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尼打擊伊朗之心不死
趙景倫 2008-07-06 《信報》
一個月前,以色列國防軍空軍舉行了長途奔襲演習,出動一百多架F-15和F-16戰機到東地中海和希臘。演習還包括救援被擊落飛行員的直升機以及空中加油機。航程一千四百四十公里,大體相當於從以色列飛抵伊朗濃縮鈾工廠所在地納坦茲的距離。
我們在“以色列公然威脅伊朗”一文中,引用該國領導人的露骨好戰言論。再看1981年以色列飛機炸毀伊拉克奧希拉克核反應爐和去年九月,以機炸毀敍利亞據說是朝鮮援建的核反應爐工程。這次長途奔襲演習恐怕不僅僅是爲了嚇唬人。
但是單靠以色列空軍,無法摧毀伊朗分散隱蔽的核設施。要襲擊伊朗,先得摧毀伊朗的防空能力。這個能力非同小可。油價猛漲,伊朗以其石油收入從俄羅斯購買二十九個先進的Tor-Ml防空系統。這個純屬防禦性的短程系統已於2006年底交貨。俄制Pantsyr-S1 導彈也是短程,裝在卡車上,可以在移動中發射的防空系統包括兩台30 毫米高射炮和十二枚地對空導彈。去年九月以機襲擊敍利亞核設施,曾經幸運地躲過了這種導彈,並不能說明這種防空武器缺乏有效性。
伊朗國防部長穆斯塔法.穆罕默德.納賈爾去年底宣稱,按照過去的合同,俄羅斯將向伊朗提供先進的S-300(SA-10)防空導彈。這種戰區導彈防禦系統(TMD)S-300PMUl是一個網路包括預警感測器,指揮所,火力控制雷達和防空導彈。射程超過一百五十公里。能夠攔截高空和低空彈道導彈和飛機。據報導,伊朗正在向俄羅斯購買更加先進的S-400(SA-20)防空系統。這種導彈射程高達四百公里。ABC 新聞說,以色列打算在SA-20部署以前,發動空襲。
以色列國防軍也許會打頭陣,但是不會單幹。伊朗當然會反擊,美國就乘機介入。這正是副總統錢尼一年前提出的計劃。被譽爲“帝王背後勢力”的錢尼無惡不作,我們已經多次專門評論過。他是打擊伊朗的急先鋒。不顧國防部和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強烈反對,此人打擊伊朗之心不死。
美國軍方反對打擊伊朗,因爲這將導致中東大亂,戰火從地中海延燒到印度次大陸,並且會“造就幾代聖戰者。我們的子孫後代將不得不在美國同這些敵人作戰。”(國防部長蓋茨語)。近期後果則是伊朗封鎖霍穆茲海峽,油價暴漲,造成全球經濟恐慌。所以打擊伊朗是徹頭徹尾的發瘋。
最近(上周三)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穆倫說:以色列襲擊伊朗,會使整個中東不穩定。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已經焦頭爛額。所以穆倫說,開闢第三個戰場,將使美國軍力極端緊繃。此舉萬萬使不得。我們歷來認爲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是極大的戰略災難。正是因爲她無力應付世界其他地方的危機。伊拉克反佔領起義軍拖住十多萬美軍,是對全世界的重大貢獻。
對此,錢尼完全無動於衷。他在一年前就提出“外科手術式”襲擊伊朗革命衛隊庫茲部隊目標,理由是這支部隊訓練,裝備,乃至指揮什葉派民兵使用伊朗提供的爆炸形成穿甲彈襲擊殺害美軍。這個指控是彼得雷烏斯將軍在國會作證時,提出來的。他跟錢尼結夥,支持襲擊庫茲部隊的計劃。這個計劃得到政府內外新保分子的支持,認爲這是布希下臺前,實現他們計劃的最後機會。布希聲稱伊朗發展核武將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新保大老波多列茨則早就在那裏禱告轟炸伊朗,叫嚷第四次世界大戰了。
對付伊朗還有旨在動搖,顛覆宗教政權的秘密行動。去年底,布希簽署“總統結論”(Presidential Finding),要求國會撥款四億美元,資助反政府的少數民族阿瓦奇阿拉伯和巴魯齊人以及其他反政府組織。並收集有關伊朗核武計劃的情報。中情局(CIA)和“聯合特別作戰指揮部”(Joint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 JSOC)早就在伊朗進行秘密活動。他們從伊拉克南部越境,抓捕庫茲部隊成員,帶到伊拉克審問。如今他們大大擴大了行動範圍。
據伊朗媒體報導,近幾個月,伊朗境內暴力事件增多。阿瓦奇人聲稱他們暗殺了一名革命衛隊上校。伊朗政府說南部習拉茲的文化中心發生爆炸,至少炸死十二人,炸傷二百餘人。但是這類暴力活動並不能動搖伊朗宗教政權。也許反而使之得到更多的支援。當局昭告人民“大撒旦”仍在威脅這個古老的國家。利用少數民族作亂,只不過使大多數人更加團結,抵禦外侮。布希錢尼的敢做敢爲不過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敵人的敵人不一定就是朋友。美國利用激烈反政府的巴魯齊分子。這些人是像“基地”那樣的遜尼基本教義派。有點像八十年代美國利用穆賈黑丁打擊蘇聯歷史的重演。他們把蘇軍趕出阿富汗之後,就調轉槍口來對付美國了。最突出的就是本拉登。
反政府最堅決的“伊朗人民抵抗運動”曾在去年二月爆炸革命衛隊車輛,炸死十一人。這個組織也是被疑爲同“基地”有聯繫的薩拉斐派遜尼運動。目前接受CIA 的資助。
另一個 CIA資助的反政府組織是在伊拉克境內活動的“穆賈黑丁哈克”(MEK)。這個組織在國務院恐怖組織名單上已經十多年了。美國仍然暗中予以利用。甚至美國傀儡馬里奇也宣稱伊拉克禁止任何外國人同MEK接觸。
馬里奇羽毛漸豐滿,也開始對主子鬧獨立性了。他的外交部長奇巴利聲稱,伊拉克反對“被再次殖民化”。
總之,美國利用不成氣候,被邊緣化了的伊朗反政府組織,不會有好結果。
以色列公然威脅伊朗
趙景倫 《信報》
以色列總理奧爾默特在美國訪問期間,跑到猶太遊說團“美以公共事務理事會”(AIPAC)發表演說,聲稱“必須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制止伊朗取得核能力。制裁必須加強。但那只是“最初步驟”需要的是“更加激烈更強有力的措施。”除動武之外,還能有甚麽比制裁更激烈,更強有力?封鎖?封鎖也是戰爭行動。
他還說:“以色列不會容忍伊朗擁有核武的可能性,自由世界的任何其他國家也不應該容忍。”這就是說,以色列威脅要採取單方面行動。同時竭力要把美國拉下水。這位因貪腐而正接受調查的以色列總理出此狂言,是想轉移視線嗎?
他想把布希政府拉下水。其實這個政府不需要以色列勸說。布希說過:“允許世界上首要的恐怖贊助者擁有世界上最致命的武器將是對後代不可原諒的背叛。爲了和平,世界絕不能允許伊朗擁有核武器。”
禔姆.布徹在《電訊報》上評奧爾默特講話時,提到1981年以色列炸毀伊拉克奧希拉克核設施和去年九月炸毀敍利亞的朝鮮援建核設施的事實,說:“講話大大增加了對伊朗核計劃採取軍事行動的機會。”
繼奧爾默特華府講話之後,緊接著,以色列運輸部長莫法茲說:“襲擊伊朗,以便制止她獲取核能力,將是不可避免的。”出生在伊朗,曾任國防部長的莫法茲也是副總理。他是奧爾默特的黨內競爭對手,安全內閣成員,經常跟美國國務院商談協調動作。他的話是迄今爲止對伊朗最露骨的武力威脅。
被問及以色列威脅要襲擊伊朗時,白宮發言人佩裏諾聲稱,她不回答假設性的問題。其實,奧爾默特到華府造訪布希,爲的就是要布希把“國家情報估計 ”(關於伊朗已經放棄核武計劃的NIE)擱置一邊,因爲沒有多少時間了。美國必須在布希卸任以前,襲擊伊朗。布希於今年一月訪問中東時,一位隨行高級官員告訴《新聞周刊》“他(布希)告知以色列人,他不能控制情報機關說些甚麽,但是(NIE的)結論並不反映他本人的觀點。”這就去掉了一個襲擊伊朗的重大障礙。
以色列領導人告訴布希,現在就得襲擊伊朗,因爲布希是歷來最親以的美國總統。而他還有不到八個月就要下臺了。在他卸任前,必須發起打擊伊朗的行動。打擊伊朗,爲的是保護以色列,維持她在中東的霸權。把這個地區一切不合作的阿拉伯–穆斯林國家從地圖上抹掉。首先是伊拉克,其次是伊朗。很快就要輪到敍利亞。
打擊伊朗也可能是爲了幫助好戰分子麥凱恩競選,搞一個“十月驚奇”。
以色列是中東地區唯一擁有核武器的國家。據估計,至少擁有一百件核武器。只許她擁有核武器,不許伊朗擁有核武器。在美以的嚴重威脅面前,伊朗不發展核威懾力量才怪。但是她需要時間。所以她試圖緩解危機,最近由最高領導人阿亞圖拉哈門內伊親自出面,聲明伊朗不需要,也沒有核武計劃。以色列如此嚴重武力威脅一個聯合國成員,一個主權國家。伊朗已經向安理會投訴。
打擊伊朗是布希政府高層的一致意見。副總統錢尼在他對中東進行十天訪問期間,也企圖沖淡NIE。他說,“我們不知道他們(伊朗人)是否已經重新啓動(核武計劃)”。他還說,伊朗力圖在十年內,建造能夠打到美國的的導彈。
四月十二日,國防部長蓋茨說伊朗“不顧一切”要獲取核武器。儘管他並不贊成開戰,卻也不願把軍事選項拿下桌面。就在蓋茨講話前一個月,白宮延長了一項行政命令,指伊朗是對美國國家安全的“現實存在的威脅”。
去年九月,參院通過“凱爾—利伯曼決議”,把伊朗革命衛隊庫茲部隊定性爲恐怖組織。
彼得雷烏斯將軍在參院作證,指庫茲部隊“資助,訓練,武裝和指揮”“特別小組”襲擊美軍。布希把駐伊司令升爲中央指揮部總指揮,取代了反對打擊伊朗的法倫將軍。佔領軍答應提出伊朗干涉的證據。但是一再推遲,提不出確鑿證據。
打擊伊朗的軍事計劃早已制訂。因陸軍兵力緊繃,主要動用海空軍。但是也在距伊朗僅五英里處的伊拉克境內,建立了軍事基地。布希政府已經調了第二個航母戰鬥群到海灣。去年試驗成功“炸彈之母”,能夠穿透地堡的三萬磅炸彈Big Blu.並且改裝B-2隱形轟炸機彈架,以便攜帶這種超級炸彈。據說已經選定了一千個轟炸目標。
戰爭危機如此嚴重,五月八日,密西根州聯邦衆議員,衆院司法委員會主席約翰.康耶斯寫信給布希總統,警告他未經國會批准進攻伊朗,將構成彈劾的理由。如此嚴重的問題,媒體居然基本上沒有報導。當前一個嚴重問題就是主流媒體已經成爲布希戰爭政策的幫兇。
也不要指望(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奧巴馬。我們上周說他跪倒在AIPAC面前叩頭。他說:“我將做我許可權以內能夠做的一切,防止伊朗取得核武器。我許可權以內的一切。一切。”
也許這一切不過是說說而已。但是切不可掉以輕心。布希一夥自命歷史的創造者,而別人則是“以現實爲基礎”的庸人。
美帝策劃扶植西藏叛亂:中情局組訓叛亂游擊隊供應武器阻止(農奴)和平解放
阻止西藏(農奴)和平解放
為適應“(圍堵遏制中國反共白色恐怖撲殺)冷戰”的需要,1947年7月26日,美國國會通過了《1947年國家安全法案》。該法案規定:美國成立「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簡稱CIA);只要總統授權,美國「中央情報局」就有權在國外執行各種秘密行動和准軍事行動。尤其在軍事干涉過於強硬、外交手段軟弱無力時,「中央情報局」的秘密行動便成了美國政府的第三種選擇。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美國開始公開涉足中國西藏事務,支援西藏分裂勢力的活動。美國最高決策層認為,西藏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原因是:
其一,中國西藏位於亞洲的腹地,作為一個天然的戰略高地屏護著中國的西南地區,如果西藏被中國控制,便會成為共產黨中國向印度施加影響的基地,因而“會對南亞地區(特別是印度)構成威脅”;相反,“一個分裂的西藏”卻與美國政府所希望的“中國在某一方面出現內部崩潰”之目標正好吻合。在美國看來,即便無法分裂中國,西藏分裂勢力的抵抗也可以消耗中國的資源,從而實現削弱中國的目的。
其二,1950年2月《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和同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以後,從強烈的反華政治需要出發,美國把中國西藏納入其對華“遏制”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中央情報局在援助西藏分裂勢力的活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950年3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先遣部隊向西康地區進發,拉開了解放西藏的序幕。「中央情報局」密切注視著西藏局勢,通過各種途徑搜集有關西藏的情報。此間,西藏上層分裂勢力也準備以武力對抗解放軍入藏,並慫恿達賴喇嘛外逃。7月,達賴喇嘛的長兄土登諾布在「中央情報局」資助下到達紐約,成為美國與達賴秘密聯繫的中間人。
最初,美國曾試圖阻止西藏(農奴)和平解放,極力慫恿達賴及噶廈(西藏地方政府)拒絕與中央人民政府簽署西藏和平解放的十七條協定。在這一計畫落空以後,中央情報局又策劃了秘密策動達賴出逃的計畫,由於種種原因,這一計畫再次落空。然而,中央情報局與西藏上層分裂勢力的此次密謀,為1959年達賴逃往印度鋪墊了基礎。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SC5412計畫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以後,「中央情報局」積極支持並“操縱”西藏分裂勢力,策劃了一系列旨在製造“西藏獨立”、反對“新中國”的陰謀活動。此間,美國政府密切關注西藏事態的變化,積極採取措施支持西藏分裂勢力。國務院遠東司司長艾利遜認為:“西藏叛亂分子已經發展到集體的公開騷亂的階段”,“西藏的形勢正在向著符合美國利益的方向發展”。因此他建議美國政府應進一步秘密援助西藏抵抗力量。這一建議得到了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高度重視,決定由中央情報局在西藏實施NSC5412計畫——“秘密援助地下反共抵抗力量”的行動計畫。
1954年3月15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SC)通過了NSC5412計畫。次年,艾森豪總統又批准修補了NSC5412計畫,增加了NSC5412/1和NSC5412/2文件。這三個檔均屬“遏制國際共產主義行動的秘密軍事行動計畫”。其中在NSC5412/2文件中特別規定,在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下,由「中央情報局」具體負責領導反對和遏制“國際共產主義行動”的全部間諜和反間諜行動。該項秘密行動的目標是在“受到國際共產主義威脅和統治的地區發展地下抵抗力量和秘密幫助遊擊隊活動,並保證那些力量在戰爭中的有效能力,使他們在戰爭中擴大軍事力量並獲得所需的供應品”。
按照美國國家安會委員會第5412/2號檔的精神,由總統、國務院和國防部指定代表組成代表團,又稱“5412委員會”或“特別小組”,也稱5412小組。該小組具體指導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重大秘密行動。這意味著「中央情報局」對西藏實施的各種秘密行動計畫都由該小組決定。
秘密援助西藏叛亂分子
依據NSC5412計畫,「中央情報局」在中國西藏地區開始了秘密援助“藏獨”的一系列行動。喬治•派特遜是美國情報部門與印度、中國國民黨、在國外的西藏分裂分子相接觸時的聯絡員和譯員,據他後來聲稱,自從1949年起,中央情報局、國民黨特務和西藏分裂分子的聯繫從未中斷。
1953年朝鮮戰爭結束後,中印邊界印度一側阿爾莫一帶的居民驚奇地發現:這裏居然出現了三個教育中心、兩個醫院、兩個麻風病院和一個肺病療養院。更令人驚奇的是,在這些“醫院”和“教育中心”裏根本就沒有什麼病人和學生。實際上,從1951年起,「中情局」即已開始從事西藏叛亂分子的訓練工作。阿爾莫就是中情局對西藏施行秘密行動的基地之一。
1955年春季,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一個下屬機構開始在噶倫堡城郊徵募藏族人,先後在臺灣、沖繩群島、塞班島、關島等地秘密進行訓練,然後將這些受訓人員遣回西藏,作為發動叛亂的骨幹。
1955年12月,在四川西部藏區(通稱“康巴地區”)的民主改革即將展開之時,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唆使和策動當地部分彝、藏族奴隸主,發動了抗拒民主改革的大規模武裝叛亂。
叛亂發生後,「中央情報局」當即認定康巴叛軍是美國在西藏行動的可靠盟友。局長艾倫•杜勒斯也認為西藏的形勢為中央情報局的行動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會。1957年2月,中情局挑選了6名康巴叛亂分子,送到太平洋上的關島進行了為期6個月的特種訓練。當年8月,這些受訓結業的康巴特務被空投到西藏,其使命是指導叛亂並促使達賴公開向美國求援。其中兩人與康巴叛匪頭子貢布紮西取得了聯繫,並於1958年1月在達賴的夏宮羅布林卡秘密會晤了達賴的管家帕拉•土登維登。
後來,「中央情報局」又先後遴選了170余名康巴叛亂分子在琉球、塞班等地接受訓練。因為這些高原來客不習慣海島氣候,「中央情報局」遂又在美國國內設立了一個“康巴遊擊隊員訓練基地”,該基地叫做赫爾營,位於美國克羅拉多州的洛基山脈,是二戰期間美軍第10山地師總部所在地,這個營地曾被用來訓練美軍的山地作戰部隊和特工人員。該地平均海拔高度10000英尺,與西藏的地形、氣候有許多相似之處。為了掩人耳目,1957年7月16日出版的《丹佛郵報》宣佈,赫爾營即將啟用為軍事試驗基地。在這個機密的營門口,赫然懸掛了“危險!請勿接近!”的牌子,登山者見後都以為是核廢料處理場。營地的警衛也得到了命令,凡遇未經許可闖入者,一律就地擊斃!
在人民解放軍的有力打擊下,康巴叛亂到1957年底基本被平息下去。許多叛亂頭目紛紛逃向西藏,被西藏上層反動集團收留,重新予以武裝,繼續進行非法活動。1957年5月,在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的策劃支持下,從四川藏族地區流竄到西藏的康巴叛亂分子頭目在拉薩成立了反動組織“四水六崗”(藏語“曲細崗珠”,泛指甘、青、川、滇、藏等省區藏族聚居的地方)。
1958年4月,從四川、青海、甘肅等省藏區竄入西藏的叛亂分子,正式與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結為同盟,將所有武裝力量統一于“四水六崗”組織之內,並分配了叛亂任務。6月,貢布紮西帶著中情局訓練的特務和電臺離開拉薩,竄到西藏山南地區,建立叛亂武裝根據地,組織了叛亂武裝“衛教志願軍”。
“衛教軍”一成立,就立即得到美國的武器援助。當年夏天,「中情局」就在山南地區空投大批武器彈藥,計有機槍20挺、迫擊炮2門、步槍100支、手榴彈600枚、炮彈600發、子彈40000發。11月26日,中情局通過“麥克馬洪線”以南印度佔領區,又向山南地區運送武器彈藥226馱;年底,向紮古拉馬塘高地空投一批武器,約100支美式來福槍、20挺輕機槍、2門55毫米迫擊炮、60枚手榴彈,每支槍和每門炮配置300發子彈或炮彈。次年1月,又通過尼泊爾運入40馱武器彈藥。為掩蓋真相,美國只提供“二戰”時期的武器。
「中央情報局」的援助行動,助長了西藏分裂主義分子的囂張氣焰。進入1959年,西藏武裝叛亂逐步升級,叛亂分子不僅襲擊解放軍,而且對藏民劫掠、燒殺,強迫他們反對中央人民政府。3月10日,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終於公開撕毀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發動了全面的武裝叛亂。一周之後,他們又劫持達賴喇嘛離開拉薩,倉皇出逃。
有外國研究人員認為,叛亂者無法通過和平手段使達賴喇嘛公開站在他們一邊,是促使中情局和他們在1959年3月發動大規模叛亂的根源。這並非空穴來風。最新解密檔案表明,1958年9月,中情局決定秘密增加對叛亂者的資助,以擴大其反對中央政府的遊擊戰,此舉得到艾森豪總統的批准。派特遜證實說,在拉薩叛亂前,他的康巴朋友就告訴他,已經有了一個使達賴喇嘛離開拉薩的計畫了。1959年3月2日,印度加爾各達的《政治家報》發表的一篇匿名文章,也為上述結論提供了證據。作者極其準確地預測說,達賴喇嘛可能不願離開拉薩,但為了使他離開,康巴人將不得不製造些騷亂。
檔案表明,在西藏叛亂的關鍵時刻,「中央情報局」認定,“達賴的出逃符合美國的利益。”在達賴出逃途中,“曾在「中央情報局」受訓的報務員緊緊相隨,把達賴喇嘛的行程隨時報告給華盛頓。”「中央情報局」設在達卡的基地與達賴喇嘛保持密切聯繫,並準備好一種適合在西藏稀薄空氣中飛行的C—130型運輸機,隨時給他們空投所需物資。兩周後,達賴一行在「中央情報局」訓練的西藏特工幫助下逃到印度佔領區。
達賴出逃後,叛亂武裝於3月20日淩晨向解放軍發動全面進攻。解放軍被迫進行反擊,兩天內就將其徹底擊潰。隨後,西藏全境的平叛作戰全面展開,叛亂分子苦心經營的山南老巢被一舉蕩平,“衛教軍”敗逃至印度控制區。至當年底,西藏大部分地區的叛亂即被平息。
策劃西藏“公路襲擾戰”
「中情局」對西藏叛亂武裝如此不堪一擊大為失望,他們認為這都是反叛者集團作戰的結果。在1959年召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第403次會議上,艾森豪總統批准在中國西藏繼續實施NSC5412系列計畫。艾倫•杜勒斯分析了西藏叛亂失敗的原因並提出了未來的行動方案。他認為:首先,中國人民解放軍在西藏佔有絕對有效的軍事優勢,加之其使用飛機,西藏叛軍已被“成功地肢解”;其次,“西藏(叛亂)遊擊隊總是大集團作戰,軍事調動過於煩冗”,“他們對當地地形熟悉的優勢沒有發揮出來”。接著,杜勒斯分析了中國軍隊的困難,即解放軍數千名步兵在向青藏高原推進過程中要克服嚴峻的給養運輸、惡劣的自然條件的挑戰。因此,如果破壞拉薩——北京的供應線,北京的損失就會出現“實質性地增加”。中央情報局認為,西藏的大部分道路都築在山腰上,一旦被破壞.要用數周甚至數月才能修復;依靠反叛者襲擊公務人員和車隊以獲取中國內部情報,也成為中央情報局日益渴望的事, 因為它從中國其他地區已很難獲得此類情報。
於是,「中央情報局」確定了“公路襲擾”計畫,將在赫爾營經過專門訓練的藏人空投到西藏,實施破壞西藏公路運輸的行動。
在西藏叛亂正式爆發之後,被秘密送到赫爾營進行訓練的藏人數量明顯增加,最終共有259人在該營受訓。
1959年9月下旬,中央情報局決定在康區西部的邊壩(Pembar)地區進行上述行動。邊壩位於薩爾溫江(怒江)南岸,與中國的“成都——拉薩”公路距離很近,由於中國在該路段南北支線的控制薄弱而被選中。同月,在美國受訓的18名藏人被空投到西藏邊壩地區。他們的任務是控制該地區;進攻四川——拉薩公路上的交通運輸和破壞軍事設施,襲擾並阻斷軍事運輸供給,以阻止中國政府對西藏地方的物資供應和軍需運輸;破壞襲擾解放軍平息叛亂的行動。為配合上述行動,美國中央情報局為邊壩地區的叛亂分子空投武器和物資。
1961年2月,「中央情報局」決定實施第二輪襲擾戰。這次他們選擇了西藏茫康(MaRkham)地區。茫康位於湄公河與雅魯藏布江之間,是中國內地公路穿越康區第二條線路的終點站,也是西藏叛亂分子的聚集之地。中央情報局準備據此破壞北京的後勤運輸。3月,受過訓練的7名藏族特務由中央情報局使用C—130運輸機空投至茫康地區。
事實證明,美國「中央情報局」對西藏地區上述兩次公路襲擾並不成功,也沒有給中國對西藏地區的控制構成威脅。由於人民解放軍對空降的叛亂分子實施了有效的圍剿,中央情報局從1957年開始空投到西藏的49名藏族特務,除10人逃到印度,2人被捕(至1979年被寬大釋放)外,其他37人不是被擊斃,就是在雪嶺荒原逃竄時死於寒冷和饑渴。
到1960年底,西藏全區範圍內大股叛亂武裝均被殲滅,人民解放軍取得了平叛鬥爭的決定性勝利。
“木斯塘計畫”
「中央情報局」眼看西藏境內的叛亂武裝已無生存基礎,腹地滲透死路一條,於是又將計畫改為從境外進行長期襲擾。1960年前後,中央情報局和西藏分裂勢力決定尋求一個新的安全活動基地,由於印度不願為其提供基地,他們將活動基地從西藏境內轉移到尼泊爾。經過一番挑選,他們看中了尼泊爾境內半獨立的封建領地木斯塘。木斯塘一帶山高林密,地方首領信喇嘛教並不受政府管轄,況且緊鄰西藏邊境,進行滲透行動十分方便。不過當地人煙稀少,一切物資供應均要靠美國解決。
1960年9月,達賴集團在木斯塘重新組建了“四水六崗衛教軍”,由此開始了在中國邊境長達十年之久的軍事襲擾。其首任總指揮貢布紮西在回憶錄中寫道,“有時,一二百人的西藏遊擊隊的活動深入中國佔領區達100英里”。然而,美國人後來承認:“這些襲擊除了給西藏部隊以暫時的滿足,並激起他們有朝一日真正進軍故鄉的希望外,作用幾近於零”。
不過有一次,這種襲擊行動卻出乎意料地獲得了大量情報。西藏叛亂分子在一條冷僻的山路上,伏擊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一支小小的車隊,他們在一輛車上發現了幾個郵袋,裏面除了一般日常函件外,還有從北京發出的政府官方檔和軍事檔。叛亂分子把郵袋交給了中央情報局。後來,中央情報局總部的中國問題專家仔細分析了郵袋的內容,從中發現了中國官方大量有關西藏情況的資料與資料。
除此之處,“西藏行動”未能獲得任何其他值得一提的收穫,卻繼續有氣無力地在原地踏步。
1960年5月,一架美國U一2飛機進入蘇聯領空進行偵察時被擊落,此後,艾森豪總統下令停止入侵共產黨國家領空,這包括西藏在內。到1960年底中央情報局取消了對西藏叛軍的空投,失去物資供應的叛軍不得不獨自面臨一個苦冬,許多人因為沒有食物和住所而凍餓而死,還有一些人被迫吃皮鞋和皮革來維持生命。
1961年3月,新上臺的甘迺迪總統重新批准了「中央情報局」的秘密計畫,於是,中央情報局又開始向木斯塘的叛軍空投武器、無線電操作員、裝備和生活必需品。
「中央情報局」給叛軍下達的任務是,進攻解放軍分散的營地,並在拉薩至新疆的交通幹線上破壞運輸。這些襲擾行動,迫使中國在該地區增加兵力,並將西藏西部的交通線改道為青海至新疆的公路。
當「中央情報局」決定繼續空投時,遭到了印度的反對。印度國防部長杜特向美國表示:“為了加強中印邊境的防空,堅決擊落任何侵犯印度領空的飛機,因而希望美國的飛機在將來的空投中不要飛越印度領空,也不希望美國利用西藏人在印度反對中國,而使問題複雜化。”沒有印度的支持,“木斯塘計畫”暫時擱淺。
然而1962秋天,中國和印度爆發了一場短暫的邊境戰爭,從而導致印度政府的態度發生了明顯變化。在對待美國中央情報局利用印度領土(領空)援助達賴集團分裂活動的立場和行動上,印度由原來的反對者(至少是中立者)變成了主要的積極參與者。而且印度開始與美國在軍事上積極合作,美國向印度提供軍事援助,而印度獲得該項援助的條件之一是“與美國合作共同遏制共產黨中國”。軍事合作促使美、印兩國在情報領域展開了合作。美國中央情報局遠東地區負責人菲茲格拉德和印度中央情報局局長穆立克分別為合作雙方的代表。從此,美國中央情報局與印度情報局在援助西藏分裂勢力行動上展開了密切合作。
美國和印度在“西藏計畫”中各取所需。美國的目的在於抵抗所謂“共產黨中國在印度與南亞的擴張”,具體行動是通過藏人遊擊行動收集解放軍在西藏地區軍事部署的情報。印度在“西藏計畫”中的具體目標是利用藏人遊擊隊對抗中國邊境的防務力量,以期鞏固其“東北邊境特區”(NEFA)的安全。12月,印度情報局實施“察克拉塔計畫”。依據該計畫,這些藏人將被組建為“特別邊境部隊”(Special Frontier Force,簡稱SFF),他們的任務是收集中國情報和實施其他准軍事行動。美國中央情報局極力配合印度情報局的“察克拉塔計畫”。除了為“特別邊境部隊”提供輔助性訓練、跳傘技術外,美國中央情報局還派出由106人組成的特種部隊為其提供“秘密的”遊擊戰術和非常規戰術訓練。
同時,美、印兩國情報局還將受訓的藏人間諜派往西藏和中、印邊境實施偵察活動。他們通過跳傘進入西藏內地建立了20個情報站,其任務是偵察中國軍隊的集結動向;安裝感測器,用於偵察中國核子試驗及導彈試驗;截取中國軍事通訊的資訊。
1963年11月,美國「中央情報局」與印度情報局在新德里成立新的聯合行動機構——“特別中心”。“特別中心”的主要職能是利用西藏分裂分子向中國西藏滲透間諜。他們的主要任務是深入西藏及中、印邊境地區,用無線電收集並發送關於中國西藏的社會、政治、軍事情報。美國中央情報局為其提供耐用型太陽能無線電電臺。
在1964年1月舉行的“特別小組”會議上,美國「中央情報局」又制定並實施了新的“西藏行動”,包括:政治行動、宣傳和准軍事行動。該計畫的目的是“在西藏內部和外國(主要是印度)確立一個自治西藏的政治概念,並在中國內部培養抵抗共產主義政治發展的能力”。
但是1964 年6月初,木斯塘爆發的一起突發事件徹底改變了美、印合作的行動模式。事件的緣由是,為尋找遊擊隊反華的“素材”,英國一家電視臺派出一個小組在派特遜帶領下,未經允許來到木斯塘。他們說服叛軍發動了一次對中國車隊的襲擊,並將這次襲擊過程拍攝下來,這使得美國中央情報局在西藏的秘密行動被曝光而引起國際社會的譁然。為此,中央情報局停發了對木斯塘叛軍的半年援助資金。
由於木斯塘襲擊事件的敗露,美、印兩國軍事襲擾的合作行動被迫轉變為單純的情報計畫。 同年10月16日,中國成功爆發了第一顆原子彈,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美、印兩國情報局針對中國情報的合作進程。美國「中央情報局」為印度提供10架C—46運輸機和4架直升機,其中有1架C—46運輸機被改裝成電子偵察機平臺,這些飛機沿著喜瑪拉雅山麓飛行,收集來自西藏地區的電子通信情報。
從1967年開始,美國「中央情報局」對木斯塘叛軍的援助行動開始走下坡路。這主要是因為,
首先,木斯塘叛軍的行動沒有達到預期目的,他們沒有在西藏內部實現破壞中國供給和通信系統的目標。
其次,木斯塘叛軍的任務很大程度上由印度的“特別邊境部隊”來完成,它得到了美國和印度的長期支持。1968年,「中央情報局」近東行動負責人格里奇菲爾德在西藏行動的形勢報告中向“303委員會”特別小組諫言,“在西藏內部取得的成就微乎其微,而其外部的成就(選擇重要目標開展無線電竊聽)要好得多。”
到1968年,詹森政府停止了對木斯塘叛軍的援助,「中央情報局」也取消了在美國國內對叛亂分子進行訓練的計畫,把整個預算的計畫削減到一年不到120萬美元。
「中央情報局」在支持西藏叛軍十年之久的時間裏,所耗資金甚巨。據1998年9月15日《洛杉磯時報》的報導:“根據最新公佈的美國情報機構檔,在20世紀6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裏,「中央情報局」每年向西藏流亡運動提供170萬美元用於開展反對中國的活動,其中包括每年向達賴喇嘛提供18萬美元的津貼。”
“西藏行動”壽終正寢
1969年1月,尼克森就任美國總統,美國對外政策處於歷史的轉捩點,此時美國的相對實力已走向衰弱。為擺脫越南戰爭的泥潭並借助中國抗衡蘇聯,美國需要中國的參與,為此,美國積極改善與中國的關係,美中關係出現了趨於緩和的態勢。美中關係的“解凍”導致了美國西藏政策的重要變化,此時的西藏分裂集團自然成了美國戰略棋盤上的一粒“棄子”,「中央情報局」對其的秘密支持也隨之停止。
1973年,尼泊爾國王比蘭德拉訪華。在會見比蘭德拉時,毛澤東主席催促尼方儘快肅清其境內的西藏叛軍。1974年7月,尼泊爾政府軍包圍了木斯塘營地,達賴喇嘛眼看大勢已去,專門錄製了一盤磁帶送到木斯塘營地播放,讓他們放下武器投降。在真切聽到達賴喇嘛的聲音後,大多數叛軍放下武器,還有一些人跳河自盡,最後一任木斯塘叛軍司令旺堆嘉措拒不服從,企圖率領一股人馬突圍去印度,結果在山口被尼泊爾軍隊擊斃,西藏叛亂武裝徹底瓦解。
1995年11月,達賴在印度北部的達拉薩蘭會見了已退休的美國「中央情報局」官員、當年負責空投行動的約翰•肯尼士•克瑙斯。回顧兩人從前合作的往事時,達賴不無悲哀地說道:“美國政府捲入西藏事務並不是為了幫助西藏,而僅僅是冷戰時期對付中國的戰術需要。” 在達賴喇嘛心中,正是美國的西藏政策才使他成了這場角逐的犧牲品。
中國政府對西藏叛匪的顛覆行動進行了堅決反擊,1969年1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美印狼狽為奸利用西藏叛匪瘋狂反華》的文章,指出美國是西藏叛匪進行陰謀活動的「後臺老闆」,“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特務經常到西藏叛匪的巢穴裏鬼鬼祟祟地活動”,“一九六七年七月,美國報刊上公開報導,已經有西藏叛匪從印度坐飛機到達美國,進行罪惡活動。”
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秘密活動,改變不了西藏民主改革的歷史進程,註定最終失敗的命運。
文/文鋒
《黨史博采》
美國對哥倫比亞的新殖民政策-「哥倫比亞計畫」
提到哥倫比亞,許多人就會立刻聯想到這是毒品與游擊隊氾濫的罪惡淵藪之地。羅素克洛和梅格萊恩搭檔演出的「千驚萬險」就是以哥倫比亞為背景,影 片描述的哥倫比亞左派游擊隊在邪惡帝國蘇聯垮台後,變成一群以販毒、綁票維生的恐怖份子,長期以來許多美國人也相信政府與主流(自由)傳媒對於哥倫比亞的 宣傳,相信美國政府目前已耗資數十億的「哥倫比亞計畫」(Plan Columbia)可以消滅哥國毒梟和游擊隊暴力,然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證據卻證明事實剛好相反。
事實上,「哥倫比亞計畫」只是美國長期對於中南美洲“政經軍干預”的一部份,在美國喬治亞州的班寧堡(Fort Benning),有一所「美洲軍事學校」(SOA, U.S. Army School of the Americas),該校一直被諷刺為「殺手學校」(School of Assassins),因為該校的課程以訓練謀殺、綁架、政變、嚴刑拷打著名,數十年來培養出六萬多名拉丁美洲的軍人,智利民選總統阿葉德被軍事獨裁者皮 諾契特推翻、大主教Oscar Romero被暗殺、瓜地馬拉36年內戰死亡或失蹤的20萬人、薩爾瓦多超過900名平民被屠殺等等,都是“該校”畢業生的“傑作”,女性受害者還會遭強 暴虐殺而死,毫無反抗力量的兒童被活埋或摔死;它也培養惡名昭彰的軍事獨裁者-包括巴拿馬、波利維亞、瓜地馬拉、薩爾瓦多,並且是“右翼民兵”的訓練所- 例如尼加拉瓜殘暴的「國民軍」就是SOA的畢業生,後來組成“右翼恐怖份子”Contra。前巴拿馬總統就稱「美洲軍事學校」是「拉丁美洲最大的亂源製造 基地」,在日漸高漲的抗議聲浪下,該校改名為Western Hemispheric 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WHISC),但是至今仍然繼續培養每年一到兩千名的畢業生(目前1/3的受訓者來自墨西哥,因為該國要對付以Chiapas省原住民為主的薩巴塔游擊 隊(Zapatista)),每年耗費美國納稅人大約兩千萬美金。
和其他拉美國家相比,哥倫比亞派遣最多軍人(目前已超過一萬多人)到SOA受訓,其中許多高階軍官都犯下違反人權的罪刑,哥倫比亞軍方和殘忍著 稱的右翼民兵組織AUC也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使得在哥國每年有超過三萬人被殺、一百萬人無家可歸。1986年以來已經有三千八百名工會領袖和組織者遭殺 害,在去年的前十一個月,就有180名工會領袖被暗殺,過去十幾年以來,超過三萬名工人、農民、人權組織者、左翼領袖、教師等被軍隊和右翼民兵殺害。最大 的右翼民兵組織AUC的領導人對於謀殺工會領袖毫無悔意,他說「我們有理由殺那些人,因為他們(工會領袖)妨礙他人工作。」因為暴力事件頻仍,自從 1985年以來,已經有兩百萬哥倫比亞平民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園。
在美國主流(自由)傳媒宣傳下不斷“被污名化”的左翼游擊隊-其中一股最大的力量FARC「哥倫比亞人民革命軍」(有一萬六千到兩萬人的武裝力 量,由工人、農民、組織者所組成)-經由過去36年以來的組織工作,哥國基層人民對其支持率不斷提高,專家估計該游擊隊在哥國自治區的影響力已經超過 50%,相對的哥倫比亞所謂「(美帝扶植傀儡)民主」政府,則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貪污腐敗政權,人民對政府的失望清楚地反映在哥國的投票率上(低於 40%),目前FARC直接掌握的非武裝區(約瑞士大小),也完全沒有上述的暴力事件發生。
在2000年,美國政府投入十三億美金到「哥倫比亞計畫」以及之後六億美金的「安地斯行動」(Andean Intiative,因為哥倫比亞屬於安地斯山脈國家)(其中一億給哥倫比亞軍方),宣稱該計畫是「對抗毒品之戰」(War on Drugs)以及心照不宣的「對抗左派游擊隊(美國政府定義下的恐怖份子)之戰」,事實上,該計畫對於消滅毒品毫無助益,因為大部分的款項給了“美國跨國 公司”,例如<孟山都(Monsanto)>、United Tech、Sikorsky等,用來進行軍事訓練、購買直昇機和除草劑,另外,美國政府也已提供哥倫比亞軍方和右翼民兵十五億美金。
然而,哥倫比亞政府和軍隊本身就和毒梟“連為一體”,政府軍隊和右翼民兵就是毒梟背後的軍事力量,前SOA的教官就曾說「SOA是拉丁美洲軍官 洗毒品錢的最佳地點」,美國持續提供哥倫比亞軍事援助反而助長軍隊和右翼民兵繼續在國內“鎮壓平民”、違反人權,並且讓毒梟勢力更擴大。
此外,美國在哥倫比亞四處噴灑除草劑,宣稱這樣就可以消滅古柯鹼作物,但其實是毫無差別地噴灑在一般農田和雨林上,不但使得農作物大量枯死、農民無 法維持生計、亞瑪遜雨林的生態環境遭破壞、原住民生存環境受到威脅,更讓古柯鹼產業暴增超過100%,在1994到1998年,哥國大約種植45500 公頃的古柯鹼作物,但是有超過140800 公頃的一般作物、古柯鹼和雨林被噴灑,從1999年到2000年,古柯鹼的產量反而增加60%,噴灑除草劑不但完全無效,反而讓種植古柯鹼更有價值。
著名的拉美學者James Petras就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是美國對拉丁美洲再殖民的試金石,因為哥倫比亞目前擁有第三世界國家最強大的游擊隊力量,開始動搖美國在拉丁 美洲的殖民力量(哥倫比亞的石油是美國重大利益所在,美國從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和厄瓜多進口的石油比波斯灣還要多),因此若能藉由「哥倫比亞計畫」一舉摧 毀反抗的力量,則可以再度建立美國的新帝國主義力量,因此越來越多人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實際上是「死亡計畫」(Plan of Death)。
今年4月19-22日,在美國首府華盛頓有大規模的反戰(4月20日舉行大遊行,主題為「停止國內和國外的戰爭」Stop the War-At Home& Abroad,詳情請見:http://www.a20stopthewar.org/)、反全球化和「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National Mobilization on Columbia,詳情請見:http://www.colombiamobilization.org/)遊行(世界各地的抗議活動資訊都可以在 http://protest.net/ 找到),「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在4月22日將發動大遊行並提出兩大訴求:
一、反對美國政府“假借”掃蕩毒品為名的「哥倫比亞計畫」,
二、關閉「殺手學校」 -「美洲軍事學校」(SOA)。
文/洪家寧 2002.4
美宣稱敘利亞政權喪失合法性 印度金融中心孟買開始遭美英以勢力恐怖攻擊(南亞破局動作)
印度內政部長稱:孟買爆炸案“可能意在破壞印、巴會談”
【新德里消息】據《印度快報》7月14日消息,印度最大城市孟買在13日晚間發生的連環爆炸案已經造成18人死亡,至少131人受傷。
印度內政部長奇丹巴拉姆承認事先未收到有關襲擊的情報,爆炸案的背後存在各種動機,不排除是“為了破壞”本月舉行的印度-巴基斯坦會談的可能性。
奇丹巴拉姆14日稱,印度將調查所有引發爆炸案的動機,印、巴會談將在10天后舉行,為了破壞會談而發動襲擊可能也是動機之一。
【時事點評】請大家注意這一段文字,原文是:
印度內政部長奇丹巴拉姆承認事先未收到有關襲擊的情報,爆炸案的背後存在各種動機,不排除是為了破壞本月舉行的印度-巴基斯坦會談的可能性。
● “印度政府”在恐怖襲擊後的“第二天(請注意這一點)”便表現出“冷靜”。
上述這段文字有“三個看點”:
第一,是“印度政府承認事先未收到有關襲擊的情報”;
第二,儘管“印度政府”認為“爆炸案的背後存在各種動機”,但在“第一時間”裏“不排除是為了破壞本月舉行的印度-巴基斯坦會談的可能性”。
第三,也是非常微妙的,不論是“第一”還是“第二”,都是“印度政府”在恐怖襲擊後的“第二天(請注意這一點)”正式發出的“冷靜”之聲。
毫無疑問,所有這些應該說明了兩點:
● 起碼直至“14日”為止印度政府還能保持“冷靜”
第一點,曾經因美國“圍繞拉登之死”展示“兩種特殊能力”而一度“不那麼冷靜”的印度政府,在目睹“中歐俄美”之核心利益、於“那”之“後”所展示的一系列“排列與組合(第四波)”,無不彰顯“埃及之亂”的“後續發展”仍然處於“脫稿運行(相對策動者而言)”狀態的“大背景”下,起碼直至“14日”為止,它還能保持“冷靜”。
● 印度政府似乎“並不認為”局勢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第二點,也是至關重要的一點,在“第一點”的基礎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印度政府“之所以”在“第二天”給出“上述態度”,在於“13日恐怖襲擊”之後的這段時間裏,印度政府“並不認為”局勢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
換句話說,印度決策層在經過一個晚上的評估後,仍然認為:由“中歐俄美”為主、包括日本、印度、巴西等大國,以及阿盟、非盟,以色列、朝鮮、越南、土耳其、敘利亞、利比亞等“重要國家”或者“區域性組織”所參與的“第四波排列與組合”,其因“種種原因”最終形成的“最新排列與組合”並沒有因“這突如其來的三起爆炸”而發生“根本性的改變”,或者“發生根本性改變”的“可能性”不大。
● 我們就曾經詳細論證過這樣一個過程
而在之前的點評中,我們就曾經詳細論證過這樣一個過程,即:自“拉登之死”後,目睹美國展示的“兩種特殊能力”,特別是在“兩種特殊能力”的威、逼、利、誘“之下,在“策應美國南亞政策”層面邁出“重要一步(印度聲稱向阿富汗提供5億美元援助,從而策應“三獨架構”)”,但又要“進一步觀察”方方面面圍繞“利比亞”這個觀察點、特別是敘利亞這個“止損點”的“排列與組合”,才肯“更進一步”的印度,在“看明白”了方方面面的“最新排列與組合”並不利於“美國南亞政策”的“趨勢”之後,再次啟動了“自孟買2008年恐怖襲擊案後就中斷的印、巴和談”。
● 這個所謂“最新的排列與組合”,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這樣幾種事情
至於這個所謂“最新排列與組合”,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這樣幾種事情,即:
第一,是隨著沙烏地阿拉伯高官訪英、並拋出“要麼中東(以色列鋼釘)都沒核武 要麼就核競賽”,在“是否”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的問題上,“歐美”“終於來到”了“選擇時刻”。
第二,但我們仍然強調:這一“終於來到”,本質上雖然仍屬於“排列與組合”層面的東西,但明顯有了“一旦選擇擊穿止損點”,就可能招致“中俄”等“國際社會”的斷然反擊、從而令中東局勢、北非、甚至全球局勢一一失控的危險。
第三,在“歐美”“終於來到”了“選擇時刻”的背後,是隨著“美國利益”借卡紮菲之“口”,正式拋出“準備襲擊歐盟民用目標”這張“牌”之後,在“利比亞之亂”且歐盟發動軍事打擊以來,與利比亞只隔一個地中海的歐盟(歐元),或者第一次感覺到恐懼,恐懼“科索沃戰爭”對歐元的“沉重打擊之惡夢”極可能重演。
顯然,卡紮菲所說的“…….如果北約繼續襲擊、準備襲擊歐盟民用目標…..”,正是美國從“利比亞”這個“觀察點”出發,對歐盟(歐元)跨海(地中海)一擊的“可操作方案”。
第四,急於獲得中國實質性的支持、從而在“利比亞之亂”上實現“由亂至穩”的歐盟,終於等不下去了,而在“歐盟宣佈向朝鮮提供1000萬歐元緊急食品援助”的背後,是“歐盟的東北亞政策”終於不得不扛著幾袋糧食、“主動上門”、從而終於沖著“美國利益”擺出一副“準備”從“中朝”這一側登陸朝鮮半島、並參與“東北亞經濟一體化”的“姿態”,“意”從北京這邊抓取“實質性支持”。
顯然,就如我們之前所強調,這種實質性支援,一方面是在戰略上“支持歐盟對南歐的整合”,再一個,就是在“技術上”支撐歐元的穩定。
● “科索沃問題”與”利比亞問題“是兩個層次的問題
第五,是中國外交“高級代表團”對利比亞反對派領導人訪問北京進行了“回訪”,從而彰顯“中國的利比亞政策”開始向“有利於歐盟的方向”進行微調的“姿態”。
但是,根據觀察,在“利比亞問題”上,中國向歐盟提供“利比亞實質性支援”的條件,就是要對中國利比亞(非洲)利益進行一種“框架式地、切實保障”,不可否認的是,這種“框架式保障”,本質上講,也是一種“大國”對歐盟的“制衡框架”。
這裏有必要說明一下:前面所說的“中國向歐盟提供‘實質性支援’的問題”,顯然是個“既包含了利比亞、但又遠遠超出利比亞”的、更高層次的問題。也就是說:在中國的歐盟政策中,更或者,在“中歐俄美”彼此之間的“排列與組合”中,“科索沃問題”與”利比亞問題“是兩個層次的問題。
● 美國人“喊”歐洲人“回家”,重要意圖之“一”,在於彌補“美國西太平洋安全框架”在“遏制中國”層面的、空前的“無力感”!
第六,是美國國會領導人會見了達賴。 在此的背後,是“美國人”也瞄著“中歐”之間的戰略縫隙、抓住機會、重新撿起“北京奧運會聖火傳遞期間”被歐洲人捧得最高、搞得最歡、現已無力再玩的、旨在令“大國”可“有效制衡中國”的“三獨框架”,從而“喊”歐洲人“回家”,其重要意圖之“一”,在於企圖借歐盟、甚至俄羅斯、印度等力量,通過“三獨框架”去彌補“美國西太平洋安全框架”在“遏制中國”層面的、空前的“無力感”!
● 最能說明問題的,莫過於解放軍陳總長那番“看似”沒有什麼、實則“一點也不留臉面”式的“講話”
在“美國西太平洋安全框架”所謂“空前無力感”的層面上,最能說明問題的,莫過於美軍參聯主席馬倫訪華期間,解放軍陳總長那番“看似”沒有什麼、實則“一點兒也不留臉面”式的“講話”了。
這一點,我們稍後將結合韓國國防部長訪華一事進一步展開。
第七,在“伊拉克總理表示反對成立新自治區”且“美國施壓伊拉克政府同意延長美軍駐伊拉克時間”的背後,是“美國利益”威脅進一步肢解伊拉克(針對中東國家)、迫使中東國家跟隨“其敘利亞政策”、特別是“伊朗政策”,
如若不然,就準備在“中東大亂”之後,或武力干涉敘利亞、埃及國內局勢,或軍事攻擊伊朗做準備。
● 我們可以清楚地觀察到上述“代表性事件”的“後續發展”、且是“非常符合邏輯”的後續發展
而針對上述幾件“代表事件”,在7月13日孟買再次發生恐怖襲擊事件的前後,同樣通過幾件事情,我們可以清楚地觀察到它們的“後續發展”、且是“非常符合邏輯”的後續發展:
第一,是利比亞方向。
7月10日,法國國防部長在接受電視媒體採訪時、稱:武力解決不了問題,並“敦促利比亞反對派與穆阿邁爾;卡紮菲領導的利比亞政府談判”。
7月11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就中方向利比亞提供人道主義援助答記者問時表示,中方決定向利比亞人民提供價值5000萬元人民幣的人道主義援助物資;
7月14日,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在結束據稱“內容廣泛的美、俄政策談判”後說,“兩國一致認為利比亞領導人卡紮菲來日無多”。
但是,與此同時,俄羅斯拒絕了作為聯絡小組成員參加15日舉行的利比亞問題會議的邀請,並堅稱“有關利比亞衝突的所有決定應由聯合國作出”;
● “中、俄”在利比亞問題仍然保持著“明顯的戰略協調”
這樣,在“中、俄”均已收到有關邀請的情況下,“中、俄”均不出席此次會議,從而在利比亞問題仍然保持著“明顯的戰略協調”。
通過上面這些“後續發展”,我們不難看出,在利比亞問題上,在歐盟扛著幾包糧食、主動上門、前往朝鮮之後,“中歐俄美”的利比亞政策明顯出現這樣一種有趣的畫面,即:
一方面,是“中歐”在一邊商量著什麼,商量的結果是“法國人承認武力解決不了問題,並敦促利比亞雙方進行談判”;
二方面,是“俄美”也在一邊商量著什麼,商量的結果是“兩國一致認為利比亞領導人卡紮菲來日無多”;
三方面,是“歐美”也在一邊商量著什麼(即將召開的利比亞問題會議),而從會前的氣氛來看,商量的結果應該是“共同承認利比亞反對派是唯一合法代表”。
最後一個方面,是“中俄”也在一邊商量著什麼,商量的結果就是:均不出席此次利比亞問題會議。
● “歐美”一旦共同承認“利比亞反對派是唯一合法代表”才是“利比亞之亂”的邏輯發展
在上述內容中,真正的看點是“三方面”,即“歐美”一旦將“共同承認利比亞反對派是唯一合法代表”。
值得強調的是,這才是“利比亞之亂”的邏輯發展,顯然,在大國之間圍繞“埃及之亂”的角力進行到這一層面之後,在利比亞這個“觀察點”上,只有當“歐美”共同承認“利比亞反對派是唯一合法代表”之後,基於我們之前的觀點,我們不難明白,至此,“利比亞之亂”才算真正“入了戲”,即:
這一“共同承認”即可發展為歐盟所期望的“由利比亞反對派為唯一合法代表之統一的利比亞”,
也可發展為美國所期望的、可將整個非洲、直到歐亞海上運輸線全部搞亂的、“分裂為二”的利比亞,或者由“卡紮菲勢力”與“利比亞反對派”之間相互制衡、繼而始終維持亂局、同樣可以將整個非洲、直到歐亞海上運輸線全部搞亂的、沒有中央集權的“利比亞”。
● 美國已經徹底失去利比亞問題的“政治主導權”
如果從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它可以說“部分實現”了“幕後策動者”策動“埃及之亂”的意圖,但是,從“中、俄”保持著“明顯的戰略協調”、卡紮菲警告對歐盟發動襲擊,
但歐盟卻已主動扛著糧食包“奔赴”平壤、敘利亞這個“止損點”還仍未“有效擊穿”,
而中國的利比亞政策卻已經開始“向有利於歐盟方向微調”的最新發展來看,
通過“利比亞”這個“觀察點”得到的觀察結論就是:作為掌控“利比亞上空”軍事力量的一方,美國已經徹底失去利比亞問題的“政治主導權”,而失去“政治主導權”的後果就是:“美國的利比亞政策”也必須往歐盟方向靠一靠,從而“主動(實則被動)”地讓歐盟“拿自己一把”,令其“獲取資本”與俄羅斯、特別是中國在另一個層面上“討價還價”,這樣,不得不“以空間換時間”的美國人,就要“暫時犧牲”一下那位“在美國明裏暗中保護下、才得以生存至今”的卡紮菲了。
可問題上,在“美國利比亞政策”不得不往歐盟方向靠一靠的同時,一方面是中國利比亞政策因“歐盟主動赴朝鮮”也往歐盟方向靠了一靠,
但另一方面,也是“原本指望軍事解決”的“歐盟利比亞政策”也在往“中俄方向”靠了一靠,從而在嘴巴上頻繁掛出“…..政治解決…..聯合國主導…..”之類的“中俄主張”。
也就是說,“美國利比亞政策”也在間接地往“中、俄方向”靠了一靠。
● “中、俄”於“耐心的等待”中、在分頭逼“歐美各自的利比亞政策”繼續往外掏“利益”
如果在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非常清楚的是,在“中、俄”一邊保持著戰略協調,一邊又分頭與“歐盟、美國”去商量什麼的“背後”,在於兩層目的:
其一,也是最直接的,是“中、俄”於“耐心的等待”中、在分頭逼“歐美各自的利比亞政策”繼續往外掏“利益”。
其二,也是最關鍵的,是“中、俄”有意在利比亞這個“觀察點”上繼續觀察,並繼續保持一種超然的地位,顯然,“利比亞之亂”的具體進程已經證明:沒有“中或俄”的實質性配合,在“利比亞”問題上“利益根本對立”的“歐美利益”,不論是誰,都是玩不轉“利比亞之亂”的。
● “其一”與“其二”有點兒像個“連環套”
顯然,只有在“其二”的層面去觀察“中、或俄”分頭與“歐、或美”去商量什麼,才能真正弄清楚“中、俄”雙方“均”決定“不出席此次利比亞問題會議”的“真實意圖”,也就是“其一”;
同樣,只有在“其二”的基礎上去觀察,才能看明白:“其一”與“其二”有點兒像個“連環套”。
● 它最終會“套”住誰?特別是、套“死”誰?其“答案”其實並不在利比亞這個“觀察點”上
值得強調的是,至於它最終會“套”住誰?特別是、套“死”誰?其“答案”其實並不在利比亞這個“觀察點”上,
而在於科索沃(對歐盟或者美國而言)、
在於中東(對美國而言),
在於東北亞(對於美國而方言),
在於中國南海(對美國而言),
在於南亞(對中國而言),
在於烏克蘭(對俄羅斯而言,從這一點,不難看出中國國家主席不久前訪問烏克蘭的意義之所在),
在於敘利亞局勢是否徹底失控(對“非美勢力”而言),
更或者在於“伊核徹底失控”(對於“歐美國家利益”與“歐美資本利益”而言)。
下面,我們再來看看較利比亞“敏感得多的”敘利亞方向。
第二,是敘利亞方向。
7月12日,美國國務卿希拉蕊聲稱:敘利亞阿薩德政府已經“喪失其合法性”,並引發敘利亞政府的強烈抗議;
7月13日,據來自歐盟的消息:鑒於敘利亞政府繼續對要求改革的民眾進行鎮壓,並鼓動巴沙爾的支持者襲擊美國和法國駐敘使館,歐盟準備對敘利亞採取更嚴厲制裁行動,採取集體行動召回駐敘大使是重要選項。
7月13日,阿拉伯聯盟秘書長訪問敘利亞,在與敘利亞總統會晤後表示:無論是誰,都無權說某個國家的總統“失去合法性”。
7月14日,聯合國安理會對具有爭議的敘利亞核計畫進行討論;
7月15日,敘利亞爆發4個月來最大規模遊行;
● 美國何以在這個期間突然拋出這張它一直想打卻又一直未敢打的“牌”?
顯然,在詳細討論了中、俄”雙方“均”決定“不出席此次利比亞問題會議”的“真實意圖”後,特別是理解了那是個“連環套”之後,我們也就很容易明白:美國何以在這個期間突然拋出“敘利亞阿薩德政府已經喪失合法性”這張、自“埃及之亂”以來、它就一直想打卻又一直未敢打的“牌”了?
