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3日晚，蔣介石帶王寵惠與羅斯福單獨會談，在談到剝奪日本在太平洋侵佔的島嶼時，羅斯福想到了琉球群島。他對蔣介石說:“琉球係許多島嶼組成的弧形群島，日本當年是用不正當手段搶奪該群島的，也應予以剝奪。我考慮琉球在地理位置上離貴國很近，歷史上與貴國有很緊密的關係，貴國如想得到琉球群島，可以交給貴國管理。”
羅斯福突然提出將琉球群島交給中國，大大出乎蔣介石的意料，不知該如何回答。過了老半天，他才對羅斯福說:“我覺得此群島應由中、美兩國佔領，然後國際託管給中美共同管理為好。”
蔣介石這麼一說，羅斯福覺得蔣介石不想要琉球群島，故未再往下說。
釣魚島禍根：二戰開羅會議之後從不要求接收琉球
2009-01-27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開始進入反攻階段，隨著意大利的無條件投降，納粹德國的覆滅已成為時間問題，對日作戰開始成為「同盟國」的作戰重心。為此，美國總統羅斯福決定召開由美、英、中、蘇四國首腦參加的「開羅會議」，以加強”反法西斯聯盟”，協同對日作戰。
由於蔣介石一向對蘇聯不友好，史達林反對將中國列為四大強國，加上又瞧不起蔣介石，不願與蔣會面，故對羅斯福的倡議遲遲未予答覆。史達林的態度和想法，使羅斯福頗感意外。
考慮到史達林與蔣介石的矛盾，羅斯福決定將四巨頭會議分兩次開，即先在埃及開羅開中、美、英首腦會議，然後再在伊朗德黑蘭開美、英、蘇首腦會議。這一想法得到中、英兩國的贊同。
1943 年11月9日，羅斯福致電蔣介石，告知他在兩、三天內去北非，請蔣介石和英國首相丘吉爾與他在開羅會晤，希望蔣介石11月22日抵達開羅。蔣介石接到電報後，認為這是一個廢除不平等條約，恢復中國國家利益的好機會，於是要求手下官員擬訂會談方案。其中涉及中國政治方面的方案包括:戰後將東北、台灣及澎湖列島交還中國，並無償接收南滿鐵路與中東鐵路等。蔣介石對這個方案甚為滿意。11月18日上午，蔣介石、宋美齡夫婦以及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王寵惠、美國在華軍事將領史迪威和陳納德等20余人，從重慶白市驛軍用機場分乘兩架飛機飛往埃及。
建議中、美共管，蔣介石一拒琉球
「開羅會議」于1943年11月22日—26日召開，其間蔣介石與羅斯福會談了4次。
11月23日晚，蔣介石帶王寵惠與羅斯福單獨會談，在談到剝奪日本在太平洋侵佔的島嶼時，羅斯福想到了琉球群島。他對蔣介石說:“琉球係許多島嶼組成的弧形群島，日本當年是用不正當手段搶奪該群島的，也應予以剝奪。我考慮琉球在地理位置上離貴國很近，歷史上與貴國有很緊密的關係，貴國如想得到琉球群島，可以交給貴國管理。”
羅斯福突然提出將琉球群島交給中國，大大出乎蔣介石的意料，不知該如何回答。過了老半天，他才對羅斯福說:“我覺得此群島應由中、美兩國佔領，然後國際託管給中美共同管理為好。”
蔣介石這麼一說，羅斯福覺得蔣介石不想要琉球群島，故未再往下說。
琉球群島位於中國台灣島和日本九州島之間，包括先島諸島、沖繩諸島、奄美諸島、土噶喇列島、大隅諸島等島嶼，面積約4600平方公里。12世紀琉球群島上出現了中山、山南、山北3個小王國，西元1372年開始向中國明朝進貢，國王分別受明朝冊封，官民與明朝往來十分頻繁。
此後，該群島又形成了統一的琉球王國，但仍向中國封建統治者朝貢。
1609年，日本薩摩藩諸侯島津氏用武力征服琉球。此後，琉球王雖向明朝與薩摩藩同時進貢，但國王仍受中國冊封，而且一直延續到清朝。琉球國王一直受中國冊封，在交往中又偏重中國，日本統治者對此極其不滿，十分擔心琉球歸併于中國。
1872年，日本明治政府未與中國商量，強行廢琉球王國為琉球藩。1879年，日本又強行吞併琉球藩設置沖繩縣。
日本對琉球的強行侵佔，曾引起許多國家的不滿，琉球人民也曾用各種方式進行過反抗，但都失敗了。琉球群島係中國的東大門，歷史上又與中國關係密切。羅斯福想把日本用武力侵佔的琉球群島交給中國，自然有他的考慮，但由於蔣介石的猶豫態度，羅斯福第一次提出的這一建議沒有成功。
（媚日懼日）懼怕日本，蔣介石二拒琉球
11月25日，蔣介石與羅斯福再次會談時，又談到了琉球群島。
羅斯福說:“我反復考慮，琉球群島在台灣的東北面，面向太平洋，是你們的東部屏障，戰略地位極其重要。你們得到了台灣，如不得到琉球，台灣也不安全。更重要的是，此島不能讓侵略成性的日本長期佔領。是不是與台灣及澎湖列島一併交給你們管轄？”
蔣介石見羅斯福又提到這個問題，想到琉球被日本佔領了多年，在國內草擬的談判方案又不含琉球問題，變得十分猶豫。
羅斯福見蔣介石半天不作聲，以為他沒有聽清楚，又補了一句:
“貴國要不要琉球？如果想要，戰爭結束了，就將琉球群島交給貴國。”
蔣介石猶豫再三，最後答覆道:“琉球的問題比較複雜，我還是那個意見，中、美共同管理為好。”
羅斯福心裏明白了:蔣介石是真的不想要琉球群島。蔣介石對琉球的態度，讓羅斯福感到不可思議。
自此以後，羅斯福及美方的其他人員在蔣介石面前再也不提琉球的事了。
蔣介石當時為何不要琉球群島呢？
據後來跟隨蔣介石到開羅的國民黨官吏們分析，他去開羅，主要是爭東北、台灣及澎湖列島，沒有爭琉球的方案，蔣介石認為能將東北、台灣及澎湖爭回來就足夠了。
另一個原因是日本是亞洲強國，蔣介石怕中國得到琉球後，日本日後找中國扯皮，中、日兩國再結新怨。
由於蔣介石堅持不要琉球群島，故《開羅宣言》在寫到日本應歸還中國的領土時，只提到“日本所竊取中國之領土，例如滿洲、台灣、澎湖列島等”，隻字未提琉球群島。
蔣介石嚴防消息洩露
「開羅會議」結束後，蔣介石才回過味來，開始後悔沒有接收琉球群島。蔣介石覺得這件事說出去有損他的形象，於是叮囑王寵惠說：
“羅斯福要把琉球交給我們的問題，只有少數幾個人知道，再不要往外說了。如果有人問此事，就說我們沒有條約、根據，提不出理由。”
儘管蔣介石對王寵惠千叮嚀萬囑咐，但王寵惠回到重慶後，還是向極少數關係密切的國民黨要員透露了羅斯福要將琉球群島劃入中國的事。此事在國民黨高層傳開後，許多人跑去找王寵惠詢問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王寵惠怕事情搞大了難以收場，再也不敢講出實情。
此後，國民黨的文件、檔案、雜誌、圖書一提到琉球問題時，都說因無根據，故中國在開羅會議上未提琉球群島的問題。
1945 年3月26日，美軍發起沖繩戰役，並在3個月後佔領了琉球群島。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新中國的成立和「北韓戰爭」的爆發，美國改變了對中、日兩國的態度，開始扶植日本為其亞洲戰略服務，美國在琉球群島問題上的立場也發生了重大改變。
1962年，美國總統肯尼迪公開承認日本對琉球群島的完全主權。
1972年，美國將琉球諸島交給日本。
隨後，日本完全控制了琉球群島。
1962年3月19日，台灣《聯合報》記者司馬桑敦得知美國政府馬上要公開承認日本對琉球群島的主權時，心中很不舒服，他發表了一篇文章，指責國民黨政府在「開羅會議」上太馬虎，不提琉球問題，以致本該歸中國的琉球落入日本之手，使中國的東部海防被撕開一道大裂口。
司馬桑敦和台灣群眾當時還不知道，不是蔣介石馬虎沒提琉球的問題，而是蔣介石執意不要琉球，而且連拒了兩次。
司馬桑敦的文章引起了台灣當局的注意，為了使此事不至擴大，蔣介石親自出面辯解。他在一次國民黨的高層會議上說：“實際上，琉球與台灣，在我國歷史上地位不同。我們當時(開羅會議)認為琉球是我東海的屏障，軍事重要性較大。我們同意，應由中、美兩國經過聯合國之委託程式，實行共管，又以為此非當時緊急之事，故曾表示將來再說。”
羅斯福兩送琉球群島被他拒絕的事，他卻一字未提。
蔣介石不要琉球群島，日本深受其益，美國也獲得了大利。今天這一地區複雜的政治軍事態勢，以及各種資源的糾紛，都是在這次安排的大框架下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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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美帝國主義－新帝國主義意識形態與美帝戰爭的新方式
兩個英國人福斯卡斯和格卡伊的《新美帝國主義：布希的反恐戰爭和以血換石油》一書把帝國主義這個曾經非常熟悉的辭彙又在腦海中喚醒了。記得列寧說過，帝國主義的兩大特徵是“掠奪”和“戰爭”，兩位作者給的定義則是“一國對別國進行軍事和經濟征服的企圖”，大同小異，沒有什麼變化，雖然歷史的車輪已經滾過了一個世紀。
新美帝國的精英們“相信”上天給了他們“特權”，讓他們在各方面——文化、軍事、政治和經濟——都沒人可以挑戰，帝國“註定”將永遠存在下去。新帝國為了建立一種符合自己的愛好、反映自己利益與價值的“國際秩序”，“自以為”巧妙地用“反恐戰爭”取代“反共戰爭”，用“誇大威脅”的手段來使武力為後盾的對外政策“正義化”和“軍事化”，把打擊恐怖主義當作在新世紀進行全球軍事和政治擴張的萬能理由。
但是，在新帝國與國際社會的博弈過程中，其他國家會發現這種“（美帝世界新）秩序”對自己的利益構成了傷害，使自己受到了壓制，並因此而傾向于聯合起來，共同抵抗和反制“帝國主導（美帝世界新）秩序”的形成。於是，無所制約的帝國意外地發現自己身處一個有著更多敵意、面臨分裂的世界，自己的利益也更難以實現。
福斯卡斯們認為，儘管龐大的軍事實力是支持美利堅帝國的不可或缺的手段，但它不能取代經濟霸權和美元作為全球性儲備貨幣的重要作用，更不用說美國的強大軍事實力並不能自動為美國提供一個安全的世界。以美元的衰弱為標誌，美帝國的實力也已經步入衰退。所謂的“美帝國”，無非是一種“虛幻”、“狂妄的幻想”而已。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成為世界超級大國，從那時起美國的霸權地位一直依靠三個無可匹敵的方面作支柱：軍事上的絕對優勢、先進的生產方法及相對較強的經濟實力、控制全球經濟市場和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三者之中，美元的作用可能最為顯著。在歐元誕生之前，世界貿易領域沒有一種貨幣能夠挑戰美元的霸權地位。
隨著1999年底歐元的啟動，世界經濟和貿易體系增添了一種全新的元素，有了一種貨幣能夠與美元相匹敵，有望成為全球儲備貨幣。短短幾年之中，歐元真的成了人們的另一種選擇，成了世界金融市場上第二重要的貨幣，引入歐元之前，未償付的歐元國舊幣債券和票據占世界總量的近28%，美元債券和票據占45%。到2003年年中，這一差距縮小了很多：美元債券和票據所占份額下降到43%，歐元債券和票據的份額上升到41%。在貨幣市場上，這一變化更為顯著：1998年底，以歐元國舊幣為單位的貨幣市場工具僅占世界總量的17%，美元貨幣市場工具占58%；但到2003年年中，美元的份額下降到30%，歐元份額上升到將近46%。如今，歐元在國際貿易結算中的比重占到了四分之一。
一旦某個“歐佩克（ＯＰＥＣ）‘成員打破慣例，用歐元為其石油重新定價，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和石油美元關係對它的支持之間的相互作用就會受到威脅：
2000年11月，伊拉克宣佈將使用歐元替代美元對其石油儲備進行重新定價。
這是第一次有“歐佩克（ＯＰＥＣ）”成員國敢於違反美元“定價規則”，從那之後，歐元不斷升值，美元不斷貶值，
一段時期以來，利比亞一直敦促用歐元取代美元為石油定價，伊朗、委內瑞拉和其他國家也表示願意在石油交易中使用歐元。
由於石油交易是支撐美元霸權地位的核心因素，這些都有可能對美國的全球霸權特別是美國經濟實力構成重大威脅。
現在，美國幾乎向全世界“舉債”，而不儲備任何其他貨幣，因為美元是實際上的全球儲備貨幣。美元幾乎占全世界所有官方外匯儲備的三分之二，美國無需在利率方面同其他貨幣競爭。即使利率低，資本也會流問美元。在美國以外“流通”的美元越多。其他國家就越得向美國“提供”更多物品和服務以換取美元。美國甚至可以奢侈地擁有“以本國貨幣為主的這種地位美國已經享受了30年、就是說自1974年石油美元誕生以來，世界其他各國經濟都為美國經濟提供了大量補貼。這種狀況無疑使美國政治經濟精英受益，同時也使美國經濟緊密依賴于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
現在的世界貿易是一場買賣遊戲。其他國家生產物品，美國生產美元來購買物品。相互關聯的世界各國經濟不再為了獲得相對優勢而進行貿易：他們爭相出口商品是為了獲得所需要的美圓，來償還美元為主的外債，和囤積美元儲備，以維持本國貨幣的兌換價值。為了防止有人投機和操縱市場，攻擊本國貨幣，各國的中央銀行必須掌握與其流通貨幣相應的美元儲備。一種貨幣貶值的市場壓力越大，該國中央銀行所需要待有的美元儲備就越多，這為美元的更加堅挺創造了系統內部的支援。同時迫使世界各國的中央銀行必須獲得和持有更多美元，從而使美元更堅挺，這種現象被稱作美元霸權，是由重要商品，特別是石油，使用美元定價這一地緣政治造成的特殊性所導致的，每個人都接受美元，因為美元能買石油。石油美元的“迴圈”就是美國從石油生產國獲取的好處，這也是美國自1971年以來容忍“石油輸出國組織”存在的原因。
石油不僅僅是國際上買賣的最重要商品，它也是一切現代國家經濟的生命血液。如果你沒有石油，你就得購買。如果你想在國際市場上購買石油，一般你下得不用美元來買。如果一大部分石油交易改用歐元，不用美元，更多國家就不得不增加歐元貨幣儲備，美國將不得不同歐元直接爭奪全球資本。不僅歐洲可能不再需要美元，連80%以上石油從中東進口的日本也不得不把大部分美元資產轉換成歐元：作為世界最大石油進口國的美國，也不得不持有大量歐元儲備。這對美國的貨幣管理來說是一種災難，因為每年美國不僅將失去一大部分相當於免費的商品和服務補貼，而且從美元儲備轉成歐元儲備還將使美元貶值。滙豐銀行在2003年6月的一份報告中指出，即使是少量資金從美元轉移到別的貨幣，或流量的改變都會產生重大變化。如果美元成了更重要的儲備貨幣，（如果美國準備與歐元分享儲備貨幣地位的話，）這還將意味著或者美國買入更多歐元，或歐洲人減少所持美元，買入歐元。”這顯示了石油（和石油美元）與最近的伊拉克戰爭之間具有清晰、明確的聯繫，同時也說明，金融是力量角逐的一個方面，具有重要的地緣政治意義。
美國和英國於2003年3月對伊拉克進行（入侵）軍事干涉，在那裏建立了自己的權力機構管理該國，這次“入侵”後不久，就宣佈從伊拉克購買石油只能支付美元。但事情還沒有結束，與之相矛盾的是，儘管美國近期取得了這些軍事和政治進展，在歐、亞地區的軍事實力迅速加強，但出於各種經濟和政治原因，越來越多的中東、南美和俄羅斯石油生產商在討論用歐元“取代”美元，或者用“一攬子貨幣”進行石油公開交易。這樣會加速美元的衰落，推動歐元成為第二個世界儲備貨幣，如果貨幣代表著一個國家的經濟形勢，而美元繼續貶值，美國經濟將在這樣的條件下直線滑落（P15-19 ）。（評點：美國入侵伊拉克是以薩達姆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作為表面理由的，背後的原因卻是為了打擊歐元這一真正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三年多過去了，世界發現薩達姆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並不存在，歐元也沒有因為美國的打擊而顯示出弱勢，這就是“強大的”武裝到牙齒的美國所面對的悖論。）
美國情報機構並沒有把自己的任務僅限於折磨嫌疑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情局」幾次派人潛入中國，為在瓜地馬拉“政變”之前刺殺尼政府官員作訓練：這次“政變”成功地推翻了“民主選舉”的總統阿本斯，換上了一連串的“獨裁者”，用武力和野蠻鎮壓的方式對該國進行了40多年的“殘暴統治”。
儘管出了一連串醜聞，1953年，「中情局」成功地在伊朗推翻了受民眾愛戴的摩薩台政府，把逃亡國外的巴列維國王扶上臺。巴列維對該國的壓榨在隨後的幾十年中一直使美國受益，但最終引發了1979年的伊斯蘭革命，“阿亞圖拉”霍梅尼和他的伊斯蘭教政府上臺；1963年2月，中情局與英國情報機構聯手支持了一次流血政變，使伊拉克復興黨第一次掌權，這同時也鞏固了英國在該地區的利益。1963年的這次“政變”是伊拉克歷史上最血腥的事件，其血腥程度只有1973年9月11日「中情局」支持的智利政變能夠與之相比。
當時的英國駐巴格達大使羅傑•艾倫爵士寫道，在伊拉克新政府裏，年輕的薩達姆•侯賽因是個顯眼的人物，“極”符合西方的利益，一周後他告訴英國外交部：“現政府正在盡力而為，因此，我個人認為我門應該支持它，長期幫助它站穩腳跟，這樣共產主義威脅可能逐漸消失。”
“政變”之後，英國和美國馬上承認了巴格達的新政權，在這位大使看來，局勢“幾乎恢復了正常”，經過政府的更替和內部鬥爭，復興黨於1968年鞏固了政權地位。那一年隨後發生的「中情局」“策動”的“政變”使（伊拉克）薩達姆開始掌權，成為艾哈邁德•哈桑•貝克爾的副總統，直至1979年在美國的保佑下成為總統。
同樣，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中情局」在阿富汗締造並支持了奧薩瑪•本•拉登的組織，作為反抗蘇聯“邪惡帝國”的“自由戰士”，後來才“發現”他們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
每一次，當時的美國（自由）大眾傳媒都把這些事件當作“沒發生一樣”，只在報導一個國家擺脫共產主義影響時，把這些事和美國的參與當作參考背景。這種“處理方法”並不陌生，就像當時德國人民被告知，關於納粹罪行的報導只不過是猶太人或共產主義者的宣傳。
馬里蘭大學進行的大量研究發現，通過（自由）商業電視臺看新聞的人中大多數對最近的伊拉克戰爭至少有三種“根本性誤解”之中的一種：
（1）伊拉克與“9•11”事件有直接關係；
（2）在伊拉克“找到”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3）國際輿論支持美國入侵伊拉克。
“偉大”的（自由）大眾傳媒頻道總是“變換”入侵的原因，如果一種“說法（故事；敘述）”被證明是錯誤的，他們就“發明”另一種。在一項關於哪個電視頻道看的人最多的全國調查中發現，大多數人通過「福克斯（Fox News）」的系列頻道看新聞。這其中，80%的人說在伊拉克找到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換句話說，“偉大”的（自由）大眾傳媒看上去更像是在把觀眾“搞糊塗”，而不是使觀眾瞭解情況——不幸的結論是，在美國儘管有無處不在的電視報導和發行量巨大的報紙，美國人卻在世界上最“不知情”。
1947年，「中情局」在“戰略情報局”的基礎上成立，成為與破壞美國自由的“共產主義間諜陰謀”對抗的情報採集機構。據報導，這些“共產主義問諜”使用宣傳和“洗腦”的手段欺騙美國人接受“共產主義者的社會主義”。他們相信，有必要抵制這些險惡陰謀，這是“美式自由”和俄式“洗腦”之間的冷戰的一部分。這種價值觀被反復有效地“植入”西方政治文化之中，儘管國際關係發生了演化、轉變，在冷戰結束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冷戰話題“並沒有”終結或消失：它伴隨著一個新的“敵人”而“重生”。“使美國能夠進攻或”入侵“別國的惟一辦法，是把這些國家的政權”描述“成對我們的安全威脅。因此，塞爾維亞的米洛舍維奇是巴爾於的‘希特勒’，必須被制止。而且伊拉克”必須“被入侵，因為薩達姆（海珊）正在製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把它們交給奧薩瑪•本•拉登。”
許多美國人繼續深信，他們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是善意的，他們的政府所做的永遠是為了別人好，也為了他們自己好。即使他們國家的行動導致災難，他們也認為，其背後的動機是“高尚”的，儘管有無數證據證明，善意和“高尚”都是“政治口號”，而不是政治方針。看來，美國情報和安全部門在世界其他地區任意使用的大腦控制術在他們本國。他們刻意營造的世界裏取得了最大成功。他們是不是因為被洗腦而相信自己的宣傳？要不，這是另一種宣傳？（P82-85）
（評點：美國有其在世界上引以為豪的最廣泛的新聞自由和最發達的資訊傳播網路。但是，美國人民在熟練掌握“讓不需要的事實消失的藝術”的政府和自覺地“嚴格實行自我審查”的新聞媒體的引導下，可悲地成了“世界上最不知情”的人民，並天真地以為自己“永遠是為了別人好，”實在是搞不明白 “那些最為人類的幸福操心的人，卻使他們的鄰居感到非常痛苦”的悖論如何得以成立。）
“我手上的惡魔不夠用了”（想像、妖魔化塑造敵人）
正如我們看到的，整個冷戰期間，美國“利用”人權和民主價值觀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作為“政治工具”，給蘇聯陣營內部存在的民族、宗教和政治經濟緊張關係火上澆油。
看看1973年9月「中情局」在智利的活動、皮諾切特推翻和殺死阿連德的例子，
或者看看1967年10月「中情局」特工在玻利維亞殺死切•格瓦拉的例子，就知道這是“有選擇”進行的。
此外，薩拉查和卡埃塔諾“獨裁時期”葡萄牙是「北約」成員國；
1967年至1974年的希臘“獨裁政權”是由一小撮無能的上校扶上臺的，這些上校都在「中情局」的薪水簿上；
土耳其加入「北約」的過程中經歷了三次“軍事政變”。美國的“雙重標準”政治手腕在冷戰中獲得了勝利，隨後其結果又使其手段“正義化”：目的是打破“邪惡的共產主義體系”。
美國的人權運動在瓦解蘇聯陣營的過程中起到了輔助作用，但並不是主要因素。正如我們在別的地方所分析過的，理解蘇聯共產主義的失敗必須把它放在與國際債務危機有關的更廣闊的背景下，同時與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蘇聯為了抗衡美國星球大戰計畫耗費了大量資金所導致的力量衰竭聯繫起來。
由於雷根強調同蘇聯展開全面軍備競賽，而新保守派又公開推崇雷根政府，許多分析人土把新保守派的起源定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我們想要指出的是，事實並非如此，美國新保守主義的新帝國觀比新保守派的起源更為重要。
我們認為，新保守派使美國新帝國計畫已經存在的戰略框架極端化了。這種已存在的框架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在艾奇遜和尼茲的領導下確立的，建立在三個戰略設想之上：
第一，“創造”一個看得見的“敵人”，“誇大”它對美國和“自由世界”的威脅；
第二，加強西方陣營“依賴”於華盛頓決策過程的“輪軸一輻條”體系；
第三，美元在全球貨幣市場的核心地位。
然而，蘇聯陣營的瓦解破壞了這一計畫，使美國“失去”了“（亟需）敵人”，使“輪軸一輻條”體系的依賴性鬆懈，特別是歐洲人開始趨向一個更緊密的政治聯盟，通過宣佈發行他們自己的儲備貨幣——歐元，進一步削弱了美元的實力。
這就是第一次海灣戰爭期間（1991-）、南聯盟危機爆發前和1991年《瑪斯特裏赫特條約》談判即將開始時的形勢，當時法國和德國更加努力推動歐洲形成統一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當1991年美國把（伊拉克）薩達姆從科威特趕出去的時候——要知道，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兩伊戰爭”期間（1980年至1988年），伊拉克是美國在海灣地區的“盟友”——當時擔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科林•鮑威爾抱怨說：“我手上的惡魔不夠用了，我手上的壞蛋使完了。”他認為美國應該使用占絕對優勢的高科技兵力解決緊急狀況和蘇聯解體後產生的地區衝突，以實現“阻止前進”，
現在這種理論面臨破產，因為“缺少”明顯的、容易界定的、理由充分的“敵人”。「北約」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它不得不重新界定朋友和“敵人”，設計新的意識形態準則；否則它就不得不隨著「華約」的失效而解散。「北約」的“新戰略理念”於1991年11月推出，以鮑威爾的理論為精華，同時期待著1999年和2004年的擴張（1999年是匈牙利、波蘭和捷克，2004年是保加利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羅馬尼亞、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亞）。
但是克林頓採取了“快刀斬亂麻”的方式，繼承了他的偉大前任們的“輪軸一輻條”理論。克林頓的戰略班子認為冷戰後的全球角色主要有四組。
第一組是所謂的核心夥伴，如歐洲國家、日本和澳大利亞。
第二組由過渡中的國家組成，如前共產主義國家。
第三組由“無賴國家”組成，如伊拉克、伊朗、朝鮮和敘利亞，這些國家拒絕接受核心國家的理想，支持國際恐怖主義，迫切想要得到尚未擁有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以傷害美國及其盟友，也就是核心國家。
最後還有第四組，就是所謂的失敗國家或地區。
這種“分類”使美國及其核心盟友承受了極大的人道主義壓力。
於是，冷戰後的“新敵人”就這樣勉勉強強、湊湊合合地確定下來了，就是那些無賴國家和失敗國家。至於那些過渡國家，如俄羅斯、烏克蘭和“神秘的亞洲大國”中國，他們必須全面實現政治民主、推進公民自由和人權、採取有效的市場經濟、支持反恐公約、與美國領導的西方機構，如「北約」和世界貿易組織，達成合作夥伴協定。正是在這樣的意識形態“框架”下，克林頓政府把美國的目標調整為“人道主義干涉”，而其登峰造極的表現是1999年北約轟炸南聯盟。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盧旺達大屠殺過後，隨著索馬里、利比理亞等失敗國家和地區陷入混亂，世界上約有2000萬難民。由於冷戰年代共和黨和民主黨政府已經成功地在人們的潛意識裏“植入”了“自由—道德”意識，所以盎格魯—撒克遜人民能夠接受用這種意識形態使新帝國戰爭“正義化”的做法。
帝國進行“人道主義干涉”並非新鮮事物。事實上，至少從1919年《凡爾賽條約》簽訂的時候起，它就被用來防止濫用國家權力壓迫少數民族和宗教信仰上的少數派。②不過，我們想在這裏強調的是，克林頓政府選擇把“人道主義干涉”作為其首要意識形態“工具”，以便在美國“手上的惡魔不夠用”的情況下實現權力政治的目標。
克林頓和北約的軍隊“人道地”干涉了波黑（1993年至 1995年）、南聯盟的科索沃（1999年）；
在索馬里（1992年至1994年）和海地（1995年）遭受了令人鬱悶的失敗；
在盧旺達（ 1993年至 1995年）和布隆迪（ 1994年至1996年）沒有插手、先撇開1948年、1956年、1967年、1973年和1981年至 1983年巴勒斯坦的幾百萬難民不說。盧旺達和波黑是美國雙重標準的典型代表。事實上，簡單比較。下死亡數字，立刻就能看清美國的“權力政治”動機：塞爾維亞族的准軍事部隊和民族主義分子在斯雷佈雷尼察和熱帕屠殺了約 8000名穆斯林，但是在盧旺達，有 100多萬人被屠殺。眾所周知，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布特羅斯•加利提醒人們注意，在盧旺達的人道主義災難即將發生的時候，克林頓政府卻出乎情理之外地關注西巴爾幹地區。帶著對美國這種冷漠態度的驚詫，加利離開了聯合國秘書長的崗位。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機器是團結統一的政治體。任何一個政治體都不可能沒有一點內部矛盾、不團結和重組的願望。所有國家機器都充斥著意識形態爭執，民族和宗教問題，性別、文化和其他社會問題，利益和地位衝突，政治家和政府機構中的個人對立，各種政府部門和政黨之間的對立。階級鬥爭在國家的分裂和重組趨勢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不論從什麼樣的廣泛意義來講，並非一切都可以簡化為階級鬥爭。美國的聯邦制國家機器也不例外，且不提其分化的國家結構。民族和宗教矛盾——和英國、義大利、日本、法國相比，美國的民族和宗教矛盾相對複雜。事實上，美國的外交政策是由三個緊密相連的方面導致的。
1、聯邦政府內，不同利益群體的代表之間討價還價的過程：聯邦政府試圖通過這一過程體現不同民族、政治、社會和階級的利益。
2、美國的階級民族利益和安全利益，這些利益遍佈世界，特別是在歐亞地區、重要海路通道（如巴拿馬運河、蘇伊士運河），拉丁美洲和太空。
3、一個廣泛的政治意識形態準則，如果可能的話，這種政治意識形態原則最好是全球統一的，它建立在美國精英階層的民族階級利益足以成為全世界的利益的基礎上，在其國內也獲得支持。
克林頓時期，美國最大的缺陷是缺少第三部分。沒有了蘇聯就沒有了“敵人”。沒有了蘇聯意味著歐洲人和美國可以在更廣闊的空間裏施展。包括東歐、中歐、近東和中東。
然而，美國實現“北約東擴”或推翻（伊拉克）薩達姆政權，僅以“人道主義干涉”為藉口能夠令人信服嗎？總的來說，蘇聯的解體給美國國內和以“輪軸——輻條”體系為基礎的全球力量結構帶來了一個巨大的問題。“人道主義干涉”的政治意識形態無法取代蘇聯。對許多人來說，有各種原因覺得它不足以令人信服，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有兩個：首先，因為在波黑和科索沃只取得了部分勝利，而在索馬里 和海地失敗了；
其次，任何人都能看出這種政策註定具有“雙重標準”，從1991年8月（蘇聯正式解體）到2001年8月的十年裏，新保守派努力推動美國政策的進一步“軍事化”，對“劃定”的無賴國家採取先發制人的戰略。但是克林頓政府對這種想法感覺不太好，因為缺少一種組織嚴密的意識形態準則和一種清晰的威脅，以使美國擴大影響的凝聚力得到加強。
在克林頓第一個任期即將結束的時候，布熱津斯基看到了這種缺陷。他寫道：“美國在國內太民主而在國外太專制，”這一事實“制約美國發揮其實力，特別是軍事脅迫能力”。準確地說，這種缺陷就是“除非國內公眾對美好生活的感覺突然面臨威脅和挑戰，大家對追求實力這一目標沒有什麼熱情。”因此，“除非處在一種真正大的、被廣泛認同的直接外來威脅的情況下”，外交政策所急需的共識很難達成。
這種直接外來威脅很快就出現了。“9•11”事件後，新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側重點不得不進行調整。
“反恐戰爭”，還是“全球巴勒斯坦化”？
正如冷戰時期美國的“人權”辭令讓位于瓦解蘇聯的大戰略，“9•11”事件後，美國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使用的“人道主義干涉”辭令讓位給了“反恐戰爭”計畫。2002年1月29日布希曾說：“浩瀚的大洋再也保護不了美國——我們（美國人）只能靠在國外積極採取行動。在國內不斷提高警惕來保護自己。”我們已經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中看到了美國在“國外的積極行動”，這兩個國家前者是藏匿本•拉登的失敗國家，後者是被懷疑擁有、或者可能正在製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無賴國家。的確，按照新保守派的說法，最壞的情形就是恐怖分子或無賴國家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美國人也看到了“在國內提高警惕”，包括通過《愛國者法案》和其他新機構的成立，比如成立國土安全部，其職責相當廣泛，在政治精英中引發了激烈的爭論，討論是否應該限制它的權力，“以免將來它變成像東歐國家曾經出現的那些可怕的安全部門一樣”。不過還有一些值得一提的其他活動，比如所謂的“校園觀察”，一個鼓勵美國大學生監督學校老師在課堂上的反美或反以色列言論的機構。
正如冷戰時西方國家不得不通過法律和在國內的執法行動抵制“國內外的共產主義威脅”一樣，如今世界各國也得通過執法機構和反恐法律維護安全。這一當務之急體現在聲明裏：“所有國家都有必要對境內的恐怖活動採取‘絕不姑息’的政策。”畢竟“來自90個國家的人在‘9•11’事件中喪生”。美國正在幫助所有國家“制訂計畫，通過各種方式，包括修改法律、技術援助、新的調查技術、分享情報、執法和軍事培訓，幫助（這些國家）獲得打擊恐怖主義的必要能力”。2004年至2005年，在2005年7月7日倫敦地鐵爆炸案之前，英國以布雷爾為首的精英們也加強了反恐立法和執法機構，井且提出應該通過法律允許不發出警告將恐怖嫌疑犯軟禁家中，不給他們合法辯護的權利。
總而言之，“9•11”事件是個分水嶺，不是因為美國新帝國主義意識形態重要的敵友陣營被破壞了，而是因為全球恐怖主義的新威脅”取代“了蘇聯。美國的新安全宣言說：“為了維持‘9•11’事件以來的勢頭，使全球反恐戰爭處於最前沿，美國政府的所有部門將在雙邊和多邊談判中把打擊恐怖主義當作一項標準日程。”
新保守派通過充分利用這一標誌性的重大災難事件，得到了“重塑”美國新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穩妥方案。正如德里克•葛列格里所說，世貿雙塔的倒塌“通過一種震撼人心的視覺力量，傳達了在美國都市心臟爆發的一次壯觀的恐怖活動”。事實上，這樣的事件令人很難遺忘，（而美國媒體正努力使它宛如昨天）除非像阿布格裏蔔監獄虐囚事件這樣的腐蝕劑和出乎意料的現象流行開來，引起公眾關注。迪克•切厄反復重申：“別忘了我們在2001年9月11日上午所看到的一切。”但是美國“9•11”事件後的“反恐戰爭”還有更大的政治、經濟和戰略目的。當然，如果所有的恐怖分子都被抓起來了，美國手中的惡魔又該用光了。我們知道，恐怖活動，不管是國家的還是社會的，都是真實的，但是美國的“反恐戰爭”卻是“人為製造”的、“虛構”的。我們也會列出一些具體想法，探討什麼才是應對恐怖主義的最好方法，不論這種恐怖主義來自國家還是非國家角色。
在題為《打擊恐怖主義國家戰略》的檔中，我們看到：
我們生活的時代有大量機會使世界的繁榮與美國和全世界熱愛自由的人們所擁有的利益和價值相一致。我們將把握這些機會……通過不斷進行打擊，確保恐怖分子無處藏身，我們將縮小他們的活動範圍，削弱恐怖主義組織的能力……我們永遠不能忘記，我們鬥爭的最終目標是——我們根本的民主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在領導反恐鬥爭的過程中，我們形成了新的國際關係，用適應二十一世紀跨國挑戰的方式重新定義現在的國際關係……前面的鬥爭是長期的、艱苦的。在這場特殊的戰爭中，我們不能期望衝突輕易地結束，或者有明確的結束期限。
這段話對“反恐戰爭”的新帝國意識形態中的一些重要元素進行了最好的總結。
首先，它告訴我們，這是一個對美國來說充滿“大量機會”的時代，因為美國可以把它的國家利益當作全球利益強加給全世界，而且可以使用武力。這再次證明，這不是帝國主義的新成分：這是一種長期以來一直存在的意識形態準則，使一群人的政治企圖能夠在本國或國際上佔據支配地位。為了支配他人，這些人的觀點必須淩駕於別人的觀點之上。“9•11”事件所帶來的機遇為美國達到這一目的鋪平了道路。
其次，這段聲明告訴我們，美國必須“持續不斷”地、在有必要的地方進行“單邊”的、先發制人的打擊。美國確實這樣做了。四年之中，美國轟炸了南聯盟，人侵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在我們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美國或許和以色列正為入侵敘利亞和伊朗打基礎。利比亞不再是美國的目標，因為正如《經濟學家》雜誌所承認的，“卡紮菲退出邪惡軸心以後”，西方石油和天然氣公司如今在利比亞很活躍。歐洲人這回沒有跟從，從德國、法國和俄羅斯反對美國對伊拉克發動先發制人的行動就能看出來。塔里克•阿裏寫道：“這是冷戰後歐盟和美國的內部核心分歧第一次公開分裂，被電視曝光，使公眾輿論以大西洋為界形成兩極分化。”新保守派相信，如果美國展示一下威力，盟友們最終會走到一起來。“軟實力”派的戰略家，約瑟夫•奈，相信這不是美國達到全球目標的正確方式，因為它使盟友更加疏遠了——軟實力是說服而不是強迫別人做你想讓他們做的事的能力。但是美國沒有聽從約瑟夫• 奈的意見。因此，軟實力派思想家認為，華盛頓（輪軸）的外交政策在新保守派的領導下越軍事化，越我行我素，歐洲國家（輻條）越想脫離輪軸獲得自由。
美國實力的這種永不安分的狀況使我們想起了列夫•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作為二十世紀傑出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之一和1917年俄國革命的領袖人物，托洛茨基認為1917年的俄國革命不能僅僅局限於在俄國進行。相反，如果俄國的布爾什維克想生存下去，它必須通過在波蘭和德國等其他國家不斷進行革命鬥爭來得到加強，並把其他國家的鬥爭當作整個進程的一部分。托洛茨基的觀點在布爾什維克的中央委員會遭到了失敗，不過我們回顧這段歷史是因為有人說托洛茨基和幾位新保守派有思想上的關聯。如果這種說法正確，那麼托洛茨基的政治思想模式正在簡單地（而且過分簡單地）通過新保守派的戰爭計畫和美國強制機器的對外極端化得到實踐。即使這種說法不對，“9•11”事件後美國新帝國主義的所作所為也恰恰是托洛茨基曾預言的：為了解放受國家干預的國內市場，特別是石油和天然氣市場，資本主義國家發動了一場持久的戰爭，通過更換政府和使用先發制人力量使國際環境極端化。
這使我們直接聯想到“新保守派”“反恐戰爭”的第三個主張。它使我們十分清楚地看到，這場新戰爭可能無限期地進行下去：“我們不能期望衝突輕易地結束，或者有明確的結束期限。”畢竟，怎麼可能徹底消除所有的恐怖主義呢？對這種偏執想法惟一符合邏輯的猜測是，只要美國“需要”，“反恐”戰爭就將持續下去，直到美國“實現”了兩個具體政治目標：
全方位的控制和強迫全球接受其自由民主價值觀和自由市場經濟。這就是“全球化”的全部內涵：
與上帝賦予美國的“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真正全球超級大國”地位密切相連的“歷史的終結”。
然而，這種新的敵友規劃能夠按著冷戰的方式操作嗎？
這能夠成為美國從事外交事務的長期組織原則嗎？
迄今為止它是怎樣運作的呢？
美國戰略家清楚地知道，當今的恐怖活動不受領土的限制，儘管恐怖分子在地球上有基地和經濟資產。它不受國家限制，儘管可能有國家或國家機構暗中為其提供保護。恐怖分子通過複雜的網路進行活動，使用高級的科技手段。儘管這些手段怎麼也比不上美國的軍事和科技優勢——所以才有了“不對稱戰爭”這個詞——恐怖分子的網路經營得很好。
“新保守派”洞悉這一切，但是“9•11”事件後當阿富汗的塔利班向美國提出逮捕本•拉登，把“基地組織”從阿富汗驅逐出去時，美國拒絕合作。他們還拒絕「北約」對美國第一次真正的“反恐戰爭”的支持。這些都很令人生疑。美國“假裝”打擊恐怖分子，“實際上”他們做的是推翻塔利班政權，在俄羅斯安全利益和中國利益的軟肋上，還有在無賴國家伊朗的東邊“建立”自己的“軍事存在”。這就是他們所做的“一切”。比倫特•格卡伊看到：“‘9•11’事件前幾天，美國能源部情報局把阿富汗的戰略地理位置列為‘從中亞向阿拉伯海出口石油和天然氣的潛在運輸通道’。”而且，在阿富汗戰爭期間，巴基斯坦和土庫曼斯坦討論了“開發一條從土庫曼斯坦經阿富汗到巴基斯坦瓜德爾港的天然氣管道，現在正在中國的援助下在俾路支省海岸興建。”
由此，免不了得出一個結論——“反恐戰爭。是促進美國在歐洲和亞洲的安全和階級利益的”人為製造“的工具。然而這其中還有其他尚未看到的事實。
布希和“新保守派”知道，他們無法像戰勝一個失敗國家那樣戰勝恐怖分子。他們無法用國家政治暴力和國家恐怖活動剷除恐怖分子。“國家恐怖主義”和擴大占絕對優勢的軍事影響力，無論技術多麼先進，只能產生反作用，無法消滅自殺式襲擊、部落戰爭這些現象。維持部落地區的治安如今需要大量人力和武器資源。2003年10月16日，在給迪克•邁爾斯將軍、保羅•沃爾福威茨、道格•費思、皮特•佩斯將軍的備忘錄中，拉姆斯菲爾德問道：“如今我們缺乏衡量全球反恐戰爭輸贏的尺度。我們每天抓獲的、殺死的、阻止的和勸服的恐怖分子是不是比伊斯蘭學校和極端傳教士招募、訓練和派遣出去對付我們的更多呢？”
除了殘忍和好戰之外，問這個“問題”是一種深度“錯覺”，因為那些決意犧牲自己生命的人，隨時隨地都可能殺死別人。更具體地說，美帝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新保守派”忘記了，自殺式爆炸的“主要意義”在於“生命”，而不是死亡。對中東人民來說，“聖戰”和本•拉登所代表的和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共產主義革命和切•格瓦拉對西方激進青年所代表的“一樣”，而美帝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新保守派”對這一“事實”不屑一顧。
如果新帝國主義國家（如美國）或新殖民主義國家（如 1967年以後的以色列）用“國家恐怖主義”來打擊恐怖分子，其結果必然是暴力的惡性循環。我們還得進行進一步的分析。例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衝突不僅僅是兩個民族主義或原教旨主義互不讓步的問題。它確實是這樣的，但還有一些東西超出這種簡單猜測之外。事實上，它是“被壓迫民族”——巴勒斯坦人的民族主義和“壓迫者”——以色列國家的民族主義之間的“不平等關係”。
回顧 1967年，伊薩克•多伊徹曾精彩地說過：
表面上，阿、以衝突只不過是兩個敵對的民族主義之間的衝突，雙萬都處於自以為是和野心膨脹的惡性循環之中。從抽象國際主義的觀點來看，最容易不過的就是把兩者當作同樣毫無價值的和反動的而不屑一顧。然而，這種觀點忽視了那裏的社會和政治現實。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國家人民的民族主義，他們為獨立而進行的鬥爭，不應該和征服者、壓迫者的民族主義放在一個道德政治層面上。前者有歷史理由和進步的方面，而後者沒有……以色列的安全依賴於定期發動戰爭，每隔幾年必須削弱阿拉伯國家的力量。
新帝國主義和“新猶太復國主義”是手拉手的好兄弟。2002年5月2日，美國參眾兩院通過議案，宣佈美國和以色列“現在正進行一場反對恐怖主義的共同鬥爭”。參議員約瑟夫•利伯曼更直白地說：“以色列受到恐怖分子有組織、蓄意的自殺和殺人襲擊行動的包圍。這些恐怖分子的實質和‘9•11’事件中對我們國家的襲擊是一樣的。”美國駐伊拉克部隊正在吸取“以色列國防軍在巴勒斯坦被占領土上得出的經驗教訓”。為了突破抵抗，美國正在“像以色列情報部門那樣使用阿拉伯線人。美軍把伊拉克的城鎮村莊變成了西岸的影子”。
還有消息披露，“以色列軍官在美國布拉格堡訓練暗殺小組，模仿以色列國防軍的‘定點清除’戰略”。結論是令人痛心的：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所做的，在以色列的週邊，美國正在向全球做同樣的事。正如新”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原教旨主義與伊斯蘭聖戰相對應，美國國內的“基督教原教旨派”和“猶太復國主義”者與美國以外的全球聖戰相對應。芝加哥諾斯派克大學的唐納德•瓦格納近期對“基督教原教旨主義”和新“猶太復國主義”進行研究，追溯了這兩個意識形態運動在小布希時代與“新保守主義”明顯走到一起的過程。“2000年，共和黨發生了一個轉變。它開始擁護新保守派思想家的理論，宣揚美國的”單邊主義“，支持用軍事手段而不是外交手段解決問題。‘9•11’事件後又採取了更具進攻性的做法，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戰爭和其他的敵人很快都與美國的‘反恐戰爭’聯繫起來，而這毫不奇怪。”因此大家普遍認為，華盛頓對以色列的承諾是一種無可更改的事實，這也正是使布希的巴勒斯坦政策左右為難之處。當然還得強調一下，新保守主義和猶太人的觀點並不完全一致，有許多參與政治的猶太人認為新保守派（和新猶太復國主義者）對世界的觀點是一派胡言。
新保守派把恐怖主義的根源歸結於貧困、腐敗、宗教衝突和民族矛盾。這毫無意義，按照亨利•C．K．劉的說法：“這樣定義恐怖主義的話，反恐戰爭無法取得勝利。”伊斯蘭恐怖主義的真正原因是美國在原材料豐富的地區，向那些窮苦人民施加其占絕對優勢的影響力，因為這些原材料，如石油和天然氣，對美國正在衰落的經濟。不穩定的金融狀況至關重要。
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另一個“真正原因”是巴勒斯坦的惡劣狀況和所謂的“國際社會”“無力”強迫以色列“執行”「聯合國安理會」要求其撤出西岸和加沙的242號決議。對付恐怖主義最好的方式是平民方式，一種新的“緩和”政策。應對基地組織和原教旨主義恐怖組織最好的方式是從大中東地區“收回”盎格魯—撒克遜的影響力，從西岸和加沙撤走以色列部隊，成立獨立的巴勒斯坦國。到那時，伊斯蘭教和西方就能在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基礎上發展一種新的民主、平民的政治經濟合作關係。這是把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觀點倒過來想的另一種方法。這也是超越過於“簡單的”、“錯誤的”、危險的、好與壞的宗教困境的另一種方法。
但是布希的主要選舉支持者——“基督教原教旨派”和新”猶太復國主義者“，都堅持拒絕這樣想（P93-104）。
2007-03-17
＜日本右翼歷史觀批判研究＞
（王向遠著作集第十卷）
第一章 戰後右翼歷史觀形成的根源與背景——右翼勢力、右翼思潮與戰爭認知問題
一、右翼歷史觀的古代淵源
二、現代軍國主義思潮與右翼歷史觀的形成
三、戰敗後右翼的蠢動及右翼歷史觀的“復活”
四、冷戰後知識右翼的“猖獗”與右翼歷史觀的“擴散”
第二章 右翼歷史觀“死灰復燃”的標誌—林房雄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
一、作為老牌右翼分子的林房雄
二、解掉兩個緊箍咒
三、“大東亞戰爭百年戰爭”論的展開
四、“縱然失敗卻是無悔”
第三章 一本全面徹底的為侵略歷史“翻案”的書——中村粲的《走向大東亞戰爭之路》
一、寫作宗旨：為洗刷“汙名”而篡改歷史
二、以種族戰爭史觀粉飾侵略
三、所謂“當事雙方都有幾分責任”
四、對十五年侵華戰爭的全面翻案
第四章 “惡魔的思想”——渡部升一、穀澤永一的思想
一、對“反日的日本人”的“告發”
二、所謂“國益論”和“新憂國論”
三、“誰把歷史弄成這樣?”
