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沒有破產最重要的原因在於：美元在國際結算中的特殊地位，它使其他國家擁有了過多的美國債權。美國金融危機發生後，債權國不能讓美國破產，否則某些債權國自己也會因此破產。換句話說，美元和美國的債務已經綁架了世界。
所以，這場危機的本質絕非一般意義上的金融危機，而是美國債務經濟模式(注：格林斯潘2004年第一次使用這個詞）走到了盡頭的危機，是美國“ 死不了又活不成”的信任危機，是第二次美元危機。
“次貸危機”不過是使技術上早該破產的美國，遭遇了一個破產的契機、或者說導火索而已。
美2007年債務達53萬億美元 技術層面已破產
從技術層面早該破產的美國，由於欠下世界其他國家過多的債務，而債權國因不願看到美國破產，不僅不能拋棄美國國債等，甚至必須繼續認購更多的美國債務，以確保美國不破產。
按照美國政府問責局（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前總審計長、美國彼特·皮特森基金會總裁兼CEO大衛·沃爾克的估計，如果把美國政府對國民的社保欠賬等所有隱性債務統統加在一起，那麼，2007年美國的實際債務總額高達５３兆（/萬億）美元。
按照2007年的市場公允價格計算，美國的全部資產的總市值約７６兆（/萬億）美元，而現在這個市值已經縮水30%以上——最多還有５０萬億美元。由此可見，７３萬億美元的債務，５０兆（/萬億）美元的資產，意味著美國已經資不抵債；而這種財務狀況，放到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這個國家早該破產了。
《中國經濟週刊》特約撰稿人鈕文新分析文章稱，美國沒有破產最重要的原因在於：美元在國際結算中的特殊地位，它使其他國家擁有了過多的美國債權。美國金融危機發生後，債權國不能讓美國破產，否則某些債權國自己也會因此破產。換句話說，美元和美國的債務已經綁架了世界。
所以，這場危機的本質絕非一般意義上的金融危機，而是美國債務經濟模式(注：格林斯潘2004年第一次使用這個詞）走到了盡頭的危機，是美國“ 死不了又活不成”的信任危機，是第二次美元危機。
“次貸危機”不過是使技術上早該破產的美國，遭遇了一個破產的契機、或者說導火索而已。
可以肯定地講，眼下這場規模空前的救援，與其說是在救金融市場，不如說是在拯救美元。美國需要世界恢復對美元的信心，否則，世界拋棄美元之時，就是美國破產之日。
債務經濟模式——“美國神話”是這樣創造的
“越戰”所導致的美國財政赤字和貿易赤字（注：美國歷史上第一次月度貿易赤字出現在1971年5 月），讓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此前，美國的“雙赤字”使得歐洲國家不再信任美元，而大規模地用美元換回黃金，這迫使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森廢除了「佈雷頓森林體系」中35美元與1盎司黃金的自由兌換的約定。由此，引發了歷史上的第一次美元危機。這場危機曾讓世界苦不堪言。
星島環球網 2008-11-10
問：今天看到美國新聞說奧巴馬正籌劃一個超級大的經濟計劃,簡而言之就是政府大量花錢興建公共事業,救助中産,幷且拯救實業,因爲奧巴馬來自一個汽車州所以會拯救美國的幾個汽車大廠,但我不明白的是,美國政府現在已經都還不起債了,他奧巴馬還要狠狠花錢,錢從哪來？難道真的要開印鈔機了？還是剪到羊毛讓別人埋單了？
奧巴馬的計劃給我的感覺很不好,覺得有點不負責任的樣子,有種就是讓世界替美國買單的味道,就是只要美國人民過好了別的國家根本不在他的考慮之內,加上他决定不出席11115會議的消極態度,真的越來越不喜歡這個人.
答：奧巴馬在拼命，美國現在負債累累，繼續加大開支就是大規模赤字開支。
舉債的錢從哪里來？
1 國內資本借
2 國外資本借
3 印鈔票
1和2可能性現在看都無法支持大規模財政支出計劃，奧巴馬這樣喊的意思就是說要印鈔票。這個能帶來的一系列問題是：
a 美元預期看跌，但是他看准了中國不會賣美元，不會引起美元的恐慌式抛售。
b 印得如果過多，歐元就會變得更加强勢。
這個問題早在7000億計劃就討論過，當時美國沒有大量印鈔票，而是選擇發債來借，現在他面對同樣的問題。如果真的印了大量的鈔票來支持赤字開支，那麽意味著美國經濟已經處于崩潰的邊緣。他沒有其他辦法了，只能靠赤字開支這個辦法來拼命了。赤字開支歷史上起到過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人類對抗衰退的經驗，可是美國現在的負債情况這樣做也是玩火。這一點他很清楚，否則早就印了。
今天看了下華爾街日報，發現美國大量企業面臨現金問題，也就是說面臨破産問題，包括GM（通用汽車）和Ford（福特汽車）。美國現在已經十分危險了，赤字開支有可能讓他破産，而不赤字開支經濟也是要崩潰。他必須和中國合作，沒有選擇了，也沒有時間了。
2008-11-11國際經濟要聞速描（snaps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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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無情的小王八蛋，這點你可以確定。
——前美國總統尼克森談拉姆斯菲爾德 1971年
恐怕我們現在一覺醒來，會發現自己實際上已經處在隨時隨地有人監視的社會中。
——英國資訊大臣湯瑪斯(Richard Thomas)2006年11月
國土安全產業可能剛剛到達1997年網際網路投資熱潮的階段，當時你只需要在公司名稱前面加上e字，你的股票初次公開發行就會飛躍上漲，現在你加上“堡壘”（fortress)這個字眼就會有相同的效果。
——格羅斯(Daniel Gross)，史雷特網站(Slate)2005年6月
某個悶熱的星期一，拉姆斯菲爾德正準備要和屬下參謀談話，他很討厭這件事；接掌國防部長後，他更是在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中樹立了這樣的風評：姿態很高，神秘兮兮，還有大家不斷抨擊的傲慢自大。參謀首長的敵意可以理解，拉姆斯菲爾德踏進五角大樓後，拋棄領導和鼓勵的應有角色，變成了殘酷的刀斧手，部長變成了執行人事精簡任務的企業總裁。
拉姆斯菲爾德接受這個職位時，很多人都覺得很奇怪。他已經68歲了，有五個孫子女，個人財產大約有2．5億美元，而且他在福特總統時代，就坐過同樣的位置。然而，拉姆斯菲爾德無意當個傳統的國防部長，不願受到由他監督和發動的戰爭左右，他有更大的野心。
二十多年來，這位新上任的國防部長領導過好多家跨國公司，並且擔任這些公司的董事，這些公司經常都是經歷劇烈並購和痛苦整頓的大企業。90年代裏，他自認已成為新經濟的代表人物，主持一家數位電視公司，在另一家前途光明的電子化企業解決方案公司擔任董事，同時也是一家很有科幻小說意味的生物科技公司董事長，這家公司擁有治療禽流感藥物的專利權，也擁有好幾種重要愛滋病藥物的專利權。2001年，拉姆斯菲爾德加入布希政府的內閣，他滿懷雄心壯志，想要徹底改造2l世紀的戰爭，把戰爭變成比較偏重心理、不偏重實質，比較好看、卻比較不辛苦的事情，而且要把戰爭變成利潤遠高於過去的事業。
很多人為文探討拉姆斯菲爾德引發爭議的“轉型”計畫，這個計畫促使八位退休將領呼籲他辭職，最後逼迫他在2006年期中選舉後下臺。布希宣布拉姆斯菲爾德辭職時指出，拉姆斯菲爾德最大的貢獻是這些“全面轉型”計畫，而不是伊拉克戰爭或更廣泛的“反恐戰爭”。布希說： “拉姆斯菲爾德在這些領域的努力並不常成為頭條新聞，但是轉型引發的改革卻是歷史性成就。”的確如此，但是這些改革的內容如何，卻總是不清不楚。
高級將領嘲笑“轉型”是“空洞的口號”，拉姆斯菲爾德似乎經常決心以近乎可笑的方式，證明這些批評正確無誤。2006年4月，拉姆斯菲爾德說：“美軍正在進行大規模的現代化，從以師為重點的部隊，變成模組化的旅級戰鬥力量……從以勤務為中心的作戰，變成消除衝突的戰爭，再變成聯合作戰和互相依賴，這點是難得的成就。”但是這個計畫根本不像拉姆斯菲爾德說的那麼複雜，在重重艱澀術語的背後，這個計畫只是想把企業界行之有年的外包與品牌革命，引進美國軍中。
1990年代，很多一向自行製造產品、維持龐大而固定勞動力的公司，轉而擁抱後來號稱“耐吉模式”的方法：不再自己擁有工廠，而是透過大包商和小包商的複雜網路生產產品，同時把所有資源投入設計和行銷。其他公司選擇另一種叫作“微軟模式”的方法：維持一個由入股員工所構成的緊密控制核心，展現公司的“核心競爭力”，其他的一切都外包作業，從收發室的運作到程式碼的撰寫無一例外。有些人把經歷這種劇烈改革的公司叫作“空殼企業”，因為這些公司大致上只是形式，沒有剩下多少有形的內容。
拉姆斯菲爾德相信美國國防部需要同樣的整頓；他到五角大樓上任時，《財富》雜誌說得好：“總裁先生打算在國防部裏，同樣展開他在企業界推行極為順利的改革。”其中當然有一些不同。企業可以擺脫受到地域限制的工廠和專職員工，拉姆斯菲爾德認為，在這方面，軍隊可以擺脫大量常備部隊，由小規模核心幕僚取代，支撐幕僚的是由後備部隊和國民兵構成的較低成本臨時部隊；同時，利用“黑水”(BlackWater)和“哈利伯頓”(Halliburton)之類的國防包商，負責執行各種任務：從高風險運輸、訊問人犯、供應伙食到醫療，無一不包。企業把節省的勞工成本投入設計和行銷，拉姆斯菲爾德則希望把減少兵員和坦克節省下來的錢，用在民間部門提供的最新衛星技術以及奈米科技上。拉姆斯菲爾德談到現代軍隊時說過：“我們在21世紀裏，不能再思考物資、物資數量和兵力，應該優先思考速度、敏捷和精確。”他的話聽起來非常像過冬的管理顧問湯姆-彼得斯(Tom Peters)，1990年代末期，彼得斯宣稱，企業必須決定“要當純腦力的玩家，還是要當笨重物品的供應商”。
在五角大樓中一向舉足輕重的將領們全都瞭解：打仗時，“物資”和“兵力”仍然很重要。他們很快就對拉姆斯菲爾德的“軍隊空殼化”設想深惡痛絕。拉姆斯菲爾德上任才七個多月，就得罪了極多有力人士，因此傳言紛紛，說他在位的日子屈指可數了。
就在這個節骨眼，拉姆斯菲爾德宣佈召開罕見的五角大樓參謀“榮譽團結會”。大家立刻開始猜測：他是不是要宣佈辭職?是不是想來一場精神講話?還是為了補救?想對頑固派宣揚轉型?一位參謀告訴我，那個星期一早上，幾百位五角大樓的高級參謀走進禮堂時，“充滿了好奇觀望的氣氛，大家的感覺是：看你要怎麼說服我們?因為大家已經對他滿懷敵意”。
拉姆斯菲爾德進場時，“我們客氣地站起來、再坐下去。”大家很快就知道，這次會議不是宣佈辭職，也絕對不是精神講話，卻可能是美國國防部長所發表過最怪異的一次演說，一開始是這麼說的：
今天要談的主題是嚴重威脅美國安全的敵人。這個敵人是世界上最後一個中央計畫的堡壘，由具有支配性的五年計劃所規範。這個敵人試圖把自己的要求，從某國首都貫徹到各個時區、大陸、海洋和其他地方。這個敵人極為一貫，不但扼殺自由思想，更粉碎新的觀念。它瓦解美國的國防，威脅軍中袍澤的生命。
這個敵人聽起來可能像前蘇聯，但是前蘇聯已經消失。我們現在的敵人比較精明、比較難以安撫、離我們的家園比較近。這個敵人就是五角大樓的官僚。
拉姆斯菲爾德表現演說技巧之際，聽眾的臉孔變得鐵青。他們大都是為了對抗蘇聯才獻身軍旅，不能瞭解為什麼到了現在，卻被人比喻成共產黨。拉姆斯菲爾德還沒說夠：“我們認識這個敵人，我們瞭解這種威脅，我們必須以對抗死敵所需要的堅定決心，對付敵人，和敵人周旋……我們今天要對官僚宣戰。”
拉姆斯菲爾德達成了目的，他不但把五角大樓說成是美國的嚴重威脅，也對他任職的機構宣戰，聽眾呆住了。那位參謀告訴我：“他說我們就是敵人，敵人就是我們，我們卻以為自己是為國效勞。”
拉姆斯菲爾德不是想替納稅人省錢，他剛剛要求國會把預算增加11％；他是遵循反革命的政商財團主義原則，也就是要大政府和大企業聯手把資金重新往高層分配，他希望減少用在人員身上的開支，把多出很多的公款直接轉移到民間企業的金庫。拉姆斯菲爾德就根據這種理念，發動了他所謂的“戰爭”：每個部門的人員都必須減少15％，包括“世界各地每一個基地的總部大樓，這不只是規定，也是好主意，我們一定要做到”。
他已經下令高級幕僚“評估整個國防部，找出哪些功能可以透過商業外包做得更好、更便宜”。他想知道“為什麼國防部是少數幾個還自己印支票的部門?外面已經有經營良好的整個倉儲管理業，為什麼我們還要自己擁有和管理這麼多倉庫?我們在世界各地的基地裏，為什麼還自己收垃圾、擦地板，而不是像很多企業一樣，把這些工作外包?而且，我們一定可以把更多的電腦系統支援業務外包辦理”。
他甚至攻擊軍方神聖不可侵犯的領域，也就是軍人醫療。他想知道為什麼有這麼多軍醫?“部分醫療需求，尤其是可能涉及一般醫療、或是與戰鬥無關的專科醫療，由民間部門提供，可能比較有效。”至於軍人與軍眷的住宅，當然可以由“公私合作”的方式提供。
國防部應該把重點放在核心能力“打仗”上，但是在所有其他領域中，都應該尋找能夠“有效能、有效率提供這些非核心活動的供應商”。
拉姆斯菲爾德演說完後，五角大樓很多參謀抱怨說，拉姆斯菲爾德把軍隊大膽外包的設想只有一個障礙，就是美國憲法中的一小部分條文——憲法清楚說明國家安全是政府的職責，不是民間企業的職責。我的消息人士告訴我：“我想這場演講會讓拉姆斯菲爾德丟掉工作。”
實際上並沒有，很少媒體報導他對五角大樓宣戰的消息，因為他這場爭議性演講的發表日期是2001年9月10日。
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在9月10日的晚間新聞中，以“國防部長對五角大樓官僚宣戰”為題，簡短報導這則消息，結果變成了奇怪的歷史性注腳。隔天早上，CNN將會報導國防部遭到真正的攻擊，造成五角大樓125位員工死亡，110位員工重傷，不到24小時前，拉姆斯菲爾德才把他們描述成國家的敵人。
切尼與拉姆斯菲爾德：原型災難資本家
拉姆斯菲爾德早已為人忘卻的這場演說，其核心觀念與布希政權完全相同：政府的職責不是治理，而是把任務轉包給比較有效能、通常也比較優異的民間部門。拉姆斯菲爾德說得很清楚，這種任務不像削減預算那麼平凡，對擁護這種信念的人來說，這是一場改變世界聖戰，重要性可以媲美擊敗共產主義。
布希團隊就任前，80和90年代的民營化熱潮(受到克林頓政府、州與地方政府全力擁護)已經成功將很多部門的公有大型企業賣掉或外包經營，涉及的企業涵蓋供水、電力、公路管理與垃圾收集。砍掉國家的這些手足後，剩下的就是“核心”，也就是跟治理的概念最緊密相連的一些功能，包括軍隊、員警、消防、監獄、邊境管理、秘密情報、疾病控制、公立學校系統與政府官僚機構的管理；把這些交給民間企業處理，將對國家的意義帶來相當大的挑戰。然而，民營化熱潮初期創造了極大的利潤，很多公司吃下國有事業後，繼續虎視眈眈，貪婪地看著國家的這些基本功能，當成下一步快速致富的來源。
到了90年代末期，開始有一股強大的推動力，要打破“核心”不能民營化的禁忌。就許多方面而言，這只不過是現狀的合理延伸。就像俄羅斯的油田、拉丁美洲的電信事業和亞洲的產業，為90年代的股市帶來超高利潤，現在美國政府應該扮演這種核心經濟角色；因為反民營化和反自由貿易的怒火在發展中世界迅速蔓延，關閉了其他成長管道，美國政府的這種角色變得更為重要。
這股推力把“休克治療”帶入自我指涉的新階段。在此之前，災難和危機發生後被利用來推動激烈的民營化計畫，但是有能耐創造和因應巨變的機構仍是公共控制的最後堡壘，像是軍隊、中央情報局、紅十字會、聯合國、負責緊急“優先反應”的機構等單位。現在這些核心部門即將遭到吞噬，過去30年所發展出的危機利用方法，現在用來推動“災難創造與反應”基礎建設的民營化。弗裏德曼的危機理論也進入了後現代階段。
如此創造出來的只能說是民營化員警國家，最先鋒的推手正是後來在布希政府中最有權力的人，包括切尼、拉姆斯菲爾德與布希本人。
拉姆斯菲爾德把“市場邏輯”運用在美國軍隊的想法，起源於40年前。1960年代初期開始，他就經常參加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的學術研討會，跟弗裏德曼培養出特別親密的關係。拉姆斯菲爾德30歲當選國會議員後，弗裏德曼把這位少年得志的共和黨員納入門下，協助他發展出大膽的自由市場政見，教導他經濟理論。這麼多年來兩人一直都很親密，拉姆斯菲爾德每年都會參加由傳統基金會主席傅爾納(Ed Feulner)舉辦的弗裏德曼生日慶典。弗裏德曼90大壽時，拉姆斯菲爾德談到自己的恩師說：“弗裏德曼與眾不同，我跟他在一起談話時，覺得自己比較聰明。”
雙方互相欣賞，拉姆斯菲爾德致力推動市場解除管制，弗裏德曼對此印象極為深刻，甚至在1980年的總統大選中，向雷根大力推薦，要雷根提名拉姆斯菲爾德為競選夥伴，而不是提名老布希；而且他一直不很諒解雷根漠視他的建議。弗裏德曼在回憶錄中寫道： “我相信雷根選擇布希當副總統候選人是個錯誤。事實上，我認為這不但是他在選戰中最糟糕的決定，也是他總統任內最差的決定，我屬意的候選人是拉姆斯菲爾德，要是他選擇了拉姆斯菲爾德，我認為拉姆斯菲爾德會繼雷根之後出任總統，令人難過的布希和克林頓時期就絕對不會出現。”
拉姆斯菲爾德錯過擔任雷根競選夥伴的機會，轉而投身於欣欣向榮的企業生涯。他擔任國際制藥與化學大廠席爾制藥公司(Searle Pharmaceuticals)總裁，利用自己的政治關係，確保備受爭議而利潤極為龐大的阿斯巴甜(aspartame)申請案獲得聯邦食品藥物管理局(FDA)的核准，以NutraSweet為名上市；拉姆斯菲爾德擔任中間人，把席爾制藥賣給孟山都化學公司時，個人大約賺了1200萬美元。
這筆高價交易確立了拉姆斯菲爾德有力企業掮客的地位，使他成為席爾斯(Sears)與家樂氏(Kellogg’S)等績優公司的董事。同時，國防部長的資歷，使他成為艾森豪所說的“軍產體系”企業的寵兒。拉姆斯菲爾德擔任飛機製造商灣流公司(Gulfstream)董事，也以19萬美金的年薪擔任瑞士工程巨擘艾波比公司(ASEA Brown Bovari)董事。這家公司被人揭發它把鈽的生產方式在內的核能科技賣給朝鮮時，才心不甘情不願地受到外界關切。那筆核能反應器的買賣是在2000年成交，當時拉姆斯菲爾德是是艾波比公司中唯一的美國董事；他宣稱自己不記得董事會討論過核能反應器的交易，但是公司堅稱“曾經把這個計畫告訴董事”。
1997年，拉姆斯菲爾德出任生物科技企業吉利德科學公司(Gilead Sciences)董事長，確立了原型災難資本家的地位。這家公司取得了克流感 (Tamiflu)的專利，這種藥可治療多種流行性感冒，也是大家偏愛的禽流感用藥。如果具有高度傳染性的禽流感爆發(或是可能爆發)，各國政府一定會被迫向吉利德科學購買這種藥品，價值高達數十億美元。
公共衛生緊急災變的治療藥品和疫苗能否申請專利，一直是爭議性很大的問題。美國曾有幾十年都沒有流行病，但是1950年代中期，小兒麻痹爆發成大流行時，靠著疾病獲取暴利的倫理爭議引發激烈辯論。美國當時有將近6萬個小兒麻痹病例，家長們嚇得要死，擔心自己的子女染上這種會讓人殘障而且經常會致命的疾病，專家們拼命尋找治療藥品。1952年，匹茲堡大學(University of Pittsburgh)科學家沙克(Jonas Salk)找到了救命良方，發展出第一種小兒麻痹疫苗，他沒有為這種救命的藥品申請專利。沙克告訴廣播記者莫洛：“這種藥不會有專利，你能夠為太陽申請專利嗎?”
我們可以確信，如果能夠為太陽申請專利，拉姆斯菲爾德一定早就向美國專利商標局提出申請。拉姆斯菲爾德曾經任職的吉利德科學公司也擁有四種愛滋病藥品的專利，公司花了非常多的精神，阻止這些救命藥品的學名藥版本(generic drug，編按：專利期過後，非原廠生產的相同藥品，主要成分相同，但價格較便宜)在發展中國家流通。這件事是美國公共衛生行動主義者打擊的目標，他們指出，吉利德是靠著納稅人的捐款，發展出一些重要藥品。吉利德卻認為，流行病藥品是成長市場，還積極發動行銷攻勢，鼓勵企業與個人囤積，以防萬一。拉姆斯菲爾德再度進入美國政府任職前，非常確信自己找到了一種熱門的新產業，甚至協助成立了好幾檔私募基金，專門投資生物科技與制藥業者。這些公司圖謀將來會爆發可怕疾病，到時候政府會被迫以最高價，購買民間部門擁有專利的任何救命產品。
切尼是拉姆斯菲爾德在福特政府任職時栽培的愛將，他也根據“悲慘未來是獲利展望”的理念而賺到大錢，不過拉姆斯菲爾德認為瘟疫是發財的市場，切尼卻以戰爭的前景為基礎。切尼在老布希總統麾下擔任國防部長時，裁減戰鬥部隊的人數，大幅提高對民間包商的依賴。他找上總部設在休士頓的跨國企業哈利伯頓公司，以及該公司旗下的工程部門布朗魯特公司(Brown & Root)簽約，要他們找出美軍執行的任務中有哪些可以由民間代勞，還能從中獲利。不出所料，哈利伯頓真的找出民間企業可以代勞的所有工作，這些發現促成了五角大樓發出大膽的新合約，也就是民間支持後勤計畫(LOGCAP)。五角大樓和武器製造廠商的合約動輒數十億美元，早就臭名在外，但是上述合約前所未見：這不是供應軍方設備，而是擔任軍方運作的經理人。
國防部選擇性地邀請一些企業，要他們提案為美國軍事任務提供非限定的“後勤支持”，這可真是極為籠統的任務描述。此外，合約上沒有規定金額，得標廠商只是得到承諾，不管廠商為軍方做了什麼事情，成本都會由五角大樓負責，加上保證的利潤，也就是所謂的“成本附加”合約。這時是1992年，正是老布希政府執政末期，贏得合約的公司不是別家，正是哈利伯頓公司。誠如《洛杉磯時報》記者米勒(T．Christian Miller)所說，哈利伯頓“擊敗另外36家競標廠商，贏得五年合約，或許這點不足為奇，因為草擬計畫的公司就是哈利伯頓”。
克林頓擔任美國總統後，哈利伯頓在1995年聘請切尼出任新領導人。哈利伯頓旗下的布朗魯特公司長久以來一直是美軍的包商，但是哈利伯頓在切尼的領導下，角色急遽擴大，甚至改變了現代戰爭的本質。切尼主持五角大樓時，哈利伯頓和他簽訂這款用詞不夠精確的合約，得以擴張和擴大“後勤支持”的意義，到最後變成負責為美軍的海外任務創建整個基本結構。軍方只需要提供兵員與武器，從某方面來說，軍方變成了表演者，哈利伯頓卻是節目主持人。
其結果是在巴爾幹半島首次展現的麥當勞式軍事體驗：軍隊派駐國外像是危險的重武裝度假之旅。哈利伯頓的發言人解釋說：“士兵抵達巴爾幹時，最先招呼他們的是本公司的員工，最後跟他們揮別的也是我們的員工。”這段話聽起來使哈利伯頓更像郵輪之旅的主辦人，而不是軍方後勤協調官。這點正是哈利伯頓與眾不同的地方：切尼看不出有什麼理由，不能把戰爭變成美國服務業經濟獲利豐厚、欣欣向榮的業務；好比帶著微笑侵略他國。
克林頓派出了1．9萬名士兵進駐巴爾幹半島，美軍基地紛紛設立，就像完全由哈利伯頓興建與管理、設有門禁的乾淨郊區迷你城市。哈利伯頓決心把國內所有方便的生活設施都提供給軍隊，包括速食店、超級市場、電影院與高科技健身中心。有些高級軍官疑慮軍隊在購物中心花太多時間會影響軍紀，但是他們自己也喜歡這些額外福利。一位高級軍官告訴我：“哈利伯頓提供的一切都好得很，因此我們沒有怨言。”就哈利伯頓來說，讓顧客滿意是好生意，保證會得到更多的合約，而且因為利潤是根據成本的一定百分比計算，成本愈高，利潤就愈高。“別擔心，這是用成本加成計算的”這句話，是在巴格達綠區才發揚光大、變成名言，但奢侈的戰費支出是克林頓時代所開創。切尼只在哈利伯頓任職五年，卻把公司向美國財政部收取的費用幾乎增加一倍，從12億美元增加到23億美元，同時，哈利伯頓接受的聯邦貸款與貸款保證金額增加了15倍。他的努力得到很高的報酬，就任副總統前，“估計自己的財產有1800萬美元到8190萬美元之間，其中包括約值600萬美元到3000萬美元的哈利伯頓股票……整體而言，切尼得到126萬股的哈利伯頓公司認股權，其中10萬股已經執行，76萬股符合贖回規定，166667股在2000年12月生效”。
對切尼來說，把服務業經濟推展到政府的核心是家族事業。1990年代末期，他把軍事基地變成哈利伯頓式的郊區住宅時，他太太林恩(Lynne Cheney)擔任世界最大國防包商洛克希德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董事，除了領取薪水之外，還賺到認股權。林恩從1995到2001年問擔任這家公司的董事，時間正好是洛克希德這類公司轉型的重要期間。冷戰已經結束，國防經費減少，這些公司因為幾乎全部進賬都來自政府的武器合約，現在需要尋找新的經營模式。洛克希德和軍火商同業發展出一種策略，積極爭取一種新形態的工作：代管政府並從中牟利。
1990年代中期，洛克希德開始接管美國政府的資訊科技部門，維護政府的電腦系統和一大部分資料管理工作。洛克希德在這方面的業務極為深入，以至於到2004年，《紐約時報》報導指出：“美國並非是由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在運作，但是美國有極高的比率。是由該公司協助經營……洛克希德幫你分信，計算你的稅額，開社會安全支票，計算美國的普查資料，管理太空飛行，監督空中交通，為了管理這一切，洛克希德撰寫的電腦程式碼比微軟還多。”
這就組成了影響力十足的夫妻搭檔：切尼主持哈利伯頓，接管國外戰爭所需要的基礎設施；林恩在國內協助洛克希德，接管政府的日常管理。偶爾夫妻會直接競爭，1996年，德州宣佈開放企業競標德州福利計畫的運作管理(這個五年期的合約價值高達20億美元)，洛克希德和切尼擔任董事的資訊業巨人電子資料系統公司(Electronic Data Systems)，都競標這個合約。最後克林頓政府出面干預，阻止招標。克林頓政府通常熱心支持外包的做法，卻認為決定誰有資格接受福利是政府的基本工作，不適合民營化。洛克希德和電子資料系統公司都大聲抗議，德州州長布希也一樣抗議，布希認為福利制度民營化是非常好的構想。
布希擔任I、II長，並沒有多少出色表現，但是他在某個領域領先群倫，那就是把人民選他出來負責的各項政府治理功能分配給民間企業，尤其是跟安全有關的功能，從這裏已經可以預見他不久之後將發動的民營化反恐戰爭。在他的監督下，德州I民營監獄的數目從26處，增為42處，以致《美國展望》雜誌(American Prospect)把布希治理的德州，稱為“世界民營監獄產業之首”。1997年，聯邦調查局針對離休士頓40英里的布瑞索裏亞郡（Brazoria County)一處監獄展開調查，因為本地電視臺播出一卷錄影帶，顯示監獄警衛踢打未加反抗的囚犯的下體，用休克槍射擊囚犯，而且放狗咬囚犯。錄影帶裏施暴的警衛中，至少有一位穿著重度矯正資源公司(Capital Correctional Resources)的制服，這家民營公司和政府簽約，負責供應這處監獄所需要的警衛。
布希對民營化的熱情完全沒有受布瑞索裏亞事件的影響。幾星期後，他和皮諾切特獨裁統治智利期間負責社會安全民營化的部長皮涅拉見面時，似乎有了頓悟。皮涅拉這樣描述他們的會面：“根據他的專注程度、身體語言和提問，我立刻知道布希先生完全瞭解我的初衷：社會安全改革可以用來提供美好的退休生活，也可以創造工人資本家的天地，人人自負盈虧的社會……他極為熱心，以致會晤結束時，他笑著在我耳邊低聲說：“到佛羅里達州，把這一切告訴我弟弟，他也會喜歡這種觀念。”
這位未來的總統決心把州政府的功能標售出去，配合切尼主導軍方的外包，以及拉姆斯菲爾德為能夠預防傳染病的藥品申請專利，已能看出這三個人合力建構的國家會是什麼面貌：一個極度空洞的政府。雖然布希在2000年的總統大選中，沒有把這麼激烈的計畫當成核心政見，卻在總統選戰期間，暗示過這種設想。“有幾十萬專職聯邦公務員的工作，都可以由民間企業代勞，”他在一次競選演說中表示，“我會儘量把這些工作發出去公開競標，如果民間部門能夠做得更好，應該讓民間部門取得合約!”
9•11與行政部門反撲
布希和內閣2001年元月就職後，美國企業更迫切需要新的成長來源。科技泡沫已經正式破滅，布希政府就任的頭兩個半月裏，道瓊指數暴跌824點，布希政府面對嚴重的經濟衰退。凱恩斯主張政府應該大力支出，用公共工程刺激經濟，使經濟走出衰退。布希的解決之道是解構政府，一方面用減稅，另外一方面用利潤豐厚的合約，大塊、大塊地砍掉公共財富，喂飽美國企業。布希的預算管理局長、智庫理論家丹尼爾斯(Mitch Daniels)宣稱：“政府的責任不是提供服務，而是要確保有人提供服務，這想法在我看來是不言而喻。”這種說法也包括災難的因應。布希任命共和黨党工歐爾鮑(Joseph Allbaugh)出任聯邦應急事務管理署(Federal Emergencv Management Agency)署長，歐爾鮑談到自己的新職時說，這個負責應對包括恐怖攻擊等災難的機構，是一個“龐大的授權計畫”。
接著便發生了9•11事件，突然間，若說政府的核心任務是要自我了斷，似乎變得十分不合時宜。恐怖攻擊造成人民驚恐，希望得到強而有力的政府保護，很可能會在布希推動政府空洞化計畫之際，打斷布希的如意算盤。
有一陣子情形似乎就是這樣。恐怖攻擊10天后，弗裏德曼的老友、傳統基金會主席傅爾納率先說出了一句意義重大的話：“9•11改變了一切。”很多人自然以為，改變的一環應該是重新評估反國家的激進目標，傅爾納和他的意識形態夥伴30年來，一直在美國和世界各國推展這種目標。然而，9•11恐怖攻擊的本質是安全上的缺失，暴露出20多年來侵蝕公共部門，把政府功能發包給營利事業的惡果。就像水淹新奧爾良暴露了公共建設殘敗不堪的情況一樣，恐怖攻擊也揭開了大家放任國家衰弱到危險程度的真相：紐約市員警和消防隊員之間的無線電通信，在救難途中當機，飛航管制員沒有及時注意到飛機脫離航線，攻擊分子順利通過由約聘員工駐守的機場安全檢查關卡，這些安檢人員當中，有些人的待遇還不如機場美食廣場的員工。
弗裏德曼式反革命在美國的第一次重大勝利，是雷根總統攻擊飛航管制人員工會，解除民航業管制。20年後，整個空運系統已經民營化，管制完全解除，規模縮減，絕大部分的機場安全工作由待遇低落、訓練不足、不屬於工會的約聘人員負責。9•11攻擊後，交通部負責安全檢查的局長作證說，負責航班安全的航空公司為了降低成本大力克扣員工。他告訴布希任命的9•11委員會：“這種壓力進而表現在安全的嚴重缺失上。”一位資深聯邦航空局安檢官員在9.1l委員會中作證說，航空公司對安檢的做法是“責備、否認、延誤”。
9月10日前，只要機票便宜，供應充分，這些事情似乎都無關緊要。但是9月12日後，叫時薪6美元的約聘人員負責機場安全檢查似乎過於隨便。接著到了10月，有人把裝了白色粉末的信封寄給國會議員和新聞記者，引發了可能爆發大規模炭疽熱的恐慌。在這種情況下，90年代的民營化看起來又大不相同了：為什麼一家民營藥廠獨享生產炭疽熱疫苗的權利?聯邦政府用外包的方式，是否放棄了保護大眾不受重大公共衛生急難侵害的責任?大家說的這家民營化藥廠拜波公司(Bioport)當時沒有通過一系列的檢驗，甚至沒有得到聯邦食品藥物管理局行銷疫苗的授權，這對整個情勢更是火上加油。此外，如果像媒體所報導的一樣，炭疽熱、天花和其他致命病原菌可以透過信件、食品供應或供水系統傳播，那麼布希繼續推動郵政服務民營化的計畫，到底是不是好辦法呢?遭到裁員的食品與供水檢驗人員，會有人請他們回來重新任職嗎?
安然公司之類的新弊案爆發後，大家對親企業共識的反彈更是加強。9•11攻擊後三個月，安然宣佈破產，導致成千上萬的員工喪失退休儲蓄，高級經理人卻早已根據內線消息出脫股票，換到滿手現金。這場危機導致大眾對民問企業提供基本服務的信心直線下墜，安然操縱能源價格因而導致幾個月前加州大規模停電的消息傳出後，更是如此。高齡90的弗裏德曼極為擔心凱恩斯主義的潮流捲土重來，甚至抱怨說：“企業家在大眾心目中，已經變成二等公民。”
總裁的地位下墜之際，屬於工會的公共部門勞工(弗裏德曼反革命中的壞人)在大眾心目中的地位迅速上升。9•11攻擊後的兩個月內，大眾對政府的信心升高到1968年以來的最高水準。照布希對一群聯邦政府員工的說法，這種情形是“因為你們善盡職責”造成的。9•11事件中，真正的英雄是負責第一線反應的下級公共部門員工，包括紐約消防隊員、員警和救難人員，其中有403名因為努力疏散世貿中心大樓、協助受害者而喪失生命。突然間，美國人對所有穿制服的同胞又敬又愛，政客努力配合這種新情勢，以前所未見的速度，戴上代表紐約員警和紐約消防隊員的棒球帽。
9月14日，布希在顧問所說的“表揚時刻”，跟消防隊員和救難人員站在恐怖攻擊原點，擁抱現代保守主義運動決心摧毀、屬於工會的公務員。他當然必須這樣做(那一陣子連切尼都戴上安全帽)，但是他不必做得讓人這麼信服。布希的真實感覺，加上公眾欲求一位元符合當時情況的領袖，這兩種因素結合起來，促使布希說出政治生涯中最動人的演說。
攻擊發生幾星期後，布希大肆巡視公共部門，到公立學校、消防隊、紀念堂、疾病控制中心去擁抱公務員，感謝他們的貢獻和發自內心的愛國心。布希在一次演說中，指出“我們找到了新英雄”，他不只表揚緊急服務人員，同時也稱讚教師、郵局員工和醫療工作人員。在這些場合中，他對從事公益活動的尊敬和褒揚，升高到40年來美國所見過的最高水準。降低成本的重要性突然消失，布希總統在每一場演說中，都宣佈一些大膽、新穎的公共計畫。
攻擊發生11天后，《華盛頓郵報》的哈裏斯(John Harris)和米爾班(Dana Milbank)信心十足地宣稱：“經濟低迷再加上反恐新戰爭的迫切性，兩種需求結合在一起，改變了布希總統施政目標的哲學內涵，上任時自稱是雷根意識形態傳人的總統經過九個月後，變成了比較像是羅斯福總統的繼承人。”他們進一步指出：“布希正在推動大規模的刺激經濟方案，防止經濟衰退，他說經濟疲弱不振，需要政府支出巨額資金，刺激經濟：這是凱恩斯經濟學的基本觀念，也是羅斯福總統新政的核心理念。”
圖利企業的新政
除了公開宣佈和媒體造勢之外，布希和他的小圈圈無意改采凱恩斯主義。他們削弱公共領域的決心根本沒有動搖，9•11攻擊凸顯的安全缺失，再度證實了他們內心最深處牢不可破(而且自私自利)的信念：唯獨民間公司擁有應付安全新挑戰的情報與創新。白宮確實準備動用納稅人的巨額稅款刺激經濟，但是我們可以確定，這些錢絕對不會依據羅斯福總統的模式動用。布希的新政反而完全嘉惠美國企業，每年直接把數千億美元的公款，交到私人手裏；這些錢會以合約的方式移轉，很多合約是私相授受，未經競標，幾乎也沒有任何監督，就交給由眾多產業構成的龐大網路，包括科技、媒體、傳播、監禁、工程、教育與醫療產業。
事後回想，9•11攻擊之後大眾茫然不知所措的那段期間，正是美國本土版的經濟休克治療。布希團隊是徹頭徹尾的弗裏德曼信徒，他們迅速利用困擾美國的這次震撼，推動激進的政府空洞化方針，從作戰到災難反應的一切行為，全都變成追求營利的事業。
這是休克治療大膽的進化，布希團隊沒有採用90年代拋售現有公營事業的方式，而是為反恐戰爭的行為創造出全新的架構，從一開始打造就是民營的。這種做法需要經過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白宮利用9•11之後無所不在的危機感，大幅增加行政部門決策、監督、拘留與發動戰爭的權力，軍事史專家貝琪維奇(Andrew Bacevich)把這種抓權行為叫作“進行中的政變”。然後把剛剛壯大且資金充裕的安全、侵略、佔領與重建功能立刻發包外包，交給民間部門執行並且獲利。
政府公開宣佈的目標是要對抗恐怖主義，結果卻創造出災難資本主義體系：塑造出由國土安全、民營化戰爭與災後重建組成的成熟新經濟，負起：在國內外建立並經營民營化安全國家的重責大任。這種全面行動構成的經濟刺激，足以填補全球化與網路公司好景破滅後留下的真空。就像網際網路啟動網路公司泡沫一樣，9•11攻擊啟動了災難資本主義泡沫。主持諾瓦畢德創投夥伴公司(Novak Biddle Venture Partners)的諾瓦(Roger Novak)說過：“資訊科技產業在泡沫之後紛紛倒閉時，猜猜看誰擁有所有的資金?當然是政府。”諾瓦現在經營這家從事國土安全企業創業投資的公司，改口說：“每一檔基金都看出這個寶庫有多大，每一個人都在問我怎麼才能分得一杯羹?”
這是弗裏德曼所推動的反革命的巔峰期，幾十年來，市場靠著國家的附屬機構養活，現在市場準備把國家的核心給吞下去。
奇怪得很，這個過程當中最有效的意識形態工具，反而是宣稱經濟意識形態不再是美國外交或國內政策的主要動因。“9•11改變一切”的真言，巧妙地掩飾了一個事實，那就是他們為自由市場意識形態與企業利益服務；唯一改變的事情是現在可以輕鬆追求龐大的目標。現在布希政府不必把新政策送到國會，經歷結果難料的公開辯論，也不必跟公共部門工會嚴重對立，可以利用支援總統的愛國陣線，利用新聞界心甘情願的放棄監督，不必再討論，可以立刻開始推動計畫。就像《紐約時報》2007年2月說的一樣：“少了公開辯論或正式決策的約束，包商實際上變成了政府的第四部門。”布希團隊並沒有用完整的計畫來應對9•11為國家安全帶來的挑戰，填補公共基本建設中的漏洞，反而是為政府規定新的角色，使國家的職責變成不是提供安全，而是以市場價格購買安全。因此，2001年9月11月，攻擊事件過後才兩個月，國防部聚集了一批號稱擁有網路公司經驗的“一小群創投顧問”。這項任務是要找出“直接有助於美方投入全球反恐戰的新興科技解決方案”。到了2006年初，這個非正式的意見交換，已成為五角大樓的官方分支機搆：“國防創投促進會”(Defense Venture Catalyst Initiative Devenci)，它是“相當有效的單位”，持續把國家安全情報送交有政治關係的創投金主，這些人則搜查有哪些新興公司能製造新的監控設備與相關產品。國防創投促進會的負責人波杭卡(Bob Pohanka)說：“我們就是搜尋引擎。”根據布希的看法，政府只需要籌募開創新型戰爭市場所需要的資金，然後從這種創造性的市場中，購買最好的產品，鼓勵產業界加強創新。換句話說，政客創造需求，民間部門供應各式各樣的解決方案，就這樣完全利用納稅人的錢，創造出由國土安全與21世紀戰爭構成的繁榮經濟。
國土安全部是布希政權創造的全新政府部門，它最能夠清楚展現這種政府完全外包經營的模式。國土安全部研究單位的副主管亞歷山大(Jane Alexander)解釋說：“我們什麼都不生產，產業界不生產的東西，我們就買不到。”
另一個部門是反情報活動機構(counterintelligence Field Activity，CIFA)，這是拉姆斯菲爾德擔任國防部長時，在中央情報局之外成立的新情報機構。這個平行的諜報機構把70％的預算，外包交給民間包商，也像國土安全部一樣，是以空殼的方式成立。誠如國家安全局前局長米尼翰(Ken Minihan)所說：“國土安全太重要了，不能交到政府手中。”米尼翰如同布希政府中的另外幾百位高級幕僚，早就辭去公職，轉而為欣欣向榮的國土安全產業工作，這個產業正是他以情報頭子的身份協助創設的。
從敵人的定義到交戰規則，再到不斷擴大的戰爭規模，布希政權針對反恐戰爭範圍所規定的每一點，目的都是儘量擴大戰爭市場的獲利能力與永續經營能力。成立國土安全部的文件中宣示：“如今恐怖分子可以隨時隨地，幾乎用任何武器攻擊。”這個說法大開方便之門，政府要求的安全服務必須隨時隨地提供保護，對付所有想像得到的風險。而且不見得要證明威脅是真的，才能夠發動全面反應；在切尼著名的“只怕萬一”想法指導下，就有理由侵略伊拉克，原因是如果某種事物有百分之一的可能變成威脅，美國就必須把這種威脅當成百分之百的確定，必須反應。這種邏輯對各種高科技偵測設備廠商特別有利，例如，因為我們想到可能會遭到天花攻擊，國土安全部就把5億美元交給民間公司，發展和安裝偵測設備，對付這種未經證實的威脅。
雖然這場衝突的名稱多變，從反恐戰爭，變成反激進伊斯蘭戰爭、反伊斯蘭法西斯主義戰爭、第三世界戰爭、漫長戰爭，又變成世代戰爭，但是基本形態不變，不受時間、空間或目標限制。從軍事觀點來看，這種廣泛、沒有一定形態的特點使反恐戰爭變成打不贏的主張，但是從經濟觀點來看，卻是無法反駁的主張：不是可能打勝、曇花一現的戰爭，而是全球經濟結構中新穎而永久的一環。
這是9•11之後，布希政府向美國企業發佈的事業公開說明書。五角大樓似乎把納稅人的錢，源源不絕、無休無止地送出去，變成企業的營收(一年輸送2700億美元給民間包商，從布希就任以來增加了1370億美元)；美國情報機構為了獲得外包搜集的情報，一年付給包商420億美元，比1995年的金額增加一倍以上；新成立的國土安全部從2001年9月11日到2006年間，交給民間包商1300億美元，這些資金在過去的經濟體中並不存在，金額比智利或捷克的國內生產毛額還多。2003年內，布希政府在發給民間公司的合約中，支出了3270億美元，幾乎占了可動用資金的40%。
華盛頓四周的郊區在極短的時間裏，出現了很多灰色的建築，容納安全產業的“新創企業”和“育成”公司，這些公司都是匆匆組成，情形就像90年代末期的矽谷一樣，資金流入這些公司的速度，比擺放辦公桌椅的速度還快。同時，布希政府在這種景氣熱潮期間，扮演任意花錢的創業投資資本家。90年代時，大家的目標是發展出殺手級應用，發展出“下一個更新的新東西”，再賣給微軟或甲骨文公司，現在的目標是發展出新的“搜查與鎖定”、抓住恐怖分子的科技，再賣給國土安全部或五角大樓。這就是為什麼災難產業除了創造出新創企業和投資基金外，也創造了一大堆新的遊說公司。這些遊說公司負責為新創公司和國會山莊上應該找的人牽線，2001年時，偏重安全事務的遊說公司只有兩家，但是到了2006年中，已經增加到543家。國土安全企業巴拉丁公司(Paladin)總經理史帝德(Michael Steed)告訴《聯機》雜誌(Wired)：“我從90年代初期就投身私募基金業務，從來沒有看過這麼源源不絕的交易熱潮。”
恐怖主義的市場
災難泡沫像網路泡沫一樣，以獨一無二而混亂的方式膨脹。國土安全產業最初的繁榮之一，出現在監視攝影機；英國裝設了420萬具這類攝影機，也就是每14個國民就有一部，美國則裝設了3000萬具，每年拍攝的總長度大約40億小時，這樣就產生了一個問題，由誰來看這40億小時的片子?於是“分析軟體”的新市場應運而生，這種軟體業者負責掃描錄影帶，找出符合已建檔影像的目標(將各種安全系統連接起來，變成了若干獲利最豐厚合約的來源，例如空軍把價值90億美元的合約交給好幾家公司，包括歷史最悠久的策略顧問業者布斯艾倫漢密爾頓公司[Booz Allen Hamilton]，還有一些最大的國防包商)。
這種發展造成了另一個問題，因為臉部辨認軟體只有在拍攝物件自行站在攝影機正前方時，才能產生正確辨識，然而，拍攝物件總是行色匆匆，很少站在攝影機正前方，這樣就創造了數位影像加強的新市場。銷售分離與加強影像軟體的史蒂爾斯公司(Salient Stills)一開始是向媒體公司推銷這種科技產品，但是後來的發展顯示，從聯邦調查局和其他執法機構可以賺到更多的營收。而且政府既然推動這麼多的偵測活動，包括偵測電話通聯記錄、監聽、金融記錄、郵件、偵測攝影機、上網等，排山倒海的資料淹沒了政府，因而開創了另一個龐大的市場，也就是資訊管理與資料採礦(data mining)市場，以及宣稱能夠在無數文字與數位之間“建立關係”、鎖定可疑活動的軟體市場。
90年代裏，科技公司不斷宣揚沒有邊界的世界、資訊科技力量顛覆權威政權、推倒圍牆的神奇力量。如今在災難資本主義體系內，資訊革命的工具搖身一變，為相反的目的服務。在這種過程中，民營電話公司與搜尋引擎全面與政府配合，行動電話和流覽網頁被日漸威權化的政權利用，不管是雅虎(Yahoo!)跟中國政府合作，鎖定異議分子的位置，還是AT&T協助美國國家安全局，在沒有取得監聽命令的情況下，竊聽顧客的通信(布希政府宣稱已經沒有這樣做)。這個全球化的重大象徵與希望：“邊界消失”因此破滅，取而代之的是勃然興起的邊界監視產業，監視方式從光學掃描、生物特徵辨識到研議當中的美墨邊界高科技圍牆，不一而足，這道圍牆讓波音(Boeing)和其他公司獲得價值25億美元的合約。
高科技公司從一個泡沫跳進另一個泡沫時，產生的結果是安全與購物文化怪異的結合。今天反恐戰爭使用的很多科技，包括威靈特系統(Verint Systems)、塞新(Seisint)、埃森哲(Acceilture)和選擇點(ChoicePoint)銷售的生物特徵辨識、攝影監視、網路追蹤、資料採礦等科-技，都是由民間部門在9•11事件前發展出來，作為建立顧客詳細資料、開啟微行銷新領域的方法。這些科技也可以減少雇用超級市場與購物中心的零售員工，因為生物特徵辨識科技配合現金卡，就不需要櫃檯結賬人員。大家對這種老大哥式的科技普遍不安，造成很多推展類似科技的計畫停止實施，使行銷人員和零售商失望。9•11解開了這個市場僵局：突然間，恐怖主義的憂慮超過生活在受監視社會中的恐懼。因此，現在從現金卡或認同卡搜集的資料不但可以當成行銷資料，賣給旅行社或嘉普公司(Gap)，也可以當成安全資料賣給聯邦調查局，警示“可疑的”行動電話易付卡交易和可疑的中東之旅。
財經雜誌《紅鯡》(Red Herring)刊出過一篇有力的文章，說明上：述計畫中有一項是要判斷某個有上百種拼法的名字，是否和國土安全資料庫中的名字相同，藉以找出恐怖分子。以穆罕默德(Mohammad)這個字為例，軟體裏包括穆罕默德幾百種可能的拼法，可以在一秒鐘內搜尋百萬位元的資料，功能令人驚歎，但是找錯人時就不是這樣了。他們經常找錯要找的人，不管是在伊拉克、阿富汗或多倫多市郊皆是如此。
這種容易出錯的情況，使得無能與貪婪(這是布希時代的特徵)成為：苦難的來源，從伊拉克到新奧爾良都是如此。這種電子獵捕行動的錯誤身份辨認，足以讓一個對政治漠不關心、長相和名字的發音有點相像、甚至對阿拉伯或穆斯林文化一無所知的顧家男人，被指認為潛在的恐怖分子。而且把個人和組織名字列在觀察名單的程式，現在也由民間公司處理，交叉比對旅客名單與資料庫名單的工作，也由民間企業負責。到2007年6月，國家反恐中心保存的可疑恐怖分子名單上，已經有50萬個名字。2006年11月公開的另一個計畫、自動標定系統已經針對過境美國的幾千萬名旅客，定出“風險評估”評分。這項評分從來沒有向旅客揭露過，評分的依據是商業化資料採礦所顯示的可疑行為模式，例如，由航空公司所提供的資料，包括“旅客購買單程票記錄、座位編號、常客記錄、行李件數、買票付款方式、甚至旅客訂的餐點”等。被認為可疑的行為和事件都記錄下來，累積成為每位旅客的風險評分。
任何人由於這些可疑科技提供的證據而被列在“敵方戰鬥人員”名單，都可能碰到飛航旅程中斷、不發美國入境簽證的命運，甚至遭到逮捕，這些證據只是利用臉部辨識軟體得到的模糊影像、拼錯的名字、誤解一小片段的談話。如果“敵方戰鬥人員”不是美國公民，他們很可能永遠不會知道自己的罪名是什麼，因為布希政府剝奪了他們的人身保護令，也就是剝奪了他們在法庭上看證據，並且得到公平審判與有力辯護的權利。
因此，如果嫌犯被送到關塔那摩，他很可能會關在哈利伯頓興建的最高警戒新監獄裏，那裏共可容納200人。如果他是中央情報局“特別引渡”計畫的受害者，是在米蘭街頭或是在美國機場換機時遭到綁架的人，那麼中央情報局會快速處理，把人送到旗下秘密監獄網路中的一處所謂的黑獄；帶著頭罩的犯人很可能會搭著波音737客機，客機為了這種任務，重新改裝成豪華企業專機。根據《紐約客》雜誌的說法，波音一直擔任“中央情報局的旅行社”，替多達1245次引渡飛行擬定飛行計畫，安排地勤人員，甚至代訂旅館。西班牙員警的一份報告解釋，這項任務由波音設在聖荷西的子公司捷普森國際旅行計畫公司(Jeppesen International Trip Planning)辦理。2007年5月，美國民權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控告波音的這家子公司，該公司則拒絕證實或否認這項指控。
犯人一到目的地，就要面對偵訊人員，有些偵訊人員不是中情局或軍方人員，而是民間包商的員工，根據求職網站職涯情報網站(www.IntelligenceCareers.com)站長戈登(Bill Golden)的說法：“一半以上的合格反情報專家是為包商服務。”如果這些自由之身的偵訊人員要繼續拿到利潤豐厚的合約，就必須從犯人口中拿到華盛頓的雇主“可以用來起訴犯人的情報”。就像犯人遭到刑訊時，為了不再痛苦，通常什麼話都願意說；包商也擁有強大的經濟誘因，願意採用任何必要手段，得到所需要的資訊，不管資訊是否可靠。 (在拉姆斯菲爾德旗下的秘密特別計畫局之類新機構服務的民間情報包商，能夠受到布希政府這麼倚重，原因之一是這些包商已經證明，他們比政府中的同類單位更願意扭曲與製造資訊，以便符合政府的政治目標；畢竟政府是他們取得下一個合約的來源。)
在反恐戰爭中利用市場“解決方案”的做法，還有另一種低科技的版本，也就是政府幾乎願意付出最高的賞金，從任何人手裏，得到跟恐怖分子嫌疑犯有關的資訊。美軍入侵阿富汗期間，美國情報人員放話出去，說願意付3000到25000美元的賞金，獎勵大家舉發基地組織(Qaeda)或神學士組織(Taliban)的戰鬥人員。一份美國在阿富汗散發的常見傳單上說：“得到你夢想不到的財富與力量。”在律師代表幾位關塔那摩犯人向美國聯邦法院控告時，這張傳單被拿來當成證據，上面寫著：“你協助反神學士政權的部隊，可以得到幾百萬美元：這些錢足夠你在佘生中，照顧你的家人、村莊和部落。”
沒多久，巴格拉姆(Bagram)和關塔那摩的牢房就住滿了牧羊人、計程車司機、廚師和店員，根據舉發他們、收取賞金的人說，這些人全都是高度危險分子。
“你對政府和巴基斯坦情報人員為什麼出賣你，把你交給美國人，有什麼看法嗎?”軍事法庭軍法官這麼問一位關塔那摩監獄裏的埃及囚犯。
根據已經解密的文字記錄，這位元囚犯顯得很懷疑，回答說：“少來了，老兄，你知道是怎麼回事，在巴格達，用10美元就可以買到一條命，何況是5000美元?”