● 在“利比亞之亂”真正“入了戲”的“檔口”,美國想將“敘利亞之亂”也“儘快入戲”
非常清楚,在“利比亞之亂”真正“入了戲”的“檔口”,美國想將“敘利亞之亂”也“儘快入戲”,從而好“讓”急於拿到“中、俄”之“利比亞實質性支持”的歐盟在敘利亞這個“止損點”上有本錢去逼“中、俄”在利比亞問題上做出選擇。
而站在美國決策層的角度考慮問題,那麼,只要“重獲資本”的歐盟在“逼”的“手段”能為自己所用,那麼,伺機“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也就可“絕對彌補”在利比亞問題上的損失了。
如果在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美國與法國駐敘利亞大使在這個檔口“公開接觸”敘利亞反對派,也就不令人意外了,至於美國國務聊“直到這個檔口”才敢下“敘利亞政府已經失去合法性”的“結論”,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 “美國敘利亞政策”的“著眼點”仍然在於盡一切手段“迫使敘利亞(阿拉伯國家)與伊朗實質性拉開距離”
顯然,“法(歐)美”對敘利亞局勢的“公開介入”,特別是美國高喊“敘利亞政府已經失去合法性”,已經令成型於“以色列襲擊土耳其救援船隊”之“處理進程”中的“國際社會(主要由“中歐俄”三方、及阿盟、伊朗、土耳其、沙特、埃及等中東地方王)”的“中東共同利益”受到空前威脅,
因此,阿拉伯聯盟秘書長緊急訪敘、並批評“美國人的結論”,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由於“法(歐)美”對敘利亞局勢的“公開介入”損害的是包括歐盟在內的“國際社會”的“中東共同利益”,而“美國敘利亞政策”的“著眼點”仍然在於盡一切手段“迫使敘利亞(阿拉伯國家)與伊朗實質性拉開距離”,從而對伊朗進行更大限度的孤立、對其經濟進行更大限度地制裁與封鎖(實質上也是對中國經濟進行制裁與封鎖),
因此,著眼于維護“伊核問題之中歐俄”戰略協調的至關重要性,法國(歐盟)也非常狡猾地“將”好不容易“才敢”喊出“敘利亞政府失去合法性”、從而在敘利亞問題上“已沒了迴旋餘地(當然,如果美國人自打耳光則是另一回事了)的美國人給“賣”了。
● 樹無皮必死無疑,人無臉則天下無敵!
在美國日後“能否迴旋”的問題,我們認為,真到了那一步,其實它還是自可迴旋、自找臺階,就像它在中國南海問題、中美共管西太平洋問題上上所“自打耳光”一般。
還如它先腳宣佈中止對巴基斯坦援助、而在巴基斯坦威脅要撤回巴阿邊境的軍事力量、從而暗示“不再管美國後勤補給線的安全”之後,急忙又恢復援助,只是為了臉面,說什麼是“恢復非軍事領域援助”!
因此,在敘利亞問題上,日後美國如真若如此,也不過是與“上述案例”一道,反復應驗、並強化了一句流行語:樹無皮必死無疑,人無臉則天下無敵!
不過,我們想強調的是,就“樹無皮必死無疑,人無臉則天下無敵!”而言,我們倒無意突出其“貶義”的意思,反而想通過上述這段內容強調一點,即:目前的一切,特別是美國在某些戰略方向的“巨大反復”,不過是“方方面面”眼下都在基於各自的利益、進行種種“排列與組合”的“某種必然”而已!
因此,如果我們推而廣之,如果“中國態度”在諸如“利比亞”這個“觀察點”的某個問題上,特別是,在中國居於靈活地位的、比如涉及“中歐美”之間的經濟、特別是金融角力的層面上,也有些反復,也將是出於“排列與組合”的“某種必然”。
另外,請大家注意一個細節,即:在“公開介入”之後,法國日前指責“中俄”,並稱:安理會有關涉敘利亞決議遭到中國、俄羅斯等的阻撓;
● 制裁哪個國家的經濟、是法國(歐盟)的“內政問題”、又何必在意“中俄”的“阻擾”?
在敘利亞問題上,我們曾經說過:由於歐盟與敘利亞之間的經濟聯繫、歐盟一旦決定配合美國、從而對敘利亞進行“實質性經濟制裁”,則對敘利亞經濟、特別是社會的衝擊將非常巨大,接下來必然是“止損點”被“有效擊穿(敘利亞巴薩爾政府倒臺)”,
而這勢必導致“國際社會”的強硬反擊,伊核之中歐俄戰略協調可能就此瓦解,其結果是中東全面破局,甚至是“最暴力破局”,中東必然大亂,
因此,我們不難看出“法國指責”的微妙之所在,即:如果法國(歐盟)果真有心與美國一道“壓”敘利亞與伊朗拉開距離、從而更加嚴厲制裁伊朗(實際上是制裁中國經濟),那麼,它根本就不需要聯合國通過、同意什麼,它自己決定就可以做,因為,制裁哪個國家的經濟、是法國(歐盟)的“內政問題”、又何必在意“中、俄”的“阻擾”?
● 法國(歐盟)在意的不是“中俄”的“阻擾”、而是自己的利益是否受損
毫無疑問,在敘利亞問題上,法國(歐盟)在意的不是“中俄”的“阻擾”、而是“中俄”的“臉色”,但說白了,它在意的還是自己的利益是否受損。
顯然,在這個時候,“威脅要制裁敘利亞”才是歐盟爭取更多利益的手段,“真正去制裁敘利亞”損害的是歐盟自己的利益,因此,在“法國指責”的背後,是在利比亞問題上拿到“美國妥協”的法國(歐盟),順勢將球一腳踢給了美國人腳下:
就目前而言(利比亞還未實現歐盟想想的‘由亂至穩’呢),基於那個“連環套”的“遊戲技巧”,在利比亞問題上,如果美國人不能再多做一點兒,那麼,在敘利亞問題,我能做的也就這麼多(公開接觸敘利亞反對派),至於其他的,嗯!都怪“中俄”在聯合國的“阻擾”。
● 到今天為止,法國(歐盟)的敘利亞政策其實是如此地令人“似曾相識”
顯然,到今天為止,法國(歐盟)的敘利亞政策其實是如此地令人“似曾相識”:對敘利亞反對派,我是“與之公開對話”的,一如中國“公開接觸利比亞反對派“,;但是,在敘利亞政府是否合法的問題,我可沒說!也一如中國對卡紮菲政府的合法性“從不評說”;
至於“敘利亞政府不合法”的話,那可是美國人你自己說的,“美國敘利亞政策”反而一如法國(歐盟)在利比亞問題上曾經做過的事(率先定性卡紮菲政權不合法)。
● 法國“師法”北京,在“依利比亞這只葫蘆、畫敘利亞這只瓢”!
不難看出,對比中國今天在利比亞問題上的“靈活與主動”,就很容易明白法國(歐盟)的敘利亞政策,其實是在“師法”北京,在“依利比亞這只葫蘆、畫敘利亞這只瓢”!
而對比原本想軍事解決利比亞問題的法國(歐盟)、最終在利比亞問題的被動,也就不難想像,只要美國人無法獨力軍事解決敘利亞問題、那麼,只要它敢“獨自”發力“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它面對的必然是歐盟在利比亞問題上所遭遇的局面,即:在中東利益上,甚至全球利益上,為“其他大國”所“群毆”。
● 一旦“有效擊穿”之,如果美國又控制不了局面,那一定會是“板磚齊飛”
如果從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我們就不難強烈地感受到,圍繞“止損點”,“國際社會”、包括那個“有紅杏出牆的危險”,但還“未敢紅杏出牆”的歐盟,都在一邊死盯著華盛頓,一邊手拿板磚,看看它敢不敢獨自“有效擊穿”之!一旦“有效擊穿”之,如果美國又控制不了局面,那一定會是“板磚齊飛”。
從目前的局勢來看,特別是,從美國在敘利亞問題上的“小心翼翼”來看,特別是,從法國(歐盟)在敘利亞問題上“師法”北京的戰略態度來看,華盛頓雖有“一舉擊穿”之“心”,但出於對中東全面失控之不可預測後果(歐盟隨時可能出賣美國、並借機徹底解決科索沃問題、實現利比亞之亂的“一躍而起”),也恐“未有一舉擊穿之“膽”。
因此,隨著敘利亞局勢慢慢惡化(7月15日,敘利亞爆發4個月來最大規模遊行,這一趨勢已開始威脅敘利亞政權的穩定),國際社會的“第一步反擊”,很可能是“國際救援船”“又要起航”的消息,至於“強行打通”進出加沙的第三通道、特別是“中東最暴力破局”,則始終是強硬反擊的“第一、第二待選項”!
而就如我們之前所說,強行打通”進出加沙的第三通道的選擇項,本質上,也是以“中東最暴力破局”為支撐的。
● “歐、美”發出“複製”信號
如果我們從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在“7月14日,聯合國安理會對具有爭議的敘利亞核計畫進行討論”的背後,一方面,是“歐美”發出“複製”信號,即針對敘利亞,以“因伊核而制裁伊朗”的案例為藍本,“複製”一份“聯合國制裁敘利亞的進程與架構”;
● 另一份用途(中東核擴散)的“敘利亞核問題”、恐怕也在慢慢浮出水面
另一方面,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那就是,站在“國際社會”的角度,對比沙烏地阿拉伯所拋出的“….要麼都沒有、要麼都有核武器”的“理念”,特別是,基於中東國家在“敘利亞之亂”的問題上與“美國利益”完全對立的事實,我們認為,另一個版本的、或者另一份用途(中東核擴散)的“敘利亞核問題”、恐怕也在慢慢浮出水面。
這恐怕是“意見高度不合的”聯合國,能在7月14日“順利進行”“具有爭議的敘利亞核計畫討論會”的原因。
● “方方面面”都在“即大膽、又小心”地、在全球範圍內、“排列與組合”著“自己的核心利益”
通過上述內容,我們想指出的是,通過利比亞這個“觀察點”,圍繞“大國”各自利比亞政策的細微調整,結合敘利亞這個“止損點”在“7月13日孟買恐怖襲擊”前後所發生的事情,以及中、美之間罕見地“在軍事層面上進行公開交鋒”,顯然,“方方面面”都在“即大膽、又小心”地、一會兒在這個方向“示強”、一會兒在另一個方向“示弱”地、在全球範圍內、“排列與組合”著“自己的核心利益”。
● 其他戰略方向也出現類似的微妙變化
而在“歐盟”於“志在必得的”利比亞問題上,在嘴巴上開始頻繁掛出“…..政治解決…..聯合國主導…..”之類的“中俄主張”、且在敘利亞問題上“悍然”地“依葫蘆畫瓢”之後,“中東其他方向”、及全球其他戰略方向、自然也會出現類似的微妙變化。
下面,我們就簡單羅列一些重要新聞事件,供大家思考。
第三,是中東其他方向。
7月12日,中國外交部宣佈,伊拉克總理馬利基將於7月17日訪華。
7月12日,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主席阿巴斯對中東問題有關四方(聯合國、歐盟、美國和俄羅斯)未能就恢復巴以和談達成一致表示失望,並稱若恢復和談無望,巴方將堅持9月前往聯合國要求承認巴勒斯坦國。
7月13日,以色列戰機轟炸了加沙地帶2處地點,導致至少1人受傷;
7月13日,據媒體報導,庫爾德工人黨武裝分子在土耳其東南部伏擊政府軍一支巡邏隊,雙方爆發激烈戰鬥,總共造成20人死亡,7人受傷。
7月13日,俄羅斯提出以“循序漸進”的策略,讓伊朗逐步處理核專案問題,並相應逐漸放鬆對該國的制裁。
7月13日,伊朗國際原油交易所的落成典禮7月13日在德黑蘭舉行。而在落成典禮上說,伊朗做了兩點聲明:
其一,伊朗國際原油交易所的成立掀開了伊朗石油工業的新篇章,不僅將為伊朗的原油和石油產品提供一個新的交易平臺,而且將為外國資本帶來更多、更豐富的投資機遇。
其二,該交易所的成立為原油定價的國際化提供了又一個平臺,有利於吸引更多石油輸出國參與國際原油定價,並使更多私營企業參與伊朗石油和天然氣項目的投資與開發。
7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賀國強抵達伊斯法罕,開始對伊朗進行正式友好訪問。
7月15日,約旦首都安曼發生反政府示威者與政府支持者和員警間的暴力衝突,造成17名員警和數名記者受傷。
● 如果沒有“中、俄”的“堅定支援”,“伊朗國際原油交易所”是不可能落成的
對上述動態,我們想強調的是:
其一,如果沒有“中俄”的“堅定支持”,這個旨在“為原油定價的國際化提供了又一個平臺,有利於吸引更多石油輸出國參與國際原油定價”的“伊朗國際原油交易所”是不可能落成的;
● 沒有“歐洲利益”的默認,“伊朗國際原油交易所”帶來的將是“更加嚴厲的經濟、特別是金融制裁”
其二,如果沒有“歐洲利益”的默認,那麼,“伊朗國際原油交易所”帶來的不會是“更多私營企業參與伊朗石油和天然氣專案的投資與開發”,而是更加嚴厲的經濟、特別是金融制裁;
其三,而在“中俄的堅定支持”及“歐盟默認”的背後,恰恰是中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賀國強對“歐洲”與“伊朗”的“穿梭訪問”,與俄羅斯提出以“循序漸進”的策略,讓伊朗逐步處理核專案問題,並相應逐漸放鬆對該國的制裁。
● “國際社會(包括歐盟)”已經在開始展示應對“止損點”被“有效擊穿”的“預案”了
至於“伊拉克總理馬利基將於7月17日訪華”與“巴方對中東四方失望,且將堅持9月前往聯合國要求承認巴勒斯坦國”,則意味著“國際社會(包括歐盟)”已經在開始展示應對“止損點”被“有效擊穿”的“預案”了,即:將各方的利益“一鍋燴”,看看它到底能“煮”出個“什麼味道”來!當然,如果“有人”還在那兒幻想“那時還能控制局面”、且“又不肯實質性讓步”,那就等著品嘗“最後的大餐”–“最暴力中東破局”好了!
● 法國前腳宣佈撤出部分軍隊、後腳就遭遇襲擊
第四,阿富汗方向與南亞方向;
7月12日,法國總統薩科齊突訪阿富汗,並提出“四分之一法國駐阿部隊將于明年撤離”。
7月13日,法國總統府13日發表公告宣佈,5名法國軍人當天在阿富汗東部卡皮薩省遭“人彈”攻擊喪生,同時還有4名法國軍人受傷。
7月12日,巴基斯坦國防部長穆赫塔當天在接受該國媒體採訪時表示,巴基斯坦將從巴基斯坦與阿富汗接壤的邊境地區撤回巴國士兵。
7月13日,印度孟買發生三起恐怖爆炸,死傷多人;
7月14日,印度內政部長稱:印度將調查所有引發爆炸案的動機,印巴會談將在10天后舉行,為了破壞會談而發動襲擊可能也是動機之一。
7月15日,印度表示:印度不會因為剛剛發生的孟買爆炸案而影響同巴基斯坦的和談。
顯然,法國(歐盟)在敘利亞問題上“有樣學樣”的同時,在阿富汗(其實就是南亞)方向也擺出了“至少目前…..不想實質性參與…..南亞方向…..”的姿態。
眾所周知,阿富汗塔利班的政策是“鼓勵北約成員國從阿富汗撤軍”的,因此,在“法國前腳宣佈撤出部分軍隊”而後腳就遭襲擊的背後,自然是“不希望法國撤軍”的(美國中情局/以色列情報局)勢力所為。
這也算是“不希望法國撤軍”的(美國中情局/以色列情報局)勢力對“歐盟在南亞方向仍然不提供實質性配合”的一個警告。
● 印度孟買再次遭遇恐怖襲擊早已經是個“大概率的問題”
因為,在這個問題上,除了“南亞破局”的“三種方式”之外,“美國利益”明顯又拋出了一種合作方式,也就是構建遏制中國的“三獨架構”,從達賴赴美、美國放風“奧巴馬或偶見達賴”,再到達賴聲稱“其轉世靈童或出現在俄羅斯的某個地方”,已經不難看出,美國人拼湊“三獨架構”的問題上,已經到了“饑不擇食(指望用這種方式將俄羅斯也儘快牽扯進來,從而讓俄羅斯在中國面前‘吃重’、期待俄羅斯也就此去擠壓中國的戰略利益)”的地步了。
在這種背景下,在我們的私下討論中,印度孟買再次遭遇恐怖襲擊早已經是個“大概率的問題”了。
事實上,當我們在“7月13日印度果然遇襲”的基礎上,再去觀察7月15日敘利亞出現的大規模反政府遊行,去觀察法國(歐盟)“公開與敘利亞反對派接觸”,也就不難看出,因“中國利比亞政策”向“有利於歐盟的方向”微調之後,在美國也不得不讓歐盟在利比亞問題上“拿一把”的情況下,法國(歐盟)顯然也想在南亞問題上“複製”其在利比亞問題上的“獲利過程”,即:利用美國人“喊”自己“回家(三獨框架)”從而令中國在“自己的重中之重”方向承受壓力之機,利用美國人需要自己聯手施壓敘利亞(實質性經濟制裁敘利亞、或者推翻敘利亞政府),從而“更加嚴厲”制裁伊朗(實際上是制裁中國)、繼而令中國在經濟、特別是金融上承受壓力之機,法國(歐盟)顯然想就此壓“已經向有利於歐盟方向微調”的“中國利比亞政策”、最好是“中國科索沃政策”向歐盟提供“實質性配合”。
● 印度金融中心孟買於7月13日再次被恐怖襲擊之後,中國最應該做的就是兩件事
從上面的討論不難看出,在印度金融中心孟買於7月13日再次被恐怖襲擊之後,一旦印度政府不能保持冷靜,從而導致“印巴關係”的再次緊張,甚至因“襲擊者的身份”問題引發軍事衝突,那麼,如果中國政府不能用有效的手段,繼續將大國間的戰略交易平臺繼續滯留在“中東和平問題”上,更或者乾脆進一步推送到“科索沃問題”上,
那麼,目前這個令“中歐俄”均可“與美國一切重大問題都在中東談”的“大國間主要戰略交易平臺”,就有可能被美國人推回至南亞方向,甚至固化在喀什米爾問題上、並以“喀什米爾問題”為具體平臺、以“三獨”為具體框架、以北約為中心,以美日、美韓、美澳軍事同盟為補充、以“南海國家”為策應,構建一個旨在全面遏制中國、直至瓦解、並控制中國的戰略包圍圈。
因此,在印度金融中心孟買於7月13日再次被恐怖襲擊之後,中國最應該做的就是兩件事:
其一,用“一切手段”敦促印度政府“務必保持冷靜”,從而令印度決策層確信,這裏面“沒有”“印度利益”的漁利空間,因為,灰個時間點,搞這種恐怖襲擊的意圖,一個,就是要將印度、巴基斯坦、甚至中國推進軍事衝突、甚至少在南亞製造對立,從而為美國“明修棧道式(政治與軍事層面)、或暗渡陳倉式(經濟特別是金融層面)”進行“南亞破局”製造機會;
● 印度迅速提出“要與伊朗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值得我們去密切關注
二個,就是準備對印度發起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從而以“第三種方式”進行南亞破局;
而印度應對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的最好方式,恰恰是與中國、巴基斯坦一道全力穩定南亞局勢,並以參與“歐亞大陸經濟整合”的誠意,與中國、俄羅斯、伊朗等周邊“南方經濟”一道去分化“歐美利益”、激化“三邊撕裂”,從而令“美國資本”不敢單獨發動經濟、金融攻擊。
如果在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印度迅速提出“要與伊朗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也就值得我們去密切關注了。
● 儘管這種設想很毒,但“算盤”從來不是“一方”就可輕易撥動的
其二,用“一切手段”警告歐盟利益、特別是美國利益,嚴重警告歐洲資本利益、特別是美國資本利益:
首先是,不要戰略誤判,南亞局勢失控或意味著戰爭,但戰爭一旦發動起來,就會沒有邊界,因此,儘管這種設想很毒,但“算盤”從來不是“一方”就可輕易撥動的。不然的話,在孟買08年遭受襲擊那次,南亞就已經亂了。
印度不也在第一時間表示“印度不會因為剛剛發生的孟買爆炸案而影響同巴基斯坦的和談”嗎?
顯然、印度領導層還是“洞悉究裏”的,因此,這種小把戲在08年就沒有得逞。而在時間已經過去近三年之後,在“中段反導、殲20、北斗導航基本夠用”面前,這種把戲恐怕更難得逞!
這個道理很簡,因為印度決策者也已知道,與08年那次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完全沒有能力去打一場“南亞戰爭”!
因此,在全球局勢更加危險的今天,在印度稍有不慎就會有可能“亡國”的今天,它甚至已沒有本錢去“玩08年式的悲情”了。
其次是,即便印度政府無法保持冷靜,從而與巴基斯坦爆發喀什米爾戰爭,在中國被迫捲入“可能的印巴戰爭”之前,一定會用一切手段首先在中東破局,顯然,勢必打破“西方資本主導的世界政治、經濟、特別是金融即有秩序”的“中東最暴力破局”、就是一種理想選擇。
也就是說,在“印度金融中心孟買7月13日恐怖襲擊”的“後續發展”中,由於“中東最暴力破局”極可能導致全球連鎖反應(全球性核擴散),因此,一旦局勢如此發展,這裏面其實也沒有“西方資本利益”的漁利空間。
第五,中國南海方向。
7月10日,據報導,越南警方強行驅散一起就南海緊張局勢抗議中國的遊行活動,並逮捕了至少10人,包括一名為日本媒體服務的攝像師。
7月13日,日本共同社報導稱:將于19日在印尼舉行的東盟外長會議的聯合聲明,將著力於“展現東盟的團結”,並“期待在11月召開的東盟首腦會議前,與中國制定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行動準則”。
7月15日,美國海軍第七艦隊的三艘軍艦抵達越南峴港,準備進行為期七天的美越南海聯合軍事訓練;
對此,我們的觀點就是:
● 如果越南領導人還明智,他們就應該知道自己最需要做什麼
其一,在越南特使訪華、主動與中國進行溝通之後,越南警方10日強行驅散一起就南海緊張局勢抗議中國的遊行活動,只是一個“公開的姿態”,而在“將於19日在印尼舉行的東盟外長會議”的“聯合聲明”的問題上,如果越南領導人還明智的話,那麼,他們就應該知道自己最需要做什麼,即:不要讓任何令“中國南海示強”的“不高興”的內容寫進“聯合聲明”,否則,這種“聯合聲明”宣佈之日,就是中國強行啟動“中越雙邊南海問題解決方案”之時,
如不服?在“佈置妥當(請大家注意這一前提條件)”之後,那就打!
其二,在中國軍方高層當著美國軍方高層、公開承認“中國正在試驗可攻擊航母的東風21D中程彈道導彈”,這就是個“明確態度”,而期間發射的一連串的、旨在完善全球監控、定位美國海面軍事目標的“高、精、尖軍事衛星”、其意義在於“東風21D試驗完成並開始實戰部署”,其實就是在公開宣示:在靠近中國大陸的、至少2500公里的海面上(當然包括中國南海),在關鍵時刻,沒有誰有能力阻擋中國的戰略決心。
不信?那就試試!
因此,在“美國海軍第七艦隊的三艘軍艦抵達越南峴港,準備進行為期七天的美越南海聯合軍事訓練”的問題上,如果美國決策者還明智的話,那麼:
首先,他們也應該知道自己哪些事情不能做,比如:不能公開為越南“月臺”,為越南的安全“背書”,否則,在“佈置妥當(請大家注意這一前提條件)”之後,中國就會強行啟動“中越雙邊南海問題解決方案”,並一定會當著美國人的面,讓越南成為“美國軍事承諾”下的“第二個格魯吉亞”。
其次,他們也應該知道自己哪些事情應該做、且必須努力去做,
比如,勸說“與美國有軍事條約在身”的所謂美國軍事盟友(菲律賓、韓國、日本),在“美國沒有部署妥當”的情況下,不要過分挑釁“中國的核心利益”,否則,中國就可能“伺機”“軍事打擊”美國軍事盟友、特別是韓國,從而讓“美國牌保護傘”在西太平洋淪為“合同違約”的“代名詞”。
如果在這個層面上去觀察中國國防部一邊搶先公佈“中國軍機巡航釣魚島上空”,一邊公開警告日本軍方“不要距離太近、以免誤判”,而曾經不可一世的“美日軍事同盟”卻一點兒“強硬的態度”都不見,也就不難明白,中國的警告是“認真的”的。
值得強調的是,上面多處強調的“中國佈置妥當之後”,其實就是指“中國率先在中東破局提升破局速度(這將是美國實質性介入南海問題必須付出的戰略代價,基於此,這也是美國如果明智、它就應該懂得為自己的利益而約束它的盟友的原因)”、甚至推進“中東最暴力破局”。
● 美國人是要中東、還是要韓國?
第六,東北亞方向。
7月12日,法國外交部證實,法國在朝鮮首都平壤設立一個合作辦事處,主要從事語言和文化方面的交流。
7月14日,俄羅斯海軍太平洋艦隊消息人士指出,今年八月的最後一個周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編隊將到訪俄符拉迪沃斯托克軍港,中俄海軍編隊將在日本海聯合軍演。
7月15日,剛剛結束中國之行的美軍聯席參謀長馬倫、在韓國發出如下警告:
其一,朝鮮可能對韓國發起軍事挑釁;
其二,朝鮮對韓國的進一步挑釁,將受到美韓同盟的強烈反擊。
對此,我們的看法是,馬倫所說的“朝鮮可能對韓國發起軍事挑釁”、是“敏銳”的、我們也認為,的確如此。
而他所說的“朝鮮對韓國的進一步挑釁,將受到美韓同盟的強烈反擊”是“值得懷疑”的。因為問題是,誰做出反擊?是美國、還是韓國?
如果是美國,我們的問題是,美國人是要中東、還是要韓國?
前面說了,上面多處強調的“中國佈置妥當之後”,其實就是指“中國率先在中東推升破局的速度”、甚至推進“中東最暴力破局”。
坦率地講,如果不是“伊核六方會談框架”對伊朗的“有效約束”,中東恐怕“早已最暴力破局”了。
● 我們提供一種“特殊局面”,供韓國決策者去提前思考
如果是韓國,我們的問題是,韓國經濟經得起打一仗嗎?一方面,朝鮮可是有核武器的,這已經註定了韓國打不贏,最多是打平;二方面,中朝可是有友好互助條約在身的。
因此,在這裏,我們提供一種“特殊局面”供韓國決策者去提前思考:一旦朝鮮邀請、且“中國人民志願軍”也再次接受邀請進駐朝鮮,並“迅速接管”朝鮮的主要城市、交通要道、重要工廠、核心設施,而人數占絕對優勢、且“沒有後顧之憂”、還手握核武器的朝鮮軍隊只管與韓軍“打常規野戰”,那麼,沒有縱深、且物資主要靠海運的韓國人、或者美韓同盟,又準備如何去打這一仗呢?能拖多久呢?
或者正因如此,陳總長在會見來訪的韓國防長時,向“身為美國棋子、並極可能成為美國全球利益炮灰”的韓國(韓國防長)直言了一句:
韓國應該能感受美國的霸權!
● “大國”彼此間將“攤牌”的“可能方式”進行了一次“口頭彩排”
通過上面的討論,我們想說明的問題就是:就目前而言,在利比亞、敘利亞、巴以問題、伊核問題、科索沃、南亞、中國南海,東北亞等諸多問題上,表面上看,“中歐俄美”、包括印度、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等、似乎都“面臨”著選擇,
但實際上,“這種面臨”仍然是“排列與組合”層面的東西,如果再精確一點,“這種面臨”不過是“大國”彼此間將“攤牌”的“可能方式”進行了一次“口頭彩排”,顯然,在這次“口頭彩排”中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中國對“南海核心利益”是志在必得!
● 美國如想“強推QE3”將冒巨大風險
顯然,這次“口頭彩排”與美國經濟“急需推QE3”緊密相關,而在美國不打算退出中國南海的情況下,美國如想“強推QE3”將冒巨大風險,除了“金融風險”之外,在政治上的風險尤其之大,即:
第一,這意味著“美國國家利益”將無法、或者已沒有時間完成狙擊“歐盟全面整合(特別是統一的外交權與財政權)”的任務;
第二,這意味著“美國資本”最終可能願意“歸入”歐洲資本;
第三,在“第二”的基礎上,如果“目前仍由美國資本代言的西方資本”最終不能攻擊中國(南方經濟)並得手(控制南方經濟命脈)的話,那麼,“挾”QE1/QE2/QE3之巨大利潤的“美國資本”,最終將攜帶美國的人才、技術最終流向歐盟,
也正因如此,在“口頭彩排”中,也夾雜了“美國利益”對“歐洲利益”的金融攻擊,即:動用三大評級公司、對歐盟的希臘、義大利、西班牙、愛爾蘭等的“主權信用”進行“狂轟濫炸”。
● “歐、美資本利益”之間“暗中默契”的一面
值得強調的是,在這種攻擊中,人們只是注意到“美國國家利益對歐盟國家利益施展攻擊”的一面,卻沒有注意到“歐、美資本利益”之間“暗中默契”的一面,即:
第一,在“歐盟國家利益”要求停止美國評級公司對需要救援的歐盟成員國進行評級的背景下,美國評級公司卻突然將希臘主權信用連降4級,
這說明,有別於美國資本、但卻從屬於西方資本的“歐洲資本”仍然無意拋棄自己的“西方資本屬性”、仍然無意放下“必須由西方資本主導世界”的迷夢;
這還說明,美國評級公司即屬於美國資本、但更屬於西方資本;
第二,在“第一”的現實下,說明“西方資本”中的歐洲資本與美國資本一樣,仍然沒有在“歐、美”之間選擇自己的最終流向,從而依舊運行在各自所依附的“國家平臺”上(分別是美國與歐盟),繼而繼續等待機會以最終選擇流向。
在“歐、美資本”仍未最終選擇流向的情況下,類似近段的這種“口頭彩排”還會持續一段時間,直到美國強推“QE-3甚至QE-N”之後,
“或”歐盟正式採用“中國公司的評級報告”而“無視”美國公司的評級報告、
“或”目前“仍由美國資本代言的西方資本”正式對印度、巴西、特別是中國等南方經濟發起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為止。
顯然,基於前面的觀點,一旦攻擊失敗,“挾”QE1/QE2/QE3…./QE-N之巨大利潤的“美國資本”,最終將攜帶美國的人才、技術流向歐盟。
不難看出,如果“事實上已經破產”的“美國國家利益”想避免這一“遭拋棄”的悲慘結局,其唯一的希望,如果具體到“可操作層面”上,那就是以“不可逆轉的實際行動”、“承認”中國南海是中國的核心利益,儘管這一“承認”的確有個必將令美國極其痛苦的“錦州效應”。
相較之下,那種指望通過警告“美國資本喉舌”,去強行調和“美國國家與美國資本利益之間很難調和的矛盾”的手段,根本就解決不了問題!
如果站在“美國國家利益”的角度,那麼,“最可能”解決問題的,就是美國要兌現其“中美共管西太平洋”的“提議”,以效法十九世紀,英鎊與美元隔著大西洋、在英鎊仍然可長時間維持生命、英國國家利益從而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之狀態下,慢慢交權(在今天,則是默認人民幣的國際化、令人民幣國際化這只“陀螺”順利起旋)。
事實上,這個問題上美國人就是不願意又如何?
伊朗原油期貨交易所都成立了,中國原油期貨交易所還會遠嗎?
《東方時事解讀》2011.07.15
□ 紅色悲歌
大勢不再
“最危險的敵人往往來自我們內部……”這句話在許多時候、許多地方都是適用的……
對20世紀80年代的美國人而言,蘇聯其實已經越來越不足為慮了–雖然那時蘇聯的威脅被媒體描述得仿佛可能在下一秒就會降臨在西方人面前。如前文所言,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通過一系列軟硬兼施的手段,西方世界中由美國人所主導的"金字塔"型分工體系的結構開始變得清晰且嚴密起來,並且西方世界大於社會主義陣營的經濟總量在美國人的統一調配下成為實實在在的優勢。兩個陣營之間的實力差距從當年的兩屆奧運會就可以看出來。當時美國以蘇聯入侵阿富汗為藉口,帶頭抵制1980年的莫斯科奧運會。結果不算蘇聯自己,當年參賽的國家只有80個,參與報導賽會的新聞記者共有5615名,比參賽運動員的人數還要多。開幕式上,這80個國家裏又有16個國家的代表隊在入場式上沒有打本國國旗,以奧林匹克五環旗替代,新西蘭代表隊乾脆打了面黑色五環旗,有10個國家只有旗手一人,運動員乾脆沒出場,後來在獲獎時這些國家也不升國旗、不奏國歌–借著奧運會搞政治對西方國家來說是輕車熟路。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蘇聯還以顏色,也帶頭搞了一次抵制,但聲勢上要小得多,參加抵制的只有保加利亞、民主德國、越南、蒙古、老撾、捷克斯洛伐克、阿富汗、南也門和古巴等國家。
所謂“抵制”,就是要讓各個國家表明立場、選邊站隊。看看兩次抵制的回應者,東、西方陣營的界線也就基本清楚了。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差不多涵蓋了世界工業生產力的三分之二,這樣的實力一旦被有效地組織起來,結果是顯而易見的。在總體實力居於劣勢的情形下蘇聯要繼續和資本主義陣營保持均勢,那麼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重工業和輕工業的比例以及工業和農業的比例就都無法保持平衡,老百姓的生活水準提高程度和國家經濟增長就無法成正比。舉個例子,在阿富汗戰爭期間, 蘇聯一架米-24武裝直升機的價格只約合9噸豬肉,這不是說蘇聯直升機多便宜,而是意味著那裏的豬肉太貴了,這背後就是蘇聯國內輕重工業嚴重失衡。蘇聯的封閉經濟體系裏,發行的貨幣和生產的產品是對應的,然而這些產品中大多數都是衣不能穿、食不可餐的軍工產品,刨除這一塊,只對比和老百姓生活相關的消費品的話,盧布的發行就是過量的。因為對一般消費品的購買力不足,導致盧布對西方貨幣的官方匯率和實際匯率能差出很多,那時黑市兌換猖獗就是這個問題的反 映。"8 • 19″事件以後盧布迅速貶值,其中就有被"打回原形"的味道。
有人說蘇聯為什麼不能不搞對抗,為什麼不以"和平與發展"作為自己的主題?問題是西方國家不會給社會主義國家陣營這個機會。
雷根上臺以後,美國開始對蘇重新採取遏制政策,表面上沒有20世紀50年代杜魯門主義那樣強硬–因為美、蘇的實力差距沒有那時那麼大,但也不是尼克森時期的收縮政策。雷根政府的基本方針是:強調以抗擊蘇聯為中心,奉行所謂"以實力求和平"的方針,具體說就是以美國的經濟、軍事實力壓制蘇聯;在地區爭奪上,把蘇聯頂在20世紀70年代末的擴張線上,使社會主義陣營不能再前進一步。同時,保持各種管道,加強同蘇聯的"對話"–也就是促使蘇聯"和平演變"。國務卿黑格、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艾倫、國防部長溫伯格成為對蘇戰略的核心人物。後 來艾倫在任職10個月後被對手搞了個受賄醜聞被迫辭去了職務,軍人出身的麥克法蘭接任了他的位置,這樣雷根身邊就是三位軍人出身的鷹派幕僚在決策對蘇戰 略。和平與發展在後面的歷史的確成了時代的主題,但其前提是美蘇兩邊必須有一方衰落直至滅亡,而很不幸,蘇聯是滅亡的那一個。
異 化
產生變化的不只是雙方實力上的對比,更為根本的是蘇聯自身的變化:由於缺乏人民對黨實施有效監督的體制,自赫魯雪夫時代開始,蘇共從一支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共產主義政黨一步一步蛻變成了所謂"全民黨",實質就是變成了一個新的權貴集團,國家資本主義蛻變成了權貴資本主義,列寧被他們改造為一個形象越來越模糊的簡單圖騰,用以維護其執政的合法性。黨開始背離社會主義,背離人民的利益;領導幹部日益脫離群眾,退化成為一群貪婪如狼、懦弱如羊、蠢笨如豬的官僚;官僚主義與幹群關係緊張大大地損害了原本運轉正常的計劃經濟體制,使得內政問題進一步惡化……在經過長達18年的、穩定的、" 一團和氣"的勃列日涅夫時代之後,蘇共的“權貴化”已然到了積重難返的時代,為了讓自己以及子孫後代永享到手的利益,蘇共的“既得利益集團”最終開始搞起了“政治體制改革”—“拋棄”社會主義搞“私有化”,好讓自己從管理財富的國家幹部變成掌握財富的“資本家”。
某些原本就自視高老百姓一等的所謂"知識分子"此時也迫不及待地站出來高喊著要對國家進行“民主改革”,實質則是妄圖在動盪中為自己“分一杯羹”–當初靠搞"民運"上臺的這批人,後來“無一例外”地成了“新貴族”,譬如格魯吉亞的薩卡什維利、烏克蘭的尤先科等等。最可笑的是,由於蘇共背離黨的宗旨和原則、背離社會主義所產生的種種社會弊端,在這些人嘴裏卻成了社會主義的罪狀,以此來徹底否定社會主義。當然,更多的知識份子,則是由於蘇共的腐化以及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經濟快速發展的表像才接受了西方的新自由主義思想,進而不自覺地成為這些思想在蘇聯國內的傳播媒介,而這些天真的知識份子們包括當時蘇聯的"經濟學家"對市場經濟和私有化的認知尚處在"西方 19世紀的水準"–面對一堆經濟問題,他們的理解是只要私有化了,一切"自然"就解決了。
除了黨內與知識界的這兩股力量以外,民族分裂勢力、各種宗教勢 力以及沙俄時期的舊貴族在這段時期也都活躍了起來。而這些人又都不約而同地紛紛將手伸向了西方國家,以期借助外部力量達到自己的目的。
蘇聯時代大量所謂" 異見人士"的活動經費來源於哪兒呢?
顯然並不是從蘇聯的工人農民那裏募集來的,蘇聯時代從未聽說過有這樣的集資活動。到目前為止,我們所知道的一個“大金主”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呢?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又譯為"國家民主捐贈基金會",簡稱END,熟悉國際政治的人恐怕都不會太陌生。它號稱美國上百萬個“非政府組織(NGO)”中的"龍頭老大",和美國國務院、國際開發署、「中央情報局」有密切的聯繫,被認為是「中情局」的"另一塊招牌"。這個20世紀80年代初成立、主要靠美國政府撥款從事活動的"非政府組織(NGO)"在世界很多地方扮演過“特殊的政治角色”,可以數出來的有:委內瑞拉等拉美國家、烏克蘭等獨聯體國家、伊 朗等西亞國家、緬甸等東南亞國家,它們都受到其顛覆活動或推動"顏色革命"的影響。
不僅僅是在黨外,在蘇共黨內,為了抓住權力很多 人同樣選擇去搞“挾洋自重”。在雅克列夫的牽線搭橋之下,1984年戈巴契夫與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在倫敦郊區切克斯別墅一對一地“秘密會見”,談了什麼至今沒有完全解密,但之後西方各個國家立即統一形成了“輿論熱潮”,它們“盛讚”
戈氏"是蘇聯理想的接班人",
“是具有新思想的新一代領導人",
“是可以打交道的人"。
戈氏的那顆帶有招牌式胎記的半禿腦袋在當時常常會出現在西方的各種雜誌上,其中包括《時代週刊》—
柴契爾夫人曾自豪地說:"是我們把戈巴契夫提 拔起來當了總書記。"
1986年雷根和戈巴契夫的雷克雅未克會見也是一對一,戈氏亮出了他的底牌–已做好犧牲蘇聯利益,為美國“效忠”的準備。
戈氏後來公開地承認:在雷克雅 未克會見時"實際上已把蘇聯交付美國聽憑處置",他說:"雷克雅未克實際上是一場戲……一場重頭大戲……我認為,如果沒有雷根這樣強有力的人物,整個過程 就不會開始……這次峰會上我們……走得已經那麼遠,根本就不可能再有回頭路。"
1989年戈巴契夫在馬爾他同老布希總統會見的時候,整體移交蘇聯內政、 外交陣地的過程已經完成,當時有個快言快語的外交官形象地說:"冷戰是在地中海暖洋洋的海水中埋葬的。"
背 叛
如果說戈巴契夫還只是迎合西方勢力的話,葉利欽、謝瓦爾德納澤、切爾諾梅爾金等人則“走得更遠”,這些人代表了蘇共黨內的“反叛力量”。早在1987年夏天,當葉利欽尚未與戈巴契夫發生衝突之時,葉利欽就開始與美國駐蘇聯大使進行“接觸”,他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坦率",給美國大使留下了強烈的印象,美國隨即將他作為重點“工作對象”,“全力支援”他對抗蘇共中央、對抗蘇維埃政權、“分裂”蘇共和蘇聯的一切行為。
由此開始,葉利欽或者說是蘇共內的反叛力量取代了以戈巴契夫為代表的“蘇共改革派”,成為西方國家眼裏"更可以打交道的人",此前戈爾巴喬利用外交場合所反復宣傳的"新思維"、政治改革等話題,此時對西方國家恐怕已經不再有那麼強的吸引力了。
在葉利欽與戈巴契夫公開發生衝突被開除出政治局後,這一點表現得尤為明顯。那時美國利用各種機會始終與葉利欽保持著密切的接觸。1989年葉利欽當選為蘇聯人民代表並進入最高蘇維埃,當年9月隨即訪美,而美方則破格接待這位"非正式訪問"的"非官方人物",安排總統、副總統、國務卿和前總統雷根等諸多政要同他會晤。葉利欽回國後,隨即加緊展開反共活動。一方面在黨外謀求取消蘇共領導地位的憲法的修訂,另一方 面在黨內領導"民主綱領派"進行"政改",力圖"徹底改造"蘇共,剝奪黨的領導權。
戈巴契夫與葉利欽的政治鬥爭,說白了就是蘇共 高層瓜分國家和人民財富的一場利益之爭。為了自身的私利,這些人可謂不擇手段,完全罔顧其他–在這場鬥爭中美國政府竟被請出來擔當起了協調人的角色。葉 系與戈系後來的"聯手合作"是由白宮和美國國務院推動的,在大國政治中恐怕找不出比這更荒謬、更可悲的事情了。1990年3月,葉利欽當選為當時蘇聯範圍內最大的加盟共和國–俄羅斯共和國議會的議員,同年6月,他憑藉一系列"政治秀"當選為俄羅斯共和國的主要行政長官。此後,葉利欽和他的助手們開始採取一系列政治手段,破壞國家的計劃經濟體制,導致國家經濟增速出現明顯下降,降幅約為2%。1991年,葉利欽又進一步破壞中央計畫,他把俄羅斯稅收的絕大 部分截留了下來,不再上交中央財政,而俄羅斯共和國則是蘇聯的主體部分,蘇聯經濟因此當年就下降13%,這最終誘發了蘇聯的解體–20世紀90年代初蘇 聯經濟中出現的問題,根本不在於計劃經濟體制內部,而完全是人為破壞的結果。
蘇共反叛者們最終成了後來蘇聯解體最大的獲益者。如今俄羅斯最富有的人正是當年黨內的"精英"。所謂"改革",說到底改的就是一個社會財富分配體制– 把原來相對平等的財富分配體制砸碎掉,然後把財富堆在那裏,讓人們一哄而上去搶,誰搶著算誰的,蘇聯的"經濟學家"們美其名曰自由競爭。而這些身居要職的 精英們早已給自己占住了最好的位置,這樣一來結果可想而知。除了眾所周知的葉利欽家族之外,還比如說切爾諾梅爾金,20世紀80年代他當過蘇聯天然氣總公 司的總經理,1992年天然氣公司"私有化"後,切爾諾梅爾金搖身一變成了天然氣股份公司最有實力的控股人,控制著全世界40%以上的天然氣資源,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幾個人之一。“蘇聯共青團”中央書記科爾科夫斯基利用自己的職位創辦了一家大銀行,把原屬於人民的財富“變成”了他個人的財產。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黨內的“激進民主派”曾大肆批判蘇共高層的腐敗與特殊化,平心而論,那時蘇共領導幹部們的“特殊化”還僅限於偷偷摸摸地搞些特供商店之類的東西,在莫斯科庫圖佐夫大街上有一座公寓樓,裏面的戶型大致是200~300平方米,勃列日涅夫、蘇斯洛夫和安德羅波夫的居所就在裏面,對於如今的人們而言,這種級別的腐 敗恐怕說出來都會被笑話。事實上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莫斯科就已經實現了電氣化,每5個家庭就有一輛私人汽車,蘇聯公民每月用於文化娛樂的支出占工資總 額的10%~15%,更重要的是涵蓋全民的免費醫療、免費教育以及免費住房。對比1991年之後富可敵國的新貴們的腐敗生活,當時的國情是:國民人均壽命 縮短,治安惡化,貧富差距拉大,國家工業體系支離破碎……當年蘇共的腐敗與之相比,恐怕就有幾分"竊鉤者"與"竊國者"的味道了。如今"竊鉤者"已經"伏 誅",而"竊國者"又當如何呢?
相比於這些新貴,戈巴契夫的晚景則要淒涼得多。在筆者看來,這並非是由於一些文章中所說的愚蠢或者是"好心辦壞事",這其實是他與葉利欽鬥爭失敗的結果。他們所“爭奪”的,不客氣地說其實就是一個“(買辦)賣國者”的位置。蘇聯解體以後,葉利欽給戈巴契夫的只是每月4000盧布的退休金–這也是戈氏在辭職之後所“唯一關心的事情”,不幸的是隨著俄羅斯國內瘋狂的通貨膨脹的到來,這筆錢折合成美元之後不過1美元而已。戈氏開始像一個“藝人”一樣忙著在西方國家“拍廣告”賺錢,他曾帶著10歲的孫女入鏡拍了“必勝客”廣告;拿自己的名字為伏特加酒做了商標;還曾為路易•威登做過廣告……顯然,戈氏所看重的只是“自身的利益”,所謂"好心辦壞事"是無從談起的。
解 體
在蘇共內部如此"配合"的同時,美國人也沒有閑著。美國政府制定“肢解”蘇聯的行動計畫始於1981年春,策劃大致完成於1986年底–也就是戈巴契夫與雷根單獨會見之後,前後一共耗時5年多一點的時間。這一行動當時是背著社會公眾、政府和國會秘密進行的,知道內情的僅限於高層的少數幾個人–總統雷根、「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凱西、總統國家安全助理理查•艾倫和國防部長卡斯帕爾•溫伯格。現在公佈的資料表明最早提出這一計畫的是威廉•凱西,"凱西、艾倫、溫伯格在總統的支持下決定向蘇聯發出挑戰……我們認為雅爾達會議無效。"回憶人記得在凱西提交了阿富汗戰場等 情報報告後,提到了蘇聯問題,凱西認為美國沒有必要再繼續遵守以往的遊戲規則。
哈佛大學歷史學家理查•帕普斯為雷根草擬了美國對付蘇聯最新戰略計畫,代號為:NSDD-75。這一次世界大戰略表明瞭美國政策中的"革命性轉折"。"我們當前的目標已經不是與蘇聯共存,而是要改變蘇聯 的制度。""我們完全有能力借助外部壓力來改變蘇聯制度。""通過利用蘇聯內部的弱點來動搖蘇聯制度是美國的目的。"為此,美國展開專門行動,開始在蘇聯 和東歐國家內部尋找他們覺得可靠的代理人–雅克列夫、戈巴契夫、葉利欽這些人恐怕就是他們的"工作成果",通過給阿富汗反政府武裝以及東歐的反對派以 物質和政治支持,使蘇聯捲入兩場尖銳的危機–阿富汗戰爭和波蘭危機。
與NSDD-75計畫配合的還有另一套反蘇經濟戰方案,代號 是:NSDD-66,在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後開始執行,策劃者是雷根的蘇聯經濟顧問亨利•羅恩。NSDD-66的主要任務是:切斷蘇聯從西方獲得先 進技術用於產業升級的管道;打擊蘇聯外匯的主要來源–石油和天然氣的貿易。克格勃和蘇共高層當時都知道存在這樣一系列"旨在推翻蘇聯制度的美國情報機關 和其他特工機構的計畫",然而忙於瓜分國家財富的權貴們顯然對此並不在意,相反,為了在政治鬥爭中佔據上風,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樂於主動迎合西方國家。
除了戈系和葉系以外,蘇共黨內還存在由雷日科夫、亞納耶夫等人所組成的第三支力量,他們主張要回到比較傳統的社會主義道路上去。然而,這批人並沒有走出 蘇共權貴化的框子抑或是歷史沒有給他們足夠的時間吧。作為挽救聯盟的最後努力,副總統亞納耶夫等人發動了"8 • 19政變",軟禁了戈巴契夫,然而這一行動並未得到人民群眾的回應,後者選擇了冷眼旁觀。而在面對西方所謂的輿論壓力時,亞納耶夫等人又表現得畏首畏 尾,在事件爆發三天之後最終釋放了戈巴契夫。最後的努力至此宣告失敗了,葉利欽借此機會,宣佈蘇共為"非法組織",停止了黨組織在俄羅斯共和國境內的一 切活動–整個過程中,竟沒有一個黨員站出來進行過抗爭。也就在這個8月,烏克蘭、白俄羅斯、莫爾達瓦、阿塞拜疆、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先後宣佈獨 立(此前在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已宣佈獨立,次年,格魯吉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依次宣佈獨立),蘇聯解體至此已進入不可逆狀態。1991年12月 25日,蘇聯總統戈巴契夫宣佈辭職,將國家權力移交給俄羅斯總統。當天19時32分紅旗從克里姆林宮上降落!第二天,蘇聯最高政權蘇維埃通過最後一項決 議,宣佈蘇聯不再存在……
顏色革命
事情到此還遠未結束,這片土地上一下子出現了15位總統–同時也是這裏最富有的人。而在此之前,他們都是蘇共的高級幹 部,正是通過肢解聯盟,原本屬於全體蘇聯人民的國有資產被這些人劃到了自己的口袋裏。這樣一個根源也就決定了,由蘇聯解體而誕生的這些新的政權執政基礎從 一開始就是背離人民根本利益的,是難以獲得民心的–簡單說就是在已經腐化的蘇共基礎上進一步變本加厲。
對於西方國家而言,這些政權同樣是無法令人放心的,他們的利益依舊是基於他們的國家來實現的,和西方世界並沒多少瓜葛,甚至很多地方還會存在衝突–這一點可以參見現在俄羅斯與西 方的關係。如果蘇聯解體僅僅限於這一步,那對西方而言需要解決的就只是一個地緣安全問題,蘇聯地區的資源依舊沒有完全納入西方主導的經濟體系中來,那些地 緣上的戰略要衝也沒有完全被西方國家所掌握,因此資本擴張從中所能獲得的好處還是有限的。
雞蛋原本就有縫,而外面還有一大群虎視眈眈的蒼蠅,於是,顏色革命也就開始了。從格魯吉亞開始,之後是烏克蘭,然後是吉爾吉斯斯坦。與此同時,俄羅斯針對普京的遊戲也開始了。與脫胎于蘇共官僚的舊領導層不同,這些靠“顏色革命”上臺的新貴最初都是黨外的知識份子或者是"異見人士(公共知識分子)",他們手中的政治資源原本要少於前者,於是也就更加“依賴”於西方國家的支持。在蘇聯解體之前,他們和葉利欽們曾可以說是同盟關係,而變質後的蘇共對這些人也一直採取綏靖政策–蘇共不敢依靠人民,就只能選擇向這些所謂“精英階層”尋求支持。如今蘇聯滅亡了,由這些和西方存在更多“共同利益”的人去執掌權力,顯然比那些前蘇共官僚要更合適。
在2003年格 魯吉亞“玫瑰革命”之後,筆者在一部紀錄片裏清楚地記著這樣一個鏡頭:
在一個公開場合,薩卡什維利在對記者進行了一番講話之後,立即回頭去問了他的顧問──美國退役軍官布魯斯•傑克遜這樣一句
“我說錯什麼了嗎?”
