世界所共同面臨的危機——基督教價值觀的腐蝕和世俗主義的崛起。“這是一個後基督教現象,是一場信仰危機。基督教文明的對立面是什麼?從本質上來說是無法律狀態”。在崇尚“消費主義”和“享樂主義”的(新自由主義自由化)社會裏,這些孩子們的道德準則是什麼?他們沒有被教育去尊重他人的財產,尊重法律。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只是像動物一樣被撫養大。

    “幾十年來,(新自由主義自由化)西方社會一直假設公共政策和日常生活可與道德脫離而無害,幾十年來我們播下的(新自由主義自由化)種子,現在正開始收穫惡果。”
    美國“達科他之音”網站15日稱,認為個人道德無關緊要,美國1992年選一個“道德破產”的追逐女色者為總統,結果他作為總統竟然做“偽證”,將美國置於尷尬的萊溫斯基醜聞當中。(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公共政策中的道德缺失導致2008年的金融崩潰,我們依然說道德無關緊要,然後吃驚地發現(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華爾街與腐敗政客串通一氣製造美國歷史上最大的金融崩潰。大不列顛創造了一個福利大國,但無人為個人職責負責,無需努力工作。現在無業群氓擁上街頭針對“富人”打砸搶,文明社會為之驚愕。正如《人之見棄》所說:“我們製造沒心沒肺的人,卻期待他們有道德和事業心。我們嘲笑榮譽,卻在發現我們當中有叛徒時感到震驚。”換句話說,“我們蔑視道德,然後在人們為所欲為時又感到震驚”。

    德國柏林社會學家馬塞爾16日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實際上,整個歐洲甚至世界都面臨道德下降的威脅。
    道德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貧富不均,收入差距越來越大,不滿也越來越多;
    二是(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教育機會不平等,老牌西方國家教育品質每況愈下;
    三是(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社會救助體系老化,很多有錢人也申請救助,需要救助的人獲得的救助卻在減少;
    四是整個(新自由主義自由化)西方社會的煩躁社會心理,新興國家崛起令西方不安,不斷地埋怨。日本神戶大學一名社會學教授對《環球時報》記者說,隨著“物質追求”越來越極端,“道德下降”成為全世界面臨的問題,即使在日本這樣強調合作的社會,年輕一代心中想的也“只有自己(唯我利己現實主義)”。

    很少有人質疑“(新自由主義自由化)道德淪喪”是英國騷亂的誘因,但一些分析認為,騷亂的原因並非這麼“單純”。“社會動盪總發生在錯誤的地方”,這是德國《薩爾州日報》為英國騷亂定的調。該報稱,英國的今天,是卡梅倫“偽對策”的結果。自(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教母)鐵娘子柴契爾夫人以來,英國的社會制度“被(新自由主義自由化)完全破壞”了。藍領階層生活“每況愈下”,紳士精英們卻高高在上,(新自由主義自由化)政府的政策為“精英”們服務。實際上,西方不少(新自由主義自由化)國家存在英國式的弊病,改革制度在社會問題的泥沼中越陷越深。
    印度《電訊報》稱,不管是在都市還是鄉村,搶劫、縱火和大規模破壞都是“(民主自由鬥士)造反”的特徵。在18世紀的英國,麵包價格上漲引發民眾搶劫;在革命時代的法國,物資匱乏促使民眾造反。現在全球化時代的資本主義創造了空前財富,但也摧毀了英國自由主義的基礎,將金錢作為衡量人的標準。
    瑞士《巴塞爾日報》16日說,(新自由主義自由化)英國社會就像一個沒有父親的家庭,家庭成員年輕、失業和迷失方向,最後成為倫敦的暴徒,這是新的英國“破碎家庭”的故事。

    “倫敦並不遙遠”

    在驚詫於英國這樣一個曾經的“道德楷模”發生如此難以理解的騷亂的同時,一些國家的媒體(妓者)也在提醒,類似的種種問題並非只存在於英國,甚至像(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美國這樣的頭號強國同樣有發生騷亂的危險。馬來西亞《星報》說,馬來西亞人不應該認為我們遠遠優於英國,因為我們也有“不滿的一代”,許多年輕人失業或選擇失業,也有歹徒。我們也有一個數量龐大的單身母親群體,也有未婚媽媽,有太多的亂倫案件,也有吸毒者和毒品供應商,也有虐童事件。

    孟加拉《每日星報》16日的報導起了一個耐人尋味的標題:“倫敦並不遙遠”。報導稱,一周的倫敦騷亂是對(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英國“穩定天堂”形象的沉重打擊。在滋生暴亂青年上,英國並非獨一無二。全球經濟衰退持續蔓延,環境日益惡化,人口爆炸,高度都市化的城市中心生活越來越複雜,貧富分化令人們焦躁不安,弱勢群體承擔著社會風暴的苦果。現在他們在倫敦鬧事,誰知道下一場暴亂又在哪個(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國家的哪個城市?
    烏干達《每日觀察》15日稱,像英國、美國這樣的(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發達國家,也存在著“道德黑暗”,教育總是在權力主義和極端自由主義之間搖擺。這對非洲來說,是一個警醒。

    加拿大《環球郵報》16日比較了英國騷亂與美國費城宵禁,共同點是鬧事者都是“無技能、沒結婚、多餘的人”。歷史上這些人會被送上戰場當炮灰,一些人出海或者被運到澳大利亞,有野心的人則前往新世界。“今天,我們需要新方式,但無人知道它是什麼。”


  22. 2011/09/16 於 08:27 patchpieces

    面臨債務金融泡沫及美元霸權體制世紀危機總爆發的美帝(在中國強硬派拒絕G2中美國忽悠及加緊中俄戰略結盟情勢)以系列陰暗手段惡化中國貿易投資環境的威脅勒索戰術下 中國國內【漢奸買辦帶路黨】勢力與國際私有壟斷資本的裡應外合/南方系及央視CCTV(&四大外資掌控之門戶網站)是如何巧妙地為美資康菲公司免責的

    康菲饑餐中國肉,南方笑飲中國血
    —渤海漏油事件凸顯中國文化和能源危機

    文/任憑

    2011-09-15

    一、康菲漏油事故,“南方系”的任務

    對於渤海灣康菲漏油事故,中國進步學者張宏良曾有這樣一段評論:

    【目前中國(漢奸)力量已經強大到何等程度,看一下渤海漏油事件就會知道。中國渤海漏油面積達到840平方公里,造成了巨大的海洋生物災難,最初認為肇事者是國有企業中海油公司,以南方系、騰訊、新浪為代表的媒體立刻如同瘋狗般撲了上去,必欲借此機會把國有企業置於死地而後快,把共產黨置於死地而後快,可是撲上去一看才知道,肇事者是美國康菲公司,康菲公司不僅污染了中國海洋,甚至暴露出中國在金融、法律、國防等方面一系列黑洞,如果繼續追究下去將會嚴重損害美國在華利益。所以幕後一聲令下,如海潮般洶湧而來的輿論大潮,又突然如同退潮般齊刷刷地悄然而去,鋪天蓋地的輿論大潮,瞬間便消失得無影無蹤,所有一切立刻又變得風平浪靜,仿佛此前什麼都不曾發生。中國漢奸媒體在渤海漏油事件上,攻守進退、收發自如,簡直如同一人,展示了當今中國漢奸力量之強大、組織程度之高、步調之一致,簡直達到了驚人程度。只有毛澤東領導下的共產黨鼎盛時期才有過如此高度的組織力。】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88d2520102dryd.html (2011-08-16 20:13:22)

    分析下“南方系”媒體在整個事件中的表現:

    從一開始,作為中國最有名氣的媒體,“南方系”不做任何採訪調查研究,就把中海油當做事故的唯一的主要的責任方“死纏爛打”:

    【南方日報:中海油否認瞞報溢油點已全部堵住•南方日報數位報•南方報網

    2011年7月7日… 對於外界對中海油是否存在隱瞞漏油問題,中國海洋石油有限公司投資者關係部總經理蔣永智在接受央視採訪時表示,中海油從來沒有對外隱瞞過重大溢油事故。 …】

    【南都社論:中海油漏油事故,緣何事發半月卻一直沒公開?–南方報業網

    2011年7月4日…之後媒體紛紛希望進一步瞭解情況,但是中海油都沒有回應。直到7月1日,中海油投資者關係部才發佈消息稱,渤海蓬萊19-3油田於6月上、中旬發生滲漏,附近…】

    【葉檀:中海油漏油事故中的"三宗罪"–南方報業網
    2011年7月6日…作者:葉檀 把喪事當喜事辦,把污染事故當作意志體現的良機,某些企業此類悲喜劇層出不窮,從松花江到大連到今天的中海油渤海灣漏油事故,均是如此。】

    【南方日報:中海油再次溢油•南方日報數字報•南方報網

    2011年7月13日…記者從相關部門瞭解到,12日1時30分,中海油綏中36-1油田中心平臺中控發生故障,全油田生產關斷,流程泄壓火炬頭排出的氣體暫態帶出的原油落海。 據…】

    【新京報:中海油接連三起事故 綏中油田溢油停產-南方報網 中國

    2011年7月13日…國家海洋局海洋環境保護司昨日表示,接到報告後,立即要求中海油總公司快速採取有效措施。】

    【南方日報:中海油再次溢油 快速擴張致事故不斷?–南方報業網

    2011年7月13日…據新華社電 記者從相關部門瞭解到,12日1時30分,中海油綏中36-1油田中心平臺中控發生故障,全油田生產關斷,流程泄壓火炬頭排出的氣體暫態帶…】

    而在第一時間,騰訊網、新浪網、搜狐網、鳳凰網等門戶網站紛紛把南方系媒體抨擊中海油的片面報導製作成專題,題目大多是:【中海油漏油事故】之類。

    其實,早在7月5日,國家海洋局環境保護司副司長王斌在新聞通報會上就已經表示,渤海蓬萊19-3油田溢油事故的責任由作業者——康菲石油中國有限公司(下稱“康菲公司”)承擔,國家海洋局正在調查此次事故的具體損失,將對康菲公司提出生態賠償。中海油的責任要根據其與康菲公司簽訂的具體合同來界定。

    但在此之後長達一周的時間,“南方系”媒體仍然把中海油當做主要責任人和問題焦點進行抨擊,“放過”事故的責任者康菲,讓公眾的注意力集中到中海油頭上。

    而2011年09月06日《財經國家週刊》報導:
    【中海油法律部相關負責人告訴《財經國家週刊》記者,作業者承擔所有的勘探、開發風險,國際慣例、中國法律以及合同中都是這樣規定的,康菲應該承擔全部安全、環保等責任。】

    然而,“南方系”的紙終究保不住公眾的怒火。康菲公司一系列惡性引起了中國人民的憤怒:刻意瞞報、對中國海洋局對中國人民刻意撒謊、拖延處理、態度傲慢……尤其是8月5日,康菲中國在其官網上宣稱:【近期,隨著中國渤海灣康菲鑽井平臺漏油事件的不斷演變,使美國康菲石油公司的知名度得到了很大幅度的傳播,也使得美國康菲潤滑油被越來越多的行業內人士所關注,業務成交量同比大幅度提升,業務人員工作量大幅度增加】,把漏油事故當廣告?一時間,聲討康菲這種無比傲慢的的惡行的聲音此起彼伏。

    在這段時間,“南方系”在幹啥?
    “南方系”的策略是“圍魏救趙”,試圖轉移焦點,庇護康菲:

    【南方週末:一周高論:國家海洋局為何偏袒中海油?–南方報業網

    2011年7月14日… 中海油不需要擔責嗎?它可擁有該油田51%權益。……國家海洋局、中海油同屬副部級,難怪有人質疑:“副部級的國家海洋局敢治敢管副部級的中海油嗎】

    【南方都市報:應儘快解決康菲公司渤海溢油事故-2011年08月14日

    2011年8月14日 如今,康菲公司已成千夫所指,但要進一步追問的是,康菲公司的“牛氣”,是如何煉成的?這首先與康菲公司背後的中海油,有莫大關係。】

    【康菲渤海堵油大限已至 中海油難置身事外–南方報業網

    2011年8月31日…而接近康菲中國的人士則對記者表示,康菲中國前期之所以對溢油處理漫不經心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中海油在蓬萊19-3油田中持股51%,康菲認為憑藉中海油的央企…】

    另外,“南方系”還配合所謂環保組織中傷聲討中海油,這些“環保組織(非政府組織)”從一開始就把矛頭對準中海油,當事故責任方已經明確為康菲後,這些“環保組織(非政府組織)”還是拿中海油當做攻擊重點。可見,很多NGO(非政府組織)搞環保是假,他們純粹是西方勢力的“御用工具”:

    【環保組織建議交易所懲戒中海油
    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gsnews/20110707/074410107680.shtml

    2011年07月07日法制日報

    本報北京7月6日訊 記者郤建榮 自然之友、中國政法大學污染受害者法律幫助中心、公眾環境研究中心、達爾問自然求知社等11家環保組織7月6日致信港交所和紐交所,提醒港交所和紐交所注意上市公司中海油在蓬萊19-3油田溢油事故中的表現,並予以懲戒。

    11家環保組織表示,作為油田控股公司(控股51%),中海油向社會公眾隱瞞事故情況長達一個月之久,嚴重威脅投資人權益,漠視企業環境社會責任。他們建議,兩交易所對中海油不及時披露資訊的違規行為進行詳細調查,並予以懲戒。】

    【南方都市報:渤海灣漏油事故,和中海油一起學習環保知識–南方報業網

    2011年7月11日央企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發生溢油事故後,捂住真相一個月,半遮半掩的態度引起公眾質疑。中海油本該公開信息、認真檢討錯誤,但對質疑之聲,並未懷著敬畏之心待之。對此,應該讓民間環保組織給中海油當家庭環保教師,因為中國民間環保組織大概是唯一能說出環保真話,也是擁有豐富環保知識的機構。】

    【南方週末 – 【方舟評論】環境污染事故很熱,“破壞環境罪”很冷

    8月1日,自然之友等12家環保組織發出公開信,呼籲國家海洋局加快中海油溢油事件處理;同時表示,如果國家海洋局在短時間內無法提起公益訴訟,環保組織將不排除在近期率先提起公益訴訟。】

    進入9月份,康菲遭受責罰已成定局。這時,“南方系”則赤裸裸地成了康菲公司的“傳聲筒”,並“不遺餘力”地“鼓動”讓中海油承擔更多責任,換句話說,就是讓康菲公司承擔更少的責任:

    【南方日報:康菲稱央視“騙你的”報導失實•南方日報數位報•南方報網

    2011年9月5日…南方日報訊 據央視前日報導,央視記者前日在事故海域發現目前海面上仍有油污,與此前康菲表態的“兩個徹底”不符。央視記者在蓬萊19—3油田通過公共船用無線對講頻道對一名康菲中國員工進行採訪,對此,康菲員工表示:“我們就是騙你的”。此報導一出,輿論一片譁然。康菲公司對這則報導提出了質疑,認為該報導與事實不符。】

    【中海油是蓬萊溢油事故第一主角 專家稱其應成被告-南方報網

    2011年9月6日… 但是,北京華城律師事務所律師賈方義認為,在這起蓬萊19-3油田溢油事故中,中海油應是事故的第一主角。因為這一油田的開採權是我國政府首先授予中海】

    【渤海漏油事件賠百億,中海油該攤多少?–南方報業網

    2011年9月13日… 中海油占51%的權益,康菲占49%的權益。換句話說,如果漏油事件索賠百億元,中海油和康菲將各掏51億元和49億元,如果數額更大,則以此類推。】

    與中國“南方系”相配合,“南方系”的“洋主子”,“國際壟斷資本”的喉舌英國《金融時報》7日刊發的一篇分析性報導以“康菲溢油事件加劇在華外企擔憂”為標題,並加上“康菲在中國近海運營的一個油田發生的溢油事件已引發人們擔憂在華外企受到歧視”的導語。

    其實,8月份以來,中國官方及中國公眾都已經很清楚,康菲公司是事故油田的作業方,是事故的責任者。但是直到,現在,“南方系”還“不遺餘力”地試圖將主要責任、主要焦點安在中海油頭上。

    直到現在,各大門戶網站的專題仍然是:【中海油漏油事故】。

    比如在新浪網,其專題是:【中海油出現漏油現象】
    http://finance.sina.com.cn/focus/zhylu_2011/index.shtml

    儘管社會輿論、民眾輿論都在問責康菲,但是新浪網等門戶網站整個專題的主題內容、占專題版面最大的版塊、文字最多的版塊仍然是問責中海油,而關於康菲的新聞僅僅是幾個標題連接。

    新浪網【中海油出現漏油現象】專題的主要版面和文字內容如下:

    【康菲石油與中海油之禍
    後續索賠箭在弦上 中海油難置身事外

    隨著事件的演變,目前索賠工作已經成為新的焦點。而接近康菲中國的人士則對記者表示,康菲中國前期之所以對溢油處理漫不經心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中海油在蓬萊19-3油田中持股51%,康菲認為憑藉中海油的央企身份,有能力將事件平息下來。“雖然國家海洋局在事件處理過程中避開中海油而把焦點對準康菲。但進入到法律程式後,中海油作為蓬萊19-3油田51%股份的持有者,將難以置身事外。”
    渤海漏油事件 中海油扮演什麼角色

    最令公眾費解的是,漏油事故發生至今中海油始終“三緘其口”,從未做出公開的表態。事故情況報告中,更是沒有中海油的相關字眼出現。作為主管單位,國家海洋局已經公開表態;作為作業者,康菲公司被打了板子;但作為項目擁有51%權益的中海油,是否就沒有絲毫的責任呢?
    中海油被斥為推脫責任

    在此次溢油事故初期,中海油以非作業方為由,表示“未掌握康菲中國的第一手情況”,並否定國家海洋局“推遲1個月公佈事故”的說法,而國家海洋局近期多次高調批評的矛頭也僅指向康菲中國。但中海油因在肇事公司中持有51%的權益,被斥為“推脫責任”。對此,中海油相關人士回應稱,中海油並未與康菲中國成立合資公司,上述51%的權益的持有也不等於控股。

    中海油漏油事故情況

    [污染情況]渤海840公里海水水質惡化

    7月5日下午消息,國家海洋局今日對蓬萊19-3油田漏油事故召開發佈會,稱溢油事故已經得到基本控制,但油田附近840平方公里的海水由一類水質惡化為四類水質。該事故最早發生在6月4日,比此前媒體報導時間早了半個月左右。其中B平臺漏油屬於海底溢油類型,在我國尚屬首次。】

    南方系在“(實由外資掌控的四大)網路媒體”的“配合”下,成功地完成了庇護跨國公司康菲,嫁禍給中海油的任務。

    二、捍衛康菲利益,南方系顧頭不顧腚

    A、“南方系”媒體在一開始就“有意”進行“歪曲性報導”,他們不管油田的作業方是誰,只報導中海油漏油,聲討中海油,其目的是包庇康菲公司,試圖將公眾怒火引向中海油。

    B、當國家海洋局及中國公眾都已知道,康菲公司才是罪魁禍首,劣跡斑斑的康菲成為輿論的焦點後,南方系砍下如下三板斧,
    1、聲討國家海洋局包庇中海油。
    2、南方系不得不承認,康菲等跨國公司劣跡斑斑,但那不是信譽良好的跨國公司的錯,主要原因是中國法律不健全,中國是腐敗的國度,再有就是中海油在背後庇護康菲,康菲才如此傲慢,中海油才是幕後罪魁。
    3、針對中國公眾對康菲的怒火,南方系直接出面當康菲的傳聲筒,指責關於康菲的負面報導不符合事實。

    C、當康菲公司肯定面臨巨額索賠時,南方系又製造輿論,【中海油是蓬萊溢油事故第一主角】,康菲公司有51%股權,必須承擔51%索賠,也就是說只讓康菲公司承擔49%索賠。

    其實南方系的這些“邏輯”和輿論完全是胡說,為了替外資替跨國企業“賣命”,不惜當腦殘。

    第一、南方系認為,跨國公司本身是清白的信譽良好的,但是在中國腐敗的環境下,也不得不變得劣跡斑斑了。但其實,跨國公司在世界各國收買官員搞官商勾結是通例。第三世界就不必說了(康菲就有不少在其他國家收買政府官員的劣跡),就是在母國美國,官商勾結、官員腐敗的程度遠遠可能會讓被南方系洗腦的中國人歎為觀止:

    【美國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2001年1月上任時仍然持有與國防和生物科技相關的私人公司的大量股票。其中包括吉利德科學公司的大量股票,該公司擁有克流感專利權。2005年7月,美國防部購買了價值5800萬美元的克流感,幾個月後,衛生部宣佈,要訂購價值高達10億美元的克流感。如此官商不分,讓人歎為觀止。2006年,拉姆斯菲爾德宣佈辭職前三周,布希簽署了國防授權法,該法規定遭遇公共健康急難,總統可調用軍隊實施隔離檢疫並確保疫苗供應。這對吉利德等制藥業是大好消息,短短五個月,其股價上漲了24%。2001年1月,吉利德公司的這支股票大約7.45美元,拉式卸任時,這支股票每股價值67.6美元,一共上漲了8.07倍,單單從這支股票身上拉式獲利4000萬美元左右。拉姆斯菲爾德的行為,其實已經違背了美國有關法律,在有美國特色的法律的保護下,拉姆斯菲爾德得以合法或者半合法地腐敗。

    切尼和哈利伯頓公司的醜聞,讓切尼成為幾乎所有美國平民都痛恨的官員。在一個所謂民主自由的國家,如此腐敗的、全民公恨的官員竟然可以長期擔任美國副總統,這也算是人類社會的一大奇觀。哈利伯頓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及天然氣行業服務商之一。切尼擔任副總統後,仍然持有18.9萬股的哈利伯頓股票,還有50萬股尚未執行的認股權。伊拉克戰爭前,這家公司的股價為10美元,三年後漲到41美元,暴漲了四倍多,直接原因是切尼力主的侵略伊拉克的戰爭所帶來的大量石油服務市場和美軍後勤訂單。

    據人民日報社《 環球人物 》雜誌(2009年第5期)《美軍500億貪腐窩案》一文報導,負責伊拉克重建工程的美國陸軍後備役上校科蒂斯•G•懷特福德,與承包商串通一氣,貪污了500億美元。除此之外,尚有1000多億美元的伊拉克戰後重建資金不知所終。】

    當劣跡斑斑的康菲已經成為眾矢之後,南方系製造輿論說,康菲之所以如此傲慢,主要是靠中海油的庇護,這完全是胡說。中海油,包括中石油、中石化自身都沒有像康菲那樣牛氣沖天、無比傲慢,如果康菲真要靠中海油庇護,何以比中海油自身都蠻橫傲慢?康菲遠遠比中海油傲慢的原因,只能是康菲與中國及世界各國搞官商勾結的程度更高而已。

    所謂跨國公司的良好信譽,只是南方系這些不良媒體製造出來的假像。康菲公司及其他跨國公司的惡行,其實遠遠比中國國企要多,但是大多被海內外的南方系這樣的跨國資本的走狗媒體有意掩蓋。

    2011年09月10日 國際先驅導報 報導:

    【記者遍搜中文和英文網站,發現這家公司(康菲)的相關報導非常之少,既沒有關於海洋污染的不良記錄,也沒有公司成長故事之類的新聞。

    維琪百科上關於該公司有兩條簡單的負面提示,一是根據一項研究,康菲在美國公司中空氣污染物排放排第13位。二是2003年,康菲曾被前蘇聯格魯吉亞共和國的一個環境組織告上法庭,原因是一些外國石油公司與格魯吉亞政府勾結,誘導當局通過一項沒有經正常環境影響評價的價值30億美元的管道項目。】

    我們再看去年墨西哥灣漏油事件中BP的惡行,與康菲類似,BP也打出了控制媒體、控制學者、控制政府的三板斧,只不過由於英國BP對美國媒體的控制不夠嚴密,相關資訊才得以報導:

    據資訊時報2010-07-24《深陷三重門BP婁子捅大了》

    【PS門——

    繼修改照片製造工作人員繁忙景象被揭穿後,BP日前再次曝出PS照片醜聞——一架本來停在機場平臺上的靜止飛機被修改成在海上巡視的樣子。BP日前就此事做出公開承認,並發誓停止這種行為。

    收買門——

    英石油收買學者“消聲”

    美國學者23日向媒體透露,英國石油公司曾試圖收買科研人員,讓他們在這起美國史上最嚴重的海洋生態危機中“保持沉默”。

    美國教授協會會長卡裏•尼爾森當天接受採訪時說,英石油試圖收買科研工作者,讓他們在漏油事件發生後保持沉默。尼爾森當天接受採訪時警告說,這種做法可能具有“極大毀滅性”。“我們評估這場災難、為國家撰寫公共政策報告、作出決策的能力可能因學者保持沉默而受影響,在某種程度上,英石油在與美國民眾作對。”

    公關門——

    花大錢請各界大佬危機公關

    英石油的遊說支出報告顯示,鑽井平臺“深水地平線”4月爆炸沉海以來,用於雇請遊說人、律師和危機公關人士的費用大漲,以求最大限度修復自身形象。

    美國《洛杉磯時報》21日報導,英石油與多家院外遊說集團長期合作,在華盛頓擁有一支較強的遊說力量。與這家油氣巨頭有往來的遊說集團大多官場背景深厚,例如遊說公司“杜伯斯坦集團”負責人肯•杜伯斯坦擔任過前總統羅奈爾得•雷根的助手。漏油事件發生後,英石油砸重金聘請曾在比爾•克林頓政府擔任副總檢察長的傑米•戈雷利克及其團隊,代表公司應對國會及其他聯邦機構的調查。現階段,這家油氣開採商正積極聯繫克林頓政府聯邦緊急措施署負責人詹姆斯•維特,希望後者能動用人脈幫公司渡過難關。】

    第二,南方系製造輿論說,中海油有51%的股權,所以中海油就必須承擔51%的索賠。其實,早在7月5日,國家海洋局就已經表示,事故的責任由作業者康菲公司承擔。中海油的責任要根據其與康菲公司簽訂的具體合同來界定。中海油也一再聲稱,事故責任由作業方承擔,是國際慣例。然而,中國的南方系為了捍衛美國公司的利益,卻不斷施加壓力,要求中海油承擔主要責任、第一責任,甚至公開指責國家海洋局包庇中海油。其理由僅僅是中海油有51%的股權。

    南方系一貫鼓吹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但是即便是按照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邏輯,南方系也是在胡說。有51%的股權就一定承擔51%的事故責任嗎?有100%的股權就一定要承擔100%的責任?那太好了,按照這種邏輯,中國那些為跨國企業、為新生資本家打工的工人們在工作時可以為所欲為了,因為即便是出了天大的事故,責任方也是國內外的資本家,因為資本家是股權方和監管方。南方系在對待國內外資本和中國工人之間的關係時,一直傾向股權方享受收益,作業方、工作者承擔責任,在勞動法制定過程中,南方系一直按照新自由主義理念為資本家的利益鼓噪。而現在,中國及中海油成了純粹的控股方,康菲是具體的管理方、作業方及二股東,這時候南方系的邏輯又變成不問青紅皂白鼓動有51%的股權就一定承擔51%的事故責任了。

    假如這次事故屬於不可抗拒力的天災,按照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學,讓中海油和康菲按照股權比例承擔責任還在考慮範圍之內,但是,這次事故,完全是康菲公司的人為原因造成的。根據國家海洋局調查結果和相關專家分析,此次渤海溢油事件,是康菲公司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損害中海油及中國利益,進行了一系列違規作業、出現了低級人為錯誤。

    2011年09月07日《齊魯晚報》報導:《康菲掠奪式開採埋禍根 外資來華作業慣用此伎倆》(注:南方報業網沒有刊登此類捍衛國家利益、對康菲不利的報導)

    【9月5日,在渤海溢油事件發生3個月後,蓬萊19-3油田正式全面停產。該油田是中海油與美國康菲石油公司的合作開發油田,其中,中海油擁有51%的權益,康菲則擁有49%的權益,並擔當作業方。

    “在合同到期前進行‘掠奪式開採’,這幾乎已經成為外資石油公司在中國海域實施開發的慣用伎倆。”9月5日,中海油旗下的中海石油研究中心一位元專家對記者稱。

    這位專家透露,按照康菲與中海油的合同約定,2012年年底,雙方就將重新商定合作模式,中海油可以將作業權收回,或者是調整雙方的分成比例,而至2014年,中海油將進一步收回該油田的權益。“康菲很明白,中海油明年肯定會選擇‘收回作業權’,所以,才會不顧地質條件瘋狂開採。”】

    據中國經營報網9月3日報導:

    【知情人士向記者透露,調查組前往鑽井平臺調研後認為是人為因素造成的,“即人為超高壓”。中海油內部人士說,“一個海上油田區塊的開採期一般只有十幾年,而渤海中該區塊從1999年開採至今已經有12年了,區塊產量已經很有限,康菲為了獲得更多的產量向地層中施加高壓力,造成油體上溢,地層斷裂。”】

    這相當與一個老闆雇一個工人作業,該工人胡亂操作引起重大事故。按照南方系在渤海灣漏油事故中的邏輯,因為老闆有100%的股權,老闆就承擔100%事故責任,誰讓他監管不利?看來,南方系為了捍衛康菲的利益,為了當漢奸,為了中傷國企妖魔化國企,其講話完全顧頭不顧腚了。南方系多年來一直堅定捍衛外資利益損害中國利益,它們當然是無利不起早,如果說康菲公司等跨國企業在嚼中國的肉的話,那麼南方系喝的是中國流的血。正是所謂“康菲饑餐中國肉,南方笑飲中國血”。

    三、漏油事故折射中國國家安全全方位吃緊

    1、從漏油事故看中國輿論安全

    本文第一部分分析過南方系通過互聯網門戶網站的配合,成功地完成最大程度掩護康菲、中傷中海油國企的任務。

    其實早在2009年4月份,在南方系媒體中傷、妖魔化愛國主義書籍《中國不高興》中,南方系員工曾得意忘形一不小心暴露某些資訊:

    (http://sohuliuyuan.blog.sohu.com/114075956.html)

    【我告訴朋友,在四大門戶中,QQ的總編輯是前南方週末的陳菊紅,搜狐主管博客的趙牧是前南方週末的、劉同學新征是新京報來的,新浪也有不少前南都和新京報的舊人,而網易就不用說了,從副總裁、總編輯、副總編輯、總監甚至到各個頻道的主編,大部分都是南方報業出來的。】

    【推薦一篇文章:《中國不高興》妖魔化西方。

    這是中青報著名的冰點欄目文章。冰點一直以鋒利、勇氣而著稱於中國新聞界。在業界,它的地位遠高於所謂的焦點訪談。想不做愚民,就多看冰點吧。

    順便贊一下幼齒的前東家騰訊。他們在MINI首頁推薦了這篇深度文章,可見頭腦還是很清醒的。

    當然也要贊一下我的前東家搜狐,從搜狐星空開始,這只狐狸還是很有擔當精神的。在《中國不高興》出籠之後,搜狐的博客評論,立場是鮮明而冷靜的。

    新浪正在連載《中國不高興》,顯然組織了不少贊的文章,但他們畢竟也有不少批的文章,大體上做到了平衡。

    總體看來,從傳統媒體到網路媒體,《中國不高興》全面潰敗,基本上是被一片痛剿。】

    兩年多過去了,通過康菲漏油事故我們可以發現,南方系對互聯網的控制更加嚴密了。

    至今,國際壟斷資本已經完成了對中國互聯網輿論三位一體的嚴密控制:

    1、利益控制。大型輿論中心、門戶網站都在美國上市,其大股東都是外資。各大互聯網公司的重要收入靠廣告,而勢力雄厚各大跨國公司成了互聯網門戶網站的主要財主。在這種情況下,互聯網輿論必然出現親西方、反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國有企業的明顯傾向。

    2、人員控制。南方系員工已經說得很清楚了,從騰訊、到新浪,包括鳳凰網,各大門戶網站的主編、編輯都是南方系員工,而且這些人已經形成了密切的圈子,並定期召開會議協調行動。

    3、權力控制。全盤西化派、新自由主義勢力已經高度滲透中國政治權力,尤其是互聯網管理部門。這些部門總體上對互聯網監管不力,放任賣國主義、反社會主義、親外資反國企聲音主導互聯網輿論。甚至大有放縱右翼賣國言論、壓制左翼愛國聲音的傾向。

    西方勢力控制了輿論,便控制了大部分人的思想和頭腦,也就控制了大部分人的行動。

    2、從漏油事故看中國能源安全

    康菲漏油事故折射中國能源安全處於極度危機之中。

    在南方系製造的【中海油應承擔主要責任】等煙霧彈的影響下,真正的問題卻被掩蓋了。

    據新浪網的專題報導:

    【相關背景

    合作關係:蓬萊19-3是迄今中國國內最大海上油氣田,由中海油和美國康菲石油合作開發。中海油擁有油田51%的權益,康菲石油擔任作業者擁有49%權益。

    合作背景:蓬萊19-3油田原先由中海油勘探,但由於技術水準等原因,並沒有發現此處有油田。後將這個區塊勘探權賣給康菲公司,康菲發現油田並和中海油簽訂了合作開發協議。】

    據2011年7月8日華夏時報報導:

    【中國多年來的海洋石油開發生產,主要與擁有技術的外資進行合作,作為對價,外資一般享有近一半權益,這樣便造成石油資源外流,合作開發也就成了中國石油能源開發中的隱痛。……

    “鑒於深海開採的難度和渤海油田的油質較稠,中海油一般是與外資企業合作開採海洋石油,之前在開採過程中也出現過滲油、漏油,但都是小事故造成的影響不足以對外公佈,而且按照中海油和外方的合作協議,一般事故主要責任由外方作業者承擔。”中海油內部人士告訴記者。

    抱緊四大搖錢樹

    而多年來中海油很少承擔開採生產風險的主要原因,是因其油田作業大部分交給了外方。

    深入瞭解一下中海油的油氣資源以及開採狀況就不難發現,因缺油而成為世界原油進口大國的中國,海洋石油儲量驚人並非貧油國,而中海油因為“靠水吃水”,多年來採取犧牲部分石油開採量與外方合作開採的方式,可謂坐享著旗下四大產油地區的油氣資源。

    作為中國最大的海上石油及天然氣生產商,中海油主要業務為勘探、開發、生產及銷售石油和天然氣。

    目前,中海油在中國海上擁有四個主要產油地區:渤海灣、南海西部、南海東部和東海。中海油是印尼最大的海上原油生產商之一,同時,中海油還在尼日利亞、澳大利亞和其他國家擁有上游資產。

    不過記者從中海油瞭解到,中海油多年來的海洋石油開發生產,主要是與外資企業合作,外方均負責作業,中海油則負責其他相關事宜,雙方權益一般為中海油占51%而外方占49%,開採生產出的石油由雙方按照權益來分成。

    記者隨後翻看了中海油近年來的公告,發現其每次拿到一批海域開放區塊,就會發佈公告尋找外方企業進行合作,從國家獲取免費資源,再交給有技術的外資企業開採生產,毫不費力並且不承擔風險就能分得一半多的石油,中海油可謂坐享其成。

    而中海油從國家獲得的海上石油資源,可謂富得流油。

    僅看其旗下此次發生滲油的渤海油田,該油田是目前中國海上最大的油田,也是全國第二大原油生產基地,總資源量在120億方左右,僅次於大慶油田。

    ……

    這種合作開發的模式卻成為了中國石油能源的一個隱痛。據記者瞭解到,因為合作開發,多家外資企業已經獲得了渤海灣區域的石油開採權,其中包括康菲石油、菲力浦斯、雪佛龍、科麥奇、德士古、阿帕奇、加拿大王朝能源、EDC等國際能源企業,甚至一些名氣尚小的外資企業。】

    2011年09月07日《齊魯晚報》報導:《康菲掠奪式開採埋禍根 外資來華作業慣用此伎倆》

    【專家透露,按照康菲與中海油的合同約定,2012年年底,雙方就將重新商定合作模式,中海油可以將作業權收回,或者是調整雙方的分成比例,而至2014年,中海油將進一步收回該油田的權益。“康菲很明白,中海油明年肯定會選擇‘收回作業權’,所以,才會不顧地質條件瘋狂開採。”

    掠奪式開採

    “掠奪式開採的一個主要表現是,加大增壓注水電潛泵的功率,也就是加裝變頻器提高電潛泵電機頻率,另一個表現則是,不顧地質條件,頻繁打新的注水井來增加油層壓力,提高採油量。”前述中海石油研究中心專家指出,“這種做法,完全違背了工程技術原理,因為,最初工程設計時並沒有考慮到這種超壓承受力,久而久之,就會使地質狀況出現問題。”

    而這一個觀點,也與七部委聯合調查組此前對“渤海溢油事件”的調查結果非常接近。

    七部委聯合調查組技術組組長、國土資源部地質勘察司副司長陳先達稱,根據康菲公司提供的資料以及調查組的詳細核查,在蓬萊19-3油田B平臺B23號井,本來應該採取分層注水的作業方式,這樣可以防止地層壓力不一形成超壓乃至地層破裂。然而,康菲並沒有遵守這一操作規程,而是採取籠統的注水方式,同時向各個地層注水。

    而在發生溢油的C平臺,在事故發生前夕,康菲公司剛剛新打了一口名為C20的注水井。而正是這一口新井打穿了C25號井製造出的油層高壓區,並由此引發了海洋石油開採中最嚴重的災害———井湧。

    “從各方面來講,打這口新井是沒有必要的,唯一的解釋是,康菲在蓬萊19-3的作業權已面臨交接,為了在短期內盡可能抽出更多的油,康菲不顧地質情況,增加注水井,以進一步增加油層壓力。”一位調查組成員稱。

    這位人士直言,這種合資油田合同到期前“狠撈一筆”的做法,並不是康菲的個別現象。

    中海油得失

    “對於中海油來說,我們對於油井的採油規劃,更看重長期價值,而對外資來說,由於有合同限制,更看重短期價值,這個確實是雙方的分歧所在,但目前,還沒有很好的辦法來規範。”前述中海油內部人士稱。

    而中國石油勘探開發研究院的一位專家則認為,這次渤海溢油事件,可能將對中海油廣泛使用的“中外合作開發模式”形成挑戰。

    ……

    “今天看來,這種模式不僅導致大量石油資源落入外資之手,而且,由於外方掌握作業權,中方缺乏有效的監督條款,從而埋下了類似此次渤海溢油事件的隱患。”上述專家稱。

    前述中海油內部人士對記者稱,根據雙方合作的協定,出於技術保密等需要,中海油甚至沒有許可權“隨時派人到作業方康菲石油的平臺上去實地勘察”。

    “按照慣例,中外雙方的合同期一般不超過30年。”上述中國石油勘探開發研究院專家表示,“現在的中外合營油田大多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簽署的合同,未來合同到期後,中方應盡可能地全部予以收回。”

    根據合作協定,未來兩三年,中海油將逐步收回蓬萊19-3油田的作業權和權益。而康菲,被視為“在合同到期前對該油田進行了‘掠奪式開採’”。】

    筆者認為,中國官員中國國企並非不能批評。當前,存在兩種對國企和官員的批評:一種是南方系類型的,南方系認為,國企及官員的所有惡行和腐敗都是根本性的,是由社會主義和公有制導致的,必須走新自由主義實行美國制度才能解決問題。而中國老百姓則認為,中國國企和官員的問題,如腐敗,唯利是圖,看重企業個體利益個人利益忽視國家和人民利益及長遠利益,這些恰恰是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弊端,這些是新自由主義改革帶來的,而不是社會主義制度和公有制本身的問題。

    眼下,中國的石油資源主要是海洋石油資源,幾乎所有的海洋資源的開發外資都享受至少49%的利潤,再加上外資那有意高估的開發成本,這相當於把中國一半以上的石油資源拱手送給外資。更何況,石油開採主要是用外資的技術由外資管理,而外資在這個過程中承擔了核心工作,一些苦力活則外包給中海油的下屬企業完成。整個過程完全由外資主導。中海油內部人士對媒體稱,根據雙方合作的協定,出於技術保密等需要,中海油甚至沒有許可權“隨時派人到作業方康菲石油的平臺上去實地勘察”。

    我們知道,海洋石油開發成本一般很高,外資企業,如康菲公司,完全有可能任意誇大其開發成本來侵蝕中方利潤,這樣,外資所得的實際利潤估計在60%以上。也就是說,中國把60%以上的石油拱手送給了外資,而外資擔心這些石油股份到期,必然進行掠奪性開採。

    中海油和康菲公司的合作,是中國頭號智囊鄭必堅所鼓動的所謂【中美國】、【中美利益共同體】的典型代表:中國提供資源、提供廉價勞動力,美國負責管理和高科技,美方獲得絕大部分利潤;中國獲得眼前的蠅頭小利,喪失了寶貴的資源、損害了環境。

    中國海洋石油開採,讓外資如康菲公司佔有49%的股權是否太多了?想想美國是怎麼對待中國公司收購美國企業的:因為莫須有的“安全問題”,華為在收購美國3Com、競購摩托羅拉無線網路部門、競購2Wire中皆被美國政府反對,2011年,美國政府還阻止華為收購一家小型科技公司。中國公司要想在美國油田中獲得大量股份,你想都別想。

    筆者建議,中國如果暫時沒有技術勘探開發海洋石油,不妨停下與外企的合作,集中精力攻克海洋石油開採技術。眼下急功近利地與外資合作,為了眼前一點利潤,拱手讓給外資60%以上的海洋石油資源是對中華民族的犯罪。毛時代也曾與美國公司合作勘探海洋石油資源並借機迫使美國企業出讓了不少技術,但是從來沒有給美國企業一丁點中國海洋油田的股份。而今天,從石油勘探到石油開採到具體管理,中國完全讓康菲這樣的企業一手操辦,無限制開發中國寶貴的石油資源,讓康菲獲得絕大部分收益,而中國相關企業僅僅是賣苦力的份——因為由於人力成本高,康菲公司自己做很多週邊工作並不划算,因此又把一些苦力活轉包給中海油下屬企業。這和殖民地有何分別?

    看看美國是怎麼做的:美國多年以來嚴格保護他的海洋石油。美國原油儲量豐富,其探明儲量為37億噸(到2006年),約占世界探明總儲量的2.5%(到2006年)。根據美國國會在1982年通過的法律及老布希在1990年簽署的總統法令,絕大部分近海石油被嚴禁開採,1998年,時任總統的克林頓把法令有效期進一步延長至2012年。

    眼下中海油與康菲公司的合作,完全是不考慮中國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的急功近利行為,但這主要並不是中海油一家企業的錯誤,其實中海油內部也有不少人反對與康菲的合作,反對康菲等跨國企業對中國海洋石油的掠奪性開採,這些情況相關媒體的報導已有一定程度的反映。關鍵問題是康菲之類跨國公司收買了太多的中國高官和美國高官。以上所述這類惡果是中國資改派高官搞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導致的:早在80年代,資改派高官就提出過國家資源【有水快流】的理論,並不惜一切代價引進外資加入WTO,而中國本土企業及企業中的員工也開始只追求個體短期利益最大化,國企高管及地方官員的升遷也完全由短期的企業利潤指標決定,因此出現了中國為了短期利潤,竟然將中國石油資源60%份額拱手讓給外資。康菲、菲力浦斯、雪佛龍等西方跨國公司能獲得中國49%的油田股份,至少得到了中國相關部門的支援和批准。【現在的中外合營油田大多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簽署的合同】,而八九十年代也正是新自由主義資改派官員勢力最強大的時代。毫無疑問,中國出現這樣的產業傾向,出現親外資的輿論文化環境和制度安排,完全是相關官員被外資收買的結果。

    毫無疑問,中華民族真的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
    決戰:CCTV是如何巧妙地為康菲公司免責的?

    2011-09-01

    渤海漏油事件三個月前暴露出來,媒體“群起而轟之”。

    氣勢洶洶、橫眉冷對、千夫所指的對象自然是作為國企的中石油,後來變成國企中海油。仿佛又抓到了一個可以洩憤並趁機摧毀的鐵道部,可以饕餮盛宴一番。

    攻著攻著,更新的內幕爆出來了。中海油的“合作方”,亦即鑽井平臺的“主導者”,是他們一直“跪拜”的“美國大爺”的“康菲公司”。頃刻間,各大媒體“忽然失聲”了。

    新浪、百度、搜狐、騰訊、央視、“南方報系”、人民日報都不見了渤海的漏油,仿佛“忽然間”變成了“一樁小事”,早已堵住並解決了。

    零星的披露似乎僅見于烏有之鄉孔慶東和尚的嬉笑怒駡。正由於這嬉笑怒駡,我才知道,原來渤海的油不僅還在漏,點還多了,面積也大了。

    哎!中國的主流媒體真“孫子”啊,初知國企,破口大駡。又知“洋企”,就一個個癟犢子了。直至今日,也沒見“南方系”出來“炮轟”一句他們的“美國大爺”。

    央視略有不同,近幾日也提康菲公司了。這不?白岩松道貌岸然人模狗樣地出來貌似公允地危襟正坐了。
    怎麼評論?批評嗎?
    是又不是。

    對中海油和北海站,白岩松“的確嚴格”,幾乎“嚴格到了”以猜測去揣度、責備、挑剔的程度。而對於“肇事者”康菲公司卻“輕描淡寫”,大有免責的嫌疑。總是批評自己人,不就是給對方臺階下嗎?

    相關部門,要督促,但肇事者畢竟是“康菲公司”,怎能避重就輕?

    免責就是先做小人,白岩松怎麼說?不要用道德去評價康菲公司,企業的目標都是利益。這麼一來,社會責任感變成了無理的強求。道德評價不能用,怎辦?用法律手段?

    白岩松又說了,中國法律有漏洞,最多只能配二十萬。為了加強洗腦效果,他還引用了環球時報,說康菲公司可能做一個文明的無賴。

    好嘛,法律手段也靠不上了。怎麼辦呢?白岩松說要靠政府、靠輿論、靠公眾。娘希匹的,既然法律和道德都無效,這三者怎麼靠?政府要求,有法律依據嗎?媒體和公眾抨擊,不道德批判行嗎?

    將法律和道德這兩個最重要的途徑堵死了,你說這央視究竟想伸張正義呢?還是想幫助康菲公司免責?康菲是小人,可以依法耍無賴,不就這意思嗎?

    有道是小罵幫大忙,又是一個鮮活的案例了。事實上,除了故意回避康菲事件的右派媒體,包括目前也在關注康菲事件的右派媒體,都在小罵幫大忙,

    康菲需要什麼?
    除了堵漏,最需要的就是可以依法耍無賴。這一點,央視、學者、環球時報幫它做到了,只要大肆宣揚法律有漏洞,中國無法處罰,老百姓也不能道德譴責就足夠了。

    一個中國學者專門去尋找“康菲公司”可以只賠二十萬的“法律依據”,然後廣泛宣傳。不是“狗腿子”又是什麼?法律這東西,你可以自己解釋嘛

    譬如污染,一次罰款二十萬。但污染幾次可以解釋啊。譬如,一毫升算二十萬,連續污染三十天,污染了一百萬次,賠款一下就上去了。既然鬼子鑽漏洞,你也要想犯法,怎麼傻X一樣跟著康菲的調子走呢?

    2010年,美國的加勒比沿海也漏油了,BP拿出了不少於二百億美金。天壤之別啊。為什麼美國可以強迫英國?而中國必須打掉門牙往肚子裏咽呢?

    毫無疑問,美國的法律也不會規定賠款的金額。沒法規定。一平方公里,兩平方公里,十平方公里,一百平方公里,一千或一萬或十萬平方公里,各賠償多少錢,還有深度呢?一米深直到一萬公里深。

    都各自規定賠款的金額?但貨幣也在貶值啊。怎麼可能定額?

    關鍵是你要求賠償的決心和勇氣,有了決心和勇氣,我們的人大和最高法院可以很合理地解釋法律的規定,比如將一毫升油規定為一次污染。

    即使沒有法律規定,就沒辦法懲罰了?至少還有對等原則。你造成了多少損失就配多少,或者徹底清理污染需要多少金錢,就賠多少。不要你賠款,只要你清理乾淨,清理乾淨,這麼簡單的要求完全可以要你花費一百億美金。清理費不是罰款,多簡單的理由?

