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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債貨幣流通化/改革美元本位金融貨幣體系/去美元化全球化/幣緣政治/利潤壟斷私有化。虧損破產國有化/社會主義拯救破產財閥資本家/布雷頓森林協議體系/芝加哥學派/石油美元本位制/石油美元新秩序/石油美元再迴圈循環體系/帝國經濟殖民主義/美英以動亂軸心/柴契爾-雷根巫毒經濟主義/美雙赤字信用消費政策/美國債務經濟模式/華盛頓共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新自由主義經濟/新自由主義的軍國主義/新自由主義改革瘋狗浪/全球金融資本主義/小政府大市場/市場萬能教旨主義/市場至上基本主義/市場經濟萬能論/金融自由化改革/解構黨國資本/解除管制deregulation/國營戰略產業私有化/跨國資本槓桿併購自由化/貨幣匯率浮動市場化/美國單極霸權單邊主義/災難資本主義/金融貨幣休克震盪療法/流氓國家的經濟殺手/次殖民體新自由主義菁英買辦/破壞拉美一體化進程/金融創新/赤字信用賒貸消費社會/衍生性金融產品經濟/資本主義的會計詐欺/信用衍生性金融垃圾商品大規模殺傷武器/幣緣政治/美元的浮濫與貶值/信用膨脹虛擬金融經濟/金融超限戰/打擊歐元崛起/破壞歐盟一體化進程/高槓桿賭博投機對沖基金期貨/美國天文債務帝國/次貸金融泡沫危機/美元金融經濟危機轉嫁/東亞商品美元外匯再迴圈循環體系/破壞東亞一體化進程/破壞亞洲一體化進程/操控製造石油危機/糧食訂價權武器/美元本位制輸入性通膨/第三世界債務/全球反美浪潮/反中支不反美日帝主子本土偽左派/G2轟趴軸心論/全球正義主義】面對美國佛地魔祭出“美國國債貨幣流通化”乾坤大挪移魔法賤招 中國正式揭竿擎天一擊號召聯合新興國家廢黜美元本位制霸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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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號一(3/13):溫總公開表達對我國所持有的美元資産縮水的擔心,要求美方要努力保護好中國所持有的美元資産;

信號二(3/14):奧巴馬信誓旦旦地宣稱‘美元非常強勢’;

美國總統奧巴馬的經濟事務助手、被正式提名爲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的勞倫斯薩默斯也同時314日配合回應表示中國對美證券投資是安全的)

信號三(3/8):美國‘無瑕號’間諜船闖入我海洋專屬經濟區;

(美國於38日聲稱無瑕號偵察間諜船在南海的國際水域被中國船隻包圍騷擾,美國國防部於21日對外公佈了美方在無瑕號偵察監測船上所拍攝的錄影畫

信號四(3/10):朝鮮要在四月發射衛星;美、日都說要攔截,朝鮮強勢回應‘誰攔截就是戰爭’;

信號五(3/20):美國再次宣稱,要在未經中國允許的情況下派‘科考船’到中國的海洋專屬經濟區來;

信號六(3/20):解放軍軍方高層(國防部長梁光烈上將於3/20)首次公開宣佈‘不能永遠沒有航母’;

信號七(3/20):「美聯儲」(3/20)宣佈將大舉購買國債,美元瞬即大副貶值;

信號八(3/23。24):周小川呼籲全面性改革當前國際貨幣體系,要創建一種‘非主權國際儲備貨幣’;

信號九(3/25):美國衆議院不顧中方反對,通過了涉台決議。

周小川想聯合各國廢黜美元王者地位

星島環球網 2009-03-25

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明確的向全世界發出了一個資訊:他希望結束美元時代。這不是玩笑,中國財金高層最近多次流露了這一觀點:應該用另一種儲備貨幣來抗衡美元的地位。

周小川給伯南克的信

美聯儲18日決定購買1萬億的債券,這意味著中國近2萬億的外匯儲備面臨大失血的風險。 (美聯儲赤膊上陣)

五天之後(323日),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胡曉煉說,如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行債券,中國會積極考慮購買。這暗示中國財金當局已將外匯儲備多元化提上日程。

(央行:如果IMF發債券 中國會買)

就在胡曉煉表態的同一天,周小川在央行網站上發表了題為《關於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的署名文章,這向美國傳達出明確信號:中國將逐步減少美元的儲備,但不會釋出目前所持的美元資產。

《泰晤士報》對此評論說,這是一種種肌肉炫耀式的行動。中國向美國具有五十年曆史的全球經濟主導地位發出挑戰,將被視為中國意圖充分利用經濟衰退橫掃西方所造成的經濟實力大轉移。

24日,周小川在央行網站上再次發表署名文章《關於儲蓄率問題的思考》,表示美國低儲蓄率與中國高儲蓄率之間並不存在顯著因果關係;中國為了抵抗金融危機,並沒有採取人民幣貶值的政策,且為此付出了代價,經濟恢復一直較慢,但這對阻止當時危機蔓延是有貢獻的。

(周小川:不能僅靠匯率調整儲蓄率)

香港特首曾蔭權24日也首次表示,考慮港元與美元脫鉤

對於美元地位的反思,中國並不是第一個。俄羅斯政府日前公佈的G20峰會提案,其中包括檢討美元作為全球獨大的儲備貨幣地位。聯盟正在悄悄形成,俄羅斯表示,這項提案獲得金磚四國中其他國家(巴西、印度及中國)的支援,同時南韓及南非也贊成此提案。

(中國揭竿 逼迫美元讓賢)

美聯儲(Fed)主席伯南克與財政部長蓋特納則斷然回絕了周小川要求取消以美元做為世界主要儲備貨幣的呼籲。中美經濟矛盾升溫

分析認為,中國央行行長連續兩天發表署名文章,政治用意十分明顯。因中國經濟在本輪全球危機中表現抗跌,國際社會對中國經驗和來自中國的聲音越來越重視,預計周小川的上述兩篇文章及主要觀點,將在G20會議期間引發討論,進而對未來全球經濟金融秩序改善起到助推作用。周小川連發兩文的用意


周小川回應美國發債 暗示要脫離美元控制

星島環球網 2009-03-24

倫敦G20峰會前夕,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昨日(23日)在央行網站上發表了題為《關於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的署名文章,指出必須創造一種與主權國家脫鉤、並能保持幣值長期穩定的國際儲備貨幣,以解決金融危機暴露出的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一系列問題。>>中國可動用外匯儲備僅5000億美元

專家指出,周小川的此番言論意味深長,既是在G20峰會之前關於中國立場的一種表態,又是對於美國上周驟然啟動財政資金大幅購買國債的一次回應。

周小川:推動SDR分配

周小川指出,金融危機的爆發與蔓延使我們再次面對一個古老的問題,那就是什麼樣的國際儲備貨幣才能保持全球金融穩定、促進世界經濟發展。但此次金融危機表明,這一問題不僅遠未解決,由於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反而愈演愈烈。而要解決這一問題,他認為必須創造一種與主權國家脫鉤、並能保持幣值長期穩定的國際儲備貨幣。

周小川表示,“對於儲備貨幣發行國而言,國內貨幣政策目標與各國對儲備貨幣的要求經常產生矛盾。貨幣當局既不能忽視本國貨幣的國際職能而單純考慮國內目標,又無法同時兼顧國內外的不同目標,儲備貨幣發行國無法在為世界提供流動性的同時確保幣值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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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周小川認為,通過創造一種與主權國家脫鉤、並能保持幣值長期穩定的國際儲備貨幣,才能避免主權信用貨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內在缺陷,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理想目標。

周小川指出,超主權儲備貨幣不僅克服了主權信用貨幣的內在風險,也為調節全球流動性提供了可能。當一國主權貨幣不再作為全球貿易的尺度和參照基準時,該國匯率政策對失衡的調節效果會大大增強。這些能極大地降低未來危機發生的風險、增強危機處理的能力。

但周小川同時也表示,應當著力推動SDR(特別提款權)的分配。這需要各成員國政治上的積極配合,特別是應儘快通過1997年第四次章程修訂及相應的SDR分配決議,以使1981年後加入的成員國也能享受到SDR的好處。由基金組織集中管理成員國的部分儲備,不僅有利於增強國際社會應對危機、維護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穩定的能力,更是加強SDR作用的有力手段。

此前曾有呼籲指出,應該提高人民幣話語權,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提高中國對SDR提款權的比例,並呼籲這一比例應該超過德國。

解讀:中國立場亮相

針對周小川的這一席表態,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孫立堅認為,周小川的此番言論意味深長,是在G20峰會之前對於中國立場的一種表態,又是對於美國上周貿然啟動財政資金大幅購買美債的一次回應。他說,中國政府有必要在G20峰會前,向世界展示美元主導貨幣體系改革的思路。

“針對美國利益至上,大量印鈔的做法,中方並沒有就此得到事先商量,此舉影響到了中方外匯儲備的價值,使外儲陷入美元困境,另外為出口導向型的中國經濟軟著陸帶來了負面影響,因此周小川的提議表明瞭,我國外匯儲備陷入美元困境,要突破美元,必須找到新的結算辦法,和外匯資產保值辦法,”孫立堅說。

孫立堅還認為,一定程度上,中國承擔了挽救美國經濟的責任,但中國的收益和風險是不匹配的。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目前的SDR賦予中國的權力非常小,甚至比德國還小,但另一方面中國卻是美國最大的債權國,因此這是不公平的做法。周小川的觀點表明,中國有必要提出脫離美元控制,推動新的貨幣體系的誕生。


中國揭竿 各國聲討美元核心地位

星島環球網 2009-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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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M2貨幣供給額)


“伯南克請坐,如果要我買美國國債,請考慮改變對人民幣一直以來的不公平待遇。人民幣應該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IMF需要改革、人民幣的版圖不應該這麼狹小。”

如果在42G20峰會之前給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寫信,著名經濟學家楊帆可能會這麼寫。323日央行行長周小川也在央行網站上高調地發表了《關於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著重提出發揮“特別提款權”的作用,創造一種與主權國家脫鉤、並能保持幣值長期穩定的國際儲備貨幣,從而避免主權信用貨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內在缺陷。

雖然周小川沒有提到美元,但強調特別提款權意味著希望不堪重負的美元讓賢。周小川將特別提款權視作“為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提供了一線希望”。香港特首曾蔭權24日也首次表示,考慮港元與美元脫鉤。

G20峰會上,胡錦濤主席與奧巴馬的首次會晤,美國國債與人民幣國際化問題或將是熱點。

周小川:美元主導的貨幣體系有缺陷

G20峰會42日將在倫敦召開。由於外匯市場的強烈波動,各國央行的一舉一動都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323日,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延續其此前風格,再次在央行網站發表文章闡述對一些重大國際問題的看法。

文章開篇就尖銳指出,“此次金融危機的爆發與蔓延使我們再次面對一個古老而懸而未決的問題,那就是什麼樣的國際儲備貨幣才能保持全球金融穩定、促進世界經濟發展。”

接著周小川做了一個重要判斷:此次金融危機表明,這一問題不僅遠未解決,由於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反而愈演愈烈。

隨後周小川不點名批評“美元”:從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後金融危機屢屢發生且愈演愈烈來看,全世界為現行貨幣體系付出的代價可能會超出從中的收益。不僅儲備貨幣的使用國要付出沉重的代價,發行國也在付出日益增大的代價。危機未必是儲備貨幣發行當局的故意,但卻是制度性缺陷的必然。

市場人士認為,這是有史以來中國高層對美元主導的貨幣體系最嚴厲的批評。

周小川最後開出藥方,“創造一種與主權國家脫鉤、並能保持幣值長期穩定的國際儲備貨幣,從而避免主權信用貨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內在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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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價20年月線走勢圖)


並重點推介了特別提款權(SDR)。周小川建議,SDR的使用範圍需要拓寬,從而能真正滿足各國對儲備貨幣的要求。要建立起SDR與其他貨幣之間的清算關係,使其能成為國際貿易和金融交易公認的支付手段。

積極推動在國際貿易、大宗商品定價、投資和企業記賬中使用SDR計價。積極推動創立SDR計值的資產,增強其吸引力。進一步完善SDR的定值和發行方式。SDR定值的一攬子貨幣範圍應擴大到世界主要經濟大國,也可將GDP作為權重考慮因素之一。

目前,SDR的計值基於4種貨幣———美元、日元、歐元和英鎊組成的一攬子貨幣。

各國“聲討”美元核心地位

“世界經濟不太平的根源是什麼?不是其他,主要的根源是當今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有問題。”作為國家重要智囊團成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夏斌日前在出席有眾多海外機構參與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09年會”時呼應了周小川的觀點。

“目前的危機絕對不是簡單的經濟週期的一場表現,也不是過去那種局部性的危機,而是對過去近半個世紀以來,美國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各種矛盾積累的一次大清算。”夏斌指出,這場危機是信用膨脹的危機而不是生產過剩的危機。

“美國購買國債意味著其主動放棄國際領導者的責任,意味著美元霸權的結束。”著名經濟學家楊帆憤慨地表示,美國正在製造全球通脹,讓全世界為它報銷經濟衰退,美聯儲是在“耍流氓”。

事實上,由於美聯儲購買國債,嚴重打擊了投資者對美元的信心,上周美元指數創下了1985年以來的最大單周跌幅4.4%.

對於美元地位的反思,中國並不是第一個。俄羅斯政府日前公佈的G20峰會提案,其中包括檢討美元作為全球獨大的儲備貨幣地位。據了解,俄羅斯政府此次帶來該提案的原因是:美國聯儲局持續向市場注資,引起對美元長期價值的憂慮。

聯盟正在悄悄形成,俄羅斯表示,這項提案獲得金磚四國中其他國家(巴西、印度及中國)的支援,同時南韓及南非也贊成此提案。

歐元區的人們也沒有閒著,“歐元區國家把國際金融危機看成是撼動美國在國際貨幣體系中核心國家地位的重要機遇。”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國際金融室副主任張明認為,在國際貨幣體系重建問題上,美國將遭受來自歐洲國家(尤其是法、德)的強烈衝擊。法、德將會提出一些致力於削弱美元、增強歐元地位的重建策略。美國核心地位也將遭到東亞貨幣合作加速的衝擊,清邁協議的多元化,已將實質性的亞洲貨幣基金提上議事日程。

對於周小川拓寬特別提款權的解決方式楊帆認為,改革IMF勢在必行,特別提款權是其中一個措施,必須擴大特別提款權的發行,使其成為儲備貨幣和價值標準。未來可以先以特別提款權定價大宗商品,不再以美元標價。在不涉及美國的一些雙邊貿易中,也可以多用人民幣結算,少用美元結算。

曾蔭權考慮港元與美元脫鉤

“人民幣的地位肯定上升,最好還是不加入貶值戰”,楊帆不贊成人民幣貶值,更關注人民幣國際地位的提高。

事實上,人民幣近期的版圖擴張很明顯。央行副行長胡曉煉23日在G20記者會上介紹,金融危機以來,央行先後與南韓、中國香港、馬來西亞、白俄羅斯、印尼等周邊經濟體貨幣當局建立了總計5800億元人民幣的3年期雙邊本幣互換安排。

中國也在積極推動清邁倡議多邊化,為本地區的經濟金融穩定提供資金支援。在東盟10+3框架下,各方已簽署了17份雙邊貨幣互換協議,總金額 1180億美元。其中,人民銀行與日本、南韓、印尼、馬來西亞、泰國和菲律賓的中央銀行簽署了6份雙邊貨幣互換協議,中方承諾出資額為165億美元。

而原本以為固若金湯的港元與美元的聯繫匯率制度也可能改變。香港特首曾蔭權24日中午表示,如果人民幣國際化順利,將考慮港元與美元脫鉤。

“人民幣國際化要先從香港突破”,楊帆認為,下一步應該加快人民幣國際化在香港的試點工作,鼓勵人民幣在局部區域發揮作用,在實際貿易中取代美元的地位。(《南方都市報》)

國際貨幣體系演變

【國際金本位制】

以黃金為本位幣的貨幣制度

在歷史上,曾有過三種形式的金本位制:

*金幣本位制(盛行于1880-1914年,特點是自由鑄造、自由兌換及黃金自由輸出入)

*【金塊本位制】

*【金匯兌本位制】(又稱“虛金本位制”,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後,基本瓦解)

【牙買加體系】  開始於1976

*提倡浮動匯率,但默認與美元挂鉤,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領導地位和國際儲備貨幣職能延續

【佈雷頓森林體系】  開始於1944

*美元與黃金挂鉤,成員國貨幣和美元挂鉤,實行可調整的固定匯率制度

1971年美國政府宣佈美元與黃金固定價格脫鉤的“尼克松震蕩”開始,佈雷頓森林體系開始瓦解


港元考慮脫離美元 改與人民幣掛鉤

《工商時報》 2009-03-25

香港特區行政首長曾蔭權昨日(24日)出席瑞士信貸亞洲投資論壇時表示,一旦人民幣成為可以完全自由兌換的貨幣,香港政府將考慮與人民幣挂鉤,並且期待到那個時候,“亞元”將可成立。這是曾蔭權首次表態,未來港元可以與美元脫鉤,改與人民幣挂鉤。 港人憂香港金融地位不保 社論:人民幣代替美元來日方長

中國大陸總理溫家寶日前于《政府工作報告》中特別提及人民幣結算試點會于香港儘早實施,確保香港作為亞洲金融中心的地位,引發港市震撼。

而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吳曉靈日前也明確指出,香港作為人民幣自由兌換時程已近,香港特首曾蔭權昨日指出,會于很短時間內公佈香港作為人民幣貿易結算試點的細節。目前香港的貨幣跨境支付系統,主要貨幣交易,除了港幣之外,尚包括美元、歐元及英鎊。

曾蔭權對於港幣與人民幣挂鉤的談話,向來保守,也不願表態要與人民幣挂鉤,因此曾蔭權昨日的談話就引起各界普遍的關注。

曾蔭權多次公開表示,由於香港與美國經濟的連動性高於內地,加上人民幣要躋身與美元、歐元同為儲備貨幣之列,仍必須更加開放,因此,港幣應與美元連動。

但隨著中國政府不斷釋出政策保證香港作為金融中心地位,及溫家寶談話之後,曾蔭權終於昨天首度改口表示,自1983年以來一直採取釘住美元的港幣,未來可能脫鉤。

不過,曾蔭權強調,香港的連係匯率制度,轉而釘住人民幣,還需要一段很長的運作時間,並且,人民幣必須要能完全自由兌換。

他並表示,亞洲區內經濟發展相對成熟的市場,像是南韓、台灣等,韓元、台幣成為自由兌換貨幣過去也經歷一段很長的時間,據此推估,人民幣走向自由兌換,也需要一段時間努力。

同時,曾蔭權也提出建議亞洲區國家應該繼續研究成立亞洲區內統一貨幣的可行計劃,不過,“亞元”的落實,也必須建立在人民幣自由兌換的基礎上。


中、美攻防關係已到了重要轉捩點

信號一(3/13):溫總公開表達對我國所持有的美元資産縮水的擔心,要求美方要努力保護好中國所持有的美元資産;

信號二(3/14):奧巴馬信誓旦旦地宣稱‘美元非常強勢’;

美國總統奧巴馬的經濟事務助手、被正式提名爲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的勞倫斯薩默斯也同時314日配合回應表示中國對美證券投資是安全的)

信號三(3/8):美國‘無瑕號’間諜船闖入我海洋專屬經濟區;

(美國於38日聲稱無瑕號偵察間諜船在南海的國際水域被中國船隻包圍騷擾,美國國防部於21日對外公佈了美方在無瑕號偵察監測船上所拍攝的錄影畫

信號四(3/10):朝鮮要在四月發射衛星;美、日都說要攔截,朝鮮強勢回應‘誰攔截就是戰爭’;

信號五(3/20):美國再次宣稱,要在未經中國允許的情況下派‘科考船’到中國的海洋專屬經濟區來;

信號六(3/20):解放軍軍方高層(國防部長梁光烈上將於3/20)首次公開宣佈‘不能永遠沒有航母’;

信號七(3/20):「美聯儲」(3/20)宣佈將大舉購買國債,美元瞬即大副貶值;

信號八(3/23。24):周小川呼籲全面性改革當前國際貨幣體系,要創建一種‘非主權國際儲備貨幣’;

信號九(3/25):美國衆議院不顧中方反對,通過了涉台決議。

這些資訊中,信號一、四、六、八算是與我方有關的攻勢行爲,爲什麽信號四也算與我方有關的呢,聯想到此前朝鮮總理才到中國來訪問,考慮到與中國的特殊關係,將這樣大的事事先與中國‘溝通’想來也是情理中事,起碼要尋求中國的‘默許’,並且對美日有戰略牽扯,故也算與中方有關的攻勢行爲;

信號三、五、七、九算是與美方有關的攻勢行爲。

信號二算美方守勢。

中方信號解讀:

我方攻勢行爲中,一、八與經濟有關,四、六與軍事有關。

【信號一】

是中方高層首次對美元強勢地位表示了‘質疑’,也是中方高層首次公開‘要求’美方保護好中方的在美資産。這是一種自信,倒退兩年前,這事不可想。

【信號八】

是在美國採取了大舉購進美元國債的方式想要稀釋債務‘含金量’後,中國的一次強勢回擊:既然你要賴賬,那麽我們就乾脆‘彈劾’你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因爲你‘靠不住’!這是對美國經濟超級大國的明確挑戰!倒退兩年前,任何國家要提出這樣的理論,必將受到美國的嘲笑與還擊,就是到了當前,也只有中國敢於抛出這樣的言論!

【信號四】

是借默許朝鮮發射‘衛星’來警告美日:別太狂,這邊的事還沒擺平。

【信號六】

是公開表達了中國要進軍藍水的決心和信心!這是中國軍方在多年來忍氣吞聲後的一次高聲呐喊,他代表了十三億中國人維護國家利益和參與世界大國角逐的決心!

此前,我們一直都在爲上航母而準備,但由於多種顧慮而只能悄悄搞,忍氣吞聲搞,這次含蓄而有力的回答‘我們不能永遠沒有航母’,其背後的隱臺詞是:現在是時候了!

美方信號解讀:

【信號二】

是奧巴馬上台後,遭遇來自中國的首次挑戰。溫總看似溫和的言辭後面提出的尖銳問題正是整個世界都想說而沒有哪一個政府敢公開說的:美元究竟還守不守得住?或者說:美國政府究竟還抗不抗得起?

面對這一最爲複雜和最爲棘手的問題,奧巴馬慌了手腳,自其高調上臺後,正是由於在經濟危機上的乏力,其國內民意支援率持續下降,在這個時候,如果再遭遇來自中國這樣一個持有鉅額美元資産國家的‘質疑’,進一步動搖其國際國內信心無異於雪上加霜。不要忘記溫總曾經說過的話:信心比黃金更重要!

美國仍然擁有世界最高的黃金儲備,但卻換不來信心。

所以,奧巴馬趕緊回應:美元仍然是非常強勢的。

這樣的回答,看似有力,卻折射了其外強中乾的心虛。真正的強勢需要總統解釋嗎?

【信號三】

美國不聲不響派出艘間諜船在我專屬經濟區裏從事非法測量活動,這是美國對中方在經濟上未全面‘配合’美國、甚至發出挑戰的一次變相警告:別忘了,我的軍事仍然是最強大的!

這只能是美國在經濟上遭受巨大挫折後的一種流氓習性的表露。這種要錢不成就以武力威脅的行爲,是黑社會老大慣用的伎倆。公開對一個國家的主權進行挑釁,無異於往一個人臉上吐口水,雖然未傷及根本,但卻可以大大羞辱對方,從而想達到讓對方精神屈服的目的。

我們必須承認,雖然最後這件事以雙方達成和解而告終,但的確是對我方的一次羞辱。可以試想:如果是雙方互換,後果會如何?

他仍然強,而我們仍然相對弱。但中國不是伊拉克這一點是肯定的。也就是說我們雙方的力量還不是懸殊到雙方‘不可以和解’的地步。

【信號七】

美國採用自購國債方式稀釋美元,從而達到部分賴賬的目的。從事實上看,美元瞬即貶值2.7%,對我們上萬億的美元債權來說,瞬間蒸發了數百億美元(也可以說被美國賴帳了數百億美元)。

美國能夠做出這樣的舉動,卑鄙有之,無奈也有之,因爲這是一種殺敵一萬自傷八千的做法。對美元作爲國際儲存貨幣的強勢地位是一種自我放流的行爲。如不是別無他法,美國不會出此下策。但對中方來說,的的確確相當於把錢借給了一個無賴!

【信號九】

在遭遇中方周小川具有顛覆性的‘呼籲’後,美方惱羞成怒,使出了他對中百試不爽的殺手鐧:通過涉台決議。這個決議重申了《與臺灣關係法》,其重點在於‘幫助臺灣抵抗任何威脅’。臺灣有什麽威脅?無非就是怕大陸‘武統’。所謂幫助臺灣抵抗任何威脅,實質就是告訴台獨:不要怕,我們會全方位幫助你們的!

這是美方在“黔驢技窮”的情況下,“惱羞成怒”的最“惡毒”一招。

美方不顧海峽兩岸敵對氣氛已大大緩和,發生衝突的可能已大大降低的事實,在已經平穩的氛圍中抛出這樣一枚重磅炸彈,“目的”就是要把兩岸的‘水’攪渾,讓中方無力他顧,以達到其繼續充當“黑老大”的目的。

臺灣的確是中國的軟肋,兩岸同胞怎麽對待這事,需要諸多的智慧。可以斷定:美國這樣的態度的確是給台獨分裂分子打了一支強心針,不排除掀起一浪‘獨’波。

通過近期的兩岸友好交往,我相信臺灣同胞應該擁有了更多的智慧,不會心甘情願被美國做槍使。怎麽才最符合臺灣同胞利益,他們會思考的。

綜上信號分析,可以看出,近期中、美交鋒頗爲頻繁,雖然目前美強、我弱的根本態勢沒有改變,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由經濟危機而帶來的美元走弱將會持續削弱美在全球範圍內的政治地位,其根基已經動搖。而在經濟危機中相對保持了平穩和較快增長的中國正在崛起,中國崛起的最大障礙正是美國。

美國是不甘心就這樣輕易失去獨超地位,肯定會做垂死掙扎。它的最主要目標除了中國還是中國。因爲只有中國具備全方位挑戰其獨超地位的潛力,它要把這一切扼殺在萌芽狀態中。所以,對美方的狼子之心,我們不得不防!

從最近的一些事看,我方在對美交涉中已經悄悄轉變了做法,由全守而變爲有攻有防。

美方不甘示弱,意圖以挑戰我方主權的多種方式來示威,筆者分析以上資訊認爲:這次中方可能不會像美方想象的那麽弱。如果其‘科考船’真的在距離我方海岸10公里處作業,必將遭受中方更加有力的還擊。

也許不是在軍事上,但有的還擊比軍事還擊還要有力。比如大舉抛售美元,再如組織相關各方認真研究怎麽創建‘後美元時代’的國際貨幣體系,又如賣點有殺傷力的武器給伊朗、朝鮮、古巴這些與美國關係緊張的國家。

無論如何,我們的軍事準備都要加強做好,因爲我們面對的不是一般的對手,而是一個擁有超級實力的流氓大國。

還擊吧,我的祖國!

文/飛雨流花 2009-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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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回應

  1. 2011/04/05 於 09:22 patchpieces

    你決定接受每個國家追求匡正時弊者的委託.在既有的社會體系框架下進行理性實驗。如果你失敗,理性變革將受到舉世的嚴重曲解,只剩下正統派和革命派靠鬥爭來解決爭議。

    ——凱恩斯給羅斯福(F.D.Roosevelt)總統的信.1933年

    我2006年10月訪問薩克斯那天,整個紐約市都籠罩在灰蒙的細雨中,街上每隔約五步就點綴著鮮豔的紅色。剛好那一周是波諾(Bono)的紅色商品計畫(Product Red)盛大推出的時候,紐約市也感染了廣告活動的氣氛。抬頭就能看到廣告看板上巨大的紅色iPOd和亞曼尼太陽眼鏡,每個公車亭都有史蒂文•斯皮爾伯格(Steven Spielberg)或潘娜洛普‘克魯茲(Penelope Cruz)穿著各種紅衣服的海報,市內每家嘉普(Gap)店面都全力配合產品推出,第五大道的蘋果商店散發著玫瑰色的紅光。“一件背心可以改變世界嗎?”一則廣告問。是的,可以,我們確信如此,因為其中一部分獲利將捐給全球基金(Global Fund),用以對抗愛滋病、肺癆和瘧疾。“買到它停止!”兩天前電視轉播波諾與歐普拉.溫芙瑞(Oprah Winfrey)在大採購時,他這麼說。

    我有預感,那一周想採訪薩克斯的記者大多數會想問這位超級巨星經濟學家,對於用這種時尚新方法來籌募援助基金有什麼看法。畢竟,波諾以“我的教授”稱呼薩克斯,而我走進哥倫比亞大學的薩克斯辦公室(他在2002年離開哈佛大學)時,迎面就看見一幅兩人的合照。在這麼光鮮亮麗的慈善活動中,我感覺自己有點像是來擾局的,因為我想談這個教授最不喜歡的話題,一個他曾在記者訪談中威脅要掛電話的話題。我想談俄羅斯,以及那裏到底出了什麼差錯。

    薩克斯是在俄羅斯休克治療一年後,才開始自己的轉型,從全球震撼醫生轉變成全世界最敢言的援助貧窮國家運動者。這個轉型多年來造成他與正統派經濟圈的前同僚與共事者衝突不斷。就薩克斯來說,他本身沒有改變——他一向致力於協助一些國家借由巨額援助和取消債務,以發展市場經濟。多年來他認為有可能透過與IMF和美國財政部合作而達成這些目標,但當他來到俄羅斯現場,發現討論的方向已經改變,而且面對的官員冷漠的程度令他大感震驚,導致他採取與華盛頓的經濟官僚較衝突的立場。

    以後見之明來看,俄羅斯無疑代表了芝加哥學派十字軍演進的新里程碑。在早期70年代和80年代的休克治療實驗室,美國財政部和IMF都希望至少獲得表面上的成功——因為它們是實驗,意味將成為其他國家跟進的典範。70年代的拉丁美洲獨裁政府因為攻擊工會和開放邊界,而獲得持續貸款的獎賞,即使部分背離芝加哥學派的正統思想也是如此,例如,智利仍然由國家控制全世界最大的銅礦場,還有阿根廷軍政府慢動作的私有化。玻利維亞是第一個在80年代採用休克療法的民主國家,因此獲得新援助,部分債務也被免除——這發生在90年代桑契斯進行私有化之前。在第一個採取休克療法的東歐集團國家波蘭,薩克斯毫無困難地取得巨額貸款,而且同樣的,最初的計畫遭遇強力反對後,波蘭的大規模私有化也陷於牛步。

    俄羅斯不一樣。“太多震撼,太少治療”是普遍的看法。西方強權在要求最痛苦的“改革”上毫不通融,同時對回報俄羅斯的援助金額始終十分慳吝。連皮諾切特都曾以貧困兒童的糧食計畫來緩衝休克治療的痛楚;華盛頓的放款機構卻覺得沒有必要幫助葉利欽,反而把俄羅斯推入霍布斯式(Hobbesian)的夢魘。

    與薩克斯深入討論俄羅斯並不容易。原本我想引導談話跨越他剛開始的防衛。(“我是對的,他們完全錯了。”他告訴我。還有,“問桑莫斯,別問我;問魯賓(Bob Rubin),問克林頓,問切尼他們對俄羅斯的演變有多高興”。)我也想跨越他的沮喪。(“我在當時是真的想做點事,結果證明徒勞無功。”)我的目的是想更瞭解,為什麼他在俄羅斯會失敗得這麼慘,為什麼薩克斯出了名的好運就在那個關鍵時刻用完了。

    薩克斯現在說,他一抵達莫斯科就知道情勢已經不太相同。“我一開始就有預感……我從一開始就很生氣。”俄羅斯正面臨“一個第一級的總體經濟危機,是我這輩子見過最嚴重最不穩定的危機”,他說。對他來說,唯一的對策很清楚:他為波蘭擬訂的休克治療措施,“以便讓基本市場力量儘快開始運作——加上巨額的援助。我想的是一年300億美元,大致分成150億美元給俄羅斯,150億美元給各共和國,如此才能展開和平與民主的轉型”。

    我不得不說,只要牽涉到他在波蘭和俄羅斯推行的嚴厲政策,薩克斯的選擇性記憶確實眾人皆知。在我們的訪談中,他不斷美化他要求的快速私有化和大規模削減支出(簡而言之,就是他現在拒絕使用的“休克治療”,他辯稱當時指的只有狹隘的價格政策,而非改造整個國家)。根據他對自己角色的記憶,休克治療只扮演不重要的角色,他幾乎完全專注在募款上;他說,他為波蘭擬訂的計畫是“穩定基金、赦免債務、短期財政援助,與西歐經濟整合……葉利欽的小組要求我幫助他們時,我提議的基本上是相同的事”。

    薩克斯說法裏的重要事實沒有爭議:爭取巨額援助是他為俄羅斯規劃的重心——這也是葉利欽屈從整個計畫的動機。薩克斯說,他的藍圖是以馬歇爾計畫為本,即二次大戰後美國撥給歐洲重建基礎設施和工業的126億美元(相當於今日幣值的1300億美元)的計畫——這個計畫普遍被認為是華盛頓最成功的外交作為。薩克斯說,馬歇爾計畫顯示,“當一個國家陷於混亂時,你不能期望它靠自己以有秩序的方法站起來。所以,我對馬歇爾計畫最感興趣的是……只需要不算太大的財政挹注,就為(歐洲的)經濟復蘇步上軌道奠定基礎”。剛開始時,他相信華盛頓有同樣的政治意願,想把俄羅斯轉變為成功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就像二次大戰後對西德和日本的堅定承諾。

    薩克斯相信他可以從美國財政部和IMF爭取到一套新馬歇爾計畫,而且理由很充分。《紐約時報》在那段期間形容他“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經濟學家”。他記得在擔任波蘭政府顧問時,曾“一天內在白宮籌到10億美元”。但薩克斯告訴我:“當我提議為俄羅斯做同樣的事時,白宮完全沒興趣。IMF的人只是瞪著我,好像我瘋了。”

    雖然葉利欽和他的芝加哥男孩在華盛頓不乏仰慕者,卻沒有人願意拿出他們嘴巴說的援助。這表示薩克斯要求俄羅斯推行激烈的政策,但他無法履行自己的承諾。就是在這時候,他開始近乎自我批判。“我犯的最大的個人錯誤,”薩克斯在俄羅斯的大挫敗期間表示,“是對葉利欽總統說:‘別擔心;援助馬上會到。’我深信那些援助對西方來說太重要、太關鍵了,所以它不能像以前那樣搞砸。”但問題不只出在IMF和財政部沒有聽薩克斯的話,也出在薩克斯還未得到任何保證前,就大力促銷休克治療——一場數百萬人付出慘重代價的豪賭。

    當我重新拿這些問題問薩克斯時,他重申自己真正的過失是誤判華盛頓的政治氣氛。他記得一場與老布希任內的國務卿伊格爾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的談話。薩克斯提出他的看法:如果任由俄羅斯的經濟動亂繼續沉淪,可能會引發沒有人能控制的情勢:大規模饑饉、國家主義復辟,甚至法西斯主義,對一個唯一過剩的產品是核子武器的國家來說確實不智。“你的分析或許很正確,但它不會發生。”伊格爾伯格回答。然後他問薩克斯:“你知道今年是哪一年?”

    當時是1992年,克林頓即將打敗老布希的美國大選年。克林頓競選策略的核心是,布希忽略國內經濟的破敗,一意追求海外的光榮(“問題是經濟,笨蛋”)。薩克斯相信俄羅斯是那場國內鬥爭的受害者。他也說,他現在知道還有別的因素:許多華盛頓的權力掮客仍在打冷戰。他們視俄羅斯崩潰為地緣政治的勝利,可以確保美國的超級強權地位。“我沒有那種心態。”薩克斯告訴我,聽起來像一個童子軍誤人《黑道家族》(The Sopranos)的情節一樣,而他也經常給人這種感覺。“對我來說,那只是‘好極了,這是一個可怕政權的終結。現在,讓我們真的來幫忙(俄羅斯人)。請大家投入所有力量……’現在回想起來,我相信在政策規劃者的心裏,那種想法是瘋了。”

    儘管他遭受挫敗,薩克斯並不覺得那段期間的俄羅斯政策是出於自由市場意識形態。他說,那主要是“純粹的懶惰”所造成。他當時很希望來一場激烈辯論,談談到底應該提供援助給俄羅斯,或完全交給市場解決。但是他碰到的是集體冷漠。他說,他很訝異當時沒有嚴肅的研究和辯論可供重大決策參考。“對我來說,最主要的原因是沒有人努力。讓我們至少花兩天辯論這件事——但我們從未這麼做!我沒看到有人努力工作,‘卷起袖子,我們來認真解決這些問題,我們來搞清楚怎麼回事’。”

    當薩克斯談論“努力工作”時,他是在回憶新政、大社會(Great Society)和馬歇爾計畫的美好時代,當時來自常春藤聯盟的年輕人圍坐在指揮桌,卷起袖子,四周儘是空咖啡杯和成疊的政策文稿,大家針對利率和小麥價格爭議得面紅耳赤。這是決策者在凱恩斯主義最盛時期的行事風格,也是面對俄羅斯災難“嚴重性”應該有的做事方法。

    但把放棄俄羅斯歸咎於華盛頓的集體懶惰,對提供解釋沒有幫助。也許瞭解這段過程更好的方法是,透過自由市場經濟學家偏好的“市場競爭”觀點來看。當冷戰如火如荼進行而蘇聯仍未解體時,全世界的人可以選擇(至少理論上來說)他們想消費的意識形態;當時有兩極,且兩極間也有不少選項。這表示資本主義必須爭取顧客;它必須能提供誘因;它必須是個好產品。凱恩斯主義向來代表著資本主義也必須跟其他意識形態競爭的事實。小羅斯福總統實施新政不僅是為解決大蕭條的急迫問題,也是因為在美國人民遭到放任式自由市場的蠻橫打擊後,一股要求採取不同經濟模式的強大運動必須加以安撫。有些人想要激進的經濟模式:在1932年的總統選舉,100萬美國人投票給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候選人。愈來愈多美國人密切注意路易斯安那州的平民主義者參議員惠朗(Huey Long),他主張所有美國人都應享有2500美元年所得的保障。小羅斯福在解釋為什麼在1935年把更多社會福利加進新政時,說他要“搶先一步做惠朗想做的事”。

    在這種背景下,美國的工業家不情願地接受小羅斯福的新政。市場銳利的鋒刃,必須以提供公共部門就業,及確保沒有人挨餓來軟化——資本主義的存亡正面臨考驗。在冷戰期間,自由世界沒有一個國家能免於這個壓力。事實上,50年代前後這段期間資本主義的成就,即薩克斯所說的“正常”的資本主義——北美洲的工人保障、退休金、公共醫療和國家支持最窮困的人民——是出於面對強大左派必須作出重大讓步的務實需求。

    馬歇爾計畫是在這種經濟大勢下使用的終極武器。戰後的德國經濟陷入危機,大有淹沒整個西歐的危險。同一時候,許多德國人被社會主義吸引,迫使美國政府選擇將德國分裂成兩半,而不願冒讓整個德國崩潰或轉向左派的危險。在西德,美國政府利用馬歇爾計畫建立資本主義體制,其用意並非為福特汽車或席爾斯(Sears)建立快速獲利的新市場,而是期待它的成功能造就繁榮的歐洲市場經濟,消弭社會主義的吸引力。

    到1949年時,這表示得容忍西德政府採取任何完全非資本主義的政策:國家直接創造就業、大舉投資公共部門、補貼德國企業,以及強大的工會。美國政府當時採取的政策,是1990年代對俄羅斯或佔領伊拉克時難以想像的,當時政府不顧大企業的反對而延遲開放外國投資西德,以便遭戰爭打擊的德國企業能在復蘇前避免競爭壓力。“當時的判斷是,讓外國公司進入會像放任海盜劫掠一樣。”以馬歇爾計畫的歷史著作備受讚譽的作者卡洛琳•艾森柏格(Carolyn Eisenberg)告訴我:“現在與當時主要的差別是,美國政府不把德國當搖錢樹。他們不想激起民怨,而認為如果開放德國供劫掠,將阻礙整體歐洲的復蘇。”

    艾森柏格指出,這種政策並非出於利他主義。 “當時蘇聯像一把上膛的槍,而德國經濟陷於危機,還有一大群左派,他們(西方)必須很快爭取德國人民歸順。他們真的認為是為拯救德國的靈魂而戰鬥。”

    艾森柏格對創造馬歇爾計畫的意識形態鬥爭的描述,道出薩克斯的工作有一個長期存在的盲點,包括他晚近值得稱讚的致力於爭取大幅增加對非洲的支出。這個盲點是,大規模的平民運動幾乎從未被提及。對薩克斯來說,寫歷史完全是精英的事,只要用對技術官僚,執行正確的政策,就已足夠。就像休克治療計畫是在拉巴斯和莫斯科的秘密地點草擬的一樣,理所當然的,援助蘇聯300億美元的計畫也應只憑他向華盛頓提出淺顯的理由就能實現。然而,正如艾森柏格指出,提出馬歇爾計畫並非基於慈善,甚至不是靠合理的論據,而是出於對民眾反抗的恐懼。

    薩克斯景仰凱恩斯,但他似乎對凱恩斯主義終於能在美國實現的原因不感興趣:難纏、兇悍的工會的要求,以及聲勢日益壯大的社會主義者,使原本太激進的方案變成實實在在的威脅,進而使新政看來像是可接受的妥協。群眾運動迫使不情願的政府採用薩克斯鼓吹的做法,但薩克斯不願承認這點卻造成嚴重的後果。其中之一是,薩克斯看不到他在俄羅斯面對一個昭然若揭的政治現實:俄羅斯絕不會有馬歇爾計畫,因為當年會有馬歇爾計畫就是因為有俄羅斯。在葉利欽廢除蘇聯時,那把迫使馬歇爾計畫形成的“上膛的槍”已經解除武裝。少了它,資本主義突然可以墮落到最野蠻的形式,不只是在俄羅斯,而是全世界。蘇聯既已崩潰,自由市場現在已獨佔全球,這表示已不再需要任何干擾其完美平衡的“扭曲”。

    這就是對波蘭人和俄羅斯人的承諾(亦即:如果他們接受休克治療,他們將突然醒來發現自己已經成為“正常的歐洲國家”)的真正悲劇所在。那些正常歐洲國家(擁有穩健的社會安全網、工人保障、強大的工會與社會醫療體系)的興起是因為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妥協,現在已不再需要妥協,所有西歐的溫和社會政策也陷於四面楚歌,就像它們在加拿大、澳洲和美國遭到圍剿一樣。這些政策不會引進俄羅斯,當然更不會獲得西方資助。

    基本上,這種擺脫一切束縛的解放,就是芝加哥學派經濟學(或稱作新自由主義,或在美國所稱的新保守主義):不是什麼新發明,而是去除凱恩斯附加物的資本主義,處於獨佔階段的資本主義,一套可以為所欲為的體系——不再需要努力爭取我們這些顧客,可以反社會、反民主和恣意展現其粗魯。只要共產主義仍是威脅,凱恩斯式的紳士協議就會繼續存在;一旦這套體系崩垮,所有妥協的痕跡最後都可能被抹除,以便達成弗裏德曼在半世紀前為他的運動設定的純正主義目標。

    這就是福山1989年在芝加哥大學的演說,誇張地宣告“歷史終結”的重點:他並非真的宣稱世界上已不再有其他思想理論,而只是說共產主義既已崩垮,不再有其他主義的力量強大到能成為勢均力敵的競爭者。

    因此,薩克斯視蘇聯崩潰為擺脫極權統治的自由,準備卷起袖子開始幫忙,但他的芝加哥學派同僚卻視之為不同性質的自由——終於擺脫凱恩斯主義,以及像薩克斯這些昧于現實的社會改革家的自由。從這個觀點看,對俄羅斯袖手旁觀雖令薩克斯憤怒不平,卻不是出於“純粹懶惰”,而是在實踐放任主義:放手不管,不作為。所謂袖手旁觀是指所有負責俄羅斯政策的人(從前老布希政府的國防部長切尼、財政部副部長桑莫斯,到IMF的費歇爾)確實有事可做:他們都在執行純粹的芝加哥學派理論,讓市場施展最狠的本事。俄羅斯比智利看起來更像這種意識形態的實踐,預告了十年後同樣的這一批玩家,將在伊拉克創造的“要錢不要命”(get-rich-or-die-trving)式的反烏托邦。

    這種新遊戲規則於1993年1月13日在華盛頓特區首度亮相。那是一場小而重要的會議,只有受邀者能出席,地點在杜邦圓環(Dupont Circle)卡內基會議中心十樓,距白宮只有七分鐘車程,離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總部也只有一箭之遙。舉足輕重、為世銀和IMF擬訂策略而聞名的經濟學家威廉森(John Williamson)舉辦了這場會議,視之為新自由主義部族的歷史性聚會。出席者包括許多顯赫的明星“技術政治家”(Technopol),他們站在運動的最前線把芝加哥主義散播到全世界。這些人有現任和前任的西班牙、巴西和波蘭的財政部長,土耳其和秘魯的央行總裁,墨西哥總統的幕僚長,以及一位巴拿馬前財政部長。他們之中還有薩克斯的老朋友、他尊崇的巴爾舍諾維奇(Leszek Balcerowicz),即波蘭休克治療的策劃者,還有他的哈佛同僚羅德里克,就是曾證明每個接受新自由主義結構改革的國家都已深陷危機的經濟學家。日後出任IMF第一副總裁的克魯格(Anne Krueger)也在場。最熱心宣傳皮諾切特的智利前部長皮涅拉(Jose Pinera)無法恭逢其盛,因為他正密切追蹤智利的總統選舉,但他還是送來一份詳盡的報告。當時仍擔任葉利欽顧問的薩克斯將發表主題演說。

    會議參與者一整天陶醉在經濟學家最愛的休閒活動,商議如何讓不情願的政治人物採用不受選民歡迎的政策。選舉過後應該多快推出休克治療?在猝然發動攻擊的情況下,中間偏左政黨是否比右派更有效率?最好先警告大眾,或是以“巫毒政治”出乎人民意料較佳?雖然會議取名為“政治改革之政治經濟學”——刻意顯得有點乏味,似乎有意誤導媒體的興趣——不過一位與會者詭秘地表示,其實真正的主題是“馬基雅維裏經濟學”(Machiavellian economics)。

    薩克斯聆聽這些討論幾個小時,直到晚餐後他步上講臺發表演說,題目帶著典型的薩克斯風格:“經濟急診室中的生活”。他的情緒顯然很高昂,台下的聽眾也準備好聆聽這位曾高舉休克治療火炬進入民主時代的偶像的演說。薩克斯並未陶醉在沾沾自喜中,後來他對我說,他決心利用這場演說,嘗試讓這群大權在握的聽眾瞭解俄羅斯情勢的嚴重性。

    他提醒聽眾二次大戰後挹注歐洲和日本的援助“對日本日後的驚人成功極其重要”。他提及收到傳統基金會——弗裏德曼主義發源地——一位分析師的來信,薩克斯說,這位分析師“強烈主張俄羅斯應該改革,但不是靠外國援助俄羅斯”。“這是自由市場理論家的共識——而我也是其中之一。這言之成理,但卻是個錯誤。市場無法包辦一切;國際援助極其重要。”他說,放任主義的偏執觀念正把俄羅斯帶向災難,“不管俄羅斯的改革者多麼勇敢、聰明和幸運,他們不靠大規模的外來援助不可能成功……我們就快錯過這個歷史性的機會了”。

    當然薩克斯獲得一輪掌聲,但熱烈程度只算微溫。為什麼他讚揚大手筆的社會支出?台下的聽眾正在進行一場拆解新政的全球十字軍,而不是再製造一個新政。在接續的討論會中,沒有一位與會者支持薩克斯的挑戰,還有幾位發言反對。

    薩克斯告訴我,他嘗試借由演說“解釋一場真正的危機會是什麼情景……傳達急迫感”。他說,在華盛頓作決策的人往往“不瞭解什麼是經濟動亂。他們不瞭解所引發的脫序狀態”。他想讓他們面對現實世界“有一股動力可能把情勢推往失控,直到引發其他災難,直到希特勒趁勢崛起掌權,直到發生內戰,或大規模饑饉,任何情況都可能……你必須採取緊急的協助作為,因為一個不穩定的情勢絕對會走向愈來愈不穩定,而不會走向正常的平衡”。

    我忍不住想,薩克斯無法充分說服他的聽眾。與會者都十分熟悉佛裏德曼的危機理論,而且許多人曾應用在自己的國家。大多數人完全瞭解經濟崩潰會有多混亂和動盪,但他們從俄羅斯得到一個不同的教訓:痛楚和錯亂的政治情勢正迫使葉利欽快速變賣國家財富,這是明顯而有利的結果。

    會議只得靠主辦人威廉森把討論帶回那些務實的優先事務。薩克斯是這場盛會的明星,但威廉森才是聽眾心目中真正的大師。威廉森頭髮漸禿、不適合上電視,但政治立場的偏執卻相當聳動,“華盛頓共識”這個詞——也許是現代經濟學最常被引用、也最具爭議性的詞——就是他創造的。他以主持嚴密的閉門會議和講座著名,每場會議的目的都是為測試他大膽的假說。在1月的會議,他有一個急迫的目標:他想一勞永逸地測試他所謂的“危機假說”。

    威廉森在他的演說中沒有警告要拯救哪個國家免於急迫的危機;事實上,他狂熱地談論引發巨變的事件。他提醒聽眾一些無可爭辯的證據,顯示只有真正嘗到苦難的國家才願意吞服市場苦藥,只有遭到震撼的國家才會躺下來接受休克治療。他宣稱,“最黑暗的日子才能創造最好的機會,讓人們瞭解必須進行根本的經濟改革”。

    威廉森以他無人能及的技巧,揭露金融世界的潛意識,並一派輕鬆地指出這引發一些有趣的問題

    我們一定會問,刻意挑起災難以剷除改革的政治障礙是不是合理?例如,在巴西早巳有人建議,是否值得故意引發惡性通貨膨脹,以便讓大眾驚嚇到接受這種改變……以歷史的後見之明來看,理論上不會有人贊成1930年代中期的德國或日本走向戰爭,只為了獲得戰敗後接續的飛快成長。但一場較小規模的危機能否發揮同樣的功效?可不可能設計一場假危機,能夠不必付出真危機的成本而帶來同樣的效果?

    威廉森的發言代表休克主義的大躍進。在滿屋子的財政部長和央行總裁、人數多到足以辦一場經濟高峰會的這個場合,主動製造嚴重的危機以推動休克治療的想法已被公開討論。

    至少有一位與會者在演說時覺得有必要撇清與這種邪說的關係。英國薩塞克斯大學的經濟學家托伊(John Toye)說:“威廉森建議,挑起人為的危機以觸發改革可能是好做法,我們最好解讀他的用意是在逗笑。”但沒有證據顯示威廉森是在逗笑。事實上,有許多證據顯示,他的想法已被華盛頓和其他地方的最高級金融決策者採用。

    威廉森在華盛頓開會的隔月,我們看到美國掀起一波對“假危機”的新狂熱,雖然當時很少人瞭解它是一套全球策略的一環。1993年2月,加拿大正陷於金融災難,至少一般人從新聞和電視中得到的結論是如此。“債務危機迫近”,全國性報紙《環球郵報》(Globe and Mail)以頭版大標題疾呼。一家全國性大電視臺的特別報導說:“經濟學家預測明年某個時候,或兩年內,財政部副部長將走進內閣,宣佈加拿大的信用已經耗盡……我們的生活將急劇改變。”

    “債牆”(debt wall)這個詞突然變成新語彙,它的意思是,雖然現在的生活似乎舒適平和,但加拿大已嚴重入不敷出,影響力巨大的華爾街公司如穆迪(Moody’s)和標準普爾(s&P),很快就會把我們的國家債信評等從完美的三個A調降下來。萬一發生這種事,機動性超強的投資人在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新規範下,將隨時從加拿大撤資,移到較安全的地方。然後有人告訴我們,唯一的對策是大幅削減部分社會計畫的支出,如失業保險和醫療保險。果不其然,執政的自由黨就這麼做,雖然他們不久前才以創造就業的政綱當選為執政黨(加拿大版的“巫毒政治”)。

    預算赤字的歇斯底里最高潮之後兩年,調查記者麥奎格(Linda Mc Quaig)揭露,少數幾個加拿大的智庫縝密地煽動並操縱這種危機感,尤其是賀維研究所(C.D.Howe Institute)和菲沙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這是弗裏德曼一向大力支持的智庫),背後的贊助者則是幾家最大的銀行和企業。加拿大確實有赤字問題,但並非由失業保險和其他社會計畫的支出造成。根據加拿大統計局,問題出在高利率導致債務價值膨脹,就像80年代沃爾克震撼導致發展中國家債務膨脹一樣。麥奎格前往穆迪的華爾街辦公室,與主管公佈加拿大債信評等的資深分析師塗格利亞(Vincent Truglia)談話,塗格利亞向她透露驚人的內幕:加拿大的企業主管和銀行家不斷向他施壓,要求他發表貶抑加拿大財政的報告,但他拒絕了,因為他認為加拿大是優良而穩定的投資標的。“我處理的國家中,從來沒發生國民希望降低自己國家評級的例子,而且是不斷要求。他們認為加拿大被評得太高。”他說,他經常接到其他國家的代表打電話,抗議他給的評級太低。“但加拿大人比外國人更看輕自己的國家。”

    對加拿大金融圈來說,這是因為“赤字危機”是發動政治鬥爭的重要武器。在塗格利亞接那到些奇怪的電話前,一項要求政府削減醫療和教育等社會計畫支出,以降低稅率的大規模運動已經發動。由於這類社會計畫受到絕大多數加拿大人支持,因此要把削減支出合理化的唯一方法,便是威脅國家經濟可能因此崩潰,陷於全面危機。但穆迪機構繼續給加拿大最高的A++債信評級,因而使維持世界末日氣氛變得極為困難。

    在那段期間,投資人對混淆的資訊感到很困惑:穆迪對加拿大很樂觀,但加拿大媒體不斷報導國家財政的慘況。塗格利亞受夠了加拿大發佈政治操縱的統計數字,擔心自己的研究遭到質疑,於是採取非同尋常的措施,發表一篇澄清加拿大政府支出“並未失控”的“特別評論”,甚至隱約批評右派智庫使用的狡詐統計手法。“近日公佈的數項報告,大幅誇大加拿大的預算債務部位,其中有些數字被重複計算,另一些則作了不恰當的國際比較……這些不正確的計算可能導致加拿大債務問題的嚴重性被誇大。”穆迪發表特別報告後,“債牆”並未迫近的說法傳開來一一但加拿大的企業界並不高興。塗格利亞說,他發表報告後,“加拿大一家大金融機構的人……打電話給我,對著我大吼大叫。這還真罕見”。

    等加拿大人發現“赤字危機”是企業資助的智庫誇大操縱的結果時,生米已煮成熟飯——預算已遭削減並實施。直接的結果之一是,加拿大提供給失業者的社會計畫被大幅削減,而且再也沒有恢復,雖然後續數年出現了預算盈餘。這種危機策略在這段期間不斷被利用,1995年9月,一卷錄影帶被洩露給加拿大新聞界,內容是安大略省教育部長在一次公務員閉門會議中說,在宣佈削減教育支出和其他不受歡迎的改革前,必須先洩露一些描繪悲慘情況的資訊,以便創造必要的驚慌氣氛,雖然這些資訊可能言過其實。他稱這種操作是“創造有用的危機”。

    華盛頓的“統計舞弊”

    在1995年,大多數西方民主國家的政治言論都充斥債牆和經濟即將崩潰的說法,要求政府加速削減支出並進行更大規模的私有化,而且弗裏德曼學派的智庫總是高聲疾呼危機來臨。不過,華盛頓最有權勢的金融機構不但願意借媒體製造危機的表像,也很樂於以具體措施創造貨真價實的危機。在威廉森發表“點燃”危機的言論兩年後,世界銀行的首席發展經濟學家布魯諾(Michael Bruno)公開呼應這種說法,但也未引起媒體注意。在1995年突尼斯國際經濟學會(IEA)的一場演說中(後來由世界銀行以論文出版),布魯諾告訴500位來自58國的經濟學家,國際已逐漸形成共識,認為“一場夠大的危機或許能震撼原本不情願的決策者,使他們採取能提高生產力的改革”。布魯諾舉拉丁美洲為“深度危機似乎有效的主要例子”,尤其是阿根廷。他說,總統梅內姆和財政部長卡瓦洛的表現傑出,“利用緊急氣氛”推動深度私有化。為了不讓聽眾有機會忽略他的論點,布魯諾說:“我一直強調一個大主題:深度危機的政治經濟效應,往往為激進改革帶來有利的結果。”

    基於這個事實,他宣稱國際機構不只要利用既有的經濟危機來推動華盛頓共識,還必須先發制人,切斷援助以使危機更惡化。“不利的休克(例如政府歲入或外部資金流入減少)實際上可能是好事,因為它能縮短(改革的)延遲。‘情況沒有壞到底前不會好轉’的想法會自然浮現……事實上,一場高通脹危機對一個國家的好處,強過在比較不嚴重的危機當中拖泥帶水。”

    布魯諾承認,加深或製造嚴重的經濟崩潰十分可怕——政府可能發不出公務員薪水,公共基礎建設可能荒廢,但身為芝加哥學派的門徒,他呼籲聽眾把這種破壞當作創造的第一階段。“隨著危機加深,政府確實可能逐漸枯萎,”布魯諾說,“這種發展有一種好結果,就是在推動改革時,頑抗團體的力量可能已被削弱——一個採取長期對策而揚棄短期權宜措施的領導人,可望贏得對改革的支持。”

    芝加哥學派對危機的沉溺已迅速席捲知識界。短短幾年前,他們才只是推測惡性通脹危機能創造震撼政策所需的震懾條件,現在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競鼓吹製造失敗國家,只因為危機能提供從廢墟中重頭來過的機會,而世界銀行的經費卻來自178國的公帑,其宗旨是重建和強化困頓的經濟體。

    多年來外界盛傳國際金融機構玩弄威廉森所說的“假危機”,脅迫一些國家任其擺佈,但要證明其事卻十分困難。最詳盡的證詞來自一位轉為告發者的國際貨幣基金幕僚布德夫(Davision Budhoo),他指控IMF偽造資料,只為了宣告某個貧窮但意志堅定的國家經濟陷於危機。

    布德夫出生於格林伍德(Grenada),是接受倫敦政經學院訓練的經濟學家,並且以不同流俗的個人風格在華盛頓智庫圈特立獨行:他留著一頭愛因斯坦型的豎直頭髮,寧願穿風衣而捨棄西裝。他在IMF工作12年,職務是為非洲、拉丁美洲和他的祖國格林伍德設計結構調整計畫。IMF在雷根與柴契爾時代大幅右轉後,思想獨立的布德夫感覺他在工作崗位愈來愈坐立不安。IMF當時在忠貞的新自由主義信徒總裁康得蘇(Michel Camdessus)領導下,擠滿狂熱的芝加哥男孩。布德夫1988年辭職時,決定把自己奉獻給揭發IMF的秘密,他先寫了一封了不起的信給康得蘇,用的是十年前法蘭克寫給弗裏德曼的控訴語氣。

    這封信一開始就以IMF資深經濟學家罕見的熱情語調說:“在我擔任IMF幕僚12年,歷經正式的基金現場工作1000個日子,兜售你的藥方和魔術袋給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和非洲的政府和人民後,今天我辭去工作。對我來說,辭職是無價的解脫,因為我的解脫讓我得以跨出救贖的一大步,希望因此可以洗淨我自覺手上沾滿的幾百萬名貧困、挨餓者的血……那些人流的血多到像河裏的水。那些血也逐漸乾涸,在我全身各處凝結;有時候我感覺全世界的肥皂也無法洗去我以你的名義做的事。”

    然後他開始陳述他的“指控”。布德夫“指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以統計數字當作“致命”武器。他不厭其煩地細數他在80年代中期以基金職員的身份,參與精心計畫的“統計舞弊”,在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報告中“誇大”富藏石油的特立尼達和多巴哥(Trinidad and Tobago))的情況,以便讓這個國家顯得比真正情況更“不穩定”。布德夫聲稱,雖然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掌握”了正確的資訊,但卻把一項衡量勞動成本的關鍵數字“誇大”為兩倍多,使該國的生產力大幅下降。在另一個例子中,他宣稱IMF“幾乎是憑空捏造”龐大的未清償政府債務。

    布德夫說,這些“明顯的疏失”是刻意而非“馬虎計算”的結果,卻被金融市場當作事實,並立即把特立尼達歸類為高風險國家,進而切斷其融資。該國的經濟問題——起因於主要出口物資石油的價格下跌——很快變成“災難”,因而“被迫”向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乞求紓困。然後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求該國接受布德夫形容的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致命的藥”:裁員、降低工資,以及“全套”的結構調整政策。他敍述這個過程是“以詭計故意阻斷該國的經濟救生索”,以便“先摧毀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的經濟,然後促成改變”。

    2001年去世的布德夫在他的信中明白指出,他的控訴不只是因為少數官員對待一個國家的方式。他形容IMF的整個結構調整計畫就是一種大規模的酷刑,讓“‘因痛苦而尖叫’的政府和人民被迫在我們面前屈膝,挫敗、驚惶而混亂,乞求我們以同情心和君子風範對待,但我們殘酷地嘲笑他們,毫不留情地繼續施以折磨”。

    這封信公開後,特立尼達政府委託兩項獨立的研究,調查信中的陳述,並發現信中所述果然是“事實”: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膨脹和“假造”數字,對該國造成嚴重傷害。

    不過,儘管指證歷歷,布德夫爆炸性的控訴卻“消失”得幾乎“無聲無息”;特立尼達和多巴哥是委內瑞拉外海的一群小島,除非該國人民沖進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十九街的總部,它的抱怨不太可能引起世界注意。但這封信在1996年“被改編”成一出叫《布德夫先生的IMF辭職信》的戲,在紐約東村一家小劇場演出。這出戲出乎意料獲得《紐約時報》好評,稱讚它“不同尋常的創意”和“別出心裁的道具”。這則簡短的戲評是《紐約時報》唯一提到布德夫名字的版面。

    《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
    第十二章 資本家本色──俄羅斯與野蠻市場的新時代


  2. 2011/04/05 於 09:23 patchpieces

    金錢流向機會所在之處.而現在亞洲似乎很便宜。

    ——史密斯(Gerard Smith),紐約瑞士銀行(UBS)證券金融機構銀行家,評論1997至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

    好日子訂不出好政策。
    ——席亞(Mohammad Sea),印尼蘇哈托將軍的經濟顧問

    他們似乎喜歡簡單的問題。
    你的薪水能買到什麼?夠吃和住嗎?還有沒有剩錢寄回給父母?往返工廠的交通費呢?但不管我怎麼問,我得到的答復總是“看情形”,或“我不知道”。

    “幾個月前,”一位在馬尼拉附近為嘉普(Gap)縫衣服的17歲工人解釋,“我以前都有足夠的錢每月寄一點回家,但現在我賺的幾乎不夠自己買吃的。”

    “他們降低你的工資?”我問。

    “不是,我想應該沒有。”她有點困惑地說,“只是買的東西好像變少了,物價一直上漲。”

    當時是1997年夏季,我正在亞洲研究該地區蓬勃發展的出口工廠工作情況。我發現工人面對一個比逾時工作或工頭虐待更嚴重的問題:他們的國家正快速陷入很快將浮現的全面衰退。在印尼,危機甚至更嚴重,動盪的氣氛格外兇險。印尼貨幣夜以繼日貶值,工人的錢前一天還能買魚和米,第二天卻只夠買米。在食堂和計程車裏的聊天,每個人似乎對該怪罪誰都有同樣的說辭,他們告訴我: “華人。”好像因為印尼的商人階級華人直接從物價上漲當中獲利,所以他們成為怒氣直指的對象。這正是凱恩斯警告經濟混亂的意思——你永遠理不清憤怒、種族偏見和革命的結合會釋放出什麼。

    東南亞國家特別容易陷於陰謀論和種族代罪羔羊的糾纏,因為從表面看,金融危機找不到合理的原因。電視和報紙對這個地區的分析,總是好像它得了某種神秘但有高度傳染性的疾病——“亞洲流感”(Asian Flu),市場崩潰立即被貼上這個標籤,等它散播到拉丁美洲和俄羅斯時,又被升級為“亞洲傳染病”(Asian C011tagion)。

    在出問題之前幾周,這些國家還被高舉為經濟健康與活力的標杆——所謂的亞洲小龍,全球化最耀眼的成功故事。不久前,股票經紀人還告訴他們的客戶,把儲蓄投資在亞洲“新興市場”共同基金是最安全穩賺的策略;轉眼問,他們成群撤出市場,外匯交易商大舉“攻擊”那些貨幣——泰銖、馬元、印尼盾——製造出《經濟學人》所稱的“通常只與大規模戰爭有關的大規模儲蓄毀滅”。然而,在亞洲小龍經濟體內,可見的情勢並未改變——大體來說,它們仍由相同的裙帶精英掌管;它們沒有遭遇重大天災或戰爭的打擊;它們沒有龐大的赤字——部分國家完全沒有赤字。許多大財團有沉重的債務,但它們仍生產從運動鞋到汽車的種種產品,且銷售和往常一樣強勁。那麼,為什麼在1996年投資人覺得很可以把1000億美元投資在韓國,而到第二年該國卻出現負投資200億美元——足足相差1200億美元?這種不變的貨幣情勢該如何解釋?

    結果證明這些國家是純粹恐慌的受害者,始作俑者則是全球化市場兇險難料的速度與波動。從一則謠傳開始——泰國沒有足夠的美元作貨幣後盾——引發一場電子獸群的大奔逃。銀行收回它們的放款,而原本快速成長的房地產市場很快就泡沫爆破。興建到一半的商場、摩天大樓和度假中心停工;靜止的營建吊車高聳在曼谷擁擠的天際線。在以往較緩慢的資本主義時代,危機可能就此停止,但由於共同基金的銷售經紀人把亞洲小龍當作一套投資來促銷,因此當一隻小龍倒下時,其餘便跟著全倒:繼泰國:之後,恐慌迅速蔓延,資金從印尼、馬來西亞、泰國流出,甚至波及全球第十一大經濟體、也是全球化天空下的燦爛明星韓國。

    亞洲政府被迫傾盡央行的儲備以支持自己的貨幣,把最初的恐慌變成現實;現在這些國家真的快破產了。市場的反應是更深的恐慌,在一年間,亞洲股票市場有6000億美元蒸發——這是花了數十年累積的龐大財富。

    危機會激發鋌而走險的行為。在印尼,貧困的民眾湧進都市的商店,劫掠他們能帶走的東西。在一個特別恐怖的例子當中,一家雅加達的購物商場在遭到劫掠時失火,數百人被活活燒死。

    在韓國,電視臺展開大規模宣傳,呼籲民眾捐獻黃金珠寶,以便融化後用於清償國家債務。短短幾個月內,300萬人捐出他們的項鏈、耳環、運動獎牌和獎盃。至少有~位婦女捐出她的結婚戒指,一位樞機主教則捐出黃金十字架。電視播放庸俗的“捐出你的黃金”遊戲秀,但雖然收集了足夠壓低世界金價的200噸黃金,韓國的貨幣仍繼續暴跌。

    就像大蕭條時發生過的情況,這場危機導致家庭眼看畢生積蓄消失,成千上萬小企業關門,進而引發一波自殺潮。韓國的自殺率在1998年攀升50%,年齡分佈最高的是60歲以上,因為老年的父母想為痛苦掙扎的子女減輕經濟負擔。韓國媒體也報導家人集體自殺比率驚悚地增加,一些債務纏身的父親帶著家人一起上吊。當局指出,由於“只有家長死亡被列為自殺,其餘則列為他殺,所以實際自殺人數遠高於公佈的統計數字”。

    亞洲危機的起因是典型的恐慌迴圈,而唯一可以遏阻它的做法,就是在1994~所謂龍舌蘭危機中挽救墨西哥貨幣的措施:美國財政部迅速而果斷地向市場證明,絕不會讓墨西哥倒債。但美國並未對亞洲及時採取這種措施。事實上,危機一爆發後,重量級的金融機構放出一連串出乎意料、口徑一致資訊:別幫助亞洲。

    當時已85歲上下的弗裏德曼,罕見地出現在有線電視新聞網(CNN)上,告訴新聞主播陶布斯(Lou Dobbs)他反對任何種類的紓困,而應該讓市場自行回到正軌。“教授,我無法形容在這場睿智的討論中獲得你的支持是多麼有意義。”仰慕大師到有點難看的陶布斯說。這種讓它們沉淪的立場獲得弗裏德曼的老友、前花旗銀行最高主管裏斯頓(Walter Wriston)以及舒爾茲(George Shultz)的呼應;舒爾茲後來與弗裏德曼在右派的胡佛研究所共事,也擔任證券經紀商嘉信理財董事。

    這種看法也獲得華爾街最大投資公司摩根斯丹利(Morgan Stanley)公開支持。該公司當紅的新興市場策略師裴洛斯基(Jay Pelosky)在洛杉磯由米爾肯學會(Milken Institute)主辦的會議上說,IMF和美國財政部絕不可救援這場規模和1930年代一樣大的危機。“我們現在在亞洲需要的是更多壞消息。壞消息是繼續刺激調整過程所不可或缺的。”裴洛斯基說。

    克林頓政府照著華爾街的劇本演出。當1997年11月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在溫哥華舉行時,危機爆發已四個月,克林頓輕描淡寫地把這場經濟災難說成“路上的一點顛躓”,因而激怒亞洲領袖。資訊非常清楚:美國財政部不急著遏阻災難。至於為了避免這類崩潰而創設的世界機構IMF,也採取自俄羅斯以來就變成注冊商標的無為策略。IMF最後確實作出反應——但並非單純的金融危機所需要的快速、緊急穩定貸款。相反的,它條列出一長串要求,內容在透露出芝加哥學派深信不疑的思維:亞洲的災難反而是潛在的機會。

    在90年代初期,每當自由貿易的倡議者需要令人信服的成功故事來引起討論時,他們一定指向亞洲小龍。它們是以彈跳飛躍速度成長的奇跡經濟體,而假設的原因就是它們對不設防的全球化大開邊界。這是一則很好用的故事——亞洲小龍確實飛速成長——但說它們快速成長是基於自由貿易則純屬虛構。馬來西亞、韓國和泰國仍然採取高度保護主義政策,禁止外國人擁有土地和收購國營公司。它們也讓國家扮演重大角色,能源和交通等部門仍掌握在政府手中。亞洲小龍在培養自己的國內市場時,也阻止許多日本、歐洲和北美的產品進口。它們無疑是成功的經濟故事,但證明的是混合的管理式經濟體可以成長更快速和更公平,遠勝過那些遵行西部蠻荒式華盛頓共識的國家。

    這種情況讓西方和日本的投資銀行與跨國公司大感不悅;看著亞洲消費性市場爆炸性的發展,可想而知它們渴望長驅直入這個地區販賣產品。它們也想擁有買下亞洲小龍好公司的權利——特別是韓國令人稱羨的財團如大宇、現代、三星和樂金(LG)。90年代中期,在IMF和新創的世界貿易組織施壓下,亞洲政府同意區別對待不同的分歧:它們將繼續堅持保:保護國營公司免於外國持有的法律,同時拒絕把主要國營公司私有化的壓力,但它們將撤除金融產業的障礙,容許大量紙上投資和外匯交易湧進。

    1997年湧入亞洲的熱錢突然出現流向大逆轉,正是這類在西方壓力下合法化的投機性投資所造成。當然,華爾街的看法不是這樣。紅牌投資分析師立即看出,這場危機是大好機會,可以徹底剷除亞洲剩下的保護障礙。摩根斯丹利策略師裴洛斯基對這個邏輯特別直言不諱:如果任由危機惡化,所有外國貨幣就會從該地區流光,而亞洲公司若不是倒閉,就是得被迫把自己賣給西方公司——兩種情況的結果都會讓摩根斯丹利獲益。“我希望看到企業倒閉和出售資產……出售資產非常難得;通常業主不想賣,除非他們別無選擇。因此,我們需要更多壞消息,才能持續壓迫這些企業變賣它們的公司。”

    有些人以更冠冕堂皇的角度看亞洲的崩潰。皮涅拉是皮諾切特捧為明星的部長,現在為華盛頓特區的卡托研究所工作,他喜形於色地評論這場危機,宣稱“最終審判日已經來臨”。在皮涅拉眼中,這場危機是他與他的芝加哥男孩同僚70年代在智利發動的戰爭的最新章節。他說,亞洲小龍隕落代表的正是“第二道柏林牆倒塌”,也代表“自由市場民主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國家主權間有‘第三條路’的思想崩解”。

    皮涅拉的想法不是非主流觀點。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格林斯潘也公開支持這種看法,他可能是全世界最有權勢的經濟決策者。格林斯潘形容這場危機是“極戲劇化的事件,其發展將趨近我國的市場制度”。他也評論說:“當前的危機很可能加速許多亞洲國家殘存體制的崩解,即政府指導的投資仍占一大部分的經濟體制。”換句話說,亞洲管理式經濟的毀滅,實際上是創造一個新美國式經濟的過程——借用一個幾年後被用在更暴亂背景下的詞:新亞洲誕生前的陣痛。

    有人說IMF領導人康得蘇可能是全世界第二有權勢的經濟決策者,他也表達類似的觀點。在一次難得的訪問中,他說這場危機是亞洲蛻去舊皮、重新誕生的機會。“經濟模式不會永遠不變,”他說,“有時候它們很管用,而久而久之……它們會變得過時而必須揚棄。”這場由謠傳引發、並由虛構變成事實的危機,顯然就是該揚棄的時機。

    為了掌握稍縱即逝的機會,IMF在一連數月坐視危機惡化後,終於開始與病弱氣虛的亞洲政府展開談判。這段期間唯一拒絕IMF的國家是馬來西亞,這要歸功於該國相對較少的債務。經常惹來爭議的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Mahathir Mohamad)說,他認為不應該“摧毀經濟以便讓它變得更好”,這些話在當時已足夠讓他被打為瘋狂的激進派了。其他遭危機重創的亞洲經濟體因為迫切需要外國貨幣,無法拒絕IMF提供上百億美元的可能性:泰國、菲律賓、印尼和韓國都坐上談判桌。“你無法強迫一個國家要求幫忙,它必須自己開口。但在缺錢的時候,它已經走投無路。”IMF的談判代表費歇爾(Stanley Fischer)說。

    費歇爾是最大力主張在俄羅斯採用休克治療的人之一,雖然在那裏造成龐大的人力損失,他對亞洲的態度仍同樣堅強不屈。有幾個國家的政府建議,由於危機源自放寬資金大量進出的管制,而且沒有減緩資金流速的機制,也許應該恢復若干障礙——可怕的“資本控制”。中國一向維持這種控制(在這方面未採納弗裏德曼的建議),因此是亞洲唯一未遭危機蹂躪的國家。馬來西亞決定恢復控制,而且似乎很有效。

    費歇爾與IMF團隊的其他人立即駁斥這個構想。IMF表現出對危機的起因毫無興趣,而完全專注在如何利用危機帶來的機會。經濟崩潰迫使許多原本強硬的國家搖尾乞憐;對掌管IMF的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來說,錯失這個機會之窗無異於怠忽職守。

    IMF關心的是,國庫空虛的亞洲小龍已被打碎,現在是重造它們的最佳時機。這個過程的第一階段,就是政治學家貝洛(Walden Bello)所說的,剷除這些國家所有的“貿易與投資保護主義,以及當初造就‘亞洲奇跡’不可或缺的國家干預”。IMF也要求政府大幅削減預算,導致一些自殺率已經激升的國家大量裁撤公務員。費歇爾承認IMF獲致的結論是,在韓國和印尼,危機與政府浪費無關。儘管如此,他利用危機賦予的權力,強行要求這些國家採取痛苦的節約措施。就像一位元《紐約時報》記者寫的,IMF的行為“有如心臟外科醫生在動手術半途,決定順便也為肺臟和腎臟開刀”。

    在IMF拔除亞洲小龍的舊習慣和做法後,它們已準備好芝加哥式的重生:基本服務私有化、獨立的中央銀行、“彈性”的勞動力、低社會支出,當然還有完全的自由貿易。根據新協定,泰國將開放外國人擁有當地銀行的大量股份,印尼將削減糧食補貼,韓國將取消保護工人免于大批裁員的法律。IMF甚至在韓國設定嚴格的裁員目標:為了取得貸款,該國的銀行業必須裁撤500%的員工(後來降至:30%)。這種要求對許多西方跨國公司很重要,因為它們要確定未來能大幅度縮編想並購的亞洲公司。皮涅拉的“柏林圍牆”倒塌了。

    這類措施在危機爆發之前一年是無法想像的,因為韓國工會的強悍正達到顛峰。它們曾以一連串韓國史上最激進的罷工,頑抗將降低就業安全的新勞動法案。但拜危機所賜,遊戲規則已經改變。經濟瓦解的情勢如此險惡,於是工會同意(正如從玻利維亞到俄羅斯的類似危機一樣)政府暫時的獨裁統治;這段期間沒有持續太久——久到剛好夠開始實施IMF的計畫。

    例如,泰國的休克治療方案是在國會強行通過,未經由正常的辯論程式,而且採取四項緊急命令的形式。泰國副總理素帕猜.巴尼巴滴(supachai Panitchpakdi)坦承:“我們已喪失自主權,喪失我們決定自己總體經濟政策的能力。” (素帕猜因為這種合作態度後來被任命為WTO主席。)在韓國,IMF顛覆民主還更明顯。IMF在韓國談判結束時正好碰上總統大選,有兩位候選人以反IMF的政見競選。IMF採取非比尋常的干預主權國家政治程式的動作,要求所有四個主要候選人必須承諾當選後會堅守剛談妥的協議,否則將拒撥貸款。韓國實際上是待贖的人質,IMF因而可以予取予求:每個候選人都以書面保證支持IMF的方案。芝加哥學派保護經濟事務不受民主干擾的核心使命,從未表現得如此明白:IMF告訴韓國人,你們可以投票,但你們的選票影響不到對經濟的管理和組織。 (協議簽訂那天很快被稱為韓國的“國恥日”。)

    在另一個受創嚴重的國家,連這種限制民主的動作也用不著。印尼是區域中最先對外國投資敞開大門的國家,當時仍在掌權30多年的蘇哈托控制下。不過,年事已高的蘇哈托對西方已不再那麼順服(獨裁者經常如此)。經過數十年變賣印尼的石油和礦藏給外國公司後,他對圖利外人漸感厭倦,開始轉而照顧自己、子女和他的高爾夫球友的利益,時間已長達十年之久。例如,蘇哈托給他兒子湯米(Tommy)擁有的汽車公司大量補貼,讓福特和豐田公司大感驚慌,認為必須跟這家分析師戲稱為“湯米的玩具”的本土車廠競爭實在毫無道理。

    一連幾個月,蘇哈托嘗試抗拒IMF,自行公佈一項未包含IMF要求的大幅削減支出的預算案。IMF對此是加倍還擊。IMF規定代表不准在談判期間向新聞界透露消息,因為任何談判進展的跡象都會嚴重影響市場。但這未能阻止某位匿名的“資深IMF官員”告訴《華盛頓郵報》:“市場正在揣測印尼領導高層對這個計畫有多認真,尤其是對重大的改革措施。”這篇報導接著又預測,IMF將扣住數百億美元的承諾貸款來懲罰印尼。報導刊出後,印尼貨幣立即直線墜落,在一天內貶值25%。

    受到重大打擊的蘇哈托被迫屈服。“有人可以幫我找瞭解當前情勢的經濟學家嗎?”媒體報導印尼外交部長如此哀求。蘇哈托果真找到一位經濟學家;事實上,他找了許多位。在保證最後階段的IMF談判會順利進行後,蘇哈托把掌權早期曾經重用、但年老時逐漸疏遠的柏克萊幫重新找回來。經過這麼多年政海浮沉,柏克萊幫重掌大權,由已經70歲、在印尼人稱“柏克萊幫校長”的尼蒂薩斯卓(Widjojo Nitisastro)領導。“在情勢大好時,尼蒂薩斯卓和那些經濟學家被打入冷宮,蘇哈托只聽從親信的話。”蘇哈托昔日的部長薩德利說(Mohammad Sadli)解釋說:“這群技術官僚在危機期間發揮了最大作用,蘇哈托暫時對他們言聽計從,並命令其他部長閉嘴。”但尼蒂薩斯卓團隊的一位成員說,和IMF談判需要的絕不只是講道理的學者,“不像思想論辯,對方不會施加壓力”。可想而知,IMF得到幾乎所有想得到的——總共140項“調整計畫”。

    IMF火上添油

    對IMF來說,這場危機進行得一帆風順。在不到一年間,它談判成功的經濟大改造國家包括泰國、印尼、韓國和菲律賓。最後它已準備要面對這種改造戲碼的考驗時刻:宣佈,也就是終於要對飽受震撼的大眾公開這個錙銖必較、字字斟酌的主題了——就這個例子來說,重點是全球股市和外匯市場。如果一切順利,當IMF拉開最新創作的布幕時,前一年逃離亞洲的熱錢將急著回流,搶進亞洲小龍現在又魅力難擋的股票、債券和貨幣。但情勢的發展卻非如此;市場反而開始恐慌,原因是:如果IMF認為小龍已無可救藥,必須從最根本重新改造,那麼亞洲的情況顯然比所有人以前擔心的還嚴重。

    因此錢非但沒有回流,交易商對IMF重大宣佈的反應是立即撤出更多錢,以及進一步攻擊亞洲貨幣。韓國每天流失十億美元,債信被降到垃圾債券等級。IMF的“幫忙”已把危機變成災難。或者,照當時已經向國際金融機構公開宣戰的薩克斯說的:“IMF不但沒有滅火,反而在火上添油。”

    IMF的機會主義在亞洲造成的人力損失,與在俄羅斯不相上下。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ILO)估計,在這段期間丟掉工作的人數高達驚人的2400萬人,其中印尼的失業率從4%飆升到12%。在“改革”的高峰,泰國每天損失2000個工作——一個月6萬個。在韓國,每個月遭解雇的員工有30萬人——主要因為IMF毫無必要地要求削減政府預算和提高利率。到1999年,韓國和印尼的失業率在兩年內都上升近三倍。就像70年代的拉丁美洲,在亞洲這些國家消失的就是當初為此區造就“奇跡”的事物:為數眾多且快速增長的中產階級。在1996年,63.7%的韓國人被歸類為中產階級;到1999年,比率已劇降到38.4%。據世界銀行統計,在這段會被華爾士稱作“計劃性悲劇”期間,有2000萬人淪為貧民。

    每個統計數字背後都有一則痛苦犧牲與拙劣決策的故事。和絕大多數例子一樣,女性和兒童是危機最大的受害者。許多菲律賓和韓國的農村家庭販賣女兒給人口販子,帶她們到澳洲、歐洲和北美從事性交易。在泰國,政府衛生官員報告,雛妓在短短一年內增加20%——這是實施IMF改革後的一年。菲律賓也發現相同的趨勢。“景氣好時富人受益,危機時卻是我們這些窮人付出代價。”泰國東北部一位社區領導人說,她在丈夫失去工廠的工作後,被迫送女兒去做撿破爛的工作。“甚至我們有限的求學和醫療機會,現在也逐漸消失。”

    在這種背景下,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Madeleine Albright)1999年3月訪問泰國時,覺得應該斥責泰國人從事娼妓工作和走上“毒品的死路”。奧爾布賴特以充滿道德勇氣的語調說:“女孩不應被剝削和虐待,並暴露在愛滋病風險下。反抗是極其重要的事。”她顯然覺得這麼多泰國女孩被迫跳入火坑,跟她在同一趟訪問中表達“強烈支持”的節約政策沒有任何關連。這與弗裏德曼當年表達對皮諾切特違反人權的不滿,同時又讚揚他們大膽擁抱經濟休克治療如出一轍。

    在廢墟中搜括

    亞洲危機的故事通常說到這裏就結束——IMF嘗試幫忙,只是不管用。即使是IMF的內部稽核也得到這個結論。該基金的獨立評估辦公室總結說,結構調整的需求“所得到的計畫建議並不完善”,同時“似乎已多過必要的範圍”,且“對解決危機並非絕對重要”。它也警告,“危機不應該只因為很適合借力使力,而被利用作為尋求長期改革目標的機會,不管它們的好處有多合理”。內部報告有一個措詞特別強烈的章節,指控IMF被自由市場意識形態蒙蔽,以致認為資本控制的體制完全不可行。“如果金融市場未以理性和穩定的方式影響世界資本的說法被視為邪說,那麼考慮資本控制就變成了道德的罪惡。”

    當時很少人肯承認的是,雖然IMF確實辜負了亞洲的人民,但它:卻並未辜負華爾街。IMF的極端措施可能嚇走了熱錢,但大投資銀行和跨國公司卻大受鼓舞。“當然這些市場極為動盪,”倫敦安石投資管理公司(Ashmore)研究部主任布斯(Jerome Booth)說,“那是讓它們特別有樂趣的原因。”這些追求樂趣的公司瞭解,IMF的“調整”結果是,幾乎亞洲的一切東西現在都等著變賣;而市場愈驚慌,更多走投無路的亞洲公司就會出售,把價格壓到最低。摩根斯丹利的裴洛斯基曾說,亞洲需要的是“更多壞消息,才能持續壓迫這些企業變賣它們的公司”。實際情況就是這樣,這要感謝IMF。

    究竟IMF是否預先計畫加深亞洲的危機,或只是魯莽而麻木不仁,仍是一個引起辯論的話題。也許最寬容的解釋是,IMF知道它穩贏不輸:如果它的調整導致新興市場的股市又吹起另一個泡沫,將帶來許多利益;如果這些調整刺激更多資本外流,這對禿鷹資本家則是大豐收。不管哪一種,IMF面對大崩盤的可能性都可以安穩地擲骰子。現在已經很清楚誰贏了這場賭博。

    IMF與韓國達成最後協定後兩個月,《華爾街日報》註銷一篇以“華爾街清理亞太災後現場”為題的文章,報導裴洛斯基的公司以及其他數家知名的銀行,“已派遣大隊銀行家到亞太地區搜尋證券經紀商、資產管理公司,甚至於銀行,以便以低價並購。亞太並購機會的搜獵極為急迫,因為以美林(Merrill Lynch)和摩根斯丹利為首的許多美國證券公司,把海外擴張列為第一要務”。數樁大交易在很短的時間內通過:美林買下日本山一證券(Yamaichi Securities)和泰國一家大證券公司,美國國際集團(AIG)則以極低的折扣價格拿下曼谷投資公司(Bangkok Investment)。摩根大通收購起亞汽車(Kia M0tors)部分股權,而旅行家集團(Traveler Group)和所羅門美邦(Salomon smith Barney)買下韓國最大的紡織公司和數家別的公司。有趣的是,所羅門美邦這段期間負責建議公司並購對象的國際監事會主席是拉姆斯菲爾德(1999年5月獲任用)。切尼也是理事會成員。另一個贏家是凱雷集團(Carlyle Group),這是一家總部設在華盛頓的神秘公司,以提供前總統和前部長退職後的安身處所而聞名,顧客從前國務卿貝克 (James Baker)、前英國首相梅傑到擔任顧問的老布希,洋洋大觀。凱雷利用高層關係搶下大宇(Daewoo)的電信部門、雙龍資訊通訊(Ssangyong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韓國最大科技公司之一),並成為一家韓國大銀行的大股東。

    前美國商務部副部長賈登(Jeffrey Garten)預測,等IMF的計畫完成後,“亞洲的面貌將大大不同,美國公司在新亞洲的佈局將更深人,更四通八達”。他不是在開玩笑。在兩年內,亞洲的許多面貌已大為改觀,數百家當地銀行被國際大銀行取代。《紐約時報》形容這是“全世界最大的倒店拍賣會”,《商業週刊))則稱為“買企業市集”。事實上,它只是9.11事件後災難資本主義將變成市場標準的預覽:一個可怕的悲劇被利用來讓外國公司入侵亞洲。它們在那裏不是為建立自己的事業和競爭力,而是要攫取幾十年來由韓國公司建立的整個規制、勞動力、顧客群和品牌價值,而且往往採取拆解、縮小編制或完全關閉它們的方式,以便為自己的進口產品剷除競爭。

    例如,韓國企業巨擘三星被拆解分售:富豪(Volvo)取得它的重工部門,莊臣公司(SC Johnson & Sons)取得制藥部門,奇異(GE)則買下照明部門。幾年後,大宇集團過去十分壯盛、估價高達60億美元的汽車部門,被以區區4億美元賣給通用汽車(GM)——比起俄羅斯休克治療的盜竊規模毫不遜色。不過,不同於俄羅斯發生的狀況,本地企業是被跨國公司所掠奪。

    其他從亞洲危機分食到大餅的重量級玩家包括西格拉姆(Seagram’s)、惠普(HP)、雀巢(Nestle)、英特布魯(Interbrew)和諾華(Novartis)、家樂福(Carrefour)、特易購(Tesco)和易利信(Ericsson)。可口可樂以5億美元買下一家韓國裝瓶廠;寶潔(Porcter and Gamble)買下一家韓國包裝公司;日產買下印尼最大的汽車公司。奇異拿下韓國電冰箱製造商LG的控制股權;英國的電力發動公司(Powergen)吞併韓國大型電力與天然氣業者LG能源(LG Energy)。據《商業週刊》,沙烏地阿拉伯親王阿華里德(Alwaleed bin Talal),“搭乘他的乳白色波音727噴射機,奔走于亞洲各地尋找便宜貨”——包括入股大宇。

    不言而喻,最敢於倡言加深危機的摩根斯丹利也參與許多交易,賺進龐大的傭金。它擔任大宇出售汽車部門的顧問,也負責仲介數家韓國銀行的私有化。

    被賣給外國人的不只是亞洲的民間公司。和早期拉丁美洲及東歐的危機一樣,亞洲危機也迫使政府出售公共服務以籌措迫切需要的資金。美國政府——開始就熱切期待這種效應,並表現在強調國會應授權撥出龐大經費給IMF以用於改造亞洲,美國貿易代表白茜芙(Charlene Barshefsky)還保證IMF的協議“會為美國公司創造新商機”;亞洲將被迫“加速若干重要部門的私有化——包括能源、運輸公共事業和電信”。

    果然,危機引發一波私有化浪潮,外國跨國公司也大賺一票。貝泰(Bechhtel)拿到馬尼拉東區自來水和下水道系統的私有化合約,以及在印尼蘇拉威西(sulaweisi)興建一座煉油廠。摩托羅拉取得韓國Appeal電信的全部股權。紐約的能源巨人西斯(sithe),得到泰國國營天然氣業者汽電共生公司((Cogeneration)的大股。印尼的水系統被英國的泰晤士水利(Thames Water)與法國的里昂水利(Lyonnaise des Eaux)瓜分。加拿大的西岸能源(Westcoast Energy)吃下印度的一個大電力廠計畫。英國電信(British Telecorn)分別收購馬來西亞以及韓國郵政的大股。加拿大貝爾(。Bell canada)分到韓國電信業者韓松(Hansol)的一部分。

    總計短短20個月內,外國跨國公司在印尼、泰國、韓國、馬來西亞和菲律賓,進行186件重大企業並購案。倫敦政經學院(LSE)經濟學家韋德(Robert wade)和經濟顧問溫納羅索(Frank Vneroso)觀察這波如火如荼的並購潮時預測,IMF的計畫“預告了一波各國資產在承平時期轉移給外國公司的浪潮,其規模是過去50年來世界各地所僅見”。

    IMF雖然承認初期對危機的反應犯了若干錯誤,但宣稱已很快矯正錯誤,並宣稱“穩定”計畫十分成功。亞洲的市場最後確實平靜下來,但付出了巨大且持續的代價。弗裏德曼在危機最高峰時曾提醒大家別驚慌,堅稱“一切都會過去……等這場金融風暴塵埃落定,你們將看到亞洲恢復成長,但究竟需要一年、兩年或三年,沒有人能鐵口直斷”。

    實際情況是,十年後,亞洲危機並未過去。2400萬人在短短兩年內失去工作,新的絕望感已深入社會,沒有任何文化能輕易吸收。它以不同的形式表現在亞洲各地,從印尼和泰國的宗教極端主義,到雛妓交易爆炸性的增加。

    印尼、馬來西亞和韓國的失業率仍未降到1997年以前的水準。在危機期間喪失工作的工人非但未再回到工作崗位,而且裁員持續進行,因為外國企業主要求他們的投資要得到更高的獲利。自殺率也未見下降:在韓國,自殺現在是第四高的死因,是危機前自殺率的兩倍多,每天有38人結束自己的生命。

    這是IMF稱為“穩定計劃”的政策未被說出的故事。稱“穩定計劃”就好像國家是在市場驚濤駭浪中的船,它們最後確實穩定下來,但新的平衡是靠著把數百萬人拋到船外得來的:公共部門的員工、小企業主、低收入農戶、工會運動者。“穩定”的醜陋秘密是,絕大多數人從未再爬回船上。他們淪落到現在住了超過十億人的貧民窟;他們淪落到娼館,或貨船的貨櫃裏。他們是一無所有的人,是德國詩人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所形容的“不屬於過去或未來的人”。

    IMF要求在亞洲施行正統主義的受害者還不只這些人。在印尼,我1997年目睹的排華情緒持續升高,背後則有樂見注意力轉移的統治階層在煽風點火。蘇哈托提高基本民生物資的價格後,情勢更加惡化。全國各地:暴發動亂,許多人以華裔少數族群為目標;大約有1200人遭殺害,數十名華裔女性被輪暴。他們也應該計人芝加哥學派意識形態的受害者。

    印尼人的憤怒最後還是轉向蘇哈托和總統府。過去30年來,印尼人基於對蘇哈托上臺時血腥鎮壓的記憶,大致很少發生暴亂,且這種記憶因為東帝汶省份不時發生的屠殺而曆久彌新。反蘇哈托的怒火在這段期間一直在燜燒,但最後潑灑汽油的是IMF——諷刺的是,引爆怒火的正是IMF要求提高汽油價格。此後印尼人奮起把蘇哈托推下臺。

    和監獄的審問官一樣,IMF利用危機帶來的極度痛苦粉碎亞洲小龍的意志,迫使這些國家完全屈服。但中情局的審問手冊警告說,這種方法可能用過頭——加諸太多痛苦,導致非但沒有產生退化和順服,審問者面對的卻是信心和叛逆。在印尼,那條界線似乎已經超過,令人警醒到休克治療可能已經施用過量,引發一股從玻利維亞以至於日後伊拉克的經驗裏十分面熟的逆流。

    不過,自由市場十字軍是反應遲緩的學生,尤其是當他們的政策產生意料之外的後果時。從斬獲豐厚的亞洲大拍賣學到的唯一教訓,似乎是對休克主義更加肯定,更多災難即機會的證據(如果還需要證據的話),它是打碎一個社會、開闢新邊疆的絕佳攪拌器。危機高峰之後幾年,幾位知名的評論家甚至還說,亞洲發生的事儘管帶來許多破壞,卻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經濟學人》評論說:“韓國需要一場全國性的災難,才足以從封閉的國家轉向一個擁抱外國資本、改變和競爭的國家。”而弗裏德曼在他的暢銷書《淩志汽車與橄欖樹》(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中宣稱,亞洲發生的事根本不是危機。“我相信全球化幫了所有人的忙,在1990年代融解了泰國、韓國、馬來西亞、印尼、墨西哥、俄羅斯和巴西的經濟,因為它揭露許多腐朽的做法和體制。”他寫道,並且又說:“暴露韓國的親信資本主義,在我的書中不是危機。”他在《紐約時報》的專欄支持入侵伊拉克,套用的正是相同的邏輯,不同的是,融解伊拉克是靠巡航導彈,不是外匯交易。

    亞洲危機確實證明災難的利用可以有多大成果。但在另一方面,市場崩潰的破壞力和西方事不關己的反應,也激發強烈的反對運動。

    跨國資本的力量在亞洲肆虐,但它們激發高漲的公眾憤怒,而這種憤怒最終也直接指向推動放任式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機構。《金融時報》在一篇平衡得異乎尋常的社論中指出,亞洲是“大眾對資本主義感到不安,和全球化已達到令人憂慮程度的警訊。亞洲危機向世人展現,即使最成功的國家也可能在資本突然流動下屈膝,民眾對秘密的避險基金顯然可以導致世界另一邊的大規模貧窮感到憤怒。”

    在前蘇聯地區,休克治療刻意的計劃性悲劇可以推給從共產主義過渡到市場民主的“痛苦轉型”,亞洲危機卻純粹是全球化市場的創作。然而當全球化的大祭司派遣傳教士到災區時,他們想做的卻是加深痛苦。

    其結果是,這些傳教士喪失了過去隱身幕後的安詳與自在。IMF的費歇爾回憶他在談判之初訪問韓國時首爾希爾頓飯店的“喧鬧氣氛”。“我被囚禁在自己的旅館房間裏——不能出去,因為如果我打開門,外面會有1萬名攝影師。”根據別的報導,為了趕赴談判進行的會議廳,IMF代表被迫“繞道從後面的門進入,其間必須上下數段樓梯,穿過希爾頓的大廚房”。在當時,IMF官員還不習慣如此受注意。被迫在五星級旅館與會議中心當囚犯的經驗,在往後幾年將成為華盛頓共識特使的家常便飯,因為世界各地都有:大規模的示威迎接他們。

    1998年以後,要靠和平手段——透過IMF慣用的威嚇或在貿易高峰會上施壓——施行休克治療式的改造已愈來愈困難。1999年西雅圖世界貿易組織會議的挫敗,讓源自南方的新反抗情緒在世界舞臺嶄露頭角。雖然那些大學生年紀的示威者獲得大篇幅的媒體報導,真正的反抗卻發生在會議中心裏,發展中國家形成一個投票集團,拒絕在開放貿易上作更多退讓,除非歐洲和美國停止補貼和保護自己國內的產業。

    在當時,西雅圖的挫敗還可能被解釋為政商財團主義穩定前進中的小頓挫,然而,短短幾年後,情勢的逆轉已不容否認:美國政府創立亞太自由貿易區的野心已被擱置,一套全球投資條約,以及跨越阿拉斯加到智利的美洲自由貿易區計畫,也都胎死腹中。

    也許所謂反全球化運動最大的影響是,強迫芝加哥學派意識形態登上國際辯論的焦點。在千禧年之交有一段短暫的時期,全球沒有急迫的危機來轉移注意——債務震撼的威力已經消退,“轉型”已經完成,而新的全球戰爭尚未發生。值得注意的只有自由市場十字軍在現實世界留下的痕跡:不平等的淒慘景況,以及一個接一個接受弗裏德曼建議的政府留下的貪腐和環境惡化——他在多年前給皮諾切特的建議是,“用別人的錢行善”是個錯誤。

    回首這段期間,令人驚奇的是,這段資本主義再也不必與其他思想或勢力抗衡的獨佔期,只有極為短暫的8年,從1991年蘇聯崩潰到1999年WTO(世界貿易組織)談判失敗為止。但升高的反對並未削弱一些人追求這種暴利目標的決心;它的宣導人相信,他們需要的是比以往更大的震撼,以“製造”出更大的“恐懼”和“混亂”。

    《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
    第十三章 讓它燒——“劫掠亞洲”與第二道柏林圍牆倒塌


  3. 2011/04/05 於 09:24 patchpieces

    新美帝國主義-新帝國主義意識形態與美帝戰爭的新方式

     兩個英國人福斯卡斯和格卡伊的《新美帝國主義:布希的反恐戰爭和以血換石油》一書把帝國主義這個曾經非常熟悉的辭彙又在腦海中喚醒了。記得列寧說過,帝國主義的兩大特徵是“掠奪”和“戰爭”,兩位作者給的定義則是“一國對別國進行軍事和經濟征服的企圖”,大同小異,沒有什麼變化,雖然歷史的車輪已經滾過了一個世紀。

      新美帝國的精英們“相信”上天給了他們“特權”,讓他們在各方面——文化、軍事、政治和經濟——都沒人可以挑戰,帝國“註定”將永遠存在下去。新帝國為了建立一種符合自己的愛好、反映自己利益與價值的“國際秩序”,“自以為”巧妙地用“反恐戰爭”取代“反共戰爭”,用“誇大威脅”的手段來使武力為後盾的對外政策“正義化”和“軍事化”,把打擊恐怖主義當作在新世紀進行全球軍事和政治擴張的萬能理由。

      但是,在新帝國與國際社會的博弈過程中,其他國家會發現這種“(美帝世界新)秩序”對自己的利益構成了傷害,使自己受到了壓制,並因此而傾向于聯合起來,共同抵抗和反制“帝國主導(美帝世界新)秩序”的形成。於是,無所制約的帝國意外地發現自己身處一個有著更多敵意、面臨分裂的世界,自己的利益也更難以實現。

