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06月04日
最近一段時間,越南金融市場的表現猶如“坐過山車”。
一年半前，作爲國際遊資青睞的新興市場，越南股市曾躋身於全球最火爆的市場之一。
現在，惡性通脹嚴重，越南盾告急，股市市值腰斬……越南經濟體系正暴露在風險之下，金融市場急劇動蕩。
多項經濟指標亮紅燈
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認爲:“‘經常專案持續逆差+低外匯儲備+資本專案自由化+金融服務市場開放’的組合,通常以貨幣危機而告終。”
今年以來,越南多項經濟指標亮起紅燈。隨著原油和糧食價格飆升，越南通貨膨脹進一步惡化。5月份越南按年率計算的通脹率飆升至25.2%的水平，爲13年來最高。但越南央行基準利率只有12%，未能有效控制通脹預期。1-5月，由於國際能源、建材和化肥價格上漲，越南貿易赤字達到144億美元。儘管過去幾年資金持續流入使越南外匯儲備大幅增加，但仍低於越南的外債總額。據世界銀行測算，越南今年的外債規模將達到240億美元，占GDP的30.2%。
越南央行官員2日表示，央行已經制定了一整套政策應對通貨膨脹問題，包括繼續加息、降低經常專案赤字、提高商業銀行準備金率等。此前,越南央行擴大了越南盾對美元匯率的浮動區間至上下浮動2%。隨後幾天，越南盾對美元保持小幅度貶值態勢。
瑞信集團表示，持續過熱是越南經濟面臨的核心問題，其經濟走向和政策取向都不令人放心。高盛報告則指出，在惡性通脹下，目前越南盾仍高估，未來仍有下跌空間。高盛分析師認爲:“假如越南政策制定者不把越南盾加速貶值考慮進去的話，未來將面臨更多麻煩。”德意志銀行預測，今後幾個月，越南盾還將貶值30%以上。
遭國際熱錢狙擊
一年前，越南是全球投資者眼中的寵兒之一。
2006年，越南股市躋身全球最火爆市場行列，主要股指漲幅達145%，2007年頭兩個月又上漲51%，推動越南股市總市值從2006年初的不足10億美元猛增到150億美元。
2007年1月底，越南20家最大上市公司市盈率已達73倍，大大高於普通新興市場的估值水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07年3月初就已經向越南發出了股市風險方面的警告。
《華爾街日報》指出，由於政府關注確保國有企業獲得低利率貸款，越南實施的低利率政策引發了房地産市場的熱潮，與美元挂鈎的本地貨幣走軟導致了出口大幅增長。而在通貨膨脹走高時沒有迅速採取措施。“這表明，在遏制通貨膨脹問題上優柔寡斷將産生何等嚴重的後果。”
《華爾街日報》認爲，越南的通貨膨脹不斷加劇，甚至有可能演變成全面危機，這爲正在努力控制物價暴漲的其他亞洲國家敲響了警鐘。分析人士認爲，如果亞洲國家央行沒有迅速採取行動抑制不斷上漲的物價，越南將是前車之鑒。
正是看準了越南政府在貨幣政策上的尷尬境地，國際熱錢再次施展了對匯市和股市雙向做空的“提款機戰術”:目前12個月的遠期外匯交易（NDF）顯示，市場認爲越南盾兌美元1年內跌幅超過30%。如果越南政府放任本幣貶值，國際熱錢可以在匯市上有所斬獲；越南政府若堅守匯率和利率政策，則通脹將大幅削減企業盈利，做空股票同樣有利可圖。
內憂外患 越南徘徊在金融危機邊緣
記者鄭桂蘭 北京報導
2008-06-10 華夏時報
越南經濟告急，引起亞洲人民的恐慌，越南盾貶值和國內高通脹成爲越南政府難以解決的問題。這是金融危機的前期信號嗎？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就是從泰銖的貶值開始的。
越南國內通脹失控是造成這次危機的直接原因。此次通脹屬於輸入型通貨膨脹，美國爲了轉移其次貸危機的損失，大量發行美元，降低美元利率，推動美元貶值。美元貶值直接造成國際能源價格、原材料價格、糧食價格上漲，危及像越南這樣依賴能源進口、糧食出口發展經濟的國家。越南企業成本上升，利潤空間減少，難以維繼。
越南的資本專案仍然是管制的，這爲越南解決這次危機贏得了時間。我國也要注意國際熱錢可能給我國經濟帶來的傷害，把監管熱錢提到戰略高度。
越南經濟告急
彙市、股市齊亮紅燈。越南，一個國民生產總值只有700億美元的小國，成爲全球人民注視的地方。也許亞洲人民對1997年始于泰國的金融危機還心有餘悸，眼下越南經濟的混亂狀況又撩動起人們對金融危機的恐懼。
越南盾自今年3月下旬急跌後，其匯率持續下滑。截至上周五，越南盾兌美元已貶值2.7%。而根據12個月的遠期外匯交易（NDF）情況，交易員認爲越南盾兌美元1年內或將下跌超過30%。
越南股市在過去幾年的走勢與其他新興市場十分類似，只是波動幅度更大。越南證券交易所胡志明指數從2003年10月21日的133點上漲到了2007年3 月12日的1170點，漲幅達到了780％，不過從2007年10月3日到2008年6月4日，在短短8個月的時間內，該指數從1106點下跌到了396 點，跌去60%。
而在2006年，越南股市躋身全球最火爆市場行列，主要股指漲幅達145%，2007年頭兩個月又上漲51%，推動越南股市總市值從2006年初的不足 10億美元猛增到150億美元。
2007年1月底，越南20家最大上市公司市盈率已達73倍，大大高於普通新興市場的估值水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07 年3月初就已經向越南發出了股市風險方面的警告。
越南CPI也一路暴漲。有資料顯示，從今年1月份起，越南CPI指數月增幅就高達12.6%，2月份15.7%。5月份的CPI上漲則高達讓人瞠目的 25.2%。單是4月份，核心CPI指數就上漲3.9%。國際投行高盛的數位顯示,4月份食品價格環比上漲高達34%。通脹失控成爲這次越南金融危機的直接原因。
著名經濟學家孫飛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越南的經濟體比較弱小，2007年GDP僅700.22億美元。抗風險能力低，經濟基礎薄弱。發生金融危機有幾點要素，越南現在這幾項要素都具備了，確實比較危險，包括：越南盾估值過高、國內通脹嚴重、外匯儲備比較少、經濟基本面不堅挺、經常專案持續逆差、資本套利的投機行爲嚴重。”
“越南的貿易逆差有140億美元，外債規模達到240億美元，而他的外匯儲備只有180億美元，現有的外儲規模還不足以償還他的外債。”孫飛介紹說。據世界銀行測算，越南今年的外債規模占GDP的30.2%。
（美元貶值）輸入型通脹是直接原因
今年1至5月份，國際能源、建材和化肥價格上漲，越南進口所需支付的價格增高，貿易赤字增加。儘管過去幾年越南經濟快速發展，資金持續流入，使越南外匯儲備大幅增加，但仍低於越南的外債總額，越南經濟是典型的高增長高通脹。
去年，美國發生次貸危機以來，美元持續貶值。美元貶值直接造成國際能源價格、原材料價格、糧食價格上漲，這對越南經濟造成了嚴重影響。“像越南這種經濟總量小的國家最容易受到影響。”孫飛介紹說，“越南輸入型通脹嚴重，由於國際原材料價格上漲，越南企業成本過高，利潤空間受到擠壓；同時，越南爲了控制已經高企的通脹，開始大幅度收緊銀根，越南中央銀行將基本利率一次性調高了325個基點，從8.75%上升到12%，使企業貸款緊張，資金斷鏈，無法生存。”
同時，“美聯儲發出不再降息通知，相當於對遊走在外的國際熱錢發出號召，熱錢在越南經濟不好和美元走強的雙重刺激下撤離，越南股市大跌65%。”孫飛如是說。
越南還有調控空間
“越南目前徘徊在金融危機的邊緣，如果採取適合的宏觀調控，還有希望避免經濟危機的。”著名經濟學者張宏良如是說，“越南經濟總量比較小，應該不會對別的國家造成嚴重影響，還不至於成爲亞洲金融危機的導火索”。
控制熱錢走勢是越南政府應該關注的，幸好越南政府對資本專案還是管制的。“我國也要注意熱錢風險，我國應該把經濟安全、金融安全提到戰略高度。雖然短期沒有經濟危機的危險，但是也要防範國際熱錢對中國經濟的危害，”孫飛如是說，“我國還不具備發生金融危機的各要素，我國還是金融管制國家，外匯管制國家，貿易順差，外匯儲備豐富。我國金融系統還沒有問題，除非銀行出現大量的呆賬壞賬，股市、樓市出現巨大泡沫。目前股市已經調整得差不多了，樓市整體來說還算比較正常，除了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
即使我國暫時沒有發生金融危機的危險，但是國際熱錢還是要嚴格監管。目前流入我國的熱錢規模相比我國的經濟總量來說還是比較小的，不足以形成操縱我國經濟的力量，但是監管不好、利用不好仍然對我國經濟有破壞作用。事實上，我國可以引導中長期外資的投向，比較投向西部地區、受災地區，合理利用外資爲我國經濟服務。
越南——被(全面貶值)弱勢美元拖倒的經濟體
越南發生經濟危機，其根本原因一定是其自身經濟體存在問題，但是外部原因經濟環境是影響其經濟走向惡化的重要影響因素，決定越南會在什麽時間發生金融危機。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今天，一國經濟問題會通過一系列的金融工具傳導到別的國家。
美國經濟自去年發生”次貸危機”以來，一直沒有走出緩慢發展的噩夢，同時也給全球經濟蒙上了灰色的陰影。發生”次貸危機”後，美國爲了將自身的損失轉移出去，大量的印製美鈔，加上美聯儲一直降息的貨幣政策，推動了美元的貶值。美元貶值有利於美國出口，拉動經濟增長；有利於減少自身外債，對持有美元作爲外匯儲備的國家造成”(賴債式)掠奪”。
同時美元貶值後，國際遊資開始去高增長的新型市場國家投機，以快速獲得利潤。當進入新興市場的國際熱錢達到一定規模後，國際熱錢會對該國的金融市場造成一定操控，通過操縱當地金融市場，快速獲利。而在發現任何不樂觀的風吹草動後，總是快速逃出，以保住已經獲得的利益。熱錢的快速出逃對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是嚴重打擊。
美元貶值，直接造成了國際能源期貨價格的上漲，國際糧食期貨價格的上漲。以至石油、糧食現貨價格提高，危及像越南這樣依賴能源進口、糧食出口發展經濟的新型經濟體。而像美國等發達國家，其原油儲備、糧食儲備豐富，有抵禦國際能源、糧食價格的上漲的最後防線，在此輪能源糧食價格上漲戰役中，處於優勢地位。
能源價格的上漲，使得越南國內企業的生産成本增加很快，利潤空間快速縮小，很多企業生存受到威脅；同時，越南政府爲了調控高通脹，快速收緊國內貨幣政策，使一些國內企業資金斷流，難以維繫。由於越南放鬆了對大米出口的限制，糧食出口增多，在發生金融危機的信號下，國內民衆開始搶購糧食。一方面是擔心糧食價格隨CPI增加，一方面是擔心缺糧。