    事情本來很簡單,但被白岩松之流代表的CCTV搞複雜了。原本緊箍咒在康菲公司身上。經白岩松一評論,這也不能,那也不能,國人反倒沒作繭卻自縛了。

    若沒有幕後交易,象白岩松這樣的“蠢貨評論員”是不是很壞中國的事?

    當然,也可能不是笨蛋,而在於“私心”。將事情拖下去,看中國的笑話。在責備政府過程中,借焦點事件提升知名度和影響力。主流媒體的王八犢子往往就這麼搞事兒的

    難倒,這就是白岩松在自傳和博客中坦言信仰有了危機,自己也時常自私的緣故?


  23. 2011/09/23 於 21:02 patchpieces

    陰謀—-妖魔化國有企業背後的西方資本財團身影

    自從西方經濟理論特別是新自由經濟理論在中國“大行其道”並且成為經濟學的所謂主流之後,“妖魔化”公有制和國有企業的“聲音”就此起彼伏,至今綿綿不絕。即便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被美國的(老鼠會式的龐氏騙局)金融危機給撞擊的千瘡百孔,信奉新自由經濟理論的“中國精英”們也沒有停止過對公有制和國有企業的“攻擊”。

    西方經濟理論的“擁躉”們如此“熱衷”於攻擊公有制和國有企業從一開始不是學術和理論問題,而是實實在在的利益之爭。要搞清楚對公有制發動“進攻”的原因就不得不注意新自由經濟理論的核心觀點:市場自由化、企業私有化和經濟全球化。
    新自由經濟理論的觀點可以用兩句話來概括:主張資本的自由流動不受行業、地域和國界的約束,讓大小資本和企業的競爭盡可能少受規則約束。
    由此也不難發現,新自由經濟理論的觀點最“符合”大資本的利益,而在當今世界,實力最強的資本就是跨國資本及其背後的西方資本財團。

    為了實現資本的自由流動和自由競爭,西方經濟中的新自由經濟理論不僅僅把計劃經濟和公有制“視為敵人”,而且極其排斥國家干預,一切干預資本行動自由的客觀存在,包括國家界限,都是新自由經濟理論批判的對象。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主張的自由市場經濟和資本跨越國界的自由流動,“表面”的理由是以市場的自由運行來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但是在“實際上”,這種反對約束的自由市場經濟理論的最大受益者是西方跨國資本極其背後的資本財團。新自由經濟理論的本質是把動物法則作為經濟運行的最高法則,實現動物法則指導下的企業競爭。新自由經濟理論的哲學基礎就是達爾文的進化論。

    對於動物世界的強者來說,它最大的敵人是可以跟其匹敵或者妨礙其自由捕獵的對手,最需要做的就是“消滅掉”面前的可能的對手,以最大程度的佔有更多資源。對於市場上的競爭來說也是如此。西方壟斷基本財團擁有最強的資金實力、最豐富的競爭經驗、最有利的競爭規則、最強大的資源和市場控制能力,是市場上的最強者。強者最希望的是“沒有規則(對手領域上放任式自由)”或者按照自己制定的規則去進行角逐,最希望的是“沒有裁判員”或者自己就是裁判員。當今幾乎所有的市場運行規則都是以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西方主導的國際經濟組織“制訂”的,這些“規則”的最“基本原則”就是“保障”跨國公司及其背後的西方資本財團的“利益最大化”。隨著資本主義發展到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資本財團“隱蔽”在幕後,一手掌握著西方主要資本國家的政治權力,一手又通過西方資本國家的“代理人”控制著主要的“國際經濟組織”,一方面掌握了資本,一方面又控制了國際規則制定權,一方面是運動員,一方面又是仲裁者。在一個開放性的市場上,在有利於自己的經濟規則約束之下,跨國集團就可以做到無堅不摧。

    對於西方資本財團而言,他們實現利益最大化的最大障礙,就是不在其控制之下的國家的公權力、不符合自己利益的規則和以此為依託建立起來的國家直接控制的企業。一個不受跨國資本控制的國家可以通過制定本國的規則,讓跨國資本在該國的規則下進行競爭,消除了跨國資本的規則優勢,還可以利用規則來保護本國的民族企業和幼稚行業,而且,該國的國有企業有國家力量作為支持,通過國家力量實現了資本的聯合,可以把眾多個小舢板組合為一個聯合艦隊,面對跨國資本航空母艦的衝擊,具有相當的抵抗能力,可以在跨國資本的巨無霸面前不被摧毀。這樣在極大程度上妨礙了市場強者的通吃行動。

    由此,我們不難看出,為什麼新自由經濟理論如此的否定公有制和國家干預。不受西方資本財團控制的國家制定規則和國家力量支援的公有制企業,實在是影響西方資本財團攻城掠地的最大障礙。

    新自由經濟理論在中國的大行其道,背後也當然離不開西方資本財團的支持,活躍在中國的大大小小的西方“基金會”一直在不遺餘力的“培植”信奉和傳播“新自由經濟理論”的中國精英學者,為他們的研究項目創造機會和提供資金支援,讓這些學者精英在學術、教育和輿論等方面推廣新自由經濟理論;通過影響中國的平面媒體和網路媒體,對這些精英學者進行包裝,提高他們的曝光率,製造學術明星,形成精英崇拜,再通過媒體把他們的聲音放大,把新自由主義的媒體充斥於各大媒體,進行潤物細無聲的“洗腦式”地毯宣傳;通過對教育領域的滲透,讓新自由經濟的理論進入大學課堂,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課堂上給邊緣化,在一代代學生頭腦中植入進行新自由經濟理論;通過各種手段對決策部門施加影響,讓新自由經濟理論盡可能的體現於政府的決策中,付諸中國的經濟實踐。跨國公司是新自由經濟理論在中國的批發商,通過中國的主流經濟學者對國有企業的批判和攻擊,反映了跨國公司和其背後的資本財團在中國的利益訴求。妖魔化公有制和國有企業,是為了拆除中國的國有企業對於跨國企業控制中國經濟的控障礙;反對計劃經濟和國家干預,是為了跨國資本盡可能少受限制的發展;鼓勵中國減少投資和貿易門檻,是為了更有利於跨國資本在中國的投資和貿易行為;鼓勵中國融入全球化,是為了把中國的企業置於有利於西方資本財團的國際規則之中進行獵殺。

    有資料表明,中國28個主要行業,外資占多數資產控制權的占了21個,每個已經開放產業的前五名幾乎都是由外資控制。這21個行業,基本都是國有企業撤出的行業。中國的私營企業在西方跨國公司的群狼面前,基本還是無法形成有效競爭力量。這就顯示了一條規律,凡是國有企業大規模退出的行業,中國的私營企業,在方跨國公司的群狼面前,基本還是無法形成有效競爭力量。沒有國有企業的積極參與,中國很多行業必然會淪為外資馳騁的領域。國有企業是中國唯一能抗衡西方壟斷資本控制的跨國企業的市場主體力量。國有企業的大規模退出,雖然給中國的私營企業讓出了發展的空間,但更是給跨國企業控制該行業創造了機會。一個行業被外資控制,這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都可能會變成經濟安全問題。

    中國的國有企業雖然退出了很多競爭性行業,但是關係國家經濟命脈的行業還控制在國有企業手中,這是中國在融入全球化體質後,還能夠抵禦金融危機肆虐的一個重要因素。如果中國的國有企業基本被私有化,那麼外資就自然會進入到中國的最核心的經濟領域中,那麼中國的經濟安全乃至國家安全都會掌握在外國資本勢力之手,中國的經濟主權會因此而受到跨國資本的衝擊。這是西方資本財團夢寐以求的事情。經濟是基礎,經濟一旦淪為外資之手,那麼政治也難以保持完全的獨立。從這個角度上,做大做強國有企業,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是一個政治問題。不僅僅是經濟利益攸關的問題,而且是關係國家主權和國家安全的大問題。

    在國有企業的問題上,蘇聯和俄羅斯給我們提供了前車之鑒。
    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接受西方出具的經濟藥方實行的“休克療法”就是完完全全的“新自由經濟理論”烹製的。其主要內容就是實行“國有企業私有化”、完全的自由市場化。
    這種“改革”的結果,是同1990年相比,1991年下降了8%,1992年下降了19%,1993年下降了32%,到1995年經濟總量下降了一半。從1992年1月至1993年9月這一期間,物價上漲了162倍,而居民的現金收入只增加56倍,這就意味著人民的實際生活水準下降了2/3。由於“休克療法”,人民僅在1992年就損失了9000億盧布以上。“改革”把大部分俄羅斯人拋向了貧困線,甚至赤貧。 1992年俄羅斯年通貨膨脹率高達2000%。伴隨著俄羅斯經濟總量的萎縮,俄羅斯的經濟結構也日趨惡化,資源和電力行業成為經濟的主要部門,經濟結構單一且不合理,昔日的工業門類齊全的工業強國淪為主要依靠出賣資源為主要收入的國家。
    俄羅斯的“私有化”實際成為歷史空前的“大規模腐敗”,價值2000億美元的國有企業私有化的所得收入只有72美元,原本屬於全體人民共同共有的財產以超音速的速度變成少數金融寡頭的私有財產。俄羅斯的“私有化”同時也演變成一場外國資本對蘇聯時期七十年積累進行“洗劫”的盛宴,有資料表明,美國利用蘇聯資本市場的放開,通過一系列的金融導彈轟炸,最後僅僅動用了幾億美元就把前蘇聯人民積攢70年的財富—價值28兆(萬億)美元的財富席捲而走。在這場“財富洗劫”中,新自由市場經濟理論烹調出的“休克療法”其威力簡直勝過任何幾百顆氫彈。依據“新自由經濟理論”“泡制”出的“華盛頓共識”在東歐、拉美和東南亞地區,基本實現了同樣的“結果”,都是經濟命脈最終淪為“外資控制”,成為外國資本的“經濟殖民地”,很多國家的最核心資產都淪為外資的“囊中之物”。“新自由經濟理論”簡直就是一把威力無比的“搶劫兇器”。

    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成為世界第二,但是經濟的“高度外向型”和外資對中國諸多行業的壟斷地位,給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敲響了“警鐘”。中國和俄羅斯相比,比較幸運的是,新自由經濟幾輪的“完全私有化”和“完全自由的市場”還沒有得以完全實施,所以中國至今還通過國有企業保護住了自己的最核心的經濟命脈。但是如此同時,已經享受過經濟私有化和市場化創造的洗劫盛宴的西方資本財團們面對中國剩餘的國有企業和國有企業控制的核心經濟部門一直沒有放棄覬覦之心,一直沒有停止過努力。它們通過在中國的“利益代言人”,通過它們影響和“操縱”的“(四大門戶)網路媒體”片刻也沒有停止對國有企業的“輿論圍剿”。任何行動,輿論先行。跨國資本“隱藏”於背後,和中國的私營企業一起合唱,由中國的主流精英“衝鋒在前”、不斷造勢的“國退民進”協奏曲正是為了“瓜分”剩餘的國有企業,以求得對中國經濟最核心領域和經濟命脈的“完全控制”。對於這樣的一些圖謀,我們不應該放棄警惕之心。

    事實上,現在把中國經濟改革“造成”的“貧富懸殊”等一系列問題的重要原因“歸於”國企壟斷正是竭力啟動新一輪國退民進大潮的“輿論動員”。而中國的經濟現實也清晰的表明,“所謂”的國退民進往往會變成“國有資本撤退外資乘虛而入取得行業控制權”這樣的一個遊戲。國有資本的退出,讓中國的私營企業成為一個個分散的個體去面對具有強大實力的跨國資本,很容易就失去行業控制地位和行業定價權,最終的結果就是從國有變成私有,然後再變成“外資擁有”。中國的二十一行業被“外資”占控制地位就是基本通過這個“方式”來實現的。

    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們他們“所謂”的理論創新從來沒有超出西方經濟學的範疇,打著理論創新的“幌子”售賣西方經濟學特別是“新自由經濟理論”的方子,三十年來,中國的“知識精英”是一直這麼做的。為了給“國退民進”製造理由,他們所謂的“國退民進”的理由就是國有企業沒有效率,

    當西方經濟學,特別是新自由經濟理論“被炒作”成主流經濟學之後,對國有企業的評價權就落入了中國主流經濟學者的手中,同時憑藉他們掌握的話語權,國有企業“被妖魔化”是一種必然。

    西方經濟學雖然流派林立,但是他們有著共同的理論根基。在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新自由經濟理論和凱恩斯主義是交替占主導地位,但是也一直共生共存。新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的共同點,就是都把維護資本特別是大資本的利益作為自己的最高準則,就跟動物法則的最高準則是“弱肉強食”一樣。當資本主義國家實行一段時間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之後,大資本在自己制定的遊戲規則中不斷勝出,通過大魚吃小魚的遊戲,讓資本和資源進一步集中於少數大資本手中。由此造成了社會的貧富加劇,導致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和社會矛盾的加劇。失業率增加,社會有效需求萎縮,生產的相對過剩加重,經濟危機發生。這個時候,凱恩斯主義就會登臺,政府開始干預經濟,通過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增加社會就業機會,創造社會需求。但是另一個相應的結果是政府負債增加。而美、英等國家的“貨幣發行權”是掌握在“金融寡頭”手中,政府的負債就變成了金融寡頭對政府因而也是對該國家人民的債權。隨著利息的增加,債務的雪球越滾越大。隨著負債的增加,政府對金融寡頭的依賴性越來越強,債務象一條越收越緊的絞索一樣套在政府脖子上;金融寡頭作為政府的債權人,對政府的控制就一點點的加大。這點在美國和英國表現的尤為“明顯”。新自由主義更有利於大資本在市場上的資本集中,凱恩斯主義更有利於大資本把政府變成資本的僕人。通過交替使用新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政策,資本日益集中於“壟斷資本”手中,政府正式變成壟斷資本的僕人。資本一手控制了經濟資源,一手控制了政治資源。這是多麼巧妙的遊戲,一切都在“自由”的規則之下進行,“表面上”多麼符合自由和法治,結果卻和草原上的弱肉強食的動物淘汰沒有兩樣。區別在於,獅子老虎只能享受動物法則的對己有利的因素,卻沒有權利去制定規則。而壟斷資本本身就是獅子老虎,還有權力制定規則。歷史上最不公平的遊戲規則,就是在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下實現的,還美其名曰“現代文明”、“自由民主”、“普世價值”。

    因此,所謂的自由經濟理論,雖然在表面上和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理論長期對峙,但是這兩種理論的核心不但沒有衝突反而是一致的,都是堅持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作為理論的基礎。這點非常類似於政治領域的資本主義兩黨制,資本主義的兩黨制雖然主張微有不同,但是基本主張和基本立場在維護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生產關係這個基本立場是沒有任何不同的。
    簡而言之,無論是新自由經濟理論還是凱恩斯主義經濟理論都是站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對立面,都是把維護資本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

    同樣,無論是奉行新自由主義還是凱恩斯主義的中國所謂的主流經濟學者,“都只”反對國有企業的壟斷,卻“從來沒有”反對過外國資本在中國形成的壟斷。
    國有壟斷是壟斷,外國資本的壟斷“難道”就不是壟斷了嗎?
    這種在壟斷問題上的“雙重標準”正是這些喊著“為民”的主流們的“狐狸尾巴”。
    在這些主流精英的“心裏”、眼裏和嘴裏,私有制企業就是民企,資本家就是“民”而真正的全民所有制企業被他們口誅筆伐多年。先是把全民所有的所有企業變成了一個國家充當所有者的國有企業,喊著產權清晰的旗號搞的產權反而不清晰了。國營企業是全民所有,政府只有經營權,國有企業,則是國家所有,政府代行所有權。一字之差,企業的主人就變成了看客,全民所有制變成了向私有制轉變的中間狀態。
    然後,這些所謂的主流們,就開始攻擊國有企業壟斷,讓他們心中的民介入,企圖把國有企業“私有化”。
    而“私有化”的大餐真的會落入這些民間資本家手中嗎?
    那是做夢!
    規模如此之大的國有企業,只有外國資本,才有實力笑話。
    “私有化”的“最終結果”就是從國有壟斷變成了“外資壟斷”。
    這就是“妖魔化”國企的“終極目的”。

    雖然現在的國有企業與社會主義的國營企業有著很大的不同,本質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組織形式,但畢竟相比較私有資本而言,更接近社會主義。中國的蘇丹紅、毒奶粉、地溝油、跳樓死、黑磚窯等等最尖銳的社會問題有多少不是冒稱“民營”的私有經濟的傑作?
    但是在主流學者和主流媒體的“雙重標準”之下,“私有經濟”出現的“問題”再大,就歸因為改革不夠深化、市場不完善;
    國有企業出現了問題,那應該把國有企業連根拔除。
    “雙重標準”簡直成了這些人的救命稻草。在“雙重標準”的廣泛使用上中國的主流們已經成功的實現了和國際的接軌。

    國有企業確實存在問題,問題的根源是把全民所有改成了國家所有,把國營企業的集體領導機制和職工的民主管理機制給故意取消了,形成了權力的失控;再把國有企業變成了市場競爭的主體,國有企業變成了資本逐利的工具,這必然會導致與民爭利。
    所有問題的“根源”就是“私有化”。解決國有企業的問題,只能是社會主義方向,把國有企業重新變回國營企業,恢復和完善企業的民主化管理機制,重新把職工變成企業的主人國企的運行重新置於工人和人民的監督之下。

    資本主義私有制企業運行了幾百年了,至今都沒有找到真正有效的激勵和約束機制。華爾街金融機構“導致”的(老鼠會式的龐氏騙局)金融危機,證明了所謂外國先進管理經驗的“神話”破滅。一個造成(老鼠會式的龐氏騙局)嚴重危機的管理模式和機制,我們如果還繼續去學,那無異於跟死人學習自殺技術。公有制企業遇到的管理問題,在私有制企業裏都能找到。公有制沒有解決的管理問題,私有制企業也沒有解決。
    相反,私有制企業解決不了的企業管理問題,公有制企業尋找到了更高級的管理思想。我們曾經有了一個到現在都世界領先的企業管理思想和管理機制—-鞍鋼憲法,我們需要把它找回來,完善它,而不是丟棄。美國企業管理學日本,日本企業管理管理的三大精髓“年功序列”、“終身雇傭”、“目標管理法”,在鞍鋼憲法中,都能找到。而且,鞍鋼憲法所核心的企業是為人民服務的理念,卻不可能在資本主義的私有制企業的管理思想中找到。

    文/大眾民主

    2011-9-23  民聲網 


  24. 2011/09/25 於 10:35 patchpieces

    □ 紅色悲歌

    大勢不再

      “最危險的敵人往往來自我們內部……”這句話在許多時候、許多地方都是適用的……

      對20世紀80年代的美國人而言,蘇聯其實已經越來越不足為慮了–雖然那時蘇聯的威脅被媒體描述得仿佛可能在下一秒就會降臨在西方人面前。如前文所言,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通過一系列軟硬兼施的手段,西方世界中由美國人所主導的"金字塔"型分工體系的結構開始變得清晰且嚴密起來,並且西方世界大於社會主義陣營的經濟總量在美國人的統一調配下成為實實在在的優勢。兩個陣營之間的實力差距從當年的兩屆奧運會就可以看出來。當時美國以蘇聯入侵阿富汗為藉口,帶頭抵制1980年的莫斯科奧運會。結果不算蘇聯自己,當年參賽的國家只有80個,參與報導賽會的新聞記者共有5615名,比參賽運動員的人數還要多。開幕式上,這80個國家裏又有16個國家的代表隊在入場式上沒有打本國國旗,以奧林匹克五環旗替代,新西蘭代表隊乾脆打了面黑色五環旗,有10個國家只有旗手一人,運動員乾脆沒出場,後來在獲獎時這些國家也不升國旗、不奏國歌–借著奧運會搞政治對西方國家來說是輕車熟路。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蘇聯還以顏色,也帶頭搞了一次抵制,但聲勢上要小得多,參加抵制的只有保加利亞、民主德國、越南、蒙古、老撾、捷克斯洛伐克、阿富汗、南也門和古巴等國家。

       所謂“抵制”,就是要讓各個國家表明立場、選邊站隊。看看兩次抵制的回應者,東、西方陣營的界線也就基本清楚了。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差不多涵蓋了世界工業生產力的三分之二,這樣的實力一旦被有效地組織起來,結果是顯而易見的。在總體實力居於劣勢的情形下蘇聯要繼續和資本主義陣營保持均勢,那麼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重工業和輕工業的比例以及工業和農業的比例就都無法保持平衡,老百姓的生活水準提高程度和國家經濟增長就無法成正比。舉個例子,在阿富汗戰爭期間, 蘇聯一架米-24武裝直升機的價格只約合9噸豬肉,這不是說蘇聯直升機多便宜,而是意味著那裏的豬肉太貴了,這背後就是蘇聯國內輕重工業嚴重失衡。蘇聯的封閉經濟體系裏,發行的貨幣和生產的產品是對應的,然而這些產品中大多數都是衣不能穿、食不可餐的軍工產品,刨除這一塊,只對比和老百姓生活相關的消費品的話,盧布的發行就是過量的。因為對一般消費品的購買力不足,導致盧布對西方貨幣的官方匯率和實際匯率能差出很多,那時黑市兌換猖獗就是這個問題的反 映。"8 • 19″事件以後盧布迅速貶值,其中就有被"打回原形"的味道。

      有人說蘇聯為什麼不能不搞對抗,為什麼不以"和平與發展"作為自己的主題?問題是西方國家不會給社會主義國家陣營這個機會。
    雷根上臺以後,美國開始對蘇重新採取遏制政策,表面上沒有20世紀50年代杜魯門主義那樣強硬–因為美、蘇的實力差距沒有那時那麼大,但也不是尼克森時期的收縮政策。雷根政府的基本方針是:強調以抗擊蘇聯為中心,奉行所謂"以實力求和平"的方針,具體說就是以美國的經濟、軍事實力壓制蘇聯;在地區爭奪上,把蘇聯頂在20世紀70年代末的擴張線上,使社會主義陣營不能再前進一步。同時,保持各種管道,加強同蘇聯的"對話"–也就是促使蘇聯"和平演變"。國務卿黑格、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艾倫、國防部長溫伯格成為對蘇戰略的核心人物。後 來艾倫在任職10個月後被對手搞了個受賄醜聞被迫辭去了職務,軍人出身的麥克法蘭接任了他的位置,這樣雷根身邊就是三位軍人出身的鷹派幕僚在決策對蘇戰 略。和平與發展在後面的歷史的確成了時代的主題,但其前提是美蘇兩邊必須有一方衰落直至滅亡,而很不幸,蘇聯是滅亡的那一個。

    異 化

      產生變化的不只是雙方實力上的對比,更為根本的是蘇聯自身的變化:由於缺乏人民對黨實施有效監督的體制,自赫魯雪夫時代開始,蘇共從一支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共產主義政黨一步一步蛻變成了所謂"全民黨",實質就是變成了一個新的權貴集團,國家資本主義蛻變成了權貴資本主義,列寧被他們改造為一個形象越來越模糊的簡單圖騰,用以維護其執政的合法性。黨開始背離社會主義,背離人民的利益;領導幹部日益脫離群眾,退化成為一群貪婪如狼、懦弱如羊、蠢笨如豬的官僚;官僚主義與幹群關係緊張大大地損害了原本運轉正常的計劃經濟體制,使得內政問題進一步惡化……在經過長達18年的、穩定的、" 一團和氣"的勃列日涅夫時代之後,蘇共的“權貴化”已然到了積重難返的時代,為了讓自己以及子孫後代永享到手的利益,蘇共的“既得利益集團”最終開始搞起了“政治體制改革”—“拋棄”社會主義搞“私有化”,好讓自己從管理財富的國家幹部變成掌握財富的“資本家”。

      某些原本就自視高老百姓一等的所謂"知識分子"此時也迫不及待地站出來高喊著要對國家進行“民主改革”,實質則是妄圖在動盪中為自己“分一杯羹”–當初靠搞"民運"上臺的這批人,後來“無一例外”地成了“新貴族”,譬如格魯吉亞的薩卡什維利、烏克蘭的尤先科等等。最可笑的是,由於蘇共背離黨的宗旨和原則、背離社會主義所產生的種種社會弊端,在這些人嘴裏卻成了社會主義的罪狀,以此來徹底否定社會主義。當然,更多的知識份子,則是由於蘇共的腐化以及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經濟快速發展的表像才接受了西方的新自由主義思想,進而不自覺地成為這些思想在蘇聯國內的傳播媒介,而這些天真的知識份子們包括當時蘇聯的"經濟學家"對市場經濟和私有化的認知尚處在"西方 19世紀的水準"–面對一堆經濟問題,他們的理解是只要私有化了,一切"自然"就解決了。
    除了黨內與知識界的這兩股力量以外,民族分裂勢力、各種宗教勢 力以及沙俄時期的舊貴族在這段時期也都活躍了起來。而這些人又都不約而同地紛紛將手伸向了西方國家,以期借助外部力量達到自己的目的。
    蘇聯時代大量所謂" 異見人士"的活動經費來源於哪兒呢?
    顯然並不是從蘇聯的工人農民那裏募集來的,蘇聯時代從未聽說過有這樣的集資活動。到目前為止,我們所知道的一個“大金主”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呢?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又譯為"國家民主捐贈基金會",簡稱END,熟悉國際政治的人恐怕都不會太陌生。它號稱美國上百萬個“非政府組織(NGO)”中的"龍頭老大",和美國國務院、國際開發署、「中央情報局」有密切的聯繫,被認為是「中情局」的"另一塊招牌"。這個20世紀80年代初成立、主要靠美國政府撥款從事活動的"非政府組織(NGO)"在世界很多地方扮演過“特殊的政治角色”,可以數出來的有:委內瑞拉等拉美國家、烏克蘭等獨聯體國家、伊 朗等西亞國家、緬甸等東南亞國家,它們都受到其顛覆活動或推動"顏色革命"的影響。

      不僅僅是在黨外,在蘇共黨內,為了抓住權力很多 人同樣選擇去搞“挾洋自重”。在雅克列夫的牽線搭橋之下,1984年戈巴契夫與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在倫敦郊區切克斯別墅一對一地“秘密會見”,談了什麼至今沒有完全解密,但之後西方各個國家立即統一形成了“輿論熱潮”,它們“盛讚”
    戈氏"是蘇聯理想的接班人",
    “是具有新思想的新一代領導人",
    “是可以打交道的人"。
    戈氏的那顆帶有招牌式胎記的半禿腦袋在當時常常會出現在西方的各種雜誌上,其中包括《時代週刊》—
    柴契爾夫人曾自豪地說:"是我們把戈巴契夫提 拔起來當了總書記。"

     1986年雷根和戈巴契夫的雷克雅未克會見也是一對一,戈氏亮出了他的底牌–已做好犧牲蘇聯利益,為美國“效忠”的準備。
    戈氏後來公開地承認:在雷克雅 未克會見時"實際上已把蘇聯交付美國聽憑處置",他說:"雷克雅未克實際上是一場戲……一場重頭大戲……我認為,如果沒有雷根這樣強有力的人物,整個過程 就不會開始……這次峰會上我們……走得已經那麼遠,根本就不可能再有回頭路。"
    1989年戈巴契夫在馬爾他同老布希總統會見的時候,整體移交蘇聯內政、 外交陣地的過程已經完成,當時有個快言快語的外交官形象地說:"冷戰是在地中海暖洋洋的海水中埋葬的。"

     背 叛

       如果說戈巴契夫還只是迎合西方勢力的話,葉利欽、謝瓦爾德納澤、切爾諾梅爾金等人則“走得更遠”,這些人代表了蘇共黨內的“反叛力量”。早在1987年夏天,當葉利欽尚未與戈巴契夫發生衝突之時,葉利欽就開始與美國駐蘇聯大使進行“接觸”,他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坦率",給美國大使留下了強烈的印象,美國隨即將他作為重點“工作對象”,“全力支援”他對抗蘇共中央、對抗蘇維埃政權、“分裂”蘇共和蘇聯的一切行為。
    由此開始,葉利欽或者說是蘇共內的反叛力量取代了以戈巴契夫為代表的“蘇共改革派”,成為西方國家眼裏"更可以打交道的人",此前戈爾巴喬利用外交場合所反復宣傳的"新思維"、政治改革等話題,此時對西方國家恐怕已經不再有那麼強的吸引力了。

      在葉利欽與戈巴契夫公開發生衝突被開除出政治局後,這一點表現得尤為明顯。那時美國利用各種機會始終與葉利欽保持著密切的接觸。1989年葉利欽當選為蘇聯人民代表並進入最高蘇維埃,當年9月隨即訪美,而美方則破格接待這位"非正式訪問"的"非官方人物",安排總統、副總統、國務卿和前總統雷根等諸多政要同他會晤。葉利欽回國後,隨即加緊展開反共活動。一方面在黨外謀求取消蘇共領導地位的憲法的修訂,另一方 面在黨內領導"民主綱領派"進行"政改",力圖"徹底改造"蘇共,剝奪黨的領導權。

      戈巴契夫與葉利欽的政治鬥爭,說白了就是蘇共 高層瓜分國家和人民財富的一場利益之爭。為了自身的私利,這些人可謂不擇手段,完全罔顧其他–在這場鬥爭中美國政府竟被請出來擔當起了協調人的角色。葉 系與戈系後來的"聯手合作"是由白宮和美國國務院推動的,在大國政治中恐怕找不出比這更荒謬、更可悲的事情了。1990年3月,葉利欽當選為當時蘇聯範圍內最大的加盟共和國–俄羅斯共和國議會的議員,同年6月,他憑藉一系列"政治秀"當選為俄羅斯共和國的主要行政長官。此後,葉利欽和他的助手們開始採取一系列政治手段,破壞國家的計劃經濟體制,導致國家經濟增速出現明顯下降,降幅約為2%。1991年,葉利欽又進一步破壞中央計畫,他把俄羅斯稅收的絕大 部分截留了下來,不再上交中央財政,而俄羅斯共和國則是蘇聯的主體部分,蘇聯經濟因此當年就下降13%,這最終誘發了蘇聯的解體–20世紀90年代初蘇 聯經濟中出現的問題,根本不在於計劃經濟體制內部,而完全是人為破壞的結果。

     蘇共反叛者們最終成了後來蘇聯解體最大的獲益者。如今俄羅斯最富有的人正是當年黨內的"精英"。所謂"改革",說到底改的就是一個社會財富分配體制– 把原來相對平等的財富分配體制砸碎掉,然後把財富堆在那裏,讓人們一哄而上去搶,誰搶著算誰的,蘇聯的"經濟學家"們美其名曰自由競爭。而這些身居要職的 精英們早已給自己占住了最好的位置,這樣一來結果可想而知。除了眾所周知的葉利欽家族之外,還比如說切爾諾梅爾金,20世紀80年代他當過蘇聯天然氣總公 司的總經理,1992年天然氣公司"私有化"後,切爾諾梅爾金搖身一變成了天然氣股份公司最有實力的控股人,控制著全世界40%以上的天然氣資源,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幾個人之一。“蘇聯共青團”中央書記科爾科夫斯基利用自己的職位創辦了一家大銀行,把原屬於人民的財富“變成”了他個人的財產。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黨內的“激進民主派”曾大肆批判蘇共高層的腐敗與特殊化,平心而論,那時蘇共領導幹部們的“特殊化”還僅限於偷偷摸摸地搞些特供商店之類的東西,在莫斯科庫圖佐夫大街上有一座公寓樓,裏面的戶型大致是200~300平方米,勃列日涅夫、蘇斯洛夫和安德羅波夫的居所就在裏面,對於如今的人們而言,這種級別的腐 敗恐怕說出來都會被笑話。事實上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莫斯科就已經實現了電氣化,每5個家庭就有一輛私人汽車,蘇聯公民每月用於文化娛樂的支出占工資總 額的10%~15%,更重要的是涵蓋全民的免費醫療、免費教育以及免費住房。對比1991年之後富可敵國的新貴們的腐敗生活,當時的國情是:國民人均壽命 縮短,治安惡化,貧富差距拉大,國家工業體系支離破碎……當年蘇共的腐敗與之相比,恐怕就有幾分"竊鉤者"與"竊國者"的味道了。如今"竊鉤者"已經"伏 誅",而"竊國者"又當如何呢?

      相比於這些新貴,戈巴契夫的晚景則要淒涼得多。在筆者看來,這並非是由於一些文章中所說的愚蠢或者是"好心辦壞事",這其實是他與葉利欽鬥爭失敗的結果。他們所“爭奪”的,不客氣地說其實就是一個“(買辦)賣國者”的位置。蘇聯解體以後,葉利欽給戈巴契夫的只是每月4000盧布的退休金–這也是戈氏在辭職之後所“唯一關心的事情”,不幸的是隨著俄羅斯國內瘋狂的通貨膨脹的到來,這筆錢折合成美元之後不過1美元而已。戈氏開始像一個“藝人”一樣忙著在西方國家“拍廣告”賺錢,他曾帶著10歲的孫女入鏡拍了“必勝客”廣告;拿自己的名字為伏特加酒做了商標;還曾為路易•威登做過廣告……顯然,戈氏所看重的只是“自身的利益”,所謂"好心辦壞事"是無從談起的。

     解 體

      在蘇共內部如此"配合"的同時,美國人也沒有閑著。美國政府制定“肢解”蘇聯的行動計畫始於1981年春,策劃大致完成於1986年底–也就是戈巴契夫與雷根單獨會見之後,前後一共耗時5年多一點的時間。這一行動當時是背著社會公眾、政府和國會秘密進行的,知道內情的僅限於高層的少數幾個人–總統雷根、「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凱西、總統國家安全助理理查•艾倫和國防部長卡斯帕爾•溫伯格。現在公佈的資料表明最早提出這一計畫的是威廉•凱西,"凱西、艾倫、溫伯格在總統的支持下決定向蘇聯發出挑戰……我們認為雅爾達會議無效。"回憶人記得在凱西提交了阿富汗戰場等 情報報告後,提到了蘇聯問題,凱西認為美國沒有必要再繼續遵守以往的遊戲規則。

      哈佛大學歷史學家理查•帕普斯為雷根草擬了美國對付蘇聯最新戰略計畫,代號為:NSDD-75。這一次世界大戰略表明瞭美國政策中的"革命性轉折"。"我們當前的目標已經不是與蘇聯共存,而是要改變蘇聯 的制度。""我們完全有能力借助外部壓力來改變蘇聯制度。""通過利用蘇聯內部的弱點來動搖蘇聯制度是美國的目的。"為此,美國展開專門行動,開始在蘇聯 和東歐國家內部尋找他們覺得可靠的代理人–雅克列夫、戈巴契夫、葉利欽這些人恐怕就是他們的"工作成果",通過給阿富汗反政府武裝以及東歐的反對派以 物質和政治支持,使蘇聯捲入兩場尖銳的危機–阿富汗戰爭和波蘭危機。

      與NSDD-75計畫配合的還有另一套反蘇經濟戰方案,代號 是:NSDD-66,在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後開始執行,策劃者是雷根的蘇聯經濟顧問亨利•羅恩。NSDD-66的主要任務是:切斷蘇聯從西方獲得先 進技術用於產業升級的管道;打擊蘇聯外匯的主要來源–石油和天然氣的貿易。克格勃和蘇共高層當時都知道存在這樣一系列"旨在推翻蘇聯制度的美國情報機關 和其他特工機構的計畫",然而忙於瓜分國家財富的權貴們顯然對此並不在意,相反,為了在政治鬥爭中佔據上風,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樂於主動迎合西方國家。

       除了戈系和葉系以外,蘇共黨內還存在由雷日科夫、亞納耶夫等人所組成的第三支力量,他們主張要回到比較傳統的社會主義道路上去。然而,這批人並沒有走出 蘇共權貴化的框子抑或是歷史沒有給他們足夠的時間吧。作為挽救聯盟的最後努力,副總統亞納耶夫等人發動了"8 • 19政變",軟禁了戈巴契夫,然而這一行動並未得到人民群眾的回應,後者選擇了冷眼旁觀。而在面對西方所謂的輿論壓力時,亞納耶夫等人又表現得畏首畏 尾,在事件爆發三天之後最終釋放了戈巴契夫。最後的努力至此宣告失敗了,葉利欽借此機會,宣佈蘇共為"非法組織",停止了黨組織在俄羅斯共和國境內的一 切活動–整個過程中,竟沒有一個黨員站出來進行過抗爭。也就在這個8月,烏克蘭、白俄羅斯、莫爾達瓦、阿塞拜疆、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先後宣佈獨 立(此前在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已宣佈獨立,次年,格魯吉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依次宣佈獨立),蘇聯解體至此已進入不可逆狀態。1991年12月 25日,蘇聯總統戈巴契夫宣佈辭職,將國家權力移交給俄羅斯總統。當天19時32分紅旗從克里姆林宮上降落!第二天,蘇聯最高政權蘇維埃通過最後一項決 議,宣佈蘇聯不再存在……

    顏色革命

      事情到此還遠未結束,這片土地上一下子出現了15位總統–同時也是這裏最富有的人。而在此之前,他們都是蘇共的高級幹 部,正是通過肢解聯盟,原本屬於全體蘇聯人民的國有資產被這些人劃到了自己的口袋裏。這樣一個根源也就決定了,由蘇聯解體而誕生的這些新的政權執政基礎從 一開始就是背離人民根本利益的,是難以獲得民心的–簡單說就是在已經腐化的蘇共基礎上進一步變本加厲。

      對於西方國家而言,這些政權同樣是無法令人放心的,他們的利益依舊是基於他們的國家來實現的,和西方世界並沒多少瓜葛,甚至很多地方還會存在衝突–這一點可以參見現在俄羅斯與西 方的關係。如果蘇聯解體僅僅限於這一步,那對西方而言需要解決的就只是一個地緣安全問題,蘇聯地區的資源依舊沒有完全納入西方主導的經濟體系中來,那些地 緣上的戰略要衝也沒有完全被西方國家所掌握,因此資本擴張從中所能獲得的好處還是有限的。

      雞蛋原本就有縫,而外面還有一大群虎視眈眈的蒼蠅,於是,顏色革命也就開始了。從格魯吉亞開始,之後是烏克蘭,然後是吉爾吉斯斯坦。與此同時,俄羅斯針對普京的遊戲也開始了。與脫胎于蘇共官僚的舊領導層不同,這些靠“顏色革命”上臺的新貴最初都是黨外的知識份子或者是"異見人士(公共知識分子)",他們手中的政治資源原本要少於前者,於是也就更加“依賴”於西方國家的支持。在蘇聯解體之前,他們和葉利欽們曾可以說是同盟關係,而變質後的蘇共對這些人也一直採取綏靖政策–蘇共不敢依靠人民,就只能選擇向這些所謂“精英階層”尋求支持。如今蘇聯滅亡了,由這些和西方存在更多“共同利益”的人去執掌權力,顯然比那些前蘇共官僚要更合適。

      在2003年格 魯吉亞“玫瑰革命”之後,筆者在一部紀錄片裏清楚地記著這樣一個鏡頭:
    在一個公開場合,薩卡什維利在對記者進行了一番講話之後,立即回頭去問了他的顧問──美國退役軍官布魯斯•傑克遜這樣一句
    “我說錯什麼了嗎?”
    這其實就是這些“民主派”人士與美國之間“關係”的“最真實的寫照”。
    2008年北京奧運開幕當天,格魯吉亞突然兵進南奧塞梯,由此俄格戰爭的序幕拉開了,之後在不長的時間內,俄羅斯毫無懸念地贏得了戰爭。在此之前,其實兩國已經就南奧塞梯問題達成了協議,原本通過軍演進行示威的俄58集團軍也已結束演習準備撤回。從實力來說,格魯吉亞舉國的武裝力量就數量而言,僅相當於面前俄58集團軍加配屬航空 兵及海軍數量的五分之一,人員及戰術水準、裝備水準同樣遠低於俄軍。在爭議已經通過外交途徑得以解決,而實力又相差懸殊的情況下卻主動挑起戰爭,這顯然是違背常識的,但薩卡什維利偏偏就這麼做了,這是由於領導人的頭腦一時發熱嗎?恐怕並非如此,相反薩卡什維利當時可能還非常清醒。

      俄格戰爭有這樣一個背景:2008年時金融風暴正處於高潮階段,當時美元的地位岌岌可危,在這種情況下歐盟和俄羅斯便再次有了聯合起來"搶班奪權"的 想法,按照《保爾森回憶錄》裏的記載,奧運期間普京甚至私下給中國高層傳話,要"一起拋售美國國債",準備直接結束美元的性命。在這種時候,俄格戰爭無異 于在俄歐關係上狠狠地切了一刀,即便雙方決策者對此心知肚明,但迫於國內輿論壓力,短期內也無法和對方繼續保持合作。也就是說,薩卡什維利這個看似毫無道 理的舉動,在一個關鍵時間點上大大地減輕了美元的壓力。美國人才是整個事件真正的受益者,而最直接的受害者則是格魯吉亞的普通百姓和在戰火中送命的士兵。 此番種種,恐怕不是用巧合可以解釋得通的。

      死亡進行時

      就筆者看來,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東 歐劇變可能是20世紀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場悲劇。首先,對蘇聯而言這無疑是災難性的,西方先前承諾給葉利欽們的援助幾乎無一兌現,俄羅斯從西方國家手裏得到的援助遠不及波蘭和烏克蘭。
    1993年冬季,俄羅斯因為糧食危機已經面臨要餓死人的威脅,而在這個時候,副總統魯茨科伊竟還在盤算著如何利用即將到來的危機向葉利欽逼宮奪權。所幸的是,當時中國政府承諾在兩年內以不高於加拿大離岸價格,每年向俄羅斯提供500萬噸共計價值4億美元的玉米,這滿足了俄羅斯生產"人造肉"罐頭和飼料原料的需求,危機方才得以緩解。
    和蘇聯時期比較,現在俄羅斯人的人均壽命“減少”了十年以上,
    出生率從蘇聯時期的14%~17%銳減至8.3%,
    死亡率由蘇聯時期的8%~12%增至14.7%,最高時達15.7%,
    俄羅斯平均每年減少人口達100萬──按照國內某些學者的邏輯,也可以說俄國的“改革派”和“民主人士”們“幹掉”了數以千萬計的俄國人。
    與此同時,包括俄羅斯在內大量東歐婦女迫于生計而淪為“娼妓”。在當時,西歐各國的色情業的平均價格因為東歐妓女的“大量湧入”而被大大地拉低,以至於本土妓女上街抗議“她們的東歐同行”搞“傾銷”–對蘇聯和其他前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來說,這絕不是一個讓人 聽後樂得起來的笑話。

      和很多文章裏所提到的不同,在筆者看來,並非是蘇聯的經濟問題引起的這場悲劇,恰恰相反,是蘇聯解體本身製造了蘇聯地區經濟的悲劇。很多文獻都曾將聯盟解體的原因歸結于蘇聯後期經濟增長緩慢,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首先這個"緩慢"是相對於1975年之蘇聯GDP4 %~8%的增長率而言的,而同期美國的平均值則為3.3%。1975年之後,按照反共專家布熱津斯基《大潰退》一書裏的說法,蘇聯經濟增長常年低於5%,可問題是經歷了"平成戰敗"的日本有十年時間乾脆是處於停滯狀態,美國大蕭條時期也曾有過負增長,但美日政府現在都還活得好好的,而且在1975年經濟增長趨緩時,蘇聯人民的消費額增速是在加快的,換句話說蘇聯在當時已經開始逐步扭轉高積累低消費的情況了。事實上直到1990年年初,蘇聯經濟依舊是正增長,逆增長是當年夏天開始的–原因上文裏提到過,俄羅斯共和國在葉利欽當選總統後開始人為地破壞計劃經濟體系。還要說明的是,蘇聯時代GDP和GNP的計算是不算第三產業的,計劃經濟體制裏不存在金融操作這樣的虛擬經濟成分,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裏,製造業對GDP的貢獻通常只占20%~30%,其餘都是金融及服務業。

     對蘇聯的經濟而言,應該說1991年前後的動盪只是讓國家經濟"休克"了–國家的動盪影響的實際只是分配環節。蘇聯範圍內,工廠、設備等等都還在那兒 放著,工農業生產能力完全是可以滿足人民生活需求的,真正的問題出現在後面,蘇聯經濟的"死亡"是一個持續了很長時間的過程。

      開啟 蘇聯經濟"死亡"的第一步是聯盟解體。蘇聯工業體系的特點在於各個地區分工高度專業化,往往一個小城鎮只負責一種配件的生產,其餘生活物資都從外面調配,一架圖-154客機,上面的零配件來自十幾個加盟共和國。筆者所生活的城市就是20世紀50年代由蘇聯專家負責規劃的,所以對此有著比較清晰的認識。市內 最初一共三個區,輕工業、重工業、生活三樣分得清清楚楚,三個區之間留出了大量空餘土地以備今後發展–至今市區中心尚有8平方公里的草原。這種高度專業 化的分工可以極大地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生產效率,同時可以比較平均地在國內各個地區實現普遍的工業化,保持國內均衡發展。隨著聯盟的解體,各個加盟共和國 雖然手裏都擁有大量蘇聯時代的工業遺產,但是他們的工業體系都是殘缺不全的,就像是一家裏幾個兄弟分家,把一輛完整的汽車拆成一堆零件,然後每人拿幾個, 結果就是誰也沒有車坐,零件只能當廢鐵賣了。

      第二步則是由“私有化”而導致的“去工業化”。在與鄧小平南方視察差不多同一時期,俄羅斯也在搞他們的“有俄國特色的市場經濟”。俄國人的步子要比中國大得多,當時的俄羅斯總理蓋達爾炮製出了一個“跑步進入市場經濟”的"500天計劃",60%的國有資產都被以“股份”的形式平均分配到每個公民手中,而在當時的恐慌情緒之下,大多數老百姓自然是不會考慮如何經營這份“產業”的,他們需要的是儘快把手中的資產券變現,兌換成外幣、黃金,甚至是麵包,然而這種行為卻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恐慌。很快,那些國有資產集中到了少數“寡頭”手中,蘇聯4萬多家國企,除了利潤豐厚的能源、傳媒等產業外,其他產業都被“轉賣”或是廢棄了。因為經營這些產業是要花費很多時間和精力的,而且蘇聯時期基礎產業的 立足點是考慮如何支持國民經濟的穩定運行,是否贏利則另當別論(譬如在遠東修鐵路,從國家戰略角度說是正確的,但從資本家獲利角度說是不正確的),這對急功近利的資本家而言是無法容忍的,於是大量"拆了大樓賣鋼筋"的事情就出來了。當時大家都在搞工業化,蘇聯卻在"去工業化",製造業越來越單薄。在戈爾巴喬夫上臺時,蘇聯工農業總產值年增長率仍舊在6%以上,蘇聯和華約國家的重工業出口約占整個世界出口量的38%[1],軍工出口約占50%,石油天然氣及 其附加產品約占18%,貴重金屬(含有色金屬)及其產品約占40%,民用航空和造船業出口約占25%,化工產品出口約占30%;蘇聯自己的民用船舶總噸位 就佔據世界第一,捕魚量也連續多年占世界第一;煤炭工業產量和出口量也一直高居世界榜首。那麼蘇聯解體之後呢?舉一個簡單的工業指標–汽車年產 量,2009年時俄羅斯的汽車年產量是140多萬輛,尚不及印度,僅僅是中國的10%,而鋼鐵產量是5900多萬噸,差不多也是同年中國的10%。到 2007年時,俄羅斯GDP到了1.2萬億美元,達到了蘇聯解體前的水準–聯盟解體曾使得蘇聯境內GDP減少了45%,這的確是一個不小的進步。但是要 注意的是,這裏提到的是GDP而不是工農業生產總值,這只是說明俄羅斯境內資本流動的量很大,至多意味著增加了一部分就業崗位,而“去工業化”的進程其實並沒有被逆轉,蘇聯時代的GDP是搞工業搞出來的,而現在的GDP是靠賣石油(天然資源)賣出來的–2007年GDP大幅增長主要得益于當年石油價格大漲。在評論鴉片戰爭時我們常常會說,當時中國的GDP雖然是第一,但這是生產瓷器、絲綢的GDP,而英國的GDP則是生產槍炮的GDP,在這裏其實是一個道理。