      福斯卡斯們認為,儘管龐大的軍事實力是支持美利堅帝國的不可或缺的手段,但它不能取代經濟霸權和美元作為全球性儲備貨幣的重要作用,更不用說美國的強大軍事實力並不能自動為美國提供一個安全的世界。以美元的衰弱為標誌,美帝國的實力也已經步入衰退。所謂的“美帝國”,無非是一種“虛幻”、“狂妄的幻想”而已。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成為世界超級大國,從那時起美國的霸權地位一直依靠三個無可匹敵的方面作支柱:軍事上的絕對優勢、先進的生產方法及相對較強的經濟實力、控制全球經濟市場和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三者之中,美元的作用可能最為顯著。在歐元誕生之前,世界貿易領域沒有一種貨幣能夠挑戰美元的霸權地位。

    隨著1999年底歐元的啟動,世界經濟和貿易體系增添了一種全新的元素,有了一種貨幣能夠與美元相匹敵,有望成為全球儲備貨幣。短短幾年之中,歐元真的成了人們的另一種選擇,成了世界金融市場上第二重要的貨幣,引入歐元之前,未償付的歐元國舊幣債券和票據占世界總量的近28%,美元債券和票據占45%。到2003年年中,這一差距縮小了很多:美元債券和票據所占份額下降到43%,歐元債券和票據的份額上升到41%。在貨幣市場上,這一變化更為顯著:1998年底,以歐元國舊幣為單位的貨幣市場工具僅占世界總量的17%,美元貨幣市場工具占58%;但到2003年年中,美元的份額下降到30%,歐元份額上升到將近46%。如今,歐元在國際貿易結算中的比重占到了四分之一。

    一旦某個“歐佩克(OPEC)‘成員打破慣例,用歐元為其石油重新定價,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和石油美元關係對它的支持之間的相互作用就會受到威脅:
    2000年11月,伊拉克宣佈將使用歐元替代美元對其石油儲備進行重新定價。
    這是第一次有“歐佩克(OPEC)”成員國敢於違反美元“定價規則”,從那之後,歐元不斷升值,美元不斷貶值,
    一段時期以來,利比亞一直敦促用歐元取代美元為石油定價,伊朗、委內瑞拉和其他國家也表示願意在石油交易中使用歐元。
    由於石油交易是支撐美元霸權地位的核心因素,這些都有可能對美國的全球霸權特別是美國經濟實力構成重大威脅。

    現在,美國幾乎向全世界“舉債”,而不儲備任何其他貨幣,因為美元是實際上的全球儲備貨幣。美元幾乎占全世界所有官方外匯儲備的三分之二,美國無需在利率方面同其他貨幣競爭。即使利率低,資本也會流問美元。在美國以外“流通”的美元越多。其他國家就越得向美國“提供”更多物品和服務以換取美元。美國甚至可以奢侈地擁有“以本國貨幣為主的這種地位美國已經享受了30年、就是說自1974年石油美元誕生以來,世界其他各國經濟都為美國經濟提供了大量補貼。這種狀況無疑使美國政治經濟精英受益,同時也使美國經濟緊密依賴于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

      現在的世界貿易是一場買賣遊戲。其他國家生產物品,美國生產美元來購買物品。相互關聯的世界各國經濟不再為了獲得相對優勢而進行貿易:他們爭相出口商品是為了獲得所需要的美圓,來償還美元為主的外債,和囤積美元儲備,以維持本國貨幣的兌換價值。為了防止有人投機和操縱市場,攻擊本國貨幣,各國的中央銀行必須掌握與其流通貨幣相應的美元儲備。一種貨幣貶值的市場壓力越大,該國中央銀行所需要待有的美元儲備就越多,這為美元的更加堅挺創造了系統內部的支援。同時迫使世界各國的中央銀行必須獲得和持有更多美元,從而使美元更堅挺,這種現象被稱作美元霸權,是由重要商品,特別是石油,使用美元定價這一地緣政治造成的特殊性所導致的,每個人都接受美元,因為美元能買石油。石油美元的“迴圈”就是美國從石油生產國獲取的好處,這也是美國自1971年以來容忍“石油輸出國組織”存在的原因。
      
      石油不僅僅是國際上買賣的最重要商品,它也是一切現代國家經濟的生命血液。如果你沒有石油,你就得購買。如果你想在國際市場上購買石油,一般你下得不用美元來買。如果一大部分石油交易改用歐元,不用美元,更多國家就不得不增加歐元貨幣儲備,美國將不得不同歐元直接爭奪全球資本。不僅歐洲可能不再需要美元,連80%以上石油從中東進口的日本也不得不把大部分美元資產轉換成歐元:作為世界最大石油進口國的美國,也不得不持有大量歐元儲備。這對美國的貨幣管理來說是一種災難,因為每年美國不僅將失去一大部分相當於免費的商品和服務補貼,而且從美元儲備轉成歐元儲備還將使美元貶值。滙豐銀行在2003年6月的一份報告中指出,即使是少量資金從美元轉移到別的貨幣,或流量的改變都會產生重大變化。如果美元成了更重要的儲備貨幣,(如果美國準備與歐元分享儲備貨幣地位的話,)這還將意味著或者美國買入更多歐元,或歐洲人減少所持美元,買入歐元。”這顯示了石油(和石油美元)與最近的伊拉克戰爭之間具有清晰、明確的聯繫,同時也說明,金融是力量角逐的一個方面,具有重要的地緣政治意義。

      美國和英國於2003年3月對伊拉克進行(入侵)軍事干涉,在那裏建立了自己的權力機構管理該國,這次“入侵”後不久,就宣佈從伊拉克購買石油只能支付美元。但事情還沒有結束,與之相矛盾的是,儘管美國近期取得了這些軍事和政治進展,在歐、亞地區的軍事實力迅速加強,但出於各種經濟和政治原因,越來越多的中東、南美和俄羅斯石油生產商在討論用歐元“取代”美元,或者用“一攬子貨幣”進行石油公開交易。這樣會加速美元的衰落,推動歐元成為第二個世界儲備貨幣,如果貨幣代表著一個國家的經濟形勢,而美元繼續貶值,美國經濟將在這樣的條件下直線滑落(P15-19 )。(評點:美國入侵伊拉克是以薩達姆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作為表面理由的,背後的原因卻是為了打擊歐元這一真正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三年多過去了,世界發現薩達姆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並不存在,歐元也沒有因為美國的打擊而顯示出弱勢,這就是“強大的”武裝到牙齒的美國所面對的悖論。)
      
    美國情報機構並沒有把自己的任務僅限於折磨嫌疑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情局」幾次派人潛入中國,為在瓜地馬拉“政變”之前刺殺尼政府官員作訓練:這次“政變”成功地推翻了“民主選舉”的總統阿本斯,換上了一連串的“獨裁者”,用武力和野蠻鎮壓的方式對該國進行了40多年的“殘暴統治”。
    儘管出了一連串醜聞,1953年,「中情局」成功地在伊朗推翻了受民眾愛戴的摩薩台政府,把逃亡國外的巴列維國王扶上臺。巴列維對該國的壓榨在隨後的幾十年中一直使美國受益,但最終引發了1979年的伊斯蘭革命,“阿亞圖拉”霍梅尼和他的伊斯蘭教政府上臺;1963年2月,中情局與英國情報機構聯手支持了一次流血政變,使伊拉克復興黨第一次掌權,這同時也鞏固了英國在該地區的利益。1963年的這次“政變”是伊拉克歷史上最血腥的事件,其血腥程度只有1973年9月11日「中情局」支持的智利政變能夠與之相比。

      當時的英國駐巴格達大使羅傑•艾倫爵士寫道,在伊拉克新政府裏,年輕的薩達姆•侯賽因是個顯眼的人物,“極”符合西方的利益,一周後他告訴英國外交部:“現政府正在盡力而為,因此,我個人認為我門應該支持它,長期幫助它站穩腳跟,這樣共產主義威脅可能逐漸消失。”

    “政變”之後,英國和美國馬上承認了巴格達的新政權,在這位大使看來,局勢“幾乎恢復了正常”,經過政府的更替和內部鬥爭,復興黨於1968年鞏固了政權地位。那一年隨後發生的「中情局」“策動”的“政變”使(伊拉克)薩達姆開始掌權,成為艾哈邁德•哈桑•貝克爾的副總統,直至1979年在美國的保佑下成為總統。
    同樣,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中情局」在阿富汗締造並支持了奧薩瑪•本•拉登的組織,作為反抗蘇聯“邪惡帝國”的“自由戰士”,後來才“發現”他們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
    每一次,當時的美國(自由)大眾傳媒都把這些事件當作“沒發生一樣”,只在報導一個國家擺脫共產主義影響時,把這些事和美國的參與當作參考背景。這種“處理方法”並不陌生,就像當時德國人民被告知,關於納粹罪行的報導只不過是猶太人或共產主義者的宣傳。

      馬里蘭大學進行的大量研究發現,通過(自由)商業電視臺看新聞的人中大多數對最近的伊拉克戰爭至少有三種“根本性誤解”之中的一種:
    (1)伊拉克與“9•11”事件有直接關係;
    (2)在伊拉克“找到”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3)國際輿論支持美國入侵伊拉克。
      
    “偉大”的(自由)大眾傳媒頻道總是“變換”入侵的原因,如果一種“說法(故事;敘述)”被證明是錯誤的,他們就“發明”另一種。在一項關於哪個電視頻道看的人最多的全國調查中發現,大多數人通過「福克斯(Fox News)」的系列頻道看新聞。這其中,80%的人說在伊拉克找到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換句話說,“偉大”的(自由)大眾傳媒看上去更像是在把觀眾“搞糊塗”,而不是使觀眾瞭解情況——不幸的結論是,在美國儘管有無處不在的電視報導和發行量巨大的報紙,美國人卻在世界上最“不知情”。

    1947年,「中情局」在“戰略情報局”的基礎上成立,成為與破壞美國自由的“共產主義間諜陰謀”對抗的情報採集機構。據報導,這些“共產主義問諜”使用宣傳和“洗腦”的手段欺騙美國人接受“共產主義者的社會主義”。他們相信,有必要抵制這些險惡陰謀,這是“美式自由”和俄式“洗腦”之間的冷戰的一部分。這種價值觀被反復有效地“植入”西方政治文化之中,儘管國際關係發生了演化、轉變,在冷戰結束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冷戰話題“並沒有”終結或消失:它伴隨著一個新的“敵人”而“重生”。“使美國能夠進攻或”入侵“別國的惟一辦法,是把這些國家的政權”描述“成對我們的安全威脅。因此,塞爾維亞的米洛舍維奇是巴爾於的‘希特勒’,必須被制止。而且伊拉克”必須“被入侵,因為薩達姆(海珊)正在製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把它們交給奧薩瑪•本•拉登。”

    許多美國人繼續深信,他們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是善意的,他們的政府所做的永遠是為了別人好,也為了他們自己好。即使他們國家的行動導致災難,他們也認為,其背後的動機是“高尚”的,儘管有無數證據證明,善意和“高尚”都是“政治口號”,而不是政治方針。看來,美國情報和安全部門在世界其他地區任意使用的大腦控制術在他們本國。他們刻意營造的世界裏取得了最大成功。他們是不是因為被洗腦而相信自己的宣傳?要不,這是另一種宣傳?(P82-85)
    (評點:美國有其在世界上引以為豪的最廣泛的新聞自由和最發達的資訊傳播網路。但是,美國人民在熟練掌握“讓不需要的事實消失的藝術”的政府和自覺地“嚴格實行自我審查”的新聞媒體的引導下,可悲地成了“世界上最不知情”的人民,並天真地以為自己“永遠是為了別人好,”實在是搞不明白 “那些最為人類的幸福操心的人,卻使他們的鄰居感到非常痛苦”的悖論如何得以成立。)

    “我手上的惡魔不夠用了”(想像、妖魔化塑造敵人)

    正如我們看到的,整個冷戰期間,美國“利用”人權和民主價值觀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作為“政治工具”,給蘇聯陣營內部存在的民族、宗教和政治經濟緊張關係火上澆油。
    看看1973年9月「中情局」在智利的活動、皮諾切特推翻和殺死阿連德的例子,
    或者看看1967年10月「中情局」特工在玻利維亞殺死切•格瓦拉的例子,就知道這是“有選擇”進行的。
    此外,薩拉查和卡埃塔諾“獨裁時期”葡萄牙是「北約」成員國;
    1967年至1974年的希臘“獨裁政權”是由一小撮無能的上校扶上臺的,這些上校都在「中情局」的薪水簿上;
    土耳其加入「北約」的過程中經歷了三次“軍事政變”。美國的“雙重標準”政治手腕在冷戰中獲得了勝利,隨後其結果又使其手段“正義化”:目的是打破“邪惡的共產主義體系”。

    美國的人權運動在瓦解蘇聯陣營的過程中起到了輔助作用,但並不是主要因素。正如我們在別的地方所分析過的,理解蘇聯共產主義的失敗必須把它放在與國際債務危機有關的更廣闊的背景下,同時與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蘇聯為了抗衡美國星球大戰計畫耗費了大量資金所導致的力量衰竭聯繫起來。
    由於雷根強調同蘇聯展開全面軍備競賽,而新保守派又公開推崇雷根政府,許多分析人土把新保守派的起源定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我們想要指出的是,事實並非如此,美國新保守主義的新帝國觀比新保守派的起源更為重要。

    我們認為,新保守派使美國新帝國計畫已經存在的戰略框架極端化了。這種已存在的框架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在艾奇遜和尼茲的領導下確立的,建立在三個戰略設想之上:
    第一,“創造”一個看得見的“敵人”,“誇大”它對美國和“自由世界”的威脅;
    第二,加強西方陣營“依賴”於華盛頓決策過程的“輪軸一輻條”體系;
    第三,美元在全球貨幣市場的核心地位。
    然而,蘇聯陣營的瓦解破壞了這一計畫,使美國“失去”了“(亟需)敵人”,使“輪軸一輻條”體系的依賴性鬆懈,特別是歐洲人開始趨向一個更緊密的政治聯盟,通過宣佈發行他們自己的儲備貨幣——歐元,進一步削弱了美元的實力。

    這就是第一次海灣戰爭期間(1991-)、南聯盟危機爆發前和1991年《瑪斯特裏赫特條約》談判即將開始時的形勢,當時法國和德國更加努力推動歐洲形成統一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當1991年美國把(伊拉克)薩達姆從科威特趕出去的時候——要知道,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兩伊戰爭”期間(1980年至1988年),伊拉克是美國在海灣地區的“盟友”——當時擔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科林•鮑威爾抱怨說:“我手上的惡魔不夠用了,我手上的壞蛋使完了。”他認為美國應該使用占絕對優勢的高科技兵力解決緊急狀況和蘇聯解體後產生的地區衝突,以實現“阻止前進”,
    現在這種理論面臨破產,因為“缺少”明顯的、容易界定的、理由充分的“敵人”。「北約」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它不得不重新界定朋友和“敵人”,設計新的意識形態準則;否則它就不得不隨著「華約」的失效而解散。「北約」的“新戰略理念”於1991年11月推出,以鮑威爾的理論為精華,同時期待著1999年和2004年的擴張(1999年是匈牙利、波蘭和捷克,2004年是保加利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羅馬尼亞、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亞)。

    但是克林頓採取了“快刀斬亂麻”的方式,繼承了他的偉大前任們的“輪軸一輻條”理論。克林頓的戰略班子認為冷戰後的全球角色主要有四組。
    第一組是所謂的核心夥伴,如歐洲國家、日本和澳大利亞。
    第二組由過渡中的國家組成,如前共產主義國家。
    第三組由“無賴國家”組成,如伊拉克、伊朗、朝鮮和敘利亞,這些國家拒絕接受核心國家的理想,支持國際恐怖主義,迫切想要得到尚未擁有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以傷害美國及其盟友,也就是核心國家。
    最後還有第四組,就是所謂的失敗國家或地區。
    這種“分類”使美國及其核心盟友承受了極大的人道主義壓力。

    於是,冷戰後的“新敵人”就這樣勉勉強強、湊湊合合地確定下來了,就是那些無賴國家和失敗國家。至於那些過渡國家,如俄羅斯、烏克蘭和“神秘的亞洲大國”中國,他們必須全面實現政治民主、推進公民自由和人權、採取有效的市場經濟、支持反恐公約、與美國領導的西方機構,如「北約」和世界貿易組織,達成合作夥伴協定。正是在這樣的意識形態“框架”下,克林頓政府把美國的目標調整為“人道主義干涉”,而其登峰造極的表現是1999年北約轟炸南聯盟。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盧旺達大屠殺過後,隨著索馬里、利比理亞等失敗國家和地區陷入混亂,世界上約有2000萬難民。由於冷戰年代共和黨和民主黨政府已經成功地在人們的潛意識裏“植入”了“自由—道德”意識,所以盎格魯—撒克遜人民能夠接受用這種意識形態使新帝國戰爭“正義化”的做法。

    帝國進行“人道主義干涉”並非新鮮事物。事實上,至少從1919年《凡爾賽條約》簽訂的時候起,它就被用來防止濫用國家權力壓迫少數民族和宗教信仰上的少數派。②不過,我們想在這裏強調的是,克林頓政府選擇把“人道主義干涉”作為其首要意識形態“工具”,以便在美國“手上的惡魔不夠用”的情況下實現權力政治的目標。
    克林頓和北約的軍隊“人道地”干涉了波黑(1993年至 1995年)、南聯盟的科索沃(1999年);
    在索馬里(1992年至1994年)和海地(1995年)遭受了令人鬱悶的失敗;
    在盧旺達( 1993年至 1995年)和布隆迪( 1994年至1996年)沒有插手、先撇開1948年、1956年、1967年、1973年和1981年至 1983年巴勒斯坦的幾百萬難民不說。盧旺達和波黑是美國雙重標準的典型代表。事實上,簡單比較。下死亡數字,立刻就能看清美國的“權力政治”動機:塞爾維亞族的准軍事部隊和民族主義分子在斯雷佈雷尼察和熱帕屠殺了約 8000名穆斯林,但是在盧旺達,有 100多萬人被屠殺。眾所周知,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布特羅斯•加利提醒人們注意,在盧旺達的人道主義災難即將發生的時候,克林頓政府卻出乎情理之外地關注西巴爾幹地區。帶著對美國這種冷漠態度的驚詫,加利離開了聯合國秘書長的崗位。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機器是團結統一的政治體。任何一個政治體都不可能沒有一點內部矛盾、不團結和重組的願望。所有國家機器都充斥著意識形態爭執,民族和宗教問題,性別、文化和其他社會問題,利益和地位衝突,政治家和政府機構中的個人對立,各種政府部門和政黨之間的對立。階級鬥爭在國家的分裂和重組趨勢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不論從什麼樣的廣泛意義來講,並非一切都可以簡化為階級鬥爭。美國的聯邦制國家機器也不例外,且不提其分化的國家結構。民族和宗教矛盾——和英國、義大利、日本、法國相比,美國的民族和宗教矛盾相對複雜。事實上,美國的外交政策是由三個緊密相連的方面導致的。

      1、聯邦政府內,不同利益群體的代表之間討價還價的過程:聯邦政府試圖通過這一過程體現不同民族、政治、社會和階級的利益。
    2、美國的階級民族利益和安全利益,這些利益遍佈世界,特別是在歐亞地區、重要海路通道(如巴拿馬運河、蘇伊士運河),拉丁美洲和太空。
    3、一個廣泛的政治意識形態準則,如果可能的話,這種政治意識形態原則最好是全球統一的,它建立在美國精英階層的民族階級利益足以成為全世界的利益的基礎上,在其國內也獲得支持。

    克林頓時期,美國最大的缺陷是缺少第三部分。沒有了蘇聯就沒有了“敵人”。沒有了蘇聯意味著歐洲人和美國可以在更廣闊的空間裏施展。包括東歐、中歐、近東和中東。
    然而,美國實現“北約東擴”或推翻(伊拉克)薩達姆政權,僅以“人道主義干涉”為藉口能夠令人信服嗎?總的來說,蘇聯的解體給美國國內和以“輪軸——輻條”體系為基礎的全球力量結構帶來了一個巨大的問題。“人道主義干涉”的政治意識形態無法取代蘇聯。對許多人來說,有各種原因覺得它不足以令人信服,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有兩個:首先,因為在波黑和科索沃只取得了部分勝利,而在索馬里 和海地失敗了;
    其次,任何人都能看出這種政策註定具有“雙重標準”,從1991年8月(蘇聯正式解體)到2001年8月的十年裏,新保守派努力推動美國政策的進一步“軍事化”,對“劃定”的無賴國家採取先發制人的戰略。但是克林頓政府對這種想法感覺不太好,因為缺少一種組織嚴密的意識形態準則和一種清晰的威脅,以使美國擴大影響的凝聚力得到加強。

    在克林頓第一個任期即將結束的時候,布熱津斯基看到了這種缺陷。他寫道:“美國在國內太民主而在國外太專制,”這一事實“制約美國發揮其實力,特別是軍事脅迫能力”。準確地說,這種缺陷就是“除非國內公眾對美好生活的感覺突然面臨威脅和挑戰,大家對追求實力這一目標沒有什麼熱情。”因此,“除非處在一種真正大的、被廣泛認同的直接外來威脅的情況下”,外交政策所急需的共識很難達成。
    這種直接外來威脅很快就出現了。“9•11”事件後,新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側重點不得不進行調整。

    “反恐戰爭”,還是“全球巴勒斯坦化”?

    正如冷戰時期美國的“人權”辭令讓位于瓦解蘇聯的大戰略,“9•11”事件後,美國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使用的“人道主義干涉”辭令讓位給了“反恐戰爭”計畫。2002年1月29日布希曾說:“浩瀚的大洋再也保護不了美國——我們(美國人)只能靠在國外積極採取行動。在國內不斷提高警惕來保護自己。”我們已經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中看到了美國在“國外的積極行動”,這兩個國家前者是藏匿本•拉登的失敗國家,後者是被懷疑擁有、或者可能正在製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無賴國家。的確,按照新保守派的說法,最壞的情形就是恐怖分子或無賴國家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美國人也看到了“在國內提高警惕”,包括通過《愛國者法案》和其他新機構的成立,比如成立國土安全部,其職責相當廣泛,在政治精英中引發了激烈的爭論,討論是否應該限制它的權力,“以免將來它變成像東歐國家曾經出現的那些可怕的安全部門一樣”。不過還有一些值得一提的其他活動,比如所謂的“校園觀察”,一個鼓勵美國大學生監督學校老師在課堂上的反美或反以色列言論的機構。

    正如冷戰時西方國家不得不通過法律和在國內的執法行動抵制“國內外的共產主義威脅”一樣,如今世界各國也得通過執法機構和反恐法律維護安全。這一當務之急體現在聲明裏:“所有國家都有必要對境內的恐怖活動採取‘絕不姑息’的政策。”畢竟“來自90個國家的人在‘9•11’事件中喪生”。美國正在幫助所有國家“制訂計畫,通過各種方式,包括修改法律、技術援助、新的調查技術、分享情報、執法和軍事培訓,幫助(這些國家)獲得打擊恐怖主義的必要能力”。2004年至2005年,在2005年7月7日倫敦地鐵爆炸案之前,英國以布雷爾為首的精英們也加強了反恐立法和執法機構,井且提出應該通過法律允許不發出警告將恐怖嫌疑犯軟禁家中,不給他們合法辯護的權利。
    總而言之,“9•11”事件是個分水嶺,不是因為美國新帝國主義意識形態重要的敵友陣營被破壞了,而是因為全球恐怖主義的新威脅”取代“了蘇聯。美國的新安全宣言說:“為了維持‘9•11’事件以來的勢頭,使全球反恐戰爭處於最前沿,美國政府的所有部門將在雙邊和多邊談判中把打擊恐怖主義當作一項標準日程。”

    新保守派通過充分利用這一標誌性的重大災難事件,得到了“重塑”美國新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穩妥方案。正如德里克•葛列格里所說,世貿雙塔的倒塌“通過一種震撼人心的視覺力量,傳達了在美國都市心臟爆發的一次壯觀的恐怖活動”。事實上,這樣的事件令人很難遺忘,(而美國媒體正努力使它宛如昨天)除非像阿布格裏蔔監獄虐囚事件這樣的腐蝕劑和出乎意料的現象流行開來,引起公眾關注。迪克•切厄反復重申:“別忘了我們在2001年9月11日上午所看到的一切。”但是美國“9•11”事件後的“反恐戰爭”還有更大的政治、經濟和戰略目的。當然,如果所有的恐怖分子都被抓起來了,美國手中的惡魔又該用光了。我們知道,恐怖活動,不管是國家的還是社會的,都是真實的,但是美國的“反恐戰爭”卻是“人為製造”的、“虛構”的。我們也會列出一些具體想法,探討什麼才是應對恐怖主義的最好方法,不論這種恐怖主義來自國家還是非國家角色。

    在題為《打擊恐怖主義國家戰略》的檔中,我們看到:
    我們生活的時代有大量機會使世界的繁榮與美國和全世界熱愛自由的人們所擁有的利益和價值相一致。我們將把握這些機會……通過不斷進行打擊,確保恐怖分子無處藏身,我們將縮小他們的活動範圍,削弱恐怖主義組織的能力……我們永遠不能忘記,我們鬥爭的最終目標是——我們根本的民主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在領導反恐鬥爭的過程中,我們形成了新的國際關係,用適應二十一世紀跨國挑戰的方式重新定義現在的國際關係……前面的鬥爭是長期的、艱苦的。在這場特殊的戰爭中,我們不能期望衝突輕易地結束,或者有明確的結束期限。

    這段話對“反恐戰爭”的新帝國意識形態中的一些重要元素進行了最好的總結。
    首先,它告訴我們,這是一個對美國來說充滿“大量機會”的時代,因為美國可以把它的國家利益當作全球利益強加給全世界,而且可以使用武力。這再次證明,這不是帝國主義的新成分:這是一種長期以來一直存在的意識形態準則,使一群人的政治企圖能夠在本國或國際上佔據支配地位。為了支配他人,這些人的觀點必須淩駕於別人的觀點之上。“9•11”事件所帶來的機遇為美國達到這一目的鋪平了道路。

    其次,這段聲明告訴我們,美國必須“持續不斷”地、在有必要的地方進行“單邊”的、先發制人的打擊。美國確實這樣做了。四年之中,美國轟炸了南聯盟,人侵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在我們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美國或許和以色列正為入侵敘利亞和伊朗打基礎。利比亞不再是美國的目標,因為正如《經濟學家》雜誌所承認的,“卡紮菲退出邪惡軸心以後”,西方石油和天然氣公司如今在利比亞很活躍。歐洲人這回沒有跟從,從德國、法國和俄羅斯反對美國對伊拉克發動先發制人的行動就能看出來。塔里克•阿裏寫道:“這是冷戰後歐盟和美國的內部核心分歧第一次公開分裂,被電視曝光,使公眾輿論以大西洋為界形成兩極分化。”新保守派相信,如果美國展示一下威力,盟友們最終會走到一起來。“軟實力”派的戰略家,約瑟夫•奈,相信這不是美國達到全球目標的正確方式,因為它使盟友更加疏遠了——軟實力是說服而不是強迫別人做你想讓他們做的事的能力。但是美國沒有聽從約瑟夫• 奈的意見。因此,軟實力派思想家認為,華盛頓(輪軸)的外交政策在新保守派的領導下越軍事化,越我行我素,歐洲國家(輻條)越想脫離輪軸獲得自由。

    美國實力的這種永不安分的狀況使我們想起了列夫•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作為二十世紀傑出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之一和1917年俄國革命的領袖人物,托洛茨基認為1917年的俄國革命不能僅僅局限於在俄國進行。相反,如果俄國的布爾什維克想生存下去,它必須通過在波蘭和德國等其他國家不斷進行革命鬥爭來得到加強,並把其他國家的鬥爭當作整個進程的一部分。托洛茨基的觀點在布爾什維克的中央委員會遭到了失敗,不過我們回顧這段歷史是因為有人說托洛茨基和幾位新保守派有思想上的關聯。如果這種說法正確,那麼托洛茨基的政治思想模式正在簡單地(而且過分簡單地)通過新保守派的戰爭計畫和美國強制機器的對外極端化得到實踐。即使這種說法不對,“9•11”事件後美國新帝國主義的所作所為也恰恰是托洛茨基曾預言的:為了解放受國家干預的國內市場,特別是石油和天然氣市場,資本主義國家發動了一場持久的戰爭,通過更換政府和使用先發制人力量使國際環境極端化。

    這使我們直接聯想到“新保守派”“反恐戰爭”的第三個主張。它使我們十分清楚地看到,這場新戰爭可能無限期地進行下去:“我們不能期望衝突輕易地結束,或者有明確的結束期限。”畢竟,怎麼可能徹底消除所有的恐怖主義呢?對這種偏執想法惟一符合邏輯的猜測是,只要美國“需要”,“反恐”戰爭就將持續下去,直到美國“實現”了兩個具體政治目標:
    全方位的控制和強迫全球接受其自由民主價值觀和自由市場經濟。這就是“全球化”的全部內涵:
    與上帝賦予美國的“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真正全球超級大國”地位密切相連的“歷史的終結”。
    然而,這種新的敵友規劃能夠按著冷戰的方式操作嗎?
    這能夠成為美國從事外交事務的長期組織原則嗎?
    迄今為止它是怎樣運作的呢?

    美國戰略家清楚地知道,當今的恐怖活動不受領土的限制,儘管恐怖分子在地球上有基地和經濟資產。它不受國家限制,儘管可能有國家或國家機構暗中為其提供保護。恐怖分子通過複雜的網路進行活動,使用高級的科技手段。儘管這些手段怎麼也比不上美國的軍事和科技優勢——所以才有了“不對稱戰爭”這個詞——恐怖分子的網路經營得很好。
    “新保守派”洞悉這一切,但是“9•11”事件後當阿富汗的塔利班向美國提出逮捕本•拉登,把“基地組織”從阿富汗驅逐出去時,美國拒絕合作。他們還拒絕「北約」對美國第一次真正的“反恐戰爭”的支持。這些都很令人生疑。美國“假裝”打擊恐怖分子,“實際上”他們做的是推翻塔利班政權,在俄羅斯安全利益和中國利益的軟肋上,還有在無賴國家伊朗的東邊“建立”自己的“軍事存在”。這就是他們所做的“一切”。比倫特•格卡伊看到:“‘9•11’事件前幾天,美國能源部情報局把阿富汗的戰略地理位置列為‘從中亞向阿拉伯海出口石油和天然氣的潛在運輸通道’。”而且,在阿富汗戰爭期間,巴基斯坦和土庫曼斯坦討論了“開發一條從土庫曼斯坦經阿富汗到巴基斯坦瓜德爾港的天然氣管道,現在正在中國的援助下在俾路支省海岸興建。”
    由此,免不了得出一個結論——“反恐戰爭。是促進美國在歐洲和亞洲的安全和階級利益的”人為製造“的工具。然而這其中還有其他尚未看到的事實。

    布希和“新保守派”知道,他們無法像戰勝一個失敗國家那樣戰勝恐怖分子。他們無法用國家政治暴力和國家恐怖活動剷除恐怖分子。“國家恐怖主義”和擴大占絕對優勢的軍事影響力,無論技術多麼先進,只能產生反作用,無法消滅自殺式襲擊、部落戰爭這些現象。維持部落地區的治安如今需要大量人力和武器資源。2003年10月16日,在給迪克•邁爾斯將軍、保羅•沃爾福威茨、道格•費思、皮特•佩斯將軍的備忘錄中,拉姆斯菲爾德問道:“如今我們缺乏衡量全球反恐戰爭輸贏的尺度。我們每天抓獲的、殺死的、阻止的和勸服的恐怖分子是不是比伊斯蘭學校和極端傳教士招募、訓練和派遣出去對付我們的更多呢?”

    除了殘忍和好戰之外,問這個“問題”是一種深度“錯覺”,因為那些決意犧牲自己生命的人,隨時隨地都可能殺死別人。更具體地說,美帝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新保守派”忘記了,自殺式爆炸的“主要意義”在於“生命”,而不是死亡。對中東人民來說,“聖戰”和本•拉登所代表的和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共產主義革命和切•格瓦拉對西方激進青年所代表的“一樣”,而美帝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新保守派”對這一“事實”不屑一顧。
    如果新帝國主義國家(如美國)或新殖民主義國家(如 1967年以後的以色列)用“國家恐怖主義”來打擊恐怖分子,其結果必然是暴力的惡性循環。我們還得進行進一步的分析。例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衝突不僅僅是兩個民族主義或原教旨主義互不讓步的問題。它確實是這樣的,但還有一些東西超出這種簡單猜測之外。事實上,它是“被壓迫民族”——巴勒斯坦人的民族主義和“壓迫者”——以色列國家的民族主義之間的“不平等關係”。

    回顧 1967年,伊薩克•多伊徹曾精彩地說過:
    表面上,阿、以衝突只不過是兩個敵對的民族主義之間的衝突,雙萬都處於自以為是和野心膨脹的惡性循環之中。從抽象國際主義的觀點來看,最容易不過的就是把兩者當作同樣毫無價值的和反動的而不屑一顧。然而,這種觀點忽視了那裏的社會和政治現實。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國家人民的民族主義,他們為獨立而進行的鬥爭,不應該和征服者、壓迫者的民族主義放在一個道德政治層面上。前者有歷史理由和進步的方面,而後者沒有……以色列的安全依賴於定期發動戰爭,每隔幾年必須削弱阿拉伯國家的力量。

    新帝國主義和“新猶太復國主義”是手拉手的好兄弟。2002年5月2日,美國參眾兩院通過議案,宣佈美國和以色列“現在正進行一場反對恐怖主義的共同鬥爭”。參議員約瑟夫•利伯曼更直白地說:“以色列受到恐怖分子有組織、蓄意的自殺和殺人襲擊行動的包圍。這些恐怖分子的實質和‘9•11’事件中對我們國家的襲擊是一樣的。”美國駐伊拉克部隊正在吸取“以色列國防軍在巴勒斯坦被占領土上得出的經驗教訓”。為了突破抵抗,美國正在“像以色列情報部門那樣使用阿拉伯線人。美軍把伊拉克的城鎮村莊變成了西岸的影子”。
    還有消息披露,“以色列軍官在美國布拉格堡訓練暗殺小組,模仿以色列國防軍的‘定點清除’戰略”。結論是令人痛心的: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所做的,在以色列的週邊,美國正在向全球做同樣的事。正如新”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原教旨主義與伊斯蘭聖戰相對應,美國國內的“基督教原教旨派”和“猶太復國主義”者與美國以外的全球聖戰相對應。芝加哥諾斯派克大學的唐納德•瓦格納近期對“基督教原教旨主義”和新“猶太復國主義”進行研究,追溯了這兩個意識形態運動在小布希時代與“新保守主義”明顯走到一起的過程。“2000年,共和黨發生了一個轉變。它開始擁護新保守派思想家的理論,宣揚美國的”單邊主義“,支持用軍事手段而不是外交手段解決問題。‘9•11’事件後又採取了更具進攻性的做法,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戰爭和其他的敵人很快都與美國的‘反恐戰爭’聯繫起來,而這毫不奇怪。”因此大家普遍認為,華盛頓對以色列的承諾是一種無可更改的事實,這也正是使布希的巴勒斯坦政策左右為難之處。當然還得強調一下,新保守主義和猶太人的觀點並不完全一致,有許多參與政治的猶太人認為新保守派(和新猶太復國主義者)對世界的觀點是一派胡言。

    新保守派把恐怖主義的根源歸結於貧困、腐敗、宗教衝突和民族矛盾。這毫無意義,按照亨利•C.K.劉的說法:“這樣定義恐怖主義的話,反恐戰爭無法取得勝利。”伊斯蘭恐怖主義的真正原因是美國在原材料豐富的地區,向那些窮苦人民施加其占絕對優勢的影響力,因為這些原材料,如石油和天然氣,對美國正在衰落的經濟。不穩定的金融狀況至關重要。
    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另一個“真正原因”是巴勒斯坦的惡劣狀況和所謂的“國際社會”“無力”強迫以色列“執行”「聯合國安理會」要求其撤出西岸和加沙的242號決議。對付恐怖主義最好的方式是平民方式,一種新的“緩和”政策。應對基地組織和原教旨主義恐怖組織最好的方式是從大中東地區“收回”盎格魯—撒克遜的影響力,從西岸和加沙撤走以色列部隊,成立獨立的巴勒斯坦國。到那時,伊斯蘭教和西方就能在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基礎上發展一種新的民主、平民的政治經濟合作關係。這是把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觀點倒過來想的另一種方法。這也是超越過於“簡單的”、“錯誤的”、危險的、好與壞的宗教困境的另一種方法。
    但是布希的主要選舉支持者——“基督教原教旨派”和新”猶太復國主義者“,都堅持拒絕這樣想(P93-104)。

    2007-03-17


  4. 2011/04/15 於 18:02 patchpieces

    美國對哥倫比亞的新殖民政策-「哥倫比亞計畫」

      提到哥倫比亞,許多人就會立刻聯想到這是毒品與游擊隊氾濫的罪惡淵藪之地。羅素克洛和梅格萊恩搭檔演出的「千驚萬險」就是以哥倫比亞為背景,影 片描述的哥倫比亞左派游擊隊在邪惡帝國蘇聯垮台後,變成一群以販毒、綁票維生的恐怖份子,長期以來許多美國人也相信政府與主流(自由)傳媒對於哥倫比亞的 宣傳,相信美國政府目前已耗資數十億的「哥倫比亞計畫」(Plan Columbia)可以消滅哥國毒梟和游擊隊暴力,然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證據卻證明事實剛好相反。

      事實上,「哥倫比亞計畫」只是美國長期對於中南美洲“政經軍干預”的一部份,在美國喬治亞州的班寧堡(Fort Benning),有一所「美洲軍事學校」(SOA, U.S. Army School of the Americas),該校一直被諷刺為「殺手學校」(School of Assassins),因為該校的課程以訓練謀殺、綁架、政變、嚴刑拷打著名,數十年來培養出六萬多名拉丁美洲的軍人,智利民選總統阿葉德被軍事獨裁者皮 諾契特推翻、大主教Oscar Romero被暗殺、瓜地馬拉36年內戰死亡或失蹤的20萬人、薩爾瓦多超過900名平民被屠殺等等,都是“該校”畢業生的“傑作”,女性受害者還會遭強 暴虐殺而死,毫無反抗力量的兒童被活埋或摔死;它也培養惡名昭彰的軍事獨裁者-包括巴拿馬、波利維亞、瓜地馬拉、薩爾瓦多,並且是“右翼民兵”的訓練所- 例如尼加拉瓜殘暴的「國民軍」就是SOA的畢業生,後來組成“右翼恐怖份子”Contra。前巴拿馬總統就稱「美洲軍事學校」是「拉丁美洲最大的亂源製造 基地」,在日漸高漲的抗議聲浪下,該校改名為Western Hemispheric 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WHISC),但是至今仍然繼續培養每年一到兩千名的畢業生(目前1/3的受訓者來自墨西哥,因為該國要對付以Chiapas省原住民為主的薩巴塔游擊 隊(Zapatista)),每年耗費美國納稅人大約兩千萬美金。

      和其他拉美國家相比,哥倫比亞派遣最多軍人(目前已超過一萬多人)到SOA受訓,其中許多高階軍官都犯下違反人權的罪刑,哥倫比亞軍方和殘忍著 稱的右翼民兵組織AUC也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使得在哥國每年有超過三萬人被殺、一百萬人無家可歸。1986年以來已經有三千八百名工會領袖和組織者遭殺 害,在去年的前十一個月,就有180名工會領袖被暗殺,過去十幾年以來,超過三萬名工人、農民、人權組織者、左翼領袖、教師等被軍隊和右翼民兵殺害。最大 的右翼民兵組織AUC的領導人對於謀殺工會領袖毫無悔意,他說「我們有理由殺那些人,因為他們(工會領袖)妨礙他人工作。」因為暴力事件頻仍,自從 1985年以來,已經有兩百萬哥倫比亞平民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園。

      在美國主流(自由)傳媒宣傳下不斷“被污名化”的左翼游擊隊-其中一股最大的力量FARC「哥倫比亞人民革命軍」(有一萬六千到兩萬人的武裝力 量,由工人、農民、組織者所組成)-經由過去36年以來的組織工作,哥國基層人民對其支持率不斷提高,專家估計該游擊隊在哥國自治區的影響力已經超過 50%,相對的哥倫比亞所謂「(美帝扶植傀儡)民主」政府,則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貪污腐敗政權,人民對政府的失望清楚地反映在哥國的投票率上(低於 40%),目前FARC直接掌握的非武裝區(約瑞士大小),也完全沒有上述的暴力事件發生。
      在2000年,美國政府投入十三億美金到「哥倫比亞計畫」以及之後六億美金的「安地斯行動」(Andean Intiative,因為哥倫比亞屬於安地斯山脈國家)(其中一億給哥倫比亞軍方),宣稱該計畫是「對抗毒品之戰」(War on Drugs)以及心照不宣的「對抗左派游擊隊(美國政府定義下的恐怖份子)之戰」,事實上,該計畫對於消滅毒品毫無助益,因為大部分的款項給了“美國跨國 公司”,例如<孟山都(Monsanto)>、United Tech、Sikorsky等,用來進行軍事訓練、購買直昇機和除草劑,另外,美國政府也已提供哥倫比亞軍方和右翼民兵十五億美金。

      然而,哥倫比亞政府和軍隊本身就和毒梟“連為一體”,政府軍隊和右翼民兵就是毒梟背後的軍事力量,前SOA的教官就曾說「SOA是拉丁美洲軍官 洗毒品錢的最佳地點」,美國持續提供哥倫比亞軍事援助反而助長軍隊和右翼民兵繼續在國內“鎮壓平民”、違反人權,並且讓毒梟勢力更擴大。

    此外,美國在哥倫比亞四處噴灑除草劑,宣稱這樣就可以消滅古柯鹼作物,但其實是毫無差別地噴灑在一般農田和雨林上,不但使得農作物大量枯死、農民無 法維持生計、亞瑪遜雨林的生態環境遭破壞、原住民生存環境受到威脅,更讓古柯鹼產業暴增超過100%,在1994到1998年,哥國大約種植45500 公頃的古柯鹼作物,但是有超過140800 公頃的一般作物、古柯鹼和雨林被噴灑,從1999年到2000年,古柯鹼的產量反而增加60%,噴灑除草劑不但完全無效,反而讓種植古柯鹼更有價值。

      著名的拉美學者James Petras就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是美國對拉丁美洲再殖民的試金石,因為哥倫比亞目前擁有第三世界國家最強大的游擊隊力量,開始動搖美國在拉丁 美洲的殖民力量(哥倫比亞的石油是美國重大利益所在,美國從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和厄瓜多進口的石油比波斯灣還要多),因此若能藉由「哥倫比亞計畫」一舉摧 毀反抗的力量,則可以再度建立美國的新帝國主義力量,因此越來越多人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實際上是「死亡計畫」(Plan of Death)。

      今年4月19-22日,在美國首府華盛頓有大規模的反戰(4月20日舉行大遊行,主題為「停止國內和國外的戰爭」Stop the War-At Home& Abroad,詳情請見:http://www.a20stopthewar.org/)、反全球化和「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National Mobilization on Columbia,詳情請見:http://www.colombiamobilization.org/)遊行(世界各地的抗議活動資訊都可以在 http://protest.net/ 找到),「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在4月22日將發動大遊行並提出兩大訴求:
    一、反對美國政府“假借”掃蕩毒品為名的「哥倫比亞計畫」,
    二、關閉「殺手學校」 -「美洲軍事學校」(SOA)。

    文/洪家寧 2002.4


  5. 2011/04/19 於 13:09 patchpieces

    美帝策劃扶植西藏叛亂:中情局組訓叛亂游擊隊供應武器阻止(農奴)和平解放

    阻止西藏(農奴)和平解放

      為適應“(圍堵遏制中國反共白色恐怖撲殺)冷戰”的需要,1947年7月26日,美國國會通過了《1947年國家安全法案》。該法案規定:美國成立「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簡稱CIA);只要總統授權,美國「中央情報局」就有權在國外執行各種秘密行動和准軍事行動。尤其在軍事干涉過於強硬、外交手段軟弱無力時,「中央情報局」的秘密行動便成了美國政府的第三種選擇。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美國開始公開涉足中國西藏事務,支援西藏分裂勢力的活動。美國最高決策層認為,西藏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原因是:
    其一,中國西藏位於亞洲的腹地,作為一個天然的戰略高地屏護著中國的西南地區,如果西藏被中國控制,便會成為共產黨中國向印度施加影響的基地,因而“會對南亞地區(特別是印度)構成威脅”;相反,“一個分裂的西藏”卻與美國政府所希望的“中國在某一方面出現內部崩潰”之目標正好吻合。在美國看來,即便無法分裂中國,西藏分裂勢力的抵抗也可以消耗中國的資源,從而實現削弱中國的目的。
    其二,1950年2月《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和同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以後,從強烈的反華政治需要出發,美國把中國西藏納入其對華“遏制”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中央情報局在援助西藏分裂勢力的活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950年3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先遣部隊向西康地區進發,拉開了解放西藏的序幕。「中央情報局」密切注視著西藏局勢,通過各種途徑搜集有關西藏的情報。此間,西藏上層分裂勢力也準備以武力對抗解放軍入藏,並慫恿達賴喇嘛外逃。7月,達賴喇嘛的長兄土登諾布在「中央情報局」資助下到達紐約,成為美國與達賴秘密聯繫的中間人。

      最初,美國曾試圖阻止西藏(農奴)和平解放,極力慫恿達賴及噶廈(西藏地方政府)拒絕與中央人民政府簽署西藏和平解放的十七條協定。在這一計畫落空以後,中央情報局又策劃了秘密策動達賴出逃的計畫,由於種種原因,這一計畫再次落空。然而,中央情報局與西藏上層分裂勢力的此次密謀,為1959年達賴逃往印度鋪墊了基礎。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SC5412計畫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以後,「中央情報局」積極支持並“操縱”西藏分裂勢力,策劃了一系列旨在製造“西藏獨立”、反對“新中國”的陰謀活動。此間,美國政府密切關注西藏事態的變化,積極採取措施支持西藏分裂勢力。國務院遠東司司長艾利遜認為:“西藏叛亂分子已經發展到集體的公開騷亂的階段”,“西藏的形勢正在向著符合美國利益的方向發展”。因此他建議美國政府應進一步秘密援助西藏抵抗力量。這一建議得到了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高度重視,決定由中央情報局在西藏實施NSC5412計畫——“秘密援助地下反共抵抗力量”的行動計畫。

      1954年3月15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SC)通過了NSC5412計畫。次年,艾森豪總統又批准修補了NSC5412計畫,增加了NSC5412/1和NSC5412/2文件。這三個檔均屬“遏制國際共產主義行動的秘密軍事行動計畫”。其中在NSC5412/2文件中特別規定,在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下,由「中央情報局」具體負責領導反對和遏制“國際共產主義行動”的全部間諜和反間諜行動。該項秘密行動的目標是在“受到國際共產主義威脅和統治的地區發展地下抵抗力量和秘密幫助遊擊隊活動,並保證那些力量在戰爭中的有效能力,使他們在戰爭中擴大軍事力量並獲得所需的供應品”。

      按照美國國家安會委員會第5412/2號檔的精神,由總統、國務院和國防部指定代表組成代表團,又稱“5412委員會”或“特別小組”,也稱5412小組。該小組具體指導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重大秘密行動。這意味著「中央情報局」對西藏實施的各種秘密行動計畫都由該小組決定。

    秘密援助西藏叛亂分子

      依據NSC5412計畫,「中央情報局」在中國西藏地區開始了秘密援助“藏獨”的一系列行動。喬治•派特遜是美國情報部門與印度、中國國民黨、在國外的西藏分裂分子相接觸時的聯絡員和譯員,據他後來聲稱,自從1949年起,中央情報局、國民黨特務和西藏分裂分子的聯繫從未中斷。

      1953年朝鮮戰爭結束後,中印邊界印度一側阿爾莫一帶的居民驚奇地發現:這裏居然出現了三個教育中心、兩個醫院、兩個麻風病院和一個肺病療養院。更令人驚奇的是,在這些“醫院”和“教育中心”裏根本就沒有什麼病人和學生。實際上,從1951年起,「中情局」即已開始從事西藏叛亂分子的訓練工作。阿爾莫就是中情局對西藏施行秘密行動的基地之一。

      1955年春季,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一個下屬機構開始在噶倫堡城郊徵募藏族人,先後在臺灣、沖繩群島、塞班島、關島等地秘密進行訓練,然後將這些受訓人員遣回西藏,作為發動叛亂的骨幹。

      1955年12月,在四川西部藏區(通稱“康巴地區”)的民主改革即將展開之時,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唆使和策動當地部分彝、藏族奴隸主,發動了抗拒民主改革的大規模武裝叛亂。

      叛亂發生後,「中央情報局」當即認定康巴叛軍是美國在西藏行動的可靠盟友。局長艾倫•杜勒斯也認為西藏的形勢為中央情報局的行動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會。1957年2月,中情局挑選了6名康巴叛亂分子,送到太平洋上的關島進行了為期6個月的特種訓練。當年8月,這些受訓結業的康巴特務被空投到西藏,其使命是指導叛亂並促使達賴公開向美國求援。其中兩人與康巴叛匪頭子貢布紮西取得了聯繫,並於1958年1月在達賴的夏宮羅布林卡秘密會晤了達賴的管家帕拉•土登維登。

      後來,「中央情報局」又先後遴選了170余名康巴叛亂分子在琉球、塞班等地接受訓練。因為這些高原來客不習慣海島氣候,「中央情報局」遂又在美國國內設立了一個“康巴遊擊隊員訓練基地”,該基地叫做赫爾營,位於美國克羅拉多州的洛基山脈,是二戰期間美軍第10山地師總部所在地,這個營地曾被用來訓練美軍的山地作戰部隊和特工人員。該地平均海拔高度10000英尺,與西藏的地形、氣候有許多相似之處。為了掩人耳目,1957年7月16日出版的《丹佛郵報》宣佈,赫爾營即將啟用為軍事試驗基地。在這個機密的營門口,赫然懸掛了“危險!請勿接近!”的牌子,登山者見後都以為是核廢料處理場。營地的警衛也得到了命令,凡遇未經許可闖入者,一律就地擊斃!

      在人民解放軍的有力打擊下,康巴叛亂到1957年底基本被平息下去。許多叛亂頭目紛紛逃向西藏,被西藏上層反動集團收留,重新予以武裝,繼續進行非法活動。1957年5月,在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的策劃支持下,從四川藏族地區流竄到西藏的康巴叛亂分子頭目在拉薩成立了反動組織“四水六崗”(藏語“曲細崗珠”,泛指甘、青、川、滇、藏等省區藏族聚居的地方)。

      1958年4月,從四川、青海、甘肅等省藏區竄入西藏的叛亂分子,正式與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結為同盟,將所有武裝力量統一于“四水六崗”組織之內,並分配了叛亂任務。6月,貢布紮西帶著中情局訓練的特務和電臺離開拉薩,竄到西藏山南地區,建立叛亂武裝根據地,組織了叛亂武裝“衛教志願軍”。

      “衛教軍”一成立,就立即得到美國的武器援助。當年夏天,「中情局」就在山南地區空投大批武器彈藥,計有機槍20挺、迫擊炮2門、步槍100支、手榴彈600枚、炮彈600發、子彈40000發。11月26日,中情局通過“麥克馬洪線”以南印度佔領區,又向山南地區運送武器彈藥226馱;年底,向紮古拉馬塘高地空投一批武器,約100支美式來福槍、20挺輕機槍、2門55毫米迫擊炮、60枚手榴彈,每支槍和每門炮配置300發子彈或炮彈。次年1月,又通過尼泊爾運入40馱武器彈藥。為掩蓋真相,美國只提供“二戰”時期的武器。

      「中央情報局」的援助行動,助長了西藏分裂主義分子的囂張氣焰。進入1959年,西藏武裝叛亂逐步升級,叛亂分子不僅襲擊解放軍,而且對藏民劫掠、燒殺,強迫他們反對中央人民政府。3月10日,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終於公開撕毀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發動了全面的武裝叛亂。一周之後,他們又劫持達賴喇嘛離開拉薩,倉皇出逃。

      有外國研究人員認為,叛亂者無法通過和平手段使達賴喇嘛公開站在他們一邊,是促使中情局和他們在1959年3月發動大規模叛亂的根源。這並非空穴來風。最新解密檔案表明,1958年9月,中情局決定秘密增加對叛亂者的資助,以擴大其反對中央政府的遊擊戰,此舉得到艾森豪總統的批准。派特遜證實說,在拉薩叛亂前,他的康巴朋友就告訴他,已經有了一個使達賴喇嘛離開拉薩的計畫了。1959年3月2日,印度加爾各達的《政治家報》發表的一篇匿名文章,也為上述結論提供了證據。作者極其準確地預測說,達賴喇嘛可能不願離開拉薩,但為了使他離開,康巴人將不得不製造些騷亂。

    檔案表明,在西藏叛亂的關鍵時刻,「中央情報局」認定,“達賴的出逃符合美國的利益。”在達賴出逃途中,“曾在「中央情報局」受訓的報務員緊緊相隨,把達賴喇嘛的行程隨時報告給華盛頓。”「中央情報局」設在達卡的基地與達賴喇嘛保持密切聯繫,並準備好一種適合在西藏稀薄空氣中飛行的C—130型運輸機,隨時給他們空投所需物資。兩周後,達賴一行在「中央情報局」訓練的西藏特工幫助下逃到印度佔領區。

      達賴出逃後,叛亂武裝於3月20日淩晨向解放軍發動全面進攻。解放軍被迫進行反擊,兩天內就將其徹底擊潰。隨後,西藏全境的平叛作戰全面展開,叛亂分子苦心經營的山南老巢被一舉蕩平,“衛教軍”敗逃至印度控制區。至當年底,西藏大部分地區的叛亂即被平息。

      策劃西藏“公路襲擾戰”

      「中情局」對西藏叛亂武裝如此不堪一擊大為失望,他們認為這都是反叛者集團作戰的結果。在1959年召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第403次會議上,艾森豪總統批准在中國西藏繼續實施NSC5412系列計畫。艾倫•杜勒斯分析了西藏叛亂失敗的原因並提出了未來的行動方案。他認為:首先,中國人民解放軍在西藏佔有絕對有效的軍事優勢,加之其使用飛機,西藏叛軍已被“成功地肢解”;其次,“西藏(叛亂)遊擊隊總是大集團作戰,軍事調動過於煩冗”,“他們對當地地形熟悉的優勢沒有發揮出來”。接著,杜勒斯分析了中國軍隊的困難,即解放軍數千名步兵在向青藏高原推進過程中要克服嚴峻的給養運輸、惡劣的自然條件的挑戰。因此,如果破壞拉薩——北京的供應線,北京的損失就會出現“實質性地增加”。中央情報局認為,西藏的大部分道路都築在山腰上,一旦被破壞.要用數周甚至數月才能修復;依靠反叛者襲擊公務人員和車隊以獲取中國內部情報,也成為中央情報局日益渴望的事, 因為它從中國其他地區已很難獲得此類情報。

      於是,「中央情報局」確定了“公路襲擾”計畫,將在赫爾營經過專門訓練的藏人空投到西藏,實施破壞西藏公路運輸的行動。

      在西藏叛亂正式爆發之後,被秘密送到赫爾營進行訓練的藏人數量明顯增加,最終共有259人在該營受訓。

      1959年9月下旬,中央情報局決定在康區西部的邊壩(Pembar)地區進行上述行動。邊壩位於薩爾溫江(怒江)南岸,與中國的“成都——拉薩”公路距離很近,由於中國在該路段南北支線的控制薄弱而被選中。同月,在美國受訓的18名藏人被空投到西藏邊壩地區。他們的任務是控制該地區;進攻四川——拉薩公路上的交通運輸和破壞軍事設施,襲擾並阻斷軍事運輸供給,以阻止中國政府對西藏地方的物資供應和軍需運輸;破壞襲擾解放軍平息叛亂的行動。為配合上述行動,美國中央情報局為邊壩地區的叛亂分子空投武器和物資。

      1961年2月,「中央情報局」決定實施第二輪襲擾戰。這次他們選擇了西藏茫康(MaRkham)地區。茫康位於湄公河與雅魯藏布江之間,是中國內地公路穿越康區第二條線路的終點站,也是西藏叛亂分子的聚集之地。中央情報局準備據此破壞北京的後勤運輸。3月,受過訓練的7名藏族特務由中央情報局使用C—130運輸機空投至茫康地區。

      事實證明,美國「中央情報局」對西藏地區上述兩次公路襲擾並不成功,也沒有給中國對西藏地區的控制構成威脅。由於人民解放軍對空降的叛亂分子實施了有效的圍剿,中央情報局從1957年開始空投到西藏的49名藏族特務,除10人逃到印度,2人被捕(至1979年被寬大釋放)外,其他37人不是被擊斃,就是在雪嶺荒原逃竄時死於寒冷和饑渴。

      到1960年底,西藏全區範圍內大股叛亂武裝均被殲滅,人民解放軍取得了平叛鬥爭的決定性勝利。

      “木斯塘計畫”

      「中央情報局」眼看西藏境內的叛亂武裝已無生存基礎,腹地滲透死路一條,於是又將計畫改為從境外進行長期襲擾。1960年前後,中央情報局和西藏分裂勢力決定尋求一個新的安全活動基地,由於印度不願為其提供基地,他們將活動基地從西藏境內轉移到尼泊爾。經過一番挑選,他們看中了尼泊爾境內半獨立的封建領地木斯塘。木斯塘一帶山高林密,地方首領信喇嘛教並不受政府管轄,況且緊鄰西藏邊境,進行滲透行動十分方便。不過當地人煙稀少,一切物資供應均要靠美國解決。

      1960年9月,達賴集團在木斯塘重新組建了“四水六崗衛教軍”,由此開始了在中國邊境長達十年之久的軍事襲擾。其首任總指揮貢布紮西在回憶錄中寫道,“有時,一二百人的西藏遊擊隊的活動深入中國佔領區達100英里”。然而,美國人後來承認:“這些襲擊除了給西藏部隊以暫時的滿足,並激起他們有朝一日真正進軍故鄉的希望外,作用幾近於零”。

    不過有一次,這種襲擊行動卻出乎意料地獲得了大量情報。西藏叛亂分子在一條冷僻的山路上,伏擊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一支小小的車隊,他們在一輛車上發現了幾個郵袋,裏面除了一般日常函件外,還有從北京發出的政府官方檔和軍事檔。叛亂分子把郵袋交給了中央情報局。後來,中央情報局總部的中國問題專家仔細分析了郵袋的內容,從中發現了中國官方大量有關西藏情況的資料與資料。

      除此之處,“西藏行動”未能獲得任何其他值得一提的收穫,卻繼續有氣無力地在原地踏步。

      1960年5月,一架美國U一2飛機進入蘇聯領空進行偵察時被擊落,此後,艾森豪總統下令停止入侵共產黨國家領空,這包括西藏在內。到1960年底中央情報局取消了對西藏叛軍的空投,失去物資供應的叛軍不得不獨自面臨一個苦冬,許多人因為沒有食物和住所而凍餓而死,還有一些人被迫吃皮鞋和皮革來維持生命。

      1961年3月,新上臺的甘迺迪總統重新批准了「中央情報局」的秘密計畫,於是,中央情報局又開始向木斯塘的叛軍空投武器、無線電操作員、裝備和生活必需品。

      「中央情報局」給叛軍下達的任務是,進攻解放軍分散的營地,並在拉薩至新疆的交通幹線上破壞運輸。這些襲擾行動,迫使中國在該地區增加兵力,並將西藏西部的交通線改道為青海至新疆的公路。

      當「中央情報局」決定繼續空投時,遭到了印度的反對。印度國防部長杜特向美國表示:“為了加強中印邊境的防空,堅決擊落任何侵犯印度領空的飛機,因而希望美國的飛機在將來的空投中不要飛越印度領空,也不希望美國利用西藏人在印度反對中國,而使問題複雜化。”沒有印度的支持,“木斯塘計畫”暫時擱淺。

      然而1962秋天,中國和印度爆發了一場短暫的邊境戰爭,從而導致印度政府的態度發生了明顯變化。在對待美國中央情報局利用印度領土(領空)援助達賴集團分裂活動的立場和行動上,印度由原來的反對者(至少是中立者)變成了主要的積極參與者。而且印度開始與美國在軍事上積極合作,美國向印度提供軍事援助,而印度獲得該項援助的條件之一是“與美國合作共同遏制共產黨中國”。軍事合作促使美、印兩國在情報領域展開了合作。美國中央情報局遠東地區負責人菲茲格拉德和印度中央情報局局長穆立克分別為合作雙方的代表。從此,美國中央情報局與印度情報局在援助西藏分裂勢力行動上展開了密切合作。

      美國和印度在“西藏計畫”中各取所需。美國的目的在於抵抗所謂“共產黨中國在印度與南亞的擴張”,具體行動是通過藏人遊擊行動收集解放軍在西藏地區軍事部署的情報。印度在“西藏計畫”中的具體目標是利用藏人遊擊隊對抗中國邊境的防務力量,以期鞏固其“東北邊境特區”(NEFA)的安全。12月,印度情報局實施“察克拉塔計畫”。依據該計畫,這些藏人將被組建為“特別邊境部隊”(Special Frontier Force,簡稱SFF),他們的任務是收集中國情報和實施其他准軍事行動。美國中央情報局極力配合印度情報局的“察克拉塔計畫”。除了為“特別邊境部隊”提供輔助性訓練、跳傘技術外,美國中央情報局還派出由106人組成的特種部隊為其提供“秘密的”遊擊戰術和非常規戰術訓練。

      同時,美、印兩國情報局還將受訓的藏人間諜派往西藏和中、印邊境實施偵察活動。他們通過跳傘進入西藏內地建立了20個情報站,其任務是偵察中國軍隊的集結動向;安裝感測器,用於偵察中國核子試驗及導彈試驗;截取中國軍事通訊的資訊。

      1963年11月,美國「中央情報局」與印度情報局在新德里成立新的聯合行動機構——“特別中心”。“特別中心”的主要職能是利用西藏分裂分子向中國西藏滲透間諜。他們的主要任務是深入西藏及中、印邊境地區,用無線電收集並發送關於中國西藏的社會、政治、軍事情報。美國中央情報局為其提供耐用型太陽能無線電電臺。

      在1964年1月舉行的“特別小組”會議上,美國「中央情報局」又制定並實施了新的“西藏行動”,包括:政治行動、宣傳和准軍事行動。該計畫的目的是“在西藏內部和外國(主要是印度)確立一個自治西藏的政治概念,並在中國內部培養抵抗共產主義政治發展的能力”。

    但是1964 年6月初,木斯塘爆發的一起突發事件徹底改變了美、印合作的行動模式。事件的緣由是,為尋找遊擊隊反華的“素材”,英國一家電視臺派出一個小組在派特遜帶領下,未經允許來到木斯塘。他們說服叛軍發動了一次對中國車隊的襲擊,並將這次襲擊過程拍攝下來,這使得美國中央情報局在西藏的秘密行動被曝光而引起國際社會的譁然。為此,中央情報局停發了對木斯塘叛軍的半年援助資金。

      由於木斯塘襲擊事件的敗露,美、印兩國軍事襲擾的合作行動被迫轉變為單純的情報計畫。 同年10月16日,中國成功爆發了第一顆原子彈,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美、印兩國情報局針對中國情報的合作進程。美國「中央情報局」為印度提供10架C—46運輸機和4架直升機,其中有1架C—46運輸機被改裝成電子偵察機平臺,這些飛機沿著喜瑪拉雅山麓飛行,收集來自西藏地區的電子通信情報。

      從1967年開始,美國「中央情報局」對木斯塘叛軍的援助行動開始走下坡路。這主要是因為,
    首先,木斯塘叛軍的行動沒有達到預期目的,他們沒有在西藏內部實現破壞中國供給和通信系統的目標。
    其次,木斯塘叛軍的任務很大程度上由印度的“特別邊境部隊”來完成,它得到了美國和印度的長期支持。1968年,「中央情報局」近東行動負責人格里奇菲爾德在西藏行動的形勢報告中向“303委員會”特別小組諫言,“在西藏內部取得的成就微乎其微,而其外部的成就(選擇重要目標開展無線電竊聽)要好得多。”

      到1968年,詹森政府停止了對木斯塘叛軍的援助,「中央情報局」也取消了在美國國內對叛亂分子進行訓練的計畫,把整個預算的計畫削減到一年不到120萬美元。

      「中央情報局」在支持西藏叛軍十年之久的時間裏,所耗資金甚巨。據1998年9月15日《洛杉磯時報》的報導:“根據最新公佈的美國情報機構檔,在20世紀6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裏,「中央情報局」每年向西藏流亡運動提供170萬美元用於開展反對中國的活動,其中包括每年向達賴喇嘛提供18萬美元的津貼。”

     “西藏行動”壽終正寢

      1969年1月,尼克森就任美國總統,美國對外政策處於歷史的轉捩點,此時美國的相對實力已走向衰弱。為擺脫越南戰爭的泥潭並借助中國抗衡蘇聯,美國需要中國的參與,為此,美國積極改善與中國的關係,美中關係出現了趨於緩和的態勢。美中關係的“解凍”導致了美國西藏政策的重要變化,此時的西藏分裂集團自然成了美國戰略棋盤上的一粒“棄子”,「中央情報局」對其的秘密支持也隨之停止。

      1973年,尼泊爾國王比蘭德拉訪華。在會見比蘭德拉時,毛澤東主席催促尼方儘快肅清其境內的西藏叛軍。1974年7月,尼泊爾政府軍包圍了木斯塘營地,達賴喇嘛眼看大勢已去,專門錄製了一盤磁帶送到木斯塘營地播放,讓他們放下武器投降。在真切聽到達賴喇嘛的聲音後,大多數叛軍放下武器,還有一些人跳河自盡,最後一任木斯塘叛軍司令旺堆嘉措拒不服從,企圖率領一股人馬突圍去印度,結果在山口被尼泊爾軍隊擊斃,西藏叛亂武裝徹底瓦解。

      1995年11月,達賴在印度北部的達拉薩蘭會見了已退休的美國「中央情報局」官員、當年負責空投行動的約翰•肯尼士•克瑙斯。回顧兩人從前合作的往事時,達賴不無悲哀地說道:“美國政府捲入西藏事務並不是為了幫助西藏,而僅僅是冷戰時期對付中國的戰術需要。” 在達賴喇嘛心中,正是美國的西藏政策才使他成了這場角逐的犧牲品。

      中國政府對西藏叛匪的顛覆行動進行了堅決反擊,1969年1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美印狼狽為奸利用西藏叛匪瘋狂反華》的文章,指出美國是西藏叛匪進行陰謀活動的「後臺老闆」,“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特務經常到西藏叛匪的巢穴裏鬼鬼祟祟地活動”,“一九六七年七月,美國報刊上公開報導,已經有西藏叛匪從印度坐飛機到達美國,進行罪惡活動。”
    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秘密活動,改變不了西藏民主改革的歷史進程,註定最終失敗的命運。

    文/文鋒

    《黨史博采》


  6. 2011/04/21 於 11:52 patchpieces

    美國對哥倫比亞的新殖民政策-「哥倫比亞計畫」

      提到哥倫比亞,許多人就會立刻聯想到這是“毒品”與游擊隊氾濫的罪惡淵藪之地。(好萊塢電影大眾文化洗腦工業)羅素克洛和梅格萊恩搭檔演出的「千驚萬險」就是以哥倫比亞為背景,影片“描述”的哥倫比亞左派游擊隊在邪惡帝國蘇聯垮台後變成一群以販毒、綁票維生的恐怖份子,長期以來許多美國人也相信政府與主流(民主自由)傳媒對於哥倫比亞的(謊言)宣傳,相信美國政府目前已耗資數十億的「哥倫比亞計畫」(Plan Columbia)可以消滅哥國毒梟和游擊隊暴力,然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證據卻證明事實“剛好相反”。

      事實上,「哥倫比亞計畫」只是美國長期對於中南美洲“政經軍干預”的一部份,在美國喬治亞州的班寧堡(Fort Benning),有一所「美洲軍事學校」(SOA, U.S. Army School of the Americas),該校一直被諷刺為「殺手學校」(School of Assassins),因為該校的課程以訓練謀殺、綁架、(軍事)政變、嚴刑拷打著名,數十年來“培養”出六萬多名拉丁美洲的軍人,智利民選總統阿葉德被軍事獨裁者皮諾契特推翻、大主教Oscar Romero被暗殺、瓜地馬拉36年內戰死亡或失蹤的20萬人、薩爾瓦多超過900名平民被屠殺等等,都是“該校”畢業生的“傑作”,女性受害者還會遭強暴虐殺而死,毫無反抗力量的兒童被活埋或摔死;它也“培養”惡名昭彰的(美帝傀儡)軍事獨裁者-包括巴拿馬、波利維亞、瓜地馬拉、薩爾瓦多,並且是“右翼民兵”的訓練所──例如尼加拉瓜殘暴的「國民軍」就是SOA(美洲軍事學校)的畢業生,後來組成“右翼恐怖份子”Contra(桑定游擊隊)。前巴拿馬總統就稱「美洲軍事學校」是「拉丁美洲最大的亂源製造基地」,在日漸高漲的抗議聲浪下,該校“改名”為Western Hemispheric 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WHISC),但是至今仍然繼續培養每年一到兩千名的畢業生(目前1/3的受訓者來自墨西哥,因為該國要“對付”以Chiapas省原住民為主的薩巴塔游擊隊(Zapatista),每年耗費美國納稅人大約兩千萬美金。

      和其他拉美國家相比,哥倫比亞派遣最多軍人(目前已超過一萬多人)到SOA(美洲軍事學校)受訓,其中許多高階軍官都犯下違反人權的罪刑,哥倫比亞軍方和殘忍著稱的右翼民兵組織AUC也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使得在哥國每年有超過三萬人被殺、一百萬人無家可歸。1986年以來已經有三千八百名工會領袖和組織者遭殺害,在去年(2001年)的前十一個月就有180名工會領袖被暗殺,過去十幾年以來,超過三萬名工人、農民、人權組織者、左翼領袖、教師等被軍隊和右翼民兵殺害。最大的右翼民兵組織AUC的領導人對於謀殺工會領袖毫無悔意,他說「我們有理由殺那些人,因為他們(工會領袖)妨礙他人工作。」因為暴力事件頻仍,自從 1985年以來,已經有兩百萬哥倫比亞平民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園。

      在美國主流(民主自由)傳媒宣傳下不斷“被污名化”的左翼游擊隊──其中一股最大的力量FARC「哥倫比亞人民革命軍」(有一萬六千到兩萬人的武裝力 量,由工人、農民、組織者所組成)-經由過去36年以來的組織工作,哥國基層人民對其支持率不斷提高,專家估計該游擊隊在哥國自治區的影響力已經超過 50%,相對的哥倫比亞所謂「(美帝扶植傀儡)民主」政府,則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貪污腐敗政權,人民對政府的失望清楚地反映在哥國的投票率上(低於40%),目前FARC直接掌握的非武裝區(約瑞士大小),也完全沒有上述的暴力事件發生。
      在2000年,美國政府投入十三億美金到「哥倫比亞計畫」以及之後六億美金的「安地斯行動」(Andean Intiative,因為哥倫比亞屬於安地斯山脈國家)(其中一億給哥倫比亞軍方),“宣稱”該計畫是「對抗毒品之戰」(War on Drugs)以及心照不宣的「對抗左派游擊隊(美國政府定義下的恐怖份子)之戰」,事實上,該計畫對於消滅毒品毫無助益,因為大部分的款項給了“美國跨國 公司”,例如「孟山都(Monsanto)」、United Tech、Sikorsky等,用來進行軍事訓練、購買直昇機和除草劑,另外,美國政府也已提供哥倫比亞軍方和右翼民兵十五億美金。

      然而,哥倫比亞政府和軍隊本身就和毒梟“連為一體”,政府軍隊和右翼民兵就是毒梟“背後”的軍事力量,前SOA(美洲軍事學校)的教官就曾說「SOA是拉丁美洲軍官 洗毒品錢的最佳地點」,美國持續提供哥倫比亞軍事援助反而助長軍隊和右翼民兵繼續在國內“鎮壓平民”、違反人權,並且讓毒梟勢力更擴大。

    此外,美國在哥倫比亞四處噴灑除草劑,宣稱這樣就可以消滅古柯鹼作物,但其實是毫無差別地噴灑在一般農田和雨林上,不但使得農作物大量枯死、農民無 法維持生計、亞瑪遜雨林的生態環境遭破壞、原住民生存環境受到威脅,更讓古柯鹼產業暴增超過100%,在1994到1998年,哥國大約種植45,500公頃的古柯鹼作物,但是有超過140,800 公頃的一般作物、古柯鹼和雨林被噴灑,從1999年到2000年,古柯鹼的產量反而增加60%,噴灑除草劑不但完全無效,反而讓種植古柯鹼更有價值。

      著名的拉美學者James Petras就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是美國對拉丁美洲“再殖民”的試金石,因為哥倫比亞目前擁有第三世界國家最強大的游擊隊力量,開始動搖美國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力量”(哥倫比亞的石油是美國重大利益所在,美國從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和厄瓜多進口的石油比波斯灣還要多),因此若能藉由「哥倫比亞計畫」一舉摧毀反抗的力量,則可以再度建立美國的新帝國主義力量,因此越來越多人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實際上是「死亡計畫」(Plan of Death)。

      今年(2002)4月19-22日,在美國首府華盛頓有大規模的反戰(4月20日舉行大遊行,主題為「停止國內和國外的戰爭」Stop the War-At Home& Abroad,詳情請見:http://www.a20stopthewar.org/)、反全球化和「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National Mobilization on Columbia,詳情請見:http://www.colombiamobilization.org/)遊行(世界各地的抗議活動資訊都可以在 http://protest.net/ 找到),「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在4月22日將發動大遊行並提出兩大訴求:
    一、反對美國政府“假借”掃蕩毒品為名的「哥倫比亞計畫」,
    二、關閉「殺手學校」 -「美洲軍事學校」(SOA)。

    文/洪家寧 2002.4


  7. 2011/04/21 於 11:55 patchpieces

    面臨民主主權債務危機的美國持續浮濫巨量印鈔(以惡性製造它國輸入型通膨動亂轉嫁危機)中國要做好最壞的準備

    美國印鈔 世界擔憂

      由於(面臨主權債務泡沫危機的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經濟前景不明,新的(擴大貨幣供給餘額)寬鬆貨幣政策可能給全球經濟未來發展帶來重大影響。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經濟社會正在積極應對,但實際可操作空間很小

      最近,「美聯儲」公佈了第二輪“(擴大貨幣供給餘額)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稱將維持現有基準利率0~0.25%的水準不變,並在2011年第二季度結束前(再度)逐月購買總額為6000億美元的美國長期國債,每月國債購買規模約750億美元。「美聯儲」表示,希望通過(左手印、右手出買空賣空方式)購買國債的方式,使利率維持在低水準以刺激貸款與支出,從而拉動(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經濟的強勁復蘇,並使一定時期的通貨膨脹達到合適水準,同時增加就業和保持價格穩定。

      面對當下形勢,我們如何判斷「美聯儲」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果?
    該政策會對(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和世界經濟帶來什麼影響?

      二次出手,「美聯儲」有不得已的苦衷

      「美聯儲」之所以再度推出(擴大貨幣供給餘額)量化寬鬆政策,其主要目的是為了降低長期利率,從而降低消費者購買房屋以及企業融資的成本(擴大賭博投機金融活動)。另外,「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還表示,「美聯儲」剛剛推出的第二輪(擴大貨幣供給餘額)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可以在未來兩年內為(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創造出70萬個工作崗位。

      「美聯儲」希望此次“注射現金”能拉低基準利率,抬升資產價格,增加財富,以鼓勵家庭消費和企業招聘。

      (擴大貨幣供給餘額)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本身可以說是一把“雙刃劍”。美聯儲二次“出手”也有迫不得已的苦衷。在2009年年底和2010年年初,(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經濟的復蘇跡象曾令人欣喜地看到“冬天”很快結束的希望。但好景不長,2010年二季度美國經濟增速僅為1.6%,進入2010年下半年後,美國經濟表現更是欠佳,失業率在 9.6%的高點居高不下。多份報告指出,(面臨主權債務泡沫危機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經濟復蘇已經明顯放緩,陷入二次衰退的危險正在加大。為了讓(面臨主權債務泡沫危機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經濟重新走上強勁復蘇的軌道,「美聯儲」主席伯南克毅然決定,利用(擴大貨幣供給餘額)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再讓美國經濟火一把。

      伯南克這一政策一旦失敗,通貨膨脹和“資產泡沫”將會把(面臨主權債務泡沫危機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的經濟拖向更深的“深淵”,而為此付出的高昂資金也會使得困擾(面臨主權債務泡沫危機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的“財政赤字”問題雪上加霜。對(面臨主權債務泡沫危機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而言,(擴大貨幣供給餘額)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要想達到大幅度刺激消費、拉動經濟的效果必須與政府的經濟刺激計畫相配合。然而目前的形勢卻不容樂觀,在剛剛結束的國會中期選舉中,民主黨失去了眾議院的控制權,能否順利推行其經濟刺激計畫還是個未知數。目前留在「美聯儲」手裏的政策“子彈”已經所剩無幾。如果(擴大貨幣供給餘額)量化寬鬆政策再難奏效,留給「美聯儲」施展的空間將進一步壓縮,而這又將是對(面臨主權債務泡沫危機自由貪婪金權民主)人們信心的一次重大打擊。

      (擴大貨幣供給餘額)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有著不確定性。假如(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國債市場“泡沫”在某個時點“破滅”,(面臨主權債務泡沫危機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國債的價格會嚴重下降,利率會大幅上升, 美元對其他貨幣會出現大幅下跌。新一輪“(惡性)通脹”就會接踵而來。

      假如(面臨主權債務泡沫危機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通過一系列政策為復蘇爭取到一定時間,那麼,這一系列政策就可圈可點。但是,上一個十年,本應是(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改變經濟結構的十年,但(面臨主權債務泡沫危機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卻將時間浪費在維持“資產泡沫”上,“泡沫”崩潰後本應是“刮骨療傷”,(面臨主權債務泡沫危機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卻又將時間浪費在了充填“泡沫”上, 很可能得不償失。

     美欲“透支”國家信用以挽救(面臨主權債務泡沫危機主權債務危機)經濟衰退

      時間追溯到1961年。「美聯儲」採取過類似政策:降低長期利率以刺激投資,同時提升短期利率以避免資本外流。當時,「美聯儲」的主要手段包括從公開市場收購票據及債券,此外,美國財政部也以銀行的角色借入短期資金並向市場貸出長期資金。但由於各利益方在是否參與的問題上猶豫不決,「美聯儲」及美國財政部的上述做法在當時被認為是失敗的。

      在隨後的數十年內,(面臨主權債務泡沫危機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政府多次採取同樣的措施。在2009年,「美聯儲」(左手印、右手出買空賣空方式)購買了價值1.7萬億美元的長期債券及抵押貸款證券等資產, 同時又將基準利率維持在接近零的水準。

      過去四十年,(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有意或無意“製造”過三次全球性的通貨膨脹和資產價格泡沫,最終均以全球通貨收縮和經濟衰退而告終,主要“代價”由發展中國家“承擔”。(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常常“有目的地”利用美元國際儲備貨幣的特殊地位來“製造”美元週期,最終實現為(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利益服務。

      造成這樣的局面與目前全球經濟面臨兩個“基本失衡”有關。
    一是全球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嚴重脫節”;
    二是製造業中心與貨幣金融中心的“脫節”。
    目前,全球製造業中心已逐步從發達國家轉向新興市場國家,但貨幣金融中心仍在發達國家。也就是說,(面臨主權債務泡沫危機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僅只)占世界1/4的經濟實力卻要占全球2/3的貨幣權利,這一“矛盾”已成為當今世界“第一矛盾”。這次“貨幣濫發”政策證實(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已沒有更多選擇,這是其唯一的出路,即繼續通過“透支”國家信用以挽救經濟衰退的命運。(面臨主權債務泡沫危機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的目的是明確的,繼續通過貨幣金融戰略“轉嫁”金融危機的風險和損失。

      國際經濟社會“被動”應對

      在(面臨主權債務泡沫危機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經濟低迷、投資者和消費者信心嚴重不足的背景下,第二輪定量(擴大貨幣供給餘額)寬鬆貨幣政策對刺激(面臨主權債務泡沫危機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經濟復蘇的效果極可能落空,而且,還會給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帶來匯率波動、資產泡沫等多方面的嚴重衝擊。

      中國央行在時隔近三年以後首次上調了金融機構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加上2010年以來的四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分析人士認為,在後危機時代,中國的貨幣政策正在向常態回歸。但(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實施新一輪(擴大貨幣供給餘額)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後,未來美元將會繼續走軟,短期內人民幣或會繼續走強。

      (面臨主權債務泡沫危機自由貪婪金權民主)日本經濟也做不到讓日元大幅升值。如果讓日元升值摧毀豐田、本田等公司,很難想像日本央行還能保持穩定。因此, 繼(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之後,它也將採取(擴大貨幣供給餘額)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壓住日元。

      歐元正在自動飆升。只要新一輪“主權債務危機”發生,「歐盟」的口氣馬上會軟下來。不是(面臨主權債務泡沫危機自由貪婪金權民主)愛爾蘭、葡萄牙等等已經排上隊了麼? 所以,歐元也會走入(擴大貨幣供給餘額)寬鬆貨幣的池子。

      (面臨主權債務泡沫危機自由貪婪金權民主)英國無疑也將擁抱(擴大貨幣供給餘額)量化寬鬆貨幣政策。(自由貪婪金權民主)英國除了炒股和房地產還有什麼?
    如果“(自由貪婪金權民主)泡沫”破裂,(面臨主權債務泡沫危機自由貪婪金權民主)英國沒有太多可以做的,讓貨幣貶值似乎是其唯一的出路。

      澳洲央行意外加息25個基點。從歷史上看,澳大利亞央行的持續加息,往往意味著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依然可能繼續上漲, 全球新興經濟體都將繼續面臨巨大通脹壓力。澳洲央行的持續加息,往往正是對應著美元的貶值過程。如果這次澳央行的判斷沒有錯的話,美元將繼續走弱。

      所以,儘管其他國家對定量(擴大貨幣供給餘額)寬鬆貨幣政策意見滿腹,但其實沒有別的選擇,只能被動地採取一些措施。

      中國應做好最壞的應對

      在全球(貨幣供給總額)流動性氾濫的情況下,(面臨主權債務泡沫危機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日本目前的利率都已接近為零,已經沒有進一步降息的空間,只能進行量化寬鬆。 中國在全球化中應該採取怎樣的策略保護自己?
    通常,大家比較熟悉央行的加息或降息手段,還有一些其他策略。

      首先,傳統的辦法包括控制資本的流入。中國的資本帳戶還沒有完全開放,外資流入一般以不同的形式,比如熱錢、投資或者貿易等。所以,實際上,控制外資流入不那麼容易。

      其次,相應地對匯率做一些調整。在大量資金流入時,人民幣適當升值是必要的,人民幣升值意味著外資投資中國成本較高, 而中國到海外投資比較便宜。人民幣升值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快速升值,一種是漸進升值。以我們的轉軌經驗,後者是我們的選擇,因為中國太大了,企業、投資者、消費者和政府監管部門都需要一個適應的過程。

      第三,中國國內的資金需要“走出去”以化解資金流入的壓力。不過,這需要一些創新,我們有一些戰略性的投資機會, 但一般的商業性企業在短期無法盈利的情況下不會去做,這樣的話,需要在政府框架的支援下進行戰略性投資。

      第四,解決好中國經濟深層次問題,如提升消費、經濟結構轉型等。

      第五,在國際貿易中儘量採用人民幣結算,這實際上是加速了資金的流入。當我賣東西給別人時,別人的手裏可能沒有人民幣,沒有人民幣的情況下,你還得收美元,最終進來的是美元,出去的是人民幣。短期來看,人民幣結算還實現不了。

      總的來說,在目前中國經濟比較依賴外需的情況下,完全規避風險的辦法基本沒有。
     假如我們也保持相對寬鬆,因為中國經濟面臨下行風險,物價就會持續攀升。假如還繼續走加息的路,我們也要做好一定的犧牲準備。

    新財經 2011-04-18


  8. 2011/04/22 於 08:02 patchpieces

    蘇聯末期的“南方系(炎黃春秋、鳳凰系)”

    當你流覽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各種出版物時,你會感到仿佛是掉進了一個非理性的世界——一個百般挖苦我們祖國的過去,嘲弄戰場上的陣亡者,褻瀆俄羅斯的光榮,戲謔俄羅斯的悲痛的世界。
    ——В•利西奇金 Л•謝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戰——資訊心理戰》

    1

    “毛澤東是個荒淫無恥的帝王,他殺的人超過了希特勒和史達林的總和。”

    “毛澤東是個抄襲大師,他所有有名的著作和詩詞都是別人寫的,他甚至還偽造了自己的身高。”

    “毛岸英為了“鍍金”,結果死於一碗蛋炒飯。謝天謝地,這使我們避免了朝鮮式的世襲……“

    這些年在“南方系(& 炎黃春秋、鳳凰系)”和《春秋大法》(炎黃春秋)等雜誌“控制”的平面或網路媒體上到處可以看到對中國革命史及其革命符號的“解構”“聳人聽聞”的各種“歷史真相”“翻著花樣”地出現,而且使很多人都信以為真。那些正直的中國人對此異常地憤怒,他們不禁要問:這個國家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托克維爾曾說過一句名言:“……歷史是一座畫廊,在那裏原作很少,複製品很多。”(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P104,商務印書館)
    我們不如去回顧一下蘇聯的末期,看看同樣是在“不斷深化改革”的時代,蘇聯的那些“南方系(& 炎黃春秋、鳳凰系)”,看看它們在那個混亂時期的“所作所為”以及最終產生的“結果”,或許我們能在莫種程度上找到“今日中國”之“怪現狀”的答案。但是需要說明一點: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類比——因為當時的蘇聯與今天的中國畢竟不完全相同——而是希望能從歷史悲劇中得出各自的教訓。
    另外,本文不是對蘇聯國家意識形態演變過程的分析,如果在敍述中這方面的內容不足,敬請原諒。

    2

    蘇聯時期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曾被蘇聯政權認為是比索爾仁尼琴(索忍尼辛)“更危險”的亞歷山大•季諾維也夫有如下的話:“1985年,還在當選蘇共中央總書記之前,戈巴契夫曾經訪問了英國。他沒有去瞻仰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也是蘇聯意識形態、蘇共意識形態——的創始人馬克思的陵墓,而是去會見了女王。就此我曾經在一次接受採訪的時候說過,一個”歷史性大叛變“的時代開始了。”
    季諾維也夫指出:“叛變的首先是國家高層領導人、黨的機關的工作人員、意識形態領袖和知識份子精英的代表。”(亞歷山大•季諾維也夫《俄羅斯共產主義的悲劇》,P62~63,新華出版社)戈巴契夫不知所云的“新思維”和“公開性”打開了混亂的閘門,並且由此形成了以擁護“改革”為名的“民主派”媒體——亦即蘇聯的“南方系(& 炎黃春秋、鳳凰系)”媒體。它們逐漸構成蘇聯末期的權力中心之一:“改革時期資訊戰的主要結構是一個三部曲:糾錯—深化—破壞。……此時,大眾傳媒已經成為與蘇共中央並列的第二權力中心……資訊心理戰第三階段一開始,大眾傳媒就轉到了戈巴契夫的控制與指揮之下,並開始獨立于中央委員會和蘇共的其他機構。所有關鍵崗位也逐漸轉入第五縱隊之手(即開始為西方所控制)。蘇共中央出版社成了印刷反民族出版物(如В•科羅季奇的《星火》雜誌)的中心。大眾傳媒把自由這個概念捧上了天……實際上是根據第五縱隊的計畫行事的。多元論的表像,掩蓋了大眾媒體上開展的一場精心組織的有目的的運動。……大眾傳媒的做法低級庸俗。它們需要轟動效應。性的問題五花八門,沉渣泛起。開放妓院和賣淫合法化的呼聲日高,對各種性變態興趣陡增。一股猛烈的反文化巨浪正在襲來。它能帶來利潤,還能得到撥款。而蘇聯曾經擁有的大量學術著作和科普讀物卻完全消失了。”(В•利西奇金 Л•謝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戰——資訊心理戰》,P225~227,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在嚴肅的劇院,舞臺上竟然出現了床上戲的場面,報紙雜誌上出現污言穢語已經是習以為常,而《莫斯科共青團員報》居然大談口交的魅力——這可是全蘇共青團中央的報紙啊!”(謝•卡拉—莫爾紮《論意識操縱》下,P716,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南方系”媒體的發展勢不可擋:“《論據與事實》(類似於我國的《春秋大法》─炎黃春秋-雜誌)1991年發行2400萬份;《星火》雜誌1988年發行180萬冊;1989年發行350萬冊,1990年發行760萬冊。”(利西奇金 謝列平上引書,P239)與之相比,蘇聯共產黨的機關報《真理報》——儘管它也試圖跟上“改革”的步伐——的發行量不到《論據與事實》雜誌的一半,而且黨報的所謂“發行量”有著眾所周知的特殊性(維•戈•阿法納西耶夫 《《真理報》總編輯沉浮錄》,東方出版社,P2)。民主派”媒體的如魚得水得益于蘇共在意識形態上的潰逃。不過這種“潰逃”不單單是因為招架不住對手:“(蘇共的)意識形態專家們用形式化的、千篇一律的陳詞濫調來‘捍衛’社會主義制度。誇誇其談,四平八穩,毫無實際內容,聞之令人生厭,翻來覆去地講同一個道理,讓人產生一種動物反芻的聯想。這種做法自然會引起人們反感。但這可並非在幹蠢事,而是戈巴契夫分子早有預謀的策略。”與蘇共意識形態專家們的那些“以……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起頭的黨八股相比,“大眾傳媒的典型風格卻是放開了的新風格,追求轟動效應和通俗性。它在資訊傳播過程中利用一切此前在我國並不為人所知或鮮為人知,但在70年過程中西方早已發表過的形形色色反蘇材料……這一情況營造了一種氣氛,使人感到意外、新鮮和真實。”“民主派”媒體和黨內的意識形態專家們“在只有一個球門的賽場上進行了一場獨特的足球賽,兩隊球員都在往裏灌球。”(上引書,P229)值得一提的是,“南方系”媒體的頭頭們過去也大都是黨內的意識形態專家和“忠誠的列寧主義者”。好比《星火》雜誌的科羅季奇,曾在其著名的《仇恨的面孔》中,對美國表達過刻骨的階級仇恨。而在“改革”不斷深化的過程中,他搖身一變成了“改革”堅定的支持者,後來又進化為“極權主義”的反對者;當“極權主義”土崩瓦解時,他終於滿心歡喜地前往了那個讓他曾經極度“仇恨”的美國。

    艾倫。杜勒斯在其著名講話中(1945年,在國際關係委員會上的演說)說道:“只有少數人,極少數人,才能感覺到或者認識到究竟發生了什麼。但是,我們會把這些人置於孤立無援的境地,把他們變成眾人恥笑的對象;我們會找到譭謗他們的辦法,宣佈他們是社會渣滓。”
    儘管當時作為蘇共黨內的高級領導人之一,並且負責意識形態工作的利加喬夫已經覺察到情況不妙:“1987年秋,在右翼激進派報刊上,準確地說,一條對蘇聯歷史進行歪曲,污蔑的脈絡已經清晰可見了。。”(葉•庫•利加喬夫《警示》,P152,當代世界出版社)”但他在蘇共十九大的那句“你錯了”(針對葉利欽)和尼娜•安德列耶娃的公開信“我不能放棄原則”一樣,在“南方系”媒體鋪天蓋地對“改革的敵人”[據利加喬夫說:“改革的敵人”一詞是由“改革的施工員”亞•雅科夫列夫發明的(上引書,P122)。它讓人不禁聯想起史達林鎮壓時期使用的“人民的敵人”一詞]的聲討之下,“變成眾人恥笑的物件”,最終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 ;“此後,凡是擁護社會主義反對全面否定蘇維埃歷史的人,都成了“改革的敵人”,都是“保守勢力”的代表。”(利西奇金 謝列平上引書,P238)而“你錯了”和公開信作為對試圖瓦解蘇聯的強大力量僅有的幾次微弱抵抗,被留在了歷史的記憶中。

    3

    俄羅斯學者對“南方系”媒體的意識形態策略進行過細緻的技術分析(上引書,P43~44),摘引如下:

    1.利用現有的符號空間,給穩定的、過時的符號添加新內容……
    “民主”:在蘇聯,“民主”——人民當家做主——這個概念是作為正面概念進入人們意識中的……新概念則變成了有錢人的權力,錢袋的權力……
    “左派”:在蘇聯,它具有正面含義。傳統的左派是主張限制資本權力,主張國有化的。改革時代的新概念則完全相反,左派與右派顛倒過來了。所謂的“民主派”被稱為左派,他們主張非國有化、捍衛資本權力(戈巴契夫曾稱葉利欽是“極左派”——本文作者注)。蘇聯解體之後,顛倒位置已經沒有必要,左右派各歸原位。“壟斷”:蘇聯時期具有負面意義,西方大公司曾被稱為掠奪人民的壟斷寡頭……在改革後期,開始將統一的動力系統、鐵路系統、天然氣系統稱為壟斷機構,人們對它們有一種不好的看法,於是得出結論:必須解散它們(這給國家造成了嚴重後果)……“原始積累”:在所有大學的觀念中,這個詞都意味著是資本主義初級階段,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騙子和小偷氾濫。蘇聯解體後,這個符號用來作為掩蓋大規模巧取豪奪及貪污受賄之用。言下之意是現在正經歷著向資本主義過渡的必要初始階段,以後會好起來的。

    2.符號空間融合法。
    這是第二套典型手法,它往往熔各種互不相容的符號於一爐……如:木頭盧布、刨花香腸時代、馬克思主義是油炸水、列寧主義是蒙昧主義意識形態、七十年代的昏天黑地、文明國家,等等。

    3.符號空間改造法。
    可以將符號的結構看成是一塊山巒起伏的原野,既有高峰、陡坡,也有山谷窪地。人的智慧是有限的,所以在記憶中只留下了一些山峰,其他概念環繞在這些高峰周圍。心理戰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清除和消滅這些高峰。

    4.符號與現實關係法。……
    蘇共意識形態專家們以國家名義發佈明顯的虛假資訊,使人們喪失了對國家的信任。

    5.虛假的二分法(對比法)。
    符號空間包含了一種二分結構,如:天使—魔鬼,朋友—敵人,並在它的基礎上,將符號分組歸類。(比如將戈巴契夫等人稱為“改革派”,“民主派”;將利加喬夫等人稱作“保守派”,“反改革派”,“反民主派””——本文作者注)

    在這五點當中,今天中國的南方系和《炎黃春秋》等雜誌對第四點“符號空間改造法”情有獨鐘——“人的智慧是有限的,所以在記憶中只留下了一些山峰,其他概念環繞在這些高峰周圍。心理戰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清除和消滅這些高峰”——所以它們不知疲倦地扮演著老田所說的“揭老底戰鬥隊”的角色。和它們相比,蘇聯末期的“南方系”前輩們水準更高,成就更大:“80年代,在第五縱隊的文人筆下,衛國戰爭時期的英雄人物幾乎全被安上精心羅織的罪名,受到誹謗和侮辱。對更加久遠的俄國歷史的評價也如法炮製,其中包括彼得大帝、葉卡捷琳娜二世、伊凡雷帝。被頌揚的只有像彼得三世那樣的低能兒。按照80年代末當時的高論,整個俄羅斯歷史簡直是微不足道。”(上引書,P39)在文章的下一部分我們就來分析一下具體的案例,看看蘇聯末期的“南方系”是如何把從卓婭•科斯莫傑米揚斯卡婭一直到弗拉基米爾•伊裏奇•列寧在內的蘇維埃高峰“清除和消滅”,並且將他(她)們的屍骨挖出來鞭屍的。

    所有那些將普通概念重複上千遍的人,群眾才會把他記住。
    即使撒了謊,也要厚顏無恥地撒下去,人們樂於相信彌天大謊,
    而不相信小騙術……人們有時對自己在一些小事上撒謊,但
    卻不敢在大事上信口雌黃。因此,他們料想不到有人這樣無恥
    地欺騙他們……
    ——阿道夫•希特勒

    “心理戰的手法之一是用歷史的過去偷換當代問題。這一方
    法于80年代末曾為蘇共意識形態專家們廣泛使用。他們圍繞20~
    30年代的種種事件,圍繞史達林問題,推出了現在的歷史……
    第二個手法是將現代問題導入過去從今天的利益出發,挖掘歷史
    論據來證明今天的觀點是正確的……第三個手法是‘歷史’戰。
    在這場戰爭中把俄羅斯民族引以為榮,視為民族驕傲的所有英雄
    和傑出人物統統通過資訊手段在道德上加以誅殺。”
    ——(В利西奇金 Л謝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戰——資訊心理戰》)

    “歷史”戰之一:卓婭•科斯莫傑米揚斯卡婭之死

    本文作者曾有個名叫“卓婭”的同學。“卓婭和舒拉”:不僅是蘇聯人民的紅色記憶,也是中國人民曾經的紅色記憶。卓婭因反抗德國侵略者而被殘忍地殺害,她的英名留存于偉大的衛國戰爭史。理所當然地,蘇聯末期她成為“南方系”“清除和消滅”的目標之一。

    1991年,紅得發紫的《論據與事實》雜誌刊登了署名А•若夫季斯的文章。作者稱該文是根據已故作家Н.И.阿諾夫(伊萬諾夫)的回憶而寫成的。阿諾夫曾到過卓婭犧牲的彼特裏謝沃村,但卻目睹了“居民們竭力回避談論卓婭”的異常現象。在把讀者的胃口調足之後,作者若夫季斯開始了瓦解卓婭“神話”的工作:

    聽我說,尼古拉•伊萬諾維奇(即阿諾夫——本文作者注)說——我有個感覺,在這一切背後一定有個秘密,請告訴我全部真相好嗎?

    只有一名女教師在不無猶豫地聽完了阿諾夫‘此事將只有你我知道,絕不告訴他人’的誓言之後,才吞吞吐吐地講道:

    德國人在向莫斯科發起總攻期間佔領了彼特裏謝沃村。村長與駐紮在另一個居民點的佔領軍當局保持著聯繫。一天夜裏,村裏的一處木板房著起火來,大火把木板房燒了個精光……過了一天或兩天,縱火者被當場捕獲:一個不認識的姑娘(指卓婭——本文作者注)企圖利用浸透了煤油的破布等物點燃另一個木板房。此時正是嚴冬,一個失去了容身之處的家庭不得不擠到鄰居家裏棲身,全村居民極為憤怒。站崗的人狠狠地打了姑娘一頓,然後把她拖進盧克裏婭的木板房,早晨村長把她解送給當局並報告了所發生的事情。當天,姑娘被前來彼特裏謝沃村執行特別任務的士兵處以絞刑……沒有德國人在此處宿營,因此也沒有任何(按照官方說法)似乎被女遊擊隊員縱火燒掉的德國人的馬廄。

    我們的軍隊來到這裏以後,村裏的許多居民被逮捕並被帶走,不知去向。因此,留下來的人面對可能到來的鎮壓,人人都有一種揮之不去的恐懼……

    作者最後寫道:
    是不是П.利多夫因受村莊裏那些被嚇壞了的居民的欺騙而做了錯誤的報導,或者是他自己為了有利於史達林宣傳而編造了這個事件?但是不管怎麼說,正是他的這種說法出了大名並被“載入史冊”。

    卓婭不僅沒有打擊過德國人,反而燒掉了村民賴以過冬的木板房!?對於今天的我們而言,這是多麼熟悉的風格和技巧!

