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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主導的全球性法西斯白色恐怖/中情局收買顛覆政變/美英扈從買辦軍事獨裁政權/新自由主義/柏克萊黑幫/芝加哥學派/芝加哥弟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國營戰略產業私有化/災難資本主義/華盛頓共識/轉型正義/反中支不反美帝本土偽左派】芝加哥弟子與新自由主義在拉丁美洲的泛濫

近幾年來,在拉丁美洲國家中,一批中左翼和左翼的政黨紛紛上臺執政,而且據報導,在今年將舉行大選的十多個拉美國家當中,除個別國家外,中左翼獲勝的可能性均高於右翼。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與新自由主義在過去的幾十年中給拉丁美洲國家帶來的災難性後果是密切相關的新自由主義之所以能在拉丁美洲泛濫,除了以美國爲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統治集團利用「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以及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機構趁這些國家處於債務或經濟危機時迫使他們接受新自由主義政策之外,有一批被稱爲“芝加哥弟子”的經濟學家也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關於“芝加哥弟子”,根據筆者的瞭解,大致有兩種不同的涵蓋範圍。狹義的是指大約25名左右在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獲得碩士、博士學位並在皮諾切特執政時期被委以重任的智利經濟學家。廣義的是指近百名在該系獲得碩士、博士學位並返回各自國內任職的拉美地區的經濟學家。這些人都深受以弗裏德曼爲首的「芝加哥學派」經濟學的影響,並與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的教授(尤其是阿諾德·哈伯格)有長期的聯繫,爲新自由主義在拉丁美洲乃至世界(一些“芝加哥弟子”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機構裏任職)的泛濫起了重要作用。

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的實踐是從智利開始的,而智利的“芝加哥弟子”在西方的名聲最大,限於篇幅,本文將主要敍述他們的情況而對整個拉美的情況僅作簡單介紹。在此之前,我們有必要先來看看芝加哥大學經濟系。

芝加哥大學是由約翰·洛克菲勒於1892年出資4500萬美元建立的,從一開始就具有保守的親資本家的傳統和名聲,甚至被人戲稱爲“標準石油大學”(標準石油是洛克菲勒家族的公司)其經濟系具有長期的保守主義傳統,其第一任主任J.Lawrence Laughlin 就是美國當時最保守的經濟學家之一。該系從一開始就以一個堅持正統經濟學教條和極端保守主義的政策的中心而著稱。在20世紀30年代,Frank KnightJacob VinerHenry SimonsLloyd Mints等一批非常聰明的保守主義經濟學家加入了芝加哥經濟系。有人把這個時期稱爲該系的黃金時期。雖然該系也曾經雇用過Oscar Lange之類的社會主義學者,但其主流一直是保守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隨著一批重要學者的離開和去世,該系也曾經歷過一個比較困難的時期。但是, 隨著弗裏德曼(Milton Friedman等人的加入以及另外一些學者的成長,該系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並大大發展了「芝加哥學派」。該學派的學者都鼓吹自由市場經濟”,他們主張應該由市場來解決各種問題,並對政府干預持懷疑和排斥的態度。他們堅信經濟學是一門科學,從而經濟政策應該由專家來制定。

20世紀30年代至70年代之間,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是西方經濟學的主流,而「芝加哥學派」只是處於邊緣的地位。但隨著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西方國家所面臨的一系列經濟問題的出現,這種情況出現了變化。70年代開始,以美國爲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的統治集團發現「芝加哥學派」經濟學更有利於他們的利益,從而大量的金錢被投入到該系,在媒體的配合下,該學派在美國和世界的其他地方的影響都越來越大。

智利項目與芝加哥弟子的産生

在美國,年紀在60歲以上的經濟學家都知道,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芝加哥大學的一批教授參與了把「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出口”到智利的一個項目。在這個項目中,這些教授選送了一批經濟學家到智利的一個大學去進行經濟學教育,同時從他們在智利的學生中選取了一批學生(70年代早期其總數已經接近 100)到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唸研究生,這批人中的絕大部分在獲得碩士或博士學位後又紛紛回到了智利。這批接受了「芝加哥學派」經濟學的學者後來在(美國扶持的)皮諾切特靠軍事政變上臺後都被提拔到了很高的位置,被人們稱爲芝加哥弟子

50年代早期時,智利的學術界對「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教條是排斥的美國一位在智利首都聖地亞哥的高級援助官員意識到如果「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能夠給智利的大衆啓蒙以使之認識到他們政府對“外貿和外國投資”的錯誤觀念的話將是非常符合美國利益的。同時他還認爲如果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家能夠和智利當地的一所大學進行合作的話,他們所支付的美元將獲得很好的效果。這裏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從一開始,這個項目在美國的合作對象就排除了其他大學而指定了只能是芝加哥大學,而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當時在美國並非主流。

剛開始,美國人在智利選取的合作對象是智利國立大學,但該校的經濟學教授們並不歡迎這個要與「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合作的項目,雖然這個項目可以給他們帶來不少好處。美國人只好去和智利的天主教大學商談合作事宜。這個具有保守傳統的大學即便在智利也算不上是好大學,而且其經濟學很弱。雖然剛開始這個大學還有點擔心「芝加哥學派」的對人的理性的推崇與教會所鼓吹的教條之間的衝突,但考慮到與芝加哥大學建立官方的正式聯繫意味著可以極大的提高該校的聲望,而且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正好可以填補該校在經濟學方面的許多空白,他們最終達成了合作協議。

而對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家而言,由於當時在美國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是主流,其他大學(尤其是常春藤聯盟的大學)的經濟系對於研究生更有吸引力,故從國外招收一些很有潛力的研究生無疑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何況這些學生的全部費用都有人支付了呢。同時他們中的發展經濟學家還期望能從這種合作當中獲得重要的學術回報。比如說在智利的研究基地將給舒爾茨(也就是那個號稱提出了“窮人的經濟學”的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關於人力資本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的假說提供一個試驗場所。除此之外,他們還相信通過他們像傳教士一樣的工作在智利使得人們轉而相信他們的更好的經濟學說是對公衆利益的一種貢獻。舒爾茨曾在被人詰問爲什麽芝加哥大學在智利天主教大學的學者不與智利國立大學的學者合作時回答說:“我們到這裏是來競爭的,而不是來合作的。”

最初的協議是由美國政府(和其他美國基金會一起提供資金)、芝加哥大學和智利天主教大學三方在1956年簽訂。剛開始只簽了三年,後來又幾次續簽,這個項目總共持續了8年。一開始,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家被派到智利,他們改造了天主教大學的經濟學教學大綱,並從本科畢業生中選送那些有潛力的學生到芝加哥留學,這些學生大部分都回到了智利,其中一部分(主要是最初的幾屆學生)回到了天主教大學接替了他們的美國老師。1964,這些“芝加哥弟子”已經完成了對該校經濟系的控制。

這些“芝加哥弟子”剛開始在天主教大學也是比較孤立的。他們具有旺盛的精力和才氣,同時對他們從芝加哥大學學到的理論的正確性具有傲慢的(盲目的)自信。即便是在智利天主教大學經濟系的老一代教師中間他們也並不受歡迎,但他們仍然宣稱他們是該校唯一的一群真正的社會科學專家。剛開始,由於芝加哥風格的教學方法太過抽象,並與學生的生活經驗相去太遠,學生們也不喜歡他們。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逐漸贏得了一批忠誠的學生。美國政府的相關機構決定推廣這種模式。在「福特基金會」的資助下,其他拉美國家的學生也被招到智利天主教大學進行本科學習,那些學業優秀的學生也被選送到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專門爲拉丁美洲學生設立的一個研究生項目中繼續學習(該項目由弗裏德曼的同事和朋友哈博格教授主持)

他們在智利社會中剛開始也是孤立的。他們不僅與天主教大學的其他教授關係緊張,與智利的其他經濟學家也幾乎沒有聯繫。他們也不受當地的商界的歡迎,因爲企業家們普遍對他們對政府干預的大肆攻擊不以爲然。一件偶然的事件帶來了轉機。在1967年發生的一次學潮中,商界的領袖們發現,整個智利除了天主教大學經濟學院外,幾乎所有的教育機構都在學生們的抗議中暫時關閉了。從此以後,“芝加哥弟子”就開始頻繁地被邀請到那些企業資助的思想庫和雜誌發表演說。但是,他們對智利政策仍然沒有什麽影響。

皮諾切特獨裁政府與“芝加哥弟子”

1970年的選舉中,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阿連德獲得了36%的選票當選爲總統,他對智利的礦業、工業和銀行實施了較大規模的國有化”,同時大幅度增加了在社會服務方面的政府開支。雖然這些政策在改善大衆生活和經濟發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於這些政策在設計和實施過程中的一系列問題,再加上國內外資本家的反對和搗亂,智利經濟陷入了危機。1973年智利GDP下降了5.6%,通貨膨脹率達到605.9%1974年財政赤字占GDP24.7%面對這種情況,反對派結成了同盟,而“芝加哥弟子”也第一次在其中獲得了政治友誼

1973,由皮諾切特領導的一場軍事政變推翻了阿連德政府,並建立了一個以皮諾切特爲總統的獨裁政府(已經公開的美國政府和情報機構的文件表明,從阿連德上臺開始,他們就策劃並參與了一系列旨在推翻阿連德政府的活動,包括這次軍事政變)。該政府當時要解決的任務首先就是控制通貨膨脹並把上屆政府國有化了的那些企業私有化。他們不懂經濟,必須尋求經濟學家的幫助。他們首先找到了基督教民主黨的經濟學家,但他們給他們的幫助附加了皮諾切特不願接受的關於其人權政策方面的條件。皮諾切特只好去找那些“芝加哥弟子”,後者迅速拿出了方案並在政府關鍵經濟部門中獲得並長期控制了一批重要職位(比如說經濟部長、財政部長等)

他們根據他們所掌握的“科學”開出了治療智利經濟問題的藥方:必須用看不見的手去代替看得見的手”,即用市場去代替政府干預。被國有化了的企業立即被私有化了,公共開支被大幅度地削減了,對國內市場的保護政策被廢除了,智利經濟對外國貿易和投資開放了。除了匯率仍然不允許浮動外,其他的經濟政策都直接來源於「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著作。爲了支持這些政策,雖然上述的“智利項目”已經結束了,弗裏德曼、哈博格以及哈耶克都在隨後不久訪問了智利,並發表了大量的演講。

這些政策在控制通貨膨脹方面確實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雖然並不如他們所希望的那麽快。隨著關稅水平的大幅度降低,進口替代制度被廢除了,非傳統性的出口大幅增長。但與此同時,失業率也大幅度攀升(到1982年達到了24%),貧富分化急劇加大。爲了維護統治,皮諾切特政府對國內的批評者和反抗者實施了殘酷鎮壓。

自由與獨裁統治

有人也許會對高舉自由大旗的「芝加哥學派」的弟子們如此自然的與一個獨裁政府合作感到奇怪,但這並不是個案1965年(印尼)蘇哈托通過政變上臺建立獨裁統治後,同樣有一批美國培養的印尼經濟學家與其合作,並被提拔到了關鍵的經濟部門的重要位置上,史稱“伯克利(/伯克萊)黑幫(Berkley Mafia)”。他們推行的政策與“芝加哥弟子”的非常相似。

而且,有學者指出,這其實可以從「芝加哥學派」的主張中找到答案。該學派認爲,他們的經濟學是一種科學,而科學是與價值判斷無關的,與價值相關的應該是意識形態因此,在他們看來,如果一個獨裁政府允許他們這樣的掌握了科學的專家爲了維護公共利益去控制和制定各種政策,那麽這個政府同樣是很好的。同樣,在他們看來,民主政體未必就是合適的,因爲他們往往被來自特殊利益集團的政治壓力所困擾。

“智利奇蹟”與國際經濟學界的變化

隨著開放政策的實施,外國投資開始增加,經濟開始增長,雖然失業率不斷攀升,實際工資下降,美國媒體以及「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開始鼓吹所謂的“智利奇蹟”,宣傳自由市場經濟在智利取得了成功

與此同時,面對著60年代後期開始並在70年代開始加劇的一系列經濟問題,以金融資產階級爲首的美國統治階級開始意識到必須打垮國內、外的工人階級的力量,並摧毀社會主義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發展民族經濟的努力,而「芝加哥學派」經濟學正好提供了相應的理論支持。因而,從70年代開始,大量的(政府和各種基金的) 資金被投向芝加哥大學經濟系,資助他們作研究、開學術會議、辦雜誌並招收留學生。

與此同時,美國的媒體也越來越多地給「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發出聲音的機會。在這種背景下,哈耶克(/海耶克)和弗裏德曼(Milton Friedman)分別在1974年和1976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恐怕並不是偶然的。隨後,該學派的舒爾茨和斯蒂格勒又分別於1979年和 1982年獲得該獎。這樣,「芝加哥學派」在經濟學界的影響越來越大,和以科斯等人爲代表的新制度學派一起逐漸成爲了美國和國際經濟學界的主流學派。新自由主義也從被個別國家所接受發展到被少數國家,最後被多數國家所接受。

芝加哥學派在其他拉美國家的影響

隨著智利項目的成功,如前所述,美國把該項目擴展到了其他拉丁美洲國家,除了從這些國家招收本科生到智利天主教大學學習和選送其中的優秀者到芝加哥大學留學外,還在一些國家“複製”智利項目。比如說,在阿根廷,美國國際發展署資助設立了庫依歐項目,讓庫依歐大學與芝加哥大學和智利天主教大學合作培養經濟學家,並且僅在1962—1967年之間就選送了27個阿根廷的經濟學學生到芝加哥大學留學。

隨著大量的芝加哥大學培養的經濟學家回到拉美,這些“芝加哥弟子”在拉丁美洲的影響也逐漸增大,這種影響不僅表現在拉丁美洲的學術界、商界,還表現在政界 (其典型就是智利),爲新自由主義在拉丁美洲的傳播和泛濫起到了非常關鍵性的作用,也爲“拉美化”的出現立下了汗馬功勞。可悲的是,這些人中的相當一批還以爲自己掌握了科學,掌握了真理,是爲了自己的國家和真理在努力。

在這個過程中,美國政府的國際援助機構,國際合作局及其後繼者國際發展署和「福特基金會」、「富布賴特基金會」以及「洛克菲勒基金會」通力合作,牽線搭橋,提供資助。隨著美國經濟學界的“新自由主義化”,美國的合作教育機構也不再僅限於芝加哥大學,而是擴展到了其他的大學,比如哈佛、耶魯、斯坦福等。

一點反思

上面所講的主要是美國向拉丁美洲有意識地傳播「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說,這種有意識的傳播其實並不僅限於拉美,即便是美國在中東地區的代理人以色列,早在50 年代(和智利項目的開始時間相當)美國就資助建立了一個芝加哥學派的橋頭堡,茅裏斯·富克經濟研究所。該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長也是一個畢業于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的博士帕提金。它對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在以色列的傳播以及後來以色列開始採納新自由主義政策時都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但這只是美國控制其他國家經濟並獲取各種利益的手段之一。應該說,到目前爲止,他們已經形成了一整套的政策和措施。他們利用各種援助和合作的機會在各國培養親美的精英人物。除了爲各國培養經濟學家外,美國爲其他國家培養軍事以及警察人才也是衆所周知的。比如說,它有專門的學校爲拉丁美洲培養這方面的各種層次的人才,其中的設在佐治亞州(Georgia貝寧堡的美洲軍事學院先後爲拉美國家培養了近6萬軍警,其中包括後來通過政變上臺,建立了親美獨裁政府的若干臭名昭著的人物,比如說巴拿馬Manuel Noriega諾瑞加)和Omar Torrijos阿根廷Leopoldo Galtieri Roberto Viola秘魯Juan Velasco Alvarado厄瓜多爾Guillermo Rodriguez以及玻利維亞Hugo Banzer Suarez後來,隨著這個學院的名聲越來越壞,面對著各界越來越多的批評和壓力,美國政府也只是在2001年把這個學院的名字改爲西半球安全合作學院而已。由於在美國培訓期間就吸收了美國的思想並和美國的相關人物建立了聯繫,這些人受訓回國後往往和美國的軍方或者情報機構保持著聯繫,與此同時,他們往往在本國得到重用,一旦這些國家出現不利於美國利益的政府,這批人會在美國的支持和慫恿之下發動軍事政變,並建立親美政權。由於其上臺本身是不合法的,並且其政策往往對普通大衆不利,從而很難獲取大衆的支持,故這些政權往往是(軍事)獨裁性質。

如果再結合《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所揭露的情況以及已經公開的美國政府秘密文件檔案,美國控制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手段大致可以總結如下:

一是設法爲這些國家培養接受了對美國有利的理論和意識形態的政治軍事及文化人才,最好是讓這些理論被第三世界國家的主流精英以及大衆所接受,這樣,這些國家的政策自然會對美國有利。在這個過程中要充分發揮美國強大的文化霸權宣傳力量

二是設法拉攏、收買和支持第三世界國家內部的政治經濟軍事精英,使他們的個人/家族利益與美國産生千絲萬縷的聯繫,從而自覺地推行對美國有利的政策,並打擊、壓制反對力量。

三是與此同時,向這些國家派出經濟等方面的顧問(儘量以私人公司的名義),誘導這些國家向美國或者國際組織貸款,使這些國家逐漸積累其龐大的外債,並要求他們用其最值錢的礦產、石油的資源(特許壟斷性或戰略性產業)作擔保。

當這些國家無力還債時,讓他們用這些擔保物抵債,從而控制這些國家的資源。

四是如果上述手段未能奏效,這些國家的政策仍然對美國不利,那就製造並利用這些國家的債務或者經濟危機,迫使這些國家接受對美國有利的經濟政策,最好由「世界銀行」或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之類的國際組織出面

五是如果這些國家不上當,其政府仍然執行不符合美國利益的政策,可以通過“顔色革命”等手段,利用”NGO/非政府組織等發動老百姓起來示威遊行,想方設法使那些不願屈服的重要政治人物下臺。或者支持這些國家的親美軍人實施「政變」。實在不行,可以使用暗殺手段

六是如果這些手段全部失效,在需要的時候尋找藉口軍事入侵,建立傀儡政權或者尋求“國際託管”。

總之,美國的政策是通過各種公開和秘密的手段對第三世界國家從文化思想、經濟、政治以至軍事等方面,從軟到硬地進行滲透控制,以維護美國的霸權和利益。第三世界國家要想自主地發展民族經濟,改善人民的生活就必須在上述幾方面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其中最爲重要的是防止“堡壘從內部被攻破”,而要做到這一點, 沒有相當程度的階級妥協和合作是不可能的,貧富分化、民族、宗教矛盾太多也是不行的。這是由於在第三世界資本主義國家,與國際大資本、官僚買辦資本相比, 民族資本總是相對弱小的,只有得到工農階級的支持,民族資產階級才有足夠的信心和力量去維護民族利益。

文/朱安東 200610

(作者:清華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中國經貿導刊》 20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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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回應

  1. 2011/03/28 於 20:45 patchpieces

    智利新自由主義自由市場恐怖實驗室

    傷害應一次為之,因感受痛楚較少,冒犯亦較少。

    -馬基雅維裏(Niccolo Machiavelli),《君王論》,1513年

    如果採取這種“休克”手段,我認為應極詳細地公開宣佈,在極短期內實施。公眾知道得更充分,就更願意採取順應的行動。

    -弗裏德曼給皮諾切特將軍的一封信,1975年4月21日

    皮諾切特將軍和他的支持者,經常提到1973年9月11日的事件,但不說那是軍事政變,而是“一場戰爭”。聖地牙哥看起來確實像戰區:坦克邊開炮邊隆隆開上林蔭大道,政府建築遭到戰鬥機的空中攻擊。但這場戰爭有一個奇怪之處:它只有一方的軍隊。

    從一開始,皮諾切特就已完全掌控陸軍、海軍、陸戰隊和員警。另一方面,阿連德總統拒絕把支持者組織成武裝防衛聯盟,因此他沒有自己的軍隊。唯一的抵抗來自總統府(La Moneda)及其屋頂四周,阿連德和他的侍衛在那裏奮勇防衛民主政治的象徵。這很難稱作一場公平決鬥,雖然總統府內只有36名阿連德支持者,軍方卻對裏面發射24枚火箭。

    這場行動的指揮官是虛榮而喜怒無常的皮諾切特(身材像他坐的坦克車一樣)。顯然他希望這個事件盡可能戲劇化和造成最大傷害,即使這次政變不是一場戰爭,其設計者也希望看起來像是–這是一場智利版的震懾。它確實帶給智利人從未體驗過的震撼。和之前40年經歷六任軍政府統治的鄰國阿根廷不同,智利從未有過這類暴力經驗;智利曾享有160年的和平民主統治,而且過去41年民主未曾中斷過。

    現在總統府陷入火海,總統的屍體被覆蓋著用擔架出來,他貼身的同僚被以步槍指著,臉朝下趴在街上。不久前才從華盛頓回國接任國防部長新職的勒特里爾,那天早上從距離總統府幾分鐘車程的家前往國防部辦公室。他才走進前門就遭遇十二名穿著戰鬥服、埋伏等候的士兵,全都以輕機槍瞄準他。

    在政變之前幾年,來自美國(其中許多來自中情局)的教官已激發智利軍方的反共產黨狂熱,讓他們相信社會主義者就是准俄國間諜,是一股與智利社會格格不入的勢力–一群本土的“內敵”。事實上,真正變成內敵的是軍方,他們已準備把槍口轉向宣誓保護的人民。

    阿連德死後,他的內閣遭逮捕,而且未出現明顯的群眾抵抗,軍政府發動的大規模戰爭在當天中午已經結束。勒特里爾和其他“貴賓”囚犯,最後被送往南部麥哲倫海峽冰冷的道森島(Dawson Island),那裏等於是皮諾切特的西伯利亞勞改營。不過,殺戮和關閉政府對智利的新軍政府還不夠,這些將領知道他們要掌控權力必須真正嚇壞智利人,就像印尼人一樣。據一份解密的中情局報告,在往後的日子,有約1.35萬名公民遭逮捕,以卡車帶走並遭到監禁。有5000人最後被關在聖地牙哥的兩座大足球體育館。在國家體育館中,死亡取代足球成為公眾表演。士兵巡視露天座位區,押著戴頭套的告密者指認“顛覆分子”;被指名的人遭拖進更衣室,而包廂則被改裝成臨時酷刑室。數百人被處死。死屍開始出現在主要公路邊,或浮屍於污濁的市區運河。

    為確保恐怖蔓延到首都以外的地區,皮諾切特派遣他最無情的指揮官斯塔克(Sergio Arellano Stark)將軍,搭乘直升機到北方省份一連串囚禁“顛覆分子”的監獄。在每個城鎮,斯塔克和他的流動行刑隊挑出最知名的囚犯,有時一次多達26人,逐一處以死刑。四天留下的血跡後來被稱為“死亡蓬車隊”(Caravan of Death)。在很短的時間內,整個國家都接收到這個資訊:抵抗將招來死神。

    雖然皮諾切特的戰爭只有一邊開戰,其影響卻與任何內戰或外國侵略一樣真實。
    總計有超過3200人失蹤或遭處死,
    至少有8萬人被監禁,
    還有20萬人因政治因素逃離智利。

    自由市場的恐怖實驗室

    對芝加哥男孩來說,9月11日是充滿期待和腎上腺素激升的一天。卡斯楚已不眠不休地和海軍的聯絡人合作,逐頁取得“磚塊”最後章節的認可。在政變當天,幾位芝加哥男孩住在右派媒體《水星報》裏。當外面街上傳來槍響時,他們急忙印製這份檔,趕在軍政府接管的第一天完成。《水星報》編輯方丹(Arturo Fontaine)回憶說,印刷機“一刻不停地複印這份長文件”。他們直到最後一刻才印完。“在1973年9月12日星期三中午前,出任政府職位的三軍將領辦公桌上,都擺了這份計畫。”

    定稿檔中的提議與弗裏德曼《資本主義與自由》的觀點出奇類似:
    【私有化】、【開放管制】和【削減社會支出】-自由市場的“鐵三角”。
    受美國訓練的智利經濟學家曾嘗試和平引進這些觀念,採取民主政治辯論方式,但他們遭到全面拒絕。現在“芝加哥男孩”和他們的計畫捲土重來,而此時的氣氛顯然更有利於推動他們激進的觀點。在這個“新時代”,除了幾個穿制服的人,他們不必征得任何人同意。最頑固的政治對手現在不是在牢裏、已經死亡,就是四處逃命;戰鬥機和死亡蓬車隊的展示已讓所有人“乖乖就範”。

    “對我們來說,這是革命。”
    皮諾切特的經濟幕僚拉羅列特(Cristian Larroulet)說。

    這算是公允的描述。1973年9月11日不只是阿連德和平的社會主義革命被以暴力終結,也是《經濟學人》雜誌後來形容的一場“反革命”-芝加哥學派運動奪回發展主義與凱恩斯主義成果的第一場勝利。阿連德的局部革命在民主政治拉扯下,處處可見節制與妥協,但現在情勢將大為改觀,以暴力推行的這場反叛可以一路暢行到底。在往後的許多年,“磚塊”擬訂的許多政策將在大規模危機掩護下,施行於數十個別的國家。但智利是這場反革命的發源地 –恐怖的發源地。

    天主教大學經濟學系校友、自稱芝加哥男孩的皮涅拉(Jose Pinera),政變時正在哈佛寫畢業論文。一聽到好消息,他立即回國“協助創立一個追求自由的新國家,讓它從舊體制的灰燼中升起”。皮涅拉後來出任皮諾切特的勞動與礦業部長,他說,這是“真正的革命……一個激進、全面且持續邁向自由市場的行動”。

    在政變前,皮諾切特以幾近諂媚的服從聞名,永遠逢迎和聽從他的文人上司。變身獨裁者後,皮諾切特發現他性格的新面向。對權力的貪戀讓他醜態畢露,他好擺帝王威風,並宣稱“命運”授予他這個職位。不久之後,他策動一場政變中的政變,推翻其他三位他原本同意分享權力的軍事將領,並任命自己為國家最高元首(Supreme Chief of the Nation)兼總統。他沉浸在好大喜功和儀式之中,只為了證明他的統治權,從不錯過能穿上他的普魯士軍裝、戴上軍帽的機會。為了巡視聖地牙哥,他添置了一隊金色防彈賓士轎車。

    皮諾切特對獨裁統治有一套獨門功夫,但和蘇哈托一樣,他對經濟學一竅不通。這是個大問題,因為由ITT帶頭的企業聯合抵制運動已經極有效地讓經濟快速墜落,使皮諾切特很快面臨一觸即發的危機。
    從一開始,軍政府內部就發生權力鬥爭,部分人只想恢復阿連德前的舊狀態,儘快回到民主政治;“芝加哥男孩”則想進行需要時間推動的徹底自由市場改造。
    享受新權力的皮諾切特極厭惡他的命運只是清掃工作的想法──“恢復秩序”,然後出場。
    “我們不是掃除馬克思主義的吸塵器,只為了把權力交還給政客。”他說。
    “芝加哥男孩”徹底改造整個國家的想法才與他剛解放的野心不謀而合,因此就像蘇哈托和他的“柏克萊幫”,皮諾切特立即任命幾位芝加哥大學畢業生擔任高級經濟顧問,包括這個運動的准領導人兼“磚塊”主要撰稿人卡斯楚。他稱呼他們為技術官僚,正好投合“芝加哥學派”自詡整頓經濟是一門科學、而非主觀的人為抉擇。

    即使皮諾切特對通貨膨脹和利率所知有限,這些技術官僚使用的也是他瞭解的語言。經濟學對他們來說,代表必須尊敬和服從的自然力量,因為就像皮涅拉解釋的: “違背自然就是反生產和自欺的行為。”皮諾切特完全同意,他曾寫道,人必須服從結構,因為“自然展現出基本秩序,階級組織是必要的”。
    雙方都宣稱接受更高自然法則的秩序,奠定了皮諾切特-芝加哥學派聯盟的基礎。

    在頭一年半,皮諾切特忠實地遵循芝加哥法則:他把部分(不是全部)國營公司私有化,包括數家銀行;他容許新形式的投機金融;他對外國進口打開邊界大門,撤除長期保護智利製造商的障礙;他削減政府支出10%,但軍隊支出反而大幅增加。他也取消價格管制–對一個數十年來管制麵包和烹飪油等民生必需品的國家,這是相當激進的措施。

    芝加哥男孩曾自信滿滿地向皮諾切特保證,如果他一次完全取消政府對這些領域的參與,經濟學的“自然”律會重新發現平衡,而被視為經濟熱病、表示市場出現不健康症狀的通貨膨脹,將神奇地下降。他們錯了。在1974年,智利的通貨膨脹高達375%,高居世界之冠,而且是阿連德在位期間最高水準的近兩倍。麵包等民生必需品的價格直上雲霄。在此同時,皮諾切特的“自由貿易”實驗使國內充斥廉價進口產品,許多智利人因而失業。本地企業因為無法競爭而關門,失業率創新記錄,饑饉四處蔓延。芝加哥學派的第一個實驗徹底失敗。

    卡斯楚和其他“芝加哥弟子(男孩)”辯稱(以地道的芝加哥風格),問題並非出在他們的理論,而是執行得不夠嚴格。經濟未能自動矯正並恢復和諧的平衡,是因為經過近半世紀的政府干預,仍然殘留許多“扭曲”。如果實驗要成功,皮諾切特必須去除這些扭曲–削減更多支出、進一步私有化,而且更加速執行。

    在那一年半期間,許多智利企業精英吃盡芝加哥弟子(男孩)的極端資本主義實驗的苦頭。唯一的受益者是外國公司和一小撮被稱為“食人魚”的金融家,這些人從金融投機中大撈一票。曾堅定支持政變的基層製造商全都破產。當初引介芝加哥男孩參與政變陰謀的全國製造商協會主席薩恩茲,宣稱實驗的結果“是我們經濟史上最大的失敗”。製造商排斥阿連德的社會主義,原本是希望改變成管理式經濟。“我們不可能讓這種金融混亂繼續主導智利,”薩恩茲說,“必須把龐大的金融資源導引到生產性投資,而不能讓許多連工作都找不到的人,眼睜睜看著那些資源被用於投機炒作。”

    “芝加哥弟子(男孩)”和食人魚(兩類人之間有不少重疊)的目標現在面臨極大的危險,他們決定該是招來大人物的時候了。1975年3月,弗裏德曼和哈伯格應一家大銀行之邀,搭機前往聖地牙哥協助拯救實驗。

    弗裏德曼受到軍政府控制的媒體像搖滾巨星般的歡迎。他吹噓的每句話都登上頭條,他的學術演講在全國電視上轉播,而且他有一位最重要的聽眾:皮諾切特安排和他私下會晤。

    在停留期間,弗裏德曼不斷灌輸一個主題:軍政府已經有好的開始,它必須更放手擁抱自由市場。在演說和訪問中,他使用一個以前從未公開用在現實世界經濟危機的術語:他要求進行“休克治療”。他說那是“唯一的藥方。絕對是。沒有別的良策。再也沒有別的長期解決方法”。當智利記者指出,連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森也採取控制自由市場的措施時,弗裏德曼生氣地說:“我不贊成那些措施。我相信我們不應該採用它們。我反對政府的經濟干預,不管在我自己的國家或在智利都一樣。”

    與皮諾切特會面後,弗裏德曼作了一些個人筆記,並在數十年後寫進他的回憶錄。他觀察到這位將軍“因為認同而被休克治療的觀念吸引,但顯然對可能引發的短期失業感到苦惱”。皮諾切特在這時候已因為下令在足球體育館進行屠殺而惡名傳遍全球;這位獨裁者對休克治療造成人力損失(human cost)的“苦惱”,原本應該令弗裏德曼就此作罷。相反的,他在後續的一封信中強調他的論點,他贊許將軍“極富智慧”的決定,但敦促皮諾切特進一步削減政府支出,“在六個月內削減25%……全面性的”,並同時採用一套支援企業的方案,以邁向“完全自由貿易”。弗裏德曼預測,數十萬個將被國營部門解雇的人,可以很快在民間企業找到新工作,他們將同聲歌頌皮諾切特“竭盡全力剷除阻擋民間市場的許多障礙”。

    弗裏德曼向將軍保證,如果聽從這個建議,他將留下創造“經濟奇跡”的英名;他“可以在數個月內終結通貨膨脹”,失業問題也會同樣“短暫–在幾個月內解決 –而緊接而來的復蘇將極其迅速”。皮諾切特必須採取迅速而果斷的行動,弗裏德曼不斷強調“休克”的重要性,三度提到這個詞,並再三凸顯“漸進策略行不通”。

    皮諾切特已改信弗裏德曼。在他的回信中,智利的最高元首表達了“我對你最高和最尊崇的敬意”,並向弗裏德曼保證“此時正在完全實施這套計畫”。弗裏德曼訪問後,皮諾切特立即開除他的經濟部長,把職位交給卡斯楚,後來又拔擢為財政部長。卡斯楚在政府中到處安插他同夥的芝加哥男孩,其中之一還擔任中央銀行總裁。反對大規模裁員和關廠的薩恩茲,被從製造商協會主席的職位趕下,換上對休克較友善的人。“如果有工業界人士因此而抱怨,讓他們下地獄,我不會為他們說話。”新主席宣佈說。

    剷除反對者後,皮諾切特和卡斯楚展開拆除福利國、建立純資本主義烏托邦的工作。1975年,他們一次削除27%的公共支出–而且繼續削減直到1980 年,使支出只剩阿連德時代的一半。醫療和教育首當其衝,連倡議自由市場的《經濟學人》雜誌,也形容那是“自殘的胡鬧”。卡斯楚把近500家國營公司和銀行私有化,且近乎免費奉送,因為重點是儘快讓它們回歸到經濟秩序的正確位置。他對地方公司毫不留情,繼續取消更多貿易障礙;結果是從1973年到1983 年,總共喪失17.7萬個工業工作。到80年代中期,製造業占經濟的比率已經跌到二次大戰以來的最低水準。

    休克治療這個詞貼切地說明了弗裏德曼的藥方。皮諾切特刻意把他的國家送進深沉的衰退裏,根據的是未經測試的理論,希望以突如其來的萎縮把經濟休克到恢復健康。這種邏輯很像1940年代和1950年代開始大量採用的電擊休克療法,當時的精神病醫生相信,刻意引發癲癇大發作(grand mal seizure)可以神奇地讓患者的大腦重新開機。

    經濟休克療法的理論一部分要靠預期心理在推升通脹過程扮演的角色。壓抑通脹不只需要改變貨幣政策,也要改變消費者、雇主和勞工的行為。突然採取不協調的政策轉變,目的是快速改變預期心理,向大眾傳達遊戲規則已經大幅轉向–價格不會繼續上揚,工資也是。根據這套理論,愈快澆熄通脹預期心理,痛苦的衰退和高失業期就愈縮短。然而,特別是在當政者在大眾間已喪失信用的國家,只有靠重大而果斷的政策休克,才可能“教導”大眾這種痛苦的教訓。

    製造衰退或蕭條本身就是殘酷的想法,因為必須製造大規模的貧窮,而這正是截至當時沒有政治領導人願意測試這套理論的原因。誰願意背上《商業週刊》形容為“刻意製造蕭條的奇愛博士(Dr. Strangelove)”的罪名?

    皮諾切特仍然一意孤行。在施行弗裏德曼休克療法的第一年,智利的經濟萎縮15%,失業率–在阿連德時代不到3%–攀升到20%,是當時智利聞所未聞的高水準。這個國家確實因為“治療”而震撼不已,但與弗裏德曼樂觀的預測相反,失業危機持續了好幾年,而非幾個月。軍政府已著迷於弗裏德曼的疾病譬喻,仍然理直氣壯解釋說:“選擇這條道路是因為,這是直指病根的唯一方法。”弗裏德曼完全贊同。當記者問到“政策的社會成本是否太高”,他的回應是:“可笑的問題。”他對另一位元記者說:“我只關心他們能不能推行得夠久、夠努力。”

    有趣的是,對休克療法最有力的批評來自弗裏德曼以前的學生法蘭克(Andre Gunder Frank)。來自德國的法蘭克50年代在芝加哥大學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時,就已聽到許多有關智利的事,他決定親自到這個他的教授形容為發展主義管理不當造成的反烏托邦(dystopia)。他對自己看到的情況很滿意,並留在智利大學任教,然後出任阿連德政府的經濟顧問。法蘭克因為是叛離自由市場正統思想的芝加哥男孩,所以對智利經濟冒險抱持獨到的看法。弗裏德曼開出大休克的藥方一年後,法蘭克寫了一封難掩激憤的“給哈伯格與弗裏德曼的一封公開信”,運用他受過的芝加哥學派教育,“檢驗智利病人對你們的治療有什麼反應”。

    他計算一個智利家庭如何靠皮諾切特宣稱的“生活工資”掙扎求生。約74%的所得完全用在購買麵包上,迫使家庭不得不節省牛奶和上班搭公車等“奢侈專案”。比較之下,在阿連德時代,麵包、牛奶和公車票只占一般勞工薪水的17%。許多兒童在學校也沒有牛奶可喝,因為軍政府最早的措施之一就是取消學校牛奶計畫。這項措施進一步加深家庭的拮据,愈來愈多學生在課堂上昏倒,許多人乾脆停學。法蘭克發現,他的學長施行的殘暴經濟政策與皮諾切特對這個國家施加的暴力間,有著直接關聯。這位憤憤不平的芝加哥男孩寫道,弗裏德曼的處方是如此扭曲,它們無法“不靠它的孿生兄弟來實施或執行:軍事力量和政治恐怖”。

    皮諾切特的經濟團隊毫不氣餒地繼續深入實驗之境,引進弗裏德曼最前衛的政策:以教育券和特許學校(charter school)取代公立學校,醫療支出改成即收即付(pay-as-you-go)式,把幼稚園和墓園私有化。最激進的是,智利的社會福利制度也被私有化。擬訂這套計畫的皮涅拉說,他從閱讀《資本主義與自由》激發這個構想。小布希政府經常被推崇最先推動“所有權社會”(the ownership society),事實上,30年前的皮諾切特政府才最早實行“所有權人國家”(a nation of owners)。

    智利現在已大膽跨入新領域,全世界的自由市場熱愛者過去只能在純學術環境辯論這類政策的優點,現在都密切注意這個國家。“經濟學教科書說,世界應該以這種方式運作,但除了這裏,還有哪些國家施行它?”美國企業雜誌《巴隆週刊》(Barron’s)驚訝地寫道。《紐約時報》在一篇《智利,恐怖主義實驗場》的文章中說:“抱持強烈觀點的大經濟學家,很難得有機會在病危的經濟體測試特定的處方。更難得的是,經濟學家的顧客不是自己的國家。”許多人特地到現場觀察智利實驗室,包括哈耶克本人,他前往皮諾切特統治下的智利數次,並在1981年選擇在比尼亞德爾馬市(策劃政變的城市),舉行反革命智囊團朝聖山學會的區域會議。

    智利奇跡的真相

    即使在30年後,智利仍然被自由市場狂熱分子視為弗裏德曼理論有效的證明。皮諾切特2006年12月死時(比弗裏德曼晚一個月),《紐約時報》讚譽他“把一個破產的經濟轉變成拉丁美洲最繁榮的經濟”,
    《華盛頓郵報》社論則說,他“引進的自由市場政策創造了智利經濟奇跡”。“智利奇跡”背後的事實,至今仍眾說紛紜。

    皮諾切特掌權17年,在那段期間,他數度改變政策方向。被視為成功奇跡證明的那段穩定成長期,要到80年代中期才開始–也就是芝加哥男孩執行休克療法之後足足十年,而且是在皮諾切特被迫大幅度調整方向後很久。在1982年,雖然智利嚴格遵守芝加哥教條,經濟仍無法倖免於崩潰:債務激增,惡性通貨膨脹復發,失業率飆高到30%–是阿連德時代的十倍。主要原因是食人魚–芝加哥男孩解除所有管制所釋放出來的安然(Enron)式金融機構–以借貸的錢買光智利的資產,累積高達140億美元的龐大債務。

    情勢動盪到皮諾切特被迫採取完全與阿連德一樣的措施:他把許多家這種公司收歸國有。面對市場崩潰,幾乎所有芝加哥男孩都喪失掌控大權的政府職務,包括卡斯楚。幾個在食人魚金融公司位居高位的芝加哥畢業生遭到詐欺調查,他們以科學中立掩飾的真面目被揭穿,而科學中立曾是如此重要的芝加哥男孩表徵。

    唯一保護智利經濟在80年代初免于完全崩潰的是,皮諾切特從未把被阿連德收歸國有的銅礦公司私有化。這家公司創造85%的智利出口收入,這表示當金融泡沫破滅時,國家仍有穩定收入來源。

    很清楚的是,智利從來不是歌頌它的人宣稱的“純”自由市場實驗室。相反的,這個國家有一小群精英在極短時間從有錢躍升為超級富有,憑藉的是一套以舉債和用公帑大量補貼(和紓困)賺取暴利的公式。當奇跡背後的狂熱與推銷術被揭穿後,大家看到皮諾切特和芝加哥男孩統治下的智利,並不是一個以自由市場為特質的資本主義國家,而是政商財團主義(corporatism)國家。Corporatism(統合主義)這個字眼原本指的是墨索里尼的員警國家模式,由社會上的三種主要勢力–政府、企業和工會–結盟而成,它們互相合作以確保以國家民族為名的秩序。智利在皮諾切特統治下,實驗的是一種新形態的統合主義:一個員警國家和大企業互相支援的結盟,聯手對第三個勢力–勞工–發動全面戰爭,藉以大幅增加聯盟佔有國家財富的比率。

    這場戰爭–許多智利人理所當然視為富人對窮人和中產階級的戰爭–才是智利經濟“奇跡”的真相。到1988年,當經濟已穩定且快速成長時,45%的人口落在貧窮線下。不過,最富裕的10%智利人,所得卻增加83%。即使在2007年,智利仍然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會–聯合國調查不平等的123個國家中,智利排名第116,也就是排名第八不平等的國家。

    如果這種記錄對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算得上奇跡,也許休克治療的作用從來就不是為了讓經濟恢復健康。也許它原本就是為了它實際做到的事–把財富吸聚到頂層,並把大部分中產階級休克到無以為生。

    這正是阿連德的前國防部長勒特里爾的看法。在皮諾切特的監獄待了一年後,勒特里爾設法逃離智利,這要感謝國際間積極的遊說奔走。流亡海外並眼看他的祖國迅速凋敝,勒特里爾1976年寫道:“過去三年有數十億美元從工資所得者的口袋被拿走,放進資本主義者和地主的口袋……財富集中並非偶然,而已成為法則;這並非艱困環境下極端的例子–就像軍政府希望全世界相信的–而是一套社會計畫的基礎;這不是經濟的缺陷,而是暫時的政治成功。”

    勒特里爾當時無法得知的是,芝加哥學派統治下的智利提供了未來全球經濟的一瞥。這個模式將一再重複,從俄羅斯到南非到阿根廷:狂熱投機的泡沫和可疑的會計操作,助長了暴利和瘋狂的消費主義,由空蕩如鬼城的工廠和昔日發展所遺留的破舊基礎建設所圍繞;約半數人口被排除在經濟之外;失控的貪瀆和親信政治;國營中小企業滅絕;大量公共財富流入私人手中,緊接著是大量民間債務轉由政府承擔。在智利,如果你不在財富泡沫中,奇跡看起來就像大蕭條,但在這個密閉的泡沫裏,獲利流動如此順暢和快速,讓這些休克治療式“改革”帶來的暴利,變成像此後金融市場施打成癮的高純度古柯鹼。這就是為什麼金融界對智利實驗明顯的矛盾視而不見,不但未重新評估放任主義的基本假設,反而還作出毒癮者的反應:下一針在哪里?

    革命散播,人民消失

    有一陣子,下一針來自拉丁美洲南錐的其他國家,芝加哥學派的反革命在那裏快速擴散。巴西已被美國支持的軍政府掌控,幾位弗裏德曼的巴西學生位居要津。弗裏德曼1973年訪問巴西的時候,正是當地政府使用暴力最高潮的時候,他也宣稱巴西的經濟實驗是“一項奇跡”。在烏拉圭,軍方1973年發動政變,並在次年決定走芝加哥路線。由於烏拉圭的芝加哥大學畢業生太少,將領們邀請“來自芝加哥大學的哈伯格和(經濟學教授)史佳斯達德(Larry Sjaastad)及他們的團隊,其中包括來自阿根廷、智利和巴西的前芝加哥學生,來改革烏拉圭的稅制與商業政策”。烏拉圭過去的平等主義社會立即遭到衝擊:實質工資銳減28%,蒙德維的亞(Montevideo,編按:烏拉圭首都)的街上首度出現成群的拾荒者。

    緊接著加入實驗的是1976年的阿根廷,軍政府從庇隆手中奪得政權。這表示阿根廷、智利、烏拉圭和巴西–曾經是發展主義櫥窗的國家–現在都由美國支持的軍政府統治,而且是芝加哥學派經濟學的活體實驗室。

    據2007年3月公佈的巴西解密檔,在阿根廷將領奪取政權前幾周,他們與皮諾切特和巴西軍政府聯繫,並“擬訂未來政權將採取的主要步驟”。

    儘管有緊密的協調合作,阿根廷軍政府並未像皮諾切特那般深入新自由派實驗;例如,它未把該國的石油蘊藏或社會安全私有化(這些都在後來才實行)。不過,在攻擊曾把阿根廷貧民提升到中產階級的政策和機制方面,軍政府都遵循皮諾切特的做法,這也要歸功於眾多的阿根廷經濟學家參與芝加哥計畫。

    新製造的芝加哥男孩在阿根廷軍政府佔據重要的經濟職位–如財政部長、央行總裁、財政部國庫司司長,以及數個較低級的經濟職位。不過,雖然阿根廷的芝加哥男孩熱烈參與軍政府,最高經濟職位卻由狄霍茲(Jose Alfredo Martinez de Hoz)擔任。狄霍茲是隸屬農村社會組織(Sociedad Rural,是長期掌控阿根廷出口經濟的牧牛場協會)的地主階級,這些相當於阿根廷貴族階級的家族寧願維持封建經濟秩序–因為他們唯恐自己的土地被重新分配給農民,或肉類的價格受到管制以便人人負擔得起。

    狄霍茲承襲他的父親和祖父,長期擔任農村社會組織主席;他也擔任數家跨國企業的董事,包括泛美航空(Pan American Airways)和ITT。當他環顧自己在軍政府的職務時,他確信這場政變代表的是精英階層的反抗,是對40年來阿根廷勞工勢力擴張的反革命。

    狄霍茲當上經濟部長的第一項措施是禁止罷工,以及容許雇主任意裁撤員工。他取消價格管制,導致食物價格飆漲。他也決定再度讓阿根廷變回歡迎外國跨國公司的地方。他取消外資所有權限制,並在初期幾年出售數百家國營企業。這些措施為他贏得許多華盛頓的強力支持者。解密的檔顯示,主管拉丁美洲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羅傑斯(William Rogers),在政變後不久告訴他的長官基辛格:“狄霍茲是個好人。我們一直都保持密切的諮詢關係。”基辛格大為讚賞,因此在狄霍茲訪問華盛頓時安排了一場盛大的會面,以表達對他的禮遇。基辛格也表示願意打幾個電話,提供對阿根廷經濟的協助。“我會打電話給大衛•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基辛格告訴軍政府的外交部長,洛克菲勒當時擔任大通銀行總裁。“我也會打電話給他哥哥,美國副總統尼爾森•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

    為吸引投資,阿根廷在《商業週刊》刊登31頁的廣告增刊,由公關業巨擘博雅公關公司(Burson-Marsteller)製作,在廣告上宣稱“歷史上很少政府如此鼓勵民間投資……我們正進行一場真正的社會革命,我們正尋找夥伴。我們正掙脫國家統治主義的桎梏,並深信民間部門將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同樣的,平民大眾遭受的衝擊最為明顯:在一年內,工資損失40%的價值,工廠關閉,貧窮蔓延。在軍政府掌權前,阿根廷的貧民人數比法國或美國少–只有 9%–失業率只有4.2%。現在這個國家開始出現被視為落後的發展不足跡象,貧窮的社區沒有水供應,可預防的疾病四處蔓延。

    在智利,皮諾切特可以不受節制地使用經濟政策壓縮中產階級,憑藉的是他賴以掌權的休克和恐怖手段。雖然他的戰鬥機和行刑隊在散播恐懼時極有效率,但它們卻帶來公關災難。媒體報導皮諾切特的屠殺引發全球的譴責,歐洲和北美行動主義者積極向他們的政府遊說斷絕與智利的貿易–對一個宣稱必須靠開放外資來維繫國家生存的政權來說,這絕對是不利的結果。

    近日解密的巴西檔顯示,阿根廷的將軍們籌畫1976年的政變時,希望“避免類似反對智利的國際運動”。為達到這個目的,需要的是較不聳人聽聞的鎮壓技巧 –較低調的手段,能散播恐怖,但能躲過眾目睽睽的國際媒體。在智利,皮諾切特很快訴諸失蹤的手段。士兵不再公然殺戮或追捕獵物,而是綁架他們,帶他們到隱秘的集中營,折磨並動輒殺害他們,然後宣稱毫不知情。屍體被丟進集體墳場。據智利1990年5月成立的真相委員會,秘密員警處理部分受害者的方法是,從直升機上把屍體丟進海中,但“先以刀子切開他們的胃,以避免屍體浮上海面”。除了比較低調外,失蹤還是一種比公開屠殺更能有效散播恐怖的手段。想到國家機器可以用來讓人憑空消失,就會讓社會惶惶不安。

    到70年代中期,失蹤已成為南錐各國芝加哥學派軍政府的主要執法工具–而最熱切採用這種做法的是盤踞阿根廷總統府的將領。到他們統治結束時,估計失蹤的人數已多達3000人,其中有許多跟智利的失蹤者一樣,是從空中被拋進拉普拉塔河(Rio de la Plata)混濁的水裏。

    阿根廷軍政府擅長於公開與私下製造恐怖雙管齊下–公開進行恰到好處的恐怖,可以讓所有人知道發生什麼事,但同時也隱瞞足夠的秘密,以便可以否認。在掌權初期,軍政府便清楚展現它願意使用致命武力:一個人被從一輛福特獵鷹轎車(一種因為秘密員警使用而惡名昭彰的汽車)推出,然後被綁在布宜諾賽勒斯最著名的地標、高67.5米的白色方尖石碑上,在眾目睽睽下被機槍打死。

    從此以後,軍政府的殺戮轉入地下,但永遠在進行中。許多人目睹官方否認的失蹤,整個街坊也默默知道發生什麼事。每當有人被列為消滅目標,就會有一隊軍方車輛出現在那個人家門口或工作場所,整個街區被劃為警戒區,經常上空還有一架嗡嗡盤旋的直升機。在大白天和鄰居注視下,員警或士兵撞開大門,拖出受害者,他們在被推進等候的福特獵鷹前,往往大喊自己的名字,希望事件的消息能傳到家人。有些“秘密”行動還更囂張:大家都知道員警會登上擁擠的市公車,抓住乘客的頭髮拖下車;在聖塔菲市(Santa Fe),一對夫妻結婚當天在教堂的聖壇前,當著滿室的賓客被綁架。

    在大眾間展示的恐怖不限於逮捕。一旦遭羈押,阿根廷的囚犯就被送到300多個遍佈全國的酷刑集中營。許多集中營位於人口稠密的住宅區,最惡名遠播的是布宜諾賽勒斯鬧區大街一家歇業的運動俱樂部,一個位於中部布蘭卡港(Bahia Blanca)的學校校舍,另一個則在一所營業中的醫院側廂建築。在這些酷刑中心,軍方車輛經常深夜疾駛進出,尖叫聲不時從隔音不佳的牆內傳出;有人目睹身體形狀的怪異包裹被搬進搬出,一切都看在噤若寒蟬的附近居民眼中。

    烏拉圭的政權也同樣肆無忌憚:該國的主要酷刑中心之一是一個海軍兵營,毗鄰許多蒙德維的亞市民眾喜歡散步與野餐的海濱區,但在獨裁統治期間,這個美麗的地方空無一人,因為居民不想聽到尖叫聲。

    阿根廷軍政府在處理受害者方面特別笨拙。在鄉間散步可能以一場驚嚇收場,因為集體墳場經常掩蓋不全。屍體可能出現在公共垃圾桶,少了手指和牙齒(就像今日在伊拉克的情況),或者可能被沖到海岸和拉普拉塔河岸邊,在軍政府的“死亡飛行”後,經常一次出現半打屍體。它們甚至會從天而降,被直升機丟到農戶的田裏。

    所有阿根廷人都曾在不同情況下,目睹他們的同胞慘遭抹除,但大多數人宣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阿根廷人用一句話來描述當年內心明白、卻因恐懼而閉上眼睛的矛盾:“我們不知道沒有人能否認的事。”

    由於各國軍政府想逮捕的人往往避難到鄰近國家,這裏的政府便借惡名昭彰的大兀鷹行動(Operation Condor)彼此合作。南錐國家的情報單位在這個行動中分享“顛覆分子”的信息–靠華盛頓提供的最新式電腦系統幫忙–並且給彼此的情報員自由出入邊界,以方便綁架和刑訊。這套制度和中情局今日的“非常規引渡”網路,相似得令人毛骨悚然。

    軍政府也交換如何從囚犯榨取資訊的方法。政變之後數天曾被關在體育館遭受酷刑的一名智利人,出乎意料地描述當時房間裏有巴西士兵,建議如何以最科學的方法施加痛楚。

    這段期間南錐國家有許多機會可進行這類交流,有些還透過美國,並牽涉到中情局。1975年美國參議院調查美國干預智利,發現中情局訓練皮諾切特的軍隊“控制顛覆分子”的方法。美國訓練巴西和烏拉圭員警審訊技術,也出現在許多檔的記錄。巴西法院的證詞引述1985年出版的真相委員會報告《巴西:毋忘教訓》(Brazil: Never Again)說,部隊軍官參加陸軍憲兵單位舉辦的正式“刑訊課程”,觀賞幻燈片展示各種折磨方法。在這些課程中,囚犯被帶進來作“現場展示”–在多達 100名陸軍士官觀看和學習下,被殘暴地刑訊。報告說,率先把這種做法引進巴西的是美國警官米特廖內(Dan Mitrione)。巴西軍政府掌權初期,他在貝洛奧里藏特(Belo Horizonte)擔任警方教官,經常從街上抓來乞丐在教室折磨,讓當地員警學習如何製造囚犯身體與心理的極度矛盾。米特廖內後來轉到烏拉圭擔任員警教官,1970年被圖帕馬婁(Tupamaro)遊擊隊綁架並殺害。圖帕馬婁是極左派革命團體,他們策劃擄殺米特廖內,以揭露他參與酷刑訓練。他的一名學生說,米特廖內就像中情局手冊的作者那樣,堅稱有效的酷刑不是虐待而是科學。他的座右銘是:“正確的痛苦,正確的劑量,在正確的地方。”

    酷刑訓練的成果,在這段陰暗期所有南錐的人權報告都斑斑可考。它們再三證實庫巴克手冊上記錄的獨門手法:清晨的逮捕、戴頭巾、嚴格的隔離、施藥、強迫裸體、電擊等。而且在每個地方,麥吉爾大學的刻意引發退化實驗,都留下恐怖的痕跡。

    從智利國家體育館被釋放的囚犯說,強力照明燈一天24小時開著,供應食物的時間似乎刻意不按次序。士兵強迫許多囚犯在頭上覆蓋毯子,讓他們無法清楚地看和聽,這些做法都讓人感到不解,因為所有囚犯都知道他們在體育館裏。囚犯報告說,如此操縱的結果讓他們喪失日夜的感覺,進而大為強化政變與隨後的逮捕帶來的震撼和驚慌。就好像體育館變成一座巨大的實驗室,他們則是一些怪異的感官操縱實驗的對象。

    較忠實模仿中情局實驗的版本,可以在智利的格雷莫迪(Villa Grimaldi)監獄看到–木制的隔離室小到囚犯無法跪下或躺下。烏拉圭自由城(Libertad)監獄的囚犯則被送到“小島”:狹小、沒有窗戶的囚房,隨時有一個燈泡亮著。重要的囚犯被完全隔離超過十年。“我們開始以為自己已經死了,我們的囚房不是囚房,而是墳墓,外面的世界並不存在,太陽只是一個神話。”其中一名囚犯羅森考夫(Mauricio Rosencof)回憶說。他在11年半期間總共看到太陽八個小時。他的知覺在這段期間被剝奪到他“忘記顏色–當時沒有任何顏色”。

    在阿根廷最大的酷刑中心布宜諾賽勒斯的海軍機械學校,隔離室被稱作頭罩(capucha)。在頭罩裏待三個月的米蘭達(Juan Miranda)告訴我那個黑暗的地方說:“他們把你套上眼罩和頭罩,手和腿鎖上鏈子,讓你在監獄的頂樓整天躺在泡棉墊子上。我看不到其他囚犯–我跟他們以夾板隔開。守衛帶食物進來時,他們命令我面對牆壁,然後取下頭罩讓我吃東西。這是我唯一被准許坐起來的時候;其他時候我們必須一直躺著。”另有一些阿根廷囚犯被關在棺材大小的囚房(稱作管子),以隔絕他們的知覺。

    隔離房裏唯一的安慰是審訊室裏更糟的待遇。南錐地區所有軍政權的酷刑室,最普遍使用的技術是電擊。電流通過囚犯身體的方式有數十種變化:用一般電線、軍方野地電話線、從插入指甲下的針通電;把通電的夾子夾在牙齦、乳頭、生殖器、耳朵、嘴巴、傷口;通電到泡在水裏的身體以強化電流;通電到綁在臺子或巴西式鐵 “龍椅”的身體。擁有牛群的阿根廷軍政府對他們獨特的貢獻很自豪–囚犯在一張稱作烤肉架(parrilla)的金屬床上接受電擊,同時用趕牛棒刺他們。

    體驗南錐酷刑體制的人數無法精確計算,但約略的數字在10萬人到15萬人之間,有數以萬計的人遭殺害。

    一位困難時期的目擊證人

    在那個年代身為左派分子註定會被獵殺。那些未逃往海外的人,時時刻刻都必須搶先秘密員警一步,過一種依靠藏匿所、電話密語和假身份勉強度日的生活。靠這種方式活命的阿根廷人之一,是該國傳奇性的調查記者華爾士(Rodolfo Walsh)。這位喜愛社交的才子是犯罪小說作家以及得獎的短篇小說作者;他也是超級偵探,能破解軍方密碼,反過來調查周遭窺伺的特務。華爾士最成功的調查發生於他在古巴當新聞記者時,他在那裏攔截並破解一份中情局的電報,因而揭發豬玀灣侵略計畫。這個資訊讓卡斯楚能夠防備美國的侵略。

    阿根廷的前軍政府禁止庇隆主義並鉗制民主時,華爾士決定加入武裝的蒙特內羅(Montonero)運動,擔任他們的情報專家。華爾士因此而名列軍政府獵捕名單的榜首,而每次名單上有人被劃掉,他就得更擔心刺牛棒下套出的情報,會引導員警找到他和伴侶費雷拉(Lilia Ferreyra)藏匿在布宜諾賽勒斯郊外的小村莊。

    華爾士從他遍佈各地的消息來源,嘗試追蹤軍政府的許多罪行。他編纂死者和失蹤者名單,記錄集體墳場與秘密酷刑中心的地點。他自認對軍方瞭若指掌,但 1977阿根廷軍政府加諸同胞的狂暴與殘酷,仍令他大感震驚。在軍事統治的第一年,他的數十名好友和同僚在死亡集中營消失,他26歲的女兒維琪也身亡,令華爾士痛不欲生。

    但在福特獵鷹盤旋下,寧靜的早晨對他而言是奢想。華爾士知道他的時間有限,於是想出紀念即將到來的軍政府統治一周年的方法:在官方報紙一片歌功頌德中,他要親自寫下未受檢查的報導,揭發導致他的國家沉淪的種種惡行。這篇文章的標題將是“一位作家給軍政府的一封公開信”。華爾士寫道,寫這篇文章“並不指望有人聽,而且確定會遭到迫害,但這是履行我很久以前作的承諾,要為苦難的時代作見證”。

    這封信將成為對國家的恐怖手段和它們所服務的經濟制度最強烈的譴責。華爾士計畫用過去他散佈地下公報的方式,散佈他的“公開信”:印製十份,然後從不同的郵箱寄給挑選的聯絡人,由他們進一步散佈。“我想讓那些混蛋知道,我還在,還活著,而且還能寫。”他坐在他的奧林匹亞牌打字機前告訴費雷拉。

    信一開始就記敍將領們的恐怖活動,它們使用“沒有止境、精密複雜而且極大量的酷刑”,並由中情局參與訓練阿根廷員警。在詳細列出慘不忍睹的方法和墳場地址後,華爾士突然改變語氣:“然而,這些已激發文明世界良心的事件,不是阿根廷人民遭受的最痛,也不是你們對人權最嚴重的侵犯。這個政府的經濟政策才真正讓人發現,它不但解釋了一切罪行,也暴露出借由計劃性悲劇(planned misery)以懲罰數百萬人的窮兇極惡……只要花幾個小時在大布宜諾賽勒斯逛逛,就能看到這種政策多快就把這個城市變成1000萬人口的貧民窟。”

    華爾士描述的體系正是芝加哥學派的新自由主義,一個即將席捲全世界的經濟模式。隨著它未來數十年在阿根廷生根,最後它將把半數的人口推到貧窮線下。華爾士發現它並非偶發事件,而是一個審慎執行的計畫–“計劃性悲劇”。

    這封信簽字的日期是1977年3月24日,正好政變滿一周年。第二天早上,華爾士和費雷拉前往布宜諾賽勒斯,他們分頭把信投入市區各處的郵箱。幾個小時後,華爾士趕赴他與一位失蹤同僚的家人安排的會面。結果這是一個圈套:有人在刑訊中招供,十名武裝士兵已在屋外等候,奉命逮捕華爾士。“活捉那個雜種,他是我的。”三名軍政府領導人之一的馬塞拉(Emilio Massera)海軍上將據說這樣命令士兵。華爾士的名言是:“招供不是罪惡;被捕才是罪惡。”他立即拔出槍,開始射擊。他槍傷一名士兵,逼他們開火;當汽車開到海軍機械學校時,他已氣絕身亡。華爾士的屍體被火焚燒,然後丟入河中。

    “反恐戰爭”的封面故事

    南錐的軍政府毫不掩飾想改造社會的革命野心,但它們仍精明地公開否認華爾士指控的罪行:使用大量暴力以達成經濟目標。然而,這些經濟目標如果不借助一套恐嚇大眾和剷除障礙的體制,勢必激起公眾的反抗。

    國家進行的殺戮逐漸揭露後,軍政府的理由是它們正在進行一場對抗兇險的馬克思主義恐怖分子的戰爭,幕後由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KGB)資助和操控。如果軍政府使用“骯髒”手段,那是因為它們的敵人更兇殘。馬塞拉上將使用今日聽來熟悉得令人感到恐怖的語言,稱呼這是“一場爭取自由和對抗暴政的戰爭……一場由愛生命者對抗愛死亡者的戰爭……我們是在對抗虛無主義者,對抗毀滅的代理人,他們唯一的目的就是毀滅本身,雖然他們以社會十字軍作為掩飾”。

    在智利政變策劃期間,中情局資助一項大規模的宣傳攻勢,把阿連德醜化成偽裝的獨裁者,工于心計的陰謀家,利用憲法體制下的民主奪取權力,但卻準備實施蘇聯式的員警國家,智利人民將無法逃脫被鉗制的命運。在阿根廷和烏拉圭,最大的左派遊擊隊組織–蒙特內羅和圖帕馬婁–被指為國家安全的危險威脅,導致將軍別無選擇,只能中止民主政治,出面控制國家,並使用任何必要手段以鎮壓它們。

    在每個例子中,威脅都被極度擴大,或完全由軍政府捏造。在眾多揭發的真相裏,美國參議院1975年的調查發現,美國政府自己的情報顯示,阿連德並未威脅到民主政治。至於阿根廷的蒙特內羅和烏拉圭的圖帕馬婁,它們是廣獲支援的武裝組織,有能力對軍隊和企業目標發動猛烈的攻擊。但烏拉圭的圖帕馬婁在軍方取得絕對權力時已完全瓦解,而阿根廷的蒙特內羅在持續長達七年的獨裁政權頭六個月,就已被消滅(這是華爾士必須躲藏的原因)。國務院解密的文件證明,阿根廷軍政府的外交部長顧塞提(Cesar Augusto Guzzetti)1976年10月7日告訴基辛格,“恐怖組織已被瓦解”,但軍政府在這個日期之後仍繼續讓成千上萬的市民失蹤。

    有很長一段時間,美國國務院也把在南錐的“骯髒戰爭”,描述成軍方與兇惡的遊擊隊間的戰爭,偶爾戰鬥會失控,但仍值得提供經濟與軍事援助。愈來愈多證據顯示,華盛頓知道它在阿根廷和智利支持的不是一般的軍事行動。

    2006年3月,華盛頓國家安全檔案資料庫(NSA)公佈一份剛解密的國務院會議記錄,會議日期就在阿根廷軍政府發動1967年政變的兩天前。在會議中,主管拉丁美洲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羅傑斯告訴基辛格:“我們必須預期阿根廷不久後會出現大鎮壓,可能流不少血。我想他們必須下手很重,不只對恐怖分子,也對工會和政黨的異議分子。”

    他們果然這麼做。南錐恐怖政權的受害者絕大多數不是武裝組織的成員,而是在工廠、農場、貧民窟和大學工作的非暴力行動主義者,他們是經濟學家、藝術家、心理學家和左派政黨的堅貞支持者。他們遭殺害不是因為有武器(大多數人沒有武器),而是因為他們的信念。在誕生當代資本主義的南錐,“反恐戰爭”是一場剷除這個新秩序所有障礙的戰爭。

    《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
    第三章 休克狀態── 反革命血腥的誕生


  2. 2011/03/28 於 20:46 patchpieces

    阿根廷的滅絕行動並非臨時起意,並非偶爾,也非無理性;它是有系統地毀滅阿根廷“一大部分”的全國團體,其目的在改變這些團體,重塑其樣貌、社會關係、命運與未來。
    -費爾斯坦(Daniel Feierstein),阿根廷社會學家,2004年

    我只有一個目標–繼續活到明天……但不只是活著,而是知道我還活著。
    -維塔尼(Mario Vittani),關在阿根廷酷刑集中營四年的倖存者

    1976年,勒特里爾重回華盛頓特區,不再是大使的身份,而是進步主義智庫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的行動主義者。數千名同僚和朋友仍被關在軍政府的集中營面對酷刑,讓勒特里爾魂牽夢繫,他利用重獲的自由致力於揭發皮諾切特的罪行,並對抗中情局的宣傳機器,為阿連德的事蹟辯護。

    他的倡議與奔走證明有效,皮諾切特面對了舉世譴責他的人權記錄。但讓同時兼具經濟學家身份的勒特里爾灰心的是,儘管全世界對監獄裏的處決和電擊大為震驚,大多數人對經濟休克療法保持緘默;或者就國際銀行給軍政府巨額貸款來說,仍顯得視若無睹,迷惑于皮諾切特擁抱“自由市場基本原則”。勒特里爾駁斥經常被引述的說法,說軍政府有兩套截然劃分的計畫–一套是在經濟轉型上的大膽實驗,另一套則是殘暴酷刑與恐怖的邪惡體制。這位前駐美大使堅稱只有一套計畫,而在這套計畫中,恐怖是自由市場轉型的核心工具。

    “侵犯人權、體制化的殘暴、嚴密控制和鎮壓任何有影響力的異議分子,這些現象向來被認為,與軍政府實施的正統放任式‘自由市場’只有間接關聯,甚至完全沒有關聯。”勒特里爾在《國家》(The Nation)雜誌上發表一篇強烈控訴的文章。他指出:“這種特別方便的社會制度觀念,認為‘經濟自由’與政治恐怖可以共存而互不干涉,使得這些財政發言人能夠一方面支援他們的‘自由’觀念,另一方面又誇誇其談為人權辯護。”

    勒特里爾甚至寫道,弗裏德曼身為“現在管理智利經濟的經濟學家團隊的思想建構者和非正式顧問”,應該為皮諾切特的罪行負部分責任。他駁斥弗裏德曼為自己辯解的說辭,自稱鼓吹休克治療只是提供“技術”建議。勒特里爾說,“以弗裏德曼的方式建立的自由‘民間經濟’和控制通貨膨脹”,不可能和平達成。“這種經濟計畫必須執行,而在智利的情況下,只有靠殺害成千上萬人、在全國遍設集中營、三年內監禁超過10萬人才能達成……大多數人的退化,以及少數特權階級的‘經濟自由’,在智利是一體的兩面。”他寫道,“自由市場”與無盡的恐怖間,存在“一種內在的和諧”。

    勒特里爾引發爭議的文章在1976年8月刊出。不到一個月後的9月21日,這位44歲的經濟學家在華盛頓特區開車經過大使區中心時,一顆安置在駕駛座下的遙控炸彈爆炸,把汽車炸飛並炸斷他兩條腿。勒特里爾被炸斷的腳留在人行道上,人被緊急送往喬治•華盛頓醫院;抵達醫院時他已回天乏術。這位前大使與一位 25歲的美國同事莫菲特(Ronni Moffit)共乘汽車,她也在攻擊中喪生。這是皮諾切特政變以來最令人髮指和最具挑釁意味的罪行。

    聯邦調查局的調查發現,炸彈由皮諾切特的資深秘密員警湯萊(Michael Townley)製作,他後來被聯邦法院定罪。殺手持假護照進入美國,且中情局知情。

    皮諾切特2006年12月去世,高齡91歲,當時他面臨各界嘗試讓他為在位期間的罪行接受審判,這些罪行包括謀殺、綁架、酷刑、貪瀆、逃稅等。勒特里爾的家人數十年來嘗試讓皮諾切特為華府的炸彈攻擊受審,並要求美國開放該事件的檔案。但這位獨裁者壽終正寢,逃過所有審判,並發表一封死後公開信,為政變和使用“最大力量”防止“無產階級獨裁統治”辯護。皮諾切特寫道:“我多麼希望根本不需要1973年9月11日的軍事行動!我多麼希望馬克思-列寧意識形態未侵入我們的祖國!”

    有些拉丁美洲恐怖年代的罪犯沒有這麼幸運。2006年9月,阿根廷軍事獨裁統治終結23年後,一位重要的恐怖執行者終於被判終身監禁。這位被定罪的人叫艾契柯拉茲(Miguel Osvaldo Etchecolatz),在軍政府年代擔任布宜諾賽勒斯省警察局長。

    在歷史性的審判期間,關鍵證人羅培茲(Jorge Julio Lopez)卻失蹤。羅培茲在70年代曾經失蹤、遭殘暴刑訊,然後獲釋放–現在同樣的事再度發生。在阿根廷,羅培茲以第一個“兩度失蹤”者聞名。直到 2007年中,他仍杳無音訊,警方幾已確定他遭綁架是為警告其他可能挺身而出的目擊證人–和恐怖年代一樣的老伎倆。

    該案的法官是阿根廷聯邦法院55歲的羅桑斯基(Carlos Rozanski),他判決艾契柯拉茲犯六項殺人罪、六項非法監禁罪和七項刑訊罪。他在宣判時採取一個不尋常的做法,他說,有罪的判決無法懲罰真正的罪行,但為了“建設集體記憶”,他必須再加注,判決是針對“1976年到1983年間,阿根廷共和國發生的集體大屠殺所犯的所有違反人性的罪行”。

    借由這項判決,法官改寫了阿根廷歷史:70年代對左派分子的殺戮不是數十年來官方描述的“骯髒戰爭”,不是兩方衝突且各自進行不同的罪行,失蹤的人也不是瘋狂的獨裁者沉迷于虐待和個人權力的犧牲者。真正發生的是更科學、更駭人聽聞的理性所造成。就像法官說的,那是一個“由國家的統治者執行的滅絕計畫”。

    他解釋說,殺戮是體制的一部分,早已計畫好,並在全國各地以一致的方法加以複製,且其明顯的意圖並非攻擊個人,而是摧毀那些人所代表的部分社會。種族屠殺是嘗試謀殺一個群體,而非個人的集合;法官指出,因此那是種族屠殺(Genocide)。

    羅桑斯基知道“種族屠殺”的措詞將引發爭議,因此寫了一篇長篇判決文以佐證他的決定。他指出,聯合國的“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Convention on Genocide)定義這種罪行為“意圖摧毀一個國家、人種、宗教或族群的全部或一部分”;該公約並未包括消滅以政治信念為區分的群體–例如發生在阿根廷的情況–但羅桑斯基說,他認為此種排除並不合法。他舉一段鮮為人知的聯合國歷史,解釋在1946年12月11日,聯合國大會針對納粹大屠殺一致投票通過一項決議案,禁止“造成種族、宗教、政治和其他族群全部或一部分被毀滅”的種族屠殺行為。兩年後“政治”這個詞被從公約刪除是應史達林的要求。史達林知道,如果毀滅一個“政治群體”算種族屠殺,他的血腥整肅和大批囚禁政治反對者將符合公約的定義。史達林獲得其他領袖的支持,因為他們也想保留剷除政治異己的權利,所以政治這個詞遭刪除。

    羅桑斯基寫道,他認為原始的聯合國定義更加合法,因為尚未受到這種自利的妥協的干擾。他也舉出西班牙國家法院的一項判決,在1998年讓一名惡名昭彰的阿根廷刑訊者接受審判。該法院也判決阿根廷軍政府犯下“種族屠殺罪行”。它把軍政府嘗試掃除的群體定義為“壓迫者認為不符合國家建立的新秩序模式的人”。一年後的1999年,以發出皮諾切特逮捕令聞名的西班牙法官賈松(Baltasar Garzon),也主張阿根廷發生種族屠殺。他也嘗試為被當作滅絕物件的群體下定義。他寫道,軍政府的目標是“建立新秩序,像希特勒希望在德國達成的一樣,而這個秩序容不下某些類型的人”。那些不符合新秩序的人“不符合阿根廷新國家的理想配置”。

    當然,70年代拉丁美洲政商統合獨裁者的罪行,在規模上無法與納粹和1994年盧旺達的情況相提並論。如果種族屠殺意指的是納粹那樣的大屠殺,那麼拉丁美洲的罪行不屬於這個範疇。不過,如果種族屠殺是依照這些法院的定義,意指企圖消滅阻礙政治目標的群體,那麼這個過程不只發生在阿根廷,而是發生在所有不同程度上變成芝加哥學派實驗室的許多國家。在這些國家,“阻礙理想”的人是各階層的左派分子:經濟學家、施粥所的員工、工會分子、音樂家、農民組織分子、政治人物。這些群體的所有成員都被一個明確且遍及全區域的策略鎖定,亦即以根除左派為目標的大兀鷹行動。

    共產主義崩解後,自由的市場與自由的人民一直被視為單一意識形態的一部分,這個意識形態宣稱可以避免人類重蹈集體墳場、大殺戮和酷刑室的歷史覆轍,而且是唯一且最好的對策。從芝加哥大學地下室脫逃的當代放任式自由市場宗教,最先應用在真實世界的地方是南錐,但它卻未帶來民主;反而它是建基在一個接一個國家被推翻民主政治的情況。它也未帶來和平,反而需要借助奪取數萬條人命的體制性謀殺,以及對10萬到15萬人施予酷刑。

    就像勒特里爾說的,肅清社會的行動與這個計畫的核心意識形態間,有一種“內在和諧”。芝加哥男孩和他們的教授們提供建言,並在南錐軍事政權中佔據高位,他們信仰一種純粹本質的資本主義,他們的體制完全建基於對“平衡”和“秩序”的信仰,並且必須依靠去除干預和“扭曲”才能成功。因為有這些特質,一個承諾忠實採用這種理想的政權,便無法接受其他與之競爭或妥協的世界觀。為了達成理想,它必須獨佔意識形態;否則,根據其核心理論,經濟資訊就會變扭曲,整個體系將失去平衡。

    “芝加哥男孩(應譯:芝加哥小子)”幾乎找不出比1970年代的拉丁美洲南錐更適合的地方,來進行這種絕對主義的實驗。發展主義異軍突起意味這個區域特別刺眼,採用的是“芝加哥學派”視為扭曲或“不經濟的思想”(uneconomic ideas)的政策。更重要的是,這裏百花齊放的平民與智識運動,都與放任資本主義針鋒相對。這些運動並非居於邊緣地位,而是大多數民眾的想法,且反映在許多國家的多次選舉中。芝加哥學派的轉型在南錐受到熱烈歡迎的可能性,大概和無產階級革命在比弗利山莊發生的可能性相當。

    在恐怖行動降臨阿根廷前,華爾士曾寫道:“任何事情都無法阻擋我們,不管是監獄或死亡。因為你無法囚禁或殺死所有人民,因為絕大多數阿根廷人……知道只有人民將拯救人民。”阿連德在看到坦克開至包圍總統府時,發出的最後一通無線電也充滿同樣的頑強不屈,他說:
    “我確信我們在成千上萬智利人的良知中播下的種子,絕不可能被根除。”
    這是他對人民最後的遺言。
    “他們擁有蠻力;他們可以征服我們,但他們無法借罪行或武力阻止社會的進程。歷史站在我們這邊,寫下歷史的是人民。”

    這個區域的軍政府將領和他們的經濟幫兇,對這些真理知之甚詳。幾位阿根廷軍事政變的老兵解釋軍隊的思維:“在1955年,我們相信問題是庇隆,所以我們推翻他,但到1976年,我們已經知道問題出在勞工階級。”整個區域都是如此:問題既廣且深。這種瞭解意味如果新自由主義革命想要成功,軍政府必須做阿連德宣稱不可能的事–完全根除拉丁美洲左派高漲時期撒下的種籽。皮諾切特獨裁政權在政變後發表的《原則宣言》中,形容其使命是一個“改變智利人思想的長期而根本的行動”,呼應20年前智利計畫之父、美國國際發展署派特森說的:“我們需要做的是改變人的形成。”

    但是如何辦到?阿連德所說的種子不是孤立的想法,也非一個政黨團體或工會。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拉丁美洲的左派是主流大眾文化–它是聶魯達(Pablo Neruda)的詩,哈拉(Victor Jara)和索莎(Mercedes Sosa)的民歌,第三世界教士(Third World Priests)的自由神學,波瓦(Augusto Boal)的解放劇場,弗雷勒(Paulo Freire)激進的教育學,賈利安諾和華爾士的革命新聞報導。它是過去和當代從阿蒂加斯(Jose Gervasio Artigas)、波利瓦(Simon Bolivar)到切•格拉瓦等傳奇英雄與殉道者寫下的歷史。當軍政府決心挑戰阿連德的預言,把社會主義連根拔起時,它是向整個文化宣戰。

    這種必要性反映在巴西、智利、烏拉圭和阿根廷軍事政權使用的主要譬喻上:那些法西斯主義者等著清除、洗刷、拔除和治療。在巴西,軍政府對左派分子的搜捕代號為清洗行動(Operation Cleanup)。在政變當天,皮諾切特形容阿連德和他的內閣為“那些即將毀掉國家的垃圾”。一個月後,他保證“剷除智利邪惡的根本”,進行“道德清洗”,以“淨化罪惡”–遙遙呼應《第三帝國》(The Third Reich)作者羅森伯格(Alfred Rosenberg )呼籲的“以鐵掃帚無情地清掃”。

    文化清洗

    在智利、阿根廷和烏拉圭,軍政府進行大規模的意識形態清洗行動,焚燒佛洛德、馬克思和聶魯達的書,關閉數百家報社和雜誌社,佔領大學,禁止罷工和政治集會。

    一些最惡毒的攻擊,則保留給“芝加哥男孩(應譯:芝加哥小子)”在政變前無法打敗的“粉紅”經濟學家。“芝加哥男孩(芝加哥小子)”大本營天主教大學的死對頭是智利大學,那裏有數百名教授因為“怠忽道德職責”而被開除(包括法蘭克這位曾氣憤地寫信回芝加哥母校給前教授的異議分子)。在政變期間,法蘭克報告說:“六名學生在經濟學系大門口被當場射殺,以對其他人起殺雞儆猴作用。”軍政府在阿根廷奪得政權後,士兵開進布蘭卡港的南方大學,以“教唆顛覆”的罪名囚禁17名學者;同樣的,這些人大多來自經濟學系。“我們必須摧毀餵養、塑造和灌輸顛覆分子的來源。”一位元將軍在記者會上宣佈。清洗行動中總共有8000名左派教育者,被以“意識形態嫌犯”整肅。在高中,他們禁止學生作分組報告–因為分組報告被視為潛在的集體精神的跡象,可能危害“個人自由”。

    在聖地牙哥,傳奇民歌手哈拉被帶到智利體育館,他受到的待遇充分展現那股想讓文化噤聲的狂暴決心。據智利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調查,士兵先打碎他的雙手,讓他無法再彈吉他,然後射擊他44次。為了確定他無法在墳墓裏激勵人心,軍政權下令銷毀他偉大的錄音作品。阿根廷音樂家索沙被迫流亡外國,革命戲劇家波拉在飽受酷刑後逃離巴西,賈利安諾從烏拉圭出走,而華爾士則在布宜諾賽勒斯街頭遭謀殺。一個文化就此被蓄意滅絕。

    在同一時候,另一個消過毒、清洗過的文化取而代之。在智利、阿根廷和烏拉圭獨裁統治之初,唯一被准許的公眾集會是閱兵典禮和足球比賽。在智利,女性穿著寬鬆的長褲就可能被逮捕,男性留長髮也一樣。“全國上下正進行徹底的清洗。”阿根廷一家軍政府控制的報紙在社論中宣稱,並呼籲大規模刷洗左派分子的塗鴉, “很快所有外表將煥然一新,借肥皂和清水就能解除夢魘”。

    在智利,皮諾切特決心打破人民走上街頭的習慣。連小規模的集會都被以高壓水槍–皮諾切特最愛的群眾控制武器–驅散。軍政府擁有數百輛水槍車,小到可以開上人行道,對成群散發宣傳單的學童噴水;甚至送葬行列如果太喧鬧也遭到殘暴壓制。這些無所不在的水槍車被稱作原駝(guanaco),取其像一種習慣吐口水的美洲駝,它們把群眾當垃圾般清除,讓街頭閃閃發亮,清潔而空虛。

    政變之後不久,智利軍政府發出一道命令,要求公民借報告外國的“極端主義者”和“狂熱信仰的智利人”,“對清洗國土作出貢獻”。

    誰被殺害,以及為什麼

    在突擊中被掃蕩的人大多數不是軍政府宣稱的“恐怖分子”,而是被視為對經濟計畫造成最大障礙的人。有些人是真正的反政府人士,但許多人只是被認為不符合革命的價值觀。

    “清洗運動”呈現的體制性,從人權與真相委員會報告記錄的失蹤日期和時間就可明確驗證。在巴西,軍政府到60年代末期才開始大規模鎮壓,但有一個例外:政變一發動後,士兵就立即逮捕工廠和農場的工會領袖。根據《巴西:毋忘教訓》報告,他們被送往監獄,許多人遭到酷刑,“理由只是他們受到當局反對的政治思想激勵”。這份真相委員會的報告引述軍方自己的法庭記錄說,大型工會聯盟工人指揮總部(CGT)在軍政府的法庭程式中,被當作“無所不在的惡魔,應加以驅除”。該報告直言不諱地下結論說,“1964年掌權的當局,對‘徹底清除’這個部門特別仔細”,原因是他們“擔心抗拒會從工會蔓延到他們的經濟計畫,而計畫的基礎則是緊縮工資和把經濟去國有化”。

    在智利和阿根廷,軍政府都利用“政變”初期的混亂,對工會運動展開猛烈攻擊。這些行動顯然都事先經過審慎規劃,從“政變”的第一天就展開有系統的突擊。在智利,當所有人都注視被包圍的總統府時,其他部隊也被派往“人稱‘工業帶’的許多工廠,展開突擊和逮捕”。在接著數天,智利的真相與和解報告指出,又有數家工廠被突擊,“並大規模逮捕人,部分人遭殺害或失蹤”。在1976年,80%的智利政治犯是工人和農民。

    阿根廷的真相委員會報告《永遠不再》(Nunca Mas),記錄了同樣對工會有計劃的攻擊:
    “我們發現一大部分(對工人)的行動,是在政變當天進行,或政變後立即進行。”在攻擊工廠的清單中,有一項證詞特別暴露出“恐怖主義”被用作搜捕非暴力工人活動分子的藉口。曾被關在珍珠(La Perla)酷刑集中營的政治犯吉尤娜(Graciela Geuna),描述士兵因為一次即將進行的電廠罷工而監視她。這項罷工準備“示範如何抗拒軍事獨裁”,
    當然不為軍政府所樂見。吉尤娜回憶說:
    “集中營裏的士兵表示,他們決定把罷工‘蒙特內羅化’,讓它變成非法。”(蒙特內羅是已被軍隊完全肅清的遊擊隊組織。)罷工者與蒙特內羅毫無關係,但那已無關緊要。 “珍珠營的士兵自己印製上有‘蒙特內羅’簽名的宣傳單–呼籲電廠工人罷工。”然後這些宣傳品就變成必須綁架和殺害工會領袖的“證據”。

    企業資助酷刑

    對工會領袖的攻擊往往在工廠業主的密切合作下進行,而近幾年向法庭提出的報告提供了明確的檔證據,顯示外國跨國企業在當地的子公司也直接參與。

    在阿根廷政變之前的年代,左派激進分子的崛起曾影響到外國公司,包括在經濟和個人方面;從1973年到1976年,菲亞特(Fiat)汽車公司有五名主管遭暗殺。軍政府取得權力並執行芝加哥學派的政策後,這類公司的命運大幅改觀;現在它們可以把進口產品傾銷到當地市場,支付較低的工資,任意裁撤員工,而且不受管制地把利潤匯回母國。

    數家跨國公司熱烈地表達它們的感激。阿根廷軍事統治後的第一個新年,福特汽車公司刊登一則慶賀的報紙廣告,公開表明支持軍政權的立場:“1976年:阿根廷再次迷途知返。1977年:對所有懷著善意的阿根廷人帶來信心與希望的新年。阿根廷及其人民的福特汽車公司,將全力投入創造祖國的偉大命運。”外國企業不只是感謝軍政府的貢獻,有些公司還積極參與恐怖運動。在巴西,數家跨國公司通力合作,資助它們自己的民間酷刑隊。1969年正當軍政府進入最殘暴的階段,一支不受法律管束的員警部隊成立,取名偵察行動(Operation Bandeirants),簡稱OBAN。據《巴西:毋忘教訓》,這支部隊由軍官組成,靠許多跨國公司的捐款資助,包括福特和通用汽車公司。報告說,由於 OBAN不在軍隊和員警的正式編制裏,因此“在使用審訊手段上享有彈性和免受刑責”,並很快以無與倫比的殘暴聲名遠播。

    不過,最不避諱參與恐怖行動的跨國企業,是福特汽車的阿根廷分公司。該公司供應車輛給軍方,綠色的福特獵鷹轎車被用在成千上萬次綁架和失蹤的行動。阿根廷心理學家兼劇作家帕夫洛夫斯基(Eduardo Pavlovsky),形容這種車是“恐怖的象徵,是死亡之車”。

    福特供應軍方汽車,軍政府則提供福特它擅長的服務–為工廠除掉製造麻煩的工會分子。在政變前,福特被迫對工人作出重大讓步:午餐時間從20分鐘延長到1 小時,每輛汽車銷售的1%用於社會服務計畫。這種情況在政變那天完全改觀,反革命從此展開。福特在布宜諾賽勒斯南郊的工廠變成一座武裝軍營;在接下來的數周,工廠聚集了各式軍用交通工具,包括坦克車和天上盤旋的直升機。工人作證說,一個有百名士兵的軍隊長期駐在該工廠。“我們在福特感覺好像在打仗。而軍隊是沖著我們工人來的。”工會代表卓伊安尼(Pedro Troiani)回憶說。

    士兵搜尋整個廠房,抓住最活躍的工會成員並將他們戴上頭罩,工廠的工頭則協助指認他們。卓伊安尼是從生產線被拖出的人之一,他記得“在囚禁我之前,他們押我在工廠遊行。他們公然這麼做是想讓所有人看到:福特利用這種手段消滅工廠的工會組織”。最令人驚訝的是接下來發生的事:卓伊安尼並未被送到附近的監獄,據其他人轉述,士兵把他們帶到在工廠大門內設置的羈留所。就在工廠內幾天前他們談判合約的地方,這些工人遭到拳打腳踢,其中有兩個人遭電擊。他們被帶往外面的監獄後,酷刑仍持續數周之久,有些長達數個月。工人的律師指出,至少有25位福特工會代表在這段期間遭綁架,其中有半數被拘禁在公司的廠房裏;阿根廷的人權團體現在正在遊說,把福特的工廠正式列入前秘密羈押所的清單。

    2002年,聯邦檢察官代表卓伊安尼和其他14名工人,對福特阿根廷公司提出刑事控告,指稱該公司應為在其廠房發生的鎮壓負法律責任。“福特(阿根廷)及其主管共謀綁架自己的員工,我想他們應為這件事負責。”卓伊安尼說。賓士(Mercedes-Benz)也正面臨類似的調查,該公司遭指控在1970年代與軍方合作,肅清旗下一座工廠的工會領袖,涉嫌交出16名工人的姓名和位址,後來他們全部失蹤,其中14名從此未再尋獲。

    據拉丁美洲歷史學家羅伯特(Karen Robert)的調查,到獨裁統治結束時,“幾乎所有工廠代表都已從阿根廷最大的工廠失蹤……例如賓士、克萊斯勒,以及菲亞特協和(Fiat Concord)。福特與賓士都否認他們的主管在鎮壓中扮演任何角色,司法案件仍在進行中。

    不只工會分子遭到先發制人的攻擊–任何人若抱著非純粹追求獲利的社會價值觀,都是攻擊對象。在該區域各地最殘暴的攻擊,都是針對曾為土地改革而抗爭的農民。阿根廷農地聯盟(Argentine Agrarian Leagues)的領導者–他們曾散播農民有權擁有土地的煽動思想–遭到搜捕和酷刑,往往就在他們工作的農場邊,在眾目睽睽下進行。士兵用卡車電池為刺牛棒通電,把這種處處可見的農場工具用在農民身上。在另一方面,軍政府的經濟政策讓地主和牧牛場業主坐享其成。阿根廷的狄霍茲解除牛肉價格管制,使肉價飆漲超過700%,為業主帶來空前的獲利。

    在貧民窟,先發制人的攻擊目標是社區工人,其中有許多是教會工作者,他們組織社會最貧窮的一群人,要求醫療、公共住宅和教育–換句話說,就是芝加哥男孩想解構的“福利國”。“窮人不再有任何福利可以照顧他們!”他們一面這麼告訴阿根廷醫生黎伍斯基(Norberto Liwsky),一面“電擊我的牙齦、乳頭、生殖器、腹部和耳朵”。

    一位與軍政府合作的阿根廷傳教士解釋行動的指導原則說:“敵人是馬克思主義。是教會和我們祖國的馬克思主義–是一個新國家面對的危險。”這種“新國家面對的危險”有助於解釋,為什麼軍政府的許多受害者如此年輕。在阿根廷,3萬名失蹤者中有81%的年齡介於16歲到30歲。“我們現在的工作是為了往後20 年。”一位惡名昭彰的刑訊者對他的受害者說。

    最年輕的受害者中有一群高中生,他們在1976年聯合請願,要求降低公車票價。對軍政府來說,集體行動顯示這些青少年感染了馬克思主義病毒,其反應是屠殺者的憤怒,有6名敢於提出這種顛覆要求的高中生遭到酷刑並殺害。2006年終於遭到判刑的警察局長艾契柯拉茲,是參與這次攻擊的關鍵人物。

    這類失蹤案例的模式很清楚:在休克治療師嘗試抹去經濟中的集體主義遺毒時,休克部隊則把那種文化的代表從街頭、大學和工廠掃空。

    一些站在經濟轉型最前線的人不防備時會承認,達成他們的目標有賴大規模鎮壓。博雅公關公司(Burson-Marsteller)公關主管伊曼紐爾(Victor Emmanuel),負責把對企業友好的阿根廷軍政府促銷給世界,他告訴一名研究人員,為了打開阿根廷“受保護的國家主義”經濟,動用暴力有其必要。他說:“但沒有人會投資一個捲入內戰的國家。”然而他承認,死的人不只是遊擊隊。“許多無辜者可能也被殺害,”他告訴作家費特羅維茲(Marguerite Feitlowitz)說,“但在那種情況下,需要用到極強大的武力。”

    皮諾切特的芝加哥男孩經濟部長卡斯楚負責執行休克治療,他說,如果沒有皮諾切特的鐵腕支持,他不可能辦到。“輿論強烈反對(我們),所以我們需要強人來維繫政策。我們很幸運皮諾切特總統瞭解而且擁有能抵擋批評的個性。”他也認為,“獨裁政府”最適合保衛經濟自由,因為可以“不摻雜個人情感”地使用權力。

    和大多數國家恐怖一樣,設定目標的殺戮有雙重目的。
    第一,殺戮去除了計畫的實質障礙–那些最可能反擊的人。
    第二,讓所有人目睹“麻煩製造者”失蹤,發出不容誤解的警告給可能想抗拒的人,因而去除了未來的障礙。

    而這些手段確實有效。“我們既困惑又苦惱,乖乖等著接受命令……許多人開始退化;他們變得更依賴和害怕。”智利精神醫生帕拉(Marco Antonio de la Parra)說。換句話說,他們處在休克之中。因此當經濟休克造成物價飆漲和工資下跌時,智利、阿根廷和烏拉圭的街上依舊乾淨和平靜。沒有搶糧暴動,沒有大罷工。家庭借著默默節衣縮食度日,喂他們的嬰兒喝可以抑制饑餓感的傳統飲料馬黛茶(mate),在日出前起床以便走路幾個小時上班,省下公車費;因為營養不良或傷寒死亡的人則被悄悄埋葬。

    十年前,南錐國家的工業還突飛猛進,中產階級迅速崛起,醫療與教育體系十分健全,儼然成為發展中國家的希望。現在,富人與窮人被拋進截然不同的經濟世界,富人可以在佛羅里達取得榮譽市民身份,其他人則被推回落後國家的火坑,而且兩者的鴻溝將隨著後獨裁時代的新自由主義“再造”不斷加深。這些國家不再是激勵人心的楷模,而是對夢想從第三世界升起的貧窮國家的恐怖警告。這種轉變可以與經歷軍政府酷刑營的囚犯相提並論:光是說還不夠–他們被迫放棄最珍視的信念,背叛他們的愛人和孩子。那些屈服的人被稱作“破碎者”。南錐也一樣:這個區域不只被打敗,它被打成碎片。

    酷刑“治療”

    當政策嘗試把文化中的集體主義切除時,監獄裏的酷刑則嘗試從人的心智和精神將之切除。就像一篇1976年阿根廷軍政府的社論說的:“心智也必須清洗,因為那是錯誤誕生的地方。”

    許多施酷刑者採取醫生的姿態。好比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使用痛苦但必要的休克治療,這些審訊者想像他們施加的電擊和其他折磨具有療效–他們只是給囚犯某種醫療,而囚犯在集中營則被稱為髒病者(apestosos),被視為骯髒或染病的人。他們將為囚犯治療社會主義或集體主義思想的疾病。他們的“治療”當然會帶來痛苦,甚至可能致命,但這是為患者著想。“如果你的手臂有壞疽,你必須截肢,對不對?”皮諾切特在回應外界對他人權記錄的批評時,不耐煩地反問。

    整個區域內各國真相委員會報告的證詞顯示,囚犯都描述一套強迫他們背叛內心最深植信念的系統。對大多數拉丁美洲左派來說,他們最珍視的信念就是阿根廷的激進派歷史學家拜爾(Osvaldo Bayer)所說的,“團結是唯一的超越神學”。施酷刑者也知道團結的重要,而且決心借休克來消滅囚犯內在的社會聯結衝動。當然,所有審訊都為了取得有價值的資訊,因此必須強迫囚犯背叛,但許多囚犯報告折磨他們的人對資訊興趣不高,因為他們通常已掌控資訊,反而他們熱衷的是達成背叛。這種做法目的在於對囚犯內在造成無可修復的傷害,這部分的內在原本把協助他人擺在第一位,也是他們參與社會運動的原因,但在傷害之後留下的是羞愧和屈辱。

    有時候背叛完全不是囚犯所能控制。例如,阿根廷囚犯韋蘭尼(Mario Villani)被綁架時身上帶著行事曆,裏面記錄與一個朋友約好會面;士兵突擊會面地點,讓失蹤在恐怖機器的運動分子又增加一名。韋蘭尼的酷刑手用這件事折磨他,他說:“他們抓到霍基是因為他準時赴約。他們知道告訴我這件事,對我的折磨會遠超過220伏特。那種懊悔幾乎令我無法承受。”

    在這種環境下,終極的反抗是囚犯之間表現的小悲憫,例如照料彼此的傷口,或分享稀少的食物。如果這類關愛的舉動被發現,他們會遭到嚴厲懲罰。囚犯會被刺激成盡可能自私自利,不斷有人提供他們浮士德式的交易,例如選擇自己承受更多折磨,或讓其他囚犯受更多酷刑。在一些案例中,囚犯被徹底瓦解,以致同意拿刺牛棒對付其他獄友,或上電視公開放棄他們以前的信念。這些囚犯代表折磨者的終極勝利:囚犯不僅放棄團結,而且為了生存而屈服於放任資本主義核心的割喉特質 –借用ITT主管的話:“追求自利。”

    在南錐工作的兩類“醫生”–將軍與經濟學家–都以幾乎完全相同的比喻形容他們的工作。弗裏德曼描述他在智利的角色像醫生,提供“醫療技術建議給智利政府,以協助終結一場醫療瘟疫”–“通貨膨脹的瘟疫”。芝加哥大學拉丁美洲計畫主持人哈伯格的比喻更直接,他在獨裁統治結束很久後,對一群阿根廷年輕經濟學家發表的演說中說,好經濟學家本身就是治療–他們扮演著“對抗反經濟的思想與政策的抗體”。阿根廷軍政府的外交部長顧塞提說:“當國家的社會身體染上會侵蝕內臟的疾病時,它會產生抗體。這些抗體不能被當作病菌。當政府控制並摧毀遊擊隊,抗體的活動才會消失,就像已經發生的情況。那只是生病身體的自然反應。”

    這種語言當然與納粹當年的思想架構沒有兩樣,納粹辯駁他們是借由殺害社會“生病”的分子,以治癒“國家身體”。就像納粹醫生克萊恩(Fritz Klein)宣稱的:“我想挽救生命。而出於對人命的尊敬,我會從一個生病的身體移除壞疽的盲腸。猶太人是人類身體的壞疽盲腸。”赤棉使用相同的語言辯解在高棉的殺戮:“受感染的部分必須切除。”

    “正常”孩子

    最令人不寒而慄的比喻,莫過於阿根廷軍政府如何對待酷刑營裏的小孩。聯合國有反集體屠殺的公約規範,明確的集體大屠殺行為包括“採取意圖阻止群體人口出生的措施”,以及“強迫轉移一個群體的兒童到另一個群體”。

    據估計,有500名嬰兒在阿根廷的酷刑營誕生,這些嬰兒被立即納入一個再造社會和創造新品種模範市民的計畫。經過短暫的哺乳期後,數百名嬰兒被賣給或送給大多與獨裁政權有直接關係的領養夫妻。據辛苦找到數十名這些小孩的人權團體5月廣場的祖母(Abuelas de Plaza de Mayo),領養的夫妻以軍政府認定為“正常”和健康的資本主義與基督教價值教養這些小孩,而且從未告知他們的出身。嬰兒的父母被視為病勢太重而不值得拯救,幾乎都在酷刑營裏遭殺害。盜竊嬰兒並非出於個人罪行,而是有組織的國家行動。在一樁法庭訴訟中,1977年內政部的官方文件被提出當作證據,文件的標題是“對遭羈押或失蹤之政治與工會領袖,處理其未及齡子女的程式指示”。

    阿根廷歷史的這一章,與美國、加拿大和澳洲原住民兒童遭大規模盜竊極為相似,這些原住民兒童都被送進社區學校,禁止他們說母語,並被責打成“白人”。在70年代的阿根廷,類似的族群至上思維顯然也在運作,其根據並非人種,而是政治信仰、文化和階級。

    政治殺戮與自由市場革命最明確的關聯,要到阿根廷獨裁統治結束四年後才被發現。在1987年,一隊攝影人員在布宜諾賽勒斯市區最豪華的太平洋購物商場(Galerias Pacifico)地下室,驚駭地誤闖一座廢棄的酷刑中心。調查發現,在獨裁統治期間,第一陸軍兵團把部分失蹤者藏匿在商場地下室;地牢牆壁上仍看得到那些早已死去的囚犯的字跡:姓名、日期,以及哀求解救。

    今日的太平洋商場是布宜諾賽勒斯購物區皇冠上的珠寶,是專為吸引國際消費而開設的明證。拱形的屋頂和精緻的壁畫,裝飾了各式各樣的品牌商店,從克麗絲汀迪奧(Christian Dior)、勞夫羅倫(Ralph Lauren)到耐吉(Nike),價格貴到絕大多數本地人買不起,但揀便宜的外國人卻蜂擁而至,享受阿根廷幣貶值的好處。

    對瞭解本身歷史的阿根廷人來說,這座商場代表的是可怕的記憶。就像更早的老式資本主義征服建立在該國原住民的大墳場上,拉丁美洲的芝加哥計畫則建立在曾關過成千上萬不同信仰者的酷刑營上。

    《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
    第四章 清洗石板-恐怖的效用


  3. 2011/04/15 於 17:09 patchpieces

    美國對哥倫比亞的新殖民政策-「哥倫比亞計畫」

      提到哥倫比亞,許多人就會立刻聯想到這是毒品與游擊隊氾濫的罪惡淵藪之地。羅素克洛和梅格萊恩搭檔演出的「千驚萬險」就是以哥倫比亞為背景,影 片描述的哥倫比亞左派游擊隊在邪惡帝國蘇聯垮台後,變成一群以販毒、綁票維生的恐怖份子,長期以來許多美國人也相信政府與主流(自由)傳媒對於哥倫比亞的 宣傳,相信美國政府目前已耗資數十億的「哥倫比亞計畫」(Plan Columbia)可以消滅哥國毒梟和游擊隊暴力,然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證據卻證明事實剛好相反。

      事實上,「哥倫比亞計畫」只是美國長期對於中南美洲“政經軍干預”的一部份,在美國喬治亞州的班寧堡(Fort Benning),有一所「美洲軍事學校」(SOA, U.S. Army School of the Americas),該校一直被諷刺為「殺手學校」(School of Assassins),因為該校的課程以訓練謀殺、綁架、政變、嚴刑拷打著名,數十年來培養出六萬多名拉丁美洲的軍人,智利民選總統阿葉德被軍事獨裁者皮 諾契特推翻、大主教Oscar Romero被暗殺、瓜地馬拉36年內戰死亡或失蹤的20萬人、薩爾瓦多超過900名平民被屠殺等等,都是“該校”畢業生的“傑作”,女性受害者還會遭強 暴虐殺而死,毫無反抗力量的兒童被活埋或摔死;它也培養惡名昭彰的軍事獨裁者-包括巴拿馬、波利維亞、瓜地馬拉、薩爾瓦多,並且是“右翼民兵”的訓練所- 例如尼加拉瓜殘暴的「國民軍」就是SOA的畢業生,後來組成“右翼恐怖份子”Contra。前巴拿馬總統就稱「美洲軍事學校」是「拉丁美洲最大的亂源製造 基地」,在日漸高漲的抗議聲浪下,該校改名為Western Hemispheric 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WHISC),但是至今仍然繼續培養每年一到兩千名的畢業生(目前1/3的受訓者來自墨西哥,因為該國要對付以Chiapas省原住民為主的薩巴塔游擊 隊(Zapatista)),每年耗費美國納稅人大約兩千萬美金。