這其實就是這些“民主派”人士與美國之間“關係”的“最真實的寫照”。
2008年北京奧運開幕當天,格魯吉亞突然兵進南奧塞梯,由此俄格戰爭的序幕拉開了,之後在不長的時間內,俄羅斯毫無懸念地贏得了戰爭。在此之前,其實兩國已經就南奧塞梯問題達成了協議,原本通過軍演進行示威的俄58集團軍也已結束演習準備撤回。從實力來說,格魯吉亞舉國的武裝力量就數量而言,僅相當於面前俄58集團軍加配屬航空 兵及海軍數量的五分之一,人員及戰術水準、裝備水準同樣遠低於俄軍。在爭議已經通過外交途徑得以解決,而實力又相差懸殊的情況下卻主動挑起戰爭,這顯然是違背常識的,但薩卡什維利偏偏就這麼做了,這是由於領導人的頭腦一時發熱嗎?恐怕並非如此,相反薩卡什維利當時可能還非常清醒。
俄格戰爭有這樣一個背景:2008年時金融風暴正處於高潮階段,當時美元的地位岌岌可危,在這種情況下歐盟和俄羅斯便再次有了聯合起來"搶班奪權"的 想法,按照《保爾森回憶錄》裏的記載,奧運期間普京甚至私下給中國高層傳話,要"一起拋售美國國債",準備直接結束美元的性命。在這種時候,俄格戰爭無異 于在俄歐關係上狠狠地切了一刀,即便雙方決策者對此心知肚明,但迫於國內輿論壓力,短期內也無法和對方繼續保持合作。也就是說,薩卡什維利這個看似毫無道 理的舉動,在一個關鍵時間點上大大地減輕了美元的壓力。美國人才是整個事件真正的受益者,而最直接的受害者則是格魯吉亞的普通百姓和在戰火中送命的士兵。 此番種種,恐怕不是用巧合可以解釋得通的。
死亡進行時
就筆者看來,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東 歐劇變可能是20世紀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場悲劇。首先,對蘇聯而言這無疑是災難性的,西方先前承諾給葉利欽們的援助幾乎無一兌現,俄羅斯從西方國家手裏得到的援助遠不及波蘭和烏克蘭。
1993年冬季,俄羅斯因為糧食危機已經面臨要餓死人的威脅,而在這個時候,副總統魯茨科伊竟還在盤算著如何利用即將到來的危機向葉利欽逼宮奪權。所幸的是,當時中國政府承諾在兩年內以不高於加拿大離岸價格,每年向俄羅斯提供500萬噸共計價值4億美元的玉米,這滿足了俄羅斯生產"人造肉"罐頭和飼料原料的需求,危機方才得以緩解。
和蘇聯時期比較,現在俄羅斯人的人均壽命“減少”了十年以上,
出生率從蘇聯時期的14%~17%銳減至8.3%,
死亡率由蘇聯時期的8%~12%增至14.7%,最高時達15.7%,
俄羅斯平均每年減少人口達100萬──按照國內某些學者的邏輯,也可以說俄國的“改革派”和“民主人士”們“幹掉”了數以千萬計的俄國人。
與此同時,包括俄羅斯在內大量東歐婦女迫于生計而淪為“娼妓”。在當時,西歐各國的色情業的平均價格因為東歐妓女的“大量湧入”而被大大地拉低,以至於本土妓女上街抗議“她們的東歐同行”搞“傾銷”–對蘇聯和其他前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來說,這絕不是一個讓人 聽後樂得起來的笑話。
和很多文章裏所提到的不同,在筆者看來,並非是蘇聯的經濟問題引起的這場悲劇,恰恰相反,是蘇聯解體本身製造了蘇聯地區經濟的悲劇。很多文獻都曾將聯盟解體的原因歸結于蘇聯後期經濟增長緩慢,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首先這個"緩慢"是相對於1975年之蘇聯GDP4 %~8%的增長率而言的,而同期美國的平均值則為3.3%。1975年之後,按照反共專家布熱津斯基《大潰退》一書裏的說法,蘇聯經濟增長常年低於5%,可問題是經歷了"平成戰敗"的日本有十年時間乾脆是處於停滯狀態,美國大蕭條時期也曾有過負增長,但美日政府現在都還活得好好的,而且在1975年經濟增長趨緩時,蘇聯人民的消費額增速是在加快的,換句話說蘇聯在當時已經開始逐步扭轉高積累低消費的情況了。事實上直到1990年年初,蘇聯經濟依舊是正增長,逆增長是當年夏天開始的–原因上文裏提到過,俄羅斯共和國在葉利欽當選總統後開始人為地破壞計劃經濟體系。還要說明的是,蘇聯時代GDP和GNP的計算是不算第三產業的,計劃經濟體制裏不存在金融操作這樣的虛擬經濟成分,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裏,製造業對GDP的貢獻通常只占20%~30%,其餘都是金融及服務業。
對蘇聯的經濟而言,應該說1991年前後的動盪只是讓國家經濟"休克"了–國家的動盪影響的實際只是分配環節。蘇聯範圍內,工廠、設備等等都還在那兒 放著,工農業生產能力完全是可以滿足人民生活需求的,真正的問題出現在後面,蘇聯經濟的"死亡"是一個持續了很長時間的過程。
開啟 蘇聯經濟"死亡"的第一步是聯盟解體。蘇聯工業體系的特點在於各個地區分工高度專業化,往往一個小城鎮只負責一種配件的生產,其餘生活物資都從外面調配,一架圖-154客機,上面的零配件來自十幾個加盟共和國。筆者所生活的城市就是20世紀50年代由蘇聯專家負責規劃的,所以對此有著比較清晰的認識。市內 最初一共三個區,輕工業、重工業、生活三樣分得清清楚楚,三個區之間留出了大量空餘土地以備今後發展–至今市區中心尚有8平方公里的草原。這種高度專業 化的分工可以極大地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生產效率,同時可以比較平均地在國內各個地區實現普遍的工業化,保持國內均衡發展。隨著聯盟的解體,各個加盟共和國 雖然手裏都擁有大量蘇聯時代的工業遺產,但是他們的工業體系都是殘缺不全的,就像是一家裏幾個兄弟分家,把一輛完整的汽車拆成一堆零件,然後每人拿幾個, 結果就是誰也沒有車坐,零件只能當廢鐵賣了。
第二步則是由“私有化”而導致的“去工業化”。在與鄧小平南方視察差不多同一時期,俄羅斯也在搞他們的“有俄國特色的市場經濟”。俄國人的步子要比中國大得多,當時的俄羅斯總理蓋達爾炮製出了一個“跑步進入市場經濟”的"500天計劃",60%的國有資產都被以“股份”的形式平均分配到每個公民手中,而在當時的恐慌情緒之下,大多數老百姓自然是不會考慮如何經營這份“產業”的,他們需要的是儘快把手中的資產券變現,兌換成外幣、黃金,甚至是麵包,然而這種行為卻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恐慌。很快,那些國有資產集中到了少數“寡頭”手中,蘇聯4萬多家國企,除了利潤豐厚的能源、傳媒等產業外,其他產業都被“轉賣”或是廢棄了。因為經營這些產業是要花費很多時間和精力的,而且蘇聯時期基礎產業的 立足點是考慮如何支持國民經濟的穩定運行,是否贏利則另當別論(譬如在遠東修鐵路,從國家戰略角度說是正確的,但從資本家獲利角度說是不正確的),這對急功近利的資本家而言是無法容忍的,於是大量"拆了大樓賣鋼筋"的事情就出來了。當時大家都在搞工業化,蘇聯卻在"去工業化",製造業越來越單薄。在戈爾巴喬夫上臺時,蘇聯工農業總產值年增長率仍舊在6%以上,蘇聯和華約國家的重工業出口約占整個世界出口量的38%[1],軍工出口約占50%,石油天然氣及 其附加產品約占18%,貴重金屬(含有色金屬)及其產品約占40%,民用航空和造船業出口約占25%,化工產品出口約占30%;蘇聯自己的民用船舶總噸位 就佔據世界第一,捕魚量也連續多年占世界第一;煤炭工業產量和出口量也一直高居世界榜首。那麼蘇聯解體之後呢?舉一個簡單的工業指標–汽車年產 量,2009年時俄羅斯的汽車年產量是140多萬輛,尚不及印度,僅僅是中國的10%,而鋼鐵產量是5900多萬噸,差不多也是同年中國的10%。到 2007年時,俄羅斯GDP到了1.2萬億美元,達到了蘇聯解體前的水準–聯盟解體曾使得蘇聯境內GDP減少了45%,這的確是一個不小的進步。但是要 注意的是,這裏提到的是GDP而不是工農業生產總值,這只是說明俄羅斯境內資本流動的量很大,至多意味著增加了一部分就業崗位,而“去工業化”的進程其實並沒有被逆轉,蘇聯時代的GDP是搞工業搞出來的,而現在的GDP是靠賣石油(天然資源)賣出來的–2007年GDP大幅增長主要得益于當年石油價格大漲。在評論鴉片戰爭時我們常常會說,當時中國的GDP雖然是第一,但這是生產瓷器、絲綢的GDP,而英國的GDP則是生產槍炮的GDP,在這裏其實是一個道理。
不只是設備和廠房不斷被廢棄,工業方面的人員培養也出現了可怕的斷層–俄羅斯目前除了能源以外,在國際市場上能拿得出手的大宗商品只剩下了武器裝備, 而俄羅斯軍工系統從業者當時的平均年齡已達到56歲,總工程師多數都是一群八九十歲的老人在擔任,第二梯隊是不存在的,一
[1] 經互會嚴密的組織體制決定了有時需要將它當做一個整體來看待,事實上東歐劇變的起爆點正是"波蘭危機"。當年波蘭的動亂導致原本由它負責的糧食生產無法進行下去,而美國對華約國家的糧食禁運進一步加劇了這一危機,而這又導致了蘇聯等國家經濟運轉異常,進而為戈巴契夫的"政改"提供了藉口。旦這一批人故去,俄軍工行業將面臨無人可用的局面。即便是現在,無論是蘇霍伊、米格戰鬥機還是T系列主戰坦克,基礎設計都是在蘇聯時代已經完成的,後期俄羅斯的工程技 術人員所做的只不過是在這些原始設計上逐步加以升級改進,或者是將當初已經接近完成的項目在降低技術指標後加以完成,1991年以後完全從頭開始研發的項 目幾乎是沒有的。換句話說,如今的俄羅斯軍工行業其實是在吃蘇聯時期的"老本",它的原發性設計能力基本上已經被廢掉了,俄羅斯現在能成為世界第二大軍火 出口國只能說明蘇聯時代工業的強大–靠一堆殘缺不全的殘骸都可以讓一個俄羅斯支撐近20年,而且後面還能再撐一段時間。再拿蘇軍的短板–海軍來說,聯盟解體前夕,蘇聯已經下水兩艘6萬噸級的常規動力航母,其中一艘已經開始海試,另一艘7萬噸的核動力航母也已經完成過半。如今,俄羅斯國內所有的船廠都不 具備建造2萬噸以上軍用船舶的能力,2010年時俄羅斯需要與法國簽訂協定,購買法制的兩萬噸級"西北風"級兩栖攻擊艦。
不光是對蘇聯人民,對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民而言,東歐劇變同樣未必是一件好事情。當然,最起碼對中國而言,蘇聯解體意味著來自北方的地緣威脅幾乎可以說是永久性地消失了,中國還從蘇聯地區以極低廉的價格得到了大批技術、設備、科研人員以及各類資源。
但是必須看到的是,東歐劇變也意味著人類探索有別於資本主義的新的生活模式的進程遭遇了重大的挫折,這是事關所有人的一件事情。而對世界格局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世界政治軍事格局和地緣政治均勢的兩極體制至此被完全打破了,美國成為全世界唯一的霸主。
同時,這也意味著資本擴張的“制衡因素”不存在了,之後的一系列大事件–包括現在的全球經濟危機,可以說都是“發端於此”。
摘錄自:《世界如何發展: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書》
□ 第八章 紅色悲歌
作者:王偉(筆名:博揚)
2011年9月
***美帝加緊威逼利誘歐盟推“債務貨幣化政策”以配合美進行史上最大規模水淹攻擊南方經濟(製造全球惡性通膨動亂>經濟貿易崩潰>美金融資本再進入賤價併購)之陰謀
(美聯儲藉“賣短債買長債”的障眼法開始啟動“以可無限印發的虛擬紙美鈔從中國債權國手上去置換回收需付利息的國債債務”的狸貓換太子伎倆)】***
“金融大鱷”索羅斯:美國已陷入雙底衰退
【綜合消息】據媒體報導,有"金融大鱷"之稱的知名投資人喬治•索羅斯9月22日表示,美國經濟目前已陷入"雙底衰退"階段。他同時警告稱,目前歐元區所面臨的主權債務危機比雷曼兄弟破產"更加危險"。
索羅斯是在接受美國CNBC電視頻道專訪時做出上述表態的。他強調,如果美國聯邦政府近來推出的大規模就業刺激計畫無法達到預期效果,美國經濟將面臨更為嚴重的經濟增速放緩趨勢,其"二次探底"程度也將繼續加深。索羅斯指出,美國經濟的不景氣現狀實際上受到了歐債危機的拖累,而後者實質上是一次流動性危機。他強調,儘管危機嚴重程度較雷曼兄弟破產有過之而無不及,但目前歐元區領導人仍希望盡全力確保歐元區的完整性,"因為歐元區解體的後果太過可怕"。同時,索羅斯預計,歐元區內將有兩到三個小型經濟體出現債務違約甚至最終退出歐元區,但屆時歐洲經濟體也將對此做好心理準備,否則全球金融市場必然受到深度驚擾。他還強調,歐債危機的高潮不會在9月出現,因為"他們還沒有為此做好準備"。
此外,索羅斯支持歐洲央行發行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的舉動,"這實際上是歐元區政府債券的雛形,這類債券儘管尚未正式存在,但其出爐是市場希望看到的"。
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呼籲採取協調行動應對挑戰
【華盛頓9月22日消息】據媒體報導,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22日發表聯合聲明,表示致力於採取國際協調行動來應對全球經濟面臨的挑戰,以確保金融穩定,重塑信心和刺激經濟增長。
聲明指出,當前全球經濟面臨來自主權債務危機、金融體系脆弱、市場動盪、經濟增長疲軟和失業率居高不下等風險帶來的挑戰,二十國集團致力於推動開展財政整頓並促進經濟強勁、可持續和平衡增長。
聲明指出,二十國集團將採取必要舉措來維護銀行體系和金融市場的穩定,如有必要,各國央行將繼續為銀行業提供流動性,確保銀行資本金充足;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正為將在法國戛納舉行的二十國集團峰會制定協調行動計畫。
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22日在華盛頓舉行了會議,會後發佈了該聲明。
【時事點評】我們先來關注第二則新聞、即“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呼籲採取協調行動應對挑戰”。
●“全球經濟二次探底不可避免論”的“現實版”而已
我們知道,法國戛納將舉行二十國集團峰會,至於此次“會議的主題”與“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呼籲採取協調行動應對挑戰”的真實意圖,大家就不用猜了,因為“金融大鱷”喬治•索羅斯先生已經在那裏“高聲嚷嚷”了,那就是所謂的:美國經濟目前已陷入“雙底衰退”階段。他同時警告稱,目前歐元區所面臨的主權債務危機比雷曼兄弟破產“更加危險”。
事實上,所謂“雙底衰退”根本就不是什麼“聳人聽聞”的新聞,也就是我們一直強調的“全球經濟二次探底不可避免論”的“現實版”而已。
而在這裏,我們也再次強調三個觀點,即:
● 只要………否則,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經濟的二次次探底、甚至“硬著陸”將不可避免!
第一,以“美國利益決策層”基於“美國資本利益”層面策動“埃及之亂”、及不肯兌現“美國自己提出的中美共管西太平洋的G2修訂版”、從而“至今不肯”實質性調整其“旨在支配全球的既定全球戰略”的情況來看,除非“中國經濟”“最終接受”成為“目前仍由美國資本所代言的西方資本”領導下的、一個不具關鍵決策權的“小配角”,或者,除非“美國利益”在中國“拒不接受小配角”的“全面反擊”下、最終被迫兌現“中美共管西太平洋的修訂版G2(該版本的‘核心內涵’,在之前的點評中,我們已經詳細討論過,在此不再重複)”、從而“實質性”調整其既定全球戰略,否則,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經濟的二次次探底、甚至“硬著陸”將不可避免!
● “美國經濟”問題的“根源”並不在外、而在於內
第二,對“美國經濟”而言,不論是已經成為現實的“一次探底”、還是不可避免的“二次探底”,其問題的“根源”並不在外、而在於內。
在“根源”的問題上,如果說得“宏觀一點兒”,是美國社會制度問題,是美國國家利益與美國資本利益之間矛盾的不可調和性所決定的;
如果說得“微觀一點兒”,則可分為兩點:
其一,是“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的“永動原理”已被“次貸危機”及“一次探底”所證明為“根本不可能實現”,且“美國利益集團”內部或基於“資本的貪婪性”也好,或基於“美國社會穩定運轉的一切資源”均依賴于“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的“最終融資”也罷、反正是死活不肯放棄“這部‘搞不定’南方經濟(特別是中國經濟)則即將崩潰”的“華爾街金融永動機”所決定的。
● “重建美國工業體系”是絕不可能實現的“鬼話”
其二,是除了一部“被實踐已經證明為破產”的、但依靠“美元本位制”的餘威、仍指著“昨天一個QE1”、今天一個“QE2”、明天一個“QE3”的小花招、而“勉強”運行、從而繼續為“美國利益”的“各個重要項目(民生、軍費)”提供融資的“華爾街金融永動機”之外,“美國利益決策者”直到今天也沒有為“美國經濟”找出、或者“製造出”、更或者“幻想出”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來。
至於奧巴馬通過“那張大嘴”誇下的“重建美國工業體系”的“海口”,任何明眼人都知:這根本就是“經濟全球化”已成事實的背景下,絕不可能實現的“鬼話”。
●“鬼話”之所以是“鬼”,在於兩點
然而,“鬼話”之所以是“鬼”,在於兩點:
第一點,對“美國經濟”而言,作為一個“最為可能的經濟增長點”—“新能源產業”,是有所顧慮的,原因主要有二: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歐盟、特別是中國的“切入甚深”,因此,在實質性搞定歐盟經濟(歐元)、或者中國經濟(人民幣)之前,“美國經濟”已經不可能“獨霸”相關產業的話語權,也就是說,對美國經濟而言,最好的結果也不過“三分市場而居其一”。
而“這一市場結果”簡單投射到“關乎全球新秩序”的“伊朗問題最終解決方案”中去,也成了一部實實在在的“全球多極化方案”。
顯然,如果“美國利益決策層”真心願意接受“實質性多極化”,那麼,事情也就變得非常簡單了,“中歐美(注,這種情況下,就沒有俄羅斯什麼事了)”只須重回“伊核問題六方會談”的框架、借助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特別是“國際清算銀行”的改革,就能確定這一切。
然而,真實的情況已經證明:事情根本沒有“如此簡單”,而“沒有如此簡單”的主要原因,又顯然在於“美國利益決策層”從骨子裏拒絕“實質性多極化”。
即然如此,我們就再來看看第二個原因。
● 這無疑於“自我啟動”瓦解基於“石油美元結算制”的“美元本位制”的“快速瓦解進程”
第二個原因,也是最為重要的原因。是享受著“美元本位制”巨大紅利的“美國利益決策者”非常擔心,一旦自己也像歐盟、甚至中國那樣“正式地、全面”推進“新能源產業”,並將其作為“美國主要經濟增長點”、從而令其“成為世界經濟的主要增長點”,那麼,除了“第一個原因”的弊端“仍然不能規避”之外,還將“立刻重創”美國至今掌控著“定價權”的“全球傳統能源產業”,這無疑於“自我啟動”瓦解基於“石油美元結算制”的“美元本位制”的“快速瓦解進程”。
● 在“鬼話”不可能實現的“背後”,卻也隱約可見一個巨大的陰謀
第二點,在“鬼話”不可能實現的“背後”,卻也隱約可見一個巨大的陰謀,在某種程度上講,只要包括這個“鬼話”在內的系列“鬼話”能被“某些人”所相信,那麼,這個“巨大的陰謀”就有實現的可能性。
● “系列鬼話”包括有這樣的幾個經典傳說
在這裏,所謂的“系列鬼話”包括有這樣的幾個經典傳說:
其一,以奧巴馬政府宣佈自伊拉克、特別是自阿富汗撤軍為標誌,美國決策層就將“致力於削減財政赤字(包括國防支出)、平衡預算、控制債務規模、大搞美國基建項目,倍增美國出口、重建美國工業體系、提升就業率“作為其未來主要經濟目標。
其二,為了實現“其一”,美國將致力於促成“全球大規模美元回流”,以獲得相應的資金,就類似2000年前後“利用從全世界回流美國的資金、去搞什麼知識經濟”的類似。
● 從“知識經濟(眼球經濟)”、“基因經濟”、直到“納米經濟”,但無一能擔起“美國經濟增長點”的重任
然而,“真實的歷史”是,2000年前後,格林斯潘先生在拿到“美元大規模回流”之後,搞所謂的“知識經濟”又搞出了個什麼結果呢?
結果就是:不僅“知識經濟”沒能成為美國經濟的新增長點,反而就此吹了個“網路泡泡”;之後、為了防止“網路泡泡”的破滅,又想鼓搗什麼“基因經濟”、直到“納米經濟”,但無一能擔起“美國經濟增長點”的重任,
最後,無奈之下,為了維持美國經濟的增長、更因為害怕“之前大規模回流美國的資金”因“看不到希望”而重新流出美國,從而被迫放開“美國銀行不得混業”的禁令,在“美國國家、公司債務的迅速膨脹”的基礎上,直接吹起了“房地產泡泡”,並由此種下“次貸危機”的禍根。
至於現任美國國務聊的希拉蕊女士在貸危機爆發後痛駡格林斯潘“美國不用還債”的“正式言論”是“騙子”,那不過是“格林斯潘曾經參與的美國決策層”、想通過發動伊拉克戰爭,掌控全球資源、從而逼迫全球為其買單、最終“一把燙平”那一系列“泡泡”層層累積在“次貸危機”中的“巨大隱患”之“全盤計畫”,卻遭遇“伊核問題”的狙擊,最終未能如願…….的“歇斯底里的爆發”與“轉嫁責任”而已!
● “今天的情況”與“那段歷史”是多麼地相似,不僅“形擬”而且“神似”
顯然,對比上面這段歷史與美國今天的現實,我們不難看出,“今天的情況”與“那段歷史”是多麼地相似,不僅“形擬(美國經濟即將二次探底)”而且“神似(美國經濟仍然沒有可靠的經濟增長點,卻指望可以走向復蘇)”,
且“美國利益決策層”的“解決方案”也是“如此的雷同”。
● 人們有必要認真地思考一個問題
可問題是,在美國次貸危機已經成為“真實的歷史”、且“歐美金融危機”仍然在深化發展的背景下,人們就不禁要、且有必要認真地思考一個問題,即:
在美國“絕對實力”與“相對實力”都佔據“不容它人挑戰”的絕對優勢的時候,在“美元本位制”的光輝如日中天、市場甚至一度相信“神一般的”格林斯潘已帶領“美聯儲”找到了“可燙平資本主義經濟週期”的“鑰匙”的那段日子裏,被“美國資本”誘導而“大規模回流美國的資金”尚且不能令“沒有可靠經濟增長點”的美國經濟“重獲增長動力”、而最終“不得不”輸入“房地產泡沫”這管“雞血”,
那麼,今天那些指著“資金回流美國”這一完全為“美元本位制”利用手中的“最後餘威”所“精心計畫”的“表面現象”、就在那裏興奮地大嚷“美國經濟必將就此復蘇”的“奧巴馬政府”與“美國經濟學家”,又該如何去解釋“美國次貸危機”的“產生”與“爆發”呢?
● “美國利益”真正想重建的工業體系,並不在美國國內,而在美國國外
另外,在你們“一再要求”人們相信“美國經濟可就此復蘇、並將重建美國工業體系”、且力求讓人們相信“這次資金回流與上次回流的結果真的不同”之前,想說的是:你們真的缺少一個邏輯,哪怕是一個“可以糊弄一般投資者”的邏輯!
事實上,通過上面的討論,想強調的是:在美國絕對實力與相對實力均已實質性下降的今天,在“美元本位制”的光輝早已因“QE1/QE2”卻也“無法增加美國就業率”的事實所剝去的今天,“美國利益”真正想重建的工業體系,並不在美國國內,而在美國國外;或者準確地講,“華爾街金融永動機”欲想維持穩定運轉、那麼,它急於掌握的“資金流(注:不僅僅是資金問題,而是包括所有美國已經不能提供的生產與生活資料)”,並不在美國國內,而在美國國外。
● 這種重建模式也是我們多次強調且必須高度警惕的一種模式
換句話說,如果“美國經濟”還能通過“重建工業體系”的手段來獲得“復蘇”的話,那麼,這種重建也一定是在“美國之外”進行,顯然,“這”這種模式也就是我們多次強調且必須高度警惕的一種模式,即:目前仍然由美國資本代言的“西方資本”,利用手中的“美元本位制本”可以“調用無限美元”的金融優勢,在另一波不可避免的金融危機中,盡一切手段誘導“非美經濟體”的貨幣與資本政策、或者全球戰略出錯,從而伺機對北方中的歐盟、日本,特別是對南方中的中國、俄羅斯、巴西、印度等經濟體的“實業優質資產”、特別是金融資產,進行一場無論是在規模上、還是在形式上,都足以稱之為“史無前例的大兼併”,從而主要“在美國境外”而不是在美國境內完成所謂的“美國工業體系重建”,最終實現讓“華爾街金融永動機”自我掌握“資金流(注:不僅僅是貨幣問題)”的目的。
顯然,在“此波資金回流美國”的“背後”,可以肯定的是,美國早已失去競爭優勢的製造業不會得到“半毛錢”,同樣可以肯定的是,“此波回流美國的資金”主要就一個去向、那就是被“誘進”那部急需“美聯儲量化寬鬆”、但因歐盟、特別是中國仍然不肯配合,美聯儲又不敢公然“QE3”的“華爾街金融永動機”充當“生產資料”。
上面討論了“美國經濟”問題的“根源”並不在外、而在於內的“第二個原因”,下面,我們再來看看第三個原因。
● “華爾街龐式騙局”最終崩潰將是不可避免
第三,如果從長遠看,就如我們之前所論證的:由於“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的“永動原理”根本不可能實現,其“實質”等同於一個規模極其巨大的“龐式騙局”,因此,這套建立在一大堆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及“相關獲獎理論”所包裝起來的“現代金融工程學”、或者“經濟、金融模型”上的、號稱有“自我平衡、對沖風險”功能的“永動機制”,最終崩潰將是不可避免。
● 美聯儲弄出個“賣短債買長債”的“小花招”、終於迫不及待地開始搞“變相QE3”
值得強調的是,如果僅僅從經濟、或者金融的層面去討論問題,那麼,儘管“最終”觸發“這種崩潰”極可能是一種“重大的偶發事件”,但是,從美聯儲弄出個“賣短債買長債”的“小花招”、終於迫不及待地開始搞“變相QE3”的情況來看,這種“可能的偶發”已經是一種“肯定的必然”,唯一的變數就是時間問題。
●“4000億美元‘賣短債買長債’計畫”不會對美國經濟有任何值得一提的“拉動作用”
事實上,我們注意到,美聯儲(FED)是在聲稱“美國經濟面臨巨大下行風險”的同時,採取新一輪舉措刺激經濟增長政策、也就是推出所謂“4000億美元‘賣短債買長債’計畫”的。
而在這個問題上,美聯儲公開宣佈“美國經濟存在巨大下行風險”,其分量不可謂之不重,但4,000億美元"賣短債買長債"顯然不會對就業情況日益惡化(美國失業率實際上達到了16%、而不是公佈的“接近10%”)的美國經濟有任何值得一提的“拉動作用”。
● 推出“賣短債買長債”本質上是一種無奈之舉
事實上,所謂“賣短債買長債”,其實是在歐盟“直到目前仍然不肯配合”美國QE3情況下的無奈之舉。
● 意圖“即”在於壓低“美國長期利率”、“更”在於擠出債主手中的短期債券、正式啟動“美國國債回收進程”
其意圖“即”在於借此宣佈“控制、甚至壓低”對華爾街金融衍生品安全至關重要的美國長期利率、“更”在於【擠出(置換)】債主手中的短期債券,從而正式啟動“先回收長期、再回收短期、一段時間後、則長短期視情況隨時交替回收”的“美國國債回收進程”。
● 準備用“無限的美元”去回收“有限國債”、甚至“兩房次級債”的“障眼法”
因此,美國“變相QE3”將由此開始。因為,市場遲早會明白:所謂“賣短債買長債”,不過是美聯儲準備用“無限的美元”去回收(置換)“有限國債”、甚至“兩房次級債”的“障眼法”。
所謂“賣短債買長債”根本就是鬼話,
美聯儲的目的在於對“需要支付利息”的“美國長、短債”用“隨時就有的、不需付息的美元”進行“輪番回收”,並“牢牢地控制在”華爾街自己手中,從而日後在“以無限美元、甚至拉上歐元、日元衝擊南方經濟”的時候,可以盡可能地在“美國國債”與“美國市場長期利率”之間構築起一道“防火牆”。
● 一旦美聯儲通過上述方法“如願”地“實質性回收”了“不為美國利益所掌控”的“美國國債”,則……………
不僅如此,國際大宗商品將“較目前更加任由華爾街定價”,華爾街操縱物價的能力將較目前更加強大,因為,“南方經濟”手中的美元、除了“購買”“美國願意賣”的“美國商品(比如,美國大片)”之外,就只能無任何收益地存在美國銀行、且還要支付“手續費”等“美國政府隨時可以增加的、旨在逼迫‘南方經濟’去購買‘美國願意賣’的‘美國商品’的額外費用”。
當然,還有一個出處,那就是被迫在“華爾街”再無後顧之憂的、更加瘋狂地操縱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瘋狂波動”中、落個“追漲殺跌”的命運。
不難想像的是,一旦美聯儲通過上述方法“如願”地“實質性回收”了“不為美國利益所掌控”的“美國國債”,並以種種手段“威逼利誘”歐盟貨幣政策“默認”、甚至轉為“量化寬鬆”(注:日本一直在進行量化寬鬆),則,相對應的美元(包括部分屈服之後的歐元、及已經在量化寬鬆的日元),就會像潮水般地湧向巴西、印度等“南方經濟”、“先”水淹南方、以盡力製造泡沫,“後”準備刺破泡沫,而待這些“南方經濟”的泡沫破滅之後、“再”以大量的流動性、以極低的價格、去大肆兼併這些經濟體的“優質資產”。
最後,如果“中國經濟”經受住了這些衝擊、而仍然在穩定運行,
則“西方資本”就可憑藉自身的金融優勢、外加通過“水淹南方”、“大兼併”得來的巴西、印度、中東、南美、非洲、東亞等“南方經濟”的“製造實體”與市場,激化“這些屆時已經受控的經濟體”與“中國經濟”之間的矛盾,甚至鼓動“這些南方經濟體”運用行政與法律等一切手段,與北方國家一道、針對“中國製造”製造各種貿易壁壘,包括“網路壁壘”,全面衝擊“中國經濟”。
● 歐洲金融承受的“美國壓力”已慢慢接近於極限
可以肯定的是,隨著美國評級機構正式調降法國幾大銀行、特別是義大利主權信用,歐洲金融承受的“美國壓力”已慢慢接近於極限。
值得警惕的最新消息是:
其一,據歐洲媒體報導,歐盟有可能考慮調降利率。
顯然,一旦如此,中國與歐美之間的利差又將“整體擴大”,“歐美”通過“量化寬鬆”而放出的流動性將更加積極湧入境內,從而加大管理層宏觀對沖的難度。這正是我們始終對中國央行在“中歐美”中“率先加息”持保留態度的“金融考慮”。
其二,歐盟各國基本達成一致,將對敘利亞進行更嚴格的制裁。
至於制裁的內容,我們注意到,主要是敘利亞總統阿薩德的兩名親信將被禁止入境歐盟,他們在歐盟的資產被凍結。同時,歐盟將禁止對敘利亞石油業進行投資。
顯然,如果這就是“更嚴格制裁”的主要內容,那麼,這距離“全面制裁”仍然有很遠的距離。
這也就意味著距離“歐洲利益”默認“美國QE3”還有一段距離,
也意味著“美國利益”要麼加大力度在經濟、特別是金融上進一步施壓于歐盟,要麼加大力度在中東和平、利比亞、科索沃方向選擇一點、或者兩點,但“不會是全部的三點”以進一步讓步于歐盟,而做到這些,都需要“強硬的金融手段支撐”。
因此,更或者,為達目的,“美國利益決策層”有可能破罐子破摔“直接QE3”,從而測試歐盟、特別是中國的“應手”,並迫使中國、特別是歐盟做最後的選擇。
● 國際市場可能因“美國QE3”的“各種放風”而令市場無所適從、最終出現“巨幅波動”
最近一段時間裏,國際市場已經因“美國QE3”的“各種放風”而令市場無所適從、最終出現“巨幅波動”。
事實上,就這兩天,一個所謂的“4000億賣短債買長債”所掀起的“全球市場暴跌”,就已經說明了這一點。
另外,我們也注意到,就在週四,歐美市場大跌,其中,美國道指跌391點,跌幅為-2.51%,收在10733點。
而隨著美國道指快速跌向10000點關口,而“跌破10000點就可能有令局面走向失控的危險”、及“華爾街金融.永動機”之“絕不能跌破“7000至8000點”的“剛性要求”,將令美聯儲的施壓歐盟的強硬貨幣手段“捉襟見肘”、且極易落入“傷敵10000、自損8000”的境地。
不僅如此,一旦國際商品、特別是原油價格長時間處於回調,又可令中國經濟意外地喘上一口氣。
因此,我們預期,下一步,美國對歐盟的讓步,最可能在政治層面,也就是在中東和平、利比亞、科索沃方向,
而一旦這些方向出現“美國向歐盟進行重大讓步的明確信號”,也就意味著歐盟準備默認“美國QE3”了,也就意味美聯儲將大膽拋開““4000億賣短債買長債”的幌子進行“史上最大規模的量化寬鬆”,在全球市場掀起一波脈衝式反彈、特別是石油、大宗商品市場。
而一旦歐盟(歐元)最終屈服,而令“美國變相QE3”的“後續發展”如願展開,則中國除了動用我們於07年就指出的匯率手段,即:讓人民幣帶領東亞貨幣,或針對美元、或者針對歐元大幅貶值,從而一方面“強行重置”“歐美經濟成本、“搶先”激化歐、美不可調和矛盾”之外,唯一能做的,恐怕就是將貨幣與資本政策調整至確保“最低限度內迴圈”的層面,並將國家安全政策調整為“保衛最低限度內迴圈”之“安全”的層面。
● 至於歐盟是否能頂住這波壓力、從而繼續“不認可美聯儲的量化寬鬆”,我們並不樂觀
對此,我們也再次強調,至於歐盟是否能頂住這波壓力、從而繼續“不認可美聯儲的量化寬鬆”,我們並不樂觀。
最大的變數在於“最終默認”美國QE3的“歐洲利益”,是否“歐美聯手”去“全面惡化中國的外在安全環境、特別是外在經濟安全環境”,是否在“全面惡化……”的同時去“實質性配合”美國利益去“水淹南方”,從而為“美國利益”或者“西方資本”所設定的、以經濟(特別是金融)為先導的、從各個層面一起發動的“天下圍攻中國經濟”走出關鍵的、也是戰略誤判的一步!
值得強調的是,一旦歐盟報之以“默認”、甚至參與“美國新一輪量化寬鬆”,而不論是否“歐美聯手”去“全面惡化中國的外在安全環境、特別是外在經濟安全環境”,市場資金都會立刻湧入市場、從而在全球範圍內觸發包括股市、商品期貨、貴金融、能源價格在內的,一波脈衝式反彈。
● 要不了多久,“市場資金”就會“如美聯儲所願的”省悟過來,從而極大地推高大宗商品、特別是原油價格
顯然,在我們看來,從美國市場(美國股市、商品市場)對4000億美元"賣短債買長債"計畫的正式反應是“大跌”的情況來看,市場在“第一時間”並沒有意識到“美國變相QE3”在“美國經濟”的重壓下其實已經“強行啟動”,眼下,“美國利益”等的就是歐盟的“默認”甚至參與新一輪的“量化寬鬆”、之後、“美國利益”盼的則是“歐盟利益”實質配合其“水淹南方”。
這一點,要不了多久,“市場資金”就會“如美聯儲所願的”省悟過來,從而極大地推高大宗商品、特別是原油價格。
● 有可能在某一時點瞬間擊穿上述“龐式騙局”中的最後一根“保險絲”
事實上,自2007年8月美國次貸危機露出“端倪”之後,特別是、因“在北京奧運會開幕那天爆發的格魯吉亞戰爭中慘敗”而不得不利用雷曼兄弟公司的“定向清盤”將歐盟金融也拖下水,令歐美第一輪金融危機全面爆發、世界經濟第一次探底以來,通過我們幾年的觀察與評估,毫無疑問的是,那種“重大的、必然的、偶發事件”又必將“因”引發上述“龐式騙局”中所設定的“某一種極限條件”、從而在某一時點瞬間擊穿上述“龐式騙局”中的最後一根“保險絲”,比如:美元迅速貶值,“更”比如,美國長期利率迅速上升。
● 只要…….美國經濟根本不存在“復蘇可能”,能爭取的只有“逃生機會”
因此,除非歐盟最終做出“戰略誤判”從而“自我啟動”歐盟(歐元)的“快速瓦解進程”、“或者”中國在“應對過程中”犯下重大的、不可逆轉的戰略性錯誤,
否則,美國經濟也好、“華爾街金融永動機”也罷,根本不存在什麼以“經濟復蘇”為“實質”的“復蘇可能”,能爭取的、也只有以“逃生”為“實質”的“逃生機會”。
就目前而言,其“逃生”的“最高效路徑”就是“威逼利誘”中國最終接受美國“全力兜售”的“中美共管地球(G2)”模式,但“中國利益”基於自己的核心利益、特別是長遠核心利益,給“美國利益(注,是指美國國家利益與美國資本利益的最大交集部分)”留出的“逃生”之道是美國效仿“英美特殊關係”的“中美共管西太平洋(修訂版G2)”模式
顯然,在我們的評估中,即便實現了這種“逃生”、就“美國綜合實力”而言,其“結果”也不過是只能維持其“絕對實力”而無法維持其“相對實力”。
請大家仔細體味上述說法!
● “西方資本”急於尋找、並確定“下一版本”之“戰略運行平臺”的原因
針對這一說法,想強調的是,“這”恐怕正是“目前仍由美國資本代言的西方資本”急於尋找、並確定“下一版本”之“戰略運行平臺”的原因。
至於歐盟最終是否做出“戰略誤判”從而“自我啟動”歐盟(歐元)的“快速瓦解進程”,這恰恰是“歐洲利益(歐洲國家利益與歐洲資本利益)”目前面臨的一個最大、且最緊迫問題。
至於上述所謂“重大的、不可逆轉戰略錯誤”,由於在之前已經詳細討論過,在這裏也不過多展開,只簡單提及兩個層面:
● “美國利益”幾乎在不擇手段
其一,如果僅僅在經濟、特別是金融層面去考慮問題,則比如,在“中歐美”之中率先進行不可逆轉的加息週期、繼而全面喪失貨幣特別是資本政策的自主權,最終實質性地‘自我滅活’中國的經濟活力;
其二,如果我們在“綜合層面”去考慮問題,則比如,
中國最終坐視美國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國際社會”之“大多數”的中東利益的“止損點”而“不作為”、或者“不有效作為”,從而導致“以中國經巴基斯坦至伊朗”的這一“戰略走廊”為支點的“中國全球戰略”徹底崩塌。
而為了引誘歐盟做出戰略誤判、特別是迫使中國在上述問題上“應對出錯”、或不作為、更或者“不有效作為”,近段以來,從美國加大力度對歐盟債務危機落井下石,及美國宣佈對台軍售案、到美國國會放話準備通過敦促人民幣升值、否則對中國商品進行制裁的議案等情況來看,“美國利益”幾乎在不擇手段。
我們注意到,隨著本週一標普將義大利主權債務評級下調一檔至A,
再加上瑞銀違規交易巨虧,法興銀行在9月初股市大跌之時出售黃金的消息被爆光、市場開始強烈疑慮歐洲金融業流動性不足的問題。
表面上看,這些事件只是令歐洲債務危機再起波瀾,但實際上,通過這些事件的“集中爆發”,我們已經可以明顯觀察到一股強大的力量,正在調動一切資源,“壓”歐洲央行在貨幣政策上轉趨“放鬆”、從而向美聯儲靠近,令後者無風險、或者低風險推出用以“水淹南方經濟體”的“QE3、甚至QEN”。
至於歐盟是否能頂住這波壓力、從而繼續“不認可美聯儲的量化寬鬆”,一如我們之前所說,我們並不樂觀,
最大的變數在於“最終默認”美國QE3的“歐洲利益”,是否“歐美聯手”去“全面惡化中國的外在安全環境、特別是外在經濟安全環境”,是否在“全面惡化……”的同時去“實質性配合”美國利益去“水淹南方”,從而為“美國利益”或者“西方資本”所設定的、以經濟(特別是金融)為先導的、從各個層面一起發動的“天下圍攻中國”走出關鍵的、也是戰略誤判的一步!
我們也注意到,中國方面也“立刻”對歐洲的情況發出了兩個極其說明問題的信號:
第一,針對“瑞銀違規交易巨虧、市場開始強烈疑慮歐洲金融業流動性不足”而引出的“中國銀行暫停與歐洲部分銀行的外匯和人民幣利率掉期交易”的市場傳言,中國銀行官方層面直到今天都沒有做出正式回應。
第二,中國商務部週二(20日)舉辦例行新聞發佈會,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通報了1-8月我國商務工作運行的有關情況並回答記者提問。沈丹陽稱:對歐盟至今不承認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中方對此非常失望。但同時又強調,
沈丹陽稱:歐債危機爆發以來,我們一直非常關注,並且力所能及地伸出了援助之手,但是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和支持歐洲應對債務危機是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我不認為兩者之間一定有什麼必然的聯繫。中國人在幫助別人的時候,往往都是不設定前提的。
顯然,中國方面於週三發出的“兩個信號”,與我們之前的觀點,即:
在“美國利益”與“西方資本”正不惜一切代價對“歐洲利益”進行“威逼利誘”的同時,中國也在對歐洲進行“威逼利誘”。
儘管如此,我們認為,不論是美國、還是中國、其對“歐洲利益”所分別施展的“威逼利誘”、主要著眼點仍然在於最大限度地警告歐盟,“要或者不要”全面參與“全面惡化中國的外在安全環境、特別是外在經濟安全環境”,從而“要、或者不要”去“實質性配合”美國利益去“水淹南方”的計畫、繼而“要或者不要”去配合美國、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特別是進行針對中國的“南亞破局”。
從目前情況看,歐洲金融業的“流動性不足”問題已經被“拋”了出來,自然而然地,歐盟“默認”美國QE3最終將“水到渠成”,
但是,一如我們之前所說:即便歐盟“最終默認”美國QE3,但在實質性配合美國利益水淹南方、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甚至為美國提供“實質性南亞配合”的問題上,還有待觀察!
● 中國決策層對“上述兩種致命戰略錯誤”已經、或者始終有著清醒的認識
而針對“歐盟可能調降利率、從而可能擴大中國與歐美之間的利差”的危險性,我們一直擔心的“持續加息”不是已經停止、且開始以更多的行政與法律手段取而代之嗎?
至於“歐盟各國基本達成一致,將對敘利亞進行更嚴格的制裁”、從而想通吃“中美”的做法,
隨著美國“兩個中東盟友”–土耳其、特別是埃及,與“美國中東安全框架”的“錨點”之一的、號稱“中東鋼釘”的以色列之間關係的“迅速惡化”,
隨著“國際社會”在中東方向“重點培養”之“地方王之一”的土耳其已經公開警告、必要時準備為“國際社會”進出加沙的“第三條通道”進行武裝護航,
以及“地方王之一”的“埃及(新)政府”默認了“境內組織襲擊以色列大使館”行為、從而預示埃及有可能實質性地永久開放“第二條通道”,
特別是,隨著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一再頂住”來自“美以”的強大壓力,決心提交“入聯申請”,而中國始終在“上述事件”中發揮著關鍵作用的情況來看,中國又怎麼可能“最終坐視”美國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而“不作為”、或者“不有效作為”?
顯然,種種跡象顯示,中國決策層對“上述兩種致命戰略錯誤”已經、或者始終有著清醒的認識。
● 為救“華爾街”,美國只能在“通過水淹南方、在美國境外重建與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相配套的、自我掌控的工業體系”
至此,我們已經連續兩期側重於經濟層面進行解讀,之所以這樣,在於近段的“國際局勢”,一切的一切,都在圍繞這些內容在展開!且“這種展開”已經接近於“圖空匕現”了,因為所謂的“美元套利平倉觸發的資金回流美國”根本就解決不了“美國經濟”的核心問題–房地產與就業問題,而所謂“可能利用這些回流資金”去“重建美國工業體系”的觀點更是不知所云,
“美國決策層”近來不擇手段的情況已經預示了一點:“美國利益”仍然不打算實質性調整其既定全球戰略,因此,為救“華爾街”,美國只能在“通過水淹南方、對南方經濟、甚至部分北方經濟進行史無前例的大兼併、從而在美國境外重建與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相配套的、自我掌控的工業體系”。
● 要進一步加大對國防軍工的投入,從而以實際行動展示如下決心
對此,我們的建議就是:除了在準備策應“伊朗悍然核爆”的基礎上,加大力度促進第二、三條通道的打通、繼而繼續推進“中東破局進程”、對“美元本位制”施加強大戰略壓力之外,
還需要對“歐美”進行提醒:人民幣匯率可不光是只能升值、還有可能突然貶值,且是大幅度的貶值;最關鍵的是,從現在開始,除了繼續既定的、諸如高鐵、新能源等產業升級方面的戰略部署,以確立自己、甚至全球的新的經濟增長點外,再就是要進一步加大對國防軍工的投入,從而一方面盡可能拉動經濟增長,一方面也以實際行動展示如下決心,即:
第一種決心:中國隨時可以將貨幣與資本政策調整至確保“最低限度內迴圈”的層面,並將國家安全政策調整為“保衛最低限度內迴圈”之“安全”的層面,從而為必要時,盡一切手段,在某一時點瞬間擊穿“華爾街龐式騙局”中的最後一根“保險絲”、做好必要的戰略準備。
第二種決心:在第一種決心的基礎上,不就是在經濟上“玩全球經濟硬著陸”、在政治上玩“天下大亂”嗎?至少在“中、歐、美”之中,中國還偏偏就是最不怕“玩這些蹦極”的一家!
在我們看來,只有提前做好這種“最壞的打算”,“才會”有機會去爭取一個“最好的結果”!
而從歐盟與中、俄一道、促成巴勒斯坦下決心“入聯”的情況來看,儘管美國在利比亞問題上“幾乎對歐盟一讓到底”,並在歐洲債務危機問題上對歐盟保持著最大限度的戰略壓力,但是,從歐盟對敘利亞制裁的“升級版”來看,美國決策者可能也看出來了,即便歐盟最終“默認”美國QE3,但是,在至關重要的、是否“實質性”配合美國“水淹南方”、特別是“南亞破局”的問題上,仍然不能讓美國完全放心!
事實上,直到今天,種種跡象顯示,歐盟貨幣政策與其敘利亞政策一樣,仍然保持著“將美國徹底踢下水的選擇項”。
因此,只要中國應對沒有大的、不可逆轉的戰略錯誤,由於中國沒有“500萬億美元”的金融衍生品所織成的“龐式騙局”要“背”,因此,即便到了“玩蹦極”這一步,即便算上中國的地方債、房地產風險,中國仍將處於戰略主動。
至於近來南海(印度與越南合作開發南海能源)、台海(美國宣佈對台軍售)上刮起了那幾陣“噁心”的妖風,比起“向來在中東說一不二”、如今卻面臨“眾叛親離”、且落入“以色列這根中東鋼釘”都無法罩住、逼得以色列失望得“放風”要與中國簽定“高鐵”的美國而言,究竟是“誰在噁心誰”?是個不言自明的問題。
以“印度與越南合作開發南海能源”為例,許多人往往盯著“註定不可能實質性兌現”的“印度與越南合作開發南海能源”,卻沒有注意“足以令美國人吐血”的第一次“中印經濟戰略對話即將在9月底舉行”。
不過,仍然要高度警惕的是,隨著“美國在民進黨主席訪美期間宣佈對台軍售”、從而將“這份功勞”劃歸在“有台獨黨綱的民進黨”名下,我們已經隱隱約約看到:台獨勢力在國際勢力的策應下,玩“局部台獨”的危險性越來越大!這是需要認真應對的!
事實上,就如多次強調的那樣,中國大陸的台海政策,隨著“隱獨”的馬英九勢力上臺多年來,一直在“配合美國(主子)”及臺灣民進黨“努力消除”島內、特別是國民黨內統派勢力的努力日益明顯,的確有許多值得檢討的地方。
《東方時事解讀》
2011.9.26
網易(及實由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一個漢奸媒體──看網易“淡化(屏蔽/封鎖/冷處理)”華爾街(茉莉花革命)騷亂
作者:逍遙道長
2011-09-26
http://blog.sina.com.cn/mingzuziyoukexue
媒體已經是威力遠超核武的戰爭武器,以“網易”為代表的中國主流媒體已經成為國內外反動勢力搞亂中國的橋頭堡。強烈要求媒體管理機構國務院新聞辦劃歸工農兵人大直接管理!
華爾街騷亂這麼大的事情,中國主流媒體居然“集體失語”,這是一種“選擇性失語”。更確切說是一場戰爭,一場“國內外反動勢力”勾結起來搞亂中國的戰爭。
百度搜索關鍵字“華爾街的騷亂網易”,打開鏈結:
http://money.163.com/11/0919/09/7EA9DKV800253B0H.html
http://money.163.com/11/0920/08/7ECP72SA00253B0H.html
評論居然是零。這對日訪問量上千萬乃至到億的“網易”來說簡直是個奇跡。對於能夠把屁大點的小事都能放首頁“炒火”的“網易”來說,華爾街騷亂“這麼大的事情”居然就這麼被“冷處理”了,而且處理得“這麼成功”!不得不佩服“網易”的高明。
在對華爾街騷亂進行“冷處理”的同時,“網易”可沒有閑著,比如象“利比亞發現疑似1996年大屠殺千人坑”居然能夠放首頁頭版,目前回復人數達15000多人。再看回復是些神馬玩意,頭一條“座等五毛狗解釋”,第三條“又一個史達林式的人物”,頂回復的均過千人。我們暫且不論利比亞的千人坑是咋回事,也無論這些回復是否成問題。單就網易避重就輕的手法就值得懷疑。難道當前的華爾街騷亂這麼大的事件的新聞性就比不上一個成為昨日黃花的利比亞事件?
這是一場戰爭!一場徹頭徹尾的戰爭!這些由網路水軍、五毛、美分、網特組成的網路打手,居然賊喊捉賊,罵起五毛起來。真是毫無人性而言的一群禽獸。
紐約“佔領華爾街”遊行升級 85名示威者被逮捕
中新網9月26日電
2011年9月26日 中新網
美國紐約“佔領華爾街”示威進入第2周,警方繼續“重兵封鎖”「紐約證交所」大門,示威者只能在3條街外紮營靜坐,聲討華爾街企業貪婪。
據香港《文匯報》報導,當地時間24日,過百名示威者試圖遊行到曼哈頓下城,警方“拘捕”至少85人,但有示威者稱他們和平抗爭,警方卻過度使用武力,向被包圍的示威者噴胡椒噴霧,還有臉上流血的示威者從地上被拉起扣上手銬。
示威者多為大學生,他們高舉美國國旗和高呼反企業口號,亦有人要求為上週三行刑的死囚大衛斯討回公道。當他們抵達曼哈頓聯合廣場時,警方用膠網圍起場地。
“佔領華爾街”運動–美國左派要終結資本主義
記者戰齊報導
民聲網
一場席捲美國的政治大動盪已經拉開序幕
據9月19日出版的《環球時報》報導
【9月17日,一場“佔領華爾街”的運動在美國紐約上演,通過互聯網組織起來的抗議者宣稱將使用埃及人民的戰術,“將曼哈頓變成埃及的解放廣場”。美國媒體擔心,在中東北非地區上演的“阿拉伯之春”系列暴亂可能已蔓延至美國。
《新美國人》評論說,分析人士警告,隨著極端活動分子、左派組織、自我標榜的“革命者”和反資本主義煽動者策劃從9月17日起“佔領”華爾街大串聯,可能導致嚴重騷亂。
抗議群眾最終選擇距華爾街約300米外的三一地區安營紮寨。】
據美國每日新聞網9月18日報導
【美國金融中心紐約華爾街當地時間17日遭遇了一場大規模示威,示威者們揚言要“佔領華爾街”。示威組織者稱,他們的意圖是要反對美國政治的權錢交易、兩黨政爭以及社會不公正。這是自7月三藩市騷亂爆發以來,發生在美國最大城市的人民民主運動,一場席捲美國的政治大動盪已經拉開序幕。】
《廣州日報》9月20報導
【17日,近千美國人在紐約華爾街附近遊行。這場由反消費網路雜誌“廣告剋星”組織在網上發起,名為“佔領華爾街”的活動,旨在表達對美國金融體系的不滿,抗議金融體系“青睞”權貴階層的現實,據稱,全球74個城市也會有人示威回應。有國外媒體將這場活動稱之為美國式的“革命”。
據報導,此次示威活動的發起者早在其網站上將他們的抗議活動與“中東北非革命”相提並論,稱“跟我們在埃及、希臘、西班牙和冰島的兄弟姐妹一樣,我們計畫使用群眾佔領這一革命戰術,恢復美國的民主,我們也鼓勵通過非暴力手段實現目標,最大限度保護所有參與者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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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者
明確提出反對資本主義的要求
環球網9月19日報導
【“廣告剋星”網路雜誌的總編輯拉森表示,這是一個“沒有領導人的反抗運動”,希望提出單一訴求,訴求的內容則由參與活動者討論決定,可能是“追拿經濟崩盤的禍首”。
遊行組織方稱,這次遊行活動旨在表達對美國金融體系的不滿,抗議金融體系“青睞”權貴階層的現實,“我們代表社會的99%,我們不再忍受那1%的貪婪與腐敗”。
群情激昂的人們在高喊“現在就革命!現在就革命!”的口號,更有不少人在高呼“要工作!要工作!”