    “我”或者“我”的某個知名朋友,來到某個“紅色神話”的發源地,與某個神秘的“老鄉”或是不肯透露姓名(或已故)的“村幹部”聊起了有關於“紅色神話”的事。於是乎,在神秘“老鄉”或“村幹部”對“歷史真相”的娓娓敍述中,狼牙山和地雷戰等“神話”依次破滅了。正如俄羅斯學者對若夫季斯文章所進行的分析:“這個例證清楚地表現了斯梅爾佳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卡拉瑪佐夫兄弟》中的人物,一譯斯麥爾佳科夫——本文作者注)繼承者們非常巧妙的手法。他們的創作依據,都是非常可靠的事實,如一個不認識的女教師對現已作古的作家阿諾夫以及公佈這件事的本文作者А•若夫季斯的口授資料。從這篇短文中,還可以看到希特勒分子如何主持公道,他們對居民如何關心,還可以看到蘇軍佔領彼特裏謝沃村所帶來的恐懼和淒慘,以及對史達林分子利多夫的揭露。這樣,А•若夫季斯的文章就像一枚多彈頭導彈,達到了一石四鳥的目的。”(В•利西奇金 Л•謝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戰——資訊心理戰》,P271~273,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除了《論據與事實》(!)雜誌的文章,有媒體還斷言照片上的那個卓婭屍體是假冒的。對此,俄羅斯聯邦司法部司法鑒定科學研究所進行了相關鑒定,最終結論是“照片上被處絞刑的姑娘是卓婭•科斯莫傑米揚斯卡婭。”(上引書,P273)

    “歷史”戰之二:青年近衛軍的母親

    老一輩的人應該都很熟悉亞歷山大•法捷耶夫的小說《青年近衛軍》以及根據小說改編的電影:主人公奧列格•科舍沃伊不屈服於敵人的嚴刑拷打,凜然赴死的精神感動了無數人。1991年,《自鳴鐘報》的撰稿人М•沃利娜發表了一篇名叫《科舍沃伊的母親在為誰哭泣》的轟動性文章,文中驚人地聲稱奧列格•科舍沃伊還活著!而科舍沃伊的英雄故事完全是一場由其精神失常的母親引發的離奇騙局:

    在羅韋尼基地區的一個合葬墓穴中掘出了一些被德國人槍殺的人已經腐爛的屍體。當時在場的葉連娜•安德列耶芙娜(沃利娜文中奧列格•科舍沃伊的“母親”,實際上她把名字搞錯了——本文作者注)撲向其中一個有白髮的老人的屍體並號叫起來:“奧列日卡,奧列日卡!”所有人都看到了:在她面前的是一個帶白髮的老頭兒,可他還在哭喊著:“奧列日卡!”沒有人提出異議,於是……人們把那個不認識的老頭兒再次作為奧列格•科舍沃伊葬埋了。然而法捷耶夫卻據此杜撰出,奧列格在羅韋尼基監獄中遭受刑訊,並因此一夜之間這個16歲的男孩子竟白了頭!這樣,奧列格•科舍沃伊成了小說中的主人公,而葉連娜•安德列耶芙娜則成了主要英雄人物的母親…..

    沃利娜的文章風行全國。文章發表幾天之後,“一群肆無忌憚的流氓無賴在盧甘斯克市把青年近衛軍英雄半身雕像從底座上推了下來”。針對沃利娜的文章,電影《青年近衛軍》中扮演奧列格•科舍沃伊的弗•伊萬諾夫在《真理報》上發表了同樣名為《科舍沃伊的母親在為誰哭泣》的反駁文章。他用充分的證據駁斥了沃利娜,指出了她的大量錯誤,並在文中提到不僅是科舍沃伊本人,他的母親葉連娜•尼古拉耶芙娜(不是沃利娜文中所說的葉連娜•安德列耶芙娜)就遭到過德國人的多次毒打,並導致她終身殘疾的事實。伊萬諾夫在文章中總結道:“我們這裏出現了一種亂翻墓石的傾向,就像女新聞撰稿人М•沃利娜所做的那樣。然而死人不可能說任何話以自衛!……應該記住聖經中的戒條:‘不要做偽證!眾所周知,靠偽證社會不能生存——它將毀滅’。”(上引書,P274~275)

    “歷史”戰之三:尤利烏斯•伏契克的傳說

    蘇聯末期的“南方系”在大肆挖掘國內墓地的同時,又精力旺盛地折騰到了國外。《絞刑架下的報告》作者,國際共產主義的著名活動家尤利烏斯•伏契克就被掘了出來。

    伏契克據說沒有被絞殺於德國普勒岑塞監獄。“他不僅當了德國人的情報員,而且還以這個身份被派到玻利維亞,不久就死在那裏。甚至還出現了一張屍體的照片。”眾所周知,納粹和法西斯主義勢力曾在拉丁美洲有很大的力量,二戰後不少的納粹分子都潛逃到拉美,而這就是發明這個玻利維亞傳說的根由。“另外一些人不堅持‘玻利維亞’說,但仍然斷言,他終究是叛徒—情報員。至於那個著名的《報告》,則無論如何不可能是他寫的,而是後來伏契克的黨內同志們偽造的……”(上引書,P276)對於這種剝奪著作權的手法,其實也無須多說。如同希特勒說的那樣,“即使撒了謊,也要厚顏無恥地撒下去”。只要足夠厚顏無恥,只要“將普通概念重複上千遍”,即使編造出像季米特洛夫是個不能說一句整話的結巴,一樣可以使大眾相信。
    假如伏契克泉下有知,他一定會說:
    “人們,我愛你們!你們要警惕呵!”

    “歷史”戰之四:“史達林森林慘案”

    按照“符號空間改造法”的理論,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史達林毫無疑問是蘇聯時代的象徵,高峰中的高峰;蘇聯歷史的光榮與悲劇都在史達林時代得到了最深刻的體現。

    “1987—1991年國內幾乎沒有一家報紙,沒有一家雜誌,沒有一個電視頻道看不到指責史達林及其時代的材料的。”(Ю•葉梅利亞諾夫《史達林:未經修改的檔案——在權力的頂峰》,P608,譯林出版社)雖然“非斯化”運動在史達林去世後就已開始,但在“想像力奪權”——這句五月革命時期的經典口號諷刺性地被蘇聯末期的“南方系”成功實現了——的時代,“非斯化”運動到達了它登峰造極的境界。党的最高領導人米•謝•戈巴契夫對這一運動作出了決定性的貢獻。在戈巴契夫執政中期,他向記者和社會學家公開了在蘇共中央委員會馬列研究所的中央檔案館中曾受到特別保護——1987年之前任何人不得調閱——的史達林檔案資料中的部分檔,“其目的在於扶持反對史達林的勢力,因此只公開了能證明史達林是一位元血腥暴君的資料,例如:與黨內政敵的鬥爭,30年代鎮壓運動的經過。那些中性的,特別是缺乏揭露性的材料仍被封存。”而仍被封存的資料中則包括了史達林對當時的“個人崇拜”表示反感等內容(Н•津科維奇《二十世紀最後的秘密》,P53,中國書籍出版社)。

    和中國的南方系對毛澤東時代“鋨死”數千萬和“整死”數億人的指控一樣,史達林時代的歷次鎮壓自然也成了這種數位操縱的物件:“例如,很多人的意識中,已經沉澱下了幾百萬農民背井離鄉,作為‘富農階級’被流放的說法。奧•普拉東諾夫說:‘在集體化和消滅富農階級的歲月裏,約有700萬~800萬農民被流放,數百萬農民被關進集中營和監獄’”。對此,俄羅斯研究意識形態和心理戰的著名學者謝•卡拉—莫爾紮質問道:“‘700萬~800萬農民被流放’?連家屬加在一起,那可是3000萬~4000萬人啊!”而後來經過對當時史料和資料的認真研究,“事實是:1930~1931年間,總共381026個家庭計1803392人被特別遣送(所謂‘富農階級流放’)。占農戶總數的1.5%(約3%農戶被官方劃定為富農)。”(謝•卡拉—莫爾紮《論意識操縱》下,P546,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亞歷山大•伊薩耶維奇•索爾仁尼琴(索忍尼辛)的《古拉格群島》是反對史達林和“極權主義”的巨大圖騰,是“南方系”在對蘇聯歷史進行審判時的權威證人:“在他的筆下,古拉格‘島民’歷年的動態,包括徒刑死刑、釋放調轉、患病死亡等方面的情況,逐年均有詳盡研究,列表資料也堪稱卷帙浩繁。”不過正像此書的副標題——《藝術性研究嘗試》一樣,“索爾仁尼琴(索忍尼辛)的資料亦當以”藝術誇張“視之,而整個文化界的人士則幾乎是把這些東西作為集中營社會學學術研究資料來看待的。
    他所造成的意識裂變真可謂令人拍案驚奇:一個人讀了那種似乎言之鑿鑿的紀實材料,就會聽而信之,而且更會相信他那‘4000萬人被槍斃’的說法。”(上引書,P549)即使是激烈批判史達林的羅伊•麥德維傑夫,也撰文指責索爾仁尼琴(索忍尼辛)“過於經常地對事實進行明目張膽的歪曲、篡改和有意的回避”(李輝凡 張捷《20世紀俄羅斯文學史》,P447,青島出版社)歷史學家澤姆斯科夫用近10年的時間系統整理了反映勞動改造營管理總局(古拉格)各方面情況的檔案資料,並且發表了各類被鎮壓人員狀況的詳盡匯總材料。“他雖非史達林主義者,但是尊重事實。”但是“民主派卻刻意竭力不理睬他,也不和他論戰”,少數應戰者如安東諾夫—奧夫謝延科也都立即露了大怯。澤姆斯科夫指出他的論敵在引用他本人並未見過的1945年秋季全蘇集中營和勞教所資料時犯了一個“小錯誤”:安東諾夫—奧夫謝延科“漏掉了”一個小數點(МЛН.),其結果就是把160萬人“變成”了1600萬人。“多麼輕而易舉,拿掉小數點,再通過傳媒擴散開來,而億萬人竟然信以為真。當一種思維範式已經形成的時候,操縱家就不在乎理智的論據了。”“操縱家們也正是為了對想像力而非理性施加影響,才會如此誇大數字的,有時會誇張幾十倍,甚至幾百倍。恰恰是這種非要誇大真實數量不可的意圖,才能成為操縱的一種特徵”。(卡拉—莫爾紮上引書,P549)

    不久之前曾鬧騰過一陣“卡廷森林慘案”事件,我國的南方系也是不甘人後,積極回應。然而早在1988年的蘇聯,就發生過一個轟動全國的“庫羅派特森林慘案”事件,據當時的“南方系”媒體報導:

    在明斯克郊區庫羅派特森林發現大批犧牲於史達林大恐怖時期人士的遺骸,這場恐怖是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機構在1937年至1941年6月期間製造的。

    媒體稱這個慘案的死難人數約為數十萬。國外的傳媒也不遺餘力地進行大肆宣傳——這是史達林及其極權制度嗜血成性的又一罪證。最後,在對這個“庫羅派特森林慘案”事件進行了仔細調查後,得出如下結論:

    內務人民委員會各機構與所謂庫羅派特森林受害者之間沒有任何關係。在紮斯拉夫公路和明斯克環路之間丘陵地帶的戈迪謝鎮附近,安葬著不少於30萬希特勒種族滅絕暴行的犧牲者(“庫羅派特森林案:時代的篡改”,《軍事史》雜誌,1991.No.6,轉引自В利西奇金 Л謝列平上引書,P267,)

    正如俄羅斯學者指出的:“庫羅派特這個地名在白俄羅斯地圖上就從來沒有過。杜撰名稱的目的是為了充分發揮情感的力量,影射史達林在這裏槍殺人就跟殺山鶉[俄語“山鶉”的發音為“庫羅派特卡”(Куропатка),故有此說——本文作者注)一樣無所顧忌。庫羅派特森林案只不過是整個虛偽報導龐大體系中的一個事例而已。”(上引書,P267)在蘇聯末期的混亂歲月裏,儘管一些謠言被揭穿,但謠言總能淹沒真相:製造大量新謠言的速度永遠要快過被動地對舊謠言的逐個駁斥。關於史達林,“有人寫的東西甚至已經離譜到了讓人想瞧一瞧還能編出什麼玩意兒來的程度……出現了大量編造史達林是沙皇暗探局特務的文章。有的文章說,流放中的科巴(史達林早期的黨內別名)襪子臭不可聞,幾乎所有的精神病他都有;他只不過是個神學校裏不學無術的學生而已,等等,等等。布爾什維克一詞居然成了一句罵人話……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攜帶史達林畫像參加群眾大會被認為是低能兒;大眾傳媒曾經專門在各地群眾大會上尋找攜帶有史達林肖像的人,以便表現他們的淺薄和粗俗。”(上引書,P266)“一個穿網眼針織背心的人坐在電視機前。——人們在街上遊行,臉上帶著喜悅。他手指螢光屏上史達林時代那些缺心眼的人,笑得前仰後合,說不出一句話來。”(上引書,P243)(筆者在此想插入一件事情:去年,某城市的一位收藏者——他是毛澤東時代的人——舉辦了一場關於毛澤東時代的影像與圖片展。一個在改革時代成長起來的中年人熱心地從外地趕來參觀——他對那位收藏者感歎道:“你辦的這個展覽很好,很有意義,像這些我的父母那代人都經歷過的;你看那些人(指毛澤東時代廣場上的遊行者),都像是發瘋了一樣,像機器一樣。”收藏者聽完後說:“我們當時對於領袖和國家的熱愛都是出於肺腑的,並不像你說的那樣,是失去了自己意志的表現。”談話由此陷入了尷尬。)

    史達林在世的時候,如同從天而降的巨神,其威望甚至超過了列寧。然而他身後的歷史命運又是如此無常,甚至顯得淒涼。1953年在史達林的別墅裏,貝利亞、馬林科夫、赫魯雪夫等人看著史達林生命垂危,卻遲遲不去叫醫生;史達林剛死,“非斯化”的運動就隨即展開:先是貝利亞——如果不是他在黨內鬥爭中被擊敗,也許就輪不到赫魯雪夫來做那個轟動一時的秘密報告了——接著就是赫魯雪夫的高潮戲。赫魯雪夫先是史達林狂熱的吹捧者,後來又是史達林狂熱的反對者。在他與中國交惡的時候,甚至憤怒地聲稱要“把史達林的棺材直接送到北京來!”到了蘇聯末期,在所謂“公開性”政策和勢大滔天的“南方系”的力量之下,“非斯化”運動終於進入了歇斯底里的狀態。“卡廷森林慘案”也好,“庫羅派特森林慘案”也罷,其實史達林早就被一次次地拖進了名叫“史達林”的歷史森林裏,遭到了無數次的審判和槍決。

    “歷史”戰之五:“回歸列寧”

    “史達林領導下的蘇聯時代在社會意識中被一筆勾銷之後,蘇維埃國家的締造者列寧的名字仿佛成了連接過去與現在的最後一座橋樑,它象徵著幾代人之間的繼承性。因此,損害業已形成的列寧的形象詆毀他的活動,就成了把整個蘇聯時期說成是黑暗和愚昧時代並使人們離開社會主義的一個必要步驟。”(上引書,P169 )

    在蘇聯還沒有走向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末日之前,為了非史達林化,必然要借助列寧的威名,列寧代表了蘇維埃國家的終極真理。正如赫魯雪夫提出的“回歸列寧原則”那樣;戈巴契夫在“改革”初期也曾化身為列寧的忠實傳人。而在蘇聯末期的大混亂到來後,所有蘇維埃國家的偶像與禁忌一個個被羞辱被打破;當蘇聯全部的歷史都成了被“清除和消滅”的物件時,列寧這個最後的禁忌也就不能倖免了。所謂“回歸列寧”的意義,可以看作是一步步地把所有的都清算完之後,最後必然來到的總結性清算。

    “列寧是德國間諜”,“列寧是毀滅俄羅斯文化的罪人”,“列寧是俄國人民的劊子手”“列寧是美好的沙皇俄國的破壞者”,這些都是老調重彈了。到了這個階段,連編造歷史的工夫都可以省去,而直接使用“純文學”風格了。《自鳴鐘報》的“政治評論家、詩人”——總是這號人物不是嗎?——A•伊萬諾夫斷言:“總的看來,我們的領袖和導師是死于梅毒。”而1990年的另一篇奇文《崇拜的誕生:列寧是典型的神話》(М•魏斯科普夫,《波羅的海時報》)這樣寫道:

    大約是1924年,克里姆林宮的下水道經受不住布爾什維克的猛烈衝擊,終於跑水了。陵墓裏灌滿了污水,一名神甫(好象是大牧首本人),這樣說:“聖屍上也是要塗油的。”
    ……那副傻瓜表情、那顆禿頭 、那張喝得醉醺醺的電報員也差不哪去的鬼臉……打旱地裏冒出來的一顆苗苗兒:要模樣沒個模樣,要氣派沒個氣派。
    瓦洛佳搞俗家的科學也在行。他雖說沒有一點詩才,但只要老師吩咐,就可以立刻“用正確的六音步長短短格來翻譯荷馬史詩”。

    他的房間保持著修道院式的整潔。一個中學生正在做筆記,筆記本上密密麻麻寫滿了一個個小耗子似的字母——字雖然寫得緊緊巴巴,倒不妨礙思想馳騁。這個中學生寫滿了一個又一個本子,若有所思地瞅著牆壁,眼前是兩片畫著斑斑點點的大屁股似的東西半球——蘇聯國徽的原型……

    最後,終於有機會談一談那個與大救星聯姻的她——娜傑日達(指列寧的妻子娜傑日達•克魯普斯卡婭——本文作者注)——的問題了。想不到吧,這個講起話來跟馬卡爾•傑武什金一副腔調的、黨內綽號叫“魚”的革命的女修道院長,居然不乏抒情的想像力……而在那圍著灰毛皮圍脖、像東歐平原一樣扁平乏味的胸膛裏……居然還有一顆監獄未能使之喪失慈愛的心在……跳動?(上引書,P268~269 )

    與此文那種妙語連珠,油腔滑調,下流無恥地嘲諷偉人的水準相比,我國那位說毛澤東的字像“狗扒似的劃拉出來了”的小京油子實在只能算是托兒所的程度了。

    在“清除和消滅”列寧這座最後高峰的運動中,著名的史達林傳記作者德米特裏•沃爾科戈諾夫上將(我國的“辛同志”可以看作是他的翻版)是一個代表人物。這位擔任過蘇聯陸海軍總政治部副主任、蘇聯國防部軍史研究所所長,曾在史達林傳記中指責史達林違背了偉大的列寧及偉大的列寧主義的黨內軍內的權威理論家,也終於發現了與“極權主義”做鬥爭的必要性。“特別是他在自己全盤否定列寧的著作的封面,為強化對讀者的負面影響,登載了一幅重病患者的照片,那張臉被痛苦折磨得已經變了形,實際上當時人已處於瀕死狀態。”有人指出:“書的封面是對死者的粗暴侮辱(不論大家對列寧的態度如何),故爾他必遭報應。”沃爾科戈諾夫在書出版後不久,就患病並很快死去了。不管這是不是報應應驗,對列寧的詆毀還是見出了成效。《論據與事實》雜誌1991年就“列寧應當躺在什麼地方”向路人提問。莫斯科一位15歲的少年季馬對此回答道:“應該把他從這裏扔出去……嗯,不是扔,應該是運出去。他做過什麼好事嗎?他把全國都搞亂了,現在卻躺在這裏。把他埋到某個墓地去吧!”(上引書,P270)

    “把蘇維埃墓地全掘開……”

    “不僅僅戰爭年代,而且整個70年蘇聯歷史都逐漸被迅速蔓延開來的污點所覆蓋,許多歷史畫面簡直就是一幅諷刺性漫畫。其中對曾經支持過蘇維埃政權的作家們的態度即為一例。按照各種報刊媒體的說法:阿•托爾斯泰是貪財鬼和酒徒,馬•高爾基是一個虛偽的,名不副實的人,弗•馬雅科夫斯基是發育不全者,米•肖洛霍夫則是抄襲他人作品的人。甚至很難數得清針對《靜靜的頓河》作者究竟有多少造謠中傷。”(上引書,P277)“從‘民主派’的宣傳中可以得出的結論是:整個蘇聯時期的歷史上是一批不合格的人在活動,他們以自己的‘極權政治’威脅西方的偉大民主。”(上引書,P308)B.伊柳欣在《控告總統•起訴狀》(1992年)中說道:“在他(指戈巴契夫——本文作者注)的統治下,整個國家都被變成了考古發掘地。”(上引書,P283)

    人們會有一個疑問:為什麼在蘇聯末期大眾會輕易地相信那些“荒唐無稽”的“政治謠言”?由於這涉及到具體的蘇聯意識形態“蛻變”問題,並且不是本文的主題,所以在此僅簡單地談以下一點。蘇聯官方在對其自身歷史的解釋上有著一個非常不好的傾向——這也並非是蘇聯獨有的問題——即用“庸俗化”的歷史觀念去解釋蘇聯史上所發生的諸如黨內鬥爭在內的一系列複雜問題。
    在1953年清算貝利亞問題的蘇共“七月全會”上,蘇共中央書記赫魯雪夫的發言就是這種庸俗化歷史觀的典型:
    “……早在史達林生前我們就知道貝利亞是個大陰謀家。他是個奸詐的傢伙,是個狡猾的鑽營之徒。他用自己骯髒的爪子牢牢吸在史達林同志的內心,他善於把自己的想法強加給史達林同志……我們大家都尊重史達林同志。不過歲月不饒人,最後一段時間史達林既不能看檔,也不能見人,他的健康狀況不佳。貝利亞這個卑鄙小人狡猾地利用了這一點,非常狡猾……貝利亞對黨的態度跟希特勒沒有區別……貝利亞不是黨員,而是鑽營之徒,可能還是間諜,在這方面還要再挖一挖……”
    赫魯雪夫等人用一套“忠臣/奸臣——明君/昏君”的模式去向人民解釋貝利亞問題,甚至用“庸俗化”了的階級鬥爭觀念把貝利亞與希特勒並列——而此人就在不久前還是和自己很親近的同志。“妖魔化貝利亞的形象,把他描繪成悄悄混入党的領導層的傢伙——這都貶低了社會進程在歷史中的重要性,創立了用某些個體的不良意願解釋蘇聯歷史事件的先例。”(Ю•葉梅利亞諾夫《未經修改的檔案:赫魯雪夫傳》,P309,譯林出版社)
    赫魯雪夫在二十大上全盤否定史達林領導蘇聯的“三十年”——儘管他後來出於政治原因又多次反復——把大肅反時期的鎮壓描繪成是“暴君”對那些無限忠誠於黨的“老幹部”的迫害,而掩蓋他本人就曾是一個積極的鎮壓者,掩蓋了黨的“老幹部”們對他人的迫害行為以及確實存在的反史達林的密謀等等事實。正如斯台芬•茨威格所說:“熱月九日之所以具有世界歷史意義,並不是因為羅伯斯庇爾被處以死刑,而是他的繼任者採取這種怯懦虛偽的態度(指將罪過推在羅伯斯庇爾一人身上——本文作者注)。因為直到這天為止,革命無論採取任何行動,全部理直氣壯,同時也心安理得地承擔一切責任”(斯•茨威格《約瑟夫•富歇——一個政治性人物的肖像》,P70,華夏出版社)這種對待歷史“隨心所欲”和“胡作非為”的態度,使蘇聯官方的歷史解釋逐漸失去信譽。勃列日涅夫雖然沒有宣佈赫魯雪夫是“希特勒”,但整個勃列日涅夫時代的意識形態語言完全是由連篇的“廢話”和貌似正確無比的“空話”與“套話”構成的。戈巴契夫及其“意識形態專家”“延續”了赫魯雪夫的“精神”。但是他們嫌後者對史達林時代“刨”得還不夠徹底,於是決定直接往祖墳上刨:“現在請想像這樣一種情景。羅馬教皇走到羅馬的聖彼得廣場,對圍攏來的人說了下麵一番話:親愛的教徒們,我必須向你們宣佈,沒有什麼上帝,天主,教會只是一個犯罪組織,我把它解散了。您會怎麼評價這位教皇的行為呢?須知蘇聯的意識形態專家們正是以這種精神表述的。”(亞歷山大•季諾維也夫《俄羅斯共產主義的悲劇》,P64,新華出版社)蘇共官方的歷史解釋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終於土崩瓦解:既然老一套已經令人厭煩,那為什麼不去聽那些更新鮮、更刺激的故事呢?而蘇聯末期的“南方系”進行的大量“歷史發明”-融驚險、偵探、色情、科幻等所有吸引人的要素於一爐,正好滿足了大眾的心理欲望。當然,這並不是蘇聯末期“南方系”能夠大獲全勝的惟一內因,但至少是重要的內因之一。

    《零城》的意義

    1996年俄羅斯國家杜馬安全委員會舉辦了一個為期半年的講習班,“專門研究破壞社會‘文化核心’的技巧。”參加者包括了不同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的專家。講習班在最後的幾次會議中,重點地討論了卡倫•沙赫納紮羅夫(其父格•霍•沙赫納紮羅夫曾是戈巴契夫的心腹助手之一)的影片《零城》(1988年)。與會的專家一致認為《零城》準確地預見到了蘇聯社會“文化核心”被破壞的過程。

    《零城》講述了莫斯科的工程師拉瓦金在“零城”出差時遭遇到的怪異和恐怖經歷:拉瓦金剛到“零城”時,前往一家工廠找廠長,結果竟然“見到女秘書在接待室全裸地坐著。人們進進出出,把緊急要打字的材料交給她,但對怪誕卻視若無睹……出門的時候他病了。那些習以為常的秩序的標誌物——列寧像呀、社會主義勞動競賽榜呀——再也抵禦不住迷亂的局面了。”只有裸女或者只有列寧像的社會都是一個——意識形態意義上的——“秩序的社會”。而當裸女和列寧像在同一個時空中並存,甚至裸女和列寧像被奇妙地拼接在一起,難分彼此的時候,則標誌著“秩序的社會”開始走向混亂和崩潰之路。

    在《零城》的尾聲部分,“零城”的“整個匪幫——官員們、地下企業家們、作家,還有好多浪蕩女人——紛紛撲向一顆象徵政權的‘俄羅斯國家樹’,開始摧毀它,撕擄它的枝葉。”(卡拉—莫爾紮上引書,P720)

    文/克爾白的懸詩

    2010-12-15


  9. 2011/04/27 於 19:37 patchpieces
      誰是“暗算”(民族商賈)胡雪岩的真凶?   為什麼“鴉片戰爭”只發生在中國?   為什麼中國的“銀本位”會敗在英國的“金本位”腳下?   為什麼中國的錢莊與票號沒能發展成世界金融帝國?   為什麼只有中國盛產“洋買辦”?   西方列強僅憑堅船利炮和工業革命是不可能將中國變成“半殖民地”的,割地賠款、開放通商口岸也不能窒息中國的經?濟潛力。“導致”清帝國衰落的真正原因在於“西方金融資本勢力”首先“攻破”了中國的金融高邊疆。   “鴉片貿易”的“首要戰略目標”是“顛覆”中國的貨幣體系,而這一戰略的制定和執行都源于倫敦金融城。“鴉片戰爭”實際上是英國的“金本位”與中國的“銀本位”之間的一場戰略決戰,戰爭的勝負將決定東西方未來數百年的盛衰興亡!   對於大英帝國的銀行家而言其最高戰略目標就是:以倫敦作為世界金融的中心,以黃金作為世界貨幣的本位,大英帝國通過「英格蘭銀行」向全球“輸出”英鎊信用,將歐美主要國家變成“金本位”的核心成員,將世界的邊緣國家變成英鎊的“附屬地區”,用戰爭與暴力來“維護”這一“體系”的運轉,以貨幣來最大限度地“控制”和調動全球資源,最終完成對世界財富和全人類的“控制”。   英國金融資本的突擊力量遠比船堅炮利的帝國海軍更具威力,他們將首先“打垮”中國的“銀本位”,“搶佔”「中央銀行」這一控制清帝國銀根的“戰略制高點”,“滲透”和“蠶食”中國的金融網路,“掌握”中國的資本與信用流動的管道,完成對中國金融高邊疆的“全面控制”。   在喪失金融高邊疆控制權的情況下,中國的“貿易定價權”、工業自主發展的定位權、政府的財政稅收權、軍事與國防的開支權將“逐步淪喪”。中國將不可避免地成為西方列強的“待宰羔羊”。   實際上,清帝國的敗亡,金融先於軍事。 第一章 金融高邊疆的陷落  獵殺胡雪岩  洞庭山幫:暗算胡雪岩的幕後黑手  鴉片貿易:金、銀本位的大決戰  東印度公司:一個銀行家的帝國  沙遜家族:東方的羅斯柴爾德家族  滙豐銀行:你的地盤我做主  票號錢莊:為什麼沒能發展為國際金融帝國  “洋買辦”:中國的特殊現象   美國人馬漢在19世紀末首先提出了“制海權”的概念,認為“控制海洋就是控制世界”。1921年,義大利人杜黑提出“制空權”的概念,提出“掌握制空權就是勝利”。時隔60年,美國陸軍中將格雷厄姆又提出了“制太空權”的“高邊疆”理論,堅信“控制外太空就可以稱霸世界”。   格雷厄姆有豐富的閱歷,曾任美國國防部情報局副局長、中央情報局副局長和國防部情報局局長等職,1980年,擔任雷根總統競選的國防顧問。1981年,雷根政府上臺後不久,格雷厄姆在傳統基金會的資助下,組建了“高邊疆”研究小組。該小組由美國30餘位著名的科學家、經?濟學家、空間工程師和軍事戰略家組成。經?過7個多月的精心研究,於1982年3月3日以《高邊疆——新的國家戰略》為題拋出其研究報告。“高邊疆”戰略公諸於世後,立即受到美國政府、軍方和公眾的關注,並且對美國的經?濟、政治、軍事、高技術發展以及世界局勢都產生了重大影響。“高邊疆”戰略的核心是指歷史上具有不斷開拓疆域傳統的美國,今後應該在地球的外太空進行新的開拓,把太空作為美國新的戰略疆域和控制範圍。   無論是制海權、制空權,還是“高邊疆”理論,歸根到底強調的是控制範圍和控制能力。從西方文明的視角看,有人類活動而沒有被控制的地區都是需要征服的“邊疆”。   小小寰球,從大陸到海洋,從土地到天空,甚至包括太空,有人類活動的物理空間基本都已被大國嚴密地控制了。而金融領域正在日益成為大國博弈的主戰場。   國家的邊疆,不僅僅是陸疆、海疆、空疆所構成的三維物理空間,未來還需要包括新的一維:金融高邊疆。   (買辦集團)獵殺(民族商人)胡雪岩   1883年11月初,胡雪岩經歷著人生中最痛苦的煎熬,他苦心經營一輩子的金融帝國即將土崩瓦解。這是一個用2000萬兩銀子打造出的超級神話,如果以糧食的購買力估算,一兩銀子大約相當於今天的200元人民幣,也就是說,胡雪岩的金融帝國大致擁有著40億元人民幣的總資產。可是,此時的胡雪岩卻面臨著一場致命的“完美”風暴。   11月初,他有一筆50萬兩的滙豐銀行債務必須償還,這筆債務讓他倍感焦慮。在正常情況下,以胡雪岩的財富規模,決不至於被區區50萬兩銀子難倒。不幸的是,他的對手們早已布下天羅地網,此時的胡雪岩已難逃被圍獵的命運。他隱隱有一種不祥之感:“市面太壞,洋人太厲害,我不曉得怎麼才能翻身?”   胡雪岩的正面敵人就是英國的「怡和洋行」,此時雙方正在圍繞生絲生意的霸主地位展開著激烈的較量。   在整個19世紀70年代,“洋行”牢牢地控制著中國生絲出口的定價權,在洋行的壓迫下,生絲價格每況愈下,十年中已跌去一半,江浙一帶的絲農們苦不堪言,當地的絲商們慘淡經營,高額利潤盡被洋行鯨吞。   胡雪岩開始介入生絲生意後,對洋行的高壓有了切膚之痛。眼看著絲農被洋行敲骨吸髓而陷入破產境地,他暗暗下定決心,一定要奪取生絲貿易的定價權,迫使洋行在價格上讓步。他開始仔細尋找洋行價格控制體系的破綻。洋行控制了生絲貿易融資、國際匯兌、外銷管道和航運保險,又有大英帝國的炮艦做後盾,似乎不可戰勝。然而胡雪岩還是敏銳地捕捉到了洋行的死穴——難以控制生絲的生產源頭。   胡雪岩決心佔據生絲源頭這一戰略制高點,一舉擊破洋行對生絲的定價霸權。   機會終於在1882年到來了。初春,胡雪岩深入生絲產地進行仔細調查,同時在與當地生絲商人們的交流中發現,當年的生絲收成減少,將出現嚴重的供貨不足。他立刻抓住這一難得的時機,開始悄悄行動,在江?浙育蠶村鎮四處採購,廣發定金,控制貨源。   果然,市場上5月份生絲收成估計可達8萬包,然而“在8月份,逐漸清楚的是,收成被多估了2萬包”。   早已完成生絲貨源控制的胡雪岩立刻部署總攻。他動員起自己龐大的金融帝國中的每一個銅?板,將上千萬兩白銀全部投入這場中國商業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決戰中。到1882年夏天,他共囤積了近2萬包生絲【1】,占全部貨源的1/3強。為徹底控制價格,他力邀絲業同行組成生絲價格同盟,堅持高價出售,試圖一舉拿下生絲的定價權。   這一招果然奏效,怡和洋行們突然發現不出更高的價錢就難以買到生絲,他們試圖各個擊破,但胡雪岩籬笆紮得很緊,稍微有些規模的絲商都被知會要遵守大家約定好的報價。“上等生絲在倫敦每包售價僅僅16先令6便士,但上海的絲價,由於胡雪岩的收購和操縱,折合英鎊竟達17先令4便士。”【2】洋行的邏??是,自己對生絲價格有組織的打壓不算操縱,而中國有組織的反抗卻算操縱。這樣的邏輯直到今天仍在大行其道,美國狂印美元不算操縱匯率,而中國的反制應對卻被判定是操縱匯率。   「怡和洋行」無奈之下,只能請大清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出面斡旋。對,大家沒有看錯,是英國人當著中國海關的一把手。倒不是清政府為了吸引外國人才所制定的特殊政策,而是英國人打敗清政府後,強迫清政府割地賠款,為確保中國準時付錢,直接任命了英國人看管著中國海關,所有海關關稅收入都直接被英國人拿走沖抵賠款。   赫德28歲就執掌了大清海關,屬於典型的少年得志,但與胡雪岩比起來還稚嫩得多。他以邀請胡雪岩合夥辦絲廠為誘餌,以“市價以外,另送傭金”為條件,企圖說動胡雪岩做出價格讓步。不久,日本商家也登門求購,開出的價格是,按照當時的市價,再加800萬兩白銀,經?談判後,同意加到1000萬兩白銀。只要胡雪岩點頭,相當於今天20億人民幣的毛利就到手了。形勢一片大好。然而胡雪岩拒絕了,他要更高的價格。   就在這時,“歐洲的蠶絲卻見豐收,倫敦和歐洲大陸市場能夠不顧中國的歉收”【3】。洋行轉而尋求收購歐洲本土生絲。到1883年年關時,絲價大跌,一半絲商推遲結算,幾家大的絲行破產。胡雪岩試圖邀集絲商將來年的新絲再次收盡,以迫使洋行屈服,結果無人響應。   上海市場生絲成交清淡,買賣雙方僵持了整整3個月。此時,雙方較量的就是資金的實力了。   「怡和洋行」可不是一般的洋行,它的後臺大老闆乃是17大國際銀行家族中起家最早、勢力最大的英國“巴林銀行”。在19世紀,“巴林家族”號稱是“歐洲第六大強權”,其發跡比羅斯柴爾德家族更早,在國際金融領域曾是無可爭議的老大。有此強援,「怡和洋行」在與胡雪岩的對峙中,始終處於不敗之地。   而胡雪岩的處境卻開始不妙了。要知道,維持價格控制需要高昂的成本,對加盟絲商的利益補償、高價收購生絲、提高定金比例、不菲的貨棧費用、巨大的融資成本、運輸、保險、人工全都要錢。驚人的資金佔用使得胡雪岩的現金流處於日益脆弱的危險之中。   早已將這一切看在眼裏的北洋派幹將盛宣懷開始行動了。他正在密謀“廢掉”胡雪岩。   胡雪岩與盛宣懷並無太深的個人恩怨,只是各為其主罷了。胡雪岩的後臺是當時的兩江總督左宗棠,在平定新疆叛亂的過程中,胡雪岩作為其總後勤,運用自己阜康錢莊的信用和金融網路,於1867年首創以海關關稅為抵押向洋行和外資銀行舉債,14年中,為左宗棠的軍事行動融資1600萬兩白銀,為左宗棠收復新疆的歷史殊勳立下了汗馬功勞。1883年讓他陷入絕境的50萬兩滙豐銀行債務,正是他以自身信用為收復新疆的戰爭債務所做的擔保,如果政府的錢不能準時到位,他將不得不自己掏錢墊付給「滙豐銀行」。   盛宣懷的後臺自然是北洋大臣李鴻章。李鴻章與左宗棠的矛盾天下皆知。19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出現了嚴重的邊疆危機。中國的西北方向,中亞的阿古柏利用當時中國西北地方的民族與宗教矛盾,在英、俄等列強的支持下,侵入新疆,成立了所謂的“浩罕國”。不久,俄國軍隊佔領邊防重鎮伊犁,西北塞防形勢危如累卵。同時,在中國的東南方向,日本又挑起了侵略臺灣地區的嚴重事端,中日之間戰事一觸即發。“太平天國”十四年戰爭之後,清朝府庫一貧如洗,國家財政已無力同時打贏兩場戰爭。可是,李鴻章所代表的“海防派”主張強化海軍為優先要務,為此不惜放棄新疆;而左宗棠堅持“塞防”絕不可廢,應該毫不猶豫地對新疆叛亂進行武力征伐。雙方矛盾的焦點就是“籌餉”問題,如果朝廷決定“海防”優先,則巨額的資金將流進北洋派的勢力範圍,而確立“塞防”國策,則左宗棠必然實力大漲。這是一場關乎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的尖銳較量。   最終,左宗棠勝利收復新疆全境,其聲望與地位一時壓倒了李鴻章。此時,中法戰爭又烏雲密佈,左宗棠再次主戰,李鴻章再度主和。李鴻章生怕大筆資金再度流入主戰派手中,致使北洋系經費來源不足,因此決定發動“倒左”攻勢。打仗打的是錢糧,欲制住左宗棠,必先廢掉左宗棠的“錢袋子”胡雪岩。   盛宣懷要徹底搞垮胡雪岩並不是件簡單的事,他的能量也僅限於截斷北洋系控制下的上海道應付給胡雪岩的50萬兩協餉,這筆錢正是朝廷償還「滙豐銀行」的欠款。而胡雪岩由於用阜康錢莊的信用為朝廷向滙豐借款,如果朝廷遲付,他就必須墊支。不過胡雪岩畢竟是玩金融的,身在上海的資本市場中心,無論是向「滙豐銀行」提出貸款展期,還是向其他外國銀行拆票,或者向上海錢莊票號同業拆借,亦或將價值近千萬的生絲進行抵押貸款,更何況,他還有上萬畝的土地、莊園等不動產,以及20多家典當鋪、連鎖票號和胡慶餘堂藥店等龐大經營性資產,籌措50萬兩銀子並不是件太難的事。   因此,盛宣懷不僅需要掐斷胡雪岩的官府資金來源,更需要斬斷胡雪岩在資本市場上的一切融資通道,而這絕不是盛宣懷能搞定的。他必須聯合上海金融市場上真正的大腕,才能向胡雪岩的背後捅上這致命的一刀。   洞庭山幫:“暗算”胡雪岩的幕後黑手   在上海,胡雪岩的信譽不錯,又有主管上海的兩江總督左宗棠為靠山,平時也廣交商圈的朋友,不然他也不可能組成強大的絲商聯盟同洋行叫板。??能夠左右所有外國銀行的決定,同時還能控制上海全部錢莊票號、典當鋪的命運,讓大家一起拒絕給胡雪岩融資呢?   這就是中國近現代史上最為強大的“金融買辦帝國”的締造者:來自洞庭東山的席正甫,他們這一圈人號稱“洞庭山幫”。與國際銀行家的打法一樣,席家可謂相當低調,除了少數史學界人士,大多數中國人對這個名字都極為陌生。大道無形正是他們的特點!   外國“洋行”剛進入中國做生意時,語言不通,人生地不熟,商業環境和政府關係兩眼一抹黑,欲擴大業務必借重當地華人,這就是人們熟知的“洋買辦”。“洋買辦”往往是以獨立商人的“身份”與外國洋行“合作”,他們要向洋人繳納高昂的“保證金”,擔保生意虧損時,以保證金賠償。同時,也享有生意的收入分成。他們為了自身的利益,為“洋行”的業務拓展殫精竭慮。除了結交官府掌握政府資源,也需要廣交商業圈的關係,將觸角伸向社會的各個角落。他們編織著層層關係與金錢的網路,疏通著種種富貴與利益的管道,他們的前臺是商場,“後臺”是洋場,舞臺是官場。正是“通過”他們,外國的資本“滲透”進中國的經濟血脈,外國的商品湧向了中國的大城小鎮,外國的精神“顛覆”著中國的意識,外國的利益“捆綁”了中國的權貴精英。 可以說,沒有“洋買辦”,洋人的業務在中國將寸步難行,洋人的勢力在中國也會一事無成。   當胡雪岩領導本土的金融和商貿力量開始向“洋行”發起“挑戰”時,他不僅直接“威脅”到了“洋行”的商業利益,更威脅到了“洋買辦階層”的切身利益。   1874年,席正甫當上了「滙豐銀行」的“洋買辦”,交了2萬兩銀子的保證金後,他買到了一張通向控制上海金融市場的“快車票”。席正甫的能力當然沒有讓「滙豐銀行」失望,剛到「滙豐」,他就搞定了清政府以鹽稅做抵押,向「滙豐」進行政治借款200萬兩白銀的大單,年息8%,分10年償還。席正甫一炮打響,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在席家的運作下,「滙豐」先後經理了滬寧、廣九、滬杭甬、津浦、京奉、湖廣、浦信等鐵路貸款,從中獲取了高額分成。   在發行紙幣方面,也成效卓著,「滙豐」的紙幣流通堪稱外國銀行之最,流通範圍遍及長江、珠江流域,在華南,“滙豐紙幣”幾乎“代替”了清政府貨幣的地位,成為計價流通的工具。 1893年,洋務派知識份子鄭觀應在他的《盛世危言》中指出: “若今之洋商所用銀票(紙幣),並不由中外官吏驗瞧虛實,不論多少,為所欲為。聞英商滙豐銀行在奧通用之票百餘萬,該行已獲利二百萬之譜。” 席家為「滙豐」以“白條”“佔有”中國實體財富立下了汗馬功勞。   在拉存款方面,席家也是出手不凡。 中國的“達官貴人”紛紛將資本存放在政府“難以管轄”的「滙豐」帳戶上,寧可只得到很低的利息,也願意圖個“安全保險”。據統計,長期在「滙豐」開戶的客戶中,定期存款在2000萬兩以上的有5人,1500萬兩以上的20人,1000萬兩以上的130人,百萬兩和數十萬兩級別的更難以估算。【4】 席家從中獲取的傭金更是天文數字。   在席正甫的打拼下,「滙豐」在上海的業務總量大大高於香港總行,英國人自己也承認,“「滙豐銀行」的總行雖在香港,但一般說來,上海分行承做的生意更多些”。 當席正甫與英國方面的大班(舊時對外國公司、洋行經理的稱呼,指當時中外通商的經?紀人。——編者注)發生意見衝突時,總部最終都以席正甫的意見為最終決定,為此,不惜撤換英國大班。   席正甫不僅在「滙豐」一言九鼎,對上海的錢莊票號也是說一不二。   當時,在上海的錢莊票號由於自有資金不過幾萬兩銀子,難以將生意做大。席正甫率先開展了拆票業務,向錢莊和票號提供了無需抵押品的信用貸款模式,大大提高了本土金融機構的融資能力。這些有實力的錢莊以自身的信用出具的遠期匯票,在5~20天的時間裏,向「滙豐」或其他外國銀行進行以莊票抵押的短期融資。這樣一來,僅有七、八萬兩銀子的錢莊,可以用莊票抵押給「滙豐」,從而借出大量資本進行商業貿易放貸,其規模可高達七、八十萬兩。由於「滙豐」的存款數量巨大且利息成本低廉,在向錢莊拆票的過程中可以收取“高額利息”,從而美美地“享受”著存貸“利差”的美餐。 1879年5月23日的《字林西報》報導上海錢莊“用外國銀行資本做生意,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事實。近300萬兩的放款,竟為維持上海市面正常周轉所必需的數量”【5】。當銀根低於這個數字時,整個商業活動將立刻受到明顯影響。   通過拆票業務,「滙豐」實際上“控制”了上海錢莊和票號的資金來源。「滙豐」的手鬆一鬆,市面的銀根就寬裕,反之,銀根就趨緊。「滙豐銀行」所獲得的中國巨額廉價儲蓄,極大地增強了它對中國金融體系的控制能力,並事實上成為了“中國的英格蘭銀行”。   正是由於「滙豐」“控制”著整個上海乃至全國的銀根鬆緊,而席正甫又擁有著「滙豐銀行」的貸款簽字權,所以上海的錢莊業爭相拉他“入股”,實現“利益捆綁”。席正甫對上海的本土金融機構具備了絕對的影響力,其中也包括胡雪岩。1878年,胡雪岩為左宗棠辦理的350萬兩「滙豐銀行」借款,走的就是席正甫的路子。   席正甫不僅自家獨攬了「滙豐」的“買辦”職位長達三代人,還利用他的影響力,將席家的其他“子弟”陸續安排進了外國銀行體系。無論是英國系的「麥加利(渣打)」 、有利、「德豐銀行」,還是法國系的「東方匯理」、「中法工商銀行」(4.24,0.00,0.00%),德國系的「德華銀行」,俄國系的「俄華道勝銀行」,比利時系的「華比銀行」,美國系的「花旗」、「運通」、美商「信濟銀行」,日本系的「橫濱正金」、「住友銀行」等,皆是席家的天下。據不完全統計,1874~1949年的75年間,在上海先後開設的外資銀行有20餘家,而席氏包攬了其中13家的“買辦”席位。   隨著席正甫的勢力膨脹,連李鴻章和左宗棠都要爭相籠絡他。李、左二人到上海都必見席正甫,畢竟是大財神,無論是“海防”還是“塞防”,離開錢都是瞎扯。二人對席正甫的“拉攏”都很盡心,他們同時保舉席正甫擔任政府官員,但席並無絲毫興趣。後來在李鴻章的再三推薦下,席正甫只得接受了二品頂戴。這與他的刻意低調很不協調。近乎隱居的席正甫連洞庭東山的商圈聯誼活動都從不參加,上海的媒體報導中極少出現他的名字。他恪守幕後運作才能成大事的信念。   席正甫與盛宣懷的關係就“更密切”了。盛宣懷在打垮胡雪岩後成立中國第一家現代銀行——「中國通商銀行」時,席正甫是主要的幕後支持者,兩人在生意上是“鐵關係”,在盛宣懷的帳單上,令人矚目地存在著與席正甫相關的“滙豐銀行英鎊與銀賬”【6】。但凡席正甫的要求,盛宣懷無不滿足,席家的大量“親友”紛紛“被安排”進盛宣懷的體系內任職。雙方實現了徹底的“利益互鎖”。   當清政府準備成立“官商合辦”的中央銀行——「戶部銀行」時,洞悉私有中央銀行巨大利益的席家又“捷足先登”。「戶部銀行」共發行4萬股,其中官方認購一半,私人認購另外一半,席正甫的幾個兒子紛紛入股「戶部銀行」。其中,僅席家長子席立功就以不同身份擁有1320股。 「戶部銀行」改名「大清銀行」時,席家“安插”了四個兒子在其中擔任要職, 「大清銀行」改為「中國銀行」(3.23,0.01,0.31%)時,席家又成為其大股東,並掌管外匯業務,成為宋子文系的同盟。國民政府中央銀行成立時,席家更“直接變為”官股投資人,並“代表官股”參與「中央銀行」董事會決策,同時席家還“把持”著「國民政府外匯管理局」局長、「中央造幣廠」廠長等要職,更“代表”國民政府參與籌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並成為國民政府的代表。席家脈系之龐大,涉及中國金融領域之廣泛,在外國銀行體系、官方銀行體系、上海錢莊票號體系、政府金融主管部門影響力之深,在中國近百年歷史上恐怕是絕無僅有的。由於席家所掌握的強大中外金融資源,對整個中國近現代史的影響非常深遠,在後續章節將繼續介紹。   如果胡雪岩不在生絲問題上挑戰“洋行(買辦)”的核心利益,席正甫與胡雪岩的關係應該可以維持得不錯。但是,「滙豐銀行」的股東們正是這些大“洋行”,成立「滙豐」的“初衷”就是為了“洋行”在“殖民地”擁有自己的“中央銀行”,胡雪岩挑戰了「滙豐」大股東的核心利益,搞得股東們鬧起事來,席正甫豈能容他!   事實上,“洋行”們打壓生絲價格,“壟斷”定價權的背後正是「滙豐」和席正甫對上海乃至全國銀根的“操縱”。   據1878年8月28日《申報》記載,到19世紀70年代,外國銀行對上海錢莊的拆票金額已達300萬兩左右。到19世紀90年代,七、八百萬兩的拆放額已習以為常。這使得錢莊在資金的周轉上對外國銀行的“依賴性”越來越嚴重。而一旦上海銀根緊縮,其效應會立刻波及全國。   奇怪但並不令人意外的是,從1878年以來,“每到”中國的生絲、茶葉上市的時候,“就會發生”銀根緊縮的“怪現象”。能夠“製造”貨幣供應短缺,並且有明顯意圖的就是「滙豐銀行」。維持上海正常貿易周轉大約需要300萬兩銀子,而「滙豐」“經常”在收購絲茶的季節猛收銀根到100萬兩以下,“導致”絲茶商人無法融到足夠的資金,絲農、茶農“不得不”賤價出售自己的產品,而「滙豐」的“洋行”股東們得以廉價抄底,獲取暴利!   “每一次貨幣恐慌都是以「滙豐銀行」為首的外國銀行有意收縮銀根而引起的。從1878年初開始,銀根就處於緊張狀態,以至於年底上海錢莊為壞賬所累不復交易者達二、三十家。”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就是外商銀行收縮放款200萬兩巨數之故。1879年的貨幣恐慌發生在絲茶上市需款急切的5月,就在這時,經常需要300萬兩資金周轉的上海市面,卻被外國銀行收縮到只有90萬兩的奇缺狀態。這個數目全然不能適應本地貿易的正常需要。但是,外國銀行並不到此為止,它進一步把庫存銀塊增加到60萬兩,而使事態更加複雜化。”【7】   1883年,歷史再度重演。   正當胡雪岩與“怡和洋行”在生絲大戰中處於僵持不下的狀態時,上海的銀根一天天被收緊,大批絲商斬倉出局,絲價直線下跌。9月初,上等生絲每包價格尚能維持在427兩;10月,跌為385兩;11月初,更進一步下跌至375兩。此時,上海各洋行完全停止收購新絲,胡雪岩的資金鏈瀕於崩潰。   到11月9日,公眾對胡雪岩的資金擔憂終於全面爆發。阜康錢莊在杭州和上海的分號遭到擠兌。欠滙豐的50萬兩白銀債務到期也無法延展,而上海道“恰巧”沒有協餉來償還「滙豐」的債務,胡雪岩只好以阜康錢莊僅存的家底還債。不堪重負的金融帝國終於在1883年12月1日倒下了。胡雪岩所經營的京城、上海、鎮江、寧波、福州、湖南、湖北等地的阜康分號同時倒閉。【8】胡雪岩苦心經?營幾十年的金融帝國崩潰了。最終,生絲被「怡和洋行」抄了個大底。   胡雪岩無法忍受“洋行”的“壓價行徑”毅然起而反抗,但是定價權的爭奪背後其實是金融權力的爭奪。可惜胡雪岩至死也沒搞明白,在喪失中央銀行這一“金融制高點”的情況下,單單依靠囤積生絲試圖在貿易上與洋行一較高下是徒勞的,一旦銀根被收緊,他的資金鏈將立刻陷入崩潰邊緣。胡雪岩領導的這場中國本土金融力量對國際銀行家的反擊,最終以完全失敗而告終。他陷入的是國外金融資本勢力和“國內金融買辦勢力”的內外夾擊,其失敗在戰略上早已無可挽回。   胡雪岩的失敗與“洋行”的勝利都是基於同樣的原因,那就是誰能控制銀根,誰就能取得商戰的戰略主動權。無論是清政府,還是以胡雪岩為代表的南方錢莊和山西票號,都沒有清醒地“認識到”中央銀行的巨大威力。當「滙豐銀行」“佔據”了這一地位之時,整個清帝國的命運就完全被“國際銀行家”所“控制”。 金融不獨立,則經濟不能獨立;經濟不獨立,則政治不能獨立。清政府金融高邊疆的“淪喪”,是中華民族陷入深重災難的“開端”!   清政府的“中央銀行”地位是如何失陷的呢? 問題的“要害”是“本位貨幣-白銀”被國際銀行家所“控制”。一旦“本位貨幣”動搖,金融這一國家的血液循環系統必然癱瘓,然後就是各個經濟要害臟器的“衰竭”,國家政治與戰爭的免疫系統動員能力瓦解,從而“喪失”反抗侵略的能力,最後就只剩“任人宰割”的命運了。   國際銀行家要征服中國,必須首先“征服”中國的貨幣。“鴉片戰爭”的核心與其說是貿易戰爭,不如說是一場“白銀戰爭”! 這就是為什麼“鴉片戰爭”沒有發生在印度、美洲、非洲,也沒有發生在日本、韓國和東南亞,卻“僅僅”在中國爆發的“真正原因”!   “鴉片貿”易打擊的“目標”正是中國的“本位貨幣”:白銀!   鴉片貿易:金、銀本位的大決戰   在英國開始對中國大規模開展“鴉片貿易”之前,中國在國際貿易中處於明顯的優勢。中國的茶葉、瓷器和絲綢構成了突破世界市場壁壘無堅不摧的出口“鐵三角”。當時中國市場的真實景象是: 福建沿海的茶葉出口為當地經濟帶來前所未有的繁榮,由於在生產和加工方面處於市場壟斷地位,武夷山成為各國茶商競相朝拜的聖地; 在長江中下游,絲和棉是最重要的手工業產品,數十萬絲棉生產和紡織專業大軍創造出了品質優良和價格極具競爭力的商品,打遍世界市場無敵手; 在珠三角地區,形成了景德鎮—廣州產業鏈,將豪華瓷器源源不斷地送進歐洲王室貴族富麗的客廳。19世紀末,主管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在其《中國見聞錄》中說道:“中國有世界最好的糧食——大米;最好的飲料——茶;最好的衣物——棉、絲和皮毛。他們無需從別處購買一文錢的東西。”   從16世紀到19世紀初,中國近400年的市場化程度和貨幣經濟的發達程度,遠遠超過了歐洲。其“結果”就是,歐洲從美洲“發現”的13.3萬噸白銀,最終有4.8萬噸被歐洲人運到了中國。 (當時)國際貿易的“基本構架”就是,中國創造了世界貿易商品的主要部分,西方掠奪了世界資源的主要部分,在白銀從西方源源不斷“流向”東方的過程中,也伴隨著中國商品的滾滾西去。   白銀不斷“流向”東方,造成了世界金融天平的嚴重失衡。   由於長期向中國淨輸出白銀,到17世紀末,歐洲白銀短缺,出現了價格普遍下降的現象,同時貿易開始萎縮。1649~1694年,歐洲年均流通白銀數量急劇減少,比1558~1649年的年均流通量減少了50%還多,而黃金流通量卻增加了接近50%。   白銀減少是順理成章的事,可黃金怎麼會增加呢?   原來,17世紀初,中國廣州的金、銀價格比為1﹕5.5~1﹕7,而英國的比價為1﹕16,輸送白銀到中國不僅可以換得大量高利潤的商品,還可以利用金、銀比價1倍以上的價格差,用便宜的白銀在中國、日本和印度換回昂貴的黃金。連約翰洛克都曾抱怨過:“我被告知他們(「東印度公司」)從印度某些地方進口(黃金),至少可獲得50 %以上的利潤……?但是,英國的真正財富被葬送在了印度洋,現在是人們坦率說出真相的時候了,究竟為什麼我們面臨著這個時代聞所未聞的白銀短缺。”【9】   當黃金大量湧入英國後,銀行家通過巨額行賄的手段,“買通”了《1666年自由鑄幣法案》的“准生證”。這個“法案”實質上是貨幣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捩點”,它“改變了世界的貨幣體系,其具體效果就是廢除了國王對貨幣發行的壟斷權”【10】。 該法案規定,任何人都有權力將金錠拿到鑄幣廠,要求免費鑄造合法的金幣。   這一“法案”從根本上有利於金錠銀行家和商業資本家的利益,他們將“擁有”對“貨幣供應”的實際控制權。由於掌握著大量實物黃金的籌碼,他們將能夠“根據”自己的利益“決定”貨幣供應量。 當他們是“債權人”時,就“減少”貨幣鑄造,“製造”通貨緊縮效應,使得自己的債權含金量提升; 當他們是“債務人”時,就“加大”貨幣供應(注:如當前美國信用債務帝國政府2008年爾來以驚人倍數增發貨幣供給總額的所謂貨幣寬鬆政策),以“通貨膨脹”沖銷所負的債務。這是西方“第一次”在實質上將本屬於政府的“貨幣發行權”轉讓給了“私人”。自此,“私有中央銀行”貨幣發行權的“法律基礎”得以“奠定”,並“打開”了通過“控制”一個國家乃至整個世界的“貨幣供應量”來“控制”財富分配的大門。   此時,我的耳邊突然響起了羅斯柴爾德的那句名言: “只要讓我控制一個國家的貨幣發行,我不在乎誰制定法律。”【11】   在銀行家們“看來”,“控制貨幣”是一場偉大的鬥爭,控制貨幣的“發行”和分配就是為了控制財富、資源和全人類。 欲控制世界,必先征服貨幣; 欲征服貨幣,必先征服黃金; 而欲征服黃金,則必先“征服”白銀。   就在歐洲白銀東來的過程中,同時伴隨著亞洲的黃金西去。此消彼長,最後的結果是,英國在囤積黃金,而中國在吸納白銀。 問題的關鍵是,究竟是黃金、還是白銀將最終成為世界貨幣的霸主,這將是關係到東、西方未來數百年興衰的重大分水嶺!   工業革命以來,大英帝國國力空前提高,建立以黃金為“本位貨幣”的條件已經在1717年完全具備。儘管在1816年,英國才從法律上完成“金本位”的最終確立,但此前的一百年中,英國已處在事實的“金本位”之下了。   對於大英帝國的銀行家而言,其最高戰略目標就是:以倫敦作為世界金融的中心,以黃金作為世界貨幣的本位,大英帝國通過「英格蘭銀行」向全球輸出英鎊信用,將歐美主要國家變成“金本位”的核心成員,將世界的邊緣國家變成英鎊的附屬地區,用戰爭與暴力來維護這一體系的運轉,以貨幣來最大限度地控制和調動全球資源,最終完成對世界財富和全人類的控制!   要“確立”黃金英鎊的世界貨幣霸權地位,必須首先“打垮”“白銀貨幣”的國家。其中最大的,也最難搞定的就是中國。   經過多年嘗試,國際銀行家最終選擇了“鴉片”作為“打擊”中國“白銀本位”的“武器”。   而具體負責“執行”這一戰略的機構就是「東印度公司」。   「東印度公司」:一個銀行家的帝國   一般人“很難想像”一家(私有)公司能夠“招募軍隊(注:類似為了漂白目前已改名為Xe的美帝私人公司雇傭兵「黑水公司」)”、掠地鑄幣、行政司法、宣佈戰爭和締結和約,但是,「東印度公司」“居然”做到了。 “誰”能有這麼巨大的能量成立如此強大的公司呢? 答案就是倫敦金融城的“國際銀行家”!   由倫敦金融城銀行家合股建立、英國王室參股的「東印度公司」本身就是一個“帝國”。根據英國國會的授權,「東印度公司」壟斷了從好望角到麥哲倫海峽之間的一切貿易,並有權在如此廣大的區域之內招募陸海軍、“佔領”領土、在“佔領區”域內“徵稅”、發行貨幣、進行立法和司法審判、宣戰和締結和約。   在1756~1763年的英法“七年戰爭”中,英國打敗法國獨霸印度次大陸以來,在包括今天巴基斯坦、孟加拉、緬甸在內的英屬印度建立起一套完備的治理和“掠奪機制”。1750年以後的50年間,「東印度公司」從英屬印度一共榨取了1億~1.5億英鎊,而1750年英國一年的財政收入才920萬英鎊。【12】這還不包括壟斷印度貿易帶來的巨額國際貿易收益。 驚人的財富像潮水一般源源不斷地“流入”倫敦金融城銀行家和英國王室的錢袋裏。 18~19世紀,由於巨額的“殖民掠奪”和商業貿易“積累”,英國從來就不缺乏資本,這是18世紀英國“得以”開始工業革命的“重要前提”。   巴林家族作為世界17大國際銀行家族之一,早在19世紀初就已經稱霸世界金融江湖,號稱“歐洲第六強權”【13】。1779年,巴林王朝的創始人法蘭西斯。巴林就開始擔任「東印度公司」的董事,直到1810年去世,在位長達30年。從加盟「東印度公司」開始,他就成為倫敦金融城銀行家在「東印度公司」的主要代表人物,並被公認為公司的核心與靈魂。他從1792年開始擔任「東印度公司」的董事會主席,執掌著整個「東印度公司」這個龐大的“殖民帝國”。正是在他的帶領下,「東印度公司」對中國的“鴉片貿易”取得了驚人的增長。   1790~1838年,「東印度公司」鴉片走私進入中國的數量由每年數百箱暴增到數萬箱,輸入中國的鴉片總量高達40多萬箱,每箱平均價約750銀元,總價值高達2.3億兩白銀以上!   「東印度公司」的“鴉片貿易‘遵循一套嚴密的體系: 首先,「東印度公司」確立在英屬印度殖民地的“鴉片壟斷權”,對印度和孟加拉鴉片實行“統購統銷”,只開放加爾各答一地集中進行“鴉片拍賣”,並“授權”與公司有“代理關係”的散商進行“鴉片貿易”。同時,公司在廣州開設常駐管理委員會,其成員稱“大班”,對所有對華貿易進行統一管理。這個管理委員會又是全部對華貿易的“中央銀行”,一切對華貿易匯兌業務必須由它經手,並對散商進行信貸支持,後期也對與他們做生意的廣州十三行發放信貸。散商的對華貿易收入,包括出售鴉片所得款項,“必須”全部存到該委員會下設的銀庫,並由該委員會簽發倫敦、印度、孟加拉的匯票,散商可到當地兌換現銀。公司再用庫存白銀在中國“套購”黃金、絲茶等大宗商品銷往歐洲獲取“暴利”。   「東印度公司」的架構更像是一個金融傘形壟斷下的鴉片貿易連鎖店。如果說獨立經營的散商還要承擔一定的貿易風險,那麼提供壟斷性金融服務的公司則是“旱澇保收”。   「東印度公司」因鴉片貿易的“金融服務”獲取的巨額利潤足以支付英國從中國進口茶葉和生絲、從美國和印度進口棉花、向印度出口英國工業製成品和英國殖民統治印度的大部分行政費用。在整個19世紀,英帝國的“鴉片壟斷”在國際貿易中的“戰略地位”可與今天美國的“石油霸權”相比肩。「東印度公司」帝國的基本國策是,從金融上控制鴉片貿易鏈條的一切環節,生產、銷售、倉儲、運輸和行銷管道都要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   在「東印度公司」旗下的散商中,形成了三大“洋行”割據的態勢,它們是:「怡和」、「寶順」和「旗昌」。   「怡和洋行」由渣甸和馬地臣合夥建立於1832年7月,正是巴林家族為他們提供的融資。有了倫敦金融城最強大的銀行家族的支持,「怡和」迅速成為遠東的“洋行之王”。胡雪岩正是在與「怡和」爭奪生絲霸盤中慘敗,他恐怕並不知道「怡和」的“來頭”。馬地臣後來成為「英格蘭銀行」行長和英國第二大土地所有者。馬地臣家族的繼承人休。馬地臣則在1873年用家族“鴉片貿易”所得在西班牙收購錫礦,成立了一家礦業公司,將其命名為“Rio Tinto”,今天人們稱之為「力拓集團」。   「寶順洋行」的當家人正是著名的“鴉片販子”顛地,而他“背後”的東家正是巴林家族。後來因為直接從事鴉片生意有損巴林倫敦金融城頭號銀行家族的“名譽”而退居幕後,由顛地全面“代理”在華業務,成為僅次於「怡和洋行」的第二大鴉片貿易商。   「旗昌洋行」則是美資公司,從事廣州與波士頓之間的鴉片、茶葉和生絲貿易。它的高級合夥人約翰。默里。福布斯,就是2004年美國總統候選人約翰福布斯。克裏的曾外祖父,一直充當「巴林兄弟公司」在美國的代理人。 業務主管小沃倫。德拉。諾,正是美國總統佛蘭克林。羅斯福的外祖父。 洋行老闆的堂弟威廉。亨廷頓。羅素則在耶魯大學創建了著名的“骷髏會”。 此外波士頓的幾大銀行家族也都通過「旗昌洋行」參與鴉片貿易。正是豐厚的鴉片紅利滋養著這些銀行家族,形成了日後的“波士頓財團”和羅斯福家族王朝。   這三家大“洋行”佔據了中國“鴉片貿易”的半壁江山,它們都與巴林家族“關係密切”,巴林在倫敦金融城“遙控”著這些“巨大的散商”,在鴉片戰爭前後幾十年裏,以鴉片“發起”了對清政府“白銀貨幣”的“攻擊”。   倫敦金融城通過「東印度公司」在中國還建立了一套鮮為人知卻卓有成效的“地下行銷體系”,這個體系由四部分組成:  傳教士、  三合會、  行商 和  滿清官僚。 這套“體系”日後“左右”了近代中國的歷史進程。   “傳教士”在中國一方面“通過”傳教結交權貴和三教九流,瞭解中國社會、經濟、軍事等各方面的“情報”,以“建立”近代“教會學校”、(教會)醫院、媒體為主,成為“塑造”“親西方中國社會精英階層”的重要力量。   “三合會”本是以反清複明為宗旨的中國民間秘密社團,後來很多會友“接受”了基督教。兩廣地區“三合會”的反清武裝行動同樣需要大規模“融資”支援,於是很多會友經教會“仲介”紛紛“加入”「東印度公司」的對華“鴉片銷售”網路,成為廣東沿海“鴉片走私”的主力。以反清為宗旨的“三合會”等於間接得到倫敦金融城的“財政補貼”。 “三合會”日後的發展,與洪秀全的“拜上帝會”、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唐(才常)維新派的秘密結社以及「同盟會」淵源頗深。 洪秀全身邊負責意識形態工作的左膀右臂馮雲山,早年即拜在基督教華福會門下; 負責軍事鬥爭的楊秀清,也曾混跡于三合會在珠江流域的鴉片走私生意中; 兩廣三合會更是直接參加了金田起義。戊戌變法失敗後,譚嗣同遇難,維新派中譚系幹將唐才常即發動湖廣三合會勢力舉行自立軍起義。 同盟會早期各次反清起義,無不以“三合會”力量為依託。“三合會”一系的上海“青幫”更在蔣介石(1927年)發動“四一二(軍事)政變”上臺和鞏固權力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行商即“廣州十三行”,是朝廷授權負責對外貿易的專營機構,與外商直接打交道,既是貿易公司,又承擔某些外交功能,同時又必須為自己的國外商業夥伴作保。“十三行”在鴉片戰爭後多轉為“洋行買辦”,是中國近代“買辦階層”的源頭。   「東印度公司」還通過“賄賂”和“毒癮”來“控制”與操縱一部分滿清官僚。從中國的上層建築著手,“(包毒)保護”和開拓鴉片貿易。公司“通過”以天津為中心的北方“鴉片貿易網路”,向北京朝廷“滲透”。到鴉片戰爭前,已經“控制”了相當一大批滿清高官“為其所用”。其中包括大學士穆彰阿、直隸總督琦善、宗人府主事耆英等。 對此,馬克思有過一段精闢論述: “英國人收買中國當局,收買海關官吏和一般的官員,這就是中國人在法律上抵制鴉片的最近結果。賄賂行為和鴉片煙箱一同侵入了‘天朝’官僚界之肺,破壞了宗法制度的柱石。”【14】 “這一批人”構成後來清政府“洋務派”的源頭。   1839年,當雄心萬丈的林則徐作為欽差大臣來到廣東厲行“禁煙”時,這位偉大的民族英雄面對的就是這樣一個“組織嚴密”、財力雄厚、武裝強大、“裏應外合”的“鴉片帝國”。林則徐甫一上任,就嚴厲鎮壓“三合會”的“地下走私販毒網路”,勒令外商上繳鴉片,進行了震驚世界的虎門銷煙。但是林則徐萬萬不會想到他的對手有多強大,他挑戰的是整個大英帝國和攸關國際銀行家生死的核心金融戰略!   “鴉片貿易”“導致”中國白銀大規模“外流”,在中國“引發”了嚴重的“銀貴錢賤”的“貨幣危機”。從清朝建立到19世紀初的100多年中,中國的銀銅雙貨幣機制運轉良好,比價基本穩定在1兩白銀折合銅錢1000文。到鴉片戰爭前夕,銀兩竟飛升至兌換銅錢1600文。農民、手工業者和普通百姓平時所得都是銅錢,但交付各種賦稅則需折成白銀,如此一來,經濟負擔大為加重。由於百姓生活困窘,交稅自然拖延,結果是各省拖欠賦稅日多,造成清政府的財政能力急劇衰退。鴉片貿易大規模開始之前,直到乾隆年間的1781年,國庫存銀高達7000萬兩,至1789年約為6000萬兩。隨著鴉片“氾濫”,到1850年時僅剩800餘萬兩,已不足以應付一場戰爭了。   正是鴉片“摧毀”了大清帝國金融高邊疆的基石——“白銀貨幣本位”,隨之而來的是貿易大幅逆差,財政收入下降,人民生活困苦,貧富嚴重分化,社會矛盾日益尖銳。而國際銀行家則手持鴉片“套購”出來的巨額白銀,建立起“中國的英格蘭銀行”,一舉奪取了清帝國金融高邊疆的制高點:中央銀行。   「滙豐銀行」的成立“標誌”著中國近代史開啟了一個“金融殖民地”時代。在「滙豐」奪取清帝國中央銀行大位的過程中,一個新的沙遜帝國崛起了,它取代了「東印度公司」的地位,成為執行“鴉片金融戰略”的最新操盤手。  沙遜家族:東方的羅斯柴爾德家族   沙遜與羅斯柴爾德家族同屬於塞法迪“猶太人”,自古就生活在伊斯蘭化的伊比利亞半島上(今西班牙),從事金匠和錢幣兌換的生意,並經常作為熱那亞銀行家族的代理人,從事信用調查、收放貸款等業務。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建立起自己的商業信用和金融網路。15世紀90年代,隨著伊比利亞基督徒將伊斯蘭教政權趕走,塞法迪猶太人也被逐出西班牙和葡萄牙。   羅斯柴爾德家族流亡德意志從事老本行,後來成為德意志王室的“宮廷銀行家”。另一支猶太金融家族逃往荷蘭、比利時,很快就憑藉多年積累下來的商業關係網東山再起,並“參與”了「阿姆斯特丹銀行」、「荷蘭銀行」和「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建立。正是在荷蘭猶太銀行家200萬荷蘭盾的資助下,英國威廉三世於1688年帶領1.5萬人,從荷蘭登陸英國,開始了“光榮革命”。沙遜家族則一路向東,搬遷至中東波斯灣地區的商貿中心巴格達。在那裏,沙遜家族憑藉猶太人獨有的金融觸覺和經?驗,利用伊斯蘭教義中禁止高利貸的教規,以猶太人不受伊斯蘭法規約束的便利條件,為中東地區商貿提供金融放貸,很快就成為波斯灣地區首屈一指的金融家族,長期擔任巴格達的首席財政官,並成為巴格達地區整個猶太社區的族長,被人稱為“納西”,即猶太人之王。   但是好景不長,到了18世紀末19世紀初,巴格達地區的反猶情緒高漲,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派駐巴格達的地方官,開始大規模驅趕猶太人,作為“猶太人之王”的沙遜家族首當其衝,不得不於1832年舉家遷往印度孟買。沙遜帝國的創始人大衛。沙遜在印度開始了一段新的傳奇。【15】   由於沙遜家族到達印度的時間太晚,鴉片貿易的巨大蛋糕早已所剩無幾。「東印度公司」雖然解體了,但三大“洋行”巨頭卻在巴林家族的支持下繼續壟斷著中國鴉片進口和印度的鴉片供應鏈。在整個鴉片貿易鏈條中,生產、運輸、保險、銷售、融資、匯兌,幾乎全部掌握在「怡和」手中,針插不進,水潑不進。在巴林家族嚴密控制的鴉片帝國裏,新來的猶太人沙遜要想插足,勢比登天。   此時的倫敦金融城,新興的羅斯柴爾德家族已然壓倒了巴林,羅斯柴爾德家族也想從鴉片生意中切出自己的一塊蛋糕,苦於巴林對「東印度公司」散商的高度控制力,不得其門而入。沙遜的出現正好完美地符合了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戰略發展規劃,同是塞法迪猶太人,祖上說不定還是通家之好,所以雙方一拍即合。有了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強大金融後盾,沙遜準備甩開膀子大幹一場了。   經過周密研究,沙遜發現「怡和」對印度的鴉片“控制”存在著一個明顯的漏洞,那就是「怡和」沒能控制印度腹地的罌粟種植園。沙遜抓住機會,利用強大的資本實力,向內陸的印度鴉片商人提供高達3/4的貸款。各地採購商聞風而至,沙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控制了鴉片種植的源頭,實現了對貨源的壟斷。其實,胡雪岩的思路與沙遜幾乎完全一致,“差別”在於,沙遜的背後是國際金融霸主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支持。   到了1871年,局勢已經很明朗了,「怡和」在與沙遜爭奪鴉片源頭的拼殺中敗下陣來,沙遜被公認為印度和中國全部鴉片庫存的主要持有者,控制著各類鴉片總量的70%! 1840~1914年,沙遜家族在壟斷鴉片的生意中獲利高達1.4億兩白銀!這就是壟斷的力量!   有這樣的實力做後盾,羅斯柴爾德的女兒嫁到了沙遜家,從此商業聯盟關係得到猶太人傳統的宗法力量的鞏固和維護。沙遜帝國威震遠東。   從此,遠東的“洋行”進入了沙遜時代。   猶太人對金錢的超級敏感性在沙遜家族身上也不例外。當沙遜家族完成了鴉片壟斷大業之後,資本實力超級雄厚,於是開始琢磨也搞一家中央銀行,享受一把控制“貨幣發行”的超級快感。此時的遠東並沒有中央銀行,這個“機會”再次被沙遜抓住了。   「滙豐銀行」:你的地盤我做主   在所有政治經濟的“要素”中,貨幣“最為關鍵”; 在貨幣的全部制度裏,創造貨幣的權力“最為核心”。 但是,在這一國家的神聖權力問題上,幾乎“找不到”任何經濟學家們的“隻言片語”。   ——美國貨幣史學家 德瑪爾   1864年初,兩份在中國成立銀行的商業計畫書擺在了老沙遜的辦公桌上。一份是孟買本地的英國商人開始籌建面向中國金融市場的“中國皇家銀行”,另一份是一位年輕的蘇格蘭航運商人的“香港和上海銀行”計畫書。 最終打動老沙遜的恰恰是那位毫無銀行業經驗的年輕人的計畫。這個蘇格蘭小夥子名叫湯瑪斯。蘇石蘭,年方三十卻已經是著名的大英輪船公司駐香港的業務總監和香港黃埔船塢公司主席了。   老沙遜一下子就喜歡上了這個主意。作為一家總部設在香港和上海的銀行,與那些僅僅在香港和上海設立分行的外國銀行相比,在資訊聯繫方面會更加便利,這一點在交通與通訊還不發達的19世紀顯得尤為重要。市場時機轉瞬即逝,那些需要向遠隔重洋的總行請示的銀行,在未來與「滙豐銀行」的競爭中只能居於下風。   老沙遜立刻批准了這個專案。   在「滙豐銀行」的主要股東中,除了沙遜,還有「寶順」和「旗昌洋行」。然而「寶順洋行」在1866年席捲全球的棉花泡沫危機中破產,「旗昌洋行」也在危機的打擊下,於19世紀70年代初退出中國市場。於是已經成為鴉片新霸主的沙遜洋行,就成為「滙豐銀行」的主要支柱。「滙豐銀行」實際上成為羅斯柴爾德-沙遜同盟在遠東金融佈局中的一枚關鍵棋子。   這樣一家銀行必然引起巴林系的「怡和洋行」的堅決抵制,這既是基於倫敦金融城巴林與羅斯柴爾德勢力的爭霸,也源於實實在在的利益之爭。   「滙豐銀行」剛一誕生,就趕上了美國“南北戰爭”結束帶來的金融危機。   當時世界工業體系的核心戰略產業是紡織業,紡織業需要的主要原料是原棉。世界主要棉花產區在印度和美國南方各州。美國南北戰爭爆發後,掌握制海權的北方即對南方實施海上封鎖,南方對世界市場的原棉供應立刻中斷。英國棉紡織業轉向印度的棉花,印棉價格隨即暴漲。孟買和加爾各答的棉花市場,立刻成為大小投機商人的賭場。棉花泡沫催生了更大的金融泡沫。在英國本土,大量資本金嚴重不足的各類金融機構紛紛成立,英國殖民地銀行數量也急速膨脹。1862~1865年,先後誕生了19家銀行。單是1864年登記的殖民地銀行就多達7家。在香港和上海,新成立的英資銀行數量也大幅增加,這些空殼銀行的金庫裏遠沒有它們在招股書上所聲稱的金額。   就在這時,“噩耗”傳來,美國內戰結束了!震撼全球金融業的棉花危機開始了。倫敦金融城首當其衝,1866年一年之內,接連倒閉了17家銀行。   金融海嘯的衝擊波迅速波及遠東。1866年,香港、上海出現開埠20多年來的首次金融大恐慌,一系列外資銀行和本土錢莊倒閉。當金融海嘯的巨浪退去,沙灘上還屹立不倒的只剩下老牌的「麗如銀行」、「有利銀行」、「渣打銀行」、「法蘭西銀行」和「滙豐銀行」。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是在金融海嘯的第二年,「滙豐銀行」的一根台柱——老牌的「寶順洋行」竟然被“淹死”了,這時的巴林家族在金融危機和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雙重打擊下已經自身難保,無力顧及遠東的小兄弟,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寶順洋行」被棉花危機拖下水。「寶順」的垮臺嚴重打擊了羽翼未豐的「滙豐銀行」。   這時站出來力撐危局的正是「沙遜洋行」。從1866年起,沙遜家族將所有在華鴉片貿易所得利潤全部通過「滙豐銀行」進行匯兌。在世界金融海嘯的衝擊下,“唯一”還有超額利潤的生意就是“鴉片貿易”了。這個“維持”倫敦金融城和大英帝國經濟生命線的“通貨”再一次用中國老百姓身上的經濟血液“挽救”了大英帝國遠東的金融循環系統,並成為國際銀行家們完成遠東利益格局大洗牌的籌碼。   就在各大銀行苦撐危局之時,「滙豐銀行」在沙遜巨大的鴉片利潤支撐下抓住大好戰機,開始橫掃香港和上海的金融同行。   1866年6月,遠東銀行業的大哥大「麗如銀行」召集「渣打銀行」、「有利銀行」和「法蘭西銀行」等外資銀行,商量“後危機時代”的金融風險問題,最後決定將通常使用的6個月到期的商業承兌匯票縮短為4個月。一是減少銀行自身的風險,二是適應新的商業貿易環境。 從1867年1月起,在中國的分支機搆不再買賣超過4個月到期的匯票。   商業承兌匯票的歷史可追溯到西元13世紀前後。隨著“十字軍東征”和航海貿易的發展,在地中海的義大利地區迅速形成貿易和貨物航運的巨大市場,義大利基於航海貿易的需求首創了商業承兌匯票。大宗航海貿易最重要的特點就是遠距離和長時間,同時還伴有一定的風險,所以買賣雙方在付款和發貨兩方面都很猶豫。買家馬上付現金會擔心萬一遠方的賣家不發貨,或者貨物在航海中出事了怎麼辦;而賣方則想如果先發貨,最後收不到款麻煩就大了。打破這個僵局只有兩種辦法,一是買家信譽卓著,從不拖欠貨款;二是有個信譽很好的擔保人對交易成功進行擔保。由於大家都在義大利做生意,所以有家有業的本地人自然成為擔保方的最佳人選。於是,義大利的商人銀行家大量湧現出來,對買家付款進行擔保,買家只需開出一張欠條,寫明未來什麼時間,支付多少金額,並由義大利人簽字畫押即可。如果買方逾期不付款,義大利人將代為支付全款,回頭義大利人再找買家理論。賣方拿到這張欠條於是興高采烈地發貨了。 這張欠條就是早期的商業承兌匯票。義大利人坐收一筆擔保費用。   當賣家急需現金而匯票期限未到時,他可以把匯票拿到商人銀行家那裏去打折出售,這就是匯票貼現。商人銀行家以折扣價吃進匯票,然後坐等匯票到期收取全款,從而獲利。這個折扣價其實就是隱性的利息,折扣越深,利息就越高。當時的天主教嚴禁“放高利貸”,所以“匯票貼現”成了“放高利貸”的變通辦法。當票據交易非常活躍時,匯票基本上可以隨時變現,其功能幾乎等同于現金。在18~19世紀的英國,在銀行券、支票和信用額度等新工具開始大規模流通之前,匯票實際上成了貨幣供應的重要組成部分。   商業匯票的期限往往和貨物運輸的時間相匹配,如果貨到了很久而匯票期限仍未到,就相當於買家賒賬時間過長,佔用了賣方資金,同時,承擔買家支付擔保的銀行風險也相應增加。   考慮到由於輪船航速提升,歐洲與中國的海上運輸時間大為縮短的情況,另外也不願過多承擔風險,所以「麗如銀行」才提出壓縮匯票期限。不過,壓縮匯票期限等於收縮了信用規模,提高了買家的資金和信用門檻,其效果相當於拒絕了很多客戶。   這個同業間的協議,給「滙豐銀行」創造了一個巨大的擴張客戶資源的機會。當其他銀行拒絕購買6個月到期匯票時,在沙遜巨大資金的保障下「滙豐銀行」逆向操作,大量收進。手持6個月匯票的商人們走投無路,只有到「滙豐」才能做貼現,自然折扣更多。「滙豐」只需持有匯票到期就可收到全額資金,收益當然更為可觀。同時,「滙豐」將自己承兌的4個月的匯票高價拋給那些搶著收貨的競爭對手,從而獲得低買高賣的套利空間。半年下來,「滙豐」的匯兌業務便由920萬兩白銀迅速上升到1300萬兩白銀。不到10個月,其他幾家銀行便不得不向滙豐“投降”,重新走上6個月期票的老路。   在這場匯票大戰中「滙豐銀行」旗開得勝,表明了“中國的英格蘭銀行”這一頭銜已經易主。「滙豐」自此成為遠東外國銀行界的新領袖。   「滙豐」的另一項獨門暗器是大量吸收中國儲戶存款,特別是“中國達官貴人階層”的巨大存款。在清末長篇小說《官場現形記》中曾經描寫了這樣一個故事:清政府的一個藩台,奉命到上海查辦一個被參官僚把贓款存在「滙豐銀行」的案件。他一到上海,就身穿官服,坐著八抬大轎,帶著一些隨從直奔「滙豐銀行」而來。 但當他來到銀行門口,卻被擋了駕。守門的說必須從後門進去。藩台大人只得徒步走到銀行後門,站了半天,結果還是沒有人理睬他。 後來,他才知道,「滙豐」對中國儲戶在那裏的存款“嚴格保密”,拒絕中國官方進行任何調查。沒有辦法,他只得以“外國人不准查賬”回復他的上司,事情就這樣不了了之了。   「滙豐銀行」依靠大英帝國的勢力“拒絕”清政府就其“客戶”的任何款項進行調查。因為有了這個“特權”,當時許多軍閥、官僚、地主就以「滙豐」為最安全的財富保險庫,把歷年“搜刮”來的贓款統統送了進去。   由於「滙豐銀行」被港英當局視為“我們的銀行”,因此備受優待和“庇護”,享有權力極大的“發鈔權”。1872年,港英政府准許「滙豐」發行票面1元的小額鈔票。隨後,「滙豐」的小額鈔票大量出籠,並迅速流通於華南各地。1874年3月,上海《字林西報》刊登1874年2月四大英資發鈔銀行——麗如、「渣打」、「有利」和「滙豐」的鈔票發行額,在實發的350萬元鈔票中,「滙豐」的鈔票占到了51%以上。   此時的「滙豐銀行」已經成為香港最大的發鈔銀行、港英政府的出納銀行、所有在華同行的結算銀行,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的英格蘭銀行”。   被沙遜驅逐出鴉片貿易的「怡和洋行」此時變得更為現實,面對「滙豐」的強勢,「怡和」新的領導人凱。斯威克家族,不得不更積極地考慮與「滙豐」的關係。在後來“聯手剿滅”(民族商賈)胡雪岩的戰役中,雙方達成了更多的默契。   然而“羅斯柴爾德-沙遜集團”對於「滙豐銀行」的期許並不僅是讓其充當管理在華外國銀行的銀行,而是要讓其成為管理整個中國金融體系的銀行,成為真正的“中央銀行”。   要行使“中央銀行”的職能,就必須能夠管理與控制中國本土的金融機構,這就是中國的錢莊與票號體系。而這時的清政府恰恰還能夠依賴自己的錢莊和票號體系維持運轉。錢莊與票號同時還為中國的對外貿易進行大量融資,控制著中國廣大民間經濟的財富之源。國際銀行家也只有“控制”了中國的錢莊與票號體系,才能真正實現對中國的“金融殖民”。   票號錢莊:為什麼沒能發展為國際金融帝國   中國本土生長起來的金融機構中最具特色的就是“山西幫”的票號和“寧紹幫”的錢莊。通俗地說,票號玩的是票,而錢莊玩的是錢。   無論是早期的威尼斯、熱那亞,還是後來的荷蘭、英國,金融與貿易幾乎都是孿生兄弟,相伴而生,相互促進,相互借力。歐洲最早的金融機構幾乎都源於商號,在商業活動中,對金融服務的需求日益擴大,最終導致了專業金融服務與商業貿易活動的分離。中國的票號發展也不例外。   票號源於山西、而不是經濟發達和航運便利的沿海地區確實令人覺得奇怪,但仔細想來卻也合乎情理。晉商號稱中國十大商幫之一,他們走南闖北的魄力和吃苦堅韌的精神使其很早就在中國商業版圖中脫穎而出。晉商足跡遍天下,早在清朝初年就形成了南北兩大貿易體系——“糧船幫”和“駱駝幫”。前者奔波于各省江河口岸,後者遠涉萬里,足跡直達蒙古、莫斯科,成為中國茶、絲、布、糧、鐵等商品最大的貿易商,建立起中國最早也最為龐大的貿易網路。   與猶太金融家族崛起道路不同的是,晉商的票號匯兌網路脫胎於縱橫上萬公里、從業數十萬人的龐大的國內國際貿易網路,而猶太金融網路則發軔於金錢兌換、存款放貸、票據交易等純貨幣業務。兩者的共同之處在於,強大的網路輻射能力所形成的規模效應和快速便捷優勢。當“網路”優勢一旦確立,則後來的競爭對手幾乎難以插足。這也是後來南方的錢莊“始終無法”在遠端匯兌業務領域超越山西票號的“核心原因”。缺乏足夠龐大的“網路”致使錢莊規模普遍偏小,最終難以形成類似猶太金融業的龐大國際金融帝國。   在“貨幣本位”、“中央銀行”之後,“金融網路”構成了金融高邊疆的第三大支柱。
  10. 2011/04/27 於 19:37 patchpieces

     由於晉商貿易網路覆蓋面龐大,在交通極不發達的時代,資金往往一年才能周轉一次,嚴重制約了生意的擴大。同時,遠端運送現銀時間過長,路途也不安全,因此客觀上需要一種便捷的遠端資金調動方式,這就是票號起家的核心業務:遠程匯兌。

      最初的匯兌業務只是為了方便。例如,山西平遙的“西玉成顏料莊”在四川、北京、山西等處設立了分莊,北京的親友要將一筆銀子匯到四川,只需將銀子交予北京分莊,然後北京分莊寫信通知四川分莊,而在四川的親友可到當地分號取到銀子。沒想到這一匯兌模式一出現,立刻引來了大量業務,而且人們願意為這樣的服務繳納1%的手續費。顏料莊掌櫃雷履泰敏銳地發現了這一潛在能量巨大的商業模式,立刻放棄了傳統的顏料莊生意,於1823年前後,成立了中國第一家票號“日升昌”。

      鴉片戰爭前,中國貿易總額就已高達每年3億兩白銀,如果其中1億兩白銀需要遠端匯兌,其利潤將高達100萬兩白銀。經過幾年的經營,「日升昌票號」在專營匯兌、存放款業務中獲得了巨額利潤。據說從道光到同治50餘年的時間內,財東李氏從「日升昌票號」獲得的分紅竟超過200萬兩白銀。受「日升昌票號」成功的鼓舞,山西商人紛紛設立或改營票號,極大地促進了當時商業貿易的發展。在此後的近一個世紀裏,山西票號基本壟斷了當時清朝的匯兌業務,獲得了“匯通天下”的美譽。

      票號主要業務是遠端匯兌。其發展呈現出由北向南擴張,由山西向四方輻射的基本態勢。前期因華北、華中與蒙俄貿易與年俱增,票號依據經濟形勢,在內陸30多個城鎮設號200多個,重心在北方,分號以京師為中心。中期則海陸並重,在邊疆和沿海大設分號,京、津、滬、漢成為票號集中的四大中心。光緒前期,票號的總號、分號已達400多家,構成了一張巨大的金融網路。無論是商業,還是政府,或者私人的資金,最終由於票號快速、安全和便捷的特點,無不紛紛湧入這個輻射全國的金融高速公路系統。到20世紀初,全國22家主要票號匯兌總金額大約為8.2億兩白銀【16】,利潤總額約820萬兩白銀,大約相當於清政府一年財政總收入的1/10!