     不只是設備和廠房不斷被廢棄,工業方面的人員培養也出現了可怕的斷層–俄羅斯目前除了能源以外,在國際市場上能拿得出手的大宗商品只剩下了武器裝備, 而俄羅斯軍工系統從業者當時的平均年齡已達到56歲,總工程師多數都是一群八九十歲的老人在擔任,第二梯隊是不存在的,一

      [1]  經互會嚴密的組織體制決定了有時需要將它當做一個整體來看待,事實上東歐劇變的起爆點正是"波蘭危機"。當年波蘭的動亂導致原本由它負責的糧食生產無法進行下去,而美國對華約國家的糧食禁運進一步加劇了這一危機,而這又導致了蘇聯等國家經濟運轉異常,進而為戈巴契夫的"政改"提供了藉口。旦這一批人故去,俄軍工行業將面臨無人可用的局面。即便是現在,無論是蘇霍伊、米格戰鬥機還是T系列主戰坦克,基礎設計都是在蘇聯時代已經完成的,後期俄羅斯的工程技 術人員所做的只不過是在這些原始設計上逐步加以升級改進,或者是將當初已經接近完成的項目在降低技術指標後加以完成,1991年以後完全從頭開始研發的項 目幾乎是沒有的。換句話說,如今的俄羅斯軍工行業其實是在吃蘇聯時期的"老本",它的原發性設計能力基本上已經被廢掉了,俄羅斯現在能成為世界第二大軍火 出口國只能說明蘇聯時代工業的強大–靠一堆殘缺不全的殘骸都可以讓一個俄羅斯支撐近20年,而且後面還能再撐一段時間。再拿蘇軍的短板–海軍來說,聯盟解體前夕,蘇聯已經下水兩艘6萬噸級的常規動力航母,其中一艘已經開始海試,另一艘7萬噸的核動力航母也已經完成過半。如今,俄羅斯國內所有的船廠都不 具備建造2萬噸以上軍用船舶的能力,2010年時俄羅斯需要與法國簽訂協定,購買法制的兩萬噸級"西北風"級兩栖攻擊艦。

      不光是對蘇聯人民,對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民而言,東歐劇變同樣未必是一件好事情。當然,最起碼對中國而言,蘇聯解體意味著來自北方的地緣威脅幾乎可以說是永久性地消失了,中國還從蘇聯地區以極低廉的價格得到了大批技術、設備、科研人員以及各類資源。

    但是必須看到的是,東歐劇變也意味著人類探索有別於資本主義的新的生活模式的進程遭遇了重大的挫折,這是事關所有人的一件事情。而對世界格局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世界政治軍事格局和地緣政治均勢的兩極體制至此被完全打破了,美國成為全世界唯一的霸主。

    同時,這也意味著資本擴張的“制衡因素”不存在了,之後的一系列大事件–包括現在的全球經濟危機,可以說都是“發端於此”。

    摘錄自:《世界如何發展: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書》
    □ 第八章 紅色悲歌

    作者:王偉(筆名:博揚)

    2011年9月


  25. 2011/09/25 於 10:36 patchpieces

    黨的政治紀律同樣不容許黨報傳播政治謠言
    ——評《浙江日報》所屬媒體發表反黨反華文章的重大危害

    2011年5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署名“中紀聞”的評論文章《黨的政治紀律不容許黨員傳播政治謠言》,這無疑是對當前萬民公訴茅于軾、辛子陵的偉大政治鬥爭的一個有力政治支持。茅于軾、辛子陵等採用極端下流的語言造謠辱駡毛澤東,造謠散佈黨中央已做出徹底清除毛澤東思想的決議,造謠污蔑共產黨不抗戰,肆意侮辱人民大眾的思想信仰,為美國(主子)實施“解體中國”戰略“製造”政治動亂等,其所作所為已經嚴重損害了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無論放在當今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屬於嚴重的違法犯罪行為。

    可是,由於多年來“中國極端右翼勢力”在“精英立法”過程中設置了大量喪盡天良的法律條款,使他們可以幹出任何滅絕人性的法西斯獸行而不受任何法律制裁,
    比如他們可以肆意侮辱人民信仰而不受法律約束和制裁,
    他們可以肆意搶劫人民財產而不受法律約束和制裁,
    甚至被全世界所有國家都列為頭等犯罪的叛國行為,在當今中國都不受任何法律約束和制裁。
    所以,茅于軾、辛子陵等放在任何一個文明國家都屬於十分嚴重的犯罪行為在當今中國卻可以逍遙法外,面對全國人民大眾的極度憤怒,茅於軾的反應如同當今中國絕大多數違法犯罪分子一樣,挑著大母手指頭奸笑著說:“有本事就去法院告,老子正等著呢!”茅于軾的這個“得意反應”是當今中國弱者“最熟悉”的罪惡情景,是所有法西斯野獸最得意忘形的地方,是最能反映當今中國精英立法邪惡本質的地方,是當今中國精英立法最悖逆現代人類文明的地方。
    目前包括茅於軾在內的中國法學精英之所以敢突然跳出來向中國共產黨發難,向中國人民發難,就在於他們十分清楚,多年來由他們負責和參與起草的許多法律條款,對他們具有充分的“保護作用”。

    在國法已經被完全綁架的被動情況下,中國共產黨唯一能夠動用的政治武器就只剩下了黨紀,所以才有了人民日報《黨的政治紀律不容許黨員傳播政治謠言》這篇文章。由此也可看出當今中國共產黨已經落到了“何等被動”的歷史地步,哪還有一絲一毫執政黨的架勢!只要是有美國(主子)在後面“撐腰”,隨便幾個師爺和訟棍就可以向共產黨叫板,而共產黨除了搬出黨紀之外,無論在法律上還是道義上都已經到了無可奈何的被動地步。由於茅于軾不是共產黨員,不僅國法奈何他不得,黨紀同樣奈何他不得,所以茅於軾才能夠單槍匹馬挑戰共產黨,挑戰億萬人民的共同信仰,打響美國對華戰爭的第一槍——在武力威懾下“文力討伐”中國。只是,中國是中國人民的中國,中國人民決不願意眼睜睜地看著國家慘遭美國解體,於是便掀起了萬民公訴茅于軾的強大民主運動。中國有可能會再次出現宋朝以來那種悲劇現象——民間抗戰轟轟烈烈,政府對“漢奸(買辦)”卻“唯唯諾諾”,好在目前中國已不是南宋,不是晚清,中國共產黨在被法律和道義兩條繩索捆得結結實實的情況下,終於用最後的黨紀武器發出了反抗之聲——“黨紀不容許黨員傳播政治謠言”。

    可是,黨員之所以敢於傳播政治謠言不僅僅是因為黨被邪惡法律和邪惡倫理捆住了手腳,同時還在於黨的某些“機構”開始變成“反黨堡壘”,黨報開始成為黨員傳播“政治謠言”的媒體平臺,《浙江日報》所屬媒體發表茅于軾、辛子陵等反黨反華的文章,就是黨的某些機構已經成為“反黨堡壘”的一個典型標誌。茅于軾、辛子陵所製造的關於毛澤東和共產黨的大量政治謠言是通過浙江省委黨報《浙江日報》的“財新網”傳播的,而《浙江日報》的“財新網”又絕非是把關不嚴的偶然事件,而是因為她的“使命”就是傳播此類能夠動亂中國的政治謠言。《浙江日報》財新傳媒集團屬下的兩刊一網全部由胡舒立一人擔任總編輯,而這個胡舒立自2001年以來曾經連續7年被美國(主子)“評選”為各類最佳人物,在獲得美國(主子)“賦予”的各種“榮譽”和獎項方面堪稱中國第一人,甚至遠遠超過那位諾獎得主劉先生。對於這樣一個具有“複雜背景”的人,浙江省委黨報《浙江日報》不僅僅是把屬下一個財新網、一個《新世紀》週刊或者一個《中國改革》雜誌交給她,而是把所有這些媒體的總編輯統統交給胡舒立一個人,並且她同時還在擔任(注意是擔任而不是兼任)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院長、教授和博士生導師,如此多的實職交給一個人,不僅在中國,即使在世界也極為罕見,如果單純從管理的角度來說,是無論如何也不會這樣安排的,現在這樣安排顯然是出於“政治目的”。

    特別是再看看這些媒體的“合作方”就會更加明白為什麼這個“媒體集團”敢於公開傳播“政治謠言”,並且還是傳播關於黨中央的政治謠言。《浙江日報》屬下兩家刊物的合作方是「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雜誌社」,這兩個單位的領導人都是高尚全,顧問都是吳敬璉,領導成員還包括周小川、龍永圖、李劍閣等一大批省部級官員。知道了胡舒立“背後”這個龐大的精英群體就會明白為什麼關於毛澤東和共產黨的政治謠言會在這個媒體傳播,而不是在其他媒體傳播了。在此之前,由「中央黨校」教授開始的黨校反黨“現象”就已經屬於“極端荒謬”的反常現象,後來被胡錦濤主席和習近平副主席幾次講話嚴厲刹住了,現在又出現了黨報傳播政治謠言的反常現象,難道還不足以認真反思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源嗎?黨報的資產無論是來自于黨員的黨費,還是來自於國家的財政經費,都必須用於黨和國家的社會主義事業,而不能用來“豢養”一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極端右翼分子”,把黨報作為傳播政治謠言的工具,為美國動亂和“解體中國”“服務”。

    《浙江日報》作為一家黨報,能夠在全國公開亮相,率先站到美國和“極端右翼勢力”立場上不能不引起國人的極大憂慮。
    胡舒立具有“複雜”的“美國背景”《浙江日報》不會不知道;
    茅於軾是公開反共反華的敵對分子,《浙江日報》同樣不會不知道;
    辛子陵因為造謠傳謠而在政治上已被控制,《浙江日報》也不會不知道;
    他們這些人對重慶唱紅打黑共同持有“敵視態度”,《浙江日報》也應該十分清楚;
    再過幾天,就是建黨九十周年大慶,《浙江日報》更是十分清楚;
    在這種情況下,《浙江日報》所屬媒體竟然能夠把這樣一些“反共反華分子”聚集到一起,為他們提供“妖魔化”毛澤東和“妖魔化”共產黨的“輿論工具”不能不說是一種“深思熟慮”的政治選擇。
    事情明擺著,無論是從共產黨的政治紀律出發,還是從官場的潛規則出發都應該十分清楚,在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九十周年的喜慶時刻,黨報所屬媒體卻發表大塊文章,造謠污蔑“共產黨不抗戰,只是在抗戰初期象徵性地放了幾槍”,造謠辱駡“共產黨的領袖只會整人和強姦婦女”,顯然是在觸犯生死大忌,莫說是執政黨過生日,就算是普通老百姓過生日,如此“造謠辱駡”也是倫理大忌,即便是強盜土匪對此也會有所顧忌,而作為中國共產黨省委機關報的《浙江日報》,卻在此時此刻破口大駡共產黨,究竟對共產黨有多大的仇恨?
    究竟是“什麼人”給了他如此天大的膽子!選擇在這個時候“妖魔化”毛澤東和共產黨,讓人感覺《浙江日報》仿佛不是大陸共產黨的報紙,而是臺灣國民黨的報紙。

    顯然,《浙江日報》黨報媒體是“有意選擇”在這個特殊時刻表明立場,表明與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相對立的政治立場。此時此刻他們“妖魔化”毛澤東妖魔化共產黨的另外一個目的,就是要激怒共產黨和人民群眾,借此證明當今中國所有的矛盾和問題,都是由封建遺風和文革遺毒這兩股勢力造成的。最近中國突然刮起了再次“妖魔化”文革的風潮,有人把現在人民看不起病,買不起房,上不起學,養不起老等(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問題,把中國資源被外資耗光、環境被外資毀壞等(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問題,把中國金融資產變成美國財政收入、中國婦女變成國際妓女、中國勞工變成外資奴隸等(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問題,把轉基因主糧對中國經濟安全和種族安全的嚴重威脅等(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問題,統統“歸結為”是封建遺風和文革遺毒這兩股勢力造成的,認為是封建勢力和文革勢力造成了當今中國社會的貧富兩極分化,造成了充斥整個社會的偽劣假冒產品和有毒食品。
    由於這個判斷過於“荒誕不經”,過於違背現實,所以需要“製造”實例來證明,《浙江日報》所屬媒體“妖魔化”毛澤東和共產黨便起到了為上述“荒謬邏輯”提供證據的任務。道理很簡單,如果任憑他們妖魔化毛澤東和共產黨,中國就會陷入大流血、大動盪、大分裂;如果反對他們妖魔化毛澤東和共產黨,則會被指責為是兩股勢力——共產黨進行干預會被指責為是封建遺風,人民大眾起來反抗則會被指責為是文革遺毒,無論出現哪種情況,都會為“兩股勢力論”提供證據。“兩股勢力論”是沖著誰來的,大家心裏都很清楚,所謂封建遺風是指紅二代接班,所謂文革遺毒是指重慶唱紅打黑。此時《浙江日報》所屬媒體這樣做,矛頭所向顯然是中共18大。

    可以說,目前中國大地突然再次掀起妖魔化毛澤東、妖魔化共產黨、妖魔化社會主義、妖魔化人民革命、妖魔化中華民族、妖魔化中國人民的排空濁浪,主要針對目標就是中共18大。無論是美國精英集團還是“國內買辦漢奸集團”都十分清楚,中共18大將會形成中國轉變發展方式的組織力量和政治基礎,而這是他們無論如何不能接受的政治局面,特別是美國(主子)更加“不能接受”。美國在經過百年來最大金融(泡沫化)危機之後,親身體驗到了“中美國(G2)”對美國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美國能夠在百年未遇的特大金融危機中不影響人民生活,仍然能夠保持物美價廉的超市供應;能夠在“(債務貨幣化)大量印製美元”的情況下不發生通貨膨脹,而把困擾美國數十年的通貨膨脹“轉嫁”到中國老百姓頭上,完全有賴於“中美國(G2)”的存在和發展。而一旦中國轉變發展方式,把經濟發展“轉移”到滿足國內人民需要上來就會徹底抽掉“中美國”賴以存在的物質基礎,就會徹底切斷美國向中國轉移通貨膨脹的經濟管道,這種狀況是美國無論如何都“不能接受”的,美國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地“阻止”這種情況發生。否則,美國對中國30多年的“歷史佈局”就很有可能會如同對俄羅斯的佈局一樣,完全付諸東流。美國耗費半個多世紀搞垮了蘇聯,結果卻是竹籃打水一場空,不僅沒有得到哪怕是一丁半點兒蘇聯資源,甚至還造就出一個燃燒著民族主義熊熊大火的俄羅斯帝國。如果這種情況在中國重演將會對美國造成極其嚴重的後果,由於美國對中國廉價商品和金融佔有的依賴性已經形成,一旦失去了中國廉價商品和金融資產注入,目前美國高收入低物價的生活方式將難以繼續,金融危機的災難就會重新砸回到美國老百姓頭上,很可能會引發美國社會動盪和社會革命。所以,美國無論如何都不能讓俄羅斯的情況在中國重演,中國不僅不能復興社會主義,甚至連民族主義也不能復興;中國不僅不能再出現一個毛澤東,甚至連出現一個普京也不行(只能出現美國傀儡葉爾欽、戈巴契夫)。美國一定要趕在中共18大之前出手,製造中東北非的動亂和戰爭,是從外部擠壓和威懾,操縱中國內部“第五縱隊”進行“政治叛亂”,則屬於“文力討伐”。

    “文力討伐”是早在甲午戰爭之前日本戰略家就制訂出來的侵略中國計畫,他們認為對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說,只能是“文力討伐”為主,“武力討伐”為輔,“文力討伐”在前,“武力討伐”在後。
    曾經兩次敗於中國的美國,再加上中國強大的核威懾力量更加不敢對中國輕易動武,轉而採取了當初日本人制定而沒有成功實施的“文力討伐”戰略,“操縱”中國內部的“漢奸(買辦)集團”把中國搞亂,通過“妖魔化”毛澤東在精神上把中國人變成“一盤散沙”,通過“妖魔化”共產黨在政治上把中國人變成一盤散沙,進而把中國變成第二個利比亞。美國人對他們的“文力討伐”戰略充滿信心,最近國務卿希拉蕊就直言不諱地說道:“中國想用拖一天算一天的辦法,試圖逃過中東北非的命運,完全是白日做夢”。
    馬上就要赴任駐中國大使的駱家輝(美國華人影帝),在美國參議院聽證會上,十分明確地展示了搞亂中國的五點計畫,美國參議員弗蘭克•沃爾夫更是猛烈敲打著桌子警告駱家輝(美國華人影帝)說:不要把中國的主權和法律放在眼裏,美國大使館就是要變成“中國的自由之島”,美國大使必須要公開參加“中國的地下教會”。“指示”大使館如此“明目張膽”地“蔑視”和踐踏所在國的主權和尊嚴,甚至連戰爭期間交戰國之間都十分罕見。美國人對中國“文力討伐”戰略的自信“絕非”像中國(吳建民式鸚鵡太監)外交部發言人所講的那樣沒有任何根據,而是有著充分的現實依據。
    一是他們用“否定文革”和“精英立法”這兩道繩索捆住了中國手腳,
    二是他們的基督教理想主義精神和從中國文革中吸收的大眾政治文明,使他們擁有遠遠超過日本的文化根基,完全有能力對中國實施“文力討伐”。
    到目前為止,美國對中國“文力討伐”的戰略“相當成功”,
    以茅于軾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精英集團”受他們“控制”,
    以“李莊律師團”為核心的“偽自由主義精英集團”受他們“控制”,
    以“(外資掌控)四大門戶網站”為代表的中國網路媒體受他們“控制”,
    以「南方系」為代表的中國字媒體受他們“控制”,
    甚至連中國生物學界研究轉基因的核心專家集團都受他們“控制”。
    這些“精英集團”再加上“買辦集團”構成了美國對中國發動新型戰爭的龐大的“政治偽軍部隊”,其中“新自由主義”、“偽自由主義”和“南方系”的諸多“漢奸”則是美國對中國進行“文力討伐”的駐華“先遣軍”。這個“先遣軍”的能量之大已經遠遠超過了當初的吳三桂和後來的“汪偽部隊”。特別是30多年來,“改革教”給中國成功‘戴上“了一個所謂“不能迫害知識份子”的緊箍咒(其他任何國家都沒有這個罪名),在這個緊箍咒的作用下,無論知識份子怎麼“折騰”中國也都“無可奈何”。美國更是抓住了中國這個“死穴”,無論是什麼“阿貓阿狗”,只要是“反共反華”就“(加冕譽冠)命名”為是“知識份子(or民主自由鬥士)”,廣州有一個地地道道的“街頭流氓”,就是因為反共反華,並且“僅僅是”因為“反共反華”,便被美國“(加冕譽冠)推舉”為是“百大公共知識份子”。

    目前《浙江日報》所屬媒體發表反共反華文章就是美國對中國“文力討伐”的結果,在美國參議院和國務院事實上“已經宣佈”對中國發動“新型戰爭”的情況下出現《浙江日報》所屬媒體的反共反華事件,已經不再像以往“南方系”那樣只是一般性的替美國(主子)說話,而是跨出了現代中國“東南互保”的第一步。
    晚清時期“東南互保”的歷史悲劇有可能在中國重演。1900年中國政府對侵略中國的西方列強宣戰後,宰相李鴻章立刻率領東南各省與西方列強“擅自媾和”,背叛中央政府單獨與西方列強簽署和平協定,把對西方列強宣戰的慈禧太后變成了沒有一兵一卒的孤家寡人。慈禧太后被迫只能召集義和團進行抗戰,東南地方政府又“勾結”“八國聯軍”要求慈禧太后屠殺“義和團”,宰相李鴻章更是“代表”“八國聯軍”“要脅”慈禧太后:如果不殺掉“義和團”就殺掉慈禧太后,慈禧太后為保住自家性命而出賣了浴血奮戰的“義和團”,與“八國聯軍”聯合圍剿義和團。“八國聯軍”為了殺服中國人不僅把義和團男女老少全部殺光,還把當時主張抗戰的一些大臣女眷輪奸致死,同時在中國北方人口最稠密的京津地區展開“大屠殺”,殺掉了京津地區百分之九十的中國老百姓,“京津大屠殺”無論是就其規模還是就其慘烈程度而言都“遠遠超過”後來的南京大屠殺。可是,“控制”中國輿論的“買辦漢奸集團”卻對超過南京大屠殺的“京津大屠殺”“百般歌頌”,甚至在百度百科等各種場合把“八國聯軍”的“京津屠殺”稱為是“一次紀律鬆散的國際維和行動”(最近在愛國輿論的抗議下,百度百科等才放棄了對八國聯軍的公開歌頌)。中國改革教主將“極端右翼分子”馬立誠等人正是因為看到國內知識界為“八國聯軍”的“京津大屠殺”“正名”成功才率領“中國漢奸文人‘掀起了聲勢浩大的為南京大屠殺”翻案“的浪潮。馬立誠所在的”南方系“那個”圈子“與茅于軾胡舒立所在的《浙江日報》這個”圈子’不僅是“同一類人”,甚至乾脆就是同一些人。
    「人民日報」發表的中紀委評論文章指出:“黨的政治紀律是高壓線,任何黨員,不論其在黨內的威望和職務有多高,只要是違反了黨的政治紀律都應給予嚴肅的批評教育或紀律處分,對造成嚴重後果的,要依紀依法予以嚴肅懲處,決不姑息遷就。”
    現在,《浙江日報》跨出了“東南互保”的第一步,跨出了黨報反黨的第一步,造成了全國十幾個省市自治區的人民的強烈不滿和抗議,後果不可謂不嚴重,並且其威望和職務都還不是很高,能否依紀查處,人們拭目以待。
    倘若在中、美衝突如此嚴重的關鍵時刻,在事關黨和國家生死安危的關鍵時刻,對如此嚴重的政治反水和政治叛亂都姑息遷就,那麼,晚清“東南互保”的民族悲劇將不可避免地會再次重演。

    “中國極端右翼集團”為了“配合”美國(主子)的新型戰爭,“製造”國內動亂和“分裂”目前已經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極端程度。
    一方面在政治上造謠辱駡毛澤東,侮辱人民信仰,激發國內動亂,以便達到一箭雙雕的漁利目的;
    另一方面則在經濟上人為製造物價暴漲,逼迫老百姓跳牆。“國家發改委”不僅打著與“國際接軌”的旗號拉高國內油價糧價,甚至為已經壟斷了中國消費品行業的外資公司大幅漲價“保駕護航”。中國“日化行業”的外資公司在基本“消滅”了本地民族品牌之後已經完全形成了壟斷價格,可以對中國消費者隨心所欲的任意掠奪,分散的中國消費者根本沒有任何能力抵抗外資的價格壟斷,唯一的指望就是“國家發改委”的干預和保護。可是,目前“國家發改委”卻在外資公司大幅漲價時宣稱:“依據《價格法》,企業有權漲價”,如此一來,中國消費者就完全變成了任憑外資隨意宰割的無助羔羊。面對在外資鐵蹄下悲慘掙扎的中國消費者,所有良知尚存的中國人無不義憤填膺——
    當初“引領”外資控制中國產業的是“國家發改委”,
    後來“委託”那些“反共反華”的師爺訟棍制訂《價格法》的也是“國家發改委”,
    現在宣佈依照《價格法》外資有權漲價的,還是“國家發改委”!
    所有這些僅僅是民族不幸的歷史巧合,還是按照“既定路線圖”事先預設的結果?
    在美國向中國轉嫁通貨膨脹、意圖製造中國經濟政治雙重危機的高度敏感時刻,“國家發改委”卻一隻手打著與“國際接軌”的旗號下令國有企業油價上漲,另一隻手又打著《價格法》的旗號保護外資企業漲價,不是要把天下百姓逼上死路又是什麼?一個國家的法律,本來應該是維護本國利益的工具,維護天理人倫的工具,可是,當今中國的法律卻變成了損害本國利益的工具,最能說明問題的是,當初負責起草制訂這些法律的那些師爺訟棍恰恰是今天公開站出來反黨反華的“極端右翼分子”,而“保護”他們公開站到反黨反華立場上的恰恰就是他們當初起草的這些法律。
    發展到今天,人們才明白了“中國極端右翼勢力”建立所謂“民主與法治”的真正含義:在對付共產黨的統一領導時,他們只講民主倫理而絕不承認法治;相反,在對付老百姓的正義要求時,他們又只講法治而絕不承認民主倫理。
    他們在替美國“文力討伐”中國時,“扯著嗓子”高喊自由、民主,“高喊”實體正義;他們在替國內“買辦漢奸集團”“討伐”人民大眾時又同樣“扯著嗓子”高喊法治,高喊程式正義。
    在中國政府抓捕茅于軾同夥時,他們“叫喊”自由民主,全然不管什麼法治不法治;在萬民公訴茅于軾時,他們又“叫喊”法治程式,全然不管什麼自由和民主。
    如果認真瞭解了他們的所謂“民主與法治”之後就會發現他們完全是一幫已經徹底滅絕人性的地地道道的法西斯畜生,甚至連法西斯畜生都“不如”,法西斯畜生至少“還知道”維護自己的國家。

    中國自宋朝以後,所面對的敵國總是10年戰略、20年戰略乃至50年戰略,特別是當今“(虛偽陰險)對手”美國,“解體中國”的戰略歷經半個多世紀始終不變,包括上述保護反黨反華分子的諸多法律就是在10年前、20年前甚至更早時候制訂的,
    什麼叫國家戰略?這就是國家戰略!
    可是反觀中國,每當國家有難,總是精英階層群體背叛,朝中叛臣如雲似水,民間“漢奸走狗遍地”,無論是蒙古滅亡南宋,還是清兵入關滅亡大明,抑或是兩次日本侵華戰爭,幾乎都是敵國將領指揮著漢族的降兵降將屠殺本國人民。
    甚至連敵國將領都不明白漢族人為什麼那麼喜歡當“漢奸”,蒙古皇帝忽必烈在滅亡南宋後就曾經當面問過宋朝降將:你們為什麼寧可背負千古駡名也要當漢奸?當時那些宋朝降將的回答與今天“帶路黨”的回答差不多,“右派帶路黨”的回答是中國沒有自由民主,左派帶路黨的回答是中國存在剝削壓迫,那些降將的回答則是宋朝奸臣當道、迫害忠良。
    當時忽必烈就反駁道:你們拿的是朝廷俸祿,既然朝廷奸臣當道,你們就應該幫助朝廷剷除奸臣,怎麼能夠投降外敵把朝廷滅掉呢?當時忽必烈就下令,在撰寫修宋朝歷史時,一定要大力歌頌那些為國捐軀的忠臣良將,如同日本兵在戰場上厚葬抗日英雄張自忠將軍一樣。
    相反,倒是“中國人撰寫”的歷史“秉承”的完全是“漢奸文化”,把“賣國罪名”完全“扣到”曾經還有過對外宣戰的慈禧太後頭上,而把投降“八國聯軍”的東南諸省的“地方漢奸”“歌頌”為是避免戰亂的歷史英雄。茅於軾就是根據這個“邏輯”,把漢奸汪精衛“稱頌”為是歷史大英雄,而對堅持敵後抗戰的毛澤東和共產黨則用盡下流語言“大肆妖魔化”。
    由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開始的“漢奸文化”氾濫終於再次淹沒了當今中國的精英階層,美國國務卿希拉蕊“一聲令下”中國各路“精英(買辦)”立刻“嚎叫”著撲向了中國共產黨,撲向了中國人民,甚至連黨報都再次選擇當年“東南互保”的做法,不假思索地站到了反黨反華的立場上。

    風雨來臨蟻上樹,大船將沉鼠先逃。《浙江日報》把屬下全部媒體黨產交給一夥反共反華分子來掌管,公開站到反共反華立場上,是一個十分可怕的“災難性信號”,它“標誌”著中國有可能再次出現“東南互保”,“中國投降派”有可能再次佔據上風。中國自宋朝以來,除了毛澤東時代之外在外敵面前“總是”“投降派占”上風,而主戰派的下場則慘不忍睹,要麼像南宋嶽飛那樣本人慘死風波亭,要麼像晚清崇綺那樣全家女眷被侵略者輪奸致死,總之,從來就沒有好下場。而今,美國巡航導彈還沒有打到北京,“殺左族毛”的“叫囂”就已經響徹雲霄,在最近數百名右派精英的聚會上乾脆借一個說書的小癟三(易中天)之口宣佈所有崇拜毛澤東的人“都不是人”,既然不是人,也就沒有任何人權,到時候就可以隨便殺戮。大家千萬不要認為右派集會宣佈崇拜毛澤東的人“不是人”,只是一種洩憤的氣話,而是“精心策劃”的一種“威脅”。在宣佈崇拜毛澤東就“不是人”的會場上,中國法學界的大佬幾乎全部在場,他們“完全知道”這句話的“法律含義”。此前,這些人剛剛用所謂“小蔣積德,蔣家無恙”的話“威脅”紅二代,在重慶獲得了巨大勝利,現在又用崇拜毛澤東就“不是人”,不享有基本人權的話,來“威脅”中國老百姓。美國等西方國家為了配合國內“極端右翼勢力”對紅二代的威脅“採取”了一系列“針對”發展中國家領導人的“斬首行動”——擊斃本•拉登,逮捕象牙海岸總統巴博,通緝利比亞領導人卡紮菲,審判埃及總統穆巴拉克等,“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警告中國紅二代領導人,如果“膽敢悖逆”美國(高級流氓)“旨意”,上述這些首腦人物的下場就是結局。現在,這種威脅已經產生了極其“惡劣”的廣泛影響,據某政法大學的一位校領導講,在他們的“政治威脅”之下,有些本來已經站到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立場上的教授再次發生動搖又縮了回去,相反,那些反黨反華反人民的反動教授重新“揚威耀武”地站了出來,叫囂要與共產黨和人民大眾鬥爭到底。黨報媒體公開站到反黨反華立場上,估計也與這種威脅有關。如果繼續任憑這些“買辦漢奸”對上用“小蔣”威脅紅二代,對下用“不是人”威脅老百姓,結果只能是把越來越多的幹部群眾逼上漢奸道路。

    現在,美國巡航導彈還沒有打到中國,就採用恐怖手段“公開威脅”人們叛國“當漢奸”,倘若美國真的打進來,恐怕到時候不用美國人開槍,僅憑這些“漢奸還鄉團”就能夠把中國殺得血流成河!
    當今中國的“買辦漢奸”猖獗到如此程度,國家還有什麼安全可言,百姓還有什麼安全可言!
    今天姑息一個《浙江日報》,明天就會產生無數個《浙江日報》,國家的分裂和動盪將不可避免!
    既然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已經宣佈:“任何黨員,不論其在黨內的威望和職務有多高”,只要是違背政治紀律,就“要依紀依法予以嚴肅懲處,決不姑息遷就”,那麼請問,黨報媒體造謠辱駡開國領袖“強姦婦女無數”算不算違背政治紀律?黨報媒體造謠污蔑共產黨不抗戰算不算違背政治紀律?把黨報媒體交給一幫反共反華分子用做反共反華的工具算不算違背政治紀律?
    如果連《浙江日報》這樣一個小小的黨報媒體都處理不了又如何彰顯“不論其在黨內的威望和職務有多高”的嚴正警告?
    中國各大“門戶網站”已經被外資和外國勢力所“控制”,如果越來越多的黨報也被外國勢力和“漢奸勢力”所“控制”,那麼,蘇聯亡黨亡國的悲劇將不可避免!

    或許有人會說,蘇聯亡黨亡國之後老百姓不是一樣生活嗎?
    問題就在於中國和蘇聯不一樣。一是蘇聯原本就是由許多獨立國家所組成,名字就叫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解體之後只不過是重新回到原有狀態,各國重過各國的日子;中國則不同,歷史上一直是一個統一國家,每次分裂都是軍閥混戰、血流成河,人口死亡百分之七十以上。二是美國對蘇聯和對中國的戰略目標不同,美國對蘇聯的戰略目標只是亡黨亡國,而對中國的戰略目標則是亡黨亡國亡中華。在中國“佈局”轉基因主糧就是最有力的說明,“基因武器”不同於核武器的最根本特點,就是能夠“有選擇性”地滅絕一個民族,這就是全世界除中國之外、所有國家都“拒絕”轉基因主糧的根本原因。“美國資本集團”和“國內買辦漢奸集團”打倒共產黨的目的是要推翻毛澤東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制度框架,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制度框架的目的是要“解體”中華民族和“消滅”中國“13億垃圾人口”。倘若不是看到美國如此龐大的“滅絕計畫”,“中國精英集團”也不可能在槍炮未響的情況下就成群成群地走上了充當美國政治偽軍的叛國道路,現在他們這樣做的目的無非就是想在中國這艘大船沉沒之前,換上盎格魯•撒克遜的西方大船。毛主席生前也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才發動文化大革命,拆除黨群之間的政治籬笆,把共產黨和人民大眾捆綁在一起,通過黨群一體化形成戰無不勝的強大力量,以此來挽救中國共產黨,挽救中國人民,並在戰勝危機的基礎上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崛起。其實,目前體制內外毛派共產黨人的迅速發展,中國紅色大潮的再次興起,都是毛主席生前佈局的結果。

    現在,毛主席生前布下的這盤世紀性大棋與美國“解體中國”的世紀性戰略,針鋒相對、不共戴天地碰撞在了一起,是贏是輸,是生是死,都只能放手一搏,中華民族已經沒有了繼續韜光養晦的歷史餘地。而“決定”中、美之間這場歷史較量的“勝負關鍵”就是美國在中國“佈局”的“第五縱隊”。此前我們曾經多次講過,美國全部對華戰略都是建立在“漢奸”這個基礎之上,只要打掉“漢奸(買辦)”這個美國的戰略基礎,美國就會“被迫放棄”解體和滅絕中國的戰略。美國與中國兩次交手失敗的歷史教訓,中國核威懾的強大力量,特別是中國絕不會侵略美國的和平發展道路決定了如果沒有中國“內部漢奸”的配合,美國絕不會對中國單方面採取軍事行動,所以,徹底剷除“漢奸(買辦)勢力”是當今中國轉危為安的唯一機會,也是中、美兩國未來和平交往與發展的根本條件。“中國極端右翼勢力”組成的“第五縱隊”已經成為中國體內的“巨大毒瘤”,再不痛下決心徹底切除這個“毒瘤”中華民族將死無葬身之地,13億中國人民將死無葬身之地。

    剷除“漢奸(買辦)勢力”的時候到了,美國已經開始“動手”了,中國人民已經發動起來了,不要再猶豫,也不能再猶豫了,如果連一個小小的《浙江日報》,連一個小小的茅於軾都奈何不了,這個資訊回饋到美國,回饋到“漢奸(買辦)集團”,必將會使他們更加倍感鼓舞,更加“無所顧忌”,更加痛下殺手,那樣一來,中國從此將再也不會得到片刻安寧。

    文/張宏良

    2011-9-14


  26. 2011/09/27 於 10:39 patchpieces

    網易(及實由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一個漢奸媒體──看網易“淡化(屏蔽/封鎖/冷處理)”華爾街(茉莉花革命)騷亂

    作者:逍遙道長
    2011-09-26
    http://blog.sina.com.cn/mingzuziyoukexue

    媒體已經是威力遠超核武的戰爭武器,以“網易”為代表的中國主流媒體已經成為國內外反動勢力搞亂中國的橋頭堡。強烈要求媒體管理機構國務院新聞辦劃歸工農兵人大直接管理!  

    華爾街騷亂這麼大的事情,中國主流媒體居然“集體失語”,這是一種“選擇性失語”。更確切說是一場戰爭,一場“國內外反動勢力”勾結起來搞亂中國的戰爭。  

    百度搜索關鍵字“華爾街的騷亂網易”,打開鏈結:  

    http://money.163.com/11/0919/09/7EA9DKV800253B0H.html  

    http://money.163.com/11/0920/08/7ECP72SA00253B0H.html  

    評論居然是零。這對日訪問量上千萬乃至到億的“網易”來說簡直是個奇跡。對於能夠把屁大點的小事都能放首頁“炒火”的“網易”來說,華爾街騷亂“這麼大的事情”居然就這麼被“冷處理”了,而且處理得“這麼成功”!不得不佩服“網易”的高明。  

    在對華爾街騷亂進行“冷處理”的同時,“網易”可沒有閑著,比如象“利比亞發現疑似1996年大屠殺千人坑”居然能夠放首頁頭版,目前回復人數達15000多人。再看回復是些神馬玩意,頭一條“座等五毛狗解釋”,第三條“又一個史達林式的人物”,頂回復的均過千人。我們暫且不論利比亞的千人坑是咋回事,也無論這些回復是否成問題。單就網易避重就輕的手法就值得懷疑。難道當前的華爾街騷亂這麼大的事件的新聞性就比不上一個成為昨日黃花的利比亞事件?  

    這是一場戰爭!一場徹頭徹尾的戰爭!這些由網路水軍、五毛、美分、網特組成的網路打手,居然賊喊捉賊,罵起五毛起來。真是毫無人性而言的一群禽獸。  

     

    紐約“佔領華爾街”遊行升級 85名示威者被逮捕

    中新網9月26日電

    2011年9月26日 中新網 

    美國紐約“佔領華爾街”示威進入第2周,警方繼續“重兵封鎖”「紐約證交所」大門,示威者只能在3條街外紮營靜坐,聲討華爾街企業貪婪。
    據香港《文匯報》報導,當地時間24日,過百名示威者試圖遊行到曼哈頓下城,警方“拘捕”至少85人,但有示威者稱他們和平抗爭,警方卻過度使用武力,向被包圍的示威者噴胡椒噴霧,還有臉上流血的示威者從地上被拉起扣上手銬。

      示威者多為大學生,他們高舉美國國旗和高呼反企業口號,亦有人要求為上週三行刑的死囚大衛斯討回公道。當他們抵達曼哈頓聯合廣場時,警方用膠網圍起場地。

    “佔領華爾街”運動–美國左派要終結資本主義

    記者戰齊報導

    民聲網

    一場席捲美國的政治大動盪已經拉開序幕

    據9月19日出版的《環球時報》報導
    【9月17日,一場“佔領華爾街”的運動在美國紐約上演,通過互聯網組織起來的抗議者宣稱將使用埃及人民的戰術,“將曼哈頓變成埃及的解放廣場”。美國媒體擔心,在中東北非地區上演的“阿拉伯之春”系列暴亂可能已蔓延至美國。

    《新美國人》評論說,分析人士警告,隨著極端活動分子、左派組織、自我標榜的“革命者”和反資本主義煽動者策劃從9月17日起“佔領”華爾街大串聯,可能導致嚴重騷亂。

    抗議群眾最終選擇距華爾街約300米外的三一地區安營紮寨。】

    據美國每日新聞網9月18日報導
    【美國金融中心紐約華爾街當地時間17日遭遇了一場大規模示威,示威者們揚言要“佔領華爾街”。示威組織者稱,他們的意圖是要反對美國政治的權錢交易、兩黨政爭以及社會不公正。這是自7月三藩市騷亂爆發以來,發生在美國最大城市的人民民主運動,一場席捲美國的政治大動盪已經拉開序幕。】

    《廣州日報》9月20報導
    【17日,近千美國人在紐約華爾街附近遊行。這場由反消費網路雜誌“廣告剋星”組織在網上發起,名為“佔領華爾街”的活動,旨在表達對美國金融體系的不滿,抗議金融體系“青睞”權貴階層的現實,據稱,全球74個城市也會有人示威回應。有國外媒體將這場活動稱之為美國式的“革命”。

    據報導,此次示威活動的發起者早在其網站上將他們的抗議活動與“中東北非革命”相提並論,稱“跟我們在埃及、希臘、西班牙和冰島的兄弟姐妹一樣,我們計畫使用群眾佔領這一革命戰術,恢復美國的民主,我們也鼓勵通過非暴力手段實現目標,最大限度保護所有參與者的安全。”】

    image001.jpg

    示威者
    明確提出反對資本主義的要求

    環球網9月19日報導

    【“廣告剋星”網路雜誌的總編輯拉森表示,這是一個“沒有領導人的反抗運動”,希望提出單一訴求,訴求的內容則由參與活動者討論決定,可能是“追拿經濟崩盤的禍首”。
    遊行組織方稱,這次遊行活動旨在表達對美國金融體系的不滿,抗議金融體系“青睞”權貴階層的現實,“我們代表社會的99%,我們不再忍受那1%的貪婪與腐敗”。

    群情激昂的人們在高喊“現在就革命!現在就革命!”的口號,更有不少人在高呼“要工作!要工作!”
    美國新興的政治保守勢力“茶黨”更成了示威者的眾矢之的。
    我也能有自由發言的權利嗎?華爾街在蠶食我們孩子的未來。

    有工人運動組織成員在爭取勞工權益,也有社會主義運動組織呼籲“終結資本主義制度”,很多傳單上印著拉美革命領導人切•格瓦拉的頭像。

    “消除腐敗”、
    “停止削減社福預算”
    和“貪婪華爾街,紐約人受夠了”的標語四處飄揚。

    “在利比亞打仗,在阿富汗打仗,在伊拉克打仗,還好意思削減教育、公共專案預算,”一名戴面具的抗議者告訴法新社記者。

    哲學學生朱利亞•裏弗•希特說:
    “這是一場反對金融業貪婪的抗議遊行,我們來到華爾街,因為這裏是貪婪的起始點……我們受夠了,不能再容忍。”】

    中國新聞網09月18日報導
    【一位匿名示威者說,要通過這次示威“顯示民眾的力量”,迫使華爾街的金融巨頭們吐出他們“霸佔人民的財產”】
    新華報業網

    【一個合唱團體舉著反對奧巴馬的標牌,高唱:
    “奧巴馬是個瘋子、瘋子、瘋子,啟動第25條修正案……”】


  27. 2011/10/01 於 16:41 patchpieces

    普世價值在破產,資本主義在破產——看英國騷亂

    ——“最近國內發生的事情不是政治事件,而是暴亂,是搶劫,準備動用軍隊恢復秩序”;  

    ——“我們不允許恐懼文化在我們的街頭存活。騷亂震驚了整個國家,這完全是犯罪,對此絕對沒有任何藉口”;   

    ——“我們不僅看到了暴行,也看到了搶劫活動,還看到了謀財害命的罪行。這是純粹的犯罪行為。這些暴民將被繩之於法,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價”;   

    ——“大量店鋪遭到劫掠,許多建築物被縱火點燃,員警正與騷亂人群對峙和混戰”、“各地拘留所人滿為患”、“對人群使用橡皮子彈”、“77%的支持派遣軍隊,33%的認為警方可以實彈射擊暴亂分子”;   

    ——“在騷亂時關閉社交網站禁發手機短信”;   

    ——“發誓要將監控攝像頭錄下的暴亂人員面目公之於眾,並且絕不會讓虛偽的人權關注擋道”;   

    ——“警方已宣佈,正在監控推特等社交媒體,鼓動騷亂者將被逮捕”;   

    ——“政府有關部門決定遮罩twitter和facebook網站,因為這些網站起了很壞的作用”;   

    ——“為有效打擊暴徒,將採取新的緊急措施,其中包括給員警部隊更多權力,員警可強行摘掉被懷疑人的口罩等遮蓋面部的遮擋物,以便攝像探頭清楚拍攝他們的行動,並進行辨認,另外要施行宵禁”;   

    ——“如果有人利用社交網路製造暴力,我們需要阻止他們。所以,我們正與警方、情報部門和業界合作,研究是否應當在我們知道有人策劃暴力、騷亂和犯罪時,阻止他們通過這些社交網站和服務串聯。”   

    ——“此次騷亂的發生和蔓延與一些年輕人熱衷模仿暴力遊戲並利用微博、社交網站和擁有免費加密通信功能的黑莓手機互通聲氣有很大關聯”;   

    ……   

       

    上述種種如果是中國政府處理藏獨疆獨暴亂時幹的,“人權衛士”、“普世價值”們非歇斯底里大發作跳到天上去不可:“迫害人權”、“慘無人道”(居然敢說人權虛偽,還敢說“絕不會讓虛偽的人權關注擋道”)、破壞新聞自由……種種罪狀大帽子足以把人壓死。  

    然而正因為“這一切”是英國祖宗幹的,“人權衛士”們個個頓時“閉上了鳥嘴”:
    歐、美記者們“沉默”了,
    人權組織沉默了,
    美國這個世界員警沉默了,
    滿口“民主、自由”“三權分立”、“普世價值”的國內“精英”、“法學家”、充滿“道德的血液”的“獨立知識份子”沉默了,
    以往中國國內或者第三世界國家只要有一絲一毫動靜就要大肆宣揚、破口大駡的“英雄氣概”全縮到褲襠裏去了——不信看看這群豬這時候還敢說半句諸如“人權高於主權”、“設立禁飛區”、“交付海牙國際法庭審判”之類否?  

    伊朗內賈德稱,“如果這種情況的1%發生在那些反對西方的國家,聯合國和人權組織就會發出尖叫,直到嘶啞。”   

    俄羅斯專家質問:去年底莫斯科馬涅什廣場球迷發生騷亂時,俄政府出動特警進行驅趕,當時包括英國在內的西方國家對俄羅斯此舉提出批評,認為俄這是限制群眾民主,侵犯人權。現在英國出動員警鎮壓騷亂者又應當如何說呢?   

    一個突尼斯小販被城管逼死了,家屬親友找政府算帳:“你不給我一個說法,我就給你一個說法”,結果就被說成了“茉莉花革命”。   

    一個英國黑人青年被員警開槍打死了,家屬親友找政府算帳:
    “你不給我一個說法,我就給你一個說法”,結果就被說成了“騷亂”。   

    一個是自殺,一個是被槍殺;為自殺的討說法算是“革命”,為被槍殺的討說法算是“騷亂”。   

    水均益說英國騷亂“沒有任何目的”,並以錄影證明:“打砸搶燒,無政府,而不是抗議示威”。
    這位央視主持人的節目跟他的為人一樣“不老實”。他“隱瞞”了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員警開槍打死人——民眾前往警察局門口抗議——要求真相和正義——喊出“要公正”、“要工作”的口號——演變成暴動騷亂。可見事情一開始不但有目的,而且目的性非常明確:抗議員警殺人、要求真相正義、“要公正”、“要工作”。  

    (一位28歲青年菲力浦說:“這是工人階級的起義。我們要重新分配財富。”他說,人們對警方的不信任,是引發騷亂的重要催化劑。一位托特納姆區居民說:“在倫敦,在托特納姆的街道上,員警經常騷擾我們、粗暴地對待我們。我們為此提出申訴,他們卻全不當一回事,認為我們是在開玩笑。而這一切僅僅因為我們是有色人種,是黑人……我們需要做一些事情,讓人們睜開眼睛,看看這裏的真實情況。”)  

    這難道真的“沒有任何目的”?難道不是抗議示威?
    但這些基本事實水均益“隻字不提”,“更不肯”播放見證這些事實的錄影,只專門“大肆渲染”暴動和騷亂等後來的事,並據此得出結論:“沒有任何目的”。顯然他玩的是“秦瓊賣馬”的老把戲——掐頭去尾只給你看中間的那一段,再用中間的那一段給全過程下結論。  

    這就是“普世價值”們的“真實嘴臉”。在“南方報系”、騰訊、新浪等媒體嘴裏,這事發生在西方叫“騷亂”,發生在獨聯體叫“顏色革命”,發生在中東叫“阿拉伯之春”,發生在中國叫“民主革命”。  

    國有的鐵路客運出事就是“體制問題”、“國有制壟斷的惡果”,就要借此大鬧“鐵路私有化”,私有的公路客運、工廠煤礦、建築工地事故不斷司空見慣則決不允許說是“體制問題”、“私有化的惡果”,更不准因此鬧“公有化”。  

    當以為造成漏油面積達到840平方公里的中國渤海石油洩露事故的罪魁禍首是國有企業時它們立刻“如同瘋狗”一般狂吠狂咬鋪天蓋地聲討“國有壟斷企業”的滔天罪行,
    一旦發現“真正的肇事者”是美國康菲公司,全體立刻“偃旗息鼓”乖乖閉嘴“裝聾作啞”,仿佛什麼事都沒發生過。  

    (國內老百姓如今只被拼命引導著關注7.23動車事故、事故賠償和鐵路私有化,有多少人現在尚能知道並關注渤海漏油事故和燒死41人的7.22客運事故的處理、賠償和責任追究?)  