美國新興的政治保守勢力“茶黨”更成了示威者的眾矢之的。
我也能有自由發言的權利嗎?華爾街在蠶食我們孩子的未來。
有工人運動組織成員在爭取勞工權益,也有社會主義運動組織呼籲“終結資本主義制度”,很多傳單上印著拉美革命領導人切•格瓦拉的頭像。
“消除腐敗”、
“停止削減社福預算”
和“貪婪華爾街,紐約人受夠了”的標語四處飄揚。
“在利比亞打仗,在阿富汗打仗,在伊拉克打仗,還好意思削減教育、公共專案預算,”一名戴面具的抗議者告訴法新社記者。
哲學學生朱利亞•裏弗•希特說:
“這是一場反對金融業貪婪的抗議遊行,我們來到華爾街,因為這裏是貪婪的起始點……我們受夠了,不能再容忍。”】
中國新聞網09月18日報導
【一位匿名示威者說,要通過這次示威“顯示民眾的力量”,迫使華爾街的金融巨頭們吐出他們“霸佔人民的財產”】
新華報業網
【一個合唱團體舉著反對奧巴馬的標牌,高唱:
“奧巴馬是個瘋子、瘋子、瘋子,啟動第25條修正案……”】
美國對哥倫比亞的新殖民政策-「哥倫比亞計畫」
提到哥倫比亞,許多人就會立刻聯想到這是“毒品”與游擊隊氾濫的罪惡淵藪之地。(好萊塢電影大眾文化洗腦工業)羅素克洛和梅格萊恩搭檔演出的「千驚萬險」就是以哥倫比亞為背景,影片“描述”的哥倫比亞左派游擊隊在邪惡帝國蘇聯垮台後變成一群以販毒、綁票維生的恐怖份子,長期以來許多美國人也相信政府與主流(民主自由)傳媒對於哥倫比亞的(謊言)宣傳,相信美國政府目前已耗資數十億的「哥倫比亞計畫」(Plan Columbia)可以消滅哥國毒梟和游擊隊暴力,
然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證據卻證明事實“剛好相反”。
事實上,「哥倫比亞計畫」只是美國長期對於中南美洲“政-經-軍干預”的一部份,在美國喬治亞州的班寧堡(Fort Benning),有一所「美洲軍事學校」(SOA, U.S. Army School of the Americas),該校一直被諷刺為「殺手學校」(School of Assassins),因為該校的課程以訓練謀殺、綁架、(軍事)政變、嚴刑拷打著名,數十年來“培養”出六萬多名拉丁美洲的軍人,智利民選總統阿葉德被軍事獨裁者皮諾契特(軍事政變)推翻、大主教Oscar Romero被暗殺、瓜地馬拉36年內戰死亡或失蹤的20萬人、薩爾瓦多超過900名平民被屠殺等等,都是“該校”畢業生的“傑作”,女性受害者還會遭強暴虐殺而死,毫無反抗力量的兒童被活埋或摔死;它也“培養”惡名昭彰的(美帝傀儡)軍事獨裁者-包括巴拿馬、波利維亞、瓜地馬拉、薩爾瓦多,並且是“右翼民兵”的訓練所──例如尼加拉瓜殘暴的「國民軍」就是SOA(美洲軍事學校)的畢業生,後來組成“右翼恐怖份子”Contra(桑定游擊隊)。前巴拿馬總統就稱「美洲軍事學校」是「拉丁美洲最大的亂源製造基地」,在日漸高漲的抗議聲浪下,該校“改名”為Western Hemispheric 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WHISC),但是至今仍然繼續培養每年一到兩千名的畢業生(目前1/3的受訓者來自墨西哥,因為該國要“對付”以Chiapas省原住民為主的薩巴塔游擊隊(Zapatista),每年耗費美國納稅人大約兩千萬美金。
和其他拉美國家相比,哥倫比亞派遣最多軍人(目前已超過一萬多人)到SOA(美洲軍事學校)受訓,其中許多高階軍官都犯下違反人權的罪刑,哥倫比亞軍方和殘忍著稱的右翼民兵組織AUC也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使得在哥國每年有超過三萬人被殺、一百萬人無家可歸。1986年以來已經有三千八百名工會領袖和組織者遭殺害,在去年(2001年)的前十一個月就有180名工會領袖被暗殺,過去十幾年以來,超過三萬名工人、農民、人權組織者、左翼領袖、教師等被軍隊和右翼民兵殺害。最大的右翼民兵組織AUC的領導人對於謀殺工會領袖毫無悔意,他說「我們有理由殺那些人,因為他們(工會領袖)妨礙他人工作。」因為暴力事件頻仍,自從 1985年以來,已經有兩百萬哥倫比亞平民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園。
在美國主流(民主自由)傳媒宣傳下不斷“被污名化”的左翼游擊隊──其中一股最大的力量FARC「哥倫比亞人民革命軍」(有一萬六千到兩萬人的武裝力 量,由工人、農民、組織者所組成)-經由過去36年以來的組織工作,哥國基層人民對其支持率不斷提高,專家估計該游擊隊在哥國自治區的影響力已經超過 50%,相對的哥倫比亞所謂「(美帝扶植傀儡)民主」政府,則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貪污腐敗政權,人民對政府的失望清楚地反映在哥國的投票率上(低於40%),目前FARC直接掌握的非武裝區(約瑞士大小),也完全沒有上述的暴力事件發生。
在2000年,美國政府投入十三億美金到「哥倫比亞計畫」以及之後六億美金的「安地斯行動」(Andean Intiative,因為哥倫比亞屬於安地斯山脈國家)(其中一億給哥倫比亞軍方),“宣稱”該計畫是「對抗毒品之戰」(War on Drugs)以及心照不宣的「對抗左派游擊隊(美國政府定義下的恐怖份子)之戰」,事實上,該計畫對於消滅毒品毫無助益,因為大部分的款項給了“美國跨國 公司”,例如「孟山都(Monsanto)」、United Tech、Sikorsky等,用來進行軍事訓練、購買直昇機和除草劑,另外,美國政府也已提供哥倫比亞軍方和右翼民兵十五億美金。
然而,哥倫比亞政府和軍隊本身就和毒梟“連為一體”,政府軍隊和右翼民兵就是毒梟“背後”的軍事力量,前SOA(美洲軍事學校)的教官就曾說「SOA是拉丁美洲軍官 洗毒品錢的最佳地點」,美國持續提供哥倫比亞軍事援助反而助長軍隊和右翼民兵繼續在國內“鎮壓平民”、違反人權,並且讓毒梟勢力更擴大。
此外,美國在哥倫比亞四處噴灑除草劑,宣稱這樣就可以消滅古柯鹼作物,但其實是毫無差別地噴灑在一般農田和雨林上,不但使得農作物大量枯死、農民無 法維持生計、亞瑪遜雨林的生態環境遭破壞、原住民生存環境受到威脅,更讓古柯鹼產業暴增超過100%,在1994到1998年,哥國大約種植45,500公頃的古柯鹼作物,但是有超過140,800 公頃的一般作物、古柯鹼和雨林被噴灑,從1999年到2000年,古柯鹼的產量反而增加60%,噴灑除草劑不但完全無效,反而讓種植古柯鹼更有價值。
著名的拉美學者James Petras就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是美國對拉丁美洲“再殖民”的試金石,因為哥倫比亞目前擁有第三世界國家最強大的游擊隊力量,開始動搖美國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力量”(哥倫比亞的石油是美國重大利益所在,美國從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和厄瓜多進口的石油比波斯灣還要多),因此若能藉由「哥倫比亞計畫」一舉摧毀反抗的力量,則可以再度建立美國的新帝國主義力量,因此越來越多人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實際上是「死亡計畫」(Plan of Death)。
今年(2002)4月19-22日,在美國首府華盛頓有大規模的反戰(4月20日舉行大遊行,主題為「停止國內和國外的戰爭」Stop the War-At Home& Abroad,詳情請見:http://www.a20stopthewar.org/)、反全球化和「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National Mobilization on Columbia,詳情請見:http://www.colombiamobilization.org/)遊行(世界各地的抗議活動資訊都可以在 http://protest.net/ 找到),「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在4月22日將發動大遊行並提出兩大訴求:
一、反對美國政府“假借”掃蕩毒品為名的「哥倫比亞計畫」,
二、關閉「殺手學校」-「美洲軍事學校」(SOA)。
文/洪家寧 2002.4
美國(佔領軍)把伊拉克變成“轉基因糧食”生産基地
第一節 經濟休克
“我們在伊拉克的原因,就是爲了播撒民主的種子,這樣它就會在那裏生根開花,並擴展到整個極權主義地區。”
——布希二世
當小布希(布希二世)講到播撒“民主的種子”時,很少有人意識到,他腦子裏想的是「孟山都」的轉基因種子。
隨著2003年3月美國“佔領”伊拉克,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狀況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伊拉克的土地不僅由大約13萬美國部隊和一小批與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聯繫密切、唯利是圖的財富冒險家佔領。它的經濟也處在美國“佔領者”的“全面控制”之下。
對伊拉克經濟的“控制”也是由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來實施的。2003年5月,保羅•佈雷默被任命爲新成立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行政長官,這個“佔領機構”披著一層薄薄的面紗。佈雷默曾任美國國務院的“反恐”官員,後來成了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的諮詢公司基辛格合夥公司的執行董事,這家公司的影響力非常巨大。
從許多方面看,美軍“佔領”下的伊拉克比阿根廷更適合將整個國家的農業體系納入“轉基因商業化農業”的統治範圍之內,美軍的“佔領”發揮了重要作用。美國“佔領當局”直接給了伊拉克農民“一份他們無法拒絕的要約”,就像《教父》裏面所說的:“要麽拿著我們的轉基因種子,要麽去死。”
對於“被佔領”的伊拉克的所有民事活動,佈雷默事實上擁有生殺大權。尤其特殊的是,他不是向通常負責重建工作的美國國務院彙報工作,而是直接向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裏的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的辦公室報告。
作爲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的首腦,佈雷默迅速行動,草擬了一系列管治伊拉克的法令。當時,伊拉克既沒有憲法,也沒有根據憲法合法産生的政府。美國“佔領當局”制定了整整100個法令,於2004年4月生效。整體來看,這100項由美國強制實施的新法律(正式名稱是“命令”)將確保伊拉克經濟“按照”美國“強加”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的思路進行“改造”,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華盛頓在1990年後“強加”給俄羅斯和前蘇聯經濟的模式非常相像。
拉姆斯菲爾德領導的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計劃制定者給佈雷默下達的指令是,強加一種“休克療法”,把以國有經濟爲中心的整個伊拉克經濟“改變”爲一個徹底的自由市場私營經濟。佈雷默在一個月內實施的經濟變革比在30年裏“強迫”拉丁美洲債務國實行的“變革”還要猛烈。
佈雷默的第一個行動是解雇了50萬名國家工作人員,其中大多數是士兵,還有醫生、護士、教師、出版商和印刷商。接下來,他打開了這個國家的邊界,毫無限制地接納進口:既不用履行什麽邊檢手段,也不用交什麽稅費。在佈雷默2003年5月到巴格達之後兩周,他就宣佈伊拉克“敞開國門做生意”。他沒有說是誰的生意,但這一點隨後越來越清晰。
“入侵”之前,伊拉克除了石油以外的經濟領域由大約200家國有公司主導,它們生産從水泥、紙張到洗衣機等所有商品。2003年6月,佈雷默宣佈,這些國有企業將立即“私有化”。他說,“將缺乏效率的國有企業轉交到私人手中,對伊拉克經濟復蘇來說至關重要。”伊拉克的“私有化”計劃是自蘇聯解體以來最大規模的國有資産“清倉大甩賣”。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第37號命令》降低了伊拉克的公司稅率,從大約40%降到可憐的15%。沒有了稅收收入,政府將無法在任何方面發揮大的作用。“第39號命令”允許外國企業100%地擁有除了自然資源之外的伊拉克資産。這確保了外國企業可以在這個國家“不受限制”地開展商業活動。投資者可以將其在伊拉克賺到的利潤100%地從這個國家拿走。既不要求他們追加投資,也不對他們課稅。這些法令的受益者,顯然不是伊拉克的經濟和人民。
根據《第39號命令》,外國公司可以簽訂有效期長達40年的租約和合同。《第40號命令》則以同樣優惠的條件歡迎外國銀行進入伊拉克。與允許外國人“全盤接管”伊拉克經濟相對應的是,“唯一保留下來”的薩達姆時期的法律是那些“限制工會”和集體談判的法規。
一夜之間,伊拉克從世界上最孤立的國家變成了最自由、最開放的市場。由於其經濟和銀行體系受到戰爭的“毀滅性破壞”,加上美國“帶頭實行”的長達十餘年的“經濟封鎖”,伊拉克人根本無力購買“私有化”的國有公司。外國跨國公司是在佈雷默宏大的經濟復蘇計劃當中“唯一”可能受益的角色。
這些新法律“被強加”給了一個“慘遭征服”和摧殘的國家,除了搞點軍事上的破壞和打擊侵略者的遊擊戰之外,它不可能進行其他的反抗。爲了使伊拉克對外國投資者具有吸引力,這一整套的100項新法令通過美國政府的“佔領機構”即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實施,它將所有伊拉克經濟的各種權利和控制權都交給了“跨國公司”。
不僅如此,制定這些法律的“目的”是爲了對這個國家的糧食生産體系進行前所未有的最激進的“改造”鋪平道路。在佈雷默的“統治”之下,伊拉克即將成爲“基因改造”或者說“轉基因商業化農業”的樣板。
第二節 《第81號命令》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明確定義了這100項命令的法律地位。“命令”被定義爲“對伊拉克人民具有約束力的指示或指令,具有懲罰性後果,或者對管制伊拉克人的方式包括伊拉克法律的變更具有直接作用”。
換言之,伊拉克人接到命令:“要麽照辦,要麽完蛋。”伊拉克以前的法律,凡是與佈雷默的新“命令”相抵觸的,一律廢止。
“佔領者”的法律至高無上。
佈雷默的新法令涉及從媒體到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等各個方面,深藏在其中的是《第81號命令》,即“專利、工業設計、未披露資訊、積體電路和植物新品種法”。《第81號命令》規定:
11.“第12條”經修訂如下:“專利應賦予所有者以下權利:
1.如果專利主體是一種産品,有權禁止任何未獲得所有者授權的人製造、利用、使用、提供銷售、出售或進口該産品。”
12.“第13條第1款”經修訂如下:“專利的有效期,從按本法條文申請註冊存檔之日起計算,至按本法條文註冊生效滿20年後方可終止。”
《第81號命令》的另一項條款規定:“禁止農民再次使用受保護的品種或任何本章第14條(C)段第1項、第2項提到的品種的種子。”而且,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第81號命令》對伊拉克的專利和工業設計法做了修訂,以保護與某種産品或某種製造工藝相關的任何技術領域的新創意。這些修訂允許在伊拉克的企業或在伊拉克屬於簽約方的相關條約成員國的企業在伊拉克註冊專利。修訂賦予了專利權人以下權利:阻止任何未獲得專利所有者授權的人利用受到專利保護的産品或工藝,從專利在伊拉克註冊之日起爲期20年。修訂還允許個人和企業對工業設計進行註冊。
用淺顯易懂的語言來說就是,《第81號命令》給了植物新品種專利權人在20年內在伊拉克農業中使用其種子的“絕對權利”,而這些專利的“所有者”恰恰都是“外國大型跨國公司”。儘管“表面上”看來,這是一個公平合理的商業條款,對外國企業的知識産權予以補償,但“實際上”這是對伊拉克主權的侵犯。像許多國家一樣,伊拉克“從未承認過”植物之類的生命形式可以獲得商業專利的原則。這種專利之前由美國或其他國家的專利機構授予「孟山都」、「杜邦」等公司。
事實上,《第81號命令》所做的是,修訂伊拉克的專利法,以便承認外國專利,不管根據伊拉克的法律這種專利是否合法。表面上,它似乎給了伊拉克農民拒絕購買孟山都種子或其他專利種子、種植本地傳統種子的選擇權。實際上,它産生了完全相反的作用,《第81號命令》的起草者也充分意識到了這一點。
這些受保護的植物新品種,都是轉基因或者說經過基因改造的植物。選擇種植這種種子的伊拉克農民,需要與持有專利的種子公司簽訂協定,規定他們將支付某種“技術費”,並且每年爲種植這種專利種子支付許可使用費。
任何試圖將「孟山都」或其他公司的專利種子保留一部分以便在下個作物種植季節再次播種的伊拉克農民都將受到種子供應商的重罰。在美國,「孟山都公司」要求獲得相當於被盜用種子成本120倍的懲罰性損害賠償,後來法院的裁決駁回了這一請求。
於是在這種“局面”下,伊拉克農民沒有成爲薩達姆•侯賽因的奴隸,卻成了跨國轉基因種子巨頭的“奴僕”。
《第81號命令》的“核心”是植物新品種保護(PVP)條款。根據該條款,留存種子和再次播種是非法的。農民們使用受專利保護的種子(甚至是“類似的”種子),將受到重罰,甚至坐牢。然而,受到保護的植物新品種,並不是那些在伊拉克農田上歷經上萬年的雜交開發出來的種子。
相反,受到保護的是「孟山都」等跨國公司巨頭將自己的種子和除草劑引入伊拉克市場的權利,而且它們受到了美國和伊拉克政府的“充分保護”。
第三節 破壞伊拉克的種子資源
歷史上,伊拉克是文明搖籃美索不達米亞的一部分。在那裏,在長達數千年的時間裏,底格裏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之間的肥沃河谷爲農作物培育和種植創造了理想的條件。自從大約西元前8000年以來,伊拉克農民就一直在這片土地上耕耘,並培育出品種繁多的、如今世界上使用的幾乎所有麥類品種的種子。他們通過留存部分收穫作爲種子並再次播種的體系做到了這一點,並通過新的播種培育出能夠抗禦疾病的雜交品種。
多年來,伊拉克人在位於阿布•格萊布的一個國家種子庫裏“一直保存”著這些珍貴的天然種子的樣本。這座城市,如今在國際上更多的是因其設有美國軍方“虐待犯人”的監獄而聞名於世。在美國“佔領”伊拉克及多次大規模轟炸之後,阿布•格萊布那個具有歷史意義、價值連城的種子庫“消失”了,它成了伊拉克戰爭的又一個受害者。
不過,伊拉克的前農業部曾經採取預防措施,在鄰國敍利亞建立了一個備份的種子儲存庫。在那裏,最重要的麥類種子仍然儲存在一個名爲國際乾旱地區農業研究中心(ICARDA)的機構裏,該機構位於敍利亞的阿勒頗。鑒於已經失去阿布•格萊布的種子庫,如果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需要幫助的話,作爲國際性的國際農業研究諮詢小組(CGIAR)種子庫網路的一部分的國際乾旱地區農業研究中心,原本是可以從其儲備中爲伊拉克人提供種子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沒有這樣做。佈雷默的顧問對伊拉克的糧食前景有著不同的規劃,他們有自己的打算。
伊拉克農業即將被導向“現代化”和工業化,從傳統的家庭式種植多種作物的農作方式,轉變爲面向“世界市場”而生産的美國式的商業化農業。滿足饑餓的伊拉克人的糧食安全需求,對這個方案來說是無足輕重的。
按照佈雷默的《第81號命令》,如果國際大公司開發出一種能抗禦某種伊拉克害蟲的種子新品種,而同時一個伊拉克農民正在種植另一種具有同樣抵抗力的種子,那麽這位農民留存自己的種子將是“非法”的。相反,他必須爲使用「孟山都」的轉基因種子支付某種專利使用費。
按照總部設在日內瓦的世界貿易組織(一個由美國政府和「孟山都」等私營農業綜合企業巨頭主導的機構)的規則,美國的法院和國際法院“有權”實施這樣的植物新品種保護法律。
20世紀90年代後期,美國的一家生物技術公司太陽基因被授予了一種油酸含量很高的向日葵的專利。不過,不僅僅其基因結構被授予了專利,高油酸含量這種特性本身也被授予了專利,公司聲稱擁有這種權利。太陽基因公司通告所有其他向日葵品種的培育者說,如果他們開發“高油酸含量”的品種,就將被認爲是對這一專利權的侵犯。
“專利的授予,涵蓋了一個物種的所有基因工程新品種……可能將我們在農場和花園裏種植的所有東西交由一個發明者控制。”國際植物基因資源研究院總幹事傑弗裏•霍丁博士說。“只要大筆一揮,無數農民和科學家的研究成果就可能僅僅因爲一次經濟劫持式的法律行爲而宣告無效。”經濟劫持,正是佈雷默和孟山都試圖按照《第81號命令》在伊拉克幹的勾當。
對農民的種子品種實行“全面控制”在伊拉克新頒佈的專利法之下將成爲可能。在複雜的法律術語“掩蓋之下”,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的《第81號命令》實際上將伊拉克未來的糧食命運“轉交”到了全球性跨國私人公司手中,這“絕不是”大多數伊拉克人所希望的解放。
以《第81號命令》頒佈的植物專利法,與其他國家的知識産權法律不同,它們不是通過主權國家政府之間的談判或與世貿組織的談判達成的。它是由華盛頓在“毫無抵抗”的情況下“強加”給伊拉克的。根據華盛頓消息靈通人士的報告,《第81號命令》中有關植物的具體細節是由世界領先的轉基因種子和轉基因作物供應商「孟山都公司」替美國政府起草的。
第四節 伊拉克農民只能種下“轉基因”種子
從字面上看,似乎只有伊拉克農民選擇從國際種子公司購買的那些種子,才歸屬美國新“強加”給伊拉克的專利法管轄。實際上,伊拉克正在“被改造”成一個巨大的實驗室,以便在「孟山都」、「杜邦」和「陶氏化學」等轉基因種子和化學品巨頭的“控制之下”進行糧食産品的開發。
經過伊拉克戰爭的磨難,劫後餘生的大多數伊拉克農民如果還想繼續種地的話,就“不得不”轉向他們國家的農業部尋求得到新種子。這就爲佈雷默“控制”伊拉克人的糧食供應打開了方便之門。
在十多年的時間裏,伊拉克農民承受著美、英爲首的、對急需的農業設備的“禁運”。另外,戰前伊拉克還遭受了連續三年的嚴重旱災,這些天災使伊拉克麥類作物的種植急劇減少。多年的戰爭和經濟制裁已經摧毀了伊拉克的農業。到2003年,糧食産量已經下降爲不到第一次美伊戰爭之前的1990年産量的一半。到了2003年,大部分伊拉克人依賴聯合國石油換食品的糧食配給生存。
在使伊拉克糧食生産“現代化”的“名義”下,“美國國際開發署”和美國對伊拉克農業重建和開發規劃機構參與到對傳統的伊拉克農業的“改造”當中。當時起關鍵作用的、由華盛頓任命的伊拉克農業“太上皇”是丹尼爾•阿姆斯圖茨,他曾是美國農業部的官員和大型糧食聯合企業嘉吉公司的副總裁。阿姆斯圖茨是關貿總協定談判烏拉圭回合期間擬定美國在農業方面的主張的關鍵人物之一,烏拉圭回合談判導致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的建立。
《第81號命令》名義上的目的是“確保伊拉克得到優質的種子,並爲伊拉克參與世界貿易組織提供方便”。當然,“優質”是由佔領當局定義的。加入世貿組織意味著伊拉克必須開放市場,使其法律符合主導世貿組織政策的強大工業和金融利益集團制定的規則。
《第81號命令》一發佈,美國國際開發署便開始通過美國農業部提供數千噸“高質量、合格的小麥種子”,這些種子來自美國,並得到了補貼,被分發給困境中的伊拉克農民,這在一開始幾乎是免費的。根據對轉基因種子和植物專利持批判態度的非政府組織GRAIN的一份報告,美國國際開發署拒絕允許獨立的科學家確定這種種子是不是轉基因種子。自然,一旦證明是轉基因小麥種子,在一兩個種植季之內,伊拉克農民將會發現自己如果要生存下去,就不得不向外國種子公司支付專利費。GRAIN的報告“揭穿”了《第81號命令》的意圖: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已經使伊拉克農民在收穫後將按法律註冊的新品種的種子留存並再次使用成爲非法。伊拉克人也許可以繼續使用和留存他們的傳統種子和經過多年戰爭和旱災後留下的種子,但這不在統治者規定的重建日程當中。這項法令的意圖是爲在伊拉克建立新的種子市場提供條件,在那裏,跨國公司可以銷售它們的種子——無論是否經過基因改造,農民將不得不在每個作物種植季節重新購買這些種子。
雖然從歷史上看,伊拉克曾禁止私人擁有生物資源,但美國強加的新專利法引入了一種對種子的壟斷權利制度,這種權利,沒有任何伊拉克農民有資源通過開發而得到。
實際上,佈雷默將有關“植物新品種保護”的新章節納入到了伊拉克以前的專利法當中。據說,這是爲了提供對“植物新品種的保護”。植物新品種保護作爲一種知識産權,事實上是植物品種的專利,它給予了那些聲稱發現或開發了新品種的植物培育者對植物的排他性權利。
“植物新品種保護”中的保護,與保護自然資源毫無關係,而是“保護私人培育者的商業利益”。喬治•奧威爾也說不出什麽更好的話了。在美國制定的法令之下,“植物新品種保護”實際上意味著植物品種的毀滅。
第五節 伊拉克農民種的小麥都出口到了美國
按照規劃,美國國務院與美國農業部一起努力(該部已經在伊拉克北部設立了56塊“小麥作物推廣實驗田”),目的是“介紹和展示經過改良的小麥種子的價值”。這個專案由德克薩斯A&M大學國際農業辦公室替美國政府打理,該辦公室在伊拉克各地利用800英畝(約323.7公頃)實驗田,向農民們傳授如何種植大麥、鷹嘴豆、豌豆以及小麥等作物的“高産品種”。
這個投資1.07億美元的美國國際開發署農業重建專案,定下了在第一年使3萬個伊拉克農場産量翻番的目標。其指導思想是說服心存疑慮的伊拉克農民相信,只有使用這種新的“神奇種子”,才能獲得大豐收。與十年前美國農民的情況一樣,身處絕境而又心懷收穫大量糧食的希望,讓伊拉克農民鑽進了外國種子公司的圈套。
碰巧的是,德克薩斯A&M大學的農業專案也將自己描繪爲“利用生物技術(或者說轉基因技術)方面公認的世界領先者”。用了他們的新種子,新的化學製劑——殺蟲劑、除草劑、殺真菌劑等——便會隨之而來,這些都是由孟山都、嘉吉、陶氏化學等大公司賣給伊拉克人的。
亞利桑那州的《鳳凰城商業期刊》報道說,
“一家亞利桑那州的農業研究公司正在提供小麥種子,供伊拉克農民使用,他們期望大幅增加本國出產的糧食供應。”這家公司名爲“全球小麥公司”(WWWC),通過與包括德克薩斯A&M大學在內的三所大學合作,它將“提供1000磅(約453.6 千克)小麥種子,供巴格達以北的伊拉克農民使用”。
據全球種子行業資訊的中心網站Seedquest介紹,在開發穀類作物種子中“擁有專有權的品種”(被授予專利並爲某個特定公司所擁有的品種)方面,全球小麥公司是領先者。以上提到的這些種子屬於《第81號命令》中那種受到保護的轉基因種子。根據全球小麥公司的說法,任何希望種植他們的某種種子的“客戶”(或者說農民,人們曾經這樣稱呼他們),都要“爲每個品種支付許可費”。這家公司自稱爲“W3”,與亞利桑那大學Bio5生命科學研究所建立了正式的合作關係,而Bio5研究所自稱爲“生物研究水平最高的車庫(在美國代指高技術創新企業的發祥地。——譯注)”,這聽起來十分古怪。
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鳳凰城商業期刊》上的文章說,“爲了支援伊拉克,共開發了六種小麥種子。三種將用於讓農民種植用於製作通心粉的小麥;另外三個品種將用於種植製作麵包的小麥。”這意味著,2004年後美國在伊拉克發展的穀類作物中有一半是爲了出口。確實,通心粉對於伊拉克人的飲食來說是完全陌生的外來食品,這表明,佈雷默頒佈《第81號命令》的目的與其說是爲了給飽受戰爭創傷、饑腸轆轆的2500萬伊拉克人生産糧食,不如說是建立將轉基因種子用於糧食生産並向全球市場出口的工業化農業産業。
此外,投資1.07億美元的美國國際開發署農業重建專案,其目的是讓伊拉克政府失去對糧食生産的控制權。“我們的想法是,讓這裏成爲完全自由的市場。”美國國際開發署伊拉克重建辦公室農業專家道格•普爾如是說。
美國國際開發署的目的反映了美國和世界貿易組織的政策,這一目的是幫助伊拉克新政府逐步取消農業補貼。“農業部長在這方面幹得相當漂亮。” 普爾說。他宣稱,國有企業如美索不達米亞種子公司等“需要拆分和私有化”。但他並沒有提到,在飽受戰火摧殘的伊拉克誰會有錢買得起這樣一家國有種子公司, 只有像孟山都這樣有錢的外國農業綜合企業巨頭才有可能成爲買主。
爲了便於從外國種子巨頭那裏引進受專利保護的轉基因種子,伊拉克農業部以“補貼價”分銷這些轉基因種子。一旦農民們開始使用轉基因種子,按照《第81號命令》的“植物專利保護”新規定,他們將被迫每年從這家公司購買新種子。在將“自由市場”引入這個國家的旗號下,伊拉克農民逐漸成了外國跨國種子公司的奴隸。
在2004年12月的一次訪談中,在美國受過教育的伊拉克臨時政府農業部長阿裏聲稱,“我們希望伊拉克農民具有競爭力,所以我們決定對農藥、化肥、良種等投入給予補貼。我們減少了其他補貼,我們必須要有競爭力。”
換言之,原本用於伊拉克貧困農民購買新種子的錢,被專用于從孟山都等外國跨國公司購買轉基因“良種”。
與此同時,美國商品出口商垂涎欲滴,盯住了新的市場機會。
“伊拉克曾是美國農產品重要的商品市場,20世紀80年代的銷售額接近10億美元。”2003年,小布希政府的前農業部長安•維妮曼在農業媒體研討會上如是說。在到華盛頓任職之前,她曾與孟山都公司有密切聯繫。照她的說法,“它有可能再次成爲重要的商業市場。”
維妮曼忘了說的是,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的兩伊戰爭期間,雷根政府和老布希政府以美國農業部商品信貸公司的出口專案的名義,偷偷賣給薩達姆統治下的伊拉克各種常規武器和化學武器。這一醜聞涉及美國納稅人的數十億美元,牽涉到了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國家安全顧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和義大利拉沃羅國民銀行的亞特蘭大分行。
根據美國稻米協會副主席約翰•金的說法,在20世紀80年代末1991年海灣戰爭之前伊拉克是美國最大的大米市場。“美國大米行業打算在向伊拉克提供大米方面再次發揮主要作用。”約翰•金對美國國會衆議院農業委員會如是說。“由於目前美國大米行業面臨挑戰……再次進入伊拉克市場,在具有附加價值的産品銷售方面將産生巨大影響。”
約翰•金補充說,“聯軍2003年對伊拉克的解放,給伊拉克人民帶來了自由。貿易的恢復也給美國大米行業帶來了希望。”他沒有提到的是,2003年,大部分美國大米是基因控制的轉基因大米。
2004年春,當佈雷默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頒佈《第81號命令》時,激進的年輕教士薩德爾的支持者抗議美國憲兵查封了他們的報紙al Hawza。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指控al Hawza發表可能“構成真正暴力威脅”的“虛假文章”。例如,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引用了一篇文章,它指稱佈雷默在“奉行讓伊拉克人民挨餓的政策,讓他們成天忙於採購麵包,這樣他們就沒工夫要求得到政治自由和個人自由”。
考慮到《第81號命令》出籠的背景,出現這樣的文章不足爲奇。同樣毫不奇怪的是,考慮到整個轉基因計劃的大賭注,佈雷默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自然要竭力平息這種對其糧食政策的批判。
第六節 美國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伊拉克巧取豪奪
2004年11月21日,在如何處理伊拉克政府所欠大約390億美元外債(主要是欠工業化國家的)這個問題上,由債權國政府組成的巴黎俱樂部的主要代表發佈了一份公告。那些外債是薩達姆統治下伊拉克拖欠的大約1200億美元外債的一部分。儘管薩達姆政權已被推翻,華盛頓起初並不打算宣佈把這些舊債一筆勾銷。
在美國的伊拉克債務特別談判代表詹姆斯•貝克的強大壓力下,參與巴黎俱樂部的各國政府才就390億美元的伊拉克國家債務達成了新的協定。貝克絕對是個談判高手。通過向最高法院上訴,他策劃了2001年小布希的成功當選。他還是布希家族最親近的顧問之一。
在隨後與經合組織盟國極爲高明的討價還價當中,美國政府成功施壓,高高興興地將伊拉克所欠巴黎俱樂部債權國的舊債大筆勾銷。原因很簡單:這些債務大部分是欠俄羅斯、法國、日本、德國和其他國家的。美國在總債務中只占很少的22億美元。
巴黎俱樂部成員國發表了一份官方新聞公報:
各債權國的代表意識到伊拉克共和國的特殊形勢及其在未來歲月裏有限的償還能力,同意作出債務處理,以確保其債務的長期可持續償還能力。爲了這一目的,他們建議本國政府作出如下特殊處理:
——立即取消部分後來發生的利息,涉及2005年1月1日時累計債務的30%。剩餘債務將延期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批准之日。這次減免將勾銷所欠巴黎俱樂部389億美元總債務當中的116億美元;
——一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獲得批准,將實施30%的債務削減。剩餘債務將按23年期重新安排償還計劃,其中包含一個六年的寬限期。這一步驟,將再削減累計債務116億美元,使減免比例增至60%;
——巴黎俱樂部債權國同意,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委員會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實施的三年評估完成之後,再給予最初債務總額20%的減免。
伊拉克債務的減免,是與伊拉克嚴格遵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這一條件密不可分的。在債務減免過程中,作爲主要佔領者的美國慷慨地勾銷了薩達姆欠俄羅斯、法國、中國等國家的債務,這些國家是華盛頓的對手,曾反對向伊拉克開戰。這個標準計劃與應用于印度尼西亞、波蘭、克羅地亞、塞爾維亞、阿根廷和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的計劃是一樣的。它命令伊拉克將其經濟主權移交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技術官僚,而這些官僚實際上是受美國財政部和華盛頓當局有效控制的。
雪上加霜的是,在薩達姆時代伊拉克所欠的舊債是各國政府所說的“惡意債務”,即在未經人民同意下發生的、不符合人民利益的(簡而言之,就是不合法的)債務,就像已經不存在的蘇聯的債務一樣。但是美國、英國和其他巴黎俱樂部成員國並不在乎這個。這種債務是控制“新”伊拉克、迫使其向“自由市場 ”轉型的有用武器。轉基因種子和農業的工業化將處於這種強迫性變革的核心。
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是符合“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在走向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東歐轉型國家急需經濟改革,以擺脫傳統的內向型發展戰略的影響。總的來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有兩種辦法:一種是漸進式的改革,一種是所謂“休克療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是贊成“休克療法 ”的,這兩個組織的觀點被稱爲“華盛頓共識”。——譯注)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計劃的頭等大事。自由市場企業制度也是2004年4月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 “100項命令”的核心。這絕非巧合。
我們可以恰如其分地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稱爲“全球化的警察”。自從20世紀80年代的債務危機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發展中國家強制實施了債權國要求的殘忍的緊縮和償債計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債務條款被用來強迫各國將它們最爲珍貴的經濟資産拱手轉讓給外國利益集團,以便償還越來越多的債務。
通常,「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這些措施都得到了龐大的銀行業和私人利益集團的鼎力支援。
他們系統地“強制實施”國有企業的“私有化”,
“取消”糧食、衛生和能源的“公共補貼”,
“削減”公共教育開支。
因此,使跨國公司得以“主宰”戰後伊拉克的每一項政策,都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佈雷默頒佈的法律來具體落實:
“精簡”國家機構、
彈性的勞動隊伍、
開放邊界、稅收降至最低程度、
對資本流出伊拉克“不加控制”、
沒有關稅、
對外國人的所有權比例“不加限制”。
伊拉克人民將失去成千上萬的工作崗位,外國産品將把伊拉克本國的産品逐出市場,其中糧食就是一個主要目標。在強制實施的法規和外國競爭的重壓之下,本地企業和家庭式農場毫無競爭的能力。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條件”的“受害國”通常都不可避免地“被迫”使本國經濟向出口轉型,以便賺取美元來“償還”債務。這樣做換來的“胡蘿蔔”通常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放“拯救”貸款或者說“救援”貸款的承諾。而胡蘿蔔背後的“大棒”就是發出這樣一種“威脅”:如果債務國拒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條件,它將被永久列入“黑名單”,得不到任何國外貸款。
伊拉克也不例外。美國“授意”下的伊拉克大選,其“目的”就是確立一個合法的舞臺,以便將伊拉克政府置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嚴格的控制之下”。實際上,這使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處於“中立”的位置,負責監督伊拉克嚴格遵守佈雷默的“100項命令”。這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能夠“迫使”伊拉克加入華盛頓的“自由市場”全球願景。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計劃在2005年1月30日伊拉克大選之後的某個時候,與伊拉克新政府達成一項“特殊安排”。由於減免伊拉克的大量外債需要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點頭,因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與伊拉克領導人的談判中處於相當有利的位置。
聯合國安理會第1483號決議賦予了佈雷默管理被佔領的伊拉克的權力,但這本應歸屬國際法的管轄範圍。可見,佈雷默的“100項命令”和經濟“休克療法”,是在完全違反國際法的情況下實行的。
隨著對伊拉克“私有化”的抗議和針對美國在伊企業暴力活動的蔓延,“掩蓋”這種“令人難堪”的事實變得迫切起來了。因此,佈雷默急匆匆地返回華盛頓,與總統討論接管伊拉克經濟的新方案。其結果是組成了阿亞德•阿拉維爲首的臨時政府,並宣佈伊拉克將在2005年1月舉行大選。
阿拉維,這個美國“一手扶植”起來的、曾經多年爲「中央情報局」工作的門徒,將“合法地”執行非法的佈雷默法令。
按照在伊拉克以“佈雷默法律”而聞名的《第39號命令》,伊拉克的各個行業和所有市場將在幾乎沒有限制的情況下向外資開放。這些法律的制定方式,使得無論是臨時政府還是隨後的任何一屆伊拉克政府都很難撤銷或廢除這些政策。
確實,佈雷默用伊拉克臨時憲法第26條鞏固了“100項命令”,臨時憲法中的第26條,確保了在主權被移交給臨時政府之後,臨時政府將無權改變佈雷默的法律。此外,美國親手挑選出來的親美派被佈雷默安插到了伊拉克的各個部門之中,並有權淩駕於隨後的任何一屆伊拉克政府所做的任何決策之上。
遍佈于伊拉克各地的13.2萬美國部隊,堅守在2003年後建起的14個新軍事基地上,這就是上述這一點的保證。對於華盛頓在伊拉克使用“ 播撒民主的種子”這種冠冕堂皇的話到底意味著什麽,大多數伊拉克人到了2004年底已經很清楚了。這種種子與普通伊拉克公民獨立決定自己命運的能力毫無關係。
在2004年6月權力從佈雷默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正式移交給以「中央情報局」的寶貝兒阿拉維爲首的伊拉克臨時政府之後,後者同意接受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加的“開放”來換取債務減免。因此,2004年9月在伊拉克中央銀行行長沙拉比和財政部長馬赫迪發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意向書”所附的備忘錄中,這些人表達了這個美國“扶植”的政府“參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急迫心理。
“新的金融部門立法將爲建立現代金融部門鋪平道路。”這封意向書這樣吹噓道。意向書接著寫道:
“三家外國銀行已經獲准開展業務”,而且“若干外國銀行對獲得伊拉克私營銀行的少數股權已經表現出興趣。”
其中一家銀行是倫敦的滙豐銀行,這是世界最大的銀行之一。
“強迫”對伊拉克的糧食生産進行“改造”,“使之”種植“擁有專利”的轉基因作物,這是「孟山都」和其他轉基因“巨頭”所作所爲的最突出的例子之一。通過這些“(帝國新殖民)方式”,它們將轉基因作物“強加”給了“不情願”和“不知情”的世界人民。
文/威廉。恩道爾
【賓拉登符號走了。維基解密來了-解構Wikileaks維基解密】
帶路黨將更加瘋狂–維琪解密(Wikileaks)暗含殺機
文/mp83412-08
2011-09-23 民聲網
成立于2006年的“維琪解密(Wikileaks)”一直以來以其神秘而引發人們的猜測和質疑,2010年因“洩露”大量駐阿美軍的秘密檔而引發的軒然大波,讓“維琪解密”名聲大振。“故作震驚”和嚴重關切的姿態讓美國人在世人面前撇清美國與為“(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干係的質疑,同時也引起世界各國高層的關切和不安。
沸沸揚揚的洩密事件最終不了了之,“維琪解密”毫髮無損,依舊安之若素。然而從此這柄高懸在世界各國政府頭上,特別是中國政府(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官員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更加神秘、玄妙、暗藏殺機。
許多的事情的黑幕平頭百姓是很難瞭解的。但卻不能阻止人們的揣測和質疑。
其一,(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為誰而設?
其後面的“真正運作者”和“資助者”為誰?
“為誰服務”?
受誰控制?
其二,(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的重大洩密事件的對象什麼偏偏是美國?
為什麼洩露的是些【看似重要,而非核心】的東西?
美國人對凡是涉及到國家利益的、再困難的事情都可以擺平,卻對小小的維琪解密卻“無可奈何”,真有些“令人匪夷所思”了。
其三,默默無聞的(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為什麼偏偏在2010年這個重要的年份【被美國人炒的紅紅火火】,令世界許多國家和政要心驚膽戰,坐臥不安。
其四,下一步,(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將如何動作?
帶著這些問號,我們不妨對“維琪”的“本質”做一番大膽的推測:
1、“(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是美國或世界資本集團的一桿槍,“隨時(選擇重要之關鍵時刻)”可以(調整槍口)射向他們想要射向的國家和目標。
2、隨著美國的戰略重心轉向亞洲,中國成為其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戰略目標。配合中國的三十年“(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改革開放”,美國對中國全面的“滲透”、圍堵和“控制”基本完成。於是被升級的“(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成為針對中國的的重要武器。成為戴在中國重要(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高官和“帶路黨”頭上的“緊箍咒”。
3、洩密事件“不過是”美國人“自演”的一場“苦肉計”,在世人面前表明他們與“(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沒有關係,以便於他們今後的暗箱操作。
4、“(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的下一步將念響套在中國(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高官和“帶路黨”人頭上的緊箍咒。以加快中國的“(普屎接軌)政改”步伐,“逼迫”“帶路黨”人鋌而走險。力爭在十八大紅二代掌權之前,實現中國的“顏色革命”。
最近“(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拋出了一份美國要保護的中國精英名單,震驚了中國的某些官員和(買辦)精英。這份名單的“設計(透露出)”和運作“十分的高明”:
1、名單成員基本上都是分量較輕的人物,包括一些離退休的官員和“(普屎派)公共知識份子”居多。因此對中國的整個“帶路黨”的力量不會有什麼太大的損害。但是卻對中國的(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自由化)高官和“帶路黨”起到了巨大的“威懾作用”——不聽(美國主子)話、心存貳心、不努力工作會死的很慘!
2、這份名單只是說是美國(主子)要保護的人員名單。並沒有說他們有什麼危害國家和人民的間諜和漢奸行為。在今天“中美國(G2)”政治氣候下,這些人是安全的。但明眼人都知道他們就是“危害”國家和人民利益的“間諜漢奸”。因此這份名單既保證人員的安全,又起到了“巨大的威懾作用”。還同時表明這件事與美國(主子)無關。美國人做事也要對得起聽他們話的“走狗”。不能讓他們過於寒心,畢竟今後還要用得著他們。
3、美國人另一方面也給中國政府出了一道難題。如果政府查辦這些人,沒有充分的理由。同時也會給美國人以口實,招來許多的麻煩。如果政府“不作為”。就等於是“縱容”“漢奸賣國”行為,中國的“帶路黨”將更加是“無忌憚”和瘋狂。這是美國人“希望”看到的。
5、美國人在中國實施的“戰略”一直非常順利,但今天卻遇到了瓶頸。“(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改革開放”的“騙局”已經被人民“看穿”,時至今日(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已“無法進行”下去。中國上下怨聲載道,窮則思變。特別是“毛澤東熱”持續升溫。長此以往,美國對中國的戰略很可能因此而“破產”。因此美國“需要”繼續“綁架”中國手握重權(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高級官員,力推“(普屎接軌)政治改革”。同時要“逼迫” “(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普價值派”和“帶路黨”人跳牆。力爭在紅色勢力形成氣候之前,在十八大紅色力量掌權之前——提前實現中國的“顏色革命”。
近期中國的“右派精英(帶路黨)”也開始了一系列的“與之配合”的動作。
1、8月份胡德平(胡亂邦子)主持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座談會提出中國共產黨有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拉開了“顛覆”中國共產黨的大幕 。
2、“出籠”一系列否定鄧小平的文章,精英(買辦)們的屠刀由原來指向毛澤東,開始指向鄧小平,再繼後將指向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
3、借助“ 71” 講話中的和諧與深化” (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改革開放“做”煙霧“,加速中國”全面私有化(注:南方系和鳳凰系黨內掏光養賄買辦勢力配合著國際壟斷資本心急之所在,最近目標對準著中國戰略產業-高鐵的私有化)“進程和”全面對外開放“。
4、繼續“加劇通貨膨脹”、土地流轉、“強制拆遷(注:南方系地痞自由派買辦媒體再貓哭耗子假惺惺頻大肆報導地方民眾上訪冤屈)”和城鎮化。加大貧富分化和惡化民生,推波助瀾,逼老百姓跳牆(製造社會動亂)。
“(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的“出籠”和升級“恰逢”國際形勢變化的重要關頭。
恰逢中國身陷美國設置的種種“陷阱”而焦頭爛額之時,它正成為“震懾”和“綁架中國”,甚至讓中國徹底翻船的“重要武器”。
1、“配合”中國對美國的心理依賴和物質依賴——“中美國(G2)”。使得中國“無法實施”“棄美聯俄”這樣的戰略調整。
2、“配合”對中國的“(圍堵遏制中國)軍事包圍”——形成軍事和“心理威懾”。
3、“配合”美國和歐洲的債務(泡沫)危機陷阱——讓中國繼續流血(清朝中國的賠償),直至傷及元氣。
4、借助國際重大事件,讓中國丟人失道,讓中國失去國際威信,從而孤立中國。同時在中國周邊“培養”狼群(正因為中國喪失道義力量所致。)
5、通過歐洲在中東和非洲的軍事提升,為美國減輕了軍事負擔,讓美國將精力和力量移向中國。
6、俄羅斯的綏靖政策也為美國整治中國提供一個絕好的時機。再加之日本強硬派的上臺 。攻擊中國的日子正一步步向我們逼近,在即將到來的較量中,我們將看到(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2011-9-23
附 文:
中情局此次很失策──戳穿“南方系”炒作“維琪解密”的把戲
文/CrackCIA
前不久,(漢奸買辦帶路黨)為了嘲笑與“恐嚇”《中國不高興》之類的愛國主義思潮,“南方系”員工某報副主編劉原“得意忘形”,說出了這樣的話:
“我告訴朋友,在”四大(外資掌控)門戶“中,QQ的總編輯是前南方週末的陳菊紅,搜狐主管博客的趙牧是前南方週末的、劉同學新征是新京報來的,新浪也有不少前南都和新京報的舊人,而網易就不用說了,從副總裁、總編輯、副總編輯、總監甚至到各個頻道的主編,大部分都是南方報業出來的。 ”
最近,被“南方報系”控制的騰訊網掛出一則新聞:《維琪解密網公佈40萬份伊戰檔 稱逾10萬人喪生》:
“維琪解密”網站創始人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對美國「有線新聞網(CNN)」說,這40萬份伊戰檔逐層記錄了伊拉克戰爭6年時間裏,美軍在伊拉克作戰的情況,包括美軍紀錄他們所見、所聞以及所做事情的報告。
這些檔中紀錄到,6年來,有10.9萬人在伊戰中喪命,其中63%是伊拉克平民;與此對比,此前的報告稱,9年的阿富汗戰爭導致2萬人喪命。對此阿桑奇表示,伊拉克戰爭的喪生人數是阿富汗戰爭的5倍,與阿戰相比,可謂是一場名副其實的“大屠殺”。
(http://news.qq.com/a/20101023/000682.htm )
這則新聞通過QQ資訊彈給每一位線上的QQ用戶,這是一條被騰訊最高級別、最大規模“宣傳”的新聞。上次騰訊網“塑造”那個飛機失事被摔死的波蘭親美總統廉潔形象的“假新聞”至今還讓人記憶猶新,我當然不會相信一貫“極端親美”的“南方報系”會改邪歸正——如此“高調”地“宣傳”對美國“不利”的消息,簡單分析一下便可知,事情的確“並非那麼簡單”——因為“10萬人喪生”【根本不需要】那個什麼“(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來解密,美國軍方前不久早已“配合”“伊拉克傀儡政府”公佈了這一數字。
我們來看看早先的報導:
據新華社電 美國軍方發佈的資料顯示,將近7.7萬名伊拉克人2004年1月至2008年8月期間死於戰火。
法新社15日援引這項統計報導,63185名伊拉克平民和13754名伊拉克軍人在這段時期死亡,至少121649名伊拉克平民和軍人受傷。
不過,美軍統計資料“遠低於”伊拉克官方和一些外國機構先前統計資料。
按伊拉克人權部去年10月發佈資料,戰火致使85694伊拉克人死亡,147195人受傷。英國非政府組織“伊拉克死難者清點”統計顯示,2003年以來,98252名至107235名伊拉克平民死于戰火。
(《美國軍方發佈的資料顯示伊拉克4年間7.7萬人死於戰火》
http://news.sina.com.cn/w/2010-10-18/072218246511s.shtml )
這篇報導中所謂的“遠遠小於”是如此地蹩腳——7.7萬人與10萬人相比算不上什麼“遠遠小於”,伊拉克傀儡政府和有關媒體也不必裝出咬牙切齒貌似公允的樣子,報出這個美國軍方期望的“10萬人”的數字。第三方機構的調研結果以及各種側面資訊早已讓這個被隱匿的數字從被炮製出來的一刻起就已缺乏說服力,很難取信於世界人民。
世界著名的英國醫學雜誌《柳葉刀》12日刊登調查報告說,自2003年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以來,已有65.5萬(近百萬)伊拉克人死亡。
布魯姆伯格公共衛生學院的博爾哈姆博士說,研究中使用的資料統計方法是非常可靠的。該學院的美國和伊拉克流行病學家在伊拉克的47個地方對1849個家庭、12800多人進行了抽樣調查,問題包括家庭成員的出生、死亡和移民情況。研究人員還指出,被調查物件中80%的人都能提供家屬的死亡證明。結果顯示,受訪家庭中共有629名家庭成員喪生,其中87%發生在伊拉克戰爭爆發後的40個月中。
(千龍網:權威報告揭示伊拉克戰爭驚人死亡人數 2006年10月13日
http://news.sohu.com/20061013/n245771625.shtml
自伊拉克戰爭以來,伊拉克共有多少人因暴力事件而喪生?
英國調查機日前公佈的一項調查稱,伊拉克的戰爭和暴力衝突也許已經導致多達120萬人喪生。
據英國《觀察家》9月16日報導,英國調查機構ORB在伊拉克對1461名18歲以上的成年人進行了抽樣,詢問這些人的家庭中有多少人死於暴力而非自然原因,結果推算出這一令人震驚的死亡數字。
(中國日報網:伊拉克戰爭和暴力衝突死亡人數已超盧旺達大屠殺 2007年09月19日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7-09/19/content_6751718.htm)
自伊戰以來,大量伊拉克婦女失去了丈夫和男性親屬。伊政府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伊拉克目前有300萬寡婦,其中包括在薩達姆政權時期失去丈夫的婦女,她們多數人沒有接受過教育,處境艱難。調查稱,大約74萬伊拉克寡婦已經成了家庭的頂樑柱。
“國際樂施會”執行長霍布茲說:“婦女是被遺忘的伊拉克受害者。”“樂施會”訪問1700名婦女後發現,主要是由於2003年美國領導入侵,35.5%受訪者成了一家之主,“將近25%未能結婚”。
(美軍撤離伊拉克 300萬婦女成為戰爭寡婦
http://www.ccvic.com/news/guojixw/20100819/199985.shtml)
《柳葉刀》雜誌是一份權威的醫學雜誌,其在2006年公佈的抽樣調查的調查報告顯示伊戰死亡人數(直接和間接)達到65萬之眾;英國調查機構ORB在2007年公佈的抽樣調查是死亡數字達到120萬之眾;樂施會前不久的抽樣調查結果顯然更加令人觸目驚心:“伊拉克目前有300萬寡婦”,儘管媒體在報到時非要扯上“薩達姆政權時期”,但是樂施會執行長霍布茲已經明確指出“主要是由於2003年美國領導入侵”——以美國為首的侵略軍是造成伊拉克平民大量死亡的罪魁,這是無法推卸的。
(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此時“解密”的“真實用意”就是要告訴公眾,不要聽信柳葉刀、ORB或者樂施會,“要相信”美國軍方和伊拉克“傀儡政權”。透過這個事件也是我們能夠進一步看清楚,給美國政府和美國軍方“製造麻煩”的“維琪解密”很可能是美國中情局為“製造共識”打造的“反對機器”。
隨著美國精英統治集團“製造”的各類“卑劣事件”逐漸被披露,以及喬姆斯基等良知學者矢志不移的批判公眾已經逐漸地覺悟。前不久喬姆斯基來中國,中國自由派“大肆宣揚”喬姆斯基並非左派。事實上,這個事實更好地揭露了美國的本質。喬姆斯基本身的確並非左派,而是一個真正的捍衛美國憲法、捍衛自由精神的自由主義者。他從來也不會徹底懷疑美國的統治秩序,比如喬姆斯基從感情上就無法接受911事件是美國統治集團的陰謀這樣的真相。就是這樣一個人,因為按照美國憲法精神批評美國的某些霸權做法,竟然被美國主流媒體封殺。而美國那些真正的左派共產主義者、毛澤東主義者的聲音,早就被美國統治階級消滅得一乾二淨了。
美國統治集團通過“操縱媒體、隱瞞資訊”、“製造假新聞”的“手段”來“製造共識”的做法,越來越不能取信於公眾。於是,「中央情報局』便“製造”出“維琪解密”這麼個“反對機器”,通過反對機器的口表達“他們所要表達”的資訊。自由市場上討價還價的做法被「中情局」移到了輿論戰中,而“維琪解密”實質上就是替美國政府要價的“托”。我們不妨來演練一遍輿論市場上這場“討價還價遊戲”:
公眾:伊戰7年來到底有多少人死亡(這件衣服多少錢)
美國軍方:伊戰死亡7.7萬人(1/7.7萬)
第三方機構:應該是120萬到300萬(張家店標價1/120萬,李家店標價1/300萬,你怎麼要1/7.7萬)
維琪解密:據“解密”的權威資料是10.9萬(我朋友是開服裝廠的,這件衣服成本1/10萬,這個價已經很合算了)
然而,「中情局」這次玩得並不高明,它低估了世界人民的智商以及對美國霸權的仇恨情緒。把一百萬的死亡數字“壓縮”到十分之一,這本身就“很難有說服力”。倒不如痛快些,讓“維琪解密”把真實數字打個折,解出個“五十萬”,想必倒是能蠱惑不少民眾。畢竟“維琪解密”除了要做「中情局」的“托”,充當美國主流輿論的“反對機器”,協助“製造共識”。它的更加重要的“任務”卻是要“遏制”共產主義、伊斯蘭世界以及一切“反美”力量。看看“維琪解密”上對中國叛逃的“民運分子”的【極端美化】以及對朝鮮社會主義政權的【惡毒攻擊】,這一切不是“顯而易見”嗎?
「中情局」的“做法”便是在10條解密資訊中放進9條“無關大局”公眾又未曾聽聞的,再放進1條【假新聞】,而這條【假新聞】才是其“真正要表達的東西”。“維琪解密”處處【裝出】一副與美國政府勢不兩立的樣子,不過就是為了騙取一般民眾的信任。美國特工主導或參與綁架(暗殺滅口)別國總統都不是一次兩次了,“解決”一個小小的網站還不是“易如翻掌”。
而“南方報系”等“普世價值派”“一反”一貫“美化美國(主子)”的做法,大肆炒作“(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受過奧巴馬接見的向熹等人恐怕早已深知“維琪解密”與中情局的真實關係,我們不妨摘兩段“南方系”的觀點看看:
普世價值派把“(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打造成西方資本主義世界言論自由的典範,不過是又一次地販賣私貨。而某些“主流媒體(含央屎)”頻頻報導“維琪解密”的新聞,不過是再次充當了“蔣幹盜書”的愚蠢角色。諾貝爾和平獎事件殷鑒不遠,那些拋棄社會主義價值觀、匍匐在西方資產階級普世價值觀腳下的“蠢物”們為什麼就不能吸取教訓呢?
是否危害國家安全的標準究竟是什麼?
1930年代美國大法官休斯裁決:必須到了諸如公佈軍隊行動日期、人數和地點那樣的程度,政府才有“預先禁止”新聞的合法理由。
在1971年的“美帝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秘密文件案”中,該裁決再次被援引。而如果依照這個標準,“維琪解密”的阿富汗軍事機密檔不能算作“洩密”。
於是,阿桑奇在面臨美國的指責時絲毫也不退讓,並表示將持續公開這批文件。
( 南方週末 – 維琪解密:負責洩露一切
http://www.infzm.com/content/48846)
南方週末“渲染”“維琪解密”如何不畏強權,一面代替美國政府套用美國的法律說“維琪解密”的行為不違法,潛臺詞就是維琪解密雖然被美國政府譴責,但是美國政府依然遵照法治原則,沒有將其“非法”關停。
“維琪解密”之類網站的存在,大大約束了美國軍方和政府機構的權力,減少了這些人肆無忌憚使用權力,並威脅到美國以及全球利益的可能性。
(鳳凰網七犀鳥:美國為何不起訴“維琪解密”?-南方報網 觀點
http://opinion.nfdaily.cn/content/2010-07/29/content_14280742.htm)
鳳凰網的這篇文章更加直接,把維琪解密的存在描繪成約束美國政府絕對權力的典範。
一場「中情局」“導演”的‘數字遊戲“,絲毫不能洗刷美帝國主義的深重罪孽。不論7.7萬還是300萬都不過是一串數位,但壘成這一串數字的是一個又一個曾經鮮活的生命。這些生命是那麼的抽象而遙遠,因為這一切此刻不是發生在中國,我們難以感同身受。然而,他們也都是妻子的丈夫、父親的兒子、兒子的父親。
美國“侵略”伊拉克七年,如今留給伊拉克的是什麼:政府低效、傀儡政權幾乎無力恢復社會秩序;戰亂不斷、自殺性襲擊事件時有發生;物價飛漲、廣大人民基本生活沒有著落;缺醫少藥,貧困民眾只有等死;兒童生活在恐懼之中,年輕一代生活在絕望之中;300萬婦女失去了丈夫和男性親屬,74萬伊拉克寡婦已經成了家庭的頂樑柱,處境艱難……
今日的伊拉克仿佛“人間煉獄”。而罪魁禍首卻是美國那幾個石油、軍工寡頭——他們的所作所為僅僅是為了滿足一己之貪婪。正如電影《阿凡達》所展示的情景,誰讓伊拉克人民錯生在這片蘊藏著“黑金”的沃土之上呢?
普世價值派“聲嘶力竭”地為美國主子“叫囂”——美國“入侵”伊拉克是為了給伊拉克人民帶去民主。
焦國標要給美國大兵帶路,為“解放”中國甘做美國精確制導炸彈下的亡魂;
劉曉波要讓中國做三百年殖民地;
方舟子聲稱“薩達姆政權的土崩瓦解,無非是再一次證明了‘失民心者失天下’這條樸素的公理,對所有的國家政權,特別是專制獨裁的政權,都是一個警告。但願永遠不會有中國人民被欺壓、絕望到只能求助外國軍事勢力來解放自己的一天。”
“民主”,“民主”,多少罪惡假汝之手。普世價值派鼓吹的“民主”,不過是捍衛資產階級私有產權的“金主”。
六十年前早已引入這套“金主”制度的(民主)印度今天又是怎樣的景象呢?
兩、三百萬貧民聚集在孟買的貧民窟,幾萬兒童無家可歸,流浪街頭。
印度和伊拉克的歷史及現實告訴我們,“民主”、“自由”的不過是普世價值派的漂亮說辭,隱藏其後的卻是美帝國主義的鐵血手腕和罪惡目的。
“(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在中國的聲名鵲起不過是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編織”的“謊言”大幕的小小一角,但是更具“欺騙性”。正當人們驚喜地看到“維琪解密”爆出美軍在伊拉克濫殺平民、公開“阿富汗戰爭日記”,期待著“維琪解密”解出更多美軍內幕的時候,“維琪解密”這一次終於為其主子——「中情局」幹了回正事,不料「中情局」竟如此地摳門,讓“維琪解密”露出馬腳。
而中國的“普世價值派”則“配合”維琪解密演起“雙簧”:
“維琪解密”檔稱美軍無故射殺伊拉克平民
南方網 2010-10-24 09:57
http://news.southcn.com/i/2010-10/24/content_16958815.htm
維琪解密公佈40萬份伊戰檔 曝美軍虐囚細節
新浪 2010-10-24 08:32
http://news.sina.com.cn/w/2010-10-24/083221340494.shtml
維琪解密公佈海量伊戰秘檔 呈現駭人聽聞細節
搜狐 2010-10-24 06:33
http://news.sohu.com/20101024/n276326295.shtml
揭秘維琪解密:華府眼中釘
香港文匯報 2010-10-24 02:2
http://trans.wenweipo.com/gb/news.wenweipo.com/2010/10/24/IN1010240005.htm
維琪解密曝光40萬份伊戰密件:6成死者是平民
QQ 2010-10-24 01:17
http://news.qq.com/a/20101024/000038.htm
千篇一律的報導——“無故射殺”、“虐囚細節”、“駭人聽聞”——“看似”義正詞嚴地指責美軍,卻又【全都迴避】美軍殺害伊拉克平民的“真實數字”,首肯默認“維琪解密”的10.9萬便是在間接否認120萬,妄圖減輕美軍罪責。然而,民眾似乎並不買賬:
看看騰訊網後面的網友評論吧,這恐怕也是普世價值派所始料未及的。騰訊網的編輯們如果不刪除跟帖,評論裏反美、親毛的聲音就會一直占上風。騰訊等南方報系媒體要想控制線民思想,現在已經很難。民眾一旦覺醒,謊言便無法繼續。
http://comment5.news.qq.com/comment.htm?site=news&id=26442308
騰訊武漢市網友 bfs2010-10-23 11:29:07
才10萬嗎??起碼是50萬才對!
不要看維琪好象是反美的,其實他們中間有很多的美國要人,他們反美是有一定的理由的,或許是這樣的原因,或許是那樣的原因,但是在涉及到美國的根本利益的時候,還是要說假話的,這裏有更深層的因素,不管怎麼說,狗咬狗總是好事情,可以從中分化美國的.
回復支持[6427]
從前幾年的CNN在西藏事件上的造假,到最近主流媒體在汪暉事件到方舟子事件上的歪曲性報導,一系列事件已經教育了廣大民眾。當前絕大部分民眾已經覺醒,他們開始本能地懷疑美國的主流媒體如CNN等,也開始本能地懷疑中國的主流媒體如南方報系、騰訊等門戶網站、央視CCTV及炎黃春秋等右翼雜誌所提供的資訊。由於中國存在葉利欽式的人物,當前黨中央除了對人民網還有部分控制力外,其他所有的主流媒體幾乎都已被中情局所隱性控制。而此次維琪解密網站事件,更加證實了維琪解密網站不過是中情局為了給世界人民洗腦所玩的“無間道”把戲!美國為了控制世界輿論、為了給全世界人民洗腦可謂絞盡腦汁。
然而仍然有少部分的所謂的學者、線民,至今仍然易受「央視」、「南方報系」等主流媒體誤導。比如前不久的方舟子-肖傳國案,某些學者竟然片面相信「央視」、南方報系等主流媒體所傳達的來自方舟子的單方面聲音,竟然完全沒看肖傳國一方的聲音,甚至連亦明的文章《方舟子惡鬥肖傳國始末》(見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1009/183405.html )都沒看過就對方-肖案妄下定論。
在一個階級鬥爭激烈的年代裏,在一個資訊充分湧流的年代裏,幾乎對任何事物任何人物的評價(比如對美國、對毛澤東、對改革、對轉基因、對朝鮮……)都出現了兩種對立的聲音。如果你僅僅接受央視CCTV、美國CNN、中美國南方報系等媒體的資訊,而沒認真研究過烏有之鄉等獨立媒體的聲音,那麼“恭喜”你,你已經被中情局高度洗腦了。善良的人們,為了不被中情局洗腦,你們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心,一定要學會全面地掌握、理性地分析來自正反兩方面的資訊!