“這麼說是別人出賣你了?”軍法官問話時，好像從來沒有想到會有這種事情。
“當然。”
根據五角大樓自己的統計，關塔那摩86％的犯人都是在獎金公佈後，由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戰鬥人員或諜報人員舉發的。到2006年12月，五角大樓釋放了360位關塔那摩的犯人，美聯社追查到其中245位，205位回到本國後，擺脫了所有的指控。這種記錄等於對美國政府以市場導向辨認恐怖分子的方法所產生的情報品質，提出沉痛的控訴。
9•11之前，國土安全產業幾乎不存在，只不過幾年裏，就爆炸性成長到遠超過好萊塢或音樂產業。更令人驚異的是，還沒有入把安全產業繁榮當成經濟中的個別部門來分析和討論，沒有人注意到，不受約束的員警權力和不受約束的資本主義，形成空前未有的結合，也沒有人注意購物中心與秘密監獄合而為一的事實。某人是不是安全威脅的相關資訊變成了一種產品，就和某人在亞馬遜網站買哈利波特的書，或是某人參加了加勒比海遊輪之旅、將來可能要到阿拉斯加度假的資訊一樣，可以隨意販賣，這樣的做法會改變一個文化的價值觀。如此不但會產生刺探、刑訊並制作假情報的誘因，也會產生強大的推動力，要讓當初造出這整個產業的恐懼與危機感永久持續下去。
在過去，新的經濟模式出現時，不論是福特的革命還是資訊科技熱潮，都會引發極多的分析和辯論，大家會探討創造財富方式的巨大變化是否也會改變整個文化的運作、改變我們的旅行方式，甚至會不會改變我們腦部處理資訊的方式。新災難經濟從來沒有經過這種廣泛的討論。大家當然辯論過“愛國法”的合法性，爭辯過無限期拘留，以及刑訊與特別引渡做法的問題，但是把這些功能用商業交易方式執行的問題，大家幾乎完全避不討論。辯論的課題僅限於發戰爭財和貪腐醜聞的個別案例，還有政府疏於適當監督民間包商的常見困擾，很少討論更廣泛、更深入的現象，也就是參加一場完全民營化、永遠沒有結束之目的戰爭，到底有什麼意義。
這問題有一部分是因為災難經濟偷偷避過了大家的監視。80和90年代期間，新經濟以極為自豪、極為炫耀的方式自我宣傳，科技泡沫尤其為新富階級建立了前例，媒體推出無數的生活形態特寫，報導年輕大膽的總裁站在私人飛機和遙控遊艇旁邊的樣子，也報導他們在西雅圖附近山間美麗的豪宅。
今天的災難體系也創造了這種財富，不過我們卻很少聽說上面這種故事。2006年的一份研究指出：“從反恐戰爭開始以來，三十四大國防包商總裁領取的平均工資，是9•11之前四年的兩倍。”2001到2005年間，這些總裁的平均工資增加了108％，同期內，其他美國大企業總裁的工資平均只增加了6％。
災難產業的利潤可能升到網路公司的水準，但是業者通常像中央情報局一樣低調。災難資本家會躲避新聞界，低估自己的財富，知道最好不要吹噓炫耀。國土安全育成業者奇沙比克創新中心(Chesapeake Innovation)的艾斯納(John Elstner)說：“我們不會誇耀保護大家免於恐怖攻擊的巨大產業欣欣向榮，但是其中確實有龐大的業務，我們公司是其中一環。”
克林頓執政期間擔任美國政府隱私權法律顧問的史懷亞(Peter Swire)，說明反恐戰爭泡沫背後輻輳的力量時說：“政府有加強搜集情報的神聖任務，資訊科技產業則迫切需要新市場。”換句話說，你面對的是政商財團主義：大企業和（財團私有化）大政府把可怕的力量結合在一起，管制並且控制公民社會。
《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
第十四章 美國的休克治療–國土安全泡沫
新美帝國主義－新帝國主義意識形態與美帝戰爭的新方式
兩個英國人福斯卡斯和格卡伊的《新美帝國主義：布希的反恐戰爭和以血換石油》一書把帝國主義這個曾經非常熟悉的辭彙又在腦海中喚醒了。記得列寧說過，帝國主義的兩大特徵是“掠奪”和“戰爭”，兩位作者給的定義則是“一國對別國進行軍事和經濟征服的企圖”，大同小異，沒有什麼變化，雖然歷史的車輪已經滾過了一個世紀。
新美帝國的精英們“相信”上天給了他們“特權”，讓他們在各方面——文化、軍事、政治和經濟——都沒人可以挑戰，帝國“註定”將永遠存在下去。新帝國為了建立一種符合自己的愛好、反映自己利益與價值的“國際秩序”，“自以為”巧妙地用“反恐戰爭”取代“反共戰爭”，用“誇大威脅”的手段來使武力為後盾的對外政策“正義化”和“軍事化”，把打擊恐怖主義當作在新世紀進行全球軍事和政治擴張的萬能理由。
但是，在新帝國與國際社會的博弈過程中，其他國家會發現這種“（美帝世界新）秩序”對自己的利益構成了傷害，使自己受到了壓制，並因此而傾向于聯合起來，共同抵抗和反制“帝國主導（美帝世界新）秩序”的形成。於是，無所制約的帝國意外地發現自己身處一個有著更多敵意、面臨分裂的世界，自己的利益也更難以實現。
福斯卡斯們認為，儘管龐大的軍事實力是支持美利堅帝國的不可或缺的手段，但它不能取代經濟霸權和美元作為全球性儲備貨幣的重要作用，更不用說美國的強大軍事實力並不能自動為美國提供一個安全的世界。以美元的衰弱為標誌，美帝國的實力也已經步入衰退。所謂的“美帝國”，無非是一種“虛幻”、“狂妄的幻想”而已。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成為世界超級大國，從那時起美國的霸權地位一直依靠三個無可匹敵的方面作支柱：軍事上的絕對優勢、先進的生產方法及相對較強的經濟實力、控制全球經濟市場和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三者之中，美元的作用可能最為顯著。在歐元誕生之前，世界貿易領域沒有一種貨幣能夠挑戰美元的霸權地位。
隨著1999年底歐元的啟動，世界經濟和貿易體系增添了一種全新的元素，有了一種貨幣能夠與美元相匹敵，有望成為全球儲備貨幣。短短幾年之中，歐元真的成了人們的另一種選擇，成了世界金融市場上第二重要的貨幣，引入歐元之前，未償付的歐元國舊幣債券和票據占世界總量的近28%，美元債券和票據占45%。到2003年年中，這一差距縮小了很多：美元債券和票據所占份額下降到43%，歐元債券和票據的份額上升到41%。在貨幣市場上，這一變化更為顯著：1998年底，以歐元國舊幣為單位的貨幣市場工具僅占世界總量的17%，美元貨幣市場工具占58%；但到2003年年中，美元的份額下降到30%，歐元份額上升到將近46%。如今，歐元在國際貿易結算中的比重占到了四分之一。
一旦某個“歐佩克（ＯＰＥＣ）‘成員打破慣例，用歐元為其石油重新定價，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和石油美元關係對它的支持之間的相互作用就會受到威脅：
2000年11月，伊拉克宣佈將使用歐元替代美元對其石油儲備進行重新定價。
這是第一次有“歐佩克（ＯＰＥＣ）”成員國敢於違反美元“定價規則”，從那之後，歐元不斷升值，美元不斷貶值，
一段時期以來，利比亞一直敦促用歐元取代美元為石油定價，伊朗、委內瑞拉和其他國家也表示願意在石油交易中使用歐元。
由於石油交易是支撐美元霸權地位的核心因素，這些都有可能對美國的全球霸權特別是美國經濟實力構成重大威脅。
現在，美國幾乎向全世界“舉債”，而不儲備任何其他貨幣，因為美元是實際上的全球儲備貨幣。美元幾乎占全世界所有官方外匯儲備的三分之二，美國無需在利率方面同其他貨幣競爭。即使利率低，資本也會流問美元。在美國以外“流通”的美元越多。其他國家就越得向美國“提供”更多物品和服務以換取美元。美國甚至可以奢侈地擁有“以本國貨幣為主的這種地位美國已經享受了30年、就是說自1974年石油美元誕生以來，世界其他各國經濟都為美國經濟提供了大量補貼。這種狀況無疑使美國政治經濟精英受益，同時也使美國經濟緊密依賴于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
現在的世界貿易是一場買賣遊戲。其他國家生產物品，美國生產美元來購買物品。相互關聯的世界各國經濟不再為了獲得相對優勢而進行貿易：他們爭相出口商品是為了獲得所需要的美圓，來償還美元為主的外債，和囤積美元儲備，以維持本國貨幣的兌換價值。為了防止有人投機和操縱市場，攻擊本國貨幣，各國的中央銀行必須掌握與其流通貨幣相應的美元儲備。一種貨幣貶值的市場壓力越大，該國中央銀行所需要待有的美元儲備就越多，這為美元的更加堅挺創造了系統內部的支援。同時迫使世界各國的中央銀行必須獲得和持有更多美元，從而使美元更堅挺，這種現象被稱作美元霸權，是由重要商品，特別是石油，使用美元定價這一地緣政治造成的特殊性所導致的，每個人都接受美元，因為美元能買石油。石油美元的“迴圈”就是美國從石油生產國獲取的好處，這也是美國自1971年以來容忍“石油輸出國組織”存在的原因。
石油不僅僅是國際上買賣的最重要商品，它也是一切現代國家經濟的生命血液。如果你沒有石油，你就得購買。如果你想在國際市場上購買石油，一般你下得不用美元來買。如果一大部分石油交易改用歐元，不用美元，更多國家就不得不增加歐元貨幣儲備，美國將不得不同歐元直接爭奪全球資本。不僅歐洲可能不再需要美元，連80%以上石油從中東進口的日本也不得不把大部分美元資產轉換成歐元：作為世界最大石油進口國的美國，也不得不持有大量歐元儲備。這對美國的貨幣管理來說是一種災難，因為每年美國不僅將失去一大部分相當於免費的商品和服務補貼，而且從美元儲備轉成歐元儲備還將使美元貶值。滙豐銀行在2003年6月的一份報告中指出，即使是少量資金從美元轉移到別的貨幣，或流量的改變都會產生重大變化。如果美元成了更重要的儲備貨幣，（如果美國準備與歐元分享儲備貨幣地位的話，）這還將意味著或者美國買入更多歐元，或歐洲人減少所持美元，買入歐元。”這顯示了石油（和石油美元）與最近的伊拉克戰爭之間具有清晰、明確的聯繫，同時也說明，金融是力量角逐的一個方面，具有重要的地緣政治意義。
美國和英國於2003年3月對伊拉克進行（入侵）軍事干涉，在那裏建立了自己的權力機構管理該國，這次“入侵”後不久，就宣佈從伊拉克購買石油只能支付美元。但事情還沒有結束，與之相矛盾的是，儘管美國近期取得了這些軍事和政治進展，在歐、亞地區的軍事實力迅速加強，但出於各種經濟和政治原因，越來越多的中東、南美和俄羅斯石油生產商在討論用歐元“取代”美元，或者用“一攬子貨幣”進行石油公開交易。這樣會加速美元的衰落，推動歐元成為第二個世界儲備貨幣，如果貨幣代表著一個國家的經濟形勢，而美元繼續貶值，美國經濟將在這樣的條件下直線滑落（P15-19 ）。（評點：美國入侵伊拉克是以薩達姆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作為表面理由的，背後的原因卻是為了打擊歐元這一真正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三年多過去了，世界發現薩達姆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並不存在，歐元也沒有因為美國的打擊而顯示出弱勢，這就是“強大的”武裝到牙齒的美國所面對的悖論。）
美國情報機構並沒有把自己的任務僅限於折磨嫌疑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情局」幾次派人潛入中國，為在瓜地馬拉“政變”之前刺殺尼政府官員作訓練：這次“政變”成功地推翻了“民主選舉”的總統阿本斯，換上了一連串的“獨裁者”，用武力和野蠻鎮壓的方式對該國進行了40多年的“殘暴統治”。
儘管出了一連串醜聞，1953年，「中情局」成功地在伊朗推翻了受民眾愛戴的摩薩台政府，把逃亡國外的巴列維國王扶上臺。巴列維對該國的壓榨在隨後的幾十年中一直使美國受益，但最終引發了1979年的伊斯蘭革命，“阿亞圖拉”霍梅尼和他的伊斯蘭教政府上臺；1963年2月，中情局與英國情報機構聯手支持了一次流血政變，使伊拉克復興黨第一次掌權，這同時也鞏固了英國在該地區的利益。1963年的這次“政變”是伊拉克歷史上最血腥的事件，其血腥程度只有1973年9月11日「中情局」支持的智利政變能夠與之相比。
當時的英國駐巴格達大使羅傑•艾倫爵士寫道，在伊拉克新政府裏，年輕的薩達姆•侯賽因是個顯眼的人物，“極”符合西方的利益，一周後他告訴英國外交部：“現政府正在盡力而為，因此，我個人認為我門應該支持它，長期幫助它站穩腳跟，這樣共產主義威脅可能逐漸消失。”
“政變”之後，英國和美國馬上承認了巴格達的新政權，在這位大使看來，局勢“幾乎恢復了正常”，經過政府的更替和內部鬥爭，復興黨於1968年鞏固了政權地位。那一年隨後發生的「中情局」“策動”的“政變”使（伊拉克）薩達姆開始掌權，成為艾哈邁德•哈桑•貝克爾的副總統，直至1979年在美國的保佑下成為總統。
同樣，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中情局」在阿富汗締造並支持了奧薩瑪•本•拉登的組織，作為反抗蘇聯“邪惡帝國”的“自由戰士”，後來才“發現”他們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
每一次，當時的美國（自由）大眾傳媒都把這些事件當作“沒發生一樣”，只在報導一個國家擺脫共產主義影響時，把這些事和美國的參與當作參考背景。這種“處理方法”並不陌生，就像當時德國人民被告知，關於納粹罪行的報導只不過是猶太人或共產主義者的宣傳。
馬里蘭大學進行的大量研究發現，通過（自由）商業電視臺看新聞的人中大多數對最近的伊拉克戰爭至少有三種“根本性誤解”之中的一種：
（1）伊拉克與“9•11”事件有直接關係；
（2）在伊拉克“找到”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3）國際輿論支持美國入侵伊拉克。
“偉大”的（自由）大眾傳媒頻道總是“變換”入侵的原因，如果一種“說法（故事；敘述）”被證明是錯誤的，他們就“發明”另一種。在一項關於哪個電視頻道看的人最多的全國調查中發現，大多數人通過「福克斯（Fox News）」的系列頻道看新聞。這其中，80%的人說在伊拉克找到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換句話說，“偉大”的（自由）大眾傳媒看上去更像是在把觀眾“搞糊塗”，而不是使觀眾瞭解情況——不幸的結論是，在美國儘管有無處不在的電視報導和發行量巨大的報紙，美國人卻在世界上最“不知情”。
1947年，「中情局」在“戰略情報局”的基礎上成立，成為與破壞美國自由的“共產主義間諜陰謀”對抗的情報採集機構。據報導，這些“共產主義問諜”使用宣傳和“洗腦”的手段欺騙美國人接受“共產主義者的社會主義”。他們相信，有必要抵制這些險惡陰謀，這是“美式自由”和俄式“洗腦”之間的冷戰的一部分。這種價值觀被反復有效地“植入”西方政治文化之中，儘管國際關係發生了演化、轉變，在冷戰結束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冷戰話題“並沒有”終結或消失：它伴隨著一個新的“敵人”而“重生”。“使美國能夠進攻或”入侵“別國的惟一辦法，是把這些國家的政權”描述“成對我們的安全威脅。因此，塞爾維亞的米洛舍維奇是巴爾於的‘希特勒’，必須被制止。而且伊拉克”必須“被入侵，因為薩達姆（海珊）正在製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把它們交給奧薩瑪•本•拉登。”
許多美國人繼續深信，他們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是善意的，他們的政府所做的永遠是為了別人好，也為了他們自己好。即使他們國家的行動導致災難，他們也認為，其背後的動機是“高尚”的，儘管有無數證據證明，善意和“高尚”都是“政治口號”，而不是政治方針。看來，美國情報和安全部門在世界其他地區任意使用的大腦控制術在他們本國。他們刻意營造的世界裏取得了最大成功。他們是不是因為被洗腦而相信自己的宣傳？要不，這是另一種宣傳？（P82-85）
（評點：美國有其在世界上引以為豪的最廣泛的新聞自由和最發達的資訊傳播網路。但是，美國人民在熟練掌握“讓不需要的事實消失的藝術”的政府和自覺地“嚴格實行自我審查”的新聞媒體的引導下，可悲地成了“世界上最不知情”的人民，並天真地以為自己“永遠是為了別人好，”實在是搞不明白 “那些最為人類的幸福操心的人，卻使他們的鄰居感到非常痛苦”的悖論如何得以成立。）
“我手上的惡魔不夠用了”（想像、妖魔化塑造敵人）
正如我們看到的，整個冷戰期間，美國“利用”人權和民主價值觀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作為“政治工具”，給蘇聯陣營內部存在的民族、宗教和政治經濟緊張關係火上澆油。
看看1973年9月「中情局」在智利的活動、皮諾切特推翻和殺死阿連德的例子，
或者看看1967年10月「中情局」特工在玻利維亞殺死切•格瓦拉的例子，就知道這是“有選擇”進行的。
此外，薩拉查和卡埃塔諾“獨裁時期”葡萄牙是「北約」成員國；
1967年至1974年的希臘“獨裁政權”是由一小撮無能的上校扶上臺的，這些上校都在「中情局」的薪水簿上；
土耳其加入「北約」的過程中經歷了三次“軍事政變”。美國的“雙重標準”政治手腕在冷戰中獲得了勝利，隨後其結果又使其手段“正義化”：目的是打破“邪惡的共產主義體系”。
美國的人權運動在瓦解蘇聯陣營的過程中起到了輔助作用，但並不是主要因素。正如我們在別的地方所分析過的，理解蘇聯共產主義的失敗必須把它放在與國際債務危機有關的更廣闊的背景下，同時與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蘇聯為了抗衡美國星球大戰計畫耗費了大量資金所導致的力量衰竭聯繫起來。
由於雷根強調同蘇聯展開全面軍備競賽，而新保守派又公開推崇雷根政府，許多分析人土把新保守派的起源定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我們想要指出的是，事實並非如此，美國新保守主義的新帝國觀比新保守派的起源更為重要。
我們認為，新保守派使美國新帝國計畫已經存在的戰略框架極端化了。這種已存在的框架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在艾奇遜和尼茲的領導下確立的，建立在三個戰略設想之上：
第一，“創造”一個看得見的“敵人”，“誇大”它對美國和“自由世界”的威脅；
第二，加強西方陣營“依賴”於華盛頓決策過程的“輪軸一輻條”體系；
第三，美元在全球貨幣市場的核心地位。
然而，蘇聯陣營的瓦解破壞了這一計畫，使美國“失去”了“（亟需）敵人”，使“輪軸一輻條”體系的依賴性鬆懈，特別是歐洲人開始趨向一個更緊密的政治聯盟，通過宣佈發行他們自己的儲備貨幣——歐元，進一步削弱了美元的實力。
這就是第一次海灣戰爭期間（1991-）、南聯盟危機爆發前和1991年《瑪斯特裏赫特條約》談判即將開始時的形勢，當時法國和德國更加努力推動歐洲形成統一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當1991年美國把（伊拉克）薩達姆從科威特趕出去的時候——要知道，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兩伊戰爭”期間（1980年至1988年），伊拉克是美國在海灣地區的“盟友”——當時擔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科林•鮑威爾抱怨說：“我手上的惡魔不夠用了，我手上的壞蛋使完了。”他認為美國應該使用占絕對優勢的高科技兵力解決緊急狀況和蘇聯解體後產生的地區衝突，以實現“阻止前進”，
現在這種理論面臨破產，因為“缺少”明顯的、容易界定的、理由充分的“敵人”。「北約」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它不得不重新界定朋友和“敵人”，設計新的意識形態準則；否則它就不得不隨著「華約」的失效而解散。「北約」的“新戰略理念”於1991年11月推出，以鮑威爾的理論為精華，同時期待著1999年和2004年的擴張（1999年是匈牙利、波蘭和捷克，2004年是保加利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羅馬尼亞、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亞）。
但是克林頓採取了“快刀斬亂麻”的方式，繼承了他的偉大前任們的“輪軸一輻條”理論。克林頓的戰略班子認為冷戰後的全球角色主要有四組。
第一組是所謂的核心夥伴，如歐洲國家、日本和澳大利亞。
第二組由過渡中的國家組成，如前共產主義國家。
第三組由“無賴國家”組成，如伊拉克、伊朗、朝鮮和敘利亞，這些國家拒絕接受核心國家的理想，支持國際恐怖主義，迫切想要得到尚未擁有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以傷害美國及其盟友，也就是核心國家。
最後還有第四組，就是所謂的失敗國家或地區。
這種“分類”使美國及其核心盟友承受了極大的人道主義壓力。
於是，冷戰後的“新敵人”就這樣勉勉強強、湊湊合合地確定下來了，就是那些無賴國家和失敗國家。至於那些過渡國家，如俄羅斯、烏克蘭和“神秘的亞洲大國”中國，他們必須全面實現政治民主、推進公民自由和人權、採取有效的市場經濟、支持反恐公約、與美國領導的西方機構，如「北約」和世界貿易組織，達成合作夥伴協定。正是在這樣的意識形態“框架”下，克林頓政府把美國的目標調整為“人道主義干涉”，而其登峰造極的表現是1999年北約轟炸南聯盟。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盧旺達大屠殺過後，隨著索馬里、利比理亞等失敗國家和地區陷入混亂，世界上約有2000萬難民。由於冷戰年代共和黨和民主黨政府已經成功地在人們的潛意識裏“植入”了“自由—道德”意識，所以盎格魯—撒克遜人民能夠接受用這種意識形態使新帝國戰爭“正義化”的做法。
帝國進行“人道主義干涉”並非新鮮事物。事實上，至少從1919年《凡爾賽條約》簽訂的時候起，它就被用來防止濫用國家權力壓迫少數民族和宗教信仰上的少數派。②不過，我們想在這裏強調的是，克林頓政府選擇把“人道主義干涉”作為其首要意識形態“工具”，以便在美國“手上的惡魔不夠用”的情況下實現權力政治的目標。
克林頓和北約的軍隊“人道地”干涉了波黑（1993年至 1995年）、南聯盟的科索沃（1999年）；
在索馬里（1992年至1994年）和海地（1995年）遭受了令人鬱悶的失敗；
在盧旺達（ 1993年至 1995年）和布隆迪（ 1994年至1996年）沒有插手、先撇開1948年、1956年、1967年、1973年和1981年至 1983年巴勒斯坦的幾百萬難民不說。盧旺達和波黑是美國雙重標準的典型代表。事實上，簡單比較。下死亡數字，立刻就能看清美國的“權力政治”動機：塞爾維亞族的准軍事部隊和民族主義分子在斯雷佈雷尼察和熱帕屠殺了約 8000名穆斯林，但是在盧旺達，有 100多萬人被屠殺。眾所周知，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布特羅斯•加利提醒人們注意，在盧旺達的人道主義災難即將發生的時候，克林頓政府卻出乎情理之外地關注西巴爾幹地區。帶著對美國這種冷漠態度的驚詫，加利離開了聯合國秘書長的崗位。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機器是團結統一的政治體。任何一個政治體都不可能沒有一點內部矛盾、不團結和重組的願望。所有國家機器都充斥著意識形態爭執，民族和宗教問題，性別、文化和其他社會問題，利益和地位衝突，政治家和政府機構中的個人對立，各種政府部門和政黨之間的對立。階級鬥爭在國家的分裂和重組趨勢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不論從什麼樣的廣泛意義來講，並非一切都可以簡化為階級鬥爭。美國的聯邦制國家機器也不例外，且不提其分化的國家結構。民族和宗教矛盾——和英國、義大利、日本、法國相比，美國的民族和宗教矛盾相對複雜。事實上，美國的外交政策是由三個緊密相連的方面導致的。
1、聯邦政府內，不同利益群體的代表之間討價還價的過程：聯邦政府試圖通過這一過程體現不同民族、政治、社會和階級的利益。
2、美國的階級民族利益和安全利益，這些利益遍佈世界，特別是在歐亞地區、重要海路通道（如巴拿馬運河、蘇伊士運河），拉丁美洲和太空。
3、一個廣泛的政治意識形態準則，如果可能的話，這種政治意識形態原則最好是全球統一的，它建立在美國精英階層的民族階級利益足以成為全世界的利益的基礎上，在其國內也獲得支持。
克林頓時期，美國最大的缺陷是缺少第三部分。沒有了蘇聯就沒有了“敵人”。沒有了蘇聯意味著歐洲人和美國可以在更廣闊的空間裏施展。包括東歐、中歐、近東和中東。
然而，美國實現“北約東擴”或推翻（伊拉克）薩達姆政權，僅以“人道主義干涉”為藉口能夠令人信服嗎？總的來說，蘇聯的解體給美國國內和以“輪軸——輻條”體系為基礎的全球力量結構帶來了一個巨大的問題。“人道主義干涉”的政治意識形態無法取代蘇聯。對許多人來說，有各種原因覺得它不足以令人信服，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有兩個：首先，因為在波黑和科索沃只取得了部分勝利，而在索馬里 和海地失敗了；
其次，任何人都能看出這種政策註定具有“雙重標準”，從1991年8月（蘇聯正式解體）到2001年8月的十年裏，新保守派努力推動美國政策的進一步“軍事化”，對“劃定”的無賴國家採取先發制人的戰略。但是克林頓政府對這種想法感覺不太好，因為缺少一種組織嚴密的意識形態準則和一種清晰的威脅，以使美國擴大影響的凝聚力得到加強。
在克林頓第一個任期即將結束的時候，布熱津斯基看到了這種缺陷。他寫道：“美國在國內太民主而在國外太專制，”這一事實“制約美國發揮其實力，特別是軍事脅迫能力”。準確地說，這種缺陷就是“除非國內公眾對美好生活的感覺突然面臨威脅和挑戰，大家對追求實力這一目標沒有什麼熱情。”因此，“除非處在一種真正大的、被廣泛認同的直接外來威脅的情況下”，外交政策所急需的共識很難達成。
這種直接外來威脅很快就出現了。“9•11”事件後，新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側重點不得不進行調整。
“反恐戰爭”，還是“全球巴勒斯坦化”？
正如冷戰時期美國的“人權”辭令讓位于瓦解蘇聯的大戰略，“9•11”事件後，美國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使用的“人道主義干涉”辭令讓位給了“反恐戰爭”計畫。2002年1月29日布希曾說：“浩瀚的大洋再也保護不了美國——我們（美國人）只能靠在國外積極採取行動。在國內不斷提高警惕來保護自己。”我們已經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中看到了美國在“國外的積極行動”，這兩個國家前者是藏匿本•拉登的失敗國家，後者是被懷疑擁有、或者可能正在製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無賴國家。的確，按照新保守派的說法，最壞的情形就是恐怖分子或無賴國家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美國人也看到了“在國內提高警惕”，包括通過《愛國者法案》和其他新機構的成立，比如成立國土安全部，其職責相當廣泛，在政治精英中引發了激烈的爭論，討論是否應該限制它的權力，“以免將來它變成像東歐國家曾經出現的那些可怕的安全部門一樣”。不過還有一些值得一提的其他活動，比如所謂的“校園觀察”，一個鼓勵美國大學生監督學校老師在課堂上的反美或反以色列言論的機構。
正如冷戰時西方國家不得不通過法律和在國內的執法行動抵制“國內外的共產主義威脅”一樣，如今世界各國也得通過執法機構和反恐法律維護安全。這一當務之急體現在聲明裏：“所有國家都有必要對境內的恐怖活動採取‘絕不姑息’的政策。”畢竟“來自90個國家的人在‘9•11’事件中喪生”。美國正在幫助所有國家“制訂計畫，通過各種方式，包括修改法律、技術援助、新的調查技術、分享情報、執法和軍事培訓，幫助（這些國家）獲得打擊恐怖主義的必要能力”。2004年至2005年，在2005年7月7日倫敦地鐵爆炸案之前，英國以布雷爾為首的精英們也加強了反恐立法和執法機構，井且提出應該通過法律允許不發出警告將恐怖嫌疑犯軟禁家中，不給他們合法辯護的權利。
總而言之，“9•11”事件是個分水嶺，不是因為美國新帝國主義意識形態重要的敵友陣營被破壞了，而是因為全球恐怖主義的新威脅”取代“了蘇聯。美國的新安全宣言說：“為了維持‘9•11’事件以來的勢頭，使全球反恐戰爭處於最前沿，美國政府的所有部門將在雙邊和多邊談判中把打擊恐怖主義當作一項標準日程。”
新保守派通過充分利用這一標誌性的重大災難事件，得到了“重塑”美國新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穩妥方案。正如德里克•葛列格里所說，世貿雙塔的倒塌“通過一種震撼人心的視覺力量，傳達了在美國都市心臟爆發的一次壯觀的恐怖活動”。事實上，這樣的事件令人很難遺忘，（而美國媒體正努力使它宛如昨天）除非像阿布格裏蔔監獄虐囚事件這樣的腐蝕劑和出乎意料的現象流行開來，引起公眾關注。迪克•切厄反復重申：“別忘了我們在2001年9月11日上午所看到的一切。”但是美國“9•11”事件後的“反恐戰爭”還有更大的政治、經濟和戰略目的。當然，如果所有的恐怖分子都被抓起來了，美國手中的惡魔又該用光了。我們知道，恐怖活動，不管是國家的還是社會的，都是真實的，但是美國的“反恐戰爭”卻是“人為製造”的、“虛構”的。我們也會列出一些具體想法，探討什麼才是應對恐怖主義的最好方法，不論這種恐怖主義來自國家還是非國家角色。
在題為《打擊恐怖主義國家戰略》的檔中，我們看到：
我們生活的時代有大量機會使世界的繁榮與美國和全世界熱愛自由的人們所擁有的利益和價值相一致。我們將把握這些機會……通過不斷進行打擊，確保恐怖分子無處藏身，我們將縮小他們的活動範圍，削弱恐怖主義組織的能力……我們永遠不能忘記，我們鬥爭的最終目標是——我們根本的民主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在領導反恐鬥爭的過程中，我們形成了新的國際關係，用適應二十一世紀跨國挑戰的方式重新定義現在的國際關係……前面的鬥爭是長期的、艱苦的。在這場特殊的戰爭中，我們不能期望衝突輕易地結束，或者有明確的結束期限。
這段話對“反恐戰爭”的新帝國意識形態中的一些重要元素進行了最好的總結。
首先，它告訴我們，這是一個對美國來說充滿“大量機會”的時代，因為美國可以把它的國家利益當作全球利益強加給全世界，而且可以使用武力。這再次證明，這不是帝國主義的新成分：這是一種長期以來一直存在的意識形態準則，使一群人的政治企圖能夠在本國或國際上佔據支配地位。為了支配他人，這些人的觀點必須淩駕於別人的觀點之上。“9•11”事件所帶來的機遇為美國達到這一目的鋪平了道路。
其次，這段聲明告訴我們，美國必須“持續不斷”地、在有必要的地方進行“單邊”的、先發制人的打擊。美國確實這樣做了。四年之中，美國轟炸了南聯盟，人侵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在我們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美國或許和以色列正為入侵敘利亞和伊朗打基礎。利比亞不再是美國的目標，因為正如《經濟學家》雜誌所承認的，“卡紮菲退出邪惡軸心以後”，西方石油和天然氣公司如今在利比亞很活躍。歐洲人這回沒有跟從，從德國、法國和俄羅斯反對美國對伊拉克發動先發制人的行動就能看出來。塔里克•阿裏寫道：“這是冷戰後歐盟和美國的內部核心分歧第一次公開分裂，被電視曝光，使公眾輿論以大西洋為界形成兩極分化。”新保守派相信，如果美國展示一下威力，盟友們最終會走到一起來。“軟實力”派的戰略家，約瑟夫•奈，相信這不是美國達到全球目標的正確方式，因為它使盟友更加疏遠了——軟實力是說服而不是強迫別人做你想讓他們做的事的能力。但是美國沒有聽從約瑟夫• 奈的意見。因此，軟實力派思想家認為，華盛頓（輪軸）的外交政策在新保守派的領導下越軍事化，越我行我素，歐洲國家（輻條）越想脫離輪軸獲得自由。
美國實力的這種永不安分的狀況使我們想起了列夫•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作為二十世紀傑出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之一和1917年俄國革命的領袖人物，托洛茨基認為1917年的俄國革命不能僅僅局限於在俄國進行。相反，如果俄國的布爾什維克想生存下去，它必須通過在波蘭和德國等其他國家不斷進行革命鬥爭來得到加強，並把其他國家的鬥爭當作整個進程的一部分。托洛茨基的觀點在布爾什維克的中央委員會遭到了失敗，不過我們回顧這段歷史是因為有人說托洛茨基和幾位新保守派有思想上的關聯。如果這種說法正確，那麼托洛茨基的政治思想模式正在簡單地（而且過分簡單地）通過新保守派的戰爭計畫和美國強制機器的對外極端化得到實踐。即使這種說法不對，“9•11”事件後美國新帝國主義的所作所為也恰恰是托洛茨基曾預言的：為了解放受國家干預的國內市場，特別是石油和天然氣市場，資本主義國家發動了一場持久的戰爭，通過更換政府和使用先發制人力量使國際環境極端化。
這使我們直接聯想到“新保守派”“反恐戰爭”的第三個主張。它使我們十分清楚地看到，這場新戰爭可能無限期地進行下去：“我們不能期望衝突輕易地結束，或者有明確的結束期限。”畢竟，怎麼可能徹底消除所有的恐怖主義呢？對這種偏執想法惟一符合邏輯的猜測是，只要美國“需要”，“反恐”戰爭就將持續下去，直到美國“實現”了兩個具體政治目標：
全方位的控制和強迫全球接受其自由民主價值觀和自由市場經濟。這就是“全球化”的全部內涵：
與上帝賦予美國的“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真正全球超級大國”地位密切相連的“歷史的終結”。
然而，這種新的敵友規劃能夠按著冷戰的方式操作嗎？
這能夠成為美國從事外交事務的長期組織原則嗎？
迄今為止它是怎樣運作的呢？
美國戰略家清楚地知道，當今的恐怖活動不受領土的限制，儘管恐怖分子在地球上有基地和經濟資產。它不受國家限制，儘管可能有國家或國家機構暗中為其提供保護。恐怖分子通過複雜的網路進行活動，使用高級的科技手段。儘管這些手段怎麼也比不上美國的軍事和科技優勢——所以才有了“不對稱戰爭”這個詞——恐怖分子的網路經營得很好。
“新保守派”洞悉這一切，但是“9•11”事件後當阿富汗的塔利班向美國提出逮捕本•拉登，把“基地組織”從阿富汗驅逐出去時，美國拒絕合作。他們還拒絕「北約」對美國第一次真正的“反恐戰爭”的支持。這些都很令人生疑。美國“假裝”打擊恐怖分子，“實際上”他們做的是推翻塔利班政權，在俄羅斯安全利益和中國利益的軟肋上，還有在無賴國家伊朗的東邊“建立”自己的“軍事存在”。這就是他們所做的“一切”。比倫特•格卡伊看到：“‘9•11’事件前幾天，美國能源部情報局把阿富汗的戰略地理位置列為‘從中亞向阿拉伯海出口石油和天然氣的潛在運輸通道’。”而且，在阿富汗戰爭期間，巴基斯坦和土庫曼斯坦討論了“開發一條從土庫曼斯坦經阿富汗到巴基斯坦瓜德爾港的天然氣管道，現在正在中國的援助下在俾路支省海岸興建。”
由此，免不了得出一個結論——“反恐戰爭。是促進美國在歐洲和亞洲的安全和階級利益的”人為製造“的工具。然而這其中還有其他尚未看到的事實。
布希和“新保守派”知道，他們無法像戰勝一個失敗國家那樣戰勝恐怖分子。他們無法用國家政治暴力和國家恐怖活動剷除恐怖分子。“國家恐怖主義”和擴大占絕對優勢的軍事影響力，無論技術多麼先進，只能產生反作用，無法消滅自殺式襲擊、部落戰爭這些現象。維持部落地區的治安如今需要大量人力和武器資源。2003年10月16日，在給迪克•邁爾斯將軍、保羅•沃爾福威茨、道格•費思、皮特•佩斯將軍的備忘錄中，拉姆斯菲爾德問道：“如今我們缺乏衡量全球反恐戰爭輸贏的尺度。我們每天抓獲的、殺死的、阻止的和勸服的恐怖分子是不是比伊斯蘭學校和極端傳教士招募、訓練和派遣出去對付我們的更多呢？”
除了殘忍和好戰之外，問這個“問題”是一種深度“錯覺”，因為那些決意犧牲自己生命的人，隨時隨地都可能殺死別人。更具體地說，美帝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新保守派”忘記了，自殺式爆炸的“主要意義”在於“生命”，而不是死亡。對中東人民來說，“聖戰”和本•拉登所代表的和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共產主義革命和切•格瓦拉對西方激進青年所代表的“一樣”，而美帝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新保守派”對這一“事實”不屑一顧。
如果新帝國主義國家（如美國）或新殖民主義國家（如 1967年以後的以色列）用“國家恐怖主義”來打擊恐怖分子，其結果必然是暴力的惡性循環。我們還得進行進一步的分析。例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衝突不僅僅是兩個民族主義或原教旨主義互不讓步的問題。它確實是這樣的，但還有一些東西超出這種簡單猜測之外。事實上，它是“被壓迫民族”——巴勒斯坦人的民族主義和“壓迫者”——以色列國家的民族主義之間的“不平等關係”。
回顧 1967年，伊薩克•多伊徹曾精彩地說過：
表面上，阿、以衝突只不過是兩個敵對的民族主義之間的衝突，雙萬都處於自以為是和野心膨脹的惡性循環之中。從抽象國際主義的觀點來看，最容易不過的就是把兩者當作同樣毫無價值的和反動的而不屑一顧。然而，這種觀點忽視了那裏的社會和政治現實。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國家人民的民族主義，他們為獨立而進行的鬥爭，不應該和征服者、壓迫者的民族主義放在一個道德政治層面上。前者有歷史理由和進步的方面，而後者沒有……以色列的安全依賴於定期發動戰爭，每隔幾年必須削弱阿拉伯國家的力量。
新帝國主義和“新猶太復國主義”是手拉手的好兄弟。2002年5月2日，美國參眾兩院通過議案，宣佈美國和以色列“現在正進行一場反對恐怖主義的共同鬥爭”。參議員約瑟夫•利伯曼更直白地說：“以色列受到恐怖分子有組織、蓄意的自殺和殺人襲擊行動的包圍。這些恐怖分子的實質和‘9•11’事件中對我們國家的襲擊是一樣的。”美國駐伊拉克部隊正在吸取“以色列國防軍在巴勒斯坦被占領土上得出的經驗教訓”。為了突破抵抗，美國正在“像以色列情報部門那樣使用阿拉伯線人。美軍把伊拉克的城鎮村莊變成了西岸的影子”。
還有消息披露，“以色列軍官在美國布拉格堡訓練暗殺小組，模仿以色列國防軍的‘定點清除’戰略”。結論是令人痛心的：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所做的，在以色列的週邊，美國正在向全球做同樣的事。正如新”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原教旨主義與伊斯蘭聖戰相對應，美國國內的“基督教原教旨派”和“猶太復國主義”者與美國以外的全球聖戰相對應。芝加哥諾斯派克大學的唐納德•瓦格納近期對“基督教原教旨主義”和新“猶太復國主義”進行研究，追溯了這兩個意識形態運動在小布希時代與“新保守主義”明顯走到一起的過程。“2000年，共和黨發生了一個轉變。它開始擁護新保守派思想家的理論，宣揚美國的”單邊主義“，支持用軍事手段而不是外交手段解決問題。‘9•11’事件後又採取了更具進攻性的做法，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戰爭和其他的敵人很快都與美國的‘反恐戰爭’聯繫起來，而這毫不奇怪。”因此大家普遍認為，華盛頓對以色列的承諾是一種無可更改的事實，這也正是使布希的巴勒斯坦政策左右為難之處。當然還得強調一下，新保守主義和猶太人的觀點並不完全一致，有許多參與政治的猶太人認為新保守派（和新猶太復國主義者）對世界的觀點是一派胡言。
新保守派把恐怖主義的根源歸結於貧困、腐敗、宗教衝突和民族矛盾。這毫無意義，按照亨利•C．K．劉的說法：“這樣定義恐怖主義的話，反恐戰爭無法取得勝利。”伊斯蘭恐怖主義的真正原因是美國在原材料豐富的地區，向那些窮苦人民施加其占絕對優勢的影響力，因為這些原材料，如石油和天然氣，對美國正在衰落的經濟。不穩定的金融狀況至關重要。
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另一個“真正原因”是巴勒斯坦的惡劣狀況和所謂的“國際社會”“無力”強迫以色列“執行”「聯合國安理會」要求其撤出西岸和加沙的242號決議。對付恐怖主義最好的方式是平民方式，一種新的“緩和”政策。應對基地組織和原教旨主義恐怖組織最好的方式是從大中東地區“收回”盎格魯—撒克遜的影響力，從西岸和加沙撤走以色列部隊，成立獨立的巴勒斯坦國。到那時，伊斯蘭教和西方就能在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基礎上發展一種新的民主、平民的政治經濟合作關係。這是把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觀點倒過來想的另一種方法。這也是超越過於“簡單的”、“錯誤的”、危險的、好與壞的宗教困境的另一種方法。
但是布希的主要選舉支持者——“基督教原教旨派”和新”猶太復國主義者“，都堅持拒絕這樣想（P93-104）。
2007-03-17
我認為這種說法很怪異、很瘋狂，說我們做的一切都是因為愛錢，我認為這種說法瘋狂極了，我認為你應該回學校再教育。
——老布希針對有人指控他兒子侵略伊拉克，是為了替美國企業打開新市場所做的回應
公務員和民間部門不同，公務員有義務對更大的道德效忠，有責任效忠所有人的集體最高利益．而不是效忠少數人的利益，企業有責任對股東效忠，不是對國家效忠。
——美國審計長沃克(David M．walker)，2007年2月
他分不清公益與私利的區別。
——退伍美國空軍上校加德納(Sam Gardiner)批評切尼，2004年2月
2006年期中選舉正熱、拉姆斯菲爾德宣佈辭職前三周，美國總統布希在橢圓形辦公室不公開的典禮中，簽署了國防授權法。有一項附加條款隱藏在1400頁的法條中，當時幾乎完全沒有人注意到。附加條款授權總統頒佈戒嚴令， “動用包括國民兵在內的軍隊”，不顧州長的意願，應付“公共危難”、 “恢復公共秩序”、 “鎮壓”動亂。公共危難可能是颶風、群眾抗議或是“公共健康急難”，可用軍隊實施隔離檢疫並確保疫苗供應。在國防授權法立法之前，總統只有在碰到叛亂時才有權宣佈戒嚴。
民主黨參議員萊希(Patrick Leahy)的同事都忙於競選，他成為唯一提出警告的人，他在列入公開記錄的談話中說： “利用軍隊執法，違反我們民主制度的基本信念。”他也指出： “改變原先做法的意義極為重大，但是這種改變幾乎沒有經過研究，只是偷偷溜進國防授權法。無權管轄這些問題的其他委員會沒有機會提出意見，更不可能針對這些立法建議舉行聽證會。”
除了行政部門因此獲得極大的新權力，另外至少還有一個明顯的贏家，就是制藥業。遇上任何疾病爆發，藥廠可以找來軍隊，保障藥廠和藥品供應，實施檢疫，這是布希政府長久以來的政策目標。對拉姆斯菲爾德過去擔任總裁的吉利德科學公司來說，這是好消息，因為吉利德擁有治療禽流感藥物克流感的專利。新法加上禽流感爆發的恐懼揮之不去，甚至可能幫助克流感在拉姆斯菲爾德離職後的絕佳表現；吉利德公司的股價在五個月裏，上漲了24％。
在塑造國防授權法的條文時，產業利益到底扮演什麼角色?可能沒有扮演任何角色，但是我們得仔細探究。同樣的，以更大的尺度來看，在布希團隊一頭熱侵佔伊拉克的行動中，哈利伯頓、貝泰、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之類石油公司等包商的利益，扮演什麼角色?這種動機問題不可能精確回答，因為局內人以混淆公司利益與國家利益而臭名在外，連他們自己似乎也不能劃分兩者之間的界線。
前《紐約時報》記者金瑟(Stephen Kinzer)在2006年出版的《推翻》(Overtrow)一書中，設法探討過去一百年來，美國政客下令與策劃外國政變背後的真正動機。他從美國參與的1893年夏威夷政權改變行動開始探討，一直研究到2003年伊拉克的政權改變，指出其中經常有清楚的三階段程式。第一，外國政府要求美國公司“繳稅，或是遵守勞動法或環境法，有時候這家公司會遭到收歸國有，或是必須出售部分土地或資產”，外國政府因而威脅到這家美國跨國公司的獲利。第二，美國政客聽到這家公司遭到挫折的消息，並將之重新闡釋為對美國的攻擊： “他們把經濟動機變成政治或地緣策略動機，假定任何政權找美國公司的麻煩，或是騷擾美國公司，一定都是反美的、鎮壓的與獨裁的，很可能是希望削弱美國的某些外國勢力或利益的工具。第三階段在政客向大眾鼓吹干預的必要時發生，這時事情大致上已經被人說成是善惡之爭，是解放受到鎮壓的窮國、使之擺脫我們認為是獨裁政權的機會，因為還有哪種政權會找美國公司的麻煩?”換句話說，美國外交政策大致是集體投射的展現，一小撮自私自利的精英借此把自己的需要和願望當作是全世界的意見。
金瑟指出，直接從企業界轉任公職的政客身上，這種趨勢表現得最明顯。例如，艾森豪的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一生大部分時間，都是一名極有力的國際公司法律師，代表世界上若干最富有的公司，處理他們和外國政府的衝突。替杜勒斯立傳的幾位作者像金瑟一樣，都斷定杜勒斯根本無法區辨企業利益與國家利益的分野。金瑟寫道： “杜勒斯有兩個終身執迷不悟的特點，一是對抗共產主義，二是保護跨國公司的權利，在他心裏，這兩件事情混為一體，互相增強。”這點表示他不需要在兩者之間做選擇：如果瓜地馬拉政府採取行動，傷害聯合水果公司(United Fruitcompany)的利益，這實際上就是攻擊美國，值得用軍事對付。
布希政府裏擠滿了剛剛從董事會轉進公職的總裁，他們推動反恐和保護跨國公司利益兩種執迷不悟的妄想時，也同樣處在混亂與混淆的情況。但是其中有一個重要的差別。杜勒斯認同的公司都是在外國礦業、農業、銀行業與石油業中，擁有巨額國際投資的跨國企業。這些公司通常都有一個直接的目標：希望有個穩定、可以獲利的經營環境，也就是寬鬆的投資法令、順從的工人、不會遭到突然徵收。政變與軍事干預是達成這種目標的手段，不是目標本身。
設計反恐戰爭的原型災難資本家跟前輩不同，他們是另一種紅頂商人；對他們來說，戰爭和其他災難本身就是目標。切尼和拉姆斯菲爾德把對洛克希德、哈利伯頓、凱雷集團和吉利德公司有利的事情，跟對美國、甚至對世界有利的事情混為一談時，就成了一種後果極為危險的投射形式。毫無疑問，有助這些公司獲利的事情是災變，包括戰爭、流行病、天災和資源短缺，這就是為什麼從布希上任後，這些人的財富都大幅增加。使得上述投射行為變得更加危險的是，布希政府的重要官員保有他們在災難資本主義體系中的利益，而且程度前所未見，甚至在推動戰爭和災難應變民營化的新時代當下，仍然繼續保有，因此他們可以在協助釋出災難的同時從中獲利。
例如，2006年期中選舉共和黨慘敗後，拉姆斯菲爾德辭去國防部長，新聞界報導指出，他要回到民間部門任職。但事實上，他根本不曾離開民間企業。他接受布希提名擔任國防部長時，像所有公職官員一樣，必須把可能受到他在職所做決策影響的持股賣掉。情形很簡單，這表示他必須賣掉一切跟國家安全或國防有關的持股，但是拉姆斯菲爾德碰到很大的困難，因為他持有極多跟災難有關產業的股份，以至於他宣稱他不可能在限期前出脫所有持股，而且他因為努力保有一切而陷入違反倫理規則的困境。
拉姆斯菲爾德賣掉了直接擁有的洛克希德、波音與其他國防包商的股票，把價值5000萬美元的股票交付盲目信託，然而投資國防與生物科技股的私人投資公司，卻仍然擁有部分或全部所有權。他不願意認賠、迅速賣掉這些公司，在期限截止時，兩次申請延期三個月，在如此高層的政府官員中，這種情形相當罕見。這點表示他擔任國防部長整整半年甚至更久後，仍然在為他持有的公司和資產尋找適當的買主。
至於他當過董事長、又擁有克流感專利權的吉利德科學公司股票，拉姆斯菲爾德堅決反對賣掉。有人要求他在商業利益和公職生涯之間擇一，他乾脆拒絕。流行病是國家安全問題，因此完全屬於國防部長的職責範圍。雖然利益衝突這麼明顯，拉姆斯菲爾德在擔任國防部長期間，卻沒有賣掉吉利德的股票，一直持有價值介於800萬到3900萬美元的吉利德股票。
參議院倫理委員會想用標準的利益衝突規定，要他配合辦理時，他公開表現對抗到底的態度。有一次他寫信給政府倫理局，抱怨他必須花6萬美元的會計師費用，幫忙他處理“極為複雜而且令人困擾”的財產申報表格。對於擔任公職期間決心緊抱9500萬美元股票的人來說，6萬美元的處理費並不會太超過。
拉姆斯菲爾德擔任美國最高級安全首長時，堅定拒絕停止靠災難賺錢，這麼做在很多方面明確影響他的工作表現。他擔任國防部長第一年的大部分期間，一面要設法賣掉持股，一面必須回避範圍極大的重要政策決定。根據美聯社的報導： “他必須回避國防部討論愛滋病的會議。”聯邦政府必須決定是否干預好幾件轟動一時、涉及頂尖國防包商的並購案與銷售案時，拉姆斯菲爾德也必須回避有關的高級談判，這些案子涉及的廠商包括奇異、漢偉(Honeywell)、諾斯諾普格魯曼與矽圖(Silicon Valley Graphics)等公司。根據官方發言人的說法，他跟上述幾家公司確實有財務關係。有位元記者詢問其中一件案子，拉姆斯菲爾德告訴他說： “到目前為止，我通常都回避這些案子。”
他擔任國防部長六年期間，國防部的討論一轉到治療禽流感的可能，或購買禽流感治療藥品時，他都得離開房間。有一項條款說明他可以用什麼方式繼續持有這些股票，而根據這項條款，他必須回避“可能直接而且可想而知會影響吉利德公司”的決定。但是他的同事很照顧他的利益，2005年7月，五角大樓購買了價值5800萬美元的克流感，幾個月後，衛生部宣佈，要訂購價值高達10億美元的克流感。
拉姆斯菲爾德堅決反抗的態度的確有價值。如果他在2001年1月上任時就把吉利德股票賣掉，他每股只能賣到7。45美元。但是留著股票，撐過禽流感恐慌、生物恐怖主義的歇斯底里，撐過他任職的美國政府決定巨額投資這家公司，到最後他離開公職時，這支股票每股價值67．6美元，一共上漲了8．07倍(到2007年4月，股價更漲到84美元)。這點表示拉姆斯菲爾德辭去國防部長職位時，的確比他上任時更有錢，就擔任公職的億萬富翁來說，這種情形很少見。
如果說拉姆斯菲爾德從來沒有真正離開過吉利德公司，那麼切尼同樣不願意完全切斷他跟哈利伯頓的關係，跟拉姆斯菲爾德和吉利德關係的例子不同，切尼的情形一直是媒體極為注意的事情。切尼辭去總裁、成為布希的競選夥伴前，協商出退休方案，得到哈利伯頓的一大堆股票和認股權。經過新聞界幾次有點難堪的質問後，他同意賣掉哈利伯頓的部分持股，賺到了高達1850萬美元的利潤。但是他沒有完全出脫持股，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報導，切尼擔任副總統後，仍然持有18.9萬股的哈利伯頓股票，還有50萬股尚未執行的認股權。
切尼仍然抱著這麼大量的哈利伯頓股票，表示他擔任副總統的期間，每年從持股中收到幾百萬美元的股息，而且哈利伯頓每年也付給他21.1萬美元的延後支付所得，大約等於他擔任副總統的薪水。到2009年他卸任而且可以賣出哈利伯頓持股時，從哈利伯頓公司財富的驚人進展，也讓他有機會獲得極高的利潤。伊拉克戰爭前，這家公司的股價為10美元，三年後漲到41美元，暴漲了四倍多，背後的原因是能源價格飛漲和伊拉克的合約，兩件事都直接來自切尼領導美國和伊拉克作戰。伊拉克似乎非常符合金瑟的公式。薩達姆對美國的安全並不構成威脅，卻對美國能源公司構成威脅，因為他才剛跟俄羅斯石油巨擘簽約，而且跟法國的道達爾石油公司(Total)談判，以致美國和英國石油公司什麼東西都得不到；世界第三大的已證實石油蘊藏，就這樣從英、美兩國的手中溜走。薩達姆下臺為埃克森美孚、雪佛龍(chevron)、殼牌，以及英國石油(BP)等石油業巨擘帶來機會，這些公司全都為伊拉克的新生意做好了準備；薩達姆下臺也為哈利伯頓帶來驚人的商機，哈利伯頓已經前進到杜拜，占住地利，準備對所有這些公司銷售能源服務。這場戰爭已經變成哈利伯頓有史以來最能夠獲利的單一事件。
事情一點都不難，拉姆斯菲爾德和切尼大可以賣光跟災難有關的持股，消除他們熱衷從製造災難狀況中獲利的疑慮。不過話說回來，這樣就會錯過所屬產業的繁榮歲月。有關單位要求他們在私利和公職生涯中選擇時，兩人都是一再選擇利潤，迫使政府倫理委員會配合他們的立場。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小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Roosevelt)強烈反對發戰爭財的人，他說： “我不希望美國有任何一個人，因為這場世界性慘劇，變成百萬富翁。”我們不由得猜想小羅斯福會怎麼看待切尼，他在擔任副總統期間賺到幾百萬美元的利潤。我們也不知道小羅斯福要怎麼看待拉姆斯菲爾德，根據年度財產申報，2004年他擔任國防部長期間忍不住賣掉部分吉利德股票，輕鬆賺到500萬美元，跟他離職後可領取的收益相比，這不過是嘗到一點小小的甜頭。在布希政府中，發戰爭財的人不只是極力要求打進政府裏面，他們自己就是政府：兩者之間沒有區別。
布希擔任總統期間，爆發了近代史上一些最卑鄙、最無恥的貪腐醜聞，例如艾布蘭莫夫(Jack Abramoff，共和黨說客)用高爾夫球假期，賄賂國會議員；外號“公爵” (Duke)的康寧罕(Randy Cunningham，加州共和黨眾議員)把自己的遊艇史特公爵號(Duke—stir)當成“賄賂菜單”的一部分，印在正式的國會信紙上，交給一家國防包商，康寧罕現在正在服八年的徒刑；還有水門大旅館(Watergate)裏有高級妓女參加的宴會；這一切聽起來都非常像90年代中期的莫斯科和布宜諾賽勒斯。
此外，還有政府與產業界之間快速轉動的旋轉門。旋轉門始終存在，但是大部分政治人物通常都會等到自己服務的政府下臺後，才利用自己跟政府之問的關係獲利。但是在布希擔任總統期間，國土安全市場源源不絕的財富誘惑力太大了，很多政府官員無法抗拒。因此，眾多不同政府機構裏的千百位官員不願意等到任期結束，就急速沖向旋轉門。根據《紐約時報》記者李普頓(Eric Lipton)的說法，他調查國土安全部這種現象後發現：“老牌的華府說客和監督團體說，現代史上，總統任期結束前，這麼高比率的高級官員出走潮，還難得有相同的例子。”李普頓找到94位公務員，都是先在國內安全部門任職，現在已經轉進國土安全產業服務。
這種例子太多，無法在書中詳細列舉，但是有些人特別突出，因為他們是反恐戰爭的主要策劃人。前司法部長和愛國法背後的主要推手艾希克羅夫(John Ashcroft)，現在主持艾希克羅夫集團(Ashcroft Group)，專門幫助國土安全企業爭取聯邦政府的合約。國土安全部第一任部長李奇(Tom Ridge)現在主持李奇全球公司(Ridge Global)，也擔任通信業者朗訊集團(Lucent Industries)的顧問，這家公司是安全產業的重要角色。前紐約市長兼領導9•11攻擊因應行動的英雄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下臺四個月後，創設了朱利安尼合夥企業(Giuliani Partners)，以危機顧問的身份，推銷自己的服務。克林頓和布希擔任總統期間的反恐大將克拉克(Richard Clarke)雖然直言不諱，批評現任政府，卻擔任好港顧問公司(Good Harbor Consulting)董事長，從事國土安全與反恐怖主義業務。伍爾西(James Woolsey)在1995年之前是擔任中央情報局的局長，現在則為巴拉丁資本集團(Paladin capital Group)服務，這家私募基金公司投資很多國土安全公司，伍爾西也是國土安全產業主要業者布斯艾倫漢密爾頓公司的副總裁。9．11時擔任聯邦應急事務管理署長的歐爾鮑，在18個月後離職，創立新橋策略公司(New Bridge Strategies)，這家公司承諾要成為企業、利潤豐厚的政府合約以及伊拉克投資機會之間的橋樑。取代他出任署長的布朗(Michael Brown)任職只有兩年，就離職創立布朗有限責任公司(Michael D．Brown LLC)，專門從事應付災難的準備業務。
布朗在卡特琳娜風災期間，寫了一封臭名在外的電子郵件，問聯邦應急事務管理署的幕僚： “我現在可以辭職嗎?”此事大致上符合這批人的哲學：在能夠發包龐大合約的政府機構任職，時間只要長到能夠得到顯赫的職銜，足以搜集到什麼東西會大賣的內部資訊，然後辭職，兜售你和以前同事的關係。公職生涯已經次要到變成了頂多只是偵查任務，目的是為將來在災難資本主義體系中服務預做準備。
然而，從好幾方面來說，跟貪腐與旋轉門有關的故事都會留下錯誤的印象，暗示國家和這個體系之間仍然有清楚的界線，但事實上這條界線很久以前就消失了。布希當政時期的創新，不在於政客多快從一個世界轉進另一個世界，而是在於有多少人覺得自己有權同時政商兩栖。珀爾(Richard Perle)和貝克之流的人制定政策、提供最高階層的建議，像立場超然的專家和政治家一樣，對新聞界說話，同時卻深深涉入民營化的戰爭與重建業務。他們徹底體現了政商財團主義的任務，也就是以安全為名，把政治與企業精英徹底合而為一，國家則扮演商業行會的主席，借著合約發包經濟，變成商機的最大來源。
過去35年來，無論是智利的聖地牙哥，還是在莫斯科或華府的布希政府，一小撮企業精英和右派政府結合的情形一出現，都會被貶為某種不正當的作為，不論你是黑幫資本主義、寡頭政治資本主義，或者如今布希領導的“親信資本主義”。但是這些現象並非不正當，而是芝加哥學派以民營化、解除管制與打擊工會三大堅守原則而發動的聖戰所致。
拉姆斯菲爾德和切尼堅拒在他們跟災難有關的持股和公職之間做出抉擇，是真正的政商財團國家已經降生的第一個徵象，另外，還有很多其他的徵象。前輩的力量布希政府有一個與眾不同的特徵，就是依賴外界顧問與自由之身的特使來執行重要功能：貝克、佈雷默、基辛格、舒爾茲、珀爾、國防政策委員會與解放伊拉克委員會的委員，都是這種人。布希政府做出諸多重大決策時，國會扮演橡皮圖章的角色，最高法院的判決被他們當成不過是溫和的建議，而上述這些大致上算是義工的顧問，則發揮了絕大的影響力。
這些顧問會有影響力，原因是他們曾經在政府中擔任重要的角色，不是擔任過國務卿、大使，就是擔任過國防部副部長，所有的顧問都已經離開政府多年，同時在災難資本主義體系中創立獲利豐厚的事業。因為他們被當成包商，不是幕僚，也就與民選或政府任命的政客不同，不用受同樣的利益衝突規則約束：其實他們根本不受任何約束。結果就像災難管理專家雷德萊納(Irwin Redlener)告訴我的一樣，政府與產業之間的旋轉門消失，陽關大道出現，讓災難產業可以利用這些著名前政客的名望為掩護，在政府內部設立事務所。
2006年3月，貝克獲得任命，擔任顧問團體“伊拉克研究委員會” (Iraqstudy Group)共同主席，負責提出未來伊拉克行動新方針的建議，兩黨都大大松了一口氣，因為貝克是老派的政客，德高望重，曾經在比較穩定的時代領導過美國。貝克的確是老手，屬於美國外交政策沒有現在這麼魯莽的時代，不過那是15年前的事情了。貝克現在做什麼呢?
貝克像切尼一樣，他在老布希總統任期快結束時離開公職，靠著他在政府裏的關係賺到大錢，尤其是靠著第一次波斯灣戰爭期間，在沙烏地阿拉伯與科威特交到的朋友，賺到特別豐厚的利益。他設在休士頓的法律事務所貝克博茲公司(Baker Botts)，客戶有沙烏地王族、哈利伯頓與俄羅斯最大的石油公司(Gasprom，其法律事務所是世界上主要的石油與天然氣法律事務所。他也成為凱雷集團的股東，從這家十分神秘的公司賺到大約1.8億美元。
凱雷靠著銷售機器人系統與國防通訊系統，也靠著旗下的USIS公司取得訓練伊拉克員警的大合約，從伊拉克戰爭中賺到龐大利潤。總市值560億美元的凱雷公司旗下，有一家主攻國防事業的私募基金公司，專門從事近年獲利極高的事業，那就是搜集(投資)國防包商，推動這些公司上市。凱雷投資長康威(Bill Conway)說： “過去一年半是我們獲利最高的時候。”他指的是伊拉克戰爭最初的18個月。 “我們很賺錢，而且賺得很快。”伊拉克戰爭顯然已經變成災難，卻為凱雷的少數投資人，賺到了創記錄的66億美元利潤。
小布希把貝克拉回公職生涯，任命他擔任伊拉克債務問題的特使，此時貝克並沒有出脫凱雷集團或貝克博茲法律事務所的股權，不顧兩家公司在這場戰爭中擁有直接利益。一開始，好幾位評論家指出這些可能的嚴重衝突，《紐約時報》刊出一篇社論，呼籲貝克辭掉在凱雷集團和貝克博茲法律事務所的職位，保存債務特使職位的公正性。這篇社論指出： “貝克先生在獲利豐厚的民間企業關係網絡中涉人太深，糾纏不清，使他在任何債務重新安排的方案中，看來都像可能的受益人。”社論斷定貝克“放棄靠明顯跟伊拉克債務有關係的客戶賺錢還不夠；貝克先生要公正執行新公職，就必須放棄這兩家未上市公司”。
貝克遵照政府高官定下的前例，直接拒絕這樣做，布希還支持他的決定，讓貝克負責遊說世界各國政府，寬免伊拉克極為沉重的外債負擔。他擔任這種角色將近一年後，我取得一份機密檔，證明他涉及的利益衝突比以前所知道的更嚴重、更直接。這份檔是65頁的業務企劃案，是由包括凱雷集團在內的銀行團，向伊拉克的主要債權國科威特政府發出，這些公司建議科威特利用他們的高級政治關係，向伊拉克索取因為薩達姆入侵而積欠科威特的270億美元債務；換句話說，貝克的所作所為，跟他擔任特使應該做的事情正好相反，也就是要說服各國政府取消薩達姆時代的債務。
這份檔的標題是“協助科威特政府保護與實現對伊拉克索賠的建議”，是在貝克接受任命將近兩個月後，才呈交科威特政府。檔中提到貝克11次，並且清楚表明，如果科威特政府跟雇用了負責取消伊拉克債務的人的公司合作，將會得到好處。但是其中也有代價，這份檔指出，為了換取這種服務，科威特政府必須在凱雷集團投資10億美元。這樣做是直截了當在銷售影響力：付錢給貝克的公司，得到貝克的保護。我把這份檔拿給華盛頓大學(washington University)法學教授兼政府倫理規範專家克拉克
(Kathleen Clark)看，她說貝克涉及“典型的利益衝突。貝克在這項交易中代表雙方，他理當代表美國的利益，但他也是凱雷集團的資深法律顧問，凱雷希望協助科威特收回伊拉克欠的債務，得到報酬”。克拉克看過這份檔後，認定“凱雷和其他公司利用貝克目前的職位，向科威特爭取會傷害美國利益的合約”。
我談論貝克的文章在《國家》雜誌刊出一天后，凱雷集團退出這個銀行團，喪失得到10億美元的希望；幾個月後，貝克出脫凱雷集團的持股，辭去法律顧問的職位。但是真正的傷害已經造成：貝克擔任特使的表現很糟糕，沒有爭取到布希保證、而且伊拉克需要的債務豁免。2005與2006年間，伊拉克付出25．9億美元，賠償薩達姆開戰造成的損失，這些錢大部分賠給科威特，卻是應對伊拉克人道危機、重建國家所亟須的財源；而且在美國企業白白浪費援款、一事無成撤走之後，伊拉克更迫切需要這筆資金。貝克的任務是替伊拉克取消90%至95%的債務，結果只是重新安排償債期限，這些債務仍然等於伊拉克國內生產毛額的99%。
伊拉克政策的其他層面也交給自由之身的特使，讓他們的公司從這場戰爭賺到創記錄的利潤。前國務卿舒爾茲主持的伊拉克解放委員會，是2002年在布希總統的要求下成立的壓力團體，任務是協助政府，在民眾心中建立打伊拉克戰爭有理的印象。舒爾茲的確遵命辦事，因為他承擔的角色跟布希政府有所區隔，他可以完全不必提出證據或事實，就在民眾心中激起歇斯底里的心理，認定薩達姆構成的危險迫在眉睫。2002年9月，他以《立刻行動：危險迫在眼前，薩達姆必須下臺》 為題，投書《華盛頓郵報》，指出：“如果院子裏有一條響尾蛇，你不會等到蛇發動攻擊，就會先採取自衛行動。”舒爾茲並沒有向讀者揭露他當時是貝泰公司董事、先前擔任這家公司總裁很多年。這家公司後來會從舒爾茲渴望摧毀的伊拉克，得到23億美元的重建工程合約。因此我們事後來看，似乎應該問舒爾茲呼籲世界“立刻行動”時，是以關切國事的元老政治家的身份說話，還是以貝泰公司的代表、或是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的代表身份說話?
根據非營利監督團體“政府監督計畫” (Project on GovemmentOversight)執行理事布萊恩(Danielle Brian)的說法，“你不可能知道政府的界線在哪里結束，洛克希德的勢力從哪里開始。”要知道洛克希德的勢力在哪里結束，伊拉克解放委員會的許可權從哪里開始，更是困難。舒爾茲主持的這個宣揚作戰的團體是由傑克遜(Bruce Jacks~)n)擔任召集人，他三個月前還是洛克希德馬丁公司負責策略與規劃的副總裁。傑克遜說， “白宮裏的人”要求他組織這個團體，但是他召集洛克希德公司的舊同事，組成這個委員會。除了傑克遜之外，洛克希德的代表包括負責太空與戰略導彈業務的副總裁庫波曼(Charles Kupperman)，以及負責防衛系統的洛克希德董事葛蘭姆(Douglas Graham)。雖然這個委員會的組成是出於白宮的明白要求，希望作為戰爭的宣傳機器，卻沒有一個委員必須離開洛克希德，或是賣掉自己的股票，這點對委員會成員的確是好事，因為洛克希德的股價靠著他們協助發動的戰爭，躍漲了145％，從2003年3月的41美元，漲到2007年2月的102美元。
此外還有支持皮諾切特發動政變的基辛格，開啟這場反革命的人就是他。 《紐約時報》記者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在2006年的《一概否認之國》 (State of Denial)書中透露，切尼每個月和基辛格會晤，布希和基辛格則是大約兩個月見面一次；切尼告訴伍德沃德： “他變成布希在外交事務方面最常諮詢的外界顧問。我跟基辛格談話的次數，很可能比跟任何人談話的次數還多。”
但是在所有這些最高級的會晤中，基辛格代表誰?他像貝克和舒爾茲一樣，當過國務卿，但是已經離職30年了。從1982年他創設未上市的神秘公司基辛格公司起，他的工作就是代表一大堆客戶，據說客戶包括可口可樂、永備化學(Union Carbide)、韓特石油(Hunt Oil)等公司在內，也包括贏得金額最大的伊拉克重建合約的工程巨擘福陸公司(Fluor)，甚至包括他在智利秘密行動中的老同伴ITT公司。因此他和切尼會晤時，身份是元老政治家，還是代表石油與工程業客戶的高價說客?