    可見所謂“人權”、“公平”、“正義”、“公正”、“客觀”、“實事求是”、“普世價值”之類天花亂墜娓娓動聽全都不過是“作戲”。  

    “無利不起早”。“普世價值”們顛倒黑白當然是因為有利可圖。  

    疆獨、藏獨鬧動亂必須說成“革命”,這樣才能顛覆中國、分裂中國;
    英國老百姓鬧抗議必須說成“騷亂”,這樣才有理由暴力鎮壓,才能維持“普世價值”“民主萬能”的神話。  

    國有鐵路發生事故必須說成體制問題,這樣才能“攻克計劃經濟的最後堡壘”搶劫瓜分國有資產;私有公路廠礦發生事故必須說成與體制無關,這樣才能確保搶到手的國家財富不被老百姓物歸原主。  

    渤海漏油事故的責任人如果是國有企業就必須大喊大叫追究責任,這樣才能“改革攻堅”把剩餘的國有企業一掃而光;
    如果是外資企業就必須“裝聾作啞”把老百姓注意力“強行轉移開”,這樣才能鞠躬盡瘁盡“漢奸”之職。  

    所以儘管連西方輿論界都承認“英國政府堅持稱本國的騷亂者是‘罪犯’,那些人發動的不是類似中東國家的‘革命’,但它明顯沒能捂住眾多質疑者的嘴巴”、“加拿大《溫哥華太陽時報》10日發表評論將英國社會稱為‘病態’”、“法國評論員艾格尼絲對BBC說,英國是歐洲‘最不平等的社會’,‘利潤、投機和消費是英國的三位一體’”、“美國《華盛頓郵報》10日的評論文章認為‘從倫敦到費城,年輕人因為他們的財富被偷而爆發’”、“《愛爾蘭中央報》稱‘英國騷亂對愛爾蘭和美國有重要教訓’”;  

    中國的“精英”們除了保持沉默的之外個個死心塌地拼命大拍英國首相的馬屁,自覺與英國官方保持一致,紛紛出來“證明”英國騷亂與政治無關,與社會不公無關,與社會制度無關。僅舉幾例:  

    1.鳳凰網:“一個發生騷亂的社會並不是最糟的,這意味著它至少還有宣洩‘怨氣’的管道”。(鳳凰網自由談欄目第441期http://news.ifeng.com/opinion/special/londonturbulence/)   

    2.環球網記者報導:“英媒曝大量中產者趁亂作惡駁騷亂源于窮人說法”、“這些人通常被認為是英國社會的中產階級甚至是富裕階級,他們也在製造騷亂的事實,讓此前多家媒體認可的‘騷亂源于窮人’的說法站不住腳。”   

    3.人民網 8月12日 電(安國章):“英國首相卡梅倫強調,最近國內發生的事情不是政治事件,而是暴亂,是搶劫,準備動用軍隊恢復秩序。”   

    4.南方都市報:“英國騷亂中的是非公論”   
    (http://gcontent.oeeee.com/e/85/e8542a04d734d0ca/Blog/b3e/aca4c9.html)   

    ——“英國執政當局、警方很多認為這些年輕人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抗議物件,出了這種騷亂,雖然政府有問題,但更多是“家長管教”和“價值觀”之類的個體問題。”   

    ——“個體在一個事件中的選擇,有時候並不一定和大環境有多少關係。”   

    ——“如今的這些騷亂群眾根本不是針對這種社會不公,針對種族歧視的員警,而是這些人和自己的社區過不去。”   

    ——“NPR主持人追問這次騷亂的政治意義在哪里?萊梅拒絕將此問題上升到政治高度”、“政治家千萬要謹慎,雖然經濟蕭條這個社會背景委實存在,政府管理確實也有不當之處,但千萬不可以其為‘藉口’,為一些無法無天行為開脫。”   

    ——“或許事件的起因一開始可追溯到社會環境,可是後來事情變質,這就漸漸是個體選擇的問題了。”   

    ——“退一萬步講,即便遇到這樣的社會不公可以報復,那冤有頭債有主,得拿出相應的訴求去抗議。這種盲目的騷亂、破壞和搶劫,則在短短時間內,讓原屬弱勢群體的騷亂者失去民意支持。”   

    ——“弱勢未必就代表社會正義。”   

    ——“你去逆流而動,那對不起,你會迅速成為替罪羊,要代一個看不見摸不著的‘大環境’受過了。”   

    5.“央視訪談印象:水均益像被踩了尾巴的狗”   

    ——“當宋曉軍說到是”新自由主義經濟“三十年搞的”貧富差距“過大才是根本原因時候,水均益恨不得吼著打斷嘉賓的談話,放了一段錄影,顯示一個孩子被打傷之後被人偷走了包裏的東西。”   

    ——“嘉賓說,這樣一個大的事件,不能截取沒頭沒尾的一個片段來斷言這就是簡單的犯罪分子的打砸搶事件。然後又談到了馬克思以及共產主義產生與英國的關係,這時候水均益要是沒有出節目的限制,我估計他能把宋曉軍打一頓。看的人真是想笑。”   

    最滑稽的是“精英”的馬屁拍到了馬掌上,那副被主子毫不留情地踢得鼻青臉腫還楞充胖子的模樣實在令人捧腹。(以下摘自凱迪論壇李開盛:“中國可以從倫敦騷亂中悟到什麼”)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7681873&page=1&uid=&usernames=&userids=&action=)   

    ——“不限制網路,讓謠言自生自滅。儘管網路在騷亂中確實起了相互串聯、傳播謠言的作用,但英國政府並沒有限制更沒有關閉網路。從表層看,謠言是關不住的,越關它反而傳播得越凶、越快。從深層次看,這也反映了憲政政府對自身合法性與公民辨別力的一種自信,而這兩者正是一個健康社會的基礎。”   

    注:對照如下事實—— “在騷亂時關閉社交網站禁發手機短信”、“警方已宣佈,正在監控推特等社交媒體,鼓動騷亂者將被逮捕”、“政府有關部門決定遮罩twitter和facebook網站,因為這些網站起了很壞的作用”、“如果有人利用社交網路製造暴力,我們需要阻止他們。所以,我們正與警方、情報部門和業界合作,研究是否應當在我們知道有人策劃暴力、騷亂和犯罪時,阻止他們通過這些社交網站和服務串聯”……   

    —— “堅決不使用軍隊。儘管在範圍廣大的騷亂面前,倫敦員警已不敷使用,但英國政府並沒有動用軍隊。從短期看,這樣可能不利於儘快制止騷亂。但從長遠觀之,這是為了長治久安而必須忍受的短痛。因為軍隊是對付外敵的,一旦運用,事件的性質就會立即改變,從而給整個社會留下長久的傷痕。”  

    注:對照如下事實—— “最近國內發生的事情不是政治事件,而是暴亂,是搶劫,準備動用軍隊恢復秩序”、“77%的支持派遣軍隊,33%的認為警方可以實彈射擊暴亂分子”……   

    (順便說一句:堅持廢除死刑、包庇藥家鑫、李昌奎的“法律精英”們不是一口咬定死刑沒用,威懾不了罪犯嗎?那麼動用軍隊、允許實彈射擊“暴亂分子”豈不是毫無用處?既然如此,這些“司法精英”們為什麼不趕快跑到英國去教訓英國佬不要動用軍隊、不要實彈射擊而用“道德的血液”維持秩序?這正是他們大顯神通證明廢除死刑有理的絕好機會。)  

    英國騷亂給了“普世價值”狠狠一個大嘴巴。它證明了“普世價值”是多麼虛偽。 英國騷亂還證明“普世價值”從來只會加劇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族群之間的對立,只會加劇民族矛盾和民族衝突:“民主”靠選票運轉,選票靠輿論左右,輿論靠媒體控制,媒體靠金錢操縱。無錢無勢的弱勢群體永遠被媒體漠視,永遠休想獲得足夠的選票來得到足夠的重視以保護自己的利益,永遠註定淪為被忽視的一群。而被忽視的一群只能自生自滅,除非忍無可忍訴諸暴力。  

    這次英國騷亂就是明證:騷亂首先在倫敦少數族裔聚集的托特納姆區發生。這個區失業率(尤其青少年失業率)、貧困率、犯罪率極高,實是倫敦市內的“小突尼斯、小埃及”,甚至當地居民平均壽命也比倫敦平均值低大約5年。但這些群體永遠被漠視,根本不可能保護的利益。所以一位托特納姆區居民說:“在倫敦,在托特納姆的街道上,員警經常騷擾我們、粗暴地對待我們。我們為此提出申訴,他們卻全不當一回事,認為我們是在開玩笑。而這一切僅僅因為我們是有色人種,是黑人……我們需要做一些事情,讓人們睜開眼睛,看看這裏的真實情況。”   

    這一切再次證明所謂“普世價值”、“西方民主制度”、“西方先進文明”根本解決不了不同文化、不同種族、不同宗教的和諧共處問題,只能製造並加劇“文明的衝突”和民族衝突。   

    “普世價值”=民族矛盾激化。英國如此,前蘇聯如此,前南斯拉夫如此,中東如此,中國的新疆西藏莫不如此。   

    英國騷亂不但來了個順手牽羊,把“普世價值”的華麗外衣順了個精光;而且來了個一葉知秋,讓人由此看到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眼看著快混不下去了。   

    不錯,英國騷亂從有目標的抗議員警殺人演變成了無目標的打砸搶。但這只是表面現象,真正的問題是為什麼這麼多青年人這麼不滿,連婦女和7歲的兒童都變成了“暴民”?   

       

    社會犯罪總是跟“普世價值”密不可分。越是“民主國家”貧民窟越發達。貧民窟越發達,犯罪率越高。“普世價值”=高犯罪率。   

    恩格斯說:“工人對資產階級的反抗在工業發展開始後不久就已經表現出來,並經過了各種不同的階段。”  

    “這種反抗心情的最早、最原始和最沒有效果的形式就是犯罪。工人過著貧窮困苦的生活,同時看到別人的生活比他好。他想不通,為什麼偏偏是他這個比有錢的懶蟲們為社會付出更多勞動人該受這些苦難。而且窮困戰勝了他生來對私有財產的尊重,於是他偷竊了。我們已經看到,隨著工業的發展,犯罪事件也在增加,每年被捕的人數和加工的棉花的包數經常成正比。”  

    “看蔑視社會秩序的最明顯最極端的表現就是犯罪。只要那些使工人道德墮落的原因起了比平常更強烈更集中的影響,工人就必然會成為罪犯,正像水在列氏80°時由液態變為氣態一樣。在資產階級的粗暴野蠻、摧殘人性的待遇的影響之下,工人逐漸變成了像水一樣缺乏自己意志的東西,而且也同樣必然地受自然規律的支配——到了某一點他的一切行動就會不由自主。因此,隨著無產階級人數的增長,英國的犯罪的數字也增加了。”  

       

    盲目打、砸、搶意味著絕望。不僅越來越多的英國青年陷入絕望,而且越來越多的美國青年也在陷入絕望。以下摘自《亞洲週刊》“美國中下階層日子漸難過超富裕階層揮霍無度”   
    (http://news.creaders.net/headline/newsViewer.php?nid=481760&id=1083459&dcid=16)   

    ——“喬治亞州亞特蘭大艾默利(Emory)大學心理學教授祖魯.韋斯頓(Drew Westen)在 八月七日 《紐約時報》「週日評論」版上發表《奧巴馬究竟出了什麼事?》文中說,‘中產階級在過去三十年的收入呈停滯狀態,而百分之一超富的收入卻是天文數字躍升時’,‘股市大亨只繳百分之十五的所得稅甚或更少,而中產階級卻要繳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所得稅’”;   

    ——“美國國債臻天文數字,前總統小布殊要負很大的責任,他在八年任期內減免超富階級的所得稅將近二兆美元(二萬億),而侵略阿富汗和伊拉克又花了一兆。小布殊接下克林頓的職位時,聯邦有數百億盈餘, 二零零九年一月二十日 下臺時,他留下了數兆國債。穆迪分析公司(Moody’s Analytics)首席經濟學家馬克.章迪(Mark Zandi)說,當今美國頂尖收入前百分之五的人的花費,即佔了美國開銷的三分之一;而頂尖收入前百分之二十的人的花費,亦佔了美國開銷的百分之六十。這也證明超富階級花錢如流水!”   

    ——“美國國債多如天文數字、華爾街股市連連重挫、全美失業人口高居不下、中下層階級大歎日子難過之際,美國社會卻出現有錢人和超級富有者揮霍無度、頂級奢侈品供不應求的情況,在經濟持續低迷聲中形成一種「享樂須及時」、「朱門酒肉臭」的畸型現象。”   

    ——“與超富的窮奢極欲適成對比的是,許許多多人的日子越來越難過,全美勞動市場至少有一千四百萬失業人口,失業率百分之九點一左右。沃爾瑪(Wal-Mart)出售各種小包用品(如衛生紙),因很多顧客買不起大包用品。”   

    以下摘自“美國中文網”CNN民調:美國人越來越看淡就業前景   
    (http://news.creaders.net/headline/newsViewer.php?nid=481763&id=1083467&dcid=14)   

    ——“最近以來,美國人都普遍感覺到就業形勢相當嚴峻。CNN的報導說,週五公佈的一項民意調查,受訪者中只有29%的人認為從現在開始未來的一年中,自己所在的社區會有更多的就業機會。”   

    ——“上個月,16歲以上的美國人就業率只有58.1%。這個資料比2007年12月開始的歷時18個月的經濟衰退前的情況明顯下降,這是自1983年以來最低的就業率。”   

    我親眼看到的情況看正是如此。如今整天聽到的消息都是裁人、砍預算、凍結工資、削減福利。  

    過去都說政府雇員位子穩,但如今整個美國政府沒錢,首先砍的就是政府雇員,而且是成批成批地解雇,連官員員警都不再敢說保險了。  

    過去都說美國人獨立不靠家長,那是有選擇餘地的時候。如今美國人照樣“啃老”——我的一個鄰居四個孩子全長大了,全跟父母擠在一起,我天天回家時都能看見房子外停的那六輛車。  

    我的一個教授老熟人告訴我說如今看到自己的學生心裏都難受,因為他們幾乎個個為上大學背了一身債,畢了業的找到了工作的卻沒幾個,找到的也大都是低收入,去掉了還債能往往只能勉強維持生計,離理想的“美國夢”不知差多遠。  

    不久前我買菜時趕上個大熱天,卻看見一個學者模樣的人頂著毒日頭到處翻垃圾箱撿飲料瓶,顯然要拿去退錢。一個瓶子五分錢,撿1000個才能得50元,剛夠給汽車加滿一箱油。選這麼個大熱天出來,顯然看准了天越熱喝飲料的人越多,能撿到的瓶子也越多。這讓我一下子想到白居易《賣炭翁》裏的一句話:“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  

    撿飲料瓶不是天天能看見,倒是最近天天看到一個社區的孩子在路邊擺攤賣自己院子裏種的蔬菜,顯然是為了補貼家用。這是以前從來沒見過的事——當地美國人家院子裏總是種花的多,種菜的少,因為花比菜貴得多。但人生存離不開的是菜而不是花,碰到了現實困難,菜能賣得出去,花就不一樣了,習慣也得服從現實。  

    工作這麼難找,普通老百姓的日子每況愈下,大公司的利潤卻蒸蒸日上。小布希任內拼命減稅,說企業利潤增加了才會增加就業。實際結果是企業利潤增加了卻不增加雇人,反而削減工作機會和工資福利,把工作機會儘量轉移到第三世界。  

    拼命減稅,那邊拼命打仗:科索沃、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亞……戰爭給那些國家的老百姓帶去無窮的災難,給美國老百姓也沒帶來什麼好果子:老百姓交的稅全變成了軍火商的利潤,軍火商大發橫財,國家卻越打越打窮,反過來要靠砍老百姓的福利預算補窟窿。  

    金融資本無限制投機鬧出了金融風暴,金融界大佬們一邊讓美國政府用老百姓的稅款救命,一邊給自己大發獎金紅包。美國政府打仗把錢打光了,想取消小布希給予的富人稅收優惠,富人們堅決反對和抵制。他們寧可讓美國政府破產,也決不允許把小布希減掉的稅恢復過來——如今鼓吹讓美國政府賴帳、破產最狂熱的就是這些人,因為窮人和中產階級身上已經沒多少油水了。美國政府要還帳就只能從他們身上徵稅,所以他們堅決反對。  

    都說“市場經濟”講信用,但這些人毫不在乎國家信用,吃准了沒人能把美國怎麼樣——就象個黑老大跟人“借錢”,有借無還,看你敢怎麼著?敢要帳?敢不借?對外國人如此,對美國人也如此——為什麼鼓吹美國政府破產?因為美國政府破產了,欠下的福利和退休金就可以不算數了。  

    都說“民主萬能”,但實際上哪個政黨政客都是既也不敢也不肯也不能把實際情況告訴老百姓;既不敢也不肯也不能真正解決問題,都在拼命把罪責推給對手,拼命讓自己獲得好處,眼看著問題在相互指責聲中越變越糟。都說“普世價值”有遠見,但實際西方資本主義體系從來都是不見棺材不落淚,不出大亂子不認帳  

    ——1929年的大蕭條之前關於金融投機的警告接二連三,全被置之不理,等真出了大亂子美國總統胡佛還死抱住“自由經濟”不放,堅決拒絕政府干預。直到主張學蘇聯的美國人越來越多時美國政客才急了眼,不得已同意了羅斯富的新政,建立了國家安全保障福利體系。等蘇聯解了體,立刻覺得可以高枕無憂了,想方設法把許出去保證往回收,重新砍掉國家安全保障福利體系。  

    如今在新的空前的金融風暴面前“普世價值”們又在重複1929年大蕭條之前的麻木不仁,不鬧出大亂子就死不改悔。這一切都是資本的本性使然——貪婪的本性,無節制的本性,窮兇極惡的本性,不顧一切的本性。   

    記得我剛到美國時聽到一個中國學生說中國腐敗,幹什麼都得走後門。一個當地華人立刻反駁說,別說什麼走後門,美國這兒就沒前門  

    ——企業是私人的,任人唯親是人家的權利。政客競選你當跟班的跑腿,競選成功給你個美差是理所當然,誰說這是走後門?只有讓你賣力氣的職位才允許你“公平競爭”,真正要害的位子哪有不憑關係的?沒關係讓你幹你也幹不下去。  

    要說法制,美國富人不會犯法,因為富人用不著犯法,只要通過政客把法律修改或取消就行了。凡被起訴的富人都是因為太蠢才會被人抓住把柄。但這也沒什麼了不起,只要出高價雇幾個刁鑽律師(大概是象陳有西、田文昌那樣的)總能落個無罪。  

    “絕對權力,絕對腐敗”,資本的絕對權力決定了資本的絕對腐敗。今天資本在全世界橫衝直撞橫行無忌,資本的貪婪已經到了地球容納不下的地步,不鬧出天大的亂子決不會甘休。最先出亂子的恰恰是“自由經濟”國家:   

    ——第一個倒下的是屬於西方世界的冰島,而且還是全民公投拒絕償還所欠世界債務。號稱“全球新聞自由排名第一、民主度排名全球第二”,卻與破產、賴賬聯繫在一起;   

    ——第二個倒下的還是屬於西方世界的希臘;   

    ——然後倒下的是來自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制度的中東世界;   

    ——然後經濟危機從希臘、愛爾蘭向葡萄牙、西班牙和歐元區第三大經濟體義大利漫延;   

    ——挪威發生由本土人士(同一種族、同一宗教、同一文化)極端仇視伊斯蘭的極右翼分子發動的針對自己國民的恐怖襲擊;   

    ——英國爆出席捲政客、警方、媒體的竊聽門醜聞;   

    ——比利時選舉爭議導致的無政府狀態已經超過一年,國家正在走向解體;   

    ——美國民主共和兩黨為了提高債務上限而殊死角逐到最後一刻;   

    ——標準普爾有史以來第一次將美債降級、全球股市大跌,兩周內竟然導致7萬億美元化為烏有;   

    ——在標準普爾調低美債信評等級的第二天,英國爆發騷亂;   

    ……   

    “山雨欲來風滿樓”,所有這些都給人以不詳預兆。許多人都說預感要出大亂子,但又無可奈何,只能在絕望中等待。連普通美國老百姓都感受到了危機——我的一個老相識最近積極學槍買槍。據他說註冊參加槍照學習班的人太多,得等好幾個月。他參加的學習班上百人擠得滿滿的,男女老少什麼人都有。他跑到一個有名的槍店買槍時嚇了一跳,因為進店還得拿號排隊,這在他到美國後還是頭一次遇到。他親眼看到一個小姑娘一邊學拆裝手槍一邊說:有它在身上我感覺安全多了——在如今經濟不景氣、商店生意清淡的情況下,槍店生意如此火暴既難以想像,更令人寒心。一葉知秋,資本主義體系的危機由此可見一斑。  

       

    英國的騷亂跟中國有什麼關係?關係大得很。英國官方說騷亂不是政治問題,不是體制問題,全是個人問題。是福利給得太多慣出來的。換句話說如果說這一切都跟社會沒關係,全是這幫年輕人自己壞。結論就只能是這些人天生的壞,該消滅。  

    這正是恩格斯早就指出的:“資產階級認為沒有財產的人們的正義要求只不過是死不知足,是對‘人們安排好的秩序’的瘋狂的反抗,至多也只是‘以鼓動為生的、懶惰得不願意工作的、惡意的煽動家’的成功,這是必須用一切手段鎮壓下去的。”結論:取消福利,加強暴力鎮壓。既然鬧事的多是少數民族,那要徹底解決問題就只能搞種族歧視甚至種族滅絕。   

    英國官方的態度也正是鸚鵡學舌的中國“精英”的立場:第一,一切都是“福利社會”惹的禍。結論:決不能考慮百姓的福利。只准做蛋糕,不准分蛋糕;只准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不准共同富裕。第二,鎮壓不力,手軟了。  

    結論:對付“刁民”決不能手軟,決不允許鬧“民粹”,必須強化暴力鎮壓機器——“資產階級認為沒有財產的人們的正義要求只不過是死不知足,是對‘人們安排好的秩序’的瘋狂的反抗,至多也只是‘以鼓動為生的、懶惰得不願意工作的、惡意的煽動家’的成功,這是必須用一切手段鎮壓下去的。”   

    英國的騷亂遠在天邊,對英國騷亂評價的後果卻近在身邊。“幾年家軟刀子割頭不覺死”。對“精英”的軟刀子割肉麻木不仁,不聞不問,等人頭落地再喊疼就悔之晚矣。   

    文/黎陽
    201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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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 media blackout of protest is shameful

    By Chen Weihua (China Daily)

    2011-09-30
    http://www.chinadaily.com.cn/opinion/2011-09/30/content_13823311.htm

    One of the best-kept secrets in the United States over the past two weeks seems to be the protest on and near Wall Street in New York.

    More than 1,000 people protested on the first day, September 17, marching and chanting slogans. Yet the demonstration, known as Occupy Wall Street, did not appear on the major networks’ evening news or in major newspapers the next day.

    The protest, now in its 14th day, only got limited coverage last Saturday when heavy-handed police arrested close to 100 people and pepper-sprayed several female demonstrators. But most coverage that day was not in-depth.

    While there are many videos of harsh police action on the Internet, I have witnessed how the formerly helpful police patrolling the streets have suddenly resorted to force in Zuccotti Park, also known as Liberty Plaza, in Lower Manhattan.

    In one scene, several policemen jumped on one skinny man who was not acting violently. They pushed him down and handcuffed him. Just five minutes later, a policeman waved his fist at a man. That day, seven people were arrested, with one suffering a serious leg injury.

    Again, none of these incidents made the major networks’ evening news or the major newspapers.

    As a journalist, I have wondered why the so-called mainstream US media, which is either headquartered in New York or maintains a strong presence in the city, has chosen to ignore the prolonged demonstration since it started. Why have those journalists, who made their names covering various protests around the world, suddenly become silent in reporting the mass rally? That clearly does not match their enthusiasm to cover demonstrations in recent months in places such as North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The people who come from many parts of the US and the dozens of people who have spent rainy nights in the outdoor plaza would, no doubt, have countless stories to tell. But few journalists from the mainstream media seem interested in listening this time.

    To some protesters I have talked to, the answer is simple: It is natural that corporate-controlled media outlets are not going to cover a protest that is fighting excessive corporate influence in society.

    One US journalist said it was because these people are too left-leaning and do not seem to have a clear goal for their rally. I am not sure if they are all left-leaning, but a schedule I saw did include sessions o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and Spanish Revolution.

    Still, that does not justify a blackout imposed by the major news media outlets on such a prolonged protest.

    In fact, the message from the protesters is quite clear. They are against corporate greed and influence in American politics, economy and life. These protesters, who call themselves “The 99 Percent", are angry about the huge amount of wealth collected by the top 1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Vanity Fair has reported that the top 1 percent of the nation controlled 12 percent of US wealth only 25 years ago, while today it controls close to 25 percent.

    Isn’t that a serious concern for journalists, whose primary responsibility is to speak for the voiceless in their society?

    It is a shame that most so-called mainstream media outlets have miserably failed to inform the public over the past two weeks.

    (China Daily 09/30/2011)


  28. 2011/10/02 於 16:20 patchpieces

    俄專家:美帝全球扶植第五縱隊佈署代理機構傀儡代理人 已開始進行第4次世界大戰

    <俄專家:派第五縱隊 美已開始第4次世界大戰>

    蘇聯雖已解體 大戰仍在繼續

      蘇聯消亡是20世紀地緣政治中的一場浩劫,現在已經過去20年。這個“奧秘”至今依舊令許多人關切和好奇。

      為什麼會發生這一切?也許只有根據現代戰爭的理論才能搞清楚。 “冷戰”一般被認為是20世紀一場最大的非軍事地緣政治較量,實際上是第三次世界大戰,是以對手(以國家為靶標)全面失敗為目的的一場資訊戰、意識形態戰。戰爭是從國家內部、人民意識中挑起的,特點是有失敗,但是好像又沒有軍事行動。在這場戰爭中蘇聯被打敗了。

      現在,美國的主要目的不是戰勝單個國家或單個軍事政治集團,而是全面統治整個世界。為達到這一目的,美國實際上已經開始第四次世界大戰。
    這場戰爭的不同之處在於,它具有全球性,是完全意義上的世界大戰,它將“逐步蔓延”到整個世界,所有民族和國家。

      這場戰爭將沿著三個方向進行(以“冷戰”或“熱戰”形式)。
    第一,向那些被選擇為“進攻目標國”的居民和政治精英的社會意識進行大量的“資訊心理宣傳”。
    第二,在這些國家建立專門的“代理機構(網路門戶、自由媒體、基金會、智庫、非政府組織等)”,通過“第五縱隊”來發揮作用,向這些“機構”提供一切幫助,借此“影響”大眾傳媒,達到直接在這些國家內部“操縱”人們意識的目的。
    第三,對那些不順從、“強調獨立發展”的國家,搞“顏色革命”、直接投資,甚至訴諸武力,用武力“推翻”這些國家的政府、並建立“親美政府的傀儡”。

     “自由主義的現代化”是一種“不宣而戰”的戰略,它將導致西方和東方之間產生“文明大對立”。
    如果說在蘇聯崩潰之前兩種社會制度———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對立是世界進程中的基本矛盾的話,那麼在蘇聯解體之後,當今時代的主要矛盾則是東、西方之間在文化價值觀上的全球衝突,它將決定當代世界的整個政治建構和發展。富裕的西方(美國、加拿大、西歐國家、日本、澳大利亞、新西蘭)與相對落後的東方(俄羅斯、烏克蘭和其他獨聯體國家、中國、印度、伊斯蘭國家、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相對峙。

      那麼,“這種戰爭”給俄羅斯帶來了什麼呢?

      俄羅斯迄今無法修復“自由化改革”的“後果”,依舊處在制度危機、意識形態模糊不清的狀態之中。國家從來沒有面臨像現在這樣的問題:怎麼辦?

      要回答這一問題和確定新的發展前景,必須明確做到以下幾點:
    第一,公開承認俄羅斯和西方不是同路人;
    第二,俄羅斯應該“堅決摒棄”各種形式的自由主義思想,無論是西方自由主義思想還是俄式自由主義思想;
    第三,俄羅斯只有建立全新的“國家意識形態”概念及其明確具體的政治行動綱要才能改變自己的發展軌跡。

      應該“拋棄”這種東、西方間的矛盾可以通過“讓步”和妥協的方式來解決的“幻想”。它們的地緣政治目標和志向完全是不相容的。西方從來不需要一個強大和繁榮的俄羅斯。根據國際關係的現實情況,俄羅斯應該重新架構自己的對外政策,由面向西方“轉為”面向東方和南方。

    文/【俄】弗拉基米爾•伊萬諾維奇•多博林科夫
    (莫斯科羅蒙諾索夫國立大學社會學系主任)

    2011-6-14   環球時報
    http://mil.huanqiu.com/Observation/2011-06/1755264.html


  29. 2011/10/17 於 21:27 patchpieces

    【中俄鷹派抬頭-中俄地緣戰略結盟態勢已成/中俄聯手否決制裁敘利亞案 美帝瘋狗續泡製“中東版天安艦事件”-伊朗陰謀暗殺沙特大使(挑撥遜尼派vs.什葉派)】

    奧巴馬:伊朗須為刺殺沙特駐美大使陰謀付出代價
      
      【華盛頓消息】據媒體報導,美國總統奧巴馬13日表示,伊朗必須為其策劃刺殺沙特駐美大使的陰謀付出代價,美國將對伊朗實施“最嚴厲”的制裁,並且“不排除任何選項”。

      奧巴馬當天是在白宮與到訪的韓國總統李明博召開聯合記者會時說這番話的。他稱,這一陰謀不只是伊朗的“一個危險的升級”,它是伊朗政府“危險和魯莽行為”模式的一部分。

      奧巴馬指出,在這起暗殺沙特駐美大使的陰謀中,有一個伊朗裔美國人參與其中,而伊朗政府內部的某些人和他有直接聯繫,並支付資金給他。

      “這些事實有目共睹,除非掌握了支撐這些指控的證據,否則我們不會隨便提出這樣的指控。”奧巴馬說,“我們已經與所有的盟友、國際社會接觸,並將事實擺在他們面前。我們相信人們分析之後,對這些事實不會有爭議。”

      奧巴馬指責伊朗的做法遠遠超越了可接受的國際行為準則,而這只是伊朗長期以來一系列暴力行為的一個例子而已。
      奧巴馬表示,美國將同其他合作夥伴和盟國一起確保伊朗為此付出代價。第一步,美國將起訴那些參與這起陰謀的個人;第二步美國將對伊朗實施“最嚴厲”的制裁,並繼續動員國際社會進一步孤立伊朗。
      “現在我們不排除任何選項來對付伊朗,但你可以預期,我們將繼續對伊朗政府施加各種壓力。”奧巴馬說。

      美國司法部11日宣佈挫敗一起企圖暗殺沙特駐美國大使阿德爾•朱拜爾的陰謀,一名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成員及一名擁有美國和伊朗雙重國籍的美國公民遭起訴。

      美國政府指責這起暗殺行動與伊朗政府有關。但伊朗政府堅決否認,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副司令侯賽因•薩拉米13日說,美國指控伊朗參與暗殺沙烏地阿拉伯駐美國大使是一場“毫無根據的鬧劇”。
      
     【時事點評】請大家注意這兩段文字,原文分別是:
      
      第一段:美國總統奧巴馬13日表示,伊朗必須為其策劃刺殺沙特駐美大使的陰謀付出代價,美國將對伊朗實施“最嚴厲”的制裁,並且“不排除任何選項”。
      
      第二段:美國政府指責這起暗殺行動與伊朗政府有關。但伊朗政府堅決否認,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副司令侯賽因•薩拉米13日說,美國指控伊朗參與暗殺沙烏地阿拉伯駐美國大使是一場“毫無根據的鬧劇”。
      
     ● 所謂的“證據”,是可以“精心製造”出來的
      
      這的確是一場“鬧劇”,但伊朗政府、及一切愛好和平的力量必須警惕的兩點是:
      
      第一點,隨著局勢的進一步惡化,它“最終”未必是“毫無根據”的,因為,憑藉美國之前“製造”天安號事件的“功力”與“動機”(更早一點,為發動越南戰爭,美國政府還有“製造”北部灣事件事件的前科),所謂的“證據”,是可以“精心製造”出來的。
      
      ●“刺殺案”原本就是一部“現代美國版的‘指鹿為馬’”
      
    第二點,也是最值得警惕的一點,“刺殺案”原本就是一部“現代美國版的‘指鹿為馬’”。
      
      一如秦朝時的趙高,“始作俑者”最為關注的並不是所謂的“證據”,而是“效果”如何,也就是說:在自己公開“指鹿”之後,是否有“附合謂馬者”,特別是,“附合謂馬”者都是何人?
      
      ● “美全球戰略”向“方方面面”以“最貼近真實地”的形式“正式亮出了”自己的底牌
      
      因此,既然“美國行政當局”的“最高層”親自出面上演“指鹿為馬”的“現代版”,意在將“刺殺沙特駐美大使”的標籤貼在了伊朗頭上,並借此“劃清敵友”,那麼,這也就意味著華盛頓在這個問題上“已經刻意地”、“徹底排除了迴旋餘地”,也就是說,“美國全球戰略”已經向“方方面面”以“最貼近真實地”的形式“正式亮出了”自己的底牌。
      
    ● “美國利益決策層”再一次對“美國伊朗政策”進行了“具體量化”
      
      “這張底牌”上赫然包括有這樣幾條:
      
      第一條,顯然,這當然就是美國總統奧巴馬“親自出馬”的意義所在,即:以“美國利益決策層”之“最高級別發言人”的身份“強調”:這是“美國伊朗政策政策”的“最後態度”;
      
      第二條,在“第一條”的基礎上,特別是,在“方方面面”之間的“第四波排列與組合”都在“極盡變幻”的“新形勢”下,“美國利益決策層”再一次對“美國伊朗政策”進行了“具體量化”,也就是此番“親自出馬”、且“表現得”“不再打算傾聽”的奧巴馬、通過那張“我們既從未相信、且也從未看好過”的“大嘴”、一字一句吐出的、堪稱是“美國單邊主義(小布希、切尼、接姆斯菲爾德、賴斯….時代)”最為囂張時之“對伊政策拷貝”的“美國對伊朗最新計畫”。
      
     ● 這不僅僅是一份“對伊朗新計畫”,它還是一份“殺機畢現”的“美國全球戰略”
      
      值得強調的是,這份在“操作層面”上有著“雖出於水、但寒于水”之特性的“拷貝件”,稱得上是一份“殺機畢現”的“美國對伊朗最新計畫”,而值得警惕的是,由於“伊朗問題”基於“非美勢力”、特別是中國全球戰略的極端重要性,這不僅僅是一份“對伊朗新計畫”,它還是一份“殺機畢現”的“美國全球戰略”。
      
      另外,如果站在中國決策層的角度去觀察,那麼,它還是一份“殺機畢現”的“美國對華新計畫”。
      
    ● “美國利益決策層”強加給“國際社會”頭上的選擇其實就是兩個:YES或NO!
      
      第三條,在“第一條”與“第二條”的基礎上,也就是為了強調“美國將以決不動搖的決心”去“兌現”這份“美國對伊朗最新計畫”,“美國利益決策層”決心“不再要任何迴旋空間”,
    也就是說,在“如何對待伊朗”的問題上、或者是否定性伊朗的恐怖身份問題上,口口聲聲稱“拿到了確鑿證據”的“美國利益決策層”強加給“國際社會”頭上的選擇其實就是兩個:YES或NO!

     ● “美國決策層”顯然在借“這一重大事件”、試圖“重新爬上”國際道德、特別是國際法的制高點
      
      顯然,這就一如小布希在911之後、借“幾千條人命”的“巨大悲情”,沖著國際社會、拋出的那個“極其霸道之宣言”:要麼就是美國的朋友,要麼就是美國的敵人!
      
      不難看出,“整個事情”走下來,“美國決策層”顯然在借“這一重大事件”、試圖“重新爬上”國際道德、特別是國際法的制高點,製造出一種“911式不容他人說不”的“道德高壓氣氛”,通過“重新炮製”一個“不是美國的朋友,要麼就是美國的敵人”的“911式悲情氣場”,催促,準確地講、是同時用“實力(美國軍事、特別是金融實力)與道德(伊朗刺殺他國大使的行為如果坐實,伊朗當然會不容於國際社會)”的“高壓”,催促“方方面面”在“諸多重大國際問題”上、盡可能地“循著有利於美國利益的思路”進行“排列與組合”、也就是在至關重要的“伊朗問題”上“重新站隊”。
      
     ● 美國“公然不要”其“國家體面”、彰顯其更加被動
      
      第二,在“第一”的基礎上,特別是,從美國竟然弄出“伊朗策劃刺殺沙烏地阿拉伯駐美國大使”這一“荒唐劇本”、從而“公然不要”美國“國家體面”的情況來看,
    我們還認為,美國“旨在支配全球”的“全球既定戰略”也未因塞進幾根“巧實力”的槓桿就從全局被動中扭轉過來,
    不僅未扭轉,反而因“埃及之亂後續發展”的“脫稿運行”而更加被動。
      
     ● “美國利益”的確在不惜一切手段地、迫使歐盟、特別是中國最終做出“戰略誤判”
      
      而在之前的點評中,我們曾經以大量篇幅詳細論證了這樣一組結論,即:
      
      第一,我們認為,在“美國單邊主義(小布希主義)”隨著奧巴馬的上臺而換了一張“嘴臉(傾聽主義)”之後,美國“旨在支配全球”的“全球既定戰略”並未因抹上幾層“傾聽色彩”而有“實質性調整”!
      
      顯然,從奧巴馬不顧伊朗的“公開揭露”、悍然地“以美國最高行政官員”的身份、從“那張大嘴”今天正式吐出“伊朗必須為其策劃刺殺沙特駐美大使的陰謀付出代價,美國將對伊朗實施最嚴厲的制裁,並且不排除任何選項”….的強硬言論,從而為“中東版天安號事件”正式背書之後,任何稍有政治敏感度的人都會明白:美國“旨在支配全球”的“全球既定戰略”從來沒有因美國總統的換了“膚色”而有任何實質性改變。
      
      不僅沒有改變,且從美國以不同的方式、但性質卻一樣卑鄙的手段,連續策劃“天安號事件”、“伊朗刺殺沙烏地阿拉伯駐美大使”的“惡劣劇本”來看,如果僅僅站在“中、歐、美”的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美國利益”已經的確如我們所說,在不惜一切手段地、迫使歐盟、特別是中國最終做出“戰略誤判”。
      
    ● 再談“歐洲利益(歐洲國家利益與歐洲資本利益)”目前面臨的一個最大、且最緊迫問題
      
      在這裏,我們再次強調兩點:
      
      第一點,在我們的討論中,在這個問題上,如果站在中國利益的層面,
    那麼,對“歐盟利益”而言,它可能做出的“戰略誤判”,主要在於:
    歐盟或“實質性配合‘美國利益’、用天量的流動性、水淹南方經濟”,
    或向美國提供實質性南亞配合,與美國一道進行所謂“南亞破局”,從而“實質性地”與美國聯手,全面惡化“中國的外在安全環境”。
      
      而一旦歐盟最終做出“戰略誤判”、並令美國最終實現了“全面惡化中國外在安全環境”的戰略目的,則美國隨之期望中國也出現的“戰略調整”就是:中國或“為”避免自己的外在安全環境被全面惡化,或“因”無力承受自己的外在安全環境被全面惡化,而最終選擇接受“中美共管地球的G2模式”,從而令美國可挾“中美之合力”,迅速解決歐元(歐盟)問題。
      
      顯然,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說:一旦歐盟做出“戰略誤判”,且中國被迫進行上述“戰略調整”,也就等同于歐盟“自我啟動”了歐盟(歐元)的“快速瓦解進程”。
      
      也正因如此,“這個問題”恰恰是“歐洲利益(歐洲國家利益與歐洲資本利益)”目前面臨的一個最大、且最緊迫問題。
      
     ● “再談”中國如最終坐視美國有效擊穿敘利亞“止損點”而“不作為”、或者“不有效作為”,將導致“中國全球戰略”徹底崩塌
      
      第二點,在我們的討論中,在這個問題上,中國也要避免出現“重大的、不可逆轉戰略錯誤”,即:
      
      其一,如果僅僅在經濟、特別是金融層面去考慮問題,則比如,在“中、歐、美”之中率先進行不可逆轉的加息週期、繼而全面喪失貨幣特別是資本政策的自主權,最終實質性地‘自我滅活’中國的經濟活力;
      
      其二,如果我們在“綜合層面”去考慮問題,則比如,中國最終坐視美國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國際社會”之“大多數”的中東利益的“止損點”而“不作為”、或者“不有效作為”,從而導致“以中國經巴基斯坦至伊朗”的這一“戰略走廊”為支點的“中國全球戰略”徹底崩塌。
      
     ● 重溫“前三波排列與組合”的觀察結果,有助於更加清醒地觀察目前看似“變幻莫測”的國際局勢
      
      第三,我們也認為,自“國際局勢”以“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及“科索沃單方面宣佈獨立”為標誌,不可逆轉地進入“科索沃獨立後續發展階段”,並“如我們所預期地”依次經歷了、分別以“美、俄直接交手”與“歐、美直接交手”及“中、美直接交手”的“第一、二、三波排列與組合”,其“真實的歷程”已經為我們提供了“極其豐富的觀察結果”,來幫助我們更加清醒地觀察目前的局勢,也就是看似“變幻莫測”的“第四波排列與組合”。

      在占盡天時、地利與人和的情況下,美國利益何以仍然無法阻止次貸危機的“最終爆發”
      
      其一,美國次貸危機的“最終爆發”,意味著這樣一個事實,即:即便當時“美國絕對實力”特別是“相對實力”都處於顛峰狀態,即便是堪稱“美國史上最具鷹派色彩”、對外“強硬至極致”的“單邊主義政決策團隊”,即便策略性地通過“911”騙到了美國社會對“在外發動戰爭的極高支持度”、且騙到了世界輿論的高度同情,
    “美國利益”最終還是無法用像一、二次世界大戰那樣,通過“週邊(相對於美國本土)”的“非和平方式”、去解決“美國經濟結構上的問題”、或者美國社會結構問題、更或者美國制度層面的結構問題。
      
      顯然,以“911事件”為標誌,“美國利益”在占盡天時、地利與人和的情況下,仍然無法阻止美國次貸危機於2007年“最終爆發”,再加上期間“近乎7年的解決時間”,所有這些都已經充分證明了一點,那就是:
      
      在“大國層面(歐盟計算在內)”上,作為內部問題累積最為嚴重、社會矛盾最為尖銳的主要“政治經濟體”,由於“美國國家利益”想借“西方資本(美國資本)”之力去支配全球、從而可以犧牲“非美勢力”為代價、去解決它自身很難獨自解決的問題,因此,它事實上遭遇了“非美利益(主要是中歐俄、拉美國家、中東國家)”集體的、且是“實質性”的強烈反對。
      
     ● 曾經至剛至強的“小布希決策團隊”終於不得不做“非實質性、但卻非常重要的戰略調整”
      
      其二,而“美國單邊主義”試圖“在週邊”解決問題的戰略、在殘酷的現實面前撞得頭破血流、且美國次貸危機也終於2007年8月“風生水起”、慢慢“浮出水面”之後,2007年未至2008年初,此前還至剛至強之“美國利益”的“小布希決策團隊”終於不得不做“非實質性、但卻非常重要的戰略調整”。
      
      這種調整的“代表性事件”就是“科索沃單方面宣佈獨立”。
      
     ● “科索沃單方面宣佈獨立”是美國被迫向歐盟簽下的一份“投名狀”
      
      科索沃於2008年2月單方面宣佈獨立“表面”上是“歐、美利益”基於“中東利益”與“南亞利益”進行戰略交易的一個衍生品。
      而實際上,則是全局被動的“美國既定全球戰略”,一方面“即無法、也不甘心”割捨“中東核心利益(以犧牲以色列的方式推動中東和平進程、並就此成全‘歐盟利益’的中東地位)”,而另一方面又“想儘快拿到歐盟南亞實質性配合”,從而“簽下的”一份“向歐盟展現極大戰略合作誠意”的“投名狀”。
      
      顯然,“美國利益”簽下這份“投名狀”的意圖在於“先以空間換空間,再以空間換時間”,在於“繼續推進”其“既定的全球戰略”,在於繼續推進主要針對中國的“南亞破局”。
      
     ● “美國南亞政策”具有強烈的“連環性”
      
     而就如我們之前多次強調,“美國南亞政策”具有強烈的“連環性”,即:除了伺機發動“實質性破局”以全面破壞中國全球戰略的戰略空間、“先”將中國徹底堵截在中國境內、“再”利用“三獨框架”、結合所謂“徹底民主政治、完全自由經濟”等手段、將中國推入“瓦解進程”的險惡用心之外,
    它的另一功用,就是想用一種“最貼近真實”的“破局努力”,迫使中國妥協,從而好挾“中-美經濟之合力”,於“轉身間”一舉擊潰“自運行之日起”就不斷挑戰美元地位、不停蠶食美元市場份額的歐元,並伺機瓦解“直到今天仍在全力進行整合的歐盟”。
      
      顯然,在這個問題的“努力層面”上,也就衍生出所謂的“中-美共管地球的(G2/美中國)模式”,並出現了以美國總統奧巴馬、美國前政要布熱津斯基、基辛格等為“代表性說客”的“美國朝野聯合豪華推銷團”。
      
     ● 中、歐也將南亞與中亞(阿富汗)視為一個“連環劫”
      
      (直到一、兩年前才)洞悉這些的中國與歐盟,在應對上,即出於各自的核心利益、也出於雙方的全球共同利益,大體上,也是將南亞與中亞(阿富汗)視為一個“連環劫”,從而一方面努力維持著交織于伊核問題上的“中-歐-俄”戰略協調,一方面,彼此策應著將“大國間戰略利益主要交易平臺”從中國的重中之重–南亞方向、慢慢移向均遠離“中-歐-俄”的重中之重,卻獨獨聚集了美國核心利益的中東方向。
      
      顯然,在這個問題上也就出現了中國“不僅” (直到一、兩年前才開始)力拒“美國朝野聯合豪華推銷團”傾力兜售的“中美共管地球的(G2/美中國)模式”、且堅決奉行“扶弱(歐元)鋤強(美元)”的政策,與歐盟死活不願意向美提供“實質性南亞配合”、
    且與俄羅斯一道,積極策應中國發動的“東亞(東北亞、南海)、南亞問題全部都與美國在中東談”、從而形成了當前這種“一切重要問題都與美國在中東談”的、“中歐俄”輪番上陣、“輪番消遣”美國全球利益的局面。
      
      在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美國利益決策層”基於“美國資本利益(含Wikileaks維琪解密)”而不顧“美國國家利益”所策動的“埃及之亂”、及其“後續發展”不過是美國針對“一切重要問題都與美國在中東談”所展開的、旨在“以攻為守”的戰略反擊。
      
     ● 站在中國的角度看問題,美國的戰略反擊有兩個意圖
       如果僅站在中國的角度看問題,美國的戰略反擊有兩個意圖:
      
      第一個意圖,是沿“歐亞海上運輸線”全面破壞中國的外在安全環境,
    從而“仿效”中國針對美國的“一切重要問題都與美國在中東談”(注,這實際上就是出“圍魏救趙”),在南亞之“外”、繼續其“南亞政策”、也就是要麼迫使中國接受“中美共管地球的G2”,
    要麼,就將“歐亞運輸線之亂”導向專門針對東亞經濟、特別是中國經濟的“東亞、或者中國海上運輸線之亂”,從而伺機展開對東亞、特別是對中國的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
      
      而值得強調的是,至於“後者”,它“既”是我們常常提及的、“暗渡陳倉層面的(側重于經濟與金融攻擊)南亞破局”,“也”是日後“西方資本”伺機上演“巴基斯坦之亂、特別是印度之亂”的“準備工作”。
      
      第二個意圖,在展開“上述意圖”的基礎上,伺機將“大國間戰略利益主要交易平臺”從目前這種“均”遠離“中、歐、俄”的重中之重,卻獨獨聚集了美國核心利益的中東方向、再慢慢移回中國的重中之重–南亞方向,如果歐盟基於自己的一已私利、在美國的強大壓力下(歐洲債務危機)、其“全球政策”最終願意向“美國全球政策”提供“實質性配合”的話。
      
     ● 美國終於跟隨歐盟之後、雙雙跳入“坑”中的主要原因
      
      顯然,如果歐盟仍然不願意向美國提供“實質性配合”,那麼,美國用來威脅歐盟的手段就是:利用“美元本位制”的“剩餘價值”與“美國軍事力量”,將歐盟按在“利比亞之亂”這個“坑”中,並“持續加壓”歐洲債務危機,且伺機對歐盟(歐元)跨海(地中海)予以致命一擊。
      
      這也正是我們認為:隨著美國出爾反爾、最終決定向利比亞派出“大量”地面部隊、從而“表面上“是保護美國在利外交機構、人員的安全,但“實際上”卻是為“卡紮菲(格達費)勢力”提供“安全遮斷”,美國終於跟隨歐盟之後、雙雙跳入“坑”中的主要原因。
      
    ● “卡紮菲(格達費)勢力”的主要成員何以生不見人、死不見屍?
      