越南經濟情況正命懸一線，但還是有宏觀調控的空間。由於越南的資本專案還是管制的，這將爲越南採取行動贏得時間。越南政府如能實施有效的宏觀經濟政策，挽救市場信心，逐步改善市場情況，越南金融危機或許不會發生。但是，如果民衆對越南經濟的信心喪失，越南金融危機不可避免。
市場開始對越南盾失去信心，預測其未來一年內將對美元貶值40%
《財經網》專稿/實習記者 張翃 2008-06-03
越南盾有可能重蹈1997年泰銖覆轍，摩根士丹利全球研究部門分析師斯特沃特·紐納姆(Stewart Newnham) 5月28日發佈的報告稱。
5月29日，惠譽評級把對越南BB-的主權評級從“穩定”級調低至“負面”級。標準普爾本月早些時候也將越南的外幣債務評級下調爲負。
市場亂象已在越南國內顯現。今年內越南股市市值已縮水55%。5月27日，胡志明市股票交易所在其VN指數連續16個交易日下跌後關停，雖然交易所聲稱這是由於技術問題。該交易所將于30日重新開張。
今年以來，越南多項經濟指標已經亮起紅燈。5月越南按年折算的通脹率繼續飆升，達到25.2%的水平，爲13年來最高。今年1-4月，越南的貿易赤字達 到了111億美元，其中主要原因是國際能源、建材和化肥價格的上漲，使越南這一階段內的進口比去年同期增加了71%。世界銀行預測，越南今年的外債規模將 達到240億美元，占GDP的30.2%。
越南政府已開始嘗試各種手段抑制通脹。4月4日，越南副總理宣佈，把今年的經濟增長目標從之前預計的9%降到7%。5月19日，越南央行又把基準利率從8.75%升到12%，部分銀行已把貸款利率設至高達18%。
人們開始對越南盾失去信心。越南盾12個月非交割遠期（NDF）價格顯示，市場預測越南盾在未來一年內將對美元貶值33%，一度甚至達40%。
越南央行外匯管理部主任Nguyen Quang Huy在27日發表講話，稱央行有能力保證越南盾不會對美元大幅度貶值。他說美元對越南盾的升值是由於公衆受到剛剛發佈的關於通貨膨脹的資訊的影響，開始了投機行爲。
當天，越南央行再次擴大了越南盾對美元匯率的浮動區間至上下浮動2%。3月10日，它剛剛把原來上下0.75%的浮動區間擴大到上下浮動1%。
不過，Huy強調美元的供求缺口並不太大，完全在政府控制之下。27日當天，越南盾的匯率是1美元兌換16060越南盾，此後三天，其兌換比率分別爲：1：16069，1：16077和1：16086，持續小幅貶值。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前夕，泰國也達到了當時亞洲地區最高的利率水平13.25%。當年泰國外債規模達到900億美元，相當於GDP的一半，其中 短期外債占了60%。泰國央行爲維持25泰銖兌換1美元的固定價位，投入了數百億美元對外匯市場進行干預。但央行的多次干預未能消除泰銖貶值壓力，外匯市 場出現了恐慌性抛售。外匯儲備驟降後的泰國最終無力繼續支撐，只能於1997年7月2日宣佈放棄盯住匯率制，改爲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當日泰銖對美元匯率 一度跌幅達到30%。
紐納姆認爲，若越南盾出現大幅貶值，將在亞洲地區引發連鎖效應，但主要不是通過貿易聯繫，而是通過市場，指向那些同樣處於宏觀經濟疲軟、通脹盛行的國家的貨幣。
你決定接受每個國家追求匡正時弊者的委託．在既有的社會體系框架下進行理性實驗。如果你失敗，理性變革將受到舉世的嚴重曲解，只剩下正統派和革命派靠鬥爭來解決爭議。
——凱恩斯給羅斯福(F．D．Roosevelt)總統的信．1933年
我2006年10月訪問薩克斯那天，整個紐約市都籠罩在灰蒙的細雨中，街上每隔約五步就點綴著鮮豔的紅色。剛好那一周是波諾(Bono)的紅色商品計畫(Product Red)盛大推出的時候，紐約市也感染了廣告活動的氣氛。抬頭就能看到廣告看板上巨大的紅色iPOd和亞曼尼太陽眼鏡，每個公車亭都有史蒂文•斯皮爾伯格(Steven Spielberg)或潘娜洛普‘克魯茲(Penelope Cruz)穿著各種紅衣服的海報，市內每家嘉普(Gap)店面都全力配合產品推出，第五大道的蘋果商店散發著玫瑰色的紅光。“一件背心可以改變世界嗎?”一則廣告問。是的，可以，我們確信如此，因為其中一部分獲利將捐給全球基金(Global Fund)，用以對抗愛滋病、肺癆和瘧疾。“買到它停止!”兩天前電視轉播波諾與歐普拉．溫芙瑞(Oprah Winfrey)在大採購時，他這麼說。
我有預感，那一周想採訪薩克斯的記者大多數會想問這位超級巨星經濟學家，對於用這種時尚新方法來籌募援助基金有什麼看法。畢竟，波諾以“我的教授”稱呼薩克斯，而我走進哥倫比亞大學的薩克斯辦公室(他在2002年離開哈佛大學)時，迎面就看見一幅兩人的合照。在這麼光鮮亮麗的慈善活動中，我感覺自己有點像是來擾局的，因為我想談這個教授最不喜歡的話題，一個他曾在記者訪談中威脅要掛電話的話題。我想談俄羅斯，以及那裏到底出了什麼差錯。
薩克斯是在俄羅斯休克治療一年後，才開始自己的轉型，從全球震撼醫生轉變成全世界最敢言的援助貧窮國家運動者。這個轉型多年來造成他與正統派經濟圈的前同僚與共事者衝突不斷。就薩克斯來說，他本身沒有改變——他一向致力於協助一些國家借由巨額援助和取消債務，以發展市場經濟。多年來他認為有可能透過與IMF和美國財政部合作而達成這些目標，但當他來到俄羅斯現場，發現討論的方向已經改變，而且面對的官員冷漠的程度令他大感震驚，導致他採取與華盛頓的經濟官僚較衝突的立場。
以後見之明來看，俄羅斯無疑代表了芝加哥學派十字軍演進的新里程碑。在早期70年代和80年代的休克治療實驗室，美國財政部和IMF都希望至少獲得表面上的成功——因為它們是實驗，意味將成為其他國家跟進的典範。70年代的拉丁美洲獨裁政府因為攻擊工會和開放邊界，而獲得持續貸款的獎賞，即使部分背離芝加哥學派的正統思想也是如此，例如，智利仍然由國家控制全世界最大的銅礦場，還有阿根廷軍政府慢動作的私有化。玻利維亞是第一個在80年代採用休克療法的民主國家，因此獲得新援助，部分債務也被免除——這發生在90年代桑契斯進行私有化之前。在第一個採取休克療法的東歐集團國家波蘭，薩克斯毫無困難地取得巨額貸款，而且同樣的，最初的計畫遭遇強力反對後，波蘭的大規模私有化也陷於牛步。
俄羅斯不一樣。“太多震撼，太少治療”是普遍的看法。西方強權在要求最痛苦的“改革”上毫不通融，同時對回報俄羅斯的援助金額始終十分慳吝。連皮諾切特都曾以貧困兒童的糧食計畫來緩衝休克治療的痛楚；華盛頓的放款機構卻覺得沒有必要幫助葉利欽，反而把俄羅斯推入霍布斯式(Hobbesian)的夢魘。
與薩克斯深入討論俄羅斯並不容易。原本我想引導談話跨越他剛開始的防衛。(“我是對的，他們完全錯了。”他告訴我。還有，“問桑莫斯，別問我；問魯賓(Bob Rubin)，問克林頓，問切尼他們對俄羅斯的演變有多高興”。)我也想跨越他的沮喪。(“我在當時是真的想做點事，結果證明徒勞無功。”)我的目的是想更瞭解，為什麼他在俄羅斯會失敗得這麼慘，為什麼薩克斯出了名的好運就在那個關鍵時刻用完了。
薩克斯現在說，他一抵達莫斯科就知道情勢已經不太相同。“我一開始就有預感……我從一開始就很生氣。”俄羅斯正面臨“一個第一級的總體經濟危機，是我這輩子見過最嚴重最不穩定的危機”，他說。對他來說，唯一的對策很清楚：他為波蘭擬訂的休克治療措施，“以便讓基本市場力量儘快開始運作——加上巨額的援助。我想的是一年300億美元，大致分成150億美元給俄羅斯，150億美元給各共和國，如此才能展開和平與民主的轉型”。
我不得不說，只要牽涉到他在波蘭和俄羅斯推行的嚴厲政策，薩克斯的選擇性記憶確實眾人皆知。在我們的訪談中，他不斷美化他要求的快速私有化和大規模削減支出(簡而言之，就是他現在拒絕使用的“休克治療”，他辯稱當時指的只有狹隘的價格政策，而非改造整個國家)。根據他對自己角色的記憶，休克治療只扮演不重要的角色，他幾乎完全專注在募款上；他說，他為波蘭擬訂的計畫是“穩定基金、赦免債務、短期財政援助，與西歐經濟整合……葉利欽的小組要求我幫助他們時，我提議的基本上是相同的事”。
薩克斯說法裏的重要事實沒有爭議：爭取巨額援助是他為俄羅斯規劃的重心——這也是葉利欽屈從整個計畫的動機。薩克斯說，他的藍圖是以馬歇爾計畫為本，即二次大戰後美國撥給歐洲重建基礎設施和工業的126億美元(相當於今日幣值的1300億美元)的計畫——這個計畫普遍被認為是華盛頓最成功的外交作為。薩克斯說，馬歇爾計畫顯示，“當一個國家陷於混亂時，你不能期望它靠自己以有秩序的方法站起來。所以，我對馬歇爾計畫最感興趣的是……只需要不算太大的財政挹注，就為(歐洲的)經濟復蘇步上軌道奠定基礎”。剛開始時，他相信華盛頓有同樣的政治意願，想把俄羅斯轉變為成功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就像二次大戰後對西德和日本的堅定承諾。
薩克斯相信他可以從美國財政部和IMF爭取到一套新馬歇爾計畫，而且理由很充分。《紐約時報》在那段期間形容他“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經濟學家”。他記得在擔任波蘭政府顧問時，曾“一天內在白宮籌到10億美元”。但薩克斯告訴我：“當我提議為俄羅斯做同樣的事時，白宮完全沒興趣。IMF的人只是瞪著我，好像我瘋了。”
雖然葉利欽和他的芝加哥男孩在華盛頓不乏仰慕者，卻沒有人願意拿出他們嘴巴說的援助。這表示薩克斯要求俄羅斯推行激烈的政策，但他無法履行自己的承諾。就是在這時候，他開始近乎自我批判。“我犯的最大的個人錯誤，”薩克斯在俄羅斯的大挫敗期間表示，“是對葉利欽總統說：‘別擔心；援助馬上會到。’我深信那些援助對西方來說太重要、太關鍵了，所以它不能像以前那樣搞砸。”但問題不只出在IMF和財政部沒有聽薩克斯的話，也出在薩克斯還未得到任何保證前，就大力促銷休克治療——一場數百萬人付出慘重代價的豪賭。
當我重新拿這些問題問薩克斯時，他重申自己真正的過失是誤判華盛頓的政治氣氛。他記得一場與老布希任內的國務卿伊格爾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的談話。薩克斯提出他的看法：如果任由俄羅斯的經濟動亂繼續沉淪，可能會引發沒有人能控制的情勢：大規模饑饉、國家主義復辟，甚至法西斯主義，對一個唯一過剩的產品是核子武器的國家來說確實不智。“你的分析或許很正確，但它不會發生。”伊格爾伯格回答。然後他問薩克斯：“你知道今年是哪一年?”