2002年11月，布希任命基辛格主持9•11委員會時，基辛格強烈顯示出他是對誰效忠。這個職位可能是任何愛國人士從退休狀態複出所能擔任的最重要角色，但是受害者家屬要求基辛格提出他的企業客戶名單，指出這些客戶和調查之間可能有利益衝突；他拒絕合作，不願意做出這種代表公信力與透明度的基本姿態。他沒有揭露客戶名單，而是辭掉這個委員會主席的職位。
基辛格的朋友和事業夥伴珀爾在一年後，將會做出同樣的抉擇。珀爾在雷根總統期間曾經任職國防部，拉姆斯菲爾德請他主持國防政策局。珀爾接任前，國防政策局是無聲無息的顧問單位，負責把過去政府的知識傳承給現任政府。珀爾把這個單位變成自己的平臺，利用自己動人的頭銜，在新聞界強力主張對伊拉克先下手再說。他也以其他方式利用國防政策局，根據《紐約客》雜誌記者赫什(Seymour Hersh)的調查報導，他以個人的官銜為號召，為自己新創的公司吸引投資。事實上，珀爾是第一批後9•11災難資本家之一，攻擊發生才兩個月後，他就設立了創投企業三聯夥伴公司(TriremePartners)，專門投資一些開發國土安全與國防相關產品及服務的公司。三聯公司在一封招攬業務的信中，誇稱公司的政治關係： “經營階層中的三位成員目前任職美國國防政策局，擔任美國國防部長的顧問。”這三個人是珀爾、他的朋友希爾曼(Gerald Hillman)和基辛格。
波音是珀爾最初的投資者之一，波音是五角大樓的第二大包商，投資了2000萬美元，讓三聯公司得以推展業務。珀爾變成了直言無隱的波音迷，撰寫讀者投書，支持波音和五角大樓之間引發爭議、價值170億美元的運油機合約。
珀爾雖然把他在國防部的所有關係告訴投資人，他在國防政策局的幾位同事卻說，他沒有告訴他們這家公司的事情。在有關這家公司的聽證會上，有一個人說這家公司 “在倫理規範的邊緣，或是根本不符倫理規範”。最後，所有的衝突問題困住了珀爾，他必須像基辛格一樣做出抉擇，是繼續制定國防政策，還是從反恐戰爭中獲利。2003年3月，就在伊拉克戰爭剛剛爆發，包商的好運正要開始時，珀爾辭去了國防政策局主席的職位。
最讓珀爾生氣的是，有人說他之所以贊成用無限度戰爭總結所有的邪惡，是由於他個人可以從這種主張中獲得驚人利益。有線電視新聞網記者布裏澤(Wolf Blitzer)質問珀爾，說赫什認為“他設立了可以從戰爭中獲利的公司”。這似乎是不證自明的正確說法，但是珀爾勃然大怒，痛斥普利策新聞獎得主赫什，他告訴布裏澤： “最接近恐怖分子的東西就是美國新聞界，坦白說，我不相信一家公司可以從戰爭中獲利；說我的觀點跟國防工業投資的潛在報酚隋關，完全是一派胡言。”
這個說法很奇怪，如果你設立創業投資公司，投資從事安全與國防業務的企業，卻設法不從戰爭中獲利，一定會讓投資人失望。像珀爾這種人所扮演的角色有個更大的問題是，這些人在灰色地帶生存，在災難資本家、公共知識份子和決策官員之間的灰色地帶。如果洛克希德或波音經理人像珀爾一樣，上福斯電視臺，主張改變伊朗的政權，他們明顯的自私自利會否定他們所提出的主張。但是大家介紹珀爾時，繼續說他是“分析師”、是五角大樓顧問，也可能說他是“新保守派”，但從來沒有人說他可能只是能言善道的軍火商。
這個華府幫派的成員只要受到置疑，說他們和他們支持的戰爭之間有經濟利益關係時，他們一定都像珀爾一樣回答：整個說法既荒謬又愚蠢，有點像是恐怖分子的攻擊。包括切尼、拉姆斯菲爾德、舒爾茲、傑克遜在內的新保守派(我認為基辛格也是其中一員)花了非常多的精神，顯示自己是蛋頭學者或鷹派的務實分子，背後的動力是意識形態和宏偉的理念，而不是像利潤這麼俗氣的東西。例如傑克遜說，洛克希德不贊同他業外的外交政策工作；珀爾說，他跟五角大樓的關係對他的業務造成傷害，因為“這樣表示其中有些你不能說、不能做的事情”。珀爾的合夥人希爾曼堅持說，珀爾 “不是理財動物，完全沒有追求財務利得的意願”。費斯(Douglas Feith)擔任國防政策次長時宣稱： “副總統過去跟哈利伯頓的關係，使政府官員不願意發包合約，不熱衷發包合約，即使實際上應該把合約交給哈利伯頓旗下的凱樂布朗魯特公司。”
即使是在新保守派最堅定的批評者筆下，這些新保守派看起來都像是真正的堅信者，動機完全是決心維持美國和以色列勢力的超強地位，這種決心極為強烈，以致他們準備犧牲經濟利益，換取“安全”。這種區分既虛假又健忘，追求無限利益的權利一直是新保守派意識形態的核心。9.1l以前，激烈民營化的要求和對社會支出的攻擊，助長了美國企業研究所、傳統基金會和卡托研究所等智庫推動以弗裏德曼學說為核心的新保守派運動。
新保守派在反恐戰爭上，並沒有放棄政商財團主義的經濟目標，而是找到更有效的新方法來達成這些目標。華盛頓的鷹派當然決心維持美國的世界帝國角色以及以色列在中東的帝國角色。然而，你不可能把這種軍事目標和災難資本主義體系的利益區隔開來，前者要在國外不斷茁壯，在國內維持員警國家，後者則依據這種假設，建立了規模數百億美元的產業。這種政治和獲利目標合而為一，表現最清楚的地方是在伊拉克戰場上。
《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
第十五章 政商財團制國家──拆除旋轉門 鋪好陽關道
美國對哥倫比亞的新殖民政策-「哥倫比亞計畫」
提到哥倫比亞，許多人就會立刻聯想到這是“毒品”與游擊隊氾濫的罪惡淵藪之地。羅素克洛和梅格萊恩搭檔演出的「千驚萬險」就是以哥倫比亞為背景，影片“描述”的哥倫比亞左派游擊隊在邪惡帝國蘇聯垮台後變成一群以販毒、綁票維生的恐怖份子，長期以來許多美國人也相信政府與主流（民主自由）傳媒對於哥倫比亞的（謊言）宣傳，相信美國政府目前已耗資數十億的「哥倫比亞計畫」（Plan Columbia）可以消滅哥國毒梟和游擊隊暴力，然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證據卻證明事實“剛好相反”。
事實上，「哥倫比亞計畫」只是美國長期對於中南美洲“政經軍干預”的一部份，在美國喬治亞州的班寧堡（Fort Benning），有一所「美洲軍事學校」（SOA, U.S. Army School of the Americas），該校一直被諷刺為「殺手學校」（School of Assassins），因為該校的課程以訓練謀殺、綁架、（軍事）政變、嚴刑拷打著名，數十年來“培養”出六萬多名拉丁美洲的軍人，智利民選總統阿葉德被軍事獨裁者皮諾契特推翻、大主教Oscar Romero被暗殺、瓜地馬拉36年內戰死亡或失蹤的20萬人、薩爾瓦多超過900名平民被屠殺等等，都是“該校”畢業生的“傑作”，女性受害者還會遭強暴虐殺而死，毫無反抗力量的兒童被活埋或摔死；它也“培養”惡名昭彰的（美帝傀儡）軍事獨裁者-包括巴拿馬、波利維亞、瓜地馬拉、薩爾瓦多，並且是“右翼民兵”的訓練所──例如尼加拉瓜殘暴的「國民軍」就是SOA（美洲軍事學校）的畢業生，後來組成“右翼恐怖份子”Contra（桑定游擊隊）。前巴拿馬總統就稱「美洲軍事學校」是「拉丁美洲最大的亂源製造基地」，在日漸高漲的抗議聲浪下，該校“改名”為Western Hemispheric 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WHISC)，但是至今仍然繼續培養每年一到兩千名的畢業生（目前１／３的受訓者來自墨西哥，因為該國要“對付”以Chiapas省原住民為主的薩巴塔游擊隊（Zapatista），每年耗費美國納稅人大約兩千萬美金。
和其他拉美國家相比，哥倫比亞派遣最多軍人（目前已超過一萬多人）到SOA（美洲軍事學校）受訓，其中許多高階軍官都犯下違反人權的罪刑，哥倫比亞軍方和殘忍著稱的右翼民兵組織AUC也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使得在哥國每年有超過三萬人被殺、一百萬人無家可歸。1986年以來已經有三千八百名工會領袖和組織者遭殺害，在去年（２００１年）的前十一個月就有180名工會領袖被暗殺，過去十幾年以來，超過三萬名工人、農民、人權組織者、左翼領袖、教師等被軍隊和右翼民兵殺害。最大的右翼民兵組織AUC的領導人對於謀殺工會領袖毫無悔意，他說「我們有理由殺那些人，因為他們（工會領袖）妨礙他人工作。」因為暴力事件頻仍，自從 1985年以來，已經有兩百萬哥倫比亞平民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園。
在美國主流（民主自由）傳媒宣傳下不斷“被污名化”的左翼游擊隊──其中一股最大的力量FARC「哥倫比亞人民革命軍」（有一萬六千到兩萬人的武裝力 量，由工人、農民、組織者所組成）-經由過去36年以來的組織工作，哥國基層人民對其支持率不斷提高，專家估計該游擊隊在哥國自治區的影響力已經超過 50％，相對的哥倫比亞所謂「（美帝扶植傀儡）民主」政府，則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貪污腐敗政權，人民對政府的失望清楚地反映在哥國的投票率上（低於40％），目前FARC直接掌握的非武裝區（約瑞士大小），也完全沒有上述的暴力事件發生。
在2000年，美國政府投入十三億美金到「哥倫比亞計畫」以及之後六億美金的「安地斯行動」（Andean Intiative，因為哥倫比亞屬於安地斯山脈國家）（其中一億給哥倫比亞軍方），“宣稱”該計畫是「對抗毒品之戰」（War on Drugs）以及心照不宣的「對抗左派游擊隊（美國政府定義下的恐怖份子）之戰」，事實上，該計畫對於消滅毒品毫無助益，因為大部分的款項給了“美國跨國 公司”，例如「孟山都（Monsanto）」、United Tech、Sikorsky等，用來進行軍事訓練、購買直昇機和除草劑，另外，美國政府也已提供哥倫比亞軍方和右翼民兵十五億美金。
然而，哥倫比亞政府和軍隊本身就和毒梟“連為一體”，政府軍隊和右翼民兵就是毒梟“背後”的軍事力量，前SOA（美洲軍事學校）的教官就曾說「SOA是拉丁美洲軍官 洗毒品錢的最佳地點」，美國持續提供哥倫比亞軍事援助反而助長軍隊和右翼民兵繼續在國內“鎮壓平民”、違反人權，並且讓毒梟勢力更擴大。
此外，美國在哥倫比亞四處噴灑除草劑，宣稱這樣就可以消滅古柯鹼作物，但其實是毫無差別地噴灑在一般農田和雨林上，不但使得農作物大量枯死、農民無 法維持生計、亞瑪遜雨林的生態環境遭破壞、原住民生存環境受到威脅，更讓古柯鹼產業暴增超過100％，在1994到1998年，哥國大約種植45,500公頃的古柯鹼作物，但是有超過140,800 公頃的一般作物、古柯鹼和雨林被噴灑，從1999年到2000年，古柯鹼的產量反而增加60％，噴灑除草劑不但完全無效，反而讓種植古柯鹼更有價值。
著名的拉美學者James Petras就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是美國對拉丁美洲“再殖民”的試金石，因為哥倫比亞目前擁有第三世界國家最強大的游擊隊力量，開始動搖美國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力量”（哥倫比亞的石油是美國重大利益所在，美國從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和厄瓜多進口的石油比波斯灣還要多），因此若能藉由「哥倫比亞計畫」一舉摧毀反抗的力量，則可以再度建立美國的新帝國主義力量，因此越來越多人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實際上是「死亡計畫」（Plan of Death）。
今年（２００２）4月19-22日，在美國首府華盛頓有大規模的反戰（4月20日舉行大遊行，主題為「停止國內和國外的戰爭」Stop the War-At Home& Abroad，詳情請見：http://www.a20stopthewar.org/）、反全球化和「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National Mobilization on Columbia，詳情請見：http://www.colombiamobilization.org/）遊行（世界各地的抗議活動資訊都可以在 http://protest.net/ 找到），「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在4月22日將發動大遊行並提出兩大訴求：
一、反對美國政府“假借”掃蕩毒品為名的「哥倫比亞計畫」，
二、關閉「殺手學校」 -「美洲軍事學校」（SOA）。
文／洪家寧 2002．4
（泡製敵人煽動仇恨）戰爭、（普世）撒謊與美國（高級婊子）的戰爭
——從本•拉登被殺談起
戰爭如濃霧，時而看不到真相，時而摸不清方向。
於是有人說，真理是戰爭的第一個犧牲品。
但從執政者的角度來看，戰爭如濃霧，可能是“人造”的，“目的”就是在“蒙蔽”真相，或“誤導”方向。
這在“民主”國家如此，在專制國家也如此。
世界上，恐怕沒有一個國家沒有或不會撒謊的。
民主國家“往往”指責專制國家沒有一句真話，但就戰爭真相一事而言，說謊“最多”的竟然是“開口閉口”自由、民主、人權的美國。
這裏不談美國1964年為越戰升級（轟炸北越）而“製造”的“東京灣事件”，
也不談2003年伊拉克戰爭的（鋪天蓋地妖魔化洗腦宣傳）所謂“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我們只看看美國近20年來其他戰爭的幾個例子吧。
2011年：本•拉登（Bin Laden）定點暗殺的“故事”
2011年5月1日，經過多月的監視工作，29-79名美國海軍海豹突擊隊衝進宮殿般的住所與世界頭號通緝恐怖分子本•拉登（手持一支AK-47躲在妻子背後）交火，本•拉登頭部中彈身亡（終於被美中情局老相好盟友給死亡了），
6小時後“海葬”於北阿拉伯海（死不見屍）。
唯一的“問題”是，事情的發生“並不是”這樣的。
後來，白宮“改了又改”。
我們現在知道本•拉登根本沒有武器，他的妻子是在另一間房子被擊傷的。沒有“人盾”，沒有AK-47。而本•拉登的所謂富麗堂皇的大院，竟然是一個沒有冷氣的陳腐房子！
現在看來，“所謂”交火也有問題，因為在房子裏唯一手拿武器的是海豹突擊隊，他們是在同一個“手無寸鐵”的病人“不穩定的交火”，並把本•拉登擊斃。
即使這“修正後”的官方說法也令人難以置信，現在有報告披露，當本•拉登被擊斃時，他的12歲女兒也在場。該報告還說，本•拉登先被生擒，後被處決。換句話說，這是奧巴馬下令的“定點暗殺”（targeted assassination)。
“定點暗殺”本•拉登的“故事”一改再改，連美國總統奧巴馬和他的高級顧問們在白宮情況室內“目睹”從美國海豹突擊隊頭盔照相機現場向他們“直播”本•拉登的襲擊過程，也可能是“偽造”的。
「中情局」局長不是說突襲本•拉登過程38分鐘中25分鐘“停電”，美國特種部隊的頭盔相機“失效”嗎？
在接受美國公共廣播服務電視臺（PBS）的採訪時，「中情局」局長帕內塔說：“一旦我們突擊隊進入大院，我可以告訴你，有一個近20或25分鐘，我們真的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麼，奧巴馬他們到底在看什麼？
奧巴馬下令“定點暗殺”蓋伊達頭目本•拉登一事，美國政府“一改再改”，越說越令人頭昏腦脹。
本來嘛，“生，活捉；死，見屍”，這本是美國西部的“正義的伸張”。但這次呢，本•拉登生著，沒有活捉；本•拉登死後，不見屍體，於是謠言四起，變成了一個“沒有屍體”的暗殺。
但這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
2004：提爾曼被友軍誤殺的故事
2004年4月。受到九一一的影響，提爾曼（Pat Tillman）於2002年放棄了一個利潤豐厚的（ＮＦＬ）職業美式足球，參軍去了。當時，他無私的決定受到布希總統稱讚，而當他2004年4月在阿富汗犧牲時，這位足球明星出身的士兵成為美國英雄主義的縮影。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形容他是一個戰爭英雄，並追授銀星和紫心勳章。
但提爾曼（Pat Tillman）不是光榮地死在“遭遇勁敵火線”，而是被誤殺的。
可是，政府並沒有及時告訴他的家人他是如何死亡，“直到”他的追悼會在國家電視臺播出5周後才告訴他們“真相”。
克咯高烏爾（Jon Krakauer）2009年寫的傳紀裏，說提爾曼（Pat Tillman）“認為”布希總統是個“牛仔”，在伊拉克發動一場“非法和不公正的戰爭”。
根據克咯告烏爾的新書，提爾曼（Pat Tillman）甚至在日記中寫道，他“懷疑”拯救潔西嘉•林奇是一場“媒體閃電戰”。
但這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
2003年：（美國媒體機器撲天蓋地神化宣傳）拯救潔西嘉•林奇的（英雄神話）故事
2003年，1名19歲的列兵潔西嘉•林奇（Jessica Lynch）成為“侵佔”伊拉克的女英雄。
據報導，當年3月，當她的連隊在納西裏耶城市附近受到攻擊時，儘管身受重傷，她仍然把手指按在槍扳機裏，直至彈藥耗盡為止。
她的勇氣並不限於此：林奇在還遭到當地醫院工作人員“虐待”和“審訊”，直到激烈交火後，美國特種部隊才把她救了出來。
後來，救援林奇的“故事”也被“拍成了電影”。
問題是，這“不是”真實的。
實際上，林奇的槍卡住了，她未能發一粒子彈；
伊拉克醫院的工作人員對她“和藹”，並試圖把她送回美國軍隊，
而且，伊拉克軍隊早於前一天逃離，根本不需要突擊隊和海軍海豹突擊隊來救援的。
同時，她也沒有像初步報告說的那樣，被槍傷或刺傷——她的傷是她的車被擊翻倒時所導致的。
4年後，林奇（本人）在國會聽證說：
“我仍感困惑，為什麼他們選擇撒謊，並試圖把我造成傳奇人物，而事實上，我當天的戰友才是真正傳說中的英雄…底線是，美國人民有能力決定自己的理想英雄，他們不需要被告知他們精心編造的謊言。”
但這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
1990年：薩芭赫的孵化器
1990年10月10日，美國第一次海灣戰爭（波斯灣戰爭）前夕，在一個非政府國會人權委員會上，科威特一名叫娜依拉赫（Nayirah）的女孩含淚在國會人權委員會上“沉痛作證”，她“目睹”了伊拉克軍隊把早產兒從孵化器拿出，並把它們偷走，然後讓嬰兒白白死亡。雖然當時科威特不准記者調查，很多人都相信和接受她的“證詞”。當時，國際大赦和撤離人員的證詞也都初步證實了她的故事。
這個“故事”頓時“激動”了全國，並對美國攻擊伊拉克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其實，美國後來用它來“鼓吹”攻擊伊拉克，並最後成為1991年戰爭的理由。
科威特“解放”後，記者“被批准”進入科威特，他們才發現偷竊孵化器是缺乏事實依據的。
1992年，這個“編造”的“故事”已被廣泛地“揭穿”，原來這個女孩真名叫艾爾•薩芭赫（al-Sabah），是“科威特駐美國大使”的女兒，“一直”居留在華盛頓，而不在科威特。據其他人權團體的調查，也發現沒有證據表明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此外，後來進一步發現，它原來是“市民促進自由科威特”組織的“公共關係活動”之一，是科威特政府“委託”美國著名“公關公司”希爾和諾爾頓幹的。
但這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
小 結
2011年5月2日，本•拉登被定點暗殺後，奧巴馬在“我們釘死他”的講話結束時說：
“但是今晚，我們再次提醒，只要我們下了決心，美國可以為所欲為的。這是我們的歷史故事。”
唉，“我們的歷史故事”就是一個（自鳴清高優越的婊子卻特好為自己豎造貞節牌坊）政府對什麼都“撒謊”，同時又“誇稱”其“優越”（普世上帝）道德價值的故事。
從上述這幾個例子來看，在戰爭“真相”上，美國呀，“撒謊”，又來一次“撒謊”。我們怎能還可相信美國政府的一言一行呢？美國的“自由媒體”不再自由了？媒體從事人員是過於愛國、還是“害怕”什麼？
但1988年，《華盛頓郵報》老闆及「外交關係委員會」成員格雷厄姆（Katharine Graham）在一個演講裏對「中情局」說：
“我們生活在一個骯髒和危險的世界裏。有些事情一般市民並不需要知道和不應該知道的。當政府能採取合法的步驟保密，當媒體能決定是否發表它所知道的，民主這時才能繁榮起來。”
今天，格雷厄姆已死，但她的思想繼續“發揚光大”，因為美國人民“允許”它們這樣做。
29年來，
“薩芭赫的孵化器”、
“拯救潔西嘉•林奇（英雄神話故事）”、
“提爾曼誤殺”、
“本•拉登定點暗殺”，等等，
一一表明美國政府都在“撒謊”，難道我們今天就能相信美國，因為它突然說“真話”了？
做夢吧！
文／劉伯松
2011-5-6
奧巴馬總統和他的國家安全班子在白宮時局室“全神貫注”地“觀看”本•拉登大院襲擊的“即時直播”錄影。今天，它已成為定義這個重大時刻的里程碑式的照片了。 （攝影者：白宮官方攝影師皮特索薩）
黃金“非貨幣化”：美國假說（忽悠），中國真信
在美國金融海嘯發生一周年之際，“紐約商品交易所”黃金期貨價格再破1000美元／盎司，國際金融由此穩步進入“千金時代”。長期以來，美國出於維護美元霸權的需要，不遺餘力地“打壓”黃金，“唱衰”黃金。但事實表明，“黃金非貨幣化”本是個“歪理”，“黃金無用論”則純粹是個“邪說”。
然而，中國似乎“聽歪信邪”而輕視黃金，不斷地用真金換“偽金”，在“美元陷阱”中越陷越深。如今，在美元不斷貶值的大勢下，龐大外匯儲備遭受嚴重損失。
歷史證明：金光無比燦爛
在古埃及和拉丁文裏，黃金一度被稱為“可以觸摸的太陽”和“曙光”。西元前3000年，這個“可以觸摸的太陽”就已經具備了“一般等價物” 即貨幣的功能。由此長期以來，黃金一直是財富的代表與象徵，為黃金而戰在世界史上不斷上演。
黃金是一種珍稀物品，素有“金屬之王”美稱。人類社會迄今開採黃金僅約16萬噸，在全球財富總額中所占的比重只有0．6%，只勉強填滿兩個標準游泳池，而當中一半以上是近50年才被開採出來的。黃金由於穩定性極佳而便於保存，這使之不僅成為人類的物質財富，而且成為人類儲藏財富的重要手段。從20世紀80年代初到美國金融大危機之前，全球貨幣供應量以每年15％的速度遞增，而黃金每年的自然增長量卻只有1.3％。近年來，全球每年黃金開採量約為2500噸，在2001年觸及2645噸峰值後，就一直未能再創新高，而全球每年黃金需求為 4000噸，供需矛盾十分突出。
黃金是一種金屬商品，用途廣泛。長期以來，黃金主要用做黃金飾品（包括首飾、神像裝飾、建築裝飾等）和黃金器具。現在世界每年黃金供應量的80％以上由首飾業吸納。由於黃金相對稀少、價格昂貴，工業使用黃金被大大限制，占世界總需求量的比例不足10％。隨著科學技術和現代工業的發展，黃金的作用日益重要。專家認為，未來首飾用金將會趨向平穩，工業用全將是引起黃金供需結構變化的重要力量。
黃金是一種貨幣、一種金融商品。馬克思在《資本論》裏寫到：
“金、銀（白銀）天然不是貨幣，但貨幣天然是金、銀（白銀）。”
寥寥數字清楚揭示了一個規律、一個真理，即金、銀（白銀）天生就具備充當貨幣的優良特質。儘管黃金因“非貨幣化”被長期“軟禁”，但是黃金仍然是當今國際可以接受的繼美元、歐元、英鎊、日元之後的第五大通貨，實際是最硬的通貨。黃金價格與股票、債券價格走勢相對獨立，其作為投資對沖工具的作用也十分明顯，投機者利用黃金市場的價格波動來賺取差價則司空見慣。
黃金是一種戰略物資。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曾經激烈批評“金本位制”為“野蠻的遺跡”，然而他也不得不承認：
“黃金在我們的制度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它作為最後的衛兵和緊急需要時的儲備金，還沒有任何其他的東西可以取代它。”
在1997年的東亞金融危機中，韓國、泰國和馬來西亞都曾動員居民將私藏黃金置換為國家儲備，以增強信用，支持本國岌岌可危的貨幣，或換成美元支付外債。黃金堪稱“寧靜的港灣”，是規避風險、防範危機的良好工具。亂世藏金，黃金的價值正在被重新認識。
美國扭曲市場；軟禁黃金
早在1717年英國就採用金本位制，1816年英國頒佈金本位制度法案，促使黃金轉化為世界貨幣。從1816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約100年間，黃金對於增進國際貿易、穩定國際金融、促進資本主義經濟高速增長起到了重要作用，史稱“黃金時代”。
二戰後，美國積累高達2萬噸的黃金儲備，占資本主義世界黃金儲備的74.5％。美國通過“佈雷頓森林體制”，利用“美元與黃金掛鈎，其他貨幣與美元掛鈎”，確立了美元獨大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美國利用美元特權，不斷擴大遠遠超出自己生產與供應能力的消費，肆意發動戰爭，最終使美元氾濫成災，大大超出其黃金儲備。
1971年8月15日美國宣佈實行“新經濟政策”，停止美元兌換黃金，“佈雷頓森林體制”崩潰。失去黃金支撐或“擺脫”黃金束縛的美元實際成為“合法的偽鈔”，美國可以隨意印刷美元，然後在世界市場上隨意購買。
但是，作為“天然貨幣”的黃金對“合法的偽鈔”構成巨大威脅。在國際市場上，黃金是以美元標價的，美元價格與黃金價格走勢相反，黃金成為美元的天然尺度。“佈雷頓森林體制”崩潰後，黃金在70年代一直處於上漲態勢，從1971年的每盎司35美元，很快衝破100美元（1973年），1980年6月21日被推上了852美元的歷史高點。因此，要在形式上保持美元價格，維持美元地位，就必須“打壓”黃金（白銀），成功地“壓制”黃金（價格）就能為美國的貨幣政策贏得“行動自由”。
美國“打壓”黃金（白銀）“處心積慮”，不遺餘力，而且多年的實踐也使之得心應手。世界最大的黃金交易所在美國，黃金的期貨價值可以輕而易舉被抑制。美國官方不斷通過借貸黃金給高盛、摩根等金融機構來壓低黃金價格，給投資者設置對黃金（白銀）的信心障礙。“佈雷頓森林體制”崩潰後，幾個西方大國貨幣也成為儲備擴幣，部分分享著美元霸權，因此在打壓黃金（白銀）上有共同的利益，都能回應或聽任美國對黃金（白銀）的打壓，尤其是英國的「英格蘭銀行」與《金融時報》，近乎成為打壓黃金的急先鋒。
在“佈雷頓森林體制”崩潰後，世界上還堅強地存在一個貨幣實際上由100％黃金支撐的國家——瑞士。瑞士憲法曾規定，每一瑞士法郎至少有40％的黃金儲備支撐。因此，一個只有700萬人口的國家，一度擁有高達2590噸黃金，這使得瑞士法郎“像黃金一樣堅挺”，一直被國際投資所青睞；瑞士中央銀行像直布羅陀岩石一樣堅固；瑞士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直接威脅著倫敦與紐約。因此，美國（還有幫手英國）通過經濟的、政治的乃至道義的手段施壓瑞士，在1997年廢棄憲法有關黃金儲備的要求，並在1999年出售“過多的”1300噸黃金。巨量黃金出售，直接壓低黃金價格，重挫南非這樣的黃金生產大國。
此外，在資本市場上，美國通過金融機構不斷壓低黃金（白銀）生產企業的股票，設置諸多融資障礙，使相關黃金（白銀）生產企業長期處於虧損狀態。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也可謂幫了美國的大忙。IMF在 1976年通過《牙買加協議》並在兩年後又通過協議修改方案，確定了“黃金非貨幣化”。IMF手中握有上億盎司的黃金儲備，因此出售或威脅出售儲備可以“有效壓低”世界黃金價格。實際上，每當世界黃金價格高企的時候，IMF就“釋放”拋售黃金的“消息”，“打壓”金價。世紀金融大危機，禍起美國，美元承受巨大貶值壓力，黃金（白銀）價格持續看漲。IMF由此一直保持“高度警戒”，“高調宣佈”計畫出售黃金儲備，但是一直等待美國的“批示”。
2009年6月，美國參眾兩院通過“支持”IMF分段出售黃金計畫。在獲得“授權”後，IMF執行董事會於9月18日以“不擾亂市場”的方式出售403.3噸庫存黃金，占IMF全部黃金儲備的1／8，重壓不斷上漲的黃金價格。
美國還通過它主導的“國際話語權”，極力宣揚“黃金無用論”。美國主流學者無論是自由派（如薩繆爾森）還是保守派（如弗裏德曼）都普遍看淡黃金（白銀），在國家利益面前沒有左、右之分。而那此從美國“自由經濟聖地’走出來的他國專家學者，沒有幾人贊成持有黃金。
然而實際情形是，黃金多年來一直是諸多發達國家官方戰略儲備的主體，目前占全世界外匯儲備的比重達到10.5％，其中美國為78.9％，德國71.5％，法國72.6％，義大利66.5％。當今世界各國公佈的官方黃金儲備總量為32700噸，其中美國的黃金儲備最多，為８,１４９噸，占世界官方黃金儲備總量的２４.9％。美國不僅官方藏金，而且還鼓勵民間藏金，早在1974年底就允許個人擁有黃金。發達國家中惟獨日本“特立獨行”，過萬億的外匯儲備只有區區８００噸黃金儲備，原因是日本一直面臨美國的重壓，持續購買美國債券，給亞洲國家做“好榜樣”。由於缺乏黃金儲備，儘管日元背後有強大的國家經濟實力，但也只能淪為國際炒家臨時拆借投機用的“攜帶貨幣”。而在日本的“示範”下，“聽歪信邪”的東亞國家黃金儲備的總量偏低且在外匯儲備中的份額較小，平均水準為2％。而與一般東亞國家不同的是，日本民間黃金儲備驚人。
另有一種實際情形，也能折射出美國“說一套做一套”，這就是對黃金與紙幣存放安全重視程度的巨大差異。「美聯儲」存放數千億美元紙幣的中心金庫設在其總部所在地紐約市近郊，金庫的大門與一般辦公樓的旋轉門沒什麼兩樣，安全工作主要依賴于設在金庫內的480個監控器和保安人員。
與紙鈔“偽全庫”的安保相比，位於紐約曼哈頓島南端24米深的堅硬岩床下的紐約「聯邦儲備銀行」金庫——真正的金庫，戒備極其森嚴，護衛設施不知道是“偽金庫”的多少倍！
另一個真正的金庫則設在神秘的諾克斯堡軍營，是美國的戰略大後方，配以電子、機械防護裝置，據說僅電網就有七重，一道安全門就重達24噸
世紀金融大危機，美國急需要用“錢”救市，然而美國“緊捂”黃金口袋不鬆，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韙”開動印鈔機。足見在美國政府眼裏，黃金比國家信用與美元紙幣更值錢。
中國莫“算小賬”，莫用真金換“偽金”
長期以來，中國通過多種政策“限制”民間儲藏黃金。1982年前嚴禁國民持有黃金，1999年放寬國民收藏黃金的限制。由於對黃金的價值認識模糊，國家至今缺乏清晰的“藏金於民”政策。黃金在民間不能自由買賣，黃金流通不暢，阻礙了黃金金融功能的正常發揮。“上海黃金交易所”於2005年7月才正式向個人開放，黃金投資品種僅限於實物黃金和紙黃金兩種，遠不能滿足中國民間不斷增加的黃金需求。
與此同時，中國長期將生產的黃金用於“出口換匯”，直到2005年5月1日之前，還用“出口退稅”方式“鼓勵”黃金出口，用黃金換“美金”，用“真金”換“偽金”。近年來，由於民間黃金需求增加，超出自產黃金，如此才增加對黃金的進口，這顯然是市場調節的結果。當今世界人均擁有黃金為30克，但是中國只有3．5克，不到印度的1/5。
在市場的調節下，中國不斷增加對黃金的進口；而在政府“主導”下，中國仍然用“出口退稅率”的方式“鼓勵”白銀大量出口。2000年中國確定的白銀出口配額２００噸，2005年白銀總出口配額達到３５００噸，近十年來中國累計出口白銀超過２萬噸，成為世界最大白銀“供應國”。中國（帳房出不了戰略家的溫家寶）用真金白銀“換回”巨額印有美國總統頭像的“紙張”，並作為儲備進行保存。
長期以來，在經濟尤其是金融領域似乎出現了這樣一種“怪現象”：
西方說什麼，我們信什麼；
西方吃喝什麼，我們就買什麼。
中國至少持有美國外債總額（3.2萬億美元）的1／4。中國是世界上官方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總儲備超過2萬億美元，其中70～80%是美元資產，包括8000多億美元的美國國債、5000億美元的機構債券、1200多億美元的企業債券和1000多億美元的美國股票。儘管黃金儲備從2003年的600噸增加至2009年4月的1054噸，成為全球第五大黃金儲備國，但按照1000美元／盎司計算，不過372億美元，只占中國外匯儲備1.6％左右，遠遠低於國際平均10％的水準，更低於歐盟國家設定的15％的安全水準。而且黃金儲備在中國外匯儲備中的比重不是增加了，而是減少了，2002年為4％。
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中清楚寫明，一國外匯儲備要兼顧“（國家戰略）安全性”、流動性與盈利性，而且“（國家戰略）安全性”始終擺在“第一位”。然而長期以來，“盈利性”實際成為外匯儲備管理的首要考量。由於外匯無論存放在國外的銀行還是進行投資，都可以帶來相應的利息收益；相比之下，增加的黃金儲備不僅不能生息獲利，還會增加保管與儲藏費用支出，因此在短期內，於經濟上講增加黃金儲備顯然遠不如增持外幣證券資產儲備合算。
賺不賺錢與合不合算，直接影響中國官方外匯儲備結構。1973年6月，黃金價格升至每盎司80美元，當時負責對外經濟工作的陳雲同志經過全面瞭解和縝密思考，提出應該把中國存在瑞士銀行的外匯拿出一部分來購買黃金保值，但是相關部門“算小賬”，認為“利息損失大，不合算”。但是，中央還是運用自己的權威，用國家大賬取代了部門小賬，中國的黃金儲備從1970年的700萬盎司增加到1974年的1280萬盎司。這不但增加了國家的黃金儲備，在以後的美元狂跌中保證了外匯儲備的安全，而且還為以後對外開放提供了可靠的金融支援。如今回頭看，是“算大賬”還是“算小賬”，是國家藏黃金還是部門發獎金，一直是影響中國增加黃金儲備的重要原因。
透視發達國家的外匯儲備，還有一個重要功能，就是戰略性，這是西方教科書所沒有說明的。目前，美國的黃金儲量居全球之冠，除日本外的其他發達國家黃金在外匯儲備中的占比高達40％～80％。同時，黃金是世界上公認的最後清償手段。英鎊與美元都是在黃金的支援下成為國際貨幣。日本是世界第二經濟大國，最大債權國，一度擁有最強的金融實力，但是日元國際化“繞樹三匝，無枝可依”，最終不靈光，重要一點就是沒有黃金支撐，缺乏最後支付手段，誰敢輕易信任它？
百年一遇的金融大危機，也給中國帶來機遇。然而，雖然人民幣國際化利益巨大，但是“缺乏”黃金（白銀）支撐，中國想把握好如此重大機遇，很難！
美國的“（專對外輸出）歪理邪說”正不斷被糾正，美國“打壓”黃金（白銀）正日漸捉襟見肘，世界對黃金（白銀）的認知正在“覺醒”，黃金（白銀）的價格正向它“被掩蓋”的實際價值回歸。
文／江湧
2009年 第22期《世界知識》
Death Agony of Thatcher Deregulated Financial Model
During the end of the 1970’s into the 1980’s British Conservative Prime Minister Margaret Thatcher and the City of London financial interests who backed her, introduced wholesale measures of privatization, state budget cuts, moves against labor and deregulation of the financial markets. She did so in parallel with similar moves in the USA initiated by advisers around President Ronald Reagan. The claim was that hard medicine was needed to curb inflation and that the bloated state bureaucracy was a central problem. For almost three decades, Anglo-American university economic faculties have turned to Thatcherite deregulation of financial markets as ‘the efficient way,’ in the process, undoing many of the hard-fought gains secured for personal social security, public health care and pension security of the population. Now the ‘poster child’ economy of the Thatcher Revolution, Great Britain, is sinking like the proverbial Titanic, a testimony to the incompetence of what is generally called Neo-liberalism or free market ideology.
As the Neo-liberal revolution began in the economies of the USA and UK, it should not be not surprising that the epi-center of catastrophe in the global crisis now unfolding also lies with the economies of the USA and UK, as well as a handful of economies, including Ireland Canada, Australia, New Zealand and Iceland, all of which embraced the free market Thatcherite agenda most strongly in recent years. Notably, the man who personally implemented Thatcherite financial market reforms and deregulation during the era of Tony Blair in Britain was Gordon Brown, then Treasury Secretary.
A sample of most recent British developments is instructive. Britain‘s economy is about to suffer its most vicious slump since 1946, shrinking by a drastic 2.8 per cent this year, according to EU latest estimates. The UK is predicted to suffer the worst recession of any large European economy.
The consequences for the UK will include soaring unemployment, while the economy also teeters on the brink of full-blown deflation. Unemployment will rise by more than 900,000 people over the next 12 months, driving the jobless total to 2.55 million by the end of the year, or 8.2 per cent of the workforce, from 5.3 per cent at present.
In parallel, the currency, the Pound, which is not part of the Eurozone currencies, has fallen dramatically against the Euro and even the US dollar in recent weeks over growing fears of the collapsing UK economy and banking system. Sterling has fallen below $1.40 to its lowest point in seven and a half years because of concerns about the depth of Britain‘s banking crisis and the Government‘s rising debt levels. This coming year the UK Government‘s borrowing levels may exceed £118 billion, equal to 8 per cent of GDP.
Britain will not be able to reap much benefit from a lower pound for exports because, as part of the Thatcher Revolution, the national economy has out-sourced, de-industrialized and turned to a service economy where, as in the USA, finance and banking became the motor of economic growth the past two decades. That motor has now broken.
Public debt soaring
Fuelled by the cost of state bank bailouts, the UK‘s national debt is set to rise to £1.06 trillion, or 72 per cent of GDP, by 2010, a sharp rise of more than 70% from present levels.
Yesterday, the Gordon Brown Government, only three months ago hailed as the place which was taking effective action to control the global financial meltdown, was forced to introduce yet another new bank bailout package of measures designed to rescue the country‘s banking sector. He refused to put any ceiling on the amount that he might ultimately need, creating great distrust in the Brussels and across the EU.
Combined, British banks have some $4.4 trillion of foreign liabilities. That is twice the size of the British economy. UK foreign reserves are virtually nothing at $60.6 billion. Little wonder that savvy currency traders and hedge funds have decided the British Pound can go only one way, down. Swap markets for CDS now price in an alarming 10% probability of Britain having to default on state debt obligations in the next few years as public debt explodes.
The last time England had a default on state debt in the early 14th Century when King Edward III decided to declare default on his then huge debts to the large Italian banking house of Bardi & Peruzzi, taking the large bank down with it and spreading ruin across Europe.
‘…giving the kiss of life to a corpse‘
The Brown Government admits it does not know whether the second bank rescue package it just launched will work, senior ministers admit. One minister is quoted anonymously in the British press, ‘The truth is that we can‘t be sure whether it will be effective. We have to look calm to try to instil some confidence in the system. But we don‘t know what will happen next. No one can be sure that this is the end of it. We are in completely uncharted waters. The position is changing all the time.’ In brief, the authorities have lost control in the UK.
Gordon Brown and Treasury Secretary Alistair Darling claim the second bailout did not mean the first package they unveiled last October had failed. That deal, they insist, was about preventing banks from going bust; this one was about ensuring they had the confidence to lend to businesses and the public.
The Government refuses to reveal how much it would cost taxpayers. Officials dismissed talk of a £200bn bailout, saying some measures had a low risk and figures were still being calculated. Labour backbenchers conceded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sell“ the rescue plan to an increasingly hostile public. Not surprisingly, polls have turned dramatically against Labour and Brown, now showing that were elections held today, the Conservative Party would win a gain over Labour of 9% to 13 %. An astonishing 49% of all Brotins fear losing their job this year as well.
A major impediment to swift and consequent Government action to contain the impact of the banking crisis has been the dominance of Thatcherite ideology as an almost religious dogma that permeates even Labour, where Tony Blair was portrayed as a Labour version of Thatcher. The ideological absurdity of the situation was underscored recently when the Conservative opposition offered broad support for yesterday‘s measures, even though their concern over soaring borrowing led them to oppose the Government‘s £20bn fiscal stimulus designed to keep the economy moving.
As well, it is clear, following the nationalization last year of Northern Rock and the forced state share of 70% in the large Royal Bank of Scotland, that a type of approach is increasingly urgent along at least the general lines as that used in the early 1990’s Swedish banking crisis, in which the State nationalized banks that were insolvent and unable to raise private capital. Sweden then split the banks into ‘good bank’ and ‘bad bank.’ In the good bank, business of lending to the real economy continued unabated. The assets in the bad bank, largely illiquid Swedish real estate holdings, were held by the state until economic growth again allowed the government to sell the assets in a healthy market. The ultimate taxpayer cost of the Securum model were estimated to have been zero or even a tiny profit when all costs were factored.
The ideological Labour government is stubbornly refusing to admit the logic of the situation, and ends up ‘cutting the dog’s tail off by inches.’ As certain Labour MPs call for the full nationalisation of the banks the Government says that is not its goal. Chancellor Darling stated, ‘We have a clear view that British banks are best managed and owned commercially and not by the Government. That remains our policy.’
John McFall, Labour chairman of the Treasury Select Committee, who believes full nationalisation of the banks is inevitable, asked Darling in recent House of Commons debate if the Government would take a 100 per cent stake in the banks if the new package did not restart lending. Vince Cable, Treasury spokesman for the Liberal Democrats, said, ‘The Government increasingly resembles somebody who is trying to give the kiss of life to a corpse. The Government now effectively controls one of the largest banks in the world. It will almost certainly have to put more money in; it may well acquire other banks.’ Cable had also predicted the bursting of the house price and personal debt bubbles – and the nationalisation of Northern Rock.
Royal Bank of Scotland next
The same day Brown’s Government announced the second bank bailout attempt, Royal Bank of Scotland issued a statement revealing it expects losses of £28bn for 2008, far greater than anyone was expecting, and triggered further selloff in all major British banks. The huge losses announced at RBS were mainly the result of its acquisition of ABN Amro in 2007. RBS paid a high price for ABN and yesterday admitted that the business was worth around £20bn less than it had previously thought. This unexpected announcement resulted in a 67 per cent fall in its shares.
Brown, in a pathetic attempt to deflect blame, has said that he was particularly ‚angry‘ at the record losses racked up by the Royal Bank of Scotland, and the large write-offs of foreign debt. Lloyds Bank is rumored to be the next bank in need of emergency help as the economy of Britain goes into free-fall, the tragic eulogy to Thatcherism.
Origins of the neo-liberal model
The so-called neo-liberal finance model which was espoused by the Thatcher government after 1979 had its origins in a decision by leading Anglo-American financial powers and their circle that it was time to begin a wholesale clawing back of the concessions which they had granted under, as they saw it, duress,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of the 1930’s and in the case of Britain the postwar economic difficulties.
The origins of the effort in the United States go back to a seminal little known book by a scion of the vastly wealthy Rockefeller family, the late John D. Rockefeller III, titled The Second American Revolution. There, amid soporific rhetoric about creation of a ‘humanistic capitalism’ he calls for drastic reduction in the role and size of government in the economy. That theme was then propagated through the efficient propaganda apparatus of the Rockefeller imperium, aided by the economist guru of the Rockefellers’ University of Chicago, Milton Friedman.
Amid the misnamed ‘stagflation’ sluggish growth high inflation era of the late 1970’s into the 1980’s, that propaganda machine, conveniently ignoring the pivotal role of the manipulated oil shocks, shocks incidentally manipulated and brought about by the same Rockefeller family, as I detail in A Century of War: Anglo-American Oil Politics, blamed all ills on ‘big government.’ Rockefeller protégé, Paul Volcker of Chase Manhattan Bank was sent to Jimmy Carter on orders of David Rockefeller, to ‘wring inflation out of the system’ in October 1979, the same general time Thatcher’s Bank of England imposed its own form of economic ‘shock therapy.’
True economic causality was obscured and reams of press copy from the Friedmanite free market camp, during the Reagan and Thatcher era claimed that the ‘defeat of inflation’ had been due to the ruthless discipline of Volcker and Thatcher. That was, we were told, again and again, the reason why the market should be unfettered from government regulation, freed to the devices of its own unbounded innovative genius. The results of that unfettered ‘humanistic capitalism’ or what Alan Greenspan approvingly called the ‘revolution in finance’ is now bringing both meccas of neo -liberalism,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to economic ruin. Somewhere between this and Stalin’s Soviet central planning there lies a better way.
By F. William Engdahl,
22 January 2009
http://www.engdahl.oilgeopolitics.net/Financial_Tsunami/Thatcher_Model/thatcher_model.html
US Banking Collapse ‘Imminent’ Warns French Banking Giant
By: Sorcha Faal
June 28, 2007
French banking giant Société Générale Group, through its subsidiary SG CIB, the 3rd largest corporate and investment bank in the Euro zone, has warned today in a confidential report that the American banking system is in danger of ‘imminent collapse’ due to the hedge fund failures at US banking giant Bear Stearns, a fear that is also being voiced in America, and as we can read as reported by the New York Times News Service:
“The two big Bear Stearns hedge funds that neared collapse last week were full of tricky investments tied to subprime mortgages. To try to ensure that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worth of similar investments don’t also plummet, endangering the financial system, Congress may finally have to do more to help lower-end borrowers. That, in turn, would prop up the investments based on their mortgages."
Though the United State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has opened an ‘informal’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ollapse of the Bear Stearns hedge funds, SG CIB warns in their report that a ‘series of cascading events’ leading to the ‘insolvency’ of the American banking system is now being ‘unleashed’, and as confirmed by Britain’s Telegraph News Service:
“The United States faces a severe credit crunch as mounting losses on risky forms of debt catch up with the banks and force them to curb lending and call in existing loans, according to a report by Lombard Street Research.
The group said the fast-moving crisis at two Bear Stearns hedge funds had exposed the underlying rot in the US sub-prime mortgage market, and the vast nexus of collateralised debt obligations known as CDOs.
“Excess liquidity in the global system will be slashed," it said. “Banks’ capital is about to be decimated, which will require calling in a swathe of loans. This is going to aggravate the US hard landing."
Even more catastrophic to the World’s economic system being warned about by SG CIB was the near simultaneous warning this week of a Global Great Depression by the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and as we can read as reported, also, by Britain’s Telegraph News Service:
“The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the world’s most prestigious financial body, has warned that years of loose monetary policy has fuelled a dangerous credit bubble, leaving the global economy more vulnerable to another 1930s-style slump than generally understood.
“Virtually nobody foresaw the Great Depression of the 1930s, or the crises which affected Japan and Southeast Asia in the early and late 1990s. In fact, each downturn was preceded by a period of non-inflationary growth exuberant enough to lead many commentators to suggest that a ‘new era’ had arrived", said the bank.
The BIS, the ultimate bank of central bankers, pointed to a confluence a worrying signs, citing mass issuance of new-fangled credit instruments, soaring levels of household debt, extreme appetite for risk shown by investors, and entrenched imbalances in the world currency system.
In a thinly-veiled rebuke to the US Federal Reserve, the BIS said central banks were starting to doubt the wisdom of letting asset bubbles build up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ey could safely be “cleaned up" afterwards – which was more or less the strategy pursued by former Fed chief Alan Greenspan after the dotcom bust.
It said this approach had failed in the US in 1930 and in Japan in 1991 because excess debt and investment build up in the boom years had suffocating effects.
While cutting interest rates in such a crisis may help, it has the effect of transferring wealth from creditors to debtors and “sowing the seeds for more serious problems further ahead."
The bank said it was far from clear whether the US would be able to shrug off the consequences of its latest imbalances, citing a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running at 6.5pc of GDP, a rise in US external liabilities by over $4 trillion from 2001 to 2005, and an unprecedented drop in the savings rate. “The dollar clearly remains vulnerable to a sudden loss of private sector confidence," it said."
These warnings could not have come at a worse time for the war weary United States as its National debt has risen to the catastrophic level of nearly $9 trillion and is increasing at the staggering rate of over $1 billion per day.
Though the Americans represent only 4 percent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their economy represents 18 percent World’s economy, meaning that the collapse of their banking system will indeed have an effect on all other Nations ability to survive a Global Depression.
Russia’s President Putin, and in his also knowing of the coming collapse of the Western World’s banking and trade systems, called this week for a new World Economic Order, and as we can read:
“Speaking to an audience of world leaders and chief executives at a showcase business forum in St. Petersburg, Putin said the emergenc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demands the creation of a new architectur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based on trust and mutually beneficial integration”.
He added, “Structures that were made taking account of a small number of active members look archaic, undemocratic and inflexible… This is clearly visible in the example of the WTO”.
The Russian leader proposed the creation of “regional Eurasian free trade organizations” that would draw 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Russia demonstrated its new economic clout during the two-day St. Petersbur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Forum by agreeing to investment accords worth 13.5 billion dollars (10 billion euros), forum organizers said.
It seemed evident that the World’s business elite had accepted Putin’s assurances during the forum that Russia was a safe bet, in spite of rising tensions between Moscow and the West.
It also reflected a wider surge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that Putin said had turned the old world order on its head.
“If 50 years ago, the G8 countries accounted for 60 percent of the World’s GDP, the current situation is vice versa — about 60 percent of world GDP is produced beyond their borders."
To the ability of the average American citizen being able to survive an economic collapse it no longer seems likely, and as we can read:
“Personal bankruptcies during the first G. W. Bush administration totaled nearly five million, a record for any single term in the White House.
Due to the harsh bankruptcy legislation passed by Congress in 2005 the number of bankruptcies has recently declined—at least in the short term. But by making it more difficult for families to free themselves from extreme debt burdens, this is certain to produce ever greater numbers of workers who are essentially “modern-day indentured servants.”
It is also worth noting that the similarities to the present horrific circumstance facing the American people is an, almost, exact mirror imagine of that faced by their ancestors of last century whose lives were altered forever by the event known as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which saw the greatest political and social realignment the United States had seen since their Civil War Period of the mid 1800’s, both of which led to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t the expense of the individual States and personal freedom.
And, as their 20th Century ancestors had World War I, the realignment of the European Continent, the realignment of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Spanish Flu Pandemic; today the Americans have a Global War on Terror, the uniting of the Nations of Europe into a single Union, another realignment of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Bird Flu Pandemic.
“The more things change the more they stay the same” comes to mind in pondering that which is facing the American people today, but, perhaps, the more appropriate quote for these weary people were spoken by the 19th Century German philosopher Friedrich Nietzsche, and who in foreseeing the ‘plans’ of the World’s elite powers for humanity issued a warning to any, and all, who would listen, “Out of chaos comes order."
美國媒體為何對“佔領華爾街”美國之秋革命運動失聲失焦
＜美國媒體為何對“佔領華爾街”失聲失焦＞
自9月17日以來，一場名為“佔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的遊行抗議運動在美國愈演愈烈，波及上百美國城市，聲勢日益浩大，加入抗議的社會組織和民眾日益增多，政治訴求十分明確：改變美國不公平、不合理的政治經濟制度。美國人民已無法忍受長期被資本操控的命運。
但“奇怪的是”，這場席捲全美國的“抗議風暴”卻被美國媒體“忽略了”。“一反”他們一貫“唯恐天下不亂”的“風格”，實行“低調”處理。美國各大主流媒體要麼“視而不見”，要麼“輕描淡寫”，與他們在別的國家發生類似事件時的表現“完全迥異”。當自己家爆發了“華爾街革命”的時候，美國所謂的“新聞自由”哪兒去了？
現實情況是，成千上萬的美國人走上街頭，呼喊著
“我們代表99％”、
“華爾街需為一切危機負責”、
“將金錢踢出選舉”、
“要工作，不要戰爭”、
“現在就革命”、
“重塑美國”等口號，
目標直指華爾街毫無節制的“貪婪”、美國政府不負責任的放縱，以及民生維艱的蕭條現狀。示威者將不滿的怒火噴向深陷“貧富懸殊”、金權交易、黨派惡鬥、戰爭泥淖的美國政治經濟制度和社會體系。他們坦言，“組織這些抗議活動就是要告訴民眾，美國目前的體制已經行不通了”；而活動發起者則將其與“中東北非革命”相提並論，明確表示“跟我們在埃及、希臘、西班牙和冰島的兄弟姐妹一樣，我們計畫使用群眾佔領這一革命戰術，恢復美國的民主”。
對於這些人，美國警方不僅戒備森嚴，多次進行“大規模拘捕”，還使用噴射辣椒水，甚至發生暴力衝突。
美國媒體在不得不說的窘境下，把“佔領華爾街”運動描述為“小打小鬧的街頭話題”，說什麼是烏合之眾，沒有什麼現實意義，缺乏明確的政治訴求。總之一句話，不值得關注。在他們眼裏，示威者是一些“只考慮眼前利益的膚淺之輩”，是一群“無所事事、癡心妄想的傻子”（台灣美屬地反共堡壘官方「中央社」／中時在對相關新聞消息封鎖滯延了近三個星期一直裝聾作啞不予報導之後而終於不得不發的第一篇新聞稿“標題”中就刻意“丑化／汙名化”佔領華爾街的民主抗議人士是出於「仇富」心態；而在突尼西亞、埃及、利比亞那些美國培植煽動、乃至武裝起來的反對派在他們筆下則全部都是“民主自由鬥士”），警方拘捕700多名示威者只不過是因為“交通占道問題”，完全不應受到批評。
如果發生在別國，拘捕幾個人就是“暴政”，就是“殘酷鎮壓”了。
“明明”美國大眾已經對制度完全失望了，美國（自由）媒體“卻說”這套制度沒出任何問題。
一直以來，美國媒體對別國的群體事件“極為關注”。一有風吹草動在第一時間就“開動”全部輿論機器，不惜版面、頻道、時段，不惜“添油加醋”、“造謠抹黑”、“移花接木”，越亂越令他們“亢奮”。
在他們的“報導”中，別國的示威者往往是政治訴求明確而正當，手段和平而合法，政府和警方的行動則往往是無視人權的鎮壓和屠殺，鉗制民主自由的反動舉動，等等。美國媒體“熱衷”於“插手”別國事務的這種“表現”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常識”，但很明顯，好像這並“不適用”於美國自己。
不僅美國（自由）媒體在內外事件的報導上表現“虛偽”，美國不少“（民主）政客”同樣慣于使用“雙重標準”。如果其他國家發生類似的“佔領運動”，美國這些（民主）政客無不會祭出民主、自由、人權等口號，搖旗呐喊、“說三道四”，借機牟利。但對待本國民眾的“佔領華爾街”運動，這些（民主）政客卻又是“另一副面孔”。在他們“嘴裏”，（民主）示威者是一群“失敗者”，是“刁民”、“暴徒”，“這是一場危險的階級戰爭”。
雖然美國總統奧巴馬以及其他民主黨人士對抗議人群表示出一些同情，但個中頗有安撫意味，更多的是出於維護自身黨派利益和近期選舉考量。從各種聲音中不難發現，兩黨對華爾街的偏向和袒護異曲同工，並沒有人真正傾聽廣大民眾的抗議訴求。
美國（自由）媒體完全無視本國積重難返的制度弊病和日趨激烈的社會矛盾，表現出一種驚人的“政治正確”，令全世界再次“見識”了美國新聞輿論生態的“真面目”。在資本當家做主、資本說了算的美國政治經濟制度之下，各類（自由）媒體完全淪為資本的奴隸，成為供利益集團驅使的工具，而華爾街作為金融資本的大本營，從來都是（自由）媒體的老闆，而不是受媒體監督的對象。美國媒體在“佔領華爾街”運動中的表現，深刻“揭露”了其為資本“服務”的“本質”和功能，戳破了美國所謂“新聞自由”、“客觀公正”的“假面具”。要知道，華爾街是美國資本主義制度和金融體制的象徵，很明顯，“佔領華爾街”就是要對這個制度和體制發出抗議，（虛偽的）美國（自由）媒體怎麼可能為此助陣？
實際上，美國（自由）媒體一直是美國資本利益和政治經濟制度的鼓吹者和捍衛者。他們把美國（民主）制度描繪成普適的、終極的、不可逾越的，而對資本和軍工財團“操控”政治、縱容欺詐、權錢交易“閉口不談”。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美國“泡沫”破滅，但美國（自由）媒體卻從未對華爾街的罪惡和自己國家存在的制度性問題進行深刻反思。反而不斷地進行各種辯解製造“謬論”，自誇美國永遠強大、信用“永遠”3A，不惜大印鈔票、以債養債、打腫臉充胖子，一方面堅定地維護和鞏固華爾街資本的利益，同時不斷地將國內問題和責任“轉嫁栽贓”到其他國家身上。一貫標榜自己監督政府、守望社會的美國（自由）媒體，自始至終沒有發出過有價值的調查和拷問，反而不斷地為華爾街和美國政府的所作所為進行辯護。
此次“佔領華爾街”運動的興起，直白地將美國政治經濟制度弊病和社會深層次矛盾揭露在世界面前，但面對資本利益，美國媒體惟有不敢觸及、不願觸及、無法觸及，這是由其鮮明的本質立場和根本功能所決定了的。說白了，美國（自由）媒體是端人家飯碗，就給人家打工賣命，就服人家管。
一段時期以來，國內有一些人對美國所謂的“新聞自由”羡慕讚賞、頂禮膜拜，新聞界有一些人也將其視為樣板，鼓吹引進照搬過來。事實上，美國（自由）媒體對中國的報導完全是“另一套標準”：從“北京奧運會”到上海世博會，從拉薩“3•14”事件到烏魯木齊“7•5”事件，從人民幣匯率到中美貿易，從南海問題到對台軍售，從社會穩定到互聯網管理，美國（自由）媒體不斷在有關的中國話題上”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甚至”無中生有“地”製造事端“，甚至不惜”導演“無聊的“行為藝術”，並加以放大。而華爾街成千上萬人喊著“革命”口號上街的大規模抗議，卻在美國（自由）媒體那兒淪為不值一提的“八卦話題”。這裏頭看不到什麼“新聞自由”，看不到什麼“客觀公正”，真正看到的不過是美國（自由）媒體基於資本利益、美國利益所一貫嚴格恪守的“政治正確”而已。這難道不是活生生的教材嗎？
一場百年不遇的國際金融危機以及其後發生的故事告訴我們，華爾街資本泡沫破滅了，美元霸權地位破落了，美式制度“神話”破產了，西方自詡不可動搖的價值觀也動搖了。對於中國新聞媒體來說，就是要認清所謂西方“新聞自由”的極端“虛偽性”，打破西方媒體“壟斷”國際輿論傳播秩序的現狀，“打破”西方媒體營造的新聞“鐵幕”和“鴻溝”，讓中國的聲音在全球化時代和世界媒體競爭中愈發響亮。
甄言 曉剛
2011-10-11 北京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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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本土爆發美國之秋革命－“佔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萬人示威運動升級 85名民主示威者遭警方鎮壓逮捕
https://patchpiece.wordpress.com/2011/10/03/%E3%80%90%E5%88%A9%E6%BD%A4%E5%A3%9F%E6%96%B7%E7%A7%81%E6%9C%89%E5%8C%96%E3%80%82%E8%99%A7%E6%90%8D%E7%A0%B4%E7%94%A2%E5%9C%8B%E6%9C%89%E5%8C%96%EF%BC%8F%E7%A4%BE%E6%9C%83%E4%B8%BB%E7%BE%A9%E6%8B%AF/
【假自由。真壟斷。真計劃。真操控－西方自由主義普世自由市場神話背後的壟斷操控核心本質／美歐央行銀行財閥托辣斯藉虛擬數位信用百倍高槓桿（虛擬數位金融衍生性黑心垃圾期貨合約定價權）對真金白銀實體經濟進行的金融恐怖主義式攻擊扭曲操控】
Preemptive (Terrorist) Strike Against Precious Metals (Silver & Gold) Nears End
by Jeff Nielson
2011-10-19
I have been intentionally silent on the gold and silver markets for the past several weeks. Prior to that, I wrote several pieces just after and just before the latest take-down in precious metals to alert readers/investors to the fact that “volatility is the new weapon” of the banksters in their efforts to suppress this market.
Since that time, there simply has not been the opportunity to provide readers with any substantiv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most of the recent take-downs in precious metals over the past year or so there have been obvious “prongs of attack” for us to focus upon.
In May, it was the five, outrageous rapid-fire increases in margin requirements by the CME Group in the silver market – with the last four of those increases being implemented despite the fact that silver prices were already falling sharply. Prior to that, at the beginning of February the banksters employed a “suicide bomber” in the gold market to briefly drag down prices.
In this case however, I’ve been unable to discern any single action which would or could account for the especially blatant manipulation of these markets – at a time when all the economic fundamentals and all the seasonal factors were greatly favoring another strong rally in precious metals. Rather, this particular take-down seems to have involved everything but the proverbial “kitchen sink”.
Negative “lease rates” for gold and silver, massive shorting, manipulative margin-hikes and direct collusion between governments all appear to be at work at present. Why have I added “collusion by governments” to this list? It has been abundantly clear from the price action in the gold and silver markets that the buyers have been in charge of these markets for at least the last two years.
The reason why recent manipulation operations by the banksters have been exceptionally brief and shallow is because each time the bullion banks created a brief “sale” on gold and silver the stampede of buyers would immediately drive prices higher any and every time prices neared key support levels. Thus we must conclude that there has been broad collusion during this current take-down: a “deal” between the desperate bankers and the Big Buyers to allow prices to remain at current, depressed levels – most likely in return for a guarantee of a large quantity of real bullion for them to divvy-up between themselves (the “spoils” of their Libyan Campaign, perhaps?).
This attack on precious metals (and most commodity groups) appears to have been an all-out desperation measure. This is the “shock and awe” which the CME Group attempted to create in the silver market in May with its reprehensible conduct. Except while the Manipulators failed with their efforts in May, they certainly appear to have succeeded now with a large portion of the retail investment community.
Indeed, using a military analogy, the massive volatility which the bullion banks first introduced into this market in September could be thought of as an artillery barrage – to “soften up” the market for the take-down which was to follow.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tactics appears to have had a significant psychological effect.
What readers must understand, however, is that none of this matters with respect to the long-term trend for this market – except to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upward pressure on prices. The entire reason for attempting to put investors literally in a state of shock is to prevent them from thinking rationally.
Why is the price of silver at more than $30/oz today instead of under $5/oz as it was roughly a decade earlier?
Because pricing silver at $5/oz caused a 90% decline in global inventories. The banksters could no more prevent the laws of supply and demand from dictating the long-term trend ten years ago than they can today. Indeed, they are much less able to do so – having squandered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ir bullion in their prior years of manipulation.
The overriding principle here is a very simple one: the lower prices go in the short term, the higher they will go in the long term. Period. The reason the banksters have tried to scare investors “witless” is precisely so that they will forget that fundamental principal.
Given that the extreme move downward guarantees (at least) as extreme a move upward in these markets, this begs the question: why have the banksters (and our governments) colluded in an extreme but ultimately futile endeavour at the present time?
The answer is staring us in the face, now merely days away: another massive infusion of Western money-printing – into the ocean of Western banker-paper which has already flooded markets. Most likely this will be an even larger single burst of printing-press activity than what took place immediately following the Crash of ’08.
The money-printing about to take place in Europe has already been clearly telegraphed. EU leaders meet on Sunday for their next “Final Solution” for the made-in-Wall-Street “Euro debt crisis”. They have already made it clear that more “massive bail-outs” are on the way – for deadbeat banks and governments alike.
Meanwhile, on this side of the Atlantic, Helicopter Ben has been engaged in especially absurd stalling. He continually tells the market there is “more the Fed can do”, while avoiding once again spouting his favorite euphemism: “quantitative easing”.
He is utterly transparent. The Fed was harshly criticized around the world for its last money-printing spree. Thus the U.S. could not be first to crank-up its printing press this time. Rather, the ridiculous spin which will be attached to the next “helicopter drop” by the Fed will be that either the Euro debt crisis “forced” the Fed to follow suit, or (more likely) this will be portrayed as the Fed “supporting the actions” of the EU by cranking-up its own printing press in unison.
While we all know never to say “never” in this market, it appears that the latest operation has neared its expiry date. Put another way, it does not appear feasible that the investment community could remain “witless” enough not to fathom the impact of more, massive money-printing. Furthermore, one must also assume that whatever bribery has been used to control the Big Buyers has more or less been used-up.
As always, no matter how strongly we believe that the market is about to reverse higher, investors must refrain from the use of margin in these markets. The combination of psychopathic Wall Street bankers utterly unrestrained by any regulation;
the row of debt-saturated Western domino-economies, ready to topple at any moment;
and the most mind-numbingly incompetent collection of “political leaders” ever assembled equates to the potential for any and every form of economic catastrophe which one could dream-up in their worst nightmare.
Having perhaps scared readers “witless” again, let me reiterate the immutable principles which guide the precious metals market.
Nothing the banksters can do to these markets can alter the long-term trend. The more extreme the downward pressure on precious metals in the short-term, the higher prices will go over the longer term.
Last but not least, for 5,000 years precious metals have been humanity’s only true economic “safe haven”. And today, more than at any other time in centuries we are in desperate need of a ha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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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icide Bombers’ in the Gold Market?
by Jeff Nielson
2011-2-7
I was listening to another fine interview on the King World News site, this one with Ben Davies of Hinde Capital, when I was immediately intrigued by some of Davies’ remarks.
He stated that he considered the entire, recent trading-episode in the gold market “suspicious”, for two reasons.
First of all, he was surprised that any (competent) trader would have leveraged himself into such a dangerous position.
Secondly, and connected with his first observation, he expressed equal surprise that the so-called “regulator” (i.e. the CME Group) would have allowed such a flawed and vulnerable trading position to have been created.
What Davies (and others) have apparently not considered is that this “leveraged”, “dangerous” trade was created to fail – in spectacular fashion. Essentially it appears that the Wall Street banksters (and the corrupt institutions who serve them) have imported the terrorist concept of “the suicide bomber” to precious metals markets.
For those not familiar with the episode to which Davies refers, a previously unknown metals trader named Daniel Shak used $10 million to leverage his way into an $850 million “spread trade” (i.e. 85:1 leverage) in the U.S. gold futures market – equal in size to more than 10% of this entire market.
With the banksters printing-up “money” by the trillions, $10 million is nothing more than pocket-change, and even eating the entire $850 million loss represents just slightly more than 0.1% of Bernanke’s most recent money-printing. Does anyone here think that Wall Street would be happy to throw away a mere $850 million – when default in the precious metals market threatens JP Morgan (and others) with out-and-out bankruptcy?
The logic here is elementary. When you have a committed hyperinflationist like Ben Bernanke ready to create another $600 billion (out of thin air) with merely a mouse-click – any and every time Wall Street requests a new shipment of Bernanke-bills – then throwing away (deliberately) a few billion dollars on a “bad trade” is (literally) no different than losing a game of “Monopoly”.
The “game” ends, another batch of Bernanke-bills is printed up – and another “suicide bomber” enters the precious metals market. While readers may be horrified at yet another example of Wall Street’s incessant “economic terrorism”, precious metals investors need have no fear of yet another desperation tactic by this crime syndicate.
As I regularly remind readers, none of the games the bankers play in markets (and terrorism is currently their favorite game) can do anything more than briefly stall the rise in precious metals. The bottom-line will always remain that once the last of the banksters’ (real) bullion has been given away…by themselves…at rock-bottom prices, then their manipulation games are finally over.
Yes, the banksters have leveraged their actual bullion by (at least) 100:1. Yes, these reckless criminals will continue to increase that insane leverage – to 1000:1, or even 1,000,000:1. The only important number in this ratio is the “1” on the right. It is totally irrelevant (on a long-term basis) how far the banksters are able to ratchet-up their leverage – on their road to self-destruction.
Once the “1” on the right becomes a “0”, the game is over. A “hundred times” zero is still zero. A “billion times” zero is still zero. When their physical bullion is gone, their entire empire of manipulated bullion markets, and bogus “bullion products” will simply evaporate into thin air – just like the rest of the banksters’ fiat-paper empire.
In the meantime, all that the invention of precious metals suicide bombers really means is that there will be even greater “volatility” in this market. This has several implications. Over the short-term, idiot-traders who continue to try to “play” this market with leverage will be wiped-out at an even greater rate/speed. Ultimately this is good news, as wringing all of the leverage out of the “long” side of this equation simply puts all that gold and silver into “stronger hands” – who can never be forced out by the bankers. In this respect, the CME Group’s short-sighted decision to recently jack-up margin requirements (only for gold and silver “long” investors) also makes the longs stronger over time.