      如果從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我們就很容易明白:
    為什麼在利比亞這個樹沒幾棵、草沒有幾叢、到處是沙漠的不毛之地,“卡紮菲(格達費)勢力”的主要成員均是生不見人、死不見屍了。不僅如此,還能指揮“親卡武裝”繼續作戰。
      
      在此,如果歐盟、特別是今天的“利比亞執政當局”膽子足夠,在此就為其支一個招:
    包圍、甚至強行進入美國駐利比亞大使館、及其它外交機構、商業設施,或者、長時間地切斷“美國地面部隊駐地”與外界的聯繫,時間到了,一定會有意外的、重大收穫!
       然而,一旦如此,後果可要自負!我們可不為此承擔任何責任,道理很簡單:“大家可都是成年人”!。
      
     ● 一旦如此,也就意味著如今已雙雙落入“坑”中的“歐、美”,誰也甭想從利比亞這個坑中“安全地爬出來”
      
      至於後果,主要有兩個:
      
      第一,這種大膽行為本身就是一種“撕破臉皮”;
      
      第二,一旦歐、美以任何形式“撕破臉皮”,也就意味著“利比亞之亂”會立刻升格為“利比亞內戰”、直至“科索沃戰爭”的重新爆發,這也就意味著在利比亞這個曾經的“觀察點”、如今的“撕裂點”上,始於伊拉克戰爭就出現、且持續至今的“歐美大西洋裂縫”就被“徹底撕裂了”。
      
      而一旦如此,也就意味著如今已雙雙落入“坑”中的“歐、美”,誰也甭想從利比亞這個坑中“安全地爬出來”,
    對“歐盟利益(歐元)、美國利益(美元)”雙方而言,“死活”另說,但彼此間落個“斷胳膊少腿”、則是必然的!
      
     ● 一旦如此,作為聯盟也好(歐盟),國家也罷,“歐、美”之間也必然瓦解一個!
      
      事實上,局勢發展至今,自“美國利益”也決定步“歐洲利益”後塵、跳進利比亞這個“坑”中,從而令利比亞從“觀察點”立刻轉化為”撕裂點“之後,
    從“中、歐、俄、美”圍著“敘利亞”這個“止損點”的一連串表現來看,除非“矛盾雖可以調和、但卻很難調和”的“歐、美資本利益”之間的一方“甘心歸順對方、並為對方所驅使”,
    否則,在“矛盾雖可有效緩和、但不可調和”的歐、美國家利益”的“強大張力”下,利比亞這個“坑”最終必然埋葬“現代西方資本”中的“一支”,
    而一旦如此,作為聯盟也好(歐盟),國家也罷,“歐、美”之間也必然瓦解一個!
      
      在這個問題上,再次強調:
    “歐、美資本利益”之間的矛盾之所以“可以調和、但卻很難調和”,恰恰在於“歐、美國家利益”之間的“強大張力”,
    也在於“中、俄”的“挑撥離間”,
    還在於歐盟也“沉迷”於“一切都可與美國在中東談”的“新戰略遊戲”。
      
    ● 該決議案”分明是“美國擬定、之後、委託歐盟發佈”的!
      
      在這個層面上,如果我們去觀察“中、俄”聯手否決“那份‘據稱’是歐盟提出、美國支持.”的“聯合國譴責敘利亞決議案”,那麼,我們也就不難看出這樣幾絲隱晦、但卻極其強烈的信號:
      
      第一,什麼是“歐盟提出、美國支持”?
    從內容看,“該決議案”分明是“美國擬定、之後、花‘錢’、且是一大筆‘錢’、委託歐盟發佈”的!
      
     ● 除了落入“坑”中之外,“美國利益”基本上是一無所獲!
      
      根據我們的觀察,美國為了這個“委託”,那可是花了大價錢的!
    別的不說,僅以利比亞為例,從完全就是一群“烏合之眾”的“利比亞反對派”以令人吃驚的速度、迅速攻佔卡紮菲的大本營--的黎波里,
    到卡紮菲(格達費)勢力突然退出“公眾的視野”,
    再到“利比亞反對派”得到“中、俄”的承認,從而成為“利比亞執政當局”,
    最後,“美國利比亞政策”為了保留“埃及之亂”的“調整後劇本”不就此中斷,不得已讓地面部隊進入利比亞、正式跳進“坑”中,
    作為“旁觀者”,我們認為:“美國利比亞政策”對歐盟的“讓步”可謂巨大,
    但是,所有這一切的“努力與冒險”均被“中、俄”的否決給粉碎了,不僅如此,美國全球戰略還就此留下一個巨大的隱患:那就是,努力的代價付出了,但得到的結果卻是:除了落入“坑”中之外,基本上是一無所獲!
      
      因此,我們也就不難明白,為何作為“支持者”的美國卻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得“歇斯底里”般的“憤怒”,而作為“提出者”的歐盟,反倒是“譴責”兩聲了事了!
      
     ● 歐盟更多是在“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且對結果抱持一種“錢貨兩清”的態度!

      顯然,在這筆“一要問題都與美國在中東談”的交易中,歐盟更多是在“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且對結果抱持一種“錢貨兩清”的態度!
      
      值得強調的是,該決議案事先已經被大量修改,其中,許多文字、甚至是所謂的“提出者”歐盟出面,根據俄羅斯、特別是中國之“敘利亞政策的原則”進行的修改,因此,歐盟在“中、俄”這裏,事先也早就“有個交待”!而美國最終同意“大量修改版”,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在“中、歐、俄”之間打根楔子、並借此“尋找”曲解“中、俄”之“敘利亞政策”的餘地,也就是意圖尋找一個“突破點”。
      
     ● 歐盟自然是此輪角力的“最大收益者”
      
      因此,從“中、俄”斷然否決“按自己意見大量修改(排除了軍事解決項)”之後“文稿”的動作來看,自然是洞悉美國的企圖,因此,也就是不給美國這個機會。因此,作為“提出者”的歐盟自然是此輪角力的“最大收益者”。
      
     ● 正式完成了“新遊戲”的“第一輪”
      
      討論進行到這裏,我們也就不難看出,最重要的,在“中、俄”分別在歐盟的策應下,分別“階段性平息”了“東北亞(2010年3月美國自導自演自殘栽贓挑撥的天安號事件)、南海問題國際化”、及“階段性收穫”了烏克蘭利益之後,“中、俄”聯手否決決議案的結果,對歐盟而言,顯然不僅未傷及“中-歐-俄”的戰略協調(中、俄在不同場合分別再次強調支持歐元的穩定),還讓歐盟“階段性收穫”了一個“利比亞執政當局”。
      
      毫無疑問,中國率先出手的“一切重要問題都與美國在中東談”的“新戰略遊戲”,在此之前,就已經“菜過兩味(中、俄)”,至此,也就算是“酒至三巡(中歐俄)”、從而正式完成了“新遊戲”的“第一輪”。
      
    ● 儘管是已“酒至三巡”,但“中-歐-俄”本質上仍然是“階段性收穫”
      
      同樣毫無疑問的是,儘管是已“酒至三巡”,但“中-歐-俄”本質上仍然是“階段性收穫”,
    而從歐盟制裁敘利亞、特別是伊朗的“力度”上來看,特別是,從“中、緬”之間的關係因“緬甸民主”而出現某種裂痕,及中國13名公民在“這個時間點”在東南亞被慘忍殺害的情況來看,“該遊戲”還將“繼續遊戲”下去。
      
     ● 即便是在利比亞,“遊戲”還將“繼續”!更別提敘利亞這個“止損點”了
      
      而從烏克蘭前總理在“這個時間點”被判刑、但“判斷內容”令歐盟與俄羅斯“均不滿意”的情況來看,俄羅斯“階段性收穫”的“烏克蘭利益”也會有所反復,
    至於歐盟的“階段性收益”,從“親卡武裝”近日突然大舉反攻“利比亞執政當局”的“大跌眼鏡”來看,都是“再合乎邏輯”不過的了。
    顯然,即便是在利比亞,“遊戲”還將“繼續”!更別提敘利亞這個“止損點”了。
      
     ● 一道“至關重要”的“強烈信號”令“美國利益”感到“意外”、並受到沉重打擊
      
      因此,想強調的是:在很大程度上,歐盟“提出”該決議、及“該決議”最終被否決,都符合“中歐俄美”的“敘利亞政策”,
    但令“美國敘利亞政策”意外的是,儘管美國人打出一大堆牌(比如:美國參院準備通過人民幣匯率法案,對台軍售案),且按中國的意味做了修改,但中國依然與“必然出手否決”俄羅斯一道聯手投出了“否決票”。從而向“方方面面”發出一道“至關重要”的“強烈信號”。

      從本質上講,美國之所以以“歇斯底里”的方式去“憤怒”,恰恰在於這道“至關重要”的“強烈信號”令“美國利益”感到“意外”、並受到沉重打擊了。

     ● 中、俄聯手傳遞一束“最為明確”、且“不容他人有一絲一毫曲解餘地”的“明確信號”
      
      第二,“中、俄”何以聯手“否決”一份“已經被大量修改”的“譴責案”?
      
      對此首席就指出,這是為了向“方方面面”、特別是敘利亞與歐盟、『阿盟』傳遞“最為明確”、且“不容他人有一絲一毫曲解餘地”的“明確信號”,即:
      
      其一,不論“中、歐、俄、美”與『非盟』、『阿盟』等在“利比亞”這個“撕裂點”的“排列與組合”如何變化,“敘利亞”的確就是“國際社會”之中東共同利益的“止損點”;
      為此,在滿足“確保敘利亞國家安全不受外來勢力軍事、也包括政治顛覆”的“前提條件”之前,即便是“譴責”也不行!
      
      其二,在“其一”的基礎上,“中、俄”作為有能力對抗美國、甚至北約的“兩個主要軍事強國”,絕不允許“敘利亞”成為“利比亞第二”。如果有誰不信,可以試一試!
      
      其三,在“其二”的基礎上,如果有人一定要試,那就得準備面對中東的全面破局、甚至最暴力破局!
      
      而在這個問題上,特別是“伊朗跨越核門檻”的問題上,我們曾經多次強調,這是個“中、歐、俄”之“大多數”便可決定的事情。不論美國是否反對!
      
     ● 一旦……也就無所謂什麼“投鼠忌器”了
      
      其四,在“其三”的基礎上,如果“有人”不“全力阻止”美國在敘利亞問題上的冒險,
    那麼,“絕不允許”“敘利亞”成為“利比亞第二”的“國際社會”,也就無所謂什麼“投鼠忌器”了,
    也就是說,中東國家也好,海灣國家(如沙烏地阿拉伯)也罷,如果不與“國際社會”一道“全力維護”敘利亞這個“止損點”,反而試圖“借機”去打那個“什葉派與遜尼派、甚至庫爾德問題”的“小算盤”,
    那麼,中東的全面破局、甚至最暴力破局的後果是什麼,恐怕就得仔細掂量掂量!
      
     ● “混水摸魚”的招,誰都會玩、也都想玩,也都有能力玩!
      
      在這個問題上,想強調幾點:
      
      首先:“混水摸魚”的招,誰都會玩、也都想玩,也都有能力玩!
      
      其次:一旦“中、俄”也準備憑藉自己的實力、甚至攜帶『上合(組織)』之力去“攪混水、玩摸魚”,作為“魚(中東之亂)”的“所在地”──“中東國家”與“美元本位制”、更或者“西方資本(包括了歐洲資本利益)”,相對而言,其實並沒有“混水摸魚”的本錢。
      
    ●“穿鞋者”在那兒拼命鬧事,足見“新遊戲”下的中東局勢之“實質”
      
      誰都知道,建設與維持一個框架、比徹底摧毀一個框架、要困難得多!更何況,在中東這個地方,誰是穿鞋者、誰是光腳者,可謂一目了然!
      
      而眼下偏偏是“穿鞋者(美帝)”在那兒拼命鬧事,足見“新遊戲”下的中東局勢之“實質”。
      
     ● 美國決策層”必須正視的一種“可能性”
      
      最後,對“美國利益”而言,“中、俄”讓伊朗加入“上合”似乎還有“中-歐-俄伊核戰略協調”這一層因素而“有所顧慮”,
    但如果萬不得已,且又不必要“最暴力破局”,那麼,將“敘利亞”納入『上合(組織)』的保護之內,從“中、俄”聯手否決“決議案”的架式來看,恐怕也是“美國決策層”必須正視的“可能性”。
      
      顯然,一旦如此,國際社會進出加沙(Gaza)的“第三條通道”是不通也得通!
    一旦如此,“中、俄”也就正式“入主中東”,並以強力平衡“美-以”軍事力量的“平衡者”的形象出現。
      
      而一旦如此,美國中東安全框架的經濟支點--沙烏地阿拉伯,出於“美元本位制”不可靠性,也就會迸發出類似今天土耳其所表現出的“強大活力”。
    否則,在諸多“中東地方王”都將維護中東地區自身利益、阿拉伯利益、或者伊斯蘭利益的“爭先恐後”下,還敢緊跟美國的沙烏地阿拉伯其政權的存在就會立刻成為問題。
      
     ● 站在美國的角度,不論是中東的全面破局、還是最暴力破局,其後果都將是“不可控”的
      
      因此,站在美國的角度去考慮問題,不論是中東的全面破局、還是最暴力破局,只要“中、俄”聯手強行介入,其“後果”都將是“不可控”的。
      
      而對於許多中東國家、或者伊斯蘭國家而言,這種局面一旦形成反倒又是可以接受的,在這個問題上,在“尊王攘夷”下突然變得“活力四射”的土耳其,就是一個鮮活的例子!
      
     ● 在“尊王攘夷”下突然變得“活力四射”的土耳其,就是一個鮮活的例子!
      
      如果在這個層面去觀察“美國指責伊朗策劃暗殺沙烏地阿拉伯駐美大使”,且聲稱“要對伊朗實施最嚴厲制裁”、且“不排除任何選項(這當然包括軍事解決)”,而沙烏地阿拉伯卻“不吭聲”,
      
      顯然,“該指控”無論真、假,都將後果嚴重、且值得高度警惕。
    可以肯定的是,美國人在“捏造事實”,因此,在警惕什麼的問題上,自然是警惕美國人“此舉的真實意圖”是什麼?
      
      我們認為,如果結合敘利亞之前公開警告“將以自殺式襲擊報復西方的攻擊”,那麼,我們就不難強烈地感覺到:所有這些,似乎意味著“美國利益”準備在至關重要的敘利亞方向進行某種“重大行動”,
    至於這種“重大行動”是否導致敘利亞這個止損點被徹底擊穿,恐怕還需要觀察,因為,通過上面的討論我們已經可以看出,“美國利益”目前雖有徹底擊穿該止損點的“強烈動機”,但卻沒有相應的“戰略資源”以掌控“徹底擊穿”之後的局面。
      
      因此,我們認為,即便果真有某種“重大行動”,也是一種“伴隨攻擊的測試計畫”,且“測試”的因素居多。
      
      但就如我們之前所說,如果“國際社會”不能及時“強硬反擊”,則這種原本“測試”因素居多的“伴隨攻擊的測試計畫”,將立刻轉換為“攻擊居多”的“攻擊計畫”,且中國、俄羅斯等國際社會很難事後補救,即便能補救,付出的戰略代價也會較“在第一時間就及時強硬反擊”來得更加高昂。
      
     ● “國際社會”有必要做好“及時強硬反擊”的“一切準備工作”、準備好“以亂對亂”,
      
      因此,我們強烈建議:“國際社會”有必要做好“及時強硬反擊”的“一切準備工作”、以“準備好”在“第一時間”就可做出包括、政治、經濟(金融)、特別是軍事層面的“強硬反擊”,準備好“以亂對亂”、“以亂制亂”、及“亂中取勝”,從而迫使“美國利益”知難而退!
      
    ● 許多國家都在搶時間、以上下其手、“多方通吃”
      
      如果我們在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
    在美國“公然警告”巴基斯坦之餘,
    近期來集中爆發的中國13名公民在泰國遇害、
    印度、緬甸、越南的外交突然活躍、
    日本積極插手南海問題,
    特別是歐盟(德國)也開始回到越南,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顯然,“這些周邊”國家似乎也看清楚了“中東局勢”的詭秘與危險、或者不可預測。
      
      因此,也在搶時間、以上下其手、“多方通吃”。不僅如此,由於時間太急,在“吃相”上還顯得極其難看。
      
     ● 越南著眼於將自己從“中國視軍事打擊越南作為攻取南海‘錦州’之‘點’的‘危險性’”解脫出來的“靈活一著”。
      
      “吃相”最為難看的是印度與越南。
    以越南為例,一方面,越南國家主席訪印,並與印度一邊頂著中國的警告、簽了一份註定不會實質性兌現的“南海開發資源協議”,
    另一方面,越南執政黨主席卻訪華,並與中國簽了一份旨在“雙邊解決南海爭端”的“雙邊協議”,並引發“強調南海問題應多邊解決的菲律賓(實際上是美國)”的強烈不滿。
      
      從越南的情況我們不難看出,越南與中國簽的這份旨在“雙邊解決南海爭端”的“雙邊協議”,根本就是在打自己、也在打剛剛跑到美國去商量南海問題的“東盟”的臉,
    但在“前段中國軍事高壓”下“明白了自己處境”的越南,此次雖然吃相難看,但卻是著眼於將自己從“中國視軍事打擊越南作為攻取南海‘錦州’之‘點’的‘危險性’”解脫出來的“靈活一著”。
      
     ● 美國所給予期望的“南海問題國際化”在越南這個“關鍵點”上提前“漏風”了
      
      由此,我們也不難看出,美國所給予期望的“南海問題國際化”在越南這個“關鍵點”上,就提前“漏風”了。
      
      既然越南如此,那麼,近來積極插手越南、緬甸的印度,其“可用性”又有幾何?更何況,在兩波孟買襲擊案中均能保持冷靜、且一次比一次冷靜的印度,自己就在一邊增兵中、印邊境,但一邊也在開始用人民幣結算。其“吃相”也好看不到哪兒去!
      
      還有那個滿世界叫喊著要插手南海的日本,它的首相不也一邊強烈要求與中國建立軍事熱線、以防止意外衝突,一邊還在“試探著”訪華的話題嗎?
      
     ● 不僅是中國、俄羅斯也已然準備在“中東大亂”
      
      從本質上講,只要“怕打的”越南最終願意與中國在雙邊框架內解決南海問題,那麼,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已經在準備“浴火重生”的中國經濟、在南海方向以自己的綜合實力、實現“錦州效應”、繼而在確保“中國最低限度內迴圈”的問題上,就會容易得多、且高效得多。
      
      在此前景下,美國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也好,“國際社會”強烈進行反擊也罷,總之,從俄羅斯總理訪華成果,且雙方簽定一大堆“意在中東大亂派上用場”的“中俄能源協定”的情況來看,不僅是中國、俄羅斯也已然準備在“中東大亂”。
      
      值得強調的是,一旦歐盟在“中、俄”的“實質性支持”下搞掂“利比亞之亂”,則歐盟也就為“中東大亂”準備好了“新的能源供應基地”。
    防止歐盟得到這塊近在咫尺的“能源基地”、繼而與“中、俄”合流,特別是以“一個穩定、親歐的利比亞”作為“科索沃問題”的一個戰略屏障,這也正是“美國利益”寧願食言、向利比亞派出地面部隊、從而想也不想就跳“坑”的原因之所在。
      
    ● 中國已然準備在“中東大亂”去摸一條大魚
      
      而站在中國的立場去觀察,中國已然準備在“中東大亂”、歐盟、特別是美國社會大亂的“這趟混水”中、去摸一條大魚、
    即:“美元本位制”因中東大亂而轟然倒塌、歐元也因歐盟社會持續動盪而不穩,從而令人民幣橫空出世的“大魚”。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再次強調,一個不能自由浮動、並實行資本管制的人民幣,依託中國的政治穩定與強大的軍事實力、及龐大的商品吞吐能力、特別是製造能力,在“全球經濟大亂”甚至“政治大亂”的情況下,反將會最具有“結算”上的優勢—那就是“穩定”與“實用”。

      而一旦天下大亂,至少在東亞這一塊,能買到足夠生產與生活資料,且能安全運回國的,恐怕就是人民幣了。
      
     ● 就目前而言,“佔領華爾街”的原因並不簡單
      
      值得強調的是,儘管我們很早就相信“歐盟、特別是美國一定會發生類似埃及之亂”的情況,但就目前而言,“佔領華爾街”的原因、或者美國統治層“刻意寬容”該運動的原因並不簡單。
      
      一方面,這是“美國利益”在“美國國家利益與美國資本利益”的撕扯下、不知所措的直接結果。
      這一點,從美國總統、紐約市長、美國資本的代表、美國議員均一定程度支持“佔領華爾街”的情況中就可以看出。
      
      當然,這裏面也有即將到來的“選舉”因素。但這不是主要的!
      
      可真實的邏輯就是,如果它們果真“真心支持”,那麼,恐怕“佔領華爾街”的者早就佔領了整個美國。可問題偏偏不是這樣的,這也說明,問題不是那麼簡單的。
      
     ● 一個“冒險嘗試”
      
      作為“佔領華爾街”的另一面,這也是“美國利益”意圖通過“可控”的“佔領華爾街”、去促發“佔領倫敦、直至佔領巴黎、柏林、(米蘭)”等一系列不可控行動、以強行緩和“不可調和、但可有效緩和的歐、美國家利益之間的矛盾”、強行調和“很難調和的歐、美資本利益之間矛盾”的一個“冒險嘗試”,
    一旦成功,“歐、美利益”就會拿“伊朗謀殺沙烏地阿拉伯駐美大使”說事兒,一步到位地“對伊朗實施最嚴厲制裁”、
    甚至“敘利亞”這個“止損點”是否有必要擊穿都不用管了。
      
    ● 這一點,大家必須認清!
      
      而一如我們多次強調,所謂“對伊朗實施最嚴厲制裁”,就是“對中國實施最嚴厲制裁”,也就是“暗渡陳倉層面的南亞破局”。
      
      如果僅在中國利益的層面去考慮問題,那麼,“對伊朗實施最嚴厲制裁”才是美國利益策劃敘利亞之亂的根本用心。
      
      至於(美國資本)策劃“埃及之亂”的根本用心、則是“在南亞之外的方向”去謀求“暗渡陳倉層面的南亞破局”。
    這一點,大家必須認清!
      
     ● “歐、美”中的至少一家,一定會在這場“不可控”的運動中倒下來
      
      另外,從發展上看,一旦“中東大亂”,導致“歐亞海上運輸線大亂”,而“非美勢力”也回報一個“全球海上運輸線大亂”,
    則目前“(美國國家背後操控的)可控”的“佔領華爾街”在全球經濟全面衰退之下、就極可能發展為“不可控”的“全球反對資本主義運動”,而“歐、美”中的至少一家,一定會在這場“不可控”的運動中倒下來。
      
     ● 一種“不小的可能性”
      
      而作為一種“不小的可能性”,我們認為,一旦“歐、美經濟、社會陷入全面混亂”,且假如期間歐元、或者美元始終存在,那麼,人民幣是有可能成為“不相上下的歐元與美元之間”、“相互確定”幣值的“錨貨幣”、從而“直接標價”歐元與美元的幣值。

      而這,就是我們之前多次所說的:人民幣將以教科書都沒有的方式進行國際化中的一種。
      
    ● 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
      
      也正是如此,我們認為,如果歐盟決意與美國聯手“量化寬鬆(債務數位貨幣化)”、從而計畫先“水淹南方”再對中國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
    那麼,在經濟特別是金融層面上,中國完全可以通過人民幣帶領東亞貨幣、或選擇美元、或選擇歐元進行大幅度貶值,全面打亂“更多是競爭關係的歐、美經濟”之間的“經濟運行成本”、全面衝擊歐、美之間的、旨在“水淹南方”的“經濟與金融協調”,再結合政治與軍事上引爆的中東全面破局、甚至世界全面破局,讓目前仍然可控的“佔領華爾街”進一步激化成“不可控的佔領華盛頓、佔領倫敦、柏林等”,從而側證一條真理,那就是: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
      
      在這個問題上,美國決策者應該知道的教訓就是:“美國利益決策者”之前“基於美國資本利益”而策劃的“埃及之亂”之“後續發展”已然脫稿,
    此次“基於美國國家利益”而“刻意寬容”的“佔領華爾街”,就沒有“脫稿”的那一天嗎?如果加上“外部力量”、特別是“網路”的努力呢?
      
      不過,討論進行到這裏,我們也不能不客觀地說一句,之前的,美國拿網路安全說事、著手管制網路的這一手,恐怕就是想對“佔領華爾街”、特別是“佔領巴黎、柏林”的“即用之也防之”的“未雨綢繆”!
      
      而在“網路”的問題上,最近的“淘寶”事件就值得警惕,在我們看來,對那種“境外勢力相”、以類似的方式、不惜代價、利用手中“控股”、但根本“不計成本”的“政治資本”的力量,意圖推高中國經濟運行成本,從而在中國製造混亂的可能性,有關方面要高度警惕才是!

    《東方時事》2011.10.17


  30. 2011/10/21 於 18:55 patchpieces

    <何亮亮等“極右精英”忽然反美(反普世價值)>

    每當我們指出美國缺點時,“南方週末”以及“鳳凰”為代表的“精英(帶路黨)”就會大罵:憤青、(五毛),愚昧,反民眾,等民主了殺你全家,你反美你就別用電腦,
    劉某人還苦口婆心的給我們講美國為啥強大。極右精英(帶路黨)的表現說明他們是“親美”的。
    如果我說何亮亮等精英(帶路黨)現在也開始反美(反普世價值)了,你一定不信,你會想:難道【第五縱隊】也反美;
    難道老母豬也能上樹?;
    太陽從西邊出來了?
    但我告訴你們說,這是真的。

    我們看看何亮亮等人是怎麼反美(反普世價值)的。
    什麼是反美呢?
    比如美國攻打伊拉克時,很多中國人反對,於是“精英(帶路黨)”們就說這些反對打伊拉克的人反美。有一部分美國人反對打伊拉克戰爭,有一部分美國人支持打,我們一些中國人反對美國打伊拉克等於反對一部分美國人,就被中國極右精英(帶路黨)“定義”為反美,我們用中國給反美這個詞做定義,按照“極右精英(帶路黨)”的邏輯,反美的意思就是:反對美國的一部分人。
    我們按照極右精英(帶路黨)反美的“定義”來看看他們自己是不是反美呢?
    最近美國發生人民“佔領華爾街”的(美國之秋顏色)革命,“佔領華爾街”的美國群眾想讓自己的革命行動被全世界普通百姓知道的越多越好,但何亮亮等主流媒體“默不作聲”,就等於說何亮亮等“精英(帶路黨)”“不願意”美國“佔領華爾街”的“(美國之秋顏色)革命”被中國百姓知道,這就等於“中國極右精英”反對一部分美國人;
    最近何亮亮等“精英(帶路黨)”知道做鴕鳥要頭不要屁股不行了,於是何亮亮終於跳出來告訴我們:美國群眾如果真的佔領華爾街就是刑事犯罪,
    (這就很怪,極右精英不是常告訴我們說,“司法獨立,誰也不能干預司法,沒經過法院判決不能定罪,咋他們這時候給美國群眾定性為犯罪?難道中國極右精英成了美國的法官和陪審團?他們肯定是有了美國國籍)說美國這些群眾不代表美國多數人;(何亮亮等人也沒經過統計調查,也沒選舉,咋知道人家就不代表了?難道代表不代表,是你們說了算?)
    “鳳凰衛視(美分黨買辦集團)”對美國“佔領華爾街”的報導絕對不像對卡紮菲(格達費)、轟炸伊拉克、阿拉伯茉莉花那樣“熱衷”,並且“央視”也是在很晚的時間才報導幾條小新聞。中國“主流極右精英(帶路黨)”的(反普世價值)作為說明他們也反對一部分美國人“佔領華爾街”的行為,那“按照”他們對反美的“定義”,所以他們也“反美”了。
    如果“中國極右精英(帶路黨)”不承認自己反美(反普世價值),那你們就“自相矛盾”了,這反美的“定義”可是你們自己定的哦!“中國極右精英”也“反美”了,看來老母豬真的要上樹了!

    “極右精英(帶路黨)”告訴我們,“要保護公民權利,政府應該代表公民”,
    那請問極右精英,這些要佔領華爾街的美國人是美國公民,美國政府咋不能代表他們呢?
    華爾街大老闆是美國公民,上街要佔領華爾街的也是米國公民,那請問,美國政府如能都代表嗎?
    何亮亮說美國員警的做法很巧妙,把群眾搞成了非法集會。
    請問何亮亮,你們(帶路黨)不是“經常”號稱司法獨立、未經法院判決不能定罪嗎?“怎麼”現在你們就給美國群眾定義為非法?
    我們看到美國員警“虐待”(民主自由人權鬥士)群眾的時候,就想起“中國極右精英(帶路黨)”經常說的自由、民主,言論自由,人權高於主權,那對於美國人佔領華爾街的運動,“為啥”中國的「南方週末」、「新京報」等(帶路黨)媒體都“默不作聲”?難道是得到了美國權貴的旨意?中國媒體成了美國資本家辦的?
    其實“中國極右精英(帶路黨)”的“行為”一點也不難解釋,這一切都因為階級。精英忽然反美,也是因為階級!

    怎麼精英反美能看出階級呢?
    中國極右精英最討厭“階級”這詞,對普通人說階級深惡痛絕,他們用階層這個詞來“代替”階級,(階層可以細分,這就可以挑起同一個階級的工人和農民內鬥)但他們忽然反美就說明他們告訴我們說:世界上存在著階級。
    美國大資產階級打伊拉克、美國大資產階級打阿富汗、美國大資產階級支持全球化降低工人工資、降低社會福利、美國搞自由貿易剝削第三世界時,中國極右精英都紛紛支援;
    而美國汽車工人工資高,美國的部分群眾佔領華爾街,中國極右精英(帶路黨)紛紛反對。打伊拉克、支持全球化降低工人工資、支持給美國富人減稅的是美國人,佔領華爾街的也是美國人,為什麼中國極右精英(帶路黨)支持前者,反對後者呢?
    如果美國人都差不多,沒有階級差別,中國極右精英(帶路黨)說自己支持美國,那就應該都支持,現在只支持一部分美國人,說明美國人裏有很大的區別,有很大的不同,這不就說明有階級存在嗎?如果沒有階級,那中國極右精英也應該支持佔領華爾街才對!因為打伊拉克、全球化降低工人工資、自由貿易剝削第三世界國家讓美國大老闆賺了上百億美元,美國的這些行為讓普通士兵就算死了也只得到可憐的一點撫恤金、美國工人還因此失業、美國底層的百姓得不到一點好處,說明打伊拉克等行為為美國大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的,所以中國極右精英支援;而美國汽車工人收入高,佔領華爾街是危害美國資本主義體系,危害大資產階級利益,所以中國極右精英反對。
    中國極右精英(帶路黨)對美國大資產階級和普通美國人不同的態度讓我們明顯看出了階級。如果中國極右精英(帶路黨)認為不存在階級,那你們就趕緊出來支持美國群眾佔領華爾街的革命運動!
    我還是勸何亮亮們,千萬不要反對美國人民!

    美國群眾佔領華爾街時,有的人打出了“紅色”標語,有的打出了“社會主義”的綱領,有的打出了“推翻資本主義”的旗號,這些舉動都被『央視』、『南方系』等(買辦帶路黨)媒體“遮罩(過濾遮蓋;blackout)”了!!!
    極右媒體告訴我們說:美國人佔領華爾街就是為了提高待遇,沒別的訴求。
    “民運逗士”告訴我們說,「央視」經常撒謊。按照“民運逗士”的邏輯推理:既然「央視」都說假話,「央視」“認為”美國群眾“只是”要求提高待遇,那我們可以認為美國群眾“絕對不是”只有這點要求,說明美國人有很多“推翻資本主義”的政治訴求。
    美國華爾街很熱鬧,中國主流(帶路黨)媒體“靜悄悄”,這是“為什”呢?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中國極右“氣急敗壞”也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美國變了天,那“中國極右精英(帶路黨)”失去了“(主子)依靠”,他們如何“欺壓”中國人民?
    茉莉花了半天,跑到美國去了,這是“中國極右精英(帶路黨)”想不到的,因為他們不懂得人民群眾的力量是無窮的;
    “中國極右精英”不懂階級鬥爭,所以他們不知道“巨大貧富差距”的“精英全球化”是難以維持的。“精英”如果想“搞明白”問題應該多讀讀毛選。(其實極右精英經常偷著看毛選,他們罵毛選是因為怕我們普通群眾學了毛主席的戰術和理論)
    極右精英肯定會說這只是一個小插曲,但是你們不要忘記毛主席曾經教育他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文/溫暖陽光

    2011-10-11


  31. 2011/10/25 於 22:02 patchpieces

    卡紮菲(格達費)的“最後一課”

     1.國際壟斷資本主義收復失地、重新征服世界的新長征
      
      搞垮卡紮菲(格達費)的不是“利比亞人民”,而是西方國家的“新八國聯軍”——電視直播充分顯示那些號稱“利比亞人民起義武裝”不過是一群連起碼的軍事常識都不懂、作戰如兒戲、毫無戰鬥力的烏合之眾,幾個月前在班加西一露頭就被打得潰不成軍,直到現在也仍然是一群毫無紀律、毫無組織、烏七八糟誰也不尿誰的土匪山大王。
    利比亞局勢逆轉的“真正原因”是西方軍隊直接參戰,又是飛機又是“特種部隊”、又是情報、又是軍事顧問、又是統一協調組織指揮……真正的仗全是北約軍隊打的。美國空軍發現並炸傷了卡紮菲,“利比亞人民起義武裝”才有機會在這個受了傷的老頭子身上抖威風。
    所謂“利比亞人民起義武裝”不過是一夥群眾演員,從頭到尾除了“掩飾”西方軍隊直接出兵的“事實”、把一場“外來”的侵略戰爭“裝扮”成“內戰”和“人民起義”、肆意槍殺戰俘之外什麼作用都沒起。
      
      西方國家從科索沃之戰開始正式實施的“人權高於主權”的“新型戰爭戰略”如今已經運用得得心應手、爐火純青,
    標準程式:培養“帶路黨”——>製造內亂——>輿論干涉——>政治干涉——>“保護人權”——>禁飛區——>狂轟濫炸——>摧毀基本經濟設施——>地面部隊尤其是特種部隊配合“帶路黨”大舉進攻推翻政權——>建立傀儡政權——>用“(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借款”和西方壟斷資本修復被西方戰爭機器毀滅的本國經濟體系——>陷入負債累累——>從此被牢牢控制在西方國家手中。 .
      
      這一切“背後”的真正原因是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反攻倒算——世界民族獨立、民族解放運動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副產品。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為對付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焦頭爛額,對民族獨立、民族解放運動心有餘而力不足,這才使民族獨立、民族解放運動得以興旺發達——伊拉克、阿富汗、埃及、利比亞、敘利亞、伊朗、巴基斯坦、中國……所有這些國家哪個以前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
    哪個在西方國家眼中不是因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才不得已從嘴裏吐出去的肥肉?
    ——埃及收回蘇伊士運河、伊拉克把石油“收歸國有”、
    利比亞收回美國在利比亞的惠勒斯空軍基地、趕走六千多名美國軍事人員、使美國失去了在非洲最大的軍事基地、廢除了前國王與美國政府簽訂的9項技術、軍事、經濟協定並公開宣稱美國為“頭號敵人”、把銀行國有化、將50%石油經濟利益分割出來用於改善民生……這一切哪樣不損害了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利益?
    如今蘇聯垮了,中國“變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陷入低潮了。沒了後顧之憂,沒了制約,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如今名副其實“絕對權力、絕對腐敗”了,要“全面清算”民族獨立民族解放運動、開始一場“收復失地”、重新征服世界的新長征了——當初因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而丟掉的地盤如今要全部搶回來,被迫吐出去的肥肉要全部咬回來,為與國際共產主義爭奪人心而不得不做的讓步如今要全部收回來——“我胡漢三如今又回來了!過去分了我的拿了我的,全給我送回來;吃了我的,全給我吐出來!”——當初鬧獨立的,全給我跪下來;當初站起來的,全給我趴下來!
      
      明白了這些就“不難明白”許多發生在中國的事
    ——“否定”文化大革命不夠,否定社會主義革命不夠,否定新民主主義革命還不夠,連舊民主主義革命也要否定;
    毛澤東要否定,孫中山也要否定——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卻引起了“精英”們對孫中山的大肆聲討……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一切都是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對民族獨立和民族解放運動全球性“反攻倒算”的一部分——“任何”民族獨立民族解放都“不能容忍”,中國當然休想例外。
    那些從國外直接奉命用“普世價值”大肆否定毛澤東、否定共產黨的“精英(帶路黨)”對此當然“一清二楚”。只是可憐了那些還蒙在鼓裏的應聲蟲——自以為是齊天大聖在大鬧天宮追求“人權”、“自由”,殊不知自己只不過是在如來佛手心裏拼命翻著跟頭被人耍的傻猴頭。 .
      
      如果不從這個角度看問題,“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只看見一個個具體國家具體領導人具體的是是非非,看不見把所有這一切串到一起的“背後”線索,更看不出規律,就會以為只要自己“事不關己”高高掛起、迎合討好取悅遷就就可以逃過一劫——當初中國人以“天朝大國”自居,自顧自做美夢,對殖民主義征服美洲、征服中東、征服亞洲周圍國家、在自己身邊排兵佈陣“不聞不問”。 如今中國人以“世界第二經濟體”自居,自顧自(紙醉金迷、醉生夢死、掏光養賄自由化)“做美夢”,對國際壟斷資本征服科索沃、征服伊拉克、征服阿富汗、征服利比亞、在自己身邊排兵佈陣“不聞不問”。
    看看當年不聞不問的後果,不難想像如今不聞不問的後果。

    2.“帶路黨”是國家大患。“帶路黨”倡狂國家必亡

    殖民主義瓜分世界時輕而易舉就能摧毀一切反抗,根本不需要任何藉口,直接就派軍隊進攻、直接佔領、直接管理。等殖民地人民被世界民族獨立、民族解放運動喚醒,西方國家再像殖民主義時代那樣赤裸裸搞侵略就遇到了空前的抵抗,例如越南戰爭。
    科索沃戰爭使西方國家發現了應對的新竅門:只要有“帶路黨”裏應外合,在“人權高於主權”的名義下把侵略戰爭打扮成“國內正義戰爭”,就可能避免越南戰爭那樣激烈的抵抗。沒有“帶路黨”的“裏應外合”就沒法把侵略戰爭變成“人權高於主權”的“正義國內戰爭”,就難逃越南戰爭的惡夢。
    從科索沃戰爭到現在,西方國家發現哪里的“帶路黨”成氣候,侵略那裏就比較順利——如科索沃;哪里的“帶路黨”不強大,侵略那裏就困難重重——如阿富汗。
    因此“帶路黨”已經成了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國家收復失地、發動征服世界新長征的不可缺少的關鍵角色和得力工具,舉足輕重的戰略性武器。

    大規模培植使用“帶路黨”製造動亂為侵略戰爭服務其實是希特勒的首創。《第三帝國的興亡》有如下描述:

    ——“捷克斯洛伐克境內日爾曼少數民族的困境,對希特勒說來,就像一年以後但澤之于波蘭一樣,不過是一個藉口,以便讓他用來在自己所垂涎的土地上製造糾紛,進行顛覆,用來迷惑其友邦,掩飾他的真實意圖。”

    ——“幾乎一直到最後,張伯倫首相和達拉第總理同世界上其他絕大部分國家一起,顯然還硬是由衷地相信,希特勒的全部要求,不過是要為捷克斯洛伐克境內他的同胞申張正義而已。”

    ——“據外交部的一份備忘錄所載,希特勒的指示是,‘蘇台德德國人黨應當提出捷克政府所不能接受的要求’。漢萊因本人對元首的意見總結為,‘我們必須老是提出永遠無法使我們滿足的要求’。”

    ——當時英國首相尼維爾.張伯倫在1939年3月17日關於波蘭的演說中說:“‘他(希特勒)是一個無法無天的人’……如果那裏有動亂的活,難道不是從外部煽動起來的嗎?這到底是一場老的侵略的結束呢,還是一場新的侵略的開始呢?這到底是最後一次對一個小國的進攻呢,還是會有別的進攻繼之而來呢?是不是這在事實上只是想以武力征服世界的計畫中的一個步驟呢?”

    當年希特勒發動侵略的藉口就是“人權高於主權”,只不過希特勒的“人權”僅僅是“日爾曼民族的人權”。如今西方國家推陳出新,“去掉”了希特勒的“人權”僅僅適用於“日爾曼民族”的歷史“局限”,推而廣之“包裝”為“普世價值”,適用於西方國家要侵略的任何國家的任何民族——只要想侵略你,馬上就打“人權牌”,當年希特勒的那一套立刻重新上演:

    ——“不過是一個藉口,以便讓他用來在自己所垂涎的土地上製造糾紛,進行顛覆,用來”迷惑“其友邦,”掩飾“他的真實意圖。”

    ——讓全世界相信,西方國家的全部要求,不過是為他們要侵略的國家的人民申張正義而已。

    ——“我們必須老是提出永遠無法使我們滿足的要求”

    ——“如果那裏有動亂的活,難道不是從外部煽動起來的嗎?這到底是一場老的侵略的結束呢,還是一場新的侵略的開始呢?這到底是最後一次對一個小國的進攻呢,還是會有別的進攻繼之而來呢?是不是這在事實上只是想以武力征服世界的計畫中的一個步驟呢?”

    當年給希特勒當“帶路黨”的主力是狂熱的“日爾曼民族至上”的種族主義者,象吉斯林這樣的內奸不算多。如今給西方國家當“帶路党”的主力除了民族分裂主義者,更廣泛的是想靠外國侵略軍的刺刀登上權力寶座騎在本國老百姓頭上作威作福的“普世精英”。利比亞戰爭中,用高科技武器打硬仗的是西方國家軍隊,出頭露面招搖過市的卻是“帶路黨”。

    給一群烏合之眾野心家一點甜頭、一堆風頭就能重新回到殖民主義世代、重新肆無忌憚發動赤裸裸的侵略戰爭,這買賣挺合算。更合算的是可以拉屎不揩腚——象過去殖民主義侵略那樣自己直接派兵佔領,得直接面對老百姓的反抗,得親自出馬建立一個政權機構,得親自處理無數令人頭疼的問題,代價大而收效少。用“帶路黨”就大不一樣——把你個國家燒殺搶掠破壞一空炸個稀爛拍拍屁股一走了之,一切爛攤子全甩給“帶路黨”處理,自己什麼代價都不出,連打你殺你炸爛你的戰爭費都要通過“帶路黨”收回來。“帶路黨”不過是“一次性使用”的走狗,可以隨時更換,很方便也很廉價。當然“帶路黨”也有自己的算盤:賣身投靠洋大人就能靠外國武力輕輕鬆松獲得本來靠自己的稟性能力根本得不到的權力,隨心所欲壓榨老百姓發大財,這不要本錢的買賣挺合算。總而言之是“雙贏”。

    利比亞“帶路黨”的得手讓中國的“帶路黨”眉飛色舞羡慕不已,摩拳擦掌躍躍欲試,大聲疾呼西方國家早點打進中國讓他們好大顯身手:

    ——“邪惡卡紮菲被推翻創立了新的一種正義干涉邪惡的模式,給中國百姓樹立了一種精神力量。我們的特色河蟹國又少了一個老朋友,天朝的官員們以後在國際社會更是舉步維艱了,希望西方國家組成軍事力量幫助中國人也能走向自由。”——“hrbdy5598”

    ——“國際社會及時介入也體現了人類文明進步!暴政不再是一國內政,希特勒的奧斯威辛集中營屠殺猶太人,盧旺達種族大屠殺,薩達姆滅絕人性地屠殺婦孺兒童……聯合國、國際社會有義務強力介入制止暴政,有責任幫助當地人民推翻暴君政府,有擔當地協助人民建立民選政府!
    當前,世界上的歷史潮流是民主與法制,自由與平等,合作與發展,這是人類文明的必由之路!”——“瘋瘋癲癲僧”

    ——“所謂‘人在做,天在看’,所謂‘出來混總是要還的’,所謂‘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全報’,描述的其實是一種歷史法則,沒有人能夠逃脫這種歷史法則的制裁,獨裁者更其如此。但願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日之類的獨裁者能夠看到,你們已經用行為證實了自己,你們早晚有一天也會像薩達姆、卡紮菲那樣死得很慘,死得很難看。那是你們命中註定了的結局,你根本無法擺脫。”

    ——“利比亞人民的勝利,為整個人類歷史進程書寫了壯麗的篇章,如今只剩中國的那片大陸與朝鮮那個金二,讓我們靜靜等待,等待全中國人民真正像人一樣站立起來的這一天的到來吧!一切屠殺人類靈魂與肉體的獨裁殘暴統治者與其走狗們,你們必將天株!必定的!”

