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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義經濟/石油美元本位制/石油美元新秩序/石油美元再迴圈體系/美英以動亂軸心/美軍全球軍事基地/中情局收買顛覆政變/伊斯蘭民族反抗運動/伊朗威脅論/拉美一體化/圍堵遏制中國/全球正義運動】喬姆斯基:迫在眉睫的危機 威脅與機會

在當前的術語中,那種強加的體制叫“新自由主義”,因此,說民主與發展的共同敵人是新自由主義,並不為過。對於發展,人們可以就因果關係展開爭論,因為對經濟增長的原因,現在理解得還很少。但是,相關性則是相當清楚的。那些曾經最嚴格地遵守新自由主義原則的國家,如拉美和其它地區的一些國家,與前些年相比,宏觀經濟指標都出現了急劇惡化。而那些不理會新自由主義原則的國家,如東亞的一些國家,則得到了經濟的快速增長。新自由主義損害民主,這很容易理解。由於顯而易見並且眾所周知的原因,從私有化到資金流動自由化新自由主義一攬子提議中的幾乎每一項,都會損害民主

迫在眉睫的危機:威脅與機會

文/Noam Chomsky諾姆。喬姆斯基

2006512

方聞

作者簡介:

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是麻省理工學院(MIT)講座教授、語言學榮休教授。這篇文章是根據作者2006512日在貝魯特的一次講演寫成的,兩個月後,713日,以色列對黎巴嫩開戰。本文收入《黎巴嫩內幕:隨諾姆和卡蘿爾·喬姆斯基同游一塊被摧毀的土地》一書。

很遺憾,稱得上迫在眉睫而且非常嚴重的危機實在太多了。某些危機應該受到每個人的高度關注,因為它們對人類生存造成了實實在在的威脅:發生致命核戰爭的可能性日漸增加,環境災難可能也日不在遠。然而,我想集中講一些範圍更狹窄的問題,這些問題是西方此刻最為關切的。我將主要談美國的情況,對此我知道得最清楚,而且,由於美國勢力龐大,所以它的情形最為重要。不過,就我所知,歐洲的狀況也並無太大分別。

中東是最受西方關注的地區。這無足深怪。我受邀演講,往往得提前數年就把題目定下來。如果有人問我選什麼題目,我提出講“目前的中東危機”,總不會有錯。這有其道理在:60年前,華盛頓就認識到,該地區蘊藏的豐富能源是“戰略力量的巨大源泉”,是“全世界最重要的戰略要地”,是“世界歷史上罕有的珍寶 [1]從那時起,控制這個稀世珍寶,就一直是美國政策的主要目標,有危及美國控制中東者,自然會引起極大的關注。

美國政府與媒體連手編造謊言愚弄民眾

美國多年偽稱威脅來自俄羅斯,常用此藉口在世界各地施加暴行和進行顛覆活動。就中東的情況來說,我們不必考慮這個藉口,因為它已被官方拋棄。柏林牆倒塌時,老布什政府發布了新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表示一切都將照舊,只是換了一套新的說辭。大規模的軍事系統仍然必不可少,不過現在是因為“第三世界強國的技術精密”(至少這一點接近事實);在世界範圍內,本土的民族主義已經成為主要的威脅。這份官方文件進一步解釋說,美國將維持針對中東的干預武力,在那裡, “對我們利益的威脅” 使我們不得不介入,這種威脅“不能歸咎於克裡姆林宮”;這種說法,與美國編造了數十年的藉口完全相反。[2]一如常態,所有這一切的反復都沒有任何解釋就這樣過去了

至今在美國民眾的心目中,當前最嚴重的問題是伊拉克。而如果讓美國人選擇最害怕的國家,伊朗輕易便可中選,這並不是因為伊朗確有嚴重威脅,而是因為政府和媒體連手大肆宣傳鼓動的結果。這是常見的慣用手法。最近的例子是伊拉克。實際上,20029月就已經宣稱要入侵伊拉克。我們現在知道,美、英兩國的侵略行動早已秘密著手進行。就在那個月,華盛頓發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宣傳戰,康多莉莎·萊斯(Condoleezza Rice)和其它人聳人聽聞地警告說:薩達姆·侯賽因下一步就會對紐約市進行核攻擊。只用了幾周的時間,政府和媒體連珠炮似的宣傳,就讓美國人的看法與國際社會的認識完全脫節。世界各地真把薩達姆當回事的幾稀,但只有在美國,多數民眾為他明天可能對他們采取的行動而嚇得膽顫心驚。毫不奇怪,美國人支持戰爭和他們的這種恐懼有著非常緊密的關聯。在雷根時期,就曾經以令人驚異的方式達到這種效果;早前的長期歷史中還有諸多很能說明問題的例證。不過,在對伊拉克問題稍加討論之後,我將緊扣主題,分析當前這個由教條體系精心構築起來的醜怪大物。

對伊拉克的評論連篇累牘但卻沒什麼事實的報導新聞記者通常只在巴格達的占領軍防區內活動,或者縮在占領軍裡頭。這不是因為他們膽小或懶惰而完全是因為,到其它的任何地方都太危險了。此前的戰爭都不是這樣的。令人震驚的是,美英兩國在控制伊拉克的過程中所遇到的麻煩,比納粹占領歐洲時,或俄羅斯在其東歐的衛星國所遇到的麻煩還要多;納粹占領歐洲或俄羅斯控制其東歐的衛星國時,那些國家由當地的文官和安全部隊管理,一旦出現任何問題,納粹和俄羅斯就會握緊鐵拳,蓄勢而動,但通常都待在幕後。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在環境要好得多的情況下,美國卻已經無法在伊拉克建立一個順從的附庸政權

美國侵略者有責任向伊拉克人支付賠償

撇開那些遮蔽我們視野的教條,在伊拉克應該做些什麼呢?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應當明確一些基本原則。主要的原則是,侵略者沒有權利,只有責任。第一位的責任是支付賠償。第二種責任是按受害者的意願行事。實際上還有第三種責任:將罪犯送上法庭,但是,這種責任離西方文化的帝國心態太遙遠了,因此,這裡先不談它。

侵略者有責任向伊拉克人支付賠償,這不僅僅是因為侵略罪行及其帶來的可怕後果。美、英兩國已經折磨伊拉克人很長時間了。剛剛過去的歷史上,在薩達姆·侯賽因犯下最嚴重罪行的時期,從頭至尾,以及兩伊戰爭結束很久之後,美英兩國政府都大力支持他的恐怖統治。最後,伊朗屈服了,它認識到沒有能力與美國作戰;那時,美國公開參與伊拉克的侵略活動——這些事情,即使西方人忘了,伊朗人也肯定不會忘記。罔顧歷史對手持大棒的人總可省掉麻煩,不過,受害者通常更願意直面真實的世界。在兩伊戰爭之後,華盛頓和倫敦繼續向它們的朋友薩達姆提供軍事裝備,包括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及其運載系統的方法1989年,也就是薩達姆最殘酷的暴行和伊朗屈服過去很久之後,伊拉克的核工程師甚至給帶到美國,教他們如何發展核武器。

1991 年的海灣戰爭結束後,美、英兩國馬上恢復了對薩達姆的支持,當時,它們實際上准許他動用大量軍事裝備,鎮壓什葉派穆斯林的暴動;那場暴動很有可能徹底推翻薩達姆這個暴君。曾有人公開解釋兩國這樣做的原因。《紐約時報》報導說,在美國及其盟國(英國和沙特阿拉伯)之間,“看法驚人地一致”:“無論這個伊拉克領導人犯下了什麼樣的罪行,對西方和該地區來說,他比那些被他鎮壓的人更能維護他們所要的伊拉克的穩定”;“穩定”就是“遵守秩序”的代名詞。[3]紐約時報》首席外事記者托馬斯·弗裡德曼解釋道,對華盛頓來說,“最理想的狀態”是,由一個“強硬的軍政府”像薩達姆那樣統治伊拉克但是,這種選擇無法實現,華盛頓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接受薩達姆本人。不管是那時還是現在,都沒有考慮這樣的一種選項:伊拉克人應該不受美國控制,獨立自主地管理伊拉克。

接著,美英兩國對伊拉克強制實施了殘酷的制裁,這奪去了數十萬人的生命,毀滅了伊拉克的平民社會,強化了薩達姆這個暴君的統治,迫使民眾依靠他活命。制裁或許挽救了薩達姆,使他沒有遭受其它凶殘暴君那樣的命運;在那些暴君中,有一些人完全可以與薩達姆相提並論,盡管美、英兩國大力支持他們,直至其血腥統治的最後一刻,但是,他們都被從內部推翻;那些暴君包括齊奧塞斯庫、(印尼)蘇哈托和別的一大批無賴之徒,常常會有新的名字加入這批人的行列。對於手持大棒的人來說,所有這些,也都是令人厭煩的“古代史”,但對於他們的受害者和願意了解這個世界的人來說,並不是那樣。所有這些,以及更多的行為,都要求美、英兩國作出大規模的賠償,而且,最好對其他受害者也負起責任。但是,帝國文化中深刻的道德—精神危機,使得人們全然不去思考這類問題。

權勢者對民主懷有天然的恐懼與厭惡

第二種責任是聽從民眾的意願。英、美兩國的民意調查,為此提供了充足的證據。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87%的伊拉克人希望有“明確的美國撤軍時限”,2005 年時有所增加,當時這一數字是76%[4]如果像他們所說,這些報導確實反映了伊拉克人的看法,那麼,這意味著,實際上,在部署著美、英軍隊的伊拉克阿拉伯人聚居區,全體居民都希望有一個嚴格的撤軍時間表。就是在納粹占領下的歐洲或俄羅斯控制下的東歐,恐怕也找不到可與此相比的數據。

然而,布什—布萊爾和他們的盟友宣稱,不可能有撤軍時間表。這種立場,部分地反映了權勢者對民主所懷有的天然的厭惡,而又常常天花亂墜地提倡民主美國在伊拉克沒能找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後,不得不為侵略編造一個新的藉口,於是乎提倡民主就變成了中心議題200311月,在位於華盛頓的“全國民主基金會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布什總統宣布了民主的教條,博得眾人喝彩。他宣稱,入侵伊拉克的真正原因,並不是此前華盛頓和倫敦所堅稱的薩達姆的武器計劃(謊言),而是布什肩負在伊拉克、中東和其它地方推進民主的救世主使命。媒體和著名學者深深被這些話打動,就像主要自由主義評論家所宣稱的那樣,他們發現“解放伊拉克” 也許是有史以來“最高尚的”戰爭,為此而大感寬慰——甚至連持批評態度的人都附和這種觀點,他們反對的理由是,那個“高尚的目標”恐非我們力所能及,而且,我們要饋贈民主大禮給他們的人太落後了,無福消受。幾天後,美國在巴格達進行的民意調查,證實了這種結論。在被問到美國為什麼入侵伊拉克時,一些人贊同西方知識分子所極力稱贊的民主的新教條:1%的人同意是為了促進民主;另外5%的人說是為了幫助伊拉克人。[5]剩下的多數人理所當然地認為,顯然,美國是為了上流社會所難以說出口的戰略—經濟目標我們(美國人)毫不遲疑地指稱敵人之所圖在這些目標,如俄羅斯侵略阿富汗或薩達姆侵略科威特時,可是,說到我們自己時,這些目標就難以啟齒了。

但是,對權勢者來說,排拒伊拉克民眾的意願,遠遠不止是出於對民主的天然的恐懼。只要想一下,一個獨立的、多少有點民主的伊拉克,可能推行什麼樣的政策。伊拉克人或許並不喜歡伊朗,可是,無疑他們願意與這個強鄰保持友好關系。在伊拉克人口中占多數的什葉派穆斯林,與伊朗存在聯系,而且正采取行動加強這種聯系。此外,甚至伊拉克獲得有限主權這樣的情況,也已經激勵了在沙特阿拉伯邊境地區慘遭鎮壓的什葉派穆斯林努力謀求基本的權利,乃至自治權。而那裡恰巧是沙特阿拉伯石油儲量最豐富的地方。

美國恐懼出現獨立而民主的伊拉克

這樣發展下去,可能導致一個鬆散的什葉派穆斯林聯盟控制世界主要的能源資源,而且不受華盛頓的掌握,對華盛頓來說,這是最大的夢魘——若這個什葉派穆斯林聯盟加強與中國的經濟聯系,甚至軍事聯系,那是更糟的情況。美國能夠脅迫歐洲:華盛頓一揮動鐵拳,歐洲的主要企業就會撤出伊朗。但是,中國有3000年的鄙視野蠻人的歷史,不會被威脅嚇倒。

這是華盛頓在戰略上關注中國的根本原因:不是因為它構成了軍事威脅,而是它的獨立自主帶來了威脅如果像古巴或越南這樣不聽美國使喚的小國都是不能接受的威脅的話,那麼,世界最具經濟活力區的核心的獨立自主,肯定更是如此;中國的外匯儲備(2006年)剛剛超過日本,在全球占據重要份額,也是全世界增長最快的主要經濟體。根據正確的測算標準(PPP均價購買指數),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達到美國的近三分之二,如果現在的增長速度能夠持續下去,那麼,中國可能在大約10年的時間裡趕上美國——當然,是絕對數,而非人均值。

中國還是亞洲能源安全網和「上海合作組織」的核心,「上海合作組織」包括了中亞各國,僅僅數周前,印度、伊朗和巴基斯坦作為觀察員國加入該組織,也許不久就會成為正式成員。印度正在與中國共同實施一項重要的能源計劃,而且有可能加入亞洲能源安全網。伊朗也可能這麼做,如果它得出結論說:歐洲已經被美國嚇倒,不能獨立行動。假如伊朗轉向東方求助,會發現很樂意合作的伙伴。去年(2005年)9月,在德黑蘭召開了一次重要的能源會議,伊朗、中國、巴基斯坦、印度、俄羅斯、埃及、印度尼西亞、格魯吉亞、委內瑞拉和德國的官員與學者會聚一堂,計劃在整個地區建立一個覆蓋面廣闊的管道系統,並加強對能源資源的開發。布什最近訪問印度,以及他同意印度的核武器發展計劃,都是操縱這些全球重要力量合作方式的部分措施。一個擁有主權、部分實現民主的伊拉克,可能為嚴重威脅美國全球霸權的這種發展趨勢再添助力,因此,毫不奇怪,華盛頓帶著“為美國統治下的和平賣命的小嘍啰”(邁克爾·麥圭爾在英國最重要的國際問題雜誌上這樣形容布萊爾統治的英國)[6]使出渾身解數防止這種結果出現。

二戰以來美國取代英國成為統治世界的強權,控制中東這塊“全世界最重要的戰略要地”成為其最高的外交政策目標之一,如果美國被迫允許伊拉克擁有某些主權,而隨之發生上述的任一結果,那麼,華盛頓的決策者就得遭逢這項政策的失敗。對美國的計劃來說,最重要的是“控制”,而不是“有機會利用”,這兩者有重大的差別。遠在美國依賴中東石油之前很久,它就奉行同樣的政策;即使以後它依靠太陽能,這些政策也會繼續下去。正像戰後初期有影響的決策者所說的那樣,這種控制使得美國對工業上的競爭對手擁有“否決權”;最近,在伊拉克問題上,這樣的情形又一次重演,正如美國決策圈中的重要人物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所指出的,順利征服伊拉克,會給美國“關鍵的槓桿”以凌駕歐洲和亞洲工業上的競爭對手。美國副總統迪克·切尼也持同樣的觀點,把控制石油供應稱為“脅迫與勒索的工具”——一旦被別人使用時。[7]他繼續敦促中亞的獨裁政府(它們是華盛頓所謂的“民主典範”)同意鋪設油氣管道,以確保這些工具控制在華盛頓的手裡。

這絕不是什麼創新的思想。大約90年前,在石油時代剛剛開始的時候,英國海軍大臣沃爾特·休姆·朗(Walter Hume Long)就表示:“如果我們能牢牢控制全世界現有的石油供應,那麼,我們就可以為所欲為了。”[8]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也知道這一點至關重要。威爾遜把英國趕出委內瑞拉(1928年時已成為世界主要石油出口國),接著由美國公司控制該國的石油。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威爾遜和他的繼任者支持委內瑞拉凶殘而腐敗的獨裁者確保他不給英國石油開采權。這段時間,美國繼續在主要被英法兩國控制的中東要求並得到了石油權利。

我們可以看到,這些事件說明了西方知識界所盛贊的“威爾遜理想主義”的真正含意,以及“自由貿易”與“門戶開放”的真實含意。有時甚至連官方都會承認這一點。在華盛頓塑造二戰後全球秩序的時候,國務院的一份關於美國石油政策的備忘錄,要求保持美國對西半球能源的絕對控制,“與此配合,堅決主張門戶開放原則,以便在新的地區為美國公司獲得同等機會”。[9]這是對“實際存在的自由市場學說”的很好說明:我們已經擁有的,我們要保住,而對別人關上大門;我們還沒有的,根據門戶開放原則,我們要得到。所有這些,都說明了國際關系中惟一真正重要的原理,那就是修昔底德斯(Thucydides:)的格言:強者為其所能為,弱者受其所不得不受。

美、英敵視拉美獨立、民主的左翼政權

至於今天的伊拉克,討論“退場戰略”沒有什麼意義,除非解決這些現實情況。還很不清楚華盛頓的決策者將如何處理這些問題。他們在別的地方也面臨類似的問題。情報部門對新千年的設想是,美國會控制中東的石油自不在話下,不過,它自己將依賴大西洋盆地(西非獨裁國家和西半球)更為穩定的石油儲藏。但是,美國戰後以來對南美從委內瑞拉到阿根廷的控制,正遭到嚴重削弱。美國兩個主要的控制手段是施加暴力和經濟壓制,但是,每個武器都在失去效力美國最近一次嘗試贊助軍事政變是在2002年的委內瑞拉,但是,由美國支持上台的政府迅速被民眾的抵抗所推翻,而且拉美爆發了騷亂,美國因而不得不撒手,拉美對待民主的態度比西方要認真得多,(美國)推翻民主選出的政府已經不再被平靜地接受。美國的經濟控制也在日漸失效南美國家正在清償欠“國際貨幣基金會”(IMF)的債務——該會基本上屬於美國財政部的分支機構。對華盛頓來說,更可怕的是,這些國家在接受委內瑞拉的援助。阿根廷總統宣布,該國會“擺脫“國際貨幣基金會””。阿根廷嚴格遵守“國際貨幣基金會”的規則,導致了經濟災難,在徹底違背這些規則後,才獲得經濟復蘇。巴西也擺脫了“國際貨幣基金會”;玻利維亞大概也會這麼做,它也得到了委內瑞拉的援助。美國的經濟控制正在嚴重削弱。

華盛頓主要關注的是西半球主要產油國委內瑞拉。美國能源部估計,如果油價保持足夠的高位,使得開采委內瑞拉昂貴的超重原油變得有利可圖,那麼,該國的石油儲備可能會超過沙特阿拉伯。美國的極度敵視和顛覆,促使委內瑞拉更加注意推動出口和投資的多樣化(意為不再絕對地依賴美國);中國迫不及待地接受這個機會,就像它和拉美其它資源豐富的輸出國開展合作一樣。南美天然氣儲量最大的國家玻利維亞也走上了與委內瑞拉大致相同的道路在別的方面,這兩個國家也給美國帶來了難題。它們都有民選的政府。委內瑞拉領導拉美支持民選政府,由於查韋斯(Chavez)的影響,在過去短短幾年內,這樣的(民選民主反美)政府急劇增加因為查韋斯堅持獨立自主並獲得了大量民眾支持,他遭到美國的痛恨。玻利維亞剛剛進行了一場民主選舉,這種選舉也是西方幾乎無法想像的。民眾對一些重要問題有非常深入的了解,民眾普遍積極參與,他們從自己的階層中,從占人口大多數的土著居民中,選出某個人。民主總會引起權力核心的恐懼,當它超出單純的形式太遠,而包含了實際內容時,尤其是這樣。

對所發生的事情的(西方)評論,顯示了這種(西方)恐懼的性質。倫敦的《金融時報》警告說玻利維亞總統埃沃·莫拉萊斯(Evo Morales)正變得日益“威權”和“不民主”。這對致力於在各地推進民主和自由的西方列強來說,不能等閑視之。莫拉萊斯施政專斷和背離民主原則的證據是:他按照95%的民眾的意願,將玻利維亞的天然氣資源收歸國有,並削減公職人員薪水和消除腐敗而深得民心。莫拉萊斯的政策越來越像可怕的委內瑞拉領導人。似乎查韋斯民選政府的普獲支持,還不足以證明查韋斯是個反民主的獨裁者,他正努力把自己在委內瑞拉推行的計劃推展到玻利維亞:幫助“玻利維亞推動消滅文盲的進程,為數百名被派到玻利維亞窮人中工作的古巴醫生發工資”,《金融時報》喪嗒然若喪地這樣說。[10]

布什政府20063月發布的最新《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把中國說成是對美國控制全球的最大的長期威脅。這種威脅不是來自軍事方面,而是來自經濟方面。這份文件警告說,中國領導人不僅“擴張貿易,而且,表現得好像他們能夠用某種方式‘封鎖’世界能源的供應,或者試圖引導市場,而不是開放市場”。[11]幾周前,在華盛頓舉行的中美會議上,布什總統警告胡錦濤主席,不要試圖“封鎖”全球供應。布什責難中國依賴蘇丹、緬甸和伊朗的石油,指控中國反對自由貿易和人權——不像美國,它只從尊重人權的純粹民主國家那裡進口石油,如赤道幾內亞(最凶殘的非洲獨裁國家之一)、哥倫比亞(迄今為止,它的人權紀錄是拉美最糟糕的)、中亞各國和其它在道德方面堪稱典範的國家。在美國推行傳統的“門戶開放政策”,並公然發動侵略,以確保控制全球的能源供應,牢牢抓住“脅迫與勒索的工具”之際,沒有哪個體面人物指控華盛頓“封鎖”全球供應。也許很有意思的是,美國的這些言行不一在西方沒有引人嘲笑,甚至也沒人注意。

《紐約時報》關於布什和胡錦濤會晤的頭條新聞報導說,“中國對石油的欲望,還影響到它對伊朗問題的態度……(中國試圖‘封鎖’全球供應的)的問題,可能因伊朗而變得特別緊急”,中國的大型國有石油公司與伊朗簽了一項700億美元的協議,以開發亞達瓦蘭的大油田。[12]這個問題很嚴重,再加上中國甚至插手沙特阿拉伯,問題就更大了,從二戰中英國被趕走到現在,該國(伊朗)一直是美國的附庸。如今,這種關系受到中國和沙特阿拉伯王國之間日益加強的經濟(甚至軍事)聯系的威脅,現在,沙特阿拉伯是中國在西亞與北非地區最大的貿易伙伴——或許,這進一步證明了中國不關心民主和人權。胡錦濤主席訪問華盛頓時,美國拒絕為他舉行國宴,這是一種有意的侮辱。他愉快地作出回應:直接飛去沙特阿拉伯,給了華盛頓一記重重的耳光;對這一點,肯定不會有人誤解。

對於美國在伊拉克的所作所為的相關全球背景,這是最簡略的概況。但是,目前在對美國人最關注的問題的爭論中,這些關鍵情況被一個僵化的教條排除掉,幾乎沒有人提到。人們不能接受說自己的國家有戰略—經濟方面的理性計算,自己的國家一定要由自由、公正、和平和其它美好事物的良善理想指引。這又得再說到西方知識文化非常嚴重的危機,當然,這在歷史上並非第一次出現,然而卻是個危險的兆頭。

我們能夠確信,盡管這些情況在公共討論中被排除在外,但它們引起了決策者的關注。政府慣常的做法是,視國民如主要敵人,讓他們渾然不覺自己正遭逢何事,然後為他們做主安排。然而,我們可以推測。合理的推測是,華盛頓的決策者可能在試圖鼓動分離主義運動,然後,美國就能“保護”分離主義者,讓他們反對自己的祖國。伊朗主要的石油資源在波斯灣附近的阿拉伯人居住區胡齊斯坦省——完全可以確定,當地有一個不知道怎樣興起的阿瓦茲阿拉伯人解放運動,要求獲得沒有明確內涵的的自主權。在附近,伊拉克和海灣國家為美國的軍事干預提供了基地。

美國正大幅增加在拉美地區的軍事力量。委內瑞拉的石油資源集中在靠近哥倫比亞(它是美國在該地區可靠的陸上基地)的蘇利亞州,該州反對查韋斯,並且已經出現了自治運動,這個自治運動同樣不知道是怎樣興起的玻利維亞的天然氣資源在歐洲後裔的精英分子控制的東部富裕地區,他們強烈反對由占人口大多數的土著居民選出的政府,並且威脅要從玻利維亞分離出去。附近的巴拉圭也是美軍剩下的少數幾個可靠的陸上基地之一。現在,美國軍事和警務援助的總和已經超過了經濟與社會援助,這大幅逆轉了冷戰時期的援助模式。如今,在拉美,美國的軍事人員比最重要的聯邦文職機構所有人員加起來還要多,與前些年相比,這也是一個急劇的變化。美軍的新使命是抗擊“激進的民粹主義”——這個詞經常用來指不聽話的、獨立自主的民族主義。軍事訓練原來由國務院掌管,現在正轉由五角大樓負責,這樣,在人權和民主問題上,就可以不受國會監督的制約——國會的監督總是很軟弱,但是,在限制行政部門濫用權力方面,會有一些效果。

美國視不聽命的獨立民族國家如寇仇

美國是個全球強權,對它的政策和對大英帝國的政策一樣,都不應該孤立地觀察。半個世紀前,艾森豪威爾政府認為,主要有三個全球性問題:印度尼西亞(印尼)、北非和中東——這些地方都盛產石油,都信奉伊斯蘭教。在這三個地區,美國憂慮的都是爭取獨立的民族主義。法國結束對阿爾及利亞的統治,解決了北非問題。1965年印度尼西亞(印尼)的蘇哈托發動(軍事)政變,用大屠殺為美國排除了獨立自主帶來的威脅;美國「中央情報局」把這次大屠殺與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澤東的罪行相提並論。對這場《紐約時報》所稱的“令人震驚的大屠殺” 西方毫不掩飾自己的欣喜和寬慰,表示歡迎。[13](印尼蘇哈托)軍事政變摧毀了惟一有廣大群眾基礎的窮人的政黨,屠殺了大量的無地農民,使西方可以毫無阻礙地開采這個國家豐富的資源,而大多數人卻悲慘地掙扎著勉強維持生活。兩年後,以色列摧毀美、英兩國所憎惡的埃及納賽爾政權,中東的主要問題也解決了;美、英擔心,俗世的民族主義勢力可能會想把這個地區大量的能源資源用於國內發展在此數年之前,美國的情報部門就警告說,當地民眾普遍認為,西方通過武力強加的不公平協議,開采石油這種“民族遺產”。以色列為美國、沙特阿拉伯盟國和各家能源公司的效勞,證實了美國情報機構1958年的判斷:為了反對阿拉伯民族主義,“合乎邏輯的推論”是,除了土耳其外,還要依靠以色列作為“中東惟一強大的親西方勢力”;在美國的戰略框架內,1958年土耳其和以色列結成了緊密的軍事同盟。[14]

美國—以色列聯盟在世界事務中是獨一無二的,它可以追溯到1967年以色列的軍事征服[] 1970年敘利亞可能干預約旦,以保護在“黑色九月”[]慘遭屠殺的巴勒斯坦人,以色列阻止了敘利亞美─以聯盟因而更加緊密華盛頓認為,敘利亞的這種干預,對它的盟國約旦構成了威脅,而且,更重要的是,對它那些出產石油的附庸國構成了威脅。美國對以色列的援助大約增加了三倍。此後,這種模式持續不斷,以色列的助美國為虐還擴展到中東以外的地區,特別是在拉美和非洲南部。這種支配體系對那些有重要影響力的人很有利。能源公司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利潤。高科技產業(包括軍事工業)因以色列而獲利豐厚,主要的金融機構也是這樣,實際上,以色列成了美國的一個海外軍事基地,為美國人提供設備和訓練。可能有人認為,采取其它的政策會更有利於主要決定政策的國內各掌權集團勢力;但是,他們似乎認為這些政策還是很可以接受的。如果他們不這麼想,可以輕易地終止這些政策。而且,實際上,當美國和以色列的國家權力發生衝突時,以色列必然會讓步;最新的例子是以色列向中國出口軍事技術的事件,起初,以色利不願聽從美國(以色列時事評論員阿盧夫·本說,對以色列來說,美國是“被稱為‘伙伴’的老板”)的命令,隨後,布什政府就故意羞辱了以色列。

美國的霸道是核武戰爭危機的根源

讓我們接下來看伊朗和它的核計劃1979年以前,華盛頓一直強烈支持該計劃。當然,在那些年,美、英兩國策動軍事政變,推翻了統治伊朗的議會政府扶植了一個殘忍的暴君(巴勒維國王)上台[]如今,標準的說法是,伊朗不需要核能,因此,它一定是在從事一項秘密的核武器計劃。亨利·基辛格解釋說,“像伊朗這樣的主要產油國,發展核能是在浪費資源”。30年前,時任美國國務卿的基辛格指出,“采用核能,既可以滿足伊朗經濟日益增長的需要,又可以節省石油,把剩餘的石油儲藏用於出口或轉化成石化產品”美國還採取實際行動支持伊朗國王努力發展核能。小布什政府的主要當權者,迪克·切尼Dick Cheney)、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和保羅·沃爾福威茨Paul Wolfowitz),當時竭力向伊朗國王提供“完整的核燃料循環”——以核燃料為動力的核反應堆和可以自動再生的裂變材料今天,現任美國政府設法阻止伊朗獲得的,恰好正是這種能力美國的大學(當年)曾安排訓練伊朗的核工程師,無疑這要不是由華盛頓推動的話,也得到了首肯;比如說,包括我所在的麻省理工學院(MIT)都參加了這項工作,盡管絕大多數學生表示反對。有人問基辛格,為什麼觀點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他用慣常令人欣賞的坦率方式回答道:他們那時是我們的盟國。”[15]因此,在1979年之前,他們真的需要核能,但是,現在不需要了。

就我們現在所知,伊朗發展核計劃,屬於《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第四條所規定的權利,該條約允許無核國家為開發核能而生產核燃料。然而,布什政府堅持說,應當強化《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第四條的規定,我認為這是有意義的。1970年《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生效時,在為開發核能而生產核燃料和為製造核武器而生產核燃料之間,有著相當大的鴻溝。但是,在今天的技術條件下,這個鴻溝已經變小了。然而,根據當初的協議,對《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第四條的任何這類修訂,都必須確保和平利用核能的權利不受妨礙。國際原子能總署署長穆罕默德·巴拉迪Mohamed ElBaradei,提出了一項合理建議:對於那些用於制造核武器的材料,把它們的全部生產和加工過程,都置於國際控制之下;同時,“保證那些迫切希望合法利用核能的國家能夠獲得原料供應”[16]他提議,這應當成為全面履行聯合國有關決議的第一步——1993年,聯合國通過決議,號召國際社會締結《停止生產核武器用裂變材料條約》;該條約禁止各國生產核武器用裂變材料。巴拉迪的建議無法付諸實施。美國的政治領導人以他們現在的立場,當然決不會同意這種主權讓渡。到目前為止,據我所知,只有一個國家接受了巴拉迪的建議:那就是伊朗今年1月接受了它。這表明,有一種方法可以解決當前的危機(實際上,這場危機相當嚴重):各國繼續生產核武器用裂變材料,可能最終導致人類毀滅。

華盛頓還拼命反對有核查措施的《停止生產核武器用裂變材料條約》,按照普林斯頓大學武器控制專家弗蘭克·馮·希佩爾的說法,專家認為那是“最重要的核武器控制方案”。[17]盡管美國反對,200411月,聯合國裁軍委員會還是投票支持有核查措施的《停止生產核武器用裂變材料條約》。投票結果是,147票贊成,1票反對,兩票棄權以色列和英國投了棄權票,以色列這樣做是自發的,英國的情況則更有意思。英國大使約翰·弗裡曼解釋說,英國支持這項條約,但不能投票贊成這個版本,因為它“造成了國際社會的分裂”——把國際社會分成了1471[18]後來,在聯合國大會的投票中,179票贊成,兩票反對,以色列和英國再次棄權。帕勞(Palau,帛琉)與美國一起投了反對票

緩和核武戰爭危機的方法

在霸主國及其跟班的領導人所優先考慮的事項中,人類生存占據什麼樣的地位?對這個問題,我們有了一些了解。

2004 ,歐盟和伊朗就核問題達成一項協議:伊朗同意暫停其合法的鈾濃縮活動,而歐盟則同意向伊朗提供“在安全問題上堅定的承諾”。每個人都知道,“安全問題” 指的是,美國—以色列的的確確在威脅,並准備攻擊伊朗。這種威脅嚴重違背了《聯合國憲章》;對於一個被全球超級大國一刻不停地折磨了50年的國家來說,這種威脅不是小事;這個全球超級大國現在占領了伊朗的鄰國,更不用說那個地區性超級大國的附庸國了。

伊朗履行了協議中對自己這一方的規定,但是,在美國的壓力下,「歐盟」拒不實行原有的承諾。伊朗最後也放棄了這項協議。西方希望出現的情況是,伊朗違反協議,證明它對世界秩序構成了嚴重威脅。

2003 5月,伊朗提出願意與美國討論所有安全問題,美國拒絕了,它想把以前對付朝鮮的辦法故技重施一次。20011月,剛剛就職的布什政府,收回了早先美朝協議中規定的“不敵視”朝鮮的條件,繼續對朝鮮進行嚴重威脅同時,拋棄了向朝鮮提供燃料油與核反應堆的承諾。朝鮮還以顏色,重新開始發展核武器,這是當前另一場危機的根源所在。這一切全都可以預判,而且本是意料中事。

有一些方法能夠緩和並可能結束這些危機。首先是放棄實際上推動伊朗(和朝鮮)發展核武器的威脅策略。華盛頓曾經表示,對那些無力自衛的國家,它想攻擊哪個就會攻擊那個,隨後,以色列最重要的軍事史學家之一馬丁·範·克裡韋爾德Martin van Creveld馬上寫道:如果伊朗不發展核武器,那它就是“瘋了”。[19]因此,結束危機的第一步就是(美國)放棄威脅策略威脅策略可能會引發想要發展威懾力量以資抵抗的目標——而唯有核武器或核恐怖是行之有效的威懾力量。

第二步是,運用各種方式,使伊朗重新融入全球經濟。

第三步是,與世界其它國家一起,接受有核查措施的《停止生產核武器用裂變材料條約》,並與伊朗共同接受巴拉迪的建議或類似的東西——我再說一遍,這裡的問題遠遠超出了伊朗的範圍,已經牽涉到人類的生存。

第四步是,將《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第四條付諸實施,它規定,核國家有義務作出“真誠”的努力,消滅核武器;正像國際法院在判決中所說的那樣,這是一項必須遵守的法定義務。沒有一個核國家履行了這項義務,但是,美國遙遙領先地帶頭違反它——這又是對人類生存的極其嚴重的威脅。只要美國有意朝這個方向邁進,就會緩解即將到來的美國—伊朗關系危機。首先,重要的是注意巴拉迪的話:“這種狀況無法用軍事手段解決。那樣做是無法想像的。惟一的解決辦法就是進行談判。[20]而且,這是可以做到的。與伊拉克戰爭時的情形相似:似乎美國的軍隊和情報部門都反對與伊朗開戰,但是,布什政府中的文職決策者很可能這麼做,包括切尼(副總統)、拉姆斯菲爾德(國防部長)、賴斯(國務卿)和其它少數幾個人,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組合。

迫在眉睫的核戰爭威脅

傑出的戰略分析家廣泛認為:核戰爭的威脅非常嚴峻,並且正在日益增加;通過采取人們普遍認可、而且事實上是法律所強制規定的措施,可以消除這種威脅。他們警告說,如果不采取這樣的措施,“核武交戰終將無法避免”,我們也許會面臨“最後歸於毀滅這樣一種極大的風險”,面臨“我們自己製造的世界末日大決戰”。[21]這些威脅人們都深切理解,但有人仍在有意增加這種威脅。入侵伊拉克,只是一個最突出的例子。

在克林頓時期,軍隊和情報機構的決策者要求,“控制軍事行動的太空場域,以保護美國的利益和投資”,大致像早些年美國的陸軍和海軍所做的那樣;但是,現在只剩下了一個霸權國家,它必須發展“以太空為基地的攻擊性武器,(以確保)可以從太空、以太空為目標和通過太空精確地使用武力”。他們說,有必要采取這樣的措施,因為“世界經濟的全球化”,將導致“經濟差距擴大”,“經濟蕭條、政治動蕩和文化隔閡更為嚴重”,並因此在“窮國”引發騷亂和暴力,其中很多都是針對美國的。所以,美國必須準備規劃 “從太空發動精確打擊,對付”難以控制的力量“在全球範圍內擴散大規模殺傷性武器”[22]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全球擴散,可能正是決策者所建議的軍事計劃造成的後果;就像“(經濟)差距擴大”,是特定形式的國際一體化可以預見的後果——在教條體系中,這種國際一體化,被錯誤地稱為“全球化”和“自由貿易 ”。

對這些概念,還應該補充點看法。“全球化”和“自由貿易”,都是宣傳用語,而不是描述用語。全球化”這個詞,用來指某種特定形式的國際經濟一體化,並不奇怪,這種國際經濟體系是為了維護設計者(即美英跨國公司和與它們聯系密切的少數幾個強國)的利益而設計出來的遠比它們更能代表世界人民的一些團體,正在追求一種完全相反形式的全球化,即大規模的全球正義運動,該運動最初出現在南方國家,但是,現在,北方國家的民眾組織已經參加進來,每年在“世界社會論壇”召開一次會議;“世界社會論壇”衍生了出大量區域性、地方性的社會論壇,盡管這些論壇與“世界社會論壇”在同樣的大框架內,但它們主要關注自己的問題。全球正義運動是一個全新的現像,也許,現代工人運動和左翼從誕生之日起就希望實現的那種“國際”,從這裡可以找到萌芽。在如今盛行的教條體系中,全球正義運動被稱為“反全球化”,因為該運動所追求的全球化,是為了維護人民利益,而不是為了集中經濟權力——遺憾的是,全球正義運動也常常采用“全球化”這個荒謬的術語。

主權與國家(政府)干預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

官方推動的全球化信奉所謂的“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也是一個很容易誤導人的用語這種體制既不新,也不自由實際上,新自由主義主要是18世紀以來用武力強加給殖民地的政策而如今的富國當時根本不遵守這些准則,它們廣泛依賴國家干預經濟,援用現在的國際經濟秩序已經禁止的一些手段。英國是這樣,那些學步其後推行貿易保護主義和國家(政府)干預政策的國家,包括日本,也是這樣;日本在南方國家中是個沒有被殖民而且實現了工業化的國家。這些事實廣被經濟史學家承認。

許多頗能闡釋問題的例子證明,主權和大規模的國家(政府)干預對經濟發展具有決定性的作用比較19世紀初的美國和埃及就可以提供這樣一個例證。從英國統治下解放出來以後,美國可以采用英國式的國家干預措施,獲得發展。而在此期間,英國的力量可以禁止埃及采取任何這類措施;為了防止地中海東部出現競爭對手,英國伙同法國,強制實施帕麥斯頓勛爵(Lord Palmerston[]提出的原則——“絕不應該讓公正對待穆罕默德·阿裡(Mehemet Ali []的想法妨礙這種巨大而至高無上的利益”。[23]帕麥斯頓表現了他對膽敢著手發展經濟的“愚昧的野蠻人”的“憎惡”。歷史上的場景再度重演:今天,在美國的壓力下,英國和法國要求伊朗中止所有與核計劃和導彈計劃相關的活動,包括研發活動,這樣,伊朗就被禁止發展核能,而且,全世界可能受到最嚴重威脅的國家就沒有了對付攻擊——所謂“正義力量”的攻擊——的威懾手段。我們也可回想一下,在以色列發展核武器的過程中,英法兩國發揮了關鍵作用。實際上,帝國的神經是很脆弱的。

假如埃及享有主權,那麼,它可能在19世紀就發生了工業革命。埃及與美國有許多共同的有利條件,但缺了獨立;國家獨立,使得美國可以徵收很高的關稅,阻止質量更好的英國商品(紡織品和鋼鐵等)湧入。實際上,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美國是世界上頭號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的國家,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的經濟力量遠超過其它任何國家,才容忍“自由競爭”二戰以後,嚴重依賴政府部門的積極協助成為美國經濟的核心組成部份,這種依賴程度甚至超過了戰前,並一直持續到現在。而且,只要對美國有利,美國也仍在實行貿易保護主義。最極端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出現在(共和黨)雷根時期——與這種政策相伴的,照例是為別人實行(貿易)自由主義大唱贊歌。雷根實際上加倍築高了貿易壁壘,並求助於通常都會采取的手段,即利用五角大樓來克服管理方面的失敗,並實行商業媒體所提的“美國再工業化 ”的口號。此外,高度的貿易保護主義已構成了所謂“自由貿易協議”的一個部分,設計這樣的協議,是為了用行之已久的方式保護勢力強大和擁有特權的一方。

一個世紀以前,英國也是這樣玩弄“自由貿易”的當時,推行了150年的貿易保護主義和國家干預政策,已經使英國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經濟體,自由貿易看來是可行之道,修改一下人們熟知的比喻來說,假如運動場已正確 “命名”,那麼便可開賽。但是,英國仍然兩面下注。它繼續依靠受保護的市場、國家干預,以及經濟史學家還沒有考慮到的其它手段。全世界規模最大的鴉片走私業,就是一個這樣的市場;英國蓄意走私鴉片,是為了闖入中國市場,創造利潤,來向皇家海軍提供經費、為管理被占領的印度提供資金,並購買美國的棉花——美國的棉花促成了工業革命的發生。舉一個與當前的新聞事件相關的例子,美國的棉花生產,同樣完全建立在國家干預的基礎上:實行「奴隸制」、實際上滅絕了土著居民、實施軍事占領——占領了墨西哥的幾乎一半領土(包括今之墨西哥州、內華達州、加州等地區)1932年,當英國無力再與日本競爭的時候,它就實行鎖國政策,其它帝國主義列強也跟著這樣做,這是構成第二次大戰背景的一個至關重要的部分。自由貿易和經濟發展的實際情形公開宣稱的教條,只有很少的相似之處。

新自由主義是民主與(國家)發展的共同敵人

在整個近代史上,民主與發展都有一個共同的敵人:主權的喪失。在一個由國家組成的世界上,的確,主權衰亡,民主的希望必然墜地,推行經濟社會政策的能力也隨之下降。這接下來又會對發展造成損害,數個世紀的經濟史,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結論。在這方面,經濟史學家M·沙希德·阿拉姆M. Shahid Alam的著作特別發人深省。在當前的術語中,那種強加的體制叫“新自由主義”,因此,說民主與發展的共同敵人是新自由主義,並不為過。對於發展,人們可以就因果關系展開爭論,因為對經濟增長的原因,現在理解得還很少。但是,相關性則是相當清楚的。那些曾經最嚴格地遵守新自由主義原則的國家,如拉美和其它地區的一些國家,與前些年相比,宏觀經濟指標都出現了急劇惡化。而那些不理會新自由主義原則的國家,如東亞的一些國家,則得到了經濟的快速增長。新自由主義損害民主,這很容易理解。由於顯而易見並且眾所周知的原因,從私有化到資金流動自由化新自由主義一攬子提議中的幾乎每一項,都會損害民主

我們所面臨的危機,確實存在,而且迫在眉睫,每一項危機,都可以找到克服的方法。第一步是進行了解,然後組織起來採取適當的行動。在過去,人們常常走這條路,創造了一個比以前要美好得多的世界,至少給部分人留下了一筆遺產,能夠享受較多的自由和基本權利,這可以成為繼續前進的基礎。如果不這麼做,幾乎肯定會發生令人絕望的後果,甚至生物界僅有的一項高智慧實驗都會就此結束。

譯自美國《每月評論》20076月號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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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第三次中東戰爭,196765日至11日,在美國的支持下,以色列對埃及、敘利亞和伊拉克發動大舉進攻,占領了加沙地帶、約旦河西岸、埃及西奈半島、耶路撒冷舊城和敘利亞戈蘭高地。又稱“六·五戰爭”和“六天戰爭”。——譯者

[] 19709月,約旦國王侯賽因殘酷鎮壓流亡該國的巴勒斯坦游擊隊,並將其趕出國境,史稱“黑色九月”——譯者

[] 19538月,美英兩國策動政變,推翻以主張石油國有化、堅決維護民族利益的摩薩台為首相的政府,扶植伊朗國王巴列維執掌大權。——譯者

[] 帕麥斯頓(1784—1865),即中國近代文獻中的巴麥尊,曾兩度出任英國首相,三度出任外交大臣。——譯者

[] 穆罕默德·阿裡(1769—1849),1805年至1848年間埃及的最高統治者。——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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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ee Aaron David Miller, Search for Security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0); Irvine Anderson, Aramco, the United States and Saudi Arabi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Michael Stoff, Oil, War and American Secur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0); Steven Spiegel, The Other Arab-Israeli Conflic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51.

[2]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March 1990).

[3] Alan Cowell, “Kurds Assert Few Outside Iraq Wanted Them to Win,” New York Times, April 11, 1991.

[4] Nina Kamp and Michael E. O’Hanlon, “The State of Iraq,” New York Times, March 19, 2006.

[5] Walter Pincus, “Skepticism About U.S. Deep, Iraq Poll Shows; Motive for Invasion Is Focus of Doubts,”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2, 2003; Richard Burkholder, “Gallup Poll of Baghdad,” Government & Public Affairs, October 28, 2003.

[6] Michael MccGwir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NPT,” International Affairs 81 (January 2005): 134.

[7] Zbigniew Brzezinski, “Hegemonic Quicksand,” National Interest 74 (Winter 2003/2004): 5-16; Stefan Wagstyl, “Cheney Rebukes Putin on Energy ‘Blackmail,’” Financial Times, May 4, 2006.

[8] See Ian Rutledge, Addicted to Oil (London: I. B. Tauris, 2005).

[9] See Multinational Oil Corporation and U.S. Foreign Policy, Report to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U.S. Senate, January 2, 1975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5).

[10] Hal Weitzman, “Nationalism Fuels Fears over Morales’ Power,” Financial Times, May 2, 2006.

[11]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March 2006), 41.

[12] David E. Sanger, “China’s Rising Need for Oil Is High on U.S. Agenda,” New York Times, April 18, 2006.

[13] Editorial, New York Times, August 25, 1966.

[14] Mark Curtis, The Great Deception (London: Pluto Press, 1998), 133.

[15] Darna Linzer, “Past Arguments Don’t Square with Current Iran Policy,” Washington Post, March 27, 2005.

[16] Mohamed ElBaradei, “Towards a Safer World,” The Economist, October 16, 2003.

[17] Frank von Hippel, “Coupling a Moratorium To Reductions as a First Step toward the Fissile-Material Cutoff Treaty,” in Rakesh Sood, Frank von Hippel, and Morton Halperin, “The Road to Nuclear Zero,”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of India, 1998, 17.

[18] See Rebecca Johnson, “2004 UN First Committee,” Disarmament Diplomacy 79 (April/May 2005), and Jean du Preez, “The Fissban,” Disarmament Diplomacy 79 (April/May 2005),http://www.acronym.org.

[19] Martin van Creveld, “Sharon on the Warpath”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ugust 21, 2004.

[20] Jeffrey Fleishman and Alissa Rubin, “ElBaradei Asks for Restraint on Iran Sanctions,” Los Angeles Times, March 31, 2006.

[21] Michael MccGwir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NPT,” International Affairs 81 (January 2005), 127; John Steinbruner and Nancy Gallagher, “Constructive Transformation,” Daedalus 133, no. 3 (Summer 2004): 99; Sam Nunn, “The Cold War’s Nuclear Legacy Has Lasted too Long,” Financial Times, December 6, 2004.

[22]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2015 (Washington DC, December 2000); U.S. Space Command, Vision for 2020 (February 1997), 7; Pentagon,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May 1997.

[23] See Afaf Lutfi al-Sayyid Marsot, Egypt in the Reign of Muhammad Ali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240; Harold Temperley, England and the Near East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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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回應

  1. 2011/05/10 於 16:06 patchpieces

    新美帝國主義-新帝國主義意識形態與美帝戰爭的新方式

     兩個英國人福斯卡斯和格卡伊的《新美帝國主義:布希的反恐戰爭和以血換石油》一書把帝國主義這個曾經非常熟悉的辭彙又在腦海中喚醒了。記得列寧說過,帝國主義的兩大特徵是“掠奪”和“戰爭”,兩位作者給的定義則是“一國對別國進行軍事和經濟征服的企圖”,大同小異,沒有什麼變化,雖然歷史的車輪已經滾過了一個世紀。

      新美帝國的精英們“相信”上天給了他們“特權”,讓他們在各方面——文化、軍事、政治和經濟——都沒人可以挑戰,帝國“註定”將永遠存在下去。新帝國為了建立一種符合自己的愛好、反映自己利益與價值的“國際秩序”,“自以為”巧妙地用“反恐戰爭”取代“反共戰爭”,用“誇大威脅”的手段來使武力為後盾的對外政策“正義化”和“軍事化”,把打擊恐怖主義當作在新世紀進行全球軍事和政治擴張的萬能理由。

      但是,在新帝國與國際社會的博弈過程中,其他國家會發現這種“(美帝世界新)秩序”對自己的利益構成了傷害,使自己受到了壓制,並因此而傾向于聯合起來,共同抵抗和反制“帝國主導(美帝世界新)秩序”的形成。於是,無所制約的帝國意外地發現自己身處一個有著更多敵意、面臨分裂的世界,自己的利益也更難以實現。

      福斯卡斯們認為,儘管龐大的軍事實力是支持美利堅帝國的不可或缺的手段,但它不能取代經濟霸權和美元作為全球性儲備貨幣的重要作用,更不用說美國的強大軍事實力並不能自動為美國提供一個安全的世界。以美元的衰弱為標誌,美帝國的實力也已經步入衰退。所謂的“美帝國”,無非是一種“虛幻”、“狂妄的幻想”而已。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成為世界超級大國,從那時起。美國的霸權地位一直依靠三個無可匹敵的方面作支柱:軍事上的絕對優勢、先進的生產方法及相對較強的經濟實力、控制全球經濟市場和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三者之中,美元的作用可能最為顯著。在歐元誕生之前,世界貿易領域沒有一種貨幣能夠挑戰美元的霸權地位。

    隨著1999年底歐元的啟動,世界經濟和貿易體系增添了一種全新的元素,有了一種貨幣能夠與美元相匹敵,有望成為全球儲備貨幣。短短幾年之中,歐元真的成了人們的另一種選擇,成了世界金融市場上第二重要的貨幣,引入歐元之前,未償付的歐元國舊幣債券和票據占世界總量的近28%,美元債券和票據占45%。到2003年年中,這一差距縮小了很多:美元債券和票據所占份額下降到43%,歐元債券和票據的份額上升到41%。在貨幣市場上,這一變化更為顯著:1998年底,以歐元國舊幣為單位的貨幣市場工具僅占世界總量的17%,美元貨幣市場工具占58%;但到2003年年中,美元的份額下降到30%,歐元份額上升到將近46%。如今,歐元在國際貿易結算中的比重占到了四分之一。

    一旦某個“歐佩克(OPEC)‘成員打破慣例,用歐元為其石油重新定價,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和石油美元關係對它的支持之間的相互作用就會受到威脅:
    2000年11月,伊拉克宣佈將使用歐元替代美元對其石油儲備進行重新定價。
    這是第一次有“歐佩克(OPEC)”成員國敢於違反美元“定價規則”,從那之後,歐元不斷升值,美元不斷貶值,
    一段時期以來,利比亞一直敦促用歐元取代美元為石油定價,伊朗、委內瑞拉和其他國家也表示願意在石油交易中使用歐元。
    由於石油交易是支撐美元霸權地位的核心因素,這些都有可能對美國的全球霸權特別是美國經濟實力構成重大威脅。

    現在,美國幾乎向全世界“舉債”,而不儲備任何其他貨幣,因為美元是實際上的全球儲備貨幣。美元幾乎占全世界所有官方外匯儲備的三分之二,美國無需在利率方面同其他貨幣競爭。即使利率低,資本也會流問美元。在美國以外“流通”的美元越多。其他國家就越得向美國“提供”更多物品和服務以換取美元。美國甚至可以奢侈地擁有“以本國貨幣為主的這種地位美國已經享受了30年、就是說自1974年石油美元誕生以來,世界其他各國經濟都為美國經濟提供了大量補貼。這種狀況無疑使美國政治經濟精英受益,同時也使美國經濟緊密依賴于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

      現在的世界貿易是一場買賣遊戲。其他國家生產物品,美國生產美元來購買物品。相互關聯的世界各國經濟不再為了獲得相對優勢而進行貿易:他們爭相出口商品是為了獲得所需要的美圓,來償還美元為主的外債,和囤積美元儲備,以維持本國貨幣的兌換價值。為了防止有人投機和操縱市場,攻擊本國貨幣,各國的中央銀行必須掌握與其流通貨幣相應的美元儲備。一種貨幣貶值的市場壓力越大,該國中央銀行所需要待有的美元儲備就越多,這為美元的更加堅挺創造了系統內部的支援。同時迫使世界各國的中央銀行必須獲得和持有更多美元,從而使美元更堅挺,這種現象被稱作美元霸權,是由重要商品,特別是石油,使用美元定價這一地緣政治造成的特殊性所導致的,每個人都接受美元,因為美元能買石油。石油美元的“迴圈”就是美國從石油生產國獲取的好處,這也是美國自1971年以來容忍“石油輸出國組織”存在的原因。
      
      石油不僅僅是國際上買賣的最重要商品,它也是一切現代國家經濟的生命血液。如果你沒有石油,你就得購買。如果你想在國際市場上購買石油,一般你下得不用美元來買。如果一大部分石油交易改用歐元,不用美元,更多國家就不得不增加歐元貨幣儲備,美國將不得不同歐元直接爭奪全球資本。不僅歐洲可能不再需要美元,連80%以上石油從中東進口的日本也不得不把大部分美元資產轉換成歐元:作為世界最大石油進口國的美國,也不得不持有大量歐元儲備。這對美國的貨幣管理來說是一種災難,因為每年美國不僅將失去一大部分相當於免費的商品和服務補貼,而且從美元儲備轉成歐元儲備還將使美元貶值。滙豐銀行在2003年6月的一份報告中指出,即使是少量資金從美元轉移到別的貨幣,或流量的改變都會產生重大變化。如果美元成了更重要的儲備貨幣,(如果美國準備與歐元分享儲備貨幣地位的話,)這還將意味著或者美國買入更多歐元,或歐洲人減少所持美元,買入歐元。”這顯示了石油(和石油美元)與最近的伊拉克戰爭之間具有清晰、明確的聯繫,同時也說明,金融是力量角逐的一個方面,具有重要的地緣政治意義。

      美國和英國於2003年3月對伊拉克進行(入侵)軍事干涉,在那裏建立了自己的權力機構管理該國,這次“入侵”後不久,就宣佈從伊拉克購買石油只能支付美元。但事情還沒有結束,與之相矛盾的是,儘管美國近期取得了這些軍事和政治進展,在歐、亞地區的軍事實力迅速加強,但出於各種經濟和政治原因,越來越多的中東、南美和俄羅斯石油生產商在討論用歐元“取代”美元,或者用“一攬子貨幣”進行石油公開交易。這樣會加速美元的衰落,推動歐元成為第二個世界儲備貨幣,如果貨幣代表著一個國家的經濟形勢,而美元繼續貶值,美國經濟將在這樣的條件下直線滑落(P15-19 )。(評點:美國入侵伊拉克是以薩達姆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作為表面理由的,背後的原因卻是為了打擊歐元這一真正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三年多過去了,世界發現薩達姆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並不存在,歐元也沒有因為美國的打擊而顯示出弱勢,這就是“強大的”武裝到牙齒的美國所面對的悖論。)
      
    美國情報機構並沒有把自己的任務僅限於折磨嫌疑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情局幾次派人潛入中國,為在瓜地馬拉“政變”之前刺殺尼政府官員作訓練:這次“政變”成功地推翻了“民主選舉”的總統阿本斯,換上了一連串的“獨裁者”,用武力和野蠻鎮壓的方式對該國進行了40多年的“殘暴統治”。
    儘管出了一連串醜聞,1953年,「中情局」成功地在伊朗推翻了受民眾愛戴的摩薩台政府,把逃亡國外的巴列維國王扶上臺。巴列維對該國的壓榨在隨後的幾十年中一直使美國受益,但最終引發了1979年的伊斯蘭革命,“阿亞圖拉”霍梅尼和他的伊斯蘭教政府上臺;1963年2月,中情局與英國情報機構聯手支持了一次流血政變,使伊拉克復興黨第一次掌權,這同時也鞏固了英國在該地區的利益。1963年的這次“政變”是伊拉克歷史上最血腥的事件,其血腥程度只有1973年9月11日「中情局」支持的智利政變能夠與之相比。

      當時的英國駐巴格達大使羅傑•艾倫爵士寫道,在伊拉克新政府裏,年輕的薩達姆•侯賽因是個顯眼的人物,“極”符合西方的利益,一周後他告訴英國外交部:“現政府正在盡力而為,因此,我個人認為我門應該支持它,長期幫助它站穩腳跟,這樣共產主義威脅可能逐漸消失。”

    政變之後,英國和美國馬上承認了巴格達的新政權,在這位大使看來,局勢“幾乎恢復了正常”,經過政府的更替和內部鬥爭,復興党於1968年鞏固了政權地位。那一年隨後發生的「中情局」“策動”的“政變”使(伊拉克)薩達姆開始掌權,成為艾哈邁德•哈桑•貝克爾的副總統,直至1979年在美國的保佑下成為總統。
    同樣,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中情局」在阿富汗締造並支持了奧薩瑪•本•拉登的組織,作為反抗蘇聯“邪惡帝國”的“自由戰士”,後來才“發現”他們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
    每一次,當時的美國(自由)大眾傳媒都把這些事件當作“沒發生一樣”,只在報導一個國家擺脫共產主義影響時,把這些事和美國的參與當作參考背景。這種“處理方法”並不陌生,就像當時德國人民被告知,關於納粹罪行的報導只不過是猶太人或共產主義者的宣傳。

      馬里蘭大學進行的大量研究發現,通過(自由)商業電視臺看新聞的人中大多數對最近的伊拉克戰爭至少有三種根本性誤解之中的一種:
    (1)伊拉克與“9•11”事件有直接關係;
    (2)在伊拉克“找到”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3)國際輿論支持美國入侵伊拉克。
      
    “偉大”的(自由)大眾傳媒頻道總是“變換”入侵的原因,如果一種說法被證明是錯誤的,他們就“發明”另一種。在一項關於哪個電視頻道看的人最多的全國調查中發現,大多數人通過「福克斯(Fox News)」的系列頻道看新聞。這其中,80%的人說在伊拉克找到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換句話說,“偉大”的(自由)大眾傳媒看上去更像是在把觀眾“搞糊塗”,而不是使觀眾瞭解情況——不幸的結論是,在美國儘管有無處不在的電視報導和發行量巨大的報紙,美國人卻在世界上最“不知情”。

    1947年,「中情局」在“戰略情報局”的基礎上成立,成為與破壞美國自由的“共產主義間諜陰謀”對抗的情報採集機構。據報導,這些“共產主義問諜”使用宣傳和“洗腦”的手段欺騙美國人接受“共產主義者的社會主義”。他們相信,有必要抵制這些險惡陰謀,這是“美式自由”和俄式“洗腦”之間的冷戰的一部分。這種價值觀被反復有效地植入西方政治文化之中,儘管國際關係發生了演化、轉變,在冷戰結束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冷戰話題並沒有終結或消失:它伴隨著一個新的“敵人”而“重生”。“使美國能夠進攻或”入侵“別國的惟一辦法,是把這些國家的政權”描述“成對我們的安全威脅。因此,塞爾維亞的米洛舍維奇是巴爾於的‘希特勒’,必須被制止。而且伊拉克必須被入侵,因為薩達姆正在製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把它們交給奧薩瑪•本•拉登。”

    許多美國人繼續深信,他們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是善意的,他們的政府所做的永遠是為了別人好,也為了他們自己好。即使他們國家的行動導致災難,他們也認為,其背後的動機是高尚的,儘管有無數證據證明,善意和高尚都是政治口號,而不是政治方針。看來,美國情報和安全部門在世界其他地區任意使用的大腦控制術在他們本國。他們刻意營造的世界裏取得了最大成功。他們是不是因為被洗腦而相信自己的宣傳?要不,這是另一種宣傳?(P82-85)(評點:美國有其在世界上引以為豪的最廣泛的新聞自由和最發達的資訊傳播網路。但是,美國人民在熟練掌握“讓不需要的事實消失的藝術”的政府和自覺地“嚴格實行自我審查”的新聞媒體的引導下,可悲地成了“世界上最不知情”的人民,並天真地以為自己“永遠是為了別人好,”實在是搞不明白 “那些最為人類的幸福操心的人,卻使他們的鄰居感到非常痛苦”的悖論如何得以成立。)

    “我手上的惡魔不夠用了”(想像、塑造敵人)

    正如我們看到的,整個冷戰期間,美國“利用”人權和民主價值觀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作為“政治工具”,給蘇聯陣營內部存在的民族、宗教和政治經濟緊張關係火上澆油。
    看看1973年9月「中情局」在智利的活動、皮諾切特推翻和殺死阿連德的例子,
    或者看看1967年10月「中情局」特工在玻利維亞殺死切•格瓦拉的例子,就知道這是“有選擇”進行的。
    此外,薩拉查和卡埃塔諾“獨裁時期”葡萄牙是「北約」成員國;
    1967年至1974年的希臘“獨裁政權”是由一小撮無能的上校扶上臺的,這些上校都在「中情局」的薪水簿上;
    土耳其加入「北約」的過程中經歷了三次“軍事政變”。美國的“雙重標準”政治手腕在冷戰中獲得了勝利,隨後其結果又使其手段“正義化”:目的是打破“邪惡的共產主義體系”。

    美國的人權運動在瓦解蘇聯陣營的過程中起到了輔助作用,但並不是主要因素。正如我們在別的地方所分析過的,理解蘇聯共產主義的失敗必須把它放在與國際債務危機有關的更廣闊的背景下,同時與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蘇聯為了抗衡美國星球大戰計畫耗費了大量資金所導致的力量衰竭聯繫起來。
    由於雷根強調同蘇聯展開全面軍備競賽,而新保守派又公開推崇雷根政府,許多分析人土把新保守派的起源定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我們想要指出的是,事實並非如此,美國新保守主義的新帝國觀比新保守派的起源更為重要。

    我們認為,新保守派使美國新帝國計畫已經存在的戰略框架極端化了。這種已存在的框架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在艾奇遜和尼茲的領導下確立的,建立在三個戰略設想之上:
    第一,“創造”一個看得見的“敵人”,“誇大”它對美國和“自由世界”的威脅;
    第二,加強西方陣營“依賴”於華盛頓決策過程的“輪軸一輻條”體系;
    第三,美元在全球貨幣市場的核心地位。
    然而,蘇聯陣營的瓦解破壞了這一計畫,使美國“失去”了“(亟需)敵人”,使“輪軸一輻條”體系的依賴性鬆懈,特別是歐洲人開始趨向一個更緊密的政治聯盟,通過宣佈發行他們自己的儲備貨幣——歐元,進一步削弱了美元的實力。

    這就是第一次海灣戰爭期間(1991-)、南聯盟危機爆發前和1991年《瑪斯特裏赫特條約》談判即將開始時的形勢,當時法國和德國更加努力推動歐洲形成統一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當1991年美國把(伊拉克)薩達姆從科威特趕出去的時候——要知道,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兩伊戰爭”期間(1980年至1988年),伊拉克是美國在海灣地區的“盟友”——當時擔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科林•鮑威爾抱怨說:“我手上的惡魔不夠用了,我手上的壞蛋使完了。”他認為美國應該使用占絕對優勢的高科技兵力解決緊急狀況和蘇聯解體後產生的地區衝突,以實現“阻止前進”,
    現在這種理論面臨破產,因為“缺少”明顯的、容易界定的、理由充分的“敵人”。「北約」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它不得不重新界定朋友和“敵人”,設計新的意識形態準則;否則它就不得不隨著「華約」的失效而解散。「北約」的“新戰略理念”於1991年11月推出,以鮑威爾的理論為精華,同時期待著1999年和2004年的擴張(1999年是匈牙利、波蘭和捷克,2004年是保加利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羅馬尼亞、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亞)。

    但是克林頓採取了“快刀斬亂麻”的方式,繼承了他的偉大前任們的“輪軸一輻條”理論。克林頓的戰略班子認為冷戰後的全球角色主要有四組。
    第一組是所謂的核心夥伴,如歐洲國家、日本和澳大利亞。
    第二組由過渡中的國家組成,如前共產主義國家。
    第三組由“無賴國家”組成,如伊拉克、伊朗、朝鮮和敘利亞,這些國家拒絕接受核心國家的理想,支持國際恐怖主義,迫切想要得到尚未擁有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以傷害美國及其盟友,也就是核心國家。
    最後還有第四組,就是所謂的失敗國家或地區。
    這種“分類”使美國及其核心盟友承受了極大的人道主義壓力。

    於是,冷戰後的“新敵人”就這樣勉勉強強、湊湊合合地確定下來了,就是那些無賴國家和失敗國家。至於那些過渡國家,如俄羅斯、烏克蘭和“神秘的亞洲大國”中國,他們必須全面實現政治民主、推進公民自由和人權、採取有效的市場經濟、支持反恐公約、與美國領導的西方機構,如「北約」和世界貿易組織,達成合作夥伴協定。正是在這樣的意識形態“框架”下,克林頓政府把美國的目標調整為“人道主義干涉”,而其登峰造極的表現是1999年北約轟炸南聯盟。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盧旺達大屠殺過後,隨著索馬里、利比理亞等失敗國家和地區陷入混亂,世界上約有2000萬難民。由於冷戰年代共和黨和民主黨政府已經成功地在人們的潛意識裏“植入”了“自由—道德”意識,所以盎格魯—撒克遜人民能夠接受用這種意識形態使新帝國戰爭“正義化”的做法。

    帝國進行“人道主義干涉”並非新鮮事物。事實上,至少從1919年《凡爾賽條約》簽訂的時候起,它就被用來防止濫用國家權力壓迫少數民族和宗教信仰上的少數派。②不過,我們想在這裏強調的是,克林頓政府選擇把“人道主義干涉”作為其首要意識形態“工具”,以便在美國“手上的惡魔不夠用”的情況下實現權力政治的目標。
    克林頓和北約的軍隊“人道地”干涉了波黑(1993年至 1995年)、南聯盟的科索沃(1999年);
    在索馬里(1992年至1994年)和海地(1995年)遭受了令人鬱悶的失敗;
    在盧旺達( 1993年至 1995年)和布隆迪( 1994年至1996年)沒有插手、先撇開1948年、1956年、1967年、1973年和1981年至 1983年巴勒斯坦的幾百萬難民不說。盧旺達和波黑是美國雙重標準的典型代表。事實上,簡單比較。下死亡數字,立刻就能看清美國的“權力政治”動機:塞爾維亞族的准軍事部隊和民族主義分子在斯雷佈雷尼察和熱帕屠殺了約 8000名穆斯林,但是在盧旺達,有 100多萬人被屠殺。眾所周知,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布特羅斯•加利提醒人們注意,在盧旺達的人道主義災難即將發生的時候,克林頓政府卻出乎情理之外地關注西巴爾幹地區。帶著對美國這種冷漠態度的驚詫,加利離開了聯合國秘書長的崗位。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機器是團結統一的政治體。任何一個政治體都不可能沒有一點內部矛盾、不團結和重組的願望。所有國家機器都充斥著意識形態爭執,民族和宗教問題,性別、文化和其他社會問題,利益和地位衝突,政治家和政府機構中的個人對立,各種政府部門和政黨之間的對立。階級鬥爭在國家的分裂和重組趨勢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不論從什麼樣的廣泛意義來講,並非一切都可以簡化為階級鬥爭。美國的聯邦制國家機器也不例外,且不提其分化的國家結構。民族和宗教矛盾——和英國、義大利、日本、法國相比,美國的民族和宗教矛盾相對複雜。事實上,美國的外交政策是由三個緊密相連的方面導致的。

      1、聯邦政府內,不同利益群體的代表之間討價還價的過程:聯邦政府試圖通過這一過程體現不同民族、政治、社會和階級的利益。
    2、美國的階級民族利益和安全利益,這些利益遍佈世界,特別是在歐亞地區、重要海路通道(如巴拿馬運河、蘇伊士運河),拉丁美洲和太空。
    3、一個廣泛的政治意識形態準則,如果可能的話,這種政治意識形態原則最好是全球統一的,它建立在美國精英階層的民族階級利益足以成為全世界的利益的基礎上,在其國內也獲得支持。

    克林頓時期,美國最大的缺陷是缺少第三部分。沒有了蘇聯就沒有了“敵人”。沒有了蘇聯意味著歐洲人和美國可以在更廣闊的空間裏施展。包括東歐、中歐、近東和中東。
    然而,美國實現“北約東擴”或推翻(伊拉克)薩達姆政權,僅以“人道主義干涉”為藉口能夠令人信服嗎?總的來說,蘇聯的解體給美國國內和以“輪軸——輻條”體系為基礎的全球力量結構帶來了一個巨大的問題。“人道主義干涉”的政治意識形態無法取代蘇聯。對許多人來說,有各種原因覺得它不足以令人信服,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有兩個:首先,因為在波黑和科索沃只取得了部分勝利,而在索馬里 和海地失敗了;其次,任何人都能看出這種政策註定具有“雙重標準”,從1991年8月(蘇聯正式解體)到2001年8月的十年裏,新保守派努力推動美國政策的進一步“軍事化”,對“劃定”的無賴國家採取先發制人的戰略。但是克林頓政府對這種想法感覺不太好,因為缺少一種組織嚴密的意識形態準則和一種清晰的威脅,以使美國擴大影響的凝聚力得到加強。

    在克林頓第一個任期即將結束的時候,布熱津斯基看到了這種缺陷。他寫道:“美國在國內太民主而在國外太專制,”這一事實“制約美國發揮其實力,特別是軍事脅迫能力”。準確地說,這種缺陷就是“除非國內公眾對美好生活的感覺突然面臨威脅和挑戰,大家對追求實力這一目標沒有什麼熱情。”因此,“除非處在一種真正大的、被廣泛認同的直接外來威脅的情況下”,外交政策所急需的共識很難達成。
    這種直接外來威脅很快就出現了。“9•11”事件後,新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側重點不得不進行調整。

    “反恐戰爭”,還是“全球巴勒斯坦化”?

    正如冷戰時期美國的“人權”辭令讓位于瓦解蘇聯的大戰略,“9•11”事件後,美國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使用的“人道主義干涉”辭令讓位給了“反恐戰爭”計畫。2002年1月29日布希曾說:“浩瀚的大洋再也保護不了美國——我們(美國人)只能靠在國外積極採取行動。在國內不斷提高警惕來保護自己。”我們已經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中看到了美國在“國外的積極行動”,這兩個國家前者是藏匿本•拉登的失敗國家,後者是被懷疑擁有、或者可能正在製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無賴國家。的確,按照新保守派的說法,最壞的情形就是恐怖分子或無賴國家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美國人也看到了“在國內提高警惕”,包括通過《愛國者法案》和其他新機構的成立,比如成立國土安全部,其職責相當廣泛,在政治精英中引發了激烈的爭論,討論是否應該限制它的權力,“以免將來它變成像東歐國家曾經出現的那些可怕的安全部門一樣”。不過還有一些值得一提的其他活動,比如所謂的“校園觀察”,一個鼓勵美國大學生監督學校老師在課堂上的反美或反以色列言論的機構。

    正如冷戰時西方國家不得不通過法律和在國內的執法行動抵制“國內外的共產主義威脅”一樣,如今世界各國也得通過執法機構和反恐法律維護安全。這一當務之急體現在聲明裏:“所有國家都有必要對境內的恐怖活動採取‘絕不姑息’的政策。”畢竟“來自90個國家的人在‘9•11’事件中喪生”。美國正在幫助所有國家“制訂計畫,通過各種方式,包括修改法律、技術援助、新的調查技術、分享情報、執法和軍事培訓,幫助(這些國家)獲得打擊恐怖主義的必要能力”。2004年至2005年,在2005年7月7日倫敦地鐵爆炸案之前,英國以布雷爾為首的精英們也加強了反恐立法和執法機構,井且提出應該通過法律允許不發出警告將恐怖嫌疑犯軟禁家中,不給他們合法辯護的權利。
    總而言之,“9•11”事件是個分水嶺,不是因為美國新帝國主義意識形態重要的敵友陣營被破壞了,而是因為全球恐怖主義的新威脅”取代“了蘇聯。美國的新安全宣言說:“為了維持‘9•11’事件以來的勢頭,使全球反恐戰爭處於最前沿,美國政府的所有部門將在雙邊和多邊談判中把打擊恐怖主義當作一項標準日程。”

    新保守派通過充分利用這一標誌性的重大災難事件,得到了“重塑”美國新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穩妥方案。正如德里克•葛列格里所說,世貿雙塔的倒塌“通過一種震撼人心的視覺力量,傳達了在美國都市心臟爆發的一次壯觀的恐怖活動”。事實上,這樣的事件令人很難遺忘,(而美國媒體正努力使它宛如昨天)除非像阿布格裏蔔監獄虐囚事件這樣的腐蝕劑和出乎意料的現象流行開來,引起公眾關注。迪克•切厄反復重申:“別忘了我們在2001年9月11日上午所看到的一切。”但是美國“9•11”事件後的“反恐戰爭”還有更大的政治、經濟和戰略目的。當然,如果所有的恐怖分子都被抓起來了,美國手中的惡魔又該用光了。我們知道,恐怖活動,不管是國家的還是社會的,都是真實的,但是美國的“反恐戰爭”卻是“人為製造”的、“虛構”的。我們也會列出一些具體想法,探討什麼才是應對恐怖主義的最好方法,不論這種恐怖主義來自國家還是非國家角色。

    在題為《打擊恐怖主義國家戰略》的檔中,我們看到:
    我們生活的時代有大量機會使世界的繁榮與美國和全世界熱愛自由的人們所擁有的利益和價值相一致。我們將把握這些機會……通過不斷進行打擊,確保恐怖分子無處藏身,我們將縮小他們的活動範圍,削弱恐怖主義組織的能力……我們永遠不能忘記,我們鬥爭的最終目標是——我們根本的民主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在領導反恐鬥爭的過程中,我們形成了新的國際關係,用適應二十一世紀跨國挑戰的方式重新定義現在的國際關係……前面的鬥爭是長期的、艱苦的。在這場特殊的戰爭中,我們不能期望衝突輕易地結束,或者有明確的結束期限。

    這段話對“反恐戰爭”的新帝國意識形態中的一些重要元素進行了最好的總結。
    首先,它告訴我們,這是一個對美國來說充滿“大量機會”的時代,因為美國可以把它的國家利益當作全球利益強加給全世界,而且可以使用武力。這再次證明,這不是帝國主義的新成分:這是一種長期以來一直存在的意識形態準則,使一群人的政治企圖能夠在本國或國際上佔據支配地位。為了支配他人,這些人的觀點必須淩駕於別人的觀點之上。“9•11”事件所帶來的機遇為美國達到這一目的鋪平了道路。

    其次,這段聲明告訴我們,美國必須“持續不斷”地、在有必要的地方進行“單邊”的、先發制人的打擊。美國確實這樣做了。四年之中,美國轟炸了南聯盟,人侵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在我們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美國或許和以色列正為入侵敘利亞和伊朗打基礎。利比亞不再是美國的目標,因為正如《經濟學家》雜誌所承認的,“卡紮菲退出邪惡軸心以後”,西方石油和天然氣公司如今在利比亞很活躍。歐洲人這回沒有跟從,從德國、法國和俄羅斯反對美國對伊拉克發動先發制人的行動就能看出來。塔里克•阿裏寫道:“這是冷戰後歐盟和美國的內部核心分歧第一次公開分裂,被電視曝光,使公眾輿論以大西洋為界形成兩極分化。”新保守派相信,如果美國展示一下威力,盟友們最終會走到一起來。“軟實力”派的戰略家,約瑟夫•奈,相信這不是美國達到全球目標的正確方式,因為它使盟友更加疏遠了——軟實力是說服而不是強迫別人做你想讓他們做的事的能力。但是美國沒有聽從約瑟夫• 奈的意見。因此,軟實力派思想家認為,華盛頓(輪軸)的外交政策在新保守派的領導下越軍事化,越我行我素,歐洲國家(輻條)越想脫離輪軸獲得自由。

    美國實力的這種永不安分的狀況使我們想起了列夫•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作為二十世紀傑出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之一和1917年俄國革命的領袖人物,托洛茨基認為1917年的俄國革命不能僅僅局限於在俄國進行。相反,如果俄國的布爾什維克想生存下去,它必須通過在波蘭和德國等其他國家不斷進行革命鬥爭來得到加強,並把其他國家的鬥爭當作整個進程的一部分。托洛茨基的觀點在布爾什維克的中央委員會遭到了失敗,不過我們回顧這段歷史是因為有人說托洛茨基和幾位新保守派有思想上的關聯。如果這種說法正確,那麼托洛茨基的政治思想模式正在簡單地(而且過分簡單地)通過新保守派的戰爭計畫和美國強制機器的對外極端化得到實踐。即使這種說法不對,“9•11”事件後美國新帝國主義的所作所為也恰恰是托洛茨基曾預言的:為了解放受國家干預的國內市場,特別是石油和天然氣市場,資本主義國家發動了一場持久的戰爭,通過更換政府和使用先發制人力量使國際環境極端化。

    這使我們直接聯想到“新保守派”“反恐戰爭”的第三個主張。它使我們十分清楚地看到,這場新戰爭可能無限期地進行下去:“我們不能期望衝突輕易地結束,或者有明確的結束期限。”畢竟,怎麼可能徹底消除所有的恐怖主義呢?對這種偏執想法惟一符合邏輯的猜測是,只要美國“需要”,“反恐”戰爭就將持續下去,直到美國“實現”了兩個具體政治目標:
    全方位的控制和強迫全球接受其自由民主價值觀和自由市場經濟。這就是“全球化”的全部內涵:
    與上帝賦予美國的“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真正全球超級大國”地位密切相連的“歷史的終結”。
    然而,這種新的敵友規劃能夠按著冷戰的方式操作嗎?
    這能夠成為美國從事外交事務的長期組織原則嗎?
    迄今為止它是怎樣運作的呢?

    美國戰略家清楚地知道,當今的恐怖活動不受領土的限制,儘管恐怖分子在地球上有基地和經濟資產。它不受國家限制,儘管可能有國家或國家機構暗中為其提供保護。恐怖分子通過複雜的網路進行活動,使用高級的科技手段。儘管這些手段怎麼也比不上美國的軍事和科技優勢——所以才有了“不對稱戰爭”這個詞——恐怖分子的網路經營得很好。
    “新保守派”洞悉這一切,但是“9•11”事件後當阿富汗的塔利班向美國提出逮捕本•拉登,把“基地組織”從阿富汗驅逐出去時,美國拒絕合作。他們還拒絕「北約」對美國第一次真正的“反恐戰爭”的支持。這些都很令人生疑。美國“假裝”打擊恐怖分子,“實際上”他們做的是推翻塔利班政權,在俄羅斯安全利益和中國利益的軟肋上,還有在無賴國家伊朗的東邊“建立”自己的“軍事存在”。這就是他們所做的“一切”。比倫特•格卡伊看到:“‘9•11’事件前幾天,美國能源部情報局把阿富汗的戰略地理位置列為‘從中亞向阿拉伯海出口石油和天然氣的潛在運輸通道’。”而且,在阿富汗戰爭期間,巴基斯坦和土庫曼斯坦討論了“開發一條從土庫曼斯坦經阿富汗到巴基斯坦瓜德爾港的天然氣管道,現在正在中國的援助下在俾路支省海岸興建。”
    由此,免不了得出一個結論——“反恐戰爭。是促進美國在歐洲和亞洲的安全和階級利益的”人為製造“的工具。然而這其中還有其他尚未看到的事實。

    布希和“新保守派”知道,他們無法像戰勝一個失敗國家那樣戰勝恐怖分子。他們無法用國家政治暴力和國家恐怖活動剷除恐怖分子。“國家恐怖主義”和擴大占絕對優勢的軍事影響力,無論技術多麼先進,只能產生反作用,無法消滅自殺式襲擊、部落戰爭這些現象。維持部落地區的治安如今需要大量人力和武器資源。2003年10月16日,在給迪克•邁爾斯將軍、保羅•沃爾福威茨、道格•費思、皮特•佩斯將軍的備忘錄中,拉姆斯菲爾德問道:“如今我們缺乏衡量全球反恐戰爭輸贏的尺度。我們每天抓獲的、殺死的、阻止的和勸服的恐怖分子是不是比伊斯蘭學校和極端傳教士招募、訓練和派遣出去對付我們的更多呢?”

    除了殘忍和好戰之外,問這個“問題”是一種深度“錯覺”,因為那些決意犧牲自己生命的人,隨時隨地都可能殺死別人。更具體地說,美帝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新保守派”忘記了,自殺式爆炸的“主要意義”在於“生命”,而不是死亡。對中東人民來說,“聖戰”和本•拉登所代表的和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共產主義革命和切•格瓦拉對西方激進青年所代表的“一樣”,而美帝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新保守派”對這一“事實”不屑一顧。
    如果新帝國主義國家(如美國)或新殖民主義國家(如 1967年以後的以色列)用“國家恐怖主義”來打擊恐怖分子,其結果必然是暴力的惡性循環。我們還得進行進一步的分析。例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衝突不僅僅是兩個民族主義或原教旨主義互不讓步的問題。它確實是這樣的,但還有一些東西超出這種簡單猜測之外。事實上,它是“被壓迫民族”——巴勒斯坦人的民族主義和“壓迫者”——以色列國家的民族主義之間的“不平等關係”。

    回顧 1967年,伊薩克•多伊徹曾精彩地說過:
    表面上,阿、以衝突只不過是兩個敵對的民族主義之間的衝突,雙萬都處於自以為是和野心膨脹的惡性循環之中。從抽象國際主義的觀點來看,最容易不過的就是把兩者當作同樣毫無價值的和反動的而不屑一顧。然而,這種觀點忽視了那裏的社會和政治現實。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國家人民的民族主義,他們為獨立而進行的鬥爭,不應該和征服者、壓迫者的民族主義放在一個道德政治層面上。前者有歷史理由和進步的方面,而後者沒有……以色列的安全依賴於定期發動戰爭,每隔幾年必須削弱阿拉伯國家的力量。

    新帝國主義和“新猶太復國主義”是手拉手的好兄弟。2002年5月2日,美國參眾兩院通過議案,宣佈美國和以色列“現在正進行一場反對恐怖主義的共同鬥爭”。參議員約瑟夫•利伯曼更直白地說:“以色列受到恐怖分子有組織、蓄意的自殺和殺人襲擊行動的包圍。這些恐怖分子的實質和‘9•11’事件中對我們國家的襲擊是一樣的。”美國駐伊拉克部隊正在吸取“以色列國防軍在巴勒斯坦被占領土上得出的經驗教訓”。為了突破抵抗,美國正在“像以色列情報部門那樣使用阿拉伯線人。美軍把伊拉克的城鎮村莊變成了西岸的影子”。
    還有消息披露,“以色列軍官在美國布拉格堡訓練暗殺小組,模仿以色列國防軍的‘定點清除’戰略”。結論是令人痛心的: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所做的,在以色列的週邊,美國正在向全球做同樣的事。正如新”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原教旨主義與伊斯蘭聖戰相對應,美國國內的“基督教原教旨派”和“猶太復國主義”者與美國以外的全球聖戰相對應。芝加哥諾斯派克大學的唐納德•瓦格納近期對“基督教原教旨主義”和新“猶太復國主義”進行研究,追溯了這兩個意識形態運動在小布希時代與“新保守主義”明顯走到一起的過程。“2000年,共和黨發生了一個轉變。它開始擁護新保守派思想家的理論,宣揚美國的”單邊主義“,支持用軍事手段而不是外交手段解決問題。‘9•11’事件後又採取了更具進攻性的做法,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戰爭和其他的敵人很快都與美國的‘反恐戰爭’聯繫起來,而這毫不奇怪。”因此大家普遍認為,華盛頓對以色列的承諾是一種無可更改的事實,這也正是使布希的巴勒斯坦政策左右為難之處。當然還得強調一下,新保守主義和猶太人的觀點並不完全一致,有許多參與政治的猶太人認為新保守派(和新猶太復國主義者)對世界的觀點是一派胡言。

    新保守派把恐怖主義的根源歸結於貧困、腐敗、宗教衝突和民族矛盾。這毫無意義,按照亨利•C.K.劉的說法:“這樣定義恐怖主義的話,反恐戰爭無法取得勝利。”伊斯蘭恐怖主義的真正原因是美國在原材料豐富的地區,向那些窮苦人民施加其占絕對優勢的影響力,因為這些原材料,如石油和天然氣,對美國正在衰落的經濟。不穩定的金融狀況至關重要。
    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另一個“真正原因”是巴勒斯坦的惡劣狀況和所謂的“國際社會”“無力”強迫以色列“執行”「聯合國安理會」要求其撤出西岸和加沙的242號決議。對付恐怖主義最好的方式是平民方式,一種新的“緩和”政策。應對基地組織和原教旨主義恐怖組織最好的方式是從大中東地區“收回”盎格魯—撒克遜的影響力,從西岸和加沙撤走以色列部隊,成立獨立的巴勒斯坦國。到那時,伊斯蘭教和西方就能在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基礎上發展一種新的民主、平民的政治經濟合作關係。這是把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觀點倒過來想的另一種方法。這也是超越過於“簡單的”、“錯誤的”、危險的、好與壞的宗教困境的另一種方法。
    但是布希的主要選舉支持者——“基督教原教旨派”和新”猶太復國主義者“,都堅持拒絕這樣想(P93-104)。

    2007-03-17


  2. 2011/05/10 於 16:07 patchpieces

    美、歐可能聯合削弱中國

      2011年初,中東發生了一系列變局。以法、英為首,美國予以配合的多國部隊對利比亞政府軍開始的空中打擊,將中東變局推向高潮。在此我們沒有必要陷入利比亞戰局的細節中,需要討論的是這場戰爭對世界格局及中國的意義。

      臥薪嚐膽的歐洲重現攻勢

      3月27日,北約決定從美國手中全面接管對利比亞的軍事行動。美國主動放棄在北約軍事主導,折射出歐洲與美國之間出現了力量對比的變化,以及由此出現的歐洲在世界政治中初步顯現的相應攻勢。

      現在看來,歐洲統一並不是發生在二戰後“雅爾達格局”中,而是與“雅爾達格局”相排斥的歷史進程,其目標是歐洲人在新形勢下試圖恢復歐洲主導的世界體系,即以沒有歐洲分裂和沒有殖民體系的“凡爾賽體系”,取代由美、蘇設計的、將歐洲分裂為東歐和西歐並由此弱化歐洲的“雅爾達體系”。1946年起,經過半個多世紀的臥薪嚐膽,歐洲人已經接近完成了瓦解“雅爾達體系”和恢復准一戰時“凡爾賽體系”的戰略目標。

      說“接近完成”,是由於它還沒有完全收復地中海南岸。地中海是歐洲“柔軟的腹部”,歷史上的歐洲文明興衰多由地中海開始。歐洲人明白:地中海是歐洲的命運旋轉門。如果不能收復地中海南岸,歐洲大陸就失去了自衛的屏障,其統一成果就不能鞏固。

      正是這個原因,“歐盟”聯合美國於2008年2月17日促成科索沃議會通過獨立宣言,使歐洲統一進程在地中海北岸的巴爾幹最後收口。7月13日,歐盟27個成員國和16個地中海南岸國家領導人在巴黎舉行峰會, 決定正式啟動1995年薩科齊提出的“巴賽隆納進程: 地中海聯盟” 計畫。峰會發表的聲明表示,要把地中海沿岸變為一個和平、民主、合作和繁榮的地區,宣告“地中海聯盟”正式成立。

      2010年美國宣佈“重返亞洲”和美國總統宣佈美國作戰部隊從伊拉克撤出,讓歐洲感覺到巨大的戰略空間。2011年初在中東北非的亂局與“歐盟”的目標不期而遇。但突破美國在北非的影響力,完成歐洲真正統一,僅靠北非亂局是不行的,真正的攻堅還需“槍桿子”的配合。這樣,利比亞便合乎邏輯地成了“歐盟”進軍地中海南岸的突破口。

      薩科齊看似輕率的性格很可能要為歐洲開闢新的歷史。因為歐洲在21世紀第一個十年中在中亞拖垮了美國,第二個十年剛剛開始時,歐洲人已獨立地將其作戰力量投入北非。根據19世紀英、法等歐洲國家治理世界的經驗,保留而不是消滅(利比亞)卡紮菲(格達費)政權,同時在利比亞東部地中海沿岸扶起另一個反對派“政權”,會使歐盟戰略利益“最大化”。因為反對派“政權”會對歐洲軍力形成“絕對依賴”,使「歐盟」不僅能“無限制”地攫奪利比亞的石油等物質利益,還可以進一步在利比亞“立足”並進一步向東西推進,以鞏固歐洲統一的戰略目標。

      從過去20多年的情況看,放棄二戰後蘇、美共治的“雅爾達體系”,用歐美共治的世界體系取而代之,是自雷根至小布希期間美國外交的自覺推行的外交取向。當歐洲統一在巴爾幹科索沃收口後,2010年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宣佈“重返亞洲”。
    2011年中東亂局與利比亞戰事並沒有改變美國重返亞洲的既定政策。日本遭遇的大地震並不表明,中國面臨的美國及其盟國帶來的戰略壓力有絲毫減輕。

     歐、美共治帶來的變化

      如果對世界大勢即將發生的上述變局的分析得以成立的話,那目前中東和遠東的國際關係就會出現如下變化:

      第一是利比亞。
    對歐盟最好的結局是老布希“海灣戰爭”式的結局,即在保留對卡紮菲(格達費)巨大壓力的同時,反政府“政權”也能長期存在;其次是小布希“伊拉克戰爭”的結局,即由於英、法國力不支而使利比亞兩種力量失衡,最終導致英、法對美國的需求增大,使美國重新獲得在歐洲的絕對影響力。

      美國需要出現有利於歐洲的穩定。只有這樣,才能讓歐洲騰出手來,按計劃支持美國在遠東的行動。而最有可能性的結果是讓利比亞衝突雙方在法律上接受利比亞東、西“分治”或分裂的事實。

      第二是日本。
    美國“重返亞洲”依重的基礎盟友是日本。但日本畢竟是遭受過美國原子彈打擊的國家。對美國人而言,日本擁有核武器比朝鮮擁有核武器更為可怕。在東北亞核查問題上,美國人“最不便直說”的就是日本擁核問題。為了重返東亞並建立大西洋盟友,即歐洲盎格魯—撒克遜國家聯盟,而非“雅爾達盟友”即俄國和中國的遠東體系,那美國首先應當做的是廢掉日本的核能力。2011年3月8日,日本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曾說:日本可以在一年內建造核武器。不知是否巧合,話音剛落,日本大地震幾乎毀滅了日本幾十年來埋頭發展的核能力,當然,同時也為美國推進“重返亞洲”戰略“放手”日本在亞洲“攪局”除去了難以言傳的心病。此後的美、日關係將更為緊密,日本對美國將“更加依賴”,為美國效命“更加賣力”。

     美、歐瓜分世界資源,中國是削弱目標

      第三是中國。
    如果將美國“重返亞洲”政策放在與歐、美全球分工,而不是雅爾達傳統中俄、美分工的大格局下,那麼,中、美關係緩衝空間將大幅縮小。由於絕對市場經濟的國際體系,世界資源已不足以支持歐盟、美國和中國這三個經濟能力需要外部資源支援並對這種支持形成絕對依賴的國家的發展需求。

      資源蛋糕就這麼大,且美國已接受歐洲的統一並為其“清掃”了“蘇聯”這個最大障礙,那麼“歐元”的擴大從某種意義上也是美國認可的。歐、美接下來將是“聯合一致”削弱中國,以從中獲得更多資源份額。

      2010年4月15日,美國總統奧巴馬說得“很明白”:如果10億中國人口也過上與美國同樣的生活,那將是人類的悲劇;中國人要富裕起來可以,但中國領導人應該想一個“新模式”,不要讓地球無法承擔。
    也就是說,發展中的中國如果不能為比中國更為發展的西方“讓出”資源,那中國就應當“讓位”:要麼被打掉,要麼自覺“低碳”。

      上世紀中葉,美國曾制定計劃要把崛起的德國“變成牧羊人、蘋果園主和家禽飼養員”。顯然,由“牧羊人、蘋果園主和家禽飼養員”而不是大工業財團組成的國家經濟,是目前西方人對南方國家要求的“低碳”經濟,也就是奧巴馬要求中國人“應該想”出的“新模式”。狼與羊比,羊比狼“低碳”。
    這在中國看來,顯然不能接受,由此必然要與西方鬥爭。

      似乎雷根任期開始,歐、美“聯手”治理世界的跡象愈來愈明顯,從1982年的馬島之戰、「華約」解散、“蘇聯”解體、1991年的海灣戰爭(波斯灣戰爭)、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再到2001年開始的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直到2011年北約打擊利比亞,無不顯示歐、美之間———儘管也有各自的“小九九”———“目標一致”的特徵。2010年在歐洲開始向地中海南岸佈局的同時,美國開始公開提出“重返東亞”,這顯然不僅僅是美國一家的宣誓,而是「北約」即歐美的宣誓。

      美國“幫助”歐洲瓦解了蘇聯和南斯拉夫,並使歐洲大陸統一在巴爾幹封口,那作為“回報”,利比亞之後的「歐盟」也會在遠東,尤其在中國問題上,“全力幫助”美國。

      看來,狼真的來了,而且還不止一隻,它後面還有一群;儘管頭狼已老,但後面的已獲得新生,並與老狼已調整好戰略分工和利益分配關係。世界力量正在進行重組,真正的挑戰正在來臨。

    文/張文木

    2011-05-09  環球時報


  3. 2011/05/10 於 16:09 patchpieces

    美國(佔領軍)把伊拉克變成“轉基因糧食”生産基地

    第一節 經濟休克

    “我們在伊拉克的原因,就是爲了播撒民主的種子,這樣它就會在那裏生根開花,並擴展到整個極權主義地區。”
    ——布希二世

    當小布希(布希二世)講到播撒“民主的種子”時,很少有人意識到,他腦子裏想的是「孟山都」的轉基因種子。
    隨著2003年3月美國“佔領”伊拉克,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狀況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伊拉克的土地不僅由大約13萬美國部隊和一小批與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聯繫密切、唯利是圖的財富冒險家佔領。它的經濟也處在美國“佔領者”的全面控制之下。

    對伊拉克經濟的控制也是由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來實施的。2003年5月,保羅•佈雷默被任命爲新成立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行政長官,這個“佔領機構”披著一層薄薄的面紗。佈雷默曾任美國國務院的“反恐”官員,後來成了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的諮詢公司基辛格合夥公司的執行董事,這家公司的影響力非常巨大。

    從許多方面看,美軍“佔領”下的伊拉克比阿根廷更適合將整個國家的農業體系納入“轉基因商業化農業”的統治範圍之內,美軍的“佔領”發揮了重要作用。美國“佔領當局”直接給了伊拉克農民“一份他們無法拒絕的要約”,就像《教父》裏面所說的:“要麽拿著我們的轉基因種子,要麽去死。”

    對於“被佔領”的伊拉克的所有民事活動,佈雷默事實上擁有生殺大權。尤其特殊的是,他不是向通常負責重建工作的美國國務院彙報工作,而是直接向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裏的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的辦公室報告。

    作爲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的首腦,佈雷默迅速行動,草擬了一系列管治伊拉克的法令。當時,伊拉克既沒有憲法,也沒有根據憲法合法産生的政府。美國“佔領當局”制定了整整100個法令,於2004年4月生效。整體來看,這100項由美國強制實施的新法律(正式名稱是“命令”)將確保伊拉克經濟“按照”美國“強加”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的思路進行“改造”,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華盛頓在1990年後“強加”給俄羅斯和前蘇聯經濟的模式非常相像。

    拉姆斯菲爾德領導的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計劃制定者給佈雷默下達的指令是,強加一種“休克療法”,把以國有經濟爲中心的整個伊拉克經濟“改變”爲一個徹底的自由市場私營經濟。佈雷默在一個月內實施的經濟變革比在30年裏“強迫”拉丁美洲債務國實行的“變革”還要猛烈。

    佈雷默的第一個行動是解雇了50萬名國家工作人員,其中大多數是士兵,還有醫生、護士、教師、出版商和印刷商。接下來,他打開了這個國家的邊界,毫無限制地接納進口:既不用履行什麽邊檢手段,也不用交什麽稅費。在佈雷默2003年5月到巴格達之後兩周,他就宣佈伊拉克“敞開國門做生意”。他沒有說是誰的生意,但這一點隨後越來越清晰。

    “入侵”之前,伊拉克除了石油以外的經濟領域由大約200家國有公司主導,它們生産從水泥、紙張到洗衣機等所有商品。2003年6月,佈雷默宣佈,這些國有企業將立即“私有化”。他說,“將缺乏效率的國有企業轉交到私人手中,對伊拉克經濟復蘇來說至關重要。”伊拉克的“私有化”計劃是自蘇聯解體以來最大規模的國有資産“清倉大甩賣”。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第37號命令》降低了伊拉克的公司稅率,從大約40%降到可憐的15%。沒有了稅收收入,政府將無法在任何方面發揮大的作用。“第39號命令”允許外國企業100%地擁有除了自然資源之外的伊拉克資産。這確保了外國企業可以在這個國家“不受限制”地開展商業活動。投資者可以將其在伊拉克賺到的利潤100%地從這個國家拿走。既不要求他們追加投資,也不對他們課稅。這些法令的受益者,顯然不是伊拉克的經濟和人民。

    根據《第39號命令》,外國公司可以簽訂有效期長達40年的租約和合同。《第40號命令》則以同樣優惠的條件歡迎外國銀行進入伊拉克。與允許外國人“全盤接管”伊拉克經濟相對應的是,“唯一保留下來”的薩達姆時期的法律是那些“限制工會”和集體談判的法規。

    一夜之間,伊拉克從世界上最孤立的國家變成了最自由、最開放的市場。由於其經濟和銀行體系受到戰爭的“毀滅性破壞”,加上美國“帶頭實行”的長達十餘年的“經濟封鎖”,伊拉克人根本無力購買“私有化”的國有公司。外國跨國公司是在佈雷默宏大的經濟復蘇計劃當中“唯一”可能受益的角色。

    這些新法律“被強加”給了一個“慘遭征服”和摧殘的國家,除了搞點軍事上的破壞和打擊侵略者的遊擊戰之外,它不可能進行其他的反抗。爲了使伊拉克對外國投資者具有吸引力,這一整套的100項新法令通過美國政府的“佔領機構”即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實施,它將所有伊拉克經濟的各種權利和控制權都交給了“跨國公司”。

    不僅如此,制定這些法律的“目的”是爲了對這個國家的糧食生産體系進行前所未有的最激進的“改造”鋪平道路。在佈雷默的“統治”之下,伊拉克即將成爲“基因改造”或者說“轉基因商業化農業”的樣板。

    第二節 《第81號命令》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明確定義了這100項命令的法律地位。“命令”被定義爲“對伊拉克人民具有約束力的指示或指令,具有懲罰性後果,或者對管制伊拉克人的方式包括伊拉克法律的變更具有直接作用”。
    換言之,伊拉克人接到命令:“要麽照辦,要麽完蛋。”伊拉克以前的法律,凡是與佈雷默的新“命令”相抵觸的,一律廢止。
    “佔領者”的法律至高無上。

    佈雷默的新法令涉及從媒體到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等各個方面,深藏在其中的是《第81號命令》,即“專利、工業設計、未披露資訊、積體電路和植物新品種法”。《第81號命令》規定:

    11.“第12條”經修訂如下:“專利應賦予所有者以下權利:
    1.如果專利主體是一種産品,有權禁止任何未獲得所有者授權的人製造、利用、使用、提供銷售、出售或進口該産品。”

    12.“第13條第1款”經修訂如下:“專利的有效期,從按本法條文申請註冊存檔之日起計算,至按本法條文註冊生效滿20年後方可終止。”

    《第81號命令》的另一項條款規定:“禁止農民再次使用受保護的品種或任何本章第14條(C)段第1項、第2項提到的品種的種子。”而且,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第81號命令》對伊拉克的專利和工業設計法做了修訂,以保護與某種産品或某種製造工藝相關的任何技術領域的新創意。這些修訂允許在伊拉克的企業或在伊拉克屬於簽約方的相關條約成員國的企業在伊拉克註冊專利。修訂賦予了專利權人以下權利:阻止任何未獲得專利所有者授權的人利用受到專利保護的産品或工藝,從專利在伊拉克註冊之日起爲期20年。修訂還允許個人和企業對工業設計進行註冊。

    用淺顯易懂的語言來說就是,《第81號命令》給了植物新品種專利權人在20年內在伊拉克農業中使用其種子的“絕對權利”,而這些專利的“所有者”恰恰都是“外國大型跨國公司”。儘管“表面上”看來,這是一個公平合理的商業條款,對外國企業的知識産權予以補償,但“實際上”這是對伊拉克主權的侵犯。像許多國家一樣,伊拉克“從未承認過”植物之類的生命形式可以獲得商業專利的原則。這種專利之前由美國或其他國家的專利機構授予「孟山都」、「杜邦」等公司。

