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價高漲使全球財富大轉移
最近以越南爲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通脹問題，突然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去年還是諸多投資者青睞的目標，一夜之間就成爲了投資者抛棄的對象。到底是什麽促成了這種轉變？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雖然專家們對原因衆說紛紜，但幾乎所有人都改變不了新興市場國家的事實：它們的貿易赤字正在飆漲。這不僅是這些國家資金流出的主要力量，更重要的是，這種流出竟然起源於一個被迫的因素：石油價格的飆漲。
現在貨幣面臨貶值壓力的國家，無一不是從去年或者今年開始，突然就從貿易順差國轉變爲貿易逆差國，也無一不是石油的淨進口國。從韓國、菲律賓到越南和印度，甚至包括原先屬於石油出口國的印尼，也轉變爲石油淨進口國。與這些國家貿易狀況惡化同時發生的，就是今年以來，國際石油價格飆漲了近50%。紐約市場的原油期貨價格，年初還報100美元/桶不到，到如今，價格已經飛漲到接近140美元的水平。
幾乎所有石油都依賴進口的越南，似乎首先繃不住這種來自於石油漲價的壓力。早在2006年，越南一年就需要進口1000多萬噸石油，進口金額就已經高達近60億美元。在經歷了2007年接近10%的經濟高增長之後，2008年的越南如果要保持經濟增速，需要進口多少石油？我們不要忘記，如今的石油價格已經是2006年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即便越南今年石油進口量保持與2006年一樣，越南也將僅僅因爲石油貿易，就要産生超過120億美元的貿易逆差。這是一個區區700億美元的經濟體所難以承受的。石油價格的飆漲，已經將越南整個國家所有可能産生的利潤席捲一空。在這樣的情況下，投資者又有什麽理由繼續看好在越南的投資收益呢？
印度也正在承受著一樣的、越來越大的壓力。據印度商工部的統計資料，印度今年1－3月的貿易逆差高達204.86億美元，較去年同期飆升近1倍。6 月6日公佈的最新通脹指數也跳升至8.24%。在這種情況下，印度盧比同樣遭遇投資者無情的抛售，4月以來最大跌幅超過7%。印度股市也沒能倖免，今年已累計下跌30%。布隆博格監測的資料顯示，海外投資者在印度股票市場上投入的資金，已經從淨流入轉爲淨流出，這是自2000年以來的第一次。與此相關的另一組資料是：印度75%的原油消耗依賴進口，預計2008年印度按目前油價水平進行原油補貼，全年補貼金額將高達292億美元，相當於2008年預計 GDP規模的2.2%，是2007年的3倍。特別是進入2008年以後，印度又加大了石油進口力度。
毫無疑問，石油價格的飆漲，也已經極大蠶食了印度企業未來可能的利潤空間，使得全球投資者只能離開這個市場，以規避風險。印度之所以沒有爆發越南這樣的貨幣危機，一個可能的原因，就是它石油貿易逆差的GDP占比，還沒有高到足夠的程度，畢竟印度現在是個1萬億美元以上的經濟體。
對比印度、越南的遭遇，中國也有類似的處境。2007年中國進口原油高達1.63億噸，花費了800億美元，均價大約70美元/桶不到。如果今年中國石油進口均價達到現在140美元/桶的水平，這將意味著中國將額外增加800億美元的花費。如果算上一年100多億美元的成品油進口，今年中國可能因爲石油漲價就多付出1000億美元的代價。在這樣的成本損耗下，還會有多少投資者對未來中國企業的利潤增長保持樂觀呢？現在這個千億美元的數位，已經占到中國工業企業去年利潤的1/3，更何況油價的頂峰似乎還望不到盡頭。
全球的財富，現在正在隨著石油的流動而大規模轉移。對全球石油擁有實質控制力的西方發達國家，在這輪財富大轉移中，無疑占盡了便宜。或許這輪油價上漲，以及對新興國家資産市場的衝擊，至少要填平西方國家的次貸危機損失才能告一段落。果真如此的話，2007年發展中國家和中國合計4000多億美元的石油進口規模，至少要在2008年翻番，恐怕才能基本滿足西方發達國家的胃口。
從上述角度而言，石油毫無疑問已經成爲發達國家最有力的競爭武器。只要發達國家的通脹還沒有惡化到難以承受的地步，新興市場國家的逆差和資産價格的下跌，都將成爲發達國家在次貸危機後的“療傷聖藥”，成爲他們現在或未來的利潤來源。
文／張巍柏 2008-6-24 中國保險報
你決定接受每個國家追求匡正時弊者的委託．在既有的社會體系框架下進行理性實驗。如果你失敗，理性變革將受到舉世的嚴重曲解，只剩下正統派和革命派靠鬥爭來解決爭議。
——凱恩斯給羅斯福(F．D．Roosevelt)總統的信．1933年
我2006年10月訪問薩克斯那天，整個紐約市都籠罩在灰蒙的細雨中，街上每隔約五步就點綴著鮮豔的紅色。剛好那一周是波諾(Bono)的紅色商品計畫(Product Red)盛大推出的時候，紐約市也感染了廣告活動的氣氛。抬頭就能看到廣告看板上巨大的紅色iPOd和亞曼尼太陽眼鏡，每個公車亭都有史蒂文•斯皮爾伯格(Steven Spielberg)或潘娜洛普‘克魯茲(Penelope Cruz)穿著各種紅衣服的海報，市內每家嘉普(Gap)店面都全力配合產品推出，第五大道的蘋果商店散發著玫瑰色的紅光。“一件背心可以改變世界嗎?”一則廣告問。是的，可以，我們確信如此，因為其中一部分獲利將捐給全球基金(Global Fund)，用以對抗愛滋病、肺癆和瘧疾。“買到它停止!”兩天前電視轉播波諾與歐普拉．溫芙瑞(Oprah Winfrey)在大採購時，他這麼說。
我有預感，那一周想採訪薩克斯的記者大多數會想問這位超級巨星經濟學家，對於用這種時尚新方法來籌募援助基金有什麼看法。畢竟，波諾以“我的教授”稱呼薩克斯，而我走進哥倫比亞大學的薩克斯辦公室(他在2002年離開哈佛大學)時，迎面就看見一幅兩人的合照。在這麼光鮮亮麗的慈善活動中，我感覺自己有點像是來擾局的，因為我想談這個教授最不喜歡的話題，一個他曾在記者訪談中威脅要掛電話的話題。我想談俄羅斯，以及那裏到底出了什麼差錯。
薩克斯是在俄羅斯休克治療一年後，才開始自己的轉型，從全球震撼醫生轉變成全世界最敢言的援助貧窮國家運動者。這個轉型多年來造成他與正統派經濟圈的前同僚與共事者衝突不斷。就薩克斯來說，他本身沒有改變——他一向致力於協助一些國家借由巨額援助和取消債務，以發展市場經濟。多年來他認為有可能透過與IMF和美國財政部合作而達成這些目標，但當他來到俄羅斯現場，發現討論的方向已經改變，而且面對的官員冷漠的程度令他大感震驚，導致他採取與華盛頓的經濟官僚較衝突的立場。
以後見之明來看，俄羅斯無疑代表了芝加哥學派十字軍演進的新里程碑。在早期70年代和80年代的休克治療實驗室，美國財政部和IMF都希望至少獲得表面上的成功——因為它們是實驗，意味將成為其他國家跟進的典範。70年代的拉丁美洲獨裁政府因為攻擊工會和開放邊界，而獲得持續貸款的獎賞，即使部分背離芝加哥學派的正統思想也是如此，例如，智利仍然由國家控制全世界最大的銅礦場，還有阿根廷軍政府慢動作的私有化。玻利維亞是第一個在80年代採用休克療法的民主國家，因此獲得新援助，部分債務也被免除——這發生在90年代桑契斯進行私有化之前。在第一個採取休克療法的東歐集團國家波蘭，薩克斯毫無困難地取得巨額貸款，而且同樣的，最初的計畫遭遇強力反對後，波蘭的大規模私有化也陷於牛步。
俄羅斯不一樣。“太多震撼，太少治療”是普遍的看法。西方強權在要求最痛苦的“改革”上毫不通融，同時對回報俄羅斯的援助金額始終十分慳吝。連皮諾切特都曾以貧困兒童的糧食計畫來緩衝休克治療的痛楚；華盛頓的放款機構卻覺得沒有必要幫助葉利欽，反而把俄羅斯推入霍布斯式(Hobbesian)的夢魘。
與薩克斯深入討論俄羅斯並不容易。原本我想引導談話跨越他剛開始的防衛。(“我是對的，他們完全錯了。”他告訴我。還有，“問桑莫斯，別問我；問魯賓(Bob Rubin)，問克林頓，問切尼他們對俄羅斯的演變有多高興”。)我也想跨越他的沮喪。(“我在當時是真的想做點事，結果證明徒勞無功。”)我的目的是想更瞭解，為什麼他在俄羅斯會失敗得這麼慘，為什麼薩克斯出了名的好運就在那個關鍵時刻用完了。
薩克斯現在說，他一抵達莫斯科就知道情勢已經不太相同。“我一開始就有預感……我從一開始就很生氣。”俄羅斯正面臨“一個第一級的總體經濟危機，是我這輩子見過最嚴重最不穩定的危機”，他說。對他來說，唯一的對策很清楚：他為波蘭擬訂的休克治療措施，“以便讓基本市場力量儘快開始運作——加上巨額的援助。我想的是一年300億美元，大致分成150億美元給俄羅斯，150億美元給各共和國，如此才能展開和平與民主的轉型”。
我不得不說，只要牽涉到他在波蘭和俄羅斯推行的嚴厲政策，薩克斯的選擇性記憶確實眾人皆知。在我們的訪談中，他不斷美化他要求的快速私有化和大規模削減支出(簡而言之，就是他現在拒絕使用的“休克治療”，他辯稱當時指的只有狹隘的價格政策，而非改造整個國家)。根據他對自己角色的記憶，休克治療只扮演不重要的角色，他幾乎完全專注在募款上；他說，他為波蘭擬訂的計畫是“穩定基金、赦免債務、短期財政援助，與西歐經濟整合……葉利欽的小組要求我幫助他們時，我提議的基本上是相同的事”。
薩克斯說法裏的重要事實沒有爭議：爭取巨額援助是他為俄羅斯規劃的重心——這也是葉利欽屈從整個計畫的動機。薩克斯說，他的藍圖是以馬歇爾計畫為本，即二次大戰後美國撥給歐洲重建基礎設施和工業的126億美元(相當於今日幣值的1300億美元)的計畫——這個計畫普遍被認為是華盛頓最成功的外交作為。薩克斯說，馬歇爾計畫顯示，“當一個國家陷於混亂時，你不能期望它靠自己以有秩序的方法站起來。所以，我對馬歇爾計畫最感興趣的是……只需要不算太大的財政挹注，就為(歐洲的)經濟復蘇步上軌道奠定基礎”。剛開始時，他相信華盛頓有同樣的政治意願，想把俄羅斯轉變為成功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就像二次大戰後對西德和日本的堅定承諾。
薩克斯相信他可以從美國財政部和IMF爭取到一套新馬歇爾計畫，而且理由很充分。《紐約時報》在那段期間形容他“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經濟學家”。他記得在擔任波蘭政府顧問時，曾“一天內在白宮籌到10億美元”。但薩克斯告訴我：“當我提議為俄羅斯做同樣的事時，白宮完全沒興趣。IMF的人只是瞪著我，好像我瘋了。”
雖然葉利欽和他的芝加哥男孩在華盛頓不乏仰慕者，卻沒有人願意拿出他們嘴巴說的援助。這表示薩克斯要求俄羅斯推行激烈的政策，但他無法履行自己的承諾。就是在這時候，他開始近乎自我批判。“我犯的最大的個人錯誤，”薩克斯在俄羅斯的大挫敗期間表示，“是對葉利欽總統說：‘別擔心；援助馬上會到。’我深信那些援助對西方來說太重要、太關鍵了，所以它不能像以前那樣搞砸。”但問題不只出在IMF和財政部沒有聽薩克斯的話，也出在薩克斯還未得到任何保證前，就大力促銷休克治療——一場數百萬人付出慘重代價的豪賭。
當我重新拿這些問題問薩克斯時，他重申自己真正的過失是誤判華盛頓的政治氣氛。他記得一場與老布希任內的國務卿伊格爾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的談話。薩克斯提出他的看法：如果任由俄羅斯的經濟動亂繼續沉淪，可能會引發沒有人能控制的情勢：大規模饑饉、國家主義復辟，甚至法西斯主義，對一個唯一過剩的產品是核子武器的國家來說確實不智。“你的分析或許很正確，但它不會發生。”伊格爾伯格回答。然後他問薩克斯：“你知道今年是哪一年?”
當時是1992年，克林頓即將打敗老布希的美國大選年。克林頓競選策略的核心是，布希忽略國內經濟的破敗，一意追求海外的光榮(“問題是經濟，笨蛋”)。薩克斯相信俄羅斯是那場國內鬥爭的受害者。他也說，他現在知道還有別的因素：許多華盛頓的權力掮客仍在打冷戰。他們視俄羅斯崩潰為地緣政治的勝利，可以確保美國的超級強權地位。“我沒有那種心態。”薩克斯告訴我，聽起來像一個童子軍誤人《黑道家族》(The Sopranos)的情節一樣，而他也經常給人這種感覺。“對我來說，那只是‘好極了，這是一個可怕政權的終結。現在，讓我們真的來幫忙(俄羅斯人)。請大家投入所有力量……’現在回想起來，我相信在政策規劃者的心裏，那種想法是瘋了。”
儘管他遭受挫敗，薩克斯並不覺得那段期間的俄羅斯政策是出於自由市場意識形態。他說，那主要是“純粹的懶惰”所造成。他當時很希望來一場激烈辯論，談談到底應該提供援助給俄羅斯，或完全交給市場解決。但是他碰到的是集體冷漠。他說，他很訝異當時沒有嚴肅的研究和辯論可供重大決策參考。“對我來說，最主要的原因是沒有人努力。讓我們至少花兩天辯論這件事——但我們從未這麼做!我沒看到有人努力工作，‘卷起袖子，我們來認真解決這些問題，我們來搞清楚怎麼回事’。”
當薩克斯談論“努力工作”時，他是在回憶新政、大社會(Great Society)和馬歇爾計畫的美好時代，當時來自常春藤聯盟的年輕人圍坐在指揮桌，卷起袖子，四周儘是空咖啡杯和成疊的政策文稿，大家針對利率和小麥價格爭議得面紅耳赤。這是決策者在凱恩斯主義最盛時期的行事風格，也是面對俄羅斯災難“嚴重性”應該有的做事方法。
但把放棄俄羅斯歸咎於華盛頓的集體懶惰，對提供解釋沒有幫助。也許瞭解這段過程更好的方法是，透過自由市場經濟學家偏好的“市場競爭”觀點來看。當冷戰如火如荼進行而蘇聯仍未解體時，全世界的人可以選擇(至少理論上來說)他們想消費的意識形態；當時有兩極，且兩極間也有不少選項。這表示資本主義必須爭取顧客；它必須能提供誘因；它必須是個好產品。凱恩斯主義向來代表著資本主義也必須跟其他意識形態競爭的事實。小羅斯福總統實施新政不僅是為解決大蕭條的急迫問題，也是因為在美國人民遭到放任式自由市場的蠻橫打擊後，一股要求採取不同經濟模式的強大運動必須加以安撫。有些人想要激進的經濟模式：在1932年的總統選舉，100萬美國人投票給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候選人。愈來愈多美國人密切注意路易斯安那州的平民主義者參議員惠朗(Huey Long)，他主張所有美國人都應享有2500美元年所得的保障。小羅斯福在解釋為什麼在1935年把更多社會福利加進新政時，說他要“搶先一步做惠朗想做的事”。
在這種背景下，美國的工業家不情願地接受小羅斯福的新政。市場銳利的鋒刃，必須以提供公共部門就業，及確保沒有人挨餓來軟化——資本主義的存亡正面臨考驗。在冷戰期間，自由世界沒有一個國家能免於這個壓力。事實上，50年代前後這段期間資本主義的成就，即薩克斯所說的“正常”的資本主義——北美洲的工人保障、退休金、公共醫療和國家支持最窮困的人民——是出於面對強大左派必須作出重大讓步的務實需求。
馬歇爾計畫是在這種經濟大勢下使用的終極武器。戰後的德國經濟陷入危機，大有淹沒整個西歐的危險。同一時候，許多德國人被社會主義吸引，迫使美國政府選擇將德國分裂成兩半，而不願冒讓整個德國崩潰或轉向左派的危險。在西德，美國政府利用馬歇爾計畫建立資本主義體制，其用意並非為福特汽車或席爾斯(Sears)建立快速獲利的新市場，而是期待它的成功能造就繁榮的歐洲市場經濟，消弭社會主義的吸引力。
到1949年時，這表示得容忍西德政府採取任何完全非資本主義的政策：國家直接創造就業、大舉投資公共部門、補貼德國企業，以及強大的工會。美國政府當時採取的政策，是1990年代對俄羅斯或佔領伊拉克時難以想像的，當時政府不顧大企業的反對而延遲開放外國投資西德，以便遭戰爭打擊的德國企業能在復蘇前避免競爭壓力。“當時的判斷是，讓外國公司進入會像放任海盜劫掠一樣。”以馬歇爾計畫的歷史著作備受讚譽的作者卡洛琳•艾森柏格(Carolyn Eisenberg)告訴我：“現在與當時主要的差別是，美國政府不把德國當搖錢樹。他們不想激起民怨，而認為如果開放德國供劫掠，將阻礙整體歐洲的復蘇。”
艾森柏格指出，這種政策並非出於利他主義。 “當時蘇聯像一把上膛的槍，而德國經濟陷於危機，還有一大群左派，他們(西方)必須很快爭取德國人民歸順。他們真的認為是為拯救德國的靈魂而戰鬥。”
艾森柏格對創造馬歇爾計畫的意識形態鬥爭的描述，道出薩克斯的工作有一個長期存在的盲點，包括他晚近值得稱讚的致力於爭取大幅增加對非洲的支出。這個盲點是，大規模的平民運動幾乎從未被提及。對薩克斯來說，寫歷史完全是精英的事，只要用對技術官僚，執行正確的政策，就已足夠。就像休克治療計畫是在拉巴斯和莫斯科的秘密地點草擬的一樣，理所當然的，援助蘇聯300億美元的計畫也應只憑他向華盛頓提出淺顯的理由就能實現。然而，正如艾森柏格指出，提出馬歇爾計畫並非基於慈善，甚至不是靠合理的論據，而是出於對民眾反抗的恐懼。
薩克斯景仰凱恩斯，但他似乎對凱恩斯主義終於能在美國實現的原因不感興趣：難纏、兇悍的工會的要求，以及聲勢日益壯大的社會主義者，使原本太激進的方案變成實實在在的威脅，進而使新政看來像是可接受的妥協。群眾運動迫使不情願的政府採用薩克斯鼓吹的做法，但薩克斯不願承認這點卻造成嚴重的後果。其中之一是，薩克斯看不到他在俄羅斯面對一個昭然若揭的政治現實：俄羅斯絕不會有馬歇爾計畫，因為當年會有馬歇爾計畫就是因為有俄羅斯。在葉利欽廢除蘇聯時，那把迫使馬歇爾計畫形成的“上膛的槍”已經解除武裝。少了它，資本主義突然可以墮落到最野蠻的形式，不只是在俄羅斯，而是全世界。蘇聯既已崩潰，自由市場現在已獨佔全球，這表示已不再需要任何干擾其完美平衡的“扭曲”。
這就是對波蘭人和俄羅斯人的承諾(亦即：如果他們接受休克治療，他們將突然醒來發現自己已經成為“正常的歐洲國家”)的真正悲劇所在。那些正常歐洲國家(擁有穩健的社會安全網、工人保障、強大的工會與社會醫療體系)的興起是因為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妥協，現在已不再需要妥協，所有西歐的溫和社會政策也陷於四面楚歌，就像它們在加拿大、澳洲和美國遭到圍剿一樣。這些政策不會引進俄羅斯，當然更不會獲得西方資助。
基本上，這種擺脫一切束縛的解放，就是芝加哥學派經濟學(或稱作新自由主義，或在美國所稱的新保守主義)：不是什麼新發明，而是去除凱恩斯附加物的資本主義，處於獨佔階段的資本主義，一套可以為所欲為的體系——不再需要努力爭取我們這些顧客，可以反社會、反民主和恣意展現其粗魯。只要共產主義仍是威脅，凱恩斯式的紳士協議就會繼續存在；一旦這套體系崩垮，所有妥協的痕跡最後都可能被抹除，以便達成弗裏德曼在半世紀前為他的運動設定的純正主義目標。
這就是福山1989年在芝加哥大學的演說，誇張地宣告“歷史終結”的重點：他並非真的宣稱世界上已不再有其他思想理論，而只是說共產主義既已崩垮，不再有其他主義的力量強大到能成為勢均力敵的競爭者。
因此，薩克斯視蘇聯崩潰為擺脫極權統治的自由，準備卷起袖子開始幫忙，但他的芝加哥學派同僚卻視之為不同性質的自由——終於擺脫凱恩斯主義，以及像薩克斯這些昧于現實的社會改革家的自由。從這個觀點看，對俄羅斯袖手旁觀雖令薩克斯憤怒不平，卻不是出於“純粹懶惰”，而是在實踐放任主義：放手不管，不作為。所謂袖手旁觀是指所有負責俄羅斯政策的人(從前老布希政府的國防部長切尼、財政部副部長桑莫斯，到IMF的費歇爾)確實有事可做：他們都在執行純粹的芝加哥學派理論，讓市場施展最狠的本事。俄羅斯比智利看起來更像這種意識形態的實踐，預告了十年後同樣的這一批玩家，將在伊拉克創造的“要錢不要命”(get-rich-or-die-trving)式的反烏托邦。
這種新遊戲規則於1993年1月13日在華盛頓特區首度亮相。那是一場小而重要的會議，只有受邀者能出席，地點在杜邦圓環(Dupont Circle)卡內基會議中心十樓，距白宮只有七分鐘車程，離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總部也只有一箭之遙。舉足輕重、為世銀和IMF擬訂策略而聞名的經濟學家威廉森(John Williamson)舉辦了這場會議，視之為新自由主義部族的歷史性聚會。出席者包括許多顯赫的明星“技術政治家”(Technopol)，他們站在運動的最前線把芝加哥主義散播到全世界。這些人有現任和前任的西班牙、巴西和波蘭的財政部長，土耳其和秘魯的央行總裁，墨西哥總統的幕僚長，以及一位巴拿馬前財政部長。他們之中還有薩克斯的老朋友、他尊崇的巴爾舍諾維奇(Leszek Balcerowicz)，即波蘭休克治療的策劃者，還有他的哈佛同僚羅德里克，就是曾證明每個接受新自由主義結構改革的國家都已深陷危機的經濟學家。日後出任IMF第一副總裁的克魯格(Anne Krueger)也在場。最熱心宣傳皮諾切特的智利前部長皮涅拉(Jose Pinera)無法恭逢其盛，因為他正密切追蹤智利的總統選舉，但他還是送來一份詳盡的報告。當時仍擔任葉利欽顧問的薩克斯將發表主題演說。
會議參與者一整天陶醉在經濟學家最愛的休閒活動，商議如何讓不情願的政治人物採用不受選民歡迎的政策。選舉過後應該多快推出休克治療?在猝然發動攻擊的情況下，中間偏左政黨是否比右派更有效率?最好先警告大眾，或是以“巫毒政治”出乎人民意料較佳?雖然會議取名為“政治改革之政治經濟學”——刻意顯得有點乏味，似乎有意誤導媒體的興趣——不過一位與會者詭秘地表示，其實真正的主題是“馬基雅維裏經濟學”(Machiavellian economics)。
薩克斯聆聽這些討論幾個小時，直到晚餐後他步上講臺發表演說，題目帶著典型的薩克斯風格：“經濟急診室中的生活”。他的情緒顯然很高昂，台下的聽眾也準備好聆聽這位曾高舉休克治療火炬進入民主時代的偶像的演說。薩克斯並未陶醉在沾沾自喜中，後來他對我說，他決心利用這場演說，嘗試讓這群大權在握的聽眾瞭解俄羅斯情勢的嚴重性。
他提醒聽眾二次大戰後挹注歐洲和日本的援助“對日本日後的驚人成功極其重要”。他提及收到傳統基金會——弗裏德曼主義發源地——一位分析師的來信，薩克斯說，這位分析師“強烈主張俄羅斯應該改革，但不是靠外國援助俄羅斯”。“這是自由市場理論家的共識——而我也是其中之一。這言之成理，但卻是個錯誤。市場無法包辦一切；國際援助極其重要。”他說，放任主義的偏執觀念正把俄羅斯帶向災難，“不管俄羅斯的改革者多麼勇敢、聰明和幸運，他們不靠大規模的外來援助不可能成功……我們就快錯過這個歷史性的機會了”。
當然薩克斯獲得一輪掌聲，但熱烈程度只算微溫。為什麼他讚揚大手筆的社會支出?台下的聽眾正在進行一場拆解新政的全球十字軍，而不是再製造一個新政。在接續的討論會中，沒有一位與會者支持薩克斯的挑戰，還有幾位發言反對。
薩克斯告訴我，他嘗試借由演說“解釋一場真正的危機會是什麼情景……傳達急迫感”。他說，在華盛頓作決策的人往往“不瞭解什麼是經濟動亂。他們不瞭解所引發的脫序狀態”。他想讓他們面對現實世界“有一股動力可能把情勢推往失控，直到引發其他災難，直到希特勒趁勢崛起掌權，直到發生內戰，或大規模饑饉，任何情況都可能……你必須採取緊急的協助作為，因為一個不穩定的情勢絕對會走向愈來愈不穩定，而不會走向正常的平衡”。
我忍不住想，薩克斯無法充分說服他的聽眾。與會者都十分熟悉佛裏德曼的危機理論，而且許多人曾應用在自己的國家。大多數人完全瞭解經濟崩潰會有多混亂和動盪，但他們從俄羅斯得到一個不同的教訓：痛楚和錯亂的政治情勢正迫使葉利欽快速變賣國家財富，這是明顯而有利的結果。
會議只得靠主辦人威廉森把討論帶回那些務實的優先事務。薩克斯是這場盛會的明星，但威廉森才是聽眾心目中真正的大師。威廉森頭髮漸禿、不適合上電視，但政治立場的偏執卻相當聳動，“華盛頓共識”這個詞——也許是現代經濟學最常被引用、也最具爭議性的詞——就是他創造的。他以主持嚴密的閉門會議和講座著名，每場會議的目的都是為測試他大膽的假說。在1月的會議，他有一個急迫的目標：他想一勞永逸地測試他所謂的“危機假說”。
威廉森在他的演說中沒有警告要拯救哪個國家免於急迫的危機；事實上，他狂熱地談論引發巨變的事件。他提醒聽眾一些無可爭辯的證據，顯示只有真正嘗到苦難的國家才願意吞服市場苦藥，只有遭到震撼的國家才會躺下來接受休克治療。他宣稱，“最黑暗的日子才能創造最好的機會，讓人們瞭解必須進行根本的經濟改革”。
威廉森以他無人能及的技巧，揭露金融世界的潛意識，並一派輕鬆地指出這引發一些有趣的問題
我們一定會問，刻意挑起災難以剷除改革的政治障礙是不是合理?例如，在巴西早巳有人建議，是否值得故意引發惡性通貨膨脹，以便讓大眾驚嚇到接受這種改變……以歷史的後見之明來看，理論上不會有人贊成1930年代中期的德國或日本走向戰爭，只為了獲得戰敗後接續的飛快成長。但一場較小規模的危機能否發揮同樣的功效?可不可能設計一場假危機，能夠不必付出真危機的成本而帶來同樣的效果?