The other implication here is the old adage among veteran investors that “volatility is a friend of the investor”. All readers need to understand that without volatility there is no money to be made in markets. If all assets are/were perfectly and fairly priced, then there would be no potential for either profits or losses.
Volatility (by definition) pushes assets above or below their “fair market value”. This makes the rules of the game ultimately very simple: when the banksters push-down bullion prices, we buy physical bullion (and the shares of the precious metals miners), when volatility causes a spike in the sector, we take some profits with our shares in the miners – and look for the opportunity to reinvest those profits at better prices.
We do not sell our bullion – because our bullion represents our financial “insurance”, not a mere investment. Would any homeowner sell off the fire insurance they have on their home, simply because they could unload their insurance at a profit?
Rather than allowing the Wall Street banksters to make us their victims, ordinary precious metals investors need to think like “the big buyers” – and allow the banksters to work for you, not against you. Ignore their terrorism, and conquer your own fears. “Defeat” in the precious metals market is inevitable for the banksters. These Wall Street ambushes of the precious metals sector now truly only represent one thing to the rational investor: a “sale” on precious metals assets.
“Fear of the unknown” is one of the greatest weapons of Wall Street (just like all terrorists). In this respect, merely identifying these suicide bombers as another transparent bankster tactic greatly diminishes the impact of this terrorism. We need not “fear the Reaper”, we only need to understand him.
＜何亮亮等“極右精英”忽然反美（反普世價值）＞
每當我們指出美國缺點時，“南方週末”以及“鳳凰”為代表的“精英（帶路黨）”就會大罵：憤青、（五毛），愚昧，反民眾，等民主了殺你全家，你反美你就別用電腦，
劉某人還苦口婆心的給我們講美國為啥強大。極右精英（帶路黨）的表現說明他們是“親美”的。
如果我說何亮亮等精英（帶路黨）現在也開始反美（反普世價值）了，你一定不信，你會想：難道【第五縱隊】也反美；
難道老母豬也能上樹？；
太陽從西邊出來了？
但我告訴你們說，這是真的。
我們看看何亮亮等人是怎麼反美（反普世價值）的。
什麼是反美呢？
比如美國攻打伊拉克時，很多中國人反對，於是“精英（帶路黨）”們就說這些反對打伊拉克的人反美。有一部分美國人反對打伊拉克戰爭，有一部分美國人支持打，我們一些中國人反對美國打伊拉克等於反對一部分美國人，就被中國極右精英（帶路黨）“定義”為反美，我們用中國給反美這個詞做定義，按照“極右精英（帶路黨）”的邏輯，反美的意思就是：反對美國的一部分人。
我們按照極右精英（帶路黨）反美的“定義”來看看他們自己是不是反美呢？
最近美國發生人民“佔領華爾街”的（美國之秋顏色）革命，“佔領華爾街”的美國群眾想讓自己的革命行動被全世界普通百姓知道的越多越好，但何亮亮等主流媒體“默不作聲”，就等於說何亮亮等“精英（帶路黨）”“不願意”美國“佔領華爾街”的“（美國之秋顏色）革命”被中國百姓知道，這就等於“中國極右精英”反對一部分美國人；
最近何亮亮等“精英（帶路黨）”知道做鴕鳥要頭不要屁股不行了，於是何亮亮終於跳出來告訴我們：美國群眾如果真的佔領華爾街就是刑事犯罪，
（這就很怪，極右精英不是常告訴我們說，“司法獨立，誰也不能干預司法，沒經過法院判決不能定罪，咋他們這時候給美國群眾定性為犯罪？難道中國極右精英成了美國的法官和陪審團？他們肯定是有了美國國籍）說美國這些群眾不代表美國多數人；（何亮亮等人也沒經過統計調查，也沒選舉，咋知道人家就不代表了？難道代表不代表，是你們說了算？）
“鳳凰衛視（美分黨買辦集團）”對美國“佔領華爾街”的報導絕對不像對卡紮菲（格達費）、轟炸伊拉克、阿拉伯茉莉花那樣“熱衷”，並且“央視”也是在很晚的時間才報導幾條小新聞。中國“主流極右精英（帶路黨）”的（反普世價值）作為說明他們也反對一部分美國人“佔領華爾街”的行為，那“按照”他們對反美的“定義”，所以他們也“反美”了。
如果“中國極右精英（帶路黨）”不承認自己反美（反普世價值），那你們就“自相矛盾”了，這反美的“定義”可是你們自己定的哦！“中國極右精英”也“反美”了，看來老母豬真的要上樹了！
“極右精英（帶路黨）”告訴我們，“要保護公民權利，政府應該代表公民”，
那請問極右精英，這些要佔領華爾街的美國人是美國公民，美國政府咋不能代表他們呢？
華爾街大老闆是美國公民，上街要佔領華爾街的也是米國公民，那請問，美國政府如能都代表嗎？
何亮亮說美國員警的做法很巧妙，把群眾搞成了非法集會。
請問何亮亮，你們（帶路黨）不是“經常”號稱司法獨立、未經法院判決不能定罪嗎？“怎麼”現在你們就給美國群眾定義為非法？
我們看到美國員警“虐待”（民主自由人權鬥士）群眾的時候，就想起“中國極右精英（帶路黨）”經常說的自由、民主，言論自由，人權高於主權，那對於美國人佔領華爾街的運動，“為啥”中國的「南方週末」、「新京報」等（帶路黨）媒體都“默不作聲”？難道是得到了美國權貴的旨意？中國媒體成了美國資本家辦的？
其實“中國極右精英（帶路黨）”的“行為”一點也不難解釋，這一切都因為階級。精英忽然反美，也是因為階級！
怎麼精英反美能看出階級呢？
中國極右精英最討厭“階級”這詞，對普通人說階級深惡痛絕，他們用階層這個詞來“代替”階級，（階層可以細分，這就可以挑起同一個階級的工人和農民內鬥）但他們忽然反美就說明他們告訴我們說：世界上存在著階級。
美國大資產階級打伊拉克、美國大資產階級打阿富汗、美國大資產階級支持全球化降低工人工資、降低社會福利、美國搞自由貿易剝削第三世界時，中國極右精英都紛紛支援；
而美國汽車工人工資高，美國的部分群眾佔領華爾街，中國極右精英（帶路黨）紛紛反對。打伊拉克、支持全球化降低工人工資、支持給美國富人減稅的是美國人，佔領華爾街的也是美國人，為什麼中國極右精英（帶路黨）支持前者，反對後者呢？
如果美國人都差不多，沒有階級差別，中國極右精英（帶路黨）說自己支持美國，那就應該都支持，現在只支持一部分美國人，說明美國人裏有很大的區別，有很大的不同，這不就說明有階級存在嗎？如果沒有階級，那中國極右精英也應該支持佔領華爾街才對！因為打伊拉克、全球化降低工人工資、自由貿易剝削第三世界國家讓美國大老闆賺了上百億美元，美國的這些行為讓普通士兵就算死了也只得到可憐的一點撫恤金、美國工人還因此失業、美國底層的百姓得不到一點好處，說明打伊拉克等行為為美國大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的，所以中國極右精英支援；而美國汽車工人收入高，佔領華爾街是危害美國資本主義體系，危害大資產階級利益，所以中國極右精英反對。
中國極右精英（帶路黨）對美國大資產階級和普通美國人不同的態度讓我們明顯看出了階級。如果中國極右精英（帶路黨）認為不存在階級，那你們就趕緊出來支持美國群眾佔領華爾街的革命運動！
我還是勸何亮亮們，千萬不要反對美國人民！
美國群眾佔領華爾街時，有的人打出了“紅色”標語，有的打出了“社會主義”的綱領，有的打出了“推翻資本主義”的旗號，這些舉動都被『央視』、『南方系』等（買辦帶路黨）媒體“遮罩（過濾遮蓋；blackout）”了！！！
極右媒體告訴我們說：美國人佔領華爾街就是為了提高待遇，沒別的訴求。
“民運逗士”告訴我們說，「央視」經常撒謊。按照“民運逗士”的邏輯推理：既然「央視」都說假話，「央視」“認為”美國群眾“只是”要求提高待遇，那我們可以認為美國群眾“絕對不是”只有這點要求，說明美國人有很多“推翻資本主義”的政治訴求。
美國華爾街很熱鬧，中國主流（帶路黨）媒體“靜悄悄”，這是“為什”呢？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中國極右“氣急敗壞”也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美國變了天，那“中國極右精英（帶路黨）”失去了“（主子）依靠”，他們如何“欺壓”中國人民？
茉莉花了半天，跑到美國去了，這是“中國極右精英（帶路黨）”想不到的，因為他們不懂得人民群眾的力量是無窮的；
“中國極右精英”不懂階級鬥爭，所以他們不知道“巨大貧富差距”的“精英全球化”是難以維持的。“精英”如果想“搞明白”問題應該多讀讀毛選。（其實極右精英經常偷著看毛選，他們罵毛選是因為怕我們普通群眾學了毛主席的戰術和理論）
極右精英肯定會說這只是一個小插曲，但是你們不要忘記毛主席曾經教育他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文／溫暖陽光
2011-10-11
《“普世”是鬼話 “民主”是謊言》
一、
11月15日淩晨，在“民主”而又“優雅”、“自由”兼且“普世”的美利堅合眾國，“佔領華爾街運動”被強行清場。
美國紐約警方15日淩晨開始對“佔領華爾街”示威者實施強制清場，並與示威者爆發“衝突”，現場一度極為混亂，多人被捕。
“佔領華爾街”示威是今年9月份開始的，旨在抗議美國財富分配不均及社會不公。該運動很快蔓延到全美，並擴散到全球（民主失敗）資本主義國家。美國當局最近開始強制驅逐“佔領”示威者，奧克蘭（Oakland）等地警方清理了當地的抗議者營地，並逮捕不少示威者（注：Oakland警方已打死了二名自由民主人士），號稱“民主普世祖師爺”的美國引發世界關注並遭到強烈圍觀，“普世”又一次變得一文不值。
二、
奧巴馬“當初”信誓旦旦親口許諾的“希望在2011年聯大看到作為聯合國正式成員國的巴勒斯坦國”餘音尚在，9月21日，便在在紐約毫無愧疚的直言告訴阿巴斯：“美國反對巴勒斯坦方面通過聯合國安理會謀求會員國地位，將在必要時行使否決權。”
10月31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體大會以107票贊成、52票棄權、14票反對通過決議，接納巴勒斯坦為該組織正式成員國，這是巴勒斯坦以成員國資格加入的首個聯合國專門機構。對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民主）決定美國當即作出強烈反應：就在決議通過當天，美國以“該決議違反美國國內法案為由”，宣佈中止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繳納會費，在全世界目瞪口呆的注視下，“民主”就像一塊被狂風吹得無影無蹤的“遮羞布”——在眾目睽睽之下，一個優雅的黑人總統，在陽光下忘情裸奔。
三、
繼指控伊朗企圖暗殺沙特駐美大使而威脅使用武力報復後，11月3日，根據即將公佈的“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報告證實，伊朗無視聯合國制裁，在多處被禁生産基地製造和實驗核武器”為由，美-英-以三國（極右翼法西斯世界動亂軸心）顯示出不惜單方面對伊動武的強烈後應：英國軍方正在加快其應變計畫的實施，為可能聯合美國對伊朗實施軍事打擊行動做準備。
至於日本有沒有核計畫？
朝鮮有沒有核計畫？
以色列有沒有核計畫（大規模毀滅性核武器）？
“時明時瞎”的美國人“狡黠”地眨巴著眼睛：“不知道！”
明眼人其實早已看出：因為巴勒斯坦入聯問題無法迥避，美-英-以（極右翼法西斯世界動亂軸心）實在找不到解決問題的方法，只好又以“伊拉克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同樣的“理由”，找一個有利可圖的倒楣蛋開刀了。
所謂“民主”，是由“超強的武力”、“巨大的（印發虛擬數位貨幣）財力”、“強勁的思想控制力”這三大力量“支撐”的：
武力保證絕對的印鈔權；
思想文化價值觀說明“印鈔權”之正義性，這樣美國便可以揮霍無度、窮兵黷武地“搞通貨膨脹”、借債度日並將風險“轉嫁”到國外。
這就是美國的“民主”，這就是美國津津樂道的“普選制”、引以為豪的“議會制”、大肆渲染的“三權分立制”，是“虛偽”的、隱蔽的、“表面的”民主。
“普選制”是美國津津樂道的“民主形式”。然而，這純粹是一種以金錢為潤滑劑的“民主大拍賣”，是賭博性的花錢大比賽。絕大多數老百姓根本就支付不起、更無法籌集數以千萬美元的巨額的競選經費。這樣選出來的總統從來不是多數人的代表，更不可能是全體人民的代表，這就是“佔領華爾街”99%-1%的由來。
“議會制”是美國引以為豪的“民主制度”。公民普選產生議員和國會的立法監督權，是資產階級招搖撞騙的“如意”。其思想家大肆鼓吹議員乃“全民利益”之代表，議會乃“主權在民”之象徵。然而，以金錢為潤滑劑的選舉制度，必定與政黨利益不可分割，必定為少數富人專有、統治、謀利，這就是（民主）政客們每天都敢公開在大罵全世界、卻不敢放半個屁得罪出錢幫他們贏得競選的猶太人的由來。
“三權分立制”是美國大肆渲染的“民主標本”。資產階級鞏固統治後，三權分立逐漸從封建的“階級分權”蛻變為資產階級獨佔統治下的職權分工，蛻變為調整資產階級內部關係、鞏固資產階級專政、欺騙勞動人民的精巧工具。而且，在現實中，“三權”之間明顯地表現出行政權力日益擴大的趨勢，說明了所謂“自由資本”必然是“資本”說了算，離開了“資本”的“自由”，根本就狗屁不是！這就是“佔領華爾街”示威者被強行驅逐的的由來。
美國“自命”為民主、自由、博愛的“普世國家”，“不符合”美國民主模式的是“集權國家”，甚至是“流氓國家”。但美國人似乎忘了：他們的友好朋友卻大部分都是後者。美國的旗幟一面寫著誘人的民主、自由、博愛，另一面卻沾滿了侵略的鮮血。這面旗被美國當作“侵略的工具”，但“普世主義”的“福音”並沒有如期降臨到阿爾及利亞、阿富汗、伊拉克、甚至是同在美洲後院的海地！
美國是超級大國，同時也是“超級巨騙”。其“騙術”高明到被騙而不知道被騙，因為美國“俘虜”的是對方的靈魂，這就是為什麼“右糞”一直給人們一個弱智、無腦、像一群僵屍似的的由來。
這群無腦（虛偽右憤）僵屍到處宣揚“民主”，但只限於“符合美國利益”的“民主”；
如果巴勒斯坦想通過“民主”來獲得獨立，對不起，僵屍們是絕對不去討論這些與它們的利益無關的“民主問題”的。
別看他們（虛偽右憤）平時叫得賊歡、眼睛瞪得賊大，“一說到”巴勒斯坦入聯問題、驅逐並逮捕聚集在華爾街的示威者時，它們不單止是（顧左右而言它：裝聾作啞）“啞巴”，簡直連眼睛都“瞎了”。
不信？儘管試試看！
文／維哥
2011-11-16 環球網
發改委劍指國企（中國電信） 背後站著外資／中情局
《中國的那些事（1）：新華社為何幫南方系出頭？》
文／蔡子尤
2011-11-16 民聲網
最近，“南方系媒體”發動了一大一小兩場戰役，
一是以中國電信為突破口，通過“炒作”所謂國企壟斷問題“圍剿”中國國企，
二是“圍剿”孔慶東。
其實孔慶東對“南方系媒體”的所謂“三罵”（去你媽的、滾你媽的、X你媽的），事後證明完全是孔慶東的引蛇出洞。
看看被罵記者是如何說的：
http://www.mshw.org/review/debate/2011-11-15/6116.html
【濟南時報：孔慶東在微博上說你“態度很和氣，語言很陰險”。你問了他什麼問題，讓他覺得陰險?
曹林華：我根本沒來得及提問。我剛介紹完身份，他就來了句“我不接受你們‘南方系’採訪，去他媽的!”然後把電話掛了。
濟南時報：只是一句“去他媽的”嗎?孔慶東在微博上炫耀他罵了你一組排比句(去你媽的!滾你媽的!×你媽的!)。
曹林華：這些都是他意淫的。他罵得沒那麼誇張，這讓我既好氣又好笑。孔慶東一貫喜歡誇張，他是個表演欲望很強的人，正如他周圍人所說，他喜歡惡作劇。】
原來，孔慶東電話裏只是隨口說了句【去他媽的】，很明顯，罵的是南方系。孔慶東說的不是【去你媽的】，更不是【去你媽的、滾你媽的、X你媽的】。顯而易見，孔慶東在微博上說罵了南方系【去你媽的、滾你媽的、X你媽的】，既不是濟南時報說的炫耀，也不是曹林華說的惡作劇，而是典型的引蛇出洞，而且引出了新華社這條愚蠢的大蟒蛇。
孔慶東還很詫異，自己痛駡、耍弄南方系，為何新華社跳了出來？
廣大網民可能十分鮮明地記得，2008年汶川地震之後，南方系炒作【中國抗震救災是為了兌現對於普世價值的承諾】，而南方系主張的普世價值，其真實含義是【美國及西方的政治經濟制度代表人類普世價值】，而新華社也發表類似報導《從唐山到汶川：中國的改變》。新華社此文當時發表在新華網及各大網站的頭條，似乎是要強迫每個線民都要讀一遍。此文借讚美汶川救災，醜化唐山救災，醜化毛時代。內容主要有：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5/29/content_8277937.htm
1、在全國人民都在抗震救災時刻，繼續批判唐山大地震時的抗震救災，以此醜化毛澤東和毛時代，醜化社會主義。
2、認為改革開放時代和毛時代相比，【中共的執政理念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人民的主體地位得到進一步尊重，人道主義和人文關懷漸成社會風尚。】這顯然是把中國改開以來的這30年的中共，同1921到1979這近60年的中共做了徹底切割。
3、文章牽強附會東拉西扯，認為【抗震救災還反映了中國法治社會的逐步形成完善，……例如，“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與“私有財產不可侵犯”被寫入憲法。】，這完全是普世價值的腔調。
實際上，新華社的文章在“有意曲解”憲法，憲法第十三條是【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而新華社及南方系“曲解”成【“私有財產不可侵犯”被寫入憲法】。
在中國人民大眾“強烈要求”清算“暴富階層”“侵吞”國有資產的原罪的背景下，新華社及南方系“要幹什麼”，一清二楚。其實，新華社及南方系主張的【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並沒有”寫進憲法。憲法第十二條是【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將憲法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合起來讀，憲法的意思就是要清算暴富階層侵吞國資的原罪。
憲法全文見：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4/content_62714.htm
另外，憲法顯而易見也不會保障那些反毛、反共的人權，也就是說，南方系及新華社中大量的反共分子的人權並不受憲法保護。
雖然新華社記者文章沒有直接提【普世價值】四個字，雖然新華社記者的文章不得不提社會主義這四個字，但是此文章“內涵”其實和南方系“完全一致”。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擁護社會主義、擁護毛澤東的文章，在人民網旗下強國論壇大部分能發出來，
而在新華網發展論壇則幾乎“全面封殺”。
更重要的是，新華網國內部分曾參與多起“妖魔化”毛澤東、“妖魔化”社會主義的炒作事件。與新華網相比，人民網則沒有參與。
比如：2007年12月10日，新華網、新浪網等主流網站刊登文章：《據統計毛澤東稿酬累計達1.3億》。見：
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7-12/10/content_7223084.htm
此文實際上幾年前美國「中情局」“資金支援”的海外民運反共刊物製造的垃圾。後來汪東興、吳連登等人澄清了事實真相，新華網及南方報系並未刊登相關澄清文章，新華網的“造謠”也沒受到任何處理。
此事件詳情見：《從縱容“妖魔化毛澤東”到亡黨亡國》http://blog.hxf.mshw.org/post/4/18
其實看看新華社的歷史就很清楚，新華社裏有不少“南方系”的“同盟軍”，瞭解了以下情況，出現如上怪事，就一點不奇怪了。
這裏列舉一二：
比如：
《炎黃春秋》的社長杜導正，曾任新華社河北分社社長、新華社廣東分社社長，“文革”後，歷任新華總社黨組成員兼國內部主任、《光明日報》總編輯、新聞出版署署長。
《炎黃春秋》的骨幹、編委李普就曾擔任新華社副社長。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派5人小組接管新華社，李普是5人之一。
《炎黃春秋》核心作者、著名反共、反毛學者戴煌在新華社內人脈極廣，連原新華社社長郭超人都極為尊崇，戴煌更是屢次欺負新華社老社長穆青。看看戴煌是如何洋洋得意地自述的：
http://news.qq.com/a/20110712/001157_1.htm
【後來郭超人當新華社副社長了。他去過我家裏幾回。他勸我說，老戴呀，你得多到後面去跑一跑啊。也就是多到穆青家裏跑一跑。我才不去呢。穆青和李普後來住在同一層樓裏，他們一個在這邊兒，一個在那邊兒，挨著。李普和我關係很好，我經常去找他聊天。但我就是不到穆青家裏去。穆青派他老婆到李普家裏，想看看我和李普到底在談些什麼。我這一輩子啊，就這個脾氣，看不慣的人，天皇老子我也不怕，也不理。】
《炎黃春秋》的副社長楊繼繩也是新華社高級記者，在新華社工作35年。
新華社原國內部主任張萬舒，也是《炎黃春秋》的重要支持者，2009年張萬舒在香港出版關於8X8的敏感書籍，被亞洲週刊評為2009年十大中文（非小說）好書。張萬舒是國內最早報導小崗村改革的記者之一。張萬舒1964年始任新華社安徽分社記者，後任採編主任、副社長；1983年調任北京新華社總社國內新聞部副主任、主任；1992年改任新華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
1990年，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曾出逃美國，許家屯為中共正部級幹部，曾任江蘇省委書記和中共中央委員，叛逃時還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職務。他在叛逃後受到賣國指控，並在1991年被中共開除黨籍並撤銷所擔任的人大委員職務。
新華社“多出怪事”。2010年7月末，「鳳凰網」、南方報業網紛紛刊登：《網現新華社記者叛逃謠言鳳凰獨家闢謠》、《新華社國內部主任叛逃英國系謠言駐英養病》等文章，原來，英國每日電訊報導：新華社國內部主任萬武義已經叛逃英國，萬武義的妻子已經先期移民了英國，是“裸官”一族，而鳳凰網和南方系替新華社國內部主任闢謠，說其只是在養病：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0729/12/42556_42227479.shtml
http://bbs.xizi.com/thread-1597146-1-1.html
【據可靠消息，國內最大的新聞通訊社——新華社國內部主任萬武義已經叛逃英國，有關記者在英國對萬武義本人和其妻子見面時證實了這個消息。這也是繼1990年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徐家屯叛逃美國之後，從該機構叛逃到海外的最高級官員。但新華社和國內其他新聞機構並未對外報導。萬武義在和記者見面時表示，他之所以出逃英國完全是政治上的考慮，是因為在相關報導中觸動了特殊階層的利益，受到政治壓力而被迫離開。但國內熟悉萬武義的人士則指出，萬武義涉嫌貪污腐敗和收受賄賂，是在得知即將被革職調查的消息後而出走英國。
北京紀檢機關在試圖對萬武義的家屬做進一步調查時發現，在此之前，萬武義的妻子已經先期移民英國，萬武義是典型的“裸官”一族。所謂“裸官”，就是指自己在國內做官，但家屬、財產已經轉移到海外的官員。因為這類官員罪行一旦敗露就會選擇逃離，輕易逃脫國內法律制裁而引起了極大民憤，中國ZF最近正出臺措施，要求幹部就配偶子女移居國外情況向組織部門彙報，否則將追究紀律法律責任。
新華社的全稱是新華通訊社，也是中國的“國家通訊社”，同時具有行政管理職能。因為該機構在中國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加上新華社國內部和國內眾多ZF、大型企事業部門千絲萬縷的聯繫，掌握著國內幾乎所有重要新聞的編輯、簽發、報導權而一直是這些部門的公關物件，萬武義也很可能是在此過程中收受巨額賄賂而落馬。據傳，在新華社內部，有關萬武義的名聲一直不佳，在萬武義叛逃之後，新華社內部，包括海外各分社也被要求不許談論此事。
這也是時隔20年後，新華社再一次暴出“高官外逃”事件。此前一起發生在1990年，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曾出逃美國，許家屯為中共正部級幹部，曾任江蘇省委書記和中共中央委員，叛逃時還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職務。他在叛逃後受到“賣國”指控，並在1991年被中共“開除黨籍”並撤銷所擔任的人大委員職務。】
新華社萬武義就“叛逃英國一事”嚴正聲明：
http://news.china.com/zh_cn/news100/11038989/20100812/16077255.html
【2010-08-12 新華社
今年5月22日，本人參加中組部等組織的專題研究班到英國牛津大學學習，原計劃6月6日回國。學習期間因腰椎間盤突出的舊疾嚴重復發，遵醫囑在當地臥床治療。在中國民航局和中國駐英大使館協助下，在新華社總社有關部門和倫敦分社密切配合下，本人於7月31日下午順利返回北京。
在此，本人對新華社領導的熱情關懷和同事們的精心關照，表示衷心的感謝；對給予精心治療的英籍華人醫生夏志道夫婦等多位醫護人員以及提供熱情幫助的牛津大學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志願者，致以深深的謝意；對所有給予本人以關心和支持的各界人士，表示誠摯的謝意。本人將積極配合治療，爭取早日康復，重返工作崗位。
令人氣憤的是，在本人於英國臥床治療期間，個別別有用心的機構和個人公然採用捏造事實的卑劣手段，惡意對本人及家人進行造謠中傷，給本人及家人的相關權利造成極大損害。為此，本人要求侵權機構和個人就其誹謗行為公開賠禮道歉。同時，本人正在考慮依據相關法律規定追究侵權機構和個人的法律責任的問題。
特此聲明。
萬武義】
“究竟”是什麼人向英國每日電訊“透露”了新華社國內部主任叛逃的消息？
每日電訊為何相信這些消息並說消息可靠？
恐怕肯定不是美國「中情局」運作的吧？相信讀者自有分析。
至於事實真相如何，我們拭目以待吧。
總而言之，建國後新華社歷屆領導高層中，既有胡喬木、吳冷西、朱穆之、穆青、喻權域這樣真正的愛國愛黨愛人民的真共產黨員，
也有杜導正、許家屯之類的共產主義叛徒。
希望現任新華社國內部主任萬武義不是杜導正、李普、張萬舒、許家屯、楊繼繩之類的叛國叛黨分子。
此次新華社“聯合”南方系“圍剿”孔慶東。新華社“罕見地”發表新華調查、新華專電、新華社記者李江濤、趙琬微發表《如此素質如何為人師表？——北大教授孔慶東爆粗口罵記者惹眾怒》一文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kongqingdong/content-3/detail_2011_11/10/10563219_0.shtml
新華社記者黃冠發表《“教授罵人”有觸道德法律底線之嫌》一文：
http://www.legaldaily.com.cn/zbzk/content/2011-11/11/content_3088059.htm
兩篇文章均“殺氣騰騰”，直接“要求”北大開除孔慶東。這些“漢奸（帶路黨）”完全被孔慶東耍得團團轉，最後“不得不”在新華網“刪除”了這兩篇文章。
李江濤、趙琬微、黃冠等新華社國內部記者，應該是歸萬武義管吧？
總而言之，新華社相當於半個南方系。
南方系，已經徹頭徹尾地被“漢奸分子”、新自由主義分子、資改派“把持”，而新華社只有一部分被“漢奸”控制。最起碼，新華社國際方面的報導就比國內方面要好得多。
其實，無論是南方系、新華社還是《炎黃春秋》，他們都有一個統一的稱謂，“趙系人馬”。
趙紫陽，1960年後，歷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第二書記、第一書記，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處書記，曾兼任廣東省軍區政治委員、廣州軍區第三政治委員。１９７４年４月至１９７５年１０月，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
任仲夷，1980—1985年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兼省軍區第一政委。1985年後退出領導工作崗位，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趙紫陽、任仲夷在廣東耕耘多年，黨羽眾多。“改革開放”以來，在這些“趙系黨羽”及“美帝獨裁霸權”的“庇護”下“南方系（漢奸買辦帶路黨）”一直茁長成長，《炎黃春秋》（漢奸買辦帶路黨）近幾年也是杜導正等“趙系”骨幹一手操作，而新華社這些傳統左派媒體自然也“被安插”了許多“趙系”黨羽。
張宏良文章曾說：
【南方系能夠成為中國媒體領域的實際老大，還是因為它“特殊”的“美國背景”。2010年美國總統奧巴馬訪問中國期間，點名要求單獨會見南方系報紙總編，否則，奧巴馬總統拒絕會見任何媒體，立刻返回美國，由中國承擔一切後果。中國方面沒有辦法，只能忍氣吞聲，由中宣部一位副部長親去廣州專機陪同南方系報紙總編進京接受奧巴馬會見。奧巴馬如此過分的舉措，不僅遠遠超過了主權國家之間的交往原則，甚至遠遠超過了宗主國對殖民地國家的要求，即使抗戰期間日本佔領軍對汪偽政權的要求，也不過如此。奧巴馬之所以堅持這樣做，無非是在用這個舉動向人們顯示，中國南方系媒體的政治地位，遠在人民日報、新華社和中央電視臺之上，至少在美國看來必須如此。】
奧巴馬“庇護”南方系（漢奸買辦帶路黨）的背景是自2008年以來南方系是“漢奸媒體”，這已經眾所周知。體制內的愛國主義力量試圖徹底修理整頓南方系和《炎黃春秋》（漢奸買辦帶路黨），這些行動遭受“趙系人馬”的頑強抵抗，而奧巴馬訪華就是為趙系人馬“打氣”的。在奧巴馬及趙系人馬的“通力保護”下，南方系和《炎黃春秋》（漢奸買辦帶路黨）平穩度過危機。奧巴馬拼下老本，也要“保護”南方系這些“棋子”，當然是為了在不久的將來更好地在中國搞“顏色革命”，肢解中國。
顯而易見，國內的南方系、炎黃春秋（漢奸買辦帶路黨）、新華社國內部、及中青報冰點週刊，都屬於“趙系人馬”。而這些“趙系人馬”的“背後”是「中情局」。無論是“大肆推廣”荒謬的“西方普世價值”和“新自由主義經濟”理念，還是“妖魔化”毛澤東，這些都是「中情局」的“一手策劃”，而南方系、炎黃春秋、新華社（漢奸買辦帶路黨）只是奉命行事。
據《克格勃X檔案：一個老牌間諜對國家最高機秘的披露》一書（著者是[俄]維•什羅甯，曾任克格勃局長。新華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介紹：早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情局首任局長杜勒斯策劃了系列方案，如“加爾瓦爾德方案”，其用途是【將基本的、集中的打擊指向反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要達到這個目的，【首先必須打破蘇聯人頭腦中的所謂‘列寧綜合體系’。】
而“直到”差不多半個世紀後，蘇聯克格勃才得以比較清楚地瞭解。
【根據艾倫.杜勒斯的企圖，關於‘德國黃金’、‘鉛封的’德國車廂和‘雇傭間諜’這些早就知道的假造謊言竟然成了‘禁果’，它對許多人的耳朵感到好聽。
加爾瓦爾德設計的最低綱領在於向新的幾代人灌輸對列寧主義的懷疑，認為列寧主義簡直是‘歷史的錯誤’，人類一部分暫時的、不正常的和不牢固的社會現象。灌輸說早晚要把它結束（‘蘇聯是罪惡帝國’！）】 《克格勃X檔案》–p65
詳情見：《中情局絕密綱領–用普世價值對抗愛國主義》
http://blog.hxf.mshw.org/post/4/33
與「中情局」在蘇聯的“操作”類似，中國南方系、炎黃春秋等（漢奸買辦帶路黨）媒體也在90年代後期以來“刮起”了“妖魔化”毛澤東的狂潮。
而“南方系（漢奸買辦帶路黨）”主張的所謂【普世價值】，正是「中情局」策劃方案的“要點”：
【（加爾瓦爾德方案）最高綱領包括最廣泛的目標。它提出的任務是破壞對祖國之愛。它渴望用所謂‘普遍人類價值’代替愛國主義。】《克格勃X檔案》–p66
有網友因此感歎到：
【到此，所有中國愛國者的疑惑終於有了十分合理的解釋：
在2008年那偉大的抗震救災過程中，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得到了自改革以來最大程度的激發。而“南方報系（漢奸買辦帶路黨）”當時卻“突如其來”、“莫名其妙”地宣稱抗震救災所體現的是“普世價值”，並由此引發了一場影響深遠的爭論。而隨後的兩年裏，“普世價值”也成了美國總統奧巴馬“對華喊話”的“口頭禪”。2003年出版的這本書實際上揭露了所謂“普世價值”思潮的真正的出處、背景及其戰略意圖。】
此次新華社出動“參與”圍剿孔慶東是一個“重要信號”。顯然，自李銳嫡系“中組部”老幹部崔武年發表《政改十三點》，“公開打出”趙紫陽（漢奸買辦帶路黨）的旗幟後，整個體制內的“趙系”都“蠢蠢欲動”，“加緊”了“肢解中國”的進程。
崔十三點見：http://www.mshw.org/review/debate/2011-10-26/5676.html
寫到此處，任何人都能看得出來，新華社為何要幫南方系出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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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那些事（2）：發改委劍指中國電信，背後站著外資》
文／蔡子尤
2011-11-16 民聲網
上回說到新華社幫著南方系‘圍剿’孔慶東的事，指出不管是新華社、「中青報」、“南方系”還是“炎黃春秋”，都是“趙系”人馬，
而在這一切的“背後”是「中情局」。
其實，與「發改委」“圍剿”中國電信相比，新華社“圍剿”孔慶東，還算小事情。
一、「發改委」劍指中國電信，“背後”是外資
自11月9日CCTV《新聞30分》報導發改委調查中國電信、中國聯通壟斷，並將處罰幾十億後，引起了軒然大波，中國電信行業面臨生死危機。據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院長助理劉剛教授分析：
http://it.sohu.com/20111112/n325396790.shtm
【現在對電信、聯通提起反壟斷調查“時機”並不好。中國電信收入有１／３來自寬頻，如果真的像「央視」報導那樣被判定為壟斷，其要麼被罰款，要麼被限定市場份額，那整個中國電信就會由贏利變成虧損；而中國聯通日子就更加難過了，2010年就巨額虧損，假如遭遇反壟斷，那要麼是倒閉，要麼是被重組。】
劉剛還分析【此次寬頻反壟斷實質上是廣電和電信之爭的延續，大前提是目前正在進行的三網融合】，這個判斷也是絕大部分媒體的觀點:
http://www.chinanews.com/it/2011/11-14/3457430.shtml
【“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的反壟斷調查案被不少媒體指稱為其競爭對手廣電系統發起的“神仙架”。】
原來，自互聯網興起以來，傳統的電視與互聯網的融合已經是大勢所趨。所謂【三網融合】，就是電信網、廣播電視網、互聯網的融合。這裏面主要涉及兩個部門，一個是廣電系統，一個是電信系統。
此次事件的“起因”，就是廣電系統的企業像搞自己的互聯網業務，就得使用電信行業的寬頻，但是他們發現自己需要向“中國電信”繳費太多，“中國電信”定的價格太高。廣電系統最理想的狀態是，有自己的電視臺，有自己的網站，還有自己的寬頻，將電視臺和互聯網融為一體。
其實，電信系統也有自己類似的想法，搶佔制高點，進軍網路電視市場。
據媒體介紹：
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5-01/07/content_2427568.htm
http://tech.sina.com.cn/t/2006-06-09/2348983625.shtml
【“中國電信已計畫今年（2005）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開展網路電視業務。流媒體視頻業務將是電信今年重點推廣的內容，公司計畫今年將在大部分城市開通網路電視。”中國電信互聯星空事業部某高層近日表示。中國電信在杭州、廣東等地對網路電視進行的秘密試驗早已不是新聞。而2001年中國電信就曾試水，與新華社合作成立上海新華電信網路電視有限公司。】
【2005年，2005年4月27日，上海文廣越過中央電視獲得國內首張IPTV牌照，電信系統與上海文廣合作步伐的加快，幾方合作開展的IPTV試點一度高達50餘個。電信系統進軍網路電視，自然遭受廣電系統的圍堵：泉州廣播電視局發出一紙通告，叫停泉州地區的“百視通”網路電視業務，網路電視業務又在浙江擱淺。】
也就是說，推進三網融合，需要廣電系統和電信系統的通力合作。要搞網路電視，即需要寬頻和互聯網，也需要電視臺，本來廣電系統和電信系統相互合作，三網融合就可實現了。但是，雙方卻搞得你死我活，不斷內鬥。
整個事件看起來似乎比較簡單，一方是“工信部”下屬的電信企業，另一方是「廣電總局」下屬的廣電系統都想搶佔三網融合制高點，比如都要推網路電視。電信系統參與搞的網路電視被“各地廣電局”封殺。而廣電系統搞的寬頻業務面臨電信系統的高價，於是，就有了「發改委」調查電信壟斷一事。
本來，工信部和廣電總局打架，作為國務院各部位的老大，「發改委」應該調節兩個小兄弟的矛盾，讓兩者合作才對，但「發改委」的“意思”卻是“希望”廣電系統也進軍寬頻業務與電信“繼續內鬥”、競爭，“美其名”曰——打破壟斷。
（ISP（互聯網服務提供商）是經國家主管部門批准的正式運營企業，除了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之外，還包括中國移動、歌華有線、長城寬頻、天威視訊、中國教育和科研電腦網等近二十家企業。而歌華有線就是廣電系統取得ISP牌照的代表性企業。各方人物分析，歌華有線是此次發改委調查電信壟斷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其實，這一切，都是“外資壟斷巨頭”所“布的局”。
早在2007年，就有媒體報導：
歌華有線發展個人寬頻 “聯手外資”對抗網通
http://www.cnpaf.net/Class/news/200710/21772.html
2008年5月30日證券時報報導：《歌華有線與外資簽署寬頻合作協定》
http://zjdaily.zjol.com.cn/jrzb/html/2008-05/30/content_2741402.htm
【“歌華有線”日前正式與“自由媒體國際有限公司”和“華創夥伴投資有限公司”簽署了《關於設立寬頻合資公司的合作協議》，合資公司將通過歌華有線的寬頻網路向居民和商業客戶提供ISP服務(互聯網接入服務)。
……
“歌華有線”此次與國際知名的有線運營商的“合作”，可充分利用外資在寬頻運營及增值服務方面的優勢加速推動歌華有線高速資料寬頻業務及有線電視網增值業務的開展。】
而「自由媒體國際有限公司」是“什麼背景”呢？
此次與「歌華有線」合作的「自由媒體國際有限公司LibertyGlobal，Inc(簡稱LGI)」於2005年1月在美國特拉華州成立，同年在納斯達克上市，其掌舵人即是與默多克齊名的美國傳媒寡頭、“美國有線電視奠基人（patchpieces注：有線電視MSO系統台教父）”約翰・馬龍（Ｊｏｈｎ Ｍａｌｏｎｅ）。
百度百科說：他讓默多克（Ｍｕｒｄｏｃｈ）、雷石東這樣的人膽戰心驚，他讓美國副總統戈爾甘拜下風.他是美國傳媒業的“成吉思汗”。
約翰-馬龍（Ｊｏｈｎ Ｍａｌｏｎｅ）。還是美國最大地主：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usstock/c/20111012/010610602798.shtml
【北京時間2011年10月12日，美國地產月刊《Land Report》的年度調查顯示，自由傳媒集團(Liberty Media)董事長約翰-馬龍(John Malone)超過CNN創始人泰德-特納(Ted Turner)，成為美國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今年早些時候，馬龍收購了緬因州和新罕布什爾州超過100萬英畝的林地，現在他名下的土地總面積已達到220萬英畝，超過了特納的200萬英畝，後者在過去的15 年裏一直位居美國最大地主之首。】
於是事情再“明顯不過”了：廣電系統顯然無法在寬頻及互聯網方面同電信系統競爭，廣電系統因此和美國傳媒寡頭“合作”，挑戰電信系統。
其實廣電和電信“內鬥”多年完全是“不應該”的。由國務院出面，甚至「發改委」這個老大調節，讓廣電系統和電信系統“合作合資”，發揮各自長處，共同搞三網融合，共同搞網路電視，利益雙方共用，這不是“很簡單”的事麼？為什麼一定要讓廣電系統也進軍電信領域？
事實上，廣電系統沒有相關實力，只得“引進外資”，“一起進攻”電信，這一切的“背後”對誰有利？
為什麼“寧可”與“外資”合作，也“不肯”與電信合作？
顯然，「發改委」的“藉口”還是要打破壟斷。在「發改委」“看來”，讓電信和廣電聯合成立公司是更大的壟斷。
而讓廣電“引進外鬼”與“美國壟斷巨頭”約翰-馬龍（Ｊｏｈｎ Ｍａｌｏｎｅ）。合資就不是壟斷了？
在「發改委」“看來”，讓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合併，“解決”南北網路互訪的問題，“解決”億萬網民的苦惱，更是壟斷。
在「發改委」看來，讓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等企業合作，“一起壓低”從美國進口的電信設備及互聯網專利的（國際寡頭壟斷）價格（現在每年是5000億，超過軍費），這也是壟斷。
在「發改委」看來，像搞兩彈一星那樣，讓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等企業合併合作，互通有無，共同開發自主電信及互聯網技術和設備，“打破”“外資的壟斷”，“打破”美國壟斷寡頭的壟斷，這也叫壟斷。
按照「發改委」反壟斷的“思路”，兩彈一星根本“搞不出來”。
在「發改委」看來，為了反壟斷，電信行業一分為四，結果還是壟斷，再一分為十六，再分為三十二家（國際資本集團“支解分割依附”策略）……就像解放前的“軍閥混戰”，外資剛好進來“兼併”。
「發改委」究竟“代表”誰的利益？
「發改委」真的要讓電信行業走鋼鐵行業的“老路”嗎？
2009年07月10日第一財經日報報導：《鐵礦石最大買家為何沒有話語權》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90710/02426463633.shtml
【日本鋼鐵企業和貿易企業的“集中度高”，他們“掌控”著其國內６０%以上的鐵礦石需求，而在中國這一數字僅為１３%。
在日本，貿易商被稱為“商社”，鋼廠通過管道委託，由貿易商進口鐵礦石然後轉賣給鋼廠。商社的數量不多，但他們之間的“利益聯結”卻“極為緊密”，都是“互相交叉持股”和互派人員，而日本的鋼廠一般也會投資商社，佔據一定的股份。
在鐵礦石“依存度”幾乎100%的日本，鋼鐵企業和貿易商基本是“一體對外”的模式，
而中國則“恰恰相反”，善於“內鬥”。
這種“內鬥”，首先體現在鋼廠和貿易商的“數量之多”。
根據不完全統計，目前中國共有大小鋼鐵企業1200家左右，其中上規模的大中型鋼企有70多家，排名前5位的企業鋼產量僅占全國總量的28.5%，而美國、歐盟、日本等發達國家和地區排名前4位元企業鋼產量占全國比重為60%乃至70%以上。
目前國內有鐵礦石進口資質的企業共有112家，其中鋼鐵企業有70多家，雖然數量上較往年已經大幅減少，但數量仍然是世界最多的。其中又有國有，有民營，國有鋼企有的隸屬于國務院國資委，有的則隸屬於地方政府。
每個企業有自己不同的利益，自然“各懷鬼胎”，各自為政。
因此，產業“集中度不高”已經成為中國鋼鐵行業的“致命硬傷”，也已經成為歷年鐵礦石談判敗北的主要原因之一。】
也就是說，正因為日本鋼鐵行業是“計劃經濟壟斷型”的，因此“壓低”了必和「必拓」、「力拓」等礦山（巨頭）的鐵礦石價格。
而中國鋼鐵行業是“市場經濟競爭型”的，於是每年中國要向「力拓」等三大巨頭多交7000億。
近年中國吃“市場經濟惡性競爭”的虧已經不少了。如：《央企海外並購互挖牆腳，惡性價格競爭》
http://www.mshw.org/news/soe/2011-10-24/4503.html
【隨著中央企業海外投資熱情的高漲，在個別海外收購專案中，多家中央企業之間缺乏必要的溝通與合作，進行惡性價格競爭，出現了自家人挖自家人牆腳的情況。這既造成了國有資產不必要的損失，也十分有損中央企業的國際形象。
據國資委相關人士透露：“中央企業間境外投資的惡性競爭近年來屢屢發生。已經有好幾個項目，本來我們的企業可以花5000萬～6000萬美元收購的項目，由於央企之間的相互抬價、惡性競爭，結果花了1億多美元。”】
日本企業模式本來“學”得就是蘇聯及毛時代“計劃經濟的模式”。
我們“改革開放”卻將好的經驗“全部拋掉”，搞“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市場化。
按照前述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院長助理劉剛教授的分析，此次「發改委」氣勢洶洶，中國電信行業“面臨”被拆分的“威脅”，而外資正“虎視眈眈”，約翰-馬龍（Ｊｏｈｎ Ｍａｌｏｎｅ）。更是已經兵臨城下，與「歌華有線」建立了合資公司。
可以說，“外國壟斷資本”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只欠「發改委」【反國企壟斷】這陣東風。
外資進入電信行業，其“危險程度”是“超人想像”的。
按照中國入世的“承諾”，中國電信業將逐步對外開放。即先開放增值業務、再開放資料和移動通信業務，最後開放基礎電信業務和基礎通信設施。
早從2004年12月11日開始，根據中國入世承諾，中國開始允許外資涉足基礎電信業務，外商可以與中國公司設立合資的形式進入中國北京、上海和廣州三地市場，外方的持股比例最高為25%。按照相關承諾，到2007年外資股權可以達到49%，並且取消地域限制。
到2007年左右，所有的媒體都在喊，【電信業，狼來了】。但是，自2007年以來，外資巨頭主要在觀望，狼沒有來。
這是為何？
因為一個巨無霸橫在外資面前，這就是中國國有企業：中國電信、中國聯通等巨型公司。外資即便是進入中國，也會毫無收益。
也“恰恰”是在2007年左右開始，“南方系媒體”紛紛“製造謠言”，說中國上網比美國貴10倍、100倍，要求反電信壟斷，“要求”將電信拆分“私有化”，讓外資和私企進入。這一切絕對“不是巧合”。“南方系”的“背後”正是那些著急的外資巨頭。
至於南方系的“謠言”是如何不靠譜，可見相關分析：
指鹿為馬–南方系反電信壟斷的背後
http://www.mshw.org/theory/eco/2011-11-10/6021.html
假如「發改委」借反壟斷的領域拆分中國電信行業的“陰謀”得逞，未來中國電信行業將一定是“外資的天下”。先不要說外資“全盤控制”電信行業，哪怕外資控制10%的份額，對中國國家安全來說也是無比恐怖的事情。
首先，外資已經“基本控制”“中國（所有的）門戶網站”。
互聯網業務，其專業術語是電信增值業務，是電信行業最先開放的部分。根據國務院辦公廳、發改委、商務部歷次外資並購安全審查制度或者規定，互聯網行業（電信增值業務）都未列入並購安全審查範圍，也就是說外資入股並購中國互聯網企業，不受國家安全審查。
而中國各大門戶網站如「新浪」、「搜狐」、「網易」、「百度」、「騰訊」及視頻網站如土豆、優酷等，都早已通過“協定控制(VIEs)模式”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
什麼是“協議控制”？在VIEs模式下，境內企業的經營決策、財務、人事、技術等“實際控制權”轉移給外國投資者。
看看廣州日報的報導：
http://tech.sina.com.cn/i/2011-09-20/03236084179.shtml
企業海外曲線上市或受限協定控制引起高度關注
【解釋：協議控制
2000年4月，新浪網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首開互聯網企業協定控制模式先例，為此市場也稱這種海外上市協定控制模式為“新浪模式”(又稱VIE模式，Variable Interest Entity)。
“新浪模式”的實質是通過合作協定的方式，“境外殼公司”實際控制境內牌照公司(為保護境外殼公司投資人的“安全”，通常牌照公司的全部股權也被抵押給技術公司，進而由殼公司全權控制)，將收入和利潤轉移到境外殼公司，規避了外資機構不能擁有ICP牌照的問題(即互聯網路的外資行業禁入政策)，使外資機構得以大量進入原本對其封閉的互聯網行業，並控股行業中的龍頭企業。】
通過“協定控制模式”外資已經“全面控制”了中國互聯網門戶網站，但是這些門戶網站所使用的寬頻、光纖線路，還主要是中國國企如中國電信所控制。雖然在外資控制下，以這些門戶網站為代表的互聯網企業已經成為反共勢力（詆毀煽動顛覆中國）的重要“活動陣地”與“輿論平臺”，“時時刻刻”在“傳播”反黨、反毛、反社會主義的有害資訊。但是，一旦發生重大突發性事件，中國很容易截斷危害國家安全的資訊傳播。
一旦外資連這些寬頻和線路都“控制”了，後果“不堪設想”。
想想吧：約翰-馬龍（Ｊｏｈｎ Ｍａｌｏｎｅ）。及默多克（Ｍｕｒｄｏｃｈ）等美國壟斷寡頭在中國“擁有”無數「鳳凰網」、「騰訊網」這樣的互聯網門戶網站，還“擁有”無數「歌華線上」這樣的電視媒體，還“擁有”自己的獨立的無數條寬頻和線路。就這樣美國壟斷寡頭及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意志”可以“直達”千千萬萬中國普通老百姓的電腦，而中國政府的“所謂”監管可能完全被各種手段“規避”，幾乎為零。
顯而易見，「發改委」借反壟斷“推動”的“所謂”三網融合完全成了美國「中情局」及壟斷寡頭“主導”的三網融合，是美國「中情局」“控制壟斷”中國的三網。
除了顛覆勢力、顛覆資訊、顛覆意識形態的“入侵”，另外的“問題”是國家機密的洩露。
讓外資及私企進入電信基礎行業進軍寬頻業務，
請問，中國軍隊人員要聯互聯網嗎？
中國政府人員要聯互聯網嗎？
如果外資控制了互聯網主幹寬頻及線路，原則上，外資可以“監控”中國互聯網上所有的資訊。美國「中情局」的駭客也就不必費盡心機搞入侵了，中國軍隊的機密資訊會自動流入外資在互聯網線路上設置的監聽器裏。可怕地三網融合，不光是互聯網，還有電信網，就是說中國政府要員打的任何電話都能被外資及中情局“監控‘到。
另外就是“國內顛覆勢力”與「中情局」的聯絡也將主要使用外資的寬頻及線路。
要知道，互聯網在蘇聯解體中“發揮”過重要作用。
據《青年參考》（2011年08月24日22 版）報導：
http://www.mshw.org/news/oversea/2011-08-25/4187.html
【20年前的8月19日，一群強硬的保守派“軟禁”了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試圖奪取對蘇聯的控制。然而，政變者在控制電視臺、電臺、報紙等媒體機構的同時，卻遺漏了部分通信管道，讓葉利欽得以將《告俄羅斯公民書》昭告全世界，致使政變流產。在此過程中，尚處於幼年階段的國際互聯網發揮了通風報信的作用。】
蘇聯科技的確是夠發達的，很早就有了互聯網的雛形，也許就是幾台電腦通過一條線路與美國相連。但是克格勃由於忽略了對這個早期的互聯網及其他個別媒體的監控，使得819政變功虧一簣。
而今天，在「發改委」反電信壟斷的東風下，無數個這樣無法監控的線路將在中國建立起來。
對於所謂壟斷的問題，正如廣大網民指出的，國企從制度設計上、從原則上是屬於“全民所有”的，將反壟斷法“指向”國企，是“指鹿為馬”。只有外資和私企才有壟斷問題，因為這些企業是歸“一小撮人所有”的。
當然，假如中國電信、中國聯通出現了官僚所有、高管所有的傾向，那麼也會出現壟斷性質的行為，「發改委」需要做的是，恢復這些電信企業全民所有的屬性，比如恢復“鞍鋼憲法”，選拔真正走群眾路線的人擔當國企高管，讓廣大人民及電信職工有更多制約監督高管的權力。
但“實際上”「發改委」做的“恰恰相反”，他們是搞高管高薪，“刺激”國企高管去腐敗、去搞壟斷行為，接著“借這些問題”，借反壟斷的“名義”，將電信行業及其他行業拆分，再“賣給”外資和私企，“美其名”曰反壟斷。
這哪里是反壟斷？分明是把電信行業等國企從中國老百姓手上“奪走”，“賤賣”給外國大資本家，這不是反壟斷，恰恰是在“製造”壟斷，是在“製造”美國「中情局」對全中國人民從政治、經濟到文化的“徹底壟斷”。
《中國“新洋奴”的十大特徵》
縱觀中國近現代史，大小“洋奴”層出不窮、前赴後繼。它們一貫“冠冕堂皇”地打著“民主、自由、人權”和“反腐敗”的大旗，妄圖“佔據”道德制高點。以獲得根本虛無的合法性與存在價值。用這些“冠冕堂皇”的“名詞”掩飾著它們“出賣”國家和民族利益的“醜惡行徑”。
試問有哪個“洋奴”承認自己是洋奴，連汪精衛都“死也不承認”自己是“賣國賊”，就別人指望這些“貨色”有人性有良知了。所以可以總結的是，長一副人類嘴臉的生物未必就是個真正的人。
用點文字稍做分析，或許對認清它們的“真實面目”有些許助益。
1、無條件“崇拜”西方是它們的信仰
在這一點上它們表現得“非常徹底”。它們“崇尚”和羡慕西方的“民主自由”和富裕，憎恨和厭惡中國的“獨裁專政”和貧瘠，可謂愛恨分明。西方就是好，西方人就是高尚就是優秀，西方就是文明是人類社會的顛峰。中國不僅應該學習，最好被西方“佔領”。這樣就是最原汁原味的西方式制度了，就可以發達了。“可是”香港被英國“佔領”那麼長時間也“沒看”建立個先進的制度啊，最後還是“要等到”2017才普選。
2、自詡為“國際主義”戰士
他們（極多數為唯我獨尊的文明高貴基督教教徒）“沒有”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或者說他們作為一個中國人沒有應有的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美國和日本是民主國家，所以美國和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它們標榜自己是真正的國際主義者。而實質上就是提美國和西方“張目”的美國西方的“代言走狗”罷了。為了讓自己看上去不那麼卑賤，它們選擇“扮演”非常高尚的國際主義者。它們以它們的智商揣度其他人，以為別人會信。面對西方的負面新聞，它們替主人“辯解”道：即使西方有缺點那是神聖民主的小小副作用而已。它們認為美國和西方（主子）“代表”了世界，而它們是“國際主義”戰士，所以美國和西方的國家利益必須得到“徹底維護”。至於美國的民主內涵和西方的民主本質，它們根本不曾去考究。而中國究竟怎樣健康地走向自己的民主之路，它們除了惡毒的“咒駡”和卑劣的攻擊現行政治體系和肆意的“抹黑”國家領導人之外，其餘的它們一概“漠不關心”。
3、它們是“軟骨類”
民族大義和民族氣節是它們“非常厭惡”和“恐懼”的字眼，在它們的字典裏“找不到”這樣的詞。它們旗幟鮮明地“支持”它們各自的“主子”，在他們的“主子”面前“奴顏婢膝”，一副“點頭哈腰”蝦米狀。它們根據自己的人生經歷和教育背景，把西方“描繪”成“天堂”，一旦他人稍有質疑就給別人“扣”被洗腦的“帽子”。連西方人自己都承認自己的社會不完美，你們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卻非要說西方是天堂。當你拿西方人的話質問它們時，它們不免又“讚揚”起自己“主人”的謙虛。它們被西方嚇破了膽，你稍微說點像男人的硬話，它們就出來“扮演”苦口婆心的好人勸你冷靜。要不就是直接給你“扣”極端民族主義的“大帽子”，給你們非洋奴潑冷水“潑髒水”。一般非洋奴就是想“平等”的站直了跟西方說話，這點要求都不能讓中國人實現。可見這幫滿口仁義道德的“惡棍”是何其“無恥”、何其“下賤”！
4、假民主自由，“真軟蛋”洋奴
“民主自由”是它們的“幌子”，“一己私利”是它們的目的。它們甚至可以放聲高歌“有奶便是娘”的“洋奴進行曲”。
因此，它們在美國人和西方人面前“搖尾乞憐”的樣子也就不難理喻了。
它們也用實際行動愛國，但它們愛的“不是”自己的祖國。
你只要“不同意”它們的看法就“血口噴人”你是黨棍黨衛軍，跟它們不一樣就是內奴。自己是“洋奴”，跟它們不一樣就是內奴。
5、 普世價值是它們永遠的“招牌”
“民主自由”是人類社會永恆的主題。曾幾何時也成了“（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們手裏一塊最有效的招牌。它們把它們的產品──出賣國家和民族利益，“巧妙”地貼上了“民主自由”的標籤。對於一少部分缺乏鑒別能力的人，不能說它們的產品沒有一點誘惑力。它們這些雜碎拿著自己認為的金字招牌到處“掛洋頭賣狗肉”。
6、“反腐敗”是它們新的招牌
人民對腐敗現象深惡痛絕，“洋奴”們則覺得有機可乘。所以“（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們也反腐敗，但它們“不是”為了反腐敗而反腐敗。真正的愛國人士反腐敗是為了建立健全的國家機制，使國家加快走向強盛。而“漢奸”們的反腐敗則有著本質上的區別，它們的規律是：
反腐敗——＞ 反對執政黨——＞ 反對自己國家——＞ “吹噓”自己的（主子）宗主國（美國、日本）——＞ “出賣”自己國家的國家利益給它的宗主國（美國、日本）。
所以，結論是：“洋奴”的反腐敗是為了博取大眾的同情和共鳴，以“掩蓋”它們“出賣”中國國家利益的可恥罪行。本來就事論事，而這些雜碎卻無端將很多“不相干”的事情和人物聯繫到它們“截取”的事實中，“利用”大眾反腐敗的心理宣傳自己的主張。同時還“不斷挑撥”是非“離間”各地各階層。為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做準備，甚至直接“潛伏”個輿論陣地為“洋奴”及其主人搖旗呐喊加油助威。
7、“洋奴”始終處於忐忑不安的尷尬境地
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洋奴”們深知自己的處境，只是由於環境的不同，“現代洋奴”仿佛更加理直氣壯了似的。二戰時的“洋奴”做的是直接對國家利益和人民血淋淋的傷害，是顯性的；“現代（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做的也是直接對中國國家利益和大眾血淋淋的傷害，是“隱性”的。
“（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們惶惶不可終日，惟恐其可恥行徑的暴露。一旦有人觸及其靈魂痛處，它們往往是內心驚恐不安，外表正義凜然拘理力爭，並且馬上將別人冠之以“憤憤”、“專制”、“不民主”“五毛黨”等“大帽子”，加以“醜化”和沒有底線的“不斷攻擊”。甚至有的在極度不安之下病態成“歇斯底里”，它們或“斷章取義”的“狡辯”，或乾脆破口大駡，種種醜態不一而足！它們不斷用誇張的詞語和“栽贓的手段”攻擊污蔑陷害非洋奴，只能說上帝要滅亡它們。於是乎先讓它們瘋狂。
8、“（動態價值觀）洋奴”永遠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選擇性失明”
“洋奴”不是沒有雙眼。和人類一樣，它們也有雙眼。但與普通人不同的是，它們的雙眼有一種“特殊功能”，我給它們的這個“特殊功能”起個名字──“（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選擇性失明”。也就是說它們看待事物都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選擇性（動態價值觀）”的，永遠是從事實中“截取”“自己需要”對自己有利的（一小）部分以期用來增加自己言論觀點的說服力。它們“（封鎖）禁止”任何人“揭穿”它們根本站不住腳的言論，其實這也是“符合”“（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強盜邏輯”的行為。只是它們“表演”的太拙劣，反而讓自己陷入被動。
歐洲每年都“騷亂”而且還死人，可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從來選擇“無視”，選擇“緘默”。你做“洋奴”就做，你為何來說中國不是。
中國不騷亂你說是高壓，中國萬一有了你們就興高采烈爭相圍觀。然後就不斷“放大事實”與根本不相干的東西“牽強附會”的聯繫起來，以便讓自己的“混帳邏輯”更有“欺騙性”。
9、不斷強調中國人身份 還時不時妄圖“代表”“我們”
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雜碎”最讓人不齒的就是明明是個“西方走狗”卻還“裝”自己很愛國。“模仿”魯迅等人的口氣“頤指氣使”驕橫跋扈。你拿它無法辯解的事實去質問，就“狡猾”的“偽裝”成不合你一般見識的老實人。把自己“裝扮”成中國的良心，
你這麼有“良心”，當中國領土被他國竊據的時候你們“怎麼”緘默。那個（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長平“滿嘴”普世價值，為何在中國大使館被它主人炸了的時候“選擇沉默”。
你“平常”不是總要言論自由嗎？怎麼中國人死了你都“不關心”，
你不是尊重人權嗎？生命權難道不是人權嗎？
你質問，他就“逃避”。最後來個不痛不癢的解釋。“以免”別人繼續質問到時候被撕下了好人的“偽裝”露出“洋奴”真容遭人唾棄。
在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的文章裏，有個巨大的驚人相似。就是喜歡“言必稱”我們，總“喜歡”用集體名詞，覺得自己“佔據”道德優勢。“有資格”點評世間的萬物。在公民社會，任何人都是因個體而存在，總是“鼓吹”西方那一套，卻連這個（最基本的普世邏輯）都“不清楚”。你就是你，你就代表你。沒有合法的他人授權你有“資格”代表誰？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自己覺得用這樣的口氣可以“欺騙大眾”讓大眾陷入自己設計好的“圈套”成為自己“洋奴”陣營中的一員。只能說“洋奴”的主人會很失望的，畢竟西方金融危機了，沒那麼多錢搞崗前培訓了。難怪現今的自由派洋奴自己砸自己招牌。
10、中國有原罪
在“（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心裏，中國做什麼都有罪。
西方可以幹的事情，中國就不可以幹。
西方人排獎牌榜，那是因為西方重數字重調查研究。中國看重獎牌榜就是舉國體制的罪惡造成的扭曲心理。
中國有些項目不錯，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就說都是舉國體制的結果沒什麼。要是說到中國不擅長的專案，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又說那是中國人種不行。
中國的企業不建立工會，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說沒人權。當中國企業建立了工會要求外資企業建立工會時，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說破壞投資環境歧視外國企業。
中國企業出去買資源，“（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說那是有政治目的的非正常行為。哪個汽車不用石油，用石油就叫有特殊目的。外國企業鯨吞中國戰略資源，中國開始管制，這些人又說中國搞保護主義。美國西方甚至印度搞那麼多次貿易保護主義你們（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怎麼緘默呢？難道那些被外國保護主義傷害的中國企業的員工的就業生存權不是人權的一部分嗎？
你要是把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逼急了，“（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就說西方那是（貪婪失敗）民主社會政府要對自己國家負責。難道中國的資源就應該賤賣嗎？中國天生就是劣等嗎？
有的“（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還會說，西方有些不對，但中國不應該學。西方對中國非禮，中國不反抗，難道就一直忍氣吞聲嗎？你如此質問“洋奴”，（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又會說中國。
總之就一條“原則”，西方“特殊”、中國有罪。
中國這個罪還是“原罪”，是永遠無法洗刷的。
文／天平居士
2011-11-21
《美國雙重圍堵 中國如何破局？》
一、美國“重返亞洲”，中國面臨“嚴冬”
美國正在高調“重返亞洲”。
其實，美國“從來就沒有”離開過亞洲。
“所謂”重返，無非是“發出”一個強烈信號：這一回，美國要真正開始重視亞洲了。
此前，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美國通過“廣場協議”，成功地“扼殺”了日本崛起的勢頭後，亞洲的新興國家在美國人眼裏都不過是它“予取予奪”的提款機而已，不再有誰是它的挑戰對手。
但是，過去二十年，風流水轉，中國起來了，特別是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歐元啟動，恐怖主義，中國復興，
這三大因素開始有可能危及美國人的世紀夢想：連續兩個百年的“美國世紀夢”。
為此，美國人窮十年之力，擊斃了本•拉登，“象徵性”的結束了“反恐戰爭”；又“通過”（引爆）歐債危機使歐元陷入一時難以自拔的困境。
接下來，還“剩下”一個麻煩，那就是中國。
當美國經濟遭金融危機重創，使盡渾身解數也無法將經濟拉出泥潭時，美國人別無選擇，不得不拿出自己曾經屢試不爽的“老招數”：我的日子不好過，那我就折騰別人，讓別人的日子比我更難過。最後，水落石出，相比之下，還是我的日子更好過。
於是，奧巴馬和他的團隊頻出“陰招”，在西太平洋上空演出了一連串令人眼花繚亂的“政治雜技”。先是通過“（自導自演）天安號事件（悲情苦肉計）——延坪島炮擊——黃海軍演”以及“釣魚島事件”，把本已有離心傾向的韓、日兩國一邊倒地拉向美國，
“穩住”東北亞的陣腳後，又掉頭南下，“挑唆”和鼓動越南、菲律賓在南中國海反復滋事；
恢復對臺灣出售武器；
向緬甸政府釋放“善意”，在原本關係不錯的中、緬之間打進楔子；
跟新加坡談判部署沿海快速艦基地問題；
在澳大利亞建立一個駐紮2500名海軍陸戰隊的軍事基地；
與印度建立“戰略夥伴”關係。
在打完這一系列地緣戰略的“組合拳”之後，真正富有深意的戰略動作也跟著出臺，那就是“主導”甚至主宰亞太經濟。因為在美國人看來，一切戰略利益，最終都要表達為經濟利益，而經濟利益的獲得只能通過財富的轉移來實現。環視全球，受美國經濟影響和歐債危機拖累，大多數國家的經濟都表現低迷。只有亞太地區，由於有漸成地區經濟火車頭的中國“牽引”，尚具活力。對美國來說，無論是讓自己“經濟脫困”，還是要把亞洲財富最後變成美國的財富，都必須刻不容緩地向亞太“開刀”。因為如果現在不動手，等到亞洲國家圍繞中國重新排起新的雁陣時，美國想做什麼，恐怕都為時晚矣。
一不做，二不休。奧巴馬和希拉蕊“輪番出擊”。極力“架空”甚至廢棄已存在了近二十年的“ＡＰＥＣ”機制，然後，”借殼上市“，把原本默默無聞的“ＴＰＰ”（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變成美國主導乃至主宰亞太經濟的”新平臺“，為亞太經濟”重新定則立規“，意在用其將亞太國家一網打盡，獨獨把中國”排除在外“。
有評論一針見血地指出：
“美國為什麼要力推ＴＰＰ？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克林頓曾明確表示，把推動ＴＰＰ作為美國重返亞洲戰略的重點。美國試圖以ＴＰＰ為突破口，建立以其為主導的橫跨太平洋的亞太經濟合作體系，並由此建立美國主導的”亞太自貿區“，進而贏得全球的戰略優勢。
ＴＰＰ談判“出現”的背景是，亞太特別是“亞洲區域經貿合作”進展迅速。美國一方面不願錯過亞太經濟發展良機，同時也希望通過“設置”一定“規範”繼續主導這一地區未來政治、經濟等格局的變化。”
所有這一切，只有一個目標，“劍指中國”。
對滿懷熱情擁抱全球化，“以為”可以通過市場經濟話語，與美國和西方這些意識形態語境不同的國家，找到共同話題的中國來說，無異於兜頭一盆涼水。
當切分財富蛋糕的遊戲變成一場零和遊戲，你的獲得就是他的失去時，共同的語境就只能是赤裸裸的“叢林法則”的殘酷對話：
依據美國在過去兩年間對中國所做的全部“動作”來判斷，不難得出一個結論：環繞中國的地緣戰略和經濟戰略的雙重“嚴冬”正在來臨。中國，必須做好“過冬”的準備了。
二、美國為什麼要對中國出黑拳，下狠手？
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海嘯”並沒有過去。美國經濟今天“遠不是”尚未復蘇的問題，美國次貸的第二個“債務違約”期已經開始，而2007——08年次貸危機中“被掩蓋”的美金融機構的“有毒資產”也陸續開始釋放。
這對美國經濟復蘇是一個沉重的牽制和打擊（中國亦不能倖免。因為這一輪危機會導致美國經濟進一步衰退，再通過貿易聯繫傳導，使世界貿易整體衰退，從而導致中國的外需萎縮，壓抑中國經濟增長），也是美國政府“極力”在歐債問題和南海問題上“做文章”的重要原因。因為美國政府“不希望”全球視線過分“聚焦”在美國遇到的“麻煩”上，從而“動搖”對美元和美國的信心。
美國債務上限問題的艱難解決，雖然讓美國也讓全世界的債主們鬆了口氣，但誰都知道，這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尤其“解決不了”美國仍須靠“借債度日”的本質問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報告指出：美國國債已占其GDP的９９%，預計２０１２年將達到１０３%。美國財長蓋特納承認，美國政府每花1美元，其中就有４０美分是借的。包括國債在內，美國公、私債務總額已高達５５兆（萬億）美元，人均負債１７.6萬美元，家庭平均負債６７萬美元。而美國年度稅收僅約３萬億美元，中等家庭年均收入約5萬美元，這說明美國已深陷入不敷出的債務困境。）因為這一問題與美國是靠（美元霸權）向全球輸出美元這一“方式”生存聯繫在一起的，這一“特裏芬難題”是美國經濟愈來愈解不開的死結。
造成美國經濟今天這一局面的是美國從“（１９４４）佈雷頓森林體系”建立到解體後這大半個世紀裏，由於掌握了國際流通貨幣的金融高端優勢，而逐漸放棄了對那些處於低端的實體經濟的眷顧。美國之所以過去四十年裏把大部分中低端製造業當做“垃圾產業”轉移出去（只把高端技術產業和高附加值產業保留下來），是確信可以通過全球信任（依賴依附）的美元（霸權）體系使新興國家成為為其廉價提供中低端產品的加工廠，說白了也就是為掙美元（白條）給美國“打工”。而當美國為脫困不斷實施“量化寬鬆（債務貨幣化）貨幣政策”，濫發美元，使美元越來越弱勢，美元的信用也日益受到普遍質疑時，美國人那種即使沒有“實體經濟”，單靠“虛擬經濟”也能過好日子的局面，就難以為繼了。
現在，金融危機的引爆和發酵使美國靠“輸出美元、轉移全球財富”的“模式”已不可持續，這意味著“華盛頓共識”的“不可持續”。
眼下，看不出美國能夠拿出新的以美國和美元為中心的新模式繼續“忽悠”整個世界。美國今天所做的一切都還是在拼命維護和“挽救”這一“模式”。因此對其前景的預期是悲觀的。
在這一“本質性問題”得到根本性解決之前，奧巴馬所許諾的“再工業化”和“五年內出口翻一番”的目標，都將是畫餅充饑。
這首先是美國“勞動力成本”過高，而各類工會為了自身利益又都不肯降低從業人員工薪（這次NBA勞資雙方工薪大戰就是最新例證）。如果美國“產業空心化”這一致命現實不能從根本上得到扭轉，美國的衰落就幾乎不可避免。這不是通過“玩弄”“壓人民幣升值”這種“偽命題”就能解決的。
因為美元要獲得“全球結算貨幣和儲備貨幣”這一地位（只有獲得這一地位才能帶來美元霸權），美國只能通過貿易方式向全球“輸出美元（轉嫁成本及債務）”。這也就必然造成美國的貿易逆差。這一“特裏芬問題”既是美元的天然優勢，也是其天然缺陷。其優勢是美國可以通過輸出“綠紙”而廉價獲得全球的產品和資源。其缺陷就是如此一來美國只能使自己長期處在貿易逆差狀態。這意味著美國即使不從中國獲得產品（也就不存在美中貿易逆差，當然也就談不上操縱人民幣匯率問題），也必須從其他國家獲得替代產品，仍然解決不了其逆差國地位的問題，當然也就無從解決其國內民眾的就業問題（因為其民眾不可能都就業于高端產業，而一度達到的70%就業人口從事金融和金融服務業的“盛況”，也由於金融危機的爆發，金融業的蕭條而不可能重現）。
這種自己臉醜怪鏡子的做法，對解決“美國病”於事無補。就此意義上說，金融危機暴露出來的“美國病”，是本體性的，起碼是“結構性”的，而不是一般的決策失誤或監管不力。這一“根本性”的缺陷恐怕只有美國放棄美元霸權，放棄美元一僕二主的矛盾地位，讓位於“世界元”才可能一勞永逸的解決。這就意味著壓人民幣升值“真正的目的”是，美國寧可轉向其他國家尋求替代產品，也要給中國出口依賴型經濟以“打擊”，因為那些可以為美國“提供”替代產品的（次殖民）國家無一個可對美國的霸權地位提出挑戰，而這正是美國上層最擔心的事情。
所以，打擊中國是“目的”，解決其國內就業只是“幌子”。因為兩個目的只能實現其一，那就是打擊中國，就業問題是根本解決不了的。美國國會的議員們肯定明白這一點，只是拿中國產品搶了美國人的飯碗“（卸責）說事”罷了。
既然如此，中國應明白美國的“用心”，做好“徹底下車”的準備，不必再與美國打口水仗。因為中國“必須認清”，美國的那些國會議員極力推進這一議案是鐵了心的，不惜一切代價也要“阻止”中國經濟增長（帶動中國國力、軍力的增長）對美國的霸權地位構成最終的威脅。
明白了這一點，中國就應該丟掉一切“幻想”，只能與美國進行冷靜的合作和清醒的博弈。
三、如何脫困，美國還需要一場戰爭
無論我們現在如何不看好美國的未來，現在仍必須清醒地看到，即使在美國金融危機如此嚴重，美元霸權可能崩潰的情況下，美元的地位眼下仍無一種貨幣可以替代。國際大宗商品交易和一般貿易，仍“擺脫不了”美元結算的慣性力。（國際清算銀行資料顯示，全球每天發生的國際貿易中有86%涉及美元結算。）
美國也充分瞭解這一點。因此，為“擺脫”這種困境，繼續延長自己的霸主地位，給自己贏得“舔傷”的時間和空間，美國當然要想辦法拉其他國家為其分擔風險，同時給一些國家“製造麻煩”和難題，讓所有這些國家“顧不上”指責美國、懷疑美國、甚至對付美國。這是美國的一大“策略”。
歐債危機、南海問題、北非中東變局，都是美國在下“先手棋”，四處“布子”，給不同的對手“製造”不同的麻煩。
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一直在努力克服危機對其經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帶來的沉重打擊，尤其是努力擺脫全世界對美元信心下降的不利局面。美國需要大量的“美元回流”支撐其國內經濟的“流動性”。“吸引”美元回流美國的辦法，一是靠美國高科技支撐的高回報率的投資環境（這一點現在已沒了指望），另一點就靠發行美國國債（美國國債利率雖低，但相對安全，且幾乎沒有上限，想買多少買多少，但債務上限的風波，也讓世人對其償債的前景產生越來越多的疑慮）。
對美國人而言，自從踏上美元霸權道路之後，其經濟就已成為一種“信心經濟”，只有世人對美元信心充足，相信美國的國家信用，才會讓更多“美元回流”美國，給美國經濟賴以為生的的“信貸（信用債務）模式”引入活水。
儘管美國的兩任財長以及貿易代表、聯儲主席都跳出來“發出”利好信號，但是美國實體經濟振興道路艱難，金融改革進展緩慢，就業、市場的實際情況都不盡如人意，兩輪量化寬鬆（債務貨幣化）政策使用過後經濟仍未見起色，且反而讓世人對美元兌水大為不滿，更加擔心。
美國巨額國債又牽動國際關注，國家信用面臨質疑，這些問題都無法令人看好美國經濟的復蘇前景。無法提振世界對美國的信心，無法恢復人們對美元的信心，這讓美國非常難堪。
在這種情勢下，美國將會做什麼？美國還能做什麼？
也就是說，美國最有可能通過“什麼辦法”讓自己脫困？
我認為不外乎三種方式脫困。
其一、在最理想的情況下，是“技術脫困”，就像當年美國人用IT業引領全球經濟，讓自己賺的盆滿缽滿一樣。
但眼下，這種前景似乎很“渺茫”。除非美國能在能源技術上獲得突破，則可能一舉解決許多麻煩，美國將重新鳳凰涅槃，所以，我們對美國在能源技術上的任何進展都應保持關注和警惕。因為在能源日漸緊張的情況下，誰能掌握新的能源技術，誰就可能控制世界的未來。如果美國掌握了這種技術，就可能使全球經濟重新翻盤，確保美元地位不可撼動。
其二、是“賴賬脫困”。
對這一點，我們尤其要特別警惕，提防美國繼續在美元上“做文章”。不能排除這樣一種可能性：美國在未來一段時間，繼續超發美元，讓美元的信用爛到極點，再借助其世界第一的黃金儲備，突然宣佈部分恢復金本位制，讓美元重新與黃金掛鈎，從而“重新”為美元定值，藉以達到與舊美元“脫鉤”，“金蟬脫殼”，公然赤裸裸“賴賬”的目的。但這一步棋是雙刃劍，傷害別人，也傷害美國自己，不到萬不得已，無路可走時，美國應不會出此下策。
其三、就是“戰爭脫困”了。
通過戰爭既拉動美國經濟，增加就業機會，擺脫國內壓力，又在國際上重新為美元樹威。用戰爭對大宗商品價格特別是能源價格產生決定性影響，從而對國際投資環境及經濟佈局重新洗牌，改變國際資本的投向，使美國最終成為受益方。
眼下看，美國人的下一個打擊目標最接近水到渠成的是目標是敘利亞。
最有可能打擊的目標是伊朗。
最出人意料的打擊目標將是委內瑞拉。
四、內在的穩固和強大是應對美國挑戰的最有力武器
歐債危機動搖了人們對歐元區經濟的信心，也給歐盟的發展前景帶來了不確定因素，作為單一貨幣的歐元對美元儲備貨幣、基準貨幣的“挑戰”也就大大“減弱”。對此，當我們看清美國的這種“大戰略”後就必須儘早研究和部署真正管用的對等戰略和見招拆招地應對之。
首先，作為一個大國，你的外交、軍事這兩隻輪子必須相互配合，要善於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不能在國際舞臺上只有一個表情。
最近幾年，“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這種“論調”的提出者自有其“意圖”，但客觀說來，“中國威脅論”也並非完全抹黑中國。因為你近年來體量急劇增大、體能快速提升，別人自然會有壓力，這幾乎是每一個大國崛起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情況。
面對“中國威脅論”論調，我們以往採取的“方式”是不斷做解釋：我們不威脅他人，我們是和平崛起，但這種宣示“收效甚微”。別人對你自然會有他的固有看法甚至“偏見”。你想用宣傳去消除他們這種看法和偏見是很困難的。既然如此，你索性就少在這方面下功夫，不妨“該強硬的時候強硬一些”，讓那些持“中國威脅論”，想給中國製造麻煩的人習慣中國“威脅”的存在。
就此意義來說，我國首艘航母的出現肯定會在那些“中國威脅論”的想法上加上一個極有分量的砝碼。因為中國的安全不能依靠驅逐艦來維繫。我們還需要“大傢伙”和“硬傢伙”。隨著中國經濟全球化的參與度提高，中國有大量的海外利益需要國家力量的保護，中國又是資源進口大國和能源消耗大國，國際通道的暢通和安全對中國未來發展的意義非比尋常，需要有更多的利器保護我們的商船和海上生命線，同時也承擔相應的國際責任，向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
就這一點而言，中國擁有航母會是治療“中國威脅論”患者，讓他們脫敏，也給他們帶來相應利益的好藥方。
其二，對於那些一心想給中國“製造”麻煩者，中國不妨像美國那樣，也下先手棋，給“麻煩製造者”製造麻煩。
我們這些年一直強調國內穩定“不折騰”，這是對的，但這並不意味著在國際上你也完全“不折騰”。比如在東海或南海方向，在外交和動武之間，有巨大的灰色地帶可以讓你有所作為。當然，必須強調的是，在如何“作為”上，要動腦子，講智慧，而不是蠻幹。美國這些年對中國“（設陷埋地雷）佈局下棋”，打擦邊球，動了不少腦筋，做了不少手腳，很多做法值得我們好好玩味和借鑒。
其三，中國需要用好手中“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一票，可以多投否決票和贊同票，少投棄權票。
要把否決票和贊同票做為組合拳來打。從聯合國決策機制來看，否決票或贊同票都體現為加一票或減一票的力量，而棄權票則“無法顯示”這一票的立場和力量。
中國要儘量減少投棄權票，從而避免在別人眼裏，你就是個零（廢物）。你可以在一些問題上先投否決票，然後借此與別人討價還價，在別人接受你的條件後，再投贊同票，通過這一“過程”讓別人明白，中國是它繞不過去的力量，使他們在處理國際問題時不能不考慮中國的看法。
其四，中國要用好手中巨額的美國國債，把巨量外儲和美債歐債做為戰略武器來使用，“而不是”只考慮它的安全性或投資回報率。
乍一看，中國買美國國債是不得已而為之，是被美國所綁架，其實並非完全如此。巨額美元國債實際上令中、美兩國處在一個十分微妙的“互相綁架”的狀態。
對中國而言，買美國國債易，投資美國難，持有美國國債確實是不得已的選擇；但對美國而言，巨額債務降低了美元的信用，美元信用是美國經濟的生存支柱，美元信用下降，最終會損傷美國經濟本身。如果美國真的違約，中國擁有的三萬億（兆）美元的外匯儲備中約有一萬多億（兆）是美國國債，確實存在損失風險，但這種損失風險是可以估量的，或者說是可控的；
美國則不然，“違約”就意味著美元信用“瀕臨崩潰”，其基準貨幣、儲備貨幣的地位會大幅下降，進而與（以期貨及各式金融高槓桿衍生性虛擬經濟商品操控）大宗（實體經濟）商品“定價”、國際貿易結算脫鉤，顯然有助於人民幣國際地位的提升。這絕對不是華爾街乃至華盛頓願意看到並接受的。中國的損失在當下，美國的損失則在未來，孰輕孰重？美國掂量得很清楚。這種“互相綁架”使我們擁有了金融戰略武器操作的空間。
其五，中國要敢於“做負責任的大國”，但我們履行這些國際責任和義務決不是依照西方的指令。
首先我們要有能力維護自己的安全，並自願向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如中國艦隊在索馬里護航，優先考慮確保本國商船、油輪的安全，並向提出要求的他國船隻提供護航服務；更重要的是，中國要在關鍵時刻為兄弟國家和准盟國有所擔當。從既往經驗來看，對巴基斯坦、俄羅斯等友好國家，各個層面的合作意願需要加以保護和維持，一些問題上要互通聲氣、彼此支持。
這反過來也會對我們打擊分裂勢力、恐怖主義活動有很大幫助。在今天的國際社會，只有支持了別人，才能得到別人的支持，從而避免孤立。獲得別人的支持沒有免費的途徑。
其六，加速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減少出口依賴，特別是對美國市場的依賴，使中國經濟面向世界有更強的適應性。
在完善金融體制，增強金融體制的防衝擊、抗打擊能力的前提下，逐步完成人民幣國際化進程，與貿易對手更多地進行貨幣互換和人民幣結算，是不錯的方法。中國已處於資本擴張期，但資本的輸出不是人民幣、而主要是雖然巨量但畢竟有限的外匯儲備這一點，要有清醒的認識。
非本幣擴張是不可持續的，而且風險很大。
其七，必須加大整軍備戰的力度。
中國周邊群狼環伺，連狼崽子也敢從“龍口奪食”。而更重要的是做好比對台軍事鬥爭準備更大的軍事鬥爭準備。世界大戰打不起來，不等於小戰、中戰打不起來。隨著中國的逐漸強大，戰爭危險不是在減小，而是在增大。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重建“社會公平”。縮小貧富差距是社會穩定、發展的根本出路。
必須懂得“這一點”如解決不好，就有可能危及到黨和國家的生存。任何時候，內部的穩固都是外部強大的根本和基石。中國這樣的國家，你自己不垮，沒有任何力量能搞垮你。
文／喬 良
2011年11月24日
刊於《國外理論動態》2011年第12期
近期文章鏈結：