      票號的匯兌網路形成了巨大的金融網路優勢,在此基礎之上,原本有希望發展成為類似于猶太金融家在西方所奠定的“金融高速公路體系”,從而壟斷信用與資本流通的大動脈。其衰落的根本原因有兩個:
    一是由於缺乏地利,沒有在國際國內貿易的中心——上海,建立自己的總部,從而使決策遠離了最具增長潛力的貿易金融服務的中心,喪失了主導新興的商業匯票交易和其他金融市場的機會;
    二是沒有能夠創造出類似歐洲的“戰爭債券”和國家債券的“融資系統”,僅僅將業務局限在匯兌領域,固步自封,最終被外國銀行和官辦銀行逐步侵蝕了作為生存根本的匯兌業務。

      “金融市場”,尤其是形成國家融資的核心力量——“國債”和各類票據的交易市場,構成了金融高邊疆的第四塊基石。中國本土的金融機構——票號與錢莊,都沒能完成這一重大歷史使命。

      錢莊的起源非常類似於同時代猶太金融家族的主營業務:貨幣兌換。

      世界猶太金融家族的核心力量幾乎都能從德國找到他們的源頭。德國作為現代金融家族的發源地是有原因的。從地理位置上看,德國是歐洲東部和西部之間的連接點,特別是柏林,更是處於歐洲地理中心和交通樞紐的位置,南來北往,東行西去的客商都雲集柏林。因此形成了歐洲的各種貨幣都在柏林集散的局面。
    從羅馬帝國開始,柏林就是貨幣兌換的中心。到拿破崙佔據這一地區之後,對貨幣兌換的需求變得更加旺盛。兩千年深厚的金錢買賣經驗的積累,與現實貨幣兌換迫切的市場需求,使德國成為了猶太金融家族繁衍壯大的天然沃土。【17】

      中國錢莊的興起也不例外。自明代確立銀本位後,一直實行銀兩與銅錢並行的流通局面,銀兩與銅錢之間的比價隨行就市。由於銀兩價值過高,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說,在市面上直接使用銀兩購買商品價值太大,所以在日常生活中,銅錢是真正流通的貨幣,而銀兩則主要用於大額交易、官員俸祿、兵餉和財政稅收等。同時,銀兩本身也非常複雜,各地銀兩重量不等、形狀各異、成色不均,再加上各種外國銀元的大量湧入,形成了巨大的銀錢兌換和銀兩成色評估等業務需求。

      特別是在鴉片戰爭“五口通商”後,上海作為國際貿易和國內貿易的交匯之處其貨幣兌換的需求更為迫切,以寧波-紹興-上海為中心的“寧紹幫”錢莊就應運而生了。為解決國內商人銀兩的折算和外國商人帶來的銀元計價問題,從1856年起,上海錢莊業開始採用一種虛擬的銀兩記賬單位,名叫“規元”。這一發明,極大地便利了各地商人的商業記賬。

      除了貨幣兌換的基本業務外,寧紹幫的錢莊業充分利用了上海國際國內貿易中心的優勢,創造性地發展出中國特色的商業匯票體系,在內外貿易之間,將外國金融資本和中國的貿易市場整合成一個靈活而有效的平臺。

      五口通商之初,“洋行”進入上海採購中國土特產並銷售外國工業製成品。他們遇到的第一個大難題,就是對中國的供應商和採購商缺乏商業信任。採購中國商品擔心付款後收不到貨,銷售外國產品害怕發貨後收不到款,這種情形與13世紀義大利商人所遇到的問題完全一樣。
    寧紹幫的錢莊抓住了這一巨大的商業機會,創造出了“莊票”這一匯票工具,從而大大促進了國內國際貿易的迅猛擴張。

      “莊票”在19世紀前期就已經在上海出現了,但當時的“莊票”從本質上看就是銀票,“莊票者,錢莊因放款或商家之請求,而發出之無記名式,付款與持票人之票據也”【18】。它的主要特點是即時性,而不是商業匯票中的以真實貿易為基礎的延期支付。

      真正的商業匯票在時間軸上拉長了支付期限,同時可以貼現,所以當商業匯票被作為支付手段時,在其期限之內相當於“擴大”了”信用的規模“。最重要的是,它是以真實貿易為基礎的”信用擴張“。

      商業匯票的本質就是以貿易為抵押發行的短期貿易貨幣,這有別於以債務為抵押發行的債務貨幣。商業匯票構成了商業資本主義時代最重要的“信用擴張”手段。而後“陸續出現”了以“國家債務”為抵押的“殖民資本主義的信用擴張”、以工業債務為抵押的“工業資本主義信用擴張”和以個人債務抵押為主的後工業化時代的信用擴張。【19】

      “甯紹幫”所發明的“莊票”是由華商向錢莊申請“以貿易為基礎”的5~20天兌現的匯票,採購洋行貨物時,即以莊票支付。洋行一般不信任華商,但對於錢莊,特別是有實力的錢莊,還是相當認可的。其原因在於洋行普遍採用的“洋買辦”制度。“洋買辦”不僅對當地錢莊的實力非常熟悉,而且一旦出現意外必須承擔無限責任。如果到期華商不能支付貨款,則錢莊負責向洋行墊支,然後錢莊再去找華商算賬,也可以由錢莊向洋行直接支付,再向華商收款。這樣一來,洋行的貨好賣了,錢莊簽發的莊票是要收利息的,於是擴大了錢莊的利潤並增加了新的業務。華商則獲得了短期融資,擴大了業務量。這是一個三全其美的金融創新。而且,這些莊票的持有人可以在很多錢莊或外國銀行進行打折貼現,隨時得到現金。

      當「滙豐銀行」進入上海時,它面臨的是一個外國銀行與當地錢莊並存的格局。外國銀行的優勢在於資本雄厚,完全控制了國際匯兌業務。而錢莊的優勢在於瞭解市場,佔據著對內貿易簽發商業匯票的信用仲介地位,特別是基於國內貨幣制度的銀錢兌換基礎業務利潤豐厚,無可替代,因此也能佔有一席之地。

      既然「滙豐銀行」有一統金融江湖的雄心壯志,就必然會以其實力將當地各路金融諸侯降服。當橫掃其他外國銀行的匯票大戰以「滙豐」完勝結束後,它將關注的重點轉向了本土錢莊。由於「滙豐」能夠以很低的成本拉來中國富人們的存款,加上鴉片貿易融資所獲得的高額利潤,到19世紀末,其資產總額已高達2.11億港元,建立了遠東首屈一指的金融霸權。「滙豐」充分利用了自身資金雄厚的優勢,開始大規模使用“拆票”的辦法來“控制”錢莊的資金。【20】

      由於錢莊自有資本有限,對於吃下更多的商業匯票蛋糕心有餘而力不足。「滙豐銀行」正是看准了這一弱點才將廉價的多餘資金拆借給上海的錢莊,錢莊只需將“莊票”作為抵押交給「滙豐」就可以得到信用貸款。因此,上海錢莊紛紛向「滙豐銀行」大量拆借資金。「滙豐」也可以直接收購市場上已經被打折過的“莊票”進行“再貼現”,利用存款與再貼現之間的息差獲得收益。各錢莊在打折收購其他錢莊的莊票後,本可持有到期獲得收益,但為了加快資金周轉獲得更多利潤,只要「滙豐」出價合適就毫不猶豫地把這些“莊票”轉賣給「滙豐」,將利潤落袋為安後再去做新的貼現買賣。

      如此一來,雖然上海的錢莊可以獲得「滙豐」的資金將生意做大,但同時也由於資金來源受到「滙豐」的控制,而不得不變為「滙豐」的“附庸”。「滙豐銀行」可以通過拒絕拆票或提高拆息來緊縮銀根,也可以調高再貼現率,即對錢莊想轉賣給「滙豐」的“莊票”進行深度打折,使得錢莊無法獲得兩次打折之間的利差而無利可圖,從而迫使他們減緩或停止第一次貼現行為。這將導致全體錢莊由於商業匯票周轉放慢,而不得不減少對貿易的融資。最終的後果就是,資金匱乏導致華商無法收購茶農、絲農等土特產品,農民和手工業者被迫降價出售自己的勞動成果。而此時,「滙豐」背後的“洋行”股東們“正好”能夠廉價吃進,然後在國際市場上高價拋出,獲得豐厚利潤。

      胡雪岩所代表的中國金融勢力在與外國金融勢力進行殊死抗爭時,「滙豐銀行」可以通過擰緊貨幣供應的水龍頭,“製造”銀根緊縮,輕易打垮一切貿易抵抗聯盟的反抗。

      在「滙豐銀行」“把持”著清帝國中央銀行大位元的情況下,任何本土的金融機構都“不可能”發展成為足以挑戰國際銀行家核心戰略的競爭對手。

     洋買辦:中國的特殊現象

      “買辦”一詞源於葡萄牙語,本意為中國南方地區為歐洲商人在市場上負責採購的僕人。後來演變為專指幫助外國“洋行”在中國擴大生意範圍的本地商人。早期的“洋買辦”並非外國洋行的雇員,而是身份獨立的商人,他們與“洋行”之間是“代理關係”,為了取得“買辦”資格,他們往往需要繳納一定的保證金,如果生意規模沒能達到預期目標或出現虧損,他們的保證金將被“洋行”扣罰。同樣的,如果他們的業績不錯,也將享受“洋行”的利潤分成。

      就純粹的商業角度而言,“買辦”屬於正常的商業代理行為,無可厚非。但是,如果“洋行”進行的不是公平貿易,而是“壓榨式”貿易;外國銀行開展的不是普通的金融服務,而是“控制貨幣供應”的操縱性行為,那麼問題的性質就發生了改變。“洋行”與外國銀行的勢力越強,生意規模越大,對中國經濟的危害也就越深重。在這一過程中,幫助外國金融資本“擴張”勢力範圍的“洋買辦”就變成了傷害本國利益的重要“幫兇”。

      從胡雪岩被獵殺的事例中人們可以清楚地發現“洋買辦階層”對中國經濟、金融、貿易與民生的重大殺傷力。沒有“洋買辦”的盡心竭力外國“洋行”和銀行都不可能在中國獲得那麼大的控制力。

      是平等的商業交往,還是控制與操縱?
    正確判斷外國金融資本的“意圖”和行為,是一切歷史功過與是非評判的核心。

      縱觀世界各國,“洋買辦現象”幾乎是“中國特色”。無論是在亞洲的印度、日本、韓國,還是在美洲大陸,都“不曾”出現這樣一個“特殊”的階層。這是中國“半殖民狀態”所“獨有的現象”。在西方“擴張”的過程中,美洲、非洲最先被“殖民化”,亞洲的印度和東南亞稍後被征服,在這些被西方徹底殖民化的地區,西方的統治勢力可以直接實施垂直統治,而無需借助本地中間人代行控制,所以“無需”買辦階層費事。中國的情況比較獨特,西方殖民者來到中國的時間太晚,而中國相對“強大”,無法在短時間內徹底“垂直統治”中國,所以“必須依賴”一個中間階層來“代行控制”,這個階層就是官僚與“買辦階層”。

      從更深層次看,但凡統治“殖民地”,必須要“徹底消滅”當地的文字,因為文字攜帶著文明的基因,維持著複雜的“民族自我認同”和精神歸屬,征服一個國家卻消滅不了它的文字,則統治者要麼被同化,要麼被驅逐。被統治者(如台灣的皇民浪人特權階級)從精神和情感兩方面“認同”統治者(實施皇民化的日本祖國)是統治成功的唯一選擇,古往今來概莫能外,世界任何一處的殖民地也是如此。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美國、日本等殖民帝國,無不首先滅掉殖民地的文字,使得被統治民族完全和徹底地“集體失憶”,重新接受殖民帝國的精神與“情感灌輸”,以實現其“長治久安”。
    在當今世界,前殖民地地區的“普遍”貧窮落後,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時代“留下”的後遺症。可怕的並不是這些地區的物質財富被掠奪,而是殖民地國家的文字“被摧毀”所“導致”的精神世界極度錯亂和“信仰體系徹底碎裂”,要重建對自身文明的信心,卻遠不像經濟發展和物質繁榮那樣短期就能見效。

      中國的幸運就在於頑強的漢字生命力和在此之上建立起來的巨大文明體系。無論是英國的狡詐、俄國的貪婪,還是日本的囂張,都不可能徹底征服中華文明。正是在這種現實的無奈中,西方殖民帝國不得不借重與“依靠”“洋買辦”來實現財富的掠奪和控制。

      在金融高邊疆“全面淪陷”的情況下,“洋務運動”也好,“戊戌變法”也罷,甚至推翻清王朝“都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半殖民化”的狀態。

      日本當時也同樣面對著西方列強的殖民野心,也同樣被砸開了通商的大門,可是卻有著與中國截然相反的命運。明治維新的成功與洋務運動的失敗其“根本差別”就在於日本守住了自己的金融高邊疆,外國金融勢力未能有效地控制日本的貨幣體系。尤為重要的是日本“沒有”形成一個強大的“洋買辦階層”。因此,外國銀行在日本難以開展業務,更別說控制日本的金融命脈了。

      1863年以來,在日本開業的六大外國銀行攜帶著高達2億兩白銀的資本金,其實力比日本當年的銀行實力不知強大多少倍,即便是明治維新成功後,直到1900年,日本的全部銀行資本金還不到這個數字的一半。可是除了「滙豐銀行」尚能運轉之外,其他外國銀行已紛紛倒閉。而日本本國銀行的數量則從零暴漲到1901年的1867家。在此之前的明治維新幾乎完全是在本國銀行體系的信貸“支持”下完成了工業的近代化,使日本一躍而與西方列強平起平坐,成為亞洲唯一擺脫西方列強殖民的成功典範。

      日本正是牢牢控制住了金融高邊疆,源源不斷地為本國的工業、國防和貿易提供大量信用才催生了一個迅速崛起的工業強國。


  11. 2011/05/11 於 00:53 patchpieces

    賓拉登走了、維基解密(Wikileaks)來了
    (維基解密Wikileaks來了,所以賓拉登可以走了)

    孫子曰:“擇人而任勢。勢者,因利而制權也”。意思是: “選擇人才去利用和創造有利的態勢。所謂態勢,即是依憑有利於自己的原則,靈活機變,掌握戰場的主動權。”美國因應世界形勢,為謀取美國國家利益,適時選擇了拉登並“製造”了拉登的“神話”。
    拉登前為反對蘇聯侵略的民族英雄,後又變為世界公敵的恐怖組織領袖,一切皆因美國所賜。美國不愧為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欺騙高手”,古有“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曹操,今有“挾拉登以恐世界”的美國。近十年來,美國在全球挾“反恐”戰爭的有利態勢,恐怖世界各國,謀取了美國國家利益的“最大化”。

    拉登出身沙特富商之家,而且家族與沙特(沙烏地阿拉伯)王室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1979年蘇聯入侵穆斯林國家阿富汗,正在大學就讀的拉登立即投身抵抗運動,並在此時成為美國的盟友,接受美國的培訓和資助。拉登與他人合建“聖戰者服務中心”,1988年拉登在阿建立“基地”軍事大本營及訓練營地。在美國中情局資助下的拉登率領抵抗戰士頑強鬥爭,直接導致了1989年蘇聯從阿撤軍。通過十年的“戰鬥歷程”,拉登從擁有財產估計達數十億美元的沙烏地阿拉伯富商,被成功的塑造成為穆斯林世界的民族英雄。同時拉登也圓滿的完成了美國遏制蘇聯擴張的戰略任務。

    然而世事變遷,1995年在利雅得的美國軍用建築物遭襲擊,1996年6月沙烏地阿拉伯宰赫蘭的美國兵營遭卡車炸彈襲擊,美國認為拉登是這兩起事件的主謀。1999年6月,美國懸賞500萬美元捉拿拉登。2001年9月11日,紐約世界貿易中心和華盛頓五角大樓等地遭恐怖襲擊後,美國認定拉登是頭號嫌疑犯。至此,美國又成功的將拉登塑造成了世界公敵,“挾拉登以恐世界”的序幕拉開,美國“擇拉登而任勢,因利而制權”,借勢開始了十年恐怖世界的戰爭。

    在這恐怖的十年,拉登的“基地組織”“適時”的出現在美軍想要進入的戰略要地或者急需干涉的國家、或者出現在該恐怖的國家、再或者歸於拉登基地組織名下的恐怖襲擊,諸此等等,拉登的基地組織與美國的國家戰略需求交相輝映,真可謂戰略協作的典範。

    現在拉登“被”亡了,但他老人家的“亡靈”依然在恐怖世界。看看新聞吧:“維琪解密稱基地在歐洲暗藏核彈,拉登遇害即引爆”、
    “ 美國宣佈:將徹查巴基斯坦是否向拉登提供庇護”。
    拉登的“亡靈”指向了歐洲和巴基斯坦,而“恰巧”是美國下一步的恐怖目標。

    雖然拉登“走”了,但他為美國所建的“功勳”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拉登無愧於美國「中央情報局」精英特工中的“無冕之王”。

    同理:“維琪解密”登場了

    先有“維琪解密”禍害美國,後有美國怒火萬丈,再有美國政府欲起訴“維琪解密”創始人朱利安•阿桑齊,另有媒體放風阿桑齊可能遭美國「中央情報局」暗殺,等等等等,一時風起雲湧好不熱鬧,但其無非是又塑造了一個敢於對抗美國的“英雄人物”,實質是在世人面前確認“維琪解密”具有“無可爭議的真實性”而已。美國又以“擇朱利安.阿桑奇而任勢,因利而制權”的制高點開始了欺騙全世界的把戲。
    正如媒體所言:“誰是朱利安.阿桑齊:一個前澳大利亞網路駭客,一個現亡命天涯的通緝犯,主要從事揭秘工作的網站‘維琪解密’的創始人,一個影響力已不輸於本.拉登的‘晃動地球’的人。”自此,美國的國家戰略需求與維琪解密開始了非常默契的“爭鬥”。從今往後我們將會看到,“維琪解密”將伴隨美國國家戰略的步伐“亦步亦趨”。

    同理還有:世界金融市場上的索羅斯、羅傑斯等呼風喚雨的“奇才”,傳媒領域的CNN、華盛頓郵報、新聞週刊等“剛正不阿、民主自由”的新聞媒體,幫助華爾街掠奪他國財富的世界三大評級機構的「穆迪」,「標準普爾」,「惠譽國際」。凡此諸類,無不是“擇人而任勢。
    勢者,因利而制權也”的戰略成果。在我們詛咒美國喪盡天良謀取國家利益最大化的同時,也不得不感歎美國不愧為“謀略大師”,已達孫子所曰“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的境界了。

    文/太陽 
    2011年5月9日


  12. 2011/05/18 於 21:38 patchpieces

    每日國際最新資訊解讀

    一、 無錫輻射檢測儀數字公告
    二、 關於中國的人口問題(計劃生育問題)
    三、 一點感想
    四、 國家警惕隆平高科的轉基因情況
    五、 每日最新資訊

    一、無錫輻射檢測儀數字公告:

    無錫地區核輻射個人檢測儀資料公告:今天是在: 0.1usv/h,屬於很正常範圍內,大家不用擔心。

    二、關於中國的人口問題(計劃生育問題)

    現在有很多人“呼籲”要放開計劃生育,說中國後面人口紅利的結束會造成經濟的大問題。同時說這個人口的增加能夠拉動內需,
    我想反問一句:“拉動內需”是靠人口增加的嗎?
    “拉動內需”是靠一次二次分配方案向民眾傾斜獲得的,中國13億人口,美國才3億人口,“為何”他們的內需就比我們大這麼多?
    老百姓有錢了內需才會起來。

    其實“這些人”知道,當中國人口下降後,房地產肯定歇菜,因為2000年後出身的獨生子女,都可以繼承2-3套房子,對於他們來說房子不重要了,所以“房地產商(暴發戶;南方系廣告金主)”就歇菜了。

    中國是一個人口過多土地希缺的國家,中國雖然資源比較多,但是平均到每個人身上,其實是“很少”的,不管是水資源、糧食、礦產等等,所以我們在可預見的後面一段時期“不能廢除”計劃生育的政策,可以適當放寬符合條件的二胎,但是計劃生育這個國策是不能隨便更改的。

    所以我的建議是大方向不能變,計劃生育是百年大計,但是可以做一些微調,比如制定一些嚴格的條件,符合這些條件的可以生二胎(比如雙方都是獨生子女並且其中一方是農村戶口等等條件)。

    三、一點感想

    現在只要哪個人出來說到“愛國”,就會有人“陰陽怪氣”的出來以“P民(屁民)”的身份說一些“洩氣”的話(裏面有些是真話,有些是“水軍”),假如大家都這麼想,那麼這個國家就永遠不會成長,知道為何德國是一個生產大哲學家的國度嗎?因為他們每個國民都把其他國民當成自己的子民,他有社會責任感,他有國家責任感。
    (陰險的)美國“最要消滅”的就是我國國民的“社會責任感”和“國家責任感”。因為一個國家的精神被消滅了,這個國家不管用什麼體制,都是一個“奴隸”。看看日本(美國次殖民地),還有當年的武士道精神嗎?街上都是看不出是男是女的所謂(不男不女娘們)男人,他們這樣的人會又國家責任感能夠上前線打仗嗎?美國要的就是這種“效果”,這個叫做“文化閹割”,一個被“文化閹割”過的國家,就像我們養豬一樣,小豬仔都要“閹割掉”才會快速長肉的。

    我前天寫的文章:道統、法統和體統,這個就是道統,責任感是道統中最關鍵的一環。

    這種“現象”在“(美國化買辦)天涯(論壇)”上面特別嚴重,而且“天涯(論壇)”的帖子下面無法進行維護,結果就是大量“水軍”把有價值的回帖都“淹沒”掉了。

    不過我這人是比較理性的,不會受這種言論去影響我的心智。這個就是理性和感性之間的區別,感性的人特別容易受到這種情況影響情緒。不過我從每篇文章後面出現這種言論的多少可以看出來我那篇文章的分量有多大,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指標。

    四、國家(得)警惕“隆平高科”的“轉基因”情況

    2010年4月,劉石履新“隆平高科”總裁,此前劉曾先後任職于美國「孟山都公司」和「杜邦」旗下的“先鋒良種國際有限公司”,這兩家“公司”近年來常被一些學者認為是全球農業產業的“掠奪者”。而在過去20年裏,劉石一直致力於為這兩家“跨國種業巨頭”在中國推廣“轉基因棉花”和“轉基因玉米”,因此劉本人也常被懷疑是“國際巨頭”“控制”中國農業產業鏈最後一環的“一步棋”。

    國家對於劉這樣的“(美帝一手培植買辦)人物”一定要進行安全審查,另外對於“隆平高科”是否在搞“轉基因農作物”推廣要進行審核,這個直接關係到我國的糧食安全。“登海種業”淪陷了,假如“隆平高科業”淪陷的話,我國幾個大的種業公司就都“被控制”了。

    另外國家一定要查清楚“轉基因”背後的“推手”是誰,
    就算他“官”再高,就算他是“(維持會會長皇民漢奸溫世珍子姪溫家寶)總理”也要揪出來,該判刑的要判刑,嚴重的要以叛國罪起訴。

    四、每日最新資訊:

    大中華區:

    重要(反思):關於前面有篇文章裏面講到的安哥拉突然與中國翻臉單方面撕毀石油合同這件事情,我這幾天仔細反思了一下,覺得我被人利用了,我這樣貼出來這個新聞標題,雖然解讀中沒有指責安哥拉,是講的我們要增加在非洲的軍事存在,但是從效果上來看是幫助敵對勢力影響我們的非洲政策,離間了中國和非洲的關係,給美國搞定非洲加了一把柴火。在此表示抱歉。
    另外這條新聞是“國外”的新聞,在國內並沒有經過驗證。

    1、「歐盟」首次對華徵收“反補貼稅”商務部表示強烈不滿:後期很多經濟體對於中國的制裁會越來越多,為何?
    人民幣就對美元升值,對於其他貨幣都是貶值,你說美國“這招”毒不毒,你說我們的央行是否是“腦子有毛病”,要殺我們這頭豬的我們不停的“獻媚”,而能夠聯合去“抗衡”美國的我們卻不停的去“捅捅小刀子”,我可以負責任的說一句話:後面美國殺我們這頭豬的時候,不要怪別人落井下石

    2、京滬浙粵等地將食品安全工作納入領導幹部政績考核:這個是好事,還要把發生群體性事件作為領導幹部政績“考核內容”,把GDP的內容“拿掉”。

    3、解放軍總參謀長陳炳德今起訪美,
    應新加坡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張志賢、印尼國防部長普爾諾莫•尤斯吉安托羅和菲律賓國防部長博爾泰雷•加斯明的邀請,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梁光烈一行今日離京對上述三國進行正式友好訪問:
    這個是好事,一些事情是該放到桌面上來了。
    這個也證明前面中、美的談判基本沒有談攏,看看美國後面的官員出來的評論就知道了。中國開始做好“軍事準備”。結合印度與巴基斯坦邊防軍在存在領土爭議的喀什米爾地區發生“交火”這條新聞看看,證明我們軍方強硬勢力還是有能量的。

    4、國土部下發緊急通知:堅決防範查處強征強拆:
    (1)這個通知為何到了現在才出來,前幾年幹嗎去了?
    (2)如何堅決防範查處強征強拆?通過“公檢法”?
    當地“公檢法”都是地方一把手的“走狗”,如何監督?通過什麼管道監督?這個才是關鍵,老是說“空話”不行。

    5、江西上訪女工參選人大代表被拒推薦人被警方約談:
    這個是違反憲法的,地方政府的“惡行”後面會得到懲罰。在蕭條期間正好可以收回地方政府的很多權力,一定要大破現在的“諸侯割據”的局面。漢朝後期的“諸侯割據”的局面大家都知道的吧。

    6、08年三聚氰胺事件賠償基金運作成謎涉毒奶企出錢少:
    中國的「紅十字會」、“希望工程”等等,都是帳目不公開的,偶原來做過他們的專案,知道裏面那幫人的貪婪的。不過汶川地震我還是和家人一共捐了1萬1千圓錢給「紅十字會」,後來聽到「紅十字會」有人叫供應商開大額發票(就是3萬元的東西開5萬元的發票),偶感到很後悔,決定在他們帳目公開之前決不捐錢給「紅十字會」和“希望工程”,假如要捐就自己直接去。

    7、長三角中小企業普遍停工、半停工困境或甚于金融危機:
    這個是發展過程中的正常現象,我們國家的這種(唯GDP論出口導向美元外匯積累)發展模式“走到頭”了,必須進行“改變”,要一次和二次分配方案對老百姓“傾斜”,這樣才能夠“製造內需”,這樣才能夠發展經濟,在這個轉換過程中,肯定要經歷蕭條。不要因為這個又給貨幣中“放水”,就像08年一樣,非但放水,還來個4萬億的“腦殘決定”。

    8、

    國外:

    1、巴基斯坦議會(5月)14日就美軍在巴基斯坦打死基地領導人拉登通過決議,譴責美“侵犯巴方主權的單方面行動”,呼籲政府“重新評估與美國的協定條款”,以確保協定完全符合巴國家利益,同時要求美方停止使用無人駕駛飛機襲擊巴方境內目標: 我們對於巴基斯坦的付出是有回報的。

    2、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席卡恩被控性侵酒店女服務員在紐約被捕;在2012年法國總統大選中,62歲的卡恩是法國總統薩科齊潛在的有力競爭者之一。卡恩原本計畫周日與德國總理默克爾會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名官員周日表示,該組織現任總裁多明尼克•斯特勞斯-卡恩因涉嫌企圖強姦而在紐約被捕之後,John Lipsky擔任該組織代理總裁:
    三條新聞一起看,呵呵,牛,“不聽話”的連這種“招數”都“使出來”了。美國國會議員招妓的事情很多“很普遍”的,這邊“搞這麼個事情”出來,
    牛!確實牛!

    3、糧食危機影響百姓生存非洲開始種“轉基因作物”:美國的“價格控制”和軍事打擊手段同時“切斷”中國對於非洲的援助後,非洲不得不“投降”,這個就是美國後面“糧食美元”的戰略的開始。

    4、日本東京電力公司表示將於6月開始建設一個外罩,將福島第一核電站1號機組核反應爐廠房罩住。日本經濟產業大臣海江田萬里13日宣佈,由於福島第一核電站1號機組燃料很可能已經熔毀,同時壓力容器底部也出現了破損,因此有必要對東京電力公司的工程表進行修改:日本核問題要比蘇聯那次的問題嚴重多了。

    5、美媒:中國有超過一半的富人正在考慮離開:中國可別象當年蘇聯一樣人財兩空。

    6、李光耀、吳作棟昨晚突然發表聲明,不再在新內閣擔任資政:他們承受了很大的壓力呀,
    中國一直在參考“新加坡模式”,最近他們出來否認有新加坡模式,
    看來新加坡也慢慢要開始走美國在亞洲“安排”的“資本串聯權力”的模式了。這個“模式”的結果就是被不停剪羊毛。

    7、“歐洲央行”行長特裏謝認為,當前關於歐元區成員國可能放棄歐元的猜測是一種荒謬的臆測:能夠提振歐元,壓制美元指數。歐盟內部最近博弈相當激烈,什麼“手段”都能夠用出來的。

    8、印度與巴基斯坦邊防軍在存在領土爭議的喀什米爾地區發生“交火”。印度軍官15日稱,巴基斯坦狙擊兵向印度控制地區開槍,造成1名印度士兵喪生:這個是好事,美國會打“代理人戰爭”,我們也會打,提前通過巴基斯坦牽制印度的軍力和政治資源。

    9、“高盛”奧尼爾:中國不存在房地產泡沫:
    我們(可得)要“逆向思維”。

    文/猴王
    2011-5-16


  13. 2011/06/19 於 08:10 patchpieces

    問時寒冰一個簡單問題:葉利欽(葉爾欽)是好人還是壞人

    世界上面最可怕的不是天天說謊的,是說9句真話然後最後一句最關鍵最要命的說了假話的。

    我這邊問時寒冰兩個問題:

    1、 葉利欽(葉爾欽)是好人還是壞人?

    2、 梅德韋傑夫背後的資本力量是俄羅斯的老百姓、還是美國資本和俄羅斯內的原有葉利欽殘留的財團?

    人傻有兩種,真傻和假傻,
    有人以前是真傻,去美國散散心後回來就變成假傻了。

    看看1990年後的俄羅斯,盧布貶值5000多倍,大量老百姓上街乞討,軍人也上街乞討,大量女學生為了一個麵包而陪人睡覺。這個就是一個所謂“民主”的社會,一個“資本串聯權力”的社會,一個被美國經濟殖民的社會。葉利欽通過他執政的幾年,控制了俄羅斯的大部分命脈行業,成為他的家族資產。

    居然還有人好意思說:“俄羅斯在戈巴契夫手中完成格式化,在葉利欽手中走向新生,在普京手中走向全面復蘇,在梅德韋傑夫手中,則可能走向強大…隨著俄羅斯民主進程的深化,俄羅斯在價值觀方面越來越接近西方…無形中就化解了很多”

    我就講一個簡單的事實,當時葉利欽政府和「殼牌公司」簽訂了一個開發庫頁島的協定,這個協定的內容一般是大國通過軍事威逼下強迫小國簽訂的協定才會有的內容,裏面約定殼牌公司在打平成本後才會給予俄羅斯一定比例的原油(或者叫分成),我的天呀,在俄羅斯的土地上面開採石油和天然氣居然,要等盈利了後才能給俄羅斯一些殘羹冷菜,而且這個成本多少還是由殼牌公司說了算。普京上臺後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那個能源寡頭打入監獄,結果損害了歐美的利益,所以他們瘋狂的用民主和人權來說事,但是強硬的普京繼續為了自己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出發,把當時最大的權貴打掉了,2006年通過環境問題禁止了殼牌公司的庫頁島-II天然氣專案。

    假如有人認為葉利欽是好人的,那麼假如中國成為第二個蘇聯解體的狀況下,建議你儘早準備一根棍子和一隻碗,一年後能夠派上用場。

    現在我國經濟領域已經完成“資本串聯權力”的模式,我們的“經濟沙皇”就是典型的葉利欽(葉爾欽)模式,他通過各種手段控制了經濟決策層,90年代的“分稅制”、“教改”、“醫改”、“房改”、“工人下崗”“製造”廉價勞動力給美國幹活和後面加入WTO放棄我國的“貨幣發行權”,直接“導致”了中國現在這種萬劫不復的境地,造成10年“貨幣大量超發”,
    也許有很多人說他在任的時候緊縮貨幣控制了通脹,他在任的時候戰勝了東南亞金融危機,但是告訴你,他不這樣做怎麼會獲得全面的經濟領域的權力?怎麼會輕輕鬆松的就完成了分稅制、教改、醫改、房改、出賣貨幣發行權、讓大量工人下崗後製造廉價勞動力給美國幹活。

    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天天說謊的,是說9句真話然後最後一句最要命的說了謊話的,給你吃9個麵包,第十個麵包下面是一把刀,直接把你幹掉了。

    ————————————-
    回應時寒冰昨天發的關於葉利欽的博文

    文/猴王 2011-06-17

    我本也不想去過多糾纏,但是這個是民族大義,假如中國出現蘇聯解體的這種情況,肯定是賣國利益集團上臺(央行那幫人和背後的“經濟沙皇”),大家就等著明年上街要飯吧。假如有人還在為慈禧開脫,請不要過來評論,沒必要的,這種大是大非的層面,沒必要去討論的。

    今天有人叫我去看時寒冰新發的文章,其實我最近比較忙,因為最近局勢變化相當大,我又在寫新的模型,週六還要發佈一篇全球局勢分析的文章。主要好幾個人叫我去看,我就去看了一下,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

    居然也開始為慈禧開脫了,那麼汪精衛是不是也帶領中國走向了新生?那希特勒是否也帶領德國走向了新生?

    我告訴你,世界上99.99%都是不能用好人和壞人來評價的,因為他們是人民,人民是中性的,但是0.01%的人就是必須用好人和壞人來評價的,因為他們給世界給民族帶來了巨大的傷害,包括生命、物資和道義上面的災難。比如希特勒、汪精衛、慈禧、葉利欽等等。

    就說葉利欽(葉爾欽),大家看過劉軍洛的書中的資料就知道葉利欽做了什麼,他靠中產階級的支持上臺,結果一上臺就洗劫中產階級,大量中產階級淪為赤貧,上街要飯,最後大量中產階級遊行要求葉利欽下臺,結果葉利欽用鎮壓的手段回應了原來支持他的人。

    時還說到什麼在葉利欽上臺前蘇聯貧富差距就很大,你去看看劉軍洛書中的資料,或者去俄羅斯的一些網站去找統計資料,在蘇聯解體前,蘇聯的福利當時相當好,存在大量中產階級,為什麼葉利欽會上臺,就是占人口總數比例超過60%的中產階級的支持,葉利欽才會上臺的。

    為什麼1997-1998年俄羅斯大量民眾要求回到蘇聯時代,因為這些中產階級發覺被騙了,雖然獲得了所謂的民主,但是吃不飽,上街要飯了,從這點來說完全可以印證前後的貧富差距和生活水準的差距。

    我今天寫這段不去討論蘇聯-俄羅斯的制度問題,只是簡單寫一下葉利欽給俄羅斯帶來的災難,他洗劫了俄羅斯,帶給俄羅斯的損失是超過二次世界大戰的損失得(財產損失),這樣人還說他好,那你先上街要1年飯再考慮考慮。當時大量的俄羅斯女學生為了一個麵包而陪別人睡覺,假如這種事情出現在你的家庭,你會如何去評價?你忍心讓你的女兒去這樣做嗎?

    做人要有良心,這個良心要是真真正正的良心,而不是演戲的戲子,假如大家不瞭解那段歷史可以去看劉軍洛的書,裏面有詳細的葉利欽的做法和當時的詳細的資料,俄羅斯守著這麼大片的土地,結果老百姓挨餓,為何?因為葉利欽家族把糧食都出口換美元了,然後拿美元回來大量收購國有資產,肥了葉利欽家族,結果卻導致大量老百姓淪為赤貧,俄羅斯盧布在他任內貶值5000多倍,當中產階級上街遊行要求他下臺的時候他使用的是瘋狂的鎮壓,這個時候美國怎麼沒有說什麼?因為葉利欽就是美國的走狗,假如這種走狗你時寒冰還去認為他是好人的話,那你時寒冰就是人品有問題了。

    假如有人買了劉軍洛的書,可以把劉軍洛講葉利欽的相關的資料貼到網路上來,讓大家瞭解瞭解葉利欽的為人。

    有人問的幾個問題:

    1、還有很多人說葉利欽現在還不能評判,要等歷史來評判,我就要問了,汪精衛就算再過100年對他的定論還是這個定論(葉利欽背後就是美國人的力量,當年把糧食大量出口國外換取外匯然後占為己有,造成俄羅斯守著大片土地結果老百姓沒吃的,造成俄羅斯盧布失去信用,買不到吃的,大量民眾上街要飯,當兵的也上街要飯,很多高科技人才吃不飽,結果大量移民美國)。不過現在有好多跑出來說汪精衛是好人的,也難怪,美國就是這樣文化閹割日本和韓國的。對於那些說汪精衛是好人的,請不要到這邊來留言或者評論,沒必要。

    2、有人說現在俄羅斯不是小日子過得不錯嗎?那你要知道,那不是葉利欽的功勞,那是普京的功勞,普京是把葉利欽的財團老大打入大牢才讓俄羅斯有發展空間的。看看葉利欽的賣國的庫頁島能源交易(見最後面一段附錄)。

    3、又有人問普京不是葉利欽提拔上來的嗎?你知道那段歷史嗎?1997年-2000年的盧布危機導致大量俄羅斯民眾要求回到蘇聯時代,當時俄羅斯共產黨獲得大量民眾支持,美國人一看不行了,這個時候才同意讓強硬人物普京上臺收拾殘局的。當時讓普京上臺的最大的條件就是保全葉利欽家族的資產和後面不清算他。

    4、又有人說葉利欽把俄羅斯帶向了民主,告訴你葉利欽是個小人,他是靠中產階級的支持起來的,後面卻洗劫了中產階級。大量中產階級變成赤貧,很多人走上街頭要飯。到了盧布危機的時候,大量人民走上街頭抗議葉利欽,要求回到蘇聯時代。當時大量科技人才連飯都吃不飽,很多高端人才去了美國,我們國家的很多技術就是那個時候給那些科學家一些麵包換來的,包括我們的一些航太技術、飛機製造技術等等。

    5、俄羅斯為何守著這麼廣大的土地結果挨餓,因為糧食供應短缺而造成盧布大貶值:因為葉利欽把俄羅斯的糧食和石油大量出口獲得外匯然後回來收購了俄羅斯的命脈行業,葉利欽家族基本成為了俄羅斯最大的寡頭。但是付出的代價就是盧布貶值5000多倍,大量俄羅斯人變成赤貧,大量老百姓和軍人上街乞討,大量女學生為了一個麵包而成為妓女。

    居然還有人厚著臉皮說葉利欽是好人,在他任內俄羅斯民眾經歷了萬劫不復的10年,俄羅斯整個國家都被洗劫了。這10年俄羅斯遭受的洗劫的綜合損失可以說是創了歷史記錄。而且很多財閥的既得利益因為民主制度而被固化下來了,他們可以世世代代享受著這些既得利益。

    然後來看看中國的經濟沙皇,他就在走葉利欽這條道路,這個就是最危險的,看看賣國的中金公司(http://www.people.com.cn/GB/jingji/1040/2508656.html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cj/zxqxb/2011-03-19/content_2067527.html )。時寒冰和這個經濟沙皇一樣的套路,通過一些手段贏得民眾的支持,給人一種煥然一新的感覺,同時針砭時弊,然後通過宣傳受到的一些壓制來贏得同情,這樣的人最有迷惑性。實際上卻在做著置中國於萬劫不復的境地的勾當。典型的葉利欽模式,假如大家不想1年後拿著棍子和碗上街要飯,就要看清楚他們的真面目。要知道,普京才是俄羅斯民眾心目中的英雄,大家可以去問問俄羅斯人或者看俄羅斯這10年來的民調(懂俄文的可以去翻譯一下俄羅斯這10年每年的民調資料,事實證明普京才是俄羅斯的民族英雄,葉利欽執政的時候大量赤貧的民眾上街遊行反對他,但是在美國的支持下一直沒有倒臺)。

    中國只有軍方的強勢介入才能夠打掉這波人物,靠公檢法估計100年後都沒有希望。看看經濟沙皇在大部分領域的力量,對比葉利欽在俄羅斯當時的力量,背後都是美國勢力和資本的支撐,當時俄羅斯大量民眾走上街頭抗議葉利欽的政策,囈,那個所謂民主的葉利欽在美國的支持下他就是不倒臺,在這個問題上,美國從來不說葉利欽獨裁,還說他是民主的英雄,不過他不是俄羅斯人民的英雄,是美國人民的英雄。

    附錄:葉利欽的賣國的庫頁島能源交易(他很多賣國行為中的一種):

    當時葉利欽政府和殼牌公司簽訂了一個開發庫頁島的協定,這個協定的內容一般是大國通過軍事威逼下強迫小國簽訂的協定才會有的內容,裏面約定殼牌公司在打平成本後才會給予俄羅斯一定比例的原油(或者叫分成),我的天呀,在俄羅斯的土地上面開採石油和天然氣居然,要等盈利了後才能給俄羅斯一些殘羹冷菜,而且這個成本多少還是由「殼牌公司」說了算。
    普京上臺後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那個“(美猶太金融集團扶持的猶太裔)能源寡頭”打入監獄,結果損害了歐、美的利益,所以他們“瘋狂”的用“民主”和人權來“說事”,但是強硬的普京繼續為了自己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出發,把當時最大的權貴打掉了,2006年通過環境問題禁止了「殼牌公司」的庫頁島-II天然氣專案

    文/猴王 2011-06-10


  14. 2011/06/19 於 08:11 patchpieces

    2011全球局勢回顧分析和展望

    一、序
    二、回顧我們走過的30年
    三、回顧2011年走過的歷程
    四、關鍵時刻-2011.06
    五、展望2011下半年
    六、俄羅斯國內的博弈和中國國內的博弈

    因為這兩天局勢變化太大了,很多東西需要匯總,美國對於原油、農產品的價格的打壓給俄羅斯的梅德韋傑夫做了很好的策應,而且現在(中國國內-包括軍壇)美國控制的媒體大肆發佈新聞(真真假假)離間中、俄關係,很多東西都要匯總分析

    一、序

    現在很多(中國國內)網站(此時此際)貼出來“離間”中國和俄羅斯之間的關係的文章,很多都是幾個月前甚至幾年前的“新聞”了,結果拿出來,其實目的很簡單,就是要“阻止”中、俄之間的“聯盟”的形成,因為這個聯盟是美國的“死穴”,可見國內包括國際很多媒體都是被“資本控制”的。
    包括“華爾街日報”報導說沒有簽訂天然氣的合約,但是他怎麼就不去看這個整體框架,這個天然氣合約完全在於這個整體框架內,另外還有能源、糧食和軍事和貨幣之間的合作框架,這些都確定了中國和俄羅斯之間的實際聯盟。
    看一下下面的世界地圖:

    2011全球局勢回顧、分析和展望(一)

    美國“控制”的發佈這麼多“離間”中、俄關係的新聞都是想阻止中、俄聯盟的形成,因為中俄聯盟的形成將直接威脅美國對於中國的經濟收割和美國在全球的地位。

    記住,“控制媒體”和“控制輿論”是美國的拿手好戲,美國花了200萬美元就把埃及的強勢的穆巴拉克趕下去了,扶持了埃及軍政府上台。

    以中、俄為核心的這個「上合組織」的聯盟以及傳統勢力範圍,東可到達西太平洋,北到達北冰洋,西可到達歐洲大陸(通過地中海可以到達大西洋),南可以通過巴基斯坦或者緬甸到達印度洋,是全球最大的大陸板塊和擁有最大的戰略縱深、耕地、能源、優良的出海港口、礦產,完全能夠脫離美元環境而成為一個自給自足的系統,並且完全有能力形成一個抵抗外來軍事力量干涉的體系。

    我們看問題要看問題的本質,下面我告訴大家什麼叫做本質:

    中國和俄羅斯“聯盟”的本質是什麼?
    就是通過能源、糧食的結合保障人民的生存權,通過“軍事聯盟”的形成保障國家的資源和人民不被侵略。(以下文字中的一部分分析是組內成員寫的)

    這個就是為何我一說中國和俄羅斯的聯盟就有很多人反對,因為這個是美國的“命門”。

    美國的茅:金融,是個很美妙的數位遊戲,但是需要契約精神保障最後的清算執行。可是我想大膽想像一下,“違約”和“賴賬”,都需要硬實力支撐的,萬一,大家都離開了這個叫美元的“賭場”,而“被欺騙”的賭徒們開始背靠背的拒絕支付。這個時候美國就需要另外一個茅:軍事去平衡這個清算執行。

    中、俄、歐可不可以背靠背,去違反美國制定的美元本位下的契約精神呢?金融衍生品,在中國是不受中國法律保護的,這點中國政府已經明確提出過;所以,中國企業可以有權拒絕支付;相反的,這個收割過程也結束了;這就是為什麼「上合」、“金磚”內迴圈備用系統的啟動;但是以上所有這些都必要保證老百姓有飯吃有衣穿,我們有足夠的軍事力量抵禦美國的打擊,因為當大家撕去“偽善的外衣”的時,看到的就是槍炮。

    以下為小組成員的分析:

    美國(以性醜聞)把親德國的IMF(國際貨幣基金會)主席給廢了,讓一位元美國人代理主席直到8月份,這就等於“卡住”了歐元重組的對南歐諸國的優惠貸款,這對歐元龍頭德國可是一個明顯的“警告”。
    歐洲也馬上做出了回應,你不方便我經濟救助南豬小國,我就用承認黃金的貨幣屬性來報答你。
    接著普京站出來,暗示卡恩是因為黃金的問題被美國“(陷害)處理”的,讓大家的目光一下子轉移到「美聯儲」的“黃金儲備”問題上面。普京這時候選擇了支持歐洲,給美國一刀子。接著默克爾高調訪美,德、美都上演一出好朋友的劇情,坐下來談判,因為彼此都非常需要對方妥協來幫助自己渡過將來的難關。美國可能要求歐洲(拋售黃金)一同“打壓金價”來換取對歐洲效果債務重組上的幫助。
    我們來看看中東的問題,以色列國防部長來中國,希望中國不要賣給伊朗部分武器,也希望在巴勒斯坦問題上面給予以色列支持,改變中東的軍事平衡,其實就是以色列做大的局勢。顯然現在中國的態度成為了破局的關鍵。中、俄、歐都準備承認巴勒斯坦建國。在中東如果不能及時制止伊朗的核武器計畫,那麼中東真正的和平就會來臨;
    普京在不遺餘力的想拆掉“石油美元”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現在的中東地區形勢的確能支援他的這種想法。根據保爾森的回憶錄,普京曾在08年建議中國跑掉手上的美債來攻擊美元本位,結果沒有得到中國經濟決策層的支援(原因你懂的)。普京最近在俄羅斯的經濟上畫出了一個美妙的藍圖計畫,顯示了他未來的重新當總統的宣言.普京需要與中國形成聯盟,並得到歐盟的支援,才能真正獲得石油和天然氣的定價權。

    我的總結:而這些正好也是中國破局美國的封鎖所需要的,只要中國和俄羅斯的“聯盟”的形成,同時中東作為策動,那麼全球的能源價格的定價權就將從美國人手中游走。而在這個中間,中國的“態度”是關鍵性的,我們這個關鍵性的角色能夠給我們帶來巨大的收益和“發展空間”。三國演繹需要三國勢力的均衡,任何一方獨大都會逼迫另外兩方的聯盟。

    二、回顧我們走過的30年

    要瞭解2011年,就要從30年前說起,1979年我們揍了一頓越南,確定了我們聯合美國抗衡蘇聯的局面,1989年開始蘇聯進入解體階段,這個決定了20年後中國必然聯合俄羅斯抗衡美國,1989年的中國,也確立了美國對中國採取的措施是:養豬殺豬策略,1994年的分稅制決定了地方政府必須找一個收入來源點,1996年開始的後面的“醫改”、“教改”、“房改”確立了中國後面的內需被殺掉,而1994年的“分稅制”助推了地方政府的這個衝動――把房價推向“泡沫”的極致同時形成中央和地方的完全“對立”。
    2001年我們加入WTO出賣了我國的貨幣發行權,所以會看到我國以火箭速度印錢,大量洗劫老百姓的財富。
    而1998年的大量工人下崗,為給美國廉價製造商品提供了廉價勞動力。
    2000後的10年人民幣的對外升值而對內大量印錢導致的“貶值”,讓人民幣這個貨幣“泡沫化”,隨著中國的房價的泡沫化,“核彈”佈置完成,(注:2010年年中影帝亟呼政改)“引爆點”就定在2011年。

    所以我們看到,我們的幸福指數從1978年-2003年是上升的,但是從2003年開始大家的幸福指數開始下降,特別是2008年開始幸福指數快速下跌。

    為什麼?
    因為10多年前就“潛伏”在我們經濟決策層的官員“出賣”了國家利益,葬送了我們的未來,他們是“潛伏者”,看我《決戰2011》這本書,裏面分析了其實從1990年開始就註定了我國現在的結局,我們經過這20年喪失了經濟主權,喪失了實際貨幣發行權,喪失了人民幣定價權,喪失了內需,喪失了道德,我們喪失了我們應該有很多東西。

    看完了這些我們就瞭解了這30年的歷史脈絡,30年前鄧小平揍了一頓越南後帶領我們走向經濟發展的道路是對的,30年後的現在,中國再揍一頓越南帶領我們走向經濟和政治的獨立道路也是對的。

    三、回顧2011年走過的歷程

    2011年上半年是一個重要的歷史階段,我們首先來回顧一下:

    1-5月份整個過程中比較核心的就是:圍繞美國的減赤計畫的博弈發生的一系列事情,圍繞中、美關係的破裂發生的一系列事情,圍繞中、俄關係的形成發生的一系列事情,圍繞日本地震和核危機發生的一系列事情,這個是今年上半年的主線,當你抓住了這幾條主線,你就明白了這個世界會如何運轉。

    1月份十二五計畫開始

    1月份中國的新一代戰機J20試飛成功。

    1月份中國石油來源地蘇丹公投,決定南蘇丹獨立

    1月份中國主席胡錦濤訪問美國,基本確認了美國殺豬的決心,也確立了我們脫離美國的決心。

    2月份埃及總統穆巴拉克下臺,軍方接管權力

    2月份公佈的2010年GDP中國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

    3月份日本大地震,直接導致日本核反應爐堆心“熔毀”,但是日本政府和美國一直“掩蓋”,這個過後是嚴重的。

    3月份利比亞騷亂持續,美、英、法對利比亞採取軍事行動

    4月份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公佈

    5月份(5/2)本拉登被美國擊斃的消息公佈

    5月份報導中國長江流域嚴重的乾旱維持了很長時間

    5月份IMF總裁卡嗯被捕,美國的人選將代理到8月份左右,這個將直接完成美國的“佈局”

    5月份奧巴馬宣佈大中東計畫

    整個上半年(1-5月份):

    1、資本市場:可以說在資本市場美國完美的控制了局勢,基本按照美國的整個戰略佈局在進行,包括對於日元匯率的“控制”、黃金、原油、農產品大宗、美元指數、新興國家的匯率。但是美國在控制這些大宗的時候承擔了巨大的經濟和政治成本,特別是逆向控制農產品、日元匯率的走勢。

    2、美國減赤:美國減赤已經充分暴露了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的博弈,也充分暴露了美國本土資本和猶太資本之間的利益衝突,請看我前面幾天分析的猶太資本的情況。

    3、全球地緣政治局勢:這5個月打破了前面維持了20年的全球地緣政治格局,可以說在這個上面美國是輸了,中、俄的聯盟的形成是被美國逼的,因為在沒有美國這個強大的外力之下,中、俄這兩個近鄰大國很難走到一起,但是在這種時局下,兩者完成了聯盟的初步戰略性的聯盟意圖,這個全球陸地面積最大、海岸線最長、資源農產品自給自足能力最強的“聯盟”的形成,將對美國形成“致命的打擊”。

    4、總結:

    1-5月份可以說是打了個平手,美國在資本這塊獲得了完勝,但是在地緣政治這塊輸掉了未來。在可預見的後面30年,美國還將是帝國,但是這個帝國將完全不同於前面20年的帝國,因為他碰到了一個強大的聯盟。

    四、關鍵時刻-2011.06

    6月份最關鍵的核心就是全球兩大陣營的確立,一個是以中、俄為核心的「上合組織」以及周邊的勢力,一個是以美國為核心的集團,兩大集團的對抗熱點將涉及到北非、中東、東歐、南亞。現在以南亞和南中國海為主要爆發點。

    中國在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和緬甸尋求出海口突破美國的封鎖同時鉗制印度和越南。

    有人不理解,認為俄羅斯靠不住,那麼你告訴我誰靠得住?
    大家是否研究過三國演義?當時的吳國的策略就是:魏強則聯蜀,蜀強則聯魏。那麼誰能夠告訴我是魏靠得住還是蜀靠得住?世界上面所有的聯盟都是利益的聯盟,有人說的美國是中國天然的盟友那是“屁話”,世界上面沒有什麼叫做天然的盟友,只有叫做“利益“的這個東西,這個就是全球地緣政治的指揮棒。

    2011年6月份是一個“巨變”的月份,中俄聯盟在「上合組織」會議的時候基本確立,
    這個時候我們發覺了美國的航母的快速調動,
    這個時候我們發覺了美國快速打壓原油和農產品,
    這個時候我們發覺了美國給減赤計畫下了最後期限,
    這個時候我們發覺了美國動用他最大的“宣傳機器”去“離間”中、俄關係,
    這個時候我們發覺了國內鴿派開始大量浮出水面,
    這個時候我們發覺了俄羅斯的梅德韋傑夫的勢力開始“作梗”。

    很多事情幾種發生在了6月胡錦濤參加的「上合組織」峰會和訪問俄羅斯的過程中。

    2011年的6月註定是一個不平常的月份,一個會讓世人記住的月份。

    五、展望2011下半年

    全球局勢下半年將快速明朗,美國因為自身經濟問題必須對其他國家進行“經濟收割”,而經濟收割將付出巨大的政治代價,一個是美國國內的博弈(涉及到的減赤,雖然確定了,但是沒人會甘願就這麼受到損失)將造成兩大陣營的對立,一個是經濟收割將直接暴露美國在中國的“漢奸集團”,這個“集團”在經濟下滑中將承擔所有責任,而其中很多人將被送進監獄和被槍斃。

    有空大家研究一下1979年“中越自衛反擊戰”就能夠明白我前面的預測,為什麼我在上半年能夠預測到很多經濟、地緣政治和軍事的事件,因為當你抓住了整個脈絡,你就明白了這個世界運轉的核心是什麼,主要矛盾是什麼,這些主要矛盾會直接導致什麼樣的結果。

    下半年關鍵在於中國、俄羅斯、歐盟、美國和日本的局勢變化。

    1、 中國:在南亞和南海發生局部戰爭的概率相當大,國內在經濟危機的情況下“賣國利益集團”會被清算,“貪官”會被清算,會出現大政府小企業的過渡模式(在危機中會導致大量民企倒閉,同時大政府小企業的模式比較容易渡過難關,關鍵在於危機過後很多壟斷行業必須放開,這個是保證後面能夠快速復蘇的根本)。同時房價等高估品種會出現巨大的跌幅,並且是在沒有成交量的情況下出現巨大的跌幅。

    2、 俄羅斯:下半年原油價格的暴跌對於俄羅斯內部的政局將是一次嚴峻的考驗,也是對於普京的嚴峻的考驗,但是普京是俄羅斯民眾心中的“英雄”,他的支持率遠遠高於其他任何人,在「上合組織」的框架內,在中國和俄羅斯共渡難關的時候基本會確立「上合組織」的實質性的大聯盟的確立,這個將直接威懾到美元的地位。

    3、 歐盟:在下半年的經濟危機中,很有可能「歐盟」成為受傷最大的一個,「歐盟」的結構註定了他的修復是道路漫長的,德國期望的獲得統一的財政權的模式會遭到美國的強烈的阻撓,同時歐盟的危機無法結合到「上合組織」來化解(歐盟內部的分歧決定了這個結果,美國“收買”了歐盟內部除了德國龍頭老大以外的好幾個國家來“對抗”德國)。所以後面我國聯合德國做一些戰術性的動作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歐盟的強大的前提必須是貨幣權和財政權的統一,這是一條漫漫長路。但是一旦歐盟出現戲劇性的不可控的經濟崩盤,那麼歐盟和上合組織的聯合還是很有機會的,我們要時刻注意形勢的發展,做好各種可能的應對措施。

    4、 美國:美國的減赤計畫的確立,直接確立了美元指數的長期牛市,大量的美元回流將進入美國的國債市場、高科技行業等等,大量企業的建立將從根本上解決美國的地方財政問題,美國將進入經濟的慢慢復蘇階段,美國將在下半年完成債務重置的工作,新興國家(包括日本)在“經濟大蕭條”中會被迫“低價賣出”美國的長期國債,美國會拉高短期國債價格,廉價發行短期國債。同時今年下半年美國還將維持高失業率和房地產的不景氣,因為復蘇是需要一定的失業率的(廉價的勞動力),同時房地產的不景氣直接將導致中國手上的MBS賣個地板價。美國的股市將經歷一次探底後再拉升。

    5、 日本:日本民主黨將在下半年的大蕭條中下臺,同時背起核危機的黑鍋,日本大面積的國土將不適合居住,並且需要大量資金去封堆(核反應爐,當初蘇聯封一個堆是100億美元,幾十萬工人,大量工人後來因為輻射問題生各種病早逝,當初蘇聯的GDP是1萬億美元,預計到2015年,烏克蘭政府還將為善後耗資1700億美元,可見日本後面的沉重負擔),今年下半年將註定日本被打回發展中國家的行列,日本將真正出現空心化(人才空心化、產業空心化、生產空心化),而美國需要一個長期的套利貨幣成為他們剪羊毛的對象,也許後面自民黨上臺後會整合亞洲一些國家形成類似亞元的模式(比如菲律賓、馬來西亞、韓國、越南、印度等等),這樣的經濟體的規模才能夠成為美元套利資金的合適的收割對象。同時在亞洲也形成一個抵抗「上合組織」的聯盟。

    6、 全球大宗:黃金、原油等大部分大宗會暴跌,農產品經歷過一次洗盤後會進入長期的上漲階段。

    7、 綜合:在下半年的整體危機中,中俄的聯盟模式會得到強化,因為現在的聯盟是建立在一個危機假設的前提下的(下半年的危機和美國的收割),一旦這個假設成為現實,那麼大部分阻力會被化解,因此今年6月份是全球格局形成的時候,今年下半年是這個格局最終確認的時候。美國會贏了經濟輸了地緣政治。什麼叫做博弈,這個就叫做博弈。

    六、俄羅斯國內的博弈和中國國內的博弈

    從這幾天美國打壓原油價格、農產品價格來看,是在打擊俄羅斯的普京。美國支持梅德韋傑夫(包括美國在俄羅斯的利益代理集團:葉利欽利益集團)的行為後面將成為常態,當時下半年的危機將真正確立普京的地位和聯合中國的這個聯盟的實質性的進展。

    預計今年下半年俄羅斯國內的局勢將是普京勝出。

    今年下半年中國國內的經濟危機將徹底清除“潛伏”國內20年的經濟層面的“賣國利益集團”,我們的軍隊將在這個中間起到決定性作用,保障政權的穩定(不出現蘇聯解體的情況),同時“肅清”相關(買辦)利益集團。美國會在糧食、食用油、供電、供水、煤氣、疾控、媒體等領域製造很多麻煩,包括鼓動大量人員上街,然後“複製”蘇聯解體的模式,但是只要我們的軍隊做好足夠的應對,在糧食、食用油、供電、供水、煤氣、疾控和媒體等領域做好軍管的預演,相信能夠化解美國的招數。大家要記住,假如美國贏了,那麼就是中國的葉利欽上臺,大量“貪官”的錢就會變成合法了,老百姓將象20年前的俄羅斯人民一樣遭受巨大的洗劫,大家就準備著一年後上街討飯吧(看前面一篇回應時寒冰的文章中介紹的葉利欽政府當時俄羅斯的慘狀)。

    預計今年下半年中國國內的“賣國利益集團”會敗北,我國將肅清出賣國家利益者和大部分貪官。

    文/猴王 2011-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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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營商中層幹部上交護照 反腐史無前例

    2011-06-07 第一財經

      運營商腐敗調查正在向更大範圍縱深發展,程度和規模甚至有可能超出之前的想像。

      上交護照是慣例?

      日前有消息稱,為了徹查三大運營商的腐敗問題,中紀委已經向三大運營商派駐了調查人員,調查預計將持續到6月初,在此期間,三大電信運營商中層以上幹部均被要求上交護照。

      “上交因公護照是所有政府部門及事業單位的要求,上交因私護照是今年年初的事,應該跟目前的反腐沒什麼關係。”對於目前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反腐形勢,一位中國聯通中高層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即使在外界看來處於漩渦中心的中國移動,內部形勢似乎也沒有外界想像的那麼“人人自危”。“上交護照是中國移動多年的傳統,不是近期才有的,只要是處長以上級別都要上交。”一位元中國移動內部管理人員對記者表示。

      據上述人士介紹,對於目前已經曝光的涉案中國移動管理人員,中國移動內部人士也感到非常驚訝,至於涉案原因,中紀委並未向中國移動方面通報。相比之下,與中國移動有密切合作關係的SP們才真正感到什麼是“人人自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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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行揭貪官外逃路徑:過萬官員出逃 攜款8000億

    2011年6月15日  人民網

    央行網站刊發《我國腐敗分子向境外轉移資產的途徑及監測方法研究》報告

    中國外逃的腐敗分子是怎樣把巨額財產轉移到境外?央行反洗錢部門一直在進行深入研究。昨天,央行網站刊發名為《我國腐敗分子向境外轉移資產的途徑及監測方法研究》的報告精簡版本。該報告由央行反洗錢監測分析中心課題組完成,完成時間為2008年6月。

    央行揭秘貪官轉移財產八大路徑

    報告指出,中國官員因經濟犯罪外逃始於上世紀80年代末。近年來外逃的腐敗分子及其轉移至境外的資金究竟有多少,至今還沒有一組公認的數位,只能根據各方報導勾畫出大體狀況。

    報告指出,人民銀行在監測思路上以“獲取非法資產”和“向境外轉移資產”階段為監測重點,依託並充分利用大額交易和可疑交易報告資料庫,加強對重點地區、敏感行業、特定人群和特定消費方式的監測,同時將自主分析和協查分析相結合。

    報告建議相關部門應建立合作安排或工作機制實現資訊共用,建立反腐敗機構互派特派員制度,海關建立反洗錢相關資料查詢、通報機制,建立與國外情報機構的交流等方式,完成反洗錢監測任務。

    向境外轉移資產的八種方式
    用現金走私來轉移

    主要是通過腐敗分子本人夾帶在行李中直接攜帶出境,這種方式較為簡單,費用低,但同時可走私的數額較為有限,風險也比較大;此外腐敗分子通過某些代理機構(主要是地下錢莊)利用一些專門跑腿的“水客”以“螞蟻搬家”、少量多次的方式肩扛手提地在邊境口岸(主要是深圳與香港、珠海與澳門海關)來回走私現金,偷運過境後再以貨幣兌換點名義存入銀行戶頭。這種方式雖然手續比較麻煩而且還要交給地下錢莊一定的費用,但風險較小,很難追查。

    替代性匯款體系在中國主要表現為以非法買賣外匯、跨境匯兌為主要業務的地下錢莊

    以人民幣和外幣的匯兌為例:其人民幣與外匯的兌換和匯付以間接的方式進行,而不以直接匯兌的運作手法完成,人民幣不必流出境外,外匯也不必流入境內,各自分別對應迴圈。利用此種交易方式跨境轉移資產的主體較為複雜,除了腐敗分子和國企高管,還有某些企業為了避稅逃稅和享受外商投資優惠待遇而進行跨境轉移其灰色資金,以及走私、販毒等犯罪分子和恐怖分子以此轉移其黑錢等等。

    利用經常專案下的交易形式向境外轉移資產

    此種形式大致有五類:進口預付貨款,出口延期收匯;偽造傭金及其他服務貿易專案對外付款;通過企業之間的關聯交易實現向境外轉移資產的目的;利用假的進口合同騙取外匯管理部門核准外匯匯出境外;少報出口,多報進口。

    利用投資形式向境外轉移資產

    此類資金轉移的特點是資金向境外轉移在形式上基本合法,通常以企業正常海外投資的形式轉往國外。資金性質的改變發生在境外,在境外被腐敗分子非法佔有或挪作他用。採用此種手法轉移資金的多為大型企業高管人員或某項具體業務的負責人員。

    利用信用卡工具向境外轉移資產

    腐敗分子或其特定關係人通過在境外使用信用卡大額消費或提現來實現資金向境外轉移。目前我國對此類經常項下的個人支付沒有嚴格的外匯管制或限制。而對於各髮卡機構來說,只要持卡人單次消費或提現是在信用額度內且按時還款即可,並不做累計消費或提現的限制。這就為腐敗分子利用信用卡進行資金境外轉移提供了可乘之機。

    利用離岸金融中心向境外轉移資產

    這些人多為上市公司或國有企業的高管人員,主要採用以下步驟:第一,轉移企業資產。企業管理層與境外公司通過“高進低出”或者“應收賬款”等方式,將國內企業的資產掏空。第二步,銷毀證據,漂白身份。

    海外直接收受

    腐敗分子並不從國內向境外轉移資金,而是在境外直接完成貪污、受賄等過程。例如,發案單位在國外進行採購時,有實際控制權的腐敗分子可以通過暗箱操作得到巨額回扣。這些回扣不轉到中國,而是直接存入腐敗分子在境外銀行的帳戶,或轉換成境外的房屋等不動產。更隱蔽的做法是不涉及現金,而以安排子女留學等方式作為交易。

    通過在境外的特定關係人轉移資金

    此類參與轉移資金的特定關係人在他國均已取得合法身份,或者是留學,或者是他國居民或公民。境內的腐敗分子一方面可以通過其特定關係人以合法手續攜帶或匯出資金;另一方面,這些特定關係人利用其國外身份在當地註冊企業後,以投資形式在中國開設機構,然後以關聯交易等形式轉移資產。

    案值與級別不同 逃亡目標國各異

    報告引用中國社科院的調研資料披露: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來,外逃黨政幹部,公安、司法幹部和國家事業單位、國有企業高層管理人員,以及駐外中資機構外逃、失蹤人員數目高達16000至18000人,攜帶款項達8000億元人民幣。近年由官方媒體曝光的腐敗分子外逃或將資金轉移境外的典型個案不勝枚舉。這些犯罪嫌疑人潛逃境外的目的地主要集中於北美、澳大利亞、東南亞地區。

    具體來說,涉案金額相對小、身份級別相對低的,大多就近逃到我國周邊國家,如泰國、緬甸、馬來西亞、蒙古、俄羅斯等;案值大、身份高的腐敗分子大多逃往西方發達國家,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荷蘭等;一些無法得到直接去西方國家證件的,先龜縮在非洲、拉美、東歐的小國,伺機過渡;有相當多的外逃者通過香港中轉,利用香港世界航空中心的區位以及港人前往原英聯邦所屬國家可以實行“落地簽證”的便利,再逃到其他國家。

    (北京青年報 記者程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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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羅斯和中國在利比亞問題上共進退
    外媒:中俄非正式國家聯盟宣告成立

    2011-6-18 參考消息

     2011年6月16日 胡錦濤同梅德韋傑夫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於當前國際形勢和重大國際問題的聯合聲明》 6月16日,國家主席胡錦濤同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共同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於當前國際形勢和重大國際問題的聯合聲明》。

      【俄羅斯報紙網6 月17日文章】題:俄羅斯和中國在利比亞問題上共進退(作者謝爾蓋•斯米爾諾夫)

    俄羅斯和中國就一系列重大外交問題達成共識。北京和莫斯科反對外部勢力干涉阿拉伯國家的抗議活動,呼籲政治解決利比亞危機和伊朗核問題。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和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姆林宮會晤後,兩國間非正式國家聯盟宣告成立。

      中俄兩國領導人16日在克里姆林宮舉行會晤。俄中《關於當前國際形勢和重大國際問題的聯合聲明》是此次會晤的主要成果。聲明對中東和北非國家的大規模人民抗議活動作出了評價。莫斯科和北京指出:“外部勢力不應干涉該地區國家內部進程。”

      此外,莫斯科和北京還呼籲利比亞國內儘快停火。聲明說:“為避免暴力進一步升級,有關各方必須嚴格遵守聯合國安理會1970和1973號決議,不得隨意解讀和濫用。” 雙方還談到了解決伊朗核計畫問題,主張通過政治手段確保伊朗的核能僅用於和平目的。雙方領導人認為,應當通過談判方式解決朝鮮核問題以及阿富汗危機。

      專家認為,中、俄在解決利比亞衝突問題上的共同立場表明,莫斯科和北京下次在安理會投票時將表現得更加慎重。

      政治學家亞歷山大•科諾瓦洛夫相信,中俄後退一步是試圖保持在伊蘭界的聲望和支持率。安理會關於利比亞的決議通過得過於匆忙。下次在通過容易引起誤讀的決議時俄中將更加慎重,而現在兩國並沒有能夠對解決利比亞危機施加影響的有效杠杆。

      【俄羅斯總統網站6月16日報導】
    俄總統梅德韋傑夫在慶祝《俄中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簽署10周年的文藝演出開始前發表講話,他說:“10年前就是在克里姆林宮,簽署了《俄中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將新型俄中關係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為兩國關係長遠發展指明了方向。當前,俄中兩國沒有任何懸而未決的政治問題。雙方本著兼顧對方利益、友好互信精神,推動兩國互利合作穩步發展。”

      梅德韋傑夫認為,互信、平等、相互尊重的俄中關係已成為當今國際合作的典範。正如條約中所規定,兩國主張恪守國際法準則,不干涉別國內政,不對他國進行武力施壓,為鞏固世界穩定、建立多極世界共同作出貢獻。

      【《日本經濟新聞》6月17日報導】
    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16日在克里姆林宮與到訪的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舉行了會談。雙方發表了有關兩國關係的聯合聲明,表示願意借助二十國集團峰會和金磚國家的框架,進—步深化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兩國還簽署了《關於當前國際形勢和重大國際問題的聯合聲明》,對北約針對利比亞採取武力行動進行了不點名的指責。聲明還包含了反對北約在歐洲單方面推進導彈防禦計畫的內容。兩國在牽制歐美問題上採取了統一步調。


  15. 2011/06/25 於 18:37 patchpieces

    近期中、俄、美局勢分析(2011.6.20中俄聯盟抗美帝局勢底定)

    從最近的形勢來看,中、俄的聯盟基本確立,但是聯盟裏面也有緊密程度的區別,下面我把中俄聯盟裏面主要幾個層面的關係描述一下:

    1、 能源領域:分成淺、中、深三種程度的合作,現在中俄屬於中度合作,從現在的走勢來看正在朝著深度合作的方向發展,這個從全球原油期貨價格走勢就能夠看出來,假如中俄的這個層面的合作快速進入深度合作,那麼原油價格會快速下跌。

    2、 貨幣和貿易:分成淺、中、深三種模式,淺度是邊貿的自由使用雙方的貨幣,中度是貨幣互換(然後在一些貿易領域直接使用雙方貨幣,比如能源),深度合作是一般貿易層面的直接使用雙方協商匯率(就是停止使用美元作為中間貨幣)。現在從整體來看,中俄在這個層面已經是深度合作。這個對於美元的打擊會比較大,因此美國在這個問題上面會在歐洲、亞洲對中俄兩國使用相應的軍事威懾手段,因為軍事是貨幣的信用背書。

    3、 糧食:分成淺、中、深三種程度的合作,現在屬於淺度合作,主要是一些簡單的糧食貿易,中度合作就是我國參與俄羅斯的耕作,深度合作就是在種子技術、土地開墾耕作、勞動力的使用方面全方位的合作。現在看來中俄在糧食層面是淺度合作。

    4、 軍事:分成淺、中、深三種程度的合作,現在屬於剛從淺度合作進入中度合作,後面是否會深度合作要看美國的週邊壓力,在強大的壓力之下,肯定會進入深度合作。

    現在整體來看:能源領域中度合作(但是在快速朝著深度合作發展),貨幣和貿易層面已經是深度合作,糧食層面是淺度合作,軍事層面是剛進入中度合作。

    那麼這四樣的合作程度的高低和中、俄之間的關係和美國之間的關係和將來可能發生的事情和措施來看有哪些區別呢?描述如下:

    1、 能源領域的合作模式將直接決定後面原油價格的走勢。

    2、 貿易和貨幣層面的合作的維繫將直接影響後面美國的全球美元佈局和軍事佈局,因為軍事是貨幣的信用背書。

    3、 糧食的合作模式的深淺,是這幾樣合作裏面難度最大的,為何?因為深度合作涉及到土地問題(就是耕地誰來耕作使用什麼種子和勞動力問題和耕地的規劃問題,這些問題很容易引起民族情緒,一般政治家在這方面有點投鼠忌器)。但是只要普京絕對控制了俄羅斯的政局,朝著這個方向合作的概率還是有的,中俄的糧食的合作模式假如進入深度合作,那麼美國的糧食美元策略就完蛋了,這個對於美國的整體戰略打擊會相當大,相信這個也是美國現在極力避免的。美國最近快速打壓糧食價格就是這個道理,溫家寶在英國媒體說中國控制了通脹也是這個道理,為何?因為這樣做就減少了中國去和俄羅斯加深這種聯盟的動力。

    4、 軍事層面的合作後面加深的概率會比較大,因為大家都面臨比較現實的美國的強大的軍事壓力。

    5、 總結:中、俄的聯盟直接“打破”了美國的從“石油美元”向“糧食美元”過渡的整體“美元戰略”,同時打破了美國的全球地緣政治格局。

    那麼我同時又要想了,美國人也不是傻冒,按照我看到過的美國的一些預案,他們會有各種措施(就是會假想對手會有哪些措施,然後自己在按照對手的這些措施來實施相關的策略),那麼我來思考一下針對以上的措施美國會做哪些:

    1、 最優先的就是“解體中國”,假如在後面的過程中美國推翻了中國的政權,那麼美國就全贏了,中國成為了美國的經濟殖民國家(可以想像假如中國成為蘇聯第二,就是第二個葉利欽上臺,老百姓倒楣,和當年俄羅斯一樣大量人員上街要飯,肯定是出賣國家利益給美國的,因為他是靠美國上臺的),這樣俄羅斯就孤掌難鳴了,就像魏國滅了蜀國後、再滅吳國就只是時間問題了。

    2、 其次就是讓俄羅斯的梅德韋傑夫在俄羅斯內部搗亂(比如天然氣的合作問題等等,在這個中間搗亂),讓中國的經濟決策層在合作上面搗亂,在媒體中離間中俄的聯盟,“製造”中、俄之間的摩擦(比如報導俄羅斯賣軍火給越南印度等),這些手段美國都已經做了、或者正在做。這樣“期望”能夠“離間”中、俄之間的聯盟,但是現在看來效果不好,因為前面幾天(6/22)中、俄剛剛在貨幣和貿易層面走入深度合作。

    3、 再其次就是美國要保證在中、俄實質聯盟形成的情況下,保住“安插”在兩國的“內線”不被清洗(在俄羅斯就是梅德韋傑夫和葉利欽殘餘,在中國就是經濟決策層)。

    4、 最差的結果就是美國為了挽回地緣政治的敗局,犧牲經濟利益(就是停止經濟收割),但是這樣做對於美國帝國的本身來說是致命的,會導致美國長期的經濟蕭條。這種可能性幾乎為零,但是美國會給中國或者俄羅斯高層這樣的幻想,就像秦國當初給六國一些幻想一樣的道理)

    那根據上面的情況來看,我們後面一個是要快速加強中、俄之間的能源、農業、軍事層面的合作,同時支持俄羅斯國內的普京的力量,同時打壓國內親美勢力。

    另外還有一個關鍵點就是,要“警惕”美國的“虛假承諾”,很有可能美國後面會出現拉攏中國,比如承諾不對中國進行經濟收割或者減少收割程度,但是我們一定要看清楚本質,什麼叫做本質?就是美國後面收割的主體應該是中國,假如不收割中國,美國的經濟後面就會長期陷入蕭條,因此美國做出的這些承諾是不可信的,是無法達到的,就像秦國當時統一六國時的措施會是一樣。所以我們的高層一定要看清楚這個裏面的關係。

    我還是那句話:30年前我們打越南確立聯美抗蘇的地緣政治策略是對的,30年後的現在我們聯俄抗美的地緣政治策略也是對的。這個世界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這個就是現代版的三國演義。

    我國後面最關鍵的一件事情就是要防止國內的葉利欽上臺(親美的賣國勢力),看看俄羅斯的葉利欽就知道了,他把俄羅斯大量中產階級變成赤貧,把俄羅斯的大量農產品和資源低價出口,導致俄羅斯國內盧布貶值5000多倍,大量赤貧人口上街要飯(包括軍人)。而中國的親美勢力也是造成我國現在老百姓貧困、腐敗嚴重的根源,看看(美第二中情局「福特基金會」特務喉舌)茅於軾的一些言論你就明白了,居然還說高利貸是利國利民的好事,說高房價是因為大家買的起,房價高是因為經濟適用房,我就覺得很奇怪,這樣的人怎麼會有(自由派)媒體大量宣傳,還有人相信。象茅於軾這樣的人,為什麼上天不早點帶它走,
    還有張五常,因為在美國偷稅漏稅,被判87年徒刑,現在這個判決還有效(2003年春節前後,張五常被美國法庭以11項偷稅罪判刑87年,沒收1千萬美圓,罰金475萬美元,張五常在美國被判刑的新聞:http://community.seattletimes.nwsource.com/archive/?date=20030221&slug=cheung21m,也許有人問為何美國要判刑張五常,因為美國就是中央集權地方民主的制度,在地方層面,你犯了法就是要判刑,但是美國一直沒有要求引渡張五常,就是美國中央集權政府出於張五常有“利用價值”的考慮,請參考我原來的一篇文章《從立法角度探討利益集團問題》)。
    其實這些人“背後”都是美國資本的影子。

    文/猴王
    2011-6-25


  16. 2011/07/04 於 06:52 patchpieces

    美國特務裂解中國、分離台灣事件簿
    美國裂解中國驚心動魄vs.毛澤東高瞻遠矚

    十九世紀末,我國積弱,瀕臨列强瓜分。東鄰日本,參謀本部第二局局長小川又次于1887年撰《清國征討案策》,擬將我國華北、華東及臺灣併入日本版圖,餘則支解成數國。例如東北立“滿洲國”、長江以南建“明裔王國”、西藏青海立達賴、喇嘛、內外蒙古甘肅另選各部之長,均分其力,以確保日本獨立。
    及至 1940年,日本在華已成功建立東北的「滿洲國」、張家口的「蒙疆聯合自治政府」與南京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實現五十年前小川又次支解中國的狼子野心。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滿洲國」等傀儡政權,灰飛烟滅。但接著的却是美國乘我發生內戰時煽動策劃並支援各地的分離運動,以裂解中國。

    日本欲裂解中國,因其燒殺擄掠,手段殘酷,國人知所警惕。但美國裂解中國,因爲是打著民主、人權、民族自决等意識型態的“旗幟”,故國人“反應遲鈍”。斯時(1946-51),美國在我國東南欲分離臺灣、西北則顛覆內蒙、鼓動疆獨、西南則策劃藏獨,以裂解中國的驚心動魄史實,就不易爲國人所知,新生代甚至不知。
    回顧中國近代歷史,中國人,尤其是菁英份子,切記莫忘。因爲在中國崛起的道路上,是中華民族菁英與美、日等列强菁英間的較量、對抗與對决。

    分離臺灣

    1945年10月24日,陳儀抵達臺北松山機場,從機場到臺北,台人萬民爭先相迎,歡聲響徹雲霄。在這樣熱烈慶祝臺灣回歸祖國的政治氛圍下,1946年 1-4月,美國“陸軍情報部”却“居心叵測”地在臺灣從事有關台人國家認同的「臺灣民意測驗」調查。全案由美國駐中國臺北領事館“特務副領事”柯喬治(George H. Kerr自稱葛超智)計劃,情報部組長摩根上校(Col Morgan)偕同日人翻譯員,訪問約300名各階層各政治派系的臺灣人,其結論竟是「臺灣人不願受中國管,而希望美國來管」。
    接著的同年夏,《紐約時報》與上海《密勒氏評論報》就與之“相呼應”,報導稱「假如臺灣實行公民投票,臺灣人首先選擇美國,其次選擇日本,决沒有人選擇中國」。

    此外,在特務柯喬治的主使下,1947年1月,約有150名臺灣人(代表超過800人)署名「臺灣人請願書」,向美國請願「……要求聯合國托管一直至臺灣獨立」。一個月後的2 月28日,臺灣爆發二二八事件,柯喬治更是利用機會,興風作浪,惟恐臺灣不亂。據國府情報,柯喬治與台人林茂生、廖文毅,請美供給槍枝與經費,美方允供經費。

    1947年7月,美國派巡迴大使魏德邁訪台,曾與廖文毅面晤。廖氏向他提出主張暫由聯合國托管臺灣的《處理臺灣問題意見書》。接著10月始,美國媒體乃大肆炒作「臺灣分離運動」。
    10月14日美聯社上海電「本社記者今日獲悉:臺灣分離運動的領袖們不久將正式要求出席日本和會,幷將要求舉行公民投票,以便决定仍屬中國抑或完全脫離中國,……」。
    31日合衆社上海電稱「臺灣現正展開著秘密活動,企圖向將來舉行之日本和會請願,舉行臺灣全民投票,倘不獲接納,將引起臺灣流血叛變,……」。
    11月3日合衆社上海電稱「此間臺灣人今日對本社記者稱:彼等將于明日或本星期四晋京叩謁司徒大使,請求予以援助,俾臺灣能獲得自主之權」。

    與此美國媒體“大肆渲染”臺灣分離運動同時的1947年10月15日,香港《華商報》臺北通訊稱,臺灣某參政員曾與美國駐台新聞處處長卡度(Robert J. Catto)密晤兩個鐘頭。據當時在場的翻譯員透露,卡度當時稱臺灣的歸屬尚未正式確定,臺灣人如願意脫離中國的統治,美國可以幫忙,臺灣人如願意接受美國托管,可以提出希望條件及托管期限等語。
    該參政員未表示任何意見,僅稱俟試探其他士紳意見後再論。事後,該參政員曾與一些士紳在北投、草山(今陽明山)等處,頻頻與美方人士會面,惟會見內容無從獲悉;面對美方「托管運動」的“分離攻勢”,斯時上海、南京、北平、香港的旅外臺胞,均發出抨擊「托管運動」的聲明,旅滬「臺灣同鄉會」會長還特爲此廣播。國府臺灣情治機關也調查此事的來龍去脈,並向國府呈報稱,此一分離運動的“牽綫人”是「美國新聞處」處長卡度。

    1947年9月底,黃紀男與廖文奎二人在南京,拜會中文說得很流利的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請求支援台獨。身爲我國邦交國大使的司徒雷登居然鼓勵道「臺灣獨立是一條漫長而艱辛的道路,但值得奮鬥(The Formosan independence is a long and hard way、but worthwhile to struggle)」。黃紀男旋游南京舊城等名勝古迹,但見南京一片衰頽景象,秦淮河畔夜時一片漆黑和破敗,明孝陵前則小乞丐成堆,衣衫襤褸,故印象深刻。返台後,因感風聲鶴唳,乃决心離台。同(1947)年12月23日清晨六點左右,作爲邦交國駐我臺北新聞處處長的卡度,不但協助黃紀男偷渡,還親自陪行至停泊在基隆港的美國臺灣救濟分署漁船,介紹黃紀男予該船的挪威籍船長,偷渡香港。

    顛覆西北

    1943年,英、美兩國同時獲准在新疆省會迪化(今烏魯木齊)設立領事館,兩國駐國府重慶大使館的外交人員也獲准可進出我國西部邊疆省份,從而開啓了英、美特務與外交人員顛覆我國邊疆的大門。

    1948年春夏,以司徒雷登大使爲首的美國駐南京大使館,强烈建議國務院要及早因應中國內部即將分裂的情勢,幷提出有效對策,讓中國各地可能陸續出現的「區域性政權」有能力對抗中共勢力,以保持美國在中國的影響力。
    當時美國駐華外交官員及軍方情報單位,並付諸具體行動。例如1948年3、4月間,美國駐我新疆迪化領事包懋勛(John Hall Paxon),奉美國國務院之命,偕隨譯及同仁,遍訪南、北疆各重要城市。期間除會晤漢族軍政首長與少數民族政教領袖外,居然還播放有維吾爾文翻譯的影片及展覽海報,向我國邊疆民族宣揚美國的强大、民主與友善,複于6月續訪東疆與甘肅河西走廊,幷將此行成果密報華府。同年上半年,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簡稱「中情局」)曾秘密交付約三百盎司的金條,給此時返美述職的駐我國新疆迪化副領事馬克南(Douglas Mackiernan、通曉一些俄語、蒙古語及哈薩克語),用以收買中亞新疆地區的哈薩克族、白俄羅斯族與維吾爾族;
    當時「中情局」駐北京的另一名特派員貝賽克(Frank B. Bessac又稱白智仁),則負責直接與內蒙古德王秘密接觸。美國駐華大使館則藉1948年5、6月國府在南京召開國民大會的機會,秘密接觸來自我國西北邊疆的政治人物。前寧夏省主席馬鴻逵在其回憶錄中就提及,斯時司徒雷登就秘邀他至其大使官邸私晤,明白告以華府願對寧夏當局提供包括軍事援助的任何可能協助。

    1949年2、3月,美國軍方暗中出資,由總部設于蘭州的「國際物資供應公司」(International Supply Corporation)出面,購買二千多隻卡賓槍,及三百多箱其他各式軍火,幷以美國空軍陳納德將軍(Claire L. Chennault)所主持的「民航空運大隊」(Civil Air Transport)所屬機隊爲掩護,從上海緊急將該批武器運往馬步芳的西北部隊。4月初,陳納德親自飛往青海省會西寧,與馬步芳等會晤,旋趕返華府,向美國國務院高層報告中國西北最新政情,並强調應迅予馬步芳等軍援,以確保內蒙古、寧夏、青海、甘肅、四川、雲南等中國西部省份之獨立性。國務院旋于4月 22日爲當時中國西北政情召開一次特別會議。緊接著,一項專用于支援「大中國地區」(general area of China)境內「非共」(non-Communist)非漢族(non-Chinese)如哈薩克、內蒙古、回族與藏族的「軍事援助方案」(Military Assistance Program、MAP)法案,立即送往國會審查幷迅速獲得通過。此時,美國「中情局」駐廣州特派員梅茲(Raymond Meitz)與德王秘密接觸,告以「MAP法案」即將通過,德王所主導的西蒙自治政權可獲援助。德王一行于同年7月自廣州飛回寧夏定遠營後,在該地又獲貝賽克的類似保證,故信心滿滿,乃于8月10日宣布「蒙古自治政府」正式運作。

    1949年夏,我國西北有德王在寧夏阿拉善旗的「蒙古自治政府」、北疆地區哈薩克族烏斯滿所率該族的游擊隊,及回族馬步芳在蘭州西北軍政長官公署的三股分離勢力,急盼美國秘密援助的到來。據可靠情報,美方甚至企圖將馬步芳、馬鴻逵等撤到新疆,與當地勢力結合,組織「大伊斯蘭共和國」。
    8月中旬,美國軍方與國務院高層緊急决定,把掛名在「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援華計畫名目下的軍事與民生物資,由陳納德負責全數交付當時聲勢最大的馬步芳與西北軍政長官公署。只是美國物資裝備的到來,並未扭轉馬步芳等的劣勢,8月26日解放軍攻克蘭州,殲滅馬步芳部隊,五天後占領西寧,美援物資全爲彭德懷部隊接收,馬步芳乘美國空軍運輸機倉皇逃離青海,飛往臺灣。此時,德王所領導的定遠營政權,因美國承諾援助的物資未兌現,而人心潰散,旋于數周後的9月20日宣告解體。接著的9 月25日,新疆警備總司令陶峙岳等宣布起義,效忠共黨政權。

    鼓動疆獨

    此時,美國「中情局」幹員貝賽克、駐迪化副領事馬克南,及數名美國駐迪化領事館在北疆所收買雇用的隨扈,携帶無綫電報機及「中情局」所提供的黃金,于1949年 11月至1950年3月間,先後在北塔山區的巴裏坤湖、新疆塔克拉馬幹沙漠的綠洲地區、青海柴達木盆地格孜庫勒(Gez Kol)湖畔的鐵木裏克(Timurlik)等地活動,並與烏斯滿、賈尼木汗、牙巴孜汗、哈力別克(Qali Beg)、胡賽因台吉(Hussein Taiji)等哈薩克族部族首領秘密接觸,煽動我國邊疆少數民族進行分離的武裝叛亂。斯時,馬克南主導策劃由賈尼木汗負責昌吉、呼圖壁地區,烏斯滿負責吉木薩與奇台一帶,哈力別克負責迪化南山地區等的叛亂。1950年3月,烏斯滿?code>P賈尼木汗在巴裏坤湖宣布成立「自治政府」,領導一萬五千 名哈薩克族人,進行長達一年的武裝叛亂。同年4月,牙巴孜汗則率領約三千名哈薩克族武裝勢力,結合哈力別克的勢力,從東疆哈密地區經南疆、青海進入西藏境 內,一路上與解放軍進行半年的游擊戰。

    最後,烏斯滿賈泥木汗于1951年2月遭解放軍俘獲處决。哈力別克與胡賽因台吉則于1951年夏由南疆經喀什米爾出走,逃往土耳其,成爲海外疆獨最活躍的成員之一。牙巴孜汗則經西藏逃亡臺灣,並于1950年代初在台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
    至于馬克南與貝賽克等,則跨越昆侖山,向拉薩撤退。馬克南于1950年4月在藏北雪噶洪朗(Shegar-Hunglung)關卡遭藏兵誤殺。貝賽克旋被護送至拉薩,並于是年8月奉命向西藏「外交局」提議,拉薩當局應積極與新疆、青海境內的哈薩克族各部,進行軍事情報交流,以掌握解放軍動態。對此,拉薩官員曾表示高度配合的意願。

    策劃藏獨

    1946年,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下令向西藏當局提供一批可供發報用的發電機。西藏當局在英國特務福特的協助下,利用這些設備成立「西藏廣播電臺」,散播藏獨輿論。同年春,美國駐印度大使亨德森(Loy Henderson)就建議美方,如果毛澤東的軍隊在中國獲勝,美國就應準備將西藏視爲一個獨立的國家。
    1951年3月,亨德森大使與達賴喇嘛的私人教師哈裏爾(Heinrich Harrier)會晤,討論達賴喇嘛出走事(哈裏爾後被查出乃是個隱姓埋名的納粹德國納粹黨黑衫隊軍官,在藏七年,曾利用現代技術爲美國繪製了拉薩及喜瑪拉雅地區的地圖,幷經由「中情局」特務貝賽克 携出西藏,交給美國駐印度使館)。

    1950年11月,十四世達賴喇嘛出走亞東。1951年5月,西藏代表在北京與中央簽署「十七點協議」。是時,美國駐印度新德里與加爾克答的外交官,却努力說服當時人在亞東的達賴喇嘛,離開西藏,流亡海外。當時美國向達賴喇嘛開出包括重新同意支援西藏在聯合國的提案,在可能情况下設法提供軍事援助予西藏,派遣密使前往印藏邊界與達賴喇嘛的親信聯繫,承認十四世達賴喇嘛爲一「尊貴的宗教領袖與西藏自主國的元首」(an eminent religious dignitary and head of the autonomous state of Tibet),以及在印度與錫蘭(今斯里蘭卡)拒絕提供政治庇護時,收容達賴喇嘛及其流亡政府等西藏分離我國的條件。但因種種因素,當時達賴喇嘛仍决定返回拉薩。這並未意味著美國的全然失敗,因爲在達賴喇嘛决定返回拉薩前夕,在美國的暗中支援與協助下,達賴喇嘛兄長土登諾布經印度前往美國,另一位兄長嘉樂頓珠,斯時(1951)就與「中情局」簽訂協議,最初爲該局收集情報,後來則策劃游擊戰。日後,嘉樂頓珠與土登諾布二人並經常往來于美國、印度與臺灣之間。及後,美國支援西藏武裝叛亂,1957-61四年間美國「中情局」不但對西藏空投武器、彈藥、糧秣、藥品等物資就超過250噸,甚至將西藏康巴族人(Khambas)送往美國本土科羅拉州丹佛附近高山陸軍的海爾營(Camp Hale)受訓,再空投西藏。

    津貼達賴

    1959年3月,達賴喇嘛最終逃往西方。據美國國務院外交檔案1964年1月9日特別小組(Special Group)備忘錄的記載,該會計年度還列有給達賴喇嘛津貼的18萬美元預算。美國涉入西藏事務之深,由此可見。時至今日,美國更是技巧地將達賴喇嘛“塑造”成民主人權宗教的鬥士,歷任美國總統不乏予以接見,西方頒予諾貝爾和平獎,安排重要場合演講,以“强化”其從事“分離運動”的“合法性”。日前(2007/10),美國總統布希不但再會見達賴喇嘛,第二天還親自出席並頒發國會金質獎章,遠在天邊的拉薩隨即發生僧侶慶祝達賴獲獎並與軍警衝突的事件。美國利用達賴喇嘛顛覆中國,可說六十年不改其志。

    「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

    1949年2月,毛澤東在其與米高楊的談話中,提出「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的政策。換言之,就是徹底摧毀清除帝國主義在華的控制及其影響,亦即摧毀遏阻帝國主義的對華“顛覆”。事實檢驗真理,從事後許多時人回憶與解密檔案,我們才驚知當時美國,是對中國從東南的臺灣、到西北的內蒙與新疆、及西藏,居然是進行“全面的裂解”。美國的這些滲透與“顛覆”當時是在極機密的情况下運作,相關情形最終匯總于華府的「國務院」與「中情局」等部門,但對“被顛覆”的中國人,當時不是無法盡悉,就是只能瞭解局部。

    如果1950年後中國仍與美國爲友,以當時中國國勢的衰弱,民族自信心的不足,勢必受制于美國一手持民主、人權、民族自决的分離意識型態,收買菁英且分化我國邊疆少數民族,一手提供經費、武器彈藥、且包庇分離份子等的顛覆手段。例如後來美國暗助達賴喇嘛的出逃西方,就爲中國大陸留下了一個迄今尚未解决的難題。故毛澤東「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的政策,徹底摧毀了美國的對華顛覆,捍衛自滿清覆亡後得來不易的中華民族大一統,幷以時間凝聚中國人民的內部力量。因此,客觀而言,毛澤東此一决策,實是關係民族復興啓始的高瞻遠矚决策。

    南、北分裂的夢魘

    國民黨政府遷往臺灣後,經由臺灣海峽與中國大陸隔海相望,與中國大陸分離。客觀而言,國共內戰導致中國大陸與臺灣迄今未能統一,是近代中國的悲劇。然而,在那個關鍵的年代,蘇聯領導人史大林强烈敦促毛澤東與蔣介石成立聯合政府,但被毛澤東拒絕。1948年底,當中共形勢大好,準備拿下北京揮師南下時,史大林派米高揚到中國,以口信方式傳達史大林意見,要求毛澤東不要南下長江,讓蔣介石得以生存。毛澤東不僅又未接受,反而于1949年1月1日發表了一篇 「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新年獻詞。

    1949年4月21日,毛澤東下令解放軍渡過長江,並以「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的蓋世氣魄,數月間即一統萬里江山,美、蘇想分裂中國都來不及。如果歷史可以重演,假設當時毛澤東屈服于史大林的一再要求,假設內戰時日稍久,美國外交、情報、國防等各單位完成意見整合,頭腦清醒過來,加大力度積極分裂中國。例如傾全力軍援國府甚至派軍介入,抗阻中共攻勢,使國共兩黨以長江爲界分治。那時,蘇聯支援北方的中國共產黨政府,美國支援南方的中國國民黨政府。如此一來,一個擁有數億人口的文明古國,將被分割成兩個人口與轄區相當的政權,相互敵視,相互顛覆,則中國人民所受的苦難將遠甚于今日台島灣與中國大陸的分離。此外,由于以長江爲界的北中國與南中國,二者綜合實力相當,任何一方都很難經由武力統一,外加美、蘇兩强蓄意分裂中國,則中國人想在二十一世紀完成統一,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開啓民族復興崛起之路

    美國欲乘內戰結束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出現之前,策動並支援我國邊疆少數民族分離,在我國大西北地區建立親美的「區域性政權」,尤其是利用達賴喇嘛使西藏脫離中土,支解我國的“意圖”,居然與日本的“思維一致”。但天算不如人算,未料新興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以千鈞雷霆之勢完成一統。尤其是1949年 10月始,解放軍兵分數路進疆,齊頭幷進,頂風冒雪,餐風宿露,翻過高山峽谷,徒步戈壁瀚海,展現大無畏的英雄氣魄。例如有自阿克蘇徒步橫越渺無人烟的塔克拉瑪幹大漠,急速行軍十五天,直抵和田平亂。有自烏蘇徒步行軍420公里,爬冰臥雪,曆盡艱辛,進駐承化(今阿勒泰),大軍先後旗插天山、阿爾泰山和帕 米爾高原,設立邊防哨卡,戍邊衛國。美國顛覆支解中國大西北的意圖,因措手不及而以失敗告終。但也未完全失敗,既然分裂西北不成,則分裂東南,1950年 6月25日「韓戰」爆發,「韓戰」關臺灣何事?但二天後的6月27日,美國總統杜魯門親自下令其第七艦隊巡防臺灣海峽,實質分裂臺灣至今。同年10月19日,大陸以「中國人民志願軍」名義參戰,禦敵于國門之外。至此,除台港澳外,中國人完成自大清覆亡分崩離析後的實質統一,從而開啓中國復興崛起之路。

    作者不詳 2008-4


  17. 2011/08/08 於 00:17 patchpieces

    US Banking Collapse ‘Imminent’ Warns French Banking Giant

    By: Sorcha Faal

    June 28, 2007

    French banking giant Société Générale Group, through its subsidiary SG CIB, the 3rd largest corporate and investment bank in the Euro zone, has warned today in a confidential report that the American banking system is in danger of ‘imminent collapse’ due to the hedge fund failures at US banking giant Bear Stearns, a fear that is also being voiced in America, and as we can read as reported by the New York Times News Service:

    “The two big Bear Stearns hedge funds that neared collapse last week were full of tricky investments tied to subprime mortgages. To try to ensure that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worth of similar investments don’t also plummet, endangering the financial system, Congress may finally have to do more to help lower-end borrowers. That, in turn, would prop up the investments based on their mortgages."

    Though the United State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has opened an ‘informal’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ollapse of the Bear Stearns hedge funds, SG CIB warns in their report that a ‘series of cascading events’ leading to the ‘insolvency’ of the American banking system is now being ‘unleashed’, and as confirmed by Britain’s Telegraph News Service:

    “The United States faces a severe credit crunch as mounting losses on risky forms of debt catch up with the banks and force them to curb lending and call in existing loans, according to a report by Lombard Street Research.

    The group said the fast-moving crisis at two Bear Stearns hedge funds had exposed the underlying rot in the US sub-prime mortgage market, and the vast nexus of collateralised debt obligations known as CDOs.

    “Excess liquidity in the global system will be slashed," it said. “Banks’ capital is about to be decimated, which will require calling in a swathe of loans. This is going to aggravate the US hard landing."

    Even more catastrophic to the World’s economic system being warned about by SG CIB was the near simultaneous warning this week of a Global Great Depression by the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and as we can read as reported, also, by Britain’s Telegraph News Service:

    “The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the world’s most prestigious financial body, has warned that years of loose monetary policy has fuelled a dangerous credit bubble, leaving the global economy more vulnerable to another 1930s-style slump than generally understood.

    “Virtually nobody foresaw the Great Depression of the 1930s, or the crises which affected Japan and Southeast Asia in the early and late 1990s. In fact, each downturn was preceded by a period of non-inflationary growth exuberant enough to lead many commentators to suggest that a ‘new era’ had arrived", said the bank.

    The BIS, the ultimate bank of central bankers, pointed to a confluence a worrying signs, citing mass issuance of new-fangled credit instruments, soaring levels of household debt, extreme appetite for risk shown by investors, and entrenched imbalances in the world currency system.

    In a thinly-veiled rebuke to the US Federal Reserve, the BIS said central banks were starting to doubt the wisdom of letting asset bubbles build up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ey could safely be “cleaned up" afterwards – which was more or less the strategy pursued by former Fed chief Alan Greenspan after the dotcom bust.

    It said this approach had failed in the US in 1930 and in Japan in 1991 because excess debt and investment build up in the boom years had suffocating effects.

    While cutting interest rates in such a crisis may help, it has the effect of transferring wealth from creditors to debtors and “sowing the seeds for more serious problems further ahead."

    The bank said it was far from clear whether the US would be able to shrug off the consequences of its latest imbalances, citing a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running at 6.5pc of GDP, a rise in US external liabilities by over $4 trillion from 2001 to 2005, and an unprecedented drop in the savings rate. “The dollar clearly remains vulnerable to a sudden loss of private sector confidence," it said."

    These warnings could not have come at a worse time for the war weary United States as its National debt has risen to the catastrophic level of nearly $9 trillion and is increasing at the staggering rate of over $1 billion per day.

    Though the Americans represent only 4 percent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their economy represents 18 percent World’s economy, meaning that the collapse of their banking system will indeed have an effect on all other Nations ability to survive a Global Depression.

    Russia’s President Putin, and in his also knowing of the coming collapse of the Western World’s banking and trade systems, called this week for a new World Economic Order, and as we can read:

    “Speaking to an audience of world leaders and chief executives at a showcase business forum in St. Petersburg, Putin said the emergenc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demands the creation of a new architectur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based on trust and mutually beneficial integration”.

    He added, “Structures that were made taking account of a small number of active members look archaic, undemocratic and inflexible… This is clearly visible in the example of the WTO”.

    The Russian leader proposed the creation of “regional Eurasian free trade organizations” that would draw 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Russia demonstrated its new economic clout during the two-day St. Petersbur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Forum by agreeing to investment accords worth 13.5 billion dollars (10 billion euros), forum organizers said.

    It seemed evident that the World’s business elite had accepted Putin’s assurances during the forum that Russia was a safe bet, in spite of rising tensions between Moscow and the West.

    It also reflected a wider surge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that Putin said had turned the old world order on its head.

    “If 50 years ago, the G8 countries accounted for 60 percent of the World’s GDP, the current situation is vice versa — about 60 percent of world GDP is produced beyond their borders."

    To the ability of the average American citizen being able to survive an economic collapse it no longer seems likely, and as we can read:

    “Personal bankruptcies during the first G. W. Bush administration totaled nearly five million, a record for any single term in the White House.

    Due to the harsh bankruptcy legislation passed by Congress in 2005 the number of bankruptcies has recently declined—at least in the short term. But by making it more difficult for families to free themselves from extreme debt burdens, this is certain to produce ever greater numbers of workers who are essentially “modern-day indentured servants.”

    It is also worth noting that the similarities to the present horrific circumstance facing the American people is an, almost, exact mirror imagine of that faced by their ancestors of last century whose lives were altered forever by the event known as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which saw the greatest political and social realignment the United States had seen since their Civil War Period of the mid 1800’s, both of which led to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t the expense of the individual States and personal freedom.

    And, as their 20th Century ancestors had World War I, the realignment of the European Continent, the realignment of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Spanish Flu Pandemic; today the Americans have a Global War on Terror, the uniting of the Nations of Europe into a single Union, another realignment of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Bird Flu Pandemic.

    “The more things change the more they stay the same” comes to mind in pondering that which is facing the American people today, but, perhaps, the more appropriate quote for these weary people were spoken by the 19th Century German philosopher Friedrich Nietzsche, and who in foreseeing the ‘plans’ of the World’s elite powers for humanity issued a warning to any, and all, who would listen, “Out of chaos comes order."


  18. 2011/09/03 於 09:57 patchpieces

    金融洋奴

    又開始忽悠了。從人民幣離岸交易中心,到人民幣納入SDR(特別提款權),這幫人又來勁了。他們將此標榜為“人民幣國際化”。國人再一次被帶入“清明上河圖”了。
    人民幣能夠這樣國際化嗎?
    這難道是將人民幣國際化嗎?

    很久了,筆者厭倦了他們的嘴臉。這是一批身居我國政商學高位的“金融洋奴”。他們戮力踐行“國際金融資本”的“金融侵華戰略”。
    他們“巧妙地改變”了人民幣屬性;
    他們“有序地”將我國國民福利轉送到境外;
    他們悄無聲息地將我國市場變成了西方金融資本的殖民地。

    “金融洋奴”們按照“國際金融資本”預設的邏輯將中國嵌入了國際政治經濟一體化的“大佈局”當中。他們通過強大的資本力量強制性地完成了後冷戰時期全世界的社會分工,中國被他們毫不客氣地壓在了金字塔的最底層。
    (芝加哥弟子林毅夫)洋奴們搞的所謂的“比較經濟優勢理論”,將我國定義為“世界工廠”。作為世界工廠,中國必須要服從國際金融資本逐利的需求。於是,中國事實上被解除了貨幣發行權。中國人不要認為自己在使用人民幣,中國人使用的是叫人民幣的美元兌換券。每次聽到金融洋奴們的“美妙說辭”,筆者都感到痛心裂肺。仔細地看看吧,人民幣早就已經被“國際化”了,人民幣早已經是一種“代理發行”的有限流通的“美元代幣”了。對於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這是一種怎樣的悲哀!

    我國的領導,我國的人民,是否應該認真地想一想啊?西方富裕國家不遠萬里來到我國借錢,不借金、不借銀、不借人民幣,他們卻要借他們本國發行的貨幣,這合理嗎?美國人借的是美元,歐洲人借的是歐元,英國人借的是英鎊,這不奇怪嗎?
    要知道,他們是在“借”他們自己印刷的貨幣啊!
    天哪!我們是一個擁有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席位的主權國家啊!我們為什麼不借給他們人民幣啊?笨蛋們,至少,可以先借給他們人民幣,再讓他們來換美元、歐元、英鎊啊!

    我國缺乏金融知識和金融專家嗎?
    就筆者所知,全世界精通金融的華人大有人在。很遺憾,他們難入當今政商學當家人的法眼。這是一個荒唐透頂的時代,中國的金融領域非洋人和洋奴不許入內。這就是那個令人齒寒的“比較經濟優勢理論”比較出來的結果。一群混蛋們比較後的結論很簡單:拱手獻出中國的金融主權!

    敢問一句,中國作為一個擁有金融主權的國家,難道不應該發展“人民幣債券”在岸交易市場嗎?
    不可以讓西方國家來華發行“人民幣債券”嗎?
    不可以讓他們的和我們的“人民幣債券”在中國法律體系下流通嗎?
    搞什麼人民幣離岸交易中心呢?
    搞什麼鬼都不信的SDR?
    腦子進水了嗎?
    離岸交易中心能沒有價格嗎?
    離岸價格與在岸價格出現巨大差異怎麼辦?行政干預嗎!
    干戈倒置,授人以柄,一群笨到姥姥家的糊塗蛋!

    筆者曾經寫下《掠過佛來堡》一文,筆者呼籲中國人的主體性思維;筆者寫下《我們的貨幣叫人民》,筆者希望建立一個足以獨立於世界的中國主權貨幣。可是,“金融洋奴”們“竭力壓制”任何敢於強調金融主體性的聲音。他們欺騙我國領導和我國人民,他們竟然將“人民幣美元化”美化為“人民幣國際化”。並且,將這些荒唐的邏輯寫進重要的歷史文獻,形成制度和法律安排。最無恥的是,一些人竟將這種“獻城於敵”的卑鄙行徑溢美為改開搞的偉大成果!真的就不怕留下千古駡名嗎?

    筆者最近重讀了(芝加哥學派祖師爺)佛裏德曼的《美國貨幣史》。佛裏德曼揭示了一個樸素的真理:一個具有強大本幣債券市場的國家,才可能擁有一個真正意義的國際貨幣。簡言之,必須建立強大的人民幣債券在岸交易市場,才有可能實現人民幣真正的國際化。當年英鎊如此,後來美元如此。不在這個問題上下功夫,搞旁門左道的小動作,無異于自毀長城。
    西方富裕國家不願節制財政,想要舉債度日,那就對不起了,你們只能借人民幣,還必須要有可信的抵押擔保。當然,他們也可以在中國市場上將人民幣換成他們喜歡的貨幣。但是,請記住,到期必須還人民幣。中國無條件對外進行外匯借款的大門應該關閉了,西方國家靠印錢就能還債的時代必須結束了。

    大道理往往很樸素。樸素到不需要金融知識。大政治家治國,必須正道直行。欲正道直行,必須與君子為伍。奴才,無論是土奴才,還是洋奴才,畢竟都是奴才。狗奴才,才會想出那些下三濫的招數。其中,“金融洋奴”是最為可怕的,他們另有主人,心懷二志,圖謀不軌。金融洋奴當道,亡國滅種不遠矣!

    如今,金融洋奴得勢,他們堂而皇之行走於廟堂之上,一個個大名鼎鼎如雷貫耳,他們的名字還需要一一羅列嗎?筆者從不憂慮我國缺少金融人才,筆者嚴重憂慮我國人才和奴才的地位不對等。中國的歷史教訓在於,在儒教風行的時代,往往是奴才壓倒人才。奴才們也可以主導歷史進程。宋明敗亡的教訓都很經典,奴才們合夥滅絕了人才,殺嶽飛、殺袁崇煥、殺一切可以立國安邦的人才,一直殺到亡國滅種的那一刻。畢竟,現實的金融利益實在太過巨大了,金融奴才們會誓死捍衛既得利益的。燦爛的金色背後,從來就不缺少血腥。“滿城盡帶黃金甲”,那意味著一場驚天動地的金融叛亂。

    畢竟,中國人見識過了人民當家作主的年代,人民未必會允許奴才們亂來的。當然,人民要明白,僅僅從天安門廣場移走孔子像是不夠的。我們必須重建中華民族的人民主體性和國家主體性。最低限度,我們不能繼續把金融洋奴當神仙供著了。

    注:聽說薩科齊(8/24來華)竟然用支持人民幣納入SDR 作為來華談判籌碼,真是欲哭無淚。一個如此下流的騙子,一個如此拙劣的騙局,竟然可以將泱泱大國玩弄於股掌之間?這叫我等還認幾個字的草民情何以堪!到了該醒的時候了,應該收拾這群騙子了!

    文/盧麒元

    2011-08-30


  19. 2011/09/09 於 12:41 patchpieces

    栽贓謊言終於掩蓋不住了-南韓自承揭秘“(自導自演自殘苦肉計)天安號事件”乃是由美國邀請以色列潛艇所泡製擊沉 

    美國邀請以色列潛艇擊沉 “天安”號

    2011年8月29日 中安線上-新安晚報
    http://roll.sohu.com/20110829/n317661774.shtml

      2010年3月26日晚8時22分許,韓國“天安”號警戒艦在正常巡邏至白翎島以南水域(這裏有朝韓經常發生衝突的“北方限界線”)時遭襲擊沉沒。根據兩個月後韓國聯合調查團發佈的最終結果,認定攻擊源來自秘密滲透到韓國水域的朝鮮鮭魚級潛艇,韓國因此中斷與朝鮮的一切交流。

      韓國海軍反潛警戒艦“天安”號沉沒事件過去一年後,韓國《統一新聞》最新爆料稱,這起悲劇的“主犯”其實是美國,而造成“天安”號爆炸沉沒的正是被美軍秘密邀請來參加美韓演習的以色列潛艇。

    神秘魚雷 來自何方的神聖

      韓國聯合調查團發佈的這份調查結論存在諸多疑點,韓國國防部又一直遮遮掩掩,對民眾的質疑不予解釋。韓國民主黨議員朴英善指出,根據韓國聯合參謀本部的作戰序列,屬於韓國海軍第二艦隊的“天安”號平時是不准進入白翎島以南水域的,因為那裏平均水深為6.4米,不適合中型以上艦艇航行,它為什麼偏要進入限制水域呢?而按照韓國國防部的說法,“天安”號在事發前與駐平澤的第二艦隊司令部保持聯繫,且韓國海軍戰術資料系統(KNTDS)能即時掌控所有艦艇方位,換句話說,要麼是“天安”號艦長怠忽職守,不按上級指令誤入限制水域,要麼是上級特地安排它到這片水域執行秘密任務。可是,韓國國防部拒絕做出進一步解釋。

      事實上,“天安”號的用途正是依託雷達聲呐探測並攻擊朝鮮海軍潛艇、人操魚雷等水下目標,朝鮮潛艇若接近“天安”號,理論上早就該被發現了,況且當時“天安”號正呆在美韓“關鍵決心•禿鷲”聯合軍演的反潛演練水域,要說神經繃緊的韓國反潛艦沒發現滲透來的朝鮮潛艇明顯說不過去。但從韓國國防部公佈的一系列分析資料來看,似乎證明“天安”號確遭潛艇魚雷攻擊,那麼神秘的魚雷到底來自何方呢?