    ——“應該把獨裁統治集團的惡性記錄在案。到他們滅亡那天算總賬。而且應該父債子還、孫還。不能讓他們的後代逍遙,要趕盡殺絕。”“根除獨裁統治的最好辦法就是趕盡殺絕。只要推翻獨裁統治,就應該把他們全家滿門抄斬,一個不留。這一方面可以震懾獨裁者,使其不敢獨裁;另一方面,獨裁者屠殺反對派時從不手軟,應該以牙還牙。”

    ……

    “帶路黨”是國之大患。“帶路黨”倡狂,國家必亡。國家要生存,必須嚴厲鎮壓“帶路黨”。

    3.媒體輿論資訊控制是戰略武器

    只有獲得了媒體輿論資訊控制的絕對優勢,才能把利用“帶路黨”“裏應外合”發動的赤裸裸的國際侵略戰爭“偽裝”成“國內正義戰爭”。
    媒體輿論資訊控制已經成了極其有效的武器,而且是戰略性武器。
    軍事戰上利用武器裝備的優勢輕而易舉就能實現“火力壓制”和“火力覆蓋”,讓敵手抬不起頭喘不過氣,被動挨打而毫無還手之力。
    輿論戰上利用“媒體輿論資訊操縱”的優勢輕而易舉就能實現“輿論壓制”和“輿論覆蓋”,讓敵手抬不起頭喘不過氣,被動挨打而毫無還手之力。
    從“餓死三千萬”、“毛澤東的稿費”、“毛澤東的身高”、“毛澤東的詩詞”、“毛澤東的行宮”、“毛澤東感謝日本侵略”、“毛澤東整肅AB團”……到“卡紮非1500億美元外國存款”之類無數“謠言誹謗”都是媒體輿論“資訊控制”這戰略武器“發揮作用”的結果。面對這種不由分說、排山倒海、無孔不入、源源不絕的“假資訊火力壓制”、“假資訊火力覆蓋”,任何真相都蒼白無力,任何辯解都徒勞無功。遭到敵人的炮轟,躲進工事消極挨打是不得已的下冊,只有主動出擊消滅敵人才能最有效地保存自己。面對敵人“媒體輿論資訊控制”這戰略武器的狂轟濫炸,聽之任之、委曲求全、就事論事解釋說明都是消極挨打的下策,只有主動進攻、嚴厲鎮壓,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瘋狂開火的輿論武器發射源才能有效地保護自己。
    放棄主動進攻,任憑敵方使用“輿論資訊控制”這戰略武器肆無忌憚打擊自己,只能有兩種解釋:相關決策者要麼蠢到家了,要麼是“內奸”。
    卡紮菲的情況顯然屬於第一類,中國的“情況”顯然屬於第二類(內奸)。

    有人以為如今人類文明了,文化程度高了,是非判斷能力強了,輿論壓力大了,通信技術發達了,任何消息轉瞬間就能傳遍全世界,想掩人耳目不可能了,像當年殖民主義那樣赤裸裸搞侵略搞大屠殺不可能了。從科索沃之戰到利比亞之戰的事實證明這是不切實際的一廂情願。至少在一個時期內,獲得了媒體輿論資訊控制的壓倒優勢的一方操縱公眾思維易如反掌,可以把老百姓的思維玩弄於股掌之上,可以隨心所欲決定讓老百姓知道什麼、不知道什麼、怎麼想、不怎麼想,可以任意無中生有、顛倒黑白、指鹿為馬、封鎖資訊。技術越先進,一旦用來使壞其破壞性就越大——懂得照相的人都知道,照片可以最真實,也可以最虛假;可以最有說服力,也可以最有欺騙性,這完全取決於拍攝者的主觀傾向、技巧和具體條件。技術越先進,用做“媒體輿論資訊控制”武器時破壞效果就越大——想讓你知道的資訊鋪天蓋地叫你躲都沒地方躲,不知不覺耳濡目染、“潛移默化”信以為真;
    “不想讓你知道的東西”用無數真假難辨的“假資訊”把你層層迭迭包圍得水泄不通,叫你“三人成虎”、“眾口爍金”、“假做真時真亦假”,以至於拿到真資訊都不肯相信;
    或者用各種【垃圾資訊】對你沒日沒夜“疲勞轟炸”,叫你筋疲力盡“麻木不仁”,不知不覺忘了尋找真資訊,甚至根本想不到還會有真資訊——不久前我才聽說1991年海灣戰爭時伊拉克認輸、宣佈接受聯合國決議並從科威特撤軍後,聯軍空軍在科威特到伊拉克的公路上殺死了足足二十萬毫無抵抗能力、正在潰退的伊拉克人。整條公路根本就沒清理,乾脆被放棄了,另建了一條新公路。幾十萬人的屍骸一直就那麼堆在那裏被沙漠烈日曬成了肉幹。要不是一個不久前去過科威特的人告訴我,我根本就不知道歷史真相竟是這樣——幾十年來,人們只知道“重創伊拉克軍隊”、“伊軍慘敗”之類輕描淡寫,哪知道“殺死二十萬毫無抵抗能力的人”這種慘不忍睹的事實?
    這就是“媒體輿論資訊控制”戰略的武器的威力。

    充分運用“媒體輿論資訊控制”這戰略武器,西方國家輕而易舉使世界回到了殖民主義征服世界的年代——彼此隔絕,互不通氣,很容易“封鎖”消息,不管如何為非作歹也能掩人耳目,使全球老百姓“麻木不仁”無動於衷,重新可以隨心所欲赤裸裸使用武力征服弱小國家。雖然世界已經進入了電子電腦時代,但國與國的關係卻又回到了殖民主義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時代。

    4.沒弄清誰是真正的敵人的後果

    綜觀卡紮菲的一生,他始終沒真正弄清“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既鬧民族獨立抵抗西方國家的侵略,又猛烈批判馬克思主義,既崇拜毛澤東,又跟台獨拉近乎,今天跟這個火熱,明天跟那個鬧翻……咋咋呼呼叱吒風雲一輩子,卻始終沒個清醒的基本形勢估計和自知之明:你堅持將50%石油經濟利益分割出來用於改善民生、實現【免費分房、免費教育、免費醫療、免費供水、消滅賣淫】、提高人民生活水準……錢從何來?來自銀行“國有(化)”、石油“國有(化)”。
    這“豈能”不得罪國際金融石油資本?
    你堅持民族獨立,收回了美國在利比亞的惠勒斯空軍基地、趕走了六千多美國軍事人員,這豈能不得罪西方國家?
    明明成了人家的眼中釘肉中刺,“卻以為”服個軟賠個幾百億就可以重歸於好、從此萬事大吉,不但把自己的全部軍事機密拱手相讓,還(如同中國掏光養賄自由化資改派一般)把1500億國家外匯存到人家銀行裏,當“真以為”人家是“鐵哥們”了。等被人家飛機炸得抬不起頭還在廣播中問:“你們到底要我怎樣?”——人家都明擺著要你死了,你“居然”還問這種“傻問題”,這糊塗得也夠水準了。

    沒弄清真正的敵人,自然也不可能團結真正的朋友(如同崇媚媚美中國掏光養賄自由化資改派一般,環顧四周也找不到幾個真正的朋友),
    表現就是“投機取巧”反復無常,東一榔頭西一棒子,結果敵人始終是敵人,本能爭取的朋友卻全部得罪光,最後孤立無援,只剩下挨打——敵我不分,投機取巧,反復無常,死都不知道是怎麼死的。
    這一切從反面再一次證明了《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一篇、第一段的無比正確: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中國過去一切革命鬥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

    5.上了梁山又求招安的結果

    《水滸》裏的宋江上了梁山不忘招安,為招安到處拉關係,甚至鑽進妓院求婊子走後門,終於如願以償。宋江招了安轉過身就去替朝廷打方臘,以實際行動證明自己的浪子回頭痛改前非。

    卡紮菲求招安倒不象宋江那麼費事,用不著鑽進妓院求婊子,但以實際行動證明自己的浪子回頭痛改前非表忠心的實際行動比宋江卻有過之而無不及:公開悔過道歉、巨額賠償、宣佈放棄核計畫、把核設施和相關資料全部交給了美國、主動邀請西方核查、轉過身就去替美國打“方臘”——基地組織、遞交了基地組織名單……

    卡紮菲受招安後比當年的宋江“風頭更健”:
    與美國關係正常化、
    美國終止對利比亞的貿易禁運、
    2008年美國國務卿賴斯訪問利比亞、
    美國首肯卡紮菲2009年到紐約聯合國總部發表長篇大論、
    德國、義大利、法國等多個西方國家領導人到的黎波里拜會卡紮菲、
    薩科齊、貝盧斯科尼等西方首腦公開稱卡紮菲是“好朋友”、
    2007年薩科奇剛剛當選法國總統就訪問利比亞並說“卡紮菲絕不是獨裁者”、甚至連“非洲最偉大的政治家”的帽子都戴上了、
    跨國油企紛紛湧入比利亞進行開發、西方國家向利比亞開放武器市場……

    卡紮菲和宋江儘管有這麼多不一樣,但“上了梁山又求招安”的命運和下場卻都一樣:利用價值一完立刻被卸磨殺驢——宋江被毒死,卡紮菲被槍斃。
    不過宋江比卡紮菲幸運得多,雖然送了命,但死後挺風光:“敕封宋江為忠烈義濟靈應侯,仍敕賜錢於梁山泊,起蓋廟宇,大建祠堂,妝塑宋江等歿于王事諸多將佐神像。敕賜殿宇牌額,御筆親書‘靖忠之廟’。濟州奉敕,於梁山泊起造廟宇。”“生當鼎食死封侯,男子生平志已酬”。相比之下,充滿“自由”、“平等”、“人權”、“人道”、“法制”、“普世價值”等西方文明的鬥士們對卡紮菲就遠沒有那麼客氣了:拳打腳踢亂槍打死,拖著屍體遊大街,然後暴屍肉鋪供人參觀。

    卡紮菲跟宋江可以說是一對糊塗蛋,連起碼的政治常識都不懂:扯旗造反上了梁山還想招安?已經撕了龍袍摔了太子,做都做絕了,還指望皇恩浩蕩既往不咎?滿腦子尊孔忠君的宋江還可以說上梁山是不得已,卡紮菲則既沒有這樣的藉口也沒有這樣的環境。他對“西方文明”實在無知: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從來六親不認吃人不吐骨頭,象美洲印第安人那樣從來沒得罪過自己的民族都說吃就吃了,何況你個有造反前科的?——連心甘情願當走狗的都別想例外,利用價值一完照樣毫不客氣說宰就宰——李承晚、吳廷豔、馬科斯、諾列加、薩達姆、穆巴拉克……這些人哪個不比你卡紮菲忠心耿耿死心塌地?結果呢?

    毛澤東說:“景陽岡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樣,不刺激它也是那樣,總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要擁抱“西方文明”,起碼應該對“西方文明”有點常識,應該明白人家價值觀的核心是實用主義,只要沒用,一腳踢開毫不留情,哪怕你是忠心耿耿的走狗
    ——毛澤東1963年8月29日發表聲明說:“(南越)吳庭豔是美帝國主義的一條忠實的走狗。但是,如果一條走狗已經喪失了它的作用,甚至成為美帝國主義推行侵略政策的累贅,美帝國主義是不惜換用另一條走狗的。
    南朝鮮李承晚的下場就是一個先例。死心塌地讓美帝國主義牽著鼻子走的奴才到頭來只能為美帝國主義殉葬。”
    幾個月後的1963年11月1日星期五,美國「中央情報局」在南越策動“政變”,按照美國「中情局」的要求,吳庭豔兄弟被打死。
    毛澤東的“預言”僅僅三個月就“變成”了現實。卡紮菲放著這麼多前車之鑒視而不見,硬要“自作多情”——對西方國家“自作多情”,對美國“自作多情”,對美國女國務卿“自作多情”……得到個“落花有意,流水無情”的結果一點也“不奇怪”。

    中國“學歷”“學問”比卡紮菲高、見識一點卻不比卡紮菲高、象卡紮菲一樣上了梁山還求招安的人有的是,
    比如那個跑到美國“苦苦哀求”美國人“換一種思維、換一種胸襟、換一個角度”、“研究一下中國共產黨與已經解體的蘇聯的共產黨之間的區別”的鄭必堅——開口閉口“中國沒有能力也不會去挑戰美國的霸主地位”、“
    中國並沒有取代美國的打算”、
    “做不起‘美國夢’”、“不會做‘歐洲夢’”、“不想做‘蘇聯夢’”、“中國共產黨在21世紀的走向”是“對外謀求和平,對內謀求和諧,對台海局勢謀求和解”、
    “中國共產黨無意于挑戰現存國際秩序,更不主張用暴烈的手段去打破它、顛覆它”、
    “面對這樣的中國共產黨……美國有什麼可以擔心的呢?”
    “以為”這就能讓西方國家對中國手下留情。
    看看伊拉克的薩達姆和利比亞的卡紮菲的例子不難預測鄭必堅們的“低三下四”將會如何:
    薩達姆本來是美國的“走狗”,只是後來“不聽話”了;
    卡紮菲當年罵美國,但主要的實際行動不過是把石油和銀行收歸國有,關閉了美國軍事基地。
    而中國可是抗美援朝援越抗美跟西方國家刀對刀槍對槍硬幹過的。
    薩達姆為證明自己沒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誠意,連臥房褲襠都開放讓西方國家搜了個遍;
    卡紮菲為了證明自己改邪歸正的誠意,主動把一切軍事機密雙手奉送、主動邀請西方國家核查軍事設施……結果呢?
    照樣不能避免殺身之禍。
    就憑這就可以知道,鄭必堅們讓身在梁山的中國“受招安”的主張會是什麼“結果”。

    6.國家要害“不設防”的結果

    ——國家外匯“全部存入”西方國家銀行,被西方國家一下子全部“凍結”一網打盡,轉過手來“援助”給反對派推翻自己。如果當初把這些錢拿來給老百姓或加強國防,至少不會垮得這麼快這麼慘。
    (注:就憑這一點就可以斷定,“決策”把中國幾萬億外匯和黃金放在國外、“寧可”把錢放在外國給外國人用、不肯把錢放在中國給中國人用、“擅自批准”中國地方當局“自行發行”地方債務的人決不是好東西,因為這屬於“故意”為西方國家對中國也“玩這一手”、把中國的億萬外匯扣下支援中國的“帶路黨”打內戰“創造條件”)

    ——不搞自力更生,武器裝備全部進口,一切受制與人。不但放棄核計畫、交出全部圖紙機密,還主動邀請西方對其軍事設施進行檢查,任憑西方全面核查了卡紮菲的所有軍事力量、摸清了其軍事部署,對每個基地、每個武裝據點都一目了然。取消了和俄國的軍事合作和武器購買合同,轉而與法國合作。
    原來的蘇聯軍事防衛系統全部報廢。而法國則借機以幫助利比亞軍事建設的理由,把利比亞的軍事設備和防衛體系“摸了個底兒”掉。然後,收了錢後遲遲不出貨,最關鍵的地方又拖延,半截設備給扔在了那裏,結果利比亞防空體系基本上完蛋。

    (注:對比伊拉克和利比亞,更顯出毛澤東幾十年前自力更生建立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特別是國防工業體系的戰略決策是何等“高瞻遠矚”——這是如今儘管“帶路黨”猖獗、中國仍能避免伊拉克和利比亞的命運的“關鍵”。難怪“帶路黨”一提毛澤東就咬牙切齒,一提“兩彈一星”就暴跳如雷。)

    7.迷信“普世價值”、“西方文明”的結果

    卡紮菲被西方國家幾句漂亮話就昏了頭,當真相信“和諧世界”、“西方文明”、“說話算數”,對西方國家絲毫不加防備,外匯儲備存在西方國家,武器裝備從西方國家買,軍事設施任憑西方國家核查……想都沒想到人家會突然變臉。由於迷信“全民民主”、“公正和諧”的“伊斯蘭社會主義”,二月掀起武裝叛亂時卡紮菲沒有意識到和賣國賊是你死我活的敵我矛盾,沒有果斷使用武力平叛,而是派和叛軍有密切聯繫的司法部長賈利勒去招撫。結果賈利勒一到班加西就加入了叛軍。反對派武裝已經被打得落花流水岌岌可危,但西方國家一發話卡紮菲立刻停火同意談判,把攻入班加西的裝甲團撤了出來。結果這一個團叫法國戰鬥機全殲。如果一開始卡紮菲就果斷使用武力平叛,並把和叛軍有密切聯繫的賈利勒等抓起來,堅決不談判打完再說,完全可能在幾天內一舉粉碎武裝叛亂,現在慶祝勝利的不知道是誰。越是惟恐被扣上“屠殺平民”的帽子,越是是逃不掉這頂大帽子。西方國家則毫無顧忌,耍起賴來肆無忌憚:說設禁飛區是為了保護班加西的平民,結果卻是對全利比亞的狂轟濫炸;說是“人道主義使命”,結果卻是赤裸裸的軍事進攻。相信了“西方文明”的卡紮菲“與狼共舞”,結果是陳屍肉鋪。

    8.海歸“精英”兼坑爹冠軍

    使卡紮菲“受招安”倒向西方國家的關鍵人物是他的二兒子塞義夫。一查履歷,此子乃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博士學位,熱衷於討論開放國家、實現經濟現代化,“最喜歡”談論民主、公民社會、透明度和法制,“適應21世紀的變化”、以“改革派”自居——真是光彩照人啊:
    卡紮菲愛子、最器重的接班人、
    “經濟專家”、
    “海歸”、
    “普世價值”、
    “改革開放帶頭人”……
    敢情賽義夫是利比亞的“厲以甯兼胡德平(兼劉亞洲)”,
    舉足輕重的“改革精英”、“紅二代”。
    若非如此重量級“精英”,還有誰能說服卡紮菲受招安、相信西方霸權主義集團這群狼會不吃羊、與西方和解、歸順西方、交“投命狀”(放棄核武計畫、遞交基地組織名單、取消和俄國的軍事合作和武器購買合同、協助打擊西方國家“恐怖主義”)?
    卡紮菲如此下場,賽義夫功莫大焉。

    硬說賽義夫存心出賣他爹未免冤枉——出賣他爹對他有什麼好處?何況賽公子如今落難,自身難保,被聯合國“國際戰犯法庭”以謀殺和迫害人民等違反人道罪名通緝,正亡命天涯。
    由此可見他當年遊說老爹受招安並非心懷叵測,的的確確是讀書“讀傻”了,滿腦子“普世價值”、“改革開放”、“國際接軌”、“和諧世界”
    ——“路線錯誤,書讀得越多越蠢”、“百無一用是書生”。
    滿身“精英”、“經濟專家”光環的賽義夫雖然不算存心賣爹,但的的確確把他爹坑慘了,可以榮獲“坑爹冠軍”稱號。

    不過賽義夫“坑爹冠軍”的“榮譽”未必能保持很久,因為不甘落後者“大有人在”,比如中國的“(胡亂邦子)胡德平們”就在努力加餐你追我趕,到處拼命遊說中國的卡紮菲們學利比亞卡紮菲的榜樣,全面“接受招安”,徹底倒向西方,“與毛澤東徹底切割”、“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告別革命”、“完成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公民社會”、“民主社會主義”、“向美國買安全”……
    總之“大有後來者居上之志”。只是不知道一旦胡大公子們榮獲“坑爹冠軍”,是會像如今的賽義夫那樣公子落難被通緝去亡命,還是會像阿斗那樣被養起來,可以若無其事地飲酒賞舞,一口一個“此間樂,不思蜀也”?

    文/黎陽

    2010.10.24.


  32. 2011/11/03 於 12:59 patchpieces

    簡評美國(基督教霸權文化)的“信仰外交”與我國(中國)文化安全

    “冷戰”結束以來,在國際戰略格局中,宗教的復興和宗教的衝突成為重要的社會現象。仔細分析這些社會現象主要不是精神層面的有神論在起作用,而是宗教的社會性被“人為的抬高”和“強化”。宗教有神論被某些國家和某些利益集團當作“謀取”政治勢力和經濟利益的“手段”。
    從科學無神論的視角考察,這種現象是歷史文明的倒退,急需我們進行研究,提出對應戰略。

    一、從“(基督教霸權)傳教士外交”到“信仰外交” 

    一個(基督教霸權)超級大國立法“定期審查”世界各國的宗教現狀,這是“冷戰”後國際舞臺上的一個重要“戰略變化”。這種“以信仰為基礎的外交”(faith-based diplomacy),成為歷史上“(基督教霸權)傳教士外交”和當代“人權外交”的最新版本。
    而當代中國的宗教問題“長期”被美國(基督教霸權)《1998年國際宗教自由法》“審查”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案例。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戰略格局最重要的變化是美國“新保守主義勢力”企圖建立“獨霸”全球的“單極”時代。某些權威人士鼓吹“單邊主義”的霸權政策,推行“新干涉主義”戰略。
    這一理論有兩個支點:一是捍衛“人類普遍的價值觀”,提出西方的“人權”、“法治”等等都是“普世價值”;
    二是“人權高於主權”,提出“人權無國界”。
    而當代“美式(基督教霸權)人權標準”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將宗教自由視為人權的第一基石。
    美國“基督教新基要主義”勢力和政治“(極右翼)新保守主義勢力”結盟,共同推動國會通過《1998年國際宗教自由法案》,使其成為“以國家力量”進行基督教“全球戰略擴張”的工具。

    在冷戰期間,基督教被當作“美國反對無神論共產主義的重要立足點。” ① 冷戰之後,兩極對抗消失,地緣政治因素減弱,而國際關係中的宗教因素日益突出。所謂“國際宗教自由”的議題,成為某些人士的“口頭禪”。

    有位美國學者為這種“信仰外交”的合理性注疏,他說:
    “爭奪新世界秩序靈魂的鬥爭已經發生,認真看待文化和宗教多元主義,目前已經成為21世紀最重要的外交政策挑戰之一。”②
    在他看來,21世紀最重要的外交政策挑戰之一是“爭奪新世界秩序靈魂的鬥爭”。而在保守本土民族文化的人們看來,某些國家為“爭奪新世界秩序靈魂”,動用國家行政資源,如:外交手段,甚至發動戰爭,傳播某種宗教信仰文化,是十足的“霸權主義”。

    歷年美國政府發佈的《國際宗教自由報告》,一再“強調”其(基督教霸權)價值觀。美國國務院在《2001年度國際宗教自由報告》的導言中,宣稱要“使宗教自由成為憲法中的第一自由”。
    美國當局“運用”國家力量,在國際人權領域裏強化美國價值觀。如:《2006年國際宗教自由報告》宣稱:
    “宗教信仰作為個人選項和基本自由。是美國特徵的立足點,根植于我國開國先賢的理想。從建國至今,宗教自由一直是我國最首要的自由之一。美國人民捍衛宗教自由的決心——不僅在國內,而且在全世界——始終不渝。正如康多莉紮•賴斯國務卿所說:‘對美國來說,沒有比宗教自由和宗教良心更根本的東西。我們國家就建立在這一基礎上。宗教自由是民主的核心。’”③

    現在,美國當局進一步提升“國際宗教(基督教霸權)自由”的戰略價值,鼓吹“宗教自由即促進國家安全”。如:2008年,美國國務院國際宗教自由辦公室主任湯瑪斯•F.法爾(Thomas.F.Farr)公開呼籲美國外交應使“保護和擴展宗教自由成為其核心因素之一”,並宣稱“美國國家安全的中心議題是伊斯蘭恐怖主義。”④
    目前,關於宗教問題在國際戰略中的地位美國朝野看法日趨一致。“以(基督教霸權)信仰為基礎的外交”(faith-based diplomacy),成為當代“(基督教霸權)人權外交”的最新版本。⑤

    共和黨的戰略家卡爾•羅夫(Karl.Rove)的解釋說:
    “理性對於研究、分析歷史和政治也許是好的,但對於實踐和創造歷史和政治則不同。被感知和被期待的信仰,不能在塵世被證明和被演示,現在,則更為有效地動員人們去創造變化。”⑥
    美國的政治家用基督教(霸權)的“普世價值”,激勵民眾創造歷史“源於”一種“美國式的(斯巴達體制)政治生態環境”。可是,某些美國的執政者將這種宗教信仰的價值觀,作為外交的基礎,強力向全世界“(強制)推廣”,這種“霸權主義”的外交能走多遠呢?

    應當指出,美國政府大力促進的“國際宗教(基督教霸權)信仰自由”,是以“美國國家利益”為標準的。例如:美國國務院發表的“2002年國際宗教自由年度報告”,將緬甸、中國、伊朗、伊拉克、朝鮮、蘇丹列為“特別關注國家”。2004的年度報告又將伊拉克從名單上刪除。
    而事實上,在美(侵略)軍“佔領”的伊拉克(民主人間地獄),殺戮“聖戰”不斷,民眾的生命安全都“難以保障”(數百萬伊拉克人淪為難民、數十萬伊婦女淪為娼妓、產生近百萬孤兒),難道宗教信仰反而獲得更大的自由嗎? 從2003年美軍“入侵”伊拉克至今,在這場戰爭中死傷的伊拉克平民至少有66萬人(注:死亡相關事件及圖像被包括谷歌搜索引擎在內之西方自由媒體妓者所協助全力滅跡掩蓋),被“國際人權組織”批評為“本世紀第一個十年最大的人道主義災難”。最近,“(實為美帝資本及中情局外圍之非政府組織)維琪揭秘/Wikileaks”網公佈,在伊拉克戰爭中,總計10.9萬死亡人數中,有6.6萬非作戰人士。另一個總部設在倫敦的“伊拉克罹難人數統計”組織說,在戰爭中死亡的平民高達12.2萬人。⑦

    “反恐、反恐,越反越恐!”,已經成為國際流行語。
    根據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學者研究,20世紀80年代,全球僅有5起自殺式襲擊事件,到90年代升至50起,而2009年,全球的“人體炸彈”事件高達500起。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反抗”(基督教霸權)外國軍隊的“佔領”。⑧
    美國政府大力實施《國際宗教信仰(基督教霸權)自由法案》,聲稱“尊重宗教自由的國家極少對他國造成安全威脅”。⑨
    這些“惟我獨尊”“說教”在鐵的事實面前如同皇帝的新衣、自欺欺人。顯而易見,這種“考察”國際宗教(基督教霸權)自由的標準是“唯美國的利益”為轉移的。

    我認為,冷戰結束以來,西方列強的“核心話語”已經“轉向”“以宗教自由為基石”的人權。基督教的“普世價值”不斷“被抽象化”,成為西式(金權貪婪)民主制度的“圖騰”,正如美國前國務卿所說的“(基督教霸權)宗教自由是民主的核心”。
    這種“符號化”的“(基督教霸權)普世價值”企圖將社會核心價值體系從各國基本的社會關係中“剝離”出來,成為國際舞臺上“(基督教霸權)新干涉主義”的“武器”。這種“(基督教霸權)宗教意識形態化”的傾向影響了國際社會文化多元化的發展,“造成”世界的“動盪不安”。

    基督教信仰“被(基督教霸權)意識形態化”的“現象”反映出歷史在曲折中延伸。當代宗教新基要主義的復興向政治領域“擴張”,現代國家能否堅持“政教分離”的原則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基督教新基要主義”復興,與(極右翼)政治保守主義“聯盟”,企圖以國家的力量向全世界“傳播”基督教(霸權)的“福音”,造成新的“政教分離”的危機。

    二、影響中國國家安全的宗教因素

    2006年12月,在中國國家安全政策委員會舉辦的第五屆國家安全論壇上,我曾撰文指出,冷戰結束後,影響中國國家安全的宗教因素主要有三個:即
    以達賴集團為首的藏獨分裂勢力;
    打著伊斯蘭教旗幟“東突”分裂勢力;
    美國基督教新保守勢力(基督教霸權)對華的“擴張戰略”。
    在西方“遏制中國”的戰略中,這些宗教因素將成為敵對勢力“利用”的重要資源。

    近幾年,在我國邊疆地區接連發生一系列暴力事件,2008年“3•14”拉薩暴力事件,2009年“7•5”烏魯木齊暴力事件,其規模之大,手段之殘忍,仍使人感到深深地震驚!
    大量事實表明,這些民族分裂勢力有深厚的宗教極端主義背景,成為誘發國內恐怖活動的重要因素之一。我認為,在未來十年,這三種因素將繼續存在,在西方列強“新干涉主義”的支持下依然對我國的國家安全構成相當的威脅。

    以美國當局為首的某些國際利益集團將(基督教霸權)宗教當作西方價值觀的“負荷體”,用於“意識形態的輸出”和“顛覆”他國的“政治工具”;從海灣戰爭(波斯灣戰爭)到伊拉克戰爭,相關利益集團都“利用” (基督教霸權)宗教作為“動員”民眾的手段,由是“導致”宗教動亂和教派戰爭“遍及全球”,令民族問題也蒙上一層神聖外衣而變得“空前尖銳”,難以調和,這已經成為21世紀以來世界戰略格局中的重要特徵。

    境外敵對勢力利用(基督教霸權)宗教、民族因素破壞祖國邊疆地區的社會主義建設。民族分裂勢力利用宗教極端思想成為分裂祖國的危險毒瘤。西藏拉薩“3•14”暴力事件,新疆烏魯木齊“7•5”暴力事件為我們敲響警鐘。新疆、西藏等地區的民族分裂勢力與海外敵對勢力相呼應,越來越多地披上宗教的外衣,具有更殘酷的破壞性。

    宗教不只是一種文化,而且也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政治手段。就從當前世界看,凡發生血腥衝突的地方幾乎沒有不與宗教相聯繫的;對大多數地區和國家言,不瞭解戰爭的宗教背景就不可能瞭解戰爭的文化原因。打著宗教“旗號”製造事端在我們國內的西藏問題、新疆問題上已是有目共睹,而對我國潛在威脅最大的乃是美國基督教新基要主義的“全球擴張戰略”。

    如果說,西藏、新疆地區的民族分裂勢力與宗教極端思想相結合,形成分裂祖國領土的恐怖主義暴力威脅,那麼,國際(基督教霸權)宗教右翼勢力利用合法管道向我國的文化教育領域“持續滲透”已經開始形成挑戰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軟實力”。暴力威脅,赤裸裸,血淋淋;而軟刀子,甜言蜜語,溫情脈脈。在當今世界“鬥而不破”的戰略博弈中,軟刀子是“巧實力”中的核心力量。

    2008年8月,一位中國著名學者在歐洲訪問時提問:請簡要說明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是什麼?
    英國國家戰略研究所“跨國威脅和政治風險”專案負責人回答說:
    “中國若‘硬實力’崛起,美國則十分歡迎;中國若‘軟實力’崛起,美中之間將可能發生直接全面的激烈衝突。”⑩

    如果說“硬實力”是指經濟實力,美國真的歡迎中國崛起嗎? 此另當別論。“軟實力”應當是指政治制度、社會文化、價值體系等等,當然包括民主、自由、人權等意識形態。民主制度和人權理念是西方向全世界推廣“軟實力”的兩張主牌。
    冷戰結束後,在國際戰略中,人權的牌日益顯赫。而根據美國當局的詮釋,“宗教自由成為人權的第一基石”。2008年8月,時任美國總統的小布希發表談話說:“我已通過明確、坦率和一貫的方式告訴中國領導人,我們高度關注宗教自由和人權”。{11} 奧巴馬政府上臺後,當務之急是應對經濟危機。在推廣美國核心價值時,美國政府調整策略採用“更溫和、更低調的手段”。
    我們應當清醒地認識到,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美國執政者的國際戰略方向是“殊途同歸”的。

    基督教新基要主義的“全球擴張戰略”成為“美國霸權主義”的工具。中國成為國際(基督教霸權)宗教右翼勢力“傳播”(基督教霸權)基督教福音的“重點地區”。
    美國《1998年國際宗教自由法案》的確立是美國宗教勢力“影響”國家外交政策的“標誌性事件”。正如美國前國務卿賴斯所說的“宗教自由是民主的核心”。這種宗教信仰文化不斷被抽象化,成為西式民主制度的圖騰,成為美國推行霸權主義的戰略工具。

    在該法案實施中美國以國家力量“推動”基督教(霸權)“全球戰略擴張”,不斷在“人權”和“宗教自由”領域向中國發難。中國成為該項立法的主要制裁對象之一。這種“新干涉主義”,為“爭奪新世界秩序靈魂”,動用國家行政資源。中國成為國際宗教勢力“傳播”基督教福音的重點地區。中國內地大量基督教家庭聚會點,接受海外(基督教霸權)宗教組織的“資助”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在評估美國基督教(霸權)對華戰略“擴張”的態勢時,一位著名學者指出:
    “它可以開動全部國家機器,從總統、國務院、國會、國家安全委員會統一運作,許多教會組織和教會院校協同配合,形成國家、宗教和非政府組織各以不同的優勢對外擴張,政治威脅、經濟收買、文化宣傳、合法與非法手段齊頭並進,以至於能夠在基督教歷來勢微的我國,製造出相當強大的輿論,進入高等講堂和學術研究機構。地下教會敢於與國家法規公開對立。”{12}

    西方(基督教霸權)宗教右翼勢力特別“善於利用”合法管道深入我國文化教育和學術研究陣地,“培植”力量,“宣傳”他們的世界觀、價值觀和政治觀,與我國主流意識形態“對立”。他們有“強大”的政治背景,雄厚的資金,長遠的戰略,以及為“扶植”和“培訓”宣教骨幹的教育體系。與這種強大的宗教文化傳播陣勢相比,我們科學無神論的聲音過於“微弱”。這種形勢若不及時改變,後患無窮。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經濟結構、利益格局發生深刻變化,人們思想的多變性和差異性不斷增強。其中,引人矚目的社會現象之一是信仰宗教的民眾日益增多。“宗教學”逐漸由邊緣學科發展起來被稱為“顯學”。

    隨著“宗教熱”的興起,一種“精心呵護”宗教文化的學術傾向也逐漸升溫。有一些人士“極力推崇”某種宗教文化,將其詮釋為“道德的源泉”、“民主的根基”、甚至是“科學的前提”。
    還有一些權威人士大力宣導“文化神學”,並積極推動這種“文化神學”成為國家研究機構和高等院校的學術方向。這種思潮已經開始影響政策制定和輿論導向。

    海外宗教勢力的所謂“合法滲透”,主要形式是“文化交流”、“學術研究”。他們通過教育系統和研究機構,在青年知識份子中“宣傳”基督教“優秀論”,將西方近現代文明“歸功”於宗教信仰,“貶低”或“詆毀”中國的傳統文化,視社會主義價值觀“若無物”。至今我們沒有學術上的應對,科學無神論幾乎沒有話語權,表述西方近現代歷史的真相,以及世俗人文主義和科學無神論發揮的決定性作用。

    “(基督教霸權)宗教滲透”已經成為國外“文化滲透”的主要內容。而文化問題,宗教問題,以至意識形態問題,畢竟需要思想上的應對。我們應該掌握話語權,應該培植我們的學術優勢,我們不應該放棄意識形態陣地。

    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中,無神論的唯物世界觀和積極人生觀佔有重要地位。黨中央一再指出:要鞏固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要增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科學無神論的作用不容忽視。一個時間以來,有種輿論“力圖”把科學無神論從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中剔除出去,這是危險的,既不符合人類歷史和當代的世俗化潮流,也與中國的人本主義傳統相悖。

    注釋:

    ① 參見羅伯特•鮑柯克、肯尼斯•湯普森編,龔方震、陳耀廷等譯:《宗教與意識形態》,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18-319頁。

    ② Scott.M.Thomas,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Relig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ruggle for Soul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2005.p.16.

    ③Annual 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2006.

    ④ Foreign Affairs,2008.3/4.

    ⑤ 參見徐以驊:《當代國際傳教運動研究的“四個跨越”》, 《世界宗教文化》2010年第1期。

    ⑥ 習五一、楊峰編譯:《美國的宗教和世界歷史》,(Scott.Atran,Religion in America and World History),見《科學與無神論》2010年第4期。

    ⑦ 英國《獨立報》網站2010年10月23日,轉引自《參考消息》2010年10月24日。

    ⑧ 鳳凰衛視:《皇牌大放送》:《奧巴馬和他的戰爭》2010年3月20日。參見:www.Phoenixtv.com.cn.或phtv.ofeng.com/program/zmdfs/…./0316_1655-1577914:shtml.

    ⑨“A Briefing by Ambassador-at-Large for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John Hanford,Washington D.C.September 15,2004”www.state.gov/secretary/rm/36197.htm

    ⑩ 李慎明:《關於民主與普世民主的相關思考》,見:李慎明主編:《世界社會主義跟蹤研究報告(2009—2010)》,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2月版,第4頁。

    {11}《美國總統布希8月7日在泰國曼谷的講話》,http://bbs.zxrs.net/dispbbs_61_115131_1.html.

    {12} 文丁:《試看〈1998年國際宗教自由法案〉中的“宗教自由”》,《科學與無神論》2010年第6期。

    文/習五一

    《科學與無神論》2011年第1期


  33. 2011/11/12 於 20:15 patchpieces

    要聲討孔慶東先撒泡尿照照自己

    孔慶東說:“我昨天在博客上說:‘我在電話上罵一個人’”“ 孔慶東只是說,‘我在電話裏罵你們了’——我在電話裏到底罵沒罵?你考證了嗎?我在電話裏可能根本就沒罵!爺就是逗你們玩呢!我說我在電話上罵你了,其實我根本就沒罵——誰證明我在電話上罵人了?有人證明瞭嗎?沒有,這事根本就沒發生過!爺又逗你們,你們又上當了吧?”  

    如此簡單一件事就使漢奸媒體“男廁所扔炸彈——激起公糞(憤)”,平地掀起一股反孔慶東的輿論狂潮:   

    ——北大教授孔慶東微博上爆粗口,拒絕記者採訪;   

    ——孔慶東的粗口與北大教授的身份;   

    ——不管有什麼原因,罵人本身是一種不文明的行為和現象;   

    ——不但有辱斯文,其實也是一個不良的導向;   

    ——畢竟說話的管道機會還有很多,大可不必罵人;   

    ——不管所罵對象是真實的還是虛構的,總之,罵人的舉動是不對的;   

    ——如果罵人算是動口,還不如動手來得高尚和勇敢;   

    ——中國官媒怒斥北大粗口教授孔慶東;   

    ——官方新華社加入批評孔慶東的行列;   

    ——新華社:如此素質如何為人師表?   

    ——北京大學正在展開調查;   

    ——多位高校教師接受採訪時表示,孔慶東作為知名教授和公眾人物,在公共資訊平臺上不僅爆粗口,還加以炫耀,已喪失了作為教師的基本道德底線,嚴重影響到高校教師的形象;   

    ——是公開挑釁社會的文明底線,已經喪失了作為人民教師應有的基本道德底線,嚴重影響到高校教師的形象;   

    ——類似孔慶東這樣在公共資訊平臺上大爆粗口的行為是不被允許的,對於這樣的教師一定會給予嚴肅的處理。他們認為,北大應嚴肅處理孔慶東,以維護教師隊伍的純潔性;   

    ——新華社援引中共北大黨委宣傳部表示,北大領導層已得知此事,正在調查中。北大中文系負責人表示,目前中文系正在瞭解事情的詳細情況,尚不方便表態;   

    ——謾駡南方報系接連爆粗新華社也看不下去呼籲處理孔慶東; ……   

       

    看了這許多“裝腔作勢”的義憤填膺我只感到又好笑又作嘔:以前你們都幹嘛去了? 僅僅三個月前《南方都市報》不是帶頭大罵“他媽的奇跡”麼?說孔慶東罵“去你媽的、滾你媽的、操你媽的”有何證明?  

    “南方報系”的“破口大駡”可是“證據確鑿”,光天化日之下“白紙黑字”,想賴都賴不了——你一幫子人的一個媒體能帶頭用書面暴粗口,人家一個人為什麼不能用口頭說句話?  

    如今大罵孔慶東暴粗口的人“不正是”當初拼命為“南方報系”的暴粗口“喝彩叫好”的人嗎?不是“歡呼”“南都的舉動被認為十分大膽,有網友感歎:‘南都太他媽的牛了!’”嗎?
    同樣的話為什麼“南方報系”白紙黑字發表得而別人連說都說不得?這也叫公平公正言論自由?  

    如果孔慶東暴粗口就是“喪失了作為人民教師應有的基本道德底線”、“如此素質如何為人師表”,那袁騰飛呢?  

    孔慶東說髒話是道聼塗説,袁騰飛“說髒話”是鐵證如山;
    孔慶東即使說了髒話也是私下場合,袁騰飛的“滿嘴髒話”全是在課堂講學;
    孔慶東即便說了也只說了一句,袁騰飛的“詛咒辱駡”連篇累牘;  

    孔慶東即便罵人也只罵漢奸壞蛋,袁騰飛專門咒駡毛澤東、共產黨、中華民族,連戰死沙場的烈士都不放過:   

    ——“掛爐烤鴨”;   

    ——“全是一幫狗慫王八蛋”;   

    ——“讀到狗肚子裏去了”;   

    ——“人渣”、“王八才萬歲呢”;   

    ——“這個民族就是豬一樣的民族”;   

    ——“共產黨基本不幹人事”;   

    ——“文革當中宋要武親手打死了七個人”、“牆上凝固的鮮血一寸多厚,夏天都長毛”;   

    ——“人民共和國是建立在骷髏塔、白骨堆上的,血淋淋的一個國家啊”、“西藏一直處在一個半獨立的狀態,他甚至還有自己的國旗:雪山獅子旗”、“達賴佛爺反抗中共對西藏的武裝侵略”;   

    ……   

    “南方報系”罵人、袁騰飛罵人時“官方通訊社”都“幹什麼去了”?
    如今一口一個“文明”、“道德底線”、“教師形象”、“純潔性”的君子國先生們那時為什麼不出來憤怒聲討、關心“為人師表”、叫嚷“嚴肅處理”?
    為什麼這會兒專門沖著孔慶東招呼?分明是“同一夥的賊”。
    就這德形還想“道貌岸然”聲討孔慶東?先“撒泡尿照照自己”再說!  

    “普世精英”們的“公平公正”、“言論自由”、“普世價值”之類沁人心脾不過如此,全他媽的“詐騙”¬——不管孔慶東說沒說,老子也要在這裏說一句:“去你媽的!滾你媽的!操你媽的!”

    文/黎陽

    2011.11.10


  34. 2011/11/17 於 13:08 patchpieces

    《“普世”是鬼話 “民主”是謊言》

    一、

    11月15日淩晨,在“民主”而又“優雅”、“自由”兼且“普世”的美利堅合眾國,“佔領華爾街運動”被強行清場。

    美國紐約警方15日淩晨開始對“佔領華爾街”示威者實施強制清場,並與示威者爆發“衝突”,現場一度極為混亂,多人被捕。
    “佔領華爾街”示威是今年9月份開始的,旨在抗議美國財富分配不均及社會不公。該運動很快蔓延到全美,並擴散到全球(民主失敗)資本主義國家。美國當局最近開始強制驅逐“佔領”示威者,奧克蘭(Oakland)等地警方清理了當地的抗議者營地,並逮捕不少示威者(注:Oakland警方已打死了二名自由民主人士),號稱“民主普世祖師爺”的美國引發世界關注並遭到強烈圍觀,“普世”又一次變得一文不值。

    二、

    奧巴馬“當初”信誓旦旦親口許諾的“希望在2011年聯大看到作為聯合國正式成員國的巴勒斯坦國”餘音尚在,9月21日,便在在紐約毫無愧疚的直言告訴阿巴斯:“美國反對巴勒斯坦方面通過聯合國安理會謀求會員國地位,將在必要時行使否決權。”

    10月31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體大會以107票贊成、52票棄權、14票反對通過決議,接納巴勒斯坦為該組織正式成員國,這是巴勒斯坦以成員國資格加入的首個聯合國專門機構。對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民主)決定美國當即作出強烈反應:就在決議通過當天,美國以“該決議違反美國國內法案為由”,宣佈中止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繳納會費,在全世界目瞪口呆的注視下,“民主”就像一塊被狂風吹得無影無蹤的“遮羞布”——在眾目睽睽之下,一個優雅的黑人總統,在陽光下忘情裸奔。

    三、

    繼指控伊朗企圖暗殺沙特駐美大使而威脅使用武力報復後,11月3日,根據即將公佈的“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報告證實,伊朗無視聯合國制裁,在多處被禁生産基地製造和實驗核武器”為由,美-英-以三國(極右翼法西斯世界動亂軸心)顯示出不惜單方面對伊動武的強烈後應:英國軍方正在加快其應變計畫的實施,為可能聯合美國對伊朗實施軍事打擊行動做準備。
    至於日本有沒有核計畫?
    朝鮮有沒有核計畫?
    以色列有沒有核計畫(大規模毀滅性核武器)?
    “時明時瞎”的美國人“狡黠”地眨巴著眼睛:“不知道!”
    明眼人其實早已看出:因為巴勒斯坦入聯問題無法迥避,美-英-以(極右翼法西斯世界動亂軸心)實在找不到解決問題的方法,只好又以“伊拉克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同樣的“理由”,找一個有利可圖的倒楣蛋開刀了。

    所謂“民主”,是由“超強的武力”、“巨大的(印發虛擬數位貨幣)財力”、“強勁的思想控制力”這三大力量“支撐”的:
    武力保證絕對的印鈔權;
    思想文化價值觀說明“印鈔權”之正義性,這樣美國便可以揮霍無度、窮兵黷武地“搞通貨膨脹”、借債度日並將風險“轉嫁”到國外。
    這就是美國的“民主”,這就是美國津津樂道的“普選制”、引以為豪的“議會制”、大肆渲染的“三權分立制”,是“虛偽”的、隱蔽的、“表面的”民主。

    “普選制”是美國津津樂道的“民主形式”。然而,這純粹是一種以金錢為潤滑劑的“民主大拍賣”,是賭博性的花錢大比賽。絕大多數老百姓根本就支付不起、更無法籌集數以千萬美元的巨額的競選經費。這樣選出來的總統從來不是多數人的代表,更不可能是全體人民的代表,這就是“佔領華爾街”99%-1%的由來。

    “議會制”是美國引以為豪的“民主制度”。公民普選產生議員和國會的立法監督權,是資產階級招搖撞騙的“如意”。其思想家大肆鼓吹議員乃“全民利益”之代表,議會乃“主權在民”之象徵。然而,以金錢為潤滑劑的選舉制度,必定與政黨利益不可分割,必定為少數富人專有、統治、謀利,這就是(民主)政客們每天都敢公開在大罵全世界、卻不敢放半個屁得罪出錢幫他們贏得競選的猶太人的由來。

    “三權分立制”是美國大肆渲染的“民主標本”。資產階級鞏固統治後,三權分立逐漸從封建的“階級分權”蛻變為資產階級獨佔統治下的職權分工,蛻變為調整資產階級內部關係、鞏固資產階級專政、欺騙勞動人民的精巧工具。而且,在現實中,“三權”之間明顯地表現出行政權力日益擴大的趨勢,說明了所謂“自由資本”必然是“資本”說了算,離開了“資本”的“自由”,根本就狗屁不是!這就是“佔領華爾街”示威者被強行驅逐的的由來。

    美國“自命”為民主、自由、博愛的“普世國家”,“不符合”美國民主模式的是“集權國家”,甚至是“流氓國家”。但美國人似乎忘了:他們的友好朋友卻大部分都是後者。美國的旗幟一面寫著誘人的民主、自由、博愛,另一面卻沾滿了侵略的鮮血。這面旗被美國當作“侵略的工具”,但“普世主義”的“福音”並沒有如期降臨到阿爾及利亞、阿富汗、伊拉克、甚至是同在美洲後院的海地!
    美國是超級大國,同時也是“超級巨騙”。其“騙術”高明到被騙而不知道被騙,因為美國“俘虜”的是對方的靈魂,這就是為什麼“右糞”一直給人們一個弱智、無腦、像一群僵屍似的的由來。

    這群無腦(虛偽右憤)僵屍到處宣揚“民主”,但只限於“符合美國利益”的“民主”;
    如果巴勒斯坦想通過“民主”來獲得獨立,對不起,僵屍們是絕對不去討論這些與它們的利益無關的“民主問題”的。
    別看他們(虛偽右憤)平時叫得賊歡、眼睛瞪得賊大,“一說到”巴勒斯坦入聯問題、驅逐並逮捕聚集在華爾街的示威者時,它們不單止是(顧左右而言它:裝聾作啞)“啞巴”,簡直連眼睛都“瞎了”。

    不信?儘管試試看!

    文/維哥

    2011-11-16  環球網


  35. 2011/11/17 於 13:09 patchpieces

    發改委劍指國企(中國電信) 背後站著外資/中情局

    《中國的那些事(1):新華社為何幫南方系出頭?》

    文/蔡子尤

    2011-11-16 民聲網

    最近,“南方系媒體”發動了一大一小兩場戰役,
    一是以中國電信為突破口,通過“炒作”所謂國企壟斷問題“圍剿”中國國企,
    二是“圍剿”孔慶東。

    其實孔慶東對“南方系媒體”的所謂“三罵”(去你媽的、滾你媽的、X你媽的),事後證明完全是孔慶東的引蛇出洞。

    看看被罵記者是如何說的:
    http://www.mshw.org/review/debate/2011-11-15/6116.html

    【濟南時報:孔慶東在微博上說你“態度很和氣,語言很陰險”。你問了他什麼問題,讓他覺得陰險?
    曹林華:我根本沒來得及提問。我剛介紹完身份,他就來了句“我不接受你們‘南方系’採訪,去他媽的!”然後把電話掛了。
    濟南時報:只是一句“去他媽的”嗎?孔慶東在微博上炫耀他罵了你一組排比句(去你媽的!滾你媽的!×你媽的!)。
    曹林華:這些都是他意淫的。他罵得沒那麼誇張,這讓我既好氣又好笑。孔慶東一貫喜歡誇張,他是個表演欲望很強的人,正如他周圍人所說,他喜歡惡作劇。】

    原來,孔慶東電話裏只是隨口說了句【去他媽的】,很明顯,罵的是南方系。孔慶東說的不是【去你媽的】,更不是【去你媽的、滾你媽的、X你媽的】。顯而易見,孔慶東在微博上說罵了南方系【去你媽的、滾你媽的、X你媽的】,既不是濟南時報說的炫耀,也不是曹林華說的惡作劇,而是典型的引蛇出洞,而且引出了新華社這條愚蠢的大蟒蛇。

    孔慶東還很詫異,自己痛駡、耍弄南方系,為何新華社跳了出來?