      和其他拉美國家相比,哥倫比亞派遣最多軍人(目前已超過一萬多人)到SOA受訓,其中許多高階軍官都犯下違反人權的罪刑,哥倫比亞軍方和殘忍著 稱的右翼民兵組織AUC也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使得在哥國每年有超過三萬人被殺、一百萬人無家可歸。1986年以來已經有三千八百名工會領袖和組織者遭殺 害,在去年的前十一個月,就有180名工會領袖被暗殺,過去十幾年以來,超過三萬名工人、農民、人權組織者、左翼領袖、教師等被軍隊和右翼民兵殺害。最大 的右翼民兵組織AUC的領導人對於謀殺工會領袖毫無悔意,他說「我們有理由殺那些人,因為他們(工會領袖)妨礙他人工作。」因為暴力事件頻仍,自從 1985年以來,已經有兩百萬哥倫比亞平民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園。

      在美國主流(自由)傳媒宣傳下不斷“被污名化”的左翼游擊隊-其中一股最大的力量FARC「哥倫比亞人民革命軍」(有一萬六千到兩萬人的武裝力 量,由工人、農民、組織者所組成)-經由過去36年以來的組織工作,哥國基層人民對其支持率不斷提高,專家估計該游擊隊在哥國自治區的影響力已經超過 50%,相對的哥倫比亞所謂「(美帝扶植傀儡)民主」政府,則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貪污腐敗政權,人民對政府的失望清楚地反映在哥國的投票率上(低於 40%),目前FARC直接掌握的非武裝區(約瑞士大小),也完全沒有上述的暴力事件發生。
      在2000年,美國政府投入十三億美金到「哥倫比亞計畫」以及之後六億美金的「安地斯行動」(Andean Intiative,因為哥倫比亞屬於安地斯山脈國家)(其中一億給哥倫比亞軍方),宣稱該計畫是「對抗毒品之戰」(War on Drugs)以及心照不宣的「對抗左派游擊隊(美國政府定義下的恐怖份子)之戰」,事實上,該計畫對於消滅毒品毫無助益,因為大部分的款項給了“美國跨國 公司”,例如<孟山都(Monsanto)>、United Tech、Sikorsky等,用來進行軍事訓練、購買直昇機和除草劑,另外,美國政府也已提供哥倫比亞軍方和右翼民兵十五億美金。

      然而,哥倫比亞政府和軍隊本身就和毒梟“連為一體”,政府軍隊和右翼民兵就是毒梟背後的軍事力量,前SOA的教官就曾說「SOA是拉丁美洲軍官 洗毒品錢的最佳地點」,美國持續提供哥倫比亞軍事援助反而助長軍隊和右翼民兵繼續在國內“鎮壓平民”、違反人權,並且讓毒梟勢力更擴大。

    此外,美國在哥倫比亞四處噴灑除草劑,宣稱這樣就可以消滅古柯鹼作物,但其實是毫無差別地噴灑在一般農田和雨林上,不但使得農作物大量枯死、農民無 法維持生計、亞瑪遜雨林的生態環境遭破壞、原住民生存環境受到威脅,更讓古柯鹼產業暴增超過100%,在1994到1998年,哥國大約種植45500 公頃的古柯鹼作物,但是有超過140800 公頃的一般作物、古柯鹼和雨林被噴灑,從1999年到2000年,古柯鹼的產量反而增加60%,噴灑除草劑不但完全無效,反而讓種植古柯鹼更有價值。

      著名的拉美學者James Petras就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是美國對拉丁美洲再殖民的試金石,因為哥倫比亞目前擁有第三世界國家最強大的游擊隊力量,開始動搖美國在拉丁 美洲的殖民力量(哥倫比亞的石油是美國重大利益所在,美國從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和厄瓜多進口的石油比波斯灣還要多),因此若能藉由「哥倫比亞計畫」一舉摧 毀反抗的力量,則可以再度建立美國的新帝國主義力量,因此越來越多人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實際上是「死亡計畫」(Plan of Death)。

      今年4月19-22日,在美國首府華盛頓有大規模的反戰(4月20日舉行大遊行,主題為「停止國內和國外的戰爭」Stop the War-At Home& Abroad,詳情請見:http://www.a20stopthewar.org/)、反全球化和「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National Mobilization on Columbia,詳情請見:http://www.colombiamobilization.org/)遊行(世界各地的抗議活動資訊都可以在 http://protest.net/ 找到),「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在4月22日將發動大遊行並提出兩大訴求:
    一、反對美國政府“假借”掃蕩毒品為名的「哥倫比亞計畫」,
    二、關閉「殺手學校」 -「美洲軍事學校」(SOA)。

    文/洪家寧 2002.4


  4. 2011/04/19 於 17:46 patchpieces

    美國(佔領軍)把伊拉克變成“轉基因糧食”生産基地

    第一節 經濟休克

    “我們在伊拉克的原因,就是爲了播撒民主的種子,這樣它就會在那裏生根開花,並擴展到整個極權主義地區。”
    ——布希二世

    當小布希講到播撒“民主的種子”時,很少有人意識到,他腦子裏想的是「孟山都」的轉基因種子。
    隨著2003年3月美國“佔領”伊拉克,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狀況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伊拉克的土地不僅由大約13萬美國部隊和一小批與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聯繫密切、唯利是圖的財富冒險家佔領。它的經濟也處在美國“佔領者”的全面控制之下。

    對伊拉克經濟的控制也是由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來實施的。2003年5月,保羅•佈雷默被任命爲新成立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行政長官,這個“佔領機構”披著一層薄薄的面紗。佈雷默曾任美國國務院的“反恐”官員,後來成了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的諮詢公司基辛格合夥公司的執行董事,這家公司的影響力非常巨大。

    從許多方面看,美軍“佔領”下的伊拉克比阿根廷更適合將整個國家的農業體系納入“轉基因商業化農業”的統治範圍之內,美軍的“佔領”發揮了重要作用。美國“佔領當局”直接給了伊拉克農民“一份他們無法拒絕的要約”,就像《教父》裏面所說的:“要麽拿著我們的轉基因種子,要麽去死。”

    對於“被佔領”的伊拉克的所有民事活動,佈雷默事實上擁有生殺大權。尤其特殊的是,他不是向通常負責重建工作的美國國務院彙報工作,而是直接向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裏的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的辦公室報告。

    作爲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的首腦,佈雷默迅速行動,草擬了一系列管治伊拉克的法令。當時,伊拉克既沒有憲法,也沒有根據憲法合法産生的政府。美國“佔領當局”制定了整整100個法令,於2004年4月生效。整體來看,這100項由美國強制實施的新法律(正式名稱是“命令”)將確保伊拉克經濟“按照”美國“強加”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的思路進行“改造”,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華盛頓在1990年後“強加”給俄羅斯和前蘇聯經濟的模式非常相像。

    拉姆斯菲爾德領導的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計劃制定者給佈雷默下達的指令是,強加一種“休克療法”,把以國有經濟爲中心的整個伊拉克經濟“改變”爲一個徹底的自由市場私營經濟。佈雷默在一個月內實施的經濟變革比在30年裏“強迫”拉丁美洲債務國實行的“變革”還要猛烈。

    佈雷默的第一個行動是解雇了50萬名國家工作人員,其中大多數是士兵,還有醫生、護士、教師、出版商和印刷商。接下來,他打開了這個國家的邊界,毫無限制地接納進口:既不用履行什麽邊檢手段,也不用交什麽稅費。在佈雷默2003年5月到巴格達之後兩周,他就宣佈伊拉克“敞開國門做生意”。他沒有說是誰的生意,但這一點隨後越來越清晰。

    “入侵”之前,伊拉克除了石油以外的經濟領域由大約200家國有公司主導,它們生産從水泥、紙張到洗衣機等所有商品。2003年6月,佈雷默宣佈,這些國有企業將立即“私有化”。他說,“將缺乏效率的國有企業轉交到私人手中,對伊拉克經濟復蘇來說至關重要。”伊拉克的“私有化”計劃是自蘇聯解體以來最大規模的國有資産“清倉大甩賣”。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第37號命令》降低了伊拉克的公司稅率,從大約40%降到可憐的15%。沒有了稅收收入,政府將無法在任何方面發揮大的作用。“第39號命令”允許外國企業100%地擁有除了自然資源之外的伊拉克資産。這確保了外國企業可以在這個國家“不受限制”地開展商業活動。投資者可以將其在伊拉克賺到的利潤100%地從這個國家拿走。既不要求他們追加投資,也不對他們課稅。這些法令的受益者,顯然不是伊拉克的經濟和人民。

    根據《第39號命令》,外國公司可以簽訂有效期長達40年的租約和合同。《第40號命令》則以同樣優惠的條件歡迎外國銀行進入伊拉克。與允許外國人“全盤接管”伊拉克經濟相對應的是,“唯一保留下來”的薩達姆時期的法律是那些“限制工會”和集體談判的法規。

    一夜之間,伊拉克從世界上最孤立的國家變成了最自由、最開放的市場。由於其經濟和銀行體系受到戰爭的“毀滅性破壞”,加上美國“帶頭實行”的長達十餘年的“經濟封鎖”,伊拉克人根本無力購買“私有化”的國有公司。外國跨國公司是在佈雷默宏大的經濟復蘇計劃當中“唯一”可能受益的角色。

    這些新法律“被強加”給了一個“慘遭征服”和摧殘的國家,除了搞點軍事上的破壞和打擊侵略者的遊擊戰之外,它不可能進行其他的反抗。爲了使伊拉克對外國投資者具有吸引力,這一整套的100項新法令通過美國政府的“佔領機構”即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實施,它將所有伊拉克經濟的各種權利和控制權都交給了“跨國公司”。

    不僅如此,制定這些法律的“目的”是爲了對這個國家的糧食生産體系進行前所未有的最激進的“改造”鋪平道路。在佈雷默的“統治”之下,伊拉克即將成爲“基因改造”或者說“轉基因商業化農業”的樣板。

    第二節 《第81號命令》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明確定義了這100項命令的法律地位。“命令”被定義爲“對伊拉克人民具有約束力的指示或指令,具有懲罰性後果,或者對管制伊拉克人的方式包括伊拉克法律的變更具有直接作用”。
    換言之,伊拉克人接到命令:“要麽照辦,要麽完蛋。”伊拉克以前的法律,凡是與佈雷默的新“命令”相抵觸的,一律廢止。
    “佔領者”的法律至高無上。

    佈雷默的新法令涉及從媒體到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等各個方面,深藏在其中的是《第81號命令》,即“專利、工業設計、未披露資訊、積體電路和植物新品種法”。《第81號命令》規定:

    11.“第12條”經修訂如下:“專利應賦予所有者以下權利:
    1.如果專利主體是一種産品,有權禁止任何未獲得所有者授權的人製造、利用、使用、提供銷售、出售或進口該産品。”

    12.“第13條第1款”經修訂如下:“專利的有效期,從按本法條文申請註冊存檔之日起計算,至按本法條文註冊生效滿20年後方可終止。”

    《第81號命令》的另一項條款規定:“禁止農民再次使用受保護的品種或任何本章第14條(C)段第1項、第2項提到的品種的種子。”而且,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第81號命令》對伊拉克的專利和工業設計法做了修訂,以保護與某種産品或某種製造工藝相關的任何技術領域的新創意。這些修訂允許在伊拉克的企業或在伊拉克屬於簽約方的相關條約成員國的企業在伊拉克註冊專利。修訂賦予了專利權人以下權利:阻止任何未獲得專利所有者授權的人利用受到專利保護的産品或工藝,從專利在伊拉克註冊之日起爲期20年。修訂還允許個人和企業對工業設計進行註冊。

    用淺顯易懂的語言來說就是,《第81號命令》給了植物新品種專利權人在20年內在伊拉克農業中使用其種子的“絕對權利”,而這些專利的“所有者”恰恰都是“外國大型跨國公司”。儘管“表面上”看來,這是一個公平合理的商業條款,對外國企業的知識産權予以補償,但“實際上”這是對伊拉克主權的侵犯。像許多國家一樣,伊拉克“從未承認過”植物之類的生命形式可以獲得商業專利的原則。這種專利之前由美國或其他國家的專利機構授予「孟山都」、「杜邦」等公司。

    事實上,《第81號命令》所做的是,修訂伊拉克的專利法,以便承認外國專利,不管根據伊拉克的法律這種專利是否合法。表面上,它似乎給了伊拉克農民拒絕購買孟山都種子或其他專利種子、種植本地傳統種子的選擇權。實際上,它産生了完全相反的作用,《第81號命令》的起草者也充分意識到了這一點。
    這些受保護的植物新品種,都是轉基因或者說經過基因改造的植物。選擇種植這種種子的伊拉克農民,需要與持有專利的種子公司簽訂協定,規定他們將支付某種“技術費”,並且每年爲種植這種專利種子支付許可使用費。

    任何試圖將「孟山都」或其他公司的專利種子保留一部分以便在下個作物種植季節再次播種的伊拉克農民都將受到種子供應商的重罰。在美國,「孟山都公司」要求獲得相當於被盜用種子成本120倍的懲罰性損害賠償,後來法院的裁決駁回了這一請求。
    於是在這種“局面”下,伊拉克農民沒有成爲薩達姆•侯賽因的奴隸,卻成了跨國轉基因種子巨頭的“奴僕”。

    《第81號命令》的“核心”是植物新品種保護(PVP)條款。根據該條款,留存種子和再次播種是非法的。農民們使用受專利保護的種子(甚至是“類似的”種子),將受到重罰,甚至坐牢。然而,受到保護的植物新品種,並不是那些在伊拉克農田上歷經上萬年的雜交開發出來的種子。

    相反,受到保護的是「孟山都」等跨國公司巨頭將自己的種子和除草劑引入伊拉克市場的權利,而且它們受到了美國和伊拉克政府的“充分保護”。

    第三節 破壞伊拉克的種子資源

      歷史上,伊拉克是文明搖籃美索不達米亞的一部分。在那裏,在長達數千年的時間裏,底格裏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之間的肥沃河谷爲農作物培育和種植創造了理想的條件。自從大約西元前8000年以來,伊拉克農民就一直在這片土地上耕耘,並培育出品種繁多的、如今世界上使用的幾乎所有麥類品種的種子。他們通過留存部分收穫作爲種子並再次播種的體系做到了這一點,並通過新的播種培育出能夠抗禦疾病的雜交品種。

      多年來,伊拉克人在位於阿布•格萊布的一個國家種子庫裏“一直保存”著這些珍貴的天然種子的樣本。這座城市,如今在國際上更多的是因其設有美國軍方“虐待犯人”的監獄而聞名於世。在美國“佔領”伊拉克及多次大規模轟炸之後,阿布•格萊布那個具有歷史意義、價值連城的種子庫“消失”了,它成了伊拉克戰爭的又一個受害者。

    不過,伊拉克的前農業部曾經採取預防措施,在鄰國敍利亞建立了一個備份的種子儲存庫。在那裏,最重要的麥類種子仍然儲存在一個名爲國際乾旱地區農業研究中心(ICARDA)的機構裏,該機構位於敍利亞的阿勒頗。鑒於已經失去阿布•格萊布的種子庫,如果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需要幫助的話,作爲國際性的國際農業研究諮詢小組(CGIAR)種子庫網路的一部分的國際乾旱地區農業研究中心,原本是可以從其儲備中爲伊拉克人提供種子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沒有這樣做。佈雷默的顧問對伊拉克的糧食前景有著不同的規劃,他們有自己的打算。

    伊拉克農業即將被導向“現代化”和工業化,從傳統的家庭式種植多種作物的農作方式,轉變爲面向“世界市場”而生産的美國式的商業化農業。滿足饑餓的伊拉克人的糧食安全需求,對這個方案來說是無足輕重的。

    按照佈雷默的《第81號命令》,如果國際大公司開發出一種能抗禦某種伊拉克害蟲的種子新品種,而同時一個伊拉克農民正在種植另一種具有同樣抵抗力的種子,那麽這位農民留存自己的種子將是“非法”的。相反,他必須爲使用「孟山都」的轉基因種子支付某種專利使用費。

    按照總部設在日內瓦的世界貿易組織(一個由美國政府和「孟山都」等私營農業綜合企業巨頭主導的機構)的規則,美國的法院和國際法院“有權”實施這樣的植物新品種保護法律。

    20世紀90年代後期,美國的一家生物技術公司太陽基因被授予了一種油酸含量很高的向日葵的專利。不過,不僅僅其基因結構被授予了專利,高油酸含量這種特性本身也被授予了專利,公司聲稱擁有這種權利。太陽基因公司通告所有其他向日葵品種的培育者說,如果他們開發“高油酸含量”的品種,就將被認爲是對這一專利權的侵犯。

    “專利的授予,涵蓋了一個物種的所有基因工程新品種……可能將我們在農場和花園裏種植的所有東西交由一個發明者控制。”國際植物基因資源研究院總幹事傑弗裏•霍丁博士說。“只要大筆一揮,無數農民和科學家的研究成果就可能僅僅因爲一次經濟劫持式的法律行爲而宣告無效。”經濟劫持,正是佈雷默和孟山都試圖按照《第81號命令》在伊拉克幹的勾當。

    對農民的種子品種實行“全面控制”在伊拉克新頒佈的專利法之下將成爲可能。在複雜的法律術語“掩蓋之下”,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的《第81號命令》實際上將伊拉克未來的糧食命運“轉交”到了全球性跨國私人公司手中,這“絕不是”大多數伊拉克人所希望的解放。

    以《第81號命令》頒佈的植物專利法,與其他國家的知識産權法律不同,它們不是通過主權國家政府之間的談判或與世貿組織的談判達成的。它是由華盛頓在“毫無抵抗”的情況下“強加”給伊拉克的。根據華盛頓消息靈通人士的報告,《第81號命令》中有關植物的具體細節是由世界領先的轉基因種子和轉基因作物供應商「孟山都公司」替美國政府起草的。

    第四節 伊拉克農民只能種下“轉基因”種子

    從字面上看,似乎只有伊拉克農民選擇從國際種子公司購買的那些種子,才歸屬美國新“強加”給伊拉克的專利法管轄。實際上,伊拉克正在“被改造”成一個巨大的實驗室,以便在「孟山都」、「杜邦」和「陶氏化學」等轉基因種子和化學品巨頭的“控制之下”進行糧食産品的開發。

    經過伊拉克戰爭的磨難,劫後餘生的大多數伊拉克農民如果還想繼續種地的話,就“不得不”轉向他們國家的農業部尋求得到新種子。這就爲佈雷默“控制”伊拉克人的糧食供應打開了方便之門。

    在十多年的時間裏,伊拉克農民承受著美、英爲首的、對急需的農業設備的“禁運”。另外,戰前伊拉克還遭受了連續三年的嚴重旱災,這些天災使伊拉克麥類作物的種植急劇減少。多年的戰爭和經濟制裁已經摧毀了伊拉克的農業。到2003年,糧食産量已經下降爲不到第一次美伊戰爭之前的1990年産量的一半。到了2003年,大部分伊拉克人依賴聯合國石油換食品的糧食配給生存。

    在使伊拉克糧食生産“現代化”的“名義”下,“美國國際開發署”和美國對伊拉克農業重建和開發規劃機構參與到對傳統的伊拉克農業的“改造”當中。當時起關鍵作用的、由華盛頓任命的伊拉克農業“太上皇”是丹尼爾•阿姆斯圖茨,他曾是美國農業部的官員和大型糧食聯合企業嘉吉公司的副總裁。阿姆斯圖茨是關貿總協定談判烏拉圭回合期間擬定美國在農業方面的主張的關鍵人物之一,烏拉圭回合談判導致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的建立。

    《第81號命令》名義上的目的是“確保伊拉克得到優質的種子,並爲伊拉克參與世界貿易組織提供方便”。當然,“優質”是由佔領當局定義的。加入世貿組織意味著伊拉克必須開放市場,使其法律符合主導世貿組織政策的強大工業和金融利益集團制定的規則。

    《第81號命令》一發佈,美國國際開發署便開始通過美國農業部提供數千噸“高質量、合格的小麥種子”,這些種子來自美國,並得到了補貼,被分發給困境中的伊拉克農民,這在一開始幾乎是免費的。根據對轉基因種子和植物專利持批判態度的非政府組織GRAIN的一份報告,美國國際開發署拒絕允許獨立的科學家確定這種種子是不是轉基因種子。自然,一旦證明是轉基因小麥種子,在一兩個種植季之內,伊拉克農民將會發現自己如果要生存下去,就不得不向外國種子公司支付專利費。GRAIN的報告“揭穿”了《第81號命令》的意圖: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已經使伊拉克農民在收穫後將按法律註冊的新品種的種子留存並再次使用成爲非法。伊拉克人也許可以繼續使用和留存他們的傳統種子和經過多年戰爭和旱災後留下的種子,但這不在統治者規定的重建日程當中。這項法令的意圖是爲在伊拉克建立新的種子市場提供條件,在那裏,跨國公司可以銷售它們的種子——無論是否經過基因改造,農民將不得不在每個作物種植季節重新購買這些種子。

    雖然從歷史上看,伊拉克曾禁止私人擁有生物資源,但美國強加的新專利法引入了一種對種子的壟斷權利制度,這種權利,沒有任何伊拉克農民有資源通過開發而得到。

    實際上,佈雷默將有關“植物新品種保護”的新章節納入到了伊拉克以前的專利法當中。據說,這是爲了提供對“植物新品種的保護”。植物新品種保護作爲一種知識産權,事實上是植物品種的專利,它給予了那些聲稱發現或開發了新品種的植物培育者對植物的排他性權利。

    “植物新品種保護”中的保護,與保護自然資源毫無關係,而是“保護私人培育者的商業利益”。喬治•奧威爾也說不出什麽更好的話了。在美國制定的法令之下,“植物新品種保護”實際上意味著植物品種的毀滅。

    第五節 伊拉克農民種的小麥都出口到了美國

    按照規劃,美國國務院與美國農業部一起努力(該部已經在伊拉克北部設立了56塊“小麥作物推廣實驗田”),目的是“介紹和展示經過改良的小麥種子的價值”。這個專案由德克薩斯A&M大學國際農業辦公室替美國政府打理,該辦公室在伊拉克各地利用800英畝(約323.7公頃)實驗田,向農民們傳授如何種植大麥、鷹嘴豆、豌豆以及小麥等作物的“高産品種”。

    這個投資1.07億美元的美國國際開發署農業重建專案,定下了在第一年使3萬個伊拉克農場産量翻番的目標。其指導思想是說服心存疑慮的伊拉克農民相信,只有使用這種新的“神奇種子”,才能獲得大豐收。與十年前美國農民的情況一樣,身處絕境而又心懷收穫大量糧食的希望,讓伊拉克農民鑽進了外國種子公司的圈套。

    碰巧的是,德克薩斯A&M大學的農業專案也將自己描繪爲“利用生物技術(或者說轉基因技術)方面公認的世界領先者”。用了他們的新種子,新的化學製劑——殺蟲劑、除草劑、殺真菌劑等——便會隨之而來,這些都是由孟山都、嘉吉、陶氏化學等大公司賣給伊拉克人的。

    亞利桑那州的《鳳凰城商業期刊》報道說,
    “一家亞利桑那州的農業研究公司正在提供小麥種子,供伊拉克農民使用,他們期望大幅增加本國出產的糧食供應。”這家公司名爲“全球小麥公司”(WWWC),通過與包括德克薩斯A&M大學在內的三所大學合作,它將“提供1000磅(約453.6 千克)小麥種子,供巴格達以北的伊拉克農民使用”。

    據全球種子行業資訊的中心網站Seedquest介紹,在開發穀類作物種子中“擁有專有權的品種”(被授予專利並爲某個特定公司所擁有的品種)方面,全球小麥公司是領先者。以上提到的這些種子屬於《第81號命令》中那種受到保護的轉基因種子。根據全球小麥公司的說法,任何希望種植他們的某種種子的“客戶”(或者說農民,人們曾經這樣稱呼他們),都要“爲每個品種支付許可費”。這家公司自稱爲“W3”,與亞利桑那大學Bio5生命科學研究所建立了正式的合作關係,而Bio5研究所自稱爲“生物研究水平最高的車庫(在美國代指高技術創新企業的發祥地。——譯注)”,這聽起來十分古怪。

    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鳳凰城商業期刊》上的文章說,“爲了支援伊拉克,共開發了六種小麥種子。三種將用於讓農民種植用於製作通心粉的小麥;另外三個品種將用於種植製作麵包的小麥。”這意味著,2004年後美國在伊拉克發展的穀類作物中有一半是爲了出口。確實,通心粉對於伊拉克人的飲食來說是完全陌生的外來食品,這表明,佈雷默頒佈《第81號命令》的目的與其說是爲了給飽受戰爭創傷、饑腸轆轆的2500萬伊拉克人生産糧食,不如說是建立將轉基因種子用於糧食生産並向全球市場出口的工業化農業産業。

    此外,投資1.07億美元的美國國際開發署農業重建專案,其目的是讓伊拉克政府失去對糧食生産的控制權。“我們的想法是,讓這裏成爲完全自由的市場。”美國國際開發署伊拉克重建辦公室農業專家道格•普爾如是說。

    美國國際開發署的目的反映了美國和世界貿易組織的政策,這一目的是幫助伊拉克新政府逐步取消農業補貼。“農業部長在這方面幹得相當漂亮。” 普爾說。他宣稱,國有企業如美索不達米亞種子公司等“需要拆分和私有化”。但他並沒有提到,在飽受戰火摧殘的伊拉克誰會有錢買得起這樣一家國有種子公司, 只有像孟山都這樣有錢的外國農業綜合企業巨頭才有可能成爲買主。

    爲了便於從外國種子巨頭那裏引進受專利保護的轉基因種子,伊拉克農業部以“補貼價”分銷這些轉基因種子。一旦農民們開始使用轉基因種子,按照《第81號命令》的“植物專利保護”新規定,他們將被迫每年從這家公司購買新種子。在將“自由市場”引入這個國家的旗號下,伊拉克農民逐漸成了外國跨國種子公司的奴隸。

    在2004年12月的一次訪談中,在美國受過教育的伊拉克臨時政府農業部長阿裏聲稱,“我們希望伊拉克農民具有競爭力,所以我們決定對農藥、化肥、良種等投入給予補貼。我們減少了其他補貼,我們必須要有競爭力。”

    換言之,原本用於伊拉克貧困農民購買新種子的錢,被專用于從孟山都等外國跨國公司購買轉基因“良種”。

    與此同時,美國商品出口商垂涎欲滴,盯住了新的市場機會。
    “伊拉克曾是美國農產品重要的商品市場,20世紀80年代的銷售額接近10億美元。”2003年,小布希政府的前農業部長安•維妮曼在農業媒體研討會上如是說。在到華盛頓任職之前,她曾與孟山都公司有密切聯繫。照她的說法,“它有可能再次成爲重要的商業市場。”

    維妮曼忘了說的是,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的兩伊戰爭期間,雷根政府和老布希政府以美國農業部商品信貸公司的出口專案的名義,偷偷賣給薩達姆統治下的伊拉克各種常規武器和化學武器。這一醜聞涉及美國納稅人的數十億美元,牽涉到了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國家安全顧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和義大利拉沃羅國民銀行的亞特蘭大分行。

    根據美國稻米協會副主席約翰•金的說法,在20世紀80年代末1991年海灣戰爭之前伊拉克是美國最大的大米市場。“美國大米行業打算在向伊拉克提供大米方面再次發揮主要作用。”約翰•金對美國國會衆議院農業委員會如是說。“由於目前美國大米行業面臨挑戰……再次進入伊拉克市場,在具有附加價值的産品銷售方面將産生巨大影響。”

    約翰•金補充說,“聯軍2003年對伊拉克的解放,給伊拉克人民帶來了自由。貿易的恢復也給美國大米行業帶來了希望。”他沒有提到的是,2003年,大部分美國大米是基因控制的轉基因大米。

    2004年春,當佈雷默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頒佈《第81號命令》時,激進的年輕教士薩德爾的支持者抗議美國憲兵查封了他們的報紙al Hawza。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指控al Hawza發表可能“構成真正暴力威脅”的“虛假文章”。例如,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引用了一篇文章,它指稱佈雷默在“奉行讓伊拉克人民挨餓的政策,讓他們成天忙於採購麵包,這樣他們就沒工夫要求得到政治自由和個人自由”。

    考慮到《第81號命令》出籠的背景,出現這樣的文章不足爲奇。同樣毫不奇怪的是,考慮到整個轉基因計劃的大賭注,佈雷默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自然要竭力平息這種對其糧食政策的批判。

    第六節 美國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伊拉克巧取豪奪

    2004年11月21日,在如何處理伊拉克政府所欠大約390億美元外債(主要是欠工業化國家的)這個問題上,由債權國政府組成的巴黎俱樂部的主要代表發佈了一份公告。那些外債是薩達姆統治下伊拉克拖欠的大約1200億美元外債的一部分。儘管薩達姆政權已被推翻,華盛頓起初並不打算宣佈把這些舊債一筆勾銷。

    在美國的伊拉克債務特別談判代表詹姆斯•貝克的強大壓力下,參與巴黎俱樂部的各國政府才就390億美元的伊拉克國家債務達成了新的協定。貝克絕對是個談判高手。通過向最高法院上訴,他策劃了2001年小布希的成功當選。他還是布希家族最親近的顧問之一。

    在隨後與經合組織盟國極爲高明的討價還價當中,美國政府成功施壓,高高興興地將伊拉克所欠巴黎俱樂部債權國的舊債大筆勾銷。原因很簡單:這些債務大部分是欠俄羅斯、法國、日本、德國和其他國家的。美國在總債務中只占很少的22億美元。

    巴黎俱樂部成員國發表了一份官方新聞公報:

    各債權國的代表意識到伊拉克共和國的特殊形勢及其在未來歲月裏有限的償還能力,同意作出債務處理,以確保其債務的長期可持續償還能力。爲了這一目的,他們建議本國政府作出如下特殊處理:

    ——立即取消部分後來發生的利息,涉及2005年1月1日時累計債務的30%。剩餘債務將延期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批准之日。這次減免將勾銷所欠巴黎俱樂部389億美元總債務當中的116億美元;

    ——一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獲得批准,將實施30%的債務削減。剩餘債務將按23年期重新安排償還計劃,其中包含一個六年的寬限期。這一步驟,將再削減累計債務116億美元,使減免比例增至60%;

    ——巴黎俱樂部債權國同意,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委員會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實施的三年評估完成之後,再給予最初債務總額20%的減免。

    伊拉克債務的減免,是與伊拉克嚴格遵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這一條件密不可分的。在債務減免過程中,作爲主要佔領者的美國慷慨地勾銷了薩達姆欠俄羅斯、法國、中國等國家的債務,這些國家是華盛頓的對手,曾反對向伊拉克開戰。這個標準計劃與應用于印度尼西亞、波蘭、克羅地亞、塞爾維亞、阿根廷和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的計劃是一樣的。它命令伊拉克將其經濟主權移交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技術官僚,而這些官僚實際上是受美國財政部和華盛頓當局有效控制的。

    雪上加霜的是,在薩達姆時代伊拉克所欠的舊債是各國政府所說的“惡意債務”,即在未經人民同意下發生的、不符合人民利益的(簡而言之,就是不合法的)債務,就像已經不存在的蘇聯的債務一樣。但是美國、英國和其他巴黎俱樂部成員國並不在乎這個。這種債務是控制“新”伊拉克、迫使其向“自由市場 ”轉型的有用武器。轉基因種子和農業的工業化將處於這種強迫性變革的核心。

    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是符合“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在走向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東歐轉型國家急需經濟改革,以擺脫傳統的內向型發展戰略的影響。總的來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有兩種辦法:一種是漸進式的改革,一種是所謂“休克療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是贊成“休克療法 ”的,這兩個組織的觀點被稱爲“華盛頓共識”。——譯注)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計劃的頭等大事。自由市場企業制度也是2004年4月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 “100項命令”的核心。這絕非巧合。

    我們可以恰如其分地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稱爲“全球化的警察”。自從20世紀80年代的債務危機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發展中國家強制實施了債權國要求的殘忍的緊縮和償債計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債務條款被用來強迫各國將它們最爲珍貴的經濟資産拱手轉讓給外國利益集團,以便償還越來越多的債務。

    通常,「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這些措施都得到了龐大的銀行業和私人利益集團的鼎力支援。
    他們系統地“強制實施”國有企業的“私有化”,
    “取消”糧食、衛生和能源的“公共補貼”,
    “削減”公共教育開支。
    因此,使跨國公司得以“主宰”戰後伊拉克的每一項政策,都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佈雷默頒佈的法律來具體落實:
    “精簡”國家機構、
    彈性的勞動隊伍、
    開放邊界、稅收降至最低程度、
    對資本流出伊拉克“不加控制”、
    沒有關稅、
    對外國人的所有權比例“不加限制”。

    伊拉克人民將失去成千上萬的工作崗位,外國産品將把伊拉克本國的産品逐出市場,其中糧食就是一個主要目標。在強制實施的法規和外國競爭的重壓之下,本地企業和家庭式農場毫無競爭的能力。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條件”的“受害國”通常都不可避免地“被迫”使本國經濟向出口轉型,以便賺取美元來“償還”債務。這樣做換來的“胡蘿蔔”通常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放“拯救”貸款或者說“救援”貸款的承諾。而胡蘿蔔背後的“大棒”就是發出這樣一種“威脅”:如果債務國拒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條件,它將被永久列入“黑名單”,得不到任何國外貸款。

    伊拉克也不例外。美國“授意”下的伊拉克大選,其“目的”就是確立一個合法的舞臺,以便將伊拉克政府置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嚴格的控制之下”。實際上,這使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處於“中立”的位置,負責監督伊拉克嚴格遵守佈雷默的“100項命令”。這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能夠“迫使”伊拉克加入華盛頓的“自由市場”全球願景。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計劃在2005年1月30日伊拉克大選之後的某個時候,與伊拉克新政府達成一項“特殊安排”。由於減免伊拉克的大量外債需要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點頭,因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與伊拉克領導人的談判中處於相當有利的位置。

    聯合國安理會第1483號決議賦予了佈雷默管理被佔領的伊拉克的權力,但這本應歸屬國際法的管轄範圍。可見,佈雷默的“100項命令”和經濟“休克療法”,是在完全違反國際法的情況下實行的。

    隨著對伊拉克“私有化”的抗議和針對美國在伊企業暴力活動的蔓延,“掩蓋”這種“令人難堪”的事實變得迫切起來了。因此,佈雷默急匆匆地返回華盛頓,與總統討論接管伊拉克經濟的新方案。其結果是組成了阿亞德•阿拉維爲首的臨時政府,並宣佈伊拉克將在2005年1月舉行大選。
    阿拉維,這個美國“一手扶植”起來的、曾經多年爲「中央情報局」工作的門徒,將“合法地”執行非法的佈雷默法令。

    按照在伊拉克以“佈雷默法律”而聞名的《第39號命令》,伊拉克的各個行業和所有市場將在幾乎沒有限制的情況下向外資開放。這些法律的制定方式,使得無論是臨時政府還是隨後的任何一屆伊拉克政府都很難撤銷或廢除這些政策。

    確實,佈雷默用伊拉克臨時憲法第26條鞏固了“100項命令”,臨時憲法中的第26條,確保了在主權被移交給臨時政府之後,臨時政府將無權改變佈雷默的法律。此外,美國親手挑選出來的親美派被佈雷默安插到了伊拉克的各個部門之中,並有權淩駕於隨後的任何一屆伊拉克政府所做的任何決策之上。

    遍佈于伊拉克各地的13.2萬美國部隊,堅守在2003年後建起的14個新軍事基地上,這就是上述這一點的保證。對於華盛頓在伊拉克使用“ 播撒民主的種子”這種冠冕堂皇的話到底意味著什麽,大多數伊拉克人到了2004年底已經很清楚了。這種種子與普通伊拉克公民獨立決定自己命運的能力毫無關係。

    在2004年6月權力從佈雷默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正式移交給以「中央情報局」的寶貝兒阿拉維爲首的伊拉克臨時政府之後,後者同意接受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加的“開放”來換取債務減免。因此,2004年9月在伊拉克中央銀行行長沙拉比和財政部長馬赫迪發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意向書”所附的備忘錄中,這些人表達了這個美國“扶植”的政府“參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急迫心理。

    “新的金融部門立法將爲建立現代金融部門鋪平道路。”這封意向書這樣吹噓道。意向書接著寫道:
    “三家外國銀行已經獲准開展業務”,而且“若干外國銀行對獲得伊拉克私營銀行的少數股權已經表現出興趣。”
    其中一家銀行是倫敦的滙豐銀行,這是世界最大的銀行之一。

    “強迫”對伊拉克的糧食生産進行“改造”,“使之”種植“擁有專利”的轉基因作物,這是「孟山都」和其他轉基因“巨頭”所作所爲的最突出的例子之一。通過這些“方式”,它們將轉基因作物“強加”給了“不情願”和“不知情”的世界人民。

    文/威廉。恩道爾


  5. 2011/04/22 於 10:22 patchpieces

    蘇聯末期的“(普世民主)南方系(炎黃春秋、鳳凰系)”

    當你流覽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各種出版物時,你會感到仿佛是掉進了一個非理性的世界——一個百般挖苦我們祖國的過去,嘲弄戰場上的陣亡者,褻瀆俄羅斯的光榮,戲謔俄羅斯的悲痛的世界。
    ——В•利西奇金 Л•謝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戰——資訊心理戰》

    1

    “毛澤東是個荒淫無恥的帝王,他殺的人超過了希特勒和史達林的總和。”

    “毛澤東是個抄襲大師,他所有有名的著作和詩詞都是別人寫的,他甚至還偽造了自己的身高。”

    “毛岸英為了“鍍金”,結果死於一碗蛋炒飯。謝天謝地,這使我們避免了朝鮮式的世襲……“

    這些年在“南方系(& 炎黃春秋、鳳凰系)”和《春秋大法》(炎黃春秋)等雜誌“控制”的平面或網路媒體上到處可以看到對中國革命史及其革命符號的“解構”“聳人聽聞”的各種“歷史真相”“翻著花樣”地出現,而且使很多人都信以為真。那些正直的中國人對此異常地憤怒,他們不禁要問:這個國家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托克維爾曾說過一句名言:“……歷史是一座畫廊,在那裏原作很少,複製品很多。”(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P104,商務印書館)
    我們不如去回顧一下蘇聯的末期,看看同樣是在“不斷深化改革”的時代,蘇聯的那些“南方系(& 炎黃春秋、鳳凰系)”,看看它們在那個混亂時期的“所作所為”以及最終產生的“結果”,或許我們能在莫種程度上找到“今日中國”之“怪現狀”的答案。但是需要說明一點: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類比——因為當時的蘇聯與今天的中國畢竟不完全相同——而是希望能從歷史悲劇中得出各自的教訓。
    另外,本文不是對蘇聯國家意識形態演變過程的分析,如果在敍述中這方面的內容不足,敬請原諒。

    2

    蘇聯時期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曾被蘇聯政權認為是比索爾仁尼琴(索忍尼辛)“更危險”的亞歷山大•季諾維也夫有如下的話:“1985年,還在當選蘇共中央總書記之前,戈巴契夫曾經訪問了英國。他沒有去瞻仰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也是蘇聯意識形態、蘇共意識形態——的創始人馬克思的陵墓,而是去會見了女王。就此我曾經在一次接受採訪的時候說過,一個”歷史性大叛變“的時代開始了。”
    季諾維也夫指出:“叛變的首先是國家高層領導人、黨的機關的工作人員、意識形態領袖和知識份子精英的代表。”(亞歷山大•季諾維也夫《俄羅斯共產主義的悲劇》,P62~63,新華出版社)戈巴契夫不知所云的“新思維”和“公開性”打開了混亂的閘門,並且由此形成了以擁護“改革”為名的“民主派”媒體——亦即蘇聯的“南方系(& 炎黃春秋、鳳凰系)”媒體。它們逐漸構成蘇聯末期的權力中心之一:“改革時期資訊戰的主要結構是一個三部曲:糾錯—深化—破壞。……此時,大眾傳媒已經成為與蘇共中央並列的第二權力中心……資訊心理戰第三階段一開始,大眾傳媒就轉到了戈巴契夫的控制與指揮之下,並開始獨立于中央委員會和蘇共的其他機構。所有關鍵崗位也逐漸轉入第五縱隊之手(即開始為西方所控制)。蘇共中央出版社成了印刷反民族出版物(如В•科羅季奇的《星火》雜誌)的中心。大眾傳媒把自由這個概念捧上了天……實際上是根據第五縱隊的計畫行事的。多元論的表像,掩蓋了大眾媒體上開展的一場精心組織的有目的的運動。……大眾傳媒的做法低級庸俗。它們需要轟動效應。性的問題五花八門,沉渣泛起。開放妓院和賣淫合法化的呼聲日高,對各種性變態興趣陡增。一股猛烈的反文化巨浪正在襲來。它能帶來利潤,還能得到撥款。而蘇聯曾經擁有的大量學術著作和科普讀物卻完全消失了。”(В•利西奇金 Л•謝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戰——資訊心理戰》,P225~227,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在嚴肅的劇院,舞臺上竟然出現了床上戲的場面,報紙雜誌上出現污言穢語已經是習以為常,而《莫斯科共青團員報》居然大談口交的魅力——這可是全蘇共青團中央的報紙啊!”(謝•卡拉—莫爾紮《論意識操縱》下,P716,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南方系”媒體的發展勢不可擋:“《論據與事實》(類似於我國的《春秋大法》─炎黃春秋-雜誌)1991年發行2400萬份;《星火》雜誌1988年發行180萬冊;1989年發行350萬冊,1990年發行760萬冊。”(利西奇金 謝列平上引書,P239)與之相比,蘇聯共產黨的機關報《真理報》——儘管它也試圖跟上“改革”的步伐——的發行量不到《論據與事實》雜誌的一半,而且黨報的所謂“發行量”有著眾所周知的特殊性(維•戈•阿法納西耶夫 《《真理報》總編輯沉浮錄》,東方出版社,P2)。民主派”媒體的如魚得水得益于蘇共在意識形態上的潰逃。不過這種“潰逃”不單單是因為招架不住對手:“(蘇共的)意識形態專家們用形式化的、千篇一律的陳詞濫調來‘捍衛’社會主義制度。誇誇其談,四平八穩,毫無實際內容,聞之令人生厭,翻來覆去地講同一個道理,讓人產生一種動物反芻的聯想。這種做法自然會引起人們反感。但這可並非在幹蠢事,而是戈巴契夫分子早有預謀的策略。”與蘇共意識形態專家們的那些“以……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起頭的黨八股相比,“大眾傳媒的典型風格卻是放開了的新風格,追求轟動效應和通俗性。它在資訊傳播過程中利用一切此前在我國並不為人所知或鮮為人知,但在70年過程中西方早已發表過的形形色色反蘇材料……這一情況營造了一種氣氛,使人感到意外、新鮮和真實。”“民主派”媒體和黨內的意識形態專家們“在只有一個球門的賽場上進行了一場獨特的足球賽,兩隊球員都在往裏灌球。”(上引書,P229)值得一提的是,“南方系”媒體的頭頭們過去也大都是黨內的意識形態專家和“忠誠的列寧主義者”。好比《星火》雜誌的科羅季奇,曾在其著名的《仇恨的面孔》中,對美國表達過刻骨的階級仇恨。而在“改革”不斷深化的過程中,他搖身一變成了“改革”堅定的支持者,後來又進化為“極權主義”的反對者;當“極權主義”土崩瓦解時,他終於滿心歡喜地前往了那個讓他曾經極度“仇恨”的美國。

    艾倫。杜勒斯在其著名講話中(1945年,在國際關係委員會上的演說)說道:“只有少數人,極少數人,才能感覺到或者認識到究竟發生了什麼。但是,我們會把這些人置於孤立無援的境地,把他們變成眾人恥笑的對象;我們會找到譭謗他們的辦法,宣佈他們是社會渣滓。”
    儘管當時作為蘇共黨內的高級領導人之一,並且負責意識形態工作的利加喬夫已經覺察到情況不妙:“1987年秋,在右翼激進派報刊上,準確地說,一條對蘇聯歷史進行歪曲,污蔑的脈絡已經清晰可見了。。”(葉•庫•利加喬夫《警示》,P152,當代世界出版社)”但他在蘇共十九大的那句“你錯了”(針對葉利欽)和尼娜•安德列耶娃的公開信“我不能放棄原則”一樣,在“南方系”媒體鋪天蓋地對“改革的敵人”[據利加喬夫說:“改革的敵人”一詞是由“改革的施工員”亞•雅科夫列夫發明的(上引書,P122)。它讓人不禁聯想起史達林鎮壓時期使用的“人民的敵人”一詞]的聲討之下,“變成眾人恥笑的物件”,最終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 ;“此後,凡是擁護社會主義反對全面否定蘇維埃歷史的人,都成了“改革的敵人”,都是“保守勢力”的代表。”(利西奇金 謝列平上引書,P238)而“你錯了”和公開信作為對試圖瓦解蘇聯的強大力量僅有的幾次微弱抵抗,被留在了歷史的記憶中。

    3

    俄羅斯學者對“南方系”媒體的意識形態策略進行過細緻的技術分析(上引書,P43~44),摘引如下:

    1.利用現有的符號空間,給穩定的、過時的符號添加新內容……
    “民主”:在蘇聯,“民主”——人民當家做主——這個概念是作為正面概念進入人們意識中的……新概念則變成了有錢人的權力,錢袋的權力……
    “左派”:在蘇聯,它具有正面含義。傳統的左派是主張限制資本權力,主張國有化的。改革時代的新概念則完全相反,左派與右派顛倒過來了。所謂的“民主派”被稱為左派,他們主張非國有化、捍衛資本權力(戈巴契夫曾稱葉利欽是“極左派”——本文作者注)。蘇聯解體之後,顛倒位置已經沒有必要,左右派各歸原位。“壟斷”:蘇聯時期具有負面意義,西方大公司曾被稱為掠奪人民的壟斷寡頭……在改革後期,開始將統一的動力系統、鐵路系統、天然氣系統稱為壟斷機構,人們對它們有一種不好的看法,於是得出結論:必須解散它們(這給國家造成了嚴重後果)……“原始積累”:在所有大學的觀念中,這個詞都意味著是資本主義初級階段,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騙子和小偷氾濫。蘇聯解體後,這個符號用來作為掩蓋大規模巧取豪奪及貪污受賄之用。言下之意是現在正經歷著向資本主義過渡的必要初始階段,以後會好起來的。

    2.符號空間融合法。
    這是第二套典型手法,它往往熔各種互不相容的符號於一爐……如:木頭盧布、刨花香腸時代、馬克思主義是油炸水、列寧主義是蒙昧主義意識形態、七十年代的昏天黑地、文明國家,等等。

    3.符號空間改造法。
    可以將符號的結構看成是一塊山巒起伏的原野,既有高峰、陡坡,也有山谷窪地。人的智慧是有限的,所以在記憶中只留下了一些山峰,其他概念環繞在這些高峰周圍。心理戰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清除和消滅這些高峰。

    4.符號與現實關係法。……
    蘇共意識形態專家們以國家名義發佈明顯的虛假資訊,使人們喪失了對國家的信任。

    5.虛假的二分法(對比法)。
    符號空間包含了一種二分結構,如:天使—魔鬼,朋友—敵人,並在它的基礎上,將符號分組歸類。(比如將戈巴契夫等人稱為“改革派”,“民主派”;將利加喬夫等人稱作“保守派”,“反改革派”,“反民主派””——本文作者注)

    在這五點當中,今天中國的南方系和《炎黃春秋》等雜誌對第四點“符號空間改造法”情有獨鐘——“人的智慧是有限的,所以在記憶中只留下了一些山峰,其他概念環繞在這些高峰周圍。心理戰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清除和消滅這些高峰”——所以它們不知疲倦地扮演著老田所說的“揭老底戰鬥隊”的角色。和它們相比,蘇聯末期的“南方系”前輩們水準更高,成就更大:“80年代,在第五縱隊的文人筆下,衛國戰爭時期的英雄人物幾乎全被安上精心羅織的罪名,受到誹謗和侮辱。對更加久遠的俄國歷史的評價也如法炮製,其中包括彼得大帝、葉卡捷琳娜二世、伊凡雷帝。被頌揚的只有像彼得三世那樣的低能兒。按照80年代末當時的高論,整個俄羅斯歷史簡直是微不足道。”(上引書,P39)在文章的下一部分我們就來分析一下具體的案例,看看蘇聯末期的“南方系”是如何把從卓婭•科斯莫傑米揚斯卡婭一直到弗拉基米爾•伊裏奇•列寧在內的蘇維埃高峰“清除和消滅”,並且將他(她)們的屍骨挖出來鞭屍的。

    所有那些將普通概念重複上千遍的人,群眾才會把他記住。
    即使撒了謊,也要厚顏無恥地撒下去,人們樂於相信彌天大謊,
    而不相信小騙術……人們有時對自己在一些小事上撒謊,但
    卻不敢在大事上信口雌黃。因此,他們料想不到有人這樣無恥
    地欺騙他們……
    ——阿道夫•希特勒

    “心理戰的手法之一是用歷史的過去偷換當代問題。這一方
    法于80年代末曾為蘇共意識形態專家們廣泛使用。他們圍繞20~
    30年代的種種事件,圍繞史達林問題,推出了現在的歷史……
    第二個手法是將現代問題導入過去從今天的利益出發,挖掘歷史
    論據來證明今天的觀點是正確的……第三個手法是‘歷史’戰。
    在這場戰爭中把俄羅斯民族引以為榮,視為民族驕傲的所有英雄
    和傑出人物統統通過資訊手段在道德上加以誅殺。”
    ——(В利西奇金 Л謝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戰——資訊心理戰》)

    “歷史”戰之一:卓婭•科斯莫傑米揚斯卡婭之死

    本文作者曾有個名叫“卓婭”的同學。“卓婭和舒拉”:不僅是蘇聯人民的紅色記憶,也是中國人民曾經的紅色記憶。卓婭因反抗德國侵略者而被殘忍地殺害,她的英名留存于偉大的衛國戰爭史。理所當然地,蘇聯末期她成為“南方系”“清除和消滅”的目標之一。

    1991年,紅得發紫的《論據與事實》雜誌刊登了署名А•若夫季斯的文章。作者稱該文是根據已故作家Н.И.阿諾夫(伊萬諾夫)的回憶而寫成的。阿諾夫曾到過卓婭犧牲的彼特裏謝沃村,但卻目睹了“居民們竭力回避談論卓婭”的異常現象。在把讀者的胃口調足之後,作者若夫季斯開始了瓦解卓婭“神話”的工作:

    聽我說,尼古拉•伊萬諾維奇(即阿諾夫——本文作者注)說——我有個感覺,在這一切背後一定有個秘密,請告訴我全部真相好嗎?

    只有一名女教師在不無猶豫地聽完了阿諾夫‘此事將只有你我知道,絕不告訴他人’的誓言之後,才吞吞吐吐地講道:

    德國人在向莫斯科發起總攻期間佔領了彼特裏謝沃村。村長與駐紮在另一個居民點的佔領軍當局保持著聯繫。一天夜裏,村裏的一處木板房著起火來,大火把木板房燒了個精光……過了一天或兩天,縱火者被當場捕獲:一個不認識的姑娘(指卓婭——本文作者注)企圖利用浸透了煤油的破布等物點燃另一個木板房。此時正是嚴冬,一個失去了容身之處的家庭不得不擠到鄰居家裏棲身,全村居民極為憤怒。站崗的人狠狠地打了姑娘一頓,然後把她拖進盧克裏婭的木板房,早晨村長把她解送給當局並報告了所發生的事情。當天,姑娘被前來彼特裏謝沃村執行特別任務的士兵處以絞刑……沒有德國人在此處宿營,因此也沒有任何(按照官方說法)似乎被女遊擊隊員縱火燒掉的德國人的馬廄。

    我們的軍隊來到這裏以後,村裏的許多居民被逮捕並被帶走,不知去向。因此,留下來的人面對可能到來的鎮壓,人人都有一種揮之不去的恐懼……

    作者最後寫道:
    是不是П.利多夫因受村莊裏那些被嚇壞了的居民的欺騙而做了錯誤的報導,或者是他自己為了有利於史達林宣傳而編造了這個事件?但是不管怎麼說,正是他的這種說法出了大名並被“載入史冊”。

    卓婭不僅沒有打擊過德國人,反而燒掉了村民賴以過冬的木板房!?對於今天的我們而言,這是多麼熟悉的風格和技巧!

    “我”或者“我”的某個知名朋友,來到某個“紅色神話”的發源地,與某個神秘的“老鄉”或是不肯透露姓名(或已故)的“村幹部”聊起了有關於“紅色神話”的事。於是乎,在神秘“老鄉”或“村幹部”對“歷史真相”的娓娓敍述中,狼牙山和地雷戰等“神話”依次破滅了。正如俄羅斯學者對若夫季斯文章所進行的分析:“這個例證清楚地表現了斯梅爾佳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卡拉瑪佐夫兄弟》中的人物,一譯斯麥爾佳科夫——本文作者注)繼承者們非常巧妙的手法。他們的創作依據,都是非常可靠的事實,如一個不認識的女教師對現已作古的作家阿諾夫以及公佈這件事的本文作者А•若夫季斯的口授資料。從這篇短文中,還可以看到希特勒分子如何主持公道,他們對居民如何關心,還可以看到蘇軍佔領彼特裏謝沃村所帶來的恐懼和淒慘,以及對史達林分子利多夫的揭露。這樣,А•若夫季斯的文章就像一枚多彈頭導彈,達到了一石四鳥的目的。”(В•利西奇金 Л•謝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戰——資訊心理戰》,P271~273,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除了《論據與事實》(!)雜誌的文章,有媒體還斷言照片上的那個卓婭屍體是假冒的。對此,俄羅斯聯邦司法部司法鑒定科學研究所進行了相關鑒定,最終結論是“照片上被處絞刑的姑娘是卓婭•科斯莫傑米揚斯卡婭。”(上引書,P273)

    “歷史”戰之二:青年近衛軍的母親

    老一輩的人應該都很熟悉亞歷山大•法捷耶夫的小說《青年近衛軍》以及根據小說改編的電影:主人公奧列格•科舍沃伊不屈服於敵人的嚴刑拷打,凜然赴死的精神感動了無數人。1991年,《自鳴鐘報》的撰稿人М•沃利娜發表了一篇名叫《科舍沃伊的母親在為誰哭泣》的轟動性文章,文中驚人地聲稱奧列格•科舍沃伊還活著!而科舍沃伊的英雄故事完全是一場由其精神失常的母親引發的離奇騙局:

    在羅韋尼基地區的一個合葬墓穴中掘出了一些被德國人槍殺的人已經腐爛的屍體。當時在場的葉連娜•安德列耶芙娜(沃利娜文中奧列格•科舍沃伊的“母親”,實際上她把名字搞錯了——本文作者注)撲向其中一個有白髮的老人的屍體並號叫起來:“奧列日卡,奧列日卡!”所有人都看到了:在她面前的是一個帶白髮的老頭兒,可他還在哭喊著:“奧列日卡!”沒有人提出異議,於是……人們把那個不認識的老頭兒再次作為奧列格•科舍沃伊葬埋了。然而法捷耶夫卻據此杜撰出,奧列格在羅韋尼基監獄中遭受刑訊,並因此一夜之間這個16歲的男孩子竟白了頭!這樣,奧列格•科舍沃伊成了小說中的主人公,而葉連娜•安德列耶芙娜則成了主要英雄人物的母親…..

    沃利娜的文章風行全國。文章發表幾天之後,“一群肆無忌憚的流氓無賴在盧甘斯克市把青年近衛軍英雄半身雕像從底座上推了下來”。針對沃利娜的文章,電影《青年近衛軍》中扮演奧列格•科舍沃伊的弗•伊萬諾夫在《真理報》上發表了同樣名為《科舍沃伊的母親在為誰哭泣》的反駁文章。他用充分的證據駁斥了沃利娜,指出了她的大量錯誤,並在文中提到不僅是科舍沃伊本人,他的母親葉連娜•尼古拉耶芙娜(不是沃利娜文中所說的葉連娜•安德列耶芙娜)就遭到過德國人的多次毒打,並導致她終身殘疾的事實。伊萬諾夫在文章中總結道:“我們這裏出現了一種亂翻墓石的傾向,就像女新聞撰稿人М•沃利娜所做的那樣。然而死人不可能說任何話以自衛!……應該記住聖經中的戒條:‘不要做偽證!眾所周知,靠偽證社會不能生存——它將毀滅’。”(上引書,P274~275)

    “歷史”戰之三:尤利烏斯•伏契克的傳說

    蘇聯末期的“南方系”在大肆挖掘國內墓地的同時,又精力旺盛地折騰到了國外。《絞刑架下的報告》作者,國際共產主義的著名活動家尤利烏斯•伏契克就被掘了出來。

    伏契克據說沒有被絞殺於德國普勒岑塞監獄。“他不僅當了德國人的情報員,而且還以這個身份被派到玻利維亞,不久就死在那裏。甚至還出現了一張屍體的照片。”眾所周知,納粹和法西斯主義勢力曾在拉丁美洲有很大的力量,二戰後不少的納粹分子都潛逃到拉美,而這就是發明這個玻利維亞傳說的根由。“另外一些人不堅持‘玻利維亞’說,但仍然斷言,他終究是叛徒—情報員。至於那個著名的《報告》,則無論如何不可能是他寫的,而是後來伏契克的黨內同志們偽造的……”(上引書,P276)對於這種剝奪著作權的手法,其實也無須多說。如同希特勒說的那樣,“即使撒了謊,也要厚顏無恥地撒下去”。只要足夠厚顏無恥,只要“將普通概念重複上千遍”,即使編造出像季米特洛夫是個不能說一句整話的結巴,一樣可以使大眾相信。
    假如伏契克泉下有知,他一定會說:
    “人們,我愛你們!你們要警惕呵!”

    “歷史”戰之四:“史達林森林慘案”

    按照“符號空間改造法”的理論,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史達林毫無疑問是蘇聯時代的象徵,高峰中的高峰;蘇聯歷史的光榮與悲劇都在史達林時代得到了最深刻的體現。

    “1987—1991年國內幾乎沒有一家報紙,沒有一家雜誌,沒有一個電視頻道看不到指責史達林及其時代的材料的。”(Ю•葉梅利亞諾夫《史達林:未經修改的檔案——在權力的頂峰》,P608,譯林出版社)雖然“非斯化”運動在史達林去世後就已開始,但在“想像力奪權”——這句五月革命時期的經典口號諷刺性地被蘇聯末期的“南方系”成功實現了——的時代,“非斯化”運動到達了它登峰造極的境界。党的最高領導人米•謝•戈巴契夫對這一運動作出了決定性的貢獻。在戈巴契夫執政中期,他向記者和社會學家公開了在蘇共中央委員會馬列研究所的中央檔案館中曾受到特別保護——1987年之前任何人不得調閱——的史達林檔案資料中的部分檔,“其目的在於扶持反對史達林的勢力,因此只公開了能證明史達林是一位元血腥暴君的資料,例如:與黨內政敵的鬥爭,30年代鎮壓運動的經過。那些中性的,特別是缺乏揭露性的材料仍被封存。”而仍被封存的資料中則包括了史達林對當時的“個人崇拜”表示反感等內容(Н•津科維奇《二十世紀最後的秘密》,P53,中國書籍出版社)。

    和中國的南方系對毛澤東時代“鋨死”數千萬和“整死”數億人的指控一樣,史達林時代的歷次鎮壓自然也成了這種數位操縱的物件:“例如,很多人的意識中,已經沉澱下了幾百萬農民背井離鄉,作為‘富農階級’被流放的說法。奧•普拉東諾夫說:‘在集體化和消滅富農階級的歲月裏,約有700萬~800萬農民被流放,數百萬農民被關進集中營和監獄’”。對此,俄羅斯研究意識形態和心理戰的著名學者謝•卡拉—莫爾紮質問道:“‘700萬~800萬農民被流放’?連家屬加在一起,那可是3000萬~4000萬人啊!”而後來經過對當時史料和資料的認真研究,“事實是:1930~1931年間,總共381026個家庭計1803392人被特別遣送(所謂‘富農階級流放’)。占農戶總數的1.5%(約3%農戶被官方劃定為富農)。”(謝•卡拉—莫爾紮《論意識操縱》下,P546,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亞歷山大•伊薩耶維奇•索爾仁尼琴(索忍尼辛)的《古拉格群島》是反對史達林和“極權主義”的巨大圖騰,是“南方系”在對蘇聯歷史進行審判時的權威證人:“在他的筆下,古拉格‘島民’歷年的動態,包括徒刑死刑、釋放調轉、患病死亡等方面的情況,逐年均有詳盡研究,列表資料也堪稱卷帙浩繁。”不過正像此書的副標題——《藝術性研究嘗試》一樣,“索爾仁尼琴(索忍尼辛)的資料亦當以”藝術誇張“視之,而整個文化界的人士則幾乎是把這些東西作為集中營社會學學術研究資料來看待的。
    他所造成的意識裂變真可謂令人拍案驚奇:一個人讀了那種似乎言之鑿鑿的紀實材料,就會聽而信之,而且更會相信他那‘4000萬人被槍斃’的說法。”(上引書,P549)即使是激烈批判史達林的羅伊•麥德維傑夫,也撰文指責索爾仁尼琴(索忍尼辛)“過於經常地對事實進行明目張膽的歪曲、篡改和有意的回避”(李輝凡 張捷《20世紀俄羅斯文學史》,P447,青島出版社)歷史學家澤姆斯科夫用近10年的時間系統整理了反映勞動改造營管理總局(古拉格)各方面情況的檔案資料,並且發表了各類被鎮壓人員狀況的詳盡匯總材料。“他雖非史達林主義者,但是尊重事實。”但是“民主派卻刻意竭力不理睬他,也不和他論戰”,少數應戰者如安東諾夫—奧夫謝延科也都立即露了大怯。澤姆斯科夫指出他的論敵在引用他本人並未見過的1945年秋季全蘇集中營和勞教所資料時犯了一個“小錯誤”:安東諾夫—奧夫謝延科“漏掉了”一個小數點(МЛН.),其結果就是把160萬人“變成”了1600萬人。“多麼輕而易舉,拿掉小數點,再通過傳媒擴散開來,而億萬人竟然信以為真。當一種思維範式已經形成的時候,操縱家就不在乎理智的論據了。”“操縱家們也正是為了對想像力而非理性施加影響,才會如此誇大數字的,有時會誇張幾十倍,甚至幾百倍。恰恰是這種非要誇大真實數量不可的意圖,才能成為操縱的一種特徵”。(卡拉—莫爾紮上引書,P549)

    不久之前曾鬧騰過一陣“卡廷森林慘案”事件,我國的南方系也是不甘人後,積極回應。然而早在1988年的蘇聯,就發生過一個轟動全國的“庫羅派特森林慘案”事件,據當時的“南方系”媒體報導:

    在明斯克郊區庫羅派特森林發現大批犧牲於史達林大恐怖時期人士的遺骸,這場恐怖是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機構在1937年至1941年6月期間製造的。

    媒體稱這個慘案的死難人數約為數十萬。國外的傳媒也不遺餘力地進行大肆宣傳——這是史達林及其極權制度嗜血成性的又一罪證。最後,在對這個“庫羅派特森林慘案”事件進行了仔細調查後,得出如下結論:

    內務人民委員會各機構與所謂庫羅派特森林受害者之間沒有任何關係。在紮斯拉夫公路和明斯克環路之間丘陵地帶的戈迪謝鎮附近,安葬著不少於30萬希特勒種族滅絕暴行的犧牲者(“庫羅派特森林案:時代的篡改”,《軍事史》雜誌,1991.No.6,轉引自В利西奇金 Л謝列平上引書,P267,)

    正如俄羅斯學者指出的:“庫羅派特這個地名在白俄羅斯地圖上就從來沒有過。杜撰名稱的目的是為了充分發揮情感的力量,影射史達林在這裏槍殺人就跟殺山鶉[俄語“山鶉”的發音為“庫羅派特卡”(Куропатка),故有此說——本文作者注)一樣無所顧忌。庫羅派特森林案只不過是整個虛偽報導龐大體系中的一個事例而已。”(上引書,P267)在蘇聯末期的混亂歲月裏,儘管一些謠言被揭穿,但謠言總能淹沒真相:製造大量新謠言的速度永遠要快過被動地對舊謠言的逐個駁斥。關於史達林,“有人寫的東西甚至已經離譜到了讓人想瞧一瞧還能編出什麼玩意兒來的程度……出現了大量編造史達林是沙皇暗探局特務的文章。有的文章說,流放中的科巴(史達林早期的黨內別名)襪子臭不可聞,幾乎所有的精神病他都有;他只不過是個神學校裏不學無術的學生而已,等等,等等。布爾什維克一詞居然成了一句罵人話……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攜帶史達林畫像參加群眾大會被認為是低能兒;大眾傳媒曾經專門在各地群眾大會上尋找攜帶有史達林肖像的人,以便表現他們的淺薄和粗俗。”(上引書,P266)“一個穿網眼針織背心的人坐在電視機前。——人們在街上遊行,臉上帶著喜悅。他手指螢光屏上史達林時代那些缺心眼的人,笑得前仰後合,說不出一句話來。”(上引書,P243)(筆者在此想插入一件事情:去年,某城市的一位收藏者——他是毛澤東時代的人——舉辦了一場關於毛澤東時代的影像與圖片展。一個在改革時代成長起來的中年人熱心地從外地趕來參觀——他對那位收藏者感歎道:“你辦的這個展覽很好,很有意義,像這些我的父母那代人都經歷過的;你看那些人(指毛澤東時代廣場上的遊行者),都像是發瘋了一樣,像機器一樣。”收藏者聽完後說:“我們當時對於領袖和國家的熱愛都是出於肺腑的,並不像你說的那樣,是失去了自己意志的表現。”談話由此陷入了尷尬。)

    史達林在世的時候,如同從天而降的巨神,其威望甚至超過了列寧。然而他身後的歷史命運又是如此無常,甚至顯得淒涼。1953年在史達林的別墅裏,貝利亞、馬林科夫、赫魯雪夫等人看著史達林生命垂危,卻遲遲不去叫醫生;史達林剛死,“非斯化”的運動就隨即展開:先是貝利亞——如果不是他在黨內鬥爭中被擊敗,也許就輪不到赫魯雪夫來做那個轟動一時的秘密報告了——接著就是赫魯雪夫的高潮戲。赫魯雪夫先是史達林狂熱的吹捧者,後來又是史達林狂熱的反對者。在他與中國交惡的時候,甚至憤怒地聲稱要“把史達林的棺材直接送到北京來!”到了蘇聯末期,在所謂“公開性”政策和勢大滔天的“南方系”的力量之下,“非斯化”運動終於進入了歇斯底里的狀態。“卡廷森林慘案”也好,“庫羅派特森林慘案”也罷,其實史達林早就被一次次地拖進了名叫“史達林”的歷史森林裏,遭到了無數次的審判和槍決。

    “歷史”戰之五:“回歸列寧”

    “史達林領導下的蘇聯時代在社會意識中被一筆勾銷之後,蘇維埃國家的締造者列寧的名字仿佛成了連接過去與現在的最後一座橋樑,它象徵著幾代人之間的繼承性。因此,損害業已形成的列寧的形象詆毀他的活動,就成了把整個蘇聯時期說成是黑暗和愚昧時代並使人們離開社會主義的一個必要步驟。”(上引書,P169 )

    在蘇聯還沒有走向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末日之前,為了非史達林化,必然要借助列寧的威名,列寧代表了蘇維埃國家的終極真理。正如赫魯雪夫提出的“回歸列寧原則”那樣;戈巴契夫在“改革”初期也曾化身為列寧的忠實傳人。而在蘇聯末期的大混亂到來後,所有蘇維埃國家的偶像與禁忌一個個被羞辱被打破;當蘇聯全部的歷史都成了被“清除和消滅”的物件時,列寧這個最後的禁忌也就不能倖免了。所謂“回歸列寧”的意義,可以看作是一步步地把所有的都清算完之後,最後必然來到的總結性清算。

    “列寧是德國間諜”,“列寧是毀滅俄羅斯文化的罪人”,“列寧是俄國人民的劊子手”“列寧是美好的沙皇俄國的破壞者”,這些都是老調重彈了。到了這個階段,連編造歷史的工夫都可以省去,而直接使用“純文學”風格了。《自鳴鐘報》的“政治評論家、詩人”——總是這號人物不是嗎?——A•伊萬諾夫斷言:“總的看來,我們的領袖和導師是死于梅毒。”而1990年的另一篇奇文《崇拜的誕生:列寧是典型的神話》(М•魏斯科普夫,《波羅的海時報》)這樣寫道:

    大約是1924年,克里姆林宮的下水道經受不住布爾什維克的猛烈衝擊,終於跑水了。陵墓裏灌滿了污水,一名神甫(好象是大牧首本人),這樣說:“聖屍上也是要塗油的。”
    ……那副傻瓜表情、那顆禿頭 、那張喝得醉醺醺的電報員也差不哪去的鬼臉……打旱地裏冒出來的一顆苗苗兒:要模樣沒個模樣,要氣派沒個氣派。
    瓦洛佳搞俗家的科學也在行。他雖說沒有一點詩才,但只要老師吩咐,就可以立刻“用正確的六音步長短短格來翻譯荷馬史詩”。

    他的房間保持著修道院式的整潔。一個中學生正在做筆記,筆記本上密密麻麻寫滿了一個個小耗子似的字母——字雖然寫得緊緊巴巴,倒不妨礙思想馳騁。這個中學生寫滿了一個又一個本子,若有所思地瞅著牆壁,眼前是兩片畫著斑斑點點的大屁股似的東西半球——蘇聯國徽的原型……

    最後,終於有機會談一談那個與大救星聯姻的她——娜傑日達(指列寧的妻子娜傑日達•克魯普斯卡婭——本文作者注)——的問題了。想不到吧,這個講起話來跟馬卡爾•傑武什金一副腔調的、黨內綽號叫“魚”的革命的女修道院長,居然不乏抒情的想像力……而在那圍著灰毛皮圍脖、像東歐平原一樣扁平乏味的胸膛裏……居然還有一顆監獄未能使之喪失慈愛的心在……跳動?(上引書,P268~269 )

    與此文那種妙語連珠,油腔滑調,下流無恥地嘲諷偉人的水準相比,我國那位說毛澤東的字像“狗扒似的劃拉出來了”的小京油子實在只能算是托兒所的程度了。

    在“清除和消滅”列寧這座最後高峰的運動中,著名的史達林傳記作者德米特裏•沃爾科戈諾夫上將(我國的“辛同志”可以看作是他的翻版)是一個代表人物。這位擔任過蘇聯陸海軍總政治部副主任、蘇聯國防部軍史研究所所長,曾在史達林傳記中指責史達林違背了偉大的列寧及偉大的列寧主義的黨內軍內的權威理論家,也終於發現了與“極權主義”做鬥爭的必要性。“特別是他在自己全盤否定列寧的著作的封面,為強化對讀者的負面影響,登載了一幅重病患者的照片,那張臉被痛苦折磨得已經變了形,實際上當時人已處於瀕死狀態。”有人指出:“書的封面是對死者的粗暴侮辱(不論大家對列寧的態度如何),故爾他必遭報應。”沃爾科戈諾夫在書出版後不久,就患病並很快死去了。不管這是不是報應應驗,對列寧的詆毀還是見出了成效。《論據與事實》雜誌1991年就“列寧應當躺在什麼地方”向路人提問。莫斯科一位15歲的少年季馬對此回答道:“應該把他從這裏扔出去……嗯,不是扔,應該是運出去。他做過什麼好事嗎?他把全國都搞亂了,現在卻躺在這裏。把他埋到某個墓地去吧!”(上引書,P270)

    “把蘇維埃墓地全掘開……”

    “不僅僅戰爭年代,而且整個70年蘇聯歷史都逐漸被迅速蔓延開來的污點所覆蓋,許多歷史畫面簡直就是一幅諷刺性漫畫。其中對曾經支持過蘇維埃政權的作家們的態度即為一例。按照各種報刊媒體的說法:阿•托爾斯泰是貪財鬼和酒徒,馬•高爾基是一個虛偽的,名不副實的人,弗•馬雅科夫斯基是發育不全者,米•肖洛霍夫則是抄襲他人作品的人。甚至很難數得清針對《靜靜的頓河》作者究竟有多少造謠中傷。”(上引書,P277)“從‘民主派’的宣傳中可以得出的結論是:整個蘇聯時期的歷史上是一批不合格的人在活動,他們以自己的‘極權政治’威脅西方的偉大民主。”(上引書,P308)B.伊柳欣在《控告總統•起訴狀》(1992年)中說道:“在他(指戈巴契夫——本文作者注)的統治下,整個國家都被變成了考古發掘地。”(上引書,P283)

    人們會有一個疑問:為什麼在蘇聯末期大眾會輕易地相信那些“荒唐無稽”的“政治謠言”?由於這涉及到具體的蘇聯意識形態“蛻變”問題,並且不是本文的主題,所以在此僅簡單地談以下一點。蘇聯官方在對其自身歷史的解釋上有著一個非常不好的傾向——這也並非是蘇聯獨有的問題——即用“庸俗化”的歷史觀念去解釋蘇聯史上所發生的諸如黨內鬥爭在內的一系列複雜問題。
    在1953年清算貝利亞問題的蘇共“七月全會”上,蘇共中央書記赫魯雪夫的發言就是這種庸俗化歷史觀的典型:
    “……早在史達林生前我們就知道貝利亞是個大陰謀家。他是個奸詐的傢伙,是個狡猾的鑽營之徒。他用自己骯髒的爪子牢牢吸在史達林同志的內心,他善於把自己的想法強加給史達林同志……我們大家都尊重史達林同志。不過歲月不饒人,最後一段時間史達林既不能看檔,也不能見人,他的健康狀況不佳。貝利亞這個卑鄙小人狡猾地利用了這一點,非常狡猾……貝利亞對黨的態度跟希特勒沒有區別……貝利亞不是黨員,而是鑽營之徒,可能還是間諜,在這方面還要再挖一挖……”
    赫魯雪夫等人用一套“忠臣/奸臣——明君/昏君”的模式去向人民解釋貝利亞問題,甚至用“庸俗化”了的階級鬥爭觀念把貝利亞與希特勒並列——而此人就在不久前還是和自己很親近的同志。“妖魔化貝利亞的形象,把他描繪成悄悄混入党的領導層的傢伙——這都貶低了社會進程在歷史中的重要性,創立了用某些個體的不良意願解釋蘇聯歷史事件的先例。”(Ю•葉梅利亞諾夫《未經修改的檔案:赫魯雪夫傳》,P309,譯林出版社)
    赫魯雪夫在二十大上全盤否定史達林領導蘇聯的“三十年”——儘管他後來出於政治原因又多次反復——把大肅反時期的鎮壓描繪成是“暴君”對那些無限忠誠於黨的“老幹部”的迫害,而掩蓋他本人就曾是一個積極的鎮壓者,掩蓋了黨的“老幹部”們對他人的迫害行為以及確實存在的反史達林的密謀等等事實。正如斯台芬•茨威格所說:“熱月九日之所以具有世界歷史意義,並不是因為羅伯斯庇爾被處以死刑,而是他的繼任者採取這種怯懦虛偽的態度(指將罪過推在羅伯斯庇爾一人身上——本文作者注)。因為直到這天為止,革命無論採取任何行動,全部理直氣壯,同時也心安理得地承擔一切責任”(斯•茨威格《約瑟夫•富歇——一個政治性人物的肖像》,P70,華夏出版社)這種對待歷史“隨心所欲”和“胡作非為”的態度,使蘇聯官方的歷史解釋逐漸失去信譽。勃列日涅夫雖然沒有宣佈赫魯雪夫是“希特勒”,但整個勃列日涅夫時代的意識形態語言完全是由連篇的“廢話”和貌似正確無比的“空話”與“套話”構成的。戈巴契夫及其“意識形態專家”“延續”了赫魯雪夫的“精神”。但是他們嫌後者對史達林時代“刨”得還不夠徹底,於是決定直接往祖墳上刨:“現在請想像這樣一種情景。羅馬教皇走到羅馬的聖彼得廣場,對圍攏來的人說了下麵一番話:親愛的教徒們,我必須向你們宣佈,沒有什麼上帝,天主,教會只是一個犯罪組織,我把它解散了。您會怎麼評價這位教皇的行為呢?須知蘇聯的意識形態專家們正是以這種精神表述的。”(亞歷山大•季諾維也夫《俄羅斯共產主義的悲劇》,P64,新華出版社)蘇共官方的歷史解釋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終於土崩瓦解:既然老一套已經令人厭煩,那為什麼不去聽那些更新鮮、更刺激的故事呢?而蘇聯末期的“南方系”進行的大量“歷史發明”-融驚險、偵探、色情、科幻等所有吸引人的要素於一爐,正好滿足了大眾的心理欲望。當然,這並不是蘇聯末期“南方系”能夠大獲全勝的惟一內因,但至少是重要的內因之一。

    《零城》的意義

    1996年俄羅斯國家杜馬安全委員會舉辦了一個為期半年的講習班,“專門研究破壞社會‘文化核心’的技巧。”參加者包括了不同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的專家。講習班在最後的幾次會議中,重點地討論了卡倫•沙赫納紮羅夫(其父格•霍•沙赫納紮羅夫曾是戈巴契夫的心腹助手之一)的影片《零城》(1988年)。與會的專家一致認為《零城》準確地預見到了蘇聯社會“文化核心”被破壞的過程。

    《零城》講述了莫斯科的工程師拉瓦金在“零城”出差時遭遇到的怪異和恐怖經歷:拉瓦金剛到“零城”時,前往一家工廠找廠長,結果竟然“見到女秘書在接待室全裸地坐著。人們進進出出,把緊急要打字的材料交給她,但對怪誕卻視若無睹……出門的時候他病了。那些習以為常的秩序的標誌物——列寧像呀、社會主義勞動競賽榜呀——再也抵禦不住迷亂的局面了。”只有裸女或者只有列寧像的社會都是一個——意識形態意義上的——“秩序的社會”。而當裸女和列寧像在同一個時空中並存,甚至裸女和列寧像被奇妙地拼接在一起,難分彼此的時候,則標誌著“秩序的社會”開始走向混亂和崩潰之路。

    在《零城》的尾聲部分,“零城”的“整個匪幫——官員們、地下企業家們、作家,還有好多浪蕩女人——紛紛撲向一顆象徵政權的‘俄羅斯國家樹’,開始摧毀它,撕擄它的枝葉。”(卡拉—莫爾紮上引書,P720)