威廉森的發言代表休克主義的大躍進。在滿屋子的財政部長和央行總裁、人數多到足以辦一場經濟高峰會的這個場合，主動製造嚴重的危機以推動休克治療的想法已被公開討論。
至少有一位與會者在演說時覺得有必要撇清與這種邪說的關係。英國薩塞克斯大學的經濟學家托伊(John Toye)說：“威廉森建議，挑起人為的危機以觸發改革可能是好做法，我們最好解讀他的用意是在逗笑。”但沒有證據顯示威廉森是在逗笑。事實上，有許多證據顯示，他的想法已被華盛頓和其他地方的最高級金融決策者採用。
威廉森在華盛頓開會的隔月，我們看到美國掀起一波對“假危機”的新狂熱，雖然當時很少人瞭解它是一套全球策略的一環。1993年2月，加拿大正陷於金融災難，至少一般人從新聞和電視中得到的結論是如此。“債務危機迫近”，全國性報紙《環球郵報》(Globe and Mail)以頭版大標題疾呼。一家全國性大電視臺的特別報導說：“經濟學家預測明年某個時候，或兩年內，財政部副部長將走進內閣，宣佈加拿大的信用已經耗盡……我們的生活將急劇改變。”
“債牆”(debt wall)這個詞突然變成新語彙，它的意思是，雖然現在的生活似乎舒適平和，但加拿大已嚴重入不敷出，影響力巨大的華爾街公司如穆迪(Moody’s)和標準普爾(s&P)，很快就會把我們的國家債信評等從完美的三個A調降下來。萬一發生這種事，機動性超強的投資人在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新規範下，將隨時從加拿大撤資，移到較安全的地方。然後有人告訴我們，唯一的對策是大幅削減部分社會計畫的支出，如失業保險和醫療保險。果不其然，執政的自由黨就這麼做，雖然他們不久前才以創造就業的政綱當選為執政黨(加拿大版的“巫毒政治”)。
預算赤字的歇斯底里最高潮之後兩年，調查記者麥奎格(Linda Mc Quaig)揭露，少數幾個加拿大的智庫縝密地煽動並操縱這種危機感，尤其是賀維研究所(C．D．Howe Institute)和菲沙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這是弗裏德曼一向大力支持的智庫)，背後的贊助者則是幾家最大的銀行和企業。加拿大確實有赤字問題，但並非由失業保險和其他社會計畫的支出造成。根據加拿大統計局，問題出在高利率導致債務價值膨脹，就像80年代沃爾克震撼導致發展中國家債務膨脹一樣。麥奎格前往穆迪的華爾街辦公室，與主管公佈加拿大債信評等的資深分析師塗格利亞(Vincent Truglia)談話，塗格利亞向她透露驚人的內幕：加拿大的企業主管和銀行家不斷向他施壓，要求他發表貶抑加拿大財政的報告，但他拒絕了，因為他認為加拿大是優良而穩定的投資標的。“我處理的國家中，從來沒發生國民希望降低自己國家評級的例子，而且是不斷要求。他們認為加拿大被評得太高。”他說，他經常接到其他國家的代表打電話，抗議他給的評級太低。“但加拿大人比外國人更看輕自己的國家。”
對加拿大金融圈來說，這是因為“赤字危機”是發動政治鬥爭的重要武器。在塗格利亞接那到些奇怪的電話前，一項要求政府削減醫療和教育等社會計畫支出，以降低稅率的大規模運動已經發動。由於這類社會計畫受到絕大多數加拿大人支持，因此要把削減支出合理化的唯一方法，便是威脅國家經濟可能因此崩潰，陷於全面危機。但穆迪機構繼續給加拿大最高的A++債信評級，因而使維持世界末日氣氛變得極為困難。
在那段期間，投資人對混淆的資訊感到很困惑：穆迪對加拿大很樂觀，但加拿大媒體不斷報導國家財政的慘況。塗格利亞受夠了加拿大發佈政治操縱的統計數字，擔心自己的研究遭到質疑，於是採取非同尋常的措施，發表一篇澄清加拿大政府支出“並未失控”的“特別評論”，甚至隱約批評右派智庫使用的狡詐統計手法。“近日公佈的數項報告，大幅誇大加拿大的預算債務部位，其中有些數字被重複計算，另一些則作了不恰當的國際比較……這些不正確的計算可能導致加拿大債務問題的嚴重性被誇大。”穆迪發表特別報告後，“債牆”並未迫近的說法傳開來一一但加拿大的企業界並不高興。塗格利亞說，他發表報告後，“加拿大一家大金融機構的人……打電話給我，對著我大吼大叫。這還真罕見”。
等加拿大人發現“赤字危機”是企業資助的智庫誇大操縱的結果時，生米已煮成熟飯——預算已遭削減並實施。直接的結果之一是，加拿大提供給失業者的社會計畫被大幅削減，而且再也沒有恢復，雖然後續數年出現了預算盈餘。這種危機策略在這段期間不斷被利用，1995年9月，一卷錄影帶被洩露給加拿大新聞界，內容是安大略省教育部長在一次公務員閉門會議中說，在宣佈削減教育支出和其他不受歡迎的改革前，必須先洩露一些描繪悲慘情況的資訊，以便創造必要的驚慌氣氛，雖然這些資訊可能言過其實。他稱這種操作是“創造有用的危機”。
華盛頓的“統計舞弊”
在1995年，大多數西方民主國家的政治言論都充斥債牆和經濟即將崩潰的說法，要求政府加速削減支出並進行更大規模的私有化，而且弗裏德曼學派的智庫總是高聲疾呼危機來臨。不過，華盛頓最有權勢的金融機構不但願意借媒體製造危機的表像，也很樂於以具體措施創造貨真價實的危機。在威廉森發表“點燃”危機的言論兩年後，世界銀行的首席發展經濟學家布魯諾(Michael Bruno)公開呼應這種說法，但也未引起媒體注意。在1995年突尼斯國際經濟學會(IEA)的一場演說中(後來由世界銀行以論文出版)，布魯諾告訴500位來自58國的經濟學家，國際已逐漸形成共識，認為“一場夠大的危機或許能震撼原本不情願的決策者，使他們採取能提高生產力的改革”。布魯諾舉拉丁美洲為“深度危機似乎有效的主要例子”，尤其是阿根廷。他說，總統梅內姆和財政部長卡瓦洛的表現傑出，“利用緊急氣氛”推動深度私有化。為了不讓聽眾有機會忽略他的論點，布魯諾說：“我一直強調一個大主題：深度危機的政治經濟效應，往往為激進改革帶來有利的結果。”
基於這個事實，他宣稱國際機構不只要利用既有的經濟危機來推動華盛頓共識，還必須先發制人，切斷援助以使危機更惡化。“不利的休克(例如政府歲入或外部資金流入減少)實際上可能是好事，因為它能縮短(改革的)延遲。‘情況沒有壞到底前不會好轉’的想法會自然浮現……事實上，一場高通脹危機對一個國家的好處，強過在比較不嚴重的危機當中拖泥帶水。”
布魯諾承認，加深或製造嚴重的經濟崩潰十分可怕——政府可能發不出公務員薪水，公共基礎建設可能荒廢，但身為芝加哥學派的門徒，他呼籲聽眾把這種破壞當作創造的第一階段。“隨著危機加深，政府確實可能逐漸枯萎，”布魯諾說，“這種發展有一種好結果，就是在推動改革時，頑抗團體的力量可能已被削弱——一個採取長期對策而揚棄短期權宜措施的領導人，可望贏得對改革的支持。”
芝加哥學派對危機的沉溺已迅速席捲知識界。短短幾年前，他們才只是推測惡性通脹危機能創造震撼政策所需的震懾條件，現在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競鼓吹製造失敗國家，只因為危機能提供從廢墟中重頭來過的機會，而世界銀行的經費卻來自178國的公帑，其宗旨是重建和強化困頓的經濟體。
多年來外界盛傳國際金融機構玩弄威廉森所說的“假危機”，脅迫一些國家任其擺佈，但要證明其事卻十分困難。最詳盡的證詞來自一位轉為告發者的國際貨幣基金幕僚布德夫(Davision Budhoo)，他指控IMF偽造資料，只為了宣告某個貧窮但意志堅定的國家經濟陷於危機。
布德夫出生於格林伍德(Grenada)，是接受倫敦政經學院訓練的經濟學家，並且以不同流俗的個人風格在華盛頓智庫圈特立獨行：他留著一頭愛因斯坦型的豎直頭髮，寧願穿風衣而捨棄西裝。他在IMF工作12年，職務是為非洲、拉丁美洲和他的祖國格林伍德設計結構調整計畫。IMF在雷根與柴契爾時代大幅右轉後，思想獨立的布德夫感覺他在工作崗位愈來愈坐立不安。IMF當時在忠貞的新自由主義信徒總裁康得蘇(Michel Camdessus)領導下，擠滿狂熱的芝加哥男孩。布德夫1988年辭職時，決定把自己奉獻給揭發IMF的秘密，他先寫了一封了不起的信給康得蘇，用的是十年前法蘭克寫給弗裏德曼的控訴語氣。
這封信一開始就以IMF資深經濟學家罕見的熱情語調說：“在我擔任IMF幕僚12年，歷經正式的基金現場工作1000個日子，兜售你的藥方和魔術袋給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和非洲的政府和人民後，今天我辭去工作。對我來說，辭職是無價的解脫，因為我的解脫讓我得以跨出救贖的一大步，希望因此可以洗淨我自覺手上沾滿的幾百萬名貧困、挨餓者的血……那些人流的血多到像河裏的水。那些血也逐漸乾涸，在我全身各處凝結；有時候我感覺全世界的肥皂也無法洗去我以你的名義做的事。”
然後他開始陳述他的“指控”。布德夫“指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以統計數字當作“致命”武器。他不厭其煩地細數他在80年代中期以基金職員的身份，參與精心計畫的“統計舞弊”，在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報告中“誇大”富藏石油的特立尼達和多巴哥(Trinidad and Tobago))的情況，以便讓這個國家顯得比真正情況更“不穩定”。布德夫聲稱，雖然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掌握”了正確的資訊，但卻把一項衡量勞動成本的關鍵數字“誇大”為兩倍多，使該國的生產力大幅下降。在另一個例子中，他宣稱IMF“幾乎是憑空捏造”龐大的未清償政府債務。
布德夫說，這些“明顯的疏失”是刻意而非“馬虎計算”的結果，卻被金融市場當作事實，並立即把特立尼達歸類為高風險國家，進而切斷其融資。該國的經濟問題——起因於主要出口物資石油的價格下跌——很快變成“災難”，因而“被迫”向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乞求紓困。然後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求該國接受布德夫形容的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致命的藥”：裁員、降低工資，以及“全套”的結構調整政策。他敍述這個過程是“以詭計故意阻斷該國的經濟救生索”，以便“先摧毀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的經濟，然後促成改變”。
2001年去世的布德夫在他的信中明白指出，他的控訴不只是因為少數官員對待一個國家的方式。他形容IMF的整個結構調整計畫就是一種大規模的酷刑，讓“‘因痛苦而尖叫’的政府和人民被迫在我們面前屈膝，挫敗、驚惶而混亂，乞求我們以同情心和君子風範對待，但我們殘酷地嘲笑他們，毫不留情地繼續施以折磨”。
這封信公開後，特立尼達政府委託兩項獨立的研究，調查信中的陳述，並發現信中所述果然是“事實”：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膨脹和“假造”數字，對該國造成嚴重傷害。
不過，儘管指證歷歷，布德夫爆炸性的控訴卻“消失”得幾乎“無聲無息”；特立尼達和多巴哥是委內瑞拉外海的一群小島，除非該國人民沖進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十九街的總部，它的抱怨不太可能引起世界注意。但這封信在1996年“被改編”成一出叫《布德夫先生的IMF辭職信》的戲，在紐約東村一家小劇場演出。這出戲出乎意料獲得《紐約時報》好評，稱讚它“不同尋常的創意”和“別出心裁的道具”。這則簡短的戲評是《紐約時報》唯一提到布德夫名字的版面。
《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
第十二章 資本家本色──俄羅斯與野蠻市場的新時代
金錢流向機會所在之處．而現在亞洲似乎很便宜。
——史密斯(Gerard Smith)，紐約瑞士銀行(UBS)證券金融機構銀行家，評論1997至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
好日子訂不出好政策。
——席亞(Mohammad Sea)，印尼蘇哈托將軍的經濟顧問
他們似乎喜歡簡單的問題。
你的薪水能買到什麼?夠吃和住嗎?還有沒有剩錢寄回給父母?往返工廠的交通費呢?但不管我怎麼問，我得到的答復總是“看情形”，或“我不知道”。
“幾個月前，”一位在馬尼拉附近為嘉普(Gap)縫衣服的17歲工人解釋，“我以前都有足夠的錢每月寄一點回家，但現在我賺的幾乎不夠自己買吃的。”
“他們降低你的工資?”我問。
“不是，我想應該沒有。”她有點困惑地說，“只是買的東西好像變少了，物價一直上漲。”
當時是1997年夏季，我正在亞洲研究該地區蓬勃發展的出口工廠工作情況。我發現工人面對一個比逾時工作或工頭虐待更嚴重的問題：他們的國家正快速陷入很快將浮現的全面衰退。在印尼，危機甚至更嚴重，動盪的氣氛格外兇險。印尼貨幣夜以繼日貶值，工人的錢前一天還能買魚和米，第二天卻只夠買米。在食堂和計程車裏的聊天，每個人似乎對該怪罪誰都有同樣的說辭，他們告訴我： “華人。”好像因為印尼的商人階級華人直接從物價上漲當中獲利，所以他們成為怒氣直指的對象。這正是凱恩斯警告經濟混亂的意思——你永遠理不清憤怒、種族偏見和革命的結合會釋放出什麼。
東南亞國家特別容易陷於陰謀論和種族代罪羔羊的糾纏，因為從表面看，金融危機找不到合理的原因。電視和報紙對這個地區的分析，總是好像它得了某種神秘但有高度傳染性的疾病——“亞洲流感”(Asian Flu)，市場崩潰立即被貼上這個標籤，等它散播到拉丁美洲和俄羅斯時，又被升級為“亞洲傳染病”(Asian C011tagion)。
在出問題之前幾周，這些國家還被高舉為經濟健康與活力的標杆——所謂的亞洲小龍，全球化最耀眼的成功故事。不久前，股票經紀人還告訴他們的客戶，把儲蓄投資在亞洲“新興市場”共同基金是最安全穩賺的策略；轉眼問，他們成群撤出市場，外匯交易商大舉“攻擊”那些貨幣——泰銖、馬元、印尼盾——製造出《經濟學人》所稱的“通常只與大規模戰爭有關的大規模儲蓄毀滅”。然而，在亞洲小龍經濟體內，可見的情勢並未改變——大體來說，它們仍由相同的裙帶精英掌管；它們沒有遭遇重大天災或戰爭的打擊；它們沒有龐大的赤字——部分國家完全沒有赤字。許多大財團有沉重的債務，但它們仍生產從運動鞋到汽車的種種產品，且銷售和往常一樣強勁。那麼，為什麼在1996年投資人覺得很可以把1000億美元投資在韓國，而到第二年該國卻出現負投資200億美元——足足相差1200億美元?這種不變的貨幣情勢該如何解釋?
結果證明這些國家是純粹恐慌的受害者，始作俑者則是全球化市場兇險難料的速度與波動。從一則謠傳開始——泰國沒有足夠的美元作貨幣後盾——引發一場電子獸群的大奔逃。銀行收回它們的放款，而原本快速成長的房地產市場很快就泡沫爆破。興建到一半的商場、摩天大樓和度假中心停工；靜止的營建吊車高聳在曼谷擁擠的天際線。在以往較緩慢的資本主義時代，危機可能就此停止，但由於共同基金的銷售經紀人把亞洲小龍當作一套投資來促銷，因此當一隻小龍倒下時，其餘便跟著全倒：繼泰國：之後，恐慌迅速蔓延，資金從印尼、馬來西亞、泰國流出，甚至波及全球第十一大經濟體、也是全球化天空下的燦爛明星韓國。
亞洲政府被迫傾盡央行的儲備以支持自己的貨幣，把最初的恐慌變成現實；現在這些國家真的快破產了。市場的反應是更深的恐慌，在一年間，亞洲股票市場有6000億美元蒸發——這是花了數十年累積的龐大財富。
危機會激發鋌而走險的行為。在印尼，貧困的民眾湧進都市的商店，劫掠他們能帶走的東西。在一個特別恐怖的例子當中，一家雅加達的購物商場在遭到劫掠時失火，數百人被活活燒死。
在韓國，電視臺展開大規模宣傳，呼籲民眾捐獻黃金珠寶，以便融化後用於清償國家債務。短短幾個月內，300萬人捐出他們的項鏈、耳環、運動獎牌和獎盃。至少有～位婦女捐出她的結婚戒指，一位樞機主教則捐出黃金十字架。電視播放庸俗的“捐出你的黃金”遊戲秀，但雖然收集了足夠壓低世界金價的200噸黃金，韓國的貨幣仍繼續暴跌。
就像大蕭條時發生過的情況，這場危機導致家庭眼看畢生積蓄消失，成千上萬小企業關門，進而引發一波自殺潮。韓國的自殺率在1998年攀升50％，年齡分佈最高的是60歲以上，因為老年的父母想為痛苦掙扎的子女減輕經濟負擔。韓國媒體也報導家人集體自殺比率驚悚地增加，一些債務纏身的父親帶著家人一起上吊。當局指出，由於“只有家長死亡被列為自殺，其餘則列為他殺，所以實際自殺人數遠高於公佈的統計數字”。
亞洲危機的起因是典型的恐慌迴圈，而唯一可以遏阻它的做法，就是在1994~所謂龍舌蘭危機中挽救墨西哥貨幣的措施：美國財政部迅速而果斷地向市場證明，絕不會讓墨西哥倒債。但美國並未對亞洲及時採取這種措施。事實上，危機一爆發後，重量級的金融機構放出一連串出乎意料、口徑一致資訊：別幫助亞洲。
當時已85歲上下的弗裏德曼，罕見地出現在有線電視新聞網(CNN)上，告訴新聞主播陶布斯(Lou Dobbs)他反對任何種類的紓困，而應該讓市場自行回到正軌。“教授，我無法形容在這場睿智的討論中獲得你的支持是多麼有意義。”仰慕大師到有點難看的陶布斯說。這種讓它們沉淪的立場獲得弗裏德曼的老友、前花旗銀行最高主管裏斯頓(Walter Wriston)以及舒爾茲(George Shultz)的呼應；舒爾茲後來與弗裏德曼在右派的胡佛研究所共事，也擔任證券經紀商嘉信理財董事。
這種看法也獲得華爾街最大投資公司摩根斯丹利(Morgan Stanley)公開支持。該公司當紅的新興市場策略師裴洛斯基(Jay Pelosky)在洛杉磯由米爾肯學會(Milken Institute)主辦的會議上說，IMF和美國財政部絕不可救援這場規模和1930年代一樣大的危機。“我們現在在亞洲需要的是更多壞消息。壞消息是繼續刺激調整過程所不可或缺的。”裴洛斯基說。
克林頓政府照著華爾街的劇本演出。當1997年11月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在溫哥華舉行時，危機爆發已四個月，克林頓輕描淡寫地把這場經濟災難說成“路上的一點顛躓”，因而激怒亞洲領袖。資訊非常清楚：美國財政部不急著遏阻災難。至於為了避免這類崩潰而創設的世界機構IMF，也採取自俄羅斯以來就變成注冊商標的無為策略。IMF最後確實作出反應——但並非單純的金融危機所需要的快速、緊急穩定貸款。相反的，它條列出一長串要求，內容在透露出芝加哥學派深信不疑的思維：亞洲的災難反而是潛在的機會。
在90年代初期，每當自由貿易的倡議者需要令人信服的成功故事來引起討論時，他們一定指向亞洲小龍。它們是以彈跳飛躍速度成長的奇跡經濟體，而假設的原因就是它們對不設防的全球化大開邊界。這是一則很好用的故事——亞洲小龍確實飛速成長——但說它們快速成長是基於自由貿易則純屬虛構。馬來西亞、韓國和泰國仍然採取高度保護主義政策，禁止外國人擁有土地和收購國營公司。它們也讓國家扮演重大角色，能源和交通等部門仍掌握在政府手中。亞洲小龍在培養自己的國內市場時，也阻止許多日本、歐洲和北美的產品進口。它們無疑是成功的經濟故事，但證明的是混合的管理式經濟體可以成長更快速和更公平，遠勝過那些遵行西部蠻荒式華盛頓共識的國家。
這種情況讓西方和日本的投資銀行與跨國公司大感不悅；看著亞洲消費性市場爆炸性的發展，可想而知它們渴望長驅直入這個地區販賣產品。它們也想擁有買下亞洲小龍好公司的權利——特別是韓國令人稱羨的財團如大宇、現代、三星和樂金(LG)。90年代中期，在IMF和新創的世界貿易組織施壓下，亞洲政府同意區別對待不同的分歧：它們將繼續堅持保：保護國營公司免於外國持有的法律，同時拒絕把主要國營公司私有化的壓力，但它們將撤除金融產業的障礙，容許大量紙上投資和外匯交易湧進。
1997年湧入亞洲的熱錢突然出現流向大逆轉，正是這類在西方壓力下合法化的投機性投資所造成。當然，華爾街的看法不是這樣。紅牌投資分析師立即看出，這場危機是大好機會，可以徹底剷除亞洲剩下的保護障礙。摩根斯丹利策略師裴洛斯基對這個邏輯特別直言不諱：如果任由危機惡化，所有外國貨幣就會從該地區流光，而亞洲公司若不是倒閉，就是得被迫把自己賣給西方公司——兩種情況的結果都會讓摩根斯丹利獲益。“我希望看到企業倒閉和出售資產……出售資產非常難得；通常業主不想賣，除非他們別無選擇。因此，我們需要更多壞消息，才能持續壓迫這些企業變賣它們的公司。”
有些人以更冠冕堂皇的角度看亞洲的崩潰。皮涅拉是皮諾切特捧為明星的部長，現在為華盛頓特區的卡托研究所工作，他喜形於色地評論這場危機，宣稱“最終審判日已經來臨”。在皮涅拉眼中，這場危機是他與他的芝加哥男孩同僚70年代在智利發動的戰爭的最新章節。他說，亞洲小龍隕落代表的正是“第二道柏林牆倒塌”，也代表“自由市場民主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國家主權間有‘第三條路’的思想崩解”。
皮涅拉的想法不是非主流觀點。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格林斯潘也公開支持這種看法，他可能是全世界最有權勢的經濟決策者。格林斯潘形容這場危機是“極戲劇化的事件，其發展將趨近我國的市場制度”。他也評論說：“當前的危機很可能加速許多亞洲國家殘存體制的崩解，即政府指導的投資仍占一大部分的經濟體制。”換句話說，亞洲管理式經濟的毀滅，實際上是創造一個新美國式經濟的過程——借用一個幾年後被用在更暴亂背景下的詞：新亞洲誕生前的陣痛。
有人說IMF領導人康得蘇可能是全世界第二有權勢的經濟決策者，他也表達類似的觀點。在一次難得的訪問中，他說這場危機是亞洲蛻去舊皮、重新誕生的機會。“經濟模式不會永遠不變，”他說，“有時候它們很管用，而久而久之……它們會變得過時而必須揚棄。”這場由謠傳引發、並由虛構變成事實的危機，顯然就是該揚棄的時機。
為了掌握稍縱即逝的機會，IMF在一連數月坐視危機惡化後，終於開始與病弱氣虛的亞洲政府展開談判。這段期間唯一拒絕IMF的國家是馬來西亞，這要歸功於該國相對較少的債務。經常惹來爭議的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Mahathir Mohamad)說，他認為不應該“摧毀經濟以便讓它變得更好”，這些話在當時已足夠讓他被打為瘋狂的激進派了。其他遭危機重創的亞洲經濟體因為迫切需要外國貨幣，無法拒絕IMF提供上百億美元的可能性：泰國、菲律賓、印尼和韓國都坐上談判桌。“你無法強迫一個國家要求幫忙，它必須自己開口。但在缺錢的時候，它已經走投無路。”IMF的談判代表費歇爾(Stanley Fischer)說。
費歇爾是最大力主張在俄羅斯採用休克治療的人之一，雖然在那裏造成龐大的人力損失，他對亞洲的態度仍同樣堅強不屈。有幾個國家的政府建議，由於危機源自放寬資金大量進出的管制，而且沒有減緩資金流速的機制，也許應該恢復若干障礙——可怕的“資本控制”。中國一向維持這種控制(在這方面未採納弗裏德曼的建議)，因此是亞洲唯一未遭危機蹂躪的國家。馬來西亞決定恢復控制，而且似乎很有效。
費歇爾與IMF團隊的其他人立即駁斥這個構想。IMF表現出對危機的起因毫無興趣，而完全專注在如何利用危機帶來的機會。經濟崩潰迫使許多原本強硬的國家搖尾乞憐；對掌管IMF的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來說，錯失這個機會之窗無異於怠忽職守。
IMF關心的是，國庫空虛的亞洲小龍已被打碎，現在是重造它們的最佳時機。這個過程的第一階段，就是政治學家貝洛(Walden Bello)所說的，剷除這些國家所有的“貿易與投資保護主義，以及當初造就‘亞洲奇跡’不可或缺的國家干預”。IMF也要求政府大幅削減預算，導致一些自殺率已經激升的國家大量裁撤公務員。費歇爾承認IMF獲致的結論是，在韓國和印尼，危機與政府浪費無關。儘管如此，他利用危機賦予的權力，強行要求這些國家採取痛苦的節約措施。就像一位元《紐約時報》記者寫的，IMF的行為“有如心臟外科醫生在動手術半途，決定順便也為肺臟和腎臟開刀”。
在IMF拔除亞洲小龍的舊習慣和做法後，它們已準備好芝加哥式的重生：基本服務私有化、獨立的中央銀行、“彈性”的勞動力、低社會支出，當然還有完全的自由貿易。根據新協定，泰國將開放外國人擁有當地銀行的大量股份，印尼將削減糧食補貼，韓國將取消保護工人免于大批裁員的法律。IMF甚至在韓國設定嚴格的裁員目標：為了取得貸款，該國的銀行業必須裁撤500%的員工(後來降至：30%)。這種要求對許多西方跨國公司很重要，因為它們要確定未來能大幅度縮編想並購的亞洲公司。皮涅拉的“柏林圍牆”倒塌了。
這類措施在危機爆發之前一年是無法想像的，因為韓國工會的強悍正達到顛峰。它們曾以一連串韓國史上最激進的罷工，頑抗將降低就業安全的新勞動法案。但拜危機所賜，遊戲規則已經改變。經濟瓦解的情勢如此險惡，於是工會同意(正如從玻利維亞到俄羅斯的類似危機一樣)政府暫時的獨裁統治；這段期間沒有持續太久——久到剛好夠開始實施IMF的計畫。
例如，泰國的休克治療方案是在國會強行通過，未經由正常的辯論程式，而且採取四項緊急命令的形式。泰國副總理素帕猜．巴尼巴滴(supachai Panitchpakdi)坦承：“我們已喪失自主權，喪失我們決定自己總體經濟政策的能力。” (素帕猜因為這種合作態度後來被任命為WTO主席。)在韓國，IMF顛覆民主還更明顯。 IMF在韓國談判結束時正好碰上總統大選，有兩位候選人以反IMF的政見競選。IMF採取非比尋常的干預主權國家政治程式的動作，要求所有四個主要候選人必須承諾當選後會堅守剛談妥的協議，否則將拒撥貸款。韓國實際上是待贖的人質，IMF因而可以予取予求：每個候選人都以書面保證支持IMF的方案。芝加哥學派保護經濟事務不受民主干擾的核心使命，從未表現得如此明白：IMF告訴韓國人，你們可以投票，但你們的選票影響不到對經濟的管理和組織。 (協議簽訂那天很快被稱為韓國的“國恥日”。)
在另一個受創嚴重的國家，連這種限制民主的動作也用不著。印尼是區域中最先對外國投資敞開大門的國家，當時（由美帝「中情局」背後策動支持的1965軍事政變上台）仍在掌權30多年的蘇哈托控制下。不過，年事已高的蘇哈托對西方已不再那麼順服(獨裁者經常如此)。經過數十年“（私有化改革）變賣”印尼的石油和礦藏給外國公司後，他對圖利外人漸感厭倦，開始轉而照顧自己、子女和他的高爾夫球友的利益，時間已長達十年之久。例如，蘇哈托給他兒子湯米(Tommy)擁有的汽車公司大量補貼，讓福特和豐田公司大感驚慌，認為必須跟這家分析師戲稱為“湯米的玩具”的本土車廠競爭實在毫無道理。
一連幾個月，蘇哈托嘗試抗拒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自行公佈一項未包含IMF要求的大幅削減支出的預算案。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此是加倍還擊。IMF規定代表不准在談判期間向新聞界透露消息，因為任何談判進展的跡象都會嚴重影響市場。但這未能阻止某位匿名的“資深IMF官員”告訴《華盛頓郵報》：“市場正在揣測印尼領導高層對這個計畫有多認真，尤其是對重大的改革措施。”這篇報導接著又預測，IMF將扣住數百億美元的承諾貸款來懲罰印尼。報導刊出後，印尼貨幣立即直線墜落，在一天內貶值25%。
受到重大打擊的蘇哈托被迫屈服。“有人可以幫我找瞭解當前情勢的經濟學家嗎?”媒體報導印尼外交部長如此哀求。蘇哈托果真找到一位經濟學家；事實上，他找了許多位。在保證最後階段的IMF談判會順利進行後，蘇哈托把掌權早期曾經重用、但年老時逐漸疏遠的柏克萊幫重新找回來。經過這麼多年政海浮沉，柏克萊幫重掌大權，由已經70歲、在印尼人稱“柏克萊幫校長”的尼蒂薩斯卓(Widjojo Nitisastro)領導。“在情勢大好時，尼蒂薩斯卓和那些經濟學家被打入冷宮，蘇哈托只聽從親信的話。”蘇哈托昔日的部長薩德利說(Mohammad Sadli)解釋說：“這群技術官僚在危機期間發揮了最大作用，蘇哈托暫時對他們言聽計從，並命令其他部長閉嘴。”但尼蒂薩斯卓團隊的一位成員說，和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談判需要的絕不只是講道理的學者，“不像思想論辯，對方不會施加壓力”。可想而知，IMF得到幾乎所有想得到的——總共140項“調整計畫”。
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火上添油
對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來說，這場危機進行得“一帆風順”。在不到一年間，它談判成功的“經濟大改造”國家包括泰國、印尼、韓國和菲律賓。最後它已準備要面對這種“改造戲碼”的考驗時刻：宣佈，也就是終於要對飽受震撼的大眾公開這個錙銖必較、字字斟酌的主題了——就這個例子來說，重點是全球股市和外匯市場。如果一切順利，當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拉開最新創作的布幕時，前一年逃離亞洲的熱錢將急著回流，搶進亞洲小龍現在又魅力難擋的股票、債券和貨幣。
但情勢的發展卻非如此；市場反而開始恐慌，原因是：如果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為小龍已無可救藥，必須從最根本重新改造，那麼亞洲的情況顯然比所有人以前擔心的還嚴重。
因此錢非但沒有回流，交易商對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重大宣佈的反應是立即撤出更多錢，以及進一步“攻擊”亞洲貨幣。韓國每天流失十億美元，債信被“降到”垃圾債券等級。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幫忙”已把危機變成“災難”。或者，照當時已經向國際金融機構公開宣戰的薩克斯說的：“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但沒有滅火，反而在火上添油。”
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機會主義”在亞洲造成的人力損失，與在俄羅斯不相上下。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ILO)估計，在這段期間丟掉工作的人數高達驚人的2400萬人，其中印尼的失業率從4％飆升到12％。在“改革”的高峰，泰國每天損失2000個工作——一個月6萬個。在韓國，每個月遭解雇的員工有30萬人——主要因為IMF毫無必要地要求削減政府預算和提高利率。到1999年，韓國和印尼的失業率在兩年內都上升近三倍。就像70年代的拉丁美洲，在亞洲這些國家消失的就是當初為此區造就“奇跡”的事物：為數眾多且快速增長的中產階級。在1996年，63．7％的韓國人被歸類為中產階級；到1999年，比率已劇降到38．4％。據世界銀行統計，在這段會被華爾士稱作“計劃性悲劇”期間，有2000萬人淪為貧民。
每個統計數字背後都有一則痛苦犧牲與拙劣決策的故事。和絕大多數例子一樣，女性和兒童是危機最大的“受害者”。許多菲律賓和韓國的農村家庭“販賣”女兒給人口販子，帶她們到澳洲、歐洲和北美從事“性交易”。
在泰國，政府衛生官員報告，雛妓在短短一年內增加20％——這是實施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革”後的一年。
菲律賓也發現相同的趨勢（亞洲出現菲傭現象）。“景氣好時富人受益，危機時卻是我們這些窮人付出代價。”泰國東北部一位社區領導人說，她在丈夫失去工廠的工作後，被迫送女兒去做撿破爛的工作。“甚至我們有限的求學和醫療機會，現在也逐漸消失。”
在這種背景下，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Madeleine Albright)1999年3月訪問泰國時，覺得應該斥責泰國人從事娼妓工作和走上“毒品的死路”。奧爾布賴特以充滿道德勇氣的語調說：“女孩不應被剝削和虐待，並暴露在愛滋病風險下。反抗是極其重要的事。”她顯然覺得這麼多泰國女孩被迫跳入火坑，跟她在同一趟訪問中表達“強烈支持”的節約政策沒有任何關連。這與弗裏德曼當年表達對皮諾切特違反人權的不滿，同時又讚揚他們大膽擁抱經濟休克治療如出一轍。