四、所謂天皇“無責任”，戰爭“有外壓”
五、“敬告韓國中國俄國美國：日本沒有戰爭責任”
第五章 “喬裝打扮”的軍國主義史觀——藤岡信勝所謂的“自由主義史觀”
一、藤岡信勝與“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
二、所謂“自由主義史觀”的“自由”
三、“自由主義史觀”的根源與構造
四、“自由主義史觀”的虛偽本質
第六章 歇斯底里的“免罪情結”——法學博士小室直樹的“無法”的暴論
一、“天皇教”的狂熱信徒
二、反共與反華
三、搬弄“國際法”為侵略免罪
四、不容忍任何道歉和謝罪
第七章 “南京大屠殺”抹殺者的第一隻黑手——田中正明的“虛構”與“總結”
一、曾做過松井石根秘書的田中正明
二、所謂“帕爾博士的日本無罪論”
三、《南京大屠殺的虛構》的虛構
四、“南京大屠殺否定論的十五個論據”的虛偽
第八章 作為一股右翼思潮的南京大屠殺“抹殺論”——東中野修道等抹殺論者的猖獗
一、鈴木明的《南京大屠殺之幻》
二、阿羅健一、歃本正己、富士信夫的抹殺論
三、南京大屠殺抹殺論形成了一種思潮
四、新一代抹殺論者的“旗手”東中野修道
五、抹殺論者在史實面前註定失敗
第九章 “皇國”史觀的集大成——西尾幹二的《國民的歷史》
一、《國民的歷史》暢銷的背後
二、與中華文化絕緣的“一萬年日本文明史”的虛構
三、對侵略歷史的全面美化
四、唯我獨尊的“皇國”史觀的復活
第十章 右翼歷史觀的教科書化——《新歷史教科書》及教科書的“改惡”
一、戰後歷史教科書的右翼化軌跡
二、右翼團體“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的成立
三、《新歷史教科書》對侵略歷史的歪曲
四、推動教科書進一步“改惡”的三浦朱門
第十一章 右翼歷史觀的通俗化、大眾化——小林善紀的政論漫畫《戰爭論》與《臺灣論》
一、右翼勢力的“廣告塔”
二、鼓吹戰爭、美化侵略的《戰爭論》
三、老調重彈、變本加厲的《戰爭論2》和《戰爭論3》
四、歌頌日本殖民統治、鼓吹台獨的《臺灣論》
第十二章 右翼歷史觀與靖國神社問題——靖國神社參拜“正當”論
一、靖國神社的本質
二、加地伸行等人的“日本乃神國”論
三、大原康男等人的中國“干涉日本內政”論
四、小林善紀的《靖國論》
第十三章 右翼歷史觀對中國歷史教科書的“逆襲”——右翼文人的“中國反日”論
一、古森義久對“中國反日”的報導和渲染
二、勝岡寬次對中國“反日教科書”的“徹底批判”
三、“中國反日”論的其他鼓噪者
第十四章 從中國歷史觀到中國現實觀——「中國黑暗論」、「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
一、岡田英弘的中國歷史“黑暗論”
二、中島嶺雄的「中國黑暗論」與「崩潰論」
三、長谷川慶太郎的「中國崩潰論」與「中國威脅論」
四、杉山徹宗等人的「中國威脅論」
本書研究的是日本右翼及其歷史觀的問題，對歪曲和篡改歷史的日本右翼歷史觀做了深入的剖析。讀完這本書之後讀者會明白，原來那些大放厥詞的政客站在政治舞臺上為歷史翻案的發言是有一整套右翼歷史觀作支撐的，而右翼歷史觀的構建者和系統表述者則是民間身份的一些教授、學者所構成的右翼勢力。換言之，在日本當代學界和言論界，為侵略歷史翻案已經形成一種不可忽視的社會文化思潮。
台灣炒地皮吸血大王林榮三榮登富士比（Forbes）財經雜誌全球首富前五十名
《金權城市》點名聯邦（三重幫自由時報林榮三） 炒地牟利
顏玉龍／新北市報導
2011-02-17 中國時報
土地炒翻天，鄰近台北市東區的新北市汐止區也成矚目焦點，已有預售案成交價一坪四十萬元以上，讓早期養地的大財團「出現」解套的契機，但也再次引發山坡地開發，以及財團以農民身分買農地開發的爭議，其中以「聯邦建設」的“瓏山林”建案最具「代表」。
《金權城市：地方派系、財團與台北都會發展的社會學分析》一書中，台大教授陳東升認為財團購買農地、山坡、工業用地，並利用“變更地目”營造高額利潤，是“基本炒作手法”。他進一步點名「聯邦建設」，指（自由時報）林榮三在七十六年買下汐止十八甲“林地”，每坪公告地價二、三千元，“變更地目”並推建案，每坪售價十五萬元，獲取幾十億元利益。
陳東升在書中提及，「瓏山林有一部份是承租國有林地，透過公有地放領取得土地所有權，接著申請“山坡地”的開發，（再）變（更地目）為丙種建地。白匏湖二百多甲土地來源，一是林榮三長子林鴻聯以“自耕農”身分承購三百多筆農地，另一部分是林榮三的三子林鴻堯向國有財產局承租林地。」
由於瓏山林完工後，須向汐止鎮公所申請「未損害公共設施證明」，《廖學廣的獨立時代》一書中寫道，「建商賣房子賺大錢，鎮公所沒有義務為建商擦屁股」為由，將申請案打回票。「幾經洽商，最後雙方達成的協議，由林榮三捐贈一座綜合運動公園給汐止鎮，鎮公所同意綜合運動公園以林榮三命名。」
不過，公園設計圖完成，也整好地等著林榮三來蓋公園，最後卻沒著落，廖學廣出手反撲，在競選連任時，發出在白匏湖山區設置垃圾場的文宣，並取名為「榮三垃圾場」。
「林榮三發動旗下《自由時報》，在鎮長選舉投票前最後兩天，將駐汐止鎮的記者召回總社，配合社長、總編輯發稿，全力圍剿廖學廣。廖學廣也不甘示弱，召開記者會一一點名林榮三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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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週刊＞被砸／（本土黑幫）天道盟太陽會13人成擒 廖學廣關狗籠案主嫌在內
東森新聞 2002/10/22
社會中心／綜合報導
「壹週刊」辦公室本月6日被黑道分子砸毀，引起社會各界重視，警政署22日規劃全國大掃黑，警方針對「天道盟」太陽會桃園龍潭組、台北萬華組、基隆仁愛組展開全面搜索，合計逮捕13名嫌犯，起出「太陽集團」制服、改造手槍等贓物。
刑事局與台北市刑警大隊兵分多路，由士林地檢署主任檢察官陳國鳴指揮，22日凌晨在基隆市、台北縣、桃園縣同步行動，逮捕基隆仁愛組組長謝金峰等13名嫌犯，其中，綽號「阿風」的謝金峰在「天道盟」名氣響亮，涉及85年立委廖學廣狗籠案，曾經逃亡泰國，後來被警方緝捕回國。
警方調查，某週刊報導「天道盟」新、舊太陽會搶地盤風波，引起舊太陽會不滿，屬於舊太陽會的桃園龍潭組、台北萬華組、基隆仁愛組，分別接獲越洋電話指示，本月6日在某週刊位於台北市內湖區的辦公室附近集合，20餘名男子一起穿上「太陽集團」黑色制服，持木棍、鐵棒把某週刊辦公室砸毀。
行兇過程中，龍潭組的嫌犯黃鑫，涉嫌搶走某週刊大樓保全員的手機，而這支手機就是警方破案的關鍵，警方從通聯紀錄中，釐清案情，並逐一收網逮捕嫌犯。
至於傳真給各媒體，揚言要把某週刊趕出台灣的桃園龍潭組組長「文哥」梁瑞文，目前流亡柬埔寨，台北萬華組組長「鐵霸」曾盈富、曾盈進兄弟，則在大台北地區流竄，警方正擴大偵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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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囤地 房價飆漲 新莊人嘆：買不起新莊房子
林金池／新北市報導
2011-02-17 中國時報
如果說高房價起因於財團囤地，「聯邦集團」林榮三近卅多年來在新莊默默購入大批土地。新莊副都心房價每坪飆漲到五十萬，地方人士說，「新莊人買不起新莊房子，這不是很諷刺嗎？」
新莊副都心近年來土地價格炒翻天，看似財團建商各顯神通、各自購地，但當地人都知道林榮三才是最大地主，早在民國六十七年左右，林在當地四處收購農地，平均每坪價格五百到兩千元不等，地方人士說「當年中港路底全是水田，買地就拜託農民划船在四周插上紅旗子，就能看出土地多大。」
地方人士說，林榮三買地是有專業的「牽勾仔」幫忙，地方人士說，有位綽號「Ｘ吉」的兒時玩伴負責幫他牽線買地，人家不要的低窪水田，林榮三全部收，卅多年下來成為新莊副都心最大地主。
據了解，林榮三太太林張素娥名下土地，至少超過一萬坪，如果加上登記在其他親戚名下土地，囤積了大量的土地，以每坪兩百萬元計算，市價超過數百億元。
財團囤地炒作，造成房價水漲船高，如今新莊副都心房價每坪漲到五十萬，周邊更充斥一大片未開發，卻被炒上天價的素地，不少地方人士說，「新莊人買不起新莊房子，這不是很諷刺嗎？」
地方人士認為，未來只能寄望新北市府大刀闊斧，重新恢復課徵空地稅，遏止財團建商炒作房地產歪風，藉此加速重劃區開發，增加供給降低房價，才能讓小老百姓安居樂業，否則將成了財團囤積土地、炒作房價的幫兇。
扁政府消失的３６,000件公文與馬英九“遲來”的“震怒”
日前，經過3年的盤點，馬政府終於數清扁政府交接時不見了３６,000件公文。據說，馬英九為此在國民黨中常會上三次“震怒”。
扁政府時代為何“消失”了那麼多公文？
是“有心”還是無意？
對臺灣的影響如何？
民進黨應該如何“交代”、對其後續影響如何？
馬英九的震怒是自然還是“刻意”？
是否如民進黨高層所說是正在追殺？還是栽贓陷害？
這些消失的公文該不該追？怎麼追？追到何種程度？
對國民黨選舉有幫助嗎？
首先，扁政府時代的公文是如何“消失”和“為什麼”消失的。
其實，看看扁政府政權交接前，僅總統府就購進57台先進的碎紙機。這就註定會“消失”許多紙質的東西，被粉碎的是否包括消失數量龐大的公文，不得而知。但如果是手紙，肯定無需這麼先進的碎紙機的。如果說消失的公文僅僅是拿回家忘記交上來，或者是轉交給其他單位，沒有造冊登記，都是說不過去的。如果是有意轉移、藏匿、“銷毀”，則必有其主管“目的”。
據臺灣各界的多種猜測，比較靠譜的，無非是：
一、五部會首長個人認為不方便交接的，比如檔會留下決策的過程、決策的動機和目的。其中，並非都無瑕疵或公而無私；
二、集體意識和決策，因含有政黨因素或者有太多權宜之計，不能作為經驗傳承，而被下任政府延續。如，指令不恰當的監聽，荒唐離譜的任命、約見等；
三、任內接獲相應情資應當立即處理，而沒有處理，賣好一些個人或團體，或者攜帶出“宮”，以便讓別人感恩或懼怕的；
四、即便認識到這些公文對臺灣政府延續是有益的，但對自己短時間拿回政權沒有信心，又不甘心讓國民黨對情況有全面、系統地瞭解，要看國民黨笑話，甚至希望國民黨因此做不好，而趕快下臺。但無論哪種情況，看看扁政府離任前，幾十台碎紙機連夜運轉，就像電影裏面，一個政府“垮臺”前，忙著“焚毀檔”、轉移資產的場面。
所以，無論什麼目的，都凸顯了，扁政府置臺灣整體利益於不顧，不想讓國民黨分享這些本應分享的政府資產。也證明了，臺灣所謂的政黨輪替不像政府內部交接，倒似敵國佔領。
其次，民進黨高層對“消失”數量龐大公文的態度。
如果一個負責的政黨，一個以整個臺灣人民利益為依歸的政黨，當發現自己政黨執政時，居然有這麼“離譜”的事情。第一時間，就應該汗顏，向全民道歉，並聲明敦促本黨同志配合調查，厘清對臺灣的影響。
遺憾的是，民進黨高層的反應，卻有這樣幾種態度：扁政府交接時，並沒有丟失這些公文，馬政府純屬栽贓陷害；馬政府盯住公文不放是轉移執政無能、進行政治追殺；最不激烈的反應，也僅限於：即便這些公文丟失是真的，但馬政府該早查的不查，到大選不到一年的時間再查，時機不對，想影響選舉。儘管這些反應，符合民進黨的一貫邏輯、作風和格調，但也不能侮辱全民的智商：是不是馬政府自己銷毀公文或造假，進行栽贓陷害一目了然；如果是事實，就不能叫政治追殺；即便懷疑馬政府查證的效率，這也不是民進黨有資格質疑的，因為民進黨執政時，丟失的公文太多，馬政府人工比對耗時費力，而且一件弄錯，豈不是給民進黨更多口實？即便需要質疑馬政府的效率，也只有民眾才有這樣權利。
再次，說說馬政府的震怒和效率。
馬政府盤點3年才搞清丟失了多少公文，儘管理由是數量大、人工比對慢，勉強說得過去。但特偵組從陳水扁辦公室查扣的幾十箱公文，是怎麼流出的？以及扁政府卸任前，那些工作人員使用碎紙機、粉碎了一些什麼總是應該知道的吧？所以，馬英九的震怒自然是應該的，畢竟這是損害的是全臺灣人民的利益。
但應該震怒的不僅僅是馬英九，民眾也許更有理由震怒。民眾對扁政府應該震怒的是，其對體制和制度的“無視”和“破壞”，政黨惡鬥居然置整個臺灣的利益於不顧；
對馬政府的震怒，大概是上任這麼久“沒有”展現相應的魄力。馬英九震怒得儘管“晚了”一些，但如果堅持查，起碼能夠大致厘清誰丟失的、怎麼丟失的、丟失的大致是什麼公文、對臺灣的影響是什麼。
最後，追查扁政府丟失的公文，對兩黨的影響會是如何。
按照馬英九的個性，如果對臺灣的整體利益影響不大，相信其也不會過為己甚。其作用無非是借此建立和整飭公文制度，讓政府像個政府。至於對民進黨有無打擊的效果，即便有，按照目前臺灣的政治生態，也極為有限，只不過是臊臊民進黨執政時時任高官、現在仍然“風光無限”的“政客”的面皮。
要說真正能夠傷害到民進黨的，還是他們自己，因為，民進黨高層對這一事件的態度才是檢驗品格和責任的試金石。而國民黨如果能夠不要抱著溫文爾雅一副君子狀，大刀闊斧地做自己該做的事才是改變和提升自己形象的契機。因為追查公文並不能讓民進黨失去他們原有的基本盤。只要臺灣政黨輪替今後繼續有這樣公文“莫名其妙”地“大量消失”的狀況，對岸不但不必將“各懷鬼胎”的雙方輪流執政臺灣當回事，其他國際社會也不會將臺灣當作一個值得尊重的政府。
文／畢殿龍 2011-4-1
美帝策劃扶植西藏叛亂：中情局組訓叛亂游擊隊供應武器阻止（農奴）和平解放
阻止西藏（農奴）和平解放
為適應“（圍堵遏制中國反共白色恐怖撲殺）冷戰”的需要，1947年7月26日，美國國會通過了《1947年國家安全法案》。該法案規定：美國成立「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簡稱CIA)；只要總統授權，美國「中央情報局」就有權在國外執行各種秘密行動和准軍事行動。尤其在軍事干涉過於強硬、外交手段軟弱無力時，「中央情報局」的秘密行動便成了美國政府的第三種選擇。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美國開始公開涉足中國西藏事務，支援西藏分裂勢力的活動。美國最高決策層認為，西藏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原因是：
其一，中國西藏位於亞洲的腹地，作為一個天然的戰略高地屏護著中國的西南地區，如果西藏被中國控制，便會成為共產黨中國向印度施加影響的基地，因而“會對南亞地區(特別是印度)構成威脅”；相反，“一個分裂的西藏”卻與美國政府所希望的“中國在某一方面出現內部崩潰”之目標正好吻合。在美國看來，即便無法分裂中國，西藏分裂勢力的抵抗也可以消耗中國的資源，從而實現削弱中國的目的。
其二，1950年2月《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和同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以後，從強烈的反華政治需要出發，美國把中國西藏納入其對華“遏制”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中央情報局在援助西藏分裂勢力的活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950年3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先遣部隊向西康地區進發，拉開了解放西藏的序幕。「中央情報局」密切注視著西藏局勢，通過各種途徑搜集有關西藏的情報。此間，西藏上層分裂勢力也準備以武力對抗解放軍入藏，並慫恿達賴喇嘛外逃。7月，達賴喇嘛的長兄土登諾布在「中央情報局」資助下到達紐約，成為美國與達賴秘密聯繫的中間人。
最初，美國曾試圖阻止西藏（農奴）和平解放，極力慫恿達賴及噶廈（西藏地方政府）拒絕與中央人民政府簽署西藏和平解放的十七條協定。在這一計畫落空以後，中央情報局又策劃了秘密策動達賴出逃的計畫，由於種種原因，這一計畫再次落空。然而，中央情報局與西藏上層分裂勢力的此次密謀，為1959年達賴逃往印度鋪墊了基礎。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SC5412計畫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以後，「中央情報局」積極支持並“操縱”西藏分裂勢力，策劃了一系列旨在製造“西藏獨立”、反對“新中國”的陰謀活動。此間，美國政府密切關注西藏事態的變化，積極採取措施支持西藏分裂勢力。國務院遠東司司長艾利遜認為：“西藏叛亂分子已經發展到集體的公開騷亂的階段”，“西藏的形勢正在向著符合美國利益的方向發展”。因此他建議美國政府應進一步秘密援助西藏抵抗力量。這一建議得到了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高度重視，決定由中央情報局在西藏實施NSC5412計畫——“秘密援助地下反共抵抗力量”的行動計畫。
1954年3月15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SC)通過了NSC5412計畫。次年，艾森豪總統又批准修補了NSC5412計畫，增加了NSC5412／1和NSC5412／2文件。這三個檔均屬“遏制國際共產主義行動的秘密軍事行動計畫”。其中在NSC5412／2文件中特別規定，在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下，由「中央情報局」具體負責領導反對和遏制“國際共產主義行動”的全部間諜和反間諜行動。該項秘密行動的目標是在“受到國際共產主義威脅和統治的地區發展地下抵抗力量和秘密幫助遊擊隊活動，並保證那些力量在戰爭中的有效能力，使他們在戰爭中擴大軍事力量並獲得所需的供應品”。
按照美國國家安會委員會第5412／2號檔的精神，由總統、國務院和國防部指定代表組成代表團，又稱“5412委員會”或“特別小組”，也稱5412小組。該小組具體指導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重大秘密行動。這意味著「中央情報局」對西藏實施的各種秘密行動計畫都由該小組決定。
秘密援助西藏叛亂分子
依據NSC5412計畫，「中央情報局」在中國西藏地區開始了秘密援助“藏獨”的一系列行動。喬治•派特遜是美國情報部門與印度、中國國民黨、在國外的西藏分裂分子相接觸時的聯絡員和譯員，據他後來聲稱，自從1949年起，中央情報局、國民黨特務和西藏分裂分子的聯繫從未中斷。
1953年朝鮮戰爭結束後，中印邊界印度一側阿爾莫一帶的居民驚奇地發現：這裏居然出現了三個教育中心、兩個醫院、兩個麻風病院和一個肺病療養院。更令人驚奇的是，在這些“醫院”和“教育中心”裏根本就沒有什麼病人和學生。實際上，從1951年起，「中情局」即已開始從事西藏叛亂分子的訓練工作。阿爾莫就是中情局對西藏施行秘密行動的基地之一。
1955年春季，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一個下屬機構開始在噶倫堡城郊徵募藏族人，先後在臺灣、沖繩群島、塞班島、關島等地秘密進行訓練，然後將這些受訓人員遣回西藏，作為發動叛亂的骨幹。
1955年12月，在四川西部藏區(通稱“康巴地區”)的民主改革即將展開之時，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唆使和策動當地部分彝、藏族奴隸主，發動了抗拒民主改革的大規模武裝叛亂。
叛亂發生後，「中央情報局」當即認定康巴叛軍是美國在西藏行動的可靠盟友。局長艾倫•杜勒斯也認為西藏的形勢為中央情報局的行動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會。1957年2月，中情局挑選了6名康巴叛亂分子，送到太平洋上的關島進行了為期6個月的特種訓練。當年8月，這些受訓結業的康巴特務被空投到西藏，其使命是指導叛亂並促使達賴公開向美國求援。其中兩人與康巴叛匪頭子貢布紮西取得了聯繫，並於1958年1月在達賴的夏宮羅布林卡秘密會晤了達賴的管家帕拉•土登維登。
後來，「中央情報局」又先後遴選了170余名康巴叛亂分子在琉球、塞班等地接受訓練。因為這些高原來客不習慣海島氣候，「中央情報局」遂又在美國國內設立了一個“康巴遊擊隊員訓練基地”，該基地叫做赫爾營，位於美國克羅拉多州的洛基山脈，是二戰期間美軍第10山地師總部所在地，這個營地曾被用來訓練美軍的山地作戰部隊和特工人員。該地平均海拔高度10000英尺，與西藏的地形、氣候有許多相似之處。為了掩人耳目，1957年7月16日出版的《丹佛郵報》宣佈，赫爾營即將啟用為軍事試驗基地。在這個機密的營門口，赫然懸掛了“危險！請勿接近！”的牌子，登山者見後都以為是核廢料處理場。營地的警衛也得到了命令，凡遇未經許可闖入者，一律就地擊斃！
在人民解放軍的有力打擊下，康巴叛亂到1957年底基本被平息下去。許多叛亂頭目紛紛逃向西藏，被西藏上層反動集團收留，重新予以武裝，繼續進行非法活動。1957年5月，在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的策劃支持下，從四川藏族地區流竄到西藏的康巴叛亂分子頭目在拉薩成立了反動組織“四水六崗”（藏語“曲細崗珠”，泛指甘、青、川、滇、藏等省區藏族聚居的地方）。
1958年4月，從四川、青海、甘肅等省藏區竄入西藏的叛亂分子，正式與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結為同盟，將所有武裝力量統一于“四水六崗”組織之內，並分配了叛亂任務。6月，貢布紮西帶著中情局訓練的特務和電臺離開拉薩，竄到西藏山南地區，建立叛亂武裝根據地，組織了叛亂武裝“衛教志願軍”。
“衛教軍”一成立，就立即得到美國的武器援助。當年夏天，「中情局」就在山南地區空投大批武器彈藥，計有機槍20挺、迫擊炮2門、步槍100支、手榴彈600枚、炮彈600發、子彈40000發。11月26日，中情局通過“麥克馬洪線”以南印度佔領區，又向山南地區運送武器彈藥226馱；年底，向紮古拉馬塘高地空投一批武器，約100支美式來福槍、20挺輕機槍、2門55毫米迫擊炮、60枚手榴彈，每支槍和每門炮配置300發子彈或炮彈。次年1月，又通過尼泊爾運入40馱武器彈藥。為掩蓋真相，美國只提供“二戰”時期的武器。
「中央情報局」的援助行動，助長了西藏分裂主義分子的囂張氣焰。進入1959年，西藏武裝叛亂逐步升級，叛亂分子不僅襲擊解放軍，而且對藏民劫掠、燒殺，強迫他們反對中央人民政府。3月10日，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終於公開撕毀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發動了全面的武裝叛亂。一周之後，他們又劫持達賴喇嘛離開拉薩，倉皇出逃。
有外國研究人員認為，叛亂者無法通過和平手段使達賴喇嘛公開站在他們一邊，是促使中情局和他們在1959年3月發動大規模叛亂的根源。這並非空穴來風。最新解密檔案表明，1958年9月，中情局決定秘密增加對叛亂者的資助，以擴大其反對中央政府的遊擊戰，此舉得到艾森豪總統的批准。派特遜證實說，在拉薩叛亂前，他的康巴朋友就告訴他，已經有了一個使達賴喇嘛離開拉薩的計畫了。1959年3月2日，印度加爾各達的《政治家報》發表的一篇匿名文章，也為上述結論提供了證據。作者極其準確地預測說，達賴喇嘛可能不願離開拉薩，但為了使他離開，康巴人將不得不製造些騷亂。
檔案表明，在西藏叛亂的關鍵時刻，「中央情報局」認定，“達賴的出逃符合美國的利益。”在達賴出逃途中，“曾在「中央情報局」受訓的報務員緊緊相隨，把達賴喇嘛的行程隨時報告給華盛頓。”「中央情報局」設在達卡的基地與達賴喇嘛保持密切聯繫，並準備好一種適合在西藏稀薄空氣中飛行的C—130型運輸機，隨時給他們空投所需物資。兩周後，達賴一行在「中央情報局」訓練的西藏特工幫助下逃到印度佔領區。
達賴出逃後，叛亂武裝於3月20日淩晨向解放軍發動全面進攻。解放軍被迫進行反擊，兩天內就將其徹底擊潰。隨後，西藏全境的平叛作戰全面展開，叛亂分子苦心經營的山南老巢被一舉蕩平，“衛教軍”敗逃至印度控制區。至當年底，西藏大部分地區的叛亂即被平息。
策劃西藏“公路襲擾戰”
「中情局」對西藏叛亂武裝如此不堪一擊大為失望，他們認為這都是反叛者集團作戰的結果。在1959年召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第403次會議上，艾森豪總統批准在中國西藏繼續實施NSC5412系列計畫。艾倫•杜勒斯分析了西藏叛亂失敗的原因並提出了未來的行動方案。他認為：首先，中國人民解放軍在西藏佔有絕對有效的軍事優勢，加之其使用飛機，西藏叛軍已被“成功地肢解”；其次，“西藏(叛亂)遊擊隊總是大集團作戰，軍事調動過於煩冗”，“他們對當地地形熟悉的優勢沒有發揮出來”。接著，杜勒斯分析了中國軍隊的困難，即解放軍數千名步兵在向青藏高原推進過程中要克服嚴峻的給養運輸、惡劣的自然條件的挑戰。因此，如果破壞拉薩——北京的供應線，北京的損失就會出現“實質性地增加”。中央情報局認為，西藏的大部分道路都築在山腰上，一旦被破壞．要用數周甚至數月才能修復；依靠反叛者襲擊公務人員和車隊以獲取中國內部情報，也成為中央情報局日益渴望的事， 因為它從中國其他地區已很難獲得此類情報。
於是，「中央情報局」確定了“公路襲擾”計畫，將在赫爾營經過專門訓練的藏人空投到西藏，實施破壞西藏公路運輸的行動。
在西藏叛亂正式爆發之後，被秘密送到赫爾營進行訓練的藏人數量明顯增加，最終共有259人在該營受訓。
1959年9月下旬，中央情報局決定在康區西部的邊壩(Pembar)地區進行上述行動。邊壩位於薩爾溫江（怒江）南岸，與中國的“成都——拉薩”公路距離很近，由於中國在該路段南北支線的控制薄弱而被選中。同月，在美國受訓的18名藏人被空投到西藏邊壩地區。他們的任務是控制該地區；進攻四川——拉薩公路上的交通運輸和破壞軍事設施，襲擾並阻斷軍事運輸供給，以阻止中國政府對西藏地方的物資供應和軍需運輸；破壞襲擾解放軍平息叛亂的行動。為配合上述行動，美國中央情報局為邊壩地區的叛亂分子空投武器和物資。
1961年2月，「中央情報局」決定實施第二輪襲擾戰。這次他們選擇了西藏茫康(MaRkham)地區。茫康位於湄公河與雅魯藏布江之間，是中國內地公路穿越康區第二條線路的終點站，也是西藏叛亂分子的聚集之地。中央情報局準備據此破壞北京的後勤運輸。3月，受過訓練的7名藏族特務由中央情報局使用C—130運輸機空投至茫康地區。
事實證明，美國「中央情報局」對西藏地區上述兩次公路襲擾並不成功，也沒有給中國對西藏地區的控制構成威脅。由於人民解放軍對空降的叛亂分子實施了有效的圍剿，中央情報局從1957年開始空投到西藏的49名藏族特務，除10人逃到印度，2人被捕(至1979年被寬大釋放)外，其他37人不是被擊斃，就是在雪嶺荒原逃竄時死於寒冷和饑渴。
到1960年底，西藏全區範圍內大股叛亂武裝均被殲滅，人民解放軍取得了平叛鬥爭的決定性勝利。
“木斯塘計畫”
「中央情報局」眼看西藏境內的叛亂武裝已無生存基礎，腹地滲透死路一條，於是又將計畫改為從境外進行長期襲擾。1960年前後，中央情報局和西藏分裂勢力決定尋求一個新的安全活動基地，由於印度不願為其提供基地，他們將活動基地從西藏境內轉移到尼泊爾。經過一番挑選，他們看中了尼泊爾境內半獨立的封建領地木斯塘。木斯塘一帶山高林密，地方首領信喇嘛教並不受政府管轄，況且緊鄰西藏邊境，進行滲透行動十分方便。不過當地人煙稀少，一切物資供應均要靠美國解決。
1960年9月，達賴集團在木斯塘重新組建了“四水六崗衛教軍”，由此開始了在中國邊境長達十年之久的軍事襲擾。其首任總指揮貢布紮西在回憶錄中寫道，“有時，一二百人的西藏遊擊隊的活動深入中國佔領區達100英里”。然而，美國人後來承認：“這些襲擊除了給西藏部隊以暫時的滿足，並激起他們有朝一日真正進軍故鄉的希望外，作用幾近於零”。
不過有一次，這種襲擊行動卻出乎意料地獲得了大量情報。西藏叛亂分子在一條冷僻的山路上，伏擊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一支小小的車隊，他們在一輛車上發現了幾個郵袋，裏面除了一般日常函件外，還有從北京發出的政府官方檔和軍事檔。叛亂分子把郵袋交給了中央情報局。後來，中央情報局總部的中國問題專家仔細分析了郵袋的內容，從中發現了中國官方大量有關西藏情況的資料與資料。
除此之處，“西藏行動”未能獲得任何其他值得一提的收穫，卻繼續有氣無力地在原地踏步。
1960年5月，一架美國U一2飛機進入蘇聯領空進行偵察時被擊落，此後，艾森豪總統下令停止入侵共產黨國家領空，這包括西藏在內。到1960年底中央情報局取消了對西藏叛軍的空投，失去物資供應的叛軍不得不獨自面臨一個苦冬，許多人因為沒有食物和住所而凍餓而死，還有一些人被迫吃皮鞋和皮革來維持生命。
1961年3月，新上臺的甘迺迪總統重新批准了「中央情報局」的秘密計畫，於是，中央情報局又開始向木斯塘的叛軍空投武器、無線電操作員、裝備和生活必需品。
「中央情報局」給叛軍下達的任務是，進攻解放軍分散的營地，並在拉薩至新疆的交通幹線上破壞運輸。這些襲擾行動，迫使中國在該地區增加兵力，並將西藏西部的交通線改道為青海至新疆的公路。
當「中央情報局」決定繼續空投時，遭到了印度的反對。印度國防部長杜特向美國表示：“為了加強中印邊境的防空，堅決擊落任何侵犯印度領空的飛機，因而希望美國的飛機在將來的空投中不要飛越印度領空，也不希望美國利用西藏人在印度反對中國，而使問題複雜化。”沒有印度的支持，“木斯塘計畫”暫時擱淺。
然而1962秋天，中國和印度爆發了一場短暫的邊境戰爭，從而導致印度政府的態度發生了明顯變化。在對待美國中央情報局利用印度領土(領空)援助達賴集團分裂活動的立場和行動上，印度由原來的反對者(至少是中立者)變成了主要的積極參與者。而且印度開始與美國在軍事上積極合作，美國向印度提供軍事援助，而印度獲得該項援助的條件之一是“與美國合作共同遏制共產黨中國”。軍事合作促使美、印兩國在情報領域展開了合作。美國中央情報局遠東地區負責人菲茲格拉德和印度中央情報局局長穆立克分別為合作雙方的代表。從此，美國中央情報局與印度情報局在援助西藏分裂勢力行動上展開了密切合作。
美國和印度在“西藏計畫”中各取所需。美國的目的在於抵抗所謂“共產黨中國在印度與南亞的擴張”，具體行動是通過藏人遊擊行動收集解放軍在西藏地區軍事部署的情報。印度在“西藏計畫”中的具體目標是利用藏人遊擊隊對抗中國邊境的防務力量，以期鞏固其“東北邊境特區”(NEFA)的安全。12月，印度情報局實施“察克拉塔計畫”。依據該計畫，這些藏人將被組建為“特別邊境部隊”(Special Frontier Force，簡稱SFF)，他們的任務是收集中國情報和實施其他准軍事行動。美國中央情報局極力配合印度情報局的“察克拉塔計畫”。除了為“特別邊境部隊”提供輔助性訓練、跳傘技術外，美國中央情報局還派出由106人組成的特種部隊為其提供“秘密的”遊擊戰術和非常規戰術訓練。
同時，美、印兩國情報局還將受訓的藏人間諜派往西藏和中、印邊境實施偵察活動。他們通過跳傘進入西藏內地建立了20個情報站，其任務是偵察中國軍隊的集結動向；安裝感測器，用於偵察中國核子試驗及導彈試驗；截取中國軍事通訊的資訊。
1963年11月，美國「中央情報局」與印度情報局在新德里成立新的聯合行動機構——“特別中心”。“特別中心”的主要職能是利用西藏分裂分子向中國西藏滲透間諜。他們的主要任務是深入西藏及中、印邊境地區，用無線電收集並發送關於中國西藏的社會、政治、軍事情報。美國中央情報局為其提供耐用型太陽能無線電電臺。
在1964年1月舉行的“特別小組”會議上，美國「中央情報局」又制定並實施了新的“西藏行動”，包括：政治行動、宣傳和准軍事行動。該計畫的目的是“在西藏內部和外國(主要是印度)確立一個自治西藏的政治概念，並在中國內部培養抵抗共產主義政治發展的能力”。
但是1964 年6月初，木斯塘爆發的一起突發事件徹底改變了美、印合作的行動模式。事件的緣由是，為尋找遊擊隊反華的“素材”，英國一家電視臺派出一個小組在派特遜帶領下，未經允許來到木斯塘。他們說服叛軍發動了一次對中國車隊的襲擊，並將這次襲擊過程拍攝下來，這使得美國中央情報局在西藏的秘密行動被曝光而引起國際社會的譁然。為此，中央情報局停發了對木斯塘叛軍的半年援助資金。
由於木斯塘襲擊事件的敗露，美、印兩國軍事襲擾的合作行動被迫轉變為單純的情報計畫。 同年10月16日，中國成功爆發了第一顆原子彈，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美、印兩國情報局針對中國情報的合作進程。美國「中央情報局」為印度提供10架C—46運輸機和4架直升機，其中有1架C—46運輸機被改裝成電子偵察機平臺，這些飛機沿著喜瑪拉雅山麓飛行，收集來自西藏地區的電子通信情報。
從1967年開始，美國「中央情報局」對木斯塘叛軍的援助行動開始走下坡路。這主要是因為，
首先，木斯塘叛軍的行動沒有達到預期目的，他們沒有在西藏內部實現破壞中國供給和通信系統的目標。
其次，木斯塘叛軍的任務很大程度上由印度的“特別邊境部隊”來完成，它得到了美國和印度的長期支持。1968年，「中央情報局」近東行動負責人格里奇菲爾德在西藏行動的形勢報告中向“303委員會”特別小組諫言，“在西藏內部取得的成就微乎其微，而其外部的成就(選擇重要目標開展無線電竊聽)要好得多。”
到1968年，詹森政府停止了對木斯塘叛軍的援助，「中央情報局」也取消了在美國國內對叛亂分子進行訓練的計畫，把整個預算的計畫削減到一年不到120萬美元。
「中央情報局」在支持西藏叛軍十年之久的時間裏，所耗資金甚巨。據1998年9月15日《洛杉磯時報》的報導：“根據最新公佈的美國情報機構檔，在20世紀6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裏，「中央情報局」每年向西藏流亡運動提供170萬美元用於開展反對中國的活動，其中包括每年向達賴喇嘛提供18萬美元的津貼。”
“西藏行動”壽終正寢
1969年1月，尼克森就任美國總統，美國對外政策處於歷史的轉捩點，此時美國的相對實力已走向衰弱。為擺脫越南戰爭的泥潭並借助中國抗衡蘇聯，美國需要中國的參與，為此，美國積極改善與中國的關係，美中關係出現了趨於緩和的態勢。美中關係的“解凍”導致了美國西藏政策的重要變化，此時的西藏分裂集團自然成了美國戰略棋盤上的一粒“棄子”，「中央情報局」對其的秘密支持也隨之停止。
1973年，尼泊爾國王比蘭德拉訪華。在會見比蘭德拉時，毛澤東主席催促尼方儘快肅清其境內的西藏叛軍。1974年7月，尼泊爾政府軍包圍了木斯塘營地，達賴喇嘛眼看大勢已去，專門錄製了一盤磁帶送到木斯塘營地播放，讓他們放下武器投降。在真切聽到達賴喇嘛的聲音後，大多數叛軍放下武器，還有一些人跳河自盡，最後一任木斯塘叛軍司令旺堆嘉措拒不服從，企圖率領一股人馬突圍去印度，結果在山口被尼泊爾軍隊擊斃，西藏叛亂武裝徹底瓦解。
1995年11月，達賴在印度北部的達拉薩蘭會見了已退休的美國「中央情報局」官員、當年負責空投行動的約翰•肯尼士•克瑙斯。回顧兩人從前合作的往事時，達賴不無悲哀地說道：“美國政府捲入西藏事務並不是為了幫助西藏，而僅僅是冷戰時期對付中國的戰術需要。” 在達賴喇嘛心中，正是美國的西藏政策才使他成了這場角逐的犧牲品。
中國政府對西藏叛匪的顛覆行動進行了堅決反擊，1969年1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美印狼狽為奸利用西藏叛匪瘋狂反華》的文章，指出美國是西藏叛匪進行陰謀活動的「後臺老闆」，“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特務經常到西藏叛匪的巢穴裏鬼鬼祟祟地活動”，“一九六七年七月，美國報刊上公開報導，已經有西藏叛匪從印度坐飛機到達美國，進行罪惡活動。”
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秘密活動，改變不了西藏民主改革的歷史進程，註定最終失敗的命運。
文／文鋒
《黨史博采》
（1927）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蔣介石的投名狀
進軍滬寧，蔣介石的猶豫
1926年11月，一個楓葉飄零的晚秋，蔣介石仍在南昌北伐軍總司令部的辦公室裏來回踱步。此時，他的心情焦慮而糾結。北伐大軍越是逼近上海和南京，他的心情就越是忐忑不安。
在軍事上，蔣介石打得順風順水。自1926年7月廣州誓師北伐以來，大軍一路高歌猛進。“打倒列強除軍閥”的革命旋律響徹中華大地，轟轟烈烈的國民革命浪潮迅速席捲大江南北，貌似強大的北洋軍閥兵敗如山倒，北伐軍只用了三個月的時間就打到了武漢，摧毀了軍閥吳佩孚的武裝力量。隨後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也從廣州遷到武漢。緊接著在11月，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率部從兩湖地區攻入江西，打敗了另一個軍閥孫傳芳，連克九江、南昌，兵鋒直指南京、上海。
但是，在政治上，局面對蔣介石卻非常不利。他最主要的政治對手汪精衛到了武漢。自從1925年孫中山去世以來，汪精衛以總理繼承人自居，在黨內政治勢力雄厚，再加上蘇聯的政治、軍事和金錢的背後撐腰，儼然成為國民黨的主要領袖。汪精衛在武漢與地方實力派唐生智建立同盟，再加上對蔣介石深懷敵意的蘇聯顧問鮑羅廷，武漢已成為國民黨內部反蔣的核心。此時，大部分的國民黨中央委員都已到了武漢，政治權力已被汪精衛主導。汪精衛三番五次催促蔣介石速來武漢，蔣介石陷入了深深的困境。去武漢，則自己很可能被架空，不去，就有自絕於黨國的危險。更何況，他的北伐大軍每天都要耗用大量糧餉，而財權並不在他手上。戰場上打得再順利，如果武漢切斷他的財源，他的北伐大軍將會立刻喪失戰鬥力。
蔣介石的理想就是借北伐統一全國，繼而成為中國的凱撒。要命的是，他不得不依賴蘇聯的金錢來實現自己的理想，而卡住他金融命脈的正是史達林在中國的眼睛和左右手——鮑羅廷。“中山艦事件”之後，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共產黨在廣州的勢力，但為了蘇聯的武器裝備和金錢，為了他統一中國的大業，他不得不暫時隱忍。
當五四運動爆發時，蔣介石受到強烈震撼，他在日記中寫道：
“此乃中國國民第一次之示威運動，可謂破天荒之壯舉……民氣未餒，民心未死，中華民國當有復興之一日也。”
當1925年6月23日，廣州群眾支持香港工人大罷工，舉行示威遊行經過英國租界附近的沙基時，英軍悍然屠殺遊行群眾50餘人，傷170餘人，釀成“沙基慘案”。蔣介石聞訊在日記中寫道：
“國勢至此，不以華人之性命為事，任其英賊帝國主義所慘殺，聞之心腸為斷，幾不知如何為人矣！自生以來，哀戚未有如今日之甚也。”
憤怒的蔣介石在其日記中每日寫下一條仇英德的“憤青”口號，多達百餘條：
“英虜皆可殺！英仇可忍耶！英夷不滅非男兒！汝忘英虜之仇乎？英番不滅革命不成！……”【1】
蔣介石不僅反英，而且對美、法等國也抱有警惕的態度，“英番可滅，美、法亦不可玩忽”。1926年，他曾嚴厲批評美國的外交政策，“痛詆美國外交政策之錯誤及其基督教之虛偽”。
蔣介石不僅對列強充滿憤怒，對洋買辦階層也十分憎惡，痛恨他們幫助洋人控制中國經濟命脈。“洋奴之可惡，不止於此。凡在租界、公署及洋立公司之洋奴，皆可殺也。”
歷史充滿怪異之處就在於，誰能想到中國最大的官僚買辦階層的總頭目蔣介石，居然骨子裏痛恨他所依賴的那些勢力？！荒誕但順理成章的是，作為一個把個人權力放在首位的政治家，理想是從屬於現實的，他非常清醒地認識到誰能給他帶來權力。當蘇聯可以利用時，他就利用蘇聯的金錢和武器來實現北伐和統一，鞏固和強化自己的權力。當蘇聯試圖控制和命令他時，他就會毫不猶豫地將其一腳踢開。在後來的日子裏，對他所仇恨的列強，如英國、美國、日本等，皆如此；對他所厭惡的洋買辦，亦如此。他將自己定位成革命的化身和真理的終極解釋者，反對他就是反對革命，反對真理！不管是誰，只要阻擋了他的權力之路，“皆可殺”！
在蔣介石看來，天下群雄皆鼠輩。奉系軍閥張作霖，毫無理想信念，背靠日本，坐擁東北之地，勢力雖大，但少謀寡略，不過一土匪耳；直系吳佩孚、孫傳芳之輩，爾虞我詐，內部矛盾重重，占地雖廣，只需各個擊破，滅之何難？最令他頭痛的還是共產黨。
蔣介石曾訪問過蘇聯，親眼目睹了一個有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和信仰體系的政黨，組織嚴密並深植於軍隊。蘇聯紅軍號令統一，行動一致，其戰鬥力迥異于中國軍閥的部隊。大受啟發的蔣介石，回到中國就大力推廣“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中國要革命，也要一切勢力集中，學俄國革命的辦法，革命非由一黨來專政和專制是不行的”。
正因如此，蔣介石對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這一大政方針，從骨子裏就認為只是權宜之計，為的是獲得蘇聯的援助，增加國民黨的實力。所以，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這種“黨中有黨”的局面非常反感。特別是共產黨的群眾動員能力和組織能力遠較國民黨厲害，更與國民黨中的左派打得火熱，極大地增加了蔣介石在國民黨中實行“集權”的難度。在國民黨“一大”期間，大批共產黨員擔任了國民政府的要職。
在北伐的問題上，蔣介石力主從速，而鮑羅廷似乎看穿了他的個人圖謀，建議從緩，先鞏固廣東革命政權，發動群眾，以待時機成熟。
蔣介石很明白，鮑羅廷的“時機成熟”之日，就是他被趕走之時。所以他必須抓住時機，做大做強自己。在他的力爭之下，鮑羅廷最終還是做出了讓步，蔣介石的北伐開始了。
蔣介石的北伐進展神速，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蘇聯源源不斷的軍火供應和金錢支持。那麼，蘇聯為什麼要支持國民黨呢？這需要從蘇聯當時的國際環境說起。
3000萬金盧布打造的北伐戰爭
1920年2月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一個月黑風高的寒夜，一輛輛由士兵押送的馬車滿載木箱，駛進「滙豐銀行」符拉迪沃斯托克分行的大院。銀行工作人員立刻將卸下來的木箱吃力地搬進銀行的金庫，分行經理伍德隨即帶著兩名助手打開了第一個箱子清點貨物。伍德打開箱蓋一看，裏面全是碼放整齊的金磚，在黑暗中依然閃爍著幽幽的光芒。於是他們伸手進去，借著蠟燭的一點昏暗的亮光，仔細摸索著金塊，清點數量。“地板上堆滿了箱子。我們踩著箱子走動，一手拿著蠟燭，一手拿著火漆，打開每只箱子，檢查內容，再用火漆封上，然後送去裝船。”【2】
這批金子原本是屬於沙皇的，兩年前還靜靜地躺在沙皇俄國中央銀行的國庫裏，現在卻作為戰利品進了「滙豐」的金庫。這是怎麼回事？
原來俄國十月革命後，盤踞在西伯利亞的沙皇軍隊，在海軍上將高爾察克的率領下向莫斯科進軍，旋風般地攻佔了沙皇政府中央銀行國庫所在地喀山，奪取了價值8000萬英鎊的黃金儲備。之後卻兵敗莫斯科城下，隨即裹挾著這批黃金沿著西伯利亞大鐵路向東逃竄。時值冬季，西伯利亞的嚴寒徹底摧毀了這支敗軍的士氣，剛跑到伊爾庫茨克就嘩變了。為了活命，嘩變士兵跟蘇維埃政府達成協議，他們將高爾察克和那批黃金交給蘇維埃政府，蘇維埃政府則保證他們的人身安全，讓他們回家。這些嘩變的士兵主要是一些歐洲雇傭兵，他們要從符拉迪沃斯托克坐船回歐洲，就暗自扣下一部分黃金賣給了「滙豐銀行」符拉迪沃斯托克分行。
本來窮得叮噹亂響的蘇俄政府，拿到了這筆沙俄留下的黃金儲備，腰桿一下子就硬了起來。當時的1英鎊約合10兩銀子，沙俄國庫壓箱底的那批黃金被歐洲雇傭兵倒賣了一部分給「滙豐銀行」，剩下還有大約價值5000萬英鎊的黃金落到了蘇俄政府手裏，這可是一筆價值5億兩白銀的鉅款！當年日本人通過甲午戰爭，從中國勒索了2.3億兩白銀，在英國換成黃金後，成功地建立了金本位的日元體系。布爾什維克政治局裏也不乏金融貨幣的高手，就用這筆黃金做儲備進行盧布的幣制改革，實行了金本位。於是本來已經被戰爭摧毀的俄國經濟逐漸穩定下來，重新步入正軌。【3】
站穩腳跟的蘇俄政府，剛剛緩過氣來，心有餘悸地四下張望，發現處境實在不妙。
蔣介石抱上了更粗的大腿
上海灘金融大亨虞洽卿，可是中國金融圈裏響噹噹的一號人物，當年蔣介石落魄上海灘的時候，就在這位虞老爺子創辦的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裏炒過股票、期貨。被打爆倉後又是虞老爺子出面擺平，還將蔣介石介紹給了杜月笙和黃金榮兩位上海黑社會大佬。蔣介石和他的交情很是不淺。
虞洽卿也沒拿自己當外人，一進會客廳，簡單寒暄兩句，就直截了當地向蔣介石拋出兩個關鍵問題：“你說聯俄、聯共、扶助農工，就真要幫助窮人嗎？那我們怎麼辦？”
蔣介石一笑：“窮赤佬怎麼靠得住？”
虞洽卿又問：“那北伐軍要打倒列強，我在洋人那兒幹過，我還跟洋人做生意呢。”
蔣介石歎道：“洋人怎麼打得過？”
虞老爺子一聽，點點頭，心裏有了底，進一步試探：“那我回去，怎麼幫你？”
蔣介石猛地一揮手：“我不日就會攻克上海，抵近南京，你跟杜先生（杜月笙）、黃先生（黃金榮）說一下，幫我維護好上海治安。”
虞洽卿點點頭：“這個沒問題。我能幹什麼？”
蔣介石一聽，心中一動，俯身上前，盯著虞洽卿，一字一句地說道：“錢，幫我籌錢，越多越好，到了上海是要花錢的。”
這顯然是一筆交易。北伐的宗旨就是要打倒列強、扶助農工，可蔣介石現在管不了這麼多原則了，在權力與原則之間，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前者。
事實上，早在1926年初，英國外交部就曾針對中國北伐戰爭的對策問題組織過討論，駐華使領館官員、海陸軍http://
指揮官、港英當局紛紛獻計獻策，提供了使用武力、國際封鎖、援助北方軍閥、向蘇聯施加壓力、懷柔等五種可供選擇的方案。論證結果認為：前兩種方案後患無窮，適得其反，也難以取得其他列強的支持；第三種方案的困難在於找不到英國中意的鐵腕人物；第四種方案不會有什麼成效；只有最後一招懷柔似乎可行，並富有“建設性”。【12】
不懷柔的辦法以前也用過。1925年，港英方面就公開用軍火和現款供給國民黨內部軍閥陳炯明起兵反叛國民政府。結果，陳炯明叛亂被鎮壓，用金盧布武裝起來的北伐軍，又基本打垮了原本由國際銀行家扶植的北洋各系軍閥。這些北洋軍閥垮得速度之快，讓他們的後臺老闆們瞠目結舌、手忙腳亂。擺在帝國主義面前最大的問題就是，新的代理人在哪里？
這時，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就成為可以培養的上佳人選。然而，中國政局實在太過撲朔迷離，一向對投資方向判斷準確的倫敦金融城和美國華爾街，這時也是一個頭兩個大，這個蔣介石到底靠不靠譜呢？萬一這位仁兄拿了錢不辦事或者辦事不力怎麼辦？為了摸蔣介石的底，美國政府甚至派專人查閱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檔案中關於蔣介石的犯罪記錄。【13】
但只是側面調查顯然還遠遠不夠，必須當面鑼對面鼓地談清楚心裏才有底。於是才有了大買辦虞洽卿跑到南昌親自“面試”蔣介石。在初步摸到蔣介石的底牌之後，虞洽卿又於1927年2月到南昌“復試”蔣介石。這一次達成了秘密協定：蔣介石到上海、南京後，即可獲得貸款6000萬大洋，條件是蔣介石要納出“投名狀”——動刀子****。【14】
6000萬大洋的誘惑！
當時，北京一套四合院也就200個大洋！蘇聯人在1924～1927年的3年間給國民黨投了3000萬金盧布，約合2700萬大洋，就幾乎打贏了北伐戰爭。
這可是6000萬大洋啊。沒說的，幹！蔣介石要對共產黨動刀子了。
蘇聯三年的心血，3000萬金盧布的投資，在虞洽卿與蔣介石的兩次會面下煙消雲散了。當然，這不是因為虞洽卿個人的能量有多麼了不得，更不是因為虞洽卿與蔣介石的私交有多麼深厚，而是因為虞洽卿背後所代表的勢力，比蘇聯更有錢，比蔣介石更怕共產黨。
蔣介石終於抱上了一條更粗的大腿！
虞洽卿與蔣介石：不得不說…
虞洽卿是上海灘的風雲人物，名副其實的金融大佬。此公乃荷蘭銀行的買辦，同時還經營著錢莊、投資銀行，興辦航運公司，結交三教九流，連黃金榮、杜月笙都要尊他一聲前輩，就連租界裏的洋人都讓他三分。
荷蘭銀行在國際銀行家版圖中的地位非常特殊，其創辦人是老牌猶太銀行家族孟德輝家族。孟德輝、沙遜和羅斯柴爾德同屬於塞法迪猶太人。15世紀90年代，西班牙興起反猶浪潮，羅斯柴爾德家族流亡德意志從事老本行，後來成為德意志王室的宮廷銀行家；沙遜則去了中東地區，成為巴格達的首席財政官；孟德輝家族則逃往荷蘭，發起創建了荷蘭銀行和荷蘭東印度公司。1640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後，孟德輝又進軍倫敦金融城，參與創建了英格蘭銀行和英國東印度公司。到維多利亞時代，被稱為“女王最喜歡的猶太人”，成為英國王室最信賴的宮廷銀行家。1812年，孟德輝與羅斯柴爾德家族聯姻，並為羅斯柴爾德家族操盤股票投資，兩家結成血濃於水的同盟關係。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羅家在歐洲大陸的全部投資，都由孟家的荷蘭銀行代為打理。直到今天，羅家在中國香港的辦事處仍以“荷蘭銀行-羅斯柴爾德”命名。
虞洽卿就是為這樣一個銀行家族整整效力了30年，勤勤懇懇，盡職盡責，以致對中國風俗一無所知的荷蘭女王為了表彰其功績，特地御賜王室座鐘一架。
最早由虞洽卿發起創辦的「上海總商會」，擁有著自己的武裝力量，在辛亥革命光復上海的戰役中，發揮了主力軍的作用。當時，這支商團武裝一鼓作氣攻下上海道縣公署，接著又攻佔了江南製造局。虞洽卿控制下的上海總商會，還為隨後成立的同盟會滬軍都督府墊銀180萬兩，籌措款項共計300萬兩之巨。
1916年底，頗具經濟頭腦的孫中山為了籌措革命經費，與虞洽卿等人商議在上海創設證券物品交易所，經營證券、花紗、金銀、雜糧、皮毛等，並向北洋政府農商部提出申請。然而北洋軍閥對“孫大炮”心有餘悸，神經過敏，以致“逢孫必反”，拒絕批准，再加上當時的經濟不景氣，此事就擱置了下來。
後來，將此事接著往下推進的就是蔣介石。
蔣介石早年追隨上海同盟會領導人陳其美進行反清革命，在同盟會攻打清軍固守的江南製造局時，蔣介石跟陳其美一同扛過槍，是戰場上共同拼殺出來的過命的交情，後來兩人成了磕頭的把兄弟。陳其美是孫中山的頭號心腹，革命成功之後，陳其美出任上海督軍。虞洽卿在陳其美那裏擔任財政顧問，為維持其運作，籌措過大筆糧餉。蔣介石由於跟陳其美的特殊關係，也跟虞洽卿打得火熱。後來陳其美被刺身亡，蔣介石頓時失去了靠山。
孫中山用證券交易所來籌集革命經費的思路還是很有見地的，革命與戰爭都需要用錢，而且需要很多錢。當蔣介石接受組織委任繼續推進交易所時，頓時覺得找到了事業的方向。他先與上海督軍府的故交戴季陶、陳其美的侄子陳果夫、江浙財閥張靜江等人，在上海組織了一個名叫“協進社”的秘密社團，進行具體組織謀劃工作。然後拉虞洽卿來發動上海商界向北京農商部提出申請，創設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
1920年7月1日，中國第一家綜合性交易所——「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正式開業。理事長為虞洽卿，交易物品為有價證券、棉花、棉紗、布匹、金銀、糧食、油類、皮毛等。當日上海《申報》登出一條廣告：“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54號經紀人陳果夫，鄙人代客買賣證券、棉花，如承委託，竭誠歡迎。事務所：四川路1號3樓80室。電話：交易所54號。”
這家54號經紀人營業所，就是由蔣介石組建的“恒泰號”，具體買賣業務則交由陳果夫操辦。“恒泰號”的營業範圍是代客買賣各種證券及棉紗，資本總額為銀幣3.5萬元，共35股。蔣介石在其中占了4股。後來蔣介石投機生意失敗，被人上門逼債，還是虞洽卿將其介紹給黑社會的頭目黃金榮，拜入黃金榮的門下，由黃金榮出面才清理了債務，並出資供其南下廣州投奔孫中山。
在大革命浪潮的衝擊下，國際銀行家們的頭等大事，就是動員中國買辦階級絞殺中國革命。
1927年3月，上海工人階級在共產黨領導下，舉行了武裝起義解放上海後，英國駐美大使立刻向美國國務卿凱洛格表示：“在那裏（上海）撤退是不可能的，而且我們在通商口岸的地位和權利會全部損失，我們政府考慮以一切力量來保衛作為英國利益集中地的上海租界。我們熱忱歡迎美國在上海、南京文武各方面的協力合作。”【15】
就在1927年3月，為了保衛“（國際銀行家）利益集中地的上海租界”，聚集在上海的英軍有17000多人，日軍4000多人，美軍3500多人，法軍2500多人，連同租界工部局武裝“萬國商團”和巡捕等，帝國主義武裝共達30000多人。
同時，老謀深算的國際銀行家也深知，在被大革命激發出愛國熱情的中國人民面前，簡單粗暴地直接出面干涉，實在是成本高昂，得不償失。要穩定他們在中國的既得利益，還要靠國際銀行家在中國的直接代理人——買辦階級。
而此時中國的買辦階級最大的利益訴求則在於向國際銀行家要權。國際銀行家的在華利益集中在上海公共租界，租界的最高權力當局是租界工部局。由於租界的特殊地位，很多大買辦、江浙財閥都定居在租界，要向工部局照章納稅。然而奴才註定是不能與主子坐在一張桌子上吃飯的，這些大買辦、財閥在工部局裏根本沒有一席之地，“朝中無人”則利益難以得到保障。根據“無代表，不納稅”的資產階級共和原則，這些買辦階級早就心懷不滿了。
1926年3月18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會人員就與上海中國資產階級的大人物們在大華飯店聚餐。按照中國人的傳統，在飯桌上解決問題。這件事稱為“上海歷史中之又一里程碑……此種會議之召集，在本市歷史中尚屬創舉”【16】。工部局的美國董事，代表他的英日同僚致辭稱：“我等乃諸君之東道主，今蒙一班享有如斯盛名之中國縉紳光臨此會，實覺慶倖之至……與我們共聚一堂者乃一群代表人物，彼等均足以規範及指導一龐大及驚人之力量，此種力量即世人所知之輿論是也。”【17】