    文/克爾白的懸詩

    2010-12-15


  6. 2011/04/27 於 19:33 patchpieces
      誰是“暗算”(民族商賈)胡雪岩的真凶?   為什麼“鴉片戰爭”只發生在中國?   為什麼中國的“銀本位”會敗在英國的“金本位”腳下?   為什麼中國的錢莊與票號沒能發展成世界金融帝國?   為什麼只有中國盛產“洋買辦”?   西方列強僅憑堅船利炮和工業革命是不可能將中國變成“半殖民地”的,割地賠款、開放通商口岸也不能窒息中國的經?濟潛力。“導致”清帝國衰落的真正原因在於“西方金融資本勢力”首先“攻破”了中國的金融高邊疆。   “鴉片貿易”的“首要戰略目標”是“顛覆”中國的貨幣體系,而這一戰略的制定和執行都源于倫敦金融城。“鴉片戰爭”實際上是英國的“金本位”與中國的“銀本位”之間的一場戰略決戰,戰爭的勝負將決定東西方未來數百年的盛衰興亡!   對於大英帝國的銀行家而言其最高戰略目標就是:以倫敦作為世界金融的中心,以黃金作為世界貨幣的本位,大英帝國通過「英格蘭銀行」向全球“輸出”英鎊信用,將歐美主要國家變成“金本位”的核心成員,將世界的邊緣國家變成英鎊的“附屬地區”,用戰爭與暴力來“維護”這一“體系”的運轉,以貨幣來最大限度地“控制”和調動全球資源,最終完成對世界財富和全人類的“控制”。   英國金融資本的突擊力量遠比船堅炮利的帝國海軍更具威力,他們將首先“打垮”中國的“銀本位”,“搶佔”「中央銀行」這一控制清帝國銀根的“戰略制高點”,“滲透”和“蠶食”中國的金融網路,“掌握”中國的資本與信用流動的管道,完成對中國金融高邊疆的“全面控制”。   在喪失金融高邊疆控制權的情況下,中國的“貿易定價權”、工業自主發展的定位權、政府的財政稅收權、軍事與國防的開支權將“逐步淪喪”。中國將不可避免地成為西方列強的“待宰羔羊”。   實際上,清帝國的敗亡,金融先於軍事。 第一章 金融高邊疆的陷落  獵殺胡雪岩  洞庭山幫:暗算胡雪岩的幕後黑手  鴉片貿易:金、銀本位的大決戰  東印度公司:一個銀行家的帝國  沙遜家族:東方的羅斯柴爾德家族  滙豐銀行:你的地盤我做主  票號錢莊:為什麼沒能發展為國際金融帝國  “洋買辦”:中國的特殊現象   美國人馬漢在19世紀末首先提出了“制海權”的概念,認為“控制海洋就是控制世界”。1921年,義大利人杜黑提出“制空權”的概念,提出“掌握制空權就是勝利”。時隔60年,美國陸軍中將格雷厄姆又提出了“制太空權”的“高邊疆”理論,堅信“控制外太空就可以稱霸世界”。   格雷厄姆有豐富的閱歷,曾任美國國防部情報局副局長、中央情報局副局長和國防部情報局局長等職,1980年,擔任雷根總統競選的國防顧問。1981年,雷根政府上臺後不久,格雷厄姆在傳統基金會的資助下,組建了“高邊疆”研究小組。該小組由美國30餘位著名的科學家、經?濟學家、空間工程師和軍事戰略家組成。經?過7個多月的精心研究,於1982年3月3日以《高邊疆——新的國家戰略》為題拋出其研究報告。“高邊疆”戰略公諸於世後,立即受到美國政府、軍方和公眾的關注,並且對美國的經?濟、政治、軍事、高技術發展以及世界局勢都產生了重大影響。“高邊疆”戰略的核心是指歷史上具有不斷開拓疆域傳統的美國,今後應該在地球的外太空進行新的開拓,把太空作為美國新的戰略疆域和控制範圍。   無論是制海權、制空權,還是“高邊疆”理論,歸根到底強調的是控制範圍和控制能力。從西方文明的視角看,有人類活動而沒有被控制的地區都是需要征服的“邊疆”。   小小寰球,從大陸到海洋,從土地到天空,甚至包括太空,有人類活動的物理空間基本都已被大國嚴密地控制了。而金融領域正在日益成為大國博弈的主戰場。   國家的邊疆,不僅僅是陸疆、海疆、空疆所構成的三維物理空間,未來還需要包括新的一維:金融高邊疆。   (買辦集團)獵殺(民族商人)胡雪岩   1883年11月初,胡雪岩經歷著人生中最痛苦的煎熬,他苦心經營一輩子的金融帝國即將土崩瓦解。這是一個用2000萬兩銀子打造出的超級神話,如果以糧食的購買力估算,一兩銀子大約相當於今天的200元人民幣,也就是說,胡雪岩的金融帝國大致擁有著40億元人民幣的總資產。可是,此時的胡雪岩卻面臨著一場致命的“完美”風暴。   11月初,他有一筆50萬兩的滙豐銀行債務必須償還,這筆債務讓他倍感焦慮。在正常情況下,以胡雪岩的財富規模,決不至於被區區50萬兩銀子難倒。不幸的是,他的對手們早已布下天羅地網,此時的胡雪岩已難逃被圍獵的命運。他隱隱有一種不祥之感:“市面太壞,洋人太厲害,我不曉得怎麼才能翻身?”   胡雪岩的正面敵人就是英國的「怡和洋行」,此時雙方正在圍繞生絲生意的霸主地位展開著激烈的較量。   在整個19世紀70年代,“洋行”牢牢地控制著中國生絲出口的定價權,在洋行的壓迫下,生絲價格每況愈下,十年中已跌去一半,江浙一帶的絲農們苦不堪言,當地的絲商們慘淡經營,高額利潤盡被洋行鯨吞。   胡雪岩開始介入生絲生意後,對洋行的高壓有了切膚之痛。眼看著絲農被洋行敲骨吸髓而陷入破產境地,他暗暗下定決心,一定要奪取生絲貿易的定價權,迫使洋行在價格上讓步。他開始仔細尋找洋行價格控制體系的破綻。洋行控制了生絲貿易融資、國際匯兌、外銷管道和航運保險,又有大英帝國的炮艦做後盾,似乎不可戰勝。然而胡雪岩還是敏銳地捕捉到了洋行的死穴——難以控制生絲的生產源頭。   胡雪岩決心佔據生絲源頭這一戰略制高點,一舉擊破洋行對生絲的定價霸權。   機會終於在1882年到來了。初春,胡雪岩深入生絲產地進行仔細調查,同時在與當地生絲商人們的交流中發現,當年的生絲收成減少,將出現嚴重的供貨不足。他立刻抓住這一難得的時機,開始悄悄行動,在江?浙育蠶村鎮四處採購,廣發定金,控制貨源。   果然,市場上5月份生絲收成估計可達8萬包,然而“在8月份,逐漸清楚的是,收成被多估了2萬包”。   早已完成生絲貨源控制的胡雪岩立刻部署總攻。他動員起自己龐大的金融帝國中的每一個銅?板,將上千萬兩白銀全部投入這場中國商業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決戰中。到1882年夏天,他共囤積了近2萬包生絲【1】,占全部貨源的1/3強。為徹底控制價格,他力邀絲業同行組成生絲價格同盟,堅持高價出售,試圖一舉拿下生絲的定價權。   這一招果然奏效,怡和洋行們突然發現不出更高的價錢就難以買到生絲,他們試圖各個擊破,但胡雪岩籬笆紮得很緊,稍微有些規模的絲商都被知會要遵守大家約定好的報價。“上等生絲在倫敦每包售價僅僅16先令6便士,但上海的絲價,由於胡雪岩的收購和操縱,折合英鎊竟達17先令4便士。”【2】洋行的邏??是,自己對生絲價格有組織的打壓不算操縱,而中國有組織的反抗卻算操縱。這樣的邏輯直到今天仍在大行其道,美國狂印美元不算操縱匯率,而中國的反制應對卻被判定是操縱匯率。   「怡和洋行」無奈之下,只能請大清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出面斡旋。對,大家沒有看錯,是英國人當著中國海關的一把手。倒不是清政府為了吸引外國人才所制定的特殊政策,而是英國人打敗清政府後,強迫清政府割地賠款,為確保中國準時付錢,直接任命了英國人看管著中國海關,所有海關關稅收入都直接被英國人拿走沖抵賠款。   赫德28歲就執掌了大清海關,屬於典型的少年得志,但與胡雪岩比起來還稚嫩得多。他以邀請胡雪岩合夥辦絲廠為誘餌,以“市價以外,另送傭金”為條件,企圖說動胡雪岩做出價格讓步。不久,日本商家也登門求購,開出的價格是,按照當時的市價,再加800萬兩白銀,經?談判後,同意加到1000萬兩白銀。只要胡雪岩點頭,相當於今天20億人民幣的毛利就到手了。形勢一片大好。然而胡雪岩拒絕了,他要更高的價格。   就在這時,“歐洲的蠶絲卻見豐收,倫敦和歐洲大陸市場能夠不顧中國的歉收”【3】。洋行轉而尋求收購歐洲本土生絲。到1883年年關時,絲價大跌,一半絲商推遲結算,幾家大的絲行破產。胡雪岩試圖邀集絲商將來年的新絲再次收盡,以迫使洋行屈服,結果無人響應。   上海市場生絲成交清淡,買賣雙方僵持了整整3個月。此時,雙方較量的就是資金的實力了。   「怡和洋行」可不是一般的洋行,它的後臺大老闆乃是17大國際銀行家族中起家最早、勢力最大的英國“巴林銀行”。在19世紀,“巴林家族”號稱是“歐洲第六大強權”,其發跡比羅斯柴爾德家族更早,在國際金融領域曾是無可爭議的老大。有此強援,「怡和洋行」在與胡雪岩的對峙中,始終處於不敗之地。   而胡雪岩的處境卻開始不妙了。要知道,維持價格控制需要高昂的成本,對加盟絲商的利益補償、高價收購生絲、提高定金比例、不菲的貨棧費用、巨大的融資成本、運輸、保險、人工全都要錢。驚人的資金佔用使得胡雪岩的現金流處於日益脆弱的危險之中。   早已將這一切看在眼裏的北洋派幹將盛宣懷開始行動了。他正在密謀“廢掉”胡雪岩。   胡雪岩與盛宣懷並無太深的個人恩怨,只是各為其主罷了。胡雪岩的後臺是當時的兩江總督左宗棠,在平定新疆叛亂的過程中,胡雪岩作為其總後勤,運用自己阜康錢莊的信用和金融網路,於1867年首創以海關關稅為抵押向洋行和外資銀行舉債,14年中,為左宗棠的軍事行動融資1600萬兩白銀,為左宗棠收復新疆的歷史殊勳立下了汗馬功勞。1883年讓他陷入絕境的50萬兩滙豐銀行債務,正是他以自身信用為收復新疆的戰爭債務所做的擔保,如果政府的錢不能準時到位,他將不得不自己掏錢墊付給「滙豐銀行」。   盛宣懷的後臺自然是北洋大臣李鴻章。李鴻章與左宗棠的矛盾天下皆知。19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出現了嚴重的邊疆危機。中國的西北方向,中亞的阿古柏利用當時中國西北地方的民族與宗教矛盾,在英、俄等列強的支持下,侵入新疆,成立了所謂的“浩罕國”。不久,俄國軍隊佔領邊防重鎮伊犁,西北塞防形勢危如累卵。同時,在中國的東南方向,日本又挑起了侵略臺灣地區的嚴重事端,中日之間戰事一觸即發。“太平天國”十四年戰爭之後,清朝府庫一貧如洗,國家財政已無力同時打贏兩場戰爭。可是,李鴻章所代表的“海防派”主張強化海軍為優先要務,為此不惜放棄新疆;而左宗棠堅持“塞防”絕不可廢,應該毫不猶豫地對新疆叛亂進行武力征伐。雙方矛盾的焦點就是“籌餉”問題,如果朝廷決定“海防”優先,則巨額的資金將流進北洋派的勢力範圍,而確立“塞防”國策,則左宗棠必然實力大漲。這是一場關乎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的尖銳較量。   最終,左宗棠勝利收復新疆全境,其聲望與地位一時壓倒了李鴻章。此時,中法戰爭又烏雲密佈,左宗棠再次主戰,李鴻章再度主和。李鴻章生怕大筆資金再度流入主戰派手中,致使北洋系經費來源不足,因此決定發動“倒左”攻勢。打仗打的是錢糧,欲制住左宗棠,必先廢掉左宗棠的“錢袋子”胡雪岩。   盛宣懷要徹底搞垮胡雪岩並不是件簡單的事,他的能量也僅限於截斷北洋系控制下的上海道應付給胡雪岩的50萬兩協餉,這筆錢正是朝廷償還「滙豐銀行」的欠款。而胡雪岩由於用阜康錢莊的信用為朝廷向滙豐借款,如果朝廷遲付,他就必須墊支。不過胡雪岩畢竟是玩金融的,身在上海的資本市場中心,無論是向「滙豐銀行」提出貸款展期,還是向其他外國銀行拆票,或者向上海錢莊票號同業拆借,亦或將價值近千萬的生絲進行抵押貸款,更何況,他還有上萬畝的土地、莊園等不動產,以及20多家典當鋪、連鎖票號和胡慶餘堂藥店等龐大經營性資產,籌措50萬兩銀子並不是件太難的事。   因此,盛宣懷不僅需要掐斷胡雪岩的官府資金來源,更需要斬斷胡雪岩在資本市場上的一切融資通道,而這絕不是盛宣懷能搞定的。他必須聯合上海金融市場上真正的大腕,才能向胡雪岩的背後捅上這致命的一刀。   洞庭山幫:“暗算”胡雪岩的幕後黑手   在上海,胡雪岩的信譽不錯,又有主管上海的兩江總督左宗棠為靠山,平時也廣交商圈的朋友,不然他也不可能組成強大的絲商聯盟同洋行叫板。??能夠左右所有外國銀行的決定,同時還能控制上海全部錢莊票號、典當鋪的命運,讓大家一起拒絕給胡雪岩融資呢?   這就是中國近現代史上最為強大的“金融買辦帝國”的締造者:來自洞庭東山的席正甫,他們這一圈人號稱“洞庭山幫”。與國際銀行家的打法一樣,席家可謂相當低調,除了少數史學界人士,大多數中國人對這個名字都極為陌生。大道無形正是他們的特點!   外國“洋行”剛進入中國做生意時,語言不通,人生地不熟,商業環境和政府關係兩眼一抹黑,欲擴大業務必借重當地華人,這就是人們熟知的“洋買辦”。“洋買辦”往往是以獨立商人的“身份”與外國洋行“合作”,他們要向洋人繳納高昂的“保證金”,擔保生意虧損時,以保證金賠償。同時,也享有生意的收入分成。他們為了自身的利益,為“洋行”的業務拓展殫精竭慮。除了結交官府掌握政府資源,也需要廣交商業圈的關係,將觸角伸向社會的各個角落。他們編織著層層關係與金錢的網路,疏通著種種富貴與利益的管道,他們的前臺是商場,“後臺”是洋場,舞臺是官場。正是“通過”他們,外國的資本“滲透”進中國的經濟血脈,外國的商品湧向了中國的大城小鎮,外國的精神“顛覆”著中國的意識,外國的利益“捆綁”了中國的權貴精英。 可以說,沒有“洋買辦”,洋人的業務在中國將寸步難行,洋人的勢力在中國也會一事無成。   當胡雪岩領導本土的金融和商貿力量開始向“洋行”發起“挑戰”時,他不僅直接“威脅”到了“洋行”的商業利益,更威脅到了“洋買辦階層”的切身利益。   1874年,席正甫當上了「滙豐銀行」的“洋買辦”,交了2萬兩銀子的保證金後,他買到了一張通向控制上海金融市場的“快車票”。席正甫的能力當然沒有讓「滙豐銀行」失望,剛到「滙豐」,他就搞定了清政府以鹽稅做抵押,向「滙豐」進行政治借款200萬兩白銀的大單,年息8%,分10年償還。席正甫一炮打響,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在席家的運作下,「滙豐」先後經理了滬寧、廣九、滬杭甬、津浦、京奉、湖廣、浦信等鐵路貸款,從中獲取了高額分成。   在發行紙幣方面,也成效卓著,「滙豐」的紙幣流通堪稱外國銀行之最,流通範圍遍及長江、珠江流域,在華南,“滙豐紙幣”幾乎“代替”了清政府貨幣的地位,成為計價流通的工具。 1893年,洋務派知識份子鄭觀應在他的《盛世危言》中指出: “若今之洋商所用銀票(紙幣),並不由中外官吏驗瞧虛實,不論多少,為所欲為。聞英商滙豐銀行在奧通用之票百餘萬,該行已獲利二百萬之譜。” 席家為「滙豐」以“白條”“佔有”中國實體財富立下了汗馬功勞。   在拉存款方面,席家也是出手不凡。 中國的“達官貴人”紛紛將資本存放在政府“難以管轄”的「滙豐」帳戶上,寧可只得到很低的利息,也願意圖個“安全保險”。據統計,長期在「滙豐」開戶的客戶中,定期存款在2000萬兩以上的有5人,1500萬兩以上的20人,1000萬兩以上的130人,百萬兩和數十萬兩級別的更難以估算。【4】 席家從中獲取的傭金更是天文數字。   在席正甫的打拼下,「滙豐」在上海的業務總量大大高於香港總行,英國人自己也承認,“「滙豐銀行」的總行雖在香港,但一般說來,上海分行承做的生意更多些”。 當席正甫與英國方面的大班(舊時對外國公司、洋行經理的稱呼,指當時中外通商的經?紀人。——編者注)發生意見衝突時,總部最終都以席正甫的意見為最終決定,為此,不惜撤換英國大班。   席正甫不僅在「滙豐」一言九鼎,對上海的錢莊票號也是說一不二。   當時,在上海的錢莊票號由於自有資金不過幾萬兩銀子,難以將生意做大。席正甫率先開展了拆票業務,向錢莊和票號提供了無需抵押品的信用貸款模式,大大提高了本土金融機構的融資能力。這些有實力的錢莊以自身的信用出具的遠期匯票,在5~20天的時間裏,向「滙豐」或其他外國銀行進行以莊票抵押的短期融資。這樣一來,僅有七、八萬兩銀子的錢莊,可以用莊票抵押給「滙豐」,從而借出大量資本進行商業貿易放貸,其規模可高達七、八十萬兩。由於「滙豐」的存款數量巨大且利息成本低廉,在向錢莊拆票的過程中可以收取“高額利息”,從而美美地“享受”著存貸“利差”的美餐。 1879年5月23日的《字林西報》報導上海錢莊“用外國銀行資本做生意,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事實。近300萬兩的放款,竟為維持上海市面正常周轉所必需的數量”【5】。當銀根低於這個數字時,整個商業活動將立刻受到明顯影響。   通過拆票業務,「滙豐」實際上“控制”了上海錢莊和票號的資金來源。「滙豐」的手鬆一鬆,市面的銀根就寬裕,反之,銀根就趨緊。「滙豐銀行」所獲得的中國巨額廉價儲蓄,極大地增強了它對中國金融體系的控制能力,並事實上成為了“中國的英格蘭銀行”。   正是由於「滙豐」“控制”著整個上海乃至全國的銀根鬆緊,而席正甫又擁有著「滙豐銀行」的貸款簽字權,所以上海的錢莊業爭相拉他“入股”,實現“利益捆綁”。席正甫對上海的本土金融機構具備了絕對的影響力,其中也包括胡雪岩。1878年,胡雪岩為左宗棠辦理的350萬兩「滙豐銀行」借款,走的就是席正甫的路子。   席正甫不僅自家獨攬了「滙豐」的“買辦”職位長達三代人,還利用他的影響力,將席家的其他“子弟”陸續安排進了外國銀行體系。無論是英國系的「麥加利(渣打)」 、有利、「德豐銀行」,還是法國系的「東方匯理」、「中法工商銀行」(4.24,0.00,0.00%),德國系的「德華銀行」,俄國系的「俄華道勝銀行」,比利時系的「華比銀行」,美國系的「花旗」、「運通」、美商「信濟銀行」,日本系的「橫濱正金」、「住友銀行」等,皆是席家的天下。據不完全統計,1874~1949年的75年間,在上海先後開設的外資銀行有20餘家,而席氏包攬了其中13家的“買辦”席位。   隨著席正甫的勢力膨脹,連李鴻章和左宗棠都要爭相籠絡他。李、左二人到上海都必見席正甫,畢竟是大財神,無論是“海防”還是“塞防”,離開錢都是瞎扯。二人對席正甫的“拉攏”都很盡心,他們同時保舉席正甫擔任政府官員,但席並無絲毫興趣。後來在李鴻章的再三推薦下,席正甫只得接受了二品頂戴。這與他的刻意低調很不協調。近乎隱居的席正甫連洞庭東山的商圈聯誼活動都從不參加,上海的媒體報導中極少出現他的名字。他恪守幕後運作才能成大事的信念。   席正甫與盛宣懷的關係就“更密切”了。盛宣懷在打垮胡雪岩後成立中國第一家現代銀行——「中國通商銀行」時,席正甫是主要的幕後支持者,兩人在生意上是“鐵關係”,在盛宣懷的帳單上,令人矚目地存在著與席正甫相關的“滙豐銀行英鎊與銀賬”【6】。但凡席正甫的要求,盛宣懷無不滿足,席家的大量“親友”紛紛“被安排”進盛宣懷的體系內任職。雙方實現了徹底的“利益互鎖”。   當清政府準備成立“官商合辦”的中央銀行——「戶部銀行」時,洞悉私有中央銀行巨大利益的席家又“捷足先登”。「戶部銀行」共發行4萬股,其中官方認購一半,私人認購另外一半,席正甫的幾個兒子紛紛入股「戶部銀行」。其中,僅席家長子席立功就以不同身份擁有1320股。 「戶部銀行」改名「大清銀行」時,席家“安插”了四個兒子在其中擔任要職, 「大清銀行」改為「中國銀行」(3.23,0.01,0.31%)時,席家又成為其大股東,並掌管外匯業務,成為宋子文系的同盟。國民政府中央銀行成立時,席家更“直接變為”官股投資人,並“代表官股”參與「中央銀行」董事會決策,同時席家還“把持”著「國民政府外匯管理局」局長、「中央造幣廠」廠長等要職,更“代表”國民政府參與籌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並成為國民政府的代表。席家脈系之龐大,涉及中國金融領域之廣泛,在外國銀行體系、官方銀行體系、上海錢莊票號體系、政府金融主管部門影響力之深,在中國近百年歷史上恐怕是絕無僅有的。由於席家所掌握的強大中外金融資源,對整個中國近現代史的影響非常深遠,在後續章節將繼續介紹。   如果胡雪岩不在生絲問題上挑戰“洋行(買辦)”的核心利益,席正甫與胡雪岩的關係應該可以維持得不錯。但是,「滙豐銀行」的股東們正是這些大“洋行”,成立「滙豐」的“初衷”就是為了“洋行”在“殖民地”擁有自己的“中央銀行”,胡雪岩挑戰了「滙豐」大股東的核心利益,搞得股東們鬧起事來,席正甫豈能容他!   事實上,“洋行”們打壓生絲價格,“壟斷”定價權的背後正是「滙豐」和席正甫對上海乃至全國銀根的“操縱”。   據1878年8月28日《申報》記載,到19世紀70年代,外國銀行對上海錢莊的拆票金額已達300萬兩左右。到19世紀90年代,七、八百萬兩的拆放額已習以為常。這使得錢莊在資金的周轉上對外國銀行的“依賴性”越來越嚴重。而一旦上海銀根緊縮,其效應會立刻波及全國。   奇怪但並不令人意外的是,從1878年以來,“每到”中國的生絲、茶葉上市的時候,“就會發生”銀根緊縮的“怪現象”。能夠“製造”貨幣供應短缺,並且有明顯意圖的就是「滙豐銀行」。維持上海正常貿易周轉大約需要300萬兩銀子,而「滙豐」“經常”在收購絲茶的季節猛收銀根到100萬兩以下,“導致”絲茶商人無法融到足夠的資金,絲農、茶農“不得不”賤價出售自己的產品,而「滙豐」的“洋行”股東們得以廉價抄底,獲取暴利!   “每一次貨幣恐慌都是以「滙豐銀行」為首的外國銀行有意收縮銀根而引起的。從1878年初開始,銀根就處於緊張狀態,以至於年底上海錢莊為壞賬所累不復交易者達二、三十家。”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就是外商銀行收縮放款200萬兩巨數之故。1879年的貨幣恐慌發生在絲茶上市需款急切的5月,就在這時,經常需要300萬兩資金周轉的上海市面,卻被外國銀行收縮到只有90萬兩的奇缺狀態。這個數目全然不能適應本地貿易的正常需要。但是,外國銀行並不到此為止,它進一步把庫存銀塊增加到60萬兩,而使事態更加複雜化。”【7】   1883年,歷史再度重演。   正當胡雪岩與“怡和洋行”在生絲大戰中處於僵持不下的狀態時,上海的銀根一天天被收緊,大批絲商斬倉出局,絲價直線下跌。9月初,上等生絲每包價格尚能維持在427兩;10月,跌為385兩;11月初,更進一步下跌至375兩。此時,上海各洋行完全停止收購新絲,胡雪岩的資金鏈瀕於崩潰。   到11月9日,公眾對胡雪岩的資金擔憂終於全面爆發。阜康錢莊在杭州和上海的分號遭到擠兌。欠滙豐的50萬兩白銀債務到期也無法延展,而上海道“恰巧”沒有協餉來償還「滙豐」的債務,胡雪岩只好以阜康錢莊僅存的家底還債。不堪重負的金融帝國終於在1883年12月1日倒下了。胡雪岩所經營的京城、上海、鎮江、寧波、福州、湖南、湖北等地的阜康分號同時倒閉。【8】胡雪岩苦心經?營幾十年的金融帝國崩潰了。最終,生絲被「怡和洋行」抄了個大底。   胡雪岩無法忍受“洋行”的“壓價行徑”毅然起而反抗,但是定價權的爭奪背後其實是金融權力的爭奪。可惜胡雪岩至死也沒搞明白,在喪失中央銀行這一“金融制高點”的情況下,單單依靠囤積生絲試圖在貿易上與洋行一較高下是徒勞的,一旦銀根被收緊,他的資金鏈將立刻陷入崩潰邊緣。胡雪岩領導的這場中國本土金融力量對國際銀行家的反擊,最終以完全失敗而告終。他陷入的是國外金融資本勢力和“國內金融買辦勢力”的內外夾擊,其失敗在戰略上早已無可挽回。   胡雪岩的失敗與“洋行”的勝利都是基於同樣的原因,那就是誰能控制銀根,誰就能取得商戰的戰略主動權。無論是清政府,還是以胡雪岩為代表的南方錢莊和山西票號,都沒有清醒地“認識到”中央銀行的巨大威力。當「滙豐銀行」“佔據”了這一地位之時,整個清帝國的命運就完全被“國際銀行家”所“控制”。 金融不獨立,則經濟不能獨立;經濟不獨立,則政治不能獨立。清政府金融高邊疆的“淪喪”,是中華民族陷入深重災難的“開端”!   清政府的“中央銀行”地位是如何失陷的呢? 問題的“要害”是“本位貨幣-白銀”被國際銀行家所“控制”。一旦“本位貨幣”動搖,金融這一國家的血液循環系統必然癱瘓,然後就是各個經濟要害臟器的“衰竭”,國家政治與戰爭的免疫系統動員能力瓦解,從而“喪失”反抗侵略的能力,最後就只剩“任人宰割”的命運了。   國際銀行家要征服中國,必須首先“征服”中國的貨幣。“鴉片戰爭”的核心與其說是貿易戰爭,不如說是一場“白銀戰爭”! 這就是為什麼“鴉片戰爭”沒有發生在印度、美洲、非洲,也沒有發生在日本、韓國和東南亞,卻“僅僅”在中國爆發的“真正原因”!   “鴉片貿”易打擊的“目標”正是中國的“本位貨幣”:白銀!   鴉片貿易:金、銀本位的大決戰   在英國開始對中國大規模開展“鴉片貿易”之前,中國在國際貿易中處於明顯的優勢。中國的茶葉、瓷器和絲綢構成了突破世界市場壁壘無堅不摧的出口“鐵三角”。當時中國市場的真實景象是: 福建沿海的茶葉出口為當地經濟帶來前所未有的繁榮,由於在生產和加工方面處於市場壟斷地位,武夷山成為各國茶商競相朝拜的聖地; 在長江中下游,絲和棉是最重要的手工業產品,數十萬絲棉生產和紡織專業大軍創造出了品質優良和價格極具競爭力的商品,打遍世界市場無敵手; 在珠三角地區,形成了景德鎮—廣州產業鏈,將豪華瓷器源源不斷地送進歐洲王室貴族富麗的客廳。19世紀末,主管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在其《中國見聞錄》中說道:“中國有世界最好的糧食——大米;最好的飲料——茶;最好的衣物——棉、絲和皮毛。他們無需從別處購買一文錢的東西。”   從16世紀到19世紀初,中國近400年的市場化程度和貨幣經濟的發達程度,遠遠超過了歐洲。其“結果”就是,歐洲從美洲“發現”的13.3萬噸白銀,最終有4.8萬噸被歐洲人運到了中國。 (當時)國際貿易的“基本構架”就是,中國創造了世界貿易商品的主要部分,西方掠奪了世界資源的主要部分,在白銀從西方源源不斷“流向”東方的過程中,也伴隨著中國商品的滾滾西去。   白銀不斷“流向”東方,造成了世界金融天平的嚴重失衡。   由於長期向中國淨輸出白銀,到17世紀末,歐洲白銀短缺,出現了價格普遍下降的現象,同時貿易開始萎縮。1649~1694年,歐洲年均流通白銀數量急劇減少,比1558~1649年的年均流通量減少了50%還多,而黃金流通量卻增加了接近50%。   白銀減少是順理成章的事,可黃金怎麼會增加呢?   原來,17世紀初,中國廣州的金、銀價格比為1﹕5.5~1﹕7,而英國的比價為1﹕16,輸送白銀到中國不僅可以換得大量高利潤的商品,還可以利用金、銀比價1倍以上的價格差,用便宜的白銀在中國、日本和印度換回昂貴的黃金。連約翰洛克都曾抱怨過:“我被告知他們(「東印度公司」)從印度某些地方進口(黃金),至少可獲得50 %以上的利潤……?但是,英國的真正財富被葬送在了印度洋,現在是人們坦率說出真相的時候了,究竟為什麼我們面臨著這個時代聞所未聞的白銀短缺。”【9】   當黃金大量湧入英國後,銀行家通過巨額行賄的手段,“買通”了《1666年自由鑄幣法案》的“准生證”。這個“法案”實質上是貨幣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捩點”,它“改變了世界的貨幣體系,其具體效果就是廢除了國王對貨幣發行的壟斷權”【10】。 該法案規定,任何人都有權力將金錠拿到鑄幣廠,要求免費鑄造合法的金幣。   這一“法案”從根本上有利於金錠銀行家和商業資本家的利益,他們將“擁有”對“貨幣供應”的實際控制權。由於掌握著大量實物黃金的籌碼,他們將能夠“根據”自己的利益“決定”貨幣供應量。 當他們是“債權人”時,就“減少”貨幣鑄造,“製造”通貨緊縮效應,使得自己的債權含金量提升; 當他們是“債務人”時,就“加大”貨幣供應(注:如當前美國信用債務帝國政府2008年爾來以驚人倍數增發貨幣供給總額的所謂貨幣寬鬆政策),以“通貨膨脹”沖銷所負的債務。這是西方“第一次”在實質上將本屬於政府的“貨幣發行權”轉讓給了“私人”。自此,“私有中央銀行”貨幣發行權的“法律基礎”得以“奠定”,並“打開”了通過“控制”一個國家乃至整個世界的“貨幣供應量”來“控制”財富分配的大門。   此時,我的耳邊突然響起了羅斯柴爾德的那句名言: “只要讓我控制一個國家的貨幣發行,我不在乎誰制定法律。”【11】   在銀行家們“看來”,“控制貨幣”是一場偉大的鬥爭,控制貨幣的“發行”和分配就是為了控制財富、資源和全人類。 欲控制世界,必先征服貨幣; 欲征服貨幣,必先征服黃金; 而欲征服黃金,則必先“征服”白銀。   就在歐洲白銀東來的過程中,同時伴隨著亞洲的黃金西去。此消彼長,最後的結果是,英國在囤積黃金,而中國在吸納白銀。 問題的關鍵是,究竟是黃金、還是白銀將最終成為世界貨幣的霸主,這將是關係到東、西方未來數百年興衰的重大分水嶺!   工業革命以來,大英帝國國力空前提高,建立以黃金為“本位貨幣”的條件已經在1717年完全具備。儘管在1816年,英國才從法律上完成“金本位”的最終確立,但此前的一百年中,英國已處在事實的“金本位”之下了。   對於大英帝國的銀行家而言,其最高戰略目標就是:以倫敦作為世界金融的中心,以黃金作為世界貨幣的本位,大英帝國通過「英格蘭銀行」向全球輸出英鎊信用,將歐美主要國家變成“金本位”的核心成員,將世界的邊緣國家變成英鎊的附屬地區,用戰爭與暴力來維護這一體系的運轉,以貨幣來最大限度地控制和調動全球資源,最終完成對世界財富和全人類的控制!   要“確立”黃金英鎊的世界貨幣霸權地位,必須首先“打垮”“白銀貨幣”的國家。其中最大的,也最難搞定的就是中國。   經過多年嘗試,國際銀行家最終選擇了“鴉片”作為“打擊”中國“白銀本位”的“武器”。   而具體負責“執行”這一戰略的機構就是「東印度公司」。   「東印度公司」:一個銀行家的帝國   一般人“很難想像”一家(私有)公司能夠“招募軍隊(注:類似為了漂白目前已改名為Xe的美帝私人公司雇傭兵「黑水公司」)”、掠地鑄幣、行政司法、宣佈戰爭和締結和約,但是,「東印度公司」“居然”做到了。 “誰”能有這麼巨大的能量成立如此強大的公司呢? 答案就是倫敦金融城的“國際銀行家”!   由倫敦金融城銀行家合股建立、英國王室參股的「東印度公司」本身就是一個“帝國”。根據英國國會的授權,「東印度公司」壟斷了從好望角到麥哲倫海峽之間的一切貿易,並有權在如此廣大的區域之內招募陸海軍、“佔領”領土、在“佔領區”域內“徵稅”、發行貨幣、進行立法和司法審判、宣戰和締結和約。   在1756~1763年的英法“七年戰爭”中,英國打敗法國獨霸印度次大陸以來,在包括今天巴基斯坦、孟加拉、緬甸在內的英屬印度建立起一套完備的治理和“掠奪機制”。1750年以後的50年間,「東印度公司」從英屬印度一共榨取了1億~1.5億英鎊,而1750年英國一年的財政收入才920萬英鎊。【12】這還不包括壟斷印度貿易帶來的巨額國際貿易收益。 驚人的財富像潮水一般源源不斷地“流入”倫敦金融城銀行家和英國王室的錢袋裏。 18~19世紀,由於巨額的“殖民掠奪”和商業貿易“積累”,英國從來就不缺乏資本,這是18世紀英國“得以”開始工業革命的“重要前提”。   巴林家族作為世界17大國際銀行家族之一,早在19世紀初就已經稱霸世界金融江湖,號稱“歐洲第六強權”【13】。1779年,巴林王朝的創始人法蘭西斯。巴林就開始擔任「東印度公司」的董事,直到1810年去世,在位長達30年。從加盟「東印度公司」開始,他就成為倫敦金融城銀行家在「東印度公司」的主要代表人物,並被公認為公司的核心與靈魂。他從1792年開始擔任「東印度公司」的董事會主席,執掌著整個「東印度公司」這個龐大的“殖民帝國”。正是在他的帶領下,「東印度公司」對中國的“鴉片貿易”取得了驚人的增長。   1790~1838年,「東印度公司」鴉片走私進入中國的數量由每年數百箱暴增到數萬箱,輸入中國的鴉片總量高達40多萬箱,每箱平均價約750銀元,總價值高達2.3億兩白銀以上!   「東印度公司」的“鴉片貿易‘遵循一套嚴密的體系: 首先,「東印度公司」確立在英屬印度殖民地的“鴉片壟斷權”,對印度和孟加拉鴉片實行“統購統銷”,只開放加爾各答一地集中進行“鴉片拍賣”,並“授權”與公司有“代理關係”的散商進行“鴉片貿易”。同時,公司在廣州開設常駐管理委員會,其成員稱“大班”,對所有對華貿易進行統一管理。這個管理委員會又是全部對華貿易的“中央銀行”,一切對華貿易匯兌業務必須由它經手,並對散商進行信貸支持,後期也對與他們做生意的廣州十三行發放信貸。散商的對華貿易收入,包括出售鴉片所得款項,“必須”全部存到該委員會下設的銀庫,並由該委員會簽發倫敦、印度、孟加拉的匯票,散商可到當地兌換現銀。公司再用庫存白銀在中國“套購”黃金、絲茶等大宗商品銷往歐洲獲取“暴利”。   「東印度公司」的架構更像是一個金融傘形壟斷下的鴉片貿易連鎖店。如果說獨立經營的散商還要承擔一定的貿易風險,那麼提供壟斷性金融服務的公司則是“旱澇保收”。   「東印度公司」因鴉片貿易的“金融服務”獲取的巨額利潤足以支付英國從中國進口茶葉和生絲、從美國和印度進口棉花、向印度出口英國工業製成品和英國殖民統治印度的大部分行政費用。在整個19世紀,英帝國的“鴉片壟斷”在國際貿易中的“戰略地位”可與今天美國的“石油霸權”相比肩。「東印度公司」帝國的基本國策是,從金融上控制鴉片貿易鏈條的一切環節,生產、銷售、倉儲、運輸和行銷管道都要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   在「東印度公司」旗下的散商中,形成了三大“洋行”割據的態勢,它們是:「怡和」、「寶順」和「旗昌」。   「怡和洋行」由渣甸和馬地臣合夥建立於1832年7月,正是巴林家族為他們提供的融資。有了倫敦金融城最強大的銀行家族的支持,「怡和」迅速成為遠東的“洋行之王”。胡雪岩正是在與「怡和」爭奪生絲霸盤中慘敗,他恐怕並不知道「怡和」的“來頭”。馬地臣後來成為「英格蘭銀行」行長和英國第二大土地所有者。馬地臣家族的繼承人休。馬地臣則在1873年用家族“鴉片貿易”所得在西班牙收購錫礦,成立了一家礦業公司,將其命名為“Rio Tinto”,今天人們稱之為「力拓集團」。   「寶順洋行」的當家人正是著名的“鴉片販子”顛地,而他“背後”的東家正是巴林家族。後來因為直接從事鴉片生意有損巴林倫敦金融城頭號銀行家族的“名譽”而退居幕後,由顛地全面“代理”在華業務,成為僅次於「怡和洋行」的第二大鴉片貿易商。   「旗昌洋行」則是美資公司,從事廣州與波士頓之間的鴉片、茶葉和生絲貿易。它的高級合夥人約翰。默里。福布斯,就是2004年美國總統候選人約翰福布斯。克裏的曾外祖父,一直充當「巴林兄弟公司」在美國的代理人。 業務主管小沃倫。德拉。諾,正是美國總統佛蘭克林。羅斯福的外祖父。 洋行老闆的堂弟威廉。亨廷頓。羅素則在耶魯大學創建了著名的“骷髏會”。 此外波士頓的幾大銀行家族也都通過「旗昌洋行」參與鴉片貿易。正是豐厚的鴉片紅利滋養著這些銀行家族,形成了日後的“波士頓財團”和羅斯福家族王朝。   這三家大“洋行”佔據了中國“鴉片貿易”的半壁江山,它們都與巴林家族“關係密切”,巴林在倫敦金融城“遙控”著這些“巨大的散商”,在鴉片戰爭前後幾十年裏,以鴉片“發起”了對清政府“白銀貨幣”的“攻擊”。   倫敦金融城通過「東印度公司」在中國還建立了一套鮮為人知卻卓有成效的“地下行銷體系”,這個體系由四部分組成:  傳教士、  三合會、  行商 和  滿清官僚。 這套“體系”日後“左右”了近代中國的歷史進程。   “傳教士”在中國一方面“通過”傳教結交權貴和三教九流,瞭解中國社會、經濟、軍事等各方面的“情報”,以“建立”近代“教會學校”、(教會)醫院、媒體為主,成為“塑造”“親西方中國社會精英階層”的重要力量。   “三合會”本是以反清複明為宗旨的中國民間秘密社團,後來很多會友“接受”了基督教。兩廣地區“三合會”的反清武裝行動同樣需要大規模“融資”支援,於是很多會友經教會“仲介”紛紛“加入”「東印度公司」的對華“鴉片銷售”網路,成為廣東沿海“鴉片走私”的主力。以反清為宗旨的“三合會”等於間接得到倫敦金融城的“財政補貼”。 “三合會”日後的發展,與洪秀全的“拜上帝會”、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唐(才常)維新派的秘密結社以及「同盟會」淵源頗深。 洪秀全身邊負責意識形態工作的左膀右臂馮雲山,早年即拜在基督教華福會門下; 負責軍事鬥爭的楊秀清,也曾混跡于三合會在珠江流域的鴉片走私生意中; 兩廣三合會更是直接參加了金田起義。戊戌變法失敗後,譚嗣同遇難,維新派中譚系幹將唐才常即發動湖廣三合會勢力舉行自立軍起義。 同盟會早期各次反清起義,無不以“三合會”力量為依託。“三合會”一系的上海“青幫”更在蔣介石(1927年)發動“四一二(軍事)政變”上臺和鞏固權力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行商即“廣州十三行”,是朝廷授權負責對外貿易的專營機構,與外商直接打交道,既是貿易公司,又承擔某些外交功能,同時又必須為自己的國外商業夥伴作保。“十三行”在鴉片戰爭後多轉為“洋行買辦”,是中國近代“買辦階層”的源頭。   「東印度公司」還通過“賄賂”和“毒癮”來“控制”與操縱一部分滿清官僚。從中國的上層建築著手,“(包毒)保護”和開拓鴉片貿易。公司“通過”以天津為中心的北方“鴉片貿易網路”,向北京朝廷“滲透”。到鴉片戰爭前,已經“控制”了相當一大批滿清高官“為其所用”。其中包括大學士穆彰阿、直隸總督琦善、宗人府主事耆英等。 對此,馬克思有過一段精闢論述: “英國人收買中國當局,收買海關官吏和一般的官員,這就是中國人在法律上抵制鴉片的最近結果。賄賂行為和鴉片煙箱一同侵入了‘天朝’官僚界之肺,破壞了宗法制度的柱石。”【14】 “這一批人”構成後來清政府“洋務派”的源頭。   1839年,當雄心萬丈的林則徐作為欽差大臣來到廣東厲行“禁煙”時,這位偉大的民族英雄面對的就是這樣一個“組織嚴密”、財力雄厚、武裝強大、“裏應外合”的“鴉片帝國”。林則徐甫一上任,就嚴厲鎮壓“三合會”的“地下走私販毒網路”,勒令外商上繳鴉片,進行了震驚世界的虎門銷煙。但是林則徐萬萬不會想到他的對手有多強大,他挑戰的是整個大英帝國和攸關國際銀行家生死的核心金融戰略!   “鴉片貿易”“導致”中國白銀大規模“外流”,在中國“引發”了嚴重的“銀貴錢賤”的“貨幣危機”。從清朝建立到19世紀初的100多年中,中國的銀銅雙貨幣機制運轉良好,比價基本穩定在1兩白銀折合銅錢1000文。到鴉片戰爭前夕,銀兩竟飛升至兌換銅錢1600文。農民、手工業者和普通百姓平時所得都是銅錢,但交付各種賦稅則需折成白銀,如此一來,經濟負擔大為加重。由於百姓生活困窘,交稅自然拖延,結果是各省拖欠賦稅日多,造成清政府的財政能力急劇衰退。鴉片貿易大規模開始之前,直到乾隆年間的1781年,國庫存銀高達7000萬兩,至1789年約為6000萬兩。隨著鴉片“氾濫”,到1850年時僅剩800餘萬兩,已不足以應付一場戰爭了。   正是鴉片“摧毀”了大清帝國金融高邊疆的基石——“白銀貨幣本位”,隨之而來的是貿易大幅逆差,財政收入下降,人民生活困苦,貧富嚴重分化,社會矛盾日益尖銳。而國際銀行家則手持鴉片“套購”出來的巨額白銀,建立起“中國的英格蘭銀行”,一舉奪取了清帝國金融高邊疆的制高點:中央銀行。   「滙豐銀行」的成立“標誌”著中國近代史開啟了一個“金融殖民地”時代。在「滙豐」奪取清帝國中央銀行大位的過程中,一個新的沙遜帝國崛起了,它取代了「東印度公司」的地位,成為執行“鴉片金融戰略”的最新操盤手。  沙遜家族:東方的羅斯柴爾德家族   沙遜與羅斯柴爾德家族同屬於塞法迪“猶太人”,自古就生活在伊斯蘭化的伊比利亞半島上(今西班牙),從事金匠和錢幣兌換的生意,並經常作為熱那亞銀行家族的代理人,從事信用調查、收放貸款等業務。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建立起自己的商業信用和金融網路。15世紀90年代,隨著伊比利亞基督徒將伊斯蘭教政權趕走,塞法迪猶太人也被逐出西班牙和葡萄牙。   羅斯柴爾德家族流亡德意志從事老本行,後來成為德意志王室的“宮廷銀行家”。另一支猶太金融家族逃往荷蘭、比利時,很快就憑藉多年積累下來的商業關係網東山再起,並“參與”了「阿姆斯特丹銀行」、「荷蘭銀行」和「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建立。正是在荷蘭猶太銀行家200萬荷蘭盾的資助下,英國威廉三世於1688年帶領1.5萬人,從荷蘭登陸英國,開始了“光榮革命”。沙遜家族則一路向東,搬遷至中東波斯灣地區的商貿中心巴格達。在那裏,沙遜家族憑藉猶太人獨有的金融觸覺和經?驗,利用伊斯蘭教義中禁止高利貸的教規,以猶太人不受伊斯蘭法規約束的便利條件,為中東地區商貿提供金融放貸,很快就成為波斯灣地區首屈一指的金融家族,長期擔任巴格達的首席財政官,並成為巴格達地區整個猶太社區的族長,被人稱為“納西”,即猶太人之王。   但是好景不長,到了18世紀末19世紀初,巴格達地區的反猶情緒高漲,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派駐巴格達的地方官,開始大規模驅趕猶太人,作為“猶太人之王”的沙遜家族首當其衝,不得不於1832年舉家遷往印度孟買。沙遜帝國的創始人大衛。沙遜在印度開始了一段新的傳奇。【15】   由於沙遜家族到達印度的時間太晚,鴉片貿易的巨大蛋糕早已所剩無幾。「東印度公司」雖然解體了,但三大“洋行”巨頭卻在巴林家族的支持下繼續壟斷著中國鴉片進口和印度的鴉片供應鏈。在整個鴉片貿易鏈條中,生產、運輸、保險、銷售、融資、匯兌,幾乎全部掌握在「怡和」手中,針插不進,水潑不進。在巴林家族嚴密控制的鴉片帝國裏,新來的猶太人沙遜要想插足,勢比登天。   此時的倫敦金融城,新興的羅斯柴爾德家族已然壓倒了巴林,羅斯柴爾德家族也想從鴉片生意中切出自己的一塊蛋糕,苦於巴林對「東印度公司」散商的高度控制力,不得其門而入。沙遜的出現正好完美地符合了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戰略發展規劃,同是塞法迪猶太人,祖上說不定還是通家之好,所以雙方一拍即合。有了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強大金融後盾,沙遜準備甩開膀子大幹一場了。   經過周密研究,沙遜發現「怡和」對印度的鴉片“控制”存在著一個明顯的漏洞,那就是「怡和」沒能控制印度腹地的罌粟種植園。沙遜抓住機會,利用強大的資本實力,向內陸的印度鴉片商人提供高達3/4的貸款。各地採購商聞風而至,沙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控制了鴉片種植的源頭,實現了對貨源的壟斷。其實,胡雪岩的思路與沙遜幾乎完全一致,“差別”在於,沙遜的背後是國際金融霸主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支持。   到了1871年,局勢已經很明朗了,「怡和」在與沙遜爭奪鴉片源頭的拼殺中敗下陣來,沙遜被公認為印度和中國全部鴉片庫存的主要持有者,控制著各類鴉片總量的70%! 1840~1914年,沙遜家族在壟斷鴉片的生意中獲利高達1.4億兩白銀!這就是壟斷的力量!   有這樣的實力做後盾,羅斯柴爾德的女兒嫁到了沙遜家,從此商業聯盟關係得到猶太人傳統的宗法力量的鞏固和維護。沙遜帝國威震遠東。   從此,遠東的“洋行”進入了沙遜時代。   猶太人對金錢的超級敏感性在沙遜家族身上也不例外。當沙遜家族完成了鴉片壟斷大業之後,資本實力超級雄厚,於是開始琢磨也搞一家中央銀行,享受一把控制“貨幣發行”的超級快感。此時的遠東並沒有中央銀行,這個“機會”再次被沙遜抓住了。   「滙豐銀行」:你的地盤我做主   在所有政治經濟的“要素”中,貨幣“最為關鍵”; 在貨幣的全部制度裏,創造貨幣的權力“最為核心”。 但是,在這一國家的神聖權力問題上,幾乎“找不到”任何經濟學家們的“隻言片語”。   ——美國貨幣史學家 德瑪爾   1864年初,兩份在中國成立銀行的商業計畫書擺在了老沙遜的辦公桌上。一份是孟買本地的英國商人開始籌建面向中國金融市場的“中國皇家銀行”,另一份是一位年輕的蘇格蘭航運商人的“香港和上海銀行”計畫書。 最終打動老沙遜的恰恰是那位毫無銀行業經驗的年輕人的計畫。這個蘇格蘭小夥子名叫湯瑪斯。蘇石蘭,年方三十卻已經是著名的大英輪船公司駐香港的業務總監和香港黃埔船塢公司主席了。   老沙遜一下子就喜歡上了這個主意。作為一家總部設在香港和上海的銀行,與那些僅僅在香港和上海設立分行的外國銀行相比,在資訊聯繫方面會更加便利,這一點在交通與通訊還不發達的19世紀顯得尤為重要。市場時機轉瞬即逝,那些需要向遠隔重洋的總行請示的銀行,在未來與「滙豐銀行」的競爭中只能居於下風。   老沙遜立刻批准了這個專案。   在「滙豐銀行」的主要股東中,除了沙遜,還有「寶順」和「旗昌洋行」。然而「寶順洋行」在1866年席捲全球的棉花泡沫危機中破產,「旗昌洋行」也在危機的打擊下,於19世紀70年代初退出中國市場。於是已經成為鴉片新霸主的沙遜洋行,就成為「滙豐銀行」的主要支柱。「滙豐銀行」實際上成為羅斯柴爾德-沙遜同盟在遠東金融佈局中的一枚關鍵棋子。   這樣一家銀行必然引起巴林系的「怡和洋行」的堅決抵制,這既是基於倫敦金融城巴林與羅斯柴爾德勢力的爭霸,也源於實實在在的利益之爭。   「滙豐銀行」剛一誕生,就趕上了美國“南北戰爭”結束帶來的金融危機。   當時世界工業體系的核心戰略產業是紡織業,紡織業需要的主要原料是原棉。世界主要棉花產區在印度和美國南方各州。美國南北戰爭爆發後,掌握制海權的北方即對南方實施海上封鎖,南方對世界市場的原棉供應立刻中斷。英國棉紡織業轉向印度的棉花,印棉價格隨即暴漲。孟買和加爾各答的棉花市場,立刻成為大小投機商人的賭場。棉花泡沫催生了更大的金融泡沫。在英國本土,大量資本金嚴重不足的各類金融機構紛紛成立,英國殖民地銀行數量也急速膨脹。1862~1865年,先後誕生了19家銀行。單是1864年登記的殖民地銀行就多達7家。在香港和上海,新成立的英資銀行數量也大幅增加,這些空殼銀行的金庫裏遠沒有它們在招股書上所聲稱的金額。   就在這時,“噩耗”傳來,美國內戰結束了!震撼全球金融業的棉花危機開始了。倫敦金融城首當其衝,1866年一年之內,接連倒閉了17家銀行。   金融海嘯的衝擊波迅速波及遠東。1866年,香港、上海出現開埠20多年來的首次金融大恐慌,一系列外資銀行和本土錢莊倒閉。當金融海嘯的巨浪退去,沙灘上還屹立不倒的只剩下老牌的「麗如銀行」、「有利銀行」、「渣打銀行」、「法蘭西銀行」和「滙豐銀行」。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是在金融海嘯的第二年,「滙豐銀行」的一根台柱——老牌的「寶順洋行」竟然被“淹死”了,這時的巴林家族在金融危機和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雙重打擊下已經自身難保,無力顧及遠東的小兄弟,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寶順洋行」被棉花危機拖下水。「寶順」的垮臺嚴重打擊了羽翼未豐的「滙豐銀行」。   這時站出來力撐危局的正是「沙遜洋行」。從1866年起,沙遜家族將所有在華鴉片貿易所得利潤全部通過「滙豐銀行」進行匯兌。在世界金融海嘯的衝擊下,“唯一”還有超額利潤的生意就是“鴉片貿易”了。這個“維持”倫敦金融城和大英帝國經濟生命線的“通貨”再一次用中國老百姓身上的經濟血液“挽救”了大英帝國遠東的金融循環系統,並成為國際銀行家們完成遠東利益格局大洗牌的籌碼。   就在各大銀行苦撐危局之時,「滙豐銀行」在沙遜巨大的鴉片利潤支撐下抓住大好戰機,開始橫掃香港和上海的金融同行。   1866年6月,遠東銀行業的大哥大「麗如銀行」召集「渣打銀行」、「有利銀行」和「法蘭西銀行」等外資銀行,商量“後危機時代”的金融風險問題,最後決定將通常使用的6個月到期的商業承兌匯票縮短為4個月。一是減少銀行自身的風險,二是適應新的商業貿易環境。 從1867年1月起,在中國的分支機搆不再買賣超過4個月到期的匯票。   商業承兌匯票的歷史可追溯到西元13世紀前後。隨著“十字軍東征”和航海貿易的發展,在地中海的義大利地區迅速形成貿易和貨物航運的巨大市場,義大利基於航海貿易的需求首創了商業承兌匯票。大宗航海貿易最重要的特點就是遠距離和長時間,同時還伴有一定的風險,所以買賣雙方在付款和發貨兩方面都很猶豫。買家馬上付現金會擔心萬一遠方的賣家不發貨,或者貨物在航海中出事了怎麼辦;而賣方則想如果先發貨,最後收不到款麻煩就大了。打破這個僵局只有兩種辦法,一是買家信譽卓著,從不拖欠貨款;二是有個信譽很好的擔保人對交易成功進行擔保。由於大家都在義大利做生意,所以有家有業的本地人自然成為擔保方的最佳人選。於是,義大利的商人銀行家大量湧現出來,對買家付款進行擔保,買家只需開出一張欠條,寫明未來什麼時間,支付多少金額,並由義大利人簽字畫押即可。如果買方逾期不付款,義大利人將代為支付全款,回頭義大利人再找買家理論。賣方拿到這張欠條於是興高采烈地發貨了。 這張欠條就是早期的商業承兌匯票。義大利人坐收一筆擔保費用。   當賣家急需現金而匯票期限未到時,他可以把匯票拿到商人銀行家那裏去打折出售,這就是匯票貼現。商人銀行家以折扣價吃進匯票,然後坐等匯票到期收取全款,從而獲利。這個折扣價其實就是隱性的利息,折扣越深,利息就越高。當時的天主教嚴禁“放高利貸”,所以“匯票貼現”成了“放高利貸”的變通辦法。當票據交易非常活躍時,匯票基本上可以隨時變現,其功能幾乎等同于現金。在18~19世紀的英國,在銀行券、支票和信用額度等新工具開始大規模流通之前,匯票實際上成了貨幣供應的重要組成部分。   商業匯票的期限往往和貨物運輸的時間相匹配,如果貨到了很久而匯票期限仍未到,就相當於買家賒賬時間過長,佔用了賣方資金,同時,承擔買家支付擔保的銀行風險也相應增加。   考慮到由於輪船航速提升,歐洲與中國的海上運輸時間大為縮短的情況,另外也不願過多承擔風險,所以「麗如銀行」才提出壓縮匯票期限。不過,壓縮匯票期限等於收縮了信用規模,提高了買家的資金和信用門檻,其效果相當於拒絕了很多客戶。   這個同業間的協議,給「滙豐銀行」創造了一個巨大的擴張客戶資源的機會。當其他銀行拒絕購買6個月到期匯票時,在沙遜巨大資金的保障下「滙豐銀行」逆向操作,大量收進。手持6個月匯票的商人們走投無路,只有到「滙豐」才能做貼現,自然折扣更多。「滙豐」只需持有匯票到期就可收到全額資金,收益當然更為可觀。同時,「滙豐」將自己承兌的4個月的匯票高價拋給那些搶著收貨的競爭對手,從而獲得低買高賣的套利空間。半年下來,「滙豐」的匯兌業務便由920萬兩白銀迅速上升到1300萬兩白銀。不到10個月,其他幾家銀行便不得不向滙豐“投降”,重新走上6個月期票的老路。   在這場匯票大戰中「滙豐銀行」旗開得勝,表明了“中國的英格蘭銀行”這一頭銜已經易主。「滙豐」自此成為遠東外國銀行界的新領袖。   「滙豐」的另一項獨門暗器是大量吸收中國儲戶存款,特別是“中國達官貴人階層”的巨大存款。在清末長篇小說《官場現形記》中曾經描寫了這樣一個故事:清政府的一個藩台,奉命到上海查辦一個被參官僚把贓款存在「滙豐銀行」的案件。他一到上海,就身穿官服,坐著八抬大轎,帶著一些隨從直奔「滙豐銀行」而來。 但當他來到銀行門口,卻被擋了駕。守門的說必須從後門進去。藩台大人只得徒步走到銀行後門,站了半天,結果還是沒有人理睬他。 後來,他才知道,「滙豐」對中國儲戶在那裏的存款“嚴格保密”,拒絕中國官方進行任何調查。沒有辦法,他只得以“外國人不准查賬”回復他的上司,事情就這樣不了了之了。   「滙豐銀行」依靠大英帝國的勢力“拒絕”清政府就其“客戶”的任何款項進行調查。因為有了這個“特權”,當時許多軍閥、官僚、地主就以「滙豐」為最安全的財富保險庫,把歷年“搜刮”來的贓款統統送了進去。   由於「滙豐銀行」被港英當局視為“我們的銀行”,因此備受優待和“庇護”,享有權力極大的“發鈔權”。1872年,港英政府准許「滙豐」發行票面1元的小額鈔票。隨後,「滙豐」的小額鈔票大量出籠,並迅速流通於華南各地。1874年3月,上海《字林西報》刊登1874年2月四大英資發鈔銀行——麗如、「渣打」、「有利」和「滙豐」的鈔票發行額,在實發的350萬元鈔票中,「滙豐」的鈔票占到了51%以上。   此時的「滙豐銀行」已經成為香港最大的發鈔銀行、港英政府的出納銀行、所有在華同行的結算銀行,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的英格蘭銀行”。   被沙遜驅逐出鴉片貿易的「怡和洋行」此時變得更為現實,面對「滙豐」的強勢,「怡和」新的領導人凱。斯威克家族,不得不更積極地考慮與「滙豐」的關係。在後來“聯手剿滅”(民族商賈)胡雪岩的戰役中,雙方達成了更多的默契。   然而“羅斯柴爾德-沙遜集團”對於「滙豐銀行」的期許並不僅是讓其充當管理在華外國銀行的銀行,而是要讓其成為管理整個中國金融體系的銀行,成為真正的“中央銀行”。   要行使“中央銀行”的職能,就必須能夠管理與控制中國本土的金融機構,這就是中國的錢莊與票號體系。而這時的清政府恰恰還能夠依賴自己的錢莊和票號體系維持運轉。錢莊與票號同時還為中國的對外貿易進行大量融資,控制著中國廣大民間經濟的財富之源。國際銀行家也只有“控制”了中國的錢莊與票號體系,才能真正實現對中國的“金融殖民”。   票號錢莊:為什麼沒能發展為國際金融帝國   中國本土生長起來的金融機構中最具特色的就是“山西幫”的票號和“寧紹幫”的錢莊。通俗地說,票號玩的是票,而錢莊玩的是錢。   無論是早期的威尼斯、熱那亞,還是後來的荷蘭、英國,金融與貿易幾乎都是孿生兄弟,相伴而生,相互促進,相互借力。歐洲最早的金融機構幾乎都源於商號,在商業活動中,對金融服務的需求日益擴大,最終導致了專業金融服務與商業貿易活動的分離。中國的票號發展也不例外。   票號源於山西、而不是經濟發達和航運便利的沿海地區確實令人覺得奇怪,但仔細想來卻也合乎情理。晉商號稱中國十大商幫之一,他們走南闖北的魄力和吃苦堅韌的精神使其很早就在中國商業版圖中脫穎而出。晉商足跡遍天下,早在清朝初年就形成了南北兩大貿易體系——“糧船幫”和“駱駝幫”。前者奔波于各省江河口岸,後者遠涉萬里,足跡直達蒙古、莫斯科,成為中國茶、絲、布、糧、鐵等商品最大的貿易商,建立起中國最早也最為龐大的貿易網路。   與猶太金融家族崛起道路不同的是,晉商的票號匯兌網路脫胎於縱橫上萬公里、從業數十萬人的龐大的國內國際貿易網路,而猶太金融網路則發軔於金錢兌換、存款放貸、票據交易等純貨幣業務。兩者的共同之處在於,強大的網路輻射能力所形成的規模效應和快速便捷優勢。當“網路”優勢一旦確立,則後來的競爭對手幾乎難以插足。這也是後來南方的錢莊“始終無法”在遠端匯兌業務領域超越山西票號的“核心原因”。缺乏足夠龐大的“網路”致使錢莊規模普遍偏小,最終難以形成類似猶太金融業的龐大國際金融帝國。   在“貨幣本位”、“中央銀行”之後,“金融網路”構成了金融高邊疆的第三大支柱。
  7. 2011/04/27 於 19:33 patchpieces

     由於晉商貿易網路覆蓋面龐大,在交通極不發達的時代,資金往往一年才能周轉一次,嚴重制約了生意的擴大。同時,遠端運送現銀時間過長,路途也不安全,因此客觀上需要一種便捷的遠端資金調動方式,這就是票號起家的核心業務:遠程匯兌。

      最初的匯兌業務只是為了方便。例如,山西平遙的“西玉成顏料莊”在四川、北京、山西等處設立了分莊,北京的親友要將一筆銀子匯到四川,只需將銀子交予北京分莊,然後北京分莊寫信通知四川分莊,而在四川的親友可到當地分號取到銀子。沒想到這一匯兌模式一出現,立刻引來了大量業務,而且人們願意為這樣的服務繳納1%的手續費。顏料莊掌櫃雷履泰敏銳地發現了這一潛在能量巨大的商業模式,立刻放棄了傳統的顏料莊生意,於1823年前後,成立了中國第一家票號“日升昌”。

      鴉片戰爭前,中國貿易總額就已高達每年3億兩白銀,如果其中1億兩白銀需要遠端匯兌,其利潤將高達100萬兩白銀。經過幾年的經營,「日升昌票號」在專營匯兌、存放款業務中獲得了巨額利潤。據說從道光到同治50餘年的時間內,財東李氏從「日升昌票號」獲得的分紅竟超過200萬兩白銀。受「日升昌票號」成功的鼓舞,山西商人紛紛設立或改營票號,極大地促進了當時商業貿易的發展。在此後的近一個世紀裏,山西票號基本壟斷了當時清朝的匯兌業務,獲得了“匯通天下”的美譽。

      票號主要業務是遠端匯兌。其發展呈現出由北向南擴張,由山西向四方輻射的基本態勢。前期因華北、華中與蒙俄貿易與年俱增,票號依據經濟形勢,在內陸30多個城鎮設號200多個,重心在北方,分號以京師為中心。中期則海陸並重,在邊疆和沿海大設分號,京、津、滬、漢成為票號集中的四大中心。光緒前期,票號的總號、分號已達400多家,構成了一張巨大的金融網路。無論是商業,還是政府,或者私人的資金,最終由於票號快速、安全和便捷的特點,無不紛紛湧入這個輻射全國的金融高速公路系統。到20世紀初,全國22家主要票號匯兌總金額大約為8.2億兩白銀【16】,利潤總額約820萬兩白銀,大約相當於清政府一年財政總收入的1/10!

      票號的匯兌網路形成了巨大的金融網路優勢,在此基礎之上,原本有希望發展成為類似于猶太金融家在西方所奠定的“金融高速公路體系”,從而壟斷信用與資本流通的大動脈。其衰落的根本原因有兩個:
    一是由於缺乏地利,沒有在國際國內貿易的中心——上海,建立自己的總部,從而使決策遠離了最具增長潛力的貿易金融服務的中心,喪失了主導新興的商業匯票交易和其他金融市場的機會;
    二是沒有能夠創造出類似歐洲的“戰爭債券”和國家債券的“融資系統”,僅僅將業務局限在匯兌領域,固步自封,最終被外國銀行和官辦銀行逐步侵蝕了作為生存根本的匯兌業務。

      “金融市場”,尤其是形成國家融資的核心力量——“國債”和各類票據的交易市場,構成了金融高邊疆的第四塊基石。中國本土的金融機構——票號與錢莊,都沒能完成這一重大歷史使命。

      錢莊的起源非常類似於同時代猶太金融家族的主營業務:貨幣兌換。

      世界猶太金融家族的核心力量幾乎都能從德國找到他們的源頭。德國作為現代金融家族的發源地是有原因的。從地理位置上看,德國是歐洲東部和西部之間的連接點,特別是柏林,更是處於歐洲地理中心和交通樞紐的位置,南來北往,東行西去的客商都雲集柏林。因此形成了歐洲的各種貨幣都在柏林集散的局面。
    從羅馬帝國開始,柏林就是貨幣兌換的中心。到拿破崙佔據這一地區之後,對貨幣兌換的需求變得更加旺盛。兩千年深厚的金錢買賣經驗的積累,與現實貨幣兌換迫切的市場需求,使德國成為了猶太金融家族繁衍壯大的天然沃土。【17】

      中國錢莊的興起也不例外。自明代確立銀本位後,一直實行銀兩與銅錢並行的流通局面,銀兩與銅錢之間的比價隨行就市。由於銀兩價值過高,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說,在市面上直接使用銀兩購買商品價值太大,所以在日常生活中,銅錢是真正流通的貨幣,而銀兩則主要用於大額交易、官員俸祿、兵餉和財政稅收等。同時,銀兩本身也非常複雜,各地銀兩重量不等、形狀各異、成色不均,再加上各種外國銀元的大量湧入,形成了巨大的銀錢兌換和銀兩成色評估等業務需求。

      特別是在鴉片戰爭“五口通商”後,上海作為國際貿易和國內貿易的交匯之處其貨幣兌換的需求更為迫切,以寧波-紹興-上海為中心的“寧紹幫”錢莊就應運而生了。為解決國內商人銀兩的折算和外國商人帶來的銀元計價問題,從1856年起,上海錢莊業開始採用一種虛擬的銀兩記賬單位,名叫“規元”。這一發明,極大地便利了各地商人的商業記賬。

      除了貨幣兌換的基本業務外,寧紹幫的錢莊業充分利用了上海國際國內貿易中心的優勢,創造性地發展出中國特色的商業匯票體系,在內外貿易之間,將外國金融資本和中國的貿易市場整合成一個靈活而有效的平臺。

      五口通商之初,“洋行”進入上海採購中國土特產並銷售外國工業製成品。他們遇到的第一個大難題,就是對中國的供應商和採購商缺乏商業信任。採購中國商品擔心付款後收不到貨,銷售外國產品害怕發貨後收不到款,這種情形與13世紀義大利商人所遇到的問題完全一樣。
    寧紹幫的錢莊抓住了這一巨大的商業機會,創造出了“莊票”這一匯票工具,從而大大促進了國內國際貿易的迅猛擴張。

      “莊票”在19世紀前期就已經在上海出現了,但當時的“莊票”從本質上看就是銀票,“莊票者,錢莊因放款或商家之請求,而發出之無記名式,付款與持票人之票據也”【18】。它的主要特點是即時性,而不是商業匯票中的以真實貿易為基礎的延期支付。

      真正的商業匯票在時間軸上拉長了支付期限,同時可以貼現,所以當商業匯票被作為支付手段時,在其期限之內相當於“擴大”了”信用的規模“。最重要的是,它是以真實貿易為基礎的”信用擴張“。

      商業匯票的本質就是以貿易為抵押發行的短期貿易貨幣,這有別於以債務為抵押發行的債務貨幣。商業匯票構成了商業資本主義時代最重要的“信用擴張”手段。而後“陸續出現”了以“國家債務”為抵押的“殖民資本主義的信用擴張”、以工業債務為抵押的“工業資本主義信用擴張”和以個人債務抵押為主的後工業化時代的信用擴張。【19】

      “甯紹幫”所發明的“莊票”是由華商向錢莊申請“以貿易為基礎”的5~20天兌現的匯票,採購洋行貨物時,即以莊票支付。洋行一般不信任華商,但對於錢莊,特別是有實力的錢莊,還是相當認可的。其原因在於洋行普遍採用的“洋買辦”制度。“洋買辦”不僅對當地錢莊的實力非常熟悉,而且一旦出現意外必須承擔無限責任。如果到期華商不能支付貨款,則錢莊負責向洋行墊支,然後錢莊再去找華商算賬,也可以由錢莊向洋行直接支付,再向華商收款。這樣一來,洋行的貨好賣了,錢莊簽發的莊票是要收利息的,於是擴大了錢莊的利潤並增加了新的業務。華商則獲得了短期融資,擴大了業務量。這是一個三全其美的金融創新。而且,這些莊票的持有人可以在很多錢莊或外國銀行進行打折貼現,隨時得到現金。

      當「滙豐銀行」進入上海時,它面臨的是一個外國銀行與當地錢莊並存的格局。外國銀行的優勢在於資本雄厚,完全控制了國際匯兌業務。而錢莊的優勢在於瞭解市場,佔據著對內貿易簽發商業匯票的信用仲介地位,特別是基於國內貨幣制度的銀錢兌換基礎業務利潤豐厚,無可替代,因此也能佔有一席之地。

      既然「滙豐銀行」有一統金融江湖的雄心壯志,就必然會以其實力將當地各路金融諸侯降服。當橫掃其他外國銀行的匯票大戰以「滙豐」完勝結束後,它將關注的重點轉向了本土錢莊。由於「滙豐」能夠以很低的成本拉來中國富人們的存款,加上鴉片貿易融資所獲得的高額利潤,到19世紀末,其資產總額已高達2.11億港元,建立了遠東首屈一指的金融霸權。「滙豐」充分利用了自身資金雄厚的優勢,開始大規模使用“拆票”的辦法來“控制”錢莊的資金。【20】

      由於錢莊自有資本有限,對於吃下更多的商業匯票蛋糕心有餘而力不足。「滙豐銀行」正是看准了這一弱點才將廉價的多餘資金拆借給上海的錢莊,錢莊只需將“莊票”作為抵押交給「滙豐」就可以得到信用貸款。因此,上海錢莊紛紛向「滙豐銀行」大量拆借資金。「滙豐」也可以直接收購市場上已經被打折過的“莊票”進行“再貼現”,利用存款與再貼現之間的息差獲得收益。各錢莊在打折收購其他錢莊的莊票後,本可持有到期獲得收益,但為了加快資金周轉獲得更多利潤,只要「滙豐」出價合適就毫不猶豫地把這些“莊票”轉賣給「滙豐」,將利潤落袋為安後再去做新的貼現買賣。

      如此一來,雖然上海的錢莊可以獲得「滙豐」的資金將生意做大,但同時也由於資金來源受到「滙豐」的控制,而不得不變為「滙豐」的“附庸”。「滙豐銀行」可以通過拒絕拆票或提高拆息來緊縮銀根,也可以調高再貼現率,即對錢莊想轉賣給「滙豐」的“莊票”進行深度打折,使得錢莊無法獲得兩次打折之間的利差而無利可圖,從而迫使他們減緩或停止第一次貼現行為。這將導致全體錢莊由於商業匯票周轉放慢,而不得不減少對貿易的融資。最終的後果就是,資金匱乏導致華商無法收購茶農、絲農等土特產品,農民和手工業者被迫降價出售自己的勞動成果。而此時,「滙豐」背後的“洋行”股東們“正好”能夠廉價吃進,然後在國際市場上高價拋出,獲得豐厚利潤。

      胡雪岩所代表的中國金融勢力在與外國金融勢力進行殊死抗爭時,「滙豐銀行」可以通過擰緊貨幣供應的水龍頭,“製造”銀根緊縮,輕易打垮一切貿易抵抗聯盟的反抗。

      在「滙豐銀行」“把持”著清帝國中央銀行大位元的情況下,任何本土的金融機構都“不可能”發展成為足以挑戰國際銀行家核心戰略的競爭對手。

     洋買辦:中國的特殊現象

      “買辦”一詞源於葡萄牙語,本意為中國南方地區為歐洲商人在市場上負責採購的僕人。後來演變為專指幫助外國“洋行”在中國擴大生意範圍的本地商人。早期的“洋買辦”並非外國洋行的雇員,而是身份獨立的商人,他們與“洋行”之間是“代理關係”,為了取得“買辦”資格,他們往往需要繳納一定的保證金,如果生意規模沒能達到預期目標或出現虧損,他們的保證金將被“洋行”扣罰。同樣的,如果他們的業績不錯,也將享受“洋行”的利潤分成。

      就純粹的商業角度而言,“買辦”屬於正常的商業代理行為,無可厚非。但是,如果“洋行”進行的不是公平貿易,而是“壓榨式”貿易;外國銀行開展的不是普通的金融服務,而是“控制貨幣供應”的操縱性行為,那麼問題的性質就發生了改變。“洋行”與外國銀行的勢力越強,生意規模越大,對中國經濟的危害也就越深重。在這一過程中,幫助外國金融資本“擴張”勢力範圍的“洋買辦”就變成了傷害本國利益的重要“幫兇”。

      從胡雪岩被獵殺的事例中人們可以清楚地發現“洋買辦階層”對中國經濟、金融、貿易與民生的重大殺傷力。沒有“洋買辦”的盡心竭力外國“洋行”和銀行都不可能在中國獲得那麼大的控制力。

      是平等的商業交往,還是控制與操縱?
    正確判斷外國金融資本的“意圖”和行為,是一切歷史功過與是非評判的核心。

      縱觀世界各國,“洋買辦現象”幾乎是“中國特色”。無論是在亞洲的印度、日本、韓國,還是在美洲大陸,都“不曾”出現這樣一個“特殊”的階層。這是中國“半殖民狀態”所“獨有的現象”。在西方“擴張”的過程中,美洲、非洲最先被“殖民化”,亞洲的印度和東南亞稍後被征服,在這些被西方徹底殖民化的地區,西方的統治勢力可以直接實施垂直統治,而無需借助本地中間人代行控制,所以“無需”買辦階層費事。中國的情況比較獨特,西方殖民者來到中國的時間太晚,而中國相對“強大”,無法在短時間內徹底“垂直統治”中國,所以“必須依賴”一個中間階層來“代行控制”,這個階層就是官僚與“買辦階層”。

      從更深層次看,但凡統治“殖民地”,必須要“徹底消滅”當地的文字,因為文字攜帶著文明的基因,維持著複雜的“民族自我認同”和精神歸屬,征服一個國家卻消滅不了它的文字,則統治者要麼被同化,要麼被驅逐。被統治者(如台灣的皇民浪人特權階級)從精神和情感兩方面“認同”統治者(實施皇民化的日本祖國)是統治成功的唯一選擇,古往今來概莫能外,世界任何一處的殖民地也是如此。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美國、日本等殖民帝國,無不首先滅掉殖民地的文字,使得被統治民族完全和徹底地“集體失憶”,重新接受殖民帝國的精神與“情感灌輸”,以實現其“長治久安”。
    在當今世界,前殖民地地區的“普遍”貧窮落後,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時代“留下”的後遺症。可怕的並不是這些地區的物質財富被掠奪,而是殖民地國家的文字“被摧毀”所“導致”的精神世界極度錯亂和“信仰體系徹底碎裂”,要重建對自身文明的信心,卻遠不像經濟發展和物質繁榮那樣短期就能見效。

      中國的幸運就在於頑強的漢字生命力和在此之上建立起來的巨大文明體系。無論是英國的狡詐、俄國的貪婪,還是日本的囂張,都不可能徹底征服中華文明。正是在這種現實的無奈中,西方殖民帝國不得不借重與“依靠”“洋買辦”來實現財富的掠奪和控制。

      在金融高邊疆“全面淪陷”的情況下,“洋務運動”也好,“戊戌變法”也罷,甚至推翻清王朝“都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半殖民化”的狀態。

      日本當時也同樣面對著西方列強的殖民野心,也同樣被砸開了通商的大門,可是卻有著與中國截然相反的命運。明治維新的成功與洋務運動的失敗其“根本差別”就在於日本守住了自己的金融高邊疆,外國金融勢力未能有效地控制日本的貨幣體系。尤為重要的是日本“沒有”形成一個強大的“洋買辦階層”。因此,外國銀行在日本難以開展業務,更別說控制日本的金融命脈了。

      1863年以來,在日本開業的六大外國銀行攜帶著高達2億兩白銀的資本金,其實力比日本當年的銀行實力不知強大多少倍,即便是明治維新成功後,直到1900年,日本的全部銀行資本金還不到這個數字的一半。可是除了「滙豐銀行」尚能運轉之外,其他外國銀行已紛紛倒閉。而日本本國銀行的數量則從零暴漲到1901年的1867家。在此之前的明治維新幾乎完全是在本國銀行體系的信貸“支持”下完成了工業的近代化,使日本一躍而與西方列強平起平坐,成為亞洲唯一擺脫西方列強殖民的成功典範。

      日本正是牢牢控制住了金融高邊疆,源源不斷地為本國的工業、國防和貿易提供大量信用才催生了一個迅速崛起的工業強國。


  8. 2011/05/13 於 10:37 patchpieces

    (泡製敵人煽動仇恨)戰爭、(普世)撒謊與美國(高級婊子)的戰爭
    ——從本•拉登被殺談起

    戰爭如濃霧,時而看不到真相,時而摸不清方向。
    於是有人說,真理是戰爭的第一個犧牲品。
    但從執政者的角度來看,戰爭如濃霧,可能是“人造”的,“目的”就是在“蒙蔽”真相,或“誤導”方向。
    這在“民主”國家如此,在專制國家也如此。

    世界上,恐怕沒有一個國家沒有或不會撒謊的。
    民主國家“往往”指責專制國家沒有一句真話,但就戰爭真相一事而言,說謊“最多”的竟然是“開口閉口”自由、民主、人權的美國。

    這裏不談美國1964年為越戰升級(轟炸北越)而“製造”的“東京灣事件”,
    也不談2003年伊拉克戰爭的(鋪天蓋地妖魔化洗腦宣傳)所謂“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我們只看看美國近20年來其他戰爭的幾個例子吧。

    2011年:本•拉登(Bin Laden)定點暗殺的“故事” 

    2011年5月1日,經過多月的監視工作,29-79名美國海軍海豹突擊隊衝進宮殿般的住所與世界頭號通緝恐怖分子本•拉登(手持一支AK-47躲在妻子背後)交火,本•拉登頭部中彈身亡(終於被美中情局老相好盟友給死亡了),
    6小時後“海葬”於北阿拉伯海(死不見屍)。
    唯一的“問題”是,事情的發生“並不是”這樣的。

    後來,白宮“改了又改”。
    我們現在知道本•拉登根本沒有武器,他的妻子是在另一間房子被擊傷的。沒有“人盾”,沒有AK-47。而本•拉登的所謂富麗堂皇的大院,竟然是一個沒有冷氣的陳腐房子!

    現在看來,“所謂”交火也有問題,因為在房子裏唯一手拿武器的是海豹突擊隊,他們是在同一個“手無寸鐵”的病人“不穩定的交火”,並把本•拉登擊斃。

    即使這“修正後”的官方說法也令人難以置信,現在有報告披露,當本•拉登被擊斃時,他的12歲女兒也在場。該報告還說,本•拉登先被生擒,後被處決。換句話說,這是奧巴馬下令的“定點暗殺”(targeted assassination)。

    “定點暗殺”本•拉登的“故事”一改再改,連美國總統奧巴馬和他的高級顧問們在白宮情況室內“目睹”從美國海豹突擊隊頭盔照相機現場向他們“直播”本•拉登的襲擊過程,也可能是“偽造”的。
    「中情局」局長不是說突襲本•拉登過程38分鐘中25分鐘“停電”,美國特種部隊的頭盔相機“失效”嗎?

    在接受美國公共廣播服務電視臺(PBS)的採訪時,「中情局」局長帕內塔說:“一旦我們突擊隊進入大院,我可以告訴你,有一個近20或25分鐘,我們真的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麼,奧巴馬他們到底在看什麼?

    奧巴馬下令“定點暗殺”蓋伊達頭目本•拉登一事,美國政府“一改再改”,越說越令人頭昏腦脹。
    本來嘛,“生,活捉;死,見屍”,這本是美國西部的“正義的伸張”。但這次呢,本•拉登生著,沒有活捉;本•拉登死後,不見屍體,於是謠言四起,變成了一個“沒有屍體”的暗殺。

    但這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

    2004:提爾曼被友軍誤殺的故事

    2004年4月。受到九一一的影響,提爾曼(Pat Tillman)於2002年放棄了一個利潤豐厚的(NFL)職業美式足球,參軍去了。當時,他無私的決定受到布希總統稱讚,而當他2004年4月在阿富汗犧牲時,這位足球明星出身的士兵成為美國英雄主義的縮影。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形容他是一個戰爭英雄,並追授銀星和紫心勳章。

    但提爾曼(Pat Tillman)不是光榮地死在“遭遇勁敵火線”,而是被誤殺的。
    可是,政府並沒有及時告訴他的家人他是如何死亡,“直到”他的追悼會在國家電視臺播出5周後才告訴他們“真相”。

    克咯高烏爾(Jon Krakauer)2009年寫的傳紀裏,說提爾曼(Pat Tillman)“認為”布希總統是個“牛仔”,在伊拉克發動一場“非法和不公正的戰爭”。
    根據克咯告烏爾的新書,提爾曼(Pat Tillman)甚至在日記中寫道,他“懷疑”拯救潔西嘉•林奇是一場“媒體閃電戰”。

    但這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

    2003年:(美國媒體機器撲天蓋地神化宣傳)拯救潔西嘉•林奇的(英雄神話)故事

    2003年,1名19歲的列兵潔西嘉•林奇(Jessica Lynch)成為“侵佔”伊拉克的女英雄。

    據報導,當年3月,當她的連隊在納西裏耶城市附近受到攻擊時,儘管身受重傷,她仍然把手指按在槍扳機裏,直至彈藥耗盡為止。
    她的勇氣並不限於此:林奇在還遭到當地醫院工作人員“虐待”和“審訊”,直到激烈交火後,美國特種部隊才把她救了出來。
    後來,救援林奇的“故事”也被“拍成了電影”。

    問題是,這“不是”真實的。
    實際上,林奇的槍卡住了,她未能發一粒子彈;
    伊拉克醫院的工作人員對她“和藹”,並試圖把她送回美國軍隊,
    而且,伊拉克軍隊早於前一天逃離,根本不需要突擊隊和海軍海豹突擊隊來救援的。
    同時,她也沒有像初步報告說的那樣,被槍傷或刺傷——她的傷是她的車被擊翻倒時所導致的。

    4年後,林奇(本人)在國會聽證說:
    “我仍感困惑,為什麼他們選擇撒謊,並試圖把我造成傳奇人物,而事實上,我當天的戰友才是真正傳說中的英雄…底線是,美國人民有能力決定自己的理想英雄,他們不需要被告知他們精心編造的謊言。”

    但這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

    1990年:薩芭赫的孵化器

    1990年10月10日,美國第一次海灣戰爭(波斯灣戰爭)前夕,在一個非政府國會人權委員會上,科威特一名叫娜依拉赫(Nayirah)的女孩含淚在國會人權委員會上“沉痛作證”,她“目睹”了伊拉克軍隊把早產兒從孵化器拿出,並把它們偷走,然後讓嬰兒白白死亡。雖然當時科威特不准記者調查,很多人都相信和接受她的“證詞”。當時,國際大赦和撤離人員的證詞也都初步證實了她的故事。

    這個“故事”頓時“激動”了全國,並對美國攻擊伊拉克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其實,美國後來用它來“鼓吹”攻擊伊拉克,並最後成為1991年戰爭的理由。

    科威特“解放”後,記者“被批准”進入科威特,他們才發現偷竊孵化器是缺乏事實依據的。

    1992年,這個“編造”的“故事”已被廣泛地“揭穿”,原來這個女孩真名叫艾爾•薩芭赫(al-Sabah),是“科威特駐美國大使”的女兒,“一直”居留在華盛頓,而不在科威特。據其他人權團體的調查,也發現沒有證據表明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此外,後來進一步發現,它原來是“市民促進自由科威特”組織的“公共關係活動”之一,是科威特政府“委託”美國著名“公關公司”希爾和諾爾頓幹的。

    但這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

    小 結

    2011年5月2日,本•拉登被定點暗殺後,奧巴馬在“我們釘死他”的講話結束時說:
    “但是今晚,我們再次提醒,只要我們下了決心,美國可以為所欲為的。這是我們的歷史故事。”

    唉,“我們的歷史故事”就是一個(自鳴清高優越的婊子卻特好為自己豎造貞節牌坊)政府對什麼都“撒謊”,同時又“誇稱”其“優越”(普世上帝)道德價值的故事。

    從上述這幾個例子來看,在戰爭“真相”上,美國呀,“撒謊”,又來一次“撒謊”。我們怎能還可相信美國政府的一言一行呢?美國的“自由媒體”不再自由了?媒體從事人員是過於愛國、還是“害怕”什麼?

    但1988年,《華盛頓郵報》老闆及「外交關係委員會」成員格雷厄姆(Katharine Graham)在一個演講裏對「中情局」說:
    “我們生活在一個骯髒和危險的世界裏。有些事情一般市民並不需要知道和不應該知道的。當政府能採取合法的步驟保密,當媒體能決定是否發表它所知道的,民主這時才能繁榮起來。”

    今天,格雷厄姆已死,但她的思想繼續“發揚光大”,因為美國人民“允許”它們這樣做。

    29年來,
    “薩芭赫的孵化器”、
    “拯救潔西嘉•林奇(英雄神話故事)”、
    “提爾曼誤殺”、
    “本•拉登定點暗殺”,等等,
    一一表明美國政府都在“撒謊”,難道我們今天就能相信美國,因為它突然說“真話”了?
    做夢吧!

    文/劉伯松
    2011-5-6

    奧巴馬總統和他的國家安全班子在白宮時局室“全神貫注”地“觀看”本•拉登大院襲擊的“即時直播”錄影。今天,它已成為定義這個重大時刻的里程碑式的照片了。 (攝影者:白宮官方攝影師皮特索薩)


  9. 2011/06/11 於 09:49 patchpieces

    近期全球戰略形勢分析

    一、 近期國內國際形勢綜述

    二、 近期國內國際形勢綜合分析和後期國內國際形勢展望

    備註:建議博客後面不要再跟水軍(買辦網軍)辯論,怎樣反倒“上了他們的套”,後面全是“無價值”的這種辯論,你們看看那個被我拉到“黑名單”的人“居然”還能夠不停的在後面留言,就“知道”了,他很有可能是“體制內”的人,在“(美帝以華制華已高度滲透掌控之四大門戶網站)「新浪」系統”裏面有很高的“許可權”。所以不用跟他去辯論,不要上他的套。

    另外博客後面儘量不要討論敏感話題,在“巨變”之前,那些“漢奸”會使用各種手段,包括“引導”博客後面評論討論敏感話題然後“要求”封博客,所以要注意。

    一、近期國內國際形勢綜述

    第一部分:中國國內部分

    1、 最近幾個月對於幾個要害部門相關人員的查處可以說是一個開頭、也是獲得證據的步驟。

    2、 人民網:美國用“金融殖民手段”掏空前蘇聯人70年財富,這個報導證明高層“意識到”我們現在問題的“嚴重性”以及“國內(漢奸買辦特務)賣國利益集團”的狀況。

    3、 非經濟領域的快速整治(包括食品衛生等等)

    4、 國內軍方對於部隊內部腐敗勢力和“(類劉亞洲上將之美帝第五縱隊)裸官”開始的快速清除

    5、 對於“三峽工程”的置疑,這個也是對於權貴階層的打擊的開始

    6、 對於地方債務的摸底

    7、 “中紀委”對於三大電信運營商的多名高官的雙規和調查,中層幹部全部上繳護照

    8、 媒體爆出:“發改委”今年3826億預算投資支出情況不透明,“口袋預算”即中央預算內投資,只有國家發改委擁有審批這些投資項目的權力,而相應的預算分配權也隨專案的審批,落入“國家發改委”名下

    9、 「摩根士丹利」將把所持上海莫泰59%的股權出售給如家,其他上海莫泰股東將把所持股權換成新公司的股權

    10、 人民日報:執政者要在眾聲喧嘩中傾聽“沉沒的聲音”

    11、 前一段時間美國一直在查處一些公司“在華行賄”的事情,其實就是“暗示(威脅恫嚇)”國內的一些人(如陳水扁般之買辦代理人),假如“不聽話”就會“曝光”他們在美國的資產和“受賄”情況

    12、 央行專家:中國貨幣政策下半年有望鬆動,穩定經濟為主調

    13、 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吳曉靈:通脹壓力嚴峻央行不會放鬆貨幣政策

    分析:以上這些只是很多事件中挑選出來的縮影,在黨政軍中,軍隊是最先強硬起來的,同時軍隊內部的反腐和反“裸官”速度也會最快。
    從整體來看經濟領域還是那幫“賣國利益集團”在把持,所以“賣國行為”還會繼續,但是他們現在也兩難,假如繼續賣國後面可能被清算,假如不賣國美國可能就會直接“公開”他們在美國的資產(綠卡)和“受賄”資訊,所以“漢奸”都會兩難就是這個道理。除了金融領域外的其他領域整治力度開始加大,包括食品安全、糧食安全等等,同時對於壟斷部門的“清查”也開始了,對於地方政府債務問題的清查也開始了。
    所有這些可以看出來,國家高層應該“意識到”了後面可能面臨的問題,在做準備。包括人大財經委開始對於金融領域發出聲音,就是對於金融系統的制約。同時美國的資本在加快撤離速度。
    從種種跡象表明,國內強硬勢力起來的速度越快,美國(信用金融經濟泡沫)的“時間越緊迫”,美元指數拉升的時間點會越早。

    所以不瞭解國內政治而忽悠大家進股市的是傻冒,大家不要被他們忽悠進股市,更不要進房市。

    第二部分:中國和周邊的戰略局勢

    1、 前段時間參謀長(劉炳德)訪美

    2、 最近幾天國防部長和美國防長在新加坡會晤

    3、 前段時間「上合組織」的“參謀長會議”標誌著「上合」向軍事組織(結盟化軍事化)發展

    4、 胡總6月中下旬訪問俄羅斯將確立中、俄之間的聯盟關係,俄、中即將開展的天然氣合作規模宏大,雙方正在進行兩個大專案的談判:一個是西線天然氣,一個是東線天然氣,都是標誌性工程。西線每年供氣300億立方米,東線每年供氣380億立方米,而且都是為期30年的合作,意義非常重大

    5、 俄高官表示可向中國提供戰略轟炸機生產線

    6、 台海形勢暫時沒有發生大的變化,但是不排除中、美關係惡化後小馬哥會被美國“策動”的一些事件趕下臺,然後台海局勢快速惡化。

    7、 中國軍隊的快速調動(在南邊特別是藏南的增兵)

    8、 對於巴基斯坦最近大量提供軍用物資包括高性能戰機(JF-17)

    9、 中國開始接管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並且在緬甸構築出海口

    10、 中國在巴基斯坦、緬甸、柬埔寨的強勢介入已經形成對於印度、越南和泰國的牽制

    11、 中國在南海的強硬立場

    12、 菲律賓擬向聯合國“抗議”中國侵犯其領土:這種“抗議”是沒有任何效果的,在知道中國的“決心”的“前提”下,美國是不會直接介入南海問題的,前面100年,美國只有兩場戰爭失敗了,都是在亞洲而且都是和中國的戰爭。所以美國是不會直接介入的。

    13、 越南防長:中、越南海分歧不允許任何第三國干涉,他並表示,兩國之間在南海問題上的一些分歧應該由雙方共同努力解決,不允許任何第三國進行干涉和借此破壞兩國關係:越南防長比菲律賓總統要瞭解中國,因為1979年他們嘗到了中國的厲害。

    14、 朝鮮最近對於韓國的強硬表態對於美軍的牽制

    15、 沙特(沙烏地阿拉伯)前面一段時間和中國之間的頻繁交流

    16、 德國這次是和中國軍方研究機構和中國政府醫療機構聯合研究這種大腸桿菌,最近德國爆發(如SARS般)的大腸桿菌“(美/以)人為製造”的可能性相當大,我國負責實驗室研究領域,德國負責臨床研究領域,現在分析下來這種大腸桿菌具有多種抗生素免疫能力,並且毒性相當強,傳染性強,是由血緣關係比較遠的兩個片段結合而成的,目前沒有藥物有比較好的療效,人為製造這種大腸桿菌的概率很大。德國聯合中國來研究這種大腸桿菌就證明了他們現在對於美國的“顧慮”和對於中國的支援的“需求”

    分析:中國最近在全球地緣政治方面的佈局開始“明朗化”,這個背後肯定有幾個水準相當高的地緣政治高手在運籌帷幄,整體的戰略思路基本是聯合俄羅斯和德國抗衡美國,戰術思路是北面通過朝鮮牽制美國在亞太的力量,西面鞏固「上合組織」的內部結構並且進行軍事聯合(也是防止這些國家發生“(美帝資助策動的)顏色革命”),南面我們主動出擊,強勢聯合巴基斯坦、緬甸和柬埔寨,獲得在印度洋的幾個出海口,同時鉗制印度和越南,
    在最近的舉措下可以看出來,越南暫時趨向軟化(可能因為他們沒有得到美國的承諾,另外中國在南邊快速增兵,對於越南的壓力相當大,同時越南國內經濟面臨崩潰的邊緣,假如發生戰事,越南的投資環境惡化馬上會發生大規模資金撤離的危險,中國的軍力在1979年已經證實過了),菲律賓現在處於觀望狀態,軍方沒有表態,菲律賓總統期望把這個事情捅到聯合國(就是期望美國給予承諾),但是美國暫時看來沒有表態,這個和前段時間中國參謀長訪問美國的強硬表態有關(就是互摸底線)。

    整體看來中國對外最近走的幾步棋相當成功,聯合俄羅斯能夠保障我們的能源和糧食安全,同時獲得軍事支援。在印度洋的拓展打亂了美國的佈局,突破了美國在西太平洋對於中國的封鎖,同時給了印度和越南兩個南亞國家強大的軍事壓力。同時控制進入中東的橋頭堡,威懾在阿富汗的美軍。相信俄羅斯在歐盟那邊會有一些軍事措施來牽制美國的軍力。

    最近中國和德國的關係也開始逐漸明朗化,從(如SARS般)大腸桿菌來看,德國“意識”到了這個大腸桿菌可能是“人造”,然後看看誰有這個“技術”和“動機”就明白了,這個也是為何德國和中國軍方聯合搞這個大腸桿菌研究的原因(按理說美國的實驗室能力最強)。假如這個事情最後證實是“人造”大腸桿菌,那麼默克爾的空間就全部打開了,德國會形成一個很大的反對美國的政治氛圍。(但是美國肯定會(栽贓)說是基地組織搞的,德國政府也會在公開場合說是基地組織,但是政治家都知道是怎麼回事)

    第三部分:國際部分

    1、 俄羅斯可能會在歐洲牽制美國的軍力

    2、 沙特最近的態度(發展核反應爐),同時和中國的接觸更加頻繁

    3、 最近「上合組織」慢慢向軍事組織的漫進

    4、 德國最近和美國的關係更加微妙,假如這次病毒事件證實是“人為因素”,可以直接導致德國民眾和美國的決裂,這個將給默克爾總理一個很好的民意空間。

    5、 日本最近的形勢相當微妙,民主黨內部(在金正日一年內第三度訪問中國歸來之後極強硬面對南韓後)也發生大的“矛盾”,民主黨和自民黨之間發生大的矛盾,但是美國控制住了這種鬥爭,必須讓民主黨背完黑鍋後再下臺

    6、 日本“核(災難)問題”已經“完全失控”,可以說損失是遠遠遠遠超過當年的蘇聯(車諾比事件),而且影響也將是長遠的,日本很有可能為此而回到發展中國家的行列。美國最近為了“維持”日元匯率也付出了巨大的政治和經濟代價。另外日本國內的財閥勢力最近對於美國也是有很大的離心力。

    7、 美國的減赤計畫最近還沒有明朗的結果,但是有兩種可能,一種是真的還處於激烈博弈狀態,另外一種是兩黨之間的博弈不排除現在是在演戲(就是已經協商好了),有可能目的就是為了完成美國的戰略佈局和壓制美元指數。因為從美國最近對外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策略的一致性來看,可能已經達成了某種程度上面的妥協,主要原因可能是中國、俄羅斯和德國之間“逐漸清晰”的關係對於美國產生了巨大的壓力。

    8、 (http://www.cnbc.com/id/43221009 )快報:「俄羅斯聯邦安全局」認為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卡恩被捕的真正原因是他發現美國國庫已沒有黃金了。5月初卡恩對美國未能及時向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交割191.3噸黃金“感到日益焦慮”,因為CIA有人向他提供了美國已沒有黃金的消息,卡恩立刻趕往機場,他沒帶手機是怕被美國追蹤。普京將此事稱為“卡恩是美國陰謀的受害者。
    外媒:卡恩被捕後試圖通過他的埃及銀行家好友Mahmoud Abdel Salam Omar,將美國黃金儲備的證據拿出,結果Omar“碰巧”也(馬上)犯了“性侵犯”在5月31日在紐約被抓了,CNBC對此進行了報導。可笑的是,虔誠的穆斯林、74歲高齡的Omar居然犯的是性侵犯,而且也是針對賓館女傭,世界真奇妙:呵呵,牛,有道理。
    這個問題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假如這個資訊是真的,假如美國的這些黃金是拆借給了“投行”,有兩種可能,
    一種是投行已經拋售了這些黃金(準備等黃金跌下來後再買進還給美國政府),那麼大家去炒作這個問題就會造成美元指數快速下跌,而這個下跌有可能是不可控的(這個就違背了美國的可控性原則,就像美國通過評級機構來控制日元一樣,不期望因為核問題而讓日元失控)。
    一種是投行還沒有拋售這些黃金,那麼他們就是在等一個時機拋售黃金來造成黃金價格崩盤,造成全球流動性快速收縮。
    前者是投行賺錢,後者是美國指使投行攻擊全球經濟。
    還有一種可能就是投行已經賣了一部分,另外手上留有一部分砸盤的量。這種可能性比較大。

    9、 資料顯示,美國5月非農就業僅增5.4萬,遠差于預期增加15萬,增幅創下2010年9月減少2.9萬人以來最低:美國的統計局關鍵時刻和中國差不多,不過中國的統計局是忽悠國內老百姓,美國的統計局是忽悠世界其他投資者。無非就是為了壓制美元指數,看來他們現在也很急了。

    10、 利比亞的問題慢慢開始明朗化了,卡紮非政權的很多高官開始外逃,證明卡紮非政權出現崩潰的跡象,但是美國是不會派地面部隊過去的。後面很有可能是法國派兵過去,這樣有可能挽救現在法國總統的政治生涯。

    11、 中東敘利亞問題在俄羅斯的強力介入下,暫時穩定

    12、 全球的氣候異常對於農作物的影響加劇,但是俄羅斯宣佈恢復糧食出口能夠一定程度上抑制農作物期貨價格,但是不是決定性作用,這個(糧食定價)控制權還是在美國人手上。

    分析:整體來看國際層面的局勢最近變化相當快,兩大陣營的輪廓逐漸清晰。國際政治、經濟和軍事都將面臨比較大的變化,現在已經能夠聽到暴風雨前的雷聲。

    後期全球的熱點將是:南亞、日本、中東、北非。

    其中最大的一個變數就是日本,假如日本後面被打回發展中國家的行列,美元套利資金就少了一個對手盤,少了一個長期剪羊毛的對象,他就需要再發展一個擁有足夠體量和發展潛力的國家(應該是在巴西、阿根廷、印度等經濟體中選一個)。

    二、近期國內國際形勢綜合分析和後期國內國際形勢展望

    從最近的整體形勢來看,國內經濟形勢惡化速度相當快,不過經濟決策層以外的高層正在做面對惡化局勢的準備。國內“軍方強硬勢力”快速起來,這個將直接威脅到經濟決策層面“賣國人員”的生死,所以後面國內局勢將是瞬息萬變,說不定哪一天你將在「中央電視臺」看到一些“大員”因為“賣國”和“貪污”被捕的消息。後面那個“經濟沙皇”應該會保留他的面子,但是他的資本“串聯”權力的“模式”會被打掉,這個背後的資本力量也會被打掉。

    國際形勢來看全球“兩大陣營”(不以意識形態為標的)的輪廓在快速形成,胡總訪問俄羅斯後這個“結構”將確立下來。後面全球將進入一個經濟、軍事和政治多個層面的對抗階段,將是“剝削和反剝削”、“經濟侵略和反經濟侵略”為主線的一場鬥爭。

    後期中國南邊將是一個全球的熱點,包括菲律賓、越南、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地區,將會出現局部的“代理人戰爭”。

    文/猴王 2011-6-4


  10. 2011/06/17 於 13:14 patchpieces

    問時寒冰一個簡單問題:葉利欽(葉爾欽)是好人還是壞人

    文/猴王 2011-06-10

    世界上面最可怕的不是天天說謊的,是說9句真話然後最後一句最關鍵最要命的說了假話的。

    我這邊問時寒冰兩個問題:

    1、 葉利欽(葉爾欽)是好人還是壞人?

    2、 梅德韋傑夫背後的資本力量是俄羅斯的老百姓、還是美國資本和俄羅斯內的原有葉利欽殘留的財團?

    人傻有兩種,真傻和假傻,
    有人以前是真傻,去美國散散心後回來就變成假傻了。

    看看1990年後的俄羅斯,盧布貶值5000多倍,大量老百姓上街乞討,軍人也上街乞討,大量女學生為了一個麵包而陪人睡覺。這個就是一個所謂“民主”的社會,一個“資本串聯權力”的社會,一個被美國經濟殖民的社會。葉利欽通過他執政的幾年,控制了俄羅斯的大部分命脈行業,成為他的家族資產。

    居然還有人好意思說:“俄羅斯在戈巴契夫手中完成格式化,在葉利欽手中走向新生,在普京手中走向全面復蘇,在梅德韋傑夫手中,則可能走向強大…隨著俄羅斯民主進程的深化,俄羅斯在價值觀方面越來越接近西方…無形中就化解了很多”

    我就講一個簡單的事實,當時葉利欽政府和「殼牌公司」簽訂了一個開發庫頁島的協定,這個協定的內容一般是大國通過軍事威逼下強迫小國簽訂的協定才會有的內容,裏面約定殼牌公司在打平成本後才會給予俄羅斯一定比例的原油(或者叫分成),我的天呀,在俄羅斯的土地上面開採石油和天然氣居然,要等盈利了後才能給俄羅斯一些殘羹冷菜,而且這個成本多少還是由殼牌公司說了算。普京上臺後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那個能源寡頭打入監獄,結果損害了歐美的利益,所以他們瘋狂的用民主和人權來說事,但是強硬的普京繼續為了自己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出發,把當時最大的權貴打掉了,2006年通過環境問題禁止了殼牌公司的庫頁島-II天然氣專案。

    假如有人認為葉利欽是好人的,那麼假如中國成為第二個蘇聯解體的狀況下,建議你儘早準備一根棍子和一隻碗,一年後能夠派上用場。

    現在我國經濟領域已經完成“資本串聯權力”的模式,我們的“經濟沙皇”就是典型的葉利欽(葉爾欽)模式,他通過各種手段控制了經濟決策層,90年代的“分稅制”、“教改”、“醫改”、“房改”、“工人下崗”“製造”廉價勞動力給美國幹活和後面加入WTO放棄我國的“貨幣發行權”,直接“導致”了中國現在這種萬劫不復的境地,造成10年“貨幣大量超發”,
    也許有很多人說他在任的時候緊縮貨幣控制了通脹,他在任的時候戰勝了東南亞金融危機,但是告訴你,他不這樣做怎麼會獲得全面的經濟領域的權力?怎麼會輕輕鬆松的就完成了分稅制、教改、醫改、房改、出賣貨幣發行權、讓大量工人下崗後製造廉價勞動力給美國幹活。

    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天天說謊的,是說9句真話然後最後一句最要命的說了謊話的,給你吃9個麵包,第十個麵包下面是一把刀,直接把你幹掉了。

    ————————————-
    回應時寒冰昨天發的關於葉利欽的博文

    文/猴王 2011-06-17

    我本也不想去過多糾纏,但是這個是民族大義,假如中國出現蘇聯解體的這種情況,肯定是賣國利益集團上臺(央行那幫人和背後的“經濟沙皇”),大家就等著明年上街要飯吧。假如有人還在為慈禧開脫,請不要過來評論,沒必要的,這種大是大非的層面,沒必要去討論的。

    今天有人叫我去看時寒冰新發的文章,其實我最近比較忙,因為最近局勢變化相當大,我又在寫新的模型,週六還要發佈一篇全球局勢分析的文章。主要好幾個人叫我去看,我就去看了一下,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

    居然也開始為慈禧開脫了,那麼汪精衛是不是也帶領中國走向了新生?那希特勒是否也帶領德國走向了新生?

    我告訴你,世界上99.99%都是不能用好人和壞人來評價的,因為他們是人民,人民是中性的,但是0.01%的人就是必須用好人和壞人來評價的,因為他們給世界給民族帶來了巨大的傷害,包括生命、物資和道義上面的災難。比如希特勒、汪精衛、慈禧、葉利欽等等。

    就說葉利欽(葉爾欽),大家看過劉軍洛的書中的資料就知道葉利欽做了什麼,他靠中產階級的支持上臺,結果一上臺就洗劫中產階級,大量中產階級淪為赤貧,上街要飯,最後大量中產階級遊行要求葉利欽下臺,結果葉利欽用鎮壓的手段回應了原來支持他的人。

    時還說到什麼在葉利欽上臺前蘇聯貧富差距就很大,你去看看劉軍洛書中的資料,或者去俄羅斯的一些網站去找統計資料,在蘇聯解體前,蘇聯的福利當時相當好,存在大量中產階級,為什麼葉利欽會上臺,就是占人口總數比例超過60%的中產階級的支持,葉利欽才會上臺的。

    為什麼1997-1998年俄羅斯大量民眾要求回到蘇聯時代,因為這些中產階級發覺被騙了,雖然獲得了所謂的民主,但是吃不飽,上街要飯了,從這點來說完全可以印證前後的貧富差距和生活水準的差距。

    我今天寫這段不去討論蘇聯-俄羅斯的制度問題,只是簡單寫一下葉利欽給俄羅斯帶來的災難,他洗劫了俄羅斯,帶給俄羅斯的損失是超過二次世界大戰的損失得(財產損失),這樣人還說他好,那你先上街要1年飯再考慮考慮。當時大量的俄羅斯女學生為了一個麵包而陪別人睡覺,假如這種事情出現在你的家庭,你會如何去評價?你忍心讓你的女兒去這樣做嗎?

    做人要有良心,這個良心要是真真正正的良心,而不是演戲的戲子,假如大家不瞭解那段歷史可以去看劉軍洛的書,裏面有詳細的葉利欽的做法和當時的詳細的資料,俄羅斯守著這麼大片的土地,結果老百姓挨餓,為何?因為葉利欽家族把糧食都出口換美元了,然後拿美元回來大量收購國有資產,肥了葉利欽家族,結果卻導致大量老百姓淪為赤貧,俄羅斯盧布在他任內貶值5000多倍,當中產階級上街遊行要求他下臺的時候他使用的是瘋狂的鎮壓,這個時候美國怎麼沒有說什麼?因為葉利欽就是美國的走狗,假如這種走狗你時寒冰還去認為他是好人的話,那你時寒冰就是人品有問題了。

    假如有人買了劉軍洛的書,可以把劉軍洛講葉利欽的相關的資料貼到網路上來,讓大家瞭解瞭解葉利欽的為人。

    有人問的幾個問題:

    1、還有很多人說葉利欽現在還不能評判,要等歷史來評判,我就要問了,汪精衛就算再過100年對他的定論還是這個定論(葉利欽背後就是美國人的力量,當年把糧食大量出口國外換取外匯然後占為己有,造成俄羅斯守著大片土地結果老百姓沒吃的,造成俄羅斯盧布失去信用,買不到吃的,大量民眾上街要飯,當兵的也上街要飯,很多高科技人才吃不飽,結果大量移民美國)。不過現在有好多跑出來說汪精衛是好人的,也難怪,美國就是這樣文化閹割日本和韓國的。對於那些說汪精衛是好人的,請不要到這邊來留言或者評論,沒必要。

    2、有人說現在俄羅斯不是小日子過得不錯嗎?那你要知道,那不是葉利欽的功勞,那是普京的功勞,普京是把葉利欽的財團老大打入大牢才讓俄羅斯有發展空間的。看看葉利欽的賣國的庫頁島能源交易(見最後面一段附錄)。

    3、又有人問普京不是葉利欽提拔上來的嗎?你知道那段歷史嗎?1997年-2000年的盧布危機導致大量俄羅斯民眾要求回到蘇聯時代,當時俄羅斯共產黨獲得大量民眾支持,美國人一看不行了,這個時候才同意讓強硬人物普京上臺收拾殘局的。當時讓普京上臺的最大的條件就是保全葉利欽家族的資產和後面不清算他。

    4、又有人說葉利欽把俄羅斯帶向了民主,告訴你葉利欽是個小人,他是靠中產階級的支持起來的,後面卻洗劫了中產階級。大量中產階級變成赤貧,很多人走上街頭要飯。到了盧布危機的時候,大量人民走上街頭抗議葉利欽,要求回到蘇聯時代。當時大量科技人才連飯都吃不飽,很多高端人才去了美國,我們國家的很多技術就是那個時候給那些科學家一些麵包換來的,包括我們的一些航太技術、飛機製造技術等等。

    5、俄羅斯為何守著這麼廣大的土地結果挨餓,因為糧食供應短缺而造成盧布大貶值:因為葉利欽把俄羅斯的糧食和石油大量出口獲得外匯然後回來收購了俄羅斯的命脈行業,葉利欽家族基本成為了俄羅斯最大的寡頭。但是付出的代價就是盧布貶值5000多倍,大量俄羅斯人變成赤貧,大量老百姓和軍人上街乞討,大量女學生為了一個麵包而成為妓女。

    居然還有人厚著臉皮說葉利欽是好人,在他任內俄羅斯民眾經歷了萬劫不復的10年,俄羅斯整個國家都被洗劫了。這10年俄羅斯遭受的洗劫的綜合損失可以說是創了歷史記錄。而且很多財閥的既得利益因為民主制度而被固化下來了,他們可以世世代代享受著這些既得利益。

    然後來看看中國的經濟沙皇,他就在走葉利欽這條道路,這個就是最危險的,看看賣國的中金公司(http://www.people.com.cn/GB/jingji/1040/2508656.html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cj/zxqxb/2011-03-19/content_2067527.html )。時寒冰和這個經濟沙皇一樣的套路,通過一些手段贏得民眾的支持,給人一種煥然一新的感覺,同時針砭時弊,然後通過宣傳受到的一些壓制來贏得同情,這樣的人最有迷惑性。實際上卻在做著置中國於萬劫不復的境地的勾當。典型的葉利欽模式,假如大家不想1年後拿著棍子和碗上街要飯,就要看清楚他們的真面目。要知道,普京才是俄羅斯民眾心目中的英雄,大家可以去問問俄羅斯人或者看俄羅斯這10年來的民調(懂俄文的可以去翻譯一下俄羅斯這10年每年的民調資料,事實證明普京才是俄羅斯的民族英雄,葉利欽執政的時候大量赤貧的民眾上街遊行反對他,但是在美國的支持下一直沒有倒臺)。

    中國只有軍方的強勢介入才能夠打掉這波人物,靠公檢法估計100年後都沒有希望。看看經濟沙皇在大部分領域的力量,對比葉利欽在俄羅斯當時的力量,背後都是美國勢力和資本的支撐,當時俄羅斯大量民眾走上街頭抗議葉利欽的政策,囈,那個所謂民主的葉利欽在美國的支持下他就是不倒臺,在這個問題上,美國從來不說葉利欽獨裁,還說他是民主的英雄,不過他不是俄羅斯人民的英雄,是美國人民的英雄。

    附錄:葉利欽的賣國的庫頁島能源交易(他很多賣國行為中的一種):

    當時葉利欽政府和殼牌公司簽訂了一個開發庫頁島的協定,這個協定的內容一般是大國通過軍事威逼下強迫小國簽訂的協定才會有的內容,裏面約定殼牌公司在打平成本後才會給予俄羅斯一定比例的原油(或者叫分成),我的天呀,在俄羅斯的土地上面開採石油和天然氣居然,要等盈利了後才能給俄羅斯一些殘羹冷菜,而且這個成本多少還是由殼牌公司說了算。普京上臺後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那個能源寡頭打入監獄,結果損害了歐美的利益,所以他們瘋狂的用民主和人權來說事,但是強硬的普京繼續為了自己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出發,把當時最大的權貴打掉了,2006年通過環境問題禁止了殼牌公司的庫頁島-II天然氣專案


  11. 2011/07/02 於 00:37 patchpieces

    膽大宋鴻兵悍然得罪了美國的鸚鵡和精英

    《貨幣戰爭》剛出版的時候,我就聽到不少人說,宋鴻兵在胡說,什麼都不懂。當《貨幣戰爭》在市場上賣得風風火火時,批評者說,宋鴻兵此書是在誤導中國年輕人。顯然,民眾的喜好與“精英”們認定的價值觀不太相同。

    宋鴻兵先生在《貨幣戰爭》的有些觀點我不太認同,所以我曾經就宋鴻兵《貨幣戰爭》中的個別觀點同宋先生打過一個賭,現在還沒到出結果的時候。然而,打賭並不代表我也認為宋鴻兵的書是在胡說。

    隨著時間的延續,“貨幣戰爭”一次已成為術語,宋鴻兵的《貨幣戰爭》也已出到第三本了。我覺得如今的宋鴻兵可能會面臨一個危險的處境。如果說當初某些“精英”只想“貶低”宋鴻兵、“淡化”宋鴻兵、“業餘化”宋鴻兵,那麼,從《貨幣戰爭3》開始,宋鴻兵已經真正得罪某些人了。在把宋鴻兵描繪為無知胡說的同時,我彷佛聽到有人在喊:大膽!

    宋鴻兵的《貨幣戰爭3》突出的地方之一是,他比較了當年國民黨政府的貨幣政策與共產黨在江西蘇區、華北解放區的貨幣政策。宋鴻兵得出的結論是,民國政府的貨幣政策由於將自己綁在了美國的戰車上,因此失去了貨幣主動權,民國政府像清朝政府一樣,沒有守住金融高邊疆,導致民國政府迅速垮掉。
    而紅軍當年之所以能在艱難的條件下,建立起穩固的根據地,並且在以後的發展中最終戰勝國民黨,關鍵就在於共產黨的金融政策堅持了“獨立自主”的原則,將貨幣主權掌握在自己的手裏,成功捍衛了一個政權的金融高邊疆。

    僅憑這一點,我想有人就會將宋鴻兵徹底定位了——宋鴻兵在某些人眼裏,很顯然屬於“政治不正確”:跟美國“緊密掛鈎”怎麼能說成是國軍失敗的原因?如今多少人想掛靠美國還掛不上呢!甚至“費盡心機”地弄一個“假文憑”掛靠美國!

    不僅如此,宋鴻兵還有更過分的。在描述共產黨的金融幹部時,宋鴻兵先是突出了他們大都沒有專業的訓練,更沒有像國民黨金融專家那樣擁有“美國名牌大學”的真文憑,但是,宋鴻兵在書中說:當今中國所面對的一切貨幣、金融問題,當時的中共金融決策者都面對過,並且在實踐中解決了。宋鴻兵由此得出結論說,共產黨金融決策者的智慧甚至超過了很多諾貝爾獎獲得者。
    必須指出的是,宋鴻兵在講述這個結論時,並不是冷嘲熱諷,而是真誠的。事實上,我對宋鴻兵的這個結論基本表示認同。但是,我相信一定會有很多“美利奴”、“愛美精”和“美國鸚鵡”認為,宋鴻兵又在胡說八道了。對於這個問題,我想在這裏再多“胡說八道”幾句。

    我曾經介紹過中國古代的“常平倉”制度,這個制度簡單說就是,糧食豐收的時候,政府加價收糧,保護農民的利益;糧食歉收的時候,政府低價賣糧,保證大多數人不受糧食漲價之苦。在嚴重災害的時候,政府甚至免費開倉放糧。常平倉制度似乎只是一種糧食儲備制度,實際上,常平倉也可以看成是一種與貨幣、金融、社會穩定有關的物價制度。

    宋鴻兵在《貨幣戰爭3》中很正確地指出,貨幣的最高原則是“道德原則”。這一原則在古代可能沒那麼明確,只是在“(虛擬)紙幣時代”尤其清晰。當今天的人們說貨幣的生命在於“信用”時,實際上就是指“道德原則”:發放紙幣的人或機構,是否堅持不坑害民眾利益的原則?“貨幣道德原則”的確立,我認為是紙幣誕生以後很長時間才清晰起來的。在貨幣的“道德原則”下,再來看金本位、銀本位,實際上它們只是為了保證貨幣道德原則的外部強行限制。

    黃金、白銀被稱為“誠實的貨幣”,既突出了道德性,又等於是借助了自然界難以改變的力量,將任何可能違背貨幣道德原則的行為,加以強大的外部限制。然而,貴金屬本位貨幣的問題在於,由於貴金屬數量有限,隨著財富總量的增加和商品交易的頻繁,會造成貴金屬貨幣數量不夠用的情況,從而導致物價不穩定或制約商品經濟的發展。因而,信用貨幣是有必要的。但是,擺脫了誠實的金銀貨幣,信用貨幣如何能夠保證誠實?這是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

    宋鴻兵在《貨幣戰爭3》中指出,共產黨在蘇區和解放區實行的貨幣政策,既不是金銀本位,也不是外匯本位,而是“物價本位”,或者叫“物資本位”、“商品本位”。這個術語還可以探討,但我認為,不管叫“物價本位”、“物資本位”、“商品本位”或者其他,共產黨人在貨幣制度上的創新,實際上與中國古代的“常平倉”制度有著密切的關係。

    當然,古代常平倉制度只針對糧食,今天,如果把“常平倉”的範圍擴大到幾類最重要的生活必需品,或者擴展到關係國民經濟重大命脈的基礎產品,那麼,從“常平倉”制度擴展開的功能,完全可以看成是超越金銀本位和擺脫金銀本位的純信用貨幣的另一種貨幣形式,我們姑且把它叫做“商品本位”。它的意義在於:既能克服金銀等“誠實貨幣”數量不夠的難題,又能克服純信用貨幣失去外部制約的難題。

    換句話說,“商品本位”貨幣基於最重要的幾類基本商品,既能保證貨幣數量與商品總量的匹配,避免貨幣總量不足造成的物價波動,又能使貨幣數量獲得外部硬性條件的制約,以保障貨幣的道德原則。這個道理實際上就蘊含在中國數千年行之有效的“常平倉”制度中。共產黨當年的金融幹部即便沒在外國名牌大學拿過文憑,只要與中國的歷史沒有脫離關係,就很自然地能懂得這個道理。

    隨著歷史的發展和貨幣制度的不斷探索與總結,古代比較簡單的“常平倉”制度,發展成真正的“商品本位”貨幣,也許的確可以算作是一種偉大的金融創新。如果中國人能在此基礎上,從理論和實踐等多方面將其完善,我認為,這很可能是未來中國人在金融領域對人類最大的造福。

    但要形成完整的理論和制度,還需要充分的設計和各種制度,在這裏不多展開。我還想指出的是,中國人從來不缺道德原則。在國家大政方針上,古代的“天下為公”和現代的“為人民服務”是最高道德原則的體現,加之“商品本位”的實際商品數量的制約,這個擺脫金銀本位的貨幣制度,有可能超越不靠譜的純粹信用貨幣,成為未來全世界貨幣制度的新形式。對於國民黨來說,雖然孫中山借用古人的話,提出“天下為公”,但國民黨事實上並沒有做到。

    國民黨過於偏向精英,尤其是依附于洋人的精英,因此,既喪失了貨幣主權,又喪失了道德原則,最終只能失敗。而對於西方人來說,他們既缺乏世俗的道德原則,也缺乏“商品本位”的歷史經驗。連美國的糧食儲備制度,也只是近代才向中國古人學的,時間還不超過一個世紀,中國人完全有理由驕傲。

    客觀地說,宋鴻兵在這個問題將共產黨的金融政策制定者譽為超過諾貝爾獎的大師,可能還不算很得罪人,最多被某些人罵成無知、馬屁、五毛、腦殘之類。但是,宋鴻兵在《貨幣戰爭3》中強調的另一個問題,我認為一定會得罪不少人。

    宋鴻兵指出,共產黨之所以能戰勝國民黨,最重要的一點是,共產黨在貨幣制度上堅決捍衛了獨立自主,堅決捍衛了貨幣主權,堅定地守住了金融的高邊疆。而國民黨的貨幣金融政策,幾乎完全依靠來自美國名牌大學的海龜,並且由美國人參與制定。與美元匯率掛鈎,使得民國政府的貨幣政策喪失了獨立自主。一群民國的美利奴在傍著美國的同時,既維護了美國的利益,也得到了他們自己的利益,唯獨傷害了中國民眾的利益。

    我們通過宋鴻兵對當年國民黨貨幣政策的介紹就會發現,當今中國的貨幣政策,正日益走向當年國民黨的政策。因此,就算宋鴻兵沒有把矛頭明確指向當今中國的貨幣金融政策,人們只要稍稍聯想一下就會看到,當今中國的金融高邊疆也處於即將全面失守的狀態。造成這一現象的關鍵就在於,當今中國又把自己與美國綁在了一起,以至於我們已經失去了很多本該主動的權利。

    因此,如果當今中國在金融制度上要繼續與美國結為孿生兄弟,宋鴻兵的觀點就一定會被拋棄。如果未來中國的金融政策,按照宋鴻兵的設想,回到共產黨當初完全獨立自主的道路上,可以想像,當今很多已經與美國連為一體或者勾搭上手的金融界精英們,將遭受重大的個人損失,因為他們會被中國和美國同時拋棄。

    而宋鴻兵通過共產黨的成功和國民黨的失敗這樣鮮明的“歷史事實”指出中國貨幣金融政策未來的方向,即便“現實政策”還沒有開始轉向,已經讓很多人不快,甚至視其為仇寇了。用王朔的話說,宋鴻兵已經深刻地得罪了不少“當今的金融精英”。但我認為,如果不得罪那些“美利奴精英”,就必將得罪廣大的中國民眾。因此,得罪少數“精英”,是良知的選擇。

    文/劉仰

    2011-6


  12. 2011/07/30 於 17:13 patchpieces

    Death Agony of Thatcher Deregulated Financial Model

    During the end of the 1970’s into the 1980’s British Conservative Prime Minister Margaret Thatcher and the City of London financial interests who backed her, introduced wholesale measures of privatization, state budget cuts, moves against labor and deregulation of the financial markets. She did so in parallel with similar moves in the USA initiated by advisers around President Ronald Reagan. The claim was that hard medicine was needed to curb inflation and that the bloated state bureaucracy was a central problem. For almost three decades, Anglo-American university economic faculties have turned to Thatcherite deregulation of financial markets as ‘the efficient way,’ in the process, undoing many of the hard-fought gains secured for personal social security, public health care and pension security of the population. Now the ‘poster child’ economy of the Thatcher Revolution, Great Britain, is sinking like the proverbial Titanic, a testimony to the incompetence of what is generally called Neo-liberalism or free market ideology.

    As the Neo-liberal revolution began in the economies of the USA and UK, it should not be not surprising that the epi-center of catastrophe in the global crisis now unfolding also lies with the economies of the USA and UK, as well as a handful of economies, including Ireland Canada, Australia, New Zealand and Iceland, all of which embraced the free market Thatcherite agenda most strongly in recent years. Notably, the man who personally implemented Thatcherite financial market reforms and deregulation during the era of Tony Blair in Britain was Gordon Brown, then Treasury Secretary.

    A sample of most recent British developments is instructive. Britain‘s economy is about to suffer its most vicious slump since 1946, shrinking by a drastic 2.8 per cent this year, according to EU latest estimates. The UK is predicted to suffer the worst recession of any large European economy.

    The consequences for the UK will include soaring unemployment, while the economy also teeters on the brink of full-blown deflation. Unemployment will rise by more than 900,000 people over the next 12 months, driving the jobless total to 2.55 million by the end of the year, or 8.2 per cent of the workforce, from 5.3 per cent at present.

    In parallel, the currency, the Pound, which is not part of the Eurozone currencies, has fallen dramatically against the Euro and even the US dollar in recent weeks over growing fears of the collapsing UK economy and banking system. Sterling has fallen below $1.40 to its lowest point in seven and a half years because of concerns about the depth of Britain‘s banking crisis and the Government‘s rising debt levels. This coming year the UK Government‘s borrowing levels may exceed £118 billion, equal to 8 per cent of GDP.

    Britain will not be able to reap much benefit from a lower pound for exports because, as part of the Thatcher Revolution, the national economy has out-sourced, de-industrialized and turned to a service economy where, as in the USA, finance and banking became the motor of economic growth the past two decades. That motor has now broken.

    Public debt soaring

    Fuelled by the cost of state bank bailouts, the UK‘s national debt is set to rise to £1.06 trillion, or 72 per cent of GDP, by 2010, a sharp rise of more than 70% from present levels.

    Yesterday, the Gordon Brown Government, only three months ago hailed as the place which was taking effective action to control the global financial meltdown, was forced to introduce yet another new bank bailout package of measures designed to rescue the country‘s banking sector. He refused to put any ceiling on the amount that he might ultimately need, creating great distrust in the Brussels and across the EU.

    Combined, British banks have some $4.4 trillion of foreign liabilities. That is twice the size of the British economy. UK foreign reserves are virtually nothing at $60.6 billion. Little wonder that savvy currency traders and hedge funds have decided the British Pound can go only one way, down. Swap markets for CDS now price in an alarming 10% probability of Britain having to default on state debt obligations in the next few years as public debt explodes.