    事實上,《第81號命令》所做的是,修訂伊拉克的專利法,以便承認外國專利,不管根據伊拉克的法律這種專利是否合法。表面上,它似乎給了伊拉克農民拒絕購買孟山都種子或其他專利種子、種植本地傳統種子的選擇權。實際上,它産生了完全相反的作用,《第81號命令》的起草者也充分意識到了這一點。
    這些受保護的植物新品種,都是轉基因或者說經過基因改造的植物。選擇種植這種種子的伊拉克農民,需要與持有專利的種子公司簽訂協定,規定他們將支付某種“技術費”,並且每年爲種植這種專利種子支付許可使用費。

    任何試圖將「孟山都」或其他公司的專利種子保留一部分以便在下個作物種植季節再次播種的伊拉克農民都將受到種子供應商的重罰。在美國,「孟山都公司」要求獲得相當於被盜用種子成本120倍的懲罰性損害賠償,後來法院的裁決駁回了這一請求。
    於是在這種“局面”下,伊拉克農民沒有成爲薩達姆•侯賽因的奴隸,卻成了跨國轉基因種子巨頭的“奴僕”。

    《第81號命令》的“核心”是植物新品種保護(PVP)條款。根據該條款,留存種子和再次播種是非法的。農民們使用受專利保護的種子(甚至是“類似的”種子),將受到重罰,甚至坐牢。然而,受到保護的植物新品種,並不是那些在伊拉克農田上歷經上萬年的雜交開發出來的種子。

    相反,受到保護的是「孟山都」等跨國公司巨頭將自己的種子和除草劑引入伊拉克市場的權利,而且它們受到了美國和伊拉克政府的“充分保護”。

    第三節 破壞伊拉克的種子資源

      歷史上,伊拉克是文明搖籃美索不達米亞的一部分。在那裏,在長達數千年的時間裏,底格裏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之間的肥沃河谷爲農作物培育和種植創造了理想的條件。自從大約西元前8000年以來,伊拉克農民就一直在這片土地上耕耘,並培育出品種繁多的、如今世界上使用的幾乎所有麥類品種的種子。他們通過留存部分收穫作爲種子並再次播種的體系做到了這一點,並通過新的播種培育出能夠抗禦疾病的雜交品種。

      多年來,伊拉克人在位於阿布•格萊布的一個國家種子庫裏“一直保存”著這些珍貴的天然種子的樣本。這座城市,如今在國際上更多的是因其設有美國軍方“虐待犯人”的監獄而聞名於世。在美國“佔領”伊拉克及多次大規模轟炸之後,阿布•格萊布那個具有歷史意義、價值連城的種子庫“消失”了,它成了伊拉克戰爭的又一個受害者。

    不過,伊拉克的前農業部曾經採取預防措施,在鄰國敍利亞建立了一個備份的種子儲存庫。在那裏,最重要的麥類種子仍然儲存在一個名爲國際乾旱地區農業研究中心(ICARDA)的機構裏,該機構位於敍利亞的阿勒頗。鑒於已經失去阿布•格萊布的種子庫,如果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需要幫助的話,作爲國際性的國際農業研究諮詢小組(CGIAR)種子庫網路的一部分的國際乾旱地區農業研究中心,原本是可以從其儲備中爲伊拉克人提供種子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沒有這樣做。佈雷默的顧問對伊拉克的糧食前景有著不同的規劃,他們有自己的打算。

    伊拉克農業即將被導向“現代化”和工業化,從傳統的家庭式種植多種作物的農作方式,轉變爲面向“世界市場”而生産的美國式的商業化農業。滿足饑餓的伊拉克人的糧食安全需求,對這個方案來說是無足輕重的。

    按照佈雷默的《第81號命令》,如果國際大公司開發出一種能抗禦某種伊拉克害蟲的種子新品種,而同時一個伊拉克農民正在種植另一種具有同樣抵抗力的種子,那麽這位農民留存自己的種子將是“非法”的。相反,他必須爲使用「孟山都」的轉基因種子支付某種專利使用費。

    按照總部設在日內瓦的世界貿易組織(一個由美國政府和「孟山都」等私營農業綜合企業巨頭主導的機構)的規則,美國的法院和國際法院“有權”實施這樣的植物新品種保護法律。

    20世紀90年代後期,美國的一家生物技術公司太陽基因被授予了一種油酸含量很高的向日葵的專利。不過,不僅僅其基因結構被授予了專利,高油酸含量這種特性本身也被授予了專利,公司聲稱擁有這種權利。太陽基因公司通告所有其他向日葵品種的培育者說,如果他們開發“高油酸含量”的品種,就將被認爲是對這一專利權的侵犯。

    “專利的授予,涵蓋了一個物種的所有基因工程新品種……可能將我們在農場和花園裏種植的所有東西交由一個發明者控制。”國際植物基因資源研究院總幹事傑弗裏•霍丁博士說。“只要大筆一揮,無數農民和科學家的研究成果就可能僅僅因爲一次經濟劫持式的法律行爲而宣告無效。”經濟劫持,正是佈雷默和孟山都試圖按照《第81號命令》在伊拉克幹的勾當。

    對農民的種子品種實行“全面控制”在伊拉克新頒佈的專利法之下將成爲可能。在複雜的法律術語“掩蓋之下”,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的《第81號命令》實際上將伊拉克未來的糧食命運“轉交”到了全球性跨國私人公司手中,這“絕不是”大多數伊拉克人所希望的解放。

    以《第81號命令》頒佈的植物專利法,與其他國家的知識産權法律不同,它們不是通過主權國家政府之間的談判或與世貿組織的談判達成的。它是由華盛頓在“毫無抵抗”的情況下“強加”給伊拉克的。根據華盛頓消息靈通人士的報告,《第81號命令》中有關植物的具體細節是由世界領先的轉基因種子和轉基因作物供應商「孟山都公司」替美國政府起草的。

    第四節 伊拉克農民只能種下“轉基因”種子

    從字面上看,似乎只有伊拉克農民選擇從國際種子公司購買的那些種子,才歸屬美國新“強加”給伊拉克的專利法管轄。實際上,伊拉克正在“被改造”成一個巨大的實驗室,以便在「孟山都」、「杜邦」和「陶氏化學」等轉基因種子和化學品巨頭的“控制之下”進行糧食産品的開發。

    經過伊拉克戰爭的磨難,劫後餘生的大多數伊拉克農民如果還想繼續種地的話,就“不得不”轉向他們國家的農業部尋求得到新種子。這就爲佈雷默“控制”伊拉克人的糧食供應打開了方便之門。

    在十多年的時間裏,伊拉克農民承受著美、英爲首的、對急需的農業設備的“禁運”。另外,戰前伊拉克還遭受了連續三年的嚴重旱災,這些天災使伊拉克麥類作物的種植急劇減少。多年的戰爭和經濟制裁已經摧毀了伊拉克的農業。到2003年,糧食産量已經下降爲不到第一次美伊戰爭之前的1990年産量的一半。到了2003年,大部分伊拉克人依賴聯合國石油換食品的糧食配給生存。

    在使伊拉克糧食生産“現代化”的“名義”下,“美國國際開發署”和美國對伊拉克農業重建和開發規劃機構參與到對傳統的伊拉克農業的“改造”當中。當時起關鍵作用的、由華盛頓任命的伊拉克農業“太上皇”是丹尼爾•阿姆斯圖茨,他曾是美國農業部的官員和大型糧食聯合企業嘉吉公司的副總裁。阿姆斯圖茨是關貿總協定談判烏拉圭回合期間擬定美國在農業方面的主張的關鍵人物之一,烏拉圭回合談判導致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的建立。

    《第81號命令》名義上的目的是“確保伊拉克得到優質的種子,並爲伊拉克參與世界貿易組織提供方便”。當然,“優質”是由佔領當局定義的。加入世貿組織意味著伊拉克必須開放市場,使其法律符合主導世貿組織政策的強大工業和金融利益集團制定的規則。

    《第81號命令》一發佈,美國國際開發署便開始通過美國農業部提供數千噸“高質量、合格的小麥種子”,這些種子來自美國,並得到了補貼,被分發給困境中的伊拉克農民,這在一開始幾乎是免費的。根據對轉基因種子和植物專利持批判態度的非政府組織GRAIN的一份報告,美國國際開發署拒絕允許獨立的科學家確定這種種子是不是轉基因種子。自然,一旦證明是轉基因小麥種子,在一兩個種植季之內,伊拉克農民將會發現自己如果要生存下去,就不得不向外國種子公司支付專利費。GRAIN的報告“揭穿”了《第81號命令》的意圖: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已經使伊拉克農民在收穫後將按法律註冊的新品種的種子留存並再次使用成爲非法。伊拉克人也許可以繼續使用和留存他們的傳統種子和經過多年戰爭和旱災後留下的種子,但這不在統治者規定的重建日程當中。這項法令的意圖是爲在伊拉克建立新的種子市場提供條件,在那裏,跨國公司可以銷售它們的種子——無論是否經過基因改造,農民將不得不在每個作物種植季節重新購買這些種子。

    雖然從歷史上看,伊拉克曾禁止私人擁有生物資源,但美國強加的新專利法引入了一種對種子的壟斷權利制度,這種權利,沒有任何伊拉克農民有資源通過開發而得到。

    實際上,佈雷默將有關“植物新品種保護”的新章節納入到了伊拉克以前的專利法當中。據說,這是爲了提供對“植物新品種的保護”。植物新品種保護作爲一種知識産權,事實上是植物品種的專利,它給予了那些聲稱發現或開發了新品種的植物培育者對植物的排他性權利。

    “植物新品種保護”中的保護,與保護自然資源毫無關係,而是“保護私人培育者的商業利益”。喬治•奧威爾也說不出什麽更好的話了。在美國制定的法令之下,“植物新品種保護”實際上意味著植物品種的毀滅。

    第五節 伊拉克農民種的小麥都出口到了美國

    按照規劃,美國國務院與美國農業部一起努力(該部已經在伊拉克北部設立了56塊“小麥作物推廣實驗田”),目的是“介紹和展示經過改良的小麥種子的價值”。這個專案由德克薩斯A&M大學國際農業辦公室替美國政府打理,該辦公室在伊拉克各地利用800英畝(約323.7公頃)實驗田,向農民們傳授如何種植大麥、鷹嘴豆、豌豆以及小麥等作物的“高産品種”。

    這個投資1.07億美元的美國國際開發署農業重建專案,定下了在第一年使3萬個伊拉克農場産量翻番的目標。其指導思想是說服心存疑慮的伊拉克農民相信,只有使用這種新的“神奇種子”,才能獲得大豐收。與十年前美國農民的情況一樣,身處絕境而又心懷收穫大量糧食的希望,讓伊拉克農民鑽進了外國種子公司的圈套。

    碰巧的是,德克薩斯A&M大學的農業專案也將自己描繪爲“利用生物技術(或者說轉基因技術)方面公認的世界領先者”。用了他們的新種子,新的化學製劑——殺蟲劑、除草劑、殺真菌劑等——便會隨之而來,這些都是由孟山都、嘉吉、陶氏化學等大公司賣給伊拉克人的。

    亞利桑那州的《鳳凰城商業期刊》報道說,
    “一家亞利桑那州的農業研究公司正在提供小麥種子,供伊拉克農民使用,他們期望大幅增加本國出產的糧食供應。”這家公司名爲“全球小麥公司”(WWWC),通過與包括德克薩斯A&M大學在內的三所大學合作,它將“提供1000磅(約453.6 千克)小麥種子,供巴格達以北的伊拉克農民使用”。

    據全球種子行業資訊的中心網站Seedquest介紹,在開發穀類作物種子中“擁有專有權的品種”(被授予專利並爲某個特定公司所擁有的品種)方面,全球小麥公司是領先者。以上提到的這些種子屬於《第81號命令》中那種受到保護的轉基因種子。根據全球小麥公司的說法,任何希望種植他們的某種種子的“客戶”(或者說農民,人們曾經這樣稱呼他們),都要“爲每個品種支付許可費”。這家公司自稱爲“W3”,與亞利桑那大學Bio5生命科學研究所建立了正式的合作關係,而Bio5研究所自稱爲“生物研究水平最高的車庫(在美國代指高技術創新企業的發祥地。——譯注)”,這聽起來十分古怪。

    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鳳凰城商業期刊》上的文章說,“爲了支援伊拉克,共開發了六種小麥種子。三種將用於讓農民種植用於製作通心粉的小麥;另外三個品種將用於種植製作麵包的小麥。”這意味著,2004年後美國在伊拉克發展的穀類作物中有一半是爲了出口。確實,通心粉對於伊拉克人的飲食來說是完全陌生的外來食品,這表明,佈雷默頒佈《第81號命令》的目的與其說是爲了給飽受戰爭創傷、饑腸轆轆的2500萬伊拉克人生産糧食,不如說是建立將轉基因種子用於糧食生産並向全球市場出口的工業化農業産業。

    此外,投資1.07億美元的美國國際開發署農業重建專案,其目的是讓伊拉克政府失去對糧食生産的控制權。“我們的想法是,讓這裏成爲完全自由的市場。”美國國際開發署伊拉克重建辦公室農業專家道格•普爾如是說。

    美國國際開發署的目的反映了美國和世界貿易組織的政策,這一目的是幫助伊拉克新政府逐步取消農業補貼。“農業部長在這方面幹得相當漂亮。” 普爾說。他宣稱,國有企業如美索不達米亞種子公司等“需要拆分和私有化”。但他並沒有提到,在飽受戰火摧殘的伊拉克誰會有錢買得起這樣一家國有種子公司, 只有像孟山都這樣有錢的外國農業綜合企業巨頭才有可能成爲買主。

    爲了便於從外國種子巨頭那裏引進受專利保護的轉基因種子,伊拉克農業部以“補貼價”分銷這些轉基因種子。一旦農民們開始使用轉基因種子,按照《第81號命令》的“植物專利保護”新規定,他們將被迫每年從這家公司購買新種子。在將“自由市場”引入這個國家的旗號下,伊拉克農民逐漸成了外國跨國種子公司的奴隸。

    在2004年12月的一次訪談中,在美國受過教育的伊拉克臨時政府農業部長阿裏聲稱,“我們希望伊拉克農民具有競爭力,所以我們決定對農藥、化肥、良種等投入給予補貼。我們減少了其他補貼,我們必須要有競爭力。”

    換言之,原本用於伊拉克貧困農民購買新種子的錢,被專用于從孟山都等外國跨國公司購買轉基因“良種”。

    與此同時,美國商品出口商垂涎欲滴,盯住了新的市場機會。
    “伊拉克曾是美國農產品重要的商品市場,20世紀80年代的銷售額接近10億美元。”2003年,小布希政府的前農業部長安•維妮曼在農業媒體研討會上如是說。在到華盛頓任職之前,她曾與孟山都公司有密切聯繫。照她的說法,“它有可能再次成爲重要的商業市場。”

    維妮曼忘了說的是,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的兩伊戰爭期間,雷根政府和老布希政府以美國農業部商品信貸公司的出口專案的名義,偷偷賣給薩達姆統治下的伊拉克各種常規武器和化學武器。這一醜聞涉及美國納稅人的數十億美元,牽涉到了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國家安全顧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和義大利拉沃羅國民銀行的亞特蘭大分行。

    根據美國稻米協會副主席約翰•金的說法,在20世紀80年代末1991年海灣戰爭之前伊拉克是美國最大的大米市場。“美國大米行業打算在向伊拉克提供大米方面再次發揮主要作用。”約翰•金對美國國會衆議院農業委員會如是說。“由於目前美國大米行業面臨挑戰……再次進入伊拉克市場,在具有附加價值的産品銷售方面將産生巨大影響。”

    約翰•金補充說,“聯軍2003年對伊拉克的解放,給伊拉克人民帶來了自由。貿易的恢復也給美國大米行業帶來了希望。”他沒有提到的是,2003年,大部分美國大米是基因控制的轉基因大米。

    2004年春,當佈雷默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頒佈《第81號命令》時,激進的年輕教士薩德爾的支持者抗議美國憲兵查封了他們的報紙al Hawza。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指控al Hawza發表可能“構成真正暴力威脅”的“虛假文章”。例如,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引用了一篇文章,它指稱佈雷默在“奉行讓伊拉克人民挨餓的政策,讓他們成天忙於採購麵包,這樣他們就沒工夫要求得到政治自由和個人自由”。

    考慮到《第81號命令》出籠的背景,出現這樣的文章不足爲奇。同樣毫不奇怪的是,考慮到整個轉基因計劃的大賭注,佈雷默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自然要竭力平息這種對其糧食政策的批判。

    第六節 美國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伊拉克巧取豪奪

    2004年11月21日,在如何處理伊拉克政府所欠大約390億美元外債(主要是欠工業化國家的)這個問題上,由債權國政府組成的巴黎俱樂部的主要代表發佈了一份公告。那些外債是薩達姆統治下伊拉克拖欠的大約1200億美元外債的一部分。儘管薩達姆政權已被推翻,華盛頓起初並不打算宣佈把這些舊債一筆勾銷。

    在美國的伊拉克債務特別談判代表詹姆斯•貝克的強大壓力下,參與巴黎俱樂部的各國政府才就390億美元的伊拉克國家債務達成了新的協定。貝克絕對是個談判高手。通過向最高法院上訴,他策劃了2001年小布希的成功當選。他還是布希家族最親近的顧問之一。

    在隨後與經合組織盟國極爲高明的討價還價當中,美國政府成功施壓,高高興興地將伊拉克所欠巴黎俱樂部債權國的舊債大筆勾銷。原因很簡單:這些債務大部分是欠俄羅斯、法國、日本、德國和其他國家的。美國在總債務中只占很少的22億美元。

    巴黎俱樂部成員國發表了一份官方新聞公報:

    各債權國的代表意識到伊拉克共和國的特殊形勢及其在未來歲月裏有限的償還能力,同意作出債務處理,以確保其債務的長期可持續償還能力。爲了這一目的,他們建議本國政府作出如下特殊處理:

    ——立即取消部分後來發生的利息,涉及2005年1月1日時累計債務的30%。剩餘債務將延期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批准之日。這次減免將勾銷所欠巴黎俱樂部389億美元總債務當中的116億美元;

    ——一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獲得批准,將實施30%的債務削減。剩餘債務將按23年期重新安排償還計劃,其中包含一個六年的寬限期。這一步驟,將再削減累計債務116億美元,使減免比例增至60%;

    ——巴黎俱樂部債權國同意,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委員會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實施的三年評估完成之後,再給予最初債務總額20%的減免。

    伊拉克債務的減免,是與伊拉克嚴格遵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這一條件密不可分的。在債務減免過程中,作爲主要佔領者的美國慷慨地勾銷了薩達姆欠俄羅斯、法國、中國等國家的債務,這些國家是華盛頓的對手,曾反對向伊拉克開戰。這個標準計劃與應用于印度尼西亞、波蘭、克羅地亞、塞爾維亞、阿根廷和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的計劃是一樣的。它命令伊拉克將其經濟主權移交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技術官僚,而這些官僚實際上是受美國財政部和華盛頓當局有效控制的。

    雪上加霜的是,在薩達姆時代伊拉克所欠的舊債是各國政府所說的“惡意債務”,即在未經人民同意下發生的、不符合人民利益的(簡而言之,就是不合法的)債務,就像已經不存在的蘇聯的債務一樣。但是美國、英國和其他巴黎俱樂部成員國並不在乎這個。這種債務是控制“新”伊拉克、迫使其向“自由市場 ”轉型的有用武器。轉基因種子和農業的工業化將處於這種強迫性變革的核心。

    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是符合“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在走向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東歐轉型國家急需經濟改革,以擺脫傳統的內向型發展戰略的影響。總的來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有兩種辦法:一種是漸進式的改革,一種是所謂“休克療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是贊成“休克療法 ”的,這兩個組織的觀點被稱爲“華盛頓共識”。——譯注)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計劃的頭等大事。自由市場企業制度也是2004年4月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 “100項命令”的核心。這絕非巧合。

    我們可以恰如其分地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稱爲“全球化的警察”。自從20世紀80年代的債務危機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發展中國家強制實施了債權國要求的殘忍的緊縮和償債計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債務條款被用來強迫各國將它們最爲珍貴的經濟資産拱手轉讓給外國利益集團,以便償還越來越多的債務。

    通常,「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這些措施都得到了龐大的銀行業和私人利益集團的鼎力支援。
    他們系統地“強制實施”國有企業的“私有化”,
    “取消”糧食、衛生和能源的“公共補貼”,
    “削減”公共教育開支。
    因此,使跨國公司得以“主宰”戰後伊拉克的每一項政策,都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佈雷默頒佈的法律來具體落實:
    “精簡”國家機構、
    彈性的勞動隊伍、
    開放邊界、稅收降至最低程度、
    對資本流出伊拉克“不加控制”、
    沒有關稅、
    對外國人的所有權比例“不加限制”。

    伊拉克人民將失去成千上萬的工作崗位,外國産品將把伊拉克本國的産品逐出市場,其中糧食就是一個主要目標。在強制實施的法規和外國競爭的重壓之下,本地企業和家庭式農場毫無競爭的能力。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條件”的“受害國”通常都不可避免地“被迫”使本國經濟向出口轉型,以便賺取美元來“償還”債務。這樣做換來的“胡蘿蔔”通常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放“拯救”貸款或者說“救援”貸款的承諾。而胡蘿蔔背後的“大棒”就是發出這樣一種“威脅”:如果債務國拒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條件,它將被永久列入“黑名單”,得不到任何國外貸款。

    伊拉克也不例外。美國“授意”下的伊拉克大選,其“目的”就是確立一個合法的舞臺,以便將伊拉克政府置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嚴格的控制之下”。實際上,這使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處於“中立”的位置,負責監督伊拉克嚴格遵守佈雷默的“100項命令”。這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能夠“迫使”伊拉克加入華盛頓的“自由市場”全球願景。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計劃在2005年1月30日伊拉克大選之後的某個時候,與伊拉克新政府達成一項“特殊安排”。由於減免伊拉克的大量外債需要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點頭,因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與伊拉克領導人的談判中處於相當有利的位置。

    聯合國安理會第1483號決議賦予了佈雷默管理被佔領的伊拉克的權力,但這本應歸屬國際法的管轄範圍。可見,佈雷默的“100項命令”和經濟“休克療法”,是在完全違反國際法的情況下實行的。

    隨著對伊拉克“私有化”的抗議和針對美國在伊企業暴力活動的蔓延,“掩蓋”這種“令人難堪”的事實變得迫切起來了。因此,佈雷默急匆匆地返回華盛頓,與總統討論接管伊拉克經濟的新方案。其結果是組成了阿亞德•阿拉維爲首的臨時政府,並宣佈伊拉克將在2005年1月舉行大選。
    阿拉維,這個美國“一手扶植”起來的、曾經多年爲「中央情報局」工作的門徒,將“合法地”執行非法的佈雷默法令。

    按照在伊拉克以“佈雷默法律”而聞名的《第39號命令》,伊拉克的各個行業和所有市場將在幾乎沒有限制的情況下向外資開放。這些法律的制定方式,使得無論是臨時政府還是隨後的任何一屆伊拉克政府都很難撤銷或廢除這些政策。

    確實,佈雷默用伊拉克臨時憲法第26條鞏固了“100項命令”,臨時憲法中的第26條,確保了在主權被移交給臨時政府之後,臨時政府將無權改變佈雷默的法律。此外,美國親手挑選出來的親美派被佈雷默安插到了伊拉克的各個部門之中,並有權淩駕於隨後的任何一屆伊拉克政府所做的任何決策之上。

    遍佈于伊拉克各地的13.2萬美國部隊,堅守在2003年後建起的14個新軍事基地上,這就是上述這一點的保證。對於華盛頓在伊拉克使用“ 播撒民主的種子”這種冠冕堂皇的話到底意味著什麽,大多數伊拉克人到了2004年底已經很清楚了。這種種子與普通伊拉克公民獨立決定自己命運的能力毫無關係。

    在2004年6月權力從佈雷默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正式移交給以「中央情報局」的寶貝兒阿拉維爲首的伊拉克臨時政府之後,後者同意接受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加的“開放”來換取債務減免。因此,2004年9月在伊拉克中央銀行行長沙拉比和財政部長馬赫迪發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意向書”所附的備忘錄中,這些人表達了這個美國“扶植”的政府“參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急迫心理。

    “新的金融部門立法將爲建立現代金融部門鋪平道路。”這封意向書這樣吹噓道。意向書接著寫道:
    “三家外國銀行已經獲准開展業務”,而且“若干外國銀行對獲得伊拉克私營銀行的少數股權已經表現出興趣。”
    其中一家銀行是倫敦的滙豐銀行,這是世界最大的銀行之一。

    “強迫”對伊拉克的糧食生産進行“改造”,“使之”種植“擁有專利”的轉基因作物,這是「孟山都」和其他轉基因“巨頭”所作所爲的最突出的例子之一。通過這些“(帝國新殖民)方式”,它們將轉基因作物“強加”給了“不情願”和“不知情”的世界人民。

    文/威廉。恩道爾


  4. 2011/05/10 於 16:10 patchpieces

    美國對哥倫比亞的新殖民政策-「哥倫比亞計畫」

      提到哥倫比亞,許多人就會立刻聯想到這是“毒品”與游擊隊氾濫的罪惡淵藪之地。(好萊塢電影大眾文化洗腦工業)羅素克洛和梅格萊恩搭檔演出的「千驚萬險」就是以哥倫比亞為背景,影片“描述”的哥倫比亞左派游擊隊在邪惡帝國蘇聯垮台後變成一群以販毒、綁票維生的恐怖份子,長期以來許多美國人也相信政府與主流(民主自由)傳媒對於哥倫比亞的(謊言)宣傳,相信美國政府目前已耗資數十億的「哥倫比亞計畫」(Plan Columbia)可以消滅哥國毒梟和游擊隊暴力,然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證據卻證明事實“剛好相反”。

      事實上,「哥倫比亞計畫」只是美國長期對於中南美洲“政-經-軍干預”的一部份,在美國喬治亞州的班寧堡(Fort Benning),有一所「美洲軍事學校」(SOA, U.S. Army School of the Americas),該校一直被諷刺為「殺手學校」(School of Assassins),因為該校的課程以訓練謀殺、綁架、(軍事)政變、嚴刑拷打著名,數十年來“培養”出六萬多名拉丁美洲的軍人,智利民選總統阿葉德被軍事獨裁者皮諾契特(軍事政變)推翻、大主教Oscar Romero被暗殺、瓜地馬拉36年內戰死亡或失蹤的20萬人、薩爾瓦多超過900名平民被屠殺等等,都是“該校”畢業生的“傑作”,女性受害者還會遭強暴虐殺而死,毫無反抗力量的兒童被活埋或摔死;它也“培養”惡名昭彰的(美帝傀儡)軍事獨裁者-包括巴拿馬、波利維亞、瓜地馬拉、薩爾瓦多,並且是“右翼民兵”的訓練所──例如尼加拉瓜殘暴的「國民軍」就是SOA(美洲軍事學校)的畢業生,後來組成“右翼恐怖份子”Contra(桑定游擊隊)。前巴拿馬總統就稱「美洲軍事學校」是「拉丁美洲最大的亂源製造基地」,在日漸高漲的抗議聲浪下,該校“改名”為Western Hemispheric 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WHISC),但是至今仍然繼續培養每年一到兩千名的畢業生(目前1/3的受訓者來自墨西哥,因為該國要“對付”以Chiapas省原住民為主的薩巴塔游擊隊(Zapatista),每年耗費美國納稅人大約兩千萬美金。

      和其他拉美國家相比,哥倫比亞派遣最多軍人(目前已超過一萬多人)到SOA(美洲軍事學校)受訓,其中許多高階軍官都犯下違反人權的罪刑,哥倫比亞軍方和殘忍著稱的右翼民兵組織AUC也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使得在哥國每年有超過三萬人被殺、一百萬人無家可歸。1986年以來已經有三千八百名工會領袖和組織者遭殺害,在去年(2001年)的前十一個月就有180名工會領袖被暗殺,過去十幾年以來,超過三萬名工人、農民、人權組織者、左翼領袖、教師等被軍隊和右翼民兵殺害。最大的右翼民兵組織AUC的領導人對於謀殺工會領袖毫無悔意,他說「我們有理由殺那些人,因為他們(工會領袖)妨礙他人工作。」因為暴力事件頻仍,自從 1985年以來,已經有兩百萬哥倫比亞平民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園。

      在美國主流(民主自由)傳媒宣傳下不斷“被污名化”的左翼游擊隊──其中一股最大的力量FARC「哥倫比亞人民革命軍」(有一萬六千到兩萬人的武裝力 量,由工人、農民、組織者所組成)-經由過去36年以來的組織工作,哥國基層人民對其支持率不斷提高,專家估計該游擊隊在哥國自治區的影響力已經超過 50%,相對的哥倫比亞所謂「(美帝扶植傀儡)民主」政府,則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貪污腐敗政權,人民對政府的失望清楚地反映在哥國的投票率上(低於40%),目前FARC直接掌握的非武裝區(約瑞士大小),也完全沒有上述的暴力事件發生。
      在2000年,美國政府投入十三億美金到「哥倫比亞計畫」以及之後六億美金的「安地斯行動」(Andean Intiative,因為哥倫比亞屬於安地斯山脈國家)(其中一億給哥倫比亞軍方),“宣稱”該計畫是「對抗毒品之戰」(War on Drugs)以及心照不宣的「對抗左派游擊隊(美國政府定義下的恐怖份子)之戰」,事實上,該計畫對於消滅毒品毫無助益,因為大部分的款項給了“美國跨國 公司”,例如「孟山都(Monsanto)」、United Tech、Sikorsky等,用來進行軍事訓練、購買直昇機和除草劑,另外,美國政府也已提供哥倫比亞軍方和右翼民兵十五億美金。

      然而,哥倫比亞政府和軍隊本身就和毒梟“連為一體”,政府軍隊和右翼民兵就是毒梟“背後”的軍事力量,前SOA(美洲軍事學校)的教官就曾說「SOA是拉丁美洲軍官 洗毒品錢的最佳地點」,美國持續提供哥倫比亞軍事援助反而助長軍隊和右翼民兵繼續在國內“鎮壓平民”、違反人權,並且讓毒梟勢力更擴大。

    此外,美國在哥倫比亞四處噴灑除草劑,宣稱這樣就可以消滅古柯鹼作物,但其實是毫無差別地噴灑在一般農田和雨林上,不但使得農作物大量枯死、農民無 法維持生計、亞瑪遜雨林的生態環境遭破壞、原住民生存環境受到威脅,更讓古柯鹼產業暴增超過100%,在1994到1998年,哥國大約種植45,500公頃的古柯鹼作物,但是有超過140,800 公頃的一般作物、古柯鹼和雨林被噴灑,從1999年到2000年,古柯鹼的產量反而增加60%,噴灑除草劑不但完全無效,反而讓種植古柯鹼更有價值。

      著名的拉美學者James Petras就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是美國對拉丁美洲“再殖民”的試金石,因為哥倫比亞目前擁有第三世界國家最強大的游擊隊力量,開始動搖美國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力量”(哥倫比亞的石油是美國重大利益所在,美國從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和厄瓜多進口的石油比波斯灣還要多),因此若能藉由「哥倫比亞計畫」一舉摧毀反抗的力量,則可以再度建立美國的新帝國主義力量,因此越來越多人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實際上是「死亡計畫」(Plan of Death)。

      今年(2002)4月19-22日,在美國首府華盛頓有大規模的反戰(4月20日舉行大遊行,主題為「停止國內和國外的戰爭」Stop the War-At Home& Abroad,詳情請見:http://www.a20stopthewar.org/)、反全球化和「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National Mobilization on Columbia,詳情請見:http://www.colombiamobilization.org/)遊行(世界各地的抗議活動資訊都可以在 http://protest.net/ 找到),「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在4月22日將發動大遊行並提出兩大訴求:
    一、反對美國政府“假借”掃蕩毒品為名的「哥倫比亞計畫」,
    二、關閉「殺手學校」-「美洲軍事學校」(SOA)。

    文/洪家寧 2002.4


  5. 2011/05/11 於 00:22 patchpieces

    賓拉登走了、維基解密(Wikileaks)來了

    孫子曰:“擇人而任勢。勢者,因利而制權也”。意思是: “選擇人才去利用和創造有利的態勢。所謂態勢,即是依憑有利於自己的原則,靈活機變,掌握戰場的主動權。”美國因應世界形勢,為謀取美國國家利益,適時選擇了拉登並“製造”了拉登的“神話”。
    拉登前為反對蘇聯侵略的民族英雄,後又變為世界公敵的恐怖組織領袖,一切皆因美國所賜。美國不愧為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欺騙高手”,古有“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曹操,今有“挾拉登以恐世界”的美國。近十年來,美國在全球挾“反恐”戰爭的有利態勢,恐怖世界各國,謀取了美國國家利益的“最大化”。

    拉登出身沙特富商之家,而且家族與沙特(沙烏地阿拉伯)王室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1979年蘇聯入侵穆斯林國家阿富汗,正在大學就讀的拉登立即投身抵抗運動,並在此時成為美國的盟友,接受美國的培訓和資助。拉登與他人合建“聖戰者服務中心”,1988年拉登在阿建立“基地”軍事大本營及訓練營地。在美國中情局資助下的拉登率領抵抗戰士頑強鬥爭,直接導致了1989年蘇聯從阿撤軍。通過十年的“戰鬥歷程”,拉登從擁有財產估計達數十億美元的沙烏地阿拉伯富商,被成功的塑造成為穆斯林世界的民族英雄。同時拉登也圓滿的完成了美國遏制蘇聯擴張的戰略任務。

    然而世事變遷,1995年在利雅得的美國軍用建築物遭襲擊,1996年6月沙烏地阿拉伯宰赫蘭的美國兵營遭卡車炸彈襲擊,美國認為拉登是這兩起事件的主謀。1999年6月,美國懸賞500萬美元捉拿拉登。2001年9月11日,紐約世界貿易中心和華盛頓五角大樓等地遭恐怖襲擊後,美國認定拉登是頭號嫌疑犯。至此,美國又成功的將拉登塑造成了世界公敵,“挾拉登以恐世界”的序幕拉開,美國“擇拉登而任勢,因利而制權”,借勢開始了十年恐怖世界的戰爭。

    在這恐怖的十年,拉登的“基地組織”“適時”的出現在美軍想要進入的戰略要地或者急需干涉的國家、或者出現在該恐怖的國家、再或者歸於拉登基地組織名下的恐怖襲擊,諸此等等,拉登的基地組織與美國的國家戰略需求交相輝映,真可謂戰略協作的典範。

    現在拉登“被”亡了,但他老人家的“亡靈”依然在恐怖世界。看看新聞吧:“維琪解密稱基地在歐洲暗藏核彈,拉登遇害即引爆”、
    “ 美國宣佈:將徹查巴基斯坦是否向拉登提供庇護”。
    拉登的“亡靈”指向了歐洲和巴基斯坦,而“恰巧”是美國下一步的恐怖目標。

    雖然拉登“走”了,但他為美國所建的“功勳”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拉登無愧於美國「中央情報局」精英特工中的“無冕之王”。

    同理:“維琪解密”登場了

    先有“維琪解密”禍害美國,後有美國怒火萬丈,再有美國政府欲起訴“維琪解密”創始人朱利安•阿桑齊,另有媒體放風阿桑齊可能遭美國「中央情報局」暗殺,等等等等,一時風起雲湧好不熱鬧,但其無非是又塑造了一個敢於對抗美國的“英雄人物”,實質是在世人面前確認“維琪解密”具有“無可爭議的真實性”而已。美國又以“擇朱利安.阿桑奇而任勢,因利而制權”的制高點開始了欺騙全世界的把戲。
    正如媒體所言:“誰是朱利安.阿桑齊:一個前澳大利亞網路駭客,一個現亡命天涯的通緝犯,主要從事揭秘工作的網站‘維琪解密’的創始人,一個影響力已不輸於本.拉登的‘晃動地球’的人。”自此,美國的國家戰略需求與維琪解密開始了非常默契的“爭鬥”。從今往後我們將會看到,“維琪解密”將伴隨美國國家戰略的步伐“亦步亦趨”。

    同理還有:世界金融市場上的索羅斯、羅傑斯等呼風喚雨的“奇才”,傳媒領域的CNN、華盛頓郵報、新聞週刊等“剛正不阿、民主自由”的新聞媒體,幫助華爾街掠奪他國財富的世界三大評級機構的「穆迪」,「標準普爾」,「惠譽國際」。凡此諸類,無不是“擇人而任勢。
    勢者,因利而制權也”的戰略成果。在我們詛咒美國喪盡天良謀取國家利益最大化的同時,也不得不感歎美國不愧為“謀略大師”,已達孫子所曰“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的境界了。

    文/太陽 
    2011年5月9日


  6. 2011/05/11 於 00:23 patchpieces

    基地”秘密郵件曝光:揭露欲襲擊英國計畫細節

    【倫敦消息】
    據英國《每日郵報》報導,近日,在世界頭號恐怖分子本.拉登被襲身亡後,偽裝成極端分子並通過郵件詢問恐怖襲擊方式的一位《太陽報》記者從“基地”收到了一封回復,其中披露了對英國發動恐怖襲擊的種種途徑。

    這封郵件據報導來自可能成為拉登繼承人的恐怖頭目安瓦爾.奧拉基(Anwar al-Awlaki)。信中推薦的恐怖襲擊方式有埋藏管道炸彈,暗殺或者在人群密集處機槍掃射,後者的方式類似2008年對印度孟買的恐怖襲擊,造成164人死亡。

    這名記者據稱是從一家極端分子的網站材料中查找到“基地組織在阿拉伯半島”的郵箱地址的。回復的郵件還說如果你打算行動,不要聯繫我們,因為這可能會帶來員警。

    倫敦員警最高首腦,斯特芬森爵士(Sir Paul Stephenson)日前已發出警告,稱國人對恐怖分子的警惕絕不能有任何放鬆。他說本.拉登一個人的死亡絕不代表著恐怖主義的滅絕,而正相反,極端分子會因為頭目的“被暗殺”而對英國實施殘忍的報復。

    【時事點評】
    在就這份新聞資料展開討論之前,我們先來簡單回顧一下圍繞“本.拉登之死”已經給出的討論要點。

    在之前的點評中,針對“本.拉登之死”,我們曾經給出如下觀點,即:

    ● 美國決策層“再三權衡”的原因,恐怕只能在國際局勢的飛速變化中去尋找

    第一,從本質上講,“正式宣佈本.拉登被打死”是美國決策層面對“國際局勢的飛速變化”、經過“再三權衡”才做出的決定。

    事實上,美國高官在解釋“行動原因”的時候,在公開的層面,用了這樣一種說法,即:“因有70至80%的把握確定本.拉登在那所房子裏,所以決定行動”。

    對此,我們也說過,“70%”也好、“80%”也罷,並不是美國決策層“再三權衡”的原因,至於如何解讀這個“再三權衡”?恐怕只能在國際局勢的飛速變化中去尋找原因。

    ● 這是一份“一直不捨得拿出來的”“成績單”

    為了更好地理解,我們不妨換個角度去說明問題。
    “正式宣佈本.拉登被打死了”其實是一個“美國共和黨(小布希政府)與民主黨爭奪總統寶座”打至最激烈時“都不捨得拿出來的”一份“成績單”。

    至於為什麼?
    還是那句老話:本.拉登是“美國利益”的一塊“磚”,哪里需要哪里搬!顯然,在“此”之前的國際局勢裏,“美國利益”一直需要本.拉登“好好地活著”、至少不能毫無懸念地“正式宣佈他已經死了”!

    至於“美國共和黨政府”為什麼一直“不捨得拿出來”,因為美國共和黨與美國民主黨一樣,都從屬於“美國利益集團的決策層”,而美國共和黨與美國民主黨的“大選之爭”,不論表面上爭奪得多麼激烈,是“驢”上還是“象”下,本質上都不過是“美國利益集團”這把“大茶壺”中的“小風暴”。

    因此,在觀察“美國正式宣佈本.拉登被打死”的問題時,有三點特別值得強調:

    首先,任何簡單認為“美國正式宣佈本.拉登被打死了”是一件偶爾、孤立事件、或者是“僅為反恐層面重大事件”的觀點,都是極其幼稚地!

    其次,任何簡單認為“美國正式宣佈本.拉登被打死了”是一件“‘巴基斯坦方面(請注意我們的用詞)’完全不知情的行動”的觀點,都是值得商榷的!

    最後,任何簡單認為“本.拉登之死”與美國全球戰略的“重大調整”毫無關係的觀點,都是有必要反省的,
    但與此同時,任何將其誇大為“實質性調整”的觀點也是值得商榷的。

    ● 意圖將“中國的巴基斯坦通道”置於“極其困難的困境”之中

    因此,在這個時間點上,華盛頓決策層經過“再三權衡”才終於決定“申領”“正式宣佈本.拉登被打死了”這張“精心保留”了多年的“成績單”,顯然有這樣幾層意圖:

    其一,意圖將“中國的巴基斯坦通道”置於“極其困難的困境”之中。而為達此目的,通過所謂的“特別軍事行動,再到“正式宣佈本.拉登被打死了”、接著是 “驗明正身”、迅速將其拋入大海、銷屍滅跡等,這一“一氣哈成”的精密計畫,不過是將“中國的巴基斯坦通道”置於“極其困難的困境”之中的第一步。

    ● 美國在刻意、“公開”演示“美國具有隨時奪取巴基斯坦核武庫”的“特殊能力”

    其二,意圖向中國、特別是巴基斯坦軍方“高調展示”其“在巴基斯坦境內特種作戰”的“特種能力”。
    顯然,如果我們將目光再延伸一下,美國決策層想展示的這種“特種作戰能力”,更多地是針對巴基斯坦核武器的。
    換句話說,美國在刻意、“公開”演示“美國具有隨時奪取巴基斯坦核武庫”的“特殊能力”。

    ● n給印度壯膽:在關鍵時刻,根本不必擔)心來自“巴基斯坦核武庫”的“核威懾”

    其三,由於“巴基斯坦核武庫”與“印度核武庫”相伴相生(印度與巴基斯坦的許多的“印度軍事力量”的關鍵制衡手段。

    因此,美國刻意、“公開”演示該“特殊能力”的一個重大意圖就是想讓“印度軍事力量”相信:在關鍵時刻,只要“美、印”通力合作,就根本不必擔心來自“巴基斯坦核武庫”的“核威懾”。

    至於什麼才是所謂的“關鍵時刻”?
    這或許有幾個可能,其中之“一”,就是印度與巴基斯坦之爆發軍事衝突的那一刻。

    ● 如果在這個層面上進行擴展,那麼………………..

    另外,對於美國刻意展現的這種“特殊能力”,也有幾種“暗示”,其中之“二”,就是暗示在關鍵時刻,美軍對“巴基斯坦軍方指揮系統(請注意我們的用詞)”的“斬首能力”;
    因此,如果在這個層面上進行擴展,那麼,只要“美、印”通力合作,印度也就相當於獲得了這種“斬首能力”。

    ● 請大家注意重視這一段描述

    請大家注意重視這一段描述,因為,它的功用“首先”在於“上述描述”,但是,它的功用又“絕不”僅僅在於“上述描述”。明白這一點尤為重要,至於原因,我們稍後再做展開。

    ● 再談“維琪解密”所表現出的、“令人很難相信”的“戰略敏感度”

    其四,我們注意到,在“美國正式宣佈本.拉登被打死了”之前,“維琪解密”網站發佈了一份檔,檔“解密”稱:已被美軍抓獲的“9.11”事件主謀哈立德.謝赫.穆罕默德在關塔那摩美軍監獄接受審訊時“招認”了一個驚天秘密:“基地”組織在歐洲佈置了核彈,如果基地組織頭目本.拉登被殺或被捕,他們就會引爆核彈。

    顯然,僅就“具體內容”與“解密時間”而言,“維琪解密”再一次向世人展示了它作為“獨立運營的民間解密組織”所表現出的、“令人很難相信”的“戰略敏感度”。

    如果不是“奉旨解密”,那唯一的解釋就是:運營“維琪解密”的那幾個“民間人士”直到今天都能“自由翻閱”美國決策層“最高機密”、且美國決策層“並不知情”!只是這種可能性也太小了一點兒!

    如果是“奉旨解密”,那麼,兩個顯而易見的問題就是:
    首先一個問題是:它是奉誰的旨?
    由於“維琪解密”的“西方資本”的“資本屬性”極其明顯,由於美國資本直到今天仍然在代言“西方資本”,因此,至於這個“誰”,那也就不用多說了!

    另外,由於“維琪”說了,“基地”組織已經在歐洲佈置了核彈,而美國總統也緊接著證實了:基地組織頭目本.拉登已經被殺,因此,其次一個問題是:佈置在歐洲的核彈在哪里?起碼我們現在沒有聽見響。

    而在首席看來,沒有聽見響就對了,因為,這又牽扯到第三個問題,也是最重要的問題。

    在繼續展開之前,我們再來閱讀兩則消息。

    拉登遺物顯示基地或再搞“9.11” 美發佈鐵路安全警告

    【綜合消息】
    據媒體報導,美國已將“基地”組織領導人本.拉登擊斃於其巴基斯坦的住所內。但是,美國國土安全部於5月5日發佈了一份鐵路安全通知,警告各級政府注意鐵路安全。

    據媒體報導,消息人士介紹說,從拉登住所獲得的資料顯示,“基地”組織已準備於今年“9.11事件”十周年時在美國境內發動一次針對鐵路的襲擊。

    在擊斃本.拉登後,美軍海豹突擊隊隊員從其住所搜獲了大量物品,包括10個電腦硬碟、5台電腦、超過100個存儲設備、5部手機,還有多個音頻視頻設備、紙質檔及包括AK-47在內的5把槍。一位匿名官員稱,分析人員“已從中發現了有價值的資訊”,其中包括“基地”組織的襲擊計畫。

    巴基斯坦軍方稱:將重新評估與美方軍事情報合作

    【伊斯蘭堡消息】
    據媒體報導,巴基斯坦軍方5日舉行會議,就“基地”組織領導人本.拉丹在該國西北部被擊斃事件進行評估。巴軍方承認在搜集相關情報方面存在不足,同時決定將把美國在巴軍事人員減少到最低限度。

    針對美國2日出動特種兵在巴基斯坦發動突襲行動,巴陸軍參謀長基亞尼在會後發表的聲明中說:美軍如果再次在巴基斯坦境內執行突擊任務,將被視為嚴重侵犯巴國主權,巴方將檢討與美國在軍事及情報方面的合作。

    巴基斯坦更有情報官員,形容美國日前搜捕拉登的過程冷血,屋內的人沒有武器,也沒有抵抗,從巴基斯坦官員拍攝到的照片,不包括拉登在內的現場另外三名男死者,全身血跡斑斑,附近顯然沒有武器。

    【時事點評】
    眾所周知,早在去年10月,也就是旅遊黃金時間段,美國國務院曾經正式以“政府聲明”的形式針對歐洲方向發出旅行警示,該聲明主要講了兩點:

    ● “歷史經驗”結合今天的“國際局勢”

    其一,是“書面”披露“情報”的方式,證實了先前散播已久的傳言。該傳言說:“基地”及其同夥繼續策劃恐怖襲擊歐洲、襲擊者可能“採取各種手段,動用各式武器,襲擊歐洲官方和私人場所”;

    其二,是以“書面”的方式明確了最具風險的目標,即:歐盟的鐵路、地鐵等公共交通系統和旅遊勝地。

    顯然,從上述的“歷史經驗”結合今天的“國際局勢(中東破局、南亞破局均已劍在弦上)”、再加上“美國正式宣佈本.拉登被打死了”、且搜出了大量的所謂 “本.拉登遺物”,特別是“維琪解密”之“非民間(或者非西方資本)”的“真實面目”已經為“方方面面”所“確認”,我們已經不難看出這樣幾點:

    ● 一個“基地版維琪解密”已經呼之欲出!

    第一點,在美國“繳獲(姑且這樣說吧)”了大量的所謂“本.拉登遺物”的基礎上,一個“基地版維琪解密”已經呼之欲出!

    請大家注意這一段文字,原文是:

    在擊斃本.拉登後,美軍海豹突擊隊隊員從其住所搜獲了大量物品,包括10個電腦硬碟、5台電腦、超過100個存儲設備、5部手機,還有多個音頻視頻設備、紙質檔及包括AK-47在內的5把槍。一位匿名官員稱,分析人員“已從中發現了有價值的資訊”,其中包括“基地”組織的襲擊計畫。

    顯然,就憑那“10個電腦硬碟”、特別是“超過100個存儲設備”及“多個音頻視頻設備、紙質檔”,就可以知道,這個“基地版維琪解密”已經準備就緒,即將全面接替已經“掛了”的CNN、BBC等“西方主流媒體”,以及即將掛了的“半島電視臺”等“披著非西方外衣” 的“非西方主流媒體”,特別是“解密效果”已經大打折扣的“維琪解密”等戴著“民間組織”之面具的“非民間西方網路媒體”。

    ● 以最快的速度打造一個旨在“指鹿為馬”的“維琪解密”基地版、並立刻開始“廣播”

    毫無疑問,在“美國決策層(或者西方資本決策層)”的頭腦裏,以最快的速度打造一個旨在“指鹿為馬”的“維琪解密”基地版、並立刻開始“廣播”,全面取代 “名聲”已“不堪‘大用’、特別是不堪‘急用’”的面書(Facebook;臉書)、谷歌(Google)等,也是其“再三權衡”後最終下決心“申領”那張“成績單”的重要考慮。

    ● 對“這種做法”要有高度的警惕!

    因此,一切熱愛和平的力量,對美國以“在巴基斯坦境內、靠近巴基斯坦軍方重要設施的地方、以特種作戰方式‘公開’擊斃、而非‘秘密’轉移”的方式,去作為“正式宣佈拉登被打死了”的“做法”,要有高度的警惕!

    ● 種種跡象表明,“巴基斯坦方面(請注意我們的用詞)”事先是知道“這次行動”的

    因為,種種跡象表明,“巴基斯坦方面(請注意我們的用詞)”事先是知道“這次行動”的,“不知道”的只是“拉登將在行動結束後將被‘就地’擊斃、且迅速公佈結果”、從而立刻因“事出在巴基斯坦境內”而陷入“被動”。

    ● “巴基斯坦軍方”應該吸取足夠的教訓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以觀察者的角度,認為“巴基斯坦軍方”應該吸取足夠的教訓,因為:

    其一,巴基斯坦國內政治局勢極其複雜,而造成這一格局的“主要原因”,恰恰是美國等西方勢力在巴基斯坦力推所謂“民主制度”的“主要動機”,因此,在很多事情上,“巴基斯坦軍方”不知道、不同意,卻又不代表“巴基斯坦方面”不知道,不同意。這種描述反過來也是一樣的。

    ● 美國又有什麼樣的“信用承兌支票”不敢“撕毀”的?

    其二,“美國利益集團決策層”根本就沒有任何信用可言,更何況在它已感覺“窮途未路”、急於打通一條生路的背景下,它又有什麼樣的“信用承兌支票”不敢“撕毀”的?

    儘管如此,值得警惕的是,隨著印度國內局勢在“西方資本”指哪兒“維琪解密”就打哪兒的衝擊下日益開始緊張,隨著印度經濟日益出現不穩的跡象,在孟買恐怖襲擊中總體保持了冷靜的辛格政府似乎也感覺到了“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危險,從而“在全球大搞資本串聯”的比爾.蓋茨與股神巴菲特“坐而高聲闊談對印度投資有信心”並“起身、離開”印度之後,立刻邀請巴基斯坦總理“去印度觀賞兩國板球賽”。

    顯然,印、巴兩國領導人有意緩和雙方的緊張關係之舉,即是在做提前準備,也是在發明確信號:那份“司馬昭之心”的確路人皆知!

    值得強調的是,這次替“美國資本”在“印度站”展示“司馬昭之心”的,不是別人,恰恰是那位微軟商業傳奇人物與投資者敬仰的“股神”。

    在這裏,我們還想強調的是,他們兩位的傳奇經歷,即有其人為努力、令人欽佩的一面,也有其特殊使命、令人警惕的一面。

    5月3日,巴基斯坦總理吉拉尼前往法國(其實就是歐盟)進行訪問,以促進雙邊關係的發展。吉拉尼說,他前往法國訪問,以提升兩國間的外交接觸級別,加強與歐洲國家的經濟合作。

    他說“法國是歐洲一個極其重要的國家,是八國集團中的重要成員,所以我們真的希望提升與法國的雙邊關係,還希望在部長級峰會這一層面提升與法國的外交接觸。”此次與他一同前往的還有巴基斯坦的商界代表。在訪問期間,他將與法國總理簽訂一項關於加強兩國經濟和貿易合作的協定,兩國外交接觸將從外交秘書級別提升到外交部長的層面。

    然而就在吉拉尼宣佈出訪的前一天,美國總統奧巴馬宣佈,美軍當天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堡附近的阿伯塔巴德發動“定點”行動,成功將基地組織領導人本拉登擊斃。(擊斃本拉登是個重大事件,我們在稍後會展開討論)

    也在同一天5月3日,朝鮮表示將繼續重視發展同歐盟的關係,朝鮮內閣機關報《民主朝鮮》3日就朝鮮和歐盟建立外交關係10周年發表署名文章說,目前朝鮮同歐盟正在為積極發展友好合作關係而努力,朝鮮今後將繼續重視發展同歐盟的關係。

    這篇題為《友好關係發展的劃時代轉捩點》的文章說,2001年1月至3月,朝鮮同6個歐盟國家實現了關係正常化。2001年5月2日至3日,歐盟高級代表團對朝鮮進行了訪問。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日會見了代表團成員,並就朝鮮半島等東北亞局勢以及朝鮮歐盟關係等問題進行了討論。5月14日,朝鮮和歐盟建立了大使級外交關係。

    文章說,歐盟高級代表團訪朝和朝鮮與歐盟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以來,朝鮮和歐盟的友好關係發展迎來新的轉捩點,雙方在各領域的合作交流都得到了加強。

    顯然,從時間上看,巴基斯坦和朝鮮兩國“不約而同”地同一天向歐盟釋放善意,這是中方向歐盟發出的一種“示好”信號(請注意我們的說法),這也是對歐盟“軟”的一手。

    “硬”的一手就是以“科索沃問題”做警告。
    之前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已經訪問了塞爾維亞,表示支持塞爾維亞對“科索沃問題”的立場。
    5月4日,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篪接受塞爾維亞媒體採訪時表示,科索沃問題的解決,歸根到底要通過對話來實現,塞、科雙方最近重啟對話,中方對此表示讚賞。楊潔篪指出,中方一貫尊重塞爾維亞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主張在聯合國安理會相關決議框架內,通過對話尋求科索沃問題的妥善解決。

    我們在以往已經反反復複強調過,“科索沃”問題是歐盟的“急中之急”,現在“中、俄”聯手攻其“急中之急”,相信歐盟會審時度勢選擇合作!
    5月12日至15日,國務委員戴秉國將率團出席“第二輪中、歐高級別戰略對話”並訪問匈牙利,我們共同期待取得一個好的結果。總而言之,中國為歐盟“量身定做”的這“軟硬兩手”就一個字“拉”!

    對於“美、以”的擔心  中國中東特使吳思科“一針見血”地指出: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要求阿巴斯在“與以色列和平和與哈馬斯和解”之間做出選擇,拒絕同哈馬斯或有哈馬斯參與的巴勒斯坦聯合政府打交道,除非哈馬斯接受中東問題四方委員會提出的三項條件,即放棄暴力、承認以色列存在和遵守以巴簽署的和平協議。他認為,這些應該是通過談判實現的目標,而不是談判的先決條件。以方應該以積極、開放的心態看待巴勒斯坦內部和解,關閉談判大門不是辦法。各方應有一種信念,談判是能夠解決問題的。巴、以雙方都應相信,通過不懈努力和善意溝通,總能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
    當談到巴方擬於今年9月單方面宣佈建國一事時,吳思科說,巴方這樣做是在和談無果情況下的無奈之舉,目的是為了爭取更多國際支持,爭取聯合國承認巴勒斯坦在聯合國享有正式成員國身份。而以方認為巴方在談判未達成協定情況下,單方宣佈建國是無法接受的。中國政府歷來主張聯合國在解決巴以爭端中發揮重要作用,中國將繼續努力勸說有關各方通過談判解決爭端。

    中方說的很明白了,美、以擔心的“那些事”應該是通過談判實現的目標,而不是談判的先決條件,也就是說“美、以”想談也得談不想談也得談。
    顯然,在中國的強行推動下,歐盟看清了美國的劣勢。於是他們開始在“中東和平進程”上“活躍”了起來。5月4日,英國首相卡梅倫威脅稱,如果以色列不同意與巴勒斯坦進行和平談判,英國準備在9月份舉行的聯合國大會上,正式承認巴勒斯坦是一個獨立國家。英國外交官稱,英國的威脅是少數幾個有效的“槓桿”之一,能夠向以色列施壓令其恢復和談。同一天法國總統薩科齊也說,法國希望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能夠在9月聯合國大會召開前重啟和談,但如果巴、以局勢至9月仍毫無進展,法國將“承擔起承認巴勒斯坦國的責任”。

    從“中東和平進程”的“一系列”發展來看,真正有實力推動“巴、以和談”的只有中國,“巴以四方會談”的談判桌前必須為“中國代表團”設好席位,也就是說把“四方會談”變成“有中國參與”的“五方會談”!
    我們也在上一期中討論過這個問題 不再贅述。我們可以預見的是,美國的盟友歐盟將與他漸行漸遠,如同一騎絕塵,絕然遠去!

    ● 敘利亞之亂開始顯現緩和跡象

    敘利亞部隊開始從德拉撤離,敘利亞軍方發言人聲明說,敘利亞部隊在德拉市採取的軍事行動已達到目的。他說,這次軍事行動的主要任務是追捕武裝分子,恢復這座城市的秩序、安全和穩定。目前,該城市的局勢開始逐步恢復正常。敘利亞部隊4月25日清晨進入德拉市及其郊區。自3月18日敘利亞爆發大規模遊行抗議活動以來,德拉市一直是這場風波的中心。

    此外,敘利亞部隊還在大馬士革附近的杜馬市和北部沿海城市巴尼亞斯市等動亂城市和地區進行部署。敘利亞官方宣佈,在這次軍事行動中拘捕了700多人。

    敘利亞軍進入動亂城市和地區以後,遊行抗議活動明顯減少,動亂城市的秩序得到了部分恢復。

    我們認為在一系列的“拉歐打美”後,敘利亞局勢逐漸恢復正常也在預料之中,至少目前是這樣。“任何問題中東談”始終是一件“法寶”!

    ● 如果“西方資本”最終確信…….那麼,它就基本上能“確信”自己能贏

    因此,必須明白的是,如果“西方資本”最終確信中國將只按”純市場規則”、或者“純金融遊戲規則”去對抗“西方資本”發起的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的話,那麼,它就基本上能“確信”自己能贏,它就基本上能確信將來為“吃掉”中國的3萬億外匯儲備、而展開的一系列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而“已經放出”、或者”準備放出”的“天量硬通貨(包括美元、歐元、甚至日元)”將最終“高利潤地安全收回”、從而不必擔心它會“反噬”自己。
    在此基礎上,它就基本上可以毫無顧慮地對主要的南方經濟體、特別是對中國經濟發起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

    ● 再談所謂的“反噬”

    顯然,這種所謂的“反噬”,對由“歐、美資本”組成的“西方資本”而言,那個時候幾乎是“歐、美社會全面動亂、與政治制度革命”的“含蓄形容”。

    同樣必須明白的是,恰恰以中國、俄羅斯為代表的“南方經濟”已經具有不按“純市場規則”、特別是“純金融遊戲規則”去迎面截擊“西方資本”發起的“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的能力與動機,“西方資本”直到今天都不敢確信“已經放出”、特別是“準備放出”的天量流動性“很大比例”不會反噬它們自己。

    至於這個“很大比例”是多少,恐怕比美國“肯定本拉登在那所房子裏”的“可能性(70%至80%)”要少得多,甚至不到50%;

    ● 這種“極不確定性”,恰恰是“歐、美資本之間”那種“很難調和的矛盾”最終“沒能在西方資本內部得到有效調和”的主要原因

    就是這種“極不確定性”,恰恰是“歐、美資本之間”那種“很難調和的矛盾”直到“埃及之亂”運行至“利比亞之亂”這個觀察點之後,歷經如此長時間的觀察,也最終“沒能在西方資本內部得到有效調和”的主要原因。

    顯然,在代言西方資本的“美國資本”甚至無法有效調它與“歐洲資本”之間“很難調和的矛盾”的情況下,它又何談去緩和“歐、美國家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從而“歐美”聯手向中國等“南方經濟”發動全面的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

    因此,儘管“美國資本利益”與“美國國家利益”已經將“觸角”伸到了敘利亞這個“國際社會”中的“大多數”之“中東共同利益”的“止損點”,但由於歐盟在 “利比亞之亂”這個“觀察點”上直到今天都沒有拿到“安全的觀察結果(由於歐盟自身就在‘國際社會’與北約之間搖擺,因此,中、俄與美均不願意過早地實質性支持歐盟)”,因此,圍繞敘利亞這個“止損點”,“歐盟利益”顯然不敢就此撇開主要由“中、歐、俄、阿拉伯聯盟、中東地方王等在處理以色列襲擊土耳其國際救援船隊的過程中、所形成的‘國際社會’”之“中東共同利益”太遠

    層面觀察問題,我們也就不難明白,為何在制裁敘利亞的問題上,歐盟始終不願意向美國提供實質性配合。美國人要的是歐盟全面切斷它與敘利亞之間的主要貿易往來,從而與美國一起推翻敘利亞政府,最終以“北約”的名義與中國、俄羅斯、或者“上合”在中東攤牌、徹底解構令美國全球戰略被動不已的“中歐俄” 之“伊核戰略協調”。

    ● 歐盟是深刻體會到“伊核戰略協調”為歐盟所帶來的巨大戰略利益的

    顯然,歐盟是深刻體會到“伊核戰略協調”為歐盟所帶來的巨大戰略利益的,遠的不說,就因為它背靠著“伊核戰略協調”,且身居上述“國際社會”的重要一員,這才可以在“中東和平進程”這個“大國間主要戰略利益交易平臺”上,敢出手在中東方向迫使美國參與中東戰略 利益交易,敢出面在“利比亞之亂”中與美國爭奪“處理主導權”。

    在“中東利益交易”的問題上,我們早就說過,只要美國被迫參與戰略交易,那麼,它必將受損。

    ● 就目前而言,歐盟催促美國支付的“費用”,主要有兩塊

    也正因此,由於敘利亞是“國際社會”之“中東共同利益”的止損點,事關“中、歐、俄”之伊核戰略協調的“存續問題”,因此,既然“歐洲資本利益”所屬的“西方資本”沒有把握“定贏”,也就沒有把握防止所謂的“反噬”,如此一來,“歐洲國家利益”也就有理由、也有能力約束“歐洲資本利益”,從而在“歐盟利益”的層面上,確定“歐盟敘利亞政策”只能是:在武器禁運、針對敘利亞領導人個人資產的問題上“敲敲邊鼓”。且一邊敲邊鼓,還一邊要催促美國“儘快交易”,以儘快支付“敲擊”的費用。

    至於是否推翻敘利亞政府,從而徹底拋掉“中-歐-俄之伊核戰略協調”或者脫離“國際社會”,那還得看看美國人在南亞方向向中國施加戰略威脅的能力如何!特別是,還得看看中國是否接受美國所施加的“戰略威脅”

    在之前點評中所說的那樣,通過這一招,在戰略層面,意味著美國奧巴馬政府同時拋出“兩個戰略選擇項”:

    其一,也是第一種選擇,是“借”完成“打死拉登”的“反恐任務”,正式發出美國“準備”自阿富汗“實質性撤軍”的信號,並以此為威脅手段,威脅遲遲不願意提供美國急需的“實質性南亞配合”、且還在“敘利亞問題”上猶豫不決的歐盟。

    顯然,美國決策層的警告,其實是在擺明這樣一種姿態,即:萬不得已,美國就準備向中國妥協,從而得以“大幅節約戰爭費用”的方式去“削減赤字”,並在中國的配合下繼續支撐信用“即將成為歷史”的美元。

    毫無疑問,在這種戰略選擇中,美國要想拿到“中國配合”,共“妥協條件”就是美國必須在中亞、中東、東亞、特別是南亞問題上向中國做出一系列戰略妥協。

    其二,也是第二種選擇,是“借”完成“打死拉登”的“反恐任務”,正式發出美國“準備”自阿富汗“實質性撤軍”的信號,並以此為威脅手段,威脅遲遲不願意全面倒向美國的印度、特別是巴基斯坦。

    由於南亞方向的基本穩定是中國全球戰略的“重中之重”,因此,這些威脅實際上都是在威脅中國,即:美國決策層準備通過主動撤出大量美軍、全面減輕北約(主要是美軍)後勤補給壓力,為下一步的、通過引爆巴基斯坦之亂、或者印度之亂、徹底搞亂南亞、“截斷”中國至伊朗的巴基斯坦陸上戰略通道做戰略準備。

    ● “其一”與“其二”其實是一枚硬幣的兩面

    其三,值得強調的是,在美國決策層宣佈“終於打死了拉登”的諸多企圖中,“其一”與“其二”其實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即:一方面用“A面”去威脅“B面”,另一方面,用“B面”去威脅“A面”,且兩面是缺一不可。

    其四,是在“其二”的基礎上,也是在威脅主要的中東國家,包括沙烏地阿拉伯、埃及、土耳其等所謂盟友,特別是敘利亞、伊朗等被美國視為“邪惡軸心”的國家。

    顯然,美國決策層對上述中東國家的警告,是非常直白的,那就是:如果“美國的中東盟友”在“埃及之亂”的“後續發展(尤其是敘利亞問題、制裁伊朗問題)”中不幫助美國,那麼,中東就可能因為“其二”,在美國針對敘利亞、甚至伊朗等“邪惡軸心”國家的“種種攻擊”中,慢慢陷入全面混亂。

    ● 美國決策層再次將其扭轉“全球戰略被動”的突破口選擇在了南亞方向、選擇在了巴基斯坦這個“點”上。

    其五,在“其一”在基礎上,由於“美國決策層”已經策動了“埃及之亂”,因此,美國急需歐盟提供的“南亞實質性配合”,已經不僅僅局限于“歐、美”聯手、在北約框架內、在南亞方向,實現針對中國的“南亞破局”,而是歐亞海上運輸線之亂”引導為專門針對中國的“中國海上運輸線之亂”的方式、推高“中國經濟”的進、出口貿已經可以在遠離南亞的方向,比如北非、中東等方向,通過將“埃及之亂”導向“歐亞海上運輸線之亂”、再將易,特別是石油、大宗商品價格,拉高中國通貨膨脹水準、全面干擾中國的資本與貨幣政策的方式來實現。

    因此在我們看來,美國在“敘利亞局勢”接近攤牌的這個時間點宣佈“拉登在巴基斯坦被打死”,其陰險動機值得高度警惕;

    從 “美國利益集團決策層”通過“就地擊斃拉登”所“刻意”展示的那些“特殊能力”的企圖心來看,美國決策層選擇“第二種選擇”的傾向性要大得多,
    也正因為如此,美國國內已經開始要求“徹查”“巴基斯坦是否窩藏本.拉登”,顯然,在策動了“埃及之亂”、以對“非美勢力”的“與美國一切都可以在中東談”策略進行 “以攻為守”,但無奈整個進程卻“脫稿運行”之後,也就是說,在轉了一個圈圈之後,美國決策層再次將其扭轉“全球戰略被動”的突破口選擇在了南亞方向、選擇在了巴基斯坦這個“點”上。

    ● 這基本上應驗了我們之前的一個論斷

    不難看出,從歐盟近來不再急於說服美國支持、儘快解決利比亞問題,轉而開始用“準備承認巴勒斯坦國”來一個勁地“砸”美、以關係的情況來看,這基本上應驗了我們之前的一個論斷,即:歐盟在處理“利比亞之亂”的問題遇到的麻煩有多大,那麼,它最終要求解決“中東和平進程”的調門就會有多高!
    而我們之所以如此論斷,根據就是:

    第一,歐盟要解決利比亞問題也好、推動地中海計畫也罷,它都離開不開“中歐俄”之“伊核戰略協調”的支撐,離不開包括了阿拉伯聯盟、土耳其、伊朗、敘利亞等中東地方王的“國際社會”的配合。

    第二,「歐盟」要解決利比亞問題也好、推動“地中海計畫”也罷,本質上都是想借機完成「歐盟」的全面整合,在自己的掌控下徹底解決科索沃問題,從而為歐洲資本代言西方資本、並最終收編美國資本打基礎。

    顯然,就目前而言,「歐盟」催促美國進行的交易、或者支付的“費用”,主要有兩塊,
    第一塊是“中東和平進程”,
    第二塊是向「歐盟」提供“利比亞的由亂至穩”。

    毫無疑問,在「歐盟」已經準備從“利比亞之亂”這個“坑”中一躍而起、從而換個角度解決科索沃問題、完成「歐盟」全面整合的“新背景”下,第一塊是“虛”,第二塊才是“實”。

    因此,「歐盟」的“利比亞政策”與“美國利益”根本衝突,在這個問題上,它要想得到美國的實質性支持,無異與“櫞木求魚、與虎謀皮”。

    而從歐盟在“美國就地擊斃拉登”的反應來看,特別是,從巴基斯坦總理訪法、法國與巴基斯坦迅速簽定“共同反恐協定”的情況來看,
    在利比亞問題上“很難指望” 得到美國實質性配合的法國(歐盟),顯然是刻意在“歐盟的巴基斯坦政策(讓美國不高興)”與“歐盟的敘利亞政策(讓中國與俄羅斯不高興)”之間的保持一種 “動態平衡”。也就是說,在這兩個問題上,法國(歐盟)將視誰在“利比亞問題”實質性支持歐盟、而再決定下一步怎麼做!

    或者,視誰在“威脅”與“反威脅”中占居主動、而再決定下一步怎麼做!

    ●  在這個問題上,最具代表性的是法國、英國、德國等歐盟核心國家紛紛要求以色列做出讓步,否則就“準備承認巴勒斯坦國”

    與此同時,無法順利解決利比亞問題,似乎開始找到了感覺,開始重歸“中東戰略交易平臺”,開始通過逼迫美國交出“中東和平進程”的方式,從另一個角度(也是最早的方向)去推動“地中海計畫”,也就是尋求“阿拉伯聯盟”的支持、並通過支持“阿拉伯聯盟”的“中東和平訴求”去換取它們對“地中海計畫”的理解,對“歐盟利比亞政策”的理解。

    在這個問題上,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法國、英國、德國等歐盟核心國家紛紛要求以色列做出讓步,否則就“準備承認巴勒斯坦國”。

    不僅如此,「歐盟」還重歸“國際社會”,再次與中國、俄羅斯一道,讓“埃及之亂”後的埃及新政府“決定永久性打開埃及通往加沙的陸上通道”。

    而在之前的點評中,強行打通“國際社會”通往加沙地帶的第二、第三條通道,恰恰是我們建議的,中國、俄羅斯等組成的“國際社會”,在敘利亞這個“止損點”被擊穿時應該考慮的“第二反應方案(第一方案是策應伊朗悍然核爆,從而全面推倒美元本位制、甚至西方資本主導全球金融遊戲規則的基礎)”。

    如果在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我們也就不難看出,在“埃及之亂”長時間停留在“利比亞之亂”這個觀察點,且觸及了“敘利亞之亂”這個止損點,但沒有徹底擊穿的“複雜背景”下,由於中、俄(或者上合)因止損可能做出的“第一反擊方案(伊朗悍然核爆)”將全面推倒美元本位制、甚至西方資本(包括歐洲資本)主導全球金融遊戲規則的基礎,且“北約(或者西方資本)”並不確定是否可以有效防止“反噬”,因此,與“美國國家利益”之間有不可調和戰略矛盾的“歐洲國家利益”,顯然已經拐帶著與 “美國資本利益”之間有著“很難調和戰略矛盾”的“歐洲資本利益”,開始與“美國利益”拉開了一段距離。

    ● 在中東,只要美國“被迫參與交換”,那麼它每次交換所吐出都將是“帶血”的籌碼

    因此,在法國、英國、德國等「歐盟」核心國家紛紛要求以色列做出讓步,否則就“準備承認巴勒斯坦國”,
    以及,「歐盟」再次與中國、俄羅斯一道,讓“埃及之亂”後的埃及新政府“決定永久性打開埃及通往加沙的陸上通道”的背後,是“中、歐、俄”仍在共同運營“中東和平進程”這個“大國戰略利益主要交換平臺”,是「歐盟」借助“中、俄”的第一、二反擊方案的可能性,迫使美國被迫進行中東戰略利益交換。

    一如我們之前所說,在中東方向,由於動輒就是美國核心利益,因此,只要美國“被迫參與交換”,那麼,它每次交換所吐出的,都將是“帶血”的籌碼。顯然,
    隨著埃及打開第二通道,隨著巴勒斯坦兩大派別正式和解,旨在廢掉美國“以以色列為政治、軍事戰略支點、以沙烏地阿拉伯為經濟戰略支點”的“美國中東戰略安全框架”的“拆除進程”已經啟動,
    只要美國在不多的時間裏無法阻止這一進程,那麼,以“策動”“埃及之亂”為標誌的,美國對“非美勢力”獲益不菲的、“一切都可與美國在中東談”的策略,所展開的“以攻為守”就將徹底失敗。

    而“拉登之死”就是在這一背景下發生的。

    如果在這個層面上去觀察之前的一段討論,即
    毫無疑問,在“美國決策層(或者西方資本決策層)”的頭腦裏,以最快的速度打造一個旨在“指鹿為馬”的“維琪解密”基地版、並立刻開始“廣播”,全面取代 “名聲”已“不堪‘大用’、特別是不堪‘急用’”的“面書(Facebook;臉書)”、“谷哥(Google)”等,也是其“再三權衡”後最終下決心“申領”那張“成績單”的重要考慮。
    因此,一切熱愛和平的力量,對美國以“在巴基斯坦境內、靠近巴基斯坦軍方重要設施的地方、以特種作戰方式‘公開’擊斃、而非‘秘密’轉移”的方式,去作為“正式宣佈拉登被打死了”的“做法”,要有高度的警惕!

    ● “美國宣佈就地擊斃拉登、並繳獲大量拉登遺物”的陰惡用心還在於

    我們也就不難看出,“美國宣佈就地擊斃拉登、並繳獲大量拉登遺物”的陰惡用心還在於:

    首先,可以最快的速度打造一個旨在“指鹿為馬”的“維琪解密”基地版、並立刻開始“廣播”,以全面取代“名聲”已“不堪‘大用’、特別是不堪‘急用’”的面書(Facebook;臉書)、谷哥(Google)等;

    其次,利用“基地版維琪解密”的所謂“解密”,對巴基斯坦進行前所未有的恐嚇,在這個問題,“基地”組織(真假就不重要了)已經說了,將首先對巴基斯坦進行猛烈報復,其次才輪得上美國。

    反倒是美國人說了,美國首先會受到恐怖襲擊,且襲擊對象是美國鐵路。

    在這個問題上,結合“維琪解密”的“消息”,「歐盟」已經被安上了核彈,由於“拉登已死”,“引信”已燃,因此,一般的推理就是:即便“核彈”不響,對歐洲人極其重要的鐵路系統恐怕就不得安生了。對「歐盟」極其重要的旅遊行業,恐怕就不得安生了!

    而在這種“威脅”下,稍有風吹草動,之前將“歐洲資本利益”拐帶著與“美國資本利益”拉開了一段距離的“歐盟國家利益”,是否反會被“歐洲資本利益”給拐帶著與“伊核戰略協調”與“國際社會”拉開一段距離呢?
    顯然,這對美國決策層而言,當然是個努力的方向!但這需要時間!

    ● 最快的辦法就是盡一切手段逼迫巴基斯坦方面“屈服”

    最後,是最快的辦法。那就是盡一切手段逼迫巴基斯坦方面“屈服”、特別巴基斯坦軍方屈服,從而用“美國的巴基斯坦通道”橫向截斷“中國的巴基斯坦通道”。

    如果從這個層面來看,美國刻意展示的那一連串“軍事與經濟、特別是金融特殊能力”也就派上了用場。

    顯然,要儘快屈服巴基斯坦、特別是巴基斯坦軍方,來自印度的配合非常重要。

    但首席就指出,如果美國打算利用“基地版維琪解密”讓巴基斯坦將“恐怖分子天堂”的“罪名”坐實,從而發起嚴厲制裁巴基斯坦、實際上是制裁中國、並讓中國因必須加大援助巴基斯坦而背上極其沉重的經濟與政治負擔的話,顯然,這“本身”就是對中國的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顯然,來自「歐盟」的配合更是重要。

    如果“歐盟利益”不配合?
    那麼,絕對從屬於“西方資本”的“維琪解密”就可能與“美國利益”手中的“基地版維琪解密”相得益彰,讓“歐盟國家利益”與“歐洲資本利益”一天都不得安神!

    ● 美國軍方展示的“軍事特殊能力”,即是威脅巴基斯坦、也是給印度壯膽的,還是在“引誘”歐盟

    因此,美國軍方展示的“奪取巴基斯坦核武庫”之“軍事特殊能力”,即是威脅巴基斯坦方面、特別是巴基斯坦軍方的,也是給印度壯膽的,還是在“引誘”歐盟。

    而美國資本展示的“促使國際市場發生倒V字反轉”之“經濟、特別是金融特殊能力”,結合此前(四月間)世界首富(微軟)比爾.蓋茨與“股神”巴菲特的“印度之行”,聯想到印度“利率”已經接近“兩位數”,印度經濟已經“嚴重依賴外資”的事實,我們不難看出,這種“特殊能力”更多是在“警告”印度、逼迫印度向巴基斯坦這個“點”施加再大限度的戰略壓力,以配合美國儘快屈服巴基斯坦、特別是巴基斯坦軍方。

    一旦如此,“美國南亞政策”將徹底完成針對中國的“南亞破局”,隨著中國與伊朗等中東國家的陸地戰略通道被斷,中國全球戰略將立刻陷入全面被動的險境,美國在中東等地的戰略被動將全面扭轉。中國經濟將因能源安全問題而徹底受制于美國,“美元本位制”將得到徹底鞏固。

    顯然,中國必須在這一切出現之前、也就是巴基斯坦、特別是巴基斯坦軍方受到最大限度戰略壓力之前,做出堅決反擊,給予堅決、有力的支持。

    ● 任何利用“基地版維琪解密”對巴基斯坦施加最大限度戰略壓力的做法甚至企圖心,都將招致中國的斷然反擊

    如果在這個層面上我們再去觀察中國再次試飛(四代戰機)殲-20、並罕見公開“中段反導”試驗“過程圖”,我們已經不難明白,任何利用“基地版維琪解密”對巴基斯坦、特別是巴基斯坦軍方施加最大限度戰略壓力的做法甚至企圖心都將招致中國方面的斷然反擊,
    除了中國在“中-歐-俄伊核戰略協調”框架內所做的反擊之外,“中段反導”正式進入“戰略值班”,從而以紅19為核心的中國戰區反導系統正式走出國門,殲-20隱形戰機“提前列裝”、以殲-10為核心的中國先進武器正式進入境外 “某些核心戰略節點”,都是可選的。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種種跡象顯示,殲-20隱形戰機遠較美國F-22來得 “實用”,這從殲-20在試飛過程中“一點兒也不嬌貴(地勤人員甚至可站在機身上,就憑這一條,殲-20的出勤率也將遠高於經常需要“畫皮(塗上特殊材料)”的F-22)”、而 “一點兒也不在意技術保密(事前公開發佈消息,且在距離‘路邊社記者’很近的距離停留、起飛,與美國F-22生怕別人靠近的做法反差極大),更是彰顯出中國隱形技術的自信。

    另外,氣動外形令人驚奇的殲-20隱形戰機的機動性也一定不輸常規佈局的美國F-22,再加上殲-20將是在“緊靠”中國的南亞方向作戰,因此,戰場的“體系支持”也不落於下風,因此,一旦中國決心南亞用兵,殲-20極可能是世界上第二種列裝、卻第一個用於實戰、且在南亞方向根本就不會有對手的隱形殲擊機。

    而“這種可能性”與“令美國已經不好意思再喊反導”的中國“中段反導”技術一道,對“剛剛被美國軍事特殊能力壯了膽”、也“被美國資本特殊金融能力嚇破膽”的印度,產生極其強大的戰略威懾,同時,對巴基斯坦、特別是巴基斯坦軍方提供極其強大的戰略支援。

    可以肯定的是,一旦殲-20走殲-10的路子,在“正式面世之前”就“已列裝”、並“正式公佈”的話,就會與中國剛剛公佈“中段反導”“過程圖”一道,徹底扒下 “美國軍事優勢”的底褲,讓剛剛在“拉登之死”中刻意展現了一回“特殊軍事能力”的“美國軍事能力”,在其“盟友”與“對手”面前公開“裸奔”!

    ● 中央政府已經開始大力強調“行政與法律”調控手段

    我們也注意到,最近,中國“發改委”對準備漲價的外資企業“(台灣頂新)康師傅”進行了“約談”,也對外資企業“聯合利華(Unilever)”散佈漲價謠言進行了處罰,再結合之前中央政府地產市場出臺的“限購令”,要求中央央企介入“保障房”建設等、所施展的一系列“行政與法律”手段,我們欣慰地看到,中央政府已經開始大力強調“行政與法律”調控手段。

    在“美元本位制”仍然在運行的情況下,在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遊戲規則仍然在運行的情況下,由於“美國資本”實質上可“無限調用美元頭寸”,因此,在現有經濟、特別是“金融遊戲秩序”下,如果只是玩“純經濟、純金融(虛擬)遊戲”,在國際市場上,“只有3萬億美元外儲的中國資本”是無論如何也玩兒不過“美國資本”的。

    而“美國資本”之所以始終不能帶領“歐洲資本”用“美元、歐元流動性”“水漫中國”,第一個原因就是在政治與軍事層面,中國軍事力量已經足以自保中國資本與貨幣政策的獨立性。

    比如,萬不得已,可以利用歐、美之間的矛盾,南、北之間的矛盾等,全力推動中東“最暴力破局”,從而一舉廢去“美元本位制”、甚至“西方資本”主導國際金融秩序的賴以依存的中東政治、軍事、經濟格局。

    第二個原因,則是在經濟、特別是金融層面,有“(非新自由主義自由化;非金融自由化)中國資本管制”這一“有力屏障”;

    第三個原因,則是在上述兩個原因的基礎上,“歐、美資本利益之間很難調和的矛盾”,特別是“歐、美國家利益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為人民幣提供了“帶領東亞貨幣、或專門”針對“美元、或者專門針對歐元”大幅貶值“,”重置“美國、或者歐盟經濟運行成本,衝擊其市場利率,”撕裂“歐美國家利益與資本利益”的操作空間,

    ● 在這個層面上,如果中國算第二,則沒有人敢稱第一

    第四個原因,則是中國是個行政動員能力、民族凝結力極強的國家,在這個層面上,如果中國算第二,則沒有人敢稱第一。

    這一點,已經在美國新奧爾良風災、汶川大地震、日本大地震等三場災難中得到了充分證明。

    因此,在“上述三層原因”的基礎上,“歐、美資本利益”特別是“歐、美國家利益”之所以始終無法在“南亞方向”針對中國核心利益形成“合力”,還在於它們在中國也有著巨大的經濟利益,而一旦到了“關健時刻”,這些“外資在華經濟利益”膽敢配合行動,就會有著極大的“行政風險敞口”。

    ● “行政與法律”手段,對旨在搞亂中國市場秩序的“外資”威懾極大

    在這個層面上,中國“發改委”約談“(台灣頂新)康師傅”、處罰“聯合利華(Unilever)”,不過是給對方提個醒:用市場經濟那一套別相“套”住我,真到了關鍵時刻,什麼手段好用就用什麼手段。就想這次調控房地產,由於某些地產商通過“向美國(綠紙印鈔機)資本融資”的方式對抗中央的調控政策,因此,一紙“純行政”式的“限購令”,遠比“加息”這種看似嚴厲、實則不僅無用、且後患無窮的“純市場手段”要管用得多、也穩妥得多,事實證明,這種“行政與法律”手段,對通過各種途徑跑進來的、旨在進一步推高中國房地產、搞亂中國市場秩序的“外資”威懾極大。

    而以美國專家拋出的“對中國在美資產徵收資產稅”為例,如果美國人敢這樣做,中國也可找個理由做同樣的事情,甚至直接沒收美國在華資產。當然這是來“文”的,如果“美國資本”覺得這樣吃虧了,不願意,想來橫的,那中國也“奉陪”。

    在這個問題上,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即將卸任的美國國防部長蓋茨今年1月份訪華前後所發生的那些事情,即:

    一邊是蓋茨于啟程“(2011-1-11)訪華之前”極具“針對性”地“警告”稱:如果(中國領導人)認為美國由於金融危機的影響成了一個衰落的國家,那他們就錯了,並提出忠告:無論是在美國國內還是國外,那些認為美國衰落並低估美國韌性和活力的人終將被丟進歷史的垃圾堆。

    而另一邊是,是“被警告者”偏偏選擇這位“忠告者”(2011-1-11)到達北京之時,通過“路邊社(中國官方事先放風,從而讓大量軍事愛好者集中于試飛現場、並進行‘路邊轉播’)”,以一種近似“全球直播”的方式,“首次公開試飛”了蓋茨事先“堅決不信”的殲-20隱形機,從而繼“(2010-1-11)中段反導”之後,又撕扯了一把“美國軍事絕對優勢神話的底褲”。

    而就如我們當時所說,中國選擇蓋茨(2011-1-11)訪華時“高調”地向“全球直播”殲20的“首次公開試飛”,它說明了這樣幾個事實,即:
    其一,事實上證明,早在去年中國解放軍空軍副司令透露“四代機就快試飛”的第一時間,我們也曾經預測了一把,即:根據中國對重大裝備的“透露習慣”,中國四代機當時就應該已經進入試飛階段,而不是“就快試飛”。

    其二,而從中國(公開)殲-20 於“2011年1月11日試飛”的綜合情況來看
    (一是近似“全球直播”的方式,
    二是起飛階段未開加力,
    三是實現了大仰角短距起飛,
    四是飛行時間長達18分鐘之久、
    五是使用的“國產發動機”(這些都需要有極大的把握才行,包括對飛機整體控制穩定、特別是發動機穩定的極大把握才行))”,
    我們相信:中國殲-20不僅早就首飛、且早已經進入試飛的尾期。“進入”的時間點,應該就是解放軍空軍副司令“第一次透露”四代機“就快首飛”的時間。

    其三,因此,對殲-20早已進入試飛階段,我們也並不認為“蓋氏果真不知情”,作為美國現任國防部長、前任“(中央情報局局長)情報頭子”,蓋茨之所以不得不在1月11日那天“當眾檢討”,其真正原因恐怕是患了一種“選擇性失明”。

    顯然,造成這種“失明”的“病理”主要在於美國的“政治需要”、軍事需要、外加經濟、特別是金融需要!一句話,是“美國必須保持絕對軍事優勢”並以此來”維護美元本位制“的“精神需要”與“物資支撐”

    其四,在我們的評估中,殲-20極可能“在走”殲-10“突然面世、且面世即代表列裝”的路子,因此,在我們看來,如果國際局勢朝著中、美關係繼續緊張的方向進一步發展,那麼,距離正式列裝殲-20的日子也就不遠了。

    其五,也是最重要的,在“其四”的支撐下,換而言之,距離殲-10、紅-19等(或者類似的裝備–中國直接提供的)正式走出國門、以“種種形式”部署至“某些核心戰略節點”的日子也就不遠了。

    當然,在這個問題上,還有一種可能性,就是中、巴聯合研製的“梟龍”戰機(或者類似的裝備-不一定是中國直接提供的)由巴基斯坦轉銷“某些核心戰略節點(如北韓、敘利亞)”,從而實現“東北亞與南亞局勢、甚至中東局勢”的“常規聯動(相對於核聯動而言)”!

    也就是說:在(2011)1月份,殲-20選擇蓋茨訪華時高調“首次公開試飛”,就是在強調“中國絕不接受戰爭威脅”、且做好了“戰爭準備”。

    ● 美國決策層似乎接收到、並確認了這一資訊

    如果在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中國選擇在“美國正式宣佈在巴基斯坦境內擊斃拉登,且繳獲大量拉登遺物”從而刻意展示了一系列“特殊能力”、而“基地版維琪解密”即將廣播,印度又開始大膽地對巴基斯坦“指指點點”的綜合背景下,
    再次高調試飛殲-20,且通過電視畫面公佈了“中段反導”的“過程圖”,就是在“警告”對方,不論是美國、還是印度,其在巴基斯坦問題上的任何一種戰略冒險,都將受到中國的斷然反擊。顯然,這種反擊首先就包括直接扯掉蓋在“中看不中用”的 F-22身上最後一縷遮羞布的“殲-20提前列裝”,更包括“具烈度的局部高技術戰爭”。

    而從美國“突然宣佈”:“F-22因供氧問題無限期停飛”的情況來看,剛剛展示了“特殊能力”的美國決策層似乎接收到、並確認了這一資訊。

    否則,無論如何也“解釋不了”為什麼在如此緊要關頭,被“美國全球戰略”賦予了“過於重大戰略意義(其中之一,就是營造強大的心理威懾)”的F-22會突然“無限期休假”,而僅僅是個什麼的“供氧問題”。

    ● 不能玩“橫”,它就會想辦法玩“雅”的

    “具烈度的局部高技術戰爭”是對美國剛展示的“軍事層面的特殊能力”的迎面截擊,而“殲-20提前列裝”則是對美國剛展示的“經濟、特別是金融層面的特殊能力”的迎面截擊,在這個問題上,一如我們之前所說:美國防長之所以在殲-20問題上“大出洋相”,且直到1月11日那天之後才“改口”,並不在於其“情報能力”,而在於患了一種“選擇性失明”。

    顯然,造成這種“失明”的“病理”主要在於“美國利益”的政治需要、軍事需要、外加經濟、特別是金融需要!一句話,是“美國必須保持絕對軍事優勢”並以此來”維護美元本位制“的“精神需要”與“物資支撐”

    因此,與中國“中段反導”徹底打消了印度核威懾中國的底氣、徹底打開了土耳其、伊朗等中東地方王在中東方向組織“區域性合作”的勇氣,徹底打開了“尊王攘夷”的戰略空間、從而徹底打通了中國強行介入中東、撼動“美元本位制”基石的“戰略通道”不同的是,“殲-20”正式列裝,必將全面打通中國強行介入中東、維護巴基斯坦通道基本穩定的“戰術通道”,並徹底廢掉“美日軍事同盟,美韓軍事同盟”的“技術基礎”,從而對“美元本位制”在“精神”與“物資”層面進行 “戰術層面的全面打擊”。

    顯然,戰略打擊當然較戰術打擊來得高遠,但在今天這種“美元本位制”過一天算一天的背景下,這種“戰術打擊”來得更加直接與現實,從而會令“受打擊者”更加痛苦。

    在我們看來,既然“F-22無限期休假”了,那麼,或許殲-20“正式列裝”會延緩一段日子,但是,這並不代表“美國利益”就此甘休,因為,不能玩“橫”,它就會想辦法玩“雅”的,因此,剛剛在巴基斯坦問題“翻臉像翻書”的印度就要小心了,如果它不能儘快調整好與巴基斯坦的關係,緩和與中國的關係,那麼,如果我們評估的不錯的話,策劃了“埃及之亂”的“美國資本”,如果它最終不敢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如果它最終不能爭取到「歐盟」的配合,將“歐亞海上運輸線之亂”弄成專門針對中國的“中國海上運輸線之亂”,如果它最終不敢在巴基斯坦問題測試中國的戰爭決心,
    那它就一定會嘗試“印度之亂”,嘗試從這個角度去進行 “南亞破局”,從而在“印度之亂”引起的南亞亂局之中,再次回到埃及之亂、利比亞之亂、敘利亞之亂、甚至巴基斯坦之亂之中,再次去尋找戰略翻盤的機會。
    對此,中國有必要高度警惕。

    <東方時事> 2011。05。06


  7. 2011/08/15 於 14:48 patchpieces

    美宣稱敘利亞政權喪失合法性 印度金融中心孟買開始遭美英以勢力恐怖攻擊(南亞破局動作)

    印度內政部長稱:孟買爆炸案“可能意在破壞印、巴會談”

      【新德里消息】據《印度快報》7月14日消息,印度最大城市孟買在13日晚間發生的連環爆炸案已經造成18人死亡,至少131人受傷。

      印度內政部長奇丹巴拉姆承認事先未收到有關襲擊的情報,爆炸案的背後存在各種動機,不排除是“為了破壞”本月舉行的印度-巴基斯坦會談的可能性。
      奇丹巴拉姆14日稱,印度將調查所有引發爆炸案的動機,印、巴會談將在10天后舉行,為了破壞會談而發動襲擊可能也是動機之一。

    【時事點評】請大家注意這一段文字,原文是:

      印度內政部長奇丹巴拉姆承認事先未收到有關襲擊的情報,爆炸案的背後存在各種動機,不排除是為了破壞本月舉行的印度-巴基斯坦會談的可能性。

     ● “印度政府”在恐怖襲擊後的“第二天(請注意這一點)”便表現出“冷靜”。

      上述這段文字有“三個看點”:

      第一,是“印度政府承認事先未收到有關襲擊的情報”;
      第二,儘管“印度政府”認為“爆炸案的背後存在各種動機”,但在“第一時間”裏“不排除是為了破壞本月舉行的印度-巴基斯坦會談的可能性”。

      第三,也是非常微妙的,不論是“第一”還是“第二”,都是“印度政府”在恐怖襲擊後的“第二天(請注意這一點)”正式發出的“冷靜”之聲。

      毫無疑問,所有這些應該說明了兩點:

     ● 起碼直至“14日”為止印度政府還能保持“冷靜”

      第一點,曾經因美國“圍繞拉登之死”展示“兩種特殊能力”而一度“不那麼冷靜”的印度政府,在目睹“中歐俄美”之核心利益、於“那”之“後”所展示的一系列“排列與組合(第四波)”,無不彰顯“埃及之亂”的“後續發展”仍然處於“脫稿運行(相對策動者而言)”狀態的“大背景”下,起碼直至“14日”為止,它還能保持“冷靜”。

     ● 印度政府似乎“並不認為”局勢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第二點,也是至關重要的一點,在“第一點”的基礎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印度政府“之所以”在“第二天”給出“上述態度”,在於“13日恐怖襲擊”之後的這段時間裏,印度政府“並不認為”局勢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

      換句話說,印度決策層在經過一個晚上的評估後,仍然認為:由“中歐俄美”為主、包括日本、印度、巴西等大國,以及阿盟、非盟,以色列、朝鮮、越南、土耳其、敘利亞、利比亞等“重要國家”或者“區域性組織”所參與的“第四波排列與組合”,其因“種種原因”最終形成的“最新排列與組合”並沒有因“這突如其來的三起爆炸”而發生“根本性的改變”,或者“發生根本性改變”的“可能性”不大。

     ● 我們就曾經詳細論證過這樣一個過程

      而在之前的點評中,我們就曾經詳細論證過這樣一個過程,即:自“拉登之死”後,目睹美國展示的“兩種特殊能力”,特別是在“兩種特殊能力”的威、逼、利、誘“之下,在“策應美國南亞政策”層面邁出“重要一步(印度聲稱向阿富汗提供5億美元援助,從而策應“三獨架構”)”,但又要“進一步觀察”方方面面圍繞“利比亞”這個觀察點、特別是敘利亞這個“止損點”的“排列與組合”,才肯“更進一步”的印度,在“看明白”了方方面面的“最新排列與組合”並不利於“美國南亞政策”的“趨勢”之後,再次啟動了“自孟買2008年恐怖襲擊案後就中斷的印、巴和談”。
      
    ● 這個所謂“最新的排列與組合”,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這樣幾種事情

      至於這個所謂“最新排列與組合”,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這樣幾種事情,即:

      第一,是隨著沙烏地阿拉伯高官訪英、並拋出“要麼中東(以色列鋼釘)都沒核武 要麼就核競賽”,在“是否”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的問題上,“歐美”“終於來到”了“選擇時刻”。

      第二,但我們仍然強調:這一“終於來到”,本質上雖然仍屬於“排列與組合”層面的東西,但明顯有了“一旦選擇擊穿止損點”,就可能招致“中俄”等“國際社會”的斷然反擊、從而令中東局勢、北非、甚至全球局勢一一失控的危險。

      第三,在“歐美”“終於來到”了“選擇時刻”的背後,是隨著“美國利益”借卡紮菲之“口”,正式拋出“準備襲擊歐盟民用目標”這張“牌”之後,在“利比亞之亂”且歐盟發動軍事打擊以來,與利比亞只隔一個地中海的歐盟(歐元),或者第一次感覺到恐懼,恐懼“科索沃戰爭”對歐元的“沉重打擊之惡夢”極可能重演。

      顯然,卡紮菲所說的“…….如果北約繼續襲擊、準備襲擊歐盟民用目標…..”,正是美國從“利比亞”這個“觀察點”出發,對歐盟(歐元)跨海(地中海)一擊的“可操作方案”。

      第四,急於獲得中國實質性的支持、從而在“利比亞之亂”上實現“由亂至穩”的歐盟,終於等不下去了,而在“歐盟宣佈向朝鮮提供1000萬歐元緊急食品援助”的背後,是“歐盟的東北亞政策”終於不得不扛著幾袋糧食、“主動上門”、從而終於沖著“美國利益”擺出一副“準備”從“中朝”這一側登陸朝鮮半島、並參與“東北亞經濟一體化”的“姿態”,“意”從北京這邊抓取“實質性支持”。

      顯然,就如我們之前所強調,這種實質性支援,一方面是在戰略上“支持歐盟對南歐的整合”,再一個,就是在“技術上”支撐歐元的穩定。

     ● “科索沃問題”與”利比亞問題“是兩個層次的問題

      第五,是中國外交“高級代表團”對利比亞反對派領導人訪問北京進行了“回訪”,從而彰顯“中國的利比亞政策”開始向“有利於歐盟的方向”進行微調的“姿態”。

      但是,根據觀察,在“利比亞問題”上,中國向歐盟提供“利比亞實質性支援”的條件,就是要對中國利比亞(非洲)利益進行一種“框架式地、切實保障”,不可否認的是,這種“框架式保障”,本質上講,也是一種“大國”對歐盟的“制衡框架”。

      這裏有必要說明一下:前面所說的“中國向歐盟提供‘實質性支援’的問題”,顯然是個“既包含了利比亞、但又遠遠超出利比亞”的、更高層次的問題。也就是說:在中國的歐盟政策中,更或者,在“中歐俄美”彼此之間的“排列與組合”中,“科索沃問題”與”利比亞問題“是兩個層次的問題。

     ● 美國人“喊”歐洲人“回家”,重要意圖之“一”,在於彌補“美國西太平洋安全框架”在“遏制中國”層面的、空前的“無力感”!

      第六,是美國國會領導人會見了達賴。 在此的背後,是“美國人”也瞄著“中歐”之間的戰略縫隙、抓住機會、重新撿起“北京奧運會聖火傳遞期間”被歐洲人捧得最高、搞得最歡、現已無力再玩的、旨在令“大國”可“有效制衡中國”的“三獨框架”,從而“喊”歐洲人“回家”,其重要意圖之“一”,在於企圖借歐盟、甚至俄羅斯、印度等力量,通過“三獨框架”去彌補“美國西太平洋安全框架”在“遏制中國”層面的、空前的“無力感”!