    水下來客 不能公開的秘密

      作為《統一新聞》的資深軍事分析師,韓國統一研究所所長韓浩錫經過細緻調查,發表了自己的調查結論,或許能撥開人們心裏的疑雲。韓浩錫發現,在去年的“關鍵決心•禿鷲”演習中,美韓舉行規模龐大的聯合反潛訓練,美國海軍破例允許自己的“哥倫比亞”號核潛艇參加其中的“潛艇反潛”專案,為了給美國“稀客”尋找合適的對抗目標,韓國特意派遣“崔茂宣”號潛艇扮演朝軍潛艇,但僅有一艘潛艇對抗不符合美軍實戰化演練要求,經過研究,美國私下邀請以色列派出一艘海豚級潛艇參演,但它參演的資訊沒有公開。至於“天安”號,也是確定參演的艦艇之一,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才讓其貿然進入平時受限制的水域。

      2010年3月26日,以色列潛艇根據演練預案潛航至白翎島以南海域,因不熟悉朝鮮半島周邊海域,當晚8時許,該潛艇撞到白翎島以南蓮蓬岩附近的暗礁,艇底出現大洞。以色列潛艇只得上浮,並向參演美軍發出求救信號,沒想到它在上浮過程中發生爆炸,並從韓軍KNTDS系統顯示幕上消失。恰在此時,“天安”號正在追蹤假扮的“朝鮮潛艇”(此刻“天安”號艦員尚不清楚以色列潛艇的身份),艦員顯然通過雷達發現假想目標已浮出水面,可能“出了什麼事”,按照慣例,“天安”號要湊上去瞭解情況,並向第二艦隊司令部緊急報告。緊接著,韓國第二艦隊司令部也接到美軍的救援申請,一方面聯絡仁川海警署出動救援,一方面下令“天安”號中止演練回港,因為它自身沒有施救能力。8時15分許,奉命施救的韓國海軍第二艦隊高速艇和仁川海警艇急速趕往事發海域。7分鐘後,“天安”號突然發生爆炸。韓浩錫指出,如果“天安”號確定被魚雷擊沉的話,那應該是以色列潛艇在爆炸後散落的魚雷所致,因為以軍潛艇從來都是保持全副武裝狀態,隨艇攜帶14枚待發魚雷。

      韓國地質研究院也在3月26日晚監測到兩次因巨大爆炸引發的地震波,第一次爆炸就發生在當晚8時許,第二次爆炸發生在20分鐘後,這一結論完全證明在“天安”號沉沒前確曾發生過一次爆炸。韓浩錫認為,從韓國國防部遲遲不敢公開的“天安”號與第二艦隊司令部的通話記錄和倖存者證言來看,應該就是為了掩蓋發生于“天安”號沉沒前的以色列潛艇失事事件。對美韓而言,以色列潛艇失事絕對是不能公開的事情。

    美軍救援 醉翁之意不在酒

      更大的秘密還在後面。受韓國“天安”號警戒艦沉沒的影響,美韓不得不提前結束“關鍵決心•禿鷲”演習,參演的美軍“希洛”號巡洋艦、“威爾伯”號和“拉森”號驅逐艦、“薩沃”號救援艦和第1遠程潛水救助機動團(MDSU-1)所屬的16名潛水夫都于3月27日趕到“天安”號沉沒現場搜救,美方承諾“不惜代價”幫助韓國。儘管美方態度積極,但實際表現可以用無所作為來形容,像“天安”號的艦尾是一艘韓國漁船發現的,打撈艦體殘骸和失蹤人員的工作也都是韓國海難救助隊(SSU)和水下爆破隊(UDT)完成的,而美國潛水夫屢屢以白翎島海域“不符合美軍救助作戰指針”為由袖手旁觀。

      但美軍表面上的清閒只是掩人耳目。事實上,美國海軍從珍珠港出動搜救艦隊,4月1日晚又從日本佐世堡港派出“哈珀斯•費裏”號船塢登陸艦,4月2日到達白翎島,艦上搭載著第7艦隊登陸部隊司令裏查德•蘭多爾特少將和第5爆炸物處理機動部隊(EOD?MU-5)所屬第501連的6名技術專家。可是美軍搜救重點根本不在“天安”號身上,韓國OBS電視臺曾在3月31日報導“找到"天安"號上的4具屍體”,可是4月3日又報導稱“發現"天安"號首位失蹤者南基勳上士的屍體”,這一前後矛盾的報導難道是意外嗎?OBS新聞頻道本部長金碩鎮向韓浩錫透露,OBS向現場派出了最得力的記者,所有消息是經過各條管道確認後才發佈的,“消息真實性不容置疑”。從種種跡象上看,這一消息的真實性可以確定,只不過3月31日發現的4具屍體並非韓軍失蹤人員,而是來自以色列潛艇上的水兵,更重要的是,前面4具屍體均是由美軍潛水夫打撈出來的。

      4月6日,美軍HH-60艦載直升機打撈出一個形狀怪異的物體並轉運到“薩沃”號救援艦上,正在現場的韓國KBS、MBC電視臺記者都覺得這個物體酷似潛艇後半段,可是美軍官員卻搪塞說:“我們是臨時舉行搜救演習,這個東西是我們事先安排好的。”《統一新聞》指出,美軍撈起的正是以色列潛艇殘骸,而且美國人在“哈珀斯•費裏”號上安排6名爆炸物處理專家坐鎮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因為他們主要工作是處理核生化等危險品,而“天安”號上只配備常規武器。韓浩錫強調,海豚級在以色列國防戰略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艇上平時除了配備魚雷,還裝載有配核彈頭的巡航導彈,這才是美國人竭力搜救的原因所在。4月17日,美軍搜救力量不顧“天安”號打撈工作還未掃尾就草草離去,因為他們打撈以色列潛艇的任務已經結束了。就在當天,一架美軍運輸機將打撈出來的以色列潛艇艇員屍體由韓國烏山基地秘密轉運到本土華盛頓州的安德魯斯空軍基地,隨後又運到美國海軍醫療中心,在完成身份驗證後,這些屍體被送到馬里蘭州的錢伯斯火葬場火化,這一秘密也就被永久地隱藏起來。

    艾嘉/編譯


  20. 2011/09/25 於 01:07 patchpieces

    □ 紅色悲歌

    大勢不再

      “最危險的敵人往往來自我們內部……”這句話在許多時候、許多地方都是適用的……

      對20世紀80年代的美國人而言,蘇聯其實已經越來越不足為慮了–雖然那時蘇聯的威脅被媒體描述得仿佛可能在下一秒就會降臨在西方人面前。如前文所言,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通過一系列軟硬兼施的手段,西方世界中由美國人所主導的"金字塔"型分工體系的結構開始變得清晰且嚴密起來,並且西方世界大於社會主義陣營的經濟總量在美國人的統一調配下成為實實在在的優勢。兩個陣營之間的實力差距從當年的兩屆奧運會就可以看出來。當時美國以蘇聯入侵阿富汗為藉口,帶頭抵制1980年的莫斯科奧運會。結果不算蘇聯自己,當年參賽的國家只有80個,參與報導賽會的新聞記者共有5615名,比參賽運動員的人數還要多。開幕式上,這80個國家裏又有16個國家的代表隊在入場式上沒有打本國國旗,以奧林匹克五環旗替代,新西蘭代表隊乾脆打了面黑色五環旗,有10個國家只有旗手一人,運動員乾脆沒出場,後來在獲獎時這些國家也不升國旗、不奏國歌–借著奧運會搞政治對西方國家來說是輕車熟路。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蘇聯還以顏色,也帶頭搞了一次抵制,但聲勢上要小得多,參加抵制的只有保加利亞、民主德國、越南、蒙古、老撾、捷克斯洛伐克、阿富汗、南也門和古巴等國家。

       所謂“抵制”,就是要讓各個國家表明立場、選邊站隊。看看兩次抵制的回應者,東、西方陣營的界線也就基本清楚了。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差不多涵蓋了世界工業生產力的三分之二,這樣的實力一旦被有效地組織起來,結果是顯而易見的。在總體實力居於劣勢的情形下蘇聯要繼續和資本主義陣營保持均勢,那麼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重工業和輕工業的比例以及工業和農業的比例就都無法保持平衡,老百姓的生活水準提高程度和國家經濟增長就無法成正比。舉個例子,在阿富汗戰爭期間, 蘇聯一架米-24武裝直升機的價格只約合9噸豬肉,這不是說蘇聯直升機多便宜,而是意味著那裏的豬肉太貴了,這背後就是蘇聯國內輕重工業嚴重失衡。蘇聯的封閉經濟體系裏,發行的貨幣和生產的產品是對應的,然而這些產品中大多數都是衣不能穿、食不可餐的軍工產品,刨除這一塊,只對比和老百姓生活相關的消費品的話,盧布的發行就是過量的。因為對一般消費品的購買力不足,導致盧布對西方貨幣的官方匯率和實際匯率能差出很多,那時黑市兌換猖獗就是這個問題的反 映。"8 • 19″事件以後盧布迅速貶值,其中就有被"打回原形"的味道。

      有人說蘇聯為什麼不能不搞對抗,為什麼不以"和平與發展"作為自己的主題?問題是西方國家不會給社會主義國家陣營這個機會。
    雷根上臺以後,美國開始對蘇重新採取遏制政策,表面上沒有20世紀50年代杜魯門主義那樣強硬–因為美、蘇的實力差距沒有那時那麼大,但也不是尼克森時期的收縮政策。雷根政府的基本方針是:強調以抗擊蘇聯為中心,奉行所謂"以實力求和平"的方針,具體說就是以美國的經濟、軍事實力壓制蘇聯;在地區爭奪上,把蘇聯頂在20世紀70年代末的擴張線上,使社會主義陣營不能再前進一步。同時,保持各種管道,加強同蘇聯的"對話"–也就是促使蘇聯"和平演變"。國務卿黑格、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艾倫、國防部長溫伯格成為對蘇戰略的核心人物。後 來艾倫在任職10個月後被對手搞了個受賄醜聞被迫辭去了職務,軍人出身的麥克法蘭接任了他的位置,這樣雷根身邊就是三位軍人出身的鷹派幕僚在決策對蘇戰 略。和平與發展在後面的歷史的確成了時代的主題,但其前提是美蘇兩邊必須有一方衰落直至滅亡,而很不幸,蘇聯是滅亡的那一個。

    異 化

      產生變化的不只是雙方實力上的對比,更為根本的是蘇聯自身的變化:由於缺乏人民對黨實施有效監督的體制,自赫魯雪夫時代開始,蘇共從一支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共產主義政黨一步一步蛻變成了所謂"全民黨",實質就是變成了一個新的權貴集團,國家資本主義蛻變成了權貴資本主義,列寧被他們改造為一個形象越來越模糊的簡單圖騰,用以維護其執政的合法性。黨開始背離社會主義,背離人民的利益;領導幹部日益脫離群眾,退化成為一群貪婪如狼、懦弱如羊、蠢笨如豬的官僚;官僚主義與幹群關係緊張大大地損害了原本運轉正常的計劃經濟體制,使得內政問題進一步惡化……在經過長達18年的、穩定的、" 一團和氣"的勃列日涅夫時代之後,蘇共的“權貴化”已然到了積重難返的時代,為了讓自己以及子孫後代永享到手的利益,蘇共的“既得利益集團”最終開始搞起了“政治體制改革”—“拋棄”社會主義搞“私有化”,好讓自己從管理財富的國家幹部變成掌握財富的“資本家”。

      某些原本就自視高老百姓一等的所謂"知識分子"此時也迫不及待地站出來高喊著要對國家進行“民主改革”,實質則是妄圖在動盪中為自己“分一杯羹”–當初靠搞"民運"上臺的這批人,後來“無一例外”地成了“新貴族”,譬如格魯吉亞的薩卡什維利、烏克蘭的尤先科等等。最可笑的是,由於蘇共背離黨的宗旨和原則、背離社會主義所產生的種種社會弊端,在這些人嘴裏卻成了社會主義的罪狀,以此來徹底否定社會主義。當然,更多的知識份子,則是由於蘇共的腐化以及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經濟快速發展的表像才接受了西方的新自由主義思想,進而不自覺地成為這些思想在蘇聯國內的傳播媒介,而這些天真的知識份子們包括當時蘇聯的"經濟學家"對市場經濟和私有化的認知尚處在"西方 19世紀的水準"–面對一堆經濟問題,他們的理解是只要私有化了,一切"自然"就解決了。
    除了黨內與知識界的這兩股力量以外,民族分裂勢力、各種宗教勢 力以及沙俄時期的舊貴族在這段時期也都活躍了起來。而這些人又都不約而同地紛紛將手伸向了西方國家,以期借助外部力量達到自己的目的。
    蘇聯時代大量所謂" 異見人士"的活動經費來源於哪兒呢?
    顯然並不是從蘇聯的工人農民那裏募集來的,蘇聯時代從未聽說過有這樣的集資活動。到目前為止,我們所知道的一個“大金主”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呢?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又譯為"國家民主捐贈基金會",簡稱END,熟悉國際政治的人恐怕都不會太陌生。它號稱美國上百萬個“非政府組織(NGO)”中的"龍頭老大",和美國國務院、國際開發署、「中央情報局」有密切的聯繫,被認為是「中情局」的"另一塊招牌"。這個20世紀80年代初成立、主要靠美國政府撥款從事活動的"非政府組織(NGO)"在世界很多地方扮演過“特殊的政治角色”,可以數出來的有:委內瑞拉等拉美國家、烏克蘭等獨聯體國家、伊 朗等西亞國家、緬甸等東南亞國家,它們都受到其顛覆活動或推動"顏色革命"的影響。

      不僅僅是在黨外,在蘇共黨內,為了抓住權力很多 人同樣選擇去搞“挾洋自重”。在雅克列夫的牽線搭橋之下,1984年戈巴契夫與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在倫敦郊區切克斯別墅一對一地“秘密會見”,談了什麼至今沒有完全解密,但之後西方各個國家立即統一形成了“輿論熱潮”,它們“盛讚”
    戈氏"是蘇聯理想的接班人",
    “是具有新思想的新一代領導人",
    “是可以打交道的人"。
    戈氏的那顆帶有招牌式胎記的半禿腦袋在當時常常會出現在西方的各種雜誌上,其中包括《時代週刊》—
    柴契爾夫人曾自豪地說:"是我們把戈巴契夫提 拔起來當了總書記。"

     1986年雷根和戈巴契夫的雷克雅未克會見也是一對一,戈氏亮出了他的底牌–已做好犧牲蘇聯利益,為美國“效忠”的準備。
    戈氏後來公開地承認:在雷克雅 未克會見時"實際上已把蘇聯交付美國聽憑處置",他說:"雷克雅未克實際上是一場戲……一場重頭大戲……我認為,如果沒有雷根這樣強有力的人物,整個過程 就不會開始……這次峰會上我們……走得已經那麼遠,根本就不可能再有回頭路。"
    1989年戈巴契夫在馬爾他同老布希總統會見的時候,整體移交蘇聯內政、 外交陣地的過程已經完成,當時有個快言快語的外交官形象地說:"冷戰是在地中海暖洋洋的海水中埋葬的。"

     背 叛

       如果說戈巴契夫還只是迎合西方勢力的話,葉利欽、謝瓦爾德納澤、切爾諾梅爾金等人則“走得更遠”,這些人代表了蘇共黨內的“反叛力量”。早在1987年夏天,當葉利欽尚未與戈巴契夫發生衝突之時,葉利欽就開始與美國駐蘇聯大使進行“接觸”,他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坦率",給美國大使留下了強烈的印象,美國隨即將他作為重點“工作對象”,“全力支援”他對抗蘇共中央、對抗蘇維埃政權、“分裂”蘇共和蘇聯的一切行為。
    由此開始,葉利欽或者說是蘇共內的反叛力量取代了以戈巴契夫為代表的“蘇共改革派”,成為西方國家眼裏"更可以打交道的人",此前戈爾巴喬利用外交場合所反復宣傳的"新思維"、政治改革等話題,此時對西方國家恐怕已經不再有那麼強的吸引力了。

      在葉利欽與戈巴契夫公開發生衝突被開除出政治局後,這一點表現得尤為明顯。那時美國利用各種機會始終與葉利欽保持著密切的接觸。1989年葉利欽當選為蘇聯人民代表並進入最高蘇維埃,當年9月隨即訪美,而美方則破格接待這位"非正式訪問"的"非官方人物",安排總統、副總統、國務卿和前總統雷根等諸多政要同他會晤。葉利欽回國後,隨即加緊展開反共活動。一方面在黨外謀求取消蘇共領導地位的憲法的修訂,另一方 面在黨內領導"民主綱領派"進行"政改",力圖"徹底改造"蘇共,剝奪黨的領導權。

      戈巴契夫與葉利欽的政治鬥爭,說白了就是蘇共 高層瓜分國家和人民財富的一場利益之爭。為了自身的私利,這些人可謂不擇手段,完全罔顧其他–在這場鬥爭中美國政府竟被請出來擔當起了協調人的角色。葉 系與戈系後來的"聯手合作"是由白宮和美國國務院推動的,在大國政治中恐怕找不出比這更荒謬、更可悲的事情了。1990年3月,葉利欽當選為當時蘇聯範圍內最大的加盟共和國–俄羅斯共和國議會的議員,同年6月,他憑藉一系列"政治秀"當選為俄羅斯共和國的主要行政長官。此後,葉利欽和他的助手們開始採取一系列政治手段,破壞國家的計劃經濟體制,導致國家經濟增速出現明顯下降,降幅約為2%。1991年,葉利欽又進一步破壞中央計畫,他把俄羅斯稅收的絕大 部分截留了下來,不再上交中央財政,而俄羅斯共和國則是蘇聯的主體部分,蘇聯經濟因此當年就下降13%,這最終誘發了蘇聯的解體–20世紀90年代初蘇 聯經濟中出現的問題,根本不在於計劃經濟體制內部,而完全是人為破壞的結果。

     蘇共反叛者們最終成了後來蘇聯解體最大的獲益者。如今俄羅斯最富有的人正是當年黨內的"精英"。所謂"改革",說到底改的就是一個社會財富分配體制– 把原來相對平等的財富分配體制砸碎掉,然後把財富堆在那裏,讓人們一哄而上去搶,誰搶著算誰的,蘇聯的"經濟學家"們美其名曰自由競爭。而這些身居要職的 精英們早已給自己占住了最好的位置,這樣一來結果可想而知。除了眾所周知的葉利欽家族之外,還比如說切爾諾梅爾金,20世紀80年代他當過蘇聯天然氣總公 司的總經理,1992年天然氣公司"私有化"後,切爾諾梅爾金搖身一變成了天然氣股份公司最有實力的控股人,控制著全世界40%以上的天然氣資源,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幾個人之一。“蘇聯共青團”中央書記科爾科夫斯基利用自己的職位創辦了一家大銀行,把原屬於人民的財富“變成”了他個人的財產。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黨內的“激進民主派”曾大肆批判蘇共高層的腐敗與特殊化,平心而論,那時蘇共領導幹部們的“特殊化”還僅限於偷偷摸摸地搞些特供商店之類的東西,在莫斯科庫圖佐夫大街上有一座公寓樓,裏面的戶型大致是200~300平方米,勃列日涅夫、蘇斯洛夫和安德羅波夫的居所就在裏面,對於如今的人們而言,這種級別的腐 敗恐怕說出來都會被笑話。事實上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莫斯科就已經實現了電氣化,每5個家庭就有一輛私人汽車,蘇聯公民每月用於文化娛樂的支出占工資總 額的10%~15%,更重要的是涵蓋全民的免費醫療、免費教育以及免費住房。對比1991年之後富可敵國的新貴們的腐敗生活,當時的國情是:國民人均壽命 縮短,治安惡化,貧富差距拉大,國家工業體系支離破碎……當年蘇共的腐敗與之相比,恐怕就有幾分"竊鉤者"與"竊國者"的味道了。如今"竊鉤者"已經"伏 誅",而"竊國者"又當如何呢?

      相比於這些新貴,戈巴契夫的晚景則要淒涼得多。在筆者看來,這並非是由於一些文章中所說的愚蠢或者是"好心辦壞事",這其實是他與葉利欽鬥爭失敗的結果。他們所“爭奪”的,不客氣地說其實就是一個“(買辦)賣國者”的位置。蘇聯解體以後,葉利欽給戈巴契夫的只是每月4000盧布的退休金–這也是戈氏在辭職之後所“唯一關心的事情”,不幸的是隨著俄羅斯國內瘋狂的通貨膨脹的到來,這筆錢折合成美元之後不過1美元而已。戈氏開始像一個“藝人”一樣忙著在西方國家“拍廣告”賺錢,他曾帶著10歲的孫女入鏡拍了“必勝客”廣告;拿自己的名字為伏特加酒做了商標;還曾為路易•威登做過廣告……顯然,戈氏所看重的只是“自身的利益”,所謂"好心辦壞事"是無從談起的。

     解 體

      在蘇共內部如此"配合"的同時,美國人也沒有閑著。美國政府制定“肢解”蘇聯的行動計畫始於1981年春,策劃大致完成於1986年底–也就是戈巴契夫與雷根單獨會見之後,前後一共耗時5年多一點的時間。這一行動當時是背著社會公眾、政府和國會秘密進行的,知道內情的僅限於高層的少數幾個人–總統雷根、「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凱西、總統國家安全助理理查•艾倫和國防部長卡斯帕爾•溫伯格。現在公佈的資料表明最早提出這一計畫的是威廉•凱西,"凱西、艾倫、溫伯格在總統的支持下決定向蘇聯發出挑戰……我們認為雅爾達會議無效。"回憶人記得在凱西提交了阿富汗戰場等 情報報告後,提到了蘇聯問題,凱西認為美國沒有必要再繼續遵守以往的遊戲規則。

      哈佛大學歷史學家理查•帕普斯為雷根草擬了美國對付蘇聯最新戰略計畫,代號為:NSDD-75。這一次世界大戰略表明瞭美國政策中的"革命性轉折"。"我們當前的目標已經不是與蘇聯共存,而是要改變蘇聯 的制度。""我們完全有能力借助外部壓力來改變蘇聯制度。""通過利用蘇聯內部的弱點來動搖蘇聯制度是美國的目的。"為此,美國展開專門行動,開始在蘇聯 和東歐國家內部尋找他們覺得可靠的代理人–雅克列夫、戈巴契夫、葉利欽這些人恐怕就是他們的"工作成果",通過給阿富汗反政府武裝以及東歐的反對派以 物質和政治支持,使蘇聯捲入兩場尖銳的危機–阿富汗戰爭和波蘭危機。

      與NSDD-75計畫配合的還有另一套反蘇經濟戰方案,代號 是:NSDD-66,在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後開始執行,策劃者是雷根的蘇聯經濟顧問亨利•羅恩。NSDD-66的主要任務是:切斷蘇聯從西方獲得先 進技術用於產業升級的管道;打擊蘇聯外匯的主要來源–石油和天然氣的貿易。克格勃和蘇共高層當時都知道存在這樣一系列"旨在推翻蘇聯制度的美國情報機關 和其他特工機構的計畫",然而忙於瓜分國家財富的權貴們顯然對此並不在意,相反,為了在政治鬥爭中佔據上風,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樂於主動迎合西方國家。

       除了戈系和葉系以外,蘇共黨內還存在由雷日科夫、亞納耶夫等人所組成的第三支力量,他們主張要回到比較傳統的社會主義道路上去。然而,這批人並沒有走出 蘇共權貴化的框子抑或是歷史沒有給他們足夠的時間吧。作為挽救聯盟的最後努力,副總統亞納耶夫等人發動了"8 • 19政變",軟禁了戈巴契夫,然而這一行動並未得到人民群眾的回應,後者選擇了冷眼旁觀。而在面對西方所謂的輿論壓力時,亞納耶夫等人又表現得畏首畏 尾,在事件爆發三天之後最終釋放了戈巴契夫。最後的努力至此宣告失敗了,葉利欽借此機會,宣佈蘇共為"非法組織",停止了黨組織在俄羅斯共和國境內的一 切活動–整個過程中,竟沒有一個黨員站出來進行過抗爭。也就在這個8月,烏克蘭、白俄羅斯、莫爾達瓦、阿塞拜疆、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先後宣佈獨 立(此前在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已宣佈獨立,次年,格魯吉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依次宣佈獨立),蘇聯解體至此已進入不可逆狀態。1991年12月 25日,蘇聯總統戈巴契夫宣佈辭職,將國家權力移交給俄羅斯總統。當天19時32分紅旗從克里姆林宮上降落!第二天,蘇聯最高政權蘇維埃通過最後一項決 議,宣佈蘇聯不再存在……

    顏色革命

      事情到此還遠未結束,這片土地上一下子出現了15位總統–同時也是這裏最富有的人。而在此之前,他們都是蘇共的高級幹 部,正是通過肢解聯盟,原本屬於全體蘇聯人民的國有資產被這些人劃到了自己的口袋裏。這樣一個根源也就決定了,由蘇聯解體而誕生的這些新的政權執政基礎從 一開始就是背離人民根本利益的,是難以獲得民心的–簡單說就是在已經腐化的蘇共基礎上進一步變本加厲。

      對於西方國家而言,這些政權同樣是無法令人放心的,他們的利益依舊是基於他們的國家來實現的,和西方世界並沒多少瓜葛,甚至很多地方還會存在衝突–這一點可以參見現在俄羅斯與西 方的關係。如果蘇聯解體僅僅限於這一步,那對西方而言需要解決的就只是一個地緣安全問題,蘇聯地區的資源依舊沒有完全納入西方主導的經濟體系中來,那些地 緣上的戰略要衝也沒有完全被西方國家所掌握,因此資本擴張從中所能獲得的好處還是有限的。

      雞蛋原本就有縫,而外面還有一大群虎視眈眈的蒼蠅,於是,顏色革命也就開始了。從格魯吉亞開始,之後是烏克蘭,然後是吉爾吉斯斯坦。與此同時,俄羅斯針對普京的遊戲也開始了。與脫胎于蘇共官僚的舊領導層不同,這些靠“顏色革命”上臺的新貴最初都是黨外的知識份子或者是"異見人士(公共知識分子)",他們手中的政治資源原本要少於前者,於是也就更加“依賴”於西方國家的支持。在蘇聯解體之前,他們和葉利欽們曾可以說是同盟關係,而變質後的蘇共對這些人也一直採取綏靖政策–蘇共不敢依靠人民,就只能選擇向這些所謂“精英階層”尋求支持。如今蘇聯滅亡了,由這些和西方存在更多“共同利益”的人去執掌權力,顯然比那些前蘇共官僚要更合適。

      在2003年格 魯吉亞“玫瑰革命”之後,筆者在一部紀錄片裏清楚地記著這樣一個鏡頭:
    在一個公開場合,薩卡什維利在對記者進行了一番講話之後,立即回頭去問了他的顧問──美國退役軍官布魯斯•傑克遜這樣一句
    “我說錯什麼了嗎?”
    這其實就是這些“民主派”人士與美國之間“關係”的“最真實的寫照”。
    2008年北京奧運開幕當天,格魯吉亞突然兵進南奧塞梯,由此俄格戰爭的序幕拉開了,之後在不長的時間內,俄羅斯毫無懸念地贏得了戰爭。在此之前,其實兩國已經就南奧塞梯問題達成了協議,原本通過軍演進行示威的俄58集團軍也已結束演習準備撤回。從實力來說,格魯吉亞舉國的武裝力量就數量而言,僅相當於面前俄58集團軍加配屬航空 兵及海軍數量的五分之一,人員及戰術水準、裝備水準同樣遠低於俄軍。在爭議已經通過外交途徑得以解決,而實力又相差懸殊的情況下卻主動挑起戰爭,這顯然是違背常識的,但薩卡什維利偏偏就這麼做了,這是由於領導人的頭腦一時發熱嗎?恐怕並非如此,相反薩卡什維利當時可能還非常清醒。

      俄格戰爭有這樣一個背景:2008年時金融風暴正處於高潮階段,當時美元的地位岌岌可危,在這種情況下歐盟和俄羅斯便再次有了聯合起來"搶班奪權"的 想法,按照《保爾森回憶錄》裏的記載,奧運期間普京甚至私下給中國高層傳話,要"一起拋售美國國債",準備直接結束美元的性命。在這種時候,俄格戰爭無異 于在俄歐關係上狠狠地切了一刀,即便雙方決策者對此心知肚明,但迫於國內輿論壓力,短期內也無法和對方繼續保持合作。也就是說,薩卡什維利這個看似毫無道 理的舉動,在一個關鍵時間點上大大地減輕了美元的壓力。美國人才是整個事件真正的受益者,而最直接的受害者則是格魯吉亞的普通百姓和在戰火中送命的士兵。 此番種種,恐怕不是用巧合可以解釋得通的。

      死亡進行時

      就筆者看來,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東 歐劇變可能是20世紀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場悲劇。首先,對蘇聯而言這無疑是災難性的,西方先前承諾給葉利欽們的援助幾乎無一兌現,俄羅斯從西方國家手裏得到的援助遠不及波蘭和烏克蘭。
    1993年冬季,俄羅斯因為糧食危機已經面臨要餓死人的威脅,而在這個時候,副總統魯茨科伊竟還在盤算著如何利用即將到來的危機向葉利欽逼宮奪權。所幸的是,當時中國政府承諾在兩年內以不高於加拿大離岸價格,每年向俄羅斯提供500萬噸共計價值4億美元的玉米,這滿足了俄羅斯生產"人造肉"罐頭和飼料原料的需求,危機方才得以緩解。
    和蘇聯時期比較,現在俄羅斯人的人均壽命“減少”了十年以上,
    出生率從蘇聯時期的14%~17%銳減至8.3%,
    死亡率由蘇聯時期的8%~12%增至14.7%,最高時達15.7%,
    俄羅斯平均每年減少人口達100萬──按照國內某些學者的邏輯,也可以說俄國的“改革派”和“民主人士”們“幹掉”了數以千萬計的俄國人。
    與此同時,包括俄羅斯在內大量東歐婦女迫于生計而淪為“娼妓”。在當時,西歐各國的色情業的平均價格因為東歐妓女的“大量湧入”而被大大地拉低,以至於本土妓女上街抗議“她們的東歐同行”搞“傾銷”–對蘇聯和其他前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來說,這絕不是一個讓人 聽後樂得起來的笑話。

      和很多文章裏所提到的不同,在筆者看來,並非是蘇聯的經濟問題引起的這場悲劇,恰恰相反,是蘇聯解體本身製造了蘇聯地區經濟的悲劇。很多文獻都曾將聯盟解體的原因歸結于蘇聯後期經濟增長緩慢,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首先這個"緩慢"是相對於1975年之蘇聯GDP4 %~8%的增長率而言的,而同期美國的平均值則為3.3%。1975年之後,按照反共專家布熱津斯基《大潰退》一書裏的說法,蘇聯經濟增長常年低於5%,可問題是經歷了"平成戰敗"的日本有十年時間乾脆是處於停滯狀態,美國大蕭條時期也曾有過負增長,但美日政府現在都還活得好好的,而且在1975年經濟增長趨緩時,蘇聯人民的消費額增速是在加快的,換句話說蘇聯在當時已經開始逐步扭轉高積累低消費的情況了。事實上直到1990年年初,蘇聯經濟依舊是正增長,逆增長是當年夏天開始的–原因上文裏提到過,俄羅斯共和國在葉利欽當選總統後開始人為地破壞計劃經濟體系。還要說明的是,蘇聯時代GDP和GNP的計算是不算第三產業的,計劃經濟體制裏不存在金融操作這樣的虛擬經濟成分,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裏,製造業對GDP的貢獻通常只占20%~30%,其餘都是金融及服務業。

     對蘇聯的經濟而言,應該說1991年前後的動盪只是讓國家經濟"休克"了–國家的動盪影響的實際只是分配環節。蘇聯範圍內,工廠、設備等等都還在那兒 放著,工農業生產能力完全是可以滿足人民生活需求的,真正的問題出現在後面,蘇聯經濟的"死亡"是一個持續了很長時間的過程。

      開啟 蘇聯經濟"死亡"的第一步是聯盟解體。蘇聯工業體系的特點在於各個地區分工高度專業化,往往一個小城鎮只負責一種配件的生產,其餘生活物資都從外面調配,一架圖-154客機,上面的零配件來自十幾個加盟共和國。筆者所生活的城市就是20世紀50年代由蘇聯專家負責規劃的,所以對此有著比較清晰的認識。市內 最初一共三個區,輕工業、重工業、生活三樣分得清清楚楚,三個區之間留出了大量空餘土地以備今後發展–至今市區中心尚有8平方公里的草原。這種高度專業 化的分工可以極大地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生產效率,同時可以比較平均地在國內各個地區實現普遍的工業化,保持國內均衡發展。隨著聯盟的解體,各個加盟共和國 雖然手裏都擁有大量蘇聯時代的工業遺產,但是他們的工業體系都是殘缺不全的,就像是一家裏幾個兄弟分家,把一輛完整的汽車拆成一堆零件,然後每人拿幾個, 結果就是誰也沒有車坐,零件只能當廢鐵賣了。

      第二步則是由“私有化”而導致的“去工業化”。在與鄧小平南方視察差不多同一時期,俄羅斯也在搞他們的“有俄國特色的市場經濟”。俄國人的步子要比中國大得多,當時的俄羅斯總理蓋達爾炮製出了一個“跑步進入市場經濟”的"500天計劃",60%的國有資產都被以“股份”的形式平均分配到每個公民手中,而在當時的恐慌情緒之下,大多數老百姓自然是不會考慮如何經營這份“產業”的,他們需要的是儘快把手中的資產券變現,兌換成外幣、黃金,甚至是麵包,然而這種行為卻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恐慌。很快,那些國有資產集中到了少數“寡頭”手中,蘇聯4萬多家國企,除了利潤豐厚的能源、傳媒等產業外,其他產業都被“轉賣”或是廢棄了。因為經營這些產業是要花費很多時間和精力的,而且蘇聯時期基礎產業的 立足點是考慮如何支持國民經濟的穩定運行,是否贏利則另當別論(譬如在遠東修鐵路,從國家戰略角度說是正確的,但從資本家獲利角度說是不正確的),這對急功近利的資本家而言是無法容忍的,於是大量"拆了大樓賣鋼筋"的事情就出來了。當時大家都在搞工業化,蘇聯卻在"去工業化",製造業越來越單薄。在戈爾巴喬夫上臺時,蘇聯工農業總產值年增長率仍舊在6%以上,蘇聯和華約國家的重工業出口約占整個世界出口量的38%[1],軍工出口約占50%,石油天然氣及 其附加產品約占18%,貴重金屬(含有色金屬)及其產品約占40%,民用航空和造船業出口約占25%,化工產品出口約占30%;蘇聯自己的民用船舶總噸位 就佔據世界第一,捕魚量也連續多年占世界第一;煤炭工業產量和出口量也一直高居世界榜首。那麼蘇聯解體之後呢?舉一個簡單的工業指標–汽車年產 量,2009年時俄羅斯的汽車年產量是140多萬輛,尚不及印度,僅僅是中國的10%,而鋼鐵產量是5900多萬噸,差不多也是同年中國的10%。到 2007年時,俄羅斯GDP到了1.2萬億美元,達到了蘇聯解體前的水準–聯盟解體曾使得蘇聯境內GDP減少了45%,這的確是一個不小的進步。但是要 注意的是,這裏提到的是GDP而不是工農業生產總值,這只是說明俄羅斯境內資本流動的量很大,至多意味著增加了一部分就業崗位,而“去工業化”的進程其實並沒有被逆轉,蘇聯時代的GDP是搞工業搞出來的,而現在的GDP是靠賣石油(天然資源)賣出來的–2007年GDP大幅增長主要得益于當年石油價格大漲。在評論鴉片戰爭時我們常常會說,當時中國的GDP雖然是第一,但這是生產瓷器、絲綢的GDP,而英國的GDP則是生產槍炮的GDP,在這裏其實是一個道理。

     不只是設備和廠房不斷被廢棄,工業方面的人員培養也出現了可怕的斷層–俄羅斯目前除了能源以外,在國際市場上能拿得出手的大宗商品只剩下了武器裝備, 而俄羅斯軍工系統從業者當時的平均年齡已達到56歲,總工程師多數都是一群八九十歲的老人在擔任,第二梯隊是不存在的,一

      [1]  經互會嚴密的組織體制決定了有時需要將它當做一個整體來看待,事實上東歐劇變的起爆點正是"波蘭危機"。當年波蘭的動亂導致原本由它負責的糧食生產無法進行下去,而美國對華約國家的糧食禁運進一步加劇了這一危機,而這又導致了蘇聯等國家經濟運轉異常,進而為戈巴契夫的"政改"提供了藉口。旦這一批人故去,俄軍工行業將面臨無人可用的局面。即便是現在,無論是蘇霍伊、米格戰鬥機還是T系列主戰坦克,基礎設計都是在蘇聯時代已經完成的,後期俄羅斯的工程技 術人員所做的只不過是在這些原始設計上逐步加以升級改進,或者是將當初已經接近完成的項目在降低技術指標後加以完成,1991年以後完全從頭開始研發的項 目幾乎是沒有的。換句話說,如今的俄羅斯軍工行業其實是在吃蘇聯時期的"老本",它的原發性設計能力基本上已經被廢掉了,俄羅斯現在能成為世界第二大軍火 出口國只能說明蘇聯時代工業的強大–靠一堆殘缺不全的殘骸都可以讓一個俄羅斯支撐近20年,而且後面還能再撐一段時間。再拿蘇軍的短板–海軍來說,聯盟解體前夕,蘇聯已經下水兩艘6萬噸級的常規動力航母,其中一艘已經開始海試,另一艘7萬噸的核動力航母也已經完成過半。如今,俄羅斯國內所有的船廠都不 具備建造2萬噸以上軍用船舶的能力,2010年時俄羅斯需要與法國簽訂協定,購買法制的兩萬噸級"西北風"級兩栖攻擊艦。

      不光是對蘇聯人民,對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民而言,東歐劇變同樣未必是一件好事情。當然,最起碼對中國而言,蘇聯解體意味著來自北方的地緣威脅幾乎可以說是永久性地消失了,中國還從蘇聯地區以極低廉的價格得到了大批技術、設備、科研人員以及各類資源。

    但是必須看到的是,東歐劇變也意味著人類探索有別於資本主義的新的生活模式的進程遭遇了重大的挫折,這是事關所有人的一件事情。而對世界格局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世界政治軍事格局和地緣政治均勢的兩極體制至此被完全打破了,美國成為全世界唯一的霸主。

    同時,這也意味著資本擴張的“制衡因素”不存在了,之後的一系列大事件–包括現在的全球經濟危機,可以說都是“發端於此”。

    摘錄自:《世界如何發展: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書》
    □ 第八章 紅色悲歌

    作者:王偉(筆名:博揚)

    2011年9月


  21. 2011/09/30 於 12:26 patchpieces
    Punishing Pakistan and Challenging China Pakistan in Pieces, Part 2 by Andrew Gavin Marshall Global Research, June 30, 2011 http://www.globalresearch.ca/index.php?context=va&aid=25440 This is Part 2 of “Pakistan in Pieces.\" Part 1: Imperial Eye on Pakistan http://globalresearch.ca/index.php?context=va&aid=25009 The AfPak War Theatre: Establishing the New Strategy As Senator Obama became the President-elect Obama, his foreign policy strategy on Afghanistan was already being formed. In 2007, Obama took on veteran geostrategist and Jimmy Carter’s former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Zbigniew Brzezinski as one of his top foreign policy advisers,[1] and he remained his foreign policy adviser throughout 2008.[2] On Obama’s campaign, he announced that as President, he would scale down the war in Iraq, and focus the “War on Terror” on Afghanistan, promising “to send in about 10,000 more troops and to strike next-door Pakistan, if top terrorists are spotted there.”[3] In October of 2008, before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s, “senior Bush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gathered in secret with Afghanistan experts from NATO and the United Nations,” to deliver a message to advisers of McCain and Obama to tell them that, “the situation in Afghanistan is getting worse,” and “that the next president needed to have a plan for Afghanistan before he took office,” or else, “it could be too late.”[4] Both McCain and Obama had agreed to a troop increase for Afghanistan, essentially ensuring the “continuity of empire” from one administration to the next. A week after winning the election, Obama invited one of Hillary Clinton’s top supporters and advisers to meet with him. Richard Holbrooke, who had worked in every Democratic administration since John F. Kennedy, “which extended from the Vietnam War, in the sixties, to the Balkan conflicts of the nineties,” was Clinton’s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Nations for the last year and a half of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Obama had decided “that Holbrooke should take on the hardest foreign-policy problem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faced: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Holbrooke wrote in March of 2008, before Obama won the Presidency, that, “The conflict in Afghanistan will be far more costly and much, much longer than Americans realize,” and it “will eventually become the longest in American history.”[5] The position Holbrooke was to receive in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was one created specifically for him. He was to become a “special representative” to the region of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I]n addition to being an emissary to the region, Holbrooke would run operations on the civilian side of American policy. He would create a rump regional bureau within the State Department, carved out of the Bureau of South and Central Asia, whose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desks would report directly to him. He would assemble outside experts and officials from various government agencies to work for him, and he would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through Hillary Clinton. Clinton told Holbrooke that he would be the civilian counterpart to General David Petraeus, the military head of Central Command.[6] Holbrooke was thus placed in charge of “Af-Pak”, a term of his own creation, “to make the point that the two countries could not be dealt with separately,” which was then adopted into official parlance.[7] In November of 2008, the Washington Post reported that while Obama was considering giving the position of Secretary of State (which he then did), he was also discussing giving General James L. Jones the posi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which he subsequently did. The article stated that, “Obama is considering expanding the scope of the job to give the adviser the kind of authority once wielded by powerful figures such as Henry A. Kissinger.” James Jones was a former NATO commander and Marine Corps commandant.[8] Jones as NATO commander was pivotal in assembling troops for the war in Afghanistan, and at the time of his nomination as NSA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he headed “the U.S. Chamber of Commerce’s Institute for 21st Century Energy.”[9] The official statement of purpose for the Institute for 21st Century Energy is: to unify energy policymakers, regulators, business leaders, and the American public behind a common sense strategy that ensures affordable, reliable, and diverse energy supplies, improves environmental stewardship, promotes economic growth, and strengthens national security.[10] Jones earned $900,000 in salary from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got $330,000 from serving on the board of Boeing and $290,000 for serving on the board of Chevron upon his resignations of those positions to becom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11] In October of 2010, Jones was replaced a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by Tom Donilon. On February 8, 2009, within weeks of being installed as NSA, Jones gave a speech at the 45th Munich Conference on Security Policy, in which he stated: As the most recent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of the United States, I take my daily orders from Dr. [Henry] Kissinger, filtered down through Generaal Brent Scowcroft and Sandy Berger, who is also here. We have a chain of command in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that exists today.[12] He then elaborated on the purpose and restructur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under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He stated that the NSC “must be strategic” in that, “we won’t effectively advance the priorities if we spend our time reacting to events, instead of shaping them. And that requires strategic thinking.” He further stated that: the NSC today works very closely with President Obama’s 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 which is led by Mr. Larry Summers, so that our response to the economic crisis is coordinated with our global partners and our national security needs.[13] Shortly after taking office, Obama set up a two-month White House strategic review of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to be headed by Bruce Riedel, a former CIA official and scholar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and “Riedel will report to Obama and to retired Marine Gen. James L. Jones Jr.,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and was to work very closely with Richard Holbrooke in drafting the policy review.[14] In February of 2009, Henry Kissinger wrote an article for the Washington Post describing the strategy America should undertake in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emphasizing the role of “security” over the aim of “reform” of the Afghan government, stating that, “Reform will require decades; it should occur as a result of, and even side by side with, the attainment of security — but it cannot be the precondition for it.” Militarily, Kissinger recommended the “control of Kabul and the Pashtun area,” which stretches from Afghanistan to the North-West Frontier Province and Balochistan province in Pakistan. When it came to the issue of Pakistan, Kissinger wrote: The conduct of Pakistan will be crucial. Pakistan’s leaders must face the fact that continued toleration of the sanctuaries — or continued impotence with respect to them — will draw their country ever deeper into an international maelstrom.[15] Following the policy review, on March 27, Obama announced the administration’s new strategy for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decidedly to make it a dual strategy: the AfPak strategy. Obama promised “to send lawyers and agricultural experts to Afghanistan to reform its government and economy, and to offer seven and a half billion dollars in new aid for schools, roads, and democracy in Pakistan.”[16] Holbrooke had a staff of 30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and “nine government agencies, including the C.I.A., the F.B.I., the Defense and Treasury Departments, and two foreign countries, Britain and Canada, [were] represented in the office.” General David Patraeus, then Commander of U.S. CENTCOM (the Pentagon’s Central Command with authority over the Middle East, Egypt and Central Asia), along with then-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Admiral Mike Mullen, and Richard Holbrooke worked together and “pressured General Ashfaq Kayani, the head of the Pakistani Army, to push back against the Taliban in Swat,” which had the effect of precipitating the internal displacement of more than 2 million people.[17] Changing Strategy, Changing Command In January of 2009, shortly after Obama took office, he announced that his administration “picked Lt. Gen. Karl W. Eikenberry, a former top military commander in Afghanistan, to be the next United States ambassador to Kabul,” of which the New York Times said: Tapping a career Army officer who will soon retire from the service to fill one of the country’s most sensitive diplomatic jobs is a highly unusual choice.[18] Further, the General had “repeatedly warn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not prevail in Afghanistan and defeat global terrorism without addressing the havens that fighters with Al Qaeda had established in neighboring Pakistan,” which is parallel to the new strategy in Afghanistan. His appointment “has the backing of Richard C. Holbrooke, President Obama’s special envoy for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19] On May 11, Defense Secretary Robert Gates fired General David D. McKiernan, Commander of th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ssistance Force (ISAF), which commands all NATO forces in Afghanistan. Gates stated that, “It’s time for new leadership and fresh eyes,” and that it was the Pentagon command which recommended the White House fire McKiernan, including Gates, the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Mullen and McKiernan’s military boss, General Patraeus, Commander of CENTCOM.[20] There has been much speculation as to the reasons for his firing, and it is a significant question to ask, as the firing of a General in the field is a rarity in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The general view pushed by the Pentagon was that it was due to a matter of “consistency,” as in changing strategies and changing ambassadors, it was also necessary to change Generals. While McKiernan was focused on military means and tactics, the strategy required counter-insurgency tactics. It was reported that, “McKiernan was overly cautious in creating U.S.-backed local militias, a tactic that Petraeus had employed when he was the top commander of U.S. forces in Iraq.”[21] One Washington Post article made the claim that the push to fire McKiernan came initially and most forcefully from the Chairman of the JCS Mullen, and that Gates agreed and lobbied Obama to fire him. The reasoning was that McKiernan was “too deferential to NATO” in that he wasn’t able to properly manage the NATO forces in Afghanistan, and lacked the political fortitude to manage both military and political affairs.[22] The official reason for the firing was mostly to facilitate alignment with the new strategy requiring a new military commander, which is likely true. However, it require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new strategy as well as a look at who was sent in to replace McKiernan where you realize the true nature of his being fired. [Note: McChrystal himself was later fired in 2010 after publicly speaking out against top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McKiernan was replaced with Lt. Gen. Stanley A. McChrystal, former Commander of the Pentagon’s Joint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 (JSOC), the highly secretive command of U.S. Special Forces operations. As the Washington Post pointed out, his appointment “marks the continued ascendancy of officers who have pressed for the use of counterinsurgency tactics, in Iraq and Afghanistan, that are markedly different from the Army’s traditional doctrine.”[23] The new AfPak strategy, which McChrystal would oversee, “relies on the kind of special forces and counterinsurgency tactics McChrystal knows well, as well as nonmilitary approaches to confronting the Taliban. It would hinge success in the seven-year-old war to political and other conditions across the border in Pakistan.”[24] In March of 2009,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Seymour Hersh revealed that the U.S. military was running an “executive assassination ring” during the Bush years, and that the Joint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 (JSOC) was running it, and that, “It is a special wing of our special operations community that is set up independently,” and that, “They do not report to anybody, except in the Bush-Cheney days, they reported directly to the Cheney office… Congress has no oversight of it.” He elaborated: Under President Bush’s authority, they’ve been going into countries, not talking to the ambassador or the CIA station chief, and finding people on a list and executing them and leaving. That’s been going on, in the name of all of us.[25] Hersh appeared on Amy Goodman’s program, Democracy Now, to further discuss the program, of which he stated: There’s more—at least a dozen countries and perhaps more. The President has authorized these kinds of ac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also in Latin America, I will tell you, Central America, some countries. They’ve been—our boys have been told they can go and take the kind of executive action they need, and that’s simply—there’s no legal basis for it.[26] At the time this news story broke, it was reported that the JSOC commander at the time, “ordered a halt to most commando missions in Afghanistan, reflecting a growing concern that civilian deaths caused by American firepower are jeopardizing broader goals there.” The halt lasted a total of two weeks, and “came after a series of nighttime raids by Special Operations troops in recent months killed women and children.”[27] All of this is very concerning, considering that the new Commander of NATO operations in Afghanistan, was the former head of the “executive assassination ring.” Having run JSOC between 2003 and 2008, McChrystal “built a sophisticated network of soldiers and intelligence operatives,” which conducted operations and assassinations in Iraq, Afghanistan, as well as Pakistan.”[28] In June it was reported that McChrystal was “given carte blanche to handpick a dream team of subordinates, including many Special Operations veterans, as he moves to carry out an ambitious new strategy.” He was reported to be assembling a corps of 400 officers and soldiers “who will rotat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fghanistan for a minimum of three years.” The New York Times referred to this strategy as “unknown in the military today outside Special Operations.” The Times further reported that McChrystal: picked the senior intelligence adviser to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Maj. Gen. Michael T. Flynn, to join him in Kabul as director of intelligence there. In Washington, Brig. Gen. Scott Miller, a longtime Special Operations officer now assigned to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but who had served previously under General McChrystal, is now organizing a new Pakistan-Afghanistan Coordination Cell.[29] In June of 2006, Newsweek referred to McChrystal’s JSOC as being a “part of what Vice President Dick Cheney was referring to when he said America would have to ‘work the dark side’ after 9/11.” McChrystal also happened to be a Fellow at Harvard and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30] As it was later revealed, the CIA had been running – from 2002 onwards – a force of roughly 3,000 elite paramilitary Afghans, purportedly to hunt al-Qaeda and the Taliban for the CIA. Used for reconnaissance, surveillance, and actual operations, many in the force have been trained by the CIA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ir operations and numbers have expanded since the new strategy involving Pakistan was put in place. The paramilitary force – or terrorists, depending upon one’s perspective – are undertaking covert operations inside Pakistan, often working directly with U.S. Special Forces.[31] It must be remembered that during the Afghan-Soviet war in the 1980s when the CIA was funding, arming and training the Afghan Mujahideen to fight the Soviets – late to become known as ‘al-Qaeda’ – they were, at the time, referred to as “freedom fighters,” just as the terrorist death squads were referred to in Nicaragua. Thus, the nomenclature of “paramilitary force” must be viewed with suspicion as to what the group is actually doing: covert operations, surveillance, assassinations, etc., which by many definitions would make them a terrorist outfit. In May of 2009, the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was reported as saying that a US military offensive in southern Afghanistan could have the effect of pushing militants and Taliban into Pakistan, “whose troops are already struggling to combat militants.” Chairman Mike Mullen stated that this means that Pakistan “could face even greater turmoil in the months ahead.” This was based off of a US surge of troops in Afghanistan. Senator Russ Feingold said that, “We may end up further destabilizing Pakistan without providing substantial lasting improvements in Afghanistan,” and that, “Weak civilian governments, an increased number of militants and an expanded U.S. troop presence could be a recipe for disaster for those nations in the region as well as our own nation’s security.” Mullen responded to the Senator’s concerns by stating, “Can I… (be) 100 percent certain that won’t destabilize Pakistan? I don’t know the answer to that.”[32] But of course, the answer is in fact, certain; and it’s an unequivocal “yes”. These remarks were made following the surge of an additional 21,000 US troops to Afghanistan in March. In the beginning of May, Pakistan launched a military offensive against the Taliban in Swat and other areas of the North West Frontier Province (NWFP), after a peace deal broke down between them, “forcing more than two million people from their homes.”[33] It was further reported that: Pakistani military chief Gen. Ashfaq Kayani has told U.S. officials he’s worried not only about Taliban moving across the border, but also the possibility that U.S. forces could prompt an exodus of refugees from southern Afghanistan.[34] In May, Holbrooke and the American military establishment had pressured the Pakistani government to undertake the offensive against the Taliban in the Swat Valley, which led to the displacement of more than 2 million people. As the New Yorker put it, Holbrooke “was mapping out a new vision for American interests in a volatile region, as his old friend Henry Kissinger had done in Southeast Asia. And he was positioning himself to be a mediator in an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s he had done in the Balkans.”[35] In September of 2009 a classified report written by General McChrystal was leaked, in which he had concluded, “that a successful counterinsurgency strategy will require 500,000 troops over five years.”[36] It was further reported in September that, “the CIA is deploying teams of spies, analysts and paramilitary operatives to Afghanistan, part of a broad intelligence ‘surge’ that will make its station there among the largest in the agency’s history,” rivaling its stations in Iraq and Vietnam at the height of those wars. The initiative began “under pressure from Army Gen. Stanley A. McChrystal,” and the extra personnel are being employed in a number of ways, including teaming up with Special Forces troops in “pursuing high-value targets.” Further: The intelligence expansion goes beyond the CIA to involve every major spy service, officials said, includ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which intercepts calls and e-mails, as well as the 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 which tracks military threats.[37] In October of 2009, it was reported by the Washington Post that although Obama announced a troop surge in Afghanistan of 21,000 additional troops, “in an unannounced move, the White House has also authorized — and the Pentagon is deploying — at least 13,000 troops beyond that number.” It was reported that these additional forces were primarily made up of “support forces, including engineers, medical personnel, intelligence experts and military police.” Thus, it brings the total 2009 surge in Afghanistan to 34,000 US troops. Thus as of October 2009, there were 68,000 US troops in Afghanistan (more than double the amount of when Bush left office), and 124,000 US troops in Iraq.[38] In early October, Henry Kissinger wrote an article for Newsweek in which he proposed a strategy for the US in Afghanistan, in which he initially made it clear that he supported General McChrystal’s proposal of sending an additional 40,000 troops to Afghanistan. Kissinger proclaimed that calls for an “exit strategy” were a “metaphor for withdrawal,” which is tantamount to “abandonment.” Clearly, Kissinger favours a long-term presence. He stated that even a victory “may not permit troop withdrawals,” citing the case of South Korea. Kissinger further wrote on the options for Afghan strategy, stating: A negotiation with the [Taliban] might isolate Al Qaeda and lead to its defeat, in return for not challenging the Taliban in the governance of Afghanistan. After all, it was the Taliban which provided bases for Al Qaeda in the first place. This theory seems to me to be too clever by half. Al Qaeda and the Taliban are unlikely to be able to be separated so neatly geographically. It would also imply the partition of Afghanistan along functional lines, for it is highly improbable that the civic actions on which our policies are based could be carried out in areas controlled by the Taliban. Even so-called realists—like me—would gag at a tacit U.S. cooperation with the Taliban in the governance of Afghanistan.[39] Kissinger further claimed that a reduction of forces in Afghanistan would “fundamentally affect domestic stability in Pakistan by freeing the Qaeda forces along the Afghan border for even deeper incursions into Pakistan, threatening domestic chaos,” and that, “the prospects of world order will be greatly affected by whether our strategy comes to be perceived as a retreat from the region, or a more effective way to sustain it.”[40] He further explained that any attempts to “endow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ith overriding authority” could produce resistance, which would “be ironic if, by following the received counterinsurgency playbook too literally, we produced another motive for civil war.” Kissinger thus proposed a strategy not aimed at “control from Kabul,” but rather, “emphasis needs to be given to regional efforts and regional militia.” Kissinger explained the regional importance of Afghanistan, and thus, the “challenge” of American strategy: The special aspect of Afghanistan is that it has powerful neighbors or near neighbors—Pakistan, India, China, Russia, Iran. Each is threatened in one way or another and, in many respects, more than we are by the emergence of a base for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Pakistan by Al Qaeda; India by general jihadism and specific terror groups; China by fundamentalist Shiite jihadists in Xinjiang; Russia by unrest in the Muslim south; even Iran by the fundamentalist Sunni Taliban. Each has substantial capacities for defending its interests. Each has chosen, so far, to stand more or less aloof.[41] In November of 2009, Malalai Joya, a former Afghan MP and one of the few female political leaders in Afghanistan, said that: Eight years ago, the U.S. and NATO—under the banner of women’s rights,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occupied my country and pushed us from the frying pan into the fire . . . Eight years is enough to know better about the corrupt, mafia system of [President] Hamid Karzai . . . My people are crushed between two powerful enemies . . . From the sky, occupation forces bomb and kill civilians…and on the ground, the Taliban and warlords continue their crimes . . . It is better that they leave my country; my people are that fed up . . . Occupation will never bring liberation, and it is impossible to bring democracy by war.[42] In late November, Pakistani Premier Yousuf Raza Gilani warned “that the US’s decision to send thousands of extra troops to Afghanistan may destabilize his country,” as it would likely lead to “a spill over of militants inside Pakistan.” In particular, it could force militants and Taliban to migrate into Pakistan’s southern province of Balochistan.[43] On December 1, President Obama announced that the U.S. would send an additional 30,000 US troops to Afghanistan by summer 2010, and with a “plan” to purportedly withdraw by July 2011. As the Washington Post reported, “adding 30,000 U.S. troops to the roughly 70,000 that are in Afghanistan now amounts to most of what Gen. Stanley A. McChrystal, the commander of U.S. and NATO forces there, requested at the end of August.” Obama stated that the chief objective was to “destroy al-Qaeda,” and a senior administration official said that, “the goal for the Afghan army, for example, is to increase its ranks from 90,000 to 134,000 by the end of 2010.”[44] President Karzai said in early December that, “Afghanistan’s security forces will need U.S. support for another 15 to 20 years,” and that, “it would take five years for his forces to assume responsibility for security throughout the country.”[45] This statement supports the conclusions set out in McChrystal’s classified report, which stated that the US would need to remain for at least 5 years. Seth Jones, a civilian adviser to the U.S. military and senior political scientist at RAND Corporation, one of America’s top defense think tanks, wrote an op-ed for the New York Times in December titled, “Take the War to Pakistan.” He stated that the U.S. is repeating the same mistakes of the Soviets when they occupied Afghanistan in the 1980s by not attacking the Taliban “sanctuary” in Pakistan’s Baluchistan province. He stated that, “This sanctuary is critical because the Afghan war is organized and run out of Baluchistan.” He then proclaim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Pakistan must target Taliban leaders in Baluchistan,” which could include conducting raids into Pakistani territory or hit Taliban leaders with drone strikes.[46] As Jeremy Scahill reported in June 2009, “more than 240,000 contractor employees, about 80 percent of them foreign nationals, are working in Iraq and Afghanistan to support operations and projects of the U.S. military,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nd the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cahill reported on the findings of a Defense Department report on contracting work in the war zones, stating that, “there has been a 23%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Private Security Contractors’ working for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in Iraq in the second quarter of 2009 and a 29% increase in Afghanistan, which ‘correlates to the build up of forces’ in the country.” While contractors outnumbered forces in Afghanistan, in Iraq they were roughly equal to the US forces occupying the country, at 130,000.[47] It was reported that as Obama ordered more troops to Afghanistan in December of 2009, a new surge of contractors would follow suit. As of June 2009, the number of contractors in Afghanistan outweighed the US military presence itself, with 73,968 contractors and 55,107 troop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estimates, “Between 7% and 16% of the total are Blackwater-style private security contractors.” As of December 2009, the number of contractors in Afghanistan was reported to be 104,100.[48] In January of 2010, as Obama’s announced 30,000 extra troops began to be deployed to Afghanistan, Pakistani officials became increasingly fearful that “a stepped-up war just over the border could worsen the increasingly bloody struggle with militancy” within Pakistan itself, ultimately further destabilizing Pakistan’s southwestern border and the “already volatile tribal areas in the northwest.” On top of sending militants into Pakistan, there were fears that it would exacerbate the flow of Afghan refugees into Pakistani territory.[49] Blackwater and the “Secret War” in Pakistan In November of 2009,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and best-selling author Jeremy Scahill wrote an exclusive report on the secret war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Pakistan. The story sheds light on the American strategy in the region aimed at the destabilization and ultimately the implosion of Pakistan. The chief architects and administrators of this policy in Pakistan are none other than the Joint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 (JSOC), previously run as an “executive assassination ring” by General McChrystal, and the infamous mercenary organization, Blackwater, now known as Xe Services. JSOC and Blackwater work together covertly in undertaking a covert war in yet another nation in the region, adding to the list of Afghanistan and Iraq. Scahill described the covert operations as “targeted assassinations of suspected Taliban and Al Qaeda operatives,” as well as “other sensitive action inside and outside Pakistan.” Further, “the Blackwater operatives also assist in gathering intelligence and help direct a secret US military drone bombing campaign that runs parallel to the well-documented CIA predator strikes.” The sources for the report are drawn heavily from individuals within the US military intelligence apparatus. One source revealed that the program is so “compartmentalized” that “senior figures within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and the US military chain of command may not be aware of its existence.” This program is also separate from the CIA’s own programs, including both drone attacks and assassinations, of which the CIA assassination program was said to be cancelled in June of 2009. It was in 2006 that JSOC reached an agreement with the Pakistani government to run operations within the country, back when Stanley McChrystal was running it in close cooperation with Vice President Dick Cheney as an “executive assassination ring.” A former Blackwater executive confirmed that Blackwater was operating in Pakistan in cooperation with both the CIA and JSOC, as well as being on a subcontract for the Pakistani government itself, as well as “working for the Pakistani government on a subcontract with an Islamabad-based security firm that puts US Blackwater operatives on the ground with Pakistani forces in counter-terrorism operations, including house raids and border interdictions, in the North-West Frontier Province and elsewhere in Pakistan.” JSOC’s covert program in liaison with Blackwater in Pakistan dates back to 2007, and the operations are coordinated out of the US Bagram Air Base in Afghanistan, and that Blackwater operates at “an ultra-exclusive level above top secret.” The contracts are all kept secret, and therefore “shielded from public oversight.” On top of carrying out operations for JSOC and the CIA inside Pakistan, Blackwater further conducts operations in Uzbekistan. In regards to the drone strikes within Pakistan, while largely reported as being a part of the CIA drone program, many are, in fact, undertaken under a covert parallel JSOC program. One intelligence source told Jeremy Scahill that, “when you see some of these hits, especially the ones with high civilian casualties, those are almost always JSOC strikes.” Further, Blackwater is involved in the drone strike program with JSOC, “Contractors and especially JSOC personnel working under a classified mandate are not [overseen by Congress], so they just don’t care. If there’s one person they’re going after and there’s thirty-four people in the building, thirty-five people are going to die. That’s the mentality.” Blackwater further provides security for many secret US drone bases, as well as JSOC camps and 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 (DIA) camps within Pakistan. With General McChrystal’s rise from JSOC Commander to Commander of the Afghan war theatre (which in military-strategic terms now includes Pakistan under the umbrella of “AfPak”), “there is a concomitant rise in JSOC’s power and influence within the military structure.” McChrystal had overseen JSOC during the majority of the Bush years, where he worked very closely and directly with Vice President Cheney and Secretary of Defense Donald Rumsfeld. As Seymour Hersh had exposed, JSOC operated as an “executive assassination ring” and had caused many problematic diplomatic situ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as even the State Department wasn’t informed about their operations. One high-level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 was quoted as saying: The only way we found out about it is our ambassadors started to call us and say, ‘Who the hell are these six-foot-four white males with eighteen-inch biceps walking around our capital cities?’ So we discovered this, we discovered one in South America, for example, because he actually murdered a taxi driver, and we had to get him out of there real quick. We rendered him–we rendered him home.[50] Blackwater is also involved in providing “security for a US-backed aid project” in a region of Pakistan, which implies that even some aid projects are connected with military and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often using them as a cover for covert operations. Blackwater still operates in Afghanistan working for the US military, the State Department and the CIA. As one military-intelligence official stated: Having learned its lessons after the private security contracting fiasco in Iraq, Blackwater has shifted its operational focus to two venues: protecting things that are in danger and anticipating other places we’re going to go as a nation that are dangerous.[51] Mmuch of Scahill’s information has been supported by other mainstream news sources. In August of 2009, the New York Times reported that in 2004, the CIA “hired outside contractors from the private security contractor Blackwater USA as part of a secret program to locate and assassinate top operatives of Al Qaeda.” The CIA had held high-level meetings with Blackwater founder and former Navy SEAL Erik Prince. The article also revealed that in 2002, Blackwater had been awarded the contract to handle security for the CIA station in Afghanistan, “and the company maintains other classified contracts with the C.I.A.” Blackwater has hired several former CIA officials, “including Cofer Black, who ran the C.I.A. counterterrorism center immediately after the Sept. 11 attacks.”[52] On December 10, 2009, the New York Times reported that in both Afghanistan and Iraq, Blackwater “participated in some of the C.I.A.’s most sensitive activities — clandestine raids with agency officers against people suspected of being insurgents.” These raids, referred to as “snatch and grab” operations, occurred almost nightly between 2004 and 2006, and that, “involvement in the operations became so routine that the lines supposedly dividing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the military and Blackwater became blurred.” One former CIA official was quoted as saying, “There was a feeling that Blackwater eventually became an extension of the agency.” Further, Blackwater was reported to have provided security not only for the CIA station in Afghanistan, but also in Iraq; and in both countries, Blackwater “personnel accompanied the [CIA] officers even on offensive operations sometimes begun in conjunction with Delta Force or Navy Seals teams.”[53] In late August it was reported that Blackwater had a CIA contract to operate the remotely piloted drones, carried out at “hidden bases” in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as well as provide security at the bases.[54] In December, the New York Times ran a story reporting that the CIA had terminated its contract with Blackwater “that allowed the company to load bombs on C.I.A. drones in Pakistan and Afghanistan.” However, while the CIA claimed that all Blackwater contracts were under review, a CIA spokesperson said that, “At this time, Blackwater is not involved in any C.I.A. operations other than in a security or support role,”[55] which is still a very wide role, considering how the roles have been blurred between providing “security” and actively taking part in missions. As the Guardian reported in December of 2009, Blackwater had a contract in Pakistan “to manage the construction of a training facility for the paramilitary Frontier Corps, just outside Peshawar,” which is the Pakistani Army’s paramilitary force.[56] Despite a continual official denial of Blackwater involvement in Pakistan, in December, the CIA admitted Blackwater operates in Pakistan under CIA contracts,[57] and in January of 2010, US Defense Secretary Robert Gates confirmed that both Blackwater (now known as Xe Services) and DynCorp have been operating in Pakistan.[58] However, some reports indicate that Blackwater may be involved in even more nefarious activities inside Pakistan. A former head of Pakistani’s intelligence services, the ISI, stated in an interview that apart from simply taking part in drone attacks, Blackwater “may be involved in actions that destabilize the country.” Elaborating, he said, “My assessment is that they [Blackwater agents] — either themselves or most probably through others, through the locals — do carry out some of the explosions,” and that, “the idea is to carry out such actions, like carrying attacks in the civilian areas to make the others look bad in the eyes of the public.” In other words, according to the former head of the ISI, Blackwater may be involved in committing false flag terrorist attacks inside Pakistan.[59] In November of 2009, Al-Jazeera reported that while many attacks occurring across Pakistan are blamed on the Tehreek e-Taliban, Pakistan’s Taliban, “the group has issued its first video statement denying involvement in targeting civilians and has blamed external forces for at least two recent blasts.” The denial stated that the attacks are being used as an excuse to prepare for military operations in various tribal regions of Pakistan, including South Waziristan. The denial also stated that the Pakistani Taliban “had no role in the bomb blast in a Peshawar market that killed at least 100 people as well as an attack in Charsada, a town located in Pakistan’s North West Frontier Province.” The spokesperson claimed that the Pakistani Taliban does not target civilians, and that the bombings were “linked to Blackwater activities in the country.” Even when the bombings initially occurred the Taliban denied involvement, and the local media was blaming “Blackwater and other American agencies.”[60] The head of the Pakistani Taliban had previously stated that, “if Taliban can carry out attacks in Islamabad and target Pakistan army’s headquarters, then why should they target general public,” and proceeded to blame the bomb blast in Peshawar that killed 108 people on “Blackwater and Pakistani agencies [that] are involved in attacks in public places to blame the militants.” He was further quoted as saying, “Our war is against the government and the security forces and not against the people. We are not involved in blasts.”[61] In January of 2010, it was reported that Blackwater “is in the running for a Pentagon contract potentially worth $1 billion to train Afghanistan’s troubled national police force,” as Blackwater already “trains the Afghan border police — an arm of the national police — and drug interdiction units in volatile southern Afghanistan.”[62] As Jeremy Scahill reported in August of 2009 on a legal case against Blackwater, where a former Blackwater mercenary and an ex-US Marine “have made a series of explosive allegations in sworn statements filed on August 3 in federal court in Virginia.” Among the claims: The two men claim that the company’s owner, Erik Prince, may have murdered or facilitated the murder of individuals who were cooperating with federal authorities investigating the company. The former employee also alleges that Prince “views himself as a Christian crusader tasked with eliminating Muslims and the Islamic faith from the globe,\" and that Prince’s companies “encouraged and rewarded the destruction of Iraqi life.\"[63] Further, both men stated that Blackwater was smuggling weapons into Iraq, often on Erik Prince’s private planes. These allegations surfaced in a trial against Blackwater for committing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and war crimes in Iraq against civilians. One of those who testified further stated that, “On several occasions after my departure from Mr. Prince’s employ, Mr. Prince’s management has personally threatened me with death and violence.” The testimony continued in explaining that: Mr. Prince intentionally deployed to Iraq certain men who shared his vision of Christian supremacy, knowing and wanting these men to take every available opportunity to murder Iraqis. Many of these men used call signs based on the Knights of the Templar, the warriors who fought the Crusades. Mr. Prince operated his companies in a manner that encouraged and rewarded the destruction of Iraqi life. For example, Mr. Prince’s executives would openly speak about going over to Iraq to “lay Hajiis out on cardboard.\" Going to Iraq to shoot and kill Iraqis was viewed as a sport or game. Mr. Prince’s employees openly and consistently used racist and derogatory terms for Iraqis and other Arabs, such as “ragheads\" or “hajiis.\"[64] In January of 2010, Erik Prince, the controversial founder and CEO of Blackwater gave an interview with Vanity Fair magazine which was intended to not simply discuss the company, but also the man behind the company. It begins by quoting Prince as saying, “I put myself and my company at the C.I.A.’s disposal for some very risky missions,” and continued, “But when it became politically expedient to do so, someone threw me under the bus.” It is worth quoting the article at some length: Publicly, [Erik Prince] has served as Blackwater’s C.E.O. and chairman. Privately, and secretly, he has been doing the C.I.A.’s bidding, helping to craft, fund, and execute operations ranging from inserting personnel into “denied areas”—places U.S. intelligence has trouble penetrating—to assembling hit teams targeting al-Qaeda members and their allies. Prince, according to sources with knowledge of his activities, has been working as a C.I.A. asset: in a word, as a spy. While his company was busy gleaning more than $1.5 billion in government contracts between 2001 and 2009—by acting, among other things, as an overseas Praetorian guard for C.I.A. and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s—Prince became a Mr. Fix-It in the war on terror. His access to paramilitary forces, weapons, and aircraft, and his indefatigable ambition—the very attributes that have galvanized his critics—also made him extremely valuable, some say, to U.S. intelligence.[65] Prince’s Afghan security team is the “special-projects” team of Blackwater, and “except for their language its men appear indistinguishable from Afghans. They have full beards, headscarves, and traditional knee-length shirts over baggy trousers.” In regards to Prince’s worth with the CIA, he: wasn’t merely a contractor; he was, insiders say, a full-blown asset. Three sources with direct knowledge of the relationship say that the C.I.A.’s National Resources Division recruited Prince in 2004 to join a secret network of American citizens with special skills or unusual access to targets of interest.[66] In Afghanistan, Blackwater “provides security for the US Ambassador Karl Eikenberry and his staff, and trains narcotics and Afghan special police units.” There was also a revolving door of sorts between Blackwater and the CIA. Not only was Prince a CIA asset, but many higher-ups in the CIA would also move into Blackwater. A Blackwater-CIA team even hunted down an alleged Al-Qaeda financier in Hamburg, Germany, without even the German government’s awareness of it. Publicly, the Blackwater program with the CIA was canned. Although there was no mention of its covert program with JSOC in Pakistan, so one must assume its relationship is maintained in some capacity. Prince ultimately left his position at Blackwater in the face of bad press, but still controls the majority of the stock.[67] In September of 2009, General Mirza Aslam Beg, Pakistan’s former Army Chief, said that, “Blackwater was directly involved in the assassinations of former Pakistani prime minister Benazir Bhutto and former Lebanese prime minister Rafik Hariri.” He told a Saudi Arabian daily that, “former Pakistani president Pervez Musharraf had given Blackwater the green light to carry out terrorist operations in the cities of Islamabad, Rawalpindi, Peshawar, and Quetta.” It was in an interview with a Pakistani TV network when he stated that Blackwater and “the United States killed Benazir Bhutto.” Beg was chief of Army staff during Benazir Bhutto’s first administration. He claimed that she was killed “in an international conspiracy because she had decided to back out of the deal through which she had returned to the country after nine years in exile.”[68] Is the West Punishing Pakistan to Challenge China? China and Pakistan established diplomatic ties in 1951, and have enjoyed a close relationship since then, with Pakistan being one of the first countries to recogniz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50. One of the primary reasons behind the close and ever-closer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Pakistan is the role of India, as both an adversary and competitor to Pakistan and China. A Pakistani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States said that for Pakistan, “China is a high-value guarantor of security against India.” Further, within India, increased Chinese military support to Pakistan is perceived as “a key aspect of Beijing’s perceived policy of ‘encirclement’ or constraint of India as a means of preventing or delaying New Delhi’s ability to challenge Beijing’s region-wide influence.” These ties have increased since the 1990s, and especially as the United States became increasingly close to India. As a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background report on China-Pakistan relations explained: The two countries have cooperated on a variety of large-scal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n Pakistan, including highways, gold and copper mines, major electricity complexes and power plants, and numerous nuclear power projects. With roughly ten thousand Chinese workers engaged in 120 projects in Pakistan, total Chinese investment–which includes heavy engineering, power generation, mining, and telecommunications–was valued at $4 billion in 2007 and is expected to rise to $15 billion by 2010.[69] As the Pakistani ambassador to the U.S. further explained, “Pakistan thinks that bo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crucial for it,” however, he went on, “If push comes to shove, it would probably choose China–but for this moment, it doesn’t look like there has to be a choice.” The recent U.S.-India civilian nuclear agreement has further entrenched a distrust of America within Pakistan and pushed the country closer to China. In 2010, China announced it would be building two nuclear power reactors in Pakistan.[70] In 2007, China and Pakistan inaugurated Gwadar Port in Pakistan’s Balochistan Province along the Arabian Sea, creating the first major point in an “energy corridor” which would eventually bring oil from the Gulf overland through Pakistan into China. China financed the building of the port city for $200 million, with plans to fund billions more worth of railroads, roads, and pipelines which would link Gwadar Port to China. Pakistan is strategically placed in the centre of the new ‘Great Game’, a nomenclature for the great imperial battles over Central Asia in the 19th century. Pakistan is neighbour to Iran, India, China, and Afghanistan, with a coastline on the Arabian Sea. Thus, Pakistan is situated between the oil-rich Middle East and the natural gas-rich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with two of the fastest growing economies in the world – India and China – as energy-hungry neighbours; with the imperial presence of America in neighbouring Afghanistan, with its eye focused intensely on neighbouring Iran. A ‘Great Game’ ensues, drawing in Russia, China, India and America, and the main focus of the game is pipelines.[71] China has a major pipeline project in the works to bring in natural gas from Central Asia, transporting the gas from Turkmenistan through Uzbekistan and Kazakhstan and into China, which is set to be completed by 2013.[72] Iran, OPEC’s second largest oil exporter (after Saudi Arabia), is among the top ten oil exporters to China, and in 2010 it was reported that the Chinese have invested roughly $40 billion in Iran’s oil and gas sectors, including financing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even new oil refineries, as well as various oil and gas pipeline projects.[73] In June of 2011, it was reported that China’s oil imports from Iran have increased by 32%, signaling a growing importanc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e largest three oil exporters to China are Saudi Arabia, Angola, and Iran, respectively.[74] The Gwadar Port city built by Chinese investments is destined to be a central hub in the pipeline politics of the ‘Great Game,’ in particular between the competing pipeline projects of the Trans-Afghan Pipeline (TAP or TAPI), involving a pipeline bringing natural gas from Turkmenistan through Afghanistan, Pakistan, and into India; and the Iran-Pakistan-India pipeline (IPI). The major issue here is that the TAPI pipeline cannot be built so long as Afghanistan is plunged into war, thus the project has been incessantly stalled. On the other hand, India has been wavering and moving out of the picture in the IPI pipeline, in no small measure due to its increasingly close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has sought to dissuade Pakistan from building a pipeline with Iran. However, in 2010, Pakistan and Iran signed the agreement, and are willing to either allow India or China to be the beneficiary of the pipeline. Whether going to India or China, Gwadar Port will be a central hub in this project.[75] Pakistan has now been seeking direct help from China on the Iran-Pakistan pipeline project.[76] The U.S., for its part, warned Pakistan against signing onto a pipeline project with Iran, yet Pakistan proceeded with the project regardless.[77] The southern Pakistani province of Balochistan is home to oil, gas, copper, gold, and coal reserves, not to mention, it is the strategic corridor through which the pipeline projects would run, and is home to the strategically significant port city of Gwadar. For the past fifty years, however, Balochistan has been a major hub of Chinese investment and opportunity, with Chinese companies having poured $15 billion into projects in the province, inclu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n oil refinery, copper and zinc mines, and of course, Gwadar Port.[78] India is increasingly concerned about China’s presence in the Gulf and Indian Ocean. China is building ports not only in Pakistan, but in Bangladesh and Burma, as well as railroad lines in Nepal.[79] Following the supposed assassination of Osama bin Laden by the U.S. in Pakistani territory, tensions between Pakistan and America increased, and ties between China and Pakistan deepened. The Chinese were subsequently approached by the Pakistanis to take control of the port of Gwadar, and perhaps to even build a Pakistani naval base there, though the Chinese have denied Pakistani claims that any such deal had been reached. China, further, in response to the apparent U.S. assassination of Bin Laden, said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referr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must respect” Pakistani sovereignty. Indian news quoted diplomatic sources as saying that China “warned in unequivocal terms that any attack on Pakistan would be construed as an attack on China.”[80] Pakistani Prime Minister Gilani visited China on a state visit shortly after the American raid into Pakistan. Following the meetings, China agreed to immediately provide 50 fighter jets to Pakistan, a clear signal that Pakistan is looking for alternatives to its American dependence, and China is all too happy to provide such an alternative.[81] As the Financial Times reported, “Pakistan has asked China to build a naval base at its south-western port of Gwadar and expects the Chinese navy to maintain a regular presence there.”[82] China has also signaled that it would be interested in setting up foreign military bases, just as the United States has, and specifically is interested in such a base inside Pakistan. The aim “would be to exert pressure on India as well as counter US influence in Pakistan and Afghanistan.”[83] Conclusion It would seem, then, that the true cause of chaos, destabilization, and war in Pakistan is not the Orientalist perspective of Pakistanis being the ‘Other’: barbaric, backwards, violent and self-destructive, in need to ‘intervention’ to right their own wrongs. Following along the same lines as the dismantling of Yugoslavia in the 1990s, the destabilization of Pakistan is aimed at wider strategic objectives for the Western imperial powers: namely, the isolation of China. While Pakistan has long been a staunch U.S. puppet regime, in the wider geopolitical context of a global rivalr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for control of the world’s resources and strategic positions, Pakistan may be sacrificed upon the altar of empire. The potential result of this strategy, in a country exceeding 180 million people, armed with nuclear weapons, and in the centre of one of the most tumultuous regions in the world, may be cataclysmic, perhaps even resulting in a war between the ‘great powers.’ The only way to help prevent such a potential scenario would be to analyze the strategy further, and expose it to a much wider audience, thus initiating a wider public discussion on the issue. As long as the public discourse on Pakistan is framed as an issue of “terrorism” and the “War on Terror” alone, this strategic nightmare will continue forward. As the saying goes, “In war, truth is the first casualty.” But so too then, can war be the casualty of Truth. Andrew Gavin Marshall is a Research Associate with the Centre for Research on Globalization (CRG). He is co-editor, with Michel Chossudovsky, of the recent book,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The Great Depression of the XXI Century,\" available to order at Globalresearch.ca. He is currently working on a forthcoming book on ‘Global Government’. Notes [1] Russell Berman, Despite Criticism, Obama Stands By Adviser Brzezinski. The New York Sun: September 13, 2007: http://www.nysun.com/national/despite-criticism-obama-stands-by-adviser/62534/ [2] Eli Lake, Obama Adviser Leads Delegation to Damascus. The New York Sun: February 12, 2008: http://www.nysun.com/foreign/obama-adviser-leads-delegation-to-damascus/71123/ [3] Jonathan Tepperman, How Obama’s Star Could Fall. Newsweek: October 13, 2008: http://www.newsweek.com/id/162316 [4] Mark Mazzetti and Eric Schmitt, McCain and Obama advisers briefed on deteriorating Afghan war.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31, 2008: http://www.nytimes.com/2008/10/31/world/americas/31iht-31policy.17405861.html [5] George Packer, The Last Mission. The New Yorker: September 28, 1009: http://www.newyorker.com/reporting/2009/09/28/090928fa_fact_packer [6] Ibid. [7] Ibid. [8] Michael Abramowitz, Shailagh Murray and Anne E. Kornblut, Obama Close to Choosing Clinton, Jones for Key Posts.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2, 2008: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8/11/21/AR2008112103981.html [9] Ibid. [10] About Us, Our Mission. Chamber of Commerce: Institute for 21st Century Energy: http://www.energyxxi.org/pages/about_us.aspx [11] JOHN D. MCKINNON and T.W. FARNAM, Hedge Fund Paid Summers $5.2 Million in Past Yea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5, 2009: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23879462053487927.html [12] James L. Jones, 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Jones at 45th Munich Conference on Security Policy.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February 8, 2009: http://www.cfr.org/publication/18515/remarks_by_national_security_adviser_jones_at_45th_munich_conference_on_security_policy.html [13] Ibid. [14] Julian E. Barnes, Obama team works on overhaul of Afghanistan, Pakistan policy. Los Angeles Times: February 11, 2009: http://articles.latimes.com/2009/feb/11/world/fg-us-afghan11 [15] Henry A. Kissinger, A Strategy for Afghanistan.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26, 2009: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9/02/25/AR2009022503124.html [16] George Packer, The Last Mission. The New Yorker: September 28, 1009: http://www.newyorker.com/reporting/2009/09/28/090928fa_fact_packer [17] Ibid. [18] Eric Schmitt, Obama Taps a General as the Envoy to Kabul.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9,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01/30/washington/30diplo.html [19] Ibid. [20] Agencies, US fires top general in Afghanistan as war worsens. China Daily: May 12, 2009: http://www.chinadaily.com.cn/world/2009-05/12/content_7766306.htm [21] Ann Scott Tyson, Top U.S. Commander in Afghanistan Is Fired.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12, 2009: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9/05/11/AR2009051101864.html [22] Rajiv Chandrasekaran, Pentagon Worries Led to Command Change. The Washington Post: August 17, 2009: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9/08/16/AR2009081602304_pf.html [23] Ann Scott Tyson, Top U.S. Commander in Afghanistan Is Fired.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12, 2009: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9/05/11/AR2009051101864.html [24] Agencies, US fires top general in Afghanistan as war worsens. China Daily: May 12, 2009: http://www.chinadaily.com.cn/world/2009-05/12/content_7766306.htm [25] Muriel Kane, Hersh: ‘Executive assassination ring’ reported directly to Cheney. The Raw Story: March 11, 2009: http://rawstory.com/news/2008/Hersh_US_has_been_running_executive_0311.html [26] Transcript, Seymour Hersh: Secret US Forces Carried Out Assassinations in a Dozen Countries, Including in Latin America. Democracy Now!: March 31, 2009: http://www.democracynow.org/2009/3/31/seymour_hersh_secret_us_forces_carried [27] MARK MAZZETTI and ERIC SCHMITT, U.S. Halted Some Raids in Afghanistan.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9,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03/10/world/asia/10terror.html [28] Ann Scott Tyson, Manhunter To Take On a Wider Mission.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13, 2009: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9/05/12/AR2009051203679_pf.html [29] THOM SHANKER and ERIC SCHMITT, U.S. Commander in Afghanistan Is Given More Leeway.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0,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06/11/world/asia/11command.html [30] Michael Hirsh and John Barry, The Hidden General. Newsweek: June 26, 2006: http://www.newsweek.com/id/52445 [31] KIMBERLY DOZIER and ADAM GOLDMAN, Counterterrorist Pursuit Team: 3,000 Man CIA Paramilitary Force Hunts Militants In Afghanistan, Pakistan, Huffington Post, 22 September 2010: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0/09/22/counterterrorist-pursuit-_n_734961.html [32] Andrew Gray, US Afghan surge could push militants into Pakistan. Reuters: May 21, 2009: http://www.alertnet.org/thenews/newsdesk/N21412211.htm [33] Isambard Wilkinson, Top US official warns that war in Afghanistan strengthens Taliban in Pakistan. The Telegraph: May 22, 2009: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asia/pakistan/5369740/Top-US-official-warns-that-war-in-Afghanistan-strengthens-Taliban-in-Pakistan.html [34] AP, Afghanistan surge tied to Pakistan stability. MSNBC: May 21, 2009: http://www.msnbc.msn.com/id/30871807/ns/world_news-south_and_central_asia/ [35] George Packer, The Last Mission. The New Yorker: September 28, 2009: http://www.newyorker.com/reporting/2009/09/28/090928fa_fact_packer [36] Tom Andrews, Classified McChrystal Report: 500,000 Troops Will Be Required Over Five Years in Afghanistan. Huffington Post: September 24, 2009: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tom-andrews/classified-mcchrystal-rep_b_298528.html [37] Greg Miller, CIA expanding presence in Afghanistan. The Los Angeles Times: September 20, 2009: http://www.latimes.com/news/nationworld/world/la-fg-afghan-intel20-2009sep20,0,1183243.story?page=1 [38] Ann Scott Tyson, Support Troops Swelling U.S. Force in Afghanistan. The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13, 2009: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9/10/12/AR2009101203142.html?hpid=topnews [39] Henry A. Kissinger, Deployments and Diplomacy. Newsweek: October 12, 2009: http://www.newsweek.com/id/216704 [40] Ibid. [41] Ibid. [42] Travis Lupick, Suspended Afghan MP Malalai Joya wants NATO’s mission to end. The Georgia Straight: November 12, 2009: http://www.straight.com/article-270310/vancouver/afghan-activist-wants-natos-mission-end [43] US surge in Afghanistan ‘may destablize Pakistan’. Press TV: November 30, 2009: http://www.presstv.ir/detail.aspx?id=112484&sectionid=351020401 [44] Scott Wilson, Obama: U.S. security is still at stake. The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2, 2009: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9/12/01/AR2009120101231.html [45] Julian E. Barnes and Tony Perry, Afghanistan will need U.S. help for 15 to 20 years, Karzai says. The Los Angeles Times: December 9, 2009: http://www.latimes.com/news/nation-and-world/la-fg-afghan-mcchrystal9-2009dec09,0,224382.story [46] Seth G. Jones, Take the War to Pakistan.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3,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12/04/opinion/04jones.html [47] Jeremy Scahill, U.S. War Privatization Results in Billions Lost in Fraud, Waste and Abuse—Report. Rebel Reports: June 10, 2009: http://rebelreports.com/post/121172812/u-s-war-privatization-results-in-billions-lost-in [48] Justin Elliott, As Obama Sends More Troops, Giant Shadow Army Of Contractors Set To Grow In Afghanistan. TPMMuckraker: December 1, 2009: http://tpmmuckraker.talkingpointsmemo.com/2009/12/as_obama_sends_more_troops_giant_shadow_army_of_co.php?ref=fpb [49] Karin Brulliard, Pakistan worried U.S. buildup in Afghanistan will send militants across border. The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5, 2010: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10/01/04/AR2010010403335.html [50] Jeremy Scahill, The Secret US War in Pakistan. The Nation: November 23, 2009: http://www.thenation.com/doc/20091207/scahill [51] Ibid. [52] Mark Mazzetti, C.I.A. Sought Blackwater’s Help to Kill Jihadists.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19,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08/20/us/20intel.html [53] James Risen and Mark Mazzetti, Blackwater Guards Tied to Secret C.I.A. Raids.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0,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12/11/us/politics/11blackwater.html [54] James Risen and Mark Mazzetti, C.I.A. Said to Use Outsiders to Put Bombs on Drones.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0,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08/21/us/21intel.html [55] Mark Mazzetti, Blackwater Loses a Job for the C.I.A.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1,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12/12/us/politics/12blackwater.html [56] Declan Walsh and Ewen MacAskill, Blackwater operating at CIA Pakistan base, ex-official says. The Guardian: December 11, 2009: 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09/dec/11/blackwater-in-cia-pakistan-base [57] CIA admits Blackwater presence in Pakistan. Press TV: December 12, 2009: http://www.presstv.ir/detail.aspx?id=113512&sectionid=351020401 [58] Gates confirms Blackwater presence in Pakistan. Press TV: January 22, 2010: http://www.presstv.ir/detail.aspx?id=116754&sectionid=351020401 [59] Blackwater behind Pakistan bombings: Ex-intel chief. Press TV: December 12, 2009: http://www.presstv.com/detail.aspx?id=113540&sectionid=351
  22. 2011/10/11 於 17:15 patchpieces

    美國媒體為何對“佔領華爾街”美國之秋革命運動失聲失焦

    <美國媒體為何對“佔領華爾街”失聲失焦>

    自9月17日以來,一場名為“佔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的遊行抗議運動在美國愈演愈烈,波及上百美國城市,聲勢日益浩大,加入抗議的社會組織和民眾日益增多,政治訴求十分明確:改變美國不公平、不合理的政治經濟制度。美國人民已無法忍受長期被資本操控的命運。

    但“奇怪的是”,這場席捲全美國的“抗議風暴”卻被美國媒體“忽略了”。“一反”他們一貫“唯恐天下不亂”的“風格”,實行“低調”處理。美國各大主流媒體要麼“視而不見”,要麼“輕描淡寫”,與他們在別的國家發生類似事件時的表現“完全迥異”。當自己家爆發了“華爾街革命”的時候,美國所謂的“新聞自由”哪兒去了?

    現實情況是,成千上萬的美國人走上街頭,呼喊著
    “我們代表99%”、
    “華爾街需為一切危機負責”、
    “將金錢踢出選舉”、
    “要工作,不要戰爭”、
    “現在就革命”、
    “重塑美國”等口號,
    目標直指華爾街毫無節制的“貪婪”、美國政府不負責任的放縱,以及民生維艱的蕭條現狀。示威者將不滿的怒火噴向深陷“貧富懸殊”、金權交易、黨派惡鬥、戰爭泥淖的美國政治經濟制度和社會體系。他們坦言,“組織這些抗議活動就是要告訴民眾,美國目前的體制已經行不通了”;而活動發起者則將其與“中東北非革命”相提並論,明確表示“跟我們在埃及、希臘、西班牙和冰島的兄弟姐妹一樣,我們計畫使用群眾佔領這一革命戰術,恢復美國的民主”。
    對於這些人,美國警方不僅戒備森嚴,多次進行“大規模拘捕”,還使用噴射辣椒水,甚至發生暴力衝突。

    美國媒體在不得不說的窘境下,把“佔領華爾街”運動描述為“小打小鬧的街頭話題”,說什麼是烏合之眾,沒有什麼現實意義,缺乏明確的政治訴求。總之一句話,不值得關注。在他們眼裏,示威者是一些“只考慮眼前利益的膚淺之輩”,是一群“無所事事、癡心妄想的傻子”(台灣美屬地反共堡壘官方「中央社」/中時在對相關新聞消息封鎖滯延了近三個星期一直裝聾作啞不予報導之後而終於不得不發的第一篇新聞稿“標題”中就刻意“丑化/汙名化”佔領華爾街的民主抗議人士是出於「仇富」心態;而在突尼西亞、埃及、利比亞那些美國培植煽動、乃至武裝起來的反對派在他們筆下則全部都是“民主自由鬥士”),警方拘捕700多名示威者只不過是因為“交通占道問題”,完全不應受到批評。
    如果發生在別國,拘捕幾個人就是“暴政”,就是“殘酷鎮壓”了。
    “明明”美國大眾已經對制度完全失望了,美國(自由)媒體“卻說”這套制度沒出任何問題。

    一直以來,美國媒體對別國的群體事件“極為關注”。一有風吹草動在第一時間就“開動”全部輿論機器,不惜版面、頻道、時段,不惜“添油加醋”、“造謠抹黑”、“移花接木”,越亂越令他們“亢奮”。
    在他們的“報導”中,別國的示威者往往是政治訴求明確而正當,手段和平而合法,政府和警方的行動則往往是無視人權的鎮壓和屠殺,鉗制民主自由的反動舉動,等等。美國媒體“熱衷”於“插手”別國事務的這種“表現”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常識”,但很明顯,好像這並“不適用”於美國自己。

    不僅美國(自由)媒體在內外事件的報導上表現“虛偽”,美國不少“(民主)政客”同樣慣于使用“雙重標準”。如果其他國家發生類似的“佔領運動”,美國這些(民主)政客無不會祭出民主、自由、人權等口號,搖旗呐喊、“說三道四”,借機牟利。但對待本國民眾的“佔領華爾街”運動,這些(民主)政客卻又是“另一副面孔”。在他們“嘴裏”,(民主)示威者是一群“失敗者”,是“刁民”、“暴徒”,“這是一場危險的階級戰爭”。
    雖然美國總統奧巴馬以及其他民主黨人士對抗議人群表示出一些同情,但個中頗有安撫意味,更多的是出於維護自身黨派利益和近期選舉考量。從各種聲音中不難發現,兩黨對華爾街的偏向和袒護異曲同工,並沒有人真正傾聽廣大民眾的抗議訴求。

    美國(自由)媒體完全無視本國積重難返的制度弊病和日趨激烈的社會矛盾,表現出一種驚人的“政治正確”,令全世界再次“見識”了美國新聞輿論生態的“真面目”。在資本當家做主、資本說了算的美國政治經濟制度之下,各類(自由)媒體完全淪為資本的奴隸,成為供利益集團驅使的工具,而華爾街作為金融資本的大本營,從來都是(自由)媒體的老闆,而不是受媒體監督的對象。美國媒體在“佔領華爾街”運動中的表現,深刻“揭露”了其為資本“服務”的“本質”和功能,戳破了美國所謂“新聞自由”、“客觀公正”的“假面具”。要知道,華爾街是美國資本主義制度和金融體制的象徵,很明顯,“佔領華爾街”就是要對這個制度和體制發出抗議,(虛偽的)美國(自由)媒體怎麼可能為此助陣?

    實際上,美國(自由)媒體一直是美國資本利益和政治經濟制度的鼓吹者和捍衛者。他們把美國(民主)制度描繪成普適的、終極的、不可逾越的,而對資本和軍工財團“操控”政治、縱容欺詐、權錢交易“閉口不談”。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美國“泡沫”破滅,但美國(自由)媒體卻從未對華爾街的罪惡和自己國家存在的制度性問題進行深刻反思。反而不斷地進行各種辯解製造“謬論”,自誇美國永遠強大、信用“永遠”3A,不惜大印鈔票、以債養債、打腫臉充胖子,一方面堅定地維護和鞏固華爾街資本的利益,同時不斷地將國內問題和責任“轉嫁栽贓”到其他國家身上。一貫標榜自己監督政府、守望社會的美國(自由)媒體,自始至終沒有發出過有價值的調查和拷問,反而不斷地為華爾街和美國政府的所作所為進行辯護。
    此次“佔領華爾街”運動的興起,直白地將美國政治經濟制度弊病和社會深層次矛盾揭露在世界面前,但面對資本利益,美國媒體惟有不敢觸及、不願觸及、無法觸及,這是由其鮮明的本質立場和根本功能所決定了的。說白了,美國(自由)媒體是端人家飯碗,就給人家打工賣命,就服人家管。

    一段時期以來,國內有一些人對美國所謂的“新聞自由”羡慕讚賞、頂禮膜拜,新聞界有一些人也將其視為樣板,鼓吹引進照搬過來。事實上,美國(自由)媒體對中國的報導完全是“另一套標準”:從“北京奧運會”到上海世博會,從拉薩“3•14”事件到烏魯木齊“7•5”事件,從人民幣匯率到中美貿易,從南海問題到對台軍售,從社會穩定到互聯網管理,美國(自由)媒體不斷在有關的中國話題上”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甚至”無中生有“地”製造事端“,甚至不惜”導演“無聊的“行為藝術”,並加以放大。而華爾街成千上萬人喊著“革命”口號上街的大規模抗議,卻在美國(自由)媒體那兒淪為不值一提的“八卦話題”。這裏頭看不到什麼“新聞自由”,看不到什麼“客觀公正”,真正看到的不過是美國(自由)媒體基於資本利益、美國利益所一貫嚴格恪守的“政治正確”而已。這難道不是活生生的教材嗎?

    一場百年不遇的國際金融危機以及其後發生的故事告訴我們,華爾街資本泡沫破滅了,美元霸權地位破落了,美式制度“神話”破產了,西方自詡不可動搖的價值觀也動搖了。對於中國新聞媒體來說,就是要認清所謂西方“新聞自由”的極端“虛偽性”,打破西方媒體“壟斷”國際輿論傳播秩序的現狀,“打破”西方媒體營造的新聞“鐵幕”和“鴻溝”,讓中國的聲音在全球化時代和世界媒體競爭中愈發響亮。

    甄言 曉剛

    2011-10-11 北京日報

    —————–
    美國本土爆發美國之秋革命-“佔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萬人示威運動升級 85名民主示威者遭警方鎮壓逮捕
    https://patchpiece.wordpress.com/2011/10/03/%E3%80%90%E5%88%A9%E6%BD%A4%E5%A3%9F%E6%96%B7%E7%A7%81%E6%9C%89%E5%8C%96%E3%80%82%E8%99%A7%E6%90%8D%E7%A0%B4%E7%94%A2%E5%9C%8B%E6%9C%89%E5%8C%96%EF%BC%8F%E7%A4%BE%E6%9C%83%E4%B8%BB%E7%BE%A9%E6%8B%AF/


  23. 2011/10/21 於 09:43 patchpieces

    【假自由。真壟斷。真計劃。真操控-西方自由主義普世自由市場神話背後的壟斷操控核心本質/美歐央行銀行財閥托辣斯藉虛擬數位信用百倍高槓桿(虛擬數位金融衍生性黑心垃圾期貨合約定價權)對真金白銀實體經濟進行的金融恐怖主義式攻擊扭曲操控】

    Preemptive (Terrorist) Strike Against Precious Metals (Silver & Gold) Nears End

    by Jeff Nielson  
    2011-10-19

    I have been intentionally silent on the gold and silver markets for the past several weeks. Prior to that, I wrote several pieces just after and just before the latest take-down in precious metals to alert readers/investors to the fact that “volatility is the new weapon” of the banksters in their efforts to suppress this market.

    Since that time, there simply has not been the opportunity to provide readers with any substantiv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most of the recent take-downs in precious metals over the past year or so there have been obvious “prongs of attack” for us to focus upon.