    The last time England had a default on state debt in the early 14th Century when King Edward III decided to declare default on his then huge debts to the large Italian banking house of Bardi & Peruzzi, taking the large bank down with it and spreading ruin across Europe.

    ‘…giving the kiss of life to a corpse‘

    The Brown Government admits it does not know whether the second bank rescue package it just launched will work, senior ministers admit. One minister is quoted anonymously in the British press, ‘The truth is that we can‘t be sure whether it will be effective. We have to look calm to try to instil some confidence in the system. But we don‘t know what will happen next. No one can be sure that this is the end of it. We are in completely uncharted waters. The position is changing all the time.’ In brief, the authorities have lost control in the UK.

    Gordon Brown and Treasury Secretary Alistair Darling claim the second bailout did not mean the first package they unveiled last October had failed. That deal, they insist, was about preventing banks from going bust; this one was about ensuring they had the confidence to lend to businesses and the public.

    The Government refuses to reveal how much it would cost taxpayers. Officials dismissed talk of a £200bn bailout, saying some measures had a low risk and figures were still being calculated. Labour backbenchers conceded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sell“ the rescue plan to an increasingly hostile public. Not surprisingly, polls have turned dramatically against Labour and Brown, now showing that were elections held today, the Conservative Party would win a gain over Labour of 9% to 13 %. An astonishing 49% of all Brotins fear losing their job this year as well.

    A major impediment to swift and consequent Government action to contain the impact of the banking crisis has been the dominance of Thatcherite ideology as an almost religious dogma that permeates even Labour, where Tony Blair was portrayed as a Labour version of Thatcher. The ideological absurdity of the situation was underscored recently when the Conservative opposition offered broad support for yesterday‘s measures, even though their concern over soaring borrowing led them to oppose the Government‘s £20bn fiscal stimulus designed to keep the economy moving.

    As well, it is clear, following the nationalization last year of Northern Rock and the forced state share of 70% in the large Royal Bank of Scotland, that a type of approach is increasingly urgent along at least the general lines as that used in the early 1990’s Swedish banking crisis, in which the State nationalized banks that were insolvent and unable to raise private capital. Sweden then split the banks into ‘good bank’ and ‘bad bank.’ In the good bank, business of lending to the real economy continued unabated. The assets in the bad bank, largely illiquid Swedish real estate holdings, were held by the state until economic growth again allowed the government to sell the assets in a healthy market. The ultimate taxpayer cost of the Securum model were estimated to have been zero or even a tiny profit when all costs were factored.

    The ideological Labour government is stubbornly refusing to admit the logic of the situation, and ends up ‘cutting the dog’s tail off by inches.’ As certain Labour MPs call for the full nationalisation of the banks the Government says that is not its goal. Chancellor Darling stated, ‘We have a clear view that British banks are best managed and owned commercially and not by the Government. That remains our policy.’

    John McFall, Labour chairman of the Treasury Select Committee, who believes full nationalisation of the banks is inevitable, asked Darling in recent House of Commons debate if the Government would take a 100 per cent stake in the banks if the new package did not restart lending. Vince Cable, Treasury spokesman for the Liberal Democrats, said, ‘The Government increasingly resembles somebody who is trying to give the kiss of life to a corpse. The Government now effectively controls one of the largest banks in the world. It will almost certainly have to put more money in; it may well acquire other banks.’ Cable had also predicted the bursting of the house price and personal debt bubbles – and the nationalisation of Northern Rock.

    Royal Bank of Scotland next

    The same day Brown’s Government announced the second bank bailout attempt, Royal Bank of Scotland issued a statement revealing it expects losses of £28bn for 2008, far greater than anyone was expecting, and triggered further selloff in all major British banks. The huge losses announced at RBS were mainly the result of its acquisition of ABN Amro in 2007. RBS paid a high price for ABN and yesterday admitted that the business was worth around £20bn less than it had previously thought. This unexpected announcement resulted in a 67 per cent fall in its shares.

    Brown, in a pathetic attempt to deflect blame, has said that he was particularly ‚angry‘ at the record losses racked up by the Royal Bank of Scotland, and the large write-offs of foreign debt. Lloyds Bank is rumored to be the next bank in need of emergency help as the economy of Britain goes into free-fall, the tragic eulogy to Thatcherism.

    Origins of the neo-liberal model

    The so-called neo-liberal finance model which was espoused by the Thatcher government after 1979 had its origins in a decision by leading Anglo-American financial powers and their circle that it was time to begin a wholesale clawing back of the concessions which they had granted under, as they saw it, duress,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of the 1930’s and in the case of Britain the postwar economic difficulties.

    The origins of the effort in the United States go back to a seminal little known book by a scion of the vastly wealthy Rockefeller family, the late John D. Rockefeller III, titled The Second American Revolution. There, amid soporific rhetoric about creation of a ‘humanistic capitalism’ he calls for drastic reduction in the role and size of government in the economy. That theme was then propagated through the efficient propaganda apparatus of the Rockefeller imperium, aided by the economist guru of the Rockefellers’ University of Chicago, Milton Friedman.

    Amid the misnamed ‘stagflation’ sluggish growth high inflation era of the late 1970’s into the 1980’s, that propaganda machine, conveniently ignoring the pivotal role of the manipulated oil shocks, shocks incidentally manipulated and brought about by the same Rockefeller family, as I detail in A Century of War: Anglo-American Oil Politics, blamed all ills on ‘big government.’ Rockefeller protégé, Paul Volcker of Chase Manhattan Bank was sent to Jimmy Carter on orders of David Rockefeller, to ‘wring inflation out of the system’ in October 1979, the same general time Thatcher’s Bank of England imposed its own form of economic ‘shock therapy.’

    True economic causality was obscured and reams of press copy from the Friedmanite free market camp, during the Reagan and Thatcher era claimed that the ‘defeat of inflation’ had been due to the ruthless discipline of Volcker and Thatcher. That was, we were told, again and again, the reason why the market should be unfettered from government regulation, freed to the devices of its own unbounded innovative genius. The results of that unfettered ‘humanistic capitalism’ or what Alan Greenspan approvingly called the ‘revolution in finance’ is now bringing both meccas of neo -liberalism,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to economic ruin. Somewhere between this and Stalin’s Soviet central planning there lies a better way.

    By F. William Engdahl,

    22 January 2009

    http://www.engdahl.oilgeopolitics.net/Financial_Tsunami/Thatcher_Model/thatcher_model.html


  13. 2011/08/01 於 15:19 patchpieces

    中國龐大外儲如何被美英金融財閥和中國漢奸買辦勢力竊取控制(普世私有化掠奪掏空龐氏騙局Ponzi scheme超越國家主權)

    中國外儲如何被國外金融勢力竊取控制?

    只要我能控制一個國家的貨幣發行,我不在乎由誰制定法律。 
                        ——納森-羅斯切爾德

    (第八條)「中國人民銀行」的全部資本由國家出資,屬於國家所有。
    ——中華人民共和國銀行法

    ————————————————–
     目錄

    [貌似題外話]
    (一)「外匯局」的空手淘金魔術   
    (二)中國的巨額外匯資產從何而來?
    (三)中國的外匯資產,但中國政府“無權”支配
    (四)當前誰實際控制著中國的巨額外匯資產?——國際投行!
    (五)“為什麼”「外匯局」突然在“當前”拋出這套“說辭”?
    [附錄]奧巴馬首次承認美國或債務違約

    ———————————————

    [貌似題外話]
      先講個段子作為本文討論的小引。曾聽過侯寶林或是馬三立的一段相聲,說一個人空手買鴨子的故事。
    某人進飯館買燒鴨子。問:燒鴨子多少錢?
    老闆答:20塊。
    ——那給我拿一個,先掛賬。
    又問:這燒雞多少錢?
    答:10塊。
    ——我不要鴨子了,鴨子給你,換一個雞,你再找我10塊現大洋。
    老闆急了——您這賬不對啊!
    ——怎麼不對?我這不沒要你的鴨子嗎?你的鴨子不是20塊一個麼?
    老闆:問題是,您那鴨子根本沒付過錢啊!

    原來拿這相聲只當笑話聽。殊不知真實的相聲故事,今天竟然就發生在我們這個國家的「外匯局」身上。

    ——————————————–

    何新按語:
      近期「外匯局」在網站發佈關於外儲的講論,洩露了許多過去被掩蓋著而外人不易明瞭的外匯真相。殊為可圈可點!

    其中關於人民幣升值與國際淘金者的關係,本人已經在拙著《匯率風暴:中美貨幣戰爭內幕揭秘》(中國書籍出版社,2011)一書中做過辨析,在此不論。
    以下根據「外匯局」新發佈的關於中國國家外匯儲備,魔術般地變成了「外匯局」的自有金融資產,國家不能支配,然後「外匯局」承認該資產的相當部分已經被委託、轉交給國際金融資本(何按:以猶太共濟會屬下的基金會和投行等資本機構為主體)支配控制的驚人言論,略作點評如下。

     (一)「外匯局」的空手淘金魔術   

    「外匯局」最近在其網站發文宣稱:

       1、中國的外匯儲備不是國民百姓的,因為它已被「外匯局」收購。

       2、但這些外匯儲備也不是國家的——國為國家未出錢收購。

      那麼,中國的外匯儲備究竟是誰的?回答是:它完全是屬於外儲局自有、且有權“自主經營”的獨立性外匯資產。

      外匯局是如何得到這筆現額已超過3萬億美金的巨額財富的?

      回答是人民銀行以國家名義結匯,從外匯持有者手中收購而獲得的。

      那麼,人民銀行收購外匯的錢從何而來?回答是銀行掛賬借來的。

      所謂掛賬,那麼央行是向借誰的錢?令人感興趣的是,其實是這錢是人民銀行自己的——這實際是一種銀行自我借貸的奇特透支或預支魔術,即虛擬債務。

    [央行收購外匯的人民幣從哪里來?金融專家劉紀鵬說,外匯占款人民幣其中部分是印刷機新印出來的,部分是金融機構的存款準備金,部分是央行發行央票回收的貨幣,總之,都是央行的負債。所以,外儲雖然是央行的資產,但它是債務性資產。社科院研究員張斌說,外匯回到央行,央行發出人民幣,形成二次結匯,相當於央行直接增發貨幣。]

      換句話說,人民銀行用虛擬債務的方式,根據不斷進入中國的巨大外匯資金數量,印發額度巨大而且不受國家貨幣總量控制(即不受宏觀調控約束)的數十萬億人民幣,並從而換取到目前總量可能接近4萬億美金的巨大外匯財富!

       一方面,這樣規模且不受宏觀調控控制的巨量人民幣不斷隨機流入國內市場,必然會加劇愈演愈烈、使底層社會民怨沸騰的嚴重通貨膨脹。這就是屁民們所說的“豬堅強,蒜你狠,豆你玩,糖高宗”。

     但另一方面,也正是借助這種新兌換貨幣的“源源輸入”才使中國GDP在表面十分嚴厲的金融緊縮背後,仍得以維持8%——9%的高增長。事實上,金融緊縮政策的全部壓力都“轉嫁”到國內中小企業身上,造成大面積的失業和倒閉浪潮。

    [6月16日,央行公佈的資料顯示,5月中國金融機構新增外匯占款3764.14億元,環比上漲21%;前5個月新增外匯占款超過1.4萬億元,截至5月末總規模已達24.39萬億元。

    今年一季度新增外匯儲備1940億美元,是僅次於2010年四季度的第二歷史高峰。截至3月末,我國外匯儲備餘額已經超過3萬億美元。

    何按:這些新增外匯來源可疑。據報:當前沿海出口中小企業由於貨幣緊縮和本幣升值政策大量倒閉,對歐美出口景氣不振,但外儲仍大幅增長。表明不少錢應是以投資名義進入境內套取本幣升值紅利的資金。

    今年第一季度新增貸款1940億美元,近兩千億美元,則相當於第一季度銀行向市場追加新增人民幣1.4萬億人民幣。]

    必須指出,這種引入外匯資本刺激增長的模式,並非什麼獨特的中國模式,而正是80—90年代許多拉美國家早已推行過,而後無一不遭遇慘痛失敗的臭名昭著的拉美通脹和虛假高增長的債務經濟模式;也就是放大版的龐氏/麥道夫國際金融騙局模式。

    [查理斯•龐齊(Charles Ponzi),義大利裔美籍投機商,集資性金融騙局的設計者。引誘人們向一個事實上子虛烏有的企業投資,許諾投資者將在短期內得到高利潤回報。然後,龐齊把新投資者的錢作為快速盈利付給最初投資的人,從而誘使更多的投資進入。由於前期投資回報豐厚,龐齊成功地在短期內吸引了大批投資者,聚斂到巨大額度的金錢。直到隨著基金底座的不斷增大,後續資金無法支付日益增多的回利支出,從而騙局敗露。
    這種“集資模式”,後人稱之為“龐氏騙局”。
    近年美國麥道夫再次在華爾街使用這種集資手法敗露,因此這種騙局也稱“麥道夫騙局”。

    何新按語:近年來中國「外匯局」的“對外引資”模式,也是以人民幣不斷升值為兌換“套利誘餌”從而大規模吸引外資。]
    中國經濟,當前已經陷入在這種“模式”下,正走向一個前景極其難測的未來。

    (二)中國的巨額外匯資產從何而來?

    我們且來仔細讀一讀「外匯局」關於我國外匯資產的講論(以下的黑字基本是所引用的原文)。

    關於中國的外匯資產從何而來?

    「外匯局」稱:
     “我國外匯儲備是由人民銀行通過投放基礎貨幣在外匯市場購匯形成的。”

      何新按語:那麼請問:「外匯局」買進外匯時,付錢了麼?
    付的是誰的錢呢?

      外匯局答:“(本局)購匯所使用的本幣資金直接來源於中央銀行的負債。反映為中央銀行負債的增加,因此外匯儲備直接體現在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的資產方,與相應的央行負債對應。”

      何新按語:這一段話充滿玄機、奧妙無窮。
    外匯從何而來?是本局花錢買的。
    那麼買外匯的人民幣從何而來?是人民銀行掛的賬。

      問題在於掛誰的賬?人民銀行掛了賬——欠的是誰的帳呢?
      有意思的是,反復讀「外匯局」的表述,這個問題“諱莫如深”,無法得到解答,看不出所欠之賬的“主人”究竟是誰。

      實際上,「外匯局」極其敏感、極其乖巧地在“迴避”這個問題!

      為什麼這樣“隱諱”?
    原來“玄機”就在於此!

    買外匯的人民幣本來就是銀行印的
    ——這根本就是一筆銀行自己借貸給自己的“虛擬債務”,換句話說是根本“沒有主人”的“假債務”!
      ——銀行假裝記賬掛單,實際卻大肆印製新鈔票來收購外匯。
      那麼真正要為這些超量發行的外匯占款人民幣買單的是誰?
      ——是中國的整個國內市場,是中國的老百姓。
    而物價,就是這樣天價地飛漲起來的!

      目前,
    中國外匯儲備的產權是高度地不明晰的!
    誰是主人?是財政部?銀監會?發改委?還是國務院?
    迄今還並沒有明確的說法。結果就在一團霧水中,數萬億美金——數十萬億人民幣的巨大貨幣資產,的確是億萬中國出口企業的勞動者靠賣褲子、鞋子辛辛苦苦積累起來的“血汗錢”,靠虛擬借貸的貨幣魔術瞬間變成了「外匯局」或銀行的自有資產。

      於是才出現了「外匯局」可以“自由地支配”數萬億美金“大買”“洋垃圾債券”,卻完全“沒有人管”的荒唐局面!

    (三)中國的外匯資產,但中國政府“無權支配”
      
     「外匯局」說:
     “在人民銀行買入外匯的時候,已經向原外匯持有人支付了相應的人民幣。換句話說,外匯儲備形成過程中,企業和個人不是把外匯無償交給國家,而是賣給了國家,並獲得了等值人民幣。這些交易都是出於等價和自願的原則,企業和個人的經濟利益在外匯和人民幣兌換時已經實現。”

      何新按語:請注意!
    在這裏「外匯局」說:持匯人認為外匯局買自己的外匯是代表國家的行為,自己是把辛苦掙來的外匯賣給了國家。那麼按道理說:這些外匯的主人應當是國家,是國有資產!
      既然外匯的主權是屬於國家,那麼國家應當有權支配和使用屬於國資的外匯。

      換句話說:這些外匯,國家可不可以花?可不可以用它來改善國計民生呢?

      「外匯局」的答復是:
    絕對不行。因為這錢是我借的,所以它是屬於我的!——只是「外匯局」好像忘記了你的錢是向誰借的?——其實你的錢是自己向自己借的,這是一個虛擬的貨幣發行魔術而已!

      但是,就以這個虛擬債務為理由,「外匯局」振振有詞宣稱:因為我借了自己的錢,有賬目在案,所以換到的外匯是屬於我的獨立資產。我怎麼用你們管不著!我的歸我的,而且“只有”我能用。錢“不是”國家的,國家“無權”支配!

       這像不像那個相聲裏買鴨子的故事?——雖然那只鴨子我沒花錢,但我已經說過我掛賬了,所以它就是我的了——雖然我從為此沒付過錢。
       區別是,那個飯店老闆不笨,沒讓騙子把東西拿走。而在中國,這筆巨大的外匯資產的相當部分已經通過外匯局被託付給美國了。

      為什麼國家無權使用外匯?「外匯局」的原話是這樣說的:

      “不論是將外匯儲備直接分給老百姓的建議,還是(國家)將外匯儲備直接用於養老、醫療、教育等社會福利的建議,都涉及到外匯儲備是否可以無償分配和使用的問題。”

      何新按語:“外匯儲備是否可以無償分配和使用的問題”——這的確是一個天大的問題。

      但是問題在於:現在究竟是誰在”無償地分配和使用著中國的外匯儲備?”——其實這不是別人或任何別的國家機構——不是財政部,不是“銀監會”或“發改委”,而就是“外匯局”自己。

      你「外匯局」一分錢也沒有出過,你外匯局用來強制結匯的人民幣只是一種是虛擬掛賬,“債權主體”是“不明確”的。

      那麼「外匯局」你憑什麼“無償”佔有和“使用著”高達3萬億美金以上的巨額外匯資源?
      人們知道,「外匯局」本來只是一個“政府部門”、一個被國家授權管理國家外匯的監管機構。

      但是不知從何時起,這個機構卻“公司化”了——似乎成為了一個“有權自由使用”中國巨額外匯資產從事“跨國商業性投機活動”的“投資銀行”或“對沖基金機構”!

      為了“防止”國家插手支配或干預外匯儲備的使用,「外匯局」對中國外匯本來的“真正主人”——“國家主權”發出了如下的“嚴重警告”:

      ”外匯儲備不同於財政盈餘資金,是中央銀行在外匯市場購匯形成,在中央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上對應著本幣負債。免費使用外匯儲備,性質上相當於中央銀行隨意印鈔票,無節制地擴大貨幣發行,會造成通貨膨脹等嚴重後果。”

      何新按語:實際上,外管局這是在用通貨膨脹這個魔鬼嚇唬中國政府,從而阻止中國政府干預中國外匯資產控制權的任何意圖。

      但是殊不知,當人行以虛擬掛賬的形式大量超發人民幣強制結匯的時候,通貨膨脹的惡果已經在發生著。「外匯局」某領導在年初也不得不承認:由於外匯兌換占款過多(高達20萬億人民幣)是造成當前通貨膨脹的原因。

    [何新附注:從宏觀上看,央行不斷新增外匯印鈔,必定會稀釋國內市場人民幣的購買力。

    假設中國國內每年共生產商品10萬億單位,市場流通人民幣10萬億元,那麼每1元人民幣能購買商品為1單位。如每年對美國淨出口7萬億單位商品,獲得貿易順差1萬億美元(外貿所得款中扣除購買美國商品的支出即為貿易順差,或稱經常項目順差),央行以新增人民幣7萬億回購這筆美元。那麼國內剩餘商品為3萬億單位,流通人民幣總量則為17萬億,人民幣購買力由1/1,貶值為3/17,貶值率為14/17。人民幣對國內商品大幅貶值。

      但由於中國外匯局對美元實施人民幣單向升值的匯率政策,加之國內對炒作資產收益的放縱,引發國際資本大舉湧入。假設每年資本項目順差(淨投資)為2萬億美元,則央行需新增人民幣14萬億購買。此時,國內的商品單位僅3萬億,人民幣總量則增長變成了31萬億。那麼在理論上,意味著物價上升超過10倍,而單位人民幣的實際購買力則下降為3/31,不到原來的1/10。

    人民幣對內大幅貶值又不是國際貨幣,為什麼引發外資熱錢大舉進入?主要的是盯上了經常專案順差,也就是那1萬億美元。外資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獲取了大量的利潤,但這僅是人民幣利潤,必須兌換成美元的利潤才是真正實現的利潤。

    上述資本項目順差為2萬億美元,是外來投資總額。外資僅借助人民幣的單向升值(年升值率約6%)的機制,美元投資也可獲得6%以上的回報。當然,這筆回報必須通過以人民幣兌換美金來實現,因此外來投資要實現投資收益,必須把中國貿易所得賺得的貿易順差1萬億卷走。

    所以美國政府不斷地壓迫人民幣穩定升值,以切實保障其資本順差不但保本,更能將中國的全部外匯收入一鍋端。以上所述就是人民幣對內貶值,對外升值而外部資本從中獲利的基本內在機制。

    由此觀察,外匯局否認外儲是中國百姓的血汗錢,實際是為外資合法掠取中國外匯儲備張目,是極為不負責任的賣國言論。

    2011年2月易綱承認:為了保持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央行在外匯市場上要買進外匯,而買外匯的過程就吐出了基礎貨幣,“央行被迫吐出的基礎貨幣造成了通貨膨脹的壓力。為維持匯率穩定,央行被迫吐出了20萬億元人民幣,而外匯占款也成了近年來基礎貨幣投放的主要管道。”]

    (四)當前誰實際控制著中國的巨額外匯資產?——國際投行!
     
     那麼,如果中國政府無權支配外匯儲備,國家不能用,百姓更用不了——這巨大額度的外匯資產究竟誰能用,又在如何用呢?

      對此,外匯局的說法是:

      “在’依法合規、有償使用、提高效率、有效監管’的管理原則指導下,外匯儲備正積極創新運用管道,繼續為國家經濟建設和改善民生服務。“
      
      何按:這句話其實語法不通。“外匯儲備”不是活人,它如何可以“積極創新”、“運用管道”呢?——所謂玩“創新的”無非還是外管局自己,也許正在學著國外的對沖基金玩弄各種新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吧?一個監管機構,現在居然成了金融魔術的創生機構。可是以善於金融創新聞名世界的大鱷索羅斯,昨天已經宣佈辭職了哎!

      其實,外匯局的意思無非就是說,外匯儲備是我的,我們在管著,我們也管得很好!我們自有最合理、最新穎、最有利於國計民生的合理用途。你們外人其他人就都別操心了!

      那麼,到底這些外匯究竟是如何用的呢?

      先恕我直言吧!其實,外匯局所謂“依法合規”四字,純屬扯淡!是用來掩蓋和自慰的遁詞!——什麼法?中國目前有“外匯管理法”麼(應呼籲全國人大儘快設立這樣的法律)?!合規——合什麼規?

      如此巨大數量的外匯資產,既不屬於中國百姓,支配權也不屬於中國國家——更不能被用於改善國計民生!那麼目前在外匯局手裏,到底在用來幹什麼呢?在給誰用呢?

      外匯局的說法是:
              第一、外匯資產只應當由本局自主使用。
              第二、本局實際上已經把它委託(借)給某些有本領、有名頭、很可靠的外國投資機構用了,這也是中國巨大的外匯資產唯一最合理、最有用的運行方式!

        我這樣解讀外匯局的話,一定會有人不信,難道外匯局真地敢這樣講?
        那麼就請看外匯局的原話吧:

        答:“為保障外匯儲備資產的安全性,發揮在成熟投資市場大規模經營的比較優勢,外匯儲備經營堅持以(我局)自主經營為主。
        同時,外匯儲備一直通過各種有效形式拓寬投資管道,其中包括“委託經營”。

        從1996年起,(我局)有選擇性地將部分外匯儲備委託給國內(按:國內機構當是指對外投資虧損連連的著名“中投”吧?),以及國外較為先進的資產管理機構投資。”

        何新按語:外匯局所謂“國外較先進的投資機構”——無非就是指在國際投資市場興風作浪惡名昭著殺人不見血的大摩、高盛、羅氏家族、索羅斯基金會一類猶太共濟會的跨國投資機構吧?!
        如果這些年沒有發生震撼歐美和全球的金融危機,用這些先進機構糊弄中國人還是可以的,在今天還這樣說,應該有點理不直氣不壯了吧?!

        外匯局說:
        “目前外匯儲備經營委託的外聘經理(按:看看!還真是中國外匯局出錢,讓外國經理坐莊啊!),均是市場知名度較高、資產規模較大、經營業績排名靠前的資產管理機構。”

        何新按語:據此,中國外匯資產的管理權,其實早就已經通過外匯局委託給老外了啊!

        外匯局說:
        “外匯儲備經營高度重視對外聘經理的風險管理,納入整體風險管理框架密切監控,確保外匯儲備資產安全。”

        何新按語:那麼去年的兩房股、債券已經“垃圾化”,眼前的美國國債違約風險則即將爆發——難道這就是你們外匯局所說的確保安全嗎?!

    (五)為什麼外匯局突然在當前拋出這套說辭?

      綜上所述:
      中國的外匯局悍然宣佈中國外匯儲備,既不是百姓的,也不歸國家管,而是外匯局全權自己自主經營——並且有權委託給老外代管的非主權金融資產。

      外匯局稱:這些外匯資產的來源不是中國人靠賣褲子、襪子、鞋子苦掙回來的“血汗錢”——那是天上掉下來砸到外匯局頭上的?

      外匯局又稱:外儲的來源雖然名義上是“中國人民銀行”(注意近年來該行一直在全力謀求超主權的獨立地位),只是用“名義”的債務,通過印製人民幣鈔票從市場上自由交換得來的。但買到手後,這些巨量的外匯資產就已成為外匯局自己的准自有資產。

      因此,這些外匯儲備既非屬於原來的售匯者所有,理論上也不受國家支配(非其所有),而是屬於銀行以及外匯局自己掌有的非主權貨幣。
      總而言之:外匯局認為中國巨大額度(超過3萬億美元以上)的外匯儲備,其物權以及支配權與任何人無關,而僅僅屬於外匯局自己。

      對於這些外匯儲備,國家無權支配,全國人大和政協無權過問——完全由外匯局“自主經營”,自由支配。換句話說,外匯局有權不受任何機構監管審計而委託任何國內外“先進的資產管理機構”(如國外高盛等猶太金融機構)從事任何投資(包括購買行將違約的美國國債和近乎歸零的兩房垃圾債券)。這些外匯資產無論虧損與贏利,是金融行為,一概與百姓和國家無關!!!!

      為什麼外匯局突然要拋出這樣一套赤裸裸——近乎裸奔的言論呢?

     據有關新聞報導:美國政府與國會在8月2日之前如不能達成提高政府債務上限的任何有效協議,美國國債則可能出現技術性違約。這將導致美國主權信用評級被集體調降,新發國債收益率大幅上升,存量國債市場價值下滑。一方面,全球金融市場將因此陷入新的動盪,持有大量美國國債資產的國內外債權人將遭遇巨額資本損失;另一方面,美國長期利率將隨之波動,從而打壓消費與投資增長,甚至扼殺依然脆弱的經濟復蘇。

      該路徑對美元霸權以及美國金融市場的衝擊也是相當大的,也勢必對持有美國國債最多的中國外匯儲備構成巨大打擊。
     
      這意味著,在繼美國“兩房”退市致使中國購買的相關股、債券蒙受慘重損失之後,近期(8月2日)美國國債也有可能發生“技術性違約”,從而使得中國購買的巨大額度的美國國債可能再度蒙受重大損失。
     這就是外匯局近期突然拋出上述言論的背景。

      外匯局的言論實際就是提前堵國人嘴的言論!外匯局認為,也許有必要預先發佈這一套外匯資產非民有也非國有的“技術性說辭”,從而應付國民的質疑、以及黨和國家將來的任何追究和問責。

    ————————————————————
    [附錄1]

    奧巴馬首次承認美國或債務違約

      據香港《文匯報》24日報導,美國白宮和國會巨頭前(22日)晚再一次談判破裂,一直表現冷靜的總統奧巴馬難掩怒火,傳召兩院領袖昨(23日)晨到白宮開會,更首次承認違約可能性。國會必須在明天(25日)前達成共識,否則將趕不及在8月2日前完成立法程式,美國信貸評級遭下調的風險急增。

      奧巴馬首次承認美國有可能債務違約,說:“如果我們發生債務違約,我們將不得不做出調整。”

      在奧巴馬與博納談判破裂同時,財長蓋特納、聯儲局主席伯南克及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行長達德利亦在另一場合會晤,商討如何應對最壞情況,包括美債評級遭下調,但3人仍然堅稱,有信心國會能達成共識。有白宮高官表示,即使能夠提升債限,但假若未能嚴格控制財赤,美國仍很有可能失去AAA評級。

    [附錄2]美國國債觸及天花板中國手中持有超1.2萬億美國國債或打水漂

    中廣網北京5月16日消息(記者周晉竹):

    美國財長蓋特納警告說,美國國債將在5月16號觸及國會所允許的14.29萬億上限,而中國手中持有的1.2萬億美國國債則面臨著違約的風險。

    專家認為,美國雖然不存在還不起錢的問題,但是中國的美元資產慢慢蒸發已成定局。

    美國目前欠下了14.28萬億美元的國債,目前這個數字還在不斷增長中。美國市場上真正的買家在不斷退場。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總裁號稱“債券大王”的比爾•格羅斯,近期宣佈清空旗下所有美國國債。這條被很多人忽視的消息,其實傳遞了一個重要信號:美債的30年牛市結束了。但是中國手中卻還握著1.2萬億的美國國債。如果美國議會不能如期提高國債的上限,除了引發市場對美國國債可能違約的擔憂,還將引發短期內市場拋售美國國債,進一步引發歐元、大宗商品等風險資產的反彈。

    中國作為美國國債(發行)最大的持有者(擁護支持者),美國國債一旦違約將受到最直接的衝擊。

    文/何新
    2011-7-31


  14. 2011/08/18 於 07:52 patchpieces

    英國社會反思“道德淪喪” 貪婪自私侵蝕各個階層

    2011年8月17日 環球時報

    “潰爛了幾十年的(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社會問題在我們面前爆炸……我們是否有決心面對一些地方發生的慢性道德崩潰?”
    英國首相卡梅倫15日以強硬措辭將上周的大騷亂“歸結”為一個“簡單的原因”:道德淪喪。輿論給出的理由要比這個詞複雜得多,但很少有人質疑“道德淪喪”這個事實。英國《每日電訊報》稱,一個黃金般閃耀的民族正被(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道德淪喪拖垮,(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社會在自上而下的貪婪和價值危機中發酵。這場25年來最嚴重的騷亂把英國出醜的舞臺擴展到全世界,加拿大《渥太華公民報》說,戰後英國在“社會民主”方面引領西方,現在也是在這裏,“(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道德腐爛程度最深”。
    在英國反思的同時,也有媒體告誡說,許多國家都面臨與英國類似的問題。“倫敦並不遙遠,誰知道下一場暴亂會發生在哪個國家的哪個城市?”孟加拉《每日星報》16日就發出了這樣的警告。

    “(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社會上層道德淪喪和下層一樣糟”

    雖然大騷亂已經平息,但英國社會的餘震仍然“很劇烈”。首相卡梅倫15日在牛津郡發表演講,堅稱種族關係緊張、貧困和政府的緊縮計畫不是近來騷亂的誘因。
    他痛陳(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英國社會的道德淪喪病,“(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不負責任、自私自利、行事不顧後果,孩子無父親、學校無紀律、獎勵無成果、犯罪無懲罰、社區無控制,人性最惡劣的方面受到寬容和放縱,甚至受到一些變得不道德的政府機構的鼓勵”。

    卡梅倫說,騷亂“為我們敲響了警鐘”,事件凸顯出(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英國社會已經“破碎”,首要任務就是修補這個“破碎的社會”。英國政府將對現行所有政策進行檢討,改善子女教育和學校教育,尤其讓12萬個“問題家庭”重獲“新生”。
    美國《達科他之音》評論稱,卡梅倫終於意識到、並鼓起勇氣說出這些天來混亂和毀滅的“根本原因”。

    英國《每日郵報》15日報導說,騷亂及其後果迫使政府和所有人重新認識現代英國。在前幾天的騷亂中,一名13歲女孩被一名15歲男孩強姦。騷亂將長期存在的(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深層社會問題暴露出來。正如卡梅倫所說,騷亂展現了“(新自由主義自由化)慢性道德崩潰”的後果,政府機構和國家誘發了“人性最惡的方面”。
    英國《經濟學家》寫道,騷亂玷污了英國在世界的形象,更讓這個國家迷失了對自己的判斷。第一批走上法庭的騷亂者包括一名31歲的大學助教,而非典型的小流氓。不管原因如何有一點可以確定,(新自由主義自由化)道德淪喪感染了英國青年,儘管是一小撮,卻足以搞亂和羞辱整個國家。

    與“街頭戰爭”相伴而來的還有“政治戰爭”。據英國廣播公司16日報導,卡梅倫的最大對手、反對黨工党黨魁米利班德15日也在幾乎同樣時間發表講話。米利班德指責卡梅倫政府對騷亂的分析只看到文化墮落而沒有考慮到(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失業、缺少機會和權益受剝奪等造成的社會衝擊,有失偏頗且“膚淺”。
    《洛杉磯時報》稱,儘管對於英國社會應該怎樣發展,政治家之間的分歧日益增大,但卡梅倫和米利班德演講中一個共同主題是:(新自由主義自由化)自私和對規則的蔑視並不局限于騷亂的暴徒中,而是同樣存在於(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英國社會最強大的階層中。冒險的銀行家、濫用公款的議員和入侵他人手機的報社記者,都是貪婪、不負責任和濫用權力的典型。這一切都說明這個(新自由主義自由化)社會的道德正在慢慢崩潰。

    “(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英國社會上層的道德淪喪和下層一樣糟”,英國《每日電訊報》以此為題稱,整個政治階層都在譴責騷亂,然而議會裏震驚和憤怒的聲音裏夾雜著“虛假”和“偽善”,議員們的“高談闊論”讓人覺得可怕的騷亂似乎和他們“毫不相干”,但事實上,街頭的犯罪行為和現代(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英國社會上層道德分崩離析脫不開干係。
    該報導稱,過去20年見證了(新自由主義自由化)英國統治精英階層道德標準的驚人下降,政治家們“撒謊”和“欺騙”成為“家常便飯”,“自私”和“貪婪”幾乎是“普遍文化”。不止貧窮的托特納姆區的青年忘記了他們的職責和權利,切爾西和肯辛頓區的富人們也如此。英國出了嚴重的問題。我們在電視上看到的“貪婪”和有罪不罰的文化一直延伸到(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公司董事會和政府內部,甚至警方和大部分媒體(妓者)。不止這些問題青年,整個英國都需要一個道德改革。

    《愛爾蘭時報》講述了一個更令人“絕望”的故事。騷亂中,媽媽們打發孩子進入黑暗、危險的建築偷竊食物和啤酒,因為他們年齡太小即使被抓也不會起訴判罪。有的小孩從商店裏抱出電視,然後摔碎在地上。一些騷亂者津津有味地談這一切多麼有趣,似乎將此視為一個“大玩笑”。
    報導稱,1900年前,古羅馬詩人尤維納利寫道:麵包和馬戲用來麻痹社會,衰落最終不可避免。今天在英國和愛爾蘭,一切道德都被稱為毫無意義,“我們一些人是否用消費和輿論代替麵包和馬戲?它們是不是我們喜歡的麻醉劑?”

    “整個歐洲甚至世界都面臨道德下降的威脅”

    在一些分析人士看來,“道德淪喪”並不是英國一個國家的麻煩,而是整個西方甚至全世界的“病”。埃及《解放報》16日評論說,整個(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西方都處於“道德淪喪”之中,像卡梅倫說的那樣需要修補的社會也不單單是英國,西方不少國家都需要修補社會,可以說,騷亂不但“給英國敲響了警鐘”,而且是在警示全世界。

    美國CBN新聞台報導說,當你生活在“(新自由主義自由化)道德真空”的底層,這將不是一個“對與錯”的問題,而是“有或沒有”的問題。如果你在街頭攔下參與騷亂的青年,質問他們“你們為什麼要這樣做?這樣是不對的!”你得到的回饋很可能是疑惑的眼神。
    這是整個(新自由主義自由化)西方世界所共同面臨的危機——基督教價值觀的腐蝕和世俗主義的崛起。“這是一個後基督教現象,是一場信仰危機。基督教文明的對立面是什麼?從本質上來說是無法律狀態”。在崇尚“消費主義”和“享樂主義”的(新自由主義自由化)社會裏,這些孩子們的道德準則是什麼?他們沒有被教育去尊重他人的財產,尊重法律。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只是像動物一樣被撫養大。

    “幾十年來,(新自由主義自由化)西方社會一直假設公共政策和日常生活可與道德脫離而無害,幾十年來我們播下的(新自由主義自由化)種子,現在正開始收穫惡果。”
    美國“達科他之音”網站15日稱,認為個人道德無關緊要,美國1992年選一個“道德破產”的追逐女色者為總統,結果他作為總統竟然做“偽證”,將美國置於尷尬的萊溫斯基醜聞當中。(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公共政策中的道德缺失導致2008年的金融崩潰,我們依然說道德無關緊要,然後吃驚地發現(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華爾街與腐敗政客串通一氣製造美國歷史上最大的金融崩潰。大不列顛創造了一個福利大國,但無人為個人職責負責,無需努力工作。現在無業群氓擁上街頭針對“富人”打砸搶,文明社會為之驚愕。正如《人之見棄》所說:“我們製造沒心沒肺的人,卻期待他們有道德和事業心。我們嘲笑榮譽,卻在發現我們當中有叛徒時感到震驚。”換句話說,“我們蔑視道德,然後在人們為所欲為時又感到震驚”。

    德國柏林社會學家馬塞爾16日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實際上,整個歐洲甚至世界都面臨道德下降的威脅。
    道德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貧富不均,收入差距越來越大,不滿也越來越多;
    二是(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教育機會不平等,老牌西方國家教育品質每況愈下;
    三是(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社會救助體系老化,很多有錢人也申請救助,需要救助的人獲得的救助卻在減少;
    四是整個(新自由主義自由化)西方社會的煩躁社會心理,新興國家崛起令西方不安,不斷地埋怨。日本神戶大學一名社會學教授對《環球時報》記者說,隨著“物質追求”越來越極端,“道德下降”成為全世界面臨的問題,即使在日本這樣強調合作的社會,年輕一代心中想的也“只有自己(唯我利己現實主義)”。

    很少有人質疑“(新自由主義自由化)道德淪喪”是英國騷亂的誘因,但一些分析認為,騷亂的原因並非這麼“單純”。“社會動盪總發生在錯誤的地方”,這是德國《薩爾州日報》為英國騷亂定的調。該報稱,英國的今天,是卡梅倫“偽對策”的結果。自(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教母)鐵娘子柴契爾夫人以來,英國的社會制度“被(新自由主義自由化)完全破壞”了。藍領階層生活“每況愈下”,紳士精英們卻高高在上,(新自由主義自由化)政府的政策為“精英”們服務。實際上,西方不少(新自由主義自由化)國家存在英國式的弊病,改革制度在社會問題的泥沼中越陷越深。
    印度《電訊報》稱,不管是在都市還是鄉村,搶劫、縱火和大規模破壞都是“(民主自由鬥士)造反”的特徵。在18世紀的英國,麵包價格上漲引發民眾搶劫;在革命時代的法國,物資匱乏促使民眾造反。現在全球化時代的資本主義創造了空前財富,但也摧毀了英國自由主義的基礎,將金錢作為衡量人的標準。
    瑞士《巴塞爾日報》16日說,(新自由主義自由化)英國社會就像一個沒有父親的家庭,家庭成員年輕、失業和迷失方向,最後成為倫敦的暴徒,這是新的英國“破碎家庭”的故事。

    “倫敦並不遙遠”

    在驚詫於英國這樣一個曾經的“道德楷模”發生如此難以理解的騷亂的同時,一些國家的媒體(妓者)也在提醒,類似的種種問題並非只存在於英國,甚至像(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美國這樣的頭號強國同樣有發生騷亂的危險。馬來西亞《星報》說,馬來西亞人不應該認為我們遠遠優於英國,因為我們也有“不滿的一代”,許多年輕人失業或選擇失業,也有歹徒。我們也有一個數量龐大的單身母親群體,也有未婚媽媽,有太多的亂倫案件,也有吸毒者和毒品供應商,也有虐童事件。

    孟加拉《每日星報》16日的報導起了一個耐人尋味的標題:“倫敦並不遙遠”。報導稱,一周的倫敦騷亂是對(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英國“穩定天堂”形象的沉重打擊。在滋生暴亂青年上,英國並非獨一無二。全球經濟衰退持續蔓延,環境日益惡化,人口爆炸,高度都市化的城市中心生活越來越複雜,貧富分化令人們焦躁不安,弱勢群體承擔著社會風暴的苦果。現在他們在倫敦鬧事,誰知道下一場暴亂又在哪個(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國家的哪個城市?
    烏干達《每日觀察》15日稱,像英國、美國這樣的(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發達國家,也存在著“道德黑暗”,教育總是在權力主義和極端自由主義之間搖擺。這對非洲來說,是一個警醒。

    加拿大《環球郵報》16日比較了英國騷亂與美國費城宵禁,共同點是鬧事者都是“無技能、沒結婚、多餘的人”。歷史上這些人會被送上戰場當炮灰,一些人出海或者被運到澳大利亞,有野心的人則前往新世界。“今天,我們需要新方式,但無人知道它是什麼。”


  15. 2011/09/23 於 21:11 patchpieces

    陰謀—-妖魔化國有企業背後的西方資本財團身影

    自從西方經濟理論特別是新自由經濟理論在中國“大行其道”並且成為經濟學的所謂主流之後,“妖魔化”公有制和國有企業的“聲音”就此起彼伏,至今綿綿不絕。即便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被美國的(老鼠會式的龐氏騙局)金融危機給撞擊的千瘡百孔,信奉新自由經濟理論的“中國精英”們也沒有停止過對公有制和國有企業的“攻擊”。

    西方經濟理論的“擁躉”們如此“熱衷”於攻擊公有制和國有企業從一開始不是學術和理論問題,而是實實在在的利益之爭。要搞清楚對公有制發動“進攻”的原因就不得不注意新自由經濟理論的核心觀點:市場自由化、企業私有化和經濟全球化。
    新自由經濟理論的觀點可以用兩句話來概括:主張資本的自由流動不受行業、地域和國界的約束,讓大小資本和企業的競爭盡可能少受規則約束。
    由此也不難發現,新自由經濟理論的觀點最“符合”大資本的利益,而在當今世界,實力最強的資本就是跨國資本及其背後的西方資本財團。

    為了實現資本的自由流動和自由競爭,西方經濟中的新自由經濟理論不僅僅把計劃經濟和公有制“視為敵人”,而且極其排斥國家干預,一切干預資本行動自由的客觀存在,包括國家界限,都是新自由經濟理論批判的對象。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主張的自由市場經濟和資本跨越國界的自由流動,“表面”的理由是以市場的自由運行來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但是在“實際上”,這種反對約束的自由市場經濟理論的最大受益者是西方跨國資本極其背後的資本財團。新自由經濟理論的本質是把動物法則作為經濟運行的最高法則,實現動物法則指導下的企業競爭。新自由經濟理論的哲學基礎就是達爾文的進化論。

    對於動物世界的強者來說,它最大的敵人是可以跟其匹敵或者妨礙其自由捕獵的對手,最需要做的就是“消滅掉”面前的可能的對手,以最大程度的佔有更多資源。對於市場上的競爭來說也是如此。西方壟斷基本財團擁有最強的資金實力、最豐富的競爭經驗、最有利的競爭規則、最強大的資源和市場控制能力,是市場上的最強者。強者最希望的是“沒有規則(對手領域上放任式自由)”或者按照自己制定的規則去進行角逐,最希望的是“沒有裁判員”或者自己就是裁判員。當今幾乎所有的市場運行規則都是以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西方主導的國際經濟組織“制訂”的,這些“規則”的最“基本原則”就是“保障”跨國公司及其背後的西方資本財團的“利益最大化”。隨著資本主義發展到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資本財團“隱蔽”在幕後,一手掌握著西方主要資本國家的政治權力,一手又通過西方資本國家的“代理人”控制著主要的“國際經濟組織”,一方面掌握了資本,一方面又控制了國際規則制定權,一方面是運動員,一方面又是仲裁者。在一個開放性的市場上,在有利於自己的經濟規則約束之下,跨國集團就可以做到無堅不摧。

    對於西方資本財團而言,他們實現利益最大化的最大障礙,就是不在其控制之下的國家的公權力、不符合自己利益的規則和以此為依託建立起來的國家直接控制的企業。一個不受跨國資本控制的國家可以通過制定本國的規則,讓跨國資本在該國的規則下進行競爭,消除了跨國資本的規則優勢,還可以利用規則來保護本國的民族企業和幼稚行業,而且,該國的國有企業有國家力量作為支持,通過國家力量實現了資本的聯合,可以把眾多個小舢板組合為一個聯合艦隊,面對跨國資本航空母艦的衝擊,具有相當的抵抗能力,可以在跨國資本的巨無霸面前不被摧毀。這樣在極大程度上妨礙了市場強者的通吃行動。

    由此,我們不難看出,為什麼新自由經濟理論如此的否定公有制和國家干預。不受西方資本財團控制的國家制定規則和國家力量支援的公有制企業,實在是影響西方資本財團攻城掠地的最大障礙。

    新自由經濟理論在中國的大行其道,背後也當然離不開西方資本財團的支持,活躍在中國的大大小小的西方“基金會”一直在不遺餘力的“培植”信奉和傳播“新自由經濟理論”的中國精英學者,為他們的研究項目創造機會和提供資金支援,讓這些學者精英在學術、教育和輿論等方面推廣新自由經濟理論;通過影響中國的平面媒體和網路媒體,對這些精英學者進行包裝,提高他們的曝光率,製造學術明星,形成精英崇拜,再通過媒體把他們的聲音放大,把新自由主義的媒體充斥於各大媒體,進行潤物細無聲的“洗腦式”地毯宣傳;通過對教育領域的滲透,讓新自由經濟的理論進入大學課堂,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課堂上給邊緣化,在一代代學生頭腦中植入進行新自由經濟理論;通過各種手段對決策部門施加影響,讓新自由經濟理論盡可能的體現於政府的決策中,付諸中國的經濟實踐。跨國公司是新自由經濟理論在中國的批發商,通過中國的主流經濟學者對國有企業的批判和攻擊,反映了跨國公司和其背後的資本財團在中國的利益訴求。妖魔化公有制和國有企業,是為了拆除中國的國有企業對於跨國企業控制中國經濟的控障礙;反對計劃經濟和國家干預,是為了跨國資本盡可能少受限制的發展;鼓勵中國減少投資和貿易門檻,是為了更有利於跨國資本在中國的投資和貿易行為;鼓勵中國融入全球化,是為了把中國的企業置於有利於西方資本財團的國際規則之中進行獵殺。

    有資料表明,中國28個主要行業,外資占多數資產控制權的占了21個,每個已經開放產業的前五名幾乎都是由外資控制。這21個行業,基本都是國有企業撤出的行業。中國的私營企業在西方跨國公司的群狼面前,基本還是無法形成有效競爭力量。這就顯示了一條規律,凡是國有企業大規模退出的行業,中國的私營企業,在方跨國公司的群狼面前,基本還是無法形成有效競爭力量。沒有國有企業的積極參與,中國很多行業必然會淪為外資馳騁的領域。國有企業是中國唯一能抗衡西方壟斷資本控制的跨國企業的市場主體力量。國有企業的大規模退出,雖然給中國的私營企業讓出了發展的空間,但更是給跨國企業控制該行業創造了機會。一個行業被外資控制,這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都可能會變成經濟安全問題。

    中國的國有企業雖然退出了很多競爭性行業,但是關係國家經濟命脈的行業還控制在國有企業手中,這是中國在融入全球化體質後,還能夠抵禦金融危機肆虐的一個重要因素。如果中國的國有企業基本被私有化,那麼外資就自然會進入到中國的最核心的經濟領域中,那麼中國的經濟安全乃至國家安全都會掌握在外國資本勢力之手,中國的經濟主權會因此而受到跨國資本的衝擊。這是西方資本財團夢寐以求的事情。經濟是基礎,經濟一旦淪為外資之手,那麼政治也難以保持完全的獨立。從這個角度上,做大做強國有企業,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是一個政治問題。不僅僅是經濟利益攸關的問題,而且是關係國家主權和國家安全的大問題。

    在國有企業的問題上,蘇聯和俄羅斯給我們提供了前車之鑒。
    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接受西方出具的經濟藥方實行的“休克療法”就是完完全全的“新自由經濟理論”烹製的。其主要內容就是實行“國有企業私有化”、完全的自由市場化。
    這種“改革”的結果,是同1990年相比,1991年下降了8%,1992年下降了19%,1993年下降了32%,到1995年經濟總量下降了一半。從1992年1月至1993年9月這一期間,物價上漲了162倍,而居民的現金收入只增加56倍,這就意味著人民的實際生活水準下降了2/3。由於“休克療法”,人民僅在1992年就損失了9000億盧布以上。“改革”把大部分俄羅斯人拋向了貧困線,甚至赤貧。 1992年俄羅斯年通貨膨脹率高達2000%。伴隨著俄羅斯經濟總量的萎縮,俄羅斯的經濟結構也日趨惡化,資源和電力行業成為經濟的主要部門,經濟結構單一且不合理,昔日的工業門類齊全的工業強國淪為主要依靠出賣資源為主要收入的國家。
    俄羅斯的“私有化”實際成為歷史空前的“大規模腐敗”,價值2000億美元的國有企業私有化的所得收入只有72美元,原本屬於全體人民共同共有的財產以超音速的速度變成少數金融寡頭的私有財產。俄羅斯的“私有化”同時也演變成一場外國資本對蘇聯時期七十年積累進行“洗劫”的盛宴,有資料表明,美國利用蘇聯資本市場的放開,通過一系列的金融導彈轟炸,最後僅僅動用了幾億美元就把前蘇聯人民積攢70年的財富—價值28兆(萬億)美元的財富席捲而走。在這場“財富洗劫”中,新自由市場經濟理論烹調出的“休克療法”其威力簡直勝過任何幾百顆氫彈。依據“新自由經濟理論”“泡制”出的“華盛頓共識”在東歐、拉美和東南亞地區,基本實現了同樣的“結果”,都是經濟命脈最終淪為“外資控制”,成為外國資本的“經濟殖民地”,很多國家的最核心資產都淪為外資的“囊中之物”。“新自由經濟理論”簡直就是一把威力無比的“搶劫兇器”。

    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成為世界第二,但是經濟的“高度外向型”和外資對中國諸多行業的壟斷地位,給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敲響了“警鐘”。中國和俄羅斯相比,比較幸運的是,新自由經濟幾輪的“完全私有化”和“完全自由的市場”還沒有得以完全實施,所以中國至今還通過國有企業保護住了自己的最核心的經濟命脈。但是如此同時,已經享受過經濟私有化和市場化創造的洗劫盛宴的西方資本財團們面對中國剩餘的國有企業和國有企業控制的核心經濟部門一直沒有放棄覬覦之心,一直沒有停止過努力。它們通過在中國的“利益代言人”,通過它們影響和“操縱”的“(四大門戶)網路媒體”片刻也沒有停止對國有企業的“輿論圍剿”。任何行動,輿論先行。跨國資本“隱藏”於背後,和中國的私營企業一起合唱,由中國的主流精英“衝鋒在前”、不斷造勢的“國退民進”協奏曲正是為了“瓜分”剩餘的國有企業,以求得對中國經濟最核心領域和經濟命脈的“完全控制”。對於這樣的一些圖謀,我們不應該放棄警惕之心。

    事實上,現在把中國經濟改革“造成”的“貧富懸殊”等一系列問題的重要原因“歸於”國企壟斷正是竭力啟動新一輪國退民進大潮的“輿論動員”。而中國的經濟現實也清晰的表明,“所謂”的國退民進往往會變成“國有資本撤退外資乘虛而入取得行業控制權”這樣的一個遊戲。國有資本的退出,讓中國的私營企業成為一個個分散的個體去面對具有強大實力的跨國資本,很容易就失去行業控制地位和行業定價權,最終的結果就是從國有變成私有,然後再變成“外資擁有”。中國的二十一行業被“外資”占控制地位就是基本通過這個“方式”來實現的。

    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們他們“所謂”的理論創新從來沒有超出西方經濟學的範疇,打著理論創新的“幌子”售賣西方經濟學特別是“新自由經濟理論”的方子,三十年來,中國的“知識精英”是一直這麼做的。為了給“國退民進”製造理由,他們所謂的“國退民進”的理由就是國有企業沒有效率,

    當西方經濟學,特別是新自由經濟理論“被炒作”成主流經濟學之後,對國有企業的評價權就落入了中國主流經濟學者的手中,同時憑藉他們掌握的話語權,國有企業“被妖魔化”是一種必然。

    西方經濟學雖然流派林立,但是他們有著共同的理論根基。在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新自由經濟理論和凱恩斯主義是交替占主導地位,但是也一直共生共存。新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的共同點,就是都把維護資本特別是大資本的利益作為自己的最高準則,就跟動物法則的最高準則是“弱肉強食”一樣。當資本主義國家實行一段時間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之後,大資本在自己制定的遊戲規則中不斷勝出,通過大魚吃小魚的遊戲,讓資本和資源進一步集中於少數大資本手中。由此造成了社會的貧富加劇,導致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和社會矛盾的加劇。失業率增加,社會有效需求萎縮,生產的相對過剩加重,經濟危機發生。這個時候,凱恩斯主義就會登臺,政府開始干預經濟,通過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增加社會就業機會,創造社會需求。但是另一個相應的結果是政府負債增加。而美、英等國家的“貨幣發行權”是掌握在“金融寡頭”手中,政府的負債就變成了金融寡頭對政府因而也是對該國家人民的債權。隨著利息的增加,債務的雪球越滾越大。隨著負債的增加,政府對金融寡頭的依賴性越來越強,債務象一條越收越緊的絞索一樣套在政府脖子上;金融寡頭作為政府的債權人,對政府的控制就一點點的加大。這點在美國和英國表現的尤為“明顯”。新自由主義更有利於大資本在市場上的資本集中,凱恩斯主義更有利於大資本把政府變成資本的僕人。通過交替使用新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政策,資本日益集中於“壟斷資本”手中,政府正式變成壟斷資本的僕人。資本一手控制了經濟資源,一手控制了政治資源。這是多麼巧妙的遊戲,一切都在“自由”的規則之下進行,“表面上”多麼符合自由和法治,結果卻和草原上的弱肉強食的動物淘汰沒有兩樣。區別在於,獅子老虎只能享受動物法則的對己有利的因素,卻沒有權利去制定規則。而壟斷資本本身就是獅子老虎,還有權力制定規則。歷史上最不公平的遊戲規則,就是在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下實現的,還美其名曰“現代文明”、“自由民主”、“普世價值”。

    因此,所謂的自由經濟理論,雖然在表面上和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理論長期對峙,但是這兩種理論的核心不但沒有衝突反而是一致的,都是堅持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作為理論的基礎。這點非常類似於政治領域的資本主義兩黨制,資本主義的兩黨制雖然主張微有不同,但是基本主張和基本立場在維護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生產關係這個基本立場是沒有任何不同的。
    簡而言之,無論是新自由經濟理論還是凱恩斯主義經濟理論都是站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對立面,都是把維護資本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

    同樣,無論是奉行新自由主義還是凱恩斯主義的中國所謂的主流經濟學者,“都只”反對國有企業的壟斷,卻“從來沒有”反對過外國資本在中國形成的壟斷。
    國有壟斷是壟斷,外國資本的壟斷“難道”就不是壟斷了嗎?
    這種在壟斷問題上的“雙重標準”正是這些喊著“為民”的主流們的“狐狸尾巴”。
    在這些主流精英的“心裏”、眼裏和嘴裏,私有制企業就是民企,資本家就是“民”而真正的全民所有制企業被他們口誅筆伐多年。先是把全民所有的所有企業變成了一個國家充當所有者的國有企業,喊著產權清晰的旗號搞的產權反而不清晰了。國營企業是全民所有,政府只有經營權,國有企業,則是國家所有,政府代行所有權。一字之差,企業的主人就變成了看客,全民所有制變成了向私有制轉變的中間狀態。
    然後,這些所謂的主流們,就開始攻擊國有企業壟斷,讓他們心中的民介入,企圖把國有企業“私有化”。
    而“私有化”的大餐真的會落入這些民間資本家手中嗎?
    那是做夢!
    規模如此之大的國有企業,只有外國資本,才有實力笑話。
    “私有化”的“最終結果”就是從國有壟斷變成了“外資壟斷”。
    這就是“妖魔化”國企的“終極目的”。

    雖然現在的國有企業與社會主義的國營企業有著很大的不同,本質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組織形式,但畢竟相比較私有資本而言,更接近社會主義。中國的蘇丹紅、毒奶粉、地溝油、跳樓死、黑磚窯等等最尖銳的社會問題有多少不是冒稱“民營”的私有經濟的傑作?
    但是在主流學者和主流媒體的“雙重標準”之下,“私有經濟”出現的“問題”再大,就歸因為改革不夠深化、市場不完善;
    國有企業出現了問題,那應該把國有企業連根拔除。
    “雙重標準”簡直成了這些人的救命稻草。在“雙重標準”的廣泛使用上中國的主流們已經成功的實現了和國際的接軌。

    國有企業確實存在問題,問題的根源是把全民所有改成了國家所有,把國營企業的集體領導機制和職工的民主管理機制給故意取消了,形成了權力的失控;再把國有企業變成了市場競爭的主體,國有企業變成了資本逐利的工具,這必然會導致與民爭利。
    所有問題的“根源”就是“私有化”。解決國有企業的問題,只能是社會主義方向,把國有企業重新變回國營企業,恢復和完善企業的民主化管理機制,重新把職工變成企業的主人國企的運行重新置於工人和人民的監督之下。

    資本主義私有制企業運行了幾百年了,至今都沒有找到真正有效的激勵和約束機制。華爾街金融機構“導致”的(老鼠會式的龐氏騙局)金融危機,證明了所謂外國先進管理經驗的“神話”破滅。一個造成(老鼠會式的龐氏騙局)嚴重危機的管理模式和機制,我們如果還繼續去學,那無異於跟死人學習自殺技術。公有制企業遇到的管理問題,在私有制企業裏都能找到。公有制沒有解決的管理問題,私有制企業也沒有解決。
    相反,私有制企業解決不了的企業管理問題,公有制企業尋找到了更高級的管理思想。我們曾經有了一個到現在都世界領先的企業管理思想和管理機制—-鞍鋼憲法,我們需要把它找回來,完善它,而不是丟棄。美國企業管理學日本,日本企業管理管理的三大精髓“年功序列”、“終身雇傭”、“目標管理法”,在鞍鋼憲法中,都能找到。而且,鞍鋼憲法所核心的企業是為人民服務的理念,卻不可能在資本主義的私有制企業的管理思想中找到。

    文/大眾民主

    2011-9-23  民聲網 


  16. 2011/09/27 於 14:22 patchpieces

    □ 紅色悲歌

    大勢不再

      “最危險的敵人往往來自我們內部……”這句話在許多時候、許多地方都是適用的……

      對20世紀80年代的美國人而言,蘇聯其實已經越來越不足為慮了–雖然那時蘇聯的威脅被媒體描述得仿佛可能在下一秒就會降臨在西方人面前。如前文所言,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通過一系列軟硬兼施的手段,西方世界中由美國人所主導的"金字塔"型分工體系的結構開始變得清晰且嚴密起來,並且西方世界大於社會主義陣營的經濟總量在美國人的統一調配下成為實實在在的優勢。兩個陣營之間的實力差距從當年的兩屆奧運會就可以看出來。當時美國以蘇聯入侵阿富汗為藉口,帶頭抵制1980年的莫斯科奧運會。結果不算蘇聯自己,當年參賽的國家只有80個,參與報導賽會的新聞記者共有5615名,比參賽運動員的人數還要多。開幕式上,這80個國家裏又有16個國家的代表隊在入場式上沒有打本國國旗,以奧林匹克五環旗替代,新西蘭代表隊乾脆打了面黑色五環旗,有10個國家只有旗手一人,運動員乾脆沒出場,後來在獲獎時這些國家也不升國旗、不奏國歌–借著奧運會搞政治對西方國家來說是輕車熟路。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蘇聯還以顏色,也帶頭搞了一次抵制,但聲勢上要小得多,參加抵制的只有保加利亞、民主德國、越南、蒙古、老撾、捷克斯洛伐克、阿富汗、南也門和古巴等國家。

       所謂“抵制”,就是要讓各個國家表明立場、選邊站隊。看看兩次抵制的回應者,東、西方陣營的界線也就基本清楚了。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差不多涵蓋了世界工業生產力的三分之二,這樣的實力一旦被有效地組織起來,結果是顯而易見的。在總體實力居於劣勢的情形下蘇聯要繼續和資本主義陣營保持均勢,那麼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重工業和輕工業的比例以及工業和農業的比例就都無法保持平衡,老百姓的生活水準提高程度和國家經濟增長就無法成正比。舉個例子,在阿富汗戰爭期間, 蘇聯一架米-24武裝直升機的價格只約合9噸豬肉,這不是說蘇聯直升機多便宜,而是意味著那裏的豬肉太貴了,這背後就是蘇聯國內輕重工業嚴重失衡。蘇聯的封閉經濟體系裏,發行的貨幣和生產的產品是對應的,然而這些產品中大多數都是衣不能穿、食不可餐的軍工產品,刨除這一塊,只對比和老百姓生活相關的消費品的話,盧布的發行就是過量的。因為對一般消費品的購買力不足,導致盧布對西方貨幣的官方匯率和實際匯率能差出很多,那時黑市兌換猖獗就是這個問題的反 映。"8 • 19″事件以後盧布迅速貶值,其中就有被"打回原形"的味道。

      有人說蘇聯為什麼不能不搞對抗,為什麼不以"和平與發展"作為自己的主題?問題是西方國家不會給社會主義國家陣營這個機會。
    雷根上臺以後,美國開始對蘇重新採取遏制政策,表面上沒有20世紀50年代杜魯門主義那樣強硬–因為美、蘇的實力差距沒有那時那麼大,但也不是尼克森時期的收縮政策。雷根政府的基本方針是:強調以抗擊蘇聯為中心,奉行所謂"以實力求和平"的方針,具體說就是以美國的經濟、軍事實力壓制蘇聯;在地區爭奪上,把蘇聯頂在20世紀70年代末的擴張線上,使社會主義陣營不能再前進一步。同時,保持各種管道,加強同蘇聯的"對話"–也就是促使蘇聯"和平演變"。國務卿黑格、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艾倫、國防部長溫伯格成為對蘇戰略的核心人物。後 來艾倫在任職10個月後被對手搞了個受賄醜聞被迫辭去了職務,軍人出身的麥克法蘭接任了他的位置,這樣雷根身邊就是三位軍人出身的鷹派幕僚在決策對蘇戰 略。和平與發展在後面的歷史的確成了時代的主題,但其前提是美蘇兩邊必須有一方衰落直至滅亡,而很不幸,蘇聯是滅亡的那一個。

    異 化

      產生變化的不只是雙方實力上的對比,更為根本的是蘇聯自身的變化:由於缺乏人民對黨實施有效監督的體制,自赫魯雪夫時代開始,蘇共從一支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共產主義政黨一步一步蛻變成了所謂"全民黨",實質就是變成了一個新的權貴集團,國家資本主義蛻變成了權貴資本主義,列寧被他們改造為一個形象越來越模糊的簡單圖騰,用以維護其執政的合法性。黨開始背離社會主義,背離人民的利益;領導幹部日益脫離群眾,退化成為一群貪婪如狼、懦弱如羊、蠢笨如豬的官僚;官僚主義與幹群關係緊張大大地損害了原本運轉正常的計劃經濟體制,使得內政問題進一步惡化……在經過長達18年的、穩定的、" 一團和氣"的勃列日涅夫時代之後,蘇共的“權貴化”已然到了積重難返的時代,為了讓自己以及子孫後代永享到手的利益,蘇共的“既得利益集團”最終開始搞起了“政治體制改革”—“拋棄”社會主義搞“私有化”,好讓自己從管理財富的國家幹部變成掌握財富的“資本家”。

      某些原本就自視高老百姓一等的所謂"知識分子"此時也迫不及待地站出來高喊著要對國家進行“民主改革”,實質則是妄圖在動盪中為自己“分一杯羹”–當初靠搞"民運"上臺的這批人,後來“無一例外”地成了“新貴族”,譬如格魯吉亞的薩卡什維利、烏克蘭的尤先科等等。最可笑的是,由於蘇共背離黨的宗旨和原則、背離社會主義所產生的種種社會弊端,在這些人嘴裏卻成了社會主義的罪狀,以此來徹底否定社會主義。當然,更多的知識份子,則是由於蘇共的腐化以及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經濟快速發展的表像才接受了西方的新自由主義思想,進而不自覺地成為這些思想在蘇聯國內的傳播媒介,而這些天真的知識份子們包括當時蘇聯的"經濟學家"對市場經濟和私有化的認知尚處在"西方 19世紀的水準"–面對一堆經濟問題,他們的理解是只要私有化了,一切"自然"就解決了。
    除了黨內與知識界的這兩股力量以外,民族分裂勢力、各種宗教勢 力以及沙俄時期的舊貴族在這段時期也都活躍了起來。而這些人又都不約而同地紛紛將手伸向了西方國家,以期借助外部力量達到自己的目的。
    蘇聯時代大量所謂" 異見人士"的活動經費來源於哪兒呢?
    顯然並不是從蘇聯的工人農民那裏募集來的,蘇聯時代從未聽說過有這樣的集資活動。到目前為止,我們所知道的一個“大金主”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呢?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又譯為"國家民主捐贈基金會",簡稱END,熟悉國際政治的人恐怕都不會太陌生。它號稱美國上百萬個“非政府組織(NGO)”中的"龍頭老大",和美國國務院、國際開發署、「中央情報局」有密切的聯繫,被認為是「中情局」的"另一塊招牌"。這個20世紀80年代初成立、主要靠美國政府撥款從事活動的"非政府組織(NGO)"在世界很多地方扮演過“特殊的政治角色”,可以數出來的有:委內瑞拉等拉美國家、烏克蘭等獨聯體國家、伊 朗等西亞國家、緬甸等東南亞國家,它們都受到其顛覆活動或推動"顏色革命"的影響。

      不僅僅是在黨外,在蘇共黨內,為了抓住權力很多 人同樣選擇去搞“挾洋自重”。在雅克列夫的牽線搭橋之下,1984年戈巴契夫與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在倫敦郊區切克斯別墅一對一地“秘密會見”,談了什麼至今沒有完全解密,但之後西方各個國家立即統一形成了“輿論熱潮”,它們“盛讚”
    戈氏"是蘇聯理想的接班人",
    “是具有新思想的新一代領導人",
    “是可以打交道的人"。
    戈氏的那顆帶有招牌式胎記的半禿腦袋在當時常常會出現在西方的各種雜誌上,其中包括《時代週刊》—
    柴契爾夫人曾自豪地說:"是我們把戈巴契夫提 拔起來當了總書記。"

     1986年雷根和戈巴契夫的雷克雅未克會見也是一對一,戈氏亮出了他的底牌–已做好犧牲蘇聯利益,為美國“效忠”的準備。
    戈氏後來公開地承認:在雷克雅 未克會見時"實際上已把蘇聯交付美國聽憑處置",他說:"雷克雅未克實際上是一場戲……一場重頭大戲……我認為,如果沒有雷根這樣強有力的人物,整個過程 就不會開始……這次峰會上我們……走得已經那麼遠,根本就不可能再有回頭路。"
    1989年戈巴契夫在馬爾他同老布希總統會見的時候,整體移交蘇聯內政、 外交陣地的過程已經完成,當時有個快言快語的外交官形象地說:"冷戰是在地中海暖洋洋的海水中埋葬的。"

     背 叛

       如果說戈巴契夫還只是迎合西方勢力的話,葉利欽、謝瓦爾德納澤、切爾諾梅爾金等人則“走得更遠”,這些人代表了蘇共黨內的“反叛力量”。早在1987年夏天,當葉利欽尚未與戈巴契夫發生衝突之時,葉利欽就開始與美國駐蘇聯大使進行“接觸”,他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坦率",給美國大使留下了強烈的印象,美國隨即將他作為重點“工作對象”,“全力支援”他對抗蘇共中央、對抗蘇維埃政權、“分裂”蘇共和蘇聯的一切行為。
    由此開始,葉利欽或者說是蘇共內的反叛力量取代了以戈巴契夫為代表的“蘇共改革派”,成為西方國家眼裏"更可以打交道的人",此前戈爾巴喬利用外交場合所反復宣傳的"新思維"、政治改革等話題,此時對西方國家恐怕已經不再有那麼強的吸引力了。

      在葉利欽與戈巴契夫公開發生衝突被開除出政治局後,這一點表現得尤為明顯。那時美國利用各種機會始終與葉利欽保持著密切的接觸。1989年葉利欽當選為蘇聯人民代表並進入最高蘇維埃,當年9月隨即訪美,而美方則破格接待這位"非正式訪問"的"非官方人物",安排總統、副總統、國務卿和前總統雷根等諸多政要同他會晤。葉利欽回國後,隨即加緊展開反共活動。一方面在黨外謀求取消蘇共領導地位的憲法的修訂,另一方 面在黨內領導"民主綱領派"進行"政改",力圖"徹底改造"蘇共,剝奪黨的領導權。

      戈巴契夫與葉利欽的政治鬥爭,說白了就是蘇共 高層瓜分國家和人民財富的一場利益之爭。為了自身的私利,這些人可謂不擇手段,完全罔顧其他–在這場鬥爭中美國政府竟被請出來擔當起了協調人的角色。葉 系與戈系後來的"聯手合作"是由白宮和美國國務院推動的,在大國政治中恐怕找不出比這更荒謬、更可悲的事情了。1990年3月,葉利欽當選為當時蘇聯範圍內最大的加盟共和國–俄羅斯共和國議會的議員,同年6月,他憑藉一系列"政治秀"當選為俄羅斯共和國的主要行政長官。此後,葉利欽和他的助手們開始採取一系列政治手段,破壞國家的計劃經濟體制,導致國家經濟增速出現明顯下降,降幅約為2%。1991年,葉利欽又進一步破壞中央計畫,他把俄羅斯稅收的絕大 部分截留了下來,不再上交中央財政,而俄羅斯共和國則是蘇聯的主體部分,蘇聯經濟因此當年就下降13%,這最終誘發了蘇聯的解體–20世紀90年代初蘇 聯經濟中出現的問題,根本不在於計劃經濟體制內部,而完全是人為破壞的結果。

     蘇共反叛者們最終成了後來蘇聯解體最大的獲益者。如今俄羅斯最富有的人正是當年黨內的"精英"。所謂"改革",說到底改的就是一個社會財富分配體制– 把原來相對平等的財富分配體制砸碎掉,然後把財富堆在那裏,讓人們一哄而上去搶,誰搶著算誰的,蘇聯的"經濟學家"們美其名曰自由競爭。而這些身居要職的 精英們早已給自己占住了最好的位置,這樣一來結果可想而知。除了眾所周知的葉利欽家族之外,還比如說切爾諾梅爾金,20世紀80年代他當過蘇聯天然氣總公 司的總經理,1992年天然氣公司"私有化"後,切爾諾梅爾金搖身一變成了天然氣股份公司最有實力的控股人,控制著全世界40%以上的天然氣資源,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幾個人之一。“蘇聯共青團”中央書記科爾科夫斯基利用自己的職位創辦了一家大銀行,把原屬於人民的財富“變成”了他個人的財產。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黨內的“激進民主派”曾大肆批判蘇共高層的腐敗與特殊化,平心而論,那時蘇共領導幹部們的“特殊化”還僅限於偷偷摸摸地搞些特供商店之類的東西,在莫斯科庫圖佐夫大街上有一座公寓樓,裏面的戶型大致是200~300平方米,勃列日涅夫、蘇斯洛夫和安德羅波夫的居所就在裏面,對於如今的人們而言,這種級別的腐 敗恐怕說出來都會被笑話。事實上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莫斯科就已經實現了電氣化,每5個家庭就有一輛私人汽車,蘇聯公民每月用於文化娛樂的支出占工資總 額的10%~15%,更重要的是涵蓋全民的免費醫療、免費教育以及免費住房。對比1991年之後富可敵國的新貴們的腐敗生活,當時的國情是:國民人均壽命 縮短,治安惡化,貧富差距拉大,國家工業體系支離破碎……當年蘇共的腐敗與之相比,恐怕就有幾分"竊鉤者"與"竊國者"的味道了。如今"竊鉤者"已經"伏 誅",而"竊國者"又當如何呢?

      相比於這些新貴,戈巴契夫的晚景則要淒涼得多。在筆者看來,這並非是由於一些文章中所說的愚蠢或者是"好心辦壞事",這其實是他與葉利欽鬥爭失敗的結果。他們所“爭奪”的,不客氣地說其實就是一個“(買辦)賣國者”的位置。蘇聯解體以後,葉利欽給戈巴契夫的只是每月4000盧布的退休金–這也是戈氏在辭職之後所“唯一關心的事情”,不幸的是隨著俄羅斯國內瘋狂的通貨膨脹的到來,這筆錢折合成美元之後不過1美元而已。戈氏開始像一個“藝人”一樣忙著在西方國家“拍廣告”賺錢,他曾帶著10歲的孫女入鏡拍了“必勝客”廣告;拿自己的名字為伏特加酒做了商標;還曾為路易•威登做過廣告……顯然,戈氏所看重的只是“自身的利益”,所謂"好心辦壞事"是無從談起的。

     解 體

      在蘇共內部如此"配合"的同時,美國人也沒有閑著。美國政府制定“肢解”蘇聯的行動計畫始於1981年春,策劃大致完成於1986年底–也就是戈巴契夫與雷根單獨會見之後,前後一共耗時5年多一點的時間。這一行動當時是背著社會公眾、政府和國會秘密進行的,知道內情的僅限於高層的少數幾個人–總統雷根、「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凱西、總統國家安全助理理查•艾倫和國防部長卡斯帕爾•溫伯格。現在公佈的資料表明最早提出這一計畫的是威廉•凱西,"凱西、艾倫、溫伯格在總統的支持下決定向蘇聯發出挑戰……我們認為雅爾達會議無效。"回憶人記得在凱西提交了阿富汗戰場等 情報報告後,提到了蘇聯問題,凱西認為美國沒有必要再繼續遵守以往的遊戲規則。

      哈佛大學歷史學家理查•帕普斯為雷根草擬了美國對付蘇聯最新戰略計畫,代號為:NSDD-75。這一次世界大戰略表明瞭美國政策中的"革命性轉折"。"我們當前的目標已經不是與蘇聯共存,而是要改變蘇聯 的制度。""我們完全有能力借助外部壓力來改變蘇聯制度。""通過利用蘇聯內部的弱點來動搖蘇聯制度是美國的目的。"為此,美國展開專門行動,開始在蘇聯 和東歐國家內部尋找他們覺得可靠的代理人–雅克列夫、戈巴契夫、葉利欽這些人恐怕就是他們的"工作成果",通過給阿富汗反政府武裝以及東歐的反對派以 物質和政治支持,使蘇聯捲入兩場尖銳的危機–阿富汗戰爭和波蘭危機。

      與NSDD-75計畫配合的還有另一套反蘇經濟戰方案,代號 是:NSDD-66,在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後開始執行,策劃者是雷根的蘇聯經濟顧問亨利•羅恩。NSDD-66的主要任務是:切斷蘇聯從西方獲得先 進技術用於產業升級的管道;打擊蘇聯外匯的主要來源–石油和天然氣的貿易。克格勃和蘇共高層當時都知道存在這樣一系列"旨在推翻蘇聯制度的美國情報機關 和其他特工機構的計畫",然而忙於瓜分國家財富的權貴們顯然對此並不在意,相反,為了在政治鬥爭中佔據上風,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樂於主動迎合西方國家。

       除了戈系和葉系以外,蘇共黨內還存在由雷日科夫、亞納耶夫等人所組成的第三支力量,他們主張要回到比較傳統的社會主義道路上去。然而,這批人並沒有走出 蘇共權貴化的框子抑或是歷史沒有給他們足夠的時間吧。作為挽救聯盟的最後努力,副總統亞納耶夫等人發動了"8 • 19政變",軟禁了戈巴契夫,然而這一行動並未得到人民群眾的回應,後者選擇了冷眼旁觀。而在面對西方所謂的輿論壓力時,亞納耶夫等人又表現得畏首畏 尾,在事件爆發三天之後最終釋放了戈巴契夫。最後的努力至此宣告失敗了,葉利欽借此機會,宣佈蘇共為"非法組織",停止了黨組織在俄羅斯共和國境內的一 切活動–整個過程中,竟沒有一個黨員站出來進行過抗爭。也就在這個8月,烏克蘭、白俄羅斯、莫爾達瓦、阿塞拜疆、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先後宣佈獨 立(此前在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已宣佈獨立,次年,格魯吉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依次宣佈獨立),蘇聯解體至此已進入不可逆狀態。1991年12月 25日,蘇聯總統戈巴契夫宣佈辭職,將國家權力移交給俄羅斯總統。當天19時32分紅旗從克里姆林宮上降落!第二天,蘇聯最高政權蘇維埃通過最後一項決 議,宣佈蘇聯不再存在……

    顏色革命

      事情到此還遠未結束,這片土地上一下子出現了15位總統–同時也是這裏最富有的人。而在此之前,他們都是蘇共的高級幹 部,正是通過肢解聯盟,原本屬於全體蘇聯人民的國有資產被這些人劃到了自己的口袋裏。這樣一個根源也就決定了,由蘇聯解體而誕生的這些新的政權執政基礎從 一開始就是背離人民根本利益的,是難以獲得民心的–簡單說就是在已經腐化的蘇共基礎上進一步變本加厲。

      對於西方國家而言,這些政權同樣是無法令人放心的,他們的利益依舊是基於他們的國家來實現的,和西方世界並沒多少瓜葛,甚至很多地方還會存在衝突–這一點可以參見現在俄羅斯與西 方的關係。如果蘇聯解體僅僅限於這一步,那對西方而言需要解決的就只是一個地緣安全問題,蘇聯地區的資源依舊沒有完全納入西方主導的經濟體系中來,那些地 緣上的戰略要衝也沒有完全被西方國家所掌握,因此資本擴張從中所能獲得的好處還是有限的。

      雞蛋原本就有縫,而外面還有一大群虎視眈眈的蒼蠅,於是,顏色革命也就開始了。從格魯吉亞開始,之後是烏克蘭,然後是吉爾吉斯斯坦。與此同時,俄羅斯針對普京的遊戲也開始了。與脫胎于蘇共官僚的舊領導層不同,這些靠“顏色革命”上臺的新貴最初都是黨外的知識份子或者是"異見人士(公共知識分子)",他們手中的政治資源原本要少於前者,於是也就更加“依賴”於西方國家的支持。在蘇聯解體之前,他們和葉利欽們曾可以說是同盟關係,而變質後的蘇共對這些人也一直採取綏靖政策–蘇共不敢依靠人民,就只能選擇向這些所謂“精英階層”尋求支持。如今蘇聯滅亡了,由這些和西方存在更多“共同利益”的人去執掌權力,顯然比那些前蘇共官僚要更合適。

      在2003年格 魯吉亞“玫瑰革命”之後,筆者在一部紀錄片裏清楚地記著這樣一個鏡頭:
    在一個公開場合,薩卡什維利在對記者進行了一番講話之後,立即回頭去問了他的顧問──美國退役軍官布魯斯•傑克遜這樣一句
    “我說錯什麼了嗎?”
    這其實就是這些“民主派”人士與美國之間“關係”的“最真實的寫照”。
    2008年北京奧運開幕當天,格魯吉亞突然兵進南奧塞梯,由此俄格戰爭的序幕拉開了,之後在不長的時間內,俄羅斯毫無懸念地贏得了戰爭。在此之前,其實兩國已經就南奧塞梯問題達成了協議,原本通過軍演進行示威的俄58集團軍也已結束演習準備撤回。從實力來說,格魯吉亞舉國的武裝力量就數量而言,僅相當於面前俄58集團軍加配屬航空 兵及海軍數量的五分之一,人員及戰術水準、裝備水準同樣遠低於俄軍。在爭議已經通過外交途徑得以解決,而實力又相差懸殊的情況下卻主動挑起戰爭,這顯然是違背常識的,但薩卡什維利偏偏就這麼做了,這是由於領導人的頭腦一時發熱嗎?恐怕並非如此,相反薩卡什維利當時可能還非常清醒。

      俄格戰爭有這樣一個背景:2008年時金融風暴正處於高潮階段,當時美元的地位岌岌可危,在這種情況下歐盟和俄羅斯便再次有了聯合起來"搶班奪權"的 想法,按照《保爾森回憶錄》裏的記載,奧運期間普京甚至私下給中國高層傳話,要"一起拋售美國國債",準備直接結束美元的性命。在這種時候,俄格戰爭無異 于在俄歐關係上狠狠地切了一刀,即便雙方決策者對此心知肚明,但迫於國內輿論壓力,短期內也無法和對方繼續保持合作。也就是說,薩卡什維利這個看似毫無道 理的舉動,在一個關鍵時間點上大大地減輕了美元的壓力。美國人才是整個事件真正的受益者,而最直接的受害者則是格魯吉亞的普通百姓和在戰火中送命的士兵。 此番種種,恐怕不是用巧合可以解釋得通的。

      死亡進行時

      就筆者看來,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東 歐劇變可能是20世紀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場悲劇。首先,對蘇聯而言這無疑是災難性的,西方先前承諾給葉利欽們的援助幾乎無一兌現,俄羅斯從西方國家手裏得到的援助遠不及波蘭和烏克蘭。
    1993年冬季,俄羅斯因為糧食危機已經面臨要餓死人的威脅,而在這個時候,副總統魯茨科伊竟還在盤算著如何利用即將到來的危機向葉利欽逼宮奪權。所幸的是,當時中國政府承諾在兩年內以不高於加拿大離岸價格,每年向俄羅斯提供500萬噸共計價值4億美元的玉米,這滿足了俄羅斯生產"人造肉"罐頭和飼料原料的需求,危機方才得以緩解。
    和蘇聯時期比較,現在俄羅斯人的人均壽命“減少”了十年以上,
    出生率從蘇聯時期的14%~17%銳減至8.3%,
    死亡率由蘇聯時期的8%~12%增至14.7%,最高時達15.7%,
    俄羅斯平均每年減少人口達100萬──按照國內某些學者的邏輯,也可以說俄國的“改革派”和“民主人士”們“幹掉”了數以千萬計的俄國人。
    與此同時,包括俄羅斯在內大量東歐婦女迫于生計而淪為“娼妓”。在當時,西歐各國的色情業的平均價格因為東歐妓女的“大量湧入”而被大大地拉低,以至於本土妓女上街抗議“她們的東歐同行”搞“傾銷”–對蘇聯和其他前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來說,這絕不是一個讓人 聽後樂得起來的笑話。

      和很多文章裏所提到的不同,在筆者看來,並非是蘇聯的經濟問題引起的這場悲劇,恰恰相反,是蘇聯解體本身製造了蘇聯地區經濟的悲劇。很多文獻都曾將聯盟解體的原因歸結于蘇聯後期經濟增長緩慢,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首先這個"緩慢"是相對於1975年之蘇聯GDP4 %~8%的增長率而言的,而同期美國的平均值則為3.3%。1975年之後,按照反共專家布熱津斯基《大潰退》一書裏的說法,蘇聯經濟增長常年低於5%,可問題是經歷了"平成戰敗"的日本有十年時間乾脆是處於停滯狀態,美國大蕭條時期也曾有過負增長,但美日政府現在都還活得好好的,而且在1975年經濟增長趨緩時,蘇聯人民的消費額增速是在加快的,換句話說蘇聯在當時已經開始逐步扭轉高積累低消費的情況了。事實上直到1990年年初,蘇聯經濟依舊是正增長,逆增長是當年夏天開始的–原因上文裏提到過,俄羅斯共和國在葉利欽當選總統後開始人為地破壞計劃經濟體系。還要說明的是,蘇聯時代GDP和GNP的計算是不算第三產業的,計劃經濟體制裏不存在金融操作這樣的虛擬經濟成分,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裏,製造業對GDP的貢獻通常只占20%~30%,其餘都是金融及服務業。

     對蘇聯的經濟而言,應該說1991年前後的動盪只是讓國家經濟"休克"了–國家的動盪影響的實際只是分配環節。蘇聯範圍內,工廠、設備等等都還在那兒 放著,工農業生產能力完全是可以滿足人民生活需求的,真正的問題出現在後面,蘇聯經濟的"死亡"是一個持續了很長時間的過程。

      開啟 蘇聯經濟"死亡"的第一步是聯盟解體。蘇聯工業體系的特點在於各個地區分工高度專業化,往往一個小城鎮只負責一種配件的生產,其餘生活物資都從外面調配,一架圖-154客機,上面的零配件來自十幾個加盟共和國。筆者所生活的城市就是20世紀50年代由蘇聯專家負責規劃的,所以對此有著比較清晰的認識。市內 最初一共三個區,輕工業、重工業、生活三樣分得清清楚楚,三個區之間留出了大量空餘土地以備今後發展–至今市區中心尚有8平方公里的草原。這種高度專業 化的分工可以極大地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生產效率,同時可以比較平均地在國內各個地區實現普遍的工業化,保持國內均衡發展。隨著聯盟的解體,各個加盟共和國 雖然手裏都擁有大量蘇聯時代的工業遺產,但是他們的工業體系都是殘缺不全的,就像是一家裏幾個兄弟分家,把一輛完整的汽車拆成一堆零件,然後每人拿幾個, 結果就是誰也沒有車坐,零件只能當廢鐵賣了。

      第二步則是由“私有化”而導致的“去工業化”。在與鄧小平南方視察差不多同一時期,俄羅斯也在搞他們的“有俄國特色的市場經濟”。俄國人的步子要比中國大得多,當時的俄羅斯總理蓋達爾炮製出了一個“跑步進入市場經濟”的"500天計劃",60%的國有資產都被以“股份”的形式平均分配到每個公民手中,而在當時的恐慌情緒之下,大多數老百姓自然是不會考慮如何經營這份“產業”的,他們需要的是儘快把手中的資產券變現,兌換成外幣、黃金,甚至是麵包,然而這種行為卻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恐慌。很快,那些國有資產集中到了少數“寡頭”手中,蘇聯4萬多家國企,除了利潤豐厚的能源、傳媒等產業外,其他產業都被“轉賣”或是廢棄了。因為經營這些產業是要花費很多時間和精力的,而且蘇聯時期基礎產業的 立足點是考慮如何支持國民經濟的穩定運行,是否贏利則另當別論(譬如在遠東修鐵路,從國家戰略角度說是正確的,但從資本家獲利角度說是不正確的),這對急功近利的資本家而言是無法容忍的,於是大量"拆了大樓賣鋼筋"的事情就出來了。當時大家都在搞工業化,蘇聯卻在"去工業化",製造業越來越單薄。在戈爾巴喬夫上臺時,蘇聯工農業總產值年增長率仍舊在6%以上,蘇聯和華約國家的重工業出口約占整個世界出口量的38%[1],軍工出口約占50%,石油天然氣及 其附加產品約占18%,貴重金屬(含有色金屬)及其產品約占40%,民用航空和造船業出口約占25%,化工產品出口約占30%;蘇聯自己的民用船舶總噸位 就佔據世界第一,捕魚量也連續多年占世界第一;煤炭工業產量和出口量也一直高居世界榜首。那麼蘇聯解體之後呢?舉一個簡單的工業指標–汽車年產 量,2009年時俄羅斯的汽車年產量是140多萬輛,尚不及印度,僅僅是中國的10%,而鋼鐵產量是5900多萬噸,差不多也是同年中國的10%。到 2007年時,俄羅斯GDP到了1.2萬億美元,達到了蘇聯解體前的水準–聯盟解體曾使得蘇聯境內GDP減少了45%,這的確是一個不小的進步。但是要 注意的是,這裏提到的是GDP而不是工農業生產總值,這只是說明俄羅斯境內資本流動的量很大,至多意味著增加了一部分就業崗位,而“去工業化”的進程其實並沒有被逆轉,蘇聯時代的GDP是搞工業搞出來的,而現在的GDP是靠賣石油(天然資源)賣出來的–2007年GDP大幅增長主要得益于當年石油價格大漲。在評論鴉片戰爭時我們常常會說,當時中國的GDP雖然是第一,但這是生產瓷器、絲綢的GDP,而英國的GDP則是生產槍炮的GDP,在這裏其實是一個道理。

     不只是設備和廠房不斷被廢棄,工業方面的人員培養也出現了可怕的斷層–俄羅斯目前除了能源以外,在國際市場上能拿得出手的大宗商品只剩下了武器裝備, 而俄羅斯軍工系統從業者當時的平均年齡已達到56歲,總工程師多數都是一群八九十歲的老人在擔任,第二梯隊是不存在的,一

      [1]  經互會嚴密的組織體制決定了有時需要將它當做一個整體來看待,事實上東歐劇變的起爆點正是"波蘭危機"。當年波蘭的動亂導致原本由它負責的糧食生產無法進行下去,而美國對華約國家的糧食禁運進一步加劇了這一危機,而這又導致了蘇聯等國家經濟運轉異常,進而為戈巴契夫的"政改"提供了藉口。旦這一批人故去,俄軍工行業將面臨無人可用的局面。即便是現在,無論是蘇霍伊、米格戰鬥機還是T系列主戰坦克,基礎設計都是在蘇聯時代已經完成的,後期俄羅斯的工程技 術人員所做的只不過是在這些原始設計上逐步加以升級改進,或者是將當初已經接近完成的項目在降低技術指標後加以完成,1991年以後完全從頭開始研發的項 目幾乎是沒有的。換句話說,如今的俄羅斯軍工行業其實是在吃蘇聯時期的"老本",它的原發性設計能力基本上已經被廢掉了,俄羅斯現在能成為世界第二大軍火 出口國只能說明蘇聯時代工業的強大–靠一堆殘缺不全的殘骸都可以讓一個俄羅斯支撐近20年,而且後面還能再撐一段時間。再拿蘇軍的短板–海軍來說,聯盟解體前夕,蘇聯已經下水兩艘6萬噸級的常規動力航母,其中一艘已經開始海試,另一艘7萬噸的核動力航母也已經完成過半。如今,俄羅斯國內所有的船廠都不 具備建造2萬噸以上軍用船舶的能力,2010年時俄羅斯需要與法國簽訂協定,購買法制的兩萬噸級"西北風"級兩栖攻擊艦。

      不光是對蘇聯人民,對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民而言,東歐劇變同樣未必是一件好事情。當然,最起碼對中國而言,蘇聯解體意味著來自北方的地緣威脅幾乎可以說是永久性地消失了,中國還從蘇聯地區以極低廉的價格得到了大批技術、設備、科研人員以及各類資源。

    但是必須看到的是,東歐劇變也意味著人類探索有別於資本主義的新的生活模式的進程遭遇了重大的挫折,這是事關所有人的一件事情。而對世界格局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世界政治軍事格局和地緣政治均勢的兩極體制至此被完全打破了,美國成為全世界唯一的霸主。

    同時,這也意味著資本擴張的“制衡因素”不存在了,之後的一系列大事件–包括現在的全球經濟危機,可以說都是“發端於此”。

    摘錄自:《世界如何發展: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書》
    □ 第八章 紅色悲歌

    作者:王偉(筆名:博揚)

    2011年9月


  17. 2011/09/27 於 14:24 patchpieces

    *** 美帝加緊威逼利誘歐盟推“債務貨幣化政策”以配合美進行史上最大規模水淹攻擊南方經濟(製造全球惡性通膨動亂>經濟貿易崩潰>美金融資本再進入賤價併購)之陰謀
    (美聯儲藉“賣短債買長債”的障眼法開始啟動“以可無限印發的虛擬紙美鈔從中國債權國手上去置換回收需付利息的國債債務”的狸貓換太子伎倆)】***

    “金融大鱷”索羅斯:美國已陷入雙底衰退
      
      【綜合消息】據媒體報導,有"金融大鱷"之稱的知名投資人喬治•索羅斯9月22日表示,美國經濟目前已陷入"雙底衰退"階段。他同時警告稱,目前歐元區所面臨的主權債務危機比雷曼兄弟破產"更加危險"。
    索羅斯是在接受美國CNBC電視頻道專訪時做出上述表態的。他強調,如果美國聯邦政府近來推出的大規模就業刺激計畫無法達到預期效果,美國經濟將面臨更為嚴重的經濟增速放緩趨勢,其"二次探底"程度也將繼續加深。索羅斯指出,美國經濟的不景氣現狀實際上受到了歐債危機的拖累,而後者實質上是一次流動性危機。他強調,儘管危機嚴重程度較雷曼兄弟破產有過之而無不及,但目前歐元區領導人仍希望盡全力確保歐元區的完整性,"因為歐元區解體的後果太過可怕"。同時,索羅斯預計,歐元區內將有兩到三個小型經濟體出現債務違約甚至最終退出歐元區,但屆時歐洲經濟體也將對此做好心理準備,否則全球金融市場必然受到深度驚擾。他還強調,歐債危機的高潮不會在9月出現,因為"他們還沒有為此做好準備"。 
    此外,索羅斯支持歐洲央行發行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的舉動,"這實際上是歐元區政府債券的雛形,這類債券儘管尚未正式存在,但其出爐是市場希望看到的"。
      
      
     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呼籲採取協調行動應對挑戰
      
      【華盛頓9月22日消息】據媒體報導,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22日發表聯合聲明,表示致力於採取國際協調行動來應對全球經濟面臨的挑戰,以確保金融穩定,重塑信心和刺激經濟增長。

      聲明指出,當前全球經濟面臨來自主權債務危機、金融體系脆弱、市場動盪、經濟增長疲軟和失業率居高不下等風險帶來的挑戰,二十國集團致力於推動開展財政整頓並促進經濟強勁、可持續和平衡增長。

      聲明指出,二十國集團將採取必要舉措來維護銀行體系和金融市場的穩定,如有必要,各國央行將繼續為銀行業提供流動性,確保銀行資本金充足;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正為將在法國戛納舉行的二十國集團峰會制定協調行動計畫。

      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22日在華盛頓舉行了會議,會後發佈了該聲明。
      
      【時事點評】我們先來關注第二則新聞、即“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呼籲採取協調行動應對挑戰”。
      
     ●“全球經濟二次探底不可避免論”的“現實版”而已
      
      我們知道,法國戛納將舉行二十國集團峰會,至於此次“會議的主題”與“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呼籲採取協調行動應對挑戰”的真實意圖,大家就不用猜了,因為“金融大鱷”喬治•索羅斯先生已經在那裏“高聲嚷嚷”了,那就是所謂的:美國經濟目前已陷入“雙底衰退”階段。他同時警告稱,目前歐元區所面臨的主權債務危機比雷曼兄弟破產“更加危險”。
      
      事實上,所謂“雙底衰退”根本就不是什麼“聳人聽聞”的新聞,也就是我們一直強調的“全球經濟二次探底不可避免論”的“現實版”而已。

      而在這裏,我們也再次強調三個觀點,即:
      
     ● 只要………否則,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經濟的二次次探底、甚至“硬著陸”將不可避免!
      
      第一,以“美國利益決策層”基於“美國資本利益”層面策動“埃及之亂”、及不肯兌現“美國自己提出的中美共管西太平洋的G2修訂版”、從而“至今不肯”實質性調整其“旨在支配全球的既定全球戰略”的情況來看,除非“中國經濟”“最終接受”成為“目前仍由美國資本所代言的西方資本”領導下的、一個不具關鍵決策權的“小配角”,或者,除非“美國利益”在中國“拒不接受小配角”的“全面反擊”下、最終被迫兌現“中美共管西太平洋的修訂版G2(該版本的‘核心內涵’,在之前的點評中,我們已經詳細討論過,在此不再重複)”、從而“實質性”調整其既定全球戰略,否則,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經濟的二次次探底、甚至“硬著陸”將不可避免!
      
     ● “美國經濟”問題的“根源”並不在外、而在於內

      第二,對“美國經濟”而言,不論是已經成為現實的“一次探底”、還是不可避免的“二次探底”,其問題的“根源”並不在外、而在於內。
      
      在“根源”的問題上,如果說得“宏觀一點兒”,是美國社會制度問題,是美國國家利益與美國資本利益之間矛盾的不可調和性所決定的;
      
      如果說得“微觀一點兒”,則可分為兩點:
      
      其一,是“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的“永動原理”已被“次貸危機”及“一次探底”所證明為“根本不可能實現”,且“美國利益集團”內部或基於“資本的貪婪性”也好,或基於“美國社會穩定運轉的一切資源”均依賴于“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的“最終融資”也罷、反正是死活不肯放棄“這部‘搞不定’南方經濟(特別是中國經濟)則即將崩潰”的“華爾街金融永動機”所決定的。
      
     ● “重建美國工業體系”是絕不可能實現的“鬼話”
      
      其二,是除了一部“被實踐已經證明為破產”的、但依靠“美元本位制”的餘威、仍指著“昨天一個QE1”、今天一個“QE2”、明天一個“QE3”的小花招、而“勉強”運行、從而繼續為“美國利益”的“各個重要項目(民生、軍費)”提供融資的“華爾街金融永動機”之外,“美國利益決策者”直到今天也沒有為“美國經濟”找出、或者“製造出”、更或者“幻想出”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來。
    至於奧巴馬通過“那張大嘴”誇下的“重建美國工業體系”的“海口”,任何明眼人都知:這根本就是“經濟全球化”已成事實的背景下,絕不可能實現的“鬼話”。
      
      ●“鬼話”之所以是“鬼”,在於兩點  
      然而,“鬼話”之所以是“鬼”,在於兩點:
      
      第一點,對“美國經濟”而言,作為一個“最為可能的經濟增長點”—“新能源產業”,是有所顧慮的,原因主要有二: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歐盟、特別是中國的“切入甚深”,因此,在實質性搞定歐盟經濟(歐元)、或者中國經濟(人民幣)之前,“美國經濟”已經不可能“獨霸”相關產業的話語權,也就是說,對美國經濟而言,最好的結果也不過“三分市場而居其一”。
        而“這一市場結果”簡單投射到“關乎全球新秩序”的“伊朗問題最終解決方案”中去,也成了一部實實在在的“全球多極化方案”。
      
      顯然,如果“美國利益決策層”真心願意接受“實質性多極化”,那麼,事情也就變得非常簡單了,“中歐美(注,這種情況下,就沒有俄羅斯什麼事了)”只須重回“伊核問題六方會談”的框架、借助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特別是“國際清算銀行”的改革,就能確定這一切。
      
      然而,真實的情況已經證明:事情根本沒有“如此簡單”,而“沒有如此簡單”的主要原因,又顯然在於“美國利益決策層”從骨子裏拒絕“實質性多極化”。
      
      即然如此,我們就再來看看第二個原因。
      
     ● 這無疑於“自我啟動”瓦解基於“石油美元結算制”的“美元本位制”的“快速瓦解進程”
      
      第二個原因,也是最為重要的原因。是享受著“美元本位制”巨大紅利的“美國利益決策者”非常擔心,一旦自己也像歐盟、甚至中國那樣“正式地、全面”推進“新能源產業”,並將其作為“美國主要經濟增長點”、從而令其“成為世界經濟的主要增長點”,那麼,除了“第一個原因”的弊端“仍然不能規避”之外,還將“立刻重創”美國至今掌控著“定價權”的“全球傳統能源產業”,這無疑於“自我啟動”瓦解基於“石油美元結算制”的“美元本位制”的“快速瓦解進程”。
      
     ● 在“鬼話”不可能實現的“背後”,卻也隱約可見一個巨大的陰謀
      
      第二點,在“鬼話”不可能實現的“背後”,卻也隱約可見一個巨大的陰謀,在某種程度上講,只要包括這個“鬼話”在內的系列“鬼話”能被“某些人”所相信,那麼,這個“巨大的陰謀”就有實現的可能性。
      
     ● “系列鬼話”包括有這樣的幾個經典傳說
       
      在這裏,所謂的“系列鬼話”包括有這樣的幾個經典傳說:
      
      其一,以奧巴馬政府宣佈自伊拉克、特別是自阿富汗撤軍為標誌,美國決策層就將“致力於削減財政赤字(包括國防支出)、平衡預算、控制債務規模、大搞美國基建項目,倍增美國出口、重建美國工業體系、提升就業率“作為其未來主要經濟目標。
      
      其二,為了實現“其一”,美國將致力於促成“全球大規模美元回流”,以獲得相應的資金,就類似2000年前後“利用從全世界回流美國的資金、去搞什麼知識經濟”的類似。
     ● 從“知識經濟(眼球經濟)”、“基因經濟”、直到“納米經濟”,但無一能擔起“美國經濟增長點”的重任
      
      然而,“真實的歷史”是,2000年前後,格林斯潘先生在拿到“美元大規模回流”之後,搞所謂的“知識經濟”又搞出了個什麼結果呢?
    結果就是:不僅“知識經濟”沒能成為美國經濟的新增長點,反而就此吹了個“網路泡泡”;之後、為了防止“網路泡泡”的破滅,又想鼓搗什麼“基因經濟”、直到“納米經濟”,但無一能擔起“美國經濟增長點”的重任,
    最後,無奈之下,為了維持美國經濟的增長、更因為害怕“之前大規模回流美國的資金”因“看不到希望”而重新流出美國,從而被迫放開“美國銀行不得混業”的禁令,在“美國國家、公司債務的迅速膨脹”的基礎上,直接吹起了“房地產泡泡”,並由此種下“次貸危機”的禍根。
      
      至於現任美國國務聊的希拉蕊女士在貸危機爆發後痛駡格林斯潘“美國不用還債”的“正式言論”是“騙子”,那不過是“格林斯潘曾經參與的美國決策層”、想通過發動伊拉克戰爭,掌控全球資源、從而逼迫全球為其買單、最終“一把燙平”那一系列“泡泡”層層累積在“次貸危機”中的“巨大隱患”之“全盤計畫”,卻遭遇“伊核問題”的狙擊,最終未能如願…….的“歇斯底里的爆發”與“轉嫁責任”而已!
      