     ● 最能說明問題的,莫過於解放軍陳總長那番“看似”沒有什麼、實則“一點也不留臉面”式的“講話”

      在“美國西太平洋安全框架”所謂“空前無力感”的層面上,最能說明問題的,莫過於美軍參聯主席馬倫訪華期間,解放軍陳總長那番“看似”沒有什麼、實則“一點兒也不留臉面”式的“講話”了。
    這一點,我們稍後將結合韓國國防部長訪華一事進一步展開。

      第七,在“伊拉克總理表示反對成立新自治區”且“美國施壓伊拉克政府同意延長美軍駐伊拉克時間”的背後,是“美國利益”威脅進一步肢解伊拉克(針對中東國家)、迫使中東國家跟隨“其敘利亞政策”、特別是“伊朗政策”,
    如若不然,就準備在“中東大亂”之後,或武力干涉敘利亞、埃及國內局勢,或軍事攻擊伊朗做準備。
      
    ● 我們可以清楚地觀察到上述“代表性事件”的“後續發展”、且是“非常符合邏輯”的後續發展

      而針對上述幾件“代表事件”,在7月13日孟買再次發生恐怖襲擊事件的前後,同樣通過幾件事情,我們可以清楚地觀察到它們的“後續發展”、且是“非常符合邏輯”的後續發展:

      第一,是利比亞方向。

      7月10日,法國國防部長在接受電視媒體採訪時、稱:武力解決不了問題,並“敦促利比亞反對派與穆阿邁爾;卡紮菲領導的利比亞政府談判”。
      7月11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就中方向利比亞提供人道主義援助答記者問時表示,中方決定向利比亞人民提供價值5000萬元人民幣的人道主義援助物資;
      7月14日,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在結束據稱“內容廣泛的美、俄政策談判”後說,“兩國一致認為利比亞領導人卡紮菲來日無多”。

      但是,與此同時,俄羅斯拒絕了作為聯絡小組成員參加15日舉行的利比亞問題會議的邀請,並堅稱“有關利比亞衝突的所有決定應由聯合國作出”;

     ● “中、俄”在利比亞問題仍然保持著“明顯的戰略協調”

      這樣,在“中、俄”均已收到有關邀請的情況下,“中、俄”均不出席此次會議,從而在利比亞問題仍然保持著“明顯的戰略協調”。

      通過上面這些“後續發展”,我們不難看出,在利比亞問題上,在歐盟扛著幾包糧食、主動上門、前往朝鮮之後,“中歐俄美”的利比亞政策明顯出現這樣一種有趣的畫面,即:

      一方面,是“中歐”在一邊商量著什麼,商量的結果是“法國人承認武力解決不了問題,並敦促利比亞雙方進行談判”;

      二方面,是“俄美”也在一邊商量著什麼,商量的結果是“兩國一致認為利比亞領導人卡紮菲來日無多”;

      三方面,是“歐美”也在一邊商量著什麼(即將召開的利比亞問題會議),而從會前的氣氛來看,商量的結果應該是“共同承認利比亞反對派是唯一合法代表”。

      最後一個方面,是“中俄”也在一邊商量著什麼,商量的結果就是:均不出席此次利比亞問題會議。

     ● “歐美”一旦共同承認“利比亞反對派是唯一合法代表”才是“利比亞之亂”的邏輯發展

      在上述內容中,真正的看點是“三方面”,即“歐美”一旦將“共同承認利比亞反對派是唯一合法代表”。
      值得強調的是,這才是“利比亞之亂”的邏輯發展,顯然,在大國之間圍繞“埃及之亂”的角力進行到這一層面之後,在利比亞這個“觀察點”上,只有當“歐美”共同承認“利比亞反對派是唯一合法代表”之後,基於我們之前的觀點,我們不難明白,至此,“利比亞之亂”才算真正“入了戲”,即:
    這一“共同承認”即可發展為歐盟所期望的“由利比亞反對派為唯一合法代表之統一的利比亞”,
    也可發展為美國所期望的、可將整個非洲、直到歐亞海上運輸線全部搞亂的、“分裂為二”的利比亞,或者由“卡紮菲勢力”與“利比亞反對派”之間相互制衡、繼而始終維持亂局、同樣可以將整個非洲、直到歐亞海上運輸線全部搞亂的、沒有中央集權的“利比亞”。

     ● 美國已經徹底失去利比亞問題的“政治主導權”

      如果從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它可以說“部分實現”了“幕後策動者”策動“埃及之亂”的意圖,但是,從“中、俄”保持著“明顯的戰略協調”、卡紮菲警告對歐盟發動襲擊,
    但歐盟卻已主動扛著糧食包“奔赴”平壤、敘利亞這個“止損點”還仍未“有效擊穿”,
    而中國的利比亞政策卻已經開始“向有利於歐盟方向微調”的最新發展來看,
    通過“利比亞”這個“觀察點”得到的觀察結論就是:作為掌控“利比亞上空”軍事力量的一方,美國已經徹底失去利比亞問題的“政治主導權”,而失去“政治主導權”的後果就是:“美國的利比亞政策”也必須往歐盟方向靠一靠,從而“主動(實則被動)”地讓歐盟“拿自己一把”,令其“獲取資本”與俄羅斯、特別是中國在另一個層面上“討價還價”,這樣,不得不“以空間換時間”的美國人,就要“暫時犧牲”一下那位“在美國明裏暗中保護下、才得以生存至今”的卡紮菲了。
      
    可問題上,在“美國利比亞政策”不得不往歐盟方向靠一靠的同時,一方面是中國利比亞政策因“歐盟主動赴朝鮮”也往歐盟方向靠了一靠,
    但另一方面,也是“原本指望軍事解決”的“歐盟利比亞政策”也在往“中俄方向”靠了一靠,從而在嘴巴上頻繁掛出“…..政治解決…..聯合國主導…..”之類的“中俄主張”。
      也就是說,“美國利比亞政策”也在間接地往“中、俄方向”靠了一靠。

     ● “中、俄”於“耐心的等待”中、在分頭逼“歐美各自的利比亞政策”繼續往外掏“利益”

      如果在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非常清楚的是,在“中、俄”一邊保持著戰略協調,一邊又分頭與“歐盟、美國”去商量什麼的“背後”,在於兩層目的:

      其一,也是最直接的,是“中、俄”於“耐心的等待”中、在分頭逼“歐美各自的利比亞政策”繼續往外掏“利益”。

      其二,也是最關鍵的,是“中、俄”有意在利比亞這個“觀察點”上繼續觀察,並繼續保持一種超然的地位,顯然,“利比亞之亂”的具體進程已經證明:沒有“中或俄”的實質性配合,在“利比亞”問題上“利益根本對立”的“歐美利益”,不論是誰,都是玩不轉“利比亞之亂”的。

     ● “其一”與“其二”有點兒像個“連環套”

      顯然,只有在“其二”的層面去觀察“中、或俄”分頭與“歐、或美”去商量什麼,才能真正弄清楚“中、俄”雙方“均”決定“不出席此次利比亞問題會議”的“真實意圖”,也就是“其一”;

      同樣,只有在“其二”的基礎上去觀察,才能看明白:“其一”與“其二”有點兒像個“連環套”。

     ● 它最終會“套”住誰?特別是、套“死”誰?其“答案”其實並不在利比亞這個“觀察點”上

      值得強調的是,至於它最終會“套”住誰?特別是、套“死”誰?其“答案”其實並不在利比亞這個“觀察點”上,
    而在於科索沃(對歐盟或者美國而言)、
    在於中東(對美國而言),
    在於東北亞(對於美國而方言),
    在於中國南海(對美國而言),
    在於南亞(對中國而言),
    在於烏克蘭(對俄羅斯而言,從這一點,不難看出中國國家主席不久前訪問烏克蘭的意義之所在),
    在於敘利亞局勢是否徹底失控(對“非美勢力”而言),
    更或者在於“伊核徹底失控”(對於“歐美國家利益”與“歐美資本利益”而言)。

      下面,我們再來看看較利比亞“敏感得多的”敘利亞方向。

      第二,是敘利亞方向。

      7月12日,美國國務卿希拉蕊聲稱:敘利亞阿薩德政府已經“喪失其合法性”,並引發敘利亞政府的強烈抗議;
      7月13日,據來自歐盟的消息:鑒於敘利亞政府繼續對要求改革的民眾進行鎮壓,並鼓動巴沙爾的支持者襲擊美國和法國駐敘使館,歐盟準備對敘利亞採取更嚴厲制裁行動,採取集體行動召回駐敘大使是重要選項。
      7月13日,阿拉伯聯盟秘書長訪問敘利亞,在與敘利亞總統會晤後表示:無論是誰,都無權說某個國家的總統“失去合法性”。
      7月14日,聯合國安理會對具有爭議的敘利亞核計畫進行討論;
      7月15日,敘利亞爆發4個月來最大規模遊行;

    ● 美國何以在這個期間突然拋出這張它一直想打卻又一直未敢打的“牌”?

      顯然,在詳細討論了中、俄”雙方“均”決定“不出席此次利比亞問題會議”的“真實意圖”後,特別是理解了那是個“連環套”之後,我們也就很容易明白:美國何以在這個期間突然拋出“敘利亞阿薩德政府已經喪失合法性”這張、自“埃及之亂”以來、它就一直想打卻又一直未敢打的“牌”了?
      
    ● 在“利比亞之亂”真正“入了戲”的“檔口”,美國想將“敘利亞之亂”也“儘快入戲”

      非常清楚,在“利比亞之亂”真正“入了戲”的“檔口”,美國想將“敘利亞之亂”也“儘快入戲”,從而好“讓”急於拿到“中、俄”之“利比亞實質性支持”的歐盟在敘利亞這個“止損點”上有本錢去逼“中、俄”在利比亞問題上做出選擇。

      而站在美國決策層的角度考慮問題,那麼,只要“重獲資本”的歐盟在“逼”的“手段”能為自己所用,那麼,伺機“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也就可“絕對彌補”在利比亞問題上的損失了。

      如果在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美國與法國駐敘利亞大使在這個檔口“公開接觸”敘利亞反對派,也就不令人意外了,至於美國國務聊“直到這個檔口”才敢下“敘利亞政府已經失去合法性”的“結論”,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 “美國敘利亞政策”的“著眼點”仍然在於盡一切手段“迫使敘利亞(阿拉伯國家)與伊朗實質性拉開距離”

      顯然,“法(歐)美”對敘利亞局勢的“公開介入”,特別是美國高喊“敘利亞政府已經失去合法性”,已經令成型於“以色列襲擊土耳其救援船隊”之“處理進程”中的“國際社會(主要由“中歐俄”三方、及阿盟、伊朗、土耳其、沙特、埃及等中東地方王)”的“中東共同利益”受到空前威脅,
    因此,阿拉伯聯盟秘書長緊急訪敘、並批評“美國人的結論”,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由於“法(歐)美”對敘利亞局勢的“公開介入”損害的是包括歐盟在內的“國際社會”的“中東共同利益”,而“美國敘利亞政策”的“著眼點”仍然在於盡一切手段“迫使敘利亞(阿拉伯國家)與伊朗實質性拉開距離”,從而對伊朗進行更大限度的孤立、對其經濟進行更大限度地制裁與封鎖(實質上也是對中國經濟進行制裁與封鎖),
    因此,著眼于維護“伊核問題之中歐俄”戰略協調的至關重要性,法國(歐盟)也非常狡猾地“將”好不容易“才敢”喊出“敘利亞政府失去合法性”、從而在敘利亞問題上“已沒了迴旋餘地(當然,如果美國人自打耳光則是另一回事了)的美國人給“賣”了。

     ● 樹無皮必死無疑,人無臉則天下無敵!

      在美國日後“能否迴旋”的問題,我們認為,真到了那一步,其實它還是自可迴旋、自找臺階,就像它在中國南海問題、中美共管西太平洋問題上上所“自打耳光”一般。
    還如它先腳宣佈中止對巴基斯坦援助、而在巴基斯坦威脅要撤回巴阿邊境的軍事力量、從而暗示“不再管美國後勤補給線的安全”之後,急忙又恢復援助,只是為了臉面,說什麼是“恢復非軍事領域援助”!

      因此,在敘利亞問題上,日後美國如真若如此,也不過是與“上述案例”一道,反復應驗、並強化了一句流行語:樹無皮必死無疑,人無臉則天下無敵!

      不過,我們想強調的是,就“樹無皮必死無疑,人無臉則天下無敵!”而言,我們倒無意突出其“貶義”的意思,反而想通過上述這段內容強調一點,即:目前的一切,特別是美國在某些戰略方向的“巨大反復”,不過是“方方面面”眼下都在基於各自的利益、進行種種“排列與組合”的“某種必然”而已!

      因此,如果我們推而廣之,如果“中國態度”在諸如“利比亞”這個“觀察點”的某個問題上,特別是,在中國居於靈活地位的、比如涉及“中歐美”之間的經濟、特別是金融角力的層面上,也有些反復,也將是出於“排列與組合”的“某種必然”。

      另外,請大家注意一個細節,即:在“公開介入”之後,法國日前指責“中俄”,並稱:安理會有關涉敘利亞決議遭到中國、俄羅斯等的阻撓;

     ● 制裁哪個國家的經濟、是法國(歐盟)的“內政問題”、又何必在意“中俄”的“阻擾”?

      在敘利亞問題上,我們曾經說過:由於歐盟與敘利亞之間的經濟聯繫、歐盟一旦決定配合美國、從而對敘利亞進行“實質性經濟制裁”,則對敘利亞經濟、特別是社會的衝擊將非常巨大,接下來必然是“止損點”被“有效擊穿(敘利亞巴薩爾政府倒臺)”,
    而這勢必導致“國際社會”的強硬反擊,伊核之中歐俄戰略協調可能就此瓦解,其結果是中東全面破局,甚至是“最暴力破局”,中東必然大亂,
    因此,我們不難看出“法國指責”的微妙之所在,即:如果法國(歐盟)果真有心與美國一道“壓”敘利亞與伊朗拉開距離、從而更加嚴厲制裁伊朗(實際上是制裁中國經濟),那麼,它根本就不需要聯合國通過、同意什麼,它自己決定就可以做,因為,制裁哪個國家的經濟、是法國(歐盟)的“內政問題”、又何必在意“中、俄”的“阻擾”?
      
    ● 法國(歐盟)在意的不是“中俄”的“阻擾”、而是自己的利益是否受損

      毫無疑問,在敘利亞問題上,法國(歐盟)在意的不是“中俄”的“阻擾”、而是“中俄”的“臉色”,但說白了,它在意的還是自己的利益是否受損。

      顯然,在這個時候,“威脅要制裁敘利亞”才是歐盟爭取更多利益的手段,“真正去制裁敘利亞”損害的是歐盟自己的利益,因此,在“法國指責”的背後,是在利比亞問題上拿到“美國妥協”的法國(歐盟),順勢將球一腳踢給了美國人腳下:
    就目前而言(利比亞還未實現歐盟想想的‘由亂至穩’呢),基於那個“連環套”的“遊戲技巧”,在利比亞問題上,如果美國人不能再多做一點兒,那麼,在敘利亞問題,我能做的也就這麼多(公開接觸敘利亞反對派),至於其他的,嗯!都怪“中俄”在聯合國的“阻擾”。

     ● 到今天為止,法國(歐盟)的敘利亞政策其實是如此地令人“似曾相識”

      顯然,到今天為止,法國(歐盟)的敘利亞政策其實是如此地令人“似曾相識”:對敘利亞反對派,我是“與之公開對話”的,一如中國“公開接觸利比亞反對派“,;但是,在敘利亞政府是否合法的問題,我可沒說!也一如中國對卡紮菲政府的合法性“從不評說”;

      至於“敘利亞政府不合法”的話,那可是美國人你自己說的,“美國敘利亞政策”反而一如法國(歐盟)在利比亞問題上曾經做過的事(率先定性卡紮菲政權不合法)。

     ● 法國“師法”北京,在“依利比亞這只葫蘆、畫敘利亞這只瓢”!

      不難看出,對比中國今天在利比亞問題上的“靈活與主動”,就很容易明白法國(歐盟)的敘利亞政策,其實是在“師法”北京,在“依利比亞這只葫蘆、畫敘利亞這只瓢”!

      而對比原本想軍事解決利比亞問題的法國(歐盟)、最終在利比亞問題的被動,也就不難想像,只要美國人無法獨力軍事解決敘利亞問題、那麼,只要它敢“獨自”發力“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它面對的必然是歐盟在利比亞問題上所遭遇的局面,即:在中東利益上,甚至全球利益上,為“其他大國”所“群毆”。

    ● 一旦“有效擊穿”之,如果美國又控制不了局面,那一定會是“板磚齊飛”

      如果從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我們就不難強烈地感受到,圍繞“止損點”,“國際社會”、包括那個“有紅杏出牆的危險”,但還“未敢紅杏出牆”的歐盟,都在一邊死盯著華盛頓,一邊手拿板磚,看看它敢不敢獨自“有效擊穿”之!一旦“有效擊穿”之,如果美國又控制不了局面,那一定會是“板磚齊飛”。

      從目前的局勢來看,特別是,從美國在敘利亞問題上的“小心翼翼”來看,特別是,從法國(歐盟)在敘利亞問題上“師法”北京的戰略態度來看,華盛頓雖有“一舉擊穿”之“心”,但出於對中東全面失控之不可預測後果(歐盟隨時可能出賣美國、並借機徹底解決科索沃問題、實現利比亞之亂的“一躍而起”),也恐“未有一舉擊穿之“膽”。

      因此,隨著敘利亞局勢慢慢惡化(7月15日,敘利亞爆發4個月來最大規模遊行,這一趨勢已開始威脅敘利亞政權的穩定),國際社會的“第一步反擊”,很可能是“國際救援船”“又要起航”的消息,至於“強行打通”進出加沙的第三通道、特別是“中東最暴力破局”,則始終是強硬反擊的“第一、第二待選項”!
      而就如我們之前所說,強行打通”進出加沙的第三通道的選擇項,本質上,也是以“中東最暴力破局”為支撐的。

    ● “歐、美”發出“複製”信號

      如果我們從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在“7月14日,聯合國安理會對具有爭議的敘利亞核計畫進行討論”的背後,一方面,是“歐美”發出“複製”信號,即針對敘利亞,以“因伊核而制裁伊朗”的案例為藍本,“複製”一份“聯合國制裁敘利亞的進程與架構”;

     ● 另一份用途(中東核擴散)的“敘利亞核問題”、恐怕也在慢慢浮出水面

      另一方面,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那就是,站在“國際社會”的角度,對比沙烏地阿拉伯所拋出的“….要麼都沒有、要麼都有核武器”的“理念”,特別是,基於中東國家在“敘利亞之亂”的問題上與“美國利益”完全對立的事實,我們認為,另一個版本的、或者另一份用途(中東核擴散)的“敘利亞核問題”、恐怕也在慢慢浮出水面。

      這恐怕是“意見高度不合的”聯合國,能在7月14日“順利進行”“具有爭議的敘利亞核計畫討論會”的原因。
      
     ●  “方方面面”都在“即大膽、又小心”地、在全球範圍內、“排列與組合”著“自己的核心利益”

      通過上述內容,我們想指出的是,通過利比亞這個“觀察點”,圍繞“大國”各自利比亞政策的細微調整,結合敘利亞這個“止損點”在“7月13日孟買恐怖襲擊”前後所發生的事情,以及中、美之間罕見地“在軍事層面上進行公開交鋒”,顯然,“方方面面”都在“即大膽、又小心”地、一會兒在這個方向“示強”、一會兒在另一個方向“示弱”地、在全球範圍內、“排列與組合”著“自己的核心利益”。

     ● 其他戰略方向也出現類似的微妙變化

      而在“歐盟”於“志在必得的”利比亞問題上,在嘴巴上開始頻繁掛出“…..政治解決…..聯合國主導…..”之類的“中俄主張”、且在敘利亞問題上“悍然”地“依葫蘆畫瓢”之後,“中東其他方向”、及全球其他戰略方向、自然也會出現類似的微妙變化。

      下面,我們就簡單羅列一些重要新聞事件,供大家思考。

      第三,是中東其他方向。

      7月12日,中國外交部宣佈,伊拉克總理馬利基將於7月17日訪華。
      7月12日,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主席阿巴斯對中東問題有關四方(聯合國、歐盟、美國和俄羅斯)未能就恢復巴以和談達成一致表示失望,並稱若恢復和談無望,巴方將堅持9月前往聯合國要求承認巴勒斯坦國。
      7月13日,以色列戰機轟炸了加沙地帶2處地點,導致至少1人受傷;
      7月13日,據媒體報導,庫爾德工人黨武裝分子在土耳其東南部伏擊政府軍一支巡邏隊,雙方爆發激烈戰鬥,總共造成20人死亡,7人受傷。
      7月13日,俄羅斯提出以“循序漸進”的策略,讓伊朗逐步處理核專案問題,並相應逐漸放鬆對該國的制裁。
      7月13日,伊朗國際原油交易所的落成典禮7月13日在德黑蘭舉行。而在落成典禮上說,伊朗做了兩點聲明:

      其一,伊朗國際原油交易所的成立掀開了伊朗石油工業的新篇章,不僅將為伊朗的原油和石油產品提供一個新的交易平臺,而且將為外國資本帶來更多、更豐富的投資機遇。
      其二,該交易所的成立為原油定價的國際化提供了又一個平臺,有利於吸引更多石油輸出國參與國際原油定價,並使更多私營企業參與伊朗石油和天然氣項目的投資與開發。

      7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賀國強抵達伊斯法罕,開始對伊朗進行正式友好訪問。

      7月15日,約旦首都安曼發生反政府示威者與政府支持者和員警間的暴力衝突,造成17名員警和數名記者受傷。

     ● 如果沒有“中、俄”的“堅定支援”,“伊朗國際原油交易所”是不可能落成的

      對上述動態,我們想強調的是:
      其一,如果沒有“中俄”的“堅定支持”,這個旨在“為原油定價的國際化提供了又一個平臺,有利於吸引更多石油輸出國參與國際原油定價”的“伊朗國際原油交易所”是不可能落成的;

     ● 沒有“歐洲利益”的默認,“伊朗國際原油交易所”帶來的將是“更加嚴厲的經濟、特別是金融制裁”

      其二,如果沒有“歐洲利益”的默認,那麼,“伊朗國際原油交易所”帶來的不會是“更多私營企業參與伊朗石油和天然氣專案的投資與開發”,而是更加嚴厲的經濟、特別是金融制裁;

      其三,而在“中俄的堅定支持”及“歐盟默認”的背後,恰恰是中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賀國強對“歐洲”與“伊朗”的“穿梭訪問”,與俄羅斯提出以“循序漸進”的策略,讓伊朗逐步處理核專案問題,並相應逐漸放鬆對該國的制裁。

     ● “國際社會(包括歐盟)”已經在開始展示應對“止損點”被“有效擊穿”的“預案”了

      至於“伊拉克總理馬利基將於7月17日訪華”與“巴方對中東四方失望,且將堅持9月前往聯合國要求承認巴勒斯坦國”,則意味著“國際社會(包括歐盟)”已經在開始展示應對“止損點”被“有效擊穿”的“預案”了,即:將各方的利益“一鍋燴”,看看它到底能“煮”出個“什麼味道”來!當然,如果“有人”還在那兒幻想“那時還能控制局面”、且“又不肯實質性讓步”,那就等著品嘗“最後的大餐”–“最暴力中東破局”好了!
      
    ● 法國前腳宣佈撤出部分軍隊、後腳就遭遇襲擊

      第四,阿富汗方向與南亞方向;

      7月12日,法國總統薩科齊突訪阿富汗,並提出“四分之一法國駐阿部隊將于明年撤離”。
      7月13日,法國總統府13日發表公告宣佈,5名法國軍人當天在阿富汗東部卡皮薩省遭“人彈”攻擊喪生,同時還有4名法國軍人受傷。
      7月12日,巴基斯坦國防部長穆赫塔當天在接受該國媒體採訪時表示,巴基斯坦將從巴基斯坦與阿富汗接壤的邊境地區撤回巴國士兵。
      7月13日,印度孟買發生三起恐怖爆炸,死傷多人;
      7月14日,印度內政部長稱:印度將調查所有引發爆炸案的動機,印巴會談將在10天后舉行,為了破壞會談而發動襲擊可能也是動機之一。
      7月15日,印度表示:印度不會因為剛剛發生的孟買爆炸案而影響同巴基斯坦的和談。

      顯然,法國(歐盟)在敘利亞問題上“有樣學樣”的同時,在阿富汗(其實就是南亞)方向也擺出了“至少目前…..不想實質性參與…..南亞方向…..”的姿態。

      眾所周知,阿富汗塔利班的政策是“鼓勵北約成員國從阿富汗撤軍”的,因此,在“法國前腳宣佈撤出部分軍隊”而後腳就遭襲擊的背後,自然是“不希望法國撤軍”的(美國中情局/以色列情報局)勢力所為。
      這也算是“不希望法國撤軍”的(美國中情局/以色列情報局)勢力對“歐盟在南亞方向仍然不提供實質性配合”的一個警告。

     ● 印度孟買再次遭遇恐怖襲擊早已經是個“大概率的問題”

      因為,在這個問題上,除了“南亞破局”的“三種方式”之外,“美國利益”明顯又拋出了一種合作方式,也就是構建遏制中國的“三獨架構”,從達賴赴美、美國放風“奧巴馬或偶見達賴”,再到達賴聲稱“其轉世靈童或出現在俄羅斯的某個地方”,已經不難看出,美國人拼湊“三獨架構”的問題上,已經到了“饑不擇食(指望用這種方式將俄羅斯也儘快牽扯進來,從而讓俄羅斯在中國面前‘吃重’、期待俄羅斯也就此去擠壓中國的戰略利益)”的地步了。

      在這種背景下,在我們的私下討論中,印度孟買再次遭遇恐怖襲擊早已經是個“大概率的問題”了。

      事實上,當我們在“7月13日印度果然遇襲”的基礎上,再去觀察7月15日敘利亞出現的大規模反政府遊行,去觀察法國(歐盟)“公開與敘利亞反對派接觸”,也就不難看出,因“中國利比亞政策”向“有利於歐盟的方向”微調之後,在美國也不得不讓歐盟在利比亞問題上“拿一把”的情況下,法國(歐盟)顯然也想在南亞問題上“複製”其在利比亞問題上的“獲利過程”,即:利用美國人“喊”自己“回家(三獨框架)”從而令中國在“自己的重中之重”方向承受壓力之機,利用美國人需要自己聯手施壓敘利亞(實質性經濟制裁敘利亞、或者推翻敘利亞政府),從而“更加嚴厲”制裁伊朗(實際上是制裁中國)、繼而令中國在經濟、特別是金融上承受壓力之機,法國(歐盟)顯然想就此壓“已經向有利於歐盟方向微調”的“中國利比亞政策”、最好是“中國科索沃政策”向歐盟提供“實質性配合”。

     ● 印度金融中心孟買於7月13日再次被恐怖襲擊之後,中國最應該做的就是兩件事

      從上面的討論不難看出,在印度金融中心孟買於7月13日再次被恐怖襲擊之後,一旦印度政府不能保持冷靜,從而導致“印巴關係”的再次緊張,甚至因“襲擊者的身份”問題引發軍事衝突,那麼,如果中國政府不能用有效的手段,繼續將大國間的戰略交易平臺繼續滯留在“中東和平問題”上,更或者乾脆進一步推送到“科索沃問題”上,
    那麼,目前這個令“中歐俄”均可“與美國一切重大問題都在中東談”的“大國間主要戰略交易平臺”,就有可能被美國人推回至南亞方向,甚至固化在喀什米爾問題上、並以“喀什米爾問題”為具體平臺、以“三獨”為具體框架、以北約為中心,以美日、美韓、美澳軍事同盟為補充、以“南海國家”為策應,構建一個旨在全面遏制中國、直至瓦解、並控制中國的戰略包圍圈。

      因此,在印度金融中心孟買於7月13日再次被恐怖襲擊之後,中國最應該做的就是兩件事:

      其一,用“一切手段”敦促印度政府“務必保持冷靜”,從而令印度決策層確信,這裏面“沒有”“印度利益”的漁利空間,因為,灰個時間點,搞這種恐怖襲擊的意圖,一個,就是要將印度、巴基斯坦、甚至中國推進軍事衝突、甚至少在南亞製造對立,從而為美國“明修棧道式(政治與軍事層面)、或暗渡陳倉式(經濟特別是金融層面)”進行“南亞破局”製造機會;
      
     ● 印度迅速提出“要與伊朗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值得我們去密切關注

      二個,就是準備對印度發起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從而以“第三種方式”進行南亞破局;

      而印度應對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的最好方式,恰恰是與中國、巴基斯坦一道全力穩定南亞局勢,並以參與“歐亞大陸經濟整合”的誠意,與中國、俄羅斯、伊朗等周邊“南方經濟”一道去分化“歐美利益”、激化“三邊撕裂”,從而令“美國資本”不敢單獨發動經濟、金融攻擊。

      如果在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印度迅速提出“要與伊朗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也就值得我們去密切關注了。

     ● 儘管這種設想很毒,但“算盤”從來不是“一方”就可輕易撥動的

      其二,用“一切手段”警告歐盟利益、特別是美國利益,嚴重警告歐洲資本利益、特別是美國資本利益:

      首先是,不要戰略誤判,南亞局勢失控或意味著戰爭,但戰爭一旦發動起來,就會沒有邊界,因此,儘管這種設想很毒,但“算盤”從來不是“一方”就可輕易撥動的。不然的話,在孟買08年遭受襲擊那次,南亞就已經亂了。

      印度不也在第一時間表示“印度不會因為剛剛發生的孟買爆炸案而影響同巴基斯坦的和談”嗎?

      顯然、印度領導層還是“洞悉究裏”的,因此,這種小把戲在08年就沒有得逞。而在時間已經過去近三年之後,在“中段反導、殲20、北斗導航基本夠用”面前,這種把戲恐怕更難得逞!

      這個道理很簡,因為印度決策者也已知道,與08年那次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完全沒有能力去打一場“南亞戰爭”!

      因此,在全球局勢更加危險的今天,在印度稍有不慎就會有可能“亡國”的今天,它甚至已沒有本錢去“玩08年式的悲情”了。

      其次是,即便印度政府無法保持冷靜,從而與巴基斯坦爆發喀什米爾戰爭,在中國被迫捲入“可能的印巴戰爭”之前,一定會用一切手段首先在中東破局,顯然,勢必打破“西方資本主導的世界政治、經濟、特別是金融即有秩序”的“中東最暴力破局”、就是一種理想選擇。

      也就是說,在“印度金融中心孟買7月13日恐怖襲擊”的“後續發展”中,由於“中東最暴力破局”極可能導致全球連鎖反應(全球性核擴散),因此,一旦局勢如此發展,這裏面其實也沒有“西方資本利益”的漁利空間。

      第五,中國南海方向。

      7月10日,據報導,越南警方強行驅散一起就南海緊張局勢抗議中國的遊行活動,並逮捕了至少10人,包括一名為日本媒體服務的攝像師。

      7月13日,日本共同社報導稱:將于19日在印尼舉行的東盟外長會議的聯合聲明,將著力於“展現東盟的團結”,並“期待在11月召開的東盟首腦會議前,與中國制定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行動準則”。

      7月15日,美國海軍第七艦隊的三艘軍艦抵達越南峴港,準備進行為期七天的美越南海聯合軍事訓練;

      對此,我們的觀點就是:

     ● 如果越南領導人還明智,他們就應該知道自己最需要做什麼

      其一,在越南特使訪華、主動與中國進行溝通之後,越南警方10日強行驅散一起就南海緊張局勢抗議中國的遊行活動,只是一個“公開的姿態”,而在“將於19日在印尼舉行的東盟外長會議”的“聯合聲明”的問題上,如果越南領導人還明智的話,那麼,他們就應該知道自己最需要做什麼,即:不要讓任何令“中國南海示強”的“不高興”的內容寫進“聯合聲明”,否則,這種“聯合聲明”宣佈之日,就是中國強行啟動“中越雙邊南海問題解決方案”之時,
    如不服?在“佈置妥當(請大家注意這一前提條件)”之後,那就打!

      其二,在中國軍方高層當著美國軍方高層、公開承認“中國正在試驗可攻擊航母的東風21D中程彈道導彈”,這就是個“明確態度”,而期間發射的一連串的、旨在完善全球監控、定位美國海面軍事目標的“高、精、尖軍事衛星”、其意義在於“東風21D試驗完成並開始實戰部署”,其實就是在公開宣示:在靠近中國大陸的、至少2500公里的海面上(當然包括中國南海),在關鍵時刻,沒有誰有能力阻擋中國的戰略決心。
    不信?那就試試!
      
    因此,在“美國海軍第七艦隊的三艘軍艦抵達越南峴港,準備進行為期七天的美越南海聯合軍事訓練”的問題上,如果美國決策者還明智的話,那麼:

      首先,他們也應該知道自己哪些事情不能做,比如:不能公開為越南“月臺”,為越南的安全“背書”,否則,在“佈置妥當(請大家注意這一前提條件)”之後,中國就會強行啟動“中越雙邊南海問題解決方案”,並一定會當著美國人的面,讓越南成為“美國軍事承諾”下的“第二個格魯吉亞”。

      其次,他們也應該知道自己哪些事情應該做、且必須努力去做,
    比如,勸說“與美國有軍事條約在身”的所謂美國軍事盟友(菲律賓、韓國、日本),在“美國沒有部署妥當”的情況下,不要過分挑釁“中國的核心利益”,否則,中國就可能“伺機”“軍事打擊”美國軍事盟友、特別是韓國,從而讓“美國牌保護傘”在西太平洋淪為“合同違約”的“代名詞”。

      如果在這個層面上去觀察中國國防部一邊搶先公佈“中國軍機巡航釣魚島上空”,一邊公開警告日本軍方“不要距離太近、以免誤判”,而曾經不可一世的“美日軍事同盟”卻一點兒“強硬的態度”都不見,也就不難明白,中國的警告是“認真的”的。

      值得強調的是,上面多處強調的“中國佈置妥當之後”,其實就是指“中國率先在中東破局提升破局速度(這將是美國實質性介入南海問題必須付出的戰略代價,基於此,這也是美國如果明智、它就應該懂得為自己的利益而約束它的盟友的原因)”、甚至推進“中東最暴力破局”。

     ● 美國人是要中東、還是要韓國?

      第六,東北亞方向。

      7月12日,法國外交部證實,法國在朝鮮首都平壤設立一個合作辦事處,主要從事語言和文化方面的交流。

      7月14日,俄羅斯海軍太平洋艦隊消息人士指出,今年八月的最後一個周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編隊將到訪俄符拉迪沃斯托克軍港,中俄海軍編隊將在日本海聯合軍演。

      7月15日,剛剛結束中國之行的美軍聯席參謀長馬倫、在韓國發出如下警告:
      其一,朝鮮可能對韓國發起軍事挑釁;
      其二,朝鮮對韓國的進一步挑釁,將受到美韓同盟的強烈反擊。

      對此,我們的看法是,馬倫所說的“朝鮮可能對韓國發起軍事挑釁”、是“敏銳”的、我們也認為,的確如此。

      而他所說的“朝鮮對韓國的進一步挑釁,將受到美韓同盟的強烈反擊”是“值得懷疑”的。因為問題是,誰做出反擊?是美國、還是韓國?

      如果是美國,我們的問題是,美國人是要中東、還是要韓國?
    前面說了,上面多處強調的“中國佈置妥當之後”,其實就是指“中國率先在中東推升破局的速度”、甚至推進“中東最暴力破局”。

      坦率地講,如果不是“伊核六方會談框架”對伊朗的“有效約束”,中東恐怕“早已最暴力破局”了。

     ● 我們提供一種“特殊局面”,供韓國決策者去提前思考

      如果是韓國,我們的問題是,韓國經濟經得起打一仗嗎?一方面,朝鮮可是有核武器的,這已經註定了韓國打不贏,最多是打平;二方面,中朝可是有友好互助條約在身的。

      因此,在這裏,我們提供一種“特殊局面”供韓國決策者去提前思考:一旦朝鮮邀請、且“中國人民志願軍”也再次接受邀請進駐朝鮮,並“迅速接管”朝鮮的主要城市、交通要道、重要工廠、核心設施,而人數占絕對優勢、且“沒有後顧之憂”、還手握核武器的朝鮮軍隊只管與韓軍“打常規野戰”,那麼,沒有縱深、且物資主要靠海運的韓國人、或者美韓同盟,又準備如何去打這一仗呢?能拖多久呢?

      或者正因如此,陳總長在會見來訪的韓國防長時,向“身為美國棋子、並極可能成為美國全球利益炮灰”的韓國(韓國防長)直言了一句:
    韓國應該能感受美國的霸權!

     ● “大國”彼此間將“攤牌”的“可能方式”進行了一次“口頭彩排”

      通過上面的討論,我們想說明的問題就是:就目前而言,在利比亞、敘利亞、巴以問題、伊核問題、科索沃、南亞、中國南海,東北亞等諸多問題上,表面上看,“中歐俄美”、包括印度、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等、似乎都“面臨”著選擇,
    但實際上,“這種面臨”仍然是“排列與組合”層面的東西,如果再精確一點,“這種面臨”不過是“大國”彼此間將“攤牌”的“可能方式”進行了一次“口頭彩排”,顯然,在這次“口頭彩排”中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中國對“南海核心利益”是志在必得!
      
    ● 美國如想“強推QE3”將冒巨大風險

      顯然,這次“口頭彩排”與美國經濟“急需推QE3”緊密相關,而在美國不打算退出中國南海的情況下,美國如想“強推QE3”將冒巨大風險,除了“金融風險”之外,在政治上的風險尤其之大,即:
      第一,這意味著“美國國家利益”將無法、或者已沒有時間完成狙擊“歐盟全面整合(特別是統一的外交權與財政權)”的任務;

      第二,這意味著“美國資本”最終可能願意“歸入”歐洲資本;

      第三,在“第二”的基礎上,如果“目前仍由美國資本代言的西方資本”最終不能攻擊中國(南方經濟)並得手(控制南方經濟命脈)的話,那麼,“挾”QE1/QE2/QE3之巨大利潤的“美國資本”,最終將攜帶美國的人才、技術最終流向歐盟,

      也正因如此,在“口頭彩排”中,也夾雜了“美國利益”對“歐洲利益”的金融攻擊,即:動用三大評級公司、對歐盟的希臘、義大利、西班牙、愛爾蘭等的“主權信用”進行“狂轟濫炸”。

     ● “歐、美資本利益”之間“暗中默契”的一面

      值得強調的是,在這種攻擊中,人們只是注意到“美國國家利益對歐盟國家利益施展攻擊”的一面,卻沒有注意到“歐、美資本利益”之間“暗中默契”的一面,即:

      第一,在“歐盟國家利益”要求停止美國評級公司對需要救援的歐盟成員國進行評級的背景下,美國評級公司卻突然將希臘主權信用連降4級,
    這說明,有別於美國資本、但卻從屬於西方資本的“歐洲資本”仍然無意拋棄自己的“西方資本屬性”、仍然無意放下“必須由西方資本主導世界”的迷夢;
    這還說明,美國評級公司即屬於美國資本、但更屬於西方資本;

      第二,在“第一”的現實下,說明“西方資本”中的歐洲資本與美國資本一樣,仍然沒有在“歐、美”之間選擇自己的最終流向,從而依舊運行在各自所依附的“國家平臺”上(分別是美國與歐盟),繼而繼續等待機會以最終選擇流向。

      在“歐、美資本”仍未最終選擇流向的情況下,類似近段的這種“口頭彩排”還會持續一段時間,直到美國強推“QE-3甚至QE-N”之後,
    “或”歐盟正式採用“中國公司的評級報告”而“無視”美國公司的評級報告、
    “或”目前“仍由美國資本代言的西方資本”正式對印度、巴西、特別是中國等南方經濟發起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為止。

      顯然,基於前面的觀點,一旦攻擊失敗,“挾”QE1/QE2/QE3…./QE-N之巨大利潤的“美國資本”,最終將攜帶美國的人才、技術流向歐盟。

      不難看出,如果“事實上已經破產”的“美國國家利益”想避免這一“遭拋棄”的悲慘結局,其唯一的希望,如果具體到“可操作層面”上,那就是以“不可逆轉的實際行動”、“承認”中國南海是中國的核心利益,儘管這一“承認”的確有個必將令美國極其痛苦的“錦州效應”。
    相較之下,那種指望通過警告“美國資本喉舌”,去強行調和“美國國家與美國資本利益之間很難調和的矛盾”的手段,根本就解決不了問題!

      如果站在“美國國家利益”的角度,那麼,“最可能”解決問題的,就是美國要兌現其“中美共管西太平洋”的“提議”,以效法十九世紀,英鎊與美元隔著大西洋、在英鎊仍然可長時間維持生命、英國國家利益從而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之狀態下,慢慢交權(在今天,則是默認人民幣的國際化、令人民幣國際化這只“陀螺”順利起旋)。

      事實上,達個問題上,美國人就是不願意又如何?
    伊朗原油期貨交易所都成立了,中國原油期貨交易所還會遠嗎?

    《東方時事解讀》20110715


  8. 2011/09/11 於 21:36 patchpieces

    U.S. furthers Reagan’s Star War plans with global NATO(to Attack Russia and China)

    John Robles

    Voice of Russia
    September 9, 2011

    Interview with Rick Rozoff, the manager of the Stop NATO website and mailing list and a contributing writer to Global Research.ca, conducted on September 4

    They tried to shut you down over the weekend. Can you tell us what happened?

    Yes, thank you for asking. The Stop NATO website(http://rickrozoff.wordpress.com) was shut down by its host, WordPress, on Friday without any plausible explanation, with just a vague statement about “concern over some content on your site.” The site is a reputable news one and it took 24 hours and a good deal of pressure from sources around the world before WordPress relented and allowed the site to be reactivated. They didn’t close it down, they just prevented me from posting any new material. Of course, by the nature of these things it’s hard to determine whether it was a conscious political decision, but one has to allow for this possibility. Anyway, we are back online for the time being and thank you for asking.

    Turkey has recently agreed formally to host NATO anti-ballistic missile elements on its territory.

    From what I understand, the agreement by Turkey is that they are going to station what’s called a Forward-Based X-Band Radar-Transportable of the sort that was installed in Israel three years ago by the U.S., in the Negev Desert, which has by the way a range of 4,300 km (2,700 miles) and if aimed in the proper direction could take in the entirety of Western Russia and a good deal of Southern Russia. That is an equivalent of what is to be based in Turkey, in theory aimed exclusively against Iran, but I think only the credulous would believe that.

    This has to be seen, of course, in the context of the decision reached at the NATO summit in Lisbon, Portugal, last November to incorporate all NATO nations into the U.S. Missile Defense Agency plans for a global anti-ballistic missile system. Russian Foreign Minister Sergei Lavrov has recently clarified that we are not only talking about regional or even European continent-wide interceptor missile systems but one that is international in scope. And bringing it into Turkey – there have, incidentally, been discussions going back ten or more years from respective heads of the Missile Defense Agency of the U.S. Defense Department about situating interceptor missile facilities not only in Turkey, but also in nations like Ukraine, Georgia, Azerbaijan. So, there are plans to extend a U.S.-dominated interceptor missile system from Europe to the east and south, that is into the Middle East and presumably into the South Caucasus and all the way to Central Asia.

    Launch of ship-based Standard Missile-3

    Of those countries that you’ve mentioned, which are in the process of soon signing formal agreements with NATO that you know of?

    Every one of them has an advanced partnership program with NATO except for Turkey, which is, of course, a member. But I think another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is that Romanian President Traian Basescu said last week that the U.S. and Romania will soon sign an agreement for the stationing of 24 Standard Missile-3 interceptors in Romania, which is part of what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terms its Phased Adaptive Approach.

    There are actually four phases of the SM-3, and last week Lockheed Martin announced it is establishing a testing facility near Huntsville, Alabama for what will be the most advanced, the SM-3 Block IIB, to go online in 2020. There will be an intermediate version ready for deployment in 2015, and SM-3s will be based, estimates are 24 each, in Romania and Poland. And we have to recall that last year the U.S. moved the first Patriot Advanced Capability-3, an advanced version of the Patriot interceptor missile, into the Polish city of Morag, which is only some 35 miles away from the Russian border, with Kaliningrad.

    I would like to add that accompanying the Patriot Advanced Capability-3 missiles in Poland are a hundred or more US servicemen, which are the first foreign troops to be stationed on Polish soil since the breakup of the Warsaw Pact, and the Forward-Based X-Band Radar set up in Israel is staffed by something in the neighborhood of a hundred U.S. military personnel as well, which are the first foreign troops stationed in Israel for a prolonged period in its history, and with the deployment of SM-3s in Romania a hundred U.S. troops will also be stationed in that nation, we are seeing the export of U.S. military forces and equipment to the east and to the south. I think it’s noteworthy that the announcement regarding Turkey was made by new State Department spokesperson Victoria Nuland, who from 2003 to 2008 was U.S.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NATO. This is the person who announced that Turkey is going to host a U.S.-NATO interceptor missile radar facility.

    NATO is making overtures to India and India looks like it are considering working with them as well.

    The actual announcement was made by another very significant person, the current U.S. ambassador to NATO, Ivo Daalder, who incidentally six years ago co-authored a piece in Foreign Affairs, the monthly publication of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with the intriguing title of Global NATO, the opening sentence of which states that NATO has “gone global,” and openly advocated at that point that NATO incorporate as full members, not simply as partners, what he deemed to be the world’s democracies, amongst which was India. The latter country would link interceptor missile capacities in Europe,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and the Persian Gulf with thos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Japan, South Korea, Australia and Taiwan.

    We are talking about people pursuing a long-term agenda. What the U.S. is reactivating now with the inclusion of NATO i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Ronald Reagan administration’s “Star Wars” plan, the so-called 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 out of which the current Missile Defense Agency developed; that is, one that allows the U.S. and its allies to be impenetrable to retaliation or any capability of retaliating by other countries that might be subjected to attacks by the U.S. and its allies. That is, nations like Russia and China will effectively lose their deterrence capabilities.

    Targeted nation’s ballistic missiles can be destroyed in the boost, ascent, midcourse and terminal phases through a stratified series of constantly enhanced Patriot Advance Capability-3, sea- and land-based Standard Missile-3, Ground-based Midcourse Defense (with its Exoatmospheric Kill Vehicle) and 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interceptors. A 280-foot-tall, 50,000-ton Missile Defense Agency Sea-Based X-Band Radar is home based in Adak, in the Aleutian Islands, menacingly close to Russia’s Pacific coast.

    Sea-Based X-Band Radar, part of Ground-based Midcourse Defense system

    To cap it all off, the Pentagon has been hell-bent in pursuing the militarization of space, a threat that China and Russia raise each year in the United Nations.

    We have to recollect that the head of state of the U.S. currently, President Barack Obama – ironically, paradoxically, distressingly – on the occasion of delivering his Nobel Peace Prize acceptance speech in December of 2009 openly boasted that the U.S. was “the world’s sole military superpower.”

    And I think that to maintain that status in the face of a weakening U.S. economy, with the rise of the BRICS nations and so forth, with trends that suggest that the U.S. is in decline internationally, that Washington is intent on maintaining its military supremacy – its one trump card if you will, its ultima ratio regum – and to ensure that no other country has the ability to retaliate, particularly in strategic terms. And when we talk about the latest proposed model of the SM-3 we are talking about one that could threaten Russia as well as China. I would argue that North Korea and Iran are pretexts for developing a global Star Wars system that would place both Russia and China within a circle of U.S. and allied interceptor missile system.

    NATO missile elements in India would protect against or annul what threat for NATO?

    There is no threat to NATO at all in my estimate, so that’s a fictitious claim. What in fact you are seeing is consolidation of what observers have warned about for a decade – the emergence of an Asia-Pacific NATO.

    http://rickrozoff.wordpress.com/2011/09/09/us-furthers-reagan%E2%80%99s-star-war-plans-with-global-nato/


  9. 2011/09/27 於 12:25 patchpieces

    □ 紅色悲歌

    大勢不再

      “最危險的敵人往往來自我們內部……”這句話在許多時候、許多地方都是適用的……

      對20世紀80年代的美國人而言,蘇聯其實已經越來越不足為慮了–雖然那時蘇聯的威脅被媒體描述得仿佛可能在下一秒就會降臨在西方人面前。如前文所言,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通過一系列軟硬兼施的手段,西方世界中由美國人所主導的"金字塔"型分工體系的結構開始變得清晰且嚴密起來,並且西方世界大於社會主義陣營的經濟總量在美國人的統一調配下成為實實在在的優勢。兩個陣營之間的實力差距從當年的兩屆奧運會就可以看出來。當時美國以蘇聯入侵阿富汗為藉口,帶頭抵制1980年的莫斯科奧運會。結果不算蘇聯自己,當年參賽的國家只有80個,參與報導賽會的新聞記者共有5615名,比參賽運動員的人數還要多。開幕式上,這80個國家裏又有16個國家的代表隊在入場式上沒有打本國國旗,以奧林匹克五環旗替代,新西蘭代表隊乾脆打了面黑色五環旗,有10個國家只有旗手一人,運動員乾脆沒出場,後來在獲獎時這些國家也不升國旗、不奏國歌–借著奧運會搞政治對西方國家來說是輕車熟路。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蘇聯還以顏色,也帶頭搞了一次抵制,但聲勢上要小得多,參加抵制的只有保加利亞、民主德國、越南、蒙古、老撾、捷克斯洛伐克、阿富汗、南也門和古巴等國家。

       所謂“抵制”,就是要讓各個國家表明立場、選邊站隊。看看兩次抵制的回應者,東、西方陣營的界線也就基本清楚了。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差不多涵蓋了世界工業生產力的三分之二,這樣的實力一旦被有效地組織起來,結果是顯而易見的。在總體實力居於劣勢的情形下蘇聯要繼續和資本主義陣營保持均勢,那麼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重工業和輕工業的比例以及工業和農業的比例就都無法保持平衡,老百姓的生活水準提高程度和國家經濟增長就無法成正比。舉個例子,在阿富汗戰爭期間, 蘇聯一架米-24武裝直升機的價格只約合9噸豬肉,這不是說蘇聯直升機多便宜,而是意味著那裏的豬肉太貴了,這背後就是蘇聯國內輕重工業嚴重失衡。蘇聯的封閉經濟體系裏,發行的貨幣和生產的產品是對應的,然而這些產品中大多數都是衣不能穿、食不可餐的軍工產品,刨除這一塊,只對比和老百姓生活相關的消費品的話,盧布的發行就是過量的。因為對一般消費品的購買力不足,導致盧布對西方貨幣的官方匯率和實際匯率能差出很多,那時黑市兌換猖獗就是這個問題的反 映。"8 • 19″事件以後盧布迅速貶值,其中就有被"打回原形"的味道。

      有人說蘇聯為什麼不能不搞對抗,為什麼不以"和平與發展"作為自己的主題?問題是西方國家不會給社會主義國家陣營這個機會。
    雷根上臺以後,美國開始對蘇重新採取遏制政策,表面上沒有20世紀50年代杜魯門主義那樣強硬–因為美、蘇的實力差距沒有那時那麼大,但也不是尼克森時期的收縮政策。雷根政府的基本方針是:強調以抗擊蘇聯為中心,奉行所謂"以實力求和平"的方針,具體說就是以美國的經濟、軍事實力壓制蘇聯;在地區爭奪上,把蘇聯頂在20世紀70年代末的擴張線上,使社會主義陣營不能再前進一步。同時,保持各種管道,加強同蘇聯的"對話"–也就是促使蘇聯"和平演變"。國務卿黑格、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艾倫、國防部長溫伯格成為對蘇戰略的核心人物。後 來艾倫在任職10個月後被對手搞了個受賄醜聞被迫辭去了職務,軍人出身的麥克法蘭接任了他的位置,這樣雷根身邊就是三位軍人出身的鷹派幕僚在決策對蘇戰 略。和平與發展在後面的歷史的確成了時代的主題,但其前提是美蘇兩邊必須有一方衰落直至滅亡,而很不幸,蘇聯是滅亡的那一個。

    異 化

      產生變化的不只是雙方實力上的對比,更為根本的是蘇聯自身的變化:由於缺乏人民對黨實施有效監督的體制,自赫魯雪夫時代開始,蘇共從一支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共產主義政黨一步一步蛻變成了所謂"全民黨",實質就是變成了一個新的權貴集團,國家資本主義蛻變成了權貴資本主義,列寧被他們改造為一個形象越來越模糊的簡單圖騰,用以維護其執政的合法性。黨開始背離社會主義,背離人民的利益;領導幹部日益脫離群眾,退化成為一群貪婪如狼、懦弱如羊、蠢笨如豬的官僚;官僚主義與幹群關係緊張大大地損害了原本運轉正常的計劃經濟體制,使得內政問題進一步惡化……在經過長達18年的、穩定的、" 一團和氣"的勃列日涅夫時代之後,蘇共的“權貴化”已然到了積重難返的時代,為了讓自己以及子孫後代永享到手的利益,蘇共的“既得利益集團”最終開始搞起了“政治體制改革”—“拋棄”社會主義搞“私有化”,好讓自己從管理財富的國家幹部變成掌握財富的“資本家”。

      某些原本就自視高老百姓一等的所謂"知識分子"此時也迫不及待地站出來高喊著要對國家進行“民主改革”,實質則是妄圖在動盪中為自己“分一杯羹”–當初靠搞"民運"上臺的這批人,後來“無一例外”地成了“新貴族”,譬如格魯吉亞的薩卡什維利、烏克蘭的尤先科等等。最可笑的是,由於蘇共背離黨的宗旨和原則、背離社會主義所產生的種種社會弊端,在這些人嘴裏卻成了社會主義的罪狀,以此來徹底否定社會主義。當然,更多的知識份子,則是由於蘇共的腐化以及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經濟快速發展的表像才接受了西方的新自由主義思想,進而不自覺地成為這些思想在蘇聯國內的傳播媒介,而這些天真的知識份子們包括當時蘇聯的"經濟學家"對市場經濟和私有化的認知尚處在"西方 19世紀的水準"–面對一堆經濟問題,他們的理解是只要私有化了,一切"自然"就解決了。
    除了黨內與知識界的這兩股力量以外,民族分裂勢力、各種宗教勢 力以及沙俄時期的舊貴族在這段時期也都活躍了起來。而這些人又都不約而同地紛紛將手伸向了西方國家,以期借助外部力量達到自己的目的。
    蘇聯時代大量所謂" 異見人士"的活動經費來源於哪兒呢?
    顯然並不是從蘇聯的工人農民那裏募集來的,蘇聯時代從未聽說過有這樣的集資活動。到目前為止,我們所知道的一個“大金主”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呢?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又譯為"國家民主捐贈基金會",簡稱END,熟悉國際政治的人恐怕都不會太陌生。它號稱美國上百萬個“非政府組織(NGO)”中的"龍頭老大",和美國國務院、國際開發署、「中央情報局」有密切的聯繫,被認為是「中情局」的"另一塊招牌"。這個20世紀80年代初成立、主要靠美國政府撥款從事活動的"非政府組織(NGO)"在世界很多地方扮演過“特殊的政治角色”,可以數出來的有:委內瑞拉等拉美國家、烏克蘭等獨聯體國家、伊 朗等西亞國家、緬甸等東南亞國家,它們都受到其顛覆活動或推動"顏色革命"的影響。

      不僅僅是在黨外,在蘇共黨內,為了抓住權力很多 人同樣選擇去搞“挾洋自重”。在雅克列夫的牽線搭橋之下,1984年戈巴契夫與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在倫敦郊區切克斯別墅一對一地“秘密會見”,談了什麼至今沒有完全解密,但之後西方各個國家立即統一形成了“輿論熱潮”,它們“盛讚”
    戈氏"是蘇聯理想的接班人",
    “是具有新思想的新一代領導人",
    “是可以打交道的人"。
    戈氏的那顆帶有招牌式胎記的半禿腦袋在當時常常會出現在西方的各種雜誌上,其中包括《時代週刊》—
    柴契爾夫人曾自豪地說:"是我們把戈巴契夫提 拔起來當了總書記。"

     1986年雷根和戈巴契夫的雷克雅未克會見也是一對一,戈氏亮出了他的底牌–已做好犧牲蘇聯利益,為美國“效忠”的準備。
    戈氏後來公開地承認:在雷克雅 未克會見時"實際上已把蘇聯交付美國聽憑處置",他說:"雷克雅未克實際上是一場戲……一場重頭大戲……我認為,如果沒有雷根這樣強有力的人物,整個過程 就不會開始……這次峰會上我們……走得已經那麼遠,根本就不可能再有回頭路。"
    1989年戈巴契夫在馬爾他同老布希總統會見的時候,整體移交蘇聯內政、 外交陣地的過程已經完成,當時有個快言快語的外交官形象地說:"冷戰是在地中海暖洋洋的海水中埋葬的。"

     背 叛

       如果說戈巴契夫還只是迎合西方勢力的話,葉利欽、謝瓦爾德納澤、切爾諾梅爾金等人則“走得更遠”,這些人代表了蘇共黨內的“反叛力量”。早在1987年夏天,當葉利欽尚未與戈巴契夫發生衝突之時,葉利欽就開始與美國駐蘇聯大使進行“接觸”,他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坦率",給美國大使留下了強烈的印象,美國隨即將他作為重點“工作對象”,“全力支援”他對抗蘇共中央、對抗蘇維埃政權、“分裂”蘇共和蘇聯的一切行為。
    由此開始,葉利欽或者說是蘇共內的反叛力量取代了以戈巴契夫為代表的“蘇共改革派”,成為西方國家眼裏"更可以打交道的人",此前戈爾巴喬利用外交場合所反復宣傳的"新思維"、政治改革等話題,此時對西方國家恐怕已經不再有那麼強的吸引力了。

      在葉利欽與戈巴契夫公開發生衝突被開除出政治局後,這一點表現得尤為明顯。那時美國利用各種機會始終與葉利欽保持著密切的接觸。1989年葉利欽當選為蘇聯人民代表並進入最高蘇維埃,當年9月隨即訪美,而美方則破格接待這位"非正式訪問"的"非官方人物",安排總統、副總統、國務卿和前總統雷根等諸多政要同他會晤。葉利欽回國後,隨即加緊展開反共活動。一方面在黨外謀求取消蘇共領導地位的憲法的修訂,另一方 面在黨內領導"民主綱領派"進行"政改",力圖"徹底改造"蘇共,剝奪黨的領導權。

      戈巴契夫與葉利欽的政治鬥爭,說白了就是蘇共 高層瓜分國家和人民財富的一場利益之爭。為了自身的私利,這些人可謂不擇手段,完全罔顧其他–在這場鬥爭中美國政府竟被請出來擔當起了協調人的角色。葉 系與戈系後來的"聯手合作"是由白宮和美國國務院推動的,在大國政治中恐怕找不出比這更荒謬、更可悲的事情了。1990年3月,葉利欽當選為當時蘇聯範圍內最大的加盟共和國–俄羅斯共和國議會的議員,同年6月,他憑藉一系列"政治秀"當選為俄羅斯共和國的主要行政長官。此後,葉利欽和他的助手們開始採取一系列政治手段,破壞國家的計劃經濟體制,導致國家經濟增速出現明顯下降,降幅約為2%。1991年,葉利欽又進一步破壞中央計畫,他把俄羅斯稅收的絕大 部分截留了下來,不再上交中央財政,而俄羅斯共和國則是蘇聯的主體部分,蘇聯經濟因此當年就下降13%,這最終誘發了蘇聯的解體–20世紀90年代初蘇 聯經濟中出現的問題,根本不在於計劃經濟體制內部,而完全是人為破壞的結果。

     蘇共反叛者們最終成了後來蘇聯解體最大的獲益者。如今俄羅斯最富有的人正是當年黨內的"精英"。所謂"改革",說到底改的就是一個社會財富分配體制– 把原來相對平等的財富分配體制砸碎掉,然後把財富堆在那裏,讓人們一哄而上去搶,誰搶著算誰的,蘇聯的"經濟學家"們美其名曰自由競爭。而這些身居要職的 精英們早已給自己占住了最好的位置,這樣一來結果可想而知。除了眾所周知的葉利欽家族之外,還比如說切爾諾梅爾金,20世紀80年代他當過蘇聯天然氣總公 司的總經理,1992年天然氣公司"私有化"後,切爾諾梅爾金搖身一變成了天然氣股份公司最有實力的控股人,控制著全世界40%以上的天然氣資源,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幾個人之一。“蘇聯共青團”中央書記科爾科夫斯基利用自己的職位創辦了一家大銀行,把原屬於人民的財富“變成”了他個人的財產。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黨內的“激進民主派”曾大肆批判蘇共高層的腐敗與特殊化,平心而論,那時蘇共領導幹部們的“特殊化”還僅限於偷偷摸摸地搞些特供商店之類的東西,在莫斯科庫圖佐夫大街上有一座公寓樓,裏面的戶型大致是200~300平方米,勃列日涅夫、蘇斯洛夫和安德羅波夫的居所就在裏面,對於如今的人們而言,這種級別的腐 敗恐怕說出來都會被笑話。事實上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莫斯科就已經實現了電氣化,每5個家庭就有一輛私人汽車,蘇聯公民每月用於文化娛樂的支出占工資總 額的10%~15%,更重要的是涵蓋全民的免費醫療、免費教育以及免費住房。對比1991年之後富可敵國的新貴們的腐敗生活,當時的國情是:國民人均壽命 縮短,治安惡化,貧富差距拉大,國家工業體系支離破碎……當年蘇共的腐敗與之相比,恐怕就有幾分"竊鉤者"與"竊國者"的味道了。如今"竊鉤者"已經"伏 誅",而"竊國者"又當如何呢?

      相比於這些新貴,戈巴契夫的晚景則要淒涼得多。在筆者看來,這並非是由於一些文章中所說的愚蠢或者是"好心辦壞事",這其實是他與葉利欽鬥爭失敗的結果。他們所“爭奪”的,不客氣地說其實就是一個“(買辦)賣國者”的位置。蘇聯解體以後,葉利欽給戈巴契夫的只是每月4000盧布的退休金–這也是戈氏在辭職之後所“唯一關心的事情”,不幸的是隨著俄羅斯國內瘋狂的通貨膨脹的到來,這筆錢折合成美元之後不過1美元而已。戈氏開始像一個“藝人”一樣忙著在西方國家“拍廣告”賺錢,他曾帶著10歲的孫女入鏡拍了“必勝客”廣告;拿自己的名字為伏特加酒做了商標;還曾為路易•威登做過廣告……顯然,戈氏所看重的只是“自身的利益”,所謂"好心辦壞事"是無從談起的。

     解 體

      在蘇共內部如此"配合"的同時,美國人也沒有閑著。美國政府制定“肢解”蘇聯的行動計畫始於1981年春,策劃大致完成於1986年底–也就是戈巴契夫與雷根單獨會見之後,前後一共耗時5年多一點的時間。這一行動當時是背著社會公眾、政府和國會秘密進行的,知道內情的僅限於高層的少數幾個人–總統雷根、「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凱西、總統國家安全助理理查•艾倫和國防部長卡斯帕爾•溫伯格。現在公佈的資料表明最早提出這一計畫的是威廉•凱西,"凱西、艾倫、溫伯格在總統的支持下決定向蘇聯發出挑戰……我們認為雅爾達會議無效。"回憶人記得在凱西提交了阿富汗戰場等 情報報告後,提到了蘇聯問題,凱西認為美國沒有必要再繼續遵守以往的遊戲規則。

      哈佛大學歷史學家理查•帕普斯為雷根草擬了美國對付蘇聯最新戰略計畫,代號為:NSDD-75。這一次世界大戰略表明瞭美國政策中的"革命性轉折"。"我們當前的目標已經不是與蘇聯共存,而是要改變蘇聯 的制度。""我們完全有能力借助外部壓力來改變蘇聯制度。""通過利用蘇聯內部的弱點來動搖蘇聯制度是美國的目的。"為此,美國展開專門行動,開始在蘇聯 和東歐國家內部尋找他們覺得可靠的代理人–雅克列夫、戈巴契夫、葉利欽這些人恐怕就是他們的"工作成果",通過給阿富汗反政府武裝以及東歐的反對派以 物質和政治支持,使蘇聯捲入兩場尖銳的危機–阿富汗戰爭和波蘭危機。

      與NSDD-75計畫配合的還有另一套反蘇經濟戰方案,代號 是:NSDD-66,在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後開始執行,策劃者是雷根的蘇聯經濟顧問亨利•羅恩。NSDD-66的主要任務是:切斷蘇聯從西方獲得先 進技術用於產業升級的管道;打擊蘇聯外匯的主要來源–石油和天然氣的貿易。克格勃和蘇共高層當時都知道存在這樣一系列"旨在推翻蘇聯制度的美國情報機關 和其他特工機構的計畫",然而忙於瓜分國家財富的權貴們顯然對此並不在意,相反,為了在政治鬥爭中佔據上風,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樂於主動迎合西方國家。

       除了戈系和葉系以外,蘇共黨內還存在由雷日科夫、亞納耶夫等人所組成的第三支力量,他們主張要回到比較傳統的社會主義道路上去。然而,這批人並沒有走出 蘇共權貴化的框子抑或是歷史沒有給他們足夠的時間吧。作為挽救聯盟的最後努力,副總統亞納耶夫等人發動了"8 • 19政變",軟禁了戈巴契夫,然而這一行動並未得到人民群眾的回應,後者選擇了冷眼旁觀。而在面對西方所謂的輿論壓力時,亞納耶夫等人又表現得畏首畏 尾,在事件爆發三天之後最終釋放了戈巴契夫。最後的努力至此宣告失敗了,葉利欽借此機會,宣佈蘇共為"非法組織",停止了黨組織在俄羅斯共和國境內的一 切活動–整個過程中,竟沒有一個黨員站出來進行過抗爭。也就在這個8月,烏克蘭、白俄羅斯、莫爾達瓦、阿塞拜疆、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先後宣佈獨 立(此前在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已宣佈獨立,次年,格魯吉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依次宣佈獨立),蘇聯解體至此已進入不可逆狀態。1991年12月 25日,蘇聯總統戈巴契夫宣佈辭職,將國家權力移交給俄羅斯總統。當天19時32分紅旗從克里姆林宮上降落!第二天,蘇聯最高政權蘇維埃通過最後一項決 議,宣佈蘇聯不再存在……

    顏色革命

      事情到此還遠未結束,這片土地上一下子出現了15位總統–同時也是這裏最富有的人。而在此之前,他們都是蘇共的高級幹 部,正是通過肢解聯盟,原本屬於全體蘇聯人民的國有資產被這些人劃到了自己的口袋裏。這樣一個根源也就決定了,由蘇聯解體而誕生的這些新的政權執政基礎從 一開始就是背離人民根本利益的,是難以獲得民心的–簡單說就是在已經腐化的蘇共基礎上進一步變本加厲。

      對於西方國家而言,這些政權同樣是無法令人放心的,他們的利益依舊是基於他們的國家來實現的,和西方世界並沒多少瓜葛,甚至很多地方還會存在衝突–這一點可以參見現在俄羅斯與西 方的關係。如果蘇聯解體僅僅限於這一步,那對西方而言需要解決的就只是一個地緣安全問題,蘇聯地區的資源依舊沒有完全納入西方主導的經濟體系中來,那些地 緣上的戰略要衝也沒有完全被西方國家所掌握,因此資本擴張從中所能獲得的好處還是有限的。

      雞蛋原本就有縫,而外面還有一大群虎視眈眈的蒼蠅,於是,顏色革命也就開始了。從格魯吉亞開始,之後是烏克蘭,然後是吉爾吉斯斯坦。與此同時,俄羅斯針對普京的遊戲也開始了。與脫胎于蘇共官僚的舊領導層不同,這些靠“顏色革命”上臺的新貴最初都是黨外的知識份子或者是"異見人士(公共知識分子)",他們手中的政治資源原本要少於前者,於是也就更加“依賴”於西方國家的支持。在蘇聯解體之前,他們和葉利欽們曾可以說是同盟關係,而變質後的蘇共對這些人也一直採取綏靖政策–蘇共不敢依靠人民,就只能選擇向這些所謂“精英階層”尋求支持。如今蘇聯滅亡了,由這些和西方存在更多“共同利益”的人去執掌權力,顯然比那些前蘇共官僚要更合適。

      在2003年格 魯吉亞“玫瑰革命”之後,筆者在一部紀錄片裏清楚地記著這樣一個鏡頭:
    在一個公開場合,薩卡什維利在對記者進行了一番講話之後,立即回頭去問了他的顧問──美國退役軍官布魯斯•傑克遜這樣一句
    “我說錯什麼了嗎?”
    這其實就是這些“民主派”人士與美國之間“關係”的“最真實的寫照”。
    2008年北京奧運開幕當天,格魯吉亞突然兵進南奧塞梯,由此俄格戰爭的序幕拉開了,之後在不長的時間內,俄羅斯毫無懸念地贏得了戰爭。在此之前,其實兩國已經就南奧塞梯問題達成了協議,原本通過軍演進行示威的俄58集團軍也已結束演習準備撤回。從實力來說,格魯吉亞舉國的武裝力量就數量而言,僅相當於面前俄58集團軍加配屬航空 兵及海軍數量的五分之一,人員及戰術水準、裝備水準同樣遠低於俄軍。在爭議已經通過外交途徑得以解決,而實力又相差懸殊的情況下卻主動挑起戰爭,這顯然是違背常識的,但薩卡什維利偏偏就這麼做了,這是由於領導人的頭腦一時發熱嗎?恐怕並非如此,相反薩卡什維利當時可能還非常清醒。

      俄格戰爭有這樣一個背景:2008年時金融風暴正處於高潮階段,當時美元的地位岌岌可危,在這種情況下歐盟和俄羅斯便再次有了聯合起來"搶班奪權"的 想法,按照《保爾森回憶錄》裏的記載,奧運期間普京甚至私下給中國高層傳話,要"一起拋售美國國債",準備直接結束美元的性命。在這種時候,俄格戰爭無異 于在俄歐關係上狠狠地切了一刀,即便雙方決策者對此心知肚明,但迫於國內輿論壓力,短期內也無法和對方繼續保持合作。也就是說,薩卡什維利這個看似毫無道 理的舉動,在一個關鍵時間點上大大地減輕了美元的壓力。美國人才是整個事件真正的受益者,而最直接的受害者則是格魯吉亞的普通百姓和在戰火中送命的士兵。 此番種種,恐怕不是用巧合可以解釋得通的。

      死亡進行時

      就筆者看來,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東 歐劇變可能是20世紀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場悲劇。首先,對蘇聯而言這無疑是災難性的,西方先前承諾給葉利欽們的援助幾乎無一兌現,俄羅斯從西方國家手裏得到的援助遠不及波蘭和烏克蘭。
    1993年冬季,俄羅斯因為糧食危機已經面臨要餓死人的威脅,而在這個時候,副總統魯茨科伊竟還在盤算著如何利用即將到來的危機向葉利欽逼宮奪權。所幸的是,當時中國政府承諾在兩年內以不高於加拿大離岸價格,每年向俄羅斯提供500萬噸共計價值4億美元的玉米,這滿足了俄羅斯生產"人造肉"罐頭和飼料原料的需求,危機方才得以緩解。
    和蘇聯時期比較,現在俄羅斯人的人均壽命“減少”了十年以上,
    出生率從蘇聯時期的14%~17%銳減至8.3%,
    死亡率由蘇聯時期的8%~12%增至14.7%,最高時達15.7%,
    俄羅斯平均每年減少人口達100萬──按照國內某些學者的邏輯,也可以說俄國的“改革派”和“民主人士”們“幹掉”了數以千萬計的俄國人。
    與此同時,包括俄羅斯在內大量東歐婦女迫于生計而淪為“娼妓”。在當時,西歐各國的色情業的平均價格因為東歐妓女的“大量湧入”而被大大地拉低,以至於本土妓女上街抗議“她們的東歐同行”搞“傾銷”–對蘇聯和其他前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來說,這絕不是一個讓人 聽後樂得起來的笑話。

      和很多文章裏所提到的不同,在筆者看來,並非是蘇聯的經濟問題引起的這場悲劇,恰恰相反,是蘇聯解體本身製造了蘇聯地區經濟的悲劇。很多文獻都曾將聯盟解體的原因歸結于蘇聯後期經濟增長緩慢,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首先這個"緩慢"是相對於1975年之蘇聯GDP4 %~8%的增長率而言的,而同期美國的平均值則為3.3%。1975年之後,按照反共專家布熱津斯基《大潰退》一書裏的說法,蘇聯經濟增長常年低於5%,可問題是經歷了"平成戰敗"的日本有十年時間乾脆是處於停滯狀態,美國大蕭條時期也曾有過負增長,但美日政府現在都還活得好好的,而且在1975年經濟增長趨緩時,蘇聯人民的消費額增速是在加快的,換句話說蘇聯在當時已經開始逐步扭轉高積累低消費的情況了。事實上直到1990年年初,蘇聯經濟依舊是正增長,逆增長是當年夏天開始的–原因上文裏提到過,俄羅斯共和國在葉利欽當選總統後開始人為地破壞計劃經濟體系。還要說明的是,蘇聯時代GDP和GNP的計算是不算第三產業的,計劃經濟體制裏不存在金融操作這樣的虛擬經濟成分,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裏,製造業對GDP的貢獻通常只占20%~30%,其餘都是金融及服務業。

     對蘇聯的經濟而言,應該說1991年前後的動盪只是讓國家經濟"休克"了–國家的動盪影響的實際只是分配環節。蘇聯範圍內,工廠、設備等等都還在那兒 放著,工農業生產能力完全是可以滿足人民生活需求的,真正的問題出現在後面,蘇聯經濟的"死亡"是一個持續了很長時間的過程。

      開啟 蘇聯經濟"死亡"的第一步是聯盟解體。蘇聯工業體系的特點在於各個地區分工高度專業化,往往一個小城鎮只負責一種配件的生產,其餘生活物資都從外面調配,一架圖-154客機,上面的零配件來自十幾個加盟共和國。筆者所生活的城市就是20世紀50年代由蘇聯專家負責規劃的,所以對此有著比較清晰的認識。市內 最初一共三個區,輕工業、重工業、生活三樣分得清清楚楚,三個區之間留出了大量空餘土地以備今後發展–至今市區中心尚有8平方公里的草原。這種高度專業 化的分工可以極大地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生產效率,同時可以比較平均地在國內各個地區實現普遍的工業化,保持國內均衡發展。隨著聯盟的解體,各個加盟共和國 雖然手裏都擁有大量蘇聯時代的工業遺產,但是他們的工業體系都是殘缺不全的,就像是一家裏幾個兄弟分家,把一輛完整的汽車拆成一堆零件,然後每人拿幾個, 結果就是誰也沒有車坐,零件只能當廢鐵賣了。

      第二步則是由“私有化”而導致的“去工業化”。在與鄧小平南方視察差不多同一時期,俄羅斯也在搞他們的“有俄國特色的市場經濟”。俄國人的步子要比中國大得多,當時的俄羅斯總理蓋達爾炮製出了一個“跑步進入市場經濟”的"500天計劃",60%的國有資產都被以“股份”的形式平均分配到每個公民手中,而在當時的恐慌情緒之下,大多數老百姓自然是不會考慮如何經營這份“產業”的,他們需要的是儘快把手中的資產券變現,兌換成外幣、黃金,甚至是麵包,然而這種行為卻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恐慌。很快,那些國有資產集中到了少數“寡頭”手中,蘇聯4萬多家國企,除了利潤豐厚的能源、傳媒等產業外,其他產業都被“轉賣”或是廢棄了。因為經營這些產業是要花費很多時間和精力的,而且蘇聯時期基礎產業的 立足點是考慮如何支持國民經濟的穩定運行,是否贏利則另當別論(譬如在遠東修鐵路,從國家戰略角度說是正確的,但從資本家獲利角度說是不正確的),這對急功近利的資本家而言是無法容忍的,於是大量"拆了大樓賣鋼筋"的事情就出來了。當時大家都在搞工業化,蘇聯卻在"去工業化",製造業越來越單薄。在戈爾巴喬夫上臺時,蘇聯工農業總產值年增長率仍舊在6%以上,蘇聯和華約國家的重工業出口約占整個世界出口量的38%[1],軍工出口約占50%,石油天然氣及 其附加產品約占18%,貴重金屬(含有色金屬)及其產品約占40%,民用航空和造船業出口約占25%,化工產品出口約占30%;蘇聯自己的民用船舶總噸位 就佔據世界第一,捕魚量也連續多年占世界第一;煤炭工業產量和出口量也一直高居世界榜首。那麼蘇聯解體之後呢?舉一個簡單的工業指標–汽車年產 量,2009年時俄羅斯的汽車年產量是140多萬輛,尚不及印度,僅僅是中國的10%,而鋼鐵產量是5900多萬噸,差不多也是同年中國的10%。到 2007年時,俄羅斯GDP到了1.2萬億美元,達到了蘇聯解體前的水準–聯盟解體曾使得蘇聯境內GDP減少了45%,這的確是一個不小的進步。但是要 注意的是,這裏提到的是GDP而不是工農業生產總值,這只是說明俄羅斯境內資本流動的量很大,至多意味著增加了一部分就業崗位,而“去工業化”的進程其實並沒有被逆轉,蘇聯時代的GDP是搞工業搞出來的,而現在的GDP是靠賣石油(天然資源)賣出來的–2007年GDP大幅增長主要得益于當年石油價格大漲。在評論鴉片戰爭時我們常常會說,當時中國的GDP雖然是第一,但這是生產瓷器、絲綢的GDP,而英國的GDP則是生產槍炮的GDP,在這裏其實是一個道理。

     不只是設備和廠房不斷被廢棄,工業方面的人員培養也出現了可怕的斷層–俄羅斯目前除了能源以外,在國際市場上能拿得出手的大宗商品只剩下了武器裝備, 而俄羅斯軍工系統從業者當時的平均年齡已達到56歲,總工程師多數都是一群八九十歲的老人在擔任,第二梯隊是不存在的,一

      [1]  經互會嚴密的組織體制決定了有時需要將它當做一個整體來看待,事實上東歐劇變的起爆點正是"波蘭危機"。當年波蘭的動亂導致原本由它負責的糧食生產無法進行下去,而美國對華約國家的糧食禁運進一步加劇了這一危機,而這又導致了蘇聯等國家經濟運轉異常,進而為戈巴契夫的"政改"提供了藉口。旦這一批人故去,俄軍工行業將面臨無人可用的局面。即便是現在,無論是蘇霍伊、米格戰鬥機還是T系列主戰坦克,基礎設計都是在蘇聯時代已經完成的,後期俄羅斯的工程技 術人員所做的只不過是在這些原始設計上逐步加以升級改進,或者是將當初已經接近完成的項目在降低技術指標後加以完成,1991年以後完全從頭開始研發的項 目幾乎是沒有的。換句話說,如今的俄羅斯軍工行業其實是在吃蘇聯時期的"老本",它的原發性設計能力基本上已經被廢掉了,俄羅斯現在能成為世界第二大軍火 出口國只能說明蘇聯時代工業的強大–靠一堆殘缺不全的殘骸都可以讓一個俄羅斯支撐近20年,而且後面還能再撐一段時間。再拿蘇軍的短板–海軍來說,聯盟解體前夕,蘇聯已經下水兩艘6萬噸級的常規動力航母,其中一艘已經開始海試,另一艘7萬噸的核動力航母也已經完成過半。如今,俄羅斯國內所有的船廠都不 具備建造2萬噸以上軍用船舶的能力,2010年時俄羅斯需要與法國簽訂協定,購買法制的兩萬噸級"西北風"級兩栖攻擊艦。

      不光是對蘇聯人民,對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民而言,東歐劇變同樣未必是一件好事情。當然,最起碼對中國而言,蘇聯解體意味著來自北方的地緣威脅幾乎可以說是永久性地消失了,中國還從蘇聯地區以極低廉的價格得到了大批技術、設備、科研人員以及各類資源。

    但是必須看到的是,東歐劇變也意味著人類探索有別於資本主義的新的生活模式的進程遭遇了重大的挫折,這是事關所有人的一件事情。而對世界格局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世界政治軍事格局和地緣政治均勢的兩極體制至此被完全打破了,美國成為全世界唯一的霸主。

    同時,這也意味著資本擴張的“制衡因素”不存在了,之後的一系列大事件–包括現在的全球經濟危機,可以說都是“發端於此”。

    摘錄自:《世界如何發展: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書》
    □ 第八章 紅色悲歌

    作者:王偉(筆名:博揚)

    2011年9月


  10. 2011/09/27 於 12:25 patchpieces

    ***美帝加緊威逼利誘歐盟推“債務貨幣化政策”以配合美進行史上最大規模水淹攻擊南方經濟(製造全球惡性通膨動亂>經濟貿易崩潰>美金融資本再進入賤價併購)之陰謀
    (美聯儲藉“賣短債買長債”的障眼法開始啟動“以可無限印發的虛擬紙美鈔從中國債權國手上去置換回收需付利息的國債債務”的狸貓換太子伎倆)】***

    “金融大鱷”索羅斯:美國已陷入雙底衰退
      
      【綜合消息】據媒體報導,有"金融大鱷"之稱的知名投資人喬治•索羅斯9月22日表示,美國經濟目前已陷入"雙底衰退"階段。他同時警告稱,目前歐元區所面臨的主權債務危機比雷曼兄弟破產"更加危險"。
    索羅斯是在接受美國CNBC電視頻道專訪時做出上述表態的。他強調,如果美國聯邦政府近來推出的大規模就業刺激計畫無法達到預期效果,美國經濟將面臨更為嚴重的經濟增速放緩趨勢,其"二次探底"程度也將繼續加深。索羅斯指出,美國經濟的不景氣現狀實際上受到了歐債危機的拖累,而後者實質上是一次流動性危機。他強調,儘管危機嚴重程度較雷曼兄弟破產有過之而無不及,但目前歐元區領導人仍希望盡全力確保歐元區的完整性,"因為歐元區解體的後果太過可怕"。同時,索羅斯預計,歐元區內將有兩到三個小型經濟體出現債務違約甚至最終退出歐元區,但屆時歐洲經濟體也將對此做好心理準備,否則全球金融市場必然受到深度驚擾。他還強調,歐債危機的高潮不會在9月出現,因為"他們還沒有為此做好準備"。 
    此外,索羅斯支持歐洲央行發行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的舉動,"這實際上是歐元區政府債券的雛形,這類債券儘管尚未正式存在,但其出爐是市場希望看到的"。
      
      
     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呼籲採取協調行動應對挑戰
      
      【華盛頓9月22日消息】據媒體報導,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22日發表聯合聲明,表示致力於採取國際協調行動來應對全球經濟面臨的挑戰,以確保金融穩定,重塑信心和刺激經濟增長。

      聲明指出,當前全球經濟面臨來自主權債務危機、金融體系脆弱、市場動盪、經濟增長疲軟和失業率居高不下等風險帶來的挑戰,二十國集團致力於推動開展財政整頓並促進經濟強勁、可持續和平衡增長。

      聲明指出,二十國集團將採取必要舉措來維護銀行體系和金融市場的穩定,如有必要,各國央行將繼續為銀行業提供流動性,確保銀行資本金充足;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正為將在法國戛納舉行的二十國集團峰會制定協調行動計畫。

      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22日在華盛頓舉行了會議,會後發佈了該聲明。
      
      【時事點評】我們先來關注第二則新聞、即“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呼籲採取協調行動應對挑戰”。
      
     ●“全球經濟二次探底不可避免論”的“現實版”而已
      
      我們知道,法國戛納將舉行二十國集團峰會,至於此次“會議的主題”與“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呼籲採取協調行動應對挑戰”的真實意圖,大家就不用猜了,因為“金融大鱷”喬治•索羅斯先生已經在那裏“高聲嚷嚷”了,那就是所謂的:美國經濟目前已陷入“雙底衰退”階段。他同時警告稱,目前歐元區所面臨的主權債務危機比雷曼兄弟破產“更加危險”。
      
      事實上,所謂“雙底衰退”根本就不是什麼“聳人聽聞”的新聞,也就是我們一直強調的“全球經濟二次探底不可避免論”的“現實版”而已。

      而在這裏,我們也再次強調三個觀點,即:
      
     ● 只要………否則,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經濟的二次次探底、甚至“硬著陸”將不可避免!
      
      第一,以“美國利益決策層”基於“美國資本利益”層面策動“埃及之亂”、及不肯兌現“美國自己提出的中美共管西太平洋的G2修訂版”、從而“至今不肯”實質性調整其“旨在支配全球的既定全球戰略”的情況來看,除非“中國經濟”“最終接受”成為“目前仍由美國資本所代言的西方資本”領導下的、一個不具關鍵決策權的“小配角”,或者,除非“美國利益”在中國“拒不接受小配角”的“全面反擊”下、最終被迫兌現“中美共管西太平洋的修訂版G2(該版本的‘核心內涵’,在之前的點評中,我們已經詳細討論過,在此不再重複)”、從而“實質性”調整其既定全球戰略,否則,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經濟的二次次探底、甚至“硬著陸”將不可避免!
      
     ● “美國經濟”問題的“根源”並不在外、而在於內

      第二,對“美國經濟”而言,不論是已經成為現實的“一次探底”、還是不可避免的“二次探底”,其問題的“根源”並不在外、而在於內。
      
      在“根源”的問題上,如果說得“宏觀一點兒”,是美國社會制度問題,是美國國家利益與美國資本利益之間矛盾的不可調和性所決定的;
      
      如果說得“微觀一點兒”,則可分為兩點:
      
      其一,是“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的“永動原理”已被“次貸危機”及“一次探底”所證明為“根本不可能實現”,且“美國利益集團”內部或基於“資本的貪婪性”也好,或基於“美國社會穩定運轉的一切資源”均依賴于“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的“最終融資”也罷、反正是死活不肯放棄“這部‘搞不定’南方經濟(特別是中國經濟)則即將崩潰”的“華爾街金融永動機”所決定的。
      
     ● “重建美國工業體系”是絕不可能實現的“鬼話”
      
      其二,是除了一部“被實踐已經證明為破產”的、但依靠“美元本位制”的餘威、仍指著“昨天一個QE1”、今天一個“QE2”、明天一個“QE3”的小花招、而“勉強”運行、從而繼續為“美國利益”的“各個重要項目(民生、軍費)”提供融資的“華爾街金融永動機”之外,“美國利益決策者”直到今天也沒有為“美國經濟”找出、或者“製造出”、更或者“幻想出”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來。
    至於奧巴馬通過“那張大嘴”誇下的“重建美國工業體系”的“海口”,任何明眼人都知:這根本就是“經濟全球化”已成事實的背景下,絕不可能實現的“鬼話”。
      
      ●“鬼話”之所以是“鬼”,在於兩點  
      然而,“鬼話”之所以是“鬼”,在於兩點:
      
      第一點,對“美國經濟”而言,作為一個“最為可能的經濟增長點”—“新能源產業”,是有所顧慮的,原因主要有二: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歐盟、特別是中國的“切入甚深”,因此,在實質性搞定歐盟經濟(歐元)、或者中國經濟(人民幣)之前,“美國經濟”已經不可能“獨霸”相關產業的話語權,也就是說,對美國經濟而言,最好的結果也不過“三分市場而居其一”。
        而“這一市場結果”簡單投射到“關乎全球新秩序”的“伊朗問題最終解決方案”中去,也成了一部實實在在的“全球多極化方案”。
      
      顯然,如果“美國利益決策層”真心願意接受“實質性多極化”,那麼,事情也就變得非常簡單了,“中歐美(注,這種情況下,就沒有俄羅斯什麼事了)”只須重回“伊核問題六方會談”的框架、借助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特別是“國際清算銀行”的改革,就能確定這一切。
      
      然而,真實的情況已經證明:事情根本沒有“如此簡單”,而“沒有如此簡單”的主要原因,又顯然在於“美國利益決策層”從骨子裏拒絕“實質性多極化”。
      
      即然如此,我們就再來看看第二個原因。
      
     ● 這無疑於“自我啟動”瓦解基於“石油美元結算制”的“美元本位制”的“快速瓦解進程”
      
      第二個原因,也是最為重要的原因。是享受著“美元本位制”巨大紅利的“美國利益決策者”非常擔心,一旦自己也像歐盟、甚至中國那樣“正式地、全面”推進“新能源產業”,並將其作為“美國主要經濟增長點”、從而令其“成為世界經濟的主要增長點”,那麼,除了“第一個原因”的弊端“仍然不能規避”之外,還將“立刻重創”美國至今掌控著“定價權”的“全球傳統能源產業”,這無疑於“自我啟動”瓦解基於“石油美元結算制”的“美元本位制”的“快速瓦解進程”。
      
     ● 在“鬼話”不可能實現的“背後”,卻也隱約可見一個巨大的陰謀
      
      第二點,在“鬼話”不可能實現的“背後”,卻也隱約可見一個巨大的陰謀,在某種程度上講,只要包括這個“鬼話”在內的系列“鬼話”能被“某些人”所相信,那麼,這個“巨大的陰謀”就有實現的可能性。
      
     ● “系列鬼話”包括有這樣的幾個經典傳說
       
      在這裏,所謂的“系列鬼話”包括有這樣的幾個經典傳說:
      
      其一,以奧巴馬政府宣佈自伊拉克、特別是自阿富汗撤軍為標誌,美國決策層就將“致力於削減財政赤字(包括國防支出)、平衡預算、控制債務規模、大搞美國基建項目,倍增美國出口、重建美國工業體系、提升就業率“作為其未來主要經濟目標。
      
      其二,為了實現“其一”,美國將致力於促成“全球大規模美元回流”,以獲得相應的資金,就類似2000年前後“利用從全世界回流美國的資金、去搞什麼知識經濟”的類似。
     ● 從“知識經濟(眼球經濟)”、“基因經濟”、直到“納米經濟”,但無一能擔起“美國經濟增長點”的重任
      
      然而,“真實的歷史”是,2000年前後,格林斯潘先生在拿到“美元大規模回流”之後,搞所謂的“知識經濟”又搞出了個什麼結果呢?
    結果就是:不僅“知識經濟”沒能成為美國經濟的新增長點,反而就此吹了個“網路泡泡”;之後、為了防止“網路泡泡”的破滅,又想鼓搗什麼“基因經濟”、直到“納米經濟”,但無一能擔起“美國經濟增長點”的重任,
    最後,無奈之下,為了維持美國經濟的增長、更因為害怕“之前大規模回流美國的資金”因“看不到希望”而重新流出美國,從而被迫放開“美國銀行不得混業”的禁令,在“美國國家、公司債務的迅速膨脹”的基礎上,直接吹起了“房地產泡泡”,並由此種下“次貸危機”的禍根。
      
      至於現任美國國務聊的希拉蕊女士在貸危機爆發後痛駡格林斯潘“美國不用還債”的“正式言論”是“騙子”,那不過是“格林斯潘曾經參與的美國決策層”、想通過發動伊拉克戰爭,掌控全球資源、從而逼迫全球為其買單、最終“一把燙平”那一系列“泡泡”層層累積在“次貸危機”中的“巨大隱患”之“全盤計畫”,卻遭遇“伊核問題”的狙擊,最終未能如願…….的“歇斯底里的爆發”與“轉嫁責任”而已!
      
    ● “今天的情況”與“那段歷史”是多麼地相似,不僅“形擬”而且“神似”
      
      顯然,對比上面這段歷史與美國今天的現實,我們不難看出,“今天的情況”與“那段歷史”是多麼地相似,不僅“形擬(美國經濟即將二次探底)”而且“神似(美國經濟仍然沒有可靠的經濟增長點,卻指望可以走向復蘇)”,
    且“美國利益決策層”的“解決方案”也是“如此的雷同”。
      
    ● 人們有必要認真地思考一個問題
        
      可問題是,在美國次貸危機已經成為“真實的歷史”、且“歐美金融危機”仍然在深化發展的背景下,人們就不禁要、且有必要認真地思考一個問題,即:
      
      在美國“絕對實力”與“相對實力”都佔據“不容它人挑戰”的絕對優勢的時候,在“美元本位制”的光輝如日中天、市場甚至一度相信“神一般的”格林斯潘已帶領“美聯儲”找到了“可燙平資本主義經濟週期”的“鑰匙”的那段日子裏,被“美國資本”誘導而“大規模回流美國的資金”尚且不能令“沒有可靠經濟增長點”的美國經濟“重獲增長動力”、而最終“不得不”輸入“房地產泡沫”這管“雞血”,
    那麼,今天那些指著“資金回流美國”這一完全為“美元本位制”利用手中的“最後餘威”所“精心計畫”的“表面現象”、就在那裏興奮地大嚷“美國經濟必將就此復蘇”的“奧巴馬政府”與“美國經濟學家”,又該如何去解釋“美國次貸危機”的“產生”與“爆發”呢?
      
     ● “美國利益”真正想重建的工業體系,並不在美國國內,而在美國國外
      
      另外,在你們“一再要求”人們相信“美國經濟可就此復蘇、並將重建美國工業體系”、且力求讓人們相信“這次資金回流與上次回流的結果真的不同”之前,想說的是:你們真的缺少一個邏輯,哪怕是一個“可以糊弄一般投資者”的邏輯!
      
      事實上,通過上面的討論,想強調的是:在美國絕對實力與相對實力均已實質性下降的今天,在“美元本位制”的光輝早已因“QE1/QE2”卻也“無法增加美國就業率”的事實所剝去的今天,“美國利益”真正想重建的工業體系,並不在美國國內,而在美國國外;或者準確地講,“華爾街金融永動機”欲想維持穩定運轉、那麼,它急於掌握的“資金流(注:不僅僅是資金問題,而是包括所有美國已經不能提供的生產與生活資料)”,並不在美國國內,而在美國國外。
      
     ● 這種重建模式也是我們多次強調且必須高度警惕的一種模式
      
      換句話說,如果“美國經濟”還能通過“重建工業體系”的手段來獲得“復蘇”的話,那麼,這種重建也一定是在“美國之外”進行,顯然,“這”這種模式也就是我們多次強調且必須高度警惕的一種模式,即:目前仍然由美國資本代言的“西方資本”,利用手中的“美元本位制本”可以“調用無限美元”的金融優勢,在另一波不可避免的金融危機中,盡一切手段誘導“非美經濟體”的貨幣與資本政策、或者全球戰略出錯,從而伺機對北方中的歐盟、日本,特別是對南方中的中國、俄羅斯、巴西、印度等經濟體的“實業優質資產”、特別是金融資產,進行一場無論是在規模上、還是在形式上,都足以稱之為“史無前例的大兼併”,從而主要“在美國境外”而不是在美國境內完成所謂的“美國工業體系重建”,最終實現讓“華爾街金融永動機”自我掌握“資金流(注:不僅僅是貨幣問題)”的目的。
      
      顯然,在“此波資金回流美國”的“背後”,可以肯定的是,美國早已失去競爭優勢的製造業不會得到“半毛錢”,同樣可以肯定的是,“此波回流美國的資金”主要就一個去向、那就是被“誘進”那部急需“美聯儲量化寬鬆”、但因歐盟、特別是中國仍然不肯配合,美聯儲又不敢公然“QE3”的“華爾街金融永動機”充當“生產資料”。
      上面討論了“美國經濟”問題的“根源”並不在外、而在於內的“第二個原因”,下面,我們再來看看第三個原因。
      
     ● “華爾街龐式騙局”最終崩潰將是不可避免
      
      第三,如果從長遠看,就如我們之前所論證的:由於“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的“永動原理”根本不可能實現,其“實質”等同於一個規模極其巨大的“龐式騙局”,因此,這套建立在一大堆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及“相關獲獎理論”所包裝起來的“現代金融工程學”、或者“經濟、金融模型”上的、號稱有“自我平衡、對沖風險”功能的“永動機制”,最終崩潰將是不可避免。
      
     ● 美聯儲弄出個“賣短債買長債”的“小花招”、終於迫不及待地開始搞“變相QE3”
      
      值得強調的是,如果僅僅從經濟、或者金融的層面去討論問題,那麼,儘管“最終”觸發“這種崩潰”極可能是一種“重大的偶發事件”,但是,從美聯儲弄出個“賣短債買長債”的“小花招”、終於迫不及待地開始搞“變相QE3”的情況來看,這種“可能的偶發”已經是一種“肯定的必然”,唯一的變數就是時間問題。
      
     ●“4000億美元‘賣短債買長債’計畫”不會對美國經濟有任何值得一提的“拉動作用”
      
      事實上,我們注意到,美聯儲(FED)是在聲稱“美國經濟面臨巨大下行風險”的同時,採取新一輪舉措刺激經濟增長政策、也就是推出所謂“4000億美元‘賣短債買長債’計畫”的。
      
      而在這個問題上,美聯儲公開宣佈“美國經濟存在巨大下行風險”,其分量不可謂之不重,但4,000億美元"賣短債買長債"顯然不會對就業情況日益惡化(美國失業率實際上達到了16%、而不是公佈的“接近10%”)的美國經濟有任何值得一提的“拉動作用”。
      
     ● 推出“賣短債買長債”本質上是一種無奈之舉
      
      事實上,所謂“賣短債買長債”,其實是在歐盟“直到目前仍然不肯配合”美國QE3情況下的無奈之舉。
      
     ● 意圖“即”在於壓低“美國長期利率”、“更”在於擠出債主手中的短期債券、正式啟動“美國國債回收進程”
      
      其意圖“即”在於借此宣佈“控制、甚至壓低”對華爾街金融衍生品安全至關重要的美國長期利率、“更”在於【擠出(置換)】債主手中的短期債券,從而正式啟動“先回收長期、再回收短期、一段時間後、則長短期視情況隨時交替回收”的“美國國債回收進程”。
      
     ● 準備用“無限的美元”去回收“有限國債”、甚至“兩房次級債”的“障眼法”
      
      因此,美國“變相QE3”將由此開始。因為,市場遲早會明白:所謂“賣短債買長債”,不過是美聯儲準備用“無限的美元”去回收(置換)“有限國債”、甚至“兩房次級債”的“障眼法”。
      
      所謂“賣短債買長債”根本就是鬼話,
    美聯儲的目的在於對“需要支付利息”的“美國長、短債”用“隨時就有的、不需付息的美元”進行“輪番回收”,並“牢牢地控制在”華爾街自己手中,從而日後在“以無限美元、甚至拉上歐元、日元衝擊南方經濟”的時候,可以盡可能地在“美國國債”與“美國市場長期利率”之間構築起一道“防火牆”。

     ● 一旦美聯儲通過上述方法“如願”地“實質性回收”了“不為美國利益所掌控”的“美國國債”,則……………
      
      不僅如此,國際大宗商品將“較目前更加任由華爾街定價”,華爾街操縱物價的能力將較目前更加強大,因為,“南方經濟”手中的美元、除了“購買”“美國願意賣”的“美國商品(比如,美國大片)”之外,就只能無任何收益地存在美國銀行、且還要支付“手續費”等“美國政府隨時可以增加的、旨在逼迫‘南方經濟’去購買‘美國願意賣’的‘美國商品’的額外費用”。
      
      當然,還有一個出處,那就是被迫在“華爾街”再無後顧之憂的、更加瘋狂地操縱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瘋狂波動”中、落個“追漲殺跌”的命運。
      
      不難想像的是,一旦美聯儲通過上述方法“如願”地“實質性回收”了“不為美國利益所掌控”的“美國國債”,並以種種手段“威逼利誘”歐盟貨幣政策“默認”、甚至轉為“量化寬鬆”(注:日本一直在進行量化寬鬆),則,相對應的美元(包括部分屈服之後的歐元、及已經在量化寬鬆的日元),就會像潮水般地湧向巴西、印度等“南方經濟”、“先”水淹南方、以盡力製造泡沫,“後”準備刺破泡沫,而待這些“南方經濟”的泡沫破滅之後、“再”以大量的流動性、以極低的價格、去大肆兼併這些經濟體的“優質資產”。
      
      最後,如果“中國經濟”經受住了這些衝擊、而仍然在穩定運行,
    則“西方資本”就可憑藉自身的金融優勢、外加通過“水淹南方”、“大兼併”得來的巴西、印度、中東、南美、非洲、東亞等“南方經濟”的“製造實體”與市場,激化“這些屆時已經受控的經濟體”與“中國經濟”之間的矛盾,甚至鼓動“這些南方經濟體”運用行政與法律等一切手段,與北方國家一道、針對“中國製造”製造各種貿易壁壘,包括“網路壁壘”,全面衝擊“中國經濟”。
      
     ● 歐洲金融承受的“美國壓力”已慢慢接近於極限
      
      可以肯定的是,隨著美國評級機構正式調降法國幾大銀行、特別是義大利主權信用,歐洲金融承受的“美國壓力”已慢慢接近於極限。
      
      值得警惕的最新消息是:
      
      其一,據歐洲媒體報導,歐盟有可能考慮調降利率。
      
      顯然,一旦如此,中國與歐美之間的利差又將“整體擴大”,“歐美”通過“量化寬鬆”而放出的流動性將更加積極湧入境內,從而加大管理層宏觀對沖的難度。這正是我們始終對中國央行在“中歐美”中“率先加息”持保留態度的“金融考慮”。

      其二,歐盟各國基本達成一致,將對敘利亞進行更嚴格的制裁。
      
      至於制裁的內容,我們注意到,主要是敘利亞總統阿薩德的兩名親信將被禁止入境歐盟,他們在歐盟的資產被凍結。同時,歐盟將禁止對敘利亞石油業進行投資。
      
      顯然,如果這就是“更嚴格制裁”的主要內容,那麼,這距離“全面制裁”仍然有很遠的距離。
      這也就意味著距離“歐洲利益”默認“美國QE3”還有一段距離,
    也意味著“美國利益”要麼加大力度在經濟、特別是金融上進一步施壓于歐盟,要麼加大力度在中東和平、利比亞、科索沃方向選擇一點、或者兩點,但“不會是全部的三點”以進一步讓步于歐盟,而做到這些,都需要“強硬的金融手段支撐”。
      
      因此,更或者,為達目的,“美國利益決策層”有可能破罐子破摔“直接QE3”,從而測試歐盟、特別是中國的“應手”,並迫使中國、特別是歐盟做最後的選擇。
      
     ● 國際市場可能因“美國QE3”的“各種放風”而令市場無所適從、最終出現“巨幅波動”
      
      最近一段時間裏,國際市場已經因“美國QE3”的“各種放風”而令市場無所適從、最終出現“巨幅波動”。
      
      事實上,就這兩天,一個所謂的“4000億賣短債買長債”所掀起的“全球市場暴跌”,就已經說明了這一點。
      
      另外,我們也注意到,就在週四,歐美市場大跌,其中,美國道指跌391點,跌幅為-2.51%,收在10733點。
      
      而隨著美國道指快速跌向10000點關口,而“跌破10000點就可能有令局面走向失控的危險”、及“華爾街金融.永動機”之“絕不能跌破“7000至8000點”的“剛性要求”,將令美聯儲的施壓歐盟的強硬貨幣手段“捉襟見肘”、且極易落入“傷敵10000、自損8000”的境地。
      
      不僅如此,一旦國際商品、特別是原油價格長時間處於回調,又可令中國經濟意外地喘上一口氣。
      
      因此,我們預期,下一步,美國對歐盟的讓步,最可能在政治層面,也就是在中東和平、利比亞、科索沃方向,
    而一旦這些方向出現“美國向歐盟進行重大讓步的明確信號”,也就意味著歐盟準備默認“美國QE3”了,也就意味美聯儲將大膽拋開““4000億賣短債買長債”的幌子進行“史上最大規模的量化寬鬆”,在全球市場掀起一波脈衝式反彈、特別是石油、大宗商品市場。
      
      而一旦歐盟(歐元)最終屈服,而令“美國變相QE3”的“後續發展”如願展開,則中國除了動用我們於07年就指出的匯率手段,即:讓人民幣帶領東亞貨幣,或針對美元、或者針對歐元大幅貶值,從而一方面“強行重置”“歐美經濟成本、“搶先”激化歐、美不可調和矛盾”之外,唯一能做的,恐怕就是將貨幣與資本政策調整至確保“最低限度內迴圈”的層面,並將國家安全政策調整為“保衛最低限度內迴圈”之“安全”的層面。
      
     ● 至於歐盟是否能頂住這波壓力、從而繼續“不認可美聯儲的量化寬鬆”,我們並不樂觀
      
      對此,我們也再次強調,至於歐盟是否能頂住這波壓力、從而繼續“不認可美聯儲的量化寬鬆”,我們並不樂觀。
      
      最大的變數在於“最終默認”美國QE3的“歐洲利益”,是否“歐美聯手”去“全面惡化中國的外在安全環境、特別是外在經濟安全環境”,是否在“全面惡化……”的同時去“實質性配合”美國利益去“水淹南方”,從而為“美國利益”或者“西方資本”所設定的、以經濟(特別是金融)為先導的、從各個層面一起發動的“天下圍攻中國經濟”走出關鍵的、也是戰略誤判的一步!
      