    In May, it was the five, outrageous rapid-fire increases in margin requirements by the CME Group in the silver market – with the last four of those increases being implemented despite the fact that silver prices were already falling sharply. Prior to that, at the beginning of February the banksters employed a “suicide bomber” in the gold market to briefly drag down prices.

    In this case however, I’ve been unable to discern any single action which would or could account for the especially blatant manipulation of these markets – at a time when all the economic fundamentals and all the seasonal factors were greatly favoring another strong rally in precious metals. Rather, this particular take-down seems to have involved everything but the proverbial “kitchen sink”.

    Negative “lease rates” for gold and silver, massive shorting, manipulative margin-hikes and direct collusion between governments all appear to be at work at present. Why have I added “collusion by governments” to this list? It has been abundantly clear from the price action in the gold and silver markets that the buyers have been in charge of these markets for at least the last two years.

    The reason why recent manipulation operations by the banksters have been exceptionally brief and shallow is because each time the bullion banks created a brief “sale” on gold and silver the stampede of buyers would immediately drive prices higher any and every time prices neared key support levels. Thus we must conclude that there has been broad collusion during this current take-down: a “deal” between the desperate bankers and the Big Buyers to allow prices to remain at current, depressed levels – most likely in return for a guarantee of a large quantity of real bullion for them to divvy-up between themselves (the “spoils” of their Libyan Campaign, perhaps?).

    This attack on precious metals (and most commodity groups) appears to have been an all-out desperation measure. This is the “shock and awe” which the CME Group attempted to create in the silver market in May with its reprehensible conduct. Except while the Manipulators failed with their efforts in May, they certainly appear to have succeeded now with a large portion of the retail investment community.

    Indeed, using a military analogy, the massive volatility which the bullion banks first introduced into this market in September could be thought of as an artillery barrage – to “soften up” the market for the take-down which was to follow.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tactics appears to have had a significant psychological effect.

    What readers must understand, however, is that none of this matters with respect to the long-term trend for this market – except to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upward pressure on prices. The entire reason for attempting to put investors literally in a state of shock is to prevent them from thinking rationally.

    Why is the price of silver at more than $30/oz today instead of under $5/oz as it was roughly a decade earlier?
    Because pricing silver at $5/oz caused a 90% decline in global inventories. The banksters could no more prevent the laws of supply and demand from dictating the long-term trend ten years ago than they can today. Indeed, they are much less able to do so – having squandered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ir bullion in their prior years of manipulation.

    The overriding principle here is a very simple one: the lower prices go in the short term, the higher they will go in the long term. Period. The reason the banksters have tried to scare investors “witless” is precisely so that they will forget that fundamental principal.

    Given that the extreme move downward guarantees (at least) as extreme a move upward in these markets, this begs the question: why have the banksters (and our governments) colluded in an extreme but ultimately futile endeavour at the present time?

    The answer is staring us in the face, now merely days away: another massive infusion of Western money-printing – into the ocean of Western banker-paper which has already flooded markets. Most likely this will be an even larger single burst of printing-press activity than what took place immediately following the Crash of ’08.

    The money-printing about to take place in Europe has already been clearly telegraphed. EU leaders meet on Sunday for their next “Final Solution” for the made-in-Wall-Street “Euro debt crisis”. They have already made it clear that more “massive bail-outs” are on the way – for deadbeat banks and governments alike.

    Meanwhile, on this side of the Atlantic, Helicopter Ben has been engaged in especially absurd stalling. He continually tells the market there is “more the Fed can do”, while avoiding once again spouting his favorite euphemism: “quantitative easing”.

    He is utterly transparent. The Fed was harshly criticized around the world for its last money-printing spree. Thus the U.S. could not be first to crank-up its printing press this time. Rather, the ridiculous spin which will be attached to the next “helicopter drop” by the Fed will be that either the Euro debt crisis “forced” the Fed to follow suit, or (more likely) this will be portrayed as the Fed “supporting the actions” of the EU by cranking-up its own printing press in unison.

    While we all know never to say “never” in this market, it appears that the latest operation has neared its expiry date. Put another way, it does not appear feasible that the investment community could remain “witless” enough not to fathom the impact of more, massive money-printing. Furthermore, one must also assume that whatever bribery has been used to control the Big Buyers has more or less been used-up.

    As always, no matter how strongly we believe that the market is about to reverse higher, investors must refrain from the use of margin in these markets. The combination of psychopathic Wall Street bankers utterly unrestrained by any regulation;
    the row of debt-saturated Western domino-economies, ready to topple at any moment;
    and the most mind-numbingly incompetent collection of “political leaders” ever assembled equates to the potential for any and every form of economic catastrophe which one could dream-up in their worst nightmare.

    Having perhaps scared readers “witless” again, let me reiterate the immutable principles which guide the precious metals market.
    Nothing the banksters can do to these markets can alter the long-term trend. The more extreme the downward pressure on precious metals in the short-term, the higher prices will go over the longer term.

    Last but not least, for 5,000 years precious metals have been humanity’s only true economic “safe haven”. And today, more than at any other time in centuries we are in desperate need of a haven.

    =============================
    ‘Suicide Bombers’ in the Gold Market?

    by Jeff Nielson

    2011-2-7

    I was listening to another fine interview on the King World News site, this one with Ben Davies of Hinde Capital, when I was immediately intrigued by some of Davies’ remarks.

    He stated that he considered the entire, recent trading-episode in the gold market “suspicious”, for two reasons.
    First of all, he was surprised that any (competent) trader would have leveraged himself into such a dangerous position.
    Secondly, and connected with his first observation, he expressed equal surprise that the so-called “regulator” (i.e. the CME Group) would have allowed such a flawed and vulnerable trading position to have been created.

    What Davies (and others) have apparently not considered is that this “leveraged”, “dangerous” trade was created to fail – in spectacular fashion. Essentially it appears that the Wall Street banksters (and the corrupt institutions who serve them) have imported the terrorist concept of “the suicide bomber” to precious metals markets.

    For those not familiar with the episode to which Davies refers, a previously unknown metals trader named Daniel Shak used $10 million to leverage his way into an $850 million “spread trade” (i.e. 85:1 leverage) in the U.S. gold futures market – equal in size to more than 10% of this entire market.

    With the banksters printing-up “money” by the trillions, $10 million is nothing more than pocket-change, and even eating the entire $850 million loss represents just slightly more than 0.1% of Bernanke’s most recent money-printing. Does anyone here think that Wall Street would be happy to throw away a mere $850 million – when default in the precious metals market threatens JP Morgan (and others) with out-and-out bankruptcy?

    The logic here is elementary. When you have a committed hyperinflationist like Ben Bernanke ready to create another $600 billion (out of thin air) with merely a mouse-click – any and every time Wall Street requests a new shipment of Bernanke-bills – then throwing away (deliberately) a few billion dollars on a “bad trade” is (literally) no different than losing a game of “Monopoly”.

    The “game” ends, another batch of Bernanke-bills is printed up – and another “suicide bomber” enters the precious metals market. While readers may be horrified at yet another example of Wall Street’s incessant “economic terrorism”, precious metals investors need have no fear of yet another desperation tactic by this crime syndicate.

    As I regularly remind readers, none of the games the bankers play in markets (and terrorism is currently their favorite game) can do anything more than briefly stall the rise in precious metals. The bottom-line will always remain that once the last of the banksters’ (real) bullion has been given away…by themselves…at rock-bottom prices, then their manipulation games are finally over.

    Yes, the banksters have leveraged their actual bullion by (at least) 100:1. Yes, these reckless criminals will continue to increase that insane leverage – to 1000:1, or even 1,000,000:1. The only important number in this ratio is the “1” on the right. It is totally irrelevant (on a long-term basis) how far the banksters are able to ratchet-up their leverage – on their road to self-destruction.

    Once the “1” on the right becomes a “0”, the game is over. A “hundred times” zero is still zero. A “billion times” zero is still zero. When their physical bullion is gone, their entire empire of manipulated bullion markets, and bogus “bullion products” will simply evaporate into thin air – just like the rest of the banksters’ fiat-paper empire.

    In the meantime, all that the invention of precious metals suicide bombers really means is that there will be even greater “volatility” in this market. This has several implications. Over the short-term, idiot-traders who continue to try to “play” this market with leverage will be wiped-out at an even greater rate/speed. Ultimately this is good news, as wringing all of the leverage out of the “long” side of this equation simply puts all that gold and silver into “stronger hands” – who can never be forced out by the bankers. In this respect, the CME Group’s short-sighted decision to recently jack-up margin requirements (only for gold and silver “long” investors) also makes the longs stronger over time.

    The other implication here is the old adage among veteran investors that “volatility is a friend of the investor”. All readers need to understand that without volatility there is no money to be made in markets. If all assets are/were perfectly and fairly priced, then there would be no potential for either profits or losses.

    Volatility (by definition) pushes assets above or below their “fair market value”. This makes the rules of the game ultimately very simple: when the banksters push-down bullion prices, we buy physical bullion (and the shares of the precious metals miners), when volatility causes a spike in the sector, we take some profits with our shares in the miners – and look for the opportunity to reinvest those profits at better prices.

    We do not sell our bullion – because our bullion represents our financial “insurance”, not a mere investment. Would any homeowner sell off the fire insurance they have on their home, simply because they could unload their insurance at a profit?

    Rather than allowing the Wall Street banksters to make us their victims, ordinary precious metals investors need to think like “the big buyers” – and allow the banksters to work for you, not against you. Ignore their terrorism, and conquer your own fears. “Defeat” in the precious metals market is inevitable for the banksters. These Wall Street ambushes of the precious metals sector now truly only represent one thing to the rational investor: a “sale” on precious metals assets.

    “Fear of the unknown” is one of the greatest weapons of Wall Street (just like all terrorists). In this respect, merely identifying these suicide bombers as another transparent bankster tactic greatly diminishes the impact of this terrorism. We need not “fear the Reaper”, we only need to understand him.


  24. 2011/11/03 於 11:44 patchpieces

    簡評美國(基督教霸權文化)的“信仰外交”與我國文化安全

    “冷戰”結束以來,在國際戰略格局中,宗教的復興和宗教的衝突成為重要的社會現象。仔細分析這些社會現象主要不是精神層面的有神論在起作用,而是宗教的社會性被“人為的抬高”和“強化”。宗教有神論被某些國家和某些利益集團當作“謀取”政治勢力和經濟利益的“手段”。
    從科學無神論的視角考察,這種現象是歷史文明的倒退,急需我們進行研究,提出對應戰略。

    一、從“(基督教霸權)傳教士外交”到“信仰外交” 

    一個(基督教霸權)超級大國立法“定期審查”世界各國的宗教現狀,這是“冷戰”後國際舞臺上的一個重要“戰略變化”。這種“以信仰為基礎的外交”(faith-based diplomacy),成為歷史上“(基督教霸權)傳教士外交”和當代“人權外交”的最新版本。
    而當代中國的宗教問題“長期”被美國(基督教霸權)《1998年國際宗教自由法》“審查”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案例。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戰略格局最重要的變化是美國“新保守主義勢力”企圖建立“獨霸”全球的“單極”時代。某些權威人士鼓吹“單邊主義”的霸權政策,推行“新干涉主義”戰略。
    這一理論有兩個支點:一是捍衛“人類普遍的價值觀”,提出西方的“人權”、“法治”等等都是“普世價值”;
    二是“人權高於主權”,提出“人權無國界”。
    而當代“美式(基督教霸權)人權標準”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將宗教自由視為人權的第一基石。
    美國“基督教新基要主義”勢力和政治“(極右翼)新保守主義勢力”結盟,共同推動國會通過《1998年國際宗教自由法案》,使其成為“以國家力量”進行基督教“全球戰略擴張”的工具。

    在冷戰期間,基督教被當作“美國反對無神論共產主義的重要立足點。” ① 冷戰之後,兩極對抗消失,地緣政治因素減弱,而國際關係中的宗教因素日益突出。所謂“國際宗教自由”的議題,成為某些人士的“口頭禪”。

    有位美國學者為這種“信仰外交”的合理性注疏,他說:
    “爭奪新世界秩序靈魂的鬥爭已經發生,認真看待文化和宗教多元主義,目前已經成為21世紀最重要的外交政策挑戰之一。”②
    在他看來,21世紀最重要的外交政策挑戰之一是“爭奪新世界秩序靈魂的鬥爭”。而在保守本土民族文化的人們看來,某些國家為“爭奪新世界秩序靈魂”,動用國家行政資源,如:外交手段,甚至發動戰爭,傳播某種宗教信仰文化,是十足的“霸權主義”。

    歷年美國政府發佈的《國際宗教自由報告》,一再“強調”其(基督教霸權)價值觀。美國國務院在《2001年度國際宗教自由報告》的導言中,宣稱要“使宗教自由成為憲法中的第一自由”。
    美國當局“運用”國家力量,在國際人權領域裏強化美國價值觀。如:《2006年國際宗教自由報告》宣稱:
    “宗教信仰作為個人選項和基本自由。是美國特徵的立足點,根植于我國開國先賢的理想。從建國至今,宗教自由一直是我國最首要的自由之一。美國人民捍衛宗教自由的決心——不僅在國內,而且在全世界——始終不渝。正如康多莉紮•賴斯國務卿所說:‘對美國來說,沒有比宗教自由和宗教良心更根本的東西。我們國家就建立在這一基礎上。宗教自由是民主的核心。’”③

    現在,美國當局進一步提升“國際宗教(基督教霸權)自由”的戰略價值,鼓吹“宗教自由即促進國家安全”。如:2008年,美國國務院國際宗教自由辦公室主任湯瑪斯•F.法爾(Thomas.F.Farr)公開呼籲美國外交應使“保護和擴展宗教自由成為其核心因素之一”,並宣稱“美國國家安全的中心議題是伊斯蘭恐怖主義。”④
    目前,關於宗教問題在國際戰略中的地位美國朝野看法日趨一致。“以(基督教霸權)信仰為基礎的外交”(faith-based diplomacy),成為當代“(基督教霸權)人權外交”的最新版本。⑤

    共和黨的戰略家卡爾•羅夫(Karl.Rove)的解釋說:
    “理性對於研究、分析歷史和政治也許是好的,但對於實踐和創造歷史和政治則不同。被感知和被期待的信仰,不能在塵世被證明和被演示,現在,則更為有效地動員人們去創造變化。”⑥
    美國的政治家用基督教(霸權)的“普世價值”,激勵民眾創造歷史“源於”一種“美國式的(斯巴達體制)政治生態環境”。可是,某些美國的執政者將這種宗教信仰的價值觀,作為外交的基礎,強力向全世界“(強制)推廣”,這種“霸權主義”的外交能走多遠呢?

    應當指出,美國政府大力促進的“國際宗教(基督教霸權)信仰自由”,是以“美國國家利益”為標準的。例如:美國國務院發表的“2002年國際宗教自由年度報告”,將緬甸、中國、伊朗、伊拉克、朝鮮、蘇丹列為“特別關注國家”。2004的年度報告又將伊拉克從名單上刪除。
    而事實上,在美(侵略)軍“佔領”的伊拉克(民主人間地獄),殺戮“聖戰”不斷,民眾的生命安全都“難以保障”(數百萬伊拉克人淪為難民、數十萬伊婦女淪為娼妓、產生近百萬孤兒),難道宗教信仰反而獲得更大的自由嗎? 從2003年美軍“入侵”伊拉克至今,在這場戰爭中死傷的伊拉克平民至少有66萬人(注:死亡相關事件及圖像被包括谷歌搜索引擎在內之西方自由媒體妓者所協助全力滅跡掩蓋),被“國際人權組織”批評為“本世紀第一個十年最大的人道主義災難”。最近,“(實為美帝資本及中情局外圍之非政府組織)維琪揭秘/Wikileaks”網公佈,在伊拉克戰爭中,總計10.9萬死亡人數中,有6.6萬非作戰人士。另一個總部設在倫敦的“伊拉克罹難人數統計”組織說,在戰爭中死亡的平民高達12.2萬人。⑦

    “反恐、反恐,越反越恐!”,已經成為國際流行語。
    根據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學者研究,20世紀80年代,全球僅有5起自殺式襲擊事件,到90年代升至50起,而2009年,全球的“人體炸彈”事件高達500起。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反抗”(基督教霸權)外國軍隊的“佔領”。⑧
    美國政府大力實施《國際宗教信仰(基督教霸權)自由法案》,聲稱“尊重宗教自由的國家極少對他國造成安全威脅”。⑨
    這些“惟我獨尊”“說教”在鐵的事實面前如同皇帝的新衣、自欺欺人。顯而易見,這種“考察”國際宗教(基督教霸權)自由的標準是“唯美國的利益”為轉移的。

    我認為,冷戰結束以來,西方列強的“核心話語”已經“轉向”“以宗教自由為基石”的人權。基督教的“普世價值”不斷“被抽象化”,成為西式(金權貪婪)民主制度的“圖騰”,正如美國前國務卿所說的“(基督教霸權)宗教自由是民主的核心”。
    這種“符號化”的“(基督教霸權)普世價值”企圖將社會核心價值體系從各國基本的社會關係中“剝離”出來,成為國際舞臺上“(基督教霸權)新干涉主義”的“武器”。這種“(基督教霸權)宗教意識形態化”的傾向影響了國際社會文化多元化的發展,“造成”世界的“動盪不安”。

    基督教信仰“被(基督教霸權)意識形態化”的“現象”反映出歷史在曲折中延伸。當代宗教新基要主義的復興向政治領域“擴張”,現代國家能否堅持“政教分離”的原則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基督教新基要主義”復興,與(極右翼)政治保守主義“聯盟”,企圖以國家的力量向全世界“傳播”基督教(霸權)的“福音”,造成新的“政教分離”的危機。

    二、影響中國國家安全的宗教因素

    2006年12月,在中國國家安全政策委員會舉辦的第五屆國家安全論壇上,我曾撰文指出,冷戰結束後,影響中國國家安全的宗教因素主要有三個:即
    以達賴集團為首的藏獨分裂勢力;
    打著伊斯蘭教旗幟“東突”分裂勢力;
    美國基督教新保守勢力(基督教霸權)對華的“擴張戰略”。
    在西方“遏制中國”的戰略中,這些宗教因素將成為敵對勢力“利用”的重要資源。

    近幾年,在我國邊疆地區接連發生一系列暴力事件,2008年“3•14”拉薩暴力事件,2009年“7•5”烏魯木齊暴力事件,其規模之大,手段之殘忍,仍使人感到深深地震驚!
    大量事實表明,這些民族分裂勢力有深厚的宗教極端主義背景,成為誘發國內恐怖活動的重要因素之一。我認為,在未來十年,這三種因素將繼續存在,在西方列強“新干涉主義”的支持下依然對我國的國家安全構成相當的威脅。

    以美國當局為首的某些國際利益集團將(基督教霸權)宗教當作西方價值觀的“負荷體”,用於“意識形態的輸出”和“顛覆”他國的“政治工具”;從海灣戰爭(波斯灣戰爭)到伊拉克戰爭,相關利益集團都“利用” (基督教霸權)宗教作為“動員”民眾的手段,由是“導致”宗教動亂和教派戰爭“遍及全球”,令民族問題也蒙上一層神聖外衣而變得“空前尖銳”,難以調和,這已經成為21世紀以來世界戰略格局中的重要特徵。

    境外敵對勢力利用(基督教霸權)宗教、民族因素破壞祖國邊疆地區的社會主義建設。民族分裂勢力利用宗教極端思想成為分裂祖國的危險毒瘤。西藏拉薩“3•14”暴力事件,新疆烏魯木齊“7•5”暴力事件為我們敲響警鐘。新疆、西藏等地區的民族分裂勢力與海外敵對勢力相呼應,越來越多地披上宗教的外衣,具有更殘酷的破壞性。

    宗教不只是一種文化,而且也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政治手段。就從當前世界看,凡發生血腥衝突的地方幾乎沒有不與宗教相聯繫的;對大多數地區和國家言,不瞭解戰爭的宗教背景就不可能瞭解戰爭的文化原因。打著宗教“旗號”製造事端在我們國內的西藏問題、新疆問題上已是有目共睹,而對我國潛在威脅最大的乃是美國基督教新基要主義的“全球擴張戰略”。

    如果說,西藏、新疆地區的民族分裂勢力與宗教極端思想相結合,形成分裂祖國領土的恐怖主義暴力威脅,那麼,國際(基督教霸權)宗教右翼勢力利用合法管道向我國的文化教育領域“持續滲透”已經開始形成挑戰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軟實力”。暴力威脅,赤裸裸,血淋淋;而軟刀子,甜言蜜語,溫情脈脈。在當今世界“鬥而不破”的戰略博弈中,軟刀子是“巧實力”中的核心力量。

    2008年8月,一位中國著名學者在歐洲訪問時提問:請簡要說明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是什麼?
    英國國家戰略研究所“跨國威脅和政治風險”專案負責人回答說:
    “中國若‘硬實力’崛起,美國則十分歡迎;中國若‘軟實力’崛起,美中之間將可能發生直接全面的激烈衝突。”⑩

    如果說“硬實力”是指經濟實力,美國真的歡迎中國崛起嗎? 此另當別論。“軟實力”應當是指政治制度、社會文化、價值體系等等,當然包括民主、自由、人權等意識形態。民主制度和人權理念是西方向全世界推廣“軟實力”的兩張主牌。
    冷戰結束後,在國際戰略中,人權的牌日益顯赫。而根據美國當局的詮釋,“宗教自由成為人權的第一基石”。2008年8月,時任美國總統的小布希發表談話說:“我已通過明確、坦率和一貫的方式告訴中國領導人,我們高度關注宗教自由和人權”。{11} 奧巴馬政府上臺後,當務之急是應對經濟危機。在推廣美國核心價值時,美國政府調整策略採用“更溫和、更低調的手段”。
    我們應當清醒地認識到,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美國執政者的國際戰略方向是“殊途同歸”的。

    基督教新基要主義的“全球擴張戰略”成為“美國霸權主義”的工具。中國成為國際(基督教霸權)宗教右翼勢力“傳播”(基督教霸權)基督教福音的“重點地區”。
    美國《1998年國際宗教自由法案》的確立是美國宗教勢力“影響”國家外交政策的“標誌性事件”。正如美國前國務卿賴斯所說的“宗教自由是民主的核心”。這種宗教信仰文化不斷被抽象化,成為西式民主制度的圖騰,成為美國推行霸權主義的戰略工具。

    在該法案實施中美國以國家力量“推動”基督教(霸權)“全球戰略擴張”,不斷在“人權”和“宗教自由”領域向中國發難。中國成為該項立法的主要制裁對象之一。這種“新干涉主義”,為“爭奪新世界秩序靈魂”,動用國家行政資源。中國成為國際宗教勢力“傳播”基督教福音的重點地區。中國內地大量基督教家庭聚會點,接受海外(基督教霸權)宗教組織的“資助”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在評估美國基督教(霸權)對華戰略“擴張”的態勢時,一位著名學者指出:
    “它可以開動全部國家機器,從總統、國務院、國會、國家安全委員會統一運作,許多教會組織和教會院校協同配合,形成國家、宗教和非政府組織各以不同的優勢對外擴張,政治威脅、經濟收買、文化宣傳、合法與非法手段齊頭並進,以至於能夠在基督教歷來勢微的我國,製造出相當強大的輿論,進入高等講堂和學術研究機構。地下教會敢於與國家法規公開對立。”{12}

    西方(基督教霸權)宗教右翼勢力特別“善於利用”合法管道深入我國文化教育和學術研究陣地,“培植”力量,“宣傳”他們的世界觀、價值觀和政治觀,與我國主流意識形態“對立”。他們有“強大”的政治背景,雄厚的資金,長遠的戰略,以及為“扶植”和“培訓”宣教骨幹的教育體系。與這種強大的宗教文化傳播陣勢相比,我們科學無神論的聲音過於“微弱”。這種形勢若不及時改變,後患無窮。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經濟結構、利益格局發生深刻變化,人們思想的多變性和差異性不斷增強。其中,引人矚目的社會現象之一是信仰宗教的民眾日益增多。“宗教學”逐漸由邊緣學科發展起來被稱為“顯學”。

    隨著“宗教熱”的興起,一種“精心呵護”宗教文化的學術傾向也逐漸升溫。有一些人士“極力推崇”某種宗教文化,將其詮釋為“道德的源泉”、“民主的根基”、甚至是“科學的前提”。
    還有一些權威人士大力宣導“文化神學”,並積極推動這種“文化神學”成為國家研究機構和高等院校的學術方向。這種思潮已經開始影響政策制定和輿論導向。

    海外宗教勢力的所謂“合法滲透”,主要形式是“文化交流”、“學術研究”。他們通過教育系統和研究機構,在青年知識份子中“宣傳”基督教“優秀論”,將西方近現代文明“歸功”於宗教信仰,“貶低”或“詆毀”中國的傳統文化,視社會主義價值觀“若無物”。至今我們沒有學術上的應對,科學無神論幾乎沒有話語權,表述西方近現代歷史的真相,以及世俗人文主義和科學無神論發揮的決定性作用。

    “(基督教霸權)宗教滲透”已經成為國外“文化滲透”的主要內容。而文化問題,宗教問題,以至意識形態問題,畢竟需要思想上的應對。我們應該掌握話語權,應該培植我們的學術優勢,我們不應該放棄意識形態陣地。

    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中,無神論的唯物世界觀和積極人生觀佔有重要地位。黨中央一再指出:要鞏固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要增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科學無神論的作用不容忽視。一個時間以來,有種輿論“力圖”把科學無神論從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中剔除出去,這是危險的,既不符合人類歷史和當代的世俗化潮流,也與中國的人本主義傳統相悖。

    注釋:

    ① 參見羅伯特•鮑柯克、肯尼斯•湯普森編,龔方震、陳耀廷等譯:《宗教與意識形態》,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18-319頁。

    ② Scott.M.Thomas,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Relig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ruggle for Soul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2005.p.16.

    ③Annual 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2006.

    ④ Foreign Affairs,2008.3/4.

    ⑤ 參見徐以驊:《當代國際傳教運動研究的“四個跨越”》, 《世界宗教文化》2010年第1期。

    ⑥ 習五一、楊峰編譯:《美國的宗教和世界歷史》,(Scott.Atran,Religion in America and World History),見《科學與無神論》2010年第4期。

    ⑦ 英國《獨立報》網站2010年10月23日,轉引自《參考消息》2010年10月24日。

    ⑧ 鳳凰衛視:《皇牌大放送》:《奧巴馬和他的戰爭》2010年3月20日。參見:www.Phoenixtv.com.cn.或phtv.ofeng.com/program/zmdfs/…./0316_1655-1577914:shtml.

    ⑨“A Briefing by Ambassador-at-Large for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John Hanford,Washington D.C.September 15,2004”www.state.gov/secretary/rm/36197.htm

    ⑩ 李慎明:《關於民主與普世民主的相關思考》,見:李慎明主編:《世界社會主義跟蹤研究報告(2009—2010)》,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2月版,第4頁。

    {11}《美國總統布希8月7日在泰國曼谷的講話》,http://bbs.zxrs.net/dispbbs_61_115131_1.html.

    {12} 文丁:《試看〈1998年國際宗教自由法案〉中的“宗教自由”》,《科學與無神論》2010年第6期。

    文/習五一

    《科學與無神論》2011年第1期


  25. 2011/11/17 於 11:54 patchpieces

    發改委劍指國企(中國電信) 背後站著外資/中情局

    《中國的那些事(1):新華社為何幫南方系出頭?》

    文/蔡子尤

    2011-11-16 民聲網

    最近,“南方系媒體”發動了一大一小兩場戰役,
    一是以中國電信為突破口,通過“炒作”所謂國企壟斷問題“圍剿”中國國企,
    二是“圍剿”孔慶東。

    其實孔慶東對“南方系媒體”的所謂“三罵”(去你媽的、滾你媽的、X你媽的),事後證明完全是孔慶東的引蛇出洞。

    看看被罵記者是如何說的:
    http://www.mshw.org/review/debate/2011-11-15/6116.html

    【濟南時報:孔慶東在微博上說你“態度很和氣,語言很陰險”。你問了他什麼問題,讓他覺得陰險?
    曹林華:我根本沒來得及提問。我剛介紹完身份,他就來了句“我不接受你們‘南方系’採訪,去他媽的!”然後把電話掛了。
    濟南時報:只是一句“去他媽的”嗎?孔慶東在微博上炫耀他罵了你一組排比句(去你媽的!滾你媽的!×你媽的!)。
    曹林華:這些都是他意淫的。他罵得沒那麼誇張,這讓我既好氣又好笑。孔慶東一貫喜歡誇張,他是個表演欲望很強的人,正如他周圍人所說,他喜歡惡作劇。】

    原來,孔慶東電話裏只是隨口說了句【去他媽的】,很明顯,罵的是南方系。孔慶東說的不是【去你媽的】,更不是【去你媽的、滾你媽的、X你媽的】。顯而易見,孔慶東在微博上說罵了南方系【去你媽的、滾你媽的、X你媽的】,既不是濟南時報說的炫耀,也不是曹林華說的惡作劇,而是典型的引蛇出洞,而且引出了新華社這條愚蠢的大蟒蛇。

    孔慶東還很詫異,自己痛駡、耍弄南方系,為何新華社跳了出來?

    廣大網民可能十分鮮明地記得,2008年汶川地震之後,南方系炒作【中國抗震救災是為了兌現對於普世價值的承諾】,而南方系主張的普世價值,其真實含義是【美國及西方的政治經濟制度代表人類普世價值】,而新華社也發表類似報導《從唐山到汶川:中國的改變》。新華社此文當時發表在新華網及各大網站的頭條,似乎是要強迫每個線民都要讀一遍。此文借讚美汶川救災,醜化唐山救災,醜化毛時代。內容主要有: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5/29/content_8277937.htm

    1、在全國人民都在抗震救災時刻,繼續批判唐山大地震時的抗震救災,以此醜化毛澤東和毛時代,醜化社會主義。

    2、認為改革開放時代和毛時代相比,【中共的執政理念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人民的主體地位得到進一步尊重,人道主義和人文關懷漸成社會風尚。】這顯然是把中國改開以來的這30年的中共,同1921到1979這近60年的中共做了徹底切割。

    3、文章牽強附會東拉西扯,認為【抗震救災還反映了中國法治社會的逐步形成完善,……例如,“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與“私有財產不可侵犯”被寫入憲法。】,這完全是普世價值的腔調。

    實際上,新華社的文章在“有意曲解”憲法,憲法第十三條是【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而新華社及南方系“曲解”成【“私有財產不可侵犯”被寫入憲法】。
    在中國人民大眾“強烈要求”清算“暴富階層”“侵吞”國有資產的原罪的背景下,新華社及南方系“要幹什麼”,一清二楚。其實,新華社及南方系主張的【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並沒有”寫進憲法。憲法第十二條是【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將憲法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合起來讀,憲法的意思就是要清算暴富階層侵吞國資的原罪。

    憲法全文見: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4/content_62714.htm

    另外,憲法顯而易見也不會保障那些反毛、反共的人權,也就是說,南方系及新華社中大量的反共分子的人權並不受憲法保護。

    雖然新華社記者文章沒有直接提【普世價值】四個字,雖然新華社記者的文章不得不提社會主義這四個字,但是此文章“內涵”其實和南方系“完全一致”。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擁護社會主義、擁護毛澤東的文章,在人民網旗下強國論壇大部分能發出來,
    而在新華網發展論壇則幾乎“全面封殺”。

    更重要的是,新華網國內部分曾參與多起“妖魔化”毛澤東、“妖魔化”社會主義的炒作事件。與新華網相比,人民網則沒有參與。
    比如:2007年12月10日,新華網、新浪網等主流網站刊登文章:《據統計毛澤東稿酬累計達1.3億》。見:
    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7-12/10/content_7223084.htm

    此文實際上幾年前美國「中情局」“資金支援”的海外民運反共刊物製造的垃圾。後來汪東興、吳連登等人澄清了事實真相,新華網及南方報系並未刊登相關澄清文章,新華網的“造謠”也沒受到任何處理。

    此事件詳情見:《從縱容“妖魔化毛澤東”到亡黨亡國》http://blog.hxf.mshw.org/post/4/18

    其實看看新華社的歷史就很清楚,新華社裏有不少“南方系”的“同盟軍”,瞭解了以下情況,出現如上怪事,就一點不奇怪了。

    這裏列舉一二:

    比如:
    《炎黃春秋》的社長杜導正,曾任新華社河北分社社長、新華社廣東分社社長,“文革”後,歷任新華總社黨組成員兼國內部主任、《光明日報》總編輯、新聞出版署署長。
    《炎黃春秋》的骨幹、編委李普就曾擔任新華社副社長。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派5人小組接管新華社,李普是5人之一。
    《炎黃春秋》核心作者、著名反共、反毛學者戴煌在新華社內人脈極廣,連原新華社社長郭超人都極為尊崇,戴煌更是屢次欺負新華社老社長穆青。看看戴煌是如何洋洋得意地自述的:
    http://news.qq.com/a/20110712/001157_1.htm

    【後來郭超人當新華社副社長了。他去過我家裏幾回。他勸我說,老戴呀,你得多到後面去跑一跑啊。也就是多到穆青家裏跑一跑。我才不去呢。穆青和李普後來住在同一層樓裏,他們一個在這邊兒,一個在那邊兒,挨著。李普和我關係很好,我經常去找他聊天。但我就是不到穆青家裏去。穆青派他老婆到李普家裏,想看看我和李普到底在談些什麼。我這一輩子啊,就這個脾氣,看不慣的人,天皇老子我也不怕,也不理。】

    《炎黃春秋》的副社長楊繼繩也是新華社高級記者,在新華社工作35年。
    新華社原國內部主任張萬舒,也是《炎黃春秋》的重要支持者,2009年張萬舒在香港出版關於8X8的敏感書籍,被亞洲週刊評為2009年十大中文(非小說)好書。張萬舒是國內最早報導小崗村改革的記者之一。張萬舒1964年始任新華社安徽分社記者,後任採編主任、副社長;1983年調任北京新華社總社國內新聞部副主任、主任;1992年改任新華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
    1990年,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曾出逃美國,許家屯為中共正部級幹部,曾任江蘇省委書記和中共中央委員,叛逃時還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職務。他在叛逃後受到賣國指控,並在1991年被中共開除黨籍並撤銷所擔任的人大委員職務。

    新華社“多出怪事”。2010年7月末,「鳳凰網」、南方報業網紛紛刊登:《網現新華社記者叛逃謠言鳳凰獨家闢謠》、《新華社國內部主任叛逃英國系謠言駐英養病》等文章,原來,英國每日電訊報導:新華社國內部主任萬武義已經叛逃英國,萬武義的妻子已經先期移民了英國,是“裸官”一族,而鳳凰網和南方系替新華社國內部主任闢謠,說其只是在養病: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0729/12/42556_42227479.shtml

    http://bbs.xizi.com/thread-1597146-1-1.html

    【據可靠消息,國內最大的新聞通訊社——新華社國內部主任萬武義已經叛逃英國,有關記者在英國對萬武義本人和其妻子見面時證實了這個消息。這也是繼1990年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徐家屯叛逃美國之後,從該機構叛逃到海外的最高級官員。但新華社和國內其他新聞機構並未對外報導。萬武義在和記者見面時表示,他之所以出逃英國完全是政治上的考慮,是因為在相關報導中觸動了特殊階層的利益,受到政治壓力而被迫離開。但國內熟悉萬武義的人士則指出,萬武義涉嫌貪污腐敗和收受賄賂,是在得知即將被革職調查的消息後而出走英國。
    北京紀檢機關在試圖對萬武義的家屬做進一步調查時發現,在此之前,萬武義的妻子已經先期移民英國,萬武義是典型的“裸官”一族。所謂“裸官”,就是指自己在國內做官,但家屬、財產已經轉移到海外的官員。因為這類官員罪行一旦敗露就會選擇逃離,輕易逃脫國內法律制裁而引起了極大民憤,中國ZF最近正出臺措施,要求幹部就配偶子女移居國外情況向組織部門彙報,否則將追究紀律法律責任。

    新華社的全稱是新華通訊社,也是中國的“國家通訊社”,同時具有行政管理職能。因為該機構在中國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加上新華社國內部和國內眾多ZF、大型企事業部門千絲萬縷的聯繫,掌握著國內幾乎所有重要新聞的編輯、簽發、報導權而一直是這些部門的公關物件,萬武義也很可能是在此過程中收受巨額賄賂而落馬。據傳,在新華社內部,有關萬武義的名聲一直不佳,在萬武義叛逃之後,新華社內部,包括海外各分社也被要求不許談論此事。

    這也是時隔20年後,新華社再一次暴出“高官外逃”事件。此前一起發生在1990年,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曾出逃美國,許家屯為中共正部級幹部,曾任江蘇省委書記和中共中央委員,叛逃時還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職務。他在叛逃後受到“賣國”指控,並在1991年被中共“開除黨籍”並撤銷所擔任的人大委員職務。】

    新華社萬武義就“叛逃英國一事”嚴正聲明:
    http://news.china.com/zh_cn/news100/11038989/20100812/16077255.html

    【2010-08-12 新華社
    今年5月22日,本人參加中組部等組織的專題研究班到英國牛津大學學習,原計劃6月6日回國。學習期間因腰椎間盤突出的舊疾嚴重復發,遵醫囑在當地臥床治療。在中國民航局和中國駐英大使館協助下,在新華社總社有關部門和倫敦分社密切配合下,本人於7月31日下午順利返回北京。

    在此,本人對新華社領導的熱情關懷和同事們的精心關照,表示衷心的感謝;對給予精心治療的英籍華人醫生夏志道夫婦等多位醫護人員以及提供熱情幫助的牛津大學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志願者,致以深深的謝意;對所有給予本人以關心和支持的各界人士,表示誠摯的謝意。本人將積極配合治療,爭取早日康復,重返工作崗位。

    令人氣憤的是,在本人於英國臥床治療期間,個別別有用心的機構和個人公然採用捏造事實的卑劣手段,惡意對本人及家人進行造謠中傷,給本人及家人的相關權利造成極大損害。為此,本人要求侵權機構和個人就其誹謗行為公開賠禮道歉。同時,本人正在考慮依據相關法律規定追究侵權機構和個人的法律責任的問題。

    特此聲明。
    萬武義】

    “究竟”是什麼人向英國每日電訊“透露”了新華社國內部主任叛逃的消息?
    每日電訊為何相信這些消息並說消息可靠?
    恐怕肯定不是美國「中情局」運作的吧?相信讀者自有分析。
    至於事實真相如何,我們拭目以待吧。

    總而言之,建國後新華社歷屆領導高層中,既有胡喬木、吳冷西、朱穆之、穆青、喻權域這樣真正的愛國愛黨愛人民的真共產黨員,
    也有杜導正、許家屯之類的共產主義叛徒。

    希望現任新華社國內部主任萬武義不是杜導正、李普、張萬舒、許家屯、楊繼繩之類的叛國叛黨分子。

    此次新華社“聯合”南方系“圍剿”孔慶東。新華社“罕見地”發表新華調查、新華專電、新華社記者李江濤、趙琬微發表《如此素質如何為人師表?——北大教授孔慶東爆粗口罵記者惹眾怒》一文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kongqingdong/content-3/detail_2011_11/10/10563219_0.shtml

    新華社記者黃冠發表《“教授罵人”有觸道德法律底線之嫌》一文:
    http://www.legaldaily.com.cn/zbzk/content/2011-11/11/content_3088059.htm

    兩篇文章均“殺氣騰騰”,直接“要求”北大開除孔慶東。這些“漢奸(帶路黨)”完全被孔慶東耍得團團轉,最後“不得不”在新華網“刪除”了這兩篇文章。

    李江濤、趙琬微、黃冠等新華社國內部記者,應該是歸萬武義管吧?

    總而言之,新華社相當於半個南方系。
    南方系,已經徹頭徹尾地被“漢奸分子”、新自由主義分子、資改派“把持”,而新華社只有一部分被“漢奸”控制。最起碼,新華社國際方面的報導就比國內方面要好得多。

    其實,無論是南方系、新華社還是《炎黃春秋》,他們都有一個統一的稱謂,“趙系人馬”。

    趙紫陽,1960年後,歷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第二書記、第一書記,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處書記,曾兼任廣東省軍區政治委員、廣州軍區第三政治委員。1974年4月至1975年10月,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
    任仲夷,1980—1985年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兼省軍區第一政委。1985年後退出領導工作崗位,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趙紫陽、任仲夷在廣東耕耘多年,黨羽眾多。“改革開放”以來,在這些“趙系黨羽”及“美帝獨裁霸權”的“庇護”下“南方系(漢奸買辦帶路黨)”一直茁長成長,《炎黃春秋》(漢奸買辦帶路黨)近幾年也是杜導正等“趙系”骨幹一手操作,而新華社這些傳統左派媒體自然也“被安插”了許多“趙系”黨羽。

    張宏良文章曾說:
    【南方系能夠成為中國媒體領域的實際老大,還是因為它“特殊”的“美國背景”。2010年美國總統奧巴馬訪問中國期間,點名要求單獨會見南方系報紙總編,否則,奧巴馬總統拒絕會見任何媒體,立刻返回美國,由中國承擔一切後果。中國方面沒有辦法,只能忍氣吞聲,由中宣部一位副部長親去廣州專機陪同南方系報紙總編進京接受奧巴馬會見。奧巴馬如此過分的舉措,不僅遠遠超過了主權國家之間的交往原則,甚至遠遠超過了宗主國對殖民地國家的要求,即使抗戰期間日本佔領軍對汪偽政權的要求,也不過如此。奧巴馬之所以堅持這樣做,無非是在用這個舉動向人們顯示,中國南方系媒體的政治地位,遠在人民日報、新華社和中央電視臺之上,至少在美國看來必須如此。】

    奧巴馬“庇護”南方系(漢奸買辦帶路黨)的背景是自2008年以來南方系是“漢奸媒體”,這已經眾所周知。體制內的愛國主義力量試圖徹底修理整頓南方系和《炎黃春秋》(漢奸買辦帶路黨),這些行動遭受“趙系人馬”的頑強抵抗,而奧巴馬訪華就是為趙系人馬“打氣”的。在奧巴馬及趙系人馬的“通力保護”下,南方系和《炎黃春秋》(漢奸買辦帶路黨)平穩度過危機。奧巴馬拼下老本,也要“保護”南方系這些“棋子”,當然是為了在不久的將來更好地在中國搞“顏色革命”,肢解中國。

    顯而易見,國內的南方系、炎黃春秋(漢奸買辦帶路黨)、新華社國內部、及中青報冰點週刊,都屬於“趙系人馬”。而這些“趙系人馬”的“背後”是「中情局」。無論是“大肆推廣”荒謬的“西方普世價值”和“新自由主義經濟”理念,還是“妖魔化”毛澤東,這些都是「中情局」的“一手策劃”,而南方系、炎黃春秋、新華社(漢奸買辦帶路黨)只是奉命行事。

    據《克格勃X檔案:一個老牌間諜對國家最高機秘的披露》一書(著者是[俄]維•什羅甯,曾任克格勃局長。新華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介紹:早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情局首任局長杜勒斯策劃了系列方案,如“加爾瓦爾德方案”,其用途是【將基本的、集中的打擊指向反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要達到這個目的,【首先必須打破蘇聯人頭腦中的所謂‘列寧綜合體系’。】
    而“直到”差不多半個世紀後,蘇聯克格勃才得以比較清楚地瞭解。

    【根據艾倫.杜勒斯的企圖,關於‘德國黃金’、‘鉛封的’德國車廂和‘雇傭間諜’這些早就知道的假造謊言竟然成了‘禁果’,它對許多人的耳朵感到好聽。
    加爾瓦爾德設計的最低綱領在於向新的幾代人灌輸對列寧主義的懷疑,認為列寧主義簡直是‘歷史的錯誤’,人類一部分暫時的、不正常的和不牢固的社會現象。灌輸說早晚要把它結束(‘蘇聯是罪惡帝國’!)】 《克格勃X檔案》–p65
    詳情見:《中情局絕密綱領–用普世價值對抗愛國主義》
    http://blog.hxf.mshw.org/post/4/33

    與「中情局」在蘇聯的“操作”類似,中國南方系、炎黃春秋等(漢奸買辦帶路黨)媒體也在90年代後期以來“刮起”了“妖魔化”毛澤東的狂潮。

    而“南方系(漢奸買辦帶路黨)”主張的所謂【普世價值】,正是「中情局」策劃方案的“要點”:

    【(加爾瓦爾德方案)最高綱領包括最廣泛的目標。它提出的任務是破壞對祖國之愛。它渴望用所謂‘普遍人類價值’代替愛國主義。】《克格勃X檔案》–p66

    有網友因此感歎到:
    【到此,所有中國愛國者的疑惑終於有了十分合理的解釋:
    在2008年那偉大的抗震救災過程中,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得到了自改革以來最大程度的激發。而“南方報系(漢奸買辦帶路黨)”當時卻“突如其來”、“莫名其妙”地宣稱抗震救災所體現的是“普世價值”,並由此引發了一場影響深遠的爭論。而隨後的兩年裏,“普世價值”也成了美國總統奧巴馬“對華喊話”的“口頭禪”。2003年出版的這本書實際上揭露了所謂“普世價值”思潮的真正的出處、背景及其戰略意圖。】

    此次新華社出動“參與”圍剿孔慶東是一個“重要信號”。顯然,自李銳嫡系“中組部”老幹部崔武年發表《政改十三點》,“公開打出”趙紫陽(漢奸買辦帶路黨)的旗幟後,整個體制內的“趙系”都“蠢蠢欲動”,“加緊”了“肢解中國”的進程。
    崔十三點見:http://www.mshw.org/review/debate/2011-10-26/5676.html

    寫到此處,任何人都能看得出來,新華社為何要幫南方系出頭。

    =====================================================
    《中國的那些事(2):發改委劍指中國電信,背後站著外資》

    文/蔡子尤

    2011-11-16 民聲網

    上回說到新華社幫著南方系‘圍剿’孔慶東的事,指出不管是新華社、「中青報」、“南方系”還是“炎黃春秋”,都是“趙系”人馬,
    而在這一切的“背後”是「中情局」。

    其實,與「發改委」“圍剿”中國電信相比,新華社“圍剿”孔慶東,還算小事情。

    一、「發改委」劍指中國電信,“背後”是外資

      自11月9日CCTV《新聞30分》報導發改委調查中國電信、中國聯通壟斷,並將處罰幾十億後,引起了軒然大波,中國電信行業面臨生死危機。據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院長助理劉剛教授分析:
    http://it.sohu.com/20111112/n325396790.shtm

    【現在對電信、聯通提起反壟斷調查“時機”並不好。中國電信收入有1/3來自寬頻,如果真的像「央視」報導那樣被判定為壟斷,其要麼被罰款,要麼被限定市場份額,那整個中國電信就會由贏利變成虧損;而中國聯通日子就更加難過了,2010年就巨額虧損,假如遭遇反壟斷,那要麼是倒閉,要麼是被重組。】

    劉剛還分析【此次寬頻反壟斷實質上是廣電和電信之爭的延續,大前提是目前正在進行的三網融合】,這個判斷也是絕大部分媒體的觀點:
    http://www.chinanews.com/it/2011/11-14/3457430.shtml

    【“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的反壟斷調查案被不少媒體指稱為其競爭對手廣電系統發起的“神仙架”。】

    原來,自互聯網興起以來,傳統的電視與互聯網的融合已經是大勢所趨。所謂【三網融合】,就是電信網、廣播電視網、互聯網的融合。這裏面主要涉及兩個部門,一個是廣電系統,一個是電信系統。

    此次事件的“起因”,就是廣電系統的企業像搞自己的互聯網業務,就得使用電信行業的寬頻,但是他們發現自己需要向“中國電信”繳費太多,“中國電信”定的價格太高。廣電系統最理想的狀態是,有自己的電視臺,有自己的網站,還有自己的寬頻,將電視臺和互聯網融為一體。

    其實,電信系統也有自己類似的想法,搶佔制高點,進軍網路電視市場。
    據媒體介紹:
    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5-01/07/content_2427568.htm

    http://tech.sina.com.cn/t/2006-06-09/2348983625.shtml

    【“中國電信已計畫今年(2005)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開展網路電視業務。流媒體視頻業務將是電信今年重點推廣的內容,公司計畫今年將在大部分城市開通網路電視。”中國電信互聯星空事業部某高層近日表示。中國電信在杭州、廣東等地對網路電視進行的秘密試驗早已不是新聞。而2001年中國電信就曾試水,與新華社合作成立上海新華電信網路電視有限公司。】

    【2005年,2005年4月27日,上海文廣越過中央電視獲得國內首張IPTV牌照,電信系統與上海文廣合作步伐的加快,幾方合作開展的IPTV試點一度高達50餘個。電信系統進軍網路電視,自然遭受廣電系統的圍堵:泉州廣播電視局發出一紙通告,叫停泉州地區的“百視通”網路電視業務,網路電視業務又在浙江擱淺。】

     也就是說,推進三網融合,需要廣電系統和電信系統的通力合作。要搞網路電視,即需要寬頻和互聯網,也需要電視臺,本來廣電系統和電信系統相互合作,三網融合就可實現了。但是,雙方卻搞得你死我活,不斷內鬥。

    整個事件看起來似乎比較簡單,一方是“工信部”下屬的電信企業,另一方是「廣電總局」下屬的廣電系統都想搶佔三網融合制高點,比如都要推網路電視。電信系統參與搞的網路電視被“各地廣電局”封殺。而廣電系統搞的寬頻業務面臨電信系統的高價,於是,就有了「發改委」調查電信壟斷一事。
    本來,工信部和廣電總局打架,作為國務院各部位的老大,「發改委」應該調節兩個小兄弟的矛盾,讓兩者合作才對,但「發改委」的“意思”卻是“希望”廣電系統也進軍寬頻業務與電信“繼續內鬥”、競爭,“美其名”曰——打破壟斷。

    (ISP(互聯網服務提供商)是經國家主管部門批准的正式運營企業,除了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之外,還包括中國移動、歌華有線、長城寬頻、天威視訊、中國教育和科研電腦網等近二十家企業。而歌華有線就是廣電系統取得ISP牌照的代表性企業。各方人物分析,歌華有線是此次發改委調查電信壟斷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其實,這一切,都是“外資壟斷巨頭”所“布的局”。

    早在2007年,就有媒體報導:

    歌華有線發展個人寬頻 “聯手外資”對抗網通
    http://www.cnpaf.net/Class/news/200710/21772.html

    2008年5月30日證券時報報導:《歌華有線與外資簽署寬頻合作協定》
    http://zjdaily.zjol.com.cn/jrzb/html/2008-05/30/content_2741402.htm

    【“歌華有線”日前正式與“自由媒體國際有限公司”和“華創夥伴投資有限公司”簽署了《關於設立寬頻合資公司的合作協議》,合資公司將通過歌華有線的寬頻網路向居民和商業客戶提供ISP服務(互聯網接入服務)。

    ……

    “歌華有線”此次與國際知名的有線運營商的“合作”,可充分利用外資在寬頻運營及增值服務方面的優勢加速推動歌華有線高速資料寬頻業務及有線電視網增值業務的開展。】

    而「自由媒體國際有限公司」是“什麼背景”呢?

    此次與「歌華有線」合作的「自由媒體國際有限公司LibertyGlobal,Inc(簡稱LGI)」於2005年1月在美國特拉華州成立,同年在納斯達克上市,其掌舵人即是與默多克齊名的美國傳媒寡頭、“美國有線電視奠基人(patchpieces注:有線電視MSO系統台教父)”約翰・馬龍(John Malone)。
    百度百科說:他讓默多克(Murdoch)、雷石東這樣的人膽戰心驚,他讓美國副總統戈爾甘拜下風.他是美國傳媒業的“成吉思汗”。

    約翰-馬龍(John Malone)。還是美國最大地主: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usstock/c/20111012/010610602798.shtml

    【北京時間2011年10月12日,美國地產月刊《Land Report》的年度調查顯示,自由傳媒集團(Liberty Media)董事長約翰-馬龍(John Malone)超過CNN創始人泰德-特納(Ted Turner),成為美國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今年早些時候,馬龍收購了緬因州和新罕布什爾州超過100萬英畝的林地,現在他名下的土地總面積已達到220萬英畝,超過了特納的200萬英畝,後者在過去的15 年裏一直位居美國最大地主之首。】

    於是事情再“明顯不過”了:廣電系統顯然無法在寬頻及互聯網方面同電信系統競爭,廣電系統因此和美國傳媒寡頭“合作”,挑戰電信系統。

    其實廣電和電信“內鬥”多年完全是“不應該”的。由國務院出面,甚至「發改委」這個老大調節,讓廣電系統和電信系統“合作合資”,發揮各自長處,共同搞三網融合,共同搞網路電視,利益雙方共用,這不是“很簡單”的事麼?為什麼一定要讓廣電系統也進軍電信領域?
    事實上,廣電系統沒有相關實力,只得“引進外資”,“一起進攻”電信,這一切的“背後”對誰有利?
    為什麼“寧可”與“外資”合作,也“不肯”與電信合作?

    顯然,「發改委」的“藉口”還是要打破壟斷。在「發改委」“看來”,讓電信和廣電聯合成立公司是更大的壟斷。
    而讓廣電“引進外鬼”與“美國壟斷巨頭”約翰-馬龍(John Malone)。合資就不是壟斷了?

     在「發改委」“看來”,讓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合併,“解決”南北網路互訪的問題,“解決”億萬網民的苦惱,更是壟斷。

    在「發改委」看來,讓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等企業合作,“一起壓低”從美國進口的電信設備及互聯網專利的(國際寡頭壟斷)價格(現在每年是5000億,超過軍費),這也是壟斷。

    在「發改委」看來,像搞兩彈一星那樣,讓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等企業合併合作,互通有無,共同開發自主電信及互聯網技術和設備,“打破”“外資的壟斷”,“打破”美國壟斷寡頭的壟斷,這也叫壟斷。
    按照「發改委」反壟斷的“思路”,兩彈一星根本“搞不出來”。

    在「發改委」看來,為了反壟斷,電信行業一分為四,結果還是壟斷,再一分為十六,再分為三十二家(國際資本集團“支解分割依附”策略)……就像解放前的“軍閥混戰”,外資剛好進來“兼併”。

    「發改委」究竟“代表”誰的利益?

    「發改委」真的要讓電信行業走鋼鐵行業的“老路”嗎?

    2009年07月10日第一財經日報報導:《鐵礦石最大買家為何沒有話語權》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90710/02426463633.shtml

    【日本鋼鐵企業和貿易企業的“集中度高”,他們“掌控”著其國內60%以上的鐵礦石需求,而在中國這一數字僅為13%。
    在日本,貿易商被稱為“商社”,鋼廠通過管道委託,由貿易商進口鐵礦石然後轉賣給鋼廠。商社的數量不多,但他們之間的“利益聯結”卻“極為緊密”,都是“互相交叉持股”和互派人員,而日本的鋼廠一般也會投資商社,佔據一定的股份。

    在鐵礦石“依存度”幾乎100%的日本,鋼鐵企業和貿易商基本是“一體對外”的模式,
    而中國則“恰恰相反”,善於“內鬥”。

    這種“內鬥”,首先體現在鋼廠和貿易商的“數量之多”。
    根據不完全統計,目前中國共有大小鋼鐵企業1200家左右,其中上規模的大中型鋼企有70多家,排名前5位的企業鋼產量僅占全國總量的28.5%,而美國、歐盟、日本等發達國家和地區排名前4位元企業鋼產量占全國比重為60%乃至70%以上。

    目前國內有鐵礦石進口資質的企業共有112家,其中鋼鐵企業有70多家,雖然數量上較往年已經大幅減少,但數量仍然是世界最多的。其中又有國有,有民營,國有鋼企有的隸屬于國務院國資委,有的則隸屬於地方政府。
    每個企業有自己不同的利益,自然“各懷鬼胎”,各自為政。

    因此,產業“集中度不高”已經成為中國鋼鐵行業的“致命硬傷”,也已經成為歷年鐵礦石談判敗北的主要原因之一。】

    也就是說,正因為日本鋼鐵行業是“計劃經濟壟斷型”的,因此“壓低”了必和「必拓」、「力拓」等礦山(巨頭)的鐵礦石價格。
    而中國鋼鐵行業是“市場經濟競爭型”的,於是每年中國要向「力拓」等三大巨頭多交7000億。

    近年中國吃“市場經濟惡性競爭”的虧已經不少了。如:《央企海外並購互挖牆腳,惡性價格競爭》
    http://www.mshw.org/news/soe/2011-10-24/4503.html

    【隨著中央企業海外投資熱情的高漲,在個別海外收購專案中,多家中央企業之間缺乏必要的溝通與合作,進行惡性價格競爭,出現了自家人挖自家人牆腳的情況。這既造成了國有資產不必要的損失,也十分有損中央企業的國際形象。

    據國資委相關人士透露:“中央企業間境外投資的惡性競爭近年來屢屢發生。已經有好幾個項目,本來我們的企業可以花5000萬~6000萬美元收購的項目,由於央企之間的相互抬價、惡性競爭,結果花了1億多美元。”】

    日本企業模式本來“學”得就是蘇聯及毛時代“計劃經濟的模式”。
    我們“改革開放”卻將好的經驗“全部拋掉”,搞“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市場化。

    按照前述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院長助理劉剛教授的分析,此次「發改委」氣勢洶洶,中國電信行業“面臨”被拆分的“威脅”,而外資正“虎視眈眈”,約翰-馬龍(John Malone)。更是已經兵臨城下,與「歌華有線」建立了合資公司。
    可以說,“外國壟斷資本”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只欠「發改委」【反國企壟斷】這陣東風。

    外資進入電信行業,其“危險程度”是“超人想像”的。

    按照中國入世的“承諾”,中國電信業將逐步對外開放。即先開放增值業務、再開放資料和移動通信業務,最後開放基礎電信業務和基礎通信設施。
    早從2004年12月11日開始,根據中國入世承諾,中國開始允許外資涉足基礎電信業務,外商可以與中國公司設立合資的形式進入中國北京、上海和廣州三地市場,外方的持股比例最高為25%。按照相關承諾,到2007年外資股權可以達到49%,並且取消地域限制。

     到2007年左右,所有的媒體都在喊,【電信業,狼來了】。但是,自2007年以來,外資巨頭主要在觀望,狼沒有來。
    這是為何?
    因為一個巨無霸橫在外資面前,這就是中國國有企業:中國電信、中國聯通等巨型公司。外資即便是進入中國,也會毫無收益。

    也“恰恰”是在2007年左右開始,“南方系媒體”紛紛“製造謠言”,說中國上網比美國貴10倍、100倍,要求反電信壟斷,“要求”將電信拆分“私有化”,讓外資和私企進入。這一切絕對“不是巧合”。“南方系”的“背後”正是那些著急的外資巨頭。

    至於南方系的“謠言”是如何不靠譜,可見相關分析:

    指鹿為馬–南方系反電信壟斷的背後
    http://www.mshw.org/theory/eco/2011-11-10/6021.html

    假如「發改委」借反壟斷的領域拆分中國電信行業的“陰謀”得逞,未來中國電信行業將一定是“外資的天下”。先不要說外資“全盤控制”電信行業,哪怕外資控制10%的份額,對中國國家安全來說也是無比恐怖的事情。

    首先,外資已經“基本控制”“中國(所有的)門戶網站”。

    互聯網業務,其專業術語是電信增值業務,是電信行業最先開放的部分。根據國務院辦公廳、發改委、商務部歷次外資並購安全審查制度或者規定,互聯網行業(電信增值業務)都未列入並購安全審查範圍,也就是說外資入股並購中國互聯網企業,不受國家安全審查。

    而中國各大門戶網站如「新浪」、「搜狐」、「網易」、「百度」、「騰訊」及視頻網站如土豆、優酷等,都早已通過“協定控制(VIEs)模式”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
    什麼是“協議控制”?在VIEs模式下,境內企業的經營決策、財務、人事、技術等“實際控制權”轉移給外國投資者。

    看看廣州日報的報導:
    http://tech.sina.com.cn/i/2011-09-20/03236084179.shtml

    企業海外曲線上市或受限協定控制引起高度關注

    【解釋:協議控制

    2000年4月,新浪網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首開互聯網企業協定控制模式先例,為此市場也稱這種海外上市協定控制模式為“新浪模式”(又稱VIE模式,Variable Interest Entity)。

    “新浪模式”的實質是通過合作協定的方式,“境外殼公司”實際控制境內牌照公司(為保護境外殼公司投資人的“安全”,通常牌照公司的全部股權也被抵押給技術公司,進而由殼公司全權控制),將收入和利潤轉移到境外殼公司,規避了外資機構不能擁有ICP牌照的問題(即互聯網路的外資行業禁入政策),使外資機構得以大量進入原本對其封閉的互聯網行業,並控股行業中的龍頭企業。】

     通過“協定控制模式”外資已經“全面控制”了中國互聯網門戶網站,但是這些門戶網站所使用的寬頻、光纖線路,還主要是中國國企如中國電信所控制。雖然在外資控制下,以這些門戶網站為代表的互聯網企業已經成為反共勢力(詆毀煽動顛覆中國)的重要“活動陣地”與“輿論平臺”,“時時刻刻”在“傳播”反黨、反毛、反社會主義的有害資訊。但是,一旦發生重大突發性事件,中國很容易截斷危害國家安全的資訊傳播。

    一旦外資連這些寬頻和線路都“控制”了,後果“不堪設想”。

    想想吧:約翰-馬龍(John Malone)。及默多克(Murdoch)等美國壟斷寡頭在中國“擁有”無數「鳳凰網」、「騰訊網」這樣的互聯網門戶網站,還“擁有”無數「歌華線上」這樣的電視媒體,還“擁有”自己的獨立的無數條寬頻和線路。就這樣美國壟斷寡頭及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意志”可以“直達”千千萬萬中國普通老百姓的電腦,而中國政府的“所謂”監管可能完全被各種手段“規避”,幾乎為零。

    顯而易見,「發改委」借反壟斷“推動”的“所謂”三網融合完全成了美國「中情局」及壟斷寡頭“主導”的三網融合,是美國「中情局」“控制壟斷”中國的三網。

    除了顛覆勢力、顛覆資訊、顛覆意識形態的“入侵”,另外的“問題”是國家機密的洩露。

    讓外資及私企進入電信基礎行業進軍寬頻業務,
    請問,中國軍隊人員要聯互聯網嗎?
    中國政府人員要聯互聯網嗎?
    如果外資控制了互聯網主幹寬頻及線路,原則上,外資可以“監控”中國互聯網上所有的資訊。美國「中情局」的駭客也就不必費盡心機搞入侵了,中國軍隊的機密資訊會自動流入外資在互聯網線路上設置的監聽器裏。可怕地三網融合,不光是互聯網,還有電信網,就是說中國政府要員打的任何電話都能被外資及中情局“監控‘到。

    另外就是“國內顛覆勢力”與「中情局」的聯絡也將主要使用外資的寬頻及線路。

    要知道,互聯網在蘇聯解體中“發揮”過重要作用。

    據《青年參考》(2011年08月24日22 版)報導:
    http://www.mshw.org/news/oversea/2011-08-25/4187.html

    【20年前的8月19日,一群強硬的保守派“軟禁”了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試圖奪取對蘇聯的控制。然而,政變者在控制電視臺、電臺、報紙等媒體機構的同時,卻遺漏了部分通信管道,讓葉利欽得以將《告俄羅斯公民書》昭告全世界,致使政變流產。在此過程中,尚處於幼年階段的國際互聯網發揮了通風報信的作用。】

    蘇聯科技的確是夠發達的,很早就有了互聯網的雛形,也許就是幾台電腦通過一條線路與美國相連。但是克格勃由於忽略了對這個早期的互聯網及其他個別媒體的監控,使得819政變功虧一簣。

    而今天,在「發改委」反電信壟斷的東風下,無數個這樣無法監控的線路將在中國建立起來。

    對於所謂壟斷的問題,正如廣大網民指出的,國企從制度設計上、從原則上是屬於“全民所有”的,將反壟斷法“指向”國企,是“指鹿為馬”。只有外資和私企才有壟斷問題,因為這些企業是歸“一小撮人所有”的。

    當然,假如中國電信、中國聯通出現了官僚所有、高管所有的傾向,那麼也會出現壟斷性質的行為,「發改委」需要做的是,恢復這些電信企業全民所有的屬性,比如恢復“鞍鋼憲法”,選拔真正走群眾路線的人擔當國企高管,讓廣大人民及電信職工有更多制約監督高管的權力。
    但“實際上”「發改委」做的“恰恰相反”,他們是搞高管高薪,“刺激”國企高管去腐敗、去搞壟斷行為,接著“借這些問題”,借反壟斷的“名義”,將電信行業及其他行業拆分,再“賣給”外資和私企,“美其名”曰反壟斷。
    這哪里是反壟斷?分明是把電信行業等國企從中國老百姓手上“奪走”,“賤賣”給外國大資本家,這不是反壟斷,恰恰是在“製造”壟斷,是在“製造”美國「中情局」對全中國人民從政治、經濟到文化的“徹底壟斷”。


  26. 2011/11/22 於 10:29 patchpieces

    《中國“新洋奴”的十大特徵》

    縱觀中國近現代史,大小“洋奴”層出不窮、前赴後繼。它們一貫“冠冕堂皇”地打著“民主、自由、人權”和“反腐敗”的大旗,妄圖“佔據”道德制高點。以獲得根本虛無的合法性與存在價值。用這些“冠冕堂皇”的“名詞”掩飾著它們“出賣”國家和民族利益的“醜惡行徑”。
    試問有哪個“洋奴”承認自己是洋奴,連汪精衛都“死也不承認”自己是“賣國賊”,就別人指望這些“貨色”有人性有良知了。所以可以總結的是,長一副人類嘴臉的生物未必就是個真正的人。
    用點文字稍做分析,或許對認清它們的“真實面目”有些許助益。

    1、無條件“崇拜”西方是它們的信仰

    在這一點上它們表現得“非常徹底”。它們“崇尚”和羡慕西方的“民主自由”和富裕,憎恨和厭惡中國的“獨裁專政”和貧瘠,可謂愛恨分明。西方就是好,西方人就是高尚就是優秀,西方就是文明是人類社會的顛峰。中國不僅應該學習,最好被西方“佔領”。這樣就是最原汁原味的西方式制度了,就可以發達了。“可是”香港被英國“佔領”那麼長時間也“沒看”建立個先進的制度啊,最後還是“要等到”2017才普選。

    2、自詡為“國際主義”戰士

    他們(極多數為唯我獨尊的文明高貴基督教教徒)“沒有”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或者說他們作為一個中國人沒有應有的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美國和日本是民主國家,所以美國和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它們標榜自己是真正的國際主義者。而實質上就是提美國和西方“張目”的美國西方的“代言走狗”罷了。為了讓自己看上去不那麼卑賤,它們選擇“扮演”非常高尚的國際主義者。它們以它們的智商揣度其他人,以為別人會信。面對西方的負面新聞,它們替主人“辯解”道:即使西方有缺點那是神聖民主的小小副作用而已。它們認為美國和西方(主子)“代表”了世界,而它們是“國際主義”戰士,所以美國和西方的國家利益必須得到“徹底維護”。至於美國的民主內涵和西方的民主本質,它們根本不曾去考究。而中國究竟怎樣健康地走向自己的民主之路,它們除了惡毒的“咒駡”和卑劣的攻擊現行政治體系和肆意的“抹黑”國家領導人之外,其餘的它們一概“漠不關心”。

    3、它們是“軟骨類”

    民族大義和民族氣節是它們“非常厭惡”和“恐懼”的字眼,在它們的字典裏“找不到”這樣的詞。它們旗幟鮮明地“支持”它們各自的“主子”,在他們的“主子”面前“奴顏婢膝”,一副“點頭哈腰”蝦米狀。它們根據自己的人生經歷和教育背景,把西方“描繪”成“天堂”,一旦他人稍有質疑就給別人“扣”被洗腦的“帽子”。連西方人自己都承認自己的社會不完美,你們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卻非要說西方是天堂。當你拿西方人的話質問它們時,它們不免又“讚揚”起自己“主人”的謙虛。它們被西方嚇破了膽,你稍微說點像男人的硬話,它們就出來“扮演”苦口婆心的好人勸你冷靜。要不就是直接給你“扣”極端民族主義的“大帽子”,給你們非洋奴潑冷水“潑髒水”。一般非洋奴就是想“平等”的站直了跟西方說話,這點要求都不能讓中國人實現。可見這幫滿口仁義道德的“惡棍”是何其“無恥”、何其“下賤”!

    4、假民主自由,“真軟蛋”洋奴

    “民主自由”是它們的“幌子”,“一己私利”是它們的目的。它們甚至可以放聲高歌“有奶便是娘”的“洋奴進行曲”。
    因此,它們在美國人和西方人面前“搖尾乞憐”的樣子也就不難理喻了。
    它們也用實際行動愛國,但它們愛的“不是”自己的祖國。
    你只要“不同意”它們的看法就“血口噴人”你是黨棍黨衛軍,跟它們不一樣就是內奴。自己是“洋奴”,跟它們不一樣就是內奴。

    5、 普世價值是它們永遠的“招牌”

    “民主自由”是人類社會永恆的主題。曾幾何時也成了“(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們手裏一塊最有效的招牌。它們把它們的產品──出賣國家和民族利益,“巧妙”地貼上了“民主自由”的標籤。對於一少部分缺乏鑒別能力的人,不能說它們的產品沒有一點誘惑力。它們這些雜碎拿著自己認為的金字招牌到處“掛洋頭賣狗肉”。

    6、“反腐敗”是它們新的招牌

    人民對腐敗現象深惡痛絕,“洋奴”們則覺得有機可乘。所以“(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們也反腐敗,但它們“不是”為了反腐敗而反腐敗。真正的愛國人士反腐敗是為了建立健全的國家機制,使國家加快走向強盛。而“漢奸”們的反腐敗則有著本質上的區別,它們的規律是:
    反腐敗——> 反對執政黨——> 反對自己國家——> “吹噓”自己的(主子)宗主國(美國、日本)——> “出賣”自己國家的國家利益給它的宗主國(美國、日本)。
    所以,結論是:“洋奴”的反腐敗是為了博取大眾的同情和共鳴,以“掩蓋”它們“出賣”中國國家利益的可恥罪行。本來就事論事,而這些雜碎卻無端將很多“不相干”的事情和人物聯繫到它們“截取”的事實中,“利用”大眾反腐敗的心理宣傳自己的主張。同時還“不斷挑撥”是非“離間”各地各階層。為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做準備,甚至直接“潛伏”個輿論陣地為“洋奴”及其主人搖旗呐喊加油助威。

    7、“洋奴”始終處於忐忑不安的尷尬境地

    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洋奴”們深知自己的處境,只是由於環境的不同,“現代洋奴”仿佛更加理直氣壯了似的。二戰時的“洋奴”做的是直接對國家利益和人民血淋淋的傷害,是顯性的;“現代(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做的也是直接對中國國家利益和大眾血淋淋的傷害,是“隱性”的。
    “(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們惶惶不可終日,惟恐其可恥行徑的暴露。一旦有人觸及其靈魂痛處,它們往往是內心驚恐不安,外表正義凜然拘理力爭,並且馬上將別人冠之以“憤憤”、“專制”、“不民主”“五毛黨”等“大帽子”,加以“醜化”和沒有底線的“不斷攻擊”。甚至有的在極度不安之下病態成“歇斯底里”,它們或“斷章取義”的“狡辯”,或乾脆破口大駡,種種醜態不一而足!它們不斷用誇張的詞語和“栽贓的手段”攻擊污蔑陷害非洋奴,只能說上帝要滅亡它們。於是乎先讓它們瘋狂。

    8、“(動態價值觀)洋奴”永遠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選擇性失明”

    “洋奴”不是沒有雙眼。和人類一樣,它們也有雙眼。但與普通人不同的是,它們的雙眼有一種“特殊功能”,我給它們的這個“特殊功能”起個名字──“(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選擇性失明”。也就是說它們看待事物都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選擇性(動態價值觀)”的,永遠是從事實中“截取”“自己需要”對自己有利的(一小)部分以期用來增加自己言論觀點的說服力。它們“(封鎖)禁止”任何人“揭穿”它們根本站不住腳的言論,其實這也是“符合”“(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強盜邏輯”的行為。只是它們“表演”的太拙劣,反而讓自己陷入被動。
    歐洲每年都“騷亂”而且還死人,可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從來選擇“無視”,選擇“緘默”。你做“洋奴”就做,你為何來說中國不是。
    中國不騷亂你說是高壓,中國萬一有了你們就興高采烈爭相圍觀。然後就不斷“放大事實”與根本不相干的東西“牽強附會”的聯繫起來,以便讓自己的“混帳邏輯”更有“欺騙性”。

    9、不斷強調中國人身份 還時不時妄圖“代表”“我們”

    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雜碎”最讓人不齒的就是明明是個“西方走狗”卻還“裝”自己很愛國。“模仿”魯迅等人的口氣“頤指氣使”驕橫跋扈。你拿它無法辯解的事實去質問,就“狡猾”的“偽裝”成不合你一般見識的老實人。把自己“裝扮”成中國的良心,
    你這麼有“良心”,當中國領土被他國竊據的時候你們“怎麼”緘默。那個(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長平“滿嘴”普世價值,為何在中國大使館被它主人炸了的時候“選擇沉默”。
    你“平常”不是總要言論自由嗎?怎麼中國人死了你都“不關心”,
    你不是尊重人權嗎?生命權難道不是人權嗎?
    你質問,他就“逃避”。最後來個不痛不癢的解釋。“以免”別人繼續質問到時候被撕下了好人的“偽裝”露出“洋奴”真容遭人唾棄。
    在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的文章裏,有個巨大的驚人相似。就是喜歡“言必稱”我們,總“喜歡”用集體名詞,覺得自己“佔據”道德優勢。“有資格”點評世間的萬物。在公民社會,任何人都是因個體而存在,總是“鼓吹”西方那一套,卻連這個(最基本的普世邏輯)都“不清楚”。你就是你,你就代表你。沒有合法的他人授權你有“資格”代表誰?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自己覺得用這樣的口氣可以“欺騙大眾”讓大眾陷入自己設計好的“圈套”成為自己“洋奴”陣營中的一員。只能說“洋奴”的主人會很失望的,畢竟西方金融危機了,沒那麼多錢搞崗前培訓了。難怪現今的自由派洋奴自己砸自己招牌。

    10、中國有原罪

    在“(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心裏,中國做什麼都有罪。
    西方可以幹的事情,中國就不可以幹。
    西方人排獎牌榜,那是因為西方重數字重調查研究。中國看重獎牌榜就是舉國體制的罪惡造成的扭曲心理。
    中國有些項目不錯,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就說都是舉國體制的結果沒什麼。要是說到中國不擅長的專案,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又說那是中國人種不行。
    中國的企業不建立工會,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說沒人權。當中國企業建立了工會要求外資企業建立工會時,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說破壞投資環境歧視外國企業。
    中國企業出去買資源,“(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說那是有政治目的的非正常行為。哪個汽車不用石油,用石油就叫有特殊目的。外國企業鯨吞中國戰略資源,中國開始管制,這些人又說中國搞保護主義。美國西方甚至印度搞那麼多次貿易保護主義你們(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怎麼緘默呢?難道那些被外國保護主義傷害的中國企業的員工的就業生存權不是人權的一部分嗎?
    你要是把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逼急了,“(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就說西方那是(貪婪失敗)民主社會政府要對自己國家負責。難道中國的資源就應該賤賣嗎?中國天生就是劣等嗎?
    有的“(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還會說,西方有些不對,但中國不應該學。西方對中國非禮,中國不反抗,難道就一直忍氣吞聲嗎?你如此質問“洋奴”,(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又會說中國。
    總之就一條“原則”,西方“特殊”、中國有罪。
    中國這個罪還是“原罪”,是永遠無法洗刷的。

    文/天平居士

    2011-11-21


  27. 2011/12/05 於 10:27 patchpieces

    美國雙重圍堵 中國如何破局?

    一、美國“重返亞洲”,中國面臨“嚴冬”

    美國正在高調“重返亞洲”。
    其實,美國“從來就沒有”離開過亞洲。
    “所謂”重返,無非是“發出”一個強烈信號:這一回,美國要真正開始重視亞洲了。
    此前,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美國通過“廣場協議”,成功地“扼殺”了日本崛起的勢頭後,亞洲的新興國家在美國人眼裏都不過是它“予取予奪”的提款機而已,不再有誰是它的挑戰對手。  

    但是,過去二十年,風流水轉,中國起來了,特別是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歐元啟動,恐怖主義,中國復興,
    這三大因素開始有可能危及美國人的世紀夢想:連續兩個百年的“美國世紀夢”。  

    為此,美國人窮十年之力,擊斃了本•拉登,“象徵性”的結束了“反恐戰爭”;又“通過”(引爆)歐債危機使歐元陷入一時難以自拔的困境。
    接下來,還“剩下”一個麻煩,那就是中國。

    當美國經濟遭金融危機重創,使盡渾身解數也無法將經濟拉出泥潭時,美國人別無選擇,不得不拿出自己曾經屢試不爽的“老招數”:我的日子不好過,那我就折騰別人,讓別人的日子比我更難過。最後,水落石出,相比之下,還是我的日子更好過。

    於是,奧巴馬和他的團隊頻出“陰招”,在西太平洋上空演出了一連串令人眼花繚亂的“政治雜技”。先是通過“(自導自演)天安號事件(悲情苦肉計)——延坪島炮擊——黃海軍演”以及“釣魚島事件”,把本已有離心傾向的韓、日兩國一邊倒地拉向美國,
    “穩住”東北亞的陣腳後,又掉頭南下,“挑唆”和鼓動越南、菲律賓在南中國海反復滋事;
    恢復對臺灣出售武器;
    向緬甸政府釋放“善意”,在原本關係不錯的中、緬之間打進楔子;
    跟新加坡談判部署沿海快速艦基地問題;
    在澳大利亞建立一個駐紮2500名海軍陸戰隊的軍事基地;
    與印度建立“戰略夥伴”關係。

    在打完這一系列地緣戰略的“組合拳”之後,真正富有深意的戰略動作也跟著出臺,那就是“主導”甚至主宰亞太經濟。因為在美國人看來,一切戰略利益,最終都要表達為經濟利益,而經濟利益的獲得只能通過財富的轉移來實現。環視全球,受美國經濟影響和歐債危機拖累,大多數國家的經濟都表現低迷。只有亞太地區,由於有漸成地區經濟火車頭的中國“牽引”,尚具活力。對美國來說,無論是讓自己“經濟脫困”,還是要把亞洲財富最後變成美國的財富,都必須刻不容緩地向亞太“開刀”。因為如果現在不動手,等到亞洲國家圍繞中國重新排起新的雁陣時,美國想做什麼,恐怕都為時晚矣。

    一不做,二不休。奧巴馬和希拉蕊“輪番出擊”。極力“架空”甚至廢棄已存在了近二十年的“APEC”機制,然後,”借殼上市“,把原本默默無聞的“TPP”(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變成美國主導乃至主宰亞太經濟的”新平臺“,為亞太經濟”重新定則立規“,意在用其將亞太國家一網打盡,獨獨把中國”排除在外“。

    有評論一針見血地指出:

    “美國為什麼要力推TPP?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克林頓曾明確表示,把推動TPP作為美國重返亞洲戰略的重點。美國試圖以TPP為突破口,建立以其為主導的橫跨太平洋的亞太經濟合作體系,並由此建立美國主導的”亞太自貿區“,進而贏得全球的戰略優勢。
    TPP談判“出現”的背景是,亞太特別是“亞洲區域經貿合作”進展迅速。美國一方面不願錯過亞太經濟發展良機,同時也希望通過“設置”一定“規範”繼續主導這一地區未來政治、經濟等格局的變化。”

    所有這一切,只有一個目標,“劍指中國”。
    對滿懷熱情擁抱全球化,“以為”可以通過市場經濟話語,與美國和西方這些意識形態語境不同的國家,找到共同話題的中國來說,無異於兜頭一盆涼水。

    當切分財富蛋糕的遊戲變成一場零和遊戲,你的獲得就是他的失去時,共同的語境就只能是赤裸裸的“叢林法則”的殘酷對話:
    依據美國在過去兩年間對中國所做的全部“動作”來判斷,不難得出一個結論:環繞中國的地緣戰略和經濟戰略的雙重“嚴冬”正在來臨。中國,必須做好“過冬”的準備了。

    二、美國為什麼要對中國出黑拳,下狠手?

    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海嘯”並沒有過去。美國經濟今天“遠不是”尚未復蘇的問題,美國次貸的第二個“債務違約”期已經開始,而2007——08年次貸危機中“被掩蓋”的美金融機構的“有毒資產”也陸續開始釋放。
    這對美國經濟復蘇是一個沉重的牽制和打擊(中國亦不能倖免。因為這一輪危機會導致美國經濟進一步衰退,再通過貿易聯繫傳導,使世界貿易整體衰退,從而導致中國的外需萎縮,壓抑中國經濟增長),也是美國政府“極力”在歐債問題和南海問題上“做文章”的重要原因。因為美國政府“不希望”全球視線過分“聚焦”在美國遇到的“麻煩”上,從而“動搖”對美元和美國的信心。

    美國債務上限問題的艱難解決,雖然讓美國也讓全世界的債主們鬆了口氣,但誰都知道,這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尤其“解決不了”美國仍須靠“借債度日”的本質問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報告指出:美國國債已占其GDP的99%,預計2012年將達到103%。美國財長蓋特納承認,美國政府每花1美元,其中就有40美分是借的。包括國債在內,美國公、私債務總額已高達55兆(萬億)美元,人均負債17.6萬美元,家庭平均負債67萬美元。而美國年度稅收僅約3萬億美元,中等家庭年均收入約5萬美元,這說明美國已深陷入不敷出的債務困境。)因為這一問題與美國是靠(美元霸權)向全球輸出美元這一“方式”生存聯繫在一起的,這一“特裏芬難題”是美國經濟愈來愈解不開的死結。

    造成美國經濟今天這一局面的是美國從“(1944)佈雷頓森林體系”建立到解體後這大半個世紀裏,由於掌握了國際流通貨幣的金融高端優勢,而逐漸放棄了對那些處於低端的實體經濟的眷顧。美國之所以過去四十年裏把大部分中低端製造業當做“垃圾產業”轉移出去(只把高端技術產業和高附加值產業保留下來),是確信可以通過全球信任(依賴依附)的美元(霸權)體系使新興國家成為為其廉價提供中低端產品的加工廠,說白了也就是為掙美元(白條)給美國“打工”。而當美國為脫困不斷實施“量化寬鬆(債務貨幣化)貨幣政策”,濫發美元,使美元越來越弱勢,美元的信用也日益受到普遍質疑時,美國人那種即使沒有“實體經濟”,單靠“虛擬經濟”也能過好日子的局面,就難以為繼了。

    現在,金融危機的引爆和發酵使美國靠“輸出美元、轉移全球財富”的“模式”已不可持續,這意味著“華盛頓共識”的“不可持續”。
    眼下,看不出美國能夠拿出新的以美國和美元為中心的新模式繼續“忽悠”整個世界。美國今天所做的一切都還是在拼命維護和“挽救”這一“模式”。因此對其前景的預期是悲觀的。

    在這一“本質性問題”得到根本性解決之前,奧巴馬所許諾的“再工業化”和“五年內出口翻一番”的目標,都將是畫餅充饑。

    這首先是美國“勞動力成本”過高,而各類工會為了自身利益又都不肯降低從業人員工薪(這次NBA勞資雙方工薪大戰就是最新例證)。如果美國“產業空心化”這一致命現實不能從根本上得到扭轉,美國的衰落就幾乎不可避免。這不是通過“玩弄”“壓人民幣升值”這種“偽命題”就能解決的。
    因為美元要獲得“全球結算貨幣和儲備貨幣”這一地位(只有獲得這一地位才能帶來美元霸權),美國只能通過貿易方式向全球“輸出美元(轉嫁成本及債務)”。這也就必然造成美國的貿易逆差。這一“特裏芬問題”既是美元的天然優勢,也是其天然缺陷。其優勢是美國可以通過輸出“綠紙”而廉價獲得全球的產品和資源。其缺陷就是如此一來美國只能使自己長期處在貿易逆差狀態。這意味著美國即使不從中國獲得產品(也就不存在美中貿易逆差,當然也就談不上操縱人民幣匯率問題),也必須從其他國家獲得替代產品,仍然解決不了其逆差國地位的問題,當然也就無從解決其國內民眾的就業問題(因為其民眾不可能都就業于高端產業,而一度達到的70%就業人口從事金融和金融服務業的“盛況”,也由於金融危機的爆發,金融業的蕭條而不可能重現)。
    這種自己臉醜怪鏡子的做法,對解決“美國病”於事無補。就此意義上說,金融危機暴露出來的“美國病”,是本體性的,起碼是“結構性”的,而不是一般的決策失誤或監管不力。這一“根本性”的缺陷恐怕只有美國放棄美元霸權,放棄美元一僕二主的矛盾地位,讓位於“世界元”才可能一勞永逸的解決。這就意味著壓人民幣升值“真正的目的”是,美國寧可轉向其他國家尋求替代產品,也要給中國出口依賴型經濟以“打擊”,因為那些可以為美國“提供”替代產品的(次殖民)國家無一個可對美國的霸權地位提出挑戰,而這正是美國上層最擔心的事情。
    所以,打擊中國是“目的”,解決其國內就業只是“幌子”。因為兩個目的只能實現其一,那就是打擊中國,就業問題是根本解決不了的。美國國會的議員們肯定明白這一點,只是拿中國產品搶了美國人的飯碗“(卸責)說事”罷了。

    既然如此,中國應明白美國的“用心”,做好“徹底下車”的準備,不必再與美國打口水仗。因為中國“必須認清”,美國的那些國會議員極力推進這一議案是鐵了心的,不惜一切代價也要“阻止”中國經濟增長(帶動中國國力、軍力的增長)對美國的霸權地位構成最終的威脅。
    明白了這一點,中國就應該丟掉一切“幻想”,只能與美國進行冷靜的合作和清醒的博弈。

    三、如何脫困,美國還需要一場戰爭

    無論我們現在如何不看好美國的未來,現在仍必須清醒地看到,即使在美國金融危機如此嚴重,美元霸權可能崩潰的情況下,美元的地位眼下仍無一種貨幣可以替代。國際大宗商品交易和一般貿易,仍“擺脫不了”美元結算的慣性力。(國際清算銀行資料顯示,全球每天發生的國際貿易中有86%涉及美元結算。)
    美國也充分瞭解這一點。因此,為“擺脫”這種困境,繼續延長自己的霸主地位,給自己贏得“舔傷”的時間和空間,美國當然要想辦法拉其他國家為其分擔風險,同時給一些國家“製造麻煩”和難題,讓所有這些國家“顧不上”指責美國、懷疑美國、甚至對付美國。這是美國的一大“策略”。
    歐債危機、南海問題、北非中東變局,都是美國在下“先手棋”,四處“布子”,給不同的對手“製造”不同的麻煩。

    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一直在努力克服危機對其經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帶來的沉重打擊,尤其是努力擺脫全世界對美元信心下降的不利局面。美國需要大量的“美元回流”支撐其國內經濟的“流動性”。“吸引”美元回流美國的辦法,一是靠美國高科技支撐的高回報率的投資環境(這一點現在已沒了指望),另一點就靠發行美國國債(美國國債利率雖低,但相對安全,且幾乎沒有上限,想買多少買多少,但債務上限的風波,也讓世人對其償債的前景產生越來越多的疑慮)。
    對美國人而言,自從踏上美元霸權道路之後,其經濟就已成為一種“信心經濟”,只有世人對美元信心充足,相信美國的國家信用,才會讓更多“美元回流”美國,給美國經濟賴以為生的的“信貸(信用債務)模式”引入活水。
    儘管美國的兩任財長以及貿易代表、聯儲主席都跳出來“發出”利好信號,但是美國實體經濟振興道路艱難,金融改革進展緩慢,就業、市場的實際情況都不盡如人意,兩輪量化寬鬆(債務貨幣化)政策使用過後經濟仍未見起色,且反而讓世人對美元兌水大為不滿,更加擔心。
    美國巨額國債又牽動國際關注,國家信用面臨質疑,這些問題都無法令人看好美國經濟的復蘇前景。無法提振世界對美國的信心,無法恢復人們對美元的信心,這讓美國非常難堪。

    在這種情勢下,美國將會做什麼?美國還能做什麼?
    也就是說,美國最有可能通過“什麼辦法”讓自己脫困?

    我認為不外乎三種方式脫困。

    其一、在最理想的情況下,是“技術脫困”,就像當年美國人用IT業引領全球經濟,讓自己賺的盆滿缽滿一樣。
    但眼下,這種前景似乎很“渺茫”。除非美國能在能源技術上獲得突破,則可能一舉解決許多麻煩,美國將重新鳳凰涅槃,所以,我們對美國在能源技術上的任何進展都應保持關注和警惕。因為在能源日漸緊張的情況下,誰能掌握新的能源技術,誰就可能控制世界的未來。如果美國掌握了這種技術,就可能使全球經濟重新翻盤,確保美元地位不可撼動。

    其二、是“賴賬脫困”。
    對這一點,我們尤其要特別警惕,提防美國繼續在美元上“做文章”。不能排除這樣一種可能性:美國在未來一段時間,繼續超發美元,讓美元的信用爛到極點,再借助其世界第一的黃金儲備,突然宣佈部分恢復金本位制,讓美元重新與黃金掛鈎,從而“重新”為美元定值,藉以達到與舊美元“脫鉤”,“金蟬脫殼”,公然赤裸裸“賴賬”的目的。但這一步棋是雙刃劍,傷害別人,也傷害美國自己,不到萬不得已,無路可走時,美國應不會出此下策。

    其三、就是“戰爭脫困”了。
    通過戰爭既拉動美國經濟,增加就業機會,擺脫國內壓力,又在國際上重新為美元樹威。用戰爭對大宗商品價格特別是能源價格產生決定性影響,從而對國際投資環境及經濟佈局重新洗牌,改變國際資本的投向,使美國最終成為受益方。
    眼下看,美國人的下一個打擊目標最接近水到渠成的是目標是敘利亞。
    最有可能打擊的目標是伊朗。
    最出人意料的打擊目標將是委內瑞拉。

    四、內在的穩固和強大是應對美國挑戰的最有力武器

    歐債危機動搖了人們對歐元區經濟的信心,也給歐盟的發展前景帶來了不確定因素,作為單一貨幣的歐元對美元儲備貨幣、基準貨幣的“挑戰”也就大大“減弱”。對此,當我們看清美國的這種“大戰略”後就必須儘早研究和部署真正管用的對等戰略和見招拆招地應對之。

    首先,作為一個大國,你的外交、軍事這兩隻輪子必須相互配合,要善於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不能在國際舞臺上只有一個表情。
    最近幾年,“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這種“論調”的提出者自有其“意圖”,但客觀說來,“中國威脅論”也並非完全抹黑中國。因為你近年來體量急劇增大、體能快速提升,別人自然會有壓力,這幾乎是每一個大國崛起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情況。
    面對“中國威脅論”論調,我們以往採取的“方式”是不斷做解釋:我們不威脅他人,我們是和平崛起,但這種宣示“收效甚微”。別人對你自然會有他的固有看法甚至“偏見”。你想用宣傳去消除他們這種看法和偏見是很困難的。既然如此,你索性就少在這方面下功夫,不妨“該強硬的時候強硬一些”,讓那些持“中國威脅論”,想給中國製造麻煩的人習慣中國“威脅”的存在。

    就此意義來說,我國首艘航母的出現肯定會在那些“中國威脅論”的想法上加上一個極有分量的砝碼。因為中國的安全不能依靠驅逐艦來維繫。我們還需要“大傢伙”和“硬傢伙”。隨著中國經濟全球化的參與度提高,中國有大量的海外利益需要國家力量的保護,中國又是資源進口大國和能源消耗大國,國際通道的暢通和安全對中國未來發展的意義非比尋常,需要有更多的利器保護我們的商船和海上生命線,同時也承擔相應的國際責任,向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
    就這一點而言,中國擁有航母會是治療“中國威脅論”患者,讓他們脫敏,也給他們帶來相應利益的好藥方。
    其二,對於那些一心想給中國“製造”麻煩者,中國不妨像美國那樣,也下先手棋,給“麻煩製造者”製造麻煩。
    我們這些年一直強調國內穩定“不折騰”,這是對的,但這並不意味著在國際上你也完全“不折騰”。比如在東海或南海方向,在外交和動武之間,有巨大的灰色地帶可以讓你有所作為。當然,必須強調的是,在如何“作為”上,要動腦子,講智慧,而不是蠻幹。美國這些年對中國“(設陷埋地雷)佈局下棋”,打擦邊球,動了不少腦筋,做了不少手腳,很多做法值得我們好好玩味和借鑒。

    其三,中國需要用好手中“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一票,可以多投否決票和贊同票,少投棄權票。
    要把否決票和贊同票做為組合拳來打。從聯合國決策機制來看,否決票或贊同票都體現為加一票或減一票的力量,而棄權票則“無法顯示”這一票的立場和力量。
    中國要儘量減少投棄權票,從而避免在別人眼裏,你就是個零(廢物)。你可以在一些問題上先投否決票,然後借此與別人討價還價,在別人接受你的條件後,再投贊同票,通過這一“過程”讓別人明白,中國是它繞不過去的力量,使他們在處理國際問題時不能不考慮中國的看法。

    其四,中國要用好手中巨額的美國國債,把巨量外儲和美債歐債做為戰略武器來使用,“而不是”只考慮它的安全性或投資回報率。
    乍一看,中國買美國國債是不得已而為之,是被美國所綁架,其實並非完全如此。巨額美元國債實際上令中、美兩國處在一個十分微妙的“互相綁架”的狀態。
    對中國而言,買美國國債易,投資美國難,持有美國國債確實是不得已的選擇;但對美國而言,巨額債務降低了美元的信用,美元信用是美國經濟的生存支柱,美元信用下降,最終會損傷美國經濟本身。如果美國真的違約,中國擁有的三萬億(兆)美元的外匯儲備中約有一萬多億(兆)是美國國債,確實存在損失風險,但這種損失風險是可以估量的,或者說是可控的;
    美國則不然,“違約”就意味著美元信用“瀕臨崩潰”,其基準貨幣、儲備貨幣的地位會大幅下降,進而與(以期貨及各式金融高槓桿衍生性虛擬經濟商品操控)大宗(實體經濟)商品“定價”、國際貿易結算脫鉤,顯然有助於人民幣國際地位的提升。這絕對不是華爾街乃至華盛頓願意看到並接受的。中國的損失在當下,美國的損失則在未來,孰輕孰重?美國掂量得很清楚。這種“互相綁架”使我們擁有了金融戰略武器操作的空間。

    其五,中國要敢於“做負責任的大國”,但我們履行這些國際責任和義務決不是依照西方的指令。
    首先我們要有能力維護自己的安全,並自願向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如中國艦隊在索馬里護航,優先考慮確保本國商船、油輪的安全,並向提出要求的他國船隻提供護航服務;更重要的是,中國要在關鍵時刻為兄弟國家和准盟國有所擔當。從既往經驗來看,對巴基斯坦、俄羅斯等友好國家,各個層面的合作意願需要加以保護和維持,一些問題上要互通聲氣、彼此支持。
    這反過來也會對我們打擊分裂勢力、恐怖主義活動有很大幫助。在今天的國際社會,只有支持了別人,才能得到別人的支持,從而避免孤立。獲得別人的支持沒有免費的途徑。

    其六,加速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減少出口依賴,特別是對美國市場的依賴,使中國經濟面向世界有更強的適應性。
    在完善金融體制,增強金融體制的防衝擊、抗打擊能力的前提下,逐步完成人民幣國際化進程,與貿易對手更多地進行貨幣互換和人民幣結算,是不錯的方法。中國已處於資本擴張期,但資本的輸出不是人民幣、而主要是雖然巨量但畢竟有限的外匯儲備這一點,要有清醒的認識。
    非本幣擴張是不可持續的,而且風險很大。

    其七,必須加大整軍備戰的力度。
    中國周邊群狼環伺,連狼崽子也敢從“龍口奪食”。而更重要的是做好比對台軍事鬥爭準備更大的軍事鬥爭準備。世界大戰打不起來,不等於小戰、中戰打不起來。隨著中國的逐漸強大,戰爭危險不是在減小,而是在增大。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重建“社會公平”。縮小貧富差距是社會穩定、發展的根本出路。
    必須懂得“這一點”如解決不好,就有可能危及到黨和國家的生存。任何時候,內部的穩固都是外部強大的根本和基石。中國這樣的國家,你自己不垮,沒有任何力量能搞垮你。

    文/喬 良 

    2011年11月24日

    刊於《國外理論動態》2011年第12期

    近期文章鏈結:

    喬良:以我山之石,攻他山之玉——讀美軍《網路中心戰案例研究》隨想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112/279036.html

    喬良:美元戰爭還能打多久?    
    http://www.wyzxsx.com/Article/finance/201111/273122.html

    喬良與陳志武對話:金融與國家安全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0/201106/241187.html


  28. 2011/12/08 於 16:45 patchpieces

    顛覆推翻利比亞強人格達費政權之後 美中情局及英國情報局正藉其轄下恐怖組織雇傭兵代理人(轉戰)滲透打擊伊朗、敘利亞政權

    《China Joins Russia, Orders Military To Prepare For World War- III》

    A grim Ministry of Defense bulletin issued to Prime Minister Putin and President Medvedev today states that President Hu has “agreed in principal” that the only way to stop the West’s aggression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is through “direct and immediate military action” and that the Chinese leader has ordered his Naval Forces to “prepare for warfare.”

    Hu’s call for war joins Chinese Rear Admiral and prominent military commentator Zhang Zhaozhong(張兆忠少將) who, likewise, warned this past week that “China will not hesitate to protect Iran even with a Third World War,” and Russian General Nikolai Makarov who grimly stated last week, “I do not rule out local and regional armed conflicts developing into a large-scale war, including using nuclear weapons.”

    The raising of global tensions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was exploded this past fortnight when Russian Ambassador Vladimir Titorenko and two of his aides retuning from Syria were brutally assaulted and put in hospital(http://en.ria.ru/russia/20111205/169361690.html) by Qatar security forces aided by CIA and British MI6 agents(美帝CIA中情局及英國M16情報局特工背後予協助的卡達爾安全部隊) attempting to gain access to diplomatic pouches containing information from Syrian intelligenc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as flooding Syria and Iran with the same US-backed al Qaida mercenaries(由美帝所背後支持、成功顛覆推翻了利比亞格達費政府的蓋達“基地恐怖組織”雇傭兵已開始轉戰湧入敘利亞及伊朗境內 http://www.2ndrevolt.com/articles/view/456) who toppled the Libyan government.

    Further evidence in these diplomatic pouches, this bulletin says, reveal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preparing an “ultimate solution” to the Middle East Crisis should nuclear war break out by attacking Syria and Iran with lethal biological agents intended to kill tens of millions of innocent civilians(在對敘利亞及伊朗進行攻擊時,意圖致千萬無辜平民於死的生物基因媒介致命武器).

    The discovery of the biological agent to be used by the West was revealed a fortnight ago by Dutch virologist Ron Fouchier of the Erasmus Medical Centre in the Netherlands who lead a team of scientists that discovered that a mere five mutations to the avian flu virus was sufficient to make it spread far more easily and would make it the most lethal killer of mankind ever invented.

    Should the US begin an attack utilizing this deadly virus(致命病毒), this bulletin continues, its most likely method of delivery would be via its RQ-170 Sentinel Drone(隱形無人飛機) which is operated by the CIA(http://english.iribnews.ir/newsbody.aspx?ID=16489).

    These frightening assessments of future US actions against its enemies were revealed in this bulletin based upon Russian intelligence analysts examination of the RQ-170 Sentinel Drone brought down over Iranian territory last week by the Russian made Avtobaza ground-based electronic intelligence and jamming system used against this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with little damage and that showed it be equipped with a sophisticated aerosol delivery system.

    Important to note is that the Western powers first use of a deadly flu virus to destroy their enemies and overthrow the established global order was first used less than a century ago in 1918 when the Spanish Flu variant(http://en.wikipedia.org/wiki/1918_flu_pandemic) was unleashed at the ending of World War I and killed an estimated 500 million people which represented fully 3% of the world’s entire population.

    Archived KGB files on the Spanish Flu pandemic have always stated that this deadly virus was “bio-engineered” by US military scientists who used as their “guinea pigs” American Soldiers who were the first recorded victims (http://en.wikipedia.org/wiki/1918_flu_pandemic)and were stationed at Fort Riley, Kansas.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underlying reasons behi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Western allies push for Total Global War was recently detailed by the top American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Greg Hunter(http://www.coasttocoastam.com/guest/hunter-greg/43361) whose shocking in depth report titled “Is the World Spinning Out of Control?” (http://usawatchdog.com/europe-bailout-news/)revealed that the entire edifice of the Western economic systems is crumbling under the weight of over $100 Trillion(http://www.telegraph.co.uk/finance/financetopics/davos/8267768/World-needs-100-trillion-more-credit-says-World-Economic-Forum.html) in debt no one is able to pay and wherein he warned: “Never in history has the world been this close to total financial chaos and nuclear war at the same time.” (http://usawatchdog.com/europe-bailout-news/)

    Sadly, but as always,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not being allowed to know the horrific future their elite leaders are planning for them, a situation made even worse this past week when the US Senate passed a new law by a 93-7 vote(http://gawker.com/5865089/20-things-you-should-know-about-americas-most-horrifying-new-law) that is warned will destroy America for all time by giving total control of this once free nation over to its military forces and destroy their Constitution.