當時是1992年，克林頓即將打敗老布希的美國大選年。克林頓競選策略的核心是，布希忽略國內經濟的破敗，一意追求海外的光榮(“問題是經濟，笨蛋”)。薩克斯相信俄羅斯是那場國內鬥爭的受害者。他也說，他現在知道還有別的因素：許多華盛頓的權力掮客仍在打冷戰。他們視俄羅斯崩潰為地緣政治的勝利，可以確保美國的超級強權地位。“我沒有那種心態。”薩克斯告訴我，聽起來像一個童子軍誤人《黑道家族》(The Sopranos)的情節一樣，而他也經常給人這種感覺。“對我來說，那只是‘好極了，這是一個可怕政權的終結。現在，讓我們真的來幫忙(俄羅斯人)。請大家投入所有力量……’現在回想起來，我相信在政策規劃者的心裏，那種想法是瘋了。”
儘管他遭受挫敗，薩克斯並不覺得那段期間的俄羅斯政策是出於自由市場意識形態。他說，那主要是“純粹的懶惰”所造成。他當時很希望來一場激烈辯論，談談到底應該提供援助給俄羅斯，或完全交給市場解決。但是他碰到的是集體冷漠。他說，他很訝異當時沒有嚴肅的研究和辯論可供重大決策參考。“對我來說，最主要的原因是沒有人努力。讓我們至少花兩天辯論這件事——但我們從未這麼做!我沒看到有人努力工作，‘卷起袖子，我們來認真解決這些問題，我們來搞清楚怎麼回事’。”
當薩克斯談論“努力工作”時，他是在回憶新政、大社會(Great Society)和馬歇爾計畫的美好時代，當時來自常春藤聯盟的年輕人圍坐在指揮桌，卷起袖子，四周儘是空咖啡杯和成疊的政策文稿，大家針對利率和小麥價格爭議得面紅耳赤。這是決策者在凱恩斯主義最盛時期的行事風格，也是面對俄羅斯災難“嚴重性”應該有的做事方法。
但把放棄俄羅斯歸咎於華盛頓的集體懶惰，對提供解釋沒有幫助。也許瞭解這段過程更好的方法是，透過自由市場經濟學家偏好的“市場競爭”觀點來看。當冷戰如火如荼進行而蘇聯仍未解體時，全世界的人可以選擇(至少理論上來說)他們想消費的意識形態；當時有兩極，且兩極間也有不少選項。這表示資本主義必須爭取顧客；它必須能提供誘因；它必須是個好產品。凱恩斯主義向來代表著資本主義也必須跟其他意識形態競爭的事實。小羅斯福總統實施新政不僅是為解決大蕭條的急迫問題，也是因為在美國人民遭到放任式自由市場的蠻橫打擊後，一股要求採取不同經濟模式的強大運動必須加以安撫。有些人想要激進的經濟模式：在1932年的總統選舉，100萬美國人投票給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候選人。愈來愈多美國人密切注意路易斯安那州的平民主義者參議員惠朗(Huey Long)，他主張所有美國人都應享有2500美元年所得的保障。小羅斯福在解釋為什麼在1935年把更多社會福利加進新政時，說他要“搶先一步做惠朗想做的事”。
在這種背景下，美國的工業家不情願地接受小羅斯福的新政。市場銳利的鋒刃，必須以提供公共部門就業，及確保沒有人挨餓來軟化——資本主義的存亡正面臨考驗。在冷戰期間，自由世界沒有一個國家能免於這個壓力。事實上，50年代前後這段期間資本主義的成就，即薩克斯所說的“正常”的資本主義——北美洲的工人保障、退休金、公共醫療和國家支持最窮困的人民——是出於面對強大左派必須作出重大讓步的務實需求。
馬歇爾計畫是在這種經濟大勢下使用的終極武器。戰後的德國經濟陷入危機，大有淹沒整個西歐的危險。同一時候，許多德國人被社會主義吸引，迫使美國政府選擇將德國分裂成兩半，而不願冒讓整個德國崩潰或轉向左派的危險。在西德，美國政府利用馬歇爾計畫建立資本主義體制，其用意並非為福特汽車或席爾斯(Sears)建立快速獲利的新市場，而是期待它的成功能造就繁榮的歐洲市場經濟，消弭社會主義的吸引力。
到1949年時，這表示得容忍西德政府採取任何完全非資本主義的政策：國家直接創造就業、大舉投資公共部門、補貼德國企業，以及強大的工會。美國政府當時採取的政策，是1990年代對俄羅斯或佔領伊拉克時難以想像的，當時政府不顧大企業的反對而延遲開放外國投資西德，以便遭戰爭打擊的德國企業能在復蘇前避免競爭壓力。“當時的判斷是，讓外國公司進入會像放任海盜劫掠一樣。”以馬歇爾計畫的歷史著作備受讚譽的作者卡洛琳•艾森柏格(Carolyn Eisenberg)告訴我：“現在與當時主要的差別是，美國政府不把德國當搖錢樹。他們不想激起民怨，而認為如果開放德國供劫掠，將阻礙整體歐洲的復蘇。”
艾森柏格指出，這種政策並非出於利他主義。 “當時蘇聯像一把上膛的槍，而德國經濟陷於危機，還有一大群左派，他們(西方)必須很快爭取德國人民歸順。他們真的認為是為拯救德國的靈魂而戰鬥。”
艾森柏格對創造馬歇爾計畫的意識形態鬥爭的描述，道出薩克斯的工作有一個長期存在的盲點，包括他晚近值得稱讚的致力於爭取大幅增加對非洲的支出。這個盲點是，大規模的平民運動幾乎從未被提及。對薩克斯來說，寫歷史完全是精英的事，只要用對技術官僚，執行正確的政策，就已足夠。就像休克治療計畫是在拉巴斯和莫斯科的秘密地點草擬的一樣，理所當然的，援助蘇聯300億美元的計畫也應只憑他向華盛頓提出淺顯的理由就能實現。然而，正如艾森柏格指出，提出馬歇爾計畫並非基於慈善，甚至不是靠合理的論據，而是出於對民眾反抗的恐懼。
薩克斯景仰凱恩斯，但他似乎對凱恩斯主義終於能在美國實現的原因不感興趣：難纏、兇悍的工會的要求，以及聲勢日益壯大的社會主義者，使原本太激進的方案變成實實在在的威脅，進而使新政看來像是可接受的妥協。群眾運動迫使不情願的政府採用薩克斯鼓吹的做法，但薩克斯不願承認這點卻造成嚴重的後果。其中之一是，薩克斯看不到他在俄羅斯面對一個昭然若揭的政治現實：俄羅斯絕不會有馬歇爾計畫，因為當年會有馬歇爾計畫就是因為有俄羅斯。在葉利欽廢除蘇聯時，那把迫使馬歇爾計畫形成的“上膛的槍”已經解除武裝。少了它，資本主義突然可以墮落到最野蠻的形式，不只是在俄羅斯，而是全世界。蘇聯既已崩潰，自由市場現在已獨佔全球，這表示已不再需要任何干擾其完美平衡的“扭曲”。
這就是對波蘭人和俄羅斯人的承諾(亦即：如果他們接受休克治療，他們將突然醒來發現自己已經成為“正常的歐洲國家”)的真正悲劇所在。那些正常歐洲國家(擁有穩健的社會安全網、工人保障、強大的工會與社會醫療體系)的興起是因為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妥協，現在已不再需要妥協，所有西歐的溫和社會政策也陷於四面楚歌，就像它們在加拿大、澳洲和美國遭到圍剿一樣。這些政策不會引進俄羅斯，當然更不會獲得西方資助。
基本上，這種擺脫一切束縛的解放，就是芝加哥學派經濟學(或稱作新自由主義，或在美國所稱的新保守主義)：不是什麼新發明，而是去除凱恩斯附加物的資本主義，處於獨佔階段的資本主義，一套可以為所欲為的體系——不再需要努力爭取我們這些顧客，可以反社會、反民主和恣意展現其粗魯。只要共產主義仍是威脅，凱恩斯式的紳士協議就會繼續存在；一旦這套體系崩垮，所有妥協的痕跡最後都可能被抹除，以便達成弗裏德曼在半世紀前為他的運動設定的純正主義目標。
這就是福山1989年在芝加哥大學的演說，誇張地宣告“歷史終結”的重點：他並非真的宣稱世界上已不再有其他思想理論，而只是說共產主義既已崩垮，不再有其他主義的力量強大到能成為勢均力敵的競爭者。
因此，薩克斯視蘇聯崩潰為擺脫極權統治的自由，準備卷起袖子開始幫忙，但他的芝加哥學派同僚卻視之為不同性質的自由——終於擺脫凱恩斯主義，以及像薩克斯這些昧于現實的社會改革家的自由。從這個觀點看，對俄羅斯袖手旁觀雖令薩克斯憤怒不平，卻不是出於“純粹懶惰”，而是在實踐放任主義：放手不管，不作為。所謂袖手旁觀是指所有負責俄羅斯政策的人(從前老布希政府的國防部長切尼、財政部副部長桑莫斯，到IMF的費歇爾)確實有事可做：他們都在執行純粹的芝加哥學派理論，讓市場施展最狠的本事。俄羅斯比智利看起來更像這種意識形態的實踐，預告了十年後同樣的這一批玩家，將在伊拉克創造的“要錢不要命”(get-rich-or-die-trving)式的反烏托邦。
這種新遊戲規則於1993年1月13日在華盛頓特區首度亮相。那是一場小而重要的會議，只有受邀者能出席，地點在杜邦圓環(Dupont Circle)卡內基會議中心十樓，距白宮只有七分鐘車程，離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總部也只有一箭之遙。舉足輕重、為世銀和IMF擬訂策略而聞名的經濟學家威廉森(John Williamson)舉辦了這場會議，視之為新自由主義部族的歷史性聚會。出席者包括許多顯赫的明星“技術政治家”(Technopol)，他們站在運動的最前線把芝加哥主義散播到全世界。這些人有現任和前任的西班牙、巴西和波蘭的財政部長，土耳其和秘魯的央行總裁，墨西哥總統的幕僚長，以及一位巴拿馬前財政部長。他們之中還有薩克斯的老朋友、他尊崇的巴爾舍諾維奇(Leszek Balcerowicz)，即波蘭休克治療的策劃者，還有他的哈佛同僚羅德里克，就是曾證明每個接受新自由主義結構改革的國家都已深陷危機的經濟學家。日後出任IMF第一副總裁的克魯格(Anne Krueger)也在場。最熱心宣傳皮諾切特的智利前部長皮涅拉(Jose Pinera)無法恭逢其盛，因為他正密切追蹤智利的總統選舉，但他還是送來一份詳盡的報告。當時仍擔任葉利欽顧問的薩克斯將發表主題演說。