在廢墟中“搜括”
亞洲危機的“故事”通常說到這裏就“結束”——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嘗試幫忙，只是不管用。即使是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內部稽核也得到這個結論。該“基金”的獨立評估辦公室總結說，結構調整的需求“所得到的計畫建議並不完善”，同時“似乎已多過必要的範圍”，且“對解決危機並非絕對重要”。它也警告，“危機不應該只因為很適合借力使力，而被利用作為尋求長期改革目標的機會，不管它們的好處有多合理”。
內部報告有一個措詞特別強烈的章節，指控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被自由市場意識形態蒙蔽，以致認為資本控制的體制完全不可行。“如果金融市場未以理性和穩定的方式影響世界資本的說法被視為邪說，那麼考慮資本控制就變成了道德的罪惡。”
當時很少人肯承認的是，雖然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確實辜負了亞洲的人民，但它：卻“並未”辜負華爾街。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極端措施可能嚇走了熱錢，但大投資銀行和跨國公司卻大受鼓舞。“當然這些市場極為動盪，”
倫敦安石投資管理公司(Ashmore)研究部主任布斯(Jerome Booth)說，“那是讓它們特別有樂趣的原因。”這些追求樂趣的公司瞭解，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調整”結果是，幾乎亞洲的一切東西現在都等著“變賣”；而市場愈“驚慌”，更多走投無路的亞洲公司就會出售，把價格壓到最低。「摩根斯丹利」的裴洛斯基曾說，亞洲需要的是“更多壞消息，才能持續壓迫這些企業變賣它們的公司”。實際情況就是這樣，這要感謝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究竟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否預先計畫加深亞洲的危機，或只是魯莽而麻木不仁，仍是一個引起辯論的話題。也許最寬容的解釋是，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知道它穩贏不輸：如果它的調整導致新興市場的股市又吹起另一個泡沫，將帶來許多利益；如果這些調整刺激更多資本外流，這對“禿鷹資本家”則是“大豐收”。不管哪一種，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面對大崩盤的可能性都可以安穩地擲骰子。現在已經很清楚誰贏了這場賭博。
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韓國達成最後協定後兩個月，《華爾街日報》註銷一篇以“華爾街清理亞太災後現場”為題的文章，報導裴洛斯基的公司以及其他數家知名的銀行，“已派遣大隊銀行家到亞太地區搜尋證券經紀商、資產管理公司，甚至於銀行，以便以低價並購。亞太並購機會的搜獵極為急迫，因為以美林(Merrill Lynch)和摩根斯丹利為首的許多美國證券公司，把海外擴張列為第一要務”。數樁大交易在很短的時間內通過：美林買下日本山一證券(Yamaichi Securities)和泰國一家大證券公司，美國國際集團(AIG)則以極低的折扣價格拿下曼谷投資公司(Bangkok Investment)。摩根大通收購起亞汽車(Kia M0tors)部分股權，而旅行家集團(Traveler Group)和所羅門美邦(Salomon smith Barney)買下韓國最大的紡織公司和數家別的公司。有趣的是，所羅門美邦這段期間負責建議公司並購對象的國際監事會主席是拉姆斯菲爾德(1999年5月獲任用)。切尼也是理事會成員。另一個贏家是凱雷集團(Carlyle Group)，這是一家總部設在華盛頓的神秘公司，以提供前總統和前部長退職後的安身處所而聞名，顧客從前國務卿貝克 (James Baker)、前英國首相梅傑到擔任顧問的老布希，洋洋大觀。凱雷利用高層關係搶下大宇(Daewoo)的電信部門、雙龍資訊通訊(Ssangyong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韓國最大科技公司之一)，並成為一家韓國大銀行的大股東。
前美國商務部副部長賈登(Jeffrey Garten)預測，等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計畫完成後，“亞洲的面貌將大大不同，美國公司在新亞洲的佈局將更深人，更四通八達”。
他不是在開玩笑。在兩年內，亞洲的許多面貌已“大為改觀”，數百家當地銀行被國際大銀行“取代”。《紐約時報》形容這是“全世界最大的倒店拍賣會”，《商業週刊))則稱為“買企業市集”。事實上，它只是9．11事件後災難資本主義將變成市場標準的預覽：一個可怕的悲劇被利用來讓外國公司“入侵”亞洲。它們在那裏不是為建立自己的事業和競爭力，而是要“攫取”幾十年來由韓國公司建立的整個規制、勞動力、顧客群和品牌價值，而且往往採取“拆解”、縮小編制或完全關閉它們的方式，以便為自己的進口產品“剷除”競爭。
例如，韓國企業巨擘「三星」被拆解分售：「富豪(Volvo)」取得它的重工部門，莊臣公司(SC Johnson & Sons)取得制藥部門，「奇異(GE)」則買下照明部門。幾年後，“大宇集團”過去十分壯盛、估價高達60億美元的汽車部門被以區區4億美元賣給「通用汽車(GM)』——比起俄羅斯“休克治療”的“盜竊規模”毫不遜色。不過，不同於俄羅斯發生的狀況，本地企業是被跨國公司所“掠奪”。
其他從亞洲危機“分食”到大餅的重量級玩家包括西格拉姆(Seagram’s)、惠普(HP)、雀巢(Nestle)、英特布魯(Interbrew)和諾華(Novartis)、家樂福(Carrefour)、特易購(Tesco)和易利信(Ericsson)。可口可樂以5億美元買下一家韓國裝瓶廠；寶潔(Porcter and Gamble)買下一家韓國包裝公司；日產買下印尼最大的汽車公司。奇異拿下韓國電冰箱製造商LG的控制股權；英國的電力發動公司(Powergen)吞併韓國大型電力與天然氣業者LG能源(LG Energy)。據《商業週刊》，沙烏地阿拉伯親王阿華里德(Alwaleed bin Talal)，“搭乘他的乳白色波音727噴射機，奔走于亞洲各地尋找便宜貨”——包括入股「大宇』。
不言而喻，最敢於倡言“加深危機”的摩根斯丹利也參與許多交易，賺進龐大的傭金。它擔任大宇出售汽車部門的顧問，也負責仲介數家韓國銀行的私有化。
被賣給外國人的“不只是”亞洲的民間公司。和早期拉丁美洲及東歐的“危機”一樣，亞洲危機也“迫使”政府出售公共服務以籌措迫切需要的資金。美國政府——開始就“熱切期待”這種效應，並表現在強調國會應授權撥出龐大經費給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用於“改造”亞洲，美國貿易代表白茜芙(Charlene Barshefsky)還保證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協議“會為美國公司創造新商機”；亞洲將被迫“加速若干重要部門的”私有化“——包括能源、運輸公共事業和電信”。
果然，危機“引發”一波“私有化浪潮”，外國“跨國公司”也大賺一票。
貝泰(Bechhtel)拿到馬尼拉東區自來水和下水道系統的“私有化”合約，以及在印尼蘇拉威西(sulaweisi)興建一座煉油廠。
“摩托羅拉”取得韓國Appeal電信的全部股權。
紐約的能源巨人西斯(sithe)，得到泰國國營天然氣業者汽電共生公司(Cogeneration)的大股。
印尼的水系統被英國的泰晤士水利(Thames Water)與法國的里昂水利(Lyonnaise des Eaux)“瓜分”。
加拿大的西岸能源(Westcoast Energy)吃下印度的一個大電力廠計畫。
英國電信(British Telecorn)分別收購馬來西亞以及韓國郵政的大股。
加拿大貝爾(。Bell canada)分到韓國電信業者韓松(Hansol)的一部分。
總計短短20個月內，外國“跨國公司”在印尼、泰國、韓國、馬來西亞和菲律賓，進行186件重大“企業併購案”。倫敦政經學院(LSE)經濟學家韋德(Robert wade)和經濟顧問溫納羅索(Frank Vneroso)觀察這波“如火如荼”的“併購潮”時預測，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計畫“預告了一波各國資產在承平時期”轉移“給外國公司的浪潮，其規模是過去50年來世界各地所僅見”。
IMF雖然承認初期對危機的反應犯了若干錯誤，但宣稱已很快矯正錯誤，並宣稱“穩定”計畫十分成功。亞洲的市場最後確實平靜下來，但付出了巨大且持續的代價。弗裏德曼在危機最高峰時曾提醒大家別驚慌，堅稱“一切都會過去……等這場金融風暴塵埃落定，你們將看到亞洲恢復成長，但究竟需要一年、兩年或三年，沒有人能鐵口直斷”。
實際情況是，十年後，亞洲危機並未過去。2400萬人在短短兩年內失去工作，新的“絕望感”已深入社會，沒有任何文化能輕易吸收。它以不同的形式表現在亞洲各地，從印尼和泰國的宗教極端主義，到雛妓交易爆炸性的增加。
印尼、馬來西亞和韓國的“失業率”仍未降到1997年以前的水準。在危機期間喪失工作的工人非但未再回到工作崗位，而且裁員持續進行，因為外國企業主要求他們的投資要得到更高的獲利。自殺率也未見下降：在韓國，自殺現在是第四高的死因，是危機前自殺率的兩倍多，每天有38人結束自己的生命。
這是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稱為“穩定計劃”的政策“未被說出”的故事。稱“穩定計劃”就好像國家是在市場驚濤駭浪中的船，它們最後確實穩定下來，但新的平衡是靠著把數百萬人拋到船外得來的：公共部門的員工、小企業主、低收入農戶、工會運動者。“穩定”的醜陋秘密是，絕大多數人從未再爬回船上。他們淪落到現在住了超過十億人的貧民窟；他們淪落到娼館，或貨船的貨櫃裏。他們是一無所有的人，是德國詩人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所形容的“不屬於過去或未來的人”。
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求在亞洲施行“正統主義”的“受害者”還不只這些人。在印尼，我1997年目睹的排華情緒持續升高，“背後”則有樂見“注意力轉移”的統治階層在“煽風點火”。（美帝所扶植右翼軍事強人傀儡）蘇哈托提高基本民生物資的價格後，情勢更加惡化。全國各地：暴發動亂，許多人以華裔少數族群為目標；大約有1200人遭殺害，數十名華裔女性被輪暴。他們也應該計人“芝加哥學派意識形態”的“受害者”。
印尼人的“憤怒”最後還是轉向蘇哈托和總統府。過去30年來，印尼人基於對蘇哈托“（由美帝「中情局」背後策動支持的1965軍事政變）上臺”時“（反共肅清撲殺）血腥鎮壓”的記憶，大致很少發生暴亂，且這種“記憶”因為東帝汶省份不時發生的屠殺而曆久彌新。反蘇哈托的怒火在這段期間一直在燜燒，但最後潑灑汽油的是IMF——諷刺的是，引爆怒火的正是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求提高汽油價格。此後印尼人奮起把（美帝所扶植右翼軍事強人傀儡）蘇哈托推下臺。
和監獄的審問官一樣，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利用”危機帶來的極度痛苦“粉碎”亞洲小龍的意志，“迫使”這些國家完全“屈服”。但「中情局」的審問手冊警告說，這種方法可能用過頭——加諸太多痛苦，導致非但沒有產生退化和順服，審問者面對的卻是信心和叛逆。在印尼，那條界線似乎已經超過，令人警醒到“休克治療”可能已經施用過量，引發一股從玻利維亞以至於日後伊拉克的經驗裏十分面熟的逆流。
不過，“自由市場十字軍”是反應遲緩的學生，尤其是當他們的政策產生意料之外的後果時。從斬獲豐厚的亞洲大拍賣學到的唯一教訓，似乎是對“休克主義”更加肯定，更多“災難”即機會的證據(如果還需要證據的話)，它是打碎一個社會、開闢新邊疆的絕佳攪拌器。危機高峰之後幾年，幾位知名的評論家甚至還說，亞洲發生的事儘管帶來許多破壞，卻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經濟學人》評論說：“韓國需要一場全國性的災難，才足以從封閉的國家轉向一個擁抱外國資本、改變和競爭的國家。”而弗裏德曼在他的暢銷書《淩志汽車與橄欖樹》(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中宣稱，亞洲發生的事根本不是危機。“我相信全球化幫了所有人的忙，在1990年代融解了泰國、韓國、馬來西亞、印尼、墨西哥、俄羅斯和巴西的經濟，因為它揭露許多腐朽的做法和體制。”他寫道，並且又說：“暴露韓國的親信資本主義，在我的書中不是危機。”他在《紐約時報》的專欄“支持”入侵伊拉克，“套用”的正是相同的“邏輯”，不同的是，融解伊拉克是靠巡航導彈，不是外匯交易。
亞洲危機確實證明“災難”的“利用”可以有多大成果。但在另一方面，市場崩潰的破壞力和西方“事不關己”的反應，也激發強烈的反對運動。
跨國資本的力量在亞洲“肆虐”，但它們“激發”高漲的公眾憤怒，而這種“憤怒”最終也直接指向推動“放任式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機構。《金融時報》在一篇平衡得異乎尋常的社論中指出，亞洲是“大眾對資本主義感到不安，和全球化已達到令人憂慮程度的警訊。亞洲危機向世人展現，即使最成功的國家也可能在資本突然流動下屈膝，民眾對秘密的避險基金顯然可以導致世界另一邊的大規模貧窮感到憤怒。”
在前蘇聯地區，休克治療刻意的計劃性悲劇可以推給從共產主義過渡到市場民主的“痛苦轉型”，亞洲危機卻純粹是全球化市場的“創作”。然而當全球化的大祭司派遣傳教士到災區時，他們想做的卻是“加深痛苦”。
其結果是，這些傳教士喪失了過去隱身幕後的安詳與自在。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費歇爾回憶他在談判之初訪問韓國時首爾希爾頓飯店的“喧鬧氣氛”。“我被囚禁在自己的旅館房間裏——不能出去，因為如果我打開門，外面會有1萬名攝影師。”根據別的報導，為了趕赴談判進行的會議廳，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代表被迫“繞道從後面的門進入，其間必須上下數段樓梯，穿過希爾頓的大廚房”。在當時，IMF官員還不習慣如此受注意。被迫在五星級旅館與會議中心當囚犯的經驗，在往後幾年將成為華盛頓共識特使的家常便飯，因為世界各地都有：大規模的示威迎接他們。
1998年以後，要靠和平手段——透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慣用的“威嚇”或在貿易高峰會上施壓——施行“休克治療式”的改造已愈來愈困難。1999年西雅圖世界貿易組織會議的挫敗，讓源自南方的新反抗情緒在世界舞臺嶄露頭角。雖然那些大學生年紀的示威者獲得大篇幅的媒體報導，真正的反抗卻發生在會議中心裏，發展中國家形成一個投票集團，拒絕在開放貿易上作更多退讓，除非歐洲和（虛偽）美國“停止補貼”和“保護”自己國內的產業。
在當時，西雅圖的挫敗還可能被解釋為政商財團主義穩定前進中的小頓挫，然而，短短幾年後，情勢的逆轉已不容否認：美國政府創立亞太自由貿易區的野心已被擱置，一套全球投資條約，以及跨越阿拉斯加到智利的美洲自由貿易區計畫，也都胎死腹中。
也許所謂反全球化運動最大的影響是，強迫芝加哥學派意識形態登上國際辯論的焦點。在千禧年之交有一段短暫的時期，全球沒有急迫的危機來轉移注意——“債務震撼”的威力已經消退，“轉型”已經完成，而新的全球戰爭尚未發生。
值得注意的只有“自由市場十字軍”在現實世界留下的痕跡：“不平等”的淒慘景況，以及一個接一個接受弗裏德曼建議的政府“留下”的“貪腐“和”環境惡化“——他在多年前給皮諾切特的建議是，“用別人的錢行善”是個錯誤。
回首這段期間，令人驚奇的是，這段資本主義再也不必與其他思想或勢力抗衡的獨佔期，只有極為短暫的8年，從1991年蘇聯崩潰到1999年WTO（世界貿易組織）談判失敗為止。但升高的反對並未削弱一些人追求這種暴利目標的決心；它的宣導人相信，他們需要的是比以往更大的震撼，以“製造”出更大的“恐懼”和“混亂”。
《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
第十三章 讓它燒——“劫掠亞洲”與第二道柏林圍牆倒塌
美國（佔領軍）把伊拉克變成“轉基因糧食”生産基地
第一節 經濟休克
“我們在伊拉克的原因，就是爲了播撒民主的種子，這樣它就會在那裏生根開花，並擴展到整個極權主義地區。”
——布希二世
當小布希講到播撒“民主的種子”時，很少有人意識到，他腦子裏想的是「孟山都」的轉基因種子。
隨著2003年3月美國“佔領”伊拉克，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狀況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伊拉克的土地不僅由大約１３萬美國部隊和一小批與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聯繫密切、唯利是圖的財富冒險家佔領。它的經濟也處在美國“佔領者”的全面控制之下。
對伊拉克經濟的控制也是由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來實施的。2003年5月，保羅•佈雷默被任命爲新成立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行政長官，這個“佔領機構”披著一層薄薄的面紗。佈雷默曾任美國國務院的“反恐”官員，後來成了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的諮詢公司基辛格合夥公司的執行董事，這家公司的影響力非常巨大。
從許多方面看，美軍“佔領”下的伊拉克比阿根廷更適合將整個國家的農業體系納入“轉基因商業化農業”的統治範圍之內，美軍的“佔領”發揮了重要作用。美國“佔領當局”直接給了伊拉克農民“一份他們無法拒絕的要約”，就像《教父》裏面所說的：“要麽拿著我們的轉基因種子，要麽去死。”
對於“被佔領”的伊拉克的所有民事活動，佈雷默事實上擁有生殺大權。尤其特殊的是，他不是向通常負責重建工作的美國國務院彙報工作，而是直接向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裏的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的辦公室報告。
作爲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的首腦，佈雷默迅速行動，草擬了一系列管治伊拉克的法令。當時，伊拉克既沒有憲法，也沒有根據憲法合法産生的政府。美國“佔領當局”制定了整整100個法令，於2004年4月生效。整體來看，這100項由美國強制實施的新法律(正式名稱是“命令”)將確保伊拉克經濟“按照”美國“強加”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的思路進行“改造”，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ＩＭＦ）」和華盛頓在1990年後“強加”給俄羅斯和前蘇聯經濟的模式非常相像。
拉姆斯菲爾德領導的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計劃制定者給佈雷默下達的指令是，強加一種“休克療法”，把以國有經濟爲中心的整個伊拉克經濟“改變”爲一個徹底的自由市場私營經濟。佈雷默在一個月內實施的經濟變革比在30年裏“強迫”拉丁美洲債務國實行的“變革”還要猛烈。
佈雷默的第一個行動是解雇了50萬名國家工作人員，其中大多數是士兵，還有醫生、護士、教師、出版商和印刷商。接下來，他打開了這個國家的邊界，毫無限制地接納進口：既不用履行什麽邊檢手段，也不用交什麽稅費。在佈雷默2003年5月到巴格達之後兩周，他就宣佈伊拉克“敞開國門做生意”。他沒有說是誰的生意，但這一點隨後越來越清晰。
“入侵”之前，伊拉克除了石油以外的經濟領域由大約200家國有公司主導，它們生産從水泥、紙張到洗衣機等所有商品。2003年6月，佈雷默宣佈，這些國有企業將立即“私有化”。他說，“將缺乏效率的國有企業轉交到私人手中，對伊拉克經濟復蘇來說至關重要。”伊拉克的“私有化”計劃是自蘇聯解體以來最大規模的國有資産“清倉大甩賣”。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第37號命令》降低了伊拉克的公司稅率，從大約40%降到可憐的15%。沒有了稅收收入，政府將無法在任何方面發揮大的作用。“第39號命令”允許外國企業100%地擁有除了自然資源之外的伊拉克資産。這確保了外國企業可以在這個國家“不受限制”地開展商業活動。投資者可以將其在伊拉克賺到的利潤100%地從這個國家拿走。既不要求他們追加投資，也不對他們課稅。這些法令的受益者，顯然不是伊拉克的經濟和人民。
根據《第39號命令》，外國公司可以簽訂有效期長達40年的租約和合同。《第40號命令》則以同樣優惠的條件歡迎外國銀行進入伊拉克。與允許外國人“全盤接管”伊拉克經濟相對應的是，“唯一保留下來”的薩達姆時期的法律是那些“限制工會”和集體談判的法規。
一夜之間，伊拉克從世界上最孤立的國家變成了最自由、最開放的市場。由於其經濟和銀行體系受到戰爭的“毀滅性破壞”，加上美國“帶頭實行”的長達十餘年的“經濟封鎖”，伊拉克人根本無力購買“私有化”的國有公司。外國跨國公司是在佈雷默宏大的經濟復蘇計劃當中“唯一”可能受益的角色。
這些新法律“被強加”給了一個“慘遭征服”和摧殘的國家，除了搞點軍事上的破壞和打擊侵略者的遊擊戰之外，它不可能進行其他的反抗。爲了使伊拉克對外國投資者具有吸引力，這一整套的100項新法令通過美國政府的“佔領機構”即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實施，它將所有伊拉克經濟的各種權利和控制權都交給了“跨國公司”。
不僅如此，制定這些法律的“目的”是爲了對這個國家的糧食生産體系進行前所未有的最激進的“改造”鋪平道路。在佈雷默的“統治”之下，伊拉克即將成爲“基因改造”或者說“轉基因商業化農業”的樣板。
第二節 《第81號命令》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明確定義了這100項命令的法律地位。“命令”被定義爲“對伊拉克人民具有約束力的指示或指令，具有懲罰性後果，或者對管制伊拉克人的方式包括伊拉克法律的變更具有直接作用”。
換言之，伊拉克人接到命令：“要麽照辦，要麽完蛋。”伊拉克以前的法律，凡是與佈雷默的新“命令”相抵觸的，一律廢止。
“佔領者”的法律至高無上。
佈雷默的新法令涉及從媒體到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等各個方面，深藏在其中的是《第81號命令》，即“專利、工業設計、未披露資訊、積體電路和植物新品種法”。《第81號命令》規定：
11.“第12條”經修訂如下：“專利應賦予所有者以下權利：
1.如果專利主體是一種産品，有權禁止任何未獲得所有者授權的人製造、利用、使用、提供銷售、出售或進口該産品。”
12.“第13條第1款”經修訂如下：“專利的有效期，從按本法條文申請註冊存檔之日起計算，至按本法條文註冊生效滿20年後方可終止。”
《第81號命令》的另一項條款規定：“禁止農民再次使用受保護的品種或任何本章第14條（C）段第1項、第2項提到的品種的種子。”而且，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第81號命令》對伊拉克的專利和工業設計法做了修訂，以保護與某種産品或某種製造工藝相關的任何技術領域的新創意。這些修訂允許在伊拉克的企業或在伊拉克屬於簽約方的相關條約成員國的企業在伊拉克註冊專利。修訂賦予了專利權人以下權利：阻止任何未獲得專利所有者授權的人利用受到專利保護的産品或工藝，從專利在伊拉克註冊之日起爲期20年。修訂還允許個人和企業對工業設計進行註冊。
用淺顯易懂的語言來說就是，《第81號命令》給了植物新品種專利權人在20年內在伊拉克農業中使用其種子的“絕對權利”，而這些專利的“所有者”恰恰都是“外國大型跨國公司”。儘管“表面上”看來，這是一個公平合理的商業條款，對外國企業的知識産權予以補償，但“實際上”這是對伊拉克主權的侵犯。像許多國家一樣，伊拉克“從未承認過”植物之類的生命形式可以獲得商業專利的原則。這種專利之前由美國或其他國家的專利機構授予「孟山都」、「杜邦」等公司。
事實上，《第81號命令》所做的是，修訂伊拉克的專利法，以便承認外國專利，不管根據伊拉克的法律這種專利是否合法。表面上，它似乎給了伊拉克農民拒絕購買孟山都種子或其他專利種子、種植本地傳統種子的選擇權。實際上，它産生了完全相反的作用，《第81號命令》的起草者也充分意識到了這一點。
這些受保護的植物新品種，都是轉基因或者說經過基因改造的植物。選擇種植這種種子的伊拉克農民，需要與持有專利的種子公司簽訂協定，規定他們將支付某種“技術費”，並且每年爲種植這種專利種子支付許可使用費。
任何試圖將「孟山都」或其他公司的專利種子保留一部分以便在下個作物種植季節再次播種的伊拉克農民都將受到種子供應商的重罰。在美國，「孟山都公司」要求獲得相當於被盜用種子成本120倍的懲罰性損害賠償，後來法院的裁決駁回了這一請求。
於是在這種“局面”下，伊拉克農民沒有成爲薩達姆•侯賽因的奴隸，卻成了跨國轉基因種子巨頭的“奴僕”。
《第81號命令》的“核心”是植物新品種保護（PVP）條款。根據該條款，留存種子和再次播種是非法的。農民們使用受專利保護的種子（甚至是“類似的”種子），將受到重罰，甚至坐牢。然而，受到保護的植物新品種，並不是那些在伊拉克農田上歷經上萬年的雜交開發出來的種子。
相反，受到保護的是「孟山都」等跨國公司巨頭將自己的種子和除草劑引入伊拉克市場的權利，而且它們受到了美國和伊拉克政府的“充分保護”。
第三節 破壞伊拉克的種子資源
歷史上，伊拉克是文明搖籃美索不達米亞的一部分。在那裏，在長達數千年的時間裏，底格裏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之間的肥沃河谷爲農作物培育和種植創造了理想的條件。自從大約西元前8000年以來，伊拉克農民就一直在這片土地上耕耘，並培育出品種繁多的、如今世界上使用的幾乎所有麥類品種的種子。他們通過留存部分收穫作爲種子並再次播種的體系做到了這一點，並通過新的播種培育出能夠抗禦疾病的雜交品種。
多年來，伊拉克人在位於阿布•格萊布的一個國家種子庫裏“一直保存”著這些珍貴的天然種子的樣本。這座城市，如今在國際上更多的是因其設有美國軍方“虐待犯人”的監獄而聞名於世。在美國“佔領”伊拉克及多次大規模轟炸之後，阿布•格萊布那個具有歷史意義、價值連城的種子庫“消失”了，它成了伊拉克戰爭的又一個受害者。
不過，伊拉克的前農業部曾經採取預防措施，在鄰國敍利亞建立了一個備份的種子儲存庫。在那裏，最重要的麥類種子仍然儲存在一個名爲國際乾旱地區農業研究中心（ICARDA）的機構裏，該機構位於敍利亞的阿勒頗。鑒於已經失去阿布•格萊布的種子庫，如果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需要幫助的話，作爲國際性的國際農業研究諮詢小組(CGIAR)種子庫網路的一部分的國際乾旱地區農業研究中心，原本是可以從其儲備中爲伊拉克人提供種子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沒有這樣做。佈雷默的顧問對伊拉克的糧食前景有著不同的規劃,他們有自己的打算。
伊拉克農業即將被導向“現代化”和工業化，從傳統的家庭式種植多種作物的農作方式，轉變爲面向“世界市場”而生産的美國式的商業化農業。滿足饑餓的伊拉克人的糧食安全需求，對這個方案來說是無足輕重的。
按照佈雷默的《第81號命令》，如果國際大公司開發出一種能抗禦某種伊拉克害蟲的種子新品種，而同時一個伊拉克農民正在種植另一種具有同樣抵抗力的種子，那麽這位農民留存自己的種子將是“非法”的。相反，他必須爲使用「孟山都」的轉基因種子支付某種專利使用費。
按照總部設在日內瓦的世界貿易組織（一個由美國政府和「孟山都」等私營農業綜合企業巨頭主導的機構）的規則，美國的法院和國際法院“有權”實施這樣的植物新品種保護法律。
20世紀90年代後期，美國的一家生物技術公司太陽基因被授予了一種油酸含量很高的向日葵的專利。不過，不僅僅其基因結構被授予了專利，高油酸含量這種特性本身也被授予了專利，公司聲稱擁有這種權利。太陽基因公司通告所有其他向日葵品種的培育者說，如果他們開發“高油酸含量”的品種，就將被認爲是對這一專利權的侵犯。
“專利的授予，涵蓋了一個物種的所有基因工程新品種……可能將我們在農場和花園裏種植的所有東西交由一個發明者控制。”國際植物基因資源研究院總幹事傑弗裏•霍丁博士說。“只要大筆一揮，無數農民和科學家的研究成果就可能僅僅因爲一次經濟劫持式的法律行爲而宣告無效。”經濟劫持，正是佈雷默和孟山都試圖按照《第81號命令》在伊拉克幹的勾當。
對農民的種子品種實行“全面控制”在伊拉克新頒佈的專利法之下將成爲可能。在複雜的法律術語“掩蓋之下”，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的《第81號命令》實際上將伊拉克未來的糧食命運“轉交”到了全球性跨國私人公司手中，這“絕不是”大多數伊拉克人所希望的解放。
以《第81號命令》頒佈的植物專利法，與其他國家的知識産權法律不同，它們不是通過主權國家政府之間的談判或與世貿組織的談判達成的。它是由華盛頓在“毫無抵抗”的情況下“強加”給伊拉克的。根據華盛頓消息靈通人士的報告，《第81號命令》中有關植物的具體細節是由世界領先的轉基因種子和轉基因作物供應商「孟山都公司」替美國政府起草的。
第四節 伊拉克農民只能種下“轉基因”種子
從字面上看，似乎只有伊拉克農民選擇從國際種子公司購買的那些種子，才歸屬美國新“強加”給伊拉克的專利法管轄。實際上，伊拉克正在“被改造”成一個巨大的實驗室，以便在「孟山都」、「杜邦」和「陶氏化學」等轉基因種子和化學品巨頭的“控制之下”進行糧食産品的開發。
經過伊拉克戰爭的磨難，劫後餘生的大多數伊拉克農民如果還想繼續種地的話，就“不得不”轉向他們國家的農業部尋求得到新種子。這就爲佈雷默“控制”伊拉克人的糧食供應打開了方便之門。
在十多年的時間裏，伊拉克農民承受著美、英爲首的、對急需的農業設備的“禁運”。另外，戰前伊拉克還遭受了連續三年的嚴重旱災，這些天災使伊拉克麥類作物的種植急劇減少。多年的戰爭和經濟制裁已經摧毀了伊拉克的農業。到2003年，糧食産量已經下降爲不到第一次美伊戰爭之前的1990年産量的一半。到了2003年，大部分伊拉克人依賴聯合國石油換食品的糧食配給生存。
在使伊拉克糧食生産“現代化”的“名義”下，“美國國際開發署”和美國對伊拉克農業重建和開發規劃機構參與到對傳統的伊拉克農業的“改造”當中。當時起關鍵作用的、由華盛頓任命的伊拉克農業“太上皇”是丹尼爾•阿姆斯圖茨，他曾是美國農業部的官員和大型糧食聯合企業嘉吉公司的副總裁。阿姆斯圖茨是關貿總協定談判烏拉圭回合期間擬定美國在農業方面的主張的關鍵人物之一，烏拉圭回合談判導致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的建立。