    As we noted in our previous report, it is worth mentioning again the words of the American Founding Father, Thomas Jefferson, who warned his fellow citizens over 200 years ago about what is happening today by saying:

    “I believe that banking institutions are more dangerous to our liberties than standing armies. If the American people ever allow private banks to control the issue of their currency, first by inflation, then by deflation, the banks and corporations that will grow up around will deprive the people of all property until their children wake-up homeless on the continent their fathers conquered.”

    By: Sorcha Faal

    2011-12-7

    Note:
    Western governments and their intelligence services actively campaign against the information found in these reports so as not to alarm their citizens about the many catastrophic Earth changes and events to come.

    ==============================
    《媒體曝美國利用恐怖組織(代理人)打擊伊朗》

    2011年11月15日 新華網 

      一篇報導12日披露,美國「中情局」正“利用”包括“人民聖戰者組織”在內的恐怖分子“代理人”在伊朗實施爆炸襲擊。

      “監獄星球”網站12日刊登的一篇文章援引若干可靠人士——包括美國情報機構線民和前軍事人員——的話聲稱,美國正在伊朗境內實施秘密軍事行動,利用游擊隊組織對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發動襲擊。

      文章說:“德黑蘭認為美國正在伊朗境內發動恐怖襲擊,進而破壞內賈德政權的穩定,以便為(美國-以色列)軍事打擊”做準備“。這一論點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官方媒體的忽視,但「中情局」利用恐怖分子代理人恰恰就在這麼做,這是確定無疑的事實。”

      這一報導進一步證實了伊朗國家最高安全委員會秘書賽義德•賈利利的說法。
    賈利利說,伊朗有無可辯駁的證據表明,美國政府正式參與了反對伊朗的陰謀,派出特工在伊朗和該地區其他國家實施破壞和恐怖行動。

      此外,美國正在訓練恐怖組織並向其提供經費,通過暴力和其他顛覆行動破壞伊朗的穩定。

      正如許多美、英主流媒體在2007年所報導的那樣,美國還在“利用”隸屬“基地”組織的遜尼派恐怖組織“真主旅”在伊朗實施自殺式爆炸和其他旨在“破壞穩定”的襲擊。這一“政策”是由小布希(布希二世)政府“制訂”的,並被奧巴馬政府“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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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 Takes Down Top Bio-Terror Official, Then Alleges Iran Plot》

    《US Takes Down Top Bio-Terror Official, Then Alleges Iran Plot》

    By: Sorcha Faal

    2011-10-12

    A frightening Main Intelligence Directorate (GRU) report circulating in the Kremlin today warns that the Obama regime may be about to launch an Operation Northwoods type “false flag” bio-terror attack as a pretext for bombing and then invading Iran.

    According to this GRU report, US authorities took down one of their top bio-terror officials yesterday named Dr. Kimberly Lindsey [photo 2nd left] who is th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and one of the world’s most highly regarded scientists in the field of weaponized anthrax after charging her and her and her live-in boyfriend with “child molestation and bestiality.”

    Important to note is that the US always charges their “enemies of the state” with lurid sex crimes such as when they targeted former US Marine intelligence analyst and UN weapons inspector Scott Ritter with “criminal solicitation of a minor” after he accused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of deliberately lying about Iraq’s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in order to launch an invasion against them.

    The cause for Dr. Lindsey being put on the Obama regimes “enemy of the state” list, this GRU report says, was her assisting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in their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atastrophic 9/11 anthrax attack upo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disputes the findings of th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 used to close this case.

    Dr. Lindsey’s expertise on weaponized anthrax proved invaluable to WHO scientists whose findings were reported this week, and as we can, in part, read as reported by the InfoWars.Com news service in their report titled World Authority On Anthrax Disputes Government Explanation Of 2001 Attack and which says:

    “Three leading scientists, one a world authority on the composition of Anthrax, have produced a paper that presents evidence that directly calls into question the FBI’s version of events surrounding the 2001 anthrax mail attacks.

    The paper by Coordinator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Working Group on Anthrax Research and Control, Martin E. Hugh-Jones, biologist Barbara Hatch Rosenberg, and chemist Stuart Jacobsen is to be published in the peer reviewed Journal of Bioterrorism & Biodefense.

    “three scientists argue that distinctive chemicals found in the dried anthrax spores — including the unexpected presence of tin — point to a high degree of manufacturing skill, contrary to federal reassurances that the attack germs were unsophisticated.” reports the New York Times.

    “…bureau scientists focused on tin early in their eight-year investigation, calling it an “element of interest” and a potentially critical clue to the criminal case. They later dropped their lengthy inquiry, never mentioned tin publicly and never offered any detailed account of how they thought the powder had been made.” The report continues.

    Dr. Hugh-Jones said that the presence of tine “indicates a very special processing, and expertise,” directly contradicting the FBI’s assertion that microbiologist Bruce Ivins acted as the lone perpetrator of the attacks that killed five people and infected 17 others in the weeks immediately following 9/11.”

    Within hours after Dr. Lindsey’s arrest, this GRU report continues, the US issued a “global alert” for American citizens after they accused Iran of backing a plot to kill Saudi Arabia’s ambassador to Washington that Obama called “a flagrant violation of U.S. and international law” and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Clinton vows action over.

    According to the Obama regime the head of this alleged Iranian plot was former Texas used-car dealer named Manssor Arbabsiar [photo 3rd left] who is a naturalized US citizen, holds an Iranian passport and whose close friends say is an “unlikely secret agent,” was “no mastermind” and was “kind of a hustler.”

    FBI Director Robert Mueller said the convoluted plot could have been straight from a film and, “Though it reads like the pages of a Hollywood script, the impact would have been very real and many lives would have been lost.”

    Iranian parliament speaker Ali Larijani called the US allegations a “mischievous, foolish” attempt to fuel tension between Iran and Saudi Arabia saying that “These claims are vulgar … It is a childish and amateur game … We believe that our neighbors in the region are very well aware that America is using this story to ruin our relationship with Saudi Arabia.”

    Iran’s claim that the Obama regimes charges against them were lies was immediately backed up by one of the CIA’s most honored former analysts Robert Baer who is TIME.Com’s current intelligence columnist and has contributed articles to Vanity Fai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nd The Washington Post.

    Baer, who was interviewed just a few hours ago by Australia’s The World Today news programme warned that the Obama regimes charges against Iran were “made up propaganda” and warns the US must open immediately a direct diplomatic channel with the Iranian regime…or risk igniting “an uncontrollable war.”

    This GRU report gravely notes that an “uncontrollable” war may be exactly what the Obama regime wants as its economy lurches ever closer to the abyss and inevitable chaos will soon be the “new normal” in America.

    The GRU further warns in their report that with the US signing a $1.25 billion contract last Monday with Emergent BioSolutions for 44.75 million doses of the only proven vaccine to protect against a weaponized anthrax attack [what happens to the other 260 million Americans we don’t know], and one of America’s most honorable Congressman, Ron Paul, now warning that the Obama regime has given itself a “license to kill” any citizen it wants to without evidence or trial, the United States, indeed, may about to do the unthinkable.


  29. 2011/12/11 於 06:48 patchpieces

    解構多民族國家。解構中東。解構多元文化。製造文明衝突=>為美以基督教霸權干涉、經濟文化殖民它主權國家創造合理性/合法性--警惕美以歐基督教霸權的Yinon Plan

    《為“文明的衝突”佈一大盤棋:分裂、征服與統治“新中東” 》
    《為“文明的衝突”佈一大盤棋:分裂、征服與統治“新中東” 》
    《為“文明的衝突”佈一大盤棋:分裂、征服與統治“新中東” 》

    “阿拉伯之春”這一熱門辭彙其實是由一群遠在的華盛頓、倫敦、巴黎和布魯塞爾辦公室的個人和團體所“炮製”的。這群人除了對這一地區有膚淺的認識外,對阿拉伯國家幾乎一無所知。
    阿拉伯民族間正打開的自然是一個混合包裹,而叛亂與機會主義一樣都是這個包裹裏的一部分。
    哪里有革命,哪里就有反革命。

    阿拉伯世界的“動亂”也並不是所謂的阿拉伯的“覺醒”;這一辭彙顧名思義便是阿拉伯人總是處於昏睡之中,儘管他們一直被獨裁和不公所包圍。
    現實的阿拉伯世界,作為更廣闊的土耳其-阿拉伯-伊朗世界的一部分已經被頻繁的起義所填充。儘管這些叛亂已被阿拉伯的獨裁者以及美國、英國和法國等(老殖民帝國)國家協力平息。而這些(老殖民帝國)大國的“干涉”一直是民主的(反動)制衡力量,且將繼續發揮作用。

    【分而治之(支解分裂依附策略)】:首次“阿拉伯之春”如何“被操縱”

    重整中東的計畫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幾年。而正是在一戰期間,這些帶有“殖民”傾向的“設計”才隨著反對奧斯曼帝國的“阿拉伯大起義”清晰地表現出來。

    儘管英國、法國和義大利都曾是殖民國家,迫使阿拉伯人民在諸如阿爾及利亞、利比亞、埃及和蘇丹等國家“享受不到”任何自由,但是這些殖民國家仍成功地將自己“塑造成”阿拉伯解放運動的朋友和盟友。

    “阿拉伯大起義”期間,英國和法國(老殖民帝國)事實上使阿拉伯人充當它們的步兵(走卒)反抗奧斯曼帝國,以“進一步實施”其地緣政治的圖謀。倫敦和巴黎之間簽訂的秘密協定——“賽克斯-皮科協定”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英國與法國所作的僅僅是通過向阿拉伯人販賣它們有關阿拉伯從所謂的奧斯曼帝國的“鎮壓”中解放的思想,而取得對阿拉伯人的使用和“操控”。

    事實上,奧斯曼帝國是一個多民族帝國。它給了所有民族當地和文化自治權,但最終被操縱成為了一個土耳其實體。甚至是隨後的在奧斯曼安納托利亞的亞美尼亞種族的滅絕,也不得不與當代在伊拉克的基督徒的目標一樣,被視為外部行為體為“分裂”奧斯曼帝國、安納托利亞以及奧斯曼帝國公民的一個“秘密計畫”的一部分。

    奧斯曼帝國解體後,正是倫敦和巴黎“拒絕承認”阿拉伯人的自由,儘管也是它們在阿拉伯民族間的“播下”了“不和”種子。當地“腐敗”的阿拉伯領導人也曾是“該計畫”的合作夥伴,他們中很多人(帶路黨)對能成為英國和法國的(買辦)客戶而“欣喜若狂”。同樣,今天的“阿拉伯之春”也正在“被操縱”。美國、英國、法國以及其他國家正在“腐敗”的阿拉伯領袖與重要人物(傀儡買辦帶路黨)的“幫助”下“重組”阿拉伯世界和非洲。

    Yinon計畫:混亂中的秩序

    Yinon計畫,作為英國在中東戰略的“延續”,是以色列為確保其地區優勢的一項戰略計畫。它堅持並規定,以色列必須通過將周圍阿拉伯國家“巴爾幹化”為弱小國家,以“重組”其地緣政治環境。

    以色列戰略家將伊拉克視為對以色列構成最大戰略挑戰的阿拉巴國家。這就是為什麼伊拉克被刻畫為中東和阿拉伯世界“巴爾幹化”的核心(注:美帝入侵佔領伊拉克其主要戰略目的並非一般淺薄的戰略家所謂的僅只是覬覦石油,而是基於一長遠計劃、更深層次的對於中東人口、文化進行重組改造──美帝入侵佔領伊拉克後主要的遺產就是已大致上將伊拉克分割為三個自治區)。在伊拉克,以色列戰略家根據『Yinon計畫』的概念宣導將伊拉克“劃分(切割)”為一個庫爾德“國家”和兩個阿拉伯“國家”,這兩個阿拉伯“國家”分別由什葉派穆斯林人和遜尼派穆斯林人接管。
    而達成這一“目的”的第一步就是一場伊拉克與伊朗之間的戰爭(兩伊戰爭),這也在『Yinon計畫』的範疇之中。 2008年的《大西洋》期刊和2006《美國軍方武裝部隊》雜誌分別刊登了緊隨『Yinon計畫』大綱後被大量發行的地圖。
    除了“分裂”伊拉克(這也是拜登計畫所宣導的),“分裂”黎巴嫩、埃及和敘利亞也在『Yinon計畫』之中。
    同樣在計畫中的還有“分裂”伊朗、土耳其、索馬里和巴基斯坦。
    『Yinon計畫』也將“分裂”北非納入其中,被預測將從“分裂”埃及開始,蔓延至蘇丹、利比亞以及其他地區。

    確保統治區安全:“重新定義”阿拉伯世界……

    儘管已有所調整,『Yinon計畫』正在實行中,並將在“徹底分裂”的目標下逐漸發揮作用。該“計畫”源於理查•珀爾和研究組於1996年為時任以色列總理的本傑明•內塔尼亞胡所撰寫的一份政策性檔。珀爾曾擔任雷根總統時期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的副秘書長,後成為小布希和白宮的軍事顧問。
    除了珀爾以外,“邁向2000新以色列戰略”研究組的其他成員還包括詹姆斯•科爾伯特(猶太國家安全事務研究所)、
    小查理斯•費爾班克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道格拉斯•費斯(費斯和澤爾事務所)、
    羅伯特•魯文貝格(先進戰略與政治研究所)、
    喬納森•陶羅普(華盛頓近東政策研究所)、
    大衛•烏姆瑟爾(先進戰略與政治研究所)
    以及梅拉夫•烏姆瑟爾(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徹底分裂:確保統治區安全”是1996年這份以色列政策檔的全名。

    在很多方面看,美國正在執行1996年特拉維夫政策檔確保“統治區”(realm)安全的目標。
    此外,“realm”一詞反映了檔作者的戰略心理。Realm通常指君主管轄的領土或是屬於君主統治、但並不屬於君主的直接管轄範圍,而由王侯進行管轄的領土。
    而在這裏,“realm”一詞正暗指中東屬於特拉維夫的王國。珀爾身為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官員卻參與以色列檔的撰寫這一事實也使人不禁要問:該統治區的概念上的主權是屬於以色列,還是美國,抑或兩者兼而有之?

    確保統治區安全:“破壞”大馬士革穩定的“以色列藍圖”

    1996年以色列檔要求在2000年或以後“驅退敘利亞“(rolling back Syria),通過將敘利亞人驅逐出黎巴嫩、並在約旦和土耳其幫助下對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造成動亂“等方式。而這兩起事件已分別於2005年和2011年”相繼發生“。
    1996年檔指出:“以色列可以與土耳其和約旦合作,通過削弱、遏制甚至驅退敘利亞以塑造以色列戰略環境。這一努力可以集中力量將薩達姆•侯賽因的勢力驅逐出伊拉克——以色列本身重要的戰略目標——作為挫敗敘利亞地區野心的一種手段。”[1]

    作為“建立”以色列主導的“新中東”並“包圍”利比亞的第一步,1996年檔要求“去除(消滅)”薩達姆•侯賽因在巴格達的權力,甚至暗示將伊拉克“巴爾幹化”並建立一個包括遜尼派穆斯林的“伊拉克中部”在內的反大馬士革戰略地區聯盟。檔作者寫道:“但敘利亞在這場衝突中有潛在的弱點:大馬士革太過忙於處理受威脅的新地區方程以致無暇顧及黎巴嫩;而且大馬士革還懼怕由以色列和伊拉克中部、土耳其組成的‘自然軸’以及位於中部的約旦會聯合擠壓敘利亞,並將其從阿拉伯半島分離出去。對於敘利亞而言,這拉開意味著重新繪製中東地圖的序幕,而這也將威脅到敘利亞的領土完整。”[2]

    珀爾與研究組關於“邁向2000新以色列戰略”還提出將敘利亞人趕出黎巴嫩,並通過黎巴嫩反對派破壞敘利亞的穩定:“(以色列必須轉移)敘利亞的注意力,通過黎巴嫩反對派分子破壞敘利亞對黎巴嫩對控制。”[3]這就是2005年繼哈哈裏遭暗殺後將發生的,哈裏裏事件也觸發了所謂的“雪松革命”以及推動形成了由腐敗的賽德•哈裏裏控制的反敘利亞3•14聯盟。

    檔還要求特拉維夫“把握時機,提醒世界敘利亞政權的性質”。[4] 這顯然是以色列通過搞公共關係(PR)來“妖魔化”其對手的戰略。
    2009年,以色列新聞媒體公開承認,特拉維夫通過其大使館和外交使團發動了一場“全球性的運動”,包括“媒體宣傳”和在伊朗使館前組織抗議等來“詆毀”伊朗總統競選,這一運動甚至在競選還沒開始前就已被掀起。[5]

    該檔還提到一些類似於目前敘利亞正在發生的事。檔指出:“最重要的是,以色列在為土耳其和約旦反利比亞行動給予外交、軍事和行動上的支持、尤其利益所在這一點是可以理解的,包括以色列支持土耳其和約旦與敘利亞領土內的一些阿拉伯部落組成部落聯盟,並對敘利亞統治精英充滿敵意等。”[6]
    隨著2011年敘利亞的動盪,叛亂分子的運動和約旦土耳其邊界的“軍火走私(以扶持支持軍事武裝叛變)”已成大馬士革的一個重大問題。

    在此背景下,阿裏埃勒•沙龍和以色列在英、美“入侵”伊拉克後請求華盛頓襲擊敘利亞、利比亞和伊朗也就毫不奇怪了。[7]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檔還主張通過先發制人的戰爭來“塑造”以色列的地緣戰略環境並開創“新中東”。[8] 這也是美國在2001年時會採取的一項政策。

    剷除中東的基督教團體

    利比亞危機之前,埃及基督徒被襲擊與蘇丹南部的公投“同時發生”絕非巧合。
    同樣,伊拉克的基督徒,這一世界上最古老的基督教團體之一“被驅逐”出他們在伊拉克的故土也“並非偶然”。
    與伊拉克基督徒被驅逐“同時發生”的還有在美國和英國軍隊“警覺地注視”下,由於什葉派穆斯林與遜尼派穆斯林的暴力和敢死隊而“被迫形成”不同宗教的分區,巴格達的市鎮成為一片宗教飛地。這都與『Yinon計畫』密不可分,而該地區的“重組”是一個更為遠大的目標的一部分。

    在伊朗,以色列人一直試圖將以色列猶太團體驅逐,卻總是徒勞無功。伊朗實際擁有著中東第二大的猶太人口,可以說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維持原樣的猶太群體。伊朗猶太人將自己視為被與祖國伊朗密不可分的伊朗人,他們和穆斯林人和基督教伊朗人是完全一樣的。對於他們來說,因為他們是猶太人所以需要調遷到以色列的想法簡直是荒謬的。

    在黎巴嫩,以色列“一直致力”於“加劇”各種基督教、穆斯林以及德魯茲教派間的“緊張”局勢。黎巴嫩是進入敘利亞的一個跳板,黎巴嫩“被分裂”為數個國家也被視為將敘利亞“巴爾幹化”為數個阿拉伯宗派小國的途徑。Yinon計畫的目標就是在遜尼派穆斯林、什葉派穆斯林、基督教和德魯茲的宗教和宗派身份基礎上,將黎巴嫩和敘利亞“分為”數個國家。敘利亞基督教的遷離也可能是目標之一。

    馬龍派天主教敘利亞安提阿教會,也即最大的自治東方禮教會的新主教表達了他對於在地中海東部和中東地區阿拉伯基督徒清洗運動的憂慮。Mar Beshara Boutros Al-Rahi大主教和黎巴嫩、敘利亞許多其他的基督教領袖都擔心穆斯林兄弟會接管整個敘利亞。像伊拉克一樣,神秘組織正在襲擊敘利亞的基督團體。基督教東正教的領袖,包括耶路撒冷東正教的大主教都公開表示了他們的嚴重關切。除了基督教的阿拉伯人,亞述和亞美尼亞這一多數為基督教徒的群體也表示了他們的恐懼。

    Sheikh Al-Rahi近期在巴黎會見了總統尼古拉斯•薩科齊。據悉,這位馬龍派大主教與薩科齊在敘利亞問題上出現分歧,這促使薩科齊說敘利亞政權即將覆滅。
    主教Al-Rahi的立場是敘利亞必須被留下、並允許其進行改革。
    這位馬龍派主教還告訴薩科齊說如果法國希望合法地使真主黨解除武裝,那麼以色列需要被作為一個“威脅”來對待和處理。

    由於Al-Rahi在法國的立場,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的基督教和穆斯林宗教領袖立即到黎巴嫩對他進行了探訪並表達了感謝。
    黎巴嫩的真主黨及其政治聯盟,其中多數為黎巴嫩議會的議員,均高度讚揚了後訪問了黎巴嫩南部的馬龍派主教。

    Sheikh Al-Rahi以為他對於真主黨的立場和他拒絕為推翻敘利亞政權提供支持,現在正遭到以哈裏裏為首的“3•14聯盟”的政治攻擊。一場基督教會議正在經哈哈裏籌畫中,以反對Al-Rahi主教和馬龍派教會的立場。
    自Al-Rahi表明自身的立場後,塔利爾黨,這一活躍在黎巴嫩和敘利亞的黨派,也開始對其進行批評。有報導稱,美國高級官員也取消了他們和馬龍派主教的會見,這也是他們對於Al-Rahi關於真主黨和敘利亞立場表示不滿的信號。

    在黎巴嫩,哈裏裏為首的“3•14聯盟”一直都是一個受歡迎的少數群體(甚至當該聯盟成為議會中的多數時),該聯盟一直與美國、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以及敘利亞的暴力和恐怖組織密切合作。穆斯林兄弟會和其他敘利亞所謂的薩拉菲斯特組織也一直與哈裏裏以及“3•14聯盟”中的基督教政黨相互協調,並舉行秘密會談。這也是為什麼哈裏裏與他的同盟一直反對大主教Al-Rahi。也正是哈裏裏和“3•14聯盟”將伊斯蘭法塔赫帶入黎巴嫩,並幫助其中的一些成員逃往敘利亞作戰。

    有一些不知名的狙擊手正在瞄準敘利亞平民和敘利亞的軍隊射擊,“(藉)以造成”混亂和內鬥。敘利亞的基督團體也成為這些狙擊手的對象。很可能這些攻擊者是來自美國、法國、約旦、以色列、土耳其、沙烏地阿拉伯和阿拉伯灣的武裝力量與一部分敘利亞人組成的聯盟。

    華盛頓、特拉維夫以及布魯塞爾正籌畫著將基督教從中東遷離。據悉,Sheikh Al-Rahi在巴黎被總統薩科齊告知,地中海東部和中東的基督教團體可以重新被納入歐盟。這並不是什麼慷慨的提議,而是被有意將中東古老的基督教團體根除的國家扇了一記耳光。其目的或是將基督教團體重置於該地區之外,抑或將這些團體劃分為眾多分區。兩種都可能成為目標。

    這一計畫旨在將阿拉伯國家劃定為專門的穆斯林國家,這與「Yinon計畫」和美國“控制”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目標是相一致的。其“結果”很可能是一場大國戰爭。
    阿拉伯基督徒如今與阿拉伯黑人處境非常類似。

    重新劃分非洲:Yinon計畫正在發揮作用……

    關於非洲,特拉維夫將保障非洲的安全視為其廣泛週邊的一部分。這一更為廣泛的或所謂的“新週邊”已成為1979年抵抗包括伊朗(巴列維時期以色列最親密的盟友之一)在內的阿拉伯“舊週邊”隨著伊朗革命的瓦解後,特拉維夫地緣戰略的基礎。在這一情況下,以色列的“新週邊”隨著埃塞俄比亞、烏干達和肯雅等反阿拉伯和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等國家的“納入”而被概念化。這也是為什麼以色列要如此深入地參與蘇丹的“巴爾幹化”(注:原有蘇丹目前已被操縱分割為二,以基督徒組成為主的南蘇丹已於2011年獨立)。

    在中東教派分裂的背景下,以色列已列出了重組非洲的計畫。『Yinon計畫』試圖從三個方面的基礎上劃定非洲:(1)民族語言;(2)膚色;(3)宗教。為確保統治,先進戰略與政治研究所這一以色列智囊團(包括珀爾在內)也推動創建了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的美國『非洲司令部(AFRICOM)』。

    試圖“分裂”阿拉伯和非洲身份的行動正在“進行中”。它只在將所謂的“黑非洲”與所謂“非黑”的北非劃分開來。這是分裂非洲大陸上所謂的“阿拉伯人”與“黑人”計畫的一部分。

    正是這一目標“造成”並推廣了“非洲南蘇丹”與“阿拉伯北蘇丹”這兩種荒謬的身份。這也是為什麼黑膚色的利比亞人被視為利比亞“清洗膚色”運動中的對象。阿拉伯身份在北非正與非洲身份“相脫離”。同時還存在“剷除”大量的“黑膚色阿拉伯人”的計畫,以明確劃分“非洲黑人”與新的北非“非黑人“的界限。這也將”導致“剩餘的柏柏爾“非黑人”與阿拉伯人間的戰爭。

    同樣情況下,在非洲蘇丹、尼日利亞等地,緊張情緒也在為進一步劃分界限的穆斯林與基督徒間醞釀著。而造成這種分裂的基礎,包括膚色、宗教、種族和語言等,都“助長”著非洲的“瓦解”與不和。這都是一個將北非與剩餘非洲大陸劃分的更遠大非洲戰略的一部分。

    為“文明的衝突”布棋

    正是在這一點上,所有這些“看似”一盤散沙的事件都被“聯繫”在了一起。

    整個棋盤正在上演“文明的衝突”,而所有的棋子也各就各位。阿拉伯世界正“被隔離開”來,並被清晰的界線所劃分。這些界線“阻止”不同民族語言、膚色和宗教團體間相互的過渡與融合。

    在這項“計畫”中,將不再有社會與國家的過渡與融合。這就是為什麼中東和北非的基督徒,如科普特人,正成為“被攻擊”的對象。這也是為什麼黑膚色的阿拉伯人和柏柏爾人以及北非的黑人在北非正面臨著“種族滅絕”的威脅。

    繼伊拉克、埃及之後,阿拉伯利比亞民眾國和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對『Yinon計畫』而言)都是 “破壞”北非和東南亞地區穩定的核心。
    利比亞發生的一切(美歐顛覆推翻利比亞政權的『顛覆模式』)對非洲有著巨大的影響,而敘利亞的狀況也深刻地影響了東南亞及更遠的地區。按照『Yinon計畫』所指出的,伊拉克和埃及是造成阿拉伯國家不穩定的切入點。

    如今正在“上演”的是建立一個專門的“穆斯林中東”地區(以色列除外),而這也將“造成”什葉派與遜尼派間的鬥爭。類似的場景也正在“北非非黑人”區上演,表現為阿拉伯人與柏柏爾人的衝突。
    同時,在“文明的衝突(劇本)模式“下,中東與北非也”被認為“是所謂的“西方”與“非洲黑人”間的衝突。

    這就是“為什麼”法國的薩科齊和英國的卡梅倫在利比亞衝突初期相繼發表聲明,指出多元文化主義在各自的西歐社會中已經“不復存在”。[9] 
    真正的多元文化主義正威脅著“北約戰爭議程”的合法性,也為作為美國對外政策基石的“文明的衝突”的實施造成了障礙。

    在這一點上,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解釋了為什麼多元文化主義會成為華盛頓及其盟友的威脅:
    “隨著美國成為文化日益多元的社會,它可能會發現在對外政策問題上要想達到一致性就愈加困難(如與阿拉伯世界、中國、伊朗、俄羅斯或者是前蘇聯等地戰爭),除非存在真正被能被廣泛覺察到的大規模的直接外部威脅。這樣的共識普遍存在于二戰甚至冷戰期間(如今也存在著,因為“全球反恐戰爭”)。[10]
    布熱津斯基的下一句則指明了為什麼人們會反對或支持戰爭:
    “然而(共識)不僅僅深深地紮根於共用的民主觀中且人們意識到這些民主觀正在受到威脅,而且也根植于對歐洲集權主義下的受害者們在[11]文化上和種族上的親近。”

    雖有冗餘之嫌,我仍然要一再提出正是因為這種要“打破”中東-北非(MENA)地區、所謂的“西方世界”與撒哈拉以南非洲間“文化融合”的企圖,所以基督徒和黑人正在(被安排)遭到攻擊。

    “種族中心主義”與意識形態:將今日的“正義戰爭”正當化

    在過去,西歐的殖民國家會對他們的人民進行洗腦。他們的目標就是獲得推行殖民的支持。而其形式就是在武裝商人與殖民軍隊支持下轉播基督教(唯我獨尊)及其教義。

    同時,種族意識形態也被提出。那些被殖民的人被刻畫成“下等人”、低等、沒有靈魂。
    最終,承擔“開化”那些所謂的“世界未開化人民”的 “白人的責任”等語句開始被使用。這種具有凝聚力的思想框架被用於將殖民主義“塑造”為一項“正義事業”。而這也為征服和“開化”外國領土的“正義戰爭”提供了合法性。

    如今,美國、英國、法國和德國的帝國主義計畫並“沒有改變”。改變的只是為發動“新的殖民主義戰爭”、進行征服的“藉口”與理由。
    在殖民統治時期,發動戰爭的敍述(論述)與理由被包括英國和法國在內的殖民國家的公眾輿論所接受。
    今天的“正義戰爭”和“正當理由”也在婦女權利、人權、人道主義和民主的“旗幟”下進行著。

    文/Mahdi Darius Nazemroaya

    (加拿大)Global Research 2011年11月26日
    http://www.globalresearch.ca/index.php?context=va&aid=27786


    Mahdi Darius Nazemroaya是加拿大渥太華的一位獲獎作家。
    他是蒙特利爾全球化研究中心(CRG)的一位社會學家和副研究員。他曾見證了北非“阿拉伯之春”的過程。在北約(2011年)轟炸利比亞期間,他正在利比亞擔任KPFA的聯合研究專案——Flashpoint專案的特派記者。


  30. 2011/12/16 於 19:24 patchpieces

    Pathogenesis of Central Bank Ruin

    by Jim Willie
    2011-12-15

    Central banks are the current sovereign debt market. It is a vacated market. They are the majority bidders via debt monetization. The monetary inflation has become the New Normal and a travesty. In perverse fashion, the financial markets celebrate the monetized purchases, even calling for higher volume. In the process, bond and stock market integrity has been destroyed. Foreign creditors depart the USTreasury Bond market. Large European banks depart the Southern Europe sovereign debt market. Central banks step in to avert panic as the underlying structure to the global monetary system crumbles. When government bond yields rose quickly in Europe, it was not from abandonment by their central bank. The big Euro banks sell boatloads of bonds while the EuroCB buys only truckloads. The bond market integrity has been deteriorating very quickly. The dependence upon the debt monetization process is vividly clear. It is hyper monetary inflation to fill the void, thus providing the dominant bid. Ironically, the dullard stock market mavens celebrate the arrival of the central bank purchases without truly comprehending the destroyed integrity of the bond market. IQ levels are falling along with stock index levels.

    NEXT GROUND ZERO IS ITALY

    Upcoming budget impasses and bank failures will break the European Union wide open. A perceived temporary patchjob solution in Europe has been delineated. More of the same will accomplish nothing. A march toward a federation is apparent, despite the desire for decentralization. A motive to force a system failure is at work to create the federal structure. Recent appointments prove the point. Again Goldman Sachs knights arrive to the rescue in secret appointments. They earn the title technocrats, but crowds reject them as unelected leaders. Ignore the term Technocrat given both to Monti and the newly installed Mario Draghi at the Euro Central Bank. They are Syndicate loyalists.

    Howard Davies is former director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ormer deputy director at the Bank of England. He calls for 1) fiscal federation with a unified central bank, 2) broad purchases of sovereign bonds, and 3) unlimited liquidityprovided by the Euro Central Bank. The prescription is stark and clear for hyper monetary inflation, the central bank serving as the entire government bond market, and the installation of a federation across Europe. The last 12 years have proved without a doubt that a unified Europe is a disaster in a bottle, whose cables and levers eventually break under the pressure of grand differences and the passage of time.

    The raging crisis in Italy festers as it turns to a boil. Italy will serve as the agent of contagion, next to France and Spain. No solution is possible, as the summits are futile. Italy will expose the Euro Central Bank as both powerless and ruined. The focus has shifted away from Greece and squarely on Italy as the center of chaos in Southern Europe. Once more the meter for disorder is the benchmark 10-year Italian Govt Bond yield. It has surged toward the critical 7.0% mark as investors cast bond market votes against the policy in Rome and the upcoming austerity measures to be pushed through. Such level is regarded as unsustainable, given the massive Italian debts. Worker strikes have made vividly clear that Uber Leader Mario Monti will not succeed in large budget cuts without consequences. Striking Italian metal workers in Turin are shown in the photo. The biggest Italian unions (ports, highways, truckers, banks) went on strike. They oppose measures as painful hits pensioners and workers, leaving the wealthy untouched. Numerous big Italian banks are on the verge of failure. Neighboring France faces scrutiny of the bank asset feces. Markets brace for an expected debt downgrade to remove its coveted and undeserved AAA rating by Standard & Poors.

    Syndicate appointed (not elected) Prime Minister Mario Monti believes Italy risks a Greek-style economic collapse without approval of the hotly debated austerity package. Italy stands as the third largest economy in the EuroZone, whose borrowing costs began to approach the levels that forced Ireland, Greece, and Portugal to seek an international bailouts. The controversial package has the support of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OECD). It is designed by Monti to save Italy. The decree plans to raise more than 10 billion Euros (=US$13.4 bn) from a property tax, impose a new levy on luxury items like yachts, raise the Value Added Tax, crack down on tax evasion, and increase the pension age. Monti supports the French and German calls for tighter controls on national budgets. He said, “If Italy were not capable of reversing the negative spiral of growth in debt and restoring confidence to international markets, there would be dramatic consequences, which could go as far as putting the survival of the common currency at risk. Italy is ready to do what it has to do but Europe must not fail to do its part. Without this package, we think that Italy would have collapsed, that Italy would go into a situation similar to that of Greece. It would be perfectly understandable that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should have the same enforcement powers in the area of budgets that it has in the area of competition." He describes loosely a federation, where Goldman Sachs sits in the thrones of Europe, in a quasi debt failure receivership role. Unfortunately, the pressure on the Euro Central Bank to purchase Italian, Spanish, and Greek Govt Bonds has put its balance sheet in total ruins. It is the buyer of last resort for fast falling toxic bonds. The only central bank more ruined is the US Federal Reserve.

    Felix Zulauf, the former hedge fund manager and asset manager, has very strong European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a very sharp eye. He expects a depression to hit Southern Europe, and for one nation to exit the Euro Monetary Union next year. The process has no rules. The day after exit, the nation will suffer ruin of their banking system, forcing a rapid nationalization in a reverted currency. The end result will be a sovereign debt default and pure chaos across the continent. The coming depression will lay waste to the USDollar, the British Pound, and probably the Yen too. All fiat currencies will endure a powerful stress test, but based in reality, not a charade. As soon as any group of big Euro banks enter a failure and bust, the cascade of contagion will act like a fast moving virus to destroy many Western banks. We will then see a repeat of history with 20 Lehmans in bank failures, if not sooner.

    CENTRAL BANKS AVERTED BANK FAILURES

    The Euro Central Bank averted 10 to 20 Lehmans with the extended Dollar Swap Facility provided by the USFed. Money is almost free. The volume of money grants is enormous, likely never repaid. Witness the effect of the central banks showing reluctance to enter into bond purchases. The system breaks down in powerful manner.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said demand for three-month US$-based loans surged after it announced a broader Dollar Swap Facility for European usage. The USFed cut the cost of the financing from an ultra-low 1.0% to an almost free 0.5% rate. The USFed discount window was made cheaper for foreign banks than US banks (who pay 75 basis points), an indication of the destruction.Rumors persist that a cool $1 trillion has been made available. Five other central banks participated in the coordinated move which included the Bank of Japan. The Frankfurt-based EuroCB immediately made loans for $50.7 billion to 34 big teetering Euro banks on December 1st, the terms for 84 days at a fixed rate of 0.59 percent. That compares with the $395 million lent in the last three-month offering on November 9th at a 1.09% rate. The EuroCB also lent five banks $1.6 billion in regular weekly dollar operation on a single day as December opened, up from $352 million the previous week. The borrowing done at the Discount Window catapulted by 127-fold, from a paltry $395 million to $50.7 billion in a sudden move.

    The public will not be informed of which banks tapped the credit line, more like a slush fund. They claim they do not wish to put the bank at risk of unwarranted attack. My view is the attack would be to put the proper value on the bank, ZERO. My sources tell that one major French bank was on the verge of failure, probably Societe Generale. Another source of bank and gold information was very clear in telling that the USFed acted reluctantly and forcefully, in order to avert a major catastrophe. He described a situation where several big Euro banks (the usual suspects in France, Spain, and Italy) were on the verge of failure. The USFed was appealed to by the EuroCB so as to prevent an estimated 20 Lehmans from occurring overnight, as in multiple bank failures from a flash event. He went on to mention that a flash event is inevitable, which the central bankers are powerless to stop. It will come in time, with an unknown trigger event that lights a fuse. Each new $trillion credit line buys less time and covers fewer obligations.

    The Wall Street banks filled a void in providing liquidity in USDollar denomination to the big European banks. In doing so, the New York banks have tied themselves with a lethal financial tether to Europe. The London banks had already been connected. The connection lies in the shadowy derivative market. It used to be kept in the shadows since the contracts provided the majority of bank profit, and even supported the artificial rates in the bond market to a great extent. Now the derivative market is kept in the shadows because the big banks are mutually destroyed by insurance awards after failures. A little publicized trend was put into effect in the middle months of 2011. The big Wall Street banks filled a void. The inter-bank lending in Europe came to a halt in response to the sovereign debt crisis, a euphemism for the Southern European Govt bond market collapse. The big US banks offered a lifeline in the form of leveraged liquidity based upon unregulated derivatives whose notional value is in the $trillions. In doing so, the Anglo banks created a mutual risk factor in the umbilical cord of shadowy structures. If a handful of big European banks go bust, the contagion will be felt instantly (as in overnight) in New York and London. To claim that the US is insulated from Europe is nonsense. To claim that the European distress makes the US more attractive is patently false. Fifty major financial firms are tied around the necks with a common thick rope, weighed down by insolvency, going down together. Matters are so bad in Europe, that most banks have shut down the inter-bank lending, thus isolating the weakest. Huge funds placed at the Euro Central Bank signal the failures. The big European banks are soon to fail. They distrust each other.

    THE GREAT GOLD PRICE DIVERGENCE

    The Gold market has gone into the Twilight Zone. The ruin of the European banking system, dragged down by toxic sovereign debt, has made the big Euro banks desperate. They are tapping into the virtually unlimited Dollar Swap Facility, using borrowed money to lease gold. The Powerz have made the lease rate negative in order to attract borrowers. The supply has come from both Libya and Greece. These corrupted bankers require more gold, thus more wars and more victim nations. The system has turned to extreme abuse in order to keep a lid on the gold price, or better yet, to avert a string of Lehman-type financial firm failures in Europe. In the process, a Jackass forecast has begun to come to pass. The paper gold price (dictated by the bizarre COMEX market) is diverging from the physical gold price (determined by actual large private purchases). In late November, a great reliable global gold trader source assured that despite a posted $1740 gold price, the true physical price paid for large gold bullion purchases in the private market was more like $1950 per ounce!! That is a $200 price divergence, or 12% higher.
    The COMEX has been drained of gold inventory.
    The MF Global event was motivated by the desire to avoid meeting delivery notices.
    Instead, JPMorgan stole the accounts demanding delivery, a neat trick fully permitted by the Syndicate that controls the USGovt, the US regulatory bodies, and the US law enforcement.
    The lawsuits will be full of drama and intrigue. The integrity of the US financial system has been exposed, this time in full glory that even financial news anchors cannot deny.

    Here is the smoking gun. Days after the MF Global bankruptcy was filed, and a vast array of deliveries in silver were expunged. The silver vault inventory tells the story of the crime. JPMorgan simply converted what should have been MF Global client silver into JPM licensed vaults.
    Review the timeline.
    MF Global declared bankruptcy on October 31st.
    About a week later the CME began reporting that 1.4 million ounces of Registered silver was unaccounted for and unavailable for delivery, including 627,182 ounces from non-cartel banks.
    About 7 to 10 days afterwards, JPMorgan suddenly reported a deposit of 613,738 ounces into Eligible vaults. Exactly seven days later, JPMorgan adjusted this silver into Registered vaults. JPMorgan had not seen one significant silver deposit in months prior to this bountiful day.
    Great work on the part of the Silver Doctors to decipher the story.
    The charade continues before the USCongress. They are told of claims that investigators are searching avidly for the missing funds.
    They know where the funds are, in JPMorgan London accounts. They told us they were avidly looking for Madoff Funds too. They know where those funds are too, in the Land of Yodels. Reckoning is coming.

    Big bank failures are coming.
    Unspeakable debt monetization is coming.
    Flash events are coming.
    More vanishing acts for private accounts are coming.
    Divergence in the gold price is coming that will shut down the COMEX altogether during a parade of lawsuits, but probably not prosecution.
    National debt defaults are coming. The new 2012 year will prove to be a tumultuous year, will chaos reigning and the global monetary system laid to waste. Gold will soar, probably not for the leverage addicts who choose to play in the rigged corrupted futures contract arena, the chronic victims of fraud. If lucky, their accounts will not vanish, possibly stolen.
    The wise who will survive and thrive will snag the physical gold offered at attractive artificially low price. Large purchases are not available at the current posted paper price.

    DESPERATELY SEEKING BULLION

    The Powerz need more Libyas and Greeces.
    They tapped into 144 metric tons captured in London from the Libyan accounts and 111 metric tons seized from the Greek accounts. It is the bankers New Gold, as reported by intrepid Jeff Neilson.
    In a fresh sign of bankster desperation, the lease rates for gold have been pushed down to net negative levels. Contrast to the extraordinarily high premiums paid on gold purchases. Big European banks on the brink of ruin, the next Lehmans, are leasing gold in order to raise cash and stave off failure.
    It is simple math. The great enablers are the central banks. Cases exist of multiple sellers of the same gold bullion bars, a common trick made famous by the GLD exchange traded fund, the SPDR Gold (dis)Trust.
    All leasing is done without regulation, like the derivative market. Neilson concludes, “Here is where we come upon a seeming paradox with respect to the recent explosion of gold leasing. We know that the banksters have virtually run out of their own bullion, as the evidence is absolutely conclusive. The same Western central banks which were openly selling 500 tons of gold per year onto the market every year have now all totally ceased their gold sales. They have no more gold, or at least they had no more gold." The Washington Accord guided official gold sales, a completed process. The physical gold price is diverging from the false paper price directed by the COMEX and guardians like JPMorgan.
    If truth be known, over 40 thousand tons of gold bullion has been leased and sold that does not exist.
    In the coming years, reconciliation will assist in sending the gold price much higher, toward $5000 per ounce. As time passes, more criminal actions will be visible in the open, like MF Global.

    POLITICAL LEADERS TURN IRRELEVANT

    Pointless meaningless exercise in futility is seen in the big European summit meetings. They are wasting their efforts, biding time, deceiving the public, and supporting the bankers in last ditch attempts to salvage what cannot be saved. The sovereign bond market is loaded with rollover interactive explosive devices that will continue to explode without relief. The politicians offer no solutions, as Merkel and Sarkozy are the only members meeting in public eye, yet neither has any power left. They meet and sign deals only to be contradicted and countermanded later by the bankers with power and court judges reciting law. The German leaders at the summit meetings are all for public show, even financial market management. None has any power left. None is involved in the new alliance. The informed observer need not follow what they decide upon anymore, because in 2 to 3 weeks their pact will all vaporize into nothingness. Markets are impressed for minutes and no more. Witness their last several accords, none of which endured. The movie keeps repeating like Ground Hog’s Day. They cannot solve the ultimate entrenched problem of toxic sovereign bonds within the PIIGS nations of Southern Europe. They have no tools in their medicine chest, only phony money and more debt, even silly new Uber-Bonds. They actively avoid putting their decisions to a public referendum vote, since the people would vote down any further bank welfare in the form of more bond redemptions or bailouts. No evidence of democracy can be seen. Politicians debate, dispute, then make accords, but their communiques are common graffiti.

    The dirtiest secret is that France has already been tossed into the PIIGS pen by Germany, no invitation given to join them in the next chapter. Nothing is decided anymore in Paris without Berlin approval. Germany owns over 90% of French Govt debt. Absolute desperation is seen with the string of absurd vacant meetings held by two powerless figures, Angela Merkel of Germany and Nicolas Sarkozy of France. Merkel has zero political base, yet insists on conducting more meetings that lack enduring substance. Sarkozy attends the meetings but has been stripped of his privilege to cleave with Germany, rejected. The French are going through a flailing stage beset by convulsions on the political stage without proper identification by any geopolitical doctor. Their crippled president actually claimed publicly that loss of AAA rating for government debt would not be insurmountable. Within days, the extreme pressure placed upon one US rating agency caused a delay of the debt downgrade.

    The key to Europe is the chain of explosive devices linked to France, Italy, and Spain. No solution exists. Rollover of their debt will exacerbate the crisis. The leaders are like witchdoctors presiding over a bonfire. The OECD has thrown some water on the faces with a forecast of government debt in industrialized nations, set to rise from $10.4 trillion to $10.5 trillion in the coming year. The prospect to finance the debt is perilous.

    WALL STREET SUBTERFUGE IN NEW WEAPONS

    Wall Street is reported to be sabotaging the Euro currency. They are using a Japanese Yen position front. They also rely upon debt rating agencies to sling key attack arrows. The belief is that what hurts the Euro currency will help the USDollar. Such shallow strategy. It will result in mutual destruction with gathering momentum, along with an unstoppable collapse of big banks in Europe, Lond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sordid story was reported by Zero Hedge last month about how the Wall Street villains had created short trades directed against the Euro currency and even the big European banks. They had created a complex network of positions designed to conceal their nefarious intentions. At the center was a funding mechanism from the Japanese Yen currency. The belief was that further damage and destruction in the European financial structure could be helpful in lifting the USDollar, or at least buying some more time. This is the very essence of the Competing Currency War and its mutually destructive tactics, so much so that analysts adroitly describe it as a race to the bottom in the protection of the export trade.

    Joining the subterfuge are the US-based debt rating agencies. They have been dutiful in delivering painful debt downgrade banners to fly over both government debt and corporate debt across mostly Southern Europe. Theirs are non-stop financial assaults. The very same corrupted agencies were bought off from 2000 to 2007 with rosy undeserved AAA ratings on toxic bond securities sold by their Wall Street masters. A pretty cream topping on a pile of cow manure does not make the paddy delectable to eat. The USGovt debt downgrade was followed by an endless skein of European downgrades for banks and sovereign debt, the motive being to even the wrecked playing field, and make the US not so alone, subject to intense scrutiny. The USDollar has performed well since the Greek Govt Bond disaster spread to Italy, even spreading the stench to France. Some European leaders have openly complained that the US-based debt rating agencies are doing damage with motive, ignoring the rot in US banks.

    HYPER INFLATION & THE FAILURE OF 0%

    Hyper monetary inflation is the advantage almost entirely for the banker class. It is being used to prepare for domination in the next chapter. By directing largesse to Wall Street, and obstructing it to the Main Street, the Powerz believe they are winning the battle over inflation. But they have presided over a wicked rot instead, in addition to causing a class war. The eventual cost will be lethal inflation and a thrust inevitably into the Third World. The theory is simple enough. Prevent the massive flow of monetary largesse from reaching the main channels of the USEconomy. Keep the labor wages down, even if costs are rising universally. Direct the enormous sums of money into the banking sector to cover toxic bonds, to redeem preferred stocks, and to replenish funds for executive bonuses. Then claim success over inflation after falsifying the official CPI data. Furthermore, use public disclosure with all the fanfare concerning big relief packages like the TARP Funds to distract attention away from the truly mindboggling multi-$trillion grants at 0% never to be repaid by central banks and major financial allies. The above scenario is an over-simplified account that glosses over further illegal activity in the form of forged home foreclosure documents. The end result is a profound resentment that has sparked the primary roots of a class war, and the Occupy Wall Street movement. The bitter fruits are many, such as lost market integrity from chronic interventions, lost moral fabric from moral hazard swallowed whole, and a nation that undergoes systemic failure without relief or compassion. Any actual steps toward a legitimate solution are nowhere seen, like big bank liquidation, like home loan modification, like the return of industry from Asia. When any reconstruction begins, the ultimate cost must be paid by the stern hand of Economic Mother Nature, the effect to include a dynamo of price inflation, a powerful currency decline from global rejection, if not isolation and punishment.

    The 0% monetary policy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a monetary failure. It forces an economic failure. Worse, it is a badge to represent failure, not a remedy from failure. It is a road sign on a dead end in a grotesque liquidity trap if monetary growth is halted, and hyper-inflation if continued. The United States is repeating the Japanese lost decade policy, but doing a better job of lying about the results. The United States has learned nothing from their lost decade. The US is much worse off than Japan. The US has no broad industrial base. It has no trade surplus. It has no self-contained federal debt. It has no long school season. It has no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when grand crimes are revealed. Jim Rickards has made the point in the speaking circuit that despite knowledge and awareness, the United State bank leaders are repeated the exact same monetary errors that Japan made. Adding liquidity to an insolvent system does not accomplish anything, but the US will do it over and over again without success. In fact, after the ineffective policy is evident, the US will double the effort in a glaring example of futility. Worse, as the US repeats the errors, it boasts of being superior, even as the official statistics are grotesque lies worthy of derision. The US protects the grand larceny perpetrators, the big banks. See JPMorgan and the MF Global case.

    The 0% marquee is actually a tombstone epitaph, since the US cannot exit from its clutches. It will force the ruin of entire fortresses of capital. The wrong price of money assures that capital destruction. The USGovt cannot permit a rise from 0% in capital cost, since it is running $1.5 trillion annual deficits. Normal cost of money would result in hundreds of $billions in higher debt service costs. The United States is trapped by 0%, not stimulated by it. As time passes, more capital will be retired, more speculation will be the norm, and healthy capital formation will become a mirage. The system will hurtle toward systemic failure.

    The USGovt debt ratio is about to reach 100%. The once powerful beacon of freedom and juggernaut of financial prowess looks like yet another PIIGS nation. The debt monetization is orders of magnitude greater than admitted, part of the policy landscape, a QE To Infinity. More debt downgrades are coming. In early 2009 the US populace was told that the USGovt budget deficit would return under $1 billion. It did not. According to the Jackass forecast, it zoomed up to $1.5 trillion and stayed there for consecutive years. The deficits persist chronically without remedy in the $1500 billion range annually, a staggering 43% ratio of the total budget. The other debt ratio is the cumulative debt versus the USEconomic size as measured by the Gross Domestic Product. The United States Govt is soon to hit the 100% debt mark versus GDP. The pair of debt ratios is typical of PIIGS nations in deep trouble. The profound risk to the US financial system is masked by the USFed activity. They are monetizing 10 times as much as they admit, and the Quantitative Easing programs never were interrupted. The Operation Twist was a grand deception to conceal coverage of what foreign central banks wished to dump. Look for another debt downgrade of the USGovt in coming months, after the Q4 shows a ripe $1 trillion in added deficits.

    Compare to Canada which has a mere 34.9% total debt burden versus its GDP, a much stronger financial situation. The nation in the Great White North could have been a powerhouse leader with a huge sovereign wealth fund like Norway, except they followed the Goldman Sachs path to the fields of corruption and fealty, selling almost all their gold in a grand Wall Street game that even Switzerland joined. Then Canada followed the Bush Doctrine of fascism, embracing the war footing, sending soldiers to support the narco war, and tightening the security vise. Next they will become a Chinese commercial colony, a better fate than the US to be sure.

    http://www.marketoracle.co.uk/Article321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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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Bankers’ New Gold

    Jeff Nielson
    2011-12-14

    In a fresh sign of bankster desperation, we recently learned that they have pushed lease rates for gold to the lowest, negative level in history – i.e. they are paying people more money to “borrow" their gold than at any other time. We know this is a sign of desperation, because back in the real world, buyers are paying premiums near record-highs to buy their (real) gold.

    There are numerous implications regarding this latest bankster tactic to suppress the gold market, but before getting into those let’s explore all of the reasons why bankers like “leasing gold" in the first place. The starting point is to note that it is with gold-leasing that we see the beginnings of the banksters’ 100:1 leverage in the gold market.

    A banker is holding a quantity of gold in his vault. He “lends" the gold to a trader, and suddenly you have two parties both pretending to be the “owners" of that gold. Naturally, the banksters also like the fact that this is a totally opaque, unregulated/unreported transaction. The banksters can secretly lend out their gold, and since the transactions are never reported, we lack the absolute proof that none of this “loaned gold" is ever repaid.

    There is certainly plenty of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on which to base such a conclusion, however. In order to review this evidence, we first need to know what is being done with the bankers’ leased gold. A detailed analysis by veteran precious metals commentator Frank Veneroso explains how and why “The ultimate borrowers in the gold lending operation are these shorts in the gold futures and forward market."

    We immediately see a second reason the bankers love gold-leasing: all of the “leased" gold ends up being shorted onto the market. What this directly implies then is that in order for these gold leases to ever be repaid the short positions must be closed out so that the gold (supposedly) backing the trade can be repatriated to the bank. However, what we see in the gold market is a huge, permanent short position in the gold market – which has swelled enormously since Veneroso wrote the article above nearly a decade ago.

    We now know that at least some of these gold leases have never been repaid, since the gold that was loaned out remains on the market. However, as a matter of simple arithmetic we can deduce that few if any of these leases are ever repaid. As I noted above, each gold lease creates “paper gold" (i.e. a “fractional reserve" gold market) and increases the bankers’ leverage in the gold market.

    We know from Jeffrey “I can’t keep a secret" Christian of the CPM Group that the gold market is leveraged by approximately 100:1. Yet just as every new lease increases leverage in the gold market, closing out any lease would reduce leverage by a corresponding amount. The combination of the permanently rising leverage, and the permanently rising short position provide irrefutable empirical evidence that little if any of this “leased gold" is ever repaid.

    We can reinforce this conclusion further through common sense, and a basic observation of bankster behavior. Specifically, bankers never reduce their leverage voluntarily – the exception being short-term panic reactions each time their reckless gambling (again) pushes them to the verge of their own bankruptcy. However, as noted above there is zero empirical evidence that the banksters ever reduce their leverage in the gold market on even a semi-permanent basis.

    Having supplied several powerful reasons as to why the bullion banks love to “lease" their gold (i.e. sell it to multiple buyers) begs the question: why aren’t the bankers always “leasing" vast amounts of gold to suppress the price? Hopefully that answer is obvious to regular readers. If you want to loan ton after ton of gold onto the market, you must have some original bullion to lend into the market in the first place.

    Here is where we come upon a seeming paradox with respect to the recent explosion of gold leasing. We know that the banksters have virtually run out of their own bullion, as the evidence is absolutely conclusive. The same Western central banks which were openly selling 500 tons of gold per year onto the market every year have now all totally ceased their gold sales. They have no more gold…or at least they had no more gold.

    Yet here we have the same bankers directly implying that suddenly they have lots of gold. It makes no sense to announce “the greatest sale on gold in history" – only to run out of inventory after the few first customers have bought their fill. Clearly the bankers have some new gold. This begs an even more obvious question: where did they get it?

    Here, unfortunately, we must descend into speculation. However it is speculation which we can back up with yet more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As I noted in a previous commentary, as part of the “economic rape" of European economies, the bankers announced that they would be “willing to accept gold as collateral" for some of their (fraudulent) paper debts. How magnanimous of them!

    As we all know, when Greece (finally) forced the bond parasites to absorb 50% “haircuts" on their holdings that was a default event. What happens when a debtor defaults on a debt? Collateral is seized. The latest statistics from the World Gold Council on official government reserves show Greece sitting with over 111 tons of gold. And as victims of the MF Global collapse have learned the hard way, our criminal governments (and the bankers who pull their strings) no longer see it as necessary to even report when they have taken something from people. Thus the bankers could have looted every ounce of Greece’s gold from its people and it could be months, years, or never before we finally find out about it.

    One hundred and eleven tons is a lot of gold to lease, but it’s certainly not the only gold hoard onto which the bankers could have recently latched their talons. Those who followed the “Libyan revolution" will have recalled a remarkable flip-flop by the West.

    At one moment, we had the vastly superior military forces of Muammar Gaddafi steamrolling the rag-tag, disorganized rabble we knew as the “Libyan rebels". They were on the verge of collapsing. All hope was lost. Western leaders lamented that the lack of “UN authorization" prevented these upstanding citizens of the global community from doing anything to assist the rebels – and there was absolutely no sign of any “movement" in those negotiations.

    The next moment, the same disorganized rabble which didn’t even have a military command structure (let alone a nation to command) announced they had created a “central bank". About ten seconds after that announcement, Western leaders announce a “sudden breakthrough" at the UN, and a drafted-and-approved resolution instantly materialized. And before the ink was even dry on that document, war-planes from several Western nations were on the way to Libya to enforce a “no-fly zone".

    At that point we witnessed how much regard these Western nations had for international law. When following the UN mandate and merely enforcing the “no-fly zone" was not producing the result these nations desired, they simply tore up the resolution and threw it away. Instead, they began carpet-bombing any/all areas under the control of Gaddafi, slaughtering his ground forces (and large numbers of civilians) in what is a textbook example of “war crimes".

    This brings us back to the pivotal moment when Libya’s central bank was created. What possible purpose could there have been for the rebels to create a central bank before they had even created a real army to take control of the country? There was no “banking" to be done. And yet it was the creation of that symbol which was the obvious catalyst for a massive military commitment by the West.

    One thing we do know about central banks is that they are the official receptacles for a nation’s gold reserves. Turning again to WGC statistics on national gold reserves, we see that Libya had even more gold than Greece, 143.8 tons to be precise – and more than enough for a group of gold-hungry bankers to instruct their lackeys in government to mobilize their war-machines.

    Let’s summarize the facts. We had Western central banks totally running out of any gold to sell onto the market, with all gold sales having ceased for more than a year. Suddenly, we have the bullion banks announcing they have so much gold on their hands that they are doing more than just giving it away, they are literally paying people to “borrow" it – in the greatest “gold sale" in all of history.

    We have the same bankers announcing that the gold of Greece was now “collateral" for its sovereign debts. We then had the Greek government defaulting on those debts, directly implying the seizure of that collateral.

    We had the “rebels" of Libya on the verge of total annihilation, while Western governments claimed they were helpless to intervene because it was “against international law". We suddenly saw the rebels create an official receptacle for their nations gold, and then had those same Western nations instantly launching a massive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to Libya, where Western governments flagrantly disregarded international law while committing their war crimes.

    You be the judge.

    For newer or more timid investors in the gold market who fear that this latest operation is somehow an indication of bankster omnipotence, relax. It was less than two years ago that the scheming banksters thought they could torpedo the gold market through getting the IMF to dump 400 tons of gold onto the market (50% more gold than that of Greece and Libya combined).

    What happened then? As soon as that gold hit the market, India swallowed-up half of it in one gulp. The price of gold was permanently launched above the $1000/oz mark – and the gold market has never looked back since.

    We know that the banksters are capable of depressing the price of gold over the short-term. We also know from the six-fold increase in the price of gold over the past decade that they are losing this “war". Meanwhile, it is only a matter of time until the masses realize that the worthless paper in their wallets is worthless. Sounds like a great time to buy gold – on sale.

    Jeff Nie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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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歷來第七大破產個案

    歐債風暴襲美 『明富環球』破產(10/31)

    2011年 11月2日
    【葉俊沂、劉煥彥╱綜合報導】

    全球最大經紀商公司明富環球(MF Global Holdings)聲請破產保護,為全美首家因歐債危機而倒閉的金融機構。國內最大期貨商寶來曼氏期貨(6023)昨表示,明富環球只是持股19%的外資股東,不參與經營,對寶來曼氏期貨的營運及財務均沒有影響。

    握63億美元問題歐債

    明富環球營運長艾比羅(Bradley Abelow)表示,由於歐債風暴所引發一連串事件,如金融管理單位要求增加資本、信貸公司調降信用評等、保證金要求等,導致明富環球於歐洲遭受大額虧損。

    明富環球共握有包含義大利、西班牙、比利時、葡萄牙及愛爾蘭共63億美元(1895億元台幣)問題國家債券。全球交易所和結算公司已紛紛暫停明富環球的交易,該公司聲請破產保護,也促使英國監管部門首次啟動保護機制。

    明富環球於2006年投資寶來期貨,持股比率19.5%,僅次於寶來證的44.54%,是第2大股東,之後寶來期貨也更名為寶來曼氏期貨。但隨著明年4月寶來曼氏正式併入元大期貨,屆時明富環球持股比率將降至11%。

    寶來曼氏總經理周筱玲昨天表示:「台灣期貨商交易國外盤屬多家上手制度,單一上手有狀況,公司還有其他上手可繼續下單,對交易不會有影響。且客戶保證金均存於受主管機關監管的客戶保證金隔離帳戶,受各國相關法律保障,客戶保證金權益不會受損。」
    寶來曼氏也強調,明富環球不可能拋售對寶來曼氏期貨持股,因在進入破產保護程序後,明富環球資產已凍結。

    瑞士信貸擬裁1500人

    證期局官員則表示,目前仍在觀察明富環球聲請破產保護的後續狀況,包括寶來曼氏期貨是否提出任何需求;此外,證期局表示,已於8、9月調查過業界狀況,目前已知國內期貨業幾乎沒有投資歐債。

    目前明富環球急欲出售美國經紀業務子公司MF Global Inc.以尋求公司生存機會,但客戶資金無故消失的消息曝光,使出售計劃宣告破局。目前美國證管會及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續調查資金消失原因。

    除明富環球聲請破產保護,瑞士信貸亦因企業遭逢3年多來首度季虧損,計劃裁員逾1500人。

    明富環球小檔案

    英文名稱:MF Global Holdings

    公司簡史:
    ◎1793年成立,原為英格蘭糖品經紀商
    ◎2007年公開上市

    主要業務:各項金融商品經紀、諮詢業務
    企業總部:美國紐約
    員工數:2870人(截至2011年3月止)
    執行長:柯辛(Jon Corzine)

    市場地位:全球最大期貨經紀商

    市值:1.97億美元
    今年來股價漲跌幅:-85.65%

    ======================================
    【由於美國美資近日積極介入俄羅斯杜馬(國會)民主選舉 並操控不服輸的反對派鬧事 惹惱了普京 使得惱怒的普京抖出了美國背後顛覆利比亞(先秘密保護著格達費、後出賣殺害之)的一絲真相】
    普京指責美特種部隊涉嫌殺害利前領導人格達費/卡紮菲

    2011-12-16 人民網

    據法新社12月15日消息,俄羅斯總理普京15日在與民眾直播連線節目期間指出,美國特種部隊涉及殺害利比亞前領導人卡紮菲(格達費)。

    “這事是誰做的?”
    普京說道,“無人機,包括美國的無人機。它們攻擊了他(卡紮菲/格達費)的車輛。然後,通過(美國的)特種部隊——他們原本不應該在那裏的,它們引來了所謂的反對派和戰士,未經法庭審判或調查就殺害了他(卡紮菲/格達費)。”

    法新社說,普京的言論也是俄羅斯首次將美國政府與卡紮菲(格達費)之死牽連在一起。


  31. 2011/12/26 於 09:30 patchpieces

    《對利比亞戰爭的戰略解讀》

    2011年10月31日午夜,「北約」正式宣佈結束利比亞戰爭。[1][①] 這場戰爭是“冷戰”後西方首次在非洲大陸發動地區戰爭,也是西方首次“強行改變”當前西亞北非國家的政治進程。
    總體看,這場戰爭的爆發與當前特定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背景直接相關。同時,這場戰爭“反過來”又將“重新塑造”利比亞、阿拉伯世界乃至未來國際格局。因此有必要對這場戰爭的基本背景及戰略影響進行必要評估。

    一、利比亞戰爭是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日趨失衡”的必然結果

    利比亞戰爭的爆發是多種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它與近幾十年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日趨失衡”直接相關。

    首先,這場戰爭是當前國際體系急劇轉型的必然產物。
    20世紀國際體系主要經歷了兩次重大轉型,並促使體系內國家的行為發生重大變化:二戰結束後,以西方列強主宰世界為主要特徵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世界四大員警”(美蘇英中,主要是美、蘇兩家)共治世界的“雅爾達體系”。
    但此後50多年,設想中的“美、蘇合作”最終變成了“美、蘇冷戰”現實。換言之,冷戰之“實”與雅爾達體系之“名”格格不入。這對美、蘇不是好事,但對“夾縫中生存”的第三世界國家卻不然。
    一方面,美、蘇“核恐怖平衡”反使世界維持了難得的和平狀態,雙方在第三世界的爭奪總體較為節制,甚少直接發動戰爭。
    另一方面,美、蘇為獲得競爭優勢,都將爭取第三世界支持作為制勝籌碼,競相為其提供經濟和軍事援助。這就為諸多第三世界國家提供了閃展騰挪的外交餘地,藉以謀求政治獨立和經濟自主。
    而20世紀90年代初蘇東陣營解體使西方勢力一枝獨大,這些年來,西方通過“北約東擴”、八國集團、意識形態等紐帶越綁越緊。世界權力結構失衡使“雅爾達體系”名存實亡,並逐漸形成了西方“聯手打壓(顛覆裂解)”非西方國家的“後雅爾達體系”。這種國際體系與力量分佈“名實相副”,因此在該體系下,西方(強者)更富於“侵略性”,其對非西方國家(弱者)干涉(顛覆裂解)更加頻繁。

    “冷戰”結束後相當長時期,美、歐忙於分享“冷戰紅利”,通過“北約東擴”與“歐盟東擴”等方式“瓜分”前蘇聯在東歐的“勢力範圍”,從而將東歐和部分前蘇聯版圖日趨納為西方的週邊地帶。[2][②] 
    而1999年西方發動科索沃戰爭就是因為南聯盟“阻擋”了北約和歐盟東擴的步伐。但近年來,隨著俄羅斯復興,歐、美東擴之路遇到抵制和阻擊,尤其是2008年8月俄羅斯出兵格魯吉亞,而美、歐又未能做出有效反擊,標誌著持續十幾年的東擴進程已成“強弩之末”。在這種背景下,歐、美戰略角逐重心日趨轉向中東、中亞、非洲等資源豐富或地緣位置重要的“中間地帶”,並對“不聽號令”的(主權)國家頻頻使用武力。美國為深入中亞和中東,在短短2年時間內接連發動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地區戰爭。而2011年「北約」發動利比亞戰爭“遵循”的正是相似的邏輯。
    歐盟早在1995 年就與地中海沿岸12 國啟動了旨在加強雙方全面合作的“巴賽隆納進程”。美國也加大在非洲投入力度。法國總統薩科齊為恢復、擴大法國在非洲影響和利益,在2007年競選期間又提出“地中海聯盟”設想,重點加強與北非國家合作,並企圖使阿爾及利亞、利比亞以及臨近的蘇丹和幾內亞灣等重要產油區為法國提供穩定能源。但這些“重返非洲”舉措受到利比亞的掣肘。利比亞卡紮菲(格達費)政權“民族主義”色彩甚濃,他早期曾採取一系列保護民族利益的重大措施,如收回美、英在利比亞軍事基地,廢除同西方公司不平等協定,將所有外國公司收歸國有等。即使2003年卡紮菲(格達費)投靠西方後,其政策仍保持很大獨立性。2008年7月首屆“地中海峰會”召開時,卡紮菲僅派代表作為觀察員出席,他還批評“地中海聯盟”設想是殖民主義者和帝國主義的回歸。[3][③]
    利比亞強烈的“獨立姿態”使其成為歐洲政治和資本力量“南下擴張”的主要“絆腳石”。

    就像當年擋住「北約」和歐盟東擴的“南聯盟”必然要遭受西方軍事打擊一樣,利比亞因阻擋了西方(特別是歐洲)新一輪地緣政治/經濟“擴張”浪潮,而為後來遭到西方的軍事打擊埋下伏筆。美、英、法之所以在深受金融危機拖累的困難背景下執意發動利比亞戰爭,正是由於利比亞“阻礙”了北約國家“重返非洲”戰略規劃的實施。[4][④] 此外,2011年(由美國策動)席捲西亞、北非的“中東波(顏色革命)”使西亞北非地區對外防護能力降至歷史最低點,為西方武力干涉利比亞提供難得機遇。法國因支持突尼斯本•阿裏外交失分,此後又過早承認利比亞反對派而再次面臨外交失敗,因而急於通過發動戰爭挽回在阿拉伯世界形象。[5][⑤]

    回顧“冷戰”後發生的數場地區戰爭,前幾場戰爭基本是美國唱主角,歐洲唱配角,而這次的利比亞戰爭歐美角色正好對調。這從側面說明,歐、美在對付非西方國家時已形成互相“補位”的戰略默契。而這正是西方共治世界的“後雅爾達體系”的典型特色。

    其次,這場戰爭也是“壟斷資本主義”“惡性發展”的必然結果。
    蘇東社會主義陣營解體後,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在“經濟全球化”名義下迅速主宰全球。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大的問題就是因追求“利潤最大化”而導致的“肆意妄為”。在平均利潤率不斷下降趨勢下,資本家為獲得更高利潤而日趨將資本從生產領域“轉向”金融領域,創建了“脫離”實體生產的金融資本。當前,世界(實體)商品交易量所需流通貨幣量只占資本交易量的4%。但金融領域本身不創造財富。金融業的過度繁榮並不意味資本主義找到自我救贖之路,而更像是病情加重後出現的“虛胖和浮腫”。
    因為它意味著由4%的“實體經濟”“創造”的剩餘價值要由100%的資本來“分贓”,由此使資本增值空間越來越小,平均利潤率被金融泡沫急劇攤薄而趨近於零。在利潤率趨近於零的背景下,金融資本謀利主要靠“金融炒作”和層出不窮的“金融衍生品”,由此演變為“空手套白狼”的“賭場資本主義”。[6][⑥] 
    而2008年以來不斷深化的金融危機以及歐美債務危機表明,資本主義經濟已到無法自我調節的地步。

    在這種背景下,“製造災難”就成了緩解經濟危機、獲取利潤的慣用手段。這裏的災難既包括由大自然引發的海嘯、颶風、地震、乾旱,也包括(人禍災難)政變、戰爭、恐怖襲擊等社會暴力行為。“通過”等待和“(人為)製造(人禍)災難”,進行“精心策劃”的“(災難禿鷹)掠奪”,以及將災難視為激動人心的市場機會,意味著資本主義已演變為“災難(禿鷹)資本主義”。[7][⑦] 其主要經濟策略就是“等待一個大危機,然後趁著遭受打擊的人民茫無頭緒之際,把國家資產一塊塊變賣給個人,並且迅速讓‘改革’永久化。”[8][⑧]
    從緩解經濟危機角度看,這些(人為製造的人禍)災難和暴力手段的“首要經濟目的”就是打開原本封閉的新市場。因此,西方武力打擊的重點就是那些阻擋資本擴張、奉行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社會主義政策的國家,以及市場體制落後、不肯與資本主義體系“接軌”的“化外之邦”。在歷史上,“資本積累和殖民化過程如同一根紅線貫穿著整個工業化時代。”[9][⑨]

    冷戰結束後,西方(禿鷹)“發動”的數場地區戰爭既是爭奪“中間地帶”的地緣政治擴張,更是為將這些國家“強行納入”西方經濟體系的資本擴張。
    “經濟絕非這些戰爭唯一的動機,但在每一場戰爭中,重大的集體打擊都被利用來為經濟休克療法鋪路。”[10][⑩]
    2003年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前,美國正面臨多年來未遇的經濟衰退。因此小布希(布希三世)政府一直在刻意“尋找”對伊拉克發動戰爭的“藉口”。小布希(布希三世)2006年坦承:
    “我這幾年最困難的工作之一,就是如何將伊拉克與反恐戰爭聯繫起來。”[11][11] 
    而正是在這場戰爭後,伊拉克資源市場逐步被打開,同時也為西方資本打開了一個巨大市場。美國一家公司合夥人興沖沖地說:
    “獲得寶潔公司產品流通權就像金礦一樣,一家貨色齊全的7-Eleven超市可以打倒30家伊拉克雜貨店;一家沃爾瑪可以接管全伊拉克。”[12][12]

    近兩年,歐、美債務危機持續發酵,經濟形勢嚴峻程度遠比2001年時更甚。而經濟危機嚴重程度歷來與“災難資本主義”製造災難的嚴重程度成正比。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越是嚴重,西方越有可能因絕望而訴諸武力。[13][13] 2011年利比亞戰爭很大程度就是西方試圖緩解國內經濟矛盾的一種手段。利比亞石油儲量非洲第一,而且油質好,開採成本低,且有半數以上未開發(注:利比亞有141噸黃金),西方如能獲得這一“石油大蛋糕”,無疑有助於提升經濟信心。法國外長朱佩不加掩飾地將法國介入利比亞軍事衝突稱作是“對未來的投資”。[14][14]
    值得關注的是,在這次戰爭中,越是那些“產業空心化”、金融資本膨脹的國家(如英、法、美)參戰越積極,而實體經濟較為發達的國家(如德國)對戰爭則明顯不熱心。這從一個側面說明:“賭場資本主義”更易演變為“災難資本主義”。

    二、利比亞戰爭“加劇”了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失衡狀態

    利比亞戰爭是西方首次動用武力“強行改變”當前“中東動盪波”國家原有政治進程,也是冷戰後西方首次在非洲大陸發動的戰爭,因而對利比亞、阿拉伯世界乃至西方自身都已產生並將繼續產生深遠影響。

    首先,“後卡紮菲時代”的利比亞可能淪為西方體系中的跟班和“附庸”。
    二戰後期,史達林就曾說過:“任何人都會把其社會制度強加給別人,他的軍隊能走多遠,強加的範圍就有多遠。”[15][15]這句凝結著地緣政治學核心智慧的判斷同樣適用於這此的利比亞戰爭。北約武力推翻執政42年的卡紮菲政權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通過改朝換代將利比亞“馴化”為西方政治經濟體系中的“附庸”乃至挺進非洲的橋頭堡。

    問題在於,現在畢竟不同於殖民時代,西方可以武力打敗利比亞,但卻不可能直接接管利比亞政權。怎樣才能確保利比亞馴服於西方呢?
    從歷史經驗看,西方國家對第三世界國家進行“有效控制”的最有效辦法之一,就是使這些國家保持“政治軟弱”和“經濟依附性”,而“不得不”依靠外部大國。以西方“經略中東”為例。英、法和美國儘管主導中東的歷史時代不同,但其基本思路卻驚人地相似,那就是鼓勵、“扶植”中東國家內代表落後保守勢力、執政基礎不甚牢固的政權。但竭力避免這些國家出現大規模的社會和經濟革命,“避免”代表多數人利益的先進階級上臺掌權。“殖民國家為了支持它的統治,通常會對維持甚至加強殖民地不平等的社會與經濟結構頗感興趣……甚至殖民國家往往會造成新的特權和新的特權集團,以穩定其對殖民地的統治”。[16][16]
    這些統治者完全“仰仗”西方支持才能維繫統治,因此不得不悉心維護西方在其國家中的種種利益。這就使西方大國與當地統治人物形成事實上的“結盟”關係。當年英國在挑選費薩爾當伊拉克國王時,英國外交部官員說得非常直白:“我們所要的是一位只滿足于登基為王,而不打算勵精圖治的國王。”“我們需要的是一些有阿拉伯人參加、使我們能放心地離開而同時又能在幕後操縱的政府機構;……而且前提是我們的經濟和政治利益將得到保證。”[17][17]
    由此“不難理解”,為何中東成為世界上傳統君主制國家最多的地區。即使在實行君主立憲制的所謂“自由阿拉伯時期”(上世紀20-30年代),阿拉伯國家的統治者還是“不信任自己的人民,而甘願成為西方的奴僕”。[18][18]

    而2011年發動利比亞戰爭的兩大主謀——英國和法國,恰好在一戰後曾在阿拉伯世界進行過“委任統治”,而其統治“秘訣”之一就是在各國有意識“培植”代表落後生產方式的王公貴族和部落酋長。這次英、法“故伎重演”,採取了挑撥、激化利比亞國內部落間矛盾的做法。鑒往知今。為了確保對戰後利比亞進行有效控制,英、法不可能允許利比亞再出現“卡紮菲式”的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式領導人,因此必然要“剔除”導致利比亞保持“獨立性”的勢力和制度,同時“大力培植”落後依附性勢力,以及可能導致該國政治衰朽的政治制度。

    目前看,“後卡紮菲時代”的利比亞正在朝這個方向發展。從政治制度看,強制轉型使利比亞面臨“軟政權化”危險。據報導,「利比亞全國過渡委員會」已制定長達數年的政治進程時間表,[19][19] 儼然開始向“民主化”國家過渡。但利比亞本質上是個部族國家,境內有140多個部落。這次的利比亞戰爭也有濃厚的“部落戰爭”色彩,民眾對所謂“民主運動”的支持率還不到2%,[20][20]因此該國未來權力分配很難擺脫“部族政治”底色。即便實現所謂“包容性政治”,也不過是“按部族實力分配權力”。這種情況很容易導致利比亞最高權力“碎片化”,使國家陷入形式上統一、實則部落/軍閥割據的“伊拉克化”狀態。
    如2011年11月22日成立“過渡政府”後,南部費贊地區的勢力抱怨被邊緣化,東部則有人抗議新政府是“西部人的政府”,一些部落拒絕承認新政府。有學者早就預言:“後卡紮菲時代無論何時出現,但有一點可以預見,那就是利比亞將陷入局勢緊張、危機四伏的狀態,各種社會力量將上演群雄逐鹿的大戲。”[21][21]在這種內訌不止的情況下,利比亞將不得不更多“仰仗”西方,而不太可能再與西方為敵。

    從階級屬性和意識形態看,掌管利比亞未來的是一種比卡紮菲政權“更加落伍”的勢力。利比亞“食租經濟”的特點決定了該國最大的問題不是如何賺錢,而是如何分配財富。因此該國未來“舉什麼旗”,“走什麼路”的問題至關重要。而目前即將執政的「全國過渡委員會」內部魚龍混雜,[22][22] 東部反叛部落高舉的大旗居然是1969年被推翻的伊德里斯王朝用過的旗幟。“過渡委”顯然不能代表歷史進步力量。如果沒有西方武力“支持”,它根本不可能奪權上臺。事實上,儘管戰爭已經結束,執政當局(帶路黨)卻仍“要求”北約繼續呆在利比亞,[23][23] 這足以表明其執政地位和信心的脆弱性。
    不言而喻,這些由(帶路黨)落後勢力掌控的國家越是脆弱,就越需要外界保護,也越願意在資源、主權問題上對西方做出大的“讓步”。利比亞戰爭期間,反對派(帶路黨)為換取法國支持曾承諾戰後法國可控制利比亞35%的石油生產。10月中旬,時任“過渡委”主席的賈利勒(帶路黨)宣稱,利比亞新政府將“優先考慮”讓西方參戰國進入利比亞商業領域。[24][24] 換句話說,未來的利比亞外交很可能是當年伊德里斯王朝的翻版,而“不可能”繼續保持“獨立自主”地位。這種“依附性”前途對利比亞民眾國民當然不是好事,但卻正中西方下懷——唯有如此,西方才可能有效控制該國,並借其實現預想中的地緣利益和資源利益。

    其次,阿拉伯世界的民族復興夢更加渺茫。
    阿拉伯世界總共3億多人口,領土面積超過1400萬平方公里,還擁有世界上最豐富的石油資源,完全有潛質成為世界權力格局中的重要一極。但近百年來,阿拉伯世界卻更多與戰亂、爭端、屈辱、落後、邊緣化等負面辭彙聯繫在一起。造成阿拉伯世界積弱積貧的根源是多方面的,但總的根本乃是該地區地緣版圖“碎片化”。[25][25] 亨廷頓認為,文明集團往往要圍繞一個“核心國家”,它能夠行使維持秩序功能。核心國家或核心國家的缺失或解體一般都意味著混亂和災難。[26][26] 
    中東地區常年動盪,外部勢力頻頻“插手”與該地區缺乏核心國家直接相關。一戰後,英、法依據1916年秘密簽訂的“賽克斯-皮科特協定”將阿拉伯世界“分割”成若干小國“委任統治”,由此“奠定”了中東地緣版圖“碎片化”的格局。這種災難性的建國史為阿拉伯世界埋下羸弱、動盪和外部干涉的禍端。這些國家實力相當、缺乏佔據支配地位的核心國家,因而“誰也吃不掉誰,但誰也不服從誰”。加之彼此政體、意識形態、政策乃至宗教教派差異甚大,很難建立行之有效的地區性聯盟。相反,每個國家都唯恐地區局勢不利於己,因此不約而同地採取“相互制衡”做法,導致地區內耗不斷,既無力解決內部矛盾,也無力阻擋外敵入侵,甚至“主動邀請”外部勢力介入中東。美國學者伯納德•路易斯曾指出,西方國家只需要人數很少的軍隊就能進入中東核心地帶;而要去趕走這些西方軍隊,則需要另外一個西方國家的軍隊。[27][27] 正是地緣版圖的這種“碎片化”格局使中東豐富的石油資源非但未成為阿拉伯民族之福,反而成為惹來戰爭的禍根。冷戰結束至今,西方發動的5場地區戰爭中,4場在伊斯蘭世界,3次針對阿拉伯國家,而伊拉克和利比亞恰好都是石油資源豐富的國家。

    因此,阿拉伯世界要想實現民族復興,擺脫惡性循環的厄運,其基本前提就是謀求阿拉伯各國的團結統一。20世紀50-60年代,以納賽爾和阿拉伯復興社會黨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均強調阿拉伯民族要走聯合自強道路。雖然這種思潮因1967年中東戰爭而走向衰落,但這條路徑仍是阿拉伯世界實現復興的不二法門。
    卡紮菲1969年上臺時深受阿拉伯民族主義思潮感染,自視為納賽爾的忠實追隨者,宣導阿拉伯民族主義。他曾指出:
    “要想保護阿拉伯人民不遭敵人侵犯,就少不了統一;要想保護阿拉伯國家的成就,就少不了統一;要想保護自己和社會主義,就少不了統一。”[28][28]
    執政以來,他先後試圖同埃及、敘利亞、蘇丹、突尼斯、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等國實現聯合或合併,可是都中途夭折,他還被埃及前總統薩達特視為“危險的妄想症患者”。[29][29] 此後這些年來,卡紮菲外交政策重點日趨轉向非洲,並力倡構建“非洲合眾國”、“非洲聯合政府”。[30][30] 但其政治話語中仍保留著反對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主張阿拉伯聯合等重要主張。可以說,卡紮菲已成為阿拉伯民族主義浪潮中的最後一位領導人。[31][31]

    而阿拉伯世界如果真的像卡紮菲所說實現“聯合自強”,西方顯然將失去對該地區的控制,而該地區“保持”分裂內訌狀態,更“符合”西方戰略利益。由此不難發現,這些年來,凡是主張依附西方、包容以色列、漠視阿拉伯聯合的阿拉伯領導人,總是被西方奉為座上賓。相反,那些主張獨立自主,謀求阿拉伯團結統一的領導人(如納賽爾、阿薩德、卡紮菲,乃至武力統一者薩達姆等),總是被西方視為眼中釘、肉中刺(死於非命)。卡紮菲作為這批阿拉伯強人中的最後一位,西方巴不得他早點消失。而這次西方聯手打擊利比亞,既是阿拉伯世界地緣版圖“碎片化”的必然產物,同時也包含著“徹底埋葬”阿拉伯聯合的戰略企圖,而卡紮菲之死意味著阿拉伯民族主義時代的“徹底終結”。[32][32] 一些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對此只能徒然憤慨,[33][33]還有人呼籲要舉行抗議,反對卡塔爾及海灣國家參與北約空襲利比亞。[34][34]

    2011年席捲西亞、北非的阿拉伯動盪潮,雖然抗議重點是爭取政治尊嚴和經濟公平,但也包含了探索民族復興新路的成分。而突如其來的利比亞戰爭顯然是一場西方“肆意踐踏”阿拉伯國家主權的“殖民戰爭”,同時戰爭結果又是為徹底堵死阿拉伯民族復興的唯一路徑。但面對這場事關阿拉伯世界尊嚴和民族復興大業的“悲劇性事件”,多數阿拉伯國家卻“渾然不覺”,「阿盟」還“充當”了西方打擊阿拉伯國家的“傳聲筒”,鼓動聯合國在利比亞設立禁飛區,卡塔爾和阿聯酋等海灣小國甚至直接參加“圍毆”卡紮菲(11月12日阿盟宣佈停止敘利亞阿盟成員國資格,27日又宣稱對敘進行政治和經濟制裁),客觀上起了激化矛盾的作用。[35][35] 這種“兄弟鬩于牆”的現象從側面說明,阿拉伯民族復興希望更趨渺茫。這場看似聲勢浩大的中東劇變,最終必將虎頭蛇尾,不可能產生什麼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歷史成果。
    在喪失了一批有戰略目光的政治家後,阿拉伯世界已很難形成合力。一旦阿拉伯世界內部分裂持久化,阿拉伯世界將空有人口、疆域和資源等潛在優勢,卻始終難以走出戰亂和衰退的惡性循環,繼續淪為西方大國政治的犧牲品。

    第三,西方贏得眼前,卻可能失掉長遠。
    西方是利比亞戰爭的主要發動者和主要受益者。尤其是在戰爭中出力最多的英、法等國有可能近水樓臺,從利比亞令人垂涎的石油資源以及巨大的國內市場中撈取更多好處。2011年10月下旬,法國和德國商務代表團紛紛到訪的黎波里,與利比亞當局的石油部長等官員閉門會談。英國也派出龐大商務代表團(包括BP和殼牌)訪問利比亞。[36][36] 西方國家顯然開始加速“染指”利比亞戰後利益分配。
    從地緣角度看,這場戰事的暫時成功將“刺激”西方繼續進行“軍事冒險”的決心和胃口。利比亞戰爭剛接近尾聲,美國就開始炒作“伊朗暗殺門事件”和伊朗核武報告,軍事打擊伊朗的呼聲日高。[37][37] 卡紮菲被打死剛兩天,美國就宣佈撤回駐敘利亞大使,美國參議員麥卡恩(總統候選競選人)公開叫囂“現在是可能使用軍事行動保護敘利亞平民的時候了”。西方智庫也開始探討軍事干預敘利亞利弊。[38][38] 11月下旬,歐、美用人權草案譴責敘利亞,以金融制裁打擊伊朗,推倒伊敘同盟的用意越來越明顯。

    然而,利比亞戰爭本質上是場“非正義戰爭”。它看似得到聯合國授權,實際既忽視了1973號決議關於發揮區域組織或區域安排作用的精神,也超越了聯合國的授權範圍,因此是場缺乏形式合法性的“侵略戰爭”和“殖民戰爭”。[39][39]  
    同時,北約發動空襲自稱是“防止出現人道主義災難”,但利比亞戰前國內傷亡不過數百人,而西方狂轟濫炸及由此造成的戰端擴大卻導致3萬多人死亡,5萬多人受傷,使之成為缺乏實質合法性的“醜陋戰爭”。[40][40] 這場戰爭的“非正義性”使西方雖然贏得眼前地緣和資源利益,但卻可能因此而輸掉長遠。

    一方面,伊斯蘭激進勢力借機坐大,成為西方新的敵人。20世紀七、八十年代中東興起的伊斯蘭復興運動強烈反對西方,因而成為西方的心頭大患。從根本上說,穆斯林之所以“恨”西方正是因為西方在中東推行“霸權主義”,導致國際道義。同時,當年西方出於抗擊蘇聯等實用主義考慮,而“刻意扶植”本•拉丹以及塔利班等伊斯蘭勢力,結果養虎遺患,面臨被其反噬的危險。
    而這次利比亞戰爭仿佛是以往歷史的重演。而北約為儘快將卡紮菲趕下臺,主動武裝該國反對派,以致該國長期被壓制的伊斯蘭極端勢力乘機坐大。利比亞執政當局目前兩個最主要的軍事力量都是伊斯蘭勢力。的黎波里實際掌控者、軍事委員會主席貝爾哈吉和東部城市德爾納軍事委員會負責人哈薩迪,均是前極端組織利比亞“伊斯蘭戰鬥團”領導人,主張建立伊斯蘭政權。而過渡委前主席賈利勒也公開稱可能恢復“沙裏亞法”,建立“利比亞伊斯蘭共和國”。[41][41]可以預計,未來利比亞伊斯蘭色彩將日益濃重,並可能出現阿富汗那樣的塔利班式政權。[42][42] 從更大範圍看,伊斯蘭復興勢力正借“阿拉伯之春”強勢歸來,目前“伊斯蘭復興黨”已在突尼斯大選中獲勝,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很可能在本國勝選。伊斯蘭復興主義“回潮”已成為不爭事實。

    西方在此敏感時刻在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發動“侵略戰爭”很容易激起更多穆斯林的“反西方”情緒。卡紮菲就將北約空襲視為新的“十字軍東征”,並呼籲對西方發動“聖戰”,[43][43] 而卡紮菲自己身體力行,最終血戰至死,因而成為不少穆斯林心目中的“反西方英雄”。如果“阿拉伯之春”由國內層面的反獨裁、反權貴,轉向外交層面的“反殖民”、反西方,西方一直擔憂的“伊斯蘭與西方衝突”便可能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

    另一方面,這場戰爭加深了國際政治的“叢林”色彩,將使西方面臨更大安全挑戰。
    “主權國家不容干預”原則本來是弱小國家生存的護身符。但近年來,西方鼓吹“人道主義干預”、“人權高於主權”、“保護的責任”等,不斷挑戰“主權不容干預”基本原則。西方發動戰爭的“藉口”越來越隨意。這次西方發動的利比亞戰爭起因是利比亞政府鎮壓反對派抗議。而類似情況在許多國家時常可見,如果“利比亞模式”成為慣例,任何國家都可能成為西方軍事打擊對象。這不禁讓更多國家人人自危。卡紮菲是在投靠西方、主動放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後遭受軍事打擊的事實更是警醒其他國家領導人:西方國家關鍵時刻靠不住,唯有發展自己的“撒手鐧”,才可能真正保存自己。
    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此間公開稱,卡紮菲在核問題上妥協的後果表明,伊朗繼續核計畫是完全正確的。[44][44] 而最近伊朗核能力突進成為熱點話題。整個世界日趨重返“叢林”狀態,使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可能性空前增大,西方未來將面臨更嚴重的安全挑戰。

    三、結 論

    “播下龍種,卻收穫跳蚤”。
    當前風起雲湧的中東劇變本來是一場以民權、民生、民族為主要訴求的革命運動。但突如其來的利比亞戰爭不僅改變了當地原有政治進程,也使“中東波”性質日趨“變味”,更使國際力量對比更趨失衡,國際體系轉換進一步加快。權力與資本擴張日趨借助暴力手段,世界由此變得更不太平。利比亞戰爭剛剛結束,西方打伊朗和打敘利亞的喧囂日漸高漲。不管未來敘利亞和伊朗是否會遭受西方軍事打擊,但可以肯定的是,利比亞戰爭絕不是最後一場殖民戰爭。
    而廣大“中間地帶”尤其是中東地區,已成為中國實現和平崛起的重要緩衝地帶,以及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資源供應地,西方在上述地區頻繁進行軍事干預,在客觀上“壓縮”了中國崛起的週邊空間,危害到中國海外經濟利益拓展。[45][45] 80多年前,中國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積四十年之經驗”得出結論,即“欲達到勝利,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46][46] 在西方日趨聯合、戰爭力量日漸增長情況下,制止戰爭的唯一辦法就是世界上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聯合起來。只有當和平力量增長超過戰爭力量增長時,戰爭可能性才會被降至最低,中國可持續發展才會得到有效保障。

    文/田文林

    《現代國際關係》 2011年第12期

    [1][①] “北約宣佈結束在利比亞軍事行動”,http://military.people.com.cn/GB/16090649.html.(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2][②]參見[波蘭]卡齊未耶日•Z•波茲南斯基著,佟憲國譯:《全球化的負面影響:東歐國家的民族資本被剝奪》,經濟管理出版社,2004年版。

    [3][③]Bruno Waterfield,“Gaddafi attacks Sarkozy plan for Union of the Med”, The Telegraph,10 Jul, 2008
    [4][④]W. Yusef Doucet,“Free Libya is Green Libya: Supporting the Real Libyan Revolution”,http://www.voxunion.com/?p=4644.
    [5][⑤] Alan Woods,“After the death of Gaddafi: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Libya”,http://www.marxist.com/ gaddafi-dead-revolution-and-counter-revolution-in-libya.htm.(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5日)

    [6][⑥][英]蘇珊•斯特蘭奇著,李紅梅譯:《賭場資本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參見全書。

    [7][⑦][加]娜奧米•克萊恩著,吳國卿、王柏鴻譯:《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廣西師大出版社,2010年,第4頁。

    [8][⑧][加]娜奧米•克萊恩著:《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第4頁。

    [9][⑨][美]斯坦利•阿羅諾維茨、希瑟•高特內主編:《控訴帝國:21世紀世界秩序中的全球化及其抵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4頁。

    [10][⑩][加]娜奧米•克萊恩著:《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第7頁。
    [11][11]Melissa McNamara,Bush: “We Don’t Torture”,http://www.cbsnews.com/stories/2006/09/06/eveningnews/main 1979106.shtml(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9日)

    [12][12][加]娜奧米•克萊恩著:《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第303頁。
    [13][13] Gerald A. Perreira,“NATO and Qaddafi: What All Friends of Africa Should Know”,New Dawn,No. 126 (May-June 2011)

    [14][14]“法國外長稱介入利比亞是‘對未來的投資’”,http://news.xinhuanet.com/2011-08/29/c_121923156.htm.(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日)

    [15][15][美]詹姆斯•希恩著,黃公夏譯:《暴力的衰落》,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第137頁。

    [16][16] [美]斯塔夫裏亞諾斯著,遲越、王紅生等譯,黃席群、羅榮渠校:《全球分裂》,商務印書館,1995年,第487頁。

    [17][17][美]斯塔夫裏亞諾斯著:《全球分裂》,第581頁。

    [18][18] Hilal Khashan, Arabs at the Crossroad: Political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0, p.64
    [19][19] “Libya after Qaddafi:A new timetable”,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34813.(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5日)
    [20][20]Gerald A. Perreira, “NATO and Qaddafi: What All Friends of Africa Should Know”,New Dawn,No. 126 (May-June 2011).

    [21][21][美]羅奈爾得•布魯斯•聖約翰著,韓志斌譯:《利比亞史》,中國出版集團,2011年,第220頁。

    [22][22]Daniel Serwer,“Post-Qaddafi Instability in Libya”,CPA Contingency Planning Memorandum No. 12,http://www.cfr.org/libya/post-qaddafi-instability-libya/p25612.(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23][23] David D.Kirkpatrick and Rick Gladstone, “Libya asks NATO to remai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October 28, 2011
    [24][24] Alan Woods,“After the death of Gaddafi: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Libya”,http://www.marxist. com/ gaddafi-dead-revolution-and-counter-revolution-in-libya.htm.(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5日)

    [25][25]田文林:“地緣政治•中東破碎地帶•利比亞戰爭”,《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年第4期,第26-32頁。

    [26][26][美]撒母耳•亨廷頓著,周琪等譯:《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新華出版社,1998年,第167-169頁。

    [27][27][美]伯納德•路易斯:《中東》,載[英]約翰•格利賓等:《歷史焦點》,朱善萍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72頁。

    [28][28]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譯室編譯:《卡紮菲和利比亞》,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67頁。
    [29][29]Robert H. Reid,“Arab strongman: With Gaddafi death, an era passes”,The Economic Times, Oct 22, 2011

    [30][30]Babatunde Fagbayibo,“The Libyan revolution: Thoughts on a post-Gaddafi era of African integration”,http://www.consultancyafrica.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846:the-libyan-revolution-thoughts-on-a-post-gaddafi-era-of-african-integration&catid=57:africa-watch-discussion-papers&Itemid=263.(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6日)
    [31][31] Robert H. Reid,“Arab strongman: With Gaddafi death, an era passes”,The Economic Times, Oct 22, 2011

    [32][32]Mohamad Bazzi,“The Death Of The Qaddafi Generation: The Era Of Arab Strongmen Comes To An End”,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36603/mohamad-bazzi/the-death-of-the-qaddafi- generation.(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33][33]“A Position Statement by the Arab Nationalism List On The Assassination of Mu’ Ammar Qaddhafi And His Comrades, Libya, and Arab Consciousness”, http://freearabvoice.org/?p=1469. (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2日)
    [34][34]“The Arab Nationalist List invites you to protest against the Qatari regime in Brussels”, http://www.qawmi.com /?p=2331.(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4日)

    [35][35]Ahmed El-Tonsi,“Ottomans, Arabs, Westerners and Libya”,Al-Ahram,17 – 23 November, 2011
    [36][36] “Libya’s revolution:Messy politics, perky economics”,The Economist, Oct 8th 2011,http://www.economist.com/ node/21531472.(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9日)
    [37][37]The Associated Press, “U.S. strike on Iran likelier than ever, former CIA chief says”, http://www.haaretz.com/ news/diplomacy-defense/u-s-strike-on-iran-likelier-than-ever-former-cia-chief-says-1.303980.(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38][38]Jeffrey White,“Implications of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Syria”,PolicyWatch #1864,October 28, 2011,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templateC05.php?CID=3415.(上網時間:2011年11月5日)

    [39][39] “Libya: Colonialism Lives”,http://blackstarnews.com/news/135/ARTICLE/7603/2011-08-26.html.(上網時間:2011年10月31日)

    [40][40]Michael O’Hanlon,“Winning Ugly in Libya”,March 30, 2011,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7684/ michael-ohanlon/winning-ugly-in-libya; An Huihou, NATO faces ‘catastrophic success’ in Libya, People’s Daily Online, 29 octobre 2011, http://www.mondialisation.ca/index.php/vdare.com/roberts/index.php?context=va&aid = 26287.(上網時間:2011年11月3日)
    [41][41]Marc Lynch,“What the Libya intervention achieved”,October 27, 2011,http://lynch.foreignpolicy.com/posts/ 2011/10/27/ what_the_libya_intervention_achieved?wpisrc=obnetwork.(上網時間:2011年10月30日)

    [42][42]有學者已注意到當前利比亞與1992年後阿富汗政局的相似性,參見Michael Semple,“What Post-Qaddafi Libya Has to Learn From Afghanistan”,http://www.foreignaffairs.com/features/letters- from/what-post-qaddafi- libya-has-to-learn-from-afghanistan.(上網時間:2011年11月7日)
    [43][43]Ahmed El-Tonsi,“Ottomans, Arabs, Westerners and Libya”,Al-Ahram,17 – 23 November, 2011

    [44][44]Fredrik Dahl,“Libya conflict may strengthen Iran nuclear defiance”,http://www.forexyard.com/en/news/ ANALYSIS-Libya-conflict-may-strengthen-Iran-nuclear-defiance-2011-03-24T154942Z.(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9日)
    [45][45]W. Yusef Doucet,Free Libya is Green Libya: Supporting the Real Libyan Revolution,http://www.voxunion.com/?p=4644.