喬良：以我山之石，攻他山之玉——讀美軍《網路中心戰案例研究》隨想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112/279036.html
喬良：美元戰爭還能打多久？
http://www.wyzxsx.com/Article/finance/201111/273122.html
喬良與陳志武對話：金融與國家安全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0/201106/241187.html
解構多民族國家。解構中東。解構多元文化。製造文明衝突＝＞為美以基督教霸權干涉、經濟文化殖民它主權國家創造合理性/合法性－－警惕美以歐基督教霸權的Yinon Plan
《為“文明的衝突”佈一大盤棋：分裂、征服與統治“新中東” 》
《為“文明的衝突”佈一大盤棋：分裂、征服與統治“新中東” 》
《為“文明的衝突”佈一大盤棋：分裂、征服與統治“新中東” 》
“阿拉伯之春”這一熱門辭彙其實是由一群遠在的華盛頓、倫敦、巴黎和布魯塞爾辦公室的個人和團體所“炮製”的。這群人除了對這一地區有膚淺的認識外，對阿拉伯國家幾乎一無所知。
阿拉伯民族間正打開的自然是一個混合包裹，而叛亂與機會主義一樣都是這個包裹裏的一部分。
哪里有革命，哪里就有反革命。
阿拉伯世界的“動亂”也並不是所謂的阿拉伯的“覺醒”；這一辭彙顧名思義便是阿拉伯人總是處於昏睡之中，儘管他們一直被獨裁和不公所包圍。
現實的阿拉伯世界，作為更廣闊的土耳其-阿拉伯-伊朗世界的一部分已經被頻繁的起義所填充。儘管這些叛亂已被阿拉伯的獨裁者以及美國、英國和法國等（老殖民帝國）國家協力平息。而這些（老殖民帝國）大國的“干涉”一直是民主的（反動）制衡力量，且將繼續發揮作用。
【分而治之（支解分裂依附策略）】：首次“阿拉伯之春”如何“被操縱”
重整中東的計畫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幾年。而正是在一戰期間，這些帶有“殖民”傾向的“設計”才隨著反對奧斯曼帝國的“阿拉伯大起義”清晰地表現出來。
儘管英國、法國和義大利都曾是殖民國家，迫使阿拉伯人民在諸如阿爾及利亞、利比亞、埃及和蘇丹等國家“享受不到”任何自由，但是這些殖民國家仍成功地將自己“塑造成”阿拉伯解放運動的朋友和盟友。
“阿拉伯大起義”期間，英國和法國（老殖民帝國）事實上使阿拉伯人充當它們的步兵（走卒）反抗奧斯曼帝國，以“進一步實施”其地緣政治的圖謀。倫敦和巴黎之間簽訂的秘密協定——“賽克斯-皮科協定”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英國與法國所作的僅僅是通過向阿拉伯人販賣它們有關阿拉伯從所謂的奧斯曼帝國的“鎮壓”中解放的思想，而取得對阿拉伯人的使用和“操控”。
事實上，奧斯曼帝國是一個多民族帝國。它給了所有民族當地和文化自治權，但最終被操縱成為了一個土耳其實體。甚至是隨後的在奧斯曼安納托利亞的亞美尼亞種族的滅絕，也不得不與當代在伊拉克的基督徒的目標一樣，被視為外部行為體為“分裂”奧斯曼帝國、安納托利亞以及奧斯曼帝國公民的一個“秘密計畫”的一部分。
奧斯曼帝國解體後，正是倫敦和巴黎“拒絕承認”阿拉伯人的自由，儘管也是它們在阿拉伯民族間的“播下”了“不和”種子。當地“腐敗”的阿拉伯領導人也曾是“該計畫”的合作夥伴，他們中很多人（帶路黨）對能成為英國和法國的（買辦）客戶而“欣喜若狂”。同樣，今天的“阿拉伯之春”也正在“被操縱”。美國、英國、法國以及其他國家正在“腐敗”的阿拉伯領袖與重要人物（傀儡買辦帶路黨）的“幫助”下“重組”阿拉伯世界和非洲。
Yinon計畫：混亂中的秩序
Yinon計畫，作為英國在中東戰略的“延續”，是以色列為確保其地區優勢的一項戰略計畫。它堅持並規定，以色列必須通過將周圍阿拉伯國家“巴爾幹化”為弱小國家，以“重組”其地緣政治環境。
以色列戰略家將伊拉克視為對以色列構成最大戰略挑戰的阿拉巴國家。這就是為什麼伊拉克被刻畫為中東和阿拉伯世界“巴爾幹化”的核心（注：美帝入侵佔領伊拉克其主要戰略目的並非一般淺薄的戰略家所謂的僅只是覬覦石油，而是基於一長遠計劃、更深層次的對於中東人口、文化進行重組改造──美帝入侵佔領伊拉克後主要的遺產就是已大致上將伊拉克分割為三個自治區）。在伊拉克，以色列戰略家根據『Yinon計畫』的概念宣導將伊拉克“劃分（切割）”為一個庫爾德“國家”和兩個阿拉伯“國家”，這兩個阿拉伯“國家”分別由什葉派穆斯林人和遜尼派穆斯林人接管。
而達成這一“目的”的第一步就是一場伊拉克與伊朗之間的戰爭（兩伊戰爭），這也在『Yinon計畫』的範疇之中。 2008年的《大西洋》期刊和2006《美國軍方武裝部隊》雜誌分別刊登了緊隨『Yinon計畫』大綱後被大量發行的地圖。
除了“分裂”伊拉克（這也是拜登計畫所宣導的），“分裂”黎巴嫩、埃及和敘利亞也在『Yinon計畫』之中。
同樣在計畫中的還有“分裂”伊朗、土耳其、索馬里和巴基斯坦。
『Yinon計畫』也將“分裂”北非納入其中，被預測將從“分裂”埃及開始，蔓延至蘇丹、利比亞以及其他地區。
確保統治區安全：“重新定義”阿拉伯世界……
儘管已有所調整，『Yinon計畫』正在實行中，並將在“徹底分裂”的目標下逐漸發揮作用。該“計畫”源於理查•珀爾和研究組於1996年為時任以色列總理的本傑明•內塔尼亞胡所撰寫的一份政策性檔。珀爾曾擔任雷根總統時期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的副秘書長，後成為小布希和白宮的軍事顧問。
除了珀爾以外，“邁向2000新以色列戰略”研究組的其他成員還包括詹姆斯•科爾伯特（猶太國家安全事務研究所）、
小查理斯•費爾班克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道格拉斯•費斯（費斯和澤爾事務所）、
羅伯特•魯文貝格（先進戰略與政治研究所）、
喬納森•陶羅普（華盛頓近東政策研究所）、
大衛•烏姆瑟爾（先進戰略與政治研究所）
以及梅拉夫•烏姆瑟爾（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徹底分裂：確保統治區安全”是1996年這份以色列政策檔的全名。
在很多方面看，美國正在執行1996年特拉維夫政策檔確保“統治區”（realm）安全的目標。
此外，“realm”一詞反映了檔作者的戰略心理。Realm通常指君主管轄的領土或是屬於君主統治、但並不屬於君主的直接管轄範圍，而由王侯進行管轄的領土。
而在這裏，“realm”一詞正暗指中東屬於特拉維夫的王國。珀爾身為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官員卻參與以色列檔的撰寫這一事實也使人不禁要問：該統治區的概念上的主權是屬於以色列，還是美國，抑或兩者兼而有之？
確保統治區安全：“破壞”大馬士革穩定的“以色列藍圖”
1996年以色列檔要求在2000年或以後“驅退敘利亞“（rolling back Syria），通過將敘利亞人驅逐出黎巴嫩、並在約旦和土耳其幫助下對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造成動亂“等方式。而這兩起事件已分別於2005年和2011年”相繼發生“。
1996年檔指出：“以色列可以與土耳其和約旦合作，通過削弱、遏制甚至驅退敘利亞以塑造以色列戰略環境。這一努力可以集中力量將薩達姆•侯賽因的勢力驅逐出伊拉克——以色列本身重要的戰略目標——作為挫敗敘利亞地區野心的一種手段。”[1]
作為“建立”以色列主導的“新中東”並“包圍”利比亞的第一步，1996年檔要求“去除（消滅）”薩達姆•侯賽因在巴格達的權力，甚至暗示將伊拉克“巴爾幹化”並建立一個包括遜尼派穆斯林的“伊拉克中部”在內的反大馬士革戰略地區聯盟。檔作者寫道：“但敘利亞在這場衝突中有潛在的弱點：大馬士革太過忙於處理受威脅的新地區方程以致無暇顧及黎巴嫩；而且大馬士革還懼怕由以色列和伊拉克中部、土耳其組成的‘自然軸’以及位於中部的約旦會聯合擠壓敘利亞，並將其從阿拉伯半島分離出去。對於敘利亞而言，這拉開意味著重新繪製中東地圖的序幕，而這也將威脅到敘利亞的領土完整。”[2]
珀爾與研究組關於“邁向2000新以色列戰略”還提出將敘利亞人趕出黎巴嫩，並通過黎巴嫩反對派破壞敘利亞的穩定：“（以色列必須轉移）敘利亞的注意力，通過黎巴嫩反對派分子破壞敘利亞對黎巴嫩對控制。”[3]這就是2005年繼哈哈裏遭暗殺後將發生的，哈裏裏事件也觸發了所謂的“雪松革命”以及推動形成了由腐敗的賽德•哈裏裏控制的反敘利亞3•14聯盟。
檔還要求特拉維夫“把握時機，提醒世界敘利亞政權的性質”。[4] 這顯然是以色列通過搞公共關係（PR）來“妖魔化”其對手的戰略。
2009年，以色列新聞媒體公開承認，特拉維夫通過其大使館和外交使團發動了一場“全球性的運動”，包括“媒體宣傳”和在伊朗使館前組織抗議等來“詆毀”伊朗總統競選，這一運動甚至在競選還沒開始前就已被掀起。[5]
該檔還提到一些類似於目前敘利亞正在發生的事。檔指出：“最重要的是，以色列在為土耳其和約旦反利比亞行動給予外交、軍事和行動上的支持、尤其利益所在這一點是可以理解的，包括以色列支持土耳其和約旦與敘利亞領土內的一些阿拉伯部落組成部落聯盟，並對敘利亞統治精英充滿敵意等。”[6]
隨著2011年敘利亞的動盪，叛亂分子的運動和約旦土耳其邊界的“軍火走私（以扶持支持軍事武裝叛變）”已成大馬士革的一個重大問題。
在此背景下，阿裏埃勒•沙龍和以色列在英、美“入侵”伊拉克後請求華盛頓襲擊敘利亞、利比亞和伊朗也就毫不奇怪了。[7]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檔還主張通過先發制人的戰爭來“塑造”以色列的地緣戰略環境並開創“新中東”。[8] 這也是美國在2001年時會採取的一項政策。
剷除中東的基督教團體
利比亞危機之前，埃及基督徒被襲擊與蘇丹南部的公投“同時發生”絕非巧合。
同樣，伊拉克的基督徒，這一世界上最古老的基督教團體之一“被驅逐”出他們在伊拉克的故土也“並非偶然”。
與伊拉克基督徒被驅逐“同時發生”的還有在美國和英國軍隊“警覺地注視”下，由於什葉派穆斯林與遜尼派穆斯林的暴力和敢死隊而“被迫形成”不同宗教的分區，巴格達的市鎮成為一片宗教飛地。這都與『Yinon計畫』密不可分，而該地區的“重組”是一個更為遠大的目標的一部分。
在伊朗，以色列人一直試圖將以色列猶太團體驅逐，卻總是徒勞無功。伊朗實際擁有著中東第二大的猶太人口，可以說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維持原樣的猶太群體。伊朗猶太人將自己視為被與祖國伊朗密不可分的伊朗人，他們和穆斯林人和基督教伊朗人是完全一樣的。對於他們來說，因為他們是猶太人所以需要調遷到以色列的想法簡直是荒謬的。
在黎巴嫩，以色列“一直致力”於“加劇”各種基督教、穆斯林以及德魯茲教派間的“緊張”局勢。黎巴嫩是進入敘利亞的一個跳板，黎巴嫩“被分裂”為數個國家也被視為將敘利亞“巴爾幹化”為數個阿拉伯宗派小國的途徑。Yinon計畫的目標就是在遜尼派穆斯林、什葉派穆斯林、基督教和德魯茲的宗教和宗派身份基礎上，將黎巴嫩和敘利亞“分為”數個國家。敘利亞基督教的遷離也可能是目標之一。
馬龍派天主教敘利亞安提阿教會，也即最大的自治東方禮教會的新主教表達了他對於在地中海東部和中東地區阿拉伯基督徒清洗運動的憂慮。Mar Beshara Boutros Al-Rahi大主教和黎巴嫩、敘利亞許多其他的基督教領袖都擔心穆斯林兄弟會接管整個敘利亞。像伊拉克一樣，神秘組織正在襲擊敘利亞的基督團體。基督教東正教的領袖，包括耶路撒冷東正教的大主教都公開表示了他們的嚴重關切。除了基督教的阿拉伯人，亞述和亞美尼亞這一多數為基督教徒的群體也表示了他們的恐懼。
Sheikh Al-Rahi近期在巴黎會見了總統尼古拉斯•薩科齊。據悉，這位馬龍派大主教與薩科齊在敘利亞問題上出現分歧，這促使薩科齊說敘利亞政權即將覆滅。
主教Al-Rahi的立場是敘利亞必須被留下、並允許其進行改革。
這位馬龍派主教還告訴薩科齊說如果法國希望合法地使真主黨解除武裝，那麼以色列需要被作為一個“威脅”來對待和處理。
由於Al-Rahi在法國的立場，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的基督教和穆斯林宗教領袖立即到黎巴嫩對他進行了探訪並表達了感謝。
黎巴嫩的真主黨及其政治聯盟，其中多數為黎巴嫩議會的議員，均高度讚揚了後訪問了黎巴嫩南部的馬龍派主教。
Sheikh Al-Rahi以為他對於真主黨的立場和他拒絕為推翻敘利亞政權提供支持，現在正遭到以哈裏裏為首的“3•14聯盟”的政治攻擊。一場基督教會議正在經哈哈裏籌畫中，以反對Al-Rahi主教和馬龍派教會的立場。
自Al-Rahi表明自身的立場後，塔利爾黨，這一活躍在黎巴嫩和敘利亞的黨派，也開始對其進行批評。有報導稱，美國高級官員也取消了他們和馬龍派主教的會見，這也是他們對於Al-Rahi關於真主黨和敘利亞立場表示不滿的信號。
在黎巴嫩，哈裏裏為首的“3•14聯盟”一直都是一個受歡迎的少數群體（甚至當該聯盟成為議會中的多數時），該聯盟一直與美國、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以及敘利亞的暴力和恐怖組織密切合作。穆斯林兄弟會和其他敘利亞所謂的薩拉菲斯特組織也一直與哈裏裏以及“3•14聯盟”中的基督教政黨相互協調，並舉行秘密會談。這也是為什麼哈裏裏與他的同盟一直反對大主教Al-Rahi。也正是哈裏裏和“3•14聯盟”將伊斯蘭法塔赫帶入黎巴嫩，並幫助其中的一些成員逃往敘利亞作戰。
有一些不知名的狙擊手正在瞄準敘利亞平民和敘利亞的軍隊射擊，“（藉）以造成”混亂和內鬥。敘利亞的基督團體也成為這些狙擊手的對象。很可能這些攻擊者是來自美國、法國、約旦、以色列、土耳其、沙烏地阿拉伯和阿拉伯灣的武裝力量與一部分敘利亞人組成的聯盟。
華盛頓、特拉維夫以及布魯塞爾正籌畫著將基督教從中東遷離。據悉，Sheikh Al-Rahi在巴黎被總統薩科齊告知，地中海東部和中東的基督教團體可以重新被納入歐盟。這並不是什麼慷慨的提議，而是被有意將中東古老的基督教團體根除的國家扇了一記耳光。其目的或是將基督教團體重置於該地區之外，抑或將這些團體劃分為眾多分區。兩種都可能成為目標。
這一計畫旨在將阿拉伯國家劃定為專門的穆斯林國家，這與「Yinon計畫」和美國“控制”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目標是相一致的。其“結果”很可能是一場大國戰爭。
阿拉伯基督徒如今與阿拉伯黑人處境非常類似。
重新劃分非洲：Yinon計畫正在發揮作用……
關於非洲，特拉維夫將保障非洲的安全視為其廣泛週邊的一部分。這一更為廣泛的或所謂的“新週邊”已成為1979年抵抗包括伊朗（巴列維時期以色列最親密的盟友之一）在內的阿拉伯“舊週邊”隨著伊朗革命的瓦解後，特拉維夫地緣戰略的基礎。在這一情況下，以色列的“新週邊”隨著埃塞俄比亞、烏干達和肯雅等反阿拉伯和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等國家的“納入”而被概念化。這也是為什麼以色列要如此深入地參與蘇丹的“巴爾幹化”（注：原有蘇丹目前已被操縱分割為二，以基督徒組成為主的南蘇丹已於2011年獨立）。
在中東教派分裂的背景下，以色列已列出了重組非洲的計畫。『Yinon計畫』試圖從三個方面的基礎上劃定非洲：（1）民族語言；（2）膚色；（3）宗教。為確保統治，先進戰略與政治研究所這一以色列智囊團（包括珀爾在內）也推動創建了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的美國『非洲司令部（AFRICOM）』。
試圖“分裂”阿拉伯和非洲身份的行動正在“進行中”。它只在將所謂的“黑非洲”與所謂“非黑”的北非劃分開來。這是分裂非洲大陸上所謂的“阿拉伯人”與“黑人”計畫的一部分。
正是這一目標“造成”並推廣了“非洲南蘇丹”與“阿拉伯北蘇丹”這兩種荒謬的身份。這也是為什麼黑膚色的利比亞人被視為利比亞“清洗膚色”運動中的對象。阿拉伯身份在北非正與非洲身份“相脫離”。同時還存在“剷除”大量的“黑膚色阿拉伯人”的計畫，以明確劃分“非洲黑人”與新的北非“非黑人“的界限。這也將”導致“剩餘的柏柏爾“非黑人”與阿拉伯人間的戰爭。
同樣情況下，在非洲蘇丹、尼日利亞等地，緊張情緒也在為進一步劃分界限的穆斯林與基督徒間醞釀著。而造成這種分裂的基礎，包括膚色、宗教、種族和語言等，都“助長”著非洲的“瓦解”與不和。這都是一個將北非與剩餘非洲大陸劃分的更遠大非洲戰略的一部分。
為“文明的衝突”布棋
正是在這一點上，所有這些“看似”一盤散沙的事件都被“聯繫”在了一起。
整個棋盤正在上演“文明的衝突”，而所有的棋子也各就各位。阿拉伯世界正“被隔離開”來，並被清晰的界線所劃分。這些界線“阻止”不同民族語言、膚色和宗教團體間相互的過渡與融合。
在這項“計畫”中，將不再有社會與國家的過渡與融合。這就是為什麼中東和北非的基督徒，如科普特人，正成為“被攻擊”的對象。這也是為什麼黑膚色的阿拉伯人和柏柏爾人以及北非的黑人在北非正面臨著“種族滅絕”的威脅。
繼伊拉克、埃及之後，阿拉伯利比亞民眾國和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對『Yinon計畫』而言）都是 “破壞”北非和東南亞地區穩定的核心。
利比亞發生的一切（美歐顛覆推翻利比亞政權的『顛覆模式』）對非洲有著巨大的影響，而敘利亞的狀況也深刻地影響了東南亞及更遠的地區。按照『Yinon計畫』所指出的，伊拉克和埃及是造成阿拉伯國家不穩定的切入點。
如今正在“上演”的是建立一個專門的“穆斯林中東”地區（以色列除外），而這也將“造成”什葉派與遜尼派間的鬥爭。類似的場景也正在“北非非黑人”區上演，表現為阿拉伯人與柏柏爾人的衝突。
同時，在“文明的衝突（劇本）模式“下，中東與北非也”被認為“是所謂的“西方”與“非洲黑人”間的衝突。
這就是“為什麼”法國的薩科齊和英國的卡梅倫在利比亞衝突初期相繼發表聲明，指出多元文化主義在各自的西歐社會中已經“不復存在”。[9]
真正的多元文化主義正威脅著“北約戰爭議程”的合法性，也為作為美國對外政策基石的“文明的衝突”的實施造成了障礙。
在這一點上，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解釋了為什麼多元文化主義會成為華盛頓及其盟友的威脅：
“隨著美國成為文化日益多元的社會，它可能會發現在對外政策問題上要想達到一致性就愈加困難（如與阿拉伯世界、中國、伊朗、俄羅斯或者是前蘇聯等地戰爭），除非存在真正被能被廣泛覺察到的大規模的直接外部威脅。這樣的共識普遍存在于二戰甚至冷戰期間（如今也存在著，因為“全球反恐戰爭”）。[10]
布熱津斯基的下一句則指明了為什麼人們會反對或支持戰爭：
“然而（共識）不僅僅深深地紮根於共用的民主觀中且人們意識到這些民主觀正在受到威脅，而且也根植于對歐洲集權主義下的受害者們在[11]文化上和種族上的親近。”
雖有冗餘之嫌，我仍然要一再提出正是因為這種要“打破”中東-北非（MENA）地區、所謂的“西方世界”與撒哈拉以南非洲間“文化融合”的企圖，所以基督徒和黑人正在（被安排）遭到攻擊。
“種族中心主義”與意識形態：將今日的“正義戰爭”正當化
在過去，西歐的殖民國家會對他們的人民進行洗腦。他們的目標就是獲得推行殖民的支持。而其形式就是在武裝商人與殖民軍隊支持下轉播基督教（唯我獨尊）及其教義。
同時，種族意識形態也被提出。那些被殖民的人被刻畫成“下等人”、低等、沒有靈魂。
最終，承擔“開化”那些所謂的“世界未開化人民”的 “白人的責任”等語句開始被使用。這種具有凝聚力的思想框架被用於將殖民主義“塑造”為一項“正義事業”。而這也為征服和“開化”外國領土的“正義戰爭”提供了合法性。
如今，美國、英國、法國和德國的帝國主義計畫並“沒有改變”。改變的只是為發動“新的殖民主義戰爭”、進行征服的“藉口”與理由。
在殖民統治時期，發動戰爭的敍述（論述）與理由被包括英國和法國在內的殖民國家的公眾輿論所接受。
今天的“正義戰爭”和“正當理由”也在婦女權利、人權、人道主義和民主的“旗幟”下進行著。
文／Mahdi Darius Nazemroaya
（加拿大）Global Research 2011年11月26日
http://www.globalresearch.ca/index.php?context=va&aid=27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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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hdi Darius Nazemroaya是加拿大渥太華的一位獲獎作家。
他是蒙特利爾全球化研究中心（CRG）的一位社會學家和副研究員。他曾見證了北非“阿拉伯之春”的過程。在北約（2011年）轟炸利比亞期間，他正在利比亞擔任KPFA的聯合研究專案——Flashpoint專案的特派記者。
Pathogenesis of Central Bank Ruin
by Jim Willie
2011-12-15
Central banks are the current sovereign debt market. It is a vacated market. They are the majority bidders via debt monetization. The monetary inflation has become the New Normal and a travesty. In perverse fashion, the financial markets celebrate the monetized purchases, even calling for higher volume. In the process, bond and stock market integrity has been destroyed. Foreign creditors depart the USTreasury Bond market. Large European banks depart the Southern Europe sovereign debt market. Central banks step in to avert panic as the underlying structure to the global monetary system crumbles. When government bond yields rose quickly in Europe, it was not from abandonment by their central bank. The big Euro banks sell boatloads of bonds while the EuroCB buys only truckloads. The bond market integrity has been deteriorating very quickly. The dependence upon the debt monetization process is vividly clear. It is hyper monetary inflation to fill the void, thus providing the dominant bid. Ironically, the dullard stock market mavens celebrate the arrival of the central bank purchases without truly comprehending the destroyed integrity of the bond market. IQ levels are falling along with stock index levels.
NEXT GROUND ZERO IS ITALY
Upcoming budget impasses and bank failures will break the European Union wide open. A perceived temporary patchjob solution in Europe has been delineated. More of the same will accomplish nothing. A march toward a federation is apparent, despite the desire for decentralization. A motive to force a system failure is at work to create the federal structure. Recent appointments prove the point. Again Goldman Sachs knights arrive to the rescue in secret appointments. They earn the title technocrats, but crowds reject them as unelected leaders. Ignore the term Technocrat given both to Monti and the newly installed Mario Draghi at the Euro Central Bank. They are Syndicate loyalists.
Howard Davies is former director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ormer deputy director at the Bank of England. He calls for 1) fiscal federation with a unified central bank, 2) broad purchases of sovereign bonds, and 3) unlimited liquidityprovided by the Euro Central Bank. The prescription is stark and clear for hyper monetary inflation, the central bank serving as the entire government bond market, and the installation of a federation across Europe. The last 12 years have proved without a doubt that a unified Europe is a disaster in a bottle, whose cables and levers eventually break under the pressure of grand differences and the passage of time.
The raging crisis in Italy festers as it turns to a boil. Italy will serve as the agent of contagion, next to France and Spain. No solution is possible, as the summits are futile. Italy will expose the Euro Central Bank as both powerless and ruined. The focus has shifted away from Greece and squarely on Italy as the center of chaos in Southern Europe. Once more the meter for disorder is the benchmark 10-year Italian Govt Bond yield. It has surged toward the critical 7.0% mark as investors cast bond market votes against the policy in Rome and the upcoming austerity measures to be pushed through. Such level is regarded as unsustainable, given the massive Italian debts. Worker strikes have made vividly clear that Uber Leader Mario Monti will not succeed in large budget cuts without consequences. Striking Italian metal workers in Turin are shown in the photo. The biggest Italian unions (ports, highways, truckers, banks) went on strike. They oppose measures as painful hits pensioners and workers, leaving the wealthy untouched. Numerous big Italian banks are on the verge of failure. Neighboring France faces scrutiny of the bank asset feces. Markets brace for an expected debt downgrade to remove its coveted and undeserved AAA rating by Standard & Poors.
Syndicate appointed (not elected) Prime Minister Mario Monti believes Italy risks a Greek-style economic collapse without approval of the hotly debated austerity package. Italy stands as the third largest economy in the EuroZone, whose borrowing costs began to approach the levels that forced Ireland, Greece, and Portugal to seek an international bailouts. The controversial package has the support of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OECD). It is designed by Monti to save Italy. The decree plans to raise more than 10 billion Euros (=US$13.4 bn) from a property tax, impose a new levy on luxury items like yachts, raise the Value Added Tax, crack down on tax evasion, and increase the pension age. Monti supports the French and German calls for tighter controls on national budgets. He said, “If Italy were not capable of reversing the negative spiral of growth in debt and restoring confidence to international markets, there would be dramatic consequences, which could go as far as putting the survival of the common currency at risk. Italy is ready to do what it has to do but Europe must not fail to do its part. Without this package, we think that Italy would have collapsed, that Italy would go into a situation similar to that of Greece. It would be perfectly understandable that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should have the same enforcement powers in the area of budgets that it has in the area of competition." He describes loosely a federation, where Goldman Sachs sits in the thrones of Europe, in a quasi debt failure receivership role. Unfortunately, the pressure on the Euro Central Bank to purchase Italian, Spanish, and Greek Govt Bonds has put its balance sheet in total ruins. It is the buyer of last resort for fast falling toxic bonds. The only central bank more ruined is the US Federal Reserve.
Felix Zulauf, the former hedge fund manager and asset manager, has very strong European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a very sharp eye. He expects a depression to hit Southern Europe, and for one nation to exit the Euro Monetary Union next year. The process has no rules. The day after exit, the nation will suffer ruin of their banking system, forcing a rapid nationalization in a reverted currency. The end result will be a sovereign debt default and pure chaos across the continent. The coming depression will lay waste to the USDollar, the British Pound, and probably the Yen too. All fiat currencies will endure a powerful stress test, but based in reality, not a charade. As soon as any group of big Euro banks enter a failure and bust, the cascade of contagion will act like a fast moving virus to destroy many Western banks. We will then see a repeat of history with 20 Lehmans in bank failures, if not sooner.
CENTRAL BANKS AVERTED BANK FAILURES
The Euro Central Bank averted 10 to 20 Lehmans with the extended Dollar Swap Facility provided by the USFed. Money is almost free. The volume of money grants is enormous, likely never repaid. Witness the effect of the central banks showing reluctance to enter into bond purchases. The system breaks down in powerful manner.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said demand for three-month US$-based loans surged after it announced a broader Dollar Swap Facility for European usage. The USFed cut the cost of the financing from an ultra-low 1.0% to an almost free 0.5% rate. The USFed discount window was made cheaper for foreign banks than US banks (who pay 75 basis points), an indication of the destruction.Rumors persist that a cool $1 trillion has been made available. Five other central banks participated in the coordinated move which included the Bank of Japan. The Frankfurt-based EuroCB immediately made loans for $50.7 billion to 34 big teetering Euro banks on December 1st, the terms for 84 days at a fixed rate of 0.59 percent. That compares with the $395 million lent in the last three-month offering on November 9th at a 1.09% rate. The EuroCB also lent five banks $1.6 billion in regular weekly dollar operation on a single day as December opened, up from $352 million the previous week. The borrowing done at the Discount Window catapulted by 127-fold, from a paltry $395 million to $50.7 billion in a sudden move.
The public will not be informed of which banks tapped the credit line, more like a slush fund. They claim they do not wish to put the bank at risk of unwarranted attack. My view is the attack would be to put the proper value on the bank, ZERO. My sources tell that one major French bank was on the verge of failure, probably Societe Generale. Another source of bank and gold information was very clear in telling that the USFed acted reluctantly and forcefully, in order to avert a major catastrophe. He described a situation where several big Euro banks (the usual suspects in France, Spain, and Italy) were on the verge of failure. The USFed was appealed to by the EuroCB so as to prevent an estimated 20 Lehmans from occurring overnight, as in multiple bank failures from a flash event. He went on to mention that a flash event is inevitable, which the central bankers are powerless to stop. It will come in time, with an unknown trigger event that lights a fuse. Each new $trillion credit line buys less time and covers fewer obligations.
The Wall Street banks filled a void in providing liquidity in USDollar denomination to the big European banks. In doing so, the New York banks have tied themselves with a lethal financial tether to Europe. The London banks had already been connected. The connection lies in the shadowy derivative market. It used to be kept in the shadows since the contracts provided the majority of bank profit, and even supported the artificial rates in the bond market to a great extent. Now the derivative market is kept in the shadows because the big banks are mutually destroyed by insurance awards after failures. A little publicized trend was put into effect in the middle months of 2011. The big Wall Street banks filled a void. The inter-bank lending in Europe came to a halt in response to the sovereign debt crisis, a euphemism for the Southern European Govt bond market collapse. The big US banks offered a lifeline in the form of leveraged liquidity based upon unregulated derivatives whose notional value is in the $trillions. In doing so, the Anglo banks created a mutual risk factor in the umbilical cord of shadowy structures. If a handful of big European banks go bust, the contagion will be felt instantly (as in overnight) in New York and London. To claim that the US is insulated from Europe is nonsense. To claim that the European distress makes the US more attractive is patently false. Fifty major financial firms are tied around the necks with a common thick rope, weighed down by insolvency, going down together. Matters are so bad in Europe, that most banks have shut down the inter-bank lending, thus isolating the weakest. Huge funds placed at the Euro Central Bank signal the failures. The big European banks are soon to fail. They distrust each other.
THE GREAT GOLD PRICE DIVERGENCE
The Gold market has gone into the Twilight Zone. The ruin of the European banking system, dragged down by toxic sovereign debt, has made the big Euro banks desperate. They are tapping into the virtually unlimited Dollar Swap Facility, using borrowed money to lease gold. The Powerz have made the lease rate negative in order to attract borrowers. The supply has come from both Libya and Greece. These corrupted bankers require more gold, thus more wars and more victim nations. The system has turned to extreme abuse in order to keep a lid on the gold price, or better yet, to avert a string of Lehman-type financial firm failures in Europe. In the process, a Jackass forecast has begun to come to pass. The paper gold price (dictated by the bizarre COMEX market) is diverging from the physical gold price (determined by actual large private purchases). In late November, a great reliable global gold trader source assured that despite a posted $1740 gold price, the true physical price paid for large gold bullion purchases in the private market was more like $1950 per ounce!! That is a $200 price divergence, or 12% higher.
The COMEX has been drained of gold inventory.
The MF Global event was motivated by the desire to avoid meeting delivery notices.
Instead, JPMorgan stole the accounts demanding delivery, a neat trick fully permitted by the Syndicate that controls the USGovt, the US regulatory bodies, and the US law enforcement.
The lawsuits will be full of drama and intrigue. The integrity of the US financial system has been exposed, this time in full glory that even financial news anchors cannot deny.
Here is the smoking gun. Days after the MF Global bankruptcy was filed, and a vast array of deliveries in silver were expunged. The silver vault inventory tells the story of the crime. JPMorgan simply converted what should have been MF Global client silver into JPM licensed vaults.
Review the timeline.
MF Global declared bankruptcy on October 31st.
About a week later the CME began reporting that 1.4 million ounces of Registered silver was unaccounted for and unavailable for delivery, including 627,182 ounces from non-cartel banks.
About 7 to 10 days afterwards, JPMorgan suddenly reported a deposit of 613,738 ounces into Eligible vaults. Exactly seven days later, JPMorgan adjusted this silver into Registered vaults. JPMorgan had not seen one significant silver deposit in months prior to this bountiful day.
Great work on the part of the Silver Doctors to decipher the story.
The charade continues before the USCongress. They are told of claims that investigators are searching avidly for the missing funds.
They know where the funds are, in JPMorgan London accounts. They told us they were avidly looking for Madoff Funds too. They know where those funds are too, in the Land of Yodels. Reckoning is coming.
Big bank failures are coming.
Unspeakable debt monetization is coming.
Flash events are coming.
More vanishing acts for private accounts are coming.
Divergence in the gold price is coming that will shut down the COMEX altogether during a parade of lawsuits, but probably not prosecution.
National debt defaults are coming. The new 2012 year will prove to be a tumultuous year, will chaos reigning and the global monetary system laid to waste. Gold will soar, probably not for the leverage addicts who choose to play in the rigged corrupted futures contract arena, the chronic victims of fraud. If lucky, their accounts will not vanish, possibly stolen.
The wise who will survive and thrive will snag the physical gold offered at attractive artificially low price. Large purchases are not available at the current posted paper price.
DESPERATELY SEEKING BULLION
The Powerz need more Libyas and Greeces.
They tapped into 144 metric tons captured in London from the Libyan accounts and 111 metric tons seized from the Greek accounts. It is the bankers New Gold, as reported by intrepid Jeff Neilson.
In a fresh sign of bankster desperation, the lease rates for gold have been pushed down to net negative levels. Contrast to the extraordinarily high premiums paid on gold purchases. Big European banks on the brink of ruin, the next Lehmans, are leasing gold in order to raise cash and stave off failure.
It is simple math. The great enablers are the central banks. Cases exist of multiple sellers of the same gold bullion bars, a common trick made famous by the GLD exchange traded fund, the SPDR Gold (dis)Trust.
All leasing is done without regulation, like the derivative market. Neilson concludes, “Here is where we come upon a seeming paradox with respect to the recent explosion of gold leasing. We know that the banksters have virtually run out of their own bullion, as the evidence is absolutely conclusive. The same Western central banks which were openly selling 500 tons of gold per year onto the market every year have now all totally ceased their gold sales. They have no more gold, or at least they had no more gold." The Washington Accord guided official gold sales, a completed process. The physical gold price is diverging from the false paper price directed by the COMEX and guardians like JPMorgan.
If truth be known, over 40 thousand tons of gold bullion has been leased and sold that does not exist.
In the coming years, reconciliation will assist in sending the gold price much higher, toward $5000 per ounce. As time passes, more criminal actions will be visible in the open, like MF Global.
POLITICAL LEADERS TURN IRRELEVANT
Pointless meaningless exercise in futility is seen in the big European summit meetings. They are wasting their efforts, biding time, deceiving the public, and supporting the bankers in last ditch attempts to salvage what cannot be saved. The sovereign bond market is loaded with rollover interactive explosive devices that will continue to explode without relief. The politicians offer no solutions, as Merkel and Sarkozy are the only members meeting in public eye, yet neither has any power left. They meet and sign deals only to be contradicted and countermanded later by the bankers with power and court judges reciting law. The German leaders at the summit meetings are all for public show, even financial market management. None has any power left. None is involved in the new alliance. The informed observer need not follow what they decide upon anymore, because in 2 to 3 weeks their pact will all vaporize into nothingness. Markets are impressed for minutes and no more. Witness their last several accords, none of which endured. The movie keeps repeating like Ground Hog’s Day. They cannot solve the ultimate entrenched problem of toxic sovereign bonds within the PIIGS nations of Southern Europe. They have no tools in their medicine chest, only phony money and more debt, even silly new Uber-Bonds. They actively avoid putting their decisions to a public referendum vote, since the people would vote down any further bank welfare in the form of more bond redemptions or bailouts. No evidence of democracy can be seen. Politicians debate, dispute, then make accords, but their communiques are common graffiti.
The dirtiest secret is that France has already been tossed into the PIIGS pen by Germany, no invitation given to join them in the next chapter. Nothing is decided anymore in Paris without Berlin approval. Germany owns over 90% of French Govt debt. Absolute desperation is seen with the string of absurd vacant meetings held by two powerless figures, Angela Merkel of Germany and Nicolas Sarkozy of France. Merkel has zero political base, yet insists on conducting more meetings that lack enduring substance. Sarkozy attends the meetings but has been stripped of his privilege to cleave with Germany, rejected. The French are going through a flailing stage beset by convulsions on the political stage without proper identification by any geopolitical doctor. Their crippled president actually claimed publicly that loss of AAA rating for government debt would not be insurmountable. Within days, the extreme pressure placed upon one US rating agency caused a delay of the debt downgrade.
The key to Europe is the chain of explosive devices linked to France, Italy, and Spain. No solution exists. Rollover of their debt will exacerbate the crisis. The leaders are like witchdoctors presiding over a bonfire. The OECD has thrown some water on the faces with a forecast of government debt in industrialized nations, set to rise from $10.4 trillion to $10.5 trillion in the coming year. The prospect to finance the debt is perilous.
WALL STREET SUBTERFUGE IN NEW WEAPONS
Wall Street is reported to be sabotaging the Euro currency. They are using a Japanese Yen position front. They also rely upon debt rating agencies to sling key attack arrows. The belief is that what hurts the Euro currency will help the USDollar. Such shallow strategy. It will result in mutual destruction with gathering momentum, along with an unstoppable collapse of big banks in Europe, Lond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sordid story was reported by Zero Hedge last month about how the Wall Street villains had created short trades directed against the Euro currency and even the big European banks. They had created a complex network of positions designed to conceal their nefarious intentions. At the center was a funding mechanism from the Japanese Yen currency. The belief was that further damage and destruction in the European financial structure could be helpful in lifting the USDollar, or at least buying some more time. This is the very essence of the Competing Currency War and its mutually destructive tactics, so much so that analysts adroitly describe it as a race to the bottom in the protection of the export trade.
Joining the subterfuge are the US-based debt rating agencies. They have been dutiful in delivering painful debt downgrade banners to fly over both government debt and corporate debt across mostly Southern Europe. Theirs are non-stop financial assaults. The very same corrupted agencies were bought off from 2000 to 2007 with rosy undeserved AAA ratings on toxic bond securities sold by their Wall Street masters. A pretty cream topping on a pile of cow manure does not make the paddy delectable to eat. The USGovt debt downgrade was followed by an endless skein of European downgrades for banks and sovereign debt, the motive being to even the wrecked playing field, and make the US not so alone, subject to intense scrutiny. The USDollar has performed well since the Greek Govt Bond disaster spread to Italy, even spreading the stench to France. Some European leaders have openly complained that the US-based debt rating agencies are doing damage with motive, ignoring the rot in US banks.
HYPER INFLATION & THE FAILURE OF 0%
Hyper monetary inflation is the advantage almost entirely for the banker class. It is being used to prepare for domination in the next chapter. By directing largesse to Wall Street, and obstructing it to the Main Street, the Powerz believe they are winning the battle over inflation. But they have presided over a wicked rot instead, in addition to causing a class war. The eventual cost will be lethal inflation and a thrust inevitably into the Third World. The theory is simple enough. Prevent the massive flow of monetary largesse from reaching the main channels of the USEconomy. Keep the labor wages down, even if costs are rising universally. Direct the enormous sums of money into the banking sector to cover toxic bonds, to redeem preferred stocks, and to replenish funds for executive bonuses. Then claim success over inflation after falsifying the official CPI data. Furthermore, use public disclosure with all the fanfare concerning big relief packages like the TARP Funds to distract attention away from the truly mindboggling multi-$trillion grants at 0% never to be repaid by central banks and major financial allies. The above scenario is an over-simplified account that glosses over further illegal activity in the form of forged home foreclosure documents. The end result is a profound resentment that has sparked the primary roots of a class war, and the Occupy Wall Street movement. The bitter fruits are many, such as lost market integrity from chronic interventions, lost moral fabric from moral hazard swallowed whole, and a nation that undergoes systemic failure without relief or compassion. Any actual steps toward a legitimate solution are nowhere seen, like big bank liquidation, like home loan modification, like the return of industry from Asia. When any reconstruction begins, the ultimate cost must be paid by the stern hand of Economic Mother Nature, the effect to include a dynamo of price inflation, a powerful currency decline from global rejection, if not isolation and punishment.
The 0% monetary policy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a monetary failure. It forces an economic failure. Worse, it is a badge to represent failure, not a remedy from failure. It is a road sign on a dead end in a grotesque liquidity trap if monetary growth is halted, and hyper-inflation if continued. The United States is repeating the Japanese lost decade policy, but doing a better job of lying about the results. The United States has learned nothing from their lost decade. The US is much worse off than Japan. The US has no broad industrial base. It has no trade surplus. It has no self-contained federal debt. It has no long school season. It has no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when grand crimes are revealed. Jim Rickards has made the point in the speaking circuit that despite knowledge and awareness, the United State bank leaders are repeated the exact same monetary errors that Japan made. Adding liquidity to an insolvent system does not accomplish anything, but the US will do it over and over again without success. In fact, after the ineffective policy is evident, the US will double the effort in a glaring example of futility. Worse, as the US repeats the errors, it boasts of being superior, even as the official statistics are grotesque lies worthy of derision. The US protects the grand larceny perpetrators, the big banks. See JPMorgan and the MF Global case.
The 0% marquee is actually a tombstone epitaph, since the US cannot exit from its clutches. It will force the ruin of entire fortresses of capital. The wrong price of money assures that capital destruction. The USGovt cannot permit a rise from 0% in capital cost, since it is running $1.5 trillion annual deficits. Normal cost of money would result in hundreds of $billions in higher debt service costs. The United States is trapped by 0%, not stimulated by it. As time passes, more capital will be retired, more speculation will be the norm, and healthy capital formation will become a mirage. The system will hurtle toward systemic failure.
The USGovt debt ratio is about to reach 100%. The once powerful beacon of freedom and juggernaut of financial prowess looks like yet another PIIGS nation. The debt monetization is orders of magnitude greater than admitted, part of the policy landscape, a QE To Infinity. More debt downgrades are coming. In early 2009 the US populace was told that the USGovt budget deficit would return under $1 billion. It did not. According to the Jackass forecast, it zoomed up to $1.5 trillion and stayed there for consecutive years. The deficits persist chronically without remedy in the $1500 billion range annually, a staggering 43% ratio of the total budget. The other debt ratio is the cumulative debt versus the USEconomic size as measured by the Gross Domestic Product. The United States Govt is soon to hit the 100% debt mark versus GDP. The pair of debt ratios is typical of PIIGS nations in deep trouble. The profound risk to the US financial system is masked by the USFed activity. They are monetizing 10 times as much as they admit, and the Quantitative Easing programs never were interrupted. The Operation Twist was a grand deception to conceal coverage of what foreign central banks wished to dump. Look for another debt downgrade of the USGovt in coming months, after the Q4 shows a ripe $1 trillion in added deficits.
Compare to Canada which has a mere 34.9% total debt burden versus its GDP, a much stronger financial situation. The nation in the Great White North could have been a powerhouse leader with a huge sovereign wealth fund like Norway, except they followed the Goldman Sachs path to the fields of corruption and fealty, selling almost all their gold in a grand Wall Street game that even Switzerland joined. Then Canada followed the Bush Doctrine of fascism, embracing the war footing, sending soldiers to support the narco war, and tightening the security vise. Next they will become a Chinese commercial colony, a better fate than the US to be sure.
http://www.marketoracle.co.uk/Article321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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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nkers’ New Gold
Jeff Nielson
2011-12-14
In a fresh sign of bankster desperation, we recently learned that they have pushed lease rates for gold to the lowest, negative level in history – i.e. they are paying people more money to “borrow" their gold than at any other time. We know this is a sign of desperation, because back in the real world, buyers are paying premiums near record-highs to buy their (real) gold.
There are numerous implications regarding this latest bankster tactic to suppress the gold market, but before getting into those let’s explore all of the reasons why bankers like “leasing gold" in the first place. The starting point is to note that it is with gold-leasing that we see the beginnings of the banksters’ 100:1 leverage in the gold market.