《第81號命令》名義上的目的是“確保伊拉克得到優質的種子，並爲伊拉克參與世界貿易組織提供方便”。當然，“優質”是由佔領當局定義的。加入世貿組織意味著伊拉克必須開放市場，使其法律符合主導世貿組織政策的強大工業和金融利益集團制定的規則。
《第81號命令》一發佈，美國國際開發署便開始通過美國農業部提供數千噸“高質量、合格的小麥種子”，這些種子來自美國，並得到了補貼，被分發給困境中的伊拉克農民，這在一開始幾乎是免費的。根據對轉基因種子和植物專利持批判態度的非政府組織GRAIN的一份報告，美國國際開發署拒絕允許獨立的科學家確定這種種子是不是轉基因種子。自然，一旦證明是轉基因小麥種子，在一兩個種植季之內，伊拉克農民將會發現自己如果要生存下去，就不得不向外國種子公司支付專利費。GRAIN的報告“揭穿”了《第81號命令》的意圖：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已經使伊拉克農民在收穫後將按法律註冊的新品種的種子留存並再次使用成爲非法。伊拉克人也許可以繼續使用和留存他們的傳統種子和經過多年戰爭和旱災後留下的種子，但這不在統治者規定的重建日程當中。這項法令的意圖是爲在伊拉克建立新的種子市場提供條件，在那裏，跨國公司可以銷售它們的種子——無論是否經過基因改造，農民將不得不在每個作物種植季節重新購買這些種子。
雖然從歷史上看，伊拉克曾禁止私人擁有生物資源，但美國強加的新專利法引入了一種對種子的壟斷權利制度，這種權利，沒有任何伊拉克農民有資源通過開發而得到。
實際上，佈雷默將有關“植物新品種保護”的新章節納入到了伊拉克以前的專利法當中。據說，這是爲了提供對“植物新品種的保護”。植物新品種保護作爲一種知識産權，事實上是植物品種的專利，它給予了那些聲稱發現或開發了新品種的植物培育者對植物的排他性權利。
“植物新品種保護”中的保護，與保護自然資源毫無關係，而是“保護私人培育者的商業利益”。喬治•奧威爾也說不出什麽更好的話了。在美國制定的法令之下，“植物新品種保護”實際上意味著植物品種的毀滅。
第五節 伊拉克農民種的小麥都出口到了美國
按照規劃，美國國務院與美國農業部一起努力（該部已經在伊拉克北部設立了56塊“小麥作物推廣實驗田”），目的是“介紹和展示經過改良的小麥種子的價值”。這個專案由德克薩斯A&M大學國際農業辦公室替美國政府打理，該辦公室在伊拉克各地利用800英畝(約323.7公頃)實驗田，向農民們傳授如何種植大麥、鷹嘴豆、豌豆以及小麥等作物的“高産品種”。
這個投資1.07億美元的美國國際開發署農業重建專案，定下了在第一年使3萬個伊拉克農場産量翻番的目標。其指導思想是說服心存疑慮的伊拉克農民相信，只有使用這種新的“神奇種子”，才能獲得大豐收。與十年前美國農民的情況一樣，身處絕境而又心懷收穫大量糧食的希望，讓伊拉克農民鑽進了外國種子公司的圈套。
碰巧的是，德克薩斯A&M大學的農業專案也將自己描繪爲“利用生物技術（或者說轉基因技術）方面公認的世界領先者”。用了他們的新種子，新的化學製劑——殺蟲劑、除草劑、殺真菌劑等——便會隨之而來，這些都是由孟山都、嘉吉、陶氏化學等大公司賣給伊拉克人的。
亞利桑那州的《鳳凰城商業期刊》報道說，
“一家亞利桑那州的農業研究公司正在提供小麥種子，供伊拉克農民使用，他們期望大幅增加本國出產的糧食供應。”這家公司名爲“全球小麥公司”(WWWC)，通過與包括德克薩斯A&M大學在內的三所大學合作，它將“提供1000磅（約453.6 千克）小麥種子，供巴格達以北的伊拉克農民使用”。
據全球種子行業資訊的中心網站Seedquest介紹，在開發穀類作物種子中“擁有專有權的品種”(被授予專利並爲某個特定公司所擁有的品種)方面，全球小麥公司是領先者。以上提到的這些種子屬於《第81號命令》中那種受到保護的轉基因種子。根據全球小麥公司的說法，任何希望種植他們的某種種子的“客戶”（或者說農民，人們曾經這樣稱呼他們），都要“爲每個品種支付許可費”。這家公司自稱爲“W3”，與亞利桑那大學Bio5生命科學研究所建立了正式的合作關係，而Bio5研究所自稱爲“生物研究水平最高的車庫（在美國代指高技術創新企業的發祥地。——譯注）”,這聽起來十分古怪。
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鳳凰城商業期刊》上的文章說，“爲了支援伊拉克，共開發了六種小麥種子。三種將用於讓農民種植用於製作通心粉的小麥；另外三個品種將用於種植製作麵包的小麥。”這意味著，2004年後美國在伊拉克發展的穀類作物中有一半是爲了出口。確實，通心粉對於伊拉克人的飲食來說是完全陌生的外來食品，這表明，佈雷默頒佈《第81號命令》的目的與其說是爲了給飽受戰爭創傷、饑腸轆轆的2500萬伊拉克人生産糧食，不如說是建立將轉基因種子用於糧食生産並向全球市場出口的工業化農業産業。
此外，投資1.07億美元的美國國際開發署農業重建專案，其目的是讓伊拉克政府失去對糧食生産的控制權。“我們的想法是，讓這裏成爲完全自由的市場。”美國國際開發署伊拉克重建辦公室農業專家道格•普爾如是說。
美國國際開發署的目的反映了美國和世界貿易組織的政策，這一目的是幫助伊拉克新政府逐步取消農業補貼。“農業部長在這方面幹得相當漂亮。” 普爾說。他宣稱，國有企業如美索不達米亞種子公司等“需要拆分和私有化”。但他並沒有提到，在飽受戰火摧殘的伊拉克誰會有錢買得起這樣一家國有種子公司, 只有像孟山都這樣有錢的外國農業綜合企業巨頭才有可能成爲買主。
爲了便於從外國種子巨頭那裏引進受專利保護的轉基因種子，伊拉克農業部以“補貼價”分銷這些轉基因種子。一旦農民們開始使用轉基因種子，按照《第81號命令》的“植物專利保護”新規定，他們將被迫每年從這家公司購買新種子。在將“自由市場”引入這個國家的旗號下，伊拉克農民逐漸成了外國跨國種子公司的奴隸。
在2004年12月的一次訪談中，在美國受過教育的伊拉克臨時政府農業部長阿裏聲稱，“我們希望伊拉克農民具有競爭力，所以我們決定對農藥、化肥、良種等投入給予補貼。我們減少了其他補貼，我們必須要有競爭力。”
換言之，原本用於伊拉克貧困農民購買新種子的錢，被專用于從孟山都等外國跨國公司購買轉基因“良種”。
與此同時，美國商品出口商垂涎欲滴，盯住了新的市場機會。
“伊拉克曾是美國農產品重要的商品市場，20世紀80年代的銷售額接近10億美元。”2003年,小布希政府的前農業部長安•維妮曼在農業媒體研討會上如是說。在到華盛頓任職之前，她曾與孟山都公司有密切聯繫。照她的說法,“它有可能再次成爲重要的商業市場。”
維妮曼忘了說的是，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的兩伊戰爭期間，雷根政府和老布希政府以美國農業部商品信貸公司的出口專案的名義，偷偷賣給薩達姆統治下的伊拉克各種常規武器和化學武器。這一醜聞涉及美國納稅人的數十億美元，牽涉到了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國家安全顧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和義大利拉沃羅國民銀行的亞特蘭大分行。
根據美國稻米協會副主席約翰•金的說法，在20世紀80年代末1991年海灣戰爭之前伊拉克是美國最大的大米市場。“美國大米行業打算在向伊拉克提供大米方面再次發揮主要作用。”約翰•金對美國國會衆議院農業委員會如是說。“由於目前美國大米行業面臨挑戰……再次進入伊拉克市場，在具有附加價值的産品銷售方面將産生巨大影響。”
約翰•金補充說，“聯軍2003年對伊拉克的解放，給伊拉克人民帶來了自由。貿易的恢復也給美國大米行業帶來了希望。”他沒有提到的是，2003年，大部分美國大米是基因控制的轉基因大米。
2004年春，當佈雷默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頒佈《第81號命令》時，激進的年輕教士薩德爾的支持者抗議美國憲兵查封了他們的報紙al Hawza。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指控al Hawza發表可能“構成真正暴力威脅”的“虛假文章”。例如，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引用了一篇文章，它指稱佈雷默在“奉行讓伊拉克人民挨餓的政策，讓他們成天忙於採購麵包，這樣他們就沒工夫要求得到政治自由和個人自由”。
考慮到《第81號命令》出籠的背景，出現這樣的文章不足爲奇。同樣毫不奇怪的是,考慮到整個轉基因計劃的大賭注，佈雷默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自然要竭力平息這種對其糧食政策的批判。
第六節 美國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伊拉克巧取豪奪
2004年11月21日，在如何處理伊拉克政府所欠大約390億美元外債(主要是欠工業化國家的)這個問題上，由債權國政府組成的巴黎俱樂部的主要代表發佈了一份公告。那些外債是薩達姆統治下伊拉克拖欠的大約1200億美元外債的一部分。儘管薩達姆政權已被推翻，華盛頓起初並不打算宣佈把這些舊債一筆勾銷。
在美國的伊拉克債務特別談判代表詹姆斯•貝克的強大壓力下，參與巴黎俱樂部的各國政府才就390億美元的伊拉克國家債務達成了新的協定。貝克絕對是個談判高手。通過向最高法院上訴，他策劃了2001年小布希的成功當選。他還是布希家族最親近的顧問之一。
在隨後與經合組織盟國極爲高明的討價還價當中，美國政府成功施壓，高高興興地將伊拉克所欠巴黎俱樂部債權國的舊債大筆勾銷。原因很簡單:這些債務大部分是欠俄羅斯、法國、日本、德國和其他國家的。美國在總債務中只占很少的22億美元。
巴黎俱樂部成員國發表了一份官方新聞公報：
各債權國的代表意識到伊拉克共和國的特殊形勢及其在未來歲月裏有限的償還能力，同意作出債務處理，以確保其債務的長期可持續償還能力。爲了這一目的，他們建議本國政府作出如下特殊處理：
——立即取消部分後來發生的利息，涉及2005年1月1日時累計債務的30%。剩餘債務將延期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批准之日。這次減免將勾銷所欠巴黎俱樂部389億美元總債務當中的116億美元；
——一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獲得批准，將實施30%的債務削減。剩餘債務將按23年期重新安排償還計劃，其中包含一個六年的寬限期。這一步驟，將再削減累計債務116億美元，使減免比例增至60%；
——巴黎俱樂部債權國同意，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委員會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實施的三年評估完成之後，再給予最初債務總額20%的減免。
伊拉克債務的減免，是與伊拉克嚴格遵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這一條件密不可分的。在債務減免過程中，作爲主要佔領者的美國慷慨地勾銷了薩達姆欠俄羅斯、法國、中國等國家的債務，這些國家是華盛頓的對手，曾反對向伊拉克開戰。這個標準計劃與應用于印度尼西亞、波蘭、克羅地亞、塞爾維亞、阿根廷和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的計劃是一樣的。它命令伊拉克將其經濟主權移交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技術官僚，而這些官僚實際上是受美國財政部和華盛頓當局有效控制的。
雪上加霜的是，在薩達姆時代伊拉克所欠的舊債是各國政府所說的“惡意債務”，即在未經人民同意下發生的、不符合人民利益的（簡而言之，就是不合法的）債務，就像已經不存在的蘇聯的債務一樣。但是美國、英國和其他巴黎俱樂部成員國並不在乎這個。這種債務是控制“新”伊拉克、迫使其向“自由市場 ”轉型的有用武器。轉基因種子和農業的工業化將處於這種強迫性變革的核心。
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是符合“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在走向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東歐轉型國家急需經濟改革，以擺脫傳統的內向型發展戰略的影響。總的來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有兩種辦法：一種是漸進式的改革，一種是所謂“休克療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是贊成“休克療法 ”的，這兩個組織的觀點被稱爲“華盛頓共識”。——譯注）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計劃的頭等大事。自由市場企業制度也是2004年4月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 “100項命令”的核心。這絕非巧合。
我們可以恰如其分地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稱爲“全球化的警察”。自從20世紀80年代的債務危機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發展中國家強制實施了債權國要求的殘忍的緊縮和償債計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債務條款被用來強迫各國將它們最爲珍貴的經濟資産拱手轉讓給外國利益集團，以便償還越來越多的債務。
通常，「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這些措施都得到了龐大的銀行業和私人利益集團的鼎力支援。
他們系統地“強制實施”國有企業的“私有化”，
“取消”糧食、衛生和能源的“公共補貼”，
“削減”公共教育開支。
因此，使跨國公司得以“主宰”戰後伊拉克的每一項政策，都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佈雷默頒佈的法律來具體落實：
“精簡”國家機構、
彈性的勞動隊伍、
開放邊界、稅收降至最低程度、
對資本流出伊拉克“不加控制”、
沒有關稅、
對外國人的所有權比例“不加限制”。
伊拉克人民將失去成千上萬的工作崗位，外國産品將把伊拉克本國的産品逐出市場，其中糧食就是一個主要目標。在強制實施的法規和外國競爭的重壓之下，本地企業和家庭式農場毫無競爭的能力。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條件”的“受害國”通常都不可避免地“被迫”使本國經濟向出口轉型，以便賺取美元來“償還”債務。這樣做換來的“胡蘿蔔”通常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放“拯救”貸款或者說“救援”貸款的承諾。而胡蘿蔔背後的“大棒”就是發出這樣一種“威脅”：如果債務國拒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條件，它將被永久列入“黑名單”,得不到任何國外貸款。
伊拉克也不例外。美國“授意”下的伊拉克大選，其“目的”就是確立一個合法的舞臺，以便將伊拉克政府置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嚴格的控制之下”。實際上，這使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處於“中立”的位置，負責監督伊拉克嚴格遵守佈雷默的“100項命令”。這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能夠“迫使”伊拉克加入華盛頓的“自由市場”全球願景。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計劃在2005年1月30日伊拉克大選之後的某個時候，與伊拉克新政府達成一項“特殊安排”。由於減免伊拉克的大量外債需要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點頭，因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與伊拉克領導人的談判中處於相當有利的位置。
聯合國安理會第1483號決議賦予了佈雷默管理被佔領的伊拉克的權力，但這本應歸屬國際法的管轄範圍。可見，佈雷默的“100項命令”和經濟“休克療法”，是在完全違反國際法的情況下實行的。
隨著對伊拉克“私有化”的抗議和針對美國在伊企業暴力活動的蔓延，“掩蓋”這種“令人難堪”的事實變得迫切起來了。因此，佈雷默急匆匆地返回華盛頓，與總統討論接管伊拉克經濟的新方案。其結果是組成了阿亞德•阿拉維爲首的臨時政府，並宣佈伊拉克將在2005年1月舉行大選。
阿拉維，這個美國“一手扶植”起來的、曾經多年爲「中央情報局」工作的門徒，將“合法地”執行非法的佈雷默法令。
按照在伊拉克以“佈雷默法律”而聞名的《第39號命令》，伊拉克的各個行業和所有市場將在幾乎沒有限制的情況下向外資開放。這些法律的制定方式，使得無論是臨時政府還是隨後的任何一屆伊拉克政府都很難撤銷或廢除這些政策。
確實，佈雷默用伊拉克臨時憲法第26條鞏固了“100項命令”，臨時憲法中的第26條，確保了在主權被移交給臨時政府之後，臨時政府將無權改變佈雷默的法律。此外，美國親手挑選出來的親美派被佈雷默安插到了伊拉克的各個部門之中，並有權淩駕於隨後的任何一屆伊拉克政府所做的任何決策之上。
遍佈于伊拉克各地的13.2萬美國部隊，堅守在2003年後建起的14個新軍事基地上，這就是上述這一點的保證。對於華盛頓在伊拉克使用“ 播撒民主的種子”這種冠冕堂皇的話到底意味著什麽，大多數伊拉克人到了2004年底已經很清楚了。這種種子與普通伊拉克公民獨立決定自己命運的能力毫無關係。
在2004年6月權力從佈雷默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正式移交給以「中央情報局」的寶貝兒阿拉維爲首的伊拉克臨時政府之後，後者同意接受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加的“開放”來換取債務減免。因此，2004年9月在伊拉克中央銀行行長沙拉比和財政部長馬赫迪發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意向書”所附的備忘錄中，這些人表達了這個美國“扶植”的政府“參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急迫心理。
“新的金融部門立法將爲建立現代金融部門鋪平道路。”這封意向書這樣吹噓道。意向書接著寫道：
“三家外國銀行已經獲准開展業務”，而且“若干外國銀行對獲得伊拉克私營銀行的少數股權已經表現出興趣。”
其中一家銀行是倫敦的滙豐銀行，這是世界最大的銀行之一。
“強迫”對伊拉克的糧食生産進行“改造”，“使之”種植“擁有專利”的轉基因作物，這是「孟山都」和其他轉基因“巨頭”所作所爲的最突出的例子之一。通過這些“方式”，它們將轉基因作物“強加”給了“不情願”和“不知情”的世界人民。
文／威廉。恩道爾
美國對哥倫比亞的新殖民政策-「哥倫比亞計畫」
提到哥倫比亞，許多人就會立刻聯想到這是“毒品”與游擊隊氾濫的罪惡淵藪之地。（好萊塢電影大眾文化洗腦工業）羅素克洛和梅格萊恩搭檔演出的「千驚萬險」就是以哥倫比亞為背景，影片“描述”的哥倫比亞左派游擊隊在邪惡帝國蘇聯垮台後變成一群以販毒、綁票維生的恐怖份子，長期以來許多美國人也相信政府與主流（民主自由）傳媒對於哥倫比亞的（謊言）宣傳，相信美國政府目前已耗資數十億的「哥倫比亞計畫」（Plan Columbia）可以消滅哥國毒梟和游擊隊暴力，然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證據卻證明事實“剛好相反”。
事實上，「哥倫比亞計畫」只是美國長期對於中南美洲“政經軍干預”的一部份，在美國喬治亞州的班寧堡（Fort Benning），有一所「美洲軍事學校」（SOA, U.S. Army School of the Americas），該校一直被諷刺為「殺手學校」（School of Assassins），因為該校的課程以訓練謀殺、綁架、（軍事）政變、嚴刑拷打著名，數十年來“培養”出六萬多名拉丁美洲的軍人，智利民選總統阿葉德被軍事獨裁者皮諾契特推翻、大主教Oscar Romero被暗殺、瓜地馬拉36年內戰死亡或失蹤的20萬人、薩爾瓦多超過900名平民被屠殺等等，都是“該校”畢業生的“傑作”，女性受害者還會遭強暴虐殺而死，毫無反抗力量的兒童被活埋或摔死；它也“培養”惡名昭彰的（美帝傀儡）軍事獨裁者-包括巴拿馬、波利維亞、瓜地馬拉、薩爾瓦多，並且是“右翼民兵”的訓練所──例如尼加拉瓜殘暴的「國民軍」就是SOA（美洲軍事學校）的畢業生，後來組成“右翼恐怖份子”Contra（桑定游擊隊）。前巴拿馬總統就稱「美洲軍事學校」是「拉丁美洲最大的亂源製造基地」，在日漸高漲的抗議聲浪下，該校“改名”為Western Hemispheric 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WHISC)，但是至今仍然繼續培養每年一到兩千名的畢業生（目前１／３的受訓者來自墨西哥，因為該國要“對付”以Chiapas省原住民為主的薩巴塔游擊隊（Zapatista），每年耗費美國納稅人大約兩千萬美金。
和其他拉美國家相比，哥倫比亞派遣最多軍人（目前已超過一萬多人）到SOA（美洲軍事學校）受訓，其中許多高階軍官都犯下違反人權的罪刑，哥倫比亞軍方和殘忍著稱的右翼民兵組織AUC也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使得在哥國每年有超過三萬人被殺、一百萬人無家可歸。1986年以來已經有三千八百名工會領袖和組織者遭殺害，在去年（２００１年）的前十一個月就有180名工會領袖被暗殺，過去十幾年以來，超過三萬名工人、農民、人權組織者、左翼領袖、教師等被軍隊和右翼民兵殺害。最大的右翼民兵組織AUC的領導人對於謀殺工會領袖毫無悔意，他說「我們有理由殺那些人，因為他們（工會領袖）妨礙他人工作。」因為暴力事件頻仍，自從 1985年以來，已經有兩百萬哥倫比亞平民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園。
在美國主流（民主自由）傳媒宣傳下不斷“被污名化”的左翼游擊隊──其中一股最大的力量FARC「哥倫比亞人民革命軍」（有一萬六千到兩萬人的武裝力 量，由工人、農民、組織者所組成）-經由過去36年以來的組織工作，哥國基層人民對其支持率不斷提高，專家估計該游擊隊在哥國自治區的影響力已經超過 50％，相對的哥倫比亞所謂「（美帝扶植傀儡）民主」政府，則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貪污腐敗政權，人民對政府的失望清楚地反映在哥國的投票率上（低於40％），目前FARC直接掌握的非武裝區（約瑞士大小），也完全沒有上述的暴力事件發生。
在2000年，美國政府投入十三億美金到「哥倫比亞計畫」以及之後六億美金的「安地斯行動」（Andean Intiative，因為哥倫比亞屬於安地斯山脈國家）（其中一億給哥倫比亞軍方），“宣稱”該計畫是「對抗毒品之戰」（War on Drugs）以及心照不宣的「對抗左派游擊隊（美國政府定義下的恐怖份子）之戰」，事實上，該計畫對於消滅毒品毫無助益，因為大部分的款項給了“美國跨國 公司”，例如「孟山都（Monsanto）」、United Tech、Sikorsky等，用來進行軍事訓練、購買直昇機和除草劑，另外，美國政府也已提供哥倫比亞軍方和右翼民兵十五億美金。
然而，哥倫比亞政府和軍隊本身就和毒梟“連為一體”，政府軍隊和右翼民兵就是毒梟“背後”的軍事力量，前SOA（美洲軍事學校）的教官就曾說「SOA是拉丁美洲軍官 洗毒品錢的最佳地點」，美國持續提供哥倫比亞軍事援助反而助長軍隊和右翼民兵繼續在國內“鎮壓平民”、違反人權，並且讓毒梟勢力更擴大。
此外，美國在哥倫比亞四處噴灑除草劑，宣稱這樣就可以消滅古柯鹼作物，但其實是毫無差別地噴灑在一般農田和雨林上，不但使得農作物大量枯死、農民無 法維持生計、亞瑪遜雨林的生態環境遭破壞、原住民生存環境受到威脅，更讓古柯鹼產業暴增超過100％，在1994到1998年，哥國大約種植45,500公頃的古柯鹼作物，但是有超過140,800 公頃的一般作物、古柯鹼和雨林被噴灑，從1999年到2000年，古柯鹼的產量反而增加60％，噴灑除草劑不但完全無效，反而讓種植古柯鹼更有價值。
著名的拉美學者James Petras就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是美國對拉丁美洲“再殖民”的試金石，因為哥倫比亞目前擁有第三世界國家最強大的游擊隊力量，開始動搖美國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力量”（哥倫比亞的石油是美國重大利益所在，美國從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和厄瓜多進口的石油比波斯灣還要多），因此若能藉由「哥倫比亞計畫」一舉摧毀反抗的力量，則可以再度建立美國的新帝國主義力量，因此越來越多人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實際上是「死亡計畫」（Plan of Death）。
今年（２００２）4月19-22日，在美國首府華盛頓有大規模的反戰（4月20日舉行大遊行，主題為「停止國內和國外的戰爭」Stop the War-At Home& Abroad，詳情請見：http://www.a20stopthewar.org/）、反全球化和「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National Mobilization on Columbia，詳情請見：http://www.colombiamobilization.org/）遊行（世界各地的抗議活動資訊都可以在 http://protest.net/ 找到），「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在4月22日將發動大遊行並提出兩大訴求：
一、反對美國政府“假借”掃蕩毒品為名的「哥倫比亞計畫」，
二、關閉「殺手學校」 -「美洲軍事學校」（SOA）。
文／洪家寧 2002．4
基地”秘密郵件曝光：揭露欲襲擊英國計畫細節
【倫敦消息】
據英國《每日郵報》報導，近日，在世界頭號恐怖分子本.拉登被襲身亡後，偽裝成極端分子並通過郵件詢問恐怖襲擊方式的一位《太陽報》記者從“基地”收到了一封回復，其中披露了對英國發動恐怖襲擊的種種途徑。
這封郵件據報導來自可能成為拉登繼承人的恐怖頭目安瓦爾.奧拉基(Anwar al-Awlaki)。信中推薦的恐怖襲擊方式有埋藏管道炸彈，暗殺或者在人群密集處機槍掃射，後者的方式類似2008年對印度孟買的恐怖襲擊，造成164人死亡。
這名記者據稱是從一家極端分子的網站材料中查找到“基地組織在阿拉伯半島”的郵箱地址的。回復的郵件還說如果你打算行動，不要聯繫我們，因為這可能會帶來員警。
倫敦員警最高首腦，斯特芬森爵士(Sir Paul Stephenson)日前已發出警告，稱國人對恐怖分子的警惕絕不能有任何放鬆。他說本.拉登一個人的死亡絕不代表著恐怖主義的滅絕，而正相反，極端分子會因為頭目的“被暗殺”而對英國實施殘忍的報復。
【時事點評】
在就這份新聞資料展開討論之前，我們先來簡單回顧一下圍繞“本.拉登之死”已經給出的討論要點。
在之前的點評中，針對“本.拉登之死”，我們曾經給出如下觀點，即：
● 美國決策層“再三權衡”的原因，恐怕只能在國際局勢的飛速變化中去尋找
第一，從本質上講，“正式宣佈本.拉登被打死”是美國決策層面對“國際局勢的飛速變化”、經過“再三權衡”才做出的決定。
事實上，美國高官在解釋“行動原因”的時候，在公開的層面，用了這樣一種說法，即：“因有70至80%的把握確定本.拉登在那所房子裏，所以決定行動”。
對此，我們也說過，“70%”也好、“80%”也罷，並不是美國決策層“再三權衡”的原因，至於如何解讀這個“再三權衡”？恐怕只能在國際局勢的飛速變化中去尋找原因。
● 這是一份“一直不捨得拿出來的”“成績單”
為了更好地理解，我們不妨換個角度去說明問題。
“正式宣佈本.拉登被打死了”其實是一個“美國共和黨（小布希政府）與民主黨爭奪總統寶座”打至最激烈時“都不捨得拿出來的”一份“成績單”。
至於為什麼？
還是那句老話：本.拉登是“美國利益”的一塊“磚”，哪里需要哪里搬！顯然，在“此”之前的國際局勢裏，“美國利益”一直需要本.拉登“好好地活著”、至少不能毫無懸念地“正式宣佈他已經死了”！
至於“美國共和黨政府”為什麼一直“不捨得拿出來”，因為美國共和黨與美國民主黨一樣，都從屬於“美國利益集團的決策層”，而美國共和黨與美國民主黨的“大選之爭”，不論表面上爭奪得多麼激烈，是“驢”上還是“象”下，本質上都不過是“美國利益集團”這把“大茶壺”中的“小風暴”。
因此，在觀察“美國正式宣佈本.拉登被打死”的問題時，有三點特別值得強調：
首先，任何簡單認為“美國正式宣佈本.拉登被打死了”是一件偶爾、孤立事件、或者是“僅為反恐層面重大事件”的觀點，都是極其幼稚地！
其次，任何簡單認為“美國正式宣佈本.拉登被打死了”是一件“‘巴基斯坦方面（請注意我們的用詞）’完全不知情的行動”的觀點，都是值得商榷的！
最後，任何簡單認為“本.拉登之死”與美國全球戰略的“重大調整”毫無關係的觀點，都是有必要反省的，
但與此同時，任何將其誇大為“實質性調整”的觀點也是值得商榷的。
● 意圖將“中國的巴基斯坦通道”置於“極其困難的困境”之中
因此，在這個時間點上，華盛頓決策層經過“再三權衡”才終於決定“申領”“正式宣佈本.拉登被打死了”這張“精心保留”了多年的“成績單”，顯然有這樣幾層意圖：
其一，意圖將“中國的巴基斯坦通道”置於“極其困難的困境”之中。而為達此目的，通過所謂的“特別軍事行動，再到“正式宣佈本.拉登被打死了”、接著是 “驗明正身”、迅速將其拋入大海、銷屍滅跡等，這一“一氣哈成”的精密計畫，不過是將“中國的巴基斯坦通道”置於“極其困難的困境”之中的第一步。
● 美國在刻意、“公開”演示“美國具有隨時奪取巴基斯坦核武庫”的“特殊能力”
其二，意圖向中國、特別是巴基斯坦軍方“高調展示”其“在巴基斯坦境內特種作戰”的“特種能力”。
顯然，如果我們將目光再延伸一下，美國決策層想展示的這種“特種作戰能力”，更多地是針對巴基斯坦核武器的。
換句話說，美國在刻意、“公開”演示“美國具有隨時奪取巴基斯坦核武庫”的“特殊能力”。
● ｎ給印度壯膽：在關鍵時刻，根本不必擔）心來自“巴基斯坦核武庫”的“核威懾”
其三，由於“巴基斯坦核武庫”與“印度核武庫”相伴相生（印度與巴基斯坦的許多的“印度軍事力量”的關鍵制衡手段。
因此，美國刻意、“公開”演示該“特殊能力”的一個重大意圖就是想讓“印度軍事力量”相信：在關鍵時刻，只要“美、印”通力合作，就根本不必擔心來自“巴基斯坦核武庫”的“核威懾”。
至於什麼才是所謂的“關鍵時刻”？
這或許有幾個可能，其中之“一”，就是印度與巴基斯坦之爆發軍事衝突的那一刻。
● 如果在這個層面上進行擴展，那麼………………..