附 文 1:
“最大洩密案”疑似中情局導演
作者:夏河年
烏有之鄉 2010-8-5
點擊數:2321
“維琪解密”似乎揭露了不少阿富汗戰爭內幕,包括濫殺平民、事後掩飾、未審先殺、巴情報機關暗助塔利班,等等,主要是2004至2009年底,駐阿美軍及情報人員撰寫的秘密報告。“維琪解密”創辦人阿桑奇希望這批公佈的秘密檔能像當年公開的東德秘密員警檔案那樣引起震撼,並提到戰爭罪,美國媒體認為這是美國歷史上最大的軍事情報洩密事件,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詹姆斯•鐘斯發表聲明說:“美國政府強烈譴責個人和組織洩露機密資訊的做法,這樣做會把美國人和我們合作夥伴的性命置於危險境地,威脅我們的國家安全。”
希拉蕊在越南說,南海的主權爭議牽涉到美國的國家利益,這不是暗示而是明示要介入南海之爭,當即遭到中國外長楊潔篪的反駁,中華兒女更是群情激奮,並且出現了在美軍完成部署前的現在立即派兵教訓“越南猴子”的呼聲。在下對此不以為然,因為如果現在就對越南動手術,正中希拉蕊的下懷,中她老人家的下懷還不如中萊溫斯基的下懷呢,反正不比買彩票中了塊香皂更有意思。真要是幾句話就能挑起一場戰爭,希拉蕊會比見到女兒切爾西豪華的婚禮場面更開心,而我們則違背了“讓別人生氣而自己不生氣”的原則。啥時候動手術合適?答案是中國經濟的發展面臨巨大困難的時候,到那時,就輪到咱大規模開發南海了,開發商作業,解放軍護駕。我領海範圍內的越南建築統統是沒有經過咱國土局審批的,未來的南海市國土局也不會追認,開發與拆除違章建築同時進行。
說到正中下懷,我突然覺得世界媒體正中了美國情報機關的下懷。真正機密的檔,如果有的話,維琪解密並沒有披露,而到處張貼的那些“秘密資訊”,在我看來,第一談不上有多秘密,因為在此之前大家就知道不少;其次,“嚴重傷害國家安全”完全是誇大其詞,除非有大料爆出,不信等著瞧,沒啥大不了的;最後,怎麼看怎麼覺得那些“機密資訊”的“披露”像是中情局的策劃。我們先看幾條媒體沾沾自喜的“秘密資訊”,看看有沒有美國情報機構蓄意而為的嫌疑。
聯軍的攻擊行動共造成144宗涉及殺死平民的事件,導致最少195死174傷,但這些濫殺錯炸事件大多秘而不宣,掩飾了事。
析:前後6年,致平民195死174傷,真要是這樣,我說句不好聽的話,那些入侵者即便不是“文明之師”也差不了多少,你這是揭露聯軍醜聞呢還是為聯軍塗脂抹粉?美軍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寧可錯殺一千也不放走一個”早就不是什麼新聞。
秘密行動小組“黑色”特種部隊373,未經審訊下,擊殺或生擒目標人物,多達2000名塔利班高層及基地目標人物,被列入他們的“擒殺名單”,通常是直接擊殺目標而無任何生擒的意圖,共計抓捕殺死塔利班高價值目標的中等和高級指揮官2058人。這支部隊亦有誤殺平民、女人和兒童,甚至是擋路的阿富汗員警,事後盟軍通常只會向被殺平民的家庭作賠償了事。在2004年到2009這六年共殺死塔利班5萬8千多人,而從2001年到2009年10月為止共殺死敵軍10萬4千人。
析:看起來就像是入侵阿富汗的“文明之師”正在阿富汗幹著該幹的事,偶爾會出點小錯,沒啥特別的,並順便恐嚇塔利班:爾等都已經在我的刺殺名單上,最好是躲在叢山峻嶺裏別跑出來,不然會小命不保,混入平民中也不管用,我們經常是不加區別的。花3年抓捕,花5年審判,美國電影看多了吧你?有了美軍阿帕奇直升機在伊拉克向平民亂槍掃射墊底,這些算什麼呀!真要是有那麼多塔利班士兵和高價值目標被消滅,塔利班現在還能存在嗎?現狀是塔利班已經捲土重來。美軍入侵阿富汗後,塔利班一直在避開美軍鋒芒,到被推翻時,武裝力量並沒有受到重創,後來則與美軍打起了遊擊戰。當然,加上被消滅的“小恐怖分子”是可能有那麼大數量的。
最少有180個情報檔案質疑,巴基斯坦情報局為塔利班提供了資源、避難所甚至是武器,允許其情報機關的代表直接與塔利班秘密會面,商量建立武裝組織網路,打擊駐阿富汗美軍的戰略措施,巴基斯坦政府涉嫌秘密給塔利班提供指導和幫助,例如2007年4月,巴基斯坦情報人員將1000架電單車,給了一個和塔利班有關係的網路,這批批電單車可能用作自殺式炸彈襲擊。
析:戰前巴基斯坦和塔利班是非常親密的盟友,巴情報機構和塔利班的親密關係舉世皆知,只是在美國入侵阿富汗前夕,在美國的威脅下分手。時任總統的小布希對巴基斯坦說:要麼支持我,要麼挨打,不許中立。此後,美國對巴基斯坦是威脅利誘並重。傻子才會相信巴基斯坦和塔利班頭天如膠似漆第二天便打起了生死架,美國有那麼天真嗎?這就好比一對因為非感情因素而分手的情侶,偶爾還會私下幽會,舉世皆知的關係算什麼機密?今日“解密”,恐怕還是警告巴基斯坦吧?不錯,巴基斯坦是因為倒戈而得到了一些美元,但巴國從此陷入了無休止的暴力迴圈中,談不上虧欠美國什麼。
塔利班武裝在2007年用導彈擊落了1架直升機可能導致1名加拿大軍人死亡。
析:這一點被廣泛理解為揭露美國隱瞞塔利班具有這種武器的資訊,實際上我們可以換一個角度理解,那就是:戰爭爆發後,加拿大死了1名外交官、2名記者、2名援助人員和140多名軍人,而塔利班手裏的導彈6年內總共才打死1名加拿大軍人嘛,根本不必當一回事,小弟們別忙著撤,留下繼續幫幫老大吧。
被問及白宮是否會採取措施、迫使維琪解密停止公佈檔,白宮發言人羅伯特•吉布斯回答說:“我們只能請求掌握這些秘密檔的人不要繼續對外公佈。除此之外,我們無能為力”。
析:這話被廣泛理解為美國對自由價值的崇尚並被某些人表彰,而實際上,除非你有對抗的手段,否則的話,為了“美國的國家利益”,啥事他都敢做,包括自由地捏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情報以及虐待戰俘、掃射平民。
據說是由於洩密者愛國心尚存要求把“傷害減至最小”,“維琪解密”網站同意暫時扣起其餘1.5萬份機密檔,總之是迄今為止世人並沒有看見爆什麼大料。實際上,對於已經公佈的檔,維琪解密網站都隱去了告密者的真實姓名。維琪解密又提供了一些文檔供世人下載,但它是加密檔,能下載不能流覽。這可以理解為維琪解密的自保手段,意思就是說,如果你美國要迫害我維琪解密成員,別怪我向公眾交出密碼,但也可以解釋為為了增加可信度而故弄玄虛,畢竟已經公開的充其量只是一些秘密檔,談不上機密檔,太大的價值是沒有的,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大料放在無法打開的另外1.5萬份文件中。為了將戲演得逼真,22歲的美軍情報專員曼甯以及與之有來往的麻省理工學院電腦專家被公開列為情報洩密嫌疑人,曼寧已被從科威特的監獄押解回國。
總體感覺,這次的“維琪解密”更像是美情報機構導演的一出戲,情報機關通過欺騙“維琪解密”而欺騙全世界,因為有些話讓第三者說出來比自己說出來更顯得可信,比方說,如果五角大樓說從2004年到2009年的6年間,總共有195名阿富汗平民死于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聯軍誤炸,輿論肯定不會相信,比如我就會說“將195這三個阿拉伯數字倒過來念還差不多”,讓維琪解密以洩密的方式披露,可信度就高多了,畢竟該網站曾經是扔過重磅炸彈的。
美國《防務新聞》週刊網站7月27日報導:美國兩黨共同組成的一個高級國防專家小組稱,五角大樓的支出計畫和節約成本的努力將無法滿足現代戰爭的供給需要,而美國很可能需要與包括迅速現代化的中國軍隊在內的未來敵人進行這種現代化戰鬥。《防務新聞》披露這樣的資訊,要麼是對中國無所顧忌想說啥說啥,要麼是系列誤導手段之一,比方說引誘中國趁美軍準備不夠充分時與越南開戰,聯繫到“最大洩密案”高度疑似美情報機關導演,咱不能聞雞起舞,該幹啥幹啥,如果要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美國在演戲,咱要多看看,別第一幕沒結束就感動得稀裏嘩啦擦了好幾包餐巾紙。先將中國-東盟自貿區搞紅火,去南沙拔釘子戶可以作為拉動經濟的手段儲備。中越必有一戰,但不要在美國希望的時候開戰。中美之戰在真偽之間,就看我們的準備是否充分,準備充分,判斷準確,謀劃得當,或可免,或來了也不怕。大國的戰略欺騙和情報機構的戰術欺騙是常有的事,自己要有主心骨。我說的是維琪解密疑似美方假“羅寧”之手“洩密”,還有一種可能是俄羅斯情報機構報復抓捕俄方間諜,由於維琪解密的消息途徑眾多,美方釋放的假資訊和俄方的真資訊混到一塊兒,但真正的料,俄方也僅僅是作為威懾手段加了密,一般不會付諸實施,要知道,梅德韋傑夫的親美意識挺重的。
朋友從澳門帶回幾包當地香煙,價格和我們江西老表的“吉品金聖”差不多,二十幾塊錢一包,較貴而不很貴,品質比“吉品金聖”就差多了,煙絲粗細懸殊,口感簡直沒法比,好不容易抽完(朋友送的,我無論如何也不會扔掉),我順嘴說了句“可憐的澳門人民,咋抽這麼差的煙?”,當然是玩笑話,澳門人民比江西老表富裕多了,這我清楚。可見,即便是親自耳聞目睹,還是要加以分析,不然容易出錯。這一波的維琪解密,真實性難以核實,蹊蹺之處過多,大夥兒還是多看看,多想想,別忙著下結論,我也不敢說美方自導就是最後的結論,提供另一個思路而已。
附 文3:
國內輿論陣地都讓美帝的打手南方系佔領了
作者:利楊
南方系某員工得意忘形,說出了這樣的話:“我告訴朋友,在四大門戶中,QQ的總編輯是前南方週末的陳菊紅,搜狐主管博客的趙牧是前南方週末的、劉同學新征是新京報來的,新浪也有不少前南都和新京報的舊人,而網易就不用說了,從副總裁、總編輯、副總編輯、總監甚至到各個頻道的主編,大部分都是南方報業出來的。
昨日在天涯上看到一則帖子,是關於騰訊新聞造假的,作者以詳實的資料指出了騰訊那篇《前駐波蘭大使稱讚波蘭政府節約》的新聞純屬造假。很多人大為吃驚,騰訊,一個全國性的特大媒體,為何會造假呢?其實,這根本就不用奇怪,因為騰訊是南方系控制的媒體之一,只要有能攻擊黨和政府的新聞,他們是決計不會放過的,哪怕為此造假。說起來,中國的媒體存在一個南方系,早就不是什麼新聞了,當年南方系大佬宣稱控制了中國90%的媒體的豪言壯語,依然在耳,由此可知,我們的中宣部,到底打了多久的瞌睡。
南方系,其得名來自於一個很著名的報紙——《南方週末》,《南方週末》是什麼樣的報紙,不用我多說,大家都很清楚,因為很出名,尤其是以攻擊社會主義、共產黨出名。南方報業集團在形成氣候之後又相繼推出了幾種報刊雜誌,雖然他們自稱自己的宗旨是以“反映社會,服務改革,貼近生活,激濁揚清”為特色;以“關注民生,彰顯愛心,維護正義,堅守良知”為己責。但是,隨著網路的發達,不少人都看出了這個集團其實是以“和平演變中國”為自己最大的責任,所謂的良知,只是對美國大老闆的良知,至於對中國人是否有良知,很抱歉,精神上已經是美國公民的南方系眾人,可是徹徹底底將國民當做屁民來看待的,屁民,最好騙嘛。
南方系的形成尤其歷史的原因,與當年改革開放之後對美國形成的狂熱崇拜有著直接的聯繫,也與小平同志在對待左派的問題上矯枉過正有著莫大的關係,在防左,防右問題上,小平同志堅決的執行了“主要是防左”的政策,對右派基本上是放任自流,這給了南方系形成的政治環境和思想環境。隨著南方報業集團的逐步壯大,蘇東劇變又緊接著發生,南方系一下子就找准了自己的目標——“和平演變中國”,而且,隨著南方報業的諸多編輯開始向外流動,猶如一種病毒一般開始侵蝕中國的媒體,到後來,南方系某員工得意忘形,說出了這樣的話:“我告訴朋友,在四大門戶中,QQ的總編輯是前南方週末的陳菊紅,搜狐主管博客的趙牧是前南方週末的、劉同學新征是新京報來的,新浪也有不少前南都和新京報的舊人,而網易就不用說了,從副總裁、總編輯、副總編輯、總監甚至到各個頻道的主編,大部分都是南方報業出來的。 ”
所以,騰訊會在新聞上動手腳,根本就是情理之中的事,經常上網的朋友大概都遇到這樣一種現象——自己的評論發言並不會顯示出來,甚至常常被以違反“國家有關規定”的理由給直接阻攔掉,或者刪除掉。然而,我曾經遇到過這樣一件事,眾所周知,新華網,人民網,某種意義上就是黨的網站,國家的網站,按理說,這種網站上對所謂的“國家有關規定”執行的應該是更為嚴厲的,但是,當我將從新華網的網站上看到的內容複製下來,發到網易的評論裏時,網易告訴我“內容不符合國家有關規定”,很搞笑,不是嗎?如果國家有這種規定,在新華網上是怎麼發表出來的?最搞笑的是,這個內容並非攻擊黨和社會主義的,而是擁護黨和社會主義的,哪個國家會傻到規定“只准攻擊我,不准擁護我”?南方系的人真是聰明,對不符合自己口味的觀點,就打著“國家有關規定”的旗號直接河蟹掉,將矛盾直接轉移給黨,當然,他們也會放行一些跟他們意見不一致的內容,不過,很快就會被淹沒在更多的跟他們意見一致的評論之中,通過技術手段,強行的將評論倒向自己,然後,就宣稱,這是民意。手段雖然老套,不過,對於在獲取資訊上往往存在滯後性的普通人來說,著實是相當的慣用。
在網路尚未普及之時,南方系的報刊雜誌可以經常編造一些假的不能再假的新聞,但是,這些新聞是國外發生的,沒有網路的人無法向外獲得資訊,所以,他們蒙蔽了不少人。然而,網路逐步普及之後,老的手段不行了,跟不上這一變化的《讀者》,《特別關注》,《青年文摘》等逐漸的被人剝去了神聖的光環,露出了腐朽的軀體,能被其所蒙蔽的人群變得狹小。而南方系卻很厲害,他們乘勢入侵了網路,控制了門戶網站,而開始了一種新型的造假,我將其稱之為“真實的謊言”。何為“真實的謊言”?高等數學之中,有這樣一個最為基礎的概念——極限,而“真實的謊言”,就是一種極限狀態下的謊言,這種謊言無限的趨近於真實,讓人難以辨別,尤其是對於無法獲取完整資訊的民眾來說,更是很難分辨其是真是假,而受其蒙蔽。
一個國家,社會制度發生根本性改變,其先兆往往就是思想的混亂,而造成思想混亂的,往往便是媒體,哪種力量控制了媒體,他們就能控制人的思想,就能為所欲為,蘇東劇變的教訓猶在眼前。蘇聯,在歷史教材上將其解體多往經濟原因上套,這很正常,因為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革是以建立市場經濟為目的,那麼,為了在人民中肅立這麼一種非建立市場經濟不可的思想,自然要把蘇聯和東歐當靶子。然而,事實上,蘇聯的解體,最主要的原因是政治原因而非經濟原因,如果不是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的相繼去世,他們所進行的對蘇聯有益的經濟改革被繼任戈巴契夫瞎整一氣,然後又為了轉移黨內對其的職責亂搞政治改革的話,蘇聯,很可能並不會解體。而我們的北方,也許會壓著一個龐然大物,從這點上看,蘇聯解體是值得慶賀的。然而,戈巴契夫一上臺就開始鼓吹所謂的“新思維”,要建立所謂的“民主社會主義”,將整個意識形態領域交給了以整垮蘇聯為己任的雅科夫列夫,雅科夫列夫通過操縱媒體,將整個社會的思潮弄亂,同時,通過媒體,將西方世界扭曲成幻想中的天堂報導給對外界並非很瞭解的蘇聯民眾,兩個人一個在政治經濟上破壞蘇聯,一個在意識形態領域裏瓦解蘇聯,最終葬送掉了蘇聯這個龐然大物,戈巴契夫在將蘇聯整垮後表示:“自己達到了目的,感到很安心”,而雅科夫列夫在蘇聯解體,人民遭受巨大苦難將矛頭指向他時,便打造出了一本《一杯苦酒》,為自己的行為辯解。
歷史,就是一面鏡子,我們將鏡子照向蘇東劇變的歷史,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南方系所在做的一切,無非就是雅科夫列夫們的翻版。80年代,南方系尚未壯大之時,在做這件事兒的是北方的中青系,也就是“中國青年報”在做如此的事兒,現如今,中青系已經沒落,但是從“中國青年報”中仍可以看到他們依舊在延續其80年代的所作所為,只是,遠不如南方系犀利罷了,我讀高中之時,“中國青年報”有個“冰點時評”,不是同樣用著南方系的手段嗎?再往前推,04年雅典奧運會時,當時的《成都商報》體育版有個特約評論員的文章,不是跟南方系同屬一系嗎?直到今天,在《中國青年報》上,我們不也是能看到一個名叫張XX的人在那兒極力的鼓吹私有化,聽聞山西國進民退,比自己死了母親還要如喪考妣嗎?也許,對南方系的人來說,所謂的民主就是“我絕不讓你發表意見,但我誓死扞衛我自己發表意見的權力”吧,行了,寫了這麼多,突然覺得,有個南方系也好,任何事物都有其兩面性,沒有了南方系,西方又該攻擊你沒有了“言論自由”了 。
騰訊網友對《維琪解密網公佈40萬份伊戰檔 稱逾10萬人喪生》的評論
http://comment5.news.qq.com/comment.htm?site=news&id=26442308
索馬里海盜國家的真相–美國怎樣摧毀一個國家
受訪者:穆罕默德.哈珊
2011
受訪者介紹:
穆罕默德.哈珊是地緣政治學與阿拉伯世界專家。他生於阿迪斯阿貝巴(Addis Abeba,在衣索比亞境內),曾參與1974年社會主義革命中的學生運動。他先在布魯賽爾專攻公共行政,後來到埃及研讀政治。哈珊曾經出任衣索比亞的外交官,派駐華盛頓、北京與布魯賽爾。
他曾經在2003年出版《美軍佔領下的伊拉克》,對於阿拉伯民族主義、伊斯蘭運動與弗蘭芒民族運動也有不少相關論述,是當代關於阿拉伯與穆斯林世界最傑出的專家之一。
問:海盜在索馬利亞是如何發展起來的?那些海盜是什麼人?
答:從1990年起,索馬利亞就沒有政府存在。這個國家落到軍閥手中。歐洲與亞洲船隻趁著混亂到索馬利亞沿海捕魚,既不申請許可也不尊重基本法令。他們不遵守他們本國的保護物種的捕撈配額規定,而且他們使用的漁撈技術(甚至是炸藥!)已對索馬利亞海域資源造成巨大的損害。
不只如此!一些歐洲公司也引進“黑道”在索馬利亞海岸傾倒核能廢料。然而,2005年的南亞海嘯將許多廢料沖到索馬利亞的土地上,民眾開始得到前所未見的怪病,這是海盜出現的背景。
索馬利亞漁民的漁撈技術原始,因而更無法糊口。因此他們決定保護自己和他們的海洋。
這正是美國在1756年到1763年內戰期間對付英國的作法:沒有海軍的華盛頓總統找海盜保護美國海域。
“培植”虛弱而分裂的國家(“以人道干預的名義”發動“軍事入侵)
問:索馬利亞國家組織幾乎20年不存在!怎麼可能?
答:這是美國所採取的(支解>分裂>依附)戰略結果。在1990年,這個國家遭到武力衝突、饑荒與劫掠所“蹂躪”;國家“崩潰”了!
對此狀態,幾年前在此發現石油的美國在1992年發起「恢復希望行動」。美國海軍陸戰隊第一次“干預”非洲,想“控制”一個國家。
這是頭一遭“以人道干預的名義”發動“軍事入侵”。
問:所謂「恢復希望行動」,讓我們想起「無國界醫師」創辦人貝爾納.庫希內(Bernard Kouchner)在索馬利亞海灘著名的米袋展示?
答:是的,大家都記得這些照片是如何“被小心”的展示出來。但是“真正的理由”是戰略性質的。一份美國“國務院”的報告建議,在蘇聯集團瓦解之後美國必須保持獨霸全球的超級強權地位。
為了達成此“目標”,這份報告“倡議”美國在非洲佔有一個霸權位置,以取得其巨量的原物料。
問:不過,「恢復希望」即將失敗。連好萊塢電影《黑鷹計畫》裏可憐的美國大兵都遭到「索馬利亞壞蛋叛軍攻擊」……
答:美國士兵的確是被索馬利亞一個民族反抗軍打敗了。從那時候起,美國的政策是讓索馬利亞處於“無政府狀態”,甚至是“巴爾幹半島化”。這是以往(美英以世界動亂軸心)英國的“老招式”,也“運用”在許多地方:“培植”虛弱而分裂的國家,以利於“宰制”它們。這就是索馬利亞國家機器幾乎20年不存在的“原因”。(美英以世界動亂軸心)美國實行一種“渾沌理論”來“阻止”索馬利亞任何一種和解,並“維持”國家的“分裂”。
問:在蘇丹,內戰的緣故,「艾克森石油公司」發現石油之後被迫撤離那個國家。所以,讓索馬利亞陷入混亂而無法掠奪已經發現的石油,這不是違背美國利益嗎?
答:掠奪石油不是美國人的優先考量。美國知道石油蘊藏就在那裏,但也不須立即開採。在它的戰略裏有兩個更重要的因素。
第一是,防止競爭者和一個富裕而強大的索馬利亞國家進行內部協商。你拿蘇丹比較,是很有意思的。美國在蘇丹發現石油是30年前的事,蘇丹現在把石油賣給中國。同樣的事也可能發生在索馬利亞。阿不都拉.尤素夫( Abdullah Yusuf )還是過渡政府總統時去了中國,雖然他是美國支持的。美國(民主恐怖主義)傳播媒體強烈地批評了那次訪問。
事實上,美國對於那件事也沒法擔保:如果一個索馬利亞政府明天建立起來,不管其政治色彩為何,它可能採取一個獨立於美國之外的戰略而和中國做生意。西方帝國主義(美英以世界動亂軸心)者“不希望”看到一個強大而團結的索馬利亞國家。
這個“渾沌理論”的第二個目的和索馬利亞的地理位置有關,這對歐洲與美國帝國主義者是很有戰略價值的。
“殖民時代”國境線的災難
問:為什麼很有戰略價值?
答:議題在於“控制”印度洋。
你可以看看地圖。就像我前面說的,西方(美英以世界動亂軸心)勢力對於索馬利亞海盜的發展佔有重要的因素。但是他們“不說實話”,也不對他們的“罪行”做出救贖,
(美英以世界動亂軸心)西方勢力“一方面”批評海盜現象,
“另一方面” (美英以世界動亂軸心)把他們在此地區“軍事部署”的存在“正當化”。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就在在打擊海盜的“名義”下把海軍部署到印度洋。
問:真正“目的”是什麼?
答:“控制”崛起國家,“主要是”印度和中國的經濟發展。
世界上半數的貨櫃運輸與70%的石油產品的總運輸量都要經過印度洋。從那個戰略觀點看來,索馬利亞佔有非常重要的“位置”:這個國家有著非洲最長的海岸線(3,300公里),並且面臨阿拉伯灣與荷姆茲海峽,這是此區域經濟的“關鍵專案”。
而且,如果索馬利亞問題取得某種和平解決方案,一方面非洲國家之間的關係,和另一方面印度和中國的關係可以透過印度洋取得發展,那些美國的競爭者就可以在那個非洲地區發揮影響力,可以透過莫三比克、肯亞、馬達加斯加、坦尚尼亞、桑吉巴(Zanzibar)、南非等等和印度洋有關的國家輕易就可進入亞洲市場,併發展出豐碩的經濟關係。
曼德拉在擔任南非總統期間曾提及需要一種從新的經濟關係出發的印度洋革命。美國和歐洲(世界動亂軸心)“不要”這個方案。那就是為何他們(世界動亂軸心)“寧願”維持索馬利亞的“(分裂動亂)不穩定狀態”。
問:你說美國(世界動亂軸心)“不希望”看到索馬利亞“和解”。但是索馬利亞“分崩離析”的“根源”是什麼?
答:為了瞭解這種“混亂狀態”,我們必須探討索馬利亞的歷史。
這個國家曾經遭受殖民強權的分割。索馬利亞融合義大利殖民的南部和英國殖民的北部,在1959年獨立。但是索馬利亞人也居住於肯亞、衣索比亞和吉布提(Djibouti)的某些地區。新的索馬利亞國在它的國旗上是一顆五角星星,五道尖芒代表索馬利亞傳統領域的一部分。這個圖像背後的訊息是:「兩個索馬利亞已經合在一起,但有三個索馬利亞仍然被殖民中。」
當時控制肯亞的大英帝國面對這些主張的適法性問題時,在索馬利亞主張的肯亞地區舉行一次公投。由索馬利亞種族占多數的人口中有87%的人投票贊成與索馬利亞統一。
公投結果發表後,一個肯亞的民族派領袖朱摩.肯亞塔(Jomo Kenyatta)威脅,如果他們把部分領土劃給索馬利亞的話,就要把英國殖民者趕出去。“因此”大英帝國“決定不考慮”“公投”結果,使得直到今天,有一大批索馬利亞人族群還住在肯亞境內。你必須瞭解,對於索馬利亞,這些殖民時代的國境線是很真實的災難。國境劃分的議題在非洲大陸是很重要的辯論主題。
社會主義理念散佈開來
問:那個辯論的議題是什麼?
答:在1960年代,隨著許多非洲國家的獨立,在我們稱之為「蒙羅維亞集團」與「卡薩布蘭加集團」之間有過一次大辯論。這後來包括摩洛哥、索馬利亞與其他國家認為,從殖民時期遺留下來的國境線需要重新討論。對他們來說,這些國境線沒有合法性。多數非洲國家和它們的國境線是殖民主義的產物。
最後,現今「非洲聯盟」的前身「非洲統一組織」(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明令,這些國境線是無可爭議了:回頭爭論這些國境線,只會在非洲大陸各處引發內戰。非洲統一組織的創建人之一,坦尚尼亞的朱力亞斯.尼雷爾(Julius Nyerere)日後坦承,這項決議是最好的結論,但是他很惋惜索馬利亞國土的不完整。
▲ 非洲索馬利亞海盜猖獗,被視為21世紀新型態的海盜國家。圖為2009年11月,法國海軍於索馬利亞海岸攔截一艘疑似為海盜的船隻。 (圖文/路透)
問:索馬利亞遭到“殖民勢力”瓜分,有什麼衝擊?
答:就是和鄰近各國產生緊張關係。索馬利亞主張重劃國境那些年衣索比亞變成“美帝主義”的一個堡壘。美國(世界動亂軸心)在肯亞與厄立垂亞也有“軍事基地”。這時索馬利亞還是個年輕的、牧歌般的民主國,想要建立自己的軍隊。目標是在已有武力的鄰國面前不要顯得文弱,並希望支持衣索比亞境內的索馬利亞人運動,甚至必要時以武力重獲某些領土。但是西方勢力“反對”索馬利亞建立軍隊。
問:因此索馬利亞和鄰國的關係緊張。反對索馬利亞這項建軍計畫是不合理的嗎?那會引發戰爭,不是嗎?
答:西方(世界動亂軸心)才“不在乎”非洲人間的衝突,“只在乎”它自己的“利益”。美國和英國(世界動亂軸心)當時在衣索比亞、肯亞與厄立垂亞提供人力物力訓練軍隊。這些國家還處於非常壓迫人的封建制度下。但是它們也是“扈從於”西方(世界動亂軸心)利益的“新殖民地政權”。
另一方面,索馬利亞掌權的力量還是比較民主而獨立的。因此,西方沒興趣對它們無法控制的國家提供協助。
結果,索馬利亞決定求助於蘇聯。這使西方(世界動亂軸心)勢力“大為震驚”,並擔心蘇聯的影響力會深入非洲。那些擔心在1969年的政變時變得更加重要。
問:你的意思是?
答:社會主義的理念在那個國家散佈。有個重要的索馬利亞族群的確住在南葉門的亞丁。然而,是英國把印度的共產黨人、民族主義者等等它認為危險的人流放到此地。這些人通常是被捕後被送到亞丁,使亞丁的“民族主義”和革命的理念快速發展,後來並影響葉門人與索馬利亞人。在具有馬克思理念的公民影響下,一群軍官在1969年發動政變,西亞德.巴雷取得索馬利亞政權。
學生與群眾自動地動員起來
問:那次政變的原因是什麼?
答:索馬利亞政府的腐敗。不過它掌握了使索馬利亞變成地區強權的關鍵:戰略位置,單一語言和眾多共同的文化元素。這在非洲很罕見。但是由於錯失經濟發展,這個政府製造出有利於族群分裂的環境。
索馬利亞菁英為了從政而分裂。每個人都創立自己的政黨,而無任何真實的黨綱,並從現存的族群中徵召選民。這使得分裂加劇而一點作用都沒有。自由主義類型的民主政治事實上不適用於索馬利亞:3百萬人口的國家竟然曾經有過至少63個政黨!那個政府甚至於無法采行某種官方語言,而在行政系統製造出嚴重的困擾。
教育方面也很嬴弱。官僚系統、員警與軍隊倒是建立起來了。這將在日後的政變扮演要角。
問:「進步」!來自軍方?
答:軍隊是索馬利亞唯一有組織的機構。作為一種壓迫工具,它本來是用來保護所謂的文人政府與菁英的。但是對於許多來自於不同家族與地區的索馬利亞人來說,軍隊也是沒有界限、沒有部族主義、沒有氏族分裂的一個交流場域。這是從亞丁來的馬克思主義理念可以在軍中流傳的原因。因此那次政變是由民族主義的軍官領導的。他們對於社會主義沒有充分的知識,但是他們同情那些理念。而且他們知道越南的情況,“反帝”的感情也因此建立。熟悉馬克思與列寧教誨的平民在索國缺少一個大型政黨,就轉而支持政變,並成為掌權的軍官的顧問。
問:索馬利亞政變帶來什麼改變?
答:帶來一項重要的“正面傾向”:新政府很快的採用一種官方語言。同樣的,蘇聯和中國也協助索馬利亞。學生與群眾自動地動員起來。教育與社會狀況得到“提升”。政變後的幾年是索馬利亞人“前所未見”的“好光景”,直到1977年。
問:發生什麼事?
答:被(世界動亂軸心)殖民勢力“分化”的索馬利亞為了奪回奧加登地區,出兵攻擊衣索比亞。奧加登主要人口是索馬利亞人。當時衣索比亞本身是社會主義國家,受到蘇聯支持。這個國家曾經長期處於帝王塞拉西的統治。但是在70年代,發生了一次重要的動員要推翻他。我本人親身參與的學生運動提出四項要求。第一,非暴力的與民主的解決與厄立垂亞的緊張關係。第二,實行一個能把土地分配給農民的土地改革。第三,建立民族平等的政策;衣索比亞是一個被菁英統治的多民族的國家,菁英無法代表民族的多元性。第四,廢除封建制度並建立民主國家。就像在索馬利亞,軍隊是衣索比亞唯一有組織的機構,平民也和軍官們攜手,在1974年推翻塞拉西。
“自由市場”造成中產階級混戰
問:這兩個受到蘇聯支持的社會主義國家是如何起衝突的?
答:衣索比亞革命後,為了解決兩國的矛盾,包括蘇聯、古巴與南葉門在內的代表團,和衣索比亞與索馬利亞舉行圓桌會議。卡斯楚來到阿迪斯阿貝巴和摩加迪休。對他而言,索馬利亞的要求是合理的。最後,衣索比亞代表團同意索馬利亞的要求。兩國簽署協議,同意在做出決議前不做挑釁動作。事態似乎有了好的開始,但是索馬利亞沒有遵守協議……
衣索比亞代表團回到國家兩天后,季辛吉,尼克森的前國務卿出現在摩加迪休。季辛吉代表一個非正式組織:「撒哈拉俱樂部」,由巴勒維國王的伊朗、摩布杜(Mobutu)的剛果、沙烏地阿拉伯、摩洛哥與法國與巴基斯坦情報機關組成。那個組織的目的在於反制蘇聯對於波斯灣與非洲的滲透。在撒哈拉俱樂部的威脅利誘下,西亞德.巴雷做出攻擊衣索比亞的毀滅性的錯誤戰略。
問:那場戰爭的後果是什麼?
答:蘇聯撤離那個地區。仍在西亞德.巴雷領導下的索馬利亞被納入帝國主義勢力的新殖民主義網路中。這個國家在軍事衝突後損失慘重,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會負責「重建」。這又加劇索馬利亞中產階級的混戰。各個地區的菁英都想獲得自己的市場。他們在部族之間製造分裂,並且使得國家逐漸走上孤立,直到1990年西亞德.巴雷垮臺為止。從那時候起,每一任國家領導都學他。
問:但奧加登戰爭的30年後,相反的場面發生了:衣索比亞在美國的支持下攻打索馬利亞……
答:是的,就像我說的,「恢復希望」失敗後,美國寧可讓索馬利亞繼續“亂下去”。不過到2006年,有一個自發的運動在「伊斯蘭法庭」這個武裝組織的發展下,起來對抗地方軍閥,以使國家恢復統一。那是一種“群眾起義”(Intifada)。
美國為了“阻止”這個運動“重建”索馬利亞,“忽然決定”支持它先前拒絕承認的「過渡性聯邦政府」。事實上,美國人“明白”他們“維持”索馬利亞“一盤散沙”的計畫不再可行:有個運動–還是伊斯蘭運動!–即將走上全國的大和解。“為了破壞”索馬利亞的統一,美國決定“支持”「過渡性聯邦政府」。但是後者毫無社會基礎與軍隊。因此衣索比亞軍隊在華盛頓的“指揮”下攻擊摩加迪休,準備“推翻”「伊斯蘭法庭」。
「伊斯蘭法庭」脆弱的一環
問:成功了嗎?
答:沒有,衣索比亞軍隊被擊敗而撤離索馬利亞。伊斯蘭法庭組織分散成幾個運動組織,至今仍控制國家大部分地區。至於阿不都拉.尤素夫的過渡性政府,它垮臺了,美國以伊斯蘭法庭的前發言人謝赫.謝裏夫( Sheik Sharif )取代之。
▲2009年5月索馬利亞亞丁灣,美國海軍組成的海上搜檢隊接到商船發出的求救信號後,出動海軍接近一艘有嫌疑的海盜船。(圖文/路透)
問:所以,謝赫.謝裏夫(Sheik Sharif)已經轉向「另一個陣營」?
答:他曾是伊斯蘭法庭的發言人,因為他是一個不錯的雄辯者(orator)。但是他沒有政治知識。他搞不清楚帝國主義或民族主義。西方勢力也因此扶持他。他是「伊斯蘭法庭」脆弱的一環。他現在領導的虛假政府是在吉布提製作出來的。這個政府在索馬利亞沒有社會基礎或權威。它只存在於國際關係上,因為帝國主義勢力支持它。
問:在阿富汗,美國說他們要和塔利班協商。那他們為何不和索馬利亞的伊斯蘭團體尋求討論空間?
答:因為那些團體要取代外國佔領者,讓索馬利亞人民得到民族和解。結果,美國希望瓦解這些團體:透過伊斯蘭運動或是「聯邦過渡性政府」達成的民族和解不合乎帝國主義勢力的利益。民族主義的反抗運動在當地萌芽,並對抗阿迪斯阿貝巴(Addis Ababa)的親帝國主義政府。實際上美國的渾沌理論已經在整個區域製造出動亂。現在他們把動亂輸出到厄立垂亞。
問:為什麼?
答:這個小國家實行獨立的民族政策。厄立垂亞對於整個區域有一個願景:「非洲之角」(索馬利亞、吉布提、厄立垂亞、衣索比亞)不需要外國勢力的干預;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它的財富應該足以建立新的經濟關係。厄立垂亞認為,這個區域必須聯合起來,各國必須能夠討論它們的問題。當然這個政策嚇死美國人,深怕其他國家跟進。所以他們指控厄立垂亞輸送武器到索馬利亞,還在衣索比亞煽動騷亂。
問:厄立垂亞沒有輸送武器到索馬利亞嗎?
答:連一顆子彈都沒有!這純粹是“宣傳伎倆”,就像他們(美英以世界動亂軸心)指責敘利亞軍援伊拉克反抗軍那樣。厄立垂亞的願景符合我們前面說的印度洋革命計畫。(美英以世界動亂軸心)西方勢力“不希望”如此,並想把厄立垂亞“弄回”到他們控制“的新殖民主義國家圈”,例如肯亞、衣索比亞或是烏干達。
問:索馬利亞境內沒有恐怖份子嗎?
答:(美英以世界動亂軸心)帝國主義勢力“一直以來”都將“爭取”自身權利的人民“標示”為‘恐怖份子“。愛爾蘭人直到他們簽署協定之前都是”恐怖份子“。
(巴勒斯坦)阿巴斯(Abbas)“曾是”恐怖份子。“現在(變成美英以世界動亂軸心傀儡後)”他被視為“朋友”。
問:但是我們聽說“蓋達組織”出現在索馬利亞?
答:“蓋達組織”到處都有,從比利時到澳洲都有!
隱形的蓋達組織是一個標誌,“被美國設計”來向大眾說明並“合理化”軍事行動。
隱形的蓋達組織是一個標誌,“被美國設計”來向大眾說明並“合理化”軍事行動。
隱形的蓋達組織是一個標誌,“被美國設計”來向大眾說明並“合理化”軍事行動。
(可參見:https://patchpiece.wordpress.com/2011/09/25/%E3%80%90%E7%BE%8E%E8%8B%B1%E4%BB%A5%E4%B8%96%E7%95%8C%E5%8B%95%E4%BA%82%E8%BB%B8%E5%BF%83%EF%BC%8F%E4%BB%A5%E8%89%B2%E5%88%97%E6%81%90%E5%9A%87%E5%A8%81%E8%84%85%E8%AB%96%EF%BC%8Fmosad%E6%91%A9/)
如果美國向美國人和大兵說:「我們要派兵到印度洋和中國打仗。」百姓當然都會害怕。但是如果你告訴他們,出兵只是為了攻擊海盜和蓋達組織,就沒問題。然而“真正的目的”是“不一樣”的。包括將勢力伸入未來幾年內將成為主要衝突舞臺的印度洋區域。
編譯■李文吉
Somalia had every reason to succeed: an advantageous geographical situation, oil, ores and only one religion and one language for the whole territory; a rare phenomenon in Africa. Somalia could have been a great power in the region. But the reality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famine, wars, lootings, piracy, bomb attacks. How did this country sink? Why has there been no Somali government for approximately twenty years? Which scandals stand behind those pirates who hijack our ships? In this new chapter of our series “Understanding the Muslim World", Mohamed Hassan explains for us why and how imperialist forces have applied in Somalia a chaos theory.
How did piracy develop in Somalia? Who are those pirates?
Since 1990, there has been no government in Somalia. The country is in the hands of warlords. European and Asiatic ships took advantage of this chaotic situation and fished along the Somali coast without a license or respect for elementary rules. They did not observe the quotas in force in their own country to protect the species and they used fishing techniques -even bombs!- that created huge damages to the wealth of the Somali seas.
That’s not all! Taking also advantage of this lack of any political authority, European companies, with the help of the mafia, dumped nuclear wastes offshore Somali coasts. Europe knew of this but turned a blind eye as that solution presented a practical and economical advantage for the nuclear waste management. Yet, the 2005 Tsunami brought a big part of these wastes into the Somali lands. Unfamiliar diseases appeared for the first time among the population. This is the context in which the piracy mainly developed. Somali fishermen, who had primitive fishing techniques, were no more able to work. So they decided to protect themselves and their seas. This is exactly what the United States did during the civilian war against the British (1756-1763): with no naval forces, President George Washington made a deal with pirates to protect the wealth of the American seas.
No Somali state for almost twenty years! How is that possible?
This is the result of an American strategy. In 1990, the country was bruised by conflicts, famine and lootings; the state collapsed. Facing this situation, the United States, who discovered oil in Somalia a few years ago, launched Operation Restore Hope in 1992. For the first time, US marines intervened in Africa to take control of a country. It was also the first time that a military invasion was launched in the name of humanitarian interference.
The famous rice bag exhibited on a Somali beach by Bernard Kouchner?
Yes, everybody remembers those pictures carefully showcased. But the real reasons were strategic. An US State Department report recommended inde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must stay the lonely global superpower after the Soviet Bloc collapse. To reach that goal, the report advocated to occupy a hegemonic position in Africa, which enjoys a vast amount of raw materials.
However, Restore Hope will be a failure. There was even that Hollywood movie “Black Hawk Down", with those poor G.I.’s “attacked by the bad Somali rebels"…
US soldiers were indeed defeated by a Somali nationalist resistance. Since then, American policy was to keep Somalia without any real government, even to balkanize it. This is the old British strategy, already applied in many places: setting weak and divided states in order to better rule them. That is why there has been no Somali state for almost twenty years. The United States has implemented a chaos theory in order to stop any Somali reconciliation and keep the country divided.
In Sudan, due to the civilian war, Exxon has had to leave the country after having discovered oil. So isn’t letting Somalia plunge into chaos contrary to American interests, which cannot exploit the discovered oil?
Oil exploitation is not their priority. The United States know that the reserves are there but doesn’t need it immediately. Two elements are much more important in its strategy. First, prevent the competitors from negotiating with a rich and powerful Somali state. If you consider Sudan, the comparison is interesting. The oil that the American companies discovered there thirty years ago, Sudan is selling it today to China. The same thing could happen in Somalia. When he was president of the transition government, Abdullah Yusuf went to China although he was suppor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US mass media had strongly criticized that visit. The fact is that United States have no guarantee on that point: if a Somali government is established tomorrow, whatever is its political color, it could probably adopt a strategy independent of United States and trade with China. Western imperialists do not want a strong and unified Somali state. The second goal pursued by this chaos theory is linked to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Somalia, which is strategic for both European and American imperialists.
Why is it strategic?
The issue is the control of the Indian Ocean. Look at the map. As mentioned, western powers have an important share of the responsibility in the Somali piracy development. But instead of telling the truth and paying compensation for what they did, those powers criminalize the phenomena in order to justify their position in the region. Under the pretext of fighting the piracy, NATO is positioning its navy in the Indian Ocean.
What is the real goal?
To control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emerging powers, mainly India and China. Half of the world’s container traffic and 70% of the total traffic of petroleum products passes through the Indian Ocean. From that strategic point of view, Somalia is a very important place: the country has the longest coast of Africa (3.300 km) and faces the Arabian Gulf and the Straight of Hormuz, two key points of the region economy. Moreover, if a pacific response is brought to the Somali problem, relations between African in one hand, and India and China on the other hand, could develop through the Indian Ocean. Those American competitors could then have influence in that African area. Mozambique, Kenya, Madagascar, Tanzania, Zanzibar, South Africa etc. All those countries connected to the Indian Ocean could gain easy access to the Asian market and develop fruitful economic relationship. Nelson Mandela, when he was president of South Africa, had mentioned the need of an Indian Ocean revolution, with new economic relationships.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do not want this project. That is why they prefer to keep Somalia unstable..
You say that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want Somali reconciliation. But what are the roots of the Somali division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is chaotic situation, we must delve into Somali history. This country had been divided by colonial powers. In 1959, Somalia gained independence through the fusion of the Italian colony in the South, and the British colony in the North. But Somalis were also living in some parts of Kenya, Ethiopia and Djibouti. The new Somali state adopted a star on its flag, each branch representing one part of the historical Somalia. The message behind that symbol: “Two Somalias have been united, but three are still colonized".
Facing the legitimacy of those claims, the British – who controlled Kenya-, organized a referendum in the Kenyan area claimed by Somalia. 87% of the population, composed mainly of Somali ethnics, voted for the Somali unity. When the results were published, Jomo Kenyatta, a Kenyan nationalist leader, threatened the British to throw the colonists out if they gave a part of the territory up to Somalia. So Great Britain decided not to take the referendum into account, and today an important Somali community is still living in Kenya. You must understand that those colonial borders were a real disaster in the Somali case. The border issue was besides the object of an important debate among the African continent.
What was the issue of that debate?
In the sixties, as many African countries became independent, there was a debate between what we called the Monrovia and the Casablanca groups. This later, including among others Morocco and Somalia, resolved that the borders inherited from colonialism be discussed. For them, those boundaries had no legitimacy. But most of the African countries and their borders are colonialism products. Finally, the 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OAU), the ancestor of the current African Union, closed the debate by decreeing that the borders were indisputable: going back over those boundaries would provoke civilian wars everywhere on the continent. Later, one of the OAU architects, the Tanzanian Julius Nyerere, confessed that this decision was the best but that he regretted the Somali outcome.
What will be the impact of the colonial divisions on Somalia?
They will create strains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During those years when Somalia advocated for revising the borders, Ethiopia became a US imperialism bastion. The United States had also military bases in Kenya and Eritrea. At this moment, Somalia, a young pastoral democracy, wished to build its own army. The goal was to not appear weak in front of the armed neighbors, to support Somali movements in Ethiopia and even to regain by force, if necessary, some territories. But the western forces were opposed to the creation of a Somali army.
So Somalia had tense relations with its neighbors. Was it not reasonable to be opposed to this Somali army project? It would have provoked wars, wouldn’t it?
The West did not care about conflicts between Africans but its own interests.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were providing and training militaries in Ethiopia, Kenya and Eritrea. Those countries were still under the yoke of very repressive feudal systems. But they were also neocolonial regimes devoted to Western interests. On the other hand, the power in place in Somalia was more democratic and independent. So the West had no interest in providing for a country that could escape its control.
As a consequence, Somalia decided to turn to the Soviet Union. This frightened the Western forces that feared Soviet influence stretching in to Africa. Those fears became more important with the 1969 putsch.
What do you mean?
Socialist ideas were spread in the country. An important Somali community was indeed living in Aden in South Yemen. However, this is where Britain used to exile persons it considered dangerous in India: communists, nationalists and so on. They used to be arrested and sent to Aden where nationalist and revolutionary ideas quickly developed and affected later both Yemenites and Somali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ivilians with Marxist ideas, a coup d’état was led by officers in 1969 and Siad Barre took power in Somalia.
What were the reasons of that coup d’état?
The Somali government was corrupted. He had however the cards in hand to erect the country to the great regional power rank: a strategic position, only one language, one religion and many common cultural elements. This is fairly rare in Africa. But, by missing the econom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this government has created a context favorable to divisions among clans. Under the pretext of doing politics, Somali elites become divided. Everyone created his own political party, without any real program, and recruited voters among the existing clans. This increased the divisions and turned out to be totally useless. A democracy in a liberal type was in fact unsuitable for Somalia: there were at once 63 political parties for a three million population country! And the government was even not able to adopt an official script, which was creating serious troubles in the administration. Education was weak. Bureaucracy, police and army were, however, established. This later will play a key role in the progressive coup d’état.
“Progressive"! With the army?
The army was the only organized institution in Somalia. As a repressive apparatus, it was supposed to protect the so-called civilian government and the elite. But for many Somalis coming from different families and areas, the army was also an exchange place where there were no borders, no tribalism, no clan divisions. This is how Marxist ideas from Aden circulated among the army. So the coup d’état was led by officers who were most of all nationalist. They did not have a good knowledge of socialism but they had sympathy for those ideas. Moreover, they knew what was happening in Vietnam, and that fed anti-imperialist feelings. The civilians, who knew Marx and Lenin’s teachings lacked a mass political party, supported the coup d’état and become the advisers of the officers who took power.
What changes did the Somali coup d’état bring about?
One important positive aspect: the new government quickly adopted an official script. Likewise,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 were helping Somalia. The students and the population mobilized themselves. Education and social conditions were enhanced. The years that followed the coup d’état were in fact the best ones that Somalia never knew. That is, until 1977.
What happened?
Somalia, which has been divided by colonial forces, attacked Ethiopia to get the territory of Ogaden back. Ogaden was mainly populated by Somalis. At this time however, Ethiopia was itself a socialist state supported by the Soviets. This country had been led for a long time by Emperor Selassie. But in the seventies, there was an important mobilization to overthrow him. The students’ movement, in which I personally participated, made four major demands. First, to nonviolently and democratically resolve tensions with Eritrea. Secondly, to establish a land reform that would distribute the lands to the peasants. Thirdly, to establish 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among the nationalities; Ethiopia was a multinational country led by elite who did not represent the diversity. Fourthly, to abolish the feudal system and to establish a democratic state. As in Somalia, the army was the only organized institution in Ethiopia and the civilians joined the officers to overthrow Selassie in 1974.
How did two socialist states, each supported by the Soviet Union, enter conflict?
After the Ethiopian revolution, a delegation including Soviet Union, Cuba and South Yemen organized a round table with Ethiopia and Somalia in order to resolve their contradiction. Castro went to Addis Abeba and Mogadishu. To him, Somali claims were justified. Finally, the Ethiopian delegation agreed to seriously seriously its Somali neighbor’s demands. The two countries made an agreement stipulating that no provocation should happen as long as no decision has been taken. Things seemed to start well but Somalia did not honor the agreement…
Two days after the Ethiopian delegation returned to its country, Henry Kissinger, a former Nixon Secretary of State, turned up to Mogadishu. Kissinger was representing an unofficial organization: the Safari Club that was among others including Shah’s Iran, Mobutu’s Congo, Saudi Arabia, Morocco and French and Pakistani intelligence services. The objective of that organization was to fight against the Soviet infiltration in the Gulf and in Africa. Under the Safari Club pressures and help promises, Siad Barre committed a disastrous strategic mistake of attacking Ethiopia.
What were the consequences of that war?
Soviets left the region. Somalia, still led by Siad Barre, integrated the neocolonial network of the imperialist forces. The country had been seriously damaged by the conflict and the World Bank and the IFM were in charge of “rebuilding" it. This has aggravated infighting among Somali bourgeoisie. Each regional elite wanted to have its own market. They made the divisions among the clans’ worst and contributed to the progressive dislocation of their country up to Siad Barre’s fall in 1990. Since that, any head of state succeeded to him.
But, thirty years after the Ogaden war, the opposite scenario happened: Ethiopia was suppor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to attack Somalia…
Yes, as I said, since the Restore Hope failure, United States has preferred to keep Somalia in chaos. However, in 2006, a spontaneous movement developed under the Islamic courts to fight against the local warlords and bring unity to the country. It was a kind of Intifada. In order to stop this movement from rebuilding Somalia, United States decided suddenly to support the Transitional Federal Government (TFG) after having refused to recognize it before. In fact, they realized that their project of a Somalia without effective state was no more possible: a movement – furthermore Islamic!- was about to lead to a national reconciliation. In order to sabotage the Somali unity, United States decided to support the TFG. But this later was lacking any social basis and an army. So the Ethiopian troops, commanded by Washington, attacked Mogadishu to overthrow the Islamic courts.
Did it work?
No, the Ethiopian army was defeated and had to leave Somalia. On their side, the Islamic courts were dispersed in several movements that still control a big part of the country today. As for Abdulla Yusuf’s transitional government, he collapsed and United States replaced it by Sheik Sharif, the former Islamic Court spokesman.
So Sheik Sharif has passed to “the other camp"?
He used to be the Islamic courts spokesman because he is a good orator. But he has no political knowledge. He has no idea what imperialism or nationalism are. That is why western powers took him back. He was the Islamic court’s weak link. Today he chairs a fake government, created in Djibouti. This government has no social base or authority in Somalia. It only exists on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because the imperialist forces support it.
In Afghanistan, the United States said they were ready to negotiate with Taliban. Why don’t they look for discussing with the Islamic groups in Somalia?
Because those groups want to take the foreign occupier over and to allow a national reconciliation for the Somali people. As a result, the United States wants to break those groups: a reconciliation, through the Islamic movement or through the TFG, is not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imperialist forces. They just want chaos. The problem is that today, this chaos reached Ethiopia too, which is very weak since the 2007 aggression. A nationalist resistance movement came to the light over there to fight against the pro-imperialist government of Addis Ababa. With their chaos theory, United States had in fact created troubles in the whole region. And now, they took it out on Eritrea.
Why?
This little country leads an independent national policy. Eritrea also has a vision for the whole region: the Horn of Africa (Somalia, Djibouti, Eritrea, Ethiopia) do not need foreign powers’ interference; its wealth should allow it to establish new economical relationship on the basis of mutual respect. According to Eritrea, the region must get it together and its members must be able to discuss about their problems. Of course, this policy frightens United States that fears that other countries follow that example. So they accuse Eritrea of sending weapons to Somalia and instigating troubles in Ethiopia.
Isn’t Eritrea sending weapons in Somalia?
Not even a bullet! This is a pure propaganda as they did against Syria about the Iraqi resistance. Eritrea’s vision catches up with the project of Indian Ocean revolution that we spoke about before. The western powers do not want of that and wish to bring Eritrea back to the circle of the neocolonial states under control, such as Kenya, Ethiopia or Uganda.
Are there no terrorist in Somalia?
Imperialist powers have always labeled as terrorists the people who fight for their right. Irishmen were terrorists until they signed an agreement. Abbas was a terrorist. Now, he is a friend.
But we heard about Al Qaeda in Somalia?
Al Qaeda is everywhere, from Belgium to Australia! That invisible Al Qaeda is a logo designed to justify to the public opinion military operations. If United States say to their citizens and soldiers: “We are going to send our troops into the Indian Ocean in order to probably fight against China", people would be afraid of course. But if you tell them that it is just about fighting piracy and Al Qaeda, it won’t be a problem. The real goal is however different. It consists in setting forces in the Indian Ocean region that will be the theater of major conflicts in the coming years. This is what we will analyze in the next chapter…
【中俄鷹派抬頭-中俄地緣戰略結盟態勢已成/中俄聯手否決制裁敘利亞案 美帝瘋狗續泡製“中東版天安艦事件”-伊朗陰謀暗殺沙特大使(挑撥遜尼派vs.什葉派)】
奧巴馬:伊朗須為刺殺沙特駐美大使陰謀付出代價
【華盛頓消息】據媒體報導,美國總統奧巴馬13日表示,伊朗必須為其策劃刺殺沙特駐美大使的陰謀付出代價,美國將對伊朗實施“最嚴厲”的制裁,並且“不排除任何選項”。
奧巴馬當天是在白宮與到訪的韓國總統李明博召開聯合記者會時說這番話的。他稱,這一陰謀不只是伊朗的“一個危險的升級”,它是伊朗政府“危險和魯莽行為”模式的一部分。
奧巴馬指出,在這起暗殺沙特駐美大使的陰謀中,有一個伊朗裔美國人參與其中,而伊朗政府內部的某些人和他有直接聯繫,並支付資金給他。
“這些事實有目共睹,除非掌握了支撐這些指控的證據,否則我們不會隨便提出這樣的指控。”奧巴馬說,“我們已經與所有的盟友、國際社會接觸,並將事實擺在他們面前。我們相信人們分析之後,對這些事實不會有爭議。”
奧巴馬指責伊朗的做法遠遠超越了可接受的國際行為準則,而這只是伊朗長期以來一系列暴力行為的一個例子而已。
奧巴馬表示,美國將同其他合作夥伴和盟國一起確保伊朗為此付出代價。第一步,美國將起訴那些參與這起陰謀的個人;第二步美國將對伊朗實施“最嚴厲”的制裁,並繼續動員國際社會進一步孤立伊朗。
“現在我們不排除任何選項來對付伊朗,但你可以預期,我們將繼續對伊朗政府施加各種壓力。”奧巴馬說。
美國司法部11日宣佈挫敗一起企圖暗殺沙特駐美國大使阿德爾•朱拜爾的陰謀,一名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成員及一名擁有美國和伊朗雙重國籍的美國公民遭起訴。
美國政府指責這起暗殺行動與伊朗政府有關。但伊朗政府堅決否認,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副司令侯賽因•薩拉米13日說,美國指控伊朗參與暗殺沙烏地阿拉伯駐美國大使是一場“毫無根據的鬧劇”。
【時事點評】請大家注意這兩段文字,原文分別是:
第一段:美國總統奧巴馬13日表示,伊朗必須為其策劃刺殺沙特駐美大使的陰謀付出代價,美國將對伊朗實施“最嚴厲”的制裁,並且“不排除任何選項”。
第二段:美國政府指責這起暗殺行動與伊朗政府有關。但伊朗政府堅決否認,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副司令侯賽因•薩拉米13日說,美國指控伊朗參與暗殺沙烏地阿拉伯駐美國大使是一場“毫無根據的鬧劇”。
● 所謂的“證據”,是可以“精心製造”出來的
這的確是一場“鬧劇”,但伊朗政府、及一切愛好和平的力量必須警惕的兩點是:
第一點,隨著局勢的進一步惡化,它“最終”未必是“毫無根據”的,因為,憑藉美國之前“製造”天安號事件的“功力”與“動機”(更早一點,為發動越南戰爭,美國政府還有“製造”北部灣事件事件的前科),所謂的“證據”,是可以“精心製造”出來的。
●“刺殺案”原本就是一部“現代美國版的‘指鹿為馬’”
第二點,也是最值得警惕的一點,“刺殺案”原本就是一部“現代美國版的‘指鹿為馬’”。
一如秦朝時的趙高,“始作俑者”最為關注的並不是所謂的“證據”,而是“效果”如何,也就是說:在自己公開“指鹿”之後,是否有“附合謂馬者”,特別是,“附合謂馬”者都是何人?
● “美全球戰略”向“方方面面”以“最貼近真實地”的形式“正式亮出了”自己的底牌
因此,既然“美國行政當局”的“最高層”親自出面上演“指鹿為馬”的“現代版”,意在將“刺殺沙特駐美大使”的標籤貼在了伊朗頭上,並借此“劃清敵友”,那麼,這也就意味著華盛頓在這個問題上“已經刻意地”、“徹底排除了迴旋餘地”,也就是說,“美國全球戰略”已經向“方方面面”以“最貼近真實地”的形式“正式亮出了”自己的底牌。
● “美國利益決策層”再一次對“美國伊朗政策”進行了“具體量化”
“這張底牌”上赫然包括有這樣幾條:
第一條,顯然,這當然就是美國總統奧巴馬“親自出馬”的意義所在,即:以“美國利益決策層”之“最高級別發言人”的身份“強調”:這是“美國伊朗政策政策”的“最後態度”;
第二條,在“第一條”的基礎上,特別是,在“方方面面”之間的“第四波排列與組合”都在“極盡變幻”的“新形勢”下,“美國利益決策層”再一次對“美國伊朗政策”進行了“具體量化”,也就是此番“親自出馬”、且“表現得”“不再打算傾聽”的奧巴馬、通過那張“我們既從未相信、且也從未看好過”的“大嘴”、一字一句吐出的、堪稱是“美國單邊主義(小布希、切尼、接姆斯菲爾德、賴斯….時代)”最為囂張時之“對伊政策拷貝”的“美國對伊朗最新計畫”。
● 這不僅僅是一份“對伊朗新計畫”,它還是一份“殺機畢現”的“美國全球戰略”
值得強調的是,這份在“操作層面”上有著“雖出於水、但寒于水”之特性的“拷貝件”,稱得上是一份“殺機畢現”的“美國對伊朗最新計畫”,而值得警惕的是,由於“伊朗問題”基於“非美勢力”、特別是中國全球戰略的極端重要性,這不僅僅是一份“對伊朗新計畫”,它還是一份“殺機畢現”的“美國全球戰略”。
另外,如果站在中國決策層的角度去觀察,那麼,它還是一份“殺機畢現”的“美國對華新計畫”。
● “美國利益決策層”強加給“國際社會”頭上的選擇其實就是兩個:YES或NO!
第三條,在“第一條”與“第二條”的基礎上,也就是為了強調“美國將以決不動搖的決心”去“兌現”這份“美國對伊朗最新計畫”,“美國利益決策層”決心“不再要任何迴旋空間”,
也就是說,在“如何對待伊朗”的問題上、或者是否定性伊朗的恐怖身份問題上,口口聲聲稱“拿到了確鑿證據”的“美國利益決策層”強加給“國際社會”頭上的選擇其實就是兩個:YES或NO!
● “美國決策層”顯然在借“這一重大事件”、試圖“重新爬上”國際道德、特別是國際法的制高點
顯然,這就一如小布希在911之後、借“幾千條人命”的“巨大悲情”,沖著國際社會、拋出的那個“極其霸道之宣言”:要麼就是美國的朋友,要麼就是美國的敵人!