在餐會做主題演講的工部局董事會主席費信惇，單刀直入主題：面對革命力量的燎原之勢，“想出對付手段”是必要的。如果要動用武力，可能“很快便招致一個極端嚴重的國際形勢”。“上海工人似乎成了‘第三者’（指中國共產黨）的易欺的犧牲品了，這些‘第三者’誘使他們破壞工廠的安全。那麼，為什麼不利用中國工人階級這種極端的輕信……以謀他們的好處和我們的好處呢？為什麼不建立另一種領導，以區別於他們已經熟悉的領導呢？他們對這一新領導至少要像他們對其他任何領導一樣樂於服從的……我的意思，需要有一些像今晚我們聚首一樣的人士（對他們加以領導）。”
虞洽卿立刻起立致答詞：“我們（指在場華商）通通十分知道這個非常緊張的局勢……我們毫不誇大地說，只須略一撩撥，立即便發生火焰……為了我們彼此共同的利益，我們必須用一切方法防止它（指革命）。”時候不多了，聽天由命是危險的。“我們目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將地方的初步工作與全國及國際規模的共同行動打成一片，使我們的重大問題得到最快和最滿意的解決。”緊接著虞洽卿話鋒一轉，“但坦白說來，我們不想以‘任何代價’得到它。”洋人必須多少承認“種族平等”和“主權”的原則。尤其是此刻，他們應該讓中國資產階級參加上海的行政。
三個星期之後，上海公共租界外國納稅人年會通過華人參加市政一案，上海公共租界董事會破天荒有三位華董參加。此後，虞洽卿本人一直牢牢把持著工部局董事會的一個席位，其他的華董中還包括江浙財閥系的旗艦銀行，浙江興業銀行的常務董事兼總經理徐新六。這顯然是筆交易，上海的中國大資產階級、大買辦和江浙財閥就用這樣的價碼把自己的靈魂出賣給了國際銀行家們。
這樣一個八面玲瓏、手眼通天的虞洽卿，對於急於鎮壓中國革命的國際銀行家來說，正是“面試”蔣介石的合適角色。
“（１９２７）四一二政變”背後的金融勢力集團
1927年3月26日，蔣介石率領的北伐軍終於開進了上海。蔣介石一到上海就立刻與虞洽卿等人接洽，落實此前達成的交易。虞洽卿馬上牽頭組織了包括上海所有重要銀行、錢莊、銀樓和商業、工業團體在內的上海市商業聯合會，準備為蔣介石融資。
這個聯合會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組織，就是上海銀樓公會，代表人物是席雲生。而洞庭山幫的席家，正是江浙財閥體系中的頂樑柱，在上海的外國銀行、官辦銀行、商辦銀行、錢莊票號與實業商業界，都擁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並編織起一張巨大的人脈關係網。
蘇州洞庭山幫的席家，自1874年席正甫出任滙豐銀行買辦以來，祖孫三代把持著滙豐銀行買辦位置長達半個多世紀，滙豐銀行一切對華業務，包括對上海錢莊票號的拆票業務，對中國政府的政治貸款、鐵路貸款以及對鴉片貿易的墊付銀款業務，都由席家把持的滙豐銀行“買辦間”進行操作。清朝洋務派的高官，從左宗棠、李鴻章到盛宣懷，一旦需要融資，就勢必要求席家幫忙，無一例外成了席家的鐵哥們兒。日常業務中需要經常融資的上海錢莊，更是對席家言聽計從。
席正甫同輩兄弟四人中的另外三人也都不簡單，老大席嘏卿在英國渣打銀行上海分行成立的第二年就進去當了買辦，是該行的元老。老三席縉華曾是英國德豐銀行、華俄道勝銀行買辦。老四被過繼給席家親戚、新沙遜洋行第一任買辦沈二園，並繼任沙遜洋行買辦，人稱“沙遜老四”。
除了給國際銀行家當買辦，席家還利用自己對外國銀行的業務壟斷和政府官員的人脈關係，憑藉自己的雄厚財力，使席家參與創建了中國的官辦銀行體系，如戶部銀行、大清銀行、中國銀行等，並成為主要股東。
可以說，整個上海的金融業，從外資銀行，到官辦銀行，再到民營錢莊、票號，全都在席家的勢力範圍之內。當年席家只是牛刀小試，就將號稱中國首富的胡雪岩斬于馬下。
席氏子弟陸續進入家族的買辦關係網，成為13家外國銀行的買辦，更多的姻親、同鄉、同學也逐漸進入這一體系，一個勢力強大的金融社會關係網路形成了。例如，席正甫的孫子席德柄是宋子文在美國時的同學，席德柄的大哥席德懋，則把女兒嫁給了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席德柄後來擔任國民政府中央造幣廠廠長，席德懋則擔任中國銀行的總經理。
席家選擇了支持蔣介石，就等於國際銀行家對蔣介石投了信任的一票。在中國，屬於蔣介石的時代來臨了。
1927年3月29日，上海商業聯合會的代表團拜訪蔣介石，聲稱只要他和共產黨決裂就給予財政援助。據當時《字林西報》報導，代表團強調“上海立即回復和平與秩序”的重要性，蔣介石做出了“迅即調整勞資關係”的保證。3月31日，虞洽卿與上海商業聯合會牽頭正式成立了“江蘇兼上海財政委員會”，參加委員會的有：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經理陳光甫、“北四行”聯合準備庫副主任錢永銘等大銀行家，以及中國銀行、交通銀行這兩家最大的華資銀行代表，彙集了當時中國金融業幾乎所有的頭面人物和大機構代表。
上海的銀行與錢莊，於4月1日～4日，向蔣介石提供了300萬銀元的財政援助。【18】4月8日，美國駐滬總領事高思，得知江浙財閥已給蔣介石提供了300萬銀元，但條件是，“堅持除非從國民黨中清除共產黨員，否則他們就不再給他支持”【19】。銀行家畢竟是商人中的最高境界，雖然給蔣介石畫了個6000萬大洋的大餅，但事成之前，只能拿到首付，只有把活兒幹漂亮了，才會接著給。
蔣介石拿到這筆錢後僅一周，就發動了震驚世界的“四一二”政變！屠殺了大批共產黨員、工人、農民和左翼人士。
蔣介石提出了對共產黨人“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的血腥口號，銀行家覺得很“給力”，馬上又向蔣介石提供了700萬銀元【20】。一時間，大江南北，直殺得人頭滾滾，血流成河！蔣介石用一大批共產黨人的頭顱，為自己投靠國際銀行家勢力集團繳納了一張血淋淋的“投名狀”！
蔣介石的“再融資”
此時完成“項目考察”和“一期融資”重任的虞洽卿退居幕後，“蔣介石專案”的投委會主任，換成了江浙財閥中生代的代表陳光甫。陳光甫早年畢業于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回國後不久創辦了在中國金融史上獨樹一幟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從1915年吸收的存款1.8萬銀元起家，到1933年達到存款3330萬銀元的驚人規模，堪稱金融奇才。
另外，陳光甫與孔祥熙、宋子文家族的關係密切。陳光甫在創辦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時候，一共募集到7萬元股本，其中孔祥熙就有1萬銀元的股份，宋家以宋老夫人倪桂珍的名義也投了5000銀元，北伐之前，孔祥熙就多次寫信給陳光甫，邀其南下。有了這層關係，陳光甫儼然成為蔣介石最倚重的銀行家。
陳光甫不辱使命，發動“江蘇兼上海財政委員會”專門替蔣介石承銷公債，為嚴重缺錢的蔣介石進行大規模融資，這就是大名鼎鼎的“江海關二五附稅國庫券”。當時打著“國民革命”旗號的蔣介石政權，為了凸顯其“革命性”，繼承以前廣州、武漢國民政府的政策，在洋人控制的海關關稅5%之上，另行加征2.5%的附加稅，也就是所謂“二五附稅”，以期保護民族工業。當然，在洋人同意之前，這個“二五附稅”還只是一句口號，但是這並不妨°銀行家把這筆“莫須有”的未來收入作為抵押，來發行蔣介石政府的公債。
上海金融界、工商界認購“江海關二五附稅國庫券”，是為了“防範軍閥與共產黨”。他們在政治上，選擇了南京國民政府，並在經濟上支持蔣介石。債券的發行明定還本付息，確立政府債務信用。為了監督發行公債所得資金得到合理運用，江浙財閥還專門成立了“江海關二五附稅國庫券基金保管委員會”，主任由江浙財閥的另一巨頭、浙江實業銀行上海分行總經理李馥蓀擔任。這個基金保管委員會加強了蔣介石和上海金融界、工商界的合作關係。
“江海關二五附稅國庫券”的發行總額為3000萬銀元，月息七厘，從同年7月起，分30個月攤還。這筆公債由上海金融界、工商界及江浙兩省共同負擔，此外加派兩淮鹽商300萬銀元。在所有認購蔣介石政權公債的人士中，江浙財閥占了8成，其中，中國銀行承購的數額最多。【21】
中國銀行的總經理是另一位金融奇才張嘉璈。張嘉璈早年就讀于日本慶應大學，1914年，年僅28歲就當上了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副經理。在張嘉璈的領導下，中國銀行拒絕與北洋政府合作，向江浙財閥各大銀行、交易所、大企業募集股本金近600萬銀元，於1923年買下北洋政府的500萬銀元官股，將北洋政府的股份擠出了中國銀行的體系，使中國銀行的商股占到99%以上，完成了中國銀行的“私有化”。
聲名大振的張嘉璈與上海金融界的實力派人物李馥蓀、陳光甫等人成為莫逆之交。為使上海銀行界同行聯合對外，他發起成立由各行經理參加的星期五聚餐會，藉以交流金融資訊，聯絡感情，交換意見。張嘉璈利用這個聚餐會，廣交朋友，分析各種資訊，傳播科學的經營方式，很快打開了局面，使得這個聚餐會逐漸擴大，後來演變成上海銀行公會。上海銀行公會以三個人為核心，即為蔣介石融資最多的張嘉H，組織融資的總負責人陳光甫和監督資金去向的李馥蓀，三人關係密切，被視為江浙財閥的“三鼎甲”。
1927年4～5月，僅僅兩個月間，蔣介石就獲得了4000萬銀元的融資，大大超過整個國民政府在1924～1927年間從蘇聯獲得的3000萬金盧布的資助。蔣介石的“投機生意”，看來大獲全勝了。
他“剝離”了國民黨內蘇聯和共產黨的“危險資產”，拉來了規模更大、更有背景的風險投資——江浙財閥及其背後的國際銀行家。然而，他還面臨著巨大的挑戰，那就是依然受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控制的武漢國民政府。
“寧漢合流”背後的“資本重組…
1927年4月9日，上海市總工會委員長、工人糾察隊總指揮汪壽華收到杜月笙派人送來的一份請貼，邀請汪壽華4月11日到杜公館赴宴，有要事相商。汪壽華因為與“青洪幫”常打交道，認為“他們還講義氣”，就決定前去赴約。4月11日晚上8時許，汪壽華來到杜公館後，一陣不祥的預感忽然湧上心頭，杜月笙並沒有出現。周圍逼近的打手，目露殺氣。汪壽華暗叫不妙，轉身想走，已然來不及了。幾個打手一擁而上，手法嫺熟地將其打翻在地，乾淨利索地裝進一隻麻袋，塞進汽車運到龍華郊區活埋。
緊接著，12日淩晨3點，杜月笙手下的“青幫”流氓配備了手槍，組成有特定攻擊目標的分隊，穿著有“工”字袖章的工人服裝，乘車沖出“青幫”大本營法租界。同時，幾百名白崇禧部隊的士兵也同樣“偽裝”穿過公共租界，分赴閘北、南市、滬西等處，襲擊了南市工人糾察隊的駐地。二十六軍周鳳岐的部隊在晚上已進駐靠近工人糾察隊集結地和總工會總部的陣地，這時借維持秩序，調節衝突之名，將工人糾察隊強行繳械。
當天中午，上海市總工會發動全市工人總罷工，遊行示威抗議暴行。結果蔣介石的“國民革命軍”開始向遊行“國民”開槍，大屠殺開始了。兩天之內，300名工人被殺，500人被捕，5000人“失蹤”。隨後，在南京、蘇州、無錫、杭州、廣東、常州等地發生大規模血腥鎮壓，大約２５０００名共產黨人和左翼人士被屠殺。全中國的人都知道了，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公然“背叛”了國民革命。
消息傳到武漢國民政府，立刻引發了一場政治大地震。武漢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以“國民黨中央”的名義，宣佈立刻解除蔣介石的一切職務，開除其國民黨黨籍，並下達通緝令，捉拿蔣介石。這時的“武漢國民政府”面臨著一個重大戰略抉擇：要麼繼續北伐，消滅依然盤踞在黃河流域和華北、東北的北洋軍閥；要麼東征討蔣，國民革命將面臨分裂。
武漢政府下屬的實力派軍人們，比如唐生智、張發奎，大都與蔣介石存在派系矛盾，因而力主東征討蔣，希望趁機除掉蔣介石，吞併中國最富庶的江浙地區。而蘇聯的政治顧問鮑羅廷和中共領導人陳獨秀、周恩來則主張繼續北伐，待打倒北洋軍閥後，再掉轉槍口收拾蔣介石。
鮑羅廷認為：“我們現有的兵力不可能東進……東進不僅將促使蔣介石與帝國主義乃至北方軍閥公開結盟，而且我們將會被打倒和消滅。”【22】
鮑羅廷的顧慮是有道理的。
就軍事形勢而言，武漢政府處於四面楚歌的不利境地。北面是雖敗未垮的直系軍閥和實力依舊強勁的奉系軍閥，東面最富庶的省份被蔣介石及其同盟桂系李宗仁的軍隊所佔領，南面兩廣則是被桂系和親蔣的李濟深所把持，上述這些敵人都在磨刀霍霍，隨時準備撲上來。而武漢政府統帥下的軍隊，大都是出於一些現實考慮才站在武漢政府一邊，他們或是需要武漢政府的糧餉供給，或是因為與蔣存在派系矛盾和野心衝突，但事實上，他們大都認同蔣介石的反共“清黨”，只要“價錢談攏”，隨時可以像蔣介石一樣“出賣革命”。真正能夠與武漢政府同呼吸、共命運的只有葉挺的一個師。
至於經濟形勢，那就更加困難了。事實上，武漢方面也在爭取上海金融界與工商界的支持。武漢國民政府曾於3月27日特派財政部長宋子文到上海，全權辦理財政事宜，電令所有江蘇、浙江兩省財政均歸其主持，凡一切稅務及向中國商界銀行籌款事宜，必須由財政部長統一管理。【23】宋子文於3月29日抵達上海，第二天即和蔣介石協商統一江浙財政事宜。然蔣介石已先一步和上海金融界與工商界建立關係。31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建立了“江蘇兼上海財政委員會”，由上海金融界大佬負責具體事務。結果，宋子文到上海後，工作竟一時無法展開。
“四一二政變“之後，蔣介石對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徹底翻臉，宋子文的人身安全都一度受到威脅，更遑論為武漢政府融資了。最後連宋子文本人也被孔祥熙、宋靄齡夫婦策反，投靠了蔣介石。
隨後，蔣介石於4月18日正式建立“南京國民政府”，開始公開否認“武漢政府”，進而於28日發出公告，聲明將與列強一起對武漢實施經濟封鎖。把持著中國金融命脈的“江浙財閥”已經一屁股坐到了蔣介石一邊，切斷了對“武漢國民政府”的一切融資管道，上海的銀行、錢莊、票號全部停止向武漢匯款，坐等武漢政府倒臺。
此時武漢的物價已經上漲到天文數字，武漢政府所發行的各種幣券、信用一落千丈。政府每月收入不過150萬銀元，支出竟達1300萬銀元！全市失業人口及家屬已超過總人數的1/3，加上各省前來投奔武漢的革命者、避難者，以及幾次戰役的傷兵數萬人，整個武漢政府已經到了四面楚歌、風雨飄搖的危急時刻。
武漢方面，不管是蘇聯、中共，還是汪精衛，事實上都把寶押在了北方馮玉祥的國民軍身上。
馮玉祥是一位典型的燕趙壯士，初時是在外國傳教士的懷抱裏教養長大的，在成為軍閥後，他命全軍受洗信教，以基督教讚美歌為所部軍歌，以基督教教條為藍圖制定軍規，因而被世界輿論稱為“基督將軍”。然而，這位基督將軍卻憑藉善變和對時機恰到好處地拿捏，獲取了西北的地盤。1924年，他發現蘇聯人很慷慨地拿東西補助他人，便投奔了蘇聯的懷抱。
現在，馮玉祥在1600萬金盧布和軍火的培植下，雄踞潼關，虎視中原，靜候在中國政治天平發生傾斜的關鍵時刻，投注自己的籌碼。
這一天很快就到來了。
1927年6月，馮玉祥與汪精衛舉行鄭州會議。在會上，汪精衛列舉了蔣介石的種種惡行，企圖說服馮玉祥反蔣。開出的價碼是，以武漢國民政府的名義把河南、陝西和甘肅三省的黨政軍大權全部交給他。馮玉祥當然不傻，上述三地已經在馮玉祥國民軍的實際控制之下，汪精衛的價碼等於只是事後加以背書，馮玉祥並沒撈到什麼實際好處。看來在汪精衛那裏是榨不出什麼油水了，那就擠擠蔣介石這塊老橘子皮，看能不能擰出些許橘汁來。
於是鄭州會議結束僅僅一周，馮玉祥就於6月20日與蔣介石舉行了徐州會議。在會上，蔣介石敦促馮玉祥歸順南京國民政府，並厲行反共“清黨”。蔣介石開出的價碼是，從1927年7月起，每個月給馮玉祥所部250萬銀元的津貼。會議結束後，蔣介石立刻返回上海落實這筆款子。英國駐上海總領事巴爾敦爵士在6月30日的報告中說，在6月份的最後兩個星期，上海曾出現一次大規模的集資活動。他推測這正是為了執行蔣介石資助馮玉祥，以取得馮玉祥的支持，反對武漢國民政府的徐州協定。【24】
獲得“江浙財閥”支持的蔣介石果然出手不凡，每個月250萬銀元的數額遠遠超過了武漢能夠開出的價碼。每個月250萬銀元！這就像是有人在馮玉祥面前念出了“芝麻開門”的咒語，一個巨大到超乎想像的寶藏出現在馮玉祥眼前。馮玉祥不假思索，立刻決定扔掉金盧布，義無反顧地撲向蔣介石剛剛抱上的那條大粗腿。於是，馮玉祥對蔣介石開出的條件照單全收，還同意利用他的影響，迫使武漢政府把蘇聯人送回蘇聯，“清洗”共產黨人，說服武漢國民黨人到南京，重新統一全黨，組成統一的國民政府。6月21日，馮玉祥就向武漢的汪精衛和譚延闓發了一份最後通牒式的電報。
此時的汪精衛正十分窩火。原來，6月1日，共產國際派來的代表羅易，帶著一份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關於中國問題之決議》（即“五月指示”）來到武漢。沒過幾天，羅易就以“欽差大臣”的身份把這份決議向汪精衛做了傳達。這份共產國際的決議大意如下：
•堅決主張自下而上地實行土地改革，但必須同過火行為作鬥爭，不要觸及軍官和士兵的土地，要對手工業者、商人和小地主做出讓步；
•動員兩萬共產黨員和兩湖地區五萬革命工農，組建自己的軍隊；
•從下層吸收新的工農領導人加入國民黨中央，改變國民黨目前的構成。有舊思想的一律驅逐；
•成立以著名國民黨人和非共產黨人為首的革命軍事法庭，懲辦反動軍官。
這不是國共合作，史達林這是要汪精衛徹底向共產黨投降。汪精衛看罷強壓了壓火氣，居然還是進行了討價還價。他提出要蘇聯提供1500萬金盧布貸款，而莫斯科同意提供的援助金額只有200萬金盧布。史達林做得太過分了，既要人賣身，又不肯給足賣身錢，是誰都會翻臉。
這時，汪精衛接到馮玉祥敦促他清黨反共的電報，倒真是正中下懷。
緊接著，前幾個月留在上海的武漢政府財政部長宋子文，在7月12日突然回到漢口，帶著蔣介石的信，在汪精衛家中與汪舉行了多輪私下會談。
三天之後，武漢國民政府發動了反革命政變，在“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的口號之下，大批共產黨人和左翼人士倒在了屠刀之下。
清洗完“共黨分子”之後，武漢、南京兩個國民政府的原則矛盾已經解決，“寧漢合流”只是時間問題。在寧漢鬥爭中取得決定性勝利的蔣介石，似乎要順理成章地成為新政府的領袖。然而令所有人都大跌眼鏡的是，蔣介石卻在武漢“分共”之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下臺了。
如此詭異的中國政局，難怪連長于“風險投資”的大英帝國外交部都對雲譎波詭的中國政局摸不著頭腦。
然而答案其實很簡單，中國有一句古語：“鳥盡弓藏，兔死狗烹。”只不過這次的“弓”和“狗”成了蔣介石，要“藏弓烹狗”的人則是江浙財閥。
財閥董事會炒掉了胡鬧的CEO
對於江浙財閥而言，蔣介石的原罪就是，“胃口太大”而“吃相太難看”。
蔣介石在“四一二政變“之後並不輕鬆，”清洗“掉沒有武裝的共產黨，只是正餐開始前的“開胃甜點”。組成南京國民政府之後，既要維持國家機器的運轉，又要對付武漢國民政府，還要提防北面的北洋軍閥，方方面面，哪一樣少了錢都不行。
然而江浙財閥作為資本家是要算投資收益的。前期融資那是共產黨來勢兇猛給逼的，不出點血大家都得玩兒完。現在好不容易鬆了一口氣，蔣介石的胃口卻越來越大，這就超出了財閥們的預算，大家都開始從挺蔣的位置上往後縮。
江浙財閥這一縮不要緊，蔣介石立刻就翻了白眼，這不是卡我的脖子麼！敬酒不吃吃罰酒，好說不行就得來硬的。於是蔣介石把對付共產黨和工會的那一套拿出來對付資本家。
1927年5月14日，住在法租界的一個顏料商的兒子以反革命罪被逮捕，在這個顏料商答應向國家“捐獻”20萬銀元以後，他的兒子就在5月19日獲得釋放。棉紗、麵粉大王榮宗敬，被以“奸商並曾資助軍閥”的罪名逮捕，蔣介石親自下令沒收榮家在無錫的麵粉廠，在榮宗敬捐款25萬銀元給蔣政權後，這個罪名就被取消了。先施公司經理歐炳光的3歲兒子被綁架，綁匪要求他給黨國事業“捐款”50萬銀元。蔣介石採用這種“綁票”和“綁票預期”相結合的手段向資本家勒索錢財的實際結果，根據美國駐滬領事的說法，“是有錢階級中的一種確確實實的恐怖統治……商人和紳士階層的態度，正在不斷地發展成對肆無忌憚地橫徵暴斂、給他們造成極大苦難的國民黨的反對力量”【25】。一位元在中國的澳大利亞觀察家查普曼報導說：“有錢的中國人可能在他們的家裏被逮捕，或者在馬路上神秘地失蹤……大富翁竟被當作‘共產黨員’遭到逮捕！……據估計，蔣介石用這種手段共籌集到50萬美元資金，近代上海在任何政權下都不曾經歷過這樣的恐怖統治。”【26】
蔣介石這套打法跟希特勒後來的套路幾乎一模一樣。幾年後，希特勒也是拿著華爾街的“風投”上了“創業板”。一統德意志江山後，轉過頭來就發動對英法的戰爭，狠咬了國際銀行家們一口，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人，居然還坐過蓋世太保的黑牢。對於蔣介石和希特勒這種政治強人來說，鞏固權力是最高的行事原則，至於其他的一切都在其次。不管是銀行家還是工人階級，只要能為己所用，那就不妨替他們打打工，各取所需；一旦形勢變化，翻臉比翻書都快。
上海灘的大亨們真的很生氣，後果真的很嚴重。大亨們認為，蔣介石實在是沒有擺正自己的位置，我們給你錢，是要你給我們打工的。如今你羽翼未豐，就如此囂張跋扈，不按規矩出牌，以後真成了氣候那還了得！
這種危險分子是一定要做掉的。之所以遲遲不動手，完全是因為上海灘的大門之外還有一個親共的武漢政府，外部壓力還未徹底解除，對蔣介石還不得不有所容忍。等到汪精衛在武漢也對共產黨動了刀子，那就沒什麼可顧忌的了。
於是，蔣介石下臺進入倒計時。
事實上，這個七拼八湊起來的南京國民政府也不是鐵板一塊。以李宗仁和白崇禧為首的桂系，與蔣介石的黃埔系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利益衝突。甚至何應欽對蔣介石的支持也是不可靠的。蔣介石的專橫跋扈為他自己樹立了過多的政敵，而他本人卻全然陶醉在勝利的喜悅之中。
正在這個微妙的時刻，蔣介石的軍隊在二次北伐中，被奉系軍閥的部隊打得大敗，連華東重鎮徐州都丟了。上海、南京一度告急，蔣介石的威信一落千丈。南京政府內部的桂系力量趁機開始逼宮，談判合併事宜的武漢汪精衛當局，也一再堅持武漢政府遷往南京的前提條件是蔣介石本人必須下臺，國民黨內的廣東元老系和擁護孫中山兒子孫科的“太子派”也聯合起來逼蔣下野。而且儘管在上海進行“黑幫式勒索性”的籌款，但由於軍費開支浩大，因此南京政府在財政上仍然是入不敷出。蔣介石當了家才知道柴米貴，一時又沒了江浙財閥的支持，只能望著爛攤子束手無策。
蔣介石此時方才明白，統治一個國家與推翻一個政權是有區別的，他不能再像以前那樣玩流氓手段了。
蔣介石畢竟是個相當聰明的人，與其這樣硬扛著，不如急流勇退，把別人架到前臺的火爐子上烤，等大家都烤得受不了了，再回來接盤。
於是，1927年8月12日，在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蔣介石提出他要辭去總司令之職，並把南京防務交給其他將領，隨後離開南京前往上海。蔣介石的引退聲明在8月13日發表，8月14日正式下野。緊接著，武漢政府於8月19日宣佈遷往南京，汪精衛也在9月初抵達南京，寧漢正式複合，是為“寧漢合流”。
蔣介石終於上了“創業板”
看到勝利果實就這麼被人竊取，蔣介石品味著苦澀的味道，痛定思痛，做了深刻反思。要想重回中國政治舞臺的中心，就一定要爭取到控制著中國金融力量的江浙財閥的金錢支持。雖然汪精衛、李宗仁之輩暫時得逞一時，然而，他確信只有自己才有問鼎中原的實力和手腕，江浙財閥早晚會認清到底誰才是中國未來真正的“真命天子”。當務之急是要重新獲得“資本市場”的認同，想辦法重新申請“IPO”。
爭取江浙財閥支持的關鍵是要打消他們的疑慮，令他們從內心深處認同蔣介石是“自己人”，而要做到這一點，最好的辦法就是“聯姻”，把自己跟江浙財閥用姻親關係緊緊地拴在一起。他要發動一場攻勢，一場贏取美人芳心的攻勢，這場攻勢的戰略價值將不亞於任何一場真正的戰爭。
他的目標就是宋美齡。
當時，宋家老夫人倪桂珍正在日本療養，為了追求宋美齡，蔣介石於9月28日前往日本，取得宋老夫人同意，讓他同宋美齡結婚。這樣，他就與孫中山（宋慶齡）、宋子文和孔祥熙（宋靄齡）都有了姻親關係。而宋家與江浙財閥和代表國際銀行家在華利益的中國大買辦階級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繫。
上海大買辦家族、洞庭山幫席正甫的孫子席德柄是宋子文在美國求學時的同學，他的大哥席德懋則把女兒嫁給了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而宋家在江浙財閥大銀行家陳光甫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中持有大量的股份。
宋家自己就是做美國資本的中國買辦發家的。宋氏家族開創人宋嘉樹從小在美國長大，受過完整的美國教會教育，是個虔誠的基督徒。宋家的幾個兄弟姐妹都畢業于美國大學，宋子文本人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後即在華爾街商業銀行打過工。宋靄齡的丈夫孔祥熙也在美國受過教育，還曾經是美孚石油公司華北區的總代理。這一家人貨真價實地與美國資本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至於蔣介石與宋美齡的聯姻，當時中國媒體報導這樁政治婚姻的通欄大標題說得準確，“蔣宋聯姻，‘中美’合作”（蔣中正、宋美齡）。
這是“中國買辦財團”與“軍事獨裁者”的“完美結合”。
正當蔣介石忙著注入“新資產”之時，“寧漢合流”後的新國民政府已經快揭不開鍋了。
新政府的財政部長、國民黨內“太子派”首領孫科，並沒有蔣介石的籌款能力，蔣介石在位的時候，每月的預算為2000萬銀元，而孫科完全無法籌集到這個數字。直到1927年10月，他只籌到800萬銀元，政府運轉陷入癱瘓，軍隊領不到軍餉而拒不領命。情急之下，孫科也有樣學樣，他在10月1日再次發行“江海關二五附稅國庫券”，金額比蔣介石的3000萬銀元還多1000萬，達到4000萬銀元之巨！
為了發動江浙財閥認購其公債，孫科還召集虞洽卿等財界頭面人物開會，動員大家認購，結果反應平？。上海錢莊從1927年4月1日到7月16日，曾給蔣介石貸款560萬銀元，但是，當孫科在10月26日要求上海錢莊認購50萬銀元二五附稅國庫券時，只募得34萬銀元【27】。
沒有江浙財閥的支持，新政府實際上已經難以為繼。
此時的江浙財閥，已經對汪精衛、孫科、李宗仁這批人的執行力相當失望，靠這批人能打得過北方的軍閥嗎？大佬們開始觀望，也許與他們變成了“一家人”的蔣介石更能勝任一統江湖的大任。
很快，新政府內部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軍隊，就跟唐生智的湘系軍隊，為了權力鬥爭爆發了內戰，雖然桂系軍隊打敗了唐生智，但是雙方損失極大，實際上已無力再戰。
這時，國民黨內的親蔣力量趁機要求蔣介石重新執政以收拾殘局，江浙財閥已將蔣介石視為“圈內人”，再加上他們也自信通過上一次的“資本重組”，蔣介石應該受到了足夠的教訓，他應該會上道的。
於是，1928年1月4日，蔣介石從上海抵達南京，主持大局。1月9日，蔣介石正式通電全國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一職，接著又擔任了軍事委員會主席、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等最高職務。
從下野到重掌大權僅僅過去了116天。
汪精衛政府使盡吃奶的力氣也賣不動的4000萬銀元公債，等到蔣介石一上臺，在財政部長兼央行行長宋子文的統籌安排下，江浙財閥很快就認購一空。有了江浙財閥的重新支持，蔣介石這回終於坐穩了江山。作為回報，江浙財閥也指望蔣介石能竭盡全力為他們服務。
然而他們忘記了一個“軍事獨裁者”的本性。這種人是絕不會甘心受制於人的，他一定要想方設法來控制任何想控制他的人或者組織。克倫威爾是這樣，拿破崙是這樣，希特勒是這樣，蔣介石也不例外。
不過，蔣介石暫時還必須依靠銀行家的錢袋子。因為蔣介石正面臨著最令他頭痛的勁敵的反抗，這些人就是他竭盡全力想要“根除”的共產黨人。
就在“四一二政變“後不久，被蔣介石的屠刀殺得血流成河的共產黨人，也開始拿起了武器。
1927年8月1日，共產黨人在南昌起義了。蔣介石的噩夢拉開了序幕。
節錄自 宋鴻兵 ＜貨幣戰爭3＞：金融高邊疆
第三章 四一二政變：蔣介石的投名狀
陳水扁（綠的）和馬英九（藍的），聯手編織的政治謊言，把台灣人民（和中共）騙得團團轉
先解釋名詞吧：
「國家統一委員會」（簡稱國統會）是偽「中華民國」政府的一個特殊政府機構，於1990年10月7日由時任「總統」的李登輝宣佈成立。其法源依據是《國家統一委員會設置要點》，為隸屬偽「中華民國總統府」的任務編組單位，設置的目的在主導台灣海峽兩岸關係的發展，依據「民主、自由、均富」，力促中國統一，並於1991年2月23日第三次會議上通過了「國家統一綱領」（簡稱國統綱領），此乃針對大陸政策的最高指導原則。
簡單來說，先有了一群人搞個「國統會」，然後開會討論出國家統一的原則，便生出了「國統綱領」。「國統會」是媽媽（爸爸是李登輝？^_^），生出了孩子叫「國統綱領」。
後來到了2000年陳水扁執政，中共及美國害怕他上台後亂來，陳水扁於是很認分的承諾「四不一沒有」，即「1.不宣佈獨立，2.不更改國號，3.不推動兩國論入憲，4.不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公投，及沒有「廢除」國統綱領與國統會的問題」。
在膽小鬼陳水扁八年的任內，他的確不敢宣佈獨立（他說「做不到就是做不到」）、不敢改國號（只敢把「中華郵政」改名為「台灣郵政」，嘻嘻）、不敢推動兩國論（只敢口頭呻吟「一邊一國」），不敢推動統獨公投（2003年，他下令民進黨立委不可以通過蔡同榮的「台獨公投法」，嘻嘻），也沒有「廢除」國統綱領及國統會。嘻嘻，沒錯，他並沒有「廢除」喔～請往下看。
2006年2月27日，陳水扁決定，國家統一委員會（國統會）「終止運作」（cease to function），不再編列預算；國家統一綱領（國統綱領）也「終止適用」（cease to apply），並依程序送交行政院查照（所以「國統綱領」目前正在行政院「躺著不動」）。
那麼，「終止」就是「廢除」嗎？當然不是！
我們看看英文吧！
「cease to」 有「停止、終止」之意，它是動詞片語，後面要接「動詞」，才能完整表明意思。所以陳水扁把國統會cease to function（運作），又把國統綱領cease to apply（適用），他可沒把這兩樣東西cease to exist（存在）喔！除非陳水扁「abolish」國統會及國統綱領，才是真正「廢除」，真正使之「不存在」，蓋abolish有法律上真正除掉、幹掉、廢掉某組織或法律之意，因此美國不能接受陳水扁abolish國統會及國統綱領，否則無法向中共交代。
陳水扁“這招”很有用，他一方面向獨民“交差”，讓大家“以為”國統綱領被「廢掉」了，獨民們多樂啊！
另一方面向美方及陸方交心，老子一直遵守承諾，沒有「廢除」國統會及國統綱領，只是「終止」而已。
這就像一台汽車被撤掉牌照，被抽光汽油，或被拆除引擎，它被「終止」運作，不能再開了。但它還存在，只要再申請牌照，灌入汽油，安裝引擎，又能正式上路了──它又「恢復」了！
於是，所謂“國統會”及“國統綱領”被「廢掉」，是陳水扁“編識”的政治謊言，直到卸任前，他一直都「四不一沒有」，只是手腳不乾淨，讓中共很不爽！
那馬英九呢，他有沒有手腳乾淨？當然有！
瞧瞧馬英九在9月1日向媒體記者們說的“鬼話”：
「國統會跟國統綱領已經被陳總統廢掉了，我在競選的時候並沒有提出要恢復的主張。我認為在中華民國憲法的架構下，維持台海不統、不獨、不武的現狀，是最符合中華民國的利益，然後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去推動兩岸的和平發展，這話我都至少講了幾十遍了。」──上述鬼話通篇都是謊話！
一，國統會及國統綱領並沒有被廢掉，原因我已解釋過。
二，馬英九用了「恢復」一詞，即證明他知道國統會及國統綱領是被「終止」，而非被「廢除」。
三，中華民國憲法的架構下，兩岸是求統，而非「不統」。
四，知道歷史的人都清楚，台灣方面的「九二共識」，是基於國統綱領的法理意義，即，沒有國統綱領，就沒有九二共識。不論中共認不認同台灣方面的「九二共識」，至少對台灣而言，不恢復國統綱領，「九二共識」就是假的，是個騙局！
一個政治人物，短短一兩句話，就有四個謊言，而且他還「至少講了幾十遍」！
全台灣除了馬英九，大概沒人能做到這麼高含量的謊言指數。蓋他有一張無辜的老帥臉，說起謊來，人民很買單，人民很願意受騙。
誰說「藍綠不同」？誰說「藍綠之分」？藍跟綠有啥差別呢？
陳水扁一邊維持「四不一沒有」，一邊假裝「廢掉」國統綱領。
馬英九一邊維持「九二共識」，一邊假裝國統綱領被「廢掉」。
馬扁聯手騙你，你若相信，就是蠢！
「馬＋扁」＝騙，這絕不是巧合。
文／我愛夏天
2011/9/04
http://blog.udn.com/gunleenia/5611312
蔣中正：外蒙獨立乃實踐三民主義的楷模
──中央常會、國防最高委員會聯席會議講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１９４５年）八月二十四日 主持
我今天代表本黨的同志根據“國父的遺教”說明我們今後對省區以外邊疆民族問題，換言之，就是對於外蒙和西藏民族問題的“方針”，我們中國國民黨自民國十三年改組以來，外蒙古就派代表來參加祝賀，我們國父對他們的禮遇，有如上賓，從沒有視他們為藩屬的意念與態度，決不像北京政府對他們視〔第172頁〕為殖民地加以壓制。
我們國民政府成立以來不僅對於外蒙如此友愛，就是對於西藏也莫不如此。我全國同胞必須知道如果我們忽視這些民族平等自由的意志，抑制他們獨立自治的能力，這不僅違背我們國民革命的精神，且足以增加我們國內各民族之間的紛擾，貽誤我們建國的百年大計，亦影響到世界的和平與安全，至於外蒙自北京政府時代民國十一年起，在事實上已脫離了祖國而宣告獨立，如今已屆二十五年，我們早已明瞭我們如不能以國民革命的原則，和本黨一貫的傳統政策用斷然的決心來解決這個問題，勢將引起永久的紛爭，對於國內安定與世界和平，都將因此要發生重大的影響，今當日本帝國主義已告失敗，東亞和平秩序，初見端倪之際，我們認為這是解決這一重大問題的時機，如果外蒙以友好的精神循合法的程式，提出他獨立的願望，我們政府自當予以承認。
我在這裏要指出我們實施民族主義的三個重要原則：
第一，我們中國政府和人民必須懷抱崇高的精誠，與堅定的決心，斷不能效法日本對待高麗的行徑。凡對於他持有自治能力與獨立精神的民族，必須予以精誠的扶持其成長，使之達成自主和獨立的目的。我們必須一反日本帝國主義之所為，使東亞大陸在世界反侵略戰爭全面勝利的曙光之中，樹立民族自主和自由平等的基礎。五十年來，我們中國國民黨國民革命推翻滿清，反抗日本，不僅為中國本身自由平等而奮鬥，亦且為高麗的解放獨立而奮鬥。今日以後，我們更須本於同樣的宗旨，與一切有關的盟邦，共同尊重民族獨立平等的原則，保障他們行將獲得的地位。
第二、在省區以外的邊疆民族，具備自治能力，與有獨立意志，而在經濟政治上到達了可以獨立程度之時，我們的國家對他們必以親愛友好的態度和精神，自動的扶助他們獨立自由，永久視為中〔第173頁〕國平等的兄弟之邦。不因其離開祖國而發生惡感或歧視，而我們各民族，亦必須對其祖國以和睦親善的態度，循合法的程式，向其政府提出願望，以達成其目的，不可採取反抗祖國的行動，以引起民族之間相互的仇恨。
第三、各省區以內的大小民族在政治上、法律上一律予以平等，在信仰上、級濟上亦予以充分自由而不加以干涉，以達成我們各宗族間精誠團結友愛互助之目的。
如果我們大家注意上述三個原則，防制所述各種弊端，我們對於外蒙合理合法的要求，決不加以阻礙，並將予以扶持而使之實現。西藏民族的政治地位，也是久懸未決的問題，我可以負責聲明，如果西藏民族此時提出自治的願望，我們政府亦必將賦予高度的自治。如果他們將來在經濟條件上能夠達到獨立自主的時候，我們政府亦將如對外蒙一樣的精神扶助他們的獨立，但必須其能鞏固其本身永久獨立的地位，不可蹈襲高麗過去的覆轍，一面要求祖國承認其獨立，而一面即被日本的違約併吞為其奴辱，又要使我祖國為之數十年之犧牲奮鬥，而始獲得今日的解放。
外蒙西藏問題的解決乃是我國民革命最大的任務，也是民族主義實現的楷模。我個人必負起全責來解決這個問題。希望我全國同胞亦本著國民革命的原則和民族主義的精神，協助政府來解決這個問題，使其得到圓滿的結果。為了世界和平與安全，為了國家鞏固與建設，我們對於全世界民族問題的主張，必須依據大西洋憲章與三民主義的精神來求得解決。至此我對於我們中國西南邊疆上的幾個民族問題，也是以世界和平與安全的關係，不能不表示我們中國的願望。
第一、緬甸民族。我們中國在抗戰期間，兩度派兵入緬作戰，我們遠征軍將士，直接間接傷亡的數目，共在二十萬人以上。但是我們尊重盟邦主〔第174頁〕權，恪守國際信義，我軍在緬甸戰場的任務一經完成立即撤回本國，我們視此乃是我聯盟國一份子應盡之義務，決不對緬甸政治加以干涉。但希望我盟邦對緬甸民族之待遇應積極改良，並早日予以平等的地位。
第二、泰國民族。我們中國是因泰國作戰，而首受影響的國家，故泰國本來劃入中國戰區。今將泰國改隸東南亞戰區，中國自無異議，然而我們始終認定泰國對我聯合國宣戰是出於被動的，純由日本帝國主義的脅迫而參戰的。因此，我們希望泰國在日本帝國主義失敗之後，——在戰後仍應恢復其固有的獨立和平等的地位。
第三、安南民族。中國在抗戰期間，因安南政府不能自保其主權，並供日軍以侵華的基地，因之中國的生命與財產皆受巨大的損失。但是我們今日除了恪守同盟國的協議派遣軍隊接受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區日軍的投降之外，對於越南決沒有領土的企圖。我們的希望是越南民族能從自治以臻於獨立，以實現大西洋憲章的規定。最後，我要提到香港問題。香港與廣東是安危與共的鄰封，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乃劃入中國戰區。今當日本帝國主義失敗之際，我們中國決不藉招降的機會，忽視國際合作和盟部的主權，所以我們不願藉此派兵接收香港引起盟邦間誤會，但我可以對世界與全國國民負責的聲明，關於香港的地位，從前是以中英兩國條約為根據，今後亦當依中英兩國友好的關係協商而變更，我們的外交方針和國際政策，主張尊重條約根據法律以及時代要求與實際需要，而求得合理的解決，現在中國全國各租借地均經次第收回，九龍的租借條約自非例外。但是我們中國亦必循兩國外交談判的途徑，以期收回我們領土，行使我們主權。
總之，這次世界大戰是人類史上空前的戰爭，今日聯合各國無不希望這空前的戰爭成為最後的戰爭〔第175頁〕，我們中國作戰最為長久受禍亦最慘痛，所以希望和平亦最為迫切，凡足以促進國內團結及國際和平者，我們必盡力促其實現，我們必與我各盟邦共同奮鬥到底，務使日本帝國主義投降以後，對我聯合國間無隙可乘，勿使其再有捲土重來的機緣，而日本強權政治消滅以後，亦勿使世界上再有強權政治的發現。在此一意義上我以為民族平等和國家獨立的原則之實現最為當務之急，國民政府自當本于中國立國的精神與國民革命一貫的國策，乘此世界和平曙光初啟之際，使民族主義尚未完成的一方面見諸施行，我個人平生的志願亦因此而獲得了實現，這實在是世界和平與中國建設的保證，務望我全國同胞同心一德，協力一致以赴之，則民族複興，建國完成，自可計日而待，而對我八年抗戰所犧牲的千百萬軍民同胞之英靈，亦可告慰，而聊以自慰了。
《America’s New World Order Agenda》
by Stephen Lendman
2011-11-13
New world order strategy dictates major global economic, political, and military policies. Nothing happens accidentally.
Events are manipulated. At issue is world dominance. America, Israel, and key NATO nations are partnered to achieve it.
Wars, economic disruption, financial terrorism, and other upheavals play out in real time. Grand schemes lie behind them.
Today’s economic crisis wasn’t happenstance. It was well planned, willful policy to transfer unprecedented wealth to private hands.
Super-rich crooks got richer. Social inequalities deepened. Unmanageable debt levels skyrocketed. “Bailouts" metaphorically mean grand theft. Unknown trillions of dollars, euros and pounds vanished to secret accounts and offshore tax havens.
Currencies are being debased. Crisis conditions worsen. At issue is subverting democracy, ending social justice, and consolidating global power in private hands.
Political analyst Peter Eyre calls it “a well orchestrated master plan to swindle trillions of taxpayer dollars from so many countries."
Pumping them into bank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lets them game the system advantageously. “Are you starting to get the picture?"
“In a nutshell, the elite ‘New World Order’ (rulers) got into bed with the banking and financial sectors, who then got into bed with the governments of the world, who then got into bed with senior political figures, who then told us, the taxpayers, that all your money will now have to be used to bail them out or face economic collapse."
It’s a con, a scam to loot wealth from nations and households. Anyone facing default gets in trouble. Individual borrowers have their assets seized by creditors. Governments have to deal with the loan shark of last resort – the IMF.
Its terms require privatizing public enterprises, mass layoffs, deregulation, deep social spending cuts, wage freezes or cuts, unrestricted access for Western corporations, corporate-friendly tax cuts, increases for working people, undermining trade unionism, and enforcing harsh repression against those who balk.
In sum, its financial terrorism, New World Order tyranny, waging war on nations and humanity for profit and power.
According to Eyre:
“It boggles the mind that a system so vulnerable to manipulation would ever have come into existence in the first place."
It wasn’t by accident or from Adam Smith’s invisible hand. Since the 19th century, it was engineered by Rothschilds, Rockefellers, and other visible ones in league with complicit politicians to the highest levels.
Eyre ended his commentary, saying “Stay tuned for more grime and slime."
War as an Instrument of Control
Wars play an integral role. On September 11, 1990, preparing America for Operation Desert Storm, GHW Bush told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that war on Iraq presented “a rare opportunity to move toward an historic period of cooperation. Out of these troubled times….a New World Order can emerge."
McAlvany Intelligence Advisory defines it as follows:
“A supranational authority to regulate world commerce and industry;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that would control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oil; an international currency that would replace the dollar (and other major currencies); a world development fund that would make funds available to free and communist nations alike; (and) an international police force to enforce the edicts of the New World Order."
A briefer definition is tyrannical money power in private hands. Dictating global policies, what it says goes. Major bank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all the shots. Political leaders genuflect and obey, including when to wage wars against what enemies.
On September 21, 1992, GHW Bush told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that multinational troops would become a New World Order army, saying:
“Nations should develop and train military units for possible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America’s permanent war agenda wasn’t explained. Neither was using “peacekeepers" as imperial occupiers.
Post-9/11, Dick Cheney warned of wars that won’t end in our lifetime. Former CIA Director James Woolsey said America “is engaged in World War IV, and it could continue for years….This fourth world war, I think, will last considerably longer than either World Wars I or II did for us."
In its 2006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QDR), Pentagon commanders called it the “long war." In fact, throughout US history, America waged continual wars at home and abroad.
Obama is Washington’s latest warrior president. Earlier ones included Washington, Madison, Jackson, Lincoln, T. Roosevelt, Wilson, F. Roosevelt, Truman, Johnson, Nixon, Reagan, GHW Bush, Clinton, and GW Bush.
America glorifies wars in the name of peace. The business of America is war and grand theft. One nation after another is pillaged. Libya was the latest. Are Syria and Iran next?
At issue is consolidating wealth and power, subverting democratic freedoms, and achieving unchallenged global dominance through financial manipulation and brute force.
War Is a Racket Based on Lies
General Smedley Butler’s 1935 book titled, “War is a Racket" followed his 1933 speech on the same theme. In it he said:
“I spent thirty-three years and four months in active military service as (a Marine). I served in all commissioned ranks from Second Lieutenant to Major-General. And during that period, I spent most of my time being a high class muscle-man for Big Business, for Wall Street and for the Bankers. In short, I was a racketeer, a gangster for capitalism."
“I helped make Mexico….safe for American oil interests in 1914. I helped make Haiti and Cuba a decent place for the National City Bank boys to collect revenues in. I helped in the raping of half a dozen Central American republics for the benefit of Wall Street."
“The record of racketeering is long. I helped purify Nicaragua for the international banking house of Brown Brothers in 1909 – 1912. I brought light to the Dominican Republic for American sugar interests in 1916. In China, I helped to see to it that Standard Oil went its way unmolested."