會議參與者一整天陶醉在經濟學家最愛的休閒活動，商議如何讓不情願的政治人物採用不受選民歡迎的政策。選舉過後應該多快推出休克治療?在猝然發動攻擊的情況下，中間偏左政黨是否比右派更有效率?最好先警告大眾，或是以“巫毒政治”出乎人民意料較佳?雖然會議取名為“政治改革之政治經濟學”——刻意顯得有點乏味，似乎有意誤導媒體的興趣——不過一位與會者詭秘地表示，其實真正的主題是“馬基雅維裏經濟學”(Machiavellian economics)。
薩克斯聆聽這些討論幾個小時，直到晚餐後他步上講臺發表演說，題目帶著典型的薩克斯風格：“經濟急診室中的生活”。他的情緒顯然很高昂，台下的聽眾也準備好聆聽這位曾高舉休克治療火炬進入民主時代的偶像的演說。薩克斯並未陶醉在沾沾自喜中，後來他對我說，他決心利用這場演說，嘗試讓這群大權在握的聽眾瞭解俄羅斯情勢的嚴重性。
他提醒聽眾二次大戰後挹注歐洲和日本的援助“對日本日後的驚人成功極其重要”。他提及收到傳統基金會——弗裏德曼主義發源地——一位分析師的來信，薩克斯說，這位分析師“強烈主張俄羅斯應該改革，但不是靠外國援助俄羅斯”。“這是自由市場理論家的共識——而我也是其中之一。這言之成理，但卻是個錯誤。市場無法包辦一切；國際援助極其重要。”他說，放任主義的偏執觀念正把俄羅斯帶向災難，“不管俄羅斯的改革者多麼勇敢、聰明和幸運，他們不靠大規模的外來援助不可能成功……我們就快錯過這個歷史性的機會了”。
當然薩克斯獲得一輪掌聲，但熱烈程度只算微溫。為什麼他讚揚大手筆的社會支出?台下的聽眾正在進行一場拆解新政的全球十字軍，而不是再製造一個新政。在接續的討論會中，沒有一位與會者支持薩克斯的挑戰，還有幾位發言反對。
薩克斯告訴我，他嘗試借由演說“解釋一場真正的危機會是什麼情景……傳達急迫感”。他說，在華盛頓作決策的人往往“不瞭解什麼是經濟動亂。他們不瞭解所引發的脫序狀態”。他想讓他們面對現實世界“有一股動力可能把情勢推往失控，直到引發其他災難，直到希特勒趁勢崛起掌權，直到發生內戰，或大規模饑饉，任何情況都可能……你必須採取緊急的協助作為，因為一個不穩定的情勢絕對會走向愈來愈不穩定，而不會走向正常的平衡”。
我忍不住想，薩克斯無法充分說服他的聽眾。與會者都十分熟悉佛裏德曼的危機理論，而且許多人曾應用在自己的國家。大多數人完全瞭解經濟崩潰會有多混亂和動盪，但他們從俄羅斯得到一個不同的教訓：痛楚和錯亂的政治情勢正迫使葉利欽快速變賣國家財富，這是明顯而有利的結果。
會議只得靠主辦人威廉森把討論帶回那些務實的優先事務。薩克斯是這場盛會的明星，但威廉森才是聽眾心目中真正的大師。威廉森頭髮漸禿、不適合上電視，但政治立場的偏執卻相當聳動，“華盛頓共識”這個詞——也許是現代經濟學最常被引用、也最具爭議性的詞——就是他創造的。他以主持嚴密的閉門會議和講座著名，每場會議的目的都是為測試他大膽的假說。在1月的會議，他有一個急迫的目標：他想一勞永逸地測試他所謂的“危機假說”。
威廉森在他的演說中沒有警告要拯救哪個國家免於急迫的危機；事實上，他狂熱地談論引發巨變的事件。他提醒聽眾一些無可爭辯的證據，顯示只有真正嘗到苦難的國家才願意吞服市場苦藥，只有遭到震撼的國家才會躺下來接受休克治療。他宣稱，“最黑暗的日子才能創造最好的機會，讓人們瞭解必須進行根本的經濟改革”。
威廉森以他無人能及的技巧，揭露金融世界的潛意識，並一派輕鬆地指出這引發一些有趣的問題
我們一定會問，刻意挑起災難以剷除改革的政治障礙是不是合理?例如，在巴西早巳有人建議，是否值得故意引發惡性通貨膨脹，以便讓大眾驚嚇到接受這種改變……以歷史的後見之明來看，理論上不會有人贊成1930年代中期的德國或日本走向戰爭，只為了獲得戰敗後接續的飛快成長。但一場較小規模的危機能否發揮同樣的功效?可不可能設計一場假危機，能夠不必付出真危機的成本而帶來同樣的效果?
威廉森的發言代表休克主義的大躍進。在滿屋子的財政部長和央行總裁、人數多到足以辦一場經濟高峰會的這個場合，主動製造嚴重的危機以推動休克治療的想法已被公開討論。
至少有一位與會者在演說時覺得有必要撇清與這種邪說的關係。英國薩塞克斯大學的經濟學家托伊(John Toye)說：“威廉森建議，挑起人為的危機以觸發改革可能是好做法，我們最好解讀他的用意是在逗笑。”但沒有證據顯示威廉森是在逗笑。事實上，有許多證據顯示，他的想法已被華盛頓和其他地方的最高級金融決策者採用。
威廉森在華盛頓開會的隔月，我們看到美國掀起一波對“假危機”的新狂熱，雖然當時很少人瞭解它是一套全球策略的一環。1993年2月，加拿大正陷於金融災難，至少一般人從新聞和電視中得到的結論是如此。“債務危機迫近”，全國性報紙《環球郵報》(Globe and Mail)以頭版大標題疾呼。一家全國性大電視臺的特別報導說：“經濟學家預測明年某個時候，或兩年內，財政部副部長將走進內閣，宣佈加拿大的信用已經耗盡……我們的生活將急劇改變。”
“債牆”(debt wall)這個詞突然變成新語彙，它的意思是，雖然現在的生活似乎舒適平和，但加拿大已嚴重入不敷出，影響力巨大的華爾街公司如穆迪(Moody’s)和標準普爾(s&P)，很快就會把我們的國家債信評等從完美的三個A調降下來。萬一發生這種事，機動性超強的投資人在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新規範下，將隨時從加拿大撤資，移到較安全的地方。然後有人告訴我們，唯一的對策是大幅削減部分社會計畫的支出，如失業保險和醫療保險。果不其然，執政的自由黨就這麼做，雖然他們不久前才以創造就業的政綱當選為執政黨(加拿大版的“巫毒政治”)。
預算赤字的歇斯底里最高潮之後兩年，調查記者麥奎格(Linda Mc Quaig)揭露，少數幾個加拿大的智庫縝密地煽動並操縱這種危機感，尤其是賀維研究所(C．D．Howe Institute)和菲沙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這是弗裏德曼一向大力支持的智庫)，背後的贊助者則是幾家最大的銀行和企業。加拿大確實有赤字問題，但並非由失業保險和其他社會計畫的支出造成。根據加拿大統計局，問題出在高利率導致債務價值膨脹，就像80年代沃爾克震撼導致發展中國家債務膨脹一樣。麥奎格前往穆迪的華爾街辦公室，與主管公佈加拿大債信評等的資深分析師塗格利亞(Vincent Truglia)談話，塗格利亞向她透露驚人的內幕：加拿大的企業主管和銀行家不斷向他施壓，要求他發表貶抑加拿大財政的報告，但他拒絕了，因為他認為加拿大是優良而穩定的投資標的。“我處理的國家中，從來沒發生國民希望降低自己國家評級的例子，而且是不斷要求。他們認為加拿大被評得太高。”他說，他經常接到其他國家的代表打電話，抗議他給的評級太低。“但加拿大人比外國人更看輕自己的國家。”
對加拿大金融圈來說，這是因為“赤字危機”是發動政治鬥爭的重要武器。在塗格利亞接那到些奇怪的電話前，一項要求政府削減醫療和教育等社會計畫支出，以降低稅率的大規模運動已經發動。由於這類社會計畫受到絕大多數加拿大人支持，因此要把削減支出合理化的唯一方法，便是威脅國家經濟可能因此崩潰，陷於全面危機。但穆迪機構繼續給加拿大最高的A++債信評級，因而使維持世界末日氣氛變得極為困難。
在那段期間，投資人對混淆的資訊感到很困惑：穆迪對加拿大很樂觀，但加拿大媒體不斷報導國家財政的慘況。塗格利亞受夠了加拿大發佈政治操縱的統計數字，擔心自己的研究遭到質疑，於是採取非同尋常的措施，發表一篇澄清加拿大政府支出“並未失控”的“特別評論”，甚至隱約批評右派智庫使用的狡詐統計手法。“近日公佈的數項報告，大幅誇大加拿大的預算債務部位，其中有些數字被重複計算，另一些則作了不恰當的國際比較……這些不正確的計算可能導致加拿大債務問題的嚴重性被誇大。”穆迪發表特別報告後，“債牆”並未迫近的說法傳開來一一但加拿大的企業界並不高興。塗格利亞說，他發表報告後，“加拿大一家大金融機構的人……打電話給我，對著我大吼大叫。這還真罕見”。
等加拿大人發現“赤字危機”是企業資助的智庫誇大操縱的結果時，生米已煮成熟飯——預算已遭削減並實施。直接的結果之一是，加拿大提供給失業者的社會計畫被大幅削減，而且再也沒有恢復，雖然後續數年出現了預算盈餘。這種危機策略在這段期間不斷被利用，1995年9月，一卷錄影帶被洩露給加拿大新聞界，內容是安大略省教育部長在一次公務員閉門會議中說，在宣佈削減教育支出和其他不受歡迎的改革前，必須先洩露一些描繪悲慘情況的資訊，以便創造必要的驚慌氣氛，雖然這些資訊可能言過其實。他稱這種操作是“創造有用的危機”。
華盛頓的“統計舞弊”
在1995年，大多數西方民主國家的政治言論都充斥債牆和經濟即將崩潰的說法，要求政府加速削減支出並進行更大規模的私有化，而且弗裏德曼學派的智庫總是高聲疾呼危機來臨。不過，華盛頓最有權勢的金融機構不但願意借媒體製造危機的表像，也很樂於以具體措施創造貨真價實的危機。在威廉森發表“點燃”危機的言論兩年後，世界銀行的首席發展經濟學家布魯諾(Michael Bruno)公開呼應這種說法，但也未引起媒體注意。在1995年突尼斯國際經濟學會(IEA)的一場演說中(後來由世界銀行以論文出版)，布魯諾告訴500位來自58國的經濟學家，國際已逐漸形成共識，認為“一場夠大的危機或許能震撼原本不情願的決策者，使他們採取能提高生產力的改革”。布魯諾舉拉丁美洲為“深度危機似乎有效的主要例子”，尤其是阿根廷。他說，總統梅內姆和財政部長卡瓦洛的表現傑出，“利用緊急氣氛”推動深度私有化。為了不讓聽眾有機會忽略他的論點，布魯諾說：“我一直強調一個大主題：深度危機的政治經濟效應，往往為激進改革帶來有利的結果。”