      值得強調的是,一旦歐盟報之以“默認”、甚至參與“美國新一輪量化寬鬆”,而不論是否“歐美聯手”去“全面惡化中國的外在安全環境、特別是外在經濟安全環境”,市場資金都會立刻湧入市場、從而在全球範圍內觸發包括股市、商品期貨、貴金融、能源價格在內的,一波脈衝式反彈。
     
     ● 要不了多久,“市場資金”就會“如美聯儲所願的”省悟過來,從而極大地推高大宗商品、特別是原油價格
      
      顯然,在我們看來,從美國市場(美國股市、商品市場)對4000億美元"賣短債買長債"計畫的正式反應是“大跌”的情況來看,市場在“第一時間”並沒有意識到“美國變相QE3”在“美國經濟”的重壓下其實已經“強行啟動”,眼下,“美國利益”等的就是歐盟的“默認”甚至參與新一輪的“量化寬鬆”、之後、“美國利益”盼的則是“歐盟利益”實質配合其“水淹南方”。
      
      這一點,要不了多久,“市場資金”就會“如美聯儲所願的”省悟過來,從而極大地推高大宗商品、特別是原油價格。
      
     ● 有可能在某一時點瞬間擊穿上述“龐式騙局”中的最後一根“保險絲”
        
      事實上,自2007年8月美國次貸危機露出“端倪”之後,特別是、因“在北京奧運會開幕那天爆發的格魯吉亞戰爭中慘敗”而不得不利用雷曼兄弟公司的“定向清盤”將歐盟金融也拖下水,令歐美第一輪金融危機全面爆發、世界經濟第一次探底以來,通過我們幾年的觀察與評估,毫無疑問的是,那種“重大的、必然的、偶發事件”又必將“因”引發上述“龐式騙局”中所設定的“某一種極限條件”、從而在某一時點瞬間擊穿上述“龐式騙局”中的最後一根“保險絲”,比如:美元迅速貶值,“更”比如,美國長期利率迅速上升。
      
     ● 只要…….美國經濟根本不存在“復蘇可能”,能爭取的只有“逃生機會”
      
      因此,除非歐盟最終做出“戰略誤判”從而“自我啟動”歐盟(歐元)的“快速瓦解進程”、“或者”中國在“應對過程中”犯下重大的、不可逆轉的戰略性錯誤,
    否則,美國經濟也好、“華爾街金融永動機”也罷,根本不存在什麼以“經濟復蘇”為“實質”的“復蘇可能”,能爭取的、也只有以“逃生”為“實質”的“逃生機會”。
      
      就目前而言,其“逃生”的“最高效路徑”就是“威逼利誘”中國最終接受美國“全力兜售”的“中美共管地球(G2)”模式,但“中國利益”基於自己的核心利益、特別是長遠核心利益,給“美國利益(注,是指美國國家利益與美國資本利益的最大交集部分)”留出的“逃生”之道是美國效仿“英美特殊關係”的“中美共管西太平洋(修訂版G2)”模式
    顯然,在我們的評估中,即便實現了這種“逃生”、就“美國綜合實力”而言,其“結果”也不過是只能維持其“絕對實力”而無法維持其“相對實力”。
      
      請大家仔細體味上述說法!
      
      
     ● “西方資本”急於尋找、並確定“下一版本”之“戰略運行平臺”的原因
      
      針對這一說法,想強調的是,“這”恐怕正是“目前仍由美國資本代言的西方資本”急於尋找、並確定“下一版本”之“戰略運行平臺”的原因。
      
      至於歐盟最終是否做出“戰略誤判”從而“自我啟動”歐盟(歐元)的“快速瓦解進程”,這恰恰是“歐洲利益(歐洲國家利益與歐洲資本利益)”目前面臨的一個最大、且最緊迫問題。
      
      至於上述所謂“重大的、不可逆轉戰略錯誤”,由於在之前已經詳細討論過,在這裏也不過多展開,只簡單提及兩個層面:
      
     ● “美國利益”幾乎在不擇手段
      
      其一,如果僅僅在經濟、特別是金融層面去考慮問題,則比如,在“中歐美”之中率先進行不可逆轉的加息週期、繼而全面喪失貨幣特別是資本政策的自主權,最終實質性地‘自我滅活’中國的經濟活力;
      
      其二,如果我們在“綜合層面”去考慮問題,則比如,
    中國最終坐視美國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國際社會”之“大多數”的中東利益的“止損點”而“不作為”、或者“不有效作為”,從而導致“以中國經巴基斯坦至伊朗”的這一“戰略走廊”為支點的“中國全球戰略”徹底崩塌。
      
      而為了引誘歐盟做出戰略誤判、特別是迫使中國在上述問題上“應對出錯”、或不作為、更或者“不有效作為”,近段以來,從美國加大力度對歐盟債務危機落井下石,及美國宣佈對台軍售案、到美國國會放話準備通過敦促人民幣升值、否則對中國商品進行制裁的議案等情況來看,“美國利益”幾乎在不擇手段。
      
      我們注意到,隨著本週一標普將義大利主權債務評級下調一檔至A,
    再加上瑞銀違規交易巨虧,法興銀行在9月初股市大跌之時出售黃金的消息被爆光、市場開始強烈疑慮歐洲金融業流動性不足的問題。
      
      表面上看,這些事件只是令歐洲債務危機再起波瀾,但實際上,通過這些事件的“集中爆發”,我們已經可以明顯觀察到一股強大的力量,正在調動一切資源,“壓”歐洲央行在貨幣政策上轉趨“放鬆”、從而向美聯儲靠近,令後者無風險、或者低風險推出用以“水淹南方經濟體”的“QE3、甚至QEN”。
      
      至於歐盟是否能頂住這波壓力、從而繼續“不認可美聯儲的量化寬鬆”,一如我們之前所說,我們並不樂觀,
    最大的變數在於“最終默認”美國QE3的“歐洲利益”,是否“歐美聯手”去“全面惡化中國的外在安全環境、特別是外在經濟安全環境”,是否在“全面惡化……”的同時去“實質性配合”美國利益去“水淹南方”,從而為“美國利益”或者“西方資本”所設定的、以經濟(特別是金融)為先導的、從各個層面一起發動的“天下圍攻中國”走出關鍵的、也是戰略誤判的一步!
      
      我們也注意到,中國方面也“立刻”對歐洲的情況發出了兩個極其說明問題的信號:
      
      第一,針對“瑞銀違規交易巨虧、市場開始強烈疑慮歐洲金融業流動性不足”而引出的“中國銀行暫停與歐洲部分銀行的外匯和人民幣利率掉期交易”的市場傳言,中國銀行官方層面直到今天都沒有做出正式回應。
      
      第二,中國商務部週二(20日)舉辦例行新聞發佈會,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通報了1-8月我國商務工作運行的有關情況並回答記者提問。沈丹陽稱:對歐盟至今不承認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中方對此非常失望。但同時又強調,
      
      沈丹陽稱:歐債危機爆發以來,我們一直非常關注,並且力所能及地伸出了援助之手,但是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和支持歐洲應對債務危機是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我不認為兩者之間一定有什麼必然的聯繫。中國人在幫助別人的時候,往往都是不設定前提的。
      
      顯然,中國方面於週三發出的“兩個信號”,與我們之前的觀點,即:
    在“美國利益”與“西方資本”正不惜一切代價對“歐洲利益”進行“威逼利誘”的同時,中國也在對歐洲進行“威逼利誘”。
      
      儘管如此,我們認為,不論是美國、還是中國、其對“歐洲利益”所分別施展的“威逼利誘”、主要著眼點仍然在於最大限度地警告歐盟,“要或者不要”全面參與“全面惡化中國的外在安全環境、特別是外在經濟安全環境”,從而“要、或者不要”去“實質性配合”美國利益去“水淹南方”的計畫、繼而“要或者不要”去配合美國、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特別是進行針對中國的“南亞破局”。
      
      從目前情況看,歐洲金融業的“流動性不足”問題已經被“拋”了出來,自然而然地,歐盟“默認”美國QE3最終將“水到渠成”,
    但是,一如我們之前所說:即便歐盟“最終默認”美國QE3,但在實質性配合美國利益水淹南方、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甚至為美國提供“實質性南亞配合”的問題上,還有待觀察!
      
     ● 中國決策層對“上述兩種致命戰略錯誤”已經、或者始終有著清醒的認識
      
      而針對“歐盟可能調降利率、從而可能擴大中國與歐美之間的利差”的危險性,我們一直擔心的“持續加息”不是已經停止、且開始以更多的行政與法律手段取而代之嗎?
      
      至於“歐盟各國基本達成一致,將對敘利亞進行更嚴格的制裁”、從而想通吃“中美”的做法,
    隨著美國“兩個中東盟友”–土耳其、特別是埃及,與“美國中東安全框架”的“錨點”之一的、號稱“中東鋼釘”的以色列之間關係的“迅速惡化”,
    隨著“國際社會”在中東方向“重點培養”之“地方王之一”的土耳其已經公開警告、必要時準備為“國際社會”進出加沙的“第三條通道”進行武裝護航,
    以及“地方王之一”的“埃及(新)政府”默認了“境內組織襲擊以色列大使館”行為、從而預示埃及有可能實質性地永久開放“第二條通道”,
    特別是,隨著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一再頂住”來自“美以”的強大壓力,決心提交“入聯申請”,而中國始終在“上述事件”中發揮著關鍵作用的情況來看,中國又怎麼可能“最終坐視”美國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而“不作為”、或者“不有效作為”?
      
      顯然,種種跡象顯示,中國決策層對“上述兩種致命戰略錯誤”已經、或者始終有著清醒的認識。
      
    ● 為救“華爾街”,美國只能在“通過水淹南方、在美國境外重建與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相配套的、自我掌控的工業體系”
      
      至此,我們已經連續兩期側重於經濟層面進行解讀,之所以這樣,在於近段的“國際局勢”,一切的一切,都在圍繞這些內容在展開!且“這種展開”已經接近於“圖空匕現”了,因為所謂的“美元套利平倉觸發的資金回流美國”根本就解決不了“美國經濟”的核心問題–房地產與就業問題,而所謂“可能利用這些回流資金”去“重建美國工業體系”的觀點更是不知所云,
    “美國決策層”近來不擇手段的情況已經預示了一點:“美國利益”仍然不打算實質性調整其既定全球戰略,因此,為救“華爾街”,美國只能在“通過水淹南方、對南方經濟、甚至部分北方經濟進行史無前例的大兼併、從而在美國境外重建與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相配套的、自我掌控的工業體系”。
      
     ● 要進一步加大對國防軍工的投入,從而以實際行動展示如下決心
      
      對此,我們的建議就是:除了在準備策應“伊朗悍然核爆”的基礎上,加大力度促進第二、三條通道的打通、繼而繼續推進“中東破局進程”、對“美元本位制”施加強大戰略壓力之外,
    還需要對“歐美”進行提醒:人民幣匯率可不光是只能升值、還有可能突然貶值,且是大幅度的貶值;最關鍵的是,從現在開始,除了繼續既定的、諸如高鐵、新能源等產業升級方面的戰略部署,以確立自己、甚至全球的新的經濟增長點外,再就是要進一步加大對國防軍工的投入,從而一方面盡可能拉動經濟增長,一方面也以實際行動展示如下決心,即:
      
      第一種決心:中國隨時可以將貨幣與資本政策調整至確保“最低限度內迴圈”的層面,並將國家安全政策調整為“保衛最低限度內迴圈”之“安全”的層面,從而為必要時,盡一切手段,在某一時點瞬間擊穿“華爾街龐式騙局”中的最後一根“保險絲”、做好必要的戰略準備。
      
      第二種決心:在第一種決心的基礎上,不就是在經濟上“玩全球經濟硬著陸”、在政治上玩“天下大亂”嗎?至少在“中、歐、美”之中,中國還偏偏就是最不怕“玩這些蹦極”的一家!
      
      在我們看來,只有提前做好這種“最壞的打算”,“才會”有機會去爭取一個“最好的結果”!
      
      而從歐盟與中、俄一道、促成巴勒斯坦下決心“入聯”的情況來看,儘管美國在利比亞問題上“幾乎對歐盟一讓到底”,並在歐洲債務危機問題上對歐盟保持著最大限度的戰略壓力,但是,從歐盟對敘利亞制裁的“升級版”來看,美國決策者可能也看出來了,即便歐盟最終“默認”美國QE3,但是,在至關重要的、是否“實質性”配合美國“水淹南方”、特別是“南亞破局”的問題上,仍然不能讓美國完全放心!
      
      事實上,直到今天,種種跡象顯示,歐盟貨幣政策與其敘利亞政策一樣,仍然保持著“將美國徹底踢下水的選擇項”。
      
      因此,只要中國應對沒有大的、不可逆轉的戰略錯誤,由於中國沒有“500萬億美元”的金融衍生品所織成的“龐式騙局”要“背”,因此,即便到了“玩蹦極”這一步,即便算上中國的地方債、房地產風險,中國仍將處於戰略主動。
      
      至於近來南海(印度與越南合作開發南海能源)、台海(美國宣佈對台軍售)上刮起了那幾陣“噁心”的妖風,比起“向來在中東說一不二”、如今卻面臨“眾叛親離”、且落入“以色列這根中東鋼釘”都無法罩住、逼得以色列失望得“放風”要與中國簽定“高鐵”的美國而言,究竟是“誰在噁心誰”?是個不言自明的問題。
      
      以“印度與越南合作開發南海能源”為例,許多人往往盯著“註定不可能實質性兌現”的“印度與越南合作開發南海能源”,卻沒有注意“足以令美國人吐血”的第一次“中印經濟戰略對話即將在9月底舉行”。
      不過,仍然要高度警惕的是,隨著“美國在民進黨主席訪美期間宣佈對台軍售”、從而將“這份功勞”劃歸在“有台獨黨綱的民進黨”名下,我們已經隱隱約約看到:台獨勢力在國際勢力的策應下,玩“局部台獨”的危險性越來越大!這是需要認真應對的!

      事實上,就如多次強調的那樣,中國大陸的台海政策,隨著“隱獨”的馬英九勢力上臺多年來,一直在“配合美國(主子)”及臺灣民進黨“努力消除”島內、特別是國民黨內統派勢力的努力日益明顯,的確有許多值得檢討的地方。

    《東方時事解讀》
    2011.9.26


  11. 2011/09/27 於 12:26 patchpieces

    網易(及實由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一個漢奸媒體──看網易“淡化(屏蔽/封鎖/冷處理)”華爾街(茉莉花革命)騷亂

    作者:逍遙道長
    2011-09-26
    http://blog.sina.com.cn/mingzuziyoukexue

    媒體已經是威力遠超核武的戰爭武器,以“網易”為代表的中國主流媒體已經成為國內外反動勢力搞亂中國的橋頭堡。強烈要求媒體管理機構國務院新聞辦劃歸工農兵人大直接管理!  

    華爾街騷亂這麼大的事情,中國主流媒體居然“集體失語”,這是一種“選擇性失語”。更確切說是一場戰爭,一場“國內外反動勢力”勾結起來搞亂中國的戰爭。  

    百度搜索關鍵字“華爾街的騷亂網易”,打開鏈結:  

    http://money.163.com/11/0919/09/7EA9DKV800253B0H.html  

    http://money.163.com/11/0920/08/7ECP72SA00253B0H.html  

    評論居然是零。這對日訪問量上千萬乃至到億的“網易”來說簡直是個奇跡。對於能夠把屁大點的小事都能放首頁“炒火”的“網易”來說,華爾街騷亂“這麼大的事情”居然就這麼被“冷處理”了,而且處理得“這麼成功”!不得不佩服“網易”的高明。  

    在對華爾街騷亂進行“冷處理”的同時,“網易”可沒有閑著,比如象“利比亞發現疑似1996年大屠殺千人坑”居然能夠放首頁頭版,目前回復人數達15000多人。再看回復是些神馬玩意,頭一條“座等五毛狗解釋”,第三條“又一個史達林式的人物”,頂回復的均過千人。我們暫且不論利比亞的千人坑是咋回事,也無論這些回復是否成問題。單就網易避重就輕的手法就值得懷疑。難道當前的華爾街騷亂這麼大的事件的新聞性就比不上一個成為昨日黃花的利比亞事件?  

    這是一場戰爭!一場徹頭徹尾的戰爭!這些由網路水軍、五毛、美分、網特組成的網路打手,居然賊喊捉賊,罵起五毛起來。真是毫無人性而言的一群禽獸。  

     

    紐約“佔領華爾街”遊行升級 85名示威者被逮捕

    中新網9月26日電

    2011年9月26日 中新網 

    美國紐約“佔領華爾街”示威進入第2周,警方繼續“重兵封鎖”「紐約證交所」大門,示威者只能在3條街外紮營靜坐,聲討華爾街企業貪婪。
    據香港《文匯報》報導,當地時間24日,過百名示威者試圖遊行到曼哈頓下城,警方“拘捕”至少85人,但有示威者稱他們和平抗爭,警方卻過度使用武力,向被包圍的示威者噴胡椒噴霧,還有臉上流血的示威者從地上被拉起扣上手銬。

      示威者多為大學生,他們高舉美國國旗和高呼反企業口號,亦有人要求為上週三行刑的死囚大衛斯討回公道。當他們抵達曼哈頓聯合廣場時,警方用膠網圍起場地。

    “佔領華爾街”運動–美國左派要終結資本主義

    記者戰齊報導

    民聲網

    一場席捲美國的政治大動盪已經拉開序幕

    據9月19日出版的《環球時報》報導
    【9月17日,一場“佔領華爾街”的運動在美國紐約上演,通過互聯網組織起來的抗議者宣稱將使用埃及人民的戰術,“將曼哈頓變成埃及的解放廣場”。美國媒體擔心,在中東北非地區上演的“阿拉伯之春”系列暴亂可能已蔓延至美國。

    《新美國人》評論說,分析人士警告,隨著極端活動分子、左派組織、自我標榜的“革命者”和反資本主義煽動者策劃從9月17日起“佔領”華爾街大串聯,可能導致嚴重騷亂。

    抗議群眾最終選擇距華爾街約300米外的三一地區安營紮寨。】

    據美國每日新聞網9月18日報導
    【美國金融中心紐約華爾街當地時間17日遭遇了一場大規模示威,示威者們揚言要“佔領華爾街”。示威組織者稱,他們的意圖是要反對美國政治的權錢交易、兩黨政爭以及社會不公正。這是自7月三藩市騷亂爆發以來,發生在美國最大城市的人民民主運動,一場席捲美國的政治大動盪已經拉開序幕。】

    《廣州日報》9月20報導
    【17日,近千美國人在紐約華爾街附近遊行。這場由反消費網路雜誌“廣告剋星”組織在網上發起,名為“佔領華爾街”的活動,旨在表達對美國金融體系的不滿,抗議金融體系“青睞”權貴階層的現實,據稱,全球74個城市也會有人示威回應。有國外媒體將這場活動稱之為美國式的“革命”。

    據報導,此次示威活動的發起者早在其網站上將他們的抗議活動與“中東北非革命”相提並論,稱“跟我們在埃及、希臘、西班牙和冰島的兄弟姐妹一樣,我們計畫使用群眾佔領這一革命戰術,恢復美國的民主,我們也鼓勵通過非暴力手段實現目標,最大限度保護所有參與者的安全。”】

    image001.jpg

    示威者
    明確提出反對資本主義的要求

    環球網9月19日報導

    【“廣告剋星”網路雜誌的總編輯拉森表示,這是一個“沒有領導人的反抗運動”,希望提出單一訴求,訴求的內容則由參與活動者討論決定,可能是“追拿經濟崩盤的禍首”。
    遊行組織方稱,這次遊行活動旨在表達對美國金融體系的不滿,抗議金融體系“青睞”權貴階層的現實,“我們代表社會的99%,我們不再忍受那1%的貪婪與腐敗”。

    群情激昂的人們在高喊“現在就革命!現在就革命!”的口號,更有不少人在高呼“要工作!要工作!”
    美國新興的政治保守勢力“茶黨”更成了示威者的眾矢之的。
    我也能有自由發言的權利嗎?華爾街在蠶食我們孩子的未來。

    有工人運動組織成員在爭取勞工權益,也有社會主義運動組織呼籲“終結資本主義制度”,很多傳單上印著拉美革命領導人切•格瓦拉的頭像。

    “消除腐敗”、
    “停止削減社福預算”
    和“貪婪華爾街,紐約人受夠了”的標語四處飄揚。

    “在利比亞打仗,在阿富汗打仗,在伊拉克打仗,還好意思削減教育、公共專案預算,”一名戴面具的抗議者告訴法新社記者。

    哲學學生朱利亞•裏弗•希特說:
    “這是一場反對金融業貪婪的抗議遊行,我們來到華爾街,因為這裏是貪婪的起始點……我們受夠了,不能再容忍。”】

    中國新聞網09月18日報導
    【一位匿名示威者說,要通過這次示威“顯示民眾的力量”,迫使華爾街的金融巨頭們吐出他們“霸佔人民的財產”】
    新華報業網

    【一個合唱團體舉著反對奧巴馬的標牌,高唱:
    “奧巴馬是個瘋子、瘋子、瘋子,啟動第25條修正案……”】


  12. 2011/10/02 於 17:20 patchpieces

    俄專家:美帝全球扶植第五縱隊佈署代理機構傀儡代理人 已開始進行第4次世界大戰

    <俄專家:派第五縱隊 美已開始第4次世界大戰>

    蘇聯雖已解體 大戰仍在繼續

      蘇聯消亡是20世紀地緣政治中的一場浩劫,現在已經過去20年。這個“奧秘”至今依舊令許多人關切和好奇。

      為什麼會發生這一切?也許只有根據現代戰爭的理論才能搞清楚。 “冷戰”一般被認為是20世紀一場最大的非軍事地緣政治較量,實際上是第三次世界大戰,是以對手(以國家為靶標)全面失敗為目的的一場資訊戰、意識形態戰。戰爭是從國家內部、人民意識中挑起的,特點是有失敗,但是好像又沒有軍事行動。在這場戰爭中蘇聯被打敗了。

      現在,美國的主要目的不是戰勝單個國家或單個軍事政治集團,而是全面統治整個世界。為達到這一目的,美國實際上已經開始第四次世界大戰。
    這場戰爭的不同之處在於,它具有全球性,是完全意義上的世界大戰,它將“逐步蔓延”到整個世界,所有民族和國家。

      這場戰爭將沿著三個方向進行(以“冷戰”或“熱戰”形式)。
    第一,向那些被選擇為“進攻目標國”的居民和政治精英的社會意識進行大量的“資訊心理宣傳”。
    第二,在這些國家建立專門的“代理機構(網路門戶、自由媒體、基金會、智庫、非政府組織等)”,通過“第五縱隊”來發揮作用,向這些“機構”提供一切幫助,借此“影響”大眾傳媒,達到直接在這些國家內部“操縱”人們意識的目的。
    第三,對那些不順從、“強調獨立發展”的國家,搞“顏色革命”、直接投資,甚至訴諸武力,用武力“推翻”這些國家的政府、並建立“親美政府的傀儡”。

     “自由主義的現代化”是一種“不宣而戰”的戰略,它將導致西方和東方之間產生“文明大對立”。
    如果說在蘇聯崩潰之前兩種社會制度———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對立是世界進程中的基本矛盾的話,那麼在蘇聯解體之後,當今時代的主要矛盾則是東、西方之間在文化價值觀上的全球衝突,它將決定當代世界的整個政治建構和發展。富裕的西方(美國、加拿大、西歐國家、日本、澳大利亞、新西蘭)與相對落後的東方(俄羅斯、烏克蘭和其他獨聯體國家、中國、印度、伊斯蘭國家、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相對峙。

      那麼,“這種戰爭”給俄羅斯帶來了什麼呢?

      俄羅斯迄今無法修復“自由化改革”的“後果”,依舊處在制度危機、意識形態模糊不清的狀態之中。國家從來沒有面臨像現在這樣的問題:怎麼辦?

      要回答這一問題和確定新的發展前景,必須明確做到以下幾點:
    第一,公開承認俄羅斯和西方不是同路人;
    第二,俄羅斯應該“堅決摒棄”各種形式的自由主義思想,無論是西方自由主義思想還是俄式自由主義思想;
    第三,俄羅斯只有建立全新的“國家意識形態”概念及其明確具體的政治行動綱要才能改變自己的發展軌跡。

      應該“拋棄”這種東、西方間的矛盾可以通過“讓步”和妥協的方式來解決的“幻想”。它們的地緣政治目標和志向完全是不相容的。西方從來不需要一個強大和繁榮的俄羅斯。根據國際關係的現實情況,俄羅斯應該重新架構自己的對外政策,由面向西方“轉為”面向東方和南方。

    文/【俄】弗拉基米爾•伊萬諾維奇•多博林科夫
    (莫斯科羅蒙諾索夫國立大學社會學系主任)

    2011-6-14   環球時報
    http://mil.huanqiu.com/Observation/2011-06/1755264.html


  13. 2011/10/17 於 21:33 patchpieces

    【中俄鷹派抬頭-中俄地緣戰略結盟態勢已成/中俄聯手否決制裁敘利亞案 美帝瘋狗續泡製“中東版天安艦事件”-伊朗陰謀暗殺沙特大使(挑撥遜尼派vs.什葉派)】

    奧巴馬:伊朗須為刺殺沙特駐美大使陰謀付出代價
      
      【華盛頓消息】據媒體報導,美國總統奧巴馬13日表示,伊朗必須為其策劃刺殺沙特駐美大使的陰謀付出代價,美國將對伊朗實施“最嚴厲”的制裁,並且“不排除任何選項”。

      奧巴馬當天是在白宮與到訪的韓國總統李明博召開聯合記者會時說這番話的。他稱,這一陰謀不只是伊朗的“一個危險的升級”,它是伊朗政府“危險和魯莽行為”模式的一部分。

      奧巴馬指出,在這起暗殺沙特駐美大使的陰謀中,有一個伊朗裔美國人參與其中,而伊朗政府內部的某些人和他有直接聯繫,並支付資金給他。

      “這些事實有目共睹,除非掌握了支撐這些指控的證據,否則我們不會隨便提出這樣的指控。”奧巴馬說,“我們已經與所有的盟友、國際社會接觸,並將事實擺在他們面前。我們相信人們分析之後,對這些事實不會有爭議。”

      奧巴馬指責伊朗的做法遠遠超越了可接受的國際行為準則,而這只是伊朗長期以來一系列暴力行為的一個例子而已。
      奧巴馬表示,美國將同其他合作夥伴和盟國一起確保伊朗為此付出代價。第一步,美國將起訴那些參與這起陰謀的個人;第二步美國將對伊朗實施“最嚴厲”的制裁,並繼續動員國際社會進一步孤立伊朗。
      “現在我們不排除任何選項來對付伊朗,但你可以預期,我們將繼續對伊朗政府施加各種壓力。”奧巴馬說。

      美國司法部11日宣佈挫敗一起企圖暗殺沙特駐美國大使阿德爾•朱拜爾的陰謀,一名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成員及一名擁有美國和伊朗雙重國籍的美國公民遭起訴。

      美國政府指責這起暗殺行動與伊朗政府有關。但伊朗政府堅決否認,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副司令侯賽因•薩拉米13日說,美國指控伊朗參與暗殺沙烏地阿拉伯駐美國大使是一場“毫無根據的鬧劇”。
      
     【時事點評】請大家注意這兩段文字,原文分別是:
      
      第一段:美國總統奧巴馬13日表示,伊朗必須為其策劃刺殺沙特駐美大使的陰謀付出代價,美國將對伊朗實施“最嚴厲”的制裁,並且“不排除任何選項”。
      
      第二段:美國政府指責這起暗殺行動與伊朗政府有關。但伊朗政府堅決否認,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副司令侯賽因•薩拉米13日說,美國指控伊朗參與暗殺沙烏地阿拉伯駐美國大使是一場“毫無根據的鬧劇”。
      
     ● 所謂的“證據”,是可以“精心製造”出來的
      
      這的確是一場“鬧劇”,但伊朗政府、及一切愛好和平的力量必須警惕的兩點是:
      
      第一點,隨著局勢的進一步惡化,它“最終”未必是“毫無根據”的,因為,憑藉美國之前“製造”天安號事件的“功力”與“動機”(更早一點,為發動越南戰爭,美國政府還有“製造”北部灣事件事件的前科),所謂的“證據”,是可以“精心製造”出來的。
      
      ●“刺殺案”原本就是一部“現代美國版的‘指鹿為馬’”
      
    第二點,也是最值得警惕的一點,“刺殺案”原本就是一部“現代美國版的‘指鹿為馬’”。
      
      一如秦朝時的趙高,“始作俑者”最為關注的並不是所謂的“證據”,而是“效果”如何,也就是說:在自己公開“指鹿”之後,是否有“附合謂馬者”,特別是,“附合謂馬”者都是何人?
      
      ● “美全球戰略”向“方方面面”以“最貼近真實地”的形式“正式亮出了”自己的底牌
      
      因此,既然“美國行政當局”的“最高層”親自出面上演“指鹿為馬”的“現代版”,意在將“刺殺沙特駐美大使”的標籤貼在了伊朗頭上,並借此“劃清敵友”,那麼,這也就意味著華盛頓在這個問題上“已經刻意地”、“徹底排除了迴旋餘地”,也就是說,“美國全球戰略”已經向“方方面面”以“最貼近真實地”的形式“正式亮出了”自己的底牌。
      
    ● “美國利益決策層”再一次對“美國伊朗政策”進行了“具體量化”
      
      “這張底牌”上赫然包括有這樣幾條:
      
      第一條,顯然,這當然就是美國總統奧巴馬“親自出馬”的意義所在,即:以“美國利益決策層”之“最高級別發言人”的身份“強調”:這是“美國伊朗政策政策”的“最後態度”;
      
      第二條,在“第一條”的基礎上,特別是,在“方方面面”之間的“第四波排列與組合”都在“極盡變幻”的“新形勢”下,“美國利益決策層”再一次對“美國伊朗政策”進行了“具體量化”,也就是此番“親自出馬”、且“表現得”“不再打算傾聽”的奧巴馬、通過那張“我們既從未相信、且也從未看好過”的“大嘴”、一字一句吐出的、堪稱是“美國單邊主義(小布希、切尼、接姆斯菲爾德、賴斯….時代)”最為囂張時之“對伊政策拷貝”的“美國對伊朗最新計畫”。
      
     ● 這不僅僅是一份“對伊朗新計畫”,它還是一份“殺機畢現”的“美國全球戰略”
      
      值得強調的是,這份在“操作層面”上有著“雖出於水、但寒于水”之特性的“拷貝件”,稱得上是一份“殺機畢現”的“美國對伊朗最新計畫”,而值得警惕的是,由於“伊朗問題”基於“非美勢力”、特別是中國全球戰略的極端重要性,這不僅僅是一份“對伊朗新計畫”,它還是一份“殺機畢現”的“美國全球戰略”。
      
      另外,如果站在中國決策層的角度去觀察,那麼,它還是一份“殺機畢現”的“美國對華新計畫”。
      
    ● “美國利益決策層”強加給“國際社會”頭上的選擇其實就是兩個:YES或NO!
      
      第三條,在“第一條”與“第二條”的基礎上,也就是為了強調“美國將以決不動搖的決心”去“兌現”這份“美國對伊朗最新計畫”,“美國利益決策層”決心“不再要任何迴旋空間”,
    也就是說,在“如何對待伊朗”的問題上、或者是否定性伊朗的恐怖身份問題上,口口聲聲稱“拿到了確鑿證據”的“美國利益決策層”強加給“國際社會”頭上的選擇其實就是兩個:YES或NO!

     ● “美國決策層”顯然在借“這一重大事件”、試圖“重新爬上”國際道德、特別是國際法的制高點
      
      顯然,這就一如小布希在911之後、借“幾千條人命”的“巨大悲情”,沖著國際社會、拋出的那個“極其霸道之宣言”:要麼就是美國的朋友,要麼就是美國的敵人!
      
      不難看出,“整個事情”走下來,“美國決策層”顯然在借“這一重大事件”、試圖“重新爬上”國際道德、特別是國際法的制高點,製造出一種“911式不容他人說不”的“道德高壓氣氛”,通過“重新炮製”一個“不是美國的朋友,要麼就是美國的敵人”的“911式悲情氣場”,催促,準確地講、是同時用“實力(美國軍事、特別是金融實力)與道德(伊朗刺殺他國大使的行為如果坐實,伊朗當然會不容於國際社會)”的“高壓”,催促“方方面面”在“諸多重大國際問題”上、盡可能地“循著有利於美國利益的思路”進行“排列與組合”、也就是在至關重要的“伊朗問題”上“重新站隊”。
      
     ● 美國“公然不要”其“國家體面”、彰顯其更加被動
      
      第二,在“第一”的基礎上,特別是,從美國竟然弄出“伊朗策劃刺殺沙烏地阿拉伯駐美國大使”這一“荒唐劇本”、從而“公然不要”美國“國家體面”的情況來看,
    我們還認為,美國“旨在支配全球”的“全球既定戰略”也未因塞進幾根“巧實力”的槓桿就從全局被動中扭轉過來,
    不僅未扭轉,反而因“埃及之亂後續發展”的“脫稿運行”而更加被動。
      
     ● “美國利益”的確在不惜一切手段地、迫使歐盟、特別是中國最終做出“戰略誤判”
      
      而在之前的點評中,我們曾經以大量篇幅詳細論證了這樣一組結論,即:
      
      第一,我們認為,在“美國單邊主義(小布希主義)”隨著奧巴馬的上臺而換了一張“嘴臉(傾聽主義)”之後,美國“旨在支配全球”的“全球既定戰略”並未因抹上幾層“傾聽色彩”而有“實質性調整”!
      
      顯然,從奧巴馬不顧伊朗的“公開揭露”、悍然地“以美國最高行政官員”的身份、從“那張大嘴”今天正式吐出“伊朗必須為其策劃刺殺沙特駐美大使的陰謀付出代價,美國將對伊朗實施最嚴厲的制裁,並且不排除任何選項”….的強硬言論,從而為“中東版天安號事件”正式背書之後,任何稍有政治敏感度的人都會明白:美國“旨在支配全球”的“全球既定戰略”從來沒有因美國總統的換了“膚色”而有任何實質性改變。
      
      不僅沒有改變,且從美國以不同的方式、但性質卻一樣卑鄙的手段,連續策劃“天安號事件”、“伊朗刺殺沙烏地阿拉伯駐美大使”的“惡劣劇本”來看,如果僅僅站在“中、歐、美”的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美國利益”已經的確如我們所說,在不惜一切手段地、迫使歐盟、特別是中國最終做出“戰略誤判”。
      
    ● 再談“歐洲利益(歐洲國家利益與歐洲資本利益)”目前面臨的一個最大、且最緊迫問題
      
      在這裏,我們再次強調兩點:
      
      第一點,在我們的討論中,在這個問題上,如果站在中國利益的層面,
    那麼,對“歐盟利益”而言,它可能做出的“戰略誤判”,主要在於:
    歐盟或“實質性配合‘美國利益’、用天量的流動性、水淹南方經濟”,
    或向美國提供實質性南亞配合,與美國一道進行所謂“南亞破局”,從而“實質性地”與美國聯手,全面惡化“中國的外在安全環境”。
      
      而一旦歐盟最終做出“戰略誤判”、並令美國最終實現了“全面惡化中國外在安全環境”的戰略目的,則美國隨之期望中國也出現的“戰略調整”就是:中國或“為”避免自己的外在安全環境被全面惡化,或“因”無力承受自己的外在安全環境被全面惡化,而最終選擇接受“中美共管地球的G2模式”,從而令美國可挾“中美之合力”,迅速解決歐元(歐盟)問題。
      
      顯然,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說:一旦歐盟做出“戰略誤判”,且中國被迫進行上述“戰略調整”,也就等同于歐盟“自我啟動”了歐盟(歐元)的“快速瓦解進程”。
      
      也正因如此,“這個問題”恰恰是“歐洲利益(歐洲國家利益與歐洲資本利益)”目前面臨的一個最大、且最緊迫問題。
      
     ● “再談”中國如最終坐視美國有效擊穿敘利亞“止損點”而“不作為”、或者“不有效作為”,將導致“中國全球戰略”徹底崩塌
      
      第二點,在我們的討論中,在這個問題上,中國也要避免出現“重大的、不可逆轉戰略錯誤”,即:
      
      其一,如果僅僅在經濟、特別是金融層面去考慮問題,則比如,在“中、歐、美”之中率先進行不可逆轉的加息週期、繼而全面喪失貨幣特別是資本政策的自主權,最終實質性地‘自我滅活’中國的經濟活力;
      
      其二,如果我們在“綜合層面”去考慮問題,則比如,中國最終坐視美國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國際社會”之“大多數”的中東利益的“止損點”而“不作為”、或者“不有效作為”,從而導致“以中國經巴基斯坦至伊朗”的這一“戰略走廊”為支點的“中國全球戰略”徹底崩塌。
      
     ● 重溫“前三波排列與組合”的觀察結果,有助於更加清醒地觀察目前看似“變幻莫測”的國際局勢
      
      第三,我們也認為,自“國際局勢”以“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及“科索沃單方面宣佈獨立”為標誌,不可逆轉地進入“科索沃獨立後續發展階段”,並“如我們所預期地”依次經歷了、分別以“美、俄直接交手”與“歐、美直接交手”及“中、美直接交手”的“第一、二、三波排列與組合”,其“真實的歷程”已經為我們提供了“極其豐富的觀察結果”,來幫助我們更加清醒地觀察目前的局勢,也就是看似“變幻莫測”的“第四波排列與組合”。

      在占盡天時、地利與人和的情況下,美國利益何以仍然無法阻止次貸危機的“最終爆發”
      
      其一,美國次貸危機的“最終爆發”,意味著這樣一個事實,即:即便當時“美國絕對實力”特別是“相對實力”都處於顛峰狀態,即便是堪稱“美國史上最具鷹派色彩”、對外“強硬至極致”的“單邊主義政決策團隊”,即便策略性地通過“911”騙到了美國社會對“在外發動戰爭的極高支持度”、且騙到了世界輿論的高度同情,
    “美國利益”最終還是無法用像一、二次世界大戰那樣,通過“週邊(相對於美國本土)”的“非和平方式”、去解決“美國經濟結構上的問題”、或者美國社會結構問題、更或者美國制度層面的結構問題。
      
      顯然,以“911事件”為標誌,“美國利益”在占盡天時、地利與人和的情況下,仍然無法阻止美國次貸危機於2007年“最終爆發”,再加上期間“近乎7年的解決時間”,所有這些都已經充分證明了一點,那就是:
      
      在“大國層面(歐盟計算在內)”上,作為內部問題累積最為嚴重、社會矛盾最為尖銳的主要“政治經濟體”,由於“美國國家利益”想借“西方資本(美國資本)”之力去支配全球、從而可以犧牲“非美勢力”為代價、去解決它自身很難獨自解決的問題,因此,它事實上遭遇了“非美利益(主要是中歐俄、拉美國家、中東國家)”集體的、且是“實質性”的強烈反對。
      
     ● 曾經至剛至強的“小布希決策團隊”終於不得不做“非實質性、但卻非常重要的戰略調整”
      
      其二,而“美國單邊主義”試圖“在週邊”解決問題的戰略、在殘酷的現實面前撞得頭破血流、且美國次貸危機也終於2007年8月“風生水起”、慢慢“浮出水面”之後,2007年未至2008年初,此前還至剛至強之“美國利益”的“小布希決策團隊”終於不得不做“非實質性、但卻非常重要的戰略調整”。
      
      這種調整的“代表性事件”就是“科索沃單方面宣佈獨立”。
      
     ● “科索沃單方面宣佈獨立”是美國被迫向歐盟簽下的一份“投名狀”
      
      科索沃於2008年2月單方面宣佈獨立“表面”上是“歐、美利益”基於“中東利益”與“南亞利益”進行戰略交易的一個衍生品。
      而實際上,則是全局被動的“美國既定全球戰略”,一方面“即無法、也不甘心”割捨“中東核心利益(以犧牲以色列的方式推動中東和平進程、並就此成全‘歐盟利益’的中東地位)”,而另一方面又“想儘快拿到歐盟南亞實質性配合”,從而“簽下的”一份“向歐盟展現極大戰略合作誠意”的“投名狀”。
      
      顯然,“美國利益”簽下這份“投名狀”的意圖在於“先以空間換空間,再以空間換時間”,在於“繼續推進”其“既定的全球戰略”,在於繼續推進主要針對中國的“南亞破局”。
      
     ● “美國南亞政策”具有強烈的“連環性”
      
     而就如我們之前多次強調,“美國南亞政策”具有強烈的“連環性”,即:除了伺機發動“實質性破局”以全面破壞中國全球戰略的戰略空間、“先”將中國徹底堵截在中國境內、“再”利用“三獨框架”、結合所謂“徹底民主政治、完全自由經濟”等手段、將中國推入“瓦解進程”的險惡用心之外,
    它的另一功用,就是想用一種“最貼近真實”的“破局努力”,迫使中國妥協,從而好挾“中-美經濟之合力”,於“轉身間”一舉擊潰“自運行之日起”就不斷挑戰美元地位、不停蠶食美元市場份額的歐元,並伺機瓦解“直到今天仍在全力進行整合的歐盟”。
      
      顯然,在這個問題的“努力層面”上,也就衍生出所謂的“中-美共管地球的(G2/美中國)模式”,並出現了以美國總統奧巴馬、美國前政要布熱津斯基、基辛格等為“代表性說客”的“美國朝野聯合豪華推銷團”。
      
     ● 中、歐也將南亞與中亞(阿富汗)視為一個“連環劫”
      
      (直到一、兩年前才)洞悉這些的中國與歐盟,在應對上,即出於各自的核心利益、也出於雙方的全球共同利益,大體上,也是將南亞與中亞(阿富汗)視為一個“連環劫”,從而一方面努力維持著交織于伊核問題上的“中-歐-俄”戰略協調,一方面,彼此策應著將“大國間戰略利益主要交易平臺”從中國的重中之重–南亞方向、慢慢移向均遠離“中-歐-俄”的重中之重,卻獨獨聚集了美國核心利益的中東方向。
      
      顯然,在這個問題上也就出現了中國“不僅” (直到一、兩年前才開始)力拒“美國朝野聯合豪華推銷團”傾力兜售的“中美共管地球的(G2/美中國)模式”、且堅決奉行“扶弱(歐元)鋤強(美元)”的政策,與歐盟死活不願意向美提供“實質性南亞配合”、
    且與俄羅斯一道,積極策應中國發動的“東亞(東北亞、南海)、南亞問題全部都與美國在中東談”、從而形成了當前這種“一切重要問題都與美國在中東談”的、“中歐俄”輪番上陣、“輪番消遣”美國全球利益的局面。
      
      在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美國利益決策層”基於“美國資本利益(含Wikileaks維琪解密)”而不顧“美國國家利益”所策動的“埃及之亂”、及其“後續發展”不過是美國針對“一切重要問題都與美國在中東談”所展開的、旨在“以攻為守”的戰略反擊。
      
     ● 站在中國的角度看問題,美國的戰略反擊有兩個意圖
       如果僅站在中國的角度看問題,美國的戰略反擊有兩個意圖:
      
      第一個意圖,是沿“歐亞海上運輸線”全面破壞中國的外在安全環境,
    從而“仿效”中國針對美國的“一切重要問題都與美國在中東談”(注,這實際上就是出“圍魏救趙”),在南亞之“外”、繼續其“南亞政策”、也就是要麼迫使中國接受“中美共管地球的G2”,
    要麼,就將“歐亞運輸線之亂”導向專門針對東亞經濟、特別是中國經濟的“東亞、或者中國海上運輸線之亂”,從而伺機展開對東亞、特別是對中國的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
      
      而值得強調的是,至於“後者”,它“既”是我們常常提及的、“暗渡陳倉層面的(側重于經濟與金融攻擊)南亞破局”,“也”是日後“西方資本”伺機上演“巴基斯坦之亂、特別是印度之亂”的“準備工作”。
      
      第二個意圖,在展開“上述意圖”的基礎上,伺機將“大國間戰略利益主要交易平臺”從目前這種“均”遠離“中、歐、俄”的重中之重,卻獨獨聚集了美國核心利益的中東方向、再慢慢移回中國的重中之重–南亞方向,如果歐盟基於自己的一已私利、在美國的強大壓力下(歐洲債務危機)、其“全球政策”最終願意向“美國全球政策”提供“實質性配合”的話。
      
     ● 美國終於跟隨歐盟之後、雙雙跳入“坑”中的主要原因
      
      顯然,如果歐盟仍然不願意向美國提供“實質性配合”,那麼,美國用來威脅歐盟的手段就是:利用“美元本位制”的“剩餘價值”與“美國軍事力量”,將歐盟按在“利比亞之亂”這個“坑”中,並“持續加壓”歐洲債務危機,且伺機對歐盟(歐元)跨海(地中海)予以致命一擊。
      
      這也正是我們認為:隨著美國出爾反爾、最終決定向利比亞派出“大量”地面部隊、從而“表面上“是保護美國在利外交機構、人員的安全,但“實際上”卻是為“卡紮菲(格達費)勢力”提供“安全遮斷”,美國終於跟隨歐盟之後、雙雙跳入“坑”中的主要原因。
      
    ● “卡紮菲(格達費)勢力”的主要成員何以生不見人、死不見屍?
      
      如果從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我們就很容易明白:
    為什麼在利比亞這個樹沒幾棵、草沒有幾叢、到處是沙漠的不毛之地,“卡紮菲(格達費)勢力”的主要成員均是生不見人、死不見屍了。不僅如此,還能指揮“親卡武裝”繼續作戰。
      
      在此,如果歐盟、特別是今天的“利比亞執政當局”膽子足夠,在此就為其支一個招:
    包圍、甚至強行進入美國駐利比亞大使館、及其它外交機構、商業設施,或者、長時間地切斷“美國地面部隊駐地”與外界的聯繫,時間到了,一定會有意外的、重大收穫!
       然而,一旦如此,後果可要自負!我們可不為此承擔任何責任,道理很簡單:“大家可都是成年人”!。
      
     ● 一旦如此,也就意味著如今已雙雙落入“坑”中的“歐、美”,誰也甭想從利比亞這個坑中“安全地爬出來”
      
      至於後果,主要有兩個:
      
      第一,這種大膽行為本身就是一種“撕破臉皮”;
      
      第二,一旦歐、美以任何形式“撕破臉皮”,也就意味著“利比亞之亂”會立刻升格為“利比亞內戰”、直至“科索沃戰爭”的重新爆發,這也就意味著在利比亞這個曾經的“觀察點”、如今的“撕裂點”上,始於伊拉克戰爭就出現、且持續至今的“歐美大西洋裂縫”就被“徹底撕裂了”。
      
      而一旦如此,也就意味著如今已雙雙落入“坑”中的“歐、美”,誰也甭想從利比亞這個坑中“安全地爬出來”,
    對“歐盟利益(歐元)、美國利益(美元)”雙方而言,“死活”另說,但彼此間落個“斷胳膊少腿”、則是必然的!
      
     ● 一旦如此,作為聯盟也好(歐盟),國家也罷,“歐、美”之間也必然瓦解一個!
      
      事實上,局勢發展至今,自“美國利益”也決定步“歐洲利益”後塵、跳進利比亞這個“坑”中,從而令利比亞從“觀察點”立刻轉化為”撕裂點“之後,
    從“中、歐、俄、美”圍著“敘利亞”這個“止損點”的一連串表現來看,除非“矛盾雖可以調和、但卻很難調和”的“歐、美資本利益”之間的一方“甘心歸順對方、並為對方所驅使”,
    否則,在“矛盾雖可有效緩和、但不可調和”的歐、美國家利益”的“強大張力”下,利比亞這個“坑”最終必然埋葬“現代西方資本”中的“一支”,
    而一旦如此,作為聯盟也好(歐盟),國家也罷,“歐、美”之間也必然瓦解一個!
      
      在這個問題上,再次強調:
    “歐、美資本利益”之間的矛盾之所以“可以調和、但卻很難調和”,恰恰在於“歐、美國家利益”之間的“強大張力”,
    也在於“中、俄”的“挑撥離間”,
    還在於歐盟也“沉迷”於“一切都可與美國在中東談”的“新戰略遊戲”。
      
    ● 該決議案”分明是“美國擬定、之後、委託歐盟發佈”的!
      
      在這個層面上,如果我們去觀察“中、俄”聯手否決“那份‘據稱’是歐盟提出、美國支持.”的“聯合國譴責敘利亞決議案”,那麼,我們也就不難看出這樣幾絲隱晦、但卻極其強烈的信號:
      
      第一,什麼是“歐盟提出、美國支持”?
    從內容看,“該決議案”分明是“美國擬定、之後、花‘錢’、且是一大筆‘錢’、委託歐盟發佈”的!
      
     ● 除了落入“坑”中之外,“美國利益”基本上是一無所獲!
      
      根據我們的觀察,美國為了這個“委託”,那可是花了大價錢的!
    別的不說,僅以利比亞為例,從完全就是一群“烏合之眾”的“利比亞反對派”以令人吃驚的速度、迅速攻佔卡紮菲的大本營--的黎波里,
    到卡紮菲(格達費)勢力突然退出“公眾的視野”,
    再到“利比亞反對派”得到“中、俄”的承認,從而成為“利比亞執政當局”,
    最後,“美國利比亞政策”為了保留“埃及之亂”的“調整後劇本”不就此中斷,不得已讓地面部隊進入利比亞、正式跳進“坑”中,
    作為“旁觀者”,我們認為:“美國利比亞政策”對歐盟的“讓步”可謂巨大,
    但是,所有這一切的“努力與冒險”均被“中、俄”的否決給粉碎了,不僅如此,美國全球戰略還就此留下一個巨大的隱患:那就是,努力的代價付出了,但得到的結果卻是:除了落入“坑”中之外,基本上是一無所獲!
      
      因此,我們也就不難明白,為何作為“支持者”的美國卻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得“歇斯底里”般的“憤怒”,而作為“提出者”的歐盟,反倒是“譴責”兩聲了事了!
      
     ● 歐盟更多是在“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且對結果抱持一種“錢貨兩清”的態度!

      顯然,在這筆“一要問題都與美國在中東談”的交易中,歐盟更多是在“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且對結果抱持一種“錢貨兩清”的態度!
      
      值得強調的是,該決議案事先已經被大量修改,其中,許多文字、甚至是所謂的“提出者”歐盟出面,根據俄羅斯、特別是中國之“敘利亞政策的原則”進行的修改,因此,歐盟在“中、俄”這裏,事先也早就“有個交待”!而美國最終同意“大量修改版”,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在“中、歐、俄”之間打根楔子、並借此“尋找”曲解“中、俄”之“敘利亞政策”的餘地,也就是意圖尋找一個“突破點”。
      
     ● 歐盟自然是此輪角力的“最大收益者”
      
      因此,從“中、俄”斷然否決“按自己意見大量修改(排除了軍事解決項)”之後“文稿”的動作來看,自然是洞悉美國的企圖,因此,也就是不給美國這個機會。因此,作為“提出者”的歐盟自然是此輪角力的“最大收益者”。
      
     ● 正式完成了“新遊戲”的“第一輪”
      
      討論進行到這裏,我們也就不難看出,最重要的,在“中、俄”分別在歐盟的策應下,分別“階段性平息”了“東北亞(2010年3月美國自導自演自殘栽贓挑撥的天安號事件)、南海問題國際化”、及“階段性收穫”了烏克蘭利益之後,“中、俄”聯手否決決議案的結果,對歐盟而言,顯然不僅未傷及“中-歐-俄”的戰略協調(中、俄在不同場合分別再次強調支持歐元的穩定),還讓歐盟“階段性收穫”了一個“利比亞執政當局”。
      
      毫無疑問,中國率先出手的“一切重要問題都與美國在中東談”的“新戰略遊戲”,在此之前,就已經“菜過兩味(中、俄)”,至此,也就算是“酒至三巡(中歐俄)”、從而正式完成了“新遊戲”的“第一輪”。
      
    ● 儘管是已“酒至三巡”,但“中-歐-俄”本質上仍然是“階段性收穫”
      
      同樣毫無疑問的是,儘管是已“酒至三巡”,但“中-歐-俄”本質上仍然是“階段性收穫”,
    而從歐盟制裁敘利亞、特別是伊朗的“力度”上來看,特別是,從“中、緬”之間的關係因“緬甸民主”而出現某種裂痕,及中國13名公民在“這個時間點”在東南亞被慘忍殺害的情況來看,“該遊戲”還將“繼續遊戲”下去。
      
     ● 即便是在利比亞,“遊戲”還將“繼續”!更別提敘利亞這個“止損點”了
      
      而從烏克蘭前總理在“這個時間點”被判刑、但“判斷內容”令歐盟與俄羅斯“均不滿意”的情況來看,俄羅斯“階段性收穫”的“烏克蘭利益”也會有所反復,
    至於歐盟的“階段性收益”,從“親卡武裝”近日突然大舉反攻“利比亞執政當局”的“大跌眼鏡”來看,都是“再合乎邏輯”不過的了。
    顯然,即便是在利比亞,“遊戲”還將“繼續”!更別提敘利亞這個“止損點”了。
      
     ● 一道“至關重要”的“強烈信號”令“美國利益”感到“意外”、並受到沉重打擊
      
      因此,想強調的是:在很大程度上,歐盟“提出”該決議、及“該決議”最終被否決,都符合“中歐俄美”的“敘利亞政策”,
    但令“美國敘利亞政策”意外的是,儘管美國人打出一大堆牌(比如:美國參院準備通過人民幣匯率法案,對台軍售案),且按中國的意味做了修改,但中國依然與“必然出手否決”俄羅斯一道聯手投出了“否決票”。從而向“方方面面”發出一道“至關重要”的“強烈信號”。

      從本質上講,美國之所以以“歇斯底里”的方式去“憤怒”,恰恰在於這道“至關重要”的“強烈信號”令“美國利益”感到“意外”、並受到沉重打擊了。

     ● 中、俄聯手傳遞一束“最為明確”、且“不容他人有一絲一毫曲解餘地”的“明確信號”
      
      第二,“中、俄”何以聯手“否決”一份“已經被大量修改”的“譴責案”?
      
      對此首席就指出,這是為了向“方方面面”、特別是敘利亞與歐盟、『阿盟』傳遞“最為明確”、且“不容他人有一絲一毫曲解餘地”的“明確信號”,即:
      
      其一,不論“中、歐、俄、美”與『非盟』、『阿盟』等在“利比亞”這個“撕裂點”的“排列與組合”如何變化,“敘利亞”的確就是“國際社會”之中東共同利益的“止損點”;
      為此,在滿足“確保敘利亞國家安全不受外來勢力軍事、也包括政治顛覆”的“前提條件”之前,即便是“譴責”也不行!
      
      其二,在“其一”的基礎上,“中、俄”作為有能力對抗美國、甚至北約的“兩個主要軍事強國”,絕不允許“敘利亞”成為“利比亞第二”。如果有誰不信,可以試一試!
      
      其三,在“其二”的基礎上,如果有人一定要試,那就得準備面對中東的全面破局、甚至最暴力破局!
      
      而在這個問題上,特別是“伊朗跨越核門檻”的問題上,我們曾經多次強調,這是個“中、歐、俄”之“大多數”便可決定的事情。不論美國是否反對!
      
     ● 一旦……也就無所謂什麼“投鼠忌器”了
      
      其四,在“其三”的基礎上,如果“有人”不“全力阻止”美國在敘利亞問題上的冒險,
    那麼,“絕不允許”“敘利亞”成為“利比亞第二”的“國際社會”,也就無所謂什麼“投鼠忌器”了,
    也就是說,中東國家也好,海灣國家(如沙烏地阿拉伯)也罷,如果不與“國際社會”一道“全力維護”敘利亞這個“止損點”,反而試圖“借機”去打那個“什葉派與遜尼派、甚至庫爾德問題”的“小算盤”,
    那麼,中東的全面破局、甚至最暴力破局的後果是什麼,恐怕就得仔細掂量掂量!
      
     ● “混水摸魚”的招,誰都會玩、也都想玩,也都有能力玩!
      
      在這個問題上,想強調幾點:
      
      首先:“混水摸魚”的招,誰都會玩、也都想玩,也都有能力玩!
      
      其次:一旦“中、俄”也準備憑藉自己的實力、甚至攜帶『上合(組織)』之力去“攪混水、玩摸魚”,作為“魚(中東之亂)”的“所在地”──“中東國家”與“美元本位制”、更或者“西方資本(包括了歐洲資本利益)”,相對而言,其實並沒有“混水摸魚”的本錢。
      
    ●“穿鞋者”在那兒拼命鬧事,足見“新遊戲”下的中東局勢之“實質”
      
      誰都知道,建設與維持一個框架、比徹底摧毀一個框架、要困難得多!更何況,在中東這個地方,誰是穿鞋者、誰是光腳者,可謂一目了然!
      
      而眼下偏偏是“穿鞋者(美帝)”在那兒拼命鬧事,足見“新遊戲”下的中東局勢之“實質”。
      
     ● 美國決策層”必須正視的一種“可能性”
      
      最後,對“美國利益”而言,“中、俄”讓伊朗加入“上合”似乎還有“中-歐-俄伊核戰略協調”這一層因素而“有所顧慮”,
    但如果萬不得已,且又不必要“最暴力破局”,那麼,將“敘利亞”納入『上合(組織)』的保護之內,從“中、俄”聯手否決“決議案”的架式來看,恐怕也是“美國決策層”必須正視的“可能性”。
      
      顯然,一旦如此,國際社會進出加沙(Gaza)的“第三條通道”是不通也得通!
    一旦如此,“中、俄”也就正式“入主中東”,並以強力平衡“美-以”軍事力量的“平衡者”的形象出現。
      
      而一旦如此,美國中東安全框架的經濟支點--沙烏地阿拉伯,出於“美元本位制”不可靠性,也就會迸發出類似今天土耳其所表現出的“強大活力”。
    否則,在諸多“中東地方王”都將維護中東地區自身利益、阿拉伯利益、或者伊斯蘭利益的“爭先恐後”下,還敢緊跟美國的沙烏地阿拉伯其政權的存在就會立刻成為問題。
      
     ● 站在美國的角度,不論是中東的全面破局、還是最暴力破局,其後果都將是“不可控”的
      
      因此,站在美國的角度去考慮問題,不論是中東的全面破局、還是最暴力破局,只要“中、俄”聯手強行介入,其“後果”都將是“不可控”的。
      
      而對於許多中東國家、或者伊斯蘭國家而言,這種局面一旦形成反倒又是可以接受的,在這個問題上,在“尊王攘夷”下突然變得“活力四射”的土耳其,就是一個鮮活的例子!
      
     ● 在“尊王攘夷”下突然變得“活力四射”的土耳其,就是一個鮮活的例子!
      
      如果在這個層面去觀察“美國指責伊朗策劃暗殺沙烏地阿拉伯駐美大使”,且聲稱“要對伊朗實施最嚴厲制裁”、且“不排除任何選項(這當然包括軍事解決)”,而沙烏地阿拉伯卻“不吭聲”,
      
      顯然,“該指控”無論真、假,都將後果嚴重、且值得高度警惕。
    可以肯定的是,美國人在“捏造事實”,因此,在警惕什麼的問題上,自然是警惕美國人“此舉的真實意圖”是什麼?
      
      我們認為,如果結合敘利亞之前公開警告“將以自殺式襲擊報復西方的攻擊”,那麼,我們就不難強烈地感覺到:所有這些,似乎意味著“美國利益”準備在至關重要的敘利亞方向進行某種“重大行動”,
    至於這種“重大行動”是否導致敘利亞這個止損點被徹底擊穿,恐怕還需要觀察,因為,通過上面的討論我們已經可以看出,“美國利益”目前雖有徹底擊穿該止損點的“強烈動機”,但卻沒有相應的“戰略資源”以掌控“徹底擊穿”之後的局面。
      
      因此,我們認為,即便果真有某種“重大行動”,也是一種“伴隨攻擊的測試計畫”,且“測試”的因素居多。
      
      但就如我們之前所說,如果“國際社會”不能及時“強硬反擊”,則這種原本“測試”因素居多的“伴隨攻擊的測試計畫”,將立刻轉換為“攻擊居多”的“攻擊計畫”,且中國、俄羅斯等國際社會很難事後補救,即便能補救,付出的戰略代價也會較“在第一時間就及時強硬反擊”來得更加高昂。
      
     ● “國際社會”有必要做好“及時強硬反擊”的“一切準備工作”、準備好“以亂對亂”,
      
      因此,我們強烈建議:“國際社會”有必要做好“及時強硬反擊”的“一切準備工作”、以“準備好”在“第一時間”就可做出包括、政治、經濟(金融)、特別是軍事層面的“強硬反擊”,準備好“以亂對亂”、“以亂制亂”、及“亂中取勝”,從而迫使“美國利益”知難而退!
      
    ● 許多國家都在搶時間、以上下其手、“多方通吃”
      
      如果我們在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
    在美國“公然警告”巴基斯坦之餘,
    近期來集中爆發的中國13名公民在泰國遇害、
    印度、緬甸、越南的外交突然活躍、
    日本積極插手南海問題,
    特別是歐盟(德國)也開始回到越南,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顯然,“這些周邊”國家似乎也看清楚了“中東局勢”的詭秘與危險、或者不可預測。
      
      因此,也在搶時間、以上下其手、“多方通吃”。不僅如此,由於時間太急,在“吃相”上還顯得極其難看。
      
     ● 越南著眼於將自己從“中國視軍事打擊越南作為攻取南海‘錦州’之‘點’的‘危險性’”解脫出來的“靈活一著”。
      
      “吃相”最為難看的是印度與越南。
    以越南為例,一方面,越南國家主席訪印,並與印度一邊頂著中國的警告、簽了一份註定不會實質性兌現的“南海開發資源協議”,
    另一方面,越南執政黨主席卻訪華,並與中國簽了一份旨在“雙邊解決南海爭端”的“雙邊協議”,並引發“強調南海問題應多邊解決的菲律賓(實際上是美國)”的強烈不滿。
      
      從越南的情況我們不難看出,越南與中國簽的這份旨在“雙邊解決南海爭端”的“雙邊協議”,根本就是在打自己、也在打剛剛跑到美國去商量南海問題的“東盟”的臉,
    但在“前段中國軍事高壓”下“明白了自己處境”的越南,此次雖然吃相難看,但卻是著眼於將自己從“中國視軍事打擊越南作為攻取南海‘錦州’之‘點’的‘危險性’”解脫出來的“靈活一著”。
      
     ● 美國所給予期望的“南海問題國際化”在越南這個“關鍵點”上提前“漏風”了
      
      由此,我們也不難看出,美國所給予期望的“南海問題國際化”在越南這個“關鍵點”上,就提前“漏風”了。
      
      既然越南如此,那麼,近來積極插手越南、緬甸的印度,其“可用性”又有幾何?更何況,在兩波孟買襲擊案中均能保持冷靜、且一次比一次冷靜的印度,自己就在一邊增兵中、印邊境,但一邊也在開始用人民幣結算。其“吃相”也好看不到哪兒去!
      
      還有那個滿世界叫喊著要插手南海的日本,它的首相不也一邊強烈要求與中國建立軍事熱線、以防止意外衝突,一邊還在“試探著”訪華的話題嗎?
      
     ● 不僅是中國、俄羅斯也已然準備在“中東大亂”
      
      從本質上講,只要“怕打的”越南最終願意與中國在雙邊框架內解決南海問題,那麼,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已經在準備“浴火重生”的中國經濟、在南海方向以自己的綜合實力、實現“錦州效應”、繼而在確保“中國最低限度內迴圈”的問題上,就會容易得多、且高效得多。
      
      在此前景下,美國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也好,“國際社會”強烈進行反擊也罷,總之,從俄羅斯總理訪華成果,且雙方簽定一大堆“意在中東大亂派上用場”的“中俄能源協定”的情況來看,不僅是中國、俄羅斯也已然準備在“中東大亂”。
      
      值得強調的是,一旦歐盟在“中、俄”的“實質性支持”下搞掂“利比亞之亂”,則歐盟也就為“中東大亂”準備好了“新的能源供應基地”。
    防止歐盟得到這塊近在咫尺的“能源基地”、繼而與“中、俄”合流,特別是以“一個穩定、親歐的利比亞”作為“科索沃問題”的一個戰略屏障,這也正是“美國利益”寧願食言、向利比亞派出地面部隊、從而想也不想就跳“坑”的原因之所在。
      
    ● 中國已然準備在“中東大亂”去摸一條大魚
      
      而站在中國的立場去觀察,中國已然準備在“中東大亂”、歐盟、特別是美國社會大亂的“這趟混水”中、去摸一條大魚、
    即:“美元本位制”因中東大亂而轟然倒塌、歐元也因歐盟社會持續動盪而不穩,從而令人民幣橫空出世的“大魚”。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再次強調,一個不能自由浮動、並實行資本管制的人民幣,依託中國的政治穩定與強大的軍事實力、及龐大的商品吞吐能力、特別是製造能力,在“全球經濟大亂”甚至“政治大亂”的情況下,反將會最具有“結算”上的優勢—那就是“穩定”與“實用”。

      而一旦天下大亂,至少在東亞這一塊,能買到足夠生產與生活資料,且能安全運回國的,恐怕就是人民幣了。
      
     ● 就目前而言,“佔領華爾街”的原因並不簡單
      
      值得強調的是,儘管我們很早就相信“歐盟、特別是美國一定會發生類似埃及之亂”的情況,但就目前而言,“佔領華爾街”的原因、或者美國統治層“刻意寬容”該運動的原因並不簡單。
      
      一方面,這是“美國利益”在“美國國家利益與美國資本利益”的撕扯下、不知所措的直接結果。
      這一點,從美國總統、紐約市長、美國資本的代表、美國議員均一定程度支持“佔領華爾街”的情況中就可以看出。
      
      當然,這裏面也有即將到來的“選舉”因素。但這不是主要的!
      
      可真實的邏輯就是,如果它們果真“真心支持”,那麼,恐怕“佔領華爾街”的者早就佔領了整個美國。可問題偏偏不是這樣的,這也說明,問題不是那麼簡單的。
      
     ● 一個“冒險嘗試”
      
      作為“佔領華爾街”的另一面,這也是“美國利益”意圖通過“可控”的“佔領華爾街”、去促發“佔領倫敦、直至佔領巴黎、柏林、(米蘭)”等一系列不可控行動、以強行緩和“不可調和、但可有效緩和的歐、美國家利益之間的矛盾”、強行調和“很難調和的歐、美資本利益之間矛盾”的一個“冒險嘗試”,
    一旦成功,“歐、美利益”就會拿“伊朗謀殺沙烏地阿拉伯駐美大使”說事兒,一步到位地“對伊朗實施最嚴厲制裁”、
    甚至“敘利亞”這個“止損點”是否有必要擊穿都不用管了。
      
    ● 這一點,大家必須認清!
      
      而一如我們多次強調,所謂“對伊朗實施最嚴厲制裁”,就是“對中國實施最嚴厲制裁”,也就是“暗渡陳倉層面的南亞破局”。
      
      如果僅在中國利益的層面去考慮問題,那麼,“對伊朗實施最嚴厲制裁”才是美國利益策劃敘利亞之亂的根本用心。
      
      至於(美國資本)策劃“埃及之亂”的根本用心、則是“在南亞之外的方向”去謀求“暗渡陳倉層面的南亞破局”。
    這一點,大家必須認清!
      
     ● “歐、美”中的至少一家,一定會在這場“不可控”的運動中倒下來
      
      另外,從發展上看,一旦“中東大亂”,導致“歐亞海上運輸線大亂”,而“非美勢力”也回報一個“全球海上運輸線大亂”,
    則目前“(美國國家背後操控的)可控”的“佔領華爾街”在全球經濟全面衰退之下、就極可能發展為“不可控”的“全球反對資本主義運動”,而“歐、美”中的至少一家,一定會在這場“不可控”的運動中倒下來。
      
     ● 一種“不小的可能性”
      
      而作為一種“不小的可能性”,我們認為,一旦“歐、美經濟、社會陷入全面混亂”,且假如期間歐元、或者美元始終存在,那麼,人民幣是有可能成為“不相上下的歐元與美元之間”、“相互確定”幣值的“錨貨幣”、從而“直接標價”歐元與美元的幣值。

      而這,就是我們之前多次所說的:人民幣將以教科書都沒有的方式進行國際化中的一種。
      
    ● 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
      
      也正是如此,我們認為,如果歐盟決意與美國聯手“量化寬鬆(債務數位貨幣化)”、從而計畫先“水淹南方”再對中國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
    那麼,在經濟特別是金融層面上,中國完全可以通過人民幣帶領東亞貨幣、或選擇美元、或選擇歐元進行大幅度貶值,全面打亂“更多是競爭關係的歐、美經濟”之間的“經濟運行成本”、全面衝擊歐、美之間的、旨在“水淹南方”的“經濟與金融協調”,再結合政治與軍事上引爆的中東全面破局、甚至世界全面破局,讓目前仍然可控的“佔領華爾街”進一步激化成“不可控的佔領華盛頓、佔領倫敦、柏林等”,從而側證一條真理,那就是: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
      
      在這個問題上,美國決策者應該知道的教訓就是:“美國利益決策者”之前“基於美國資本利益”而策劃的“埃及之亂”之“後續發展”已然脫稿,
    此次“基於美國國家利益”而“刻意寬容”的“佔領華爾街”,就沒有“脫稿”的那一天嗎?如果加上“外部力量”、特別是“網路”的努力呢?
      
      不過,討論進行到這裏,我們也不能不客觀地說一句,之前的,美國拿網路安全說事、著手管制網路的這一手,恐怕就是想對“佔領華爾街”、特別是“佔領巴黎、柏林”的“即用之也防之”的“未雨綢繆”!
      
      而在“網路”的問題上,最近的“淘寶”事件就值得警惕,在我們看來,對那種“境外勢力相”、以類似的方式、不惜代價、利用手中“控股”、但根本“不計成本”的“政治資本”的力量,意圖推高中國經濟運行成本,從而在中國製造混亂的可能性,有關方面要高度警惕才是!

    《東方時事》2011.10.17


  14. 2011/11/23 於 10:25 patchpieces

    新自由主義經濟麻毒藥方肆虐的美帝附傭國埃及(統治三十年的穆巴拉克強人傀儡政權)貧富懸殊人民不滿經濟現狀 持續爆發民主革命
    【美中情局操縱埃及軍政府傀儡 鎮壓民主人權鬥士致2000餘人傷亡】

    《中東劇變與美國、新自由主義》
    美國與埃及軍方

    文/馬耀邦

    節選自馬耀邦《中東劇變與美國、新自由主義》 2011年6月

    中東劇變最引人注意的兩個熱點是埃及和利比亞。
    這兩個國家體現了中東劇變“進程”背後最重要的兩個變數:
    美國“推動”的新自由主義“引起動盪”,
    然後美國“插手(介入)”力圖“繼續主導”。

    實際上,(美國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政權的穩定一直是美國中東政策的基石。《紐約時報》坦率地表示:“30年來,特別是由於埃以和平條約,穆巴拉克政府一直是美國在這一動盪區域的政策支柱。美國官員擔心,一個新的尤其是由穆斯林兄弟會或其他伊斯蘭組織控制的政府,可能不會遵守穆巴拉克先生之前任安瓦爾•薩達特在1979年簽訂的該條約。”

    根據1979年的“大衛營協議”,以色列將其佔領的西奈半島歸還埃及,但它並未滿足巴勒斯坦人的要求。相反,該條約引發了未來更多的衝突,因為以色列在與該地區的主要強國之一埃及實現和平共處之後,能夠集中其軍事資源,用於對付伊朗和巴勒斯坦。

    “大衛營協議”符合美國的地緣政治利益,因為,(阿拉伯世界叛徒;美國附傭傀儡)埃及是美國中東政策的關鍵所在。作為對每年2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和其他援助的回報,埃及向國外投資開放,其工業和市場成了西方跨國公司的砧板上的肉。戰略上,美國“收穫”了一個處於從屬地位的新“盟國(附傭傀儡)”。埃及充當了“制衡”伊朗的重要砝碼。(阿拉伯世界叛徒;美國附傭傀儡)埃及軍事喪失了獨立性,日益“依賴”於美國的軍需品和訓練。因此,“埃及政府認為,巴勒斯坦會妨礙其融入美國和以色列主導的區域安排。如今,埃及與以色列共同合作扼制加沙,同時又參與以色列、美國和巴勒斯坦之間的會談。為此,以色列安全官員支持穆巴拉克提名奧馬爾•蘇萊曼作為埃及副總統”。

    結果,面對穆巴拉克政權的倒臺,美國非常擔心示威遊行最終轉化為一場革命運動。在慕尼克安全會議上,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告訴西方政客、外交官和商界高管:“任何一個社會都有各種勢力在活動,尤其是在一個面臨各種挑戰的社會。為了實施自己的日程,這些勢力試圖破壞和超越社會進程。這是我為何認為,遵守埃及政府——實際上是由副總統奧馬爾•蘇萊曼領導的——宣佈的過渡進程之重要性的原因。”

    蘇萊曼是穆巴拉克一手提拔的副總統、前情報總局局長和“美國中央情報局在開羅的主要聯繫人”。事實上,從20世紀90年代的克林頓政府開始,蘇萊曼作為穆巴拉克的秘密員警首領,制定了“非常規引渡計畫”。根據該計畫,“美國中情局在世界各地逮捕的所謂恐怖分子嫌犯,戴著頭罩和手銬被送往埃及,旨在進行刑訊逼供”。

    儘管蘇萊曼先生在國內外臭名昭著,(主子)奧巴馬政府還是選擇他作為“一位過渡性人物”。隨著形勢的發展,華盛頓以一種“穆巴拉克必須下臺”的姿態與開羅進行對話。這清楚地表明,埃及實際上已經淪為“美國的殖民地”。
    私下裏,“埃及政府開始在精英中清洗穆巴拉克的主要支持者。穆巴拉克政府的國防部長兼陸軍元帥坦塔維前往解放廣場,表面上是檢閱軍隊,但其實主要是為了結交抗議者”。然而,在團結穆巴拉克的老朋友以完成過渡的同時,奧巴馬政府明確表示,埃及的任何根本性改變都是無益於事的。美國“之所以(變臉)”強烈要求穆巴拉克辭職,只因為它發現,這個“傀儡”已經成為一種負擔,不再符合華盛頓的利益。

    歷史上,美國曾在亞洲和拉丁美洲“扶持”過許多像穆巴拉克這樣的“獨裁政權”。一旦民眾動亂挑戰這些美國支持的獨裁政權,一場社會和政治革命有成功的跡象時,美國就採取一種三軌政策來應對:
    一是公開批評侵犯人權的現象,主張民主改革;
    二是私下裏發出信號,繼續支援當政者;
    三是尋找一位可以替代當權者、保留政府機構和經濟制度並支持美帝國戰略利益的精英。
    華盛頓害怕社會巨變和政治革命,它毫不猶豫地“暗殺”了(美國附傭傀儡)南越的吳庭豔等獨裁者,只因為(美國附傭傀儡)吳庭豔在南越存亡問題上竟敢違背美國的指示。

    華盛頓已經承受過太晚干預的教訓。在古巴革命中,它無法做出一個切實可行的選擇,而只能支持巴蒂斯圖塔政權。同樣,索摩查政權被推翻時,華盛頓持觀望態度而未予以幫助,其結果是美國企業被國有化,在尼加拉瓜出現了一個對美國不友好的政府。

    因此,“20世紀80年代,美國在拉丁美洲變得更加積極主動。它推動了過渡時期的協商式選舉,圓滑的新自由主義政客當選,取代了獨裁者。這些政客承諾,維持現有的政府機構,保護國內外精英的特權,支援美國的區域和國際政策”。

    從而,埃及暴動使奧巴馬政府陷入極端的困境,因為它需要找到“一種非常的政治方案,既能讓穆巴拉克下臺,又能保持和強化國家機構的政治權力,同時融入民選方式來作為平息和瓦解群眾運動的手段”。華盛頓這項計畫的主要障礙之一,是埃及武裝部隊和穆巴拉克的中央安全軍。這些軍隊的領導人在埃及的腐敗政權中受益匪淺。

    自“大衛營協議”簽署以來,華盛頓一直“培養”與埃及軍方的密切關係,美國每年提供價值14億美元的軍備,以“收買”他們。結果,埃及軍方發生了變化,“由保衛埃及邊界和本地區利益的軍隊,轉變為主要職能是操控人民和保護美國所支持政權的軍隊。埃及軍方的軍火儲備和美式武器的零部件數目都被維持在最低限度,以確保埃及無法同以色列開戰”。
    過去30年來,埃及軍官都曾經在美國防務學院接受過“培訓”。埃及暴動期間,在埃南中將(Sami Hafez Enan)的帶領下,20多位埃及高級軍官在美國防部(對外侵略部)召開會議、舉行酒宴和就餐。在華盛頓期間,美國敦促埃及高級軍官們在對待抗議者時要保持克制,因為奧巴馬政府不希望埃及軍方的形象受到玷污,其理由是,埃及軍方“將在推翻穆巴拉克政權的行動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

    因此,埃及軍方宣稱,他們不會對抗議者訴諸武力。埃及軍方“發表聲明,將抗議者的要求描述為‘合法的’,並半心半意地呼籲抗議者回家,承諾恢復正常的生活秩序”。埃及的高級軍官自稱站在抗議者一方,逐步為“(美國暗地支持的)軍事政變”奠定了穩固的基礎,釋放出與穆巴拉克徹底決裂的信號。
    當軍事政變既成事實,埃及軍方又發表聲明,“稱讚穆巴拉克是一名為祖國做出巨大貢獻的領導人。它暗示,軍方不會長期掌權,並表示,軍方是不會取代合法政府的”。

    “(美國暗地支持的)軍事政變”之後,埃及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控制了埃及。最高委員會現由穆罕默德•侯賽因•坦塔維元帥(Field Marshall Tantawi)領導。自1991年以來,坦塔維就一直是穆巴拉克政府的國防部長和武裝部隊總司令。穆巴拉克政府前總理和埃及空軍前司令艾哈邁德•沙菲克將軍(General Ahmed Al -Shafik)也是擁有權勢的最高委員會成員之一。最高委員會成員還包括奧馬爾•蘇萊曼。

    事實上,“軍事政變”之後埃及局勢並無改善,埃及實際上是以無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主義告終。對奧巴馬政府來說,保持現狀是最合意的結果。因此,華盛頓對此非常高興,它立即宣佈,繼續向埃及提供軍事援助。作為回報,埃及軍政府宣稱,它會遵守1979年與以色列簽訂的和平協定,將繼續在加沙地區對巴勒斯坦人實施制裁。

    為了“延續”無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主義,華盛頓試圖通過“顏色革命”的過程就如同我們在南斯拉夫和其他東歐國家所見證的那樣,在埃及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在這種體制之下,選舉“結果”可以輕易地“被人為操控”。因此,美國公開宣稱,它將向新的埃及政黨提供“資助”。這是“明目張膽”地侵犯一國主權和“干涉”一國內政。
    在埃及軍政府的同心努力之下,華盛頓“正努力分化真正的反對派,並將其自己的所謂反對派人物安插入抗議運動”。前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巴拉迪(Mohanned Al-Baradei)就是華盛頓(美國主子)“選中”的反對派人物之一。正是巴拉迪要求穆巴拉克辭職,同時建立埃及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巴拉迪是在美國受的教育,大多數時間生活在西方,他代表著華盛頓的利益,反對革命性的變化。

    埃及是“新自由主義”的典範

    對美國來說不幸的是,埃及人民“不可能”接納無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主義政權,因為其“代表了現狀”:裙帶資本主義與“掠奪性外資”相互合作、一片繁榮,而民族工業“破壞殆盡”。
    1991年,新自由主義結構調整計畫“被強加”給埃及,其結果是“毀滅性”的:“40%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之下,每天的生活費不足兩美元,失業率持續攀升,年輕一代失去就業機會。”社會支出的縮水還使絕大多數人喪失了基本醫療保健和教育的機會。埃及的“兩極分化”現象已經越來越走向極端。一千個家庭“控制著”這個國家的大部分商業和財富,他們是“私有化”和“新自由主義”的主要受益者。為了“壓制”合法要求和正義聲音,(美國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政府雇用了一支規模龐大的安全部隊,“警察局裏的刑訊和虐待成為一種例行公事。警方的路障和盤查成為埃及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顯然,如此腐敗的(美國附傭傀儡)政權已經在埃及人民心目中信譽掃地。不管華盛頓“收買”了多少埃及精英,也不管動用多麼強大的軍事力量,都無法動搖埃及人民“要求變革”的意願和決心。埃及人民為獨立和贏得國家尊嚴所作的鬥爭永遠不會停息。美國(反自由、反真民主)“頑固地”要求“維持現狀”並維護其在中東的地緣政治利益,這再次“暴露”了其國際行為的“醜陋性”。總之一句話,美國不過是只紙老虎。

    1989年冷戰的結束標誌著全球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其突出特徵是“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和全球化的擴散。令人驚奇的是,作為一個極為貧困的國家,在實施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強加的經濟改革數年後,埃及竟被標榜為新自由主義的典範之一。為了免除多達數以百億美元計的債務,從1991年開始,埃及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簽訂了一份關於結構改革措施的協定。結果,金融自由化(金改)、私有化(金改)、解除管制(金改)、開放市場、為外國直接投資提供國民待遇等一系列結構調整計畫在埃及得到執行。

    統計資料顯示,埃及取得了一定的經濟成就。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於埃及的報告:埃及的“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由1991/1992年實質上停滯的狀態上升至1995/1996年的4%以上,而通脹率從超過21%下降至7%”。此外,開放市場和歡迎外國直接投資導致了外匯儲備的不斷積聚。

    然而,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看來,這仍未達到預期值,尤其是在結構改革方面。於是,1996年至1998年,它為埃及“設計”了為期兩年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規劃,其重點是“私有化、解除管制、貿易自由化和財政金融部門改革”。

    遺憾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持”的“私有化”往往涉及將利潤豐厚的國有企業“拍賣”給外國跨國公司或本國圈內人。這造成了埃及“工作環境的”快速惡化“,引發了一次極為猛烈的罷工潮,以至於一位分析家稱之為中東地區近半個世紀最大的一次社會運動”。

    其間,“裙帶資本主義盛行,而曾經作為埃及經濟支柱的本地工業任由衰退。與此同時,私營的工業部門生產陶器、大理石和化肥等破壞環境的產品,這些產品的產能不斷擴大,得不到有效的監管,為居民的健康帶來嚴重惡果”。

    而且,“裙帶資本主義”必然導致財富集中於極少數經濟精英之手。不少“經濟精英”充當了跨國公司的“(買辦)代理人”,大量地進口電子和汽車等消費品。房地產開發商也位列其中,其中許多人與政治精英關係密切。這些開發商僅以實際價值的一小部分就拿到公有土地,建造封閉式社區和度假勝地,供埃及社會上流階層所用。利用國家的支持,包括基礎設施補貼和廉價的土地,房地產作為非石油產業,成為埃及經濟的第三大產業。

    毫不奇怪,埃及社會日益“兩極分化”,“據評估,1000個左右的家庭控制著該經濟體的大部分領域”。為了保護其財富,維護自身利益,精英們施加“政治壓力”,促使有關稅收改革的法律通過。從而,最高所得稅從42%削減為20%。在穆巴拉克的領導下,埃及政府實行單一的統一所得稅。據此,高工資和低工資收入者按其收入支付同一稅率。因此,“穆巴拉克主導了一個這樣的進程:國家財富落人小部分私人手中,而絕大多數人”貧困化“,40%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之下,每天的生活費不足兩美元,失業率不斷上升,年輕一代沒有就業機會”。

    而且,由於與全球經濟一體化並“放棄”了自給自足的政策,埃及的糧食和其他日用必需品的價格“扶搖直上”。然而,(美國附傭傀儡)埃及政府“無視”工人的抗議,仍然將最低工資固定為一個月不到一百美元。這在埃及工人階級中不得人心,但贏得了跨國公司的認可,“全球工商業界稱讚穆巴拉克的做法是‘勇敢的’、‘印象深刻的’和‘有遠見的’”。

    於是,外國投資蜂擁流入埃及,尤其是它的經濟特區。由於張開雙臂歡迎外資,埃及取得了“在過去的三年保持高達7%”的經濟增幅。表面上,在許多旁觀者看來,埃及是一個繁榮的國家。埃及的首都開羅在不到五年的時間裏規模擴大了一倍,豪華別墅、大型購物中心、主題公園、高爾夫球館和馬球館四處林立。

    遺憾的是,這樣的房地產發展水準沒有改善絕大多數埃及人民的生活水準。事實上,自實施新自由主義所“指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結構調整計畫以來,90%的埃及人沒有分享到國內生產總值和經濟增長的成果。恰恰相反,如前所述,越來越多的埃及人“陷入貧困”。最令人吃驚的是,這竟然發生在埃及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最快的時期。這引出一個問題,以國內生產總值作為衡量經濟發展的指標是否正確和有效。

    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武裝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結構調整計畫的重壓下,埃及甚至將公共社會服務“私有化”。結果,大多數埃及人“喪失”了基本醫療衛生和教育的機會。那些受不到教育的窮苦孩子最終只能從事卑賤的工作,拿著微薄的薪水,來勉強維持家庭的生計。

    更令人無法接受的是,(美國傀儡)穆巴拉克家族的成員竟是這種“裙帶資本主義”的積極參與者。他們是許多企業的股東,其唯一目的就是使自己變得更加富有。實際上,“(美國傀儡)穆巴拉克及其小集團長期以來一直將埃及視為其私人領地,將埃及資源視為戰利品進行分贓”。

    他們自肥腰包的另一種方式就是將(金改)金融部門“私有化”。用「中央情報局」的話說,埃及精英“積極地推行經濟改革,以吸引外國投資”。
    2004年至2008年期間,(美國傀儡)穆巴拉克及其親友忙於“兜售”埃及國有銀行。埃及銀行“落入”外國人手中的同時,穆巴拉克“取消”了對自由資本流動的限制,“放鬆”了對外國財產投資的“監管”。埃及成為全球房地產投機和有價證券投資的“聖地”,因為它“取消”了紅利稅、資本收益稅和債券投資利息稅。

    因此,2005年,埃及商業銀行出售了其70%的股權;隨後,2006年,亞歷山大銀行——埃及最大的四家國有銀行之一,被一家義大利銀行——聖保羅銀行收購。國有銀行的出售和對國家金融體系的放任自流極大地玷污了穆巴拉克政府的形象,暴露了該政府的醜陋本性。這預示著它將自食惡果,從而播下了其覆滅的種子。毫不奇怪,執行新自由主義指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調整計畫,其結果不可避免地導致了2011年1月25日的暴動。

    由於埃及的政治和經濟困境,新自由主義在該國備受指責。經濟學家、開羅的薩達特行政學院前院長漢迪•阿布德拉茲表示,“埃及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實踐帶來了通脹呼嘯直上、失業率持續上升和普通人購買力的下降”。阿布德拉茲先生補充說,新自由主義政策“有效地限制了這個國家的司法、立法和安全能力,而不是只局限於經濟問題……物價的失控已經引起惡性通脹。同時,失業率正在穩步攀升,而根據實際價值衡量,普通人的工資水準一直下滑。這一切逐步破壞了社會穩定,使得窮人更窮,富人更富”。

    破壞社會穩定的關鍵因素之一是糧食價格飛漲。在埃及,各種主食價格每年攀升17%。但是,西方媒體報導埃及暴動時,卻完全忽視了這一簡單的事實。自埃及暴動以來,《紐約時報》的湯瑪斯•弗裏德曼等全球主義者一直譴責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稱這些國家造成了糧食價格上漲,從而間接地引起這場暴動。他表示:“中國本身並未促成這場暴動,但是,中國和以亞洲為首的發展中世界對肉類、穀物、糖、小麥和石油的消費日益增大,確實促成了該事件。”然而,根據新德里經濟研究中心的加雅提•戈什教授的研究,2006年至2007年糧食價格暴漲期間,印度和中國的需求實際上下降了3%。

    美國發生經濟危機之後,「美聯儲」將利率降至“史無前例”的“低水準”,同時“放鬆銀根”,向美國金融體系注資數以萬億計的美元。於是,投機資本蜂擁流入商品市場。借助於“交易型開放式指數基金(ETF)”等“金融衍生品”、華爾街投資銀行——「高盛公司」,利用槓桿作用將小麥價格拉至空前的高度。其最終結果是:“紅色硬質小麥通常以每60蒲式耳3至6美元成交。該價格先是升至12美元,又至15美元,再至18美元,而後突破了20美元。2008年2月25日,紅色硬質春麥期貨收盤于25美元每蒲式耳。具有諷刺性的是,2008年是世界歷史上小麥產量最高的一年。”

    在一篇題為《高盛如何對世界窮人饑荒下賭注並贏了賭局》的文章中,新聞記者約翰•哈裏(Johann Hari)稱:“從2006年底開始,世界各地的糧食價格突然開始飆升。一年後,小麥價格上升了80%,玉米上漲了90%,大米漲了320%。30多個國家發生了糧食暴動,2億平民面臨營養不良和饑餓。2008年春季,糧食價格又”不可思議地“忽然回落到原先水準,似乎在玩一場魔術。”
    聯合國糧食問題特別報告員吉恩•齊格勒稱之為“無聲的大屠殺”,完全是“人為操縱的”。

    事實上,在金融市場,農產品“被包裝”成類似於次級抵押貸款的衍生品,僅是在名稱上由債務抵押債券(CDOs)改為商品抵押證券(CCO)。事實真相是,由於新自由主義“解除管制政策”的實施,「高盛」等華爾街投資銀行的手段之一就是以“製造”“金融泡沫”來牟取不義的“暴利”,網路泡沫和“房產泡沫”就是明證。顯然,下一個“泡沫”將是農業泡沫,它會給數以億計的發展中國家人民帶來“大規模饑荒”,更不用說已經發生在突尼斯和埃及的“大規模暴動”。

    雖然西方媒體(妓者)“極盡所能”地將埃及暴動“描繪”為“自由”和“民主”起義, 但實際上,它是為了“生存”和“匱乏”而戰。歸根結底,正是在“新自由主義”及其“市場原教旨主義”理論的指導下,金融投機商將穀物價格抬高至一種天價,從而“導致”大規模“暴動”。
    此外,“新自由主義”主張,國家應“放棄”對農業的扶持,採取一種“(放任)不干預”的政策。由於城市中心區得到大量投資,而農村的農業發展遭遇忽視,埃及等許多國家很快淪為糧食極度匱乏的國家。
    更糟糕的是,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推行的經濟改革和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第三世界的農民遭受西方國家得到“補貼”的農產品的“不公平競爭”,這進一步加劇了社會動盪和糧食危機。
    因此,隨著(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政權的垮臺,“新自由主義”在全世界人民的眼裏已經“信譽掃地”。對於那些“信奉”新自由主義的領導人和“擁護”新自由主義的國家,這應當是一記“警鐘”。
    他們最終會落到與(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一樣的“命運”,“步其後塵”並國破家亡嗎?這無疑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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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情局操縱埃及軍政府 鎮壓民眾致2000傷亡
    《埃及衝突致35死近兩千人受傷 過渡政府辭職被拒》

    2011-11-22 紅網
    http://www.dzwww.com/xinwen/guojixinwen/201111/t20111122_6780129.htm

    [提要] (11-22)最新消息顯示,首都開羅和其他一些城市的持續衝突已導致35人死亡、近兩千人受傷。示威者要求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主席坦塔維下臺、軍方儘快移交國家權力。政府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有人企圖阻撓選舉正常進行。

      據新華社電 最新消息顯示,首都開羅和其他一些城市的持續衝突已導致35人死亡、近兩千人受傷。示威者要求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主席坦塔維下臺、軍方儘快移交國家權力。政府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有人企圖阻撓選舉正常進行。

      示威者要求軍方領導人下臺

      21日,數千名示威者聚集在開羅解放廣場附近通往內政部大樓的一條街道內,並向軍警投擲石塊。安全部隊多次發射催淚彈驅散人群。廣場上一些示威者高呼口號,要求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主席坦塔維下臺、軍方儘快移交國家權力。示威活動20日迅速蔓延,亞歷山大、蘇伊士、塞得港、阿裏什和南部的明亞、艾斯尤特等地均有抗議活動,一些地方示威者與員警發生衝突。

      開羅等地18日發生大規模示威活動,抗議政府提出的憲法原則性檔,要求軍方儘快交權。19日,軍警在解放廣場開展清場行動,強行驅趕繼續抗議的示威者,導致1名青年死亡。

      議會選舉將如期舉行

      埃及過渡政府和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20日召開安全局勢緊急會議後宣佈,將保證議會選舉如期舉行。政府在聲明中說,目前局勢緊張的原因是有人企圖阻撓選舉正常進行和新國家機構的形成。政府將與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在此敏感的歷史時期擔負責任。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要求政府對衝突進行調查。

      據埃及《今日埃及人報》21日報導,因部分內閣成員不滿衝突事件的處理方式,過渡政府在20日召開的會議上集體向軍方遞交辭呈,但被拒絕。

      今年2月,穆巴拉克因抗議活動辭去總統職務,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接管國家權力,並解散議會。此後,埃及大規模抗議活動不斷。根據安排,人民議會(議會下院)選舉將於本月28日舉行,明年1月29日舉行協商會議(議會上院)選舉,而總統選舉日期尚未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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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中情局操縱埃及軍政府傀儡 鎮壓民眾致2000傷亡
    《中情局“萬能先生”幕後操縱埃及政壇》

    李筱哲 楊牧 8月18日訊 

    2011年8月18日 人民網

    俄羅斯《真理報》今日發表文章《埃及的“神秘部長”》,揭秘埃及局勢動盪以來操縱政壇的幕後人物。文章摘編如下:

     是誰在“幕後操縱”埃及政壇?

      “神秘部長”(美帝附傭傀儡)奧馬爾•蘇萊曼留給埃及軍政府的影響非常重要。20年從事“情報”工作的經歷使他已經不能被那些把(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趕下臺的人忽視。

      當美國「中情局」來到中東簡陋的環境中需要和以色列聯繫的時候,需要和摩薩德打交道的時候,他就是美國「中情局」的“萬能先生”。

      蘇萊曼由於(扮演美帝忠實走狗)曾對加沙地區(Gaza)實施封鎖而在阿伯拉世界“聲名狼藉”,當時他說,“要讓巴勒斯坦人為支持哈馬斯而受到‘餓著但不餓死’的懲罰”。
    在加沙地區,40%的兒童都因為饑餓而營養不良,並致殘。

      (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是埃及人的教父,但他如同阿拉伯世界其他國家的領導人一樣缺乏魅力並堅持用強權治理國家。蘇萊曼是他的參謀和決策執行人,(如今)也正是他把(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推上了審判台。

      當穆巴拉克和兒子們的生活極盡招搖之時,蘇萊曼卻一直保持低調。直到穆巴拉克政權最終倒下、蘇萊曼接任埃及副總統一職之後他的生活才漸漸走到幕前。正是他向世界宣佈“(美帝暗地佈署扶持)軍事政變”已經完成,穆巴拉克正式“退休”了。

      當然,每一個推翻(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後來成為軍政府成員的人都“經由蘇萊曼批准”。也許有人憎恨這位“神秘部長”,但每個政府官員都明白自己不想在結束政治生涯的時候落得個在籠裏受審的下場。

      蘇萊曼讓政府成員各安其位,還有誰能更好地讓政府遠離瓦解?還有誰能更好地讓這些人隨時知悉「中情局」的消息?

      如今,蘇萊曼的行蹤仍然是個謎。最後一次聽說他的消息是他給埃及《金字塔報》寫過一封信,在信裏他稱無意競選埃及總統,他所想做的就是“和家人一起平靜生活”。

      軍事法庭審判、酷刑和失蹤——這一切都給蘇萊曼貼上了神秘的標籤,也警告著今天的埃及和那些在街頭集會推翻穆巴拉克的人:(美帝附傭傀儡)蘇萊曼善於在“幕後操縱”,而那些為(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的垮臺而高興的人正忽略他對埃及政壇的持續性影響。


  15. 2011/12/05 於 10:20 patchpieces

    美國雙重圍堵 中國如何破局?

    一、美國“重返亞洲”,中國面臨“嚴冬”

    美國正在高調“重返亞洲”。
    其實,美國“從來就沒有”離開過亞洲。
    “所謂”重返,無非是“發出”一個強烈信號:這一回,美國要真正開始重視亞洲了。
    此前,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美國通過“廣場協議”,成功地“扼殺”了日本崛起的勢頭後,亞洲的新興國家在美國人眼裏都不過是它“予取予奪”的提款機而已,不再有誰是它的挑戰對手。  

    但是,過去二十年,風流水轉,中國起來了,特別是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歐元啟動,恐怖主義,中國復興,
    這三大因素開始有可能危及美國人的世紀夢想:連續兩個百年的“美國世紀夢”。  

    為此,美國人窮十年之力,擊斃了本•拉登,“象徵性”的結束了“反恐戰爭”;又“通過”(引爆)歐債危機使歐元陷入一時難以自拔的困境。
    接下來,還“剩下”一個麻煩,那就是中國。

    當美國經濟遭金融危機重創,使盡渾身解數也無法將經濟拉出泥潭時,美國人別無選擇,不得不拿出自己曾經屢試不爽的“老招數”:我的日子不好過,那我就折騰別人,讓別人的日子比我更難過。最後,水落石出,相比之下,還是我的日子更好過。

    於是,奧巴馬和他的團隊頻出“陰招”,在西太平洋上空演出了一連串令人眼花繚亂的“政治雜技”。先是通過“(自導自演)天安號事件(悲情苦肉計)——延坪島炮擊——黃海軍演”以及“釣魚島事件”,把本已有離心傾向的韓、日兩國一邊倒地拉向美國,
    “穩住”東北亞的陣腳後,又掉頭南下,“挑唆”和鼓動越南、菲律賓在南中國海反復滋事;
    恢復對臺灣出售武器;
    向緬甸政府釋放“善意”,在原本關係不錯的中、緬之間打進楔子;
    跟新加坡談判部署沿海快速艦基地問題;
    在澳大利亞建立一個駐紮2500名海軍陸戰隊的軍事基地;
    與印度建立“戰略夥伴”關係。

    在打完這一系列地緣戰略的“組合拳”之後,真正富有深意的戰略動作也跟著出臺,那就是“主導”甚至主宰亞太經濟。因為在美國人看來,一切戰略利益,最終都要表達為經濟利益,而經濟利益的獲得只能通過財富的轉移來實現。環視全球,受美國經濟影響和歐債危機拖累,大多數國家的經濟都表現低迷。只有亞太地區,由於有漸成地區經濟火車頭的中國“牽引”,尚具活力。對美國來說,無論是讓自己“經濟脫困”,還是要把亞洲財富最後變成美國的財富,都必須刻不容緩地向亞太“開刀”。因為如果現在不動手,等到亞洲國家圍繞中國重新排起新的雁陣時,美國想做什麼,恐怕都為時晚矣。

    一不做,二不休。奧巴馬和希拉蕊“輪番出擊”。極力“架空”甚至廢棄已存在了近二十年的“APEC”機制,然後,”借殼上市“,把原本默默無聞的“TPP”(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變成美國主導乃至主宰亞太經濟的”新平臺“,為亞太經濟”重新定則立規“,意在用其將亞太國家一網打盡,獨獨把中國”排除在外“。

    有評論一針見血地指出:

    “美國為什麼要力推TPP?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克林頓曾明確表示,把推動TPP作為美國重返亞洲戰略的重點。美國試圖以TPP為突破口,建立以其為主導的橫跨太平洋的亞太經濟合作體系,並由此建立美國主導的”亞太自貿區“,進而贏得全球的戰略優勢。
    TPP談判“出現”的背景是,亞太特別是“亞洲區域經貿合作”進展迅速。美國一方面不願錯過亞太經濟發展良機,同時也希望通過“設置”一定“規範”繼續主導這一地區未來政治、經濟等格局的變化。”

    所有這一切,只有一個目標,“劍指中國”。
    對滿懷熱情擁抱全球化,“以為”可以通過市場經濟話語,與美國和西方這些意識形態語境不同的國家,找到共同話題的中國來說,無異於兜頭一盆涼水。

    當切分財富蛋糕的遊戲變成一場零和遊戲,你的獲得就是他的失去時,共同的語境就只能是赤裸裸的“叢林法則”的殘酷對話:
    依據美國在過去兩年間對中國所做的全部“動作”來判斷,不難得出一個結論:環繞中國的地緣戰略和經濟戰略的雙重“嚴冬”正在來臨。中國,必須做好“過冬”的準備了。

    二、美國為什麼要對中國出黑拳,下狠手?