A banker is holding a quantity of gold in his vault. He “lends" the gold to a trader, and suddenly you have two parties both pretending to be the “owners" of that gold. Naturally, the banksters also like the fact that this is a totally opaque, unregulated/unreported transaction. The banksters can secretly lend out their gold, and since the transactions are never reported, we lack the absolute proof that none of this “loaned gold" is ever repaid.
There is certainly plenty of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on which to base such a conclusion, however. In order to review this evidence, we first need to know what is being done with the bankers’ leased gold. A detailed analysis by veteran precious metals commentator Frank Veneroso explains how and why “The ultimate borrowers in the gold lending operation are these shorts in the gold futures and forward market."
We immediately see a second reason the bankers love gold-leasing: all of the “leased" gold ends up being shorted onto the market. What this directly implies then is that in order for these gold leases to ever be repaid the short positions must be closed out so that the gold (supposedly) backing the trade can be repatriated to the bank. However, what we see in the gold market is a huge, permanent short position in the gold market – which has swelled enormously since Veneroso wrote the article above nearly a decade ago.
We now know that at least some of these gold leases have never been repaid, since the gold that was loaned out remains on the market. However, as a matter of simple arithmetic we can deduce that few if any of these leases are ever repaid. As I noted above, each gold lease creates “paper gold" (i.e. a “fractional reserve" gold market) and increases the bankers’ leverage in the gold market.
We know from Jeffrey “I can’t keep a secret" Christian of the CPM Group that the gold market is leveraged by approximately 100:1. Yet just as every new lease increases leverage in the gold market, closing out any lease would reduce leverage by a corresponding amount. The combination of the permanently rising leverage, and the permanently rising short position provide irrefutable empirical evidence that little if any of this “leased gold" is ever repaid.
We can reinforce this conclusion further through common sense, and a basic observation of bankster behavior. Specifically, bankers never reduce their leverage voluntarily – the exception being short-term panic reactions each time their reckless gambling (again) pushes them to the verge of their own bankruptcy. However, as noted above there is zero empirical evidence that the banksters ever reduce their leverage in the gold market on even a semi-permanent basis.
Having supplied several powerful reasons as to why the bullion banks love to “lease" their gold (i.e. sell it to multiple buyers) begs the question: why aren’t the bankers always “leasing" vast amounts of gold to suppress the price? Hopefully that answer is obvious to regular readers. If you want to loan ton after ton of gold onto the market, you must have some original bullion to lend into the market in the first place.
Here is where we come upon a seeming paradox with respect to the recent explosion of gold leasing. We know that the banksters have virtually run out of their own bullion, as the evidence is absolutely conclusive. The same Western central banks which were openly selling 500 tons of gold per year onto the market every year have now all totally ceased their gold sales. They have no more gold…or at least they had no more gold.
Yet here we have the same bankers directly implying that suddenly they have lots of gold. It makes no sense to announce “the greatest sale on gold in history" – only to run out of inventory after the few first customers have bought their fill. Clearly the bankers have some new gold. This begs an even more obvious question: where did they get it?
Here, unfortunately, we must descend into speculation. However it is speculation which we can back up with yet more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As I noted in a previous commentary, as part of the “economic rape" of European economies, the bankers announced that they would be “willing to accept gold as collateral" for some of their (fraudulent) paper debts. How magnanimous of them!
As we all know, when Greece (finally) forced the bond parasites to absorb 50% “haircuts" on their holdings that was a default event. What happens when a debtor defaults on a debt? Collateral is seized. The latest statistics from the World Gold Council on official government reserves show Greece sitting with over 111 tons of gold. And as victims of the MF Global collapse have learned the hard way, our criminal governments (and the bankers who pull their strings) no longer see it as necessary to even report when they have taken something from people. Thus the bankers could have looted every ounce of Greece’s gold from its people and it could be months, years, or never before we finally find out about it.
One hundred and eleven tons is a lot of gold to lease, but it’s certainly not the only gold hoard onto which the bankers could have recently latched their talons. Those who followed the “Libyan revolution" will have recalled a remarkable flip-flop by the West.
At one moment, we had the vastly superior military forces of Muammar Gaddafi steamrolling the rag-tag, disorganized rabble we knew as the “Libyan rebels". They were on the verge of collapsing. All hope was lost. Western leaders lamented that the lack of “UN authorization" prevented these upstanding citizens of the global community from doing anything to assist the rebels – and there was absolutely no sign of any “movement" in those negotiations.
The next moment, the same disorganized rabble which didn’t even have a military command structure (let alone a nation to command) announced they had created a “central bank". About ten seconds after that announcement, Western leaders announce a “sudden breakthrough" at the UN, and a drafted-and-approved resolution instantly materialized. And before the ink was even dry on that document, war-planes from several Western nations were on the way to Libya to enforce a “no-fly zone".
At that point we witnessed how much regard these Western nations had for international law. When following the UN mandate and merely enforcing the “no-fly zone" was not producing the result these nations desired, they simply tore up the resolution and threw it away. Instead, they began carpet-bombing any/all areas under the control of Gaddafi, slaughtering his ground forces (and large numbers of civilians) in what is a textbook example of “war crimes".
This brings us back to the pivotal moment when Libya’s central bank was created. What possible purpose could there have been for the rebels to create a central bank before they had even created a real army to take control of the country? There was no “banking" to be done. And yet it was the creation of that symbol which was the obvious catalyst for a massive military commitment by the West.
One thing we do know about central banks is that they are the official receptacles for a nation’s gold reserves. Turning again to WGC statistics on national gold reserves, we see that Libya had even more gold than Greece, 143.8 tons to be precise – and more than enough for a group of gold-hungry bankers to instruct their lackeys in government to mobilize their war-machines.
Let’s summarize the facts. We had Western central banks totally running out of any gold to sell onto the market, with all gold sales having ceased for more than a year. Suddenly, we have the bullion banks announcing they have so much gold on their hands that they are doing more than just giving it away, they are literally paying people to “borrow" it – in the greatest “gold sale" in all of history.
We have the same bankers announcing that the gold of Greece was now “collateral" for its sovereign debts. We then had the Greek government defaulting on those debts, directly implying the seizure of that collateral.
We had the “rebels" of Libya on the verge of total annihilation, while Western governments claimed they were helpless to intervene because it was “against international law". We suddenly saw the rebels create an official receptacle for their nations gold, and then had those same Western nations instantly launching a massive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to Libya, where Western governments flagrantly disregarded international law while committing their war crimes.
You be the judge.
For newer or more timid investors in the gold market who fear that this latest operation is somehow an indication of bankster omnipotence, relax. It was less than two years ago that the scheming banksters thought they could torpedo the gold market through getting the IMF to dump 400 tons of gold onto the market (50% more gold than that of Greece and Libya combined).
What happened then? As soon as that gold hit the market, India swallowed-up half of it in one gulp. The price of gold was permanently launched above the $1000/oz mark – and the gold market has never looked back since.
We know that the banksters are capable of depressing the price of gold over the short-term. We also know from the six-fold increase in the price of gold over the past decade that they are losing this “war". Meanwhile, it is only a matter of time until the masses realize that the worthless paper in their wallets is worthless. Sounds like a great time to buy gold – on sale.
Jeff Nie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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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歷來第七大破產個案
歐債風暴襲美 『明富環球』破產（10／31）
2011年 11月2日
【葉俊沂、劉煥彥╱綜合報導】
全球最大經紀商公司明富環球（MF Global Holdings）聲請破產保護，為全美首家因歐債危機而倒閉的金融機構。國內最大期貨商寶來曼氏期貨（6023）昨表示，明富環球只是持股19%的外資股東，不參與經營，對寶來曼氏期貨的營運及財務均沒有影響。
握63億美元問題歐債
明富環球營運長艾比羅（Bradley Abelow）表示，由於歐債風暴所引發一連串事件，如金融管理單位要求增加資本、信貸公司調降信用評等、保證金要求等，導致明富環球於歐洲遭受大額虧損。
明富環球共握有包含義大利、西班牙、比利時、葡萄牙及愛爾蘭共63億美元（1895億元台幣）問題國家債券。全球交易所和結算公司已紛紛暫停明富環球的交易，該公司聲請破產保護，也促使英國監管部門首次啟動保護機制。
明富環球於2006年投資寶來期貨，持股比率19.5%，僅次於寶來證的44.54%，是第2大股東，之後寶來期貨也更名為寶來曼氏期貨。但隨著明年4月寶來曼氏正式併入元大期貨，屆時明富環球持股比率將降至11%。
寶來曼氏總經理周筱玲昨天表示：「台灣期貨商交易國外盤屬多家上手制度，單一上手有狀況，公司還有其他上手可繼續下單，對交易不會有影響。且客戶保證金均存於受主管機關監管的客戶保證金隔離帳戶，受各國相關法律保障，客戶保證金權益不會受損。」
寶來曼氏也強調，明富環球不可能拋售對寶來曼氏期貨持股，因在進入破產保護程序後，明富環球資產已凍結。
瑞士信貸擬裁1500人
證期局官員則表示，目前仍在觀察明富環球聲請破產保護的後續狀況，包括寶來曼氏期貨是否提出任何需求；此外，證期局表示，已於8、9月調查過業界狀況，目前已知國內期貨業幾乎沒有投資歐債。
目前明富環球急欲出售美國經紀業務子公司MF Global Inc.以尋求公司生存機會，但客戶資金無故消失的消息曝光，使出售計劃宣告破局。目前美國證管會及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續調查資金消失原因。
除明富環球聲請破產保護，瑞士信貸亦因企業遭逢3年多來首度季虧損，計劃裁員逾1500人。
明富環球小檔案
英文名稱：MF Global Holdings
公司簡史：
◎1793年成立，原為英格蘭糖品經紀商
◎2007年公開上市
主要業務：各項金融商品經紀、諮詢業務
企業總部：美國紐約
員工數：2870人(截至2011年3月止)
執行長：柯辛(Jon Corzine)
市場地位：全球最大期貨經紀商
市值：1.97億美元
今年來股價漲跌幅：-8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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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美國美資近日積極介入俄羅斯杜馬(國會)民主選舉 並操控不服輸的反對派鬧事 惹惱了普京 使得惱怒的普京抖出了美國背後顛覆利比亞（先秘密保護著格達費、後出賣殺害之）的一絲真相】
普京指責美特種部隊涉嫌殺害利前領導人格達費／卡紮菲
2011-12-16 人民網
據法新社12月15日消息，俄羅斯總理普京15日在與民眾直播連線節目期間指出，美國特種部隊涉及殺害利比亞前領導人卡紮菲（格達費）。
“這事是誰做的？”
普京說道，“無人機，包括美國的無人機。它們攻擊了他（卡紮菲／格達費）的車輛。然後，通過（美國的）特種部隊——他們原本不應該在那裏的，它們引來了所謂的反對派和戰士，未經法庭審判或調查就殺害了他（卡紮菲／格達費）。”
法新社說，普京的言論也是俄羅斯首次將美國政府與卡紮菲（格達費）之死牽連在一起。
《對利比亞戰爭的戰略解讀》
2011年10月31日午夜，「北約」正式宣佈結束利比亞戰爭。[1][①] 這場戰爭是“冷戰”後西方首次在非洲大陸發動地區戰爭，也是西方首次“強行改變”當前西亞北非國家的政治進程。
總體看，這場戰爭的爆發與當前特定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背景直接相關。同時，這場戰爭“反過來”又將“重新塑造”利比亞、阿拉伯世界乃至未來國際格局。因此有必要對這場戰爭的基本背景及戰略影響進行必要評估。
一、利比亞戰爭是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日趨失衡”的必然結果
利比亞戰爭的爆發是多種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它與近幾十年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日趨失衡”直接相關。
首先，這場戰爭是當前國際體系急劇轉型的必然產物。
20世紀國際體系主要經歷了兩次重大轉型，並促使體系內國家的行為發生重大變化：二戰結束後，以西方列強主宰世界為主要特徵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世界四大員警”（美、蘇、英、中，主要是美、蘇兩家）共治世界的“雅爾達體系”。
但此後50多年，設想中的“美、蘇合作”最終變成了“美、蘇冷戰”現實。換言之，冷戰之“實”與雅爾達體系之“名”格格不入。這對美、蘇不是好事，但對“夾縫中生存”的第三世界國家卻不然。
一方面，美、蘇“核恐怖平衡”反使世界維持了難得的和平狀態，雙方在第三世界的爭奪總體較為節制，甚少直接發動戰爭。
另一方面，美、蘇為獲得競爭優勢，都將爭取第三世界支持作為制勝籌碼，競相為其提供經濟和軍事援助。這就為諸多第三世界國家提供了閃展騰挪的外交餘地，藉以謀求政治獨立和經濟自主。
而20世紀90年代初蘇東陣營解體使西方勢力一枝獨大，這些年來，西方通過“北約東擴”、（Ｇ８）八國集團、意識形態等紐帶越綁越緊。世界權力結構失衡使“雅爾達體系”名存實亡，並逐漸形成了西方“聯手打壓（顛覆裂解）”非西方國家的“後雅爾達體系”。這種國際體系與力量分佈“名實相副”，因此在該體系下，西方（強者）更富於“侵略性”，其對非西方國家（弱者）干涉（顛覆裂解）更加頻繁。
“冷戰”結束後相當長時期，美、歐忙於分享“冷戰紅利”，通過“北約東擴”與“歐盟東擴”等方式“瓜分”前蘇聯在東歐的“勢力範圍”，從而將東歐和部分前蘇聯版圖日趨納為西方的週邊地帶。[2][②]
而1999年西方發動科索沃戰爭就是因為南聯盟“阻擋”了北約和歐盟東擴的步伐。但近年來，隨著俄羅斯復興，歐、美東擴之路遇到抵制和阻擊，尤其是2008年8月俄羅斯出兵格魯吉亞，而美、歐又未能做出有效反擊，標誌著持續十幾年的東擴進程已成“強弩之末”。在這種背景下，歐、美戰略角逐重心日趨轉向中東、中亞、非洲等資源豐富或地緣位置重要的“中間地帶”，並對“不聽號令”的（主權）國家頻頻使用武力。美國為“深入”中亞和中東，在短短2年時間內接連發動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地區戰爭。
而2011年「北約」“發動”利比亞戰爭“遵循”的正是相似的邏輯。
歐盟早在1995 年就與地中海沿岸12 國“啟動”了旨在加強雙方全面合作的“巴賽隆納進程”。美國也加大在非洲投入力度。
法國總統薩科齊為恢復、擴大法國在非洲影響和利益在2007年競選期間又提出『地中海聯盟』設想，重點加強與北非國家合作，並企圖使阿爾及利亞、利比亞以及臨近的蘇丹和幾內亞灣等重要產油區為法國提供穩定能源。但這些“重返非洲”舉措受到利比亞（格達費反殖民愛國民族主義者）的“掣肘”。利比亞卡紮菲（格達費）政權“民族主義（反殖民愛國主義）”色彩甚濃，他早期曾採取一系列“保護”民族利益的重大措施，如收回美、英在利比亞軍事基地，廢除同西方公司不平等協定，將所有外國公司收歸國有等。即使2003年卡紮菲（格達費）“投靠西方”後其政策仍保持很大獨立性。2008年7月首屆“地中海峰會”召開時，卡紮菲僅派代表作為觀察員出席，他還“批評”『地中海聯盟』設想是“殖民主義者”和帝國主義的回歸。[3][③]
利比亞強烈的“獨立姿態”使其成為歐洲政治和資本力量“南下擴張”的主要“絆腳石”。
就像當年擋住「北約」和歐盟東擴的“南聯盟”必然要遭受西方軍事打擊一樣，利比亞因阻擋了西方（特別是歐洲）新一輪地緣政治/經濟“擴張”浪潮，而為後來遭到西方的軍事打擊埋下伏筆。美、英、法之所以在深受金融危機拖累的困難背景下執意發動利比亞戰爭，正是由於利比亞“阻礙”了北約國家“重返非洲”戰略規劃的實施。[4][④] 此外，2011年（由美帝中情局所屬外圍非政府組織的“Wikileaks維基解密”配合“美國資本勢力”所煽火策動）席捲西亞、北非的“中東波（顏色革命）”使西亞北非地區對外防護能力降至歷史最低點，為西方武力干涉利比亞提供難得機遇。法國因支持突尼斯本•阿裏外交失分，此後又過早承認利比亞反對派而再次面臨外交失敗，因而急於通過發動戰爭挽回在阿拉伯世界形象。[5][⑤]
回顧“冷戰”後發生的數場地區戰爭，前幾場戰爭基本是美國唱主角，歐洲唱配角，而這次的利比亞戰爭歐、美角色正好對調。這從側面說明，歐、美在對付非西方國家時已形成互相“補位”的戰略默契。而這正是西方共治世界的“後雅爾達體系”的典型特色。
其次，這場戰爭也是“壟斷資本主義”“惡性發展”的必然結果。
蘇東社會主義陣營解體後，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在“經濟全球化”名義下迅速“主宰”全球。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大的問題就是因追求“利潤最大化”而導致的“肆意妄為”。在平均利潤率不斷下降趨勢下，資本家為獲得更高利潤而日趨將資本從生產領域“轉向”金融領域，創建了“脫離”實體生產的金融資本。當前，世界（實體）商品交易量所需流通貨幣量只占資本交易量的４%。但金融領域本身不創造財富。金融業的過度繁榮並不意味資本主義找到自我救贖之路，而更像是病情加重後出現的“虛胖和浮腫”。
因為它意味著由４%的“實體經濟”“創造”的剩餘價值要由100%的資本來“分贓”，由此使資本增值空間越來越小，平均利潤率被金融泡沫急劇攤薄而趨近於零。在利潤率趨近於零的背景下，金融資本謀利主要靠“金融炒作”和層出不窮的“金融衍生品”，由此演變為“空手套白狼”的“賭場資本主義”。[6][⑥]
而2008年以來不斷深化的金融危機以及歐美債務危機表明，資本主義經濟已到“無法自我調節”的地步。
在這種“背景”下，“(人為)製造(人禍)災難”就成了緩解經濟危機、獲取利潤的“慣用手段”。這裏的災難既包括由大自然引發的海嘯、颶風、地震、乾旱，也包括（人禍災難）政變、戰爭、恐怖襲擊等社會暴力行為。
“通過”等待和“（人為）製造（人禍）災難”，進行“精心策劃”的“（災難禿鷹）掠奪”，以及將災難視為激動人心的市場機會，意味著資本主義已演變為“災難（禿鷹）資本主義”。[7][⑦] 其主要經濟策略就是“等待一個大危機，然後趁著遭受打擊的人民茫無頭緒之際，把國家資產一塊塊變賣給個人，並且迅速讓‘改革’永久化。”[8][⑧]
從緩解經濟危機角度看，這些（人為製造的人禍）災難和(恐怖主義)暴力手段的“首要經濟目的”就是“打開”原本封閉的新市場。因此，西方武力打擊的重點就是那些阻擋資本擴張、奉行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社會主義政策的(主權)國家，以及市場體制落後、不肯與資本主義體系“接軌(接鬼)”的“化外之邦”。
在歷史上，“資本積累和殖民化過程如同一根紅線貫穿著整個工業化時代。”[9][⑨]
冷戰結束後，西方（禿鷹）“發動”的數場地區戰爭既是爭奪“中間地帶”的地緣政治擴張，更是為將這些國家“強行納入”西方經濟體系的資本擴張。
“經濟絕非這些戰爭唯一的動機，但在每一場戰爭中，重大的集體打擊都被利用來為經濟休克療法鋪路。”[10][⑩]
2003年美國(瞎掰理由藉口)發動伊拉克戰爭前，美國正面臨多年來未遇的經濟衰退。因此小布希（布希三世）政府一直在刻意“尋找”對伊拉克發動戰爭的“藉口”。小布希（布希三世）2006年坦承：
“我這幾年最困難的工作之一，就是如何將伊拉克與反恐戰爭聯繫起來。”[11][11]
而正是在這場戰爭後，伊拉克資源市場逐步“被打開”，同時也為西方資本打開了一個巨大市場。
美國一家公司合夥人興沖沖地說：
“獲得寶潔公司（Ｐ＆Ｇ）產品流通權就像金礦一樣，一家貨色齊全的7-Eleven超市可以打倒30家伊拉克雜貨店；一家沃爾瑪可以接管全伊拉克。”[12][12]
近兩年，歐、美（數位金融泡沫）債務危機持續發酵，經濟形勢嚴峻程度遠比2001年時更甚。而經濟危機嚴重程度歷來與“災難資本主義”“(人為)製造(人禍)災難”的嚴重程度“成正比”。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越是嚴重，西方越有可能因絕望而訴諸武力。[13][13]
2011年利比亞戰爭很大程度就是西方試圖緩解（數位金融泡沫債務危機）國內經濟矛盾的一種手段。利比亞石油儲量非洲第一，而且油質好，開採成本低，且有半數以上未開發（注：利比亞擁有１４１噸黃金），西方如能獲得這一“石油大蛋糕”無疑有助於提升經濟信心。法國外長朱佩不加掩飾地將法國介入利比亞軍事衝突稱作是“對未來的投資”。[14][14]
值得關注的是，在這次戰爭中，越是那些“產業空心化”、金融資本膨脹的國家（如英、法、美）參戰越積極，而實體經濟較為發達的國家（如德國）對戰爭則明顯不熱心。這從一個側面說明：“賭場資本主義”更易演變為“災難資本主義”。
二、利比亞戰爭“加劇”了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失衡狀態
利比亞戰爭是西方首次動用武力“強行改變”當前“中東動盪波”國家原有政治進程，也是冷戰後西方首次在非洲大陸發動的戰爭，因而對利比亞、阿拉伯世界乃至西方自身都已產生並將繼續產生深遠影響。
首先，“後卡紮菲時代”的利比亞可能淪為西方體系中的跟班和“附庸”。
二戰後期，史達林就曾說過：“任何人都會把其社會制度強加給別人，他的軍隊能走多遠，強加的範圍就有多遠。”[15][15]這句凝結著地緣政治學核心智慧的判斷同樣適用於這此的利比亞戰爭。北約武力推翻執政42年的卡紮菲政權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通過改朝換代將利比亞“馴化”為西方政治經濟體系中的“附庸”乃至挺進非洲的橋頭堡。
問題在於，現在畢竟不同於殖民時代，西方可以武力打敗利比亞，但卻不可能直接接管利比亞政權。怎樣才能確保利比亞馴服於西方呢？
從歷史經驗看，西方國家對第三世界國家進行“有效控制”的最有效辦法之一，就是使這些國家保持“政治軟弱”和“經濟依附性”，而“不得不”依靠外部大國。以西方“經略中東”為例。英、法和美國儘管主導中東的歷史時代不同，但其基本思路卻驚人地相似，那就是鼓勵、“扶植”中東國家內代表落後保守勢力、執政基礎不甚牢固的政權。但竭力避免這些國家出現大規模的社會和經濟革命，“避免”代表多數人利益的先進階級上臺掌權。“殖民國家為了支持它的統治，通常會對維持甚至加強殖民地不平等的社會與經濟結構頗感興趣……甚至殖民國家往往會造成新的特權和新的特權集團，以穩定其對殖民地的統治”。[16][16]
這些統治者完全“仰仗”西方支持才能維繫統治，因此不得不悉心維護西方在其國家中的種種利益。這就使西方大國與當地統治人物形成事實上的“結盟”關係。當年英國在挑選費薩爾當伊拉克國王時，英國外交部官員說得非常直白：“我們所要的是一位只滿足于登基為王，而不打算勵精圖治的國王。”“我們需要的是一些有阿拉伯人參加、使我們能放心地離開而同時又能在幕後操縱的政府機構；……而且前提是我們的經濟和政治利益將得到保證。”[17][17]
由此“不難理解”，為何中東成為世界上傳統君主制國家最多的地區。即使在實行君主立憲制的所謂“自由阿拉伯時期”（上世紀20-30年代），阿拉伯國家的統治者還是“不信任自己的人民，而甘願成為西方的奴僕”。[18][18]
而2011年發動利比亞戰爭的兩大主謀——英國和法國，恰好在一戰後曾在阿拉伯世界進行過“委任統治”，而其統治“秘訣”之一就是在各國有意識“培植”代表落後生產方式的王公貴族和部落酋長。這次英、法“故伎重演”，採取了挑撥、激化利比亞國內部落間矛盾的做法。鑒往知今。為了確保對戰後利比亞進行有效控制，英、法不可能允許利比亞再出現“卡紮菲式”的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式領導人，因此必然要“剔除”導致利比亞保持“獨立性”的勢力和制度，同時“大力培植”落後依附性勢力，以及可能導致該國政治衰朽的政治制度。
目前看，“後卡紮菲時代”的利比亞正在朝這個方向發展。從政治制度看，強制轉型使利比亞面臨“軟政權化”危險。據報導，「利比亞全國過渡委員會」已制定長達數年的政治進程時間表，[19][19] 儼然開始向“民主化”國家過渡。但利比亞本質上是個部族國家，境內有140多個部落。這次的利比亞戰爭也有濃厚的“部落戰爭”色彩，民眾對所謂“民主運動”的支持率還不到2%，[20][20]因此該國未來權力分配很難擺脫“部族政治”底色。即便實現所謂“包容性政治”，也不過是“按部族實力分配權力”。這種情況很容易導致利比亞最高權力“碎片化”，使國家陷入形式上統一、實則部落／軍閥割據的“伊拉克化”狀態。
如2011年11月22日成立“過渡政府”後，南部費贊地區的勢力抱怨被邊緣化，東部則有人抗議新政府是“西部人的政府”，一些部落拒絕承認新政府。有學者早就預言：“後卡紮菲時代無論何時出現，但有一點可以預見，那就是利比亞將陷入局勢緊張、危機四伏的狀態，各種社會力量將上演群雄逐鹿的大戲。”[21][21]在這種內訌不止的情況下，利比亞將不得不更多“仰仗”西方，而不太可能再與西方為敵。
從階級屬性和意識形態看，掌管利比亞未來的是一種比卡紮菲政權“更加落伍”的勢力。利比亞“食租經濟”的特點決定了該國最大的問題不是如何賺錢，而是如何分配財富。因此該國未來“舉什麼旗”，“走什麼路”的問題至關重要。而目前即將執政的「全國過渡委員會」內部魚龍混雜，[22][22] 東部反叛部落高舉的大旗居然是1969年被推翻的伊德里斯王朝用過的旗幟。“過渡委”顯然不能代表歷史進步力量。如果沒有西方武力“支持”，它根本不可能奪權上臺。事實上，儘管戰爭已經結束，執政當局（帶路黨）卻仍“要求”北約繼續呆在利比亞，[23][23] 這足以表明其執政地位和信心的脆弱性。
不言而喻，這些由（帶路黨）落後勢力掌控的國家越是脆弱，就越需要外界保護，也越願意在資源、主權問題上對西方做出大的“讓步”。利比亞戰爭期間，反對派（帶路黨）為換取法國支持曾承諾戰後法國可控制利比亞35%的石油生產。10月中旬，時任“過渡委”主席的賈利勒（帶路黨）宣稱，利比亞新政府將“優先考慮”讓西方參戰國進入利比亞商業領域。[24][24] 換句話說，未來的利比亞外交很可能是當年伊德里斯王朝的翻版，而“不可能”繼續保持“獨立自主”地位。這種“依附性”前途對利比亞民眾國民當然不是好事，但卻正中西方下懷——唯有如此，西方才可能有效控制該國，並借其實現預想中的地緣利益和資源利益。
其次，阿拉伯世界的民族復興夢更加渺茫。
阿拉伯世界總共3億多人口，領土面積超過1400萬平方公里，還擁有世界上最豐富的石油資源，完全有潛質成為世界權力格局中的重要一極。但近百年來，阿拉伯世界卻更多與戰亂、爭端、屈辱、落後、邊緣化等負面辭彙聯繫在一起。造成阿拉伯世界積弱積貧的根源是多方面的，但總的根本乃是該地區地緣版圖“碎片化”。[25][25] 亨廷頓認為，文明集團往往要圍繞一個“核心國家”，它能夠行使維持秩序功能。核心國家或核心國家的缺失或解體一般都意味著混亂和災難。[26][26]
中東地區常年動盪，外部勢力頻頻“插手”與該地區缺乏核心國家直接相關。一戰後，英、法依據1916年秘密簽訂的“賽克斯-皮科特協定”將阿拉伯世界“分割”成若干小國“委任統治”，由此“奠定”了中東地緣版圖“碎片化”的格局。這種災難性的建國史為阿拉伯世界埋下羸弱、動盪和外部干涉的禍端。這些國家實力相當、缺乏佔據支配地位的核心國家，因而“誰也吃不掉誰，但誰也不服從誰”。加之彼此政體、意識形態、政策乃至宗教教派差異甚大，很難建立行之有效的地區性聯盟。相反，每個國家都唯恐地區局勢不利於己，因此不約而同地採取“相互制衡”做法，導致地區內耗不斷，既無力解決內部矛盾，也無力阻擋外敵入侵，甚至“主動邀請”外部勢力介入中東。美國學者伯納德•路易斯曾指出，西方國家只需要人數很少的軍隊就能進入中東核心地帶；而要去趕走這些西方軍隊，則需要另外一個西方國家的軍隊。[27][27] 正是地緣版圖的這種“碎片化”格局使中東豐富的石油資源非但未成為阿拉伯民族之福，反而成為惹來戰爭的禍根。冷戰結束至今，西方發動的5場地區戰爭中，4場在伊斯蘭世界，3次針對阿拉伯國家，而伊拉克和利比亞恰好都是石油資源豐富的國家。
因此，阿拉伯世界要想實現民族復興，擺脫惡性循環的厄運，其基本前提就是謀求阿拉伯各國的團結統一。20世紀50-60年代，以納賽爾和阿拉伯復興社會黨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均強調阿拉伯民族要走聯合自強道路。雖然這種思潮因1967年中東戰爭而走向衰落，但這條路徑仍是阿拉伯世界實現復興的不二法門。
卡紮菲1969年上臺時深受阿拉伯民族主義思潮感染，自視為納賽爾的忠實追隨者，宣導阿拉伯民族主義。他曾指出：
“要想保護阿拉伯人民不遭敵人侵犯，就少不了統一；要想保護阿拉伯國家的成就，就少不了統一；要想保護自己和社會主義，就少不了統一。”[28][28]
執政以來，他先後試圖同埃及、敘利亞、蘇丹、突尼斯、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等國實現聯合或合併，可是都中途夭折，他還被埃及前總統薩達特視為“危險的妄想症患者”。[29][29] 此後這些年來，卡紮菲外交政策重點日趨轉向非洲，並力倡構建“非洲合眾國”、“非洲聯合政府”。[30][30] 但其政治話語中仍保留著反對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主張阿拉伯聯合等重要主張。可以說，卡紮菲已成為阿拉伯民族主義浪潮中的最後一位領導人。[31][31]
而阿拉伯世界如果真的像卡紮菲所說實現“聯合自強”，西方顯然將失去對該地區的控制，而該地區“保持”分裂內訌狀態，更“符合”西方戰略利益。由此不難發現，這些年來，凡是主張依附西方、包容以色列、漠視阿拉伯聯合的阿拉伯領導人，總是被西方奉為座上賓。相反，那些主張獨立自主，謀求阿拉伯團結統一的領導人（如納賽爾、阿薩德、卡紮菲，乃至武力統一者薩達姆等），總是被西方視為眼中釘、肉中刺（死於非命）。卡紮菲作為這批阿拉伯強人中的最後一位，西方巴不得他早點消失。而這次西方聯手打擊利比亞，既是阿拉伯世界地緣版圖“碎片化”的必然產物，同時也包含著“徹底埋葬”阿拉伯聯合的戰略企圖，而卡紮菲之死意味著阿拉伯民族主義時代的“徹底終結”。[32][32] 一些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對此只能徒然憤慨，[33][33]還有人呼籲要舉行抗議，反對卡塔爾及海灣國家參與北約空襲利比亞。[34][34]
2011年席捲西亞、北非的阿拉伯動盪潮，雖然抗議重點是爭取政治尊嚴和經濟公平，但也包含了探索民族復興新路的成分。而突如其來的利比亞戰爭顯然是一場西方“肆意踐踏”阿拉伯國家主權的“殖民戰爭”，同時戰爭結果又是為徹底堵死阿拉伯民族復興的唯一路徑。但面對這場事關阿拉伯世界尊嚴和民族復興大業的“悲劇性事件”，多數阿拉伯國家卻“渾然不覺”，「阿盟」還“充當”了西方打擊阿拉伯國家的“傳聲筒”，鼓動聯合國在利比亞設立禁飛區，卡塔爾和阿聯酋等海灣小國甚至直接參加“圍毆”卡紮菲（11月12日阿盟宣佈停止敘利亞阿盟成員國資格，27日又宣稱對敘進行政治和經濟制裁），客觀上起了激化矛盾的作用。[35][35] 這種“兄弟鬩于牆”的現象從側面說明，阿拉伯民族復興希望更趨渺茫。這場看似聲勢浩大的中東劇變，最終必將虎頭蛇尾，不可能產生什麼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歷史成果。
在喪失了一批有戰略目光的政治家後，阿拉伯世界已很難形成合力。一旦阿拉伯世界內部分裂持久化，阿拉伯世界將空有人口、疆域和資源等潛在優勢，卻始終難以走出戰亂和衰退的惡性循環，繼續淪為西方大國政治的犧牲品。
第三，西方贏得眼前，卻可能失掉長遠。
西方是利比亞戰爭的主要發動者和主要受益者。尤其是在戰爭中出力最多的英、法等國有可能近水樓臺，從利比亞令人垂涎的石油資源以及巨大的國內市場中撈取更多好處。2011年10月下旬，法國和德國商務代表團紛紛到訪的黎波里，與利比亞當局的石油部長等官員閉門會談。英國也派出龐大商務代表團（包括BP和殼牌）訪問利比亞。[36][36] 西方國家顯然開始加速“染指”利比亞戰後利益分配。
從地緣角度看，這場戰事的暫時成功將“刺激”西方繼續進行“軍事冒險”的決心和胃口。利比亞戰爭剛接近尾聲，美國就開始炒作“伊朗暗殺門事件”和伊朗核武報告，軍事打擊伊朗的呼聲日高。[37][37] 卡紮菲被打死剛兩天，美國就宣佈撤回駐敘利亞大使，美國參議員麥卡恩（總統候選競選人）公開叫囂“現在是可能使用軍事行動保護敘利亞平民的時候了”。西方智庫也開始探討軍事干預敘利亞利弊。[38][38] 11月下旬，歐、美用人權草案譴責敘利亞，以金融制裁打擊伊朗，推倒伊敘同盟的用意越來越明顯。
然而，利比亞戰爭本質上是場“非正義戰爭”。它看似得到聯合國授權，實際既忽視了1973號決議關於發揮區域組織或區域安排作用的精神，也超越了聯合國的授權範圍，因此是場缺乏形式合法性的“侵略戰爭”和“殖民戰爭”。[39][39]
同時，北約發動空襲自稱是“防止出現人道主義災難”，但利比亞戰前國內傷亡不過數百人，而西方狂轟濫炸及由此造成的戰端擴大卻導致3萬多人死亡，5萬多人受傷，使之成為缺乏實質合法性的“醜陋戰爭”。[40][40] 這場戰爭的“非正義性”使西方雖然贏得眼前地緣和資源利益，但卻可能因此而輸掉長遠。
一方面，伊斯蘭激進勢力借機坐大，成為西方新的敵人。20世紀七、八十年代中東興起的伊斯蘭復興運動強烈反對西方，因而成為西方的心頭大患。從根本上說，穆斯林之所以“恨”西方正是因為西方在中東推行“霸權主義”，導致國際道義。同時，當年西方出於抗擊蘇聯等實用主義考慮，而“刻意扶植”本•拉丹以及塔利班等伊斯蘭勢力，結果養虎遺患，面臨被其反噬的危險。
而這次利比亞戰爭仿佛是以往歷史的重演。而北約為儘快將卡紮菲趕下臺，主動武裝該國反對派，以致該國長期被壓制的伊斯蘭極端勢力乘機坐大。利比亞執政當局目前兩個最主要的軍事力量都是伊斯蘭勢力。的黎波里實際掌控者、軍事委員會主席貝爾哈吉和東部城市德爾納軍事委員會負責人哈薩迪，均是前極端組織利比亞“伊斯蘭戰鬥團”領導人，主張建立伊斯蘭政權。而過渡委前主席賈利勒也公開稱可能恢復“沙裏亞法”，建立“利比亞伊斯蘭共和國”。[41][41]可以預計，未來利比亞伊斯蘭色彩將日益濃重，並可能出現阿富汗那樣的塔利班式政權。[42][42] 從更大範圍看，伊斯蘭復興勢力正借“阿拉伯之春”強勢歸來，目前“伊斯蘭復興黨”已在突尼斯大選中獲勝，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很可能在本國勝選。伊斯蘭復興主義“回潮”已成為不爭事實。
西方在此敏感時刻在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發動“侵略戰爭”很容易激起更多穆斯林的“反西方”情緒。卡紮菲就將北約空襲視為新的“十字軍東征”，並呼籲對西方發動“聖戰”，[43][43] 而卡紮菲自己身體力行，最終血戰至死，因而成為不少穆斯林心目中的“反西方英雄”。如果“阿拉伯之春”由國內層面的反獨裁、反權貴，轉向外交層面的“反殖民”、反西方，西方一直擔憂的“伊斯蘭與西方衝突”便可能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
另一方面，這場戰爭加深了國際政治的“叢林”色彩，將使西方面臨更大安全挑戰。
“主權國家不容干預”原則本來是弱小國家生存的護身符。但近年來，西方鼓吹“人道主義干預”、“人權高於主權”、“保護的責任”等，不斷挑戰“主權不容干預”基本原則。西方發動戰爭的“藉口”越來越隨意。這次西方發動的利比亞戰爭起因是利比亞政府鎮壓反對派抗議。而類似情況在許多國家時常可見，如果“利比亞模式”成為慣例，任何國家都可能成為西方軍事打擊對象。這不禁讓更多國家人人自危。卡紮菲是在投靠西方、主動放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後遭受軍事打擊的事實更是警醒其他國家領導人：西方國家關鍵時刻靠不住，唯有發展自己的“撒手鐧”，才可能真正保存自己。
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此間公開稱，卡紮菲在核問題上妥協的後果表明，伊朗繼續核計畫是完全正確的。[44][44] 而最近伊朗核能力突進成為熱點話題。整個世界日趨重返“叢林”狀態，使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可能性空前增大，西方未來將面臨更嚴重的安全挑戰。
三、結 論
“播下龍種，卻收穫跳蚤”。
當前風起雲湧的中東劇變本來是一場以民權、民生、民族為主要訴求的革命運動。但突如其來的利比亞戰爭不僅改變了當地原有政治進程，也使“中東波”性質日趨“變味”，更使國際力量對比更趨失衡，國際體系轉換進一步加快。權力與資本擴張日趨借助暴力手段，世界由此變得更不太平。利比亞戰爭剛剛結束，西方打伊朗和打敘利亞的喧囂日漸高漲。不管未來敘利亞和伊朗是否會遭受西方軍事打擊，但可以肯定的是，利比亞戰爭絕不是最後一場殖民戰爭。
而廣大“中間地帶”尤其是中東地區，已成為中國實現和平崛起的重要緩衝地帶，以及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資源供應地，西方在上述地區頻繁進行軍事干預，在客觀上“壓縮”了中國崛起的週邊空間，危害到中國海外經濟利益拓展。[45][45] 80多年前，中國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積四十年之經驗”得出結論，即“欲達到勝利，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46][46] 在西方日趨聯合、戰爭力量日漸增長情況下，制止戰爭的唯一辦法就是世界上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聯合起來。只有當和平力量增長超過戰爭力量增長時，戰爭可能性才會被降至最低，中國可持續發展才會得到有效保障。
文／田文林
《現代國際關係》 2011年第12期
[1][①] “北約宣佈結束在利比亞軍事行動”，http://military.people.com.cn/GB/16090649.html.（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2][②]參見[波蘭]卡齊未耶日•Z•波茲南斯基著，佟憲國譯：《全球化的負面影響：東歐國家的民族資本被剝奪》，經濟管理出版社，2004年版。
[3][③]Bruno Waterfield，“Gaddafi attacks Sarkozy plan for Union of the Med”, The Telegraph，10 Jul, 2008
[4][④]W. Yusef Doucet，“Free Libya is Green Libya: Supporting the Real Libyan Revolution”，http://www.voxunion.com/?p=4644.
[5][⑤] Alan Woods，“After the death of Gaddafi: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Libya”，http://www.marxist.com/ gaddafi-dead-revolution-and-counter-revolution-in-libya.htm.（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5日）
[6][⑥][英]蘇珊•斯特蘭奇著，李紅梅譯：《賭場資本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參見全書。
[7][⑦][加]娜奧米•克萊恩著，吳國卿、王柏鴻譯：《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廣西師大出版社，2010年，第4頁。
[8][⑧][加]娜奧米•克萊恩著：《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第4頁。
[9][⑨][美]斯坦利•阿羅諾維茨、希瑟•高特內主編：《控訴帝國：21世紀世界秩序中的全球化及其抵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4頁。
[10][⑩][加]娜奧米•克萊恩著：《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第7頁。
[11][11]Melissa McNamara，Bush: “We Don’t Torture”，http://www.cbsnews.com/stories/2006/09/06/eveningnews/main 1979106.shtml（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9日）
[12][12][加]娜奧米•克萊恩著：《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第303頁。
[13][13] Gerald A. Perreira，“NATO and Qaddafi: What All Friends of Africa Should Know”，New Dawn，No. 126 (May-June 2011)
[14][14]“法國外長稱介入利比亞是‘對未來的投資’”，http://news.xinhuanet.com/2011-08/29/c_121923156.htm.（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日）
[15][15][美]詹姆斯•希恩著，黃公夏譯：《暴力的衰落》，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第137頁。
[16][16] [美]斯塔夫裏亞諾斯著，遲越、王紅生等譯，黃席群、羅榮渠校：《全球分裂》，商務印書館，1995年，第487頁。
[17][17][美]斯塔夫裏亞諾斯著：《全球分裂》，第581頁。
[18][18] Hilal Khashan, Arabs at the Crossroad: Political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0, p.64
[19][19] “Libya after Qaddafi：A new timetable”，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34813.（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5日）
[20][20]Gerald A. Perreira, “NATO and Qaddafi: What All Friends of Africa Should Know”，New Dawn，No. 126 (May-June 2011).
[21][21][美]羅奈爾得•布魯斯•聖約翰著，韓志斌譯：《利比亞史》，中國出版集團，2011年，第220頁。
[22][22]Daniel Serwer，“Post-Qaddafi Instability in Libya”，CPA Contingency Planning Memorandum No. 12，http://www.cfr.org/libya/post-qaddafi-instability-libya/p25612.（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23][23] David D.Kirkpatrick and Rick Gladstone, “Libya asks NATO to remai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October 28, 2011
[24][24] Alan Woods，“After the death of Gaddafi: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Libya”，http://www.marxist. com/ gaddafi-dead-revolution-and-counter-revolution-in-libya.htm.（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5日）
[25][25]田文林：“地緣政治•中東破碎地帶•利比亞戰爭”，《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年第4期，第26-32頁。
[26][26][美]撒母耳•亨廷頓著，周琪等譯：《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新華出版社，1998年，第167-169頁。
[27][27][美]伯納德•路易斯：《中東》，載[英]約翰•格利賓等：《歷史焦點》，朱善萍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72頁。
[28][28]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譯室編譯：《卡紮菲和利比亞》，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67頁。
[29][29]Robert H. Reid，“Arab strongman: With Gaddafi death, an era passes”，The Economic Times, Oct 22, 2011
[30][30]Babatunde Fagbayibo，“The Libyan revolution: Thoughts on a post-Gaddafi era of African integration”，http://www.consultancyafrica.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846:the-libyan-revolution-thoughts-on-a-post-gaddafi-era-of-african-integration&catid=57:africa-watch-discussion-papers&Itemid=263.(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6日)
[31][31] Robert H. Reid，“Arab strongman: With Gaddafi death, an era passes”，The Economic Times, Oct 22, 2011
[32][32]Mohamad Bazzi，“The Death Of The Qaddafi Generation: The Era Of Arab Strongmen Comes To An End”，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36603/mohamad-bazzi/the-death-of-the-qaddafi- generation.（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33][33]“A Position Statement by the Arab Nationalism List On The Assassination of Mu’ Ammar Qaddhafi And His Comrades, Libya, and Arab Consciousness”, http://freearabvoice.org/?p=1469. (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2日)
[34][34]“The Arab Nationalist List invites you to protest against the Qatari regime in Brussels”, http://www.qawmi.com /?p=2331.（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4日）
[35][35]Ahmed El-Tonsi，“Ottomans, Arabs, Westerners and Libya”，Al-Ahram，17 – 23 November, 2011
[36][36] “Libya’s revolution：Messy politics, perky economics”，The Economist, Oct 8th 2011，http://www.economist.com/ node/21531472.（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9日）
[37][37]The Associated Press, “U.S. strike on Iran likelier than ever, former CIA chief says”, http://www.haaretz.com/ news/diplomacy-defense/u-s-strike-on-iran-likelier-than-ever-former-cia-chief-says-1.303980.(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38][38]Jeffrey White，“Implications of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Syria”，PolicyWatch #1864，October 28, 2011，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templateC05.php?CID=3415.（上網時間：2011年11月5日）
[39][39] “Libya: Colonialism Lives”，http://blackstarnews.com/news/135/ARTICLE/7603/2011-08-26.html.（上網時間：2011年10月31日）
[40][40]Michael O’Hanlon，“Winning Ugly in Libya”，March 30, 2011，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7684/ michael-ohanlon/winning-ugly-in-libya; An Huihou, NATO faces ‘catastrophic success’ in Libya, People’s Daily Online, 29 octobre 2011, http://www.mondialisation.ca/index.php/vdare.com/roberts/index.php?context=va&aid = 26287.（上網時間：2011年11月3日）
[41][41]Marc Lynch，“What the Libya intervention achieved”，October 27, 2011，http://lynch.foreignpolicy.com/posts/ 2011/10/27/ what_the_libya_intervention_achieved?wpisrc=obnetwork.（上網時間：2011年10月30日）
[42][42]有學者已注意到當前利比亞與1992年後阿富汗政局的相似性，參見Michael Semple，“What Post-Qaddafi Libya Has to Learn From Afghanistan”，http://www.foreignaffairs.com/features/letters- from/what-post-qaddafi- libya-has-to-learn-from-afghanistan.（上網時間：2011年11月7日）
[43][43]Ahmed El-Tonsi，“Ottomans, Arabs, Westerners and Libya”，Al-Ahram，17 – 23 November, 2011
[44][44]Fredrik Dahl，“Libya conflict may strengthen Iran nuclear defiance”，http://www.forexyard.com/en/news/ ANALYSIS-Libya-conflict-may-strengthen-Iran-nuclear-defiance-2011-03-24T154942Z.（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9日）
[45][45]W. Yusef Doucet，Free Libya is Green Libya: Supporting the Real Libyan Revolution，http://www.voxunion.com/?p=4644.
[47][46]《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4卷，1991年版，第14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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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亞之戰意在控制中國戰略要害》
文／威廉•恩道爾 （William Engdahl）
（美帝）華盛頓“主導下“的「北約」決定”發動“利比亞戰爭實質上是「北約」以及美國國防部（實為”對外侵略部“的美稱）控制中國要害的戰略的”組成部分“。目前，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石油進口國，對原油和天然氣進口存在巨大的”戰略依賴“。
認真審視非洲地圖，並探究美國國防部（為”對外侵略部“的美稱）新組建『非洲司令部』的原由，就會發現，『北約』”發動“利比亞戰爭實質上是「北約」及美國國防部（為”對外侵略部“的美稱）”控制“中國石油及原材料來源整體戰略的構成部分——對於中國而言，非洲是其最具戰略重要性的石油及原材料來源之一。
「北約」“發動”利比亞戰爭僅與石油有關。不過，鑒於美國有著可靠的國外能源供應，所以這場戰爭的發動應該“並非僅為“控制利比亞高品質原油，而是“為了”使中國“無法長期進口”非洲及中東石油。
換句話說，「北約」及（美帝）華盛頓“發動”這場戰爭（主要戰略目的）就是為了“制衡中國”。
利比亞北臨地中海，與義大利隔海相望。多年來，義大利埃尼石油公司一直是利比亞境內最大的外國石油公司。該國西臨突尼斯和阿爾及利亞，南臨乍得（察德），東臨蘇丹和埃及。就其地理位置而言，對於美國國防部『非洲司令部』“控制”非洲、非洲資源以及非洲資源出口地的長期戰略具有重要意義。
在卡紮菲（格達費）統治下，利比亞“嚴格控制”高品質的原油資源。2006年的資料顯示，利比亞已探明石油規模為“非洲最大”，約占非洲石油總儲量的３５％，甚至比尼日利亞還多。
近年來，中國、俄羅斯以及其他國家都在該國獲得了石油開採權。
很明顯，「北約」及（美帝）華盛頓“發動”利比亞戰爭已經“初見成效”：中國、俄羅斯及巴西不但反對聯合國制裁利比亞，還呼籲利比亞通過談判解決內部衝突，反對北約空襲。
因此，利比亞反對派（帶路黨）下轄石油公司Agoco發言人阿貝加里馬奧夫稱：
“我們和義大利、法國和英國等西方國家之間不存在問題。不過，我們與俄羅斯、中國和巴西之間可能會存在一些政治問題。”
在過去幾年裏，（美帝）華盛頓逐漸認識到，受經濟擴張影響，在不到10年前還是美國“親密盟友”的中國，已經成長為“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
不過，對於華盛頓而言，把中國塑造成“新敵”並非易事，因為美國政府還需要中國（親美媚美精英帶路黨）大量購買美國國債。
今年8月，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向美國國會呈交了2011年度中國軍力報告。該報告稱：
“在過去的10年裏，中國在現代科技領域的巨額投資令中國軍事受益匪淺。許多現代系統日臻成熟，其他系統也會在未來幾年內投入使用。”
報告還稱：“在中國會如何利用其不斷增強的能力的問題上，仍然存在不確定性……中國作為主要國際參與者的崛起，很有可能會重新定義21世紀的戰略格局。”
事實上，在（美帝）華盛頓的潛移默化下，以ＣＮＮ、ＢＢＣ、《紐約時報》為代表的“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宣傳機器”，或是英國《衛報》都會“醜化中國及中國領導人”。對於（美帝）華盛頓及華爾街（金融禿鷹）的許多人而言，中國正變得過於強大，“過於獨立”。為了“控制”這種情況，中國對石油進口的“依賴”就成了其“要害”，而利比亞正恰恰是中國該“要害”的“死穴”。
自“冷戰”後，（美帝）華盛頓一直忽視對非政策，而中國能源及原材料企業在非洲大陸的活動，則為（美帝）華盛頓敲響了警鐘。幾年前，隨著未來能源需求變得越來越明顯，中國針對非洲發起了大規模經濟外交，並於2006年達到高潮：北京鋪上紅地毯，迎接赴華訪問的40多位非洲國家首腦，共同探討一系列經濟問題。對於中國工業現代化而言，沒有什麼比確保未來非洲石油資源更加重要的事情了。
中國開始與被法國、英國或葡萄牙等“歐洲殖民國家”放棄的非洲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乍得（察德）就是其中之一。作為最貧窮、最偏僻的非洲國家，乍得2006年與北京建立了外交關係。2007年10月，“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簽署合約，與乍得政府聯合組建煉油廠。２００２年後，他們開始鋪設石油管道，從位於該煉油廠以南300千米處的一處油田，向該煉油廠輸送石油。受西方國家“支援”的“（美第二中情局）非政府組織（ＮＧＯs）”開始批判中國石油管道對環境的影響。
不過，2003年美國石油公司「雪佛龍（Chevron）」開採乍得（查德）石油資源時，該“（美第二中情局）非政府組織（ＮＧＯs）”卻“一言未發”。
2011年7月，乍得和中國在該國首都恩賈梅納附近開辦合資煉油廠。中國石油企業在乍得的活動與其在蘇丹達爾富爾地區的石油專案有著驚人的相似。
20世紀90年代，在美國石油公司「雪佛龍（Chevron）」放棄其在蘇丹的業務後，中國開始和蘇丹展開合作，後者將越來越多的石油輸入中國。到1998年時，“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已從蘇丹南部油田開始向位於東北部紅海西岸的蘇丹港鋪設了一條長達1500千米的石油管道，並在蘇丹首都喀土穆附近開辦了一家大型煉油廠。
蘇丹是中國首個大型海外油田專案。到2011年初，在中國進口石油中，源自蘇丹的石油，大部分來自“飽受衝突蹂躪”的南部地區，已占到10％。蘇丹日產油量為49萬桶，對華供油量則占到60%。對於中國能源戰略而言，蘇丹至關重要。
從地質角度來看，從蘇丹西部達爾富爾地區經乍得至喀麥隆的廣大地區就是一個巨大的油田，儲量可能相當於一個新的沙烏地阿拉伯。對於“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戰略封鎖”中國未來石油來源而言，“控制”蘇丹南部地區、乍得以及喀麥隆是至關重要的。
成立於2008年的『美軍非洲司令部』是近來西方“軍事行動”的主力。很明顯，該“司令部”的成立就是為了“控制”中國對非洲石油及礦產資源漸增的影響力。2007年年底，（美帝）華盛頓“大西洋理事會”非洲事務專家彼得•法姆公開表示，美軍『非洲司令部』的目標之一，就是確保美國可獲得非洲豐富的碳氫化合物及其他戰略資源，該任務包括減輕這些自然資源的脆弱性，並確保當地不存在對這些資源感興趣的第三方，例如中國、印度、日本或俄羅斯，以獲得壟斷或優惠待遇。
2007年，在美國國會作證支持組建美軍「非洲司令部」的法姆稱，充滿活力的中國經濟的石油饑渴難以得到滿足，而且還需要其他自然資源維持經濟持續發展，而非洲的自然財富使之對中國充滿誘惑力。目前中國日進口石油約260萬桶，其中超過７６.5萬桶石油——約占石油日進口量的１／３——來自非洲國家，特別是蘇丹、安哥拉以及剛果。
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許多分析家都預測非洲——特別是蘊含豐富石油儲量的西海岸沿海國家——將日益成為美、中兩國的戰略競爭舞臺，因為這兩個國家都在尋求擴大自身影響力，並確保各自資源來源。
由此可見，美國“製造”利比亞“政權更迭”及整個“大中東計畫”（隱藏在“阿拉伯春天”的背後），都是為了確保其對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油田的“絕對控制權”，並“控制”特別是中國等國的未來政策。
正如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所說的那樣：
“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國家或國家集團。”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 第407期
摘自2011年10月《環球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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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美歐流氓禿鷹攻打利比亞巨變從而竊取(美歐銀行財團需求恐急的)利比亞擁有的145噸實體黃金 查維茲警惕下令要求全數運回委內瑞拉儲放在美歐銀行、市值110億美元(211噸)的國有黃金金條
《查維茲要求委內瑞拉央行回籠110億美元黃金儲備》
文／張澄
2011年8月19日
委內瑞拉總統查維茲命令央行回籠110億美元的黃金儲備，這些黃金目前由諸如「英國央行」等發達國家的機構持有。
查維茲今天表示，目前委內瑞拉所持的３６５噸黃金中有２１１噸儲備在美國、歐洲、加拿大以及瑞士的銀行中，這些（實體）黃金要“積極回籠”。
此外「摩根大通」、「巴克萊銀行」和「渣打銀行」也持有委內瑞拉的黃金。
在電視講話中，查維茲說，
“自1980年起，我們已經在「英國央行」持有９９噸黃金，現在我同意將之召回，這是一個正確的決定。”
委內瑞拉央行行長Nelson Merentes表示，委內瑞拉的出口收入95%依靠石油，目前該國正在尋求儲備多樣化，計畫將現金儲備由美國和歐洲移至對新興市場的投資中。
這次回籠也意味著全球第15大黃金儲備國在金價今年以來上升28%後的一次大動作。
截至發稿，黃金交易價格已經升至每盎司1816美元。
8月16日委內瑞拉的黃金儲備價值為286億美元。委內瑞拉財長稱，受美元的貶值、美國政府違約的風險以及歐洲債務危機的影響，回籠黃金儲備將更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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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vez Emptying Bank of England Vault as Venezuela Brings Back Gold Hoard》
by Daniel Cancel and Nathan Crooks
2011-8-18
Chavez Orders $11 Billion of Gold Home as Metal Hits Record
In all, Venezuela has 365.8 metric tons of gold reserves, according to the World Gold Council. Photographer: Kerem Uzel/Bloomberg
Venezuelan President Hugo Chavez ordered the central bank to repatriate $11 billion of gold reserves held in developed nations’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Bank of England as prices for the metal rise to a record.
Venezuela, which holds 211 tons of its 365 tons of gold reserves in U.S., European, Canadian and Swiss banks, will progressively return the bars to its central bank’s vault, Chavez said yesterday. JPMorgan Chase & Co. (JPM), Barclays Plc (BARC), and Standard Chartered Plc (STAN) also hold Venezuelan gold, he said.
“We’ve held 99 tons of gold at the Bank of England since 1980. I agree with bringing that home,” Chavez said yesterday on state television. “It’s a healthy decision.”