不難看出,“整個事情”走下來,“美國決策層”顯然在借“這一重大事件”、試圖“重新爬上”國際道德、特別是國際法的制高點,製造出一種“911式不容他人說不”的“道德高壓氣氛”,通過“重新炮製”一個“不是美國的朋友,要麼就是美國的敵人”的“911式悲情氣場”,催促,準確地講、是同時用“實力(美國軍事、特別是金融實力)與道德(伊朗刺殺他國大使的行為如果坐實,伊朗當然會不容於國際社會)”的“高壓”,催促“方方面面”在“諸多重大國際問題”上、盡可能地“循著有利於美國利益的思路”進行“排列與組合”、也就是在至關重要的“伊朗問題”上“重新站隊”。
● 美國“公然不要”其“國家體面”、彰顯其更加被動
第二,在“第一”的基礎上,特別是,從美國竟然弄出“伊朗策劃刺殺沙烏地阿拉伯駐美國大使”這一“荒唐劇本”、從而“公然不要”美國“國家體面”的情況來看,
我們還認為,美國“旨在支配全球”的“全球既定戰略”也未因塞進幾根“巧實力”的槓桿就從全局被動中扭轉過來,
不僅未扭轉,反而因“埃及之亂後續發展”的“脫稿運行”而更加被動。
● “美國利益”的確在不惜一切手段地、迫使歐盟、特別是中國最終做出“戰略誤判”
而在之前的點評中,我們曾經以大量篇幅詳細論證了這樣一組結論,即:
第一,我們認為,在“美國單邊主義(小布希主義)”隨著奧巴馬的上臺而換了一張“嘴臉(傾聽主義)”之後,美國“旨在支配全球”的“全球既定戰略”並未因抹上幾層“傾聽色彩”而有“實質性調整”!
顯然,從奧巴馬不顧伊朗的“公開揭露”、悍然地“以美國最高行政官員”的身份、從“那張大嘴”今天正式吐出“伊朗必須為其策劃刺殺沙特駐美大使的陰謀付出代價,美國將對伊朗實施最嚴厲的制裁,並且不排除任何選項”….的強硬言論,從而為“中東版天安號事件”正式背書之後,任何稍有政治敏感度的人都會明白:美國“旨在支配全球”的“全球既定戰略”從來沒有因美國總統的換了“膚色”而有任何實質性改變。
不僅沒有改變,且從美國以不同的方式、但性質卻一樣卑鄙的手段,連續策劃“天安號事件”、“伊朗刺殺沙烏地阿拉伯駐美大使”的“惡劣劇本”來看,如果僅僅站在“中、歐、美”的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美國利益”已經的確如我們所說,在不惜一切手段地、迫使歐盟、特別是中國最終做出“戰略誤判”。
● 再談“歐洲利益(歐洲國家利益與歐洲資本利益)”目前面臨的一個最大、且最緊迫問題
在這裏,我們再次強調兩點:
第一點,在我們的討論中,在這個問題上,如果站在中國利益的層面,
那麼,對“歐盟利益”而言,它可能做出的“戰略誤判”,主要在於:
歐盟或“實質性配合‘美國利益’、用天量的流動性、水淹南方經濟”,
或向美國提供實質性南亞配合,與美國一道進行所謂“南亞破局”,從而“實質性地”與美國聯手,全面惡化“中國的外在安全環境”。
而一旦歐盟最終做出“戰略誤判”、並令美國最終實現了“全面惡化中國外在安全環境”的戰略目的,則美國隨之期望中國也出現的“戰略調整”就是:中國或“為”避免自己的外在安全環境被全面惡化,或“因”無力承受自己的外在安全環境被全面惡化,而最終選擇接受“中美共管地球的G2模式”,從而令美國可挾“中美之合力”,迅速解決歐元(歐盟)問題。
顯然,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說:一旦歐盟做出“戰略誤判”,且中國被迫進行上述“戰略調整”,也就等同于歐盟“自我啟動”了歐盟(歐元)的“快速瓦解進程”。
也正因如此,“這個問題”恰恰是“歐洲利益(歐洲國家利益與歐洲資本利益)”目前面臨的一個最大、且最緊迫問題。
● “再談”中國如最終坐視美國有效擊穿敘利亞“止損點”而“不作為”、或者“不有效作為”,將導致“中國全球戰略”徹底崩塌
第二點,在我們的討論中,在這個問題上,中國也要避免出現“重大的、不可逆轉戰略錯誤”,即:
其一,如果僅僅在經濟、特別是金融層面去考慮問題,則比如,在“中、歐、美”之中率先進行不可逆轉的加息週期、繼而全面喪失貨幣特別是資本政策的自主權,最終實質性地‘自我滅活’中國的經濟活力;
其二,如果我們在“綜合層面”去考慮問題,則比如,中國最終坐視美國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國際社會”之“大多數”的中東利益的“止損點”而“不作為”、或者“不有效作為”,從而導致“以中國經巴基斯坦至伊朗”的這一“戰略走廊”為支點的“中國全球戰略”徹底崩塌。
● 重溫“前三波排列與組合”的觀察結果,有助於更加清醒地觀察目前看似“變幻莫測”的國際局勢
第三,我們也認為,自“國際局勢”以“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及“科索沃單方面宣佈獨立”為標誌,不可逆轉地進入“科索沃獨立後續發展階段”,並“如我們所預期地”依次經歷了、分別以“美、俄直接交手”與“歐、美直接交手”及“中、美直接交手”的“第一、二、三波排列與組合”,其“真實的歷程”已經為我們提供了“極其豐富的觀察結果”,來幫助我們更加清醒地觀察目前的局勢,也就是看似“變幻莫測”的“第四波排列與組合”。
在占盡天時、地利與人和的情況下,美國利益何以仍然無法阻止次貸危機的“最終爆發”
其一,美國次貸危機的“最終爆發”,意味著這樣一個事實,即:即便當時“美國絕對實力”特別是“相對實力”都處於顛峰狀態,即便是堪稱“美國史上最具鷹派色彩”、對外“強硬至極致”的“單邊主義政決策團隊”,即便策略性地通過“911”騙到了美國社會對“在外發動戰爭的極高支持度”、且騙到了世界輿論的高度同情,
“美國利益”最終還是無法用像一、二次世界大戰那樣,通過“週邊(相對於美國本土)”的“非和平方式”、去解決“美國經濟結構上的問題”、或者美國社會結構問題、更或者美國制度層面的結構問題。
顯然,以“911事件”為標誌,“美國利益”在占盡天時、地利與人和的情況下,仍然無法阻止美國次貸危機於2007年“最終爆發”,再加上期間“近乎7年的解決時間”,所有這些都已經充分證明了一點,那就是:
在“大國層面(歐盟計算在內)”上,作為內部問題累積最為嚴重、社會矛盾最為尖銳的主要“政治經濟體”,由於“美國國家利益”想借“西方資本(美國資本)”之力去支配全球、從而可以犧牲“非美勢力”為代價、去解決它自身很難獨自解決的問題,因此,它事實上遭遇了“非美利益(主要是中歐俄、拉美國家、中東國家)”集體的、且是“實質性”的強烈反對。
● 曾經至剛至強的“小布希決策團隊”終於不得不做“非實質性、但卻非常重要的戰略調整”
其二,而“美國單邊主義”試圖“在週邊”解決問題的戰略、在殘酷的現實面前撞得頭破血流、且美國次貸危機也終於2007年8月“風生水起”、慢慢“浮出水面”之後,2007年未至2008年初,此前還至剛至強之“美國利益”的“小布希決策團隊”終於不得不做“非實質性、但卻非常重要的戰略調整”。
這種調整的“代表性事件”就是“科索沃單方面宣佈獨立”。
● “科索沃單方面宣佈獨立”是美國被迫向歐盟簽下的一份“投名狀”
科索沃於2008年2月單方面宣佈獨立“表面”上是“歐、美利益”基於“中東利益”與“南亞利益”進行戰略交易的一個衍生品。
而實際上,則是全局被動的“美國既定全球戰略”,一方面“即無法、也不甘心”割捨“中東核心利益(以犧牲以色列的方式推動中東和平進程、並就此成全‘歐盟利益’的中東地位)”,而另一方面又“想儘快拿到歐盟南亞實質性配合”,從而“簽下的”一份“向歐盟展現極大戰略合作誠意”的“投名狀”。
顯然,“美國利益”簽下這份“投名狀”的意圖在於“先以空間換空間,再以空間換時間”,在於“繼續推進”其“既定的全球戰略”,在於繼續推進主要針對中國的“南亞破局”。
● “美國南亞政策”具有強烈的“連環性”
而就如我們之前多次強調,“美國南亞政策”具有強烈的“連環性”,即:除了伺機發動“實質性破局”以全面破壞中國全球戰略的戰略空間、“先”將中國徹底堵截在中國境內、“再”利用“三獨框架”、結合所謂“徹底民主政治、完全自由經濟”等手段、將中國推入“瓦解進程”的險惡用心之外,
它的另一功用,就是想用一種“最貼近真實”的“破局努力”,迫使中國妥協,從而好挾“中-美經濟之合力”,於“轉身間”一舉擊潰“自運行之日起”就不斷挑戰美元地位、不停蠶食美元市場份額的歐元,並伺機瓦解“直到今天仍在全力進行整合的歐盟”。
顯然,在這個問題的“努力層面”上,也就衍生出所謂的“中-美共管地球的(G2/美中國)模式”,並出現了以美國總統奧巴馬、美國前政要布熱津斯基、基辛格等為“代表性說客”的“美國朝野聯合豪華推銷團”。
● 中、歐也將南亞與中亞(阿富汗)視為一個“連環劫”
(直到一、兩年前才)洞悉這些的中國與歐盟,在應對上,即出於各自的核心利益、也出於雙方的全球共同利益,大體上,也是將南亞與中亞(阿富汗)視為一個“連環劫”,從而一方面努力維持著交織于伊核問題上的“中-歐-俄”戰略協調,一方面,彼此策應著將“大國間戰略利益主要交易平臺”從中國的重中之重–南亞方向、慢慢移向均遠離“中-歐-俄”的重中之重,卻獨獨聚集了美國核心利益的中東方向。
顯然,在這個問題上也就出現了中國“不僅” (直到一、兩年前才開始)力拒“美國朝野聯合豪華推銷團”傾力兜售的“中美共管地球的(G2/美中國)模式”、且堅決奉行“扶弱(歐元)鋤強(美元)”的政策,與歐盟死活不願意向美提供“實質性南亞配合”、
且與俄羅斯一道,積極策應中國發動的“東亞(東北亞、南海)、南亞問題全部都與美國在中東談”、從而形成了當前這種“一切重要問題都與美國在中東談”的、“中歐俄”輪番上陣、“輪番消遣”美國全球利益的局面。
在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美國利益決策層”基於“美國資本利益(含Wikileaks維琪解密)”而不顧“美國國家利益”所策動的“埃及之亂”、及其“後續發展”不過是美國針對“一切重要問題都與美國在中東談”所展開的、旨在“以攻為守”的戰略反擊。
● 站在中國的角度看問題,美國的戰略反擊有兩個意圖
如果僅站在中國的角度看問題,美國的戰略反擊有兩個意圖:
第一個意圖,是沿“歐亞海上運輸線”全面破壞中國的外在安全環境,
從而“仿效”中國針對美國的“一切重要問題都與美國在中東談”(注,這實際上就是出“圍魏救趙”),在南亞之“外”、繼續其“南亞政策”、也就是要麼迫使中國接受“中美共管地球的G2”,
要麼,就將“歐亞運輸線之亂”導向專門針對東亞經濟、特別是中國經濟的“東亞、或者中國海上運輸線之亂”,從而伺機展開對東亞、特別是對中國的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
而值得強調的是,至於“後者”,它“既”是我們常常提及的、“暗渡陳倉層面的(側重于經濟與金融攻擊)南亞破局”,“也”是日後“西方資本”伺機上演“巴基斯坦之亂、特別是印度之亂”的“準備工作”。
第二個意圖,在展開“上述意圖”的基礎上,伺機將“大國間戰略利益主要交易平臺”從目前這種“均”遠離“中、歐、俄”的重中之重,卻獨獨聚集了美國核心利益的中東方向、再慢慢移回中國的重中之重–南亞方向,如果歐盟基於自己的一已私利、在美國的強大壓力下(歐洲債務危機)、其“全球政策”最終願意向“美國全球政策”提供“實質性配合”的話。
● 美國終於跟隨歐盟之後、雙雙跳入“坑”中的主要原因
顯然,如果歐盟仍然不願意向美國提供“實質性配合”,那麼,美國用來威脅歐盟的手段就是:利用“美元本位制”的“剩餘價值”與“美國軍事力量”,將歐盟按在“利比亞之亂”這個“坑”中,並“持續加壓”歐洲債務危機,且伺機對歐盟(歐元)跨海(地中海)予以致命一擊。
這也正是我們認為:隨著美國出爾反爾、最終決定向利比亞派出“大量”地面部隊、從而“表面上“是保護美國在利外交機構、人員的安全,但“實際上”卻是為“卡紮菲(格達費)勢力”提供“安全遮斷”,美國終於跟隨歐盟之後、雙雙跳入“坑”中的主要原因。
● “卡紮菲(格達費)勢力”的主要成員何以生不見人、死不見屍?
如果從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我們就很容易明白:
為什麼在利比亞這個樹沒幾棵、草沒有幾叢、到處是沙漠的不毛之地,“卡紮菲(格達費)勢力”的主要成員均是生不見人、死不見屍了。不僅如此,還能指揮“親卡武裝”繼續作戰。
在此,如果歐盟、特別是今天的“利比亞執政當局”膽子足夠,在此就為其支一個招:
包圍、甚至強行進入美國駐利比亞大使館、及其它外交機構、商業設施,或者、長時間地切斷“美國地面部隊駐地”與外界的聯繫,時間到了,一定會有意外的、重大收穫!
然而,一旦如此,後果可要自負!我們可不為此承擔任何責任,道理很簡單:“大家可都是成年人”!。
● 一旦如此,也就意味著如今已雙雙落入“坑”中的“歐、美”,誰也甭想從利比亞這個坑中“安全地爬出來”
至於後果,主要有兩個:
第一,這種大膽行為本身就是一種“撕破臉皮”;
第二,一旦歐、美以任何形式“撕破臉皮”,也就意味著“利比亞之亂”會立刻升格為“利比亞內戰”、直至“科索沃戰爭”的重新爆發,這也就意味著在利比亞這個曾經的“觀察點”、如今的“撕裂點”上,始於伊拉克戰爭就出現、且持續至今的“歐美大西洋裂縫”就被“徹底撕裂了”。
而一旦如此,也就意味著如今已雙雙落入“坑”中的“歐、美”,誰也甭想從利比亞這個坑中“安全地爬出來”,
對“歐盟利益(歐元)、美國利益(美元)”雙方而言,“死活”另說,但彼此間落個“斷胳膊少腿”、則是必然的!
● 一旦如此,作為聯盟也好(歐盟),國家也罷,“歐、美”之間也必然瓦解一個!
事實上,局勢發展至今,自“美國利益”也決定步“歐洲利益”後塵、跳進利比亞這個“坑”中,從而令利比亞從“觀察點”立刻轉化為”撕裂點“之後,
從“中、歐、俄、美”圍著“敘利亞”這個“止損點”的一連串表現來看,除非“矛盾雖可以調和、但卻很難調和”的“歐、美資本利益”之間的一方“甘心歸順對方、並為對方所驅使”,
否則,在“矛盾雖可有效緩和、但不可調和”的歐、美國家利益”的“強大張力”下,利比亞這個“坑”最終必然埋葬“現代西方資本”中的“一支”,
而一旦如此,作為聯盟也好(歐盟),國家也罷,“歐、美”之間也必然瓦解一個!
在這個問題上,再次強調:
“歐、美資本利益”之間的矛盾之所以“可以調和、但卻很難調和”,恰恰在於“歐、美國家利益”之間的“強大張力”,
也在於“中、俄”的“挑撥離間”,
還在於歐盟也“沉迷”於“一切都可與美國在中東談”的“新戰略遊戲”。
● 該決議案”分明是“美國擬定、之後、委託歐盟發佈”的!
在這個層面上,如果我們去觀察“中、俄”聯手否決“那份‘據稱’是歐盟提出、美國支持.”的“聯合國譴責敘利亞決議案”,那麼,我們也就不難看出這樣幾絲隱晦、但卻極其強烈的信號:
第一,什麼是“歐盟提出、美國支持”?
從內容看,“該決議案”分明是“美國擬定、之後、花‘錢’、且是一大筆‘錢’、委託歐盟發佈”的!
● 除了落入“坑”中之外,“美國利益”基本上是一無所獲!
根據我們的觀察,美國為了這個“委託”,那可是花了大價錢的!
別的不說,僅以利比亞為例,從完全就是一群“烏合之眾”的“利比亞反對派”以令人吃驚的速度、迅速攻佔卡紮菲的大本營--的黎波里,
到卡紮菲(格達費)勢力突然退出“公眾的視野”,
再到“利比亞反對派”得到“中、俄”的承認,從而成為“利比亞執政當局”,
最後,“美國利比亞政策”為了保留“埃及之亂”的“調整後劇本”不就此中斷,不得已讓地面部隊進入利比亞、正式跳進“坑”中,
作為“旁觀者”,我們認為:“美國利比亞政策”對歐盟的“讓步”可謂巨大,
但是,所有這一切的“努力與冒險”均被“中、俄”的否決給粉碎了,不僅如此,美國全球戰略還就此留下一個巨大的隱患:那就是,努力的代價付出了,但得到的結果卻是:除了落入“坑”中之外,基本上是一無所獲!
因此,我們也就不難明白,為何作為“支持者”的美國卻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得“歇斯底里”般的“憤怒”,而作為“提出者”的歐盟,反倒是“譴責”兩聲了事了!
● 歐盟更多是在“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且對結果抱持一種“錢貨兩清”的態度!
顯然,在這筆“一要問題都與美國在中東談”的交易中,歐盟更多是在“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且對結果抱持一種“錢貨兩清”的態度!
值得強調的是,該決議案事先已經被大量修改,其中,許多文字、甚至是所謂的“提出者”歐盟出面,根據俄羅斯、特別是中國之“敘利亞政策的原則”進行的修改,因此,歐盟在“中、俄”這裏,事先也早就“有個交待”!而美國最終同意“大量修改版”,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在“中、歐、俄”之間打根楔子、並借此“尋找”曲解“中、俄”之“敘利亞政策”的餘地,也就是意圖尋找一個“突破點”。
● 歐盟自然是此輪角力的“最大收益者”
因此,從“中、俄”斷然否決“按自己意見大量修改(排除了軍事解決項)”之後“文稿”的動作來看,自然是洞悉美國的企圖,因此,也就是不給美國這個機會。因此,作為“提出者”的歐盟自然是此輪角力的“最大收益者”。
● 正式完成了“新遊戲”的“第一輪”
討論進行到這裏,我們也就不難看出,最重要的,在“中、俄”分別在歐盟的策應下,分別“階段性平息”了“東北亞(2010年3月美國自導自演自殘栽贓挑撥的天安號事件)、南海問題國際化”、及“階段性收穫”了烏克蘭利益之後,“中、俄”聯手否決決議案的結果,對歐盟而言,顯然不僅未傷及“中-歐-俄”的戰略協調(中、俄在不同場合分別再次強調支持歐元的穩定),還讓歐盟“階段性收穫”了一個“利比亞執政當局”。
毫無疑問,中國率先出手的“一切重要問題都與美國在中東談”的“新戰略遊戲”,在此之前,就已經“菜過兩味(中、俄)”,至此,也就算是“酒至三巡(中歐俄)”、從而正式完成了“新遊戲”的“第一輪”。
● 儘管是已“酒至三巡”,但“中-歐-俄”本質上仍然是“階段性收穫”
同樣毫無疑問的是,儘管是已“酒至三巡”,但“中-歐-俄”本質上仍然是“階段性收穫”,
而從歐盟制裁敘利亞、特別是伊朗的“力度”上來看,特別是,從“中、緬”之間的關係因“緬甸民主”而出現某種裂痕,及中國13名公民在“這個時間點”在東南亞被慘忍殺害的情況來看,“該遊戲”還將“繼續遊戲”下去。
● 即便是在利比亞,“遊戲”還將“繼續”!更別提敘利亞這個“止損點”了
而從烏克蘭前總理在“這個時間點”被判刑、但“判斷內容”令歐盟與俄羅斯“均不滿意”的情況來看,俄羅斯“階段性收穫”的“烏克蘭利益”也會有所反復,
至於歐盟的“階段性收益”,從“親卡武裝”近日突然大舉反攻“利比亞執政當局”的“大跌眼鏡”來看,都是“再合乎邏輯”不過的了。
顯然,即便是在利比亞,“遊戲”還將“繼續”!更別提敘利亞這個“止損點”了。
● 一道“至關重要”的“強烈信號”令“美國利益”感到“意外”、並受到沉重打擊
因此,想強調的是:在很大程度上,歐盟“提出”該決議、及“該決議”最終被否決,都符合“中歐俄美”的“敘利亞政策”,
但令“美國敘利亞政策”意外的是,儘管美國人打出一大堆牌(比如:美國參院準備通過人民幣匯率法案,對台軍售案),且按中國的意味做了修改,但中國依然與“必然出手否決”俄羅斯一道聯手投出了“否決票”。從而向“方方面面”發出一道“至關重要”的“強烈信號”。
從本質上講,美國之所以以“歇斯底里”的方式去“憤怒”,恰恰在於這道“至關重要”的“強烈信號”令“美國利益”感到“意外”、並受到沉重打擊了。
● 中、俄聯手傳遞一束“最為明確”、且“不容他人有一絲一毫曲解餘地”的“明確信號”
第二,“中、俄”何以聯手“否決”一份“已經被大量修改”的“譴責案”?
對此首席就指出,這是為了向“方方面面”、特別是敘利亞與歐盟、『阿盟』傳遞“最為明確”、且“不容他人有一絲一毫曲解餘地”的“明確信號”,即:
其一,不論“中、歐、俄、美”與『非盟』、『阿盟』等在“利比亞”這個“撕裂點”的“排列與組合”如何變化,“敘利亞”的確就是“國際社會”之中東共同利益的“止損點”;
為此,在滿足“確保敘利亞國家安全不受外來勢力軍事、也包括政治顛覆”的“前提條件”之前,即便是“譴責”也不行!
其二,在“其一”的基礎上,“中、俄”作為有能力對抗美國、甚至北約的“兩個主要軍事強國”,絕不允許“敘利亞”成為“利比亞第二”。如果有誰不信,可以試一試!
其三,在“其二”的基礎上,如果有人一定要試,那就得準備面對中東的全面破局、甚至最暴力破局!
而在這個問題上,特別是“伊朗跨越核門檻”的問題上,我們曾經多次強調,這是個“中、歐、俄”之“大多數”便可決定的事情。不論美國是否反對!
● 一旦……也就無所謂什麼“投鼠忌器”了
其四,在“其三”的基礎上,如果“有人”不“全力阻止”美國在敘利亞問題上的冒險,
那麼,“絕不允許”“敘利亞”成為“利比亞第二”的“國際社會”,也就無所謂什麼“投鼠忌器”了,
也就是說,中東國家也好,海灣國家(如沙烏地阿拉伯)也罷,如果不與“國際社會”一道“全力維護”敘利亞這個“止損點”,反而試圖“借機”去打那個“什葉派與遜尼派、甚至庫爾德問題”的“小算盤”,
那麼,中東的全面破局、甚至最暴力破局的後果是什麼,恐怕就得仔細掂量掂量!
● “混水摸魚”的招,誰都會玩、也都想玩,也都有能力玩!
在這個問題上,想強調幾點:
首先:“混水摸魚”的招,誰都會玩、也都想玩,也都有能力玩!
其次:一旦“中、俄”也準備憑藉自己的實力、甚至攜帶『上合(組織)』之力去“攪混水、玩摸魚”,作為“魚(中東之亂)”的“所在地”──“中東國家”與“美元本位制”、更或者“西方資本(包括了歐洲資本利益)”,相對而言,其實並沒有“混水摸魚”的本錢。
●“穿鞋者”在那兒拼命鬧事,足見“新遊戲”下的中東局勢之“實質”
誰都知道,建設與維持一個框架、比徹底摧毀一個框架、要困難得多!更何況,在中東這個地方,誰是穿鞋者、誰是光腳者,可謂一目了然!
而眼下偏偏是“穿鞋者(美帝)”在那兒拼命鬧事,足見“新遊戲”下的中東局勢之“實質”。
● 美國決策層”必須正視的一種“可能性”
最後,對“美國利益”而言,“中、俄”讓伊朗加入“上合”似乎還有“中-歐-俄伊核戰略協調”這一層因素而“有所顧慮”,
但如果萬不得已,且又不必要“最暴力破局”,那麼,將“敘利亞”納入『上合(組織)』的保護之內,從“中、俄”聯手否決“決議案”的架式來看,恐怕也是“美國決策層”必須正視的“可能性”。
顯然,一旦如此,國際社會進出加沙(Gaza)的“第三條通道”是不通也得通!
一旦如此,“中、俄”也就正式“入主中東”,並以強力平衡“美-以”軍事力量的“平衡者”的形象出現。
而一旦如此,美國中東安全框架的經濟支點--沙烏地阿拉伯,出於“美元本位制”不可靠性,也就會迸發出類似今天土耳其所表現出的“強大活力”。
否則,在諸多“中東地方王”都將維護中東地區自身利益、阿拉伯利益、或者伊斯蘭利益的“爭先恐後”下,還敢緊跟美國的沙烏地阿拉伯其政權的存在就會立刻成為問題。
● 站在美國的角度,不論是中東的全面破局、還是最暴力破局,其後果都將是“不可控”的
因此,站在美國的角度去考慮問題,不論是中東的全面破局、還是最暴力破局,只要“中、俄”聯手強行介入,其“後果”都將是“不可控”的。
而對於許多中東國家、或者伊斯蘭國家而言,這種局面一旦形成反倒又是可以接受的,在這個問題上,在“尊王攘夷”下突然變得“活力四射”的土耳其,就是一個鮮活的例子!
● 在“尊王攘夷”下突然變得“活力四射”的土耳其,就是一個鮮活的例子!
如果在這個層面去觀察“美國指責伊朗策劃暗殺沙烏地阿拉伯駐美大使”,且聲稱“要對伊朗實施最嚴厲制裁”、且“不排除任何選項(這當然包括軍事解決)”,而沙烏地阿拉伯卻“不吭聲”,
顯然,“該指控”無論真、假,都將後果嚴重、且值得高度警惕。
可以肯定的是,美國人在“捏造事實”,因此,在警惕什麼的問題上,自然是警惕美國人“此舉的真實意圖”是什麼?
我們認為,如果結合敘利亞之前公開警告“將以自殺式襲擊報復西方的攻擊”,那麼,我們就不難強烈地感覺到:所有這些,似乎意味著“美國利益”準備在至關重要的敘利亞方向進行某種“重大行動”,
至於這種“重大行動”是否導致敘利亞這個止損點被徹底擊穿,恐怕還需要觀察,因為,通過上面的討論我們已經可以看出,“美國利益”目前雖有徹底擊穿該止損點的“強烈動機”,但卻沒有相應的“戰略資源”以掌控“徹底擊穿”之後的局面。
因此,我們認為,即便果真有某種“重大行動”,也是一種“伴隨攻擊的測試計畫”,且“測試”的因素居多。
但就如我們之前所說,如果“國際社會”不能及時“強硬反擊”,則這種原本“測試”因素居多的“伴隨攻擊的測試計畫”,將立刻轉換為“攻擊居多”的“攻擊計畫”,且中國、俄羅斯等國際社會很難事後補救,即便能補救,付出的戰略代價也會較“在第一時間就及時強硬反擊”來得更加高昂。
● “國際社會”有必要做好“及時強硬反擊”的“一切準備工作”、準備好“以亂對亂”,
因此,我們強烈建議:“國際社會”有必要做好“及時強硬反擊”的“一切準備工作”、以“準備好”在“第一時間”就可做出包括、政治、經濟(金融)、特別是軍事層面的“強硬反擊”,準備好“以亂對亂”、“以亂制亂”、及“亂中取勝”,從而迫使“美國利益”知難而退!
● 許多國家都在搶時間、以上下其手、“多方通吃”
如果我們在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
在美國“公然警告”巴基斯坦之餘,
近期來集中爆發的中國13名公民在泰國遇害、
印度、緬甸、越南的外交突然活躍、
日本積極插手南海問題,
特別是歐盟(德國)也開始回到越南,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顯然,“這些周邊”國家似乎也看清楚了“中東局勢”的詭秘與危險、或者不可預測。
因此,也在搶時間、以上下其手、“多方通吃”。不僅如此,由於時間太急,在“吃相”上還顯得極其難看。
● 越南著眼於將自己從“中國視軍事打擊越南作為攻取南海‘錦州’之‘點’的‘危險性’”解脫出來的“靈活一著”。
“吃相”最為難看的是印度與越南。
以越南為例,一方面,越南國家主席訪印,並與印度一邊頂著中國的警告、簽了一份註定不會實質性兌現的“南海開發資源協議”,
另一方面,越南執政黨主席卻訪華,並與中國簽了一份旨在“雙邊解決南海爭端”的“雙邊協議”,並引發“強調南海問題應多邊解決的菲律賓(實際上是美國)”的強烈不滿。
從越南的情況我們不難看出,越南與中國簽的這份旨在“雙邊解決南海爭端”的“雙邊協議”,根本就是在打自己、也在打剛剛跑到美國去商量南海問題的“東盟”的臉,
但在“前段中國軍事高壓”下“明白了自己處境”的越南,此次雖然吃相難看,但卻是著眼於將自己從“中國視軍事打擊越南作為攻取南海‘錦州’之‘點’的‘危險性’”解脫出來的“靈活一著”。
● 美國所給予期望的“南海問題國際化”在越南這個“關鍵點”上提前“漏風”了
由此,我們也不難看出,美國所給予期望的“南海問題國際化”在越南這個“關鍵點”上,就提前“漏風”了。
既然越南如此,那麼,近來積極插手越南、緬甸的印度,其“可用性”又有幾何?更何況,在兩波孟買襲擊案中均能保持冷靜、且一次比一次冷靜的印度,自己就在一邊增兵中、印邊境,但一邊也在開始用人民幣結算。其“吃相”也好看不到哪兒去!
還有那個滿世界叫喊著要插手南海的日本,它的首相不也一邊強烈要求與中國建立軍事熱線、以防止意外衝突,一邊還在“試探著”訪華的話題嗎?
● 不僅是中國、俄羅斯也已然準備在“中東大亂”
從本質上講,只要“怕打的”越南最終願意與中國在雙邊框架內解決南海問題,那麼,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已經在準備“浴火重生”的中國經濟、在南海方向以自己的綜合實力、實現“錦州效應”、繼而在確保“中國最低限度內迴圈”的問題上,就會容易得多、且高效得多。
在此前景下,美國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也好,“國際社會”強烈進行反擊也罷,總之,從俄羅斯總理訪華成果,且雙方簽定一大堆“意在中東大亂派上用場”的“中俄能源協定”的情況來看,不僅是中國、俄羅斯也已然準備在“中東大亂”。
值得強調的是,一旦歐盟在“中、俄”的“實質性支持”下搞掂“利比亞之亂”,則歐盟也就為“中東大亂”準備好了“新的能源供應基地”。
防止歐盟得到這塊近在咫尺的“能源基地”、繼而與“中、俄”合流,特別是以“一個穩定、親歐的利比亞”作為“科索沃問題”的一個戰略屏障,這也正是“美國利益”寧願食言、向利比亞派出地面部隊、從而想也不想就跳“坑”的原因之所在。
● 中國已然準備在“中東大亂”去摸一條大魚
而站在中國的立場去觀察,中國已然準備在“中東大亂”、歐盟、特別是美國社會大亂的“這趟混水”中、去摸一條大魚、
即:“美元本位制”因中東大亂而轟然倒塌、歐元也因歐盟社會持續動盪而不穩,從而令人民幣橫空出世的“大魚”。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再次強調,一個不能自由浮動、並實行資本管制的人民幣,依託中國的政治穩定與強大的軍事實力、及龐大的商品吞吐能力、特別是製造能力,在“全球經濟大亂”甚至“政治大亂”的情況下,反將會最具有“結算”上的優勢—那就是“穩定”與“實用”。
而一旦天下大亂,至少在東亞這一塊,能買到足夠生產與生活資料,且能安全運回國的,恐怕就是人民幣了。
● 就目前而言,“佔領華爾街”的原因並不簡單
值得強調的是,儘管我們很早就相信“歐盟、特別是美國一定會發生類似埃及之亂”的情況,但就目前而言,“佔領華爾街”的原因、或者美國統治層“刻意寬容”該運動的原因並不簡單。
一方面,這是“美國利益”在“美國國家利益與美國資本利益”的撕扯下、不知所措的直接結果。
這一點,從美國總統、紐約市長、美國資本的代表、美國議員均一定程度支持“佔領華爾街”的情況中就可以看出。
當然,這裏面也有即將到來的“選舉”因素。但這不是主要的!
可真實的邏輯就是,如果它們果真“真心支持”,那麼,恐怕“佔領華爾街”的者早就佔領了整個美國。可問題偏偏不是這樣的,這也說明,問題不是那麼簡單的。
● 一個“冒險嘗試”
作為“佔領華爾街”的另一面,這也是“美國利益”意圖通過“可控”的“佔領華爾街”、去促發“佔領倫敦、直至佔領巴黎、柏林、(米蘭)”等一系列不可控行動、以強行緩和“不可調和、但可有效緩和的歐、美國家利益之間的矛盾”、強行調和“很難調和的歐、美資本利益之間矛盾”的一個“冒險嘗試”,
一旦成功,“歐、美利益”就會拿“伊朗謀殺沙烏地阿拉伯駐美大使”說事兒,一步到位地“對伊朗實施最嚴厲制裁”、
甚至“敘利亞”這個“止損點”是否有必要擊穿都不用管了。
● 這一點,大家必須認清!
而一如我們多次強調,所謂“對伊朗實施最嚴厲制裁”,就是“對中國實施最嚴厲制裁”,也就是“暗渡陳倉層面的南亞破局”。
如果僅在中國利益的層面去考慮問題,那麼,“對伊朗實施最嚴厲制裁”才是美國利益策劃敘利亞之亂的根本用心。
至於(美國資本)策劃“埃及之亂”的根本用心、則是“在南亞之外的方向”去謀求“暗渡陳倉層面的南亞破局”。
這一點,大家必須認清!
● “歐、美”中的至少一家,一定會在這場“不可控”的運動中倒下來
另外,從發展上看,一旦“中東大亂”,導致“歐亞海上運輸線大亂”,而“非美勢力”也回報一個“全球海上運輸線大亂”,
則目前“(美國國家背後操控的)可控”的“佔領華爾街”在全球經濟全面衰退之下、就極可能發展為“不可控”的“全球反對資本主義運動”,而“歐、美”中的至少一家,一定會在這場“不可控”的運動中倒下來。
● 一種“不小的可能性”
而作為一種“不小的可能性”,我們認為,一旦“歐、美經濟、社會陷入全面混亂”,且假如期間歐元、或者美元始終存在,那麼,人民幣是有可能成為“不相上下的歐元與美元之間”、“相互確定”幣值的“錨貨幣”、從而“直接標價”歐元與美元的幣值。
而這,就是我們之前多次所說的:人民幣將以教科書都沒有的方式進行國際化中的一種。
● 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
也正是如此,我們認為,如果歐盟決意與美國聯手“量化寬鬆(債務數位貨幣化)”、從而計畫先“水淹南方”再對中國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
那麼,在經濟特別是金融層面上,中國完全可以通過人民幣帶領東亞貨幣、或選擇美元、或選擇歐元進行大幅度貶值,全面打亂“更多是競爭關係的歐、美經濟”之間的“經濟運行成本”、全面衝擊歐、美之間的、旨在“水淹南方”的“經濟與金融協調”,再結合政治與軍事上引爆的中東全面破局、甚至世界全面破局,讓目前仍然可控的“佔領華爾街”進一步激化成“不可控的佔領華盛頓、佔領倫敦、柏林等”,從而側證一條真理,那就是: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
在這個問題上,美國決策者應該知道的教訓就是:“美國利益決策者”之前“基於美國資本利益”而策劃的“埃及之亂”之“後續發展”已然脫稿,
此次“基於美國國家利益”而“刻意寬容”的“佔領華爾街”,就沒有“脫稿”的那一天嗎?如果加上“外部力量”、特別是“網路”的努力呢?
不過,討論進行到這裏,我們也不能不客觀地說一句,之前的,美國拿網路安全說事、著手管制網路的這一手,恐怕就是想對“佔領華爾街”、特別是“佔領巴黎、柏林”的“即用之也防之”的“未雨綢繆”!
而在“網路”的問題上,最近的“淘寶”事件就值得警惕,在我們看來,對那種“境外勢力相”、以類似的方式、不惜代價、利用手中“控股”、但根本“不計成本”的“政治資本”的力量,意圖推高中國經濟運行成本,從而在中國製造混亂的可能性,有關方面要高度警惕才是!
《東方時事》2011.10.17
《美國雙重圍堵 中國如何破局》
一、美國“重返亞洲”,中國面臨“嚴冬”
美國正在高調“重返亞洲”。
其實,美國“從來就沒有”離開過亞洲。
“所謂”重返,無非是“發出”一個強烈信號:這一回,美國要真正開始重視亞洲了。
此前,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美國通過“廣場協議”,成功地“扼殺”了日本崛起的勢頭後,亞洲的新興國家在美國人眼裏都不過是它“予取予奪”的提款機而已,不再有誰是它的挑戰對手。
但是,過去二十年,風流水轉,中國起來了,特別是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歐元啟動,恐怖主義,中國復興,
這三大因素開始有可能危及美國人的世紀夢想:連續兩個百年的“美國世紀夢”。
為此,美國人窮十年之力,擊斃了本•拉登,“象徵性”的結束了“反恐戰爭”;又“通過”(引爆)歐債危機使歐元陷入一時難以自拔的困境。
接下來,還“剩下”一個麻煩,那就是中國。
當美國經濟遭金融危機重創,使盡渾身解數也無法將經濟拉出泥潭時,美國人別無選擇,不得不拿出自己曾經屢試不爽的“老招數”:我的日子不好過,那我就折騰別人,讓別人的日子比我更難過。最後,水落石出,相比之下,還是我的日子更好過。
於是,奧巴馬和他的團隊頻出“陰招”,在西太平洋上空演出了一連串令人眼花繚亂的“政治雜技”。先是通過“(自導自演)天安號事件(悲情苦肉計)——延坪島炮擊——黃海軍演”以及“釣魚島事件”,把本已有離心傾向的韓、日兩國一邊倒地拉向美國,
“穩住”東北亞的陣腳後,又掉頭南下,“挑唆”和鼓動越南、菲律賓在南中國海反復滋事;
恢復對臺灣出售武器;
向緬甸政府釋放“善意”,在原本關係不錯的中、緬之間打進楔子;
跟新加坡談判部署沿海快速艦基地問題;
在澳大利亞建立一個駐紮2500名海軍陸戰隊的軍事基地;
與印度建立“戰略夥伴”關係。
在打完這一系列地緣戰略的“組合拳”之後,真正富有深意的戰略動作也跟著出臺,那就是“主導”甚至主宰亞太經濟。因為在美國人看來,一切戰略利益,最終都要表達為經濟利益,而經濟利益的獲得只能通過財富的轉移來實現。環視全球,受美國經濟影響和歐債危機拖累,大多數國家的經濟都表現低迷。只有亞太地區,由於有漸成地區經濟火車頭的中國“牽引”,尚具活力。對美國來說,無論是讓自己“經濟脫困”,還是要把亞洲財富最後變成美國的財富,都必須刻不容緩地向亞太“開刀”。因為如果現在不動手,等到亞洲國家圍繞中國重新排起新的雁陣時,美國想做什麼,恐怕都為時晚矣。
一不做,二不休。奧巴馬和希拉蕊“輪番出擊”。極力“架空”甚至廢棄已存在了近二十年的“APEC”機制,然後,”借殼上市“,把原本默默無聞的“TPP”(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變成美國主導乃至主宰亞太經濟的”新平臺“,為亞太經濟”重新定則立規“,意在用其將亞太國家一網打盡,獨獨把中國”排除在外“。
有評論一針見血地指出:
“美國為什麼要力推TPP?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克林頓曾明確表示,把推動TPP作為美國重返亞洲戰略的重點。美國試圖以TPP為突破口,建立以其為主導的橫跨太平洋的亞太經濟合作體系,並由此建立美國主導的”亞太自貿區“,進而贏得全球的戰略優勢。
TPP談判“出現”的背景是,亞太特別是“亞洲區域經貿合作”進展迅速。美國一方面不願錯過亞太經濟發展良機,同時也希望通過“設置”一定“規範”繼續主導這一地區未來政治、經濟等格局的變化。”
所有這一切,只有一個目標,“劍指中國”。
對滿懷熱情擁抱全球化,“以為”可以通過市場經濟話語,與美國和西方這些意識形態語境不同的國家,找到共同話題的中國來說,無異於兜頭一盆涼水。
當切分財富蛋糕的遊戲變成一場零和遊戲,你的獲得就是他的失去時,共同的語境就只能是赤裸裸的“叢林法則”的殘酷對話:
依據美國在過去兩年間對中國所做的全部“動作”來判斷,不難得出一個結論:環繞中國的地緣戰略和經濟戰略的雙重“嚴冬”正在來臨。中國,必須做好“過冬”的準備了。
二、美國為什麼要對中國出黑拳,下狠手?
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海嘯”並沒有過去。美國經濟今天“遠不是”尚未復蘇的問題,美國次貸的第二個“債務違約”期已經開始,而2007——08年次貸危機中“被掩蓋”的美金融機構的“有毒資產”也陸續開始釋放。
這對美國經濟復蘇是一個沉重的牽制和打擊(中國亦不能倖免。因為這一輪危機會導致美國經濟進一步衰退,再通過貿易聯繫傳導,使世界貿易整體衰退,從而導致中國的外需萎縮,壓抑中國經濟增長),也是美國政府“極力”在歐債問題和南海問題上“做文章”的重要原因。因為美國政府“不希望”全球視線過分“聚焦”在美國遇到的“麻煩”上,從而“動搖”對美元和美國的信心。
美國債務上限問題的艱難解決,雖然讓美國也讓全世界的債主們鬆了口氣,但誰都知道,這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尤其“解決不了”美國仍須靠“借債度日”的本質問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報告指出:美國國債已占其GDP的99%,預計2012年將達到103%。美國財長蓋特納承認,美國政府每花1美元,其中就有40美分是借的。包括國債在內,美國公、私債務總額已高達55兆(萬億)美元,人均負債17.6萬美元,家庭平均負債67萬美元。而美國年度稅收僅約3萬億美元,中等家庭年均收入約5萬美元,這說明美國已深陷入不敷出的債務困境。)因為這一問題與美國是靠(美元霸權)向全球輸出美元這一“方式”生存聯繫在一起的,這一“特裏芬難題”是美國經濟愈來愈解不開的死結。
造成美國經濟今天這一局面的是美國從“(1944)佈雷頓森林體系”建立到解體後這大半個世紀裏,由於掌握了國際流通貨幣的金融高端優勢,而逐漸放棄了對那些處於低端的實體經濟的眷顧。美國之所以過去四十年裏把大部分中低端製造業當做“垃圾產業”轉移出去(只把高端技術產業和高附加值產業保留下來),是確信可以通過全球信任(依賴依附)的美元(霸權)體系使新興國家成為為其廉價提供中低端產品的加工廠,說白了也就是為掙美元(白條)給美國“打工”。而當美國為脫困不斷實施“量化寬鬆(債務貨幣化)貨幣政策”,濫發美元,使美元越來越弱勢,美元的信用也日益受到普遍質疑時,美國人那種即使沒有“實體經濟”,單靠“虛擬經濟”也能過好日子的局面,就難以為繼了。
現在,金融危機的引爆和發酵使美國靠“輸出美元、轉移全球財富”的“模式”已不可持續,這意味著“華盛頓共識”的“不可持續”。
眼下,看不出美國能夠拿出新的以美國和美元為中心的新模式繼續“忽悠”整個世界。美國今天所做的一切都還是在拼命維護和“挽救”這一“模式”。因此對其前景的預期是悲觀的。
在這一“本質性問題”得到根本性解決之前,奧巴馬所許諾的“再工業化”和“五年內出口翻一番”的目標,都將是畫餅充饑。
這首先是美國“勞動力成本”過高,而各類工會為了自身利益又都不肯降低從業人員工薪(這次NBA勞資雙方工薪大戰就是最新例證)。如果美國“產業空心化”這一致命現實不能從根本上得到扭轉,美國的衰落就幾乎不可避免。這不是通過“玩弄”“壓人民幣升值”這種“偽命題”就能解決的。
因為美元要獲得“全球結算貨幣和儲備貨幣”這一地位(只有獲得這一地位才能帶來美元霸權),美國只能通過貿易方式向全球“輸出美元(轉嫁成本及債務)”。這也就必然造成美國的貿易逆差。這一“特裏芬問題”既是美元的天然優勢,也是其天然缺陷。其優勢是美國可以通過輸出“綠紙”而廉價獲得全球的產品和資源。其缺陷就是如此一來美國只能使自己長期處在貿易逆差狀態。這意味著美國即使不從中國獲得產品(也就不存在美中貿易逆差,當然也就談不上操縱人民幣匯率問題),也必須從其他國家獲得替代產品,仍然解決不了其逆差國地位的問題,當然也就無從解決其國內民眾的就業問題(因為其民眾不可能都就業于高端產業,而一度達到的70%就業人口從事金融和金融服務業的“盛況”,也由於金融危機的爆發,金融業的蕭條而不可能重現)。
這種自己臉醜怪鏡子的做法,對解決“美國病”於事無補。就此意義上說,金融危機暴露出來的“美國病”,是本體性的,起碼是“結構性”的,而不是一般的決策失誤或監管不力。這一“根本性”的缺陷恐怕只有美國放棄美元霸權,放棄美元一僕二主的矛盾地位,讓位於“世界元”才可能一勞永逸的解決。這就意味著壓人民幣升值“真正的目的”是,美國寧可轉向其他國家尋求替代產品,也要給中國出口依賴型經濟以“打擊”,因為那些可以為美國“提供”替代產品的(次殖民)國家無一個可對美國的霸權地位提出挑戰,而這正是美國上層最擔心的事情。
所以,打擊中國是“目的”,解決其國內就業只是“幌子”。因為兩個目的只能實現其一,那就是打擊中國,就業問題是根本解決不了的。美國國會的議員們肯定明白這一點,只是拿中國產品搶了美國人的飯碗“(卸責)說事”罷了。
既然如此,中國應明白美國的“用心”,做好“徹底下車”的準備,不必再與美國打口水仗。因為中國“必須認清”,美國的那些國會議員極力推進這一議案是鐵了心的,不惜一切代價也要“阻止”中國經濟增長(帶動中國國力、軍力的增長)對美國的霸權地位構成最終的威脅。
明白了這一點,中國就應該丟掉一切“幻想”,只能與美國進行冷靜的合作和清醒的博弈。
三、如何脫困,美國還需要一場戰爭
無論我們現在如何不看好美國的未來,現在仍必須清醒地看到,即使在美國金融危機如此嚴重,美元霸權可能崩潰的情況下,美元的地位眼下仍無一種貨幣可以替代。國際大宗商品交易和一般貿易,仍“擺脫不了”美元結算的慣性力。(國際清算銀行資料顯示,全球每天發生的國際貿易中有86%涉及美元結算。)
美國也充分瞭解這一點。因此,為“擺脫”這種困境,繼續延長自己的霸主地位,給自己贏得“舔傷”的時間和空間,美國當然要想辦法拉其他國家為其分擔風險,同時給一些國家“製造麻煩”和難題,讓所有這些國家“顧不上”指責美國、懷疑美國、甚至對付美國。這是美國的一大“策略”。
歐債危機、南海問題、北非中東變局,都是美國在下“先手棋”,四處“布子”,給不同的對手“製造”不同的麻煩。
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一直在努力克服危機對其經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帶來的沉重打擊,尤其是努力擺脫全世界對美元信心下降的不利局面。美國需要大量的“美元回流”支撐其國內經濟的“流動性”。“吸引”美元回流美國的辦法,一是靠美國高科技支撐的高回報率的投資環境(這一點現在已沒了指望),另一點就靠發行美國國債(美國國債利率雖低,但相對安全,且幾乎沒有上限,想買多少買多少,但債務上限的風波,也讓世人對其償債的前景產生越來越多的疑慮)。
對美國人而言,自從踏上美元霸權道路之後,其經濟就已成為一種“信心經濟”,只有世人對美元信心充足,相信美國的國家信用,才會讓更多“美元回流”美國,給美國經濟賴以為生的的“信貸(信用債務)模式”引入活水。
儘管美國的兩任財長以及貿易代表、聯儲主席都跳出來“發出”利好信號,但是美國實體經濟振興道路艱難,金融改革進展緩慢,就業、市場的實際情況都不盡如人意,兩輪量化寬鬆(債務貨幣化)政策使用過後經濟仍未見起色,且反而讓世人對美元兌水大為不滿,更加擔心。
美國巨額國債又牽動國際關注,國家信用面臨質疑,這些問題都無法令人看好美國經濟的復蘇前景。無法提振世界對美國的信心,無法恢復人們對美元的信心,這讓美國非常難堪。
在這種情勢下,美國將會做什麼?美國還能做什麼?
也就是說,美國最有可能通過“什麼辦法”讓自己脫困?
我認為不外乎三種方式脫困。
其一、在最理想的情況下,是“技術脫困”,就像當年美國人用IT業引領全球經濟,讓自己賺的盆滿缽滿一樣。
但眼下,這種前景似乎很“渺茫”。除非美國能在能源技術上獲得突破,則可能一舉解決許多麻煩,美國將重新鳳凰涅槃,所以,我們對美國在能源技術上的任何進展都應保持關注和警惕。因為在能源日漸緊張的情況下,誰能掌握新的能源技術,誰就可能控制世界的未來。如果美國掌握了這種技術,就可能使全球經濟重新翻盤,確保美元地位不可撼動。
其二、是“賴賬脫困”。
對這一點,我們尤其要特別警惕,提防美國繼續在美元上“做文章”。不能排除這樣一種可能性:美國在未來一段時間,繼續超發美元,讓美元的信用爛到極點,再借助其世界第一的黃金儲備,突然宣佈部分恢復金本位制,讓美元重新與黃金掛鈎,從而“重新”為美元定值,藉以達到與舊美元“脫鉤”,“金蟬脫殼”,公然赤裸裸“賴賬”的目的。但這一步棋是雙刃劍,傷害別人,也傷害美國自己,不到萬不得已,無路可走時,美國應不會出此下策。
其三、就是“戰爭脫困”了。
通過戰爭既拉動美國經濟,增加就業機會,擺脫國內壓力,又在國際上重新為美元樹威。用戰爭對大宗商品價格特別是能源價格產生決定性影響,從而對國際投資環境及經濟佈局重新洗牌,改變國際資本的投向,使美國最終成為受益方。
眼下看,美國人的下一個打擊目標最接近水到渠成的是目標是敘利亞。
最有可能打擊的目標是伊朗。
最出人意料的打擊目標將是委內瑞拉。
四、內在的穩固和強大是應對美國挑戰的最有力武器
歐債危機動搖了人們對歐元區經濟的信心,也給歐盟的發展前景帶來了不確定因素,作為單一貨幣的歐元對美元儲備貨幣、基準貨幣的“挑戰”也就大大“減弱”。對此,當我們看清美國的這種“大戰略”後就必須儘早研究和部署真正管用的對等戰略和見招拆招地應對之。
首先,作為一個大國,你的外交、軍事這兩隻輪子必須相互配合,要善於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不能在國際舞臺上只有一個表情。
最近幾年,“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這種“論調”的提出者自有其“意圖”,但客觀說來,“中國威脅論”也並非完全抹黑中國。因為你近年來體量急劇增大、體能快速提升,別人自然會有壓力,這幾乎是每一個大國崛起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情況。
面對“中國威脅論”論調,我們以往採取的“方式”是不斷做解釋:我們不威脅他人,我們是和平崛起,但這種宣示“收效甚微”。別人對你自然會有他的固有看法甚至“偏見”。你想用宣傳去消除他們這種看法和偏見是很困難的。既然如此,你索性就少在這方面下功夫,不妨“該強硬的時候強硬一些”,讓那些持“中國威脅論”,想給中國製造麻煩的人習慣中國“威脅”的存在。
就此意義來說,我國首艘航母的出現肯定會在那些“中國威脅論”的想法上加上一個極有分量的砝碼。因為中國的安全不能依靠驅逐艦來維繫。我們還需要“大傢伙”和“硬傢伙”。隨著中國經濟全球化的參與度提高,中國有大量的海外利益需要國家力量的保護,中國又是資源進口大國和能源消耗大國,國際通道的暢通和安全對中國未來發展的意義非比尋常,需要有更多的利器保護我們的商船和海上生命線,同時也承擔相應的國際責任,向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
就這一點而言,中國擁有航母會是治療“中國威脅論”患者,讓他們脫敏,也給他們帶來相應利益的好藥方。
其二,對於那些一心想給中國“製造”麻煩者,中國不妨像美國那樣,也下先手棋,給“麻煩製造者”製造麻煩。
我們這些年一直強調國內穩定“不折騰”,這是對的,但這並不意味著在國際上你也完全“不折騰”。比如在東海或南海方向,在外交和動武之間,有巨大的灰色地帶可以讓你有所作為。當然,必須強調的是,在如何“作為”上,要動腦子,講智慧,而不是蠻幹。美國這些年對中國“(設陷埋地雷)佈局下棋”,打擦邊球,動了不少腦筋,做了不少手腳,很多做法值得我們好好玩味和借鑒。
其三,中國需要用好手中“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一票,可以多投否決票和贊同票,少投棄權票。
要把否決票和贊同票做為組合拳來打。從聯合國決策機制來看,否決票或贊同票都體現為加一票或減一票的力量,而棄權票則“無法顯示”這一票的立場和力量。
中國要儘量減少投棄權票,從而避免在別人眼裏,你就是個零(廢物)。你可以在一些問題上先投否決票,然後借此與別人討價還價,在別人接受你的條件後,再投贊同票,通過這一“過程”讓別人明白,中國是它繞不過去的力量,使他們在處理國際問題時不能不考慮中國的看法。
其四,中國要用好手中巨額的美國國債,把巨量外儲和美債歐債做為戰略武器來使用,“而不是”只考慮它的安全性或投資回報率。
乍一看,中國買美國國債是不得已而為之,是被美國所綁架,其實並非完全如此。巨額美元國債實際上令中、美兩國處在一個十分微妙的“互相綁架”的狀態。
對中國而言,買美國國債易,投資美國難,持有美國國債確實是不得已的選擇;但對美國而言,巨額債務降低了美元的信用,美元信用是美國經濟的生存支柱,美元信用下降,最終會損傷美國經濟本身。如果美國真的違約,中國擁有的三萬億(兆)美元的外匯儲備中約有一萬多億(兆)是美國國債,確實存在損失風險,但這種損失風險是可以估量的,或者說是可控的;
美國則不然,“違約”就意味著美元信用“瀕臨崩潰”,其基準貨幣、儲備貨幣的地位會大幅下降,進而與(以期貨及各式金融高槓桿衍生性虛擬經濟商品操控)大宗(實體經濟)商品“定價”、國際貿易結算脫鉤,顯然有助於人民幣國際地位的提升。這絕對不是華爾街乃至華盛頓願意看到並接受的。中國的損失在當下,美國的損失則在未來,孰輕孰重?美國掂量得很清楚。這種“互相綁架”使我們擁有了金融戰略武器操作的空間。
其五,中國要敢於“做負責任的大國”,但我們履行這些國際責任和義務決不是依照西方的指令。
首先我們要有能力維護自己的安全,並自願向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如中國艦隊在索馬里護航,優先考慮確保本國商船、油輪的安全,並向提出要求的他國船隻提供護航服務;更重要的是,中國要在關鍵時刻為兄弟國家和准盟國有所擔當。從既往經驗來看,對巴基斯坦、俄羅斯等友好國家,各個層面的合作意願需要加以保護和維持,一些問題上要互通聲氣、彼此支持。
這反過來也會對我們打擊分裂勢力、恐怖主義活動有很大幫助。在今天的國際社會,只有支持了別人,才能得到別人的支持,從而避免孤立。獲得別人的支持沒有免費的途徑。
其六,加速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減少出口依賴,特別是對美國市場的依賴,使中國經濟面向世界有更強的適應性。
在完善金融體制,增強金融體制的防衝擊、抗打擊能力的前提下,逐步完成人民幣國際化進程,與貿易對手更多地進行貨幣互換和人民幣結算,是不錯的方法。中國已處於資本擴張期,但資本的輸出不是人民幣、而主要是雖然巨量但畢竟有限的外匯儲備這一點,要有清醒的認識。
非本幣擴張是不可持續的,而且風險很大。
其七,必須加大整軍備戰的力度。
中國周邊群狼環伺,連狼崽子也敢從“龍口奪食”。而更重要的是做好比對台軍事鬥爭準備更大的軍事鬥爭準備。世界大戰打不起來,不等於小戰、中戰打不起來。隨著中國的逐漸強大,戰爭危險不是在減小,而是在增大。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重建“社會公平”。縮小貧富差距是社會穩定、發展的根本出路。
必須懂得“這一點”如解決不好,就有可能危及到黨和國家的生存。任何時候,內部的穩固都是外部強大的根本和基石。中國這樣的國家,你自己不垮,沒有任何力量能搞垮你。
文/喬 良
2011年11月24日
刊於《國外理論動態》2011年第12期
近期文章鏈結:
喬良:以我山之石,攻他山之玉——讀美軍《網路中心戰案例研究》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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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良:美元戰爭還能打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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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良與陳志武對話:金融與國家安全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0/201106/241187.html
《有無——薩達姆(伊拉克海珊)的海灣戰爭(波斯灣戰爭)與冷戰後全球大棋局》
(與當前敘利亞局勢高度相關)
莫斯科佔據阿富汗這個博弈支點,試圖借道伊朗去破局“石油美元霸權”,但是這一招“回馬槍”被薩達姆(海珊)擋在波斯灣以東,莫斯科爭勢無果,其博弈操作遂轉向被動,逐漸導向一個結果——莫斯科要在“主動解體”與“被動解體”之間做選擇——莫斯科選擇了“主動解體”。(期間的國內外博弈鬥爭也很複雜,問題本身更極為重要。留做專題討論)
“主動解體”讓莫斯科從“敗局”中挽回一點主動性,這也是莫斯科選擇“主動解體”的“原因”之一,而怎樣利用好這個“主動性”,莫斯科也一定已經做了深刻推演,也一定是在這條“主動解體路線”上的推演結果(和在推演內容中再做出主動佈局,並由此得到的進一步的推演結果)讓莫斯科“可以”確定“主動解體”路線,就是說,在蘇聯解體前後,莫斯科一定在“大棋局”盤面上做了重要的博弈佈署,一定運籌了讓美英土著難以應接的大謀略——
那麼做為主動的博弈者,莫斯科會選擇哪里佈局呢?或者說,美、蘇最後的博弈決鬥會發生在哪里呢?