    廣大網民可能十分鮮明地記得,2008年汶川地震之後,南方系炒作【中國抗震救災是為了兌現對於普世價值的承諾】,而南方系主張的普世價值,其真實含義是【美國及西方的政治經濟制度代表人類普世價值】,而新華社也發表類似報導《從唐山到汶川:中國的改變》。新華社此文當時發表在新華網及各大網站的頭條,似乎是要強迫每個線民都要讀一遍。此文借讚美汶川救災,醜化唐山救災,醜化毛時代。內容主要有: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5/29/content_8277937.htm

    1、在全國人民都在抗震救災時刻,繼續批判唐山大地震時的抗震救災,以此醜化毛澤東和毛時代,醜化社會主義。

    2、認為改革開放時代和毛時代相比,【中共的執政理念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人民的主體地位得到進一步尊重,人道主義和人文關懷漸成社會風尚。】這顯然是把中國改開以來的這30年的中共,同1921到1979這近60年的中共做了徹底切割。

    3、文章牽強附會東拉西扯,認為【抗震救災還反映了中國法治社會的逐步形成完善,……例如,“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與“私有財產不可侵犯”被寫入憲法。】,這完全是普世價值的腔調。

    實際上,新華社的文章在“有意曲解”憲法,憲法第十三條是【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而新華社及南方系“曲解”成【“私有財產不可侵犯”被寫入憲法】。
    在中國人民大眾“強烈要求”清算“暴富階層”“侵吞”國有資產的原罪的背景下,新華社及南方系“要幹什麼”,一清二楚。其實,新華社及南方系主張的【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並沒有”寫進憲法。憲法第十二條是【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將憲法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合起來讀,憲法的意思就是要清算暴富階層侵吞國資的原罪。

    憲法全文見: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4/content_62714.htm

    另外,憲法顯而易見也不會保障那些反毛、反共的人權,也就是說,南方系及新華社中大量的反共分子的人權並不受憲法保護。

    雖然新華社記者文章沒有直接提【普世價值】四個字,雖然新華社記者的文章不得不提社會主義這四個字,但是此文章“內涵”其實和南方系“完全一致”。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擁護社會主義、擁護毛澤東的文章,在人民網旗下強國論壇大部分能發出來,
    而在新華網發展論壇則幾乎“全面封殺”。

    更重要的是,新華網國內部分曾參與多起“妖魔化”毛澤東、“妖魔化”社會主義的炒作事件。與新華網相比,人民網則沒有參與。
    比如:2007年12月10日,新華網、新浪網等主流網站刊登文章:《據統計毛澤東稿酬累計達1.3億》。見:
    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7-12/10/content_7223084.htm

    此文實際上幾年前美國「中情局」“資金支援”的海外民運反共刊物製造的垃圾。後來汪東興、吳連登等人澄清了事實真相,新華網及南方報系並未刊登相關澄清文章,新華網的“造謠”也沒受到任何處理。

    此事件詳情見:《從縱容“妖魔化毛澤東”到亡黨亡國》http://blog.hxf.mshw.org/post/4/18

    其實看看新華社的歷史就很清楚,新華社裏有不少“南方系”的“同盟軍”,瞭解了以下情況,出現如上怪事,就一點不奇怪了。

    這裏列舉一二:

    比如:
    《炎黃春秋》的社長杜導正,曾任新華社河北分社社長、新華社廣東分社社長,“文革”後,歷任新華總社黨組成員兼國內部主任、《光明日報》總編輯、新聞出版署署長。
    《炎黃春秋》的骨幹、編委李普就曾擔任新華社副社長。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派5人小組接管新華社,李普是5人之一。
    《炎黃春秋》核心作者、著名反共、反毛學者戴煌在新華社內人脈極廣,連原新華社社長郭超人都極為尊崇,戴煌更是屢次欺負新華社老社長穆青。看看戴煌是如何洋洋得意地自述的:
    http://news.qq.com/a/20110712/001157_1.htm

    【後來郭超人當新華社副社長了。他去過我家裏幾回。他勸我說,老戴呀,你得多到後面去跑一跑啊。也就是多到穆青家裏跑一跑。我才不去呢。穆青和李普後來住在同一層樓裏,他們一個在這邊兒,一個在那邊兒,挨著。李普和我關係很好,我經常去找他聊天。但我就是不到穆青家裏去。穆青派他老婆到李普家裏,想看看我和李普到底在談些什麼。我這一輩子啊,就這個脾氣,看不慣的人,天皇老子我也不怕,也不理。】

    《炎黃春秋》的副社長楊繼繩也是新華社高級記者,在新華社工作35年。
    新華社原國內部主任張萬舒,也是《炎黃春秋》的重要支持者,2009年張萬舒在香港出版關於8X8的敏感書籍,被亞洲週刊評為2009年十大中文(非小說)好書。張萬舒是國內最早報導小崗村改革的記者之一。張萬舒1964年始任新華社安徽分社記者,後任採編主任、副社長;1983年調任北京新華社總社國內新聞部副主任、主任;1992年改任新華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
    1990年,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曾出逃美國,許家屯為中共正部級幹部,曾任江蘇省委書記和中共中央委員,叛逃時還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職務。他在叛逃後受到賣國指控,並在1991年被中共開除黨籍並撤銷所擔任的人大委員職務。

    新華社“多出怪事”。2010年7月末,「鳳凰網」、南方報業網紛紛刊登:《網現新華社記者叛逃謠言鳳凰獨家闢謠》、《新華社國內部主任叛逃英國系謠言駐英養病》等文章,原來,英國每日電訊報導:新華社國內部主任萬武義已經叛逃英國,萬武義的妻子已經先期移民了英國,是“裸官”一族,而鳳凰網和南方系替新華社國內部主任闢謠,說其只是在養病: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0729/12/42556_42227479.shtml

    http://bbs.xizi.com/thread-1597146-1-1.html

    【據可靠消息,國內最大的新聞通訊社——新華社國內部主任萬武義已經叛逃英國,有關記者在英國對萬武義本人和其妻子見面時證實了這個消息。這也是繼1990年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徐家屯叛逃美國之後,從該機構叛逃到海外的最高級官員。但新華社和國內其他新聞機構並未對外報導。萬武義在和記者見面時表示,他之所以出逃英國完全是政治上的考慮,是因為在相關報導中觸動了特殊階層的利益,受到政治壓力而被迫離開。但國內熟悉萬武義的人士則指出,萬武義涉嫌貪污腐敗和收受賄賂,是在得知即將被革職調查的消息後而出走英國。
    北京紀檢機關在試圖對萬武義的家屬做進一步調查時發現,在此之前,萬武義的妻子已經先期移民英國,萬武義是典型的“裸官”一族。所謂“裸官”,就是指自己在國內做官,但家屬、財產已經轉移到海外的官員。因為這類官員罪行一旦敗露就會選擇逃離,輕易逃脫國內法律制裁而引起了極大民憤,中國ZF最近正出臺措施,要求幹部就配偶子女移居國外情況向組織部門彙報,否則將追究紀律法律責任。

    新華社的全稱是新華通訊社,也是中國的“國家通訊社”,同時具有行政管理職能。因為該機構在中國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加上新華社國內部和國內眾多ZF、大型企事業部門千絲萬縷的聯繫,掌握著國內幾乎所有重要新聞的編輯、簽發、報導權而一直是這些部門的公關物件,萬武義也很可能是在此過程中收受巨額賄賂而落馬。據傳,在新華社內部,有關萬武義的名聲一直不佳,在萬武義叛逃之後,新華社內部,包括海外各分社也被要求不許談論此事。

    這也是時隔20年後,新華社再一次暴出“高官外逃”事件。此前一起發生在1990年,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曾出逃美國,許家屯為中共正部級幹部,曾任江蘇省委書記和中共中央委員,叛逃時還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職務。他在叛逃後受到“賣國”指控,並在1991年被中共“開除黨籍”並撤銷所擔任的人大委員職務。】

    新華社萬武義就“叛逃英國一事”嚴正聲明:
    http://news.china.com/zh_cn/news100/11038989/20100812/16077255.html

    【2010-08-12 新華社
    今年5月22日,本人參加中組部等組織的專題研究班到英國牛津大學學習,原計劃6月6日回國。學習期間因腰椎間盤突出的舊疾嚴重復發,遵醫囑在當地臥床治療。在中國民航局和中國駐英大使館協助下,在新華社總社有關部門和倫敦分社密切配合下,本人於7月31日下午順利返回北京。

    在此,本人對新華社領導的熱情關懷和同事們的精心關照,表示衷心的感謝;對給予精心治療的英籍華人醫生夏志道夫婦等多位醫護人員以及提供熱情幫助的牛津大學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志願者,致以深深的謝意;對所有給予本人以關心和支持的各界人士,表示誠摯的謝意。本人將積極配合治療,爭取早日康復,重返工作崗位。

    令人氣憤的是,在本人於英國臥床治療期間,個別別有用心的機構和個人公然採用捏造事實的卑劣手段,惡意對本人及家人進行造謠中傷,給本人及家人的相關權利造成極大損害。為此,本人要求侵權機構和個人就其誹謗行為公開賠禮道歉。同時,本人正在考慮依據相關法律規定追究侵權機構和個人的法律責任的問題。

    特此聲明。
    萬武義】

    “究竟”是什麼人向英國每日電訊“透露”了新華社國內部主任叛逃的消息?
    每日電訊為何相信這些消息並說消息可靠?
    恐怕肯定不是美國「中情局」運作的吧?相信讀者自有分析。
    至於事實真相如何,我們拭目以待吧。

    總而言之,建國後新華社歷屆領導高層中,既有胡喬木、吳冷西、朱穆之、穆青、喻權域這樣真正的愛國愛黨愛人民的真共產黨員,
    也有杜導正、許家屯之類的共產主義叛徒。

    希望現任新華社國內部主任萬武義不是杜導正、李普、張萬舒、許家屯、楊繼繩之類的叛國叛黨分子。

    此次新華社“聯合”南方系“圍剿”孔慶東。新華社“罕見地”發表新華調查、新華專電、新華社記者李江濤、趙琬微發表《如此素質如何為人師表?——北大教授孔慶東爆粗口罵記者惹眾怒》一文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kongqingdong/content-3/detail_2011_11/10/10563219_0.shtml

    新華社記者黃冠發表《“教授罵人”有觸道德法律底線之嫌》一文:
    http://www.legaldaily.com.cn/zbzk/content/2011-11/11/content_3088059.htm

    兩篇文章均“殺氣騰騰”,直接“要求”北大開除孔慶東。這些“漢奸(帶路黨)”完全被孔慶東耍得團團轉,最後“不得不”在新華網“刪除”了這兩篇文章。

    李江濤、趙琬微、黃冠等新華社國內部記者,應該是歸萬武義管吧?

    總而言之,新華社相當於半個南方系。
    南方系,已經徹頭徹尾地被“漢奸分子”、新自由主義分子、資改派“把持”,而新華社只有一部分被“漢奸”控制。最起碼,新華社國際方面的報導就比國內方面要好得多。

    其實,無論是南方系、新華社還是《炎黃春秋》,他們都有一個統一的稱謂,“趙系人馬”。

    趙紫陽,1960年後,歷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第二書記、第一書記,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處書記,曾兼任廣東省軍區政治委員、廣州軍區第三政治委員。1974年4月至1975年10月,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
    任仲夷,1980—1985年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兼省軍區第一政委。1985年後退出領導工作崗位,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趙紫陽、任仲夷在廣東耕耘多年,黨羽眾多。“改革開放”以來,在這些“趙系黨羽”及“美帝獨裁霸權”的“庇護”下“南方系(漢奸買辦帶路黨)”一直茁長成長,《炎黃春秋》(漢奸買辦帶路黨)近幾年也是杜導正等“趙系”骨幹一手操作,而新華社這些傳統左派媒體自然也“被安插”了許多“趙系”黨羽。

    張宏良文章曾說:
    【南方系能夠成為中國媒體領域的實際老大,還是因為它“特殊”的“美國背景”。2010年美國總統奧巴馬訪問中國期間,點名要求單獨會見南方系報紙總編,否則,奧巴馬總統拒絕會見任何媒體,立刻返回美國,由中國承擔一切後果。中國方面沒有辦法,只能忍氣吞聲,由中宣部一位副部長親去廣州專機陪同南方系報紙總編進京接受奧巴馬會見。奧巴馬如此過分的舉措,不僅遠遠超過了主權國家之間的交往原則,甚至遠遠超過了宗主國對殖民地國家的要求,即使抗戰期間日本佔領軍對汪偽政權的要求,也不過如此。奧巴馬之所以堅持這樣做,無非是在用這個舉動向人們顯示,中國南方系媒體的政治地位,遠在人民日報、新華社和中央電視臺之上,至少在美國看來必須如此。】

    奧巴馬“庇護”南方系(漢奸買辦帶路黨)的背景是自2008年以來南方系是“漢奸媒體”,這已經眾所周知。體制內的愛國主義力量試圖徹底修理整頓南方系和《炎黃春秋》(漢奸買辦帶路黨),這些行動遭受“趙系人馬”的頑強抵抗,而奧巴馬訪華就是為趙系人馬“打氣”的。在奧巴馬及趙系人馬的“通力保護”下,南方系和《炎黃春秋》(漢奸買辦帶路黨)平穩度過危機。奧巴馬拼下老本,也要“保護”南方系這些“棋子”,當然是為了在不久的將來更好地在中國搞“顏色革命”,肢解中國。

    顯而易見,國內的南方系、炎黃春秋(漢奸買辦帶路黨)、新華社國內部、及中青報冰點週刊,都屬於“趙系人馬”。而這些“趙系人馬”的“背後”是「中情局」。無論是“大肆推廣”荒謬的“西方普世價值”和“新自由主義經濟”理念,還是“妖魔化”毛澤東,這些都是「中情局」的“一手策劃”,而南方系、炎黃春秋、新華社(漢奸買辦帶路黨)只是奉命行事。

    據《克格勃X檔案:一個老牌間諜對國家最高機秘的披露》一書(著者是[俄]維•什羅甯,曾任克格勃局長。新華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介紹:早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情局首任局長杜勒斯策劃了系列方案,如“加爾瓦爾德方案”,其用途是【將基本的、集中的打擊指向反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要達到這個目的,【首先必須打破蘇聯人頭腦中的所謂‘列寧綜合體系’。】
    而“直到”差不多半個世紀後,蘇聯克格勃才得以比較清楚地瞭解。

    【根據艾倫.杜勒斯的企圖,關於‘德國黃金’、‘鉛封的’德國車廂和‘雇傭間諜’這些早就知道的假造謊言竟然成了‘禁果’,它對許多人的耳朵感到好聽。
    加爾瓦爾德設計的最低綱領在於向新的幾代人灌輸對列寧主義的懷疑,認為列寧主義簡直是‘歷史的錯誤’,人類一部分暫時的、不正常的和不牢固的社會現象。灌輸說早晚要把它結束(‘蘇聯是罪惡帝國’!)】 《克格勃X檔案》–p65
    詳情見:《中情局絕密綱領–用普世價值對抗愛國主義》
    http://blog.hxf.mshw.org/post/4/33

    與「中情局」在蘇聯的“操作”類似,中國南方系、炎黃春秋等(漢奸買辦帶路黨)媒體也在90年代後期以來“刮起”了“妖魔化”毛澤東的狂潮。

    而“南方系(漢奸買辦帶路黨)”主張的所謂【普世價值】,正是「中情局」策劃方案的“要點”:

    【(加爾瓦爾德方案)最高綱領包括最廣泛的目標。它提出的任務是破壞對祖國之愛。它渴望用所謂‘普遍人類價值’代替愛國主義。】《克格勃X檔案》–p66

    有網友因此感歎到:
    【到此,所有中國愛國者的疑惑終於有了十分合理的解釋:
    在2008年那偉大的抗震救災過程中,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得到了自改革以來最大程度的激發。而“南方報系(漢奸買辦帶路黨)”當時卻“突如其來”、“莫名其妙”地宣稱抗震救災所體現的是“普世價值”,並由此引發了一場影響深遠的爭論。而隨後的兩年裏,“普世價值”也成了美國總統奧巴馬“對華喊話”的“口頭禪”。2003年出版的這本書實際上揭露了所謂“普世價值”思潮的真正的出處、背景及其戰略意圖。】

    此次新華社出動“參與”圍剿孔慶東是一個“重要信號”。顯然,自李銳嫡系“中組部”老幹部崔武年發表《政改十三點》,“公開打出”趙紫陽(漢奸買辦帶路黨)的旗幟後,整個體制內的“趙系”都“蠢蠢欲動”,“加緊”了“肢解中國”的進程。
    崔十三點見:http://www.mshw.org/review/debate/2011-10-26/5676.html

    寫到此處,任何人都能看得出來,新華社為何要幫南方系出頭。

    =====================================================
    《中國的那些事(2):發改委劍指中國電信,背後站著外資》

    文/蔡子尤

    2011-11-16 民聲網

    上回說到新華社幫著南方系‘圍剿’孔慶東的事,指出不管是新華社、「中青報」、“南方系”還是“炎黃春秋”,都是“趙系”人馬,
    而在這一切的“背後”是「中情局」。

    其實,與「發改委」“圍剿”中國電信相比,新華社“圍剿”孔慶東,還算小事情。

    一、「發改委」劍指中國電信,“背後”是外資

      自11月9日CCTV《新聞30分》報導發改委調查中國電信、中國聯通壟斷,並將處罰幾十億後,引起了軒然大波,中國電信行業面臨生死危機。據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院長助理劉剛教授分析:
    http://it.sohu.com/20111112/n325396790.shtm

    【現在對電信、聯通提起反壟斷調查“時機”並不好。中國電信收入有1/3來自寬頻,如果真的像「央視」報導那樣被判定為壟斷,其要麼被罰款,要麼被限定市場份額,那整個中國電信就會由贏利變成虧損;而中國聯通日子就更加難過了,2010年就巨額虧損,假如遭遇反壟斷,那要麼是倒閉,要麼是被重組。】

    劉剛還分析【此次寬頻反壟斷實質上是廣電和電信之爭的延續,大前提是目前正在進行的三網融合】,這個判斷也是絕大部分媒體的觀點:
    http://www.chinanews.com/it/2011/11-14/3457430.shtml

    【“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的反壟斷調查案被不少媒體指稱為其競爭對手廣電系統發起的“神仙架”。】

    原來,自互聯網興起以來,傳統的電視與互聯網的融合已經是大勢所趨。所謂【三網融合】,就是電信網、廣播電視網、互聯網的融合。這裏面主要涉及兩個部門,一個是廣電系統,一個是電信系統。

    此次事件的“起因”,就是廣電系統的企業像搞自己的互聯網業務,就得使用電信行業的寬頻,但是他們發現自己需要向“中國電信”繳費太多,“中國電信”定的價格太高。廣電系統最理想的狀態是,有自己的電視臺,有自己的網站,還有自己的寬頻,將電視臺和互聯網融為一體。

    其實,電信系統也有自己類似的想法,搶佔制高點,進軍網路電視市場。
    據媒體介紹:
    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5-01/07/content_2427568.htm

    http://tech.sina.com.cn/t/2006-06-09/2348983625.shtml

    【“中國電信已計畫今年(2005)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開展網路電視業務。流媒體視頻業務將是電信今年重點推廣的內容,公司計畫今年將在大部分城市開通網路電視。”中國電信互聯星空事業部某高層近日表示。中國電信在杭州、廣東等地對網路電視進行的秘密試驗早已不是新聞。而2001年中國電信就曾試水,與新華社合作成立上海新華電信網路電視有限公司。】

    【2005年,2005年4月27日,上海文廣越過中央電視獲得國內首張IPTV牌照,電信系統與上海文廣合作步伐的加快,幾方合作開展的IPTV試點一度高達50餘個。電信系統進軍網路電視,自然遭受廣電系統的圍堵:泉州廣播電視局發出一紙通告,叫停泉州地區的“百視通”網路電視業務,網路電視業務又在浙江擱淺。】

     也就是說,推進三網融合,需要廣電系統和電信系統的通力合作。要搞網路電視,即需要寬頻和互聯網,也需要電視臺,本來廣電系統和電信系統相互合作,三網融合就可實現了。但是,雙方卻搞得你死我活,不斷內鬥。

    整個事件看起來似乎比較簡單,一方是“工信部”下屬的電信企業,另一方是「廣電總局」下屬的廣電系統都想搶佔三網融合制高點,比如都要推網路電視。電信系統參與搞的網路電視被“各地廣電局”封殺。而廣電系統搞的寬頻業務面臨電信系統的高價,於是,就有了「發改委」調查電信壟斷一事。
    本來,工信部和廣電總局打架,作為國務院各部位的老大,「發改委」應該調節兩個小兄弟的矛盾,讓兩者合作才對,但「發改委」的“意思”卻是“希望”廣電系統也進軍寬頻業務與電信“繼續內鬥”、競爭,“美其名”曰——打破壟斷。

    (ISP(互聯網服務提供商)是經國家主管部門批准的正式運營企業,除了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之外,還包括中國移動、歌華有線、長城寬頻、天威視訊、中國教育和科研電腦網等近二十家企業。而歌華有線就是廣電系統取得ISP牌照的代表性企業。各方人物分析,歌華有線是此次發改委調查電信壟斷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其實,這一切,都是“外資壟斷巨頭”所“布的局”。

    早在2007年,就有媒體報導:

    歌華有線發展個人寬頻 “聯手外資”對抗網通
    http://www.cnpaf.net/Class/news/200710/21772.html

    2008年5月30日證券時報報導:《歌華有線與外資簽署寬頻合作協定》
    http://zjdaily.zjol.com.cn/jrzb/html/2008-05/30/content_2741402.htm

    【“歌華有線”日前正式與“自由媒體國際有限公司”和“華創夥伴投資有限公司”簽署了《關於設立寬頻合資公司的合作協議》,合資公司將通過歌華有線的寬頻網路向居民和商業客戶提供ISP服務(互聯網接入服務)。

    ……

    “歌華有線”此次與國際知名的有線運營商的“合作”,可充分利用外資在寬頻運營及增值服務方面的優勢加速推動歌華有線高速資料寬頻業務及有線電視網增值業務的開展。】

    而「自由媒體國際有限公司」是“什麼背景”呢?

    此次與「歌華有線」合作的「自由媒體國際有限公司LibertyGlobal,Inc(簡稱LGI)」於2005年1月在美國特拉華州成立,同年在納斯達克上市,其掌舵人即是與默多克齊名的美國傳媒寡頭、“美國有線電視奠基人(patchpieces注:有線電視MSO系統台教父)”約翰・馬龍(John Malone)。
    百度百科說:他讓默多克(Murdoch)、雷石東這樣的人膽戰心驚,他讓美國副總統戈爾甘拜下風.他是美國傳媒業的“成吉思汗”。

    約翰-馬龍(John Malone)。還是美國最大地主: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usstock/c/20111012/010610602798.shtml

    【北京時間2011年10月12日,美國地產月刊《Land Report》的年度調查顯示,自由傳媒集團(Liberty Media)董事長約翰-馬龍(John Malone)超過CNN創始人泰德-特納(Ted Turner),成為美國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今年早些時候,馬龍收購了緬因州和新罕布什爾州超過100萬英畝的林地,現在他名下的土地總面積已達到220萬英畝,超過了特納的200萬英畝,後者在過去的15 年裏一直位居美國最大地主之首。】

    於是事情再“明顯不過”了:廣電系統顯然無法在寬頻及互聯網方面同電信系統競爭,廣電系統因此和美國傳媒寡頭“合作”,挑戰電信系統。

    其實廣電和電信“內鬥”多年完全是“不應該”的。由國務院出面,甚至「發改委」這個老大調節,讓廣電系統和電信系統“合作合資”,發揮各自長處,共同搞三網融合,共同搞網路電視,利益雙方共用,這不是“很簡單”的事麼?為什麼一定要讓廣電系統也進軍電信領域?
    事實上,廣電系統沒有相關實力,只得“引進外資”,“一起進攻”電信,這一切的“背後”對誰有利?
    為什麼“寧可”與“外資”合作,也“不肯”與電信合作?

    顯然,「發改委」的“藉口”還是要打破壟斷。在「發改委」“看來”,讓電信和廣電聯合成立公司是更大的壟斷。
    而讓廣電“引進外鬼”與“美國壟斷巨頭”約翰-馬龍(John Malone)。合資就不是壟斷了?

     在「發改委」“看來”,讓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合併,“解決”南北網路互訪的問題,“解決”億萬網民的苦惱,更是壟斷。

    在「發改委」看來,讓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等企業合作,“一起壓低”從美國進口的電信設備及互聯網專利的(國際寡頭壟斷)價格(現在每年是5000億,超過軍費),這也是壟斷。

    在「發改委」看來,像搞兩彈一星那樣,讓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等企業合併合作,互通有無,共同開發自主電信及互聯網技術和設備,“打破”“外資的壟斷”,“打破”美國壟斷寡頭的壟斷,這也叫壟斷。
    按照「發改委」反壟斷的“思路”,兩彈一星根本“搞不出來”。

    在「發改委」看來,為了反壟斷,電信行業一分為四,結果還是壟斷,再一分為十六,再分為三十二家(國際資本集團“支解分割依附”策略)……就像解放前的“軍閥混戰”,外資剛好進來“兼併”。

    「發改委」究竟“代表”誰的利益?

    「發改委」真的要讓電信行業走鋼鐵行業的“老路”嗎?

    2009年07月10日第一財經日報報導:《鐵礦石最大買家為何沒有話語權》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90710/02426463633.shtml

    【日本鋼鐵企業和貿易企業的“集中度高”,他們“掌控”著其國內60%以上的鐵礦石需求,而在中國這一數字僅為13%。
    在日本,貿易商被稱為“商社”,鋼廠通過管道委託,由貿易商進口鐵礦石然後轉賣給鋼廠。商社的數量不多,但他們之間的“利益聯結”卻“極為緊密”,都是“互相交叉持股”和互派人員,而日本的鋼廠一般也會投資商社,佔據一定的股份。

    在鐵礦石“依存度”幾乎100%的日本,鋼鐵企業和貿易商基本是“一體對外”的模式,
    而中國則“恰恰相反”,善於“內鬥”。

    這種“內鬥”,首先體現在鋼廠和貿易商的“數量之多”。
    根據不完全統計,目前中國共有大小鋼鐵企業1200家左右,其中上規模的大中型鋼企有70多家,排名前5位的企業鋼產量僅占全國總量的28.5%,而美國、歐盟、日本等發達國家和地區排名前4位元企業鋼產量占全國比重為60%乃至70%以上。

    目前國內有鐵礦石進口資質的企業共有112家,其中鋼鐵企業有70多家,雖然數量上較往年已經大幅減少,但數量仍然是世界最多的。其中又有國有,有民營,國有鋼企有的隸屬于國務院國資委,有的則隸屬於地方政府。
    每個企業有自己不同的利益,自然“各懷鬼胎”,各自為政。

    因此,產業“集中度不高”已經成為中國鋼鐵行業的“致命硬傷”,也已經成為歷年鐵礦石談判敗北的主要原因之一。】

    也就是說,正因為日本鋼鐵行業是“計劃經濟壟斷型”的,因此“壓低”了必和「必拓」、「力拓」等礦山(巨頭)的鐵礦石價格。
    而中國鋼鐵行業是“市場經濟競爭型”的,於是每年中國要向「力拓」等三大巨頭多交7000億。

    近年中國吃“市場經濟惡性競爭”的虧已經不少了。如:《央企海外並購互挖牆腳,惡性價格競爭》
    http://www.mshw.org/news/soe/2011-10-24/4503.html

    【隨著中央企業海外投資熱情的高漲,在個別海外收購專案中,多家中央企業之間缺乏必要的溝通與合作,進行惡性價格競爭,出現了自家人挖自家人牆腳的情況。這既造成了國有資產不必要的損失,也十分有損中央企業的國際形象。

    據國資委相關人士透露:“中央企業間境外投資的惡性競爭近年來屢屢發生。已經有好幾個項目,本來我們的企業可以花5000萬~6000萬美元收購的項目,由於央企之間的相互抬價、惡性競爭,結果花了1億多美元。”】

    日本企業模式本來“學”得就是蘇聯及毛時代“計劃經濟的模式”。
    我們“改革開放”卻將好的經驗“全部拋掉”,搞“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市場化。

    按照前述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院長助理劉剛教授的分析,此次「發改委」氣勢洶洶,中國電信行業“面臨”被拆分的“威脅”,而外資正“虎視眈眈”,約翰-馬龍(John Malone)。更是已經兵臨城下,與「歌華有線」建立了合資公司。
    可以說,“外國壟斷資本”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只欠「發改委」【反國企壟斷】這陣東風。

    外資進入電信行業,其“危險程度”是“超人想像”的。

    按照中國入世的“承諾”,中國電信業將逐步對外開放。即先開放增值業務、再開放資料和移動通信業務,最後開放基礎電信業務和基礎通信設施。
    早從2004年12月11日開始,根據中國入世承諾,中國開始允許外資涉足基礎電信業務,外商可以與中國公司設立合資的形式進入中國北京、上海和廣州三地市場,外方的持股比例最高為25%。按照相關承諾,到2007年外資股權可以達到49%,並且取消地域限制。

     到2007年左右,所有的媒體都在喊,【電信業,狼來了】。但是,自2007年以來,外資巨頭主要在觀望,狼沒有來。
    這是為何?
    因為一個巨無霸橫在外資面前,這就是中國國有企業:中國電信、中國聯通等巨型公司。外資即便是進入中國,也會毫無收益。

    也“恰恰”是在2007年左右開始,“南方系媒體”紛紛“製造謠言”,說中國上網比美國貴10倍、100倍,要求反電信壟斷,“要求”將電信拆分“私有化”,讓外資和私企進入。這一切絕對“不是巧合”。“南方系”的“背後”正是那些著急的外資巨頭。

    至於南方系的“謠言”是如何不靠譜,可見相關分析:

    指鹿為馬–南方系反電信壟斷的背後
    http://www.mshw.org/theory/eco/2011-11-10/6021.html

    假如「發改委」借反壟斷的領域拆分中國電信行業的“陰謀”得逞,未來中國電信行業將一定是“外資的天下”。先不要說外資“全盤控制”電信行業,哪怕外資控制10%的份額,對中國國家安全來說也是無比恐怖的事情。

    首先,外資已經“基本控制”“中國(所有的)門戶網站”。

    互聯網業務,其專業術語是電信增值業務,是電信行業最先開放的部分。根據國務院辦公廳、發改委、商務部歷次外資並購安全審查制度或者規定,互聯網行業(電信增值業務)都未列入並購安全審查範圍,也就是說外資入股並購中國互聯網企業,不受國家安全審查。

    而中國各大門戶網站如「新浪」、「搜狐」、「網易」、「百度」、「騰訊」及視頻網站如土豆、優酷等,都早已通過“協定控制(VIEs)模式”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
    什麼是“協議控制”?在VIEs模式下,境內企業的經營決策、財務、人事、技術等“實際控制權”轉移給外國投資者。

    看看廣州日報的報導:
    http://tech.sina.com.cn/i/2011-09-20/03236084179.shtml

    企業海外曲線上市或受限協定控制引起高度關注

    【解釋:協議控制

    2000年4月,新浪網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首開互聯網企業協定控制模式先例,為此市場也稱這種海外上市協定控制模式為“新浪模式”(又稱VIE模式,Variable Interest Entity)。

    “新浪模式”的實質是通過合作協定的方式,“境外殼公司”實際控制境內牌照公司(為保護境外殼公司投資人的“安全”,通常牌照公司的全部股權也被抵押給技術公司,進而由殼公司全權控制),將收入和利潤轉移到境外殼公司,規避了外資機構不能擁有ICP牌照的問題(即互聯網路的外資行業禁入政策),使外資機構得以大量進入原本對其封閉的互聯網行業,並控股行業中的龍頭企業。】

     通過“協定控制模式”外資已經“全面控制”了中國互聯網門戶網站,但是這些門戶網站所使用的寬頻、光纖線路,還主要是中國國企如中國電信所控制。雖然在外資控制下,以這些門戶網站為代表的互聯網企業已經成為反共勢力(詆毀煽動顛覆中國)的重要“活動陣地”與“輿論平臺”,“時時刻刻”在“傳播”反黨、反毛、反社會主義的有害資訊。但是,一旦發生重大突發性事件,中國很容易截斷危害國家安全的資訊傳播。

    一旦外資連這些寬頻和線路都“控制”了,後果“不堪設想”。

    想想吧:約翰-馬龍(John Malone)。及默多克(Murdoch)等美國壟斷寡頭在中國“擁有”無數「鳳凰網」、「騰訊網」這樣的互聯網門戶網站,還“擁有”無數「歌華線上」這樣的電視媒體,還“擁有”自己的獨立的無數條寬頻和線路。就這樣美國壟斷寡頭及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意志”可以“直達”千千萬萬中國普通老百姓的電腦,而中國政府的“所謂”監管可能完全被各種手段“規避”,幾乎為零。

    顯而易見,「發改委」借反壟斷“推動”的“所謂”三網融合完全成了美國「中情局」及壟斷寡頭“主導”的三網融合,是美國「中情局」“控制壟斷”中國的三網。

    除了顛覆勢力、顛覆資訊、顛覆意識形態的“入侵”,另外的“問題”是國家機密的洩露。

    讓外資及私企進入電信基礎行業進軍寬頻業務,
    請問,中國軍隊人員要聯互聯網嗎?
    中國政府人員要聯互聯網嗎?
    如果外資控制了互聯網主幹寬頻及線路,原則上,外資可以“監控”中國互聯網上所有的資訊。美國「中情局」的駭客也就不必費盡心機搞入侵了,中國軍隊的機密資訊會自動流入外資在互聯網線路上設置的監聽器裏。可怕地三網融合,不光是互聯網,還有電信網,就是說中國政府要員打的任何電話都能被外資及中情局“監控‘到。

    另外就是“國內顛覆勢力”與「中情局」的聯絡也將主要使用外資的寬頻及線路。

    要知道,互聯網在蘇聯解體中“發揮”過重要作用。

    據《青年參考》(2011年08月24日22 版)報導:
    http://www.mshw.org/news/oversea/2011-08-25/4187.html

    【20年前的8月19日,一群強硬的保守派“軟禁”了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試圖奪取對蘇聯的控制。然而,政變者在控制電視臺、電臺、報紙等媒體機構的同時,卻遺漏了部分通信管道,讓葉利欽得以將《告俄羅斯公民書》昭告全世界,致使政變流產。在此過程中,尚處於幼年階段的國際互聯網發揮了通風報信的作用。】

    蘇聯科技的確是夠發達的,很早就有了互聯網的雛形,也許就是幾台電腦通過一條線路與美國相連。但是克格勃由於忽略了對這個早期的互聯網及其他個別媒體的監控,使得819政變功虧一簣。

    而今天,在「發改委」反電信壟斷的東風下,無數個這樣無法監控的線路將在中國建立起來。

    對於所謂壟斷的問題,正如廣大網民指出的,國企從制度設計上、從原則上是屬於“全民所有”的,將反壟斷法“指向”國企,是“指鹿為馬”。只有外資和私企才有壟斷問題,因為這些企業是歸“一小撮人所有”的。

    當然,假如中國電信、中國聯通出現了官僚所有、高管所有的傾向,那麼也會出現壟斷性質的行為,「發改委」需要做的是,恢復這些電信企業全民所有的屬性,比如恢復“鞍鋼憲法”,選拔真正走群眾路線的人擔當國企高管,讓廣大人民及電信職工有更多制約監督高管的權力。
    但“實際上”「發改委」做的“恰恰相反”,他們是搞高管高薪,“刺激”國企高管去腐敗、去搞壟斷行為,接著“借這些問題”,借反壟斷的“名義”,將電信行業及其他行業拆分,再“賣給”外資和私企,“美其名”曰反壟斷。
    這哪里是反壟斷?分明是把電信行業等國企從中國老百姓手上“奪走”,“賤賣”給外國大資本家,這不是反壟斷,恰恰是在“製造”壟斷,是在“製造”美國「中情局」對全中國人民從政治、經濟到文化的“徹底壟斷”。


  36. 2011/11/22 於 09:08 patchpieces

    《中國“新洋奴”的十大特徵》

    縱觀中國近現代史,大小“洋奴”層出不窮、前赴後繼。它們一貫“冠冕堂皇”地打著“民主、自由、人權”和“反腐敗”的大旗,妄圖“佔據”道德制高點。以獲得根本虛無的合法性與存在價值。用這些“冠冕堂皇”的“名詞”掩飾著它們“出賣”國家和民族利益的“醜惡行徑”。
    試問有哪個“洋奴”承認自己是洋奴,連汪精衛都“死也不承認”自己是“賣國賊”,就別人指望這些“貨色”有人性有良知了。所以可以總結的是,長一副人類嘴臉的生物未必就是個真正的人。
    用點文字稍做分析,或許對認清它們的“真實面目”有些許助益。

    1、無條件“崇拜”西方是它們的信仰

    在這一點上它們表現得“非常徹底”。它們“崇尚”和羡慕西方的“民主自由”和富裕,憎恨和厭惡中國的“獨裁專政”和貧瘠,可謂愛恨分明。西方就是好,西方人就是高尚就是優秀,西方就是文明是人類社會的顛峰。中國不僅應該學習,最好被西方“佔領”。這樣就是最原汁原味的西方式制度了,就可以發達了。“可是”香港被英國“佔領”那麼長時間也“沒看”建立個先進的制度啊,最後還是“要等到”2017才普選。

    2、自詡為“國際主義”戰士

    他們(極多數為唯我獨尊的文明高貴基督教教徒)“沒有”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或者說他們作為一個中國人沒有應有的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美國和日本是民主國家,所以美國和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它們標榜自己是真正的國際主義者。而實質上就是提美國和西方“張目”的美國西方的“代言走狗”罷了。為了讓自己看上去不那麼卑賤,它們選擇“扮演”非常高尚的國際主義者。它們以它們的智商揣度其他人,以為別人會信。面對西方的負面新聞,它們替主人“辯解”道:即使西方有缺點那是神聖民主的小小副作用而已。它們認為美國和西方(主子)“代表”了世界,而它們是“國際主義”戰士,所以美國和西方的國家利益必須得到“徹底維護”。至於美國的民主內涵和西方的民主本質,它們根本不曾去考究。而中國究竟怎樣健康地走向自己的民主之路,它們除了惡毒的“咒駡”和卑劣的攻擊現行政治體系和肆意的“抹黑”國家領導人之外,其餘的它們一概“漠不關心”。

    3、它們是“軟骨類”

    民族大義和民族氣節是它們“非常厭惡”和“恐懼”的字眼,在它們的字典裏“找不到”這樣的詞。它們旗幟鮮明地“支持”它們各自的“主子”,在他們的“主子”面前“奴顏婢膝”,一副“點頭哈腰”蝦米狀。它們根據自己的人生經歷和教育背景,把西方“描繪”成“天堂”,一旦他人稍有質疑就給別人“扣”被洗腦的“帽子”。連西方人自己都承認自己的社會不完美,你們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卻非要說西方是天堂。當你拿西方人的話質問它們時,它們不免又“讚揚”起自己“主人”的謙虛。它們被西方嚇破了膽,你稍微說點像男人的硬話,它們就出來“扮演”苦口婆心的好人勸你冷靜。要不就是直接給你“扣”極端民族主義的“大帽子”,給你們非洋奴潑冷水“潑髒水”。一般非洋奴就是想“平等”的站直了跟西方說話,這點要求都不能讓中國人實現。可見這幫滿口仁義道德的“惡棍”是何其“無恥”、何其“下賤”!

    4、假民主自由,“真軟蛋”洋奴

    “民主自由”是它們的“幌子”,“一己私利”是它們的目的。它們甚至可以放聲高歌“有奶便是娘”的“洋奴進行曲”。
    因此,它們在美國人和西方人面前“搖尾乞憐”的樣子也就不難理喻了。
    它們也用實際行動愛國,但它們愛的“不是”自己的祖國。
    你只要“不同意”它們的看法就“血口噴人”你是黨棍黨衛軍,跟它們不一樣就是內奴。自己是“洋奴”,跟它們不一樣就是內奴。

    5、 普世價值是它們永遠的“招牌”

    “民主自由”是人類社會永恆的主題。曾幾何時也成了“(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們手裏一塊最有效的招牌。它們把它們的產品──出賣國家和民族利益,“巧妙”地貼上了“民主自由”的標籤。對於一少部分缺乏鑒別能力的人,不能說它們的產品沒有一點誘惑力。它們這些雜碎拿著自己認為的金字招牌到處“掛洋頭賣狗肉”。

    6、“反腐敗”是它們新的招牌

    人民對腐敗現象深惡痛絕,“洋奴”們則覺得有機可乘。所以“(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們也反腐敗,但它們“不是”為了反腐敗而反腐敗。真正的愛國人士反腐敗是為了建立健全的國家機制,使國家加快走向強盛。而“漢奸”們的反腐敗則有著本質上的區別,它們的規律是:
    反腐敗——> 反對執政黨——> 反對自己國家——> “吹噓”自己的(主子)宗主國(美國、日本)——> “出賣”自己國家的國家利益給它的宗主國(美國、日本)。
    所以,結論是:“洋奴”的反腐敗是為了博取大眾的同情和共鳴,以“掩蓋”它們“出賣”中國國家利益的可恥罪行。本來就事論事,而這些雜碎卻無端將很多“不相干”的事情和人物聯繫到它們“截取”的事實中,“利用”大眾反腐敗的心理宣傳自己的主張。同時還“不斷挑撥”是非“離間”各地各階層。為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做準備,甚至直接“潛伏”個輿論陣地為“洋奴”及其主人搖旗呐喊加油助威。

    7、“洋奴”始終處於忐忑不安的尷尬境地

    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洋奴”們深知自己的處境,只是由於環境的不同,“現代洋奴”仿佛更加理直氣壯了似的。二戰時的“洋奴”做的是直接對國家利益和人民血淋淋的傷害,是顯性的;“現代(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做的也是直接對中國國家利益和大眾血淋淋的傷害,是“隱性”的。
    “(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們惶惶不可終日,惟恐其可恥行徑的暴露。一旦有人觸及其靈魂痛處,它們往往是內心驚恐不安,外表正義凜然拘理力爭,並且馬上將別人冠之以“憤憤”、“專制”、“不民主”“五毛黨”等“大帽子”,加以“醜化”和沒有底線的“不斷攻擊”。甚至有的在極度不安之下病態成“歇斯底里”,它們或“斷章取義”的“狡辯”,或乾脆破口大駡,種種醜態不一而足!它們不斷用誇張的詞語和“栽贓的手段”攻擊污蔑陷害非洋奴,只能說上帝要滅亡它們。於是乎先讓它們瘋狂。

    8、“(動態價值觀)洋奴”永遠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選擇性失明”

    “洋奴”不是沒有雙眼。和人類一樣,它們也有雙眼。但與普通人不同的是,它們的雙眼有一種“特殊功能”,我給它們的這個“特殊功能”起個名字──“(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選擇性失明”。也就是說它們看待事物都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選擇性(動態價值觀)”的,永遠是從事實中“截取”“自己需要”對自己有利的(一小)部分以期用來增加自己言論觀點的說服力。它們“(封鎖)禁止”任何人“揭穿”它們根本站不住腳的言論,其實這也是“符合”“(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強盜邏輯”的行為。只是它們“表演”的太拙劣,反而讓自己陷入被動。
    歐洲每年都“騷亂”而且還死人,可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從來選擇“無視”,選擇“緘默”。你做“洋奴”就做,你為何來說中國不是。
    中國不騷亂你說是高壓,中國萬一有了你們就興高采烈爭相圍觀。然後就不斷“放大事實”與根本不相干的東西“牽強附會”的聯繫起來,以便讓自己的“混帳邏輯”更有“欺騙性”。

    9、不斷強調中國人身份 還時不時妄圖“代表”“我們”

    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雜碎”最讓人不齒的就是明明是個“西方走狗”卻還“裝”自己很愛國。“模仿”魯迅等人的口氣“頤指氣使”驕橫跋扈。你拿它無法辯解的事實去質問,就“狡猾”的“偽裝”成不合你一般見識的老實人。把自己“裝扮”成中國的良心,
    你這麼有“良心”,當中國領土被他國竊據的時候你們“怎麼”緘默。那個(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長平“滿嘴”普世價值,為何在中國大使館被它主人炸了的時候“選擇沉默”。
    你“平常”不是總要言論自由嗎?怎麼中國人死了你都“不關心”,
    你不是尊重人權嗎?生命權難道不是人權嗎?
    你質問,他就“逃避”。最後來個不痛不癢的解釋。“以免”別人繼續質問到時候被撕下了好人的“偽裝”露出“洋奴”真容遭人唾棄。
    在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的文章裏,有個巨大的驚人相似。就是喜歡“言必稱”我們,總“喜歡”用集體名詞,覺得自己“佔據”道德優勢。“有資格”點評世間的萬物。在公民社會,任何人都是因個體而存在,總是“鼓吹”西方那一套,卻連這個(最基本的普世邏輯)都“不清楚”。你就是你,你就代表你。沒有合法的他人授權你有“資格”代表誰?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自己覺得用這樣的口氣可以“欺騙大眾”讓大眾陷入自己設計好的“圈套”成為自己“洋奴”陣營中的一員。只能說“洋奴”的主人會很失望的,畢竟西方金融危機了,沒那麼多錢搞崗前培訓了。難怪現今的自由派洋奴自己砸自己招牌。

    10、中國有原罪

    在“(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心裏,中國做什麼都有罪。
    西方可以幹的事情,中國就不可以幹。
    西方人排獎牌榜,那是因為西方重數字重調查研究。中國看重獎牌榜就是舉國體制的罪惡造成的扭曲心理。
    中國有些項目不錯,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就說都是舉國體制的結果沒什麼。要是說到中國不擅長的專案,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又說那是中國人種不行。
    中國的企業不建立工會,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說沒人權。當中國企業建立了工會要求外資企業建立工會時,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說破壞投資環境歧視外國企業。
    中國企業出去買資源,“(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說那是有政治目的的非正常行為。哪個汽車不用石油,用石油就叫有特殊目的。外國企業鯨吞中國戰略資源,中國開始管制,這些人又說中國搞保護主義。美國西方甚至印度搞那麼多次貿易保護主義你們(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怎麼緘默呢?難道那些被外國保護主義傷害的中國企業的員工的就業生存權不是人權的一部分嗎?
    你要是把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逼急了,“(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就說西方那是(貪婪失敗)民主社會政府要對自己國家負責。難道中國的資源就應該賤賣嗎?中國天生就是劣等嗎?
    有的“(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還會說,西方有些不對,但中國不應該學。西方對中國非禮,中國不反抗,難道就一直忍氣吞聲嗎?你如此質問“洋奴”,(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又會說中國。
    總之就一條“原則”,西方“特殊”、中國有罪。
    中國這個罪還是“原罪”,是永遠無法洗刷的。

    文/天平居士

    2011-11-21


  37. 2011/11/23 於 08:48 patchpieces

    【“對全世界宣揚強制經濟自由化教條福音”的美國其任何國內戰略性產業絕對不會讓中國資金購買入股(百般設限刁難、並妖魔化中國以千方阻撓);反之,願意讓中國資金購買入股的任何產業則多半是請君入甕(坑殺凱子)的美式龐氏騙局的垃圾毒資產】

    中投負責人已被美國洗腦
    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中投)

    著文/馬耀邦(加)

    2010年11月5日 (林賢劍譯、林小芳校)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進一步融入全球化和全球經濟一體化。隨後,中國成為美國跨國公司最喜歡的外包目的地。由於成為世界工廠,張開雙臂歡迎投資,中國積累了大量的美元資產。中國的外匯儲備已從2003年的4000億美元增至2008年的近2萬億美元,在五年時間裏翻了五倍。傳統上,全世界的央行投資其美元資產的唯一途徑是購買美國國債,因為美元是事實上的世界儲備貨幣。然而,2007年,中國成立了中國投資公司(CIC),以分散投資其龐大的美元資產。中投公司是一家國有投資公司,也被稱為主權財富基金。