另外，對於美國刻意展現的這種“特殊能力”，也有幾種“暗示”，其中之“二”，就是暗示在關鍵時刻，美軍對“巴基斯坦軍方指揮系統（請注意我們的用詞）”的“斬首能力”；
因此，如果在這個層面上進行擴展，那麼，只要“美、印”通力合作，印度也就相當於獲得了這種“斬首能力”。
● 請大家注意重視這一段描述
請大家注意重視這一段描述，因為，它的功用“首先”在於“上述描述”，但是，它的功用又“絕不”僅僅在於“上述描述”。明白這一點尤為重要，至於原因，我們稍後再做展開。
● 再談“維琪解密”所表現出的、“令人很難相信”的“戰略敏感度”
其四，我們注意到，在“美國正式宣佈本.拉登被打死了”之前，“維琪解密”網站發佈了一份檔，檔“解密”稱：已被美軍抓獲的“９.１１”事件主謀哈立德.謝赫.穆罕默德在關塔那摩美軍監獄接受審訊時“招認”了一個驚天秘密：“基地”組織在歐洲佈置了核彈，如果基地組織頭目本.拉登被殺或被捕，他們就會引爆核彈。
顯然，僅就“具體內容”與“解密時間”而言，“維琪解密”再一次向世人展示了它作為“獨立運營的民間解密組織”所表現出的、“令人很難相信”的“戰略敏感度”。
如果不是“奉旨解密”，那唯一的解釋就是：運營“維琪解密”的那幾個“民間人士”直到今天都能“自由翻閱”美國決策層“最高機密”、且美國決策層“並不知情”！只是這種可能性也太小了一點兒！
如果是“奉旨解密”，那麼，兩個顯而易見的問題就是：
首先一個問題是：它是奉誰的旨？
由於“維琪解密”的“西方資本”的“資本屬性”極其明顯，由於美國資本直到今天仍然在代言“西方資本”，因此，至於這個“誰”，那也就不用多說了！
另外，由於“維琪”說了，“基地”組織已經在歐洲佈置了核彈，而美國總統也緊接著證實了：基地組織頭目本.拉登已經被殺，因此，其次一個問題是：佈置在歐洲的核彈在哪里？起碼我們現在沒有聽見響。
而在首席看來，沒有聽見響就對了，因為，這又牽扯到第三個問題，也是最重要的問題。
在繼續展開之前，我們再來閱讀兩則消息。
拉登遺物顯示基地或再搞“9.11” 美發佈鐵路安全警告
【綜合消息】
據媒體報導，美國已將“基地”組織領導人本.拉登擊斃於其巴基斯坦的住所內。但是，美國國土安全部於5月5日發佈了一份鐵路安全通知，警告各級政府注意鐵路安全。
據媒體報導，消息人士介紹說，從拉登住所獲得的資料顯示，“基地”組織已準備於今年“9.11事件”十周年時在美國境內發動一次針對鐵路的襲擊。
在擊斃本.拉登後，美軍海豹突擊隊隊員從其住所搜獲了大量物品，包括10個電腦硬碟、5台電腦、超過100個存儲設備、5部手機，還有多個音頻視頻設備、紙質檔及包括AK-47在內的5把槍。一位匿名官員稱，分析人員“已從中發現了有價值的資訊”，其中包括“基地”組織的襲擊計畫。
巴基斯坦軍方稱：將重新評估與美方軍事情報合作
【伊斯蘭堡消息】
據媒體報導，巴基斯坦軍方5日舉行會議，就“基地”組織領導人本.拉丹在該國西北部被擊斃事件進行評估。巴軍方承認在搜集相關情報方面存在不足，同時決定將把美國在巴軍事人員減少到最低限度。
針對美國2日出動特種兵在巴基斯坦發動突襲行動，巴陸軍參謀長基亞尼在會後發表的聲明中說：美軍如果再次在巴基斯坦境內執行突擊任務，將被視為嚴重侵犯巴國主權，巴方將檢討與美國在軍事及情報方面的合作。
巴基斯坦更有情報官員，形容美國日前搜捕拉登的過程冷血，屋內的人沒有武器，也沒有抵抗，從巴基斯坦官員拍攝到的照片，不包括拉登在內的現場另外三名男死者，全身血跡斑斑，附近顯然沒有武器。
【時事點評】
眾所周知，早在去年10月，也就是旅遊黃金時間段，美國國務院曾經正式以“政府聲明”的形式針對歐洲方向發出旅行警示，該聲明主要講了兩點：
● “歷史經驗”結合今天的“國際局勢”
其一，是“書面”披露“情報”的方式，證實了先前散播已久的傳言。該傳言說：“基地”及其同夥繼續策劃恐怖襲擊歐洲、襲擊者可能“採取各種手段，動用各式武器，襲擊歐洲官方和私人場所”；
其二，是以“書面”的方式明確了最具風險的目標，即：歐盟的鐵路、地鐵等公共交通系統和旅遊勝地。
顯然，從上述的“歷史經驗”結合今天的“國際局勢（中東破局、南亞破局均已劍在弦上）”、再加上“美國正式宣佈本.拉登被打死了”、且搜出了大量的所謂 “本.拉登遺物”，特別是“維琪解密”之“非民間（或者非西方資本）”的“真實面目”已經為“方方面面”所“確認”，我們已經不難看出這樣幾點：
● 一個“基地版維琪解密”已經呼之欲出！
第一點，在美國“繳獲（姑且這樣說吧）”了大量的所謂“本.拉登遺物”的基礎上，一個“基地版維琪解密”已經呼之欲出！
請大家注意這一段文字，原文是：
在擊斃本.拉登後，美軍海豹突擊隊隊員從其住所搜獲了大量物品，包括10個電腦硬碟、5台電腦、超過100個存儲設備、5部手機，還有多個音頻視頻設備、紙質檔及包括AK-47在內的5把槍。一位匿名官員稱，分析人員“已從中發現了有價值的資訊”，其中包括“基地”組織的襲擊計畫。
顯然，就憑那“10個電腦硬碟”、特別是“超過100個存儲設備”及“多個音頻視頻設備、紙質檔”，就可以知道，這個“基地版維琪解密”已經準備就緒，即將全面接替已經“掛了”的CNN、BBC等“西方主流媒體”，以及即將掛了的“半島電視臺”等“披著非西方外衣” 的“非西方主流媒體”，特別是“解密效果”已經大打折扣的“維琪解密”等戴著“民間組織”之面具的“非民間西方網路媒體”。
● 以最快的速度打造一個旨在“指鹿為馬”的“維琪解密”基地版、並立刻開始“廣播”
毫無疑問，在“美國決策層（或者西方資本決策層）”的頭腦裏，以最快的速度打造一個旨在“指鹿為馬”的“維琪解密”基地版、並立刻開始“廣播”，全面取代 “名聲”已“不堪‘大用’、特別是不堪‘急用’”的面書（Facebook；臉書）、谷歌（Google）等，也是其“再三權衡”後最終下決心“申領”那張“成績單”的重要考慮。
● 對“這種做法”要有高度的警惕！
因此，一切熱愛和平的力量，對美國以“在巴基斯坦境內、靠近巴基斯坦軍方重要設施的地方、以特種作戰方式‘公開’擊斃、而非‘秘密’轉移”的方式，去作為“正式宣佈拉登被打死了”的“做法”，要有高度的警惕！
● 種種跡象表明，“巴基斯坦方面（請注意我們的用詞）”事先是知道“這次行動”的
因為，種種跡象表明，“巴基斯坦方面（請注意我們的用詞）”事先是知道“這次行動”的，“不知道”的只是“拉登將在行動結束後將被‘就地’擊斃、且迅速公佈結果”、從而立刻因“事出在巴基斯坦境內”而陷入“被動”。
● “巴基斯坦軍方”應該吸取足夠的教訓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以觀察者的角度，認為“巴基斯坦軍方”應該吸取足夠的教訓，因為：
其一，巴基斯坦國內政治局勢極其複雜，而造成這一格局的“主要原因”，恰恰是美國等西方勢力在巴基斯坦力推所謂“民主制度”的“主要動機”，因此，在很多事情上，“巴基斯坦軍方”不知道、不同意，卻又不代表“巴基斯坦方面”不知道，不同意。這種描述反過來也是一樣的。
● 美國又有什麼樣的“信用承兌支票”不敢“撕毀”的？
其二，“美國利益集團決策層”根本就沒有任何信用可言，更何況在它已感覺“窮途未路”、急於打通一條生路的背景下，它又有什麼樣的“信用承兌支票”不敢“撕毀”的？
儘管如此，值得警惕的是，隨著印度國內局勢在“西方資本”指哪兒“維琪解密”就打哪兒的衝擊下日益開始緊張，隨著印度經濟日益出現不穩的跡象，在孟買恐怖襲擊中總體保持了冷靜的辛格政府似乎也感覺到了“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危險，從而“在全球大搞資本串聯”的比爾.蓋茨與股神巴菲特“坐而高聲闊談對印度投資有信心”並“起身、離開”印度之後，立刻邀請巴基斯坦總理“去印度觀賞兩國板球賽”。
顯然，印、巴兩國領導人有意緩和雙方的緊張關係之舉，即是在做提前準備，也是在發明確信號：那份“司馬昭之心”的確路人皆知！
值得強調的是，這次替“美國資本”在“印度站”展示“司馬昭之心”的，不是別人，恰恰是那位微軟商業傳奇人物與投資者敬仰的“股神”。
在這裏，我們還想強調的是，他們兩位的傳奇經歷，即有其人為努力、令人欽佩的一面，也有其特殊使命、令人警惕的一面。
5月3日，巴基斯坦總理吉拉尼前往法國（其實就是歐盟）進行訪問，以促進雙邊關係的發展。吉拉尼說，他前往法國訪問，以提升兩國間的外交接觸級別，加強與歐洲國家的經濟合作。
他說“法國是歐洲一個極其重要的國家，是八國集團中的重要成員，所以我們真的希望提升與法國的雙邊關係，還希望在部長級峰會這一層面提升與法國的外交接觸。”此次與他一同前往的還有巴基斯坦的商界代表。在訪問期間，他將與法國總理簽訂一項關於加強兩國經濟和貿易合作的協定，兩國外交接觸將從外交秘書級別提升到外交部長的層面。
然而就在吉拉尼宣佈出訪的前一天，美國總統奧巴馬宣佈，美軍當天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堡附近的阿伯塔巴德發動“定點”行動，成功將基地組織領導人本拉登擊斃。（擊斃本拉登是個重大事件，我們在稍後會展開討論）
也在同一天5月3日，朝鮮表示將繼續重視發展同歐盟的關係，朝鮮內閣機關報《民主朝鮮》3日就朝鮮和歐盟建立外交關係10周年發表署名文章說，目前朝鮮同歐盟正在為積極發展友好合作關係而努力，朝鮮今後將繼續重視發展同歐盟的關係。
這篇題為《友好關係發展的劃時代轉捩點》的文章說，2001年1月至3月，朝鮮同6個歐盟國家實現了關係正常化。2001年5月2日至3日，歐盟高級代表團對朝鮮進行了訪問。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日會見了代表團成員，並就朝鮮半島等東北亞局勢以及朝鮮歐盟關係等問題進行了討論。5月14日，朝鮮和歐盟建立了大使級外交關係。
文章說，歐盟高級代表團訪朝和朝鮮與歐盟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以來，朝鮮和歐盟的友好關係發展迎來新的轉捩點，雙方在各領域的合作交流都得到了加強。
顯然，從時間上看，巴基斯坦和朝鮮兩國“不約而同”地同一天向歐盟釋放善意，這是中方向歐盟發出的一種“示好”信號（請注意我們的說法），這也是對歐盟“軟”的一手。
“硬”的一手就是以“科索沃問題”做警告。
之前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已經訪問了塞爾維亞，表示支持塞爾維亞對“科索沃問題”的立場。
5月4日，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篪接受塞爾維亞媒體採訪時表示，科索沃問題的解決，歸根到底要通過對話來實現，塞、科雙方最近重啟對話，中方對此表示讚賞。楊潔篪指出，中方一貫尊重塞爾維亞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主張在聯合國安理會相關決議框架內，通過對話尋求科索沃問題的妥善解決。
我們在以往已經反反復複強調過，“科索沃”問題是歐盟的“急中之急”，現在“中、俄”聯手攻其“急中之急”，相信歐盟會審時度勢選擇合作！
５月１２日至１５日，國務委員戴秉國將率團出席“第二輪中、歐高級別戰略對話”並訪問匈牙利，我們共同期待取得一個好的結果。總而言之，中國為歐盟“量身定做”的這“軟硬兩手”就一個字“拉”！
對於“美、以”的擔心 中國中東特使吳思科“一針見血”地指出：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要求阿巴斯在“與以色列和平和與哈馬斯和解”之間做出選擇，拒絕同哈馬斯或有哈馬斯參與的巴勒斯坦聯合政府打交道，除非哈馬斯接受中東問題四方委員會提出的三項條件，即放棄暴力、承認以色列存在和遵守以巴簽署的和平協議。他認為，這些應該是通過談判實現的目標，而不是談判的先決條件。以方應該以積極、開放的心態看待巴勒斯坦內部和解，關閉談判大門不是辦法。各方應有一種信念，談判是能夠解決問題的。巴、以雙方都應相信，通過不懈努力和善意溝通，總能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
當談到巴方擬於今年９月單方面宣佈建國一事時，吳思科說，巴方這樣做是在和談無果情況下的無奈之舉，目的是為了爭取更多國際支持，爭取聯合國承認巴勒斯坦在聯合國享有正式成員國身份。而以方認為巴方在談判未達成協定情況下，單方宣佈建國是無法接受的。中國政府歷來主張聯合國在解決巴以爭端中發揮重要作用，中國將繼續努力勸說有關各方通過談判解決爭端。
中方說的很明白了，美、以擔心的“那些事”應該是通過談判實現的目標，而不是談判的先決條件，也就是說“美、以”想談也得談不想談也得談。
顯然，在中國的強行推動下，歐盟看清了美國的劣勢。於是他們開始在“中東和平進程”上“活躍”了起來。5月4日，英國首相卡梅倫威脅稱，如果以色列不同意與巴勒斯坦進行和平談判，英國準備在9月份舉行的聯合國大會上，正式承認巴勒斯坦是一個獨立國家。英國外交官稱，英國的威脅是少數幾個有效的“槓桿”之一，能夠向以色列施壓令其恢復和談。同一天法國總統薩科齊也說，法國希望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能夠在９月聯合國大會召開前重啟和談，但如果巴、以局勢至９月仍毫無進展，法國將“承擔起承認巴勒斯坦國的責任”。
從“中東和平進程”的“一系列”發展來看，真正有實力推動“巴、以和談”的只有中國，“巴以四方會談”的談判桌前必須為“中國代表團”設好席位，也就是說把“四方會談”變成“有中國參與”的“五方會談”！
我們也在上一期中討論過這個問題 不再贅述。我們可以預見的是，美國的盟友歐盟將與他漸行漸遠，如同一騎絕塵，絕然遠去！
● 敘利亞之亂開始顯現緩和跡象
敘利亞部隊開始從德拉撤離，敘利亞軍方發言人聲明說，敘利亞部隊在德拉市採取的軍事行動已達到目的。他說，這次軍事行動的主要任務是追捕武裝分子，恢復這座城市的秩序、安全和穩定。目前，該城市的局勢開始逐步恢復正常。敘利亞部隊４月２５日清晨進入德拉市及其郊區。自３月１８日敘利亞爆發大規模遊行抗議活動以來，德拉市一直是這場風波的中心。
此外，敘利亞部隊還在大馬士革附近的杜馬市和北部沿海城市巴尼亞斯市等動亂城市和地區進行部署。敘利亞官方宣佈，在這次軍事行動中拘捕了７００多人。
敘利亞軍進入動亂城市和地區以後，遊行抗議活動明顯減少，動亂城市的秩序得到了部分恢復。
我們認為在一系列的“拉歐打美”後，敘利亞局勢逐漸恢復正常也在預料之中，至少目前是這樣。“任何問題中東談”始終是一件“法寶”！
● 如果“西方資本”最終確信…….那麼，它就基本上能“確信”自己能贏
因此，必須明白的是，如果“西方資本”最終確信中國將只按”純市場規則”、或者“純金融遊戲規則”去對抗“西方資本”發起的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的話，那麼，它就基本上能“確信”自己能贏，它就基本上能確信將來為“吃掉”中國的3萬億外匯儲備、而展開的一系列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而“已經放出”、或者”準備放出”的“天量硬通貨（包括美元、歐元、甚至日元）”將最終“高利潤地安全收回”、從而不必擔心它會“反噬”自己。
在此基礎上，它就基本上可以毫無顧慮地對主要的南方經濟體、特別是對中國經濟發起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
● 再談所謂的“反噬”
顯然，這種所謂的“反噬”，對由“歐、美資本”組成的“西方資本”而言，那個時候幾乎是“歐、美社會全面動亂、與政治制度革命”的“含蓄形容”。
同樣必須明白的是，恰恰以中國、俄羅斯為代表的“南方經濟”已經具有不按“純市場規則”、特別是“純金融遊戲規則”去迎面截擊“西方資本”發起的“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的能力與動機，“西方資本”直到今天都不敢確信“已經放出”、特別是“準備放出”的天量流動性“很大比例”不會反噬它們自己。
至於這個“很大比例”是多少，恐怕比美國“肯定本拉登在那所房子裏”的“可能性（70%至80%）”要少得多，甚至不到50%；
● 這種“極不確定性”，恰恰是“歐、美資本之間”那種“很難調和的矛盾”最終“沒能在西方資本內部得到有效調和”的主要原因
就是這種“極不確定性”，恰恰是“歐、美資本之間”那種“很難調和的矛盾”直到“埃及之亂”運行至“利比亞之亂”這個觀察點之後，歷經如此長時間的觀察，也最終“沒能在西方資本內部得到有效調和”的主要原因。
顯然，在代言西方資本的“美國資本”甚至無法有效調它與“歐洲資本”之間“很難調和的矛盾”的情況下，它又何談去緩和“歐、美國家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從而“歐美”聯手向中國等“南方經濟”發動全面的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
因此，儘管“美國資本利益”與“美國國家利益”已經將“觸角”伸到了敘利亞這個“國際社會”中的“大多數”之“中東共同利益”的“止損點”，但由於歐盟在 “利比亞之亂”這個“觀察點”上直到今天都沒有拿到“安全的觀察結果（由於歐盟自身就在‘國際社會’與北約之間搖擺，因此，中、俄與美均不願意過早地實質性支持歐盟）”，因此，圍繞敘利亞這個“止損點”，“歐盟利益”顯然不敢就此撇開主要由“中、歐、俄、阿拉伯聯盟、中東地方王等在處理以色列襲擊土耳其國際救援船隊的過程中、所形成的‘國際社會’”之“中東共同利益”太遠
層面觀察問題，我們也就不難明白，為何在制裁敘利亞的問題上，歐盟始終不願意向美國提供實質性配合。美國人要的是歐盟全面切斷它與敘利亞之間的主要貿易往來，從而與美國一起推翻敘利亞政府，最終以“北約”的名義與中國、俄羅斯、或者“上合”在中東攤牌、徹底解構令美國全球戰略被動不已的“中歐俄” 之“伊核戰略協調”。
● 歐盟是深刻體會到“伊核戰略協調”為歐盟所帶來的巨大戰略利益的
顯然，歐盟是深刻體會到“伊核戰略協調”為歐盟所帶來的巨大戰略利益的，遠的不說，就因為它背靠著“伊核戰略協調”，且身居上述“國際社會”的重要一員，這才可以在“中東和平進程”這個“大國間主要戰略利益交易平臺”上，敢出手在中東方向迫使美國參與中東戰略 利益交易，敢出面在“利比亞之亂”中與美國爭奪“處理主導權”。
在“中東利益交易”的問題上，我們早就說過，只要美國被迫參與戰略交易，那麼，它必將受損。
● 就目前而言，歐盟催促美國支付的“費用”，主要有兩塊
也正因此，由於敘利亞是“國際社會”之“中東共同利益”的止損點，事關“中、歐、俄”之伊核戰略協調的“存續問題”，因此，既然“歐洲資本利益”所屬的“西方資本”沒有把握“定贏”，也就沒有把握防止所謂的“反噬”，如此一來，“歐洲國家利益”也就有理由、也有能力約束“歐洲資本利益”，從而在“歐盟利益”的層面上，確定“歐盟敘利亞政策”只能是：在武器禁運、針對敘利亞領導人個人資產的問題上“敲敲邊鼓”。且一邊敲邊鼓，還一邊要催促美國“儘快交易”，以儘快支付“敲擊”的費用。
至於是否推翻敘利亞政府，從而徹底拋掉“中-歐-俄之伊核戰略協調”或者脫離“國際社會”，那還得看看美國人在南亞方向向中國施加戰略威脅的能力如何！特別是，還得看看中國是否接受美國所施加的“戰略威脅”
在之前點評中所說的那樣，通過這一招，在戰略層面，意味著美國奧巴馬政府同時拋出“兩個戰略選擇項”：
其一，也是第一種選擇，是“借”完成“打死拉登”的“反恐任務”，正式發出美國“準備”自阿富汗“實質性撤軍”的信號，並以此為威脅手段，威脅遲遲不願意提供美國急需的“實質性南亞配合”、且還在“敘利亞問題”上猶豫不決的歐盟。
顯然，美國決策層的警告，其實是在擺明這樣一種姿態，即：萬不得已，美國就準備向中國妥協，從而得以“大幅節約戰爭費用”的方式去“削減赤字”，並在中國的配合下繼續支撐信用“即將成為歷史”的美元。
毫無疑問，在這種戰略選擇中，美國要想拿到“中國配合”，共“妥協條件”就是美國必須在中亞、中東、東亞、特別是南亞問題上向中國做出一系列戰略妥協。
其二，也是第二種選擇，是“借”完成“打死拉登”的“反恐任務”，正式發出美國“準備”自阿富汗“實質性撤軍”的信號，並以此為威脅手段，威脅遲遲不願意全面倒向美國的印度、特別是巴基斯坦。
由於南亞方向的基本穩定是中國全球戰略的“重中之重”，因此，這些威脅實際上都是在威脅中國，即：美國決策層準備通過主動撤出大量美軍、全面減輕北約（主要是美軍）後勤補給壓力，為下一步的、通過引爆巴基斯坦之亂、或者印度之亂、徹底搞亂南亞、“截斷”中國至伊朗的巴基斯坦陸上戰略通道做戰略準備。
● “其一”與“其二”其實是一枚硬幣的兩面
其三，值得強調的是，在美國決策層宣佈“終於打死了拉登”的諸多企圖中，“其一”與“其二”其實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即：一方面用“A面”去威脅“B面”，另一方面，用“B面”去威脅“A面”，且兩面是缺一不可。
其四，是在“其二”的基礎上，也是在威脅主要的中東國家，包括沙烏地阿拉伯、埃及、土耳其等所謂盟友，特別是敘利亞、伊朗等被美國視為“邪惡軸心”的國家。
顯然，美國決策層對上述中東國家的警告，是非常直白的，那就是：如果“美國的中東盟友”在“埃及之亂”的“後續發展（尤其是敘利亞問題、制裁伊朗問題）”中不幫助美國，那麼，中東就可能因為“其二”，在美國針對敘利亞、甚至伊朗等“邪惡軸心”國家的“種種攻擊”中，慢慢陷入全面混亂。
● 美國決策層再次將其扭轉“全球戰略被動”的突破口選擇在了南亞方向、選擇在了巴基斯坦這個“點”上。
其五，在“其一”在基礎上，由於“美國決策層”已經策動了“埃及之亂”，因此，美國急需歐盟提供的“南亞實質性配合”，已經不僅僅局限于“歐、美”聯手、在北約框架內、在南亞方向，實現針對中國的“南亞破局”，而是歐亞海上運輸線之亂”引導為專門針對中國的“中國海上運輸線之亂”的方式、推高“中國經濟”的進、出口貿已經可以在遠離南亞的方向，比如北非、中東等方向，通過將“埃及之亂”導向“歐亞海上運輸線之亂”、再將易，特別是石油、大宗商品價格，拉高中國通貨膨脹水準、全面干擾中國的資本與貨幣政策的方式來實現。
因此在我們看來，美國在“敘利亞局勢”接近攤牌的這個時間點宣佈“拉登在巴基斯坦被打死”，其陰險動機值得高度警惕；
從 “美國利益集團決策層”通過“就地擊斃拉登”所“刻意”展示的那些“特殊能力”的企圖心來看，美國決策層選擇“第二種選擇”的傾向性要大得多，
也正因為如此，美國國內已經開始要求“徹查”“巴基斯坦是否窩藏本.拉登”，顯然，在策動了“埃及之亂”、以對“非美勢力”的“與美國一切都可以在中東談”策略進行 “以攻為守”，但無奈整個進程卻“脫稿運行”之後，也就是說，在轉了一個圈圈之後，美國決策層再次將其扭轉“全球戰略被動”的突破口選擇在了南亞方向、選擇在了巴基斯坦這個“點”上。
● 這基本上應驗了我們之前的一個論斷
不難看出，從歐盟近來不再急於說服美國支持、儘快解決利比亞問題，轉而開始用“準備承認巴勒斯坦國”來一個勁地“砸”美、以關係的情況來看，這基本上應驗了我們之前的一個論斷，即：歐盟在處理“利比亞之亂”的問題遇到的麻煩有多大，那麼，它最終要求解決“中東和平進程”的調門就會有多高！
而我們之所以如此論斷，根據就是：
第一，歐盟要解決利比亞問題也好、推動地中海計畫也罷，它都離開不開“中歐俄”之“伊核戰略協調”的支撐，離不開包括了阿拉伯聯盟、土耳其、伊朗、敘利亞等中東地方王的“國際社會”的配合。
第二，「歐盟」要解決利比亞問題也好、推動“地中海計畫”也罷，本質上都是想借機完成「歐盟」的全面整合，在自己的掌控下徹底解決科索沃問題，從而為歐洲資本代言西方資本、並最終收編美國資本打基礎。
顯然，就目前而言，「歐盟」催促美國進行的交易、或者支付的“費用”，主要有兩塊，
第一塊是“中東和平進程”，
第二塊是向「歐盟」提供“利比亞的由亂至穩”。
毫無疑問，在「歐盟」已經準備從“利比亞之亂”這個“坑”中一躍而起、從而換個角度解決科索沃問題、完成「歐盟」全面整合的“新背景”下，第一塊是“虛”，第二塊才是“實”。
因此，「歐盟」的“利比亞政策”與“美國利益”根本衝突，在這個問題上，它要想得到美國的實質性支持，無異與“櫞木求魚、與虎謀皮”。
而從歐盟在“美國就地擊斃拉登”的反應來看，特別是，從巴基斯坦總理訪法、法國與巴基斯坦迅速簽定“共同反恐協定”的情況來看，
在利比亞問題上“很難指望” 得到美國實質性配合的法國（歐盟），顯然是刻意在“歐盟的巴基斯坦政策（讓美國不高興）”與“歐盟的敘利亞政策（讓中國與俄羅斯不高興）”之間的保持一種 “動態平衡”。也就是說，在這兩個問題上，法國（歐盟）將視誰在“利比亞問題”實質性支持歐盟、而再決定下一步怎麼做！
或者，視誰在“威脅”與“反威脅”中占居主動、而再決定下一步怎麼做！
● 在這個問題上，最具代表性的是法國、英國、德國等歐盟核心國家紛紛要求以色列做出讓步，否則就“準備承認巴勒斯坦國”
與此同時，無法順利解決利比亞問題，似乎開始找到了感覺，開始重歸“中東戰略交易平臺”，開始通過逼迫美國交出“中東和平進程”的方式，從另一個角度（也是最早的方向）去推動“地中海計畫”，也就是尋求“阿拉伯聯盟”的支持、並通過支持“阿拉伯聯盟”的“中東和平訴求”去換取它們對“地中海計畫”的理解，對“歐盟利比亞政策”的理解。
在這個問題上，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法國、英國、德國等歐盟核心國家紛紛要求以色列做出讓步，否則就“準備承認巴勒斯坦國”。
不僅如此，「歐盟」還重歸“國際社會”，再次與中國、俄羅斯一道，讓“埃及之亂”後的埃及新政府“決定永久性打開埃及通往加沙的陸上通道”。
而在之前的點評中，強行打通“國際社會”通往加沙地帶的第二、第三條通道，恰恰是我們建議的，中國、俄羅斯等組成的“國際社會”，在敘利亞這個“止損點”被擊穿時應該考慮的“第二反應方案（第一方案是策應伊朗悍然核爆，從而全面推倒美元本位制、甚至西方資本主導全球金融遊戲規則的基礎）”。
如果在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我們也就不難看出，在“埃及之亂”長時間停留在“利比亞之亂”這個觀察點，且觸及了“敘利亞之亂”這個止損點，但沒有徹底擊穿的“複雜背景”下，由於中、俄（或者上合）因止損可能做出的“第一反擊方案（伊朗悍然核爆）”將全面推倒美元本位制、甚至西方資本（包括歐洲資本）主導全球金融遊戲規則的基礎，且“北約（或者西方資本）”並不確定是否可以有效防止“反噬”，因此，與“美國國家利益”之間有不可調和戰略矛盾的“歐洲國家利益”，顯然已經拐帶著與 “美國資本利益”之間有著“很難調和戰略矛盾”的“歐洲資本利益”，開始與“美國利益”拉開了一段距離。
● 在中東，只要美國“被迫參與交換”，那麼它每次交換所吐出都將是“帶血”的籌碼
因此，在法國、英國、德國等「歐盟」核心國家紛紛要求以色列做出讓步，否則就“準備承認巴勒斯坦國”，
以及，「歐盟」再次與中國、俄羅斯一道，讓“埃及之亂”後的埃及新政府“決定永久性打開埃及通往加沙的陸上通道”的背後，是“中、歐、俄”仍在共同運營“中東和平進程”這個“大國戰略利益主要交換平臺”，是「歐盟」借助“中、俄”的第一、二反擊方案的可能性，迫使美國被迫進行中東戰略利益交換。
一如我們之前所說，在中東方向，由於動輒就是美國核心利益，因此，只要美國“被迫參與交換”，那麼，它每次交換所吐出的，都將是“帶血”的籌碼。顯然，
隨著埃及打開第二通道，隨著巴勒斯坦兩大派別正式和解，旨在廢掉美國“以以色列為政治、軍事戰略支點、以沙烏地阿拉伯為經濟戰略支點”的“美國中東戰略安全框架”的“拆除進程”已經啟動，
只要美國在不多的時間裏無法阻止這一進程，那麼，以“策動”“埃及之亂”為標誌的，美國對“非美勢力”獲益不菲的、“一切都可與美國在中東談”的策略，所展開的“以攻為守”就將徹底失敗。
而“拉登之死”就是在這一背景下發生的。
如果在這個層面上去觀察之前的一段討論，即
毫無疑問，在“美國決策層（或者西方資本決策層）”的頭腦裏，以最快的速度打造一個旨在“指鹿為馬”的“維琪解密”基地版、並立刻開始“廣播”，全面取代 “名聲”已“不堪‘大用’、特別是不堪‘急用’”的“面書（Facebook；臉書）”、“谷哥（Google）”等，也是其“再三權衡”後最終下決心“申領”那張“成績單”的重要考慮。
因此，一切熱愛和平的力量，對美國以“在巴基斯坦境內、靠近巴基斯坦軍方重要設施的地方、以特種作戰方式‘公開’擊斃、而非‘秘密’轉移”的方式，去作為“正式宣佈拉登被打死了”的“做法”，要有高度的警惕！
● “美國宣佈就地擊斃拉登、並繳獲大量拉登遺物”的陰惡用心還在於
我們也就不難看出，“美國宣佈就地擊斃拉登、並繳獲大量拉登遺物”的陰惡用心還在於：
首先，可以最快的速度打造一個旨在“指鹿為馬”的“維琪解密”基地版、並立刻開始“廣播”，以全面取代“名聲”已“不堪‘大用’、特別是不堪‘急用’”的面書（Facebook；臉書）、谷哥（Google）等；
其次，利用“基地版維琪解密”的所謂“解密”，對巴基斯坦進行前所未有的恐嚇，在這個問題，“基地”組織（真假就不重要了）已經說了，將首先對巴基斯坦進行猛烈報復，其次才輪得上美國。
反倒是美國人說了，美國首先會受到恐怖襲擊，且襲擊對象是美國鐵路。
在這個問題上，結合“維琪解密”的“消息”，「歐盟」已經被安上了核彈，由於“拉登已死”，“引信”已燃，因此，一般的推理就是：即便“核彈”不響，對歐洲人極其重要的鐵路系統恐怕就不得安生了。對「歐盟」極其重要的旅遊行業，恐怕就不得安生了！
而在這種“威脅”下，稍有風吹草動，之前將“歐洲資本利益”拐帶著與“美國資本利益”拉開了一段距離的“歐盟國家利益”，是否反會被“歐洲資本利益”給拐帶著與“伊核戰略協調”與“國際社會”拉開一段距離呢？
顯然，這對美國決策層而言，當然是個努力的方向！但這需要時間！
● 最快的辦法就是盡一切手段逼迫巴基斯坦方面“屈服”
最後，是最快的辦法。那就是盡一切手段逼迫巴基斯坦方面“屈服”、特別巴基斯坦軍方屈服，從而用“美國的巴基斯坦通道”橫向截斷“中國的巴基斯坦通道”。
如果從這個層面來看，美國刻意展示的那一連串“軍事與經濟、特別是金融特殊能力”也就派上了用場。
顯然，要儘快屈服巴基斯坦、特別是巴基斯坦軍方，來自印度的配合非常重要。
但首席就指出，如果美國打算利用“基地版維琪解密”讓巴基斯坦將“恐怖分子天堂”的“罪名”坐實，從而發起嚴厲制裁巴基斯坦、實際上是制裁中國、並讓中國因必須加大援助巴基斯坦而背上極其沉重的經濟與政治負擔的話，顯然，這“本身”就是對中國的經濟、特別是金融攻擊，顯然，來自「歐盟」的配合更是重要。
如果“歐盟利益”不配合？
那麼，絕對從屬於“西方資本”的“維琪解密”就可能與“美國利益”手中的“基地版維琪解密”相得益彰，讓“歐盟國家利益”與“歐洲資本利益”一天都不得安神！
● 美國軍方展示的“軍事特殊能力”，即是威脅巴基斯坦、也是給印度壯膽的，還是在“引誘”歐盟
因此，美國軍方展示的“奪取巴基斯坦核武庫”之“軍事特殊能力”，即是威脅巴基斯坦方面、特別是巴基斯坦軍方的，也是給印度壯膽的，還是在“引誘”歐盟。
而美國資本展示的“促使國際市場發生倒V字反轉”之“經濟、特別是金融特殊能力”，結合此前（四月間）世界首富（微軟）比爾.蓋茨與“股神”巴菲特的“印度之行”，聯想到印度“利率”已經接近“兩位數”，印度經濟已經“嚴重依賴外資”的事實，我們不難看出，這種“特殊能力”更多是在“警告”印度、逼迫印度向巴基斯坦這個“點”施加再大限度的戰略壓力，以配合美國儘快屈服巴基斯坦、特別是巴基斯坦軍方。
一旦如此，“美國南亞政策”將徹底完成針對中國的“南亞破局”，隨著中國與伊朗等中東國家的陸地戰略通道被斷，中國全球戰略將立刻陷入全面被動的險境，美國在中東等地的戰略被動將全面扭轉。中國經濟將因能源安全問題而徹底受制于美國，“美元本位制”將得到徹底鞏固。
顯然，中國必須在這一切出現之前、也就是巴基斯坦、特別是巴基斯坦軍方受到最大限度戰略壓力之前，做出堅決反擊，給予堅決、有力的支持。
● 任何利用“基地版維琪解密”對巴基斯坦施加最大限度戰略壓力的做法甚至企圖心，都將招致中國的斷然反擊
如果在這個層面上我們再去觀察中國再次試飛（四代戰機）殲-20、並罕見公開“中段反導”試驗“過程圖”，我們已經不難明白，任何利用“基地版維琪解密”對巴基斯坦、特別是巴基斯坦軍方施加最大限度戰略壓力的做法甚至企圖心都將招致中國方面的斷然反擊，
除了中國在“中-歐-俄伊核戰略協調”框架內所做的反擊之外，“中段反導”正式進入“戰略值班”，從而以紅19為核心的中國戰區反導系統正式走出國門，殲-20隱形戰機“提前列裝”、以殲-10為核心的中國先進武器正式進入境外 “某些核心戰略節點”，都是可選的。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種種跡象顯示，殲-20隱形戰機遠較美國F-22來得 “實用”，這從殲-20在試飛過程中“一點兒也不嬌貴（地勤人員甚至可站在機身上，就憑這一條，殲-20的出勤率也將遠高於經常需要“畫皮（塗上特殊材料）”的F-22）”、而 “一點兒也不在意技術保密（事前公開發佈消息，且在距離‘路邊社記者’很近的距離停留、起飛，與美國F-22生怕別人靠近的做法反差極大），更是彰顯出中國隱形技術的自信。
另外，氣動外形令人驚奇的殲-20隱形戰機的機動性也一定不輸常規佈局的美國F-22，再加上殲-20將是在“緊靠”中國的南亞方向作戰，因此，戰場的“體系支持”也不落於下風，因此，一旦中國決心南亞用兵，殲-20極可能是世界上第二種列裝、卻第一個用於實戰、且在南亞方向根本就不會有對手的隱形殲擊機。
而“這種可能性”與“令美國已經不好意思再喊反導”的中國“中段反導”技術一道，對“剛剛被美國軍事特殊能力壯了膽”、也“被美國資本特殊金融能力嚇破膽”的印度，產生極其強大的戰略威懾，同時，對巴基斯坦、特別是巴基斯坦軍方提供極其強大的戰略支援。
可以肯定的是，一旦殲-20走殲-10的路子，在“正式面世之前”就“已列裝”、並“正式公佈”的話，就會與中國剛剛公佈“中段反導”“過程圖”一道，徹底扒下 “美國軍事優勢”的底褲，讓剛剛在“拉登之死”中刻意展現了一回“特殊軍事能力”的“美國軍事能力”，在其“盟友”與“對手”面前公開“裸奔”！
● 中央政府已經開始大力強調“行政與法律”調控手段
我們也注意到，最近，中國“發改委”對準備漲價的外資企業“（台灣頂新）康師傅”進行了“約談”，也對外資企業“聯合利華（Unilever）”散佈漲價謠言進行了處罰，再結合之前中央政府地產市場出臺的“限購令”，要求中央央企介入“保障房”建設等、所施展的一系列“行政與法律”手段，我們欣慰地看到，中央政府已經開始大力強調“行政與法律”調控手段。
在“美元本位制”仍然在運行的情況下，在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遊戲規則仍然在運行的情況下，由於“美國資本”實質上可“無限調用美元頭寸”，因此，在現有經濟、特別是“金融遊戲秩序”下，如果只是玩“純經濟、純金融（虛擬）遊戲”，在國際市場上，“只有3萬億美元外儲的中國資本”是無論如何也玩兒不過“美國資本”的。
而“美國資本”之所以始終不能帶領“歐洲資本”用“美元、歐元流動性”“水漫中國”，第一個原因就是在政治與軍事層面，中國軍事力量已經足以自保中國資本與貨幣政策的獨立性。
比如，萬不得已，可以利用歐、美之間的矛盾，南、北之間的矛盾等，全力推動中東“最暴力破局”，從而一舉廢去“美元本位制”、甚至“西方資本”主導國際金融秩序的賴以依存的中東政治、軍事、經濟格局。
第二個原因，則是在經濟、特別是金融層面，有“（非新自由主義自由化；非金融自由化）中國資本管制”這一“有力屏障”；
第三個原因，則是在上述兩個原因的基礎上，“歐、美資本利益之間很難調和的矛盾”，特別是“歐、美國家利益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為人民幣提供了“帶領東亞貨幣、或專門”針對“美元、或者專門針對歐元”大幅貶值“，”重置“美國、或者歐盟經濟運行成本，衝擊其市場利率，”撕裂“歐美國家利益與資本利益”的操作空間，
● 在這個層面上，如果中國算第二，則沒有人敢稱第一
第四個原因，則是中國是個行政動員能力、民族凝結力極強的國家，在這個層面上，如果中國算第二，則沒有人敢稱第一。
這一點，已經在美國新奧爾良風災、汶川大地震、日本大地震等三場災難中得到了充分證明。
因此，在“上述三層原因”的基礎上，“歐、美資本利益”特別是“歐、美國家利益”之所以始終無法在“南亞方向”針對中國核心利益形成“合力”，還在於它們在中國也有著巨大的經濟利益，而一旦到了“關健時刻”，這些“外資在華經濟利益”膽敢配合行動，就會有著極大的“行政風險敞口”。
● “行政與法律”手段，對旨在搞亂中國市場秩序的“外資”威懾極大