    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海嘯”並沒有過去。美國經濟今天“遠不是”尚未復蘇的問題,美國次貸的第二個“債務違約”期已經開始,而2007——08年次貸危機中“被掩蓋”的美金融機構的“有毒資產”也陸續開始釋放。
    這對美國經濟復蘇是一個沉重的牽制和打擊(中國亦不能倖免。因為這一輪危機會導致美國經濟進一步衰退,再通過貿易聯繫傳導,使世界貿易整體衰退,從而導致中國的外需萎縮,壓抑中國經濟增長),也是美國政府“極力”在歐債問題和南海問題上“做文章”的重要原因。因為美國政府“不希望”全球視線過分“聚焦”在美國遇到的“麻煩”上,從而“動搖”對美元和美國的信心。

    美國債務上限問題的艱難解決,雖然讓美國也讓全世界的債主們鬆了口氣,但誰都知道,這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尤其“解決不了”美國仍須靠“借債度日”的本質問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報告指出:美國國債已占其GDP的99%,預計2012年將達到103%。美國財長蓋特納承認,美國政府每花1美元,其中就有40美分是借的。包括國債在內,美國公、私債務總額已高達55兆(萬億)美元,人均負債17.6萬美元,家庭平均負債67萬美元。而美國年度稅收僅約3萬億美元,中等家庭年均收入約5萬美元,這說明美國已深陷入不敷出的債務困境。)因為這一問題與美國是靠(美元霸權)向全球輸出美元這一“方式”生存聯繫在一起的,這一“特裏芬難題”是美國經濟愈來愈解不開的死結。

    造成美國經濟今天這一局面的是美國從“(1944)佈雷頓森林體系”建立到解體後這大半個世紀裏,由於掌握了國際流通貨幣的金融高端優勢,而逐漸放棄了對那些處於低端的實體經濟的眷顧。美國之所以過去四十年裏把大部分中低端製造業當做“垃圾產業”轉移出去(只把高端技術產業和高附加值產業保留下來),是確信可以通過全球信任(依賴依附)的美元(霸權)體系使新興國家成為為其廉價提供中低端產品的加工廠,說白了也就是為掙美元(白條)給美國“打工”。而當美國為脫困不斷實施“量化寬鬆(債務貨幣化)貨幣政策”,濫發美元,使美元越來越弱勢,美元的信用也日益受到普遍質疑時,美國人那種即使沒有“實體經濟”,單靠“虛擬經濟”也能過好日子的局面,就難以為繼了。

    現在,金融危機的引爆和發酵使美國靠“輸出美元、轉移全球財富”的“模式”已不可持續,這意味著“華盛頓共識”的“不可持續”。
    眼下,看不出美國能夠拿出新的以美國和美元為中心的新模式繼續“忽悠”整個世界。美國今天所做的一切都還是在拼命維護和“挽救”這一“模式”。因此對其前景的預期是悲觀的。

    在這一“本質性問題”得到根本性解決之前,奧巴馬所許諾的“再工業化”和“五年內出口翻一番”的目標,都將是畫餅充饑。

    這首先是美國“勞動力成本”過高,而各類工會為了自身利益又都不肯降低從業人員工薪(這次NBA勞資雙方工薪大戰就是最新例證)。如果美國“產業空心化”這一致命現實不能從根本上得到扭轉,美國的衰落就幾乎不可避免。這不是通過“玩弄”“壓人民幣升值”這種“偽命題”就能解決的。
    因為美元要獲得“全球結算貨幣和儲備貨幣”這一地位(只有獲得這一地位才能帶來美元霸權),美國只能通過貿易方式向全球“輸出美元(轉嫁成本及債務)”。這也就必然造成美國的貿易逆差。這一“特裏芬問題”既是美元的天然優勢,也是其天然缺陷。其優勢是美國可以通過輸出“綠紙”而廉價獲得全球的產品和資源。其缺陷就是如此一來美國只能使自己長期處在貿易逆差狀態。這意味著美國即使不從中國獲得產品(也就不存在美中貿易逆差,當然也就談不上操縱人民幣匯率問題),也必須從其他國家獲得替代產品,仍然解決不了其逆差國地位的問題,當然也就無從解決其國內民眾的就業問題(因為其民眾不可能都就業于高端產業,而一度達到的70%就業人口從事金融和金融服務業的“盛況”,也由於金融危機的爆發,金融業的蕭條而不可能重現)。
    這種自己臉醜怪鏡子的做法,對解決“美國病”於事無補。就此意義上說,金融危機暴露出來的“美國病”,是本體性的,起碼是“結構性”的,而不是一般的決策失誤或監管不力。這一“根本性”的缺陷恐怕只有美國放棄美元霸權,放棄美元一僕二主的矛盾地位,讓位於“世界元”才可能一勞永逸的解決。這就意味著壓人民幣升值“真正的目的”是,美國寧可轉向其他國家尋求替代產品,也要給中國出口依賴型經濟以“打擊”,因為那些可以為美國“提供”替代產品的(次殖民)國家無一個可對美國的霸權地位提出挑戰,而這正是美國上層最擔心的事情。
    所以,打擊中國是“目的”,解決其國內就業只是“幌子”。因為兩個目的只能實現其一,那就是打擊中國,就業問題是根本解決不了的。美國國會的議員們肯定明白這一點,只是拿中國產品搶了美國人的飯碗“(卸責)說事”罷了。

    既然如此,中國應明白美國的“用心”,做好“徹底下車”的準備,不必再與美國打口水仗。因為中國“必須認清”,美國的那些國會議員極力推進這一議案是鐵了心的,不惜一切代價也要“阻止”中國經濟增長(帶動中國國力、軍力的增長)對美國的霸權地位構成最終的威脅。
    明白了這一點,中國就應該丟掉一切“幻想”,只能與美國進行冷靜的合作和清醒的博弈。

    三、如何脫困,美國還需要一場戰爭

    無論我們現在如何不看好美國的未來,現在仍必須清醒地看到,即使在美國金融危機如此嚴重,美元霸權可能崩潰的情況下,美元的地位眼下仍無一種貨幣可以替代。國際大宗商品交易和一般貿易,仍“擺脫不了”美元結算的慣性力。(國際清算銀行資料顯示,全球每天發生的國際貿易中有86%涉及美元結算。)
    美國也充分瞭解這一點。因此,為“擺脫”這種困境,繼續延長自己的霸主地位,給自己贏得“舔傷”的時間和空間,美國當然要想辦法拉其他國家為其分擔風險,同時給一些國家“製造麻煩”和難題,讓所有這些國家“顧不上”指責美國、懷疑美國、甚至對付美國。這是美國的一大“策略”。
    歐債危機、南海問題、北非中東變局,都是美國在下“先手棋”,四處“布子”,給不同的對手“製造”不同的麻煩。

    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一直在努力克服危機對其經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帶來的沉重打擊,尤其是努力擺脫全世界對美元信心下降的不利局面。美國需要大量的“美元回流”支撐其國內經濟的“流動性”。“吸引”美元回流美國的辦法,一是靠美國高科技支撐的高回報率的投資環境(這一點現在已沒了指望),另一點就靠發行美國國債(美國國債利率雖低,但相對安全,且幾乎沒有上限,想買多少買多少,但債務上限的風波,也讓世人對其償債的前景產生越來越多的疑慮)。
    對美國人而言,自從踏上美元霸權道路之後,其經濟就已成為一種“信心經濟”,只有世人對美元信心充足,相信美國的國家信用,才會讓更多“美元回流”美國,給美國經濟賴以為生的的“信貸(信用債務)模式”引入活水。
    儘管美國的兩任財長以及貿易代表、聯儲主席都跳出來“發出”利好信號,但是美國實體經濟振興道路艱難,金融改革進展緩慢,就業、市場的實際情況都不盡如人意,兩輪量化寬鬆(債務貨幣化)政策使用過後經濟仍未見起色,且反而讓世人對美元兌水大為不滿,更加擔心。
    美國巨額國債又牽動國際關注,國家信用面臨質疑,這些問題都無法令人看好美國經濟的復蘇前景。無法提振世界對美國的信心,無法恢復人們對美元的信心,這讓美國非常難堪。

    在這種情勢下,美國將會做什麼?美國還能做什麼?
    也就是說,美國最有可能通過“什麼辦法”讓自己脫困?

    我認為不外乎三種方式脫困。

    其一、在最理想的情況下,是“技術脫困”,就像當年美國人用IT業引領全球經濟,讓自己賺的盆滿缽滿一樣。
    但眼下,這種前景似乎很“渺茫”。除非美國能在能源技術上獲得突破,則可能一舉解決許多麻煩,美國將重新鳳凰涅槃,所以,我們對美國在能源技術上的任何進展都應保持關注和警惕。因為在能源日漸緊張的情況下,誰能掌握新的能源技術,誰就可能控制世界的未來。如果美國掌握了這種技術,就可能使全球經濟重新翻盤,確保美元地位不可撼動。

    其二、是“賴賬脫困”。
    對這一點,我們尤其要特別警惕,提防美國繼續在美元上“做文章”。不能排除這樣一種可能性:美國在未來一段時間,繼續超發美元,讓美元的信用爛到極點,再借助其世界第一的黃金儲備,突然宣佈部分恢復金本位制,讓美元重新與黃金掛鈎,從而“重新”為美元定值,藉以達到與舊美元“脫鉤”,“金蟬脫殼”,公然赤裸裸“賴賬”的目的。但這一步棋是雙刃劍,傷害別人,也傷害美國自己,不到萬不得已,無路可走時,美國應不會出此下策。

    其三、就是“戰爭脫困”了。
    通過戰爭既拉動美國經濟,增加就業機會,擺脫國內壓力,又在國際上重新為美元樹威。用戰爭對大宗商品價格特別是能源價格產生決定性影響,從而對國際投資環境及經濟佈局重新洗牌,改變國際資本的投向,使美國最終成為受益方。
    眼下看,美國人的下一個打擊目標最接近水到渠成的是目標是敘利亞。
    最有可能打擊的目標是伊朗。
    最出人意料的打擊目標將是委內瑞拉。

    四、內在的穩固和強大是應對美國挑戰的最有力武器

    歐債危機動搖了人們對歐元區經濟的信心,也給歐盟的發展前景帶來了不確定因素,作為單一貨幣的歐元對美元儲備貨幣、基準貨幣的“挑戰”也就大大“減弱”。對此,當我們看清美國的這種“大戰略”後就必須儘早研究和部署真正管用的對等戰略和見招拆招地應對之。

    首先,作為一個大國,你的外交、軍事這兩隻輪子必須相互配合,要善於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不能在國際舞臺上只有一個表情。
    最近幾年,“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這種“論調”的提出者自有其“意圖”,但客觀說來,“中國威脅論”也並非完全抹黑中國。因為你近年來體量急劇增大、體能快速提升,別人自然會有壓力,這幾乎是每一個大國崛起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情況。
    面對“中國威脅論”論調,我們以往採取的“方式”是不斷做解釋:我們不威脅他人,我們是和平崛起,但這種宣示“收效甚微”。別人對你自然會有他的固有看法甚至“偏見”。你想用宣傳去消除他們這種看法和偏見是很困難的。既然如此,你索性就少在這方面下功夫,不妨“該強硬的時候強硬一些”,讓那些持“中國威脅論”,想給中國製造麻煩的人習慣中國“威脅”的存在。

    就此意義來說,我國首艘航母的出現肯定會在那些“中國威脅論”的想法上加上一個極有分量的砝碼。因為中國的安全不能依靠驅逐艦來維繫。我們還需要“大傢伙”和“硬傢伙”。隨著中國經濟全球化的參與度提高,中國有大量的海外利益需要國家力量的保護,中國又是資源進口大國和能源消耗大國,國際通道的暢通和安全對中國未來發展的意義非比尋常,需要有更多的利器保護我們的商船和海上生命線,同時也承擔相應的國際責任,向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
    就這一點而言,中國擁有航母會是治療“中國威脅論”患者,讓他們脫敏,也給他們帶來相應利益的好藥方。
    其二,對於那些一心想給中國“製造”麻煩者,中國不妨像美國那樣,也下先手棋,給“麻煩製造者”製造麻煩。
    我們這些年一直強調國內穩定“不折騰”,這是對的,但這並不意味著在國際上你也完全“不折騰”。比如在東海或南海方向,在外交和動武之間,有巨大的灰色地帶可以讓你有所作為。當然,必須強調的是,在如何“作為”上,要動腦子,講智慧,而不是蠻幹。美國這些年對中國“(設陷埋地雷)佈局下棋”,打擦邊球,動了不少腦筋,做了不少手腳,很多做法值得我們好好玩味和借鑒。

    其三,中國需要用好手中“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一票,可以多投否決票和贊同票,少投棄權票。
    要把否決票和贊同票做為組合拳來打。從聯合國決策機制來看,否決票或贊同票都體現為加一票或減一票的力量,而棄權票則“無法顯示”這一票的立場和力量。
    中國要儘量減少投棄權票,從而避免在別人眼裏,你就是個零(廢物)。你可以在一些問題上先投否決票,然後借此與別人討價還價,在別人接受你的條件後,再投贊同票,通過這一“過程”讓別人明白,中國是它繞不過去的力量,使他們在處理國際問題時不能不考慮中國的看法。

    其四,中國要用好手中巨額的美國國債,把巨量外儲和美債歐債做為戰略武器來使用,“而不是”只考慮它的安全性或投資回報率。
    乍一看,中國買美國國債是不得已而為之,是被美國所綁架,其實並非完全如此。巨額美元國債實際上令中、美兩國處在一個十分微妙的“互相綁架”的狀態。
    對中國而言,買美國國債易,投資美國難,持有美國國債確實是不得已的選擇;但對美國而言,巨額債務降低了美元的信用,美元信用是美國經濟的生存支柱,美元信用下降,最終會損傷美國經濟本身。如果美國真的違約,中國擁有的三萬億(兆)美元的外匯儲備中約有一萬多億(兆)是美國國債,確實存在損失風險,但這種損失風險是可以估量的,或者說是可控的;
    美國則不然,“違約”就意味著美元信用“瀕臨崩潰”,其基準貨幣、儲備貨幣的地位會大幅下降,進而與(以期貨及各式金融高槓桿衍生性虛擬經濟商品操控)大宗(實體經濟)商品“定價”、國際貿易結算脫鉤,顯然有助於人民幣國際地位的提升。這絕對不是華爾街乃至華盛頓願意看到並接受的。中國的損失在當下,美國的損失則在未來,孰輕孰重?美國掂量得很清楚。這種“互相綁架”使我們擁有了金融戰略武器操作的空間。

    其五,中國要敢於“做負責任的大國”,但我們履行這些國際責任和義務決不是依照西方的指令。
    首先我們要有能力維護自己的安全,並自願向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如中國艦隊在索馬里護航,優先考慮確保本國商船、油輪的安全,並向提出要求的他國船隻提供護航服務;更重要的是,中國要在關鍵時刻為兄弟國家和准盟國有所擔當。從既往經驗來看,對巴基斯坦、俄羅斯等友好國家,各個層面的合作意願需要加以保護和維持,一些問題上要互通聲氣、彼此支持。
    這反過來也會對我們打擊分裂勢力、恐怖主義活動有很大幫助。在今天的國際社會,只有支持了別人,才能得到別人的支持,從而避免孤立。獲得別人的支持沒有免費的途徑。

    其六,加速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減少出口依賴,特別是對美國市場的依賴,使中國經濟面向世界有更強的適應性。
    在完善金融體制,增強金融體制的防衝擊、抗打擊能力的前提下,逐步完成人民幣國際化進程,與貿易對手更多地進行貨幣互換和人民幣結算,是不錯的方法。中國已處於資本擴張期,但資本的輸出不是人民幣、而主要是雖然巨量但畢竟有限的外匯儲備這一點,要有清醒的認識。
    非本幣擴張是不可持續的,而且風險很大。

    其七,必須加大整軍備戰的力度。
    中國周邊群狼環伺,連狼崽子也敢從“龍口奪食”。而更重要的是做好比對台軍事鬥爭準備更大的軍事鬥爭準備。世界大戰打不起來,不等於小戰、中戰打不起來。隨著中國的逐漸強大,戰爭危險不是在減小,而是在增大。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重建“社會公平”。縮小貧富差距是社會穩定、發展的根本出路。
    必須懂得“這一點”如解決不好,就有可能危及到黨和國家的生存。任何時候,內部的穩固都是外部強大的根本和基石。中國這樣的國家,你自己不垮,沒有任何力量能搞垮你。

    文/喬 良 

    2011年11月24日

    刊於《國外理論動態》2011年第12期

    近期文章鏈結:

    喬良:以我山之石,攻他山之玉——讀美軍《網路中心戰案例研究》隨想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112/279036.html

    喬良:美元戰爭還能打多久?    
    http://www.wyzxsx.com/Article/finance/201111/273122.html

    喬良與陳志武對話:金融與國家安全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0/201106/241187.html


  16. 2011/12/08 於 15:50 patchpieces

    顛覆推翻利比亞強人格達費政權之後 美中情局及英國情報局正藉其轄下恐怖組織雇傭兵代理人(轉戰)滲透打擊伊朗、敘利亞政權

    《China Joins Russia, Orders Military To Prepare For World War- III》

    A grim Ministry of Defense bulletin issued to Prime Minister Putin and President Medvedev today states that President Hu has “agreed in principal” that the only way to stop the West’s aggression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is through “direct and immediate military action” and that the Chinese leader has ordered his Naval Forces to “prepare for warfare.”

    Hu’s call for war joins Chinese Rear Admiral and prominent military commentator Zhang Zhaozhong(張兆忠少將) who, likewise, warned this past week that “China will not hesitate to protect Iran even with a Third World War,” and Russian General Nikolai Makarov who grimly stated last week, “I do not rule out local and regional armed conflicts developing into a large-scale war, including using nuclear weapons.”

    The raising of global tensions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was exploded this past fortnight when Russian Ambassador Vladimir Titorenko and two of his aides retuning from Syria were brutally assaulted and put in hospital(http://en.ria.ru/russia/20111205/169361690.html) by Qatar security forces aided by CIA and British MI6 agents(美帝CIA中情局及英國M16情報局特工背後予協助的卡達爾安全部隊) attempting to gain access to diplomatic pouches containing information from Syrian intelligenc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as flooding Syria and Iran with the same US-backed al Qaida mercenaries(由美帝所背後支持、成功顛覆推翻了利比亞格達費政府的蓋達“基地恐怖組織”雇傭兵已開始轉戰湧入敘利亞及伊朗境內 http://www.2ndrevolt.com/articles/view/456) who toppled the Libyan government.

    Further evidence in these diplomatic pouches, this bulletin says, reveal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preparing an “ultimate solution” to the Middle East Crisis should nuclear war break out by attacking Syria and Iran with lethal biological agents intended to kill tens of millions of innocent civilians(在對敘利亞及伊朗進行攻擊時,意圖致千萬無辜平民於死的生物基因媒介致命武器).

    The discovery of the biological agent to be used by the West was revealed a fortnight ago by Dutch virologist Ron Fouchier of the Erasmus Medical Centre in the Netherlands who lead a team of scientists that discovered that a mere five mutations to the avian flu virus was sufficient to make it spread far more easily and would make it the most lethal killer of mankind ever invented.

    Should the US begin an attack utilizing this deadly virus(致命病毒), this bulletin continues, its most likely method of delivery would be via its RQ-170 Sentinel Drone(隱形無人飛機) which is operated by the CIA(http://english.iribnews.ir/newsbody.aspx?ID=16489).

    These frightening assessments of future US actions against its enemies were revealed in this bulletin based upon Russian intelligence analysts examination of the RQ-170 Sentinel Drone brought down over Iranian territory last week by the Russian made Avtobaza ground-based electronic intelligence and jamming system used against this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with little damage and that showed it be equipped with a sophisticated aerosol delivery system.

    Important to note is that the Western powers first use of a deadly flu virus to destroy their enemies and overthrow the established global order was first used less than a century ago in 1918 when the Spanish Flu variant(http://en.wikipedia.org/wiki/1918_flu_pandemic) was unleashed at the ending of World War I and killed an estimated 500 million people which represented fully 3% of the world’s entire population.

    Archived KGB files on the Spanish Flu pandemic have always stated that this deadly virus was “bio-engineered” by US military scientists who used as their “guinea pigs” American Soldiers who were the first recorded victims (http://en.wikipedia.org/wiki/1918_flu_pandemic)and were stationed at Fort Riley, Kansas.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underlying reasons behi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Western allies push for Total Global War was recently detailed by the top American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Greg Hunter(http://www.coasttocoastam.com/guest/hunter-greg/43361) whose shocking in depth report titled “Is the World Spinning Out of Control?” (http://usawatchdog.com/europe-bailout-news/)revealed that the entire edifice of the Western economic systems is crumbling under the weight of over $100 Trillion(http://www.telegraph.co.uk/finance/financetopics/davos/8267768/World-needs-100-trillion-more-credit-says-World-Economic-Forum.html) in debt no one is able to pay and wherein he warned: “Never in history has the world been this close to total financial chaos and nuclear war at the same time.” (http://usawatchdog.com/europe-bailout-news/)

    Sadly, but as always,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not being allowed to know the horrific future their elite leaders are planning for them, a situation made even worse this past week when the US Senate passed a new law by a 93-7 vote(http://gawker.com/5865089/20-things-you-should-know-about-americas-most-horrifying-new-law) that is warned will destroy America for all time by giving total control of this once free nation over to its military forces and destroy their Constitution.

    As we noted in our previous report, it is worth mentioning again the words of the American Founding Father, Thomas Jefferson, who warned his fellow citizens over 200 years ago about what is happening today by saying:

    “I believe that banking institutions are more dangerous to our liberties than standing armies. If the American people ever allow private banks to control the issue of their currency, first by inflation, then by deflation, the banks and corporations that will grow up around will deprive the people of all property until their children wake-up homeless on the continent their fathers conquered.”

    By: Sorcha Faal

    2011-12-7

    Note:
    Western governments and their intelligence services actively campaign against the information found in these reports so as not to alarm their citizens about the many catastrophic Earth changes and events to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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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體曝美國利用恐怖組織(代理人)打擊伊朗》

    2011年11月15日 新華網 

      一篇報導12日披露,美國「中情局」正“利用”包括“人民聖戰者組織”在內的恐怖分子“代理人”在伊朗實施爆炸襲擊。

      “監獄星球”網站12日刊登的一篇文章援引若干可靠人士——包括美國情報機構線民和前軍事人員——的話聲稱,美國正在伊朗境內實施秘密軍事行動,利用游擊隊組織對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發動襲擊。

      文章說:“德黑蘭認為美國正在伊朗境內發動恐怖襲擊,進而破壞內賈德政權的穩定,以便為(美國-以色列)軍事打擊”做準備“。這一論點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官方媒體的忽視,但「中情局」利用恐怖分子代理人恰恰就在這麼做,這是確定無疑的事實。”

      這一報導進一步證實了伊朗國家最高安全委員會秘書賽義德•賈利利的說法。
    賈利利說,伊朗有無可辯駁的證據表明,美國政府正式參與了反對伊朗的陰謀,派出特工在伊朗和該地區其他國家實施破壞和恐怖行動。

      此外,美國正在訓練恐怖組織並向其提供經費,通過暴力和其他顛覆行動破壞伊朗的穩定。

      正如許多美、英主流媒體在2007年所報導的那樣,美國還在“利用”隸屬“基地”組織的遜尼派恐怖組織“真主旅”在伊朗實施自殺式爆炸和其他旨在“破壞穩定”的襲擊。這一“政策”是由小布希(布希二世)政府“制訂”的,並被奧巴馬政府“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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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 Takes Down Top Bio-Terror Official, Then Alleges Iran Plot》

    《US Takes Down Top Bio-Terror Official, Then Alleges Iran Plot》

    By: Sorcha Faal

    2011-10-12

    A frightening Main Intelligence Directorate (GRU) report circulating in the Kremlin today warns that the Obama regime may be about to launch an Operation Northwoods type “false flag” bio-terror attack as a pretext for bombing and then invading Iran.

    According to this GRU report, US authorities took down one of their top bio-terror officials yesterday named Dr. Kimberly Lindsey [photo 2nd left] who is th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and one of the world’s most highly regarded scientists in the field of weaponized anthrax after charging her and her and her live-in boyfriend with “child molestation and bestiality.”

    Important to note is that the US always charges their “enemies of the state” with lurid sex crimes such as when they targeted former US Marine intelligence analyst and UN weapons inspector Scott Ritter with “criminal solicitation of a minor” after he accused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of deliberately lying about Iraq’s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in order to launch an invasion against them.

    The cause for Dr. Lindsey being put on the Obama regimes “enemy of the state” list, this GRU report says, was her assisting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in their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atastrophic 9/11 anthrax attack upo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disputes the findings of th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 used to close this case.

    Dr. Lindsey’s expertise on weaponized anthrax proved invaluable to WHO scientists whose findings were reported this week, and as we can, in part, read as reported by the InfoWars.Com news service in their report titled World Authority On Anthrax Disputes Government Explanation Of 2001 Attack and which says:

    “Three leading scientists, one a world authority on the composition of Anthrax, have produced a paper that presents evidence that directly calls into question the FBI’s version of events surrounding the 2001 anthrax mail attacks.

    The paper by Coordinator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Working Group on Anthrax Research and Control, Martin E. Hugh-Jones, biologist Barbara Hatch Rosenberg, and chemist Stuart Jacobsen is to be published in the peer reviewed Journal of Bioterrorism & Biodefense.

    “three scientists argue that distinctive chemicals found in the dried anthrax spores — including the unexpected presence of tin — point to a high degree of manufacturing skill, contrary to federal reassurances that the attack germs were unsophisticated.” reports the New York Times.

    “…bureau scientists focused on tin early in their eight-year investigation, calling it an “element of interest” and a potentially critical clue to the criminal case. They later dropped their lengthy inquiry, never mentioned tin publicly and never offered any detailed account of how they thought the powder had been made.” The report continues.

    Dr. Hugh-Jones said that the presence of tine “indicates a very special processing, and expertise,” directly contradicting the FBI’s assertion that microbiologist Bruce Ivins acted as the lone perpetrator of the attacks that killed five people and infected 17 others in the weeks immediately following 9/11.”

    Within hours after Dr. Lindsey’s arrest, this GRU report continues, the US issued a “global alert” for American citizens after they accused Iran of backing a plot to kill Saudi Arabia’s ambassador to Washington that Obama called “a flagrant violation of U.S. and international law” and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Clinton vows action over.

    According to the Obama regime the head of this alleged Iranian plot was former Texas used-car dealer named Manssor Arbabsiar [photo 3rd left] who is a naturalized US citizen, holds an Iranian passport and whose close friends say is an “unlikely secret agent,” was “no mastermind” and was “kind of a hustler.”

    FBI Director Robert Mueller said the convoluted plot could have been straight from a film and, “Though it reads like the pages of a Hollywood script, the impact would have been very real and many lives would have been lost.”

    Iranian parliament speaker Ali Larijani called the US allegations a “mischievous, foolish” attempt to fuel tension between Iran and Saudi Arabia saying that “These claims are vulgar … It is a childish and amateur game … We believe that our neighbors in the region are very well aware that America is using this story to ruin our relationship with Saudi Arabia.”

    Iran’s claim that the Obama regimes charges against them were lies was immediately backed up by one of the CIA’s most honored former analysts Robert Baer who is TIME.Com’s current intelligence columnist and has contributed articles to Vanity Fai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nd The Washington Post.

    Baer, who was interviewed just a few hours ago by Australia’s The World Today news programme warned that the Obama regimes charges against Iran were “made up propaganda” and warns the US must open immediately a direct diplomatic channel with the Iranian regime…or risk igniting “an uncontrollable war.”

    This GRU report gravely notes that an “uncontrollable” war may be exactly what the Obama regime wants as its economy lurches ever closer to the abyss and inevitable chaos will soon be the “new normal” in America.

    The GRU further warns in their report that with the US signing a $1.25 billion contract last Monday with Emergent BioSolutions for 44.75 million doses of the only proven vaccine to protect against a weaponized anthrax attack [what happens to the other 260 million Americans we don’t know], and one of America’s most honorable Congressman, Ron Paul, now warning that the Obama regime has given itself a “license to kill” any citizen it wants to without evidence or trial, the United States, indeed, may about to do the unthinkable.


  17. 2011/12/10 於 13:45 patchpieces

    解構民族國家。解構中東。解構多元文化。製造文明衝突=>為美以基督教霸權干涉、經濟文化殖民它主權國家創造合理性/合法性--警惕美以歐基督教霸權的Yinon Plan

    《為“文明的衝突”佈一大盤棋:分裂、征服與統治“新中東” 》
    《為“文明的衝突”佈一大盤棋:分裂、征服與統治“新中東” 》
    《為“文明的衝突”佈一大盤棋:分裂、征服與統治“新中東” 》

    “阿拉伯之春”這一熱門辭彙其實是由一群遠在的華盛頓、倫敦、巴黎和布魯塞爾辦公室的個人和團體所“炮製”的。這群人除了對這一地區有膚淺的認識外,對阿拉伯國家幾乎一無所知。
    阿拉伯民族間正打開的自然是一個混合包裹,而叛亂與機會主義一樣都是這個包裹裏的一部分。
    哪里有革命,哪里就有反革命。

    阿拉伯世界的“動亂”也並不是所謂的阿拉伯的“覺醒”;這一辭彙顧名思義便是阿拉伯人總是處於昏睡之中,儘管他們一直被獨裁和不公所包圍。
    現實的阿拉伯世界,作為更廣闊的土耳其-阿拉伯-伊朗世界的一部分已經被頻繁的起義所填充。儘管這些叛亂已被阿拉伯的獨裁者以及美國、英國和法國等(老殖民帝國)國家協力平息。而這些(老殖民帝國)大國的“干涉”一直是民主的(反動)制衡力量,且將繼續發揮作用。

    【分而治之(支解分裂依附策略)】:首次“阿拉伯之春”如何“被操縱”

    重整中東的計畫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幾年。而正是在一戰期間,這些帶有“殖民”傾向的“設計”才隨著反對奧斯曼帝國的“阿拉伯大起義”清晰地表現出來。

    儘管英國、法國和義大利都曾是殖民國家,迫使阿拉伯人民在諸如阿爾及利亞、利比亞、埃及和蘇丹等國家“享受不到”任何自由,但是這些殖民國家仍成功地將自己“塑造成”阿拉伯解放運動的朋友和盟友。

    “阿拉伯大起義”期間,英國和法國(老殖民帝國)事實上使阿拉伯人充當它們的步兵(走卒)反抗奧斯曼帝國,以“進一步實施”其地緣政治的圖謀。倫敦和巴黎之間簽訂的秘密協定——“賽克斯-皮科協定”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英國與法國所作的僅僅是通過向阿拉伯人販賣它們有關阿拉伯從所謂的奧斯曼帝國的“鎮壓”中解放的思想,而取得對阿拉伯人的使用和“操控”。

    事實上,奧斯曼帝國是一個多民族帝國。它給了所有民族當地和文化自治權,但最終被操縱成為了一個土耳其實體。甚至是隨後的在奧斯曼安納托利亞的亞美尼亞種族的滅絕,也不得不與當代在伊拉克的基督徒的目標一樣,被視為外部行為體為“分裂”奧斯曼帝國、安納托利亞以及奧斯曼帝國公民的一個“秘密計畫”的一部分。

    奧斯曼帝國解體後,正是倫敦和巴黎“拒絕承認”阿拉伯人的自由,儘管也是它們在阿拉伯民族間的“播下”了“不和”種子。當地“腐敗”的阿拉伯領導人也曾是“該計畫”的合作夥伴,他們中很多人(帶路黨)對能成為英國和法國的(買辦)客戶而“欣喜若狂”。同樣,今天的“阿拉伯之春”也正在“被操縱”。美國、英國、法國以及其他國家正在“腐敗”的阿拉伯領袖與重要人物(傀儡買辦帶路黨)的“幫助”下“重組”阿拉伯世界和非洲。

    Yinon計畫:混亂中的秩序

    Yinon計畫,作為英國在中東戰略的“延續”,是以色列為確保其地區優勢的一項戰略計畫。它堅持並規定,以色列必須通過將周圍阿拉伯國家“巴爾幹化”為弱小國家,以“重組”其地緣政治環境。

    以色列戰略家將伊拉克視為對以色列構成最大戰略挑戰的阿拉巴國家。這就是為什麼伊拉克被刻畫為中東和阿拉伯世界“巴爾幹化”的核心(注:美帝入侵佔領伊拉克其主要戰略目的並非一般淺薄的戰略家所謂的僅只是覬覦石油,而是基於一長遠計劃、更深層次的對於中東人口、文化進行重組改造──美帝入侵佔領伊拉克後主要的遺產就是已大致上將伊拉克分割為三個自治區)。在伊拉克,以色列戰略家根據『Yinon計畫』的概念宣導將伊拉克“劃分(切割)”為一個庫爾德“國家”和兩個阿拉伯“國家”,這兩個阿拉伯“國家”分別由什葉派穆斯林人和遜尼派穆斯林人接管。
    而達成這一“目的”的第一步就是一場伊拉克與伊朗之間的戰爭(兩伊戰爭),這也在『Yinon計畫』的範疇之中。 2008年的《大西洋》期刊和2006《美國軍方武裝部隊》雜誌分別刊登了緊隨『Yinon計畫』大綱後被大量發行的地圖。
    除了“分裂”伊拉克(這也是拜登計畫所宣導的),“分裂”黎巴嫩、埃及和敘利亞也在『Yinon計畫』之中。
    同樣在計畫中的還有“分裂”伊朗、土耳其、索馬里和巴基斯坦。
    『Yinon計畫』也將“分裂”北非納入其中,被預測將從“分裂”埃及開始,蔓延至蘇丹、利比亞以及其他地區。

    確保統治區安全:“重新定義”阿拉伯世界……

    儘管已有所調整,『Yinon計畫』正在實行中,並將在“徹底分裂”的目標下逐漸發揮作用。該“計畫”源於理查•珀爾和研究組於1996年為時任以色列總理的本傑明•內塔尼亞胡所撰寫的一份政策性檔。珀爾曾擔任雷根總統時期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的副秘書長,後成為小布希和白宮的軍事顧問。
    除了珀爾以外,“邁向2000新以色列戰略”研究組的其他成員還包括詹姆斯•科爾伯特(猶太國家安全事務研究所)、
    小查理斯•費爾班克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道格拉斯•費斯(費斯和澤爾事務所)、
    羅伯特•魯文貝格(先進戰略與政治研究所)、
    喬納森•陶羅普(華盛頓近東政策研究所)、
    大衛•烏姆瑟爾(先進戰略與政治研究所)
    以及梅拉夫•烏姆瑟爾(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徹底分裂:確保統治區安全”是1996年這份以色列政策檔的全名。

    在很多方面看,美國正在執行1996年特拉維夫政策檔確保“統治區”(realm)安全的目標。
    此外,“realm”一詞反映了檔作者的戰略心理。Realm通常指君主管轄的領土或是屬於君主統治、但並不屬於君主的直接管轄範圍,而由王侯進行管轄的領土。
    而在這裏,“realm”一詞正暗指中東屬於特拉維夫的王國。珀爾身為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官員卻參與以色列檔的撰寫這一事實也使人不禁要問:該統治區的概念上的主權是屬於以色列,還是美國,抑或兩者兼而有之?

    確保統治區安全:“破壞”大馬士革穩定的“以色列藍圖”

    1996年以色列檔要求在2000年或以後“驅退敘利亞“(rolling back Syria),通過將敘利亞人驅逐出黎巴嫩、並在約旦和土耳其幫助下對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造成動亂“等方式。而這兩起事件已分別於2005年和2011年”相繼發生“。
    1996年檔指出:“以色列可以與土耳其和約旦合作,通過削弱、遏制甚至驅退敘利亞以塑造以色列戰略環境。這一努力可以集中力量將薩達姆•侯賽因的勢力驅逐出伊拉克——以色列本身重要的戰略目標——作為挫敗敘利亞地區野心的一種手段。”[1]

    作為“建立”以色列主導的“新中東”並“包圍”利比亞的第一步,1996年檔要求“去除(消滅)”薩達姆•侯賽因在巴格達的權力,甚至暗示將伊拉克“巴爾幹化”並建立一個包括遜尼派穆斯林的“伊拉克中部”在內的反大馬士革戰略地區聯盟。檔作者寫道:“但敘利亞在這場衝突中有潛在的弱點:大馬士革太過忙於處理受威脅的新地區方程以致無暇顧及黎巴嫩;而且大馬士革還懼怕由以色列和伊拉克中部、土耳其組成的‘自然軸’以及位於中部的約旦會聯合擠壓敘利亞,並將其從阿拉伯半島分離出去。對於敘利亞而言,這拉開意味著重新繪製中東地圖的序幕,而這也將威脅到敘利亞的領土完整。”[2]

    珀爾與研究組關於“邁向2000新以色列戰略”還提出將敘利亞人趕出黎巴嫩,並通過黎巴嫩反對派破壞敘利亞的穩定:“(以色列必須轉移)敘利亞的注意力,通過黎巴嫩反對派分子破壞敘利亞對黎巴嫩對控制。”[3]這就是2005年繼哈哈裏遭暗殺後將發生的,哈裏裏事件也觸發了所謂的“雪松革命”以及推動形成了由腐敗的賽德•哈裏裏控制的反敘利亞3•14聯盟。

    檔還要求特拉維夫“把握時機,提醒世界敘利亞政權的性質”。[4] 這顯然是以色列通過搞公共關係(PR)來“妖魔化”其對手的戰略。
    2009年,以色列新聞媒體公開承認,特拉維夫通過其大使館和外交使團發動了一場“全球性的運動”,包括“媒體宣傳”和在伊朗使館前組織抗議等來“詆毀”伊朗總統競選,這一運動甚至在競選還沒開始前就已被掀起。[5]

    該檔還提到一些類似於目前敘利亞正在發生的事。檔指出:“最重要的是,以色列在為土耳其和約旦反利比亞行動給予外交、軍事和行動上的支持、尤其利益所在這一點是可以理解的,包括以色列支持土耳其和約旦與敘利亞領土內的一些阿拉伯部落組成部落聯盟,並對敘利亞統治精英充滿敵意等。”[6]
    隨著2011年敘利亞的動盪,叛亂分子的運動和約旦土耳其邊界的“軍火走私(以扶持支持軍事武裝叛變)”已成大馬士革的一個重大問題。

    在此背景下,阿裏埃勒•沙龍和以色列在英、美“入侵”伊拉克後請求華盛頓襲擊敘利亞、利比亞和伊朗也就毫不奇怪了。[7]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檔還主張通過先發制人的戰爭來“塑造”以色列的地緣戰略環境並開創“新中東”。[8] 這也是美國在2001年時會採取的一項政策。

    剷除中東的基督教團體

    利比亞危機之前,埃及基督徒被襲擊與蘇丹南部的公投“同時發生”絕非巧合。
    同樣,伊拉克的基督徒,這一世界上最古老的基督教團體之一“被驅逐”出他們在伊拉克的故土也“並非偶然”。
    與伊拉克基督徒被驅逐“同時發生”的還有在美國和英國軍隊“警覺地注視”下,由於什葉派穆斯林與遜尼派穆斯林的暴力和敢死隊而“被迫形成”不同宗教的分區,巴格達的市鎮成為一片宗教飛地。這都與『Yinon計畫』密不可分,而該地區的“重組”是一個更為遠大的目標的一部分。

    在伊朗,以色列人一直試圖將以色列猶太團體驅逐,卻總是徒勞無功。伊朗實際擁有著中東第二大的猶太人口,可以說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維持原樣的猶太群體。伊朗猶太人將自己視為被與祖國伊朗密不可分的伊朗人,他們和穆斯林人和基督教伊朗人是完全一樣的。對於他們來說,因為他們是猶太人所以需要調遷到以色列的想法簡直是荒謬的。

    在黎巴嫩,以色列“一直致力”於“加劇”各種基督教、穆斯林以及德魯茲教派間的“緊張”局勢。黎巴嫩是進入敘利亞的一個跳板,黎巴嫩“被分裂”為數個國家也被視為將敘利亞“巴爾幹化”為數個阿拉伯宗派小國的途徑。Yinon計畫的目標就是在遜尼派穆斯林、什葉派穆斯林、基督教和德魯茲的宗教和宗派身份基礎上,將黎巴嫩和敘利亞“分為”數個國家。敘利亞基督教的遷離也可能是目標之一。

    馬龍派天主教敘利亞安提阿教會,也即最大的自治東方禮教會的新主教表達了他對於在地中海東部和中東地區阿拉伯基督徒清洗運動的憂慮。Mar Beshara Boutros Al-Rahi大主教和黎巴嫩、敘利亞許多其他的基督教領袖都擔心穆斯林兄弟會接管整個敘利亞。像伊拉克一樣,神秘組織正在襲擊敘利亞的基督團體。基督教東正教的領袖,包括耶路撒冷東正教的大主教都公開表示了他們的嚴重關切。除了基督教的阿拉伯人,亞述和亞美尼亞這一多數為基督教徒的群體也表示了他們的恐懼。

    Sheikh Al-Rahi近期在巴黎會見了總統尼古拉斯•薩科齊。據悉,這位馬龍派大主教與薩科齊在敘利亞問題上出現分歧,這促使薩科齊說敘利亞政權即將覆滅。
    主教Al-Rahi的立場是敘利亞必須被留下、並允許其進行改革。
    這位馬龍派主教還告訴薩科齊說如果法國希望合法地使真主黨解除武裝,那麼以色列需要被作為一個“威脅”來對待和處理。

    由於Al-Rahi在法國的立場,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的基督教和穆斯林宗教領袖立即到黎巴嫩對他進行了探訪並表達了感謝。
    黎巴嫩的真主黨及其政治聯盟,其中多數為黎巴嫩議會的議員,均高度讚揚了後訪問了黎巴嫩南部的馬龍派主教。

    Sheikh Al-Rahi以為他對於真主黨的立場和他拒絕為推翻敘利亞政權提供支持,現在正遭到以哈裏裏為首的“3•14聯盟”的政治攻擊。一場基督教會議正在經哈哈裏籌畫中,以反對Al-Rahi主教和馬龍派教會的立場。
    自Al-Rahi表明自身的立場後,塔利爾黨,這一活躍在黎巴嫩和敘利亞的黨派,也開始對其進行批評。有報導稱,美國高級官員也取消了他們和馬龍派主教的會見,這也是他們對於Al-Rahi關於真主黨和敘利亞立場表示不滿的信號。

    在黎巴嫩,哈裏裏為首的“3•14聯盟”一直都是一個受歡迎的少數群體(甚至當該聯盟成為議會中的多數時),該聯盟一直與美國、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以及敘利亞的暴力和恐怖組織密切合作。穆斯林兄弟會和其他敘利亞所謂的薩拉菲斯特組織也一直與哈裏裏以及“3•14聯盟”中的基督教政黨相互協調,並舉行秘密會談。這也是為什麼哈裏裏與他的同盟一直反對大主教Al-Rahi。也正是哈裏裏和“3•14聯盟”將伊斯蘭法塔赫帶入黎巴嫩,並幫助其中的一些成員逃往敘利亞作戰。

    有一些不知名的狙擊手正在瞄準敘利亞平民和敘利亞的軍隊射擊,“(藉)以造成”混亂和內鬥。敘利亞的基督團體也成為這些狙擊手的對象。很可能這些攻擊者是來自美國、法國、約旦、以色列、土耳其、沙烏地阿拉伯和阿拉伯灣的武裝力量與一部分敘利亞人組成的聯盟。

    華盛頓、特拉維夫以及布魯塞爾正籌畫著將基督教從中東遷離。據悉,Sheikh Al-Rahi在巴黎被總統薩科齊告知,地中海東部和中東的基督教團體可以重新被納入歐盟。這並不是什麼慷慨的提議,而是被有意將中東古老的基督教團體根除的國家扇了一記耳光。其目的或是將基督教團體重置於該地區之外,抑或將這些團體劃分為眾多分區。兩種都可能成為目標。

    這一計畫旨在將阿拉伯國家劃定為專門的穆斯林國家,這與「Yinon計畫」和美國“控制”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目標是相一致的。其“結果”很可能是一場大國戰爭。
    阿拉伯基督徒如今與阿拉伯黑人處境非常類似。

    重新劃分非洲:Yinon計畫正在發揮作用……

    關於非洲,特拉維夫將保障非洲的安全視為其廣泛週邊的一部分。這一更為廣泛的或所謂的“新週邊”已成為1979年抵抗包括伊朗(巴列維時期以色列最親密的盟友之一)在內的阿拉伯“舊週邊”隨著伊朗革命的瓦解後,特拉維夫地緣戰略的基礎。在這一情況下,以色列的“新週邊”隨著埃塞俄比亞、烏干達和肯雅等反阿拉伯和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等國家的“納入”而被概念化。這也是為什麼以色列要如此深入地參與蘇丹的“巴爾幹化”(注:原有蘇丹目前已被操縱分割為二,以基督徒組成為主的南蘇丹已於2011年獨立)。

    在中東教派分裂的背景下,以色列已列出了重組非洲的計畫。『Yinon計畫』試圖從三個方面的基礎上劃定非洲:(1)民族語言;(2)膚色;(3)宗教。為確保統治,先進戰略與政治研究所這一以色列智囊團(包括珀爾在內)也推動創建了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的美國『非洲司令部(AFRICOM)』。

    試圖“分裂”阿拉伯和非洲身份的行動正在“進行中”。它只在將所謂的“黑非洲”與所謂“非黑”的北非劃分開來。這是分裂非洲大陸上所謂的“阿拉伯人”與“黑人”計畫的一部分。

    正是這一目標“造成”並推廣了“非洲南蘇丹”與“阿拉伯北蘇丹”這兩種荒謬的身份。這也是為什麼黑膚色的利比亞人被視為利比亞“清洗膚色”運動中的對象。阿拉伯身份在北非正與非洲身份“相脫離”。同時還存在“剷除”大量的“黑膚色阿拉伯人”的計畫,以明確劃分“非洲黑人”與新的北非“非黑人“的界限。這也將”導致“剩餘的柏柏爾“非黑人”與阿拉伯人間的戰爭。

    同樣情況下,在非洲蘇丹、尼日利亞等地,緊張情緒也在為進一步劃分界限的穆斯林與基督徒間醞釀著。而造成這種分裂的基礎,包括膚色、宗教、種族和語言等,都“助長”著非洲的“瓦解”與不和。這都是一個將北非與剩餘非洲大陸劃分的更遠大非洲戰略的一部分。

    為“文明的衝突”布棋

    正是在這一點上,所有這些“看似”一盤散沙的事件都被“聯繫”在了一起。

    整個棋盤正在上演“文明的衝突”,而所有的棋子也各就各位。阿拉伯世界正“被隔離開”來,並被清晰的界線所劃分。這些界線“阻止”不同民族語言、膚色和宗教團體間相互的過渡與融合。

    在這項“計畫”中,將不再有社會與國家的過渡與融合。這就是為什麼中東和北非的基督徒,如科普特人,正成為“被攻擊”的對象。這也是為什麼黑膚色的阿拉伯人和柏柏爾人以及北非的黑人在北非正面臨著“種族滅絕”的威脅。

    繼伊拉克、埃及之後,阿拉伯利比亞民眾國和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對『Yinon計畫』而言)都是 “破壞”北非和東南亞地區穩定的核心。
    利比亞發生的一切(美歐顛覆推翻利比亞政權的『顛覆模式』)對非洲有著巨大的影響,而敘利亞的狀況也深刻地影響了東南亞及更遠的地區。按照『Yinon計畫』所指出的,伊拉克和埃及是造成阿拉伯國家不穩定的切入點。

    如今正在“上演”的是建立一個專門的“穆斯林中東”地區(以色列除外),而這也將“造成”什葉派與遜尼派間的鬥爭。類似的場景也正在“北非非黑人”區上演,表現為阿拉伯人與柏柏爾人的衝突。
    同時,在“文明的衝突(劇本)模式“下,中東與北非也”被認為“是所謂的“西方”與“非洲黑人”間的衝突。

    這就是“為什麼”法國的薩科齊和英國的卡梅倫在利比亞衝突初期相繼發表聲明,指出多元文化主義在各自的西歐社會中已經“不復存在”。[9] 
    真正的多元文化主義正威脅著“北約戰爭議程”的合法性,也為作為美國對外政策基石的“文明的衝突”的實施造成了障礙。

    在這一點上,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解釋了為什麼多元文化主義會成為華盛頓及其盟友的威脅:
    “隨著美國成為文化日益多元的社會,它可能會發現在對外政策問題上要想達到一致性就愈加困難(如與阿拉伯世界、中國、伊朗、俄羅斯或者是前蘇聯等地戰爭),除非存在真正被能被廣泛覺察到的大規模的直接外部威脅。這樣的共識普遍存在于二戰甚至冷戰期間(如今也存在著,因為“全球反恐戰爭”)。[10]
    布熱津斯基的下一句則指明了為什麼人們會反對或支持戰爭:
    “然而(共識)不僅僅深深地紮根於共用的民主觀中且人們意識到這些民主觀正在受到威脅,而且也根植于對歐洲集權主義下的受害者們在[11]文化上和種族上的親近。”

    雖有冗餘之嫌,我仍然要一再提出正是因為這種要“打破”中東-北非(MENA)地區、所謂的“西方世界”與撒哈拉以南非洲間“文化融合”的企圖,所以基督徒和黑人正在(被安排)遭到攻擊。

    “種族中心主義”與意識形態:將今日的“正義戰爭”正當化

    在過去,西歐的殖民國家會對他們的人民進行洗腦。他們的目標就是獲得推行殖民的支持。而其形式就是在武裝商人與殖民軍隊支持下轉播基督教(唯我獨尊)及其教義。

    同時,種族意識形態也被提出。那些被殖民的人被刻畫成“下等人”、低等、沒有靈魂。
    最終,承擔“開化”那些所謂的“世界未開化人民”的 “白人的責任”等語句開始被使用。這種具有凝聚力的思想框架被用於將殖民主義“塑造”為一項“正義事業”。而這也為征服和“開化”外國領土的“正義戰爭”提供了合法性。

    如今,美國、英國、法國和德國的帝國主義計畫並“沒有改變”。改變的只是為發動“新的殖民主義戰爭”、進行征服的“藉口”與理由。
    在殖民統治時期,發動戰爭的敍述(論述)與理由被包括英國和法國在內的殖民國家的公眾輿論所接受。
    今天的“正義戰爭”和“正當理由”也在婦女權利、人權、人道主義和民主的“旗幟”下進行著。

    文/Mahdi Darius Nazemroaya

    (加拿大)Global Research 2011年11月26日
    http://www.globalresearch.ca/index.php?context=va&aid=27786


    Mahdi Darius Nazemroaya是加拿大渥太華的一位獲獎作家。
    他是蒙特利爾全球化研究中心(CRG)的一位社會學家和副研究員。他曾見證了北非“阿拉伯之春”的過程。在北約(2011年)轟炸利比亞期間,他正在利比亞擔任KPFA的聯合研究專案——Flashpoint專案的特派記者。


  18. 2011/12/26 於 09:22 patchpieces

    《對利比亞戰爭的戰略解讀》

    2011年10月31日午夜,「北約」正式宣佈結束利比亞戰爭。[1][①] 這場戰爭是“冷戰”後西方首次在非洲大陸發動地區戰爭,也是西方首次“強行改變”當前西亞北非國家的政治進程。
    總體看,這場戰爭的爆發與當前特定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背景直接相關。同時,這場戰爭“反過來”又將“重新塑造”利比亞、阿拉伯世界乃至未來國際格局。因此有必要對這場戰爭的基本背景及戰略影響進行必要評估。

    一、利比亞戰爭是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日趨失衡”的必然結果

    利比亞戰爭的爆發是多種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它與近幾十年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日趨失衡”直接相關。

    首先,這場戰爭是當前國際體系急劇轉型的必然產物。
    20世紀國際體系主要經歷了兩次重大轉型,並促使體系內國家的行為發生重大變化:二戰結束後,以西方列強主宰世界為主要特徵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世界四大員警”(美蘇英中,主要是美、蘇兩家)共治世界的“雅爾達體系”。
    但此後50多年,設想中的“美、蘇合作”最終變成了“美、蘇冷戰”現實。換言之,冷戰之“實”與雅爾達體系之“名”格格不入。這對美、蘇不是好事,但對“夾縫中生存”的第三世界國家卻不然。
    一方面,美、蘇“核恐怖平衡”反使世界維持了難得的和平狀態,雙方在第三世界的爭奪總體較為節制,甚少直接發動戰爭。
    另一方面,美、蘇為獲得競爭優勢,都將爭取第三世界支持作為制勝籌碼,競相為其提供經濟和軍事援助。這就為諸多第三世界國家提供了閃展騰挪的外交餘地,藉以謀求政治獨立和經濟自主。
    而20世紀90年代初蘇東陣營解體使西方勢力一枝獨大,這些年來,西方通過“北約東擴”、八國集團、意識形態等紐帶越綁越緊。世界權力結構失衡使“雅爾達體系”名存實亡,並逐漸形成了西方“聯手打壓(顛覆裂解)”非西方國家的“後雅爾達體系”。這種國際體系與力量分佈“名實相副”,因此在該體系下,西方(強者)更富於“侵略性”,其對非西方國家(弱者)干涉(顛覆裂解)更加頻繁。

    “冷戰”結束後相當長時期,美、歐忙於分享“冷戰紅利”,通過“北約東擴”與“歐盟東擴”等方式“瓜分”前蘇聯在東歐的“勢力範圍”,從而將東歐和部分前蘇聯版圖日趨納為西方的週邊地帶。[2][②] 
    而1999年西方發動科索沃戰爭就是因為南聯盟“阻擋”了北約和歐盟東擴的步伐。但近年來,隨著俄羅斯復興,歐、美東擴之路遇到抵制和阻擊,尤其是2008年8月俄羅斯出兵格魯吉亞,而美、歐又未能做出有效反擊,標誌著持續十幾年的東擴進程已成“強弩之末”。在這種背景下,歐、美戰略角逐重心日趨轉向中東、中亞、非洲等資源豐富或地緣位置重要的“中間地帶”,並對“不聽號令”的(主權)國家頻頻使用武力。美國為深入中亞和中東,在短短2年時間內接連發動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地區戰爭。而2011年「北約」發動利比亞戰爭“遵循”的正是相似的邏輯。
    歐盟早在1995 年就與地中海沿岸12 國啟動了旨在加強雙方全面合作的“巴賽隆納進程”。美國也加大在非洲投入力度。法國總統薩科齊為恢復、擴大法國在非洲影響和利益,在2007年競選期間又提出“地中海聯盟”設想,重點加強與北非國家合作,並企圖使阿爾及利亞、利比亞以及臨近的蘇丹和幾內亞灣等重要產油區為法國提供穩定能源。但這些“重返非洲”舉措受到利比亞的掣肘。利比亞卡紮菲(格達費)政權“民族主義”色彩甚濃,他早期曾採取一系列保護民族利益的重大措施,如收回美、英在利比亞軍事基地,廢除同西方公司不平等協定,將所有外國公司收歸國有等。即使2003年卡紮菲(格達費)投靠西方後,其政策仍保持很大獨立性。2008年7月首屆“地中海峰會”召開時,卡紮菲僅派代表作為觀察員出席,他還批評“地中海聯盟”設想是殖民主義者和帝國主義的回歸。[3][③]
    利比亞強烈的“獨立姿態”使其成為歐洲政治和資本力量“南下擴張”的主要“絆腳石”。

    就像當年擋住「北約」和歐盟東擴的“南聯盟”必然要遭受西方軍事打擊一樣,利比亞因阻擋了西方(特別是歐洲)新一輪地緣政治/經濟“擴張”浪潮,而為後來遭到西方的軍事打擊埋下伏筆。美、英、法之所以在深受金融危機拖累的困難背景下執意發動利比亞戰爭,正是由於利比亞“阻礙”了北約國家“重返非洲”戰略規劃的實施。[4][④] 此外,2011年(由美國策動)席捲西亞、北非的“中東波(顏色革命)”使西亞北非地區對外防護能力降至歷史最低點,為西方武力干涉利比亞提供難得機遇。法國因支持突尼斯本•阿裏外交失分,此後又過早承認利比亞反對派而再次面臨外交失敗,因而急於通過發動戰爭挽回在阿拉伯世界形象。[5][⑤]

    回顧“冷戰”後發生的數場地區戰爭,前幾場戰爭基本是美國唱主角,歐洲唱配角,而這次的利比亞戰爭歐美角色正好對調。這從側面說明,歐、美在對付非西方國家時已形成互相“補位”的戰略默契。而這正是西方共治世界的“後雅爾達體系”的典型特色。

    其次,這場戰爭也是“壟斷資本主義”“惡性發展”的必然結果。
    蘇東社會主義陣營解體後,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在“經濟全球化”名義下迅速主宰全球。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大的問題就是因追求“利潤最大化”而導致的“肆意妄為”。在平均利潤率不斷下降趨勢下,資本家為獲得更高利潤而日趨將資本從生產領域“轉向”金融領域,創建了“脫離”實體生產的金融資本。當前,世界(實體)商品交易量所需流通貨幣量只占資本交易量的4%。但金融領域本身不創造財富。金融業的過度繁榮並不意味資本主義找到自我救贖之路,而更像是病情加重後出現的“虛胖和浮腫”。
    因為它意味著由4%的“實體經濟”“創造”的剩餘價值要由100%的資本來“分贓”,由此使資本增值空間越來越小,平均利潤率被金融泡沫急劇攤薄而趨近於零。在利潤率趨近於零的背景下,金融資本謀利主要靠“金融炒作”和層出不窮的“金融衍生品”,由此演變為“空手套白狼”的“賭場資本主義”。[6][⑥] 
    而2008年以來不斷深化的金融危機以及歐美債務危機表明,資本主義經濟已到無法自我調節的地步。

    在這種背景下,“製造災難”就成了緩解經濟危機、獲取利潤的慣用手段。這裏的災難既包括由大自然引發的海嘯、颶風、地震、乾旱,也包括(人禍災難)政變、戰爭、恐怖襲擊等社會暴力行為。“通過”等待和“(人為)製造(人禍)災難”,進行“精心策劃”的“(災難禿鷹)掠奪”,以及將災難視為激動人心的市場機會,意味著資本主義已演變為“災難(禿鷹)資本主義”。[7][⑦] 其主要經濟策略就是“等待一個大危機,然後趁著遭受打擊的人民茫無頭緒之際,把國家資產一塊塊變賣給個人,並且迅速讓‘改革’永久化。”[8][⑧]
    從緩解經濟危機角度看,這些(人為製造的人禍)災難和暴力手段的“首要經濟目的”就是打開原本封閉的新市場。因此,西方武力打擊的重點就是那些阻擋資本擴張、奉行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社會主義政策的國家,以及市場體制落後、不肯與資本主義體系“接軌”的“化外之邦”。在歷史上,“資本積累和殖民化過程如同一根紅線貫穿著整個工業化時代。”[9][⑨]

    冷戰結束後,西方(禿鷹)“發動”的數場地區戰爭既是爭奪“中間地帶”的地緣政治擴張,更是為將這些國家“強行納入”西方經濟體系的資本擴張。
    “經濟絕非這些戰爭唯一的動機,但在每一場戰爭中,重大的集體打擊都被利用來為經濟休克療法鋪路。”[10][⑩]
    2003年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前,美國正面臨多年來未遇的經濟衰退。因此小布希(布希三世)政府一直在刻意“尋找”對伊拉克發動戰爭的“藉口”。小布希(布希三世)2006年坦承:
    “我這幾年最困難的工作之一,就是如何將伊拉克與反恐戰爭聯繫起來。”[11][11] 
    而正是在這場戰爭後,伊拉克資源市場逐步被打開,同時也為西方資本打開了一個巨大市場。美國一家公司合夥人興沖沖地說:
    “獲得寶潔公司產品流通權就像金礦一樣,一家貨色齊全的7-Eleven超市可以打倒30家伊拉克雜貨店;一家沃爾瑪可以接管全伊拉克。”[12][12]

    近兩年,歐、美債務危機持續發酵,經濟形勢嚴峻程度遠比2001年時更甚。而經濟危機嚴重程度歷來與“災難資本主義”製造災難的嚴重程度成正比。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越是嚴重,西方越有可能因絕望而訴諸武力。[13][13] 2011年利比亞戰爭很大程度就是西方試圖緩解國內經濟矛盾的一種手段。利比亞石油儲量非洲第一,而且油質好,開採成本低,且有半數以上未開發(注:利比亞有141噸黃金),西方如能獲得這一“石油大蛋糕”,無疑有助於提升經濟信心。法國外長朱佩不加掩飾地將法國介入利比亞軍事衝突稱作是“對未來的投資”。[14][14]
    值得關注的是,在這次戰爭中,越是那些“產業空心化”、金融資本膨脹的國家(如英、法、美)參戰越積極,而實體經濟較為發達的國家(如德國)對戰爭則明顯不熱心。這從一個側面說明:“賭場資本主義”更易演變為“災難資本主義”。

    二、利比亞戰爭“加劇”了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失衡狀態

    利比亞戰爭是西方首次動用武力“強行改變”當前“中東動盪波”國家原有政治進程,也是冷戰後西方首次在非洲大陸發動的戰爭,因而對利比亞、阿拉伯世界乃至西方自身都已產生並將繼續產生深遠影響。

    首先,“後卡紮菲時代”的利比亞可能淪為西方體系中的跟班和“附庸”。
    二戰後期,史達林就曾說過:“任何人都會把其社會制度強加給別人,他的軍隊能走多遠,強加的範圍就有多遠。”[15][15]這句凝結著地緣政治學核心智慧的判斷同樣適用於這此的利比亞戰爭。北約武力推翻執政42年的卡紮菲政權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通過改朝換代將利比亞“馴化”為西方政治經濟體系中的“附庸”乃至挺進非洲的橋頭堡。

    問題在於,現在畢竟不同於殖民時代,西方可以武力打敗利比亞,但卻不可能直接接管利比亞政權。怎樣才能確保利比亞馴服於西方呢?
    從歷史經驗看,西方國家對第三世界國家進行“有效控制”的最有效辦法之一,就是使這些國家保持“政治軟弱”和“經濟依附性”,而“不得不”依靠外部大國。以西方“經略中東”為例。英、法和美國儘管主導中東的歷史時代不同,但其基本思路卻驚人地相似,那就是鼓勵、“扶植”中東國家內代表落後保守勢力、執政基礎不甚牢固的政權。但竭力避免這些國家出現大規模的社會和經濟革命,“避免”代表多數人利益的先進階級上臺掌權。“殖民國家為了支持它的統治,通常會對維持甚至加強殖民地不平等的社會與經濟結構頗感興趣……甚至殖民國家往往會造成新的特權和新的特權集團,以穩定其對殖民地的統治”。[16][16]
    這些統治者完全“仰仗”西方支持才能維繫統治,因此不得不悉心維護西方在其國家中的種種利益。這就使西方大國與當地統治人物形成事實上的“結盟”關係。當年英國在挑選費薩爾當伊拉克國王時,英國外交部官員說得非常直白:“我們所要的是一位只滿足于登基為王,而不打算勵精圖治的國王。”“我們需要的是一些有阿拉伯人參加、使我們能放心地離開而同時又能在幕後操縱的政府機構;……而且前提是我們的經濟和政治利益將得到保證。”[17][17]
    由此“不難理解”,為何中東成為世界上傳統君主制國家最多的地區。即使在實行君主立憲制的所謂“自由阿拉伯時期”(上世紀20-30年代),阿拉伯國家的統治者還是“不信任自己的人民,而甘願成為西方的奴僕”。[18][18]

    而2011年發動利比亞戰爭的兩大主謀——英國和法國,恰好在一戰後曾在阿拉伯世界進行過“委任統治”,而其統治“秘訣”之一就是在各國有意識“培植”代表落後生產方式的王公貴族和部落酋長。這次英、法“故伎重演”,採取了挑撥、激化利比亞國內部落間矛盾的做法。鑒往知今。為了確保對戰後利比亞進行有效控制,英、法不可能允許利比亞再出現“卡紮菲式”的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式領導人,因此必然要“剔除”導致利比亞保持“獨立性”的勢力和制度,同時“大力培植”落後依附性勢力,以及可能導致該國政治衰朽的政治制度。

    目前看,“後卡紮菲時代”的利比亞正在朝這個方向發展。從政治制度看,強制轉型使利比亞面臨“軟政權化”危險。據報導,「利比亞全國過渡委員會」已制定長達數年的政治進程時間表,[19][19] 儼然開始向“民主化”國家過渡。但利比亞本質上是個部族國家,境內有140多個部落。這次的利比亞戰爭也有濃厚的“部落戰爭”色彩,民眾對所謂“民主運動”的支持率還不到2%,[20][20]因此該國未來權力分配很難擺脫“部族政治”底色。即便實現所謂“包容性政治”,也不過是“按部族實力分配權力”。這種情況很容易導致利比亞最高權力“碎片化”,使國家陷入形式上統一、實則部落/軍閥割據的“伊拉克化”狀態。
    如2011年11月22日成立“過渡政府”後,南部費贊地區的勢力抱怨被邊緣化,東部則有人抗議新政府是“西部人的政府”,一些部落拒絕承認新政府。有學者早就預言:“後卡紮菲時代無論何時出現,但有一點可以預見,那就是利比亞將陷入局勢緊張、危機四伏的狀態,各種社會力量將上演群雄逐鹿的大戲。”[21][21]在這種內訌不止的情況下,利比亞將不得不更多“仰仗”西方,而不太可能再與西方為敵。

    從階級屬性和意識形態看,掌管利比亞未來的是一種比卡紮菲政權“更加落伍”的勢力。利比亞“食租經濟”的特點決定了該國最大的問題不是如何賺錢,而是如何分配財富。因此該國未來“舉什麼旗”,“走什麼路”的問題至關重要。而目前即將執政的「全國過渡委員會」內部魚龍混雜,[22][22] 東部反叛部落高舉的大旗居然是1969年被推翻的伊德里斯王朝用過的旗幟。“過渡委”顯然不能代表歷史進步力量。如果沒有西方武力“支持”,它根本不可能奪權上臺。事實上,儘管戰爭已經結束,執政當局(帶路黨)卻仍“要求”北約繼續呆在利比亞,[23][23] 這足以表明其執政地位和信心的脆弱性。
    不言而喻,這些由(帶路黨)落後勢力掌控的國家越是脆弱,就越需要外界保護,也越願意在資源、主權問題上對西方做出大的“讓步”。利比亞戰爭期間,反對派(帶路黨)為換取法國支持曾承諾戰後法國可控制利比亞35%的石油生產。10月中旬,時任“過渡委”主席的賈利勒(帶路黨)宣稱,利比亞新政府將“優先考慮”讓西方參戰國進入利比亞商業領域。[24][24] 換句話說,未來的利比亞外交很可能是當年伊德里斯王朝的翻版,而“不可能”繼續保持“獨立自主”地位。這種“依附性”前途對利比亞民眾國民當然不是好事,但卻正中西方下懷——唯有如此,西方才可能有效控制該國,並借其實現預想中的地緣利益和資源利益。

    其次,阿拉伯世界的民族復興夢更加渺茫。
    阿拉伯世界總共3億多人口,領土面積超過1400萬平方公里,還擁有世界上最豐富的石油資源,完全有潛質成為世界權力格局中的重要一極。但近百年來,阿拉伯世界卻更多與戰亂、爭端、屈辱、落後、邊緣化等負面辭彙聯繫在一起。造成阿拉伯世界積弱積貧的根源是多方面的,但總的根本乃是該地區地緣版圖“碎片化”。[25][25] 亨廷頓認為,文明集團往往要圍繞一個“核心國家”,它能夠行使維持秩序功能。核心國家或核心國家的缺失或解體一般都意味著混亂和災難。[26][26] 
    中東地區常年動盪,外部勢力頻頻“插手”與該地區缺乏核心國家直接相關。一戰後,英、法依據1916年秘密簽訂的“賽克斯-皮科特協定”將阿拉伯世界“分割”成若干小國“委任統治”,由此“奠定”了中東地緣版圖“碎片化”的格局。這種災難性的建國史為阿拉伯世界埋下羸弱、動盪和外部干涉的禍端。這些國家實力相當、缺乏佔據支配地位的核心國家,因而“誰也吃不掉誰,但誰也不服從誰”。加之彼此政體、意識形態、政策乃至宗教教派差異甚大,很難建立行之有效的地區性聯盟。相反,每個國家都唯恐地區局勢不利於己,因此不約而同地採取“相互制衡”做法,導致地區內耗不斷,既無力解決內部矛盾,也無力阻擋外敵入侵,甚至“主動邀請”外部勢力介入中東。美國學者伯納德•路易斯曾指出,西方國家只需要人數很少的軍隊就能進入中東核心地帶;而要去趕走這些西方軍隊,則需要另外一個西方國家的軍隊。[27][27] 正是地緣版圖的這種“碎片化”格局使中東豐富的石油資源非但未成為阿拉伯民族之福,反而成為惹來戰爭的禍根。冷戰結束至今,西方發動的5場地區戰爭中,4場在伊斯蘭世界,3次針對阿拉伯國家,而伊拉克和利比亞恰好都是石油資源豐富的國家。

    因此,阿拉伯世界要想實現民族復興,擺脫惡性循環的厄運,其基本前提就是謀求阿拉伯各國的團結統一。20世紀50-60年代,以納賽爾和阿拉伯復興社會黨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均強調阿拉伯民族要走聯合自強道路。雖然這種思潮因1967年中東戰爭而走向衰落,但這條路徑仍是阿拉伯世界實現復興的不二法門。
    卡紮菲1969年上臺時深受阿拉伯民族主義思潮感染,自視為納賽爾的忠實追隨者,宣導阿拉伯民族主義。他曾指出:
    “要想保護阿拉伯人民不遭敵人侵犯,就少不了統一;要想保護阿拉伯國家的成就,就少不了統一;要想保護自己和社會主義,就少不了統一。”[28][28]
    執政以來,他先後試圖同埃及、敘利亞、蘇丹、突尼斯、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等國實現聯合或合併,可是都中途夭折,他還被埃及前總統薩達特視為“危險的妄想症患者”。[29][29] 此後這些年來,卡紮菲外交政策重點日趨轉向非洲,並力倡構建“非洲合眾國”、“非洲聯合政府”。[30][30] 但其政治話語中仍保留著反對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主張阿拉伯聯合等重要主張。可以說,卡紮菲已成為阿拉伯民族主義浪潮中的最後一位領導人。[31][31]

    而阿拉伯世界如果真的像卡紮菲所說實現“聯合自強”,西方顯然將失去對該地區的控制,而該地區“保持”分裂內訌狀態,更“符合”西方戰略利益。由此不難發現,這些年來,凡是主張依附西方、包容以色列、漠視阿拉伯聯合的阿拉伯領導人,總是被西方奉為座上賓。相反,那些主張獨立自主,謀求阿拉伯團結統一的領導人(如納賽爾、阿薩德、卡紮菲,乃至武力統一者薩達姆等),總是被西方視為眼中釘、肉中刺(死於非命)。卡紮菲作為這批阿拉伯強人中的最後一位,西方巴不得他早點消失。而這次西方聯手打擊利比亞,既是阿拉伯世界地緣版圖“碎片化”的必然產物,同時也包含著“徹底埋葬”阿拉伯聯合的戰略企圖,而卡紮菲之死意味著阿拉伯民族主義時代的“徹底終結”。[32][32] 一些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對此只能徒然憤慨,[33][33]還有人呼籲要舉行抗議,反對卡塔爾及海灣國家參與北約空襲利比亞。[34][34]

    2011年席捲西亞、北非的阿拉伯動盪潮,雖然抗議重點是爭取政治尊嚴和經濟公平,但也包含了探索民族復興新路的成分。而突如其來的利比亞戰爭顯然是一場西方“肆意踐踏”阿拉伯國家主權的“殖民戰爭”,同時戰爭結果又是為徹底堵死阿拉伯民族復興的唯一路徑。但面對這場事關阿拉伯世界尊嚴和民族復興大業的“悲劇性事件”,多數阿拉伯國家卻“渾然不覺”,「阿盟」還“充當”了西方打擊阿拉伯國家的“傳聲筒”,鼓動聯合國在利比亞設立禁飛區,卡塔爾和阿聯酋等海灣小國甚至直接參加“圍毆”卡紮菲(11月12日阿盟宣佈停止敘利亞阿盟成員國資格,27日又宣稱對敘進行政治和經濟制裁),客觀上起了激化矛盾的作用。[35][35] 這種“兄弟鬩于牆”的現象從側面說明,阿拉伯民族復興希望更趨渺茫。這場看似聲勢浩大的中東劇變,最終必將虎頭蛇尾,不可能產生什麼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歷史成果。
    在喪失了一批有戰略目光的政治家後,阿拉伯世界已很難形成合力。一旦阿拉伯世界內部分裂持久化,阿拉伯世界將空有人口、疆域和資源等潛在優勢,卻始終難以走出戰亂和衰退的惡性循環,繼續淪為西方大國政治的犧牲品。

    第三,西方贏得眼前,卻可能失掉長遠。
    西方是利比亞戰爭的主要發動者和主要受益者。尤其是在戰爭中出力最多的英、法等國有可能近水樓臺,從利比亞令人垂涎的石油資源以及巨大的國內市場中撈取更多好處。2011年10月下旬,法國和德國商務代表團紛紛到訪的黎波里,與利比亞當局的石油部長等官員閉門會談。英國也派出龐大商務代表團(包括BP和殼牌)訪問利比亞。[36][36] 西方國家顯然開始加速“染指”利比亞戰後利益分配。
    從地緣角度看,這場戰事的暫時成功將“刺激”西方繼續進行“軍事冒險”的決心和胃口。利比亞戰爭剛接近尾聲,美國就開始炒作“伊朗暗殺門事件”和伊朗核武報告,軍事打擊伊朗的呼聲日高。[37][37] 卡紮菲被打死剛兩天,美國就宣佈撤回駐敘利亞大使,美國參議員麥卡恩(總統候選競選人)公開叫囂“現在是可能使用軍事行動保護敘利亞平民的時候了”。西方智庫也開始探討軍事干預敘利亞利弊。[38][38] 11月下旬,歐、美用人權草案譴責敘利亞,以金融制裁打擊伊朗,推倒伊敘同盟的用意越來越明顯。

    然而,利比亞戰爭本質上是場“非正義戰爭”。它看似得到聯合國授權,實際既忽視了1973號決議關於發揮區域組織或區域安排作用的精神,也超越了聯合國的授權範圍,因此是場缺乏形式合法性的“侵略戰爭”和“殖民戰爭”。[39][39]  
    同時,北約發動空襲自稱是“防止出現人道主義災難”,但利比亞戰前國內傷亡不過數百人,而西方狂轟濫炸及由此造成的戰端擴大卻導致3萬多人死亡,5萬多人受傷,使之成為缺乏實質合法性的“醜陋戰爭”。[40][40] 這場戰爭的“非正義性”使西方雖然贏得眼前地緣和資源利益,但卻可能因此而輸掉長遠。

    一方面,伊斯蘭激進勢力借機坐大,成為西方新的敵人。20世紀七、八十年代中東興起的伊斯蘭復興運動強烈反對西方,因而成為西方的心頭大患。從根本上說,穆斯林之所以“恨”西方正是因為西方在中東推行“霸權主義”,導致國際道義。同時,當年西方出於抗擊蘇聯等實用主義考慮,而“刻意扶植”本•拉丹以及塔利班等伊斯蘭勢力,結果養虎遺患,面臨被其反噬的危險。
    而這次利比亞戰爭仿佛是以往歷史的重演。而北約為儘快將卡紮菲趕下臺,主動武裝該國反對派,以致該國長期被壓制的伊斯蘭極端勢力乘機坐大。利比亞執政當局目前兩個最主要的軍事力量都是伊斯蘭勢力。的黎波里實際掌控者、軍事委員會主席貝爾哈吉和東部城市德爾納軍事委員會負責人哈薩迪,均是前極端組織利比亞“伊斯蘭戰鬥團”領導人,主張建立伊斯蘭政權。而過渡委前主席賈利勒也公開稱可能恢復“沙裏亞法”,建立“利比亞伊斯蘭共和國”。[41][41]可以預計,未來利比亞伊斯蘭色彩將日益濃重,並可能出現阿富汗那樣的塔利班式政權。[42][42] 從更大範圍看,伊斯蘭復興勢力正借“阿拉伯之春”強勢歸來,目前“伊斯蘭復興黨”已在突尼斯大選中獲勝,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很可能在本國勝選。伊斯蘭復興主義“回潮”已成為不爭事實。

    西方在此敏感時刻在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發動“侵略戰爭”很容易激起更多穆斯林的“反西方”情緒。卡紮菲就將北約空襲視為新的“十字軍東征”,並呼籲對西方發動“聖戰”,[43][43] 而卡紮菲自己身體力行,最終血戰至死,因而成為不少穆斯林心目中的“反西方英雄”。如果“阿拉伯之春”由國內層面的反獨裁、反權貴,轉向外交層面的“反殖民”、反西方,西方一直擔憂的“伊斯蘭與西方衝突”便可能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

    另一方面,這場戰爭加深了國際政治的“叢林”色彩,將使西方面臨更大安全挑戰。
    “主權國家不容干預”原則本來是弱小國家生存的護身符。但近年來,西方鼓吹“人道主義干預”、“人權高於主權”、“保護的責任”等,不斷挑戰“主權不容干預”基本原則。西方發動戰爭的“藉口”越來越隨意。這次西方發動的利比亞戰爭起因是利比亞政府鎮壓反對派抗議。而類似情況在許多國家時常可見,如果“利比亞模式”成為慣例,任何國家都可能成為西方軍事打擊對象。這不禁讓更多國家人人自危。卡紮菲是在投靠西方、主動放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後遭受軍事打擊的事實更是警醒其他國家領導人:西方國家關鍵時刻靠不住,唯有發展自己的“撒手鐧”,才可能真正保存自己。
    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此間公開稱,卡紮菲在核問題上妥協的後果表明,伊朗繼續核計畫是完全正確的。[44][44] 而最近伊朗核能力突進成為熱點話題。整個世界日趨重返“叢林”狀態,使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可能性空前增大,西方未來將面臨更嚴重的安全挑戰。

    三、結 論

    “播下龍種,卻收穫跳蚤”。
    當前風起雲湧的中東劇變本來是一場以民權、民生、民族為主要訴求的革命運動。但突如其來的利比亞戰爭不僅改變了當地原有政治進程,也使“中東波”性質日趨“變味”,更使國際力量對比更趨失衡,國際體系轉換進一步加快。權力與資本擴張日趨借助暴力手段,世界由此變得更不太平。利比亞戰爭剛剛結束,西方打伊朗和打敘利亞的喧囂日漸高漲。不管未來敘利亞和伊朗是否會遭受西方軍事打擊,但可以肯定的是,利比亞戰爭絕不是最後一場殖民戰爭。
    而廣大“中間地帶”尤其是中東地區,已成為中國實現和平崛起的重要緩衝地帶,以及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資源供應地,西方在上述地區頻繁進行軍事干預,在客觀上“壓縮”了中國崛起的週邊空間,危害到中國海外經濟利益拓展。[45][45] 80多年前,中國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積四十年之經驗”得出結論,即“欲達到勝利,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46][46] 在西方日趨聯合、戰爭力量日漸增長情況下,制止戰爭的唯一辦法就是世界上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聯合起來。只有當和平力量增長超過戰爭力量增長時,戰爭可能性才會被降至最低,中國可持續發展才會得到有效保障。

    文/田文林

    《現代國際關係》 2011年第12期

    [1][①] “北約宣佈結束在利比亞軍事行動”,http://military.people.com.cn/GB/16090649.html.(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2][②]參見[波蘭]卡齊未耶日•Z•波茲南斯基著,佟憲國譯:《全球化的負面影響:東歐國家的民族資本被剝奪》,經濟管理出版社,2004年版。

    [3][③]Bruno Waterfield,“Gaddafi attacks Sarkozy plan for Union of the Med”, The Telegraph,10 Jul, 2008
    [4][④]W. Yusef Doucet,“Free Libya is Green Libya: Supporting the Real Libyan Revolution”,http://www.voxunion.com/?p=4644.
    [5][⑤] Alan Woods,“After the death of Gaddafi: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Libya”,http://www.marxist.com/ gaddafi-dead-revolution-and-counter-revolution-in-libya.htm.(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5日)

    [6][⑥][英]蘇珊•斯特蘭奇著,李紅梅譯:《賭場資本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參見全書。

    [7][⑦][加]娜奧米•克萊恩著,吳國卿、王柏鴻譯:《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廣西師大出版社,2010年,第4頁。

    [8][⑧][加]娜奧米•克萊恩著:《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第4頁。

    [9][⑨][美]斯坦利•阿羅諾維茨、希瑟•高特內主編:《控訴帝國:21世紀世界秩序中的全球化及其抵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4頁。

    [10][⑩][加]娜奧米•克萊恩著:《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第7頁。
    [11][11]Melissa McNamara,Bush: “We Don’t Torture”,http://www.cbsnews.com/stories/2006/09/06/eveningnews/main 1979106.shtml(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9日)

    [12][12][加]娜奧米•克萊恩著:《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第303頁。
    [13][13] Gerald A. Perreira,“NATO and Qaddafi: What All Friends of Africa Should Know”,New Dawn,No. 126 (May-June 2011)

    [14][14]“法國外長稱介入利比亞是‘對未來的投資’”,http://news.xinhuanet.com/2011-08/29/c_121923156.htm.(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日)

    [15][15][美]詹姆斯•希恩著,黃公夏譯:《暴力的衰落》,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第137頁。

    [16][16] [美]斯塔夫裏亞諾斯著,遲越、王紅生等譯,黃席群、羅榮渠校:《全球分裂》,商務印書館,1995年,第487頁。

    [17][17][美]斯塔夫裏亞諾斯著:《全球分裂》,第581頁。

    [18][18] Hilal Khashan, Arabs at the Crossroad: Political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0, p.64
    [19][19] “Libya after Qaddafi:A new timetable”,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34813.(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5日)
    [20][20]Gerald A. Perreira, “NATO and Qaddafi: What All Friends of Africa Should Know”,New Dawn,No. 126 (May-June 2011).

    [21][21][美]羅奈爾得•布魯斯•聖約翰著,韓志斌譯:《利比亞史》,中國出版集團,2011年,第220頁。

    [22][22]Daniel Serwer,“Post-Qaddafi Instability in Libya”,CPA Contingency Planning Memorandum No. 12,http://www.cfr.org/libya/post-qaddafi-instability-libya/p25612.(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23][23] David D.Kirkpatrick and Rick Gladstone, “Libya asks NATO to remai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October 28, 2011
    [24][24] Alan Woods,“After the death of Gaddafi: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Libya”,http://www.marxist. com/ gaddafi-dead-revolution-and-counter-revolution-in-libya.htm.(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5日)

    [25][25]田文林:“地緣政治•中東破碎地帶•利比亞戰爭”,《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年第4期,第26-32頁。

    [26][26][美]撒母耳•亨廷頓著,周琪等譯:《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新華出版社,1998年,第167-169頁。

    [27][27][美]伯納德•路易斯:《中東》,載[英]約翰•格利賓等:《歷史焦點》,朱善萍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72頁。

    [28][28]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譯室編譯:《卡紮菲和利比亞》,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67頁。
    [29][29]Robert H. Reid,“Arab strongman: With Gaddafi death, an era passes”,The Economic Times, Oct 22, 2011

    [30][30]Babatunde Fagbayibo,“The Libyan revolution: Thoughts on a post-Gaddafi era of African integration”,http://www.consultancyafrica.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846:the-libyan-revolution-thoughts-on-a-post-gaddafi-era-of-african-integration&catid=57:africa-watch-discussion-papers&Itemid=263.(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6日)
    [31][31] Robert H. Reid,“Arab strongman: With Gaddafi death, an era passes”,The Economic Times, Oct 22, 2011

    [32][32]Mohamad Bazzi,“The Death Of The Qaddafi Generation: The Era Of Arab Strongmen Comes To An End”,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36603/mohamad-bazzi/the-death-of-the-qaddafi- generation.(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33][33]“A Position Statement by the Arab Nationalism List On The Assassination of Mu’ Ammar Qaddhafi And His Comrades, Libya, and Arab Consciousness”, http://freearabvoice.org/?p=1469. (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2日)
    [34][34]“The Arab Nationalist List invites you to protest against the Qatari regime in Brussels”, http://www.qawmi.com /?p=2331.(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4日)

    [35][35]Ahmed El-Tonsi,“Ottomans, Arabs, Westerners and Libya”,Al-Ahram,17 – 23 November, 2011
    [36][36] “Libya’s revolution:Messy politics, perky economics”,The Economist, Oct 8th 2011,http://www.economist.com/ node/21531472.(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9日)
    [37][37]The Associated Press, “U.S. strike on Iran likelier than ever, former CIA chief says”, http://www.haaretz.com/ news/diplomacy-defense/u-s-strike-on-iran-likelier-than-ever-former-cia-chief-says-1.303980.(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38][38]Jeffrey White,“Implications of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Syria”,PolicyWatch #1864,October 28, 2011,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templateC05.php?CID=3415.(上網時間:2011年11月5日)

    [39][39] “Libya: Colonialism Lives”,http://blackstarnews.com/news/135/ARTICLE/7603/2011-08-26.html.(上網時間:2011年10月31日)

    [40][40]Michael O’Hanlon,“Winning Ugly in Libya”,March 30, 2011,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7684/ michael-ohanlon/winning-ugly-in-libya; An Huihou, NATO faces ‘catastrophic success’ in Libya, People’s Daily Online, 29 octobre 2011, http://www.mondialisation.ca/index.php/vdare.com/roberts/index.php?context=va&aid = 26287.(上網時間:2011年11月3日)
    [41][41]Marc Lynch,“What the Libya intervention achieved”,October 27, 2011,http://lynch.foreignpolicy.com/posts/ 2011/10/27/ what_the_libya_intervention_achieved?wpisrc=obnetwork.(上網時間:2011年10月30日)

    [42][42]有學者已注意到當前利比亞與1992年後阿富汗政局的相似性,參見Michael Semple,“What Post-Qaddafi Libya Has to Learn From Afghanistan”,http://www.foreignaffairs.com/features/letters- from/what-post-qaddafi- libya-has-to-learn-from-afghanistan.(上網時間:2011年11月7日)
    [43][43]Ahmed El-Tonsi,“Ottomans, Arabs, Westerners and Libya”,Al-Ahram,17 – 23 November, 2011

    [44][44]Fredrik Dahl,“Libya conflict may strengthen Iran nuclear defiance”,http://www.forexyard.com/en/news/ ANALYSIS-Libya-conflict-may-strengthen-Iran-nuclear-defiance-2011-03-24T154942Z.(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9日)
    [45][45]W. Yusef Doucet,Free Libya is Green Libya: Supporting the Real Libyan Revolution,http://www.voxunion.com/?p=4644.

    [47][46]《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4卷,1991年版,第14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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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比亞之戰意在控制中國戰略要害》

    文/威廉•恩道爾 (William Engdahl)

    (美帝)華盛頓“主導下“的「北約」決定”發動“利比亞戰爭實質上是「北約」以及美國國防部(實為”對外侵略部“的美稱)控制中國要害的戰略的”組成部分“。目前,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石油進口國,對原油和天然氣進口存在巨大的”戰略依賴“。

    認真審視非洲地圖,並探究美國國防部(為”對外侵略部“的美稱)新組建『非洲司令部』的原由,就會發現,『北約』”發動“利比亞戰爭實質上是「北約」及美國國防部(為”對外侵略部“的美稱)”控制“中國石油及原材料來源整體戰略的構成部分——對於中國而言,非洲是其最具戰略重要性的石油及原材料來源之一。

    「北約」“發動”利比亞戰爭僅與石油有關。不過,鑒於美國有著可靠的國外能源供應,所以這場戰爭的發動應該“並非僅為“控制利比亞高品質原油,而是“為了”使中國“無法長期進口”非洲及中東石油。
    換句話說,「北約」及(美帝)華盛頓“發動”這場戰爭(主要戰略目的)就是為了“制衡中國”。

    利比亞北臨地中海,與義大利隔海相望。多年來,義大利埃尼石油公司一直是利比亞境內最大的外國石油公司。該國西臨突尼斯和阿爾及利亞,南臨乍得(察德),東臨蘇丹和埃及。就其地理位置而言,對於美國國防部『非洲司令部』“控制”非洲、非洲資源以及非洲資源出口地的長期戰略具有重要意義。

    在卡紮菲(格達費)統治下,利比亞“嚴格控制”高品質的原油資源。2006年的資料顯示,利比亞已探明石油規模為“非洲最大”,約占非洲石油總儲量的35%,甚至比尼日利亞還多。
    近年來,中國、俄羅斯以及其他國家都在該國獲得了石油開採權。

    很明顯,「北約」及(美帝)華盛頓“發動”利比亞戰爭已經“初見成效”:中國、俄羅斯及巴西不但反對聯合國制裁利比亞,還呼籲利比亞通過談判解決內部衝突,反對北約空襲。
    因此,利比亞反對派(帶路黨)下轄石油公司Agoco發言人阿貝加里馬奧夫稱:
    “我們和義大利、法國和英國等西方國家之間不存在問題。不過,我們與俄羅斯、中國和巴西之間可能會存在一些政治問題。”

    在過去幾年裏,(美帝)華盛頓逐漸認識到,受經濟擴張影響,在不到10年前還是美國“親密盟友”的中國,已經成長為“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
    不過,對於華盛頓而言,把中國塑造成“新敵”並非易事,因為美國政府還需要中國(親美媚美精英帶路黨)大量購買美國國債。

    今年8月,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向美國國會呈交了2011年度中國軍力報告。該報告稱:
    “在過去的10年裏,中國在現代科技領域的巨額投資令中國軍事受益匪淺。許多現代系統日臻成熟,其他系統也會在未來幾年內投入使用。”
    報告還稱:“在中國會如何利用其不斷增強的能力的問題上,仍然存在不確定性……中國作為主要國際參與者的崛起,很有可能會重新定義21世紀的戰略格局。”

    事實上,在(美帝)華盛頓的潛移默化下,以CNN、BBC、《紐約時報》為代表的“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宣傳機器”,或是英國《衛報》都會“醜化中國及中國領導人”。對於(美帝)華盛頓及華爾街(金融禿鷹)的許多人而言,中國正變得過於強大,“過於獨立”。為了“控制”這種情況,中國對石油進口的“依賴”就成了其“要害”,而利比亞正恰恰是中國該“要害”的“死穴”。

    自“冷戰”後,(美帝)華盛頓一直忽視對非政策,而中國能源及原材料企業在非洲大陸的活動,則為(美帝)華盛頓敲響了警鐘。幾年前,隨著未來能源需求變得越來越明顯,中國針對非洲發起了大規模經濟外交,並於2006年達到高潮:北京鋪上紅地毯,迎接赴華訪問的40多位非洲國家首腦,共同探討一系列經濟問題。對於中國工業現代化而言,沒有什麼比確保未來非洲石油資源更加重要的事情了。

    中國開始與被法國、英國或葡萄牙等“歐洲殖民國家”放棄的非洲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乍得(察德)就是其中之一。作為最貧窮、最偏僻的非洲國家,乍得2006年與北京建立了外交關係。2007年10月,“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簽署合約,與乍得政府聯合組建煉油廠。2002年後,他們開始鋪設石油管道,從位於該煉油廠以南300千米處的一處油田,向該煉油廠輸送石油。受西方國家“支援”的“(美第二中情局)非政府組織(NGOs)”開始批判中國石油管道對環境的影響。
    不過,2003年美國石油公司「雪佛龍(Chevron)」開採乍得(查德)石油資源時,該“(美第二中情局)非政府組織(NGOs)”卻“一言未發”。
    2011年7月,乍得和中國在該國首都恩賈梅納附近開辦合資煉油廠。中國石油企業在乍得的活動與其在蘇丹達爾富爾地區的石油專案有著驚人的相似。

    20世紀90年代,在美國石油公司「雪佛龍(Chevron)」放棄其在蘇丹的業務後,中國開始和蘇丹展開合作,後者將越來越多的石油輸入中國。到1998年時,“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已從蘇丹南部油田開始向位於東北部紅海西岸的蘇丹港鋪設了一條長達1500千米的石油管道,並在蘇丹首都喀土穆附近開辦了一家大型煉油廠。
    蘇丹是中國首個大型海外油田專案。到2011年初,在中國進口石油中,源自蘇丹的石油,大部分來自“飽受衝突蹂躪”的南部地區,已占到10%。蘇丹日產油量為49萬桶,對華供油量則占到60%。對於中國能源戰略而言,蘇丹至關重要。

    從地質角度來看,從蘇丹西部達爾富爾地區經乍得至喀麥隆的廣大地區就是一個巨大的油田,儲量可能相當於一個新的沙烏地阿拉伯。對於“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戰略封鎖”中國未來石油來源而言,“控制”蘇丹南部地區、乍得以及喀麥隆是至關重要的。

    成立於2008年的『美軍非洲司令部』是近來西方“軍事行動”的主力。很明顯,該“司令部”的成立就是為了“控制”中國對非洲石油及礦產資源漸增的影響力。2007年年底,(美帝)華盛頓“大西洋理事會”非洲事務專家彼得•法姆公開表示,美軍『非洲司令部』的目標之一,就是確保美國可獲得非洲豐富的碳氫化合物及其他戰略資源,該任務包括減輕這些自然資源的脆弱性,並確保當地不存在對這些資源感興趣的第三方,例如中國、印度、日本或俄羅斯,以獲得壟斷或優惠待遇。

    2007年,在美國國會作證支持組建美軍「非洲司令部」的法姆稱,充滿活力的中國經濟的石油饑渴難以得到滿足,而且還需要其他自然資源維持經濟持續發展,而非洲的自然財富使之對中國充滿誘惑力。目前中國日進口石油約260萬桶,其中超過76.5萬桶石油——約占石油日進口量的1/3——來自非洲國家,特別是蘇丹、安哥拉以及剛果。

    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許多分析家都預測非洲——特別是蘊含豐富石油儲量的西海岸沿海國家——將日益成為美、中兩國的戰略競爭舞臺,因為這兩個國家都在尋求擴大自身影響力,並確保各自資源來源。

    由此可見,美國“製造”利比亞“政權更迭”及整個“大中東計畫”(隱藏在“阿拉伯春天”的背後),都是為了確保其對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油田的“絕對控制權”,並“控制”特別是中國等國的未來政策。
    正如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所說的那樣:
    “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國家或國家集團。”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 第407期
    摘自2011年10月《環球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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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睹美歐流氓禿鷹攻打利比亞巨變從而竊取(美歐銀行財團需求恐急的)利比亞擁有的145噸實體黃金 查維茲警惕下令要求全數運回委內瑞拉儲放在美歐銀行、市值110億美元(211噸)的國有黃金金條

    《查維茲要求委內瑞拉央行回籠110億美元黃金儲備》

    文/張澄

    2011年8月19日

    委內瑞拉總統查維茲命令央行回籠110億美元的黃金儲備,這些黃金目前由諸如「英國央行」等發達國家的機構持有。

    查維茲今天表示,目前委內瑞拉所持的365噸黃金中有211噸儲備在美國、歐洲、加拿大以及瑞士的銀行中,這些(實體)黃金要“積極回籠”。
    此外「摩根大通」、「巴克萊銀行」和「渣打銀行」也持有委內瑞拉的黃金。

    在電視講話中,查維茲說,
    “自1980年起,我們已經在「英國央行」持有99噸黃金,現在我同意將之召回,這是一個正確的決定。”

    委內瑞拉央行行長Nelson Merentes表示,委內瑞拉的出口收入95%依靠石油,目前該國正在尋求儲備多樣化,計畫將現金儲備由美國和歐洲移至對新興市場的投資中。

    這次回籠也意味著全球第15大黃金儲備國在金價今年以來上升28%後的一次大動作。

    截至發稿,黃金交易價格已經升至每盎司1816美元。

    8月16日委內瑞拉的黃金儲備價值為286億美元。委內瑞拉財長稱,受美元的貶值、美國政府違約的風險以及歐洲債務危機的影響,回籠黃金儲備將更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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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vez Emptying Bank of England Vault as Venezuela Brings Back Gold Hoard》

    by Daniel Cancel and Nathan Crooks

    2011-8-18

    Chavez Orders $11 Billion of Gold Home as Metal Hits Record

    In all, Venezuela has 365.8 metric tons of gold reserves, according to the World Gold Council. Photographer: Kerem Uzel/Bloomberg

    Venezuelan President Hugo Chavez ordered the central bank to repatriate $11 billion of gold reserves held in developed nations’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Bank of England as prices for the metal rise to a record.

    Venezuela, which holds 211 tons of its 365 tons of gold reserves in U.S., European, Canadian and Swiss banks, will progressively return the bars to its central bank’s vault, Chavez said yesterday. JPMorgan Chase & Co. (JPM), Barclays Plc (BARC), and Standard Chartered Plc (STAN) also hold Venezuelan gold, he said.

    “We’ve held 99 tons of gold at the Bank of England since 1980. I agree with bringing that home,” Chavez said yesterday on state television. “It’s a healthy decision.”