基於這個事實，他宣稱國際機構不只要利用既有的經濟危機來推動華盛頓共識，還必須先發制人，切斷援助以使危機更惡化。“不利的休克(例如政府歲入或外部資金流入減少)實際上可能是好事，因為它能縮短(改革的)延遲。‘情況沒有壞到底前不會好轉’的想法會自然浮現……事實上，一場高通脹危機對一個國家的好處，強過在比較不嚴重的危機當中拖泥帶水。”
布魯諾承認，加深或製造嚴重的經濟崩潰十分可怕——政府可能發不出公務員薪水，公共基礎建設可能荒廢，但身為芝加哥學派的門徒，他呼籲聽眾把這種破壞當作創造的第一階段。“隨著危機加深，政府確實可能逐漸枯萎，”布魯諾說，“這種發展有一種好結果，就是在推動改革時，頑抗團體的力量可能已被削弱——一個採取長期對策而揚棄短期權宜措施的領導人，可望贏得對改革的支持。”
芝加哥學派對危機的沉溺已迅速席捲知識界。短短幾年前，他們才只是推測惡性通脹危機能創造震撼政策所需的震懾條件，現在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競鼓吹製造失敗國家，只因為危機能提供從廢墟中重頭來過的機會，而世界銀行的經費卻來自178國的公帑，其宗旨是重建和強化困頓的經濟體。
多年來外界盛傳國際金融機構玩弄威廉森所說的“假危機”，脅迫一些國家任其擺佈，但要證明其事卻十分困難。最詳盡的證詞來自一位轉為告發者的國際貨幣基金幕僚布德夫(Davision Budhoo)，他指控IMF偽造資料，只為了宣告某個貧窮但意志堅定的國家經濟陷於危機。
布德夫出生於格林伍德(Grenada)，是接受倫敦政經學院訓練的經濟學家，並且以不同流俗的個人風格在華盛頓智庫圈特立獨行：他留著一頭愛因斯坦型的豎直頭髮，寧願穿風衣而捨棄西裝。他在IMF工作12年，職務是為非洲、拉丁美洲和他的祖國格林伍德設計結構調整計畫。IMF在雷根與柴契爾時代大幅右轉後，思想獨立的布德夫感覺他在工作崗位愈來愈坐立不安。IMF當時在忠貞的新自由主義信徒總裁康得蘇(Michel Camdessus)領導下，擠滿狂熱的芝加哥男孩。布德夫1988年辭職時，決定把自己奉獻給揭發IMF的秘密，他先寫了一封了不起的信給康得蘇，用的是十年前法蘭克寫給弗裏德曼的控訴語氣。
這封信一開始就以IMF資深經濟學家罕見的熱情語調說：“在我擔任IMF幕僚12年，歷經正式的基金現場工作1000個日子，兜售你的藥方和魔術袋給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和非洲的政府和人民後，今天我辭去工作。對我來說，辭職是無價的解脫，因為我的解脫讓我得以跨出救贖的一大步，希望因此可以洗淨我自覺手上沾滿的幾百萬名貧困、挨餓者的血……那些人流的血多到像河裏的水。那些血也逐漸乾涸，在我全身各處凝結；有時候我感覺全世界的肥皂也無法洗去我以你的名義做的事。”
然後他開始陳述他的“指控”。布德夫“指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以統計數字當作“致命”武器。他不厭其煩地細數他在80年代中期以基金職員的身份，參與精心計畫的“統計舞弊”，在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報告中“誇大”富藏石油的特立尼達和多巴哥(Trinidad and Tobago))的情況，以便讓這個國家顯得比真正情況更“不穩定”。布德夫聲稱，雖然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掌握”了正確的資訊，但卻把一項衡量勞動成本的關鍵數字“誇大”為兩倍多，使該國的生產力大幅下降。在另一個例子中，他宣稱IMF“幾乎是憑空捏造”龐大的未清償政府債務。
布德夫說，這些“明顯的疏失”是刻意而非“馬虎計算”的結果，卻被金融市場當作事實，並立即把特立尼達歸類為高風險國家，進而切斷其融資。該國的經濟問題——起因於主要出口物資石油的價格下跌——很快變成“災難”，因而“被迫”向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乞求紓困。然後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求該國接受布德夫形容的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致命的藥”：裁員、降低工資，以及“全套”的結構調整政策。他敍述這個過程是“以詭計故意阻斷該國的經濟救生索”，以便“先摧毀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的經濟，然後促成改變”。
2001年去世的布德夫在他的信中明白指出，他的控訴不只是因為少數官員對待一個國家的方式。他形容IMF的整個結構調整計畫就是一種大規模的酷刑，讓“‘因痛苦而尖叫’的政府和人民被迫在我們面前屈膝，挫敗、驚惶而混亂，乞求我們以同情心和君子風範對待，但我們殘酷地嘲笑他們，毫不留情地繼續施以折磨”。
這封信公開後，特立尼達政府委託兩項獨立的研究，調查信中的陳述，並發現信中所述果然是“事實”：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膨脹和“假造”數字，對該國造成嚴重傷害。
不過，儘管指證歷歷，布德夫爆炸性的控訴卻“消失”得幾乎“無聲無息”；特立尼達和多巴哥是委內瑞拉外海的一群小島，除非該國人民沖進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十九街的總部，它的抱怨不太可能引起世界注意。但這封信在1996年“被改編”成一出叫《布德夫先生的IMF辭職信》的戲，在紐約東村一家小劇場演出。這出戲出乎意料獲得《紐約時報》好評，稱讚它“不同尋常的創意”和“別出心裁的道具”。這則簡短的戲評是《紐約時報》唯一提到布德夫名字的版面。
《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
第十二章 資本家本色──俄羅斯與野蠻市場的新時代
金錢流向機會所在之處．而現在亞洲似乎很便宜。
——史密斯(Gerard Smith)，紐約瑞士銀行(UBS)證券金融機構銀行家，評論1997至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
好日子訂不出好政策。
——席亞(Mohammad Sea)，印尼蘇哈托將軍的經濟顧問
他們似乎喜歡簡單的問題。
你的薪水能買到什麼?夠吃和住嗎?還有沒有剩錢寄回給父母?往返工廠的交通費呢?但不管我怎麼問，我得到的答復總是“看情形”，或“我不知道”。
“幾個月前，”一位在馬尼拉附近為嘉普(Gap)縫衣服的17歲工人解釋，“我以前都有足夠的錢每月寄一點回家，但現在我賺的幾乎不夠自己買吃的。”
“他們降低你的工資?”我問。
“不是，我想應該沒有。”她有點困惑地說，“只是買的東西好像變少了，物價一直上漲。”
當時是1997年夏季，我正在亞洲研究該地區蓬勃發展的出口工廠工作情況。我發現工人面對一個比逾時工作或工頭虐待更嚴重的問題：他們的國家正快速陷入很快將浮現的全面衰退。在印尼，危機甚至更嚴重，動盪的氣氛格外兇險。印尼貨幣夜以繼日貶值，工人的錢前一天還能買魚和米，第二天卻只夠買米。在食堂和計程車裏的聊天，每個人似乎對該怪罪誰都有同樣的說辭，他們告訴我： “華人。”好像因為印尼的商人階級華人直接從物價上漲當中獲利，所以他們成為怒氣直指的對象。這正是凱恩斯警告經濟混亂的意思——你永遠理不清憤怒、種族偏見和革命的結合會釋放出什麼。
東南亞國家特別容易陷於陰謀論和種族代罪羔羊的糾纏，因為從表面看，金融危機找不到合理的原因。電視和報紙對這個地區的分析，總是好像它得了某種神秘但有高度傳染性的疾病——“亞洲流感”(Asian Flu)，市場崩潰立即被貼上這個標籤，等它散播到拉丁美洲和俄羅斯時，又被升級為“亞洲傳染病”(Asian C011tagion)。
在出問題之前幾周，這些國家還被高舉為經濟健康與活力的標杆——所謂的亞洲小龍，全球化最耀眼的成功故事。不久前，股票經紀人還告訴他們的客戶，把儲蓄投資在亞洲“新興市場”共同基金是最安全穩賺的策略；轉眼問，他們成群撤出市場，外匯交易商大舉“攻擊”那些貨幣——泰銖、馬元、印尼盾——製造出《經濟學人》所稱的“通常只與大規模戰爭有關的大規模儲蓄毀滅”。然而，在亞洲小龍經濟體內，可見的情勢並未改變——大體來說，它們仍由相同的裙帶精英掌管；它們沒有遭遇重大天災或戰爭的打擊；它們沒有龐大的赤字——部分國家完全沒有赤字。許多大財團有沉重的債務，但它們仍生產從運動鞋到汽車的種種產品，且銷售和往常一樣強勁。那麼，為什麼在1996年投資人覺得很可以把1000億美元投資在韓國，而到第二年該國卻出現負投資200億美元——足足相差1200億美元?這種不變的貨幣情勢該如何解釋?