□□ 日帝殖民者把勇敢抗日台灣人基因一一撲殺 培植台奸走狗為士紳地主
百多年來統治著台灣此日美附傭殖民屬地的霸權意識型態：
首先是1895~1945「日帝殖民皇民主義」－全面撲殺六十萬勇敢抗日志士，以“阻截”台灣獨立“回歸”中國祖國；
接著1946~1990文化霸權是「反共右翼法西斯主義」美日台右翼反共圍堵白色恐怖撲殺－全面撲殺心懷紅色祖國的泛統派台灣文化精英；
再來1991~2008文化霸權就是美日舊殖民勢力扶植下的滯台皇民浪人三腳老台奸復辟分離主義假借民主之名推動的偽台灣國族主義；表現在成立於全台實多半為皇民遺族餘孽的所謂本土社團(皇民學社叫獸)
而貫穿這三者的本質就是「反共」與「反中國」的複合意識，這種複合意識存在於日本主子右翼法西斯的思想和歷史脈絡中，也獨霸於戰後冷戰與內戰的時代中。
□□ 美國駐台副領事葛超智特工陰謀策動少數士紳請願託管釀致228悲劇
美國駐台副領事George Kerr葛超智228事件事發前服務於OSS(ＣＩＡ中央情報局前身），他以台灣地位未定為由鼓吹「託管論」，私下在台灣糾集台灣士紳從事台灣獨立活動，丘念台亦指葛超智在台進行情報工作。證據顯示整起台灣人「託管」事件葛超智介入甚深，甚至可說台灣人請願行動係葛氏於幕後指導。葛超智於1965年完成Formosa Betrayed藉此書推諉責任將二二八事件曲解成台灣人尋求託管與獨立運動，將自己塑造成關心台灣人民前途的人道關懷者，日後更搖身一變成為台獨運動「教父」。葛超智私下企圖透過由少數台籍領袖對以美國政府「請願」方式，促成美國「託管」台灣的目的。
□□ 台灣法西斯社會轉型正義暗無天日 白色恐怖左派台灣精英光環遭篡奪
美帝主導全球反共肅清白色恐怖撲殺 “美蔣”反共屠殺近萬左派台灣精英
反抗美帝扶持的美蔣腐敗政權的「白色恐怖五千名勇敢台灣人死刑政治受難者」與長期由美日帝國殖民勢力背後扶持的今日皇民台奸嘴炮台獨運動之間並無絲毫關係（反共肅清白色恐怖撲殺期無一孬種皇民台獨遭判死刑，因為皇民台奸台獨長期受到美日主子的寵愛扶植暨政治庇護）美蔣1950年代展開的白色恐怖撲殺本土精英受害政治犯實則全都是共黨及左派「心向紅色祖國」之泛統派人士。白色恐怖台灣左派精英政治犯受害者之政治光環卻在美蔣法西斯餘孽默許下遭復辟皇民浪人所無恥篡奪。光是以1950年代的前五年，美蔣政權在臺灣至少殺害了近5000名地下黨及左派人士；8000個以上的“匪諜”、知識份子文化人、工農，並將同樣數目的人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到無期徒刑。這就是一般所謂的“臺灣50年代白色恐怖”。
□□ 美帝主導全球反共肅清白色恐怖撲殺1965指揮印尼屠殺百萬左派人士
美帝中情局在澳大利亞和英國當局的緊密配合下主導了蘇哈托執行的印尼1965年軍事政變。近百萬工人農民學生和政治活動分子在政變後慘遭屠殺。用血腥和鐵腕手段統治了印尼32年的“軍事強人”—蘇哈托在美英帝國主義策劃和配合下，聯同另一反共將領納蘇蒂安五星上將發動了一次軍事政變。這場蓄謀已久旨在推翻蘇加諾總統消滅共產黨，以便完全倒向西方世界的政變使印尼共和國頓時陷入血泊當中，數十萬的印共黨員，上百萬的無辜工人農民不管男女老幼被劊子手的屠刀槍炮殺害了
□□ 台政腐霉體軍隊院校社團雖潛伏佈滿美諜特務 但享宗主權從不遭逮捕
美帝中情局黑手在台反華反共鬼島肆無忌憚囂張自由橫行活動七十年秘辛
反華反共鬼島美諜特務鬼影徸徸 極右翼麥卡錫陰魂餘孽地方黑金派系林熔煽自由屎報為Taipei Times台北屎報的母報 寇謐 美諜線民假美洋鬼子製造假消息假新聞投書美霉告密告洋狀與美帝主子一搭一唱唱雙簧亂台灣，一手裝神一手弄鬼恫嚇台灣人製造台灣警察法西斯社會動盪不安 自由屎報林熔煽皇民地方黑金地痞假新聞一搭一唱唱雙簧翻雲覆雨亂台灣樂此不疲、變本加厲！美帝宗主國這次通過民進黨蔡英文皇民勢力再次放出“一邊一國論”，並指令腐敗的台灣金權司法系統放出洗錢扁，既有未來搞局部台獨以威脅中國大陸，又有放縱台獨以拉攏並堅定日本國內“反華抗中”意志的雙重意圖
□□ 台教會、台灣社、北社和南社等滯台三腳其實都是皇民買辦化的外來社團
反抗美蔣獨裁政權的「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勇敢台灣人」與長期由美日帝國殖民勢力背後扶持的今之皇民台奸嘴炮台獨運動之間並無何關係（反共肅清白色恐怖撲殺期無一孬種皇民台獨遭判死刑，因為皇民台奸台獨長期受到美日主子的寵愛扶持暨政治庇護）美蔣1950年代展開的白色恐怖撲殺本土精英受害政治犯全都是共黨及左派「心向紅色祖國」之泛統派人士。白色恐怖台灣左派精英政治犯受害者之政治光環卻在美蔣法西斯餘孽默許下遭復辟皇民浪人所無恥篡奪。光是以1950年代的前五年，美蔣政權在臺灣至少殺害了近5000名地下黨及左派人士；8000個以上的“匪諜”、知識份子文化人、工農，並將同樣數目的人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到無期徒刑。這就是一般所謂的“臺灣50年代白色恐怖”
□□ 面對美日主子江河日下 皇民社團走狗收斂了不敢再鬼叫正名制憲建國
2010年以以龐氏詐騙模式失敗民主債務國家－美帝、歐洲和日本主權債務危機為標誌，由實則上已然全面破產的私有銀行金融體系轉嫁債務予國家政府承擔及虛擬紙貨幣信用危機全面進入國家主權債務危機階段。2011年全球失敗民主國家]政府債務總規模將超過５０兆美元，民主債務國家的政府債務規模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將突破１００%。與新興債權國強勁的財富創造能力相比，民主債務國乏力的經濟增長、脆弱的償付能力將加劇國家債務危機，拖累世界經濟，並導致信用戰爭升級，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破壞力量
□□ 美中情局外圍組織維基解密映照出美諜特務滲透佈滿全台灣 無孔不入
主要由美中情局線民特務所組成的中情局外圍組織維基解密為了瀕臨爆破邊緣的美帝金融泡沫危機解圍、四處潑糞挑撥製造矛盾轉移焦點視線，近一年來突然出現崛起，並心急如焚地頻頻爆料。臺灣島賤骨頭民主政治人物對美帝駐台總督主子情蒐的彙報猶如美諜情報員，和美國主子官員的談話被視為接近和獲得美國寵幸的重要機會。藍綠橘紅各方賤骨頭民主政治人物爲了爭寵接近美國主子絡繹於途，為能夠被美帝駐台總督主子邀約談話為無上光榮，顯見美國操控臺灣黑手。
□□ 爭寵美駐台特首人選依例事先得逐一前往美國匯報接受主子審查旨示
由於呆頑六十餘年來一直是美帝反華的鷹犬附傭屬地，呆頑爭逐美帝駐台特首代理人(兒皇帝)人選事先都得前往黴戾奸宗主國接受主子的審查及旨示。黴戾奸主子比照2007年馬娘(及奸巧謝)在競選前事先前往美國匯報接受黴戾奸副國務卿層級的考核旨示，此次主持審檢考核蔡英文地主候選人選的同樣是副國務卿層級的國務院副國務卿奈茲，還有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坎伯。黴戾奸主子將會在審查匯報中確認空心菜的中國大陸、國防政策是否符合黴戾奸國家戰略利益目標，是否會繼續致力維持兩岸長期敵對及分治之兩國論關係等。
□□ 美重申不承認台灣是主權國家 民進黨(及獨台台灣國民黨)走狗裝聾作啞從不敢對主子嗆聲
美國再度重申：不承認臺灣是啥主權國家！美國官員說台外交官劉姍姍無法享有外交豁免權是因為臺灣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美國和日本主子多年來已多次反覆重申：台灣並非甚麼主權國家！可鄙又可笑的是，在精神病鬼島內最有他媽的呆頑狼尊嚴(逢中必反)、又最會噁心裝腔作勢作秀的綠營民進黨走狗右憤徒孫無賴們卻總是噁心始終如一「顧左右而言它」裝聾作啞裝鴕鳥，從來都不敢對其美、日主子放個響屁，更不用說甚麼敢對主子歇斯底里嗆聲抗議了！負責本案的聯邦檢察官柯德斯告訴NBC電視新聞由於美國不承認臺灣是主權國家，因此劉姍姍無法享有外交豁免權。
□□ 台灣長期來是美帝反華的附傭屬地永遠不敢碰美帝駐台總督一根汗毛
在美台關係中從來就沒有過平等。美帝是主子、皇民化的台灣則是附屬附傭。台灣對美國要有二個絕對服從：一，服膺美帝主子的戰略利益與美國經濟利益。二，服從美帝的政治安排與指導。服從換來的是所謂的主子保護(以華制華棋子)。所謂的美台關係平等只是台灣人的自我唬爛矇騙。其實台灣上下至今仍認為離開美國的保護台灣就完了。美國可以隨意抓捕台駐堪薩斯辦事處處長，但台灣永遠不敢碰美帝駐台總督一根汗毛。
□□ 美帝主導全球白色恐怖近20年輸出顏色革命 難道馬英九／蔡英文不用負責任嗎
冷戰期間拉丁美洲的巴西、阿根庭、烏拉圭、巴拿馬、玻利維亞等國顛覆合法政府的一系列“軍事政變” 、軍事獨裁強人的反共白色恐怖屠殺無一不是“民主美國”所背後策劃支持的。
美國政府一直將民選的社會主義總統查維茲視為“眼中釘”。美國明裡暗裡支持委內瑞拉親美勢力發動未遂政變，“企圖推翻”執政的“民選合法”的查維茲政府。政變前美國主要通過美國政府背景的「美國全國民主基金會」向發動政變的委內瑞拉親美勢力提供資金。「全國民主基金會」是1983年由美國國會建立的，目的是“加強世界上的民主機構”，它接受政府的和私人的資金。該“基金會”的拉美和加勒比主任薩瓦蒂尼是委內瑞拉政變勢力重要的政治顧問，推動和支持整個反對政府的“陰謀網”，此人與委內瑞拉的政變分子保持經常的密切聯系。委內瑞拉駐美洲國家大使瓦萊羅揭露說，除「美國全國民主基金會」之外，美國政府還通過「美國新聞社」提供210萬美元，通過國務院的民主、人權和勞工辦公室提供100萬美元，通過國際開發署提供200萬美元，這些錢都用於“資助”委內瑞拉反政府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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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諜特務四人幫）黎智英黑金操控“抗中亂港” 必須徹查》
(香港)大公報／社評
2011年10月19日
http://www.takungpao.com/opinion/takungpao/2011-10-19/980069.html
本港政黨政治昨日爆出有史以來的最大“醜聞”：
──公民黨、民主黨、社民連、前反對派政黨，過去幾年的主要活動經費原來全部由同一個「金主」、「壹傳媒」老闆黎智英所提供，其中「民」、「公」兩大黨收取的款項都在一千萬元以上，民主黨去年的三百多萬經費更全部由黎智英一人「包辦」。
看來，所謂「四大」反對派政黨原來全部都姓「黎」！
──更有甚者，那個「政治主教」陳日君，自○五年開始，年年收取黎智英三百萬至五百萬不等，迄今總數已逾二千萬；但對這筆巨額「捐獻」，天主教香港教區負責人昨日表示不知情、也從未收過錢。
看來，不僅教區不知道，就是上帝也被他的「牧者」騙了！
──還有，那個「香港良心」陳方安生，2007、2008年分別收取過黎智英的二十萬和一百萬，前者是支持「參選」立法會、後者是支持成立「民間策發會」反對政改方案，看來，不僅「四大」反對派政黨都姓「黎」，連陳太也「改姓」了。
有關消息，先在網上流傳，再經多份報刊及電子媒體廣泛報導，全港市民嘩然！而在有「抬頭人」支票真名實姓的鐵一般證據下，當事人黎智英“裝聾作啞”“不敢回應”，其轄下「蘋果日報」更“閃閃縮縮”的只在「政治八卦」版略為報導，而「受惠」的反對派政黨和個人，既不敢承認也不敢否認，一副「此地無銀」的“窘態”畢露。
當然，本港是自由社會，人人有權選取自己認同的政治團體給予支持；但是，當全港主要的反對派政黨、當全港所有的抗中亂港政治活動，都同時由一個「金主」、一個傳媒老闆所支持，那問題就絕不簡單、十分嚴重的了。事態的嚴重性在於操控二字。黎智英年年拿出以千萬計的金錢資助反對派政黨，動機何在？目的何存？難道他真是那麼的無私和慷慨，只求付出、不問「收成」嗎？
而且，當全港主要的反對派政黨都被「收編」到「黎」字旗之後，本港的民主政治還能有獨立自主生存的空間嗎？
還能推動港人社會的政治生態正常、健康發展嗎？
屆時「黎老闆」或「老闆的老闆」要東要西、要這要那，今日反政改、明日抗遞補，「小的們」敢不言聽計從、「身」照辦嗎？
事實是，不管在任何民主國度或社會，政黨政治都會涉及千絲萬縷的金錢關係，但作為有目的、有企圖、有回報的「政治獻金」，特別是躲在幕後、隻手遮天、操控一切的壟斷式「政治黑金」，絕對是為所有的民主、法治社會所不容。近年日本換首相如「走馬燈」，其中不止一位都是因接受「政治獻金」而要黯然下台的。
九七回歸後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下，香港可以照行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但不能被個別人勾結外國勢力，企圖變特區為反華反共基地。黎智英以巨額金錢收買反對派政黨，“全面操控”本港的“抗中亂港”活動，已經構成性質十分嚴重的政治事實，對此，特區政府有關部門、“廉政公署”必須展開徹查，廣大市民更有權要黎智英公開交代：「政治黑金」與“（反華反中）外國勢力”有何關係？（肥佬黎智英）「蘋果日報」“抗中亂港”還要亂到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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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干預香港實錄》
文／劉乃強 （全國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中國評論》2011年12月號
肥佬黎智英（壹傳媒／《蘋果日報》）在香港政治中扮演什麼角色，令人懷疑
表：黎智英近年政治捐獻
奇怪的政治捐款
10月中，一個以臺灣為基地的資料分享軟體網站FOXY出現了一些有關黎智英（壹傳媒／《蘋果日報》）2005年至今年的政治捐獻紀錄和預算。捐獻的對象包括（香港）反對派的政黨如“公民黨”（1,455萬）、“民主黨”（1,369萬）和社民連（100萬）等，和個人如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130萬），和獲得最多捐款的退休天主教樞機主教陳日君（2,000萬）。
（見表：黎智英近年政治捐獻）
陳方安生只在2008年參加補選，那麼2007年和2009年的款項是用來做什麼的呢？陳日君更離奇，他在2009年4月才退休，在2005年~2009年這五年間，他身為現職樞機主教，而教會每年從信眾和各界收取善款，用於維持教會營運、教育、慈善公益等用途，內部有監控，避免浪費與誤用，
他“為何”不以教會的名義接受捐款？
他這個當時是現職的樞機主教卻以“個人”接受這筆鉅款，香港天主教教會多次重申並不知情，更不知款項的去向。陳日君開始時還想“隱瞞”，到不能再忍時，索性借機來一次遲來的三天禁食去抗議發生多時的教育政策，高調的自稱是“敗家子”，接受捐款與政治無關，全部用於教區事務上，包括坐商務客位出差開會、給神職人員每封高達二千元利是、資助內地神父到海外進修，以及援助國內地下教會等。需要指出的是，他籠統舉出的例子，除了他個人每年數次的商務機票外，其他包括資助地下教會，都是天主教會本身經常性推行的工作，所以這位神職人員是明顯說謊。這一千多萬的鉅款真正的用途是什麼？
政治捐款來自何方
我們不知道，但是我們已經知道的是：
1.黎智英在《蘋果日報》不斷跌紙，新出的免費小報《爽報》惡評如潮，廣告嚴重不足，“壹傳媒集團”要發出盈利警告，預告將出現虧損之際，他今年的捐款預算卻沒有收縮，基本上養起香港兩大反對派政黨。
2.黎智英的捐獻紀錄全部是英文的，交收過程十分詳細而且具體，看來不光是給他自己看，還要向一些“英語人”交代。
3.紀錄中經常出現“壹傳媒動畫有限公司”商務總監Mark Simon這個人，作款項交收仲介。Mark Simon出身“美國情報人員”，與美國政黨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資料顯示黎智英透過Mark Simon於2003~2008年經常以“壹傳媒”及《蘋果日報》的名義，向美國共和黨其他附屬右派團體捐獻，金額最少24,500美元。
4.在這次外泄的捐款名單中，受助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跟他一起編輯《中國“六四”真相》英文版的人，乃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J.Nathan)，而黎安友則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注1] 董事會董事。
從這裏，我們很有理由懷疑黎智英散出去的不是他自己的“辛苦錢”，“來源”更很可能是美國，黎智英只是一個“中轉站”，而陳日君又是另外一個“中轉站”，將由黎智英發下來的錢再“轉發”出去。例如，轉發予更小、更分散的個人及團體。
美國駐港領事館扮演什麼角色
香港從來都有外國力量充斥各個領域。在回歸之後，美國駐港領事館的編制一下子增至300人，美領事館大量收集香港及內地情報，早已是公開的秘密，其中自稱“泛民”的反對派頭面人物更是他們的重要情報來源。9月份“維琪解密”公開的美國駐港總領事館主要是2005~2010年向華盛頓發出的近千份機密電報[注2]，證實了美國對香港事無大小，上至特首人選、民主發展，下至香港廢物處理方向、電力市場是否開放、到我2009年初在《南華早報》提出的香港飲用水供應的安全問題，以及香港金融市場發展、香港專上教育界如何評價內地學術自由等，監察幾達“無微不至”的地步，並及時呈報華盛頓。而香港反對派與美國，則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美領館職員頻密與反對派廣泛接觸，搜集情報和意見；李柱銘、陳方安生等反對派頭目亦曾多次鼓勵和主動要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
美國過去一直不承認干預香港事務，“維琪解密”這次公開大量電文使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很尷尬，不斷施加壓力，要傳媒低調處理，企圖蒙混過關。但是紙已經包不住火，“維琪解密”電報顯示，美國一直在“插手干預”香港事務，香港反對派“活動”“背後”有美駐港總領事館“影子”甚至主導。從這些檔，我們可以隱約的看到一條“線索”，把香港近年的眾多政治現象和事件，包括民主黨的內部矛盾、公民党的興起和跟民主黨的矛盾、陳方安生的複出、“五區公投”的原由、餘若薇和陳方安生對此的態度如何被銀主黎智英等“改變”、“泛民”的分裂、“社民連”被收編、民主黨與公民黨等的選舉策略和部署，以及反對派精神領袖式人物的可能人選等等，把個中脈絡十分清楚地貫穿起來——讓世人清楚看到，自回歸以來，香港政壇長期“動盪不安”，亂局的“源頭”，香港反對派“背後”的“銀主”和靠山就是“美國駐港總領事館”。
2006年3月，陳日君在梵蒂岡接受冊封樞機，他帶同教齡甚淺的黎智英和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同行，並引領兩人向教宗本篤十六世朝聖。
“維琪解密”披露，美領事館於2006年3月的電文中表明，會探討“傳媒、宗教、政客”三種力量結合下的影響力，一方面透過美國線人收集當時三人在梵蒂岡的一言一行，還研究當時傳媒的看法，和諮詢香港天主教界消息人士的意見。
此後，陳日君、李柱銘、陳方安生及黎智英等人即被媒體稱為反對派的“新四人幫”便經常與美國駐港總領事會面吃飯，尋求“資助”及要求對方提出策略性指導，擬聯合“宗教”、“政黨”及“傳媒”三大影響力，在香港政壇上興波作浪。到2007年的立法會補選，“新四人幫”開始試圖發揮“造王者”的力量，美領事館於2007年9月的檔透露，李柱銘、黎智英等遊說陳太參選，並形容她是可以統一反對派對抗有意參選的葉劉淑儀的唯一人選，而陳太亦樂於藉此一試自己的剩餘政治影響力。“新四人幫”由勸退民主黨的甘乃威，到陳太當選上場後，正式成形，近年主導整個反對派的力量和意識形態，並開始插手反對派的選舉部署及政黨合作。眾所周知，2009年反對政改的所謂“五區公投”，是一出由“新四人幫”幕後操盤，出錢出力促成公民黨和社民連台前演出的一場政治鬧劇。
香港反對派的“真正面目”
“維琪解密”電報更揭示了一些在香港政壇十分活躍的重要人物所暴露出來的真面目。這些政客在美國駐港外交官面前獻計出賣戰友和盟友、出賣香港、出賣國家，與他們在市民面前所呈現那種掌握著道德高地，大義凜然地打擊建制派的言行，完全是兩回事、兩種人，讓人們對香港反對派的本質，和原形畢露的真正面目有更正確和深入的瞭解。
當中民主黨的塗謹申，他除了是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之外，還是民主黨前主席李柱銘的“高徒”，經常跟隨李柱銘赴美“告洋狀”，乞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2003年塗謹申與李柱銘赴日內瓦將《23條》立法最新消息彙報給布魯塞爾的歐盟成員時曾恐嚇說，《23條》立法將會破壞香港與歐盟關係。“維琪解密”檔顯示，塗謹申於2007年主動向美領事館警告美國政府，聲言中共已成功滲透入民主黨，民主黨已處於一個很危險的狀況，提出美國政府有需要瞭解有關民主黨的最新情況，相信美國政府是唯一有能力阻止中共對民主黨的滲透工作。在有關事件的發展期間，塗謹申曾多次與美國駐港領事館接觸和交代最新的情況，其後又向駐港領事館遞交有關民主黨滲透事件報告，要求美國政府關注民主黨的情況。美國駐港領事館的分析認為，塗謹申的這些做法是企圖藉此尋求美國政府的影響，阻止所謂的滲透工作。塗謹申向美國出賣黨內戰友，大概還加上其他尚未見光的行動，獲得的回報是美國把他列為美國駐港領事館“嚴格保護”（strict protection）的對象。事件揭露之後，吃裏扒外的塗謹申在民主黨內地位絲毫不受影響，可見他的行為是得到民主黨高層的默許。
另外一個得到美國駐港領事館“嚴格保護”物件特殊待遇的民主黨核心成員竟然是一個學者：民主黨中委，有民主黨“大腦”之稱的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羅致光。回歸前1995~1997年、回歸後1998~2004年羅致光曾是立法會議員，今天在特區政府中仍有大量公職，包括可以大派數十億元的關愛基金執行委員會主席。檔顯示，2009年初，羅致光評估“五區公投”的補選部分，若建制派參加，公、社兩黨恐怕只會獲得3席，梁國雄、陳偉業有危險；如果工聯會陳婉嫻出選，梁家傑都有可能輸掉議席。2010年中，在民主黨決定支持政改“優化”方案前，羅致光亦向美方彙報，預告民主黨準備就政改方案“妥協”。
塗謹申和羅致光兩人都是中國公民，竟然在中國境內，受到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嚴格保護”。首先，他們究竟是什麼身份？為美國做了什麼事情？背了什麼風險？需要受到保護。而美國在中國境內，究竟如何能依法“嚴格保護”一個中國公民？
我們不知道。但有些事情，我們也是知道的：「中情局」遠東地區諜報站就設在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內。長期以來，「中情局」的情報人員以此為平臺，以外交人員身份為“掩護”在香港“大肆”進行“諜報活動”。據美國政治雜誌《地緣指導》披露，美國駐港總領事館人數常年保持在300人以上，更大量的情報人員在文化、商務、外交人員身份的掩護下除搜集香港本地的情報外，還以香港為跳板，開展“針對”中國內地的間諜活動。以前「中情局」在香港的工作主要是針對中國內地，但從去年開始，「中情局」“加大”了針對香港的間諜活動。按照規定，一些重要雇傭特工會被「中情局」指為“嚴格保護”的對象。[注3]
FOXY網站，以往曾多次洩密，但都能繼續運作，但在公開了黎智英的政治捐獻資料之後，便無故突然無聲無息關閉。
“維琪解密”文件揭露陳方安生這位前高官及立法會議員，表面信誓旦旦地效忠《基本法》，擁護“一國兩制”，背地裏將香港政情機密源源不絕向美國“輸送”，並不斷“促使”美國“插手”香港政治。陳安安生除了是美總領事親自會見的主要聯絡對象，經常向她請教，話題無所不包，重點是反對派在政治方面的部署，包括陳太辭去政務司司長的原因、會否參加2007年特首選舉，到退任立法會議員後的動向和行動，以至她對內地和香港，均巨細無遺地一一諮詢之外，這位被西方傳媒稱為“香港良心”的陳方安生，也很積極向美國駐港總領事表態，要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同時她又鼓勵時任駐港總領事唐若文應多就支持香港民主發展發表意見。
在“維琪解密”公開的2006年9月電文中，披露了陳太對美國駐港總領事直言，不參選2007年特首的原因，是她“很珍惜自己與北京的聯繫”，若為了一場必輸的選舉而與北京對著幹，“個人政治代價太高”；美國駐港總領事于2009年1月的電文又透露，陳方安生揚言自己不再參與立法會選舉後，重要工作是走入學校層面，宣揚她的“兩制”理念，以抗衡行政長官曾蔭權和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推動的愛國教育。2009年7月電文中指出，陳方安生在會面中，就“鼓勵”美國政府應不時提醒“北京政府”，美方關注北京政府如何處理與香港相關的事務，“因為北京政府很介意其他國家，特別是美國如何評論他們”。而另外兩份於2009年1月和8月發出的機密電文中亦指出，陳太先後遊說美國駐港總領事唐若文，“她認為中聯辦是中國干預的源泉。香港傳統左派仍是民主發展的障礙”。美國應干涉香港事務，又鼓勵唐若文應多就支持香港民主發展發表意見，特別是美國作為香港的主要貿易夥伴，“在港有著很龐大的利益”。諷刺的是，唐2009年1月的電文題目為《陳方安生——不在其位仍謀其政》，她真正關心的，並非香港和國家，而是個人政治前途和美國的利益。而在“維琪解密”檔公開後，陳方安生一直在回避社會的質詢。
另一位傳奇人物是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自由党主席李鵬飛。“維琪解密”檔案揭露，李鵬飛多次在北京參加人大代表會議之後，向美國報告兩會的情況和北京的動向。他更向美國推薦公民党前黨魁余若薇，接替李柱銘作為領導整個“泛民主派”的共主。李鵬飛一方面是中國法定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大的港區代表，另一張面孔又是美國的線人，和反對派核心人物。檔顯示他有份遊說餘若薇參與反對政改的“五區公投”，于邀功之餘，同時又向美國打小報告，透露陳方安生和餘若薇對“五區公投”的本來保留態度，其三刀兩面的表現，令人側目。只是美國人並不欣賞李鵬飛的政治判斷，於電文中直接質疑餘若薇在反對派中的決定性影響力。
香港內部矛盾的根源與政府作為
“一國兩制”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早在1984年中英協定達成以後就預言，“對於中英聯合聲明應該想到，總會有些人不打算徹底實行。某種動亂的因素，搗亂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總是會有的。老實說，這樣的因素不會來自北京，卻不能排除存在於香港內部，也不能排除來自某種國際力量。”[注4]
“維琪解密”以大量事實證明了鄧公的遠見。香港回歸，中國千方百計保持香港的穩定和繁榮，而美國等西方國家要千方百計無風起浪，破壞香港的穩定和繁榮，企圖證明香港的回歸是錯誤的，“一國兩制”是失敗的，而如陳方安生所言，將來只有“一國一制”，那就是香港資本主義這“一制”。說到底，香港內部的政治和社會的各種矛盾，根源其實就是中國和美國在香港矛盾的反映。
對此，中國當然不可能坐視，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于9月中接受中新社提問，指出維琪解密的電文顯示，美國駐港總領館官員對於香港政制、社會發展問題興趣很大。美方不僅就香港政制發展問題向特區政府提出過帶有干涉性的意見，而且與特定的某些人頻繁見面。如果是這樣，美方的行為就超出了《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等國際法所規定的職能，“我們有理由對此感到關切和不滿，並要求美方停止這種錯誤做法。”外交部駐港公署向美駐港總領館表達了中方的關切，表明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要求美方嚴格遵守有關國際法和公認的行為準則，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發言人指出，當今世界面臨很多重大而緊迫的問題，香港應該是中美進一步開展和加強合作的重要橋樑，“希望美方摒棄冷戰思維，不在香港搞政治上的小動作。”
這非正式的外交抗議，軟弱無力，當然只是聊勝於無，而美國處於完全理虧的狀態，起碼短期之內也會暫時收斂。但是如無具體的措施，相信不久之後將會死灰復燃，甚至欺我軟弱，而變本加厲。
若以美國的有關法例為參考準則的話，黎智英和反對派政黨上述的一系列行為，輕則罰鉅款，重則要坐牢。因此，中央有必要責成特區政府，頂住已證實被美國收買和保護的反對派的阻撓，儘快就《基本法廿三條》國家安全立法，並且在2017年開始全面落實普選之前，訂制《政黨法》和《政治捐獻法》等，使杜絕外國勢力干預香港政治生態有法可依。
[注1]：NED可稱美國上百萬個非政府組織中的龍頭老大，跟美國國務院、國際開發署、中央情報局有密切的聯繫，被認為是中情局(CIA)的“另一塊招牌”。因為NED有非政府組織(NGO)的招牌，不易引起注意，甚至連西方的研究報告都說，“在向非政府組織提供戰略資金方面，美國外交政策精英們認為NED比秘密支持更可靠”。
NED主要資金源自美政府撥款，美政府對NED的撥款主要包括三部分，當中最大來源是國會年度撥款。NED還頻頻資助“民運”、“藏獨”、“東突”等各種反華勢力。NED下屬四大機構，即共和黨的國際共和研究所、民主黨的全國民主研究所、美國商會國際私營企業中心及勞聯－產聯的國際勞工團結美國中心。
[注2]美國的機密分類有三級，分別為confidential,secret及top secret。這回被公開的除了兩份是屬於第二級之外，其他都只是初級機密檔。
[注3] http://paper.wenweipo.com/2011/09/14/PL1109140001.htm
[注4] http://www.news365.com.cn/wxpd/wz/shhm/200903/t20090320_2244535.htm
《中國評論》月刊2011年12月號 總第16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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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諜特務四人幫）《（壹傳媒／《蘋果日報》）黎智英熱衷政治捐獻》
成報 2012-1-24
http://www.singpao.com/NewsArticle.aspx?NewsID=199923&Lang=sc
【本報政治組報導】「壹傳媒」集團老闆黎智英與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原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及民主黨創党主席李柱銘關係密切，從多份透過分享軟體foxy外泄的「肥佬黎數簿」（見圖）可見，黎智英一直熱衷政治捐獻，且是陳方安生、公民黨、民主黨、社民連、前綫「大水喉」，在七年內便捐款逾5,100萬元。
本報昨晚致電「壹傳媒」集團，但接線生指黎智英已離開公司便掛線。據悉，陳方安生亦知有傳媒收到有關文件，但未有進一步回應，目前暫未知檔真偽，但從檔內容及單據所見，相信頗具真實性。綜合來說，各政黨及政治人物收到的捐款總額，陳日君 2,000萬；公民党 1,502萬；民主黨 1,369萬；陳方安生130萬；社民連100萬；前綫40萬。
「維琪解密」早前公開逾千份美國駐港領事館機密電文，揭破「港版四人幫」，即民主黨創党主席李柱銘、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原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和《壹傳媒》集團老闆黎智英，常密晤美國駐港領事尋求資助及要求對方提出策略性指導，擬藉各人手上「宗教」、「政黨」及「傳媒」三大影響力，在香港不單議政論政，還藉此大搞政治運動。
有匿名人士昨向傳媒報料，指透過Foxy分享軟體，輸入「LAI CHEE YING」，搜尋得到最少5份有關疑似黎智英的捐款紀錄及入數單據。最震撼是細看內容，不難發現黎智英是泛民主派的「大水喉」。
7年內捐款逾5,100萬
據該未經證實的檔，獲黎智英捐款的政黨，包括近年屢次煽動平民百姓狀告政府的公民党，公民党核心策劃的爭取外傭居港權及阻港珠澳橋興建的兩宗官司，令其受市民的支持率劇跌。根據黎智英的捐款紀錄顯示，該黨最少有逾1400多萬元捐款(2006-2011年)。
陳方安生則獲捐款130萬，估計其中一筆款項是資助她參加2007年9月的立法會港島選區補選的選舉經費。在2010年公民党與社民連發起「五區公投」的日子內，公民党恰巧有一筆大約400萬的黎智英捐款；而社民連則有一筆100萬的捐款。最離奇是中國會創辦人、富豪「上海灘」鄧永鏗亦有接受黎智英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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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情局間諜黎智英政治獻金操控香港反對派》
──打造港澳臺反華基地
港媒爆：（美諜特務四人幫）黎智英5年捐2.3億政治獻金
香港各大媒體今天均在頭版報導，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是香港泛民主陣營的超級金主，由2005年迄今共捐出港幣6000多萬元 (台幣2.3億)，其中3500萬元直接捐給公民黨、民主黨、社民連在內的反對派政黨。而在曝光捐款名單中，香港前政務司長陳方安生、天主教香港教區前主教陳日君也赫然在列，陳日君接受的捐款總額高達港幣2000萬。
相關捐款資料是由最新一期的「Foxy解密」揭露，網上分享軟體Foxy 近年不時洩露政府或機構的內部機密檔。據香港明報報導，黎智英的捐款佔民主黨非會員捐款的比例極高，2009/10年度高達99.4%，佔公民黨非會員捐款比例則在40%至68%之間，顯示捐款高度集中在一人。
香港媒體評論，媒體大亨對政黨和政治人物的大額捐輸事涉敏感，例如媒體大亨梅鐸去年10月在期中選舉前的兩筆100萬美元政治捐款即引發極大風波。文匯報指智英意圖操控反對派。
香港沒有《政黨法》，政黨無須公開大金額捐款來源，但政黨若以公司名義註冊，須在財務報告中列出所收捐款總額。
Foxy連日公佈的5份黎智英檔案，包括他的現金流量表、 2005年至今的捐款清單、捐款文件、捐款本票等。接受黎智英捐款最多的是民主黨、公民黨，兩黨總額達港幣3300萬，公民黨自2006年起每年收到捐款，金額由200萬增至今年的600萬，顯示黎智英對該黨支持增加。
黎智英對記者的查詢迄無回應，各政黨中也只有社民連承認接受港幣 100萬的「五區公投」經費。
其他政黨多不願證實或評論有關捐款，而以「捐款人資料不公開、任何捐款均沒有附帶條件」來回應。民主黨並表示，捐款人身分保密是為免中國方面「秋後算帳」。
【2011/10/18 聯合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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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巨額捐獻惹爭議 陳日君：無關政治》
香港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向政界及個人的巨額捐獻事件持續發酵，前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證實接受過捐款，但與政治無關。
陳日君今早公開證實，曾收過黎智英的捐款，但強調對方只是捐錢給自己，與教區無關，也與政治無關。
陳日君說，所收捐款用於本地慈善團體、支援中國大陸的修女到羅馬進修，以及捐助海外的天災。
至於民主黨和公民黨，至今仍拒絕公開曾否收過黎智英的捐款，但他們強調不會在任何附帶條件下接受外來捐款。
本地媒體昨天報導，一份疑似是黎智英私人帳簿的Foxy文件昨日曝光，帳簿記錄黎智英於2005年至2011年間，捐款給多個泛民政黨和個別人士。
其中，陳日君獲得最多捐款，過往幾年獲捐款約港幣2000萬元。
在政黨方面，民主黨自2006至 2011年獲黎智英捐款1300餘萬元；公民黨獲捐款約1500萬元。
此外，黎智英也曾向社會民主連線、港府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等小黨及個人捐獻。
香港媒體對此質疑，第1，陳日君出任主教時收取如此龐大捐款，其用途為何？為何個別宗教人士以私人名義收取捐款不受教會管制？第2，黎智英的捐款是否影響到各黨派及個別人士的政治取向和行動。
頭條日報今天發表社論說：「香港是否已出現傳媒與政黨結盟，暗中配合，主宰政局的勢頭，是時候深切關注。」
黎智英的政治態度一向明確，就是支持民主自由，而他與陳日君、前民主黨主席李柱銘、陳方安生向被視為香港民主派4大核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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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日君認個人名義收黎智英捐款》
（香港訊）明報報導，天主教香港教區前主教陳日君樞機承認曾接受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捐款，款項全用在教會事業。
陳日君今日就校本條例終審教區敗訴一事召開記者會，會後主動談到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捐款的問題。
陳日君承認曾接受黎智英的捐款，而百分之百的捐款都是捐給他個人，不是捐給教區；捐款跟任何政治也沒有關係，而黎智英從來沒有過問這筆款項的用途，而他也從沒有向黎智英交代，也沒有說過「多謝」。他承認首次收到300萬元支票捐款時，自己也有點愕然。
對於黎智英及從其他途徑得到的捐款數目，他稱沒有作過很詳細的統計，但用途十分廣泛，包括捐款給不同的慈善機構；每年多次到外國包括羅馬教廷的商務客位機票開支；給予神父修女到負笈羅馬的助學金，包括到當地探望他們時飲宴和利市錢開支；在港舉行主要供小朋友參加的活動，包括旅行和聯歡會；購買月餅送囚犯；送贈聖像予學校；翻譯外文書籍；也捐款予外國，包括受天災橫禍影響地區的主教、外國教區等。
陳日君指，天主教香港教區其實不是很富有，所以他也很少向教區「伸手」。至於收到的捐款，他強調全用在教會事業上，沒有作個人用途。
陳日君在今早的記者會上回應商人黎智英的捐款，他自嘲為敗家精，捐款用剩幾十萬。
陳日君被問到黎智英給他的二千萬捐款是否已花光，陳日君表示，還用剩幾十萬。他多次形容自己是敗家精。
陳日君又強調，黎智英從來沒有問過他如何用這些錢，他亦從來沒有問過黎智英下一次何時再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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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日君避談巨額捐款流向 干政主教幕後屢亂港》
最新“Foxy解密”踢爆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在過去數年內，合共向天主教香港教區前樞機主教陳日君捐鉅款逾2000萬元，但用途不明。天主教香港教區副主教陳志明表示，教區並不知道事件，教會賬目也沒有出現有關捐款，又強調教區規定任何神職人員進行公開籌款活動時，需要先得到教區的同意，至於以私人名義捐助就不會監管；又說不會要求陳日君交代如何運用款項。捲入“捐款門”風波的陳日君18日現身堅道天主教座堂時對事件“三緘其口”，並一度黑面，令鉅款去向及用途更添懸疑。多名學者則認為陳日君有需要向公眾解釋捐款流向及用途，否則公眾難免質疑捐款用途 “見不得光”。
香港《文匯報》報導，細閱經Foxy軟體外泄的黎智英“政治獻金”檔時，已指出當中最吊詭之處是陳日君由2005年至2010年間，獲得“個人捐款”高達逾2000萬元，還超過公民党及民主黨，ue足證陳日君在黎智英心中的地位與他人相比確實不可同日而語。
對巨額捐款去向，天主教香港教區副主教陳志明18日表明，教區從來沒收過來自黎智英的捐款，教區的賬簿內亦沒此紀錄，也不知道陳日君是否個人接受有關捐款：“大額的我們全部都清楚的，（全部賬目也好清楚？）我們有一部門列明的，特別有些人捐款我們也要知來源是哪里，清清楚楚很緊要的。”但他形容陳日君樞機好心，樂意幫助任何人，如果他需要幫助任何人，都需要人幫助他，他接受捐助是可以理解雲。
當天陳日君兩度被記者追問捐款一事，都不肯作出回應。他早上現身堅道天主教座堂時，一聽到問題，一度黑面就走進座堂內，其後再被追問“有沒有這件事” 時，他就掛著勉強笑容，繼續“收口”；下午離開座堂時，更急步“沖進”的士內，並大力關上車門，差點夾中攝影師的手，似乎有點老羞成怒，落荒而逃，希望儘快離場避開記者追訪。
另據報導，被揭過去5年收受壹傳媒老闆黎智英2000萬私人獻金的原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回歸以來一直高調參與本地政治，開始時主要利用其主教身份發表各類有關政治言論，其後更與民主黨創党主席李柱銘、黎智英和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組成“四人幫”，大搞密室政治，在幕後操控反對派，包括公民党成立、勸退甘乃威參加2007年補選，乃至近年策動所謂的“公投”運動。
“四人幫”近年主導整個泛民主派的力量和意識形態，隱身其後的陳日君和黎智英更是合作無間。在2005年政改方案一役中，陳日君高調批評，有關方案 “難以接受”，要求泛民議員反對。時任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更于立法會否決政改方案後，罕有地點名批評陳日君。天主教刊物《公教報》於2006年刊登一名神父的文章，指有教友對陳日君就政改等政治問題的高調取態感到不滿，但陳日君反而變本加厲。
2007年港島區立法會補選時，陳日君被揭發聯同黎智英和李柱銘，透過所謂的“飯聚”干預選舉，包括強推陳方安生參與補選，並勸退準備參與競選的民主黨成員甘乃威等。至2008年，由黎智英牽頭，“四人幫”在黎位於九龍加多利山的豪華大宅內進行了3個小時的“秘密飯局”，遊說陳太再度參選立法會，未能得逞。陳日君亦被外界視為策動所謂“五區公投”的幕後黑手之一，並以神職人員身份，呼籲市民支持所謂“五區公投”運動。
“維琪解密(專題)” 早前公開的近千份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機密電文中，也揭露陳日君與黎智英和李柱銘不時一起與美國駐港總領事會面吃飯，討論的話題非常廣泛，包括香港的政治、政黨及政府官員等方面。電文亦披露，李柱銘、黎智英、陳日君於2006年到梵蒂岡“朝聖”，首次令他們嘗到“傳媒、宗教、政客”組合可發揮的影響力，隨後就和美領館“情投意合”，並“幕後操控”多場政治鬥爭。
□ 敘利亞、伊朗間出現良性迴圈對美歐以勇敢軍事反擊 美帝極可能轉而不惜代價拉歐盟一道聯手定向金融攻擊巴西印度（水淹南方進而圍攻中國） □
朝、美下周可能在北京會晤磋商糧食援助問題
【首爾消息】
據韓聯社3月2日消息，朝、美雙方在發佈朝、美第三輪高級別對話成果後，加快了後續磋商步伐。
據悉，美國國務院負責朝鮮人權問題的特使羅伯特?金可能于下周中在中國北京同朝鮮外務省美國局局長李根舉行會晤，就對朝糧食援助等問題開展磋商。
一位外交消息人士1日表示，羅伯特?金計畫下周內在第三國同李根舉行會晤，就糧食援助等問題的細節進行磋商。鑒於2月27日開幕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在日內瓦舉行，羅伯特?金和李根很可能選在北京舉行會晤。
有分析認為，羅伯特?金還有可能訪問朝鮮。
朝、美雙方2月23日至24日在北京舉行了第三輪高級別對話，就朝鮮採取中斷鈾濃縮計畫(UEP)等無核化先決措施，美國則向朝鮮提供24萬噸糧食援助，雙方達成共識。據悉，朝鮮還要求美方再提供5萬噸玉米援助。
據推測，除了商討糧食援助有關問題以外，雙方這次很可能重點磋商監督援助糧食分配過程的問題。
歐盟同意給予塞爾維亞候選成員國資格
【布魯塞爾消息】據媒體報導，歐盟成員國領導人1日在布魯塞爾召開的歐盟峰會上同意給予塞爾維亞歐盟候選成員國資格。
歐洲理事會主席范龍佩在當天會後的新聞發佈會上宣佈了這一決定。他對塞爾維亞獲得歐盟候選成員國資格表示祝賀，並表示希望塞爾維亞進一步深化政治和經濟改革以達到入盟標準。
范龍佩敦促塞爾維亞認真落實與科索沃達成的各項協議，希望雙方積極維護地區穩定。
塞爾維亞於2009年12月提出加入歐盟的申請。科索沃問題一直是塞爾維亞入盟道路上的主要障礙。
科索沃是塞爾維亞的一個自治省，1999年6月科索沃戰爭結束後由聯合國託管。科索沃於2008年2月單方面宣佈獨立，隨後獲得美國等多數西方國家的承認，但塞爾維亞始終堅持其對科索沃的主權。
【時事點評】
我們先來關注第一則新聞素材，即：“朝、美下周可能在北京會晤磋商糧食援助問題”。
請大家注意這一段文字，原文是：
一位外交消息人士1日表示，羅伯特?金計畫下周內在第三國同李根舉行會晤，就糧食援助等問題的細節進行磋商。鑒於2月27日開幕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在日內瓦舉行，羅伯特?金和李根很可能選在北京舉行會晤。有分析認為，羅伯特?金還有可能訪問朝鮮。
● 這段文字“絕非巧合”地對“兩件事”進行了“相提並論”
這段文字“絕非巧合”地對“兩件事”進行了“相提並論”，那就是：
第一件事：是2月23日至24日在北京舉行了“朝、美第三輪高級別對話”，當然，還有其“後續發展”；
第二件事：則是於2月27日開幕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當然，主要也是其“後續發展”；
● 這段文字還“有意無意地”提及了一個“非常具前瞻性”的“分析人士觀點”
然而，我們想強調的是，不僅僅是如此，這段文字還“有意無意地”提及了一個“非常具前瞻性”的“分析人士觀點”，那就是：“……….羅伯特?金還有可能訪問朝鮮”！
在對“這一前瞻性觀點”給出我們自己的意見之前，還是先來討論所謂的“兩件事情”。
顯然，“第一件事”說的是““朝、美第三輪高級別雙邊對話”、顯然，朝、美雙方“談”的是朝核問題，至少“表面”是這樣的；
而“第二件事”的焦點是敘利亞問題，但基於我們之前的大量論證，大家不難明白，它“圍繞”的卻是“伊核問題”。
● 再談“兩核問題”的“實質”
在之前的點評中，甚至可以說在過去的數年之中，圍繞“兩核問題”的“實質”，我們一再強調這樣幾個觀點：
第一，所謂的“國際新秩序”，其實就是國際政治、經濟、軍事新秩序（相對現有的一超多強的秩序而言），其實也就是“伊核問題”的核心問題，
而包裹在“這一核心問題”的“內核深處”的，就是“國際金融新秩序”的問題，也就是要麼終結、要麼強化“美元本位制”的問題。
第二，在“第一”的基礎上，如果以“國家利益”為區分，那麼，所謂“國際新秩序”大致可分為兩種，
一種是以“終結美元本位制”為核心訴求的、也就是“中、歐、俄等非美國家”所要的“國際多邊架構”，
另一種則是以強化“美元本位制”為核心訴求的、也就是“美國（請注意，是“美國”）”所要的“國際單邊架構”。
第三，在第一的基礎上，如果以“資本利益”為區分，那麼，所謂“國際新秩序”大致也可分為兩種，
一種是以“‘歐、美（西方）’資本繼續把持國際金融話語權”為訴求的、也就是“西方資本”所要的“國際金融單邊架構”，
另一種，則是以“終結‘西方資本”繼續把持國際金融話語權”為訴求的、也就是“非西方資本”所要的“南、北多邊架構”。
● 在所謂“國家利益”與“資本利益”之間，“西方（主要是歐、美）內部”即有不可調和的矛盾，也有極大的妥協空間
第四，也是非常重要的，即：“第二”與“第三”說明，在所謂“國家利益”與“資本利益”之間，“西方（主要是歐美）內部”即有不可調和的矛盾，也有極大的妥協空間，
而“不可調和的矛盾”之所以“不可調和”，在於“終結或者強化美元本位制”是一個決定“歐、美國家”在國家、民族層面的前途與命運的核心問題；
而“有極大的妥協空間”之所以“可以妥協”，則在於“歐、美資本”都期望“由自己代表西方（請注意我們的用詞）”繼續把持“新的國際金融遊戲規則的制定權與執行權”。
● 美國想“繼續長時間”維持現有的“一超（美國）多強（中、歐、俄等）”格局已經極為困難
對上述所謂“新的國際金融遊戲規則的制定權與執行權”，想再次重複兩點：其一，對“歐、美等北方經濟體”而言，它其實就是一種“有別于”現有的“一超（美國）多強（中、歐、俄等）”的“國際新秩序”的“內核”，因此，即便是在“北方”內部，“歐、美”雙方各自也都有著“更進一步的訴求”。
因此，美國即定全球戰略的戰略訴求在於：“時不我待地”進一步強化自己“一超”的地位並徹底弱化“多強”的力量，也就是企圖獲取一種可在政治、軍事、經濟（特別是金融）等各個層面“全面支配”地球的“絕對力量”。
● 美國企圖快速獲取一種“絕對力量”
從“（自導自演製造）911事件”、再到順勢“蛙跳”進阿富汗進行“反恐”戰爭、特別是“再轉頭”發動伊拉克戰爭，正是美國試圖通過“大中東計畫（包括了中亞）”進一步強化自己“一超”地位並徹底弱化“多強”力量、從而快速獲取上述“絕對力量”之劇本的“最初環節”。
顯然，這一企圖一旦實現，在“美國支配地球”的層面而言，其“支配的力度與廣度”都將是“史無前例”的。
●“絕對力量”沒有拿到，維持現有“一超多強”格局也已變得極為困難
因此，對美國而言，在“最初環節”歷經近十個年頭、最終還是“演砸”了的情況下（美國次貸危機終因伊拉克戰爭的“勝而不利”而全面爆發、就是“演砸”了的“核心標誌”／注：就某方面而言，俄羅斯2008-8-8打破單極格局的格魯吉亞戰爭才是導致美國2008年次貸危機全面爆發的導火線），在自己的絕對與相對實力均已實質性下降的情況下，不僅那種“絕對力量”沒有拿到，即便是想“繼續長時間”維持現有的“一超（美國）多強（中歐俄等）”格局也已變得極為困難。
● 華盛頓決策層似乎感覺到…….
就目前而言，儘管“盡全力維繫”現有“一超多強”格局符合美國當前利益，但是，由於“從美國次貸危機至美國金融危機”的“整個過程”、已經嚴重削弱了美國“用於”維繫這一格局的“綜合能力”。
因此，原本計畫在“獲取全面支配地球之力量”之前，先盡全力維繫（注：拋出G2模式，就是一種努力）這一即有格局的“美國”，似乎已經感覺到：除非“一舉破局”、即：快速地從“一超多極”飛躍至“全面支配”，否則，既有的“一超（美國）多強（中、歐、俄等）”不僅永遠沒有升級至“美國全面支配”的那一天，還必將滑向“多極世界（中歐美、或者中歐俄美等）”、且在“上述滑動過程”中，美國快速淪為一個二流國家將是個“大概率的事件”。
在這個問題上，只要看看“前蘇聯”由兩超之一迅速滑至“俄羅斯”的過程，就不難感悟。
●“歐洲諸國”先建立“歐共體”、再轉進“歐盟”的“原教旨”
顯然，作為一個“已經啟動全面整合進程”的“政治、經濟與軍事實體”，對“歐盟”而言，最終“取代美國、代言西方、支配世界”，原本就是“歐洲諸國”先建立“歐共體”、再轉進“歐盟”的“原教旨”。
● 站在「歐盟」的角度觀察問題，美國旨在“全面支配地球”的“即定全球戰略”，就其“思想”而言，本身根本沒有錯
因此，如果站在「歐盟」的角度觀察問題，那麼，美國旨在“全面支配地球”的“即定全球戰略”，就其“思想”而言，本身根本沒有錯，只是錯在“主體”不同，即：錯就錯在“它一旦實現，仍是美國代言西方、支配地球、而不是歐盟行使這一權力”！
其二，對“中、俄等南方經濟體”而言，即便是「歐盟」“取代美國、代言西方”、從而把持“新的國際金融遊戲規則的制定權與執行權”，但它與“現有的美元本位制”並沒有本質區別，因為，那還是由“西方”說了算！
不僅如此，它還與“美國試圖進一步強化的”美元本位制“（支配地球的標誌）”的“企圖心”也沒有什麼本質不同，因為，它最多也不過是由“歐元本位制”去取代“美元本位制”、從而由歐盟、而不是美國去支配地球。
● 這是基於“一超多強”現有格局之“合縱連橫”的戰略需要
因此，站在“中、俄等南方經濟體”的角度、特別是站在中國的角度觀察問題，一如我們之前所強調的，只要「歐盟」不向美國提供其急需的“實質性南亞配合”，那麼，中國繼續奉行“扶弱（歐元）鋤強（美元）”的政策、繼續拒絕“G2模式”，這些本身都沒有問題，因為這是基於“一超多強”現有格局之“合縱連橫”的戰略需要。
● “扶的力度”、特別是“扶的方式”是有“金融前提”的
然而，具體到“扶的力度”、特別是“扶的方式”等問題，那也是有“金融前提”的，即：以“歐元”支持、至少是默認人民幣“實質性走向國際”為前提條件。
● 在策略上，中國的“扶弱（歐元）鋤強（美元）”可以在“力度”上大做文章
與此同時，由於中國的“進一步發展”、也就是“南下與北上戰略（相關討論見之前點評）”已經客觀要求“人民幣實質性走向國際”，
而這，不論在主觀與客觀層面上，都是與現有的、“把持著國際金融話語權”的“美元本位制”直接衝突，因此，中國的“扶弱（歐元）鋤強（美元）”，在策略上，可以在“力度”與“時機”上大做文章。
要想做活、且做好這篇文章，其“核心要義”就是要將“扶弱（歐元）”與“鋤強（美元）”的“扶”與“鋤”之力度與時機、視作“人民幣實質性國際化”這枚硬幣的兩面、且缺一不可。
其實，在之前的點評中，我們也曾經以“陀螺”及“陀螺穩定”的條件為例子，去形容人民幣國際化的問題。
因為，學過物理學的人應該知道，高速旋轉的陀螺是最穩定的。因此，要想“人民幣實質性國際化進程”這枚硬幣最終像陀螺那般穩定運行，就得在“人民幣國際化取得實質性突破”之前，將這枚硬幣旋轉起來、並始終“令其兩面”處於一種“動態變化”之中。
● 我們應該這樣去理解“扶弱（歐元）鋤強（美元）”
也就是說，我們應該這樣去理解“扶弱（歐元）鋤強（美元）”，即：
首先，毫無疑問，“扶弱（歐元）鋤強（美元）”的原則始終應該堅持。除非歐盟向美國提供“實質性南亞配合”、從而“歐、美”聯手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中國。
其次，毫無疑問，“扶弱（歐元）鋤強（美元）”的目的在於“鋤”掉“美元本位制”，全不是“扶”出一個“歐元本位制”。
最後，同樣毫無疑問的是，“扶弱（歐元）”、特別是“扶”的力度與時機，只是“鋤強（美元）”的手段，儘管視國際形勢的具體發展，在“力度”上可能有階段性地調整，或持續增強、或一時減弱，但其目的始終在於“鋤強（美元）”、並“扶”出一個有利於“人民幣以教科書都沒有的方式完成國際化”的國際環境，從而“堅定”眼下“相對弱勢”的歐盟（歐元）與美國（美元）相抗衡的信念與決心；
與此同時，“鋤強（美元）”、特別是“鋤”的力度與時機，也只是個手段，儘管視國際形勢的具體發展，在這兩個問題上，中國也可能階段性地有所調整，或持續增強、或一時減弱，但其目的也始終在於迫使美國（美元）出於防止歐盟（歐元）搶班奪權之“現實威脅”的壓力、而不得不一點點兒讓渡“令中國（人民幣）慢慢走出去的戰略空間”，一種有利於人民幣國際化的戰略空間。
顯然，通過上面的討論、特別是有關“陀螺”的討論，我們應該不難看出：“扶弱（歐元）”與“鋤強（美元）”之間、特別是“扶的力度”與“鋤的力度”之間，原本就是對辯證關係，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且缺一不可。
中國眼下要做的，就是要讓“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這枚“硬幣”、在這對辯證關係的“交替推動”下、“先”旋轉起來、“再”不斷地加速、直到“起旋的硬幣”成為一隻“高速穩定旋轉”的陀螺！
● 美國利益（或西方資本利益）何以“不惜透支其戰略能力”也要圍繞敘利亞這個“止損點”大做文章？
如果我們在經濟、特別是“金融層面”去觀察與處理問題的話，那麼，我們也就可以清楚地看出：
第一，“美國利益”或者“目前仍由美國資本代言的西方資本利益”之所以急於“不惜透支其戰略能力（完全不考慮一旦兌現、也就意味著美國霸權的徹底終結）、四處狂扔胡蘿蔔（比如對”阿盟“、特別是對”歐盟“），並最大限度地輔之以大棒（動輒就威脅軍事打擊伊朗、甚至巴基斯坦）“，在“表面”一層去看，其意圖可以這樣去描述，即：是在爭取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資源、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以“迫使”敘利亞最終能“完整地加入制裁伊朗陣營”；
● 從“深一層”的層面去看，其“意圖”也可以這樣去描述
而從“深一層”的層面去看，其“意圖”都可以這樣去描述，即：想通過“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或者圍繞敘利亞這個止損點大做文章的“整個過程”，去觸發一種“骨牌效應”，通過“最大限度地孤立伊朗”、且在“用一切手段（經濟、特別是金融制裁、外加軍事威脅）”努力推進“推翻伊朗反美政”的進程中，最終“實質性”達成分拆“伊核”之“中-歐-俄戰略協調”、以“水淹南方”的方式“激化”中國與主要南方經濟體之間的矛盾，直至形成“經濟、或者金融制裁中國”、最後“全球圍攻中國”的“目的”。
● 從“可操作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上述目的” 又均非“最終目的”
然而，如果從“可操作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上述的表面的、或者深一層的目的” 又均非“最終目的”，而只是一種“最為高效、且相對安全的戰略手段（對比政治、特別是軍事解決模式所具有的不可控危險性而言）”。
● “借此過程”掩蓋一個“極具欺騙性、實用性、經濟效能比、且相對安全、一旦順利展開、則施展起來也得心應手的戰略企圖”
因此，在“美國利益”或“目前仍由美國資本代言的西方資本利益”目前不惜一切、也要“封閉”伊朗在中東方向“最後一隻氣眼（敘利亞阿薩德政權）”，並最終實現“全球圍攻中國”的“背後”，
是想“借此過程”掩蓋一個“極具欺騙性、也極具實用性、特別是極具經濟效能比、不僅相對安全（如果中國等戰略應對錯誤的話）、關鍵是一旦順利展開、則施展起來也會得心應手的戰略企圖”，那就是：“時不我待地”進一步強化自己“一超”的地位並快速、且徹底弱化“多強”、特別是中國的力量，也就是企圖“快速獲取”一種可在政治、軍事、經濟（特別是金融）等各個層面“全面支配”地球的“絕對力量”。
● 這種“絕對力量”其實就是“一種空前強化的西方經濟、特別是金融霸權”及其對政治與軍事霸權的當然延伸
顯然，這種“絕對力量”其實就是“一種空前強化的西方經濟、特別是金融霸權”，
及這種經濟、特別是金融霸權”一旦為美國利益（西方資本利益）所獲得，反過來又必然對“西方政治、軍事霸權”的“進一步強化”與“當然延伸”。
前面說了，從“911事件”、再到順勢“蛙跳”進阿富汗進行“反恐”戰爭、特別是“再轉頭”發動伊拉克戰爭，正是美國試圖通過“大中東計畫（包括了中亞）”進一步強化自己“一超”地位、並徹底弱化“多強”力量、從而快速獲取上述“絕對力量”之劇本的“最初環節”。
● 美國決策層其實早就感覺到“有必要快速獲得”一種“絕對力量”，以“確保”不需要考慮償付美國所欠天量債務
因此，早在美國（2001）發動伊拉克戰爭之前，更準確地講，早在阿富汗戰爭、甚至911事件之前，特別是在“曾經的一座神”–格林斯潘執掌美聯儲、以“美國根本不需要考慮償付債務（為此，美國國務聊希拉克曾經在國會聽證會上公開大罵格林斯潘是騙子、害了美國）”為出發點、向美國房地產吹泡泡以“贏得解決問題的時間”的時候， 或者比那更早，“美國利益決策層”其實早就感覺到“有必要快速獲得”一種“全面支配地球”的“絕對力量”，以“確保”靠大舉借債為生的美國人、特別是美國經濟，最終根本就不需要考慮償付所欠天量債務了。
通過這些，我們也就不難看出，在美國決策者內心中，至少在美國經濟、特別是金融決策者的內心中，其解決債務問題的終極方案與手段“是個什麼性質的東西”了！
●“這個東西”的核心就是通過一切必要、且最為高效的手段，迅速獲取對全球經濟體系、特別是金融體系的絕對控制權
顯然，“這個東西”的核心就是通過一切必要、且最為高效的手段，迅速獲取對全球經濟體系、特別是金融體系的絕對控制權。
至於當時被美國決策者所認定的“必要且最為高效”的手段，就是通過“美國軍事霸權”迅速“控制全球主要能源點（中東與中亞）”、從而好最大限度地發揮“石油美元結算制”的槓桿作用，再慢慢扼殺極度信賴能源經濟的俄羅斯、及極其信賴中東、中亞能源的中國與歐洲、日本經濟的“競爭力”的過程中，最終攫取全球“南方經濟也好、北方經濟也罷”的所有“控制權”。
這才是“美國利益決策層”早在911之前，就想單方面發動伊拉克戰爭的原因，這更是美國借911事件的“悲情”、順利進行“戰爭動員”之後，且先“成功”在阿富汗等中亞方向、中國與俄羅斯的後院“紮釘”，從而“一邊威脅”、並“監視”中國與俄羅斯，一邊也做好威脅、包抄伊朗的軍事前期準備，後又迅速揮軍直取伊拉克、並在取得伊拉克戰爭的軍事勝利之後，就“迫不及待”地“威脅”敘利亞（當時的美國國防部長拉氏、可是動輒就“軍事威脅”敘利亞的），企圖迫使對伊朗至關重要、也對“巴、以問題”至關重要、從而“對美國能否儘快實現大中東民主計畫”也至關重要的敘利亞“就範”、從而最終完成包圍、封鎖伊朗、甚至“必要時對伊朗發動戰爭（如果伊朗在‘美國計畫打通伊朗至中亞的陸上通道、從而徹底控制中亞能源的時間表內’拒不屈服的話）”等一切必要準備的“真實動機”。
● 這一企圖一旦實現，在“美國支配地球”的層面而言，其“支配的力度與廣度”都將是“史無前例”的
顯然，這一企圖一旦實現，不僅將“迅速消解”令“美國現有能力在現有國際力量對比中根本無法消解的美國債務危機”，且在“美國支配地球”的層面而言，其“支配的力度與廣度”都將是“史無前例”的。
● 有一個“不為常人所感知的事實”