既然這場決鬥發源于石油美元,此後的博弈平臺仍然還在中東石油產區,那麼莫斯科也一定要在這裏埋下勝負手。
在中東那些土著博弈者中,薩達姆曾經是一個“異動者”,在中東博弈局面上他所處的位置也讓他不得不做一個“異動者”——地緣上,伊拉克南翼是石油儲量第一的沙特,東南方向是沙特的“王權”盟友們,它們和沙特(沙烏地阿拉伯)一道已經(也勢將)被美帝國選擇為“(非民主;專制王權)戰略盟友”,也就基本上失去了博弈者身份;東翼是不能投靠美、蘇兩大霸權中任何一方的伊朗,而伊朗又成為美、蘇的必爭之地,伊朗也就勢必自立為一個中東大局中的土著博弈者。
此外,伊拉克的西翼還有以色列這個特殊博弈者,北翼則是土耳其這個身份特殊的北約國家。那麼,莫斯科要施展它的謀略為“冷戰收盤”佈局,難免要首選伊拉克做道具。
(做為國家,伊拉克的本源在兩河沖積平原上廣大的農耕區域,而農耕區域必定承載了相對眾多的人口,區域內又根本沒有可以阻擋大軍攻伐的自然屏障,那麼這方土地上必定要出現一個在歷史變遷中相當穩定的國家——它也用以抵抗歷史變遷。但是從伊拉克向東,向西北,分別有廣大的山地高原,山地高原能夠承載較多的耕、牧人口,又能讓這裏的政權進退可依,而相對穩定的政權下就形成穩定的民族。這種“山地高原民族國家”又時而有能力攻伐與它相鄰的大平原,雖然不能形成長久的統治,卻能夠割占-整合平原上的一部分農耕生產力,並就此與農耕鄰國埋下領土爭端的種子,這就是伊朗(土耳其與伊拉克之間有廣闊荒漠,能夠有效阻斷攻伐,也就阻斷統治繩索)。在伊拉克的南翼是夾雜著綠洲的廣闊沙漠,這裏的博弈邏輯是:只有統一了大沙漠的主體區域才能夠制止廣闊沙漠裏的部落攻伐,從而讓“大沙漠政治”穩定下來,穩定下來的這個政權就是現代史上這個“沙烏地阿拉伯”。
除了土耳其,波斯灣沿岸就有了三大國家:沙特(沙烏地阿拉伯)、伊拉克、伊朗。又,在這片相當乾旱的中東大區,沖積平原的幅員不及沙漠廣大,而伊朗高原如果不是比兩河平原遼闊,它就沒有可能逃出兩河政權的長期控制從而不能形成穩定的民族國家——那麼大致按照三大國的領土面積,波斯灣油氣在儲量分佈上也沒有逃出 “概率空間”。)
下面再看中東博弈的核心與關鍵——既然莫斯科未能打通它進入波斯灣的道路,既然中東大博弈從傳統的地緣政治博弈向“石油美元博弈”這種資本直接以博弈者身份參與的“軟博弈”演變,既然莫斯科基本定下“主動解體”路線圖因而不再直接參與中東角逐,那麼莫斯科就要給美帝國留下一個強大對手,還最好是一個資本對手,而這個對手還會從內部攻擊美帝國,能夠從全球“大棋局”制約和攻擊美帝國——猶太資本勢力佈署在華爾街和中東石油產區(以色列,及以色列與石油王權的關係),對“石油美元”的控制能力更強,更直接,它還是美英資本隨時準備創造機會去鯨吞的獵物……基於兩路資本之間這種“決鬥關係”和單向“鯨吞關係”,美英土著資本一定要至少壓制住猶太資本的這個實體根基——以色列。當然,美英資本不需要讓以色列這個國家被阿拉伯勢力徹底趕進地中海,只要以色列在阿拉伯-伊斯蘭的巨大壓力下疲于應付,有求于美英土著,從而令猶太資本也陷於被動,美英土著資本就有機會鯨吞猶太資本,或者在保留這一“鯨吞權利”的前提下先行“解體蘇聯”。反過來,憑藉以色列為政權依託(包括軍力和核武。1968年底,以色列每年已經可以生產四至五枚核彈頭),猶太資本可以進行有效抵抗,以色列以它博弈“棋手”的身份還可以聯合歐陸、俄羅斯(蘇聯的繼承者)、中國、阿拉伯王權(手中有石油武器),對美帝國的單極霸權實施反制,再以華爾街鬥爭做為配合,不難攪亂美英土著資本的“大棋局”,促使美英單極霸權走向終結。
又,之所以這些棋手(資本,政權實體)將會同猶太資本配合,是因為在美英單極霸權格局下,美英資本將無所求於它們,又為了鞏固、擴大美英的單極霸權而要去要去徹底壓制它們,而它們也會借美英的單極霸權秩序被(猶太資本)致亂之機謀求連橫,壓縮或者推翻美英單極霸權並且去謀求它們自身的霸權,那麼它們對美英霸權的威脅更反過來又要求美英資本去徹底壓制它們——而這種博弈關係也能夠加劇它們針對美英單極霸權的博弈力度。
那麼,除非美英有把握一舉奪取並穩固單極霸權,不需要擔憂其他博弈者(聯合)反擊它們,則“怎樣壓制住以色列”就成為“美帝國的大棋局”上的一個關鍵“課題”,而壓制以色列就要利用以色列的“天然”敵手——阿拉伯勢力和伊斯蘭勢力。
那麼反過來,莫斯科最需要做的就是扶植以色列-猶太資本,而流徙在美帝國的猶太資本離不開來自以色列政權的支撐,那麼對猶太資本不能在資本層面給予幫助的莫斯科,就要堅決支持-支撐以色列,就要制止美帝國利用阿拉伯-伊斯蘭勢力去打壓以色列。
其時,阿拉伯諸幫內部有兩大勢力——一組是沙特(沙烏地阿拉伯)等王政國家群體,一組是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埃及等以強人獨裁為主流特徵的世俗政權(從伊斯蘭這個範疇更廣泛的環境看,還有宗教政體的伊朗、世俗化也西化的土耳其兩個重要勢力)。其中,前一組王權勢力並不願意打壓以色列,因為——美帝國以“沙特等國的王權政體之容易被推翻”這一緊迫現實去威脅這些王權,要求它們支持“石油美元”,否則美帝國可以輕易“幫助”阿拉伯民眾推翻他們的王政,只是,在冷戰時代,美帝國需要顧忌蘇聯,所以這些阿拉伯王權勢力握有有限的“反叛權”。而當蘇聯失去力量不再能與美帝國抗衡,美帝國就根本不需要向阿拉伯王權交付任何條件,就能夠驅策這些王權更馴服地為美帝國服務,又隨時可以出於戰略需要廢黜“石油王權”,轉而去為“石油美元”扶植另外的代理人,除非——在美帝國內部有一支力量可以有效約束美帝國的中東策略、戰略,而這支力量只能是猶太資本。
以色列在中東,猶太資本在華爾街-華盛頓,它們願意並且能夠出手幫助阿拉伯王權——直接地,可以減輕美帝國對這些王權的壓力,包括收買、攪亂華盛頓的政策;間接地,通過博弈縱橫,阿拉伯王權與以色列+猶太資本還形成一種“看似奇怪”的聯盟,共同制約著美帝國的中東霸權,繼而也制約了美帝國在全球的單極霸權。這種聯手制約又主要是制約了美帝國在中東霸權的操作路徑,即迫使美帝國必須沿用“以阿拉伯王權為盟友”這種代理人模式,而阿拉伯王權又以消極“反以”回報以色列-猶太資本。
在後一組阿拉伯(阿拉伯語社會)勢力中,薩達姆的伊拉克最有實力和影響力——它有“石油武器”和石油財力,有可供領袖阿拉伯諸邦的人口和國土,擁有“波斯灣石油地緣”重要性,還謀求核武(兩伊戰爭期間先後被伊朗、以色列空襲而停滯),也代表世俗革命。從幾個方面看,伊拉克都是的最適合的領頭羊之選,可供美英驅策去聯合其他阿拉伯諸邦共同打擊以色列。雖然伊拉克的國力在“兩伊戰爭”中大損,但以石油財力,其國力可以在十年內恢復如昔,如果伊拉克還整合了科威特的國力又主要是石油收益的話,它還將變得更強。此外,兩伊戰爭鍛造了伊拉克軍伍,損失的武庫可以由石油收益補充,石油經濟為主的社會又是高生育率社會讓伊拉克也不乏兵源,而兵源優勢是以色列最為忌憚的。再看其他阿拉伯國家——利比亞遠離波斯灣,人口和國力有限,不能提供足夠的反以力度;埃及人口眾多,與以色列相鄰,曾經是阿拉伯諸邦中的“反以”主力,又地處運河被美英勢力影響,這些條件都可供“反以”。但是,埃及不夠富足,不論埃及是不是反以和怎樣強烈反以,它都不能從阿石油王權“兄弟”那裏拿到更多“反以補助”(以色列-阿王權秘盟),而且埃及的前景不能寄望於石油,反而更寄望於以色列可以幫助提供的正常的區域經濟和一個“大地中海”,所以在幾次中東戰爭之後,在“大棋局”形式大變的情勢下,埃及不能,也不願成為反以主力,也沒有道理再為那些富裕的“阿拉伯兄弟”充當炮灰和支付戰爭消耗。那麼,美英土著要找出一個可供它們壓制以色列的“盟友”,同時,最好這個“盟友”還能威懾阿王權(令它們聽命,否則美英就允許這個“盟友”取而代之),還能抵住莫斯科的“伊朗局”(在蘇聯解體之後,莫斯科還要繼續操作),就只有兩個選擇——伊拉克、敘利亞。
(當然,如果美英土著選擇的這個“盟友”足夠強大,它也就可以成為蘇聯、歐陸、猶太資本這些博弈者的棋子與“盟友”,不過這種情況能夠出現還需要特定的博弈環境與條件。)
那麼,莫斯科就要提前解除伊拉克、敘利亞對以色列構成的威脅。(如果莫斯科能夠做到,那麼美英土著如果還要廢黜以色列對猶太資本的支持作用,就只有直接派出美軍去攻伐以色列了,則猶太資本就要“跳牆”了,中東也只能上演“N國演繹”了,莫斯科將奪走美帝國的單極霸權了。)然而,莫斯科無法做到同時削弱伊拉克和敘利亞,哪怕去直接削弱其中之一,也做不到。好在,莫斯科曾經長期支持敘利亞,兩國有著相當於盟國的良好關係,莫斯科可以爭取到大馬士革的立場,但不利的是——與伊拉克相比,敘利亞不夠強大,它很少有石油收益,等於沒有石油武器,它的政權在阿拉維派(什葉派的一個支派)之手,而這個派別只占敘利亞人口的11%,所以這個現政權不夠穩定,又,敘利亞與伊拉克國土相連,所以伊拉克有軍事、政治兩種武器可以顛覆敘利亞。那麼,莫斯科就要卸除伊拉克對敘利亞構成的威脅,也就能夠卸除“一個再度強大起來的伊拉克將對猶太資本構成的威脅”。還不止於此,莫斯科還要斬獲更多——
巴格達時間1990年8月2日淩晨2時,伊拉克以10萬兵力侵入科威特,迅速取得全勝並攻佔科威特王宮,包括時任亞奧理事會主席的法赫德親王在內的一些王室成員被殺。8月7日新的科威特-即科威特共和國成立,8月8日,應科威特共和國政府要求,科威特與伊拉克“徹底地不可逆轉地實現了合併”——薩達姆做出這樣一個重大決策之前,必然已經審慎觀察了國際局勢,嚴謹推演了美、蘇的立場和反應,並且至少與美、蘇之一做過溝通,得到它或者它們的支援與配合,這樣,薩達姆才敢於製造這樣的“大事件”,但這個溝通對象(支持者)不是華盛頓。
那麼當“科威特事件”發生,如果美帝國不壓制住薩達姆的伊拉克,則阿王權及其資本將陷於危局,隨後陷入危局的就是以色列和猶太資本,所以它們此時必須在“叛局”路線上有所行動,則莫斯科在“蘇聯不解體反而可以反攻”這條路線上將有機可乘。如果莫斯科實施反擊的條件還是不能形成(成熟),則莫斯科在拿到它由此可以拿到的更多籌碼(蘇聯解體的條件)之余,也充分利用這場“海灣局”,通過借美帝國之手打弱伊拉克,為“冷戰後”時代提前佈局,這個佈局將大大有利於莫斯科——
(1)這場“打弱伊拉克”的戰爭勢必在波斯灣-中東社會製造和升級對美帝國的恐懼,也製造和升級“反美環境”。
之所以這必須是一場“打弱”伊拉克的戰爭,而不僅限於美帝國出賣迫使伊拉克撤兵,是因為——如果華盛頓不使用美軍打弱伊拉克,則阿王權不可能卸除它與伊拉克的矛盾和不信任,實際上則是阿王權對華盛頓的的不信任將要驟增(與薩達姆尚未侵佔科威特時相比),則阿王權的“叛美立場”將非常堅定,從而猶太資本的叛局動作也就加緊和加劇,而且當伊拉克在將來某一時刻攻伐敘利亞的時候,阿王權將會站在敘利亞一邊,通過要脅華盛頓,通過它們在中東的影響力去制止伊拉克。
(2)為阿王權除去來自伊拉克這個近身強鄰的威脅,讓阿王權獲得獨立的博弈立場,這個獨立的博弈立場可以牽制美帝國的單極霸權,可供配合莫斯科實施“冷戰後反擊”。(例如阿王權可以啟用法郎、馬克、日元,或者此後出臺的歐元去結算其石油出口)
(3)猶太資本-以色列也丟掉了伊拉克這個威脅,可以站在更獨立、更強硬的博弈立場,更少受制於華盛頓。
(4)阿王權較少受制於美帝國,也就意味著以色列的安全能夠獲得更多來自阿王權的支撐,還意味著猶太資本針對美英土著的博弈立場可以更少受制于美英(相反,美英土著威脅阿王權,也就間接威脅了猶太資本)。
(5)※※※※※ 最為重要的是——當冷戰收官,蘇聯解體,莫斯科從全球收縮其勢力,包括全面撤除其海外軍事基地,卻唯獨保留了敘利亞的塔爾圖斯港這唯一一處海外軍事基地。該基地加上莫斯科與敘利亞傳統的聯盟關係,可供壓迫以色列-猶太資本的博弈立場,要求後者在“後冷戰”時代的全球大棋局中做出博弈佈署時要照顧莫斯科的利益,以至於要配合莫斯科的佈署,當然,莫斯科與猶太資本也可以借此達成針對其他博弈者的“博弈協同”。(莫斯科通過敘利亞脅迫以色列-猶太資本的手段,除了來自軍事基地和敘利亞政權的戰略決心,也包括經常性手段。也所以,“這個敘利亞”很“可以”是真主党、哈馬斯等強硬派反以組織的重要後臺。當然,也有理由測想:以色列是否已經把影響力打入了真主党、哈馬斯內部,也同敘利亞有著戰略性合作。)同時,猶太資本的博弈立場偏向莫斯科,雖然是出於“被迫”,但是客觀上就使得美英土著更加需要剪除猶太資本勢力在美帝國金融、政權層面的影響力,而這種影響力又以資本實力為後盾,這樣,莫斯科就更加離間了原本已經處在搏鬥-鯨吞關係中的美英土著與猶太資本,讓猶太資本在美帝國的處境更加危險,讓它必須加速、加深那個“叛局”。那麼,為了讓莫斯科針對以色列-猶太資本的這張“敘利亞牌”生效,莫斯科就要替敘利亞解除來自伊拉克的軍事威脅,讓美英不能利用伊拉克的實力“吃掉”莫斯科的這張“敘利亞牌”,因為伊拉克可以——或者壓迫敘利亞迫使敘利亞政權改變親莫斯科立場,或者薩達姆在美英的支援下直接兵發大馬士革,或者支持敘利亞境內的占人口大多數的遜尼派顛覆親莫斯科的阿拉維派現政權。反過來,一旦伊拉克勢力進入敘利亞,伊拉克就直接對以色列兵臨城下了(伊拉克要直接威脅以色列,必須途經約旦或者敘利亞國土),這等於美英從莫斯科手裏奪去針對猶太資本的這張“敘利亞大牌”,又抓緊在它們自己的手心。或者,哪怕伊拉克並不壓迫、攻伐敘利亞,只是掀起和領導一場“反以運動”,輔以軍事動作(例如向約旦、敘利亞借道),也同樣等於美英握有一張針對猶太資本的“伊拉克牌”。——那麼總結起來,莫斯科借美英之手打掉了伊拉克針對敘利亞的軍力優勢,保住了自己手裏的大牌,同時消除了華盛頓手裏的大牌,一得一失之間,莫斯科大勝。【當前的敘利亞局勢中,各方博弈者正在著力爭奪的目標就主要包括這一張“針對猶太資本的敘利亞牌”。】※※※※※
既然“冷戰後”莫斯科將退出中東,華盛頓就可以按照它的需要全盤宰製波斯灣-中東,包括薩達姆的伊拉克,那麼在大局觀上,在“冷戰收盤”之前,中東的任何“異動”都不會對莫斯科造成不利。所以,莫斯科完全可以“授意”薩達姆,“幫助”他做出侵佔-統一科威特這個決斷,而這個“授意”或者這個在莫斯科與巴格達之間的“密約”應該只是——在博弈邏輯上達成相互理解,所以雙方可以和願意協同行動。
華盛頓以進取的立場爭取贏得冷戰,而莫斯科不得不以收縮的立場處置冷戰大勢,在這一前提下,莫斯科就通過“海灣局”掠獲到最大博弈戰果,並且讓華盛頓從“贏得冷戰”中得到的勝利果實大打折扣,從事實上把冷戰置換到新的博弈格局中來,把冷戰延續下來,把莫斯科的敗局轉變成一次階段性事件,把“蘇聯解體和蘇東解體”變成冷戰這場戰爭中的一場階段性戰役,一場“大撤退”性質的防禦戰役——莫斯科在冷戰中失去了決勝的機會,也失去了奪得階段性勝利的機會,那麼莫斯科需要放遠視野,提前做出戰略性佈局……
然而,莫斯科還不能就此停止博弈推演,因為“大棋局”由多方共同捭闔,在博弈推演的任一節點上都有可能被其他博弈者借局佈局,所以上述博弈推演還不夠充分……下邊從薩達姆的立場對這盤“海灣局”再做演繹。
“冷戰後”,或者至少波斯灣的“冷戰後”(莫斯科退出阿富汗從而遠離波斯灣政治已成事實),鑒於美帝國將沒有實力對等的對手,至少在中東沒有,所以薩達姆必須以美帝國的立場去定位伊拉克的立場,定位伊拉克的國運路向——
(1)針對阿王權,針對中東石油政治大盤——
在現時和未來的中東博弈中,初看之下,莫斯科也需要伊拉克,至少看起來伊拉克的存在和強大能讓中東博弈變得複雜,從而有利於勢力相對較弱的博弈者縱橫操作,尤其當莫斯科已經從伊朗方向撤退(結束阿富汗戰事)。但是,能夠破局“石油美元”的只有阿王權團體,即便另外謀成“俄佩克”之類鬥爭平臺也很難與歐佩克競逐。而一旦阿王權準備叛離“石油美元”,美英土著反而要利用伊拉克去制約阿王權。但是,當蘇聯從阿富汗後撤,即說明莫斯科無力、無意再來波斯灣與美帝國做大開大合的爭逐,那麼波斯灣乃至中東的政治格局將由美帝國做一家獨裁。按照美英土著的博弈需要,不讓中東地區出現一個阿拉伯強國——是美英土著的方向性策略,而保留阿王權就能確保實現這個大策略(阿王權國家占中東阿拉伯國家中的半數,佔有大部分石油儲量,且容易受美英的控制),讓變化、變數出現的時間延後還有利於美英霸權拖延那個“被破局”時間點的到來(不論那個破局是否有成效),所以美英在原則上會盡可能保留阿王權,直到不得不廢黜它,或者變化了的博弈大勢要求美帝國放棄它。再造另一個版本的“中東局”。所以,(美英土著資本的)美帝國不會輕易允許薩達姆衝擊阿王權,那麼美帝國以薩達姆做為威脅阿王權的工具——這個選擇的必要性失去了成色。
(2)針對以色列——
“冷戰後大棋局”的主題將是資本大搏鬥和“石油金融爭奪戰”。美英土著可以利用薩達姆,讓他領袖各路阿拉伯力量——(1)衝擊以色列。直接令猶太資本失去根基而失勢,再褫奪-鯨吞之。或者,迫使猶太資本向美英土著妥協和交付籌碼,借此打亂猶太資本的博弈佈署和博弈步調,包括迫使猶太資本與美英土著合作去打擊俄羅斯、歐陸,再返身謀奪猶太資本。(2)利用薩達姆的伊拉克,或者武力攻伐敘利亞,或者致亂敘利亞讓遜尼派奪權。目標都是讓敘利亞從親蘇(俄)立場轉變到親美立場。(3)讓薩達姆威懾-衝擊阿王權,間接威懾-衝擊以色列。
那麼,伊拉克可以繼續為(美英土著的)美帝國所用,但前提是伊拉克需要足夠強大才能對以色列構成實質性威脅,而伊拉克還需要越過約旦或者敘利亞才能威脅以色列本土,這又要求它的武力需要更為強大,強大到能夠迫使敘利亞改變立場,或者直接攻破敘利亞。那麼在(美英土著的)美帝國的立場上,可以允許伊拉克擴張,但前提是美英土著能夠把伊拉克做成這個針對性工具擺放進新的“大棋局”的捭闔縱橫空間中去。
(3)針對伊朗——由於蘇聯收縮,莫斯科很難再通過伊朗介入-進入波斯灣,也由於伊拉克因兩伊戰爭而實力衰弱,於是在美英土著那裏,薩達姆基本上失去了可利用價值。
(4)但是,不論在哪一條路徑上利用伊拉克,美帝國都不會讓中東出現一個阿拉伯強國,或者一個意志獨立的石油大國,或者一個非王權的阿拉伯統一勢力,那麼(薩達姆的)伊拉克在被美英土著利用之後,能夠走到的最好結果就是竹籃打水,如果不是“狡兔死,走狗烹”的話。即便伊拉克不去(或者不“被去”)充當美英土著的工具,可以預期的最好結果也只是——美帝國要讓中東石油政治格局保持現狀(那麼中東勢力之間的“大局觀”也只能是“保持現狀”),則伊拉克的武庫將在10年後變成擺設。比“保持現狀”更有可能出現的情形是——美帝國需要穩固並擴展其美元霸權,於是需要全盤控制一個“大中東”,那麼很可能,它需要在穩固它與石油王權的緊密聯盟關係之外,還去爭取伊朗的立場,那麼夾在沙特與伊朗之間的伊拉克就“很可以”被美帝國出賣,薩達姆要“被下臺”以至於被審判(兩伊戰爭、暴政、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薩達姆當然推演過這些邏輯。
總結起來,在上述3方面裏,(1)和(2)讓美帝國有理由打壓伊拉克,(3)卻有可能讓美英選擇相反的態度,前提是伊拉克要足夠強大,且“大棋局”要求美英啟用伊拉克並且有啟用伊拉克的捭闔空間。(4)則讓美英土著在利用了伊拉克之後再對它進行打壓。而做為應對,薩達姆這一次侵佔-統一科威特(曾經是一國)的行動就“巧妙”地同時應對了(美英土著的)美帝國的3個立場,“看起來”可以化解美英將要對伊拉克和薩達姆本人造成的不利——薩達姆利用“冷戰收局”前夜的複雜局勢,希望(美英土著的)美帝國不敢於在中東啟動戰爭,希望得到莫斯科的支持,希望歐陸對(美英土著的)美帝國施加反制,而在伊拉克統一了科威特之後,薩達姆可以憑藉更強的國力令(美英土著的)美帝國忌憚(它與其他博弈者聯合,它在中東石油政治中更大的權重地位,又更難用軍事手段解除它的武力),同時,合併了科威特的伊拉克實力更強,滿足了美英對伊拉克的工具性需要。這樣,薩達姆既迫使華盛頓,又同時勾引華盛頓重新考慮它的中東佈局,給伊拉克一個更確鑿的“主力盟友”地位,然後,伊拉克就有機會取締海灣王權政治,一統阿拉伯石油諸邦。
以為看清了博弈推演,也看清了華盛頓、莫斯科的意圖,薩達姆才敢於“侵略或者統一”科威特,但是——“冷戰收局”進程已經啟動,值此前夜,無論美英土著試圖為“冷戰後”做更深的佈署(主要針對猶太資本和歐陸),或者蘇聯試圖退回冷戰,都會遭到其他博弈者的聯合打擊,直接陷入敗局。而此前,由於美、蘇都難以把冷戰繼續下去,各方博弈者已經在數年中把這個“大局觀”走實,很難做出方向性調整。
薩達姆希望莫斯科做的,或者與莫斯科“有約”的內容應該就是——在保守的立場下,莫斯科在外交層面幫助伊拉克,在積極立場上,莫斯科啟動它在敘利亞的力量與影響力,向以色列發起衝擊,與薩達姆衝擊阿王權的行動相接應,如此,則中東大亂,美元之基礎飄搖——如果莫斯科繼續擴大行動,那將是一場“冷戰之決戰”。雖然,莫斯科幾乎不可能由此贏得冷戰,但莫斯科可以在拿到美英土著、猶太資本-以色列、歐陸的籌碼之後罷手。那麼在薩達姆看來,莫斯科會有所行動的,而莫斯科與伊拉克的聯動在“大棋局”上造成的影響是美英土著“不可接受”的,而此時或者先此一步,薩達姆可以在先行拿到美帝國的籌碼,即美帝國承認伊拉克合併科威特這一現狀,並以實際政治行動保證這個“承認”的有效性之後,遂撤出博弈。這樣,在(美英土著的)美帝國更改過的中東佈局中,伊拉克將成為(美英土著的)美帝國的“首要盟友”,去充當威脅阿王權,和威懾-攻伐以色列的工具,尤其當華盛頓向莫斯科交付了中東籌碼或中東利益之後,美帝國就更需要伊拉克這個“工具盟友”。但是,莫斯科或者沒有什麼貨真價實的籌碼與利益可以爭取了,或者在薩達姆攻伐科威特之後,莫斯科立即拿到了籌碼與利益,而讓美帝國去打弱伊拉克——這一結果本身正是莫斯科在這一輪博弈中要去追求的最大目標。於是莫斯科沒有行動,這多少出乎薩達姆的預料。
如果莫斯科配合薩達姆去行動,則又是莫斯科的回馬一槍(早一次是蘇軍進佔阿富汗)——莫斯科可以利用敘利亞和伊拉克同時威脅阿王權,也威懾以色列,但是在蘇聯尚未實行私有化之前,包括猶太資本在內的所有西方資本(做為博弈者)都不可能最終站在莫斯科一邊,雖然在博弈進程中它們會與莫斯科聯動,也給予莫斯科“幫助”。那麼莫斯科的反擊的最佳結果是維續冷戰,或者讓歐陸一舉獨立(不須是一個聯合的歐盟)——對於莫斯科,維續冷戰已經勉為其難,一場“反擊戰”的後果中還包括了促使西方資本聯合起來這一效果,這不利於莫斯科操作“蘇聯主動解體”;如果結果是讓歐陸一舉獨立,不論莫斯科是否繼續保持社會主義立場,在已經難以拉回東歐盟友(蘇東已經主動開始鬆動)的情勢下,美歐還要聯合打壓莫斯科,莫斯科迎來的形勢將不會比它選擇隔岸觀火更好。關鍵又是——在這樣的“冷戰之反擊戰”中,猶太資本很少機會參與縱橫,施展捭闔,很可能“被出局”,而歐陸一舉獨立更能讓美歐資本有機會聯合廢黜猶太資本,則莫斯科將獨自面對美歐,在大勢上,這與保留猶太資本做為“大棋局”中的博弈者(去美英腹內構建“叛局”)相比,可謂差之千里。所以,莫斯科已經不準備做反擊,它要放棄(出賣?)薩達姆,把無法取勝的“回馬一槍”突然改換為——穩穩拿住針對猶太資本的“敘利亞牌”。而且,敘利亞也擔憂伊拉克在做大之後威脅到自己,它們之間的對立關係久已明確存在,莫斯科也就很難驅動敘利亞……(在“反伊拉克”聯盟的34個國家中,敘利亞還是提供了軍事支持的幾個國家之一)
阿王權諸邦是高度一體的,或者說,這些阿拉伯王權是拴在一條繩子上的螞蚱,因為王權政治容易被顛覆,且其一倒下,就很容易引起骨牌效應。所以形成和維護這個王權聯盟的做為主調的“博弈條款”是——要麼你們美英土著(或者美帝國)完全保留王權,要麼你們全部廢黜王權。當然這是主調,不排除特定情況下“條款失效”。所以,這一次薩達姆攻伐的不僅是科威特,還是,正是全部阿王權諸邦。所以伊拉克給美英土著和美帝國出了一道難以抉擇的“高級”難題,華盛頓幾乎不可能找到折中方案——要麼美軍與薩達姆兵戈相見,這等於美帝國(美英土著資本)自廢一把好兵器。要麼承認伊拉克吞併科威特這個結果,而如果美英承認這一結果,則阿王權就需要在美英土著之外加緊尋求新的盟友,和促使波斯灣局面複雜化,美元都將不再有一個堅實的“王權石油基礎”,而此時蘇聯尚未解體…….又在此時,受到了薩達姆的真刀真槍和強烈意志的威脅,阿王權更“有權利”要求美帝國必須 “打弱”伊拉克,同時以嚴厲姿態打出一個政治事態即“廢黜王權是不合法行為,也是反美行為”,而不是驅逐伊拉克軍隊了事,這樣薩達姆或者N達姆才不那麼容易捲土重來。那麼這場驅逐薩達姆的戰爭一定要熱鬧,要有氣勢,要確鑿地打弱伊拉克讓阿王權基本滿意。推演及此,如果莫斯科在敘利亞或者其他方向採取行動配合薩達姆的話,反而阿王權更需要依賴美帝國保護它,美帝國就不須向阿王權交付“打弱伊拉克”這個條件了。也所以莫斯科選擇隔岸觀火。
伊拉克攻伐科威特時,莫斯科沒有行動,這多少出乎薩達姆的預料;當美軍糾集盟友大規模攻伐伊拉克軍隊,莫斯科還是沒有行動,就基本上在薩達姆的預料之內了,因為華盛頓的行動最終取決於它的博弈推演,和它與莫斯科的協調(因為兩國不可以直接對抗,或者引起直接對抗。但是對於美蘇大國,這種協調也必須在推演料算之內)。所以,薩達姆對“科威特大事”的決斷還要看他與華盛頓之間一對一的“兵推”對局——伊拉克可以做美英土著的工具去威懾-攻伐以色列、阿王權(主要是針對以色列),但是不做“兔死狗烹”那種,所以薩達姆有權避免那種局面,方法是——利用冷戰收局這個極度敏感的博弈環境,先行吞占科威特,即做大伊拉克,並要求美帝國承認這一既成事實結果(不只是口頭和文本上承認,而是要在博弈層面能夠進行“邏輯確認”,即要求美英土著無法反悔除非它們願意在新的博弈中付出巨大代價),即要求美英土著在“冷戰後”選擇伊拉克而不是阿王權做為“只能二選一的盟友”,即要求美英土著在廢黜阿王權的同時支持“一個強而大的伊拉克”這條路線上走出決定性一步。即便美英土著不接受薩達姆打出的這個既成事實,不接受薩達姆要求的這條中東路線,派兵來攻伐伊拉克,伊拉克也不會亡國,薩達姆也“很可以”保住權位,因為美帝國(不論是美英土著的美帝國,還是包括了猶太資本的美帝國。此時在這一問題上,薩達姆未必分得清)的確需要保留“伊拉克牌”,當然可以是一張較弱的牌,美帝國也不希望中東格局大變以至於影響到“冷戰收局”。所以,薩達姆“吞併科威特”這個決斷的動力除了來自莫斯科,也來自他單獨與華盛頓的“兵棋推演”的結果,兩個理由又不可能完全分割。
假如沒有莫斯科的“許諾”(也許只是外交方面的承諾,加上向薩達姆兜售“大局觀”和博弈推演,讓薩達姆做出決斷),薩達姆也“敢於”去吞占科威特,但博弈推演的結果只能是——薩達姆空忙一場,還要被打弱。所以來自莫斯科的且不論真偽的“承諾”就成為薩達姆做出決斷的關鍵要素。而薩達姆在發兵科威特之前已經做出攻伐科威特的態勢,包括輿論攻伐,也是要判斷華盛頓的真實態度,並且從華盛頓的態度再去判讀莫斯科的真實態度(華盛頓與莫斯科之間必有溝通,而由於兩霸之間必須避免直接衝突,那麼兩霸之間達成的“協議”、共識和劃下的底線一定比薩達姆與其中之一“達成的協定”成色更高,更可靠。而且,華盛頓做為“大棋局”的第一博弈者,其洞察力、預見力當然在薩達姆之上。又,華盛頓的意志也是“大棋局”發展的最重要因素)。而表面上的“事實”顯示——華盛頓表現出了相當“誠懇”的“中立態度”,這讓薩達姆再無顧忌,兵發科威特……
華盛頓的中立態度就等於它對薩達姆攻伐科威特的策劃做了默認,這直接導致了薩達姆誤判形勢,這場“科威特局”才得以形成……而莫斯科一定演繹過華盛頓的應手,才會推出這一局“科威特博弈”——
當薩達姆在發兵科威特之前做出攻伐科威特的態勢,包括輿論攻伐,和去阿拉伯國家做合縱外交,這種情勢已經等於“薩達姆已經在行動”——針對科威特的軍事佈署和輿論造勢,本身已經讓阿王權如坐針氈,即薩達姆已經撬動了美英土著在中東的石油政治基礎,華盛頓已然無法讓中東“恢復原狀”了,即華盛頓已經無法通過制止薩達姆而挽回“這一個”損失(阿王權對華盛頓的“信任”與否定性判讀),於是,華盛頓就轉換問題——讓薩達姆的這一次“異動”進一步走實,再加以利用。所以,華盛頓不僅不能制止薩達姆,還要給予鼓勵。顯然,華盛頓一定明白,它的中立態度會起到鼓勵薩達姆的作用,無此,則薩達姆難以做出最後決斷。那麼華盛頓怎樣轉換這個問題-矛盾並加以利用呢?
如果沒有這場伊拉克吞併科威特的戰爭事件發生,阿王權也將繼續忌憚伊拉克,它們也將積極在美英之外謀求保障,而猶太資本也將積極佈署和暗中擴大那一“叛局”——阿王權和猶太資本都為“冷戰後”積極佈局。這將會導致那個“冷戰收局時刻”被拖延,和“冷戰收局過程”被拖延,和導致“冷戰不完全收局”,這些路徑都對美英土著不利,所以美英土著此時需要積極做好“打弱伊拉克的工作”,以儘早迎來一個對它們更為有利的“冷戰後”局面——雖然打弱伊拉克也對莫斯科有利,但在“冷戰後”的中東,美英需要對付的直接對手將不是莫斯科,而是歐陸和猶太資本,那麼相對來講,與其讓歐陸或猶太資本在“冷戰收局”中製造不安定局面並從中獲利,不如把這個利益“讓與”莫斯科;既然這場海灣戰爭背後的佈局——做為送給美英土著的問題,已經被莫斯科做成,那就遲早需要解決問題,而美英更希望它提早解決,安全地解決。
伊拉克吞併科威特,這一事件極大衝擊了所有中東王權手中的權力、利益和王權統治本身,而薩達姆敢於這樣做,就等於是華盛頓允許了在中東以現代政治取代阿拉伯諸幫的王權傳統這條路線。這就不單是一個阿拉伯王權體制、王權利益受到“衝擊”的問題了,而是中東王權政治必須、必然結束的問題。而伊拉克軍隊強攻科威特王宮,射殺多名王儲更意味著整個阿拉伯諸邦的王族還很可能被剝奪和平下臺的機會,和不被允許保留大量財產,很多王族成員還很可能被施以“暴力審判”。同時,這也等於是華盛頓主動對“以色列-猶太資本-阿王權之間的華盛頓戲法”的舊框架實施了攻擊,讓猶太資本-以色列失去一個支撐(阿王權)。又同時,美帝國同意伊拉克做大做強,也就向以色列的國家安全發起了實實在在的直接攻擊。通過海灣戰爭的前半程,華盛頓在盤面上以“把棋走實的方式”製造了阿王權、猶太資本對美英的需求。當然這只是在製造態勢,而為了讓伊拉克的行動能夠充分取得這種巨大的威懾效果,在伊拉克軍隊發起進攻前,華盛頓還推出中立的官方輿論,聲言不介入兩國爭端…….事件進程到此,就等於華盛頓借薩達姆之手握緊了阿拉伯石油王權的命門——華盛頓這樣轉換了問題。
由於“蘇聯的存在”在客觀上就是猶太資本得以自保的第一道防線,所以當美帝國將要摧垮蘇聯,猶太資本就需要“維持”蘇聯,方法包括在資本市場上給美英土著製造麻煩,聯合歐陸、阿拉伯石油王權製造“割據”大局,甚至它們“可以”整體地向蘇聯方向“叛逃”,製造一個“兩陣營同時解體”的亂局,再於亂中求存,以至謀利、謀勝。所以,鑒於“蘇聯解體”對於美英單極霸權有著極大價值,是美英的首要目的,美帝國要想首先“解體蘇聯”,就必須拿出足夠分量的籌碼給各路“盟友”,尤其要向猶太資本這個老謀深算的,佈署在美帝國腹內的“第五縱隊”證明其“誠意”,從而安撫和分化陣營內的叛離群體,遏制“叛局”。於是,華盛頓突然反手一擊——出賣薩達姆,把“美帝國通過剪除來自薩達姆的威脅,從而送給以色列一個長期的可以追求強國的安全環境”這一事件做成籌碼,贈送給猶太資本,這樣猶太資本也才一時“安心”,否則猶太資本不肯協助美帝國給予蘇聯最後一擊,也不肯去各方博弈者那裏協調“蘇聯解體事宜”,更保留引爆華爾街金融問題,甚至引爆“美元安全”這部分博弈權利——如果美英手中握著薩達姆的伊拉克這個針對以色列安全的大殺器,並且因此擁有極大把握成功圍剿猶太資本,那麼猶太資本當然需要,當然可以“掀桌子”,“跳牆”。當然同時,利用同樣的原理,美英土著也穩住了阿拉伯石油王權,令它們也安心協助美帝國去完成“蘇聯解體工程”,尤其讓阿王權看到它們在中東已經獲得了看起來無可撼動的安全政治環境、地緣環境,從而化解它們必須立即“跳牆”的動機……這樣,在成功轉換了問題之後,華盛頓再成功地從新問題的博弈矛盾中打劫了利益。
[ 當薩達姆做出勢態要去攻伐科威特,沙特就已經去華盛頓告狀了(沙特為美國提供過相關資訊,但“看起來”未能引起白宮的重視)。那麼,要麼白宮已經對沙特做出了保證,而沙特並未通告科威特,卻利用它“王權領袖”的地位穩住其他王權諸邦。要麼出於華盛頓有能力掌握這些王權政府的動向,白宮根本沒有對沙特做出保證,或者保證說薩達姆決不敢於侵吞科威特,而王權諸邦還有機會在受到薩達姆的實盤攻伐之後再宣佈放棄美元結算,或者從而,華盛頓還可以借用阿王權的異動去偵察“大局觀”…… ]
然而單是直接“打弱”伊拉克,這個籌碼還不夠高成色,因為薩達姆的伊拉克在兩伊戰爭後國力衰弱,對以色列的國家安全(同理也對阿王權)尚未構成現實威脅,所以,美帝國勾引薩達姆去侵佔-整合科威特,形成一個“伊拉克在加速恢復實力,也加速稱霸中東,也在整合阿拉伯力量”之現實態勢,這就鑿實而強力威脅到以色列的國家安全了(同理也對阿王權)。這時,美帝國再出手打擊薩達姆,解除伊拉克的武力和稱霸潛力,就向猶太資本和阿王權交付了成色充足的籌碼。如此,華盛頓近乎“無中生有”,“無米為炊”就製作出“伊拉克對以色列的巨大威脅”和“伊拉克對阿王權的巨大威脅”這兩隻大籌碼,還讓它們不得不接受與華盛頓“交換籌碼”的要求。
[ 在美英土著資本勢力的立場上,如果在打弱伊拉克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去顛覆薩達姆再搞“民主”政權,則伊拉克有可能被伊朗輸出宗教革命而拿走果實,或者被阿王權收買、收編,則美英土著就少了一個(針對阿王權、猶太資本的)可以再度啟用的籌碼。而如果美軍直接控制伊拉克,將加劇中東的反美環境,更要令阿王權和以色列高度緊張,促使它們與莫斯科、歐陸加緊聯合,加緊“叛局”行動反制美英土著。 ]
莫斯科看到——猶太資本與美英土著之間可以就“以色列安全”進行籌碼交換,甚至可能,早在兩伊戰爭的時候就已經看到這種籌碼交換已經在進行——兩伊戰爭能夠打弱伊拉克,才能促成這樁籌碼交換順利進行,和以這種方式進行(這可能也是阿富汗戰事後期,莫斯科遲遲不從阿富汗撤軍的原因之一,莫斯科要促成兩路資本的這樁交易)。但是,這樁交換雖然“完全可以進行”,但並不就是“必須進行”,因為猶太資本對美英土著的巨大威脅——在華爾街“狗急跳牆”並不是猶太資本真正想要的結果,只做為有效威脅之用,而美英土著也有機會成功壓制猶太資本可能的“跳牆”行動。那麼莫斯科就積極促成這樁“籌碼交換”,讓這樁交易必須發生,並且讓它進行得徹底,從而“幫助”猶太資本這支“第五縱隊”獲得安全。並且與此同步,莫斯科保留它與敘利亞的特殊關係,握緊針對猶太資本的大牌,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這支“猶太資本縱隊”,讓它為莫斯科所用——如果華盛頓、莫斯科各自握有一張針對猶太資本的牌,就相當於誰都沒有這張牌。那麼這又等於是:通過“科威特局”,莫斯科才獲得了這張牌。
[ 此外,要說莫斯科“推出”而不說莫斯科只是“推動”了“科威特局”,因為假如沒有莫斯科的“推動”,包括為薩達姆提供“大盤推演”(當然只正確推演到,至少要推演到“美帝國保持中立”這一環節),薩達姆很可能就不能知道(不理解)華盛頓將會“保持中立”,這局“科威特博弈”就要被薩達姆擱置。薩達姆最有可能出錯的推演環節很可能就是——他只看到美帝國,卻未能分清(或慎重分清)它是美英土著資本的美帝國,還是美英土著與猶太資本共同的美帝國。本文之所以這樣設想是因為——如果博弈推演過程不需要太複雜,在博弈者立場已經被確定的前提下,則推演過程想要出錯都難,而對於博弈者立場的判讀,及對於立場背後的博弈者的屬性的判讀就需要於動態中不斷修正大局觀…… ]
“伊拉克侵入科威特並著手整合科威特,進一步威懾阿王權和以色列”這一步驟走實的程度有多高,猶太資本+阿拉伯石油王權必須相互配合去引爆一次石油危機+金融危機+美元危機+西方經濟危機——這一應手的實在性就有多高。同時,歐陸已經在籌畫“歐洲統一”大局,出於對蘇聯解體後美英獨霸格局的擔憂,歐陸大國(法、德)一定會加速歐陸聯合進程、並同時遠離美帝,在莫斯科的幫助下,在猶太資本要去發起的石油危機-經濟危機的配合下,“歐洲聯合且獨立於美帝”頗有一舉成勢的機會——當然,這些“棋盤推演”首先都做為對美帝國的威脅,然後才“做為”“博弈事實”。那麼此際,美英與其冒險在蘇聯即將自行倒下的前夜引發陣營內鬥,讓“蘇聯解體”不得不變成“蘇聯與美歐同時解體”,就不如先行聯合“現盟友”推倒蘇聯,再反手對付內部將要產生的新的敵人。(而要做到成功聯合“現盟友”,美英在必要的情況下就需要向莫斯科支付利益——這個“必要的情況”正是莫斯科這個老對手積極打造並遞交給華盛頓的“利益交割檔”,只是,博弈中沒有可信賴的“契約”可以憑藉,莫斯科要借用薩達姆的誤判與華盛頓在實際鬥爭中演繹這份“博弈合同”。)此時,蘇東陣營解體已經進行到半程,難以逆轉,“蘇聯解體事項”也在被蘇聯高層操作中,並且蘇聯高層已經開始佈局國內放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猶太資本和歐陸資本並不是很擔憂一個在冷戰中獲勝卻被經濟難題困縛的的“非蘇聯”會來擊垮西方的資本主義制度,即便擔憂有理,西方也有資源實施反制——
(1)美帝國的國力、武力將會繼續存在,它仍將是歐陸資本的保護傘,即便它失去單極霸權,這是由它的資本立場所決定的。
(2)只要蘇聯放棄社會主義動員體制和基於這種體制的中央集權,西方資本就有辦法迫使蘇聯(或收縮之後的俄羅斯)接受它們的資本輸入和進入“休克療程”,尤其因為前蘇東、蘇聯陣線內部將有兩組內應會來接應西方資本:
一是,獲得獨立博弈立場的原蘇東國家、原蘇聯各加盟共和國政府,不論這種新政府是不是還堅持社會主義的革命博弈,它們都會(同時)據有國家立場、民族立場和地緣政治立場,尤其在“蘇聯地緣”瓦解從而令這些政權變得無所依託之際;
二是,從官僚立場轉變為資本立場的整個權貴階級,他們將從內部阻止新一個蘇維埃及蘇維埃聯盟重新出現……
那麼,美帝國通過打弱伊拉克,就破除了一場“冷戰收局”下“可以”出現的由其他博弈者發起的“聯合反擊戰”。
[ 美帝國在它如何進行“中東佈局轉換”這一問題上存在漏洞,莫斯科看到並積極抓取了這一漏洞,相反,如果莫斯科消極,也就沒有當前的“敘利亞博弈熱點”了,美英土著與猶太資本便可以更早聯手,向莫斯科(及北京)展開(更大規模的)攻勢了…… ]
伊拉克強勢威懾阿拉伯石油王權,波斯灣有可能陷入亂局,那麼在莫斯科的支持下,馬克、法郎有了機會,可以進入中東分割美元的石油結算權……但是美英擁有一項博弈權利——要求歐陸和猶太資本先行配合美英令蘇聯解體,而後西方資本才可以展開它們之間的博弈。同時,薩達姆的行動顯然是在向美帝國爭寵,卻很少摻有與歐陸合作的意圖,哪怕是間接層面的博弈合作,而此時及此後相當長的時間內,歐陸也無力、無手段深入介入波斯灣博弈(有美英海軍力量在面前,莫斯科方向也無力做出關鍵性策應,薩達姆根本不需要知道法國是不是也有能夠開進波斯灣的海軍力量)。所以在莫斯科放棄的情況下,美帝國 “有權”邀約歐陸一同參與打弱伊拉克的行動。美英可以接受這樣的結果,因為在“冷戰後”大局中的相當長時期內,一個被打弱的伊拉克無力致亂波斯灣,也就無力支持其他博弈者,這會讓歐陸不得“快速”遠離美英立場,不能“快速”形成——莫斯科聯合歐陸、猶太資本、中東石油權勢對美英進行聯合反擊的機會,即美英破除了“冷戰後”即將出現的第一場針對它的“聯合反擊戰”,而美英可以繼續(聯合歐陸)打壓收縮後的俄羅斯……
那麼可以說,美帝國通過海灣戰爭打弱伊拉克,就破解了兩場“可以”發生的“聯合反擊戰”——第一場是“可以發生的”,因為它們首先是被歐陸、猶太資本兩個博弈者“準備著”但又不需要走實……第二場是可以走實的,但是需要更多條件……又,第一場“聯合反擊戰”可以爭取一個“兩陣營同時解體”的大勢,並且歐陸、猶太資本可以爭取在“冷戰後”大局中站穩根基。第二場“聯合反擊戰”基於薩達姆把美帝國的波斯灣格局打亂,並且新的格局可以延續到蘇聯解體之後,幾路博弈者再來針對美英土著破局。在兩場“聯合反擊戰”的博弈推演中,幾路博弈者不能達成協同,又,要配合薩達姆的“波斯灣之亂”需要以軍事手段為重,而歐陸還沒有獨立的軍力,俄羅斯很難在剛剛結束阿富汗戰爭之後再以強權面貌沖進波斯灣,又不可以與美帝國正面衝突…….但是幾路博弈者可以誘使薩達姆做出“異動”,並從中博取利益。
那麼現在可以說:莫斯科、美英土著通過海灣戰爭,借用薩達姆,各自避免了讓本方陷於巨大被動,以至陷入“被出局”的局面,保留了各自的現有霸權權力和繼續謀霸的機會和“機會空間”,雖然莫斯科保留的現時權益少得多……莫斯科對海灣已經無力介入,且鞭長莫及,於是需要向更大的棋局中放眼,用空間換時間,把博弈延伸到更大的歷史中去……
下邊再演繹以色列和猶太資本的博弈立場——
(1)由於蘇聯尚未解體,華盛頓(英美土著)還不能確知蘇聯將“收縮”到何種程度,同時這個“收縮程度”又取決於時局走勢,那麼猶太資本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挾持美英土著的“冷戰大局觀”。於是,猶太資本能夠與莫斯科合作,從海灣戰爭中套取利益。但猶太資本也讓莫斯科拿到了針對它和以色列的權利(籌碼),所以莫斯科比猶太資本更有理由策劃這場“海灣局”。
(2)“冷戰後”的中東,與美英爭逐的主角將是歐陸(德、法)。由於歐陸無法在波斯灣與美英博弈軍力,原則上它就希望波斯灣-中東格局能足夠複雜,而美英打弱伊拉克讓中東石油政治格局變得簡單,就等於壓縮了歐陸的捭闔空間。那麼歐陸就需要更多來自猶太資本的配合,猶太資本就獲得了一份更大的去歐陸佈局的“權利合同”(當然,如果沒有海灣戰爭事件,歐陸為了分裂美帝國,也需要向猶太資本做讓步,允許它登陸歐陸)。反過來,如果沒有這場“海灣局”,歐陸就能拿到針對猶太資本的更大籌碼(猶太資本在美帝國腹內所以不夠安全,需要歐陸的幫助),則猶太資本很難登陸歐陸或者“成功登陸”歐陸,而如果猶太資本不能“成功登陸”歐陸,它就將失去充分的縱橫空間,無從捭闔博弈,將被美英土著圍殲在北美——一個叫做曼哈頓的小島上。
(3)伊拉克這個威脅解除之後,美帝國很難再找到或者樹立另一個與(薩達姆的)伊拉克分量相當的,哪怕分量相近的替代者去威脅以色列(就此不妨考量:為什麼與以色列不相鄰的波斯人的伊朗卻需要喊出,“可以”喊出“把以色列從地球上抹去”這樣的語文句子)。那麼以色列解除了威脅它國土安全的那個最強的,也是最切近的威脅,即猶太資本基本破除了美英資本針對自己的“這種”籌碼(利用代理人施加威懾與攻伐),從而在中東地緣政治中也打開了博弈空間——空間和時間對於缺乏政權支撐、地緣支撐的猶太資本來說,就是“國土”,就是地緣縱深。
——華盛頓、莫斯科、猶太資本都在薩達姆看到的那一盤“局面”之上,再做一了局。
博弈局面中隨時產生新的佈局與變局——局中有局,借局佈局。無中生有,樹上開花。
文/空蕩的原野
2012-4-7
《瞞天過海連環策- 911大棋局全景推演》
《瞞天過海連環策- 911大棋局全景推演》
《瞞天過海連環策- 911大棋局全景推演》
〇 要點提示
1.直接地,“911博弈”是發生在美元資本與歐元資本之間的一場生死決戰。通過爭奪貨幣霸權,“美元帝國”與“歐陸帝國”(借殼“歐盟”)這兩個政治實體又要爭逐全球政治霸權,而爭逐全球政治霸權又不過是為各自所代理的那一路資本盜取壟斷地位服務……就此,全球各路博弈者演繹了一輪錯綜複雜的“大棋局”攻伐,俄羅斯、猶太資本(+以色列)更全力運籌、實施各自的爭霸野心,而一些次要博弈者雖然審慎行事力圖自保,卻不免或被借為棋子,或遭到訛詐,或被淘汰出局……
2.在這一輪全球爭霸博弈中(當然也包含“反霸”內容),“911攻擊事件”是足以改變“全球大棋局”宏觀走向的一個最關鍵節點,是由一組博弈者主動發起的一個“破局性事件”,它們通過“911事變”扭轉大勢,一時“轉敗為勝”,所以本文把這一輪全球大博弈擬名為“911博弈”或者“911大棋局”。
3.有三路博弈者參與了“911事變”(“911攻擊事件”),它們是:白宮(美英土著資本及權勢集團)、海灣石油王權、猶太資本(+以色列)。此外,“埃及政權”也勉強可以算作第四路(邊緣)參與者。其中,猶太資本做為整個“911大棋局”的“最終策劃者”並未直接參與“911攻擊事件”……白宮不僅是“911大棋局”的“最高策劃者”和最高操控者,還做為主要行動者參與了針對美國本土的“911攻擊事件”……海灣王權向基地組織最高層發出指令,本.拉登接受指令並驅動基地組織,與白宮配合上演了9月11日的攻擊事件……埃及最高權力核心(或者只有穆巴拉克一人)是否知曉,或者知曉多少“911策劃”的相關內容,從而是否向基地組織二號領導人紮瓦赫裏發出指令,或者埃及最高權力核心在“9月11日事件”中的實際角色——本文尚未能就此做出可靠推演,但至少可以確定的是:這個“埃及最高核心”在“911大棋局”中另有重要角色……
4.站在基地組織背後的博弈者是“沙特王權”(代理海灣王權及其資本)和“埃及最高權力核心”(“意圖”代表埃及國家利益)。又,做為博弈者的“埃及”可謂是以色列(+猶太資本)找到的“鐵杆”戰略盟友,是以,在“大棋局”之縱橫捭闔中,基地組織有時也需要,也能夠間接執行猶太資本的戰略意圖。
5.在“911策劃”中,由沙特人本.拉登領導,並以沙特籍人為主要成員執行“911攻擊”,以及(或者)他們承認對事件負責,其目的是——海灣王權由此向美元帝國交付了一張“投名狀”,即,由於美元帝國由此可以把海灣王權指證為美國的敵人,白宮就可以迅速廢黜海灣王權,所以海灣王權不可以叛離美元立場(廢止“石油美元”或者出爐“石油歐元”),再所以美元帝國就不需要廢黜海灣王權——由此,雙方就“石油美元”達成更為緊密的“勾結合同”。(這算是一則“瞞天過海”,也做為“911大棋局”之一處“棋眼”)
6.阿富汗地處偏隅,國家體量中小,政治鬆散,在“大棋局”中長期處在被動位置和邊緣位置,政權博弈能力偏低——恰是這些互為因果的因素,才使得這個地緣政治地圖中的“地理國家”突然變成一處最重要的戰略節點——可供強權切入。美英強權通過阿富汗重置了中亞“能源管線政治”,和借阿富汗為跳板向周邊國家縱橫捭闔,從宏觀、微觀上改造了中亞-中東地緣政治,乃至一時重置了全球政治地緣……
7.關鍵地緣政治目標:埃及,土庫曼斯坦,印尼(當然還有阿富汗,伊朗,伊拉克)……
8.關鍵地緣政治工程(地緣政治手術):“北約反導”,巴傑石油管線,“大地中海計畫”……
9.一號醬油男:英國。在近現代歷史中,英國政權高效代理了英國本土資本利益。而今天,英國(政權及其資本)遊走在美、歐之間,實際身份卻是美帝國使派的008小弟,行無間道,手中醬油瓶要在關鍵時刻助美帝,砸法、德……
10.法蘭西(2011-3)攻伐卡紮菲(格達費),海豹突擊隊(2011-5-1)刺殺本.拉登等事件都可以視為“911大棋局”的重要後續組成部分(或可視為新一輪大博弈)。
刺殺本.拉登事件還是美英土著、猶太資本、海灣王權(也有莫斯科、巴黎)之間擺開的一局“無間道”。
11.……
〇 從“冷戰收局”到“911大棋局”
緊隨蘇聯解體,“歐陸聯盟”立即形成(蘇聯正式解體不足1個半月之後,即1992年2月7日,“歐共體”12國外長和財政部長在馬斯特里赫特正式簽署),即,“蘇東解體+蘇聯解體”與西方資本陣營分裂同時進行,互為博弈因果,或者說,“歐盟”成立、且獨立於美帝國本就是“蘇聯解體局”的一部分。此時,美英土著資本不能正面攻掠歐陸,既不能對歐陸施加全面控制,也不能正面遏制歐陸的爭霸前景,因為那樣必將導致歐陸背離美英,去借重莫斯科的軍事、政治、地緣力量對美英施加反制。以及,猶太資本也不會允許美英土著攻掠歐陸,它會以引爆美帝國金融危機、經濟危機為手段掣肘美英,因為美英土著在解除歐陸這個最強對手之後將立即返身圍殲猶太資本(乘俄羅斯極衰之際,而中國不具備爭霸全球的地緣條件和實力條件),且猶太資本還必須保留歐陸做為它可以出逃的目的地。而且,全球各國政治力量、資本力量同樣需要掣肘、反制美英土著的單極霸權。那麼可以說——“美英土著不可以正面攻掠歐陸,從而歐陸獲得獨立博弈者資格”也正是“蘇聯解體局”即“冷戰收局”中已經包括,已經預置的一個邏輯內容,這個邏輯內容與邏輯關係也是“蘇聯可以選擇主動解體,敢於選擇自主解體”的博弈邏輯前提……反過來,從蘇聯解體到“911”此10年間,西方資本陣線內部的叛局之所以未能發生,也是因為其陣線內部尚未形成一股具備更多利益協同的背叛勢力——歐陸意圖獨立于美英,但是各國做為中小博弈者需要一個明確的共同利益或(及)前景做為盟約,才能形成一個強大的“叛局同盟”,具體地,歐陸需要通過拿到“金融武器”從而把歐陸各國轉變成為各國資本利益的聯合體,從而成為一個確鑿的“大國博弈者”而不會在美英的壓力下分崩離析——歐元正是這個“共同武器”。所以,新一輪的“全球大博弈”的主題來自“歐元出世,及怎樣出世”,它是“蘇聯解體博弈”(冷戰收局)之後又一輪具有轉折性意義的“大博弈”。即是說,當“蘇聯解體博弈”經過了大約10年的後續運演,針對暗中生衍變化的“大棋局”(和各方博弈者共同參與構建的“大局觀”),主要博弈者必須考慮出爐一輪新的“全球大博弈”了。