“During those years, I had, as the boys in the back room would say, a swell racket. Looking back at it, I feel that I could have given Al Capone a few hints. The best he could do was operate his racket in three districts. I operated on three continents."
America’s global empire stretches everywhere. Super-weapons Butler couldn’t have imagined enforce it. By going public, he was an American hero. Who in today’s military can match him? Who’d dare try?
Cowards waged war on Libya. On November 10, NSNBC said Libyans haven’t enough basic foods to survive. “Tens of thousands of small businesses were destroyed." People can’t support their families.
Public anger rages against NATO. Libya’s a “powder keg ready to explode at any time." Suspected Gaffafi loyalists are arrested and tortured daily.
Libyan-style democracy includes “murder(ing), tortur(ing), and imprison(ing)" anti-Nato resisters. Foreign occupiers from Qatar, UAE, and other nations are instructed to terrorize Libyans to submit.
Nonetheless, resistance continues. Fighting rages across Libya. Everyone has weapons. Gaddafi wisely armed millions. By restricting enough supplies, NATO made food a weapon of war.
Washington, Britain, France, and belligerent partners also transformed Africa’s most developed country into its least. For many, getting enough life sustaining essentials requires fighting for them. Libya metaphorically symbolizes New World Order tyranny. Perhaps Syria and Iran ARE next.
Last March, Syria’s externally generated uprisings began. Despite legitimate grievances, Washington orchestrated change there like elsewhere in the region.
It’s part of its imperial “New World Order/New Middle East" project to control North Africa, the Middle East and Central Asia to Russia’s borders.
For over a decade, planned regime change targeted Iraq, Afghanistan, Lebanon, Iran, Somalia, Sudan, Libya, Syria, and other global countries.
Libya’s model was test marketed and readied for future aggression. Targets are selected well in advance.
IAEA’s fabricated Iranian report may ignite what’s planned next. On November 12, Haaretz headlined, “US demands Iran respond to IAEA report within days," saying:
Attending a Pacific Rim summit, Hillary Clinton issued demands, saying:
“Iran has a long history of deception and denial regarding its nuclear program and in the coming days we expect Iran to answer the serious questions raised by this report."
“The US will continue to consult closely with out allies on the next steps we take to increase pressure on Iran."
Clinton, Obama and other top US officials are inveterate liars and war criminals. America thrives on “deception and denial," raging lawlessly on a global scale.
Iran threatens no one. Its nuclear program is peaceful and nonmilitary. No evidence disproves it. Saying so is false.
Kazem Gharib-Abadi, Iran’s permanent Executive Council representative to the Organization for the Prohibition of Chemical Weapons (OPCW) told Press TV:
“The recent IAEA report is a historic and international mistake which has endangered the agency’s credit, and is based on political provocation and false claims made up of fabricated US (and Israeli) information."
Iran dismissed the report as “unbalanced, unprofessional and prepared with political motivation and under political pressure by mostly the United States."
Independent experts agree. It lacks credibility. America’s intelligence established refuted it last March. IAEA’s information predates 2003.
It’s worthless, but could ignite war if Washington plans it with Israel and other willing NATO partners. Stay tuned. Further updates will follow.
http://sjlendman.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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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 Lies Launch Wars》
by Stephen Lendman
2011-11-12
In “The Art of War," Sun Tzu said “All war is based on deception."
What worked in ancient times more than ever applies now, given instant ways of communicating globally and super-weapons Washington and Israel threaten to use like hand grenades.
In “Doctor Faustus", Christopher Marlowe mentioned “the face that launched a thousand ships." He referred to Helen of Troy (formerly of Sparta).
To win her back, Greeks launched 1,000 warships. According to Greek mythology, the Trojan War followed.
Homer’s Odyssey and Iliad recounted it. So did Roman poets Virgil and Ovid. Homer said it lasted 10 years. Mythological goddess quarrels started it.
Real, mythological, or fabricated reasons work equally well. Then it was Athena and Hera v. Aphrodite. Today it’s “war on terror" fear tactics.
Near its end, Greeks entered Troy in a Trojan Horse. America’s perhaps was 9/11. Both were duplicitous acts used to ravage targeted enemies.
The expression, “beware of Greeks bearing gifts" originated from back then. According to Homer and other Greek literature, they burned the city, captured Trojan women, rescued Helen, and returned her to Menelaus, her husband.
Fear, misinformation, and deceit work best enlisting popular support, whether in ancient China, Greece or modern times. Television today supplies it.
From its earliest days, it lied, distracted, entertained, and provided a platform for corporate America to control thought, manipulate public opinion, and sell people junk they don’t need.
In a June 1950 commencement speech, Boston University President Daniel Marsh said, “If the (television) craze continues….we are destined to have a nation of morons."
In May 1961, Kennedy’s FCC chairman Newton Minow called commercial television a “vast wasteland." He suggested watching it for a day “without a book, without a magazine, without a newspaper," with no distractions.
“Keep your eyes glued to that set until the station signs off" as it once did before 24 broadcasting. “I can assure you that what you will observe is a vast wasteland, (a) procession of game shows, (nonsensical) formula comedies….blood and thunder, mayhem, violence, sadism, murder, western bad men, western good men, private eyes, gangsters, more violence, and cartoons."
“And endless commercials – many screaming, cajoling, and offending….And if you think I exaggerate….try it."
Try it now. It’s the same on hundreds of channels round the clock ad nauseam.
Communication theorist/media critic George Gerbner once said television has nothing to tell and everything to sell.
In his book,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Neil Postman said “Americans are the most entertained and least informed people in the world," knowing little or nothing about what matters most.
Famed comedian Ernie Kovacs once said television is called a medium because it’s neither rare or well done.
Because most people rely on it for news and information, a nation of “morons" lets America get away with murder.
America’s Permanent War Agenda
In his book titled, “Perpetual War for Perpetual Peace," Gore Vidal said:
“our rulers 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have made sure that we are never to be told the truth about anything that our government has done to other people, not to mention our own."
In his book titled, “Dreaming War," he compared GW Bush’s imperial ambitions to WW II and subsequent Truman Doctrine pledge:
“To support free peoples who are resisting attempted subjugation by armed minorities or by outside pressures."
At issue was keeping Greece and Turkey from going communist. Applied globally, it initiated America’s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strategy.
Ever since, it lurched from one war to another to benefit war profiteers and advance America’s imperium, no matter the body count to achieve both.
In his 1953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revisionist essays titled, “Perpetual War for Perpetual Peace: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Foreign Policy of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and It’s Aftermath," Harry Elmer Barnes wrote:
“If trends continue as they have during the last fifteen years, we shall soon reach (the) point of no return, and can only anticipate interminable wars, disguised as noble gestures for peace."
“Such an era could only culminate in a third world war which might well, as Arnold J. Toynbee has suggested, leave only the pygmies in remote jungles, or even the apes and ants, to carry on ‘the cultural traditions’ of mankind."
Deception, misinformation, popular fiction, and Big Lies launch wars – all of them. Television today incites them. Earlier times, however had other ways to enlist public support or at least avoid opposition enough to stop them.
Historian Gabriel Kolko explained nothing good about “the good war," WW II, or any others. None achieve peac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ne conflict begets others. Endless destructive cycles follow. Countless millions die. Vast destruction ravages countries. Human misery, not liberation, results.
Since the 19th century, imperial wars shaped American life. Waging them is prioritized. Technological expertise produces killing machines. Industrial America suffered.
Human needs go unmet, today more than ever in modern times. State capitalism partners with business waging war. Uneducated, disadvantaged, impoverished, disconnected, restless, angry millions get left on their own sink or swim.
Others go to war to get killed, injured, maimed, or emotionally scared for life with nothing in return benefitting them.
In his January 1961 farewell address, Dwight Eisenhower warned about: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citing the “grave implications" of a “coalition of the military and industrialists who profit by manufacturing arms and selling them to the government."
He said “we must guard against the acquisition of unwarranted influence….by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The potential for the disastrous rise of misplaced power exists and will persist."
He added that:
“Every gun that is made, every war ship launched, every rocket fired signifies, in the final sense, a theft from those who hunger and are not fed, from those who are cold and not clothed…."
Today, dominant “iron triangle" authority runs America’s war machine. With sitting presidents, it consists of Congress, the Pentagon, and defense industry profiteers, including producers of sophisticated technology for digital age warfare Eisenhower couldn’t have imagined.
In combination, they addicted the nation to war, not for threats. It’s for power and profits. Why else would war be America’s business!
In his book titled, “JFK and the Unspeakable: Why He Died and Why It Matters," James Douglas discussed many reasons. Key was his opposition to force.
After the Joint Chiefs demanded troops for Laos, he told Geneva Conference representative Averell Harriman:
“Did you understand? I want a negotiated settlement in Laos. I don’t want to put troops in."
He opposed nuclear weapons use in Berlin and Southeast Asia. During the 1962 Cuban missile crisis, he refused to bomb or invade. Afterwards he said, “I never had the slightest intention of doing so."
In June 1963 (a few months before his assassination), he called for abolishing nuclear weapons, ending the Cold War, and advancing “general and complete disarmament."
In October 1963, he signed National Security Action Memorandum (NSAM) 263 to withdraw 1,000 US forces from Vietnam by year end and all of them by 1965.
He wanted “to splinter the CIA in a thousand pieces and scatter it to the winds."
Before Gaza, the West Bank and East Jerusalem were occupied, he supported UN Resolution 194, authorizing diaspora Palestinians’ right of return they never got.
He wanted the American Zionist Council (AIPAC’s original name) registered as a foreign agent. He opposed Israel’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He wanted peace, not conflicts. It cost him his life. Future presidents got the message. The rest, as they say, is history.
Canadian Law Professor Michael Mandel explained imperial America’s lawlessness in his 2004 book titled, “How America Gets Away with Murder: Illegal Wars, Collateral Damage,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He discussed Justice Robert’s Jackson’s Nuremberg “supreme crime" declaration. It’s more than ever relevant given America’s out-of-control belligerence, ravaging the world one country at a time or in multiples.
At Nuremberg, Jackson said:
“To initiate a war of aggression….is not only an international crimes; it is the supreme international crimes differing only from the other war crimes in that it contains within itself the accumulated evil of the whole."
In 1950, the Nuremberg Tribunal defined crimes against peace as:
“(i) Planning, preparation, initiation or waging of a war of aggression or a war in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eaties, agreements or assurances; (and)
(ii) Participation in a common plan or conspiracy for the accomplishment of any of the acts mentioned under (i)."
After WW I, Kellogg-Briand in 1928 renounced aggressive war, prohibiting its use as “an instrument of national policy," except in self-defense.
Sixty-three nations were signatories, including America, Britain, France, Germany, Italy, Soviet Russia, and Japan. The US Senate approved the treaty 85 – 1. Like Nuremberg, it’s binding international law.
Washington’s war machine hardly slowed. WW II followed as well as perpetual others thereafter. Even then, the business of America was war. It’s more than ever that today.
Its “scourge" wants power, profits and unchallenged dominance. Today, America wages it globally against humanity. International law is defied. So is morality and common sense.
International peace, security, stability, equity, justice, and freedom are non-starters. Only war spoils matter, including benefits derived from them in all forms.
Since WW II, America, its NATO partners and Israel waged regular aggressive wars. Millions of noncombatant civilians perished. Appalling human suffering resulted.
Washington’s imperial war machine is today’s greatest threat, ravaging the world one country at a time. Congressional authority was abdicated. Presidents can act on their own.
In September 2001, Congress approved the Authorization for Use of Military Force (AUMF) for “the use of United States Armed Forces against those responsible for the recent attacks launched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War on terror" authority accelerated permanent wars. Presidents now wage them at their discretion.
Where it all ends, who knows. No one’s able to stop them. Short of finding a way, free societies, planet earth and humanity hang in the balance. Even risks that great are ign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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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 of Words on Iran》
by Stephen Lendman
2011-11-11
Provocative rhetoric followed release of the IAEA report on Iran’s nuclear program, despite baseless allegations in it.
In October 2009, the Agency leaked a document titled “Possible Dimensions of Iran’s Nuclear Program" to the New York Times. At issue was circumventing then IAEA head Mohamed ElBaradei. Allegations in it were spurious. As a result, he wouldn’t touch it.
Two months later Yukiuya Amano replaced him. IAEA was politicized. In December 2010, the London Guardian published a leaked US embassy cable saying he’s “director general of all states, but in agreement with us." Its title was: “Amano ready for prime time."
A November 2010 Guardian article headlined, “Nuclear Wikileaks: Cables show cosy US relationship with (new) IAEA chief."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 Geoffrey Pyatt was quoted, saying:
Amano will “overcome bureaucratic inertia (and) modernize Agency operations…." He’s “solidly in the US court on every key strategic decision, from high-level personnel appointments to the handling of Iran’s alleged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In other words, he’s there to salute and obey orders, not be nonpolitical and impartial. He hasn’t disappointed.
America’s media jumped on his new report, again suggesting “possible military dimensions to Iran’s nuclear program" with no evidence whatever proving it. Nonetheless, US, Israeli and UK belligerents bellowed it. So far, nothing’s gone beyond rhetorical saber rattling.
Whether or not war’s planned isn’t known. Cooler heads in high places know the risk. Minimally it could engulf the entire region disastrously. Worse would be general war, possibly involving Russia and China.
Once something starts, anything’s possible, even unthinkably using of nuclear weapons to destroy underground facilities. Doing so would risk many thousands of lives and widespread radiation contamination.
Guardian writer Julian Borger headlined, “The IAEA report: what does it mean and will it lead to war with Iran?" saying:
“There is nothing in the report that was not previously known by the major powers. The West and Israel (supplied information on alleged) weapons development…."
“Furthermore, the bulk of the report is historical," pre-2003. Clearly it shows Iran’s not “rac(ing) to a bomb."
“Obama….has no stomach nor money for another war, and (Pentagon) generals insist that every way they game the scenarios, America comes out the loser.”
Former IAEA inspector/later department director Robert Kelly called Amano’s report “very thin," a “real mish-mash," including “amateurish analysis…I thought there would be a lot more there….It’s certainly old news. It’s really quite stunning how little new information is in there."
In 2005, Kelly examined Amano’s original documents. Gotten from a mysterious laptop, they alleged a so-called “green salt project" to provide clandestine uranium, high-explosives testing, and reengineering a Shahab-3 missile to carry a nuclear warhead.
From them, Kelly discounted possible Iranian military applications, suggesting documents were forged, saying:
“There is nothing to tell that those documents are real. My sense when I went through (them) years ago was that there was possibly a lot of stuff in there that was genuine, (but) it was a kind of junk."
The little high quality material in them amounted to “two or three pages that wasn’t related to anything else in the package. It was on a different topic, and you just wondered" whether fake evidence was planted.
He recalled 1993 and 1994 when the IAEA got “very complex forgeries" on an alleged Iraq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Those documents had markings on them (to) resemble Iraqi (ones), but when we dug into them they were clearly forgeries."
In 2002, Kelly said the IAEA got “pretty bad" Italian forgeries on Iraq’s alleged Niger nuclear links. That was then. War resulted. Now perhaps Iran’s targeted unjustifiably.
Shannon Kile,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Nuclear Weapons Project head, said:
Iran “doesn’t seem to have the same North Korea-like obsession with 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s. That’s nowhere to be found in the (IAEA) evidence."
“Yes, Iran is making progress. They’ve covered the waterfront in terms of the main technical areas that you need to develop a nuclear weapon. But there is no evidence they have a dedicated program under way."
Nonetheless,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Wayne Madsen sees “War Clouds Form(ing) over Iran," saying:
“Israel’s strategy is to make certain that its plans to attack Iran’s nuclear facilities and, perhaps other targets, meet no opposition from (US) diplomatic circles…."
As a result, “Asian nations want to freeze the United States out of interference in Asia." Worrisome signs include Israel’s “open secret ally, Saudi Arabia," appointing former Egyptian intelligence head Omar Suleiman advisor to Crown Prince Nayef bin Abdul Aziz al-Saud.
Washington’s increasing its presence in Kuwait, Bahrain, Qatar, UAE, Oman and perhaps elsewhere in the region. New CIA and Pentagon Predator drone bases were established in Djibouti, Seychelles, Ethiopia, and reportedly Saudi Arabia. More are planned.
Obama’s “under tremendous (Israeli Lobby) pressure (to) support an Israeli military strike on Iran…." Doing so would involve Washington and perhaps other NATO partners. To assure pro-Israeli voter support, Obama would have to go along.
Given the potential for war, Russia, China, their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member states, India, Turkey, and other regional nations show justifiable alarm.
On November 10, Israel National News headlined, “Report: Israel Preparing ‘Christmas Surprise’ for Iran," saying:
Britain’s Daily Mail said Israel may attack “Iran’s nuclear facilities….as soon as December 25…." An unnamed senior Foreign Office official said, “We’re expecting something as early as Christmas," or very early in the new year."
Foreign Secretary William Hague said the IAEA report “completely discredits" Iran’s nonmilitary dimension claim.
Israel Defense Minister Ehud Barak told Israeli Radio, “We continue to recommend to our friends in the world and to ourselves, not to take any option off the table," suggesting a possible attack.
Haaretz reported that Amir Kahanovich, chief economist at Israel’s Clal Finance saying attacking Iran would exact far too high an economic price for the world to accept.
He cited sharply higher oil prices, disrupted global trade, and more affecting Israel and other nations.
Israel’s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Ephraim Kam doubt stiff sanctions are coming. Russia and China won’t tolerate them. They’d also risk greater economic fallout. At most, he says “another round of light sanctions."
US Defense Secretary Leon Panetta said attacking Iran should be a “last resort." Doing so would have serious regional repercussions, he believes. Potentially they could be much worse.
Interviewed on Press TV, historian Peter Rushton accused Israel of escalating anti-Iran hysteria, adding:
“I think voters in Britain and America would do well to take a long hard look at those politicians who are prepared to give limitless trust to Israel at the expense of their own people" and regional peace.
Hezbollah leader Seyyed Hassan Nasrallah expects regional war to erupt from attacking Iran.
Also interviewed on Press TV, independent journalist Nader Mokhtari said:
“The United Nations has lost its basic functions for a very long time. (It) has not been able to intervene effectively in matters that it should have been able (to), according to its charter…."
Its structure prevents “99% of the world (from having) a say in running world affairs, and a select few" decide everything, including on those issues most important.
America has virtual veto power on all issues. With Israel, it threatens attacking Tehran unjustifiably. Its allegations are baseless. Regional war may follow with unpredictable consequences. The danger is real and frightening.
A Final Comment
Last May, George Mitchell left his White House Middle East envoy post. Rumor at the time suggested it was because of his deputy Dennis Ross’ extreme bias.
Anti-Defamation League head Abe Foxman calls him Israel’s “advocate." Middle East analyst Aaron David Miller calls him “Israel’s lawyer." Others call him a Zionist hardliner up to no good for Palestine or Israel’s regional rivals.
Some say he was forced out. Now he’s stepping down. On November 10, The New York Times headlined, “Obama’s Influential Mideast Envoy to Resign," saying:
He’s stepping down “at a time when Israeli-Palestinian peace talks are frozen and tensions over Iran are flaring anew."
Ross gave the usual reason about wanting to spend more time with his family. Others cite his duplicity, extreme bias, and failure to accomplish anything beyond representing Israel at a time its influence is waning.
Earlier he served as GHW Bush administration’s State Department Policy and Planning director, after which he became Clinton’s Special Middle East Coordinator.
He’s also co-founder of the AIPAC-backed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WINEP). It’s an extremist pro-Israeli front group. Ross will return after leaving his present post.
WINEP’s Board of Advisors includes a rogue’s gallery of figures like Richard Perle, George Shultz, Robert McFarlane, James Woolsey, and former US Israeli ambassador Samuel Lewis.
James Petras once called Ross “a virulent Zionist advocate of Israel’s ultra-militaristic policies, including an armed preemptive attack on Iranian nuclear and military installations."
“Ross is an unconditional supporter of the Israeli starvation siege of (Gaza), and fully backed Israel’s savage (2006) air attacks against civilian targets in Lebanon."
No friend of Palestine, he one-sidedly backs Israel’s worst lawlessness. He won’t be mi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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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s Media War on Iran》
by Steve Lendman
2011-11-11
When Washington goes to war or threatens it, America’s media march in lockstep, cheerleading. Fiction substitutes for fact.
News is carefully filtered, dissent marginalized, and supporting imperial belligerence substitutes for full and accurate disclosure.
As a result, patriotism means going along with rogue policies. Never mind rule of law principles and democratic values. Free and open societies are risked. So is humanity if belligerents overstep.
The IAEA Iranian nuclear program report stirred a hornet’s nest of inflammatory commentary, no matter the agency’s fabricated contents. Previous US intelligence assessments refuted them, including most recently in March 2011.
Nonetheless, IAEA allegations proved red meat for America’s media. Commentaries from three major broadsheets are typical.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On November 8, deputy Journal editorial page editor Bret Stephens headlined, “Now For a Real Iran Debate," saying:
“There’s no scarcity of reliable information about Iran’s nuclear programs, licit and illicit." At issue only is how Washington and Western allies act “to check them."
In September, IAEA said “Iran had enriched 4.5 tons of low-enriched uranium – sufficient, with further enrichment, for three or four bombs – and that a third of the uranium had been enriched in the last year alone."