在這個層面上，中國“發改委”約談“（台灣頂新）康師傅”、處罰“聯合利華（Unilever）”，不過是給對方提個醒：用市場經濟那一套別相“套”住我，真到了關鍵時刻，什麼手段好用就用什麼手段。就想這次調控房地產，由於某些地產商通過“向美國（綠紙印鈔機）資本融資”的方式對抗中央的調控政策，因此，一紙“純行政”式的“限購令”，遠比“加息”這種看似嚴厲、實則不僅無用、且後患無窮的“純市場手段”要管用得多、也穩妥得多，事實證明，這種“行政與法律”手段，對通過各種途徑跑進來的、旨在進一步推高中國房地產、搞亂中國市場秩序的“外資”威懾極大。
而以美國專家拋出的“對中國在美資產徵收資產稅”為例，如果美國人敢這樣做，中國也可找個理由做同樣的事情，甚至直接沒收美國在華資產。當然這是來“文”的，如果“美國資本”覺得這樣吃虧了，不願意，想來橫的，那中國也“奉陪”。
在這個問題上，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即將卸任的美國國防部長蓋茨今年1月份訪華前後所發生的那些事情，即：
一邊是蓋茨于啟程“（2011-1-11）訪華之前”極具“針對性”地“警告”稱：如果（中國領導人）認為美國由於金融危機的影響成了一個衰落的國家，那他們就錯了，並提出忠告：無論是在美國國內還是國外，那些認為美國衰落並低估美國韌性和活力的人終將被丟進歷史的垃圾堆。
而另一邊是，是“被警告者”偏偏選擇這位“忠告者”（2011-1-11）到達北京之時，通過“路邊社（中國官方事先放風，從而讓大量軍事愛好者集中于試飛現場、並進行‘路邊轉播’）”，以一種近似“全球直播”的方式，“首次公開試飛”了蓋茨事先“堅決不信”的殲-20隱形機，從而繼“（2010-1-11）中段反導”之後，又撕扯了一把“美國軍事絕對優勢神話的底褲”。
而就如我們當時所說，中國選擇蓋茨（2011-1-11）訪華時“高調”地向“全球直播”殲20的“首次公開試飛”，它說明了這樣幾個事實，即：
其一，事實上證明，早在去年中國解放軍空軍副司令透露“四代機就快試飛”的第一時間，我們也曾經預測了一把，即：根據中國對重大裝備的“透露習慣”，中國四代機當時就應該已經進入試飛階段，而不是“就快試飛”。
其二，而從中國（公開）殲-20 於“2011年1月11日試飛”的綜合情況來看
（一是近似“全球直播”的方式，
二是起飛階段未開加力，
三是實現了大仰角短距起飛，
四是飛行時間長達18分鐘之久、
五是使用的“國產發動機”（這些都需要有極大的把握才行，包括對飛機整體控制穩定、特別是發動機穩定的極大把握才行））”，
我們相信：中國殲-20不僅早就首飛、且早已經進入試飛的尾期。“進入”的時間點，應該就是解放軍空軍副司令“第一次透露”四代機“就快首飛”的時間。
其三，因此，對殲-20早已進入試飛階段，我們也並不認為“蓋氏果真不知情”，作為美國現任國防部長、前任“（中央情報局局長）情報頭子”，蓋茨之所以不得不在1月11日那天“當眾檢討”，其真正原因恐怕是患了一種“選擇性失明”。
顯然，造成這種“失明”的“病理”主要在於美國的“政治需要”、軍事需要、外加經濟、特別是金融需要！一句話，是“美國必須保持絕對軍事優勢”並以此來”維護美元本位制“的“精神需要”與“物資支撐”
其四，在我們的評估中，殲-20極可能“在走”殲-10“突然面世、且面世即代表列裝”的路子，因此，在我們看來，如果國際局勢朝著中、美關係繼續緊張的方向進一步發展，那麼，距離正式列裝殲-20的日子也就不遠了。
其五，也是最重要的，在“其四”的支撐下，換而言之，距離殲-10、紅-19等（或者類似的裝備–中國直接提供的）正式走出國門、以“種種形式”部署至“某些核心戰略節點”的日子也就不遠了。
當然，在這個問題上，還有一種可能性，就是中、巴聯合研製的“梟龍”戰機（或者類似的裝備-不一定是中國直接提供的）由巴基斯坦轉銷“某些核心戰略節點（如北韓、敘利亞）”，從而實現“東北亞與南亞局勢、甚至中東局勢”的“常規聯動（相對於核聯動而言）”！
也就是說：在（2011）1月份，殲-20選擇蓋茨訪華時高調“首次公開試飛”，就是在強調“中國絕不接受戰爭威脅”、且做好了“戰爭準備”。
● 美國決策層似乎接收到、並確認了這一資訊
如果在這個層面去觀察問題，那麼，中國選擇在“美國正式宣佈在巴基斯坦境內擊斃拉登，且繳獲大量拉登遺物”從而刻意展示了一系列“特殊能力”、而“基地版維琪解密”即將廣播，印度又開始大膽地對巴基斯坦“指指點點”的綜合背景下，
再次高調試飛殲-20，且通過電視畫面公佈了“中段反導”的“過程圖”，就是在“警告”對方，不論是美國、還是印度，其在巴基斯坦問題上的任何一種戰略冒險，都將受到中國的斷然反擊。顯然，這種反擊首先就包括直接扯掉蓋在“中看不中用”的 F-22身上最後一縷遮羞布的“殲-20提前列裝”，更包括“具烈度的局部高技術戰爭”。
而從美國“突然宣佈”：“F-22因供氧問題無限期停飛”的情況來看，剛剛展示了“特殊能力”的美國決策層似乎接收到、並確認了這一資訊。
否則，無論如何也“解釋不了”為什麼在如此緊要關頭，被“美國全球戰略”賦予了“過於重大戰略意義(其中之一，就是營造強大的心理威懾）”的F-22會突然“無限期休假”，而僅僅是個什麼的“供氧問題”。
● 不能玩“橫”，它就會想辦法玩“雅”的
“具烈度的局部高技術戰爭”是對美國剛展示的“軍事層面的特殊能力”的迎面截擊，而“殲-20提前列裝”則是對美國剛展示的“經濟、特別是金融層面的特殊能力”的迎面截擊，在這個問題上，一如我們之前所說：美國防長之所以在殲-20問題上“大出洋相”，且直到1月11日那天之後才“改口”，並不在於其“情報能力”，而在於患了一種“選擇性失明”。
顯然，造成這種“失明”的“病理”主要在於“美國利益”的政治需要、軍事需要、外加經濟、特別是金融需要！一句話，是“美國必須保持絕對軍事優勢”並以此來”維護美元本位制“的“精神需要”與“物資支撐”
因此，與中國“中段反導”徹底打消了印度核威懾中國的底氣、徹底打開了土耳其、伊朗等中東地方王在中東方向組織“區域性合作”的勇氣，徹底打開了“尊王攘夷”的戰略空間、從而徹底打通了中國強行介入中東、撼動“美元本位制”基石的“戰略通道”不同的是，“殲-20”正式列裝，必將全面打通中國強行介入中東、維護巴基斯坦通道基本穩定的“戰術通道”，並徹底廢掉“美日軍事同盟，美韓軍事同盟”的“技術基礎”，從而對“美元本位制”在“精神”與“物資”層面進行 “戰術層面的全面打擊”。
顯然，戰略打擊當然較戰術打擊來得高遠，但在今天這種“美元本位制”過一天算一天的背景下，這種“戰術打擊”來得更加直接與現實，從而會令“受打擊者”更加痛苦。
在我們看來，既然“F-22無限期休假”了，那麼，或許殲-20“正式列裝”會延緩一段日子，但是，這並不代表“美國利益”就此甘休，因為，不能玩“橫”，它就會想辦法玩“雅”的，因此，剛剛在巴基斯坦問題“翻臉像翻書”的印度就要小心了，如果它不能儘快調整好與巴基斯坦的關係，緩和與中國的關係，那麼，如果我們評估的不錯的話，策劃了“埃及之亂”的“美國資本”，如果它最終不敢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如果它最終不能爭取到「歐盟」的配合，將“歐亞海上運輸線之亂”弄成專門針對中國的“中國海上運輸線之亂”，如果它最終不敢在巴基斯坦問題測試中國的戰爭決心，
那它就一定會嘗試“印度之亂”，嘗試從這個角度去進行 “南亞破局”，從而在“印度之亂”引起的南亞亂局之中，再次回到埃及之亂、利比亞之亂、敘利亞之亂、甚至巴基斯坦之亂之中，再次去尋找戰略翻盤的機會。
對此，中國有必要高度警惕。
＜東方時事＞ 2011。05。07
【美帝加緊威逼利誘歐盟推“債務貨幣化政策”以配合美進行史上最大規模水淹攻擊南方經濟（製造全球惡性通膨>經濟貿易崩潰>美金融資本再進入賤價併購）之陰謀
（美聯儲藉“賣短債買長債”的障眼法開始啟動“以可無限印發的虛擬紙美鈔從中國債權國手上去置換回收需付利息的國債債務”的陰謀機制）】
“金融大鱷”索羅斯：美國已陷入雙底衰退
【綜合消息】據媒體報導，有"金融大鱷"之稱的知名投資人喬治•索羅斯9月22日表示，美國經濟目前已陷入"雙底衰退"階段。他同時警告稱，目前歐元區所面臨的主權債務危機比雷曼兄弟破產"更加危險"。
索羅斯是在接受美國CNBC電視頻道專訪時做出上述表態的。他強調，如果美國聯邦政府近來推出的大規模就業刺激計畫無法達到預期效果，美國經濟將面臨更為嚴重的經濟增速放緩趨勢，其"二次探底"程度也將繼續加深。索羅斯指出，美國經濟的不景氣現狀實際上受到了歐債危機的拖累，而後者實質上是一次流動性危機。他強調，儘管危機嚴重程度較雷曼兄弟破產有過之而無不及，但目前歐元區領導人仍希望盡全力確保歐元區的完整性，"因為歐元區解體的後果太過可怕"。同時，索羅斯預計，歐元區內將有兩到三個小型經濟體出現債務違約甚至最終退出歐元區，但屆時歐洲經濟體也將對此做好心理準備，否則全球金融市場必然受到深度驚擾。他還強調，歐債危機的高潮不會在9月出現，因為"他們還沒有為此做好準備"。
此外，索羅斯支持歐洲央行發行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的舉動，"這實際上是歐元區政府債券的雛形，這類債券儘管尚未正式存在，但其出爐是市場希望看到的"。
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呼籲採取協調行動應對挑戰
【華盛頓9月22日消息】據媒體報導，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22日發表聯合聲明，表示致力於採取國際協調行動來應對全球經濟面臨的挑戰，以確保金融穩定，重塑信心和刺激經濟增長。
聲明指出，當前全球經濟面臨來自主權債務危機、金融體系脆弱、市場動盪、經濟增長疲軟和失業率居高不下等風險帶來的挑戰，二十國集團致力於推動開展財政整頓並促進經濟強勁、可持續和平衡增長。
聲明指出，二十國集團將採取必要舉措來維護銀行體系和金融市場的穩定，如有必要，各國央行將繼續為銀行業提供流動性，確保銀行資本金充足；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正為將在法國戛納舉行的二十國集團峰會制定協調行動計畫。
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22日在華盛頓舉行了會議，會後發佈了該聲明。
【時事點評】我們先來關注第二則新聞、即“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呼籲採取協調行動應對挑戰”。
●“全球經濟二次探底不可避免論”的“現實版”而已
我們知道，法國戛納將舉行二十國集團峰會，至於此次“會議的主題”與“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呼籲採取協調行動應對挑戰”的真實意圖，大家就不用猜了，因為“金融大鱷”喬治•索羅斯先生已經在那裏“高聲嚷嚷”了，那就是所謂的：美國經濟目前已陷入“雙底衰退”階段。他同時警告稱，目前歐元區所面臨的主權債務危機比雷曼兄弟破產“更加危險”。
事實上，所謂“雙底衰退”根本就不是什麼“聳人聽聞”的新聞，也就是我們一直強調的“全球經濟二次探底不可避免論”的“現實版”而已。
而在這裏，我們也再次強調三個觀點，即：
● 只要………否則，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經濟的二次次探底、甚至“硬著陸”將不可避免！
第一，以“美國利益決策層”基於“美國資本利益”層面策動“埃及之亂”、及不肯兌現“美國自己提出的中美共管西太平洋的G2修訂版”、從而“至今不肯”實質性調整其“旨在支配全球的既定全球戰略”的情況來看，除非“中國經濟”“最終接受”成為“目前仍由美國資本所代言的西方資本”領導下的、一個不具關鍵決策權的“小配角”，或者，除非“美國利益”在中國“拒不接受小配角”的“全面反擊”下、最終被迫兌現“中美共管西太平洋的修訂版G2（該版本的‘核心內涵’，在之前的點評中，我們已經詳細討論過，在此不再重複）”、從而“實質性”調整其既定全球戰略，否則，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經濟的二次次探底、甚至“硬著陸”將不可避免！
● “美國經濟”問題的“根源”並不在外、而在於內
第二，對“美國經濟”而言，不論是已經成為現實的“一次探底”、還是不可避免的“二次探底”，其問題的“根源”並不在外、而在於內。
在“根源”的問題上，如果說得“宏觀一點兒”，是美國社會制度問題，是美國國家利益與美國資本利益之間矛盾的不可調和性所決定的；
如果說得“微觀一點兒”，則可分為兩點：
其一，是“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的“永動原理”已被“次貸危機”及“一次探底”所證明為“根本不可能實現”，且“美國利益集團”內部或基於“資本的貪婪性”也好，或基於“美國社會穩定運轉的一切資源”均依賴于“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的“最終融資”也罷、反正是死活不肯放棄“這部‘搞不定’南方經濟（特別是中國經濟）則即將崩潰”的“華爾街金融永動機”所決定的。
● “重建美國工業體系”是絕不可能實現的“鬼話”
其二，是除了一部“被實踐已經證明為破產”的、但依靠“美元本位制”的餘威、仍指著“昨天一個QE1”、今天一個“QE2”、明天一個“QE3”的小花招、而“勉強”運行、從而繼續為“美國利益”的“各個重要項目（民生、軍費）”提供融資的“華爾街金融永動機”之外，“美國利益決策者”直到今天也沒有為“美國經濟”找出、或者“製造出”、更或者“幻想出”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來。
至於奧巴馬通過“那張大嘴”誇下的“重建美國工業體系”的“海口”，任何明眼人都知：這根本就是“經濟全球化”已成事實的背景下，絕不可能實現的“鬼話”。
●“鬼話”之所以是“鬼”，在於兩點
然而，“鬼話”之所以是“鬼”，在於兩點：
第一點，對“美國經濟”而言，作為一個“最為可能的經濟增長點”—“新能源產業”，是有所顧慮的，原因主要有二：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歐盟、特別是中國的“切入甚深”，因此，在實質性搞定歐盟經濟（歐元）、或者中國經濟（人民幣）之前，“美國經濟”已經不可能“獨霸”相關產業的話語權，也就是說，對美國經濟而言，最好的結果也不過“三分市場而居其一”。
而“這一市場結果”簡單投射到“關乎全球新秩序”的“伊朗問題最終解決方案”中去，也成了一部實實在在的“全球多極化方案”。
顯然，如果“美國利益決策層”真心願意接受“實質性多極化”，那麼，事情也就變得非常簡單了，“中歐美（注，這種情況下，就沒有俄羅斯什麼事了）”只須重回“伊核問題六方會談”的框架、借助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特別是“國際清算銀行”的改革，就能確定這一切。
然而，真實的情況已經證明：事情根本沒有“如此簡單”，而“沒有如此簡單”的主要原因，又顯然在於“美國利益決策層”從骨子裏拒絕“實質性多極化”。
即然如此，我們就再來看看第二個原因。
● 這無疑於“自我啟動”瓦解基於“石油美元結算制”的“美元本位制”的“快速瓦解進程”
第二個原因，也是最為重要的原因。是享受著“美元本位制”巨大紅利的“美國利益決策者”非常擔心，一旦自己也像歐盟、甚至中國那樣“正式地、全面”推進“新能源產業”，並將其作為“美國主要經濟增長點”、從而令其“成為世界經濟的主要增長點”，那麼，除了“第一個原因”的弊端“仍然不能規避”之外，還將“立刻重創”美國至今掌控著“定價權”的“全球傳統能源產業”，這無疑於“自我啟動”瓦解基於“石油美元結算制”的“美元本位制”的“快速瓦解進程”。
● 在“鬼話”不可能實現的“背後”，卻也隱約可見一個巨大的陰謀
第二點，在“鬼話”不可能實現的“背後”，卻也隱約可見一個巨大的陰謀，在某種程度上講，只要包括這個“鬼話”在內的系列“鬼話”能被“某些人”所相信，那麼，這個“巨大的陰謀”就有實現的可能性。
● “系列鬼話”包括有這樣的幾個經典傳說
在這裏，所謂的“系列鬼話”包括有這樣的幾個經典傳說：
其一，以奧巴馬政府宣佈自伊拉克、特別是自阿富汗撤軍為標誌，美國決策層就將“致力於削減財政赤字（包括國防支出）、平衡預算、控制債務規模、大搞美國基建項目，倍增美國出口、重建美國工業體系、提升就業率“作為其未來主要經濟目標。
其二，為了實現“其一”，美國將致力於促成“全球大規模美元回流”，以獲得相應的資金，就類似2000年前後“利用從全世界回流美國的資金、去搞什麼知識經濟”的類似。
● 從“知識經濟（眼球經濟）”、“基因經濟”、直到“納米經濟”，但無一能擔起“美國經濟增長點”的重任
然而，“真實的歷史”是，2000年前後，格林斯潘先生在拿到“美元大規模回流”之後，搞所謂的“知識經濟”又搞出了個什麼結果呢？
結果就是：不僅“知識經濟”沒能成為美國經濟的新增長點，反而就此吹了個“網路泡泡”；之後、為了防止“網路泡泡”的破滅，又想鼓搗什麼“基因經濟”、直到“納米經濟”，但無一能擔起“美國經濟增長點”的重任，
最後，無奈之下，為了維持美國經濟的增長、更因為害怕“之前大規模回流美國的資金”因“看不到希望”而重新流出美國，從而被迫放開“美國銀行不得混業”的禁令，在“美國國家、公司債務的迅速膨脹”的基礎上，直接吹起了“房地產泡泡”，並由此種下“次貸危機”的禍根。
至於現任美國國務聊的希拉蕊女士在貸危機爆發後痛駡格林斯潘“美國不用還債”的“正式言論”是“騙子”，那不過是“格林斯潘曾經參與的美國決策層”、想通過發動伊拉克戰爭，掌控全球資源、從而逼迫全球為其買單、最終“一把燙平”那一系列“泡泡”層層累積在“次貸危機”中的“巨大隱患”之“全盤計畫”，卻遭遇“伊核問題”的狙擊，最終未能如願…….的“歇斯底里的爆發”與“轉嫁責任”而已！
● “今天的情況”與“那段歷史”是多麼地相似，不僅“形擬”而且“神似”
顯然，對比上面這段歷史與美國今天的現實，我們不難看出，“今天的情況”與“那段歷史”是多麼地相似，不僅“形擬（美國經濟即將二次探底）”而且“神似（美國經濟仍然沒有可靠的經濟增長點，卻指望可以走向復蘇）”，
且“美國利益決策層”的“解決方案”也是“如此的雷同”。
● 人們有必要認真地思考一個問題
可問題是，在美國次貸危機已經成為“真實的歷史”、且“歐美金融危機”仍然在深化發展的背景下，人們就不禁要、且有必要認真地思考一個問題，即：
在美國“絕對實力”與“相對實力”都佔據“不容它人挑戰”的絕對優勢的時候，在“美元本位制”的光輝如日中天、市場甚至一度相信“神一般的”格林斯潘已帶領“美聯儲”找到了“可燙平資本主義經濟週期”的“鑰匙”的那段日子裏，被“美國資本”誘導而“大規模回流美國的資金”尚且不能令“沒有可靠經濟增長點”的美國經濟“重獲增長動力”、而最終“不得不”輸入“房地產泡沫”這管“雞血”，
那麼，今天那些指著“資金回流美國”這一完全為“美元本位制”利用手中的“最後餘威”所“精心計畫”的“表面現象”、就在那裏興奮地大嚷“美國經濟必將就此復蘇”的“奧巴馬政府”與“美國經濟學家”，又該如何去解釋“美國次貸危機”的“產生”與“爆發”呢？
● “美國利益”真正想重建的工業體系，並不在美國國內，而在美國國外
另外，在你們“一再要求”人們相信“美國經濟可就此復蘇、並將重建美國工業體系”、且力求讓人們相信“這次資金回流與上次回流的結果真的不同”之前，想說的是：你們真的缺少一個邏輯，哪怕是一個“可以糊弄一般投資者”的邏輯！
事實上，通過上面的討論，想強調的是：在美國絕對實力與相對實力均已實質性下降的今天，在“美元本位制”的光輝早已因“QE1/QE2”卻也“無法增加美國就業率”的事實所剝去的今天，“美國利益”真正想重建的工業體系，並不在美國國內，而在美國國外；或者準確地講，“華爾街金融永動機”欲想維持穩定運轉、那麼，它急於掌握的“資金流（注：不僅僅是資金問題，而是包括所有美國已經不能提供的生產與生活資料）”，並不在美國國內，而在美國國外。
● 這種重建模式也是我們多次強調且必須高度警惕的一種模式
換句話說，如果“美國經濟”還能通過“重建工業體系”的手段來獲得“復蘇”的話，那麼，這種重建也一定是在“美國之外”進行，顯然，“這”這種模式也就是我們多次強調且必須高度警惕的一種模式，即：目前仍然由美國資本代言的“西方資本”，利用手中的“美元本位制本”可以“調用無限美元”的金融優勢，在另一波不可避免的金融危機中，盡一切手段誘導“非美經濟體”的貨幣與資本政策、或者全球戰略出錯，從而伺機對北方中的歐盟、日本，特別是對南方中的中國、俄羅斯、巴西、印度等經濟體的“實業優質資產”、特別是金融資產，進行一場無論是在規模上、還是在形式上，都足以稱之為“史無前例的大兼併”，從而主要“在美國境外”而不是在美國境內完成所謂的“美國工業體系重建”，最終實現讓“華爾街金融永動機”自我掌握“資金流（注：不僅僅是貨幣問題）”的目的。
顯然，在“此波資金回流美國”的“背後”，可以肯定的是，美國早已失去競爭優勢的製造業不會得到“半毛錢”，同樣可以肯定的是，“此波回流美國的資金”主要就一個去向、那就是被“誘進”那部急需“美聯儲量化寬鬆”、但因歐盟、特別是中國仍然不肯配合，美聯儲又不敢公然“QE3”的“華爾街金融永動機”充當“生產資料”。
上面討論了“美國經濟”問題的“根源”並不在外、而在於內的“第二個原因”，下面，我們再來看看第三個原因。
● “華爾街龐式騙局”最終崩潰將是不可避免
第三，如果從長遠看，就如我們之前所論證的：由於“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的“永動原理”根本不可能實現，其“實質”等同於一個規模極其巨大的“龐式騙局”，因此，這套建立在一大堆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及“相關獲獎理論”所包裝起來的“現代金融工程學”、或者“經濟、金融模型”上的、號稱有“自我平衡、對沖風險”功能的“永動機制”，最終崩潰將是不可避免。
● 美聯儲弄出個“賣短債買長債”的“小花招”、終於迫不及待地開始搞“變相QE3”
值得強調的是，如果僅僅從經濟、或者金融的層面去討論問題，那麼，儘管“最終”觸發“這種崩潰”極可能是一種“重大的偶發事件”，但是，從美聯儲弄出個“賣短債買長債”的“小花招”、終於迫不及待地開始搞“變相QE3”的情況來看，這種“可能的偶發”已經是一種“肯定的必然”，唯一的變數就是時間問題。
●“4000億美元‘賣短債買長債’計畫”不會對美國經濟有任何值得一提的“拉動作用”
事實上，我們注意到，美聯儲(FED)是在聲稱“美國經濟面臨巨大下行風險”的同時，採取新一輪舉措刺激經濟增長政策、也就是推出所謂“4000億美元‘賣短債買長債’計畫”的。
而在這個問題上，美聯儲公開宣佈“美國經濟存在巨大下行風險”，其分量不可謂之不重，但4,000億美元"賣短債買長債"顯然不會對就業情況日益惡化（美國失業率實際上達到了16%、而不是公佈的“接近10%”）的美國經濟有任何值得一提的“拉動作用”。
● 推出“賣短債買長債”本質上是一種無奈之舉
事實上，所謂“賣短債買長債”，其實是在歐盟“直到目前仍然不肯配合”美國QE3情況下的無奈之舉。
● 意圖“即”在於壓低“美國長期利率”、“更”在於擠出債主手中的短期債券、正式啟動“美國國債回收進程”
其意圖“即”在於借此宣佈“控制、甚至壓低”對華爾街金融衍生品安全至關重要的美國長期利率、“更”在於【擠出（置換）】債主手中的短期債券，從而正式啟動“先回收長期、再回收短期、一段時間後、則長短期視情況隨時交替回收”的“美國國債回收進程”。
● 準備用“無限的美元”去回收“有限國債”、甚至“兩房次級債”的“障眼法”
因此，美國“變相QE3”將由此開始。因為，市場遲早會明白：所謂“賣短債買長債”，不過是美聯儲準備用“無限的美元”去回收（置換）“有限國債”、甚至“兩房次級債”的“障眼法”。
所謂“賣短債買長債”根本就是鬼話，
美聯儲的目的在於對“需要支付利息”的“美國長、短債”用“隨時就有的、不需付息的美元”進行“輪番回收”，並“牢牢地控制在”華爾街自己手中，從而日後在“以無限美元、甚至拉上歐元、日元衝擊南方經濟”的時候，可以盡可能地在“美國國債”與“美國市場長期利率”之間構築起一道“防火牆”。
● 一旦美聯儲通過上述方法“如願”地“實質性回收”了“不為美國利益所掌控”的“美國國債”，則……………
不僅如此，國際大宗商品將“較目前更加任由華爾街定價”，華爾街操縱物價的能力將較目前更加強大，因為，“南方經濟”手中的美元、除了“購買”“美國願意賣”的“美國商品（比如，美國大片）”之外，就只能無任何收益地存在美國銀行、且還要支付“手續費”等“美國政府隨時可以增加的、旨在逼迫‘南方經濟’去購買‘美國願意賣’的‘美國商品’的額外費用”。
當然，還有一個出處，那就是被迫在“華爾街”再無後顧之憂的、更加瘋狂地操縱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瘋狂波動”中、落個“追漲殺跌”的命運。
不難想像的是，一旦美聯儲通過上述方法“如願”地“實質性回收”了“不為美國利益所掌控”的“美國國債”，並以種種手段“威逼利誘”歐盟貨幣政策“默認”、甚至轉為“量化寬鬆”（注：日本一直在進行量化寬鬆），則，相對應的美元（包括部分屈服之後的歐元、及已經在量化寬鬆的日元），就會像潮水般地湧向巴西、印度等“南方經濟”、“先”水淹南方、以盡力製造泡沫，“後”準備刺破泡沫，而待這些“南方經濟”的泡沫破滅之後、“再”以大量的流動性、以極低的價格、去大肆兼併這些經濟體的“優質資產”。
最後，如果“中國經濟”經受住了這些衝擊、而仍然在穩定運行，
則“西方資本”就可憑藉自身的金融優勢、外加通過“水淹南方”、“大兼併”得來的巴西、印度、中東、南美、非洲、東亞等“南方經濟”的“製造實體”與市場，激化“這些屆時已經受控的經濟體”與“中國經濟”之間的矛盾，甚至鼓動“這些南方經濟體”運用行政與法律等一切手段，與北方國家一道、針對“中國製造”製造各種貿易壁壘，包括“網路壁壘”，全面衝擊“中國經濟”。
● 歐洲金融承受的“美國壓力”已慢慢接近於極限
可以肯定的是，隨著美國評級機構正式調降法國幾大銀行、特別是義大利主權信用，歐洲金融承受的“美國壓力”已慢慢接近於極限。
值得警惕的最新消息是：
其一，據歐洲媒體報導，歐盟有可能考慮調降利率。
顯然，一旦如此，中國與歐美之間的利差又將“整體擴大”，“歐美”通過“量化寬鬆”而放出的流動性將更加積極湧入境內，從而加大管理層宏觀對沖的難度。這正是我們始終對中國央行在“中歐美”中“率先加息”持保留態度的“金融考慮”。
其二，歐盟各國基本達成一致，將對敘利亞進行更嚴格的制裁。
至於制裁的內容，我們注意到，主要是敘利亞總統阿薩德的兩名親信將被禁止入境歐盟，他們在歐盟的資產被凍結。同時，歐盟將禁止對敘利亞石油業進行投資。
顯然，如果這就是“更嚴格制裁”的主要內容，那麼，這距離“全面制裁”仍然有很遠的距離。
這也就意味著距離“歐洲利益”默認“美國QE3”還有一段距離，
也意味著“美國利益”要麼加大力度在經濟、特別是金融上進一步施壓于歐盟，要麼加大力度在中東和平、利比亞、科索沃方向選擇一點、或者兩點，但“不會是全部的三點”以進一步讓步于歐盟，而做到這些，都需要“強硬的金融手段支撐”。
因此，更或者，為達目的，“美國利益決策層”有可能破罐子破摔“直接QE3”，從而測試歐盟、特別是中國的“應手”，並迫使中國、特別是歐盟做最後的選擇。
● 國際市場可能因“美國QE3”的“各種放風”而令市場無所適從、最終出現“巨幅波動”
最近一段時間裏，國際市場已經因“美國QE3”的“各種放風”而令市場無所適從、最終出現“巨幅波動”。
事實上，就這兩天，一個所謂的“4000億賣短債買長債”所掀起的“全球市場暴跌”，就已經說明了這一點。
另外，我們也注意到，就在週四，歐美市場大跌，其中，美國道指跌391點，跌幅為-2.51%，收在10733點。
而隨著美國道指快速跌向10000點關口，而“跌破10000點就可能有令局面走向失控的危險”、及“華爾街金融.永動機”之“絕不能跌破“7000至8000點”的“剛性要求”，將令美聯儲的施壓歐盟的強硬貨幣手段“捉襟見肘”、且極易落入“傷敵10000、自損8000”的境地。
不僅如此，一旦國際商品、特別是原油價格長時間處於回調，又可令中國經濟意外地喘上一口氣。
因此，我們預期，下一步，美國對歐盟的讓步，最可能在政治層面，也就是在中東和平、利比亞、科索沃方向，
而一旦這些方向出現“美國向歐盟進行重大讓步的明確信號”，也就意味著歐盟準備默認“美國QE3”了，也就意味美聯儲將大膽拋開““4000億賣短債買長債”的幌子進行“史上最大規模的量化寬鬆”，在全球市場掀起一波脈衝式反彈、特別是石油、大宗商品市場。
而一旦歐盟（歐元）最終屈服，而令“美國變相QE3”的“後續發展”如願展開，則中國除了動用我們於07年就指出的匯率手段，即：讓人民幣帶領東亞貨幣，或針對美元、或者針對歐元大幅貶值，從而一方面“強行重置”“歐美經濟成本、“搶先”激化歐、美不可調和矛盾”之外，唯一能做的，恐怕就是將貨幣與資本政策調整至確保“最低限度內迴圈”的層面，並將國家安全政策調整為“保衛最低限度內迴圈”之“安全”的層面。
● 至於歐盟是否能頂住這波壓力、從而繼續“不認可美聯儲的量化寬鬆”，我們並不樂觀
對此，我們也再次強調，至於歐盟是否能頂住這波壓力、從而繼續“不認可美聯儲的量化寬鬆”，我們並不樂觀。
最大的變數在於“最終默認”美國QE3的“歐洲利益”，是否“歐美聯手”去“全面惡化中國的外在安全環境、特別是外在經濟安全環境”，是否在“全面惡化……”的同時去“實質性配合”美國利益去“水淹南方”，從而為“美國利益”或者“西方資本”所設定的、以經濟（特別是金融）為先導的、從各個層面一起發動的“天下圍攻中國經濟”走出關鍵的、也是戰略誤判的一步！
值得強調的是，一旦歐盟報之以“默認”、甚至參與“美國新一輪量化寬鬆”，而不論是否“歐美聯手”去“全面惡化中國的外在安全環境、特別是外在經濟安全環境”，市場資金都會立刻湧入市場、從而在全球範圍內觸發包括股市、商品期貨、貴金融、能源價格在內的，一波脈衝式反彈。
● 要不了多久，“市場資金”就會“如美聯儲所願的”省悟過來，從而極大地推高大宗商品、特別是原油價格
顯然，在我們看來，從美國市場（美國股市、商品市場）對4000億美元"賣短債買長債"計畫的正式反應是“大跌”的情況來看，市場在“第一時間”並沒有意識到“美國變相QE3”在“美國經濟”的重壓下其實已經“強行啟動”，眼下，“美國利益”等的就是歐盟的“默認”甚至參與新一輪的“量化寬鬆”、之後、“美國利益”盼的則是“歐盟利益”實質配合其“水淹南方”。
這一點，要不了多久，“市場資金”就會“如美聯儲所願的”省悟過來，從而極大地推高大宗商品、特別是原油價格。
● 有可能在某一時點瞬間擊穿上述“龐式騙局”中的最後一根“保險絲”
事實上，自2007年8月美國次貸危機露出“端倪”之後，特別是、因“在北京奧運會開幕那天爆發的格魯吉亞戰爭中慘敗”而不得不利用雷曼兄弟公司的“定向清盤”將歐盟金融也拖下水，令歐美第一輪金融危機全面爆發、世界經濟第一次探底以來，通過我們幾年的觀察與評估，毫無疑問的是，那種“重大的、必然的、偶發事件”又必將“因”引發上述“龐式騙局”中所設定的“某一種極限條件”、從而在某一時點瞬間擊穿上述“龐式騙局”中的最後一根“保險絲”，比如：美元迅速貶值，“更”比如，美國長期利率迅速上升。
● 只要…….美國經濟根本不存在“復蘇可能”，能爭取的只有“逃生機會”
因此，除非歐盟最終做出“戰略誤判”從而“自我啟動”歐盟（歐元）的“快速瓦解進程”、“或者”中國在“應對過程中”犯下重大的、不可逆轉的戰略性錯誤，
否則，美國經濟也好、“華爾街金融永動機”也罷，根本不存在什麼以“經濟復蘇”為“實質”的“復蘇可能”，能爭取的、也只有以“逃生”為“實質”的“逃生機會”。
就目前而言，其“逃生”的“最高效路徑”就是“威逼利誘”中國最終接受美國“全力兜售”的“中美共管地球（G2）”模式，但“中國利益”基於自己的核心利益、特別是長遠核心利益，給“美國利益（注，是指美國國家利益與美國資本利益的最大交集部分）”留出的“逃生”之道是美國效仿“英美特殊關係”的“中美共管西太平洋（修訂版G2）”模式
顯然，在我們的評估中，即便實現了這種“逃生”、就“美國綜合實力”而言，其“結果”也不過是只能維持其“絕對實力”而無法維持其“相對實力”。
請大家仔細體味上述說法！
● “西方資本”急於尋找、並確定“下一版本”之“戰略運行平臺”的原因
針對這一說法，想強調的是，“這”恐怕正是“目前仍由美國資本代言的西方資本”急於尋找、並確定“下一版本”之“戰略運行平臺”的原因。
至於歐盟最終是否做出“戰略誤判”從而“自我啟動”歐盟（歐元）的“快速瓦解進程”，這恰恰是“歐洲利益（歐洲國家利益與歐洲資本利益）”目前面臨的一個最大、且最緊迫問題。
至於上述所謂“重大的、不可逆轉戰略錯誤”，由於在之前已經詳細討論過，在這裏也不過多展開，只簡單提及兩個層面：
● “美國利益”幾乎在不擇手段
其一，如果僅僅在經濟、特別是金融層面去考慮問題，則比如，在“中歐美”之中率先進行不可逆轉的加息週期、繼而全面喪失貨幣特別是資本政策的自主權，最終實質性地‘自我滅活’中國的經濟活力；
其二，如果我們在“綜合層面”去考慮問題，則比如，
中國最終坐視美國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國際社會”之“大多數”的中東利益的“止損點”而“不作為”、或者“不有效作為”，從而導致“以中國經巴基斯坦至伊朗”的這一“戰略走廊”為支點的“中國全球戰略”徹底崩塌。
而為了引誘歐盟做出戰略誤判、特別是迫使中國在上述問題上“應對出錯”、或不作為、更或者“不有效作為”，近段以來，從美國加大力度對歐盟債務危機落井下石，及美國宣佈對台軍售案、到美國國會放話準備通過敦促人民幣升值、否則對中國商品進行制裁的議案等情況來看，“美國利益”幾乎在不擇手段。
我們注意到，隨著本週一標普將義大利主權債務評級下調一檔至A，
再加上瑞銀違規交易巨虧，法興銀行在9月初股市大跌之時出售黃金的消息被爆光、市場開始強烈疑慮歐洲金融業流動性不足的問題。
表面上看，這些事件只是令歐洲債務危機再起波瀾，但實際上，通過這些事件的“集中爆發”，我們已經可以明顯觀察到一股強大的力量，正在調動一切資源，“壓”歐洲央行在貨幣政策上轉趨“放鬆”、從而向美聯儲靠近，令後者無風險、或者低風險推出用以“水淹南方經濟體”的“QE3、甚至QEN”。
至於歐盟是否能頂住這波壓力、從而繼續“不認可美聯儲的量化寬鬆”，一如我們之前所說，我們並不樂觀，
最大的變數在於“最終默認”美國QE3的“歐洲利益”，是否“歐美聯手”去“全面惡化中國的外在安全環境、特別是外在經濟安全環境”，是否在“全面惡化……”的同時去“實質性配合”美國利益去“水淹南方”，從而為“美國利益”或者“西方資本”所設定的、以經濟（特別是金融）為先導的、從各個層面一起發動的“天下圍攻中國”走出關鍵的、也是戰略誤判的一步！
我們也注意到，中國方面也“立刻”對歐洲的情況發出了兩個極其說明問題的信號：
第一，針對“瑞銀違規交易巨虧、市場開始強烈疑慮歐洲金融業流動性不足”而引出的“中國銀行暫停與歐洲部分銀行的外匯和人民幣利率掉期交易”的市場傳言，中國銀行官方層面直到今天都沒有做出正式回應。
第二，中國商務部週二(20日)舉辦例行新聞發佈會，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通報了1-8月我國商務工作運行的有關情況並回答記者提問。沈丹陽稱：對歐盟至今不承認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中方對此非常失望。但同時又強調，
沈丹陽稱：歐債危機爆發以來，我們一直非常關注，並且力所能及地伸出了援助之手，但是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和支持歐洲應對債務危機是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我不認為兩者之間一定有什麼必然的聯繫。中國人在幫助別人的時候，往往都是不設定前提的。
顯然，中國方面於週三發出的“兩個信號”，與我們之前的觀點，即：
在“美國利益”與“西方資本”正不惜一切代價對“歐洲利益”進行“威逼利誘”的同時，中國也在對歐洲進行“威逼利誘”。
儘管如此，我們認為，不論是美國、還是中國、其對“歐洲利益”所分別施展的“威逼利誘”、主要著眼點仍然在於最大限度地警告歐盟，“要或者不要”全面參與“全面惡化中國的外在安全環境、特別是外在經濟安全環境”，從而“要、或者不要”去“實質性配合”美國利益去“水淹南方”的計畫、繼而“要或者不要”去配合美國、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特別是進行針對中國的“南亞破局”。