從人口規模、經濟體量與品質、科技資產到文化資產,歐陸都勝過美國,或者可以迅速勝過美國,哪怕是縮減版的“歐陸帝國”。所以,歐元霸權“可以”在“市場規則”之下取代美元霸權。而且此時,美元總面值已經超出美國的經濟規模和經濟實力,包含了那部分由霸權帶來的數額。那麼一旦歐元取得石油結算地位,哪怕是在“石油美元”之下成為第二結算貨幣,美元霸權也要被終結,“美元帝國”將不復存在,美國經濟將走向崩潰,而美帝國舊的帝國之本、即實體生產力也已經部分被放棄,沒有放棄的那部分生產力也將在美元失去霸權之後繼續衰落——200多年的英-美全球霸權也要當即終結。
是以,“歐元出世”是繼“蘇聯解體”之後又一次深刻影響到全球爭霸-反霸格局的重大事件,當然,它的由來(之所以能夠出世)也是一次“博弈事件”,是由全球爭霸-反霸歷史演繹而來的一個後果,和“大棋局”的一個新的主題性內容。它或者足以改變全球霸權-反霸格局,推翻美元帝國和美英傳統霸權,或者美元資本和美元帝國成功維護它們的既得霸權利益。此時,全球各路博弈者必須針對“歐元出世”重新做出捭闔縱橫,以能爭取一個于本方有利的“大棋局局面”(針對1975年“美元帝國”以“石油美元霸權”為武器向全球社會發起的“貨幣戰爭”,從後期到收局的“冷戰進程”也可以看做是全球力量對美英霸權做出的第一輪反抗與反制)。其中,美元帝國及舊霸權體系下的既得利益集團要針對“歐元出世局”做出破解(破局)……
本文將通過“博弈邏輯”推演並顯示——“911事件”就是在這一“大局觀”背景下由美英土著資本、猶太資本、海灣王權三路博弈者共同精心設計、實施的一步“大棋”,一個它們用以“突破由‘歐元出世局’而引起的全球大棋局新走勢”(破局)的重大“博弈事件”,它的真相就只能是“博弈真相”……當然,參與陰謀策劃的三路博弈者之間也必然存在的捭闔鬥爭也構成“911大棋局”的重要內容。
〇從“美帝國”到“美元帝國”(1)全球化與東亞金融風暴
從蘇聯解體到歐元出世這10年間,美英土著既然不可以正面攻掠歐陸,那麼它是否可以“退求其次”去華爾街圍殲猶太金融資本呢?答案也是“不能”——此一時期的美帝國,它的權力功能還不能擺脫冷戰機制(冷戰也並沒有真的過去),美英土著資本在對外立場上能夠長期達成一致(通過美國式“民主”政治),但在美帝國境內,美英土著這一路資本尚未形成為一個獨立的博弈者能夠去同有著千年歷史和有著緊密利益關係的猶太財團或曰“資本民族”(在馬克思的概念下)進行全面的博弈鬥爭。而且,一旦美英土著敢於圍殲猶太資本,則不僅猶太資本要“跳牆”,要致亂美國金融、美國經濟,讓美英不可能在那10年之間走到它全球霸權的極盛頂點。更加,歐陸也必須提前謀動,包括不會配合美英去竭力打壓俄羅斯而是必須聯合俄羅斯,則美英不僅算不上贏得“冷戰”,還要因為內部爆發叛局而直接失去霸權位置……
這也是說,在“冷戰收局”這一盤棋局中,與莫斯科對弈的白宮實際上已經是一個被猶太資本靈魂附體的白宮,或曰“冷戰收局”是在莫斯科、白宮、猶太資本、歐陸(主要是法國)之間做出的一次“大變盤”,並且在這幾路博弈者之間還不能論出勝負,而猶太資本正是這一盤“冷戰收局”中的縱橫家,是以不至於讓自己在冷戰後置於美英土著資本的刀俎之下。不止於此,對於“沒有祖國”且至少“懷璧其罪”的猶太資本,它的“大棋局”必須籌謀更深,更早,包括1975年“石油美元”之所以出籠,怎樣出籠……當然,猶太資本必須順應大勢,包括順和美英資本的利益及其大局觀,更利用美英土著資本、“美帝國”、“正常的美國”之間的矛盾,才能做到借勢佈局,乃至借局佈局……
那麼既然此時不能鯨吞猶太資本,美英土著就勾結猶太資本,通過“全球化運動”在全球布下經濟-金融大棋局,對全球實施金融掠奪和經濟剝削(90年代初“全球化”概念出爐並被熱炒。1995年1月1日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並開始運行),包括通過金融手段直接掠奪、收割東亞、俄羅斯的財富、實力與潛力,也削弱這些博弈者的博弈實力。同時,美英土著借“全球化”繼續擴張外勢,壯大美元資本的實力與勢力,增強霸權美元對全球的金融控制力。又同時,白宮在東歐、中亞,在車臣問題、“歐洲反導”等問題上聯合歐陸進一步打壓、拆解俄羅斯,讓那個針對它(美英土著資本)的叛局失去來自俄羅斯的強力支撐,再圖返身迫降歐陸,圍剿猶太資本。又同時,美英土著資本也利用“全球化”這一時間進程(美帝國和美元帝國的擴張進程)從冷戰身份中走出來,恢復其“傳統資本立場”,即用“美英資本立場”替換冷戰時期的“美帝國資本立場”,以能獲得一個足以制約乃至鯨吞猶太金融資本“集團”的“獨立博弈者身份”。由於猶太資本勢力已經滲透到美帝國各重要領域,美英土著資本還需要借重倫敦去完成它的佈署……對此,猶太資本必須找到反制手段——
〇從“美帝國”到“美元帝國”(2)猶太資本的“土著”盟友
在冷戰時期,猶太金融資本的“集團”屬性也有所淡化、或曰被淡化運行,但是“金融民族”卻始終做為一種不會失去的集團性立場,因為——這個立場首先就是由金融資本的內在屬性所要求的,即由金融資本的壟斷性所要求的,而不是首先出自“民族屬性”的要求。所以在“美帝國”時期和“美帝國”向“美元帝國”轉向時期,資本金融化和金融資本走向壟斷化的進程始終未斷。而且,猶太資本借其歷史繼承性一直在持續壯大,而這又是因為維繫“金融壟斷性”需要借用某種自然屬性下的“集團性”,那麼血緣關係、歷史承繼、宗教社區、文化認同、國族認同——這些未曾被,也不可能被歷史遺棄的差異性內容還是會楔入“金融資本集團”的建構進程中去,何況在美國-美帝國的歷史中,猶太金融資本一直就以民族性為根基才得以在北美立足、生根、壯大,以至謀得金融霸權……
蘇聯解體10年後,美帝國已經基本完成向“美元帝國”的蛻變。但是猶太資本必須在美國國內尋找到另一個強力盟友,或者它與某個“資本盟友”的結盟雖然不足以控制美帝國,卻能夠在美國權力政治結構中獲得一種結構性優勢,以能壓制住其他資本集團及其聯盟,和壓制住美英“土著金融資本”這個“大聯盟”,只有這樣,猶太資本才能避免被圍殲並爭取到出逃機會,或者借爭取到的“出逃權”再行做局、佈局……猶太資本選擇的這一支“土著資本盟友”就是“美英石油資本”——把它從美英土著資本群落中拉攏、分割出來與自己結成利益同盟。不過,在“鯨吞猶太資本”這一博弈方向上,只要條件成熟,美英石油資本仍然可以“還原”到美英土著資本的共同立場,而這就要求猶太資本的戰略佈局必須步調緊湊,並且要讓石油資本能夠從猶太資本的佈局中獲得暴利——猶太資本有辦法做到這兩點,辦法就是——
(1)強化美帝國以“石油美元政治”為根基的“大棋局”走向,讓白宮必須借重於石油資本的配合,也從而必須借重猶太金融資本的配合。“911佈局”就是一個關鍵性的強化步驟與手段。
(2)借白宮佈局中東、中亞之機,讓美英石油資本搶佔那裏的油田股份從而站穩“石油大棋局”立場。自然,白宮也需要這支它可以信任,可以控制的的嫡系資本來配合、幫助它展開中東-中亞佈局乃至全球佈局。
(3)在華爾街,猶太金融資本與美英石油資本相互勾結,一同套取暴利……這些可行的勾結關係,以及這一勾結能夠引導、推動白宮更堅決地走向符合“猶太資本佈局”的方向(美英土著的戰略佈局),以及這兩路勾結起來的資本能夠為,願意為白宮的戰略佈署提供現實可行的支援與配合,包括金融戰線、石油地緣政治(主要針對莫斯科)上的支持而不是背叛或背離——這些正是猶太資本之所以把美英石油資本選做戰略盟友的因由。
(那麼美帝國軍工資本是猶太資本的“國內土著資本盟友”麼?猶太資本所需要的“石油美元帝國”的確需要軍事霸權做支撐,但是此前的“美帝國”時期,美國土著資本也需要,更需要軍事霸權的支撐。而且,美國軍事工業整合著美國的大工業資源、大學資源和高科技資源,而這些資源正是“可以”構造一個“健康美國”的主要成分。所以說,美國軍工資本更靠近猶太資本的“敵手”——美英土著資本的立場。當然,在“大棋局”裏沒有“永遠的敵人”……)
猶太資本針對美英土著的策略也必須切合美帝國現階段的歷史走向(歷史慣性),這個走向至少要是——美英土著資本在全球“大棋局”中的立場將要求美帝國堅持這一走向。這就是說,並非“猶太資本+美元石油資本”的權重真的壓過其他美英土著資本,也壓過“美國”社會可以整合起來的社會力量、“民主力量”,從而兩路資本能夠挾持美帝國走向“美元帝國”……猶太資本拉攏一支“土著資本盟友”只為避免被土著資本鯨吞,而美英土著資本預圖鯨吞猶太資本也不是為了回到一個傳統的“美帝國”或者“美國”(所謂非帝國的“美國”根本不曾見存於歷史),而是要把這個金融帝國和通過它而向全球社會榨取的金融暴利收歸己有,而且面向全球“大棋局”,美英土著也要爭取剪除猶太資本這支“第五縱隊”……美英土著資本(及其權勢)、猶太資本都知道——從“美帝國”到“美元帝國”的轉變具有歷史必然性,而猶太資本只能參與、投機到這一歷史過程中去,卻不足以挾持它。相反,“美帝國->美元帝國”這個必然性轉變卻是英美資本長期從全球榨取霸權利益的歷史結果,也是“資本的全球大棋局”之博弈結果(要透徹泛解析這個問題,還需要結合所謂“美國的本質”等視角,並且需要重新解讀“二戰”,才可能一併論演,所以另立章節)。
主要是美英土著資本中的大資本才有權力-能力-影響力去收割猶太資本(必須通過國家機器),所以,猶太資本“可以”通過“邀請這個敵手一起分贓”的方式至少延緩那個自己被圍剿的命運進程,進而有可以贏得機會去改變-扭轉美英土著針對它的戰略設計內容,乃至在“大棋局”中戰勝美英土著資本。當然,非不得已,猶太資本不會向美英土著大資本讓渡財富,那麼分贓的方式就是——讓美帝國經濟進一步走向“金融化”,讓美英土著大資本也貪婪于“金融掠奪”帶來的暴利,包括向美國國內做金融掠奪和向全球做金融掠奪,以及,讓美英石油資本能夠與自己共同套利和去中東圈佔油田……這應該也是這一輪美國金融危機-債務危機的資本動機與資本動力——如果說金融壟斷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那麼這種捆綁關係,及“大棋局博弈關係”就具體演繹了“最高階段”的現實形態,和壟斷的現實形態,而這種“捆綁(勾結)”還追加了這個帝國圖謀“統治全球”的“邪惡動機”。
有了石油資本這一路“土著盟友”,猶太資本可以影響白宮的戰略定向,主要是讓“白宮的大棋局”的步調有利於“猶太資本的大棋局”步調,而且在操作層面,兩路資本也有必要進入白宮(白宮是美國大資本的代理人,只在“操作層面”擁有權力)——這兩路資本共同扶植小布希、切尼集團上臺,因為兩人及其政治家族(後臺)並不算是美國政治家族勢力中的主流與強者,“猶太資本+石油資本”容易賄買和拉攏他們,並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他們,也包括威脅——指證他們接受了石油資本的賄賂。當然,小布希和切尼出賣的只是美英土著資本集團的戰略“步調”,並沒有出賣那個戰略“本身”。而且,猶太資本要借局佈局(借白宮的佈局去展開自己的佈局),就還必須為美英土著資本的“大棋局”提供一個後者一定會接受的宏觀大策,且這個“宏略大策”——必須符合白宮的戰略遠景,必須切實可行,必須是超過(美英土著自己的)其他策劃的一個“上策”,才可能成功“賄買”白宮(的某些辦公室)。當然在設計中,猶太資本會讓這個贈送給白宮的“上策”必須在猶太資本的配合下才可能實施並完成,以免被美英土著修改策劃內容,以至於被“將計就計”,被布下“局中局”……那麼,以“911事件”為“棋眼”,一個“911大策劃”早已出爐,開始演繹了。鑒於棋局之大,佈局之重,完全有理由把它看做是同“冷戰收局”(蘇聯解體局)同等量級的新一盤“大棋局”,是繼“冷戰收局“之後的新一輪全球大博弈。
(因時間和精力有限,也缺少資源去仔細窺察美國內政及美元資本的內部鬥爭,本小節中的分析性內容或存偏頗。)
〇 從“美帝國”到“美元帝國”(3)“911事變”的原始底圖
既然美英土著資本不可以正面攻掠歐陸,也不可以立即返身收割猶太資本,那麼美英與歐陸這兩路資本之間能夠達成媾和麼?——“美、歐分立”做為“冷戰收局”的博弈結果,與“可以媾和”相對應的博弈內容就是——冷戰尚未真正結束。當然,就“西方陣線”依然存續來講,美英帝國與歐陸一直在媾和中,不過它們這個勾當也受制於“大棋局”……具體地——
(1)德國、法國一直自我保存為兩個“完全經濟體”,歐陸更是一個超大的“完全經濟體”,鑒於巨大體量,也鑒於科技對產業的依賴而失去科技優勢也就失去一切競爭優勢,歐陸也只能繼續走“完全經濟”路線。那麼其實體生產力不可以被美元霸權統治或者被美元資本吸血。
(2)歐陸的體量、實力與潛力高於美國,並且這種差距將繼續拉大,尤其美國實體生產潛力已經衰落。這種前景下,歐陸沒有理由放棄爭霸野心。
(3)鑒於第(2)條,美英資本無法以美國本土實體經濟為本去同歐陸做“自由競爭”,那麼美英土著資本一定會把自己定位為盤剝者,這又要借重于金融霸權-貨幣霸權而這個霸權它已經在手。
(4)如果美英與歐陸媾和,猶太資本將立即被美英土著鯨吞,所以猶太資本必須予以反制,且不計代價。
(5)美、歐媾和的後果將是——它們要在全球重演“殖民地時代”,雖然形式會有所不同。而這是全球正義力量都不能接受的,包括俄羅斯、中國、阿拉伯等等,而某些國家還要被霸權者借為“棋子國”(典型地就像曾經的日本)……當然,所謂(1)(2)(3)(4)都是從“大局觀”中抽象出來的片面,任何單一理由在“大棋局”中都不免侷促,所以在“大棋局實際”中都並不能單獨成立……
美英土著資本不可以正面攻掠歐陸,也不可以立即返身收割猶太資本,美英與歐陸這兩路資本除非通過捭闔贏得這盤“大棋局”否則也不能達成媾和,那麼“美元帝國”可以回到“美帝國”麼?簡單看來——除非徹底改造美國社會,讓美國從美英霸權體系下獲得真正的獨立(脫離由霸權體制支援的“暴利模式”,包括停止通過“全球化資本主義”向全球人類社區“吸血”),美帝國或者“美元帝國”的國內實體經濟就不可能恢復競爭力。然而,出於壟斷資本的本性,美英土著資本是不予考慮“退出全球霸權”的。更何況,歐陸資本以實力為基礎正在要求取代美英資本的全球霸權地位,則即便出於金融資本之間的壟斷鬥爭,美英資本也不會主動放棄霸權包括美元霸權——除非它能夠會同歐陸資本從“大棋局”捭闔出一個隻只它們有利的媾和結果才勉強算是“放棄霸權”,這樣,問題就又回到這盤“大棋局”……而在“大棋局”中,歐陸與美英帝國分別已經擺出“歐元出世局”(做為“冷戰收局”的繼承和後果)、“全球化局”,大盤面上——歐陸資本有望借助包括莫斯科在內的國際力量而從“歐元出世局”一舉贏盤,而美英土著資本坐擁美元霸權、軍事霸權和讓它相當自負的“軟實力”(主要就是從英帝國500百年爭霸史和英美200餘年霸權史中“積澱”而來的戰略能力),且猶太資本在美元與元的大決戰中(至少在決定戰局走向的第一輪戰役中)必須站在美元立場……
而且美元及“美元帝國”已經在全球做出佈署,布下戰場和陣勢,布下“局中局”,僅就此,美元帝國也不準備回到一個“正常的美國”,那麼鑒於
(1)美帝國已經走向“美元帝國”而這個轉向必將影響美國本土實體經濟,以及美英為維持其全球霸權而需要遏制歐陸、東亞經濟的發展從而也必將損害美國本土經濟。
(2)美元為維持其貨幣霸權而“需要”遏制歐元,從而“美元帝國”需要對歐陸經濟做有限打壓,這也將影響到美國經濟。
(3)“美元帝國”為壓制、打擊、控制歐陸、東亞博弈者而“需要”推高油價,因為推高油價既能讓“美元帝國”拿住針對歐陸、東亞博弈者的籌碼,也能直接打壓歐陸、東亞的經濟。而且,美英石油資本和猶太金融資本還要從高油價獲利和通過對油價的控制去金融“市場”套利。並且,白宮為拉住海灣王權也需要向石油王權讓利。再加之,美英、歐陸、俄羅斯必將爭逐中東從而不可避免影響到油價——但是反過來,高油價也勢將打擊全球經濟、也包括美國經濟。
(4)不論美英土著資本還是猶太資本都要強化自身的“財勢”以能在美帝國國內的權勢爭奪中取得優勢,去“挾動”白宮,猶太資本還需要綏靖其他美英資本以能讓它們在“美元帝國”之路上有利可圖,而這必將加速、加劇美國社會的貧富分化……這些(由霸權主義自身引起的)因素必將衝擊美國經濟,影響美國“公民”和“納稅人”的生活水準,那麼美元資本一定已經深入考慮了“怎樣可以避免被革命”這種問題,也考慮了當它們對“大棋局”做出系列佈署時不可以受到國內(社會)博弈的限制、牽制。就此,美元資本一定責令白宮做出預防,拿出預案——
“911”事件不久(2002年6月6日),美國總統小布希宣佈將成立“國土安全部”,曰“防止美國本土再次遭受恐怖襲擊”。又,華盛頓“針對恐怖主義”出臺了“相關法律”……但實際上,白宮的真實意圖卻在於控制美國民眾和美國社會,以阻止非常可能爆發的社會反抗乃至國內革命。那麼可以說——“美元帝國”的財團早在“911事件”之前的那段時期(向美元帝國過渡時期,就早已把打壓美國國內民眾(的反抗甚至革命)做為它們的一個重要博弈目標了。即是說,設計一場針對美國國家和國民的重大恐怖攻擊也是為了加大美帝國的國內管制,為鎮壓美國民眾而準備社會政治環境與機制——“911攻擊”就是它們所需要的“最適合”的方式,即911就必須是一次讓美國國民恐懼的,讓美國公民生命遭受很大損失的悲情事件。
當然,後文中將要推證:在“911陰謀”中還合成了美元帝國的另外三個重大戰略性目標,而這個“壟斷資本要保證它們對美國民眾、美國社會的統治”只是其目標之一……之所以說這個目標(“恐怖主義內政”)才是“911事變”的原始底圖,主要是因為——在原理上,其餘幾個戰略性目標都可以經由其他策劃去佈署和實施,卻唯有“恐怖主義內政”讓美元壟斷資本最難另尋途徑去實施……今天,美元資本針對美帝國國內的統治仍然需要“恐怖主義內政”(也包括控制、轉移種族矛盾等多種國內矛盾),那麼可以判斷:由美元資本發明、發動的這場針對“美國”的“恐怖主義戰爭”就不會停止。但是,美元資本又不能讓恐怖攻擊在“貨幣戰爭”大環境下衝擊“美帝國信用”從而衝擊美元霸權,所以,美元資本(或美元帝國或美英土著權勢)會選擇——
或者讓本.拉登這個“象喻符號”足夠誇張,且讓這個“符號”繼續存活;或者在烈度上限制針對美國本土的恐怖襲擊,但是讓有關“恐怖襲擊”的“事件或者傳媒事件”不斷;
或者讓歐洲或其他地方成為恐怖襲擊的靶標也同樣能夠起到震懾美國“公民社會”之效果還威脅歐陸或其他博弈者;
或者,當華爾街在白宮的策應下準備好一個金融圈套能夠讓美元(或美元霸權)先跌再起(像“911攻擊”這樣),白宮再會發動下一次針對美國本土的較大規模的恐怖攻擊(再複製一次“911博弈事件”)……
〇 大局觀第一季——白宮的難題
1999年1月1日歐元在歐盟11國正式啟動。規定2002年1月1日歐元正式流通。2002年3月1日起成員國原貨幣停止流通……
隨歐元出世,如果美元帝國及其利益“盟友”沒有做出主動應對或有效應對,則“大棋局”走向如何?“它們不做出應對”當然是不可能的,卻又全球所有博弈者(也包括華盛頓、歐陸、莫斯科)針對“歐元出世局”都必須首先參量的一則“大局觀”,在時間順序上是“大局觀第一次”。在“大局觀第一季”視野下,足以衝垮美元霸權及“美元帝國”的路徑有四條——
1.伊拉克、伊朗、俄羅斯、中亞(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阿塞拜疆),乃至還有委內瑞拉這些能源出口“大戶”中的多數選擇以歐元結算其能源出口,即出爐“石油歐元”——雖然美元帝國有望保住海灣石油王權這最大一路石油輸出勢力,已經大而無當(總面額已經遠超它的實際“價值”)的霸權美元也將倒塌,美元帝國的最好的結果是它將緩慢崩潰(但是“大棋局”不會如此簡單,美元帝國只能迅速崩潰……)。
(2000年11月,伊拉克央行宣佈以歐元替換美元作為外貿結算貨幣,並把100億美元外匯改換為歐元。
2000年12月24日,伊拉克宣佈,伊政府決定自2002年初開始正式以歐元替換美元作為外貿結算貨幣。)
2.東亞,主要是中國、日本停止美元外儲,改為儲備歐元。以至於東亞拋售美元,或者積極同石油出口國啟動“石油歐元”……
3.在“大棋局”變化之後(美元帝國不能完全封鎖住第1、第2條路徑),海灣石油王權向歐元立場轉移,出籠“石油歐元”或者也同時保留“石油美元”——即便海灣王權同時保留了“石油美元”(出籠“有限石油歐元”)以能夠在美英、歐陸之間縱橫求存,美元霸權及“美元帝國”也必然走向終結。
4.借美元-歐元之間的決鬥,並且推助這場決鬥,莫斯科有機會攜領中亞,聯合伊拉克、伊朗,乃至還有委內瑞拉,去啟動一個“俄佩克”,對抗以至於取代“歐佩克”,或者拉攏歐元甚或拉攏歐佩克,去重建全球貨幣秩序——則美元帝國勢必終結,而莫斯科有望獲益極大乃至向第一霸權邁進……
這四條“大致”路徑是所有“大棋局”博弈者都必須要看到的(除非某些次要博弈者欠缺基本的戰略能力,或者它在政權機制上壓制了自己的“國家戰略頭腦”,或者某些小國地處偏隅在‘大棋局’中根本算不上一路棋手)。當然,“大棋局實際”一定會向複雜化演繹,但不論多麼複雜,對於預圖維續美元霸權和美元帝國的資本及其野心來講,它們都必須成功封鎖,且同時封鎖這四條足以摧垮美元霸權的路徑,因為任何一條路徑都足以“單獨”摧垮美元霸權,或者至少把“大棋局”迅速引向對美元帝國極為不利的方向從而間接摧垮美元霸權(或者就是一個路徑引發其他路徑)。並且,因為霸權者的野心,也因為在“大棋局”中美英帝國和美元帝國已經站在霸權頂點所以“不進則退”,它們還會力圖在防禦的同時謀求進取……不過在四條路徑中,尤其第1、第2條路徑,讓白宮破解起來何其困難,而四條路徑又複合在一起,主要博弈對手又已經捭闔縱橫,還將繼續縱橫捭闔(視‘大棋局’變化,視白宮的應手),看起來這簡直就是美元霸權和美元帝國的“死局”。
當然,“美元帝國”手中還是握有自己的優勢,其優勢有四:
1.軍事優勢。
2.尚能一時操縱的霸權美元和金融控制力。
3.一時尚未被廢黜的全球霸權地位。
4. 所謂包括戰略能力在內的“軟實力”……
但是,在“歐元出世局”開始演繹之後,至少多數主要博弈者能夠看到這個大不利於美元和美元帝國的“大棋局”,也就看淡了美元帝國、美英帝國的霸權前景,所以美元帝國的優勢就只剩下一樣才算得上可靠,即軍事優勢。
〇大博弈第一季——“北約東擴”,及莫斯科的戰略
足以衝垮“美元霸權”和“美元帝國”的四條路徑中,第1條無疑最為核心,最為吃重——顯然,白宮絕難改變莫斯科的立場,也絕難改變歐陸的立場,因為歐陸明確看到自己的霸權前景即在眼前……然而,所謂“大棋局”是“列國”的“大棋局”,歐陸與俄羅斯的戰略目標、戰略利益不可能——在一條路徑上高度會合而其矛盾又不可能被其他博弈者利用而放大。這就為白宮“破局”提供了條件——
在莫斯科的戰略中有一個基礎性的邏輯——
莫斯科擁有可供其成為全球第一霸權的武力優勢、能源優勢、地緣優勢(國土縱深可以同時控攝歐陸、東亞、中東),它的終極戰略目標當然是成為全球第一霸權。初看之下,莫斯科似乎有理由全力攻伐現存第一霸權即美英,直接就是擊垮霸權美元。然而,莫斯科不能允許美英霸權垮臺之後,歐陸卻拿走霸權果實成為不易撼動的第一霸權——如果想要莫斯科全力或者哪怕大力支持歐元,例如攜中亞各能源出口國並聯合和鼓動兩伊去出籠“石油歐元”,就必須有一個前提,即,莫斯科必須保留足夠的機會可以在接下來的“大棋局”中讓自己能夠控制“歐陸帝國”,或者至少不能讓“歐陸帝國”反過來(聯合衰落的美帝國)控制住俄羅斯。畢竟,莫斯科這只大熊寧要一隻對岸的老虎(大西洋對岸的美利堅),也不要一隻身邊的老虎(歐陸帝國),何況身邊的這一隻老虎還更具潛在實力。
那麼,白宮只要打壓俄羅斯,並且打壓到“莫斯科無望控制歐陸帝國”的程度,莫斯科就將不會允許歐陸霸權取代美英霸權,而是要等待更好的時機……
雖然歐陸在人口規模、經濟體量和品質上都遠超俄羅斯,但是在可供爭霸全球的地緣條件和幅員廣度上卻遠不及俄羅斯,而決定兩路博弈者勢力對比的關鍵就在東歐,即,東歐誰屬(整合或者控制)將是歐陸、俄羅斯勢力此消彼長的決定性因素——雖然蘇聯已經解體,但是莫斯科卻可以隨時糾集起原蘇聯諸邦中的多數,甚至威壓(原蘇東陣營中的)東歐幾國把它們變成“真空地區”(尤其冷戰後它們並未由倒向西方立場而獲得什麼利益),恢復莫斯科的地緣政治空間(“蘇聯解體”也做為莫斯科的一次戰略大撤退),則歐陸帝國的版圖將立即變得促狹,將全部暴露在俄羅斯中遠端導彈的準星之內,和快速反應部隊的突襲航程之內,則莫斯科可以隨時威懾著歐陸帝國……那麼當歐陸奪得貨幣霸權,卻將隨即面臨一個巨大困境——莫斯科將要搶走“霸權果實”而歐陸自己將成為俄羅斯的附庸。這時,歐陸就必須依靠大西洋對岸的美帝國做為戰略上的後方依託和“地緣縱深”,則美帝國有權繼續充當歐陸的“大哥”,從而美元地位有權繼續高於歐元地位,即“歐元霸權”和“歐陸帝國”尚不能實際成立,也即歐元稱霸之路只是一個虛幻……是以,歐陸必須支持“北約東擴”。
反過來,如果歐陸控制-整合東歐,不僅歐陸帝國的幅員得以向東做大尺度擴張,與俄羅斯之間的地緣態勢此消彼長,而且白俄羅斯、烏克蘭這兩個俄羅斯的主要盟友國和俄羅斯的主體部分(即歐洲部分)就暴露在歐陸帝國的勢力之下了,歐陸可以從政治上、經濟上、心理上滲透、顛覆、拉攏白俄羅斯、烏克蘭甚至包括俄羅斯的加盟共和國,和從軍事上以“北約反導”和空軍實力壓迫它們從而促進政治、軍事目標(俄羅斯雖然幅員巨集巨,它的人口、經濟卻高度集中在歐洲部分,這是它在戰略地緣上的主要弱點)……如此,歐陸可以甩開美英建立一個獨立的帝國了,也就可以全力向美元發起決鬥了。
是以,從進取的立場上,歐陸也必須支持“北約東擴”。
具體到“大棋局”——
如果歐陸帝國能夠把版圖著實地延伸到東歐,則在歐元霸權取代美元霸權成為大趨勢之時,美英就至少有需要去同歐陸媾和-勾結,反過來充當歐陸帝國的“小弟”,去共同壓制俄羅斯。同時,美英土著可以在歐陸的支援下順利鯨吞猶太資本(歐元不再需要猶太資本這支第五縱隊)——在美英霸權資本的立場上,這也算是它退離霸權歷史的一條“可取”之路,結果將是歐陸-美英繼續共同統治全球(當然,前提是‘大棋局’及美國國內經濟等因素已經讓白宮找不到維續霸權的路徑,而且美元土著還希望在‘大棋局’形成這一大勢之前盡可能利用猶太資本收割全球財富)。如此,歐元、歐陸將在它的霸權之路上順利前行……
反之,如果歐陸帝國不能控制東歐,它就需要美帝國的強力支撐才能制止莫斯科來盜取霸權果實,即美英-歐陸之間不易達成勾結。
那麼在歐元盛,美元衰的大趨勢下,莫斯科可以找到一個機會(或者推波助瀾製造機會),突然強力出手支持歐元,推翻美元霸權,而令歐陸被“大棋局”裹挾不得不接受莫斯科拋給自己的“雞肋”(否則歐元崩盤,或歐元區解體),或者只能去爭取把“大棋局”導入新的一輪以制止莫斯走上霸權之巔。
又或同時,莫斯科還可以借敘利亞為軍事-政治基地,支援敘利亞聯合阿拉伯諸邦去攻伐以色列,遂讓美英土著資本有機會鯨吞猶太資本,從而讓美英“可以”把貨幣霸權讓渡給歐陸……看起來,這是莫斯科幫助歐陸帝國稱霸,但是隨後,莫斯科可以聯合阿拉伯諸邦再來攻伐歐陸帝國,奪走霸權,就此,可以發現這樣的路線圖——
在歐陸搶得中東石油出口結算權(“石油歐元”出籠)之後,歐陸並沒有充分的武力控制中東各路博弈者,即便歐陸會同那個(被摧垮美元霸權而)武力衰落的美帝國,也太難全面控制中東,因為中東諸侯將得到俄羅斯的全力支援、或者也有中國乃至日本等主要博弈者的強力支持(東亞的支持強度取決於複雜的“大棋局”因素。確定的是:東亞“需要”提供強力支援)。那麼,中東諸侯在莫斯科及國際力量的支持下有機會出籠自己的“石油貨幣”(例如海元),或者它們支持一個“貨幣籃子”取代“石油歐元”這種霸權貨幣,而它們會得到莫斯科,尤其東亞的支持。那麼,“石油歐元”這只煮熟的鴨子也會從歐陸帝國的餐桌上飛走(甚或,莫斯科並非沒有機會進一步做局,去打造一個“俄佩克”乃至於“石油盧布”)……就此,莫斯科或者“中東石油博弈者”還有強力手段對付歐陸——阻斷蘇伊士運河,讓歐洲經濟承受不起高成本能源(繞道好望角)。而“阻斷蘇伊士運河”在方法上可以非常簡單,例如有夠多或者夠大的船舶“意外”擱淺或者傾覆在蘇伊士航道,隨後,其他船舶還可能發生碰撞……而且,在抑制歐陸霸權帝國這個問題上,埃及的立場根本不需要誰來動員(關於埃及的分析留給後文)……
——尤其,如果歐陸帝國不能整合東歐,美英就更有權(以向歐陸提供戰略支撐做為籌碼)向歐陸討價還價,爭取奪回貨幣霸權。或者即便歐陸能夠捭闔出一種局面令美英甘做歐陸的‘小弟’,但是如果美帝國在歐元的攻伐下衰落之路過於急驟,一個版圖促狹且暴露在俄羅斯軍事力量之下的歐陸帝國也不能放開手腳向莫斯科博弈……也所以,歐陸能夠整合東歐還意味著歐陸因此可以向美元霸權發起強勢攻伐,同時不怕美帝國以急驟的方式衰落,並且在攻伐決戰開始前,歐陸手中這個“強勢攻伐權”可以讓歐陸在它同美英的捭闔鬥爭中佔據主動位置,從而容易引導出一個有利於歐陸自己的“決勝局”。
……“911事件”前,美英、歐陸已經聯合推進、實施了“北約東擴計畫”。那麼當美元-歐元之大決戰正式開始,如果莫斯科盡力支持歐元,則要麼歐陸一舉成為第一霸權,要麼兩路資本謀和而歐、美在北約框架下聯手攻伐俄羅斯——所以,“北約東擴”莫斯科失去了全力支持歐元的必要理由,即,“北約東擴”成為了美元帝國用來制約歐元爭霸的工具。但是,美元帝國(及美英霸權帝國)只是解除了來自莫斯科的一個直接性的威脅,即莫斯科仍然可以縱橫捭闔,以迂回策略介入“大棋局”,而莫斯科的主要鬥爭目標仍然是美英霸權——俄羅斯的“黃雀策略(漁翁策略)”受阻,它就只能更徹底地走“扶植歐元路線”,和與猶太資本進一步增進協同,把“大棋局”引向複雜化,而“複雜化”也是幾路主要博弈者可以接受的。
是以,在“破局美元霸權”的四條路徑中,白宮力推“北約東擴”、“北約反導”只針對第1條路徑有效,且只能算“半效”。
“北約東擴”屬於傳統政治運作,而“歐洲反導”就可以曰做“地緣政治工程”或“地緣政治手術”了(通過實物工程改造政治,改造“大棋局”)。這樣說也是因為“反導系統”本身沒有多少軍事價值——不難從導彈技術上突破它,而且威懾畢竟只是威懾,即便擁有“全效”反導系統的北約也並不能真的對俄羅斯發動核戰。對於美英、歐陸雙方,“歐洲反導”(及“北約東擴”)的主要戰略價值就在於“地緣政治手術”——(1)它成為美、歐維續傳統聯盟尤其軍事聯盟的平臺。(2)“歐洲反導”向東推進就意味著爭取到了東歐各國的立場,即把“北約東擴”從軍事上坐實,從而進一步從政治-經濟-心理上坐實,讓“大歐洲”(歐陸帝國)在地緣上做大和做實——這符合歐洲所願,也就意味著歐-俄之間可能的聯合、聯動被自動阻斷——這是美元帝國願意看到的。
而對於準備佈署“反導系統”的幾個東歐國家來講,它們的“反導設施”反而要成為莫斯科的第一波打擊的標靶,甚至當莫斯科判斷西方的“反導系統”的確有效而俄羅斯的導彈無力突破它們,則莫斯科未必不會以單方面軍事行動或者間諜行動摧毀它們,而北約則束手無策,畢竟莫斯科並未發起一場“核戰”,規模也不算一場“大戰”。那麼東歐幾國迎接“歐洲反導”的目的就在於它們希望借此進一步融入“大歐洲”,而幾國政客階層與國內資本之的目則主要在於握有更多實際權力和做穩資本利益——寧做西方資本的附庸,不做莫斯科的傀儡。
即使沒有這場主要肇起於“貨幣戰爭”的“911大棋局”,“北約東擴”也“勢在必行”,所以還不能說“北約東擴”單純就是白宮針對“歐元出世局”的破局動作。然而在2000年小布希上臺後,美國退出了與俄羅斯簽署的《反彈道導彈條約》,此時正是“911事變”前夕,可見白宮要通過“歐洲反導”強化“北約東擴”的戰略效用。這便是白宮針對“歐元出世”在做出“破局”了。而在“911事變”後,白宮著重推行“歐洲反導”也繼承了這一戰略框架,等於深入開掘“北約東擴”的戰略內容,和能夠用一個新花式把“北約東擴牌”繼續打下去。然而,美元帝國並不真正要把“歐洲反導”坐實(除非“歐陸帝國”失去前景),因為一旦“歐洲反導”確鑿成立,歐陸將不再擔憂莫斯科,則歐元就要向美元發起總攻了,雖然那時莫斯科不意支持歐元,但歐元可以聯合東亞、海灣王權、猶太資本共同破局美元霸權(雖然三路博弈者都會向歐陸要求條件),或者同時送給莫斯科一個“雞肋”……
那麼我們在新聞中看到美帝國的反導技術總是不過關,那可能就不一定純屬偶然(當然,美帝國在“反導”的某些方面落後於中國也可能就是“技術事實”)……2009年9月,奧巴馬政府宣佈放棄布希政府時期的“歐洲反導計畫”,取消了波蘭、捷克的反導基地,聲稱將出爐新的“歐洲反導計畫”,而在地理上,波蘭和捷克處在俄羅斯與德國、西歐之間。
2010年7月,奧巴馬政府明確了這個新版“歐洲反導計畫”,它宣佈將首先佈署海基防禦系統(地中海和北海),這在客觀上把德國暴露給了俄羅斯;然後在第二個計畫步驟中,它準備把防禦基地佈署在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客觀上還是把德國暴露給俄羅斯;它的第三個“計畫中”的步驟才準備選擇波蘭做為重點投入的防禦方位(“保護”德國)……時間上,2009-2010正是美國金融危機-債務危機剛剛爆發,繼“911大博弈”之後,美元與歐元正要展開新一輪決鬥,此時白宮收束“歐洲反導”正可以對“歐元帝國”釜底抽薪,或者同時以“釜底抽薪”而達到“防患於未然”之效果(美元與歐元這新一輪次的決鬥也非常之複雜,而“新版歐洲反導計畫”的其餘具體內容也具有針對了這一輪“大博弈”)……
那麼可以理解:白宮並非一把“歐洲反導”進行到底,而是要把“歐洲反導之推進過程”進行到底。而一旦“歐洲反導”坐實,將意味著美元準備向歐元投降,或者投誠(勾結)。當然,“歐洲反導”並不構成“美元向歐元投誠”必要前提。因為原則上,“大棋局”中沒有“必要前提”——通過捭闔縱橫,暗中改寫“大棋局”,繞開僵局內容和“必要前提”,一路博弈者才可望出奇制勝!(因此針對美、歐勾結問題,或者針對美元資產走勢,“歐洲反導進程的走勢”可以做為一項預警條件,但不能絕對看待。)
……借已經展開的文字,我們繼續對莫斯科的戰略原則做一點概括性分析,當然這只是本文目前的理解(這是“大棋局”中至為關鍵的問題之一,所以需要非常謹慎)——
莫斯科的戰略應該有一個主調式(原則)——
(1)要麼突然出手給予美帝國霸權(及美元霸權)致命一擊,並由此贏得一個局面以利於莫斯科爭霸——突然性是關鍵。
(2)要麼緩步促使“大棋局”走上有利於莫斯科而不利於美帝國的路線,其“緩步”也包括“積極等待”。這又是因為畢竟美元帝國(和美英集團)掌握著更多、更強的戰略資源可供其“做局”,而美元帝國處在一個自然衰落的“歷史過程”中也因此需要通過“做局”突破困境,是以莫斯科在難以判清美元帝國“做什麼局,怎樣做局”的情況下可以選擇等待,也等待美英同歐陸,同猶太資本的矛盾進一步激化……其中(1)通常要配合(2),因為華盛頓為避免(1),將不可避免地向莫斯科做出讓步,華盛頓的戰略步調遂受到限制,則莫斯科可以由此推進(2),再由(2)為(1)儲備條件……當然,莫斯科也可以“出其不意”,不顧(2)而直接於暗中準備(1)……相對次要地,莫斯科還有其他“戰略原則”——(3)利用其他博弈者的戰略誤判,主要是利用中小博弈者相對薄弱的戰略能力,對其進行戰略訛詐(當然,美英、猶太資本、歐陸也會這樣做)。(4)時而做出野蠻動作,為實力已經不濟的俄羅斯追加“國力”……後文中,我們還要偵緝莫斯科戰略佈署中的其他內涵,如果那不能稱之為“戰略原則”的話。
文/空蕩的原野
2012-8-6
《消費時代的意識形態戰爭——華盛頓刺殺本.拉登》
在A2部分曾經談到:英國在對付拿破崙這個“歐陸的抵抗象徵”時,怎樣選擇其處理方式。
現在再看華盛頓是如何“繼承”倫敦的“政治文化”傳統,去對付本.拉登的。而且,“詩學層面”的操作反而不易遮掩,可以為我們偵緝其戰略部署提供背景和密鑰。
1. 消費時代的傳媒刺殺——本.拉登
在美國發明了一種可稱之為“傳媒民主”的東東“取代”了真實民意的時代,在消費社會的傳媒時代,對一個身體進行物理刺殺反而是浮雲,以“新聞的方式”消滅掉一個象喻(本.拉登作為“以恐怖方式反抗西方強權的一個穆斯林”的符號和象徵)才算真實事件。
如果此次刺殺本.拉登為假,那是因為本.拉登“不可以”因病掛掉,而“必須”被美國親手抹去——這才宣示了霸權,也讓美國有繼續其霸權的國內動力——讓作為美國政府之名義雇主的納稅人有繼續支持華盛頓的理由,可稱之為美國的“納稅愛國主義”(所以作為被統治者的美國的“平民公民”,他們卻總是有著統治階級的立場和意識)。但來自平民的稅金遠遠不能與大資本比實力,比影響力。或者也就是,以挾制的方式 “收購”了美國這個國家機器的資本家集團有權消費“美國的武力功能”。
如果此次刺殺本.拉登為真,不予活捉是因為“不能允許”在審判臺上惹出爭議,不讓伊斯蘭極端主義在論辯中放大,去做出自我提示和激發鬥爭情緒,即,“不可以”讓本.拉登的正面象喻(如果“被認為”有的話)在其身體死亡中反而“被復活”,強化出一個比“肉體的拉登”更具煽動力的“觀念的拉登”去支持敢於反抗“美國愛國主義”的“不合法的,野蠻的”,非美國的愛國主義或集體主義”。
華盛頓盡可能減少有關狙殺本.拉登事件的視覺影像流出到媒體,除了避免引起穆斯林社會的仇恨,也是有意不去強化本.拉登的視覺象喻。
讀圖和數字傳媒時代,一個名字如果缺少影像支援就會顯得虛渺不實。長期隱藏在偏遠地區,被幾度傳言死亡,最後一次讓媒介受眾多少有些莫辨真假的刺殺……這些都“虛化”了名叫本.拉登的“那個存在”,華盛頓至少不會破壞這種“隱隱約約”的效果。夜色出擊,不公佈照片,似乎刺殺的是一個“莫須有”,只以在新聞鏡頭前緩步而出,語氣穩重地宣佈刺殺消息的奧巴馬總統本人的特殊身份似乎增強著刺殺行動的真實感——“電子遊戲玩家”刺殺了一個敵人,那個敵人不是橫身倒地,而是化為空氣,不佔據螢幕空間——這種節約空間的影視工藝也強調了華盛頓的“正面主角秀”。
此外,電玩暴力遊戲要以螢幕上一行正體英文“KILL成功”表示遊戲勝利,完成“書面刺殺”,讓玩家有一種“真實意識”——新聞標題是讀圖時代還剩留的“語文真實”中最靠譜的可以佔據真實,代替真實的文字形態,而習慣性地點擊“確定”鍵的,要求按標版自動安裝和運行其心理程式的作為受眾的當代地球村公民尤其包括美國公民的這種習慣增強了新聞頭版上“書面刺殺”的“真實性效果”——消費社會,真實意味著消費意義上的現實性。另一個關鍵問題是,大玩家一般不要求結束戰爭,哪怕地球人一起呼喊“奧巴馬,你老婆喊你回家吃飯”也無濟於事,喊著回家吃飯的奧巴馬或希拉蕊或其代理,或駐阿富汗美軍,都不擬從主觀上要結束戰爭。更主要的,美帝在刺殺行動中(包括作為刺殺行動後續的新聞傳播介面)確立了“刺殺者身份”,而“越境出擊之非法”也凸顯了“刺殺者身份”的品牌分量和霸權立場,以及凸顯了刺殺行動本身的新聞實感——刺殺行動之目的還在於製造“刺殺者象喻”,這比消除“被刺殺者象喻”更具重要性,其中的邏輯可以叫做“以恐制恐”。
就在本月(2011。7),在本.拉登被刺殺(2011。5。1)不久,韓國士兵“被允許”,即“被命令”——以朝鮮領導人的外觀形象為射擊訓練槍靶,而朝鮮方面反應也很言詞激烈。
看來,掌握著地球村的絕大部分傳媒權力的西方資本、西方(腐敗民主)政府正準備把“傳媒時代的虛擬刺殺”玩到更大。
2. 本.拉登與西方消費詩學
自從911事件,本.拉登在傳媒中幾度生死,一百多斤的身體被美國幾度“利用”,“充當”美國輿論政治的反面目標/象徵——人所共知的大壞蛋,即方便從資訊海洋中抓住受眾眼球的大壞蛋模特,給西方消費社會一個“感官敵人”,“以便”美國與西方能以拉登的“名義”實施在中東的戰略展開,和隨時調整戰略步調。然而西方資本收穫的不限於這些政治-軍事利益,也不限於石油-美元利益。
美國式政治,從(腐敗民主)政客到總統的“演員化”傾向,軍隊的奧特曼化(追求零傷亡的機械戰爭),出鏡率政治……“後現代的時尚學”已經被政治開發為一種戰略風格。
反過來,連(腐敗貪婪自由)媒體和廣告也“興奮地參與”了戰爭,當然這必須是一種低調的興奮——西方的記者(妓者)和發言人要義正言辭,同時還要像一個典型的受氣包紳士。紳士,就是一種一邊品嘗法國葡萄酒,一邊向遠方民眾發動“正義戰爭“的西方幹部。西方為紳士概念所做的”文化化妝“、政治敍事,其內容遠遠超過淑女——淑女只是紳士的調情物件(對象)。
而除了金融資本,“後現代時代”的資本有了明確的新品種——品牌資本與“時尚資本”。
奢侈品廣告,時裝春衫,大排量私車……拉登在電視機中多次死在廣告間歇,又奇跡復活,生死早已經寄託“絢爛的廣告轟炸”。拉登的“恐怖主義”威脅鼓勵西方人即時消費,今朝有酒,夜半有性,廣告聲光色俱佳,而荒涼沙漠正可以“用來對照”西方的時尚生活。這“不是巧合”。
廣告把伊斯蘭傳統生活方式“對照”為那種沙漠主義的荒涼風格,拉登就成了一個象徵和一個“象喻”,可供作為消費主義的“公敵”,與跨國公司的利潤報表徹底對立。
所以說,作為特定象喻的本.拉登既生於,也死于消費文化物件喻的追求——這種文化追求也把敵人設置為象喻。
而拉登的“死亡之旅”也“必須足夠漫長”——先作為“恐怖主義符號”“恐嚇”人們,以“刺激”當下消費,再多次“被死亡”,以多種方式死去,就如同廣告重播。他死去的每一次消息對廣告主義的商業來說都是一次資源性資本注入,現在,讓廣告公司在各大區的策劃總監所歎息的是,拉登不可能再死一次,所“欣慰”的,則是“恐怖主義”不可能就此完結。
消費文化“需要”適度的“恐怖主義”。
“拉登是個大壞蛋”——這樣的句子還請求簽名,而簽名“創造”了身份和身份認同、文化認同,從而“維續”了西方的文化穩定、社會穩定,維續和增長文化生產、資本自身的“再生產”,也“維續”了國家政體——資本需要從這個軍事-文化霸權國家獲得金融霸權。對美國資本而言,最大的戰略目標是保住石油美元,從而保住美元霸權,從而“美國”也不再抽象,它作為【軍-工-政客聯合體】可以從華爾街的暴利中支取霸權預算,成為合格的消費者即富有的消費者——當然,支取利潤的操作過程可能有著相當完備的民主監督程制,但就算“民主程制”也已經在它融匯進美國文化的過程中被文化隨時隨地消費著——從新聞週刊文稿到好萊塢肥皂劇臺詞,從把皮球順利送進籃筐的偉大球星的價值觀到美國人對地球村貧困兒童的永恆的同情——貧富差距有助於他們生成他們的同情心,並保持“永恆”。
3.本.拉登,海葬的詩學與“神話”——華盛頓的“意識形態戰術”
如果說刺殺本.拉登行動本身之迅速還算正常事件,那麼選定後續處理方式(海葬)之迅速,之奇特,就更可能是一個華盛頓早已研究、論證過的課題了——
把海葬選為處理本.拉登遺體的“方式”出於又一種“心理運作”,尤其“視覺文化時代”,其策略要符合“心理學的視知覺物理學基礎”和詩學原則——海水的溶解性,【混沌性】,流動性與浩瀚無邊都“非常適合”消解本.拉登這個“象喻”,海浪的侵蝕性和海浪之聲的噪雜、枯燥又時時不斷銷蝕著“象喻剩餘”。按照人類一般的想像力,那具骸骨也可以代表某種象喻剩餘,但它也已經失效,因它被沉沒在意識無法到達的“無意識海底”——在人類各文明中,“海”已經成為“無意識本身”的普遍象喻。如果還會剩下什麼不可能從文化記憶中徹底抹除的,無論那是什麼,也應該進行“虛幻化”處理——與其用力擦除,則不如增加它的虛幻效果,而海水的浮動性、半透明性與恍惚蒼茫無疑都“渲染”出“虛幻效果”。然而,華盛頓紳士絕非詩人,政治上也不是解構主義者,這些“效果”恐怕還不夠讓他們在晚餐會上滿意,因為這些詩學效果能夠生效(遺忘本.拉登),還取決於西方在現實領域比較徹底的勝利(在此之前,與此相應並為此目的,華盛頓還曾經從相反的向度去處理這一象喻。這個問題留給後文)。
不論那個本.拉登的“象喻”還剩下什麼,它也不可以再留駐沙漠大地,不能與其民眾在一起,最多與海洋裏那些不穩定又不確定的怪異傳說有關,對的,尤其要與一個在阿拉伯地區人人皆知的神話有關——海上漁夫收網得到一個美麗的瓶子,打開瓶子飄出煙霧,煙霧經過凝聚變化——原來是一個魔鬼。漁夫用計謀把魔鬼騙回瓶子,投入大海……
這個神話故事廣泛流傳於世界各地,華盛頓紳士怎能不曉?“漁夫與魔鬼瓶子”的故事可以讀作歷史神話,它記錄或提示給人們的是——通過把某種原始衝動壓抑到無意識之海的海底,人類才贏得了文明史進程。同時,必須要把神話讀作針對當下社會問題的預言,神話才有價值,才有理由以隱晦的文學形式存在——畢竟故事的關鍵情節是怎樣面對一個已經無意間釋放出來的強大魔鬼,至於那個魔鬼到底是什麼,則有待戰勝魔鬼之日才見諸答案,因為魔鬼也會說話,甚至一定比漁夫更有話語權。
以“神話故事”針對現實問題來做敍事,除了線索清晰,也因為人們處在被動的或者被壓迫的政治情勢之中,不得不選擇影射手法去堅持真理,去與現存社會權力強加在他自己心智上的“魔鬼霸權”做鬥爭。所以,神話故事往往,甚至一定針對它所產生的那一時代的統治秩序,在做出隱蔽的反抗。
那麼通過這一“神話故事”的詩學影射,華盛頓把伊斯蘭的有著極端主義傾向的政治性格、政治態度關聯到,“匹配”到這一神話故事中去,華盛頓就給伊斯蘭的社會心理埋設了一個暗示——當穆斯林還要去“海底”“打撈”“本.拉登的象喻和價值”的時候,就避免不了會聯想到這一則神話故事,也就避免不了他的意識和潛意識中自動產生把本.拉登(的象喻)聯想為那個魔鬼的心念;即使一個穆斯林並不喜歡和支持本.拉登,華盛頓“製造”的這種“影射效果”也會鼓勵穆斯林去懷疑——他生活其中的現實社會是不是處在“打開瓶子”的狀態呢?在伊斯蘭社會裏是不是有某種“魔鬼政治霸權”在統治著他自己,統治著他們呢?同時,美國和西方在不知不覺中還可以被比喻為“智慧的漁夫”——統治秩序的解放者。
通過這種“神話學和文學”的處置,讓本.拉登所代表的那一象喻在伊斯蘭社會內產生“負面效果”,華盛頓才算滿意吧?
所以,儘管選擇海葬要承擔可能冒犯伊斯蘭傳統習俗而引發一定反美情緒的風險,華盛頓還是選擇“海葬”,以用作這種詩學處理,一定要出版這個由華盛頓設計的“解構主義版本”的,暗中卻是“建構主義版本”的刺殺大片。
戰爭首先發生在心理領域,只是各“文明”的“夢象或潛意識心理領域”有所不同。如果“文明的衝突”這個詞語有它之所以被發明的用意,它就發明、設計了一個心理戰場,它為雙方或多方共有,也向敵方免費贈送、推銷,而如果看它有其積極意義,則應該是——它轉移了原本野蠻的戰爭形式,轉移了血肉戰場,讓人權在身體意義上得到更多尊重和保全。然而心理武器的戰術、戰略效果依然不少,或者更加波譎雲詭,甚或看起來還往往充斥了“和諧”韻味——與英國王子大婚典禮之熱鬧煊赫(被媒體加大渲染)相對照,本.拉登的消失及卡紮菲兒孫被炸死事件構成“實事新聞電影”之蒙太奇效果,侵略者展示了文明的舉止,反抗者和準備接班的反抗者的心也在一個海天背景的浪漫橋段中受到敵人航空母艦的尊重——表現出勝利比勝利本身更重要,尤其如果那勝利並不可靠,就需要選擇和設計場景,為華盛頓的“戰爭自我”設計形象,也改造敵人的角色心理,令各方在被設計好的敍事性的引導中接受現實,把杭州做汴州,讓現實與影片交換它們的真實性,重新在“傳媒文化生存”中構造出“超真實”,使(至少部分)敵意人格可以跟隨敍事情境,在劇情結束-轉換時主動結束-轉換他自己。如此,作為一種文化詩學早已存在的“超限戰”在傳媒時代得到拓展,也很難說華盛頓的導演與好萊塢的導演誰更內行,誰又模仿了誰。
十年追緝,本.拉登在大部分時間裏自己選擇了“隱匿路線”,這等同於選擇了緩慢的,自行消失的方式。華盛頓在“不得不”選擇“反恐戰爭”的情況下,以時光漫長的,站在道義高點的追緝才可能在西方-伊斯蘭的心理戰爭(文明的衝突)中有望取勝,因為被追緝的主要不是本.拉登那一百多斤,而是穆斯林社會的心態與“信念”。華盛頓不害怕伊斯蘭社會的反彈與報復,而“擦除”效應(抹除賓拉登,讓賓拉登的喻象消失)不僅能彌補西方在“正面戰場”的損失,還有望在隱蔽戰線——意識形態戰線取勝,而意識形態戰線才是真正的戰場,自古如此——戰爭不過為了實現統治,從而獲取利益。
戰略、戰術操作不僅限於行動佈置,和行動背後的邏輯推演,也在無意識層面展開——那些無意間的行事細節是行動的一部分,也是戰略操作的內容,只不過它們有時被博弈者(鬥爭者)在大局觀下或忽略,或捨棄。但面對強大的傳媒平臺,政治博弈(鬥爭)的複雜性已然上升到詩學層面,廣泛展開了戲劇形式和戲劇內容,文化也越來越強烈地影響到政治勝負。博弈者(鬥爭者)對無意識場景的詩學設計,也可以被用作博弈(鬥爭)武器,於無形、無聲中謀勝。
當然,無意的種種細節也可以被博弈(鬥爭)一方用來傳達偽資訊,但詩學之宏大,那種被故意設計的欺騙性資訊也不免露出破綻,那麼下一個問題就是——誰的嘴巴更大,誰掌握著傳媒,以及,是民眾消費者能被傳媒巨頭擺佈,還是傳媒巨頭需要取悅公眾消費者?
文/空蕩的原野
2011-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