It also said “Iran had begun more advanced centrifuges, capable of enriching uranium at a significantly faster rate than" earlier ones. “So much for the success of sanctions in shutting down Iran’s underground network of nuclear-parts suppliers."
Fact check
Iran’s nuclear program is peaceful and nonmilitary. No credible evidence suggests otherwise. Its operations follow standard procedures. Other nations follow them. None are vilified. Nothing done is illegal. Beating up on Iran bogusly discredits anyone doing it.
“So much for the enabling fiction that was the 2007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which judged ‘with high confidence’ that Iran ‘halted it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in the fall of 2003."
So much for a Journal editor accepting fabricated IAEA information, refuted by US intelligence as recently as March 2011 in its America’s Annual Threat Assessment of the 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He continued saying pursuing diplomacy or more “sanctions guarantees failure, signals weakness, and emboldens the hardest of Iranian hardliners."
Time’s “no longer on the West’s side….(F)urther delay only increases the complexity and uncertainties of any strike."
Short of supporting war, Stephen railed against Iran, saying Western leaders should “hasten the regime’s demise." How he didn’t say or explain that every nation’s sovereignty is inviolable, whether or not he approves.
The New York Times
A Times editorial headlined, “The Truth About Iran," saying:
Despite using fabricated, discredited, old information with no credibility, The Times called IAEA’s document “chillingly comprehensive….What gives the report particular credibility is its meticulous sourcing."
Russia, China and other nations “have been shielding Iran." Security Council members must “quickly impose a new round of even tougher sanctions…."
Fact check
For years, Times writers and commentators beat up mercilessly on Iran. In June 2009, Iran’s presidential election was more democratic than America’s rigged process.
Nonetheless, a Times editorial headlined, “Iran’s Nonrepublic," claiming “government authorities bulldozed the results" so incumbent Ahmadinejad’s victory was “bogus."
Instead of journalistic integrity, The Times claimed Ahmadinejad stole the election with no evidence whatever proving it. Rhetoric substituted for reasoned commentary in typical Times style.
In contrast, when the Supreme Court reversed America’s 2000 popular vote (and electoral one learned months later) to install its own favorite, a Times editorial supported Bush’s illegitimacy and his “unusual" post-election “gracious(ness)."
No matter that Al Gore won and they knew it. No matter what’s now known about a rogue administration terrorizing humanity.
Stopping short of supporting war, The Times said striking Iran’s nuclear facilities “would not set (it) back for very long. It would rally Iranians around their illegitimate government….The last round of sanctions was approved 17 months ago."
Russia and China oppose more. “So long as that enabling continues, Iran will keep pushing its nuclear program forward."
Fact check
In April 2010, Ron Paul addressed HR 2194, the Comprehensive Iran Sanctions, Accountability and Divestment Act, saying:
“I rise in strong opposition," including against its Senate version. Debate replicated lies, misinformation and distortions preceding Iraq 2003. “Propaganda (is) speed(ing) us to war against Iran for the benefit of special interests."
“A vote for sanctions on Iran is a vote for war against Iran." In other words, he called sanctions an act of war.
In 1997,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called economic sanctions “a war against public health." Sanctions constitute war by other means. Manipulated money power in private hands used irresponsibly is financial war.
Delegitimizing Iran’s legal nuclear program shows which side Times editors support. They’re the same anti-populist power and wealth ones they always back on all vital issues.
The Washington Post
A WP editorial headlined, “Running out of time to stop Iran’s nuclear program," saying:
The IAEA “spelled out in detail what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have known for a long time: Iran’s nuclear program has an explicit military dimension, aimed at producing a warhead that can be fitted onto one of the country’s medium-range missiles."
Fact check
Substituting bombast for truth, Post editorializing got another black eye. Throughout the piece, accuracy was nowhere in sight.
Like The Times, Journal, and others like them, however, what else can be expected from establishment broadsheets. They stop short of doing what readers expect – their job.
“The IAEA’s evidence….ought to end serious debate about whether Tehran’s program is for peaceful purposes. That’s why Russia and China tried to block the report."
Never mind that IAEA’s “evidence" lacks credibility. It was fabricated, discredited and out of date. Independent analysts refuted it. All countries should denounce its nefarious purpose, potentially leading to war.
Short of supporting it, the Post said Obama’s got time to act. He repeatedly said “Iran’s acquisition of a nuclear weapon is unacceptable – and the IAEA report makes clear that the danger is growing, not diminishing."
Most dangerous are:
◎ IAEA heads publishing baseless allegations;
◎ America, Israel, and Western nations supporting them;
◎ and disreputable major media opinion writers marching in lockstep instead of doing their jobs responsibly.
Sadly, that’s what passes for corporate-controlled news, commentary and opinion in America.
It’s why more readers go elsewhere for real information and analysis. Hopefully one day they all will!
《中國“新洋奴”的十大特徵》
縱觀中國近現代史，大小“洋奴”層出不窮、前赴後繼。它們一貫“冠冕堂皇”地打著“民主、自由、人權”和“反腐敗”的大旗，妄圖“佔據”道德制高點。以獲得根本虛無的合法性與存在價值。用這些“冠冕堂皇”的“名詞”掩飾著它們“出賣”國家和民族利益的“醜惡行徑”。
試問有哪個“洋奴”承認自己是洋奴，連汪精衛都“死也不承認”自己是“賣國賊”，就別人指望這些“貨色”有人性有良知了。所以可以總結的是，長一副人類嘴臉的生物未必就是個真正的人。
用點文字稍做分析，或許對認清它們的“真實面目”有些許助益。
1、無條件“崇拜”西方是它們的信仰
在這一點上它們表現得“非常徹底”。它們“崇尚”和羡慕西方的“民主自由”和富裕，憎恨和厭惡中國的“獨裁專政”和貧瘠，可謂愛恨分明。西方就是好，西方人就是高尚就是優秀，西方就是文明是人類社會的顛峰。中國不僅應該學習，最好被西方“佔領”。這樣就是最原汁原味的西方式制度了，就可以發達了。“可是”香港被英國“佔領”那麼長時間也“沒看”建立個先進的制度啊，最後還是“要等到”2017才普選。
2、自詡為“國際主義”戰士
他們（極多數為唯我獨尊的文明高貴基督教教徒）“沒有”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或者說他們作為一個中國人沒有應有的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美國和日本是民主國家，所以美國和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它們標榜自己是真正的國際主義者。而實質上就是提美國和西方“張目”的美國西方的“代言走狗”罷了。為了讓自己看上去不那麼卑賤，它們選擇“扮演”非常高尚的國際主義者。它們以它們的智商揣度其他人，以為別人會信。面對西方的負面新聞，它們替主人“辯解”道：即使西方有缺點那是神聖民主的小小副作用而已。它們認為美國和西方（主子）“代表”了世界，而它們是“國際主義”戰士，所以美國和西方的國家利益必須得到“徹底維護”。至於美國的民主內涵和西方的民主本質，它們根本不曾去考究。而中國究竟怎樣健康地走向自己的民主之路，它們除了惡毒的“咒駡”和卑劣的攻擊現行政治體系和肆意的“抹黑”國家領導人之外，其餘的它們一概“漠不關心”。
3、它們是“軟骨類”
民族大義和民族氣節是它們“非常厭惡”和“恐懼”的字眼，在它們的字典裏“找不到”這樣的詞。它們旗幟鮮明地“支持”它們各自的“主子”，在他們的“主子”面前“奴顏婢膝”，一副“點頭哈腰”蝦米狀。它們根據自己的人生經歷和教育背景，把西方“描繪”成“天堂”，一旦他人稍有質疑就給別人“扣”被洗腦的“帽子”。連西方人自己都承認自己的社會不完美，你們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卻非要說西方是天堂。當你拿西方人的話質問它們時，它們不免又“讚揚”起自己“主人”的謙虛。它們被西方嚇破了膽，你稍微說點像男人的硬話，它們就出來“扮演”苦口婆心的好人勸你冷靜。要不就是直接給你“扣”極端民族主義的“大帽子”，給你們非洋奴潑冷水“潑髒水”。一般非洋奴就是想“平等”的站直了跟西方說話，這點要求都不能讓中國人實現。可見這幫滿口仁義道德的“惡棍”是何其“無恥”、何其“下賤”！
4、假民主自由，“真軟蛋”洋奴
“民主自由”是它們的“幌子”，“一己私利”是它們的目的。它們甚至可以放聲高歌“有奶便是娘”的“洋奴進行曲”。
因此，它們在美國人和西方人面前“搖尾乞憐”的樣子也就不難理喻了。
它們也用實際行動愛國，但它們愛的“不是”自己的祖國。
你只要“不同意”它們的看法就“血口噴人”你是黨棍黨衛軍，跟它們不一樣就是內奴。自己是“洋奴”，跟它們不一樣就是內奴。
5、 普世價值是它們永遠的“招牌”
“民主自由”是人類社會永恆的主題。曾幾何時也成了“（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們手裏一塊最有效的招牌。它們把它們的產品──出賣國家和民族利益，“巧妙”地貼上了“民主自由”的標籤。對於一少部分缺乏鑒別能力的人，不能說它們的產品沒有一點誘惑力。它們這些雜碎拿著自己認為的金字招牌到處“掛洋頭賣狗肉”。
6、“反腐敗”是它們新的招牌
人民對腐敗現象深惡痛絕，“洋奴”們則覺得有機可乘。所以“（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們也反腐敗，但它們“不是”為了反腐敗而反腐敗。真正的愛國人士反腐敗是為了建立健全的國家機制，使國家加快走向強盛。而“漢奸”們的反腐敗則有著本質上的區別，它們的規律是：
反腐敗——＞ 反對執政黨——＞ 反對自己國家——＞ “吹噓”自己的（主子）宗主國（美國、日本）——＞ “出賣”自己國家的國家利益給它的宗主國（美國、日本）。
所以，結論是：“洋奴”的反腐敗是為了博取大眾的同情和共鳴，以“掩蓋”它們“出賣”中國國家利益的可恥罪行。本來就事論事，而這些雜碎卻無端將很多“不相干”的事情和人物聯繫到它們“截取”的事實中，“利用”大眾反腐敗的心理宣傳自己的主張。同時還“不斷挑撥”是非“離間”各地各階層。為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做準備，甚至直接“潛伏”個輿論陣地為“洋奴”及其主人搖旗呐喊加油助威。
7、“洋奴”始終處於忐忑不安的尷尬境地
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洋奴”們深知自己的處境，只是由於環境的不同，“現代洋奴”仿佛更加理直氣壯了似的。二戰時的“洋奴”做的是直接對國家利益和人民血淋淋的傷害，是顯性的；“現代（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做的也是直接對中國國家利益和大眾血淋淋的傷害，是“隱性”的。
“（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們惶惶不可終日，惟恐其可恥行徑的暴露。一旦有人觸及其靈魂痛處，它們往往是內心驚恐不安，外表正義凜然拘理力爭，並且馬上將別人冠之以“憤憤”、“專制”、“不民主”“五毛黨”等“大帽子”，加以“醜化”和沒有底線的“不斷攻擊”。甚至有的在極度不安之下病態成“歇斯底里”，它們或“斷章取義”的“狡辯”，或乾脆破口大駡，種種醜態不一而足！它們不斷用誇張的詞語和“栽贓的手段”攻擊污蔑陷害非洋奴，只能說上帝要滅亡它們。於是乎先讓它們瘋狂。
8、“（動態價值觀）洋奴”永遠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選擇性失明”
“洋奴”不是沒有雙眼。和人類一樣，它們也有雙眼。但與普通人不同的是，它們的雙眼有一種“特殊功能”，我給它們的這個“特殊功能”起個名字──“（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選擇性失明”。也就是說它們看待事物都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選擇性（動態價值觀）”的，永遠是從事實中“截取”“自己需要”對自己有利的（一小）部分以期用來增加自己言論觀點的說服力。它們“（封鎖）禁止”任何人“揭穿”它們根本站不住腳的言論，其實這也是“符合”“（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強盜邏輯”的行為。只是它們“表演”的太拙劣，反而讓自己陷入被動。
歐洲每年都“騷亂”而且還死人，可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從來選擇“無視”，選擇“緘默”。你做“洋奴”就做，你為何來說中國不是。
中國不騷亂你說是高壓，中國萬一有了你們就興高采烈爭相圍觀。然後就不斷“放大事實”與根本不相干的東西“牽強附會”的聯繫起來，以便讓自己的“混帳邏輯”更有“欺騙性”。
9、不斷強調中國人身份 還時不時妄圖“代表”“我們”
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雜碎”最讓人不齒的就是明明是個“西方走狗”卻還“裝”自己很愛國。“模仿”魯迅等人的口氣“頤指氣使”驕橫跋扈。你拿它無法辯解的事實去質問，就“狡猾”的“偽裝”成不合你一般見識的老實人。把自己“裝扮”成中國的良心，
你這麼有“良心”，當中國領土被他國竊據的時候你們“怎麼”緘默。那個（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長平“滿嘴”普世價值，為何在中國大使館被它主人炸了的時候“選擇沉默”。
你“平常”不是總要言論自由嗎？怎麼中國人死了你都“不關心”，
你不是尊重人權嗎？生命權難道不是人權嗎？
你質問，他就“逃避”。最後來個不痛不癢的解釋。“以免”別人繼續質問到時候被撕下了好人的“偽裝”露出“洋奴”真容遭人唾棄。
在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的文章裏，有個巨大的驚人相似。就是喜歡“言必稱”我們，總“喜歡”用集體名詞，覺得自己“佔據”道德優勢。“有資格”點評世間的萬物。在公民社會，任何人都是因個體而存在，總是“鼓吹”西方那一套，卻連這個（最基本的普世邏輯）都“不清楚”。你就是你，你就代表你。沒有合法的他人授權你有“資格”代表誰？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自己覺得用這樣的口氣可以“欺騙大眾”讓大眾陷入自己設計好的“圈套”成為自己“洋奴”陣營中的一員。只能說“洋奴”的主人會很失望的，畢竟西方金融危機了，沒那麼多錢搞崗前培訓了。難怪現今的自由派洋奴自己砸自己招牌。
10、中國有原罪
在“（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心裏，中國做什麼都有罪。
西方可以幹的事情，中國就不可以幹。
西方人排獎牌榜，那是因為西方重數字重調查研究。中國看重獎牌榜就是舉國體制的罪惡造成的扭曲心理。
中國有些項目不錯，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就說都是舉國體制的結果沒什麼。要是說到中國不擅長的專案，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又說那是中國人種不行。
中國的企業不建立工會，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說沒人權。當中國企業建立了工會要求外資企業建立工會時，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說破壞投資環境歧視外國企業。
中國企業出去買資源，“（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說那是有政治目的的非正常行為。哪個汽車不用石油，用石油就叫有特殊目的。外國企業鯨吞中國戰略資源，中國開始管制，這些人又說中國搞保護主義。美國西方甚至印度搞那麼多次貿易保護主義你們（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怎麼緘默呢？難道那些被外國保護主義傷害的中國企業的員工的就業生存權不是人權的一部分嗎？
你要是把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逼急了，“（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就說西方那是（貪婪失敗）民主社會政府要對自己國家負責。難道中國的資源就應該賤賣嗎？中國天生就是劣等嗎？
有的“（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還會說，西方有些不對，但中國不應該學。西方對中國非禮，中國不反抗，難道就一直忍氣吞聲嗎？你如此質問“洋奴”，（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又會說中國。
總之就一條“原則”，西方“特殊”、中國有罪。
中國這個罪還是“原罪”，是永遠無法洗刷的。
文／天平居士
2011-11-21
《美國雙重圍堵 中國如何破局？》
一、美國“重返亞洲”，中國面臨“嚴冬”
美國正在高調“重返亞洲”。
其實，美國“從來就沒有”離開過亞洲。
“所謂”重返，無非是“發出”一個強烈信號：這一回，美國要真正開始重視亞洲了。
此前，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美國通過“廣場協議”，成功地“扼殺”了日本崛起的勢頭後，亞洲的新興國家在美國人眼裏都不過是它“予取予奪”的提款機而已，不再有誰是它的挑戰對手。
但是，過去二十年，風流水轉，中國起來了，特別是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歐元啟動，恐怖主義，中國復興，
這三大因素開始有可能危及美國人的世紀夢想：連續兩個百年的“美國世紀夢”。
為此，美國人窮十年之力，擊斃了本•拉登，“象徵性”的結束了“反恐戰爭”；又“通過”（引爆）歐債危機使歐元陷入一時難以自拔的困境。
接下來，還“剩下”一個麻煩，那就是中國。
當美國經濟遭金融危機重創，使盡渾身解數也無法將經濟拉出泥潭時，美國人別無選擇，不得不拿出自己曾經屢試不爽的“老招數”：我的日子不好過，那我就折騰別人，讓別人的日子比我更難過。最後，水落石出，相比之下，還是我的日子更好過。
於是，奧巴馬和他的團隊頻出“陰招”，在西太平洋上空演出了一連串令人眼花繚亂的“政治雜技”。先是通過“（自導自演）天安號事件（悲情苦肉計）——延坪島炮擊——黃海軍演”以及“釣魚島事件”，把本已有離心傾向的韓、日兩國一邊倒地拉向美國，
“穩住”東北亞的陣腳後，又掉頭南下，“挑唆”和鼓動越南、菲律賓在南中國海反復滋事；
恢復對臺灣出售武器；
向緬甸政府釋放“善意”，在原本關係不錯的中、緬之間打進楔子；
跟新加坡談判部署沿海快速艦基地問題；
在澳大利亞建立一個駐紮2500名海軍陸戰隊的軍事基地；
與印度建立“戰略夥伴”關係。
在打完這一系列地緣戰略的“組合拳”之後，真正富有深意的戰略動作也跟著出臺，那就是“主導”甚至主宰亞太經濟。因為在美國人看來，一切戰略利益，最終都要表達為經濟利益，而經濟利益的獲得只能通過財富的轉移來實現。環視全球，受美國經濟影響和歐債危機拖累，大多數國家的經濟都表現低迷。只有亞太地區，由於有漸成地區經濟火車頭的中國“牽引”，尚具活力。對美國來說，無論是讓自己“經濟脫困”，還是要把亞洲財富最後變成美國的財富，都必須刻不容緩地向亞太“開刀”。因為如果現在不動手，等到亞洲國家圍繞中國重新排起新的雁陣時，美國想做什麼，恐怕都為時晚矣。
一不做，二不休。奧巴馬和希拉蕊“輪番出擊”。極力“架空”甚至廢棄已存在了近二十年的“ＡＰＥＣ”機制，然後，”借殼上市“，把原本默默無聞的“ＴＰＰ”（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變成美國主導乃至主宰亞太經濟的”新平臺“，為亞太經濟”重新定則立規“，意在用其將亞太國家一網打盡，獨獨把中國”排除在外“。
有評論一針見血地指出：
“美國為什麼要力推ＴＰＰ？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克林頓曾明確表示，把推動ＴＰＰ作為美國重返亞洲戰略的重點。美國試圖以ＴＰＰ為突破口，建立以其為主導的橫跨太平洋的亞太經濟合作體系，並由此建立美國主導的”亞太自貿區“，進而贏得全球的戰略優勢。
ＴＰＰ談判“出現”的背景是，亞太特別是“亞洲區域經貿合作”進展迅速。美國一方面不願錯過亞太經濟發展良機，同時也希望通過“設置”一定“規範”繼續主導這一地區未來政治、經濟等格局的變化。”
所有這一切，只有一個目標，“劍指中國”。
對滿懷熱情擁抱全球化，“以為”可以通過市場經濟話語，與美國和西方這些意識形態語境不同的國家，找到共同話題的中國來說，無異於兜頭一盆涼水。
當切分財富蛋糕的遊戲變成一場零和遊戲，你的獲得就是他的失去時，共同的語境就只能是赤裸裸的“叢林法則”的殘酷對話：
依據美國在過去兩年間對中國所做的全部“動作”來判斷，不難得出一個結論：環繞中國的地緣戰略和經濟戰略的雙重“嚴冬”正在來臨。中國，必須做好“過冬”的準備了。
二、美國為什麼要對中國出黑拳，下狠手？
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海嘯”並沒有過去。美國經濟今天“遠不是”尚未復蘇的問題，美國次貸的第二個“債務違約”期已經開始，而2007——08年次貸危機中“被掩蓋”的美金融機構的“有毒資產”也陸續開始釋放。
這對美國經濟復蘇是一個沉重的牽制和打擊（中國亦不能倖免。因為這一輪危機會導致美國經濟進一步衰退，再通過貿易聯繫傳導，使世界貿易整體衰退，從而導致中國的外需萎縮，壓抑中國經濟增長），也是美國政府“極力”在歐債問題和南海問題上“做文章”的重要原因。因為美國政府“不希望”全球視線過分“聚焦”在美國遇到的“麻煩”上，從而“動搖”對美元和美國的信心。
美國債務上限問題的艱難解決，雖然讓美國也讓全世界的債主們鬆了口氣，但誰都知道，這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尤其“解決不了”美國仍須靠“借債度日”的本質問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報告指出：美國國債已占其GDP的９９%，預計２０１２年將達到１０３%。美國財長蓋特納承認，美國政府每花1美元，其中就有４０美分是借的。包括國債在內，美國公、私債務總額已高達５５兆（萬億）美元，人均負債１７.6萬美元，家庭平均負債６７萬美元。而美國年度稅收僅約３萬億美元，中等家庭年均收入約5萬美元，這說明美國已深陷入不敷出的債務困境。）因為這一問題與美國是靠（美元霸權）向全球輸出美元這一“方式”生存聯繫在一起的，這一“特裏芬難題”是美國經濟愈來愈解不開的死結。
造成美國經濟今天這一局面的是美國從“（１９４４）佈雷頓森林體系”建立到解體後這大半個世紀裏，由於掌握了國際流通貨幣的金融高端優勢，而逐漸放棄了對那些處於低端的實體經濟的眷顧。美國之所以過去四十年裏把大部分中低端製造業當做“垃圾產業”轉移出去（只把高端技術產業和高附加值產業保留下來），是確信可以通過全球信任（依賴依附）的美元（霸權）體系使新興國家成為為其廉價提供中低端產品的加工廠，說白了也就是為掙美元（白條）給美國“打工”。而當美國為脫困不斷實施“量化寬鬆（債務貨幣化）貨幣政策”，濫發美元，使美元越來越弱勢，美元的信用也日益受到普遍質疑時，美國人那種即使沒有“實體經濟”，單靠“虛擬經濟”也能過好日子的局面，就難以為繼了。
現在，金融危機的引爆和發酵使美國靠“輸出美元、轉移全球財富”的“模式”已不可持續，這意味著“華盛頓共識”的“不可持續”。
眼下，看不出美國能夠拿出新的以美國和美元為中心的新模式繼續“忽悠”整個世界。美國今天所做的一切都還是在拼命維護和“挽救”這一“模式”。因此對其前景的預期是悲觀的。
在這一“本質性問題”得到根本性解決之前，奧巴馬所許諾的“再工業化”和“五年內出口翻一番”的目標，都將是畫餅充饑。
這首先是美國“勞動力成本”過高，而各類工會為了自身利益又都不肯降低從業人員工薪（這次NBA勞資雙方工薪大戰就是最新例證）。如果美國“產業空心化”這一致命現實不能從根本上得到扭轉，美國的衰落就幾乎不可避免。這不是通過“玩弄”“壓人民幣升值”這種“偽命題”就能解決的。
因為美元要獲得“全球結算貨幣和儲備貨幣”這一地位（只有獲得這一地位才能帶來美元霸權），美國只能通過貿易方式向全球“輸出美元（轉嫁成本及債務）”。這也就必然造成美國的貿易逆差。這一“特裏芬問題”既是美元的天然優勢，也是其天然缺陷。其優勢是美國可以通過輸出“綠紙”而廉價獲得全球的產品和資源。其缺陷就是如此一來美國只能使自己長期處在貿易逆差狀態。這意味著美國即使不從中國獲得產品（也就不存在美中貿易逆差，當然也就談不上操縱人民幣匯率問題），也必須從其他國家獲得替代產品，仍然解決不了其逆差國地位的問題，當然也就無從解決其國內民眾的就業問題（因為其民眾不可能都就業于高端產業，而一度達到的70%就業人口從事金融和金融服務業的“盛況”，也由於金融危機的爆發，金融業的蕭條而不可能重現）。
這種自己臉醜怪鏡子的做法，對解決“美國病”於事無補。就此意義上說，金融危機暴露出來的“美國病”，是本體性的，起碼是“結構性”的，而不是一般的決策失誤或監管不力。這一“根本性”的缺陷恐怕只有美國放棄美元霸權，放棄美元一僕二主的矛盾地位，讓位於“世界元”才可能一勞永逸的解決。這就意味著壓人民幣升值“真正的目的”是，美國寧可轉向其他國家尋求替代產品，也要給中國出口依賴型經濟以“打擊”，因為那些可以為美國“提供”替代產品的（次殖民）國家無一個可對美國的霸權地位提出挑戰，而這正是美國上層最擔心的事情。
所以，打擊中國是“目的”，解決其國內就業只是“幌子”。因為兩個目的只能實現其一，那就是打擊中國，就業問題是根本解決不了的。美國國會的議員們肯定明白這一點，只是拿中國產品搶了美國人的飯碗“（卸責）說事”罷了。
既然如此，中國應明白美國的“用心”，做好“徹底下車”的準備，不必再與美國打口水仗。因為中國“必須認清”，美國的那些國會議員極力推進這一議案是鐵了心的，不惜一切代價也要“阻止”中國經濟增長（帶動中國國力、軍力的增長）對美國的霸權地位構成最終的威脅。
明白了這一點，中國就應該丟掉一切“幻想”，只能與美國進行冷靜的合作和清醒的博弈。
三、如何脫困，美國還需要一場戰爭
無論我們現在如何不看好美國的未來，現在仍必須清醒地看到，即使在美國金融危機如此嚴重，美元霸權可能崩潰的情況下，美元的地位眼下仍無一種貨幣可以替代。國際大宗商品交易和一般貿易，仍“擺脫不了”美元結算的慣性力。（國際清算銀行資料顯示，全球每天發生的國際貿易中有86%涉及美元結算。）
美國也充分瞭解這一點。因此，為“擺脫”這種困境，繼續延長自己的霸主地位，給自己贏得“舔傷”的時間和空間，美國當然要想辦法拉其他國家為其分擔風險，同時給一些國家“製造麻煩”和難題，讓所有這些國家“顧不上”指責美國、懷疑美國、甚至對付美國。這是美國的一大“策略”。
歐債危機、南海問題、北非中東變局，都是美國在下“先手棋”，四處“布子”，給不同的對手“製造”不同的麻煩。
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一直在努力克服危機對其經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帶來的沉重打擊，尤其是努力擺脫全世界對美元信心下降的不利局面。美國需要大量的“美元回流”支撐其國內經濟的“流動性”。“吸引”美元回流美國的辦法，一是靠美國高科技支撐的高回報率的投資環境（這一點現在已沒了指望），另一點就靠發行美國國債（美國國債利率雖低，但相對安全，且幾乎沒有上限，想買多少買多少，但債務上限的風波，也讓世人對其償債的前景產生越來越多的疑慮）。
對美國人而言，自從踏上美元霸權道路之後，其經濟就已成為一種“信心經濟”，只有世人對美元信心充足，相信美國的國家信用，才會讓更多“美元回流”美國，給美國經濟賴以為生的的“信貸（信用債務）模式”引入活水。
儘管美國的兩任財長以及貿易代表、聯儲主席都跳出來“發出”利好信號，但是美國實體經濟振興道路艱難，金融改革進展緩慢，就業、市場的實際情況都不盡如人意，兩輪量化寬鬆（債務貨幣化）政策使用過後經濟仍未見起色，且反而讓世人對美元兌水大為不滿，更加擔心。
美國巨額國債又牽動國際關注，國家信用面臨質疑，這些問題都無法令人看好美國經濟的復蘇前景。無法提振世界對美國的信心，無法恢復人們對美元的信心，這讓美國非常難堪。
在這種情勢下，美國將會做什麼？美國還能做什麼？
也就是說，美國最有可能通過“什麼辦法”讓自己脫困？
我認為不外乎三種方式脫困。
其一、在最理想的情況下，是“技術脫困”，就像當年美國人用IT業引領全球經濟，讓自己賺的盆滿缽滿一樣。
但眼下，這種前景似乎很“渺茫”。除非美國能在能源技術上獲得突破，則可能一舉解決許多麻煩，美國將重新鳳凰涅槃，所以，我們對美國在能源技術上的任何進展都應保持關注和警惕。因為在能源日漸緊張的情況下，誰能掌握新的能源技術，誰就可能控制世界的未來。如果美國掌握了這種技術，就可能使全球經濟重新翻盤，確保美元地位不可撼動。
其二、是“賴賬脫困”。
對這一點，我們尤其要特別警惕，提防美國繼續在美元上“做文章”。不能排除這樣一種可能性：美國在未來一段時間，繼續超發美元，讓美元的信用爛到極點，再借助其世界第一的黃金儲備，突然宣佈部分恢復金本位制，讓美元重新與黃金掛鈎，從而“重新”為美元定值，藉以達到與舊美元“脫鉤”，“金蟬脫殼”，公然赤裸裸“賴賬”的目的。但這一步棋是雙刃劍，傷害別人，也傷害美國自己，不到萬不得已，無路可走時，美國應不會出此下策。
其三、就是“戰爭脫困”了。
通過戰爭既拉動美國經濟，增加就業機會，擺脫國內壓力，又在國際上重新為美元樹威。用戰爭對大宗商品價格特別是能源價格產生決定性影響，從而對國際投資環境及經濟佈局重新洗牌，改變國際資本的投向，使美國最終成為受益方。
眼下看，美國人的下一個打擊目標最接近水到渠成的是目標是敘利亞。
最有可能打擊的目標是伊朗。
最出人意料的打擊目標將是委內瑞拉。
四、內在的穩固和強大是應對美國挑戰的最有力武器
歐債危機動搖了人們對歐元區經濟的信心，也給歐盟的發展前景帶來了不確定因素，作為單一貨幣的歐元對美元儲備貨幣、基準貨幣的“挑戰”也就大大“減弱”。對此，當我們看清美國的這種“大戰略”後就必須儘早研究和部署真正管用的對等戰略和見招拆招地應對之。
首先，作為一個大國，你的外交、軍事這兩隻輪子必須相互配合，要善於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不能在國際舞臺上只有一個表情。
最近幾年，“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這種“論調”的提出者自有其“意圖”，但客觀說來，“中國威脅論”也並非完全抹黑中國。因為你近年來體量急劇增大、體能快速提升，別人自然會有壓力，這幾乎是每一個大國崛起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情況。
面對“中國威脅論”論調，我們以往採取的“方式”是不斷做解釋：我們不威脅他人，我們是和平崛起，但這種宣示“收效甚微”。別人對你自然會有他的固有看法甚至“偏見”。你想用宣傳去消除他們這種看法和偏見是很困難的。既然如此，你索性就少在這方面下功夫，不妨“該強硬的時候強硬一些”，讓那些持“中國威脅論”，想給中國製造麻煩的人習慣中國“威脅”的存在。
就此意義來說，我國首艘航母的出現肯定會在那些“中國威脅論”的想法上加上一個極有分量的砝碼。因為中國的安全不能依靠驅逐艦來維繫。我們還需要“大傢伙”和“硬傢伙”。隨著中國經濟全球化的參與度提高，中國有大量的海外利益需要國家力量的保護，中國又是資源進口大國和能源消耗大國，國際通道的暢通和安全對中國未來發展的意義非比尋常，需要有更多的利器保護我們的商船和海上生命線，同時也承擔相應的國際責任，向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
就這一點而言，中國擁有航母會是治療“中國威脅論”患者，讓他們脫敏，也給他們帶來相應利益的好藥方。
其二，對於那些一心想給中國“製造”麻煩者，中國不妨像美國那樣，也下先手棋，給“麻煩製造者”製造麻煩。
我們這些年一直強調國內穩定“不折騰”，這是對的，但這並不意味著在國際上你也完全“不折騰”。比如在東海或南海方向，在外交和動武之間，有巨大的灰色地帶可以讓你有所作為。當然，必須強調的是，在如何“作為”上，要動腦子，講智慧，而不是蠻幹。美國這些年對中國“（設陷埋地雷）佈局下棋”，打擦邊球，動了不少腦筋，做了不少手腳，很多做法值得我們好好玩味和借鑒。
其三，中國需要用好手中“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一票，可以多投否決票和贊同票，少投棄權票。
要把否決票和贊同票做為組合拳來打。從聯合國決策機制來看，否決票或贊同票都體現為加一票或減一票的力量，而棄權票則“無法顯示”這一票的立場和力量。
中國要儘量減少投棄權票，從而避免在別人眼裏，你就是個零（廢物）。你可以在一些問題上先投否決票，然後借此與別人討價還價，在別人接受你的條件後，再投贊同票，通過這一“過程”讓別人明白，中國是它繞不過去的力量，使他們在處理國際問題時不能不考慮中國的看法。
其四，中國要用好手中巨額的美國國債，把巨量外儲和美債歐債做為戰略武器來使用，“而不是”只考慮它的安全性或投資回報率。
乍一看，中國買美國國債是不得已而為之，是被美國所綁架，其實並非完全如此。巨額美元國債實際上令中、美兩國處在一個十分微妙的“互相綁架”的狀態。
對中國而言，買美國國債易，投資美國難，持有美國國債確實是不得已的選擇；但對美國而言，巨額債務降低了美元的信用，美元信用是美國經濟的生存支柱，美元信用下降，最終會損傷美國經濟本身。如果美國真的違約，中國擁有的三萬億（兆）美元的外匯儲備中約有一萬多億（兆）是美國國債，確實存在損失風險，但這種損失風險是可以估量的，或者說是可控的；
美國則不然，“違約”就意味著美元信用“瀕臨崩潰”，其基準貨幣、儲備貨幣的地位會大幅下降，進而與（以期貨及各式金融高槓桿衍生性虛擬經濟商品操控）大宗（實體經濟）商品“定價”、國際貿易結算脫鉤，顯然有助於人民幣國際地位的提升。這絕對不是華爾街乃至華盛頓願意看到並接受的。中國的損失在當下，美國的損失則在未來，孰輕孰重？美國掂量得很清楚。這種“互相綁架”使我們擁有了金融戰略武器操作的空間。
其五，中國要敢於“做負責任的大國”，但我們履行這些國際責任和義務決不是依照西方的指令。
首先我們要有能力維護自己的安全，並自願向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如中國艦隊在索馬里護航，優先考慮確保本國商船、油輪的安全，並向提出要求的他國船隻提供護航服務；更重要的是，中國要在關鍵時刻為兄弟國家和准盟國有所擔當。從既往經驗來看，對巴基斯坦、俄羅斯等友好國家，各個層面的合作意願需要加以保護和維持，一些問題上要互通聲氣、彼此支持。
這反過來也會對我們打擊分裂勢力、恐怖主義活動有很大幫助。在今天的國際社會，只有支持了別人，才能得到別人的支持，從而避免孤立。獲得別人的支持沒有免費的途徑。
其六，加速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減少出口依賴，特別是對美國市場的依賴，使中國經濟面向世界有更強的適應性。
在完善金融體制，增強金融體制的防衝擊、抗打擊能力的前提下，逐步完成人民幣國際化進程，與貿易對手更多地進行貨幣互換和人民幣結算，是不錯的方法。中國已處於資本擴張期，但資本的輸出不是人民幣、而主要是雖然巨量但畢竟有限的外匯儲備這一點，要有清醒的認識。
非本幣擴張是不可持續的，而且風險很大。
其七，必須加大整軍備戰的力度。
中國周邊群狼環伺，連狼崽子也敢從“龍口奪食”。而更重要的是做好比對台軍事鬥爭準備更大的軍事鬥爭準備。世界大戰打不起來，不等於小戰、中戰打不起來。隨著中國的逐漸強大，戰爭危險不是在減小，而是在增大。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重建“社會公平”。縮小貧富差距是社會穩定、發展的根本出路。
必須懂得“這一點”如解決不好，就有可能危及到黨和國家的生存。任何時候，內部的穩固都是外部強大的根本和基石。中國這樣的國家，你自己不垮，沒有任何力量能搞垮你。
文／喬 良
2011年11月24日
刊於《國外理論動態》2011年第12期
近期文章鏈結：
喬良：以我山之石，攻他山之玉——讀美軍《網路中心戰案例研究》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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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良與陳志武對話：金融與國家安全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0/201106/241187.html
解構多民族國家。解構中東。解構多元文化。製造文明衝突＝＞為美以基督教霸權干涉、經濟文化殖民它主權國家創造合理性/合法性－－警惕美以歐基督教霸權的Yinon Plan
《為“文明的衝突”佈一大盤棋：分裂、征服與統治“新中東” 》
《為“文明的衝突”佈一大盤棋：分裂、征服與統治“新中東” 》
《為“文明的衝突”佈一大盤棋：分裂、征服與統治“新中東” 》
“阿拉伯之春”這一熱門辭彙其實是由一群遠在的華盛頓、倫敦、巴黎和布魯塞爾辦公室的個人和團體所“炮製”的。這群人除了對這一地區有膚淺的認識外，對阿拉伯國家幾乎一無所知。
阿拉伯民族間正打開的自然是一個混合包裹，而叛亂與機會主義一樣都是這個包裹裏的一部分。
哪里有革命，哪里就有反革命。
阿拉伯世界的“動亂”也並不是所謂的阿拉伯的“覺醒”；這一辭彙顧名思義便是阿拉伯人總是處於昏睡之中，儘管他們一直被獨裁和不公所包圍。
現實的阿拉伯世界，作為更廣闊的土耳其-阿拉伯-伊朗世界的一部分已經被頻繁的起義所填充。儘管這些叛亂已被阿拉伯的獨裁者以及美國、英國和法國等（老殖民帝國）國家協力平息。而這些（老殖民帝國）大國的“干涉”一直是民主的（反動）制衡力量，且將繼續發揮作用。
【分而治之（支解分裂依附策略）】：首次“阿拉伯之春”如何“被操縱”
重整中東的計畫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幾年。而正是在一戰期間，這些帶有“殖民”傾向的“設計”才隨著反對奧斯曼帝國的“阿拉伯大起義”清晰地表現出來。
儘管英國、法國和義大利都曾是殖民國家，迫使阿拉伯人民在諸如阿爾及利亞、利比亞、埃及和蘇丹等國家“享受不到”任何自由，但是這些殖民國家仍成功地將自己“塑造成”阿拉伯解放運動的朋友和盟友。
“阿拉伯大起義”期間，英國和法國（老殖民帝國）事實上使阿拉伯人充當它們的步兵（走卒）反抗奧斯曼帝國，以“進一步實施”其地緣政治的圖謀。倫敦和巴黎之間簽訂的秘密協定——“賽克斯-皮科協定”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英國與法國所作的僅僅是通過向阿拉伯人販賣它們有關阿拉伯從所謂的奧斯曼帝國的“鎮壓”中解放的思想，而取得對阿拉伯人的使用和“操控”。
事實上，奧斯曼帝國是一個多民族帝國。它給了所有民族當地和文化自治權，但最終被操縱成為了一個土耳其實體。甚至是隨後的在奧斯曼安納托利亞的亞美尼亞種族的滅絕，也不得不與當代在伊拉克的基督徒的目標一樣，被視為外部行為體為“分裂”奧斯曼帝國、安納托利亞以及奧斯曼帝國公民的一個“秘密計畫”的一部分。
奧斯曼帝國解體後，正是倫敦和巴黎“拒絕承認”阿拉伯人的自由，儘管也是它們在阿拉伯民族間的“播下”了“不和”種子。當地“腐敗”的阿拉伯領導人也曾是“該計畫”的合作夥伴，他們中很多人（帶路黨）對能成為英國和法國的（買辦）客戶而“欣喜若狂”。同樣，今天的“阿拉伯之春”也正在“被操縱”。美國、英國、法國以及其他國家正在“腐敗”的阿拉伯領袖與重要人物（傀儡買辦帶路黨）的“幫助”下“重組”阿拉伯世界和非洲。
Yinon計畫：混亂中的秩序
Yinon計畫，作為英國在中東戰略的“延續”，是以色列為確保其地區優勢的一項戰略計畫。它堅持並規定，以色列必須通過將周圍阿拉伯國家“巴爾幹化”為弱小國家，以“重組”其地緣政治環境。
以色列戰略家將伊拉克視為對以色列構成最大戰略挑戰的阿拉巴國家。這就是為什麼伊拉克被刻畫為中東和阿拉伯世界“巴爾幹化”的核心（注：美帝入侵佔領伊拉克其主要戰略目的並非一般淺薄的戰略家所謂的僅只是覬覦石油，而是基於一長遠計劃、更深層次的對於中東人口、文化進行重組改造──美帝入侵佔領伊拉克後主要的遺產就是已大致上將伊拉克分割為三個自治區）。在伊拉克，以色列戰略家根據『Yinon計畫』的概念宣導將伊拉克“劃分（切割）”為一個庫爾德“國家”和兩個阿拉伯“國家”，這兩個阿拉伯“國家”分別由什葉派穆斯林人和遜尼派穆斯林人接管。
而達成這一“目的”的第一步就是一場伊拉克與伊朗之間的戰爭（兩伊戰爭），這也在『Yinon計畫』的範疇之中。 2008年的《大西洋》期刊和2006《美國軍方武裝部隊》雜誌分別刊登了緊隨『Yinon計畫』大綱後被大量發行的地圖。
除了“分裂”伊拉克（這也是拜登計畫所宣導的），“分裂”黎巴嫩、埃及和敘利亞也在『Yinon計畫』之中。
同樣在計畫中的還有“分裂”伊朗、土耳其、索馬里和巴基斯坦。
『Yinon計畫』也將“分裂”北非納入其中，被預測將從“分裂”埃及開始，蔓延至蘇丹、利比亞以及其他地區。
確保統治區安全：“重新定義”阿拉伯世界……
儘管已有所調整，『Yinon計畫』正在實行中，並將在“徹底分裂”的目標下逐漸發揮作用。該“計畫”源於理查•珀爾和研究組於1996年為時任以色列總理的本傑明•內塔尼亞胡所撰寫的一份政策性檔。珀爾曾擔任雷根總統時期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的副秘書長，後成為小布希和白宮的軍事顧問。
除了珀爾以外，“邁向2000新以色列戰略”研究組的其他成員還包括詹姆斯•科爾伯特（猶太國家安全事務研究所）、
小查理斯•費爾班克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道格拉斯•費斯（費斯和澤爾事務所）、
羅伯特•魯文貝格（先進戰略與政治研究所）、
喬納森•陶羅普（華盛頓近東政策研究所）、
大衛•烏姆瑟爾（先進戰略與政治研究所）
以及梅拉夫•烏姆瑟爾（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徹底分裂：確保統治區安全”是1996年這份以色列政策檔的全名。
在很多方面看，美國正在執行1996年特拉維夫政策檔確保“統治區”（realm）安全的目標。
此外，“realm”一詞反映了檔作者的戰略心理。Realm通常指君主管轄的領土或是屬於君主統治、但並不屬於君主的直接管轄範圍，而由王侯進行管轄的領土。
而在這裏，“realm”一詞正暗指中東屬於特拉維夫的王國。珀爾身為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官員卻參與以色列檔的撰寫這一事實也使人不禁要問：該統治區的概念上的主權是屬於以色列，還是美國，抑或兩者兼而有之？
確保統治區安全：“破壞”大馬士革穩定的“以色列藍圖”
1996年以色列檔要求在2000年或以後“驅退敘利亞“（rolling back Syria），通過將敘利亞人驅逐出黎巴嫩、並在約旦和土耳其幫助下對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造成動亂“等方式。而這兩起事件已分別於2005年和2011年”相繼發生“。
1996年檔指出：“以色列可以與土耳其和約旦合作，通過削弱、遏制甚至驅退敘利亞以塑造以色列戰略環境。這一努力可以集中力量將薩達姆•侯賽因的勢力驅逐出伊拉克——以色列本身重要的戰略目標——作為挫敗敘利亞地區野心的一種手段。”[1]
作為“建立”以色列主導的“新中東”並“包圍”利比亞的第一步，1996年檔要求“去除（消滅）”薩達姆•侯賽因在巴格達的權力，甚至暗示將伊拉克“巴爾幹化”並建立一個包括遜尼派穆斯林的“伊拉克中部”在內的反大馬士革戰略地區聯盟。檔作者寫道：“但敘利亞在這場衝突中有潛在的弱點：大馬士革太過忙於處理受威脅的新地區方程以致無暇顧及黎巴嫩；而且大馬士革還懼怕由以色列和伊拉克中部、土耳其組成的‘自然軸’以及位於中部的約旦會聯合擠壓敘利亞，並將其從阿拉伯半島分離出去。對於敘利亞而言，這拉開意味著重新繪製中東地圖的序幕，而這也將威脅到敘利亞的領土完整。”[2]
珀爾與研究組關於“邁向2000新以色列戰略”還提出將敘利亞人趕出黎巴嫩，並通過黎巴嫩反對派破壞敘利亞的穩定：“（以色列必須轉移）敘利亞的注意力，通過黎巴嫩反對派分子破壞敘利亞對黎巴嫩對控制。”[3]這就是2005年繼哈哈裏遭暗殺後將發生的，哈裏裏事件也觸發了所謂的“雪松革命”以及推動形成了由腐敗的賽德•哈裏裏控制的反敘利亞3•14聯盟。
檔還要求特拉維夫“把握時機，提醒世界敘利亞政權的性質”。[4] 這顯然是以色列通過搞公共關係（PR）來“妖魔化”其對手的戰略。
2009年，以色列新聞媒體公開承認，特拉維夫通過其大使館和外交使團發動了一場“全球性的運動”，包括“媒體宣傳”和在伊朗使館前組織抗議等來“詆毀”伊朗總統競選，這一運動甚至在競選還沒開始前就已被掀起。[5]
該檔還提到一些類似於目前敘利亞正在發生的事。檔指出：“最重要的是，以色列在為土耳其和約旦反利比亞行動給予外交、軍事和行動上的支持、尤其利益所在這一點是可以理解的，包括以色列支持土耳其和約旦與敘利亞領土內的一些阿拉伯部落組成部落聯盟，並對敘利亞統治精英充滿敵意等。”[6]
隨著2011年敘利亞的動盪，叛亂分子的運動和約旦土耳其邊界的“軍火走私（以扶持支持軍事武裝叛變）”已成大馬士革的一個重大問題。
在此背景下，阿裏埃勒•沙龍和以色列在英、美“入侵”伊拉克後請求華盛頓襲擊敘利亞、利比亞和伊朗也就毫不奇怪了。[7]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檔還主張通過先發制人的戰爭來“塑造”以色列的地緣戰略環境並開創“新中東”。[8] 這也是美國在2001年時會採取的一項政策。
剷除中東的基督教團體
利比亞危機之前，埃及基督徒被襲擊與蘇丹南部的公投“同時發生”絕非巧合。
同樣，伊拉克的基督徒，這一世界上最古老的基督教團體之一“被驅逐”出他們在伊拉克的故土也“並非偶然”。
與伊拉克基督徒被驅逐“同時發生”的還有在美國和英國軍隊“警覺地注視”下，由於什葉派穆斯林與遜尼派穆斯林的暴力和敢死隊而“被迫形成”不同宗教的分區，巴格達的市鎮成為一片宗教飛地。這都與『Yinon計畫』密不可分，而該地區的“重組”是一個更為遠大的目標的一部分。
在伊朗，以色列人一直試圖將以色列猶太團體驅逐，卻總是徒勞無功。伊朗實際擁有著中東第二大的猶太人口，可以說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維持原樣的猶太群體。伊朗猶太人將自己視為被與祖國伊朗密不可分的伊朗人，他們和穆斯林人和基督教伊朗人是完全一樣的。對於他們來說，因為他們是猶太人所以需要調遷到以色列的想法簡直是荒謬的。
在黎巴嫩，以色列“一直致力”於“加劇”各種基督教、穆斯林以及德魯茲教派間的“緊張”局勢。黎巴嫩是進入敘利亞的一個跳板，黎巴嫩“被分裂”為數個國家也被視為將敘利亞“巴爾幹化”為數個阿拉伯宗派小國的途徑。Yinon計畫的目標就是在遜尼派穆斯林、什葉派穆斯林、基督教和德魯茲的宗教和宗派身份基礎上，將黎巴嫩和敘利亞“分為”數個國家。敘利亞基督教的遷離也可能是目標之一。
馬龍派天主教敘利亞安提阿教會，也即最大的自治東方禮教會的新主教表達了他對於在地中海東部和中東地區阿拉伯基督徒清洗運動的憂慮。Mar Beshara Boutros Al-Rahi大主教和黎巴嫩、敘利亞許多其他的基督教領袖都擔心穆斯林兄弟會接管整個敘利亞。像伊拉克一樣，神秘組織正在襲擊敘利亞的基督團體。基督教東正教的領袖，包括耶路撒冷東正教的大主教都公開表示了他們的嚴重關切。除了基督教的阿拉伯人，亞述和亞美尼亞這一多數為基督教徒的群體也表示了他們的恐懼。
Sheikh Al-Rahi近期在巴黎會見了總統尼古拉斯•薩科齊。據悉，這位馬龍派大主教與薩科齊在敘利亞問題上出現分歧，這促使薩科齊說敘利亞政權即將覆滅。
主教Al-Rahi的立場是敘利亞必須被留下、並允許其進行改革。
這位馬龍派主教還告訴薩科齊說如果法國希望合法地使真主黨解除武裝，那麼以色列需要被作為一個“威脅”來對待和處理。
由於Al-Rahi在法國的立場，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的基督教和穆斯林宗教領袖立即到黎巴嫩對他進行了探訪並表達了感謝。
黎巴嫩的真主黨及其政治聯盟，其中多數為黎巴嫩議會的議員，均高度讚揚了後訪問了黎巴嫩南部的馬龍派主教。
Sheikh Al-Rahi以為他對於真主黨的立場和他拒絕為推翻敘利亞政權提供支持，現在正遭到以哈裏裏為首的“3•14聯盟”的政治攻擊。一場基督教會議正在經哈哈裏籌畫中，以反對Al-Rahi主教和馬龍派教會的立場。
自Al-Rahi表明自身的立場後，塔利爾黨，這一活躍在黎巴嫩和敘利亞的黨派，也開始對其進行批評。有報導稱，美國高級官員也取消了他們和馬龍派主教的會見，這也是他們對於Al-Rahi關於真主黨和敘利亞立場表示不滿的信號。
在黎巴嫩，哈裏裏為首的“3•14聯盟”一直都是一個受歡迎的少數群體（甚至當該聯盟成為議會中的多數時），該聯盟一直與美國、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以及敘利亞的暴力和恐怖組織密切合作。穆斯林兄弟會和其他敘利亞所謂的薩拉菲斯特組織也一直與哈裏裏以及“3•14聯盟”中的基督教政黨相互協調，並舉行秘密會談。這也是為什麼哈裏裏與他的同盟一直反對大主教Al-Rahi。也正是哈裏裏和“3•14聯盟”將伊斯蘭法塔赫帶入黎巴嫩，並幫助其中的一些成員逃往敘利亞作戰。
有一些不知名的狙擊手正在瞄準敘利亞平民和敘利亞的軍隊射擊，“（藉）以造成”混亂和內鬥。敘利亞的基督團體也成為這些狙擊手的對象。很可能這些攻擊者是來自美國、法國、約旦、以色列、土耳其、沙烏地阿拉伯和阿拉伯灣的武裝力量與一部分敘利亞人組成的聯盟。
華盛頓、特拉維夫以及布魯塞爾正籌畫著將基督教從中東遷離。據悉，Sheikh Al-Rahi在巴黎被總統薩科齊告知，地中海東部和中東的基督教團體可以重新被納入歐盟。這並不是什麼慷慨的提議，而是被有意將中東古老的基督教團體根除的國家扇了一記耳光。其目的或是將基督教團體重置於該地區之外，抑或將這些團體劃分為眾多分區。兩種都可能成為目標。
這一計畫旨在將阿拉伯國家劃定為專門的穆斯林國家，這與「Yinon計畫」和美國“控制”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目標是相一致的。其“結果”很可能是一場大國戰爭。
阿拉伯基督徒如今與阿拉伯黑人處境非常類似。
重新劃分非洲：Yinon計畫正在發揮作用……
關於非洲，特拉維夫將保障非洲的安全視為其廣泛週邊的一部分。這一更為廣泛的或所謂的“新週邊”已成為1979年抵抗包括伊朗（巴列維時期以色列最親密的盟友之一）在內的阿拉伯“舊週邊”隨著伊朗革命的瓦解後，特拉維夫地緣戰略的基礎。在這一情況下，以色列的“新週邊”隨著埃塞俄比亞、烏干達和肯雅等反阿拉伯和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等國家的“納入”而被概念化。這也是為什麼以色列要如此深入地參與蘇丹的“巴爾幹化”（注：原有蘇丹目前已被操縱分割為二，以基督徒組成為主的南蘇丹已於2011年獨立）。
在中東教派分裂的背景下，以色列已列出了重組非洲的計畫。『Yinon計畫』試圖從三個方面的基礎上劃定非洲：（1）民族語言；（2）膚色；（3）宗教。為確保統治，先進戰略與政治研究所這一以色列智囊團（包括珀爾在內）也推動創建了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的美國『非洲司令部（AFRICOM）』。