從目前情況看，歐洲金融業的“流動性不足”問題已經被“拋”了出來，自然而然地，歐盟“默認”美國QE3最終將“水到渠成”，
但是，一如我們之前所說：即便歐盟“最終默認”美國QE3，但在實質性配合美國利益水淹南方、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甚至為美國提供“實質性南亞配合”的問題上，還有待觀察！
● 中國決策層對“上述兩種致命戰略錯誤”已經、或者始終有著清醒的認識
而針對“歐盟可能調降利率、從而可能擴大中國與歐美之間的利差”的危險性，我們一直擔心的“持續加息”不是已經停止、且開始以更多的行政與法律手段取而代之嗎？
至於“歐盟各國基本達成一致，將對敘利亞進行更嚴格的制裁”、從而想通吃“中美”的做法，
隨著美國“兩個中東盟友”–土耳其、特別是埃及，與“美國中東安全框架”的“錨點”之一的、號稱“中東鋼釘”的以色列之間關係的“迅速惡化”，
隨著“國際社會”在中東方向“重點培養”之“地方王之一”的土耳其已經公開警告、必要時準備為“國際社會”進出加沙的“第三條通道”進行武裝護航，
以及“地方王之一”的“埃及（新）政府”默認了“境內組織襲擊以色列大使館”行為、從而預示埃及有可能實質性地永久開放“第二條通道”，
特別是，隨著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一再頂住”來自“美以”的強大壓力，決心提交“入聯申請”，而中國始終在“上述事件”中發揮著關鍵作用的情況來看，中國又怎麼可能“最終坐視”美國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而“不作為”、或者“不有效作為”？
顯然，種種跡象顯示，中國決策層對“上述兩種致命戰略錯誤”已經、或者始終有著清醒的認識。
● 為救“華爾街”，美國只能在“通過水淹南方、在美國境外重建與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相配套的、自我掌控的工業體系”
至此，我們已經連續兩期側重於經濟層面進行解讀，之所以這樣，在於近段的“國際局勢”，一切的一切，都在圍繞這些內容在展開！且“這種展開”已經接近於“圖空匕現”了，因為所謂的“美元套利平倉觸發的資金回流美國”根本就解決不了“美國經濟”的核心問題–房地產與就業問題，而所謂“可能利用這些回流資金”去“重建美國工業體系”的觀點更是不知所云，
“美國決策層”近來不擇手段的情況已經預示了一點：“美國利益”仍然不打算實質性調整其既定全球戰略，因此，為救“華爾街”，美國只能在“通過水淹南方、對南方經濟、甚至部分北方經濟進行史無前例的大兼併、從而在美國境外重建與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相配套的、自我掌控的工業體系”。
● 要進一步加大對國防軍工的投入，從而以實際行動展示如下決心
對此，我們的建議就是：除了在準備策應“伊朗悍然核爆”的基礎上，加大力度促進第二、三條通道的打通、繼而繼續推進“中東破局進程”、對“美元本位制”施加強大戰略壓力之外，
還需要對“歐美”進行提醒：人民幣匯率可不光是只能升值、還有可能突然貶值，且是大幅度的貶值；最關鍵的是，從現在開始，除了繼續既定的、諸如高鐵、新能源等產業升級方面的戰略部署，以確立自己、甚至全球的新的經濟增長點外，再就是要進一步加大對國防軍工的投入，從而一方面盡可能拉動經濟增長，一方面也以實際行動展示如下決心，即：
第一種決心：中國隨時可以將貨幣與資本政策調整至確保“最低限度內迴圈”的層面，並將國家安全政策調整為“保衛最低限度內迴圈”之“安全”的層面，從而為必要時，盡一切手段，在某一時點瞬間擊穿“華爾街龐式騙局”中的最後一根“保險絲”、做好必要的戰略準備。
第二種決心：在第一種決心的基礎上，不就是在經濟上“玩全球經濟硬著陸”、在政治上玩“天下大亂”嗎？至少在“中、歐、美”之中，中國還偏偏就是最不怕“玩這些蹦極”的一家！
在我們看來，只有提前做好這種“最壞的打算”，“才會”有機會去爭取一個“最好的結果”！
而從歐盟與中、俄一道、促成巴勒斯坦下決心“入聯”的情況來看，儘管美國在利比亞問題上“幾乎對歐盟一讓到底”，並在歐洲債務危機問題上對歐盟保持著最大限度的戰略壓力，但是，從歐盟對敘利亞制裁的“升級版”來看，美國決策者可能也看出來了，即便歐盟最終“默認”美國QE3，但是，在至關重要的、是否“實質性”配合美國“水淹南方”、特別是“南亞破局”的問題上，仍然不能讓美國完全放心！
事實上，直到今天，種種跡象顯示，歐盟貨幣政策與其敘利亞政策一樣，仍然保持著“將美國徹底踢下水的選擇項”。
因此，只要中國應對沒有大的、不可逆轉的戰略錯誤，由於中國沒有“500萬億美元”的金融衍生品所織成的“龐式騙局”要“背”，因此，即便到了“玩蹦極”這一步，即便算上中國的地方債、房地產風險，中國仍將處於戰略主動。
至於近來南海（印度與越南合作開發南海能源）、台海（美國宣佈對台軍售）上刮起了那幾陣“噁心”的妖風，比起“向來在中東說一不二”、如今卻面臨“眾叛親離”、且落入“以色列這根中東鋼釘”都無法罩住、逼得以色列失望得“放風”要與中國簽定“高鐵”的美國而言，究竟是“誰在噁心誰”？是個不言自明的問題。
以“印度與越南合作開發南海能源”為例，許多人往往盯著“註定不可能實質性兌現”的“印度與越南合作開發南海能源”，卻沒有注意“足以令美國人吐血”的第一次“中印經濟戰略對話即將在9月底舉行”。
不過，仍然要高度警惕的是，隨著“美國在民進黨主席訪美期間宣佈對台軍售”、從而將“這份功勞”劃歸在“有台獨黨綱的民進黨”名下，我們已經隱隱約約看到：台獨勢力在國際勢力的策應下，玩“局部台獨”的危險性越來越大！這是需要認真應對的！
事實上，就如多次強調的那樣，中國大陸的台海政策，隨著“隱獨”的馬英九勢力上臺多年來，一直在“配合美國（主子）”及臺灣民進黨“努力消除”島內、特別是國民黨內統派勢力的努力日益明顯，的確有許多值得檢討的地方。
《東方時事解讀》
2011.9.26
【假自由。真壟斷。真計劃。真操控－西方自由主義普世自由市場神話背後的壟斷操控核心本質／美歐央行銀行財閥托辣斯藉虛擬數位信用百倍高槓桿（虛擬數位金融衍生性黑心垃圾期貨合約定價權）對真金白銀實體經濟進行的金融恐怖主義式攻擊扭曲操控】
Preemptive (Terrorist) Strike Against Precious Metals (Silver & Gold) Nears End
by Jeff Nielson
2011-10-19
I have been intentionally silent on the gold and silver markets for the past several weeks. Prior to that, I wrote several pieces just after and just before the latest take-down in precious metals to alert readers/investors to the fact that “volatility is the new weapon” of the banksters in their efforts to suppress this market.
Since that time, there simply has not been the opportunity to provide readers with any substantiv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most of the recent take-downs in precious metals over the past year or so there have been obvious “prongs of attack” for us to focus upon.
In May, it was the five, outrageous rapid-fire increases in margin requirements by the CME Group in the silver market – with the last four of those increases being implemented despite the fact that silver prices were already falling sharply. Prior to that, at the beginning of February the banksters employed a “suicide bomber” in the gold market to briefly drag down prices.
In this case however, I’ve been unable to discern any single action which would or could account for the especially blatant manipulation of these markets – at a time when all the economic fundamentals and all the seasonal factors were greatly favoring another strong rally in precious metals. Rather, this particular take-down seems to have involved everything but the proverbial “kitchen sink”.
Negative “lease rates” for gold and silver, massive shorting, manipulative margin-hikes and direct collusion between governments all appear to be at work at present. Why have I added “collusion by governments” to this list? It has been abundantly clear from the price action in the gold and silver markets that the buyers have been in charge of these markets for at least the last two years.
The reason why recent manipulation operations by the banksters have been exceptionally brief and shallow is because each time the bullion banks created a brief “sale” on gold and silver the stampede of buyers would immediately drive prices higher any and every time prices neared key support levels. Thus we must conclude that there has been broad collusion during this current take-down: a “deal” between the desperate bankers and the Big Buyers to allow prices to remain at current, depressed levels – most likely in return for a guarantee of a large quantity of real bullion for them to divvy-up between themselves (the “spoils” of their Libyan Campaign, perhaps?).
This attack on precious metals (and most commodity groups) appears to have been an all-out desperation measure. This is the “shock and awe” which the CME Group attempted to create in the silver market in May with its reprehensible conduct. Except while the Manipulators failed with their efforts in May, they certainly appear to have succeeded now with a large portion of the retail investment community.
Indeed, using a military analogy, the massive volatility which the bullion banks first introduced into this market in September could be thought of as an artillery barrage – to “soften up” the market for the take-down which was to follow.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tactics appears to have had a significant psychological effect.
What readers must understand, however, is that none of this matters with respect to the long-term trend for this market – except to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upward pressure on prices. The entire reason for attempting to put investors literally in a state of shock is to prevent them from thinking rationally.
Why is the price of silver at more than $30/oz today instead of under $5/oz as it was roughly a decade earlier?
Because pricing silver at $5/oz caused a 90% decline in global inventories. The banksters could no more prevent the laws of supply and demand from dictating the long-term trend ten years ago than they can today. Indeed, they are much less able to do so – having squandered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ir bullion in their prior years of manipulation.
The overriding principle here is a very simple one: the lower prices go in the short term, the higher they will go in the long term. Period. The reason the banksters have tried to scare investors “witless” is precisely so that they will forget that fundamental principal.
Given that the extreme move downward guarantees (at least) as extreme a move upward in these markets, this begs the question: why have the banksters (and our governments) colluded in an extreme but ultimately futile endeavour at the present time?
The answer is staring us in the face, now merely days away: another massive infusion of Western money-printing – into the ocean of Western banker-paper which has already flooded markets. Most likely this will be an even larger single burst of printing-press activity than what took place immediately following the Crash of ’08.
The money-printing about to take place in Europe has already been clearly telegraphed. EU leaders meet on Sunday for their next “Final Solution” for the made-in-Wall-Street “Euro debt crisis”. They have already made it clear that more “massive bail-outs” are on the way – for deadbeat banks and governments alike.
Meanwhile, on this side of the Atlantic, Helicopter Ben has been engaged in especially absurd stalling. He continually tells the market there is “more the Fed can do”, while avoiding once again spouting his favorite euphemism: “quantitative easing”.
He is utterly transparent. The Fed was harshly criticized around the world for its last money-printing spree. Thus the U.S. could not be first to crank-up its printing press this time. Rather, the ridiculous spin which will be attached to the next “helicopter drop” by the Fed will be that either the Euro debt crisis “forced” the Fed to follow suit, or (more likely) this will be portrayed as the Fed “supporting the actions” of the EU by cranking-up its own printing press in unison.
While we all know never to say “never” in this market, it appears that the latest operation has neared its expiry date. Put another way, it does not appear feasible that the investment community could remain “witless” enough not to fathom the impact of more, massive money-printing. Furthermore, one must also assume that whatever bribery has been used to control the Big Buyers has more or less been used-up.
As always, no matter how strongly we believe that the market is about to reverse higher, investors must refrain from the use of margin in these markets. The combination of psychopathic Wall Street bankers utterly unrestrained by any regulation;
the row of debt-saturated Western domino-economies, ready to topple at any moment;
and the most mind-numbingly incompetent collection of “political leaders” ever assembled equates to the potential for any and every form of economic catastrophe which one could dream-up in their worst nightmare.
Having perhaps scared readers “witless” again, let me reiterate the immutable principles which guide the precious metals market.
Nothing the banksters can do to these markets can alter the long-term trend. The more extreme the downward pressure on precious metals in the short-term, the higher prices will go over the longer term.
Last but not least, for 5,000 years precious metals have been humanity’s only true economic “safe haven”. And today, more than at any other time in centuries we are in desperate need of a ha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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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icide Bombers’ in the Gold Market?
by Jeff Nielson
2011-2-7
I was listening to another fine interview on the King World News site, this one with Ben Davies of Hinde Capital, when I was immediately intrigued by some of Davies’ remarks.
He stated that he considered the entire, recent trading-episode in the gold market “suspicious”, for two reasons.
First of all, he was surprised that any (competent) trader would have leveraged himself into such a dangerous position.
Secondly, and connected with his first observation, he expressed equal surprise that the so-called “regulator” (i.e. the CME Group) would have allowed such a flawed and vulnerable trading position to have been created.
What Davies (and others) have apparently not considered is that this “leveraged”, “dangerous” trade was created to fail – in spectacular fashion. Essentially it appears that the Wall Street banksters (and the corrupt institutions who serve them) have imported the terrorist concept of “the suicide bomber” to precious metals markets.
For those not familiar with the episode to which Davies refers, a previously unknown metals trader named Daniel Shak used $10 million to leverage his way into an $850 million “spread trade” (i.e. 85:1 leverage) in the U.S. gold futures market – equal in size to more than 10% of this entire market.
With the banksters printing-up “money” by the trillions, $10 million is nothing more than pocket-change, and even eating the entire $850 million loss represents just slightly more than 0.1% of Bernanke’s most recent money-printing. Does anyone here think that Wall Street would be happy to throw away a mere $850 million – when default in the precious metals market threatens JP Morgan (and others) with out-and-out bankruptcy?
The logic here is elementary. When you have a committed hyperinflationist like Ben Bernanke ready to create another $600 billion (out of thin air) with merely a mouse-click – any and every time Wall Street requests a new shipment of Bernanke-bills – then throwing away (deliberately) a few billion dollars on a “bad trade” is (literally) no different than losing a game of “Monopoly”.
The “game” ends, another batch of Bernanke-bills is printed up – and another “suicide bomber” enters the precious metals market. While readers may be horrified at yet another example of Wall Street’s incessant “economic terrorism”, precious metals investors need have no fear of yet another desperation tactic by this crime syndicate.
As I regularly remind readers, none of the games the bankers play in markets (and terrorism is currently their favorite game) can do anything more than briefly stall the rise in precious metals. The bottom-line will always remain that once the last of the banksters’ (real) bullion has been given away…by themselves…at rock-bottom prices, then their manipulation games are finally over.
Yes, the banksters have leveraged their actual bullion by (at least) 100:1. Yes, these reckless criminals will continue to increase that insane leverage – to 1000:1, or even 1,000,000:1. The only important number in this ratio is the “1” on the right. It is totally irrelevant (on a long-term basis) how far the banksters are able to ratchet-up their leverage – on their road to self-destruction.
Once the “1” on the right becomes a “0”, the game is over. A “hundred times” zero is still zero. A “billion times” zero is still zero. When their physical bullion is gone, their entire empire of manipulated bullion markets, and bogus “bullion products” will simply evaporate into thin air – just like the rest of the banksters’ fiat-paper empire.
In the meantime, all that the invention of precious metals suicide bombers really means is that there will be even greater “volatility” in this market. This has several implications. Over the short-term, idiot-traders who continue to try to “play” this market with leverage will be wiped-out at an even greater rate/speed. Ultimately this is good news, as wringing all of the leverage out of the “long” side of this equation simply puts all that gold and silver into “stronger hands” – who can never be forced out by the bankers. In this respect, the CME Group’s short-sighted decision to recently jack-up margin requirements (only for gold and silver “long” investors) also makes the longs stronger over time.
The other implication here is the old adage among veteran investors that “volatility is a friend of the investor”. All readers need to understand that without volatility there is no money to be made in markets. If all assets are/were perfectly and fairly priced, then there would be no potential for either profits or losses.
Volatility (by definition) pushes assets above or below their “fair market value”. This makes the rules of the game ultimately very simple: when the banksters push-down bullion prices, we buy physical bullion (and the shares of the precious metals miners), when volatility causes a spike in the sector, we take some profits with our shares in the miners – and look for the opportunity to reinvest those profits at better prices.
We do not sell our bullion – because our bullion represents our financial “insurance”, not a mere investment. Would any homeowner sell off the fire insurance they have on their home, simply because they could unload their insurance at a profit?