  19. 2012/01/10 於 09:50 patchpieces

    《揭示美國未來幾年的全球戰略》

    2012-1-9

    這個話題我久有意談談,這跟我長期研究美國的戰略核心層的戰略計畫有關係,可以說我要說的內容與許多美國金融,地緣政治軍事戰略,經濟方面的核心人物有關。
    實際上奧巴馬的“戰略計畫”一開始就被美國的領導層背後的“影子勢力”所推崇,基辛格曾說過奧巴馬“能同時”下好好幾局棋,這代表美國真正的“權力階層”對其“能力”的認同。

    亞洲與印度洋,大洋洲

    在西方地緣戰略學中“歐亞大陸”是世界權力中心,若要“控制世界”必須設計好“控制”歐亞大陸的戰略,而歐亞大陸包括幾個特別有影響力的中心敏感區域,分別是亞太,印度洋及印度,還有就是中東和中亞,東歐,世界歷史上的霸權爭鬥實際上最終的目標是為了爭奪由誰來控制世界上這些最為廣泛的戰略區域,我這裏之所以說大洋洲是因為這裏一向就只是美國與英國的戰略後方支撐點,後勤基地而已

    首先從亞洲和印度洋,大洋洲說起,
    奧巴馬今年內最高調的聲調就是強調美國要“重返亞洲”,“構築”所謂的“亞洲安全條約體系”,這是一個未來幾十年的戰略計畫,希拉蕊克林頓在一篇名為《美國的亞洲太平洋世紀》的文章中提到了美國未來幾十年內要在亞洲建立新的“太平洋戰略體系”框架,她重點提到了四個國家與美國的戰略關係,
    首先是美、日關係在太平洋體系中的戰略基礎作用,
    第二是印、美關係對美國在中南,南海,南亞的戰略的積極意義,
    再其次就是美國與澳大利亞的戰略合作關係,
    這三個國家實際上構成了美國在亞洲太平洋的戰略體系的“三大支柱”,從地緣戰略的角度保證了美國在整個面向亞洲,太平洋世界的權力基礎與戰略地位,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把包括印度洋和大洋洲的國家體系統一納入了自己的戰略構想之中,可見其眼光之寬廣與深遠,這可以說是美國自冷戰結束以來最為精深的地緣戰略計畫,亞洲大國與太平洋世界,乃至包括俄羅斯最近“加入”世貿組織都在其“精心的算計”之中,
    大家打開地圖可以看到的是在太平洋的棋盤上,美國“領導”的環太平洋、印度洋權力中心的實力驚人,更何況這一區域中包括中國,印度,日本,再加上東南亞各個經濟十分有活力的小國,同時這也是世界貿易體系最為敏感的一束神經叢,可以這樣講誰“控制”了世界貿易上的主要“海洋通道”,誰就控制了世界的財富流向,
    亞太地區的印度與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經濟這幾十年來發展最為迅速的國家,而東南亞也一直世界上經濟最有活力的地區之一,這種經濟上的戰略利益與海洋霸權的戰略交匯實際上讓美國戰略家們意識到了控制這一關鍵性全球區域的重要性,這裏有可能是二十一世紀全球大國崛起的中心領域。
    大家可以仔細看看這裏的資本,人力,科技,經濟,貿易因素,航運,軍事實力的全球性的影響,美國的一些領導人和政治家最近都“突然說”自己一直是“亞太國家”,一直是“太平洋國家”,也就不值得奇怪了,正如希拉蕊所說,只要控制亞太財富與亞洲太平洋到印度洋的財富流向,就能讓美國在二十一世紀繼續繁榮,她同時也說這裏的事事關美國的二十一世紀的全球命運和福祉,美國的布熱津斯基和基辛格兩位著名戰略家一直特別注意亞太戰略的設計,布熱津斯基曾在2003年前後專門寫過一篇名為《如何與中國相處》的文章,特別介紹了“如何”從戰略上“控制”中國勢力崛起,而基辛格被一些【天真(愚蠢)而愛做(普世假值)夢的中國人】視為友好的美國人,其實正是這位著名的戰略家曾在伊拉克戰爭前夜幾次進入白宮與當時的總統小布希(布希三世)會商如何進攻伊拉克,而當時中國和俄國是在伊拉克有著巨額石油投資的,布熱津斯基在他的文章雖然說不能與中國開戰,可是他是奧巴馬的政治顧問,他在利比亞的“戰爭設計”上打垮了前政權,而中國也正好在利比亞有大量的投資(火速撤僑轉進千里,敵寇追趕不及),
    美國的世界戰略從馬漢時代起就“設計好”了,就是要控制世界就要控制歐亞大陸,而要控制歐亞大陸就得讓歐亞大陸“火光沖天,戰禍連綿”,讓歐亞大國“互相為敵,相互牽制”與爭鬥爭奪大陸霸權,
    在馬漢時代美國的戰略計畫是“不能讓”出現一個強大統一的中國政權,這樣一來必須“維持”中國當時“分裂”的戰略形勢,所以在馬漢死了若干年後的中國內戰決戰時,美國“力主”中國國、共雙方“劃江而治,分裂為二”,美國當時這一“戰略思考”的背後有著國家長期戰略的深深的影響,他們就是為了“永遠扼殺”一個統一的中國在地緣戰略上向海外的擴張,從而威脅美國在太平洋上的永久性霸權,因為“一旦”中國統一強大,海上實力的強大將“導致”美國太平洋霸權的徹底衰落,美國與日本爭奪太平洋霸權從而控制太平洋的海權的戰略最後將以中國勝利美國日本失敗而結束,
    當然我剛才說的都是歷史上美國地緣戰略思想中的“對華戰略”,不過大家如果細心就會發現美國這一戰略思想“並未被放棄”,相反這一亞太戰略已經被用更為深遠的戰略佈局“繼續下來”,他們現在制定的新亞太戰略與太平洋國家戰略體系實際上更意味深長的“表明”了中國統一對他們世界整體戰略的威脅與影響,他們恐怕想看到的不是一個統一的大陸強國,他們最大的“目標”永遠是讓一些歐亞大陸的強國“徹底分裂”成“好幾部分”,以便於他們執行那久已有之的“以華制華”的戰略傳統。
    從歷史到現在我們可以看看美國的太平洋戰略的幾次變遷,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他們的戰略傳統中對中國始終是一個弱勢的中國對他們“有利”的思想,他們在“冷戰”時期和中國建交的“原因”僅僅是那個時候他“需要”用中國的力量“消耗”蘇聯對美國的全球性威脅,說白一點,這不過是中國歷史上秦國以“連橫策略”對六國的老辦法的“現代應用”而已。我們可以設想的是當中國“按美國的方向”發展後印度這一亞洲強權,印度洋上的地區強國將最終也難免被美國戰略所“設計”,最終難免被美國用同樣的“制衡之術”與內外交困戰略打垮並消亡,因為如果說美國“(利)用中國”消滅了蘇聯的話,那麼現在它正“(利)用印度”的力量“遏制中國”,將來中國如果被迫出現美國所需要的那種局面,難道印度會有好的結局,所以我個人認為這裏面充滿了悲劇,我看到許多所謂的印度(西化精英買辦)強硬派的“表演”不得不感覺好笑,螳螂捕蟬的故事真的是一直不斷的在歷史中上演。
    這極可能是後話,我們放下不說。

    中東,中亞,東歐

    美國在亞太那樣行動中期的“目標”是中國,那麼遠期戰略目標是什麼,記得布熱津斯基在他的名著《大棋局》中提到俄羅斯時用到的戰略,他曾在書提出一個著名的設想,把龐大的俄羅斯聯邦分為三到四個大的統治區域的戰略設想,這是一個宏偉而龐大的戰略設想,
    他們為何要這樣做,他們拆散中國,將來還要搞垮印度,然後把所有力量集中到俄羅斯,這是為了奠定他們眼中永久性的“新世界秩序”,也就是這些年來他們在“彼爾德伯格”,“國際清算銀行”,<三方委員會>,還有<美國外交協會>,<英國皇家國際事務協會>設計好的戰略,這一戰略的成型已經有了近幾年的歷史,他們在殖民時代就在設計這一“世界性帝國”,文藝復興時期有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曾寫過一部名字就叫《世界帝國》的名著,他們中有的人曾預言未來會出現一個統一的世界性政府,世界性的權力中心和貨幣,那麼這一中心在那裏呢?人們盡可以展開想像的空間,大膽設想,小心求證。

    美國與蘇聯在冷戰時代對中東進行了前所未有的軍事爭奪,最後冷戰以蘇聯的徹底失敗而終結,不過中東的勢力剩下了美國一家獨大的局勢,美國在八十年代挑動中東強國伊朗與伊拉克的戰爭,消耗中東強國的實力,實際上嚴重惡化了中東國家間的關係,美國在兩個布希時代打擊了伊拉克,在克林頓時代敲開了東歐的大門,他們最終在2003年摧毀了薩達姆伊拉克政權,從而掀開了世界性變局的序幕,美國更加深入的控制了中東的石油,他們通過03年的戰爭開始了逐步更加深入的控制中東金融,貨幣與地緣政治的進程,
    奧巴馬上台執政以來,他和他的領導層實際上有著“更為宏大”的戰略計畫,他們“重塑”了中東地緣戰略格局,同時設立「非洲司令部」,(顛覆利比亞)控制北非,進而“滲入”非洲,同時在中亞與東歐大搞“顏色革命”,
    美國著名的全球地緣戰略學家布熱津斯基提出的不穩定的“新月弧形地帶”指出了存在於中東,東歐與中亞的地緣戰略問題,民族問題,他們“巧妙的利用”了這一切,他們未來肯定是在非洲全面掀開新的“全面控制”的高潮,
    著名地緣政治學者恩道爾在其名著《霸權之後:美國的全方位控制》一書中對此有過詳細的介紹說明,
    同時在美國著名的國際關係學者斯蒂芬沃爾特和約瑟夫奈也介紹了美國最近幾年在這些區域取得的“重大進展”,
    我之所以說未來印度也將面臨嚴重的生存空間問題是因為美國在中東,在中亞,在東歐,在中國,在中南半島的全方面努力與戰略佈局最終針對的目標實際上也包括印度,所以向下看未來幾十年的印度實際上也面臨著嚴重的戰略與生存問題,
    而當這一切都“解決後”,所有的威脅都不再是威脅時,那時我們就將看到決戰將發生在俄國的東,西,南三方同時壓向俄羅斯聯邦,這時西方把俄羅斯分成三、四個統治區域的戰略設想將變得並非不可想像,這才是最後一環,而這一最後一環的結束,就是全球性“世界新秩序”與“世界性統一政府”的“來臨”,“問題”是當那時到來時世界上還有中華民族生存的機會嗎?我想這才是問題的實質,
    這些年來關於西方的陰謀論著名分析不絕於耳,並且西方也確實為了“推進”這些戰略性的目標而不懈努力,甚至於“不排除”戰爭。可是在這一切“精心謀劃”與努力的背後,會不會出現另一種非人力所能控制的結果呢?我想一切都還是個謎。

    奧巴馬與他的歐洲盟友們顯然“已經確定”他們的戰略目標,最近他們在伊朗問題上實際上已經協調了立場,這實際上可以從他們的“敘利亞政策”上看出端倪,他他們的戰略計畫是繼續歐盟與“北約東擴”壓縮俄國的戰略空間,不過以後可能只是靈活東擴了,
    現在美國的戰略中心實際上已經轉移到了亞太,他們在中東重點要解決的問題就是伊朗,然後是中亞的「上合組織」其他成員國,前一段時間連蒙古國也在試圖和西方走近,這確實是一大警告,不得不讓所有人擔憂未來更迫在眉睫的威脅,
    日本著名戰略分析家曾警告說明年中東與南亞的巴基斯坦將發生巨變,而最近美國<外交政策>雜誌也在預測明年巴基斯坦政權更迭,這“意味”著更大的“風暴”實際上還在形成,伊朗並不是最終的美國在中東的戰略目標,他們一定有更有深遠的地緣戰略計畫,他們要的是中亞的格局變得按他們的“設計”發展,這也是為什麼俄羅斯在敘利亞事件中會派出自己的航母的原因,理由很簡單,俄羅斯的戰略思想家一定已經看到了伊朗,敘利亞,還有中亞最後變局對自己的威脅,這意味著蘇聯結束以來另一次巨大的外交退縮形勢即將形成,而這是俄國國家安全的嚴重挑戰,那時再加東歐的親美勢力,俄國國內的反對派和俄羅斯國家經濟在歐洲債務金融崩盤中受到的嚴重影響,這一切將使未來俄羅斯國家面臨著嚴重的國際與國內形勢,所以他們十分警惕性的對待了這一切。問題與形勢遠比我們想像的要複雜的多了。
    俄國勢力收縮,未來金融系統將受到歐洲債務危機與銀行體系崩盤的重擊,國內反對勢力的興起,這一切沒有完,俄國剛加入世貿組織而國際戰略領域卻發生了這樣微妙的變化,這背後有著的是另一次大棋局與命運的較量,只是不知道國內的人會不會看明白這一點呢?

    回過頭來我們再說非洲,我們看到的是美國及西方勢力在北非的全面展開與推進,中、俄在非洲實際上已經嚴重處於守勢,未來中國與俄國會失去更多的非洲利益,到最後我們會發現非洲依舊是西方勢力尤其是美國勢力重要勢力範圍,美國成立的「非洲軍事司令部」的戰略意義也在對非洲進行全面的統治,實際上這已經是在“恢復”“舊殖民地時代”西方在非洲的戰略優勢地位,我們到時候會發現歷史在二十和二十一世紀轉了一圈子,卻回到了原來的地方,新的殖民主義比舊的殖民主義更有生命力和破壞力的存在於亞非、拉美地區。

    這難道是宿命和命運的安排,不可抗拒的規律,還是僅僅是一種歷史發展的進程呢,我覺得的我給不出答案,二十一世紀結束後那時的人們也許會給出這一問題的答案,一切真的都還太像個謎了

    文/未世民

    2012-1-9 草根財經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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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報海外高調指責美國新戰略瞄準中國伊朗

    楊毅:《美新軍事戰略瞄準中國伊朗 或更攪亂局勢》

    文/楊毅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12-1-9

      2012年1月5日, 奧巴馬總統“罕見地”在五角大樓與國防部長帕內塔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鄧蒲賽上將一道舉行了記者會,公佈了題為《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國防的優先任務》的新軍事戰略報告,“充分顯示”了奧巴馬政府對美國調整軍事戰略的“高度重視”。
    新軍事戰略“明確”把中國和伊朗列為美國的“瞄準對象”。

      近年來,戰線過長、能力不足,稱霸全球野心太大、資源有限等矛盾,始終是制約美國國防戰略與軍事戰略的重要因素。金融危機、經濟衰退,再加上伊拉克和阿富汗兩場戰爭讓美國的綜合國力傷筋動骨,面對諸多挑戰確實是“捉襟見肘”。
    自從2010年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提出“重振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 的目標和“國內建設、海外塑造”的戰略途徑之後,美國在全球戰略部署調整中明顯地“加強”了對亞太地區的戰略投入,而“切入點”就是把地區安全形勢“攪動”成為一種 “亂局”狀態,造成和“放大”地區各國對中國的戰略恐慌,這樣美國就可以“揮師東進”“應邀重返亞洲”。

      2010年以來,美國成功地利用“天安號軍艦事件“、延坪島炮擊事件,達到了“阻止了日本的離心”、“強化了韓國的依賴”、“惡化了中國的環境”等目的,同時又通過高調介入南海爭端、慫恿菲律賓等國強勢對抗中國,唯恐天下不亂。攻擊中國合理的軍事力量建設,“藉口”反對所謂“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啟動“空海一體戰”概念並付諸實施,刺激新的安全競賽,“破壞”地區和平、穩定與繁榮。

      美國新公佈的軍事戰略報告意味著美國在軍事上對亞太地區的戰略投入將從戰略規劃“轉向”到戰略實施的階段,
    美國的高調投入將對這一地區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呢?美國公開宣稱自己是“公共安全產品”的“提供者”,針對的是“戰略意圖不明的中國軍事力量現代化”,這恰恰是“本末倒置”的騙人邏輯。

      我們可以清晰地回憶到,在過去幾年間,美國忙於“反恐戰爭”,無暇顧及亞洲之際,亞洲地區,特別是東亞地區是一派安定、和平與繁榮景象,以 10+1、10+3為標誌的地區經濟合作大大促進了地區各國的經濟關係、安全關係和政治關係的改善。
    而“自從”美國2009年開始高調“重返亞洲”之後,各種危及地區安全的事件接踵而來,地區動盪此起彼伏,稍微有些戰略頭腦的人們就不難看出誰是地區安全的“保障者”,誰是地區安全的“麻煩製造者”了。
    美國經濟復蘇乏力,“重返亞洲”的戰略因為“口袋缺錢”是不能贏得地區各國的歡迎的。於是,製造矛盾、製造混亂,亂中推銷軍火,利用相關國家尋求“安全保護”的訴求,獲取經濟利益,為美國經濟復蘇打開市場。

      隨著更多的美國的軍艦、飛機活躍在亞洲地區,地區安全形勢可能更加動盪,美國的戰略算盤也可能隨著地區各國逐漸認清其真實面目而落空。

    (作者楊毅 係解放軍海軍少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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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中國媒體解讀美新軍事戰略引關注

    【《俄羅斯商業諮詢日報》網站1月7日報導】
    題:中國媒體發現亞洲的“萬惡之源”

      中國媒體認為美國是(煽動/策動/製造)亞洲“不穩定”的“罪魁禍首”,對美國旨在擴大在亞洲的軍事存在的新國防戰略進行了猛烈抨擊。

      中國的一位軍事專家說,自 2009年美國(希拉蕊)提出必須“重返亞洲”後,危及地區安全的事件就“接踵而來”。他認為,不難猜出,哪個國家是亞洲安全的真正“保證人”,哪個國家是“萬惡之源”。

      西方分析家認為,美國此舉表明其維護亞洲地區安全的立場沒有改變,中國不必對美國新國防戰略感到擔憂。
    但中方媒體認為,美國新戰略標誌著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軍事行動結束後一個新階段的開始,“明顯針對的是中國和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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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反華)之音電臺網站1月7日報導】
    題:中國對美國國防藍圖表示擔心

      中國官方媒體對美國的最新國防計畫表示擔心,警告說它可能會破壞美、中關係。

      一份中國報紙昨天援引一名中國國防專家的話說,美國此前一天宣佈的藍圖顯然針對的是中國。

      該報援引中國人民大學分析家金燦榮的話說,美國覺得中國的高速發展威脅到了自己。他警告說,美國的新戰略將使北京感到不舒服,可能會影響雙邊關係。

      美國總統奧巴馬前天宣佈了新戰略。他說美國將加強在亞太地區的存在,儘管美國正大幅削減國防開支。

      中國官方的新華通訊社也對美國的國防計畫發表了評論,說歡迎美國為亞太地區的和平和穩定作貢獻,但任何軍國主義政策都將引發敵意並遭遇強烈對抗。

      在總體較為克制的評論中,新華社說美國應放棄顯示自己的力量,因為這麼做無助於解決地區爭端。

    【英國廣播公司網站1月7日報導】
    題:中國媒體關注美國新亞太軍事戰略

      中國官方媒體對美國將新軍事戰略重點轉向亞太表示關注和批評。

      新華社發表國際時評稱這是 “美國最不該選擇的選項”。

      文章說,亞太正處於“謀求和平發展合作的時代”,美國以軍力為後盾介入亞太事務,“會擴散緊張氛圍,加劇地區對武力的焦慮”,“釋放了令人不安的信號”。

      但也有中國專家分析認為,美國調整軍事重點並非僅針對中國,而是奧巴馬在經濟乏力困境下為維護“軍事超強”地位所做的戰略選擇。

      而《人民日報》海外版高調指責美國的新戰略。它刊登了中國國防大學研究員、海軍少將楊毅的文章,指責奧巴馬政府新軍事戰略瞄準中國和伊朗。楊毅在文章中指責美國是亞太地區安全的 “麻煩製造者”。

      中國官方尚未就美國的新軍事戰略做出正式表態。

    【路透北京1月7日電】
    刊登在週六《人民日報海外版》上的評論稱,美國在全球戰略部署調整中明顯地加強了對亞太地區的戰略投入,而切入點就是把地區安全形勢攪動成為一種"亂局"狀態,造成和放大地區各國對中國的戰略恐慌。

    該評論與週五《環球時報》的憤怒評論如出一轍,此前美國總統奧巴馬宣佈美國政府將加強對亞洲地區的軍事投入。

    美國於去年底推出新的國防戰略,明確顯示美國對亞洲地區的重視。美國盟友和分析師稱,中國對此不必擔憂。

    海軍少將楊毅在評論中寫道"新軍事戰略明確把中國和伊朗列為美國的瞄準對象"。

    “自從美國2009年開始高調‘重返亞洲’之後,各種危及地區安全的事件接踵而來,地區動盪此起彼伏。"

    “稍微有些戰略頭腦的人們就不難看出誰是地區安全的‘保障者’,誰是地區安全的‘麻煩製造者’了。"

    發表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上的評論不代表中國政府立場,不過大體反映官方的看法。(完)

    編譯:李富強 發稿:王鳳昌 http://cn.reuters.com/article/CNTopGenNews/idCNCNE80804E2012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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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新軍事戰略對準中國,中國媒體篡改內容欺瞞人民》

    文/張宏良
    2012-1-7

    美國新軍事戰略公佈前幾小時的頭天晚上,當時在和孔慶東、司馬南、戴旭、韓德強等人一起吃飯,戴旭一落座就透露了美國新軍事戰略的主要內容,並慷慨激昂地痛斥了吳建民等外交智囊一系列喪權辱國行為。第二天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公佈的美國新軍事戰略,內容果然與戴旭透露的差不多。特別是其中最重要也是最新的一點,即美國公開宣佈新軍事戰略的目標,就是集中對付中共和伊朗,完全證實了此前我們一直強調的美國對中國的軍事威脅和戰爭準備。

    然而讓人極為震驚的是,中國媒體(新華網)在向國內民眾報導美國新軍事戰略時,卻“故意刪改”了美國新軍事戰略的對華內容,把美國對中國發出的戰爭威脅,“篡改”成美國是為了保障中國和亞太的“安全與繁榮”,這種“篡改”可能造成的恐怖後果簡直讓人無法想像,狼已經宣佈前來吃羊,可是羊圈的喇叭卻欺騙羊群說,狼是為了羊圈的“安全和繁榮”,這讓人想起了當年為日本鬼子“帶路”的漢奸宣傳:“皇軍是來建立大東亞共榮圈,與我們共存共榮的”。
    大家比較一下後面附件一美國媒體的報導與附件二中國媒體的報導,就可以看出中國媒體完全“篡改”了美國新軍事戰略的核心內容。

    一是通過“篡改”“掩蓋”了美國新軍事戰略的打擊目標是中國。美國媒體報導“新的軍事戰略明確指出,在美國預算面臨整體緊縮的情況下,美國未來將逐漸遠離地面戰爭,重新調整軍隊應對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威脅,加強海軍和空軍力量在太平洋和霍爾木茲海峽與中共和伊朗抗衡。”
    而在中國媒體報導中,則“刪掉”了“中共”二字,把美國新軍事戰略的打擊目標變成只剩伊朗一個國家。
    二是把美國新軍事戰略的目的是“準備發動戰爭”,“篡改”成為是“維護亞太的安全與繁榮”。美國媒體報導新軍事戰略變革的目的是“意味著順應如何準備發動戰爭的變化”;而中國報導則“篡改”為是為了“維護亞太的安全與繁榮”。

    這兩點“篡改”恰恰是對美國新軍事戰略打擊目標的“根本篡改”,經過這樣一“篡改”,美國新軍事戰略針對中國的“戰略威脅”和戰爭準備,完全“變成”了幫助中國和平發展的友好戰略,至少是對中國完全無害的戰略。要知道,對本國人民“隱瞞”敵人軍事打擊的資訊,與隱瞞本國政策和事件的資訊,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隱瞞”和“篡改”本國政策和事件的資訊可以用維穩來解釋;但是,隱瞞敵人軍事打擊的資訊,則是剝奪了本國老百姓逃命的機會,特別是再把準備前來屠殺本國人民的侵略者篡改美化成為和平使者,則完全是對本國人民的嚴重犯罪。
    中國媒體轉載的是「新華網」“篡改”的報導,我們不知道眼下“篡改”美國戰爭威脅的人,與“圍攻”孔慶東等愛國人士的人是否屬於同一夥人,但是他們所從事的“罪惡勾當”卻完全相同,都是在把13億中國人民置於死地。雖然他們的直接動機和目的,並非是要把13億中國人民置於死地,並非是讓絕大多數中國人民死於非命,可能只是為了繼續向美國輸送財富,幫助美國以及周邊國家繼續侵佔中國的海域和領土,而又不致于引起老百姓的憤怒和不滿,故而向老百姓掩蓋美國對中國充滿敵意的戰爭威脅,但是,他們這樣做的客觀作用,卻是在不折不扣地把中國變成膏血遍地、堆屍滿街的血腥屠宰場。

    美國新軍事戰略說得清清楚楚:“美國未來將逐漸遠離地面戰爭”“用海軍和空軍力量在太平洋”與中共抗衡,也就是說,美國要把中國變成未來戰場,戰爭不僅不會導致美國平民傷亡,甚至不會導致美國士兵傷亡。
    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核大國來說,難道就不會把戰火也燒到美國本土?美國堅信不會,美國新軍事戰略就是建立在中國絕不會把戰火燒到美國本土的基礎上,如同美國堅信伊拉克和利比亞不會把戰爭燒到美國本土一樣。美國的這種自信來自哪里?就是來自於中國的“第五縱隊”漢奸勢力。中國媒體對美國新軍事戰略的“篡改”就完全證實了美國這種自信具有鋼鐵般的事實依據。如果一個國家連對方發出的戰爭威脅都要向本國人民“隱瞞”;
    在對方已經宣佈要對本國進行軍事打擊的情況下,仍然“欺騙”本國老百姓去相信對方是和平使者;
    在對方已經率領和“操縱”周邊國家開始瓜分本國領土的情況下,仍然要瞞著本國人民把財富源源不斷地向對方輸送;
    在對方總統、國務卿、國防部長直到核潛艇艦長都表示要用武力解決中國南海問題的情況下,中國媒體和外交官卻仍然在欺騙中國老百姓說中美是友好合作關係……
    如果連這種口頭上的戰爭威脅都“不敢正視”,都“怕得要死”,又怎麼可能有勇氣把戰火燒到美國本土?現在,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僅僅是發佈了一個打擊中國的新軍事戰略,還沒有真的實施打擊,整個中國從官方到民間所有媒體就全都在替美國“掩蓋”,全都在替美國向中國老百姓保守秘密,一旦美國真對中國動起手來,中國媒體和外交豈不是會比現在更加徹底地站在美國一邊!這就是美國自信戰火不會燒到美國本土的原因。

    站在美國新軍事戰略的立場上來看當今中國人民掀起的偉大的“反漢奸運動”,就會深深理解這場“反漢奸運動”實際上是中國人民的一場自救運動。中國人民一滴血一滴汗養育出來的精英集團背叛了人民,他們不僅把中國人民的資源和財富送給了美國等西方國家,甚至最終還要把中國人民的性命也一併送給美國等西方國家。在沒有發生侵略戰爭的和平時期,一個國家的精英集團把本國人民全部出賣給敵對國家,這在人類歷史上是十分罕見的現象,從北宋到晚清從未有過,包括“賣國”最嚴重的“蔣介石集團”表面上也還喊幾句抗日口號,至少還不會幫助日本鬼子欺騙中國老百姓,甚至連當時替日本鬼子宣傳“共存共榮”的“漢奸”也是在日本鬼子指使下迫不得已的行為,而如今中國的精英集團卻是在美國沒有任何指使的情況下,“主動”把美國的戰爭威脅“篡改”成為和平友好行動。可見當今漢奸之可惡,遠遠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

    在中國人民發起偉大的“反漢奸運動”進行民族自救的同時,我們想起了中國共產黨。其實,更應該奮起自救的是中國共產黨。仔細看一下美國新軍事戰略就會發現,雖然美國把中國和伊朗同時列為戰爭目標,但是其中卻有一個性質截然不同的區別——對伊朗是打擊伊朗這個國家,而對中國則只是打擊中共這個政黨——美國新軍事戰略的用詞是“與中共和伊朗抗衡”,而不是與中國和伊朗抗衡。美國之所以提出在伊朗打擊整個國家而在中國只打擊共產黨,絕不僅僅是因為伊朗是一個小國而中國是一個大國,而是因為伊朗是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家,沒有經過中國和利比亞那樣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沒有第五縱隊“漢奸帶路黨“,國家不是依靠軍警慰問而是依靠群眾維穩,很難通過內亂搞垮伊朗政府,所以只能通過外部力量打擊整個伊朗國家。
    而中國則不同,情況比伊拉克和利比亞更加糟糕,一是通過“新自由主義改革”的“貧富兩極分化”和腐敗,“激化”了中國社會的官民矛盾和黨群矛盾,埋下了中國內亂的社會種子。
    二是通過“妖魔化”毛澤東和“妖魔化”文化大革命把共產黨成功釘死在道德窪地上,“漢奸勢力”控制了意識形態和主流媒體,“漢奸文化”滲透到社會每一個角落,黨校反黨、黨報反黨,甚至“模範共產黨員”反黨,已經成為一種政治時尚,成為所謂改革派的最醒目標誌,中國漢奸力量在反黨的旗幟下迅速聚集起來,不僅“控制”了幾乎整個媒體,甚至還控制了絕大部分政府部門,形成了超越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的強大力量。
    三是漢奸勢力用維穩綁架了共產黨,他們一方面打著共產黨的“旗號”大肆搶劫百姓,一方面把搶劫罪名反手扣到共產黨頭上,如此一來,老百姓的“怒火”越大,共產黨維穩的壓力就越大,共產黨維穩的壓力越大,“漢奸勢力”在維穩的名義下對老百姓的搶劫和鎮壓就越嚴重,由此形成了老百姓疲於奔命、共產黨疲於維穩的惡性循環。這種惡性循環,即使沒有外部干預,最終也會變成內亂。而只要稍加干預,這種建立在惡性循環基礎上的維穩大廈就會轟然倒塌,這就是美國堅信能夠把中國變成第二個利比亞,在零傷亡的情況下“顛覆中國”的信心之所在。在此我們看到,美國再次十分巧妙地吸收了毛主席的統一戰線思想,對中國各種政治力量進行分化瓦解,只提打擊“中共”,不再提打擊中國,以此來把中國共產黨變成第二個卡紮菲(格達費)。

    所以,中國共產黨也到了該進行自救的時候了!
    要記住,美國新軍事戰略提出的是要消滅中共,而不是消滅中國——儘管其最終目的是要“肢解中國”。特別是在美國看來,共產主義是比法西斯主義更加邪惡的力量,要用比處死卡紮菲和納粹黨徒更加殘酷的手段來對付共產主義者。從2007年美國總統小布希(布希三世)到現在的總統奧巴馬,都在罪惡排序上把共產主義排在法西斯主義前面,小布希發誓要為被共產主義殺害的死難者報仇,奧巴馬發誓要繼承先輩與共產主義鬥爭的“革命”遺志,為剷除共產主義而鬥爭。請那些目前還沒有暗中投敵並且以後也不打算投敵叛變的共產黨人想一想,連沒有被美國政治家如此仇恨的卡紮菲都會被當街亂槍打死,而被美國如此仇恨的中國共產黨人到時還會有更好下場?如果說,在此之前,體制內的中國共產黨人對美國抱有“幻想”還是可以理解的話,那麼在美國新軍事戰略已經出臺的今天,已經把中國共產黨列為打擊對象的今天,已經把共產主義和恐怖主義並列的今天(小布希早就宣佈“反恐就是反共”),仍然對美國寄予幻想,那可就真是“自作孽不可活”了。

    中國人民已經醒來了,中國共產黨,也該醒醒了。

    有人總是像李鴻章要脅慈禧太后那樣要脅共產黨,聲稱一旦對外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干預,國內老百姓就會趁機造反推翻朝廷,慈禧太后就是聽信了這種鬼話才走上了賣國道路。其實,這種論調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太小瞧了中國人民,中國人民的民族大義和家國情懷是與生俱來、不可磨滅的,這種超越自我、支撐天地的崇高品質和獻身精神,是引導人類社會向前發展最根本的價值取向,是中華民族歷盡艱難、飽經憂患而生生不息最根本的生命源泉,中國人民無論在多麼艱難困苦的情況下,都始終不渝地把祖國看成是偉大的母親,哪怕是受盡委屈也不會背叛母親。這是那些受西方價值觀薰陶、尚未擺脫低級動物本能狀態的私利主義者的黑暗靈魂永遠無法理解的精神現象,如同低級動物永遠無法理解高級動物的精神現象一樣。中國人民從來不會因為苦難和壓迫而背叛祖國,歷史上是如此,現實同樣是如此。
    中國的資本主義是世界歷史上最血腥最殘暴的資本主義,可是,2011年美國利用這一點在中國搞“茉莉花革命”,企圖推翻共產黨時,整個中國沒有一個老百姓站出來支持美國的“茉莉花革命”,包括那些拼死上訪的老百姓也拒絕參與其中,這些連死都不怕的訪民為什麼要拒絕參加,因為中國老百姓天生的政治嗅覺,使他們聞到了“茉莉花革命”的“漢奸”味道。再看看眼下,地方政府在奪老百姓的地,“開發(奸)商”在扒老百姓的房,股市在搶老百姓的錢,醫院在要老百姓的命,可是,中國老百姓並沒有因此就趁共產黨之危,與美國顛覆勢力和漢奸勢力聯合起來,如同蘇聯東歐和中東北非那樣,借機打倒共產黨,相反,中國老百姓看到共產黨有危險,立刻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漢奸運動”,向共產黨伸出了援救之手。這就是我們的人民,這就是我們這塊熱土生活的偉大人民,有如此偉大寬厚的人民做後盾,共產黨應該感到幸運,這是其他國家共產黨所沒有的歷史幸運,如果不為這種幸運感謝人民,接受人民,融化於人民,反倒是防範人民,害怕人民,把人民當敵人,那就只能是自絕於人民,自絕於歷史!

    可是迄今為止,面對美國的戰爭威脅,中國的反映卻令人憂慮,幾乎又在重演歷史上退縮忍讓最終任人宰割的亡國悲劇。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被問到對美國新軍事戰略的看法時,外交部發言人卻避實就虛地大談了一通中、美合作友好之類的題外話,而對美國戰爭威脅沒有哪怕是一個字的評論;
    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一位將軍的話更加雷人,說什麼“美國這一軍事戰略並不完全針對中國。”這句話如同說“美國原子彈並不完全扔到中國”一樣荒謬絕倫,美國軍事打擊目標“完全針對中國”和“並不完全針對中國”,對中國來說又有什麼區別?難道有伊朗陪著共赴黃泉就應該感到慶倖?真不明白這位將軍對強盜“並不只搶劫他一家”有什麼值得安慰的。反觀GDP和人口只相當於中國5%的伊朗,面對美國的軍事威脅,反倒義正辭嚴地表示,一旦美國膽敢對伊朗實施石油禁運和軍事干預,伊朗海軍將用武力封鎖霍爾木茲海峽。
    本來,無論是按照生活常理,還是按照軍事常規而言,在美國沒有解決伊朗問題之前,不應該把中國也同時列為打擊對象,可是,美國國防部長卻在最近宣佈,如果中國和伊朗阻止美軍進入中國南海和伊朗霍爾木茲海峽,美國將集中全部資源予以打擊。美國在還沒有打下伊朗之前又突然加上一個中國,無論其中有多少個解釋,至少有一點確定無疑,就是在美國看來,加上中國這個打擊對象並不會增加困難和風險。號稱美國核潛艇之王的“俄亥俄號”艦長希克斯的話也證實了這一點,他在接受記著採訪時說,他“並不擔憂南海爭議”,因為“只要接到長官指示,他的‘俄亥俄號’可以完成任何任務”,請注意,這位美國艦長說的是“完成任何任務”,並沒有任何例外,自然也包括大規模屠殺和人口滅絕。只要稍微注意一下當今美國精英集團對中國的討論,就會發現美國已經輕視中國到了何等程度。目前美國在如何對待中國的問題上,無論是軍人還是政客,所討論的問題始終只有一個,就是採用什麼辦法扳倒中國(Take China down)更好,而從沒有任何人討論過能不能扳倒中國,這就如同老百姓過年殺豬一樣,所討論的問題永遠是怎樣殺豬更好,而不絕會去討論能不能殺得了豬。

    可見,在美國人眼裏,中國人已經變成了可以隨意宰殺的豬羊!

    正是因為美國人的傲慢自信和中國人的“畏縮退讓”才越來越“激發”了中國周邊國家對中國的野心,使東亞地區史無前例地進入了欺辱中國的時代。如今中國人打開電視,看到聽到的永遠都是,哪個哪個國家又扣押了中國漁船,又逮捕或毆打了中國船員;哪個哪個國家又佔領了中國島嶼,又在中國海域開發了油田;此時此刻去上網,所看到的則是日本議員登上了中國釣魚島,菲律賓軍艦開進中國九段線(中國國界)巡航;而中國的反映,則“永遠”都是外交部的口頭抗議,唯一變化就是發言人的性別偶爾不同——有時候是個小白臉,有時候是個漂亮娘兒們,抗議的詞句則完全相同。外交部給中央的建議和給百姓的解釋也始終只有一句話:“不用武力保衛國土是大國自信的表現,是綜合國力強大的標誌”,按照這個邏輯,等到哪天中國領土被侵佔得只剩下一個中南海了,中國就徹底自信徹底強大了。據說,這是中國外交泰斗吳建民(太監)的著名格言,是中國外交部和外交學院最根本的外交理念,不幸的是,這個連秦檜和李鴻章都會嘲笑太弱智的外交理念,竟然“主宰”了中國外交界。

    當今中國想起來也真是不幸,辛辛苦苦養了一批經濟學家,結果是把中國的資源和財富輸送到了美國,還搞出了一個不男不女的“中美國”;
    辛辛苦苦養了一批法學家,結果是不僅弄出個“西門慶立法”,把老百姓整得屁眼兒朝上,還把共產黨和共和國弄成了沒有合法身份的“黑戶”,應該被美國消滅;
    辛辛苦苦養了一批生物學家,結果是把13億中國人民變成了實驗轉基因主糧的“國際小白鼠”;
    辛辛苦苦養了一批外交家,結果是喪權辱國還不算,反倒在大會小會上大講特講,中國老祖宗不講理,把國界劃到了對方家門口,現在我們要重新劃給人家。美國人和周邊國家聽中國外交官這麼一說,立刻來了精神,把軍艦開進了中國海域。並且所有國家前來中國割讓土地的要求,美國強迫中國放棄南海的要求,竟都是以中國外交官的話為依據。以往西方列強提出的不平等條約是強加給李鴻章的,現在美國率領亞洲諸弱的不平等要求則是根據李鴻章的話提出來的。你說當今中國冤枉到了何等程度!

    美國把中國列為新軍事戰略打擊目標,是中國“韜光養晦”甘當三孫子的“綏靖政策”激發起來的,如果繼續照此下去,伊拉克和利比亞的悲劇將很快在中國重演,一旦到了那時,就一切都晚了。此前我們一直在講,只有敢戰的民族才有可能避免戰爭,只有不怕鬼的人才不會遇到鬼。現在中國是到了“內懲國賊、外保衛國土”的時候了,中國人民大眾已經喊出了打倒漢奸,中國紅色大潮已經矛頭直指漢奸,共產黨根本無需多費力氣,只要順應歷史潮流和人民要求,就能夠順利剷除美國對華軍事戰略的根本基礎——漢奸,為中華民族崛起掃清障礙。

    幹吧,中國共產黨,你已經沒有了任何退路!當狼已經張開血盆大口時,要想活下去,就要成為獅子,而不能繼續成為羊。

    20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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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美國媒體的報導

    《美國新軍事戰略出爐 集中抗衡中共伊朗》

    奧巴馬政府美東時間1月5日(週四)在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公佈的一項新的軍事戰略明確指出﹐在美國預算面臨整體緊縮的情況下,美國未來將逐漸遠離地面戰爭﹐重新調整軍隊應對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威脅,加強海軍和空軍力量在太平洋和霍爾木茲海峽與中共和伊朗抗衡。

    美國總統奧巴馬出席了國防部的新聞發佈會並發表講話。官員們說,總統參加國防部新聞會在歷史上是首次。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週三表示,奧巴馬非常積極的參與了這一新戰略的制定,從去年9月起曾與國防部長和軍方高層、包括部隊指揮官進行密集會面。

    美國當局計畫將縮減陸軍和海軍陸戰隊的規模,有效地限制未來大規模的國家建設任務﹐縮小美軍在歐洲的足跡。國防部官員說,現在為57萬人的陸軍,很可能要削減至約49萬。美國地面部隊將不再大到足以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地區進行長時間、大規模的剿匪運動。

    在未來十年內軍隊預算減少為 4,870億美元,奧巴馬表示,該戰略的目的是要避免粗心浪費,但全面的削減,將會危及國家安全。他補充說,美軍將不得不作出後10年的國防開支的增長記錄。

    “我們的軍隊將被精簡,但世界必須知道,美國是要保持我們敏捷、靈活和應對突發事件及威脅的全方位的軍事優勢。”奧巴馬說。

    “我們不能重複錯誤的過去,留下對未來的準備不足。”奧巴馬說:“作為總司令,我不會讓這種情況重演。”

    針對美國軍方未來能否在同一時間應對兩個主要衝突的猜測﹐國防部長帕內塔說,新的部隊結構將意味著順應如何準備發動戰爭的變化。“我們將有能力面對和戰勝一次超過一個對手(的戰鬥)。”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登蒲賽將軍說,美國軍隊仍然遍及全球。“我們有著全球性的力量,我們必須能夠進行跨全方位的活動和軍事行動。”

    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計畫還指出了新的投資領域,如特種作戰部隊,仍將是重中之重。其關鍵任務包括去年成功殺死本拉登。同時也將資助一些監控技術,包括無人駕駛飛機和融合來自不同來源的情報的能力,以及其他反恐舉措,網路戰和遏制核武器擴散等。

    帕內塔說,國防部(對外侵略部)削減預算的一些具體細節將在最後預算提案完成之前的本月晚些時候出爐。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登蒲賽將軍(右)說,美國軍隊仍然遍及全球。“我們有著全球性的力量,我們必須能夠進行跨全方位的活動和軍事行動”。

    美軍去年年底撤離伊拉克,美國將對外重心轉向亞太地區。接近帕內塔的軍事專家表示,奧巴馬反對將美國目前的11個航母戰鬥群削減至10個,認為美國需在太平洋地區保持足夠威懾力量,以應對來自中共當局的可能威脅。

    儘管美國國防預算將面臨重大削減,但是奧巴馬總統去年11月訪問澳大利亞時表示,縮減美國國防開支不會以犧牲亞太地區利益為代價。國防部長帕內塔在去年10月訪問日本時也表示:“我們將會加強我們在太平洋地區的存在。”

    儘管觀察家認為華盛頓與北京發生正面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很小。但美國與伊朗之間關係近期呈現劍拔弩張之勢。伊朗當局上周發出威脅說,一旦美國因為伊朗的核專案而對其實施石油禁運或是伊朗與美國爆發全面衝突,它將使用武力來封鎖重要石油通道霍爾木茲海峽。

    伊朗軍方本週二則發出警告,要求美國的航空母艦不要返回波斯灣,否則伊朗軍方可能採取行動。對此美國表示,美軍艦在霍爾木茲海峽的通行符合國際法規定,美國有義務確保航海自由。

    ——————————————————————————
    附件二:中國媒體(新華社)的報導

    《美國宣佈新軍事戰略將重心轉向亞太地區》

    記者/支林飛 杜靜 華盛頓1月5日電

    新華網 

    美國總統奧巴馬5日宣佈推出一項新軍事戰略,強調美國雖然面臨預算壓力,但將努力確保其“軍事超強”地位,同時將美國軍事重心轉向亞太地區。

    奧巴馬當天在五角大樓與國防部長帕內塔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鄧蒲賽一道舉行了記者會,公佈了這份題為《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國防的優先任務》的新軍事戰略報告。新戰略暗示美國將縮減陸軍規模,並減少在歐洲的軍事存在,轉而加強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以維護亞太的“安全與繁榮”。

    奧巴馬在講話中表示,美軍在經歷十年戰爭後正處於“一個過渡時期”,雖然美軍將繼續為維護全球安全作貢獻,但有必要對其關注重點進行再平衡,把重心轉向亞太地區。他強調,雖然美國面臨削減國防預算的壓力,美軍規模將會縮減,“但世界必須知道,美國將維持其武裝部隊的軍事超強優勢,美軍將保持靈活性,準備應對各種緊急事態和威脅”。

    這項新軍事戰略保留了美軍的一些傳統使命,包括打擊恐怖主義、維持核威懾、確保國土安全、阻止和挫敗任何潛在敵人的入侵等,同時強調將提高美軍在網路戰、導彈防禦等方面的能力,但將避免發動類似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這樣的持續時間很長的大規模戰爭。

    奧巴馬政府是在面臨緊縮預算的巨大壓力、反恐戰爭取得“階段性成果”(?)、美軍撤出伊拉克和正從阿富汗撤軍的背景下提出以上新軍事戰略的。為了削減不斷增長的財政赤字,奧巴馬政府(注:在未來美政府每年年度預算實際的債務赤字將增加高達1.5兆美元以上之主權信用破產邊緣情況下)提出了大幅縮減預算(注:實僅為象徵性小幅度削減)的計畫,其中包括在今後10年內削減4890億美元的國防開支。


  20. 2012/01/11 於 06:34 patchpieces

    《揭示美國未來幾年的全球戰略》

    2012-1-9

    這個話題我久有意談談,這跟我長期研究美國的戰略核心層的戰略計畫有關係,可以說我要說的內容與許多美國金融,地緣政治軍事戰略,經濟方面的核心人物有關。
    實際上奧巴馬的“戰略計畫”一開始就被美國的領導層背後的“影子勢力”所推崇,基辛格曾說過奧巴馬“能同時”下好好幾局棋,這代表美國真正的“權力階層”對其“能力”的認同。

    亞洲與印度洋,大洋洲

    在西方地緣戰略學中“歐亞大陸”是世界權力中心,若要“控制世界”必須設計好“控制”歐亞大陸的戰略,而歐亞大陸包括幾個特別有影響力的中心敏感區域,分別是亞太,印度洋及印度,還有就是中東和中亞,東歐,世界歷史上的霸權爭鬥實際上最終的目標是為了爭奪由誰來控制世界上這些最為廣泛的戰略區域,我這裏之所以說大洋洲是因為這裏一向就只是美國與英國的戰略後方支撐點,後勤基地而已

    首先從亞洲和印度洋,大洋洲說起,
    奧巴馬今年內最高調的聲調就是強調美國要“重返亞洲”,“構築”所謂的“亞洲安全條約體系”,這是一個未來幾十年的戰略計畫,希拉蕊克林頓在一篇名為《美國的亞洲太平洋世紀》的文章中提到了美國未來幾十年內要在亞洲建立新的“太平洋戰略體系”框架,她重點提到了四個國家與美國的戰略關係,
    首先是美、日關係在太平洋體系中的戰略基礎作用,
    第二是印、美關係對美國在中南,南海,南亞的戰略的積極意義,
    再其次就是美國與澳大利亞的戰略合作關係,
    這三個國家實際上構成了美國在亞洲太平洋的戰略體系的“三大支柱”,從地緣戰略的角度保證了美國在整個面向亞洲,太平洋世界的權力基礎與戰略地位,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把包括印度洋和大洋洲的國家體系統一納入了自己的戰略構想之中,可見其眼光之寬廣與深遠,這可以說是美國自冷戰結束以來最為精深的地緣戰略計畫,亞洲大國與太平洋世界,乃至包括俄羅斯最近“加入”世貿組織都在其“精心的算計”之中,
    大家打開地圖可以看到的是在太平洋的棋盤上,美國“領導”的環太平洋、印度洋權力中心的實力驚人,更何況這一區域中包括中國,印度,日本,再加上東南亞各個經濟十分有活力的小國,同時這也是世界貿易體系最為敏感的一束神經叢,可以這樣講誰“控制”了世界貿易上的主要“海洋通道”,誰就控制了世界的財富流向,
    亞太地區的印度與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經濟這幾十年來發展最為迅速的國家,而東南亞也一直世界上經濟最有活力的地區之一,這種經濟上的戰略利益與海洋霸權的戰略交匯實際上讓美國戰略家們意識到了控制這一關鍵性全球區域的重要性,這裏有可能是二十一世紀全球大國崛起的中心領域。
    大家可以仔細看看這裏的資本,人力,科技,經濟,貿易因素,航運,軍事實力的全球性的影響,美國的一些領導人和政治家最近都“突然說”自己一直是“亞太國家”,一直是“太平洋國家”,也就不值得奇怪了,正如希拉蕊所說,只要控制亞太財富與亞洲太平洋到印度洋的財富流向,就能讓美國在二十一世紀繼續繁榮,她同時也說這裏的事事關美國的二十一世紀的全球命運和福祉,美國的布熱津斯基和基辛格兩位著名戰略家一直特別注意亞太戰略的設計,布熱津斯基曾在2003年前後專門寫過一篇名為《如何與中國相處》的文章,特別介紹了“如何”從戰略上“控制”中國勢力崛起,而基辛格被一些【天真(愚蠢)而愛做(普世假值)夢的中國人】視為友好的美國人,其實正是這位著名的戰略家曾在伊拉克戰爭前夜幾次進入白宮與當時的總統小布希(布希三世)會商如何進攻伊拉克,而當時中國和俄國是在伊拉克有著巨額石油投資的,布熱津斯基在他的文章雖然說不能與中國開戰,可是他是奧巴馬的政治顧問,他在利比亞的“戰爭設計”上打垮了前政權,而中國也正好在利比亞有大量的投資(火速撤僑轉進千里,敵寇追趕不及),
    美國的世界戰略從馬漢時代起就“設計好”了,就是要控制世界就要控制歐亞大陸,而要控制歐亞大陸就得讓歐亞大陸“火光沖天,戰禍連綿”,讓歐亞大國“互相為敵,相互牽制”與爭鬥爭奪大陸霸權,
    在馬漢時代美國的戰略計畫是“不能讓”出現一個強大統一的中國政權,這樣一來必須“維持”中國當時“分裂”的戰略形勢,所以在馬漢死了若干年後的中國內戰決戰時,美國“力主”中國國、共雙方“劃江而治,分裂為二”,美國當時這一“戰略思考”的背後有著國家長期戰略的深深的影響,他們就是為了“永遠扼殺”一個統一的中國在地緣戰略上向海外的擴張,從而威脅美國在太平洋上的永久性霸權,因為“一旦”中國統一強大,海上實力的強大將“導致”美國太平洋霸權的徹底衰落,美國與日本爭奪太平洋霸權從而控制太平洋的海權的戰略最後將以中國勝利美國日本失敗而結束,
    當然我剛才說的都是歷史上美國地緣戰略思想中的“對華戰略”,不過大家如果細心就會發現美國這一戰略思想“並未被放棄”,相反這一亞太戰略已經被用更為深遠的戰略佈局“繼續下來”,他們現在制定的新亞太戰略與太平洋國家戰略體系實際上更意味深長的“表明”了中國統一對他們世界整體戰略的威脅與影響,他們恐怕想看到的不是一個統一的大陸強國,他們最大的“目標”永遠是讓一些歐亞大陸的強國“徹底分裂”成“好幾部分”,以便於他們執行那久已有之的“以華制華”的戰略傳統。
    從歷史到現在我們可以看看美國的太平洋戰略的幾次變遷,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他們的戰略傳統中對中國始終是一個弱勢的中國對他們“有利”的思想,他們在“冷戰”時期和中國建交的“原因”僅僅是那個時候他“需要”用中國的力量“消耗”蘇聯對美國的全球性威脅,說白一點,這不過是中國歷史上秦國以“連橫策略”對六國的老辦法的“現代應用”而已。我們可以設想的是當中國“按美國的方向”發展後印度這一亞洲強權,印度洋上的地區強國將最終也難免被美國戰略所“設計”,最終難免被美國用同樣的“制衡之術”與內外交困戰略打垮並消亡,因為如果說美國“(利)用中國”消滅了蘇聯的話,那麼現在它正“(利)用印度”的力量“遏制中國”,將來中國如果被迫出現美國所需要的那種局面,難道印度會有好的結局,所以我個人認為這裏面充滿了悲劇,我看到許多所謂的印度(西化精英買辦)強硬派的“表演”不得不感覺好笑,螳螂捕蟬的故事真的是一直不斷的在歷史中上演。
    這極可能是後話,我們放下不說。

    中東,中亞,東歐

    美國在亞太那樣行動中期的“目標”是中國,那麼遠期戰略目標是什麼,記得布熱津斯基在他的名著《大棋局》中提到俄羅斯時用到的戰略,他曾在書提出一個著名的設想,把龐大的俄羅斯聯邦分為三到四個大的統治區域的戰略設想,這是一個宏偉而龐大的戰略設想,
    他們為何要這樣做,他們拆散中國,將來還要搞垮印度,然後把所有力量集中到俄羅斯,這是為了奠定他們眼中永久性的“新世界秩序”,也就是這些年來他們在“彼爾德伯格”,“國際清算銀行”,<三方委員會>,還有<美國外交協會>,<英國皇家國際事務協會>設計好的戰略,這一戰略的成型已經有了近幾年的歷史,他們在殖民時代就在設計這一“世界性帝國”,文藝復興時期有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曾寫過一部名字就叫《世界帝國》的名著,他們中有的人曾預言未來會出現一個統一的世界性政府,世界性的權力中心和貨幣,那麼這一中心在那裏呢?人們盡可以展開想像的空間,大膽設想,小心求證。

    美國與蘇聯在冷戰時代對中東進行了前所未有的軍事爭奪,最後冷戰以蘇聯的徹底失敗而終結,不過中東的勢力剩下了美國一家獨大的局勢,美國在八十年代挑動中東強國伊朗與伊拉克的戰爭,消耗中東強國的實力,實際上嚴重惡化了中東國家間的關係,美國在兩個布希時代打擊了伊拉克,在克林頓時代敲開了東歐的大門,他們最終在2003年摧毀了薩達姆伊拉克政權,從而掀開了世界性變局的序幕,美國更加深入的控制了中東的石油,他們通過03年的戰爭開始了逐步更加深入的控制中東金融,貨幣與地緣政治的進程,
    奧巴馬上台執政以來,他和他的領導層實際上有著“更為宏大”的戰略計畫,他們“重塑”了中東地緣戰略格局,同時設立「非洲司令部」,(顛覆利比亞)控制北非,進而“滲入”非洲,同時在中亞與東歐大搞“顏色革命”,
    美國著名的全球地緣戰略學家布熱津斯基提出的不穩定的“新月弧形地帶”指出了存在於中東,東歐與中亞的地緣戰略問題,民族問題,他們“巧妙的利用”了這一切,他們未來肯定是在非洲全面掀開新的“全面控制”的高潮,
    著名地緣政治學者恩道爾在其名著《霸權之後:美國的全方位控制》一書中對此有過詳細的介紹說明,
    同時在美國著名的國際關係學者斯蒂芬沃爾特和約瑟夫奈也介紹了美國最近幾年在這些區域取得的“重大進展”,
    我之所以說未來印度也將面臨嚴重的生存空間問題是因為美國在中東,在中亞,在東歐,在中國,在中南半島的全方面努力與戰略佈局最終針對的目標實際上也包括印度,所以向下看未來幾十年的印度實際上也面臨著嚴重的戰略與生存問題,
    而當這一切都“解決後”,所有的威脅都不再是威脅時,那時我們就將看到決戰將發生在俄國的東,西,南三方同時壓向俄羅斯聯邦,這時西方把俄羅斯分成三、四個統治區域的戰略設想將變得並非不可想像,這才是最後一環,而這一最後一環的結束,就是全球性“世界新秩序”與“世界性統一政府”的“來臨”,“問題”是當那時到來時世界上還有中華民族生存的機會嗎?我想這才是問題的實質,
    這些年來關於西方的陰謀論著名分析不絕於耳,並且西方也確實為了“推進”這些戰略性的目標而不懈努力,甚至於“不排除”戰爭。可是在這一切“精心謀劃”與努力的背後,會不會出現另一種非人力所能控制的結果呢?我想一切都還是個謎。

    奧巴馬與他的歐洲盟友們顯然“已經確定”他們的戰略目標,最近他們在伊朗問題上實際上已經協調了立場,這實際上可以從他們的“敘利亞政策”上看出端倪,他他們的戰略計畫是繼續歐盟與“北約東擴”壓縮俄國的戰略空間,不過以後可能只是靈活東擴了,
    現在美國的戰略中心實際上已經轉移到了亞太,他們在中東重點要解決的問題就是伊朗,然後是中亞的「上合組織」其他成員國,前一段時間連蒙古國也在試圖和西方走近,這確實是一大警告,不得不讓所有人擔憂未來更迫在眉睫的威脅,
    日本著名戰略分析家曾警告說明年中東與南亞的巴基斯坦將發生巨變,而最近美國<外交政策>雜誌也在預測明年巴基斯坦政權更迭,這“意味”著更大的“風暴”實際上還在形成,伊朗並不是最終的美國在中東的戰略目標,他們一定有更有深遠的地緣戰略計畫,他們要的是中亞的格局變得按他們的“設計”發展,這也是為什麼俄羅斯在敘利亞事件中會派出自己的航母的原因,理由很簡單,俄羅斯的戰略思想家一定已經看到了伊朗,敘利亞,還有中亞最後變局對自己的威脅,這意味著蘇聯結束以來另一次巨大的外交退縮形勢即將形成,而這是俄國國家安全的嚴重挑戰,那時再加東歐的親美勢力,俄國國內的反對派和俄羅斯國家經濟在歐洲債務金融崩盤中受到的嚴重影響,這一切將使未來俄羅斯國家面臨著嚴重的國際與國內形勢,所以他們十分警惕性的對待了這一切。問題與形勢遠比我們想像的要複雜的多了。
    俄國勢力收縮,未來金融系統將受到歐洲債務危機與銀行體系崩盤的重擊,國內反對勢力的興起,這一切沒有完,俄國剛加入世貿組織而國際戰略領域卻發生了這樣微妙的變化,這背後有著的是另一次大棋局與命運的較量,只是不知道國內的人會不會看明白這一點呢?

    回過頭來我們再說非洲,我們看到的是美國及西方勢力在北非的全面展開與推進,中、俄在非洲實際上已經嚴重處於守勢,未來中國與俄國會失去更多的非洲利益,到最後我們會發現非洲依舊是西方勢力尤其是美國勢力重要勢力範圍,美國成立的「非洲軍事司令部」的戰略意義也在對非洲進行全面的統治,實際上這已經是在“恢復”“舊殖民地時代”西方在非洲的戰略優勢地位,我們到時候會發現歷史在二十和二十一世紀轉了一圈子,卻回到了原來的地方,新的殖民主義比舊的殖民主義更有生命力和破壞力的存在於亞非、拉美地區。

    這難道是宿命和命運的安排,不可抗拒的規律,還是僅僅是一種歷史發展的進程呢,我覺得的我給不出答案,二十一世紀結束後那時的人們也許會給出這一問題的答案,一切真的都還太像個謎了

    文/未世民

    2012-1-9 草根財經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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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報海外高調指責美國新戰略瞄準中國伊朗

    楊毅:《美新軍事戰略瞄準中國伊朗 或更攪亂局勢》

    文/楊毅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12-1-9

      2012年1月5日, 奧巴馬總統“罕見地”在五角大樓與國防部長帕內塔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鄧蒲賽上將一道舉行了記者會,公佈了題為《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國防的優先任務》的新軍事戰略報告,“充分顯示”了奧巴馬政府對美國調整軍事戰略的“高度重視”。
    新軍事戰略“明確”把中國和伊朗列為美國的“瞄準對象”。

      近年來,戰線過長、能力不足,稱霸全球野心太大、資源有限等矛盾,始終是制約美國國防戰略與軍事戰略的重要因素。金融危機、經濟衰退,再加上伊拉克和阿富汗兩場戰爭讓美國的綜合國力傷筋動骨,面對諸多挑戰確實是“捉襟見肘”。
    自從2010年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提出“重振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 的目標和“國內建設、海外塑造”的戰略途徑之後,美國在全球戰略部署調整中明顯地“加強”了對亞太地區的戰略投入,而“切入點”就是把地區安全形勢“攪動”成為一種 “亂局”狀態,造成和“放大”地區各國對中國的戰略恐慌,這樣美國就可以“揮師東進”“應邀重返亞洲”。

      2010年以來,美國成功地利用“天安號軍艦事件“、延坪島炮擊事件,達到了“阻止了日本的離心”、“強化了韓國的依賴”、“惡化了中國的環境”等目的,同時又通過高調介入南海爭端、慫恿菲律賓等國強勢對抗中國,唯恐天下不亂。攻擊中國合理的軍事力量建設,“藉口”反對所謂“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啟動“空海一體戰”概念並付諸實施,刺激新的安全競賽,“破壞”地區和平、穩定與繁榮。

      美國新公佈的軍事戰略報告意味著美國在軍事上對亞太地區的戰略投入將從戰略規劃“轉向”到戰略實施的階段,
    美國的高調投入將對這一地區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呢?美國公開宣稱自己是“公共安全產品”的“提供者”,針對的是“戰略意圖不明的中國軍事力量現代化”,這恰恰是“本末倒置”的騙人邏輯。

      我們可以清晰地回憶到,在過去幾年間,美國忙於“反恐戰爭”,無暇顧及亞洲之際,亞洲地區,特別是東亞地區是一派安定、和平與繁榮景象,以 10+1、10+3為標誌的地區經濟合作大大促進了地區各國的經濟關係、安全關係和政治關係的改善。
    而“自從”美國2009年開始高調“重返亞洲”之後,各種危及地區安全的事件接踵而來,地區動盪此起彼伏,稍微有些戰略頭腦的人們就不難看出誰是地區安全的“保障者”,誰是地區安全的“麻煩製造者”了。
    美國經濟復蘇乏力,“重返亞洲”的戰略因為“口袋缺錢”是不能贏得地區各國的歡迎的。於是,製造矛盾、製造混亂,亂中推銷軍火,利用相關國家尋求“安全保護”的訴求,獲取經濟利益,為美國經濟復蘇打開市場。

      隨著更多的美國的軍艦、飛機活躍在亞洲地區,地區安全形勢可能更加動盪,美國的戰略算盤也可能隨著地區各國逐漸認清其真實面目而落空。

    (作者楊毅 係解放軍海軍少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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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中國媒體解讀美新軍事戰略引關注

    【《俄羅斯商業諮詢日報》網站1月7日報導】
    題:中國媒體發現亞洲的“萬惡之源”

      中國媒體認為美國是(煽動/策動/製造)亞洲“不穩定”的“罪魁禍首”,對美國旨在擴大在亞洲的軍事存在的新國防戰略進行了猛烈抨擊。

      中國的一位軍事專家說,自 2009年美國(希拉蕊)提出必須“重返亞洲”後,危及地區安全的事件就“接踵而來”。他認為,不難猜出,哪個國家是亞洲安全的真正“保證人”,哪個國家是“萬惡之源”。

      西方分析家認為,美國此舉表明其維護亞洲地區安全的立場沒有改變,中國不必對美國新國防戰略感到擔憂。
    但中方媒體認為,美國新戰略標誌著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軍事行動結束後一個新階段的開始,“明顯針對的是中國和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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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反華)之音電臺網站1月7日報導】
    題:中國對美國國防藍圖表示擔心

      中國官方媒體對美國的最新國防計畫表示擔心,警告說它可能會破壞美、中關係。

      一份中國報紙昨天援引一名中國國防專家的話說,美國此前一天宣佈的藍圖顯然針對的是中國。

      該報援引中國人民大學分析家金燦榮的話說,美國覺得中國的高速發展威脅到了自己。他警告說,美國的新戰略將使北京感到不舒服,可能會影響雙邊關係。

      美國總統奧巴馬前天宣佈了新戰略。他說美國將加強在亞太地區的存在,儘管美國正大幅削減國防開支。

      中國官方的新華通訊社也對美國的國防計畫發表了評論,說歡迎美國為亞太地區的和平和穩定作貢獻,但任何軍國主義政策都將引發敵意並遭遇強烈對抗。

      在總體較為克制的評論中,新華社說美國應放棄顯示自己的力量,因為這麼做無助於解決地區爭端。

    【英國廣播公司網站1月7日報導】
    題:中國媒體關注美國新亞太軍事戰略

      中國官方媒體對美國將新軍事戰略重點轉向亞太表示關注和批評。

      新華社發表國際時評稱這是 “美國最不該選擇的選項”。

      文章說,亞太正處於“謀求和平發展合作的時代”,美國以軍力為後盾介入亞太事務,“會擴散緊張氛圍,加劇地區對武力的焦慮”,“釋放了令人不安的信號”。

      但也有中國專家分析認為,美國調整軍事重點並非僅針對中國,而是奧巴馬在經濟乏力困境下為維護“軍事超強”地位所做的戰略選擇。

      而《人民日報》海外版高調指責美國的新戰略。它刊登了中國國防大學研究員、海軍少將楊毅的文章,指責奧巴馬政府新軍事戰略瞄準中國和伊朗。楊毅在文章中指責美國是亞太地區安全的 “麻煩製造者”。

      中國官方尚未就美國的新軍事戰略做出正式表態。

    【路透北京1月7日電】
    刊登在週六《人民日報海外版》上的評論稱,美國在全球戰略部署調整中明顯地加強了對亞太地區的戰略投入,而切入點就是把地區安全形勢攪動成為一種"亂局"狀態,造成和放大地區各國對中國的戰略恐慌。

    該評論與週五《環球時報》的憤怒評論如出一轍,此前美國總統奧巴馬宣佈美國政府將加強對亞洲地區的軍事投入。

    美國於去年底推出新的國防戰略,明確顯示美國對亞洲地區的重視。美國盟友和分析師稱,中國對此不必擔憂。

    海軍少將楊毅在評論中寫道"新軍事戰略明確把中國和伊朗列為美國的瞄準對象"。

    “自從美國2009年開始高調‘重返亞洲’之後,各種危及地區安全的事件接踵而來,地區動盪此起彼伏。"

    “稍微有些戰略頭腦的人們就不難看出誰是地區安全的‘保障者’,誰是地區安全的‘麻煩製造者’了。"

    發表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上的評論不代表中國政府立場,不過大體反映官方的看法。(完)

    編譯:李富強 發稿:王鳳昌 http://cn.reuters.com/article/CNTopGenNews/idCNCNE80804E2012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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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warns U.S. to be “careful" in military refocus》

    By Chris Buckley | Beijing

    2012-1-9

    The Chinese aircraft carrier Varyag is pictured during its second sea trial in the Yellow Sea, south-southeast of the port of Dalian, in this DigitalGlobe photograph released on December 14, 2011. -REUTERS/DigitalGlobe

    (Reuters) – China’s Ministry of Defence warned the United States on Monday to be “careful in its words and actions" after announcing a defence rethink that stresses responding to China’s rise by shoring up U.S. alliances and bases across Asia.

    The statement from the ministry spokesman Geng Yansheng was Beijing’s fullest reaction so far to the new U.S. strategy unveiled last week. It echoed the mix of wariness and outward restraint that has marked China’s response to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pivot" to Asia since late last year.

    “We have not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sued this guide to its defence strategy, and we will closely observe the impact that U.S. military strategic adjustment has o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on global security developments," Geng said in a statement issued on the ministry’s website (www.mod.gov.cn).

    “The accusations leveled at China by the U.S. side in this document are totally baseless," said Geng.

    “We hop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flow with the tide of the era, and deal with China and the Chinese military in an objective and rational way, will be careful in its words and actions, and do more that is benefici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their militaries."

    The new U.S. strategy promises to boost strength in Asia in an attempt to counter China’s growing ability to check U.S. power in the region, even as U.S. forces draw back elsewhere across the globe.

    Under the new strategy, the United States will maintain large bases in Japan and South Korea and deploy U.S. Marines, navy ships and aircraft to Australia’s Northern Territory.

    The strategy calls for countering potential attempts by China and Iran to block U.S. capabilities in areas like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Strait of Hormuz.

    China has sought to balance voicing its wariness about the U.S. moves with its desire for steady relations with Washington, especially as both sides grapple with domestic politics this year, when President Barack Obama faces a re-election fight and China’s ruling Communist Party undergoes a leadership handover.

    So far, Beijing officials have avoided the usual high-pitched assertions that Washington is bent on encircling China, a view widely echoed by popular Chinese newspapers and websites.

    GROWING CONCERN

    The expanded U.S. military presence in Asia is based on a miscalculation of Beijing’s intent to modernize its military defenses,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aid on Monday.

    “The accusation targeting China in the document has no basis, and is fundamentally unrealistic,"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Liu Weimin said at a regular news conference, in response to a question from state media about whether China poses a threat to U.S. security.

    “China adheres to the path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an independent and peaceful foreign policy and a defensive national defence policy," Liu added.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2/01/09/us-china-usa-defence-idUSTRE8080H32012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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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新軍事戰略對準中國,中國媒體篡改內容欺瞞人民》

    文/張宏良
    2012-1-7

    美國新軍事戰略公佈前幾小時的頭天晚上,當時在和孔慶東、司馬南、戴旭、韓德強等人一起吃飯,戴旭一落座就透露了美國新軍事戰略的主要內容,並慷慨激昂地痛斥了吳建民等外交智囊一系列喪權辱國行為。第二天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公佈的美國新軍事戰略,內容果然與戴旭透露的差不多。特別是其中最重要也是最新的一點,即美國公開宣佈新軍事戰略的目標,就是集中對付中共和伊朗,完全證實了此前我們一直強調的美國對中國的軍事威脅和戰爭準備。

    然而讓人極為震驚的是,中國媒體(新華網)在向國內民眾報導美國新軍事戰略時,卻“故意刪改”了美國新軍事戰略的對華內容,把美國對中國發出的戰爭威脅,“篡改”成美國是為了保障中國和亞太的“安全與繁榮”,這種“篡改”可能造成的恐怖後果簡直讓人無法想像,狼已經宣佈前來吃羊,可是羊圈的喇叭卻欺騙羊群說,狼是為了羊圈的“安全和繁榮”,這讓人想起了當年為日本鬼子“帶路”的漢奸宣傳:“皇軍是來建立大東亞共榮圈,與我們共存共榮的”。
    大家比較一下後面附件一美國媒體的報導與附件二中國媒體的報導,就可以看出中國媒體完全“篡改”了美國新軍事戰略的核心內容。

    一是通過“篡改”“掩蓋”了美國新軍事戰略的打擊目標是中國。美國媒體報導“新的軍事戰略明確指出,在美國預算面臨整體緊縮的情況下,美國未來將逐漸遠離地面戰爭,重新調整軍隊應對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威脅,加強海軍和空軍力量在太平洋和霍爾木茲海峽與中共和伊朗抗衡。”
    而在中國媒體報導中,則“刪掉”了“中共”二字,把美國新軍事戰略的打擊目標變成只剩伊朗一個國家。
    二是把美國新軍事戰略的目的是“準備發動戰爭”,“篡改”成為是“維護亞太的安全與繁榮”。美國媒體報導新軍事戰略變革的目的是“意味著順應如何準備發動戰爭的變化”;而中國報導則“篡改”為是為了“維護亞太的安全與繁榮”。

    這兩點“篡改”恰恰是對美國新軍事戰略打擊目標的“根本篡改”,經過這樣一“篡改”,美國新軍事戰略針對中國的“戰略威脅”和戰爭準備,完全“變成”了幫助中國和平發展的友好戰略,至少是對中國完全無害的戰略。要知道,對本國人民“隱瞞”敵人軍事打擊的資訊,與隱瞞本國政策和事件的資訊,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隱瞞”和“篡改”本國政策和事件的資訊可以用維穩來解釋;但是,隱瞞敵人軍事打擊的資訊,則是剝奪了本國老百姓逃命的機會,特別是再把準備前來屠殺本國人民的侵略者篡改美化成為和平使者,則完全是對本國人民的嚴重犯罪。
    中國媒體轉載的是「新華網」“篡改”的報導,我們不知道眼下“篡改”美國戰爭威脅的人,與“圍攻”孔慶東等愛國人士的人是否屬於同一夥人,但是他們所從事的“罪惡勾當”卻完全相同,都是在把13億中國人民置於死地。雖然他們的直接動機和目的,並非是要把13億中國人民置於死地,並非是讓絕大多數中國人民死於非命,可能只是為了繼續向美國輸送財富,幫助美國以及周邊國家繼續侵佔中國的海域和領土,而又不致于引起老百姓的憤怒和不滿,故而向老百姓掩蓋美國對中國充滿敵意的戰爭威脅,但是,他們這樣做的客觀作用,卻是在不折不扣地把中國變成膏血遍地、堆屍滿街的血腥屠宰場。

    美國新軍事戰略說得清清楚楚:“美國未來將逐漸遠離地面戰爭”“用海軍和空軍力量在太平洋”與中共抗衡,也就是說,美國要把中國變成未來戰場,戰爭不僅不會導致美國平民傷亡,甚至不會導致美國士兵傷亡。
    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核大國來說,難道就不會把戰火也燒到美國本土?美國堅信不會,美國新軍事戰略就是建立在中國絕不會把戰火燒到美國本土的基礎上,如同美國堅信伊拉克和利比亞不會把戰爭燒到美國本土一樣。美國的這種自信來自哪里?就是來自於中國的“第五縱隊”漢奸勢力。中國媒體對美國新軍事戰略的“篡改”就完全證實了美國這種自信具有鋼鐵般的事實依據。如果一個國家連對方發出的戰爭威脅都要向本國人民“隱瞞”;
    在對方已經宣佈要對本國進行軍事打擊的情況下,仍然“欺騙”本國老百姓去相信對方是和平使者;
    在對方已經率領和“操縱”周邊國家開始瓜分本國領土的情況下,仍然要瞞著本國人民把財富源源不斷地向對方輸送;
    在對方總統、國務卿、國防部長直到核潛艇艦長都表示要用武力解決中國南海問題的情況下,中國媒體和外交官卻仍然在欺騙中國老百姓說中美是友好合作關係……
    如果連這種口頭上的戰爭威脅都“不敢正視”,都“怕得要死”,又怎麼可能有勇氣把戰火燒到美國本土?現在,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僅僅是發佈了一個打擊中國的新軍事戰略,還沒有真的實施打擊,整個中國從官方到民間所有媒體就全都在替美國“掩蓋”,全都在替美國向中國老百姓保守秘密,一旦美國真對中國動起手來,中國媒體和外交豈不是會比現在更加徹底地站在美國一邊!這就是美國自信戰火不會燒到美國本土的原因。

    站在美國新軍事戰略的立場上來看當今中國人民掀起的偉大的“反漢奸運動”,就會深深理解這場“反漢奸運動”實際上是中國人民的一場自救運動。中國人民一滴血一滴汗養育出來的精英集團背叛了人民,他們不僅把中國人民的資源和財富送給了美國等西方國家,甚至最終還要把中國人民的性命也一併送給美國等西方國家。在沒有發生侵略戰爭的和平時期,一個國家的精英集團把本國人民全部出賣給敵對國家,這在人類歷史上是十分罕見的現象,從北宋到晚清從未有過,包括“賣國”最嚴重的“蔣介石集團”表面上也還喊幾句抗日口號,至少還不會幫助日本鬼子欺騙中國老百姓,甚至連當時替日本鬼子宣傳“共存共榮”的“漢奸”也是在日本鬼子指使下迫不得已的行為,而如今中國的精英集團卻是在美國沒有任何指使的情況下,“主動”把美國的戰爭威脅“篡改”成為和平友好行動。可見當今漢奸之可惡,遠遠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

    在中國人民發起偉大的“反漢奸運動”進行民族自救的同時,我們想起了中國共產黨。其實,更應該奮起自救的是中國共產黨。仔細看一下美國新軍事戰略就會發現,雖然美國把中國和伊朗同時列為戰爭目標,但是其中卻有一個性質截然不同的區別——對伊朗是打擊伊朗這個國家,而對中國則只是打擊中共這個政黨——美國新軍事戰略的用詞是“與中共和伊朗抗衡”,而不是與中國和伊朗抗衡。美國之所以提出在伊朗打擊整個國家而在中國只打擊共產黨,絕不僅僅是因為伊朗是一個小國而中國是一個大國,而是因為伊朗是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家,沒有經過中國和利比亞那樣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沒有第五縱隊“漢奸帶路黨“,國家不是依靠軍警慰問而是依靠群眾維穩,很難通過內亂搞垮伊朗政府,所以只能通過外部力量打擊整個伊朗國家。
    而中國則不同,情況比伊拉克和利比亞更加糟糕,一是通過“新自由主義改革”的“貧富兩極分化”和腐敗,“激化”了中國社會的官民矛盾和黨群矛盾,埋下了中國內亂的社會種子。
    二是通過“妖魔化”毛澤東和“妖魔化”文化大革命把共產黨成功釘死在道德窪地上,“漢奸勢力”控制了意識形態和主流媒體,“漢奸文化”滲透到社會每一個角落,黨校反黨、黨報反黨,甚至“模範共產黨員”反黨,已經成為一種政治時尚,成為所謂改革派的最醒目標誌,中國漢奸力量在反黨的旗幟下迅速聚集起來,不僅“控制”了幾乎整個媒體,甚至還控制了絕大部分政府部門,形成了超越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的強大力量。
    三是漢奸勢力用維穩綁架了共產黨,他們一方面打著共產黨的“旗號”大肆搶劫百姓,一方面把搶劫罪名反手扣到共產黨頭上,如此一來,老百姓的“怒火”越大,共產黨維穩的壓力就越大,共產黨維穩的壓力越大,“漢奸勢力”在維穩的名義下對老百姓的搶劫和鎮壓就越嚴重,由此形成了老百姓疲於奔命、共產黨疲於維穩的惡性循環。這種惡性循環,即使沒有外部干預,最終也會變成內亂。而只要稍加干預,這種建立在惡性循環基礎上的維穩大廈就會轟然倒塌,這就是美國堅信能夠把中國變成第二個利比亞,在零傷亡的情況下“顛覆中國”的信心之所在。在此我們看到,美國再次十分巧妙地吸收了毛主席的統一戰線思想,對中國各種政治力量進行分化瓦解,只提打擊“中共”,不再提打擊中國,以此來把中國共產黨變成第二個卡紮菲(格達費)。

    所以,中國共產黨也到了該進行自救的時候了!
    要記住,美國新軍事戰略提出的是要消滅中共,而不是消滅中國——儘管其最終目的是要“肢解中國”。特別是在美國看來,共產主義是比法西斯主義更加邪惡的力量,要用比處死卡紮菲和納粹黨徒更加殘酷的手段來對付共產主義者。從2007年美國總統小布希(布希三世)到現在的總統奧巴馬,都在罪惡排序上把共產主義排在法西斯主義前面,小布希發誓要為被共產主義殺害的死難者報仇,奧巴馬發誓要繼承先輩與共產主義鬥爭的“革命”遺志,為剷除共產主義而鬥爭。請那些目前還沒有暗中投敵並且以後也不打算投敵叛變的共產黨人想一想,連沒有被美國政治家如此仇恨的卡紮菲都會被當街亂槍打死,而被美國如此仇恨的中國共產黨人到時還會有更好下場?如果說,在此之前,體制內的中國共產黨人對美國抱有“幻想”還是可以理解的話,那麼在美國新軍事戰略已經出臺的今天,已經把中國共產黨列為打擊對象的今天,已經把共產主義和恐怖主義並列的今天(小布希早就宣佈“反恐就是反共”),仍然對美國寄予幻想,那可就真是“自作孽不可活”了。

    中國人民已經醒來了,中國共產黨,也該醒醒了。

    有人總是像李鴻章要脅慈禧太后那樣要脅共產黨,聲稱一旦對外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干預,國內老百姓就會趁機造反推翻朝廷,慈禧太后就是聽信了這種鬼話才走上了賣國道路。其實,這種論調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太小瞧了中國人民,中國人民的民族大義和家國情懷是與生俱來、不可磨滅的,這種超越自我、支撐天地的崇高品質和獻身精神,是引導人類社會向前發展最根本的價值取向,是中華民族歷盡艱難、飽經憂患而生生不息最根本的生命源泉,中國人民無論在多麼艱難困苦的情況下,都始終不渝地把祖國看成是偉大的母親,哪怕是受盡委屈也不會背叛母親。這是那些受西方價值觀薰陶、尚未擺脫低級動物本能狀態的私利主義者的黑暗靈魂永遠無法理解的精神現象,如同低級動物永遠無法理解高級動物的精神現象一樣。中國人民從來不會因為苦難和壓迫而背叛祖國,歷史上是如此,現實同樣是如此。
    中國的資本主義是世界歷史上最血腥最殘暴的資本主義,可是,2011年美國利用這一點在中國搞“茉莉花革命”,企圖推翻共產黨時,整個中國沒有一個老百姓站出來支持美國的“茉莉花革命”,包括那些拼死上訪的老百姓也拒絕參與其中,這些連死都不怕的訪民為什麼要拒絕參加,因為中國老百姓天生的政治嗅覺,使他們聞到了“茉莉花革命”的“漢奸”味道。再看看眼下,地方政府在奪老百姓的地,“開發(奸)商”在扒老百姓的房,股市在搶老百姓的錢,醫院在要老百姓的命,可是,中國老百姓並沒有因此就趁共產黨之危,與美國顛覆勢力和漢奸勢力聯合起來,如同蘇聯東歐和中東北非那樣,借機打倒共產黨,相反,中國老百姓看到共產黨有危險,立刻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漢奸運動”,向共產黨伸出了援救之手。這就是我們的人民,這就是我們這塊熱土生活的偉大人民,有如此偉大寬厚的人民做後盾,共產黨應該感到幸運,這是其他國家共產黨所沒有的歷史幸運,如果不為這種幸運感謝人民,接受人民,融化於人民,反倒是防範人民,害怕人民,把人民當敵人,那就只能是自絕於人民,自絕於歷史!

    可是迄今為止,面對美國的戰爭威脅,中國的反映卻令人憂慮,幾乎又在重演歷史上退縮忍讓最終任人宰割的亡國悲劇。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被問到對美國新軍事戰略的看法時,外交部發言人卻避實就虛地大談了一通中、美合作友好之類的題外話,而對美國戰爭威脅沒有哪怕是一個字的評論;
    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一位將軍的話更加雷人,說什麼“美國這一軍事戰略並不完全針對中國。”這句話如同說“美國原子彈並不完全扔到中國”一樣荒謬絕倫,美國軍事打擊目標“完全針對中國”和“並不完全針對中國”,對中國來說又有什麼區別?難道有伊朗陪著共赴黃泉就應該感到慶倖?真不明白這位將軍對強盜“並不只搶劫他一家”有什麼值得安慰的。反觀GDP和人口只相當於中國5%的伊朗,面對美國的軍事威脅,反倒義正辭嚴地表示,一旦美國膽敢對伊朗實施石油禁運和軍事干預,伊朗海軍將用武力封鎖霍爾木茲海峽。
    本來,無論是按照生活常理,還是按照軍事常規而言,在美國沒有解決伊朗問題之前,不應該把中國也同時列為打擊對象,可是,美國國防部長卻在最近宣佈,如果中國和伊朗阻止美軍進入中國南海和伊朗霍爾木茲海峽,美國將集中全部資源予以打擊。美國在還沒有打下伊朗之前又突然加上一個中國,無論其中有多少個解釋,至少有一點確定無疑,就是在美國看來,加上中國這個打擊對象並不會增加困難和風險。號稱美國核潛艇之王的“俄亥俄號”艦長希克斯的話也證實了這一點,他在接受記著採訪時說,他“並不擔憂南海爭議”,因為“只要接到長官指示,他的‘俄亥俄號’可以完成任何任務”,請注意,這位美國艦長說的是“完成任何任務”,並沒有任何例外,自然也包括大規模屠殺和人口滅絕。只要稍微注意一下當今美國精英集團對中國的討論,就會發現美國已經輕視中國到了何等程度。目前美國在如何對待中國的問題上,無論是軍人還是政客,所討論的問題始終只有一個,就是採用什麼辦法扳倒中國(Take China down)更好,而從沒有任何人討論過能不能扳倒中國,這就如同老百姓過年殺豬一樣,所討論的問題永遠是怎樣殺豬更好,而不絕會去討論能不能殺得了豬。

    可見,在美國人眼裏,中國人已經變成了可以隨意宰殺的豬羊!

    正是因為美國人的傲慢自信和中國人的“畏縮退讓”才越來越“激發”了中國周邊國家對中國的野心,使東亞地區史無前例地進入了欺辱中國的時代。如今中國人打開電視,看到聽到的永遠都是,哪個哪個國家又扣押了中國漁船,又逮捕或毆打了中國船員;哪個哪個國家又佔領了中國島嶼,又在中國海域開發了油田;此時此刻去上網,所看到的則是日本議員登上了中國釣魚島,菲律賓軍艦開進中國九段線(中國國界)巡航;而中國的反映,則“永遠”都是外交部的口頭抗議,唯一變化就是發言人的性別偶爾不同——有時候是個小白臉,有時候是個漂亮娘兒們,抗議的詞句則完全相同。外交部給中央的建議和給百姓的解釋也始終只有一句話:“不用武力保衛國土是大國自信的表現,是綜合國力強大的標誌”,按照這個邏輯,等到哪天中國領土被侵佔得只剩下一個中南海了,中國就徹底自信徹底強大了。據說,這是中國外交泰斗吳建民(太監)的著名格言,是中國外交部和外交學院最根本的外交理念,不幸的是,這個連秦檜和李鴻章都會嘲笑太弱智的外交理念,竟然“主宰”了中國外交界。

    當今中國想起來也真是不幸,辛辛苦苦養了一批經濟學家,結果是把中國的資源和財富輸送到了美國,還搞出了一個不男不女的“中美國”;
    辛辛苦苦養了一批法學家,結果是不僅弄出個“西門慶立法”,把老百姓整得屁眼兒朝上,還把共產黨和共和國弄成了沒有合法身份的“黑戶”,應該被美國消滅;
    辛辛苦苦養了一批生物學家,結果是把13億中國人民變成了實驗轉基因主糧的“國際小白鼠”;
    辛辛苦苦養了一批外交家,結果是喪權辱國還不算,反倒在大會小會上大講特講,中國老祖宗不講理,把國界劃到了對方家門口,現在我們要重新劃給人家。美國人和周邊國家聽中國外交官這麼一說,立刻來了精神,把軍艦開進了中國海域。並且所有國家前來中國割讓土地的要求,美國強迫中國放棄南海的要求,竟都是以中國外交官的話為依據。以往西方列強提出的不平等條約是強加給李鴻章的,現在美國率領亞洲諸弱的不平等要求則是根據李鴻章的話提出來的。你說當今中國冤枉到了何等程度!

    美國把中國列為新軍事戰略打擊目標,是中國“韜光養晦”甘當三孫子的“綏靖政策”激發起來的,如果繼續照此下去,伊拉克和利比亞的悲劇將很快在中國重演,一旦到了那時,就一切都晚了。此前我們一直在講,只有敢戰的民族才有可能避免戰爭,只有不怕鬼的人才不會遇到鬼。現在中國是到了“內懲國賊、外保衛國土”的時候了,中國人民大眾已經喊出了打倒漢奸,中國紅色大潮已經矛頭直指漢奸,共產黨根本無需多費力氣,只要順應歷史潮流和人民要求,就能夠順利剷除美國對華軍事戰略的根本基礎——漢奸,為中華民族崛起掃清障礙。

    幹吧,中國共產黨,你已經沒有了任何退路!當狼已經張開血盆大口時,要想活下去,就要成為獅子,而不能繼續成為羊。

    2012-1-7

    ————————————————————-
    附件一:美國媒體的報導

    《美國新軍事戰略出爐 集中抗衡中共伊朗》

    奧巴馬政府美東時間1月5日(週四)在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公佈的一項新的軍事戰略明確指出﹐在美國預算面臨整體緊縮的情況下,美國未來將逐漸遠離地面戰爭﹐重新調整軍隊應對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威脅,加強海軍和空軍力量在太平洋和霍爾木茲海峽與中共和伊朗抗衡。

    美國總統奧巴馬出席了國防部的新聞發佈會並發表講話。官員們說,總統參加國防部新聞會在歷史上是首次。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週三表示,奧巴馬非常積極的參與了這一新戰略的制定,從去年9月起曾與國防部長和軍方高層、包括部隊指揮官進行密集會面。

    美國當局計畫將縮減陸軍和海軍陸戰隊的規模,有效地限制未來大規模的國家建設任務﹐縮小美軍在歐洲的足跡。國防部官員說,現在為57萬人的陸軍,很可能要削減至約49萬。美國地面部隊將不再大到足以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地區進行長時間、大規模的剿匪運動。

    在未來十年內軍隊預算減少為 4,870億美元,奧巴馬表示,該戰略的目的是要避免粗心浪費,但全面的削減,將會危及國家安全。他補充說,美軍將不得不作出後10年的國防開支的增長記錄。

    “我們的軍隊將被精簡,但世界必須知道,美國是要保持我們敏捷、靈活和應對突發事件及威脅的全方位的軍事優勢。”奧巴馬說。

    “我們不能重複錯誤的過去,留下對未來的準備不足。”奧巴馬說:“作為總司令,我不會讓這種情況重演。”

    針對美國軍方未來能否在同一時間應對兩個主要衝突的猜測﹐國防部長帕內塔說,新的部隊結構將意味著順應如何準備發動戰爭的變化。“我們將有能力面對和戰勝一次超過一個對手(的戰鬥)。”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登蒲賽將軍說,美國軍隊仍然遍及全球。“我們有著全球性的力量,我們必須能夠進行跨全方位的活動和軍事行動。”

    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計畫還指出了新的投資領域,如特種作戰部隊,仍將是重中之重。其關鍵任務包括去年成功殺死本拉登。同時也將資助一些監控技術,包括無人駕駛飛機和融合來自不同來源的情報的能力,以及其他反恐舉措,網路戰和遏制核武器擴散等。

    帕內塔說,國防部(對外侵略部)削減預算的一些具體細節將在最後預算提案完成之前的本月晚些時候出爐。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登蒲賽將軍(右)說,美國軍隊仍然遍及全球。“我們有著全球性的力量,我們必須能夠進行跨全方位的活動和軍事行動”。

    美軍去年年底撤離伊拉克,美國將對外重心轉向亞太地區。接近帕內塔的軍事專家表示,奧巴馬反對將美國目前的11個航母戰鬥群削減至10個,認為美國需在太平洋地區保持足夠威懾力量,以應對來自中共當局的可能威脅。

    儘管美國國防預算將面臨重大削減,但是奧巴馬總統去年11月訪問澳大利亞時表示,縮減美國國防開支不會以犧牲亞太地區利益為代價。國防部長帕內塔在去年10月訪問日本時也表示:“我們將會加強我們在太平洋地區的存在。”

    儘管觀察家認為華盛頓與北京發生正面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很小。但美國與伊朗之間關係近期呈現劍拔弩張之勢。伊朗當局上周發出威脅說,一旦美國因為伊朗的核專案而對其實施石油禁運或是伊朗與美國爆發全面衝突,它將使用武力來封鎖重要石油通道霍爾木茲海峽。

    伊朗軍方本週二則發出警告,要求美國的航空母艦不要返回波斯灣,否則伊朗軍方可能採取行動。對此美國表示,美軍艦在霍爾木茲海峽的通行符合國際法規定,美國有義務確保航海自由。

    ——————————————————————————
    附件二:中國媒體(新華社)的報導

    《美國宣佈新軍事戰略將重心轉向亞太地區》

    記者/支林飛 杜靜 華盛頓1月5日電

    新華網 

    美國總統奧巴馬5日宣佈推出一項新軍事戰略,強調美國雖然面臨預算壓力,但將努力確保其“軍事超強”地位,同時將美國軍事重心轉向亞太地區。

    奧巴馬當天在五角大樓與國防部長帕內塔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鄧蒲賽一道舉行了記者會,公佈了這份題為《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國防的優先任務》的新軍事戰略報告。新戰略暗示美國將縮減陸軍規模,並減少在歐洲的軍事存在,轉而加強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以維護亞太的“安全與繁榮”。

    奧巴馬在講話中表示,美軍在經歷十年戰爭後正處於“一個過渡時期”,雖然美軍將繼續為維護全球安全作貢獻,但有必要對其關注重點進行再平衡,把重心轉向亞太地區。他強調,雖然美國面臨削減國防預算的壓力,美軍規模將會縮減,“但世界必須知道,美國將維持其武裝部隊的軍事超強優勢,美軍將保持靈活性,準備應對各種緊急事態和威脅”。

    這項新軍事戰略保留了美軍的一些傳統使命,包括打擊恐怖主義、維持核威懾、確保國土安全、阻止和挫敗任何潛在敵人的入侵等,同時強調將提高美軍在網路戰、導彈防禦等方面的能力,但將避免發動類似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這樣的持續時間很長的大規模戰爭。

    奧巴馬政府是在面臨緊縮預算的巨大壓力、反恐戰爭取得“階段性成果”(?)、美軍撤出伊拉克和正從阿富汗撤軍的背景下提出以上新軍事戰略的。為了削減不斷增長的財政赤字,奧巴馬政府(注:在未來美政府每年年度預算實際的債務赤字將增加高達1.5兆美元以上之主權信用破產邊緣情況下)提出了大幅縮減預算(注:實僅為象徵性小幅度削減)的計畫,其中包括在今後10年內削減4890億美元的國防開支。


  21. 2012/02/12 於 15:13 patchpieces

    經典學習:
    《唯心歷史觀的破產》

      中國人之所以應當感謝美國資產階級發言人艾奇遜,不但是因為艾奇遜“明確地供認”了【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替美國打仗殺中國人】這樣一種“事實”,使得中國的先進分子“有證據”地去說服落後分子。
    不是嗎?你們看,艾奇遜自己“招認”了,最近數年的這一場使得幾百萬中國人喪失生命的大血戰是美國帝國主義“有計劃地組織”成功的。
    中國人之所以應當感謝艾奇遜,又不但因為艾奇遜公開地宣稱,他們要招收中國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分子,組織“美國的第五縱隊”,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因此引起了中國人特別是那些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中國人的注意,大家相約不要上美國人的當,到處警戒美帝國主義在暗地裏進行的陰謀活動。
    中國人之所以應當感謝艾奇遜,還因為艾奇遜“胡謅”了一大篇中國近代史,而艾奇遜的歷史觀點正是中國知識份子中有一部分人所同具的觀點,就是說資產階級的唯心的歷史觀。
    駁斥了艾奇遜,就有可能使得廣大的中國人獲得打開眼界的益處。對於那些抱著和艾奇遜相同或者有某些相同的觀點的人們,則可能是更加有益的。

      艾奇遜“胡謅”的中國近代史是什麼呢?
    他首先試圖從中國的經濟狀況和思想狀況去說明中國革命的發生。在這裏,他講了很多的“神話”。

      艾奇遜說:
    “中國人口在十八、十九兩個世紀裏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負擔的壓力。人民的吃飯問題是每個中國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國民黨在法典裏寫上了許多土地改革法令,想這樣來解決這個問題。這些法令有的失敗了,有的被忽視。國民政府之所以有今天的窘況,很大的一個原因是它沒有使中國有足夠的東西吃。中共宣傳的內容,一大部分是他們決心解決土地問題的諾言。”

      在不明事理的中國人看來,很有點像。人口太多了,飯少了,發生革命。國民黨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共產黨也不見得能解決這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

      革命的“發生”是由於人口太多的緣故嗎?
    古今中外有過“很多”的革命,“都是”由於人口太多嗎?
    中國幾千年以來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於人口太多嗎?
    美國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⑴,“也是”由於人口太多嗎?
    艾奇遜的“歷史知識”等於“零”,他連美國獨立宣言也沒有讀過。華盛頓傑弗遜⑵們“之所以”舉行反英革命是因為英國人“壓迫”和“剝削”美國人,“而不是”什麼美國人口過剩。
    中國人民歷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為這些封建朝廷“壓迫”和“剝削”人民,而不是什麼人口過剩。
    俄國人所以舉行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因為俄皇和俄國資產階級的壓迫和剝削,“而不是”什麼人口過剩,俄國至今還是土地多過人口“很遠”的。
    蒙古土地那麼廣大,人口那麼稀少,照艾奇遜的“道理”是不能設想會發生革命的,但是卻早已發生了⑶。

      按照艾奇遜的“(神話)說法”,中國是毫無出路的,人口有了四億七千五百萬,是一種“不堪負擔的壓力”,革命也好,不革命也好,總之是不得了。
    艾奇遜在這裏“寄予”了很大的“希望”,這個“希望”他沒有說出來,卻被許多美國新聞記者“經常地”透露了出來,這“就是所謂”中國共產黨解決不了自己的經濟問題,中國將永遠是天下大亂,只有靠美國的麵粉,即是說變為“美國的殖民地”才有出路。

      辛亥革命⑷“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個清朝政府,“而沒有”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和剝削。
     
      北伐戰爭“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美蔣)蔣介石“背叛”革命,“投降”帝國主義,成了壓迫和“剝削”中國人的“反革命”首領。

     辛亥革命⑷“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個清朝政府,“而沒有”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和剝削。
     
      北伐戰爭“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美蔣)蔣介石“背叛”革命,“投降”帝國主義,成了壓迫和“剝削”中國人的“反革命”首領。

     辛亥革命⑷“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個清朝政府,“而沒有”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和剝削。
     
      北伐戰爭“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美蔣)蔣介石“背叛”革命,“投降”帝國主義,成了壓迫和“剝削”中國人的“反革命”首領。

      “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嗎?
    西北、華北、東北、華東各個解決了土地問題的老解放區,難道還有如同艾奇遜所說的那種“吃飯問題”存在嗎?
    美國在中國的“(特務)偵探”或所謂“觀察家”是不少的,為什麼連這件事也沒有探出來呢?上海等處的失業問題即吃飯問題,完全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殘酷無情的壓迫和剝削的結果。在人民政府下,只消幾年工夫,就可以和華北、東北等處一樣完全地解決失業即吃飯的問題。

      中國人口眾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辦法,這辦法就是生產。
    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如像馬爾薩斯⑸者流“所謂”食物增加趕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謬論”,不但被馬克思主義者早已從理論上駁斥得乾乾淨淨,而且已被革命後的蘇聯和中國解放區的“事實”所完全駁倒。
    根據革命加生產即能解決吃飯問題的真理,中共中央已命令全國各地的共產黨組織和人民解放軍,對於國民黨的舊工作人員,只要有一技之長而不是反動有據或劣跡昭著的分子,一概予以維持,不要裁減。十分困難時,飯勻著吃,房子擠著住。已被裁減而生活無著者,收回成命,給以飯吃。國民黨軍起義的或被俘的,按此原則,一律收留。凡非首要的反動分子,只要悔罪,亦須給以生活出路。

      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
    我們是艾奇遜反革命理論的駁斥者,我們相信革命能改變一切,一個人口眾多、物產豐盛、生活優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國,不要很久就可以到來,一切悲觀論調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西方的影響”,這是艾奇遜“解釋”中國革命所以發生的第二個原因。
    艾奇遜說:“中國自己的高度文化和文明,有了三千多年的發展,大體上不曾沾染外來的影響。中國人即是被武力征服,最後總是能夠馴服和融化侵入者。他們自然會因此把自己當作世界的中心,把自己看成是文明人類的最高表現。到了十九世紀中葉,西方突破了中國孤立的牆壁,那在以前是不可逾越的。這些外來者帶來了進取性,帶來了發展得蓋世無雙的西方技術,帶來了為以往的侵入者所從來不曾帶入中國的高度文化。一部分由於這些品質,一部分由於清朝統治的衰落,西方人不但沒有被中國融化,而且介紹了許多新思想進來,這些新思想發生了重要作用,激起了騷動和不安。”

      在不明事理的中國人看來,艾奇遜說得很有點像。西方的新觀念輸入了中國,引起了革命。

      革什麼人的命呢?因為“清朝統治的衰落”,向弱點進攻,是革清朝的命了。
    艾奇遜在這裏說得“不恰當”。辛亥革命是“革帝國主義的命”。
    中國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為清朝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反對英國鴉片侵略的戰爭⑹,反對英法聯軍侵略的戰爭⑺,反對帝國主義走狗清朝的太平天國戰爭⑻,反對法國侵略的戰爭⑼,反對日本侵略的戰爭⑽,反對八國聯軍侵略的戰爭⑾,都失敗了,於是再有反對帝國主義走狗清朝的辛亥革命,這就是到辛亥為止的近代中國史。
    艾奇遜所說的“西方的影響”是什麼呢?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1848年)中所說的西方資產階級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⑿。在這個影響或“改造”過程中,西方資產階級需要“買辦”和熟習西方習慣的“奴才”,“不得不”允許中國這一類國家開辦學校和派遣留學生,給中國“介紹了許多新思想進來”。隨著也就“產生”了中國這類國家的民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同時並使農民破產,造成了廣大的半無產階級。這樣,西方資產階級就在東方造成了兩類人,一類是少數人,這就是為帝國主義“服務”的“洋奴”;一類是多數人,這就是反抗帝國主義的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從這些階級出身的知識份子,所有這些,都是帝國主義“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從這些人“發生”的。不是什麼西方思想的輸入引起了“騷動和不安”,“而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引起”了反抗。

      在這個反抗運動中,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即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到1919年的五四運動⒀的前夜,共計七十多年中,中國人沒有什麼思想武器可以抗禦帝國主義。舊的頑固的封建主義的思想武器打了“敗仗”了,抵不住,宣告破產了。不得已,中國人被迫從帝國主義的老家即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武器庫中學來了進化論、天賦人權論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等項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組織過政黨,舉行過革命,“以為”可以外禦列強,內建民國。但是這些東西也和封建主義的思想武器一樣,軟弱得很,又是抵不住,“敗下陣”來,宣告破產了。

      1917年的俄國革命“喚醒”了中國人,中國人“學得了”一樣新的東西,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
    孫中山也“提倡”“以俄為師”,主張“聯俄聯共”。
    總之是從此以後,中國改換了方向。
    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
    孫中山也“提倡”“以俄為師”,主張“聯俄聯共”。
    總之是從此以後,中國改換了方向。
    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
    孫中山也“提倡”“以俄為師”,主張“聯俄聯共”。
    總之是從此以後,中國改換了方向。

      艾奇遜是“帝國主義政府”的發言人,他當然“一個字也不願意提到”帝國主義。他將帝國主義的侵略,說成“外來者帶來了進取性”。
    看啊,多麼美麗的名稱——“進取性”。中國人學了這種“進取性”,不是進取到英國或美國去,只是在中國境內引起了“騷動和不安”,即是革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命。可惜沒有一次成功,都給“進取性”的發明人即帝國主義者打敗了。於是掉轉頭去學別的東西,很奇怪,果然一學就靈。

      “中國共產黨是在二十年代初期,在俄羅斯革命的思想推動之下建立起來的”。
    艾奇遜說對了。這種思想不是別的,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這種思想,和艾奇遜所說的西方資產階級的“為以往的侵入者所從來不曾帶入中國的高度文化”相比較,不知要高出幾多倍。其明效大驗,就是和中國舊的封建主義文化相比較可以被艾奇遜們傲視為“高度文化”的那種西方資產階級的文化,一遇見中國人民學會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文化,即科學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就要打敗仗。被中國人民學會了的科學的革命的新文化,
    第一仗打敗了【帝國主義的走狗】北洋軍閥,
    第二仗打敗了【帝國主義的又一名走狗】蔣介石在二萬五千里長征路上對於中國紅軍的攔阻,
    第三仗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汪精衛,
    第四仗最後地【結束了美國和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及其走狗】(美蔣)蔣介石等一切反動派的統治。

      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到中國“之所以”發生這樣大的作用,“是因為”中國的社會條件有了這種“(迫切)需要”,“是因為”同中國人民革命的實踐發生了聯繫,是因為被中國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觀的實際的事物相聯繫,如果沒有客觀存在的需要,如果不為人民群眾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東西,即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不起作用的。
    我們是反對歷史唯心論的歷史唯物論者。

      非常奇怪,“蘇維埃的學說和實踐,對於孫中山先生的思想和原則,尤其是在經濟方面和黨的組織方面,有相當的影響”。
    被艾奇遜們所傲視的西方的“高度文化”,對於孫先生的影響怎麼樣呢?艾奇遜“沒有說”。孫先生以大半輩子的光陰從西方資產階級文化中尋找救國真理,
    結果是“失望”,轉而“以俄為師”,這是一個偶然的事件嗎?
    結果是“失望”,轉而“以俄為師”,這是一個偶然的事件嗎
    結果是“失望”,轉而“以俄為師”,這是一個偶然的事件嗎
    顯然不是。
    孫先生和他所代表的苦難的中國人民,一齊被“西方的影響”所“激怒”,下決心“聯俄聯共”,和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奮鬥和拚命,當然不是偶然的。
    孫先生和他所代表的苦難的中國人民,一齊被“西方的影響”所“激怒”,下決心“聯俄聯共”,和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奮鬥和拚命,當然不是偶然的
    孫先生和他所代表的苦難的中國人民,一齊被“西方的影響”所“激怒”,下決心“聯俄聯共”,和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奮鬥和拚命,當然不是偶然的
    在這裏,艾奇遜“不敢說”蘇聯人是帝國主義侵略者,孫中山是向侵略者學習。那末,好了,孫中山可以向蘇聯人學習,而蘇聯人並非帝國主義侵略者,為什麼孫中山的繼承者,孫中山死後的中國人,就不可以向蘇聯人學習呢?
    “為什麼”孫中山以外的中國人從馬克思列寧主義學了科學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理論,並使之和中國的特點相結合,發動了中國的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創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就叫做“受蘇聯控制”,“共產國際的第五縱隊”,“赤色帝國主義的走狗”呢?
    世上有這樣高明的“邏輯”嗎?

      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後,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從這時起,近代世界歷史上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偉大的勝利的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已經復興了並正在復興著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文化。
    這種中國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來說,已經超過了整個資本主義的世界。比方美國的國務卿艾奇遜之流,他們對於現代中國和現代世界的“認識水準”,就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個普通戰士的水準之下。

      至此為止,艾奇遜以一個資產階級大學教授講述無聊課本的姿態,向人們表示他在尋求中國事變的因果關係。中國之所以發生革命,一因人口太多,二因西方思想的刺激。
    你們看,他好像是一個因果論者。接下去,他就連這點無聊的“偽造”的因果論也不見了,出現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事變。中國人就是那樣毫無原因地互相爭權奪利和猜疑仇恨。鬥爭中的國民黨和共產黨,雙方的精神力量的對比,發生了莫名其妙的變化,一方極度下降,降到零度以下,另一方極度上升,升到狂熱的程度。
    什麼原因呢?誰也不知道——這就是艾奇遜所代表的美國的“高度文化”中所固有的“邏輯”。

    文/毛 澤 東

    1949年9月16日

    =================================
    短 評:
    “漢奸(買辦帶路黨)”們“宣揚”的所謂不深入“改革開放,就死路一條”,國人就沒有飯吃,就會餓肚子,就會死,“本質上”想把天朝“變成”對方(美帝)的殖民地,這是多麼荒謬的唯心論!