結果證明這些國家是純粹恐慌的受害者，始作俑者則是全球化市場兇險難料的速度與波動。從一則謠傳開始——泰國沒有足夠的美元作貨幣後盾——引發一場電子獸群的大奔逃。銀行收回它們的放款，而原本快速成長的房地產市場很快就泡沫爆破。興建到一半的商場、摩天大樓和度假中心停工；靜止的營建吊車高聳在曼谷擁擠的天際線。在以往較緩慢的資本主義時代，危機可能就此停止，但由於共同基金的銷售經紀人把亞洲小龍當作一套投資來促銷，因此當一隻小龍倒下時，其餘便跟著全倒：繼泰國：之後，恐慌迅速蔓延，資金從印尼、馬來西亞、泰國流出，甚至波及全球第十一大經濟體、也是全球化天空下的燦爛明星韓國。
亞洲政府被迫傾盡央行的儲備以支持自己的貨幣，把最初的恐慌變成現實；現在這些國家真的快破產了。市場的反應是更深的恐慌，在一年間，亞洲股票市場有6000億美元蒸發——這是花了數十年累積的龐大財富。
危機會激發鋌而走險的行為。在印尼，貧困的民眾湧進都市的商店，劫掠他們能帶走的東西。在一個特別恐怖的例子當中，一家雅加達的購物商場在遭到劫掠時失火，數百人被活活燒死。
在韓國，電視臺展開大規模宣傳，呼籲民眾捐獻黃金珠寶，以便融化後用於清償國家債務。短短幾個月內，300萬人捐出他們的項鏈、耳環、運動獎牌和獎盃。至少有～位婦女捐出她的結婚戒指，一位樞機主教則捐出黃金十字架。電視播放庸俗的“捐出你的黃金”遊戲秀，但雖然收集了足夠壓低世界金價的200噸黃金，韓國的貨幣仍繼續暴跌。
就像大蕭條時發生過的情況，這場危機導致家庭眼看畢生積蓄消失，成千上萬小企業關門，進而引發一波自殺潮。韓國的自殺率在1998年攀升50％，年齡分佈最高的是60歲以上，因為老年的父母想為痛苦掙扎的子女減輕經濟負擔。韓國媒體也報導家人集體自殺比率驚悚地增加，一些債務纏身的父親帶著家人一起上吊。當局指出，由於“只有家長死亡被列為自殺，其餘則列為他殺，所以實際自殺人數遠高於公佈的統計數字”。
亞洲危機的起因是典型的恐慌迴圈，而唯一可以遏阻它的做法，就是在1994~所謂龍舌蘭危機中挽救墨西哥貨幣的措施：美國財政部迅速而果斷地向市場證明，絕不會讓墨西哥倒債。但美國並未對亞洲及時採取這種措施。事實上，危機一爆發後，重量級的金融機構放出一連串出乎意料、口徑一致資訊：別幫助亞洲。
當時已85歲上下的弗裏德曼，罕見地出現在有線電視新聞網(CNN)上，告訴新聞主播陶布斯(Lou Dobbs)他反對任何種類的紓困，而應該讓市場自行回到正軌。“教授，我無法形容在這場睿智的討論中獲得你的支持是多麼有意義。”仰慕大師到有點難看的陶布斯說。這種讓它們沉淪的立場獲得弗裏德曼的老友、前花旗銀行最高主管裏斯頓(Walter Wriston)以及舒爾茲(George Shultz)的呼應；舒爾茲後來與弗裏德曼在右派的胡佛研究所共事，也擔任證券經紀商嘉信理財董事。
這種看法也獲得華爾街最大投資公司摩根斯丹利(Morgan Stanley)公開支持。該公司當紅的新興市場策略師裴洛斯基(Jay Pelosky)在洛杉磯由米爾肯學會(Milken Institute)主辦的會議上說，IMF和美國財政部絕不可救援這場規模和1930年代一樣大的危機。“我們現在在亞洲需要的是更多壞消息。壞消息是繼續刺激調整過程所不可或缺的。”裴洛斯基說。
克林頓政府照著華爾街的劇本演出。當1997年11月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在溫哥華舉行時，危機爆發已四個月，克林頓輕描淡寫地把這場經濟災難說成“路上的一點顛躓”，因而激怒亞洲領袖。資訊非常清楚：美國財政部不急著遏阻災難。至於為了避免這類崩潰而創設的世界機構IMF，也採取自俄羅斯以來就變成注冊商標的無為策略。IMF最後確實作出反應——但並非單純的金融危機所需要的快速、緊急穩定貸款。相反的，它條列出一長串要求，內容在透露出芝加哥學派深信不疑的思維：亞洲的災難反而是潛在的機會。
在90年代初期，每當自由貿易的倡議者需要令人信服的成功故事來引起討論時，他們一定指向亞洲小龍。它們是以彈跳飛躍速度成長的奇跡經濟體，而假設的原因就是它們對不設防的全球化大開邊界。這是一則很好用的故事——亞洲小龍確實飛速成長——但說它們快速成長是基於自由貿易則純屬虛構。馬來西亞、韓國和泰國仍然採取高度保護主義政策，禁止外國人擁有土地和收購國營公司。它們也讓國家扮演重大角色，能源和交通等部門仍掌握在政府手中。亞洲小龍在培養自己的國內市場時，也阻止許多日本、歐洲和北美的產品進口。它們無疑是成功的經濟故事，但證明的是混合的管理式經濟體可以成長更快速和更公平，遠勝過那些遵行西部蠻荒式華盛頓共識的國家。
這種情況讓西方和日本的投資銀行與跨國公司大感不悅；看著亞洲消費性市場爆炸性的發展，可想而知它們渴望長驅直入這個地區販賣產品。它們也想擁有買下亞洲小龍好公司的權利——特別是韓國令人稱羨的財團如大宇、現代、三星和樂金(LG)。90年代中期，在IMF和新創的世界貿易組織施壓下，亞洲政府同意區別對待不同的分歧：它們將繼續堅持保：保護國營公司免於外國持有的法律，同時拒絕把主要國營公司私有化的壓力，但它們將撤除金融產業的障礙，容許大量紙上投資和外匯交易湧進。
1997年湧入亞洲的熱錢突然出現流向大逆轉，正是這類在西方壓力下合法化的投機性投資所造成。當然，華爾街的看法不是這樣。紅牌投資分析師立即看出，這場危機是大好機會，可以徹底剷除亞洲剩下的保護障礙。摩根斯丹利策略師裴洛斯基對這個邏輯特別直言不諱：如果任由危機惡化，所有外國貨幣就會從該地區流光，而亞洲公司若不是倒閉，就是得被迫把自己賣給西方公司——兩種情況的結果都會讓摩根斯丹利獲益。“我希望看到企業倒閉和出售資產……出售資產非常難得；通常業主不想賣，除非他們別無選擇。因此，我們需要更多壞消息，才能持續壓迫這些企業變賣它們的公司。”
有些人以更冠冕堂皇的角度看亞洲的崩潰。皮涅拉是皮諾切特捧為明星的部長，現在為華盛頓特區的卡托研究所工作，他喜形於色地評論這場危機，宣稱“最終審判日已經來臨”。在皮涅拉眼中，這場危機是他與他的芝加哥男孩同僚70年代在智利發動的戰爭的最新章節。他說，亞洲小龍隕落代表的正是“第二道柏林牆倒塌”，也代表“自由市場民主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國家主權間有‘第三條路’的思想崩解”。
皮涅拉的想法不是非主流觀點。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格林斯潘也公開支持這種看法，他可能是全世界最有權勢的經濟決策者。格林斯潘形容這場危機是“極戲劇化的事件，其發展將趨近我國的市場制度”。他也評論說：“當前的危機很可能加速許多亞洲國家殘存體制的崩解，即政府指導的投資仍占一大部分的經濟體制。”換句話說，亞洲管理式經濟的毀滅，實際上是創造一個新美國式經濟的過程——借用一個幾年後被用在更暴亂背景下的詞：新亞洲誕生前的陣痛。
有人說IMF領導人康得蘇可能是全世界第二有權勢的經濟決策者，他也表達類似的觀點。在一次難得的訪問中，他說這場危機是亞洲蛻去舊皮、重新誕生的機會。“經濟模式不會永遠不變，”他說，“有時候它們很管用，而久而久之……它們會變得過時而必須揚棄。”這場由謠傳引發、並由虛構變成事實的危機，顯然就是該揚棄的時機。
為了掌握稍縱即逝的機會，IMF在一連數月坐視危機惡化後，終於開始與病弱氣虛的亞洲政府展開談判。這段期間唯一拒絕IMF的國家是馬來西亞，這要歸功於該國相對較少的債務。經常惹來爭議的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Mahathir Mohamad)說，他認為不應該“摧毀經濟以便讓它變得更好”，這些話在當時已足夠讓他被打為瘋狂的激進派了。其他遭危機重創的亞洲經濟體因為迫切需要外國貨幣，無法拒絕IMF提供上百億美元的可能性：泰國、菲律賓、印尼和韓國都坐上談判桌。“你無法強迫一個國家要求幫忙，它必須自己開口。但在缺錢的時候，它已經走投無路。”IMF的談判代表費歇爾(Stanley Fischer)說。
費歇爾是最大力主張在俄羅斯採用休克治療的人之一，雖然在那裏造成龐大的人力損失，他對亞洲的態度仍同樣堅強不屈。有幾個國家的政府建議，由於危機源自放寬資金大量進出的管制，而且沒有減緩資金流速的機制，也許應該恢復若干障礙——可怕的“資本控制”。中國一向維持這種控制(在這方面未採納弗裏德曼的建議)，因此是亞洲唯一未遭危機蹂躪的國家。馬來西亞決定恢復控制，而且似乎很有效。
費歇爾與IMF團隊的其他人立即駁斥這個構想。IMF表現出對危機的起因毫無興趣，而完全專注在如何利用危機帶來的機會。經濟崩潰迫使許多原本強硬的國家搖尾乞憐；對掌管IMF的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來說，錯失這個機會之窗無異於怠忽職守。
IMF關心的是，國庫空虛的亞洲小龍已被打碎，現在是重造它們的最佳時機。這個過程的第一階段，就是政治學家貝洛(Walden Bello)所說的，剷除這些國家所有的“貿易與投資保護主義，以及當初造就‘亞洲奇跡’不可或缺的國家干預”。IMF也要求政府大幅削減預算，導致一些自殺率已經激升的國家大量裁撤公務員。費歇爾承認IMF獲致的結論是，在韓國和印尼，危機與政府浪費無關。儘管如此，他利用危機賦予的權力，強行要求這些國家採取痛苦的節約措施。就像一位元《紐約時報》記者寫的，IMF的行為“有如心臟外科醫生在動手術半途，決定順便也為肺臟和腎臟開刀”。
在IMF拔除亞洲小龍的舊習慣和做法後，它們已準備好芝加哥式的重生：基本服務私有化、獨立的中央銀行、“彈性”的勞動力、低社會支出，當然還有完全的自由貿易。根據新協定，泰國將開放外國人擁有當地銀行的大量股份，印尼將削減糧食補貼，韓國將取消保護工人免于大批裁員的法律。IMF甚至在韓國設定嚴格的裁員目標：為了取得貸款，該國的銀行業必須裁撤500%的員工(後來降至：30%)。這種要求對許多西方跨國公司很重要，因為它們要確定未來能大幅度縮編想並購的亞洲公司。皮涅拉的“柏林圍牆”倒塌了。