    ● “今天的情況”與“那段歷史”是多麼地相似,不僅“形擬”而且“神似”
      
      顯然,對比上面這段歷史與美國今天的現實,我們不難看出,“今天的情況”與“那段歷史”是多麼地相似,不僅“形擬(美國經濟即將二次探底)”而且“神似(美國經濟仍然沒有可靠的經濟增長點,卻指望可以走向復蘇)”,
    且“美國利益決策層”的“解決方案”也是“如此的雷同”。
      
    ● 人們有必要認真地思考一個問題
        
      可問題是,在美國次貸危機已經成為“真實的歷史”、且“歐美金融危機”仍然在深化發展的背景下,人們就不禁要、且有必要認真地思考一個問題,即:
      
      在美國“絕對實力”與“相對實力”都佔據“不容它人挑戰”的絕對優勢的時候,在“美元本位制”的光輝如日中天、市場甚至一度相信“神一般的”格林斯潘已帶領“美聯儲”找到了“可燙平資本主義經濟週期”的“鑰匙”的那段日子裏,被“美國資本”誘導而“大規模回流美國的資金”尚且不能令“沒有可靠經濟增長點”的美國經濟“重獲增長動力”、而最終“不得不”輸入“房地產泡沫”這管“雞血”,
    那麼,今天那些指著“資金回流美國”這一完全為“美元本位制”利用手中的“最後餘威”所“精心計畫”的“表面現象”、就在那裏興奮地大嚷“美國經濟必將就此復蘇”的“奧巴馬政府”與“美國經濟學家”,又該如何去解釋“美國次貸危機”的“產生”與“爆發”呢?
      
     ● “美國利益”真正想重建的工業體系,並不在美國國內,而在美國國外
      
      另外,在你們“一再要求”人們相信“美國經濟可就此復蘇、並將重建美國工業體系”、且力求讓人們相信“這次資金回流與上次回流的結果真的不同”之前,想說的是:你們真的缺少一個邏輯,哪怕是一個“可以糊弄一般投資者”的邏輯!
      
      事實上,通過上面的討論,想強調的是:在美國絕對實力與相對實力均已實質性下降的今天,在“美元本位制”的光輝早已因“QE1/QE2”卻也“無法增加美國就業率”的事實所剝去的今天,“美國利益”真正想重建的工業體系,並不在美國國內,而在美國國外;或者準確地講,“華爾街金融永動機”欲想維持穩定運轉、那麼,它急於掌握的“資金流(注:不僅僅是資金問題,而是包括所有美國已經不能提供的生產與生活資料)”,並不在美國國內,而在美國國外。
      
     ● 這種重建模式也是我們多次強調且必須高度警惕的一種模式
      
      換句話說,如果“美國經濟”還能通過“重建工業體系”的手段來獲得“復蘇”的話,那麼,這種重建也一定是在“美國之外”進行,顯然,“這”這種模式也就是我們多次強調且必須高度警惕的一種模式,即:目前仍然由美國資本代言的“西方資本”,利用手中的“美元本位制本”可以“調用無限美元”的金融優勢,在另一波不可避免的金融危機中,盡一切手段誘導“非美經濟體”的貨幣與資本政策、或者全球戰略出錯,從而伺機對北方中的歐盟、日本,特別是對南方中的中國、俄羅斯、巴西、印度等經濟體的“實業優質資產”、特別是金融資產,進行一場無論是在規模上、還是在形式上,都足以稱之為“史無前例的大兼併”,從而主要“在美國境外”而不是在美國境內完成所謂的“美國工業體系重建”,最終實現讓“華爾街金融永動機”自我掌握“資金流(注:不僅僅是貨幣問題)”的目的。
      
      顯然,在“此波資金回流美國”的“背後”,可以肯定的是,美國早已失去競爭優勢的製造業不會得到“半毛錢”,同樣可以肯定的是,“此波回流美國的資金”主要就一個去向、那就是被“誘進”那部急需“美聯儲量化寬鬆”、但因歐盟、特別是中國仍然不肯配合,美聯儲又不敢公然“QE3”的“華爾街金融永動機”充當“生產資料”。
      上面討論了“美國經濟”問題的“根源”並不在外、而在於內的“第二個原因”,下面,我們再來看看第三個原因。
      
     ● “華爾街龐式騙局”最終崩潰將是不可避免
      
      第三,如果從長遠看,就如我們之前所論證的:由於“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的“永動原理”根本不可能實現,其“實質”等同於一個規模極其巨大的“龐式騙局”,因此,這套建立在一大堆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及“相關獲獎理論”所包裝起來的“現代金融工程學”、或者“經濟、金融模型”上的、號稱有“自我平衡、對沖風險”功能的“永動機制”,最終崩潰將是不可避免。
      
     ● 美聯儲弄出個“賣短債買長債”的“小花招”、終於迫不及待地開始搞“變相QE3”
      
      值得強調的是,如果僅僅從經濟、或者金融的層面去討論問題,那麼,儘管“最終”觸發“這種崩潰”極可能是一種“重大的偶發事件”,但是,從美聯儲弄出個“賣短債買長債”的“小花招”、終於迫不及待地開始搞“變相QE3”的情況來看,這種“可能的偶發”已經是一種“肯定的必然”,唯一的變數就是時間問題。
      
     ●“4000億美元‘賣短債買長債’計畫”不會對美國經濟有任何值得一提的“拉動作用”
      
      事實上,我們注意到,美聯儲(FED)是在聲稱“美國經濟面臨巨大下行風險”的同時,採取新一輪舉措刺激經濟增長政策、也就是推出所謂“4000億美元‘賣短債買長債’計畫”的。
      
      而在這個問題上,美聯儲公開宣佈“美國經濟存在巨大下行風險”,其分量不可謂之不重,但4,000億美元"賣短債買長債"顯然不會對就業情況日益惡化(美國失業率實際上達到了16%、而不是公佈的“接近10%”)的美國經濟有任何值得一提的“拉動作用”。
      
     ● 推出“賣短債買長債”本質上是一種無奈之舉
      
      事實上,所謂“賣短債買長債”,其實是在歐盟“直到目前仍然不肯配合”美國QE3情況下的無奈之舉。
      
     ● 意圖“即”在於壓低“美國長期利率”、“更”在於擠出債主手中的短期債券、正式啟動“美國國債回收進程”
      
      其意圖“即”在於借此宣佈“控制、甚至壓低”對華爾街金融衍生品安全至關重要的美國長期利率、“更”在於【擠出(置換)】債主手中的短期債券,從而正式啟動“先回收長期、再回收短期、一段時間後、則長短期視情況隨時交替回收”的“美國國債回收進程”。
      
     ● 準備用“無限的美元”去回收“有限國債”、甚至“兩房次級債”的“障眼法”
      
      因此,美國“變相QE3”將由此開始。因為,市場遲早會明白:所謂“賣短債買長債”,不過是美聯儲準備用“無限的美元”去回收(置換)“有限國債”、甚至“兩房次級債”的“障眼法”。
      
      所謂“賣短債買長債”根本就是鬼話,
    美聯儲的目的在於對“需要支付利息”的“美國長、短債”用“隨時就有的、不需付息的美元”進行“輪番回收”,並“牢牢地控制在”華爾街自己手中,從而日後在“以無限美元、甚至拉上歐元、日元衝擊南方經濟”的時候,可以盡可能地在“美國國債”與“美國市場長期利率”之間構築起一道“防火牆”。

     ● 一旦美聯儲通過上述方法“如願”地“實質性回收”了“不為美國利益所掌控”的“美國國債”,則……………
      
      不僅如此,國際大宗商品將“較目前更加任由華爾街定價”,華爾街操縱物價的能力將較目前更加強大,因為,“南方經濟”手中的美元、除了“購買”“美國願意賣”的“美國商品(比如,美國大片)”之外,就只能無任何收益地存在美國銀行、且還要支付“手續費”等“美國政府隨時可以增加的、旨在逼迫‘南方經濟’去購買‘美國願意賣’的‘美國商品’的額外費用”。
      
      當然,還有一個出處,那就是被迫在“華爾街”再無後顧之憂的、更加瘋狂地操縱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瘋狂波動”中、落個“追漲殺跌”的命運。
      
      不難想像的是,一旦美聯儲通過上述方法“如願”地“實質性回收”了“不為美國利益所掌控”的“美國國債”,並以種種手段“威逼利誘”歐盟貨幣政策“默認”、甚至轉為“量化寬鬆”(注:日本一直在進行量化寬鬆),則,相對應的美元(包括部分屈服之後的歐元、及已經在量化寬鬆的日元),就會像潮水般地湧向巴西、印度等“南方經濟”、“先”水淹南方、以盡力製造泡沫,“後”準備刺破泡沫,而待這些“南方經濟”的泡沫破滅之後、“再”以大量的流動性、以極低的價格、去大肆兼併這些經濟體的“優質資產”。
      
      最後,如果“中國經濟”經受住了這些衝擊、而仍然在穩定運行,
    則“西方資本”就可憑藉自身的金融優勢、外加通過“水淹南方”、“大兼併”得來的巴西、印度、中東、南美、非洲、東亞等“南方經濟”的“製造實體”與市場,激化“這些屆時已經受控的經濟體”與“中國經濟”之間的矛盾,甚至鼓動“這些南方經濟體”運用行政與法律等一切手段,與北方國家一道、針對“中國製造”製造各種貿易壁壘,包括“網路壁壘”,全面衝擊“中國經濟”。
      
     ● 歐洲金融承受的“美國壓力”已慢慢接近於極限
      
      可以肯定的是,隨著美國評級機構正式調降法國幾大銀行、特別是義大利主權信用,歐洲金融承受的“美國壓力”已慢慢接近於極限。
      
      值得警惕的最新消息是:
      
      其一,據歐洲媒體報導,歐盟有可能考慮調降利率。
      
      顯然,一旦如此,中國與歐美之間的利差又將“整體擴大”,“歐美”通過“量化寬鬆”而放出的流動性將更加積極湧入境內,從而加大管理層宏觀對沖的難度。這正是我們始終對中國央行在“中歐美”中“率先加息”持保留態度的“金融考慮”。

      其二,歐盟各國基本達成一致,將對敘利亞進行更嚴格的制裁。
      
      至於制裁的內容,我們注意到,主要是敘利亞總統阿薩德的兩名親信將被禁止入境歐盟,他們在歐盟的資產被凍結。同時,歐盟將禁止對敘利亞石油業進行投資。
      
      顯然,如果這就是“更嚴格制裁”的主要內容,那麼,這距離“全面制裁”仍然有很遠的距離。
      這也就意味著距離“歐洲利益”默認“美國QE3”還有一段距離,
    也意味著“美國利益”要麼加大力度在經濟、特別是金融上進一步施壓于歐盟,要麼加大力度在中東和平、利比亞、科索沃方向選擇一點、或者兩點,但“不會是全部的三點”以進一步讓步于歐盟,而做到這些,都需要“強硬的金融手段支撐”。
      
      因此,更或者,為達目的,“美國利益決策層”有可能破罐子破摔“直接QE3”,從而測試歐盟、特別是中國的“應手”,並迫使中國、特別是歐盟做最後的選擇。
      
     ● 國際市場可能因“美國QE3”的“各種放風”而令市場無所適從、最終出現“巨幅波動”
      
      最近一段時間裏,國際市場已經因“美國QE3”的“各種放風”而令市場無所適從、最終出現“巨幅波動”。
      
      事實上,就這兩天,一個所謂的“4000億賣短債買長債”所掀起的“全球市場暴跌”,就已經說明了這一點。
      
      另外,我們也注意到,就在週四,歐美市場大跌,其中,美國道指跌391點,跌幅為-2.51%,收在10733點。
      
      而隨著美國道指快速跌向10000點關口,而“跌破10000點就可能有令局面走向失控的危險”、及“華爾街金融.永動機”之“絕不能跌破“7000至8000點”的“剛性要求”,將令美聯儲的施壓歐盟的強硬貨幣手段“捉襟見肘”、且極易落入“傷敵10000、自損8000”的境地。
      
      不僅如此,一旦國際商品、特別是原油價格長時間處於回調,又可令中國經濟意外地喘上一口氣。
      
      因此,我們預期,下一步,美國對歐盟的讓步,最可能在政治層面,也就是在中東和平、利比亞、科索沃方向,
    而一旦這些方向出現“美國向歐盟進行重大讓步的明確信號”,也就意味著歐盟準備默認“美國QE3”了,也就意味美聯儲將大膽拋開““4000億賣短債買長債”的幌子進行“史上最大規模的量化寬鬆”,在全球市場掀起一波脈衝式反彈、特別是石油、大宗商品市場。
      
      而一旦歐盟(歐元)最終屈服,而令“美國變相QE3”的“後續發展”如願展開,則中國除了動用我們於07年就指出的匯率手段,即:讓人民幣帶領東亞貨幣,或針對美元、或者針對歐元大幅貶值,從而一方面“強行重置”“歐美經濟成本、“搶先”激化歐、美不可調和矛盾”之外,唯一能做的,恐怕就是將貨幣與資本政策調整至確保“最低限度內迴圈”的層面,並將國家安全政策調整為“保衛最低限度內迴圈”之“安全”的層面。
      
     ● 至於歐盟是否能頂住這波壓力、從而繼續“不認可美聯儲的量化寬鬆”,我們並不樂觀
      
      對此,我們也再次強調,至於歐盟是否能頂住這波壓力、從而繼續“不認可美聯儲的量化寬鬆”,我們並不樂觀。
      
      最大的變數在於“最終默認”美國QE3的“歐洲利益”,是否“歐美聯手”去“全面惡化中國的外在安全環境、特別是外在經濟安全環境”,是否在“全面惡化……”的同時去“實質性配合”美國利益去“水淹南方”,從而為“美國利益”或者“西方資本”所設定的、以經濟(特別是金融)為先導的、從各個層面一起發動的“天下圍攻中國經濟”走出關鍵的、也是戰略誤判的一步!
      
      值得強調的是,一旦歐盟報之以“默認”、甚至參與“美國新一輪量化寬鬆”,而不論是否“歐美聯手”去“全面惡化中國的外在安全環境、特別是外在經濟安全環境”,市場資金都會立刻湧入市場、從而在全球範圍內觸發包括股市、商品期貨、貴金融、能源價格在內的,一波脈衝式反彈。
     
     ● 要不了多久,“市場資金”就會“如美聯儲所願的”省悟過來,從而極大地推高大宗商品、特別是原油價格
      
      顯然,在我們看來,從美國市場(美國股市、商品市場)對4000億美元"賣短債買長債"計畫的正式反應是“大跌”的情況來看,市場在“第一時間”並沒有意識到“美國變相QE3”在“美國經濟”的重壓下其實已經“強行啟動”,眼下,“美國利益”等的就是歐盟的“默認”甚至參與新一輪的“量化寬鬆”、之後、“美國利益”盼的則是“歐盟利益”實質配合其“水淹南方”。
      
      這一點,要不了多久,“市場資金”就會“如美聯儲所願的”省悟過來,從而極大地推高大宗商品、特別是原油價格。
      
     ● 有可能在某一時點瞬間擊穿上述“龐式騙局”中的最後一根“保險絲”
        
      事實上,自2007年8月美國次貸危機露出“端倪”之後,特別是、因“在北京奧運會開幕那天爆發的格魯吉亞戰爭中慘敗”而不得不利用雷曼兄弟公司的“定向清盤”將歐盟金融也拖下水,令歐美第一輪金融危機全面爆發、世界經濟第一次探底以來,通過我們幾年的觀察與評估,毫無疑問的是,那種“重大的、必然的、偶發事件”又必將“因”引發上述“龐式騙局”中所設定的“某一種極限條件”、從而在某一時點瞬間擊穿上述“龐式騙局”中的最後一根“保險絲”,比如:美元迅速貶值,“更”比如,美國長期利率迅速上升。
      
     ● 只要…….美國經濟根本不存在“復蘇可能”,能爭取的只有“逃生機會”
      
      因此,除非歐盟最終做出“戰略誤判”從而“自我啟動”歐盟(歐元)的“快速瓦解進程”、“或者”中國在“應對過程中”犯下重大的、不可逆轉的戰略性錯誤,
    否則,美國經濟也好、“華爾街金融永動機”也罷,根本不存在什麼以“經濟復蘇”為“實質”的“復蘇可能”,能爭取的、也只有以“逃生”為“實質”的“逃生機會”。
      
      就目前而言,其“逃生”的“最高效路徑”就是“威逼利誘”中國最終接受美國“全力兜售”的“中美共管地球(G2)”模式,但“中國利益”基於自己的核心利益、特別是長遠核心利益,給“美國利益(注,是指美國國家利益與美國資本利益的最大交集部分)”留出的“逃生”之道是美國效仿“英美特殊關係”的“中美共管西太平洋(修訂版G2)”模式
    顯然,在我們的評估中,即便實現了這種“逃生”、就“美國綜合實力”而言,其“結果”也不過是只能維持其“絕對實力”而無法維持其“相對實力”。
      
      請大家仔細體味上述說法!
      
      
     ● “西方資本”急於尋找、並確定“下一版本”之“戰略運行平臺”的原因
      
      針對這一說法,想強調的是,“這”恐怕正是“目前仍由美國資本代言的西方資本”急於尋找、並確定“下一版本”之“戰略運行平臺”的原因。
      
      至於歐盟最終是否做出“戰略誤判”從而“自我啟動”歐盟(歐元)的“快速瓦解進程”,這恰恰是“歐洲利益(歐洲國家利益與歐洲資本利益)”目前面臨的一個最大、且最緊迫問題。
      
      至於上述所謂“重大的、不可逆轉戰略錯誤”,由於在之前已經詳細討論過,在這裏也不過多展開,只簡單提及兩個層面:
      
     ● “美國利益”幾乎在不擇手段
      
      其一,如果僅僅在經濟、特別是金融層面去考慮問題,則比如,在“中歐美”之中率先進行不可逆轉的加息週期、繼而全面喪失貨幣特別是資本政策的自主權,最終實質性地‘自我滅活’中國的經濟活力;
      
      其二,如果我們在“綜合層面”去考慮問題,則比如,
    中國最終坐視美國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國際社會”之“大多數”的中東利益的“止損點”而“不作為”、或者“不有效作為”,從而導致“以中國經巴基斯坦至伊朗”的這一“戰略走廊”為支點的“中國全球戰略”徹底崩塌。
      
      而為了引誘歐盟做出戰略誤判、特別是迫使中國在上述問題上“應對出錯”、或不作為、更或者“不有效作為”,近段以來,從美國加大力度對歐盟債務危機落井下石,及美國宣佈對台軍售案、到美國國會放話準備通過敦促人民幣升值、否則對中國商品進行制裁的議案等情況來看,“美國利益”幾乎在不擇手段。
      
      我們注意到,隨著本週一標普將義大利主權債務評級下調一檔至A,
    再加上瑞銀違規交易巨虧,法興銀行在9月初股市大跌之時出售黃金的消息被爆光、市場開始強烈疑慮歐洲金融業流動性不足的問題。
      
      表面上看,這些事件只是令歐洲債務危機再起波瀾,但實際上,通過這些事件的“集中爆發”,我們已經可以明顯觀察到一股強大的力量,正在調動一切資源,“壓”歐洲央行在貨幣政策上轉趨“放鬆”、從而向美聯儲靠近,令後者無風險、或者低風險推出用以“水淹南方經濟體”的“QE3、甚至QEN”。
      
      至於歐盟是否能頂住這波壓力、從而繼續“不認可美聯儲的量化寬鬆”,一如我們之前所說,我們並不樂觀,
    最大的變數在於“最終默認”美國QE3的“歐洲利益”,是否“歐美聯手”去“全面惡化中國的外在安全環境、特別是外在經濟安全環境”,是否在“全面惡化……”的同時去“實質性配合”美國利益去“水淹南方”,從而為“美國利益”或者“西方資本”所設定的、以經濟(特別是金融)為先導的、從各個層面一起發動的“天下圍攻中國”走出關鍵的、也是戰略誤判的一步!
      
      我們也注意到,中國方面也“立刻”對歐洲的情況發出了兩個極其說明問題的信號:
      
      第一,針對“瑞銀違規交易巨虧、市場開始強烈疑慮歐洲金融業流動性不足”而引出的“中國銀行暫停與歐洲部分銀行的外匯和人民幣利率掉期交易”的市場傳言,中國銀行官方層面直到今天都沒有做出正式回應。
      
      第二,中國商務部週二(20日)舉辦例行新聞發佈會,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通報了1-8月我國商務工作運行的有關情況並回答記者提問。沈丹陽稱:對歐盟至今不承認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中方對此非常失望。但同時又強調,
      
      沈丹陽稱:歐債危機爆發以來,我們一直非常關注,並且力所能及地伸出了援助之手,但是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和支持歐洲應對債務危機是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我不認為兩者之間一定有什麼必然的聯繫。中國人在幫助別人的時候,往往都是不設定前提的。
      
      顯然,中國方面於週三發出的“兩個信號”,與我們之前的觀點,即:
    在“美國利益”與“西方資本”正不惜一切代價對“歐洲利益”進行“威逼利誘”的同時,中國也在對歐洲進行“威逼利誘”。
      
      儘管如此,我們認為,不論是美國、還是中國、其對“歐洲利益”所分別施展的“威逼利誘”、主要著眼點仍然在於最大限度地警告歐盟,“要或者不要”全面參與“全面惡化中國的外在安全環境、特別是外在經濟安全環境”,從而“要、或者不要”去“實質性配合”美國利益去“水淹南方”的計畫、繼而“要或者不要”去配合美國、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特別是進行針對中國的“南亞破局”。
      
      從目前情況看,歐洲金融業的“流動性不足”問題已經被“拋”了出來,自然而然地,歐盟“默認”美國QE3最終將“水到渠成”,
    但是,一如我們之前所說:即便歐盟“最終默認”美國QE3,但在實質性配合美國利益水淹南方、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甚至為美國提供“實質性南亞配合”的問題上,還有待觀察!
      
     ● 中國決策層對“上述兩種致命戰略錯誤”已經、或者始終有著清醒的認識
      
      而針對“歐盟可能調降利率、從而可能擴大中國與歐美之間的利差”的危險性,我們一直擔心的“持續加息”不是已經停止、且開始以更多的行政與法律手段取而代之嗎?
      
      至於“歐盟各國基本達成一致,將對敘利亞進行更嚴格的制裁”、從而想通吃“中美”的做法,
    隨著美國“兩個中東盟友”–土耳其、特別是埃及,與“美國中東安全框架”的“錨點”之一的、號稱“中東鋼釘”的以色列之間關係的“迅速惡化”,
    隨著“國際社會”在中東方向“重點培養”之“地方王之一”的土耳其已經公開警告、必要時準備為“國際社會”進出加沙的“第三條通道”進行武裝護航,
    以及“地方王之一”的“埃及(新)政府”默認了“境內組織襲擊以色列大使館”行為、從而預示埃及有可能實質性地永久開放“第二條通道”,
    特別是,隨著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一再頂住”來自“美以”的強大壓力,決心提交“入聯申請”,而中國始終在“上述事件”中發揮著關鍵作用的情況來看,中國又怎麼可能“最終坐視”美國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而“不作為”、或者“不有效作為”?
      
      顯然,種種跡象顯示,中國決策層對“上述兩種致命戰略錯誤”已經、或者始終有著清醒的認識。
      
    ● 為救“華爾街”,美國只能在“通過水淹南方、在美國境外重建與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相配套的、自我掌控的工業體系”
      
      至此,我們已經連續兩期側重於經濟層面進行解讀,之所以這樣,在於近段的“國際局勢”,一切的一切,都在圍繞這些內容在展開!且“這種展開”已經接近於“圖空匕現”了,因為所謂的“美元套利平倉觸發的資金回流美國”根本就解決不了“美國經濟”的核心問題–房地產與就業問題,而所謂“可能利用這些回流資金”去“重建美國工業體系”的觀點更是不知所云,
    “美國決策層”近來不擇手段的情況已經預示了一點:“美國利益”仍然不打算實質性調整其既定全球戰略,因此,為救“華爾街”,美國只能在“通過水淹南方、對南方經濟、甚至部分北方經濟進行史無前例的大兼併、從而在美國境外重建與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相配套的、自我掌控的工業體系”。
      
     ● 要進一步加大對國防軍工的投入,從而以實際行動展示如下決心
      
      對此,我們的建議就是:除了在準備策應“伊朗悍然核爆”的基礎上,加大力度促進第二、三條通道的打通、繼而繼續推進“中東破局進程”、對“美元本位制”施加強大戰略壓力之外,
    還需要對“歐美”進行提醒:人民幣匯率可不光是只能升值、還有可能突然貶值,且是大幅度的貶值;最關鍵的是,從現在開始,除了繼續既定的、諸如高鐵、新能源等產業升級方面的戰略部署,以確立自己、甚至全球的新的經濟增長點外,再就是要進一步加大對國防軍工的投入,從而一方面盡可能拉動經濟增長,一方面也以實際行動展示如下決心,即:
      
      第一種決心:中國隨時可以將貨幣與資本政策調整至確保“最低限度內迴圈”的層面,並將國家安全政策調整為“保衛最低限度內迴圈”之“安全”的層面,從而為必要時,盡一切手段,在某一時點瞬間擊穿“華爾街龐式騙局”中的最後一根“保險絲”、做好必要的戰略準備。
      
      第二種決心:在第一種決心的基礎上,不就是在經濟上“玩全球經濟硬著陸”、在政治上玩“天下大亂”嗎?至少在“中、歐、美”之中,中國還偏偏就是最不怕“玩這些蹦極”的一家!
      
      在我們看來,只有提前做好這種“最壞的打算”,“才會”有機會去爭取一個“最好的結果”!
      
      而從歐盟與中、俄一道、促成巴勒斯坦下決心“入聯”的情況來看,儘管美國在利比亞問題上“幾乎對歐盟一讓到底”,並在歐洲債務危機問題上對歐盟保持著最大限度的戰略壓力,但是,從歐盟對敘利亞制裁的“升級版”來看,美國決策者可能也看出來了,即便歐盟最終“默認”美國QE3,但是,在至關重要的、是否“實質性”配合美國“水淹南方”、特別是“南亞破局”的問題上,仍然不能讓美國完全放心!
      
      事實上,直到今天,種種跡象顯示,歐盟貨幣政策與其敘利亞政策一樣,仍然保持著“將美國徹底踢下水的選擇項”。
      
      因此,只要中國應對沒有大的、不可逆轉的戰略錯誤,由於中國沒有“500萬億美元”的金融衍生品所織成的“龐式騙局”要“背”,因此,即便到了“玩蹦極”這一步,即便算上中國的地方債、房地產風險,中國仍將處於戰略主動。
      
      至於近來南海(印度與越南合作開發南海能源)、台海(美國宣佈對台軍售)上刮起了那幾陣“噁心”的妖風,比起“向來在中東說一不二”、如今卻面臨“眾叛親離”、且落入“以色列這根中東鋼釘”都無法罩住、逼得以色列失望得“放風”要與中國簽定“高鐵”的美國而言,究竟是“誰在噁心誰”?是個不言自明的問題。
      
      以“印度與越南合作開發南海能源”為例,許多人往往盯著“註定不可能實質性兌現”的“印度與越南合作開發南海能源”,卻沒有注意“足以令美國人吐血”的第一次“中印經濟戰略對話即將在9月底舉行”。
      不過,仍然要高度警惕的是,隨著“美國在民進黨主席訪美期間宣佈對台軍售”、從而將“這份功勞”劃歸在“有台獨黨綱的民進黨”名下,我們已經隱隱約約看到:台獨勢力在國際勢力的策應下,玩“局部台獨”的危險性越來越大!這是需要認真應對的!

      事實上,就如多次強調的那樣,中國大陸的台海政策,隨著“隱獨”的馬英九勢力上臺多年來,一直在“配合美國(主子)”及臺灣民進黨“努力消除”島內、特別是國民黨內統派勢力的努力日益明顯,的確有許多值得檢討的地方。

    《東方時事解讀》
    2011.9.26


  18. 2011/09/27 於 14:24 patchpieces

    網易(及實由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一個漢奸媒體──看網易“淡化(屏蔽/封鎖/冷處理)”華爾街(茉莉花革命)騷亂

    作者:逍遙道長
    2011-09-26
    http://blog.sina.com.cn/mingzuziyoukexue

    媒體已經是威力遠超核武的戰爭武器,以“網易”為代表的中國主流媒體已經成為國內外反動勢力搞亂中國的橋頭堡。強烈要求媒體管理機構國務院新聞辦劃歸工農兵人大直接管理!  

    華爾街騷亂這麼大的事情,中國主流媒體居然“集體失語”,這是一種“選擇性失語”。更確切說是一場戰爭,一場“國內外反動勢力”勾結起來搞亂中國的戰爭。  

    百度搜索關鍵字“華爾街的騷亂網易”,打開鏈結:  

    http://money.163.com/11/0919/09/7EA9DKV800253B0H.html  

    http://money.163.com/11/0920/08/7ECP72SA00253B0H.html  

    評論居然是零。這對日訪問量上千萬乃至到億的“網易”來說簡直是個奇跡。對於能夠把屁大點的小事都能放首頁“炒火”的“網易”來說,華爾街騷亂“這麼大的事情”居然就這麼被“冷處理”了,而且處理得“這麼成功”!不得不佩服“網易”的高明。  

    在對華爾街騷亂進行“冷處理”的同時,“網易”可沒有閑著,比如象“利比亞發現疑似1996年大屠殺千人坑”居然能夠放首頁頭版,目前回復人數達15000多人。再看回復是些神馬玩意,頭一條“座等五毛狗解釋”,第三條“又一個史達林式的人物”,頂回復的均過千人。我們暫且不論利比亞的千人坑是咋回事,也無論這些回復是否成問題。單就網易避重就輕的手法就值得懷疑。難道當前的華爾街騷亂這麼大的事件的新聞性就比不上一個成為昨日黃花的利比亞事件?  

    這是一場戰爭!一場徹頭徹尾的戰爭!這些由網路水軍、五毛、美分、網特組成的網路打手,居然賊喊捉賊,罵起五毛起來。真是毫無人性而言的一群禽獸。  

     

    紐約“佔領華爾街”遊行升級 85名示威者被逮捕

    中新網9月26日電

    2011年9月26日 中新網 

    美國紐約“佔領華爾街”示威進入第2周,警方繼續“重兵封鎖”「紐約證交所」大門,示威者只能在3條街外紮營靜坐,聲討華爾街企業貪婪。
    據香港《文匯報》報導,當地時間24日,過百名示威者試圖遊行到曼哈頓下城,警方“拘捕”至少85人,但有示威者稱他們和平抗爭,警方卻過度使用武力,向被包圍的示威者噴胡椒噴霧,還有臉上流血的示威者從地上被拉起扣上手銬。

      示威者多為大學生,他們高舉美國國旗和高呼反企業口號,亦有人要求為上週三行刑的死囚大衛斯討回公道。當他們抵達曼哈頓聯合廣場時,警方用膠網圍起場地。

    “佔領華爾街”運動–美國左派要終結資本主義

    記者戰齊報導

    民聲網

    一場席捲美國的政治大動盪已經拉開序幕

    據9月19日出版的《環球時報》報導
    【9月17日,一場“佔領華爾街”的運動在美國紐約上演,通過互聯網組織起來的抗議者宣稱將使用埃及人民的戰術,“將曼哈頓變成埃及的解放廣場”。美國媒體擔心,在中東北非地區上演的“阿拉伯之春”系列暴亂可能已蔓延至美國。

    《新美國人》評論說,分析人士警告,隨著極端活動分子、左派組織、自我標榜的“革命者”和反資本主義煽動者策劃從9月17日起“佔領”華爾街大串聯,可能導致嚴重騷亂。

    抗議群眾最終選擇距華爾街約300米外的三一地區安營紮寨。】

    據美國每日新聞網9月18日報導
    【美國金融中心紐約華爾街當地時間17日遭遇了一場大規模示威,示威者們揚言要“佔領華爾街”。示威組織者稱,他們的意圖是要反對美國政治的權錢交易、兩黨政爭以及社會不公正。這是自7月三藩市騷亂爆發以來,發生在美國最大城市的人民民主運動,一場席捲美國的政治大動盪已經拉開序幕。】

    《廣州日報》9月20報導
    【17日,近千美國人在紐約華爾街附近遊行。這場由反消費網路雜誌“廣告剋星”組織在網上發起,名為“佔領華爾街”的活動,旨在表達對美國金融體系的不滿,抗議金融體系“青睞”權貴階層的現實,據稱,全球74個城市也會有人示威回應。有國外媒體將這場活動稱之為美國式的“革命”。

    據報導,此次示威活動的發起者早在其網站上將他們的抗議活動與“中東北非革命”相提並論,稱“跟我們在埃及、希臘、西班牙和冰島的兄弟姐妹一樣,我們計畫使用群眾佔領這一革命戰術,恢復美國的民主,我們也鼓勵通過非暴力手段實現目標,最大限度保護所有參與者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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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威者
    明確提出反對資本主義的要求

    環球網9月19日報導

    【“廣告剋星”網路雜誌的總編輯拉森表示,這是一個“沒有領導人的反抗運動”,希望提出單一訴求,訴求的內容則由參與活動者討論決定,可能是“追拿經濟崩盤的禍首”。
    遊行組織方稱,這次遊行活動旨在表達對美國金融體系的不滿,抗議金融體系“青睞”權貴階層的現實,“我們代表社會的99%,我們不再忍受那1%的貪婪與腐敗”。

    群情激昂的人們在高喊“現在就革命!現在就革命!”的口號,更有不少人在高呼“要工作!要工作!”
    美國新興的政治保守勢力“茶黨”更成了示威者的眾矢之的。
    我也能有自由發言的權利嗎?華爾街在蠶食我們孩子的未來。

    有工人運動組織成員在爭取勞工權益,也有社會主義運動組織呼籲“終結資本主義制度”,很多傳單上印著拉美革命領導人切•格瓦拉的頭像。

    “消除腐敗”、
    “停止削減社福預算”
    和“貪婪華爾街,紐約人受夠了”的標語四處飄揚。

    “在利比亞打仗,在阿富汗打仗,在伊拉克打仗,還好意思削減教育、公共專案預算,”一名戴面具的抗議者告訴法新社記者。

    哲學學生朱利亞•裏弗•希特說:
    “這是一場反對金融業貪婪的抗議遊行,我們來到華爾街,因為這裏是貪婪的起始點……我們受夠了,不能再容忍。”】

    中國新聞網09月18日報導
    【一位匿名示威者說,要通過這次示威“顯示民眾的力量”,迫使華爾街的金融巨頭們吐出他們“霸佔人民的財產”】
    新華報業網

    【一個合唱團體舉著反對奧巴馬的標牌,高唱:
    “奧巴馬是個瘋子、瘋子、瘋子,啟動第25條修正案……”】


  19. 2011/10/02 於 16:32 patchpieces

    俄專家:美帝全球扶植第五縱隊佈署代理機構傀儡代理人 已開始進行第4次世界大戰

    <俄專家:派第五縱隊 美已開始第4次世界大戰>

    蘇聯雖已解體 大戰仍在繼續

      蘇聯消亡是20世紀地緣政治中的一場浩劫,現在已經過去20年。這個“奧秘”至今依舊令許多人關切和好奇。

      為什麼會發生這一切?也許只有根據現代戰爭的理論才能搞清楚。 “冷戰”一般被認為是20世紀一場最大的非軍事地緣政治較量,實際上是第三次世界大戰,是以對手(以國家為靶標)全面失敗為目的的一場資訊戰、意識形態戰。戰爭是從國家內部、人民意識中挑起的,特點是有失敗,但是好像又沒有軍事行動。在這場戰爭中蘇聯被打敗了。

      現在,美國的主要目的不是戰勝單個國家或單個軍事政治集團,而是全面統治整個世界。為達到這一目的,美國實際上已經開始第四次世界大戰。
    這場戰爭的不同之處在於,它具有全球性,是完全意義上的世界大戰,它將“逐步蔓延”到整個世界,所有民族和國家。

      這場戰爭將沿著三個方向進行(以“冷戰”或“熱戰”形式)。
    第一,向那些被選擇為“進攻目標國”的居民和政治精英的社會意識進行大量的“資訊心理宣傳”。
    第二,在這些國家建立專門的“代理機構(網路門戶、自由媒體、基金會、智庫、非政府組織等)”,通過“第五縱隊”來發揮作用,向這些“機構”提供一切幫助,借此“影響”大眾傳媒,達到直接在這些國家內部“操縱”人們意識的目的。
    第三,對那些不順從、“強調獨立發展”的國家,搞“顏色革命”、直接投資,甚至訴諸武力,用武力“推翻”這些國家的政府、並建立“親美政府的傀儡”。

     “自由主義的現代化”是一種“不宣而戰”的戰略,它將導致西方和東方之間產生“文明大對立”。
    如果說在蘇聯崩潰之前兩種社會制度———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對立是世界進程中的基本矛盾的話,那麼在蘇聯解體之後,當今時代的主要矛盾則是東、西方之間在文化價值觀上的全球衝突,它將決定當代世界的整個政治建構和發展。富裕的西方(美國、加拿大、西歐國家、日本、澳大利亞、新西蘭)與相對落後的東方(俄羅斯、烏克蘭和其他獨聯體國家、中國、印度、伊斯蘭國家、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相對峙。

      那麼,“這種戰爭”給俄羅斯帶來了什麼呢?

      俄羅斯迄今無法修復“自由化改革”的“後果”,依舊處在制度危機、意識形態模糊不清的狀態之中。國家從來沒有面臨像現在這樣的問題:怎麼辦?

      要回答這一問題和確定新的發展前景,必須明確做到以下幾點:
    第一,公開承認俄羅斯和西方不是同路人;
    第二,俄羅斯應該“堅決摒棄”各種形式的自由主義思想,無論是西方自由主義思想還是俄式自由主義思想;
    第三,俄羅斯只有建立全新的“國家意識形態”概念及其明確具體的政治行動綱要才能改變自己的發展軌跡。

      應該“拋棄”這種東、西方間的矛盾可以通過“讓步”和妥協的方式來解決的“幻想”。它們的地緣政治目標和志向完全是不相容的。西方從來不需要一個強大和繁榮的俄羅斯。根據國際關係的現實情況,俄羅斯應該重新架構自己的對外政策,由面向西方“轉為”面向東方和南方。

    文/【俄】弗拉基米爾•伊萬諾維奇•多博林科夫
    (莫斯科羅蒙諾索夫國立大學社會學系主任)

    2011-6-14   環球時報
    http://mil.huanqiu.com/Observation/2011-06/1755264.html


  20. 2011/11/14 於 11:25 patchpieces

    《America’s New World Order Agenda》

    by Stephen Lendman
    2011-11-13

    New world order strategy dictates major global economic, political, and military policies. Nothing happens accidentally.

    Events are manipulated. At issue is world dominance. America, Israel, and key NATO nations are partnered to achieve it.

    Wars, economic disruption, financial terrorism, and other upheavals play out in real time. Grand schemes lie behind them.

    Today’s economic crisis wasn’t happenstance. It was well planned, willful policy to transfer unprecedented wealth to private hands.

    Super-rich crooks got richer. Social inequalities deepened. Unmanageable debt levels skyrocketed. “Bailouts" metaphorically mean grand theft. Unknown trillions of dollars, euros and pounds vanished to secret accounts and offshore tax havens.

    Currencies are being debased. Crisis conditions worsen. At issue is subverting democracy, ending social justice, and consolidating global power in private hands.

    Political analyst Peter Eyre calls it “a well orchestrated master plan to swindle trillions of taxpayer dollars from so many countries."

    Pumping them into bank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lets them game the system advantageously. “Are you starting to get the picture?"

    “In a nutshell, the elite ‘New World Order’ (rulers) got into bed with the banking and financial sectors, who then got into bed with the governments of the world, who then got into bed with senior political figures, who then told us, the taxpayers, that all your money will now have to be used to bail them out or face economic collapse."

    It’s a con, a scam to loot wealth from nations and households. Anyone facing default gets in trouble. Individual borrowers have their assets seized by creditors. Governments have to deal with the loan shark of last resort – the IMF.

    Its terms require privatizing public enterprises, mass layoffs, deregulation, deep social spending cuts, wage freezes or cuts, unrestricted access for Western corporations, corporate-friendly tax cuts, increases for working people, undermining trade unionism, and enforcing harsh repression against those who balk.

    In sum, its financial terrorism, New World Order tyranny, waging war on nations and humanity for profit and power.

    According to Eyre:
    “It boggles the mind that a system so vulnerable to manipulation would ever have come into existence in the first place."

    It wasn’t by accident or from Adam Smith’s invisible hand. Since the 19th century, it was engineered by Rothschilds, Rockefellers, and other visible ones in league with complicit politicians to the highest levels.

    Eyre ended his commentary, saying “Stay tuned for more grime and slime."

    War as an Instrument of Control

    Wars play an integral role. On September 11, 1990, preparing America for Operation Desert Storm, GHW Bush told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that war on Iraq presented “a rare opportunity to move toward an historic period of cooperation. Out of these troubled times….a New World Order can emerge."

    McAlvany Intelligence Advisory defines it as follows:

    “A supranational authority to regulate world commerce and industry;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that would control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oil; an international currency that would replace the dollar (and other major currencies); a world development fund that would make funds available to free and communist nations alike; (and) an international police force to enforce the edicts of the New World Order."

    A briefer definition is tyrannical money power in private hands. Dictating global policies, what it says goes. Major bank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all the shots. Political leaders genuflect and obey, including when to wage wars against what enemies.

    On September 21, 1992, GHW Bush told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that multinational troops would become a New World Order army, saying:
    “Nations should develop and train military units for possible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America’s permanent war agenda wasn’t explained. Neither was using “peacekeepers" as imperial occupiers.

    Post-9/11, Dick Cheney warned of wars that won’t end in our lifetime. Former CIA Director James Woolsey said America “is engaged in World War IV, and it could continue for years….This fourth world war, I think, will last considerably longer than either World Wars I or II did for us."

    In its 2006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QDR), Pentagon commanders called it the “long war." In fact, throughout US history, America waged continual wars at home and abroad.

    Obama is Washington’s latest warrior president. Earlier ones included Washington, Madison, Jackson, Lincoln, T. Roosevelt, Wilson, F. Roosevelt, Truman, Johnson, Nixon, Reagan, GHW Bush, Clinton, and GW Bush.

    America glorifies wars in the name of peace. The business of America is war and grand theft. One nation after another is pillaged. Libya was the latest. Are Syria and Iran next?

    At issue is consolidating wealth and power, subverting democratic freedoms, and achieving unchallenged global dominance through financial manipulation and brute force.

    War Is a Racket Based on Lies

    General Smedley Butler’s 1935 book titled, “War is a Racket" followed his 1933 speech on the same theme. In it he said:
    “I spent thirty-three years and four months in active military service as (a Marine). I served in all commissioned ranks from Second Lieutenant to Major-General. And during that period, I spent most of my time being a high class muscle-man for Big Business, for Wall Street and for the Bankers. In short, I was a racketeer, a gangster for capitalism."

    “I helped make Mexico….safe for American oil interests in 1914. I helped make Haiti and Cuba a decent place for the National City Bank boys to collect revenues in. I helped in the raping of half a dozen Central American republics for the benefit of Wall Street."

    “The record of racketeering is long. I helped purify Nicaragua for the international banking house of Brown Brothers in 1909 – 1912. I brought light to the Dominican Republic for American sugar interests in 1916. In China, I helped to see to it that Standard Oil went its way unmolested."

    “During those years, I had, as the boys in the back room would say, a swell racket. Looking back at it, I feel that I could have given Al Capone a few hints. The best he could do was operate his racket in three districts. I operated on three continents."

    America’s global empire stretches everywhere. Super-weapons Butler couldn’t have imagined enforce it. By going public, he was an American hero. Who in today’s military can match him? Who’d dare try?

    Cowards waged war on Libya. On November 10, NSNBC said Libyans haven’t enough basic foods to survive. “Tens of thousands of small businesses were destroyed." People can’t support their families.

    Public anger rages against NATO. Libya’s a “powder keg ready to explode at any time." Suspected Gaffafi loyalists are arrested and tortured daily.

    Libyan-style democracy includes “murder(ing), tortur(ing), and imprison(ing)" anti-Nato resisters. Foreign occupiers from Qatar, UAE, and other nations are instructed to terrorize Libyans to submit.

    Nonetheless, resistance continues. Fighting rages across Libya. Everyone has weapons. Gaddafi wisely armed millions. By restricting enough supplies, NATO made food a weapon of war.

    Washington, Britain, France, and belligerent partners also transformed Africa’s most developed country into its least. For many, getting enough life sustaining essentials requires fighting for them. Libya metaphorically symbolizes New World Order tyranny. Perhaps Syria and Iran ARE next.

    Last March, Syria’s externally generated uprisings began. Despite legitimate grievances, Washington orchestrated change there like elsewhere in the region.

    It’s part of its imperial “New World Order/New Middle East" project to control North Africa, the Middle East and Central Asia to Russia’s borders.

    For over a decade, planned regime change targeted Iraq, Afghanistan, Lebanon, Iran, Somalia, Sudan, Libya, Syria, and other global countries.

    Libya’s model was test marketed and readied for future aggression. Targets are selected well in advance.

    IAEA’s fabricated Iranian report may ignite what’s planned next. On November 12, Haaretz headlined, “US demands Iran respond to IAEA report within days," saying:

    Attending a Pacific Rim summit, Hillary Clinton issued demands, saying:

    “Iran has a long history of deception and denial regarding its nuclear program and in the coming days we expect Iran to answer the serious questions raised by this report."

    “The US will continue to consult closely with out allies on the next steps we take to increase pressure on Iran."

    Clinton, Obama and other top US officials are inveterate liars and war criminals. America thrives on “deception and denial," raging lawlessly on a global scale.

    Iran threatens no one. Its nuclear program is peaceful and nonmilitary. No evidence disproves it. Saying so is false.

    Kazem Gharib-Abadi, Iran’s permanent Executive Council representative to the Organization for the Prohibition of Chemical Weapons (OPCW) told Press TV:
    “The recent IAEA report is a historic and international mistake which has endangered the agency’s credit, and is based on political provocation and false claims made up of fabricated US (and Israeli) information."

    Iran dismissed the report as “unbalanced, unprofessional and prepared with political motivation and under political pressure by mostly the United States."

    Independent experts agree. It lacks credibility. America’s intelligence established refuted it last March. IAEA’s information predates 2003.

    It’s worthless, but could ignite war if Washington plans it with Israel and other willing NATO partners. Stay tuned. Further updates will follow.

    http://sjlendman.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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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g Lies Launch Wars》

    by Stephen Lendman
    2011-11-12

    In “The Art of War," Sun Tzu said “All war is based on deception."

    What worked in ancient times more than ever applies now, given instant ways of communicating globally and super-weapons Washington and Israel threaten to use like hand grenades.

    In “Doctor Faustus", Christopher Marlowe mentioned “the face that launched a thousand ships." He referred to Helen of Troy (formerly of Sparta).

    To win her back, Greeks launched 1,000 warships. According to Greek mythology, the Trojan War followed.

    Homer’s Odyssey and Iliad recounted it. So did Roman poets Virgil and Ovid. Homer said it lasted 10 years. Mythological goddess quarrels started it.

    Real, mythological, or fabricated reasons work equally well. Then it was Athena and Hera v. Aphrodite. Today it’s “war on terror" fear tactics.

    Near its end, Greeks entered Troy in a Trojan Horse. America’s perhaps was 9/11. Both were duplicitous acts used to ravage targeted enemies.

    The expression, “beware of Greeks bearing gifts" originated from back then. According to Homer and other Greek literature, they burned the city, captured Trojan women, rescued Helen, and returned her to Menelaus, her husband.

    Fear, misinformation, and deceit work best enlisting popular support, whether in ancient China, Greece or modern times. Television today supplies it.

    From its earliest days, it lied, distracted, entertained, and provided a platform for corporate America to control thought, manipulate public opinion, and sell people junk they don’t need.

    In a June 1950 commencement speech, Boston University President Daniel Marsh said, “If the (television) craze continues….we are destined to have a nation of morons."

    In May 1961, Kennedy’s FCC chairman Newton Minow called commercial television a “vast wasteland." He suggested watching it for a day “without a book, without a magazine, without a newspaper," with no distractions.

    “Keep your eyes glued to that set until the station signs off" as it once did before 24 broadcasting. “I can assure you that what you will observe is a vast wasteland, (a) procession of game shows, (nonsensical) formula comedies….blood and thunder, mayhem, violence, sadism, murder, western bad men, western good men, private eyes, gangsters, more violence, and cartoons."

    “And endless commercials – many screaming, cajoling, and offending….And if you think I exaggerate….try it."

    Try it now. It’s the same on hundreds of channels round the clock ad nauseam.

    Communication theorist/media critic George Gerbner once said television has nothing to tell and everything to sell.

    In his book,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Neil Postman said “Americans are the most entertained and least informed people in the world," knowing little or nothing about what matters most.

    Famed comedian Ernie Kovacs once said television is called a medium because it’s neither rare or well done.

    Because most people rely on it for news and information, a nation of “morons" lets America get away with murder.

    America’s Permanent War Agenda

    In his book titled, “Perpetual War for Perpetual Peace," Gore Vidal said:

    “our rulers 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have made sure that we are never to be told the truth about anything that our government has done to other people, not to mention our own."

    In his book titled, “Dreaming War," he compared GW Bush’s imperial ambitions to WW II and subsequent Truman Doctrine pledge:

    “To support free peoples who are resisting attempted subjugation by armed minorities or by outside pressures."

    At issue was keeping Greece and Turkey from going communist. Applied globally, it initiated America’s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strategy.

    Ever since, it lurched from one war to another to benefit war profiteers and advance America’s imperium, no matter the body count to achieve both.

    In his 1953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revisionist essays titled, “Perpetual War for Perpetual Peace: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Foreign Policy of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and It’s Aftermath," Harry Elmer Barnes wrote:

    “If trends continue as they have during the last fifteen years, we shall soon reach (the) point of no return, and can only anticipate interminable wars, disguised as noble gestures for peace."

    “Such an era could only culminate in a third world war which might well, as Arnold J. Toynbee has suggested, leave only the pygmies in remote jungles, or even the apes and ants, to carry on ‘the cultural traditions’ of mankind."

    Deception, misinformation, popular fiction, and Big Lies launch wars – all of them. Television today incites them. Earlier times, however had other ways to enlist public support or at least avoid opposition enough to stop them.

    Historian Gabriel Kolko explained nothing good about “the good war," WW II, or any others. None achieve peac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ne conflict begets others. Endless destructive cycles follow. Countless millions die. Vast destruction ravages countries. Human misery, not liberation, results.

    Since the 19th century, imperial wars shaped American life. Waging them is prioritized. Technological expertise produces killing machines. Industrial America suffered.

    Human needs go unmet, today more than ever in modern times. State capitalism partners with business waging war. Uneducated, disadvantaged, impoverished, disconnected, restless, angry millions get left on their own sink or swim.

    Others go to war to get killed, injured, maimed, or emotionally scared for life with nothing in return benefitting them.

    In his January 1961 farewell address, Dwight Eisenhower warned about: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citing the “grave implications" of a “coalition of the military and industrialists who profit by manufacturing arms and selling them to the government."

    He said “we must guard against the acquisition of unwarranted influence….by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The potential for the disastrous rise of misplaced power exists and will persist."

    He added that:
    “Every gun that is made, every war ship launched, every rocket fired signifies, in the final sense, a theft from those who hunger and are not fed, from those who are cold and not clothed…."

    Today, dominant “iron triangle" authority runs America’s war machine. With sitting presidents, it consists of Congress, the Pentagon, and defense industry profiteers, including producers of sophisticated technology for digital age warfare Eisenhower couldn’t have imagined.

    In combination, they addicted the nation to war, not for threats. It’s for power and profits. Why else would war be America’s business!

    In his book titled, “JFK and the Unspeakable: Why He Died and Why It Matters," James Douglas discussed many reasons. Key was his opposition to force.

    After the Joint Chiefs demanded troops for Laos, he told Geneva Conference representative Averell Harriman:
    “Did you understand? I want a negotiated settlement in Laos. I don’t want to put troops in."

    He opposed nuclear weapons use in Berlin and Southeast Asia. During the 1962 Cuban missile crisis, he refused to bomb or invade. Afterwards he said, “I never had the slightest intention of doing so."

    In June 1963 (a few months before his assassination), he called for abolishing nuclear weapons, ending the Cold War, and advancing “general and complete disarmament."

    In October 1963, he signed National Security Action Memorandum (NSAM) 263 to withdraw 1,000 US forces from Vietnam by year end and all of them by 1965.

    He wanted “to splinter the CIA in a thousand pieces and scatter it to the winds."

    Before Gaza, the West Bank and East Jerusalem were occupied, he supported UN Resolution 194, authorizing diaspora Palestinians’ right of return they never got.

    He wanted the American Zionist Council (AIPAC’s original name) registered as a foreign agent. He opposed Israel’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He wanted peace, not conflicts. It cost him his life. Future presidents got the message. The rest, as they say, is history.

    Canadian Law Professor Michael Mandel explained imperial America’s lawlessness in his 2004 book titled, “How America Gets Away with Murder: Illegal Wars, Collateral Damage,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He discussed Justice Robert’s Jackson’s Nuremberg “supreme crime" declaration. It’s more than ever relevant given America’s out-of-control belligerence, ravaging the world one country at a time or in multiples.

    At Nuremberg, Jackson said:

    “To initiate a war of aggression….is not only an international crimes; it is the supreme international crimes differing only from the other war crimes in that it contains within itself the accumulated evil of the whole."

    In 1950, the Nuremberg Tribunal defined crimes against peace as:
    “(i) Planning, preparation, initiation or waging of a war of aggression or a war in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eaties, agreements or assurances; (and)

    (ii) Participation in a common plan or conspiracy for the accomplishment of any of the acts mentioned under (i)."

    After WW I, Kellogg-Briand in 1928 renounced aggressive war, prohibiting its use as “an instrument of national policy," except in self-defense.

    Sixty-three nations were signatories, including America, Britain, France, Germany, Italy, Soviet Russia, and Japan. The US Senate approved the treaty 85 – 1. Like Nuremberg, it’s binding international law.

    Washington’s war machine hardly slowed. WW II followed as well as perpetual others thereafter. Even then, the business of America was war. It’s more than ever that today.

    Its “scourge" wants power, profits and unchallenged dominance. Today, America wages it globally against humanity. International law is defied. So is morality and common sense.

    International peace, security, stability, equity, justice, and freedom are non-starters. Only war spoils matter, including benefits derived from them in all forms.

    Since WW II, America, its NATO partners and Israel waged regular aggressive wars. Millions of noncombatant civilians perished. Appalling human suffering resulted.

    Washington’s imperial war machine is today’s greatest threat, ravaging the world one country at a time. Congressional authority was abdicated. Presidents can act on their own.

    In September 2001, Congress approved the Authorization for Use of Military Force (AUMF) for “the use of United States Armed Forces against those responsible for the recent attacks launched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War on terror" authority accelerated permanent wars. Presidents now wage them at their discretion.

    Where it all ends, who knows. No one’s able to stop them. Short of finding a way, free societies, planet earth and humanity hang in the balance. Even risks that great are ign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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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r of Words on Iran》

    by Stephen Lendman
    2011-11-11

    Provocative rhetoric followed release of the IAEA report on Iran’s nuclear program, despite baseless allegations in it.

    In October 2009, the Agency leaked a document titled “Possible Dimensions of Iran’s Nuclear Program" to the New York Times. At issue was circumventing then IAEA head Mohamed ElBaradei. Allegations in it were spurious. As a result, he wouldn’t touch it.

    Two months later Yukiuya Amano replaced him. IAEA was politicized. In December 2010, the London Guardian published a leaked US embassy cable saying he’s “director general of all states, but in agreement with us." Its title was: “Amano ready for prime time."

    A November 2010 Guardian article headlined, “Nuclear Wikileaks: Cables show cosy US relationship with (new) IAEA chief."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 Geoffrey Pyatt was quoted, saying:

    Amano will “overcome bureaucratic inertia (and) modernize Agency operations…." He’s “solidly in the US court on every key strategic decision, from high-level personnel appointments to the handling of Iran’s alleged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In other words, he’s there to salute and obey orders, not be nonpolitical and impartial. He hasn’t disappointed.

    America’s media jumped on his new report, again suggesting “possible military dimensions to Iran’s nuclear program" with no evidence whatever proving it. Nonetheless, US, Israeli and UK belligerents bellowed it. So far, nothing’s gone beyond rhetorical saber rattling.

    Whether or not war’s planned isn’t known. Cooler heads in high places know the risk. Minimally it could engulf the entire region disastrously. Worse would be general war, possibly involving Russia and China.

    Once something starts, anything’s possible, even unthinkably using of nuclear weapons to destroy underground facilities. Doing so would risk many thousands of lives and widespread radiation contamination.

    Guardian writer Julian Borger headlined, “The IAEA report: what does it mean and will it lead to war with Iran?" saying:
    “There is nothing in the report that was not previously known by the major powers. The West and Israel (supplied information on alleged) weapons development…."

    “Furthermore, the bulk of the report is historical," pre-2003. Clearly it shows Iran’s not “rac(ing) to a bomb."

    “Obama….has no stomach nor money for another war, and (Pentagon) generals insist that every way they game the scenarios, America comes out the loser.”

    Former IAEA inspector/later department director Robert Kelly called Amano’s report “very thin," a “real mish-mash," including “amateurish analysis…I thought there would be a lot more there….It’s certainly old news. It’s really quite stunning how little new information is in there."

    In 2005, Kelly examined Amano’s original documents. Gotten from a mysterious laptop, they alleged a so-called “green salt project" to provide clandestine uranium, high-explosives testing, and reengineering a Shahab-3 missile to carry a nuclear warhead.

    From them, Kelly discounted possible Iranian military applications, suggesting documents were forged, saying:
    “There is nothing to tell that those documents are real. My sense when I went through (them) years ago was that there was possibly a lot of stuff in there that was genuine, (but) it was a kind of junk."

    The little high quality material in them amounted to “two or three pages that wasn’t related to anything else in the package. It was on a different topic, and you just wondered" whether fake evidence was planted.

    He recalled 1993 and 1994 when the IAEA got “very complex forgeries" on an alleged Iraq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Those documents had markings on them (to) resemble Iraqi (ones), but when we dug into them they were clearly forgeries."

    In 2002, Kelly said the IAEA got “pretty bad" Italian forgeries on Iraq’s alleged Niger nuclear links. That was then. War resulted. Now perhaps Iran’s targeted unjustifiably.

    Shannon Kile,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Nuclear Weapons Project head, said:

    Iran “doesn’t seem to have the same North Korea-like obsession with 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s. That’s nowhere to be found in the (IAEA) evidence."

    “Yes, Iran is making progress. They’ve covered the waterfront in terms of the main technical areas that you need to develop a nuclear weapon. But there is no evidence they have a dedicated program under way."

    Nonetheless,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Wayne Madsen sees “War Clouds Form(ing) over Iran," saying:
    “Israel’s strategy is to make certain that its plans to attack Iran’s nuclear facilities and, perhaps other targets, meet no opposition from (US) diplomatic circles…."

    As a result, “Asian nations want to freeze the United States out of interference in Asia." Worrisome signs include Israel’s “open secret ally, Saudi Arabia," appointing former Egyptian intelligence head Omar Suleiman advisor to Crown Prince Nayef bin Abdul Aziz al-Saud.

    Washington’s increasing its presence in Kuwait, Bahrain, Qatar, UAE, Oman and perhaps elsewhere in the region. New CIA and Pentagon Predator drone bases were established in Djibouti, Seychelles, Ethiopia, and reportedly Saudi Arabia. More are planned.

    Obama’s “under tremendous (Israeli Lobby) pressure (to) support an Israeli military strike on Iran…." Doing so would involve Washington and perhaps other NATO partners. To assure pro-Israeli voter support, Obama would have to go along.

    Given the potential for war, Russia, China, their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member states, India, Turkey, and other regional nations show justifiable alarm.

    On November 10, Israel National News headlined, “Report: Israel Preparing ‘Christmas Surprise’ for Iran," saying:

    Britain’s Daily Mail said Israel may attack “Iran’s nuclear facilities….as soon as December 25…." An unnamed senior Foreign Office official said, “We’re expecting something as early as Christmas," or very early in the new year."

    Foreign Secretary William Hague said the IAEA report “completely discredits" Iran’s nonmilitary dimension claim.

    Israel Defense Minister Ehud Barak told Israeli Radio, “We continue to recommend to our friends in the world and to ourselves, not to take any option off the table," suggesting a possible attack.

    Haaretz reported that Amir Kahanovich, chief economist at Israel’s Clal Finance saying attacking Iran would exact far too high an economic price for the world to accept.

    He cited sharply higher oil prices, disrupted global trade, and more affecting Israel and other nations.

    Israel’s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Ephraim Kam doubt stiff sanctions are coming. Russia and China won’t tolerate them. They’d also risk greater economic fallout. At most, he says “another round of light sanctions."

    US Defense Secretary Leon Panetta said attacking Iran should be a “last resort." Doing so would have serious regional repercussions, he believes. Potentially they could be much worse.

    Interviewed on Press TV, historian Peter Rushton accused Israel of escalating anti-Iran hysteria, adding:
    “I think voters in Britain and America would do well to take a long hard look at those politicians who are prepared to give limitless trust to Israel at the expense of their own people" and regional peace.

    Hezbollah leader Seyyed Hassan Nasrallah expects regional war to erupt from attacking Iran.

    Also interviewed on Press TV, independent journalist Nader Mokhtari said:

    “The United Nations has lost its basic functions for a very long time. (It) has not been able to intervene effectively in matters that it should have been able (to), according to its charter…."

    Its structure prevents “99% of the world (from having) a say in running world affairs, and a select few" decide everything, including on those issues most important.

    America has virtual veto power on all issues. With Israel, it threatens attacking Tehran unjustifiably. Its allegations are baseless. Regional war may follow with unpredictable consequences. The danger is real and frightening.

    A Final Comment

    Last May, George Mitchell left his White House Middle East envoy post. Rumor at the time suggested it was because of his deputy Dennis Ross’ extreme bias.

    Anti-Defamation League head Abe Foxman calls him Israel’s “advocate." Middle East analyst Aaron David Miller calls him “Israel’s lawyer." Others call him a Zionist hardliner up to no good for Palestine or Israel’s regional rivals.

    Some say he was forced out. Now he’s stepping down. On November 10, The New York Times headlined, “Obama’s Influential Mideast Envoy to Resign," saying:
    He’s stepping down “at a time when Israeli-Palestinian peace talks are frozen and tensions over Iran are flaring anew."

    Ross gave the usual reason about wanting to spend more time with his family. Others cite his duplicity, extreme bias, and failure to accomplish anything beyond representing Israel at a time its influence is waning.

    Earlier he served as GHW Bush administration’s State Department Policy and Planning director, after which he became Clinton’s Special Middle East Coordinator.

    He’s also co-founder of the AIPAC-backed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WINEP). It’s an extremist pro-Israeli front group. Ross will return after leaving his present post.

    WINEP’s Board of Advisors includes a rogue’s gallery of figures like Richard Perle, George Shultz, Robert McFarlane, James Woolsey, and former US Israeli ambassador Samuel Lewis.

    James Petras once called Ross “a virulent Zionist advocate of Israel’s ultra-militaristic policies, including an armed preemptive attack on Iranian nuclear and military installations."
    “Ross is an unconditional supporter of the Israeli starvation siege of (Gaza), and fully backed Israel’s savage (2006) air attacks against civilian targets in Lebanon."

    No friend of Palestine, he one-sidedly backs Israel’s worst lawlessness. He won’t be mi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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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rica’s Media War on Iran》

    by Steve Lendman
    2011-11-11

    When Washington goes to war or threatens it, America’s media march in lockstep, cheerleading. Fiction substitutes for fact.

    News is carefully filtered, dissent marginalized, and supporting imperial belligerence substitutes for full and accurate disclosure.

    As a result, patriotism means going along with rogue policies. Never mind rule of law principles and democratic values. Free and open societies are risked. So is humanity if belligerents overstep.

    The IAEA Iranian nuclear program report stirred a hornet’s nest of inflammatory commentary, no matter the agency’s fabricated contents. Previous US intelligence assessments refuted them, including most recently in March 2011.

    Nonetheless, IAEA allegations proved red meat for America’s media. Commentaries from three major broadsheets are typical.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On November 8, deputy Journal editorial page editor Bret Stephens headlined, “Now For a Real Iran Debate," saying:
    “There’s no scarcity of reliable information about Iran’s nuclear programs, licit and illicit." At issue only is how Washington and Western allies act “to check them."

    In September, IAEA said “Iran had enriched 4.5 tons of low-enriched uranium – sufficient, with further enrichment, for three or four bombs – and that a third of the uranium had been enriched in the last year alone."

    It also said “Iran had begun more advanced centrifuges, capable of enriching uranium at a significantly faster rate than" earlier ones. “So much for the success of sanctions in shutting down Iran’s underground network of nuclear-parts suppliers."

    Fact check

    Iran’s nuclear program is peaceful and nonmilitary. No credible evidence suggests otherwise. Its operations follow standard procedures. Other nations follow them. None are vilified. Nothing done is illegal. Beating up on Iran bogusly discredits anyone doing it.
    “So much for the enabling fiction that was the 2007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which judged ‘with high confidence’ that Iran ‘halted it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in the fall of 2003."

    So much for a Journal editor accepting fabricated IAEA information, refuted by US intelligence as recently as March 2011 in its America’s Annual Threat Assessment of the 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He continued saying pursuing diplomacy or more “sanctions guarantees failure, signals weakness, and emboldens the hardest of Iranian hardliners."

    Time’s “no longer on the West’s side….(F)urther delay only increases the complexity and uncertainties of any strike."

    Short of supporting war, Stephen railed against Iran, saying Western leaders should “hasten the regime’s demise." How he didn’t say or explain that every nation’s sovereignty is inviolable, whether or not he approves.

    The New York Times

    A Times editorial headlined, “The Truth About Iran," saying:
    Despite using fabricated, discredited, old information with no credibility, The Times called IAEA’s document “chillingly comprehensive….What gives the report particular credibility is its meticulous sourcing."

    Russia, China and other nations “have been shielding Iran." Security Council members must “quickly impose a new round of even tougher sanctions…."

    Fact check

    For years, Times writers and commentators beat up mercilessly on Iran. In June 2009, Iran’s presidential election was more democratic than America’s rigged process.

    Nonetheless, a Times editorial headlined, “Iran’s Nonrepublic," claiming “government authorities bulldozed the results" so incumbent Ahmadinejad’s victory was “bogus."

    Instead of journalistic integrity, The Times claimed Ahmadinejad stole the election with no evidence whatever proving it. Rhetoric substituted for reasoned commentary in typical Times style.

    In contrast, when the Supreme Court reversed America’s 2000 popular vote (and electoral one learned months later) to install its own favorite, a Times editorial supported Bush’s illegitimacy and his “unusual" post-election “gracious(ness)."

    No matter that Al Gore won and they knew it. No matter what’s now known about a rogue administration terrorizing humanity.

    Stopping short of supporting war, The Times said striking Iran’s nuclear facilities “would not set (it) back for very long. It would rally Iranians around their illegitimate government….The last round of sanctions was approved 17 months ago."

    Russia and China oppose more. “So long as that enabling continues, Iran will keep pushing its nuclear program forward."

    Fact check

    In April 2010, Ron Paul addressed HR 2194, the Comprehensive Iran Sanctions, Accountability and Divestment Act, saying:
    “I rise in strong opposition," including against its Senate version. Debate replicated lies, misinformation and distortions preceding Iraq 2003. “Propaganda (is) speed(ing) us to war against Iran for the benefit of special interests."

    “A vote for sanctions on Iran is a vote for war against Iran." In other words, he called sanctions an act of war.

    In 1997,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called economic sanctions “a war against public health." Sanctions constitute war by other means. Manipulated money power in private hands used irresponsibly is financial war.

    Delegitimizing Iran’s legal nuclear program shows which side Times editors support. They’re the same anti-populist power and wealth ones they always back on all vital issues.

    The Washington Post

    A WP editorial headlined, “Running out of time to stop Iran’s nuclear program," saying:
    The IAEA “spelled out in detail what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have known for a long time: Iran’s nuclear program has an explicit military dimension, aimed at producing a warhead that can be fitted onto one of the country’s medium-range missiles."

    Fact check

    Substituting bombast for truth, Post editorializing got another black eye. Throughout the piece, accuracy was nowhere in sight.

    Like The Times, Journal, and others like them, however, what else can be expected from establishment broadsheets. They stop short of doing what readers expect – their job.
    “The IAEA’s evidence….ought to end serious debate about whether Tehran’s program is for peaceful purposes. That’s why Russia and China tried to block the report."

    Never mind that IAEA’s “evidence" lacks credibility. It was fabricated, discredited and out of date. Independent analysts refuted it. All countries should denounce its nefarious purpose, potentially leading to war.

    Short of supporting it, the Post said Obama’s got time to act. He repeatedly said “Iran’s acquisition of a nuclear weapon is unacceptable – and the IAEA report makes clear that the danger is growing, not diminishing."

    Most dangerous are:

    ◎ IAEA heads publishing baseless allegations;
    ◎ America, Israel, and Western nations supporting them;
    ◎ and disreputable major media opinion writers marching in lockstep instead of doing their jobs responsibly.

    Sadly, that’s what passes for corporate-controlled news, commentary and opinion in America.

    It’s why more readers go elsewhere for real information and analysis. Hopefully one day they all will!


  21. 2011/11/17 於 11:24 patchpieces

    發改委劍指國企(中國電信) 背後站著外資/中情局

    《中國的那些事(1):新華社為何幫南方系出頭?》

    文/蔡子尤

    2011-11-16 民聲網

    最近,“南方系媒體”發動了一大一小兩場戰役,
    一是以中國電信為突破口,通過“炒作”所謂國企壟斷問題“圍剿”中國國企,
    二是“圍剿”孔慶東。

    其實孔慶東對“南方系媒體”的所謂“三罵”(去你媽的、滾你媽的、X你媽的),事後證明完全是孔慶東的引蛇出洞。

    看看被罵記者是如何說的:
    http://www.mshw.org/review/debate/2011-11-15/6116.html

    【濟南時報:孔慶東在微博上說你“態度很和氣,語言很陰險”。你問了他什麼問題,讓他覺得陰險?
    曹林華:我根本沒來得及提問。我剛介紹完身份,他就來了句“我不接受你們‘南方系’採訪,去他媽的!”然後把電話掛了。
    濟南時報:只是一句“去他媽的”嗎?孔慶東在微博上炫耀他罵了你一組排比句(去你媽的!滾你媽的!×你媽的!)。
    曹林華:這些都是他意淫的。他罵得沒那麼誇張,這讓我既好氣又好笑。孔慶東一貫喜歡誇張,他是個表演欲望很強的人,正如他周圍人所說,他喜歡惡作劇。】

    原來,孔慶東電話裏只是隨口說了句【去他媽的】,很明顯,罵的是南方系。孔慶東說的不是【去你媽的】,更不是【去你媽的、滾你媽的、X你媽的】。顯而易見,孔慶東在微博上說罵了南方系【去你媽的、滾你媽的、X你媽的】,既不是濟南時報說的炫耀,也不是曹林華說的惡作劇,而是典型的引蛇出洞,而且引出了新華社這條愚蠢的大蟒蛇。

    孔慶東還很詫異,自己痛駡、耍弄南方系,為何新華社跳了出來?

    廣大網民可能十分鮮明地記得,2008年汶川地震之後,南方系炒作【中國抗震救災是為了兌現對於普世價值的承諾】,而南方系主張的普世價值,其真實含義是【美國及西方的政治經濟制度代表人類普世價值】,而新華社也發表類似報導《從唐山到汶川:中國的改變》。新華社此文當時發表在新華網及各大網站的頭條,似乎是要強迫每個線民都要讀一遍。此文借讚美汶川救災,醜化唐山救災,醜化毛時代。內容主要有: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5/29/content_8277937.htm

    1、在全國人民都在抗震救災時刻,繼續批判唐山大地震時的抗震救災,以此醜化毛澤東和毛時代,醜化社會主義。

    2、認為改革開放時代和毛時代相比,【中共的執政理念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人民的主體地位得到進一步尊重,人道主義和人文關懷漸成社會風尚。】這顯然是把中國改開以來的這30年的中共,同1921到1979這近60年的中共做了徹底切割。

    3、文章牽強附會東拉西扯,認為【抗震救災還反映了中國法治社會的逐步形成完善,……例如,“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與“私有財產不可侵犯”被寫入憲法。】,這完全是普世價值的腔調。

    實際上,新華社的文章在“有意曲解”憲法,憲法第十三條是【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而新華社及南方系“曲解”成【“私有財產不可侵犯”被寫入憲法】。
    在中國人民大眾“強烈要求”清算“暴富階層”“侵吞”國有資產的原罪的背景下,新華社及南方系“要幹什麼”,一清二楚。其實,新華社及南方系主張的【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並沒有”寫進憲法。憲法第十二條是【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將憲法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合起來讀,憲法的意思就是要清算暴富階層侵吞國資的原罪。

    憲法全文見: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4/content_62714.htm

    另外,憲法顯而易見也不會保障那些反毛、反共的人權,也就是說,南方系及新華社中大量的反共分子的人權並不受憲法保護。

    雖然新華社記者文章沒有直接提【普世價值】四個字,雖然新華社記者的文章不得不提社會主義這四個字,但是此文章“內涵”其實和南方系“完全一致”。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擁護社會主義、擁護毛澤東的文章,在人民網旗下強國論壇大部分能發出來,
    而在新華網發展論壇則幾乎“全面封殺”。

    更重要的是,新華網國內部分曾參與多起“妖魔化”毛澤東、“妖魔化”社會主義的炒作事件。與新華網相比,人民網則沒有參與。
    比如:2007年12月10日,新華網、新浪網等主流網站刊登文章:《據統計毛澤東稿酬累計達1.3億》。見:
    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7-12/10/content_7223084.htm

    此文實際上幾年前美國「中情局」“資金支援”的海外民運反共刊物製造的垃圾。後來汪東興、吳連登等人澄清了事實真相,新華網及南方報系並未刊登相關澄清文章,新華網的“造謠”也沒受到任何處理。

    此事件詳情見:《從縱容“妖魔化毛澤東”到亡黨亡國》http://blog.hxf.mshw.org/post/4/18

    其實看看新華社的歷史就很清楚,新華社裏有不少“南方系”的“同盟軍”,瞭解了以下情況,出現如上怪事,就一點不奇怪了。

    這裏列舉一二:

    比如:
    《炎黃春秋》的社長杜導正,曾任新華社河北分社社長、新華社廣東分社社長,“文革”後,歷任新華總社黨組成員兼國內部主任、《光明日報》總編輯、新聞出版署署長。
    《炎黃春秋》的骨幹、編委李普就曾擔任新華社副社長。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派5人小組接管新華社,李普是5人之一。
    《炎黃春秋》核心作者、著名反共、反毛學者戴煌在新華社內人脈極廣,連原新華社社長郭超人都極為尊崇,戴煌更是屢次欺負新華社老社長穆青。看看戴煌是如何洋洋得意地自述的:
    http://news.qq.com/a/20110712/001157_1.htm

    【後來郭超人當新華社副社長了。他去過我家裏幾回。他勸我說,老戴呀,你得多到後面去跑一跑啊。也就是多到穆青家裏跑一跑。我才不去呢。穆青和李普後來住在同一層樓裏,他們一個在這邊兒,一個在那邊兒,挨著。李普和我關係很好,我經常去找他聊天。但我就是不到穆青家裏去。穆青派他老婆到李普家裏,想看看我和李普到底在談些什麼。我這一輩子啊,就這個脾氣,看不慣的人,天皇老子我也不怕,也不理。】

    《炎黃春秋》的副社長楊繼繩也是新華社高級記者,在新華社工作35年。
    新華社原國內部主任張萬舒,也是《炎黃春秋》的重要支持者,2009年張萬舒在香港出版關於8X8的敏感書籍,被亞洲週刊評為2009年十大中文(非小說)好書。張萬舒是國內最早報導小崗村改革的記者之一。張萬舒1964年始任新華社安徽分社記者,後任採編主任、副社長;1983年調任北京新華社總社國內新聞部副主任、主任;1992年改任新華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
    1990年,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曾出逃美國,許家屯為中共正部級幹部,曾任江蘇省委書記和中共中央委員,叛逃時還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職務。他在叛逃後受到賣國指控,並在1991年被中共開除黨籍並撤銷所擔任的人大委員職務。

    新華社“多出怪事”。2010年7月末,「鳳凰網」、南方報業網紛紛刊登:《網現新華社記者叛逃謠言鳳凰獨家闢謠》、《新華社國內部主任叛逃英國系謠言駐英養病》等文章,原來,英國每日電訊報導:新華社國內部主任萬武義已經叛逃英國,萬武義的妻子已經先期移民了英國,是“裸官”一族,而鳳凰網和南方系替新華社國內部主任闢謠,說其只是在養病: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0729/12/42556_42227479.shtml

    http://bbs.xizi.com/thread-1597146-1-1.html

    【據可靠消息,國內最大的新聞通訊社——新華社國內部主任萬武義已經叛逃英國,有關記者在英國對萬武義本人和其妻子見面時證實了這個消息。這也是繼1990年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徐家屯叛逃美國之後,從該機構叛逃到海外的最高級官員。但新華社和國內其他新聞機構並未對外報導。萬武義在和記者見面時表示,他之所以出逃英國完全是政治上的考慮,是因為在相關報導中觸動了特殊階層的利益,受到政治壓力而被迫離開。但國內熟悉萬武義的人士則指出,萬武義涉嫌貪污腐敗和收受賄賂,是在得知即將被革職調查的消息後而出走英國。
    北京紀檢機關在試圖對萬武義的家屬做進一步調查時發現,在此之前,萬武義的妻子已經先期移民英國,萬武義是典型的“裸官”一族。所謂“裸官”,就是指自己在國內做官,但家屬、財產已經轉移到海外的官員。因為這類官員罪行一旦敗露就會選擇逃離,輕易逃脫國內法律制裁而引起了極大民憤,中國ZF最近正出臺措施,要求幹部就配偶子女移居國外情況向組織部門彙報,否則將追究紀律法律責任。

    新華社的全稱是新華通訊社,也是中國的“國家通訊社”,同時具有行政管理職能。因為該機構在中國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加上新華社國內部和國內眾多ZF、大型企事業部門千絲萬縷的聯繫,掌握著國內幾乎所有重要新聞的編輯、簽發、報導權而一直是這些部門的公關物件,萬武義也很可能是在此過程中收受巨額賄賂而落馬。據傳,在新華社內部,有關萬武義的名聲一直不佳,在萬武義叛逃之後,新華社內部,包括海外各分社也被要求不許談論此事。

    這也是時隔20年後,新華社再一次暴出“高官外逃”事件。此前一起發生在1990年,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曾出逃美國,許家屯為中共正部級幹部,曾任江蘇省委書記和中共中央委員,叛逃時還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職務。他在叛逃後受到“賣國”指控,並在1991年被中共“開除黨籍”並撤銷所擔任的人大委員職務。】

    新華社萬武義就“叛逃英國一事”嚴正聲明:
    http://news.china.com/zh_cn/news100/11038989/20100812/16077255.html

    【2010-08-12 新華社
    今年5月22日,本人參加中組部等組織的專題研究班到英國牛津大學學習,原計劃6月6日回國。學習期間因腰椎間盤突出的舊疾嚴重復發,遵醫囑在當地臥床治療。在中國民航局和中國駐英大使館協助下,在新華社總社有關部門和倫敦分社密切配合下,本人於7月31日下午順利返回北京。

    在此,本人對新華社領導的熱情關懷和同事們的精心關照,表示衷心的感謝;對給予精心治療的英籍華人醫生夏志道夫婦等多位醫護人員以及提供熱情幫助的牛津大學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志願者,致以深深的謝意;對所有給予本人以關心和支持的各界人士,表示誠摯的謝意。本人將積極配合治療,爭取早日康復,重返工作崗位。

    令人氣憤的是,在本人於英國臥床治療期間,個別別有用心的機構和個人公然採用捏造事實的卑劣手段,惡意對本人及家人進行造謠中傷,給本人及家人的相關權利造成極大損害。為此,本人要求侵權機構和個人就其誹謗行為公開賠禮道歉。同時,本人正在考慮依據相關法律規定追究侵權機構和個人的法律責任的問題。

    特此聲明。
    萬武義】

    “究竟”是什麼人向英國每日電訊“透露”了新華社國內部主任叛逃的消息?
    每日電訊為何相信這些消息並說消息可靠?
    恐怕肯定不是美國「中情局」運作的吧?相信讀者自有分析。
    至於事實真相如何,我們拭目以待吧。

    總而言之,建國後新華社歷屆領導高層中,既有胡喬木、吳冷西、朱穆之、穆青、喻權域這樣真正的愛國愛黨愛人民的真共產黨員,
    也有杜導正、許家屯之類的共產主義叛徒。

    希望現任新華社國內部主任萬武義不是杜導正、李普、張萬舒、許家屯、楊繼繩之類的叛國叛黨分子。

    此次新華社“聯合”南方系“圍剿”孔慶東。新華社“罕見地”發表新華調查、新華專電、新華社記者李江濤、趙琬微發表《如此素質如何為人師表?——北大教授孔慶東爆粗口罵記者惹眾怒》一文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kongqingdong/content-3/detail_2011_11/10/10563219_0.shtml

    新華社記者黃冠發表《“教授罵人”有觸道德法律底線之嫌》一文:
    http://www.legaldaily.com.cn/zbzk/content/2011-11/11/content_3088059.htm

    兩篇文章均“殺氣騰騰”,直接“要求”北大開除孔慶東。這些“漢奸(帶路黨)”完全被孔慶東耍得團團轉,最後“不得不”在新華網“刪除”了這兩篇文章。

    李江濤、趙琬微、黃冠等新華社國內部記者,應該是歸萬武義管吧?

    總而言之,新華社相當於半個南方系。
    南方系,已經徹頭徹尾地被“漢奸分子”、新自由主義分子、資改派“把持”,而新華社只有一部分被“漢奸”控制。最起碼,新華社國際方面的報導就比國內方面要好得多。

    其實,無論是南方系、新華社還是《炎黃春秋》,他們都有一個統一的稱謂,“趙系人馬”。

    趙紫陽,1960年後,歷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第二書記、第一書記,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處書記,曾兼任廣東省軍區政治委員、廣州軍區第三政治委員。1974年4月至1975年10月,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
    任仲夷,1980—1985年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兼省軍區第一政委。1985年後退出領導工作崗位,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趙紫陽、任仲夷在廣東耕耘多年,黨羽眾多。“改革開放”以來,在這些“趙系黨羽”及“美帝獨裁霸權”的“庇護”下“南方系(漢奸買辦帶路黨)”一直茁長成長,《炎黃春秋》(漢奸買辦帶路黨)近幾年也是杜導正等“趙系”骨幹一手操作,而新華社這些傳統左派媒體自然也“被安插”了許多“趙系”黨羽。

    張宏良文章曾說:
    【南方系能夠成為中國媒體領域的實際老大,還是因為它“特殊”的“美國背景”。2010年美國總統奧巴馬訪問中國期間,點名要求單獨會見南方系報紙總編,否則,奧巴馬總統拒絕會見任何媒體,立刻返回美國,由中國承擔一切後果。中國方面沒有辦法,只能忍氣吞聲,由中宣部一位副部長親去廣州專機陪同南方系報紙總編進京接受奧巴馬會見。奧巴馬如此過分的舉措,不僅遠遠超過了主權國家之間的交往原則,甚至遠遠超過了宗主國對殖民地國家的要求,即使抗戰期間日本佔領軍對汪偽政權的要求,也不過如此。奧巴馬之所以堅持這樣做,無非是在用這個舉動向人們顯示,中國南方系媒體的政治地位,遠在人民日報、新華社和中央電視臺之上,至少在美國看來必須如此。】

    奧巴馬“庇護”南方系(漢奸買辦帶路黨)的背景是自2008年以來南方系是“漢奸媒體”,這已經眾所周知。體制內的愛國主義力量試圖徹底修理整頓南方系和《炎黃春秋》(漢奸買辦帶路黨),這些行動遭受“趙系人馬”的頑強抵抗,而奧巴馬訪華就是為趙系人馬“打氣”的。在奧巴馬及趙系人馬的“通力保護”下,南方系和《炎黃春秋》(漢奸買辦帶路黨)平穩度過危機。奧巴馬拼下老本,也要“保護”南方系這些“棋子”,當然是為了在不久的將來更好地在中國搞“顏色革命”,肢解中國。

    顯而易見,國內的南方系、炎黃春秋(漢奸買辦帶路黨)、新華社國內部、及中青報冰點週刊,都屬於“趙系人馬”。而這些“趙系人馬”的“背後”是「中情局」。無論是“大肆推廣”荒謬的“西方普世價值”和“新自由主義經濟”理念,還是“妖魔化”毛澤東,這些都是「中情局」的“一手策劃”,而南方系、炎黃春秋、新華社(漢奸買辦帶路黨)只是奉命行事。

    據《克格勃X檔案:一個老牌間諜對國家最高機秘的披露》一書(著者是[俄]維•什羅甯,曾任克格勃局長。新華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介紹:早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情局首任局長杜勒斯策劃了系列方案,如“加爾瓦爾德方案”,其用途是【將基本的、集中的打擊指向反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要達到這個目的,【首先必須打破蘇聯人頭腦中的所謂‘列寧綜合體系’。】
    而“直到”差不多半個世紀後,蘇聯克格勃才得以比較清楚地瞭解。

    【根據艾倫.杜勒斯的企圖,關於‘德國黃金’、‘鉛封的’德國車廂和‘雇傭間諜’這些早就知道的假造謊言竟然成了‘禁果’,它對許多人的耳朵感到好聽。
    加爾瓦爾德設計的最低綱領在於向新的幾代人灌輸對列寧主義的懷疑,認為列寧主義簡直是‘歷史的錯誤’,人類一部分暫時的、不正常的和不牢固的社會現象。灌輸說早晚要把它結束(‘蘇聯是罪惡帝國’!)】 《克格勃X檔案》–p65
    詳情見:《中情局絕密綱領–用普世價值對抗愛國主義》
    http://blog.hxf.mshw.org/post/4/33

    與「中情局」在蘇聯的“操作”類似,中國南方系、炎黃春秋等(漢奸買辦帶路黨)媒體也在90年代後期以來“刮起”了“妖魔化”毛澤東的狂潮。

    而“南方系(漢奸買辦帶路黨)”主張的所謂【普世價值】,正是「中情局」策劃方案的“要點”:

    【(加爾瓦爾德方案)最高綱領包括最廣泛的目標。它提出的任務是破壞對祖國之愛。它渴望用所謂‘普遍人類價值’代替愛國主義。】《克格勃X檔案》–p66

    有網友因此感歎到:
    【到此,所有中國愛國者的疑惑終於有了十分合理的解釋:
    在2008年那偉大的抗震救災過程中,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得到了自改革以來最大程度的激發。而“南方報系(漢奸買辦帶路黨)”當時卻“突如其來”、“莫名其妙”地宣稱抗震救災所體現的是“普世價值”,並由此引發了一場影響深遠的爭論。而隨後的兩年裏,“普世價值”也成了美國總統奧巴馬“對華喊話”的“口頭禪”。2003年出版的這本書實際上揭露了所謂“普世價值”思潮的真正的出處、背景及其戰略意圖。】

    此次新華社出動“參與”圍剿孔慶東是一個“重要信號”。顯然,自李銳嫡系“中組部”老幹部崔武年發表《政改十三點》,“公開打出”趙紫陽(漢奸買辦帶路黨)的旗幟後,整個體制內的“趙系”都“蠢蠢欲動”,“加緊”了“肢解中國”的進程。
    崔十三點見:http://www.mshw.org/review/debate/2011-10-26/5676.html

    寫到此處,任何人都能看得出來,新華社為何要幫南方系出頭。

    =====================================================
    《中國的那些事(2):發改委劍指中國電信,背後站著外資》

    文/蔡子尤

    2011-11-16 民聲網

    上回說到新華社幫著南方系‘圍剿’孔慶東的事,指出不管是新華社、「中青報」、“南方系”還是“炎黃春秋”,都是“趙系”人馬,
    而在這一切的“背後”是「中情局」。

    其實,與「發改委」“圍剿”中國電信相比,新華社“圍剿”孔慶東,還算小事情。

    一、「發改委」劍指中國電信,“背後”是外資

      自11月9日CCTV《新聞30分》報導發改委調查中國電信、中國聯通壟斷,並將處罰幾十億後,引起了軒然大波,中國電信行業面臨生死危機。據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院長助理劉剛教授分析:
    http://it.sohu.com/20111112/n325396790.shtm

    【現在對電信、聯通提起反壟斷調查“時機”並不好。中國電信收入有1/3來自寬頻,如果真的像「央視」報導那樣被判定為壟斷,其要麼被罰款,要麼被限定市場份額,那整個中國電信就會由贏利變成虧損;而中國聯通日子就更加難過了,2010年就巨額虧損,假如遭遇反壟斷,那要麼是倒閉,要麼是被重組。】

    劉剛還分析【此次寬頻反壟斷實質上是廣電和電信之爭的延續,大前提是目前正在進行的三網融合】,這個判斷也是絕大部分媒體的觀點:
    http://www.chinanews.com/it/2011/11-14/3457430.shtml

    【“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的反壟斷調查案被不少媒體指稱為其競爭對手廣電系統發起的“神仙架”。】

    原來,自互聯網興起以來,傳統的電視與互聯網的融合已經是大勢所趨。所謂【三網融合】,就是電信網、廣播電視網、互聯網的融合。這裏面主要涉及兩個部門,一個是廣電系統,一個是電信系統。

    此次事件的“起因”,就是廣電系統的企業像搞自己的互聯網業務,就得使用電信行業的寬頻,但是他們發現自己需要向“中國電信”繳費太多,“中國電信”定的價格太高。廣電系統最理想的狀態是,有自己的電視臺,有自己的網站,還有自己的寬頻,將電視臺和互聯網融為一體。

    其實,電信系統也有自己類似的想法,搶佔制高點,進軍網路電視市場。
    據媒體介紹:
    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5-01/07/content_2427568.htm

    http://tech.sina.com.cn/t/2006-06-09/2348983625.shtml

    【“中國電信已計畫今年(2005)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開展網路電視業務。流媒體視頻業務將是電信今年重點推廣的內容,公司計畫今年將在大部分城市開通網路電視。”中國電信互聯星空事業部某高層近日表示。中國電信在杭州、廣東等地對網路電視進行的秘密試驗早已不是新聞。而2001年中國電信就曾試水,與新華社合作成立上海新華電信網路電視有限公司。】

    【2005年,2005年4月27日,上海文廣越過中央電視獲得國內首張IPTV牌照,電信系統與上海文廣合作步伐的加快,幾方合作開展的IPTV試點一度高達50餘個。電信系統進軍網路電視,自然遭受廣電系統的圍堵:泉州廣播電視局發出一紙通告,叫停泉州地區的“百視通”網路電視業務,網路電視業務又在浙江擱淺。】

     也就是說,推進三網融合,需要廣電系統和電信系統的通力合作。要搞網路電視,即需要寬頻和互聯網,也需要電視臺,本來廣電系統和電信系統相互合作,三網融合就可實現了。但是,雙方卻搞得你死我活,不斷內鬥。

    整個事件看起來似乎比較簡單,一方是“工信部”下屬的電信企業,另一方是「廣電總局」下屬的廣電系統都想搶佔三網融合制高點,比如都要推網路電視。電信系統參與搞的網路電視被“各地廣電局”封殺。而廣電系統搞的寬頻業務面臨電信系統的高價,於是,就有了「發改委」調查電信壟斷一事。
    本來,工信部和廣電總局打架,作為國務院各部位的老大,「發改委」應該調節兩個小兄弟的矛盾,讓兩者合作才對,但「發改委」的“意思”卻是“希望”廣電系統也進軍寬頻業務與電信“繼續內鬥”、競爭,“美其名”曰——打破壟斷。

    (ISP(互聯網服務提供商)是經國家主管部門批准的正式運營企業,除了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之外,還包括中國移動、歌華有線、長城寬頻、天威視訊、中國教育和科研電腦網等近二十家企業。而歌華有線就是廣電系統取得ISP牌照的代表性企業。各方人物分析,歌華有線是此次發改委調查電信壟斷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其實,這一切,都是“外資壟斷巨頭”所“布的局”。

    早在2007年,就有媒體報導:

    歌華有線發展個人寬頻 “聯手外資”對抗網通
    http://www.cnpaf.net/Class/news/200710/21772.html

    2008年5月30日證券時報報導:《歌華有線與外資簽署寬頻合作協定》
    http://zjdaily.zjol.com.cn/jrzb/html/2008-05/30/content_2741402.htm

    【“歌華有線”日前正式與“自由媒體國際有限公司”和“華創夥伴投資有限公司”簽署了《關於設立寬頻合資公司的合作協議》,合資公司將通過歌華有線的寬頻網路向居民和商業客戶提供ISP服務(互聯網接入服務)。

    ……

    “歌華有線”此次與國際知名的有線運營商的“合作”,可充分利用外資在寬頻運營及增值服務方面的優勢加速推動歌華有線高速資料寬頻業務及有線電視網增值業務的開展。】

    而「自由媒體國際有限公司」是“什麼背景”呢?

    此次與「歌華有線」合作的「自由媒體國際有限公司LibertyGlobal,Inc(簡稱LGI)」於2005年1月在美國特拉華州成立,同年在納斯達克上市,其掌舵人即是與默多克齊名的美國傳媒寡頭、“美國有線電視奠基人(patchpieces注:有線電視MSO系統台教父)”約翰・馬龍(John Malone)。
    百度百科說:他讓默多克(Murdoch)、雷石東這樣的人膽戰心驚,他讓美國副總統戈爾甘拜下風.他是美國傳媒業的“成吉思汗”。

    約翰-馬龍(John Malone)。還是美國最大地主: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usstock/c/20111012/010610602798.shtml

    【北京時間2011年10月12日,美國地產月刊《Land Report》的年度調查顯示,自由傳媒集團(Liberty Media)董事長約翰-馬龍(John Malone)超過CNN創始人泰德-特納(Ted Turner),成為美國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今年早些時候,馬龍收購了緬因州和新罕布什爾州超過100萬英畝的林地,現在他名下的土地總面積已達到220萬英畝,超過了特納的200萬英畝,後者在過去的15 年裏一直位居美國最大地主之首。】

    於是事情再“明顯不過”了:廣電系統顯然無法在寬頻及互聯網方面同電信系統競爭,廣電系統因此和美國傳媒寡頭“合作”,挑戰電信系統。

    其實廣電和電信“內鬥”多年完全是“不應該”的。由國務院出面,甚至「發改委」這個老大調節,讓廣電系統和電信系統“合作合資”,發揮各自長處,共同搞三網融合,共同搞網路電視,利益雙方共用,這不是“很簡單”的事麼?為什麼一定要讓廣電系統也進軍電信領域?
    事實上,廣電系統沒有相關實力,只得“引進外資”,“一起進攻”電信,這一切的“背後”對誰有利?
    為什麼“寧可”與“外資”合作,也“不肯”與電信合作?

    顯然,「發改委」的“藉口”還是要打破壟斷。在「發改委」“看來”,讓電信和廣電聯合成立公司是更大的壟斷。
    而讓廣電“引進外鬼”與“美國壟斷巨頭”約翰-馬龍(John Malone)。合資就不是壟斷了?

     在「發改委」“看來”,讓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合併,“解決”南北網路互訪的問題,“解決”億萬網民的苦惱,更是壟斷。

    在「發改委」看來,讓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等企業合作,“一起壓低”從美國進口的電信設備及互聯網專利的(國際寡頭壟斷)價格(現在每年是5000億,超過軍費),這也是壟斷。

    在「發改委」看來,像搞兩彈一星那樣,讓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等企業合併合作,互通有無,共同開發自主電信及互聯網技術和設備,“打破”“外資的壟斷”,“打破”美國壟斷寡頭的壟斷,這也叫壟斷。
    按照「發改委」反壟斷的“思路”,兩彈一星根本“搞不出來”。

    在「發改委」看來,為了反壟斷,電信行業一分為四,結果還是壟斷,再一分為十六,再分為三十二家(國際資本集團“支解分割依附”策略)……就像解放前的“軍閥混戰”,外資剛好進來“兼併”。

    「發改委」究竟“代表”誰的利益?

    「發改委」真的要讓電信行業走鋼鐵行業的“老路”嗎?

    2009年07月10日第一財經日報報導:《鐵礦石最大買家為何沒有話語權》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90710/02426463633.shtml

    【日本鋼鐵企業和貿易企業的“集中度高”,他們“掌控”著其國內60%以上的鐵礦石需求,而在中國這一數字僅為13%。
    在日本,貿易商被稱為“商社”,鋼廠通過管道委託,由貿易商進口鐵礦石然後轉賣給鋼廠。商社的數量不多,但他們之間的“利益聯結”卻“極為緊密”,都是“互相交叉持股”和互派人員,而日本的鋼廠一般也會投資商社,佔據一定的股份。

    在鐵礦石“依存度”幾乎100%的日本,鋼鐵企業和貿易商基本是“一體對外”的模式,
    而中國則“恰恰相反”,善於“內鬥”。

    這種“內鬥”,首先體現在鋼廠和貿易商的“數量之多”。
    根據不完全統計,目前中國共有大小鋼鐵企業1200家左右,其中上規模的大中型鋼企有70多家,排名前5位的企業鋼產量僅占全國總量的28.5%,而美國、歐盟、日本等發達國家和地區排名前4位元企業鋼產量占全國比重為60%乃至70%以上。

    目前國內有鐵礦石進口資質的企業共有112家,其中鋼鐵企業有70多家,雖然數量上較往年已經大幅減少,但數量仍然是世界最多的。其中又有國有,有民營,國有鋼企有的隸屬于國務院國資委,有的則隸屬於地方政府。
    每個企業有自己不同的利益,自然“各懷鬼胎”,各自為政。

    因此,產業“集中度不高”已經成為中國鋼鐵行業的“致命硬傷”,也已經成為歷年鐵礦石談判敗北的主要原因之一。】

    也就是說,正因為日本鋼鐵行業是“計劃經濟壟斷型”的,因此“壓低”了必和「必拓」、「力拓」等礦山(巨頭)的鐵礦石價格。
    而中國鋼鐵行業是“市場經濟競爭型”的,於是每年中國要向「力拓」等三大巨頭多交7000億。

    近年中國吃“市場經濟惡性競爭”的虧已經不少了。如:《央企海外並購互挖牆腳,惡性價格競爭》
    http://www.mshw.org/news/soe/2011-10-24/4503.html

    【隨著中央企業海外投資熱情的高漲,在個別海外收購專案中,多家中央企業之間缺乏必要的溝通與合作,進行惡性價格競爭,出現了自家人挖自家人牆腳的情況。這既造成了國有資產不必要的損失,也十分有損中央企業的國際形象。

    據國資委相關人士透露:“中央企業間境外投資的惡性競爭近年來屢屢發生。已經有好幾個項目,本來我們的企業可以花5000萬~6000萬美元收購的項目,由於央企之間的相互抬價、惡性競爭,結果花了1億多美元。”】

    日本企業模式本來“學”得就是蘇聯及毛時代“計劃經濟的模式”。
    我們“改革開放”卻將好的經驗“全部拋掉”,搞“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市場化。

    按照前述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院長助理劉剛教授的分析,此次「發改委」氣勢洶洶,中國電信行業“面臨”被拆分的“威脅”,而外資正“虎視眈眈”,約翰-馬龍(John Malone)。更是已經兵臨城下,與「歌華有線」建立了合資公司。
    可以說,“外國壟斷資本”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只欠「發改委」【反國企壟斷】這陣東風。

    外資進入電信行業,其“危險程度”是“超人想像”的。

    按照中國入世的“承諾”,中國電信業將逐步對外開放。即先開放增值業務、再開放資料和移動通信業務,最後開放基礎電信業務和基礎通信設施。
    早從2004年12月11日開始,根據中國入世承諾,中國開始允許外資涉足基礎電信業務,外商可以與中國公司設立合資的形式進入中國北京、上海和廣州三地市場,外方的持股比例最高為25%。按照相關承諾,到2007年外資股權可以達到49%,並且取消地域限制。

     到2007年左右,所有的媒體都在喊,【電信業,狼來了】。但是,自2007年以來,外資巨頭主要在觀望,狼沒有來。
    這是為何?
    因為一個巨無霸橫在外資面前,這就是中國國有企業:中國電信、中國聯通等巨型公司。外資即便是進入中國,也會毫無收益。

    也“恰恰”是在2007年左右開始,“南方系媒體”紛紛“製造謠言”,說中國上網比美國貴10倍、100倍,要求反電信壟斷,“要求”將電信拆分“私有化”,讓外資和私企進入。這一切絕對“不是巧合”。“南方系”的“背後”正是那些著急的外資巨頭。

    至於南方系的“謠言”是如何不靠譜,可見相關分析:

    指鹿為馬–南方系反電信壟斷的背後
    http://www.mshw.org/theory/eco/2011-11-10/6021.html

    假如「發改委」借反壟斷的領域拆分中國電信行業的“陰謀”得逞,未來中國電信行業將一定是“外資的天下”。先不要說外資“全盤控制”電信行業,哪怕外資控制10%的份額,對中國國家安全來說也是無比恐怖的事情。

    首先,外資已經“基本控制”“中國(所有的)門戶網站”。

    互聯網業務,其專業術語是電信增值業務,是電信行業最先開放的部分。根據國務院辦公廳、發改委、商務部歷次外資並購安全審查制度或者規定,互聯網行業(電信增值業務)都未列入並購安全審查範圍,也就是說外資入股並購中國互聯網企業,不受國家安全審查。

    而中國各大門戶網站如「新浪」、「搜狐」、「網易」、「百度」、「騰訊」及視頻網站如土豆、優酷等,都早已通過“協定控制(VIEs)模式”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
    什麼是“協議控制”?在VIEs模式下,境內企業的經營決策、財務、人事、技術等“實際控制權”轉移給外國投資者。

    看看廣州日報的報導:
    http://tech.sina.com.cn/i/2011-09-20/03236084179.shtml

    企業海外曲線上市或受限協定控制引起高度關注

    【解釋:協議控制

    2000年4月,新浪網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首開互聯網企業協定控制模式先例,為此市場也稱這種海外上市協定控制模式為“新浪模式”(又稱VIE模式,Variable Interest Entity)。

    “新浪模式”的實質是通過合作協定的方式,“境外殼公司”實際控制境內牌照公司(為保護境外殼公司投資人的“安全”,通常牌照公司的全部股權也被抵押給技術公司,進而由殼公司全權控制),將收入和利潤轉移到境外殼公司,規避了外資機構不能擁有ICP牌照的問題(即互聯網路的外資行業禁入政策),使外資機構得以大量進入原本對其封閉的互聯網行業,並控股行業中的龍頭企業。】

     通過“協定控制模式”外資已經“全面控制”了中國互聯網門戶網站,但是這些門戶網站所使用的寬頻、光纖線路,還主要是中國國企如中國電信所控制。雖然在外資控制下,以這些門戶網站為代表的互聯網企業已經成為反共勢力(詆毀煽動顛覆中國)的重要“活動陣地”與“輿論平臺”,“時時刻刻”在“傳播”反黨、反毛、反社會主義的有害資訊。但是,一旦發生重大突發性事件,中國很容易截斷危害國家安全的資訊傳播。

    一旦外資連這些寬頻和線路都“控制”了,後果“不堪設想”。

    想想吧:約翰-馬龍(John Malone)。及默多克(Murdoch)等美國壟斷寡頭在中國“擁有”無數「鳳凰網」、「騰訊網」這樣的互聯網門戶網站,還“擁有”無數「歌華線上」這樣的電視媒體,還“擁有”自己的獨立的無數條寬頻和線路。就這樣美國壟斷寡頭及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意志”可以“直達”千千萬萬中國普通老百姓的電腦,而中國政府的“所謂”監管可能完全被各種手段“規避”,幾乎為零。

    顯而易見,「發改委」借反壟斷“推動”的“所謂”三網融合完全成了美國「中情局」及壟斷寡頭“主導”的三網融合,是美國「中情局」“控制壟斷”中國的三網。

    除了顛覆勢力、顛覆資訊、顛覆意識形態的“入侵”,另外的“問題”是國家機密的洩露。

    讓外資及私企進入電信基礎行業進軍寬頻業務,
    請問,中國軍隊人員要聯互聯網嗎?
    中國政府人員要聯互聯網嗎?
    如果外資控制了互聯網主幹寬頻及線路,原則上,外資可以“監控”中國互聯網上所有的資訊。美國「中情局」的駭客也就不必費盡心機搞入侵了,中國軍隊的機密資訊會自動流入外資在互聯網線路上設置的監聽器裏。可怕地三網融合,不光是互聯網,還有電信網,就是說中國政府要員打的任何電話都能被外資及中情局“監控‘到。

    另外就是“國內顛覆勢力”與「中情局」的聯絡也將主要使用外資的寬頻及線路。

    要知道,互聯網在蘇聯解體中“發揮”過重要作用。

    據《青年參考》(2011年08月24日22 版)報導:
    http://www.mshw.org/news/oversea/2011-08-25/4187.html

    【20年前的8月19日,一群強硬的保守派“軟禁”了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試圖奪取對蘇聯的控制。然而,政變者在控制電視臺、電臺、報紙等媒體機構的同時,卻遺漏了部分通信管道,讓葉利欽得以將《告俄羅斯公民書》昭告全世界,致使政變流產。在此過程中,尚處於幼年階段的國際互聯網發揮了通風報信的作用。】

    蘇聯科技的確是夠發達的,很早就有了互聯網的雛形,也許就是幾台電腦通過一條線路與美國相連。但是克格勃由於忽略了對這個早期的互聯網及其他個別媒體的監控,使得819政變功虧一簣。

    而今天,在「發改委」反電信壟斷的東風下,無數個這樣無法監控的線路將在中國建立起來。

    對於所謂壟斷的問題,正如廣大網民指出的,國企從制度設計上、從原則上是屬於“全民所有”的,將反壟斷法“指向”國企,是“指鹿為馬”。只有外資和私企才有壟斷問題,因為這些企業是歸“一小撮人所有”的。

    當然,假如中國電信、中國聯通出現了官僚所有、高管所有的傾向,那麼也會出現壟斷性質的行為,「發改委」需要做的是,恢復這些電信企業全民所有的屬性,比如恢復“鞍鋼憲法”,選拔真正走群眾路線的人擔當國企高管,讓廣大人民及電信職工有更多制約監督高管的權力。
    但“實際上”「發改委」做的“恰恰相反”,他們是搞高管高薪,“刺激”國企高管去腐敗、去搞壟斷行為,接著“借這些問題”,借反壟斷的“名義”,將電信行業及其他行業拆分,再“賣給”外資和私企,“美其名”曰反壟斷。
    這哪里是反壟斷?分明是把電信行業等國企從中國老百姓手上“奪走”,“賤賣”給外國大資本家,這不是反壟斷,恰恰是在“製造”壟斷,是在“製造”美國「中情局」對全中國人民從政治、經濟到文化的“徹底壟斷”。


  22. 2011/11/22 於 08:53 patchpieces

    《中國“新洋奴”的十大特徵》

    縱觀中國近現代史,大小“洋奴”層出不窮、前赴後繼。它們一貫“冠冕堂皇”地打著“民主、自由、人權”和“反腐敗”的大旗,妄圖“佔據”道德制高點。以獲得根本虛無的合法性與存在價值。用這些“冠冕堂皇”的“名詞”掩飾著它們“出賣”國家和民族利益的“醜惡行徑”。
    試問有哪個“洋奴”承認自己是洋奴,連汪精衛都“死也不承認”自己是“賣國賊”,就別人指望這些“貨色”有人性有良知了。所以可以總結的是,長一副人類嘴臉的生物未必就是個真正的人。
    用點文字稍做分析,或許對認清它們的“真實面目”有些許助益。

    1、無條件“崇拜”西方是它們的信仰

    在這一點上它們表現得“非常徹底”。它們“崇尚”和羡慕西方的“民主自由”和富裕,憎恨和厭惡中國的“獨裁專政”和貧瘠,可謂愛恨分明。西方就是好,西方人就是高尚就是優秀,西方就是文明是人類社會的顛峰。中國不僅應該學習,最好被西方“佔領”。這樣就是最原汁原味的西方式制度了,就可以發達了。“可是”香港被英國“佔領”那麼長時間也“沒看”建立個先進的制度啊,最後還是“要等到”2017才普選。

    2、自詡為“國際主義”戰士

    他們(極多數為唯我獨尊的文明高貴基督教教徒)“沒有”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或者說他們作為一個中國人沒有應有的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美國和日本是民主國家,所以美國和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它們標榜自己是真正的國際主義者。而實質上就是提美國和西方“張目”的美國西方的“代言走狗”罷了。為了讓自己看上去不那麼卑賤,它們選擇“扮演”非常高尚的國際主義者。它們以它們的智商揣度其他人,以為別人會信。面對西方的負面新聞,它們替主人“辯解”道:即使西方有缺點那是神聖民主的小小副作用而已。它們認為美國和西方(主子)“代表”了世界,而它們是“國際主義”戰士,所以美國和西方的國家利益必須得到“徹底維護”。至於美國的民主內涵和西方的民主本質,它們根本不曾去考究。而中國究竟怎樣健康地走向自己的民主之路,它們除了惡毒的“咒駡”和卑劣的攻擊現行政治體系和肆意的“抹黑”國家領導人之外,其餘的它們一概“漠不關心”。

    3、它們是“軟骨類”

    民族大義和民族氣節是它們“非常厭惡”和“恐懼”的字眼,在它們的字典裏“找不到”這樣的詞。它們旗幟鮮明地“支持”它們各自的“主子”,在他們的“主子”面前“奴顏婢膝”,一副“點頭哈腰”蝦米狀。它們根據自己的人生經歷和教育背景,把西方“描繪”成“天堂”,一旦他人稍有質疑就給別人“扣”被洗腦的“帽子”。連西方人自己都承認自己的社會不完美,你們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卻非要說西方是天堂。當你拿西方人的話質問它們時,它們不免又“讚揚”起自己“主人”的謙虛。它們被西方嚇破了膽,你稍微說點像男人的硬話,它們就出來“扮演”苦口婆心的好人勸你冷靜。要不就是直接給你“扣”極端民族主義的“大帽子”,給你們非洋奴潑冷水“潑髒水”。一般非洋奴就是想“平等”的站直了跟西方說話,這點要求都不能讓中國人實現。可見這幫滿口仁義道德的“惡棍”是何其“無恥”、何其“下賤”!