試圖“分裂”阿拉伯和非洲身份的行動正在“進行中”。它只在將所謂的“黑非洲”與所謂“非黑”的北非劃分開來。這是分裂非洲大陸上所謂的“阿拉伯人”與“黑人”計畫的一部分。
正是這一目標“造成”並推廣了“非洲南蘇丹”與“阿拉伯北蘇丹”這兩種荒謬的身份。這也是為什麼黑膚色的利比亞人被視為利比亞“清洗膚色”運動中的對象。阿拉伯身份在北非正與非洲身份“相脫離”。同時還存在“剷除”大量的“黑膚色阿拉伯人”的計畫，以明確劃分“非洲黑人”與新的北非“非黑人“的界限。這也將”導致“剩餘的柏柏爾“非黑人”與阿拉伯人間的戰爭。
同樣情況下，在非洲蘇丹、尼日利亞等地，緊張情緒也在為進一步劃分界限的穆斯林與基督徒間醞釀著。而造成這種分裂的基礎，包括膚色、宗教、種族和語言等，都“助長”著非洲的“瓦解”與不和。這都是一個將北非與剩餘非洲大陸劃分的更遠大非洲戰略的一部分。
為“文明的衝突”布棋
正是在這一點上，所有這些“看似”一盤散沙的事件都被“聯繫”在了一起。
整個棋盤正在上演“文明的衝突”，而所有的棋子也各就各位。阿拉伯世界正“被隔離開”來，並被清晰的界線所劃分。這些界線“阻止”不同民族語言、膚色和宗教團體間相互的過渡與融合。
在這項“計畫”中，將不再有社會與國家的過渡與融合。這就是為什麼中東和北非的基督徒，如科普特人，正成為“被攻擊”的對象。這也是為什麼黑膚色的阿拉伯人和柏柏爾人以及北非的黑人在北非正面臨著“種族滅絕”的威脅。
繼伊拉克、埃及之後，阿拉伯利比亞民眾國和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對『Yinon計畫』而言）都是 “破壞”北非和東南亞地區穩定的核心。
利比亞發生的一切（美歐顛覆推翻利比亞政權的『顛覆模式』）對非洲有著巨大的影響，而敘利亞的狀況也深刻地影響了東南亞及更遠的地區。按照『Yinon計畫』所指出的，伊拉克和埃及是造成阿拉伯國家不穩定的切入點。
如今正在“上演”的是建立一個專門的“穆斯林中東”地區（以色列除外），而這也將“造成”什葉派與遜尼派間的鬥爭。類似的場景也正在“北非非黑人”區上演，表現為阿拉伯人與柏柏爾人的衝突。
同時，在“文明的衝突（劇本）模式“下，中東與北非也”被認為“是所謂的“西方”與“非洲黑人”間的衝突。
這就是“為什麼”法國的薩科齊和英國的卡梅倫在利比亞衝突初期相繼發表聲明，指出多元文化主義在各自的西歐社會中已經“不復存在”。[9]
真正的多元文化主義正威脅著“北約戰爭議程”的合法性，也為作為美國對外政策基石的“文明的衝突”的實施造成了障礙。
在這一點上，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解釋了為什麼多元文化主義會成為華盛頓及其盟友的威脅：
“隨著美國成為文化日益多元的社會，它可能會發現在對外政策問題上要想達到一致性就愈加困難（如與阿拉伯世界、中國、伊朗、俄羅斯或者是前蘇聯等地戰爭），除非存在真正被能被廣泛覺察到的大規模的直接外部威脅。這樣的共識普遍存在于二戰甚至冷戰期間（如今也存在著，因為“全球反恐戰爭”）。[10]
布熱津斯基的下一句則指明了為什麼人們會反對或支持戰爭：
“然而（共識）不僅僅深深地紮根於共用的民主觀中且人們意識到這些民主觀正在受到威脅，而且也根植于對歐洲集權主義下的受害者們在[11]文化上和種族上的親近。”
雖有冗餘之嫌，我仍然要一再提出正是因為這種要“打破”中東-北非（MENA）地區、所謂的“西方世界”與撒哈拉以南非洲間“文化融合”的企圖，所以基督徒和黑人正在（被安排）遭到攻擊。
“種族中心主義”與意識形態：將今日的“正義戰爭”正當化
在過去，西歐的殖民國家會對他們的人民進行洗腦。他們的目標就是獲得推行殖民的支持。而其形式就是在武裝商人與殖民軍隊支持下轉播基督教（唯我獨尊）及其教義。
同時，種族意識形態也被提出。那些被殖民的人被刻畫成“下等人”、低等、沒有靈魂。
最終，承擔“開化”那些所謂的“世界未開化人民”的 “白人的責任”等語句開始被使用。這種具有凝聚力的思想框架被用於將殖民主義“塑造”為一項“正義事業”。而這也為征服和“開化”外國領土的“正義戰爭”提供了合法性。
如今，美國、英國、法國和德國的帝國主義計畫並“沒有改變”。改變的只是為發動“新的殖民主義戰爭”、進行征服的“藉口”與理由。
在殖民統治時期，發動戰爭的敍述（論述）與理由被包括英國和法國在內的殖民國家的公眾輿論所接受。
今天的“正義戰爭”和“正當理由”也在婦女權利、人權、人道主義和民主的“旗幟”下進行著。
文／Mahdi Darius Nazemroaya
（加拿大）Global Research 2011年11月26日
http://www.globalresearch.ca/index.php?context=va&aid=27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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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hdi Darius Nazemroaya是加拿大渥太華的一位獲獎作家。
他是蒙特利爾全球化研究中心（CRG）的一位社會學家和副研究員。他曾見證了北非“阿拉伯之春”的過程。在北約（2011年）轟炸利比亞期間，他正在利比亞擔任KPFA的聯合研究專案——Flashpoint專案的特派記者。
《揭示美國未來幾年的全球戰略》
2012-1-9
這個話題我久有意談談，這跟我長期研究美國的戰略核心層的戰略計畫有關係，可以說我要說的內容與許多美國金融，地緣政治軍事戰略，經濟方面的核心人物有關。
實際上奧巴馬的“戰略計畫”一開始就被美國的領導層背後的“影子勢力”所推崇，基辛格曾說過奧巴馬“能同時”下好好幾局棋，這代表美國真正的“權力階層”對其“能力”的認同。
亞洲與印度洋，大洋洲
在西方地緣戰略學中“歐亞大陸”是世界權力中心，若要“控制世界”必須設計好“控制”歐亞大陸的戰略，而歐亞大陸包括幾個特別有影響力的中心敏感區域，分別是亞太，印度洋及印度，還有就是中東和中亞，東歐，世界歷史上的霸權爭鬥實際上最終的目標是為了爭奪由誰來控制世界上這些最為廣泛的戰略區域，我這裏之所以說大洋洲是因為這裏一向就只是美國與英國的戰略後方支撐點，後勤基地而已
首先從亞洲和印度洋，大洋洲說起，
奧巴馬今年內最高調的聲調就是強調美國要“重返亞洲”，“構築”所謂的“亞洲安全條約體系”，這是一個未來幾十年的戰略計畫，希拉蕊克林頓在一篇名為《美國的亞洲太平洋世紀》的文章中提到了美國未來幾十年內要在亞洲建立新的“太平洋戰略體系”框架，她重點提到了四個國家與美國的戰略關係，
首先是美、日關係在太平洋體系中的戰略基礎作用，
第二是印、美關係對美國在中南，南海，南亞的戰略的積極意義，
再其次就是美國與澳大利亞的戰略合作關係，
這三個國家實際上構成了美國在亞洲太平洋的戰略體系的“三大支柱”，從地緣戰略的角度保證了美國在整個面向亞洲，太平洋世界的權力基礎與戰略地位，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把包括印度洋和大洋洲的國家體系統一納入了自己的戰略構想之中，可見其眼光之寬廣與深遠，這可以說是美國自冷戰結束以來最為精深的地緣戰略計畫，亞洲大國與太平洋世界，乃至包括俄羅斯最近“加入”世貿組織都在其“精心的算計”之中，
大家打開地圖可以看到的是在太平洋的棋盤上，美國“領導”的環太平洋、印度洋權力中心的實力驚人，更何況這一區域中包括中國，印度，日本，再加上東南亞各個經濟十分有活力的小國，同時這也是世界貿易體系最為敏感的一束神經叢，可以這樣講誰“控制”了世界貿易上的主要“海洋通道”，誰就控制了世界的財富流向，
亞太地區的印度與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經濟這幾十年來發展最為迅速的國家，而東南亞也一直世界上經濟最有活力的地區之一，這種經濟上的戰略利益與海洋霸權的戰略交匯實際上讓美國戰略家們意識到了控制這一關鍵性全球區域的重要性，這裏有可能是二十一世紀全球大國崛起的中心領域。
大家可以仔細看看這裏的資本，人力，科技，經濟，貿易因素，航運，軍事實力的全球性的影響，美國的一些領導人和政治家最近都“突然說”自己一直是“亞太國家”，一直是“太平洋國家”，也就不值得奇怪了，正如希拉蕊所說，只要控制亞太財富與亞洲太平洋到印度洋的財富流向，就能讓美國在二十一世紀繼續繁榮，她同時也說這裏的事事關美國的二十一世紀的全球命運和福祉，美國的布熱津斯基和基辛格兩位著名戰略家一直特別注意亞太戰略的設計，布熱津斯基曾在2003年前後專門寫過一篇名為《如何與中國相處》的文章，特別介紹了“如何”從戰略上“控制”中國勢力崛起，而基辛格被一些【天真（愚蠢）而愛做（普世假值）夢的中國人】視為友好的美國人，其實正是這位著名的戰略家曾在伊拉克戰爭前夜幾次進入白宮與當時的總統小布希（布希三世）會商如何進攻伊拉克，而當時中國和俄國是在伊拉克有著巨額石油投資的，布熱津斯基在他的文章雖然說不能與中國開戰，可是他是奧巴馬的政治顧問，他在利比亞的“戰爭設計”上打垮了前政權，而中國也正好在利比亞有大量的投資（火速撤僑轉進千里，敵寇追趕不及），
美國的世界戰略從馬漢時代起就“設計好”了，就是要控制世界就要控制歐亞大陸，而要控制歐亞大陸就得讓歐亞大陸“火光沖天，戰禍連綿”，讓歐亞大國“互相為敵，相互牽制”與爭鬥爭奪大陸霸權，
在馬漢時代美國的戰略計畫是“不能讓”出現一個強大統一的中國政權，這樣一來必須“維持”中國當時“分裂”的戰略形勢，所以在馬漢死了若干年後的中國內戰決戰時，美國“力主”中國國、共雙方“劃江而治，分裂為二”，美國當時這一“戰略思考”的背後有著國家長期戰略的深深的影響，他們就是為了“永遠扼殺”一個統一的中國在地緣戰略上向海外的擴張，從而威脅美國在太平洋上的永久性霸權，因為“一旦”中國統一強大，海上實力的強大將“導致”美國太平洋霸權的徹底衰落，美國與日本爭奪太平洋霸權從而控制太平洋的海權的戰略最後將以中國勝利美國日本失敗而結束，
當然我剛才說的都是歷史上美國地緣戰略思想中的“對華戰略”，不過大家如果細心就會發現美國這一戰略思想“並未被放棄”，相反這一亞太戰略已經被用更為深遠的戰略佈局“繼續下來”，他們現在制定的新亞太戰略與太平洋國家戰略體系實際上更意味深長的“表明”了中國統一對他們世界整體戰略的威脅與影響，他們恐怕想看到的不是一個統一的大陸強國，他們最大的“目標”永遠是讓一些歐亞大陸的強國“徹底分裂”成“好幾部分”，以便於他們執行那久已有之的“以華制華”的戰略傳統。
從歷史到現在我們可以看看美國的太平洋戰略的幾次變遷，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他們的戰略傳統中對中國始終是一個弱勢的中國對他們“有利”的思想，他們在“冷戰”時期和中國建交的“原因”僅僅是那個時候他“需要”用中國的力量“消耗”蘇聯對美國的全球性威脅，說白一點，這不過是中國歷史上秦國以“連橫策略”對六國的老辦法的“現代應用”而已。我們可以設想的是當中國“按美國的方向”發展後印度這一亞洲強權，印度洋上的地區強國將最終也難免被美國戰略所“設計”，最終難免被美國用同樣的“制衡之術”與內外交困戰略打垮並消亡，因為如果說美國“（利）用中國”消滅了蘇聯的話，那麼現在它正“（利）用印度”的力量“遏制中國”，將來中國如果被迫出現美國所需要的那種局面，難道印度會有好的結局，所以我個人認為這裏面充滿了悲劇，我看到許多所謂的印度（西化精英買辦）強硬派的“表演”不得不感覺好笑，螳螂捕蟬的故事真的是一直不斷的在歷史中上演。
這極可能是後話，我們放下不說。
中東，中亞，東歐
美國在亞太那樣行動中期的“目標”是中國，那麼遠期戰略目標是什麼，記得布熱津斯基在他的名著《大棋局》中提到俄羅斯時用到的戰略，他曾在書提出一個著名的設想，把龐大的俄羅斯聯邦分為三到四個大的統治區域的戰略設想，這是一個宏偉而龐大的戰略設想，
他們為何要這樣做，他們拆散中國，將來還要搞垮印度，然後把所有力量集中到俄羅斯，這是為了奠定他們眼中永久性的“新世界秩序”，也就是這些年來他們在“彼爾德伯格”，“國際清算銀行”，＜三方委員會＞，還有＜美國外交協會＞，＜英國皇家國際事務協會＞設計好的戰略，這一戰略的成型已經有了近幾年的歷史，他們在殖民時代就在設計這一“世界性帝國”，文藝復興時期有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曾寫過一部名字就叫《世界帝國》的名著，他們中有的人曾預言未來會出現一個統一的世界性政府，世界性的權力中心和貨幣，那麼這一中心在那裏呢？人們盡可以展開想像的空間，大膽設想，小心求證。
美國與蘇聯在冷戰時代對中東進行了前所未有的軍事爭奪，最後冷戰以蘇聯的徹底失敗而終結，不過中東的勢力剩下了美國一家獨大的局勢，美國在八十年代挑動中東強國伊朗與伊拉克的戰爭，消耗中東強國的實力，實際上嚴重惡化了中東國家間的關係，美國在兩個布希時代打擊了伊拉克，在克林頓時代敲開了東歐的大門，他們最終在2003年摧毀了薩達姆伊拉克政權，從而掀開了世界性變局的序幕，美國更加深入的控制了中東的石油，他們通過03年的戰爭開始了逐步更加深入的控制中東金融，貨幣與地緣政治的進程，
奧巴馬上台執政以來，他和他的領導層實際上有著“更為宏大”的戰略計畫，他們“重塑”了中東地緣戰略格局，同時設立「非洲司令部」，（顛覆利比亞）控制北非，進而“滲入”非洲，同時在中亞與東歐大搞“顏色革命”，
美國著名的全球地緣戰略學家布熱津斯基提出的不穩定的“新月弧形地帶”指出了存在於中東，東歐與中亞的地緣戰略問題，民族問題，他們“巧妙的利用”了這一切，他們未來肯定是在非洲全面掀開新的“全面控制”的高潮，
著名地緣政治學者恩道爾在其名著《霸權之後：美國的全方位控制》一書中對此有過詳細的介紹說明，
同時在美國著名的國際關係學者斯蒂芬沃爾特和約瑟夫奈也介紹了美國最近幾年在這些區域取得的“重大進展”，
我之所以說未來印度也將面臨嚴重的生存空間問題是因為美國在中東，在中亞，在東歐，在中國，在中南半島的全方面努力與戰略佈局最終針對的目標實際上也包括印度，所以向下看未來幾十年的印度實際上也面臨著嚴重的戰略與生存問題，
而當這一切都“解決後”，所有的威脅都不再是威脅時，那時我們就將看到決戰將發生在俄國的東，西，南三方同時壓向俄羅斯聯邦，這時西方把俄羅斯分成三、四個統治區域的戰略設想將變得並非不可想像，這才是最後一環，而這一最後一環的結束，就是全球性“世界新秩序”與“世界性統一政府”的“來臨”，“問題”是當那時到來時世界上還有中華民族生存的機會嗎？我想這才是問題的實質，
這些年來關於西方的陰謀論著名分析不絕於耳，並且西方也確實為了“推進”這些戰略性的目標而不懈努力，甚至於“不排除”戰爭。可是在這一切“精心謀劃”與努力的背後，會不會出現另一種非人力所能控制的結果呢？我想一切都還是個謎。
奧巴馬與他的歐洲盟友們顯然“已經確定”他們的戰略目標，最近他們在伊朗問題上實際上已經協調了立場，這實際上可以從他們的“敘利亞政策”上看出端倪，他他們的戰略計畫是繼續歐盟與“北約東擴”壓縮俄國的戰略空間，不過以後可能只是靈活東擴了，
現在美國的戰略中心實際上已經轉移到了亞太，他們在中東重點要解決的問題就是伊朗，然後是中亞的「上合組織」其他成員國，前一段時間連蒙古國也在試圖和西方走近，這確實是一大警告，不得不讓所有人擔憂未來更迫在眉睫的威脅，
日本著名戰略分析家曾警告說明年中東與南亞的巴基斯坦將發生巨變，而最近美國＜外交政策＞雜誌也在預測明年巴基斯坦政權更迭，這“意味”著更大的“風暴”實際上還在形成，伊朗並不是最終的美國在中東的戰略目標，他們一定有更有深遠的地緣戰略計畫，他們要的是中亞的格局變得按他們的“設計”發展，這也是為什麼俄羅斯在敘利亞事件中會派出自己的航母的原因，理由很簡單，俄羅斯的戰略思想家一定已經看到了伊朗，敘利亞，還有中亞最後變局對自己的威脅，這意味著蘇聯結束以來另一次巨大的外交退縮形勢即將形成，而這是俄國國家安全的嚴重挑戰，那時再加東歐的親美勢力，俄國國內的反對派和俄羅斯國家經濟在歐洲債務金融崩盤中受到的嚴重影響，這一切將使未來俄羅斯國家面臨著嚴重的國際與國內形勢，所以他們十分警惕性的對待了這一切。問題與形勢遠比我們想像的要複雜的多了。
俄國勢力收縮，未來金融系統將受到歐洲債務危機與銀行體系崩盤的重擊，國內反對勢力的興起，這一切沒有完，俄國剛加入世貿組織而國際戰略領域卻發生了這樣微妙的變化，這背後有著的是另一次大棋局與命運的較量，只是不知道國內的人會不會看明白這一點呢？
回過頭來我們再說非洲，我們看到的是美國及西方勢力在北非的全面展開與推進，中、俄在非洲實際上已經嚴重處於守勢，未來中國與俄國會失去更多的非洲利益，到最後我們會發現非洲依舊是西方勢力尤其是美國勢力重要勢力範圍，美國成立的「非洲軍事司令部」的戰略意義也在對非洲進行全面的統治，實際上這已經是在“恢復”“舊殖民地時代”西方在非洲的戰略優勢地位，我們到時候會發現歷史在二十和二十一世紀轉了一圈子，卻回到了原來的地方，新的殖民主義比舊的殖民主義更有生命力和破壞力的存在於亞非、拉美地區。
這難道是宿命和命運的安排，不可抗拒的規律，還是僅僅是一種歷史發展的進程呢，我覺得的我給不出答案，二十一世紀結束後那時的人們也許會給出這一問題的答案，一切真的都還太像個謎了
文／未世民
2012-1-9 草根財經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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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報海外高調指責美國新戰略瞄準中國伊朗
楊毅：《美新軍事戰略瞄準中國伊朗 或更攪亂局勢》
文／楊毅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12-1-9
2012年1月5日， 奧巴馬總統“罕見地”在五角大樓與國防部長帕內塔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鄧蒲賽上將一道舉行了記者會，公佈了題為《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國防的優先任務》的新軍事戰略報告，“充分顯示”了奧巴馬政府對美國調整軍事戰略的“高度重視”。
新軍事戰略“明確”把中國和伊朗列為美國的“瞄準對象”。
近年來，戰線過長、能力不足，稱霸全球野心太大、資源有限等矛盾，始終是制約美國國防戰略與軍事戰略的重要因素。金融危機、經濟衰退，再加上伊拉克和阿富汗兩場戰爭讓美國的綜合國力傷筋動骨，面對諸多挑戰確實是“捉襟見肘”。
自從2010年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提出“重振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 的目標和“國內建設、海外塑造”的戰略途徑之後，美國在全球戰略部署調整中明顯地“加強”了對亞太地區的戰略投入，而“切入點”就是把地區安全形勢“攪動”成為一種 “亂局”狀態，造成和“放大”地區各國對中國的戰略恐慌，這樣美國就可以“揮師東進”“應邀重返亞洲”。
2010年以來，美國成功地利用“天安號軍艦事件“、延坪島炮擊事件，達到了“阻止了日本的離心”、“強化了韓國的依賴”、“惡化了中國的環境”等目的，同時又通過高調介入南海爭端、慫恿菲律賓等國強勢對抗中國，唯恐天下不亂。攻擊中國合理的軍事力量建設，“藉口”反對所謂“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啟動“空海一體戰”概念並付諸實施，刺激新的安全競賽，“破壞”地區和平、穩定與繁榮。
美國新公佈的軍事戰略報告意味著美國在軍事上對亞太地區的戰略投入將從戰略規劃“轉向”到戰略實施的階段，
美國的高調投入將對這一地區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呢？美國公開宣稱自己是“公共安全產品”的“提供者”，針對的是“戰略意圖不明的中國軍事力量現代化”，這恰恰是“本末倒置”的騙人邏輯。
我們可以清晰地回憶到，在過去幾年間，美國忙於“反恐戰爭”,無暇顧及亞洲之際，亞洲地區，特別是東亞地區是一派安定、和平與繁榮景象，以 10+1、10+3為標誌的地區經濟合作大大促進了地區各國的經濟關係、安全關係和政治關係的改善。
而“自從”美國2009年開始高調“重返亞洲”之後，各種危及地區安全的事件接踵而來，地區動盪此起彼伏，稍微有些戰略頭腦的人們就不難看出誰是地區安全的“保障者”，誰是地區安全的“麻煩製造者”了。
美國經濟復蘇乏力，“重返亞洲”的戰略因為“口袋缺錢”是不能贏得地區各國的歡迎的。於是，製造矛盾、製造混亂，亂中推銷軍火，利用相關國家尋求“安全保護”的訴求，獲取經濟利益，為美國經濟復蘇打開市場。
隨著更多的美國的軍艦、飛機活躍在亞洲地區，地區安全形勢可能更加動盪，美國的戰略算盤也可能隨著地區各國逐漸認清其真實面目而落空。
(作者楊毅 係解放軍海軍少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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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中國媒體解讀美新軍事戰略引關注
【《俄羅斯商業諮詢日報》網站1月7日報導】
題：中國媒體發現亞洲的“萬惡之源”
中國媒體認為美國是（煽動／策動／製造）亞洲“不穩定”的“罪魁禍首”，對美國旨在擴大在亞洲的軍事存在的新國防戰略進行了猛烈抨擊。
中國的一位軍事專家說，自 2009年美國（希拉蕊）提出必須“重返亞洲”後，危及地區安全的事件就“接踵而來”。他認為，不難猜出，哪個國家是亞洲安全的真正“保證人”，哪個國家是“萬惡之源”。
西方分析家認為，美國此舉表明其維護亞洲地區安全的立場沒有改變，中國不必對美國新國防戰略感到擔憂。
但中方媒體認為，美國新戰略標誌著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軍事行動結束後一個新階段的開始，“明顯針對的是中國和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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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反華）之音電臺網站1月7日報導】
題：中國對美國國防藍圖表示擔心
中國官方媒體對美國的最新國防計畫表示擔心，警告說它可能會破壞美、中關係。
一份中國報紙昨天援引一名中國國防專家的話說，美國此前一天宣佈的藍圖顯然針對的是中國。
該報援引中國人民大學分析家金燦榮的話說，美國覺得中國的高速發展威脅到了自己。他警告說，美國的新戰略將使北京感到不舒服，可能會影響雙邊關係。
美國總統奧巴馬前天宣佈了新戰略。他說美國將加強在亞太地區的存在，儘管美國正大幅削減國防開支。
中國官方的新華通訊社也對美國的國防計畫發表了評論，說歡迎美國為亞太地區的和平和穩定作貢獻，但任何軍國主義政策都將引發敵意並遭遇強烈對抗。
在總體較為克制的評論中，新華社說美國應放棄顯示自己的力量，因為這麼做無助於解決地區爭端。
【英國廣播公司網站1月7日報導】
題：中國媒體關注美國新亞太軍事戰略
中國官方媒體對美國將新軍事戰略重點轉向亞太表示關注和批評。
新華社發表國際時評稱這是 “美國最不該選擇的選項”。
文章說，亞太正處於“謀求和平發展合作的時代”，美國以軍力為後盾介入亞太事務，“會擴散緊張氛圍，加劇地區對武力的焦慮”，“釋放了令人不安的信號”。
但也有中國專家分析認為，美國調整軍事重點並非僅針對中國，而是奧巴馬在經濟乏力困境下為維護“軍事超強”地位所做的戰略選擇。
而《人民日報》海外版高調指責美國的新戰略。它刊登了中國國防大學研究員、海軍少將楊毅的文章，指責奧巴馬政府新軍事戰略瞄準中國和伊朗。楊毅在文章中指責美國是亞太地區安全的 “麻煩製造者”。
中國官方尚未就美國的新軍事戰略做出正式表態。
【路透北京1月7日電】
刊登在週六《人民日報海外版》上的評論稱，美國在全球戰略部署調整中明顯地加強了對亞太地區的戰略投入，而切入點就是把地區安全形勢攪動成為一種"亂局"狀態，造成和放大地區各國對中國的戰略恐慌。
該評論與週五《環球時報》的憤怒評論如出一轍，此前美國總統奧巴馬宣佈美國政府將加強對亞洲地區的軍事投入。
美國於去年底推出新的國防戰略，明確顯示美國對亞洲地區的重視。美國盟友和分析師稱，中國對此不必擔憂。
海軍少將楊毅在評論中寫道"新軍事戰略明確把中國和伊朗列為美國的瞄準對象"。
“自從美國2009年開始高調‘重返亞洲’之後，各種危及地區安全的事件接踵而來，地區動盪此起彼伏。"
“稍微有些戰略頭腦的人們就不難看出誰是地區安全的‘保障者’，誰是地區安全的‘麻煩製造者’了。"
發表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上的評論不代表中國政府立場，不過大體反映官方的看法。（完）
編譯：李富強 發稿：王鳳昌 http://cn.reuters.com/article/CNTopGenNews/idCNCNE80804E2012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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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軍事戰略對準中國，中國媒體篡改內容欺瞞人民》
文／張宏良
2012-1-7
美國新軍事戰略公佈前幾小時的頭天晚上，當時在和孔慶東、司馬南、戴旭、韓德強等人一起吃飯，戴旭一落座就透露了美國新軍事戰略的主要內容，並慷慨激昂地痛斥了吳建民等外交智囊一系列喪權辱國行為。第二天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公佈的美國新軍事戰略，內容果然與戴旭透露的差不多。特別是其中最重要也是最新的一點，即美國公開宣佈新軍事戰略的目標，就是集中對付中共和伊朗，完全證實了此前我們一直強調的美國對中國的軍事威脅和戰爭準備。
然而讓人極為震驚的是，中國媒體（新華網）在向國內民眾報導美國新軍事戰略時，卻“故意刪改”了美國新軍事戰略的對華內容，把美國對中國發出的戰爭威脅，“篡改”成美國是為了保障中國和亞太的“安全與繁榮”，這種“篡改”可能造成的恐怖後果簡直讓人無法想像，狼已經宣佈前來吃羊，可是羊圈的喇叭卻欺騙羊群說，狼是為了羊圈的“安全和繁榮”，這讓人想起了當年為日本鬼子“帶路”的漢奸宣傳：“皇軍是來建立大東亞共榮圈，與我們共存共榮的”。
大家比較一下後面附件一美國媒體的報導與附件二中國媒體的報導，就可以看出中國媒體完全“篡改”了美國新軍事戰略的核心內容。
一是通過“篡改”“掩蓋”了美國新軍事戰略的打擊目標是中國。美國媒體報導“新的軍事戰略明確指出，在美國預算面臨整體緊縮的情況下，美國未來將逐漸遠離地面戰爭，重新調整軍隊應對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威脅，加強海軍和空軍力量在太平洋和霍爾木茲海峽與中共和伊朗抗衡。”
而在中國媒體報導中，則“刪掉”了“中共”二字，把美國新軍事戰略的打擊目標變成只剩伊朗一個國家。
二是把美國新軍事戰略的目的是“準備發動戰爭”，“篡改”成為是“維護亞太的安全與繁榮”。美國媒體報導新軍事戰略變革的目的是“意味著順應如何準備發動戰爭的變化”；而中國報導則“篡改”為是為了“維護亞太的安全與繁榮”。
這兩點“篡改”恰恰是對美國新軍事戰略打擊目標的“根本篡改”，經過這樣一“篡改”，美國新軍事戰略針對中國的“戰略威脅”和戰爭準備，完全“變成”了幫助中國和平發展的友好戰略，至少是對中國完全無害的戰略。要知道，對本國人民“隱瞞”敵人軍事打擊的資訊，與隱瞞本國政策和事件的資訊，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隱瞞”和“篡改”本國政策和事件的資訊可以用維穩來解釋；但是，隱瞞敵人軍事打擊的資訊，則是剝奪了本國老百姓逃命的機會，特別是再把準備前來屠殺本國人民的侵略者篡改美化成為和平使者，則完全是對本國人民的嚴重犯罪。
中國媒體轉載的是「新華網」“篡改”的報導，我們不知道眼下“篡改”美國戰爭威脅的人，與“圍攻”孔慶東等愛國人士的人是否屬於同一夥人，但是他們所從事的“罪惡勾當”卻完全相同，都是在把13億中國人民置於死地。雖然他們的直接動機和目的，並非是要把13億中國人民置於死地，並非是讓絕大多數中國人民死於非命，可能只是為了繼續向美國輸送財富，幫助美國以及周邊國家繼續侵佔中國的海域和領土，而又不致于引起老百姓的憤怒和不滿，故而向老百姓掩蓋美國對中國充滿敵意的戰爭威脅，但是，他們這樣做的客觀作用，卻是在不折不扣地把中國變成膏血遍地、堆屍滿街的血腥屠宰場。
美國新軍事戰略說得清清楚楚：“美國未來將逐漸遠離地面戰爭”“用海軍和空軍力量在太平洋”與中共抗衡，也就是說，美國要把中國變成未來戰場，戰爭不僅不會導致美國平民傷亡，甚至不會導致美國士兵傷亡。
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核大國來說，難道就不會把戰火也燒到美國本土？美國堅信不會，美國新軍事戰略就是建立在中國絕不會把戰火燒到美國本土的基礎上，如同美國堅信伊拉克和利比亞不會把戰爭燒到美國本土一樣。美國的這種自信來自哪里？就是來自於中國的“第五縱隊”漢奸勢力。中國媒體對美國新軍事戰略的“篡改”就完全證實了美國這種自信具有鋼鐵般的事實依據。如果一個國家連對方發出的戰爭威脅都要向本國人民“隱瞞”；
在對方已經宣佈要對本國進行軍事打擊的情況下，仍然“欺騙”本國老百姓去相信對方是和平使者；
在對方已經率領和“操縱”周邊國家開始瓜分本國領土的情況下，仍然要瞞著本國人民把財富源源不斷地向對方輸送；
在對方總統、國務卿、國防部長直到核潛艇艦長都表示要用武力解決中國南海問題的情況下，中國媒體和外交官卻仍然在欺騙中國老百姓說中美是友好合作關係……
如果連這種口頭上的戰爭威脅都“不敢正視”，都“怕得要死”，又怎麼可能有勇氣把戰火燒到美國本土？現在，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僅僅是發佈了一個打擊中國的新軍事戰略，還沒有真的實施打擊，整個中國從官方到民間所有媒體就全都在替美國“掩蓋”，全都在替美國向中國老百姓保守秘密，一旦美國真對中國動起手來，中國媒體和外交豈不是會比現在更加徹底地站在美國一邊！這就是美國自信戰火不會燒到美國本土的原因。
站在美國新軍事戰略的立場上來看當今中國人民掀起的偉大的“反漢奸運動”，就會深深理解這場“反漢奸運動”實際上是中國人民的一場自救運動。中國人民一滴血一滴汗養育出來的精英集團背叛了人民，他們不僅把中國人民的資源和財富送給了美國等西方國家，甚至最終還要把中國人民的性命也一併送給美國等西方國家。在沒有發生侵略戰爭的和平時期，一個國家的精英集團把本國人民全部出賣給敵對國家，這在人類歷史上是十分罕見的現象，從北宋到晚清從未有過，包括“賣國”最嚴重的“蔣介石集團”表面上也還喊幾句抗日口號，至少還不會幫助日本鬼子欺騙中國老百姓，甚至連當時替日本鬼子宣傳“共存共榮”的“漢奸”也是在日本鬼子指使下迫不得已的行為，而如今中國的精英集團卻是在美國沒有任何指使的情況下，“主動”把美國的戰爭威脅“篡改”成為和平友好行動。可見當今漢奸之可惡，遠遠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
在中國人民發起偉大的“反漢奸運動”進行民族自救的同時，我們想起了中國共產黨。其實，更應該奮起自救的是中國共產黨。仔細看一下美國新軍事戰略就會發現，雖然美國把中國和伊朗同時列為戰爭目標，但是其中卻有一個性質截然不同的區別——對伊朗是打擊伊朗這個國家，而對中國則只是打擊中共這個政黨——美國新軍事戰略的用詞是“與中共和伊朗抗衡”，而不是與中國和伊朗抗衡。美國之所以提出在伊朗打擊整個國家而在中國只打擊共產黨，絕不僅僅是因為伊朗是一個小國而中國是一個大國，而是因為伊朗是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家，沒有經過中國和利比亞那樣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沒有第五縱隊“漢奸帶路黨“，國家不是依靠軍警慰問而是依靠群眾維穩，很難通過內亂搞垮伊朗政府，所以只能通過外部力量打擊整個伊朗國家。
而中國則不同，情況比伊拉克和利比亞更加糟糕，一是通過“新自由主義改革”的“貧富兩極分化”和腐敗，“激化”了中國社會的官民矛盾和黨群矛盾，埋下了中國內亂的社會種子。
二是通過“妖魔化”毛澤東和“妖魔化”文化大革命把共產黨成功釘死在道德窪地上，“漢奸勢力”控制了意識形態和主流媒體，“漢奸文化”滲透到社會每一個角落，黨校反黨、黨報反黨，甚至“模範共產黨員”反黨，已經成為一種政治時尚，成為所謂改革派的最醒目標誌，中國漢奸力量在反黨的旗幟下迅速聚集起來，不僅“控制”了幾乎整個媒體，甚至還控制了絕大部分政府部門，形成了超越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的強大力量。
三是漢奸勢力用維穩綁架了共產黨，他們一方面打著共產黨的“旗號”大肆搶劫百姓，一方面把搶劫罪名反手扣到共產黨頭上，如此一來，老百姓的“怒火”越大，共產黨維穩的壓力就越大，共產黨維穩的壓力越大，“漢奸勢力”在維穩的名義下對老百姓的搶劫和鎮壓就越嚴重，由此形成了老百姓疲於奔命、共產黨疲於維穩的惡性循環。這種惡性循環，即使沒有外部干預，最終也會變成內亂。而只要稍加干預，這種建立在惡性循環基礎上的維穩大廈就會轟然倒塌，這就是美國堅信能夠把中國變成第二個利比亞，在零傷亡的情況下“顛覆中國”的信心之所在。在此我們看到，美國再次十分巧妙地吸收了毛主席的統一戰線思想，對中國各種政治力量進行分化瓦解，只提打擊“中共”，不再提打擊中國，以此來把中國共產黨變成第二個卡紮菲（格達費）。
所以，中國共產黨也到了該進行自救的時候了！
要記住，美國新軍事戰略提出的是要消滅中共，而不是消滅中國——儘管其最終目的是要“肢解中國”。特別是在美國看來，共產主義是比法西斯主義更加邪惡的力量，要用比處死卡紮菲和納粹黨徒更加殘酷的手段來對付共產主義者。從2007年美國總統小布希（布希三世）到現在的總統奧巴馬，都在罪惡排序上把共產主義排在法西斯主義前面，小布希發誓要為被共產主義殺害的死難者報仇，奧巴馬發誓要繼承先輩與共產主義鬥爭的“革命”遺志，為剷除共產主義而鬥爭。請那些目前還沒有暗中投敵並且以後也不打算投敵叛變的共產黨人想一想，連沒有被美國政治家如此仇恨的卡紮菲都會被當街亂槍打死，而被美國如此仇恨的中國共產黨人到時還會有更好下場？如果說，在此之前，體制內的中國共產黨人對美國抱有“幻想”還是可以理解的話，那麼在美國新軍事戰略已經出臺的今天，已經把中國共產黨列為打擊對象的今天，已經把共產主義和恐怖主義並列的今天（小布希早就宣佈“反恐就是反共”），仍然對美國寄予幻想，那可就真是“自作孽不可活”了。
中國人民已經醒來了，中國共產黨，也該醒醒了。
有人總是像李鴻章要脅慈禧太后那樣要脅共產黨，聲稱一旦對外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干預，國內老百姓就會趁機造反推翻朝廷，慈禧太后就是聽信了這種鬼話才走上了賣國道路。其實，這種論調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太小瞧了中國人民，中國人民的民族大義和家國情懷是與生俱來、不可磨滅的，這種超越自我、支撐天地的崇高品質和獻身精神，是引導人類社會向前發展最根本的價值取向，是中華民族歷盡艱難、飽經憂患而生生不息最根本的生命源泉，中國人民無論在多麼艱難困苦的情況下，都始終不渝地把祖國看成是偉大的母親，哪怕是受盡委屈也不會背叛母親。這是那些受西方價值觀薰陶、尚未擺脫低級動物本能狀態的私利主義者的黑暗靈魂永遠無法理解的精神現象，如同低級動物永遠無法理解高級動物的精神現象一樣。中國人民從來不會因為苦難和壓迫而背叛祖國，歷史上是如此，現實同樣是如此。
中國的資本主義是世界歷史上最血腥最殘暴的資本主義，可是，2011年美國利用這一點在中國搞“茉莉花革命”，企圖推翻共產黨時，整個中國沒有一個老百姓站出來支持美國的“茉莉花革命”，包括那些拼死上訪的老百姓也拒絕參與其中，這些連死都不怕的訪民為什麼要拒絕參加，因為中國老百姓天生的政治嗅覺，使他們聞到了“茉莉花革命”的“漢奸”味道。再看看眼下，地方政府在奪老百姓的地，“開發（奸）商”在扒老百姓的房，股市在搶老百姓的錢，醫院在要老百姓的命，可是，中國老百姓並沒有因此就趁共產黨之危，與美國顛覆勢力和漢奸勢力聯合起來，如同蘇聯東歐和中東北非那樣，借機打倒共產黨，相反，中國老百姓看到共產黨有危險，立刻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漢奸運動”，向共產黨伸出了援救之手。這就是我們的人民，這就是我們這塊熱土生活的偉大人民，有如此偉大寬厚的人民做後盾，共產黨應該感到幸運，這是其他國家共產黨所沒有的歷史幸運，如果不為這種幸運感謝人民，接受人民，融化於人民，反倒是防範人民，害怕人民，把人民當敵人，那就只能是自絕於人民，自絕於歷史！
可是迄今為止，面對美國的戰爭威脅，中國的反映卻令人憂慮，幾乎又在重演歷史上退縮忍讓最終任人宰割的亡國悲劇。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被問到對美國新軍事戰略的看法時，外交部發言人卻避實就虛地大談了一通中、美合作友好之類的題外話，而對美國戰爭威脅沒有哪怕是一個字的評論；
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一位將軍的話更加雷人，說什麼“美國這一軍事戰略並不完全針對中國。”這句話如同說“美國原子彈並不完全扔到中國”一樣荒謬絕倫，美國軍事打擊目標“完全針對中國”和“並不完全針對中國”，對中國來說又有什麼區別？難道有伊朗陪著共赴黃泉就應該感到慶倖？真不明白這位將軍對強盜“並不只搶劫他一家”有什麼值得安慰的。反觀GDP和人口只相當於中國5%的伊朗，面對美國的軍事威脅，反倒義正辭嚴地表示，一旦美國膽敢對伊朗實施石油禁運和軍事干預，伊朗海軍將用武力封鎖霍爾木茲海峽。
本來，無論是按照生活常理，還是按照軍事常規而言，在美國沒有解決伊朗問題之前，不應該把中國也同時列為打擊對象，可是，美國國防部長卻在最近宣佈，如果中國和伊朗阻止美軍進入中國南海和伊朗霍爾木茲海峽，美國將集中全部資源予以打擊。美國在還沒有打下伊朗之前又突然加上一個中國，無論其中有多少個解釋，至少有一點確定無疑，就是在美國看來，加上中國這個打擊對象並不會增加困難和風險。號稱美國核潛艇之王的“俄亥俄號”艦長希克斯的話也證實了這一點，他在接受記著採訪時說，他“並不擔憂南海爭議”，因為“只要接到長官指示，他的‘俄亥俄號’可以完成任何任務”，請注意，這位美國艦長說的是“完成任何任務”，並沒有任何例外，自然也包括大規模屠殺和人口滅絕。只要稍微注意一下當今美國精英集團對中國的討論，就會發現美國已經輕視中國到了何等程度。目前美國在如何對待中國的問題上，無論是軍人還是政客，所討論的問題始終只有一個，就是採用什麼辦法扳倒中國（Take China down）更好，而從沒有任何人討論過能不能扳倒中國，這就如同老百姓過年殺豬一樣，所討論的問題永遠是怎樣殺豬更好，而不絕會去討論能不能殺得了豬。
可見，在美國人眼裏，中國人已經變成了可以隨意宰殺的豬羊！
正是因為美國人的傲慢自信和中國人的“畏縮退讓”才越來越“激發”了中國周邊國家對中國的野心，使東亞地區史無前例地進入了欺辱中國的時代。如今中國人打開電視，看到聽到的永遠都是，哪個哪個國家又扣押了中國漁船，又逮捕或毆打了中國船員；哪個哪個國家又佔領了中國島嶼，又在中國海域開發了油田；此時此刻去上網，所看到的則是日本議員登上了中國釣魚島，菲律賓軍艦開進中國九段線（中國國界）巡航；而中國的反映，則“永遠”都是外交部的口頭抗議，唯一變化就是發言人的性別偶爾不同——有時候是個小白臉，有時候是個漂亮娘兒們，抗議的詞句則完全相同。外交部給中央的建議和給百姓的解釋也始終只有一句話：“不用武力保衛國土是大國自信的表現，是綜合國力強大的標誌”，按照這個邏輯，等到哪天中國領土被侵佔得只剩下一個中南海了，中國就徹底自信徹底強大了。據說，這是中國外交泰斗吳建民（太監）的著名格言，是中國外交部和外交學院最根本的外交理念，不幸的是，這個連秦檜和李鴻章都會嘲笑太弱智的外交理念，竟然“主宰”了中國外交界。
當今中國想起來也真是不幸，辛辛苦苦養了一批經濟學家，結果是把中國的資源和財富輸送到了美國，還搞出了一個不男不女的“中美國”；
辛辛苦苦養了一批法學家，結果是不僅弄出個“西門慶立法”，把老百姓整得屁眼兒朝上，還把共產黨和共和國弄成了沒有合法身份的“黑戶”，應該被美國消滅；
辛辛苦苦養了一批生物學家，結果是把13億中國人民變成了實驗轉基因主糧的“國際小白鼠”；
辛辛苦苦養了一批外交家，結果是喪權辱國還不算，反倒在大會小會上大講特講，中國老祖宗不講理，把國界劃到了對方家門口，現在我們要重新劃給人家。美國人和周邊國家聽中國外交官這麼一說，立刻來了精神，把軍艦開進了中國海域。並且所有國家前來中國割讓土地的要求，美國強迫中國放棄南海的要求，竟都是以中國外交官的話為依據。以往西方列強提出的不平等條約是強加給李鴻章的，現在美國率領亞洲諸弱的不平等要求則是根據李鴻章的話提出來的。你說當今中國冤枉到了何等程度！
美國把中國列為新軍事戰略打擊目標，是中國“韜光養晦”甘當三孫子的“綏靖政策”激發起來的，如果繼續照此下去，伊拉克和利比亞的悲劇將很快在中國重演，一旦到了那時，就一切都晚了。此前我們一直在講，只有敢戰的民族才有可能避免戰爭，只有不怕鬼的人才不會遇到鬼。現在中國是到了“內懲國賊、外保衛國土”的時候了，中國人民大眾已經喊出了打倒漢奸，中國紅色大潮已經矛頭直指漢奸，共產黨根本無需多費力氣，只要順應歷史潮流和人民要求，就能夠順利剷除美國對華軍事戰略的根本基礎——漢奸，為中華民族崛起掃清障礙。
幹吧，中國共產黨，你已經沒有了任何退路！當狼已經張開血盆大口時，要想活下去，就要成為獅子，而不能繼續成為羊。
20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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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美國媒體的報導
《美國新軍事戰略出爐 集中抗衡中共伊朗》
奧巴馬政府美東時間1月5日（週四）在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公佈的一項新的軍事戰略明確指出﹐在美國預算面臨整體緊縮的情況下，美國未來將逐漸遠離地面戰爭﹐重新調整軍隊應對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威脅，加強海軍和空軍力量在太平洋和霍爾木茲海峽與中共和伊朗抗衡。
美國總統奧巴馬出席了國防部的新聞發佈會並發表講話。官員們說，總統參加國防部新聞會在歷史上是首次。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週三表示，奧巴馬非常積極的參與了這一新戰略的制定，從去年9月起曾與國防部長和軍方高層、包括部隊指揮官進行密集會面。
美國當局計畫將縮減陸軍和海軍陸戰隊的規模，有效地限制未來大規模的國家建設任務﹐縮小美軍在歐洲的足跡。國防部官員說，現在為57萬人的陸軍，很可能要削減至約49萬。美國地面部隊將不再大到足以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地區進行長時間、大規模的剿匪運動。
在未來十年內軍隊預算減少為 4,870億美元，奧巴馬表示，該戰略的目的是要避免粗心浪費，但全面的削減，將會危及國家安全。他補充說，美軍將不得不作出後10年的國防開支的增長記錄。
“我們的軍隊將被精簡，但世界必須知道，美國是要保持我們敏捷、靈活和應對突發事件及威脅的全方位的軍事優勢。”奧巴馬說。
“我們不能重複錯誤的過去，留下對未來的準備不足。”奧巴馬說：“作為總司令，我不會讓這種情況重演。”
針對美國軍方未來能否在同一時間應對兩個主要衝突的猜測﹐國防部長帕內塔說，新的部隊結構將意味著順應如何準備發動戰爭的變化。“我們將有能力面對和戰勝一次超過一個對手（的戰鬥）。”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登蒲賽將軍說，美國軍隊仍然遍及全球。“我們有著全球性的力量，我們必須能夠進行跨全方位的活動和軍事行動。”
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計畫還指出了新的投資領域，如特種作戰部隊，仍將是重中之重。其關鍵任務包括去年成功殺死本拉登。同時也將資助一些監控技術，包括無人駕駛飛機和融合來自不同來源的情報的能力，以及其他反恐舉措，網路戰和遏制核武器擴散等。
帕內塔說，國防部（對外侵略部）削減預算的一些具體細節將在最後預算提案完成之前的本月晚些時候出爐。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登蒲賽將軍(右)說，美國軍隊仍然遍及全球。“我們有著全球性的力量，我們必須能夠進行跨全方位的活動和軍事行動”。
美軍去年年底撤離伊拉克，美國將對外重心轉向亞太地區。接近帕內塔的軍事專家表示，奧巴馬反對將美國目前的11個航母戰鬥群削減至10個，認為美國需在太平洋地區保持足夠威懾力量，以應對來自中共當局的可能威脅。
儘管美國國防預算將面臨重大削減，但是奧巴馬總統去年11月訪問澳大利亞時表示，縮減美國國防開支不會以犧牲亞太地區利益為代價。國防部長帕內塔在去年10月訪問日本時也表示：“我們將會加強我們在太平洋地區的存在。”
儘管觀察家認為華盛頓與北京發生正面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很小。但美國與伊朗之間關係近期呈現劍拔弩張之勢。伊朗當局上周發出威脅說，一旦美國因為伊朗的核專案而對其實施石油禁運或是伊朗與美國爆發全面衝突，它將使用武力來封鎖重要石油通道霍爾木茲海峽。
伊朗軍方本週二則發出警告，要求美國的航空母艦不要返回波斯灣，否則伊朗軍方可能採取行動。對此美國表示，美軍艦在霍爾木茲海峽的通行符合國際法規定，美國有義務確保航海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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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中國媒體（新華社）的報導
《美國宣佈新軍事戰略將重心轉向亞太地區》
記者／支林飛 杜靜 華盛頓１月５日電
新華網
美國總統奧巴馬５日宣佈推出一項新軍事戰略，強調美國雖然面臨預算壓力，但將努力確保其“軍事超強”地位，同時將美國軍事重心轉向亞太地區。
奧巴馬當天在五角大樓與國防部長帕內塔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鄧蒲賽一道舉行了記者會，公佈了這份題為《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２１世紀國防的優先任務》的新軍事戰略報告。新戰略暗示美國將縮減陸軍規模，並減少在歐洲的軍事存在，轉而加強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以維護亞太的“安全與繁榮”。
奧巴馬在講話中表示，美軍在經歷十年戰爭後正處於“一個過渡時期”，雖然美軍將繼續為維護全球安全作貢獻，但有必要對其關注重點進行再平衡，把重心轉向亞太地區。他強調，雖然美國面臨削減國防預算的壓力，美軍規模將會縮減，“但世界必須知道，美國將維持其武裝部隊的軍事超強優勢，美軍將保持靈活性，準備應對各種緊急事態和威脅”。
這項新軍事戰略保留了美軍的一些傳統使命，包括打擊恐怖主義、維持核威懾、確保國土安全、阻止和挫敗任何潛在敵人的入侵等，同時強調將提高美軍在網路戰、導彈防禦等方面的能力，但將避免發動類似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這樣的持續時間很長的大規模戰爭。
奧巴馬政府是在面臨緊縮預算的巨大壓力、反恐戰爭取得“階段性成果”（？）、美軍撤出伊拉克和正從阿富汗撤軍的背景下提出以上新軍事戰略的。為了削減不斷增長的財政赤字，奧巴馬政府（注：在未來每年年度政府預算實際的債務赤字將高達１.５兆美元以上之情況下）提出了大幅縮減預算（注：實僅為象徵性小幅度削減）的計畫，其中包括在今後１０年內削減４８９０億美元的國防開支。
□□ 日帝殖民者把勇敢抗日台灣人基因一一撲殺培植台奸走狗為士紳地主
百多年來統治著台灣此日美附傭殖民屬地的霸權意識型態：
首先是1895~1945「日帝殖民皇民主義」－全面撲殺六十萬勇敢抗日志士，以“阻截”台灣獨立“回歸”中國祖國；
接著1946~1990文化霸權是「反共右翼法西斯主義」美日台右翼反共圍堵白色恐怖撲殺－全面撲殺心懷紅色祖國的泛統派台灣文化精英；
再來1991~2008文化霸權就是美日舊殖民勢力扶植下的滯台皇民浪人三腳老台奸復辟分離主義假借民主之名推動的偽台灣國族主義；表現在成立於全台實多半為皇民遺族餘孽的所謂本土社團(皇民學社叫獸)
而貫穿這三者的本質就是「反共」與「反中國」的複合意識，這種複合意識存在於日本主子右翼法西斯的思想和歷史脈絡中，也獨霸於戰後冷戰與內戰的時代中。
□□ 美國駐台副領事葛超智特工陰謀策動少數士紳請願託管釀致228悲劇
美國駐台副領事George Kerr葛超智228事件事發前服務於OSS(ＣＩＡ中央情報局前身），他以台灣地位未定為由鼓吹「託管論」，私下在台灣糾集台灣士紳從事台灣獨立活動，丘念台亦指葛超智在台進行情報工作。證據顯示整起台灣人「託管」事件葛超智介入甚深，甚至可說台灣人請願行動係葛氏於幕後指導。葛超智於1965年完成Formosa Betrayed藉此書推諉責任將二二八事件曲解成台灣人尋求託管與獨立運動，將自己塑造成關心台灣人民前途的人道關懷者，日後更搖身一變成為台獨運動「教父」。葛超智私下企圖透過由少數台籍領袖對以美國政府「請願」方式，促成美國「託管」台灣的目的。
□□ 台灣法西斯社會轉型正義暗無天日 白色恐怖左派台灣精英光環遭篡奪
美帝主導全球反共肅清白色恐怖撲殺 “美蔣”反共屠殺近萬左派台灣精英
反抗美帝扶持的美蔣腐敗政權的「白色恐怖五千名勇敢台灣人死刑政治受難者」與長期由美日帝國殖民勢力背後扶持的今日皇民台奸嘴炮台獨運動之間並無絲毫關係（反共肅清白色恐怖撲殺期無一孬種皇民台獨遭判死刑，因為皇民台奸台獨長期受到美日主子的寵愛扶植暨政治庇護）美蔣1950年代展開的白色恐怖撲殺本土精英受害政治犯實則全都是共黨及左派「心向紅色祖國」之泛統派人士。白色恐怖台灣左派精英政治犯受害者之政治光環卻在美蔣法西斯餘孽默許下遭復辟皇民浪人所無恥篡奪。光是以1950年代的前五年，美蔣政權在臺灣至少殺害了近5000名地下黨及左派人士；8000個以上的“匪諜”、知識份子文化人、工農，並將同樣數目的人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到無期徒刑。這就是一般所謂的“臺灣50年代白色恐怖”。
□□ 美帝主導全球反共肅清白色恐怖撲殺1965指揮印尼屠殺百萬左派人士
美帝中情局在澳大利亞和英國當局的緊密配合下主導了蘇哈托執行的印尼1965年軍事政變。近百萬工人農民學生和政治活動分子在政變後慘遭屠殺。用血腥和鐵腕手段統治了印尼32年的“軍事強人”—蘇哈托在美英帝國主義策劃和配合下，聯同另一反共將領納蘇蒂安五星上將發動了一次軍事政變。這場蓄謀已久旨在推翻蘇加諾總統消滅共產黨，以便完全倒向西方世界的政變使印尼共和國頓時陷入血泊當中，數十萬的印共黨員，上百萬的無辜工人農民不管男女老幼被劊子手的屠刀槍炮殺害了
□□ 台政腐霉體軍隊院校社團雖潛伏佈滿美諜特務 但享宗主權從不遭逮捕
美帝中情局黑手在台反華反共鬼島肆無忌憚囂張自由橫行活動七十年秘辛
反華反共鬼島美諜特務鬼影徸徸 極右翼麥卡錫陰魂餘孽地方黑金派系林熔煽自由屎報為Taipei Times台北屎報的母報 寇謐 美諜線民假美洋鬼子製造假消息假新聞投書美霉告密告洋狀與美帝主子一搭一唱唱雙簧亂台灣，一手裝神一手弄鬼恫嚇台灣人製造台灣警察法西斯社會動盪不安 自由屎報林熔煽皇民地方黑金地痞假新聞一搭一唱唱雙簧翻雲覆雨亂台灣樂此不疲、變本加厲！美帝宗主國這次通過民進黨蔡英文皇民勢力再次放出“一邊一國論”，並指令腐敗的台灣金權司法系統放出洗錢扁，既有未來搞局部台獨以威脅中國大陸，又有放縱台獨以拉攏並堅定日本國內“反華抗中”意志的雙重意圖
□□ 台教會、台灣社、北社和南社等滯台三腳其實都是皇民買辦化的外來社團
反抗美蔣獨裁政權的「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勇敢台灣人」與長期由美日帝國殖民勢力背後扶持的今之皇民台奸嘴炮台獨運動之間並無何關係（反共肅清白色恐怖撲殺期無一孬種皇民台獨遭判死刑，因為皇民台奸台獨長期受到美日主子的寵愛扶持暨政治庇護）美蔣1950年代展開的白色恐怖撲殺本土精英受害政治犯全都是共黨及左派「心向紅色祖國」之泛統派人士。白色恐怖台灣左派精英政治犯受害者之政治光環卻在美蔣法西斯餘孽默許下遭復辟皇民浪人所無恥篡奪。光是以1950年代的前五年，美蔣政權在臺灣至少殺害了近5000名地下黨及左派人士；8000個以上的“匪諜”、知識份子文化人、工農，並將同樣數目的人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到無期徒刑。這就是一般所謂的“臺灣50年代白色恐怖”
□□ 面對美日主子江河日下 皇民社團走狗收斂了不敢再鬼叫正名制憲建國
2010年以以龐氏詐騙模式失敗民主債務國家－美帝、歐洲和日本主權債務危機為標誌，由實則上已然全面破產的私有銀行金融體系轉嫁債務予國家政府承擔及虛擬紙貨幣信用危機全面進入國家主權債務危機階段。2011年全球失敗民主國家]政府債務總規模將超過５０兆美元，民主債務國家的政府債務規模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將突破１００%。與新興債權國強勁的財富創造能力相比，民主債務國乏力的經濟增長、脆弱的償付能力將加劇國家債務危機，拖累世界經濟，並導致信用戰爭升級，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破壞力量
□□ 美中情局外圍組織維基解密映照出美諜特務滲透佈滿全台灣 無孔不入
主要由美中情局線民特務所組成的中情局外圍組織維基解密為了瀕臨爆破邊緣的美帝金融泡沫危機解圍、四處潑糞挑撥製造矛盾轉移焦點視線，近一年來突然出現崛起，並心急如焚地頻頻爆料。臺灣島賤骨頭民主政治人物對美帝駐台總督主子情蒐的彙報猶如美諜情報員，和美國主子官員的談話被視為接近和獲得美國寵幸的重要機會。藍綠橘紅各方賤骨頭民主政治人物爲了爭寵接近美國主子絡繹於途，為能夠被美帝駐台總督主子邀約談話為無上光榮，顯見美國操控臺灣黑手。
□□ 爭寵美駐台特首人選依例事先得逐一前往美國匯報接受主子審查旨示
由於呆頑六十餘年來一直是美帝反華的鷹犬附傭屬地，呆頑爭逐美帝駐台特首代理人(兒皇帝)人選事先都得前往黴戾奸宗主國接受主子的審查及旨示。黴戾奸主子比照2007年馬娘(及奸巧謝)在競選前事先前往美國匯報接受黴戾奸副國務卿層級的考核旨示，此次主持審檢考核蔡英文地主候選人選的同樣是副國務卿層級的國務院副國務卿奈茲，還有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坎伯。黴戾奸主子將會在審查匯報中確認空心菜的中國大陸、國防政策是否符合黴戾奸國家戰略利益目標，是否會繼續致力維持兩岸長期敵對及分治之兩國論關係等。
□□ 美重申不承認台灣是主權國家 民進黨(及獨台台灣國民黨)走狗裝聾作啞從不敢對主子嗆聲
美國再度重申：不承認臺灣是啥主權國家！美國官員說台外交官劉姍姍無法享有外交豁免權是因為臺灣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美國和日本主子多年來已多次反覆重申：台灣並非甚麼主權國家！可鄙又可笑的是，在精神病鬼島內最有他媽的呆頑狼尊嚴(逢中必反)、又最會噁心裝腔作勢作秀的綠營民進黨走狗右憤徒孫無賴們卻總是噁心始終如一「顧左右而言它」裝聾作啞裝鴕鳥，從來都不敢對其美、日主子放個響屁，更不用說甚麼敢對主子歇斯底里嗆聲抗議了！負責本案的聯邦檢察官柯德斯告訴NBC電視新聞由於美國不承認臺灣是主權國家，因此劉姍姍無法享有外交豁免權。
□□ 台灣長期來是美帝反華的附傭屬地永遠不敢碰美帝駐台總督一根汗毛
在美台關係中從來就沒有過平等。美帝是主子、皇民化的台灣則是附屬附傭。台灣對美國要有二個絕對服從：一，服膺美帝主子的戰略利益與美國經濟利益。二，服從美帝的政治安排與指導。服從換來的是所謂的主子保護(以華制華棋子)。所謂的美台關係平等只是台灣人的自我唬爛矇騙。其實台灣上下至今仍認為離開美國的保護台灣就完了。美國可以隨意抓捕台駐堪薩斯辦事處處長，但台灣永遠不敢碰美帝駐台總督一根汗毛。
□□ 美帝主導全球白色恐怖近20年輸出顏色革命 難道馬英九／蔡英文不用負責任嗎
冷戰期間拉丁美洲的巴西、阿根庭、烏拉圭、巴拿馬、玻利維亞等國顛覆合法政府的一系列“軍事政變” 、軍事獨裁強人的反共白色恐怖屠殺無一不是“民主美國”所背後策劃支持的。
美國政府一直將民選的社會主義總統查維茲視為“眼中釘”。美國明裡暗裡支持委內瑞拉親美勢力發動未遂政變，“企圖推翻”執政的“民選合法”的查維茲政府。政變前美國主要通過美國政府背景的「美國全國民主基金會」向發動政變的委內瑞拉親美勢力提供資金。「全國民主基金會」是1983年由美國國會建立的，目的是“加強世界上的民主機構”，它接受政府的和私人的資金。該“基金會”的拉美和加勒比主任薩瓦蒂尼是委內瑞拉政變勢力重要的政治顧問，推動和支持整個反對政府的“陰謀網”，此人與委內瑞拉的政變分子保持經常的密切聯系。委內瑞拉駐美洲國家大使瓦萊羅揭露說，除「美國全國民主基金會」之外，美國政府還通過「美國新聞社」提供210萬美元，通過國務院的民主、人權和勞工辦公室提供100萬美元，通過國際開發署提供200萬美元，這些錢都用於“資助”委內瑞拉反政府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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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諜特務四人幫）黎智英黑金操控“抗中亂港” 必須徹查》
(香港)大公報／社評
2011年10月19日
http://www.takungpao.com/opinion/takungpao/2011-10-19/980069.html
本港政黨政治昨日爆出有史以來的最大“醜聞”：
──公民黨、民主黨、社民連、前反對派政黨，過去幾年的主要活動經費原來全部由同一個「金主」、「壹傳媒」老闆黎智英所提供，其中「民」、「公」兩大黨收取的款項都在一千萬元以上，民主黨去年的三百多萬經費更全部由黎智英一人「包辦」。
看來，所謂「四大」反對派政黨原來全部都姓「黎」！
──更有甚者，那個「政治主教」陳日君，自○五年開始，年年收取黎智英三百萬至五百萬不等，迄今總數已逾二千萬；但對這筆巨額「捐獻」，天主教香港教區負責人昨日表示不知情、也從未收過錢。
看來，不僅教區不知道，就是上帝也被他的「牧者」騙了！
──還有，那個「香港良心」陳方安生，2007、2008年分別收取過黎智英的二十萬和一百萬，前者是支持「參選」立法會、後者是支持成立「民間策發會」反對政改方案，看來，不僅「四大」反對派政黨都姓「黎」，連陳太也「改姓」了。
有關消息，先在網上流傳，再經多份報刊及電子媒體廣泛報導，全港市民嘩然！而在有「抬頭人」支票真名實姓的鐵一般證據下，當事人黎智英“裝聾作啞”“不敢回應”，其轄下「蘋果日報」更“閃閃縮縮”的只在「政治八卦」版略為報導，而「受惠」的反對派政黨和個人，既不敢承認也不敢否認，一副「此地無銀」的“窘態”畢露。
當然，本港是自由社會，人人有權選取自己認同的政治團體給予支持；但是，當全港主要的反對派政黨、當全港所有的抗中亂港政治活動，都同時由一個「金主」、一個傳媒老闆所支持，那問題就絕不簡單、十分嚴重的了。事態的嚴重性在於操控二字。黎智英年年拿出以千萬計的金錢資助反對派政黨，動機何在？目的何存？難道他真是那麼的無私和慷慨，只求付出、不問「收成」嗎？
而且，當全港主要的反對派政黨都被「收編」到「黎」字旗之後，本港的民主政治還能有獨立自主生存的空間嗎？
還能推動港人社會的政治生態正常、健康發展嗎？
屆時「黎老闆」或「老闆的老闆」要東要西、要這要那，今日反政改、明日抗遞補，「小的們」敢不言聽計從、「身」照辦嗎？