這類措施在危機爆發之前一年是無法想像的，因為韓國工會的強悍正達到顛峰。它們曾以一連串韓國史上最激進的罷工，頑抗將降低就業安全的新勞動法案。但拜危機所賜，遊戲規則已經改變。經濟瓦解的情勢如此險惡，於是工會同意(正如從玻利維亞到俄羅斯的類似危機一樣)政府暫時的獨裁統治；這段期間沒有持續太久——久到剛好夠開始實施IMF的計畫。
例如，泰國的休克治療方案是在國會強行通過，未經由正常的辯論程式，而且採取四項緊急命令的形式。泰國副總理素帕猜．巴尼巴滴(supachai Panitchpakdi)坦承：“我們已喪失自主權，喪失我們決定自己總體經濟政策的能力。” (素帕猜因為這種合作態度後來被任命為WTO主席。)在韓國，IMF顛覆民主還更明顯。 IMF在韓國談判結束時正好碰上總統大選，有兩位候選人以反IMF的政見競選。IMF採取非比尋常的干預主權國家政治程式的動作，要求所有四個主要候選人必須承諾當選後會堅守剛談妥的協議，否則將拒撥貸款。韓國實際上是待贖的人質，IMF因而可以予取予求：每個候選人都以書面保證支持IMF的方案。芝加哥學派保護經濟事務不受民主干擾的核心使命，從未表現得如此明白：IMF告訴韓國人，你們可以投票，但你們的選票影響不到對經濟的管理和組織。 (協議簽訂那天很快被稱為韓國的“國恥日”。)
在另一個受創嚴重的國家，連這種限制民主的動作也用不著。印尼是區域中最先對外國投資敞開大門的國家，當時（由美帝「中情局」背後策動支持的1965軍事政變上台）仍在掌權30多年的蘇哈托控制下。不過，年事已高的蘇哈托對西方已不再那麼順服(獨裁者經常如此)。經過數十年“（私有化改革）變賣”印尼的石油和礦藏給外國公司後，他對圖利外人漸感厭倦，開始轉而照顧自己、子女和他的高爾夫球友的利益，時間已長達十年之久。例如，蘇哈托給他兒子湯米(Tommy)擁有的汽車公司大量補貼，讓福特和豐田公司大感驚慌，認為必須跟這家分析師戲稱為“湯米的玩具”的本土車廠競爭實在毫無道理。
一連幾個月，蘇哈托嘗試抗拒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自行公佈一項未包含IMF要求的大幅削減支出的預算案。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此是加倍還擊。IMF規定代表不准在談判期間向新聞界透露消息，因為任何談判進展的跡象都會嚴重影響市場。但這未能阻止某位匿名的“資深IMF官員”告訴《華盛頓郵報》：“市場正在揣測印尼領導高層對這個計畫有多認真，尤其是對重大的改革措施。”這篇報導接著又預測，IMF將扣住數百億美元的承諾貸款來懲罰印尼。報導刊出後，印尼貨幣立即直線墜落，在一天內貶值25%。
受到重大打擊的蘇哈托被迫屈服。“有人可以幫我找瞭解當前情勢的經濟學家嗎?”媒體報導印尼外交部長如此哀求。蘇哈托果真找到一位經濟學家；事實上，他找了許多位。在保證最後階段的IMF談判會順利進行後，蘇哈托把掌權早期曾經重用、但年老時逐漸疏遠的柏克萊幫重新找回來。經過這麼多年政海浮沉，柏克萊幫重掌大權，由已經70歲、在印尼人稱“柏克萊幫校長”的尼蒂薩斯卓(Widjojo Nitisastro)領導。“在情勢大好時，尼蒂薩斯卓和那些經濟學家被打入冷宮，蘇哈托只聽從親信的話。”蘇哈托昔日的部長薩德利說(Mohammad Sadli)解釋說：“這群技術官僚在危機期間發揮了最大作用，蘇哈托暫時對他們言聽計從，並命令其他部長閉嘴。”但尼蒂薩斯卓團隊的一位成員說，和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談判需要的絕不只是講道理的學者，“不像思想論辯，對方不會施加壓力”。可想而知，IMF得到幾乎所有想得到的——總共140項“調整計畫”。
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火上添油
對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來說，這場危機進行得“一帆風順”。在不到一年間，它談判成功的“經濟大改造”國家包括泰國、印尼、韓國和菲律賓。最後它已準備要面對這種“改造戲碼”的考驗時刻：宣佈，也就是終於要對飽受震撼的大眾公開這個錙銖必較、字字斟酌的主題了——就這個例子來說，重點是全球股市和外匯市場。如果一切順利，當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拉開最新創作的布幕時，前一年逃離亞洲的熱錢將急著回流，搶進亞洲小龍現在又魅力難擋的股票、債券和貨幣。
但情勢的發展卻非如此；市場反而開始恐慌，原因是：如果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為小龍已無可救藥，必須從最根本重新改造，那麼亞洲的情況顯然比所有人以前擔心的還嚴重。
因此錢非但沒有回流，交易商對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重大宣佈的反應是立即撤出更多錢，以及進一步“攻擊”亞洲貨幣。韓國每天流失十億美元，債信被“降到”垃圾債券等級。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幫忙”已把危機變成“災難”。或者，照當時已經向國際金融機構公開宣戰的薩克斯說的：“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但沒有滅火，反而在火上添油。”
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機會主義”在亞洲造成的人力損失，與在俄羅斯不相上下。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ILO)估計，在這段期間丟掉工作的人數高達驚人的2400萬人，其中印尼的失業率從4％飆升到12％。在“改革”的高峰，泰國每天損失2000個工作——一個月6萬個。在韓國，每個月遭解雇的員工有30萬人——主要因為IMF毫無必要地要求削減政府預算和提高利率。到1999年，韓國和印尼的失業率在兩年內都上升近三倍。就像70年代的拉丁美洲，在亞洲這些國家消失的就是當初為此區造就“奇跡”的事物：為數眾多且快速增長的中產階級。在1996年，63．7％的韓國人被歸類為中產階級；到1999年，比率已劇降到38．4％。據世界銀行統計，在這段會被華爾士稱作“計劃性悲劇”期間，有2000萬人淪為貧民。
每個統計數字背後都有一則痛苦犧牲與拙劣決策的故事。和絕大多數例子一樣，女性和兒童是危機最大的“受害者”。許多菲律賓和韓國的農村家庭“販賣”女兒給人口販子，帶她們到澳洲、歐洲和北美從事“性交易”。
在泰國，政府衛生官員報告，雛妓在短短一年內增加20％——這是實施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革”後的一年。
菲律賓也發現相同的趨勢（亞洲出現菲傭現象）。“景氣好時富人受益，危機時卻是我們這些窮人付出代價。”泰國東北部一位社區領導人說，她在丈夫失去工廠的工作後，被迫送女兒去做撿破爛的工作。“甚至我們有限的求學和醫療機會，現在也逐漸消失。”
在這種背景下，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Madeleine Albright)1999年3月訪問泰國時，覺得應該斥責泰國人從事娼妓工作和走上“毒品的死路”。奧爾布賴特以充滿道德勇氣的語調說：“女孩不應被剝削和虐待，並暴露在愛滋病風險下。反抗是極其重要的事。”她顯然覺得這麼多泰國女孩被迫跳入火坑，跟她在同一趟訪問中表達“強烈支持”的節約政策沒有任何關連。這與弗裏德曼當年表達對皮諾切特違反人權的不滿，同時又讚揚他們大膽擁抱經濟休克治療如出一轍。
在廢墟中“搜括”
亞洲危機的“故事”通常說到這裏就“結束”——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嘗試幫忙，只是不管用。即使是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內部稽核也得到這個結論。該“基金”的獨立評估辦公室總結說，結構調整的需求“所得到的計畫建議並不完善”，同時“似乎已多過必要的範圍”，且“對解決危機並非絕對重要”。它也警告，“危機不應該只因為很適合借力使力，而被利用作為尋求長期改革目標的機會，不管它們的好處有多合理”。
內部報告有一個措詞特別強烈的章節，指控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被自由市場意識形態蒙蔽，以致認為資本控制的體制完全不可行。“如果金融市場未以理性和穩定的方式影響世界資本的說法被視為邪說，那麼考慮資本控制就變成了道德的罪惡。”
當時很少人肯承認的是，雖然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確實辜負了亞洲的人民，但它：卻“並未”辜負華爾街。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極端措施可能嚇走了熱錢，但大投資銀行和跨國公司卻大受鼓舞。“當然這些市場極為動盪，”