    雖然阿布扎比投資局、新加坡的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和淡馬錫控股公司等主權財富基金已存在幾十年,但中國的第一隻主權財富基金設立後不久就敲響了華盛頓的警鐘。美國國會議員特別關注的是,中國投資公司的投資活動可能對美國金融市場和經濟產生不利影響。他們提出該安全問題,是基於如下信念:中國可能會利用該基金,來推進其地緣政治目標。他們認為,中國試圖分散其外匯儲備,不只是限於投資美國國債,這是中國的最終目標之一。突然間,主權財富基金全部被美國的媒體描繪成“規模令人恐懼的大”。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的經濟學家布拉德•塞斯特(Brad Setser)宣稱,“主權財富基金的崛起代表了權力從美國向一組國家的轉移,這組國家是不透明的,不是民主國家,也不一定是美國的盟國”。2

    然而,隨後發生的事件證明了這些擔心是毫無根據的,其表達的憂慮是毫無必要的。「中投」的既定目標“是進行長期投資,在可接受的風險範圍內,努力實現股東利益最大化”。1帶著獲得可觀的金融回報的目標,中投以30億美元購買了黑石公司9.9%的股份,黑石是華爾街最大的私募對沖基金。

    在美國,“對沖基金”在“不受監管”的環境下運作,致力於賣空和衍生期權等各類激進的交易策略,經常運用槓桿以實現絕對的高回報。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期間,據說,對沖基金的拋售是造成股市崩潰的一個重要因素。更重要的是,“對沖基金被指控加劇了社會危機,並造成了重大的社會危害,”2因為很多美國人的養老基金由於投資於對沖基金而損失慘重。

    對於中國,投資於對沖基金,也證明是同樣的不幸,因為中國投資于黑石的結果是災難性的,中國30億美元投資的帳面虧損一度超過了85%,也就是高達25億美元。有人會問,為什麼中投,一家國有投資公司,願意投資重金于黑石這樣的投機性風險企業,為每股支付如此高的價格。

    由於在“黑石集團”的投資上遭受了慘重的損失,人們會認為「中投公司」可能已經汲取寶貴的教訓,將避免對美國金融業的投資。
    令人驚訝的是,“2007年12月19日,中投向「摩根士丹利」投資50億美元,在這之前不久,該金融公司宣佈將減記94億美元的抵押貸款投資虧損。”3可以肯定的是,長期以來,摩根士丹利都受到指責,其“實踐偷盜式金融”,是“金融巨鱷設計越來越複雜的證券的野蠻場所。”4

    到2006年,豪伊•胡布勒(Howie Hubler)成為「摩根士丹利」的明星債券交易員,因為他的團隊製造了近10億美元的利潤,也就是該投資銀行20%的利潤。但胡布勒不再滿足於為摩根士丹利工作,因為華爾街最好的和最聰明的交易員都加入對沖基金,在那裏,他們可以獲取數以億計的利潤。為了留住胡布勒,摩根士丹利與他簽定了一份特殊的協議,讓他管理其自營交易團隊。胡布勒下了一筆巨額賭注,賭3B級次級抵押貸款會違約,購買了價值20億美元的信用違約掉期。胡布勒肯定,一旦該貸款違約,這個投資組合就會產生20億美元的利潤。問題是,他的違約掉期頭寸每年的保費耗資2億美元。為了沖銷他的成本,胡布勒開始銷售風險較小的3A級次級信用違約掉期。不過,為了沖銷他2億美元的保費,胡布勒不得不賣掉十倍的3A級次級信用違約掉期,因為3A級的保費只有3B級的三分之一。這些交易全部完成後,胡布勒購入的3A級次級信用違約掉期總額結果是價值高達160億美元,在“摩根士丹利的內部報告中登記為實際上無風險。”5在這方面,我們想指出,金融欺騙是華爾街的遊戲,“二十多年來,債券市場的複雜性有助於華爾街的債券交易員欺騙華爾街的客戶。如今導致債券交易員欺騙自己。”5

    事實上,胡布勒的賭注,最終耗費了「摩根士丹利」一筆鉅款,他是“一個臭名昭著的人,在一筆交易中就虧損90億美元,有史以來的最大一筆虧損”。6“豪伊•胡布勒的虧損是其簡單下賭注的結果。胡布勒和他的交易員認為,他們是一班精明的傢伙,來到地球上是為了充分利用市場的低效。相反,他們只是促成了更多的低效。”7然而,豪伊•胡布勒不是華爾街最笨的傻瓜。3A級信用違約掉期的其他買家包括日本瑞穗金融集團和瑞銀,瑞銀在美國次貸危機中損失了374億美元。不論怎樣,胡布勒的虧損“可以肯定是華爾街歷史上最大的一筆自營交易損失。”7但最令人不安的是,“摩根士丹利沒有任何人說得清楚,豪伊•胡布勒承擔了怎樣的風險,胡布勒本人也不知道。”7

    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即便在「摩根士丹利」宣佈其遭受了90億美元的交易虧損之後,中投公司還是購買了該投行50億美元的股份,中投是否清楚摩根士丹利對風險的考慮。

    巧合的是,中國的這筆投資正好發生在主權財富基金——阿布扎比投資局收購花旗集團75億美元的股份之後。在金融崩潰期間,主權財富基金將注資入破產的花旗集團、「美林」和「摩根士丹利」等美國銀行,確實為美國金融市場的穩定提供了資金源泉。然而,華盛頓的一些觀察家並不感謝這些主權財富基金的幫助。相反,他們認為,來自中國的流動資本是一種潛在的風險,並呼籲“集體地努力,建立國際統一的標準,來指導政府對其跨國投資的管理。”3

    因此,美國國會通過了“2007年外國投資與國家安全法”,該法規定,對於外國的任何投資交易,只要其可能導致外國控制“關鍵基礎設施,可能損害國家安全”,就要實行強制性調查。3該法要求,在調查後,國會將對外國政府控制的交易實施額外的監管並提出詳細的報告。然而,儘管該法已通過,“還是有些評論家不相信,新法律在面對新興的主權財富基金所帶來的風險時,能夠充分地保護美國”。3因為它沒有解決經濟安全問題。有些人想實現與中國的互惠,他們建議,美國金融服務監管機構“應該考慮當前美國金融機構在中國被禁止的業務和活動是否也適用於美國。”3

    對於中國主權財富基金所帶來的經濟和安全風險,華盛頓可能誇大了其擔憂,因為中國政府已經決定,中國投資公司“將不會投資於某些敏感的領域和市場。”3北京認為,華盛頓和其他國家“可能試圖以中國創建主權財富基金為藉口,採取針對中國經濟的保護主義措施。”3換言之,貿易和出口,而非投資,是中國議程上最重要的議題。

    因此,中投公司的投資戰略就是“最大限度地提高其投資回報率,”3“本公司的主要目的是贏利。”3為了努力確保華盛頓無須擔憂對美國公司收購的可能性,中投公司董事長2008年赴華盛頓宣佈,“中國將主要投資於資產組合,而不是單個公司。”8“中國無意於獲得任何公司的控股權,它將是一個‘良好的企業公民’,不會投資於破壞環境、浪費能源或生產煙草的公司。”8

    顯然,中投公司的投資戰略與西方跨國公司的恰恰相反,西方跨國公司已加強其控制中國經濟所有部門的努力,從製造業、消費品、保險、電信逐漸進入銀行業。沒有一家跨國公司滿足于成為中國一家企業的小股東。許多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先是作為合資夥伴,很快就會通過購並的方式,成為控股方或獨資方,而本地的合作夥伴完全退出。

    隨著“2007年外國投資與國家安全法”的通過,華盛頓將中國的投資置於嚴格的審視之下,與美國不同,中國張開雙臂歡迎外國直接投資,西方跨國公司,尤其是美國公司,正日益控制中國經濟的關鍵部門。“由於中國政府投資於基礎設施(鐵路、港口、航空運輸等),跨國公司擴大了其在動態的市場部門中的角色。中國的21世紀戰略逆轉了美國19世紀的外國投資戰略,將最有利可圖的行業交給外國資本,而中國國庫為高成本、長週期、大規模、低回報的基礎設施提供融資。”9

    2010年,中投公司總經理說過一些驚人的言論,他表示,“中投公司的動機就是利潤,而不是國家利益”,“認為中投和中國國有企業作為一個統一的整體,合作在全球尋求自然資源的思想,是完全錯誤的。”10

    這使人們要問,中投是為誰贏利呢?中投公司輕率地冒險投資于救助黑石和摩根士丹利等華爾街公司,已招致巨大的損失。事實上,2008年9月17日,在中投向摩根士丹利注資不到一年時間之後,摩根士丹利正面臨困難,其股價下挫42%。此時,美國財政部長亨利•保爾森,將摩根士丹利交給摩根大通,不需任何費用。對於中投管理層,這必定是痛苦的經歷,並引起陣陣恐慌。令人遺憾的是,雖然中投好意提供資金來穩定美國金融市場,但其得到的全部感謝是嚴密的審查,其在美國的交易受到懷疑和恐懼的對待。11

    中投公司投資于黑石和摩根士丹利等美國金融機構的唯一目的,是從事投機活動,而不是投資於造福全球經濟的生產性資產。中投公司的投入資金是美元資產,即便這些資產帶來高回報,也只是美國金融體系的一部分,只能造福於美國金融資本。最令人驚愕的是,中投總經理高西慶公開對外國媒體宣佈,他的公司不是為中國的國家利益服務的。難道它是為外國利益服務的嗎?最惡劣的是,中投董事長和總經理聲稱要追求的所謂“利潤”,甚至不能使用於中國的國內經濟。這些利潤不能為中國和中華民族帶來任何好處。這裏存在中國的開放政策問題:高西慶先生一直被稱為“中國舉足輕重的人物之一”10,在政府最高層如高先生這樣的人士,在追求利潤的名義下,毫不關切中華民族的福利和中國的國家利益。

    這些精英都已在美國的大學得到洗腦。他們都認為,美國的投資銀行作為華爾街的驕傲,是最富有魅力的企業。殊不知,在現實中,這些銀行的日常活動主要是在世界上最大的賭場上相互對賭。

    注 釋:

    1. China-inv.cn: “China Investment Corporation”.

    2. Universia Net: “Hedging Their Bets: How Hedge Funds Can Curb Critics and Avoid Regulation”.

    3. Martin, Michael F.: “China Sovereign Wealth Fund”,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June 22, 2008.

    4. Truell, Peter: “Ex-Salesman’s Book Gets a Chilly Morgan Stanley Review”, New York Times, October 8, 1997.

    5. Lewis, Michael: The Big Short, w.w. Norton & Company, 2010, PP. 203-207.

    6. Madreck, Jeff: “At the Heart of the Crash”,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une 10, 2010.

    7. Lewis, Michael: The Big Short, w.w. Norton & Company, 2010, PP. 215-218.

    8. Weisman, Steven: “China Tries to Reassure U.S. About Its Investing Plans”,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 2008.

    9. Petras, James: Rulers and Ruled in the U.S. Empire, Clarity Press Inc, 2007, P. 146.

    10. Perkins, Tara: “China’s Investment chief to Canada: Fear Not”, Globe and Mail, October 19, 2010.

    11.Wikipedia: “Morgan Stanley”.


  38. 2011/12/05 於 11:14 patchpieces

    《美國雙重圍堵 中國如何破局?》

    一、美國“重返亞洲”,中國面臨“嚴冬”

    美國正在高調“重返亞洲”。
    其實,美國“從來就沒有”離開過亞洲。
    “所謂”重返,無非是“發出”一個強烈信號:這一回,美國要真正開始重視亞洲了。
    此前,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美國通過“廣場協議”,成功地“扼殺”了日本崛起的勢頭後,亞洲的新興國家在美國人眼裏都不過是它“予取予奪”的提款機而已,不再有誰是它的挑戰對手。  

    但是,過去二十年,風流水轉,中國起來了,特別是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歐元啟動,恐怖主義,中國復興,
    這三大因素開始有可能危及美國人的世紀夢想:連續兩個百年的“美國世紀夢”。  

    為此,美國人窮十年之力,擊斃了本•拉登,“象徵性”的結束了“反恐戰爭”;又“通過”(引爆)歐債危機使歐元陷入一時難以自拔的困境。
    接下來,還“剩下”一個麻煩,那就是中國。

    當美國經濟遭金融危機重創,使盡渾身解數也無法將經濟拉出泥潭時,美國人別無選擇,不得不拿出自己曾經屢試不爽的“老招數”:我的日子不好過,那我就折騰別人,讓別人的日子比我更難過。最後,水落石出,相比之下,還是我的日子更好過。

    於是,奧巴馬和他的團隊頻出“陰招”,在西太平洋上空演出了一連串令人眼花繚亂的“政治雜技”。先是通過“(自導自演)天安號事件(悲情苦肉計)——延坪島炮擊——黃海軍演”以及“釣魚島事件”,把本已有離心傾向的韓、日兩國一邊倒地拉向美國,
    “穩住”東北亞的陣腳後,又掉頭南下,“挑唆”和鼓動越南、菲律賓在南中國海反復滋事;
    恢復對臺灣出售武器;
    向緬甸政府釋放“善意”,在原本關係不錯的中、緬之間打進楔子;
    跟新加坡談判部署沿海快速艦基地問題;
    在澳大利亞建立一個駐紮2500名海軍陸戰隊的軍事基地;
    與印度建立“戰略夥伴”關係。

    在打完這一系列地緣戰略的“組合拳”之後,真正富有深意的戰略動作也跟著出臺,那就是“主導”甚至主宰亞太經濟。因為在美國人看來,一切戰略利益,最終都要表達為經濟利益,而經濟利益的獲得只能通過財富的轉移來實現。環視全球,受美國經濟影響和歐債危機拖累,大多數國家的經濟都表現低迷。只有亞太地區,由於有漸成地區經濟火車頭的中國“牽引”,尚具活力。對美國來說,無論是讓自己“經濟脫困”,還是要把亞洲財富最後變成美國的財富,都必須刻不容緩地向亞太“開刀”。因為如果現在不動手,等到亞洲國家圍繞中國重新排起新的雁陣時,美國想做什麼,恐怕都為時晚矣。

    一不做,二不休。奧巴馬和希拉蕊“輪番出擊”。極力“架空”甚至廢棄已存在了近二十年的“APEC”機制,然後,”借殼上市“,把原本默默無聞的“TPP”(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變成美國主導乃至主宰亞太經濟的”新平臺“,為亞太經濟”重新定則立規“,意在用其將亞太國家一網打盡,獨獨把中國”排除在外“。

    有評論一針見血地指出:

    “美國為什麼要力推TPP?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克林頓曾明確表示,把推動TPP作為美國重返亞洲戰略的重點。美國試圖以TPP為突破口,建立以其為主導的橫跨太平洋的亞太經濟合作體系,並由此建立美國主導的”亞太自貿區“,進而贏得全球的戰略優勢。
    TPP談判“出現”的背景是,亞太特別是“亞洲區域經貿合作”進展迅速。美國一方面不願錯過亞太經濟發展良機,同時也希望通過“設置”一定“規範”繼續主導這一地區未來政治、經濟等格局的變化。”

    所有這一切,只有一個目標,“劍指中國”。
    對滿懷熱情擁抱全球化,“以為”可以通過市場經濟話語,與美國和西方這些意識形態語境不同的國家,找到共同話題的中國來說,無異於兜頭一盆涼水。

    當切分財富蛋糕的遊戲變成一場零和遊戲,你的獲得就是他的失去時,共同的語境就只能是赤裸裸的“叢林法則”的殘酷對話:
    依據美國在過去兩年間對中國所做的全部“動作”來判斷,不難得出一個結論:環繞中國的地緣戰略和經濟戰略的雙重“嚴冬”正在來臨。中國,必須做好“過冬”的準備了。

    二、美國為什麼要對中國出黑拳,下狠手?

    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海嘯”並沒有過去。美國經濟今天“遠不是”尚未復蘇的問題,美國次貸的第二個“債務違約”期已經開始,而2007——08年次貸危機中“被掩蓋”的美金融機構的“有毒資產”也陸續開始釋放。
    這對美國經濟復蘇是一個沉重的牽制和打擊(中國亦不能倖免。因為這一輪危機會導致美國經濟進一步衰退,再通過貿易聯繫傳導,使世界貿易整體衰退,從而導致中國的外需萎縮,壓抑中國經濟增長),也是美國政府“極力”在歐債問題和南海問題上“做文章”的重要原因。因為美國政府“不希望”全球視線過分“聚焦”在美國遇到的“麻煩”上,從而“動搖”對美元和美國的信心。

    美國債務上限問題的艱難解決,雖然讓美國也讓全世界的債主們鬆了口氣,但誰都知道,這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尤其“解決不了”美國仍須靠“借債度日”的本質問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報告指出:美國國債已占其GDP的99%,預計2012年將達到103%。美國財長蓋特納承認,美國政府每花1美元,其中就有40美分是借的。包括國債在內,美國公、私債務總額已高達55兆(萬億)美元,人均負債17.6萬美元,家庭平均負債67萬美元。而美國年度稅收僅約3萬億美元,中等家庭年均收入約5萬美元,這說明美國已深陷入不敷出的債務困境。)因為這一問題與美國是靠(美元霸權)向全球輸出美元這一“方式”生存聯繫在一起的,這一“特裏芬難題”是美國經濟愈來愈解不開的死結。

    造成美國經濟今天這一局面的是美國從“(1944)佈雷頓森林體系”建立到解體後這大半個世紀裏,由於掌握了國際流通貨幣的金融高端優勢,而逐漸放棄了對那些處於低端的實體經濟的眷顧。美國之所以過去四十年裏把大部分中低端製造業當做“垃圾產業”轉移出去(只把高端技術產業和高附加值產業保留下來),是確信可以通過全球信任(依賴依附)的美元(霸權)體系使新興國家成為為其廉價提供中低端產品的加工廠,說白了也就是為掙美元(白條)給美國“打工”。而當美國為脫困不斷實施“量化寬鬆(債務貨幣化)貨幣政策”,濫發美元,使美元越來越弱勢,美元的信用也日益受到普遍質疑時,美國人那種即使沒有“實體經濟”,單靠“虛擬經濟”也能過好日子的局面,就難以為繼了。

    現在,金融危機的引爆和發酵使美國靠“輸出美元、轉移全球財富”的“模式”已不可持續,這意味著“華盛頓共識”的“不可持續”。
    眼下,看不出美國能夠拿出新的以美國和美元為中心的新模式繼續“忽悠”整個世界。美國今天所做的一切都還是在拼命維護和“挽救”這一“模式”。因此對其前景的預期是悲觀的。

    在這一“本質性問題”得到根本性解決之前,奧巴馬所許諾的“再工業化”和“五年內出口翻一番”的目標,都將是畫餅充饑。

    這首先是美國“勞動力成本”過高,而各類工會為了自身利益又都不肯降低從業人員工薪(這次NBA勞資雙方工薪大戰就是最新例證)。如果美國“產業空心化”這一致命現實不能從根本上得到扭轉,美國的衰落就幾乎不可避免。這不是通過“玩弄”“壓人民幣升值”這種“偽命題”就能解決的。
    因為美元要獲得“全球結算貨幣和儲備貨幣”這一地位(只有獲得這一地位才能帶來美元霸權),美國只能通過貿易方式向全球“輸出美元(轉嫁成本及債務)”。這也就必然造成美國的貿易逆差。這一“特裏芬問題”既是美元的天然優勢,也是其天然缺陷。其優勢是美國可以通過輸出“綠紙”而廉價獲得全球的產品和資源。其缺陷就是如此一來美國只能使自己長期處在貿易逆差狀態。這意味著美國即使不從中國獲得產品(也就不存在美中貿易逆差,當然也就談不上操縱人民幣匯率問題),也必須從其他國家獲得替代產品,仍然解決不了其逆差國地位的問題,當然也就無從解決其國內民眾的就業問題(因為其民眾不可能都就業于高端產業,而一度達到的70%就業人口從事金融和金融服務業的“盛況”,也由於金融危機的爆發,金融業的蕭條而不可能重現)。
    這種自己臉醜怪鏡子的做法,對解決“美國病”於事無補。就此意義上說,金融危機暴露出來的“美國病”,是本體性的,起碼是“結構性”的,而不是一般的決策失誤或監管不力。這一“根本性”的缺陷恐怕只有美國放棄美元霸權,放棄美元一僕二主的矛盾地位,讓位於“世界元”才可能一勞永逸的解決。這就意味著壓人民幣升值“真正的目的”是,美國寧可轉向其他國家尋求替代產品,也要給中國出口依賴型經濟以“打擊”,因為那些可以為美國“提供”替代產品的(次殖民)國家無一個可對美國的霸權地位提出挑戰,而這正是美國上層最擔心的事情。
    所以,打擊中國是“目的”,解決其國內就業只是“幌子”。因為兩個目的只能實現其一,那就是打擊中國,就業問題是根本解決不了的。美國國會的議員們肯定明白這一點,只是拿中國產品搶了美國人的飯碗“(卸責)說事”罷了。

    既然如此,中國應明白美國的“用心”,做好“徹底下車”的準備,不必再與美國打口水仗。因為中國“必須認清”,美國的那些國會議員極力推進這一議案是鐵了心的,不惜一切代價也要“阻止”中國經濟增長(帶動中國國力、軍力的增長)對美國的霸權地位構成最終的威脅。
    明白了這一點,中國就應該丟掉一切“幻想”,只能與美國進行冷靜的合作和清醒的博弈。

    三、如何脫困,美國還需要一場戰爭

    無論我們現在如何不看好美國的未來,現在仍必須清醒地看到,即使在美國金融危機如此嚴重,美元霸權可能崩潰的情況下,美元的地位眼下仍無一種貨幣可以替代。國際大宗商品交易和一般貿易,仍“擺脫不了”美元結算的慣性力。(國際清算銀行資料顯示,全球每天發生的國際貿易中有86%涉及美元結算。)
    美國也充分瞭解這一點。因此,為“擺脫”這種困境,繼續延長自己的霸主地位,給自己贏得“舔傷”的時間和空間,美國當然要想辦法拉其他國家為其分擔風險,同時給一些國家“製造麻煩”和難題,讓所有這些國家“顧不上”指責美國、懷疑美國、甚至對付美國。這是美國的一大“策略”。
    歐債危機、南海問題、北非中東變局,都是美國在下“先手棋”,四處“布子”,給不同的對手“製造”不同的麻煩。

    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一直在努力克服危機對其經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帶來的沉重打擊,尤其是努力擺脫全世界對美元信心下降的不利局面。美國需要大量的“美元回流”支撐其國內經濟的“流動性”。“吸引”美元回流美國的辦法,一是靠美國高科技支撐的高回報率的投資環境(這一點現在已沒了指望),另一點就靠發行美國國債(美國國債利率雖低,但相對安全,且幾乎沒有上限,想買多少買多少,但債務上限的風波,也讓世人對其償債的前景產生越來越多的疑慮)。
    對美國人而言,自從踏上美元霸權道路之後,其經濟就已成為一種“信心經濟”,只有世人對美元信心充足,相信美國的國家信用,才會讓更多“美元回流”美國,給美國經濟賴以為生的的“信貸(信用債務)模式”引入活水。
    儘管美國的兩任財長以及貿易代表、聯儲主席都跳出來“發出”利好信號,但是美國實體經濟振興道路艱難,金融改革進展緩慢,就業、市場的實際情況都不盡如人意,兩輪量化寬鬆(債務貨幣化)政策使用過後經濟仍未見起色,且反而讓世人對美元兌水大為不滿,更加擔心。
    美國巨額國債又牽動國際關注,國家信用面臨質疑,這些問題都無法令人看好美國經濟的復蘇前景。無法提振世界對美國的信心,無法恢復人們對美元的信心,這讓美國非常難堪。

    在這種情勢下,美國將會做什麼?美國還能做什麼?
    也就是說,美國最有可能通過“什麼辦法”讓自己脫困?

    我認為不外乎三種方式脫困。

    其一、在最理想的情況下,是“技術脫困”,就像當年美國人用IT業引領全球經濟,讓自己賺的盆滿缽滿一樣。
    但眼下,這種前景似乎很“渺茫”。除非美國能在能源技術上獲得突破,則可能一舉解決許多麻煩,美國將重新鳳凰涅槃,所以,我們對美國在能源技術上的任何進展都應保持關注和警惕。因為在能源日漸緊張的情況下,誰能掌握新的能源技術,誰就可能控制世界的未來。如果美國掌握了這種技術,就可能使全球經濟重新翻盤,確保美元地位不可撼動。

    其二、是“賴賬脫困”。
    對這一點,我們尤其要特別警惕,提防美國繼續在美元上“做文章”。不能排除這樣一種可能性:美國在未來一段時間,繼續超發美元,讓美元的信用爛到極點,再借助其世界第一的黃金儲備,突然宣佈部分恢復金本位制,讓美元重新與黃金掛鈎,從而“重新”為美元定值,藉以達到與舊美元“脫鉤”,“金蟬脫殼”,公然赤裸裸“賴賬”的目的。但這一步棋是雙刃劍,傷害別人,也傷害美國自己,不到萬不得已,無路可走時,美國應不會出此下策。

    其三、就是“戰爭脫困”了。
    通過戰爭既拉動美國經濟,增加就業機會,擺脫國內壓力,又在國際上重新為美元樹威。用戰爭對大宗商品價格特別是能源價格產生決定性影響,從而對國際投資環境及經濟佈局重新洗牌,改變國際資本的投向,使美國最終成為受益方。
    眼下看,美國人的下一個打擊目標最接近水到渠成的是目標是敘利亞。
    最有可能打擊的目標是伊朗。
    最出人意料的打擊目標將是委內瑞拉。

    四、內在的穩固和強大是應對美國挑戰的最有力武器

    歐債危機動搖了人們對歐元區經濟的信心,也給歐盟的發展前景帶來了不確定因素,作為單一貨幣的歐元對美元儲備貨幣、基準貨幣的“挑戰”也就大大“減弱”。對此,當我們看清美國的這種“大戰略”後就必須儘早研究和部署真正管用的對等戰略和見招拆招地應對之。

    首先,作為一個大國,你的外交、軍事這兩隻輪子必須相互配合,要善於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不能在國際舞臺上只有一個表情。
    最近幾年,“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這種“論調”的提出者自有其“意圖”,但客觀說來,“中國威脅論”也並非完全抹黑中國。因為你近年來體量急劇增大、體能快速提升,別人自然會有壓力,這幾乎是每一個大國崛起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情況。
    面對“中國威脅論”論調,我們以往採取的“方式”是不斷做解釋:我們不威脅他人,我們是和平崛起,但這種宣示“收效甚微”。別人對你自然會有他的固有看法甚至“偏見”。你想用宣傳去消除他們這種看法和偏見是很困難的。既然如此,你索性就少在這方面下功夫,不妨“該強硬的時候強硬一些”,讓那些持“中國威脅論”,想給中國製造麻煩的人習慣中國“威脅”的存在。

    就此意義來說,我國首艘航母的出現肯定會在那些“中國威脅論”的想法上加上一個極有分量的砝碼。因為中國的安全不能依靠驅逐艦來維繫。我們還需要“大傢伙”和“硬傢伙”。隨著中國經濟全球化的參與度提高,中國有大量的海外利益需要國家力量的保護,中國又是資源進口大國和能源消耗大國,國際通道的暢通和安全對中國未來發展的意義非比尋常,需要有更多的利器保護我們的商船和海上生命線,同時也承擔相應的國際責任,向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
    就這一點而言,中國擁有航母會是治療“中國威脅論”患者,讓他們脫敏,也給他們帶來相應利益的好藥方。
    其二,對於那些一心想給中國“製造”麻煩者,中國不妨像美國那樣,也下先手棋,給“麻煩製造者”製造麻煩。
    我們這些年一直強調國內穩定“不折騰”,這是對的,但這並不意味著在國際上你也完全“不折騰”。比如在東海或南海方向,在外交和動武之間,有巨大的灰色地帶可以讓你有所作為。當然,必須強調的是,在如何“作為”上,要動腦子,講智慧,而不是蠻幹。美國這些年對中國“(設陷埋地雷)佈局下棋”,打擦邊球,動了不少腦筋,做了不少手腳,很多做法值得我們好好玩味和借鑒。

    其三,中國需要用好手中“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一票,可以多投否決票和贊同票,少投棄權票。
    要把否決票和贊同票做為組合拳來打。從聯合國決策機制來看,否決票或贊同票都體現為加一票或減一票的力量,而棄權票則“無法顯示”這一票的立場和力量。
    中國要儘量減少投棄權票,從而避免在別人眼裏,你就是個零(廢物)。你可以在一些問題上先投否決票,然後借此與別人討價還價,在別人接受你的條件後,再投贊同票,通過這一“過程”讓別人明白,中國是它繞不過去的力量,使他們在處理國際問題時不能不考慮中國的看法。

    其四,中國要用好手中巨額的美國國債,把巨量外儲和美債歐債做為戰略武器來使用,“而不是”只考慮它的安全性或投資回報率。
    乍一看,中國買美國國債是不得已而為之,是被美國所綁架,其實並非完全如此。巨額美元國債實際上令中、美兩國處在一個十分微妙的“互相綁架”的狀態。
    對中國而言,買美國國債易,投資美國難,持有美國國債確實是不得已的選擇;但對美國而言,巨額債務降低了美元的信用,美元信用是美國經濟的生存支柱,美元信用下降,最終會損傷美國經濟本身。如果美國真的違約,中國擁有的三萬億(兆)美元的外匯儲備中約有一萬多億(兆)是美國國債,確實存在損失風險,但這種損失風險是可以估量的,或者說是可控的;
    美國則不然,“違約”就意味著美元信用“瀕臨崩潰”,其基準貨幣、儲備貨幣的地位會大幅下降,進而與(以期貨及各式金融高槓桿衍生性虛擬經濟商品操控)大宗(實體經濟)商品“定價”、國際貿易結算脫鉤,顯然有助於人民幣國際地位的提升。這絕對不是華爾街乃至華盛頓願意看到並接受的。中國的損失在當下,美國的損失則在未來,孰輕孰重?美國掂量得很清楚。這種“互相綁架”使我們擁有了金融戰略武器操作的空間。

    其五,中國要敢於“做負責任的大國”,但我們履行這些國際責任和義務決不是依照西方的指令。
    首先我們要有能力維護自己的安全,並自願向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如中國艦隊在索馬里護航,優先考慮確保本國商船、油輪的安全,並向提出要求的他國船隻提供護航服務;更重要的是,中國要在關鍵時刻為兄弟國家和准盟國有所擔當。從既往經驗來看,對巴基斯坦、俄羅斯等友好國家,各個層面的合作意願需要加以保護和維持,一些問題上要互通聲氣、彼此支持。
    這反過來也會對我們打擊分裂勢力、恐怖主義活動有很大幫助。在今天的國際社會,只有支持了別人,才能得到別人的支持,從而避免孤立。獲得別人的支持沒有免費的途徑。

    其六,加速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減少出口依賴,特別是對美國市場的依賴,使中國經濟面向世界有更強的適應性。
    在完善金融體制,增強金融體制的防衝擊、抗打擊能力的前提下,逐步完成人民幣國際化進程,與貿易對手更多地進行貨幣互換和人民幣結算,是不錯的方法。中國已處於資本擴張期,但資本的輸出不是人民幣、而主要是雖然巨量但畢竟有限的外匯儲備這一點,要有清醒的認識。
    非本幣擴張是不可持續的,而且風險很大。

    其七,必須加大整軍備戰的力度。
    中國周邊群狼環伺,連狼崽子也敢從“龍口奪食”。而更重要的是做好比對台軍事鬥爭準備更大的軍事鬥爭準備。世界大戰打不起來,不等於小戰、中戰打不起來。隨著中國的逐漸強大,戰爭危險不是在減小,而是在增大。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重建“社會公平”。縮小貧富差距是社會穩定、發展的根本出路。
    必須懂得“這一點”如解決不好,就有可能危及到黨和國家的生存。任何時候,內部的穩固都是外部強大的根本和基石。中國這樣的國家,你自己不垮,沒有任何力量能搞垮你。

    文/喬 良 

    2011年11月24日

    刊於《國外理論動態》2011年第12期

    近期文章鏈結:

    喬良:以我山之石,攻他山之玉——讀美軍《網路中心戰案例研究》隨想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112/279036.html

    喬良:美元戰爭還能打多久?    
    http://www.wyzxsx.com/Article/finance/201111/273122.html

    喬良與陳志武對話:金融與國家安全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0/201106/241187.html


  39. 2011/12/05 於 19:07 patchpieces

    歐洲的“高盛政府”–全世界都為國際私人銀行家買單

    文/河清
    2011-11-17

    最近希臘債務危機鬧得紛紛揚揚。前總理帕潘德里歐曾自作主張要在希臘搞一次全民公決,來決定是否接受歐洲一萬億歐元一攬子救助希臘的方案。消息傳來,震驚了法國總統薩科奇及歐美政經界。但幾天後,帕潘德里歐立刻改變了主意,並最後辭職。看起來,不過一個過眼雲煙的小事件,其實是那些躲在暗處的私人銀行家們驚出一身冷汗後的重大勝利。

    根據2011年8月11日法國《世界報》網路版刊載“誰擁有法國國債?”一文:65%的法國國債是由“非法國居民”持有,外國人持有希臘國債比率是71%,外國人持有葡萄牙國債比率高達75%!

    歐洲國債竟然都是“外國人”來購買的。聽上去是歐洲“國家債務”,其實欠的是私人的錢!欠一些不住在該國的私人銀行家們的錢。

    這些私人銀行家們其實這個世界真正的“主人”。他們都是“世界人”,“國際人”,幾乎“沒有祖國”。正是他們製造了“全球化”的口號,以便他們的金融資本“自由”進出各國。
    他們(藉凱因斯主義經濟霸權及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忽悠各國政府搞“赤字財政”,大把借錢,讓各國“濫發國債”由他們購買,等到債務到期各國要兌現付款時,就發生了各國“主權債務危機” !(外國銀行家們也忽悠中國地方政府搞“赤字財政”,大量舉債。今聞滬浙粵發行地方債200多億,必將構成中國社會的一大隱患)。

    帕潘德里歐想賴這些私人銀行家們的賬,壞他們的事,簡直不要命了,他是絕對扛不住的,最終只有服軟。

    說起來是歐洲國家債務危機。歐洲各國已開始實施“緊縮政策”。法國擬將提高增值稅,並增加“旅館稅”。還有輿論要讓中國去“援助”歐洲……
    實際上是這些私人銀行家“綁架”了各國政府和國際機構讓全世界各國政府,也是讓全世界各國老百姓“緊縮”,來為這些私人銀行家“買單”!

    美國人佔領華爾街,大量標牌上指控“貪婪”的“bankers”(銀行家)可謂直指要害。這些私人銀行家不僅是”美聯儲“的真正主人,也是各種”投資銀行“和”對沖基金“看得見或看不見的股東。他們擁有天文數字的金融資本,不僅讓自己的”代理人“控制了世界各主要金融機構,還”控制“了世界的主流媒體,更”影響“著美國政府和世界各國政界。

    而「高盛(Goldman Sachs)投資銀行」是這些私人銀行家中間最著名的合夥機構。郎咸平先生對「高盛」與美國政府的“(水乳交融)關係”有非常深刻的闡述。郎先生也揭露「高盛」當初為希臘政府“做假賬”,搞“掩飾”,希臘借了錢而帳面卻不顯示,最終釀成希臘債務危機(注:郎咸平最初揭露「高盛」為希臘作假帳的“時間點”遠比本部落格帖文當初揭露時的時間還晚)。

    今天讀到法國《世界報》網路版(2011.11.14)刊載馬克•羅什的文章:
    “高盛(金融帝國)——馬里奧•德拉吉、馬里奧•蒙蒂和盧卡斯•帕帕季莫斯之間的連線”一文,指出新任歐中中央銀行行長、義大利總理和希臘總理都不同程度上是「高盛(金融帝國)」的人!「高盛(金融帝國)」的人不僅可以隨便當美國財政部長,還可以讓其“代理人”去歐洲國家當總理!
    這個世界究竟誰當家啊?

    該文提出“歐洲的高盛(金融帝國)政府”的說法,可見「高盛(金融帝國)」對當今歐洲金融界和政界的重大影響。尤其這位馬里奧•德拉吉曾任「高盛」副總裁,2005年出任義大利中央銀行行長,最近又任“歐洲中央銀行(ECB)”行長,這意味著「高盛(金融帝國)」的觸角“直接深入”歐元的中樞系統。

    這裏譯出羅什的文章,以饗讀者。

    《高盛(金融帝國)—馬里奧•德拉吉、馬里奧•蒙蒂和盧卡斯•帕帕季莫斯之間的連線(關係)》

    文/馬克•羅什(Marc Roche)

    倫敦訊:
    “歐洲中央銀行(ECB)”新任行長馬里奧•德拉吉(Mario Draghi),義大利新總理馬里奧•蒙蒂(Mario Monti)和希臘新總理盧卡斯•帕帕季莫斯(Lucas Papademos)之間有什麼“共同之處”?
    他們都不同程度地“屬於”歐洲的“高盛(金融帝國)政府”。
    事實上,這家美國商業銀行(金融帝國)在歐洲“編織”了一個悠久深厚、獨一無二的“影響體系”,借助一個地下或公開的“緊密網路”

    任何競賽都有排行榜。
    一等獎當然要給馬里奧•德拉吉。他在2002-2005年間是負責歐洲事務的「高盛(金融帝國)」副總裁。作為「高盛」股東,他負責“企業和主權國家”。以這個“身份”,他的“任務”之一是銷售可以“掩飾”一部分主權債務的“金融(衍生性黑心)產品”“SWAP”。正是這個”(金融衍生性黑心)產品“”掩飾“了希臘債務。
    第二名是馬里奧•蒙蒂,他自2005年以來是一位國際顧問。
    名列第三的是剛剛被任命為希臘新總理的盧卡斯•帕帕季莫斯。他是1994-2002年間的希臘中央銀行的行長。他是以這個身份參與了「高盛(金融帝國)」”炮製“的”債務作假“行動。而且希臘債務的管理者皮特羅斯•克裏斯托都羅斯(Petros Christodoulos),是「高盛(金融帝國)」的一位前操盤手。

    另外兩個重量級人物在“打壓”歐元的行動中佔據著顯要位置:德國中央銀行前行長奧特馬爾•伊幸(Otmar Issing)和金磚五國(BRICS)概念的發明人吉姆•奧尼爾(Jim O’Neill)。金磚五國是指有強勁增長潛力的新興市場——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
    還有「高盛(金融帝國)」的前總裁、愛爾蘭人皮特•蘇特蘭德(Peter Sutherland),今天依然是其管理者之一。他在“救援”愛爾蘭行動中起到關鍵作用。最後是保爾•戴頓(Paul Deighton),他在「高盛(金融帝國)」呆過22年,是2012年倫敦奧運會組委會的總裁。

    然而在表像之外,在2008年政治金融動盪之前和之中發揮力量的影響網路,今天失去了一些有效性。事實上,那些經驗老道的前中央銀行的銀行家們為了“幕後操縱”而維持的古老同謀顯得不再那麼有用。因為今天的政客們敏感于金融職業者的狼藉名聲,銀行家們被認為要對今天的危機負責。在那些「高盛(金融帝國)」曾經遊刃有餘施展伎倆的地方,而今一系列事件,如希臘債務,針對歐元的投機,法國「高盛」人法布裏斯•圖爾(Fabrice Tourre)捲入其中的“Abacus”醜聞等,讓「高盛(金融帝國)」走到了公共權威的對立面。

    通訊錄的確有用,但僅憑通訊錄在一個複雜而技術的金融世界裏不再足夠。而今新一代企業家們對“投行”不再頂禮膜拜。出發去征服世界的歐洲企業主們,擺脫了「高盛(金融帝國)」風格高等金融的字謎遊戲。尋求股東的增值,要求銀行戶頭的透明以及對外擴張的制約,弱化了“網路效應”。最後,歐洲的顧客對諮詢業的品質和獨立變得更為挑剔,而且不僅是他們,都要求尊重起碼的倫理。

    這正是「高盛」的弱點所在。因為「高盛(金融帝國)」喜歡“安置”自己的人,但卻不想丟下“面具”。因此,那些效忠「高盛(金融帝國)」的人每當接受採訪或實施一項正式使命時(就像蒙蒂在2010年受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之托,去做一項歐洲單一市場的研究),都“隱瞞”他們與「高盛(金融帝國)」的“聯繫”……

    ========================================
    《高盛成了歐洲的新主人》

    文/張茉楠

    中國經濟週刊 2011-11-30

    誰才是歐洲真正的主人?

    近日,德國議會比愛爾蘭議會提前得到愛爾蘭預算報告一事,激怒了愛爾蘭人,愛爾蘭媒體以“德國是我們新的主人”為題表示不滿。然而,英國《獨立報》更爆出驚人之語:“整個歐元區成了一個高盛集團的專案。當一般 人還在煩惱緊縮和就業的時候,高盛系已經在歐元區的權力層進行一場天翻地覆的變革,難道『高盛』成了歐洲的新主人?”

    兩個多月以來,歐債危機愈演愈烈並引發歐洲政壇持續動盪,希臘、義大利相繼變天。無獨有偶,兩國新總理都曾與高盛有聯繫。高盛在金融業的影響力也正由美國伸展至歐洲。

    剛剛走馬上任的歐洲三位要帥在歐債危機和『高盛』之間無一例外都有著十分深的淵源。

    歐洲央行(ECB)行長馬里奧•德拉吉
    2002—2005年間是負責歐洲事務的『高盛』副總裁。作為『高盛』股東,他負責“企業和主權國家”。以這個身份,他的任務之一是銷售可以掩飾一部分主權債務的金融產品“CDS”(信用違約掉期合約) ,正是這個產品掩飾了希臘債務。

    義大利總理馬里奧•蒙蒂
    自2005年以來便是『高盛』的國際顧問。
    而希臘總理帕帕季莫斯,曾擔任過1994—2002年間的希臘中央銀行行長。他以這個身份,參與了『高盛』炮製的“債務作假”行動。而希臘債務的管理者皮特羅斯•克裏斯 托都羅斯,是『高盛』的一位前操盤手。

      當年,為了加入歐元區,『高盛』即為希臘量身定做出一套“貨幣掉期交易”方式,為其“掩蓋”了一筆高達10億歐元的公共債務,以符合歐元區成員國的標準。為了掩飾債務,希臘不得不製造更多的“貨幣掉期”交易,這也進一步加重了希臘的債務負擔,使希臘“深陷”壞賬漩渦而無法自拔,直至釀成債務危機。
    而『高盛』則讓旗下基金一邊做空債務抵押債券,一邊收購廉價的CDS,這樣一旦市場反轉,債務抵押債券價格大幅下跌,CDS價格則會大幅上升,從而獲 取暴利。

    『高盛』正是通過不斷地“製造”風險,再通過風險“轉嫁”獲得巨額套利。

    現在,造成金融危機的金融資本權力居然正在成為解決危機的主導力量?
    歐洲經濟及政治權力界線越來越模糊,政治決策者與銀行家的觀點和目標愈來愈接近,怎能不令人擔憂?

    『高盛』“滲透”歐洲政權是『高盛』與美國政界緊密聯繫的延伸。從上世紀60年代甘迺迪總統執政時期起,一個新的辭彙悄然興起,那就是“華府—華爾街複合體”,用來形容華盛頓高官們與華爾街投資銀行家之間頻繁地互換角色。

    如果說2001年之前,『高盛』與政界的高層輪動大多僅限於美國,此後的10年中,其觸角也伸到了希臘、義大利、英國和澳大利亞等國家,成為這些國家的“金融影子內閣”。

    當前,全球已經建立起了以金融資本遊戲規則制定為主導的全球化體系。經濟、政治、社會、財富分配都圍繞著金融這個軸心而轉動。

    金融資本不斷地製造危機,並可以通過製造危機而獲取高額利潤。然而,一旦金融資本與權力資本結盟,那麼它就不是“大而不能倒”,而是“大而倒不了”,這是比危機本身更可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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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Italian, Greek Governments “Race to Limit Damage” – So Goldman Sachs Now Runs Italy

    [Ed Note: Newly appointed Prime Minister Mario Monti is none other than, wait for it… The International advisor to Goldman Sachs. Oh, swell! Finally a leader of, by and for the people. LOL.]

    New Italian, Greek governments race to limit damage

    By Philip Pullella and Harry Papachristou

    Reuters
    http://uk.news.yahoo.com/italian-greek-governments-race-limit-damage-233751939.html

    (Newly appointed Prime Minister Lucas Papademos smiles during a swearing in ceremony of the new Greek government at the presidential palace in Athens)

    (Newly appointed Prime Minister Monti looks on following a talk with Italian President Giorgio Napolitano at the Quirinale palace in Rome)

    ROME/ATHENS (Reuters) –

    Technocrat leaders in Italy and Greece rushing to form governments will face a critical test of their ability to limit the damage from the euro zone debt crisis when financial markets open on Monday.

    Italy’s president asked former European Commissioner Mario Monti on Sunday to form a government to restore market confidence in an economy whose debt burden is too big for the euro bloc to bail out.

    Investors will pass initial judgement on his leadership when Italy’s Treasury asks investors on Monday to bid for up to 3 billion euros (2.5 billion pounds) in five-year government bonds. At an auction last week, the government’s borrowing costs surged above 6 percent and kept rising to levels well beyond what the country could afford to pay over the longer term.

    Outgoing Prime Minister Silvio Berlusconi made a parting call on Sunday for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to become a lender of last resort to prop up the euro.

    “This has become a crisis for our common currency, the euro,

    which does not have the support that every currency should have," he said in a video message.

    But ECB policymakers have made plain they want to keep the onus on governments to bring their debt burdens under control and have rebuffed world leaders who want the bank to ramp up its intervention on bond markets to defend Italy and other vulnerable debtors.

    “Monetary financing (of government debt) will set the wrong incentives, neglect the root causes of the problem, violate the legal foundations on which we work, and destroy the credibility and trust in institutions," ECB governing council member Jens Weidmann told the Financial Times, adding he was confident “Italy will be able to deliver."

    PAPADEMOS TO FACE IMF, PROTESTERS

    While Italy’s problems and the long-drawn-out departure of the flamboyant Berlusconi have pushed the collapse of the much smaller Greek economy backstage, the IMF and European leaders will keep Greece’s new prime minister, Lucas Papademos, under pressure to implement radical reform aimed at staving off bankruptcy.

    Papademos succeeds George Papandreou, whose proposal to hold a referendum on the country’s bailout terms prompted EU leaders to raise the threat of a Greek exit from the currency bloc.

    The new Greek leader — a former central banker who oversaw his country’s entry to the euro zone in 2002 — must win a Wednesday confidence vote in his cabinet before meeting euro zone finance ministers in Brussels on Thursday, state television reported, where he will be expected to outline next year’s draft budget before putting it to parliament.

    Polls published in Sunday’s newspapers show Papademos has the support of three in four Greeks. But he will face his first protest in front of parliament on Monday afternoon from left-wing demonstrators who accuse the new government of working in the interests of bankers.

    Meanwhile inspectors from the “troika" —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European Central Bank and European Union — are due to start arriving in Athens on Monday, piling the pressure on Greece to qualify for a second bailout worth 130 billion euros ($180 billion) and an 8 billion tranche from the earlier bailout, needed to finance bond payments due at the end of the year, according to Reuters data.

    MERKEL SEEKS ‘MORE EUROPE’

    EU monetary affairs chief Olli Rehn has said the EU and IMF will not release the tranche without written assurances from all Greek parties that they will back the measures, but New Democracy leader Antonis Samaras, who has given only tepid backing to the unity government, has said he will sign no pledge under external pressure.

    In Rome, people sang, danced and opened bottles of champagne, and an impromptu orchestra near the palace played the Hallelujah chorus from Handel’s Messiah when news spread on Saturday that the scandal-plagued Berlusconi, one of Italy’s richest men, had resigned.

    German Chancellor Angela Merkel welcomed signs of an end to the weeks of uncertainty in Italy, saying the approval of a reform package in parliament on Saturday was “heartening."

    She also urged euro zone states on Sunday to give more powers to Brussels and push towards closer fiscal union.

    She told Germany’s ZDF television: “We want to keep the euro, along with all the other states that have it. But that requires a fundamental change of our policy and ‘more Europe’."

    (Reporting by Philip Pullella and James Mackenzie in Rome, Ben Harding and Harry Papachristou in Athens, Eva Kuehnen in Frankfurt, and Alexandra Hudson in Berlin; Writing by Ruth Pitchford; Editing by Tim Pear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