事實是，不管在任何民主國度或社會，政黨政治都會涉及千絲萬縷的金錢關係，但作為有目的、有企圖、有回報的「政治獻金」，特別是躲在幕後、隻手遮天、操控一切的壟斷式「政治黑金」，絕對是為所有的民主、法治社會所不容。近年日本換首相如「走馬燈」，其中不止一位都是因接受「政治獻金」而要黯然下台的。
九七回歸後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下，香港可以照行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但不能被個別人勾結外國勢力，企圖變特區為反華反共基地。黎智英以巨額金錢收買反對派政黨，“全面操控”本港的“抗中亂港”活動，已經構成性質十分嚴重的政治事實，對此，特區政府有關部門、“廉政公署”必須展開徹查，廣大市民更有權要黎智英公開交代：「政治黑金」與“（反華反中）外國勢力”有何關係？（肥佬黎智英）「蘋果日報」“抗中亂港”還要亂到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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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干預香港實錄》
文／劉乃強 （全國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中國評論》2011年12月號
肥佬黎智英（壹傳媒／《蘋果日報》）在香港政治中扮演什麼角色，令人懷疑
表：黎智英近年政治捐獻
奇怪的政治捐款
10月中，一個以臺灣為基地的資料分享軟體網站FOXY出現了一些有關黎智英（壹傳媒／《蘋果日報》）2005年至今年的政治捐獻紀錄和預算。捐獻的對象包括（香港）反對派的政黨如“公民黨”（1,455萬）、“民主黨”（1,369萬）和社民連（100萬）等，和個人如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130萬），和獲得最多捐款的退休天主教樞機主教陳日君（2,000萬）。
（見表：黎智英近年政治捐獻）
陳方安生只在2008年參加補選，那麼2007年和2009年的款項是用來做什麼的呢？陳日君更離奇，他在2009年4月才退休，在2005年~2009年這五年間，他身為現職樞機主教，而教會每年從信眾和各界收取善款，用於維持教會營運、教育、慈善公益等用途，內部有監控，避免浪費與誤用，
他“為何”不以教會的名義接受捐款？
他這個當時是現職的樞機主教卻以“個人”接受這筆鉅款，香港天主教教會多次重申並不知情，更不知款項的去向。陳日君開始時還想“隱瞞”，到不能再忍時，索性借機來一次遲來的三天禁食去抗議發生多時的教育政策，高調的自稱是“敗家子”，接受捐款與政治無關，全部用於教區事務上，包括坐商務客位出差開會、給神職人員每封高達二千元利是、資助內地神父到海外進修，以及援助國內地下教會等。需要指出的是，他籠統舉出的例子，除了他個人每年數次的商務機票外，其他包括資助地下教會，都是天主教會本身經常性推行的工作，所以這位神職人員是明顯說謊。這一千多萬的鉅款真正的用途是什麼？
政治捐款來自何方
我們不知道，但是我們已經知道的是：
1.黎智英在《蘋果日報》不斷跌紙，新出的免費小報《爽報》惡評如潮，廣告嚴重不足，“壹傳媒集團”要發出盈利警告，預告將出現虧損之際，他今年的捐款預算卻沒有收縮，基本上養起香港兩大反對派政黨。
2.黎智英的捐獻紀錄全部是英文的，交收過程十分詳細而且具體，看來不光是給他自己看，還要向一些“英語人”交代。
3.紀錄中經常出現“壹傳媒動畫有限公司”商務總監Mark Simon這個人，作款項交收仲介。Mark Simon出身“美國情報人員”，與美國政黨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資料顯示黎智英透過Mark Simon於2003~2008年經常以“壹傳媒”及《蘋果日報》的名義，向美國共和黨其他附屬右派團體捐獻，金額最少24,500美元。
4.在這次外泄的捐款名單中，受助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跟他一起編輯《中國“六四”真相》英文版的人，乃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J.Nathan)，而黎安友則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注1] 董事會董事。
從這裏，我們很有理由懷疑黎智英散出去的不是他自己的“辛苦錢”，“來源”更很可能是美國，黎智英只是一個“中轉站”，而陳日君又是另外一個“中轉站”，將由黎智英發下來的錢再“轉發”出去。例如，轉發予更小、更分散的個人及團體。
美國駐港領事館扮演什麼角色
香港從來都有外國力量充斥各個領域。在回歸之後，美國駐港領事館的編制一下子增至300人，美領事館大量收集香港及內地情報，早已是公開的秘密，其中自稱“泛民”的反對派頭面人物更是他們的重要情報來源。9月份“維琪解密”公開的美國駐港總領事館主要是2005~2010年向華盛頓發出的近千份機密電報[注2]，證實了美國對香港事無大小，上至特首人選、民主發展，下至香港廢物處理方向、電力市場是否開放、到我2009年初在《南華早報》提出的香港飲用水供應的安全問題，以及香港金融市場發展、香港專上教育界如何評價內地學術自由等，監察幾達“無微不至”的地步，並及時呈報華盛頓。而香港反對派與美國，則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美領館職員頻密與反對派廣泛接觸，搜集情報和意見；李柱銘、陳方安生等反對派頭目亦曾多次鼓勵和主動要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
美國過去一直不承認干預香港事務，“維琪解密”這次公開大量電文使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很尷尬，不斷施加壓力，要傳媒低調處理，企圖蒙混過關。但是紙已經包不住火，“維琪解密”電報顯示，美國一直在“插手干預”香港事務，香港反對派“活動”“背後”有美駐港總領事館“影子”甚至主導。從這些檔，我們可以隱約的看到一條“線索”，把香港近年的眾多政治現象和事件，包括民主黨的內部矛盾、公民党的興起和跟民主黨的矛盾、陳方安生的複出、“五區公投”的原由、餘若薇和陳方安生對此的態度如何被銀主黎智英等“改變”、“泛民”的分裂、“社民連”被收編、民主黨與公民黨等的選舉策略和部署，以及反對派精神領袖式人物的可能人選等等，把個中脈絡十分清楚地貫穿起來——讓世人清楚看到，自回歸以來，香港政壇長期“動盪不安”，亂局的“源頭”，香港反對派“背後”的“銀主”和靠山就是“美國駐港總領事館”。
2006年3月，陳日君在梵蒂岡接受冊封樞機，他帶同教齡甚淺的黎智英和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同行，並引領兩人向教宗本篤十六世朝聖。
“維琪解密”披露，美領事館於2006年3月的電文中表明，會探討“傳媒、宗教、政客”三種力量結合下的影響力，一方面透過美國線人收集當時三人在梵蒂岡的一言一行，還研究當時傳媒的看法，和諮詢香港天主教界消息人士的意見。
此後，陳日君、李柱銘、陳方安生及黎智英等人即被媒體稱為反對派的“新四人幫”便經常與美國駐港總領事會面吃飯，尋求“資助”及要求對方提出策略性指導，擬聯合“宗教”、“政黨”及“傳媒”三大影響力，在香港政壇上興波作浪。到2007年的立法會補選，“新四人幫”開始試圖發揮“造王者”的力量，美領事館於2007年9月的檔透露，李柱銘、黎智英等遊說陳太參選，並形容她是可以統一反對派對抗有意參選的葉劉淑儀的唯一人選，而陳太亦樂於藉此一試自己的剩餘政治影響力。“新四人幫”由勸退民主黨的甘乃威，到陳太當選上場後，正式成形，近年主導整個反對派的力量和意識形態，並開始插手反對派的選舉部署及政黨合作。眾所周知，2009年反對政改的所謂“五區公投”，是一出由“新四人幫”幕後操盤，出錢出力促成公民黨和社民連台前演出的一場政治鬧劇。
香港反對派的“真正面目”
“維琪解密”電報更揭示了一些在香港政壇十分活躍的重要人物所暴露出來的真面目。這些政客在美國駐港外交官面前獻計出賣戰友和盟友、出賣香港、出賣國家，與他們在市民面前所呈現那種掌握著道德高地，大義凜然地打擊建制派的言行，完全是兩回事、兩種人，讓人們對香港反對派的本質，和原形畢露的真正面目有更正確和深入的瞭解。
當中民主黨的塗謹申，他除了是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之外，還是民主黨前主席李柱銘的“高徒”，經常跟隨李柱銘赴美“告洋狀”，乞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2003年塗謹申與李柱銘赴日內瓦將《23條》立法最新消息彙報給布魯塞爾的歐盟成員時曾恐嚇說，《23條》立法將會破壞香港與歐盟關係。“維琪解密”檔顯示，塗謹申於2007年主動向美領事館警告美國政府，聲言中共已成功滲透入民主黨，民主黨已處於一個很危險的狀況，提出美國政府有需要瞭解有關民主黨的最新情況，相信美國政府是唯一有能力阻止中共對民主黨的滲透工作。在有關事件的發展期間，塗謹申曾多次與美國駐港領事館接觸和交代最新的情況，其後又向駐港領事館遞交有關民主黨滲透事件報告，要求美國政府關注民主黨的情況。美國駐港領事館的分析認為，塗謹申的這些做法是企圖藉此尋求美國政府的影響，阻止所謂的滲透工作。塗謹申向美國出賣黨內戰友，大概還加上其他尚未見光的行動，獲得的回報是美國把他列為美國駐港領事館“嚴格保護”（strict protection）的對象。事件揭露之後，吃裏扒外的塗謹申在民主黨內地位絲毫不受影響，可見他的行為是得到民主黨高層的默許。
另外一個得到美國駐港領事館“嚴格保護”物件特殊待遇的民主黨核心成員竟然是一個學者：民主黨中委，有民主黨“大腦”之稱的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羅致光。回歸前1995~1997年、回歸後1998~2004年羅致光曾是立法會議員，今天在特區政府中仍有大量公職，包括可以大派數十億元的關愛基金執行委員會主席。檔顯示，2009年初，羅致光評估“五區公投”的補選部分，若建制派參加，公、社兩黨恐怕只會獲得3席，梁國雄、陳偉業有危險；如果工聯會陳婉嫻出選，梁家傑都有可能輸掉議席。2010年中，在民主黨決定支持政改“優化”方案前，羅致光亦向美方彙報，預告民主黨準備就政改方案“妥協”。
塗謹申和羅致光兩人都是中國公民，竟然在中國境內，受到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嚴格保護”。首先，他們究竟是什麼身份？為美國做了什麼事情？背了什麼風險？需要受到保護。而美國在中國境內，究竟如何能依法“嚴格保護”一個中國公民？
我們不知道。但有些事情，我們也是知道的：「中情局」遠東地區諜報站就設在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內。長期以來，「中情局」的情報人員以此為平臺，以外交人員身份為“掩護”在香港“大肆”進行“諜報活動”。據美國政治雜誌《地緣指導》披露，美國駐港總領事館人數常年保持在300人以上，更大量的情報人員在文化、商務、外交人員身份的掩護下除搜集香港本地的情報外，還以香港為跳板，開展“針對”中國內地的間諜活動。以前「中情局」在香港的工作主要是針對中國內地，但從去年開始，「中情局」“加大”了針對香港的間諜活動。按照規定，一些重要雇傭特工會被「中情局」指為“嚴格保護”的對象。[注3]
FOXY網站，以往曾多次洩密，但都能繼續運作，但在公開了黎智英的政治捐獻資料之後，便無故突然無聲無息關閉。
“維琪解密”文件揭露陳方安生這位前高官及立法會議員，表面信誓旦旦地效忠《基本法》，擁護“一國兩制”，背地裏將香港政情機密源源不絕向美國“輸送”，並不斷“促使”美國“插手”香港政治。陳安安生除了是美總領事親自會見的主要聯絡對象，經常向她請教，話題無所不包，重點是反對派在政治方面的部署，包括陳太辭去政務司司長的原因、會否參加2007年特首選舉，到退任立法會議員後的動向和行動，以至她對內地和香港，均巨細無遺地一一諮詢之外，這位被西方傳媒稱為“香港良心”的陳方安生，也很積極向美國駐港總領事表態，要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同時她又鼓勵時任駐港總領事唐若文應多就支持香港民主發展發表意見。
在“維琪解密”公開的2006年9月電文中，披露了陳太對美國駐港總領事直言，不參選2007年特首的原因，是她“很珍惜自己與北京的聯繫”，若為了一場必輸的選舉而與北京對著幹，“個人政治代價太高”；美國駐港總領事于2009年1月的電文又透露，陳方安生揚言自己不再參與立法會選舉後，重要工作是走入學校層面，宣揚她的“兩制”理念，以抗衡行政長官曾蔭權和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推動的愛國教育。2009年7月電文中指出，陳方安生在會面中，就“鼓勵”美國政府應不時提醒“北京政府”，美方關注北京政府如何處理與香港相關的事務，“因為北京政府很介意其他國家，特別是美國如何評論他們”。而另外兩份於2009年1月和8月發出的機密電文中亦指出，陳太先後遊說美國駐港總領事唐若文，“她認為中聯辦是中國干預的源泉。香港傳統左派仍是民主發展的障礙”。美國應干涉香港事務，又鼓勵唐若文應多就支持香港民主發展發表意見，特別是美國作為香港的主要貿易夥伴，“在港有著很龐大的利益”。諷刺的是，唐2009年1月的電文題目為《陳方安生——不在其位仍謀其政》，她真正關心的，並非香港和國家，而是個人政治前途和美國的利益。而在“維琪解密”檔公開後，陳方安生一直在回避社會的質詢。
另一位傳奇人物是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自由党主席李鵬飛。“維琪解密”檔案揭露，李鵬飛多次在北京參加人大代表會議之後，向美國報告兩會的情況和北京的動向。他更向美國推薦公民党前黨魁余若薇，接替李柱銘作為領導整個“泛民主派”的共主。李鵬飛一方面是中國法定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大的港區代表，另一張面孔又是美國的線人，和反對派核心人物。檔顯示他有份遊說餘若薇參與反對政改的“五區公投”，于邀功之餘，同時又向美國打小報告，透露陳方安生和餘若薇對“五區公投”的本來保留態度，其三刀兩面的表現，令人側目。只是美國人並不欣賞李鵬飛的政治判斷，於電文中直接質疑餘若薇在反對派中的決定性影響力。
香港內部矛盾的根源與政府作為
“一國兩制”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早在1984年中英協定達成以後就預言，“對於中英聯合聲明應該想到，總會有些人不打算徹底實行。某種動亂的因素，搗亂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總是會有的。老實說，這樣的因素不會來自北京，卻不能排除存在於香港內部，也不能排除來自某種國際力量。”[注4]
“維琪解密”以大量事實證明了鄧公的遠見。香港回歸，中國千方百計保持香港的穩定和繁榮，而美國等西方國家要千方百計無風起浪，破壞香港的穩定和繁榮，企圖證明香港的回歸是錯誤的，“一國兩制”是失敗的，而如陳方安生所言，將來只有“一國一制”，那就是香港資本主義這“一制”。說到底，香港內部的政治和社會的各種矛盾，根源其實就是中國和美國在香港矛盾的反映。
對此，中國當然不可能坐視，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于9月中接受中新社提問，指出維琪解密的電文顯示，美國駐港總領館官員對於香港政制、社會發展問題興趣很大。美方不僅就香港政制發展問題向特區政府提出過帶有干涉性的意見，而且與特定的某些人頻繁見面。如果是這樣，美方的行為就超出了《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等國際法所規定的職能，“我們有理由對此感到關切和不滿，並要求美方停止這種錯誤做法。”外交部駐港公署向美駐港總領館表達了中方的關切，表明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要求美方嚴格遵守有關國際法和公認的行為準則，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發言人指出，當今世界面臨很多重大而緊迫的問題，香港應該是中美進一步開展和加強合作的重要橋樑，“希望美方摒棄冷戰思維，不在香港搞政治上的小動作。”
這非正式的外交抗議，軟弱無力，當然只是聊勝於無，而美國處於完全理虧的狀態，起碼短期之內也會暫時收斂。但是如無具體的措施，相信不久之後將會死灰復燃，甚至欺我軟弱，而變本加厲。
若以美國的有關法例為參考準則的話，黎智英和反對派政黨上述的一系列行為，輕則罰鉅款，重則要坐牢。因此，中央有必要責成特區政府，頂住已證實被美國收買和保護的反對派的阻撓，儘快就《基本法廿三條》國家安全立法，並且在2017年開始全面落實普選之前，訂制《政黨法》和《政治捐獻法》等，使杜絕外國勢力干預香港政治生態有法可依。
[注1]：NED可稱美國上百萬個非政府組織中的龍頭老大，跟美國國務院、國際開發署、中央情報局有密切的聯繫，被認為是中情局(CIA)的“另一塊招牌”。因為NED有非政府組織(NGO)的招牌，不易引起注意，甚至連西方的研究報告都說，“在向非政府組織提供戰略資金方面，美國外交政策精英們認為NED比秘密支持更可靠”。
NED主要資金源自美政府撥款，美政府對NED的撥款主要包括三部分，當中最大來源是國會年度撥款。NED還頻頻資助“民運”、“藏獨”、“東突”等各種反華勢力。NED下屬四大機構，即共和黨的國際共和研究所、民主黨的全國民主研究所、美國商會國際私營企業中心及勞聯－產聯的國際勞工團結美國中心。
[注2]美國的機密分類有三級，分別為confidential,secret及top secret。這回被公開的除了兩份是屬於第二級之外，其他都只是初級機密檔。
[注3] http://paper.wenweipo.com/2011/09/14/PL1109140001.htm
[注4] http://www.news365.com.cn/wxpd/wz/shhm/200903/t20090320_2244535.htm
《中國評論》月刊2011年12月號 總第16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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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諜特務四人幫）《（壹傳媒／《蘋果日報》）黎智英熱衷政治捐獻》
成報 2012-1-24
http://www.singpao.com/NewsArticle.aspx?NewsID=199923&Lang=sc
【本報政治組報導】「壹傳媒」集團老闆黎智英與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原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及民主黨創党主席李柱銘關係密切，從多份透過分享軟體foxy外泄的「肥佬黎數簿」（見圖）可見，黎智英一直熱衷政治捐獻，且是陳方安生、公民黨、民主黨、社民連、前綫「大水喉」，在七年內便捐款逾5,100萬元。
本報昨晚致電「壹傳媒」集團，但接線生指黎智英已離開公司便掛線。據悉，陳方安生亦知有傳媒收到有關文件，但未有進一步回應，目前暫未知檔真偽，但從檔內容及單據所見，相信頗具真實性。綜合來說，各政黨及政治人物收到的捐款總額，陳日君 2,000萬；公民党 1,502萬；民主黨 1,369萬；陳方安生130萬；社民連100萬；前綫40萬。
「維琪解密」早前公開逾千份美國駐港領事館機密電文，揭破「港版四人幫」，即民主黨創党主席李柱銘、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原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和《壹傳媒》集團老闆黎智英，常密晤美國駐港領事尋求資助及要求對方提出策略性指導，擬藉各人手上「宗教」、「政黨」及「傳媒」三大影響力，在香港不單議政論政，還藉此大搞政治運動。
有匿名人士昨向傳媒報料，指透過Foxy分享軟體，輸入「LAI CHEE YING」，搜尋得到最少5份有關疑似黎智英的捐款紀錄及入數單據。最震撼是細看內容，不難發現黎智英是泛民主派的「大水喉」。
7年內捐款逾5,100萬
據該未經證實的檔，獲黎智英捐款的政黨，包括近年屢次煽動平民百姓狀告政府的公民党，公民党核心策劃的爭取外傭居港權及阻港珠澳橋興建的兩宗官司，令其受市民的支持率劇跌。根據黎智英的捐款紀錄顯示，該黨最少有逾1400多萬元捐款(2006-2011年)。
陳方安生則獲捐款130萬，估計其中一筆款項是資助她參加2007年9月的立法會港島選區補選的選舉經費。在2010年公民党與社民連發起「五區公投」的日子內，公民党恰巧有一筆大約400萬的黎智英捐款；而社民連則有一筆100萬的捐款。最離奇是中國會創辦人、富豪「上海灘」鄧永鏗亦有接受黎智英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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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情局間諜黎智英政治獻金操控香港反對派》
──打造港澳臺反華基地
港媒爆：（美諜特務四人幫）黎智英5年捐2.3億政治獻金
香港各大媒體今天均在頭版報導，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是香港泛民主陣營的超級金主，由2005年迄今共捐出港幣6000多萬元 (台幣2.3億)，其中3500萬元直接捐給公民黨、民主黨、社民連在內的反對派政黨。而在曝光捐款名單中，香港前政務司長陳方安生、天主教香港教區前主教陳日君也赫然在列，陳日君接受的捐款總額高達港幣2000萬。
相關捐款資料是由最新一期的「Foxy解密」揭露，網上分享軟體Foxy 近年不時洩露政府或機構的內部機密檔。據香港明報報導，黎智英的捐款佔民主黨非會員捐款的比例極高，2009/10年度高達99.4%，佔公民黨非會員捐款比例則在40%至68%之間，顯示捐款高度集中在一人。
香港媒體評論，媒體大亨對政黨和政治人物的大額捐輸事涉敏感，例如媒體大亨梅鐸去年10月在期中選舉前的兩筆100萬美元政治捐款即引發極大風波。文匯報指智英意圖操控反對派。
香港沒有《政黨法》，政黨無須公開大金額捐款來源，但政黨若以公司名義註冊，須在財務報告中列出所收捐款總額。
Foxy連日公佈的5份黎智英檔案，包括他的現金流量表、 2005年至今的捐款清單、捐款文件、捐款本票等。接受黎智英捐款最多的是民主黨、公民黨，兩黨總額達港幣3300萬，公民黨自2006年起每年收到捐款，金額由200萬增至今年的600萬，顯示黎智英對該黨支持增加。
黎智英對記者的查詢迄無回應，各政黨中也只有社民連承認接受港幣 100萬的「五區公投」經費。
其他政黨多不願證實或評論有關捐款，而以「捐款人資料不公開、任何捐款均沒有附帶條件」來回應。民主黨並表示，捐款人身分保密是為免中國方面「秋後算帳」。
【2011/10/18 聯合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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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巨額捐獻惹爭議 陳日君：無關政治》
香港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向政界及個人的巨額捐獻事件持續發酵，前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證實接受過捐款，但與政治無關。
陳日君今早公開證實，曾收過黎智英的捐款，但強調對方只是捐錢給自己，與教區無關，也與政治無關。
陳日君說，所收捐款用於本地慈善團體、支援中國大陸的修女到羅馬進修，以及捐助海外的天災。
至於民主黨和公民黨，至今仍拒絕公開曾否收過黎智英的捐款，但他們強調不會在任何附帶條件下接受外來捐款。
本地媒體昨天報導，一份疑似是黎智英私人帳簿的Foxy文件昨日曝光，帳簿記錄黎智英於2005年至2011年間，捐款給多個泛民政黨和個別人士。
其中，陳日君獲得最多捐款，過往幾年獲捐款約港幣2000萬元。
在政黨方面，民主黨自2006至 2011年獲黎智英捐款1300餘萬元；公民黨獲捐款約1500萬元。
此外，黎智英也曾向社會民主連線、港府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等小黨及個人捐獻。
香港媒體對此質疑，第1，陳日君出任主教時收取如此龐大捐款，其用途為何？為何個別宗教人士以私人名義收取捐款不受教會管制？第2，黎智英的捐款是否影響到各黨派及個別人士的政治取向和行動。
頭條日報今天發表社論說：「香港是否已出現傳媒與政黨結盟，暗中配合，主宰政局的勢頭，是時候深切關注。」
黎智英的政治態度一向明確，就是支持民主自由，而他與陳日君、前民主黨主席李柱銘、陳方安生向被視為香港民主派4大核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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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日君認個人名義收黎智英捐款》
（香港訊）明報報導，天主教香港教區前主教陳日君樞機承認曾接受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捐款，款項全用在教會事業。
陳日君今日就校本條例終審教區敗訴一事召開記者會，會後主動談到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捐款的問題。
陳日君承認曾接受黎智英的捐款，而百分之百的捐款都是捐給他個人，不是捐給教區；捐款跟任何政治也沒有關係，而黎智英從來沒有過問這筆款項的用途，而他也從沒有向黎智英交代，也沒有說過「多謝」。他承認首次收到300萬元支票捐款時，自己也有點愕然。
對於黎智英及從其他途徑得到的捐款數目，他稱沒有作過很詳細的統計，但用途十分廣泛，包括捐款給不同的慈善機構；每年多次到外國包括羅馬教廷的商務客位機票開支；給予神父修女到負笈羅馬的助學金，包括到當地探望他們時飲宴和利市錢開支；在港舉行主要供小朋友參加的活動，包括旅行和聯歡會；購買月餅送囚犯；送贈聖像予學校；翻譯外文書籍；也捐款予外國，包括受天災橫禍影響地區的主教、外國教區等。
陳日君指，天主教香港教區其實不是很富有，所以他也很少向教區「伸手」。至於收到的捐款，他強調全用在教會事業上，沒有作個人用途。
陳日君在今早的記者會上回應商人黎智英的捐款，他自嘲為敗家精，捐款用剩幾十萬。
陳日君被問到黎智英給他的二千萬捐款是否已花光，陳日君表示，還用剩幾十萬。他多次形容自己是敗家精。
陳日君又強調，黎智英從來沒有問過他如何用這些錢，他亦從來沒有問過黎智英下一次何時再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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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日君避談巨額捐款流向 干政主教幕後屢亂港》
最新“Foxy解密”踢爆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在過去數年內，合共向天主教香港教區前樞機主教陳日君捐鉅款逾2000萬元，但用途不明。天主教香港教區副主教陳志明表示，教區並不知道事件，教會賬目也沒有出現有關捐款，又強調教區規定任何神職人員進行公開籌款活動時，需要先得到教區的同意，至於以私人名義捐助就不會監管；又說不會要求陳日君交代如何運用款項。捲入“捐款門”風波的陳日君18日現身堅道天主教座堂時對事件“三緘其口”，並一度黑面，令鉅款去向及用途更添懸疑。多名學者則認為陳日君有需要向公眾解釋捐款流向及用途，否則公眾難免質疑捐款用途 “見不得光”。
香港《文匯報》報導，細閱經Foxy軟體外泄的黎智英“政治獻金”檔時，已指出當中最吊詭之處是陳日君由2005年至2010年間，獲得“個人捐款”高達逾2000萬元，還超過公民党及民主黨，ue足證陳日君在黎智英心中的地位與他人相比確實不可同日而語。
對巨額捐款去向，天主教香港教區副主教陳志明18日表明，教區從來沒收過來自黎智英的捐款，教區的賬簿內亦沒此紀錄，也不知道陳日君是否個人接受有關捐款：“大額的我們全部都清楚的，（全部賬目也好清楚？）我們有一部門列明的，特別有些人捐款我們也要知來源是哪里，清清楚楚很緊要的。”但他形容陳日君樞機好心，樂意幫助任何人，如果他需要幫助任何人，都需要人幫助他，他接受捐助是可以理解雲。
當天陳日君兩度被記者追問捐款一事，都不肯作出回應。他早上現身堅道天主教座堂時，一聽到問題，一度黑面就走進座堂內，其後再被追問“有沒有這件事” 時，他就掛著勉強笑容，繼續“收口”；下午離開座堂時，更急步“沖進”的士內，並大力關上車門，差點夾中攝影師的手，似乎有點老羞成怒，落荒而逃，希望儘快離場避開記者追訪。
另據報導，被揭過去5年收受壹傳媒老闆黎智英2000萬私人獻金的原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回歸以來一直高調參與本地政治，開始時主要利用其主教身份發表各類有關政治言論，其後更與民主黨創党主席李柱銘、黎智英和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組成“四人幫”，大搞密室政治，在幕後操控反對派，包括公民党成立、勸退甘乃威參加2007年補選，乃至近年策動所謂的“公投”運動。
“四人幫”近年主導整個泛民主派的力量和意識形態，隱身其後的陳日君和黎智英更是合作無間。在2005年政改方案一役中，陳日君高調批評，有關方案 “難以接受”，要求泛民議員反對。時任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更于立法會否決政改方案後，罕有地點名批評陳日君。天主教刊物《公教報》於2006年刊登一名神父的文章，指有教友對陳日君就政改等政治問題的高調取態感到不滿，但陳日君反而變本加厲。
2007年港島區立法會補選時，陳日君被揭發聯同黎智英和李柱銘，透過所謂的“飯聚”干預選舉，包括強推陳方安生參與補選，並勸退準備參與競選的民主黨成員甘乃威等。至2008年，由黎智英牽頭，“四人幫”在黎位於九龍加多利山的豪華大宅內進行了3個小時的“秘密飯局”，遊說陳太再度參選立法會，未能得逞。陳日君亦被外界視為策動所謂“五區公投”的幕後黑手之一，並以神職人員身份，呼籲市民支持所謂“五區公投”運動。
“維琪解密(專題)” 早前公開的近千份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機密電文中，也揭露陳日君與黎智英和李柱銘不時一起與美國駐港總領事會面吃飯，討論的話題非常廣泛，包括香港的政治、政黨及政府官員等方面。電文亦披露，李柱銘、黎智英、陳日君於2006年到梵蒂岡“朝聖”，首次令他們嘗到“傳媒、宗教、政客”組合可發揮的影響力，隨後就和美領館“情投意合”，並“幕後操控”多場政治鬥爭。
《可悲的戰後「再殖民」文學論──陳芳明的台灣文學史觀再批判》
《可悲的戰後「再殖民」文學論──陳芳明的台灣文學史觀再批判》
有朋友問說：最近為什麼專搞歷史來了？不搞現在的問題，卻去搞過去的問題，不是太脫離現實了嗎？
我回答說：因為歷史問題經常也是現實問題；譬如：日本的靖國神社參拜問題或日本歷史教科書問題，雖然是過去的事，卻與日本的現實動向、與“日本右傾化”“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問題有很深的關係；李登輝當政時大力推行的便是「國中」教科書《認識台灣》——「歷史篇」，下台後“推動”的就是日本人小林善紀的《台灣論》，兩者都企圖“通過”台灣史觀“打造”今日台灣的「新國民意識」。
所有的統治者都深知掌握“歷史的詮釋權”與維持或“強化統治”有密切的關係，因此都“熱衷”於【湮滅歷史】或【虛構歷史】，使被統治者“不瞭解”歷史真實而“喪失”反抗的能力，作為“意識型態的歷史觀”的“統治”，其實就是現實統治的基礎，我們“怎麼可以”不重視歷史問題呢？
特別是，台灣的歷史問題“更是如此”。
百年來，台灣經歷了曲折複雜的歷史，歷史也數度被權力者所“扭曲”、【湮滅】；再加上台灣今日“過於早熟（雛妓式）”的後資本主義文化，個人已被“零碎化”、社會聯繫“斷裂”，“虛擬”的和形象的世界“取代”了真實的世界，誰在乎歷史？
因此，普遍存在著對歷史的“虛無感”。但是，“歷史問題”並不因此而消失，當年台灣的“（李扁皇民勢力復辟殖政）新當權者”就是“利用”這普遍的歷史虛無感千方百計地“建構”他們的歷史論，用“所謂”的台灣史觀來“打造”台灣的新「國民意識」，以維持、強化其在歷史意識型態上的統治。
它就是“分離主義的台灣史論”；這種史論，不是“排除（閹割掉）”台灣歷史中的中國本質，就是【捏造】中國人如何壓迫台灣人，或“誇大”中國人與台灣人對立的歷史，把台灣完全孤立於中國與世界之外，以此“打造”「反中國」或「去中國」的國民意識。
這就是“當下（馬英九治下的）”台灣的統治性歷史觀。
它是當權者“強化”台灣現實（反共／分離／分治）統治的一部分，我們“怎麼可以”把歷史當做過去的問題呢？歷史問題的鬥爭正是現實問題鬥爭“不可分”的部分，這個“道理”當年的統治者清楚得很。
而，台灣的“（扭曲虛構的）分離主義文學史觀”一向就是（扭曲虛構的）分離主義歷史論的“急先鋒”，因此它是台灣的歷史問題中“最尖銳”的部分。
“揭露”分離主義文學史觀的“欺妄性”不只是為了歷史的工作，更是為了現實的工作。
其中，（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台灣文學史論，就是這種“分離主義文學史觀”的代表之一。
十年前，我曾針對（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台灣文學的建構和分期》一文，寫了《戰後再殖民論的顛倒》，指出它的「戰後再殖民論」“背離”了社會科學的常識和台灣歷史事實，是「以意識型態取代歷史」，並且在文末引用了前輩作家龍瑛宗說過的一句話：「有謊言的地方就沒有文學」，間接“奉勸”他，既然要搞文學就不能有“謊言”，“謊言”與文學是不能並存的。今天，他“仍然”把“台灣光復”後的文學史定為「再殖民」時期。
所謂「再殖民」，“光復”後的文學是「殖民文學」嗎？是誰殖民了誰？
下面，本文再依據客觀史料，逐步“揭露”它「作偽」的“真面目”；並借此對“台灣光復”期歷史的一些基本問題做一番辯析、澄清，打破台灣分離主義者長期以來“獨擅”的“偽歷史”觀點。
一、再談台灣「光復」的意義——不只是「行政接收」，而是「主權復歸」
就如所有的“台灣分離主義者”的戰後史論，必定是從“塗消”或“扭曲”「八‧一五」——日本投降台灣復歸祖國（中國）的歷史開始一樣；陳芳明的「戰後再殖民論」，也是從“塗消”、“扭曲”台灣「光復」的歷史起頭的。
他的“歷史敘述”，“似是而非”，若不深究，必定受其“蒙蔽”，一眼帶過。其實，其中“深藏玄機”，是“典型”的分離主義的「台灣戰後史觀」。把戰後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完全歸因”於太平洋戰爭的終結，“刻意不提”它與日本侵華戰爭、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關係”；也就是“排除”了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歷史動力”中的中國要素，把台灣脫離日本統治與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因果關係”“脫鉤”，為他的「台灣主權未定論」預埋伏筆；
更“刻意避”《開羅宣言》明記的：「日本竊自中國的……台灣、澎湖應歸還中國」的內容，而以「依開羅宣言的約定，中華民國負責來台接收」的“杜撰置換”。只要稍加對照就可看出，《開羅宣言》明記的「台灣應歸還中國」與陳芳明“杜撰”的「中華民國負責來台接收」，兩者之間的歷史意義是“天差地別”的；
所謂「負責來台接收」，意指日本投降後中國政府（當時是「中華民國政府」）的來台接收，與戰後美軍「負責」接管日本、南朝鮮和琉球的意義一樣，都是受盟軍的命令進行暫時的軍事和行政「接管」，並不是「收復主權」；這與《開羅宣言》中明記的台、澎主權歸還中國的意義，當然是“天壤之別”。
（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一面說”「依照開羅宣言的約定」，“一面”卻“掏空”宣言中「台灣歸還中國」的“重要內容”，說中華民國只是「負責來台接收」，這就是想以「瞞天過海」、「陳倉暗渡」的手法“竄改史實”，想以這樣的“敘事”來“達到”台灣主權未定論的“說法”。說明白了，就是企圖從根本上否定日本投降後台灣主權復歸祖國（中國）的“歷史事實”，進而“虛構”他的「戰後再殖民論」。
實際上，像（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這樣的“竄改”論調，其“總根源”，“來自於”戰後美國在冷戰中對華戰略的“陰謀”。
1947年初，美國發表了「冷戰」宣言之後，為了它在東亞的“冷戰戰略”的“需要”，“企圖”把已歸還中國領土的台灣置於其勢力“支配”之下，而“開始鼓吹”「台灣地位未定論」，否定《開羅宣言》以及台灣已復歸中國的歷史事實。“源自於”美國對華戰略陰謀的這種論調，日後便成了台獨分離主義勢力的基本歷史教義之一；李登輝政權後期，用日本右翼慣用的「終戰」史觀來取代「光復」史觀，也可視為“同一脈絡”。
至於日本投降後，台灣是不是已復歸祖國（中國），這只要看看當時台灣人民如何歡天喜地慶祝復歸，或者台灣的知識人“如何評價”“台灣光復”的歷史意義，便是最好的鐵證，不是（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等“分離主義者”或美國霸權，憑強權或強詞就可以塗改的。譬如，“光復”後，一向對陳儀政府的弊病批評最力的台灣作家王白淵，在《民主大路》（《新新》第三期，1946年3月20日）一文中便曾如此說到：
「台灣業已光復，從殖民地的桎梏，回到祖國的懷抱，與中國打成一片，踏入民主主義國家之門，這是歷史的飛躍，又是民族起死回生之春」。
王白淵的這段話，簡單有力地“記錄”了當時台灣知識人對“台灣光復”的“看法”；如果台灣的戰後真如美國霸權鼓吹的「台灣地位未定論」，或者如陳芳明所“虛構”的中國「再殖民」台灣論，那麼，王白淵所說的「台灣光復！回到祖國的懷抱……這是歷史的飛躍」，豈不成了胡言謅語；如果，從今日（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等分離主義者的尺規來看，王白淵的言論豈不成了不可救藥的「大統派」。實際上，王白淵的“看法”，“代表”了“光復”初期全台灣人民，包括台灣全體文化知識界的看法；「二‧二八」事件後，第一位從事台獨分離主義運動的廖文毅，在“光復”當時也曾熱烈地表示：「台灣光復了，台灣的版圖歸還祖國，我們的國家自強，國權自主，國土重圓了。」（《光復的意義》，《前鋒》創刊號，1945年10月25日）。
因此，不論從“歷史事實”來看，或者從當時的台灣知識人的言論立場來看，日本投降後，台灣已復歸祖國（中國），這是“鐵的事實”，不是（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等可以“竄改”的。
二、駁行政長官公署「再殖民」的謬論
否定了日本投降後台灣主權復歸祖國（中國）的“歷史事實”後，為了繼續“虛構”他的「戰後再殖民論」，便把“光復”後的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描述成”是「日本台灣總督府的翻版」、「不脫殖民統治的變相延續」、「對台灣社會進行帝國式的控制」、「比殖民權力支配還要嚴苛的體制」、「迫使台灣社會淪為『再殖民時期』」等等；用一種沒有具體內容、沒有客觀論據堆砌起來的斷定語句，把行政長官公署比做與日據的台灣總督府一樣，同為殖民政權。
（一）「殖民政權」與「民族政權」的不同
“光復”後陳儀主政的行政長官公署，施政上集權、腐敗、貪污又無能，積累了深厚的民怨，終至爆發「二‧二八」事件，是一個失敗的政府，這已是公論；不管是以集權政府、腐敗政府或「劫收」政府來形容，或說它如何地「比殖民權力支配還嚴苛」也好（何況這還值得商榷），都沒錯，也都符合事實。然而依社會科學上的「國家論」，在政權的民族性質上，行政長官公署絕對不是什麼「殖民政權」，而只是中國這個民族國家（當時是「國民政府」）的地方政府，一個集權又腐敗的「民族政權」。譬如德國的希特勒、日本的東條英機等法西斯政權，不管它如何專制、獨裁、進行軍國法西斯的統治，對德國人民或日本人民而言，它仍是「民族政權」，絕對不會是「殖民政權」；如果因為獨裁、極權的統治而把希特勒“說成”是對德國人進行殖民統治，那真是“天大的笑話”。這是社會科學的常識。
那麼，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與“復歸”中國後國民政府（陳儀政權）對台灣的統治，在本質上有什麼不同？
一般而言，殖民統治最明顯的特徵，就在異民族殖民者對被殖民者在法政上的「民族專政」，殖民者完全剝奪了被殖民者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權，殖民者（宗主國）的國家憲法和法律決不涵蓋殖民地，因此殖民地人民並不具有宗主國「國民」的身份；所謂「國民」，就是指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的憲法和法律所涵蓋的人民，具有以參政權為主的各種政治上的權利和義務，而殖民地人民是完全沒有的，這就是殖民地人民與一般民族國家的「國民」，最大的不同之處。
日本對台灣50年的“殖民統治”，日本帝國憲法從來就“不曾涵蓋”台灣，當然，日本本國的法律也不曾直接施行於台灣，在台灣施行的法律，只是屬於「委任立法」。法學家黃靜嘉先生的大作《日據時期之台灣殖民地法制及殖民地統治》一書，提到所謂「委任立法」的意義，就是：
「日本本國法（內地法）之制定，須依憲法所定經議會議決之程序；而在外地（殖民地），原則上係分別由殖民地長官發佈代替法律之命令（在台灣稱為「律令」、在朝鮮稱為「制令」），或由（日本）中央政府以天皇名義發佈之敕令，以（日本）本土之法律（部分或全部）施行之」（括弧係筆者所加）。
簡單地說，日本殖民者在台灣施行的法律與其國內經議會立法產生的法律，在性質上“完全不同”，它是依殖民統治機關——台灣總督府，對台灣的殖民統治需要而以行政命令頒佈的。
實際上，所有的殖民統治者都是一樣的，為了實現宗主國的壟斷資本在殖民地的壟斷利益，必然在法政上採取「民族專政」的形式，剝奪被殖民者的政治權和法律權，以便進行經濟上的剝削。同時，為了進一步維護和擴大政治、經濟上的殖民利益，對殖民地的文化，包括語言、宗教信仰、感情意識等，也進行「去民族化」，亦即「殖民地化」，這也是殖民統治的重要手段。
“台灣光復”就是“打倒”了這樣的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至於台灣的“光復”帶來了什麼大的變化，有什麼巨大的變革？簡單地說，就是使台灣人民從「殖民地人」的地位，躍進到中國「國民」的地位。
前輩作家王白淵在台灣光復後說：
「台省之復，在其本質上，是徹底的民族革命」
（《告外省人諸公》、《政經報》2卷2期，1946年1月25日）。
所謂「徹底的民族革命」，就是指台灣人民在民族地位和民族關係上有了革命性的變革；由於全中國抵抗日本侵略的民族戰爭得到了最後的勝利，日本無條件投降，也打倒了日本在台灣的殖民政權，造成了台灣殖民地的解放，使台灣人民從上述日帝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民族壓迫下解放出來，同時復歸為祖國（中國）的一省，台灣人民當然也復歸為中國「國民」，得到了作為「國民」的各種政治權和政治地位。因此，對台灣人民而言，台灣光復等於是一次如王白淵說的「徹底的民族革命」。
它具體地表現在，“台灣光復”後，國民政府的憲法和法律立即涵蓋台灣。
雖然，當時國民政府仍然處於“訓政”時期，尚未頒佈憲法，但台灣復歸祖國後，當時全國施行的「約法」與法律立即施行於台灣，台灣人民與全中國各省人民一樣，都處於“相同”的政治、法律地位。1946年年底，台灣也選出了國民參政員和制憲國民大會代表，參加了南京的制憲國大。
這就是台灣人民在復歸祖國（中國）後，與被殖民時期的“最大不同”。
台灣人民作為中國「國民」的一員，最具體的內容，就在獲得了“平等的參政權”上。光復後，行政長官公署立即在台灣實施普選，選出各級民意代表，創設了台灣省各級民意代表機關。
（二）“光復”後台灣人民的參政權
陳儀來台就職不過半個月，就在1945年11月5日的第一次紀念周上，發表了「建立民意機關，給台胞參政的機會」的施政報告。接著，在1945年12月25日公佈了「台灣省各級民意機關成立方案」，開始推動台灣人民的參政權；翌年（1946年）1月15日開始辦理「公民宣誓登記」，接著，經由普選成立了村里民、鄉鎮民代表大會、縣市參議會和省參議會，並於5月1日召開了第一屆的台灣省參議會。對於這台灣歷史上首次的普選，當時的《台灣新生報》稱之為台灣「民主的第一聲」。
“光復”後，台灣人民除了獲得並實現了台灣省內的參政權之外，作為中國「國民」的一員，也選出了中央民意代表，參加了全國性的政治活動。
就如長官公署官員張皋在《新台灣的政治建設》（《現代週刊》，1945年12月17日。）一文中所說的：
「台灣人民今後不僅是台灣的主人，不僅要參加台灣一省的政治，而且是中華民國的主人，將參加整個國家的政治」。
因此，在1946年8月16日，由省參議會選出了八位「參政員」，參加了在南京召開的「國民參政會」；另外，也經由省參議會選出了十八位元台灣地區代表，參加了1946年11月15日在南京召開的「制憲國民大會」；並經由普選，於1947年11月21日選出了30名台灣地區的職業及婦女團體的「國民大會代表」，參加了1948年3月29日全中國行憲後的第一屆國民代表大會，依憲法行使國民參政權。
單從上述台灣人民在“光復”後行使的“參政權”來看，就明白了（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戰後再殖民論」是“欺世之論”，有那種從地方到中央都有參政權的「殖民地人民」嗎？
（三）辟陳芳明對行政長官公署體制的幾點訛論
陳芳明又以「陳儀政府掌握了行政、財政、司法、軍事大權」、「實施與當時大陸各省有別的特殊化體制」為由，“虛構”他的戰後「再殖民論」。
這必須從國民政府為什麼會在“台灣光復”後實行高度集權的行政長官體制的問題來看。
專研“光復”初期政治史的鄭梓先生，在《國民政府對於「收復台灣」之設計》一文（新化圖書出版，1994年《戰後台灣的接收與重建》）。中寫道：
戰後台灣的接收與重建，乃是全中國復員計畫中被劃為兩個特殊的光復區之一（另一光復區是東北，其餘皆劃為收復區與後方區），因此採取單獨派遣大員全權綜合接收的方式。
因此可知，採取集行政、軍事大權於一身的行政長官體制，目的在求「事權統一」，使甫脫離殖民統治的台灣的接收與重建得以「順利完成」，基本上，它只是一個“臨時性的過渡性的”政治體制。因為當時的台灣，是一個剛經歷日本50年的殖民統治，以及曾被日本軍國主義高度戰爭動員成南侵基地的地方；並且，由於日本帝國的崩潰，使原本高度依賴日本帝國經濟圈的台灣殖民地經濟也面臨全面崩盤的命運，再加上戰後必然出現的世界經濟蕭條，可預見台灣經濟的重建將萬分困難；還有，由於日本的“殖民軍國教育”和“皇民化運動”所“遺留”的“精神意識毒害”甚深，台灣社會心理的重建也將十分艱巨複雜；況且，雖然日本已投降，但現實上台灣仍有17萬的日軍駐留、29萬的日本人居留，各機關產業仍在日本人手中，行政、治安仍由日本人維持，而且這些近50萬的日軍日僑還有待遣還其本國。由於上述種種艱鉅的任務有待解決和完成，非有強有力的行政組織是無法竟其功的。
這就是為什麼國民政府在戰後重建期，不得不採取集權的行政長官體制的現實原因，與「殖民」不殖民一點關係都沒有。
（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等台獨分離主義者經常用“似是而非”的“說法”，把行政長官公署等同於日本在台殖民機關台灣總督府，說「行政長官公署的組織是總督府的翻版」、「行政長官公署掌握行政、司法、軍事大權，權力超過日本總督」等等。這完全是以訛傳訛，以意識型態“取代”歷史！
至於，（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說行政長官公署掌握「司法大權」，那也是“瞎說”！
不錯！行政長官公署為綜理行政得制定「署令」，但這「署令」與日本殖民機關總督府的「律令」權是“完全不同”的範疇；「律令」是等同法律效力的命令；而「署令」只不過是台灣省的單行規章，屬於行政範疇，且它不能與國家法律牴觸。況且，當時這種行政權限也並非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所獨有的，而是中國各省政府都有的權力，一點也不特殊。
至於，台灣的司法權，本來就屬國民政府中央的司法行政系統，完全超然於行政長官公署之外，長官公署並無司法權；至於監察權，則有中央派出的閩台監察使駐台行使。
因此，不論從台灣人民的政治地位、法律地位來看，還是從行政長官公署的「政制」來看，“光復”後，台灣已完全復歸中國，台灣人民已是百分之百的中國國民。至於復歸後所產生的省籍矛盾、集權與民主的矛盾、階級矛盾等等，全都屬於中國民族國家的內部矛盾，絕對不是異民族間的矛盾。陳芳明的「再殖民論」，就是“矇騙事實”，想把中國民族內部的矛盾“扭曲”為異民族間矛盾和對立，“虛構”他的「戰後再殖民論」，建構他的“台獨史觀”。
三、是「民族文學」，不是甚麼「再殖民」文學
“光復”後的台灣文學其最大的飛躍，在精神面貌上和語言上都復歸為「民族文學」。
原來在日本殖民文學和「皇民文學」的雙重壓迫下的台灣文學，“光復”後，得到了復權與傳承，恢復了它民族文學的原貌和地位。最有象徵意義的莫過於台灣新文學開拓者賴和文學精神，在“光復”後的復歸；與“光復”同日創刊的《政經報》第二期上（該刊於1945年10月25日光復創刊，由陳逸松、蘇新等主編，是當時最有影響力的進步期刊），便率先刊出了賴和的《獄中日記》（連續刊載了4期）。該日記是賴和先生，在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的翌日（1942年12月8日）突被日本憲警拘捕關押後，在獄中所寫。就如他在最後一篇日記寫道：「看看此生已無久，能不能看到這大時代的完成，真是失望之至」。
賴和先生在日本軍國殖民統治臨崩潰前最瘋狂最黑暗的1943年1月，竟未能看見「大時代的完成」而過世了；該日記也在「大時代未完成」前，一直被監禁於日本法西斯的黑牢中，最後，終於在日本軍國殖民統治崩潰、台灣復歸祖國的同時重見天日，重回了台灣文學的史冊。
除此之外，楊逵也在1947年1月15日出版的《文化交流》上，編了《紀念台灣新文學的開拓者——林幼春、賴和》的專輯；並且台中的民眾出版社亦出版了賴和作品《善訟的人的故事》；可以說賴和的文學精神，從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而開始壓迫台灣文學以來，光復後再度的復活。還有，在光復後不滿一年，楊逵也出版了《鵝媽媽出嫁》和日據期被禁的《送報夫》；更具有時代意義的是，吳濁流先生在日據末期日本軍國主義的黑暗統治下，偷偷寫成的長篇小說《胡志明》（後改為《亞細亞的孤兒》），終於在光復後得以出版，代表著台灣文學抗日精神的勝利。這些都象徵著台灣文學精神的光復。
除了在精神上從殖民地的文學“復歸”為民族文學之外，台灣文學的創作，在語言上，白話文也恢復了1937年以前的主流地位。日據期作家楊雲萍、黃得時、賴明弘、王詩琅、王白淵、蘇新、吳新榮……等都恢復了用流暢的白話文寫作；
最令人欽佩的莫過於（台灣第一才子）呂赫若，這位以日文創作而成名的作家，在“光復”後不足四個月便開始用白話文創作，在《政經報上》連續發表了兩篇短篇小說《故鄉的戰事》之一和之二，痛烈地嘲諷了日本的殖民統治，呂赫若不管在語言上或小說主題上，都徹底地批判了殖民統治，表現了「去殖民」的文學精神。
即使在“光復”的第一年，仍然用日文創作的龍瑛宗，在文學精神上也表現了「去殖民」復歸祖國的熱情；譬如，發表在《新新》雜誌創刊號（1945年11月20日）上的《汕頭來的男子》，便是描寫一個熱愛祖國的台灣青年周福山抵抗日本和死亡的故事。在小說結尾，龍瑛宗寫道：「現在，台灣已歸還中國，大家正洋溢在光復的喜悅中，現在台灣正需要一個純情又熱愛中國的人才，然而，在這樣的時候，失掉了像周福山一樣值得敬愛的青年，真令人惋惜……他一直相信中國的光明，但卻無法躬逢『光復』這個人類史上難得的盛典，這使我相當落寞……每思及光復的喜悅就不禁思念起周福山來。」
透過描寫周福山的形象，龍瑛宗“表達”了他強烈的對“祖國”的認同感情。
由此可見，“光復”後的台灣新文學，不但沒有如（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所“捏造”的，由於「中國化」而「空白」、「荒廢」、「斷裂」，反而因為“光復”的歷史大變革而使台灣文學由殖民統治高壓下“解放”出來，不管在精神上或語言上都恢復了它民族文學的原貌。
四、「橋」論爭－－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
發生在1947年底到1949年初的《新生報》「橋」副刊上的文學論爭，被稱為台灣新文學的三大論爭之一。當時，台灣剛從日本殖民統治復歸祖國，台灣文學正與祖國民族文學匯合的關鍵期，外省作家與本省作家共同熱烈議論了「如何建設台灣新文學」。論爭顯示了當時的省內外作家，都站在「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的前提，強調「台灣文學的特殊性」，同時，也主張台灣文學要走「大眾文學」、「現實主義文學」的道路。由於這次論爭，含有濃厚的祖國民族文學的基調以及左翼進步文學的傾向，長期以來，台灣的分離主義文學論者，不是想隱蔽這論爭的史料，就是不斷歪曲解釋，想把它塑造成外省作家打壓本省作家、外省作家與本省作家文學衝突的虛像。
把台灣的一切問題都“化約”成中國對台灣的壓迫、台灣與中國的對立是分離主義的“特徵”；而“排除（閹割掉）”台灣新文學中的中國文學與進步文學的成分則是分離主義文學論的特點。
分離主義文學論者陳芳明當然也跳不出這樣的窠臼，甚至更為嚴重。他把「橋」論爭“扭曲”成是「本省作家與外省作家的激烈對話」，且“虛構”「本省作家與外省作家處在極為不同的政治位置」，抹黑外省作家「依恃血腥屠殺的陰影」，而刻意誇大台灣作家「處於一個被指控、被迫辯護的位置」。
只要讀過「橋」論爭文章的人，都知道，論爭中不管是本省作家或外省作家都清清楚楚主張「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這本是一目瞭然，不成問題的事，但是（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偏偏就要”以「文學的族群主義」來“歪曲事實”，明目張膽地「硬拗」說：真正這樣主張的都是出自外省作家筆下，本地作家沒有一位是附和或支持這種論調的。
真的只有外省作家主張「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而本省作家沒有一個人主張嗎？
讓我們用史實來戳破（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謊言”。
其實楊逵是最明白且最積極主張「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的作家；譬如，在作為引發「橋」論爭的關鍵文章——《如何建立台灣新文學》的文末他就說：
「因此，我由衷地向愛國憂民的工作同仁呼喊，消滅省內外隔閡，共同來再建，為中國新文學運動之一環的台灣新文學」。
在《「台灣文學」問答》中，楊逵清楚明白地說：
「台灣是中國的一省，沒有對立，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當然不能對立」。
台灣前輩作家張我軍先生的次子張光直先生，當時雖是台北建國中學高中二年級的學生，卻已用「何無感」的筆名參加了「橋」論爭，在《致陳百感先生的一封信》中，他批評了陳百感「有意無意地把台灣和中國隔離」，他說：
「台灣在地理環境上，雖然是一個孤島，但就社會經濟基礎而言，它是中國的一環，台灣文化也正是中國文化的一環……可是先生您忘了台灣文學正作為中國人民文藝運動之一環而鬥爭，在克服發展中……」。
當時的台灣師院學生籟亮（賴義傳，台籍青年文學雜誌《潮流》同仁，後被刑殺在50年代白色恐怖中），在論爭中的一篇《關於台灣新文學的兩個問題》，文中談到台灣文學的特殊性與中國文學的普遍性時，如此辯證地說道：
「台灣新文學當然是和祖國文學一樣站在同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上的，不過這裡躺著可惡的『澎湖溝』——50年的距離——這就是台灣新文學的立場——特殊性……那麼『台灣新文學』是和『大陸文學』對立的嗎？不是的，『澎湖溝』是站在和祖國同一新歷史階段上，才可以看出它的特殊性。因此，這一個特殊性是以同一歷史階段為前提的，所以『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
當時的台灣師院學生的林曙光，在文壇上十分活躍，在論爭中他寫了《台灣文學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關於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關係的問題，他也說：
「所以最好還是打破一切的特殊性質，做中國文學的一翼而發展，今日『如何建立台灣新文學』，需要放在『如何建立台灣的文學使其成為中國文學』才對」。
另外，林曙光也在當時上海出版的全國性文藝雜誌《文藝春秋》上，發表了《台灣的作家們》（1948年10月15日）；在文章開頭，對於台灣新文學與中國新文學的關係，他便如此說道：
「但是在本質上，它始終追求著五四以後的中國新文學的傾向，也可以說，它是發源於中國新文學運動主流中的一個具有光榮的傳統與燦爛的歷史的支流」。
曾經“率先扭曲”「橋」論爭意義的葉石濤，在論爭當時也寫了《1941年以後的台灣文學》一文，在文章一開頭他說：「由於過去台灣殖民經濟所決定命運的台灣文學，在抗日反帝的現實的鬥爭過程中，所產生的作品，樹立了中國文學發展的傳統性」，在文末他還振振有詞地說：
「我們必須打開窗口自祖國文學導入進步的，人民的文學，使中國文學最弱的一環能夠充實起來」。
可見得，在「橋」論爭中，幾乎所有的省籍作家都表示了「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的看法，這是明明白白的。
況且，除了「橋」論爭外，當時的省籍前輩作家，如賴明弘、楊雲萍、王詩琅等等都分別在其他刊物上發表了同樣的看法（在此不一一贅列）。這種觀點，實際上已是“光復”後，建設台灣新文學的大前提和出發點。（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想“一手遮天”，以為握有【文化霸權】便可以把省籍前輩作家不符合他分離主義文學標準的言論思想統統「閹割」掉；然而，歷史終究會以它的方式撕破【霸權的假面】，這是亙古不變的鐵則。
（美日帝國霸權殖民勢力附傭走狗）陳芳明的分離主義文學論其“核心”是以“排除（閹割掉）”台灣文學中的中國文學要素來「建構」他的台灣文學「主體性」。但是，客觀地、歷史地來看，構成台灣文學「主體性」的基礎正是台灣文學裡面普通存在的「中國性」；排除了「中國性」的台灣文學其實只是一個空虛主體，或虛假主體，不得不靠「虛構」來維持。