    4、假民主自由,“真軟蛋”洋奴

    “民主自由”是它們的“幌子”,“一己私利”是它們的目的。它們甚至可以放聲高歌“有奶便是娘”的“洋奴進行曲”。
    因此,它們在美國人和西方人面前“搖尾乞憐”的樣子也就不難理喻了。
    它們也用實際行動愛國,但它們愛的“不是”自己的祖國。
    你只要“不同意”它們的看法就“血口噴人”你是黨棍黨衛軍,跟它們不一樣就是內奴。自己是“洋奴”,跟它們不一樣就是內奴。

    5、 普世價值是它們永遠的“招牌”

    “民主自由”是人類社會永恆的主題。曾幾何時也成了“(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們手裏一塊最有效的招牌。它們把它們的產品──出賣國家和民族利益,“巧妙”地貼上了“民主自由”的標籤。對於一少部分缺乏鑒別能力的人,不能說它們的產品沒有一點誘惑力。它們這些雜碎拿著自己認為的金字招牌到處“掛洋頭賣狗肉”。

    6、“反腐敗”是它們新的招牌

    人民對腐敗現象深惡痛絕,“洋奴”們則覺得有機可乘。所以“(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們也反腐敗,但它們“不是”為了反腐敗而反腐敗。真正的愛國人士反腐敗是為了建立健全的國家機制,使國家加快走向強盛。而“漢奸”們的反腐敗則有著本質上的區別,它們的規律是:
    反腐敗——> 反對執政黨——> 反對自己國家——> “吹噓”自己的(主子)宗主國(美國、日本)——> “出賣”自己國家的國家利益給它的宗主國(美國、日本)。
    所以,結論是:“洋奴”的反腐敗是為了博取大眾的同情和共鳴,以“掩蓋”它們“出賣”中國國家利益的可恥罪行。本來就事論事,而這些雜碎卻無端將很多“不相干”的事情和人物聯繫到它們“截取”的事實中,“利用”大眾反腐敗的心理宣傳自己的主張。同時還“不斷挑撥”是非“離間”各地各階層。為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做準備,甚至直接“潛伏”個輿論陣地為“洋奴”及其主人搖旗呐喊加油助威。

    7、“洋奴”始終處於忐忑不安的尷尬境地

    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洋奴”們深知自己的處境,只是由於環境的不同,“現代洋奴”仿佛更加理直氣壯了似的。二戰時的“洋奴”做的是直接對國家利益和人民血淋淋的傷害,是顯性的;“現代(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做的也是直接對中國國家利益和大眾血淋淋的傷害,是“隱性”的。
    “(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們惶惶不可終日,惟恐其可恥行徑的暴露。一旦有人觸及其靈魂痛處,它們往往是內心驚恐不安,外表正義凜然拘理力爭,並且馬上將別人冠之以“憤憤”、“專制”、“不民主”“五毛黨”等“大帽子”,加以“醜化”和沒有底線的“不斷攻擊”。甚至有的在極度不安之下病態成“歇斯底里”,它們或“斷章取義”的“狡辯”,或乾脆破口大駡,種種醜態不一而足!它們不斷用誇張的詞語和“栽贓的手段”攻擊污蔑陷害非洋奴,只能說上帝要滅亡它們。於是乎先讓它們瘋狂。

    8、“(動態價值觀)洋奴”永遠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選擇性失明”

    “洋奴”不是沒有雙眼。和人類一樣,它們也有雙眼。但與普通人不同的是,它們的雙眼有一種“特殊功能”,我給它們的這個“特殊功能”起個名字──“(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選擇性失明”。也就是說它們看待事物都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選擇性(動態價值觀)”的,永遠是從事實中“截取”“自己需要”對自己有利的(一小)部分以期用來增加自己言論觀點的說服力。它們“(封鎖)禁止”任何人“揭穿”它們根本站不住腳的言論,其實這也是“符合”“(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強盜邏輯”的行為。只是它們“表演”的太拙劣,反而讓自己陷入被動。
    歐洲每年都“騷亂”而且還死人,可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從來選擇“無視”,選擇“緘默”。你做“洋奴”就做,你為何來說中國不是。
    中國不騷亂你說是高壓,中國萬一有了你們就興高采烈爭相圍觀。然後就不斷“放大事實”與根本不相干的東西“牽強附會”的聯繫起來,以便讓自己的“混帳邏輯”更有“欺騙性”。

    9、不斷強調中國人身份 還時不時妄圖“代表”“我們”

    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雜碎”最讓人不齒的就是明明是個“西方走狗”卻還“裝”自己很愛國。“模仿”魯迅等人的口氣“頤指氣使”驕橫跋扈。你拿它無法辯解的事實去質問,就“狡猾”的“偽裝”成不合你一般見識的老實人。把自己“裝扮”成中國的良心,
    你這麼有“良心”,當中國領土被他國竊據的時候你們“怎麼”緘默。那個(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長平“滿嘴”普世價值,為何在中國大使館被它主人炸了的時候“選擇沉默”。
    你“平常”不是總要言論自由嗎?怎麼中國人死了你都“不關心”,
    你不是尊重人權嗎?生命權難道不是人權嗎?
    你質問,他就“逃避”。最後來個不痛不癢的解釋。“以免”別人繼續質問到時候被撕下了好人的“偽裝”露出“洋奴”真容遭人唾棄。
    在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的文章裏,有個巨大的驚人相似。就是喜歡“言必稱”我們,總“喜歡”用集體名詞,覺得自己“佔據”道德優勢。“有資格”點評世間的萬物。在公民社會,任何人都是因個體而存在,總是“鼓吹”西方那一套,卻連這個(最基本的普世邏輯)都“不清楚”。你就是你,你就代表你。沒有合法的他人授權你有“資格”代表誰?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自己覺得用這樣的口氣可以“欺騙大眾”讓大眾陷入自己設計好的“圈套”成為自己“洋奴”陣營中的一員。只能說“洋奴”的主人會很失望的,畢竟西方金融危機了,沒那麼多錢搞崗前培訓了。難怪現今的自由派洋奴自己砸自己招牌。

    10、中國有原罪

    在“(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心裏,中國做什麼都有罪。
    西方可以幹的事情,中國就不可以幹。
    西方人排獎牌榜,那是因為西方重數字重調查研究。中國看重獎牌榜就是舉國體制的罪惡造成的扭曲心理。
    中國有些項目不錯,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就說都是舉國體制的結果沒什麼。要是說到中國不擅長的專案,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又說那是中國人種不行。
    中國的企業不建立工會,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說沒人權。當中國企業建立了工會要求外資企業建立工會時,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說破壞投資環境歧視外國企業。
    中國企業出去買資源,“(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說那是有政治目的的非正常行為。哪個汽車不用石油,用石油就叫有特殊目的。外國企業鯨吞中國戰略資源,中國開始管制,這些人又說中國搞保護主義。美國西方甚至印度搞那麼多次貿易保護主義你們(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怎麼緘默呢?難道那些被外國保護主義傷害的中國企業的員工的就業生存權不是人權的一部分嗎?
    你要是把這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逼急了,“(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就說西方那是(貪婪失敗)民主社會政府要對自己國家負責。難道中國的資源就應該賤賣嗎?中國天生就是劣等嗎?
    有的“(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還會說,西方有些不對,但中國不應該學。西方對中國非禮,中國不反抗,難道就一直忍氣吞聲嗎?你如此質問“洋奴”,(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洋奴”又會說中國。
    總之就一條“原則”,西方“特殊”、中國有罪。
    中國這個罪還是“原罪”,是永遠無法洗刷的。

    文/天平居士

    2011-11-21


  23. 2011/11/23 於 12:58 patchpieces

    新自由主義經濟麻毒藥方肆虐的美帝附傭國埃及(統治三十年的穆巴拉克強人傀儡政權)貧富懸殊人民不滿經濟現狀 持續爆發民主革命
    【美中情局操縱埃及軍政府傀儡 鎮壓民主人權鬥士致2000餘人傷亡】

    《中東劇變與美國、新自由主義》
    美國與埃及軍方

    文/馬耀邦

    節選自馬耀邦《中東劇變與美國、新自由主義》 2011年6月

    中東劇變最引人注意的兩個熱點是埃及和利比亞。
    這兩個國家體現了中東劇變“進程”背後最重要的兩個變數:
    美國“推動”的新自由主義“引起動盪”,
    然後美國“插手(介入)”力圖“繼續主導”。

    實際上,(美國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政權的穩定一直是美國中東政策的基石。《紐約時報》坦率地表示:“30年來,特別是由於埃以和平條約,穆巴拉克政府一直是美國在這一動盪區域的政策支柱。美國官員擔心,一個新的尤其是由穆斯林兄弟會或其他伊斯蘭組織控制的政府,可能不會遵守穆巴拉克先生之前任安瓦爾•薩達特在1979年簽訂的該條約。”

    根據1979年的“大衛營協議”,以色列將其佔領的西奈半島歸還埃及,但它並未滿足巴勒斯坦人的要求。相反,該條約引發了未來更多的衝突,因為以色列在與該地區的主要強國之一埃及實現和平共處之後,能夠集中其軍事資源,用於對付伊朗和巴勒斯坦。

    “大衛營協議”符合美國的地緣政治利益,因為,(阿拉伯世界叛徒;美國附傭傀儡)埃及是美國中東政策的關鍵所在。作為對每年2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和其他援助的回報,埃及向國外投資開放,其工業和市場成了西方跨國公司的砧板上的肉。戰略上,美國“收穫”了一個處於從屬地位的新“盟國(附傭傀儡)”。埃及充當了“制衡”伊朗的重要砝碼。(阿拉伯世界叛徒;美國附傭傀儡)埃及軍事喪失了獨立性,日益“依賴”於美國的軍需品和訓練。因此,“埃及政府認為,巴勒斯坦會妨礙其融入美國和以色列主導的區域安排。如今,埃及與以色列共同合作扼制加沙,同時又參與以色列、美國和巴勒斯坦之間的會談。為此,以色列安全官員支持穆巴拉克提名奧馬爾•蘇萊曼作為埃及副總統”。

    結果,面對穆巴拉克政權的倒臺,美國非常擔心示威遊行最終轉化為一場革命運動。在慕尼克安全會議上,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告訴西方政客、外交官和商界高管:“任何一個社會都有各種勢力在活動,尤其是在一個面臨各種挑戰的社會。為了實施自己的日程,這些勢力試圖破壞和超越社會進程。這是我為何認為,遵守埃及政府——實際上是由副總統奧馬爾•蘇萊曼領導的——宣佈的過渡進程之重要性的原因。”

    蘇萊曼是穆巴拉克一手提拔的副總統、前情報總局局長和“美國中央情報局在開羅的主要聯繫人”。事實上,從20世紀90年代的克林頓政府開始,蘇萊曼作為穆巴拉克的秘密員警首領,制定了“非常規引渡計畫”。根據該計畫,“美國中情局在世界各地逮捕的所謂恐怖分子嫌犯,戴著頭罩和手銬被送往埃及,旨在進行刑訊逼供”。

    儘管蘇萊曼先生在國內外臭名昭著,(主子)奧巴馬政府還是選擇他作為“一位過渡性人物”。隨著形勢的發展,華盛頓以一種“穆巴拉克必須下臺”的姿態與開羅進行對話。這清楚地表明,埃及實際上已經淪為“美國的殖民地”。
    私下裏,“埃及政府開始在精英中清洗穆巴拉克的主要支持者。穆巴拉克政府的國防部長兼陸軍元帥坦塔維前往解放廣場,表面上是檢閱軍隊,但其實主要是為了結交抗議者”。然而,在團結穆巴拉克的老朋友以完成過渡的同時,奧巴馬政府明確表示,埃及的任何根本性改變都是無益於事的。美國“之所以(變臉)”強烈要求穆巴拉克辭職,只因為它發現,這個“傀儡”已經成為一種負擔,不再符合華盛頓的利益。

    歷史上,美國曾在亞洲和拉丁美洲“扶持”過許多像穆巴拉克這樣的“獨裁政權”。一旦民眾動亂挑戰這些美國支持的獨裁政權,一場社會和政治革命有成功的跡象時,美國就採取一種三軌政策來應對:
    一是公開批評侵犯人權的現象,主張民主改革;
    二是私下裏發出信號,繼續支援當政者;
    三是尋找一位可以替代當權者、保留政府機構和經濟制度並支持美帝國戰略利益的精英。
    華盛頓害怕社會巨變和政治革命,它毫不猶豫地“暗殺”了(美國附傭傀儡)南越的吳庭豔等獨裁者,只因為(美國附傭傀儡)吳庭豔在南越存亡問題上竟敢違背美國的指示。

    華盛頓已經承受過太晚干預的教訓。在古巴革命中,它無法做出一個切實可行的選擇,而只能支持巴蒂斯圖塔政權。同樣,索摩查政權被推翻時,華盛頓持觀望態度而未予以幫助,其結果是美國企業被國有化,在尼加拉瓜出現了一個對美國不友好的政府。

    因此,“20世紀80年代,美國在拉丁美洲變得更加積極主動。它推動了過渡時期的協商式選舉,圓滑的新自由主義政客當選,取代了獨裁者。這些政客承諾,維持現有的政府機構,保護國內外精英的特權,支援美國的區域和國際政策”。

    從而,埃及暴動使奧巴馬政府陷入極端的困境,因為它需要找到“一種非常的政治方案,既能讓穆巴拉克下臺,又能保持和強化國家機構的政治權力,同時融入民選方式來作為平息和瓦解群眾運動的手段”。華盛頓這項計畫的主要障礙之一,是埃及武裝部隊和穆巴拉克的中央安全軍。這些軍隊的領導人在埃及的腐敗政權中受益匪淺。

    自“大衛營協議”簽署以來,華盛頓一直“培養”與埃及軍方的密切關係,美國每年提供價值14億美元的軍備,以“收買”他們。結果,埃及軍方發生了變化,“由保衛埃及邊界和本地區利益的軍隊,轉變為主要職能是操控人民和保護美國所支持政權的軍隊。埃及軍方的軍火儲備和美式武器的零部件數目都被維持在最低限度,以確保埃及無法同以色列開戰”。
    過去30年來,埃及軍官都曾經在美國防務學院接受過“培訓”。埃及暴動期間,在埃南中將(Sami Hafez Enan)的帶領下,20多位埃及高級軍官在美國防部(對外侵略部)召開會議、舉行酒宴和就餐。在華盛頓期間,美國敦促埃及高級軍官們在對待抗議者時要保持克制,因為奧巴馬政府不希望埃及軍方的形象受到玷污,其理由是,埃及軍方“將在推翻穆巴拉克政權的行動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

    因此,埃及軍方宣稱,他們不會對抗議者訴諸武力。埃及軍方“發表聲明,將抗議者的要求描述為‘合法的’,並半心半意地呼籲抗議者回家,承諾恢復正常的生活秩序”。埃及的高級軍官自稱站在抗議者一方,逐步為“(美國暗地支持的)軍事政變”奠定了穩固的基礎,釋放出與穆巴拉克徹底決裂的信號。
    當軍事政變既成事實,埃及軍方又發表聲明,“稱讚穆巴拉克是一名為祖國做出巨大貢獻的領導人。它暗示,軍方不會長期掌權,並表示,軍方是不會取代合法政府的”。

    “(美國暗地支持的)軍事政變”之後,埃及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控制了埃及。最高委員會現由穆罕默德•侯賽因•坦塔維元帥(Field Marshall Tantawi)領導。自1991年以來,坦塔維就一直是穆巴拉克政府的國防部長和武裝部隊總司令。穆巴拉克政府前總理和埃及空軍前司令艾哈邁德•沙菲克將軍(General Ahmed Al -Shafik)也是擁有權勢的最高委員會成員之一。最高委員會成員還包括奧馬爾•蘇萊曼。

    事實上,“軍事政變”之後埃及局勢並無改善,埃及實際上是以無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主義告終。對奧巴馬政府來說,保持現狀是最合意的結果。因此,華盛頓對此非常高興,它立即宣佈,繼續向埃及提供軍事援助。作為回報,埃及軍政府宣稱,它會遵守1979年與以色列簽訂的和平協定,將繼續在加沙地區對巴勒斯坦人實施制裁。

    為了“延續”無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主義,華盛頓試圖通過“顏色革命”的過程就如同我們在南斯拉夫和其他東歐國家所見證的那樣,在埃及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在這種體制之下,選舉“結果”可以輕易地“被人為操控”。因此,美國公開宣稱,它將向新的埃及政黨提供“資助”。這是“明目張膽”地侵犯一國主權和“干涉”一國內政。
    在埃及軍政府的同心努力之下,華盛頓“正努力分化真正的反對派,並將其自己的所謂反對派人物安插入抗議運動”。前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巴拉迪(Mohanned Al-Baradei)就是華盛頓(美國主子)“選中”的反對派人物之一。正是巴拉迪要求穆巴拉克辭職,同時建立埃及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巴拉迪是在美國受的教育,大多數時間生活在西方,他代表著華盛頓的利益,反對革命性的變化。

    埃及是“新自由主義”的典範

    對美國來說不幸的是,埃及人民“不可能”接納無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主義政權,因為其“代表了現狀”:裙帶資本主義與“掠奪性外資”相互合作、一片繁榮,而民族工業“破壞殆盡”。
    1991年,新自由主義結構調整計畫“被強加”給埃及,其結果是“毀滅性”的:“40%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之下,每天的生活費不足兩美元,失業率持續攀升,年輕一代失去就業機會。”社會支出的縮水還使絕大多數人喪失了基本醫療保健和教育的機會。埃及的“兩極分化”現象已經越來越走向極端。一千個家庭“控制著”這個國家的大部分商業和財富,他們是“私有化”和“新自由主義”的主要受益者。為了“壓制”合法要求和正義聲音,(美國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政府雇用了一支規模龐大的安全部隊,“警察局裏的刑訊和虐待成為一種例行公事。警方的路障和盤查成為埃及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顯然,如此腐敗的(美國附傭傀儡)政權已經在埃及人民心目中信譽掃地。不管華盛頓“收買”了多少埃及精英,也不管動用多麼強大的軍事力量,都無法動搖埃及人民“要求變革”的意願和決心。埃及人民為獨立和贏得國家尊嚴所作的鬥爭永遠不會停息。美國(反自由、反真民主)“頑固地”要求“維持現狀”並維護其在中東的地緣政治利益,這再次“暴露”了其國際行為的“醜陋性”。總之一句話,美國不過是只紙老虎。

    1989年冷戰的結束標誌著全球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其突出特徵是“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和全球化的擴散。令人驚奇的是,作為一個極為貧困的國家,在實施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強加的經濟改革數年後,埃及竟被標榜為新自由主義的典範之一。為了免除多達數以百億美元計的債務,從1991年開始,埃及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簽訂了一份關於結構改革措施的協定。結果,金融自由化(金改)、私有化(金改)、解除管制(金改)、開放市場、為外國直接投資提供國民待遇等一系列結構調整計畫在埃及得到執行。

    統計資料顯示,埃及取得了一定的經濟成就。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於埃及的報告:埃及的“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由1991/1992年實質上停滯的狀態上升至1995/1996年的4%以上,而通脹率從超過21%下降至7%”。此外,開放市場和歡迎外國直接投資導致了外匯儲備的不斷積聚。

    然而,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看來,這仍未達到預期值,尤其是在結構改革方面。於是,1996年至1998年,它為埃及“設計”了為期兩年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規劃,其重點是“私有化、解除管制、貿易自由化和財政金融部門改革”。

    遺憾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持”的“私有化”往往涉及將利潤豐厚的國有企業“拍賣”給外國跨國公司或本國圈內人。這造成了埃及“工作環境的”快速惡化“,引發了一次極為猛烈的罷工潮,以至於一位分析家稱之為中東地區近半個世紀最大的一次社會運動”。

    其間,“裙帶資本主義盛行,而曾經作為埃及經濟支柱的本地工業任由衰退。與此同時,私營的工業部門生產陶器、大理石和化肥等破壞環境的產品,這些產品的產能不斷擴大,得不到有效的監管,為居民的健康帶來嚴重惡果”。

    而且,“裙帶資本主義”必然導致財富集中於極少數經濟精英之手。不少“經濟精英”充當了跨國公司的“(買辦)代理人”,大量地進口電子和汽車等消費品。房地產開發商也位列其中,其中許多人與政治精英關係密切。這些開發商僅以實際價值的一小部分就拿到公有土地,建造封閉式社區和度假勝地,供埃及社會上流階層所用。利用國家的支持,包括基礎設施補貼和廉價的土地,房地產作為非石油產業,成為埃及經濟的第三大產業。

    毫不奇怪,埃及社會日益“兩極分化”,“據評估,1000個左右的家庭控制著該經濟體的大部分領域”。為了保護其財富,維護自身利益,精英們施加“政治壓力”,促使有關稅收改革的法律通過。從而,最高所得稅從42%削減為20%。在穆巴拉克的領導下,埃及政府實行單一的統一所得稅。據此,高工資和低工資收入者按其收入支付同一稅率。因此,“穆巴拉克主導了一個這樣的進程:國家財富落人小部分私人手中,而絕大多數人”貧困化“,40%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之下,每天的生活費不足兩美元,失業率不斷上升,年輕一代沒有就業機會”。

    而且,由於與全球經濟一體化並“放棄”了自給自足的政策,埃及的糧食和其他日用必需品的價格“扶搖直上”。然而,(美國附傭傀儡)埃及政府“無視”工人的抗議,仍然將最低工資固定為一個月不到一百美元。這在埃及工人階級中不得人心,但贏得了跨國公司的認可,“全球工商業界稱讚穆巴拉克的做法是‘勇敢的’、‘印象深刻的’和‘有遠見的’”。

    於是,外國投資蜂擁流入埃及,尤其是它的經濟特區。由於張開雙臂歡迎外資,埃及取得了“在過去的三年保持高達7%”的經濟增幅。表面上,在許多旁觀者看來,埃及是一個繁榮的國家。埃及的首都開羅在不到五年的時間裏規模擴大了一倍,豪華別墅、大型購物中心、主題公園、高爾夫球館和馬球館四處林立。

    遺憾的是,這樣的房地產發展水準沒有改善絕大多數埃及人民的生活水準。事實上,自實施新自由主義所“指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結構調整計畫以來,90%的埃及人沒有分享到國內生產總值和經濟增長的成果。恰恰相反,如前所述,越來越多的埃及人“陷入貧困”。最令人吃驚的是,這竟然發生在埃及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最快的時期。這引出一個問題,以國內生產總值作為衡量經濟發展的指標是否正確和有效。

    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武裝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結構調整計畫的重壓下,埃及甚至將公共社會服務“私有化”。結果,大多數埃及人“喪失”了基本醫療衛生和教育的機會。那些受不到教育的窮苦孩子最終只能從事卑賤的工作,拿著微薄的薪水,來勉強維持家庭的生計。

    更令人無法接受的是,(美國傀儡)穆巴拉克家族的成員竟是這種“裙帶資本主義”的積極參與者。他們是許多企業的股東,其唯一目的就是使自己變得更加富有。實際上,“(美國傀儡)穆巴拉克及其小集團長期以來一直將埃及視為其私人領地,將埃及資源視為戰利品進行分贓”。

    他們自肥腰包的另一種方式就是將(金改)金融部門“私有化”。用「中央情報局」的話說,埃及精英“積極地推行經濟改革,以吸引外國投資”。
    2004年至2008年期間,(美國傀儡)穆巴拉克及其親友忙於“兜售”埃及國有銀行。埃及銀行“落入”外國人手中的同時,穆巴拉克“取消”了對自由資本流動的限制,“放鬆”了對外國財產投資的“監管”。埃及成為全球房地產投機和有價證券投資的“聖地”,因為它“取消”了紅利稅、資本收益稅和債券投資利息稅。

    因此,2005年,埃及商業銀行出售了其70%的股權;隨後,2006年,亞歷山大銀行——埃及最大的四家國有銀行之一,被一家義大利銀行——聖保羅銀行收購。國有銀行的出售和對國家金融體系的放任自流極大地玷污了穆巴拉克政府的形象,暴露了該政府的醜陋本性。這預示著它將自食惡果,從而播下了其覆滅的種子。毫不奇怪,執行新自由主義指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調整計畫,其結果不可避免地導致了2011年1月25日的暴動。

    由於埃及的政治和經濟困境,新自由主義在該國備受指責。經濟學家、開羅的薩達特行政學院前院長漢迪•阿布德拉茲表示,“埃及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實踐帶來了通脹呼嘯直上、失業率持續上升和普通人購買力的下降”。阿布德拉茲先生補充說,新自由主義政策“有效地限制了這個國家的司法、立法和安全能力,而不是只局限於經濟問題……物價的失控已經引起惡性通脹。同時,失業率正在穩步攀升,而根據實際價值衡量,普通人的工資水準一直下滑。這一切逐步破壞了社會穩定,使得窮人更窮,富人更富”。

    破壞社會穩定的關鍵因素之一是糧食價格飛漲。在埃及,各種主食價格每年攀升17%。但是,西方媒體報導埃及暴動時,卻完全忽視了這一簡單的事實。自埃及暴動以來,《紐約時報》的湯瑪斯•弗裏德曼等全球主義者一直譴責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稱這些國家造成了糧食價格上漲,從而間接地引起這場暴動。他表示:“中國本身並未促成這場暴動,但是,中國和以亞洲為首的發展中世界對肉類、穀物、糖、小麥和石油的消費日益增大,確實促成了該事件。”然而,根據新德里經濟研究中心的加雅提•戈什教授的研究,2006年至2007年糧食價格暴漲期間,印度和中國的需求實際上下降了3%。

    美國發生經濟危機之後,「美聯儲」將利率降至“史無前例”的“低水準”,同時“放鬆銀根”,向美國金融體系注資數以萬億計的美元。於是,投機資本蜂擁流入商品市場。借助於“交易型開放式指數基金(ETF)”等“金融衍生品”、華爾街投資銀行——「高盛公司」,利用槓桿作用將小麥價格拉至空前的高度。其最終結果是:“紅色硬質小麥通常以每60蒲式耳3至6美元成交。該價格先是升至12美元,又至15美元,再至18美元,而後突破了20美元。2008年2月25日,紅色硬質春麥期貨收盤于25美元每蒲式耳。具有諷刺性的是,2008年是世界歷史上小麥產量最高的一年。”

    在一篇題為《高盛如何對世界窮人饑荒下賭注並贏了賭局》的文章中,新聞記者約翰•哈裏(Johann Hari)稱:“從2006年底開始,世界各地的糧食價格突然開始飆升。一年後,小麥價格上升了80%,玉米上漲了90%,大米漲了320%。30多個國家發生了糧食暴動,2億平民面臨營養不良和饑餓。2008年春季,糧食價格又”不可思議地“忽然回落到原先水準,似乎在玩一場魔術。”
    聯合國糧食問題特別報告員吉恩•齊格勒稱之為“無聲的大屠殺”,完全是“人為操縱的”。

    事實上,在金融市場,農產品“被包裝”成類似於次級抵押貸款的衍生品,僅是在名稱上由債務抵押債券(CDOs)改為商品抵押證券(CCO)。事實真相是,由於新自由主義“解除管制政策”的實施,「高盛」等華爾街投資銀行的手段之一就是以“製造”“金融泡沫”來牟取不義的“暴利”,網路泡沫和“房產泡沫”就是明證。顯然,下一個“泡沫”將是農業泡沫,它會給數以億計的發展中國家人民帶來“大規模饑荒”,更不用說已經發生在突尼斯和埃及的“大規模暴動”。

    雖然西方媒體(妓者)“極盡所能”地將埃及暴動“描繪”為“自由”和“民主”起義, 但實際上,它是為了“生存”和“匱乏”而戰。歸根結底,正是在“新自由主義”及其“市場原教旨主義”理論的指導下,金融投機商將穀物價格抬高至一種天價,從而“導致”大規模“暴動”。
    此外,“新自由主義”主張,國家應“放棄”對農業的扶持,採取一種“(放任)不干預”的政策。由於城市中心區得到大量投資,而農村的農業發展遭遇忽視,埃及等許多國家很快淪為糧食極度匱乏的國家。
    更糟糕的是,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推行的經濟改革和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第三世界的農民遭受西方國家得到“補貼”的農產品的“不公平競爭”,這進一步加劇了社會動盪和糧食危機。
    因此,隨著(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政權的垮臺,“新自由主義”在全世界人民的眼裏已經“信譽掃地”。對於那些“信奉”新自由主義的領導人和“擁護”新自由主義的國家,這應當是一記“警鐘”。
    他們最終會落到與(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一樣的“命運”,“步其後塵”並國破家亡嗎?這無疑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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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情局操縱埃及軍政府 鎮壓民眾致2000傷亡
    《埃及衝突致35死近兩千人受傷 過渡政府辭職被拒》

    2011-11-22 紅網
    http://www.dzwww.com/xinwen/guojixinwen/201111/t20111122_6780129.htm

    [提要] (11-22)最新消息顯示,首都開羅和其他一些城市的持續衝突已導致35人死亡、近兩千人受傷。示威者要求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主席坦塔維下臺、軍方儘快移交國家權力。政府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有人企圖阻撓選舉正常進行。

      據新華社電 最新消息顯示,首都開羅和其他一些城市的持續衝突已導致35人死亡、近兩千人受傷。示威者要求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主席坦塔維下臺、軍方儘快移交國家權力。政府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有人企圖阻撓選舉正常進行。

      示威者要求軍方領導人下臺

      21日,數千名示威者聚集在開羅解放廣場附近通往內政部大樓的一條街道內,並向軍警投擲石塊。安全部隊多次發射催淚彈驅散人群。廣場上一些示威者高呼口號,要求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主席坦塔維下臺、軍方儘快移交國家權力。示威活動20日迅速蔓延,亞歷山大、蘇伊士、塞得港、阿裏什和南部的明亞、艾斯尤特等地均有抗議活動,一些地方示威者與員警發生衝突。

      開羅等地18日發生大規模示威活動,抗議政府提出的憲法原則性檔,要求軍方儘快交權。19日,軍警在解放廣場開展清場行動,強行驅趕繼續抗議的示威者,導致1名青年死亡。

      議會選舉將如期舉行

      埃及過渡政府和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20日召開安全局勢緊急會議後宣佈,將保證議會選舉如期舉行。政府在聲明中說,目前局勢緊張的原因是有人企圖阻撓選舉正常進行和新國家機構的形成。政府將與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在此敏感的歷史時期擔負責任。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要求政府對衝突進行調查。

      據埃及《今日埃及人報》21日報導,因部分內閣成員不滿衝突事件的處理方式,過渡政府在20日召開的會議上集體向軍方遞交辭呈,但被拒絕。

      今年2月,穆巴拉克因抗議活動辭去總統職務,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接管國家權力,並解散議會。此後,埃及大規模抗議活動不斷。根據安排,人民議會(議會下院)選舉將於本月28日舉行,明年1月29日舉行協商會議(議會上院)選舉,而總統選舉日期尚未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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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中情局操縱埃及軍政府傀儡 鎮壓民眾致2000傷亡
    《中情局“萬能先生”幕後操縱埃及政壇》

    李筱哲 楊牧 8月18日訊 

    2011年8月18日 人民網

    俄羅斯《真理報》今日發表文章《埃及的“神秘部長”》,揭秘埃及局勢動盪以來操縱政壇的幕後人物。文章摘編如下:

     是誰在“幕後操縱”埃及政壇?

      “神秘部長”(美帝附傭傀儡)奧馬爾•蘇萊曼留給埃及軍政府的影響非常重要。20年從事“情報”工作的經歷使他已經不能被那些把(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趕下臺的人忽視。

      當美國「中情局」來到中東簡陋的環境中需要和以色列聯繫的時候,需要和摩薩德打交道的時候,他就是美國「中情局」的“萬能先生”。

      蘇萊曼由於(扮演美帝忠實走狗)曾對加沙地區(Gaza)實施封鎖而在阿伯拉世界“聲名狼藉”,當時他說,“要讓巴勒斯坦人為支持哈馬斯而受到‘餓著但不餓死’的懲罰”。
    在加沙地區,40%的兒童都因為饑餓而營養不良,並致殘。

      (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是埃及人的教父,但他如同阿拉伯世界其他國家的領導人一樣缺乏魅力並堅持用強權治理國家。蘇萊曼是他的參謀和決策執行人,(如今)也正是他把(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推上了審判台。

      當穆巴拉克和兒子們的生活極盡招搖之時,蘇萊曼卻一直保持低調。直到穆巴拉克政權最終倒下、蘇萊曼接任埃及副總統一職之後他的生活才漸漸走到幕前。正是他向世界宣佈“(美帝暗地佈署扶持)軍事政變”已經完成,穆巴拉克正式“退休”了。

      當然,每一個推翻(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後來成為軍政府成員的人都“經由蘇萊曼批准”。也許有人憎恨這位“神秘部長”,但每個政府官員都明白自己不想在結束政治生涯的時候落得個在籠裏受審的下場。

      蘇萊曼讓政府成員各安其位,還有誰能更好地讓政府遠離瓦解?還有誰能更好地讓這些人隨時知悉「中情局」的消息?

      如今,蘇萊曼的行蹤仍然是個謎。最後一次聽說他的消息是他給埃及《金字塔報》寫過一封信,在信裏他稱無意競選埃及總統,他所想做的就是“和家人一起平靜生活”。

      軍事法庭審判、酷刑和失蹤——這一切都給蘇萊曼貼上了神秘的標籤,也警告著今天的埃及和那些在街頭集會推翻穆巴拉克的人:(美帝附傭傀儡)蘇萊曼善於在“幕後操縱”,而那些為(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的垮臺而高興的人正忽略他對埃及政壇的持續性影響。


  24. 2011/12/10 於 14:15 patchpieces

    解構多民族國家。解構中東。解構多元文化。製造文明衝突=>為美以基督教霸權干涉、經濟文化殖民它主權國家創造合理性/合法性--警惕美以歐基督教霸權的Yinon Plan

    《為“文明的衝突”佈一大盤棋:分裂、征服與統治“新中東” 》
    《為“文明的衝突”佈一大盤棋:分裂、征服與統治“新中東” 》
    《為“文明的衝突”佈一大盤棋:分裂、征服與統治“新中東” 》

    “阿拉伯之春”這一熱門辭彙其實是由一群遠在的華盛頓、倫敦、巴黎和布魯塞爾辦公室的個人和團體所“炮製”的。這群人除了對這一地區有膚淺的認識外,對阿拉伯國家幾乎一無所知。
    阿拉伯民族間正打開的自然是一個混合包裹,而叛亂與機會主義一樣都是這個包裹裏的一部分。
    哪里有革命,哪里就有反革命。

    阿拉伯世界的“動亂”也並不是所謂的阿拉伯的“覺醒”;這一辭彙顧名思義便是阿拉伯人總是處於昏睡之中,儘管他們一直被獨裁和不公所包圍。
    現實的阿拉伯世界,作為更廣闊的土耳其-阿拉伯-伊朗世界的一部分已經被頻繁的起義所填充。儘管這些叛亂已被阿拉伯的獨裁者以及美國、英國和法國等(老殖民帝國)國家協力平息。而這些(老殖民帝國)大國的“干涉”一直是民主的(反動)制衡力量,且將繼續發揮作用。

    【分而治之(支解分裂依附策略)】:首次“阿拉伯之春”如何“被操縱”

    重整中東的計畫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幾年。而正是在一戰期間,這些帶有“殖民”傾向的“設計”才隨著反對奧斯曼帝國的“阿拉伯大起義”清晰地表現出來。

    儘管英國、法國和義大利都曾是殖民國家,迫使阿拉伯人民在諸如阿爾及利亞、利比亞、埃及和蘇丹等國家“享受不到”任何自由,但是這些殖民國家仍成功地將自己“塑造成”阿拉伯解放運動的朋友和盟友。

    “阿拉伯大起義”期間,英國和法國(老殖民帝國)事實上使阿拉伯人充當它們的步兵(走卒)反抗奧斯曼帝國,以“進一步實施”其地緣政治的圖謀。倫敦和巴黎之間簽訂的秘密協定——“賽克斯-皮科協定”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英國與法國所作的僅僅是通過向阿拉伯人販賣它們有關阿拉伯從所謂的奧斯曼帝國的“鎮壓”中解放的思想,而取得對阿拉伯人的使用和“操控”。

    事實上,奧斯曼帝國是一個多民族帝國。它給了所有民族當地和文化自治權,但最終被操縱成為了一個土耳其實體。甚至是隨後的在奧斯曼安納托利亞的亞美尼亞種族的滅絕,也不得不與當代在伊拉克的基督徒的目標一樣,被視為外部行為體為“分裂”奧斯曼帝國、安納托利亞以及奧斯曼帝國公民的一個“秘密計畫”的一部分。

    奧斯曼帝國解體後,正是倫敦和巴黎“拒絕承認”阿拉伯人的自由,儘管也是它們在阿拉伯民族間的“播下”了“不和”種子。當地“腐敗”的阿拉伯領導人也曾是“該計畫”的合作夥伴,他們中很多人(帶路黨)對能成為英國和法國的(買辦)客戶而“欣喜若狂”。同樣,今天的“阿拉伯之春”也正在“被操縱”。美國、英國、法國以及其他國家正在“腐敗”的阿拉伯領袖與重要人物(傀儡買辦帶路黨)的“幫助”下“重組”阿拉伯世界和非洲。

    Yinon計畫:混亂中的秩序

    Yinon計畫,作為英國在中東戰略的“延續”,是以色列為確保其地區優勢的一項戰略計畫。它堅持並規定,以色列必須通過將周圍阿拉伯國家“巴爾幹化”為弱小國家,以“重組”其地緣政治環境。

    以色列戰略家將伊拉克視為對以色列構成最大戰略挑戰的阿拉巴國家。這就是為什麼伊拉克被刻畫為中東和阿拉伯世界“巴爾幹化”的核心(注:美帝入侵佔領伊拉克其主要戰略目的並非一般淺薄的戰略家所謂的僅只是覬覦石油,而是基於一長遠計劃、更深層次的對於中東人口、文化進行重組改造──美帝入侵佔領伊拉克後主要的遺產就是已大致上將伊拉克分割為三個自治區)。在伊拉克,以色列戰略家根據『Yinon計畫』的概念宣導將伊拉克“劃分(切割)”為一個庫爾德“國家”和兩個阿拉伯“國家”,這兩個阿拉伯“國家”分別由什葉派穆斯林人和遜尼派穆斯林人接管。
    而達成這一“目的”的第一步就是一場伊拉克與伊朗之間的戰爭(兩伊戰爭),這也在『Yinon計畫』的範疇之中。 2008年的《大西洋》期刊和2006《美國軍方武裝部隊》雜誌分別刊登了緊隨『Yinon計畫』大綱後被大量發行的地圖。
    除了“分裂”伊拉克(這也是拜登計畫所宣導的),“分裂”黎巴嫩、埃及和敘利亞也在『Yinon計畫』之中。
    同樣在計畫中的還有“分裂”伊朗、土耳其、索馬里和巴基斯坦。
    『Yinon計畫』也將“分裂”北非納入其中,被預測將從“分裂”埃及開始,蔓延至蘇丹、利比亞以及其他地區。

    確保統治區安全:“重新定義”阿拉伯世界……

    儘管已有所調整,『Yinon計畫』正在實行中,並將在“徹底分裂”的目標下逐漸發揮作用。該“計畫”源於理查•珀爾和研究組於1996年為時任以色列總理的本傑明•內塔尼亞胡所撰寫的一份政策性檔。珀爾曾擔任雷根總統時期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的副秘書長,後成為小布希和白宮的軍事顧問。
    除了珀爾以外,“邁向2000新以色列戰略”研究組的其他成員還包括詹姆斯•科爾伯特(猶太國家安全事務研究所)、
    小查理斯•費爾班克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道格拉斯•費斯(費斯和澤爾事務所)、
    羅伯特•魯文貝格(先進戰略與政治研究所)、
    喬納森•陶羅普(華盛頓近東政策研究所)、
    大衛•烏姆瑟爾(先進戰略與政治研究所)
    以及梅拉夫•烏姆瑟爾(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徹底分裂:確保統治區安全”是1996年這份以色列政策檔的全名。

    在很多方面看,美國正在執行1996年特拉維夫政策檔確保“統治區”(realm)安全的目標。
    此外,“realm”一詞反映了檔作者的戰略心理。Realm通常指君主管轄的領土或是屬於君主統治、但並不屬於君主的直接管轄範圍,而由王侯進行管轄的領土。
    而在這裏,“realm”一詞正暗指中東屬於特拉維夫的王國。珀爾身為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官員卻參與以色列檔的撰寫這一事實也使人不禁要問:該統治區的概念上的主權是屬於以色列,還是美國,抑或兩者兼而有之?

    確保統治區安全:“破壞”大馬士革穩定的“以色列藍圖”

    1996年以色列檔要求在2000年或以後“驅退敘利亞“(rolling back Syria),通過將敘利亞人驅逐出黎巴嫩、並在約旦和土耳其幫助下對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造成動亂“等方式。而這兩起事件已分別於2005年和2011年”相繼發生“。
    1996年檔指出:“以色列可以與土耳其和約旦合作,通過削弱、遏制甚至驅退敘利亞以塑造以色列戰略環境。這一努力可以集中力量將薩達姆•侯賽因的勢力驅逐出伊拉克——以色列本身重要的戰略目標——作為挫敗敘利亞地區野心的一種手段。”[1]

    作為“建立”以色列主導的“新中東”並“包圍”利比亞的第一步,1996年檔要求“去除(消滅)”薩達姆•侯賽因在巴格達的權力,甚至暗示將伊拉克“巴爾幹化”並建立一個包括遜尼派穆斯林的“伊拉克中部”在內的反大馬士革戰略地區聯盟。檔作者寫道:“但敘利亞在這場衝突中有潛在的弱點:大馬士革太過忙於處理受威脅的新地區方程以致無暇顧及黎巴嫩;而且大馬士革還懼怕由以色列和伊拉克中部、土耳其組成的‘自然軸’以及位於中部的約旦會聯合擠壓敘利亞,並將其從阿拉伯半島分離出去。對於敘利亞而言,這拉開意味著重新繪製中東地圖的序幕,而這也將威脅到敘利亞的領土完整。”[2]

    珀爾與研究組關於“邁向2000新以色列戰略”還提出將敘利亞人趕出黎巴嫩,並通過黎巴嫩反對派破壞敘利亞的穩定:“(以色列必須轉移)敘利亞的注意力,通過黎巴嫩反對派分子破壞敘利亞對黎巴嫩對控制。”[3]這就是2005年繼哈哈裏遭暗殺後將發生的,哈裏裏事件也觸發了所謂的“雪松革命”以及推動形成了由腐敗的賽德•哈裏裏控制的反敘利亞3•14聯盟。

    檔還要求特拉維夫“把握時機,提醒世界敘利亞政權的性質”。[4] 這顯然是以色列通過搞公共關係(PR)來“妖魔化”其對手的戰略。
    2009年,以色列新聞媒體公開承認,特拉維夫通過其大使館和外交使團發動了一場“全球性的運動”,包括“媒體宣傳”和在伊朗使館前組織抗議等來“詆毀”伊朗總統競選,這一運動甚至在競選還沒開始前就已被掀起。[5]

    該檔還提到一些類似於目前敘利亞正在發生的事。檔指出:“最重要的是,以色列在為土耳其和約旦反利比亞行動給予外交、軍事和行動上的支持、尤其利益所在這一點是可以理解的,包括以色列支持土耳其和約旦與敘利亞領土內的一些阿拉伯部落組成部落聯盟,並對敘利亞統治精英充滿敵意等。”[6]
    隨著2011年敘利亞的動盪,叛亂分子的運動和約旦土耳其邊界的“軍火走私(以扶持支持軍事武裝叛變)”已成大馬士革的一個重大問題。

    在此背景下,阿裏埃勒•沙龍和以色列在英、美“入侵”伊拉克後請求華盛頓襲擊敘利亞、利比亞和伊朗也就毫不奇怪了。[7]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檔還主張通過先發制人的戰爭來“塑造”以色列的地緣戰略環境並開創“新中東”。[8] 這也是美國在2001年時會採取的一項政策。

    剷除中東的基督教團體

    利比亞危機之前,埃及基督徒被襲擊與蘇丹南部的公投“同時發生”絕非巧合。
    同樣,伊拉克的基督徒,這一世界上最古老的基督教團體之一“被驅逐”出他們在伊拉克的故土也“並非偶然”。
    與伊拉克基督徒被驅逐“同時發生”的還有在美國和英國軍隊“警覺地注視”下,由於什葉派穆斯林與遜尼派穆斯林的暴力和敢死隊而“被迫形成”不同宗教的分區,巴格達的市鎮成為一片宗教飛地。這都與『Yinon計畫』密不可分,而該地區的“重組”是一個更為遠大的目標的一部分。

    在伊朗,以色列人一直試圖將以色列猶太團體驅逐,卻總是徒勞無功。伊朗實際擁有著中東第二大的猶太人口,可以說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維持原樣的猶太群體。伊朗猶太人將自己視為被與祖國伊朗密不可分的伊朗人,他們和穆斯林人和基督教伊朗人是完全一樣的。對於他們來說,因為他們是猶太人所以需要調遷到以色列的想法簡直是荒謬的。

    在黎巴嫩,以色列“一直致力”於“加劇”各種基督教、穆斯林以及德魯茲教派間的“緊張”局勢。黎巴嫩是進入敘利亞的一個跳板,黎巴嫩“被分裂”為數個國家也被視為將敘利亞“巴爾幹化”為數個阿拉伯宗派小國的途徑。Yinon計畫的目標就是在遜尼派穆斯林、什葉派穆斯林、基督教和德魯茲的宗教和宗派身份基礎上,將黎巴嫩和敘利亞“分為”數個國家。敘利亞基督教的遷離也可能是目標之一。

    馬龍派天主教敘利亞安提阿教會,也即最大的自治東方禮教會的新主教表達了他對於在地中海東部和中東地區阿拉伯基督徒清洗運動的憂慮。Mar Beshara Boutros Al-Rahi大主教和黎巴嫩、敘利亞許多其他的基督教領袖都擔心穆斯林兄弟會接管整個敘利亞。像伊拉克一樣,神秘組織正在襲擊敘利亞的基督團體。基督教東正教的領袖,包括耶路撒冷東正教的大主教都公開表示了他們的嚴重關切。除了基督教的阿拉伯人,亞述和亞美尼亞這一多數為基督教徒的群體也表示了他們的恐懼。

    Sheikh Al-Rahi近期在巴黎會見了總統尼古拉斯•薩科齊。據悉,這位馬龍派大主教與薩科齊在敘利亞問題上出現分歧,這促使薩科齊說敘利亞政權即將覆滅。
    主教Al-Rahi的立場是敘利亞必須被留下、並允許其進行改革。
    這位馬龍派主教還告訴薩科齊說如果法國希望合法地使真主黨解除武裝,那麼以色列需要被作為一個“威脅”來對待和處理。

    由於Al-Rahi在法國的立場,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的基督教和穆斯林宗教領袖立即到黎巴嫩對他進行了探訪並表達了感謝。
    黎巴嫩的真主黨及其政治聯盟,其中多數為黎巴嫩議會的議員,均高度讚揚了後訪問了黎巴嫩南部的馬龍派主教。

    Sheikh Al-Rahi以為他對於真主黨的立場和他拒絕為推翻敘利亞政權提供支持,現在正遭到以哈裏裏為首的“3•14聯盟”的政治攻擊。一場基督教會議正在經哈哈裏籌畫中,以反對Al-Rahi主教和馬龍派教會的立場。
    自Al-Rahi表明自身的立場後,塔利爾黨,這一活躍在黎巴嫩和敘利亞的黨派,也開始對其進行批評。有報導稱,美國高級官員也取消了他們和馬龍派主教的會見,這也是他們對於Al-Rahi關於真主黨和敘利亞立場表示不滿的信號。

    在黎巴嫩,哈裏裏為首的“3•14聯盟”一直都是一個受歡迎的少數群體(甚至當該聯盟成為議會中的多數時),該聯盟一直與美國、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以及敘利亞的暴力和恐怖組織密切合作。穆斯林兄弟會和其他敘利亞所謂的薩拉菲斯特組織也一直與哈裏裏以及“3•14聯盟”中的基督教政黨相互協調,並舉行秘密會談。這也是為什麼哈裏裏與他的同盟一直反對大主教Al-Rahi。也正是哈裏裏和“3•14聯盟”將伊斯蘭法塔赫帶入黎巴嫩,並幫助其中的一些成員逃往敘利亞作戰。

    有一些不知名的狙擊手正在瞄準敘利亞平民和敘利亞的軍隊射擊,“(藉)以造成”混亂和內鬥。敘利亞的基督團體也成為這些狙擊手的對象。很可能這些攻擊者是來自美國、法國、約旦、以色列、土耳其、沙烏地阿拉伯和阿拉伯灣的武裝力量與一部分敘利亞人組成的聯盟。

    華盛頓、特拉維夫以及布魯塞爾正籌畫著將基督教從中東遷離。據悉,Sheikh Al-Rahi在巴黎被總統薩科齊告知,地中海東部和中東的基督教團體可以重新被納入歐盟。這並不是什麼慷慨的提議,而是被有意將中東古老的基督教團體根除的國家扇了一記耳光。其目的或是將基督教團體重置於該地區之外,抑或將這些團體劃分為眾多分區。兩種都可能成為目標。

    這一計畫旨在將阿拉伯國家劃定為專門的穆斯林國家,這與「Yinon計畫」和美國“控制”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目標是相一致的。其“結果”很可能是一場大國戰爭。
    阿拉伯基督徒如今與阿拉伯黑人處境非常類似。

    重新劃分非洲:Yinon計畫正在發揮作用……

    關於非洲,特拉維夫將保障非洲的安全視為其廣泛週邊的一部分。這一更為廣泛的或所謂的“新週邊”已成為1979年抵抗包括伊朗(巴列維時期以色列最親密的盟友之一)在內的阿拉伯“舊週邊”隨著伊朗革命的瓦解後,特拉維夫地緣戰略的基礎。在這一情況下,以色列的“新週邊”隨著埃塞俄比亞、烏干達和肯雅等反阿拉伯和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等國家的“納入”而被概念化。這也是為什麼以色列要如此深入地參與蘇丹的“巴爾幹化”(注:原有蘇丹目前已被操縱分割為二,以基督徒組成為主的南蘇丹已於2011年獨立)。

    在中東教派分裂的背景下,以色列已列出了重組非洲的計畫。『Yinon計畫』試圖從三個方面的基礎上劃定非洲:(1)民族語言;(2)膚色;(3)宗教。為確保統治,先進戰略與政治研究所這一以色列智囊團(包括珀爾在內)也推動創建了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的美國『非洲司令部(AFRICOM)』。

    試圖“分裂”阿拉伯和非洲身份的行動正在“進行中”。它只在將所謂的“黑非洲”與所謂“非黑”的北非劃分開來。這是分裂非洲大陸上所謂的“阿拉伯人”與“黑人”計畫的一部分。

    正是這一目標“造成”並推廣了“非洲南蘇丹”與“阿拉伯北蘇丹”這兩種荒謬的身份。這也是為什麼黑膚色的利比亞人被視為利比亞“清洗膚色”運動中的對象。阿拉伯身份在北非正與非洲身份“相脫離”。同時還存在“剷除”大量的“黑膚色阿拉伯人”的計畫,以明確劃分“非洲黑人”與新的北非“非黑人“的界限。這也將”導致“剩餘的柏柏爾“非黑人”與阿拉伯人間的戰爭。

    同樣情況下,在非洲蘇丹、尼日利亞等地,緊張情緒也在為進一步劃分界限的穆斯林與基督徒間醞釀著。而造成這種分裂的基礎,包括膚色、宗教、種族和語言等,都“助長”著非洲的“瓦解”與不和。這都是一個將北非與剩餘非洲大陸劃分的更遠大非洲戰略的一部分。

    為“文明的衝突”布棋

    正是在這一點上,所有這些“看似”一盤散沙的事件都被“聯繫”在了一起。

    整個棋盤正在上演“文明的衝突”,而所有的棋子也各就各位。阿拉伯世界正“被隔離開”來,並被清晰的界線所劃分。這些界線“阻止”不同民族語言、膚色和宗教團體間相互的過渡與融合。

    在這項“計畫”中,將不再有社會與國家的過渡與融合。這就是為什麼中東和北非的基督徒,如科普特人,正成為“被攻擊”的對象。這也是為什麼黑膚色的阿拉伯人和柏柏爾人以及北非的黑人在北非正面臨著“種族滅絕”的威脅。

    繼伊拉克、埃及之後,阿拉伯利比亞民眾國和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對『Yinon計畫』而言)都是 “破壞”北非和東南亞地區穩定的核心。
    利比亞發生的一切(美歐顛覆推翻利比亞政權的『顛覆模式』)對非洲有著巨大的影響,而敘利亞的狀況也深刻地影響了東南亞及更遠的地區。按照『Yinon計畫』所指出的,伊拉克和埃及是造成阿拉伯國家不穩定的切入點。

    如今正在“上演”的是建立一個專門的“穆斯林中東”地區(以色列除外),而這也將“造成”什葉派與遜尼派間的鬥爭。類似的場景也正在“北非非黑人”區上演,表現為阿拉伯人與柏柏爾人的衝突。
    同時,在“文明的衝突(劇本)模式“下,中東與北非也”被認為“是所謂的“西方”與“非洲黑人”間的衝突。

    這就是“為什麼”法國的薩科齊和英國的卡梅倫在利比亞衝突初期相繼發表聲明,指出多元文化主義在各自的西歐社會中已經“不復存在”。[9] 
    真正的多元文化主義正威脅著“北約戰爭議程”的合法性,也為作為美國對外政策基石的“文明的衝突”的實施造成了障礙。

    在這一點上,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解釋了為什麼多元文化主義會成為華盛頓及其盟友的威脅:
    “隨著美國成為文化日益多元的社會,它可能會發現在對外政策問題上要想達到一致性就愈加困難(如與阿拉伯世界、中國、伊朗、俄羅斯或者是前蘇聯等地戰爭),除非存在真正被能被廣泛覺察到的大規模的直接外部威脅。這樣的共識普遍存在于二戰甚至冷戰期間(如今也存在著,因為“全球反恐戰爭”)。[10]
    布熱津斯基的下一句則指明了為什麼人們會反對或支持戰爭:
    “然而(共識)不僅僅深深地紮根於共用的民主觀中且人們意識到這些民主觀正在受到威脅,而且也根植于對歐洲集權主義下的受害者們在[11]文化上和種族上的親近。”

    雖有冗餘之嫌,我仍然要一再提出正是因為這種要“打破”中東-北非(MENA)地區、所謂的“西方世界”與撒哈拉以南非洲間“文化融合”的企圖,所以基督徒和黑人正在(被安排)遭到攻擊。

    “種族中心主義”與意識形態:將今日的“正義戰爭”正當化

    在過去,西歐的殖民國家會對他們的人民進行洗腦。他們的目標就是獲得推行殖民的支持。而其形式就是在武裝商人與殖民軍隊支持下轉播基督教(唯我獨尊)及其教義。

    同時,種族意識形態也被提出。那些被殖民的人被刻畫成“下等人”、低等、沒有靈魂。
    最終,承擔“開化”那些所謂的“世界未開化人民”的 “白人的責任”等語句開始被使用。這種具有凝聚力的思想框架被用於將殖民主義“塑造”為一項“正義事業”。而這也為征服和“開化”外國領土的“正義戰爭”提供了合法性。

    如今,美國、英國、法國和德國的帝國主義計畫並“沒有改變”。改變的只是為發動“新的殖民主義戰爭”、進行征服的“藉口”與理由。
    在殖民統治時期,發動戰爭的敍述(論述)與理由被包括英國和法國在內的殖民國家的公眾輿論所接受。
    今天的“正義戰爭”和“正當理由”也在婦女權利、人權、人道主義和民主的“旗幟”下進行著。

    文/Mahdi Darius Nazemroaya

    (加拿大)Global Research 2011年11月26日
    http://www.globalresearch.ca/index.php?context=va&aid=27786


    Mahdi Darius Nazemroaya是加拿大渥太華的一位獲獎作家。
    他是蒙特利爾全球化研究中心(CRG)的一位社會學家和副研究員。他曾見證了北非“阿拉伯之春”的過程。在北約(2011年)轟炸利比亞期間,他正在利比亞擔任KPFA的聯合研究專案——Flashpoint專案的特派記者。


  25. 2011/12/17 於 06:54 patchpieces

    Pathogenesis of Central Bank Ruin

    by Jim Willie
    2011-12-15

    Central banks are the current sovereign debt market. It is a vacated market. They are the majority bidders via debt monetization. The monetary inflation has become the New Normal and a travesty. In perverse fashion, the financial markets celebrate the monetized purchases, even calling for higher volume. In the process, bond and stock market integrity has been destroyed. Foreign creditors depart the USTreasury Bond market. Large European banks depart the Southern Europe sovereign debt market. Central banks step in to avert panic as the underlying structure to the global monetary system crumbles. When government bond yields rose quickly in Europe, it was not from abandonment by their central bank. The big Euro banks sell boatloads of bonds while the EuroCB buys only truckloads. The bond market integrity has been deteriorating very quickly. The dependence upon the debt monetization process is vividly clear. It is hyper monetary inflation to fill the void, thus providing the dominant bid. Ironically, the dullard stock market mavens celebrate the arrival of the central bank purchases without truly comprehending the destroyed integrity of the bond market. IQ levels are falling along with stock index levels.

    NEXT GROUND ZERO IS ITALY

    Upcoming budget impasses and bank failures will break the European Union wide open. A perceived temporary patchjob solution in Europe has been delineated. More of the same will accomplish nothing. A march toward a federation is apparent, despite the desire for decentralization. A motive to force a system failure is at work to create the federal structure. Recent appointments prove the point. Again Goldman Sachs knights arrive to the rescue in secret appointments. They earn the title technocrats, but crowds reject them as unelected leaders. Ignore the term Technocrat given both to Monti and the newly installed Mario Draghi at the Euro Central Bank. They are Syndicate loyalists.

    Howard Davies is former director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ormer deputy director at the Bank of England. He calls for 1) fiscal federation with a unified central bank, 2) broad purchases of sovereign bonds, and 3) unlimited liquidityprovided by the Euro Central Bank. The prescription is stark and clear for hyper monetary inflation, the central bank serving as the entire government bond market, and the installation of a federation across Europe. The last 12 years have proved without a doubt that a unified Europe is a disaster in a bottle, whose cables and levers eventually break under the pressure of grand differences and the passage of time.

    The raging crisis in Italy festers as it turns to a boil. Italy will serve as the agent of contagion, next to France and Spain. No solution is possible, as the summits are futile. Italy will expose the Euro Central Bank as both powerless and ruined. The focus has shifted away from Greece and squarely on Italy as the center of chaos in Southern Europe. Once more the meter for disorder is the benchmark 10-year Italian Govt Bond yield. It has surged toward the critical 7.0% mark as investors cast bond market votes against the policy in Rome and the upcoming austerity measures to be pushed through. Such level is regarded as unsustainable, given the massive Italian debts. Worker strikes have made vividly clear that Uber Leader Mario Monti will not succeed in large budget cuts without consequences. Striking Italian metal workers in Turin are shown in the photo. The biggest Italian unions (ports, highways, truckers, banks) went on strike. They oppose measures as painful hits pensioners and workers, leaving the wealthy untouched. Numerous big Italian banks are on the verge of failure. Neighboring France faces scrutiny of the bank asset feces. Markets brace for an expected debt downgrade to remove its coveted and undeserved AAA rating by Standard & Poors.

    Syndicate appointed (not elected) Prime Minister Mario Monti believes Italy risks a Greek-style economic collapse without approval of the hotly debated austerity package. Italy stands as the third largest economy in the EuroZone, whose borrowing costs began to approach the levels that forced Ireland, Greece, and Portugal to seek an international bailouts. The controversial package has the support of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OECD). It is designed by Monti to save Italy. The decree plans to raise more than 10 billion Euros (=US$13.4 bn) from a property tax, impose a new levy on luxury items like yachts, raise the Value Added Tax, crack down on tax evasion, and increase the pension age. Monti supports the French and German calls for tighter controls on national budgets. He said, “If Italy were not capable of reversing the negative spiral of growth in debt and restoring confidence to international markets, there would be dramatic consequences, which could go as far as putting the survival of the common currency at risk. Italy is ready to do what it has to do but Europe must not fail to do its part. Without this package, we think that Italy would have collapsed, that Italy would go into a situation similar to that of Greece. It would be perfectly understandable that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should have the same enforcement powers in the area of budgets that it has in the area of competition." He describes loosely a federation, where Goldman Sachs sits in the thrones of Europe, in a quasi debt failure receivership role. Unfortunately, the pressure on the Euro Central Bank to purchase Italian, Spanish, and Greek Govt Bonds has put its balance sheet in total ruins. It is the buyer of last resort for fast falling toxic bonds. The only central bank more ruined is the US Federal Reserve.

    Felix Zulauf, the former hedge fund manager and asset manager, has very strong European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a very sharp eye. He expects a depression to hit Southern Europe, and for one nation to exit the Euro Monetary Union next year. The process has no rules. The day after exit, the nation will suffer ruin of their banking system, forcing a rapid nationalization in a reverted currency. The end result will be a sovereign debt default and pure chaos across the continent. The coming depression will lay waste to the USDollar, the British Pound, and probably the Yen too. All fiat currencies will endure a powerful stress test, but based in reality, not a charade. As soon as any group of big Euro banks enter a failure and bust, the cascade of contagion will act like a fast moving virus to destroy many Western banks. We will then see a repeat of history with 20 Lehmans in bank failures, if not sooner.

    CENTRAL BANKS AVERTED BANK FAILURES

    The Euro Central Bank averted 10 to 20 Lehmans with the extended Dollar Swap Facility provided by the USFed. Money is almost free. The volume of money grants is enormous, likely never repaid. Witness the effect of the central banks showing reluctance to enter into bond purchases. The system breaks down in powerful manner.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said demand for three-month US$-based loans surged after it announced a broader Dollar Swap Facility for European usage. The USFed cut the cost of the financing from an ultra-low 1.0% to an almost free 0.5% rate. The USFed discount window was made cheaper for foreign banks than US banks (who pay 75 basis points), an indication of the destruction.Rumors persist that a cool $1 trillion has been made available. Five other central banks participated in the coordinated move which included the Bank of Japan. The Frankfurt-based EuroCB immediately made loans for $50.7 billion to 34 big teetering Euro banks on December 1st, the terms for 84 days at a fixed rate of 0.59 percent. That compares with the $395 million lent in the last three-month offering on November 9th at a 1.09% rate. The EuroCB also lent five banks $1.6 billion in regular weekly dollar operation on a single day as December opened, up from $352 million the previous week. The borrowing done at the Discount Window catapulted by 127-fold, from a paltry $395 million to $50.7 billion in a sudden move.

    The public will not be informed of which banks tapped the credit line, more like a slush fund. They claim they do not wish to put the bank at risk of unwarranted attack. My view is the attack would be to put the proper value on the bank, ZERO. My sources tell that one major French bank was on the verge of failure, probably Societe Generale. Another source of bank and gold information was very clear in telling that the USFed acted reluctantly and forcefully, in order to avert a major catastrophe. He described a situation where several big Euro banks (the usual suspects in France, Spain, and Italy) were on the verge of failure. The USFed was appealed to by the EuroCB so as to prevent an estimated 20 Lehmans from occurring overnight, as in multiple bank failures from a flash event. He went on to mention that a flash event is inevitable, which the central bankers are powerless to stop. It will come in time, with an unknown trigger event that lights a fuse. Each new $trillion credit line buys less time and covers fewer obligations.

    The Wall Street banks filled a void in providing liquidity in USDollar denomination to the big European banks. In doing so, the New York banks have tied themselves with a lethal financial tether to Europe. The London banks had already been connected. The connection lies in the shadowy derivative market. It used to be kept in the shadows since the contracts provided the majority of bank profit, and even supported the artificial rates in the bond market to a great extent. Now the derivative market is kept in the shadows because the big banks are mutually destroyed by insurance awards after failures. A little publicized trend was put into effect in the middle months of 2011. The big Wall Street banks filled a void. The inter-bank lending in Europe came to a halt in response to the sovereign debt crisis, a euphemism for the Southern European Govt bond market collapse. The big US banks offered a lifeline in the form of leveraged liquidity based upon unregulated derivatives whose notional value is in the $trillions. In doing so, the Anglo banks created a mutual risk factor in the umbilical cord of shadowy structures. If a handful of big European banks go bust, the contagion will be felt instantly (as in overnight) in New York and London. To claim that the US is insulated from Europe is nonsense. To claim that the European distress makes the US more attractive is patently false. Fifty major financial firms are tied around the necks with a common thick rope, weighed down by insolvency, going down together. Matters are so bad in Europe, that most banks have shut down the inter-bank lending, thus isolating the weakest. Huge funds placed at the Euro Central Bank signal the failures. The big European banks are soon to fail. They distrust each other.

    THE GREAT GOLD PRICE DIVERGENCE

    The Gold market has gone into the Twilight Zone. The ruin of the European banking system, dragged down by toxic sovereign debt, has made the big Euro banks desperate. They are tapping into the virtually unlimited Dollar Swap Facility, using borrowed money to lease gold. The Powerz have made the lease rate negative in order to attract borrowers. The supply has come from both Libya and Greece. These corrupted bankers require more gold, thus more wars and more victim nations. The system has turned to extreme abuse in order to keep a lid on the gold price, or better yet, to avert a string of Lehman-type financial firm failures in Europe. In the process, a Jackass forecast has begun to come to pass. The paper gold price (dictated by the bizarre COMEX market) is diverging from the physical gold price (determined by actual large private purchases). In late November, a great reliable global gold trader source assured that despite a posted $1740 gold price, the true physical price paid for large gold bullion purchases in the private market was more like $1950 per ounce!! That is a $200 price divergence, or 12% higher.
    The COMEX has been drained of gold inventory.
    The MF Global event was motivated by the desire to avoid meeting delivery notices.
    Instead, JPMorgan stole the accounts demanding delivery, a neat trick fully permitted by the Syndicate that controls the USGovt, the US regulatory bodies, and the US law enforcement.
    The lawsuits will be full of drama and intrigue. The integrity of the US financial system has been exposed, this time in full glory that even financial news anchors cannot deny.

    Here is the smoking gun. Days after the MF Global bankruptcy was filed, and a vast array of deliveries in silver were expunged. The silver vault inventory tells the story of the crime. JPMorgan simply converted what should have been MF Global client silver into JPM licensed vaults.
    Review the timeline.
    MF Global declared bankruptcy on October 31st.
    About a week later the CME began reporting that 1.4 million ounces of Registered silver was unaccounted for and unavailable for delivery, including 627,182 ounces from non-cartel banks.
    About 7 to 10 days afterwards, JPMorgan suddenly reported a deposit of 613,738 ounces into Eligible vaults. Exactly seven days later, JPMorgan adjusted this silver into Registered vaults. JPMorgan had not seen one significant silver deposit in months prior to this bountiful day.
    Great work on the part of the Silver Doctors to decipher the story.
    The charade continues before the USCongress. They are told of claims that investigators are searching avidly for the missing funds.
    They know where the funds are, in JPMorgan London accounts. They told us they were avidly looking for Madoff Funds too. They know where those funds are too, in the Land of Yodels. Reckoning is coming.

    Big bank failures are coming.
    Unspeakable debt monetization is coming.
    Flash events are coming.
    More vanishing acts for private accounts are coming.
    Divergence in the gold price is coming that will shut down the COMEX altogether during a parade of lawsuits, but probably not prosecution.
    National debt defaults are coming. The new 2012 year will prove to be a tumultuous year, will chaos reigning and the global monetary system laid to waste. Gold will soar, probably not for the leverage addicts who choose to play in the rigged corrupted futures contract arena, the chronic victims of fraud. If lucky, their accounts will not vanish, possibly stolen.
    The wise who will survive and thrive will snag the physical gold offered at attractive artificially low price. Large purchases are not available at the current posted paper price.

    DESPERATELY SEEKING BULLION

    The Powerz need more Libyas and Greeces.
    They tapped into 144 metric tons captured in London from the Libyan accounts and 111 metric tons seized from the Greek accounts. It is the bankers New Gold, as reported by intrepid Jeff Neilson.
    In a fresh sign of bankster desperation, the lease rates for gold have been pushed down to net negative levels. Contrast to the extraordinarily high premiums paid on gold purchases. Big European banks on the brink of ruin, the next Lehmans, are leasing gold in order to raise cash and stave off failure.
    It is simple math. The great enablers are the central banks. Cases exist of multiple sellers of the same gold bullion bars, a common trick made famous by the GLD exchange traded fund, the SPDR Gold (dis)Trust.
    All leasing is done without regulation, like the derivative market. Neilson concludes, “Here is where we come upon a seeming paradox with respect to the recent explosion of gold leasing. We know that the banksters have virtually run out of their own bullion, as the evidence is absolutely conclusive. The same Western central banks which were openly selling 500 tons of gold per year onto the market every year have now all totally ceased their gold sales. They have no more gold, or at least they had no more gold." The Washington Accord guided official gold sales, a completed process. The physical gold price is diverging from the false paper price directed by the COMEX and guardians like JPMorgan.
    If truth be known, over 40 thousand tons of gold bullion has been leased and sold that does not exist.
    In the coming years, reconciliation will assist in sending the gold price much higher, toward $5000 per ounce. As time passes, more criminal actions will be visible in the open, like MF Global.

    POLITICAL LEADERS TURN IRRELEVANT

    Pointless meaningless exercise in futility is seen in the big European summit meetings. They are wasting their efforts, biding time, deceiving the public, and supporting the bankers in last ditch attempts to salvage what cannot be saved. The sovereign bond market is loaded with rollover interactive explosive devices that will continue to explode without relief. The politicians offer no solutions, as Merkel and Sarkozy are the only members meeting in public eye, yet neither has any power left. They meet and sign deals only to be contradicted and countermanded later by the bankers with power and court judges reciting law. The German leaders at the summit meetings are all for public show, even financial market management. None has any power left. None is involved in the new alliance. The informed observer need not follow what they decide upon anymore, because in 2 to 3 weeks their pact will all vaporize into nothingness. Markets are impressed for minutes and no more. Witness their last several accords, none of which endured. The movie keeps repeating like Ground Hog’s Day. They cannot solve the ultimate entrenched problem of toxic sovereign bonds within the PIIGS nations of Southern Europe. They have no tools in their medicine chest, only phony money and more debt, even silly new Uber-Bonds. They actively avoid putting their decisions to a public referendum vote, since the people would vote down any further bank welfare in the form of more bond redemptions or bailouts. No evidence of democracy can be seen. Politicians debate, dispute, then make accords, but their communiques are common graffiti.

    The dirtiest secret is that France has already been tossed into the PIIGS pen by Germany, no invitation given to join them in the next chapter. Nothing is decided anymore in Paris without Berlin approval. Germany owns over 90% of French Govt debt. Absolute desperation is seen with the string of absurd vacant meetings held by two powerless figures, Angela Merkel of Germany and Nicolas Sarkozy of France. Merkel has zero political base, yet insists on conducting more meetings that lack enduring substance. Sarkozy attends the meetings but has been stripped of his privilege to cleave with Germany, rejected. The French are going through a flailing stage beset by convulsions on the political stage without proper identification by any geopolitical doctor. Their crippled president actually claimed publicly that loss of AAA rating for government debt would not be insurmountable. Within days, the extreme pressure placed upon one US rating agency caused a delay of the debt downgrade.

    The key to Europe is the chain of explosive devices linked to France, Italy, and Spain. No solution exists. Rollover of their debt will exacerbate the crisis. The leaders are like witchdoctors presiding over a bonfire. The OECD has thrown some water on the faces with a forecast of government debt in industrialized nations, set to rise from $10.4 trillion to $10.5 trillion in the coming year. The prospect to finance the debt is perilous.

    WALL STREET SUBTERFUGE IN NEW WEAPONS

    Wall Street is reported to be sabotaging the Euro currency. They are using a Japanese Yen position front. They also rely upon debt rating agencies to sling key attack arrows. The belief is that what hurts the Euro currency will help the USDollar. Such shallow strategy. It will result in mutual destruction with gathering momentum, along with an unstoppable collapse of big banks in Europe, Lond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sordid story was reported by Zero Hedge last month about how the Wall Street villains had created short trades directed against the Euro currency and even the big European banks. They had created a complex network of positions designed to conceal their nefarious intentions. At the center was a funding mechanism from the Japanese Yen currency. The belief was that further damage and destruction in the European financial structure could be helpful in lifting the USDollar, or at least buying some more time. This is the very essence of the Competing Currency War and its mutually destructive tactics, so much so that analysts adroitly describe it as a race to the bottom in the protection of the export trade.

    Joining the subterfuge are the US-based debt rating agencies. They have been dutiful in delivering painful debt downgrade banners to fly over both government debt and corporate debt across mostly Southern Europe. Theirs are non-stop financial assaults. The very same corrupted agencies were bought off from 2000 to 2007 with rosy undeserved AAA ratings on toxic bond securities sold by their Wall Street masters. A pretty cream topping on a pile of cow manure does not make the paddy delectable to eat. The USGovt debt downgrade was followed by an endless skein of European downgrades for banks and sovereign debt, the motive being to even the wrecked playing field, and make the US not so alone, subject to intense scrutiny. The USDollar has performed well since the Greek Govt Bond disaster spread to Italy, even spreading the stench to France. Some European leaders have openly complained that the US-based debt rating agencies are doing damage with motive, ignoring the rot in US banks.

    HYPER INFLATION & THE FAILURE OF 0%

    Hyper monetary inflation is the advantage almost entirely for the banker class. It is being used to prepare for domination in the next chapter. By directing largesse to Wall Street, and obstructing it to the Main Street, the Powerz believe they are winning the battle over inflation. But they have presided over a wicked rot instead, in addition to causing a class war. The eventual cost will be lethal inflation and a thrust inevitably into the Third World. The theory is simple enough. Prevent the massive flow of monetary largesse from reaching the main channels of the USEconomy. Keep the labor wages down, even if costs are rising universally. Direct the enormous sums of money into the banking sector to cover toxic bonds, to redeem preferred stocks, and to replenish funds for executive bonuses. Then claim success over inflation after falsifying the official CPI data. Furthermore, use public disclosure with all the fanfare concerning big relief packages like the TARP Funds to distract attention away from the truly mindboggling multi-$trillion grants at 0% never to be repaid by central banks and major financial allies. The above scenario is an over-simplified account that glosses over further illegal activity in the form of forged home foreclosure documents. The end result is a profound resentment that has sparked the primary roots of a class war, and the Occupy Wall Street movement. The bitter fruits are many, such as lost market integrity from chronic interventions, lost moral fabric from moral hazard swallowed whole, and a nation that undergoes systemic failure without relief or compassion. Any actual steps toward a legitimate solution are nowhere seen, like big bank liquidation, like home loan modification, like the return of industry from Asia. When any reconstruction begins, the ultimate cost must be paid by the stern hand of Economic Mother Nature, the effect to include a dynamo of price inflation, a powerful currency decline from global rejection, if not isolation and punishment.

    The 0% monetary policy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a monetary failure. It forces an economic failure. Worse, it is a badge to represent failure, not a remedy from failure. It is a road sign on a dead end in a grotesque liquidity trap if monetary growth is halted, and hyper-inflation if continued. The United States is repeating the Japanese lost decade policy, but doing a better job of lying about the results. The United States has learned nothing from their lost decade. The US is much worse off than Japan. The US has no broad industrial base. It has no trade surplus. It has no self-contained federal debt. It has no long school season. It has no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when grand crimes are revealed. Jim Rickards has made the point in the speaking circuit that despite knowledge and awareness, the United State bank leaders are repeated the exact same monetary errors that Japan made. Adding liquidity to an insolvent system does not accomplish anything, but the US will do it over and over again without success. In fact, after the ineffective policy is evident, the US will double the effort in a glaring example of futility. Worse, as the US repeats the errors, it boasts of being superior, even as the official statistics are grotesque lies worthy of derision. The US protects the grand larceny perpetrators, the big banks. See JPMorgan and the MF Global case.

    The 0% marquee is actually a tombstone epitaph, since the US cannot exit from its clutches. It will force the ruin of entire fortresses of capital. The wrong price of money assures that capital destruction. The USGovt cannot permit a rise from 0% in capital cost, since it is running $1.5 trillion annual deficits. Normal cost of money would result in hundreds of $billions in higher debt service costs. The United States is trapped by 0%, not stimulated by it. As time passes, more capital will be retired, more speculation will be the norm, and healthy capital formation will become a mirage. The system will hurtle toward systemic failure.

    The USGovt debt ratio is about to reach 100%. The once powerful beacon of freedom and juggernaut of financial prowess looks like yet another PIIGS nation. The debt monetization is orders of magnitude greater than admitted, part of the policy landscape, a QE To Infinity. More debt downgrades are coming. In early 2009 the US populace was told that the USGovt budget deficit would return under $1 billion. It did not. According to the Jackass forecast, it zoomed up to $1.5 trillion and stayed there for consecutive years. The deficits persist chronically without remedy in the $1500 billion range annually, a staggering 43% ratio of the total budget. The other debt ratio is the cumulative debt versus the USEconomic size as measured by the Gross Domestic Product. The United States Govt is soon to hit the 100% debt mark versus GDP. The pair of debt ratios is typical of PIIGS nations in deep trouble. The profound risk to the US financial system is masked by the USFed activity. They are monetizing 10 times as much as they admit, and the Quantitative Easing programs never were interrupted. The Operation Twist was a grand deception to conceal coverage of what foreign central banks wished to dump. Look for another debt downgrade of the USGovt in coming months, after the Q4 shows a ripe $1 trillion in added deficits.

    Compare to Canada which has a mere 34.9% total debt burden versus its GDP, a much stronger financial situation. The nation in the Great White North could have been a powerhouse leader with a huge sovereign wealth fund like Norway, except they followed the Goldman Sachs path to the fields of corruption and fealty, selling almost all their gold in a grand Wall Street game that even Switzerland joined. Then Canada followed the Bush Doctrine of fascism, embracing the war footing, sending soldiers to support the narco war, and tightening the security vise. Next they will become a Chinese commercial colony, a better fate than the US to be sure.

    http://www.marketoracle.co.uk/Article321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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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Bankers’ New Gold

    Jeff Nielson
    2011-12-14

    In a fresh sign of bankster desperation, we recently learned that they have pushed lease rates for gold to the lowest, negative level in history – i.e. they are paying people more money to “borrow" their gold than at any other time. We know this is a sign of desperation, because back in the real world, buyers are paying premiums near record-highs to buy their (real) gold.

    There are numerous implications regarding this latest bankster tactic to suppress the gold market, but before getting into those let’s explore all of the reasons why bankers like “leasing gold" in the first place. The starting point is to note that it is with gold-leasing that we see the beginnings of the banksters’ 100:1 leverage in the gold market.

    A banker is holding a quantity of gold in his vault. He “lends" the gold to a trader, and suddenly you have two parties both pretending to be the “owners" of that gold. Naturally, the banksters also like the fact that this is a totally opaque, unregulated/unreported transaction. The banksters can secretly lend out their gold, and since the transactions are never reported, we lack the absolute proof that none of this “loaned gold" is ever repaid.

    There is certainly plenty of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on which to base such a conclusion, however. In order to review this evidence, we first need to know what is being done with the bankers’ leased gold. A detailed analysis by veteran precious metals commentator Frank Veneroso explains how and why “The ultimate borrowers in the gold lending operation are these shorts in the gold futures and forward market."

    We immediately see a second reason the bankers love gold-leasing: all of the “leased" gold ends up being shorted onto the market. What this directly implies then is that in order for these gold leases to ever be repaid the short positions must be closed out so that the gold (supposedly) backing the trade can be repatriated to the bank. However, what we see in the gold market is a huge, permanent short position in the gold market – which has swelled enormously since Veneroso wrote the article above nearly a decade ago.

    We now know that at least some of these gold leases have never been repaid, since the gold that was loaned out remains on the market. However, as a matter of simple arithmetic we can deduce that few if any of these leases are ever repaid. As I noted above, each gold lease creates “paper gold" (i.e. a “fractional reserve" gold market) and increases the bankers’ leverage in the gold market.

    We know from Jeffrey “I can’t keep a secret" Christian of the CPM Group that the gold market is leveraged by approximately 100:1. Yet just as every new lease increases leverage in the gold market, closing out any lease would reduce leverage by a corresponding amount. The combination of the permanently rising leverage, and the permanently rising short position provide irrefutable empirical evidence that little if any of this “leased gold" is ever repaid.

    We can reinforce this conclusion further through common sense, and a basic observation of bankster behavior. Specifically, bankers never reduce their leverage voluntarily – the exception being short-term panic reactions each time their reckless gambling (again) pushes them to the verge of their own bankruptcy. However, as noted above there is zero empirical evidence that the banksters ever reduce their leverage in the gold market on even a semi-permanent basis.

    Having supplied several powerful reasons as to why the bullion banks love to “lease" their gold (i.e. sell it to multiple buyers) begs the question: why aren’t the bankers always “leasing" vast amounts of gold to suppress the price? Hopefully that answer is obvious to regular readers. If you want to loan ton after ton of gold onto the market, you must have some original bullion to lend into the market in the first place.

    Here is where we come upon a seeming paradox with respect to the recent explosion of gold leasing. We know that the banksters have virtually run out of their own bullion, as the evidence is absolutely conclusive. The same Western central banks which were openly selling 500 tons of gold per year onto the market every year have now all totally ceased their gold sales. They have no more gold…or at least they had no more gold.

    Yet here we have the same bankers directly implying that suddenly they have lots of gold. It makes no sense to announce “the greatest sale on gold in history" – only to run out of inventory after the few first customers have bought their fill. Clearly the bankers have some new gold. This begs an even more obvious question: where did they get it?

    Here, unfortunately, we must descend into speculation. However it is speculation which we can back up with yet more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As I noted in a previous commentary, as part of the “economic rape" of European economies, the bankers announced that they would be “willing to accept gold as collateral" for some of their (fraudulent) paper debts. How magnanimous of them!

    As we all know, when Greece (finally) forced the bond parasites to absorb 50% “haircuts" on their holdings that was a default event. What happens when a debtor defaults on a debt? Collateral is seized. The latest statistics from the World Gold Council on official government reserves show Greece sitting with over 111 tons of gold. And as victims of the MF Global collapse have learned the hard way, our criminal governments (and the bankers who pull their strings) no longer see it as necessary to even report when they have taken something from people. Thus the bankers could have looted every ounce of Greece’s gold from its people and it could be months, years, or never before we finally find out about it.

    One hundred and eleven tons is a lot of gold to lease, but it’s certainly not the only gold hoard onto which the bankers could have recently latched their talons. Those who followed the “Libyan revolution" will have recalled a remarkable flip-flop by the West.

    At one moment, we had the vastly superior military forces of Muammar Gaddafi steamrolling the rag-tag, disorganized rabble we knew as the “Libyan rebels". They were on the verge of collapsing. All hope was lost. Western leaders lamented that the lack of “UN authorization" prevented these upstanding citizens of the global community from doing anything to assist the rebels – and there was absolutely no sign of any “movement" in those negotiations.

    The next moment, the same disorganized rabble which didn’t even have a military command structure (let alone a nation to command) announced they had created a “central bank". About ten seconds after that announcement, Western leaders announce a “sudden breakthrough" at the UN, and a drafted-and-approved resolution instantly materialized. And before the ink was even dry on that document, war-planes from several Western nations were on the way to Libya to enforce a “no-fly zone".

    At that point we witnessed how much regard these Western nations had for international law. When following the UN mandate and merely enforcing the “no-fly zone" was not producing the result these nations desired, they simply tore up the resolution and threw it away. Instead, they began carpet-bombing any/all areas under the control of Gaddafi, slaughtering his ground forces (and large numbers of civilians) in what is a textbook example of “war crimes".

    This brings us back to the pivotal moment when Libya’s central bank was created. What possible purpose could there have been for the rebels to create a central bank before they had even created a real army to take control of the country? There was no “banking" to be done. And yet it was the creation of that symbol which was the obvious catalyst for a massive military commitment by the West.

    One thing we do know about central banks is that they are the official receptacles for a nation’s gold reserves. Turning again to WGC statistics on national gold reserves, we see that Libya had even more gold than Greece, 143.8 tons to be precise – and more than enough for a group of gold-hungry bankers to instruct their lackeys in government to mobilize their war-machines.

    Let’s summarize the facts. We had Western central banks totally running out of any gold to sell onto the market, with all gold sales having ceased for more than a year. Suddenly, we have the bullion banks announcing they have so much gold on their hands that they are doing more than just giving it away, they are literally paying people to “borrow" it – in the greatest “gold sale" in all of history.

    We have the same bankers announcing that the gold of Greece was now “collateral" for its sovereign debts. We then had the Greek government defaulting on those debts, directly implying the seizure of that collateral.

    We had the “rebels" of Libya on the verge of total annihilation, while Western governments claimed they were helpless to intervene because it was “against international law". We suddenly saw the rebels create an official receptacle for their nations gold, and then had those same Western nations instantly launching a massive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to Libya, where Western governments flagrantly disregarded international law while committing their war crimes.

    You be the judge.

    For newer or more timid investors in the gold market who fear that this latest operation is somehow an indication of bankster omnipotence, relax. It was less than two years ago that the scheming banksters thought they could torpedo the gold market through getting the IMF to dump 400 tons of gold onto the market (50% more gold than that of Greece and Libya combined).

    What happened then? As soon as that gold hit the market, India swallowed-up half of it in one gulp. The price of gold was permanently launched above the $1000/oz mark – and the gold market has never looked back since.

    We know that the banksters are capable of depressing the price of gold over the short-term. We also know from the six-fold increase in the price of gold over the past decade that they are losing this “war". Meanwhile, it is only a matter of time until the masses realize that the worthless paper in their wallets is worthless. Sounds like a great time to buy gold – on sale.