值得強調的是，所謂的“美國現有能力”，可以這樣去理解，即：儘管其絕對實力、特別是相對實力均已經較“小布希當時在航空母艦上得意地宣佈伊拉克戰爭已經取得勝利”時有了“實質性下降”，但是，今天的美國、至少在表面上，仍然是集政治、經濟、軍事、特別是金融霸權於一身，也就是說，在“美國陷入債務危機而無力自拔”、僅僅是靠一輪又一輪的、或明裏的（ＱＥ１與ＱＥ２）、或暗裏的（什麼“扭轉操作”、對美國房地產、汽車業等提供注資等）量化寬鬆去支撐其經濟、社會、特別是軍事“勉強運轉”的背後，其實有一個“不為常人所感知的事實”，那就是：在美國集政治、經濟、軍事、特別是金融霸權於一身的情況下，美國仍然爆發了次貸危機、且直至目前仍然陷入深深的債務危機之中無法自拔，
這只能說明一個問題，即：“現有國際格局”根本無法支撐美國經濟、特別是金融的穩定運行了。除非“儘管實力已經實質性下降、但仍然集數個霸權於一身”的美國、能“實質性”打破目前這個“現有的、美國獲利最多的、但卻無法阻止美國陷入債務危機、也無望令出解出債務危機的、全球經濟、特別是金融格局”、且仍然能控制它！
討論進行到這裏，我們其實想強調的就是這樣幾點：
第一點，就目前而言，“美國決策者”之所以不惜損害“美國國家利益（對此，美國國務聊曾公開承認：美國的中東政策並不總與美國利益一致）”、而是基於“美國資本利益”的層面、去策動一場、旨在對”一切重大問題都與美國在中東談”進行“以攻為守”的反擊的“埃及之亂”，並企圖在“埃及之亂”的“後續發展”中、全面惡化中國的外在安全環境，從而在“另一個戰略方向”實現“暗渡陳倉層面的南亞破局（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就“本質”而言，就是想“快速獲取”上述那種對全球經濟體系、特別是金融體系的絕對控制權。
第二點，而在中國成功進行了反衛星試驗、中段反導、殲20試飛（美國吹噓的“海空一體戰”也被“人”在伊朗上空給打回原形），從而徹底打破了“美國軍事技術絕對優勢”的“神話”之後，“美國利益決策層”基於“美國資本利益”的層面策動“埃及之亂”，並盡全力將其後續發展往“全面惡化中國外在安全環境、特別是經濟安全環境”的方向導引，就是想在“相對現實地（請大家注意我們的用詞，因為”美國軍事技術絕對優勢的神話“打破之後，西方資本明白，再想通過軍事手段去實現‘明修棧道式的南亞破局’，已經變得完全不可能）”的層面上，也就是“相對安全”、更或者“可操作性”的層面上，去“快速獲取”上述那種對全球經濟體系、特別是金融體系的絕對控制權。
第三點，最新的消息是，中國代表團1日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關於敘利亞侵犯人權問題進行的決議草案表決中投了反對票。
顯然，這是中國再次向“方方面面”強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絕對有效”。而由於“中、俄”接連發出“支撐敘利亞、特別是伊朗”的信號，敘利亞與伊朗問題也就終於出現了“伊朗敢於去做中、俄期望它做的事情，且基於它自身的利益、它也願意去做的事情”之局面。
我們注意到，2月28日，針對“美、以”軍事打擊伊朗的叫囂、伊朗國防部長聲稱：伊朗有“秘密能力”應對外敵。
至於這個所謂的“秘密能力”是什麼？我們不得而知，但是，我們卻注意到兩個細節：
其一，在做出上述宣示的次日、也就是2月29日，伊朗破天荒地向媒體開放了一處重要的航太設施；
其二，也就在當天，美國國務卿希拉蕊援引美國情報局的結論稱：伊朗尚未決定製造核武器！並就此重申：要加大對伊朗的新制裁！
● 敘利亞與伊朗局勢之間出現的“良性迴圈”
顯然，在“無法軍事解決伊朗”的情況下，在敘利亞局勢處於最關鍵時刻的背景下，任何令“方方面面”確信伊朗將製造、或準備正在製造核武器、從而令包括敘利亞、伊朗、巴以和平問題、甚至庫爾德人問題的中東局勢或全面失控、並引來“中、俄”等大國的“實質性介入”的“資訊”，站在“美國敘利亞政策”或“美國中東戰略”的角度，無疑是不符合美國利益的！
當然，為了實現更加嚴厲制裁伊朗的目的，美國務卿基於“美國敘利亞政策”的需要，而強調的“伊朗尚未決定製造核武器”，絕不應該解讀為“美國有理由放鬆更加嚴厲制裁伊朗”的信號，而應該解讀為美國“期望能動搖敘利亞阿薩德政府下決心清剿境內反動派武裝”的需要。
然而，在“中、俄”持續“雙反”支撐下，在“中、俄”發出“放手”伊朗“去切實準備悍然核爆”的信號後，特別是，在伊朗最高精神領袖于“上述支撐”下、公開放出“伊朗不坐等敵人攻擊，也可先發制人”的強硬下，敘利亞阿薩德政府最終還是下決心動用重兵清剿境內反動派武裝。
也就是說，“敘利亞也終於敢於去做伊朗期望它做的，且基於敘利亞政府自身的利益、它也願意去做的事情”了！
而“這些”，正是我們一再強調“中、俄有必要‘放手’伊朗去切實準備悍然核爆”才會出現的“良性迴圈”。
而在此“最新發展”下，任何“有關伊朗正在製造核武器”的“切實證據”或者“結論”，其實都意味著中東局勢在往“敘利亞局勢的進一步惡化，或將直接觸發中東全面破局、甚至是中東最暴力破局”的方向發展。
而基於“美國利益既不能承受中東全面破局、也不能承受中東最暴力破局”的“承受能力”，美國務卿希拉蕊“暫時也只能痛苦地”為“伊朗尚未決定製造核武器”的“最新情報”進行“背書”！
不僅如此，美國政府還得“違心地”宣佈暫不同意對敘利亞反對派提供武裝”，「阿盟」也公開聲稱“沒有摻合向敘利亞反對派提供武裝”的事情。
結果，摻合了且又未正式撇清干係的，也就剩下“歐盟”一家的。
有意思的是，據媒體報導，在敘利亞政府重兵清剿的行動中，竟然抓獲了100多名法國軍人。顯然，“歐盟”在推動“敘利亞之亂”往“中東全面破局”的方向疾走的問題上，可積極得很！
而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曾經說過，“能夠承受中東全面破局”的歐盟，可一直有著借“敘利亞之亂”的“後續發展”、伺機將“美國利益”給一腳徹底踢下水、並往死裏整、從而可從利比亞那個坑中一躍而起的企圖心！
● 不能承受這兩種局面中的任何一種的“美國利益”、做出“急於穩住局勢”的“複雜反應“也就不奇怪了！
通過上面的討論，我們想說明的就是：由於敘利亞局勢在“中、俄”發出“放手”的信號之後，敘利亞與伊朗之間出現了某種“良性迴圈”，
如果美國再稍不注意，且繼續對伊朗、特別是敘利亞施加不可承受壓力，則敘利亞或者伊朗就可能在“中、俄”的“明確支撐”下，隨時爆出將局勢導入“美國利益不能承受的中東全面破局、特別是中東最暴力破局”的局面，因此，不能承受這兩種局面中的任何一種的“美國利益”、做出某種“急於穩住局勢不要往最壞方向快速發展”的“複雜反應”也就不奇怪了！
之所以“複雜”，在於美國既想穩住局勢、但又不想示弱。也正因如此，在美國政府援引情報部門的情報、一再重申“伊朗還沒有決定製造核武器”的同時，美國軍方又放出了“正在制定軍事打擊伊朗核設施的軍事計畫”。
這與美國一邊急於緩和朝、美關係、一邊又極力否認以糧食換朝鮮暫停核項目、未了，還要通過“韓國軍演”展示“我仍然強硬”的“複雜”做派、又順勢測試朝鮮決策者在“後金正日時代”是否有變化等、有著異曲同工之處！
● 美國利益極可能轉而嘗試“不惜代價、拉『歐盟』與自己一道、聯手水淹南方”
第四點，基於上述變化，通過今天的討論，我們想強調的第四點就是：在美國利益（或者西方資本利益）今天終於明白想通過“封閉敘利亞這個伊朗在中東最後一個氣眼”的方案、去觸發一個“骨牌效應”、從而全面孤立、封鎖伊朗，繼而“實際上制裁中國、並對中國發起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的方案“已經導致中東局勢的全面失控”的巨大危險（即伊朗、敘利亞準備的全面反擊），
因此，如果我們評估的不錯的話，結合美國極力緩解“美、朝雙邊關係”、並用“一系列重大讓步（比如，承諾不再敵視朝鮮、援建輕水堆，並在六方會談恢復後優先討論解除制裁的問題等）”換得“朝鮮有條件暫停核專案與遠端導彈試驗（實際上是換取朝鮮承諾不對外進行核擴散與遠端武器技術擴散的口頭承諾）”，想在“相對現實地”的層面上，也就是“相對安全”、更或者“可操作性”的層面上，去“快速獲取”上述那種對全球經濟體系、特別是金融體系的絕對控制權的美國利益（或西方資本利益），極可能轉而嘗試“不惜代價、拉歐盟與自己一道、聯手水淹南方”的、旨在以相對安全的方式、去實質性打破“既有的全球經濟、特別是金融格局”、並進一步強化自己的多種霸權並主導新格局的方案。
如果我們在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向中國（國務院）兜售的、旨在全面私有化中國國有企業的經濟特別是金融建議”，也就是成功進行“水淹南方”之前的必要一步，
有關這個問題，在之前的點評中，我們曾經結合“阿根廷（新自由主義經濟）金融危機”進行了充分了討論，顯然，事實證明，在阿根廷（新自由主義經濟）金融危機中、因聽從“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震盪休克毒藥）藥方”進行了“徹底私有化”的“阿根廷經濟結構”，不僅沒有成為經濟的穩定力量，反而成了經濟不穩定的主要推手！（相關討論請參閱之前討論紀要！）
值得強調的是，我們也注意到了剛剛傳來的幾個新聞，
一個是：3月1日，北京時間3月2日，“歐盟”同意給予塞爾維亞候選成員國資格。顯然，這是“美國默認”的結果；這可是歐盟全面整合進程中的非常重要的一步！
另一個是：3月1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建議歐洲央行(ECB)採取降息措施，而巴西總統3月2日則突然指責西方國家“放水”是一種“不負責任行為”，
再就是，美國軍方正式宣佈：已經在印度部署了特種部隊。
● 美國利益極可能以向歐洲利益（特別是歐洲的國家利益）做出“某種實質性讓步”為條件、拉歐盟一道“水淹南方”
而從“「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急於向中國兜售”的“急迫情形”來看，在敘利亞、特別是伊朗問題已經發展至令其不敢貿然“有效擊破”敘利亞這個“止損點”的同時，急於“快速獲取”上述“絕對能力”以解困境的美國利益（西方資本利益），極可能以向歐洲利益（特別是歐洲國家利益）做出“某種實質性讓步”為條件、拉“原本就有私心、且一直在偷偷量化寬鬆”的歐洲利益一道，選擇一點（比如巴西、或者印度）、或者兩個點（比如巴西與印度），定向引爆一場經濟、或者金融危機，之後，在巴西、或者印度經濟受到重創之時，拿人民幣匯率、或者“中國製造”說事兒（更或者中印、印巴之間的主權爭端說事），以“威、逼、利、誘”巴西、或者印度成為反華急先鋒，從而“撕裂南南合作”，
在此基礎上，再從“形式上有別於擊破敘利亞止損點”但“實質上卻一樣、都是想形成一種一點突破、則全線突破的骨牌效應”的層面，去構建一種“全面圍攻中國經濟、特別是金融、最後將其延伸至政治、甚至軍事層面”的局面。
對此，中國為代表的南方經濟體之間，要保持高度的警惕與足夠的清醒、特別是有效的溝通才行！
與此同時，中國、特別是俄羅斯對敘利亞、特別是伊朗的“支撐”，仍然來不得半點兒的鬆懈，因為，真正為有效反擊“歐、美聯手的水淹南方”，還是得從“一切重大問題都可與美國在中東談”的層面去想辦法！顯然，中東全面破局、特別是中東最破力破局，視歐盟是否敢在“水淹南方”的層面上向美國提供“實質性配合”，仍然是最為有效的破解之術！
● 沒“事”最好，大家都好，如果有“事”，那大家還是得到中東來談！
在這個問題上，大家務必要明白：在“美國利益（西方資本利益）”已經試圖打破“既有的、其獲利最多的既有經濟、特別是金融格局”、以試圖全面控制南方經濟命脈的“最新發展”下，中國為代表的南方國家，還絕不能“無條件地”替“西方利益”去維護一個“不准許伊朗有核、不能讓中東陷入核競賽”的“西方霸權”！絕不能“無條件地”替“西方利益”去維護一個現有的、對西方最為有利的“既有國際政治、特別是軍事格局”！
在這個問題上，正常的邏輯顯然是：先切實地保證自己能活到明天才是第一要務！在這個問題上，大家務必要明白一個簡單的事實：不論是從敘利亞方向、還是從巴西、或者印度方向形成突破口，如果形成了一種“天下圍攻中國”的局面，那麼，在不打破現有全球格局的前提下，中國單純在軍事上或有能力自保，但在經濟、特別是金融上，根本就無法自保！因此，從長期來看，如果沒有經濟上的有效支撐、最終還是無法“有效自保”！
顯然，這個“維護條件”就是中國用於堵住上述“突破口”有效工具，在關鍵時刻、既要敢於用、更要善於用！
當然，如果僅在經濟、特別是金融層面去應對，還可以通過人民幣匯率或選擇美元、或選擇歐元進行大幅度貶值的方式、並帶動東亞主要貨幣向相同的方向運動、通過重置歐、美經濟運行成本的方式，強烈撕扯“歐、美國家、特別是資本利益”、直接破壞它們之間的資本特別是貨幣政策的協調性。
在伊朗是否會悍然核爆的問題上，中國也好、俄羅斯也罷，最有效的態度就是：伊核問題是美國利益的問題，還是西方利益（歐盟）的麻煩、但中國與俄羅斯卻沒有義務確保伊核最終不成為美國的大問題、最終不會發展成為西方的大麻煩！特別是經濟、尤其是金融上的大麻煩！
因此，沒“事”最好，大家都好，無非是一道慢慢熬，如果有“事”，那大家還是得到中東來談！至於是“和談”還是“核談”，更或者是“核爆之後再談”，總之，只要能切實地解決各自關切的核心問題，那是怎麼談都行！當然，不談、任其發展、直至腳踩西瓜皮、是滑到哪兒算哪兒，也行！
－《東方時事解讀》2012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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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種 、 猛虎 □
短評／韓菲論道
2012.3.2
“（中俄）正義與（美英以軍情特法西斯霸權聯盟）邪惡的鬥爭”已經白熱化，對敘利亞的提案“（2012/3/1）再次否決”說明兩大陣營的戰鬥鼓角已經吹響，還是那句話， 不管唯心者無論如何“粉飾”，如何堅持自己的唯心立場，世界格局都將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分裂成兩大集團”，除非有些（美奴帶路黨當權當道）民族“自甘墮落”下去，甘願做“奴隸”被人剝削與蹂躪（從去年的“國內漢奸們”提出的拯救對方就是救自己的繆論，相當於舊西藏農奴甘願去救領主一樣滿腦子進水般“麻木不知羞恥”）。
應該注意的是，敘利亞巴沙爾一定需要防止對方（美帝中情局+以色列猶太Mossad魔殺刀）玩“暗殺遊戲”，“暗殺首腦（滅絕種族優良基因及文化傳統記憶）”一直被對方（美帝中情局+以色列猶太Mossad魔殺刀）認為是自己武器袋中最能起作用的一種方式，所以選好接班人與核心力量以防不測早準備。“置之死地而後生,陷之亡地而後存”，巴沙爾要以大無畏的勇氣秋風掃落葉般的蕩盡對方的“雇傭”與（美英法以）特種部隊。敘利亞現在最需要的是反特種作戰的技術、戰術與裝備。反過來看，曾遭受對方特種襲擊與即將下一輪遭受對方特種打擊的國家是不是應該向此處派遣自己一部分特種部隊，看看對方（美英法以）的特種是不是吹得那麼神，特種在國內練不出真本事，只有經過實戰與血與火的鍛打，特種才能真正成為國之利刃。
對方（美帝猶太基督教霸權+英法老帝國殖民勢力）現在在非洲採用的是“騷擾驅趕戰術”，讓你正常經營多年並有成果的經濟利益和經濟活動受到限制最終退出，（肢解分化制衡依附戰術）蘇丹就是典型事例，經過近二十年投資建設現在到了收穫期，結果經濟果實運不回，逼迫天朝的猛虎出征咬人，陸軍這只虎早應該放出幫助黑兄弟去阻擊對方（美帝猶太基督教霸權+英法老帝國殖民勢力）的“侵入”。沒有力量的延伸，哪能保證利益的獲取。所以航母應該儘快成軍，水陸並進經營非洲大地，海盜和“強盜”才能根本上絕跡，才能構築非洲的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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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第二大的“私人公司”（其實背景未必是私人的），在這裏，引用jackrain兄的原文，“世界第二大的是美國的G4S，這個名字是因為它的前是 Group 4 Falck A/S，和 Securicor plc 合併後成立的，這是負責安全保衛的公司，就是“保鏢”吧！超過６２５,０００名員工，雖然一些業務重點是對銀行，監獄，機場等負責保安，G4S也在世界各地的危機中發揮重要作用。
2008年，它又買下了Armorgroup，其中9000雇員守衛了約三分之一在伊拉克的所有非軍用補給車隊的保護。它在超過125個國家和地區為安全提供保護，包括一些非洲和拉丁美洲最危險的地方，它提供了政府機構和私營公司的全副武裝的安全部隊，土地掃雷，軍事情報和培訓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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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韓非兄剛才的點評，不難看出，其實近期在非洲針對我國伸出的“黑手”背後可能就有“這幫人”，而且“數量龐大”，這也是美帝能在世界各主要地帶“張牙舞爪”的條件，人員配備眾多，正如jackrain兄所言，有多少退伍軍人都進了這個公司，這其實就是另外一種“變相”的“軍事駐紮”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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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估 □
短評／韓菲論道
2012.3.3
高盧雞（法國）的“地中海計畫”包含著武力保障，這一方面和黴鍋（美帝）“狼狽為奸”早已經取得一致，兩個各取所需。高盧雞的“特種”進入敘利亞，不用懷疑，這次“入侵”敘利亞“暫時失敗（一百多名偷偷入侵敘利亞的法軍在敘利亞境內遭俘擄）”的很大原因，是政治上的，敵人低估了天朝與熊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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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逼迫 □
短評／韓菲論道
2012.3.5
天朝猛虎出征，怪不得別人，只能怪對方逼迫的。分析過熱點在中東、南亞，其實體現的是對非洲的奪取，天朝在剛果又死人（剛果軍火庫爆炸，爆炸地點附近為【中國北京建工集團承建的社會住宅項目】），整個非洲大陸攪和的無法進行正常的經濟貿易，猛虎出征必將殺氣森森，等待“對方（美英法）”將是鬼魅纏身，夥伴們繼續看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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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利亞捕獲100多名非法入侵的法國軍人
□ 敘利亞抓了100多名法國軍人
環球網記者／仲偉東 報導
環球網 2012。3。3
據埃及《金字塔報》網站（2012）3月2日消息，一名黎巴嫩議員透露，敘利亞政府軍在攻打霍姆斯的過程中，俘虜了100多名法國軍人。其中包括18名軍官和100名傘兵。
黎巴嫩議員亞森•康索（Asem Konsoa）稱，敘利亞政府軍除此之外還俘獲60名黎巴嫩人，這些黎巴嫩人和法國軍人都支持敘利亞抗議者。
康索還稱，這樣的“醜聞”可能會對法國總統薩科齊的政治前途產生威脅。此外，康索預計敘利亞的軍事衝突將會在1個月內停火，並稱敘利亞政府軍正在逐步加強對霍姆斯巴卜阿姆魯區的控制。
「俄羅斯之聲」在3月2日也報導了這一消息，同時還指出，一系列媒體曾有過關于法國軍人在霍姆斯被俘的報導，“這些軍人無法解釋自己逗留敘利亞領土的目的”。
《有無——薩達姆(伊拉克海珊)的海灣戰爭(波斯灣戰爭)與冷戰後全球大棋局》
《有無——薩達姆(伊拉克海珊)的海灣戰爭(波斯灣戰爭)與冷戰後全球大棋局》
（與當前敘利亞局勢高度相關）
莫斯科佔據阿富汗這個博弈支點，試圖借道伊朗去破局“石油美元霸權”，但是這一招“回馬槍”被薩達姆（海珊）擋在波斯灣以東，莫斯科爭勢無果，其博弈操作遂轉向被動，逐漸導向一個結果——莫斯科要在“主動解體”與“被動解體”之間做選擇——莫斯科選擇了“主動解體”。（期間的國內外博弈鬥爭也很複雜，問題本身更極為重要。留做專題討論）
“主動解體”讓莫斯科從“敗局”中挽回一點主動性，這也是莫斯科選擇“主動解體”的“原因”之一，而怎樣利用好這個“主動性”，莫斯科也一定已經做了深刻推演，也一定是在這條“主動解體路線”上的推演結果（和在推演內容中再做出主動佈局，並由此得到的進一步的推演結果）讓莫斯科“可以”確定“主動解體”路線，就是說，在蘇聯解體前後，莫斯科一定在“大棋局”盤面上做了重要的博弈佈署，一定運籌了讓美英土著難以應接的大謀略——
那麼做為主動的博弈者，莫斯科會選擇哪里佈局呢？或者說，美、蘇最後的博弈決鬥會發生在哪里呢？
既然這場決鬥發源于石油美元，此後的博弈平臺仍然還在中東石油產區，那麼莫斯科也一定要在這裏埋下勝負手。
在中東那些土著博弈者中，薩達姆曾經是一個“異動者”，在中東博弈局面上他所處的位置也讓他不得不做一個“異動者”——地緣上，伊拉克南翼是石油儲量第一的沙特，東南方向是沙特的“王權”盟友們，它們和沙特（沙烏地阿拉伯）一道已經（也勢將）被美帝國選擇為“（非民主；專制王權）戰略盟友”，也就基本上失去了博弈者身份；東翼是不能投靠美、蘇兩大霸權中任何一方的伊朗，而伊朗又成為美、蘇的必爭之地，伊朗也就勢必自立為一個中東大局中的土著博弈者。
此外，伊拉克的西翼還有以色列這個特殊博弈者，北翼則是土耳其這個身份特殊的北約國家。那麼，莫斯科要施展它的謀略為“冷戰收盤”佈局，難免要首選伊拉克做道具。
（做為國家，伊拉克的本源在兩河沖積平原上廣大的農耕區域，而農耕區域必定承載了相對眾多的人口，區域內又根本沒有可以阻擋大軍攻伐的自然屏障，那麼這方土地上必定要出現一個在歷史變遷中相當穩定的國家——它也用以抵抗歷史變遷。但是從伊拉克向東，向西北，分別有廣大的山地高原，山地高原能夠承載較多的耕、牧人口，又能讓這裏的政權進退可依，而相對穩定的政權下就形成穩定的民族。這種“山地高原民族國家”又時而有能力攻伐與它相鄰的大平原，雖然不能形成長久的統治，卻能夠割占-整合平原上的一部分農耕生產力，並就此與農耕鄰國埋下領土爭端的種子，這就是伊朗（土耳其與伊拉克之間有廣闊荒漠，能夠有效阻斷攻伐，也就阻斷統治繩索）。在伊拉克的南翼是夾雜著綠洲的廣闊沙漠，這裏的博弈邏輯是：只有統一了大沙漠的主體區域才能夠制止廣闊沙漠裏的部落攻伐，從而讓“大沙漠政治”穩定下來，穩定下來的這個政權就是現代史上這個“沙烏地阿拉伯”。
除了土耳其，波斯灣沿岸就有了三大國家：沙特（沙烏地阿拉伯）、伊拉克、伊朗。又，在這片相當乾旱的中東大區，沖積平原的幅員不及沙漠廣大，而伊朗高原如果不是比兩河平原遼闊，它就沒有可能逃出兩河政權的長期控制從而不能形成穩定的民族國家——那麼大致按照三大國的領土面積，波斯灣油氣在儲量分佈上也沒有逃出 “概率空間”。）
下面再看中東博弈的核心與關鍵——既然莫斯科未能打通它進入波斯灣的道路，既然中東大博弈從傳統的地緣政治博弈向“石油美元博弈”這種資本直接以博弈者身份參與的“軟博弈”演變，既然莫斯科基本定下“主動解體”路線圖因而不再直接參與中東角逐，那麼莫斯科就要給美帝國留下一個強大對手，還最好是一個資本對手，而這個對手還會從內部攻擊美帝國，能夠從全球“大棋局”制約和攻擊美帝國——猶太資本勢力佈署在華爾街和中東石油產區（以色列，及以色列與石油王權的關係），對“石油美元”的控制能力更強，更直接，它還是美英資本隨時準備創造機會去鯨吞的獵物……基於兩路資本之間這種“決鬥關係”和單向“鯨吞關係”，美英土著資本一定要至少壓制住猶太資本的這個實體根基——以色列。當然，美英資本不需要讓以色列這個國家被阿拉伯勢力徹底趕進地中海，只要以色列在阿拉伯-伊斯蘭的巨大壓力下疲于應付，有求于美英土著，從而令猶太資本也陷於被動，美英土著資本就有機會鯨吞猶太資本，或者在保留這一“鯨吞權利”的前提下先行“解體蘇聯”。反過來，憑藉以色列為政權依託（包括軍力和核武。1968年底，以色列每年已經可以生產四至五枚核彈頭），猶太資本可以進行有效抵抗，以色列以它博弈“棋手”的身份還可以聯合歐陸、俄羅斯（蘇聯的繼承者）、中國、阿拉伯王權（手中有石油武器），對美帝國的單極霸權實施反制，再以華爾街鬥爭做為配合，不難攪亂美英土著資本的“大棋局”，促使美英單極霸權走向終結。
又，之所以這些棋手（資本，政權實體）將會同猶太資本配合，是因為在美英單極霸權格局下，美英資本將無所求於它們，又為了鞏固、擴大美英的單極霸權而要去要去徹底壓制它們，而它們也會借美英的單極霸權秩序被（猶太資本）致亂之機謀求連橫，壓縮或者推翻美英單極霸權並且去謀求它們自身的霸權，那麼它們對美英霸權的威脅更反過來又要求美英資本去徹底壓制它們——而這種博弈關係也能夠加劇它們針對美英單極霸權的博弈力度。
那麼，除非美英有把握一舉奪取並穩固單極霸權，不需要擔憂其他博弈者（聯合）反擊它們，則“怎樣壓制住以色列”就成為“美帝國的大棋局”上的一個關鍵“課題”，而壓制以色列就要利用以色列的“天然”敵手——阿拉伯勢力和伊斯蘭勢力。
那麼反過來，莫斯科最需要做的就是扶植以色列-猶太資本，而流徙在美帝國的猶太資本離不開來自以色列政權的支撐，那麼對猶太資本不能在資本層面給予幫助的莫斯科，就要堅決支持-支撐以色列，就要制止美帝國利用阿拉伯-伊斯蘭勢力去打壓以色列。
其時，阿拉伯諸幫內部有兩大勢力——一組是沙特（沙烏地阿拉伯）等王政國家群體，一組是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埃及等以強人獨裁為主流特徵的世俗政權（從伊斯蘭這個範疇更廣泛的環境看，還有宗教政體的伊朗、世俗化也西化的土耳其兩個重要勢力）。其中，前一組王權勢力並不願意打壓以色列，因為——美帝國以“沙特等國的王權政體之容易被推翻”這一緊迫現實去威脅這些王權，要求它們支持“石油美元”，否則美帝國可以輕易“幫助”阿拉伯民眾推翻他們的王政，只是，在冷戰時代，美帝國需要顧忌蘇聯，所以這些阿拉伯王權勢力握有有限的“反叛權”。而當蘇聯失去力量不再能與美帝國抗衡，美帝國就根本不需要向阿拉伯王權交付任何條件，就能夠驅策這些王權更馴服地為美帝國服務，又隨時可以出於戰略需要廢黜“石油王權”，轉而去為“石油美元”扶植另外的代理人，除非——在美帝國內部有一支力量可以有效約束美帝國的中東策略、戰略，而這支力量只能是猶太資本。
以色列在中東，猶太資本在華爾街-華盛頓，它們願意並且能夠出手幫助阿拉伯王權——直接地，可以減輕美帝國對這些王權的壓力，包括收買、攪亂華盛頓的政策；間接地，通過博弈縱橫，阿拉伯王權與以色列+猶太資本還形成一種“看似奇怪”的聯盟，共同制約著美帝國的中東霸權，繼而也制約了美帝國在全球的單極霸權。這種聯手制約又主要是制約了美帝國在中東霸權的操作路徑，即迫使美帝國必須沿用“以阿拉伯王權為盟友”這種代理人模式，而阿拉伯王權又以消極“反以”回報以色列-猶太資本。
在後一組阿拉伯（阿拉伯語社會）勢力中，薩達姆的伊拉克最有實力和影響力——它有“石油武器”和石油財力，有可供領袖阿拉伯諸邦的人口和國土，擁有“波斯灣石油地緣”重要性，還謀求核武（兩伊戰爭期間先後被伊朗、以色列空襲而停滯），也代表世俗革命。從幾個方面看，伊拉克都是的最適合的領頭羊之選，可供美英驅策去聯合其他阿拉伯諸邦共同打擊以色列。雖然伊拉克的國力在“兩伊戰爭”中大損，但以石油財力，其國力可以在十年內恢復如昔，如果伊拉克還整合了科威特的國力又主要是石油收益的話，它還將變得更強。此外，兩伊戰爭鍛造了伊拉克軍伍，損失的武庫可以由石油收益補充，石油經濟為主的社會又是高生育率社會讓伊拉克也不乏兵源，而兵源優勢是以色列最為忌憚的。再看其他阿拉伯國家——利比亞遠離波斯灣，人口和國力有限，不能提供足夠的反以力度；埃及人口眾多，與以色列相鄰，曾經是阿拉伯諸邦中的“反以”主力，又地處運河被美英勢力影響，這些條件都可供“反以”。但是，埃及不夠富足，不論埃及是不是反以和怎樣強烈反以，它都不能從阿石油王權“兄弟”那裏拿到更多“反以補助”（以色列-阿王權秘盟），而且埃及的前景不能寄望於石油，反而更寄望於以色列可以幫助提供的正常的區域經濟和一個“大地中海”，所以在幾次中東戰爭之後，在“大棋局”形式大變的情勢下，埃及不能，也不願成為反以主力，也沒有道理再為那些富裕的“阿拉伯兄弟”充當炮灰和支付戰爭消耗。那麼，美英土著要找出一個可供它們壓制以色列的“盟友”，同時，最好這個“盟友”還能威懾阿王權（令它們聽命，否則美英就允許這個“盟友”取而代之），還能抵住莫斯科的“伊朗局”（在蘇聯解體之後，莫斯科還要繼續操作），就只有兩個選擇——伊拉克、敘利亞。
（當然，如果美英土著選擇的這個“盟友”足夠強大，它也就可以成為蘇聯、歐陸、猶太資本這些博弈者的棋子與“盟友”，不過這種情況能夠出現還需要特定的博弈環境與條件。）
那麼，莫斯科就要提前解除伊拉克、敘利亞對以色列構成的威脅。（如果莫斯科能夠做到，那麼美英土著如果還要廢黜以色列對猶太資本的支持作用，就只有直接派出美軍去攻伐以色列了，則猶太資本就要“跳牆”了，中東也只能上演“N國演繹”了，莫斯科將奪走美帝國的單極霸權了。）然而，莫斯科無法做到同時削弱伊拉克和敘利亞，哪怕去直接削弱其中之一，也做不到。好在，莫斯科曾經長期支持敘利亞，兩國有著相當於盟國的良好關係，莫斯科可以爭取到大馬士革的立場，但不利的是——與伊拉克相比，敘利亞不夠強大，它很少有石油收益，等於沒有石油武器，它的政權在阿拉維派（什葉派的一個支派）之手，而這個派別只占敘利亞人口的11%，所以這個現政權不夠穩定，又，敘利亞與伊拉克國土相連，所以伊拉克有軍事、政治兩種武器可以顛覆敘利亞。那麼，莫斯科就要卸除伊拉克對敘利亞構成的威脅，也就能夠卸除“一個再度強大起來的伊拉克將對猶太資本構成的威脅”。還不止於此，莫斯科還要斬獲更多——
巴格達時間1990年8月2日淩晨2時，伊拉克以10萬兵力侵入科威特，迅速取得全勝並攻佔科威特王宮，包括時任亞奧理事會主席的法赫德親王在內的一些王室成員被殺。8月7日新的科威特－即科威特共和國成立，8月8日，應科威特共和國政府要求，科威特與伊拉克“徹底地不可逆轉地實現了合併”——薩達姆做出這樣一個重大決策之前，必然已經審慎觀察了國際局勢，嚴謹推演了美、蘇的立場和反應，並且至少與美、蘇之一做過溝通，得到它或者它們的支援與配合，這樣，薩達姆才敢於製造這樣的“大事件”，但這個溝通對象（支持者）不是華盛頓。
那麼當“科威特事件”發生，如果美帝國不壓制住薩達姆的伊拉克，則阿王權及其資本將陷於危局，隨後陷入危局的就是以色列和猶太資本，所以它們此時必須在“叛局”路線上有所行動，則莫斯科在“蘇聯不解體反而可以反攻”這條路線上將有機可乘。如果莫斯科實施反擊的條件還是不能形成（成熟），則莫斯科在拿到它由此可以拿到的更多籌碼（蘇聯解體的條件）之余，也充分利用這場“海灣局”，通過借美帝國之手打弱伊拉克，為“冷戰後”時代提前佈局，這個佈局將大大有利於莫斯科——
（1）這場“打弱伊拉克”的戰爭勢必在波斯灣-中東社會製造和升級對美帝國的恐懼，也製造和升級“反美環境”。
之所以這必須是一場“打弱”伊拉克的戰爭，而不僅限於美帝國出賣迫使伊拉克撤兵，是因為——如果華盛頓不使用美軍打弱伊拉克，則阿王權不可能卸除它與伊拉克的矛盾和不信任，實際上則是阿王權對華盛頓的的不信任將要驟增（與薩達姆尚未侵佔科威特時相比），則阿王權的“叛美立場”將非常堅定，從而猶太資本的叛局動作也就加緊和加劇，而且當伊拉克在將來某一時刻攻伐敘利亞的時候，阿王權將會站在敘利亞一邊，通過要脅華盛頓，通過它們在中東的影響力去制止伊拉克。
（2）為阿王權除去來自伊拉克這個近身強鄰的威脅，讓阿王權獲得獨立的博弈立場，這個獨立的博弈立場可以牽制美帝國的單極霸權，可供配合莫斯科實施“冷戰後反擊”。（例如阿王權可以啟用法郎、馬克、日元，或者此後出臺的歐元去結算其石油出口）
（3）猶太資本-以色列也丟掉了伊拉克這個威脅，可以站在更獨立、更強硬的博弈立場，更少受制於華盛頓。
（4）阿王權較少受制於美帝國，也就意味著以色列的安全能夠獲得更多來自阿王權的支撐，還意味著猶太資本針對美英土著的博弈立場可以更少受制于美英（相反，美英土著威脅阿王權，也就間接威脅了猶太資本）。
（5）※※※※※ 最為重要的是——當冷戰收官，蘇聯解體，莫斯科從全球收縮其勢力，包括全面撤除其海外軍事基地，卻唯獨保留了敘利亞的塔爾圖斯港這唯一一處海外軍事基地。該基地加上莫斯科與敘利亞傳統的聯盟關係，可供壓迫以色列-猶太資本的博弈立場，要求後者在“後冷戰”時代的全球大棋局中做出博弈佈署時要照顧莫斯科的利益，以至於要配合莫斯科的佈署，當然，莫斯科與猶太資本也可以借此達成針對其他博弈者的“博弈協同”。（莫斯科通過敘利亞脅迫以色列-猶太資本的手段，除了來自軍事基地和敘利亞政權的戰略決心，也包括經常性手段。也所以，“這個敘利亞”很“可以”是真主党、哈馬斯等強硬派反以組織的重要後臺。當然，也有理由測想：以色列是否已經把影響力打入了真主党、哈馬斯內部，也同敘利亞有著戰略性合作。）同時，猶太資本的博弈立場偏向莫斯科，雖然是出於“被迫”，但是客觀上就使得美英土著更加需要剪除猶太資本勢力在美帝國金融、政權層面的影響力，而這種影響力又以資本實力為後盾，這樣，莫斯科就更加離間了原本已經處在搏鬥-鯨吞關係中的美英土著與猶太資本，讓猶太資本在美帝國的處境更加危險，讓它必須加速、加深那個“叛局”。那麼，為了讓莫斯科針對以色列-猶太資本的這張“敘利亞牌”生效，莫斯科就要替敘利亞解除來自伊拉克的軍事威脅，讓美英不能利用伊拉克的實力“吃掉”莫斯科的這張“敘利亞牌”，因為伊拉克可以——或者壓迫敘利亞迫使敘利亞政權改變親莫斯科立場，或者薩達姆在美英的支援下直接兵發大馬士革，或者支持敘利亞境內的占人口大多數的遜尼派顛覆親莫斯科的阿拉維派現政權。反過來，一旦伊拉克勢力進入敘利亞，伊拉克就直接對以色列兵臨城下了（伊拉克要直接威脅以色列，必須途經約旦或者敘利亞國土），這等於美英從莫斯科手裏奪去針對猶太資本的這張“敘利亞大牌”，又抓緊在它們自己的手心。或者，哪怕伊拉克並不壓迫、攻伐敘利亞，只是掀起和領導一場“反以運動”，輔以軍事動作（例如向約旦、敘利亞借道），也同樣等於美英握有一張針對猶太資本的“伊拉克牌”。——那麼總結起來，莫斯科借美英之手打掉了伊拉克針對敘利亞的軍力優勢，保住了自己手裏的大牌，同時消除了華盛頓手裏的大牌，一得一失之間，莫斯科大勝。【當前的敘利亞局勢中，各方博弈者正在著力爭奪的目標就主要包括這一張“針對猶太資本的敘利亞牌”。】※※※※※
既然“冷戰後”莫斯科將退出中東，華盛頓就可以按照它的需要全盤宰製波斯灣-中東，包括薩達姆的伊拉克，那麼在大局觀上，在“冷戰收盤”之前，中東的任何“異動”都不會對莫斯科造成不利。所以，莫斯科完全可以“授意”薩達姆，“幫助”他做出侵佔-統一科威特這個決斷，而這個“授意”或者這個在莫斯科與巴格達之間的“密約”應該只是——在博弈邏輯上達成相互理解，所以雙方可以和願意協同行動。
華盛頓以進取的立場爭取贏得冷戰，而莫斯科不得不以收縮的立場處置冷戰大勢，在這一前提下，莫斯科就通過“海灣局”掠獲到最大博弈戰果，並且讓華盛頓從“贏得冷戰”中得到的勝利果實大打折扣，從事實上把冷戰置換到新的博弈格局中來，把冷戰延續下來，把莫斯科的敗局轉變成一次階段性事件，把“蘇聯解體和蘇東解體”變成冷戰這場戰爭中的一場階段性戰役，一場“大撤退”性質的防禦戰役——莫斯科在冷戰中失去了決勝的機會，也失去了奪得階段性勝利的機會，那麼莫斯科需要放遠視野，提前做出戰略性佈局……
然而，莫斯科還不能就此停止博弈推演，因為“大棋局”由多方共同捭闔，在博弈推演的任一節點上都有可能被其他博弈者借局佈局，所以上述博弈推演還不夠充分……下邊從薩達姆的立場對這盤“海灣局”再做演繹。
“冷戰後”，或者至少波斯灣的“冷戰後”（莫斯科退出阿富汗從而遠離波斯灣政治已成事實），鑒於美帝國將沒有實力對等的對手，至少在中東沒有，所以薩達姆必須以美帝國的立場去定位伊拉克的立場，定位伊拉克的國運路向——
（1）針對阿王權，針對中東石油政治大盤——
在現時和未來的中東博弈中，初看之下，莫斯科也需要伊拉克，至少看起來伊拉克的存在和強大能讓中東博弈變得複雜，從而有利於勢力相對較弱的博弈者縱橫操作，尤其當莫斯科已經從伊朗方向撤退（結束阿富汗戰事）。但是，能夠破局“石油美元”的只有阿王權團體，即便另外謀成“俄佩克”之類鬥爭平臺也很難與歐佩克競逐。而一旦阿王權準備叛離“石油美元”，美英土著反而要利用伊拉克去制約阿王權。但是，當蘇聯從阿富汗後撤，即說明莫斯科無力、無意再來波斯灣與美帝國做大開大合的爭逐，那麼波斯灣乃至中東的政治格局將由美帝國做一家獨裁。按照美英土著的博弈需要，不讓中東地區出現一個阿拉伯強國——是美英土著的方向性策略，而保留阿王權就能確保實現這個大策略（阿王權國家占中東阿拉伯國家中的半數，佔有大部分石油儲量，且容易受美英的控制），讓變化、變數出現的時間延後還有利於美英霸權拖延那個“被破局”時間點的到來（不論那個破局是否有成效），所以美英在原則上會盡可能保留阿王權，直到不得不廢黜它，或者變化了的博弈大勢要求美帝國放棄它。再造另一個版本的“中東局”。所以，（美英土著資本的）美帝國不會輕易允許薩達姆衝擊阿王權，那麼美帝國以薩達姆做為威脅阿王權的工具——這個選擇的必要性失去了成色。
（2）針對以色列——
“冷戰後大棋局”的主題將是資本大搏鬥和“石油金融爭奪戰”。美英土著可以利用薩達姆，讓他領袖各路阿拉伯力量——（1）衝擊以色列。直接令猶太資本失去根基而失勢，再褫奪-鯨吞之。或者，迫使猶太資本向美英土著妥協和交付籌碼，借此打亂猶太資本的博弈佈署和博弈步調，包括迫使猶太資本與美英土著合作去打擊俄羅斯、歐陸，再返身謀奪猶太資本。（2）利用薩達姆的伊拉克，或者武力攻伐敘利亞，或者致亂敘利亞讓遜尼派奪權。目標都是讓敘利亞從親蘇（俄）立場轉變到親美立場。（3）讓薩達姆威懾-衝擊阿王權，間接威懾-衝擊以色列。
那麼，伊拉克可以繼續為（美英土著的）美帝國所用，但前提是伊拉克需要足夠強大才能對以色列構成實質性威脅，而伊拉克還需要越過約旦或者敘利亞才能威脅以色列本土，這又要求它的武力需要更為強大，強大到能夠迫使敘利亞改變立場，或者直接攻破敘利亞。那麼在（美英土著的）美帝國的立場上，可以允許伊拉克擴張，但前提是美英土著能夠把伊拉克做成這個針對性工具擺放進新的“大棋局”的捭闔縱橫空間中去。
（3）針對伊朗——由於蘇聯收縮，莫斯科很難再通過伊朗介入-進入波斯灣，也由於伊拉克因兩伊戰爭而實力衰弱，於是在美英土著那裏，薩達姆基本上失去了可利用價值。
（4）但是，不論在哪一條路徑上利用伊拉克，美帝國都不會讓中東出現一個阿拉伯強國，或者一個意志獨立的石油大國，或者一個非王權的阿拉伯統一勢力，那麼（薩達姆的）伊拉克在被美英土著利用之後，能夠走到的最好結果就是竹籃打水，如果不是“狡兔死，走狗烹”的話。即便伊拉克不去（或者不“被去”）充當美英土著的工具，可以預期的最好結果也只是——美帝國要讓中東石油政治格局保持現狀（那麼中東勢力之間的“大局觀”也只能是“保持現狀”），則伊拉克的武庫將在10年後變成擺設。比“保持現狀”更有可能出現的情形是——美帝國需要穩固並擴展其美元霸權，於是需要全盤控制一個“大中東”，那麼很可能，它需要在穩固它與石油王權的緊密聯盟關係之外，還去爭取伊朗的立場，那麼夾在沙特與伊朗之間的伊拉克就“很可以”被美帝國出賣，薩達姆要“被下臺”以至於被審判（兩伊戰爭、暴政、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薩達姆當然推演過這些邏輯。
總結起來，在上述3方面裏，（1）和（2）讓美帝國有理由打壓伊拉克，（3）卻有可能讓美英選擇相反的態度，前提是伊拉克要足夠強大，且“大棋局”要求美英啟用伊拉克並且有啟用伊拉克的捭闔空間。（4）則讓美英土著在利用了伊拉克之後再對它進行打壓。而做為應對，薩達姆這一次侵佔-統一科威特（曾經是一國）的行動就“巧妙”地同時應對了（美英土著的）美帝國的3個立場，“看起來”可以化解美英將要對伊拉克和薩達姆本人造成的不利——薩達姆利用“冷戰收局”前夜的複雜局勢，希望（美英土著的）美帝國不敢於在中東啟動戰爭，希望得到莫斯科的支持，希望歐陸對（美英土著的）美帝國施加反制，而在伊拉克統一了科威特之後，薩達姆可以憑藉更強的國力令（美英土著的）美帝國忌憚（它與其他博弈者聯合，它在中東石油政治中更大的權重地位，又更難用軍事手段解除它的武力），同時，合併了科威特的伊拉克實力更強，滿足了美英對伊拉克的工具性需要。這樣，薩達姆既迫使華盛頓，又同時勾引華盛頓重新考慮它的中東佈局，給伊拉克一個更確鑿的“主力盟友”地位，然後，伊拉克就有機會取締海灣王權政治，一統阿拉伯石油諸邦。
以為看清了博弈推演，也看清了華盛頓、莫斯科的意圖，薩達姆才敢於“侵略或者統一”科威特，但是——“冷戰收局”進程已經啟動，值此前夜，無論美英土著試圖為“冷戰後”做更深的佈署（主要針對猶太資本和歐陸），或者蘇聯試圖退回冷戰，都會遭到其他博弈者的聯合打擊，直接陷入敗局。而此前，由於美、蘇都難以把冷戰繼續下去，各方博弈者已經在數年中把這個“大局觀”走實，很難做出方向性調整。
薩達姆希望莫斯科做的，或者與莫斯科“有約”的內容應該就是——在保守的立場下，莫斯科在外交層面幫助伊拉克，在積極立場上，莫斯科啟動它在敘利亞的力量與影響力，向以色列發起衝擊，與薩達姆衝擊阿王權的行動相接應，如此，則中東大亂，美元之基礎飄搖——如果莫斯科繼續擴大行動，那將是一場“冷戰之決戰”。雖然，莫斯科幾乎不可能由此贏得冷戰，但莫斯科可以在拿到美英土著、猶太資本-以色列、歐陸的籌碼之後罷手。那麼在薩達姆看來，莫斯科會有所行動的，而莫斯科與伊拉克的聯動在“大棋局”上造成的影響是美英土著“不可接受”的，而此時或者先此一步，薩達姆可以在先行拿到美帝國的籌碼，即美帝國承認伊拉克合併科威特這一現狀，並以實際政治行動保證這個“承認”的有效性之後，遂撤出博弈。這樣，在（美英土著的）美帝國更改過的中東佈局中，伊拉克將成為（美英土著的）美帝國的“首要盟友”，去充當威脅阿王權，和威懾-攻伐以色列的工具，尤其當華盛頓向莫斯科交付了中東籌碼或中東利益之後，美帝國就更需要伊拉克這個“工具盟友”。但是，莫斯科或者沒有什麼貨真價實的籌碼與利益可以爭取了，或者在薩達姆攻伐科威特之後，莫斯科立即拿到了籌碼與利益，而讓美帝國去打弱伊拉克——這一結果本身正是莫斯科在這一輪博弈中要去追求的最大目標。於是莫斯科沒有行動，這多少出乎薩達姆的預料。
如果莫斯科配合薩達姆去行動，則又是莫斯科的回馬一槍（早一次是蘇軍進佔阿富汗）——莫斯科可以利用敘利亞和伊拉克同時威脅阿王權，也威懾以色列，但是在蘇聯尚未實行私有化之前，包括猶太資本在內的所有西方資本（做為博弈者）都不可能最終站在莫斯科一邊，雖然在博弈進程中它們會與莫斯科聯動，也給予莫斯科“幫助”。那麼莫斯科的反擊的最佳結果是維續冷戰，或者讓歐陸一舉獨立（不須是一個聯合的歐盟）——對於莫斯科，維續冷戰已經勉為其難，一場“反擊戰”的後果中還包括了促使西方資本聯合起來這一效果，這不利於莫斯科操作“蘇聯主動解體”；如果結果是讓歐陸一舉獨立，不論莫斯科是否繼續保持社會主義立場，在已經難以拉回東歐盟友（蘇東已經主動開始鬆動）的情勢下，美歐還要聯合打壓莫斯科，莫斯科迎來的形勢將不會比它選擇隔岸觀火更好。關鍵又是——在這樣的“冷戰之反擊戰”中，猶太資本很少機會參與縱橫，施展捭闔，很可能“被出局”，而歐陸一舉獨立更能讓美歐資本有機會聯合廢黜猶太資本，則莫斯科將獨自面對美歐，在大勢上，這與保留猶太資本做為“大棋局”中的博弈者（去美英腹內構建“叛局”）相比，可謂差之千里。所以，莫斯科已經不準備做反擊，它要放棄（出賣？）薩達姆，把無法取勝的“回馬一槍”突然改換為——穩穩拿住針對猶太資本的“敘利亞牌”。而且，敘利亞也擔憂伊拉克在做大之後威脅到自己，它們之間的對立關係久已明確存在，莫斯科也就很難驅動敘利亞……（在“反伊拉克”聯盟的34個國家中，敘利亞還是提供了軍事支持的幾個國家之一）
阿王權諸邦是高度一體的，或者說，這些阿拉伯王權是拴在一條繩子上的螞蚱，因為王權政治容易被顛覆，且其一倒下，就很容易引起骨牌效應。所以形成和維護這個王權聯盟的做為主調的“博弈條款”是——要麼你們美英土著（或者美帝國）完全保留王權，要麼你們全部廢黜王權。當然這是主調，不排除特定情況下“條款失效”。所以，這一次薩達姆攻伐的不僅是科威特，還是，正是全部阿王權諸邦。所以伊拉克給美英土著和美帝國出了一道難以抉擇的“高級”難題，華盛頓幾乎不可能找到折中方案——要麼美軍與薩達姆兵戈相見，這等於美帝國（美英土著資本）自廢一把好兵器。要麼承認伊拉克吞併科威特這個結果，而如果美英承認這一結果，則阿王權就需要在美英土著之外加緊尋求新的盟友，和促使波斯灣局面複雜化，美元都將不再有一個堅實的“王權石油基礎”，而此時蘇聯尚未解體…….又在此時，受到了薩達姆的真刀真槍和強烈意志的威脅，阿王權更“有權利”要求美帝國必須 “打弱”伊拉克，同時以嚴厲姿態打出一個政治事態即“廢黜王權是不合法行為，也是反美行為”，而不是驅逐伊拉克軍隊了事，這樣薩達姆或者N達姆才不那麼容易捲土重來。那麼這場驅逐薩達姆的戰爭一定要熱鬧，要有氣勢，要確鑿地打弱伊拉克讓阿王權基本滿意。推演及此，如果莫斯科在敘利亞或者其他方向採取行動配合薩達姆的話，反而阿王權更需要依賴美帝國保護它，美帝國就不須向阿王權交付“打弱伊拉克”這個條件了。也所以莫斯科選擇隔岸觀火。
伊拉克攻伐科威特時，莫斯科沒有行動，這多少出乎薩達姆的預料；當美軍糾集盟友大規模攻伐伊拉克軍隊，莫斯科還是沒有行動，就基本上在薩達姆的預料之內了，因為華盛頓的行動最終取決於它的博弈推演，和它與莫斯科的協調（因為兩國不可以直接對抗，或者引起直接對抗。但是對於美蘇大國，這種協調也必須在推演料算之內）。所以，薩達姆對“科威特大事”的決斷還要看他與華盛頓之間一對一的“兵推”對局——伊拉克可以做美英土著的工具去威懾-攻伐以色列、阿王權（主要是針對以色列），但是不做“兔死狗烹”那種，所以薩達姆有權避免那種局面，方法是——利用冷戰收局這個極度敏感的博弈環境，先行吞占科威特，即做大伊拉克，並要求美帝國承認這一既成事實結果（不只是口頭和文本上承認，而是要在博弈層面能夠進行“邏輯確認”，即要求美英土著無法反悔除非它們願意在新的博弈中付出巨大代價），即要求美英土著在“冷戰後”選擇伊拉克而不是阿王權做為“只能二選一的盟友”，即要求美英土著在廢黜阿王權的同時支持“一個強而大的伊拉克”這條路線上走出決定性一步。即便美英土著不接受薩達姆打出的這個既成事實，不接受薩達姆要求的這條中東路線，派兵來攻伐伊拉克，伊拉克也不會亡國，薩達姆也“很可以”保住權位，因為美帝國（不論是美英土著的美帝國，還是包括了猶太資本的美帝國。此時在這一問題上，薩達姆未必分得清）的確需要保留“伊拉克牌”，當然可以是一張較弱的牌，美帝國也不希望中東格局大變以至於影響到“冷戰收局”。所以，薩達姆“吞併科威特”這個決斷的動力除了來自莫斯科，也來自他單獨與華盛頓的“兵棋推演”的結果，兩個理由又不可能完全分割。
假如沒有莫斯科的“許諾”（也許只是外交方面的承諾，加上向薩達姆兜售“大局觀”和博弈推演，讓薩達姆做出決斷），薩達姆也“敢於”去吞占科威特，但博弈推演的結果只能是——薩達姆空忙一場，還要被打弱。所以來自莫斯科的且不論真偽的“承諾”就成為薩達姆做出決斷的關鍵要素。而薩達姆在發兵科威特之前已經做出攻伐科威特的態勢，包括輿論攻伐，也是要判斷華盛頓的真實態度，並且從華盛頓的態度再去判讀莫斯科的真實態度（華盛頓與莫斯科之間必有溝通，而由於兩霸之間必須避免直接衝突，那麼兩霸之間達成的“協議”、共識和劃下的底線一定比薩達姆與其中之一“達成的協定”成色更高，更可靠。而且，華盛頓做為“大棋局”的第一博弈者，其洞察力、預見力當然在薩達姆之上。又，華盛頓的意志也是“大棋局”發展的最重要因素）。而表面上的“事實”顯示——華盛頓表現出了相當“誠懇”的“中立態度”，這讓薩達姆再無顧忌，兵發科威特……
華盛頓的中立態度就等於它對薩達姆攻伐科威特的策劃做了默認，這直接導致了薩達姆誤判形勢，這場“科威特局”才得以形成……而莫斯科一定演繹過華盛頓的應手，才會推出這一局“科威特博弈”——
當薩達姆在發兵科威特之前做出攻伐科威特的態勢，包括輿論攻伐，和去阿拉伯國家做合縱外交，這種情勢已經等於“薩達姆已經在行動”——針對科威特的軍事佈署和輿論造勢，本身已經讓阿王權如坐針氈，即薩達姆已經撬動了美英土著在中東的石油政治基礎，華盛頓已然無法讓中東“恢復原狀”了，即華盛頓已經無法通過制止薩達姆而挽回“這一個”損失（阿王權對華盛頓的“信任”與否定性判讀），於是，華盛頓就轉換問題——讓薩達姆的這一次“異動”進一步走實，再加以利用。所以，華盛頓不僅不能制止薩達姆，還要給予鼓勵。顯然，華盛頓一定明白，它的中立態度會起到鼓勵薩達姆的作用，無此，則薩達姆難以做出最後決斷。那麼華盛頓怎樣轉換這個問題-矛盾並加以利用呢？
如果沒有這場伊拉克吞併科威特的戰爭事件發生，阿王權也將繼續忌憚伊拉克，它們也將積極在美英之外謀求保障，而猶太資本也將積極佈署和暗中擴大那一“叛局”——阿王權和猶太資本都為“冷戰後”積極佈局。這將會導致那個“冷戰收局時刻”被拖延，和“冷戰收局過程”被拖延，和導致“冷戰不完全收局”，這些路徑都對美英土著不利，所以美英土著此時需要積極做好“打弱伊拉克的工作”，以儘早迎來一個對它們更為有利的“冷戰後”局面——雖然打弱伊拉克也對莫斯科有利，但在“冷戰後”的中東，美英需要對付的直接對手將不是莫斯科，而是歐陸和猶太資本，那麼相對來講，與其讓歐陸或猶太資本在“冷戰收局”中製造不安定局面並從中獲利，不如把這個利益“讓與”莫斯科；既然這場海灣戰爭背後的佈局——做為送給美英土著的問題，已經被莫斯科做成，那就遲早需要解決問題，而美英更希望它提早解決，安全地解決。
伊拉克吞併科威特，這一事件極大衝擊了所有中東王權手中的權力、利益和王權統治本身，而薩達姆敢於這樣做，就等於是華盛頓允許了在中東以現代政治取代阿拉伯諸幫的王權傳統這條路線。這就不單是一個阿拉伯王權體制、王權利益受到“衝擊”的問題了，而是中東王權政治必須、必然結束的問題。而伊拉克軍隊強攻科威特王宮，射殺多名王儲更意味著整個阿拉伯諸邦的王族還很可能被剝奪和平下臺的機會，和不被允許保留大量財產，很多王族成員還很可能被施以“暴力審判”。同時，這也等於是華盛頓主動對“以色列-猶太資本-阿王權之間的華盛頓戲法”的舊框架實施了攻擊，讓猶太資本-以色列失去一個支撐（阿王權）。又同時，美帝國同意伊拉克做大做強，也就向以色列的國家安全發起了實實在在的直接攻擊。通過海灣戰爭的前半程，華盛頓在盤面上以“把棋走實的方式”製造了阿王權、猶太資本對美英的需求。當然這只是在製造態勢，而為了讓伊拉克的行動能夠充分取得這種巨大的威懾效果，在伊拉克軍隊發起進攻前，華盛頓還推出中立的官方輿論，聲言不介入兩國爭端…….事件進程到此，就等於華盛頓借薩達姆之手握緊了阿拉伯石油王權的命門——華盛頓這樣轉換了問題。
由於“蘇聯的存在”在客觀上就是猶太資本得以自保的第一道防線，所以當美帝國將要摧垮蘇聯，猶太資本就需要“維持”蘇聯，方法包括在資本市場上給美英土著製造麻煩，聯合歐陸、阿拉伯石油王權製造“割據”大局，甚至它們“可以”整體地向蘇聯方向“叛逃”，製造一個“兩陣營同時解體”的亂局，再於亂中求存，以至謀利、謀勝。所以，鑒於“蘇聯解體”對於美英單極霸權有著極大價值，是美英的首要目的，美帝國要想首先“解體蘇聯”，就必須拿出足夠分量的籌碼給各路“盟友”，尤其要向猶太資本這個老謀深算的，佈署在美帝國腹內的“第五縱隊”證明其“誠意”，從而安撫和分化陣營內的叛離群體，遏制“叛局”。於是，華盛頓突然反手一擊——出賣薩達姆，把“美帝國通過剪除來自薩達姆的威脅，從而送給以色列一個長期的可以追求強國的安全環境”這一事件做成籌碼，贈送給猶太資本，這樣猶太資本也才一時“安心”，否則猶太資本不肯協助美帝國給予蘇聯最後一擊，也不肯去各方博弈者那裏協調“蘇聯解體事宜”，更保留引爆華爾街金融問題，甚至引爆“美元安全”這部分博弈權利——如果美英手中握著薩達姆的伊拉克這個針對以色列安全的大殺器，並且因此擁有極大把握成功圍剿猶太資本，那麼猶太資本當然需要，當然可以“掀桌子”，“跳牆”。當然同時，利用同樣的原理，美英土著也穩住了阿拉伯石油王權，令它們也安心協助美帝國去完成“蘇聯解體工程”，尤其讓阿王權看到它們在中東已經獲得了看起來無可撼動的安全政治環境、地緣環境，從而化解它們必須立即“跳牆”的動機……這樣，在成功轉換了問題之後，華盛頓再成功地從新問題的博弈矛盾中打劫了利益。
[ 當薩達姆做出勢態要去攻伐科威特，沙特就已經去華盛頓告狀了（沙特為美國提供過相關資訊，但“看起來”未能引起白宮的重視）。那麼，要麼白宮已經對沙特做出了保證，而沙特並未通告科威特，卻利用它“王權領袖”的地位穩住其他王權諸邦。要麼出於華盛頓有能力掌握這些王權政府的動向，白宮根本沒有對沙特做出保證，或者保證說薩達姆決不敢於侵吞科威特，而王權諸邦還有機會在受到薩達姆的實盤攻伐之後再宣佈放棄美元結算，或者從而，華盛頓還可以借用阿王權的異動去偵察“大局觀”…… ]
然而單是直接“打弱”伊拉克，這個籌碼還不夠高成色，因為薩達姆的伊拉克在兩伊戰爭後國力衰弱，對以色列的國家安全（同理也對阿王權）尚未構成現實威脅，所以，美帝國勾引薩達姆去侵佔-整合科威特，形成一個“伊拉克在加速恢復實力，也加速稱霸中東，也在整合阿拉伯力量”之現實態勢，這就鑿實而強力威脅到以色列的國家安全了（同理也對阿王權）。這時，美帝國再出手打擊薩達姆，解除伊拉克的武力和稱霸潛力，就向猶太資本和阿王權交付了成色充足的籌碼。如此，華盛頓近乎“無中生有”，“無米為炊”就製作出“伊拉克對以色列的巨大威脅”和“伊拉克對阿王權的巨大威脅”這兩隻大籌碼，還讓它們不得不接受與華盛頓“交換籌碼”的要求。
[ 在美英土著資本勢力的立場上，如果在打弱伊拉克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去顛覆薩達姆再搞“民主”政權，則伊拉克有可能被伊朗輸出宗教革命而拿走果實，或者被阿王權收買、收編，則美英土著就少了一個（針對阿王權、猶太資本的）可以再度啟用的籌碼。而如果美軍直接控制伊拉克，將加劇中東的反美環境，更要令阿王權和以色列高度緊張，促使它們與莫斯科、歐陸加緊聯合，加緊“叛局”行動反制美英土著。 ]
莫斯科看到——猶太資本與美英土著之間可以就“以色列安全”進行籌碼交換，甚至可能，早在兩伊戰爭的時候就已經看到這種籌碼交換已經在進行——兩伊戰爭能夠打弱伊拉克，才能促成這樁籌碼交換順利進行，和以這種方式進行（這可能也是阿富汗戰事後期，莫斯科遲遲不從阿富汗撤軍的原因之一，莫斯科要促成兩路資本的這樁交易）。但是，這樁交換雖然“完全可以進行”，但並不就是“必須進行”，因為猶太資本對美英土著的巨大威脅——在華爾街“狗急跳牆”並不是猶太資本真正想要的結果，只做為有效威脅之用，而美英土著也有機會成功壓制猶太資本可能的“跳牆”行動。那麼莫斯科就積極促成這樁“籌碼交換”，讓這樁交易必須發生，並且讓它進行得徹底，從而“幫助”猶太資本這支“第五縱隊”獲得安全。並且與此同步，莫斯科保留它與敘利亞的特殊關係，握緊針對猶太資本的大牌，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這支“猶太資本縱隊”，讓它為莫斯科所用——如果華盛頓、莫斯科各自握有一張針對猶太資本的牌，就相當於誰都沒有這張牌。那麼這又等於是：通過“科威特局”，莫斯科才獲得了這張牌。
[ 此外，要說莫斯科“推出”而不說莫斯科只是“推動”了“科威特局”，因為假如沒有莫斯科的“推動”，包括為薩達姆提供“大盤推演”（當然只正確推演到，至少要推演到“美帝國保持中立”這一環節），薩達姆很可能就不能知道（不理解）華盛頓將會“保持中立”，這局“科威特博弈”就要被薩達姆擱置。薩達姆最有可能出錯的推演環節很可能就是——他只看到美帝國，卻未能分清（或慎重分清）它是美英土著資本的美帝國，還是美英土著與猶太資本共同的美帝國。本文之所以這樣設想是因為——如果博弈推演過程不需要太複雜，在博弈者立場已經被確定的前提下，則推演過程想要出錯都難，而對於博弈者立場的判讀，及對於立場背後的博弈者的屬性的判讀就需要於動態中不斷修正大局觀…… ]
“伊拉克侵入科威特並著手整合科威特，進一步威懾阿王權和以色列”這一步驟走實的程度有多高，猶太資本+阿拉伯石油王權必須相互配合去引爆一次石油危機+金融危機+美元危機+西方經濟危機——這一應手的實在性就有多高。同時，歐陸已經在籌畫“歐洲統一”大局，出於對蘇聯解體後美英獨霸格局的擔憂，歐陸大國（法、德）一定會加速歐陸聯合進程、並同時遠離美帝，在莫斯科的幫助下，在猶太資本要去發起的石油危機-經濟危機的配合下，“歐洲聯合且獨立於美帝”頗有一舉成勢的機會——當然，這些“棋盤推演”首先都做為對美帝國的威脅，然後才“做為”“博弈事實”。那麼此際，美英與其冒險在蘇聯即將自行倒下的前夜引發陣營內鬥，讓“蘇聯解體”不得不變成“蘇聯與美歐同時解體”，就不如先行聯合“現盟友”推倒蘇聯，再反手對付內部將要產生的新的敵人。（而要做到成功聯合“現盟友”，美英在必要的情況下就需要向莫斯科支付利益——這個“必要的情況”正是莫斯科這個老對手積極打造並遞交給華盛頓的“利益交割檔”，只是，博弈中沒有可信賴的“契約”可以憑藉，莫斯科要借用薩達姆的誤判與華盛頓在實際鬥爭中演繹這份“博弈合同”。）此時，蘇東陣營解體已經進行到半程，難以逆轉，“蘇聯解體事項”也在被蘇聯高層操作中，並且蘇聯高層已經開始佈局國內放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猶太資本和歐陸資本並不是很擔憂一個在冷戰中獲勝卻被經濟難題困縛的的“非蘇聯”會來擊垮西方的資本主義制度，即便擔憂有理，西方也有資源實施反制——
（1）美帝國的國力、武力將會繼續存在，它仍將是歐陸資本的保護傘，即便它失去單極霸權，這是由它的資本立場所決定的。
（2）只要蘇聯放棄社會主義動員體制和基於這種體制的中央集權，西方資本就有辦法迫使蘇聯（或收縮之後的俄羅斯）接受它們的資本輸入和進入“休克療程”，尤其因為前蘇東、蘇聯陣線內部將有兩組內應會來接應西方資本：
一是，獲得獨立博弈立場的原蘇東國家、原蘇聯各加盟共和國政府，不論這種新政府是不是還堅持社會主義的革命博弈，它們都會（同時）據有國家立場、民族立場和地緣政治立場，尤其在“蘇聯地緣”瓦解從而令這些政權變得無所依託之際；
二是，從官僚立場轉變為資本立場的整個權貴階級，他們將從內部阻止新一個蘇維埃及蘇維埃聯盟重新出現……
那麼，美帝國通過打弱伊拉克，就破除了一場“冷戰收局”下“可以”出現的由其他博弈者發起的“聯合反擊戰”。
[ 美帝國在它如何進行“中東佈局轉換”這一問題上存在漏洞，莫斯科看到並積極抓取了這一漏洞，相反，如果莫斯科消極，也就沒有當前的“敘利亞博弈熱點”了，美英土著與猶太資本便可以更早聯手，向莫斯科（及北京）展開（更大規模的）攻勢了…… ]
伊拉克強勢威懾阿拉伯石油王權，波斯灣有可能陷入亂局，那麼在莫斯科的支持下，馬克、法郎有了機會，可以進入中東分割美元的石油結算權……但是美英擁有一項博弈權利——要求歐陸和猶太資本先行配合美英令蘇聯解體，而後西方資本才可以展開它們之間的博弈。同時，薩達姆的行動顯然是在向美帝國爭寵，卻很少摻有與歐陸合作的意圖，哪怕是間接層面的博弈合作，而此時及此後相當長的時間內，歐陸也無力、無手段深入介入波斯灣博弈（有美英海軍力量在面前，莫斯科方向也無力做出關鍵性策應，薩達姆根本不需要知道法國是不是也有能夠開進波斯灣的海軍力量）。所以在莫斯科放棄的情況下，美帝國 “有權”邀約歐陸一同參與打弱伊拉克的行動。美英可以接受這樣的結果，因為在“冷戰後”大局中的相當長時期內，一個被打弱的伊拉克無力致亂波斯灣，也就無力支持其他博弈者，這會讓歐陸不得“快速”遠離美英立場，不能“快速”形成——莫斯科聯合歐陸、猶太資本、中東石油權勢對美英進行聯合反擊的機會，即美英破除了“冷戰後”即將出現的第一場針對它的“聯合反擊戰”，而美英可以繼續（聯合歐陸）打壓收縮後的俄羅斯……
那麼可以說，美帝國通過海灣戰爭打弱伊拉克，就破解了兩場“可以”發生的“聯合反擊戰”——第一場是“可以發生的”，因為它們首先是被歐陸、猶太資本兩個博弈者“準備著”但又不需要走實……第二場是可以走實的，但是需要更多條件……又，第一場“聯合反擊戰”可以爭取一個“兩陣營同時解體”的大勢，並且歐陸、猶太資本可以爭取在“冷戰後”大局中站穩根基。第二場“聯合反擊戰”基於薩達姆把美帝國的波斯灣格局打亂，並且新的格局可以延續到蘇聯解體之後，幾路博弈者再來針對美英土著破局。在兩場“聯合反擊戰”的博弈推演中，幾路博弈者不能達成協同，又，要配合薩達姆的“波斯灣之亂”需要以軍事手段為重，而歐陸還沒有獨立的軍力，俄羅斯很難在剛剛結束阿富汗戰爭之後再以強權面貌沖進波斯灣，又不可以與美帝國正面衝突…….但是幾路博弈者可以誘使薩達姆做出“異動”，並從中博取利益。
那麼現在可以說：莫斯科、美英土著通過海灣戰爭，借用薩達姆，各自避免了讓本方陷於巨大被動，以至陷入“被出局”的局面，保留了各自的現有霸權權力和繼續謀霸的機會和“機會空間”，雖然莫斯科保留的現時權益少得多……莫斯科對海灣已經無力介入，且鞭長莫及，於是需要向更大的棋局中放眼，用空間換時間，把博弈延伸到更大的歷史中去……
下邊再演繹以色列和猶太資本的博弈立場——
（1）由於蘇聯尚未解體，華盛頓（英美土著）還不能確知蘇聯將“收縮”到何種程度，同時這個“收縮程度”又取決於時局走勢，那麼猶太資本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挾持美英土著的“冷戰大局觀”。於是，猶太資本能夠與莫斯科合作，從海灣戰爭中套取利益。但猶太資本也讓莫斯科拿到了針對它和以色列的權利（籌碼），所以莫斯科比猶太資本更有理由策劃這場“海灣局”。
（2）“冷戰後”的中東，與美英爭逐的主角將是歐陸（德、法）。由於歐陸無法在波斯灣與美英博弈軍力，原則上它就希望波斯灣-中東格局能足夠複雜，而美英打弱伊拉克讓中東石油政治格局變得簡單，就等於壓縮了歐陸的捭闔空間。那麼歐陸就需要更多來自猶太資本的配合，猶太資本就獲得了一份更大的去歐陸佈局的“權利合同”（當然，如果沒有海灣戰爭事件，歐陸為了分裂美帝國，也需要向猶太資本做讓步，允許它登陸歐陸）。反過來，如果沒有這場“海灣局”，歐陸就能拿到針對猶太資本的更大籌碼（猶太資本在美帝國腹內所以不夠安全，需要歐陸的幫助），則猶太資本很難登陸歐陸或者“成功登陸”歐陸，而如果猶太資本不能“成功登陸”歐陸，它就將失去充分的縱橫空間，無從捭闔博弈，將被美英土著圍殲在北美——一個叫做曼哈頓的小島上。
（3）伊拉克這個威脅解除之後，美帝國很難再找到或者樹立另一個與（薩達姆的）伊拉克分量相當的，哪怕分量相近的替代者去威脅以色列（就此不妨考量：為什麼與以色列不相鄰的波斯人的伊朗卻需要喊出，“可以”喊出“把以色列從地球上抹去”這樣的語文句子）。那麼以色列解除了威脅它國土安全的那個最強的，也是最切近的威脅，即猶太資本基本破除了美英資本針對自己的“這種”籌碼（利用代理人施加威懾與攻伐），從而在中東地緣政治中也打開了博弈空間——空間和時間對於缺乏政權支撐、地緣支撐的猶太資本來說，就是“國土”，就是地緣縱深。
——華盛頓、莫斯科、猶太資本都在薩達姆看到的那一盤“局面”之上，再做一了局。
博弈局面中隨時產生新的佈局與變局——局中有局，借局佈局。無中生有，樹上開花。
文／空蕩的原野
201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