這使他的歷史觀成為「非社會科學的」，必然表現為：
（一）孤立的歷史觀：不但切斷與中國歷史的關係，也切斷與世界歷史的聯繫，更切斷了與台灣歷史本身的聯繫。
（二）抽象的、空洞的歷史觀：其中，沒有台灣社會的歷史變化、也沒有台灣社會的具體內容。
這種文學論，對台灣文學的最大傷害在於：
（一）排除了台灣文學中的中國民族文學和左翼文學。
（二）再度阻斷了台灣的「去殖民論」的發展。
（三）使台灣文學史再度「失憶」。
這就是他的分離文學論的“可悲之處”！
文／曾健民
2011年12月9日
《海峽評論》253-254期- 2012年1-2月號
經典學習：
《唯心歷史觀的破產》
中國人之所以應當感謝美國資產階級發言人艾奇遜，不但是因為艾奇遜“明確地供認”了【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替美國打仗殺中國人】這樣一種“事實”，使得中國的先進分子“有證據”地去說服落後分子。
不是嗎？你們看，艾奇遜自己“招認”了，最近數年的這一場使得幾百萬中國人喪失生命的大血戰是美國帝國主義“有計劃地組織”成功的。
中國人之所以應當感謝艾奇遜，又不但因為艾奇遜公開地宣稱，他們要招收中國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分子，組織“美國的第五縱隊”，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因此引起了中國人特別是那些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中國人的注意，大家相約不要上美國人的當，到處警戒美帝國主義在暗地裏進行的陰謀活動。
中國人之所以應當感謝艾奇遜，還因為艾奇遜“胡謅”了一大篇中國近代史，而艾奇遜的歷史觀點正是中國知識份子中有一部分人所同具的觀點，就是說資產階級的唯心的歷史觀。
駁斥了艾奇遜，就有可能使得廣大的中國人獲得打開眼界的益處。對於那些抱著和艾奇遜相同或者有某些相同的觀點的人們，則可能是更加有益的。
艾奇遜“胡謅”的中國近代史是什麼呢？
他首先試圖從中國的經濟狀況和思想狀況去說明中國革命的發生。在這裏，他講了很多的“神話”。
艾奇遜說：
“中國人口在十八、十九兩個世紀裏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負擔的壓力。人民的吃飯問題是每個中國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國民黨在法典裏寫上了許多土地改革法令，想這樣來解決這個問題。這些法令有的失敗了，有的被忽視。國民政府之所以有今天的窘況，很大的一個原因是它沒有使中國有足夠的東西吃。中共宣傳的內容，一大部分是他們決心解決土地問題的諾言。”
在不明事理的中國人看來，很有點像。人口太多了，飯少了，發生革命。國民黨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共產黨也不見得能解決這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
革命的“發生”是由於人口太多的緣故嗎？
古今中外有過“很多”的革命，“都是”由於人口太多嗎？
中國幾千年以來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於人口太多嗎？
美國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⑴，“也是”由於人口太多嗎？
艾奇遜的“歷史知識”等於“零”，他連美國獨立宣言也沒有讀過。華盛頓傑弗遜⑵們“之所以”舉行反英革命是因為英國人“壓迫”和“剝削”美國人，“而不是”什麼美國人口過剩。
中國人民歷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為這些封建朝廷“壓迫”和“剝削”人民，而不是什麼人口過剩。
俄國人所以舉行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因為俄皇和俄國資產階級的壓迫和剝削，“而不是”什麼人口過剩，俄國至今還是土地多過人口“很遠”的。
蒙古土地那麼廣大，人口那麼稀少，照艾奇遜的“道理”是不能設想會發生革命的，但是卻早已發生了⑶。
按照艾奇遜的“（神話）說法”，中國是毫無出路的，人口有了四億七千五百萬，是一種“不堪負擔的壓力”，革命也好，不革命也好，總之是不得了。
艾奇遜在這裏“寄予”了很大的“希望”，這個“希望”他沒有說出來，卻被許多美國新聞記者“經常地”透露了出來，這“就是所謂”中國共產黨解決不了自己的經濟問題，中國將永遠是天下大亂，只有靠美國的麵粉，即是說變為“美國的殖民地”才有出路。
辛亥革命⑷“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個清朝政府，“而沒有”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和剝削。
北伐戰爭“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美蔣）蔣介石“背叛”革命，“投降”帝國主義，成了壓迫和“剝削”中國人的“反革命”首領。
辛亥革命⑷“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個清朝政府，“而沒有”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和剝削。
北伐戰爭“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美蔣）蔣介石“背叛”革命，“投降”帝國主義，成了壓迫和“剝削”中國人的“反革命”首領。
辛亥革命⑷“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個清朝政府，“而沒有”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和剝削。
北伐戰爭“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美蔣）蔣介石“背叛”革命，“投降”帝國主義，成了壓迫和“剝削”中國人的“反革命”首領。
“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嗎？
西北、華北、東北、華東各個解決了土地問題的老解放區，難道還有如同艾奇遜所說的那種“吃飯問題”存在嗎？
美國在中國的“（特務）偵探”或所謂“觀察家”是不少的，為什麼連這件事也沒有探出來呢？上海等處的失業問題即吃飯問題，完全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殘酷無情的壓迫和剝削的結果。在人民政府下，只消幾年工夫，就可以和華北、東北等處一樣完全地解決失業即吃飯的問題。
中國人口眾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辦法，這辦法就是生產。
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如像馬爾薩斯⑸者流“所謂”食物增加趕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謬論”，不但被馬克思主義者早已從理論上駁斥得乾乾淨淨，而且已被革命後的蘇聯和中國解放區的“事實”所完全駁倒。
根據革命加生產即能解決吃飯問題的真理，中共中央已命令全國各地的共產黨組織和人民解放軍，對於國民黨的舊工作人員，只要有一技之長而不是反動有據或劣跡昭著的分子，一概予以維持，不要裁減。十分困難時，飯勻著吃，房子擠著住。已被裁減而生活無著者，收回成命，給以飯吃。國民黨軍起義的或被俘的，按此原則，一律收留。凡非首要的反動分子，只要悔罪，亦須給以生活出路。
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
我們是艾奇遜反革命理論的駁斥者，我們相信革命能改變一切，一個人口眾多、物產豐盛、生活優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國，不要很久就可以到來，一切悲觀論調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西方的影響”，這是艾奇遜“解釋”中國革命所以發生的第二個原因。
艾奇遜說：“中國自己的高度文化和文明，有了三千多年的發展，大體上不曾沾染外來的影響。中國人即是被武力征服，最後總是能夠馴服和融化侵入者。他們自然會因此把自己當作世界的中心，把自己看成是文明人類的最高表現。到了十九世紀中葉，西方突破了中國孤立的牆壁，那在以前是不可逾越的。這些外來者帶來了進取性，帶來了發展得蓋世無雙的西方技術，帶來了為以往的侵入者所從來不曾帶入中國的高度文化。一部分由於這些品質，一部分由於清朝統治的衰落，西方人不但沒有被中國融化，而且介紹了許多新思想進來，這些新思想發生了重要作用，激起了騷動和不安。”
在不明事理的中國人看來，艾奇遜說得很有點像。西方的新觀念輸入了中國，引起了革命。
革什麼人的命呢？因為“清朝統治的衰落”，向弱點進攻，是革清朝的命了。
艾奇遜在這裏說得“不恰當”。辛亥革命是“革帝國主義的命”。
中國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為清朝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反對英國鴉片侵略的戰爭⑹，反對英法聯軍侵略的戰爭⑺，反對帝國主義走狗清朝的太平天國戰爭⑻，反對法國侵略的戰爭⑼，反對日本侵略的戰爭⑽，反對八國聯軍侵略的戰爭⑾，都失敗了，於是再有反對帝國主義走狗清朝的辛亥革命，這就是到辛亥為止的近代中國史。
艾奇遜所說的“西方的影響”是什麼呢？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１８４８年）中所說的西方資產階級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⑿。在這個影響或“改造”過程中，西方資產階級需要“買辦”和熟習西方習慣的“奴才”，“不得不”允許中國這一類國家開辦學校和派遣留學生，給中國“介紹了許多新思想進來”。隨著也就“產生”了中國這類國家的民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同時並使農民破產，造成了廣大的半無產階級。這樣，西方資產階級就在東方造成了兩類人，一類是少數人，這就是為帝國主義“服務”的“洋奴”；一類是多數人，這就是反抗帝國主義的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從這些階級出身的知識份子，所有這些，都是帝國主義“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從這些人“發生”的。不是什麼西方思想的輸入引起了“騷動和不安”，“而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引起”了反抗。
在這個反抗運動中，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即從１８４０年的鴉片戰爭到１９１９年的五四運動⒀的前夜，共計七十多年中，中國人沒有什麼思想武器可以抗禦帝國主義。舊的頑固的封建主義的思想武器打了“敗仗”了，抵不住，宣告破產了。不得已，中國人被迫從帝國主義的老家即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武器庫中學來了進化論、天賦人權論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等項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組織過政黨，舉行過革命，“以為”可以外禦列強，內建民國。但是這些東西也和封建主義的思想武器一樣，軟弱得很，又是抵不住，“敗下陣”來，宣告破產了。
１９１７年的俄國革命“喚醒”了中國人，中國人“學得了”一樣新的東西，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
孫中山也“提倡”“以俄為師”，主張“聯俄聯共”。
總之是從此以後，中國改換了方向。
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
孫中山也“提倡”“以俄為師”，主張“聯俄聯共”。
總之是從此以後，中國改換了方向。
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
孫中山也“提倡”“以俄為師”，主張“聯俄聯共”。
總之是從此以後，中國改換了方向。
艾奇遜是“帝國主義政府”的發言人，他當然“一個字也不願意提到”帝國主義。他將帝國主義的侵略，說成“外來者帶來了進取性”。
看啊，多麼美麗的名稱——“進取性”。中國人學了這種“進取性”，不是進取到英國或美國去，只是在中國境內引起了“騷動和不安”，即是革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命。可惜沒有一次成功，都給“進取性”的發明人即帝國主義者打敗了。於是掉轉頭去學別的東西，很奇怪，果然一學就靈。
“中國共產黨是在二十年代初期，在俄羅斯革命的思想推動之下建立起來的”。
艾奇遜說對了。這種思想不是別的，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這種思想，和艾奇遜所說的西方資產階級的“為以往的侵入者所從來不曾帶入中國的高度文化”相比較，不知要高出幾多倍。其明效大驗，就是和中國舊的封建主義文化相比較可以被艾奇遜們傲視為“高度文化”的那種西方資產階級的文化，一遇見中國人民學會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文化，即科學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就要打敗仗。被中國人民學會了的科學的革命的新文化，
第一仗打敗了【帝國主義的走狗】北洋軍閥，
第二仗打敗了【帝國主義的又一名走狗】蔣介石在二萬五千里長征路上對於中國紅軍的攔阻，
第三仗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汪精衛，
第四仗最後地【結束了美國和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及其走狗】（美蔣）蔣介石等一切反動派的統治。
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到中國“之所以”發生這樣大的作用，“是因為”中國的社會條件有了這種“（迫切）需要”，“是因為”同中國人民革命的實踐發生了聯繫，是因為被中國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觀的實際的事物相聯繫，如果沒有客觀存在的需要，如果不為人民群眾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東西，即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不起作用的。
我們是反對歷史唯心論的歷史唯物論者。
非常奇怪，“蘇維埃的學說和實踐，對於孫中山先生的思想和原則，尤其是在經濟方面和黨的組織方面，有相當的影響”。
被艾奇遜們所傲視的西方的“高度文化”，對於孫先生的影響怎麼樣呢？艾奇遜“沒有說”。孫先生以大半輩子的光陰從西方資產階級文化中尋找救國真理，
結果是“失望”，轉而“以俄為師”，這是一個偶然的事件嗎？
結果是“失望”，轉而“以俄為師”，這是一個偶然的事件嗎
結果是“失望”，轉而“以俄為師”，這是一個偶然的事件嗎
顯然不是。
孫先生和他所代表的苦難的中國人民，一齊被“西方的影響”所“激怒”，下決心“聯俄聯共”，和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奮鬥和拚命，當然不是偶然的。
孫先生和他所代表的苦難的中國人民，一齊被“西方的影響”所“激怒”，下決心“聯俄聯共”，和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奮鬥和拚命，當然不是偶然的
孫先生和他所代表的苦難的中國人民，一齊被“西方的影響”所“激怒”，下決心“聯俄聯共”，和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奮鬥和拚命，當然不是偶然的
在這裏，艾奇遜“不敢說”蘇聯人是帝國主義侵略者，孫中山是向侵略者學習。那末，好了，孫中山可以向蘇聯人學習，而蘇聯人並非帝國主義侵略者，為什麼孫中山的繼承者，孫中山死後的中國人，就不可以向蘇聯人學習呢？
“為什麼”孫中山以外的中國人從馬克思列寧主義學了科學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理論，並使之和中國的特點相結合，發動了中國的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創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就叫做“受蘇聯控制”，“共產國際的第五縱隊”，“赤色帝國主義的走狗”呢？
世上有這樣高明的“邏輯”嗎？
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後，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從這時起，近代世界歷史上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偉大的勝利的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已經復興了並正在復興著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文化。
這種中國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來說，已經超過了整個資本主義的世界。比方美國的國務卿艾奇遜之流，他們對於現代中國和現代世界的“認識水準”，就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個普通戰士的水準之下。
至此為止，艾奇遜以一個資產階級大學教授講述無聊課本的姿態，向人們表示他在尋求中國事變的因果關係。中國之所以發生革命，一因人口太多，二因西方思想的刺激。
你們看，他好像是一個因果論者。接下去，他就連這點無聊的“偽造”的因果論也不見了，出現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事變。中國人就是那樣毫無原因地互相爭權奪利和猜疑仇恨。鬥爭中的國民黨和共產黨，雙方的精神力量的對比，發生了莫名其妙的變化，一方極度下降，降到零度以下，另一方極度上升，升到狂熱的程度。
什麼原因呢？誰也不知道——這就是艾奇遜所代表的美國的“高度文化”中所固有的“邏輯”。
文／毛 澤 東
１９４９年９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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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評：
“漢奸（買辦帶路黨）”們“宣揚”的所謂不深入“改革開放，就死路一條”，國人就沒有飯吃，就會餓肚子，就會死，“本質上”想把天朝“變成”對方（美帝）的殖民地，這是多麼荒謬的唯心論！
● 颱風，太極，2011“巧合事件”——台海上空的戰略欺騙（從南海博弈看華盛頓的台海戰略框架）●
2011-8-13
本文基於一系列政治事件和“巧合性”社會事件去推演華盛頓的，或同時也是臺北某勢力的“台海戰略”，並不意味著本文一定認為某些事件及事件之間的邏輯聯繫是事實，是陰謀，或不是事實，不是陰謀，或都是事實，都是陰謀。
在推演出其戰略佈署之後，對某些事件之真偽性的懷疑便可暫時懸擱，在時間能為今日歷史解密之前，無妨暫把本文在某種程度上看做——基於概率事件的博弈邏輯分析“過程”。
…………………………2011新聞事件……………………………
（1）4月27日，阿里山小火車發生翻覆“意外”，造成109名大陸遊客受傷、5名大陸遊客死亡和4名臺灣乘客受傷。經“查明”，肇事主因是左方邊坡一棵28米高的森氏櫟突然枝幹斷裂，擊中第七節車廂，造成第五、六、七、八共4節車廂翻覆。
（2）5月10日，美國軍艦“葛羅夫斯號”在配合北約組織執行反海盜任務時，攻擊被索馬里海盜挾持臺灣漁船“日春財68號”，與海盜交火，臺灣船長吳來于遭波及身亡。美軍調查結論是吳來於與3名海盜並非遭到蓄意殺害，反海盜任務目標是逼降挾持臺灣漁船“日春財68號”上的海盜。在船上由4名美國水兵對臺灣船長和3名海盜舉行了海葬儀式。
（3）5月24日，臺灣爆出起雲劑事件。
（4）5月26日，中國第一個作業深度達3000米最大下鑽深度超過10000米的深海鑽井平臺——“海洋石油981”由製造方中國船舶工業集團公司交付給國家海洋石油公司。同時，中國對瓦良格號航母艦體的改裝工程進入收尾階段。
（5）6月12日，臺灣防務部門宣佈，為因應日益升級的南海緊張局勢，臺灣將向南海所占島嶼部署導彈艇和坦克等重型武器。
（6）6月14日，據菲律賓“sunstar”新聞網站報導，美國駐菲大使于當地時間6月14日，就不斷升級的中菲南海爭端緊張局勢表示，美國將支持菲律賓，並稱“美國在所有問題上都站在菲律賓一邊”。
（7）6月16日，馬英九出席《郝柏村解讀蔣公日記1945～1949》新書發表會。馬英九表示，書中指出，“蔣公”除了“領導抗戰、抵禦外侮”之外，最大的貢獻，還是“制定並實施‘中華民國憲法’”，因為這部“憲法”是一部“涵蓋全中國人的‘憲法’”，當時臺灣也有選派18位代表參與制定，更是現在處理兩岸關係的重要依據。他指出，每當提到處理兩岸關係的原則，他必定會強調“在‘中華民國憲法’的架構下，不統不獨不武，九二共識、一中各表”，沒有這部“憲法”，真的很難推動兩岸關係，因為兩岸與兩德、兩韓情況完全不一樣。（2006年3月31日起，大學的胡佛研究所首次公佈蔣介石從1917年到1931年的日記內容。2009年，最後一部分蔣介石日記也在胡佛解密。）
（8）6月30日上午傳出臺灣李登輝貪污案全案偵結，李登輝依貪污罪被起訴。（李登輝2008年8月14日被陳水扁拖下水，指稱李登輝曾經……）
（9）7月7日，臺灣舉行多場活動紀念盧溝橋事變，馬英九致辭。
（10）7月7日，美國會眾議長博納、眾議院民主黨領袖佩洛西等國會議員集體會見了達賴
（11）7月17日（華盛頓當地時間7月16日11點35分），奧巴馬帶女兒在白宮約見達賴。前一天，白宮官方網站剛剛公佈約見資訊。
（12）7月18日12時許，新疆和田市一公安派出所，一夥暴徒襲擊民警，劫持人質並實施縱火。我公安、武警擊斃數名暴徒，成功解救6名人質。事件中，1名武警、1名聯防隊員犧牲，2名人質被害，1名聯防隊員受重傷。
（13）7月20日上午，在印尼巴厘島舉行的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高官會就落實《宣言》指標案文達成一致，並就今後工作達成一系列共識，為推動落實《宣言》進程、推進南海務實合作鋪平了道路。（中新社）
………………………………………………………………………
剛剛過去的（２０１１）5-7月間，南海風雲積聚，從大勢上看，如果臺北協同北京聯手維護南海權益，則美國很難在南海發力。而進入2011年，臺灣島上最具震動力的大事件有兩個——一是塑化劑事件，二是台毒“教父”李登輝被正式起訴，而這兩個重大事件與南海問題成為熱點在時間上高度重合。
塑化劑事件是多年來對臺灣社會穩定構成重大威脅的唯一一次非自然力事件、非“政治性”事件。這一事件在被揭發之初，臺北政府也可以採取低調方式暗中處理，實施“危機控制”防止負面效應擴散，以不致於引起社會恐慌。但從事件“暴露”之日算起，幾個月來，事態仍有“可以”被繼續放大的勢能，所造成的後果“可以”更為嚴重；它也“可以”隨時被壓制，把間接經濟損失和對社會造成的負面震動限制在一個臺北政府完全可以控制的範圍內。而從時間進程上看，塑化劑事件“恰巧”與南海問題升溫在時間上高度重合——塑化劑事件被爆出之日只比中國深海鑽井平臺交工早2天，同此時，中國改裝瓦良格號航母的工程正緊鑼密鼓且被輿論爆炒中，而到7月底南海風波漸止，起雲劑事件也恰巧走向平靜。
如果說在這種“巧合性”背後的確有某大國（美帝）勢力在起著引信作用和放大作用，那麼這個某大國（美帝）對中國的“南海示強”（按照東方評論員的概念）行動就一定是有預判的（或者出於純粹的智庫研判，或者在北京有情報管道）。無論塑化劑事件之爆出程式與某大國有關與否，客觀上，塑化劑事件被“強力度”直接爆出都對臺灣產生了警告效應——某大國有能力，也有準備以巧力重擊臺灣經濟，引發社會問題，並由此改變台島的政治格局、選戰形勢，所以在南海問題上，臺北不得配合北京行動……與事件相配合的還有“事態”層面的操作——塑化劑事件讓台島民眾心理及社會氛圍陷於恐慌狀態，不敢“起事”，尤其針對美國的強勢霸權不敢“起事”，也遂使得台島媒體無力、無意生產可以配合“北京南海行事”的輿論，而傳媒輿論消極退縮，反過來又壓制了台省民眾的南海訴求。很可能，馬英九政府沒有被某大國勢力的這一威壓所制服（動向上看，臺北仍有出擊南海的意圖或至少表面意圖），或者還可能馬英九提出了更高要價，而某大國勢力也需要維護台島目前的選戰格局（國民黨藍營“略為”占優），於是另一個“巧合”性事件發生了——6月30日，李登輝貪污案全案偵結，李登輝依貪污罪被起訴——這是某大國勢力給馬英九及藍營的一個“大禮”（某大國勢力“明確”允許臺灣司法系統起訴李登輝），而要理解這個內容比較複雜的“大禮包”，就要分析某大國勢力的“台海戰略”有著怎樣一個框架，它又是這樣形成的——
進入2006年，隨著大陸對臺灣的經濟籠絡政策逐漸生效，並效果加大，台毒勢力大勢不保；同時，中國反台毒輿論增漲，2005春，全國人大通過《反國家分裂法》也從博弈邏輯上“否決”了台毒政客的“膽氣”；
此外，美帝全面打擊前南斯拉夫，侵略阿富汗、伊拉克——美帝這些連續的稱霸戰爭（侵略戰爭的新形式）也加深了中國人民對美帝的不信任；
加上陳水扁貪腐案在其05年5月20日卸任前已經呈現……
這些因素都“促使”華盛頓“修改”其台海策略，“於是”2006年3月31日，“蔣介石日記”在美國開始公佈，某些勢力意圖“借此提升”國民黨在大陸、台島的聲望，而美國針對中國選擇“顏變”路線的“意圖”開始增加。蔣日記不是一次性開放、而是在數年中逐漸公佈的——如果華盛頓沒有對日記內容做刪減或篡改操作，也一定是先由美國智庫針對蔣日記做“戰略分析”，在確保“有利於”美國戰略部署，保證美國在台海政策上贏得先手的“前提”下，再行公佈日記內容，並“利用”日記內容及民間相關的好奇心、叛逆情結製造政治影響。
參考下述歷史事件上演之時間順序，不難看出華盛頓之所以在台海-中國問題上弱化台毒路線，強化“顏變”路線的“理據”——
…………………………台島政治大事件回顧…………………………
2000年的選舉中，國民黨分裂，陳水扁以39.3%的支持率勝選，實現台島首次政黨輪替。
2002年8月起，發表一系列台毒言論，鼓吹“一邊一國”論。
2004年，陳水扁在319槍擊事件後以微弱優數擊敗連宋，“意外”獲連任。
2005年，（a）中美之間因臺灣問題，對抗開始升級。（b）高捷弊案，陳水扁面臨信任危機。（c）2005春，全國人大通過《反國家分裂法》。（d）2005年底，民進黨在“三合一”選舉中慘敗。
2006年3月31日，大學的胡佛研究所首次公佈蔣介石從1917年到1931年的日記內容。
2006年5月20日，陳水扁卸任，特偵組立即分案偵辦機要費案，並將陳水扁列為被告。
2010年11月26日，連勝文在競選晚會上遭遇槍擊，經搶救生還。
同期美國的重大行動：
2001年9月7日（“9•11事件”前幾天），英國石油公司（BP）宣佈退出中國的“西氣東輸”工程。
2001年10月7號，美國開始對阿富汗塔利班進行了大規模轟炸
2001年，『上合組織』成立。
2003年3月美英聯軍大規模軍事打擊薩達姆政權。
……………………………………………………………………………
那麼，“起訴李登輝”作為華盛頓給台島藍營的“大禮包”，其中會藏有什麼大致內容，就隱約可測了——李登輝不僅是台毒“教父”，對台島選戰進程來說，李登輝這個幕後人物還是一個不確定因素，那麼起訴李登輝之後，基本可以壓制住台島各政黨的台毒立場，還能保證選戰在“常態”下進行，也在華盛頓可以預研、遙控的範圍內進行，即華盛頓希望台島演繹一場火熱的、不獨的、文明的選戰表演給大陸民眾看，而即便民進黨在最後關頭獲得優勢，華盛頓也有辦法為台島選戰加上一根“美國稻草”，保證馬英九和國民黨獲勝。當然，按照華盛頓的戰略程式，李登輝在2011年此時也應該到了被起訴的時機了，華盛頓贈送給國民黨藍營的只是一個“明確性”而已，但僅只這一“明確性”也足以對馬英九陣營贏得選戰大勢構成直接支持了。但是，李登輝也只是被起訴，距離案件審結還遙遙無期，到明年春季選戰結束前，華盛頓仍然可以利用李登輝這張牌隨時制約國民黨和馬英九，也仍然可以選擇實質性地支援台毒，或策略性地臨時支持台毒，這就要看全球局勢如何演繹變化，而華盛頓的“中國戰略”要不要做相應的變更（或者程式性變更）了。
如果說冷戰局面下，台島政治勢力還寄望於兩大陣營的大博弈過程能夠產生機會，改變中國政治的局域環境，從而它有機會重返大陸，那麼冷戰結束後幾年，北京改革開放，民心趨穩，89年後的中國政治全面進入經濟層面去運作，民眾的政治敏感度大為降低，又隨著中國經濟進入增長軌道，從而台島政治勢力幾乎“完全失去”了渡海入京的前景，這就導致了，也加深了台獨傾向，陳水扁遂“應運而生”，啟動了“台毒通道”。同時，不能說在“臺灣式民主”背後的台毒傾向沒有華盛頓的影子，對於華盛頓，“台毒通道”是“應需而生”。臺灣國民黨由於在大陸有其前身，有故事可以追溯（雖然乏有照亮史書的故事），它天生就是“統派”，尤其在與作為它的反對派的綠營的競爭中，它需要著意去選擇與綠營相異的立場。那麼反過來，綠營的策略就變成“耍賴式”，硬性去撕裂台島社會。
中國“入世”後經濟向右滑行，美帝企圖以經濟、金融為平臺實施“經濟和演”兼金融打擊、經濟掠奪，然而隨著美國步入金融-經濟危機，華盛頓的“遏制”政策從暗中升到臺面，台島似乎又一次看到了“胡漢三情結”的可能前景（“我胡漢三，又回來了”），外觀形象還不錯的馬英九也更適合美帝的需要了，於是國民黨抱起馬英九順利上臺，而隨著美國經濟走向危機，遏制中國的力度加大，臺灣藍營的“胡漢三情結”更萌萌欲動，而美帝也加重了“不允許台毒”的真假立場。但在全球大博弈中，美帝需要不斷與北京交換籌碼、換算籌碼，台毒立場也並沒有被華盛頓真正放棄。
由於中國大陸的“反對派”們不易成勢，海外的“（普世派美分帶路黨）民運派”在中國網民心目中已經“淪落”成為腐化、無能、“賣國”的貨色，華盛頓“顛覆”中國的“企圖”就會“另尋路徑”，那麼就只有台島上的馬英九及其國民黨了。在華盛頓戰略家看來，一旦大陸政權有內患，反而是台島上的政府、政黨可以直接獲得奪權機會，或者由台島政黨來整合大陸政治勢力。然而，有這種可能性存在，北京就必須提升自己的執政能力，反擊腐敗，贏得民心，各可能存在的潛在的派系也至少需要一個共同底線——拒絕由華盛頓操演的這個“以顏變促肢解”的“颱風策劃”，這樣，台島就成為大陸的“牛虻”，催促大陸政治前行，所以目前，華盛頓的策略主要以鼓動馬英九和國民黨暗度陳倉為主線，不想令“颱風策劃”事實上變成大陸的“牛虻”。
隨著中國“南海示強”，宣告中國經濟“可以”選擇硬著陸，甚至在不得已的世界經濟態勢中，還或多或少地可以“有意”選擇“硬著陸”（在美帝的逼迫下，全球經濟硬著陸，而中國可能需要被迫做出一定的“先期性”準備），那麼在美帝和台島藍營看來，如果硬著陸成實，中國經濟將會有一個低迷期，失業、腐敗等問題將凸顯為、被凸顯為社會不安定因素，那麼美帝可以借機顏變中國，或者肢解中國。而如果此時台毒聲勢猖獗，臺北權力將不可避免地減弱對大陸的滲透與“顏變”的操作效果，那麼在台島選戰進行之際，華盛頓認為有必要支持馬英九的藍營。但也由此，馬英九及藍營可能不聽話，可能向華盛頓要價更高，也可能出於為確保選戰勝利而尋求與北京合作，於是華盛頓一方面向馬英九及藍營做出保證（給李登輝立案），同時給臺北“製造”新問題，“無中生有”榨取籌碼（塑化劑事件），從而把藍營控制在掌心。
一旦中國被華盛頓肢解並同時被“顏變”，美國有可能會從它所能控制的南海利益中割掉一塊送給馬英九和國民黨，作為馬英九挾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重回大陸的資本（見面禮），但這一點（不會很多）本來就原屬中國的利益無法與美國將要從中國肢解掉的廣大西部國土資源、地緣價值相比，當然，菲、越等國就要喊疼了。不過還沒完，華盛頓會繼續讓南海保持爭執狀態，包括（正被某些人臆想中的）馬英九的“中華政府”在內的南海各國的利益還是要被美國玩轉——在華盛頓的立場上，除了美帝，地球上不可以有其他主權可言。
解體、顏變同時發生——華盛頓曾經用以對付前蘇聯的破壞模式還要被它用於中國。為厘清美帝這一戰略，再看臺灣選戰之前這一年左右時間裏，台島上發生的幾個“巧合性”事件——
一是，今年4月27日臺灣阿里山小火車大陸遊客死傷事件。據說事故原因是一顆老樹恰好折斷，自然，不論是不是在某勢力的“善導”下，反正“老樹”是徹底放棄了為自己辯護的權利。但事件造成的政治後果是——加速中的陸台民間交往步伐受到了來自“客觀”方面的限制。民間交往會潛移默化地增強兩岸民眾的認同感、依賴感，大陸對臺灣的影響力無形中會得到加深，而美國對台影響力會相應下降，即美帝對臺灣政治的操縱空間，包括“台毒空間”會變局促。同時，這些由大陸大城市富裕群體構成的遊客的政治意見遠比中低收入階層的意願更重要，他們將因臺灣之行增強其反對台毒的立場與情結，並這種情結與立場將因為“階層差”向同階層、不同階層順利擴散，形成某種類似流行風一般的“認同文化”，這就從大陸方面限制了台毒空間和“三獨框架”。華盛頓或者華盛頓在臺北的最新合夥人要求的是“從臺灣方面”把台毒限定在一定成色內，以配合其“政治颱風登陸”，而不希望“從大陸方面”限制台毒空間從而也限制“三獨空間”。
二是，去年（２０１０）11月26日（中國豬）連勝文被槍擊事件。連戰一派政治力量影響了華盛頓的或者華盛頓與臺北某政治勢力共同構設的戰略安排，反倒可能會配合大陸的針對性應策（針對華盛頓的策劃）。連戰作為最傾向於同大陸的台海政策合作的“統一合作”派領袖，他的兒子就要“中槍”，而這次槍擊實實在在威脅到連勝文的生命，與（利比亞）卡紮菲（格達費）三個孫兒被炸事件頗為類似——起到了對（臺灣）政客的震懾效應。但連勝文中槍與陳水扁中槍事件性質、結果完全不同，卻都有利於華盛頓或者同時有利於台島某政治勢力。
連勝文中槍還要有象徵性和“政治效果”，所以“中槍事件”不可以發生在其他場合，而必須是在競選臺上。競選臺上的槍擊案件必然受到全臺灣的重視，屬於必須全力偵緝的案件，那麼除非案犯弱智，是不會選擇這種場合刺殺那位陳鴻源先生的，並且子彈準確擊中連勝文頭部，所以“誤傷”一說大不足信，卻不能不令人產生聯想，而這種聯想（主要又是潛意識聯想）正符合“震懾”目的。目下，檢方卻已經為事件“定調”為“誤擊”——頗有“美式風格”的說法，那麼是不是可以猜測——臺灣司法部門也已經在某種程度上被某大國（美帝）控制了呢？或者被由某大國遙控的台島某勢力（有點繞地）控制了呢？當然，這種事件肯定不是由真正的基督教徒，也不是自由女神的真正信仰者策劃的。
連勝文被“誤傷”，
臺灣船長被“誤殺”，
阿里山小火車被大樹“誤砸”
——無法準確判斷這一系列事件是不是都出於偶發，本文只能說——這些事件事件之間的“連續性安排”，及事件對美帝戰略部署呈現為明顯的“邏輯有利”，及從概率上看其“意外性”也都太低，及與美帝（白宮、美帝國防部、ＣＩＡ）的操作風格也夠神似——這些疑問至少可以考驗一番政治場面中的思維邏輯。
此外，塑化劑事件的第一位“發現者”是一位50歲出頭的婦女，與卡恩事件中的女主角年齡相仿，這是不是也算一種頗具美式風味的，或者“臺北之美系風味”的“巧合性”呢？
如果這些“不都是”巧合，則本文可以大膽預言——在美國的要求下，馬、蔡將有一場火熱的選戰，但選戰會非常之公平、理性。除非國際大勢更變，華盛頓將放棄“三獨框架”而選擇“以顏變促肢解”的針對中國的策略，本文稱之為“颱風策劃”。
如此，按照華盛頓的意願，明年（２０１２）春季台島選戰中的勝者“必將”是馬英九及其國民黨，然後，在國際形勢之適當時機——或者借選戰餘熱，或者在馬英九威望大盛之時，華盛頓“導演”的“顏變”大戲將進入高潮，而先于大戲高潮的，將是美國攻擊中國金融與經濟，製造對北京不滿的民眾情緒，以及，“美分黨”和“新臺幣黨”將聯合發動網路“輿論戰役”。
大戲高潮之前後，還會出現的大事件有——新疆、西藏將會同時出事；
印度在美國鼓動下壓迫巴基斯坦從而威脅中國能源安全，再從而華盛頓可以引誘歐盟聯手攻擊中國金融；
朝鮮半島問題出現於中國不利之局面，等。
以本文觀點，這些就是華盛頓的戰略安排，而台島上的馬英九及其國民黨正是華盛頓這一全盤陰謀的核心機樞。當然也有可能在美帝的“慷慨授意”下，馬英九將命令台軍趕赴南海收復部分失地，或堅守部分島礁，而美國將保持中立卻又可能暗中相助臺北，得到“南海禮物”或僅僅得到“南海面子”的國民黨和馬英九由此可以在大陸聲譽更隆……
在需要鼓勵北京“改革開放”政策時，美帝出臺了“台毒政策”；
當需要以“顏變”入手來“肢解中國”這一大政策形成時，美帝開始（旨示）推升“不統，不獨，不戰”的國民黨，而打壓“台獨”的綠營。“不統，不獨，不戰”這三個辭彙顯然太過模棱三可，邏輯矛盾，三個辭彙之後應該還有幾個辭彙不好言明，更不好意思言明，因為馬英九的藍營不可能不暗中準備、儲備一個或多個“台海問題解決路徑”，除非他們腦子的確當機了同時還秉持了對台島民眾不負責任的態度。
當然，美帝也不會讓“台獨”銷聲匿跡，因為利用“台獨”勢力才能控制“不獨”的國民黨，也針對北京把“台毒”做成可供華盛頓反復使用的籌碼，和牌面詭異的千牌，以圖吃定北京。從中華傳統和意識形態之“法理”上，北京不得不把“美國不支持台毒”作為中美關係之底線，更關鍵的邏輯是，華盛頓對“台毒”實際所持的支持態度時時撕扯著中國版圖，牽扯到西藏、新疆問題，這是中國必須打定這一“台海底線”的邏輯前提。但是，華盛頓也可以反向一推，以“和演”促肢解，玩太極推手。具體到這次南海問題，華盛頓的“太極推手技術”就表現得爐火純青——
白宮約見達賴事件發生在（２０１１）7月17日（僅提前一天正式公佈預約消息），而新疆和田襲擊派出所事件發生在（２０１１）7月18日——兩個事件在時間僅相隔1天，兩者當然不是孤立事件，而是所謂“三獨框架”或者“颱風框架”內的事件（新疆恐怖事件需要作案者提前準備，而約在10天前即7月7日，美國會眾議長博納、眾議院民主黨領袖佩洛西等國會議員已經集體會見了達賴），兩事件的“警告性意味”是很濃的，且這個“警告”是同時給北京、臺北的：
對北京的警告內容是——如果中國執意且明確地堅持南海立場，華盛頓將可能立即啟動“三獨框架”（實際上是“以顏變促肢解”的“兩獨加顏變”框架），而其中的博弈邏輯是——給馬英九及國民黨一個可以向北京做辯解的臺階——臺北沒有參與這次“三獨”陰謀，還承受了來自華盛頓的壓力，那麼至少在此時，北京也就無法指責臺北和給臺北（在南海協同問題上）施加壓力了。
華盛頓對臺北的警告是——如果馬英九向大陸靠近，在南海事務上幫助北京，則華盛頓可以拋棄藍營，轉而支持蔡英文的綠營，去真實地啟動“三獨框架”。雖然臺北放棄了守土職責，但兩個事件為臺灣向美國做出的妥協做了掩人耳目的工作，馬英九的南海政策沒有影響到馬先生及國民黨在陸、台民眾中，和在傳媒介面上的聲望。當然，北京和臺北也應該明知華盛頓推出“達賴進入白宮”和“新疆襲擊派出所”事件多半出於虛晃兩槍，華盛頓全面實施其“三獨框架”或“此顏變促肢解”的“颱風計畫”還不到華盛頓認為滿意的時機，所以“起訴李登輝”事件也幾乎在同被時推出來，作為給台島藍營的“大禮”。
華盛頓先允許臺北拆掉綠營的一個根基——台毒教父李登輝，作為籌碼，換取執政的馬英九政府放棄南海動作。而當南海風雲暫息，李登輝的問題又變得不那麼嚴重了，李又開始頻頻露臉了，即，華盛頓還是要用“台毒牌”來制約藍營政府，而此前與藍營政府交換的籌碼只是“台毒”這塊大籌碼上的一塊邊角料，華盛頓可以隨時重新修復這塊籌碼。李登輝垂垂老矣，最後一點可利用價值也被美帝榨取，不知道這會不會動搖他那顆當初決定給華盛頓政治家當跟班的萌萌的小心肝兒，還要像史上那些即使失敗鳥也要保持自信滿滿的外表形象的政治家一樣，在潛意識夢界把自己打扮成滄桑角色，白天則要把自信形象扮演到底，騙一騙台島上某些成年男蘿莉，女粉絲神馬的，還能在陳水扁、馬英九身上看見自己當年的影子，耶。
所謂“三獨框架”的確可以視為一個框架，但它卻只是美國+國民黨在行動路線上的一個半真半假的招式，作為賣給中國和世界輿論的一個欺騙性框架，一個“贗品戰略圖”，而明修棧道，暗度陳倉才是它們積極推動的主線戰略。“顏變”路線上，國民黨當然不會大喊大叫，更可能，現在看來正是——明修經濟和民間交流，暗度政治，而以網路輿論和傳媒市場為重點去興風作浪。常凱申，國軍，甚至黃世仁的名譽都在強勁反彈中，影視畫面中，“民國主題”熱潮不疲且場景多半發生在商鋪、別墅和地主大院裏，主角必須是民族資本家與或偽風流，或扮倜儻的富貴公子、小姐，因為大陸右右製片人、搗眼是不反對胡漢三回鄉的。（至於文本作者為什麼選擇革命立場，請參閱本人另外的政治文論）
而所謂“馬英九是隱獨”這種看法也不在正確的理解路線上，可能也正是華盛頓和國民黨故意釋放給大陸的“誤導性資訊”。
華盛頓的陰謀應該是——如果不能在國民黨主導下統，則臺灣獨。但這個“獨”首先又不是“台獨”，而首先是——美帝將中國肢解成若干部分（看起來其目標至少是新疆、西藏、內地），而馬英九可以得到大陸的前提條件是——美帝需要他的國民黨能提供給美帝用以“肢解”中國所需要的“顏變”能量。然而且慢——除非紅黨恢復到十分強勢，美帝就不會允許台島政治勢力染指被肢解後的“內地”，因為在美帝看來，台島的“民主政治”相對“成熟”，“民主資源”相對豐厚，美帝是不會允許大陸免費獲得這種“成熟果實”的。那麼馬英九的大運——如果有的話，就還在台島。這樣美帝至少會四分中華。所謂“飛鳥盡，良弓藏”。制服小白兔，還需要走狗麼？
美帝在檔層面不支持台毒，卻在某些實際操作層面支持台毒，華盛頓那是一顆賊心，兩手準備——在美帝的等待中，各屆華盛頓政府是都做了戰略儲備的。美帝正在把它的“戰略設計方案”強行推銷給中國——如果美帝認為台毒對中國的傷害更大，就在台毒路線上發力；如果認為“顏變”對中國傷害更大，就選擇在“顏變”路線上集中給力。華盛頓的策略是把臺灣問題一飯兩吃，既蒸且煮，而且讓台島民眾以狂熱的“選票民主”的方式自己蒸自己or煮自己，美帝則不著痕跡。華盛頓還把是否支持台毒做成一個籌碼，反復吃定北京，這又包括——把“三獨框架”和“颱風策劃”作為一明一暗的兩個要在某一關鍵時刻以掀起“風暴”的形式去實施的真假“戰略圖”，來引誘北京和中國社會輿論，卻暗中隨機翻轉牌面，向北京，向中國多次索要戰略利益。美國對台軍售則給台島統、獨兩派政客們同時打雞血，讓他們不致於面對大陸之大，包括道義之大，失去政治面貌而消沉、崩潰。當然，華盛頓的這種戰略設計也出於美帝這個國家的性質——它逐漸成為一個金融-軍工複合體，軍火商不斷給華盛頓施加壓力，華盛頓的戰略設計需要同時照顧到軍火商的利益，故而，華盛頓選擇既在對台軍售中讓美國軍火商賺取巨額利益，又以或支持，或限制對台軍售來迷惑世人和輿論。
可以看出，台島的政治格局基本在“按照”華盛頓所“設計”的意圖在行走，近幾年中這種態勢“尤為明顯”，一場“政治颱風”正在華盛頓-臺北醞釀中。
當初起訴陳水扁，和現在起訴李登輝都是針對性的“限制性的封口令”，而從近期綠營的“海峽態度”看，綠營也有意在“等待時機”，以圖在整個中國“借殼上市”。自然，這種姿態也明確反證了當年綠營竭力製造“台毒議題”之目的不過為了選戰需要。而通過“（民主）選戰”，華盛頓遠遠地“控制著”台島政治大局，也恐怕很多台島重要政治人物都有“把柄”被華盛頓及其設置在台島上的某機構所握有。面對如此現實，不知道身為西方政治學學者的蔡英文有何心得，有木有做筆記？蔡英文看向馬英九的眼光中有木有“惺惺相惜”，或者基於瓊瑤小說情節的同病相憐般的感應？近期，在涉及兩岸關係問題的言論中，蔡英文的表達很是模糊，讓台島輿論界及綠營內部“思想界”很感莫名其妙，並因而指責她不知所云。那麼看看蔡英文的下述言論，應可察知蔡英文的言語能力已經陷於窘境，並之所以讓她的言語陷於窘境的綠營在台島新的政治格局中的更加窘迫的地位——
“很多的政策都會按部就班，時間到了就會對外說明，希望選民或關切不同議題的人，都能更深入去瞭解。”
“我在兩岸關係講不清楚，這是有人故意不去看清楚它”
“你不要期待用傳統的方法來回答你的傳統問題，只要看清楚，問題本質都在裏面”。
……如果民進黨執政，要與對岸建立一個“可長可久的架構”。
強調外資認為民進黨執政，兩岸政策改變不大，和國民黨想操作的氛圍不一樣。
“有些事要執政時才能處理，等時間到了就會說明。”
作為政治學學者，蔡英文的學問當然不是白給的，但她在話語之間頗有不便之處，而在兩岸關係這種大議題上她又無權保持沉默，媒體追問下她只能如此囫圇搪塞罷了。在本文看來，其言語間潛在的意思不吝在影射——在兩岸關係問題上，馬英九比我危險得多……作為綠營領袖，這種意思她不能明言，而她意圖改換綠營之兩岸關係問題立場的“大手筆”設想也更多基於華盛頓已經做出的“戰略轉換”所造成的新的台島政治局面，意在為綠營贏取政治前景，也意圖獲得華盛頓“戰略局”在新戰略框架內的“青睞”，最好能在華盛頓新的“台海策劃”中成為主角，故而其胸襟也就尚未拓展到一島視野之外，和西方原產的“自由資本主義”視野之外。也所以，大陸要求綠營根本性地放棄“台毒”立場，這是政策層面所決定的，也出於博弈需要，即，大陸希望綠營轉變根本立場，從而讓美帝用以反復吃定北京的“千牌”失效（至少失掉雙面性），那麼蔡英文對大陸的羞答與委婉——就算可以理解為暗遞秋波，其成色就還不足得很——還在“華盛頓框架”之內，而不是基於“中華框架”和“全球反殖民框架”。
當年，正當志願軍在“抗美援朝戰爭”中面對“聯合國軍”時，企圖“反攻大陸”的國民黨政府這個“反對派”在臺灣島上，而不是處在共和國“腹內”。現在，臺灣經濟倒是一半在大陸“腹內”，而美帝“預圖剝奪”15億中國人民生存資源而在南海搞針對中國的對抗，只會讓美帝可利用的中國“腹內”的“反對派”悄然遠離美帝（當然還會剩下一些特別無賴的渣滓型“反對派”和投機分子），這與美帝的長遠戰略設計——“和演”和“肢解”中國之目標不符，因為“和演”和“肢解”都需要利用中國的“反對派”去施展與美帝正在中東搞的“阿拉伯之春”相類似的“下臺政治”。那麼對於華盛頓的戰略設想，台島上的政治勢力就堪當大用了。那麼也可以說，即使南海上中國與美國的對抗以平手收局，北京也已成“決勝”之勢——能夠“消滅”大量境內的潛在“反對派”，從而也把華盛頓的“顏變”戰略化解於無形。
然而南海問題頗為複雜，怎樣的南海“勝勢”又不僅涉及主權問題，就此，華盛頓選擇的策略是——把可能出現的中、美南海對抗壓制在萌芽狀態，即，除了不使中國獲得應有的能源安全，也把北京試圖通過南海問題順便突破台海局面的意圖壓制在萌芽狀態，還讓中國大陸境內的潛在“反對派”不對美帝失去“愛好”，其方法是“影響力戰術組合”，關鍵點則是壓制住臺北，然後在6月14日搶先聲稱“美國在所有問題上都站在菲律賓一邊”—— 塑化劑事件、臺灣船長被美軍誤殺事件在時間上早於美國在南海問題上做表態（甚至現在華盛頓的表態及其真實態度也故意透露出不明確性），從而美帝提前壓制了台島民眾的心理，也把大陸內部潛在“反對派”的可能因南海勢態而產生的對美帝的不滿情結化解在“未萌芽狀態”，也讓台島民眾、輿論在潛意識層面就無望於、不敢於向美帝做鬥爭，從而美帝可以搶佔台-美關係之底線——6月14日，美國駐菲大使就不斷升級的中菲南海爭端緊張局勢表示，美國將支持菲律賓，並稱“美國在所有問題上都站在菲律賓一邊”。
由於臺北退縮，華盛頓令菲律賓以“可能獲得美帝的實質性支持”為預設，菲律賓保持了表面的高調，而中國並沒有直接、明確增加對菲律賓方面的壓力，總體上卻也沒有轉為低調，所以越南示弱了——因為中國可能的重點出擊可以在越南、菲律賓之間做兩選，在臺北消極態度出臺之後，即北京失去借台島力量制約菲律賓的可能性之後，中國選擇越南方向做重點警告的概率就急遽增高了。中國的收穫是威懾住了越南這個南海周邊的主要“問題國”，和保持了南海現狀。
俄羅斯也樂於中國在南海維持現狀，因為俄羅斯憑藉石油供應可以繼續對中國施加壓力，換取籌碼，同時，南海經歷了567月的政治升溫，中美在南海加深了對抗性，這對俄羅斯在全球“四方大博弈”格局獲取更佳位置可謂有利無弊。
馬英九及國民黨則拿到“好大一個政治遠景”，又在選戰中得到美帝的具體支持（允許馬英九拿下李登輝，或者也為藍營提供了關於李登輝貪污的情報），馬英九妥協了。然而美帝隨時可以更改對藍營的支援策略，仍然可以再啟動“三獨框架”並把它做大、做開，當然又不須“做真”。或者，如果美國不敢逼迫中國去“選擇”經濟硬著陸，那麼“三獨框架”被美帝重新推動的機會就不減多少。這種“兩手準備”所形成的態勢對於華盛頓來說不吝又是一件可以隨機置換方向和變更重量的籌碼，可以用於影響北京怎樣出臺新的金融策略與經濟政策。
中國的“妥協”主要是向臺北的“妥協”，北京不希望臺灣走台毒路線，也不想失去國民黨對綠營的制約力，不想讓臺灣民眾說——北京怎麼能不歡迎國民黨的親和大陸的政策？所以北京對“國民黨藍營向美帝做出的妥協”表示沉默。當然北京也無法出示藍營向美帝妥協的證據——雖然北京也可以用可能找到的證據，和有技術含量的言論指責來牽制馬英九的大陸政策——但即使北京有證據，也很難讓馬英九承擔“南海問題”上的責任，因為這與“南海示強”相矛盾，好像中國海軍真的怕了美軍艦隊似的——大博弈中，首先不能輸在這種輿論層面、心理層面上。
當然，南海的相對平靜和中、美的“相對低調”還取決於“四方博弈”之即時運演，在“四方博弈”的現時局面下，美帝至少在當下的“四方博弈態勢”中還不敢正式和全面啟動“颱風方案”（以“顏變”促“肢解）。同時，美帝在中東搞的所謂“阿拉伯之春”即推廣“反對派政治”的國際政治運動本來也有另一個針對性目標——中國，美帝搞“致亂中東”是要與“颱風方案”相策應的，但所謂“阿拉伯之春”正處於僵執狀態中。也所以，當南海問題升溫，也當菲律賓不敢逞強，尤其當越南謀求與中國和解，華盛頓感到中國在南海仍然可以贏得局面的時候——7月17日，達賴進入白宮了，緊接著第二天，新疆發生匪徒襲擊派出所事件（華盛頓提前一天確定達賴入白宮的時間，因為他們可以預知兩天后的“新疆派出所事件”勢必會發生，不會半途而廢了。而“達賴事件”先於且僅先于“新疆派出所事件”一天，這就等於警告北京——兩件事是由我們白宮策劃的）。華盛頓之所以敢於如此“試著啟動”“三獨方案”或者隱蔽地啟動“颱風方案”，除了華盛頓可能已經“高控”臺北政治，或者試圖讓北京相信它已經在相當程度上控制著臺北政治，關鍵也在於——美帝在利比亞、阿富汗和整個中東地區的大博弈中至少沒有輸掉大勢，而美元對歐元的“貨幣戰爭”進程也可滿意，甚至有所斬獲（在利比亞問題上美國對歐盟增加了控制力，等）。華盛頓做給北京的姿態是——如果中國強行去收回南海利益，雖然華盛頓不需要，或者不可以與中國在南海進行正面對抗尤其是軍事對抗，但美帝可以提前啟動“颱風方案”，權作“試運演”，這也是美帝可以接受的，但對於中國總意味著切實的威脅。
通過新疆派出所事件和西藏事件（達賴入白宮），華盛頓也是試圖在東盟會議期間給中國製造壓力。然而在華盛頓看來，東盟會議後，或者中國至少維持了南海現狀即保留了能夠做策略選擇的主動性空間，或者中國仍然會在南海主權問題上態度堅定，而解放軍的海空軍對菲律賓，海陸空軍對越南仍然構成強大壓力，和可以憑藉提升軍事技術而增加這種壓力——那麼華盛頓基於這樣的預判，恐怕不會不做出有針對性的預案，那麼這個預案是什麼呢？這就是本文本著“大膽猜想，暫無法求證”的原則，要提示出另外一個“巧合性”事件，即723動車事故——
儘管中國高鐵建設構成談不上完善，但高鐵令中國民眾對祖國強盛這一大趨勢信心陡增，也增加了北京的社會威望，這對西方勢力的“顏變”陰謀構成麻煩，也增強著中國社會在收回南海權益問題上的信心與期待。雖然不能就此就認為溫州動車案是某些勢力在搞破壞，但美帝和臺北都是有作案動機的。阿里山小火車事故與溫州動車事故，兩者在時間上相隔不到三個月，地理距離僅斜線相隔一個臺灣海峽，也都在臺灣省人最容易操作的省份發生（723動車事故出事地點在浙南溫州，車次分別為北京至福州、杭州至福州）……這些巧合性也算得上“蹊蹺”了。如果的確是特務作案，那麼這兩起“事故”之策劃也就很有可能出自同一個“辦公室”。如果兩起事故真的都出於陰謀策劃，那麼出於純粹的推導，再參量其他幾個事件，就有理由繼續大膽推想——華盛頓與臺北某一政治勢力之間已經有了一個專門機構，並且它至少有分支機搆在臺灣，或者本部就在臺灣，且臺灣省某勢力恐怕不僅是簡單的參與者，且兩起“事故”的執行人應該就是中國臺灣省人或者福州人、溫州人或者對這一地區非常熟識的人。那麼如果本文的這一猜測不偽，則723事故與南海問題之間存在的聯繫應該就是——動搖中國社會對自身國力的信心，和對“政府在南海問題上能夠有所作為”的信心，也包括對J20等其他高端技術的信心，而缺少信心也就缺少決心，而來自民眾的信心也影響到北京決策層的信心與決心。也就是說——華盛頓要盡可能把中國社會去維護南海權益的信心（從而決心）壓制到不足以產生有效行動力的程度。除此，可能華盛頓的謀算還要更深——通過兩起火車“事故”追加北京與臺北藍營的矛盾，從而把臺北綁定在華盛頓一邊。
如果後邊這一猜測不偽（通過兩起火車“事故”追加北京與臺北藍營的矛盾，而把臺北綁定在華盛頓一邊），那麼就說明——華盛頓認為它對臺北藍營的控制力還不足夠，也即是說，北京還有機會拆除華盛頓埋在臺北的“政治炸彈”或者要引發政治颱風的那只“蝴蝶”。當然，本文也並不能確信兩起火車事故、塑化劑事件一定是出於政治目的破壞行為，因為畢竟三個事件都有經營者追逐利益或業績，而在生產中冒進這一因素。但是，這些事件所發生的時間點、地點卻都太“巧合”，也都“巧合”於美帝的戰略佈署，且耐人尋味了——至少從事後觀想的角度解讀。
美帝會不會放棄臺灣這張大牌？會不會在台海問題上布下複雜的戰略安排？美帝在臺北有木有布下強大的影響力？這種疑問實在算不上需要中學生才能想通的問題，瓊瑤小說和幾年前還青春爛漫的小燕子趙薇可以不信，但本文必信其有，至於他們的具體的陰謀操作是不是正符合本文內容所推演的這些，則本文無理保證。雖然，本文試圖揭發陰謀，或者以分析性文本“生產某些政治認知”以圖破解“颱風計畫”——也算一種應對性策略，但在這個傳媒時代，新聞事件的爆炸性影響力並不擔憂這種文本分析、複雜分析，尤其在還缺少證據的情勢下，而所謂“謊言重複百遍就會變成真理”——媒體轟炸才是傳媒戰爭的“王道”，也所以，某些勢力才膽敢製造“巧合性新聞事件”，並且有些“製造性事件”還明確地希望民眾產生懷疑——卡恩QJ事件、美軍射殺戰區平民等，都是典型事例，因為美帝需要的正是警告效應——警告與華盛頓不是一條心的政客，也警告地球村敢於反抗美帝霸權的人民群眾——地球村裏，資本向人民發動的“權力戰爭”從未停歇。
以傳媒為平臺，美帝的戰略佈署中還有另一層面的重要內容——戰略欺騙。所謂“三獨框架”、“馬英九隱獨”都應該是華盛頓販售給中國的欺騙性概念，以便華盛頓可以暗度陳倉施行其“颱風策劃”。那麼，通過具體分析美帝的上述戰略佈署，可以在“戰略學”上得到一些原則性觀點——
不論對於戰略博弈中的哪一方，如果它只有一項戰略設計備案，對手就容易找到應策。製造特殊事件、製造偽概念實施戰略欺騙——這些都是為了造成有利於己方的戰略勢態。而面對對手的戰略制約手段，一方為了讓它的戰略部署成勢，它需要出臺不止一個的，亦真亦假的戰略方案，並且試探性地實施。其試探性出擊除為了等待對手出錯，以及在重複造勢中擴張態勢——這兩種程式性目標，還有一個非程式性目標——在“試探性”出擊中破壞對手的防禦步調，令對手在窘迫態勢下向某一個戰略方案-方向做出過度的應對，形成不易更張的佈局——棋勢難收，招式用老，而它則借機把它多項戰略方案中的另一項方案做成“大勢”。如此，博弈完畢，“歷史”開場。
上述所謂“戰略邏輯”只能算是化簡敍述，博弈作為它所能發生的“場域事件”必然超越當時人類的個體、群體智慧，而妄想以操縱天下——這種志向只可能出於一己營苟私我，及其剝削者階級之貪婪本性，而與“無為而治”之大道義相隔了一層大智慧，甚至與“伊莎貝拉之蝴蝶”的智慧也不能相比——伊莎貝拉的蝴蝶有億萬之數，每一蝴蝶的飛行也有萬千之變，而風暴之後，世界依然自然、大千。最重要的是，伊莎貝拉如果鑽入錢眼，就不是風暴會在何時何地發生的問題了，而只能是比“不發生”更虛渺的“不存在”。至少在針對中國14億人民的所謂“戰略”上，和針對地球人的金融掠奪之所謂“戰略”中，美帝逆于人道天道，其戰略水準再高亦不出猥瑣（當然，一定是鉅款在握的自信純爺們的猥瑣）。凡陰謀必有破綻，它即使得一時之逞，收一時之利，也必隨即消於無形無象，更無法改寫人類追求自由的大歷史（自由女神高天流雲，表示不明白神馬叫做鴨梨）。
三個月來在南海，美國是有所怯陣的，忌憚臺灣出手只是一個方面，此外，華盛頓和北京都承受不了在一場中美對抗中敗陣，而將會給“四方博弈”大局帶來的不利影響。在“四方博弈”大局觀下，俄、歐都在期待一場嚴重的中美對抗，以其從中漁利。好在，中國可以等待補充海軍、海巡實力，而中國的台海策略中需要考量、判斷美帝的“三獨框架”與“以顏變促肢解”的“颱風框架”，確認中國更容易處置哪一種局面——從國內治理和國際博弈兩方面處置。也要考量是否可以一舉定南海，甚或一舉也定台海——借用華盛頓的這一“颱風陰謀”讓“一國論”佔據台島，破掉被華盛頓反復利用的，正反面玩轉的“台毒”這張千牌，而後北京可以挾台島共赴南海……但這種思路下微妙之處甚多，恐怕不易操作。馬英九及其黨派不會出於民族大義、國家大義或者全球正義而配合北京——意圖肯定還是有一些的，但既然馬英九跟隨美帝選擇了“顏變+肢解”路線，臺北就願意在國土問題上給兩岸人民做出點好樣子，那麼在南海問題上，臺北仍然“可用”，關鍵在於北京如何展開戰略操作。而戰略操作的關鍵又是——單就應策而言，針對美帝的“每一個”陰謀戰略，準備好（幾種）有效備案，且不能讓美帝猜知，這是關鍵中的關鍵——不可以讓對手“知己知彼”，才曰出奇制勝。當然，像七一“唱響紅歌”這種意識形態之“戲劇鬥爭”是戰略構設中必不可少的基礎性內容。
題外話：
（1）前幾日，名為“梅花”的颱風在朝鮮登陸，這種情況非常少見。不知道大自然的，或者外星人的這個提示性隱喻（梅花是臺灣省花吧）可以做何理解？隱喻，就是在博弈智慧失去效應的方向，人類在困惑境遇中向自然求取藝術理解力的那種心智努力。在這裏，人類智慧超越博弈視野，有藝術，有道德，有宗教，有和諧……
（2）在本節文字收筆這一刻，電視新聞中報導說——美國昨天試飛的一款高超音速無人空天戰機在升空後失去聯繫——而如果這款飛機研製成功，美國將可以在一小時內對地球村裏任意地點實施打擊。
附一個鏈結：2011年臺灣高考歷史試題：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ews/1/215645.shtml
不須解釋，大家能看出其中所有題目都與“國民D主導統一”這一主題高度相關，而且試卷中選答題佔據著過高份額，所提供的“標準答案”也都不是簡單的答案，而是“論調性知識”，明顯帶有“洗腦”目的。由此亦可見，臺灣教育機構也已經被嚴格控制在某勢力之手，也可見這一勢力的操縱力之深，和策劃之處心積慮。
文／空蕩的原野
201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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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客赴台旅遊4年間發生（人工）意外的比率居然比其他國家高出２００倍，這個數字令人吃驚！
陸客遊台頻傳死傷 陸官媒批
特派記者韓化宇／北京報導
2012-7-15 旺報
▲陸客團在台灣頻傳意外，已引起大陸各界、尤其是官方媒體的撻伐。圖為7月7日，哈爾濱旅遊團在台灣遇車禍後被拖到龍潭收費站附近的事故車輛。 （新華社）
陸客團在台灣頻傳意外，已引起大陸各界、尤其是官方媒體的撻伐聲浪。大陸中央電視台昨日報導稱，陸客赴台旅遊4年間發生意外的比率，居然比其他國家高出200倍，這個數字「令人吃驚！」；
《人民日報》海外版更不客氣抨擊，面對一次次血的教訓，「台灣主管部門難道不應認真反思，還要繼續以天氣原因等當作擋箭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