  22. 2012/03/05 於 21:02 patchpieces

    □ 敘利亞、伊朗間出現良性迴圈對美歐以勇敢軍事反擊 美帝即可能不惜代價轉而嘗試拉歐盟一道聯手定向金融攻擊巴西印度(水淹南方進而圍攻中國) □

    朝、美下周可能在北京會晤磋商糧食援助問題

      【首爾消息】
    據韓聯社3月2日消息,朝、美雙方在發佈朝、美第三輪高級別對話成果後,加快了後續磋商步伐。
    據悉,美國國務院負責朝鮮人權問題的特使羅伯特?金可能于下周中在中國北京同朝鮮外務省美國局局長李根舉行會晤,就對朝糧食援助等問題開展磋商。

      一位外交消息人士1日表示,羅伯特?金計畫下周內在第三國同李根舉行會晤,就糧食援助等問題的細節進行磋商。鑒於2月27日開幕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在日內瓦舉行,羅伯特?金和李根很可能選在北京舉行會晤。
    有分析認為,羅伯特?金還有可能訪問朝鮮。

      朝、美雙方2月23日至24日在北京舉行了第三輪高級別對話,就朝鮮採取中斷鈾濃縮計畫(UEP)等無核化先決措施,美國則向朝鮮提供24萬噸糧食援助,雙方達成共識。據悉,朝鮮還要求美方再提供5萬噸玉米援助。

      據推測,除了商討糧食援助有關問題以外,雙方這次很可能重點磋商監督援助糧食分配過程的問題。

      歐盟同意給予塞爾維亞候選成員國資格

      【布魯塞爾消息】據媒體報導,歐盟成員國領導人1日在布魯塞爾召開的歐盟峰會上同意給予塞爾維亞歐盟候選成員國資格。

      歐洲理事會主席范龍佩在當天會後的新聞發佈會上宣佈了這一決定。他對塞爾維亞獲得歐盟候選成員國資格表示祝賀,並表示希望塞爾維亞進一步深化政治和經濟改革以達到入盟標準。

      范龍佩敦促塞爾維亞認真落實與科索沃達成的各項協議,希望雙方積極維護地區穩定。

      塞爾維亞於2009年12月提出加入歐盟的申請。科索沃問題一直是塞爾維亞入盟道路上的主要障礙。
    科索沃是塞爾維亞的一個自治省,1999年6月科索沃戰爭結束後由聯合國託管。科索沃於2008年2月單方面宣佈獨立,隨後獲得美國等多數西方國家的承認,但塞爾維亞始終堅持其對科索沃的主權。

    【時事點評】
    我們先來關注第一則新聞素材,即:“朝、美下周可能在北京會晤磋商糧食援助問題”。

      請大家注意這一段文字,原文是:

      一位外交消息人士1日表示,羅伯特?金計畫下周內在第三國同李根舉行會晤,就糧食援助等問題的細節進行磋商。鑒於2月27日開幕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在日內瓦舉行,羅伯特?金和李根很可能選在北京舉行會晤。有分析認為,羅伯特?金還有可能訪問朝鮮。

    ● 這段文字“絕非巧合”地對“兩件事”進行了“相提並論”

      這段文字“絕非巧合”地對“兩件事”進行了“相提並論”,那就是:

      第一件事:是2月23日至24日在北京舉行了“朝、美第三輪高級別對話”,當然,還有其“後續發展”;

      第二件事:則是於2月27日開幕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當然,主要也是其“後續發展”;

     ● 這段文字還“有意無意地”提及了一個“非常具前瞻性”的“分析人士觀點”

      然而,我們想強調的是,不僅僅是如此,這段文字還“有意無意地”提及了一個“非常具前瞻性”的“分析人士觀點”,那就是:“……….羅伯特?金還有可能訪問朝鮮”!

      在對“這一前瞻性觀點”給出我們自己的意見之前,還是先來討論所謂的“兩件事情”。

      顯然,“第一件事”說的是““朝、美第三輪高級別雙邊對話”、顯然,朝、美雙方“談”的是朝核問題,至少“表面”是這樣的;

      而“第二件事”的焦點是敘利亞問題,但基於我們之前的大量論證,大家不難明白,它“圍繞”的卻是“伊核問題”。

     ● 再談“兩核問題”的“實質”

      在之前的點評中,甚至可以說在過去的數年之中,圍繞“兩核問題”的“實質”,我們一再強調這樣幾個觀點:

      第一,所謂的“國際新秩序”,其實就是國際政治、經濟、軍事新秩序(相對現有的一超多強的秩序而言),其實也就是“伊核問題”的核心問題,
    而包裹在“這一核心問題”的“內核深處”的,就是“國際金融新秩序”的問題,也就是要麼終結、要麼強化“美元本位制”的問題。

      第二,在“第一”的基礎上,如果以“國家利益”為區分,那麼,所謂“國際新秩序”大致可分為兩種,
    一種是以“終結美元本位制”為核心訴求的、也就是“中、歐、俄等非美國家”所要的“國際多邊架構”,
    另一種則是以強化“美元本位制”為核心訴求的、也就是“美國(請注意,是“美國”)”所要的“國際單邊架構”。

      第三,在第一的基礎上,如果以“資本利益”為區分,那麼,所謂“國際新秩序”大致也可分為兩種,
    一種是以“‘歐、美(西方)’資本繼續把持國際金融話語權”為訴求的、也就是“西方資本”所要的“國際金融單邊架構”,
    另一種,則是以“終結‘西方資本”繼續把持國際金融話語權”為訴求的、也就是“非西方資本”所要的“南、北多邊架構”。

     ● 在所謂“國家利益”與“資本利益”之間,“西方(主要是歐、美)內部”即有不可調和的矛盾,也有極大的妥協空間

      第四,也是非常重要的,即:“第二”與“第三”說明,在所謂“國家利益”與“資本利益”之間,“西方(主要是歐美)內部”即有不可調和的矛盾,也有極大的妥協空間,
    而“不可調和的矛盾”之所以“不可調和”,在於“終結或者強化美元本位制”是一個決定“歐、美國家”在國家、民族層面的前途與命運的核心問題;
    而“有極大的妥協空間”之所以“可以妥協”,則在於“歐、美資本”都期望“由自己代表西方(請注意我們的用詞)”繼續把持“新的國際金融遊戲規則的制定權與執行權”。

     ● 美國想“繼續長時間”維持現有的“一超(美國)多強(中、歐、俄等)”格局已經極為困難

      對上述所謂“新的國際金融遊戲規則的制定權與執行權”,想再次重複兩點:其一,對“歐、美等北方經濟體”而言,它其實就是一種“有別于”現有的“一超(美國)多強(中、歐、俄等)”的“國際新秩序”的“內核”,因此,即便是在“北方”內部,“歐、美”雙方各自也都有著“更進一步的訴求”。

      因此,美國即定全球戰略的戰略訴求在於:“時不我待地”進一步強化自己“一超”的地位並徹底弱化“多強”的力量,也就是企圖獲取一種可在政治、軍事、經濟(特別是金融)等各個層面“全面支配”地球的“絕對力量”。

     ● 美國企圖快速獲取一種“絕對力量”

      從“(自導自演製造)911事件”、再到順勢“蛙跳”進阿富汗進行“反恐”戰爭、特別是“再轉頭”發動伊拉克戰爭,正是美國試圖通過“大中東計畫(包括了中亞)”進一步強化自己“一超”地位並徹底弱化“多強”力量、從而快速獲取上述“絕對力量”之劇本的“最初環節”。
    顯然,這一企圖一旦實現,在“美國支配地球”的層面而言,其“支配的力度與廣度”都將是“史無前例”的。

     ●“絕對力量”沒有拿到,維持現有“一超多強”格局也已變得極為困難

      因此,對美國而言,在“最初環節”歷經近十個年頭、最終還是“演砸”了的情況下(美國次貸危機終因伊拉克戰爭的“勝而不利”而全面爆發、就是“演砸”了的“核心標誌”/注:就某方面而言,俄羅斯2008-8-8打破單極格局的格魯吉亞戰爭才是導致美國2008年次貸危機全面爆發的導火線),在自己的絕對與相對實力均已實質性下降的情況下,不僅那種“絕對力量”沒有拿到,即便是想“繼續長時間”維持現有的“一超(美國)多強(中歐俄等)”格局也已變得極為困難。

     ● 華盛頓決策層似乎感覺到…….

      就目前而言,儘管“盡全力維繫”現有“一超多強”格局符合美國當前利益,但是,由於“從美國次貸危機至美國金融危機”的“整個過程”、已經嚴重削弱了美國“用於”維繫這一格局的“綜合能力”。

      因此,原本計畫在“獲取全面支配地球之力量”之前,先盡全力維繫(注:拋出G2模式,就是一種努力)這一即有格局的“美國”,似乎已經感覺到:除非“一舉破局”、即:快速地從“一超多極”飛躍至“全面支配”,否則,既有的“一超(美國)多強(中、歐、俄等)”不僅永遠沒有升級至“美國全面支配”的那一天,還必將滑向“多極世界(中歐美、或者中歐俄美等)”、且在“上述滑動過程”中,美國快速淪為一個二流國家將是個“大概率的事件”。

      在這個問題上,只要看看“前蘇聯”由兩超之一迅速滑至“俄羅斯”的過程,就不難感悟。

     ●“歐洲諸國”先建立“歐共體”、再轉進“歐盟”的“原教旨”

      顯然,作為一個“已經啟動全面整合進程”的“政治、經濟與軍事實體”,對“歐盟”而言,最終“取代美國、代言西方、支配世界”,原本就是“歐洲諸國”先建立“歐共體”、再轉進“歐盟”的“原教旨”。

     ● 站在「歐盟」的角度觀察問題,美國旨在“全面支配地球”的“即定全球戰略”,就其“思想”而言,本身根本沒有錯

      因此,如果站在「歐盟」的角度觀察問題,那麼,美國旨在“全面支配地球”的“即定全球戰略”,就其“思想”而言,本身根本沒有錯,只是錯在“主體”不同,即:錯就錯在“它一旦實現,仍是美國代言西方、支配地球、而不是歐盟行使這一權力”!

      其二,對“中、俄等南方經濟體”而言,即便是「歐盟」“取代美國、代言西方”、從而把持“新的國際金融遊戲規則的制定權與執行權”,但它與“現有的美元本位制”並沒有本質區別,因為,那還是由“西方”說了算!

      不僅如此,它還與“美國試圖進一步強化的”美元本位制“(支配地球的標誌)”的“企圖心”也沒有什麼本質不同,因為,它最多也不過是由“歐元本位制”去取代“美元本位制”、從而由歐盟、而不是美國去支配地球。

     ● 這是基於“一超多強”現有格局之“合縱連橫”的戰略需要

      因此,站在“中、俄等南方經濟體”的角度、特別是站在中國的角度觀察問題,一如我們之前所強調的,只要「歐盟」不向美國提供其急需的“實質性南亞配合”,那麼,中國繼續奉行“扶弱(歐元)鋤強(美元)”的政策、繼續拒絕“G2模式”,這些本身都沒有問題,因為這是基於“一超多強”現有格局之“合縱連橫”的戰略需要。

     ● “扶的力度”、特別是“扶的方式”是有“金融前提”的

      然而,具體到“扶的力度”、特別是“扶的方式”等問題,那也是有“金融前提”的,即:以“歐元”支持、至少是默認人民幣“實質性走向國際”為前提條件。

     ● 在策略上,中國的“扶弱(歐元)鋤強(美元)”可以在“力度”上大做文章

      與此同時,由於中國的“進一步發展”、也就是“南下與北上戰略(相關討論見之前點評)”已經客觀要求“人民幣實質性走向國際”,
    而這,不論在主觀與客觀層面上,都是與現有的、“把持著國際金融話語權”的“美元本位制”直接衝突,因此,中國的“扶弱(歐元)鋤強(美元)”,在策略上,可以在“力度”與“時機”上大做文章。

      要想做活、且做好這篇文章,其“核心要義”就是要將“扶弱(歐元)”與“鋤強(美元)”的“扶”與“鋤”之力度與時機、視作“人民幣實質性國際化”這枚硬幣的兩面、且缺一不可。
     其實,在之前的點評中,我們也曾經以“陀螺”及“陀螺穩定”的條件為例子,去形容人民幣國際化的問題。

      因為,學過物理學的人應該知道,高速旋轉的陀螺是最穩定的。因此,要想“人民幣實質性國際化進程”這枚硬幣最終像陀螺那般穩定運行,就得在“人民幣國際化取得實質性突破”之前,將這枚硬幣旋轉起來、並始終“令其兩面”處於一種“動態變化”之中。

     ● 我們應該這樣去理解“扶弱(歐元)鋤強(美元)”

      也就是說,我們應該這樣去理解“扶弱(歐元)鋤強(美元)”,即:

      首先,毫無疑問,“扶弱(歐元)鋤強(美元)”的原則始終應該堅持。除非歐盟向美國提供“實質性南亞配合”、從而“歐、美”聯手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中國。

      其次,毫無疑問,“扶弱(歐元)鋤強(美元)”的目的在於“鋤”掉“美元本位制”,全不是“扶”出一個“歐元本位制”。

      最後,同樣毫無疑問的是,“扶弱(歐元)”、特別是“扶”的力度與時機,只是“鋤強(美元)”的手段,儘管視國際形勢的具體發展,在“力度”上可能有階段性地調整,或持續增強、或一時減弱,但其目的始終在於“鋤強(美元)”、並“扶”出一個有利於“人民幣以教科書都沒有的方式完成國際化”的國際環境,從而“堅定”眼下“相對弱勢”的歐盟(歐元)與美國(美元)相抗衡的信念與決心;

      與此同時,“鋤強(美元)”、特別是“鋤”的力度與時機,也只是個手段,儘管視國際形勢的具體發展,在這兩個問題上,中國也可能階段性地有所調整,或持續增強、或一時減弱,但其目的也始終在於迫使美國(美元)出於防止歐盟(歐元)搶班奪權之“現實威脅”的壓力、而不得不一點點兒讓渡“令中國(人民幣)慢慢走出去的戰略空間”,一種有利於人民幣國際化的戰略空間。

      顯然,通過上面的討論、特別是有關“陀螺”的討論,我們應該不難看出:“扶弱(歐元)”與“鋤強(美元)”之間、特別是“扶的力度”與“鋤的力度”之間,原本就是對辯證關係,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且缺一不可。

      中國眼下要做的,就是要讓“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這枚“硬幣”、在這對辯證關係的“交替推動”下、“先”旋轉起來、“再”不斷地加速、直到“起旋的硬幣”成為一隻“高速穩定旋轉”的陀螺!

     ● 美國利益(或西方資本利益)何以“不惜透支其戰略能力”也要圍繞敘利亞這個“止損點”大做文章?

      如果我們在經濟、特別是“金融層面”去觀察與處理問題的話,那麼,我們也就可以清楚地看出:

      第一,“美國利益”或者“目前仍由美國資本代言的西方資本利益”之所以急於“不惜透支其戰略能力(完全不考慮一旦兌現、也就意味著美國霸權的徹底終結)、四處狂扔胡蘿蔔(比如對”阿盟“、特別是對”歐盟“),並最大限度地輔之以大棒(動輒就威脅軍事打擊伊朗、甚至巴基斯坦)“,在“表面”一層去看,其意圖可以這樣去描述,即:是在爭取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資源、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以“迫使”敘利亞最終能“完整地加入制裁伊朗陣營”;

     ● 從“深一層”的層面去看,其“意圖”也可以這樣去描述

      而從“深一層”的層面去看,其“意圖”都可以這樣去描述,即:想通過“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或者圍繞敘利亞這個止損點大做文章的“整個過程”,去觸發一種“骨牌效應”,通過“最大限度地孤立伊朗”、且在“用一切手段(經濟、特別是金融制裁、外加軍事威脅)”努力推進“推翻伊朗反美政”的進程中,最終“實質性”達成分拆“伊核”之“中-歐-俄戰略協調”、以“水淹南方”的方式“激化”中國與主要南方經濟體之間的矛盾,直至形成“經濟、或者金融制裁中國”、最後“全球圍攻中國”的“目的”。

     ● 從“可操作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上述目的” 又均非“最終目的”

      然而,如果從“可操作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上述的表面的、或者深一層的目的” 又均非“最終目的”,而只是一種“最為高效、且相對安全的戰略手段(對比政治、特別是軍事解決模式所具有的不可控危險性而言)”。

     ● “借此過程”掩蓋一個“極具欺騙性、實用性、經濟效能比、且相對安全、一旦順利展開、則施展起來也得心應手的戰略企圖”

      因此,在“美國利益”或“目前仍由美國資本代言的西方資本利益”目前不惜一切、也要“封閉”伊朗在中東方向“最後一隻氣眼(敘利亞阿薩德政權)”,並最終實現“全球圍攻中國”的“背後”,
    是想“借此過程”掩蓋一個“極具欺騙性、也極具實用性、特別是極具經濟效能比、不僅相對安全(如果中國等戰略應對錯誤的話)、關鍵是一旦順利展開、則施展起來也會得心應手的戰略企圖”,那就是:“時不我待地”進一步強化自己“一超”的地位並快速、且徹底弱化“多強”、特別是中國的力量,也就是企圖“快速獲取”一種可在政治、軍事、經濟(特別是金融)等各個層面“全面支配”地球的“絕對力量”。

     ● 這種“絕對力量”其實就是“一種空前強化的西方經濟、特別是金融霸權”及其對政治與軍事霸權的當然延伸

      顯然,這種“絕對力量”其實就是“一種空前強化的西方經濟、特別是金融霸權”,
    及這種經濟、特別是金融霸權”一旦為美國利益(西方資本利益)所獲得,反過來又必然對“西方政治、軍事霸權”的“進一步強化”與“當然延伸”。

      前面說了,從“911事件”、再到順勢“蛙跳”進阿富汗進行“反恐”戰爭、特別是“再轉頭”發動伊拉克戰爭,正是美國試圖通過“大中東計畫(包括了中亞)”進一步強化自己“一超”地位、並徹底弱化“多強”力量、從而快速獲取上述“絕對力量”之劇本的“最初環節”。

     ● 美國決策層其實早就感覺到“有必要快速獲得”一種“絕對力量”,以“確保”不需要考慮償付美國所欠天量債務

      因此,早在美國(2001)發動伊拉克戰爭之前,更準確地講,早在阿富汗戰爭、甚至911事件之前,特別是在“曾經的一座神”–格林斯潘執掌美聯儲、以“美國根本不需要考慮償付債務(為此,美國國務聊希拉克曾經在國會聽證會上公開大罵格林斯潘是騙子、害了美國)”為出發點、向美國房地產吹泡泡以“贏得解決問題的時間”的時候, 或者比那更早,“美國利益決策層”其實早就感覺到“有必要快速獲得”一種“全面支配地球”的“絕對力量”,以“確保”靠大舉借債為生的美國人、特別是美國經濟,最終根本就不需要考慮償付所欠天量債務了。

    通過這些,我們也就不難看出,在美國決策者內心中,至少在美國經濟、特別是金融決策者的內心中,其解決債務問題的終極方案與手段“是個什麼性質的東西”了!

     ●“這個東西”的核心就是通過一切必要、且最為高效的手段,迅速獲取對全球經濟體系、特別是金融體系的絕對控制權

      顯然,“這個東西”的核心就是通過一切必要、且最為高效的手段,迅速獲取對全球經濟體系、特別是金融體系的絕對控制權。
      至於當時被美國決策者所認定的“必要且最為高效”的手段,就是通過“美國軍事霸權”迅速“控制全球主要能源點(中東與中亞)”、從而好最大限度地發揮“石油美元結算制”的槓桿作用,再慢慢扼殺極度信賴能源經濟的俄羅斯、及極其信賴中東、中亞能源的中國與歐洲、日本經濟的“競爭力”的過程中,最終攫取全球“南方經濟也好、北方經濟也罷”的所有“控制權”。

      這才是“美國利益決策層”早在911之前,就想單方面發動伊拉克戰爭的原因,這更是美國借911事件的“悲情”、順利進行“戰爭動員”之後,且先“成功”在阿富汗等中亞方向、中國與俄羅斯的後院“紮釘”,從而“一邊威脅”、並“監視”中國與俄羅斯,一邊也做好威脅、包抄伊朗的軍事前期準備,後又迅速揮軍直取伊拉克、並在取得伊拉克戰爭的軍事勝利之後,就“迫不及待”地“威脅”敘利亞(當時的美國國防部長拉氏、可是動輒就“軍事威脅”敘利亞的),企圖迫使對伊朗至關重要、也對“巴、以問題”至關重要、從而“對美國能否儘快實現大中東民主計畫”也至關重要的敘利亞“就範”、從而最終完成包圍、封鎖伊朗、甚至“必要時對伊朗發動戰爭(如果伊朗在‘美國計畫打通伊朗至中亞的陸上通道、從而徹底控制中亞能源的時間表內’拒不屈服的話)”等一切必要準備的“真實動機”。

     ● 這一企圖一旦實現,在“美國支配地球”的層面而言,其“支配的力度與廣度”都將是“史無前例”的

      顯然,這一企圖一旦實現,不僅將“迅速消解”令“美國現有能力在現有國際力量對比中根本無法消解的美國債務危機”,且在“美國支配地球”的層面而言,其“支配的力度與廣度”都將是“史無前例”的。

     ● 有一個“不為常人所感知的事實”

      值得強調的是,所謂的“美國現有能力”,可以這樣去理解,即:儘管其絕對實力、特別是相對實力均已經較“小布希當時在航空母艦上得意地宣佈伊拉克戰爭已經取得勝利”時有了“實質性下降”,但是,今天的美國、至少在表面上,仍然是集政治、經濟、軍事、特別是金融霸權於一身,也就是說,在“美國陷入債務危機而無力自拔”、僅僅是靠一輪又一輪的、或明裏的(QE1與QE2)、或暗裏的(什麼“扭轉操作”、對美國房地產、汽車業等提供注資等)量化寬鬆去支撐其經濟、社會、特別是軍事“勉強運轉”的背後,其實有一個“不為常人所感知的事實”,那就是:在美國集政治、經濟、軍事、特別是金融霸權於一身的情況下,美國仍然爆發了次貸危機、且直至目前仍然陷入深深的債務危機之中無法自拔,
    這只能說明一個問題,即:“現有國際格局”根本無法支撐美國經濟、特別是金融的穩定運行了。除非“儘管實力已經實質性下降、但仍然集數個霸權於一身”的美國、能“實質性”打破目前這個“現有的、美國獲利最多的、但卻無法阻止美國陷入債務危機、也無望令出解出債務危機的、全球經濟、特別是金融格局”、且仍然能控制它!

      討論進行到這裏,我們其實想強調的就是這樣幾點:

      第一點,就目前而言,“美國決策者”之所以不惜損害“美國國家利益(對此,美國國務聊曾公開承認:美國的中東政策並不總與美國利益一致)”、而是基於“美國資本利益”的層面、去策動一場、旨在對”一切重大問題都與美國在中東談”進行“以攻為守”的反擊的“埃及之亂”,並企圖在“埃及之亂”的“後續發展”中、全面惡化中國的外在安全環境,從而在“另一個戰略方向”實現“暗渡陳倉層面的南亞破局(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就“本質”而言,就是想“快速獲取”上述那種對全球經濟體系、特別是金融體系的絕對控制權。

      第二點,而在中國成功進行了反衛星試驗、中段反導、殲20試飛(美國吹噓的“海空一體戰”也被“人”在伊朗上空給打回原形),從而徹底打破了“美國軍事技術絕對優勢”的“神話”之後,“美國利益決策層”基於“美國資本利益”的層面策動“埃及之亂”,並盡全力將其後續發展往“全面惡化中國外在安全環境、特別是經濟安全環境”的方向導引,就是想在“相對現實地(請大家注意我們的用詞,因為”美國軍事技術絕對優勢的神話“打破之後,西方資本明白,再想通過軍事手段去實現‘明修棧道式的南亞破局’,已經變得完全不可能)”的層面上,也就是“相對安全”、更或者“可操作性”的層面上,去“快速獲取”上述那種對全球經濟體系、特別是金融體系的絕對控制權。

    第三點,最新的消息是,中國代表團1日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關於敘利亞侵犯人權問題進行的決議草案表決中投了反對票。

      顯然,這是中國再次向“方方面面”強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絕對有效”。而由於“中、俄”接連發出“支撐敘利亞、特別是伊朗”的信號,敘利亞與伊朗問題也就終於出現了“伊朗敢於去做中、俄期望它做的事情,且基於它自身的利益、它也願意去做的事情”之局面。

      我們注意到,2月28日,針對“美、以”軍事打擊伊朗的叫囂、伊朗國防部長聲稱:伊朗有“秘密能力”應對外敵。

      至於這個所謂的“秘密能力”是什麼?我們不得而知,但是,我們卻注意到兩個細節:

      其一,在做出上述宣示的次日、也就是2月29日,伊朗破天荒地向媒體開放了一處重要的航太設施;

      其二,也就在當天,美國國務卿希拉蕊援引美國情報局的結論稱:伊朗尚未決定製造核武器!並就此重申:要加大對伊朗的新制裁!

     ● 敘利亞與伊朗局勢之間出現的“良性迴圈”

      顯然,在“無法軍事解決伊朗”的情況下,在敘利亞局勢處於最關鍵時刻的背景下,任何令“方方面面”確信伊朗將製造、或準備正在製造核武器、從而令包括敘利亞、伊朗、巴以和平問題、甚至庫爾德人問題的中東局勢或全面失控、並引來“中、俄”等大國的“實質性介入”的“資訊”,站在“美國敘利亞政策”或“美國中東戰略”的角度,無疑是不符合美國利益的!

      當然,為了實現更加嚴厲制裁伊朗的目的,美國務卿基於“美國敘利亞政策”的需要,而強調的“伊朗尚未決定製造核武器”,絕不應該解讀為“美國有理由放鬆更加嚴厲制裁伊朗”的信號,而應該解讀為美國“期望能動搖敘利亞阿薩德政府下決心清剿境內反動派武裝”的需要。

      然而,在“中、俄”持續“雙反”支撐下,在“中、俄”發出“放手”伊朗“去切實準備悍然核爆”的信號後,特別是,在伊朗最高精神領袖于“上述支撐”下、公開放出“伊朗不坐等敵人攻擊,也可先發制人”的強硬下,敘利亞阿薩德政府最終還是下決心動用重兵清剿境內反動派武裝。

      也就是說,“敘利亞也終於敢於去做伊朗期望它做的,且基於敘利亞政府自身的利益、它也願意去做的事情”了!

      而“這些”,正是我們一再強調“中、俄有必要‘放手’伊朗去切實準備悍然核爆”才會出現的“良性迴圈”。

      而在此“最新發展”下,任何“有關伊朗正在製造核武器”的“切實證據”或者“結論”,其實都意味著中東局勢在往“敘利亞局勢的進一步惡化,或將直接觸發中東全面破局、甚至是中東最暴力破局”的方向發展。

      而基於“美國利益既不能承受中東全面破局、也不能承受中東最暴力破局”的“承受能力”,美國務卿希拉蕊“暫時也只能痛苦地”為“伊朗尚未決定製造核武器”的“最新情報”進行“背書”!
    不僅如此,美國政府還得“違心地”宣佈暫不同意對敘利亞反對派提供武裝”,「阿盟」也公開聲稱“沒有摻合向敘利亞反對派提供武裝”的事情。
    結果,摻合了且又未正式撇清干係的,也就剩下“歐盟”一家的。

      有意思的是,據媒體報導,在敘利亞政府重兵清剿的行動中,竟然抓獲了100多名法國軍人。顯然,“歐盟”在推動“敘利亞之亂”往“中東全面破局”的方向疾走的問題上,可積極得很!

      而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曾經說過,“能夠承受中東全面破局”的歐盟,可一直有著借“敘利亞之亂”的“後續發展”、伺機將“美國利益”給一腳徹底踢下水、並往死裏整、從而可從利比亞那個坑中一躍而起的企圖心!

     ● 不能承受這兩種局面中的任何一種的“美國利益”、做出“急於穩住局勢”的“複雜反應“也就不奇怪了!

      通過上面的討論,我們想說明的就是:由於敘利亞局勢在“中、俄”發出“放手”的信號之後,敘利亞與伊朗之間出現了某種“良性迴圈”,
    如果美國再稍不注意,且繼續對伊朗、特別是敘利亞施加不可承受壓力,則敘利亞或者伊朗就可能在“中、俄”的“明確支撐”下,隨時爆出將局勢導入“美國利益不能承受的中東全面破局、特別是中東最暴力破局”的局面,因此,不能承受這兩種局面中的任何一種的“美國利益”、做出某種“急於穩住局勢不要往最壞方向快速發展”的“複雜反應”也就不奇怪了!

      之所以“複雜”,在於美國既想穩住局勢、但又不想示弱。也正因如此,在美國政府援引情報部門的情報、一再重申“伊朗還沒有決定製造核武器”的同時,美國軍方又放出了“正在制定軍事打擊伊朗核設施的軍事計畫”。

      這與美國一邊急於緩和朝、美關係、一邊又極力否認以糧食換朝鮮暫停核項目、未了,還要通過“韓國軍演”展示“我仍然強硬”的“複雜”做派、又順勢測試朝鮮決策者在“後金正日時代”是否有變化等、有著異曲同工之處!

     ● 美國利益極可能轉而嘗試“不惜代價、拉『歐盟』與自己一道、聯手水淹南方”

      第四點,基於上述變化,通過今天的討論,我們想強調的第四點就是:在美國利益(或者西方資本利益)今天終於明白想通過“封閉敘利亞這個伊朗在中東最後一個氣眼”的方案、去觸發一個“骨牌效應”、從而全面孤立、封鎖伊朗,繼而“實際上制裁中國、並對中國發起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的方案“已經導致中東局勢的全面失控”的巨大危險(即伊朗、敘利亞準備的全面反擊),
    因此,如果我們評估的不錯的話,結合美國極力緩解“美、朝雙邊關係”、並用“一系列重大讓步(比如,承諾不再敵視朝鮮、援建輕水堆,並在六方會談恢復後優先討論解除制裁的問題等)”換得“朝鮮有條件暫停核專案與遠端導彈試驗(實際上是換取朝鮮承諾不對外進行核擴散與遠端武器技術擴散的口頭承諾)”,想在“相對現實地”的層面上,也就是“相對安全”、更或者“可操作性”的層面上,去“快速獲取”上述那種對全球經濟體系、特別是金融體系的絕對控制權的美國利益(或西方資本利益),極可能轉而嘗試“不惜代價、拉歐盟與自己一道、聯手水淹南方”的、旨在以相對安全的方式、去實質性打破“既有的全球經濟、特別是金融格局”、並進一步強化自己的多種霸權並主導新格局的方案。

      如果我們在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向中國(國務院)兜售的、旨在全面私有化中國國有企業的經濟特別是金融建議”,也就是成功進行“水淹南方”之前的必要一步,
    有關這個問題,在之前的點評中,我們曾經結合“阿根廷(新自由主義經濟)金融危機”進行了充分了討論,顯然,事實證明,在阿根廷(新自由主義經濟)金融危機中、因聽從“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震盪休克毒藥)藥方”進行了“徹底私有化”的“阿根廷經濟結構”,不僅沒有成為經濟的穩定力量,反而成了經濟不穩定的主要推手!(相關討論請參閱之前討論紀要!)

      值得強調的是,我們也注意到了剛剛傳來的幾個新聞,

      一個是:3月1日,北京時間3月2日,“歐盟”同意給予塞爾維亞候選成員國資格。顯然,這是“美國默認”的結果;這可是歐盟全面整合進程中的非常重要的一步!

      另一個是:3月1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建議歐洲央行(ECB)採取降息措施,而巴西總統3月2日則突然指責西方國家“放水”是一種“不負責任行為”,

    再就是,美國軍方正式宣佈:已經在印度部署了特種部隊。

     ● 美國利益極可能以向歐洲利益(特別是歐洲的國家利益)做出“某種實質性讓步”為條件、拉歐盟一道“水淹南方”

      而從“「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急於向中國兜售”的“急迫情形”來看,在敘利亞、特別是伊朗問題已經發展至令其不敢貿然“有效擊破”敘利亞這個“止損點”的同時,急於“快速獲取”上述“絕對能力”以解困境的美國利益(西方資本利益),極可能以向歐洲利益(特別是歐洲國家利益)做出“某種實質性讓步”為條件、拉“原本就有私心、且一直在偷偷量化寬鬆”的歐洲利益一道,選擇一點(比如巴西、或者印度)、或者兩個點(比如巴西與印度),定向引爆一場經濟、或者金融危機,之後,在巴西、或者印度經濟受到重創之時,拿人民幣匯率、或者“中國製造”說事兒(更或者中印、印巴之間的主權爭端說事),以“威、逼、利、誘”巴西、或者印度成為反華急先鋒,從而“撕裂南南合作”,
    在此基礎上,再從“形式上有別於擊破敘利亞止損點”但“實質上卻一樣、都是想形成一種一點突破、則全線突破的骨牌效應”的層面,去構建一種“全面圍攻中國經濟、特別是金融、最後將其延伸至政治、甚至軍事層面”的局面。

      對此,中國為代表的南方經濟體之間,要保持高度的警惕與足夠的清醒、特別是有效的溝通才行!

      與此同時,中國、特別是俄羅斯對敘利亞、特別是伊朗的“支撐”,仍然來不得半點兒的鬆懈,因為,真正為有效反擊“歐、美聯手的水淹南方”,還是得從“一切重大問題都可與美國在中東談”的層面去想辦法!顯然,中東全面破局、特別是中東最破力破局,視歐盟是否敢在“水淹南方”的層面上向美國提供“實質性配合”,仍然是最為有效的破解之術!

     ● 沒“事”最好,大家都好,如果有“事”,那大家還是得到中東來談!

      在這個問題上,大家務必要明白:在“美國利益(西方資本利益)”已經試圖打破“既有的、其獲利最多的既有經濟、特別是金融格局”、以試圖全面控制南方經濟命脈的“最新發展”下,中國為代表的南方國家,還絕不能“無條件地”替“西方利益”去維護一個“不准許伊朗有核、不能讓中東陷入核競賽”的“西方霸權”!絕不能“無條件地”替“西方利益”去維護一個現有的、對西方最為有利的“既有國際政治、特別是軍事格局”!

      在這個問題上,正常的邏輯顯然是:先切實地保證自己能活到明天才是第一要務!在這個問題上,大家務必要明白一個簡單的事實:不論是從敘利亞方向、還是從巴西、或者印度方向形成突破口,如果形成了一種“天下圍攻中國”的局面,那麼,在不打破現有全球格局的前提下,中國單純在軍事上或有能力自保,但在經濟、特別是金融上,根本就無法自保!因此,從長期來看,如果沒有經濟上的有效支撐、最終還是無法“有效自保”!

      顯然,這個“維護條件”就是中國用於堵住上述“突破口”有效工具,在關鍵時刻、既要敢於用、更要善於用!

    當然,如果僅在經濟、特別是金融層面去應對,還可以通過人民幣匯率或選擇美元、或選擇歐元進行大幅度貶值的方式、並帶動東亞主要貨幣向相同的方向運動、通過重置歐、美經濟運行成本的方式,強烈撕扯“歐、美國家、特別是資本利益”、直接破壞它們之間的資本特別是貨幣政策的協調性。

      在伊朗是否會悍然核爆的問題上,中國也好、俄羅斯也罷,最有效的態度就是:伊核問題是美國利益的問題,還是西方利益(歐盟)的麻煩、但中國與俄羅斯卻沒有義務確保伊核最終不成為美國的大問題、最終不會發展成為西方的大麻煩!特別是經濟、尤其是金融上的大麻煩!

      因此,沒“事”最好,大家都好,無非是一道慢慢熬,如果有“事”,那大家還是得到中東來談!至於是“和談”還是“核談”,更或者是“核爆之後再談”,總之,只要能切實地解決各自關切的核心問題,那是怎麼談都行!當然,不談、任其發展、直至腳踩西瓜皮、是滑到哪兒算哪兒,也行!

    -《東方時事解讀》2012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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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特種 、 猛虎 □

    短評/韓菲論道

    2012.3.2

    “(中俄)正義與(美英以軍情特法西斯霸權聯盟)邪惡的鬥爭”已經白熱化,對敘利亞的提案“(2012/3/1)再次否決”說明兩大陣營的戰鬥鼓角已經吹響,還是那句話, 不管唯心者無論如何“粉飾”,如何堅持自己的唯心立場,世界格局都將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分裂成兩大集團”,除非有些(美奴帶路黨當權當道)民族“自甘墮落”下去,甘願做“奴隸”被人剝削與蹂躪(從去年的“國內漢奸們”提出的拯救對方就是救自己的繆論,相當於舊西藏農奴甘願去救領主一樣滿腦子進水般“麻木不知羞恥”)。
    應該注意的是,敘利亞巴沙爾一定需要防止對方(美帝中情局+以色列猶太Mossad魔殺刀)玩“暗殺遊戲”,“暗殺首腦(滅絕種族優良基因及文化傳統記憶)”一直被對方(美帝中情局+以色列猶太Mossad魔殺刀)認為是自己武器袋中最能起作用的一種方式,所以選好接班人與核心力量以防不測早準備。“置之死地而後生,陷之亡地而後存”,巴沙爾要以大無畏的勇氣秋風掃落葉般的蕩盡對方的“雇傭”與(美英法以)特種部隊。敘利亞現在最需要的是反特種作戰的技術、戰術與裝備。反過來看,曾遭受對方特種襲擊與即將下一輪遭受對方特種打擊的國家是不是應該向此處派遣自己一部分特種部隊,看看對方(美英法以)的特種是不是吹得那麼神,特種在國內練不出真本事,只有經過實戰與血與火的鍛打,特種才能真正成為國之利刃。

    對方(美帝猶太基督教霸權+英法老帝國殖民勢力)現在在非洲採用的是“騷擾驅趕戰術”,讓你正常經營多年並有成果的經濟利益和經濟活動受到限制最終退出,(肢解分化制衡依附戰術)蘇丹就是典型事例,經過近二十年投資建設現在到了收穫期,結果經濟果實運不回,逼迫天朝的猛虎出征咬人,陸軍這只虎早應該放出幫助黑兄弟去阻擊對方(美帝猶太基督教霸權+英法老帝國殖民勢力)的“侵入”。沒有力量的延伸,哪能保證利益的獲取。所以航母應該儘快成軍,水陸並進經營非洲大地,海盜和“強盜”才能根本上絕跡,才能構築非洲的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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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第二大的“私人公司”(其實背景未必是私人的),在這裏,引用jackrain兄的原文,“世界第二大的是美國的G4S,這個名字是因為它的前是 Group 4 Falck A/S,和 Securicor plc 合併後成立的,這是負責安全保衛的公司,就是“保鏢”吧!超過625,000名員工,雖然一些業務重點是對銀行,監獄,機場等負責保安,G4S也在世界各地的危機中發揮重要作用。
    2008年,它又買下了Armorgroup,其中9000雇員守衛了約三分之一在伊拉克的所有非軍用補給車隊的保護。它在超過125個國家和地區為安全提供保護,包括一些非洲和拉丁美洲最危險的地方,它提供了政府機構和私營公司的全副武裝的安全部隊,土地掃雷,軍事情報和培訓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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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合韓非兄剛才的點評,不難看出,其實近期在非洲針對我國伸出的“黑手”背後可能就有“這幫人”,而且“數量龐大”,這也是美帝能在世界各主要地帶“張牙舞爪”的條件,人員配備眾多,正如jackrain兄所言,有多少退伍軍人都進了這個公司,這其實就是另外一種“變相”的“軍事駐紮”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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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低估 □

    短評/韓菲論道

    2012.3.3

    高盧雞(法國)的“地中海計畫”包含著武力保障,這一方面和黴鍋(美帝)“狼狽為奸”早已經取得一致,兩個各取所需。高盧雞的“特種”進入敘利亞,不用懷疑,這次“入侵”敘利亞“暫時失敗(一百多名偷偷入侵敘利亞的法軍在敘利亞境內遭俘擄)”的很大原因,是政治上的,敵人低估了天朝與熊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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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逼迫 □

    短評/韓菲論道

    2012.3.5

    天朝猛虎出征,怪不得別人,只能怪對方逼迫的。分析過熱點在中東、南亞,其實體現的是對非洲的奪取,天朝在剛果又死人(剛果軍火庫爆炸,爆炸地點附近為【中國北京建工集團承建的社會住宅項目】),整個非洲大陸攪和的無法進行正常的經濟貿易,猛虎出征必將殺氣森森,等待“對方(美英法)”將是鬼魅纏身,夥伴們繼續看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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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敘利亞捕獲100多名非法入侵的法國軍人

    □ 敘利亞抓了100多名法國軍人

    環球網記者/仲偉東 報導

    環球網 2012。3。3

    據埃及《金字塔報》網站(2012)3月2日消息,一名黎巴嫩議員透露,敘利亞政府軍在攻打霍姆斯的過程中,俘虜了100多名法國軍人。其中包括18名軍官和100名傘兵。

    黎巴嫩議員亞森•康索(Asem Konsoa)稱,敘利亞政府軍除此之外還俘獲60名黎巴嫩人,這些黎巴嫩人和法國軍人都支持敘利亞抗議者。

    康索還稱,這樣的“醜聞”可能會對法國總統薩科齊的政治前途產生威脅。此外,康索預計敘利亞的軍事衝突將會在1個月內停火,並稱敘利亞政府軍正在逐步加強對霍姆斯巴卜阿姆魯區的控制。

    「俄羅斯之聲」在3月2日也報導了這一消息,同時還指出,一系列媒體曾有過關于法國軍人在霍姆斯被俘的報導,“這些軍人無法解釋自己逗留敘利亞領土的目的”。


  23. 2012/11/29 於 15:26 patchpieces

    《有無——薩達姆(伊拉克海珊)的海灣戰爭(波斯灣戰爭)與冷戰後全球大棋局》
    (與當前敘利亞局勢高度相關)

     
      莫斯科佔據阿富汗這個博弈支點,試圖借道伊朗去破局“石油美元霸權”,但是這一招“回馬槍”被薩達姆(海珊)擋在波斯灣以東,莫斯科爭勢無果,其博弈操作遂轉向被動,逐漸導向一個結果——莫斯科要在“主動解體”與“被動解體”之間做選擇——莫斯科選擇了“主動解體”。(期間的國內外博弈鬥爭也很複雜,問題本身更極為重要。留做專題討論)
      
      “主動解體”讓莫斯科從“敗局”中挽回一點主動性,這也是莫斯科選擇“主動解體”的“原因”之一,而怎樣利用好這個“主動性”,莫斯科也一定已經做了深刻推演,也一定是在這條“主動解體路線”上的推演結果(和在推演內容中再做出主動佈局,並由此得到的進一步的推演結果)讓莫斯科“可以”確定“主動解體”路線,就是說,在蘇聯解體前後,莫斯科一定在“大棋局”盤面上做了重要的博弈佈署,一定運籌了讓美英土著難以應接的大謀略——
      
      那麼做為主動的博弈者,莫斯科會選擇哪里佈局呢?或者說,美、蘇最後的博弈決鬥會發生在哪里呢?
    既然這場決鬥發源于石油美元,此後的博弈平臺仍然還在中東石油產區,那麼莫斯科也一定要在這裏埋下勝負手。
    在中東那些土著博弈者中,薩達姆曾經是一個“異動者”,在中東博弈局面上他所處的位置也讓他不得不做一個“異動者”——地緣上,伊拉克南翼是石油儲量第一的沙特,東南方向是沙特的“王權”盟友們,它們和沙特(沙烏地阿拉伯)一道已經(也勢將)被美帝國選擇為“(非民主;專制王權)戰略盟友”,也就基本上失去了博弈者身份;東翼是不能投靠美、蘇兩大霸權中任何一方的伊朗,而伊朗又成為美、蘇的必爭之地,伊朗也就勢必自立為一個中東大局中的土著博弈者。
    此外,伊拉克的西翼還有以色列這個特殊博弈者,北翼則是土耳其這個身份特殊的北約國家。那麼,莫斯科要施展它的謀略為“冷戰收盤”佈局,難免要首選伊拉克做道具。

      (做為國家,伊拉克的本源在兩河沖積平原上廣大的農耕區域,而農耕區域必定承載了相對眾多的人口,區域內又根本沒有可以阻擋大軍攻伐的自然屏障,那麼這方土地上必定要出現一個在歷史變遷中相當穩定的國家——它也用以抵抗歷史變遷。但是從伊拉克向東,向西北,分別有廣大的山地高原,山地高原能夠承載較多的耕、牧人口,又能讓這裏的政權進退可依,而相對穩定的政權下就形成穩定的民族。這種“山地高原民族國家”又時而有能力攻伐與它相鄰的大平原,雖然不能形成長久的統治,卻能夠割占-整合平原上的一部分農耕生產力,並就此與農耕鄰國埋下領土爭端的種子,這就是伊朗(土耳其與伊拉克之間有廣闊荒漠,能夠有效阻斷攻伐,也就阻斷統治繩索)。在伊拉克的南翼是夾雜著綠洲的廣闊沙漠,這裏的博弈邏輯是:只有統一了大沙漠的主體區域才能夠制止廣闊沙漠裏的部落攻伐,從而讓“大沙漠政治”穩定下來,穩定下來的這個政權就是現代史上這個“沙烏地阿拉伯”。
    除了土耳其,波斯灣沿岸就有了三大國家:沙特(沙烏地阿拉伯)、伊拉克、伊朗。又,在這片相當乾旱的中東大區,沖積平原的幅員不及沙漠廣大,而伊朗高原如果不是比兩河平原遼闊,它就沒有可能逃出兩河政權的長期控制從而不能形成穩定的民族國家——那麼大致按照三大國的領土面積,波斯灣油氣在儲量分佈上也沒有逃出 “概率空間”。)
      
      下面再看中東博弈的核心與關鍵——既然莫斯科未能打通它進入波斯灣的道路,既然中東大博弈從傳統的地緣政治博弈向“石油美元博弈”這種資本直接以博弈者身份參與的“軟博弈”演變,既然莫斯科基本定下“主動解體”路線圖因而不再直接參與中東角逐,那麼莫斯科就要給美帝國留下一個強大對手,還最好是一個資本對手,而這個對手還會從內部攻擊美帝國,能夠從全球“大棋局”制約和攻擊美帝國——猶太資本勢力佈署在華爾街和中東石油產區(以色列,及以色列與石油王權的關係),對“石油美元”的控制能力更強,更直接,它還是美英資本隨時準備創造機會去鯨吞的獵物……基於兩路資本之間這種“決鬥關係”和單向“鯨吞關係”,美英土著資本一定要至少壓制住猶太資本的這個實體根基——以色列。當然,美英資本不需要讓以色列這個國家被阿拉伯勢力徹底趕進地中海,只要以色列在阿拉伯-伊斯蘭的巨大壓力下疲于應付,有求于美英土著,從而令猶太資本也陷於被動,美英土著資本就有機會鯨吞猶太資本,或者在保留這一“鯨吞權利”的前提下先行“解體蘇聯”。反過來,憑藉以色列為政權依託(包括軍力和核武。1968年底,以色列每年已經可以生產四至五枚核彈頭),猶太資本可以進行有效抵抗,以色列以它博弈“棋手”的身份還可以聯合歐陸、俄羅斯(蘇聯的繼承者)、中國、阿拉伯王權(手中有石油武器),對美帝國的單極霸權實施反制,再以華爾街鬥爭做為配合,不難攪亂美英土著資本的“大棋局”,促使美英單極霸權走向終結。
    又,之所以這些棋手(資本,政權實體)將會同猶太資本配合,是因為在美英單極霸權格局下,美英資本將無所求於它們,又為了鞏固、擴大美英的單極霸權而要去要去徹底壓制它們,而它們也會借美英的單極霸權秩序被(猶太資本)致亂之機謀求連橫,壓縮或者推翻美英單極霸權並且去謀求它們自身的霸權,那麼它們對美英霸權的威脅更反過來又要求美英資本去徹底壓制它們——而這種博弈關係也能夠加劇它們針對美英單極霸權的博弈力度。
      
      那麼,除非美英有把握一舉奪取並穩固單極霸權,不需要擔憂其他博弈者(聯合)反擊它們,則“怎樣壓制住以色列”就成為“美帝國的大棋局”上的一個關鍵“課題”,而壓制以色列就要利用以色列的“天然”敵手——阿拉伯勢力和伊斯蘭勢力。
    那麼反過來,莫斯科最需要做的就是扶植以色列-猶太資本,而流徙在美帝國的猶太資本離不開來自以色列政權的支撐,那麼對猶太資本不能在資本層面給予幫助的莫斯科,就要堅決支持-支撐以色列,就要制止美帝國利用阿拉伯-伊斯蘭勢力去打壓以色列。
      
      其時,阿拉伯諸幫內部有兩大勢力——一組是沙特(沙烏地阿拉伯)等王政國家群體,一組是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埃及等以強人獨裁為主流特徵的世俗政權(從伊斯蘭這個範疇更廣泛的環境看,還有宗教政體的伊朗、世俗化也西化的土耳其兩個重要勢力)。其中,前一組王權勢力並不願意打壓以色列,因為——美帝國以“沙特等國的王權政體之容易被推翻”這一緊迫現實去威脅這些王權,要求它們支持“石油美元”,否則美帝國可以輕易“幫助”阿拉伯民眾推翻他們的王政,只是,在冷戰時代,美帝國需要顧忌蘇聯,所以這些阿拉伯王權勢力握有有限的“反叛權”。而當蘇聯失去力量不再能與美帝國抗衡,美帝國就根本不需要向阿拉伯王權交付任何條件,就能夠驅策這些王權更馴服地為美帝國服務,又隨時可以出於戰略需要廢黜“石油王權”,轉而去為“石油美元”扶植另外的代理人,除非——在美帝國內部有一支力量可以有效約束美帝國的中東策略、戰略,而這支力量只能是猶太資本。
    以色列在中東,猶太資本在華爾街-華盛頓,它們願意並且能夠出手幫助阿拉伯王權——直接地,可以減輕美帝國對這些王權的壓力,包括收買、攪亂華盛頓的政策;間接地,通過博弈縱橫,阿拉伯王權與以色列+猶太資本還形成一種“看似奇怪”的聯盟,共同制約著美帝國的中東霸權,繼而也制約了美帝國在全球的單極霸權。這種聯手制約又主要是制約了美帝國在中東霸權的操作路徑,即迫使美帝國必須沿用“以阿拉伯王權為盟友”這種代理人模式,而阿拉伯王權又以消極“反以”回報以色列-猶太資本。
      
      在後一組阿拉伯(阿拉伯語社會)勢力中,薩達姆的伊拉克最有實力和影響力——它有“石油武器”和石油財力,有可供領袖阿拉伯諸邦的人口和國土,擁有“波斯灣石油地緣”重要性,還謀求核武(兩伊戰爭期間先後被伊朗、以色列空襲而停滯),也代表世俗革命。從幾個方面看,伊拉克都是的最適合的領頭羊之選,可供美英驅策去聯合其他阿拉伯諸邦共同打擊以色列。雖然伊拉克的國力在“兩伊戰爭”中大損,但以石油財力,其國力可以在十年內恢復如昔,如果伊拉克還整合了科威特的國力又主要是石油收益的話,它還將變得更強。此外,兩伊戰爭鍛造了伊拉克軍伍,損失的武庫可以由石油收益補充,石油經濟為主的社會又是高生育率社會讓伊拉克也不乏兵源,而兵源優勢是以色列最為忌憚的。再看其他阿拉伯國家——利比亞遠離波斯灣,人口和國力有限,不能提供足夠的反以力度;埃及人口眾多,與以色列相鄰,曾經是阿拉伯諸邦中的“反以”主力,又地處運河被美英勢力影響,這些條件都可供“反以”。但是,埃及不夠富足,不論埃及是不是反以和怎樣強烈反以,它都不能從阿石油王權“兄弟”那裏拿到更多“反以補助”(以色列-阿王權秘盟),而且埃及的前景不能寄望於石油,反而更寄望於以色列可以幫助提供的正常的區域經濟和一個“大地中海”,所以在幾次中東戰爭之後,在“大棋局”形式大變的情勢下,埃及不能,也不願成為反以主力,也沒有道理再為那些富裕的“阿拉伯兄弟”充當炮灰和支付戰爭消耗。那麼,美英土著要找出一個可供它們壓制以色列的“盟友”,同時,最好這個“盟友”還能威懾阿王權(令它們聽命,否則美英就允許這個“盟友”取而代之),還能抵住莫斯科的“伊朗局”(在蘇聯解體之後,莫斯科還要繼續操作),就只有兩個選擇——伊拉克、敘利亞。

      (當然,如果美英土著選擇的這個“盟友”足夠強大,它也就可以成為蘇聯、歐陸、猶太資本這些博弈者的棋子與“盟友”,不過這種情況能夠出現還需要特定的博弈環境與條件。)
      
      那麼,莫斯科就要提前解除伊拉克、敘利亞對以色列構成的威脅。(如果莫斯科能夠做到,那麼美英土著如果還要廢黜以色列對猶太資本的支持作用,就只有直接派出美軍去攻伐以色列了,則猶太資本就要“跳牆”了,中東也只能上演“N國演繹”了,莫斯科將奪走美帝國的單極霸權了。)然而,莫斯科無法做到同時削弱伊拉克和敘利亞,哪怕去直接削弱其中之一,也做不到。好在,莫斯科曾經長期支持敘利亞,兩國有著相當於盟國的良好關係,莫斯科可以爭取到大馬士革的立場,但不利的是——與伊拉克相比,敘利亞不夠強大,它很少有石油收益,等於沒有石油武器,它的政權在阿拉維派(什葉派的一個支派)之手,而這個派別只占敘利亞人口的11%,所以這個現政權不夠穩定,又,敘利亞與伊拉克國土相連,所以伊拉克有軍事、政治兩種武器可以顛覆敘利亞。那麼,莫斯科就要卸除伊拉克對敘利亞構成的威脅,也就能夠卸除“一個再度強大起來的伊拉克將對猶太資本構成的威脅”。還不止於此,莫斯科還要斬獲更多——
      
      巴格達時間1990年8月2日淩晨2時,伊拉克以10萬兵力侵入科威特,迅速取得全勝並攻佔科威特王宮,包括時任亞奧理事會主席的法赫德親王在內的一些王室成員被殺。8月7日新的科威特-即科威特共和國成立,8月8日,應科威特共和國政府要求,科威特與伊拉克“徹底地不可逆轉地實現了合併”——薩達姆做出這樣一個重大決策之前,必然已經審慎觀察了國際局勢,嚴謹推演了美、蘇的立場和反應,並且至少與美、蘇之一做過溝通,得到它或者它們的支援與配合,這樣,薩達姆才敢於製造這樣的“大事件”,但這個溝通對象(支持者)不是華盛頓。
    那麼當“科威特事件”發生,如果美帝國不壓制住薩達姆的伊拉克,則阿王權及其資本將陷於危局,隨後陷入危局的就是以色列和猶太資本,所以它們此時必須在“叛局”路線上有所行動,則莫斯科在“蘇聯不解體反而可以反攻”這條路線上將有機可乘。如果莫斯科實施反擊的條件還是不能形成(成熟),則莫斯科在拿到它由此可以拿到的更多籌碼(蘇聯解體的條件)之余,也充分利用這場“海灣局”,通過借美帝國之手打弱伊拉克,為“冷戰後”時代提前佈局,這個佈局將大大有利於莫斯科——

      (1)這場“打弱伊拉克”的戰爭勢必在波斯灣-中東社會製造和升級對美帝國的恐懼,也製造和升級“反美環境”。
    之所以這必須是一場“打弱”伊拉克的戰爭,而不僅限於美帝國出賣迫使伊拉克撤兵,是因為——如果華盛頓不使用美軍打弱伊拉克,則阿王權不可能卸除它與伊拉克的矛盾和不信任,實際上則是阿王權對華盛頓的的不信任將要驟增(與薩達姆尚未侵佔科威特時相比),則阿王權的“叛美立場”將非常堅定,從而猶太資本的叛局動作也就加緊和加劇,而且當伊拉克在將來某一時刻攻伐敘利亞的時候,阿王權將會站在敘利亞一邊,通過要脅華盛頓,通過它們在中東的影響力去制止伊拉克。

      (2)為阿王權除去來自伊拉克這個近身強鄰的威脅,讓阿王權獲得獨立的博弈立場,這個獨立的博弈立場可以牽制美帝國的單極霸權,可供配合莫斯科實施“冷戰後反擊”。(例如阿王權可以啟用法郎、馬克、日元,或者此後出臺的歐元去結算其石油出口)

      (3)猶太資本-以色列也丟掉了伊拉克這個威脅,可以站在更獨立、更強硬的博弈立場,更少受制於華盛頓。

      (4)阿王權較少受制於美帝國,也就意味著以色列的安全能夠獲得更多來自阿王權的支撐,還意味著猶太資本針對美英土著的博弈立場可以更少受制于美英(相反,美英土著威脅阿王權,也就間接威脅了猶太資本)。

      (5)※※※※※ 最為重要的是——當冷戰收官,蘇聯解體,莫斯科從全球收縮其勢力,包括全面撤除其海外軍事基地,卻唯獨保留了敘利亞的塔爾圖斯港這唯一一處海外軍事基地。該基地加上莫斯科與敘利亞傳統的聯盟關係,可供壓迫以色列-猶太資本的博弈立場,要求後者在“後冷戰”時代的全球大棋局中做出博弈佈署時要照顧莫斯科的利益,以至於要配合莫斯科的佈署,當然,莫斯科與猶太資本也可以借此達成針對其他博弈者的“博弈協同”。(莫斯科通過敘利亞脅迫以色列-猶太資本的手段,除了來自軍事基地和敘利亞政權的戰略決心,也包括經常性手段。也所以,“這個敘利亞”很“可以”是真主党、哈馬斯等強硬派反以組織的重要後臺。當然,也有理由測想:以色列是否已經把影響力打入了真主党、哈馬斯內部,也同敘利亞有著戰略性合作。)同時,猶太資本的博弈立場偏向莫斯科,雖然是出於“被迫”,但是客觀上就使得美英土著更加需要剪除猶太資本勢力在美帝國金融、政權層面的影響力,而這種影響力又以資本實力為後盾,這樣,莫斯科就更加離間了原本已經處在搏鬥-鯨吞關係中的美英土著與猶太資本,讓猶太資本在美帝國的處境更加危險,讓它必須加速、加深那個“叛局”。那麼,為了讓莫斯科針對以色列-猶太資本的這張“敘利亞牌”生效,莫斯科就要替敘利亞解除來自伊拉克的軍事威脅,讓美英不能利用伊拉克的實力“吃掉”莫斯科的這張“敘利亞牌”,因為伊拉克可以——或者壓迫敘利亞迫使敘利亞政權改變親莫斯科立場,或者薩達姆在美英的支援下直接兵發大馬士革,或者支持敘利亞境內的占人口大多數的遜尼派顛覆親莫斯科的阿拉維派現政權。反過來,一旦伊拉克勢力進入敘利亞,伊拉克就直接對以色列兵臨城下了(伊拉克要直接威脅以色列,必須途經約旦或者敘利亞國土),這等於美英從莫斯科手裏奪去針對猶太資本的這張“敘利亞大牌”,又抓緊在它們自己的手心。或者,哪怕伊拉克並不壓迫、攻伐敘利亞,只是掀起和領導一場“反以運動”,輔以軍事動作(例如向約旦、敘利亞借道),也同樣等於美英握有一張針對猶太資本的“伊拉克牌”。——那麼總結起來,莫斯科借美英之手打掉了伊拉克針對敘利亞的軍力優勢,保住了自己手裏的大牌,同時消除了華盛頓手裏的大牌,一得一失之間,莫斯科大勝。【當前的敘利亞局勢中,各方博弈者正在著力爭奪的目標就主要包括這一張“針對猶太資本的敘利亞牌”。】※※※※※
      
      既然“冷戰後”莫斯科將退出中東,華盛頓就可以按照它的需要全盤宰製波斯灣-中東,包括薩達姆的伊拉克,那麼在大局觀上,在“冷戰收盤”之前,中東的任何“異動”都不會對莫斯科造成不利。所以,莫斯科完全可以“授意”薩達姆,“幫助”他做出侵佔-統一科威特這個決斷,而這個“授意”或者這個在莫斯科與巴格達之間的“密約”應該只是——在博弈邏輯上達成相互理解,所以雙方可以和願意協同行動。
      
      華盛頓以進取的立場爭取贏得冷戰,而莫斯科不得不以收縮的立場處置冷戰大勢,在這一前提下,莫斯科就通過“海灣局”掠獲到最大博弈戰果,並且讓華盛頓從“贏得冷戰”中得到的勝利果實大打折扣,從事實上把冷戰置換到新的博弈格局中來,把冷戰延續下來,把莫斯科的敗局轉變成一次階段性事件,把“蘇聯解體和蘇東解體”變成冷戰這場戰爭中的一場階段性戰役,一場“大撤退”性質的防禦戰役——莫斯科在冷戰中失去了決勝的機會,也失去了奪得階段性勝利的機會,那麼莫斯科需要放遠視野,提前做出戰略性佈局……
      
      然而,莫斯科還不能就此停止博弈推演,因為“大棋局”由多方共同捭闔,在博弈推演的任一節點上都有可能被其他博弈者借局佈局,所以上述博弈推演還不夠充分……下邊從薩達姆的立場對這盤“海灣局”再做演繹。
      
      “冷戰後”,或者至少波斯灣的“冷戰後”(莫斯科退出阿富汗從而遠離波斯灣政治已成事實),鑒於美帝國將沒有實力對等的對手,至少在中東沒有,所以薩達姆必須以美帝國的立場去定位伊拉克的立場,定位伊拉克的國運路向——
      

     (1)針對阿王權,針對中東石油政治大盤——

      在現時和未來的中東博弈中,初看之下,莫斯科也需要伊拉克,至少看起來伊拉克的存在和強大能讓中東博弈變得複雜,從而有利於勢力相對較弱的博弈者縱橫操作,尤其當莫斯科已經從伊朗方向撤退(結束阿富汗戰事)。但是,能夠破局“石油美元”的只有阿王權團體,即便另外謀成“俄佩克”之類鬥爭平臺也很難與歐佩克競逐。而一旦阿王權準備叛離“石油美元”,美英土著反而要利用伊拉克去制約阿王權。但是,當蘇聯從阿富汗後撤,即說明莫斯科無力、無意再來波斯灣與美帝國做大開大合的爭逐,那麼波斯灣乃至中東的政治格局將由美帝國做一家獨裁。按照美英土著的博弈需要,不讓中東地區出現一個阿拉伯強國——是美英土著的方向性策略,而保留阿王權就能確保實現這個大策略(阿王權國家占中東阿拉伯國家中的半數,佔有大部分石油儲量,且容易受美英的控制),讓變化、變數出現的時間延後還有利於美英霸權拖延那個“被破局”時間點的到來(不論那個破局是否有成效),所以美英在原則上會盡可能保留阿王權,直到不得不廢黜它,或者變化了的博弈大勢要求美帝國放棄它。再造另一個版本的“中東局”。所以,(美英土著資本的)美帝國不會輕易允許薩達姆衝擊阿王權,那麼美帝國以薩達姆做為威脅阿王權的工具——這個選擇的必要性失去了成色。

      (2)針對以色列——

      “冷戰後大棋局”的主題將是資本大搏鬥和“石油金融爭奪戰”。美英土著可以利用薩達姆,讓他領袖各路阿拉伯力量——(1)衝擊以色列。直接令猶太資本失去根基而失勢,再褫奪-鯨吞之。或者,迫使猶太資本向美英土著妥協和交付籌碼,借此打亂猶太資本的博弈佈署和博弈步調,包括迫使猶太資本與美英土著合作去打擊俄羅斯、歐陸,再返身謀奪猶太資本。(2)利用薩達姆的伊拉克,或者武力攻伐敘利亞,或者致亂敘利亞讓遜尼派奪權。目標都是讓敘利亞從親蘇(俄)立場轉變到親美立場。(3)讓薩達姆威懾-衝擊阿王權,間接威懾-衝擊以色列。

      那麼,伊拉克可以繼續為(美英土著的)美帝國所用,但前提是伊拉克需要足夠強大才能對以色列構成實質性威脅,而伊拉克還需要越過約旦或者敘利亞才能威脅以色列本土,這又要求它的武力需要更為強大,強大到能夠迫使敘利亞改變立場,或者直接攻破敘利亞。那麼在(美英土著的)美帝國的立場上,可以允許伊拉克擴張,但前提是美英土著能夠把伊拉克做成這個針對性工具擺放進新的“大棋局”的捭闔縱橫空間中去。

      (3)針對伊朗——由於蘇聯收縮,莫斯科很難再通過伊朗介入-進入波斯灣,也由於伊拉克因兩伊戰爭而實力衰弱,於是在美英土著那裏,薩達姆基本上失去了可利用價值。

      (4)但是,不論在哪一條路徑上利用伊拉克,美帝國都不會讓中東出現一個阿拉伯強國,或者一個意志獨立的石油大國,或者一個非王權的阿拉伯統一勢力,那麼(薩達姆的)伊拉克在被美英土著利用之後,能夠走到的最好結果就是竹籃打水,如果不是“狡兔死,走狗烹”的話。即便伊拉克不去(或者不“被去”)充當美英土著的工具,可以預期的最好結果也只是——美帝國要讓中東石油政治格局保持現狀(那麼中東勢力之間的“大局觀”也只能是“保持現狀”),則伊拉克的武庫將在10年後變成擺設。比“保持現狀”更有可能出現的情形是——美帝國需要穩固並擴展其美元霸權,於是需要全盤控制一個“大中東”,那麼很可能,它需要在穩固它與石油王權的緊密聯盟關係之外,還去爭取伊朗的立場,那麼夾在沙特與伊朗之間的伊拉克就“很可以”被美帝國出賣,薩達姆要“被下臺”以至於被審判(兩伊戰爭、暴政、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薩達姆當然推演過這些邏輯。
      

      總結起來,在上述3方面裏,(1)和(2)讓美帝國有理由打壓伊拉克,(3)卻有可能讓美英選擇相反的態度,前提是伊拉克要足夠強大,且“大棋局”要求美英啟用伊拉克並且有啟用伊拉克的捭闔空間。(4)則讓美英土著在利用了伊拉克之後再對它進行打壓。而做為應對,薩達姆這一次侵佔-統一科威特(曾經是一國)的行動就“巧妙”地同時應對了(美英土著的)美帝國的3個立場,“看起來”可以化解美英將要對伊拉克和薩達姆本人造成的不利——薩達姆利用“冷戰收局”前夜的複雜局勢,希望(美英土著的)美帝國不敢於在中東啟動戰爭,希望得到莫斯科的支持,希望歐陸對(美英土著的)美帝國施加反制,而在伊拉克統一了科威特之後,薩達姆可以憑藉更強的國力令(美英土著的)美帝國忌憚(它與其他博弈者聯合,它在中東石油政治中更大的權重地位,又更難用軍事手段解除它的武力),同時,合併了科威特的伊拉克實力更強,滿足了美英對伊拉克的工具性需要。這樣,薩達姆既迫使華盛頓,又同時勾引華盛頓重新考慮它的中東佈局,給伊拉克一個更確鑿的“主力盟友”地位,然後,伊拉克就有機會取締海灣王權政治,一統阿拉伯石油諸邦。
      
      以為看清了博弈推演,也看清了華盛頓、莫斯科的意圖,薩達姆才敢於“侵略或者統一”科威特,但是——“冷戰收局”進程已經啟動,值此前夜,無論美英土著試圖為“冷戰後”做更深的佈署(主要針對猶太資本和歐陸),或者蘇聯試圖退回冷戰,都會遭到其他博弈者的聯合打擊,直接陷入敗局。而此前,由於美、蘇都難以把冷戰繼續下去,各方博弈者已經在數年中把這個“大局觀”走實,很難做出方向性調整。
      
      薩達姆希望莫斯科做的,或者與莫斯科“有約”的內容應該就是——在保守的立場下,莫斯科在外交層面幫助伊拉克,在積極立場上,莫斯科啟動它在敘利亞的力量與影響力,向以色列發起衝擊,與薩達姆衝擊阿王權的行動相接應,如此,則中東大亂,美元之基礎飄搖——如果莫斯科繼續擴大行動,那將是一場“冷戰之決戰”。雖然,莫斯科幾乎不可能由此贏得冷戰,但莫斯科可以在拿到美英土著、猶太資本-以色列、歐陸的籌碼之後罷手。那麼在薩達姆看來,莫斯科會有所行動的,而莫斯科與伊拉克的聯動在“大棋局”上造成的影響是美英土著“不可接受”的,而此時或者先此一步,薩達姆可以在先行拿到美帝國的籌碼,即美帝國承認伊拉克合併科威特這一現狀,並以實際政治行動保證這個“承認”的有效性之後,遂撤出博弈。這樣,在(美英土著的)美帝國更改過的中東佈局中,伊拉克將成為(美英土著的)美帝國的“首要盟友”,去充當威脅阿王權,和威懾-攻伐以色列的工具,尤其當華盛頓向莫斯科交付了中東籌碼或中東利益之後,美帝國就更需要伊拉克這個“工具盟友”。但是,莫斯科或者沒有什麼貨真價實的籌碼與利益可以爭取了,或者在薩達姆攻伐科威特之後,莫斯科立即拿到了籌碼與利益,而讓美帝國去打弱伊拉克——這一結果本身正是莫斯科在這一輪博弈中要去追求的最大目標。於是莫斯科沒有行動,這多少出乎薩達姆的預料。
      
      如果莫斯科配合薩達姆去行動,則又是莫斯科的回馬一槍(早一次是蘇軍進佔阿富汗)——莫斯科可以利用敘利亞和伊拉克同時威脅阿王權,也威懾以色列,但是在蘇聯尚未實行私有化之前,包括猶太資本在內的所有西方資本(做為博弈者)都不可能最終站在莫斯科一邊,雖然在博弈進程中它們會與莫斯科聯動,也給予莫斯科“幫助”。那麼莫斯科的反擊的最佳結果是維續冷戰,或者讓歐陸一舉獨立(不須是一個聯合的歐盟)——對於莫斯科,維續冷戰已經勉為其難,一場“反擊戰”的後果中還包括了促使西方資本聯合起來這一效果,這不利於莫斯科操作“蘇聯主動解體”;如果結果是讓歐陸一舉獨立,不論莫斯科是否繼續保持社會主義立場,在已經難以拉回東歐盟友(蘇東已經主動開始鬆動)的情勢下,美歐還要聯合打壓莫斯科,莫斯科迎來的形勢將不會比它選擇隔岸觀火更好。關鍵又是——在這樣的“冷戰之反擊戰”中,猶太資本很少機會參與縱橫,施展捭闔,很可能“被出局”,而歐陸一舉獨立更能讓美歐資本有機會聯合廢黜猶太資本,則莫斯科將獨自面對美歐,在大勢上,這與保留猶太資本做為“大棋局”中的博弈者(去美英腹內構建“叛局”)相比,可謂差之千里。所以,莫斯科已經不準備做反擊,它要放棄(出賣?)薩達姆,把無法取勝的“回馬一槍”突然改換為——穩穩拿住針對猶太資本的“敘利亞牌”。而且,敘利亞也擔憂伊拉克在做大之後威脅到自己,它們之間的對立關係久已明確存在,莫斯科也就很難驅動敘利亞……(在“反伊拉克”聯盟的34個國家中,敘利亞還是提供了軍事支持的幾個國家之一)
      
      阿王權諸邦是高度一體的,或者說,這些阿拉伯王權是拴在一條繩子上的螞蚱,因為王權政治容易被顛覆,且其一倒下,就很容易引起骨牌效應。所以形成和維護這個王權聯盟的做為主調的“博弈條款”是——要麼你們美英土著(或者美帝國)完全保留王權,要麼你們全部廢黜王權。當然這是主調,不排除特定情況下“條款失效”。所以,這一次薩達姆攻伐的不僅是科威特,還是,正是全部阿王權諸邦。所以伊拉克給美英土著和美帝國出了一道難以抉擇的“高級”難題,華盛頓幾乎不可能找到折中方案——要麼美軍與薩達姆兵戈相見,這等於美帝國(美英土著資本)自廢一把好兵器。要麼承認伊拉克吞併科威特這個結果,而如果美英承認這一結果,則阿王權就需要在美英土著之外加緊尋求新的盟友,和促使波斯灣局面複雜化,美元都將不再有一個堅實的“王權石油基礎”,而此時蘇聯尚未解體…….又在此時,受到了薩達姆的真刀真槍和強烈意志的威脅,阿王權更“有權利”要求美帝國必須 “打弱”伊拉克,同時以嚴厲姿態打出一個政治事態即“廢黜王權是不合法行為,也是反美行為”,而不是驅逐伊拉克軍隊了事,這樣薩達姆或者N達姆才不那麼容易捲土重來。那麼這場驅逐薩達姆的戰爭一定要熱鬧,要有氣勢,要確鑿地打弱伊拉克讓阿王權基本滿意。推演及此,如果莫斯科在敘利亞或者其他方向採取行動配合薩達姆的話,反而阿王權更需要依賴美帝國保護它,美帝國就不須向阿王權交付“打弱伊拉克”這個條件了。也所以莫斯科選擇隔岸觀火。
      
      伊拉克攻伐科威特時,莫斯科沒有行動,這多少出乎薩達姆的預料;當美軍糾集盟友大規模攻伐伊拉克軍隊,莫斯科還是沒有行動,就基本上在薩達姆的預料之內了,因為華盛頓的行動最終取決於它的博弈推演,和它與莫斯科的協調(因為兩國不可以直接對抗,或者引起直接對抗。但是對於美蘇大國,這種協調也必須在推演料算之內)。所以,薩達姆對“科威特大事”的決斷還要看他與華盛頓之間一對一的“兵推”對局——伊拉克可以做美英土著的工具去威懾-攻伐以色列、阿王權(主要是針對以色列),但是不做“兔死狗烹”那種,所以薩達姆有權避免那種局面,方法是——利用冷戰收局這個極度敏感的博弈環境,先行吞占科威特,即做大伊拉克,並要求美帝國承認這一既成事實結果(不只是口頭和文本上承認,而是要在博弈層面能夠進行“邏輯確認”,即要求美英土著無法反悔除非它們願意在新的博弈中付出巨大代價),即要求美英土著在“冷戰後”選擇伊拉克而不是阿王權做為“只能二選一的盟友”,即要求美英土著在廢黜阿王權的同時支持“一個強而大的伊拉克”這條路線上走出決定性一步。即便美英土著不接受薩達姆打出的這個既成事實,不接受薩達姆要求的這條中東路線,派兵來攻伐伊拉克,伊拉克也不會亡國,薩達姆也“很可以”保住權位,因為美帝國(不論是美英土著的美帝國,還是包括了猶太資本的美帝國。此時在這一問題上,薩達姆未必分得清)的確需要保留“伊拉克牌”,當然可以是一張較弱的牌,美帝國也不希望中東格局大變以至於影響到“冷戰收局”。所以,薩達姆“吞併科威特”這個決斷的動力除了來自莫斯科,也來自他單獨與華盛頓的“兵棋推演”的結果,兩個理由又不可能完全分割。
      
      假如沒有莫斯科的“許諾”(也許只是外交方面的承諾,加上向薩達姆兜售“大局觀”和博弈推演,讓薩達姆做出決斷),薩達姆也“敢於”去吞占科威特,但博弈推演的結果只能是——薩達姆空忙一場,還要被打弱。所以來自莫斯科的且不論真偽的“承諾”就成為薩達姆做出決斷的關鍵要素。而薩達姆在發兵科威特之前已經做出攻伐科威特的態勢,包括輿論攻伐,也是要判斷華盛頓的真實態度,並且從華盛頓的態度再去判讀莫斯科的真實態度(華盛頓與莫斯科之間必有溝通,而由於兩霸之間必須避免直接衝突,那麼兩霸之間達成的“協議”、共識和劃下的底線一定比薩達姆與其中之一“達成的協定”成色更高,更可靠。而且,華盛頓做為“大棋局”的第一博弈者,其洞察力、預見力當然在薩達姆之上。又,華盛頓的意志也是“大棋局”發展的最重要因素)。而表面上的“事實”顯示——華盛頓表現出了相當“誠懇”的“中立態度”,這讓薩達姆再無顧忌,兵發科威特……
      
      華盛頓的中立態度就等於它對薩達姆攻伐科威特的策劃做了默認,這直接導致了薩達姆誤判形勢,這場“科威特局”才得以形成……而莫斯科一定演繹過華盛頓的應手,才會推出這一局“科威特博弈”——
      
      當薩達姆在發兵科威特之前做出攻伐科威特的態勢,包括輿論攻伐,和去阿拉伯國家做合縱外交,這種情勢已經等於“薩達姆已經在行動”——針對科威特的軍事佈署和輿論造勢,本身已經讓阿王權如坐針氈,即薩達姆已經撬動了美英土著在中東的石油政治基礎,華盛頓已然無法讓中東“恢復原狀”了,即華盛頓已經無法通過制止薩達姆而挽回“這一個”損失(阿王權對華盛頓的“信任”與否定性判讀),於是,華盛頓就轉換問題——讓薩達姆的這一次“異動”進一步走實,再加以利用。所以,華盛頓不僅不能制止薩達姆,還要給予鼓勵。顯然,華盛頓一定明白,它的中立態度會起到鼓勵薩達姆的作用,無此,則薩達姆難以做出最後決斷。那麼華盛頓怎樣轉換這個問題-矛盾並加以利用呢?
      
      如果沒有這場伊拉克吞併科威特的戰爭事件發生,阿王權也將繼續忌憚伊拉克,它們也將積極在美英之外謀求保障,而猶太資本也將積極佈署和暗中擴大那一“叛局”——阿王權和猶太資本都為“冷戰後”積極佈局。這將會導致那個“冷戰收局時刻”被拖延,和“冷戰收局過程”被拖延,和導致“冷戰不完全收局”,這些路徑都對美英土著不利,所以美英土著此時需要積極做好“打弱伊拉克的工作”,以儘早迎來一個對它們更為有利的“冷戰後”局面——雖然打弱伊拉克也對莫斯科有利,但在“冷戰後”的中東,美英需要對付的直接對手將不是莫斯科,而是歐陸和猶太資本,那麼相對來講,與其讓歐陸或猶太資本在“冷戰收局”中製造不安定局面並從中獲利,不如把這個利益“讓與”莫斯科;既然這場海灣戰爭背後的佈局——做為送給美英土著的問題,已經被莫斯科做成,那就遲早需要解決問題,而美英更希望它提早解決,安全地解決。
      
      伊拉克吞併科威特,這一事件極大衝擊了所有中東王權手中的權力、利益和王權統治本身,而薩達姆敢於這樣做,就等於是華盛頓允許了在中東以現代政治取代阿拉伯諸幫的王權傳統這條路線。這就不單是一個阿拉伯王權體制、王權利益受到“衝擊”的問題了,而是中東王權政治必須、必然結束的問題。而伊拉克軍隊強攻科威特王宮,射殺多名王儲更意味著整個阿拉伯諸邦的王族還很可能被剝奪和平下臺的機會,和不被允許保留大量財產,很多王族成員還很可能被施以“暴力審判”。同時,這也等於是華盛頓主動對“以色列-猶太資本-阿王權之間的華盛頓戲法”的舊框架實施了攻擊,讓猶太資本-以色列失去一個支撐(阿王權)。又同時,美帝國同意伊拉克做大做強,也就向以色列的國家安全發起了實實在在的直接攻擊。通過海灣戰爭的前半程,華盛頓在盤面上以“把棋走實的方式”製造了阿王權、猶太資本對美英的需求。當然這只是在製造態勢,而為了讓伊拉克的行動能夠充分取得這種巨大的威懾效果,在伊拉克軍隊發起進攻前,華盛頓還推出中立的官方輿論,聲言不介入兩國爭端…….事件進程到此,就等於華盛頓借薩達姆之手握緊了阿拉伯石油王權的命門——華盛頓這樣轉換了問題。
      
      由於“蘇聯的存在”在客觀上就是猶太資本得以自保的第一道防線,所以當美帝國將要摧垮蘇聯,猶太資本就需要“維持”蘇聯,方法包括在資本市場上給美英土著製造麻煩,聯合歐陸、阿拉伯石油王權製造“割據”大局,甚至它們“可以”整體地向蘇聯方向“叛逃”,製造一個“兩陣營同時解體”的亂局,再於亂中求存,以至謀利、謀勝。所以,鑒於“蘇聯解體”對於美英單極霸權有著極大價值,是美英的首要目的,美帝國要想首先“解體蘇聯”,就必須拿出足夠分量的籌碼給各路“盟友”,尤其要向猶太資本這個老謀深算的,佈署在美帝國腹內的“第五縱隊”證明其“誠意”,從而安撫和分化陣營內的叛離群體,遏制“叛局”。於是,華盛頓突然反手一擊——出賣薩達姆,把“美帝國通過剪除來自薩達姆的威脅,從而送給以色列一個長期的可以追求強國的安全環境”這一事件做成籌碼,贈送給猶太資本,這樣猶太資本也才一時“安心”,否則猶太資本不肯協助美帝國給予蘇聯最後一擊,也不肯去各方博弈者那裏協調“蘇聯解體事宜”,更保留引爆華爾街金融問題,甚至引爆“美元安全”這部分博弈權利——如果美英手中握著薩達姆的伊拉克這個針對以色列安全的大殺器,並且因此擁有極大把握成功圍剿猶太資本,那麼猶太資本當然需要,當然可以“掀桌子”,“跳牆”。當然同時,利用同樣的原理,美英土著也穩住了阿拉伯石油王權,令它們也安心協助美帝國去完成“蘇聯解體工程”,尤其讓阿王權看到它們在中東已經獲得了看起來無可撼動的安全政治環境、地緣環境,從而化解它們必須立即“跳牆”的動機……這樣,在成功轉換了問題之後,華盛頓再成功地從新問題的博弈矛盾中打劫了利益。

      [ 當薩達姆做出勢態要去攻伐科威特,沙特就已經去華盛頓告狀了(沙特為美國提供過相關資訊,但“看起來”未能引起白宮的重視)。那麼,要麼白宮已經對沙特做出了保證,而沙特並未通告科威特,卻利用它“王權領袖”的地位穩住其他王權諸邦。要麼出於華盛頓有能力掌握這些王權政府的動向,白宮根本沒有對沙特做出保證,或者保證說薩達姆決不敢於侵吞科威特,而王權諸邦還有機會在受到薩達姆的實盤攻伐之後再宣佈放棄美元結算,或者從而,華盛頓還可以借用阿王權的異動去偵察“大局觀”…… ]
      
      然而單是直接“打弱”伊拉克,這個籌碼還不夠高成色,因為薩達姆的伊拉克在兩伊戰爭後國力衰弱,對以色列的國家安全(同理也對阿王權)尚未構成現實威脅,所以,美帝國勾引薩達姆去侵佔-整合科威特,形成一個“伊拉克在加速恢復實力,也加速稱霸中東,也在整合阿拉伯力量”之現實態勢,這就鑿實而強力威脅到以色列的國家安全了(同理也對阿王權)。這時,美帝國再出手打擊薩達姆,解除伊拉克的武力和稱霸潛力,就向猶太資本和阿王權交付了成色充足的籌碼。如此,華盛頓近乎“無中生有”,“無米為炊”就製作出“伊拉克對以色列的巨大威脅”和“伊拉克對阿王權的巨大威脅”這兩隻大籌碼,還讓它們不得不接受與華盛頓“交換籌碼”的要求。

      [ 在美英土著資本勢力的立場上,如果在打弱伊拉克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去顛覆薩達姆再搞“民主”政權,則伊拉克有可能被伊朗輸出宗教革命而拿走果實,或者被阿王權收買、收編,則美英土著就少了一個(針對阿王權、猶太資本的)可以再度啟用的籌碼。而如果美軍直接控制伊拉克,將加劇中東的反美環境,更要令阿王權和以色列高度緊張,促使它們與莫斯科、歐陸加緊聯合,加緊“叛局”行動反制美英土著。 ]
      
      莫斯科看到——猶太資本與美英土著之間可以就“以色列安全”進行籌碼交換,甚至可能,早在兩伊戰爭的時候就已經看到這種籌碼交換已經在進行——兩伊戰爭能夠打弱伊拉克,才能促成這樁籌碼交換順利進行,和以這種方式進行(這可能也是阿富汗戰事後期,莫斯科遲遲不從阿富汗撤軍的原因之一,莫斯科要促成兩路資本的這樁交易)。但是,這樁交換雖然“完全可以進行”,但並不就是“必須進行”,因為猶太資本對美英土著的巨大威脅——在華爾街“狗急跳牆”並不是猶太資本真正想要的結果,只做為有效威脅之用,而美英土著也有機會成功壓制猶太資本可能的“跳牆”行動。那麼莫斯科就積極促成這樁“籌碼交換”,讓這樁交易必須發生,並且讓它進行得徹底,從而“幫助”猶太資本這支“第五縱隊”獲得安全。並且與此同步,莫斯科保留它與敘利亞的特殊關係,握緊針對猶太資本的大牌,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這支“猶太資本縱隊”,讓它為莫斯科所用——如果華盛頓、莫斯科各自握有一張針對猶太資本的牌,就相當於誰都沒有這張牌。那麼這又等於是:通過“科威特局”,莫斯科才獲得了這張牌。

      [ 此外,要說莫斯科“推出”而不說莫斯科只是“推動”了“科威特局”,因為假如沒有莫斯科的“推動”,包括為薩達姆提供“大盤推演”(當然只正確推演到,至少要推演到“美帝國保持中立”這一環節),薩達姆很可能就不能知道(不理解)華盛頓將會“保持中立”,這局“科威特博弈”就要被薩達姆擱置。薩達姆最有可能出錯的推演環節很可能就是——他只看到美帝國,卻未能分清(或慎重分清)它是美英土著資本的美帝國,還是美英土著與猶太資本共同的美帝國。本文之所以這樣設想是因為——如果博弈推演過程不需要太複雜,在博弈者立場已經被確定的前提下,則推演過程想要出錯都難,而對於博弈者立場的判讀,及對於立場背後的博弈者的屬性的判讀就需要於動態中不斷修正大局觀…… ]
      

      “伊拉克侵入科威特並著手整合科威特,進一步威懾阿王權和以色列”這一步驟走實的程度有多高,猶太資本+阿拉伯石油王權必須相互配合去引爆一次石油危機+金融危機+美元危機+西方經濟危機——這一應手的實在性就有多高。同時,歐陸已經在籌畫“歐洲統一”大局,出於對蘇聯解體後美英獨霸格局的擔憂,歐陸大國(法、德)一定會加速歐陸聯合進程、並同時遠離美帝,在莫斯科的幫助下,在猶太資本要去發起的石油危機-經濟危機的配合下,“歐洲聯合且獨立於美帝”頗有一舉成勢的機會——當然,這些“棋盤推演”首先都做為對美帝國的威脅,然後才“做為”“博弈事實”。那麼此際,美英與其冒險在蘇聯即將自行倒下的前夜引發陣營內鬥,讓“蘇聯解體”不得不變成“蘇聯與美歐同時解體”,就不如先行聯合“現盟友”推倒蘇聯,再反手對付內部將要產生的新的敵人。(而要做到成功聯合“現盟友”,美英在必要的情況下就需要向莫斯科支付利益——這個“必要的情況”正是莫斯科這個老對手積極打造並遞交給華盛頓的“利益交割檔”,只是,博弈中沒有可信賴的“契約”可以憑藉,莫斯科要借用薩達姆的誤判與華盛頓在實際鬥爭中演繹這份“博弈合同”。)此時,蘇東陣營解體已經進行到半程,難以逆轉,“蘇聯解體事項”也在被蘇聯高層操作中,並且蘇聯高層已經開始佈局國內放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猶太資本和歐陸資本並不是很擔憂一個在冷戰中獲勝卻被經濟難題困縛的的“非蘇聯”會來擊垮西方的資本主義制度,即便擔憂有理,西方也有資源實施反制——
    (1)美帝國的國力、武力將會繼續存在,它仍將是歐陸資本的保護傘,即便它失去單極霸權,這是由它的資本立場所決定的。
    (2)只要蘇聯放棄社會主義動員體制和基於這種體制的中央集權,西方資本就有辦法迫使蘇聯(或收縮之後的俄羅斯)接受它們的資本輸入和進入“休克療程”,尤其因為前蘇東、蘇聯陣線內部將有兩組內應會來接應西方資本:
    一是,獲得獨立博弈立場的原蘇東國家、原蘇聯各加盟共和國政府,不論這種新政府是不是還堅持社會主義的革命博弈,它們都會(同時)據有國家立場、民族立場和地緣政治立場,尤其在“蘇聯地緣”瓦解從而令這些政權變得無所依託之際;
    二是,從官僚立場轉變為資本立場的整個權貴階級,他們將從內部阻止新一個蘇維埃及蘇維埃聯盟重新出現……
    那麼,美帝國通過打弱伊拉克,就破除了一場“冷戰收局”下“可以”出現的由其他博弈者發起的“聯合反擊戰”。

      [ 美帝國在它如何進行“中東佈局轉換”這一問題上存在漏洞,莫斯科看到並積極抓取了這一漏洞,相反,如果莫斯科消極,也就沒有當前的“敘利亞博弈熱點”了,美英土著與猶太資本便可以更早聯手,向莫斯科(及北京)展開(更大規模的)攻勢了…… ]
      

      伊拉克強勢威懾阿拉伯石油王權,波斯灣有可能陷入亂局,那麼在莫斯科的支持下,馬克、法郎有了機會,可以進入中東分割美元的石油結算權……但是美英擁有一項博弈權利——要求歐陸和猶太資本先行配合美英令蘇聯解體,而後西方資本才可以展開它們之間的博弈。同時,薩達姆的行動顯然是在向美帝國爭寵,卻很少摻有與歐陸合作的意圖,哪怕是間接層面的博弈合作,而此時及此後相當長的時間內,歐陸也無力、無手段深入介入波斯灣博弈(有美英海軍力量在面前,莫斯科方向也無力做出關鍵性策應,薩達姆根本不需要知道法國是不是也有能夠開進波斯灣的海軍力量)。所以在莫斯科放棄的情況下,美帝國 “有權”邀約歐陸一同參與打弱伊拉克的行動。美英可以接受這樣的結果,因為在“冷戰後”大局中的相當長時期內,一個被打弱的伊拉克無力致亂波斯灣,也就無力支持其他博弈者,這會讓歐陸不得“快速”遠離美英立場,不能“快速”形成——莫斯科聯合歐陸、猶太資本、中東石油權勢對美英進行聯合反擊的機會,即美英破除了“冷戰後”即將出現的第一場針對它的“聯合反擊戰”,而美英可以繼續(聯合歐陸)打壓收縮後的俄羅斯……
      
      那麼可以說,美帝國通過海灣戰爭打弱伊拉克,就破解了兩場“可以”發生的“聯合反擊戰”——第一場是“可以發生的”,因為它們首先是被歐陸、猶太資本兩個博弈者“準備著”但又不需要走實……第二場是可以走實的,但是需要更多條件……又,第一場“聯合反擊戰”可以爭取一個“兩陣營同時解體”的大勢,並且歐陸、猶太資本可以爭取在“冷戰後”大局中站穩根基。第二場“聯合反擊戰”基於薩達姆把美帝國的波斯灣格局打亂,並且新的格局可以延續到蘇聯解體之後,幾路博弈者再來針對美英土著破局。在兩場“聯合反擊戰”的博弈推演中,幾路博弈者不能達成協同,又,要配合薩達姆的“波斯灣之亂”需要以軍事手段為重,而歐陸還沒有獨立的軍力,俄羅斯很難在剛剛結束阿富汗戰爭之後再以強權面貌沖進波斯灣,又不可以與美帝國正面衝突…….但是幾路博弈者可以誘使薩達姆做出“異動”,並從中博取利益。
      
      那麼現在可以說:莫斯科、美英土著通過海灣戰爭,借用薩達姆,各自避免了讓本方陷於巨大被動,以至陷入“被出局”的局面,保留了各自的現有霸權權力和繼續謀霸的機會和“機會空間”,雖然莫斯科保留的現時權益少得多……莫斯科對海灣已經無力介入,且鞭長莫及,於是需要向更大的棋局中放眼,用空間換時間,把博弈延伸到更大的歷史中去……

      
      下邊再演繹以色列和猶太資本的博弈立場——
      
      (1)由於蘇聯尚未解體,華盛頓(英美土著)還不能確知蘇聯將“收縮”到何種程度,同時這個“收縮程度”又取決於時局走勢,那麼猶太資本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挾持美英土著的“冷戰大局觀”。於是,猶太資本能夠與莫斯科合作,從海灣戰爭中套取利益。但猶太資本也讓莫斯科拿到了針對它和以色列的權利(籌碼),所以莫斯科比猶太資本更有理由策劃這場“海灣局”。

      (2)“冷戰後”的中東,與美英爭逐的主角將是歐陸(德、法)。由於歐陸無法在波斯灣與美英博弈軍力,原則上它就希望波斯灣-中東格局能足夠複雜,而美英打弱伊拉克讓中東石油政治格局變得簡單,就等於壓縮了歐陸的捭闔空間。那麼歐陸就需要更多來自猶太資本的配合,猶太資本就獲得了一份更大的去歐陸佈局的“權利合同”(當然,如果沒有海灣戰爭事件,歐陸為了分裂美帝國,也需要向猶太資本做讓步,允許它登陸歐陸)。反過來,如果沒有這場“海灣局”,歐陸就能拿到針對猶太資本的更大籌碼(猶太資本在美帝國腹內所以不夠安全,需要歐陸的幫助),則猶太資本很難登陸歐陸或者“成功登陸”歐陸,而如果猶太資本不能“成功登陸”歐陸,它就將失去充分的縱橫空間,無從捭闔博弈,將被美英土著圍殲在北美——一個叫做曼哈頓的小島上。

      (3)伊拉克這個威脅解除之後,美帝國很難再找到或者樹立另一個與(薩達姆的)伊拉克分量相當的,哪怕分量相近的替代者去威脅以色列(就此不妨考量:為什麼與以色列不相鄰的波斯人的伊朗卻需要喊出,“可以”喊出“把以色列從地球上抹去”這樣的語文句子)。那麼以色列解除了威脅它國土安全的那個最強的,也是最切近的威脅,即猶太資本基本破除了美英資本針對自己的“這種”籌碼(利用代理人施加威懾與攻伐),從而在中東地緣政治中也打開了博弈空間——空間和時間對於缺乏政權支撐、地緣支撐的猶太資本來說,就是“國土”,就是地緣縱深。
      
      ——華盛頓、莫斯科、猶太資本都在薩達姆看到的那一盤“局面”之上,再做一了局。
    博弈局面中隨時產生新的佈局與變局——局中有局,借局佈局。無中生有,樹上開花。

    文/空蕩的原野

    2012-4-7


  24. 2012/11/30 於 14:36 patchpieces

    《瞞天過海連環策- 911大棋局全景推演》
    《瞞天過海連環策- 911大棋局全景推演》
    《瞞天過海連環策- 911大棋局全景推演》

    〇 要點提示

    1.直接地,“911博弈”是發生在美元資本與歐元資本之間的一場生死決戰。通過爭奪貨幣霸權,“美元帝國”與“歐陸帝國”(借殼“歐盟”)這兩個政治實體又要爭逐全球政治霸權,而爭逐全球政治霸權又不過是為各自所代理的那一路資本盜取壟斷地位服務……就此,全球各路博弈者演繹了一輪錯綜複雜的“大棋局”攻伐,俄羅斯、猶太資本(+以色列)更全力運籌、實施各自的爭霸野心,而一些次要博弈者雖然審慎行事力圖自保,卻不免或被借為棋子,或遭到訛詐,或被淘汰出局……

    2.在這一輪全球爭霸博弈中(當然也包含“反霸”內容),“911攻擊事件”是足以改變“全球大棋局”宏觀走向的一個最關鍵節點,是由一組博弈者主動發起的一個“破局性事件”,它們通過“911事變”扭轉大勢,一時“轉敗為勝”,所以本文把這一輪全球大博弈擬名為“911博弈”或者“911大棋局”。

    3.有三路博弈者參與了“911事變”(“911攻擊事件”),它們是:白宮(美英土著資本及權勢集團)、海灣石油王權、猶太資本(+以色列)。此外,“埃及政權”也勉強可以算作第四路(邊緣)參與者。其中,猶太資本做為整個“911大棋局”的“最終策劃者”並未直接參與“911攻擊事件”……白宮不僅是“911大棋局”的“最高策劃者”和最高操控者,還做為主要行動者參與了針對美國本土的“911攻擊事件”……海灣王權向基地組織最高層發出指令,本.拉登接受指令並驅動基地組織,與白宮配合上演了9月11日的攻擊事件……埃及最高權力核心(或者只有穆巴拉克一人)是否知曉,或者知曉多少“911策劃”的相關內容,從而是否向基地組織二號領導人紮瓦赫裏發出指令,或者埃及最高權力核心在“9月11日事件”中的實際角色——本文尚未能就此做出可靠推演,但至少可以確定的是:這個“埃及最高核心”在“911大棋局”中另有重要角色……

    4.站在基地組織背後的博弈者是“沙特王權”(代理海灣王權及其資本)和“埃及最高權力核心”(“意圖”代表埃及國家利益)。又,做為博弈者的“埃及”可謂是以色列(+猶太資本)找到的“鐵杆”戰略盟友,是以,在“大棋局”之縱橫捭闔中,基地組織有時也需要,也能夠間接執行猶太資本的戰略意圖。

    5.在“911策劃”中,由沙特人本.拉登領導,並以沙特籍人為主要成員執行“911攻擊”,以及(或者)他們承認對事件負責,其目的是——海灣王權由此向美元帝國交付了一張“投名狀”,即,由於美元帝國由此可以把海灣王權指證為美國的敵人,白宮就可以迅速廢黜海灣王權,所以海灣王權不可以叛離美元立場(廢止“石油美元”或者出爐“石油歐元”),再所以美元帝國就不需要廢黜海灣王權——由此,雙方就“石油美元”達成更為緊密的“勾結合同”。(這算是一則“瞞天過海”,也做為“911大棋局”之一處“棋眼”)

    6.阿富汗地處偏隅,國家體量中小,政治鬆散,在“大棋局”中長期處在被動位置和邊緣位置,政權博弈能力偏低——恰是這些互為因果的因素,才使得這個地緣政治地圖中的“地理國家”突然變成一處最重要的戰略節點——可供強權切入。美英強權通過阿富汗重置了中亞“能源管線政治”,和借阿富汗為跳板向周邊國家縱橫捭闔,從宏觀、微觀上改造了中亞-中東地緣政治,乃至一時重置了全球政治地緣……

    7.關鍵地緣政治目標:埃及,土庫曼斯坦,印尼(當然還有阿富汗,伊朗,伊拉克)……

    8.關鍵地緣政治工程(地緣政治手術):“北約反導”,巴傑石油管線,“大地中海計畫”……

    9.一號醬油男:英國。在近現代歷史中,英國政權高效代理了英國本土資本利益。而今天,英國(政權及其資本)遊走在美、歐之間,實際身份卻是美帝國使派的008小弟,行無間道,手中醬油瓶要在關鍵時刻助美帝,砸法、德……

    10.法蘭西(2011-3)攻伐卡紮菲(格達費),海豹突擊隊(2011-5-1)刺殺本.拉登等事件都可以視為“911大棋局”的重要後續組成部分(或可視為新一輪大博弈)。
    刺殺本.拉登事件還是美英土著、猶太資本、海灣王權(也有莫斯科、巴黎)之間擺開的一局“無間道”。

    11.……

     〇 從“冷戰收局”到“911大棋局”

      緊隨蘇聯解體,“歐陸聯盟”立即形成(蘇聯正式解體不足1個半月之後,即1992年2月7日,“歐共體”12國外長和財政部長在馬斯特里赫特正式簽署),即,“蘇東解體+蘇聯解體”與西方資本陣營分裂同時進行,互為博弈因果,或者說,“歐盟”成立、且獨立於美帝國本就是“蘇聯解體局”的一部分。此時,美英土著資本不能正面攻掠歐陸,既不能對歐陸施加全面控制,也不能正面遏制歐陸的爭霸前景,因為那樣必將導致歐陸背離美英,去借重莫斯科的軍事、政治、地緣力量對美英施加反制。以及,猶太資本也不會允許美英土著攻掠歐陸,它會以引爆美帝國金融危機、經濟危機為手段掣肘美英,因為美英土著在解除歐陸這個最強對手之後將立即返身圍殲猶太資本(乘俄羅斯極衰之際,而中國不具備爭霸全球的地緣條件和實力條件),且猶太資本還必須保留歐陸做為它可以出逃的目的地。而且,全球各國政治力量、資本力量同樣需要掣肘、反制美英土著的單極霸權。那麼可以說——“美英土著不可以正面攻掠歐陸,從而歐陸獲得獨立博弈者資格”也正是“蘇聯解體局”即“冷戰收局”中已經包括,已經預置的一個邏輯內容,這個邏輯內容與邏輯關係也是“蘇聯可以選擇主動解體,敢於選擇自主解體”的博弈邏輯前提……反過來,從蘇聯解體到“911”此10年間,西方資本陣線內部的叛局之所以未能發生,也是因為其陣線內部尚未形成一股具備更多利益協同的背叛勢力——歐陸意圖獨立于美英,但是各國做為中小博弈者需要一個明確的共同利益或(及)前景做為盟約,才能形成一個強大的“叛局同盟”,具體地,歐陸需要通過拿到“金融武器”從而把歐陸各國轉變成為各國資本利益的聯合體,從而成為一個確鑿的“大國博弈者”而不會在美英的壓力下分崩離析——歐元正是這個“共同武器”。所以,新一輪的“全球大博弈”的主題來自“歐元出世,及怎樣出世”,它是“蘇聯解體博弈”(冷戰收局)之後又一輪具有轉折性意義的“大博弈”。即是說,當“蘇聯解體博弈”經過了大約10年的後續運演,針對暗中生衍變化的“大棋局”(和各方博弈者共同參與構建的“大局觀”),主要博弈者必須考慮出爐一輪新的“全球大博弈”了。