    Jeff Nie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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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歷來第七大破產個案

    歐債風暴襲美 『明富環球』破產(10/31)

    2011年 11月2日
    【葉俊沂、劉煥彥╱綜合報導】

    全球最大經紀商公司明富環球(MF Global Holdings)聲請破產保護,為全美首家因歐債危機而倒閉的金融機構。國內最大期貨商寶來曼氏期貨(6023)昨表示,明富環球只是持股19%的外資股東,不參與經營,對寶來曼氏期貨的營運及財務均沒有影響。

    握63億美元問題歐債

    明富環球營運長艾比羅(Bradley Abelow)表示,由於歐債風暴所引發一連串事件,如金融管理單位要求增加資本、信貸公司調降信用評等、保證金要求等,導致明富環球於歐洲遭受大額虧損。

    明富環球共握有包含義大利、西班牙、比利時、葡萄牙及愛爾蘭共63億美元(1895億元台幣)問題國家債券。全球交易所和結算公司已紛紛暫停明富環球的交易,該公司聲請破產保護,也促使英國監管部門首次啟動保護機制。

    明富環球於2006年投資寶來期貨,持股比率19.5%,僅次於寶來證的44.54%,是第2大股東,之後寶來期貨也更名為寶來曼氏期貨。但隨著明年4月寶來曼氏正式併入元大期貨,屆時明富環球持股比率將降至11%。

    寶來曼氏總經理周筱玲昨天表示:「台灣期貨商交易國外盤屬多家上手制度,單一上手有狀況,公司還有其他上手可繼續下單,對交易不會有影響。且客戶保證金均存於受主管機關監管的客戶保證金隔離帳戶,受各國相關法律保障,客戶保證金權益不會受損。」
    寶來曼氏也強調,明富環球不可能拋售對寶來曼氏期貨持股,因在進入破產保護程序後,明富環球資產已凍結。

    證期局官員則表示,目前仍在觀察明富環球聲請破產保護的後續狀況,包括寶來曼氏期貨是否提出任何需求;此外,證期局表示,已於8、9月調查過業界狀況,目前已知國內期貨業幾乎沒有投資歐債。

    目前明富環球急欲出售美國經紀業務子公司MF Global Inc.以尋求公司生存機會,但客戶資金無故消失的消息曝光,使出售計劃宣告破局。目前美國證管會及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續調查資金消失原因。

    明富環球小檔案

    英文名稱:MF Global Holdings

    公司簡史:
    ◎1793年成立,原為英格蘭糖品經紀商
    ◎2007年公開上市

    主要業務:各項金融商品經紀、諮詢業務
    企業總部:美國紐約
    員工數:2870人(截至2011年3月止)
    執行長:柯辛(Jon Corzine)

    市場地位:全球最大期貨經紀商

    市值:1.97億美元
    今年來股價漲跌幅:-8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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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美國美資近日積極介入俄羅斯杜馬(國會)民主選舉 並操控不服輸的反對派鬧事 惹惱了普京 使得惱怒的普京抖出了美國背後顛覆利比亞(先秘密保護著格達費、後出賣殺害之)的一絲真相】
    普京指責美特種部隊涉嫌殺害利前領導人格達費/卡紮菲

    2011-12-16 人民網

    據法新社12月15日消息,俄羅斯總理普京15日在與民眾直播連線節目期間指出,美國特種部隊涉及殺害利比亞前領導人卡紮菲(格達費)。

    “這事是誰做的?”
    普京說道,“無人機,包括美國的無人機。它們攻擊了他(卡紮菲/格達費)的車輛。然後,通過(美國的)特種部隊——他們原本不應該在那裏的,它們引來了所謂的反對派和戰士,未經法庭審判或調查就殺害了他(卡紮菲/格達費)。”

    法新社說,普京的言論也是俄羅斯首次將美國政府與卡紮菲(格達費)之死牽連在一起。


  26. 2011/12/25 於 12:29 patchpieces

    美軍情特工設陷阱羅織泡製中國間諜案內幕實例

    獨家: 《美設陷阱製造"中國間諜案"內幕》

    記者 程剛  
    2008-10-27 《環球時報》
    http://first.huanqiu.com/2008-10/263793.html

      中國竊取美國軍用産品、中國間諜偷取美國敏感技術……諸如此類的案件報道,近些年來時常見諸美國的媒體。
    “聳人聽聞”的“標題”看上去似乎都是言之鑿鑿、有根有據的“事實”,所謂的“中國間諜威脅”也因此“被炒作”得煞有介事。
    然而,事實的“真相”究竟是怎樣的呢?
    一對現居廣州的中國夫妻,幾年前曾在美國陷入一齣“莫須有”的“中國竊取美國軍事器材”的鬧劇中,他們思前想後,考慮再三,終于將自己那段不幸的遭遇向環球時報和盤托出。
    而更特別的際遇是,這個事件中另一個關鍵人物也浮出水面,此人已被中國有關部門依法審查,並向記者講述了自己不堪回首、充滿悔恨和自責的特殊經歷。通過對兩方的采訪,彼此印證,一個所謂“中國竊取美國軍事器材案件”的炮製過程清晰地呈現出來。

     特工盯上無辜華人

      梁秀文坐在廣州白雲山一個小山頭上的茶室裏,家鄉溫暖濕潤的南風也吹不開兩年半的牢獄之苦凝結在她眼角的愁紋恨意。2007年7月,她在美國服完刑後被美方驅逐出境,回到廣州。丈夫莊競華因爲先判决、先入獄而比她早一年多回來。談起自己涉入的那起曾在美國媒體上鬧得沸沸揚揚的華人夫妻非法向中國出口戰鬥機和導彈零部件案,夫妻二人的憤懣和不平溢于言表,莊競華說:“我們不是沒有錯,那是個人做生意中的過失,但美國特工的做法却耍陰險和過分得多,完全就是不擇手段,我們必須把這一切告訴世人。”

      上世紀90年代初,23歲的莊競華和梁秀文大學畢業後去了美國。兩人在南加州讀完MBA後,都在洛杉磯順利地找到了工作,他們覺得生活充滿了希望。

      麻煩上身是從一份傳真開始的。1998年年中的一天,來自中國瀋陽一家貿易公司、署名“王軍”的詢價單傳真到梁秀文的公司。“是讓我們公司給某個C— 130飛機的零部件報價,當時公司正在著手開發中國市場,所以雖然這是一筆很小很普通的生意,公司也很高興”,梁秀文說,“這筆買賣剛做完,瀋陽這家公司的王軍又發來了第二份詢價單,我們還沒給回音就出差到了中國,乾脆順便去瀋陽考察了這家公司。”在瀋陽,梁秀文沒有找到“王軍”,而是第一次見到了公司董事長牛再勝。

      梁秀文和莊競華事後知道他們已經陷入美國情報和特工部門設下的一個臥底圈套中,“王軍”只是虛構的訂貨人,扮演關鍵角色的臥底就是這個牛再勝。

      牛再勝當時對梁秀文說,他在瀋陽的公司做的是軍品和軍需品出口生意,他的朋友“王軍”幫他聯繫在中東的買家。回到美國後,梁秀文的公司繼續爲第二單生意尋找供貨商。這單生意裏要的基本都是F—14軍機和一些導彈的零部件,在美國國內可以隨便交易,但其中有兩項商品,一種明確不許出口到中國,一種需要申請美國政府的出口許可證。

      1999年2月3日,牛再勝突然造訪梁秀文所在公司,說爲方便開展業務,尋找美國供貨方,他準備在美國注册一家新公司。牛再勝反復强調自己不大瞭解美國軍品生意的情况,問了很多有關産品出口許可證的問題。

      到6月,牛再勝又打來電話,說他已在美國注册“中美航空設備供應公司(SAAS)”,有事可以直接和他的朋友“田太太”聯繫,這單生意他很快可以下訂單,但對那些需要出口許可證的貨物他不願意提供最終買方的詳細信息。梁秀文所在的公司這時已經對牛感到不耐煩,决定不再和他做生意。但爲此事忙了很久的梁心有不甘,决定用未婚夫莊競華的公司和他繼續完成這筆貿易。

      莊競華在讀MBA的時候注册了一個叫美通(Maytone)的公司。梁秀文把莊競華和美通公司介紹給牛再勝後,很快牛就同意和美通繼續做這筆生意,幷且答應那兩件不能出口到中國和需要辦出口許可證的東西先不買了。

      1999年7月8日下午,牛再勝主動約莊競華談另一筆生意。莊競華說:“見面時我曾對牛建議,既然他在美國有公司,他要買的東西又很小,我可以直接把貨交給他。結果牛推托說他剛剛來美國,不知道具體怎麽辦運貨,還是請我幫他把貨直接發走,他來付運費。”莊競華說:“直到出事後我才弄明白,我向牛再勝提出把貨直接交給他在美國的公司,那就等于是在兩個美國公司之間進行合法的軍品交易,但身爲美國特工臥底的牛却拒絕了我這種合法的做法,這明擺著就是硬要把我往非法出口的陷阱裏帶。”

      但當時莊競華幷不知道這些,更不知道牛的腰間還別著美國特工安裝的錄音設備,他只覺得牛的言語有些奇怪,三番五次地問“到底這次買的東西需不需要出口許可證”。很快,“田太太”寄來了填好瀋陽地址和運費支付賬號的聯邦快遞(UPS)運輸單,莊還自己跑了一趟UPS櫃檯,發出了貨。就這樣,從1999年 7月到10月,雙方一共做了3筆生意,共計5個零件,總售價約2.5萬美元。

     千方百計引誘當事人犯罪

      讓莊競華和梁秀文覺得蹊蹺的事情發生在這年秋天他們兩人先後回國之時。他們給牛再勝在瀋陽的公司打個電話,問問收到貨物的情况怎麽樣,沒想到接電話的人說公司根本就沒有做過任何進口業務,什麽也沒有收到過。

      但莊先回到美國後,却收到“田太太”發來的傳真,確認第三批貨已經收到。沒過幾天,“田太太”又發來新的詢價單。這個單子可把莊競華嚇壞了:裏面包括戰斧及愛國者等導彈的探測器、導航儀、天綫、集成電路卡,一種先進中程空對空導彈的目標探測器,甚至還有標明了軍用化學物質的四氟化鈾……

      莊競華隱約感覺到事情有些不大對頭,和梁秀文商量後,就給“田太太”回一份傳真,說他們不想做這方面的生意了。但不久還在廣州父母家中的梁秀文竟然接到一個電話,說他們寄到瀋陽的所有貨品都收到了,瀋陽的公司只是一個名義上的收貨公司,貨其實一進中國海關就會有人取走,打電話的人還讓她有疑問就直接打電話給牛。

      莊競華撥通牛再勝的美國電話時,牛的語氣極爲生硬,但第二天却收到牛再勝手寫的一份態度完全不同的傳真:在細節上我們一直沒有向你解釋……我知道你很迷惑,我希望我們能繼續做生意……新興公司只是用來做進口記錄,郵包在中國由其他人直接從海關取走,再發給國外的客戶……我同外國買主的關係很好,對你找到和提供的每一個零件可以給你傭金和工資,每個月你可以掙幾千。這些客戶急要零件,幷付大價錢來買。這個生意是有風險的,你以前運的東西也是有風險的……

      莊競華說:“解釋、欺騙、利誘、威脅,這個傳真裏全都有了,在我們已經拒絕再做軍品生意的時候還白紙黑字地這麽鼓動我們,可以看出,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把這個事件製造得越大越好。”

      梁秀文、莊競華堅决地斷絕了和牛再勝、“田太太”的往來,從此不再接觸軍品交易。他們結了婚,搬了新家,還有了一個可愛的小女兒。

      沒有想到在事過3年多之後,2003年的2月26日,這對夫妻分別在自己的公司裏被美方拘捕,事由正是他們以美通公司名義非法出口過軍用品。保釋庭拒絕他們保釋,而開始要他們堅决不認罪的律師不久也轉而勸他們庭外認罪。律師說,一旦開庭,陪審團閉著眼睛都會認可政府“臥底行動”的證據,嚴判莊、梁。那樣的話,他們將面臨個人最多40年的刑罰和最高400萬美元的罰款。律師還告訴他們,如果同意控方提議,達成控辯交易,不開庭就認罪,法庭可以分別判他們 30個月的刑期,罰款只是最輕的每人6000美元,同時批准梁秀文保釋,戴著電子跟踪器在家照顧3歲多的女兒。爲了無人照看的可憐女兒,莊、梁經過再三權衡,同意在《認罪協議書》上簽字,罪名是“企圖向中國出口國防部件罪”。

      與此同時,美國媒體却盯上此案反復炒作。
    “在美華人向中國出售戰機導彈零件被判刑”、
    “加州女華人對華非法出口軍火被判兩年半”……
    類似的標題從2003年一直到2005年都在美國的不少媒體上陸續出現過。

      梁秀文說:“其實他們就是要”製造“一起華人向中國非法出口武器的案件好給人形成一種中國人偷美國國防技術的”印象“。美特工對我們調查得非常仔細,他們很清楚,除了被他們這個姓牛的臥底牽著做了那三筆軍品生意之外,之前之後我們都沒有碰過其他的軍品買賣。但美國檢察官及海關、國防部、FBI、移民局的特工……不停地來問我們同樣的問題:在我們出國前後、回國期間有沒有中國官方的人找過我們。有一次,一個FBI的特工專門從外地趕來向我瞭解情况,問我是怎樣和中國軍隊發展起業務的,我很奇怪,就反問他:
    ‘不是你們的人先來找我的嗎?’
    他聽完連忙問身邊一位參與我案件的國防部特工:
    ‘她只賣過東西給我們的臥底嗎?’
    見對方連連點頭,FBI的這個特工大失所望,就什麽也不問了。”

    他是這樣被逼當臥底的

      牛再勝是在美國一個健身俱樂部裏看到了莊、梁被捕的電視報道。在瀋陽的一個居民樓裏,54歲的牛再勝對記者說:“當時,我的心中確實有過一絲愧疚。” 牛再勝曾經在中國軍隊中服役十幾年。1989年轉業下海,很早就開始做軍品、軍需品出口生意,1993年他在瀋陽成立了自己的一個貿易公司。1994年,牛再勝在美國開設了分公司,幷在那裏定居。

      牛再勝說,像他這樣經歷的在美華人,美國特工是不會輕易放過的。1996年5月,FBI和國防情報局(DIA)的特工來到牛再勝的公司,威脅牛把自己過去在中國軍隊服役的情况都告訴美國人。

      不久,牛再勝先後有兩樁生意遭遇了麻煩,其中一起涉及敏感物資出口,結果,別人將美國海關人員Dollen Lee引薦給了牛。Lee兩度幫牛擺脫了生意困境,成爲了牛眼中的好友。事實上,Lee是一名美國海關特工,後來就是她一直在指揮牛再勝。

      1996年11月,FBI和海關的特工又來到牛再勝的公司,說已經掌握牛的公司有違法經營活動,直截了當要求牛爲他們工作。特工們軟硬兼施。開始,牛說自己合法經營,拒絕合作,幷起身想走。FBI特工頓時一脚將牛絆倒,然後使勁把牛摁在座位上,幷甩出幾份材料,威脅說:“憑這個就可以關掉你的公司,法辦你,把你全家趕出美國。”海關特工則對牛“好言”相勸:“你和我們合作可以獲得豐厚的報酬,還能幫你全家辦綠卡,以後別的美國部門也不會再找你麻煩。” 這些話都擊中了牛再勝的軟肋,他答應了。很快,美國海關特工局就明確由Lee直接指揮牛再勝。

      1998年3月,Lee給牛再勝布置了一個非常簡單的任務,然後給了他2000美元的報酬,誇他事情做得很老到,幷要他履行正式手續,做FBI和海關的“綫人”。牛再勝說:“我一想事情這麽簡單又有這麽好的報酬,就同意了。”“綫人”的任務是在美國幾個情報特工部門聯合實施的代號爲“暗夜之星 (Dark Star)”的聯邦臥底行動中充當臥底,每個月薪金有3000美元左右。
    牛再勝說:“‘暗夜之星’其實就是讓我和我的公司作‘誘餌’,引誘那些被調查的公司上鈎。”

      按照指令,牛再勝從瀋陽的公司向這些公司發出了海關擬好的詢價單。“王軍”是策劃出來的虛構訂貨人,最終用戶虛構在中東;在美國的聯繫電話是全部錄音的;田太太(Amy Tian)的傳真其實就在Lee的辦公室裏,回復的傳真都由這些海關特工來起草;爲了方便取證,所有的貨物都很小,交給聯邦快遞運輸,由海關特工局填好運輸單,運輸賬號是海關的,所有的貨根本就不會運出美國,都由海關截下作爲證據。聯邦調查局、海關特工局等負責設好局,牛再勝出面聯繫、解釋、周旋,把人帶進圈套。

      在Lee的指揮下,牛以SAAS公司的名義與美通公司共完成3筆交易,交易金額逐步增大,其中含有“違禁”物品的品種、數量也逐步增加。牛再勝說,美國特工和他就是用這種方式,不斷引誘莊、梁在犯罪的陷阱中越陷越深。

      美國特工還要牛再勝協助通過錄音錄像獲取莊、梁的所謂犯罪證據,要求牛再勝一定要與莊談這些軍用零件的出口許可證問題,最好得到“需要出口許可證,但是用UPS寄出去誰會知道”這樣的回答;再就是設法讓莊、梁說出這些東西大多是哪些國家所需要的,比如中東的伊朗之類。

     臥底的懺悔

      回到國內的牛再勝越來越感到悔恨、內疚和負罪。他告訴記者:
    “美國特工開始跟我說,不要我做針對中國的事情,但後來我才知道根本就不是這樣。他們指示我以中國公司的名義來發訂貨單,就是要給中國栽贓。最終,我不僅幫著美國人陷害了自己的兩位同胞,更沒有想到事情鬧得這麽大,甚至損害了國家的利益和形象。”

      一位專家對記者說,在美國,執法機構采用臥底行動這樣的警察圈套來打擊犯罪在一定條件下是合法的,但本身仍然存在很大爭議,原因在于這種方式有引誘、教唆犯罪之嫌。從這起案件看,美國執法與情報機關把臥底行動擴大到了其它國家,指使“綫人”牛再勝,一再欺騙、誘使本來遵紀守法、沒有犯罪前科和主觀故意的兩個中國公民落入非法出口武器的圈套,然後逮捕、起訴,人爲地製造犯罪。莊、梁一案中,美國特工使用的臥底是在美的中國公民,把中國公司、中國商人虛設爲買方,最終用戶在中東,交易後時隔3年才對莊、梁實施逮捕,不斷追問莊、梁是否與中國政府有關,案發後又再三炒作,這一系列設計和做法,其政治目的不言而喻。

      莊競華說,他原先特別痛恨牛再勝,但後來知道牛也是被美國特工脅迫的。美國特工硬是逼迫中國人陷害中國人,明明一切都是美國特工設計的“圈套”,還拿來指責中國,“抹黑”中國。
    莊競華說:
    “我們想告訴在美國的中國人,千萬要小心,這樣的事情隨時都可能發生!”牛再勝也對記者說:“海關特工起初跟我說,這個行動屬于反走私的性質,沒想到後來竟然變成了中國竊取美國的軍事機密。”

      牛再勝告訴記者,他回到國內以後,美國特工還不斷給他發了幾封郵件,說非常需要他儘快回美國“做生意”。美國特工還把準備在美國中文報紙上發布的廣告發給他,讓他提出修改的建議,廣告的內容是:中國技術貿易公司尋求航空工業供給商,提供航空零件以供海外用戶。
    牛再勝說:“他們顯然還在用類似的辦法來設圈套,製造針對中國的案件,還想繼續利用像我一樣的人。我就是被他們千方百計抓住把柄拉下水的,希望海外的中國人引以爲戒,更不要重蹈我的覆轍,不要做出對不起中國人和國家的事情。”


  27. 2011/12/26 於 09:48 patchpieces

    《對利比亞戰爭的戰略解讀》

    2011年10月31日午夜,「北約」正式宣佈結束利比亞戰爭。[1][①] 這場戰爭是“冷戰”後西方首次在非洲大陸發動地區戰爭,也是西方首次“強行改變”當前西亞北非國家的政治進程。
    總體看,這場戰爭的爆發與當前特定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背景直接相關。同時,這場戰爭“反過來”又將“重新塑造”利比亞、阿拉伯世界乃至未來國際格局。因此有必要對這場戰爭的基本背景及戰略影響進行必要評估。

    一、利比亞戰爭是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日趨失衡”的必然結果

    利比亞戰爭的爆發是多種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它與近幾十年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日趨失衡”直接相關。

    首先,這場戰爭是當前國際體系急劇轉型的必然產物。
    20世紀國際體系主要經歷了兩次重大轉型,並促使體系內國家的行為發生重大變化:二戰結束後,以西方列強主宰世界為主要特徵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世界四大員警”(美、蘇、英、中,主要是美、蘇兩家)共治世界的“雅爾達體系”。
    但此後50多年,設想中的“美、蘇合作”最終變成了“美、蘇冷戰”現實。換言之,冷戰之“實”與雅爾達體系之“名”格格不入。這對美、蘇不是好事,但對“夾縫中生存”的第三世界國家卻不然。
    一方面,美、蘇“核恐怖平衡”反使世界維持了難得的和平狀態,雙方在第三世界的爭奪總體較為節制,甚少直接發動戰爭。
    另一方面,美、蘇為獲得競爭優勢,都將爭取第三世界支持作為制勝籌碼,競相為其提供經濟和軍事援助。這就為諸多第三世界國家提供了閃展騰挪的外交餘地,藉以謀求政治獨立和經濟自主。
    而20世紀90年代初蘇東陣營解體使西方勢力一枝獨大,這些年來,西方通過“北約東擴”、(G8)八國集團、意識形態等紐帶越綁越緊。世界權力結構失衡使“雅爾達體系”名存實亡,並逐漸形成了西方“聯手打壓(顛覆裂解)”非西方國家的“後雅爾達體系”。這種國際體系與力量分佈“名實相副”,因此在該體系下,西方(強者)更富於“侵略性”,其對非西方國家(弱者)干涉(顛覆裂解)更加頻繁。

    “冷戰”結束後相當長時期,美、歐忙於分享“冷戰紅利”,通過“北約東擴”與“歐盟東擴”等方式“瓜分”前蘇聯在東歐的“勢力範圍”,從而將東歐和部分前蘇聯版圖日趨納為西方的週邊地帶。[2][②] 
    而1999年西方發動科索沃戰爭就是因為南聯盟“阻擋”了北約和歐盟東擴的步伐。但近年來,隨著俄羅斯復興,歐、美東擴之路遇到抵制和阻擊,尤其是2008年8月俄羅斯出兵格魯吉亞,而美、歐又未能做出有效反擊,標誌著持續十幾年的東擴進程已成“強弩之末”。在這種背景下,歐、美戰略角逐重心日趨轉向中東、中亞、非洲等資源豐富或地緣位置重要的“中間地帶”,並對“不聽號令”的(主權)國家頻頻使用武力。美國為“深入”中亞和中東,在短短2年時間內接連發動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地區戰爭。
    而2011年「北約」“發動”利比亞戰爭“遵循”的正是相似的邏輯。
    歐盟早在1995 年就與地中海沿岸12 國“啟動”了旨在加強雙方全面合作的“巴賽隆納進程”。美國也加大在非洲投入力度。
    法國總統薩科齊為恢復、擴大法國在非洲影響和利益在2007年競選期間又提出『地中海聯盟』設想,重點加強與北非國家合作,並企圖使阿爾及利亞、利比亞以及臨近的蘇丹和幾內亞灣等重要產油區為法國提供穩定能源。但這些“重返非洲”舉措受到利比亞(格達費反殖民愛國民族主義者)的“掣肘”。利比亞卡紮菲(格達費)政權“民族主義(反殖民愛國主義)”色彩甚濃,他早期曾採取一系列“保護”民族利益的重大措施,如收回美、英在利比亞軍事基地,廢除同西方公司不平等協定,將所有外國公司收歸國有等。即使2003年卡紮菲(格達費)“投靠西方”後其政策仍保持很大獨立性。2008年7月首屆“地中海峰會”召開時,卡紮菲僅派代表作為觀察員出席,他還“批評”『地中海聯盟』設想是“殖民主義者”和帝國主義的回歸。[3][③]
    利比亞強烈的“獨立姿態”使其成為歐洲政治和資本力量“南下擴張”的主要“絆腳石”。

    就像當年擋住「北約」和歐盟東擴的“南聯盟”必然要遭受西方軍事打擊一樣,利比亞因阻擋了西方(特別是歐洲)新一輪地緣政治/經濟“擴張”浪潮,而為後來遭到西方的軍事打擊埋下伏筆。美、英、法之所以在深受金融危機拖累的困難背景下執意發動利比亞戰爭,正是由於利比亞“阻礙”了北約國家“重返非洲”戰略規劃的實施。[4][④] 此外,2011年(由美帝中情局所屬外圍非政府組織的“Wikileaks維基解密”配合“美國資本勢力”所煽火策動)席捲西亞、北非的“中東波(顏色革命)”使西亞北非地區對外防護能力降至歷史最低點,為西方武力干涉利比亞提供難得機遇。法國因支持突尼斯本•阿裏外交失分,此後又過早承認利比亞反對派而再次面臨外交失敗,因而急於通過發動戰爭挽回在阿拉伯世界形象。[5][⑤]

    回顧“冷戰”後發生的數場地區戰爭,前幾場戰爭基本是美國唱主角,歐洲唱配角,而這次的利比亞戰爭歐、美角色正好對調。這從側面說明,歐、美在對付非西方國家時已形成互相“補位”的戰略默契。而這正是西方共治世界的“後雅爾達體系”的典型特色。

    其次,這場戰爭也是“壟斷資本主義”“惡性發展”的必然結果。
    蘇東社會主義陣營解體後,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在“經濟全球化”名義下迅速“主宰”全球。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大的問題就是因追求“利潤最大化”而導致的“肆意妄為”。在平均利潤率不斷下降趨勢下,資本家為獲得更高利潤而日趨將資本從生產領域“轉向”金融領域,創建了“脫離”實體生產的金融資本。當前,世界(實體)商品交易量所需流通貨幣量只占資本交易量的4%。但金融領域本身不創造財富。金融業的過度繁榮並不意味資本主義找到自我救贖之路,而更像是病情加重後出現的“虛胖和浮腫”。
    因為它意味著由4%的“實體經濟”“創造”的剩餘價值要由100%的資本來“分贓”,由此使資本增值空間越來越小,平均利潤率被金融泡沫急劇攤薄而趨近於零。在利潤率趨近於零的背景下,金融資本謀利主要靠“金融炒作”和層出不窮的“金融衍生品”,由此演變為“空手套白狼”的“賭場資本主義”。[6][⑥] 
    而2008年以來不斷深化的金融危機以及歐美債務危機表明,資本主義經濟已到“無法自我調節”的地步。

    在這種“背景”下,“(人為)製造(人禍)災難”就成了緩解經濟危機、獲取利潤的“慣用手段”。這裏的災難既包括由大自然引發的海嘯、颶風、地震、乾旱,也包括(人禍災難)政變、戰爭、恐怖襲擊等社會暴力行為。
    “通過”等待和“(人為)製造(人禍)災難”,進行“精心策劃”的“(災難禿鷹)掠奪”,以及將災難視為激動人心的市場機會,意味著資本主義已演變為“災難(禿鷹)資本主義”。[7][⑦] 其主要經濟策略就是“等待一個大危機,然後趁著遭受打擊的人民茫無頭緒之際,把國家資產一塊塊變賣給個人,並且迅速讓‘改革’永久化。”[8][⑧]
    從緩解經濟危機角度看,這些(人為製造的人禍)災難和(恐怖主義)暴力手段的“首要經濟目的”就是“打開”原本封閉的新市場。因此,西方武力打擊的重點就是那些阻擋資本擴張、奉行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社會主義政策的(主權)國家,以及市場體制落後、不肯與資本主義體系“接軌(接鬼)”的“化外之邦”。
    在歷史上,“資本積累和殖民化過程如同一根紅線貫穿著整個工業化時代。”[9][⑨]

    冷戰結束後,西方(禿鷹)“發動”的數場地區戰爭既是爭奪“中間地帶”的地緣政治擴張,更是為將這些國家“強行納入”西方經濟體系的資本擴張。
    “經濟絕非這些戰爭唯一的動機,但在每一場戰爭中,重大的集體打擊都被利用來為經濟休克療法鋪路。”[10][⑩]
    2003年美國(瞎掰理由藉口)發動伊拉克戰爭前,美國正面臨多年來未遇的經濟衰退。因此小布希(布希三世)政府一直在刻意“尋找”對伊拉克發動戰爭的“藉口”。小布希(布希三世)2006年坦承:
    “我這幾年最困難的工作之一,就是如何將伊拉克與反恐戰爭聯繫起來。”[11][11] 
    而正是在這場戰爭後,伊拉克資源市場逐步“被打開”,同時也為西方資本打開了一個巨大市場。
    美國一家公司合夥人興沖沖地說:
    “獲得寶潔公司(P&G)產品流通權就像金礦一樣,一家貨色齊全的7-Eleven超市可以打倒30家伊拉克雜貨店;一家沃爾瑪可以接管全伊拉克。”[12][12]

    近兩年,歐、美(數位金融泡沫)債務危機持續發酵,經濟形勢嚴峻程度遠比2001年時更甚。而經濟危機嚴重程度歷來與“災難資本主義”“(人為)製造(人禍)災難”的嚴重程度“成正比”。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越是嚴重,西方越有可能因絕望而訴諸武力。[13][13] 
    2011年利比亞戰爭很大程度就是西方試圖緩解(數位金融泡沫債務危機)國內經濟矛盾的一種手段。利比亞石油儲量非洲第一,而且油質好,開採成本低,且有半數以上未開發(注:利比亞擁有141噸黃金),西方如能獲得這一“石油大蛋糕”無疑有助於提升經濟信心。法國外長朱佩不加掩飾地將法國介入利比亞軍事衝突稱作是“對未來的投資”。[14][14]
    值得關注的是,在這次戰爭中,越是那些“產業空心化”、金融資本膨脹的國家(如英、法、美)參戰越積極,而實體經濟較為發達的國家(如德國)對戰爭則明顯不熱心。這從一個側面說明:“賭場資本主義”更易演變為“災難資本主義”。

    二、利比亞戰爭“加劇”了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失衡狀態

    利比亞戰爭是西方首次動用武力“強行改變”當前“中東動盪波”國家原有政治進程,也是冷戰後西方首次在非洲大陸發動的戰爭,因而對利比亞、阿拉伯世界乃至西方自身都已產生並將繼續產生深遠影響。

    首先,“後卡紮菲時代”的利比亞可能淪為西方體系中的跟班和“附庸”。
    二戰後期,史達林就曾說過:“任何人都會把其社會制度強加給別人,他的軍隊能走多遠,強加的範圍就有多遠。”[15][15]這句凝結著地緣政治學核心智慧的判斷同樣適用於這此的利比亞戰爭。北約武力推翻執政42年的卡紮菲政權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通過改朝換代將利比亞“馴化”為西方政治經濟體系中的“附庸”乃至挺進非洲的橋頭堡。

    問題在於,現在畢竟不同於殖民時代,西方可以武力打敗利比亞,但卻不可能直接接管利比亞政權。怎樣才能確保利比亞馴服於西方呢?
    從歷史經驗看,西方國家對第三世界國家進行“有效控制”的最有效辦法之一,就是使這些國家保持“政治軟弱”和“經濟依附性”,而“不得不”依靠外部大國。以西方“經略中東”為例。英、法和美國儘管主導中東的歷史時代不同,但其基本思路卻驚人地相似,那就是鼓勵、“扶植”中東國家內代表落後保守勢力、執政基礎不甚牢固的政權。但竭力避免這些國家出現大規模的社會和經濟革命,“避免”代表多數人利益的先進階級上臺掌權。“殖民國家為了支持它的統治,通常會對維持甚至加強殖民地不平等的社會與經濟結構頗感興趣……甚至殖民國家往往會造成新的特權和新的特權集團,以穩定其對殖民地的統治”。[16][16]
    這些統治者完全“仰仗”西方支持才能維繫統治,因此不得不悉心維護西方在其國家中的種種利益。這就使西方大國與當地統治人物形成事實上的“結盟”關係。當年英國在挑選費薩爾當伊拉克國王時,英國外交部官員說得非常直白:“我們所要的是一位只滿足于登基為王,而不打算勵精圖治的國王。”“我們需要的是一些有阿拉伯人參加、使我們能放心地離開而同時又能在幕後操縱的政府機構;……而且前提是我們的經濟和政治利益將得到保證。”[17][17]
    由此“不難理解”,為何中東成為世界上傳統君主制國家最多的地區。即使在實行君主立憲制的所謂“自由阿拉伯時期”(上世紀20-30年代),阿拉伯國家的統治者還是“不信任自己的人民,而甘願成為西方的奴僕”。[18][18]

    而2011年發動利比亞戰爭的兩大主謀——英國和法國,恰好在一戰後曾在阿拉伯世界進行過“委任統治”,而其統治“秘訣”之一就是在各國有意識“培植”代表落後生產方式的王公貴族和部落酋長。這次英、法“故伎重演”,採取了挑撥、激化利比亞國內部落間矛盾的做法。鑒往知今。為了確保對戰後利比亞進行有效控制,英、法不可能允許利比亞再出現“卡紮菲式”的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式領導人,因此必然要“剔除”導致利比亞保持“獨立性”的勢力和制度,同時“大力培植”落後依附性勢力,以及可能導致該國政治衰朽的政治制度。

    目前看,“後卡紮菲時代”的利比亞正在朝這個方向發展。從政治制度看,強制轉型使利比亞面臨“軟政權化”危險。據報導,「利比亞全國過渡委員會」已制定長達數年的政治進程時間表,[19][19] 儼然開始向“民主化”國家過渡。但利比亞本質上是個部族國家,境內有140多個部落。這次的利比亞戰爭也有濃厚的“部落戰爭”色彩,民眾對所謂“民主運動”的支持率還不到2%,[20][20]因此該國未來權力分配很難擺脫“部族政治”底色。即便實現所謂“包容性政治”,也不過是“按部族實力分配權力”。這種情況很容易導致利比亞最高權力“碎片化”,使國家陷入形式上統一、實則部落/軍閥割據的“伊拉克化”狀態。
    如2011年11月22日成立“過渡政府”後,南部費贊地區的勢力抱怨被邊緣化,東部則有人抗議新政府是“西部人的政府”,一些部落拒絕承認新政府。有學者早就預言:“後卡紮菲時代無論何時出現,但有一點可以預見,那就是利比亞將陷入局勢緊張、危機四伏的狀態,各種社會力量將上演群雄逐鹿的大戲。”[21][21]在這種內訌不止的情況下,利比亞將不得不更多“仰仗”西方,而不太可能再與西方為敵。

    從階級屬性和意識形態看,掌管利比亞未來的是一種比卡紮菲政權“更加落伍”的勢力。利比亞“食租經濟”的特點決定了該國最大的問題不是如何賺錢,而是如何分配財富。因此該國未來“舉什麼旗”,“走什麼路”的問題至關重要。而目前即將執政的「全國過渡委員會」內部魚龍混雜,[22][22] 東部反叛部落高舉的大旗居然是1969年被推翻的伊德里斯王朝用過的旗幟。“過渡委”顯然不能代表歷史進步力量。如果沒有西方武力“支持”,它根本不可能奪權上臺。事實上,儘管戰爭已經結束,執政當局(帶路黨)卻仍“要求”北約繼續呆在利比亞,[23][23] 這足以表明其執政地位和信心的脆弱性。
    不言而喻,這些由(帶路黨)落後勢力掌控的國家越是脆弱,就越需要外界保護,也越願意在資源、主權問題上對西方做出大的“讓步”。利比亞戰爭期間,反對派(帶路黨)為換取法國支持曾承諾戰後法國可控制利比亞35%的石油生產。10月中旬,時任“過渡委”主席的賈利勒(帶路黨)宣稱,利比亞新政府將“優先考慮”讓西方參戰國進入利比亞商業領域。[24][24] 換句話說,未來的利比亞外交很可能是當年伊德里斯王朝的翻版,而“不可能”繼續保持“獨立自主”地位。這種“依附性”前途對利比亞民眾國民當然不是好事,但卻正中西方下懷——唯有如此,西方才可能有效控制該國,並借其實現預想中的地緣利益和資源利益。

    其次,阿拉伯世界的民族復興夢更加渺茫。
    阿拉伯世界總共3億多人口,領土面積超過1400萬平方公里,還擁有世界上最豐富的石油資源,完全有潛質成為世界權力格局中的重要一極。但近百年來,阿拉伯世界卻更多與戰亂、爭端、屈辱、落後、邊緣化等負面辭彙聯繫在一起。造成阿拉伯世界積弱積貧的根源是多方面的,但總的根本乃是該地區地緣版圖“碎片化”。[25][25] 亨廷頓認為,文明集團往往要圍繞一個“核心國家”,它能夠行使維持秩序功能。核心國家或核心國家的缺失或解體一般都意味著混亂和災難。[26][26] 
    中東地區常年動盪,外部勢力頻頻“插手”與該地區缺乏核心國家直接相關。一戰後,英、法依據1916年秘密簽訂的“賽克斯-皮科特協定”將阿拉伯世界“分割”成若干小國“委任統治”,由此“奠定”了中東地緣版圖“碎片化”的格局。這種災難性的建國史為阿拉伯世界埋下羸弱、動盪和外部干涉的禍端。這些國家實力相當、缺乏佔據支配地位的核心國家,因而“誰也吃不掉誰,但誰也不服從誰”。加之彼此政體、意識形態、政策乃至宗教教派差異甚大,很難建立行之有效的地區性聯盟。相反,每個國家都唯恐地區局勢不利於己,因此不約而同地採取“相互制衡”做法,導致地區內耗不斷,既無力解決內部矛盾,也無力阻擋外敵入侵,甚至“主動邀請”外部勢力介入中東。美國學者伯納德•路易斯曾指出,西方國家只需要人數很少的軍隊就能進入中東核心地帶;而要去趕走這些西方軍隊,則需要另外一個西方國家的軍隊。[27][27] 正是地緣版圖的這種“碎片化”格局使中東豐富的石油資源非但未成為阿拉伯民族之福,反而成為惹來戰爭的禍根。冷戰結束至今,西方發動的5場地區戰爭中,4場在伊斯蘭世界,3次針對阿拉伯國家,而伊拉克和利比亞恰好都是石油資源豐富的國家。

    因此,阿拉伯世界要想實現民族復興,擺脫惡性循環的厄運,其基本前提就是謀求阿拉伯各國的團結統一。20世紀50-60年代,以納賽爾和阿拉伯復興社會黨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均強調阿拉伯民族要走聯合自強道路。雖然這種思潮因1967年中東戰爭而走向衰落,但這條路徑仍是阿拉伯世界實現復興的不二法門。
    卡紮菲1969年上臺時深受阿拉伯民族主義思潮感染,自視為納賽爾的忠實追隨者,宣導阿拉伯民族主義。他曾指出:
    “要想保護阿拉伯人民不遭敵人侵犯,就少不了統一;要想保護阿拉伯國家的成就,就少不了統一;要想保護自己和社會主義,就少不了統一。”[28][28]
    執政以來,他先後試圖同埃及、敘利亞、蘇丹、突尼斯、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等國實現聯合或合併,可是都中途夭折,他還被埃及前總統薩達特視為“危險的妄想症患者”。[29][29] 此後這些年來,卡紮菲外交政策重點日趨轉向非洲,並力倡構建“非洲合眾國”、“非洲聯合政府”。[30][30] 但其政治話語中仍保留著反對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主張阿拉伯聯合等重要主張。可以說,卡紮菲已成為阿拉伯民族主義浪潮中的最後一位領導人。[31][31]

    而阿拉伯世界如果真的像卡紮菲所說實現“聯合自強”,西方顯然將失去對該地區的控制,而該地區“保持”分裂內訌狀態,更“符合”西方戰略利益。由此不難發現,這些年來,凡是主張依附西方、包容以色列、漠視阿拉伯聯合的阿拉伯領導人,總是被西方奉為座上賓。相反,那些主張獨立自主,謀求阿拉伯團結統一的領導人(如納賽爾、阿薩德、卡紮菲,乃至武力統一者薩達姆等),總是被西方視為眼中釘、肉中刺(死於非命)。卡紮菲作為這批阿拉伯強人中的最後一位,西方巴不得他早點消失。而這次西方聯手打擊利比亞,既是阿拉伯世界地緣版圖“碎片化”的必然產物,同時也包含著“徹底埋葬”阿拉伯聯合的戰略企圖,而卡紮菲之死意味著阿拉伯民族主義時代的“徹底終結”。[32][32] 一些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對此只能徒然憤慨,[33][33]還有人呼籲要舉行抗議,反對卡塔爾及海灣國家參與北約空襲利比亞。[34][34]

    2011年席捲西亞、北非的阿拉伯動盪潮,雖然抗議重點是爭取政治尊嚴和經濟公平,但也包含了探索民族復興新路的成分。而突如其來的利比亞戰爭顯然是一場西方“肆意踐踏”阿拉伯國家主權的“殖民戰爭”,同時戰爭結果又是為徹底堵死阿拉伯民族復興的唯一路徑。但面對這場事關阿拉伯世界尊嚴和民族復興大業的“悲劇性事件”,多數阿拉伯國家卻“渾然不覺”,「阿盟」還“充當”了西方打擊阿拉伯國家的“傳聲筒”,鼓動聯合國在利比亞設立禁飛區,卡塔爾和阿聯酋等海灣小國甚至直接參加“圍毆”卡紮菲(11月12日阿盟宣佈停止敘利亞阿盟成員國資格,27日又宣稱對敘進行政治和經濟制裁),客觀上起了激化矛盾的作用。[35][35] 這種“兄弟鬩于牆”的現象從側面說明,阿拉伯民族復興希望更趨渺茫。這場看似聲勢浩大的中東劇變,最終必將虎頭蛇尾,不可能產生什麼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歷史成果。
    在喪失了一批有戰略目光的政治家後,阿拉伯世界已很難形成合力。一旦阿拉伯世界內部分裂持久化,阿拉伯世界將空有人口、疆域和資源等潛在優勢,卻始終難以走出戰亂和衰退的惡性循環,繼續淪為西方大國政治的犧牲品。

    第三,西方贏得眼前,卻可能失掉長遠。
    西方是利比亞戰爭的主要發動者和主要受益者。尤其是在戰爭中出力最多的英、法等國有可能近水樓臺,從利比亞令人垂涎的石油資源以及巨大的國內市場中撈取更多好處。2011年10月下旬,法國和德國商務代表團紛紛到訪的黎波里,與利比亞當局的石油部長等官員閉門會談。英國也派出龐大商務代表團(包括BP和殼牌)訪問利比亞。[36][36] 西方國家顯然開始加速“染指”利比亞戰後利益分配。
    從地緣角度看,這場戰事的暫時成功將“刺激”西方繼續進行“軍事冒險”的決心和胃口。利比亞戰爭剛接近尾聲,美國就開始炒作“伊朗暗殺門事件”和伊朗核武報告,軍事打擊伊朗的呼聲日高。[37][37] 卡紮菲被打死剛兩天,美國就宣佈撤回駐敘利亞大使,美國參議員麥卡恩(總統候選競選人)公開叫囂“現在是可能使用軍事行動保護敘利亞平民的時候了”。西方智庫也開始探討軍事干預敘利亞利弊。[38][38] 11月下旬,歐、美用人權草案譴責敘利亞,以金融制裁打擊伊朗,推倒伊敘同盟的用意越來越明顯。

    然而,利比亞戰爭本質上是場“非正義戰爭”。它看似得到聯合國授權,實際既忽視了1973號決議關於發揮區域組織或區域安排作用的精神,也超越了聯合國的授權範圍,因此是場缺乏形式合法性的“侵略戰爭”和“殖民戰爭”。[39][39]  
    同時,北約發動空襲自稱是“防止出現人道主義災難”,但利比亞戰前國內傷亡不過數百人,而西方狂轟濫炸及由此造成的戰端擴大卻導致3萬多人死亡,5萬多人受傷,使之成為缺乏實質合法性的“醜陋戰爭”。[40][40] 這場戰爭的“非正義性”使西方雖然贏得眼前地緣和資源利益,但卻可能因此而輸掉長遠。

    一方面,伊斯蘭激進勢力借機坐大,成為西方新的敵人。20世紀七、八十年代中東興起的伊斯蘭復興運動強烈反對西方,因而成為西方的心頭大患。從根本上說,穆斯林之所以“恨”西方正是因為西方在中東推行“霸權主義”,導致國際道義。同時,當年西方出於抗擊蘇聯等實用主義考慮,而“刻意扶植”本•拉丹以及塔利班等伊斯蘭勢力,結果養虎遺患,面臨被其反噬的危險。
    而這次利比亞戰爭仿佛是以往歷史的重演。而北約為儘快將卡紮菲趕下臺,主動武裝該國反對派,以致該國長期被壓制的伊斯蘭極端勢力乘機坐大。利比亞執政當局目前兩個最主要的軍事力量都是伊斯蘭勢力。的黎波里實際掌控者、軍事委員會主席貝爾哈吉和東部城市德爾納軍事委員會負責人哈薩迪,均是前極端組織利比亞“伊斯蘭戰鬥團”領導人,主張建立伊斯蘭政權。而過渡委前主席賈利勒也公開稱可能恢復“沙裏亞法”,建立“利比亞伊斯蘭共和國”。[41][41]可以預計,未來利比亞伊斯蘭色彩將日益濃重,並可能出現阿富汗那樣的塔利班式政權。[42][42] 從更大範圍看,伊斯蘭復興勢力正借“阿拉伯之春”強勢歸來,目前“伊斯蘭復興黨”已在突尼斯大選中獲勝,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很可能在本國勝選。伊斯蘭復興主義“回潮”已成為不爭事實。

    西方在此敏感時刻在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發動“侵略戰爭”很容易激起更多穆斯林的“反西方”情緒。卡紮菲就將北約空襲視為新的“十字軍東征”,並呼籲對西方發動“聖戰”,[43][43] 而卡紮菲自己身體力行,最終血戰至死,因而成為不少穆斯林心目中的“反西方英雄”。如果“阿拉伯之春”由國內層面的反獨裁、反權貴,轉向外交層面的“反殖民”、反西方,西方一直擔憂的“伊斯蘭與西方衝突”便可能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

    另一方面,這場戰爭加深了國際政治的“叢林”色彩,將使西方面臨更大安全挑戰。
    “主權國家不容干預”原則本來是弱小國家生存的護身符。但近年來,西方鼓吹“人道主義干預”、“人權高於主權”、“保護的責任”等,不斷挑戰“主權不容干預”基本原則。西方發動戰爭的“藉口”越來越隨意。這次西方發動的利比亞戰爭起因是利比亞政府鎮壓反對派抗議。而類似情況在許多國家時常可見,如果“利比亞模式”成為慣例,任何國家都可能成為西方軍事打擊對象。這不禁讓更多國家人人自危。卡紮菲是在投靠西方、主動放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後遭受軍事打擊的事實更是警醒其他國家領導人:西方國家關鍵時刻靠不住,唯有發展自己的“撒手鐧”,才可能真正保存自己。
    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此間公開稱,卡紮菲在核問題上妥協的後果表明,伊朗繼續核計畫是完全正確的。[44][44] 而最近伊朗核能力突進成為熱點話題。整個世界日趨重返“叢林”狀態,使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可能性空前增大,西方未來將面臨更嚴重的安全挑戰。

    三、結 論

    “播下龍種,卻收穫跳蚤”。
    當前風起雲湧的中東劇變本來是一場以民權、民生、民族為主要訴求的革命運動。但突如其來的利比亞戰爭不僅改變了當地原有政治進程,也使“中東波”性質日趨“變味”,更使國際力量對比更趨失衡,國際體系轉換進一步加快。權力與資本擴張日趨借助暴力手段,世界由此變得更不太平。利比亞戰爭剛剛結束,西方打伊朗和打敘利亞的喧囂日漸高漲。不管未來敘利亞和伊朗是否會遭受西方軍事打擊,但可以肯定的是,利比亞戰爭絕不是最後一場殖民戰爭。
    而廣大“中間地帶”尤其是中東地區,已成為中國實現和平崛起的重要緩衝地帶,以及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資源供應地,西方在上述地區頻繁進行軍事干預,在客觀上“壓縮”了中國崛起的週邊空間,危害到中國海外經濟利益拓展。[45][45] 80多年前,中國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積四十年之經驗”得出結論,即“欲達到勝利,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46][46] 在西方日趨聯合、戰爭力量日漸增長情況下,制止戰爭的唯一辦法就是世界上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聯合起來。只有當和平力量增長超過戰爭力量增長時,戰爭可能性才會被降至最低,中國可持續發展才會得到有效保障。

    文/田文林

    《現代國際關係》 2011年第12期

    [1][①] “北約宣佈結束在利比亞軍事行動”,http://military.people.com.cn/GB/16090649.html.(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2][②]參見[波蘭]卡齊未耶日•Z•波茲南斯基著,佟憲國譯:《全球化的負面影響:東歐國家的民族資本被剝奪》,經濟管理出版社,2004年版。

    [3][③]Bruno Waterfield,“Gaddafi attacks Sarkozy plan for Union of the Med”, The Telegraph,10 Jul, 2008
    [4][④]W. Yusef Doucet,“Free Libya is Green Libya: Supporting the Real Libyan Revolution”,http://www.voxunion.com/?p=4644.
    [5][⑤] Alan Woods,“After the death of Gaddafi: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Libya”,http://www.marxist.com/ gaddafi-dead-revolution-and-counter-revolution-in-libya.htm.(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5日)

    [6][⑥][英]蘇珊•斯特蘭奇著,李紅梅譯:《賭場資本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參見全書。

    [7][⑦][加]娜奧米•克萊恩著,吳國卿、王柏鴻譯:《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廣西師大出版社,2010年,第4頁。

    [8][⑧][加]娜奧米•克萊恩著:《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第4頁。

    [9][⑨][美]斯坦利•阿羅諾維茨、希瑟•高特內主編:《控訴帝國:21世紀世界秩序中的全球化及其抵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4頁。

    [10][⑩][加]娜奧米•克萊恩著:《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第7頁。
    [11][11]Melissa McNamara,Bush: “We Don’t Torture”,http://www.cbsnews.com/stories/2006/09/06/eveningnews/main 1979106.shtml(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9日)

    [12][12][加]娜奧米•克萊恩著:《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第303頁。
    [13][13] Gerald A. Perreira,“NATO and Qaddafi: What All Friends of Africa Should Know”,New Dawn,No. 126 (May-June 2011)

    [14][14]“法國外長稱介入利比亞是‘對未來的投資’”,http://news.xinhuanet.com/2011-08/29/c_121923156.htm.(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日)

    [15][15][美]詹姆斯•希恩著,黃公夏譯:《暴力的衰落》,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第137頁。

    [16][16] [美]斯塔夫裏亞諾斯著,遲越、王紅生等譯,黃席群、羅榮渠校:《全球分裂》,商務印書館,1995年,第487頁。

    [17][17][美]斯塔夫裏亞諾斯著:《全球分裂》,第581頁。

    [18][18] Hilal Khashan, Arabs at the Crossroad: Political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0, p.64
    [19][19] “Libya after Qaddafi:A new timetable”,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34813.(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5日)
    [20][20]Gerald A. Perreira, “NATO and Qaddafi: What All Friends of Africa Should Know”,New Dawn,No. 126 (May-June 2011).

    [21][21][美]羅奈爾得•布魯斯•聖約翰著,韓志斌譯:《利比亞史》,中國出版集團,2011年,第220頁。

    [22][22]Daniel Serwer,“Post-Qaddafi Instability in Libya”,CPA Contingency Planning Memorandum No. 12,http://www.cfr.org/libya/post-qaddafi-instability-libya/p25612.(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23][23] David D.Kirkpatrick and Rick Gladstone, “Libya asks NATO to remai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October 28, 2011
    [24][24] Alan Woods,“After the death of Gaddafi: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Libya”,http://www.marxist. com/ gaddafi-dead-revolution-and-counter-revolution-in-libya.htm.(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5日)

    [25][25]田文林:“地緣政治•中東破碎地帶•利比亞戰爭”,《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年第4期,第26-32頁。

    [26][26][美]撒母耳•亨廷頓著,周琪等譯:《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新華出版社,1998年,第167-169頁。

    [27][27][美]伯納德•路易斯:《中東》,載[英]約翰•格利賓等:《歷史焦點》,朱善萍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72頁。

    [28][28]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譯室編譯:《卡紮菲和利比亞》,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67頁。
    [29][29]Robert H. Reid,“Arab strongman: With Gaddafi death, an era passes”,The Economic Times, Oct 22, 2011

    [30][30]Babatunde Fagbayibo,“The Libyan revolution: Thoughts on a post-Gaddafi era of African integration”,http://www.consultancyafrica.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846:the-libyan-revolution-thoughts-on-a-post-gaddafi-era-of-african-integration&catid=57:africa-watch-discussion-papers&Itemid=263.(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6日)
    [31][31] Robert H. Reid,“Arab strongman: With Gaddafi death, an era passes”,The Economic Times, Oct 22, 2011

    [32][32]Mohamad Bazzi,“The Death Of The Qaddafi Generation: The Era Of Arab Strongmen Comes To An End”,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36603/mohamad-bazzi/the-death-of-the-qaddafi- generation.(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33][33]“A Position Statement by the Arab Nationalism List On The Assassination of Mu’ Ammar Qaddhafi And His Comrades, Libya, and Arab Consciousness”, http://freearabvoice.org/?p=1469. (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2日)
    [34][34]“The Arab Nationalist List invites you to protest against the Qatari regime in Brussels”, http://www.qawmi.com /?p=2331.(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4日)

    [35][35]Ahmed El-Tonsi,“Ottomans, Arabs, Westerners and Libya”,Al-Ahram,17 – 23 November, 2011
    [36][36] “Libya’s revolution:Messy politics, perky economics”,The Economist, Oct 8th 2011,http://www.economist.com/ node/21531472.(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9日)
    [37][37]The Associated Press, “U.S. strike on Iran likelier than ever, former CIA chief says”, http://www.haaretz.com/ news/diplomacy-defense/u-s-strike-on-iran-likelier-than-ever-former-cia-chief-says-1.303980.(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38][38]Jeffrey White,“Implications of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Syria”,PolicyWatch #1864,October 28, 2011,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templateC05.php?CID=3415.(上網時間:2011年11月5日)

    [39][39] “Libya: Colonialism Lives”,http://blackstarnews.com/news/135/ARTICLE/7603/2011-08-26.html.(上網時間:2011年10月31日)

    [40][40]Michael O’Hanlon,“Winning Ugly in Libya”,March 30, 2011,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7684/ michael-ohanlon/winning-ugly-in-libya; An Huihou, NATO faces ‘catastrophic success’ in Libya, People’s Daily Online, 29 octobre 2011, http://www.mondialisation.ca/index.php/vdare.com/roberts/index.php?context=va&aid = 26287.(上網時間:2011年11月3日)
    [41][41]Marc Lynch,“What the Libya intervention achieved”,October 27, 2011,http://lynch.foreignpolicy.com/posts/ 2011/10/27/ what_the_libya_intervention_achieved?wpisrc=obnetwork.(上網時間:2011年10月30日)

    [42][42]有學者已注意到當前利比亞與1992年後阿富汗政局的相似性,參見Michael Semple,“What Post-Qaddafi Libya Has to Learn From Afghanistan”,http://www.foreignaffairs.com/features/letters- from/what-post-qaddafi- libya-has-to-learn-from-afghanistan.(上網時間:2011年11月7日)
    [43][43]Ahmed El-Tonsi,“Ottomans, Arabs, Westerners and Libya”,Al-Ahram,17 – 23 November, 2011

    [44][44]Fredrik Dahl,“Libya conflict may strengthen Iran nuclear defiance”,http://www.forexyard.com/en/news/ ANALYSIS-Libya-conflict-may-strengthen-Iran-nuclear-defiance-2011-03-24T154942Z.(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9日)
    [45][45]W. Yusef Doucet,Free Libya is Green Libya: Supporting the Real Libyan Revolution,http://www.voxunion.com/?p=4644.

    [47][46]《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4卷,1991年版,第14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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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比亞之戰意在控制中國戰略要害》

    文/威廉•恩道爾 (William Engdahl)

    (美帝)華盛頓“主導下“的「北約」決定”發動“利比亞戰爭實質上是「北約」以及美國國防部(實為”對外侵略部“的美稱)控制中國要害的戰略的”組成部分“。目前,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石油進口國,對原油和天然氣進口存在巨大的”戰略依賴“。

    認真審視非洲地圖,並探究美國國防部(為”對外侵略部“的美稱)新組建『非洲司令部』的原由,就會發現,『北約』”發動“利比亞戰爭實質上是「北約」及美國國防部(為”對外侵略部“的美稱)”控制“中國石油及原材料來源整體戰略的構成部分——對於中國而言,非洲是其最具戰略重要性的石油及原材料來源之一。

    「北約」“發動”利比亞戰爭僅與石油有關。不過,鑒於美國有著可靠的國外能源供應,所以這場戰爭的發動應該“並非僅為“控制利比亞高品質原油,而是“為了”使中國“無法長期進口”非洲及中東石油。
    換句話說,「北約」及(美帝)華盛頓“發動”這場戰爭(主要戰略目的)就是為了“制衡中國”。

    利比亞北臨地中海,與義大利隔海相望。多年來,義大利埃尼石油公司一直是利比亞境內最大的外國石油公司。該國西臨突尼斯和阿爾及利亞,南臨乍得(察德),東臨蘇丹和埃及。就其地理位置而言,對於美國國防部『非洲司令部』“控制”非洲、非洲資源以及非洲資源出口地的長期戰略具有重要意義。

    在卡紮菲(格達費)統治下,利比亞“嚴格控制”高品質的原油資源。2006年的資料顯示,利比亞已探明石油規模為“非洲最大”,約占非洲石油總儲量的35%,甚至比尼日利亞還多。
    近年來,中國、俄羅斯以及其他國家都在該國獲得了石油開採權。

    很明顯,「北約」及(美帝)華盛頓“發動”利比亞戰爭已經“初見成效”:中國、俄羅斯及巴西不但反對聯合國制裁利比亞,還呼籲利比亞通過談判解決內部衝突,反對北約空襲。
    因此,利比亞反對派(帶路黨)下轄石油公司Agoco發言人阿貝加里馬奧夫稱:
    “我們和義大利、法國和英國等西方國家之間不存在問題。不過,我們與俄羅斯、中國和巴西之間可能會存在一些政治問題。”

    在過去幾年裏,(美帝)華盛頓逐漸認識到,受經濟擴張影響,在不到10年前還是美國“親密盟友”的中國,已經成長為“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
    不過,對於華盛頓而言,把中國塑造成“新敵”並非易事,因為美國政府還需要中國(親美媚美精英帶路黨)大量購買美國國債。

    今年8月,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向美國國會呈交了2011年度中國軍力報告。該報告稱:
    “在過去的10年裏,中國在現代科技領域的巨額投資令中國軍事受益匪淺。許多現代系統日臻成熟,其他系統也會在未來幾年內投入使用。”
    報告還稱:“在中國會如何利用其不斷增強的能力的問題上,仍然存在不確定性……中國作為主要國際參與者的崛起,很有可能會重新定義21世紀的戰略格局。”

    事實上,在(美帝)華盛頓的潛移默化下,以CNN、BBC、《紐約時報》為代表的“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宣傳機器”,或是英國《衛報》都會“醜化中國及中國領導人”。對於(美帝)華盛頓及華爾街(金融禿鷹)的許多人而言,中國正變得過於強大,“過於獨立”。為了“控制”這種情況,中國對石油進口的“依賴”就成了其“要害”,而利比亞正恰恰是中國該“要害”的“死穴”。

    自“冷戰”後,(美帝)華盛頓一直忽視對非政策,而中國能源及原材料企業在非洲大陸的活動,則為(美帝)華盛頓敲響了警鐘。幾年前,隨著未來能源需求變得越來越明顯,中國針對非洲發起了大規模經濟外交,並於2006年達到高潮:北京鋪上紅地毯,迎接赴華訪問的40多位非洲國家首腦,共同探討一系列經濟問題。對於中國工業現代化而言,沒有什麼比確保未來非洲石油資源更加重要的事情了。

    中國開始與被法國、英國或葡萄牙等“歐洲殖民國家”放棄的非洲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乍得(察德)就是其中之一。作為最貧窮、最偏僻的非洲國家,乍得2006年與北京建立了外交關係。2007年10月,“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簽署合約,與乍得政府聯合組建煉油廠。2002年後,他們開始鋪設石油管道,從位於該煉油廠以南300千米處的一處油田,向該煉油廠輸送石油。受西方國家“支援”的“(美第二中情局)非政府組織(NGOs)”開始批判中國石油管道對環境的影響。
    不過,2003年美國石油公司「雪佛龍(Chevron)」開採乍得(查德)石油資源時,該“(美第二中情局)非政府組織(NGOs)”卻“一言未發”。
    2011年7月,乍得和中國在該國首都恩賈梅納附近開辦合資煉油廠。中國石油企業在乍得的活動與其在蘇丹達爾富爾地區的石油專案有著驚人的相似。

    20世紀90年代,在美國石油公司「雪佛龍(Chevron)」放棄其在蘇丹的業務後,中國開始和蘇丹展開合作,後者將越來越多的石油輸入中國。到1998年時,“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已從蘇丹南部油田開始向位於東北部紅海西岸的蘇丹港鋪設了一條長達1500千米的石油管道,並在蘇丹首都喀土穆附近開辦了一家大型煉油廠。
    蘇丹是中國首個大型海外油田專案。到2011年初,在中國進口石油中,源自蘇丹的石油,大部分來自“飽受衝突蹂躪”的南部地區,已占到10%。蘇丹日產油量為49萬桶,對華供油量則占到60%。對於中國能源戰略而言,蘇丹至關重要。

    從地質角度來看,從蘇丹西部達爾富爾地區經乍得至喀麥隆的廣大地區就是一個巨大的油田,儲量可能相當於一個新的沙烏地阿拉伯。對於“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戰略封鎖”中國未來石油來源而言,“控制”蘇丹南部地區、乍得以及喀麥隆是至關重要的。

    成立於2008年的『美軍非洲司令部』是近來西方“軍事行動”的主力。很明顯,該“司令部”的成立就是為了“控制”中國對非洲石油及礦產資源漸增的影響力。2007年年底,(美帝)華盛頓“大西洋理事會”非洲事務專家彼得•法姆公開表示,美軍『非洲司令部』的目標之一,就是確保美國可獲得非洲豐富的碳氫化合物及其他戰略資源,該任務包括減輕這些自然資源的脆弱性,並確保當地不存在對這些資源感興趣的第三方,例如中國、印度、日本或俄羅斯,以獲得壟斷或優惠待遇。

    2007年,在美國國會作證支持組建美軍「非洲司令部」的法姆稱,充滿活力的中國經濟的石油饑渴難以得到滿足,而且還需要其他自然資源維持經濟持續發展,而非洲的自然財富使之對中國充滿誘惑力。目前中國日進口石油約260萬桶,其中超過76.5萬桶石油——約占石油日進口量的1/3——來自非洲國家,特別是蘇丹、安哥拉以及剛果。

    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許多分析家都預測非洲——特別是蘊含豐富石油儲量的西海岸沿海國家——將日益成為美、中兩國的戰略競爭舞臺,因為這兩個國家都在尋求擴大自身影響力,並確保各自資源來源。

    由此可見,美國“製造”利比亞“政權更迭”及整個“大中東計畫”(隱藏在“阿拉伯春天”的背後),都是為了確保其對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油田的“絕對控制權”,並“控制”特別是中國等國的未來政策。
    正如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所說的那樣:
    “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國家或國家集團。”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 第407期
    摘自2011年10月《環球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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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睹美歐流氓禿鷹攻打利比亞巨變從而竊取(美歐銀行財團需求恐急的)利比亞擁有的145噸實體黃金 查維茲警惕下令要求全數運回委內瑞拉儲放在美歐銀行、市值110億美元(211噸)的國有黃金金條

    《查維茲要求委內瑞拉央行回籠110億美元黃金儲備》

    文/張澄

    2011年8月19日

    委內瑞拉總統查維茲命令央行回籠110億美元的黃金儲備,這些黃金目前由諸如「英國央行」等發達國家的機構持有。

    查維茲今天表示,目前委內瑞拉所持的365噸黃金中有211噸儲備在美國、歐洲、加拿大以及瑞士的銀行中,這些(實體)黃金要“積極回籠”。
    此外「摩根大通」、「巴克萊銀行」和「渣打銀行」也持有委內瑞拉的黃金。

    在電視講話中,查維茲說,
    “自1980年起,我們已經在「英國央行」持有99噸黃金,現在我同意將之召回,這是一個正確的決定。”

    委內瑞拉央行行長Nelson Merentes表示,委內瑞拉的出口收入95%依靠石油,目前該國正在尋求儲備多樣化,計畫將現金儲備由美國和歐洲移至對新興市場的投資中。

    這次回籠也意味著全球第15大黃金儲備國在金價今年以來上升28%後的一次大動作。

    截至發稿,黃金交易價格已經升至每盎司1816美元。

    8月16日委內瑞拉的黃金儲備價值為286億美元。委內瑞拉財長稱,受美元的貶值、美國政府違約的風險以及歐洲債務危機的影響,回籠黃金儲備將更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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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vez Emptying Bank of England Vault as Venezuela Brings Back Gold Hoard》

    by Daniel Cancel and Nathan Crooks

    2011-8-18

    Chavez Orders $11 Billion of Gold Home as Metal Hits Record

    In all, Venezuela has 365.8 metric tons of gold reserves, according to the World Gold Council. Photographer: Kerem Uzel/Bloomberg

    Venezuelan President Hugo Chavez ordered the central bank to repatriate $11 billion of gold reserves held in developed nations’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Bank of England as prices for the metal rise to a record.

    Venezuela, which holds 211 tons of its 365 tons of gold reserves in U.S., European, Canadian and Swiss banks, will progressively return the bars to its central bank’s vault, Chavez said yesterday. JPMorgan Chase & Co. (JPM), Barclays Plc (BARC), and Standard Chartered Plc (STAN) also hold Venezuelan gold, he said.

    “We’ve held 99 tons of gold at the Bank of England since 1980. I agree with bringing that home,” Chavez said yesterday on state television. “It’s a healthy decision.”


  28. 2012/01/04 於 10:32 patchpieces

    □ 胡錦濤:敵對勢力長期“重點滲透”中國思想文化領域 □

    ....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國際敵對勢力正在“加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思想文化領域是他們進行“長期滲透”的重點領域。
    我們要深刻認識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嚴重性”和複雜性,
    警鐘長鳴、警惕長存,採取有力措施加以防範和應對。

    □ 胡總公開斥責西方陰謀顯中國血性

    文/青衫老祖

    2012-1-3

    最近(2012-1-1),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求是》撰文強調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其中講到這樣一段話:
    “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國際敵對勢力正在”抓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思想文化領域是他們進行”長期滲透“的重點領域。
    我們要深刻認識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嚴重性”和複雜性,警鐘長鳴、警惕長存,採取有力措施加以防範和應對。”

    在印象中,這是本世紀以來中國國家元首“第一次”在公開的場合公開談論“西化、分化陰謀”,
    “第一次”公開強調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艱巨性和複雜性,
    第一次提出“雙警”即“警鐘長鳴、警惕長存”,
    第一次公開要求“防範和應對”。

    這幾個“第一次”表明中國已經放棄從前所採取的“淡化意識形態鬥爭、突出經濟領域合作”的外交策略,決心在全球大舞臺上高高豎立並保護好中華民族自己的文化大旗!

    回顧世界歷史發展進程,我們可以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中國能不能實現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將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大國、以及中國在全球化中居於什麼樣的地位,關鍵並不在於有多少GDP(唯利是圖唯GDP論庸俗發展觀),而在於有沒有為世界所稱道的“文化旗幟”。
    文化是“民族之魂”。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其前進的道路上可能會歷經磨難、飽經滄桑,有時還可能遭遇“亡國之痛”,但是,只要民族文化不滅,就可以東山再起、重整河山,再度復興。

    中華民族之所以歷經7000年而綿延永續關鍵就在於文化不滅!“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之所以保持持續快速增長的勢頭,累積而成世界上擁有重大全球影響力的大國,同樣與中國始終保持文化的“獨立性”、特色性有絕大關係。

    “文化獨立”支撐中國獨立;整垮中國最有效的“方法”自然也是“摧毀”中國的文化。自新中國成立以來,西方“瓦解中國”的“努力”就一直沒有停止過。“新中國”成立62年的實踐令西方得出“教訓”,單純使用硬實力,包括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任何國家都難以戰勝中國。從文化上,也就是從價值觀上“西化”中國,進而令中國成為它們的“附庸”,使它們覺得唯一可試的辦法。

    於是,如今的西方,對中國採取的完全是如下策略:經濟上融合、軍事上圍堵、文化上滲透、政治上顛覆。文化上滲透包括培養(崇美媚美)親美分子、支持分裂分子、推銷美國(文化意識型態24-7洗腦)大片、購買一批“(崇美媚美懼美)文化洋奴”。

    面對這一“形勢”,如何有效應對西方的“西化”、“分化”圖謀,確保中國文化獨立和文化安全成為中國長期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重大歷史任務。
    認真學習胡總的講話,筆者感覺有以下幾點值得關注和把握:

    第一,中國對敵對勢力的遏制、圍堵、分化、弱化陰謀有清醒的認識,並始終保持高度警惕;

    第二,中國有著高度的自信和自尊,過去、現在和將來都不會屈服於任何外來壓力,不管是軍事上的還是經濟上的,也不管是政治上的還是文化上的;中國都將堅持走自己的道路,一往無前的推進民族復興的偉業;

    第三,中國已經做好與敵對勢力鬥爭到底的準備,不管是軍事鬥爭、還是文化鬥爭,都將凝聚中華民族的智慧,制定一套切實有效的應對策略;

    第四,中國已經“充分認識到”在“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的世界格局中開展文化鬥爭亦即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重要性、艱巨性和複雜性有了更清晰的認識,確立了 “警鐘長鳴、警惕長存”的鬥爭意識,形成了“防範和應對”兩手抓的文化鬥爭策略。

    在大國競爭中,清醒比什麼都重要。西方之所以“不遺餘力”的“宣傳”他們的意識形態,“兜售”它們的價值觀,“目的”決不是想中國強大,而是想中國“弱化”。蘇聯的教訓證明,中國不徹底粉碎它們的“文化入侵”面臨的將是國家分裂、秩序混亂、發展停滯,中國自1840年以來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所做的一切努力將付諸東流。

    從這個意義上講,胡總公開斥責西方“陰謀”,具有“標誌性”意義。它“標誌”著中國不會在意識形態領域自動繳械,不會接受它們的價值觀,不會聽任它們西化、“西化”中國。為了維護中華民族的文化、尊嚴和自立自強,中國將不惜一切代價,不管是“新冷戰”。還是“新熱戰”,還是打打談談的消耗戰,中國都將奉陪到底。因為,在關係民族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上,中國惟有與敵人展開堅決的鬥爭,除此而外,沒有任何第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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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A的公開秘密—-兼為《十條誡令》蓋棺定論

    一、嘗試為《十條誡令》蓋棺定論
    二、(中國國內)親美勢力對《十條誡令》真實性的質疑
    三、“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的真面目
    四、“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在中國
    五、“Moral Re-Armament(道德重整運動)” 、“共產黨革命章程”及“十條誡令”
    六、克格勃(KGB/格別烏)高官什羅寧的話是否可信
    七、「中情局」為防止洩密進行的暗殺
    A、李志綏之死
    B、班尼特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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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是》雜誌發表胡錦濤總書記重要文章
      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
      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2012年1月1日出版的新年第1期《求是》雜誌發表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的重要文章:
    《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胡錦濤:敵對勢力長期重點滲透中國思想文化領域
    胡錦濤《求是》撰文強調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以下為原文:

    2011-12-31

    文化建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佈局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繁榮發展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全會通過的決定,全面總結黨領導文化建設的成就和經驗,深刻分析文化建設面臨的形勢和任務,在集中全黨智慧的基礎上,闡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確立了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戰略目標,提出了新形勢下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指導思想、重要方針、目標任務、政策舉措,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指導我國文化改革發展的綱領性檔。全黨要認真學習、深刻領會,共同把全會精神落到實處,為實現全會提出的目標任務而奮鬥。

    第一,深刻認識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充分發揮先進文化引領前進方向、凝聚奮鬥力量、推動事業發展的作用,是我們黨的一條寶貴經驗和一大政治優勢。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我們黨都結合時代條件、圍繞黨的中心任務提出文化綱領、文化目標、文化政策,堅持不懈推進文化建設,有力推動了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的不懈努力,我們走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顯著提高了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促進了人的全面發展,顯著增強了國家文化軟實力,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強大精神力量,為進一步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奠定了堅實基礎、積累了寶貴經驗。

    當今世界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當代中國正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向著新的奮鬥目標邁進,文化的作用更加廣泛而深刻。從國際看,綜合國力競爭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顯,許多國家特別是主要大國都把提高文化軟實力作為增強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重要戰略。在世界範圍內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更加頻繁的背景下,誰佔據了文化發展制高點,誰擁有了強大文化軟實力,誰就能夠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贏得主動。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國際敵對勢力正在加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思想文化領域是他們進行長期滲透的重點領域。我們要深刻認識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嚴重性和複雜性,警鐘長鳴、警惕長存,採取有力措施加以防範和應對。從國內看,經過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發展,我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顯著增強,但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我國已經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和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越來越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撐,豐富精神文化生活越來越成為我國人民的熱切願望。從我國文化建設自身看,文化領域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革,文化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總體而言,文化發展同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還不完全適應,束縛文化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機制問題尚未根本解決,文化在引領風尚、教育人民、服務社會、推動發展等方面的作用還沒有得到充分發揮,我國文化整體實力和國際影響力與我國國際地位還不相稱,“西強我弱”的國際文化和輿論格局尚未根本扭轉。在理想信念教育、思想道德建設、誠信建設、文藝創作、公共文化服務、文化產業發展、農村文化發展、流動人口文化生活、網路建設和管理、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等方面都還存在不少突出矛盾和問題,必須抓緊加以解決。

    總之,抓住和用好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關係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鬥目標,關係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關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全會提出了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指導思想,強調要全面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根本任務,以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以改革創新為動力,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培養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質,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弘揚中華文化,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全黨要深刻領會和全面貫徹這一指導思想,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自覺把文化繁榮發展作為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是党執政興國第一要務的重要內容,作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一個基本要求,進一步推動文化建設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以及生態文明建設協調發展,為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提供堅強思想保證、強大精神動力、有力輿論支持、良好文化條件。

    第二,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內涵豐富,具體體現在全會決定提出的指導思想、重要方針、目標任務、政策舉措之中,要全面領會、全面貫徹。這裏,我想強調幾個問題。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引領,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最鮮明的特徵,也是事關文化改革發展全局的根本問題。只有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引領,才能打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根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日益發展和對外開放不斷擴大的形勢下,我國社會思想更加多樣、社會價值更加多元、社會思潮更加多變,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引領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更加凸顯。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為文化建設提供有力理論指導,確保文化改革發展始終沿著正確道路前進;必須堅持把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應用于文化改革發展各個領域,不斷豐富和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符合時代發展要求的文化建設理論,使我國文化各方面發展建立在深厚理論基礎之上;必須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正確處理弘揚主旋律和提倡多樣化的關係、教育人民和滿足人民多樣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關係、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和提高經濟效益的關係,有效引領社會思潮,有力抵制各種錯誤和腐朽思想影響,不斷鞏固和壯大社會主義主流思想文化。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必須發揮人民在文化建設中的主體作用,堅持文化發展為了人民、文化發展依靠人民、文化發展成果由人民共用。為了誰、依靠誰是我們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根本問題,決定著社會主義文化的性質和方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是人民共建共用的文化,人民是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最深厚的力量源泉。堅持這一點,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也是我們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理念的重要體現。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堅持以人為本,以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為根本目的,不斷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必須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和首創精神,使全社會文化創造活力競相迸發;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關心人民命運,體察人民願望,反映人民心聲,在人民偉大創造中汲取營養,把最好的精神食糧奉獻給人民;必須堅持面向基層、面向群眾,把滿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作為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基本任務,鼓勵創作生產更多受到群眾歡迎的文化產品,讓文化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必須繼承和發揚中華優秀文化傳統,大力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積澱著中華民族的深厚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團結奮進的不竭動力,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深厚基礎。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大力弘揚中華優秀文化傳統,大力弘揚五四運動以來形成的革命文化傳統,大力弘揚改革開放以來文化領域形成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觀念新風尚,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必須以更加開闊的視野、更加博大的胸懷對待外來文化,積極參與國際文化交流合作,學習借鑒一切有利於我國文化改革發展的有益經驗和優秀成果。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必須堅持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業、一手抓文化產業,推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是社會主義制度下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權益的基本途徑,是實現文化發展成果由人民共建共用的制度保障。發展文化產業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滿足人民多樣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徑,是充分發揮市場在文化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激發全社會文化創造活力的必然要求。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科學界定人民的基本文化權益和多樣化精神文化需求,全面把握政府和市場在文化建設中的職責和功能,推動形成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兩手抓、兩加強的工作格局;必須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以政府為主導,以公共財政為支撐,以公益性文化單位為骨幹,以全體人民為服務物件,以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權益為主要內容,鼓勵全社會積極參與,大力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必須著力培育一批有實力、有競爭力的骨幹文化企業,提高我國文化產業整體實力和競爭力,形成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文化產業格局。無論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還是發展文化產業,都要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正確處理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關係,始終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

    第三,以改革創新精神落實好全會提出的各項任務。

    全會對新形勢下推進文化改革發展作出全面部署,提出一系列新任務新舉措新要求,各地區各部門要統籌兼顧、立足實際,有計劃分步驟加以落實,既要全面貫徹又要突出重點,最重要的是要緊緊圍繞全會決定關於推進文化改革發展指導思想中的“四個以”來抓好落實。

    堅持以科學發展為主題。科學發展是黨和國家工作的鮮明主題,也是文化改革發展的鮮明主題。要自覺把科學發展要求貫穿文化改革發展各個方面,緊密結合文化改革發展實際,著力轉變文化發展方式,提高文化發展品質和效益,不斷提高文化發展科學化水準。要堅持以人為本,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保障人民各項文化權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要堅持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著力解決影響文化科學發展的突出問題,協調好文化改革發展各個領域和各個環節,促進文化持續快速健康發展。要堅持統籌兼顧,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文化改革發展重大關係,統籌文化改革發展各項工作,完善文化佈局、文化結構、文化資源配置,促進城鄉、區域文化一體化發展,推動文化資源向農村、基層傾斜,向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傾斜,不斷增強文化發展後勁,實現文化又好又快發展。堅持以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根本任務。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根源于民族優秀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並吸收人類文明成果發展起來的,是我國社會主義文化的引領和主導。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緊緊抓住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這個根本。要堅持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武裝全黨、教育人民,大力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新的實踐。要堅持以理想信念教育為重點,引導廣大幹部群眾不斷增強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自覺性和堅定性。要廣泛開展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社會主義榮辱觀宣傳教育,深化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活動,加強思想道德建設,建設和諧文化,培育文明風尚。要在全黨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學習教育,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國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設和党的建設全過程,貫穿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各領域,體現到精神文化產品創作生產傳播各方面。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非一日之功,既是當前的緊迫任務,又是長期的戰略任務,必須通過堅持不懈、持之以恆的努力,使之真正成為全黨全社會的普遍共識,轉化為廣大幹部群眾的自覺行動。

    堅持以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滿足人民對實現自身文化權益和豐富自身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必須大力繁榮文化創作,豐富群眾文化生活,提高人民文化生活品質。要加大對城鄉基層文化建設投入力度,深入實施重點文化惠民工程,加快公共文化基礎設施建設。要加強文化創作生產引導,引導文化工作者堅持正確文化立場,弘揚真善美,貶斥假惡醜,把學術探索和藝術創作融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之中,創作生產出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相統一、人民喜聞樂見的優秀文藝作品。要發展健康向上的網路文化,使互聯網等新興媒體真正成為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新陣地、公共文化服務新平臺、人民精神文化新空間。要組織開展群眾樂於參與、便於參與的文化活動,引導群眾在文化建設中自我表現、自我教育、自我服務,依靠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推動文化繁榮發展。

    堅持以改革創新為動力。只有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創新文化內容和形式,才能不斷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不斷為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提供強大動力。要圍繞構建充滿活力、富有效率、更加開放、有利於文化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努力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新進展,破除制約文化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要深化公益性文化單位改革,深化國有經營性文化單位改革,深化文化管理體制改革,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加強文化法制建設。要加快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創新公共文化服務運行機制,不斷提高公益性文化單位服務群眾能力和水準。要提高文化產業規模化、集約化、專業化水準,優化文化產業結構,促進文化和科技融合發展,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要圍繞提高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積極開拓國際文化市場,創新文化走出去模式,不斷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

    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把文化建設擺在全局工作重要位置,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規劃,與經濟社會發展一同研究部署、一同組織實施、一同督促檢查。要認真開展調查研究,總結經驗,發現問題,結合實際制定貫徹落實意見,明確工作責任,提出具體要求,確保全會提出的目標任務和政策舉措落到實處。要把文化改革發展成效納入科學發展考核評價體系,作為衡量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工作業績的重要依據。要把文化人才隊伍建設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著力加大對年輕人才、高層次人才、複合型人才的培養力度,努力造就一批有影響的文化名家、文化大師和各領域領軍人物,建設宏大文化人才隊伍。要深入做好知識份子工作,充分調動廣大知識份子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把廣大知識份子緊緊團結在党的周圍。總之,全黨要貫徹落實好全會精神,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在科學發展道路上奮力開創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局面。

    (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講話的一部分)

    ==========================================

    希望中央對此始終保持清醒認識。

    但當前黨內有兩大問題:
    一個是(中央黨校那批掛羊頭賣狗肉)打著紅旗反紅旗;
    一個是目前理論無法指導實踐。

    這兩個問題不解決,意識形態領域的爭奪就佔據不到有利地位。

    ============================

    這個
    上面早就知道了吧
    現在“公開表態”就意味著要“反擊”了

    所以自費五毛們就等著看戲吧

    火烤偽精英水煮普世派
    咱就跟著添把火

    =================================
    重大信號啊,期待那些虛偽的普世民主JY(精蠅)們早點下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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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哼,這回我們找一找被敵對勢力滲透的媒體,不會有人出來出來“裝純情”說——“都是黨國的媒體、哪來的漢奸媒體”——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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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撲屎派”的噩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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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種就把南方蜥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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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口 2012-1-3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要不是前一段(時間)讓人家(美帝+中央黨校/炎黃春秋/南方系/鳳凰系/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網黨內漢奸買辦帶路黨裡應外合)整的灰頭土臉的也想不起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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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3 03:05 AM

    現在才說?剛睡醒?
    喂!!!有人在搞我們啊!喂!大家聽到沒有啊?有人在搞我們!

    中國的各個級別領導,包括最高層,只能在別人和自己一樣飯桶的環境下搞搞勾心鬥角。對外不敢鬥爭,不善鬥爭,歸根結底,還是因為不善鬥爭:有人見過善於鬥 爭的人不敢鬥爭麼?回想薩科齊08年騎在中國人頭屙屎長達兩個星期,中央政府十分淡定,一言不發。我想咱們的領導是不是準備好對策了啊,這麼淡定。結果對 策就是沒有對策,等人家屙完就好了嘛…

    就這篇文章來說,空洞無物,只不過是提出了一個命題的八股文而已。其實凡是關心中國的人,哪個不知道文化建設出問題了?說人家要西化我們,我們要發揚中華 文化?這話說清楚了麼?說對了麼?說完了麼?
    調查了麼,研究了麼?執政兩屆就擠出這麼個玩意?

    很明顯,領導們不太像是競爭出來的,倒像是一幫近親繁殖出來的,也就這個水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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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3

    覺得東西方文明的衝突和公開競爭就要開始了.木偶有心無力,能做好鋪墊就不錯了,期待下一代(習近平-薄希來)發力吧.

    中國要進一步走向世界,進一步發展自己,不可能一直虛心學習西方,“崇洋媚外”,韜光下棋的.這條路讓我們固然大大地發展了實力,但我們經濟上成了“附庸”西方的 資本主義經濟,過度依靠廉價出口,血汗工廠血供西方尤其是美國,價廉物美的東西依賴西方的市場卻無法升級成靠品牌靠科技含量靠文化含量的商品高價高利潤占 領人家的市場,相反現實是別人的商品靠文化宣傳優勢高價佔領我們的市場.

    在政治上,明不正言不順,導致官員“失去”自己的信仰,只好去“崇尚”西方的文化信仰,只好想著為自己和家人“謀私利搞腐敗”.

    在對外關係上,不展示實力就沒人正確瞭解中國,喜歡上中國,從而和中國友好,合作,一起發展,一起對付歐、美欺壓搞亂.周邊國家被西方文化洗腦,認為西方文明一直正確,比東方文明好,低看中國誤解中國,在西方威恩並施下,配合西方搞亂中國和中國爭鬥.

    在人民幣國際化上,更需要宣傳我們的各方面的實力和及其依附的先進文化,讓中小國家有信心使用人民幣,讓它們相信中國能鬥住美國的,你們不用太怕美國.展 示我們的實力和文化,給它們希望,給它們發展模式,給它們保護和依託.未來西方文明衰落了,東方文明才是應該它們學習的,東方文明是有資格有實力取代西方 文明的統治地位的,西方文明不可能永遠這樣強勢的,東方文明歷史上強勢過蓋過西方文明,未來將奪回強勢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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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響的雷,也沒有一滴雨(類似重慶)來的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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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3

    希望中央對此始終保持清醒認識。

    但當前黨內有兩大問題:
    一個是打著紅旗反紅旗;
    一個是目前理論無法 …
    发表于 2012-1-2 06:54 PM

    你總結得很好!
    也許是我孤陋寡聞,好久沒聽到對共產主義的宣傳了。但這樣也好!至少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不要拿這塊布遮羞。要老老實實地對老百姓說,我們要做什麼,要怎樣 做。什麼是社會主義?現在已經過了“不爭論”的時期了,必須讓老百姓都知道都認同我們要往哪里去。這樣才能取信於民,避免各種利益團體混僥視聽從中牟利, 最終壞了社會主義的金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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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棄了毛澤東思想,空喊“科學發展觀”這類虛無縹緲的空洞口號,
    唉!誰能給個權威定義,什麼是“科學發展觀”??一直很費解

    的確很令人迷惑。
    我一開始以為是為了治理環境污染。。
    後來才知道是個政治目標。。

    但即然是“發展”,就得有個目標。但一直沒有具體的目標。
    於是現在認為,“科學發展觀”只是一個手段。
    總結出來就是,“沒有具體目標”的發展手段。。

    最絕的是,‘有所為、有所不為’,啥‘貓’等模糊論,“思想混亂”根子就出在這裏。
    臺上不過是蒼蠅,台後精英們自己都不知怎麼自圓其說,哈哈

    注意“時間點”在美帝出臺“收割”資本海外資產後,“被綁架的買辦”受到兩面狙擊。 資本之間撕裂,離撕破臉皮就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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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中國的意識形態價值觀“一片混亂”,最直接的反應就是社會道德底線“一再被突破”,幾乎任何事物都能引發正、反兩方面的尖銳對立和辯論,是與非的界限越發“模糊含混”,各階級、個族群、各利益團體日趨成型、分裂。左、中、右對現實都普遍不滿,人們對於未來愈加迷茫,對未來、對政府喪失信心……
    而且,還有一隻“無形的手”,一股“無形的勢力”,潛移默化的鼓動人們的不滿和憤懣,引導人們的思維模式。這些,難道廟堂之上真的一無所知、還是束手無策?


  29. 2012/01/25 於 11:25 patchpieces

    □□ 日帝殖民者把勇敢抗日台灣人基因一一撲殺 培植台奸走狗為士紳地主

    百多年來統治著台灣此日美附傭殖民屬地的霸權意識型態:
    首先是1895~1945「日帝殖民皇民主義」-全面撲殺六十萬勇敢抗日志士,以“阻截”台灣獨立“回歸”中國祖國;
    接著1946~1990文化霸權是「反共右翼法西斯主義」美日台右翼反共圍堵白色恐怖撲殺-全面撲殺心懷紅色祖國的泛統派台灣文化精英;
    再來1991~2008文化霸權就是美日舊殖民勢力扶植下的滯台皇民浪人三腳老台奸復辟分離主義假借民主之名推動的偽台灣國族主義;表現在成立於全台實多半為皇民遺族餘孽的所謂本土社團(皇民學社叫獸)
    而貫穿這三者的本質就是「反共」與「反中國」的複合意識,這種複合意識存在於日本主子右翼法西斯的思想和歷史脈絡中,也獨霸於戰後冷戰與內戰的時代中。

    □□ 美國駐台副領事葛超智特工陰謀策動少數士紳請願託管釀致228悲劇

    美國駐台副領事George Kerr葛超智228事件事發前服務於OSS(CIA中央情報局前身),他以台灣地位未定為由鼓吹「託管論」,私下在台灣糾集台灣士紳從事台灣獨立活動,丘念台亦指葛超智在台進行情報工作。證據顯示整起台灣人「託管」事件葛超智介入甚深,甚至可說台灣人請願行動係葛氏於幕後指導。葛超智於1965年完成Formosa Betrayed藉此書推諉責任將二二八事件曲解成台灣人尋求託管與獨立運動,將自己塑造成關心台灣人民前途的人道關懷者,日後更搖身一變成為台獨運動「教父」。葛超智私下企圖透過由少數台籍領袖對以美國政府「請願」方式,促成美國「託管」台灣的目的。

    □□ 台灣法西斯社會轉型正義暗無天日 白色恐怖左派台灣精英光環遭篡奪

    美帝主導全球反共肅清白色恐怖撲殺 “美蔣”反共屠殺近萬左派台灣精英
    反抗美帝扶持的美蔣腐敗政權的「白色恐怖五千名勇敢台灣人死刑政治受難者」與長期由美日帝國殖民勢力背後扶持的今日皇民台奸嘴炮台獨運動之間並無絲毫關係(反共肅清白色恐怖撲殺期無一孬種皇民台獨遭判死刑,因為皇民台奸台獨長期受到美日主子的寵愛扶植暨政治庇護)美蔣1950年代展開的白色恐怖撲殺本土精英受害政治犯實則全都是共黨及左派「心向紅色祖國」之泛統派人士。白色恐怖台灣左派精英政治犯受害者之政治光環卻在美蔣法西斯餘孽默許下遭復辟皇民浪人所無恥篡奪。光是以1950年代的前五年,美蔣政權在臺灣至少殺害了近5000名地下黨及左派人士;8000個以上的“匪諜”、知識份子文化人、工農,並將同樣數目的人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到無期徒刑。這就是一般所謂的“臺灣50年代白色恐怖”。

    □□ 美帝主導全球反共肅清白色恐怖撲殺1965指揮印尼屠殺百萬左派人士

    美帝中情局在澳大利亞和英國當局的緊密配合下主導了蘇哈托執行的印尼1965年軍事政變。近百萬工人農民學生和政治活動分子在政變後慘遭屠殺。用血腥和鐵腕手段統治了印尼32年的“軍事強人”—蘇哈托在美英帝國主義策劃和配合下,聯同另一反共將領納蘇蒂安五星上將發動了一次軍事政變。這場蓄謀已久旨在推翻蘇加諾總統消滅共產黨,以便完全倒向西方世界的政變使印尼共和國頓時陷入血泊當中,數十萬的印共黨員,上百萬的無辜工人農民不管男女老幼被劊子手的屠刀槍炮殺害了

    □□ 台政腐霉體軍隊院校社團雖潛伏佈滿美諜特務 但享宗主權從不遭逮捕

    美帝中情局黑手在台反華反共鬼島肆無忌憚囂張自由橫行活動七十年秘辛
    反華反共鬼島美諜特務鬼影徸徸 極右翼麥卡錫陰魂餘孽地方黑金派系林熔煽自由屎報為Taipei Times台北屎報的母報 寇謐 美諜線民假美洋鬼子製造假消息假新聞投書美霉告密告洋狀與美帝主子一搭一唱唱雙簧亂台灣,一手裝神一手弄鬼恫嚇台灣人製造台灣警察法西斯社會動盪不安 自由屎報林熔煽皇民地方黑金地痞假新聞一搭一唱唱雙簧翻雲覆雨亂台灣樂此不疲、變本加厲!美帝宗主國這次通過民進黨蔡英文皇民勢力再次放出“一邊一國論”,並指令腐敗的台灣金權司法系統放出洗錢扁,既有未來搞局部台獨以威脅中國大陸,又有放縱台獨以拉攏並堅定日本國內“反華抗中”意志的雙重意圖
    □□ 台教會、台灣社、北社和南社等滯台三腳其實都是皇民買辦化的外來社團 

    反抗美蔣獨裁政權的「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勇敢台灣人」與長期由美日帝國殖民勢力背後扶持的今之皇民台奸嘴炮台獨運動之間並無何關係(反共肅清白色恐怖撲殺期無一孬種皇民台獨遭判死刑,因為皇民台奸台獨長期受到美日主子的寵愛扶持暨政治庇護)美蔣1950年代展開的白色恐怖撲殺本土精英受害政治犯全都是共黨及左派「心向紅色祖國」之泛統派人士。白色恐怖台灣左派精英政治犯受害者之政治光環卻在美蔣法西斯餘孽默許下遭復辟皇民浪人所無恥篡奪。光是以1950年代的前五年,美蔣政權在臺灣至少殺害了近5000名地下黨及左派人士;8000個以上的“匪諜”、知識份子文化人、工農,並將同樣數目的人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到無期徒刑。這就是一般所謂的“臺灣50年代白色恐怖”

    □□ 面對美日主子江河日下 皇民社團走狗收斂了不敢再鬼叫正名制憲建國

    2010年以以龐氏詐騙模式失敗民主債務國家-美帝、歐洲和日本主權債務危機為標誌,由實則上已然全面破產的私有銀行金融體系轉嫁債務予國家政府承擔及虛擬紙貨幣信用危機全面進入國家主權債務危機階段。2011年全球失敗民主國家]政府債務總規模將超過50兆美元,民主債務國家的政府債務規模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將突破100%。與新興債權國強勁的財富創造能力相比,民主債務國乏力的經濟增長、脆弱的償付能力將加劇國家債務危機,拖累世界經濟,並導致信用戰爭升級,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破壞力量

    □□ 美中情局外圍組織維基解密映照出美諜特務滲透佈滿全台灣 無孔不入

    主要由美中情局線民特務所組成的中情局外圍組織維基解密為了瀕臨爆破邊緣的美帝金融泡沫危機解圍、四處潑糞挑撥製造矛盾轉移焦點視線,近一年來突然出現崛起,並心急如焚地頻頻爆料。臺灣島賤骨頭民主政治人物對美帝駐台總督主子情蒐的彙報猶如美諜情報員,和美國主子官員的談話被視為接近和獲得美國寵幸的重要機會。藍綠橘紅各方賤骨頭民主政治人物爲了爭寵接近美國主子絡繹於途,為能夠被美帝駐台總督主子邀約談話為無上光榮,顯見美國操控臺灣黑手。

    □□ 爭寵美駐台特首人選依例事先得逐一前往美國匯報接受主子審查旨示

    由於呆頑六十餘年來一直是美帝反華的鷹犬附傭屬地,呆頑爭逐美帝駐台特首代理人(兒皇帝)人選事先都得前往黴戾奸宗主國接受主子的審查及旨示。黴戾奸主子比照2007年馬娘(及奸巧謝)在競選前事先前往美國匯報接受黴戾奸副國務卿層級的考核旨示,此次主持審檢考核蔡英文地主候選人選的同樣是副國務卿層級的國務院副國務卿奈茲,還有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坎伯。黴戾奸主子將會在審查匯報中確認空心菜的中國大陸、國防政策是否符合黴戾奸國家戰略利益目標,是否會繼續致力維持兩岸長期敵對及分治之兩國論關係等。

    □□ 美重申不承認台灣是主權國家 民進黨(及獨台台灣國民黨)走狗裝聾作啞從不敢對主子嗆聲

    美國再度重申:不承認臺灣是啥主權國家!美國官員說台外交官劉姍姍無法享有外交豁免權是因為臺灣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美國和日本主子多年來已多次反覆重申:台灣並非甚麼主權國家!可鄙又可笑的是,在精神病鬼島內最有他媽的呆頑狼尊嚴(逢中必反)、又最會噁心裝腔作勢作秀的綠營民進黨走狗右憤徒孫無賴們卻總是噁心始終如一「顧左右而言它」裝聾作啞裝鴕鳥,從來都不敢對其美、日主子放個響屁,更不用說甚麼敢對主子歇斯底里嗆聲抗議了!負責本案的聯邦檢察官柯德斯告訴NBC電視新聞由於美國不承認臺灣是主權國家,因此劉姍姍無法享有外交豁免權。

    □□ 台灣長期來是美帝反華的附傭屬地永遠不敢碰美帝駐台總督一根汗毛

    在美台關係中從來就沒有過平等。美帝是主子、皇民化的台灣則是附屬附傭。台灣對美國要有二個絕對服從:一,服膺美帝主子的戰略利益與美國經濟利益。二,服從美帝的政治安排與指導。服從換來的是所謂的主子保護(以華制華棋子)。所謂的美台關係平等只是台灣人的自我唬爛矇騙。其實台灣上下至今仍認為離開美國的保護台灣就完了。美國可以隨意抓捕台駐堪薩斯辦事處處長,但台灣永遠不敢碰美帝駐台總督一根汗毛。

    □□ 美帝主導全球白色恐怖近20年輸出顏色革命 難道馬英九/蔡英文不用負責任嗎

    冷戰期間拉丁美洲的巴西、阿根庭、烏拉圭、巴拿馬、玻利維亞等國顛覆合法政府的一系列“軍事政變” 、軍事獨裁強人的反共白色恐怖屠殺無一不是“民主美國”所背後策劃支持的。
    美國政府一直將民選的社會主義總統查維茲視為“眼中釘”。美國明裡暗裡支持委內瑞拉親美勢力發動未遂政變,“企圖推翻”執政的“民選合法”的查維茲政府。政變前美國主要通過美國政府背景的「美國全國民主基金會」向發動政變的委內瑞拉親美勢力提供資金。「全國民主基金會」是1983年由美國國會建立的,目的是“加強世界上的民主機構”,它接受政府的和私人的資金。該“基金會”的拉美和加勒比主任薩瓦蒂尼是委內瑞拉政變勢力重要的政治顧問,推動和支持整個反對政府的“陰謀網”,此人與委內瑞拉的政變分子保持經常的密切聯系。委內瑞拉駐美洲國家大使瓦萊羅揭露說,除「美國全國民主基金會」之外,美國政府還通過「美國新聞社」提供210萬美元,通過國務院的民主、人權和勞工辦公室提供100萬美元,通過國際開發署提供200萬美元,這些錢都用於“資助”委內瑞拉反政府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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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諜特務四人幫)黎智英黑金操控“抗中亂港” 必須徹查》

    (香港)大公報/社評

    2011年10月19日
    http://www.takungpao.com/opinion/takungpao/2011-10-19/980069.html

    本港政黨政治昨日爆出有史以來的最大“醜聞”:

    ──公民黨、民主黨、社民連、前反對派政黨,過去幾年的主要活動經費原來全部由同一個「金主」、「壹傳媒」老闆黎智英所提供,其中「民」、「公」兩大黨收取的款項都在一千萬元以上,民主黨去年的三百多萬經費更全部由黎智英一人「包辦」。
    看來,所謂「四大」反對派政黨原來全部都姓「黎」!

    ──更有甚者,那個「政治主教」陳日君,自○五年開始,年年收取黎智英三百萬至五百萬不等,迄今總數已逾二千萬;但對這筆巨額「捐獻」,天主教香港教區負責人昨日表示不知情、也從未收過錢。
    看來,不僅教區不知道,就是上帝也被他的「牧者」騙了!

    ──還有,那個「香港良心」陳方安生,2007、2008年分別收取過黎智英的二十萬和一百萬,前者是支持「參選」立法會、後者是支持成立「民間策發會」反對政改方案,看來,不僅「四大」反對派政黨都姓「黎」,連陳太也「改姓」了。

    有關消息,先在網上流傳,再經多份報刊及電子媒體廣泛報導,全港市民嘩然!而在有「抬頭人」支票真名實姓的鐵一般證據下,當事人黎智英“裝聾作啞”“不敢回應”,其轄下「蘋果日報」更“閃閃縮縮”的只在「政治八卦」版略為報導,而「受惠」的反對派政黨和個人,既不敢承認也不敢否認,一副「此地無銀」的“窘態”畢露。

    當然,本港是自由社會,人人有權選取自己認同的政治團體給予支持;但是,當全港主要的反對派政黨、當全港所有的抗中亂港政治活動,都同時由一個「金主」、一個傳媒老闆所支持,那問題就絕不簡單、十分嚴重的了。事態的嚴重性在於操控二字。黎智英年年拿出以千萬計的金錢資助反對派政黨,動機何在?目的何存?難道他真是那麼的無私和慷慨,只求付出、不問「收成」嗎?

    而且,當全港主要的反對派政黨都被「收編」到「黎」字旗之後,本港的民主政治還能有獨立自主生存的空間嗎?
    還能推動港人社會的政治生態正常、健康發展嗎?
    屆時「黎老闆」或「老闆的老闆」要東要西、要這要那,今日反政改、明日抗遞補,「小的們」敢不言聽計從、「身」照辦嗎?

    事實是,不管在任何民主國度或社會,政黨政治都會涉及千絲萬縷的金錢關係,但作為有目的、有企圖、有回報的「政治獻金」,特別是躲在幕後、隻手遮天、操控一切的壟斷式「政治黑金」,絕對是為所有的民主、法治社會所不容。近年日本換首相如「走馬燈」,其中不止一位都是因接受「政治獻金」而要黯然下台的。

    九七回歸後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下,香港可以照行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但不能被個別人勾結外國勢力,企圖變特區為反華反共基地。黎智英以巨額金錢收買反對派政黨,“全面操控”本港的“抗中亂港”活動,已經構成性質十分嚴重的政治事實,對此,特區政府有關部門、“廉政公署”必須展開徹查,廣大市民更有權要黎智英公開交代:「政治黑金」與“(反華反中)外國勢力”有何關係?(肥佬黎智英)「蘋果日報」“抗中亂港”還要亂到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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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干預香港實錄》

    文/劉乃強 (全國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中國評論》2011年12月號

    肥佬黎智英(壹傳媒/《蘋果日報》)在香港政治中扮演什麼角色,令人懷疑

    表:黎智英近年政治捐獻

      奇怪的政治捐款

      10月中,一個以臺灣為基地的資料分享軟體網站FOXY出現了一些有關黎智英(壹傳媒/《蘋果日報》)2005年至今年的政治捐獻紀錄和預算。捐獻的對象包括(香港)反對派的政黨如“公民黨”(1,455萬)、“民主黨”(1,369萬)和社民連(100萬)等,和個人如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130萬),和獲得最多捐款的退休天主教樞機主教陳日君(2,000萬)。

      (見表:黎智英近年政治捐獻)

      陳方安生只在2008年參加補選,那麼2007年和2009年的款項是用來做什麼的呢?陳日君更離奇,他在2009年4月才退休,在2005年~2009年這五年間,他身為現職樞機主教,而教會每年從信眾和各界收取善款,用於維持教會營運、教育、慈善公益等用途,內部有監控,避免浪費與誤用,
    他“為何”不以教會的名義接受捐款?
    他這個當時是現職的樞機主教卻以“個人”接受這筆鉅款,香港天主教教會多次重申並不知情,更不知款項的去向。陳日君開始時還想“隱瞞”,到不能再忍時,索性借機來一次遲來的三天禁食去抗議發生多時的教育政策,高調的自稱是“敗家子”,接受捐款與政治無關,全部用於教區事務上,包括坐商務客位出差開會、給神職人員每封高達二千元利是、資助內地神父到海外進修,以及援助國內地下教會等。需要指出的是,他籠統舉出的例子,除了他個人每年數次的商務機票外,其他包括資助地下教會,都是天主教會本身經常性推行的工作,所以這位神職人員是明顯說謊。這一千多萬的鉅款真正的用途是什麼?

      政治捐款來自何方

      我們不知道,但是我們已經知道的是:

      1.黎智英在《蘋果日報》不斷跌紙,新出的免費小報《爽報》惡評如潮,廣告嚴重不足,“壹傳媒集團”要發出盈利警告,預告將出現虧損之際,他今年的捐款預算卻沒有收縮,基本上養起香港兩大反對派政黨。

      2.黎智英的捐獻紀錄全部是英文的,交收過程十分詳細而且具體,看來不光是給他自己看,還要向一些“英語人”交代。

      3.紀錄中經常出現“壹傳媒動畫有限公司”商務總監Mark Simon這個人,作款項交收仲介。Mark Simon出身“美國情報人員”,與美國政黨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資料顯示黎智英透過Mark Simon於2003~2008年經常以“壹傳媒”及《蘋果日報》的名義,向美國共和黨其他附屬右派團體捐獻,金額最少24,500美元。

      4.在這次外泄的捐款名單中,受助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跟他一起編輯《中國“六四”真相》英文版的人,乃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J.Nathan),而黎安友則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注1] 董事會董事。

      從這裏,我們很有理由懷疑黎智英散出去的不是他自己的“辛苦錢”,“來源”更很可能是美國,黎智英只是一個“中轉站”,而陳日君又是另外一個“中轉站”,將由黎智英發下來的錢再“轉發”出去。例如,轉發予更小、更分散的個人及團體。

      美國駐港領事館扮演什麼角色

      香港從來都有外國力量充斥各個領域。在回歸之後,美國駐港領事館的編制一下子增至300人,美領事館大量收集香港及內地情報,早已是公開的秘密,其中自稱“泛民”的反對派頭面人物更是他們的重要情報來源。9月份“維琪解密”公開的美國駐港總領事館主要是2005~2010年向華盛頓發出的近千份機密電報[注2],證實了美國對香港事無大小,上至特首人選、民主發展,下至香港廢物處理方向、電力市場是否開放、到我2009年初在《南華早報》提出的香港飲用水供應的安全問題,以及香港金融市場發展、香港專上教育界如何評價內地學術自由等,監察幾達“無微不至”的地步,並及時呈報華盛頓。而香港反對派與美國,則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美領館職員頻密與反對派廣泛接觸,搜集情報和意見;李柱銘、陳方安生等反對派頭目亦曾多次鼓勵和主動要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

      美國過去一直不承認干預香港事務,“維琪解密”這次公開大量電文使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很尷尬,不斷施加壓力,要傳媒低調處理,企圖蒙混過關。但是紙已經包不住火,“維琪解密”電報顯示,美國一直在“插手干預”香港事務,香港反對派“活動”“背後”有美駐港總領事館“影子”甚至主導。從這些檔,我們可以隱約的看到一條“線索”,把香港近年的眾多政治現象和事件,包括民主黨的內部矛盾、公民党的興起和跟民主黨的矛盾、陳方安生的複出、“五區公投”的原由、餘若薇和陳方安生對此的態度如何被銀主黎智英等“改變”、“泛民”的分裂、“社民連”被收編、民主黨與公民黨等的選舉策略和部署,以及反對派精神領袖式人物的可能人選等等,把個中脈絡十分清楚地貫穿起來——讓世人清楚看到,自回歸以來,香港政壇長期“動盪不安”,亂局的“源頭”,香港反對派“背後”的“銀主”和靠山就是“美國駐港總領事館”。

      2006年3月,陳日君在梵蒂岡接受冊封樞機,他帶同教齡甚淺的黎智英和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同行,並引領兩人向教宗本篤十六世朝聖。
    “維琪解密”披露,美領事館於2006年3月的電文中表明,會探討“傳媒、宗教、政客”三種力量結合下的影響力,一方面透過美國線人收集當時三人在梵蒂岡的一言一行,還研究當時傳媒的看法,和諮詢香港天主教界消息人士的意見。

      此後,陳日君、李柱銘、陳方安生及黎智英等人即被媒體稱為反對派的“新四人幫”便經常與美國駐港總領事會面吃飯,尋求“資助”及要求對方提出策略性指導,擬聯合“宗教”、“政黨”及“傳媒”三大影響力,在香港政壇上興波作浪。到2007年的立法會補選,“新四人幫”開始試圖發揮“造王者”的力量,美領事館於2007年9月的檔透露,李柱銘、黎智英等遊說陳太參選,並形容她是可以統一反對派對抗有意參選的葉劉淑儀的唯一人選,而陳太亦樂於藉此一試自己的剩餘政治影響力。“新四人幫”由勸退民主黨的甘乃威,到陳太當選上場後,正式成形,近年主導整個反對派的力量和意識形態,並開始插手反對派的選舉部署及政黨合作。眾所周知,2009年反對政改的所謂“五區公投”,是一出由“新四人幫”幕後操盤,出錢出力促成公民黨和社民連台前演出的一場政治鬧劇。

      香港反對派的“真正面目”

      “維琪解密”電報更揭示了一些在香港政壇十分活躍的重要人物所暴露出來的真面目。這些政客在美國駐港外交官面前獻計出賣戰友和盟友、出賣香港、出賣國家,與他們在市民面前所呈現那種掌握著道德高地,大義凜然地打擊建制派的言行,完全是兩回事、兩種人,讓人們對香港反對派的本質,和原形畢露的真正面目有更正確和深入的瞭解。

      當中民主黨的塗謹申,他除了是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之外,還是民主黨前主席李柱銘的“高徒”,經常跟隨李柱銘赴美“告洋狀”,乞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2003年塗謹申與李柱銘赴日內瓦將《23條》立法最新消息彙報給布魯塞爾的歐盟成員時曾恐嚇說,《23條》立法將會破壞香港與歐盟關係。“維琪解密”檔顯示,塗謹申於2007年主動向美領事館警告美國政府,聲言中共已成功滲透入民主黨,民主黨已處於一個很危險的狀況,提出美國政府有需要瞭解有關民主黨的最新情況,相信美國政府是唯一有能力阻止中共對民主黨的滲透工作。在有關事件的發展期間,塗謹申曾多次與美國駐港領事館接觸和交代最新的情況,其後又向駐港領事館遞交有關民主黨滲透事件報告,要求美國政府關注民主黨的情況。美國駐港領事館的分析認為,塗謹申的這些做法是企圖藉此尋求美國政府的影響,阻止所謂的滲透工作。塗謹申向美國出賣黨內戰友,大概還加上其他尚未見光的行動,獲得的回報是美國把他列為美國駐港領事館“嚴格保護”(strict protection)的對象。事件揭露之後,吃裏扒外的塗謹申在民主黨內地位絲毫不受影響,可見他的行為是得到民主黨高層的默許。

      另外一個得到美國駐港領事館“嚴格保護”物件特殊待遇的民主黨核心成員竟然是一個學者:民主黨中委,有民主黨“大腦”之稱的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羅致光。回歸前1995~1997年、回歸後1998~2004年羅致光曾是立法會議員,今天在特區政府中仍有大量公職,包括可以大派數十億元的關愛基金執行委員會主席。檔顯示,2009年初,羅致光評估“五區公投”的補選部分,若建制派參加,公、社兩黨恐怕只會獲得3席,梁國雄、陳偉業有危險;如果工聯會陳婉嫻出選,梁家傑都有可能輸掉議席。2010年中,在民主黨決定支持政改“優化”方案前,羅致光亦向美方彙報,預告民主黨準備就政改方案“妥協”。

      塗謹申和羅致光兩人都是中國公民,竟然在中國境內,受到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嚴格保護”。首先,他們究竟是什麼身份?為美國做了什麼事情?背了什麼風險?需要受到保護。而美國在中國境內,究竟如何能依法“嚴格保護”一個中國公民?