Rather than allowing the Wall Street banksters to make us their victims, ordinary precious metals investors need to think like “the big buyers” – and allow the banksters to work for you, not against you. Ignore their terrorism, and conquer your own fears. “Defeat” in the precious metals market is inevitable for the banksters. These Wall Street ambushes of the precious metals sector now truly only represent one thing to the rational investor: a “sale” on precious metals assets.
“Fear of the unknown” is one of the greatest weapons of Wall Street (just like all terrorists). In this respect, merely identifying these suicide bombers as another transparent bankster tactic greatly diminishes the impact of this terrorism. We need not “fear the Reaper”, we only need to understand him.
《America’s New World Order Agenda》
by Stephen Lendman
2011-11-13
New world order strategy dictates major global economic, political, and military policies. Nothing happens accidentally.
Events are manipulated. At issue is world dominance. America, Israel, and key NATO nations are partnered to achieve it.
Wars, economic disruption, financial terrorism, and other upheavals play out in real time. Grand schemes lie behind them.
Today’s economic crisis wasn’t happenstance. It was well planned, willful policy to transfer unprecedented wealth to private hands.
Super-rich crooks got richer. Social inequalities deepened. Unmanageable debt levels skyrocketed. “Bailouts" metaphorically mean grand theft. Unknown trillions of dollars, euros and pounds vanished to secret accounts and offshore tax havens.
Currencies are being debased. Crisis conditions worsen. At issue is subverting democracy, ending social justice, and consolidating global power in private hands.
Political analyst Peter Eyre calls it “a well orchestrated master plan to swindle trillions of taxpayer dollars from so many countries."
Pumping them into bank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lets them game the system advantageously. “Are you starting to get the picture?"
“In a nutshell, the elite ‘New World Order’ (rulers) got into bed with the banking and financial sectors, who then got into bed with the governments of the world, who then got into bed with senior political figures, who then told us, the taxpayers, that all your money will now have to be used to bail them out or face economic collapse."
It’s a con, a scam to loot wealth from nations and households. Anyone facing default gets in trouble. Individual borrowers have their assets seized by creditors. Governments have to deal with the loan shark of last resort – the IMF.
Its terms require privatizing public enterprises, mass layoffs, deregulation, deep social spending cuts, wage freezes or cuts, unrestricted access for Western corporations, corporate-friendly tax cuts, increases for working people, undermining trade unionism, and enforcing harsh repression against those who balk.
In sum, its financial terrorism, New World Order tyranny, waging war on nations and humanity for profit and power.
According to Eyre:
“It boggles the mind that a system so vulnerable to manipulation would ever have come into existence in the first place."
It wasn’t by accident or from Adam Smith’s invisible hand. Since the 19th century, it was engineered by Rothschilds, Rockefellers, and other visible ones in league with complicit politicians to the highest levels.
Eyre ended his commentary, saying “Stay tuned for more grime and slime."
War as an Instrument of Control
Wars play an integral role. On September 11, 1990, preparing America for Operation Desert Storm, GHW Bush told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that war on Iraq presented “a rare opportunity to move toward an historic period of cooperation. Out of these troubled times….a New World Order can emerge."
McAlvany Intelligence Advisory defines it as follows:
“A supranational authority to regulate world commerce and industry;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that would control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oil; an international currency that would replace the dollar (and other major currencies); a world development fund that would make funds available to free and communist nations alike; (and) an international police force to enforce the edicts of the New World Order."
A briefer definition is tyrannical money power in private hands. Dictating global policies, what it says goes. Major bank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all the shots. Political leaders genuflect and obey, including when to wage wars against what enemies.
On September 21, 1992, GHW Bush told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that multinational troops would become a New World Order army, saying:
“Nations should develop and train military units for possible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America’s permanent war agenda wasn’t explained. Neither was using “peacekeepers" as imperial occupiers.
Post-9/11, Dick Cheney warned of wars that won’t end in our lifetime. Former CIA Director James Woolsey said America “is engaged in World War IV, and it could continue for years….This fourth world war, I think, will last considerably longer than either World Wars I or II did for us."
In its 2006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QDR), Pentagon commanders called it the “long war." In fact, throughout US history, America waged continual wars at home and abroad.
Obama is Washington’s latest warrior president. Earlier ones included Washington, Madison, Jackson, Lincoln, T. Roosevelt, Wilson, F. Roosevelt, Truman, Johnson, Nixon, Reagan, GHW Bush, Clinton, and GW Bush.
America glorifies wars in the name of peace. The business of America is war and grand theft. One nation after another is pillaged. Libya was the latest. Are Syria and Iran next?
At issue is consolidating wealth and power, subverting democratic freedoms, and achieving unchallenged global dominance through financial manipulation and brute force.
War Is a Racket Based on Lies
General Smedley Butler’s 1935 book titled, “War is a Racket" followed his 1933 speech on the same theme. In it he said:
“I spent thirty-three years and four months in active military service as (a Marine). I served in all commissioned ranks from Second Lieutenant to Major-General. And during that period, I spent most of my time being a high class muscle-man for Big Business, for Wall Street and for the Bankers. In short, I was a racketeer, a gangster for capitalism."
“I helped make Mexico….safe for American oil interests in 1914. I helped make Haiti and Cuba a decent place for the National City Bank boys to collect revenues in. I helped in the raping of half a dozen Central American republics for the benefit of Wall Street."
“The record of racketeering is long. I helped purify Nicaragua for the international banking house of Brown Brothers in 1909 – 1912. I brought light to the Dominican Republic for American sugar interests in 1916. In China, I helped to see to it that Standard Oil went its way unmolested."
“During those years, I had, as the boys in the back room would say, a swell racket. Looking back at it, I feel that I could have given Al Capone a few hints. The best he could do was operate his racket in three districts. I operated on three continents."
America’s global empire stretches everywhere. Super-weapons Butler couldn’t have imagined enforce it. By going public, he was an American hero. Who in today’s military can match him? Who’d dare try?
Cowards waged war on Libya. On November 10, NSNBC said Libyans haven’t enough basic foods to survive. “Tens of thousands of small businesses were destroyed." People can’t support their families.
Public anger rages against NATO. Libya’s a “powder keg ready to explode at any time." Suspected Gaffafi loyalists are arrested and tortured daily.
Libyan-style democracy includes “murder(ing), tortur(ing), and imprison(ing)" anti-Nato resisters. Foreign occupiers from Qatar, UAE, and other nations are instructed to terrorize Libyans to submit.
Nonetheless, resistance continues. Fighting rages across Libya. Everyone has weapons. Gaddafi wisely armed millions. By restricting enough supplies, NATO made food a weapon of war.
Washington, Britain, France, and belligerent partners also transformed Africa’s most developed country into its least. For many, getting enough life sustaining essentials requires fighting for them. Libya metaphorically symbolizes New World Order tyranny. Perhaps Syria and Iran ARE next.
Last March, Syria’s externally generated uprisings began. Despite legitimate grievances, Washington orchestrated change there like elsewhere in the region.
It’s part of its imperial “New World Order/New Middle East" project to control North Africa, the Middle East and Central Asia to Russia’s borders.
For over a decade, planned regime change targeted Iraq, Afghanistan, Lebanon, Iran, Somalia, Sudan, Libya, Syria, and other global countries.
Libya’s model was test marketed and readied for future aggression. Targets are selected well in advance.
IAEA’s fabricated Iranian report may ignite what’s planned next. On November 12, Haaretz headlined, “US demands Iran respond to IAEA report within days," saying:
Attending a Pacific Rim summit, Hillary Clinton issued demands, saying:
“Iran has a long history of deception and denial regarding its nuclear program and in the coming days we expect Iran to answer the serious questions raised by this report."
“The US will continue to consult closely with out allies on the next steps we take to increase pressure on Iran."
Clinton, Obama and other top US officials are inveterate liars and war criminals. America thrives on “deception and denial," raging lawlessly on a global scale.
Iran threatens no one. Its nuclear program is peaceful and nonmilitary. No evidence disproves it. Saying so is false.
Kazem Gharib-Abadi, Iran’s permanent Executive Council representative to the Organization for the Prohibition of Chemical Weapons (OPCW) told Press TV:
“The recent IAEA report is a historic and international mistake which has endangered the agency’s credit, and is based on political provocation and false claims made up of fabricated US (and Israeli) information."
Iran dismissed the report as “unbalanced, unprofessional and prepared with political motivation and under political pressure by mostly the United States."
Independent experts agree. It lacks credibility. America’s intelligence established refuted it last March. IAEA’s information predates 2003.
It’s worthless, but could ignite war if Washington plans it with Israel and other willing NATO partners. Stay tuned. Further updates will follow.
http://sjlendman.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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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 Lies Launch Wars》
by Stephen Lendman
2011-11-12
In “The Art of War," Sun Tzu said “All war is based on deception."
What worked in ancient times more than ever applies now, given instant ways of communicating globally and super-weapons Washington and Israel threaten to use like hand grenades.
In “Doctor Faustus", Christopher Marlowe mentioned “the face that launched a thousand ships." He referred to Helen of Troy (formerly of Sparta).
To win her back, Greeks launched 1,000 warships. According to Greek mythology, the Trojan War followed.
Homer’s Odyssey and Iliad recounted it. So did Roman poets Virgil and Ovid. Homer said it lasted 10 years. Mythological goddess quarrels started it.
Real, mythological, or fabricated reasons work equally well. Then it was Athena and Hera v. Aphrodite. Today it’s “war on terror" fear tactics.
Near its end, Greeks entered Troy in a Trojan Horse. America’s perhaps was 9/11. Both were duplicitous acts used to ravage targeted enemies.
The expression, “beware of Greeks bearing gifts" originated from back then. According to Homer and other Greek literature, they burned the city, captured Trojan women, rescued Helen, and returned her to Menelaus, her husband.
Fear, misinformation, and deceit work best enlisting popular support, whether in ancient China, Greece or modern times. Television today supplies it.
From its earliest days, it lied, distracted, entertained, and provided a platform for corporate America to control thought, manipulate public opinion, and sell people junk they don’t need.
In a June 1950 commencement speech, Boston University President Daniel Marsh said, “If the (television) craze continues….we are destined to have a nation of morons."
In May 1961, Kennedy’s FCC chairman Newton Minow called commercial television a “vast wasteland." He suggested watching it for a day “without a book, without a magazine, without a newspaper," with no distractions.
“Keep your eyes glued to that set until the station signs off" as it once did before 24 broadcasting. “I can assure you that what you will observe is a vast wasteland, (a) procession of game shows, (nonsensical) formula comedies….blood and thunder, mayhem, violence, sadism, murder, western bad men, western good men, private eyes, gangsters, more violence, and cartoons."
“And endless commercials – many screaming, cajoling, and offending….And if you think I exaggerate….try it."
Try it now. It’s the same on hundreds of channels round the clock ad nauseam.
Communication theorist/media critic George Gerbner once said television has nothing to tell and everything to sell.
In his book,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Neil Postman said “Americans are the most entertained and least informed people in the world," knowing little or nothing about what matters most.
Famed comedian Ernie Kovacs once said television is called a medium because it’s neither rare or well done.
Because most people rely on it for news and information, a nation of “morons" lets America get away with murder.
America’s Permanent War Agenda
In his book titled, “Perpetual War for Perpetual Peace," Gore Vidal said:
“our rulers 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have made sure that we are never to be told the truth about anything that our government has done to other people, not to mention our own."
In his book titled, “Dreaming War," he compared GW Bush’s imperial ambitions to WW II and subsequent Truman Doctrine pledge:
“To support free peoples who are resisting attempted subjugation by armed minorities or by outside pressures."
At issue was keeping Greece and Turkey from going communist. Applied globally, it initiated America’s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strategy.
Ever since, it lurched from one war to another to benefit war profiteers and advance America’s imperium, no matter the body count to achieve both.
In his 1953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revisionist essays titled, “Perpetual War for Perpetual Peace: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Foreign Policy of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and It’s Aftermath," Harry Elmer Barnes wrote:
“If trends continue as they have during the last fifteen years, we shall soon reach (the) point of no return, and can only anticipate interminable wars, disguised as noble gestures for peace."
“Such an era could only culminate in a third world war which might well, as Arnold J. Toynbee has suggested, leave only the pygmies in remote jungles, or even the apes and ants, to carry on ‘the cultural traditions’ of mankind."
Deception, misinformation, popular fiction, and Big Lies launch wars – all of them. Television today incites them. Earlier times, however had other ways to enlist public support or at least avoid opposition enough to stop them.
Historian Gabriel Kolko explained nothing good about “the good war," WW II, or any others. None achieve peac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ne conflict begets others. Endless destructive cycles follow. Countless millions die. Vast destruction ravages countries. Human misery, not liberation, results.
Since the 19th century, imperial wars shaped American life. Waging them is prioritized. Technological expertise produces killing machines. Industrial America suffered.
Human needs go unmet, today more than ever in modern times. State capitalism partners with business waging war. Uneducated, disadvantaged, impoverished, disconnected, restless, angry millions get left on their own sink or swim.
Others go to war to get killed, injured, maimed, or emotionally scared for life with nothing in return benefitting them.
In his January 1961 farewell address, Dwight Eisenhower warned about: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citing the “grave implications" of a “coalition of the military and industrialists who profit by manufacturing arms and selling them to the government."
He said “we must guard against the acquisition of unwarranted influence….by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The potential for the disastrous rise of misplaced power exists and will persist."
He added that:
“Every gun that is made, every war ship launched, every rocket fired signifies, in the final sense, a theft from those who hunger and are not fed, from those who are cold and not clothed…."
Today, dominant “iron triangle" authority runs America’s war machine. With sitting presidents, it consists of Congress, the Pentagon, and defense industry profiteers, including producers of sophisticated technology for digital age warfare Eisenhower couldn’t have imagined.
In combination, they addicted the nation to war, not for threats. It’s for power and profits. Why else would war be America’s business!
In his book titled, “JFK and the Unspeakable: Why He Died and Why It Matters," James Douglas discussed many reasons. Key was his opposition to force.
After the Joint Chiefs demanded troops for Laos, he told Geneva Conference representative Averell Harriman:
“Did you understand? I want a negotiated settlement in Laos. I don’t want to put troops in."
He opposed nuclear weapons use in Berlin and Southeast Asia. During the 1962 Cuban missile crisis, he refused to bomb or invade. Afterwards he said, “I never had the slightest intention of doing so."
In June 1963 (a few months before his assassination), he called for abolishing nuclear weapons, ending the Cold War, and advancing “general and complete disarmament."
In October 1963, he signed National Security Action Memorandum (NSAM) 263 to withdraw 1,000 US forces from Vietnam by year end and all of them by 1965.
He wanted “to splinter the CIA in a thousand pieces and scatter it to the winds."
Before Gaza, the West Bank and East Jerusalem were occupied, he supported UN Resolution 194, authorizing diaspora Palestinians’ right of return they never got.
He wanted the American Zionist Council (AIPAC’s original name) registered as a foreign agent. He opposed Israel’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He wanted peace, not conflicts. It cost him his life. Future presidents got the message. The rest, as they say, is history.
Canadian Law Professor Michael Mandel explained imperial America’s lawlessness in his 2004 book titled, “How America Gets Away with Murder: Illegal Wars, Collateral Damage,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He discussed Justice Robert’s Jackson’s Nuremberg “supreme crime" declaration. It’s more than ever relevant given America’s out-of-control belligerence, ravaging the world one country at a time or in multiples.
At Nuremberg, Jackson said:
“To initiate a war of aggression….is not only an international crimes; it is the supreme international crimes differing only from the other war crimes in that it contains within itself the accumulated evil of the whole."
In 1950, the Nuremberg Tribunal defined crimes against peace as:
“(i) Planning, preparation, initiation or waging of a war of aggression or a war in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eaties, agreements or assurances; (and)
(ii) Participation in a common plan or conspiracy for the accomplishment of any of the acts mentioned under (i)."
After WW I, Kellogg-Briand in 1928 renounced aggressive war, prohibiting its use as “an instrument of national policy," except in self-defense.
Sixty-three nations were signatories, including America, Britain, France, Germany, Italy, Soviet Russia, and Japan. The US Senate approved the treaty 85 – 1. Like Nuremberg, it’s binding international law.
Washington’s war machine hardly slowed. WW II followed as well as perpetual others thereafter. Even then, the business of America was war. It’s more than ever that today.
Its “scourge" wants power, profits and unchallenged dominance. Today, America wages it globally against humanity. International law is defied. So is morality and common sense.
International peace, security, stability, equity, justice, and freedom are non-starters. Only war spoils matter, including benefits derived from them in all forms.
Since WW II, America, its NATO partners and Israel waged regular aggressive wars. Millions of noncombatant civilians perished. Appalling human suffering resulted.
Washington’s imperial war machine is today’s greatest threat, ravaging the world one country at a time. Congressional authority was abdicated. Presidents can act on their own.
In September 2001, Congress approved the Authorization for Use of Military Force (AUMF) for “the use of United States Armed Forces against those responsible for the recent attacks launched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War on terror" authority accelerated permanent wars. Presidents now wage them at their discretion.
Where it all ends, who knows. No one’s able to stop them. Short of finding a way, free societies, planet earth and humanity hang in the balance. Even risks that great are ign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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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 of Words on Iran》
by Stephen Lendman
2011-11-11
Provocative rhetoric followed release of the IAEA report on Iran’s nuclear program, despite baseless allegations in it.
In October 2009, the Agency leaked a document titled “Possible Dimensions of Iran’s Nuclear Program" to the New York Times. At issue was circumventing then IAEA head Mohamed ElBaradei. Allegations in it were spurious. As a result, he wouldn’t touch it.
Two months later Yukiuya Amano replaced him. IAEA was politicized. In December 2010, the London Guardian published a leaked US embassy cable saying he’s “director general of all states, but in agreement with us." Its title was: “Amano ready for prime time."
A November 2010 Guardian article headlined, “Nuclear Wikileaks: Cables show cosy US relationship with (new) IAEA chief."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 Geoffrey Pyatt was quoted, saying:
Amano will “overcome bureaucratic inertia (and) modernize Agency operations…." He’s “solidly in the US court on every key strategic decision, from high-level personnel appointments to the handling of Iran’s alleged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In other words, he’s there to salute and obey orders, not be nonpolitical and impartial. He hasn’t disappointed.
America’s media jumped on his new report, again suggesting “possible military dimensions to Iran’s nuclear program" with no evidence whatever proving it. Nonetheless, US, Israeli and UK belligerents bellowed it. So far, nothing’s gone beyond rhetorical saber rattling.
Whether or not war’s planned isn’t known. Cooler heads in high places know the risk. Minimally it could engulf the entire region disastrously. Worse would be general war, possibly involving Russia and China.
Once something starts, anything’s possible, even unthinkably using of nuclear weapons to destroy underground facilities. Doing so would risk many thousands of lives and widespread radiation contamination.
Guardian writer Julian Borger headlined, “The IAEA report: what does it mean and will it lead to war with Iran?" saying:
“There is nothing in the report that was not previously known by the major powers. The West and Israel (supplied information on alleged) weapons development…."
“Furthermore, the bulk of the report is historical," pre-2003. Clearly it shows Iran’s not “rac(ing) to a bomb."
“Obama….has no stomach nor money for another war, and (Pentagon) generals insist that every way they game the scenarios, America comes out the loser.”
Former IAEA inspector/later department director Robert Kelly called Amano’s report “very thin," a “real mish-mash," including “amateurish analysis…I thought there would be a lot more there….It’s certainly old news. It’s really quite stunning how little new information is in there."
In 2005, Kelly examined Amano’s original documents. Gotten from a mysterious laptop, they alleged a so-called “green salt project" to provide clandestine uranium, high-explosives testing, and reengineering a Shahab-3 missile to carry a nuclear warhead.
From them, Kelly discounted possible Iranian military applications, suggesting documents were forged, saying:
“There is nothing to tell that those documents are real. My sense when I went through (them) years ago was that there was possibly a lot of stuff in there that was genuine, (but) it was a kind of junk."
The little high quality material in them amounted to “two or three pages that wasn’t related to anything else in the package. It was on a different topic, and you just wondered" whether fake evidence was planted.
He recalled 1993 and 1994 when the IAEA got “very complex forgeries" on an alleged Iraq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Those documents had markings on them (to) resemble Iraqi (ones), but when we dug into them they were clearly forgeries."
In 2002, Kelly said the IAEA got “pretty bad" Italian forgeries on Iraq’s alleged Niger nuclear links. That was then. War resulted. Now perhaps Iran’s targeted unjustifiably.
Shannon Kile,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Nuclear Weapons Project head, said:
Iran “doesn’t seem to have the same North Korea-like obsession with 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s. That’s nowhere to be found in the (IAEA) evidence."
“Yes, Iran is making progress. They’ve covered the waterfront in terms of the main technical areas that you need to develop a nuclear weapon. But there is no evidence they have a dedicated program under way."
Nonetheless,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Wayne Madsen sees “War Clouds Form(ing) over Iran," saying:
“Israel’s strategy is to make certain that its plans to attack Iran’s nuclear facilities and, perhaps other targets, meet no opposition from (US) diplomatic circles…."
As a result, “Asian nations want to freeze the United States out of interference in Asia." Worrisome signs include Israel’s “open secret ally, Saudi Arabia," appointing former Egyptian intelligence head Omar Suleiman advisor to Crown Prince Nayef bin Abdul Aziz al-Saud.
Washington’s increasing its presence in Kuwait, Bahrain, Qatar, UAE, Oman and perhaps elsewhere in the region. New CIA and Pentagon Predator drone bases were established in Djibouti, Seychelles, Ethiopia, and reportedly Saudi Arabia. More are planned.
Obama’s “under tremendous (Israeli Lobby) pressure (to) support an Israeli military strike on Iran…." Doing so would involve Washington and perhaps other NATO partners. To assure pro-Israeli voter support, Obama would have to go along.
Given the potential for war, Russia, China, their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member states, India, Turkey, and other regional nations show justifiable alarm.
On November 10, Israel National News headlined, “Report: Israel Preparing ‘Christmas Surprise’ for Iran," saying:
Britain’s Daily Mail said Israel may attack “Iran’s nuclear facilities….as soon as December 25…." An unnamed senior Foreign Office official said, “We’re expecting something as early as Christmas," or very early in the new year."
Foreign Secretary William Hague said the IAEA report “completely discredits" Iran’s nonmilitary dimension claim.
Israel Defense Minister Ehud Barak told Israeli Radio, “We continue to recommend to our friends in the world and to ourselves, not to take any option off the table," suggesting a possible attack.
Haaretz reported that Amir Kahanovich, chief economist at Israel’s Clal Finance saying attacking Iran would exact far too high an economic price for the world to accept.
He cited sharply higher oil prices, disrupted global trade, and more affecting Israel and other nations.
Israel’s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Ephraim Kam doubt stiff sanctions are coming. Russia and China won’t tolerate them. They’d also risk greater economic fallout. At most, he says “another round of light sanctions."
US Defense Secretary Leon Panetta said attacking Iran should be a “last resort." Doing so would have serious regional repercussions, he believes. Potentially they could be much worse.
Interviewed on Press TV, historian Peter Rushton accused Israel of escalating anti-Iran hysteria, adding:
“I think voters in Britain and America would do well to take a long hard look at those politicians who are prepared to give limitless trust to Israel at the expense of their own people" and regional peace.
Hezbollah leader Seyyed Hassan Nasrallah expects regional war to erupt from attacking Iran.
Also interviewed on Press TV, independent journalist Nader Mokhtari said:
“The United Nations has lost its basic functions for a very long time. (It) has not been able to intervene effectively in matters that it should have been able (to), according to its charter…."
Its structure prevents “99% of the world (from having) a say in running world affairs, and a select few" decide everything, including on those issues most important.
America has virtual veto power on all issues. With Israel, it threatens attacking Tehran unjustifiably. Its allegations are baseless. Regional war may follow with unpredictable consequences. The danger is real and frightening.
A Final Comment
Last May, George Mitchell left his White House Middle East envoy post. Rumor at the time suggested it was because of his deputy Dennis Ross’ extreme bias.
Anti-Defamation League head Abe Foxman calls him Israel’s “advocate." Middle East analyst Aaron David Miller calls him “Israel’s lawyer." Others call him a Zionist hardliner up to no good for Palestine or Israel’s regional rivals.
Some say he was forced out. Now he’s stepping down. On November 10, The New York Times headlined, “Obama’s Influential Mideast Envoy to Resign," saying:
He’s stepping down “at a time when Israeli-Palestinian peace talks are frozen and tensions over Iran are flaring anew."
Ross gave the usual reason about wanting to spend more time with his family. Others cite his duplicity, extreme bias, and failure to accomplish anything beyond representing Israel at a time its influence is waning.
Earlier he served as GHW Bush administration’s State Department Policy and Planning director, after which he became Clinton’s Special Middle East Coordinator.
He’s also co-founder of the AIPAC-backed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WINEP). It’s an extremist pro-Israeli front group. Ross will return after leaving his present post.
WINEP’s Board of Advisors includes a rogue’s gallery of figures like Richard Perle, George Shultz, Robert McFarlane, James Woolsey, and former US Israeli ambassador Samuel Lewis.
James Petras once called Ross “a virulent Zionist advocate of Israel’s ultra-militaristic policies, including an armed preemptive attack on Iranian nuclear and military installations."
“Ross is an unconditional supporter of the Israeli starvation siege of (Gaza), and fully backed Israel’s savage (2006) air attacks against civilian targets in Lebanon."
No friend of Palestine, he one-sidedly backs Israel’s worst lawlessness. He won’t be mi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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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s Media War on Iran》
by Steve Lendman
2011-11-11
When Washington goes to war or threatens it, America’s media march in lockstep, cheerleading. Fiction substitutes for fact.
News is carefully filtered, dissent marginalized, and supporting imperial belligerence substitutes for full and accurate disclosure.
As a result, patriotism means going along with rogue policies. Never mind rule of law principles and democratic values. Free and open societies are risked. So is humanity if belligerents overstep.
The IAEA Iranian nuclear program report stirred a hornet’s nest of inflammatory commentary, no matter the agency’s fabricated contents. Previous US intelligence assessments refuted them, including most recently in March 2011.
Nonetheless, IAEA allegations proved red meat for America’s media. Commentaries from three major broadsheets are typical.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On November 8, deputy Journal editorial page editor Bret Stephens headlined, “Now For a Real Iran Debate," saying:
“There’s no scarcity of reliable information about Iran’s nuclear programs, licit and illicit." At issue only is how Washington and Western allies act “to check them."
In September, IAEA said “Iran had enriched 4.5 tons of low-enriched uranium – sufficient, with further enrichment, for three or four bombs – and that a third of the uranium had been enriched in the last year alone."
It also said “Iran had begun more advanced centrifuges, capable of enriching uranium at a significantly faster rate than" earlier ones. “So much for the success of sanctions in shutting down Iran’s underground network of nuclear-parts suppliers."
Fact check
Iran’s nuclear program is peaceful and nonmilitary. No credible evidence suggests otherwise. Its operations follow standard procedures. Other nations follow them. None are vilified. Nothing done is illegal. Beating up on Iran bogusly discredits anyone doing it.
“So much for the enabling fiction that was the 2007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which judged ‘with high confidence’ that Iran ‘halted it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in the fall of 2003."
So much for a Journal editor accepting fabricated IAEA information, refuted by US intelligence as recently as March 2011 in its America’s Annual Threat Assessment of the 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He continued saying pursuing diplomacy or more “sanctions guarantees failure, signals weakness, and emboldens the hardest of Iranian hardliners."
Time’s “no longer on the West’s side….(F)urther delay only increases the complexity and uncertainties of any strike."
Short of supporting war, Stephen railed against Iran, saying Western leaders should “hasten the regime’s demise." How he didn’t say or explain that every nation’s sovereignty is inviolable, whether or not he approves.
The New York Times
A Times editorial headlined, “The Truth About Iran," saying:
Despite using fabricated, discredited, old information with no credibility, The Times called IAEA’s document “chillingly comprehensive….What gives the report particular credibility is its meticulous sourcing."
Russia, China and other nations “have been shielding Iran." Security Council members must “quickly impose a new round of even tougher sanctions…."
Fact check
For years, Times writers and commentators beat up mercilessly on Iran. In June 2009, Iran’s presidential election was more democratic than America’s rigged process.
Nonetheless, a Times editorial headlined, “Iran’s Nonrepublic," claiming “government authorities bulldozed the results" so incumbent Ahmadinejad’s victory was “bogus."
Instead of journalistic integrity, The Times claimed Ahmadinejad stole the election with no evidence whatever proving it. Rhetoric substituted for reasoned commentary in typical Times style.
In contrast, when the Supreme Court reversed America’s 2000 popular vote (and electoral one learned months later) to install its own favorite, a Times editorial supported Bush’s illegitimacy and his “unusual" post-election “gracious(ness)."
No matter that Al Gore won and they knew it. No matter what’s now known about a rogue administration terrorizing humanity.
Stopping short of supporting war, The Times said striking Iran’s nuclear facilities “would not set (it) back for very long. It would rally Iranians around their illegitimate government….The last round of sanctions was approved 17 months ago."
Russia and China oppose more. “So long as that enabling continues, Iran will keep pushing its nuclear program forward."
Fact check
In April 2010, Ron Paul addressed HR 2194, the Comprehensive Iran Sanctions, Accountability and Divestment Act, saying:
“I rise in strong opposition," including against its Senate version. Debate replicated lies, misinformation and distortions preceding Iraq 2003. “Propaganda (is) speed(ing) us to war against Iran for the benefit of special interests."
“A vote for sanctions on Iran is a vote for war against Iran." In other words, he called sanctions an act of war.
In 1997,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called economic sanctions “a war against public health." Sanctions constitute war by other means. Manipulated money power in private hands used irresponsibly is financial war.
Delegitimizing Iran’s legal nuclear program shows which side Times editors support. They’re the same anti-populist power and wealth ones they always back on all vital issues.
The Washington Post
A WP editorial headlined, “Running out of time to stop Iran’s nuclear program," saying:
The IAEA “spelled out in detail what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have known for a long time: Iran’s nuclear program has an explicit military dimension, aimed at producing a warhead that can be fitted onto one of the country’s medium-range missiles."
Fact check
Substituting bombast for truth, Post editorializing got another black eye. Throughout the piece, accuracy was nowhere in sight.
Like The Times, Journal, and others like them, however, what else can be expected from establishment broadsheets. They stop short of doing what readers expect – their job.
“The IAEA’s evidence….ought to end serious debate about whether Tehran’s program is for peaceful purposes. That’s why Russia and China tried to block the report."
Never mind that IAEA’s “evidence" lacks credibility. It was fabricated, discredited and out of date. Independent analysts refuted it. All countries should denounce its nefarious purpose, potentially leading to war.
Short of supporting it, the Post said Obama’s got time to act. He repeatedly said “Iran’s acquisition of a nuclear weapon is unacceptable – and the IAEA report makes clear that the danger is growing, not diminishing."
Most dangerous are:
◎ IAEA heads publishing baseless allegations;
◎ America, Israel, and Western nations supporting them;
◎ and disreputable major media opinion writers marching in lockstep instead of doing their jobs responsibly.
Sadly, that’s what passes for corporate-controlled news, commentary and opinion in America.
It’s why more readers go elsewhere for real information and analysis. Hopefully one day they all wi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