      從人口規模、經濟體量與品質、科技資產到文化資產,歐陸都勝過美國,或者可以迅速勝過美國,哪怕是縮減版的“歐陸帝國”。所以,歐元霸權“可以”在“市場規則”之下取代美元霸權。而且此時,美元總面值已經超出美國的經濟規模和經濟實力,包含了那部分由霸權帶來的數額。那麼一旦歐元取得石油結算地位,哪怕是在“石油美元”之下成為第二結算貨幣,美元霸權也要被終結,“美元帝國”將不復存在,美國經濟將走向崩潰,而美帝國舊的帝國之本、即實體生產力也已經部分被放棄,沒有放棄的那部分生產力也將在美元失去霸權之後繼續衰落——200多年的英-美全球霸權也要當即終結。
    是以,“歐元出世”是繼“蘇聯解體”之後又一次深刻影響到全球爭霸-反霸格局的重大事件,當然,它的由來(之所以能夠出世)也是一次“博弈事件”,是由全球爭霸-反霸歷史演繹而來的一個後果,和“大棋局”的一個新的主題性內容。它或者足以改變全球霸權-反霸格局,推翻美元帝國和美英傳統霸權,或者美元資本和美元帝國成功維護它們的既得霸權利益。此時,全球各路博弈者必須針對“歐元出世”重新做出捭闔縱橫,以能爭取一個于本方有利的“大棋局局面”(針對1975年“美元帝國”以“石油美元霸權”為武器向全球社會發起的“貨幣戰爭”,從後期到收局的“冷戰進程”也可以看做是全球力量對美英霸權做出的第一輪反抗與反制)。其中,美元帝國及舊霸權體系下的既得利益集團要針對“歐元出世局”做出破解(破局)……
    本文將通過“博弈邏輯”推演並顯示——“911事件”就是在這一“大局觀”背景下由美英土著資本、猶太資本、海灣王權三路博弈者共同精心設計、實施的一步“大棋”,一個它們用以“突破由‘歐元出世局’而引起的全球大棋局新走勢”(破局)的重大“博弈事件”,它的真相就只能是“博弈真相”……當然,參與陰謀策劃的三路博弈者之間也必然存在的捭闔鬥爭也構成“911大棋局”的重要內容。

     〇從“美帝國”到“美元帝國”(1)全球化與東亞金融風暴

      從蘇聯解體到歐元出世這10年間,美英土著既然不可以正面攻掠歐陸,那麼它是否可以“退求其次”去華爾街圍殲猶太金融資本呢?答案也是“不能”——此一時期的美帝國,它的權力功能還不能擺脫冷戰機制(冷戰也並沒有真的過去),美英土著資本在對外立場上能夠長期達成一致(通過美國式“民主”政治),但在美帝國境內,美英土著這一路資本尚未形成為一個獨立的博弈者能夠去同有著千年歷史和有著緊密利益關係的猶太財團或曰“資本民族”(在馬克思的概念下)進行全面的博弈鬥爭。而且,一旦美英土著敢於圍殲猶太資本,則不僅猶太資本要“跳牆”,要致亂美國金融、美國經濟,讓美英不可能在那10年之間走到它全球霸權的極盛頂點。更加,歐陸也必須提前謀動,包括不會配合美英去竭力打壓俄羅斯而是必須聯合俄羅斯,則美英不僅算不上贏得“冷戰”,還要因為內部爆發叛局而直接失去霸權位置……
    這也是說,在“冷戰收局”這一盤棋局中,與莫斯科對弈的白宮實際上已經是一個被猶太資本靈魂附體的白宮,或曰“冷戰收局”是在莫斯科、白宮、猶太資本、歐陸(主要是法國)之間做出的一次“大變盤”,並且在這幾路博弈者之間還不能論出勝負,而猶太資本正是這一盤“冷戰收局”中的縱橫家,是以不至於讓自己在冷戰後置於美英土著資本的刀俎之下。不止於此,對於“沒有祖國”且至少“懷璧其罪”的猶太資本,它的“大棋局”必須籌謀更深,更早,包括1975年“石油美元”之所以出籠,怎樣出籠……當然,猶太資本必須順應大勢,包括順和美英資本的利益及其大局觀,更利用美英土著資本、“美帝國”、“正常的美國”之間的矛盾,才能做到借勢佈局,乃至借局佈局……

      那麼既然此時不能鯨吞猶太資本,美英土著就勾結猶太資本,通過“全球化運動”在全球布下經濟-金融大棋局,對全球實施金融掠奪和經濟剝削(90年代初“全球化”概念出爐並被熱炒。1995年1月1日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並開始運行),包括通過金融手段直接掠奪、收割東亞、俄羅斯的財富、實力與潛力,也削弱這些博弈者的博弈實力。同時,美英土著借“全球化”繼續擴張外勢,壯大美元資本的實力與勢力,增強霸權美元對全球的金融控制力。又同時,白宮在東歐、中亞,在車臣問題、“歐洲反導”等問題上聯合歐陸進一步打壓、拆解俄羅斯,讓那個針對它(美英土著資本)的叛局失去來自俄羅斯的強力支撐,再圖返身迫降歐陸,圍剿猶太資本。又同時,美英土著資本也利用“全球化”這一時間進程(美帝國和美元帝國的擴張進程)從冷戰身份中走出來,恢復其“傳統資本立場”,即用“美英資本立場”替換冷戰時期的“美帝國資本立場”,以能獲得一個足以制約乃至鯨吞猶太金融資本“集團”的“獨立博弈者身份”。由於猶太資本勢力已經滲透到美帝國各重要領域,美英土著資本還需要借重倫敦去完成它的佈署……對此,猶太資本必須找到反制手段——

    〇從“美帝國”到“美元帝國”(2)猶太資本的“土著”盟友

      在冷戰時期,猶太金融資本的“集團”屬性也有所淡化、或曰被淡化運行,但是“金融民族”卻始終做為一種不會失去的集團性立場,因為——這個立場首先就是由金融資本的內在屬性所要求的,即由金融資本的壟斷性所要求的,而不是首先出自“民族屬性”的要求。所以在“美帝國”時期和“美帝國”向“美元帝國”轉向時期,資本金融化和金融資本走向壟斷化的進程始終未斷。而且,猶太資本借其歷史繼承性一直在持續壯大,而這又是因為維繫“金融壟斷性”需要借用某種自然屬性下的“集團性”,那麼血緣關係、歷史承繼、宗教社區、文化認同、國族認同——這些未曾被,也不可能被歷史遺棄的差異性內容還是會楔入“金融資本集團”的建構進程中去,何況在美國-美帝國的歷史中,猶太金融資本一直就以民族性為根基才得以在北美立足、生根、壯大,以至謀得金融霸權……

      蘇聯解體10年後,美帝國已經基本完成向“美元帝國”的蛻變。但是猶太資本必須在美國國內尋找到另一個強力盟友,或者它與某個“資本盟友”的結盟雖然不足以控制美帝國,卻能夠在美國權力政治結構中獲得一種結構性優勢,以能壓制住其他資本集團及其聯盟,和壓制住美英“土著金融資本”這個“大聯盟”,只有這樣,猶太資本才能避免被圍殲並爭取到出逃機會,或者借爭取到的“出逃權”再行做局、佈局……猶太資本選擇的這一支“土著資本盟友”就是“美英石油資本”——把它從美英土著資本群落中拉攏、分割出來與自己結成利益同盟。不過,在“鯨吞猶太資本”這一博弈方向上,只要條件成熟,美英石油資本仍然可以“還原”到美英土著資本的共同立場,而這就要求猶太資本的戰略佈局必須步調緊湊,並且要讓石油資本能夠從猶太資本的佈局中獲得暴利——猶太資本有辦法做到這兩點,辦法就是——
    (1)強化美帝國以“石油美元政治”為根基的“大棋局”走向,讓白宮必須借重於石油資本的配合,也從而必須借重猶太金融資本的配合。“911佈局”就是一個關鍵性的強化步驟與手段。
    (2)借白宮佈局中東、中亞之機,讓美英石油資本搶佔那裏的油田股份從而站穩“石油大棋局”立場。自然,白宮也需要這支它可以信任,可以控制的的嫡系資本來配合、幫助它展開中東-中亞佈局乃至全球佈局。
    (3)在華爾街,猶太金融資本與美英石油資本相互勾結,一同套取暴利……這些可行的勾結關係,以及這一勾結能夠引導、推動白宮更堅決地走向符合“猶太資本佈局”的方向(美英土著的戰略佈局),以及這兩路勾結起來的資本能夠為,願意為白宮的戰略佈署提供現實可行的支援與配合,包括金融戰線、石油地緣政治(主要針對莫斯科)上的支持而不是背叛或背離——這些正是猶太資本之所以把美英石油資本選做戰略盟友的因由。

      (那麼美帝國軍工資本是猶太資本的“國內土著資本盟友”麼?猶太資本所需要的“石油美元帝國”的確需要軍事霸權做支撐,但是此前的“美帝國”時期,美國土著資本也需要,更需要軍事霸權的支撐。而且,美國軍事工業整合著美國的大工業資源、大學資源和高科技資源,而這些資源正是“可以”構造一個“健康美國”的主要成分。所以說,美國軍工資本更靠近猶太資本的“敵手”——美英土著資本的立場。當然,在“大棋局”裏沒有“永遠的敵人”……)

      猶太資本針對美英土著的策略也必須切合美帝國現階段的歷史走向(歷史慣性),這個走向至少要是——美英土著資本在全球“大棋局”中的立場將要求美帝國堅持這一走向。這就是說,並非“猶太資本+美元石油資本”的權重真的壓過其他美英土著資本,也壓過“美國”社會可以整合起來的社會力量、“民主力量”,從而兩路資本能夠挾持美帝國走向“美元帝國”……猶太資本拉攏一支“土著資本盟友”只為避免被土著資本鯨吞,而美英土著資本預圖鯨吞猶太資本也不是為了回到一個傳統的“美帝國”或者“美國”(所謂非帝國的“美國”根本不曾見存於歷史),而是要把這個金融帝國和通過它而向全球社會榨取的金融暴利收歸己有,而且面向全球“大棋局”,美英土著也要爭取剪除猶太資本這支“第五縱隊”……美英土著資本(及其權勢)、猶太資本都知道——從“美帝國”到“美元帝國”的轉變具有歷史必然性,而猶太資本只能參與、投機到這一歷史過程中去,卻不足以挾持它。相反,“美帝國->美元帝國”這個必然性轉變卻是英美資本長期從全球榨取霸權利益的歷史結果,也是“資本的全球大棋局”之博弈結果(要透徹泛解析這個問題,還需要結合所謂“美國的本質”等視角,並且需要重新解讀“二戰”,才可能一併論演,所以另立章節)。

      主要是美英土著資本中的大資本才有權力-能力-影響力去收割猶太資本(必須通過國家機器),所以,猶太資本“可以”通過“邀請這個敵手一起分贓”的方式至少延緩那個自己被圍剿的命運進程,進而有可以贏得機會去改變-扭轉美英土著針對它的戰略設計內容,乃至在“大棋局”中戰勝美英土著資本。當然,非不得已,猶太資本不會向美英土著大資本讓渡財富,那麼分贓的方式就是——讓美帝國經濟進一步走向“金融化”,讓美英土著大資本也貪婪于“金融掠奪”帶來的暴利,包括向美國國內做金融掠奪和向全球做金融掠奪,以及,讓美英石油資本能夠與自己共同套利和去中東圈佔油田……這應該也是這一輪美國金融危機-債務危機的資本動機與資本動力——如果說金融壟斷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那麼這種捆綁關係,及“大棋局博弈關係”就具體演繹了“最高階段”的現實形態,和壟斷的現實形態,而這種“捆綁(勾結)”還追加了這個帝國圖謀“統治全球”的“邪惡動機”。

      有了石油資本這一路“土著盟友”,猶太資本可以影響白宮的戰略定向,主要是讓“白宮的大棋局”的步調有利於“猶太資本的大棋局”步調,而且在操作層面,兩路資本也有必要進入白宮(白宮是美國大資本的代理人,只在“操作層面”擁有權力)——這兩路資本共同扶植小布希、切尼集團上臺,因為兩人及其政治家族(後臺)並不算是美國政治家族勢力中的主流與強者,“猶太資本+石油資本”容易賄買和拉攏他們,並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他們,也包括威脅——指證他們接受了石油資本的賄賂。當然,小布希和切尼出賣的只是美英土著資本集團的戰略“步調”,並沒有出賣那個戰略“本身”。而且,猶太資本要借局佈局(借白宮的佈局去展開自己的佈局),就還必須為美英土著資本的“大棋局”提供一個後者一定會接受的宏觀大策,且這個“宏略大策”——必須符合白宮的戰略遠景,必須切實可行,必須是超過(美英土著自己的)其他策劃的一個“上策”,才可能成功“賄買”白宮(的某些辦公室)。當然在設計中,猶太資本會讓這個贈送給白宮的“上策”必須在猶太資本的配合下才可能實施並完成,以免被美英土著修改策劃內容,以至於被“將計就計”,被布下“局中局”……那麼,以“911事件”為“棋眼”,一個“911大策劃”早已出爐,開始演繹了。鑒於棋局之大,佈局之重,完全有理由把它看做是同“冷戰收局”(蘇聯解體局)同等量級的新一盤“大棋局”,是繼“冷戰收局“之後的新一輪全球大博弈。

      (因時間和精力有限,也缺少資源去仔細窺察美國內政及美元資本的內部鬥爭,本小節中的分析性內容或存偏頗。)

     〇 從“美帝國”到“美元帝國”(3)“911事變”的原始底圖

      既然美英土著資本不可以正面攻掠歐陸,也不可以立即返身收割猶太資本,那麼美英與歐陸這兩路資本之間能夠達成媾和麼?——“美、歐分立”做為“冷戰收局”的博弈結果,與“可以媾和”相對應的博弈內容就是——冷戰尚未真正結束。當然,就“西方陣線”依然存續來講,美英帝國與歐陸一直在媾和中,不過它們這個勾當也受制於“大棋局”……具體地——
    (1)德國、法國一直自我保存為兩個“完全經濟體”,歐陸更是一個超大的“完全經濟體”,鑒於巨大體量,也鑒於科技對產業的依賴而失去科技優勢也就失去一切競爭優勢,歐陸也只能繼續走“完全經濟”路線。那麼其實體生產力不可以被美元霸權統治或者被美元資本吸血。
    (2)歐陸的體量、實力與潛力高於美國,並且這種差距將繼續拉大,尤其美國實體生產潛力已經衰落。這種前景下,歐陸沒有理由放棄爭霸野心。
    (3)鑒於第(2)條,美英資本無法以美國本土實體經濟為本去同歐陸做“自由競爭”,那麼美英土著資本一定會把自己定位為盤剝者,這又要借重于金融霸權-貨幣霸權而這個霸權它已經在手。
    (4)如果美英與歐陸媾和,猶太資本將立即被美英土著鯨吞,所以猶太資本必須予以反制,且不計代價。
    (5)美、歐媾和的後果將是——它們要在全球重演“殖民地時代”,雖然形式會有所不同。而這是全球正義力量都不能接受的,包括俄羅斯、中國、阿拉伯等等,而某些國家還要被霸權者借為“棋子國”(典型地就像曾經的日本)……當然,所謂(1)(2)(3)(4)都是從“大局觀”中抽象出來的片面,任何單一理由在“大棋局”中都不免侷促,所以在“大棋局實際”中都並不能單獨成立……

      美英土著資本不可以正面攻掠歐陸,也不可以立即返身收割猶太資本,美英與歐陸這兩路資本除非通過捭闔贏得這盤“大棋局”否則也不能達成媾和,那麼“美元帝國”可以回到“美帝國”麼?簡單看來——除非徹底改造美國社會,讓美國從美英霸權體系下獲得真正的獨立(脫離由霸權體制支援的“暴利模式”,包括停止通過“全球化資本主義”向全球人類社區“吸血”),美帝國或者“美元帝國”的國內實體經濟就不可能恢復競爭力。然而,出於壟斷資本的本性,美英土著資本是不予考慮“退出全球霸權”的。更何況,歐陸資本以實力為基礎正在要求取代美英資本的全球霸權地位,則即便出於金融資本之間的壟斷鬥爭,美英資本也不會主動放棄霸權包括美元霸權——除非它能夠會同歐陸資本從“大棋局”捭闔出一個隻只它們有利的媾和結果才勉強算是“放棄霸權”,這樣,問題就又回到這盤“大棋局”……而在“大棋局”中,歐陸與美英帝國分別已經擺出“歐元出世局”(做為“冷戰收局”的繼承和後果)、“全球化局”,大盤面上——歐陸資本有望借助包括莫斯科在內的國際力量而從“歐元出世局”一舉贏盤,而美英土著資本坐擁美元霸權、軍事霸權和讓它相當自負的“軟實力”(主要就是從英帝國500百年爭霸史和英美200餘年霸權史中“積澱”而來的戰略能力),且猶太資本在美元與元的大決戰中(至少在決定戰局走向的第一輪戰役中)必須站在美元立場……

      而且美元及“美元帝國”已經在全球做出佈署,布下戰場和陣勢,布下“局中局”,僅就此,美元帝國也不準備回到一個“正常的美國”,那麼鑒於
    (1)美帝國已經走向“美元帝國”而這個轉向必將影響美國本土實體經濟,以及美英為維持其全球霸權而需要遏制歐陸、東亞經濟的發展從而也必將損害美國本土經濟。
    (2)美元為維持其貨幣霸權而“需要”遏制歐元,從而“美元帝國”需要對歐陸經濟做有限打壓,這也將影響到美國經濟。
    (3)“美元帝國”為壓制、打擊、控制歐陸、東亞博弈者而“需要”推高油價,因為推高油價既能讓“美元帝國”拿住針對歐陸、東亞博弈者的籌碼,也能直接打壓歐陸、東亞的經濟。而且,美英石油資本和猶太金融資本還要從高油價獲利和通過對油價的控制去金融“市場”套利。並且,白宮為拉住海灣王權也需要向石油王權讓利。再加之,美英、歐陸、俄羅斯必將爭逐中東從而不可避免影響到油價——但是反過來,高油價也勢將打擊全球經濟、也包括美國經濟。
    (4)不論美英土著資本還是猶太資本都要強化自身的“財勢”以能在美帝國國內的權勢爭奪中取得優勢,去“挾動”白宮,猶太資本還需要綏靖其他美英資本以能讓它們在“美元帝國”之路上有利可圖,而這必將加速、加劇美國社會的貧富分化……這些(由霸權主義自身引起的)因素必將衝擊美國經濟,影響美國“公民”和“納稅人”的生活水準,那麼美元資本一定已經深入考慮了“怎樣可以避免被革命”這種問題,也考慮了當它們對“大棋局”做出系列佈署時不可以受到國內(社會)博弈的限制、牽制。就此,美元資本一定責令白宮做出預防,拿出預案——

      “911”事件不久(2002年6月6日),美國總統小布希宣佈將成立“國土安全部”,曰“防止美國本土再次遭受恐怖襲擊”。又,華盛頓“針對恐怖主義”出臺了“相關法律”……但實際上,白宮的真實意圖卻在於控制美國民眾和美國社會,以阻止非常可能爆發的社會反抗乃至國內革命。那麼可以說——“美元帝國”的財團早在“911事件”之前的那段時期(向美元帝國過渡時期,就早已把打壓美國國內民眾(的反抗甚至革命)做為它們的一個重要博弈目標了。即是說,設計一場針對美國國家和國民的重大恐怖攻擊也是為了加大美帝國的國內管制,為鎮壓美國民眾而準備社會政治環境與機制——“911攻擊”就是它們所需要的“最適合”的方式,即911就必須是一次讓美國國民恐懼的,讓美國公民生命遭受很大損失的悲情事件。

      當然,後文中將要推證:在“911陰謀”中還合成了美元帝國的另外三個重大戰略性目標,而這個“壟斷資本要保證它們對美國民眾、美國社會的統治”只是其目標之一……之所以說這個目標(“恐怖主義內政”)才是“911事變”的原始底圖,主要是因為——在原理上,其餘幾個戰略性目標都可以經由其他策劃去佈署和實施,卻唯有“恐怖主義內政”讓美元壟斷資本最難另尋途徑去實施……今天,美元資本針對美帝國國內的統治仍然需要“恐怖主義內政”(也包括控制、轉移種族矛盾等多種國內矛盾),那麼可以判斷:由美元資本發明、發動的這場針對“美國”的“恐怖主義戰爭”就不會停止。但是,美元資本又不能讓恐怖攻擊在“貨幣戰爭”大環境下衝擊“美帝國信用”從而衝擊美元霸權,所以,美元資本(或美元帝國或美英土著權勢)會選擇——
    或者讓本.拉登這個“象喻符號”足夠誇張,且讓這個“符號”繼續存活;或者在烈度上限制針對美國本土的恐怖襲擊,但是讓有關“恐怖襲擊”的“事件或者傳媒事件”不斷;
    或者讓歐洲或其他地方成為恐怖襲擊的靶標也同樣能夠起到震懾美國“公民社會”之效果還威脅歐陸或其他博弈者;
    或者,當華爾街在白宮的策應下準備好一個金融圈套能夠讓美元(或美元霸權)先跌再起(像“911攻擊”這樣),白宮再會發動下一次針對美國本土的較大規模的恐怖攻擊(再複製一次“911博弈事件”)……

    〇 大局觀第一季——白宮的難題

      1999年1月1日歐元在歐盟11國正式啟動。規定2002年1月1日歐元正式流通。2002年3月1日起成員國原貨幣停止流通……

      隨歐元出世,如果美元帝國及其利益“盟友”沒有做出主動應對或有效應對,則“大棋局”走向如何?“它們不做出應對”當然是不可能的,卻又全球所有博弈者(也包括華盛頓、歐陸、莫斯科)針對“歐元出世局”都必須首先參量的一則“大局觀”,在時間順序上是“大局觀第一次”。在“大局觀第一季”視野下,足以衝垮美元霸權及“美元帝國”的路徑有四條——

      1.伊拉克、伊朗、俄羅斯、中亞(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阿塞拜疆),乃至還有委內瑞拉這些能源出口“大戶”中的多數選擇以歐元結算其能源出口,即出爐“石油歐元”——雖然美元帝國有望保住海灣石油王權這最大一路石油輸出勢力,已經大而無當(總面額已經遠超它的實際“價值”)的霸權美元也將倒塌,美元帝國的最好的結果是它將緩慢崩潰(但是“大棋局”不會如此簡單,美元帝國只能迅速崩潰……)。

      (2000年11月,伊拉克央行宣佈以歐元替換美元作為外貿結算貨幣,並把100億美元外匯改換為歐元。
    2000年12月24日,伊拉克宣佈,伊政府決定自2002年初開始正式以歐元替換美元作為外貿結算貨幣。)

      2.東亞,主要是中國、日本停止美元外儲,改為儲備歐元。以至於東亞拋售美元,或者積極同石油出口國啟動“石油歐元”……

      3.在“大棋局”變化之後(美元帝國不能完全封鎖住第1、第2條路徑),海灣石油王權向歐元立場轉移,出籠“石油歐元”或者也同時保留“石油美元”——即便海灣王權同時保留了“石油美元”(出籠“有限石油歐元”)以能夠在美英、歐陸之間縱橫求存,美元霸權及“美元帝國”也必然走向終結。

      4.借美元-歐元之間的決鬥,並且推助這場決鬥,莫斯科有機會攜領中亞,聯合伊拉克、伊朗,乃至還有委內瑞拉,去啟動一個“俄佩克”,對抗以至於取代“歐佩克”,或者拉攏歐元甚或拉攏歐佩克,去重建全球貨幣秩序——則美元帝國勢必終結,而莫斯科有望獲益極大乃至向第一霸權邁進……

      這四條“大致”路徑是所有“大棋局”博弈者都必須要看到的(除非某些次要博弈者欠缺基本的戰略能力,或者它在政權機制上壓制了自己的“國家戰略頭腦”,或者某些小國地處偏隅在‘大棋局’中根本算不上一路棋手)。當然,“大棋局實際”一定會向複雜化演繹,但不論多麼複雜,對於預圖維續美元霸權和美元帝國的資本及其野心來講,它們都必須成功封鎖,且同時封鎖這四條足以摧垮美元霸權的路徑,因為任何一條路徑都足以“單獨”摧垮美元霸權,或者至少把“大棋局”迅速引向對美元帝國極為不利的方向從而間接摧垮美元霸權(或者就是一個路徑引發其他路徑)。並且,因為霸權者的野心,也因為在“大棋局”中美英帝國和美元帝國已經站在霸權頂點所以“不進則退”,它們還會力圖在防禦的同時謀求進取……不過在四條路徑中,尤其第1、第2條路徑,讓白宮破解起來何其困難,而四條路徑又複合在一起,主要博弈對手又已經捭闔縱橫,還將繼續縱橫捭闔(視‘大棋局’變化,視白宮的應手),看起來這簡直就是美元霸權和美元帝國的“死局”。

      當然,“美元帝國”手中還是握有自己的優勢,其優勢有四:
    1.軍事優勢。
    2.尚能一時操縱的霸權美元和金融控制力。
    3.一時尚未被廢黜的全球霸權地位。
    4. 所謂包括戰略能力在內的“軟實力”……
    但是,在“歐元出世局”開始演繹之後,至少多數主要博弈者能夠看到這個大不利於美元和美元帝國的“大棋局”,也就看淡了美元帝國、美英帝國的霸權前景,所以美元帝國的優勢就只剩下一樣才算得上可靠,即軍事優勢。

     〇大博弈第一季——“北約東擴”,及莫斯科的戰略

      足以衝垮“美元霸權”和“美元帝國”的四條路徑中,第1條無疑最為核心,最為吃重——顯然,白宮絕難改變莫斯科的立場,也絕難改變歐陸的立場,因為歐陸明確看到自己的霸權前景即在眼前……然而,所謂“大棋局”是“列國”的“大棋局”,歐陸與俄羅斯的戰略目標、戰略利益不可能——在一條路徑上高度會合而其矛盾又不可能被其他博弈者利用而放大。這就為白宮“破局”提供了條件——

     在莫斯科的戰略中有一個基礎性的邏輯——

      莫斯科擁有可供其成為全球第一霸權的武力優勢、能源優勢、地緣優勢(國土縱深可以同時控攝歐陸、東亞、中東),它的終極戰略目標當然是成為全球第一霸權。初看之下,莫斯科似乎有理由全力攻伐現存第一霸權即美英,直接就是擊垮霸權美元。然而,莫斯科不能允許美英霸權垮臺之後,歐陸卻拿走霸權果實成為不易撼動的第一霸權——如果想要莫斯科全力或者哪怕大力支持歐元,例如攜中亞各能源出口國並聯合和鼓動兩伊去出籠“石油歐元”,就必須有一個前提,即,莫斯科必須保留足夠的機會可以在接下來的“大棋局”中讓自己能夠控制“歐陸帝國”,或者至少不能讓“歐陸帝國”反過來(聯合衰落的美帝國)控制住俄羅斯。畢竟,莫斯科這只大熊寧要一隻對岸的老虎(大西洋對岸的美利堅),也不要一隻身邊的老虎(歐陸帝國),何況身邊的這一隻老虎還更具潛在實力。

      那麼,白宮只要打壓俄羅斯,並且打壓到“莫斯科無望控制歐陸帝國”的程度,莫斯科就將不會允許歐陸霸權取代美英霸權,而是要等待更好的時機……

      雖然歐陸在人口規模、經濟體量和品質上都遠超俄羅斯,但是在可供爭霸全球的地緣條件和幅員廣度上卻遠不及俄羅斯,而決定兩路博弈者勢力對比的關鍵就在東歐,即,東歐誰屬(整合或者控制)將是歐陸、俄羅斯勢力此消彼長的決定性因素——雖然蘇聯已經解體,但是莫斯科卻可以隨時糾集起原蘇聯諸邦中的多數,甚至威壓(原蘇東陣營中的)東歐幾國把它們變成“真空地區”(尤其冷戰後它們並未由倒向西方立場而獲得什麼利益),恢復莫斯科的地緣政治空間(“蘇聯解體”也做為莫斯科的一次戰略大撤退),則歐陸帝國的版圖將立即變得促狹,將全部暴露在俄羅斯中遠端導彈的準星之內,和快速反應部隊的突襲航程之內,則莫斯科可以隨時威懾著歐陸帝國……那麼當歐陸奪得貨幣霸權,卻將隨即面臨一個巨大困境——莫斯科將要搶走“霸權果實”而歐陸自己將成為俄羅斯的附庸。這時,歐陸就必須依靠大西洋對岸的美帝國做為戰略上的後方依託和“地緣縱深”,則美帝國有權繼續充當歐陸的“大哥”,從而美元地位有權繼續高於歐元地位,即“歐元霸權”和“歐陸帝國”尚不能實際成立,也即歐元稱霸之路只是一個虛幻……是以,歐陸必須支持“北約東擴”。

      反過來,如果歐陸控制-整合東歐,不僅歐陸帝國的幅員得以向東做大尺度擴張,與俄羅斯之間的地緣態勢此消彼長,而且白俄羅斯、烏克蘭這兩個俄羅斯的主要盟友國和俄羅斯的主體部分(即歐洲部分)就暴露在歐陸帝國的勢力之下了,歐陸可以從政治上、經濟上、心理上滲透、顛覆、拉攏白俄羅斯、烏克蘭甚至包括俄羅斯的加盟共和國,和從軍事上以“北約反導”和空軍實力壓迫它們從而促進政治、軍事目標(俄羅斯雖然幅員巨集巨,它的人口、經濟卻高度集中在歐洲部分,這是它在戰略地緣上的主要弱點)……如此,歐陸可以甩開美英建立一個獨立的帝國了,也就可以全力向美元發起決鬥了。
    是以,從進取的立場上,歐陸也必須支持“北約東擴”。

      具體到“大棋局”——

      如果歐陸帝國能夠把版圖著實地延伸到東歐,則在歐元霸權取代美元霸權成為大趨勢之時,美英就至少有需要去同歐陸媾和-勾結,反過來充當歐陸帝國的“小弟”,去共同壓制俄羅斯。同時,美英土著可以在歐陸的支援下順利鯨吞猶太資本(歐元不再需要猶太資本這支第五縱隊)——在美英霸權資本的立場上,這也算是它退離霸權歷史的一條“可取”之路,結果將是歐陸-美英繼續共同統治全球(當然,前提是‘大棋局’及美國國內經濟等因素已經讓白宮找不到維續霸權的路徑,而且美元土著還希望在‘大棋局’形成這一大勢之前盡可能利用猶太資本收割全球財富)。如此,歐元、歐陸將在它的霸權之路上順利前行……

      反之,如果歐陸帝國不能控制東歐,它就需要美帝國的強力支撐才能制止莫斯科來盜取霸權果實,即美英-歐陸之間不易達成勾結。
    那麼在歐元盛,美元衰的大趨勢下,莫斯科可以找到一個機會(或者推波助瀾製造機會),突然強力出手支持歐元,推翻美元霸權,而令歐陸被“大棋局”裹挾不得不接受莫斯科拋給自己的“雞肋”(否則歐元崩盤,或歐元區解體),或者只能去爭取把“大棋局”導入新的一輪以制止莫斯走上霸權之巔。
    又或同時,莫斯科還可以借敘利亞為軍事-政治基地,支援敘利亞聯合阿拉伯諸邦去攻伐以色列,遂讓美英土著資本有機會鯨吞猶太資本,從而讓美英“可以”把貨幣霸權讓渡給歐陸……看起來,這是莫斯科幫助歐陸帝國稱霸,但是隨後,莫斯科可以聯合阿拉伯諸邦再來攻伐歐陸帝國,奪走霸權,就此,可以發現這樣的路線圖——

      在歐陸搶得中東石油出口結算權(“石油歐元”出籠)之後,歐陸並沒有充分的武力控制中東各路博弈者,即便歐陸會同那個(被摧垮美元霸權而)武力衰落的美帝國,也太難全面控制中東,因為中東諸侯將得到俄羅斯的全力支援、或者也有中國乃至日本等主要博弈者的強力支持(東亞的支持強度取決於複雜的“大棋局”因素。確定的是:東亞“需要”提供強力支援)。那麼,中東諸侯在莫斯科及國際力量的支持下有機會出籠自己的“石油貨幣”(例如海元),或者它們支持一個“貨幣籃子”取代“石油歐元”這種霸權貨幣,而它們會得到莫斯科,尤其東亞的支持。那麼,“石油歐元”這只煮熟的鴨子也會從歐陸帝國的餐桌上飛走(甚或,莫斯科並非沒有機會進一步做局,去打造一個“俄佩克”乃至於“石油盧布”)……就此,莫斯科或者“中東石油博弈者”還有強力手段對付歐陸——阻斷蘇伊士運河,讓歐洲經濟承受不起高成本能源(繞道好望角)。而“阻斷蘇伊士運河”在方法上可以非常簡單,例如有夠多或者夠大的船舶“意外”擱淺或者傾覆在蘇伊士航道,隨後,其他船舶還可能發生碰撞……而且,在抑制歐陸霸權帝國這個問題上,埃及的立場根本不需要誰來動員(關於埃及的分析留給後文)……

      ——尤其,如果歐陸帝國不能整合東歐,美英就更有權(以向歐陸提供戰略支撐做為籌碼)向歐陸討價還價,爭取奪回貨幣霸權。或者即便歐陸能夠捭闔出一種局面令美英甘做歐陸的‘小弟’,但是如果美帝國在歐元的攻伐下衰落之路過於急驟,一個版圖促狹且暴露在俄羅斯軍事力量之下的歐陸帝國也不能放開手腳向莫斯科博弈……也所以,歐陸能夠整合東歐還意味著歐陸因此可以向美元霸權發起強勢攻伐,同時不怕美帝國以急驟的方式衰落,並且在攻伐決戰開始前,歐陸手中這個“強勢攻伐權”可以讓歐陸在它同美英的捭闔鬥爭中佔據主動位置,從而容易引導出一個有利於歐陸自己的“決勝局”。

      ……“911事件”前,美英、歐陸已經聯合推進、實施了“北約東擴計畫”。那麼當美元-歐元之大決戰正式開始,如果莫斯科盡力支持歐元,則要麼歐陸一舉成為第一霸權,要麼兩路資本謀和而歐、美在北約框架下聯手攻伐俄羅斯——所以,“北約東擴”莫斯科失去了全力支持歐元的必要理由,即,“北約東擴”成為了美元帝國用來制約歐元爭霸的工具。但是,美元帝國(及美英霸權帝國)只是解除了來自莫斯科的一個直接性的威脅,即莫斯科仍然可以縱橫捭闔,以迂回策略介入“大棋局”,而莫斯科的主要鬥爭目標仍然是美英霸權——俄羅斯的“黃雀策略(漁翁策略)”受阻,它就只能更徹底地走“扶植歐元路線”,和與猶太資本進一步增進協同,把“大棋局”引向複雜化,而“複雜化”也是幾路主要博弈者可以接受的。
    是以,在“破局美元霸權”的四條路徑中,白宮力推“北約東擴”、“北約反導”只針對第1條路徑有效,且只能算“半效”。

      “北約東擴”屬於傳統政治運作,而“歐洲反導”就可以曰做“地緣政治工程”或“地緣政治手術”了(通過實物工程改造政治,改造“大棋局”)。這樣說也是因為“反導系統”本身沒有多少軍事價值——不難從導彈技術上突破它,而且威懾畢竟只是威懾,即便擁有“全效”反導系統的北約也並不能真的對俄羅斯發動核戰。對於美英、歐陸雙方,“歐洲反導”(及“北約東擴”)的主要戰略價值就在於“地緣政治手術”——(1)它成為美、歐維續傳統聯盟尤其軍事聯盟的平臺。(2)“歐洲反導”向東推進就意味著爭取到了東歐各國的立場,即把“北約東擴”從軍事上坐實,從而進一步從政治-經濟-心理上坐實,讓“大歐洲”(歐陸帝國)在地緣上做大和做實——這符合歐洲所願,也就意味著歐-俄之間可能的聯合、聯動被自動阻斷——這是美元帝國願意看到的。
    而對於準備佈署“反導系統”的幾個東歐國家來講,它們的“反導設施”反而要成為莫斯科的第一波打擊的標靶,甚至當莫斯科判斷西方的“反導系統”的確有效而俄羅斯的導彈無力突破它們,則莫斯科未必不會以單方面軍事行動或者間諜行動摧毀它們,而北約則束手無策,畢竟莫斯科並未發起一場“核戰”,規模也不算一場“大戰”。那麼東歐幾國迎接“歐洲反導”的目的就在於它們希望借此進一步融入“大歐洲”,而幾國政客階層與國內資本之的目則主要在於握有更多實際權力和做穩資本利益——寧做西方資本的附庸,不做莫斯科的傀儡。

      即使沒有這場主要肇起於“貨幣戰爭”的“911大棋局”,“北約東擴”也“勢在必行”,所以還不能說“北約東擴”單純就是白宮針對“歐元出世局”的破局動作。然而在2000年小布希上臺後,美國退出了與俄羅斯簽署的《反彈道導彈條約》,此時正是“911事變”前夕,可見白宮要通過“歐洲反導”強化“北約東擴”的戰略效用。這便是白宮針對“歐元出世”在做出“破局”了。而在“911事變”後,白宮著重推行“歐洲反導”也繼承了這一戰略框架,等於深入開掘“北約東擴”的戰略內容,和能夠用一個新花式把“北約東擴牌”繼續打下去。然而,美元帝國並不真正要把“歐洲反導”坐實(除非“歐陸帝國”失去前景),因為一旦“歐洲反導”確鑿成立,歐陸將不再擔憂莫斯科,則歐元就要向美元發起總攻了,雖然那時莫斯科不意支持歐元,但歐元可以聯合東亞、海灣王權、猶太資本共同破局美元霸權(雖然三路博弈者都會向歐陸要求條件),或者同時送給莫斯科一個“雞肋”……

      那麼我們在新聞中看到美帝國的反導技術總是不過關,那可能就不一定純屬偶然(當然,美帝國在“反導”的某些方面落後於中國也可能就是“技術事實”)……2009年9月,奧巴馬政府宣佈放棄布希政府時期的“歐洲反導計畫”,取消了波蘭、捷克的反導基地,聲稱將出爐新的“歐洲反導計畫”,而在地理上,波蘭和捷克處在俄羅斯與德國、西歐之間。
    2010年7月,奧巴馬政府明確了這個新版“歐洲反導計畫”,它宣佈將首先佈署海基防禦系統(地中海和北海),這在客觀上把德國暴露給了俄羅斯;然後在第二個計畫步驟中,它準備把防禦基地佈署在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客觀上還是把德國暴露給俄羅斯;它的第三個“計畫中”的步驟才準備選擇波蘭做為重點投入的防禦方位(“保護”德國)……時間上,2009-2010正是美國金融危機-債務危機剛剛爆發,繼“911大博弈”之後,美元與歐元正要展開新一輪決鬥,此時白宮收束“歐洲反導”正可以對“歐元帝國”釜底抽薪,或者同時以“釜底抽薪”而達到“防患於未然”之效果(美元與歐元這新一輪次的決鬥也非常之複雜,而“新版歐洲反導計畫”的其餘具體內容也具有針對了這一輪“大博弈”)……

      那麼可以理解:白宮並非一把“歐洲反導”進行到底,而是要把“歐洲反導之推進過程”進行到底。而一旦“歐洲反導”坐實,將意味著美元準備向歐元投降,或者投誠(勾結)。當然,“歐洲反導”並不構成“美元向歐元投誠”必要前提。因為原則上,“大棋局”中沒有“必要前提”——通過捭闔縱橫,暗中改寫“大棋局”,繞開僵局內容和“必要前提”,一路博弈者才可望出奇制勝!(因此針對美、歐勾結問題,或者針對美元資產走勢,“歐洲反導進程的走勢”可以做為一項預警條件,但不能絕對看待。)

      ……借已經展開的文字,我們繼續對莫斯科的戰略原則做一點概括性分析,當然這只是本文目前的理解(這是“大棋局”中至為關鍵的問題之一,所以需要非常謹慎)——

      莫斯科的戰略應該有一個主調式(原則)——
    (1)要麼突然出手給予美帝國霸權(及美元霸權)致命一擊,並由此贏得一個局面以利於莫斯科爭霸——突然性是關鍵。
    (2)要麼緩步促使“大棋局”走上有利於莫斯科而不利於美帝國的路線,其“緩步”也包括“積極等待”。這又是因為畢竟美元帝國(和美英集團)掌握著更多、更強的戰略資源可供其“做局”,而美元帝國處在一個自然衰落的“歷史過程”中也因此需要通過“做局”突破困境,是以莫斯科在難以判清美元帝國“做什麼局,怎樣做局”的情況下可以選擇等待,也等待美英同歐陸,同猶太資本的矛盾進一步激化……其中(1)通常要配合(2),因為華盛頓為避免(1),將不可避免地向莫斯科做出讓步,華盛頓的戰略步調遂受到限制,則莫斯科可以由此推進(2),再由(2)為(1)儲備條件……當然,莫斯科也可以“出其不意”,不顧(2)而直接於暗中準備(1)……相對次要地,莫斯科還有其他“戰略原則”——(3)利用其他博弈者的戰略誤判,主要是利用中小博弈者相對薄弱的戰略能力,對其進行戰略訛詐(當然,美英、猶太資本、歐陸也會這樣做)。(4)時而做出野蠻動作,為實力已經不濟的俄羅斯追加“國力”……後文中,我們還要偵緝莫斯科戰略佈署中的其他內涵,如果那不能稱之為“戰略原則”的話。

    文/空蕩的原野

    2012-8-6


  25. 2012/12/05 於 08:31 patchpieces
    《A4 ●“華盛頓戲法”玩轉中東30年,戲法升級,巴勒斯坦申請入聯再入美國圈套》      本章節依據美國在中東及周邊的歷次重大動作,推演華盛頓之中東戰略框架,見解與各方各派大不類同,除了華盛頓的:)      …………………………………………………………………………….      【相關新聞】(本章節中,相關新聞、事件眾多,只鏈結巴勒斯坦入聯新聞兩則)  (1)   (2011年)5月19日,奧巴馬在美國務院關於中東新政策的演講中要求以色列以1967年中東戰爭前的邊界線為基礎同巴勒斯坦展開談判。這是美國總統第一次公開作出如此表態。奧巴馬19日發表演講前幾個小時,美國務卿希拉蕊•克林頓曾打電話給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通報奧巴馬演講的主要內容,以及“以1967年中東戰爭前的邊界線為基礎”的提法。 對此,(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大為震怒,堅決要求奧巴馬在演講中把這一句“刪除”,但美方沒有採納他的意見。 第二天,(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訪美,據白宮傳出的消息,兩人在白宮單獨會晤時,內塔尼亞胡“逼視”奧巴馬,直截了當地否定了奧巴馬的“巴以新政”,稱要想讓以色列退回到1967年戰爭以前的邊界線,“不可能!”。內塔尼亞胡表示,以色列不可能與發誓毀滅以色列的恐怖組織哈馬斯談判,因此,以色列是不會和巴勒斯坦“聯合政府”談判的。內塔尼亞胡還表示,即使巴以實現和平,以色列也必須在巴勒斯坦與約旦交界處長期駐軍,巴難民問題必須在巴勒斯坦國框架內、而非在以色列境內加以解決等。(中國青年報)22日,奧巴馬強調他的這個中東政策被“誤讀“了。   (2)   9月21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在聯大進行了耗時近47分鐘的演講。“不可動搖”是奧巴馬演講中最受關注的關鍵字之一,它指的是美國對以色列的支持。奧巴馬演講後,以總理內塔尼亞胡馬上致謝:“我想對你表示感謝,總統先生,為你站在以色列一邊,為你支持和平。”   美國東部時間23日上午11時44分左右,阿巴斯向潘基文遞交了巴勒斯坦入聯申請文件……阿巴斯在聯大一般性辯論中發言。當他步入聯大會議廳時,會場響起熱烈的掌聲、歡呼聲以及善意的口哨聲……(中國新聞網)   ……………………………………………………………………………. (一)“華盛頓戲法”玩轉中近東30年——從巴、以關係到伊拉克,阿富汗,伊朗諸問題      奧巴馬會不會在重大國際事務上“有權失誤”?且“出爾反爾”?希拉蕊會不會協助奧巴馬一同發飆(在奧巴馬發佈有關巴以問題的重大演講前夜,希拉蕊就演講的相關內容電話通告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這本是一個無需答案的問題,那麼完全可以推斷——奧巴馬的這次重大政策性演講的內容,以及對這一美國新出臺的巴以政策將可能造成的後續影響的相關推演,包括巴勒斯坦向聯合國遞交入聯申請這一事件,或者更正確地說是申請中設置的具體內容——當然都在華盛頓料算與策劃之內。      輿論普遍認為:前此數十年中,美國的中東戰略框架以美國-以色列關係,和美國與沙特等石油輸出國王權政府的關係為“基石”,其中,以色列充當了美帝的打手,震懾中東各國……然而在本文看來,在華盛頓與以色列關係問題上,華盛頓卻並不指望讓以色列能夠“震懾”阿拉伯國家,美帝在中東也沒有什麼“基石”可言。事實上,華盛頓在中東經營出一組關係,而這組關係所構成的“機關”與機制才支撐了美元霸權和美帝在中東的政治霸權,或者按照本文標題所言,華盛頓依靠一種“戲法”玩轉了中東。基於“石油美元”和“美元的石油”這一戰略根基,華盛頓需要在中近東解決幾個看似矛盾的,至少是不協同的問題——美-以關係問題,美-阿拉伯關係問題,美-伊朗關係問題。      歐佩克內部以王權國家占多數,華盛頓需要以此為基礎制定其“石油美元戰略”。同時,對華盛頓來講,在中東諸國的各樣政體中,王權政府最容易操控,或者說,一個不穩定的,在國內、外有著“被革命”壓力的政府才肯去“迎合、維護”華盛頓的重大戰略意圖——以美元來結算中東主要產油國的石油。並不是說王權政府或者所謂政教合一的王權政府就一定高度脆弱,對於華盛頓來講,一種政體只要相對脆弱就足夠了,華盛頓就可以利用潛在的反對勢力、革命勢力去威脅執政當局集團,把“政權脆弱”做成現實。也因為中東王權國家或大或小,華盛頓可以釋放和利用連鎖效應去除中東的王權傳統,而教權在中東也更具取代王權的潛質,況且有更多利益可供瓜分的地方就更有爭權奪利的動機與動力,所以,華盛頓能夠,也需要把王權的“顧忌”做成“威懾性籌碼”加諸王權產油列國。      70年代以降,中東王權的潛在敵人是社會主義、西方“民主體制”、教權,其憂慮則主要來自幾個方向——國內、美國、蘇聯、伊朗,但不包括立國未穩有求於阿拉伯列國政府的以色列,以色列反而希望阿拉伯列國因此繼續國勢走弱。那麼以“自由西方”老大的身份,美國就可以向阿拉伯王權許諾——主動限制西方“民主”政治對王權的滲透和革命,同時幫助王權列國抵禦來自其他方向的威脅,以換取“石油美元”和“美元的石油”。      以色列國的強硬和對巴勒斯坦的不友好立場讓阿拉伯-以色列關係變得尖銳、突出,於是,華盛頓通過把以色列“樹立”為阿拉伯社會的主要敵人、長期敵人,減輕了王權列國政權“被革命”的壓力。這種“機制”需要維護,即美國和阿拉伯王權都“不謀求”巴、以真正達成和平。而這一“機制”下的後續事實是以色列從未,也不可能對沙特等伊斯蘭大國之國家安全構成什麼威懾與壓力,相反,以色列的強硬立場“反而扶助”了這些國家的王權體制與王權利益。 與以色列的強硬立場“相應”,巴勒斯坦“必須”有一個、幾個或強硬,或頑強的“反以組織“才能讓這一“機制”生效,而穆斯林民眾、穆斯林國家乃至這些王權政府也被華盛頓“允許”去提供援助給這些“反以”組織。 同時,華盛頓也必須“不時製造”危機、至少是危機論給王儲政權,“戲法”才能生效(當然華盛頓有能力給它們“製造”危機,從而可以向其販賣“危機論”),所以同時,華盛頓“並不排斥”薩達姆式的世俗革命政權(還曾支持它),也“不徹底排斥”卡紮菲(格達費)式的“伊斯蘭社會主義”政權,甚至也“不需要”真的去扼殺掉伊朗式的宗教政權,它們的“存在”反而對沙特等王權政府“構成壓力”,令王權體制下的產油大國“聽命”於華盛頓,去“維護”美元體制。      一定程度上,華盛頓也的確真實地支持以色列立國,除了各種正面援助,華盛頓也以其“戲法”在博弈層面援助以色列——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區的幾個阿拉伯鄰國的體量都不夠大,除了埃及,所以,只要埃及與以色列和解,以色列就足夠安全。這些巴勒斯坦-以色列的鄰國都不是富裕的石油輸出國,而在阿拉伯陣營中,尤其有沙特(沙烏地阿拉伯)等富國存在,它們就沒有理由無償地為一種也因不易到達而虛渺的“阿拉伯利益”去衝鋒陷陣,反而,埃及等國都需要和希望以有限的針對以色列的鬥爭來獲取產油國“兄弟”的援助,而一旦以色列被制服,或者巴、以達成和解,它們能收取的援助就會減少(也所以,所謂供給“巴勒斯坦抵抗組織”的“拉法通道”不過是浮雲之路)。而在華盛頓威懾住沙特等王權國家之後,可以要求這些富油國控制對埃及等國及巴勒斯坦抵抗組織的援助力度,王權富油國也不希望巴、以達成和平之後,好鬥的穆斯林民眾把鬥爭鋒芒指向王權體制,同時,富油國也不想支付高額戰爭費用給窮兄弟們。 於是,以色列與阿拉伯(專制)王權之間達成了心照不宣的秘密協議,共同在“華盛頓戲法”之下互相支撐,華盛頓對以色列的在這種博弈層面的援助也構成了“華盛頓戲法“的重要組成部分。      伊朗執政當局之所以要高調“反以”,有其政體層面的原因——教權要想鞏固民心,有必要在國家外部樹立一個教民的大敵,而對於長期處在蘇俄-英美爭逐之地緣前線,又被阿拉伯諸幫壓制的伊朗,教權之所以被選擇為政體並做放大,其本身即有著增強國家內聚力的方法性價值。伊朗不希望一個聯合的、或者強大的阿拉伯勢力在臥榻之側(“兩伊戰爭”中,阿拉伯國家為伊拉克提供實際支援),也所以本文認為伊朗之“反以”行為更像作秀,雷聲大雨點小,一旦巴、以問題得以解決或者不再彰顯,伊朗現政權的“合理性”也會有所減低(也所以,伊朗教權勢力自覺或不自覺地在“強化”它的“教派身份”——與阿拉伯主要教派的差異與矛盾,以備作以色列問題化解後的“不測”之需)。伊朗與以色列之間還隔著伊拉克、敘利亞,由伊朗承擔伊斯蘭的反以先鋒,頗似隔山打牛,而且大多在輿論層面“打牛”,伊朗的高調門也所以才被華盛頓方面允許。 對於以色列來講,伊朗的調門鼓動了反以輿論與氣氛,對以色列不利,但在“華盛頓戲法”框架內,伊朗高調門“反以”可以讓華盛頓頗為省心地樂見巴、以矛盾保持一定烈度,從而令“華盛頓戲法”更為穩定和變得更程式化。而且,華盛頓在其表面立場上也有了軍事封堵、打壓伊朗的“理由”(調門高就未免言語出格,可以被指責為具有“恐怖主義性質”),遂可以減弱伊朗對“美元結算制”的潛在破壞力,還能因封堵伊朗而“團結”到阿拉伯國家。      在另一層面,如果伊朗掌握了核武,則不是出於信念,而是出於博弈,伊朗就需要借助阿拉伯諸國去實現它有能力去實現的地區大國夢,或者僅為謀取伊朗自身的長久安全與發展,那時,伊朗就需要在行動上真實地去反制以色列了。以色列可以讓伊朗真實地反以,也可以讓伊朗擁核,但不能讓伊朗既有核武、還在博弈層面有“反以”的現實需求,於是,“阿薩德組織(注:應為摩薩德/Mosad)”才被派去德黑蘭刺殺核專家,並且還需要當街高調刺殺,不避諱輿論,以震懾伊朗的意志,以顯示以色列的決心。 在華盛頓的立場上,伊朗擁核可以恫嚇阿拉伯王權諸幫,再以陸海實力和宗教影響力整合中東穆斯林社會,去破除中東的王權政治,也令以色列徹底讓步。這樣阿拉伯諸幫和以色列都有求於華盛頓,所以,華盛頓對伊朗擁核並不反感,“只要”伊朗不搞“核擴散”,只是必須“表現出”感冒並以此為籌碼,為“藉口”圍困伊朗,而除非被逼迫太緊,伊朗也就沒有,也不敢有主動擴散核武的意願。      那麼再進一層,華盛頓當然“不急於”打掉“這個”足夠強大又頗具“侵略性”的和“可指責性”,足以威脅到阿拉伯王權勢力的伊朗,尤其一個有著反王權革命之歷史遺產的伊朗,現狀下,華盛頓可以持有針對阿拉伯王權諸幫的威脅性籌碼,而這個籌碼還是“雙重”的,籌碼的另一重“重量”是——如果華盛頓打掉或者解縛伊朗,則伊朗的教權能量、革命能量都會散播到阿拉伯王權諸幫,(非民主君主)王權集團不想看到這種實實在在的威脅被釋放,也就更需要支援華盛頓維持它的這般戲法。   伊朗與蘇聯為鄰,曾被沙俄、英國分治以至佔領,伊朗如果加入親美-親西方陣營,以敵視大熊鄰居為其長期國策則國家將長久不寧,況且,阿拉伯國家也會要求華盛頓“限制”伊朗之政體立國方式影響到阿拉伯王權體制,和限制什葉派。那麼既然美國、蘇俄都不允許對手佔據伊朗,也都有能力通過代理戰爭驅逐對手,而伊朗天然地不能與莫斯科為敵,那麼對伊朗施加影響力就成為最好的伊朗政策,所以華盛頓“培植”伊拉克政權以威脅伊朗,迫使伊朗不敢去破壞“美元的石油”、“石油美元”,而鼓動阿拉伯諸幫支持伊拉克、從而令薩達姆把兩伊邊界爭鬥演變為戰爭,則削弱伊朗在歐佩克內的的石油權重,又在“石油美元”啟動不久之際把阿拉伯“團結”在華盛頓和“華盛頓戲法”之下以穩固“石油美元”和讓“石油美元”在中東政治關係層面形成慣性。 伊拉克不可以大勝伊朗,因為蘇聯會出面干涉,也因為華盛頓不會讓伊拉克太強而威脅到與它互為鄰國的那些阿拉伯王權,但伊拉克必須把戰爭打到令伊朗害怕的程度,才算完成華盛頓交代的“任務”,但也因此,“兩伊戰爭”打到慘烈,以至於在未來十幾年內,伊拉克不再能起到威懾伊朗之用。狡兔未死,走狗已經疲憊,亦該殺之,所以在華盛頓“做局引誘”下,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遂被美國打殘——那些準備著屁顛地去充當“美帝走狗”的掌權者(如利比亞的格達費或台灣買辦政權皆然)必須明白各種“華盛頓戲法”之下的“邏輯”,不論“戲法”在中東上演,還是在別的地點。      美軍打殘伊拉克之後,薩達姆“拒絕”再以美元結算伊拉克的石油,但對“華盛頓戲法”來講影響不大,而且華盛頓不難找到各種辦法讓伊拉克恢復“美元的石油”,或者顛覆薩達姆政權,替換為一個聽話的伊拉克政府,而不必犯天下悠悠之口再次以更大規模侵入伊拉克,並實施全面佔領。 這樣看,美軍侵佔伊拉克還有另外的“戰略目標”——繼續保持對伊朗的威懾,並近距離以伊拉克的“民主進程”威懾阿拉伯(非民主君主)王權諸國。美軍“侵入”阿富汗,對伊朗圍而不打並非因為它未能高控阿富汗,而是形成對伊朗的威懾之勢就“已經達成”戰略目標。      兩伊戰爭後,伊朗國力逐漸恢復,而一旦伊朗恢復國力並走向富強,駐伊美軍不足以僅從正面就能夠戰勝伊朗軍隊從而威懾伊朗的石油政策,因為俄羅斯、中國都是伊朗的後盾和依託。(一戰前,伊朗為制衡英、俄在伊朗的爭奪而引進德國勢力,二戰期間又引入美國勢力同樣制衡英、蘇,那麼如今,伊朗引入中國以制衡美、俄的政策亦會是德黑蘭最高戰略層面的佈署,不僅因為中國力量在走強,與伊朗國土臨近,也因為中國是石油輸入國,在大國博弈層面之內、之外,中國與伊朗都有著“必然”的合作關係。)更重要的是,此時俄羅斯更加依賴石油以強國,早晚會對中東石油政治施加強手。於是美軍侵入阿富汗。佔領阿富汗後,美國還可以進一步楔入俄羅斯的軟腹地帶,遏制俄羅斯整合中亞圖謀崛起,或者乾脆進一步肢解俄羅斯。 美軍侵入阿富汗也“阻斷”它與中國這個天然夥伴的陸路聯繫,同時讓阿塞拜疆、土庫曼斯坦保持中立,“隔斷”兩國邊界以減弱伊朗與俄羅斯之間地緣價值的發展。也所以,在維持石油美元這一戰略目的上,只要美軍沒有到必須撤離阿富汗的地步(顯然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必要”),華盛頓在阿富汗就並沒有失敗,華盛頓就能夠“控制”伊朗的石油政策,同時,“圍困”了伊朗還能夠劍指中亞產油大區,“不讓”里海這塊中亞最大產油區的油氣通過伊朗國境這條最近路徑到達波斯灣而“做活”,而是去走「北約」成員土耳其境內線路從而把里海、中亞的石油政策、政治走向操縱在華盛頓之手。也所以,華盛頓不敢也尚無必要對伊朗實施石油禁運,或者讓伊朗財政出現力不能支的情況而迫使伊朗鋌而走險——伊朗已經放棄伊朗產石油的美元交易,但伊朗可以繼續放棄歐元結算,改易人民幣、盧布結算,或者徹底與俄羅斯之能源戰略合作。在整個“華盛頓戲法”中,“維持”(華盛頓的操作力)乃是戲法的神髓所在。      (2011-5-1)獵殺本.拉登後不到兩個月,6月22日奧巴馬宣佈阿富汗撤軍計畫——無論在哪里,只要美軍在當地有“軍事基地”存在,且華盛頓能夠有效排斥俄羅斯勢力,美軍就隨時可以再次進佔那一地區。(奧巴馬說,美國將逐步撤軍,但其戰鬥任務將按原定計劃在2014年12月結束,而不會提前結束。奧巴馬透露,即使在這之後,也可能派駐顯著規模的部隊執行不同的任務。) 阿富汗居地緣要衝,可供美帝威懾伊朗,擠壓俄羅斯在中亞的影響力,還能同時“阻隔”中國與伊朗的陸路能源運輸線,而且阿富汗及其周邊情勢複雜,可供美帝勢力向巴基斯坦、中亞“滲透”,面對這些利益與“陰謀空間”,華盛頓不會讓美軍從阿富汗全部撤離,至少還要留下軍事基地,哪怕華盛頓最終決定以“新戲法”替代“舊戲法”並且也在阿富汗實施“反對派政治”甚至成功拉攏塔利班。 所以,在刺殺本.拉登的多重目的裏,不可能沒有針對阿富汗的戰略意圖——刺殺本.拉登之前,華盛頓必須考慮到美軍占駐阿富汗的“理由”會因抹去拉登而減輕,而刺殺拉登這一行動本身又包含著“華盛頓已經取得戰略成就”這層意義在其中,所以華盛頓一定已經儲備好從阿富汗撤軍的“計畫”了。當時,法、英領銜北約空襲利比亞進入高潮,“阿拉伯之春”即所謂“茉莉花革命(親美帶路黨政治;趕下台政治;反對派政治)”如火如荼,華盛頓“可以”考慮以“反對派政治”取代“華盛頓戲法”去威懾中東及北非、中亞石油產區各國,所以在主要層面,刺殺本.拉登、從阿富汗撤軍都是為“反對派政治”這個“新框架”服務的,儘管“新框架”不是華盛頓的全部目的,甚至可以轉換為支援舊框架的“假框架”,兜售給博弈各方,並贏取戰略利益和籌碼(博弈中,即使“假”戰略也有絕對價值,所以博弈中沒有真確的“真假”。) 從阿富汗撤軍的“計畫”會給伊朗減壓,實則不然,卻能給美國減壓——減輕阿富汗的“反美”能量,從而在阿富汗也啟動“下臺政治”即華盛頓以“反對派”為武器威懾別國的新戰略框架,包括威懾、謀控伊朗。那麼華盛頓實際上給伊朗加諸了第二套絞索——政治絞索,比單純的軍事威懾更有效——單純的軍事威懾反而會加大伊朗社會各層面的反美情緒,伊朗當局會更多地以這種國內政治取向為基礎去加固政權,而“下臺政治”這第二套絞索能鞏固和追加軍事威懾這第一套絞索的效力——畢竟美軍隨時還“有權”再度“增兵”阿富汗、伊拉克,從而裏應外合,顛覆伊朗政權。      刺殺本.拉登勢必引起“基地組織”等“反美”勢力的反彈,加重阿富汗的緊張局勢,從而“要求”美軍不能從阿富汗撤軍。但華盛頓要的是——既要做出撤軍姿態,讓伊朗乃至整個中東、北非、中亞都相信它的“新框架”即將實施,和在潛意識層面打壓反美勢力的心氣,又不能“加速”撤軍,讓美軍在戰術層面陷入被動。 當然,華盛頓需要的“反美”反彈要控制在一定程度之下,所以華盛頓把獵殺本.拉登的“時機”選擇在法英(歐洲資本)轟炸利比亞行動最高潮的時段(卡紮菲的三個孫子一個兒子被“誤炸”身亡的第二天,本.拉登遇刺),把華盛頓的行動“隱蔽”在法、英的罪惡之下,減輕和“轉移”穆斯林對美國的敵意。當然反過來,本.拉登被獵殺也緩和了法英轟炸兒童在世界輿論中的負面影響,還配合法英的轟炸作戰,在短時期內集中力量全面打擊中東、北非的反西方勢力,在協同性層面取得超值戰果,畢竟,華盛頓與老歐洲是盟友,同為“民主”陣營的基礎,畢竟轟炸利比亞在北約名義下進行。之後不久,獵殺本.拉登的海豹突擊隊之一部被塔利班成建制消滅,這一事件緩解了美國本土被恐怖襲擊的壓力,華爾街的操盤室對來自穆斯林方向的干擾可以少些擔憂了。海豹突擊隊何等謹慎,尤其在它的一支小隊“全功”獵殺了本.拉登之後,沒有來自美軍內部的情報,阿富汗游擊隊如何能幹得這麼精准、迅速、漂亮?即使有了美軍透露的情報,阿游擊隊也很難打下這個重要的直升機目標,那麼為了華盛頓的戰略目的,華盛頓會不會派遣一個預備小組去準備做第二次狙殺?恐怕單就讓華爾街放心,讓危機中的美國金融少一個被動因素這層理由還不足以讓華盛頓痛下殺手,海豹突擊隊不僅被做成替罪烤羊——如此囂張的阿富汗反美軍事勢力也要求美軍繼續留在阿富汗,華盛頓的戰略佈署可以在國內外抗議聲音下繼續執行,而駐紮阿富汗的美軍也可以藉此獲得更多安全,即華盛頓以少量海豹突擊隊員的生命換取更多駐阿美軍的生命,和駐阿美軍的行動空間(不要質疑華盛頓紳士的理智和算數水準)。斬首本.拉登勢必引起阿富汗反美勢力的報復性反彈,這樣,針對法英在利比亞行動的進展所能引起的大國博弈變局,華盛頓的整個“反恐戰爭”可以進退自如。 必然考慮到反美組織的報復,華盛頓向反美組織送上海豹突擊隊,故意隱匿這支部隊的番號——當然是隱匿不了的,美軍內部也不可能成功封鎖住資訊。那麼,隱匿突擊部隊的番號——這種反常行為就是徹頭徹尾的引誘和啟發——誘使、邀請反美武裝的意識、潛意識來打擊這支“功勳”部隊,再把它的番號透露給反美武裝……頗有意味的還有:在打掉美軍滿載海豹突擊隊員的直升機後,阿富汗游擊隊宣稱他們以“誘敵戰術”成功引來海豹突擊隊,並報復成功……聰明的華盛頓智囊會把“為本.拉登復仇”的機會作為“禮物”賣給哪一個伊斯蘭恐怖組織,讓它立功,從而“做強”這一支“潛在盟友”,去換取它怎樣的合作?答案已經有了,那就是塔利班,一個華盛頓十年也未能搞定的反美主力軍, 而未來,在華盛頓-塔利班之間的“可能合作”除了前面已經分析過的內容(“反對派政治”這個華盛頓的新的、對舊框架來講起到支持性效果的中東戰略框架),還會不會劍指中國、巴基斯坦? 如果本節中的猜度為真,即海豹突擊隊成建制的被打掉不是純屬巧合,不是阿富汗游擊隊狀態太嗨,那麼可以進一步判知——華爾街、白宮、美帝國防部也包括FBI,它們之間應該有一個不止於協調層面的統一的“辦公室”,而這個“辦公室”裏應該沒有為奧巴馬先生留設座位。      歐佩克內部以中東王權國家占多數,華盛頓也藉此再拉住幾個石油輸出國,把這個籌碼做倒最大化。其中,委內瑞拉在拉美,而華盛頓不敢讓大國博弈者在拉美再開出一場賭局——俄、中、歐盟加上地區大國巴西和委內瑞拉,足以讓華盛頓顧忌。加之,拉美國家都講西班牙語、葡萄牙語,構成一個共同陣營,哪一個拉美政府也不敢徹底做拉美的叛徒——而如果“美國的後院”起火,美軍分兵,輸入西方資本的血源減少,而華盛頓能從南美的反叛中獲得的利益根本是零——這種後果讓美帝不值得先後向卡斯楚、查韋斯接招。委內瑞拉有石油收入支撐,查韋斯又把石油收益還給大眾,讓華盛頓更難顛覆其政權,且客觀上,委內瑞拉還在歐佩克內部,可被華盛頓利用為“美元基石”的一塊邊角,所以查韋斯敢於接過卡斯楚的戰旗對抗華盛頓,替整個拉美出面向華盛頓博弈。華盛頓則在委內瑞拉身邊找了哥倫比亞,以制衡策略低成本地威脅委內瑞拉,使其不越雷池——論人口,委內瑞拉2792萬,而哥倫比亞 4209萬,如果哥倫比亞以戰爭姿態找委內瑞拉的麻煩,委內瑞拉將難以承受。在委內瑞拉鄰國中,哥倫比亞體量第二大,巴西當然第一,但收買巴西顯然需要更高數倍的成本,並且巴西作為拉美大哥,還時時想著怎樣擠走華盛頓呢。      這個“華盛頓戲法”已經被華盛頓政客、華爾街大亨“長期利用”,以此為依託,沙特等國王室的統治已經進入這個“戲法”的框架之下,即王室用向貴族,向國民讓渡石油收益的方式穩固權力。而這種讓渡已經“過多”和產生慣性效應,一俟讓渡內容停滯不增,已經難能控制欲求的國民就更有動力和動機去發起政體革命了。相應地,類似伊拉克的薩達姆獨裁式政權也以它與以色列的敵對關係為基礎——穆斯林社會要對抗軍事強國以色列,就需要軍事集權,這種集權在缺乏現代性基礎、因素和因果的中東社會裏勢必走向獨裁體制,而“反以”又成為獨裁者在獨裁體制下贏得民心從而穩固其獨裁體系的必要法寶。所以,中東的獨裁者政府也自動選擇進入這個以“反以”為基調的“華盛頓戲法”,而不論獨裁者如何反美,需要反美(因為美國支持以色列),他們也要“客觀地”以其石油政策支持美帝的“美元結算制”——因為支持美元既是其獨裁政權避免被美軍和美國特工徹底打掉的理由,其獨裁政體也是在迎合了這個為美元體制服務的“華盛頓戲法體系”之後才能得以發生,得以“成長”的。      由於“華盛頓(美帝)戲法”基於縱橫之術,並沒有堅實的“事實”基礎,華盛頓也就不會,也不需要謀求徹底的全盤控制,而是會在維持戲法的基礎上,去謀求削弱潛在競爭對手——俄羅斯、歐盟和中國。如果華盛頓試圖去為戲法謀求到堅實基礎,不僅成本過高,各大國包括地方大國,也包括產油國也都會起而反抗,構成對美帝的制衡,反而會促使華盛頓的戲法玩不下去,提早終結。維持既有的,本身難解的矛盾(巴以問題,臺灣問題等),使之成為諸多矛盾的彙集點,從而抑制其他潛在矛盾,避免世界政治重新洗牌威脅到美帝國的既得利益體系,也是華盛頓風格化的策略方式,這種“風格”或傳統又源自英-美在地緣局限下“被動”選擇的為霸權目的而設置的“大陸遏制政策”。      (傳媒(時代的)意識形態戰場上,“關鍵字之爭”非常之關鍵,因為關鍵字可以借傳媒介面全面取代頭腦,“暗中取代”思想,“取代真義”與價值。所以本貼盡可能“發明”一些關鍵字,以反制西方資本借傳媒權力去“發明”和流通的關鍵字。 本文所言概念“反對派政治”,即“下臺政治”,其涵義為——對於一個國家的政府,如果它不聽華盛頓的話,就讓它下臺,進一步曰,對以西方之外的各個國家的執政政府、執政黨,誰不聽話就讓誰下臺。這也即所謂“阿拉伯之春”的實質。當然,華盛頓策劃這種野火式的,需要加諸引號的“革命”也遙遙意指東方大國。)       (二)“華盛頓(美帝)戲法”升級,巴勒斯坦申請入聯再入美國圈套      對於華盛頓,它的這個“中東戰略框架”曾長期生效,911事件前,在阿拉伯各國國內,在中東伊斯蘭社會,任何矛盾與衝突都必須為尖銳的巴以問題讓路,但從側面,911事件多少改變了這種格局,即製造了破解“華盛頓戲法”的“契機”,而911事件之發生又是華盛頓為維護“華盛頓(美帝)戲法”而“不得不”入侵伊拉克直接相關,又淵源于巴以問題這個“華盛頓(美帝)戲法”的支點(遊戲之機制)被利用過久而導致的穆斯林的絕望心態。2008年後,美國和西方的金融危機、經濟危機使得美元體系有動搖之勢,美帝在中東的地位也變得不再穩固,於是華盛頓(美帝)亟需鞏固這一戰略框架,或者通過更改而加固它。2011年出現的“阿拉伯之春(親美帶路黨政治;趕下台政治;反對派政治)”顯示華盛頓也或試圖嘗試以在中東全面實施“下臺政治”即“反對派政治”這種“新玩法、新框架”去威懾從而控制中東及周近各國政府,包括非王權政府,在這一新框架中,大約可以放棄以色列這個舊框架中的“支撐點”或曰“遊戲規則”,因而更“普適”,然而如果完全轉換或者大尺度更改舊有的“華盛頓戲法”,華盛頓將面臨比之經濟危機前更多、更複雜的變數,同時,歐洲與俄羅斯都野心複現,中國也介入中東,“大國因素”增加了華盛頓的操作難度與戰略(轉換)風險。      巴勒斯坦正當加速建國進程,並準備向聯合國遞交申請——華盛頓(美帝)當然得知相關資訊,本來,華盛頓(美帝)不須做戰略應對,因為華盛頓也有能力以暗中操作的方式把巴勒斯坦的意圖和動作壓制下去,但金融危機導致美國國力下降,中、俄、歐洲與美帝國博弈正酣,一種樂觀情緒和一種反叛意志也在巴勒斯坦滋長,華盛頓要想平息它們已經頗有難度。華盛頓遂反其道而行之,以退為進,借機(對華盛頓不利之機變)大做文章,也或,巴勒斯坦遞交申請的行動就是首先由華盛頓(暗中)推演過,策劃過的,因而是做過應手儲備的,於是——奧巴馬出面向以色列提出以1967年戰前邊界為基礎的“和平方案”。這是以色列“幾乎不可能”接受的方案,而巴勒斯坦向聯合國敵軍申請又已經“變得”不可避免,所以巴以矛盾將因華盛頓的“巴以新政”而在更深層面被放大,而繼續下去,至少是讓雙方更有“理由”繼續下去,而巴勒斯坦、阿拉伯乃至伊斯蘭所謀求的巴勒斯坦立國,或者地區和平,也包括因巴勒斯坦的申請書而升級的這種期待與謀求本身,都將需要通過華盛頓的“幫助程式”才可能達成。如此,華盛頓反而強化了它的“中東戲法”。      本來,巴勒斯坦人因急於建國和夢想過上和平生活,巴勒斯坦權力階層因急於獲取更大、更現實的權力,都可以在領土問題上做出一定讓步,或曰持保守性立場,但奧巴馬突然拋出更大塊的畫餅在巴勒斯坦人面前一晃,再加上華盛頓可以隨時用其他方式輾轉逢源,不令阿拉伯、伊斯蘭社會對領土畫餅灰心至少有理由去爭取坐實、吃下畫餅的一部分,華盛頓遂追加了巴以矛盾的內容,放慢了巴以和平進程和巴勒斯坦建國進程。當然,如果巴勒斯坦方面能夠做到奧巴馬在附帶條件中所要求的內容,巴以和平倒是似乎頗為合理,但巴勒斯坦及背後的阿拉伯社會能做到麼?(美國新出臺的“巴以政策”對巴勒斯坦方面設下先決條件——要求巴勒斯坦“非軍事化”,“為以色列提供安全保障”,及,禁制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法塔赫”與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聯合組建政府,其中哈馬斯被美、以視為“恐怖組織”,及,威脅以否決票禁制巴勒斯坦單方面去聯合國尋求建國。)數十年的戰爭與戰亂,事實與期望之間的心理落差,以及普通巴勒斯坦民眾與各路政客之間在立國問題上所謀目標不一致,加之大國博弈因素,讓巴勒斯坦內部對立國前景,對國土的期望的分歧已經十分巨大,所以,華盛頓給出的畫餅越大,越好看,與舊的華盛頓立場差別越大,越是出爾反爾,巴勒斯坦內部各勢力越將分歧、分裂,僅此因素就能否決巴以和平,何況華盛頓還保留著繼續“出爾反爾的權利”。      華盛頓(美帝)聲言將在聯合國大會上行使否決權,除了要給 “盟友”以色列和美國國內的猶太人群體一個“交代”,更鼓勵以色列因為不可能滿足於接受1967年戰前邊界為基礎的這一方案而必然產生的社會躁動,增強以色列對既占領土的佔領意志,也給出華盛頓對以色列的允諾——華盛頓將會在暗中以實際行動和財物、技術、外交、輿論等手段支援以色列。 給巴勒斯坦和阿拉伯的“畫餅”是由華盛頓(美帝)給出的,給以色列的支持是暗中的和實際層面的,所以華盛頓(美帝)自動獲得了談判中的裁判員身份,成為“索賄者”,而華盛頓索要的賄賂又似乎“不多”——主要就是“華盛頓(美帝)戲法”的穩固即“美元結算制”的穩固。如此,華盛頓以軍事、傳媒等優勢套取了最大戰略利益——石油美元,並藉此,華盛頓可以縱橫捭闔,全面收割全球經濟、政治利益,佈署下一步戰略,並以真假戰略敲詐全球。也所以,美國究竟在聯合國投否決票還是贊成票,也或棄權,對華盛頓來講都已經不重要了。      華盛頓狙殺本.拉登是在(2011)5月1日,而總部麼發佈“新中東政策”在5月19日,相隔僅18天——美帝借歐洲對利比亞的打擊為掩護狙殺本.拉登,減輕了穆斯林社會對美帝國的反感,作為對美國之敵意的本.拉登之象喻必須被儘快、有效地消解,不能再等待,因為本.拉登“必須”被恰當處置,為華盛頓(美帝)“操縱”今後中東的“反對派政治”開拓政治空間。畢竟在“阿拉伯之春”之型類的“民主模式”下,伊斯蘭極端主義比世俗主義政黨更具競爭力。也所以,“茉莉花革命”應該並非是華盛頓早已預謀下的(勢頭興起後,華盛頓會積極介入、操縱),反而,在金融危機、經濟危機爆發之後,當中東各勢力蠢蠢欲動,也當(地中海主義)法國把手伸向北非並窺覬中東——都威脅到“華盛頓戲法”的效能,華盛頓才開始策劃“新戲法”, 而5月1日“徹底抹去”本.拉登(的象喻)就是華盛頓之“新策劃”的一個重要步驟。      總結華盛頓(美帝)在這一輪“戲法調整”中所獲成果:   1, 由於以色列在1967年戰前邊界“方案“下缺少安全縱深,立國不穩,巴以和平進程將被以色列方面擱置(前文已論述——在華盛頓的縱橫術操作下,巴勒斯坦方面也不得不讓和平進程減速),則在美國的猶太資本將沒有理由向以色列-法國-歐洲方向出走或出逃,或者轉移更多,那麼猶太財團還需要繼續“堅定”地寄生在美利堅,還要繼續支持美元並藉此獲利。從以色列大力發展核武,並著力發展海基核武看,其所謂“安全縱深”還不止面向阿拉伯、伊斯蘭各國而言(按照沙米爾的說法:“一個弱小、易受攻擊的以色列只會逆轉目前的趨勢和引發另一場戰爭”),更鑒於猶太人的悲劇歷史,尤其現當代史,猶太人在心理上需要一個不止於“安全島”幅員的國土縱深。 此外,由於猶太資本在西方國家中權重太大,猶太資本也有理由擔憂被西方非猶太資本收割,從而也有著為其資本立國並且是“立強國”之“需求”。 那麼,“戲法調整”讓歐美非猶太資本保留和擴展了在未來某時收割猶太資本的“權利”。   2, 按照華盛頓“重新導入”的巴以關係邏輯,猶太人復國需要對華盛頓“倚重更多”,則猶太財團還須繼續“堅定地支持”美元,從而也限制和警告在美國的猶太資本勢力,令猶太資本有求於非猶太系的美國政府及其帝國,和美國資本、西方資本,支持、配合“美元政府”的其他政策,從而暫時減輕西方資本內部的,和西方國家與猶太資本之間的矛盾和不信任。   3, 由於以色列還將必須扮演“阿拉伯敵人”之尖銳角色,中東石油輸出國家中作為主體的沙特(沙烏地阿拉伯)等(獨裁)王權國家的王權政體將因此獲得更多安全保障,推後其“被革命”的時間,而美帝最容易控制這種政體下的石油政府,從而保護美元結算制,美元政府就可以繼續握住結算權這塊金融資本主義的“基石”,為度過經濟危機爭取時間,也為它的新一輪戰略佈署爭取時間。   4, 由於在這一輪巴、以“和平”問題上,華盛頓(美帝)的新藍本在表面上看“算是”幫助了阿拉伯,讓阿拉伯人和阿拉伯政界對美帝寄託了更多“希望”,從而令巴勒斯坦,令整個阿拉伯乃至整個伊斯蘭有求於華盛頓(不阻礙巴勒斯坦建國,和爭取更多土地),從而華盛頓可以提升它對中東的控制力。   5, 由於4,並且因為把阿拉伯人的(反美帝)憤怒更多“轉移”給以色列(反以猶),美帝在中東做下一輪戰略展開將變得順暢,也利於華盛頓(美帝)在其他方向展開它整體化的中東戰略,而歐盟、俄羅斯能夠給出的藍本不可能更加有利於巴勒斯坦或阿拉伯立場了,歐、俄、中因此將在中東“遭遇冷淡”,所謂各方協調下的針對美帝的“中東破局”將難尋切入點,難以發力,那麼如果中東沒有發生其他重大變局,華盛頓(美帝)的這個“雞肋藍本”將令中東和平進程必須由美國主導,華盛頓手中籌碼加重,而本身已經夠複雜的巴勒斯坦、阿拉伯諸多勢力內部更難達成協調,在它們達成妥協和自解心理繩縛之前將不得不協助華盛頓的戰略佈署。   6, 通過調整讓“中東戲法”繼續生效。華盛頓擔憂“阿拉伯之春”這種推行中的“反對派政治”即“下臺政治”不易獨立作為框架去有效和穩固地控制中東主要石油輸出國(的對美元結算制的支持立場)。 同時,阿拉伯的團結、伊斯蘭的團結都需要一個共同的敵人,有以色列在前,阿拉伯、伊斯蘭的大敵都只能是以色列,則,不僅美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開穆斯林的敵意,減少和減輕被“超限”攻擊,同時因為減輕了敵意,華盛頓為它將可能與被它原稱的“恐怖主義組織”的“重新合作”擴展了空間,即同時也為“阿拉伯之春(親美帶路黨政治;趕下台政治;反對派政治)”擴展了空間(乃至擴展到全球)。   7, 基於6,更具可行性的“阿拉伯之春(親美帶路黨政治;趕下台政治;反對派政治)”計畫就對(獨裁專制)王權國家構成了更大的壓力,美帝有了與阿拉伯、伊斯蘭各種勢力包括極端主義勢力展開,和預備展開合作這一態勢,更能夠“返身威脅”各王權體制和王權政府,令其“更聽命”於華盛頓,從而令“華盛頓戲法”的基礎(威脅和利用阿拉伯王權政府)得到加固。   8, 奧巴馬的這款“巴以新政”出臺於(2011)5月19日,當其時,“阿拉伯之春(親美帶路黨政治;趕下台政治;反對派政治)”正當火爆熱炒,北約正在強化中的對利比亞政府的“軍事打擊”也佐證著“阿拉伯之春”的可能前景,而“阿拉伯之春(親美帶路黨政治;趕下台政治;反對派政治)”本身即可以成為華盛頓在中東的“新戲法”——即使它是假的,策略性的,或者被設計為——一邊在王權諸國面前把戲碼做足,一邊真實地把戲法用於非王權國家——真與假相互印證,都被做足了成色,真實性被放大。當此際出臺“巴以新政”可謂時機得當,恐怕華盛頓的推演、計算經常要精確到一天之內。   9,“反對派政治”即“下臺政治”這個華盛頓的“新戲法”被華盛頓做得越真實,意圖越明顯,越堅定,華盛頓就越是可以“藉此”去在舊戲法的框架內威懾沙特等王權政府,即越能強化舊戲法。 那麼在新戲法做足戲碼之際,華盛頓在新、舊戲法之間進退從容,更在一個新的層面,把華盛頓在新、舊戲法之間的選擇權做成“第三個戲法”,即,在新、舊戲法之上又做出一折戲法——完成“乾坤大挪移”,其能效是:讓新、舊兩個戲法都更具真實性、可行性,並且,以新、舊兩個不同戲法和華盛頓在新、舊兩個戲法之間的選擇權——這三張千牌去“全球政治桌面”向各方博弈者做【戰略欺詐】。      如此,“華盛頓戲法”獲得了版本升級。      從效果看,在這一輪巴、以問題的演繹中,奧巴馬-希拉蕊政府開罪了美國的猶太選民,猶太資本持股(操控)的媒體(如福斯新聞/Fox News)也會對大選走勢產生影響,而美國輿論也頗有聲音申斥奧巴馬政府的巴以政策,這又“證明”了下述現實——奧巴馬、希拉蕊“並沒有”為自己或(和)為民主黨的選票而犧牲美元利益、在美國的西方資本的利益,民主黨也沒有為選票而出離在美資本、財團的立場,即說明美國的民主黨、共和黨還是,一直是有著【共同的後臺老闆】,即此兩大黨其實是一個黨,即說明美國其實是【一黨制國家】,而這個“一黨”的後臺老闆只可能是在美資本財團,同時也似乎在證實——非猶太財團對華盛頓的影響力大於猶太財團的影響力,或者也證明(猶太)資本的意志會首先執行它的的慣性本質(利潤),而資本的寄主才是資本的“祖國”。同時也說明奧巴馬、希拉蕊的上司不是他們的民主黨黨部,而是在美國、西方“存在著”的“某一組織(共濟會?)”,這個“組織(共濟會?)”可以向奧巴馬、希拉蕊(政治代理人)“下達命令”,並且這個組織(共濟會?)有自己的智囊團,且以這個智囊團的能力可以讓聯合國大會上的各國代表響起如潮水般的掌聲——被美帝(更準確地說,是美帝的持股人,是這個組織)賣了還幫美帝數錢,而這個組織是不是名曰“共濟會”並不重要。      美國政府沒有得罪阿拉伯,也沒有得罪以色列(或者說奧巴馬拋出的“巴以新政”開罪了以色列,也就“有理由”在今後的巴以政策上更多地偏袒以色列,這一點無人懷疑)。反正美國是必須投票的,哪怕是棄權票,所以在投票前華盛頓盡可以鼓噪說它要投反對票,以獲得以色列和美國猶太選民的心,以及給他們一個“畫餅”——美國會在“暗地裏”支持以色列保留更多國土。如果美國在聯合國大會上投贊成票或者棄權票,以不開罪阿拉伯國家和穆斯林民眾,這種做法也會得到猶太選民的“諒解”,雖然可能不諒解奧巴馬,但出於需要還是會諒解“美國”。事實上,理事國(有投票權)中反對巴勒斯坦入聯的國家有美國、法國、英國、哥倫比亞、德國、葡萄牙和波黑——美帝國成功拉攏了中的英、法、德,其手法恐怕甚至不需要以資本攻擊相威脅,或以資本合作為誘餌,恐怕只需說服程式,讓英-法-德及老歐洲資本對華盛頓的戰略佈局做出它們自己的“準確”判斷,並準備跟從美國收割全球,就可以說服英法德了。 此外,目前美國在“外交場面上”壓制以色列,“只不過”是在破除歐盟(主要是法國的)預圖領銜承認巴勒斯坦國這個路徑,這個籌碼。法國、義大利或者就是歐盟在承認了巴勒斯坦國之後,可以獲取阿拉伯國家的合作,進一步把“大地中海”坐實,而“大地中海”也能為以色列提供一定的進一步的安全保障,從而保障在美猶太資本的權力。但美國有攪局能力,華盛頓告訴法國和歐洲——不要對中東石油權力要求過多,尤其在法國“贏得”了在利比亞的石油權力之後,不要去要求更多。至於其他幾個理事國則無非擺設,且無需對伊斯蘭輿論感冒的政府,畢竟在華盛頓升級了它的“中東戲法”之後,支持“巴勒斯坦入聯”已經變成了場面上的事情。      華盛頓出臺“巴以新政”,要求猶太財團支持美國政府和美元利益,才可能有機會去謀求到一個安全的以色列國——作為猶太資本的後盾。那麼,華盛頓首先是“捆綁”了猶太財團,然後才在相反的方向“客觀地”加深了兩大資本之間的裂痕。 如果美國投贊成票或者棄權票,並且這個以1967戰前邊界為基礎的方案被聯合國在相當程度上認可,並且,在隨後的操作中以色列不得不放棄大部分佔領區,並巴以達成1967版的真正的和平,那麼西方非猶太資本就“吃定”了猶太資本,至少站在了有利位置,有了“吃定”猶太資本的“權利”。這樣在同時,雖然巴、以之間能夠在未來一定時期內獲得真正意義上的和平,美帝不能再像此前那樣把以色列樹立為阿拉伯的首要敵人,即阿拉伯民眾的鬥爭矛頭更多地將要指向產油國的(獨裁專制)王權政體,美帝卻可以藉此“更高程度地威脅”這些王儲政府,讓“美元結算制”更穩固。 如果阿拉伯的“茉莉花革命(親美帶路黨政治;趕下台政治;反對派政治)”勢頭走高,真的威脅到這些產油國的聽話(聽華盛頓的話)的王儲們,則華盛頓可以隨時支援以色列,包括實質性的支持和輿論上的支持,把阿拉伯民眾的衝動“引導”去以色列那裏(*****這段分析引向一個破局的方法,破解“華盛頓戲法”對伊朗方向,從而對西方之外的地球村的威脅*****)。 如此,通過兩邊送“畫餅”,華盛頓“拓展”了它的戰略操作空間,吃餅子的將不是阿拉伯、也不是以色列,而是華爾街-華盛頓大亨。 再退一步,即使巴以得以達成長久和平,從而美帝不得不放棄對(獨裁專制)王權(盟友)的(長期)支持,改以“反對派政治”為基礎操控整個中東,即“阿拉伯之春”被普及,中東也勢必將會更加混亂,以致戰亂不息,因為——西方資本不可能允許一個“阿拉伯資本財團”正式參與到全球資本博弈中來。由於龐大的中東資本還直接控有中東石油資源,勢必排斥西方資本在中東的既得利益份額,以圖“阿元”可以獲得更大權重,則,在俄羅斯、歐盟、中國的支持下出臺“阿元”而聯合歐元、盧布、人民幣去驅逐美元的動機將付諸行動。即使“阿元”不被出臺,手握石油的阿拉伯資本也對華爾街的利益構成重大威脅,比如阿拉伯資本可以威脅華爾街——如果“阿資本”聯合歐元、盧布、人民幣,則華爾街必然失去“鑄幣權”和“鑄幣稅”,失去向全球進行金融劫掠的地位,所以,華爾街必須讓渡部分金融霸權利益給“阿資本”。如此,猶太資本、美國非猶太資本、歐洲資本、日資,再加上“阿拉伯石油資本”——資本之間的矛盾將變得更為複雜和升級,必須有某一方或者幾方資本做出“犧牲”,於是全球資本大洗牌不可避免,且主要引向資本主義內部的資本大洗牌,而在這種複雜局面下,加上俄羅斯對石油霸權的窺覬,和歐元的“遠大”理想,華爾街將衰落無疑,也所以華盛頓不會選擇這種路向。(*****這段分析引向一個破局的方法,破解“華盛頓戲法”對伊朗方向,從而對西方之外的地球村的威脅,包括對極有可能首當其衝的日資與日本經濟、猶太資本與以色列國家安全的威脅*****)      如此,美帝不可能允許中東走向和平,哪怕巴勒斯坦地區獲得了相對和平,更多的中東、近東、北非其他國家卻要“被動亂”、“被戰亂”。 相對而言,在西方帝國稱霸的背景下,以“巴以矛盾”和阿拉伯王權為基礎的過去幾十年間的“中東框架”或曰操控中東能源及獲取美元霸權的“華盛頓戲法”反倒對中東的總體和平目標有益一些。 前文已述,伊拉克、阿富汗戰爭之亂的關鍵原因就來自“巴以-阿拉伯王權體制”這一由華盛頓設計、實行的中東框架受到了衝擊,那麼如果這一框架被“反對派政治”即“下臺政治”之“新框架”所取代,美帝也當然不惜以戰爭、戰亂去維持這一“新框架”,【內戰-干涉-佔領模式】將重複上演,美國軍工資本還可以藉此把當地的石油收益轉賬到他們名下,再去支撐其霸權體系。 何況,以色列為了獲得它的安全縱深也不會充當看客,而阿拉伯資本與猶太資本、西方資本之間也會由於阿拉伯資本獲得了更多獨立性而展開直接衝突,衝突的方位難道會偏離中東麼?      中國、歐洲、日本等方面作為中東能源的需求方都希望油價走在低位或者至少平穩,同時,這些作為能源需求方的經濟實體也是全球經濟的發動機,而中東王儲政權卻要求從高油價獲取利益,華爾街既要從這些主要經濟實體收割金融利益,不能讓這些實體經濟走得太弱而乏有羊毛可供收割,又不像放棄單極霸權,還要顧及中東王儲政府以高油價逐利並要求手中結算到的美元不再貶值的要求……遂陷入矛盾。在中東,華盛頓以 “完善”“華盛頓戲法”,和在戲法中縱橫捭闔,和不惜以戰爭(伊拉克、阿富汗)、封鎖(伊朗)為鞏固戲法(同時也保持王儲國家的石油份額和推高油價為解決矛盾)的法術,並選擇時機或推高油價,或壓低油價,或以此“權力”為籌碼去為華盛頓針對各主要大國及歐盟的博弈佈署服務,當然也為華爾街套利服務。 進一步地,在“華盛頓戲法”得以升級,美元結算得以穩定之後,或者加上巴以達成一時和平之後(巴以在華盛頓裁判的“監督”下望著天棚上不同的兩張大餅無休止地談判),同時在利比亞問題告一段落而歐洲獲得一定的石油權力之後,美國和歐洲,或者也加上被動加入的阿拉伯產油國對能源的控制能力、歐佩克對油價的更高程度的控制能力——它們會不會聯手攻擊南方經濟體,以圖犧牲南方國家而走出金融危機、經濟危機?或者,會不會藉由這條路線再通過針對中、俄、日本展開金融戰、經濟戰以圖擺脫危機?並借製造危機(包括美歐日的危機、南方經濟體的危機)收割股份和霸權利益?      在全球,華盛頓希望把這些“其他”經濟實體,也把俄羅斯都壓制成“小政府”,從而讓這些博弈者失去抵抗的能力,同時,畢竟美國本土生產成本過高,於是【㊣全球化】“被推出”成為華爾街及西方資本之“出路”——西方資本試圖既收割金融羊毛,也收割全球股份和紅利。然而為了展開和維持【㊣全球化】,美帝國與這些經濟實體及其背後的國家力量博弈,與俄羅斯等大國的野心博弈,也要在中東“鎮壓”因實施數十年的“華盛頓戲法”而引起的“反動”力量,不免力不從心。如此,華盛頓更需要以各種“戲法”突出困局,並亂中取利、取勝,收割權力與股份。地球人不能忽視「華盛頓戲法」之能為,英美傳統下,早一次的“大戲法”可追溯至本文A2章節中推演的“直布羅陀陰謀”——英國在縱橫捭闔中,甩開其歐洲競爭者、盟友,只以西班牙為“長期盟友”,遏制了歐亞大陸,而後再把拉美做成向西方資本“割開的血管”,最後,唯一的勝者只是英美資本(法國資本、猶太資本、德日資本只不過在不同時期搭車。說到底,從英國崛起開始,在英美的傳統“制衡邏輯”之下,被允許成為最後贏家的只有英美資本。)。 從更大的戰略視野,本文中所謂“直布羅陀陰謀”、“台島欺騙”“華盛頓戲法”都可視為英美在其“大陸遏制政策”下衍生的制衡、縱橫之術,並在制衡層面之上,再以縱橫之術去謀奪最大化的霸權利益。 (三)“華盛頓戲法”與近日敘利亞問題      敘利亞作為“反以”堡壘國家,其優勢有—— 1,在以色列的鄰國中,敘利亞體量較大,敢於“反以”。 2,戈蘭高地問題。 3,宗教方面,敘利亞國內是少數派統治多數派,執政者需要用“反以”整合國內社會之“意識形態”和民眾情緒。 4,大馬士革曾長期作為伊斯蘭的政治經濟中心,作為對抗“(基督教)十字軍”的前方堡壘和象徵。 5,與蘇俄有傳統盟友關係。 6,敘利亞經濟以農業為主,石油收入不多,與“石油美元”無涉,不構成威脅,故而華盛頓對大馬士革“不甚在意”。 當然,大馬士革之所以有的“反以”傳統,還不止於此——      以色列周邊國家中,除了敘利亞之外都算“親美”——黎巴嫩、約旦兩國弱小,兩國不足以作為“反以”前哨。土耳其是北約針對蘇俄的前沿,而埃及有蘇伊士運河,土、埃兩國如果“反以”,則對華盛頓的戰略佈署不利。但華盛頓需要巴以之間的鬥爭保持一定烈度,那麼只有敘利亞適合作為華盛頓留下的“反以”堡壘,因此華盛頓不希望敘利亞變成親以、親美國家——沒有了“反以”堡壘,真主党和哈馬斯將失去近距離支持,“華盛頓戲法”就不好玩下去了。所以數十年來,敘利亞沒有被華盛頓的拳頭“照顧”,包括“民主拳頭”。     但現在巴勒斯坦申請入聯已經落入華盛頓的圈套,巴以衝突的烈度在巴以之間有了一定保證機制,華盛頓還推出新戲法(反對派政治,即下臺政治),“可待”取代舊戲法,那麼敘利亞的“反以”的現政權對華盛頓就不再有多大價值了。何況,即使敘利亞政權更迭,多數派上臺並在形式上“民主化”,敘利亞的“反以”優勢中還有5項繼續存在,敘利亞仍舊可充作那個華盛頓樂見的“反以”堡壘。所以,華盛頓可以把敘利亞納入“茉莉花革命”了   過去,敘利亞的“反以”政權是華盛頓做中東“戲法”的一個棋子,可能也一度作為迷惑俄羅斯的一張千牌,現在,敘利亞卻可以變成“茉莉花革命”的最成功案例——如果在中、俄的保護下,敘利亞政府還是被華盛頓“顛覆”,那麼華盛頓手中的“下臺政治”這個“民主武器”就更具威懾力、說服力了,而最能感受到威脅的無疑是伊朗和沙特(沙烏地阿拉伯)等王權國家,又以伊朗為甚,則華盛頓的“新戲法”將對“舊戲法”更具支持力。 這幾天,土耳其加入反對敘利亞當局的陣營,土耳其行動的背後也應該有華盛頓頒發的“許可證”,恐怕還是擇期辦法的。而中、俄對“敘利亞決議”投反對票,除了可以抑制華盛頓新、舊戲法的效能,還可以通過保護伊朗而保留一項可供反擊華盛頓的權利。 然而從敘利亞國內情況看,它走向“茉莉花革命”已成大勢,而華盛頓也認為它可以放棄敘利亞現政權,那麼阿薩德下臺應該是遲早會發生的事件,如果俄、中不以策略介入則不能逆轉的話。(*****這裏所謂策略可能最好是——擠開西方,在敘利亞人民的邀請下,中、俄以聯合國或者某種國際身份介入敘利亞的民主“化”進程。如此,從根基上徹底反擊西方的“下臺政治”即“反對派政治”。*****)      威懾伊朗是防禦性的“美元任務”,楔入俄羅斯的中亞軟腹則是華盛頓進取性的戰略佈署。西方公司正在盡力把中亞能源向歐洲連接輸送,勢必加強中亞國家的親西方立場,從而華盛頓可以伺機一舉肢解俄羅斯,那麼阿富汗這支楔子對於華盛頓來講也就至關重要。也所以俄羅斯急於強化它在西伯利亞的經濟、軍事佈署,同時積極發展高鐵鞏固國內聯繫,更在3天前(2011/10月4日),俄羅斯總理普京發表文章,呼籲前蘇聯國家統合為“歐亞聯盟”(普京強調,成立將於2012年啟動的俄羅斯、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統一經濟空間“不僅對這三國,而且對前蘇聯地區所有國家來說都是具有歷史意義的里程碑”)。積極地,俄羅斯在等待機會,以它的油氣供應地位、軍事實力和地緣跨度為基礎去取代石油美元霸權(不這麼想的俄羅斯人不是好的俄羅斯人,甚至連壞的俄羅斯人也算不上——他根本就不是俄羅斯人)。那麼俄羅斯也需要在影響中亞油氣輸出國的基礎上去“操控”,至少是高度影響中東石油政治,而既然在金融方面俄羅斯難有作為,更難在阿拉伯王權諸幫施加重要影響,那麼伊朗對俄羅斯的霸權戰略就至關重要。所以,莫斯科不會讓伊朗強大到可以逃離俄羅斯之威懾的地步——去年,俄羅斯賣給伊朗S300導彈系統的合同被俄羅斯單方面終止了。本文認為,俄羅斯在等待給美利堅突然一擊,致命一擊,此前則盡可能引動美國同其他國家、國家集團、資本之間的矛盾。其中包括美-伊矛盾,以為莫斯科的致命一擊提供條件與平臺。所以莫斯科不賣給伊朗S300系統不止一層目的,還要藉伊朗方位力量不足而引動華盛頓進一步威脅伊朗的動作,同時,伊朗只有在對俄羅斯有所需求的情勢下才肯歸順俄羅斯,在美帝國加大對伊朗的壓力的情勢下才肯更加依賴俄羅斯。當然,莫斯科也通過“出賣”伊朗,在現時向華盛頓換取其他籌碼。同時,莫斯科還要引動伊朗的另一個戰略盟友——中國在伊朗問題上更賣力,也從而加劇中美矛盾,再借中美矛盾去加速引發華爾街金融崩潰之勢,然後俄羅斯可以收拾河山(想得多美!)。  然而,俄羅斯的這種“誘敵”戰略有一個前提,即“華盛頓戲法”維持在此前水準,或者有所縮水。華盛頓應該看到了這一點,所以華盛頓的新戲法即“下臺政治、反對派政治”還有另一層面的目的,即破解俄羅斯的這個“誘敵戰略”——華盛頓要利用“茉莉花革命”以“席捲”之勢吞下敘利亞,再“吞向”或者也吞下伊朗,並且影響中亞那些已經有過“顏色革命”的政權進一步選擇“親美路線”,令俄羅斯、中國不勝防範,甚而衝擊俄羅斯國體、中國政體。 也所以,如果按照“東方評論員”的概念說敘利亞問題是俄、中的“止損點”,止損與否卻與巴以問題關聯較遠,而是——敘利亞問題於不經意中深深涉入伊朗、中亞大局,構成俄、中的“止損點”,也在意識形態層面構成俄、中的“止損點”。或者,俄、中也可以主動出擊,化“止損點”為可供反制華盛頓的“楔入點”(見上一節,*****標注的內容)。 文/空蕩的原野 2011-10-8
  26. 2012/12/05 於 08:33 patchpieces

    《消費時代的意識形態戰爭——華盛頓刺殺本.拉登》
    《消費時代的意識形態戰爭——華盛頓刺殺本.拉登》

    在A2部分曾經談到:英國在對付拿破崙這個“歐陸的抵抗象徵”時,怎樣選擇其處理方式。
    現在再看華盛頓是如何“繼承”倫敦的“政治文化”傳統,去對付本.拉登的。而且,“詩學層面”的操作反而不易遮掩,可以為我們偵緝其戰略部署提供背景和密鑰。

    1. 消費時代的傳媒刺殺——本.拉登

    在美國發明了一種可稱之為“傳媒民主”的東東“取代”了真實民意的時代,在消費社會的傳媒時代,對一個身體進行物理刺殺反而是浮雲,以“新聞的方式”消滅掉一個象喻(本.拉登作為“以恐怖方式反抗西方強權的一個穆斯林”的符號和象徵)才算真實事件。
    如果此次(2011。5。1)刺殺本.拉登為假,那是因為本.拉登“不可以”因病掛掉,而“必須”被美國親手抹去——這才宣示了霸權,也讓美國有繼續其霸權的國內動力——讓作為美國政府之名義雇主的納稅人有繼續支持華盛頓的理由,可稱之為美國的“納稅愛國主義”(所以作為被統治者的美國的“平民公民”,他們卻總是有著統治階級的立場和意識)。但來自平民的稅金遠遠不能與大資本比實力,比影響力。或者也就是,以挾制的方式 “收購”了美國這個國家機器的資本家集團有權消費“美國的武力功能”。
    如果此次刺殺本.拉登為真,不予活捉是因為“不能允許”在審判臺上惹出爭議,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