    [47][46]《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4卷,1991年版,第14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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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比亞之戰意在控制中國戰略要害》

    文/威廉•恩道爾 (William Engdahl)

    (美帝)華盛頓“主導下“的「北約」決定”發動“利比亞戰爭實質上是「北約」以及美國國防部(實為”對外侵略部“的美稱)控制中國要害的戰略的”組成部分“。目前,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石油進口國,對原油和天然氣進口存在巨大的”戰略依賴“。

    認真審視非洲地圖,並探究美國國防部(為”對外侵略部“的美稱)新組建『非洲司令部』的原由,就會發現,『北約』”發動“利比亞戰爭實質上是「北約」及美國國防部(為”對外侵略部“的美稱)”控制“中國石油及原材料來源整體戰略的構成部分——對於中國而言,非洲是其最具戰略重要性的石油及原材料來源之一。

    「北約」“發動”利比亞戰爭僅與石油有關。不過,鑒於美國有著可靠的國外能源供應,所以這場戰爭的發動應該“並非僅為“控制利比亞高品質原油,而是“為了”使中國“無法長期進口”非洲及中東石油。
    換句話說,「北約」及(美帝)華盛頓“發動”這場戰爭(主要戰略目的)就是為了“制衡中國”。

    利比亞北臨地中海,與義大利隔海相望。多年來,義大利埃尼石油公司一直是利比亞境內最大的外國石油公司。該國西臨突尼斯和阿爾及利亞,南臨乍得(察德),東臨蘇丹和埃及。就其地理位置而言,對於美國國防部『非洲司令部』“控制”非洲、非洲資源以及非洲資源出口地的長期戰略具有重要意義。

    在卡紮菲(格達費)統治下,利比亞“嚴格控制”高品質的原油資源。2006年的資料顯示,利比亞已探明石油規模為“非洲最大”,約占非洲石油總儲量的35%,甚至比尼日利亞還多。
    近年來,中國、俄羅斯以及其他國家都在該國獲得了石油開採權。

    很明顯,「北約」及(美帝)華盛頓“發動”利比亞戰爭已經“初見成效”:中國、俄羅斯及巴西不但反對聯合國制裁利比亞,還呼籲利比亞通過談判解決內部衝突,反對北約空襲。
    因此,利比亞反對派(帶路黨)下轄石油公司Agoco發言人阿貝加里馬奧夫稱:
    “我們和義大利、法國和英國等西方國家之間不存在問題。不過,我們與俄羅斯、中國和巴西之間可能會存在一些政治問題。”

    在過去幾年裏,(美帝)華盛頓逐漸認識到,受經濟擴張影響,在不到10年前還是美國“親密盟友”的中國,已經成長為“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
    不過,對於華盛頓而言,把中國塑造成“新敵”並非易事,因為美國政府還需要中國(親美媚美精英帶路黨)大量購買美國國債。

    今年8月,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向美國國會呈交了2011年度中國軍力報告。該報告稱:
    “在過去的10年裏,中國在現代科技領域的巨額投資令中國軍事受益匪淺。許多現代系統日臻成熟,其他系統也會在未來幾年內投入使用。”
    報告還稱:“在中國會如何利用其不斷增強的能力的問題上,仍然存在不確定性……中國作為主要國際參與者的崛起,很有可能會重新定義21世紀的戰略格局。”

    事實上,在(美帝)華盛頓的潛移默化下,以CNN、BBC、《紐約時報》為代表的“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宣傳機器”,或是英國《衛報》都會“醜化中國及中國領導人”。對於(美帝)華盛頓及華爾街(金融禿鷹)的許多人而言,中國正變得過於強大,“過於獨立”。為了“控制”這種情況,中國對石油進口的“依賴”就成了其“要害”,而利比亞正恰恰是中國該“要害”的“死穴”。

    自“冷戰”後,(美帝)華盛頓一直忽視對非政策,而中國能源及原材料企業在非洲大陸的活動,則為(美帝)華盛頓敲響了警鐘。幾年前,隨著未來能源需求變得越來越明顯,中國針對非洲發起了大規模經濟外交,並於2006年達到高潮:北京鋪上紅地毯,迎接赴華訪問的40多位非洲國家首腦,共同探討一系列經濟問題。對於中國工業現代化而言,沒有什麼比確保未來非洲石油資源更加重要的事情了。

    中國開始與被法國、英國或葡萄牙等“歐洲殖民國家”放棄的非洲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乍得(察德)就是其中之一。作為最貧窮、最偏僻的非洲國家,乍得2006年與北京建立了外交關係。2007年10月,“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簽署合約,與乍得政府聯合組建煉油廠。2002年後,他們開始鋪設石油管道,從位於該煉油廠以南300千米處的一處油田,向該煉油廠輸送石油。受西方國家“支援”的“(美第二中情局)非政府組織(NGOs)”開始批判中國石油管道對環境的影響。
    不過,2003年美國石油公司「雪佛龍(Chevron)」開採乍得(查德)石油資源時,該“(美第二中情局)非政府組織(NGOs)”卻“一言未發”。
    2011年7月,乍得和中國在該國首都恩賈梅納附近開辦合資煉油廠。中國石油企業在乍得的活動與其在蘇丹達爾富爾地區的石油專案有著驚人的相似。

    20世紀90年代,在美國石油公司「雪佛龍(Chevron)」放棄其在蘇丹的業務後,中國開始和蘇丹展開合作,後者將越來越多的石油輸入中國。到1998年時,“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已從蘇丹南部油田開始向位於東北部紅海西岸的蘇丹港鋪設了一條長達1500千米的石油管道,並在蘇丹首都喀土穆附近開辦了一家大型煉油廠。
    蘇丹是中國首個大型海外油田專案。到2011年初,在中國進口石油中,源自蘇丹的石油,大部分來自“飽受衝突蹂躪”的南部地區,已占到10%。蘇丹日產油量為49萬桶,對華供油量則占到60%。對於中國能源戰略而言,蘇丹至關重要。

    從地質角度來看,從蘇丹西部達爾富爾地區經乍得至喀麥隆的廣大地區就是一個巨大的油田,儲量可能相當於一個新的沙烏地阿拉伯。對於“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戰略封鎖”中國未來石油來源而言,“控制”蘇丹南部地區、乍得以及喀麥隆是至關重要的。

    成立於2008年的『美軍非洲司令部』是近來西方“軍事行動”的主力。很明顯,該“司令部”的成立就是為了“控制”中國對非洲石油及礦產資源漸增的影響力。2007年年底,(美帝)華盛頓“大西洋理事會”非洲事務專家彼得•法姆公開表示,美軍『非洲司令部』的目標之一,就是確保美國可獲得非洲豐富的碳氫化合物及其他戰略資源,該任務包括減輕這些自然資源的脆弱性,並確保當地不存在對這些資源感興趣的第三方,例如中國、印度、日本或俄羅斯,以獲得壟斷或優惠待遇。

    2007年,在美國國會作證支持組建美軍「非洲司令部」的法姆稱,充滿活力的中國經濟的石油饑渴難以得到滿足,而且還需要其他自然資源維持經濟持續發展,而非洲的自然財富使之對中國充滿誘惑力。目前中國日進口石油約260萬桶,其中超過76.5萬桶石油——約占石油日進口量的1/3——來自非洲國家,特別是蘇丹、安哥拉以及剛果。

    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許多分析家都預測非洲——特別是蘊含豐富石油儲量的西海岸沿海國家——將日益成為美、中兩國的戰略競爭舞臺,因為這兩個國家都在尋求擴大自身影響力,並確保各自資源來源。

    由此可見,美國“製造”利比亞“政權更迭”及整個“大中東計畫”(隱藏在“阿拉伯春天”的背後),都是為了確保其對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油田的“絕對控制權”,並“控制”特別是中國等國的未來政策。
    正如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所說的那樣:
    “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國家或國家集團。”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 第407期
    摘自2011年10月《環球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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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睹美歐流氓禿鷹攻打利比亞巨變從而竊取(美歐銀行財團需求恐急的)利比亞擁有的145噸實體黃金 查維茲警惕下令要求全數運回委內瑞拉儲放在美歐銀行、市值110億美元(211噸)的國有黃金金條

    《查維茲要求委內瑞拉央行回籠110億美元黃金儲備》

    文/張澄

    2011年8月19日

    委內瑞拉總統查維茲命令央行回籠110億美元的黃金儲備,這些黃金目前由諸如「英國央行」等發達國家的機構持有。

    查維茲今天表示,目前委內瑞拉所持的365噸黃金中有211噸儲備在美國、歐洲、加拿大以及瑞士的銀行中,這些(實體)黃金要“積極回籠”。
    此外「摩根大通」、「巴克萊銀行」和「渣打銀行」也持有委內瑞拉的黃金。

    在電視講話中,查維茲說,
    “自1980年起,我們已經在「英國央行」持有99噸黃金,現在我同意將之召回,這是一個正確的決定。”

    委內瑞拉央行行長Nelson Merentes表示,委內瑞拉的出口收入95%依靠石油,目前該國正在尋求儲備多樣化,計畫將現金儲備由美國和歐洲移至對新興市場的投資中。

    這次回籠也意味著全球第15大黃金儲備國在金價今年以來上升28%後的一次大動作。

    截至發稿,黃金交易價格已經升至每盎司1816美元。

    8月16日委內瑞拉的黃金儲備價值為286億美元。委內瑞拉財長稱,受美元的貶值、美國政府違約的風險以及歐洲債務危機的影響,回籠黃金儲備將更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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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vez Emptying Bank of England Vault as Venezuela Brings Back Gold Hoard》

    by Daniel Cancel and Nathan Crooks

    2011-8-18

    Chavez Orders $11 Billion of Gold Home as Metal Hits Record

    In all, Venezuela has 365.8 metric tons of gold reserves, according to the World Gold Council. Photographer: Kerem Uzel/Bloomberg

    Venezuelan President Hugo Chavez ordered the central bank to repatriate $11 billion of gold reserves held in developed nations’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Bank of England as prices for the metal rise to a record.

    Venezuela, which holds 211 tons of its 365 tons of gold reserves in U.S., European, Canadian and Swiss banks, will progressively return the bars to its central bank’s vault, Chavez said yesterday. JPMorgan Chase & Co. (JPM), Barclays Plc (BARC), and Standard Chartered Plc (STAN) also hold Venezuelan gold, he said.

    “We’ve held 99 tons of gold at the Bank of England since 1980. I agree with bringing that home,” Chavez said yesterday on state television. “It’s a healthy decision.”


  32. 2012/01/10 於 09:58 patchpieces

    《揭示美國未來幾年的全球戰略》

    2012-1-9

    這個話題我久有意談談,這跟我長期研究美國的戰略核心層的戰略計畫有關係,可以說我要說的內容與許多美國金融,地緣政治軍事戰略,經濟方面的核心人物有關。
    實際上奧巴馬的“戰略計畫”一開始就被美國的領導層背後的“影子勢力”所推崇,基辛格曾說過奧巴馬“能同時”下好好幾局棋,這代表美國真正的“權力階層”對其“能力”的認同。

    亞洲與印度洋,大洋洲

    在西方地緣戰略學中“歐亞大陸”是世界權力中心,若要“控制世界”必須設計好“控制”歐亞大陸的戰略,而歐亞大陸包括幾個特別有影響力的中心敏感區域,分別是亞太,印度洋及印度,還有就是中東和中亞,東歐,世界歷史上的霸權爭鬥實際上最終的目標是為了爭奪由誰來控制世界上這些最為廣泛的戰略區域,我這裏之所以說大洋洲是因為這裏一向就只是美國與英國的戰略後方支撐點,後勤基地而已

    首先從亞洲和印度洋,大洋洲說起,
    奧巴馬今年內最高調的聲調就是強調美國要“重返亞洲”,“構築”所謂的“亞洲安全條約體系”,這是一個未來幾十年的戰略計畫,希拉蕊克林頓在一篇名為《美國的亞洲太平洋世紀》的文章中提到了美國未來幾十年內要在亞洲建立新的“太平洋戰略體系”框架,她重點提到了四個國家與美國的戰略關係,
    首先是美、日關係在太平洋體系中的戰略基礎作用,
    第二是印、美關係對美國在中南,南海,南亞的戰略的積極意義,
    再其次就是美國與澳大利亞的戰略合作關係,
    這三個國家實際上構成了美國在亞洲太平洋的戰略體系的“三大支柱”,從地緣戰略的角度保證了美國在整個面向亞洲,太平洋世界的權力基礎與戰略地位,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把包括印度洋和大洋洲的國家體系統一納入了自己的戰略構想之中,可見其眼光之寬廣與深遠,這可以說是美國自冷戰結束以來最為精深的地緣戰略計畫,亞洲大國與太平洋世界,乃至包括俄羅斯最近“加入”世貿組織都在其“精心的算計”之中,
    大家打開地圖可以看到的是在太平洋的棋盤上,美國“領導”的環太平洋、印度洋權力中心的實力驚人,更何況這一區域中包括中國,印度,日本,再加上東南亞各個經濟十分有活力的小國,同時這也是世界貿易體系最為敏感的一束神經叢,可以這樣講誰“控制”了世界貿易上的主要“海洋通道”,誰就控制了世界的財富流向,
    亞太地區的印度與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經濟這幾十年來發展最為迅速的國家,而東南亞也一直世界上經濟最有活力的地區之一,這種經濟上的戰略利益與海洋霸權的戰略交匯實際上讓美國戰略家們意識到了控制這一關鍵性全球區域的重要性,這裏有可能是二十一世紀全球大國崛起的中心領域。
    大家可以仔細看看這裏的資本,人力,科技,經濟,貿易因素,航運,軍事實力的全球性的影響,美國的一些領導人和政治家最近都“突然說”自己一直是“亞太國家”,一直是“太平洋國家”,也就不值得奇怪了,正如希拉蕊所說,只要控制亞太財富與亞洲太平洋到印度洋的財富流向,就能讓美國在二十一世紀繼續繁榮,她同時也說這裏的事事關美國的二十一世紀的全球命運和福祉,美國的布熱津斯基和基辛格兩位著名戰略家一直特別注意亞太戰略的設計,布熱津斯基曾在2003年前後專門寫過一篇名為《如何與中國相處》的文章,特別介紹了“如何”從戰略上“控制”中國勢力崛起,而基辛格被一些【天真(愚蠢)而愛做(普世假值)夢的中國人】視為友好的美國人,其實正是這位著名的戰略家曾在伊拉克戰爭前夜幾次進入白宮與當時的總統小布希(布希三世)會商如何進攻伊拉克,而當時中國和俄國是在伊拉克有著巨額石油投資的,布熱津斯基在他的文章雖然說不能與中國開戰,可是他是奧巴馬的政治顧問,他在利比亞的“戰爭設計”上打垮了前政權,而中國也正好在利比亞有大量的投資(火速撤僑轉進千里,敵寇追趕不及),
    美國的世界戰略從馬漢時代起就“設計好”了,就是要控制世界就要控制歐亞大陸,而要控制歐亞大陸就得讓歐亞大陸“火光沖天,戰禍連綿”,讓歐亞大國“互相為敵,相互牽制”與爭鬥爭奪大陸霸權,
    在馬漢時代美國的戰略計畫是“不能讓”出現一個強大統一的中國政權,這樣一來必須“維持”中國當時“分裂”的戰略形勢,所以在馬漢死了若干年後的中國內戰決戰時,美國“力主”中國國、共雙方“劃江而治,分裂為二”,美國當時這一“戰略思考”的背後有著國家長期戰略的深深的影響,他們就是為了“永遠扼殺”一個統一的中國在地緣戰略上向海外的擴張,從而威脅美國在太平洋上的永久性霸權,因為“一旦”中國統一強大,海上實力的強大將“導致”美國太平洋霸權的徹底衰落,美國與日本爭奪太平洋霸權從而控制太平洋的海權的戰略最後將以中國勝利美國日本失敗而結束,
    當然我剛才說的都是歷史上美國地緣戰略思想中的“對華戰略”,不過大家如果細心就會發現美國這一戰略思想“並未被放棄”,相反這一亞太戰略已經被用更為深遠的戰略佈局“繼續下來”,他們現在制定的新亞太戰略與太平洋國家戰略體系實際上更意味深長的“表明”了中國統一對他們世界整體戰略的威脅與影響,他們恐怕想看到的不是一個統一的大陸強國,他們最大的“目標”永遠是讓一些歐亞大陸的強國“徹底分裂”成“好幾部分”,以便於他們執行那久已有之的“以華制華”的戰略傳統。
    從歷史到現在我們可以看看美國的太平洋戰略的幾次變遷,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他們的戰略傳統中對中國始終是一個弱勢的中國對他們“有利”的思想,他們在“冷戰”時期和中國建交的“原因”僅僅是那個時候他“需要”用中國的力量“消耗”蘇聯對美國的全球性威脅,說白一點,這不過是中國歷史上秦國以“連橫策略”對六國的老辦法的“現代應用”而已。我們可以設想的是當中國“按美國的方向”發展後印度這一亞洲強權,印度洋上的地區強國將最終也難免被美國戰略所“設計”,最終難免被美國用同樣的“制衡之術”與內外交困戰略打垮並消亡,因為如果說美國“(利)用中國”消滅了蘇聯的話,那麼現在它正“(利)用印度”的力量“遏制中國”,將來中國如果被迫出現美國所需要的那種局面,難道印度會有好的結局,所以我個人認為這裏面充滿了悲劇,我看到許多所謂的印度(西化精英買辦)強硬派的“表演”不得不感覺好笑,螳螂捕蟬的故事真的是一直不斷的在歷史中上演。
    這極可能是後話,我們放下不說。

    中東,中亞,東歐

    美國在亞太那樣行動中期的“目標”是中國,那麼遠期戰略目標是什麼,記得布熱津斯基在他的名著《大棋局》中提到俄羅斯時用到的戰略,他曾在書提出一個著名的設想,把龐大的俄羅斯聯邦分為三到四個大的統治區域的戰略設想,這是一個宏偉而龐大的戰略設想,
    他們為何要這樣做,他們拆散中國,將來還要搞垮印度,然後把所有力量集中到俄羅斯,這是為了奠定他們眼中永久性的“新世界秩序”,也就是這些年來他們在“彼爾德伯格”,“國際清算銀行”,<三方委員會>,還有<美國外交協會>,<英國皇家國際事務協會>設計好的戰略,這一戰略的成型已經有了近幾年的歷史,他們在殖民時代就在設計這一“世界性帝國”,文藝復興時期有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曾寫過一部名字就叫《世界帝國》的名著,他們中有的人曾預言未來會出現一個統一的世界性政府,世界性的權力中心和貨幣,那麼這一中心在那裏呢?人們盡可以展開想像的空間,大膽設想,小心求證。

    美國與蘇聯在冷戰時代對中東進行了前所未有的軍事爭奪,最後冷戰以蘇聯的徹底失敗而終結,不過中東的勢力剩下了美國一家獨大的局勢,美國在八十年代挑動中東強國伊朗與伊拉克的戰爭,消耗中東強國的實力,實際上嚴重惡化了中東國家間的關係,美國在兩個布希時代打擊了伊拉克,在克林頓時代敲開了東歐的大門,他們最終在2003年摧毀了薩達姆伊拉克政權,從而掀開了世界性變局的序幕,美國更加深入的控制了中東的石油,他們通過03年的戰爭開始了逐步更加深入的控制中東金融,貨幣與地緣政治的進程,
    奧巴馬上台執政以來,他和他的領導層實際上有著“更為宏大”的戰略計畫,他們“重塑”了中東地緣戰略格局,同時設立「非洲司令部」,(顛覆利比亞)控制北非,進而“滲入”非洲,同時在中亞與東歐大搞“顏色革命”,
    美國著名的全球地緣戰略學家布熱津斯基提出的不穩定的“新月弧形地帶”指出了存在於中東,東歐與中亞的地緣戰略問題,民族問題,他們“巧妙的利用”了這一切,他們未來肯定是在非洲全面掀開新的“全面控制”的高潮,
    著名地緣政治學者恩道爾在其名著《霸權之後:美國的全方位控制》一書中對此有過詳細的介紹說明,
    同時在美國著名的國際關係學者斯蒂芬沃爾特和約瑟夫奈也介紹了美國最近幾年在這些區域取得的“重大進展”,
    我之所以說未來印度也將面臨嚴重的生存空間問題是因為美國在中東,在中亞,在東歐,在中國,在中南半島的全方面努力與戰略佈局最終針對的目標實際上也包括印度,所以向下看未來幾十年的印度實際上也面臨著嚴重的戰略與生存問題,
    而當這一切都“解決後”,所有的威脅都不再是威脅時,那時我們就將看到決戰將發生在俄國的東,西,南三方同時壓向俄羅斯聯邦,這時西方把俄羅斯分成三、四個統治區域的戰略設想將變得並非不可想像,這才是最後一環,而這一最後一環的結束,就是全球性“世界新秩序”與“世界性統一政府”的“來臨”,“問題”是當那時到來時世界上還有中華民族生存的機會嗎?我想這才是問題的實質,
    這些年來關於西方的陰謀論著名分析不絕於耳,並且西方也確實為了“推進”這些戰略性的目標而不懈努力,甚至於“不排除”戰爭。可是在這一切“精心謀劃”與努力的背後,會不會出現另一種非人力所能控制的結果呢?我想一切都還是個謎。

    奧巴馬與他的歐洲盟友們顯然“已經確定”他們的戰略目標,最近他們在伊朗問題上實際上已經協調了立場,這實際上可以從他們的“敘利亞政策”上看出端倪,他他們的戰略計畫是繼續歐盟與“北約東擴”壓縮俄國的戰略空間,不過以後可能只是靈活東擴了,
    現在美國的戰略中心實際上已經轉移到了亞太,他們在中東重點要解決的問題就是伊朗,然後是中亞的「上合組織」其他成員國,前一段時間連蒙古國也在試圖和西方走近,這確實是一大警告,不得不讓所有人擔憂未來更迫在眉睫的威脅,
    日本著名戰略分析家曾警告說明年中東與南亞的巴基斯坦將發生巨變,而最近美國<外交政策>雜誌也在預測明年巴基斯坦政權更迭,這“意味”著更大的“風暴”實際上還在形成,伊朗並不是最終的美國在中東的戰略目標,他們一定有更有深遠的地緣戰略計畫,他們要的是中亞的格局變得按他們的“設計”發展,這也是為什麼俄羅斯在敘利亞事件中會派出自己的航母的原因,理由很簡單,俄羅斯的戰略思想家一定已經看到了伊朗,敘利亞,還有中亞最後變局對自己的威脅,這意味著蘇聯結束以來另一次巨大的外交退縮形勢即將形成,而這是俄國國家安全的嚴重挑戰,那時再加東歐的親美勢力,俄國國內的反對派和俄羅斯國家經濟在歐洲債務金融崩盤中受到的嚴重影響,這一切將使未來俄羅斯國家面臨著嚴重的國際與國內形勢,所以他們十分警惕性的對待了這一切。問題與形勢遠比我們想像的要複雜的多了。
    俄國勢力收縮,未來金融系統將受到歐洲債務危機與銀行體系崩盤的重擊,國內反對勢力的興起,這一切沒有完,俄國剛加入世貿組織而國際戰略領域卻發生了這樣微妙的變化,這背後有著的是另一次大棋局與命運的較量,只是不知道國內的人會不會看明白這一點呢?

    回過頭來我們再說非洲,我們看到的是美國及西方勢力在北非的全面展開與推進,中、俄在非洲實際上已經嚴重處於守勢,未來中國與俄國會失去更多的非洲利益,到最後我們會發現非洲依舊是西方勢力尤其是美國勢力重要勢力範圍,美國成立的「非洲軍事司令部」的戰略意義也在對非洲進行全面的統治,實際上這已經是在“恢復”“舊殖民地時代”西方在非洲的戰略優勢地位,我們到時候會發現歷史在二十和二十一世紀轉了一圈子,卻回到了原來的地方,新的殖民主義比舊的殖民主義更有生命力和破壞力的存在於亞非、拉美地區。

    這難道是宿命和命運的安排,不可抗拒的規律,還是僅僅是一種歷史發展的進程呢,我覺得的我給不出答案,二十一世紀結束後那時的人們也許會給出這一問題的答案,一切真的都還太像個謎了

    文/未世民

    2012-1-9 草根財經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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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報海外高調指責美國新戰略瞄準中國伊朗

    楊毅:《美新軍事戰略瞄準中國伊朗 或更攪亂局勢》

    文/楊毅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12-1-9

      2012年1月5日, 奧巴馬總統“罕見地”在五角大樓與國防部長帕內塔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鄧蒲賽上將一道舉行了記者會,公佈了題為《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國防的優先任務》的新軍事戰略報告,“充分顯示”了奧巴馬政府對美國調整軍事戰略的“高度重視”。
    新軍事戰略“明確”把中國和伊朗列為美國的“瞄準對象”。

      近年來,戰線過長、能力不足,稱霸全球野心太大、資源有限等矛盾,始終是制約美國國防戰略與軍事戰略的重要因素。金融危機、經濟衰退,再加上伊拉克和阿富汗兩場戰爭讓美國的綜合國力傷筋動骨,面對諸多挑戰確實是“捉襟見肘”。
    自從2010年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提出“重振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 的目標和“國內建設、海外塑造”的戰略途徑之後,美國在全球戰略部署調整中明顯地“加強”了對亞太地區的戰略投入,而“切入點”就是把地區安全形勢“攪動”成為一種 “亂局”狀態,造成和“放大”地區各國對中國的戰略恐慌,這樣美國就可以“揮師東進”“應邀重返亞洲”。

      2010年以來,美國成功地利用“天安號軍艦事件“、延坪島炮擊事件,達到了“阻止了日本的離心”、“強化了韓國的依賴”、“惡化了中國的環境”等目的,同時又通過高調介入南海爭端、慫恿菲律賓等國強勢對抗中國,唯恐天下不亂。攻擊中國合理的軍事力量建設,“藉口”反對所謂“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啟動“空海一體戰”概念並付諸實施,刺激新的安全競賽,“破壞”地區和平、穩定與繁榮。

      美國新公佈的軍事戰略報告意味著美國在軍事上對亞太地區的戰略投入將從戰略規劃“轉向”到戰略實施的階段,
    美國的高調投入將對這一地區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呢?美國公開宣稱自己是“公共安全產品”的“提供者”,針對的是“戰略意圖不明的中國軍事力量現代化”,這恰恰是“本末倒置”的騙人邏輯。

      我們可以清晰地回憶到,在過去幾年間,美國忙於“反恐戰爭”,無暇顧及亞洲之際,亞洲地區,特別是東亞地區是一派安定、和平與繁榮景象,以 10+1、10+3為標誌的地區經濟合作大大促進了地區各國的經濟關係、安全關係和政治關係的改善。
    而“自從”美國2009年開始高調“重返亞洲”之後,各種危及地區安全的事件接踵而來,地區動盪此起彼伏,稍微有些戰略頭腦的人們就不難看出誰是地區安全的“保障者”,誰是地區安全的“麻煩製造者”了。
    美國經濟復蘇乏力,“重返亞洲”的戰略因為“口袋缺錢”是不能贏得地區各國的歡迎的。於是,製造矛盾、製造混亂,亂中推銷軍火,利用相關國家尋求“安全保護”的訴求,獲取經濟利益,為美國經濟復蘇打開市場。

      隨著更多的美國的軍艦、飛機活躍在亞洲地區,地區安全形勢可能更加動盪,美國的戰略算盤也可能隨著地區各國逐漸認清其真實面目而落空。

    (作者楊毅 係解放軍海軍少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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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中國媒體解讀美新軍事戰略引關注

    【《俄羅斯商業諮詢日報》網站1月7日報導】
    題:中國媒體發現亞洲的“萬惡之源”

      中國媒體認為美國是(煽動/策動/製造)亞洲“不穩定”的“罪魁禍首”,對美國旨在擴大在亞洲的軍事存在的新國防戰略進行了猛烈抨擊。

      中國的一位軍事專家說,自 2009年美國(希拉蕊)提出必須“重返亞洲”後,危及地區安全的事件就“接踵而來”。他認為,不難猜出,哪個國家是亞洲安全的真正“保證人”,哪個國家是“萬惡之源”。

      西方分析家認為,美國此舉表明其維護亞洲地區安全的立場沒有改變,中國不必對美國新國防戰略感到擔憂。
    但中方媒體認為,美國新戰略標誌著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軍事行動結束後一個新階段的開始,“明顯針對的是中國和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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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反華)之音電臺網站1月7日報導】
    題:中國對美國國防藍圖表示擔心

      中國官方媒體對美國的最新國防計畫表示擔心,警告說它可能會破壞美、中關係。

      一份中國報紙昨天援引一名中國國防專家的話說,美國此前一天宣佈的藍圖顯然針對的是中國。

      該報援引中國人民大學分析家金燦榮的話說,美國覺得中國的高速發展威脅到了自己。他警告說,美國的新戰略將使北京感到不舒服,可能會影響雙邊關係。

      美國總統奧巴馬前天宣佈了新戰略。他說美國將加強在亞太地區的存在,儘管美國正大幅削減國防開支。

      中國官方的新華通訊社也對美國的國防計畫發表了評論,說歡迎美國為亞太地區的和平和穩定作貢獻,但任何軍國主義政策都將引發敵意並遭遇強烈對抗。

      在總體較為克制的評論中,新華社說美國應放棄顯示自己的力量,因為這麼做無助於解決地區爭端。

    【英國廣播公司網站1月7日報導】
    題:中國媒體關注美國新亞太軍事戰略

      中國官方媒體對美國將新軍事戰略重點轉向亞太表示關注和批評。

      新華社發表國際時評稱這是 “美國最不該選擇的選項”。

      文章說,亞太正處於“謀求和平發展合作的時代”,美國以軍力為後盾介入亞太事務,“會擴散緊張氛圍,加劇地區對武力的焦慮”,“釋放了令人不安的信號”。

      但也有中國專家分析認為,美國調整軍事重點並非僅針對中國,而是奧巴馬在經濟乏力困境下為維護“軍事超強”地位所做的戰略選擇。

      而《人民日報》海外版高調指責美國的新戰略。它刊登了中國國防大學研究員、海軍少將楊毅的文章,指責奧巴馬政府新軍事戰略瞄準中國和伊朗。楊毅在文章中指責美國是亞太地區安全的 “麻煩製造者”。

      中國官方尚未就美國的新軍事戰略做出正式表態。

    【路透北京1月7日電】
    刊登在週六《人民日報海外版》上的評論稱,美國在全球戰略部署調整中明顯地加強了對亞太地區的戰略投入,而切入點就是把地區安全形勢攪動成為一種"亂局"狀態,造成和放大地區各國對中國的戰略恐慌。

    該評論與週五《環球時報》的憤怒評論如出一轍,此前美國總統奧巴馬宣佈美國政府將加強對亞洲地區的軍事投入。

    美國於去年底推出新的國防戰略,明確顯示美國對亞洲地區的重視。美國盟友和分析師稱,中國對此不必擔憂。

    海軍少將楊毅在評論中寫道"新軍事戰略明確把中國和伊朗列為美國的瞄準對象"。

    “自從美國2009年開始高調‘重返亞洲’之後,各種危及地區安全的事件接踵而來,地區動盪此起彼伏。"

    “稍微有些戰略頭腦的人們就不難看出誰是地區安全的‘保障者’,誰是地區安全的‘麻煩製造者’了。"

    發表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上的評論不代表中國政府立場,不過大體反映官方的看法。(完)

    編譯:李富強 發稿:王鳳昌 http://cn.reuters.com/article/CNTopGenNews/idCNCNE80804E2012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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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新軍事戰略對準中國,中國媒體篡改內容欺瞞人民》

    文/張宏良
    2012-1-7

    美國新軍事戰略公佈前幾小時的頭天晚上,當時在和孔慶東、司馬南、戴旭、韓德強等人一起吃飯,戴旭一落座就透露了美國新軍事戰略的主要內容,並慷慨激昂地痛斥了吳建民等外交智囊一系列喪權辱國行為。第二天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公佈的美國新軍事戰略,內容果然與戴旭透露的差不多。特別是其中最重要也是最新的一點,即美國公開宣佈新軍事戰略的目標,就是集中對付中共和伊朗,完全證實了此前我們一直強調的美國對中國的軍事威脅和戰爭準備。

    然而讓人極為震驚的是,中國媒體(新華網)在向國內民眾報導美國新軍事戰略時,卻“故意刪改”了美國新軍事戰略的對華內容,把美國對中國發出的戰爭威脅,“篡改”成美國是為了保障中國和亞太的“安全與繁榮”,這種“篡改”可能造成的恐怖後果簡直讓人無法想像,狼已經宣佈前來吃羊,可是羊圈的喇叭卻欺騙羊群說,狼是為了羊圈的“安全和繁榮”,這讓人想起了當年為日本鬼子“帶路”的漢奸宣傳:“皇軍是來建立大東亞共榮圈,與我們共存共榮的”。
    大家比較一下後面附件一美國媒體的報導與附件二中國媒體的報導,就可以看出中國媒體完全“篡改”了美國新軍事戰略的核心內容。

    一是通過“篡改”“掩蓋”了美國新軍事戰略的打擊目標是中國。美國媒體報導“新的軍事戰略明確指出,在美國預算面臨整體緊縮的情況下,美國未來將逐漸遠離地面戰爭,重新調整軍隊應對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威脅,加強海軍和空軍力量在太平洋和霍爾木茲海峽與中共和伊朗抗衡。”
    而在中國媒體報導中,則“刪掉”了“中共”二字,把美國新軍事戰略的打擊目標變成只剩伊朗一個國家。
    二是把美國新軍事戰略的目的是“準備發動戰爭”,“篡改”成為是“維護亞太的安全與繁榮”。美國媒體報導新軍事戰略變革的目的是“意味著順應如何準備發動戰爭的變化”;而中國報導則“篡改”為是為了“維護亞太的安全與繁榮”。

    這兩點“篡改”恰恰是對美國新軍事戰略打擊目標的“根本篡改”,經過這樣一“篡改”,美國新軍事戰略針對中國的“戰略威脅”和戰爭準備,完全“變成”了幫助中國和平發展的友好戰略,至少是對中國完全無害的戰略。要知道,對本國人民“隱瞞”敵人軍事打擊的資訊,與隱瞞本國政策和事件的資訊,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隱瞞”和“篡改”本國政策和事件的資訊可以用維穩來解釋;但是,隱瞞敵人軍事打擊的資訊,則是剝奪了本國老百姓逃命的機會,特別是再把準備前來屠殺本國人民的侵略者篡改美化成為和平使者,則完全是對本國人民的嚴重犯罪。
    中國媒體轉載的是「新華網」“篡改”的報導,我們不知道眼下“篡改”美國戰爭威脅的人,與“圍攻”孔慶東等愛國人士的人是否屬於同一夥人,但是他們所從事的“罪惡勾當”卻完全相同,都是在把13億中國人民置於死地。雖然他們的直接動機和目的,並非是要把13億中國人民置於死地,並非是讓絕大多數中國人民死於非命,可能只是為了繼續向美國輸送財富,幫助美國以及周邊國家繼續侵佔中國的海域和領土,而又不致于引起老百姓的憤怒和不滿,故而向老百姓掩蓋美國對中國充滿敵意的戰爭威脅,但是,他們這樣做的客觀作用,卻是在不折不扣地把中國變成膏血遍地、堆屍滿街的血腥屠宰場。

    美國新軍事戰略說得清清楚楚:“美國未來將逐漸遠離地面戰爭”“用海軍和空軍力量在太平洋”與中共抗衡,也就是說,美國要把中國變成未來戰場,戰爭不僅不會導致美國平民傷亡,甚至不會導致美國士兵傷亡。
    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核大國來說,難道就不會把戰火也燒到美國本土?美國堅信不會,美國新軍事戰略就是建立在中國絕不會把戰火燒到美國本土的基礎上,如同美國堅信伊拉克和利比亞不會把戰爭燒到美國本土一樣。美國的這種自信來自哪里?就是來自於中國的“第五縱隊”漢奸勢力。中國媒體對美國新軍事戰略的“篡改”就完全證實了美國這種自信具有鋼鐵般的事實依據。如果一個國家連對方發出的戰爭威脅都要向本國人民“隱瞞”;
    在對方已經宣佈要對本國進行軍事打擊的情況下,仍然“欺騙”本國老百姓去相信對方是和平使者;
    在對方已經率領和“操縱”周邊國家開始瓜分本國領土的情況下,仍然要瞞著本國人民把財富源源不斷地向對方輸送;
    在對方總統、國務卿、國防部長直到核潛艇艦長都表示要用武力解決中國南海問題的情況下,中國媒體和外交官卻仍然在欺騙中國老百姓說中美是友好合作關係……
    如果連這種口頭上的戰爭威脅都“不敢正視”,都“怕得要死”,又怎麼可能有勇氣把戰火燒到美國本土?現在,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僅僅是發佈了一個打擊中國的新軍事戰略,還沒有真的實施打擊,整個中國從官方到民間所有媒體就全都在替美國“掩蓋”,全都在替美國向中國老百姓保守秘密,一旦美國真對中國動起手來,中國媒體和外交豈不是會比現在更加徹底地站在美國一邊!這就是美國自信戰火不會燒到美國本土的原因。

    站在美國新軍事戰略的立場上來看當今中國人民掀起的偉大的“反漢奸運動”,就會深深理解這場“反漢奸運動”實際上是中國人民的一場自救運動。中國人民一滴血一滴汗養育出來的精英集團背叛了人民,他們不僅把中國人民的資源和財富送給了美國等西方國家,甚至最終還要把中國人民的性命也一併送給美國等西方國家。在沒有發生侵略戰爭的和平時期,一個國家的精英集團把本國人民全部出賣給敵對國家,這在人類歷史上是十分罕見的現象,從北宋到晚清從未有過,包括“賣國”最嚴重的“蔣介石集團”表面上也還喊幾句抗日口號,至少還不會幫助日本鬼子欺騙中國老百姓,甚至連當時替日本鬼子宣傳“共存共榮”的“漢奸”也是在日本鬼子指使下迫不得已的行為,而如今中國的精英集團卻是在美國沒有任何指使的情況下,“主動”把美國的戰爭威脅“篡改”成為和平友好行動。可見當今漢奸之可惡,遠遠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

    在中國人民發起偉大的“反漢奸運動”進行民族自救的同時,我們想起了中國共產黨。其實,更應該奮起自救的是中國共產黨。仔細看一下美國新軍事戰略就會發現,雖然美國把中國和伊朗同時列為戰爭目標,但是其中卻有一個性質截然不同的區別——對伊朗是打擊伊朗這個國家,而對中國則只是打擊中共這個政黨——美國新軍事戰略的用詞是“與中共和伊朗抗衡”,而不是與中國和伊朗抗衡。美國之所以提出在伊朗打擊整個國家而在中國只打擊共產黨,絕不僅僅是因為伊朗是一個小國而中國是一個大國,而是因為伊朗是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家,沒有經過中國和利比亞那樣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沒有第五縱隊“漢奸帶路黨“,國家不是依靠軍警慰問而是依靠群眾維穩,很難通過內亂搞垮伊朗政府,所以只能通過外部力量打擊整個伊朗國家。
    而中國則不同,情況比伊拉克和利比亞更加糟糕,一是通過“新自由主義改革”的“貧富兩極分化”和腐敗,“激化”了中國社會的官民矛盾和黨群矛盾,埋下了中國內亂的社會種子。
    二是通過“妖魔化”毛澤東和“妖魔化”文化大革命把共產黨成功釘死在道德窪地上,“漢奸勢力”控制了意識形態和主流媒體,“漢奸文化”滲透到社會每一個角落,黨校反黨、黨報反黨,甚至“模範共產黨員”反黨,已經成為一種政治時尚,成為所謂改革派的最醒目標誌,中國漢奸力量在反黨的旗幟下迅速聚集起來,不僅“控制”了幾乎整個媒體,甚至還控制了絕大部分政府部門,形成了超越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的強大力量。
    三是漢奸勢力用維穩綁架了共產黨,他們一方面打著共產黨的“旗號”大肆搶劫百姓,一方面把搶劫罪名反手扣到共產黨頭上,如此一來,老百姓的“怒火”越大,共產黨維穩的壓力就越大,共產黨維穩的壓力越大,“漢奸勢力”在維穩的名義下對老百姓的搶劫和鎮壓就越嚴重,由此形成了老百姓疲於奔命、共產黨疲於維穩的惡性循環。這種惡性循環,即使沒有外部干預,最終也會變成內亂。而只要稍加干預,這種建立在惡性循環基礎上的維穩大廈就會轟然倒塌,這就是美國堅信能夠把中國變成第二個利比亞,在零傷亡的情況下“顛覆中國”的信心之所在。在此我們看到,美國再次十分巧妙地吸收了毛主席的統一戰線思想,對中國各種政治力量進行分化瓦解,只提打擊“中共”,不再提打擊中國,以此來把中國共產黨變成第二個卡紮菲(格達費)。

    所以,中國共產黨也到了該進行自救的時候了!
    要記住,美國新軍事戰略提出的是要消滅中共,而不是消滅中國——儘管其最終目的是要“肢解中國”。特別是在美國看來,共產主義是比法西斯主義更加邪惡的力量,要用比處死卡紮菲和納粹黨徒更加殘酷的手段來對付共產主義者。從2007年美國總統小布希(布希三世)到現在的總統奧巴馬,都在罪惡排序上把共產主義排在法西斯主義前面,小布希發誓要為被共產主義殺害的死難者報仇,奧巴馬發誓要繼承先輩與共產主義鬥爭的“革命”遺志,為剷除共產主義而鬥爭。請那些目前還沒有暗中投敵並且以後也不打算投敵叛變的共產黨人想一想,連沒有被美國政治家如此仇恨的卡紮菲都會被當街亂槍打死,而被美國如此仇恨的中國共產黨人到時還會有更好下場?如果說,在此之前,體制內的中國共產黨人對美國抱有“幻想”還是可以理解的話,那麼在美國新軍事戰略已經出臺的今天,已經把中國共產黨列為打擊對象的今天,已經把共產主義和恐怖主義並列的今天(小布希早就宣佈“反恐就是反共”),仍然對美國寄予幻想,那可就真是“自作孽不可活”了。

    中國人民已經醒來了,中國共產黨,也該醒醒了。

    有人總是像李鴻章要脅慈禧太后那樣要脅共產黨,聲稱一旦對外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干預,國內老百姓就會趁機造反推翻朝廷,慈禧太后就是聽信了這種鬼話才走上了賣國道路。其實,這種論調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太小瞧了中國人民,中國人民的民族大義和家國情懷是與生俱來、不可磨滅的,這種超越自我、支撐天地的崇高品質和獻身精神,是引導人類社會向前發展最根本的價值取向,是中華民族歷盡艱難、飽經憂患而生生不息最根本的生命源泉,中國人民無論在多麼艱難困苦的情況下,都始終不渝地把祖國看成是偉大的母親,哪怕是受盡委屈也不會背叛母親。這是那些受西方價值觀薰陶、尚未擺脫低級動物本能狀態的私利主義者的黑暗靈魂永遠無法理解的精神現象,如同低級動物永遠無法理解高級動物的精神現象一樣。中國人民從來不會因為苦難和壓迫而背叛祖國,歷史上是如此,現實同樣是如此。
    中國的資本主義是世界歷史上最血腥最殘暴的資本主義,可是,2011年美國利用這一點在中國搞“茉莉花革命”,企圖推翻共產黨時,整個中國沒有一個老百姓站出來支持美國的“茉莉花革命”,包括那些拼死上訪的老百姓也拒絕參與其中,這些連死都不怕的訪民為什麼要拒絕參加,因為中國老百姓天生的政治嗅覺,使他們聞到了“茉莉花革命”的“漢奸”味道。再看看眼下,地方政府在奪老百姓的地,“開發(奸)商”在扒老百姓的房,股市在搶老百姓的錢,醫院在要老百姓的命,可是,中國老百姓並沒有因此就趁共產黨之危,與美國顛覆勢力和漢奸勢力聯合起來,如同蘇聯東歐和中東北非那樣,借機打倒共產黨,相反,中國老百姓看到共產黨有危險,立刻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漢奸運動”,向共產黨伸出了援救之手。這就是我們的人民,這就是我們這塊熱土生活的偉大人民,有如此偉大寬厚的人民做後盾,共產黨應該感到幸運,這是其他國家共產黨所沒有的歷史幸運,如果不為這種幸運感謝人民,接受人民,融化於人民,反倒是防範人民,害怕人民,把人民當敵人,那就只能是自絕於人民,自絕於歷史!

    可是迄今為止,面對美國的戰爭威脅,中國的反映卻令人憂慮,幾乎又在重演歷史上退縮忍讓最終任人宰割的亡國悲劇。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被問到對美國新軍事戰略的看法時,外交部發言人卻避實就虛地大談了一通中、美合作友好之類的題外話,而對美國戰爭威脅沒有哪怕是一個字的評論;
    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一位將軍的話更加雷人,說什麼“美國這一軍事戰略並不完全針對中國。”這句話如同說“美國原子彈並不完全扔到中國”一樣荒謬絕倫,美國軍事打擊目標“完全針對中國”和“並不完全針對中國”,對中國來說又有什麼區別?難道有伊朗陪著共赴黃泉就應該感到慶倖?真不明白這位將軍對強盜“並不只搶劫他一家”有什麼值得安慰的。反觀GDP和人口只相當於中國5%的伊朗,面對美國的軍事威脅,反倒義正辭嚴地表示,一旦美國膽敢對伊朗實施石油禁運和軍事干預,伊朗海軍將用武力封鎖霍爾木茲海峽。
    本來,無論是按照生活常理,還是按照軍事常規而言,在美國沒有解決伊朗問題之前,不應該把中國也同時列為打擊對象,可是,美國國防部長卻在最近宣佈,如果中國和伊朗阻止美軍進入中國南海和伊朗霍爾木茲海峽,美國將集中全部資源予以打擊。美國在還沒有打下伊朗之前又突然加上一個中國,無論其中有多少個解釋,至少有一點確定無疑,就是在美國看來,加上中國這個打擊對象並不會增加困難和風險。號稱美國核潛艇之王的“俄亥俄號”艦長希克斯的話也證實了這一點,他在接受記著採訪時說,他“並不擔憂南海爭議”,因為“只要接到長官指示,他的‘俄亥俄號’可以完成任何任務”,請注意,這位美國艦長說的是“完成任何任務”,並沒有任何例外,自然也包括大規模屠殺和人口滅絕。只要稍微注意一下當今美國精英集團對中國的討論,就會發現美國已經輕視中國到了何等程度。目前美國在如何對待中國的問題上,無論是軍人還是政客,所討論的問題始終只有一個,就是採用什麼辦法扳倒中國(Take China down)更好,而從沒有任何人討論過能不能扳倒中國,這就如同老百姓過年殺豬一樣,所討論的問題永遠是怎樣殺豬更好,而不絕會去討論能不能殺得了豬。

    可見,在美國人眼裏,中國人已經變成了可以隨意宰殺的豬羊!

    正是因為美國人的傲慢自信和中國人的“畏縮退讓”才越來越“激發”了中國周邊國家對中國的野心,使東亞地區史無前例地進入了欺辱中國的時代。如今中國人打開電視,看到聽到的永遠都是,哪個哪個國家又扣押了中國漁船,又逮捕或毆打了中國船員;哪個哪個國家又佔領了中國島嶼,又在中國海域開發了油田;此時此刻去上網,所看到的則是日本議員登上了中國釣魚島,菲律賓軍艦開進中國九段線(中國國界)巡航;而中國的反映,則“永遠”都是外交部的口頭抗議,唯一變化就是發言人的性別偶爾不同——有時候是個小白臉,有時候是個漂亮娘兒們,抗議的詞句則完全相同。外交部給中央的建議和給百姓的解釋也始終只有一句話:“不用武力保衛國土是大國自信的表現,是綜合國力強大的標誌”,按照這個邏輯,等到哪天中國領土被侵佔得只剩下一個中南海了,中國就徹底自信徹底強大了。據說,這是中國外交泰斗吳建民(太監)的著名格言,是中國外交部和外交學院最根本的外交理念,不幸的是,這個連秦檜和李鴻章都會嘲笑太弱智的外交理念,竟然“主宰”了中國外交界。

    當今中國想起來也真是不幸,辛辛苦苦養了一批經濟學家,結果是把中國的資源和財富輸送到了美國,還搞出了一個不男不女的“中美國”;
    辛辛苦苦養了一批法學家,結果是不僅弄出個“西門慶立法”,把老百姓整得屁眼兒朝上,還把共產黨和共和國弄成了沒有合法身份的“黑戶”,應該被美國消滅;
    辛辛苦苦養了一批生物學家,結果是把13億中國人民變成了實驗轉基因主糧的“國際小白鼠”;
    辛辛苦苦養了一批外交家,結果是喪權辱國還不算,反倒在大會小會上大講特講,中國老祖宗不講理,把國界劃到了對方家門口,現在我們要重新劃給人家。美國人和周邊國家聽中國外交官這麼一說,立刻來了精神,把軍艦開進了中國海域。並且所有國家前來中國割讓土地的要求,美國強迫中國放棄南海的要求,竟都是以中國外交官的話為依據。以往西方列強提出的不平等條約是強加給李鴻章的,現在美國率領亞洲諸弱的不平等要求則是根據李鴻章的話提出來的。你說當今中國冤枉到了何等程度!

    美國把中國列為新軍事戰略打擊目標,是中國“韜光養晦”甘當三孫子的“綏靖政策”激發起來的,如果繼續照此下去,伊拉克和利比亞的悲劇將很快在中國重演,一旦到了那時,就一切都晚了。此前我們一直在講,只有敢戰的民族才有可能避免戰爭,只有不怕鬼的人才不會遇到鬼。現在中國是到了“內懲國賊、外保衛國土”的時候了,中國人民大眾已經喊出了打倒漢奸,中國紅色大潮已經矛頭直指漢奸,共產黨根本無需多費力氣,只要順應歷史潮流和人民要求,就能夠順利剷除美國對華軍事戰略的根本基礎——漢奸,為中華民族崛起掃清障礙。

    幹吧,中國共產黨,你已經沒有了任何退路!當狼已經張開血盆大口時,要想活下去,就要成為獅子,而不能繼續成為羊。

    20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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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美國媒體的報導

    《美國新軍事戰略出爐 集中抗衡中共伊朗》

    奧巴馬政府美東時間1月5日(週四)在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公佈的一項新的軍事戰略明確指出﹐在美國預算面臨整體緊縮的情況下,美國未來將逐漸遠離地面戰爭﹐重新調整軍隊應對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威脅,加強海軍和空軍力量在太平洋和霍爾木茲海峽與中共和伊朗抗衡。

    美國總統奧巴馬出席了國防部的新聞發佈會並發表講話。官員們說,總統參加國防部新聞會在歷史上是首次。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週三表示,奧巴馬非常積極的參與了這一新戰略的制定,從去年9月起曾與國防部長和軍方高層、包括部隊指揮官進行密集會面。

    美國當局計畫將縮減陸軍和海軍陸戰隊的規模,有效地限制未來大規模的國家建設任務﹐縮小美軍在歐洲的足跡。國防部官員說,現在為57萬人的陸軍,很可能要削減至約49萬。美國地面部隊將不再大到足以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地區進行長時間、大規模的剿匪運動。

    在未來十年內軍隊預算減少為 4,870億美元,奧巴馬表示,該戰略的目的是要避免粗心浪費,但全面的削減,將會危及國家安全。他補充說,美軍將不得不作出後10年的國防開支的增長記錄。

    “我們的軍隊將被精簡,但世界必須知道,美國是要保持我們敏捷、靈活和應對突發事件及威脅的全方位的軍事優勢。”奧巴馬說。

    “我們不能重複錯誤的過去,留下對未來的準備不足。”奧巴馬說:“作為總司令,我不會讓這種情況重演。”

    針對美國軍方未來能否在同一時間應對兩個主要衝突的猜測﹐國防部長帕內塔說,新的部隊結構將意味著順應如何準備發動戰爭的變化。“我們將有能力面對和戰勝一次超過一個對手(的戰鬥)。”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登蒲賽將軍說,美國軍隊仍然遍及全球。“我們有著全球性的力量,我們必須能夠進行跨全方位的活動和軍事行動。”

    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計畫還指出了新的投資領域,如特種作戰部隊,仍將是重中之重。其關鍵任務包括去年成功殺死本拉登。同時也將資助一些監控技術,包括無人駕駛飛機和融合來自不同來源的情報的能力,以及其他反恐舉措,網路戰和遏制核武器擴散等。

    帕內塔說,國防部(對外侵略部)削減預算的一些具體細節將在最後預算提案完成之前的本月晚些時候出爐。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登蒲賽將軍(右)說,美國軍隊仍然遍及全球。“我們有著全球性的力量,我們必須能夠進行跨全方位的活動和軍事行動”。

    美軍去年年底撤離伊拉克,美國將對外重心轉向亞太地區。接近帕內塔的軍事專家表示,奧巴馬反對將美國目前的11個航母戰鬥群削減至10個,認為美國需在太平洋地區保持足夠威懾力量,以應對來自中共當局的可能威脅。

    儘管美國國防預算將面臨重大削減,但是奧巴馬總統去年11月訪問澳大利亞時表示,縮減美國國防開支不會以犧牲亞太地區利益為代價。國防部長帕內塔在去年10月訪問日本時也表示:“我們將會加強我們在太平洋地區的存在。”

    儘管觀察家認為華盛頓與北京發生正面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很小。但美國與伊朗之間關係近期呈現劍拔弩張之勢。伊朗當局上周發出威脅說,一旦美國因為伊朗的核專案而對其實施石油禁運或是伊朗與美國爆發全面衝突,它將使用武力來封鎖重要石油通道霍爾木茲海峽。

    伊朗軍方本週二則發出警告,要求美國的航空母艦不要返回波斯灣,否則伊朗軍方可能採取行動。對此美國表示,美軍艦在霍爾木茲海峽的通行符合國際法規定,美國有義務確保航海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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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中國媒體(新華社)的報導

    《美國宣佈新軍事戰略將重心轉向亞太地區》

    記者/支林飛 杜靜 華盛頓1月5日電

    新華網 

    美國總統奧巴馬5日宣佈推出一項新軍事戰略,強調美國雖然面臨預算壓力,但將努力確保其“軍事超強”地位,同時將美國軍事重心轉向亞太地區。

    奧巴馬當天在五角大樓與國防部長帕內塔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鄧蒲賽一道舉行了記者會,公佈了這份題為《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國防的優先任務》的新軍事戰略報告。新戰略暗示美國將縮減陸軍規模,並減少在歐洲的軍事存在,轉而加強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以維護亞太的“安全與繁榮”。

    奧巴馬在講話中表示,美軍在經歷十年戰爭後正處於“一個過渡時期”,雖然美軍將繼續為維護全球安全作貢獻,但有必要對其關注重點進行再平衡,把重心轉向亞太地區。他強調,雖然美國面臨削減國防預算的壓力,美軍規模將會縮減,“但世界必須知道,美國將維持其武裝部隊的軍事超強優勢,美軍將保持靈活性,準備應對各種緊急事態和威脅”。

    這項新軍事戰略保留了美軍的一些傳統使命,包括打擊恐怖主義、維持核威懾、確保國土安全、阻止和挫敗任何潛在敵人的入侵等,同時強調將提高美軍在網路戰、導彈防禦等方面的能力,但將避免發動類似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這樣的持續時間很長的大規模戰爭。

    奧巴馬政府是在面臨緊縮預算的巨大壓力、反恐戰爭取得“階段性成果”(?)、美軍撤出伊拉克和正從阿富汗撤軍的背景下提出以上新軍事戰略的。為了削減不斷增長的財政赤字,奧巴馬政府(注:在未來美政府每年年度預算實際的債務赤字將增加高達1.5兆美元以上之主權信用破產邊緣情況下)提出了大幅縮減預算(注:實僅為象徵性小幅度削減)的計畫,其中包括在今後10年內削減4890億美元的國防開支。


  33. 2012/01/25 於 10:09 patchpieces

    □□ 日帝殖民者把勇敢抗日台灣人基因一一撲殺培植台奸走狗為士紳地主

    百多年來統治著台灣此日美附傭殖民屬地的霸權意識型態:
    首先是1895~1945「日帝殖民皇民主義」-全面撲殺六十萬勇敢抗日志士,以“阻截”台灣獨立“回歸”中國祖國;
    接著1946~1990文化霸權是「反共右翼法西斯主義」美日台右翼反共圍堵白色恐怖撲殺-全面撲殺心懷紅色祖國的泛統派台灣文化精英;
    再來1991~2008文化霸權就是美日舊殖民勢力扶植下的滯台皇民浪人三腳老台奸復辟分離主義假借民主之名推動的偽台灣國族主義;表現在成立於全台實多半為皇民遺族餘孽的所謂本土社團(皇民學社叫獸)
    而貫穿這三者的本質就是「反共」與「反中國」的複合意識,這種複合意識存在於日本主子右翼法西斯的思想和歷史脈絡中,也獨霸於戰後冷戰與內戰的時代中。

    □□ 美國駐台副領事葛超智特工陰謀策動少數士紳請願託管釀致228悲劇

    美國駐台副領事George Kerr葛超智228事件事發前服務於OSS(CIA中央情報局前身),他以台灣地位未定為由鼓吹「託管論」,私下在台灣糾集台灣士紳從事台灣獨立活動,丘念台亦指葛超智在台進行情報工作。證據顯示整起台灣人「託管」事件葛超智介入甚深,甚至可說台灣人請願行動係葛氏於幕後指導。葛超智於1965年完成Formosa Betrayed藉此書推諉責任將二二八事件曲解成台灣人尋求託管與獨立運動,將自己塑造成關心台灣人民前途的人道關懷者,日後更搖身一變成為台獨運動「教父」。葛超智私下企圖透過由少數台籍領袖對以美國政府「請願」方式,促成美國「託管」台灣的目的。

    □□ 台灣法西斯社會轉型正義暗無天日 白色恐怖左派台灣精英光環遭篡奪

    美帝主導全球反共肅清白色恐怖撲殺 “美蔣”反共屠殺近萬左派台灣精英
    反抗美帝扶持的美蔣腐敗政權的「白色恐怖五千名勇敢台灣人死刑政治受難者」與長期由美日帝國殖民勢力背後扶持的今日皇民台奸嘴炮台獨運動之間並無絲毫關係(反共肅清白色恐怖撲殺期無一孬種皇民台獨遭判死刑,因為皇民台奸台獨長期受到美日主子的寵愛扶植暨政治庇護)美蔣1950年代展開的白色恐怖撲殺本土精英受害政治犯實則全都是共黨及左派「心向紅色祖國」之泛統派人士。白色恐怖台灣左派精英政治犯受害者之政治光環卻在美蔣法西斯餘孽默許下遭復辟皇民浪人所無恥篡奪。光是以1950年代的前五年,美蔣政權在臺灣至少殺害了近5000名地下黨及左派人士;8000個以上的“匪諜”、知識份子文化人、工農,並將同樣數目的人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到無期徒刑。這就是一般所謂的“臺灣50年代白色恐怖”。

    □□ 美帝主導全球反共肅清白色恐怖撲殺1965指揮印尼屠殺百萬左派人士

    美帝中情局在澳大利亞和英國當局的緊密配合下主導了蘇哈托執行的印尼1965年軍事政變。近百萬工人農民學生和政治活動分子在政變後慘遭屠殺。用血腥和鐵腕手段統治了印尼32年的“軍事強人”—蘇哈托在美英帝國主義策劃和配合下,聯同另一反共將領納蘇蒂安五星上將發動了一次軍事政變。這場蓄謀已久旨在推翻蘇加諾總統消滅共產黨,以便完全倒向西方世界的政變使印尼共和國頓時陷入血泊當中,數十萬的印共黨員,上百萬的無辜工人農民不管男女老幼被劊子手的屠刀槍炮殺害了

    □□ 台政腐霉體軍隊院校社團雖潛伏佈滿美諜特務 但享宗主權從不遭逮捕

    美帝中情局黑手在台反華反共鬼島肆無忌憚囂張自由橫行活動七十年秘辛
    反華反共鬼島美諜特務鬼影徸徸 極右翼麥卡錫陰魂餘孽地方黑金派系林熔煽自由屎報為Taipei Times台北屎報的母報 寇謐 美諜線民假美洋鬼子製造假消息假新聞投書美霉告密告洋狀與美帝主子一搭一唱唱雙簧亂台灣,一手裝神一手弄鬼恫嚇台灣人製造台灣警察法西斯社會動盪不安 自由屎報林熔煽皇民地方黑金地痞假新聞一搭一唱唱雙簧翻雲覆雨亂台灣樂此不疲、變本加厲!美帝宗主國這次通過民進黨蔡英文皇民勢力再次放出“一邊一國論”,並指令腐敗的台灣金權司法系統放出洗錢扁,既有未來搞局部台獨以威脅中國大陸,又有放縱台獨以拉攏並堅定日本國內“反華抗中”意志的雙重意圖
    □□ 台教會、台灣社、北社和南社等滯台三腳其實都是皇民買辦化的外來社團 

    反抗美蔣獨裁政權的「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勇敢台灣人」與長期由美日帝國殖民勢力背後扶持的今之皇民台奸嘴炮台獨運動之間並無何關係(反共肅清白色恐怖撲殺期無一孬種皇民台獨遭判死刑,因為皇民台奸台獨長期受到美日主子的寵愛扶持暨政治庇護)美蔣1950年代展開的白色恐怖撲殺本土精英受害政治犯全都是共黨及左派「心向紅色祖國」之泛統派人士。白色恐怖台灣左派精英政治犯受害者之政治光環卻在美蔣法西斯餘孽默許下遭復辟皇民浪人所無恥篡奪。光是以1950年代的前五年,美蔣政權在臺灣至少殺害了近5000名地下黨及左派人士;8000個以上的“匪諜”、知識份子文化人、工農,並將同樣數目的人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到無期徒刑。這就是一般所謂的“臺灣50年代白色恐怖”

    □□ 面對美日主子江河日下 皇民社團走狗收斂了不敢再鬼叫正名制憲建國

    2010年以以龐氏詐騙模式失敗民主債務國家-美帝、歐洲和日本主權債務危機為標誌,由實則上已然全面破產的私有銀行金融體系轉嫁債務予國家政府承擔及虛擬紙貨幣信用危機全面進入國家主權債務危機階段。2011年全球失敗民主國家]政府債務總規模將超過50兆美元,民主債務國家的政府債務規模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將突破100%。與新興債權國強勁的財富創造能力相比,民主債務國乏力的經濟增長、脆弱的償付能力將加劇國家債務危機,拖累世界經濟,並導致信用戰爭升級,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破壞力量

    □□ 美中情局外圍組織維基解密映照出美諜特務滲透佈滿全台灣 無孔不入

    主要由美中情局線民特務所組成的中情局外圍組織維基解密為了瀕臨爆破邊緣的美帝金融泡沫危機解圍、四處潑糞挑撥製造矛盾轉移焦點視線,近一年來突然出現崛起,並心急如焚地頻頻爆料。臺灣島賤骨頭民主政治人物對美帝駐台總督主子情蒐的彙報猶如美諜情報員,和美國主子官員的談話被視為接近和獲得美國寵幸的重要機會。藍綠橘紅各方賤骨頭民主政治人物爲了爭寵接近美國主子絡繹於途,為能夠被美帝駐台總督主子邀約談話為無上光榮,顯見美國操控臺灣黑手。

    □□ 爭寵美駐台特首人選依例事先得逐一前往美國匯報接受主子審查旨示

    由於呆頑六十餘年來一直是美帝反華的鷹犬附傭屬地,呆頑爭逐美帝駐台特首代理人(兒皇帝)人選事先都得前往黴戾奸宗主國接受主子的審查及旨示。黴戾奸主子比照2007年馬娘(及奸巧謝)在競選前事先前往美國匯報接受黴戾奸副國務卿層級的考核旨示,此次主持審檢考核蔡英文地主候選人選的同樣是副國務卿層級的國務院副國務卿奈茲,還有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坎伯。黴戾奸主子將會在審查匯報中確認空心菜的中國大陸、國防政策是否符合黴戾奸國家戰略利益目標,是否會繼續致力維持兩岸長期敵對及分治之兩國論關係等。

    □□ 美重申不承認台灣是主權國家 民進黨(及獨台台灣國民黨)走狗裝聾作啞從不敢對主子嗆聲

    美國再度重申:不承認臺灣是啥主權國家!美國官員說台外交官劉姍姍無法享有外交豁免權是因為臺灣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美國和日本主子多年來已多次反覆重申:台灣並非甚麼主權國家!可鄙又可笑的是,在精神病鬼島內最有他媽的呆頑狼尊嚴(逢中必反)、又最會噁心裝腔作勢作秀的綠營民進黨走狗右憤徒孫無賴們卻總是噁心始終如一「顧左右而言它」裝聾作啞裝鴕鳥,從來都不敢對其美、日主子放個響屁,更不用說甚麼敢對主子歇斯底里嗆聲抗議了!負責本案的聯邦檢察官柯德斯告訴NBC電視新聞由於美國不承認臺灣是主權國家,因此劉姍姍無法享有外交豁免權。

    □□ 台灣長期來是美帝反華的附傭屬地永遠不敢碰美帝駐台總督一根汗毛

    在美台關係中從來就沒有過平等。美帝是主子、皇民化的台灣則是附屬附傭。台灣對美國要有二個絕對服從:一,服膺美帝主子的戰略利益與美國經濟利益。二,服從美帝的政治安排與指導。服從換來的是所謂的主子保護(以華制華棋子)。所謂的美台關係平等只是台灣人的自我唬爛矇騙。其實台灣上下至今仍認為離開美國的保護台灣就完了。美國可以隨意抓捕台駐堪薩斯辦事處處長,但台灣永遠不敢碰美帝駐台總督一根汗毛。

    □□ 美帝主導全球白色恐怖近20年輸出顏色革命 難道馬英九/蔡英文不用負責任嗎

    冷戰期間拉丁美洲的巴西、阿根庭、烏拉圭、巴拿馬、玻利維亞等國顛覆合法政府的一系列“軍事政變” 、軍事獨裁強人的反共白色恐怖屠殺無一不是“民主美國”所背後策劃支持的。
    美國政府一直將民選的社會主義總統查維茲視為“眼中釘”。美國明裡暗裡支持委內瑞拉親美勢力發動未遂政變,“企圖推翻”執政的“民選合法”的查維茲政府。政變前美國主要通過美國政府背景的「美國全國民主基金會」向發動政變的委內瑞拉親美勢力提供資金。「全國民主基金會」是1983年由美國國會建立的,目的是“加強世界上的民主機構”,它接受政府的和私人的資金。該“基金會”的拉美和加勒比主任薩瓦蒂尼是委內瑞拉政變勢力重要的政治顧問,推動和支持整個反對政府的“陰謀網”,此人與委內瑞拉的政變分子保持經常的密切聯系。委內瑞拉駐美洲國家大使瓦萊羅揭露說,除「美國全國民主基金會」之外,美國政府還通過「美國新聞社」提供210萬美元,通過國務院的民主、人權和勞工辦公室提供100萬美元,通過國際開發署提供200萬美元,這些錢都用於“資助”委內瑞拉反政府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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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諜特務四人幫)黎智英黑金操控“抗中亂港” 必須徹查》

    (香港)大公報/社評

    2011年10月19日
    http://www.takungpao.com/opinion/takungpao/2011-10-19/980069.html

    本港政黨政治昨日爆出有史以來的最大“醜聞”:

    ──公民黨、民主黨、社民連、前反對派政黨,過去幾年的主要活動經費原來全部由同一個「金主」、「壹傳媒」老闆黎智英所提供,其中「民」、「公」兩大黨收取的款項都在一千萬元以上,民主黨去年的三百多萬經費更全部由黎智英一人「包辦」。
    看來,所謂「四大」反對派政黨原來全部都姓「黎」!

    ──更有甚者,那個「政治主教」陳日君,自○五年開始,年年收取黎智英三百萬至五百萬不等,迄今總數已逾二千萬;但對這筆巨額「捐獻」,天主教香港教區負責人昨日表示不知情、也從未收過錢。
    看來,不僅教區不知道,就是上帝也被他的「牧者」騙了!

    ──還有,那個「香港良心」陳方安生,2007、2008年分別收取過黎智英的二十萬和一百萬,前者是支持「參選」立法會、後者是支持成立「民間策發會」反對政改方案,看來,不僅「四大」反對派政黨都姓「黎」,連陳太也「改姓」了。

    有關消息,先在網上流傳,再經多份報刊及電子媒體廣泛報導,全港市民嘩然!而在有「抬頭人」支票真名實姓的鐵一般證據下,當事人黎智英“裝聾作啞”“不敢回應”,其轄下「蘋果日報」更“閃閃縮縮”的只在「政治八卦」版略為報導,而「受惠」的反對派政黨和個人,既不敢承認也不敢否認,一副「此地無銀」的“窘態”畢露。

    當然,本港是自由社會,人人有權選取自己認同的政治團體給予支持;但是,當全港主要的反對派政黨、當全港所有的抗中亂港政治活動,都同時由一個「金主」、一個傳媒老闆所支持,那問題就絕不簡單、十分嚴重的了。事態的嚴重性在於操控二字。黎智英年年拿出以千萬計的金錢資助反對派政黨,動機何在?目的何存?難道他真是那麼的無私和慷慨,只求付出、不問「收成」嗎?

    而且,當全港主要的反對派政黨都被「收編」到「黎」字旗之後,本港的民主政治還能有獨立自主生存的空間嗎?
    還能推動港人社會的政治生態正常、健康發展嗎?
    屆時「黎老闆」或「老闆的老闆」要東要西、要這要那,今日反政改、明日抗遞補,「小的們」敢不言聽計從、「身」照辦嗎?

    事實是,不管在任何民主國度或社會,政黨政治都會涉及千絲萬縷的金錢關係,但作為有目的、有企圖、有回報的「政治獻金」,特別是躲在幕後、隻手遮天、操控一切的壟斷式「政治黑金」,絕對是為所有的民主、法治社會所不容。近年日本換首相如「走馬燈」,其中不止一位都是因接受「政治獻金」而要黯然下台的。

    九七回歸後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下,香港可以照行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但不能被個別人勾結外國勢力,企圖變特區為反華反共基地。黎智英以巨額金錢收買反對派政黨,“全面操控”本港的“抗中亂港”活動,已經構成性質十分嚴重的政治事實,對此,特區政府有關部門、“廉政公署”必須展開徹查,廣大市民更有權要黎智英公開交代:「政治黑金」與“(反華反中)外國勢力”有何關係?(肥佬黎智英)「蘋果日報」“抗中亂港”還要亂到何時?

    ========================================================
    《美國干預香港實錄》

    文/劉乃強 (全國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中國評論》2011年12月號

    肥佬黎智英(壹傳媒/《蘋果日報》)在香港政治中扮演什麼角色,令人懷疑

    表:黎智英近年政治捐獻

      奇怪的政治捐款

      10月中,一個以臺灣為基地的資料分享軟體網站FOXY出現了一些有關黎智英(壹傳媒/《蘋果日報》)2005年至今年的政治捐獻紀錄和預算。捐獻的對象包括(香港)反對派的政黨如“公民黨”(1,455萬)、“民主黨”(1,369萬)和社民連(100萬)等,和個人如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130萬),和獲得最多捐款的退休天主教樞機主教陳日君(2,000萬)。

      (見表:黎智英近年政治捐獻)

      陳方安生只在2008年參加補選,那麼2007年和2009年的款項是用來做什麼的呢?陳日君更離奇,他在2009年4月才退休,在2005年~2009年這五年間,他身為現職樞機主教,而教會每年從信眾和各界收取善款,用於維持教會營運、教育、慈善公益等用途,內部有監控,避免浪費與誤用,
    他“為何”不以教會的名義接受捐款?
    他這個當時是現職的樞機主教卻以“個人”接受這筆鉅款,香港天主教教會多次重申並不知情,更不知款項的去向。陳日君開始時還想“隱瞞”,到不能再忍時,索性借機來一次遲來的三天禁食去抗議發生多時的教育政策,高調的自稱是“敗家子”,接受捐款與政治無關,全部用於教區事務上,包括坐商務客位出差開會、給神職人員每封高達二千元利是、資助內地神父到海外進修,以及援助國內地下教會等。需要指出的是,他籠統舉出的例子,除了他個人每年數次的商務機票外,其他包括資助地下教會,都是天主教會本身經常性推行的工作,所以這位神職人員是明顯說謊。這一千多萬的鉅款真正的用途是什麼?

      政治捐款來自何方

      我們不知道,但是我們已經知道的是:

      1.黎智英在《蘋果日報》不斷跌紙,新出的免費小報《爽報》惡評如潮,廣告嚴重不足,“壹傳媒集團”要發出盈利警告,預告將出現虧損之際,他今年的捐款預算卻沒有收縮,基本上養起香港兩大反對派政黨。

      2.黎智英的捐獻紀錄全部是英文的,交收過程十分詳細而且具體,看來不光是給他自己看,還要向一些“英語人”交代。

      3.紀錄中經常出現“壹傳媒動畫有限公司”商務總監Mark Simon這個人,作款項交收仲介。Mark Simon出身“美國情報人員”,與美國政黨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資料顯示黎智英透過Mark Simon於2003~2008年經常以“壹傳媒”及《蘋果日報》的名義,向美國共和黨其他附屬右派團體捐獻,金額最少24,500美元。

      4.在這次外泄的捐款名單中,受助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跟他一起編輯《中國“六四”真相》英文版的人,乃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J.Nathan),而黎安友則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注1] 董事會董事。

      從這裏,我們很有理由懷疑黎智英散出去的不是他自己的“辛苦錢”,“來源”更很可能是美國,黎智英只是一個“中轉站”,而陳日君又是另外一個“中轉站”,將由黎智英發下來的錢再“轉發”出去。例如,轉發予更小、更分散的個人及團體。

      美國駐港領事館扮演什麼角色

      香港從來都有外國力量充斥各個領域。在回歸之後,美國駐港領事館的編制一下子增至300人,美領事館大量收集香港及內地情報,早已是公開的秘密,其中自稱“泛民”的反對派頭面人物更是他們的重要情報來源。9月份“維琪解密”公開的美國駐港總領事館主要是2005~2010年向華盛頓發出的近千份機密電報[注2],證實了美國對香港事無大小,上至特首人選、民主發展,下至香港廢物處理方向、電力市場是否開放、到我2009年初在《南華早報》提出的香港飲用水供應的安全問題,以及香港金融市場發展、香港專上教育界如何評價內地學術自由等,監察幾達“無微不至”的地步,並及時呈報華盛頓。而香港反對派與美國,則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美領館職員頻密與反對派廣泛接觸,搜集情報和意見;李柱銘、陳方安生等反對派頭目亦曾多次鼓勵和主動要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

      美國過去一直不承認干預香港事務,“維琪解密”這次公開大量電文使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很尷尬,不斷施加壓力,要傳媒低調處理,企圖蒙混過關。但是紙已經包不住火,“維琪解密”電報顯示,美國一直在“插手干預”香港事務,香港反對派“活動”“背後”有美駐港總領事館“影子”甚至主導。從這些檔,我們可以隱約的看到一條“線索”,把香港近年的眾多政治現象和事件,包括民主黨的內部矛盾、公民党的興起和跟民主黨的矛盾、陳方安生的複出、“五區公投”的原由、餘若薇和陳方安生對此的態度如何被銀主黎智英等“改變”、“泛民”的分裂、“社民連”被收編、民主黨與公民黨等的選舉策略和部署,以及反對派精神領袖式人物的可能人選等等,把個中脈絡十分清楚地貫穿起來——讓世人清楚看到,自回歸以來,香港政壇長期“動盪不安”,亂局的“源頭”,香港反對派“背後”的“銀主”和靠山就是“美國駐港總領事館”。

      2006年3月,陳日君在梵蒂岡接受冊封樞機,他帶同教齡甚淺的黎智英和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同行,並引領兩人向教宗本篤十六世朝聖。
    “維琪解密”披露,美領事館於2006年3月的電文中表明,會探討“傳媒、宗教、政客”三種力量結合下的影響力,一方面透過美國線人收集當時三人在梵蒂岡的一言一行,還研究當時傳媒的看法,和諮詢香港天主教界消息人士的意見。

      此後,陳日君、李柱銘、陳方安生及黎智英等人即被媒體稱為反對派的“新四人幫”便經常與美國駐港總領事會面吃飯,尋求“資助”及要求對方提出策略性指導,擬聯合“宗教”、“政黨”及“傳媒”三大影響力,在香港政壇上興波作浪。到2007年的立法會補選,“新四人幫”開始試圖發揮“造王者”的力量,美領事館於2007年9月的檔透露,李柱銘、黎智英等遊說陳太參選,並形容她是可以統一反對派對抗有意參選的葉劉淑儀的唯一人選,而陳太亦樂於藉此一試自己的剩餘政治影響力。“新四人幫”由勸退民主黨的甘乃威,到陳太當選上場後,正式成形,近年主導整個反對派的力量和意識形態,並開始插手反對派的選舉部署及政黨合作。眾所周知,2009年反對政改的所謂“五區公投”,是一出由“新四人幫”幕後操盤,出錢出力促成公民黨和社民連台前演出的一場政治鬧劇。

      香港反對派的“真正面目”

      “維琪解密”電報更揭示了一些在香港政壇十分活躍的重要人物所暴露出來的真面目。這些政客在美國駐港外交官面前獻計出賣戰友和盟友、出賣香港、出賣國家,與他們在市民面前所呈現那種掌握著道德高地,大義凜然地打擊建制派的言行,完全是兩回事、兩種人,讓人們對香港反對派的本質,和原形畢露的真正面目有更正確和深入的瞭解。

      當中民主黨的塗謹申,他除了是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之外,還是民主黨前主席李柱銘的“高徒”,經常跟隨李柱銘赴美“告洋狀”,乞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2003年塗謹申與李柱銘赴日內瓦將《23條》立法最新消息彙報給布魯塞爾的歐盟成員時曾恐嚇說,《23條》立法將會破壞香港與歐盟關係。“維琪解密”檔顯示,塗謹申於2007年主動向美領事館警告美國政府,聲言中共已成功滲透入民主黨,民主黨已處於一個很危險的狀況,提出美國政府有需要瞭解有關民主黨的最新情況,相信美國政府是唯一有能力阻止中共對民主黨的滲透工作。在有關事件的發展期間,塗謹申曾多次與美國駐港領事館接觸和交代最新的情況,其後又向駐港領事館遞交有關民主黨滲透事件報告,要求美國政府關注民主黨的情況。美國駐港領事館的分析認為,塗謹申的這些做法是企圖藉此尋求美國政府的影響,阻止所謂的滲透工作。塗謹申向美國出賣黨內戰友,大概還加上其他尚未見光的行動,獲得的回報是美國把他列為美國駐港領事館“嚴格保護”(strict protection)的對象。事件揭露之後,吃裏扒外的塗謹申在民主黨內地位絲毫不受影響,可見他的行為是得到民主黨高層的默許。

      另外一個得到美國駐港領事館“嚴格保護”物件特殊待遇的民主黨核心成員竟然是一個學者:民主黨中委,有民主黨“大腦”之稱的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羅致光。回歸前1995~1997年、回歸後1998~2004年羅致光曾是立法會議員,今天在特區政府中仍有大量公職,包括可以大派數十億元的關愛基金執行委員會主席。檔顯示,2009年初,羅致光評估“五區公投”的補選部分,若建制派參加,公、社兩黨恐怕只會獲得3席,梁國雄、陳偉業有危險;如果工聯會陳婉嫻出選,梁家傑都有可能輸掉議席。2010年中,在民主黨決定支持政改“優化”方案前,羅致光亦向美方彙報,預告民主黨準備就政改方案“妥協”。

      塗謹申和羅致光兩人都是中國公民,竟然在中國境內,受到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嚴格保護”。首先,他們究竟是什麼身份?為美國做了什麼事情?背了什麼風險?需要受到保護。而美國在中國境內,究竟如何能依法“嚴格保護”一個中國公民?

      我們不知道。但有些事情,我們也是知道的:「中情局」遠東地區諜報站就設在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內。長期以來,「中情局」的情報人員以此為平臺,以外交人員身份為“掩護”在香港“大肆”進行“諜報活動”。據美國政治雜誌《地緣指導》披露,美國駐港總領事館人數常年保持在300人以上,更大量的情報人員在文化、商務、外交人員身份的掩護下除搜集香港本地的情報外,還以香港為跳板,開展“針對”中國內地的間諜活動。以前「中情局」在香港的工作主要是針對中國內地,但從去年開始,「中情局」“加大”了針對香港的間諜活動。按照規定,一些重要雇傭特工會被「中情局」指為“嚴格保護”的對象。[注3]

      FOXY網站,以往曾多次洩密,但都能繼續運作,但在公開了黎智英的政治捐獻資料之後,便無故突然無聲無息關閉。

      “維琪解密”文件揭露陳方安生這位前高官及立法會議員,表面信誓旦旦地效忠《基本法》,擁護“一國兩制”,背地裏將香港政情機密源源不絕向美國“輸送”,並不斷“促使”美國“插手”香港政治。陳安安生除了是美總領事親自會見的主要聯絡對象,經常向她請教,話題無所不包,重點是反對派在政治方面的部署,包括陳太辭去政務司司長的原因、會否參加2007年特首選舉,到退任立法會議員後的動向和行動,以至她對內地和香港,均巨細無遺地一一諮詢之外,這位被西方傳媒稱為“香港良心”的陳方安生,也很積極向美國駐港總領事表態,要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同時她又鼓勵時任駐港總領事唐若文應多就支持香港民主發展發表意見。

      在“維琪解密”公開的2006年9月電文中,披露了陳太對美國駐港總領事直言,不參選2007年特首的原因,是她“很珍惜自己與北京的聯繫”,若為了一場必輸的選舉而與北京對著幹,“個人政治代價太高”;美國駐港總領事于2009年1月的電文又透露,陳方安生揚言自己不再參與立法會選舉後,重要工作是走入學校層面,宣揚她的“兩制”理念,以抗衡行政長官曾蔭權和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推動的愛國教育。2009年7月電文中指出,陳方安生在會面中,就“鼓勵”美國政府應不時提醒“北京政府”,美方關注北京政府如何處理與香港相關的事務,“因為北京政府很介意其他國家,特別是美國如何評論他們”。而另外兩份於2009年1月和8月發出的機密電文中亦指出,陳太先後遊說美國駐港總領事唐若文,“她認為中聯辦是中國干預的源泉。香港傳統左派仍是民主發展的障礙”。美國應干涉香港事務,又鼓勵唐若文應多就支持香港民主發展發表意見,特別是美國作為香港的主要貿易夥伴,“在港有著很龐大的利益”。諷刺的是,唐2009年1月的電文題目為《陳方安生——不在其位仍謀其政》,她真正關心的,並非香港和國家,而是個人政治前途和美國的利益。而在“維琪解密”檔公開後,陳方安生一直在回避社會的質詢。

      另一位傳奇人物是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自由党主席李鵬飛。“維琪解密”檔案揭露,李鵬飛多次在北京參加人大代表會議之後,向美國報告兩會的情況和北京的動向。他更向美國推薦公民党前黨魁余若薇,接替李柱銘作為領導整個“泛民主派”的共主。李鵬飛一方面是中國法定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大的港區代表,另一張面孔又是美國的線人,和反對派核心人物。檔顯示他有份遊說餘若薇參與反對政改的“五區公投”,于邀功之餘,同時又向美國打小報告,透露陳方安生和餘若薇對“五區公投”的本來保留態度,其三刀兩面的表現,令人側目。只是美國人並不欣賞李鵬飛的政治判斷,於電文中直接質疑餘若薇在反對派中的決定性影響力。

      香港內部矛盾的根源與政府作為

      “一國兩制”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早在1984年中英協定達成以後就預言,“對於中英聯合聲明應該想到,總會有些人不打算徹底實行。某種動亂的因素,搗亂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總是會有的。老實說,這樣的因素不會來自北京,卻不能排除存在於香港內部,也不能排除來自某種國際力量。”[注4]

      “維琪解密”以大量事實證明了鄧公的遠見。香港回歸,中國千方百計保持香港的穩定和繁榮,而美國等西方國家要千方百計無風起浪,破壞香港的穩定和繁榮,企圖證明香港的回歸是錯誤的,“一國兩制”是失敗的,而如陳方安生所言,將來只有“一國一制”,那就是香港資本主義這“一制”。說到底,香港內部的政治和社會的各種矛盾,根源其實就是中國和美國在香港矛盾的反映。

      對此,中國當然不可能坐視,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于9月中接受中新社提問,指出維琪解密的電文顯示,美國駐港總領館官員對於香港政制、社會發展問題興趣很大。美方不僅就香港政制發展問題向特區政府提出過帶有干涉性的意見,而且與特定的某些人頻繁見面。如果是這樣,美方的行為就超出了《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等國際法所規定的職能,“我們有理由對此感到關切和不滿,並要求美方停止這種錯誤做法。”外交部駐港公署向美駐港總領館表達了中方的關切,表明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要求美方嚴格遵守有關國際法和公認的行為準則,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發言人指出,當今世界面臨很多重大而緊迫的問題,香港應該是中美進一步開展和加強合作的重要橋樑,“希望美方摒棄冷戰思維,不在香港搞政治上的小動作。”

      這非正式的外交抗議,軟弱無力,當然只是聊勝於無,而美國處於完全理虧的狀態,起碼短期之內也會暫時收斂。但是如無具體的措施,相信不久之後將會死灰復燃,甚至欺我軟弱,而變本加厲。

    若以美國的有關法例為參考準則的話,黎智英和反對派政黨上述的一系列行為,輕則罰鉅款,重則要坐牢。因此,中央有必要責成特區政府,頂住已證實被美國收買和保護的反對派的阻撓,儘快就《基本法廿三條》國家安全立法,並且在2017年開始全面落實普選之前,訂制《政黨法》和《政治捐獻法》等,使杜絕外國勢力干預香港政治生態有法可依。

      [注1]:NED可稱美國上百萬個非政府組織中的龍頭老大,跟美國國務院、國際開發署、中央情報局有密切的聯繫,被認為是中情局(CIA)的“另一塊招牌”。因為NED有非政府組織(NGO)的招牌,不易引起注意,甚至連西方的研究報告都說,“在向非政府組織提供戰略資金方面,美國外交政策精英們認為NED比秘密支持更可靠”。
      NED主要資金源自美政府撥款,美政府對NED的撥款主要包括三部分,當中最大來源是國會年度撥款。NED還頻頻資助“民運”、“藏獨”、“東突”等各種反華勢力。NED下屬四大機構,即共和黨的國際共和研究所、民主黨的全國民主研究所、美國商會國際私營企業中心及勞聯-產聯的國際勞工團結美國中心。

      [注2]美國的機密分類有三級,分別為confidential,secret及top secret。這回被公開的除了兩份是屬於第二級之外,其他都只是初級機密檔。

      [注3] http://paper.wenweipo.com/2011/09/14/PL1109140001.htm

      [注4] http://www.news365.com.cn/wxpd/wz/shhm/200903/t20090320_2244535.htm

    《中國評論》月刊2011年12月號 總第16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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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諜特務四人幫)《(壹傳媒/《蘋果日報》)黎智英熱衷政治捐獻》

    成報 2012-1-24
    http://www.singpao.com/NewsArticle.aspx?NewsID=199923&Lang=sc

      【本報政治組報導】「壹傳媒」集團老闆黎智英與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原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及民主黨創党主席李柱銘關係密切,從多份透過分享軟體foxy外泄的「肥佬黎數簿」(見圖)可見,黎智英一直熱衷政治捐獻,且是陳方安生、公民黨、民主黨、社民連、前綫「大水喉」,在七年內便捐款逾5,100萬元。

      本報昨晚致電「壹傳媒」集團,但接線生指黎智英已離開公司便掛線。據悉,陳方安生亦知有傳媒收到有關文件,但未有進一步回應,目前暫未知檔真偽,但從檔內容及單據所見,相信頗具真實性。綜合來說,各政黨及政治人物收到的捐款總額,陳日君 2,000萬;公民党 1,502萬;民主黨 1,369萬;陳方安生130萬;社民連100萬;前綫40萬。

      「維琪解密」早前公開逾千份美國駐港領事館機密電文,揭破「港版四人幫」,即民主黨創党主席李柱銘、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原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和《壹傳媒》集團老闆黎智英,常密晤美國駐港領事尋求資助及要求對方提出策略性指導,擬藉各人手上「宗教」、「政黨」及「傳媒」三大影響力,在香港不單議政論政,還藉此大搞政治運動。

      有匿名人士昨向傳媒報料,指透過Foxy分享軟體,輸入「LAI CHEE YING」,搜尋得到最少5份有關疑似黎智英的捐款紀錄及入數單據。最震撼是細看內容,不難發現黎智英是泛民主派的「大水喉」。

    7年內捐款逾5,100萬

      據該未經證實的檔,獲黎智英捐款的政黨,包括近年屢次煽動平民百姓狀告政府的公民党,公民党核心策劃的爭取外傭居港權及阻港珠澳橋興建的兩宗官司,令其受市民的支持率劇跌。根據黎智英的捐款紀錄顯示,該黨最少有逾1400多萬元捐款(2006-2011年)。

      陳方安生則獲捐款130萬,估計其中一筆款項是資助她參加2007年9月的立法會港島選區補選的選舉經費。在2010年公民党與社民連發起「五區公投」的日子內,公民党恰巧有一筆大約400萬的黎智英捐款;而社民連則有一筆100萬的捐款。最離奇是中國會創辦人、富豪「上海灘」鄧永鏗亦有接受黎智英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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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情局間諜黎智英政治獻金操控香港反對派》
    ──打造港澳臺反華基地

    港媒爆:(美諜特務四人幫)黎智英5年捐2.3億政治獻金

    香港各大媒體今天均在頭版報導,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是香港泛民主陣營的超級金主,由2005年迄今共捐出港幣6000多萬元 (台幣2.3億),其中3500萬元直接捐給公民黨、民主黨、社民連在內的反對派政黨。而在曝光捐款名單中,香港前政務司長陳方安生、天主教香港教區前主教陳日君也赫然在列,陳日君接受的捐款總額高達港幣2000萬。

    相關捐款資料是由最新一期的「Foxy解密」揭露,網上分享軟體Foxy 近年不時洩露政府或機構的內部機密檔。據香港明報報導,黎智英的捐款佔民主黨非會員捐款的比例極高,2009/10年度高達99.4%,佔公民黨非會員捐款比例則在40%至68%之間,顯示捐款高度集中在一人。

    香港媒體評論,媒體大亨對政黨和政治人物的大額捐輸事涉敏感,例如媒體大亨梅鐸去年10月在期中選舉前的兩筆100萬美元政治捐款即引發極大風波。文匯報指智英意圖操控反對派。

    香港沒有《政黨法》,政黨無須公開大金額捐款來源,但政黨若以公司名義註冊,須在財務報告中列出所收捐款總額。

    Foxy連日公佈的5份黎智英檔案,包括他的現金流量表、 2005年至今的捐款清單、捐款文件、捐款本票等。接受黎智英捐款最多的是民主黨、公民黨,兩黨總額達港幣3300萬,公民黨自2006年起每年收到捐款,金額由200萬增至今年的600萬,顯示黎智英對該黨支持增加。

    黎智英對記者的查詢迄無回應,各政黨中也只有社民連承認接受港幣 100萬的「五區公投」經費。

    其他政黨多不願證實或評論有關捐款,而以「捐款人資料不公開、任何捐款均沒有附帶條件」來回應。民主黨並表示,捐款人身分保密是為免中國方面「秋後算帳」。

    【2011/10/18 聯合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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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智英巨額捐獻惹爭議 陳日君:無關政治》

    香港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向政界及個人的巨額捐獻事件持續發酵,前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證實接受過捐款,但與政治無關。

    陳日君今早公開證實,曾收過黎智英的捐款,但強調對方只是捐錢給自己,與教區無關,也與政治無關。

    陳日君說,所收捐款用於本地慈善團體、支援中國大陸的修女到羅馬進修,以及捐助海外的天災。

    至於民主黨和公民黨,至今仍拒絕公開曾否收過黎智英的捐款,但他們強調不會在任何附帶條件下接受外來捐款。

    本地媒體昨天報導,一份疑似是黎智英私人帳簿的Foxy文件昨日曝光,帳簿記錄黎智英於2005年至2011年間,捐款給多個泛民政黨和個別人士。

    其中,陳日君獲得最多捐款,過往幾年獲捐款約港幣2000萬元。

    在政黨方面,民主黨自2006至 2011年獲黎智英捐款1300餘萬元;公民黨獲捐款約1500萬元。

    此外,黎智英也曾向社會民主連線、港府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等小黨及個人捐獻。

    香港媒體對此質疑,第1,陳日君出任主教時收取如此龐大捐款,其用途為何?為何個別宗教人士以私人名義收取捐款不受教會管制?第2,黎智英的捐款是否影響到各黨派及個別人士的政治取向和行動。

    頭條日報今天發表社論說:「香港是否已出現傳媒與政黨結盟,暗中配合,主宰政局的勢頭,是時候深切關注。」

    黎智英的政治態度一向明確,就是支持民主自由,而他與陳日君、前民主黨主席李柱銘、陳方安生向被視為香港民主派4大核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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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日君認個人名義收黎智英捐款》

    (香港訊)明報報導,天主教香港教區前主教陳日君樞機承認曾接受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捐款,款項全用在教會事業。

      陳日君今日就校本條例終審教區敗訴一事召開記者會,會後主動談到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捐款的問題。

      陳日君承認曾接受黎智英的捐款,而百分之百的捐款都是捐給他個人,不是捐給教區;捐款跟任何政治也沒有關係,而黎智英從來沒有過問這筆款項的用途,而他也從沒有向黎智英交代,也沒有說過「多謝」。他承認首次收到300萬元支票捐款時,自己也有點愕然。

      對於黎智英及從其他途徑得到的捐款數目,他稱沒有作過很詳細的統計,但用途十分廣泛,包括捐款給不同的慈善機構;每年多次到外國包括羅馬教廷的商務客位機票開支;給予神父修女到負笈羅馬的助學金,包括到當地探望他們時飲宴和利市錢開支;在港舉行主要供小朋友參加的活動,包括旅行和聯歡會;購買月餅送囚犯;送贈聖像予學校;翻譯外文書籍;也捐款予外國,包括受天災橫禍影響地區的主教、外國教區等。

      陳日君指,天主教香港教區其實不是很富有,所以他也很少向教區「伸手」。至於收到的捐款,他強調全用在教會事業上,沒有作個人用途。

      陳日君在今早的記者會上回應商人黎智英的捐款,他自嘲為敗家精,捐款用剩幾十萬。

      陳日君被問到黎智英給他的二千萬捐款是否已花光,陳日君表示,還用剩幾十萬。他多次形容自己是敗家精。

      陳日君又強調,黎智英從來沒有問過他如何用這些錢,他亦從來沒有問過黎智英下一次何時再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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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日君避談巨額捐款流向 干政主教幕後屢亂港》

    最新“Foxy解密”踢爆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在過去數年內,合共向天主教香港教區前樞機主教陳日君捐鉅款逾2000萬元,但用途不明。天主教香港教區副主教陳志明表示,教區並不知道事件,教會賬目也沒有出現有關捐款,又強調教區規定任何神職人員進行公開籌款活動時,需要先得到教區的同意,至於以私人名義捐助就不會監管;又說不會要求陳日君交代如何運用款項。捲入“捐款門”風波的陳日君18日現身堅道天主教座堂時對事件“三緘其口”,並一度黑面,令鉅款去向及用途更添懸疑。多名學者則認為陳日君有需要向公眾解釋捐款流向及用途,否則公眾難免質疑捐款用途 “見不得光”。

      香港《文匯報》報導,細閱經Foxy軟體外泄的黎智英“政治獻金”檔時,已指出當中最吊詭之處是陳日君由2005年至2010年間,獲得“個人捐款”高達逾2000萬元,還超過公民党及民主黨,ue足證陳日君在黎智英心中的地位與他人相比確實不可同日而語。

      對巨額捐款去向,天主教香港教區副主教陳志明18日表明,教區從來沒收過來自黎智英的捐款,教區的賬簿內亦沒此紀錄,也不知道陳日君是否個人接受有關捐款:“大額的我們全部都清楚的,(全部賬目也好清楚?)我們有一部門列明的,特別有些人捐款我們也要知來源是哪里,清清楚楚很緊要的。”但他形容陳日君樞機好心,樂意幫助任何人,如果他需要幫助任何人,都需要人幫助他,他接受捐助是可以理解雲。

      當天陳日君兩度被記者追問捐款一事,都不肯作出回應。他早上現身堅道天主教座堂時,一聽到問題,一度黑面就走進座堂內,其後再被追問“有沒有這件事” 時,他就掛著勉強笑容,繼續“收口”;下午離開座堂時,更急步“沖進”的士內,並大力關上車門,差點夾中攝影師的手,似乎有點老羞成怒,落荒而逃,希望儘快離場避開記者追訪。

      另據報導,被揭過去5年收受壹傳媒老闆黎智英2000萬私人獻金的原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回歸以來一直高調參與本地政治,開始時主要利用其主教身份發表各類有關政治言論,其後更與民主黨創党主席李柱銘、黎智英和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組成“四人幫”,大搞密室政治,在幕後操控反對派,包括公民党成立、勸退甘乃威參加2007年補選,乃至近年策動所謂的“公投”運動。

      “四人幫”近年主導整個泛民主派的力量和意識形態,隱身其後的陳日君和黎智英更是合作無間。在2005年政改方案一役中,陳日君高調批評,有關方案 “難以接受”,要求泛民議員反對。時任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更于立法會否決政改方案後,罕有地點名批評陳日君。天主教刊物《公教報》於2006年刊登一名神父的文章,指有教友對陳日君就政改等政治問題的高調取態感到不滿,但陳日君反而變本加厲。

      2007年港島區立法會補選時,陳日君被揭發聯同黎智英和李柱銘,透過所謂的“飯聚”干預選舉,包括強推陳方安生參與補選,並勸退準備參與競選的民主黨成員甘乃威等。至2008年,由黎智英牽頭,“四人幫”在黎位於九龍加多利山的豪華大宅內進行了3個小時的“秘密飯局”,遊說陳太再度參選立法會,未能得逞。陳日君亦被外界視為策動所謂“五區公投”的幕後黑手之一,並以神職人員身份,呼籲市民支持所謂“五區公投”運動。

      “維琪解密(專題)” 早前公開的近千份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機密電文中,也揭露陳日君與黎智英和李柱銘不時一起與美國駐港總領事會面吃飯,討論的話題非常廣泛,包括香港的政治、政黨及政府官員等方面。電文亦披露,李柱銘、黎智英、陳日君於2006年到梵蒂岡“朝聖”,首次令他們嘗到“傳媒、宗教、政客”組合可發揮的影響力,隨後就和美領館“情投意合”,並“幕後操控”多場政治鬥爭。


  34. 2012/03/05 於 20:53 patchpieces

    □ 敘利亞、伊朗間出現良性迴圈對美歐以勇敢軍事反擊 美帝即可能不惜代價轉而嘗試拉歐盟一道聯手定向金融攻擊巴西印度(水淹南方進而圍攻中國) □

    朝、美下周可能在北京會晤磋商糧食援助問題

      【首爾消息】
    據韓聯社3月2日消息,朝、美雙方在發佈朝、美第三輪高級別對話成果後,加快了後續磋商步伐。
    據悉,美國國務院負責朝鮮人權問題的特使羅伯特?金可能于下周中在中國北京同朝鮮外務省美國局局長李根舉行會晤,就對朝糧食援助等問題開展磋商。

      一位外交消息人士1日表示,羅伯特?金計畫下周內在第三國同李根舉行會晤,就糧食援助等問題的細節進行磋商。鑒於2月27日開幕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在日內瓦舉行,羅伯特?金和李根很可能選在北京舉行會晤。
    有分析認為,羅伯特?金還有可能訪問朝鮮。

      朝、美雙方2月23日至24日在北京舉行了第三輪高級別對話,就朝鮮採取中斷鈾濃縮計畫(UEP)等無核化先決措施,美國則向朝鮮提供24萬噸糧食援助,雙方達成共識。據悉,朝鮮還要求美方再提供5萬噸玉米援助。

      據推測,除了商討糧食援助有關問題以外,雙方這次很可能重點磋商監督援助糧食分配過程的問題。

      歐盟同意給予塞爾維亞候選成員國資格

      【布魯塞爾消息】據媒體報導,歐盟成員國領導人1日在布魯塞爾召開的歐盟峰會上同意給予塞爾維亞歐盟候選成員國資格。

      歐洲理事會主席范龍佩在當天會後的新聞發佈會上宣佈了這一決定。他對塞爾維亞獲得歐盟候選成員國資格表示祝賀,並表示希望塞爾維亞進一步深化政治和經濟改革以達到入盟標準。

      范龍佩敦促塞爾維亞認真落實與科索沃達成的各項協議,希望雙方積極維護地區穩定。

      塞爾維亞於2009年12月提出加入歐盟的申請。科索沃問題一直是塞爾維亞入盟道路上的主要障礙。
    科索沃是塞爾維亞的一個自治省,1999年6月科索沃戰爭結束後由聯合國託管。科索沃於2008年2月單方面宣佈獨立,隨後獲得美國等多數西方國家的承認,但塞爾維亞始終堅持其對科索沃的主權。

    【時事點評】
    我們先來關注第一則新聞素材,即:“朝、美下周可能在北京會晤磋商糧食援助問題”。

      請大家注意這一段文字,原文是:

      一位外交消息人士1日表示,羅伯特?金計畫下周內在第三國同李根舉行會晤,就糧食援助等問題的細節進行磋商。鑒於2月27日開幕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在日內瓦舉行,羅伯特?金和李根很可能選在北京舉行會晤。有分析認為,羅伯特?金還有可能訪問朝鮮。

    ● 這段文字“絕非巧合”地對“兩件事”進行了“相提並論”

      這段文字“絕非巧合”地對“兩件事”進行了“相提並論”,那就是:

      第一件事:是2月23日至24日在北京舉行了“朝、美第三輪高級別對話”,當然,還有其“後續發展”;

      第二件事:則是於2月27日開幕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當然,主要也是其“後續發展”;

     ● 這段文字還“有意無意地”提及了一個“非常具前瞻性”的“分析人士觀點”

      然而,我們想強調的是,不僅僅是如此,這段文字還“有意無意地”提及了一個“非常具前瞻性”的“分析人士觀點”,那就是:“……….羅伯特?金還有可能訪問朝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