      我們不知道。但有些事情,我們也是知道的:「中情局」遠東地區諜報站就設在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內。長期以來,「中情局」的情報人員以此為平臺,以外交人員身份為“掩護”在香港“大肆”進行“諜報活動”。據美國政治雜誌《地緣指導》披露,美國駐港總領事館人數常年保持在300人以上,更大量的情報人員在文化、商務、外交人員身份的掩護下除搜集香港本地的情報外,還以香港為跳板,開展“針對”中國內地的間諜活動。以前「中情局」在香港的工作主要是針對中國內地,但從去年開始,「中情局」“加大”了針對香港的間諜活動。按照規定,一些重要雇傭特工會被「中情局」指為“嚴格保護”的對象。[注3]

      FOXY網站,以往曾多次洩密,但都能繼續運作,但在公開了黎智英的政治捐獻資料之後,便無故突然無聲無息關閉。

      “維琪解密”文件揭露陳方安生這位前高官及立法會議員,表面信誓旦旦地效忠《基本法》,擁護“一國兩制”,背地裏將香港政情機密源源不絕向美國“輸送”,並不斷“促使”美國“插手”香港政治。陳安安生除了是美總領事親自會見的主要聯絡對象,經常向她請教,話題無所不包,重點是反對派在政治方面的部署,包括陳太辭去政務司司長的原因、會否參加2007年特首選舉,到退任立法會議員後的動向和行動,以至她對內地和香港,均巨細無遺地一一諮詢之外,這位被西方傳媒稱為“香港良心”的陳方安生,也很積極向美國駐港總領事表態,要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同時她又鼓勵時任駐港總領事唐若文應多就支持香港民主發展發表意見。

      在“維琪解密”公開的2006年9月電文中,披露了陳太對美國駐港總領事直言,不參選2007年特首的原因,是她“很珍惜自己與北京的聯繫”,若為了一場必輸的選舉而與北京對著幹,“個人政治代價太高”;美國駐港總領事于2009年1月的電文又透露,陳方安生揚言自己不再參與立法會選舉後,重要工作是走入學校層面,宣揚她的“兩制”理念,以抗衡行政長官曾蔭權和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推動的愛國教育。2009年7月電文中指出,陳方安生在會面中,就“鼓勵”美國政府應不時提醒“北京政府”,美方關注北京政府如何處理與香港相關的事務,“因為北京政府很介意其他國家,特別是美國如何評論他們”。而另外兩份於2009年1月和8月發出的機密電文中亦指出,陳太先後遊說美國駐港總領事唐若文,“她認為中聯辦是中國干預的源泉。香港傳統左派仍是民主發展的障礙”。美國應干涉香港事務,又鼓勵唐若文應多就支持香港民主發展發表意見,特別是美國作為香港的主要貿易夥伴,“在港有著很龐大的利益”。諷刺的是,唐2009年1月的電文題目為《陳方安生——不在其位仍謀其政》,她真正關心的,並非香港和國家,而是個人政治前途和美國的利益。而在“維琪解密”檔公開後,陳方安生一直在回避社會的質詢。

      另一位傳奇人物是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自由党主席李鵬飛。“維琪解密”檔案揭露,李鵬飛多次在北京參加人大代表會議之後,向美國報告兩會的情況和北京的動向。他更向美國推薦公民党前黨魁余若薇,接替李柱銘作為領導整個“泛民主派”的共主。李鵬飛一方面是中國法定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大的港區代表,另一張面孔又是美國的線人,和反對派核心人物。檔顯示他有份遊說餘若薇參與反對政改的“五區公投”,于邀功之餘,同時又向美國打小報告,透露陳方安生和餘若薇對“五區公投”的本來保留態度,其三刀兩面的表現,令人側目。只是美國人並不欣賞李鵬飛的政治判斷,於電文中直接質疑餘若薇在反對派中的決定性影響力。

      香港內部矛盾的根源與政府作為

      “一國兩制”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早在1984年中英協定達成以後就預言,“對於中英聯合聲明應該想到,總會有些人不打算徹底實行。某種動亂的因素,搗亂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總是會有的。老實說,這樣的因素不會來自北京,卻不能排除存在於香港內部,也不能排除來自某種國際力量。”[注4]

      “維琪解密”以大量事實證明了鄧公的遠見。香港回歸,中國千方百計保持香港的穩定和繁榮,而美國等西方國家要千方百計無風起浪,破壞香港的穩定和繁榮,企圖證明香港的回歸是錯誤的,“一國兩制”是失敗的,而如陳方安生所言,將來只有“一國一制”,那就是香港資本主義這“一制”。說到底,香港內部的政治和社會的各種矛盾,根源其實就是中國和美國在香港矛盾的反映。

      對此,中國當然不可能坐視,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于9月中接受中新社提問,指出維琪解密的電文顯示,美國駐港總領館官員對於香港政制、社會發展問題興趣很大。美方不僅就香港政制發展問題向特區政府提出過帶有干涉性的意見,而且與特定的某些人頻繁見面。如果是這樣,美方的行為就超出了《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等國際法所規定的職能,“我們有理由對此感到關切和不滿,並要求美方停止這種錯誤做法。”外交部駐港公署向美駐港總領館表達了中方的關切,表明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要求美方嚴格遵守有關國際法和公認的行為準則,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發言人指出,當今世界面臨很多重大而緊迫的問題,香港應該是中美進一步開展和加強合作的重要橋樑,“希望美方摒棄冷戰思維,不在香港搞政治上的小動作。”

      這非正式的外交抗議,軟弱無力,當然只是聊勝於無,而美國處於完全理虧的狀態,起碼短期之內也會暫時收斂。但是如無具體的措施,相信不久之後將會死灰復燃,甚至欺我軟弱,而變本加厲。

    若以美國的有關法例為參考準則的話,黎智英和反對派政黨上述的一系列行為,輕則罰鉅款,重則要坐牢。因此,中央有必要責成特區政府,頂住已證實被美國收買和保護的反對派的阻撓,儘快就《基本法廿三條》國家安全立法,並且在2017年開始全面落實普選之前,訂制《政黨法》和《政治捐獻法》等,使杜絕外國勢力干預香港政治生態有法可依。

      [注1]:NED可稱美國上百萬個非政府組織中的龍頭老大,跟美國國務院、國際開發署、中央情報局有密切的聯繫,被認為是中情局(CIA)的“另一塊招牌”。因為NED有非政府組織(NGO)的招牌,不易引起注意,甚至連西方的研究報告都說,“在向非政府組織提供戰略資金方面,美國外交政策精英們認為NED比秘密支持更可靠”。
      NED主要資金源自美政府撥款,美政府對NED的撥款主要包括三部分,當中最大來源是國會年度撥款。NED還頻頻資助“民運”、“藏獨”、“東突”等各種反華勢力。NED下屬四大機構,即共和黨的國際共和研究所、民主黨的全國民主研究所、美國商會國際私營企業中心及勞聯-產聯的國際勞工團結美國中心。

      [注2]美國的機密分類有三級,分別為confidential,secret及top secret。這回被公開的除了兩份是屬於第二級之外,其他都只是初級機密檔。

      [注3] http://paper.wenweipo.com/2011/09/14/PL1109140001.htm

      [注4] http://www.news365.com.cn/wxpd/wz/shhm/200903/t20090320_2244535.htm

    《中國評論》月刊2011年12月號 總第16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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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諜特務四人幫)《(壹傳媒/《蘋果日報》)黎智英熱衷政治捐獻》

    成報 2012-1-24
    http://www.singpao.com/NewsArticle.aspx?NewsID=199923&Lang=sc

      【本報政治組報導】「壹傳媒」集團老闆黎智英與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原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及民主黨創党主席李柱銘關係密切,從多份透過分享軟體foxy外泄的「肥佬黎數簿」(見圖)可見,黎智英一直熱衷政治捐獻,且是陳方安生、公民黨、民主黨、社民連、前綫「大水喉」,在七年內便捐款逾5,100萬元。

      本報昨晚致電「壹傳媒」集團,但接線生指黎智英已離開公司便掛線。據悉,陳方安生亦知有傳媒收到有關文件,但未有進一步回應,目前暫未知檔真偽,但從檔內容及單據所見,相信頗具真實性。綜合來說,各政黨及政治人物收到的捐款總額,陳日君 2,000萬;公民党 1,502萬;民主黨 1,369萬;陳方安生130萬;社民連100萬;前綫40萬。

      「維琪解密」早前公開逾千份美國駐港領事館機密電文,揭破「港版四人幫」,即民主黨創党主席李柱銘、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原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和《壹傳媒》集團老闆黎智英,常密晤美國駐港領事尋求資助及要求對方提出策略性指導,擬藉各人手上「宗教」、「政黨」及「傳媒」三大影響力,在香港不單議政論政,還藉此大搞政治運動。

      有匿名人士昨向傳媒報料,指透過Foxy分享軟體,輸入「LAI CHEE YING」,搜尋得到最少5份有關疑似黎智英的捐款紀錄及入數單據。最震撼是細看內容,不難發現黎智英是泛民主派的「大水喉」。

    7年內捐款逾5,100萬

      據該未經證實的檔,獲黎智英捐款的政黨,包括近年屢次煽動平民百姓狀告政府的公民党,公民党核心策劃的爭取外傭居港權及阻港珠澳橋興建的兩宗官司,令其受市民的支持率劇跌。根據黎智英的捐款紀錄顯示,該黨最少有逾1400多萬元捐款(2006-2011年)。

      陳方安生則獲捐款130萬,估計其中一筆款項是資助她參加2007年9月的立法會港島選區補選的選舉經費。在2010年公民党與社民連發起「五區公投」的日子內,公民党恰巧有一筆大約400萬的黎智英捐款;而社民連則有一筆100萬的捐款。最離奇是中國會創辦人、富豪「上海灘」鄧永鏗亦有接受黎智英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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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情局間諜黎智英政治獻金操控香港反對派》
    ──打造港澳臺反華基地

    港媒爆:(美諜特務四人幫)黎智英5年捐2.3億政治獻金

    香港各大媒體今天均在頭版報導,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是香港泛民主陣營的超級金主,由2005年迄今共捐出港幣6000多萬元 (台幣2.3億),其中3500萬元直接捐給公民黨、民主黨、社民連在內的反對派政黨。而在曝光捐款名單中,香港前政務司長陳方安生、天主教香港教區前主教陳日君也赫然在列,陳日君接受的捐款總額高達港幣2000萬。

    相關捐款資料是由最新一期的「Foxy解密」揭露,網上分享軟體Foxy 近年不時洩露政府或機構的內部機密檔。據香港明報報導,黎智英的捐款佔民主黨非會員捐款的比例極高,2009/10年度高達99.4%,佔公民黨非會員捐款比例則在40%至68%之間,顯示捐款高度集中在一人。

    香港媒體評論,媒體大亨對政黨和政治人物的大額捐輸事涉敏感,例如媒體大亨梅鐸去年10月在期中選舉前的兩筆100萬美元政治捐款即引發極大風波。文匯報指智英意圖操控反對派。

    香港沒有《政黨法》,政黨無須公開大金額捐款來源,但政黨若以公司名義註冊,須在財務報告中列出所收捐款總額。

    Foxy連日公佈的5份黎智英檔案,包括他的現金流量表、 2005年至今的捐款清單、捐款文件、捐款本票等。接受黎智英捐款最多的是民主黨、公民黨,兩黨總額達港幣3300萬,公民黨自2006年起每年收到捐款,金額由200萬增至今年的600萬,顯示黎智英對該黨支持增加。

    黎智英對記者的查詢迄無回應,各政黨中也只有社民連承認接受港幣 100萬的「五區公投」經費。

    其他政黨多不願證實或評論有關捐款,而以「捐款人資料不公開、任何捐款均沒有附帶條件」來回應。民主黨並表示,捐款人身分保密是為免中國方面「秋後算帳」。

    【2011/10/18 聯合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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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智英巨額捐獻惹爭議 陳日君:無關政治》

    香港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向政界及個人的巨額捐獻事件持續發酵,前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證實接受過捐款,但與政治無關。

    陳日君今早公開證實,曾收過黎智英的捐款,但強調對方只是捐錢給自己,與教區無關,也與政治無關。

    陳日君說,所收捐款用於本地慈善團體、支援中國大陸的修女到羅馬進修,以及捐助海外的天災。

    至於民主黨和公民黨,至今仍拒絕公開曾否收過黎智英的捐款,但他們強調不會在任何附帶條件下接受外來捐款。

    本地媒體昨天報導,一份疑似是黎智英私人帳簿的Foxy文件昨日曝光,帳簿記錄黎智英於2005年至2011年間,捐款給多個泛民政黨和個別人士。

    其中,陳日君獲得最多捐款,過往幾年獲捐款約港幣2000萬元。

    在政黨方面,民主黨自2006至 2011年獲黎智英捐款1300餘萬元;公民黨獲捐款約1500萬元。

    此外,黎智英也曾向社會民主連線、港府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等小黨及個人捐獻。

    香港媒體對此質疑,第1,陳日君出任主教時收取如此龐大捐款,其用途為何?為何個別宗教人士以私人名義收取捐款不受教會管制?第2,黎智英的捐款是否影響到各黨派及個別人士的政治取向和行動。

    頭條日報今天發表社論說:「香港是否已出現傳媒與政黨結盟,暗中配合,主宰政局的勢頭,是時候深切關注。」

    黎智英的政治態度一向明確,就是支持民主自由,而他與陳日君、前民主黨主席李柱銘、陳方安生向被視為香港民主派4大核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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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日君認個人名義收黎智英捐款》

    (香港訊)明報報導,天主教香港教區前主教陳日君樞機承認曾接受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捐款,款項全用在教會事業。

      陳日君今日就校本條例終審教區敗訴一事召開記者會,會後主動談到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捐款的問題。

      陳日君承認曾接受黎智英的捐款,而百分之百的捐款都是捐給他個人,不是捐給教區;捐款跟任何政治也沒有關係,而黎智英從來沒有過問這筆款項的用途,而他也從沒有向黎智英交代,也沒有說過「多謝」。他承認首次收到300萬元支票捐款時,自己也有點愕然。

      對於黎智英及從其他途徑得到的捐款數目,他稱沒有作過很詳細的統計,但用途十分廣泛,包括捐款給不同的慈善機構;每年多次到外國包括羅馬教廷的商務客位機票開支;給予神父修女到負笈羅馬的助學金,包括到當地探望他們時飲宴和利市錢開支;在港舉行主要供小朋友參加的活動,包括旅行和聯歡會;購買月餅送囚犯;送贈聖像予學校;翻譯外文書籍;也捐款予外國,包括受天災橫禍影響地區的主教、外國教區等。

      陳日君指,天主教香港教區其實不是很富有,所以他也很少向教區「伸手」。至於收到的捐款,他強調全用在教會事業上,沒有作個人用途。

      陳日君在今早的記者會上回應商人黎智英的捐款,他自嘲為敗家精,捐款用剩幾十萬。

      陳日君被問到黎智英給他的二千萬捐款是否已花光,陳日君表示,還用剩幾十萬。他多次形容自己是敗家精。

      陳日君又強調,黎智英從來沒有問過他如何用這些錢,他亦從來沒有問過黎智英下一次何時再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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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日君避談巨額捐款流向 干政主教幕後屢亂港》

    最新“Foxy解密”踢爆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在過去數年內,合共向天主教香港教區前樞機主教陳日君捐鉅款逾2000萬元,但用途不明。天主教香港教區副主教陳志明表示,教區並不知道事件,教會賬目也沒有出現有關捐款,又強調教區規定任何神職人員進行公開籌款活動時,需要先得到教區的同意,至於以私人名義捐助就不會監管;又說不會要求陳日君交代如何運用款項。捲入“捐款門”風波的陳日君18日現身堅道天主教座堂時對事件“三緘其口”,並一度黑面,令鉅款去向及用途更添懸疑。多名學者則認為陳日君有需要向公眾解釋捐款流向及用途,否則公眾難免質疑捐款用途 “見不得光”。

      香港《文匯報》報導,細閱經Foxy軟體外泄的黎智英“政治獻金”檔時,已指出當中最吊詭之處是陳日君由2005年至2010年間,獲得“個人捐款”高達逾2000萬元,還超過公民党及民主黨,ue足證陳日君在黎智英心中的地位與他人相比確實不可同日而語。

      對巨額捐款去向,天主教香港教區副主教陳志明18日表明,教區從來沒收過來自黎智英的捐款,教區的賬簿內亦沒此紀錄,也不知道陳日君是否個人接受有關捐款:“大額的我們全部都清楚的,(全部賬目也好清楚?)我們有一部門列明的,特別有些人捐款我們也要知來源是哪里,清清楚楚很緊要的。”但他形容陳日君樞機好心,樂意幫助任何人,如果他需要幫助任何人,都需要人幫助他,他接受捐助是可以理解雲。

      當天陳日君兩度被記者追問捐款一事,都不肯作出回應。他早上現身堅道天主教座堂時,一聽到問題,一度黑面就走進座堂內,其後再被追問“有沒有這件事” 時,他就掛著勉強笑容,繼續“收口”;下午離開座堂時,更急步“沖進”的士內,並大力關上車門,差點夾中攝影師的手,似乎有點老羞成怒,落荒而逃,希望儘快離場避開記者追訪。

      另據報導,被揭過去5年收受壹傳媒老闆黎智英2000萬私人獻金的原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回歸以來一直高調參與本地政治,開始時主要利用其主教身份發表各類有關政治言論,其後更與民主黨創党主席李柱銘、黎智英和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組成“四人幫”,大搞密室政治,在幕後操控反對派,包括公民党成立、勸退甘乃威參加2007年補選,乃至近年策動所謂的“公投”運動。

      “四人幫”近年主導整個泛民主派的力量和意識形態,隱身其後的陳日君和黎智英更是合作無間。在2005年政改方案一役中,陳日君高調批評,有關方案 “難以接受”,要求泛民議員反對。時任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更于立法會否決政改方案後,罕有地點名批評陳日君。天主教刊物《公教報》於2006年刊登一名神父的文章,指有教友對陳日君就政改等政治問題的高調取態感到不滿,但陳日君反而變本加厲。

      2007年港島區立法會補選時,陳日君被揭發聯同黎智英和李柱銘,透過所謂的“飯聚”干預選舉,包括強推陳方安生參與補選,並勸退準備參與競選的民主黨成員甘乃威等。至2008年,由黎智英牽頭,“四人幫”在黎位於九龍加多利山的豪華大宅內進行了3個小時的“秘密飯局”,遊說陳太再度參選立法會,未能得逞。陳日君亦被外界視為策動所謂“五區公投”的幕後黑手之一,並以神職人員身份,呼籲市民支持所謂“五區公投”運動。

      “維琪解密(專題)” 早前公開的近千份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機密電文中,也揭露陳日君與黎智英和李柱銘不時一起與美國駐港總領事會面吃飯,討論的話題非常廣泛,包括香港的政治、政黨及政府官員等方面。電文亦披露,李柱銘、黎智英、陳日君於2006年到梵蒂岡“朝聖”,首次令他們嘗到“傳媒、宗教、政客”組合可發揮的影響力,隨後就和美領館“情投意合”,並“幕後操控”多場政治鬥爭。


  30. 2012/02/12 於 11:44 patchpieces

    經典學習:
    《唯心歷史觀的破產》

      中國人之所以應當感謝美國資產階級發言人艾奇遜,不但是因為艾奇遜“明確地供認”了【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替美國打仗殺中國人】這樣一種“事實”,使得中國的先進分子“有證據”地去說服落後分子。
    不是嗎?你們看,艾奇遜自己“招認”了,最近數年的這一場使得幾百萬中國人喪失生命的大血戰是美國帝國主義“有計劃地組織”成功的。
    中國人之所以應當感謝艾奇遜,又不但因為艾奇遜公開地宣稱,他們要招收中國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分子,組織“美國的第五縱隊”,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因此引起了中國人特別是那些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中國人的注意,大家相約不要上美國人的當,到處警戒美帝國主義在暗地裏進行的陰謀活動。
    中國人之所以應當感謝艾奇遜,還因為艾奇遜“胡謅”了一大篇中國近代史,而艾奇遜的歷史觀點正是中國知識份子中有一部分人所同具的觀點,就是說資產階級的唯心的歷史觀。
    駁斥了艾奇遜,就有可能使得廣大的中國人獲得打開眼界的益處。對於那些抱著和艾奇遜相同或者有某些相同的觀點的人們,則可能是更加有益的。

      艾奇遜“胡謅”的中國近代史是什麼呢?
    他首先試圖從中國的經濟狀況和思想狀況去說明中國革命的發生。在這裏,他講了很多的“神話”。

      艾奇遜說:
    “中國人口在十八、十九兩個世紀裏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負擔的壓力。人民的吃飯問題是每個中國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國民黨在法典裏寫上了許多土地改革法令,想這樣來解決這個問題。這些法令有的失敗了,有的被忽視。國民政府之所以有今天的窘況,很大的一個原因是它沒有使中國有足夠的東西吃。中共宣傳的內容,一大部分是他們決心解決土地問題的諾言。”

      在不明事理的中國人看來,很有點像。人口太多了,飯少了,發生革命。國民黨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共產黨也不見得能解決這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

      革命的“發生”是由於人口太多的緣故嗎?
    古今中外有過“很多”的革命,“都是”由於人口太多嗎?
    中國幾千年以來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於人口太多嗎?
    美國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⑴,“也是”由於人口太多嗎?
    艾奇遜的“歷史知識”等於“零”,他連美國獨立宣言也沒有讀過。華盛頓傑弗遜⑵們“之所以”舉行反英革命是因為英國人“壓迫”和“剝削”美國人,“而不是”什麼美國人口過剩。
    中國人民歷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為這些封建朝廷“壓迫”和“剝削”人民,而不是什麼人口過剩。
    俄國人所以舉行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因為俄皇和俄國資產階級的壓迫和剝削,“而不是”什麼人口過剩,俄國至今還是土地多過人口“很遠”的。
    蒙古土地那麼廣大,人口那麼稀少,照艾奇遜的“道理”是不能設想會發生革命的,但是卻早已發生了⑶。

      按照艾奇遜的“(神話)說法”,中國是毫無出路的,人口有了四億七千五百萬,是一種“不堪負擔的壓力”,革命也好,不革命也好,總之是不得了。
    艾奇遜在這裏“寄予”了很大的“希望”,這個“希望”他沒有說出來,卻被許多美國新聞記者“經常地”透露了出來,這“就是所謂”中國共產黨解決不了自己的經濟問題,中國將永遠是天下大亂,只有靠美國的麵粉,即是說變為“美國的殖民地”才有出路。

      辛亥革命⑷“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個清朝政府,“而沒有”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和剝削。
     
      北伐戰爭“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美蔣)蔣介石“背叛”革命,“投降”帝國主義,成了壓迫和“剝削”中國人的“反革命”首領。

     辛亥革命⑷“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個清朝政府,“而沒有”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和剝削。
     
      北伐戰爭“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美蔣)蔣介石“背叛”革命,“投降”帝國主義,成了壓迫和“剝削”中國人的“反革命”首領。

     辛亥革命⑷“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個清朝政府,“而沒有”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和剝削。
     
      北伐戰爭“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嗎)?
    “是因為”(美蔣)蔣介石“背叛”革命,“投降”帝國主義,成了壓迫和“剝削”中國人的“反革命”首領。

      “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嗎?
    西北、華北、東北、華東各個解決了土地問題的老解放區,難道還有如同艾奇遜所說的那種“吃飯問題”存在嗎?
    美國在中國的“(特務)偵探”或所謂“觀察家”是不少的,為什麼連這件事也沒有探出來呢?上海等處的失業問題即吃飯問題,完全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殘酷無情的壓迫和剝削的結果。在人民政府下,只消幾年工夫,就可以和華北、東北等處一樣完全地解決失業即吃飯的問題。

      中國人口眾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辦法,這辦法就是生產。
    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如像馬爾薩斯⑸者流“所謂”食物增加趕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謬論”,不但被馬克思主義者早已從理論上駁斥得乾乾淨淨,而且已被革命後的蘇聯和中國解放區的“事實”所完全駁倒。
    根據革命加生產即能解決吃飯問題的真理,中共中央已命令全國各地的共產黨組織和人民解放軍,對於國民黨的舊工作人員,只要有一技之長而不是反動有據或劣跡昭著的分子,一概予以維持,不要裁減。十分困難時,飯勻著吃,房子擠著住。已被裁減而生活無著者,收回成命,給以飯吃。國民黨軍起義的或被俘的,按此原則,一律收留。凡非首要的反動分子,只要悔罪,亦須給以生活出路。

      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
    我們是艾奇遜反革命理論的駁斥者,我們相信革命能改變一切,一個人口眾多、物產豐盛、生活優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國,不要很久就可以到來,一切悲觀論調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西方的影響”,這是艾奇遜“解釋”中國革命所以發生的第二個原因。
    艾奇遜說:“中國自己的高度文化和文明,有了三千多年的發展,大體上不曾沾染外來的影響。中國人即是被武力征服,最後總是能夠馴服和融化侵入者。他們自然會因此把自己當作世界的中心,把自己看成是文明人類的最高表現。到了十九世紀中葉,西方突破了中國孤立的牆壁,那在以前是不可逾越的。這些外來者帶來了進取性,帶來了發展得蓋世無雙的西方技術,帶來了為以往的侵入者所從來不曾帶入中國的高度文化。一部分由於這些品質,一部分由於清朝統治的衰落,西方人不但沒有被中國融化,而且介紹了許多新思想進來,這些新思想發生了重要作用,激起了騷動和不安。”

      在不明事理的中國人看來,艾奇遜說得很有點像。西方的新觀念輸入了中國,引起了革命。

      革什麼人的命呢?因為“清朝統治的衰落”,向弱點進攻,是革清朝的命了。
    艾奇遜在這裏說得“不恰當”。辛亥革命是“革帝國主義的命”。
    中國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為清朝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反對英國鴉片侵略的戰爭⑹,反對英法聯軍侵略的戰爭⑺,反對帝國主義走狗清朝的太平天國戰爭⑻,反對法國侵略的戰爭⑼,反對日本侵略的戰爭⑽,反對八國聯軍侵略的戰爭⑾,都失敗了,於是再有反對帝國主義走狗清朝的辛亥革命,這就是到辛亥為止的近代中國史。
    艾奇遜所說的“西方的影響”是什麼呢?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1848年)中所說的西方資產階級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⑿。在這個影響或“改造”過程中,西方資產階級需要“買辦”和熟習西方習慣的“奴才”,“不得不”允許中國這一類國家開辦學校和派遣留學生,給中國“介紹了許多新思想進來”。隨著也就“產生”了中國這類國家的民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同時並使農民破產,造成了廣大的半無產階級。這樣,西方資產階級就在東方造成了兩類人,一類是少數人,這就是為帝國主義“服務”的“洋奴”;一類是多數人,這就是反抗帝國主義的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從這些階級出身的知識份子,所有這些,都是帝國主義“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從這些人“發生”的。不是什麼西方思想的輸入引起了“騷動和不安”,“而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引起”了反抗。

      在這個反抗運動中,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即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到1919年的五四運動⒀的前夜,共計七十多年中,中國人沒有什麼思想武器可以抗禦帝國主義。舊的頑固的封建主義的思想武器打了“敗仗”了,抵不住,宣告破產了。不得已,中國人被迫從帝國主義的老家即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武器庫中學來了進化論、天賦人權論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等項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組織過政黨,舉行過革命,“以為”可以外禦列強,內建民國。但是這些東西也和封建主義的思想武器一樣,軟弱得很,又是抵不住,“敗下陣”來,宣告破產了。

      1917年的俄國革命“喚醒”了中國人,中國人“學得了”一樣新的東西,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
    孫中山也“提倡”“以俄為師”,主張“聯俄聯共”。
    總之是從此以後,中國改換了方向。
    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
    孫中山也“提倡”“以俄為師”,主張“聯俄聯共”。
    總之是從此以後,中國改換了方向。
    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
    孫中山也“提倡”“以俄為師”,主張“聯俄聯共”。
    總之是從此以後,中國改換了方向。

      艾奇遜是“帝國主義政府”的發言人,他當然“一個字也不願意提到”帝國主義。他將帝國主義的侵略,說成“外來者帶來了進取性”。
    看啊,多麼美麗的名稱——“進取性”。中國人學了這種“進取性”,不是進取到英國或美國去,只是在中國境內引起了“騷動和不安”,即是革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命。可惜沒有一次成功,都給“進取性”的發明人即帝國主義者打敗了。於是掉轉頭去學別的東西,很奇怪,果然一學就靈。

      “中國共產黨是在二十年代初期,在俄羅斯革命的思想推動之下建立起來的”。
    艾奇遜說對了。這種思想不是別的,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這種思想,和艾奇遜所說的西方資產階級的“為以往的侵入者所從來不曾帶入中國的高度文化”相比較,不知要高出幾多倍。其明效大驗,就是和中國舊的封建主義文化相比較可以被艾奇遜們傲視為“高度文化”的那種西方資產階級的文化,一遇見中國人民學會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文化,即科學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就要打敗仗。被中國人民學會了的科學的革命的新文化,
    第一仗打敗了【帝國主義的走狗】北洋軍閥,
    第二仗打敗了【帝國主義的又一名走狗】蔣介石在二萬五千里長征路上對於中國紅軍的攔阻,
    第三仗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汪精衛,
    第四仗最後地【結束了美國和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及其走狗】(美蔣)蔣介石等一切反動派的統治。

      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到中國“之所以”發生這樣大的作用,“是因為”中國的社會條件有了這種“(迫切)需要”,“是因為”同中國人民革命的實踐發生了聯繫,是因為被中國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觀的實際的事物相聯繫,如果沒有客觀存在的需要,如果不為人民群眾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東西,即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不起作用的。
    我們是反對歷史唯心論的歷史唯物論者。

      非常奇怪,“蘇維埃的學說和實踐,對於孫中山先生的思想和原則,尤其是在經濟方面和黨的組織方面,有相當的影響”。
    被艾奇遜們所傲視的西方的“高度文化”,對於孫先生的影響怎麼樣呢?艾奇遜“沒有說”。孫先生以大半輩子的光陰從西方資產階級文化中尋找救國真理,
    結果是“失望”,轉而“以俄為師”,這是一個偶然的事件嗎?
    結果是“失望”,轉而“以俄為師”,這是一個偶然的事件嗎
    結果是“失望”,轉而“以俄為師”,這是一個偶然的事件嗎
    顯然不是。
    孫先生和他所代表的苦難的中國人民,一齊被“西方的影響”所“激怒”,下決心“聯俄聯共”,和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奮鬥和拚命,當然不是偶然的。
    孫先生和他所代表的苦難的中國人民,一齊被“西方的影響”所“激怒”,下決心“聯俄聯共”,和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奮鬥和拚命,當然不是偶然的
    孫先生和他所代表的苦難的中國人民,一齊被“西方的影響”所“激怒”,下決心“聯俄聯共”,和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奮鬥和拚命,當然不是偶然的
    在這裏,艾奇遜“不敢說”蘇聯人是帝國主義侵略者,孫中山是向侵略者學習。那末,好了,孫中山可以向蘇聯人學習,而蘇聯人並非帝國主義侵略者,為什麼孫中山的繼承者,孫中山死後的中國人,就不可以向蘇聯人學習呢?
    “為什麼”孫中山以外的中國人從馬克思列寧主義學了科學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理論,並使之和中國的特點相結合,發動了中國的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創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就叫做“受蘇聯控制”,“共產國際的第五縱隊”,“赤色帝國主義的走狗”呢?
    世上有這樣高明的“邏輯”嗎?

      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後,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從這時起,近代世界歷史上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偉大的勝利的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已經復興了並正在復興著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文化。
    這種中國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來說,已經超過了整個資本主義的世界。比方美國的國務卿艾奇遜之流,他們對於現代中國和現代世界的“認識水準”,就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個普通戰士的水準之下。

      至此為止,艾奇遜以一個資產階級大學教授講述無聊課本的姿態,向人們表示他在尋求中國事變的因果關係。中國之所以發生革命,一因人口太多,二因西方思想的刺激。
    你們看,他好像是一個因果論者。接下去,他就連這點無聊的“偽造”的因果論也不見了,出現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事變。中國人就是那樣毫無原因地互相爭權奪利和猜疑仇恨。鬥爭中的國民黨和共產黨,雙方的精神力量的對比,發生了莫名其妙的變化,一方極度下降,降到零度以下,另一方極度上升,升到狂熱的程度。
    什麼原因呢?誰也不知道——這就是艾奇遜所代表的美國的“高度文化”中所固有的“邏輯”。

    文/毛 澤 東

    1949年9月16日

    =================================
    短 評:
    “漢奸(買辦帶路黨)”們“宣揚”的所謂不深入“改革開放,就死路一條”,國人就沒有飯吃,就會餓肚子,就會死,“本質上”想把天朝“變成”對方(美帝)的殖民地,這是多麼荒謬的唯心論!


  31. 2012/03/03 於 19:18 patchpieces

    《狐狸看雞窩 破產專家“研究發展”》
    《狐狸看雞窩 破產專家“研究發展”》

    真該感謝佐利克——要不是這位洋大人的“當眾嘉獎”引起了我的注意和好奇、隨手搜索了一下,我還真不會發現“勾結”「世界銀行」秘密安排中國命運、把持『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頭號人物竟然是個“破產專家”——更確切地說,是“國有企業政策性破產專家”。
    這可是官方網站的正式資料——李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黨組副書記,“長期從事宏觀經濟、國有企業改革、企業國有產權管理、國有企業政策性破產、國有企業金融衍生產品投資管理、企業資訊化等方面實踐和政策研究工作”(http://www.drc.gov.cn/zxld.asp)

    看清沒有?“長期從事”“國有企業改革、企業國有產權管理、國有企業政策性破產”。有多長期?官方資料一清二楚:
    1991年進國務院,1998年成國務院辦公室大拿——正是“下崗幾千萬”、“買斷工齡”、“下崗分流”、“減員增效”、“改革代價”、“破產重組”、“產權明晰”、“MBO”、“冰棍論”、“吐痰論”、“靚女先嫁論”、“國有企業無主論”、“國有資產大流失”如火如荼的時候(大權在握的李大人在其中的貢獻自然大大的)。

    屈指一算,人家迄今已足足幹了二十多年的“國有企業改革、企業國有產權管理、國有企業政策性破產”,而且有理論有行動——“實踐和政策研究工作”,可見絕對是這行的老資格老油條。“多年的道路走成河,多年的媳婦熬成婆”,即便李大人當年是外行,如今也早成內行了。

    尤其是“國有企業政策性破產”(就是說國有企業沒虧損也必須破產——國有企業不賺錢是“沒效率”,賺錢是“壟斷”,死活都有罪,非消滅不可,難怪要“政策性破產”),這號專業全世界有幾家?“物以稀為貴”,只要是我有你沒有,哪怕是個癩蛤蟆也得當天鵝供。幾十年如一日理論聯繫實際搞“國有企業政策性破產”的,豈能沒資格當“國有企業破產專家”?

    讓“破產專家”主管“研究發展”實在是諷刺:這不是讓狐狸看雞圈嗎?而讓“國有企業破產專家”把持“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則不但是諷刺,而且簡直是恐怖了——火葬場老闆開醫院,真正巴不得的是要人死還是要人活?

    “國有企業破產專家”把持“發展研究中心”,真不知道這“發展研究中心”的正經差事是什麼?
    是中國經濟的發展,還是國有企業的破產?
    難道說,只有國有企業破產,中國經濟才能發展?更或者說,國有企業破產=中國經濟發展?

    怪不得李大人幹了二十多年的“國有企業破產”、砸了幾千萬老工人的飯碗還不過癮,又“風雨無阻、致死方休”地瞄上了倖存的國有企業,大有不把剩下的幾億國有企業職工都變成“改革代價”誓不甘休的淩雲壯志。

    李大人不愧是“專家”,懂得審時度勢見機行事,積二十多年“國有企業政策性破產”之經驗,知道要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中國國有企業,單憑自己的份量還不夠,即便拉著“後臺(瘟政改)”一起出馬也困難重重——如今對付中國老百姓,聳人聽聞的招牌頭銜已經不靈了,用魯迅的話說,“‘皇太后鞋店’的顧客,我看見也並不比‘皇后鞋店’裏的多”——經過三十多年的“特別是”,“專家”臭了,“學者”臭了,“教授”臭了,“精英”臭了,“經濟學家”臭了,“學術研究”臭了,這會兒哪怕祭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這大得嚇人的招牌也未必能再讓老百姓肅然起敬、兩腿發軟、屁滾尿流了。

    怎麼辦呢?土的不行就來洋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中國的菩薩不靈就找外國的,向世界銀行搬救兵,遠道的和尚好念經:土特產的“專家”不靈、“學者”不靈、“教授”不靈、“精英”不靈、“經濟學家”不靈、“學術研究”不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不靈,那就來洋的,請「世界銀行」的“洋大人”出馬,再把土特產頭銜全堆到一起,來個一勺燴,這下該靈了吧?
    於是就有了“世界銀行”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專家”+“學者”+“教授”+“精英”+“經濟學家”+“學術研究”=“2030的中國”

    ——為了打鬼,所以借助鐘魁;
    為了消滅國企,所以勾結洋人。
    反正“中國人(漢奸買辦帶路黨)勾結外國人共同對付中國人”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只是這次“精英”對“百姓”的色彩格外濃厚鮮明——中、美“精英”大聯合,齊心協力“對付”中國老百姓。你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還沒影呢,人家的“中美國精英,聯合起來”的合作結晶都出來了,了不起吧?

    說實在話,我倒覺得佐利克挨駡有點冤——人家想搞垮中國不假,問題是誰讓你專找想搞垮中國的人出點子?你不理不睬不上當,他再一肚子壞水也使不上勁。找屠夫動手術,割死人算誰的?屠夫固然責無旁貸,把屠夫“說成”醫生的人更罪大惡極,而盲目相信“屠夫是醫生”的人自己也有責任。“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

    “蒼蠅不抱沒縫的蛋”,沒有家賊引不來外賊,沒有內鬼引不來外鬼,沒有“李偉”們當“李鬼”或曰“裏鬼”,佐利克們再能也是“狗咬刺蝟——沒處下嘴”—— 佐利克自己承認,這個“中國2030”的研究專案從“發起到指導”全虧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由此可見想出這個“(瘟政改)鬼點子”的並非美國人,而是中國文匪“精英”——美國人再滑頭,對付起中國來還是不如中國文人的花花腸子多。

    比如對別國經濟指手畫腳,總是親自出馬,頂多以“世界銀行”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名義,基本屬於直來直去硬幹,以前還真沒見玩過這種“聯合研究”這類“曲線干涉”的把戲。這“聯合研究”跟中國京戲的“男人扮女人”其實是一個味:京戲是“男人看見‘扮女人’,女人看見‘男人扮’ 。表面上是中性,骨子裏當然還是男的”。

    而這“聯合研究”呢?外國人明白是“「世界銀行」做說了算”,中國人卻“以為”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說了算”,“表面上”是“雙贏”,骨子裏當然還是洋人說了算。“男人扮女人”是“我們中國最偉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藝術’”,“聯合研究”不過是這種“最偉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藝術’”的副產品,這等招術是習慣于直線思維的西方人想破頭也發明不出來的。不過沒關係,人家只需要把握住一條:“以華制華”,用中國的文匪“精英”整中國人。

    比如這次“聯合研究”,從出點子到付諸實施到使其通過,沒有中國文匪“精英”的裏應外合門都沒有。佐利克說“李偉主任為如何使本報告對中國領導層更有利用價值提供了特殊的重要指導作用”

    ——可見人家把中國政府內部的運作規律規則全盤告訴了美國人,手把手“教會”人家“如何干涉”中國內政:你要這麼幹准通不過,必須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才能“對中國領導層更有利用價值”,才能克服阻力達到目的。所以佐利克才會感激不盡,才會用“特殊的重要指導作用”這樣的字眼來形容。

    從“甲午戰爭”到“八國聯軍”到“抗日戰爭”,外國鬼子為什麼對中國情況瞭若指掌?就因為有一代又一代的“(漢奸買辦帶路黨)內奸”給人家“提供”了及時準確的情報。如今“裏鬼”們連如何把握中國政府內部的運作規律、如何“更有效地干涉”中國內政這樣深入細緻的政治情報都手把手地教會人家了,難怪人家對成立“中美國”如此信心十足。

    順便說一句:按照“消滅國企”、“政企分開”的原則,政府部門與學術研究機構同樣應該分開。
    既然如此,那這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本身也應該在消滅之列:說你是學術研究單位吧你分明是政府機構,說你是政府機構吧你又標榜搞“學術研究”,又掌權又“研究”,難道不是不倫不類?

    你的“學術研究”成果是競爭的產物,還是權力的產物?
    你搞“學術研究”時什麼時候允許過競爭?
    “什麼時候”允許中國老百姓參與?
    “借助”權力搞“學術研究”、“不准”別人爭論的人有什麼資格指責“國有企業壟斷”、“破壞競爭”?

    國有企業即便壟斷也只影響某一個行業。而這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壟斷的“學術研究”呢?影響的可是全國所有行業的國有企業——幾個“學者”借著權力勾結外國人,不聲不響就偷偷決定了全國幾百個大型國有企業、幾千萬幾億國有企業職工、幾萬億國有資產的命運,誰給你的權力?

    這難道不比某個具體的國有企業某一方面的壟斷“嚴重百倍”?

    要人下崗的人應該自己先下崗,要破除壟斷的人應該先破除自己的壟斷,先破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國家決策的壟斷。要消滅國企,就該先消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這樣不倫不類的機構。中國要發展,頭一條就不能讓“國有企業政策性破產專家”來把持“研究發展”——自身不正,焉能正人?

    真正值得深思的是“聯合研究報告”的出爐時機——不早不晚正趕上“最後一屆”,正趕上“寧要……不要”一浪高過一浪之時。這才奇了、怪了:“改革攻堅”拖拖拉拉了多少年,怎麼(瘟政改)快下臺了“突然”像上足了發條來了勁了?早幹什麼去了?以前那麼四平八穩,怎麼如今突然什麼也不在乎,大喊大叫“冒點風險不怕”了?

    為什麼以前不敢提“冒點風險不怕”?
    其實窗戶紙一捅就破:“監守自盜的賊”如何才能在離任後不被追究?
    簡單得很:離任前暗中放它一把火,掐著點專等交接班完成之後才燒起來。這時接任的焦頭爛額救火都來不及,“哪有功夫”查自己的帳?“這樣一來”什麼贓款贓物都可以“藉口”大火推得乾乾淨淨,別人還會說:人家當班時再不濟也沒出這種大亂子,全是你這新上任的無能。

    由此可見先前的“拖”和現在的“趕”都是經過【周密策劃】的,算准了要“安排”個卸任之後的“天下大亂”,這才能確保自己加老婆孩子這些年的貪贓枉法不會被追究。沒有這招後手,(瘟政改)大權不在之後如何保住腦袋?(瘟政改)狐狸看雞圈、破產專家“研究發展”其實是戲中有戲,這淌渾水“深得很”,背後的名堂多了去啦。

    文/黎陽

    2012年3月2日

    =================================================
    □ 螺旋 □

    短評/韓菲論道

    2012.2.27

    “改革”三十年,搞資本主義的“弊端”現在盡顯,解放前“人吃人”的“醜惡黑暗社會”已經重現演繹一遍,給人民群眾生動的上了一課什麼叫“三座大山”,也許這就叫歷史的螺旋發展。
    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國”前三十年勒緊褲腰帶進行創業、建設、佈局加生產,留給了中華民族用以輝煌復興的硬體,但人民思維與精神世界的轉變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輕易改變,聖人想通過文革這樣的不流血的方式“洗涮滌蕩”中華民族部分自謂為讀書人、人上人的“積弱、自卑、猥瑣、自私”(清政府毒害之深)的內心,達到適應先進生產關係的目的,結果絕大部分人領會不到聖人文革的深刻精神,最終人亡政息。
    如今“人心思變”,仁人志士反思不斷,歷史的螺旋必定向“迴轉”。如果有一天,天朝絕大多數的人民精神(文化上)世界被自信、自尊、慈儉等優秀品質充滿,再加上天朝無以倫比的生產與創新的硬體,則獨領風騷將為時不晚,試問小小寰球誰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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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洋奴 □

    短評/韓菲論道

    2012.2.27

    “政治原則性”的“喪失”是現在官員的普遍規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造成了招商引資往往“不顧羞恥”甚至達到“弱智”,地方官員普遍在外事方面一幅“洋奴”習氣,低三下氣,看見外夷“自慚形穢”,鬼子在國內有點事就上升到政治層次考慮問題,怕丟官帽子,出現這種愚蠢的精神問題,歸根結底怪乎誰?
    其實人民看的很明白,問題的關鍵在“核心”。清政府之所以對外“奴顏媚骨”,割地賠款,俯首稱臣,是“同樣的道理”,教科書寫了點,但是沒有寫明白,清政府的問題同樣處在“核心”,王公大臣,尤其是“核心”的那幾位蠻夷,通過鴉片貿易,割地賠款,出賣主權(經濟,金融,建造,交通,礦產、建軍等)得到了多少好處?只要自己飽,那管全家餓,“個人私欲”無限膨脹,大好江山化作幾錠元寶褲兜藏,搞成這樣江山不失,天理何存。
    至於誰如果有興趣,可以試著考證清政府軍機處及封疆大吏中的那幾位通過與外夷“相互勾結”鯨吞了多少金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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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懷璧其罪 □

    短評/韓菲論道

    2012.2.28

    天朝勞苦大眾經過約三十年的浴血奮戰,奪得江山,有了真正的主導權,後又勒緊褲腰帶又建設了三十年,終於擁有了屬於全集人民的巨額財產,在經過三十年的排除干擾的艱難發展,好不容易才長到成年(有了成果),如今“漢奸”赤裸裸的“勾結”洋人想通過所謂的“不改革就死路一條”的恐怖誓惡毒言奪取全集人民的資產,
    國企有罪嗎?國企是“簡單的經濟問題”嗎?
    國企“承載”的是一種公有制為主體的政治體制,
    國企是一種“無以替代”的戰爭動員能力,
    國企是執政黨穩定社會的最有力的利器,
    國企是 附著在國家力量上的倍增器。。。
    如果“漢奸”們真正通過所謂的“改革私有化”了國企,那一天真正來臨,也就是的執政黨走向“滅亡”的開始!
    看看《春秋左傳•桓公十年》 中描述:“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 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
    通過這個典故能看到什麼問題?
    內、外敵人第一步先要你的寶(經濟),
    第二部在要你的刀(軍隊),
    第三部要你的項上人頭,
    試問你tmd的給不給?要還是不知死活搞“私有”,只能命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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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子)明碼呼叫 (漢奸買辦帶路黨) □ (美歐操縱利比亞軍事政變模式)

    短評/韓菲論道

    2012.2.29

    “時間”對內外敵對勢力來說“越來越緊迫”,“逼得”對方開始對國內不得力的“漢奸”們進行“明碼呼叫”。前有稀拉瀝,後有唑克痢,內有“漢奸”們(注:含臥底最深的新自由主義經濟『芝加哥弟子Chicago Boys』世銀林毅夫)自己出來暴露自己,
    【歸根結底就一個主題,帝國主義快要倒斃,需要天朝為其墊背】,
    第一步“私有化國企”也就“貼上”不改革,中華民族就死路一條的“惡毒標籤”進行“隱蔽”。
    有個測試不知道准不准,如果允許私人資本參股國企,就讓他們真正的拿出(實體)黃金、白銀作為交換的股本,不知道他們願意不願意?
    別他娘的又從銀行“貸款(虛擬數位貨幣)”完成參股國企,通過產品漲價賺取暴利最終把“毒害”“轉嫁”給全集人民,這種“空手套白狼”對人民資產“剝奪”還“美其名”曰資本運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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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種 、 猛虎

    短評/韓菲論道

    2012.3.2

    “(中俄)正義與(美英以法西斯霸權聯盟)邪惡的鬥爭”已經白熱化,對敘利亞的提案“(2012/3/1)再次否決”說明兩大陣營的戰鬥鼓角已經吹響,還是那句話, 不管唯心者無論如何“粉飾”,如何堅持自己的唯心立場,世界格局都將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分裂成兩大團集”,除非有些(美奴帶路黨當權當道)民族“自甘墮落”下去,甘願做奴隸被人剝削與蹂躪(從去年的“國內漢奸們”提出的拯救對方就是救自 己的繆論,相當於舊西藏農奴甘願去救領主一樣滿腦子進水般“麻木不知羞恥”)。
    應該注意的是,敘利亞巴沙爾一定需要防止對方(美帝中情局+以色列猶太Mossad魔殺刀)玩“暗殺遊戲”,暗殺首腦一直被對方(美帝中情局+以色列猶太Mossad魔殺刀)認為是自己武器袋中最能起作用的一種方式,所以選好接班人與核心力量以防不測早準備。“置之死地而後生,陷之亡地而後存”,巴沙爾要以大無畏的勇氣秋風掃落葉般的蕩盡對方的“雇傭”與特種部隊。敘利亞現在最需要的是反特種作戰的技術、戰術與裝備。反過來看,曾遭受對方特種襲擊與即將下一輪遭受對方特種打擊的國家是不是應該向此處派遣自己一部分特種部隊,看看對方的特種是不是吹得那麼神,特種在國內練不出真本事,只有經過實戰與血與火的鍛打,特種才能真正成為國之利刃。

    對方(美帝基督教霸權+英法老帝國殖民勢力)現在在非洲採用的是“騷擾驅趕戰術”,讓你正常經營多年並有成果的經濟利益和經濟活動受到限制最終退出,(肢解分化依附戰略)蘇丹就是典型事例,經過近二十年投資建設現在到了收穫期,結果經濟果實運不回,逼迫天朝的猛虎出征咬人,陸軍這只虎早應該放出幫助黑兄弟去阻擊對方(美帝基督教霸權+英法老帝國殖民勢力)的“侵入”。沒有力量的延伸,哪能保證利益的獲取。所以航母應該儘快成軍,水陸並進經營非洲大地,海盜和強盜才能根本上絕跡,才能構築非洲的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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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第二大的“私人公司”(其實背景未必是私人的),在這裏,引用jackrain兄的原文,“世界第二大的是美國的G4S,這個名字是因為它的前是 Group 4 Falck A/S,和 Securicor plc 合併後成立的,這是負責安全保衛的公司,就是保鏢吧!超過625000名員工,雖然一些業務重點是對銀行,監獄,機場等負責保安,G4S也在世界各地的危機中發揮重要作用。
    2008年,它又買下了Armorgroup,其中9000雇員守衛了約三分之一在伊拉克的所有非軍用補給車隊的保護。它在超過125個國家和地區為安全 提供保護,包括一些非洲和拉丁美洲最危險的地方,它提供了政府機構和私營公司的全副武裝的安全部隊,土地掃雷,軍事情報和培訓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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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合韓非兄剛才的點評,不難看出,其實近期在非洲針對我國伸出的“黑手”背後可能就有“這幫人”,而且“數量龐大”,這也是美帝能在世界各主要地帶“張牙舞爪”的條件,人員配備眾多,正如jackrain兄所言,有多少退伍軍人都進了這個公司,這其實就是另外一種“變相”的“軍事駐紮”和延伸。


  32. 2012/11/17 於 07:19 patchpieces

    【普世接軌派大影帝溫家寶的火何以延燒到薄熙來身上?】

    提高警惕,不要毀在國內【主流精英們(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自由化普世價值派)】的手中,那是一幫【個人私慾熏心、假公濟私、吃裏扒外】的【普世豺狼買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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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世影帝瘟政改)溫家寶:中央已統一思想要(私有化)打破銀行壟斷】

    2012-4-3 鳳凰網

    【國難當頭的日子,(普世影帝瘟政改)總理又開始說文革了】

    2012-9-18

    很多人一直不明白漢民族精英統治階級的“韜光養晦”思維方式。其實很簡單,中國人是世界最勤勞而且能夠能忍耐的,中國人口一直是世界之最,在每個王朝的初期只要稍微給人民一點活路,只要剝削廣大中國人民就足夠讓統治階級過上幸福生活了。所以他們“韜光養晦”。

    可問題是到了最後,(個人主義)人性的貪得無厭他們就變成了只知道無限制壓榨本國人民還振振有詞!?!動咎拿文革“說事(藉以護身)”,真正對民族國家強盛不衰有幫助嗎?能夠解決我們面臨的問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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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家寶兒子溫雲松改名易姓(係人頭、非改名易姓),接受『平安保險』董事長馬明哲73億元(人民幣)的“平安保險”股票,於是廣東《新財富 》雜誌2003年中國富豪排行榜上前十名出現了一位身世不明、相片不見的「鄭建源」

    【溫家寶、薄熙來恩怨內幕:一個親歷者的回憶】

    2012年5月9日

    文/弼馬溫 (美國)

    提示:
    本人曾在90年代初的大連與薄熙來有一面之緣。90年代末期,在北京、上海、廣東等地經商,與溫家寶夫人張工有過數面之緣。與徐明有過餐敘,與鄭建源溫公子雲松也有過數次會面。都是正常的工作往來。
    本人現在已經旅居海外。看到最近薄熙來同志“被整肅”,海內外輿論“一邊倒地”大批判,本不想參與其中。但今天看到北京高校女教師王錚的公開信,感覺自己應該有點勇氣把“事實”披露一些。

    一、第一個關鍵人物徐明

    徐明是聯繫(影帝)溫家寶和薄熙來的一個關鍵人物。90年代末期,(影帝)溫家寶還是副總理,薄熙來在遼寧,徐明生意主要在東北,但要把生意做大,疏通中央的關係是必不可少的。

    徐明參與在上海成立一家保險公司,『生命人壽保險公司』。當時成立保險公司需要中央批准的牌照,屬於稀缺資源,不是一般人可以拿到的。但徐明拿到了。在拿這個牌照的過程中,徐明曾遇到一些挫折。其中,需要上海金融工委的批准。徐明直接打了個電話給當時上海的市委書記陳良宇,不久這個事情就搞定了。中央那邊,只有“國務院”能夠批,讀者自然可以想像徐明通過了誰的關係。

    這個事情,徐明欠了陳良宇一個人情。也使得當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影帝)溫家寶知道徐明和陳良宇“有關係”。當時,(影帝)溫家寶和陳良宇還沒有鬧翻。

    「生命人壽」的股東有徐明,還有一個人,就是鄭建源。此人也是『平安保險』的股東。有人猜測此人是溫雲松。本文作者和“鄭建源”有過餐敘,其人廣東口音,說話靦腆,中等身材,戴眼睛。據作者回憶,不應該是北京長大的溫公子。這個鄭建源確實是鄭裕彤的代理,但鄭裕彤和溫家的關係,尤其是和溫太張工的關係,就不能不讓人懷疑其中的淵源。

    二、第二個關鍵人物馬明哲

    「平安保險」馬明哲在90年末期,曾經花大筆資金聘請「麥肯錫公司」為其做事。溫家寶的女兒溫小萌也在「(美商)麥肯錫公司」做事。據作者瞭解到的事實是,馬明哲手下一個經理,離婚後娶了個新老婆。這個新老婆據稱是溫小萌的同學。通過這層關係,馬明哲搭上了溫小萌。馬明哲將這個經理調到北京分公司工作。也就是2000年左右,馬明哲在北京的平安大廈竣工,於是就有了溫太的“戴夢得公司”獲得北京平安大廈一層樓的事情。

    筆者的一個老友親眼看見,張工(溫太)帶領著香港富豪鄭裕彤,親自參觀了馬明哲的“平安公司”。後來就有了鄭裕彤和英國“滙豐銀行”入股『平安保險』。也就有了國務院特批平安公司成為集保險、銀行、證券、信託等為一體的金融集團,並得到國務院特批在香港和上海上市,並能夠作為一家外資公司享受內資公司的待遇,等等。
    至於裏面具體有什麼內幕交易,《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邱偉的那篇文章,基本都點到了。

    三、第三個關鍵人物邱偉

    《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邱偉的報導,把『平安保險』股權的騰挪轉換寫的比較清楚。文章最後不點名的暗示溫家寶公子溫雲松化名鄭建源持有平安保險70多億的股份。這裏有必要讓大家瞭解下邱偉這篇報導出籠的內幕。

    作為一個出道不久的記者,邱偉無從瞭解平安公司內部股權的內幕。而能夠告訴邱偉內幕的,必然是來自平安公司高層。

    這裏又要回到徐明那裏。徐明參股成立的「上海生命人壽」請了一個原『平安保險』的經理來任董事長。這個人是和馬明哲一起創立『平安保險』的元老之一。而此人離開馬明哲後,就把『平安(保險)公司』的一些內幕捅給了“南方報業”集團下面的《21世紀經濟報導》。當時是一個副總編帶著一個記者和此人會面的。稿子出來後,本來是壓著的。報社只是希望能夠從『平安公司』多爭取點廣告費。(這點可以google原“南方報業”的金牌記者楊海鵬。“南方報業”通過負面報導“換取”『平安公司』廣告費的“黑幕”,就是楊海鵬最先捅到網上的。)

    但(普世影帝瘟政改)溫家寶當“總理”後,先搞了段宏觀調控。上海的本地富豪感覺壓力很大,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也對溫家寶的政策有不同意見。而“南方報業”的股權裏面有上海富豪郭廣昌的投資。於是,《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邱偉的文章就出版了。當時引起轟動。

    邱偉的文章給了(普世影帝瘟政改)溫家寶很大、很大、很大的壓力。這也就“埋下”了日後陳良宇(被整肅)下臺的禍根。

    四、剪不斷、理還亂

    06年左右,陳良宇在政治局會議上公開提出和(普世影帝瘟政改)溫家寶不同的意見。再加上(普世影帝瘟政改)溫家寶已經基本摸清了《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邱偉報導的出臺內幕。(普世影帝瘟政改)溫家寶對陳良宇是“非常痛恨”。不久,陳良宇就下臺了。

    由於(普世影帝瘟政改)溫家寶掌握了《21世紀經濟報導》那篇致命文章的出臺內幕,也知道是誰捅出了(影帝)溫家參與『平安(保險)公司』的事情,而徐明偏偏又把那個捅內幕的原「平安(保險)」經理聘為自己參股的上海『生命人壽公司』的董事長。於是,本來還有傳言要把女兒嫁給徐明,現在徐明已經靠邊站了。徐明自己也知道捅了簍子,趕緊彌補。一是自己逐漸遠離公眾視線,選擇低調;二是,炒了那個原「平安(保險)」經理的魷魚。希望可以挽回。

    但都為時已晚。徐明參股的大連商業銀行,上海保險公司等等多個專案,本來早可以上市,但“國務院”和證監會就是不批。徐明自己也很窩火。

    大家都知道徐明是誰的人。(普世影帝瘟政改)溫家寶對徐明的火,也就逐漸延燒到了薄熙來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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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家寶大公子溫雲松獲得馬明哲股份】

    萬維

    2004-6-30

      繼內地《經濟觀察報》踢爆中國首富馬明哲“贈送”前“中國證監會”主席劉鴻儒長子劉方30億“平安”股份後,最新一期的《21世紀經濟報道》披露記者的調查顯示,中國國務院總理(普世影帝瘟政改)溫家寶長子溫雲松更獲得首富馬明哲公司價值73.6億港幣的股份。而僅僅在一年前,從國有股東處獲得這些股份的價格只有4600萬。

    在題為“平安保險間接大股東“傀儡富豪”鄭建源調查”的報道中,《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邱偉親赴北京、浙江、廣東等地進行調查,發現持有「平安保險」價值73.6億股份的富豪鄭建源居然是一個持有“廣東汕尾陸河縣”假身份證的神秘人物。(廣東汕尾並無陸河縣)

    據《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來自多方渠道的消息,對該神秘富豪的描述是︰30來歲,常住北京,在美國留學歸來後在北京創立了一家公司,一直從事IT方面的工作,曾經幫助平安保險以及一些全國性的商業銀行、證券公司從事IT項目的建設與咨詢。

    而據數月前首富馬明哲披露其與溫家寶家族的交易內容來看,此神秘富豪正是溫家寶長子溫雲松。

    據博訊新聞的早前報道,溫雲松曾留學美國,歸國後曾欲求職于一知名外商公司但被拒。溫雲松後自行在北京創業,設立網絡公司Unihub,自任總裁。而在Unihubg公司網站上,平安保險、招商銀行等國內金融機構,正是Unihub的主要客戶。

    至此,中國首富馬明哲腐敗兵團的幕後主使再次被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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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世影帝瘟政改)溫家寶大公子溫雲松獲得中國首富馬明哲73.6億港幣股份】

    博訊

    2004年7月1日
    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04/07/200407010705.shtml

    編者按:

    繼內地《經濟觀察報》踢爆中國首富馬明哲贈送前中國證監會主席劉鴻儒長子劉方30億平安股份後,最新一期的《21世紀經濟報導》披露記者的調查顯示,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長子溫雲松更獲得首富馬明哲公司價值73.6億港幣的股份。而僅僅在一年前,從國有股東處獲得這些股份的價格只有4600萬。

    在題為“平安保險間接大股東“傀儡富豪”鄭建源調查”的報導中,《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邱偉親赴北京、浙江、廣東等地進行調查,發現持有平安保險價值73.6億股份的富豪鄭建源居然是一個持有“廣東汕尾陸河縣”假身份證的神秘人物

    據《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來自多方管道的消息,對該神秘富豪的描述是:30來歲,常住北京,在美國留學歸來後在北京創立了一家公司,一直從事IT方面的工作,曾經幫助平安保險以及一些全國性的商業銀行、證券公司從事IT專案的建設與諮詢。

    而據數月前首富馬明哲披露其與溫家寶家族的交易內容來看,此神秘富豪正是溫家寶長子溫雲松。

    據博訊新聞的早前報導,溫雲松曾留學美國,歸國後曾欲求職于一知名外商公司但被拒。溫雲松後自行在北京創業,設立網路公司Unihub,自任總裁。而在Unihubg公司網站上,平安保險、招商銀行等國內金融機構,正是Unihub的主要客戶。

    至此,中國首富馬明哲腐敗兵團的幕後主使再次被曝光。

    以下轉載《21世紀經濟報導》最新報導。

    鄭建源很可能是被人推到前臺的一個“符號”,幕後操縱者另有其人

    【“平安保險”間接大股東“傀儡富豪”鄭建源調查”】

    記者/邱 偉  北京、杭州報導

    2004年6月30日   21世紀經濟報導

      鄭氏本無名,卻因身為『平安保險』的間接股東而登上了富豪榜。

     在《新財富》雜誌“2003內地富豪排行榜”中,鄭建源因為控制著源信行投資有限公司和寶華集團(這兩公司分列平安保險第5和第7大股東),鄭的身價被估為33億人民幣,排在第三位。

     如今,『平安保險』上市當讓鄭建源身價倍增。上市後,源信行和寶華集團控制『平安保險』的股份為7.13億股,約占總股本的11%。如果這兩公司還是為鄭建源所控制的話,那麼按照每股10.33港元的發行價計算,鄭建源的財富僅因平安保險就應達73.6億港幣。

     然而,本報記者調查發現,鄭建源只不過是一個“傀儡(人頭)”,徒有富豪之名,並無富豪之實。

     “幕後操縱者”另有其人。

     掩飾什麼?

      為了追蹤到鄭建源的真面目,記者首先在北京市工商局查閱了源信行和寶華集團的登記資料,發現這兩家公司變動頻繁。

      源信行有兩家,之前,一直持有『平安保險』股權的是源信行投資諮詢有限責任公司,現由王丹和汪春平兩人各持有50%股權;而現在『平安保險』上市,持有『平安保險』股權的則變成了“源信行投資有限公司”,其股東又是兩家法人,即北京裕昌隆工貿有限公司和北京恒豐永業經貿有限公司,追到最後,一名為劉方的自然人持股最多,分別持有裕昌隆的75%股權和恒豐永業的80%股權,源信行投資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亦為劉方。

    寶華集團在2002年12月變更為由5家法人近乎平均持股,這5家法人分別是上海興德創業投資有限公司、上海宏華創業投資有限公司、北京匯寶華創業投資有限公司、上海豐盛投資有限公司、北京寶源投資有限公司。對5家法人進一步追蹤發現,最終持股的是蔡曉紅、張怡垣等一些陌生的自然人,鄭建源的名字不再出 現,法定代表人也從鄭建源變成了鄭平忠。

      如此地隱居幕後,鄭建源想掩飾什麼?

     根據工商登記資料,源信行和寶華集團的辦公地點均在北京新世界中心北辦公樓15樓。記者趕往新世界中心,發現15樓已經成為一家體育用品公司。新世界的辦公人員告訴記者,寶華集團早在一年多前就搬離了新世界,遷往地址不詳。

     記者撥打114查詢兩公司的電話,均沒有登記。然而,在記者翻看《北京黃頁》時,卻意外發現了北京寶源投資的電話和位址,寶源投資是寶華集團的股東之一,持有20.5%寶華集團的股權。

      記者致電寶源投資,一女士接電話。記者上來就問“這裡是寶華集團嗎?”,對方給予了肯定的答覆。記者提出想找劉方,對方告知劉方不在辦公室,辦公室暫時只有她一人留守。記者再次提出,想聯繫到她的老闆鄭建源,對方回答是“鄭老闆在香港工作”。

     記者提出想瞭解有關寶華集團的進一步資訊,對方卻奉勸記者不要這麼做,並說他們“有嚴格的保密規定”,就什麼都不說了。

     記者隨即趕往寶源投資的所在地德惠寫字樓B座(也即寶華集團和源信行的所在地),發現德惠寫字樓坐落在北京崇文區一個小街道上,而B座更是由破落的小 旅館改造而成,像賓館房間一樣的房子內塞滿了各種小公司,而寶華集團即位于2樓的一個小房間內,空間不足20平方米。該寫字樓絕對是一家低檔寫字樓。

     如此有錢的公司卻租用如此廉價的寫字樓,讓人不免疑惑。

      更多的疑惑則接踵而至。

     記者接著在上海114台查詢所有和寶華集團相關聯公司的電話,最終只發現一家上海銀峰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的電話登記在冊。上海銀峰曾經的法定代表人亦為鄭建源。

     記者致電上海銀峰,從聲音辨別是一女孩接的電話。和北京一樣,上海這家位於金茂大廈的辦公室同樣只有一人留守,而且,這位女孩剛來工作一個月,她不知道老闆的名字、不知道公司的業務,甚至連招聘她進來的人是誰都不知道。

     記者關注到另外一家寶華集團的關聯公司上海宏華創業投資有限公司,該公司持有寶華集團19.85%的股份。在上海巨集華的工商登記資料中,曾留有該公司大股東兼法定代表人俞建偉的手機號碼。

      記者撥通俞建偉的手機,剛說出鄭建源的名號,俞便忙稱“我不知道”,便隨即掛了電話。

    一切都太奇怪了。

     身份懸疑

     關於鄭建源,似乎一切都是謎團。

     到目前為止,媒體沒有見過鄭的任何一張照片,更從未見過鄭本人,甚至連他的基本履歷都沒有。鄭建源更像是憑空冒出來,一夜之間成為巨富。

    《新財富》在資料介紹中,稱其“早年在北京從事輕工業產品的國際貿易”。記者致電《新財富》,其工作人員稱,這句話也是從媒體上看來的,並不具有嚴格的真實性。

     也許,最真實的線索只有在他擔任寶華集團法定代表人期間,在資料登記資料中留下的大陸身份證號碼。根據身份證號碼顯示,鄭建源今年33歲,廣東汕尾陸河縣人。

     然而,既然鄭建源常年在香港工作,那麼香港的工商登記應留有蛛絲馬跡。

     通過對香港工商登記資料的查詢發現,香港有一家公司,名曰“寶華控股”。資料顯示,寶華控股有兩位股東,其中Global Access Network Tech Ltd.公司持有99%股權,China Growth Investments公司持有1%的股權。而Global Access Network Tech Ltd.由鄭建源持有999,999股,由tsoi tsui kuk女士持有1股。

     資料顯示,寶華控股原先在香港新世界中心辦公,1年多前,幾乎是和北京寶華集團搬家的同時,寶華控股搬往香港國際金融中心1期辦公,然而,記者致電國際金融中心1期的物業管理處,卻被告知沒有這家公司。

     資料還顯示,鄭建源持有香港居民身份證,為香港常住居民。目前,鄭建源登記居住地為東湧。東湧靠近香港新機場,此住宅區在香港沒有什麼名氣,價位也是中低檔。而在此之前,鄭建源的登記住處一直是太古城,而太古城亦為香港的平民住宅。

     一切的指向都令人生疑:鄭建源是一個真正的富豪?

      鄭裕彤煙幕

     那麼,真正的幕後老闆是誰呢?

     第一個引人注目的聯想人物是新世界集團的掌門人、香港知名富豪鄭裕彤。新世界集團在香港擁有三家上市公司,資產逾千億港元,包括新世界發展、新世界基建、新世界中國地產等。

     聯想基於以下幾點:一是鄭建源和鄭裕彤兩人都姓鄭,頗值得猜想;二是鄭建源為世界眼科組織董事,而鄭裕彤曾經資助過世界眼科組織的創立;三是寶華集團和源信行原來都在北京新世界中心辦公,而寶華控股原來也在香港新世界中心辦公。

     另外,重要的一點是,目前源信行投資有限公司持有的平安保險的股權,除了從招商局直接購買的外,還有一部分來自於新世界集團。

     資料顯示,香港新世界曾與武漢建設投資公司各出資50%成立武漢武新實業發展有限公司。1999年,武漢武新花費15037萬元獲得了中國平安保險 4.4%股權。然而,就在1999年底,新世界方面把持有的50%武漢武新股權轉讓給了武漢宏基經濟發展有限公司,後幾經輾轉,這部分股權被鄭玉鶯、鄭澤 良和湯巧蓮三位自然人完全掌控,而這3位自然人曾是鄭裕彤控制的位於廣州順德的周大福珠寶加工廠的工人。

      2001年8月22日,鄭玉鶯等三位自然人轉讓其所持有的武漢宏基股權,同時武漢宏基更名為武漢益利科技發展有限公司。股權變更後,北京新源聯動投資 管理有限公司占52.94%,上海銀峰占47.06%。北京新源聯動後即更名為寶華投資,在2002年12月,再次更名成為今天的寶華集團。

     2002年5月27日,武漢益利再次發生股權變更,上海銀峰持有的13280.4萬股全部轉讓給源信行投資有限公司,北京新源聯動持有的2720萬股 轉讓給北京旭業升科技發展有限公司,17999.6萬股轉讓給源信行。變更後,源信行投資有限公司持有武漢益利92%股權,北京旭業升科技發展有限公司持 有其餘8%。

    另有其人

     為了證實鄭裕彤實際控制鄭建源的猜測,記者趕赴杭州。

     在2003年中期,寶華集團收購了浙江省信託投資有限公司。目前的浙江信託,已經被鄭建源的代表人實際控制,並有計劃遷址北京。

     而且,據其內部人士透露,浙江信託在這次整體轉讓過程中,轉讓價格比照實際淨資產出現了大幅度縮水,縮水比例達到了50%以上,寶華集團以非常便宜的代價獲得了浙江信託。

    如此大的事件,同在杭州的其他幾家信託公司應該對寶華集團的背景有所瞭解。

     記者找到了其中一家信託公司的總經理,當記者提出鄭建源並不是最終的老闆,而是一個“傀儡人”時,他用笑意表示了肯定;當記者提出和鄭裕彤有關的說法時,他表示“聽說過這種傳言”,但隨即他表示“這種說法的可能性並不大,實際控制者可能另有其人”。同時,他勸記者“不要關注這件事情了,因為很敏感”。

     另外一些信託公司的員工告訴記者,“鄭裕彤根本不是鄭建源的最終控制人,鄭裕彤頂多是個‘抬轎者’”。

     那麼,最終控制人到底是誰呢?

      根據來自多方管道的消息,對最終掌控者的描述是:30來歲,常住北京,在美國留學歸來後在北京創立了一家公司,一直從事IT方面的工作,曾經幫助平安保險以及一些全國性的商業銀行、證券公司從事IT專案的建設與諮詢。

      關於「平安」,到底還有多少故事?

      (特約記者區嘉儀、本報實習記者劉巍對本文亦有重要貢獻)

    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04/07/20040701070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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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保險”員工幹部代表的公開信:
    給溫家寶總理,你為什麼要為馬明哲這個腐敗分子撐腰?

    博訊  2003年11月19日

      尊敬的溫家寶總理:

    我們給您寫信,反映『平安保險公司』董事長馬明哲的腐敗問題。馬明哲經常在公司內部和社會上講,說他是您的人,有什麼事情您都會保護他,因為他給您的家人和部下給了很多好處。我們都相信,馬明哲是在利用您,來保護他自己的腐敗行為。在此,我們向您和中央如實反映馬明哲的腐敗問題,請您和中央能夠嚴肅處理。

    1、馬明哲說曾給溫總理兒子溫雲松巨大的商業利益

      馬明哲在公司內部會議上講。溫總理的兒子溫雲松,當年從美國讀書畢業後,到香港的“摩根”(Morgan Stanley)公司找工作。“摩根公司”在“平安”有股份,『摩根』派的董事和他是好朋友。但當時,『摩根』沒有錄取溫總理的兒子。後來,他知道這個消息後,說,他給「摩根」打個招呼就好了。可惜知道的太晚,於是,他就個人借錢,並安排溫雲松去開公司。成立了一家公司叫“優創(Unihub)”的公司。

      馬明哲在公司內部會議上說,要不是他幫忙,溫雲松還不知道會流浪到哪里。沒有他,哪里有溫雲松的今天。現在,他給溫雲松的公司一年1個多億的諮詢業務。諮詢業務又不要什麼本錢,等於是給他送錢。馬明哲還吹噓,他現在讓溫雲松給他幹什麼,溫雲松跑得比誰都快。

      馬明哲還將與溫雲松公司合作的事情,專門放在公司網站上。到處宣揚自己對溫雲松的恩惠。您可以到www.pa18.com上看到。

    2、馬明哲說給曾給溫總理女兒溫小萌在上海買了棟別墅

      馬明哲在公司會議上吹噓,說自己在上海湯臣別墅區有一棟別墅。別人都以為那是他的,其實,那是他用公司的錢買下來,送給了溫總理的女兒溫小萌的。馬明哲說,溫小萌以前在美國一家保險經紀公司Aeon工作,多虧他的照顧,把平安公司的業務給了這家公司,才讓溫小萌保住了飯碗。

      馬明哲還說,看到溫小萌經常到上海,沒有地方住,只能住在酒店裏。就索性在上海湯臣買了棟別墅送給溫小萌住。他還吹噓,說溫小萌高興壞了。現在,他有什麼事情,溫小萌可以幫他直接送到中央。

      中央開會,有什麼重大新聞,馬明哲說他都可以提前知道。說是溫雲松和溫小萌每天都要給他打電話來,把中央什麼重要的事情告訴他。十六大之前,党的常委班子人選,馬明哲在公司內部會議上都給我們說了。我們開始還不信,以為他在吹牛。最後大會開完後,馬明哲說的名單赫然和《人民日報》公佈的一樣。

    3、馬明哲還說,溫總理的太太張工(馬明哲這麼叫,具體叫什麼名字我們也不知道),和他關係最好。

      馬明哲在公司內外都吹噓,說自己去總理家串門,比溫總理的親戚還方便。門衛的武警都認識他的賓士車了。就是因為,他和溫總理的太太關係最好。

      馬明哲經常給一些高層送一些珠寶鑽石,他吹噓說是溫總理的太太張工給他的。他說,溫太“壟斷”中國的珠寶鑽石行業,還多虧了他幫忙。溫太的公司,叫“戴夢得”。成立的時候,在北京沒有辦公室。馬明哲說,他把北京平安大廈的一層樓免費送給溫太的公司用。還送了一輛紅色的寶馬跑車給溫太當坐駕。溫太對他感激不盡。

      馬明哲還吹噓,溫太只要到深圳,肯定會到他家裏做客。馬明哲吹噓說,溫太很喜歡他在深圳銀湖金碧苑的房子。馬明哲自己住17號別墅,就又在旁邊買了一棟。說是,溫太每次到深圳,都住在那裏。根本不去深圳市政府的招待所麒麟山莊,也不去五洲大酒店。

    4、馬明哲還吹噓自己和馬凱的關係好,在深圳送了塊地給馬凱。

      馬明哲在公司內部會議上吹噓說,溫太對自己很好,專門還把原來溫總理的大秘書馬凱介紹給了他。說有些事情,溫總理不好出面的,就讓馬凱來幫他打招呼。馬明哲還吹噓,說自己和馬凱都姓馬,最後一查家譜,大家原來真的是一家人。老家都在吉林。他說,家譜上還有他們兩口子的名字。我們也不知道馬明哲是不是自己在吹牛。

      馬明哲說,在深圳帝王大廈對面有一塊地,是「平安公司」的。價值1個多億。後來,馬凱的一個朋友找到他,說想要這塊地來開發房地產。於是,他就一方面讓「平安信託公司」給他們擔保,並讓自己老婆給他們提供了1個多億的貸款。馬明哲的老婆陳元是“廣東發展銀行”深圳分行的行長。那塊地,就以1000萬的價格,給了馬凱的朋友。

      馬明哲在公司內部經常說,大家好好幹,不要怕。出了什麼事情都由溫總理頂著。去年,中紀委不是來查了嗎,最後不是也不了了之了嗎。怕什麼。現在的中國,不是你貪污多少,而是你有沒有後臺,後臺硬不硬。

    5、馬明哲的後臺到底是誰?

      熟悉馬明哲的人都知道,馬明哲早年是靠深圳蛇口的總經理袁庚。後來,在90年代,又通過袁庚,邀請了田紀雲副總理和鄒家華副總理到深圳的公司總部參觀。於是,他就到處吹噓自己和田副總理的兒子田秉強和天秉剛關係多麼好,通過平安的香港公司給了他們多少好處等等。

      現在,馬明哲又吹噓自己和朱總理的關係多麼好,自己給朱總理寫的信,朱總理每次都給他親筆回信。還拿出來給我們看。還說,朱總理女婿在香港的公司,多虧他給他們業務。等等。

      現在,溫總理當選了,馬明哲又開始吹噓自己和溫總理的關係。

      我們廣大員工和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我們知道,馬明哲這樣公開吹噓自己和國家領導人的關係,就是為了給自己找靠山。似乎這樣,他有再大的經濟腐敗問題,黨和政府也拿他沒有辦法。

      但我們都相信,黨和國家領導人是不會和馬明哲這樣的腐敗分子勾結在一起的。

      懇請溫總理認清馬明哲這樣的腐敗分子的真面目!

      中國平安保險(集團)公司員工幹部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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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媒曝溫家寶女兒參與建行上市 大陸媒體忙滅火

    9月3日,香港有報章報導稱,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女兒溫如春,有份參與中國建設銀行在香港的上市工作。中新社當 天引述可靠消息澄清,上述報道純屬謠言,溫如春目前正在北京家中,從未以「顧問」身分或以其他任何身分參與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的工作,或建行在香港上市的 相關事務。

    香港星島日報4日報導說,香港一分經濟報章3日報導,擬于下月在港上市的中國建設銀行,將會委任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為 其中一家上市主承銷商,其他承銷團則包括摩根士丹利、大摩與建銀投資合組的中國國際金融。該報並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一波得以躋身其中,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女 兒溫如春發揮了積極作用。

    該報又引述消息說,溫如春是在三月才正式以「顧問」身分與一波合作,但已改善該行在開拓中國業務上寸進的局面。由于她的身分敏感,故雙方選擇以顧問形式合作。

    該報又指溫如春與一波合作的時間,剛好與花旗放棄建行生意的時間相若,結果助一波成功突圍。而一波為爭取承銷商生意,也準備斥資五億美元入股建行。

    對此,中新社當天特別發稿澄清,指「香港某報紙今天報道說,擬于下月在香港上市的中國建設銀行,將委任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為上市主承銷商,並稱中央主要領導 人的女兒溫如春以『顧問』的身分參與該項工作,從中發揮積極作用。此間可靠消息人士證實,上述報道純屬謠言,溫女士現在北京家中,她從未以『顧問』身分或 以其他任何身分參與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的工作,也從未參與中國建設銀行在香港上市的相關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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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家寶妻戴戒指值200萬(人民幣) 平民總理富貴夫人】

    【明報專訊】
    2007年11月3日

    中國總理(普世影帝瘟政改)溫家寶周五出訪亞歐4國,而溫總太太幾乎從來沒有跟他一同出現在公開場合。有台灣珠寶商透露,身為中國珠寶玉石首飾行業協會常務副會長的溫太張蓓莉買珠寶時出手大方,手上戴的戒指價值逾200萬人民幣。

    據台灣媒體報道﹕(普世影帝瘟政改)溫家寶努力打造「平民總理」形象可能會被夫人一舉破功。台灣珠寶商周五在北京透露﹐溫家寶夫人張培莉愛珠寶個性至今不變﹐曾向台灣珠寶商買珠寶﹐一出手就超過台幣1,500萬元。

      目前北京正舉辦「國際珠寶展」﹐有80多家台灣珠寶商參加。台灣珠寶商備妥6,500多萬台幣的天價翡翠等她上門。台商表示﹐來自台灣的珠寶不僅一般人喜愛﹐北京高官眷屬也不例外﹐且出手也十分大方。

      根據台灣媒體在北京引述“台灣寶石協會”理事長余忠達話說﹕
    「溫總理夫人(前次來選購時)﹐她看了非常開心﹐她看了戒指耳環﹐非常好的﹐選了兩件﹐她手上戴的(戒指)最少一個要兩百萬人民幣以上。」

    為了證明自己沒有亂說﹐台商還秀出總理夫人選購時照片。台商期待溫家寶夫人今年能再度光臨。台灣參展團長邱惟鐘表示﹐溫家寶的太太上次來展會是第3天才來﹐因前幾天人太多﹐顯然是不想驚動太多人。

    台商接到總理夫人今年還要再來的消息後﹐特別準備了天價翡翠﹐台商說﹐「這個東西都是我們準備的﹐今天給她再選購的﹐大概1,500萬人民幣左右」。

    溫家寶當上總理後“努力營造”「平民總理」形象。

    大陸媒體常說﹕「溫總理一身樸實的服裝﹐一把黑雨傘﹐一雙黑布鞋﹐置身於老百姓中間﹐平易近人﹐和藹可親。」

    據了解﹐溫家寶當上總理後不久就要夫人張培莉辭去與珠寶業有關職務﹐以避瓜田李下之嫌。

    張培莉畢業於蘭州大學地質地理系﹐幾年前曾擔任中國珠寶協會副主席﹑北京「戴夢得」(鑽石中文譯音)公司總裁。在辭去商業職務後﹐看來地質學家出身的總理夫人仍喜愛頂級珠寶。

    http://www.mingpaony.com/htm/News/20071103/nea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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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公司董事長馬明哲回憶與前證監會主席劉鴻儒的錢權交易】

    博訊
    2003年11月16日
     
     (以下內容根據馬明哲口述整理)

    一、劉鴻儒同志任職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常務副行長及證監會主席期間,對平安的各項工作予以了大量的支持和幫助,這些均在正常工作的審批範圍之內。

      1989年底,在公司的盛情邀請下,在蛇口招商局董事長袁庚同志的建議下,原中國人民銀行常務副行長劉鴻儒同志陪同國家外匯總局唐根堯局長來平安考察工作,對平安的一批年輕人的工作熱情予以了較高的評價和讚賞。

      中國平安保險公司在海南設立分支機搆時,主要由中國人民銀行金管司負責此項工作的審批,金管司非常支持這項工作,使平安海南分公司的設立得以順利進行,客觀地講,此屬於中國人民銀行正常工作的審批。

      1994年,平安董事長更換。原全國人大委員會田紀雲副委員長、中央中組部楊副部長、原中國人民銀行王歧山副行長,以及劉鴻儒同志協助公司為說服原工商銀行張肖行長作了大量深入的工作,劉鴻儒同志對這件事是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二、劉鴻儒同志自任職崗位退休後,平安也一直與其保持良好的關係,並決定聘任他為公司名譽董事長,在生活上、經濟上予以各方面的支持和幫助,劉鴻儒同志也為平安作了大量的宣傳工作。

      早期,劉鴻儒同志也一直很關心和支持平安,對外比較積極地宣傳、介紹平安的企業文化和平安經營理念、平安的機制,為平安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做了大量的工作。

      “平安”及馬明哲董事長與劉鴻儒同志保持這樣一種良好的關係是承擔了巨大的政治風險。北京有關部門的有些人員把對劉鴻儒意見的矛盾和焦點轉向平安和馬明哲董事長個人,平安及馬董事長個人都承擔了較大的壓力,但平安及馬董個人均義無反顧的承受下來。

      三、近年來,劉鴻儒同志對平安的態度正逐漸在改變,並沒有站在公司名譽董事長的角度宣傳和支持平安,相反,劉鴻儒同志對於公司的內部經營管理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並對外界做出一些不利於平安內部團結的輿論,對待一些事情的處理失之偏頗。

      關於李鋼同志個人的待遇問題

      李鋼同志有一段時間情緒不太穩定,認為個人待遇偏低。李鋼同志作為公司副總,其個人待遇僅在公司常務副總之下,待遇應該是很好了,按工作績效來講,李鋼同志的排名也較後。但他個人感覺不平衡,曾找到劉鴻儒同志反映此事,劉鴻儒同志知道此事後並未向馬明哲董事長反映此事,而是轉告公司的兩位副董事長,使外界造成一種內部分配不均的誤解,事後顧立基副董事長知道此事後才轉告馬董事長。

      關於梁曉娟同志降級一事

      梁曉娟同志因個人工作表現及業績的問題,公司決定對其予以降級。事後,梁曉娟同志向劉鴻儒同志反映此事,當劉鴻儒同志知道此事後也未事前徵求馬明哲董事長的意見,直接向原深圳市武捷思副市長反映,給外界造成一種不好的印象。作為公司的名譽董事長,此類事情不向馬董事長直接溝通,而公司其他負責人反映此事,確有不妥之處。

      關於“平安證券公司” 

      劉鴻儒同志經常在各種大、小場合講“從事保險的人管不好證券公司”,“證券公司應該脫離平安集團”,包括在股東大會,全國系統工作會議上不斷宣講這兩個觀點。即使在平安證券員工士氣低落之時,也散發這種言論,較大程度上影響了證券公司各級領導幹部和員工的工作積極性。

      胡傑同志主持證券公司工作期間,由她經手所造成的各項經濟案件損失總額超過3.5個億,兩年時間多發獎金1750萬元,胡傑同志個人兩年也多領取幾十萬元,作為集團公司的副總,領取雙份待遇是不應該的,對其他人來講是不公平的。胡傑同志主持工作期間,員工士氣低落,工作熱情低,員工凝聚力不強。這些不良行為的產生都與劉鴻儒同志的某些言論有很大關係。

      劉鴻儒同志當時對證券公司班子的調整也當眾提出不同的意見,而不是私下和馬明哲董事長協商和溝通。馬董事長曾多次側面告知劉鴻儒同志,平安證券是整個集團的資產管理和運用的支柱,而劉鴻儒同志一直沒有接受。作為名譽董事長,劉鴻儒同志對證券公司的深入管理以及錯誤言論的宣傳都給證券公司帶來了不良的影響。

      近段時間,劉鴻儒同志多次為其兒子劉方的事情向馬董說情,並於半月前約三九集團的李平董事長一起與馬董事長一起面談此事。其子劉方的房地產項目應付平安7500萬人民幣,現僅付5000萬;另劉方在外有一項其他房地產業務,劉鴻儒提出希望平安能為劉方貸款融資,或提供擔保,或者平安信託的下屬企業用股權作抵押,為劉方貸款7000萬。考慮到這件事情是違背黨的組織原則和公司制度,馬明哲董事長婉言拒絕。

      對於此事,劉鴻儒同志可能不太理解,因而有些個人情緒。本次董事會也藉故未能參加,當聽到一些遍面和個別反映後,沒有在充分瞭解實情的情況下,在外界宣傳了一些對平安不利的言論,尤其是公開對公司內部經營管理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見,這些意見並不是直接向經營班子提,向馬明哲董事長提,而是向外界、向有關政府監管部門的人員和公司董、監事反映,這種做法確實有失之偏頗之處。最明顯莫過於關於提升王利平、楊秀麗同志為副總經理一事。

      關於提升王利平、楊秀麗同志為副總經理一事

      這件事情,主要問題在於李鋼,作為公司的副總經理,竟然在總經理室會後把內部討論意見等機密資訊對外漏透,這本身是嚴重違反公司紀律的行為。當劉鴻儒同志知道此事,並非以一種積極的態度向馬明哲董事長反映,而是以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和口氣分別向中國人民銀行總行蔡鄂生副行長、袁庚名譽董事長、肖少聯監事及其他人反映此事,使其他人誤認為公司經營班子不團結,對外造成極壞的影響。劉鴻儒同志的這種做法用意何在,頗難讓人理解。

      總結:

      劉鴻儒同志在任職和離職期間,一直與平安建立了良好的關係,平安在經濟上與生活上給予劉鴻儒同志大量的支持和幫助,劉鴻儒同志早期也為平安做了大量積極的宣傳,馬明哲董事長與劉鴻儒同志也建立了深厚的個人感情。

      平安與馬明哲董事長均非常珍惜這段來之不易的感情,不管遇到什麼樣的問題和困難,希望劉鴻儒同志都能一如既往地支持和關心平安的發展。

    來源:平安保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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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漢奸(皇民)家族天津宜興埠溫氏面紗揭開】

    1, 溫瀛士(普世影帝溫家寶爺爺)一支與溫世珍一支的關系問題。幾年前搜集到往上公開的資料:
    百度百科,溫瀛士詞條描述:
    溫世霖一家系宜興埠的教育世家,與溫瀛士並無血緣族親關系,
    但溫瀛士主動與“有錢有權”的(皇民漢奸)溫世霖、溫世珍兄弟接洽,在形式上進行了“認戶”、“認宗”,即認祖歸宗。

    溫世霖、溫世珍兄弟財大氣粗,權傾津門,溫家寶1942年出生時,正值(皇民漢奸)溫世珍為天津“漢奸頭子”之時,對溫瀛士一支多有資助,幼兒時代的溫家寶正是在這種優越的生活中出生,其本人對已經認祖歸宗過的族爺溫世珍必然有相當深厚的感激之情。

    2, 溫瀛士的死亡時間。
    眾多公開資料都寫明(普世接軌派大影帝)溫家寶爺爺溫瀛士死於1948年底或1949年初的平津戰役期間。其中溫瀛士的弟弟溫瀛舉(即建國後第一批外交官溫朋久)在其回憶錄中稱兄長在1948年底1949年初平津戰役中遇害是他“一輩子最難受的事”,
    黨史博覽》在介紹“溫家寶的家世”時卻稱,溫家寶的爺爺溫瀛士死於“天津解放前夕”。但在(普世接軌派大影帝)溫家寶向(中共)組織部門自述時,一直聲稱其祖父與1960年2月自然死亡。
    後(普世接軌派大影帝)溫家寶發跡,所有輿論統一口徑,稱溫瀛士在1960年2月自然死亡。

    一個人,卻有兩個“相差十年以上”的死亡時間,可見其中【隱藏著何等驚天的秘密】。以邏輯推測,溫瀛士必是在人民解放軍解放天津的炮火中不肯離開其深宅大院撤退到安全的地方而被炮火擊中死亡,只有這種情況才能讓溫家寶對中共和毛澤東產生如此“巨大的仇恨”,必欲在共產黨內“臥底”近50年,而以亡黨亡國為至死方休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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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毛“普世接軌派”逃亡貪官的“壯觀隊伍”】

    甚為恥辱的壯觀:“普世接軌(改革)”大陸逃亡貪官的海外圈子已經成形!

    2012-8-4

    隨著北京反腐力度的增壓,貪官的腳步似乎也在加快。一個令人震驚的事實是,在反貪風暴中落馬的官員越來越多,涉案官員的級別越來越高,貪官挾款外逃的事例越來越頻密。但外逃的貪官究竟有多少?中國每年有多少黑金外流?有關評估並不確切。至於(普世接軌派)貪官及其子女在海外的生活形態,國內民眾更是一頭霧水。

    早在2005年,被中國政府列入“外逃貪官”名單的前武漢長動集團董事長于志安,在美國投書報刊喊冤,稱自己是“反貪被迫出走”。當年70歲的于志安1995年突然出走菲律賓,同年12月赴美國。大陸官方指控他卷款逃走。美國移民局經過5年核查,2004年批給他綠卡。知情人士稱,他轉移到美國的近千萬美金,成為他在美“立身”的資本。

    在洛杉磯、紐約、夏威夷、休斯頓、溫哥華、多倫多,經常可以看到不少開超豪華轎車、珠光寶氣的中國男女,並已形成了一個圈子。這些人不參加當地華人社區的活動,不在人多的場合露面,行蹤詭秘。不過,在高檔餐廳裏,人們也偶爾可以聽到他們聚集在一起喝酒時談論,說當初出來時弄的錢太少,還應該多拿一些,因為現時外逃的官員搞的錢又大大超過了他們。(普世接軌派)貪官的海外圈子正在成形,成瘡,也在成為北京致力打擊的一個重點。

    關於中國(普世接軌派)貪官外逃,當年被媒體頻繁引用的一組官方數字是:“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有4000多名貪污賄賂犯罪嫌疑人攜公款50多億元在逃。其中,有的已潛逃出境……”。這實際上只是被檢察機關掌握的一部分,精確的數字應該比這個龐大許多。

    涉及詐騙款額達18億元的廣南集團貪污案,糾纏了3年零8個月之後宣佈判決。雖然共有23人被起訴,15人被定罪,但至今仍有26名涉案人士潛逃海外各地,包括案中的兩名主謀:廣南集團副總經理黎瑞華及前澳門立法會議員陳繼傑。中國銀行廣東開平分行5名職員侵吞近5億美元銀行資產的驚天大案,5名主嫌悉數潛逃國外,其中3人在加拿大過著“豪華”生活。“遠華集團”走私集團主嫌賴昌星以賄賂手法收買各級官員,透過私人興建的豪華庭園“紅樓”作為“私人俱樂部”,提供酒色財氣,將大批高官引入財色陷阱,巴結收買。該案涉及官員高達500人,案發後潛逃海外的官員大約在70人以上。北京市檢察機關立案的在逃貪官,僅2004年就有120名之多,其中70%是國企的廠長、經理。

    與廣東一水之隔、人口不足600萬的海南省則更是外逃貪官重災區。海南建省時間在全國最短,且不論那些逃跑的一般小廠長、經理,當年光轟動全國的廳局級逃亡貪官就有:海南省首任計畫廳廳長李永生、海南省財稅廳廳長劉桂蘇、海南省工商管理局局長富榮武、海南省糧食局局長陸萬朝等。1989年,海南省第一任計畫廳廳長李永生因經濟犯罪,潛逃國外。接任李永生的是當時公認辦事能力強、有魄力的國家體改委城市改革試點司副司長姜巍。但4年之後(1993年10月),海口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判決,薑巍因收受各種賄賂人民幣12.3萬元,美金1000元,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薑巍不是不想跑,也不是不能跑,只是沒料到事情敗露得如此之快。

    當年在海南,在不同的時間和人群中常聽到各種譏諷官僚腐敗的順口溜,其中有一段流傳很廣,內容是:“中國有個海南島,六個廳長往外跑;三個市長坐大牢,兩個處長賣情報。”版本不同,說得也未必十分精確,但反映了大陸民間對海南官員腐敗的不滿情緒。地處內陸的人口大省河南,近年來也在貪官外逃方面“獨領風騷”。15年前,第四屆“全國十大傑出青年”之一、河南省服裝進出口公司總經理董明玉卷款數百萬外逃至美國,曾經轟動一時(董明玉現住在新澤西州,生活閒適);10年後,河南省煙草專賣局局長蔣基芳、曾任中共漯河市委書記的河南豫港公司董事長程三昌,在一年之內相繼卷款外逃,亦造成“轟動效應”。他們有兩個共同點,一、都是“廳官”;二、都是“改革先鋒”人物。

    當年由於貪官外逃現象嚴重,使中國“損失資金50億”。這是2004年初中國官方雜誌《半月談》公佈的數位,這個數位僅包括官方記錄的立案的贓款。如果算上那些沒有立案的,或者沒有暴露的,這個數字也許會翻上10番、20番。一邊是中國政府不遺餘力地吸引外資,另一方面國內又有大量資本外逃。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對“這個口袋進,那個口袋出”的尷尬處境做了一項專題調查,他們估計1997至1999年外逃資金規模約為100億美元,但權威分析認為應該是約530億美元(約4400億元人民幣),平均每年177億美元,每年外逃數額占GDP比重的2%。雖然“權威分析”比《半月談》提供的數位已經高出許多,但比起北京大學的一項研究仍顯得太少。北京大學的一項研究發現,近年來以各種方式非法轉移至國外的資金分別為:1997年總金額為364億美元;1998年386億美元;1999年283億美元。經濟專家樊綱更認為,2000年中國資本外逃已達480億美元,超過了當年外商對華投資的407億美元。……


  33. 2012/11/29 於 16:01 patchpieces

    《有無——薩達姆(伊拉克海珊)的海灣戰爭(波斯灣戰爭)與冷戰後全球大棋局》
    (與當前敘利亞局勢高度相關)

     
      莫斯科佔據阿富汗這個博弈支點,試圖借道伊朗去破局“石油美元霸權”,但是這一招“回馬槍”被薩達姆(海珊)擋在波斯灣以東,莫斯科爭勢無果,其博弈操作遂轉向被動,逐漸導向一個結果——莫斯科要在“主動解體”與“被動解體”之間做選擇——莫斯科選擇了“主動解體”。(期間的國內外博弈鬥爭也很複雜,問題本身更極為重要。留做專題討論)
      
      “主動解體”讓莫斯科從“敗局”中挽回一點主動性,這也是莫斯科選擇“主動解體”的“原因”之一,而怎樣利用好這個“主動性”,莫斯科也一定已經做了深刻推演,也一定是在這條“主動解體路線”上的推演結果(和在推演內容中再做出主動佈局,並由此得到的進一步的推演結果)讓莫斯科“可以”確定“主動解體”路線,就是說,在蘇聯解體前後,莫斯科一定在“大棋局”盤面上做了重要的博弈佈署,一定運籌了讓美英土著難以應接的大謀略——
      
      那麼做為主動的博弈者,莫斯科會選擇哪里佈局呢?或者說,美、蘇最後的博弈決鬥會發生在哪里呢?
    既然這場決鬥發源于石油美元,此後的博弈平臺仍然還在中東石油產區,那麼莫斯科也一定要在這裏埋下勝負手。
    在中東那些土著博弈者中,薩達姆曾經是一個“異動者”,在中東博弈局面上他所處的位置也讓他不得不做一個“異動者”——地緣上,伊拉克南翼是石油儲量第一的沙特,東南方向是沙特的“王權”盟友們,它們和沙特(沙烏地阿拉伯)一道已經(也勢將)被美帝國選擇為“(非民主;專制王權)戰略盟友”,也就基本上失去了博弈者身份;東翼是不能投靠美、蘇兩大霸權中任何一方的伊朗,而伊朗又成為美、蘇的必爭之地,伊朗也就勢必自立為一個中東大局中的土著博弈者。
    此外,伊拉克的西翼還有以色列這個特殊博弈者,北翼則是土耳其這個身份特殊的北約國家。那麼,莫斯科要施展它的謀略為“冷戰收盤”佈局,難免要首選伊拉克做道具。

      (做為國家,伊拉克的本源在兩河沖積平原上廣大的農耕區域,而農耕區域必定承載了相對眾多的人口,區域內又根本沒有可以阻擋大軍攻伐的自然屏障,那麼這方土地上必定要出現一個在歷史變遷中相當穩定的國家——它也用以抵抗歷史變遷。但是從伊拉克向東,向西北,分別有廣大的山地高原,山地高原能夠承載較多的耕、牧人口,又能讓這裏的政權進退可依,而相對穩定的政權下就形成穩定的民族。這種“山地高原民族國家”又時而有能力攻伐與它相鄰的大平原,雖然不能形成長久的統治,卻能夠割占-整合平原上的一部分農耕生產力,並就此與農耕鄰國埋下領土爭端的種子,這就是伊朗(土耳其與伊拉克之間有廣闊荒漠,能夠有效阻斷攻伐,也就阻斷統治繩索)。在伊拉克的南翼是夾雜著綠洲的廣闊沙漠,這裏的博弈邏輯是:只有統一了大沙漠的主體區域才能夠制止廣闊沙漠裏的部落攻伐,從而讓“大沙漠政治”穩定下來,穩定下來的這個政權就是現代史上這個“沙烏地阿拉伯”。
    除了土耳其,波斯灣沿岸就有了三大國家:沙特(沙烏地阿拉伯)、伊拉克、伊朗。又,在這片相當乾旱的中東大區,沖積平原的幅員不及沙漠廣大,而伊朗高原如果不是比兩河平原遼闊,它就沒有可能逃出兩河政權的長期控制從而不能形成穩定的民族國家——那麼大致按照三大國的領土面積,波斯灣油氣在儲量分佈上也沒有逃出 “概率空間”。)
      
      下面再看中東博弈的核心與關鍵——既然莫斯科未能打通它進入波斯灣的道路,既然中東大博弈從傳統的地緣政治博弈向“石油美元博弈”這種資本直接以博弈者身份參與的“軟博弈”演變,既然莫斯科基本定下“主動解體”路線圖因而不再直接參與中東角逐,那麼莫斯科就要給美帝國留下一個強大對手,還最好是一個資本對手,而這個對手還會從內部攻擊美帝國,能夠從全球“大棋局”制約和攻擊美帝國——猶太資本勢力佈署在華爾街和中東石油產區(以色列,及以色列與石油王權的關係),對“石油美元”的控制能力更強,更直接,它還是美英資本隨時準備創造機會去鯨吞的獵物……基於兩路資本之間這種“決鬥關係”和單向“鯨吞關係”,美英土著資本一定要至少壓制住猶太資本的這個實體根基——以色列。當然,美英資本不需要讓以色列這個國家被阿拉伯勢力徹底趕進地中海,只要以色列在阿拉伯-伊斯蘭的巨大壓力下疲于應付,有求于美英土著,從而令猶太資本也陷於被動,美英土著資本就有機會鯨吞猶太資本,或者在保留這一“鯨吞權利”的前提下先行“解體蘇聯”。反過來,憑藉以色列為政權依託(包括軍力和核武。1968年底,以色列每年已經可以生產四至五枚核彈頭),猶太資本可以進行有效抵抗,以色列以它博弈“棋手”的身份還可以聯合歐陸、俄羅斯(蘇聯的繼承者)、中國、阿拉伯王權(手中有石油武器),對美帝國的單極霸權實施反制,再以華爾街鬥爭做為配合,不難攪亂美英土著資本的“大棋局”,促使美英單極霸權走向終結。
    又,之所以這些棋手(資本,政權實體)將會同猶太資本配合,是因為在美英單極霸權格局下,美英資本將無所求於它們,又為了鞏固、擴大美英的單極霸權而要去要去徹底壓制它們,而它們也會借美英的單極霸權秩序被(猶太資本)致亂之機謀求連橫,壓縮或者推翻美英單極霸權並且去謀求它們自身的霸權,那麼它們對美英霸權的威脅更反過來又要求美英資本去徹底壓制它們——而這種博弈關係也能夠加劇它們針對美英單極霸權的博弈力度。
      
      那麼,除非美英有把握一舉奪取並穩固單極霸權,不需要擔憂其他博弈者(聯合)反擊它們,則“怎樣壓制住以色列”就成為“美帝國的大棋局”上的一個關鍵“課題”,而壓制以色列就要利用以色列的“天然”敵手——阿拉伯勢力和伊斯蘭勢力。
    那麼反過來,莫斯科最需要做的就是扶植以色列-猶太資本,而流徙在美帝國的猶太資本離不開來自以色列政權的支撐,那麼對猶太資本不能在資本層面給予幫助的莫斯科,就要堅決支持-支撐以色列,就要制止美帝國利用阿拉伯-伊斯蘭勢力去打壓以色列。
      
      其時,阿拉伯諸幫內部有兩大勢力——一組是沙特(沙烏地阿拉伯)等王政國家群體,一組是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埃及等以強人獨裁為主流特徵的世俗政權(從伊斯蘭這個範疇更廣泛的環境看,還有宗教政體的伊朗、世俗化也西化的土耳其兩個重要勢力)。其中,前一組王權勢力並不願意打壓以色列,因為——美帝國以“沙特等國的王權政體之容易被推翻”這一緊迫現實去威脅這些王權,要求它們支持“石油美元”,否則美帝國可以輕易“幫助”阿拉伯民眾推翻他們的王政,只是,在冷戰時代,美帝國需要顧忌蘇聯,所以這些阿拉伯王權勢力握有有限的“反叛權”。而當蘇聯失去力量不再能與美帝國抗衡,美帝國就根本不需要向阿拉伯王權交付任何條件,就能夠驅策這些王權更馴服地為美帝國服務,又隨時可以出於戰略需要廢黜“石油王權”,轉而去為“石油美元”扶植另外的代理人,除非——在美帝國內部有一支力量可以有效約束美帝國的中東策略、戰略,而這支力量只能是猶太資本。
    以色列在中東,猶太資本在華爾街-華盛頓,它們願意並且能夠出手幫助阿拉伯王權——直接地,可以減輕美帝國對這些王權的壓力,包括收買、攪亂華盛頓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