倫敦安石投資管理公司(Ashmore)研究部主任布斯(Jerome Booth)說，“那是讓它們特別有樂趣的原因。”這些追求樂趣的公司瞭解，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調整”結果是，幾乎亞洲的一切東西現在都等著“變賣”；而市場愈“驚慌”，更多走投無路的亞洲公司就會出售，把價格壓到最低。「摩根斯丹利」的裴洛斯基曾說，亞洲需要的是“更多壞消息，才能持續壓迫這些企業變賣它們的公司”。實際情況就是這樣，這要感謝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究竟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否預先計畫加深亞洲的危機，或只是魯莽而麻木不仁，仍是一個引起辯論的話題。也許最寬容的解釋是，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知道它穩贏不輸：如果它的調整導致新興市場的股市又吹起另一個泡沫，將帶來許多利益；如果這些調整刺激更多資本外流，這對“禿鷹資本家”則是“大豐收”。不管哪一種，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面對大崩盤的可能性都可以安穩地擲骰子。現在已經很清楚誰贏了這場賭博。
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韓國達成最後協定後兩個月，《華爾街日報》註銷一篇以“華爾街清理亞太災後現場”為題的文章，報導裴洛斯基的公司以及其他數家知名的銀行，“已派遣大隊銀行家到亞太地區搜尋證券經紀商、資產管理公司，甚至於銀行，以便以低價並購。亞太並購機會的搜獵極為急迫，因為以美林(Merrill Lynch)和摩根斯丹利為首的許多美國證券公司，把海外擴張列為第一要務”。數樁大交易在很短的時間內通過：美林買下日本山一證券(Yamaichi Securities)和泰國一家大證券公司，美國國際集團(AIG)則以極低的折扣價格拿下曼谷投資公司(Bangkok Investment)。摩根大通收購起亞汽車(Kia M0tors)部分股權，而旅行家集團(Traveler Group)和所羅門美邦(Salomon smith Barney)買下韓國最大的紡織公司和數家別的公司。有趣的是，所羅門美邦這段期間負責建議公司並購對象的國際監事會主席是拉姆斯菲爾德(1999年5月獲任用)。切尼也是理事會成員。另一個贏家是凱雷集團(Carlyle Group)，這是一家總部設在華盛頓的神秘公司，以提供前總統和前部長退職後的安身處所而聞名，顧客從前國務卿貝克 (James Baker)、前英國首相梅傑到擔任顧問的老布希，洋洋大觀。凱雷利用高層關係搶下大宇(Daewoo)的電信部門、雙龍資訊通訊(Ssangyong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韓國最大科技公司之一)，並成為一家韓國大銀行的大股東。
前美國商務部副部長賈登(Jeffrey Garten)預測，等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計畫完成後，“亞洲的面貌將大大不同，美國公司在新亞洲的佈局將更深人，更四通八達”。
他不是在開玩笑。在兩年內，亞洲的許多面貌已“大為改觀”，數百家當地銀行被國際大銀行“取代”。《紐約時報》形容這是“全世界最大的倒店拍賣會”，《商業週刊))則稱為“買企業市集”。事實上，它只是9．11事件後災難資本主義將變成市場標準的預覽：一個可怕的悲劇被利用來讓外國公司“入侵”亞洲。它們在那裏不是為建立自己的事業和競爭力，而是要“攫取”幾十年來由韓國公司建立的整個規制、勞動力、顧客群和品牌價值，而且往往採取“拆解”、縮小編制或完全關閉它們的方式，以便為自己的進口產品“剷除”競爭。
例如，韓國企業巨擘「三星」被拆解分售：「富豪(Volvo)」取得它的重工部門，莊臣公司(SC Johnson & Sons)取得制藥部門，「奇異(GE)」則買下照明部門。幾年後，“大宇集團”過去十分壯盛、估價高達60億美元的汽車部門被以區區4億美元賣給「通用汽車(GM)』——比起俄羅斯“休克治療”的“盜竊規模”毫不遜色。不過，不同於俄羅斯發生的狀況，本地企業是被跨國公司所“掠奪”。
其他從亞洲危機“分食”到大餅的重量級玩家包括西格拉姆(Seagram’s)、惠普(HP)、雀巢(Nestle)、英特布魯(Interbrew)和諾華(Novartis)、家樂福(Carrefour)、特易購(Tesco)和易利信(Ericsson)。可口可樂以5億美元買下一家韓國裝瓶廠；寶潔(Porcter and Gamble)買下一家韓國包裝公司；日產買下印尼最大的汽車公司。奇異拿下韓國電冰箱製造商LG的控制股權；英國的電力發動公司(Powergen)吞併韓國大型電力與天然氣業者LG能源(LG Energy)。據《商業週刊》，沙烏地阿拉伯親王阿華里德(Alwaleed bin Talal)，“搭乘他的乳白色波音727噴射機，奔走于亞洲各地尋找便宜貨”——包括入股「大宇』。
不言而喻，最敢於倡言“加深危機”的摩根斯丹利也參與許多交易，賺進龐大的傭金。它擔任大宇出售汽車部門的顧問，也負責仲介數家韓國銀行的私有化。
被賣給外國人的“不只是”亞洲的民間公司。和早期拉丁美洲及東歐的“危機”一樣，亞洲危機也“迫使”政府出售公共服務以籌措迫切需要的資金。美國政府——開始就“熱切期待”這種效應，並表現在強調國會應授權撥出龐大經費給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用於“改造”亞洲，美國貿易代表白茜芙(Charlene Barshefsky)還保證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協議“會為美國公司創造新商機”；亞洲將被迫“加速若干重要部門的”私有化“——包括能源、運輸公共事業和電信”。
果然，危機“引發”一波“私有化浪潮”，外國“跨國公司”也大賺一票。
貝泰(Bechhtel)拿到馬尼拉東區自來水和下水道系統的“私有化”合約，以及在印尼蘇拉威西(sulaweisi)興建一座煉油廠。
“摩托羅拉”取得韓國Appeal電信的全部股權。
紐約的能源巨人西斯(sithe)，得到泰國國營天然氣業者汽電共生公司(Cogeneration)的大股。
印尼的水系統被英國的泰晤士水利(Thames Water)與法國的里昂水利(Lyonnaise des Eaux)“瓜分”。
加拿大的西岸能源(Westcoast Energy)吃下印度的一個大電力廠計畫。
英國電信(British Telecorn)分別收購馬來西亞以及韓國郵政的大股。
加拿大貝爾(。Bell canada)分到韓國電信業者韓松(Hansol)的一部分。
總計短短20個月內，外國“跨國公司”在印尼、泰國、韓國、馬來西亞和菲律賓，進行186件重大“企業併購案”。倫敦政經學院(LSE)經濟學家韋德(Robert wade)和經濟顧問溫納羅索(Frank Vneroso)觀察這波“如火如荼”的“併購潮”時預測，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計畫“預告了一波各國資產在承平時期”轉移“給外國公司的浪潮，其規模是過去50年來世界各地所僅見”。
IMF雖然承認初期對危機的反應犯了若干錯誤，但宣稱已很快矯正錯誤，並宣稱“穩定”計畫十分成功。亞洲的市場最後確實平靜下來，但付出了巨大且持續的代價。弗裏德曼在危機最高峰時曾提醒大家別驚慌，堅稱“一切都會過去……等這場金融風暴塵埃落定，你們將看到亞洲恢復成長，但究竟需要一年、兩年或三年，沒有人能鐵口直斷”。
實際情況是，十年後，亞洲危機並未過去。2400萬人在短短兩年內失去工作，新的“絕望感”已深入社會，沒有任何文化能輕易吸收。它以不同的形式表現在亞洲各地，從印尼和泰國的宗教極端主義，到雛妓交易爆炸性的增加。
印尼、馬來西亞和韓國的“失業率”仍未降到1997年以前的水準。在危機期間喪失工作的工人非但未再回到工作崗位，而且裁員持續進行，因為外國企業主要求他們的投資要得到更高的獲利。自殺率也未見下降：在韓國，自殺現在是第四高的死因，是危機前自殺率的兩倍多，每天有38人結束自己的生命。
這是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稱為“穩定計劃”的政策“未被說出”的故事。稱“穩定計劃”就好像國家是在市場驚濤駭浪中的船，它們最後確實穩定下來，但新的平衡是靠著把數百萬人拋到船外得來的：公共部門的員工、小企業主、低收入農戶、工會運動者。“穩定”的醜陋秘密是，絕大多數人從未再爬回船上。他們淪落到現在住了超過十億人的貧民窟；他們淪落到娼館，或貨船的貨櫃裏。他們是一無所有的人，是德國詩人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所形容的“不屬於過去或未來的人”。
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求在亞洲施行“正統主義”的“受害者”還不只這些人。在印尼，我1997年目睹的排華情緒持續升高，“背後”則有樂見“注意力轉移”的統治階層在“煽風點火”。（美帝所扶植右翼軍事強人傀儡）蘇哈托提高基本民生物資的價格後，情勢更加惡化。全國各地：暴發動亂，許多人以華裔少數族群為目標；大約有1200人遭殺害，數十名華裔女性被輪暴。他們也應該計人“芝加哥學派意識形態”的“受害者”。
印尼人的“憤怒”最後還是轉向蘇哈托和總統府。過去30年來，印尼人基於對蘇哈托“（由美帝「中情局」背後策動支持的1965軍事政變）上臺”時“（反共肅清撲殺）血腥鎮壓”的記憶，大致很少發生暴亂，且這種“記憶”因為東帝汶省份不時發生的屠殺而曆久彌新。反蘇哈托的怒火在這段期間一直在燜燒，但最後潑灑汽油的是IMF——諷刺的是，引爆怒火的正是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求提高汽油價格。此後印尼人奮起把（美帝所扶植右翼軍事強人傀儡）蘇哈托推下臺。
和監獄的審問官一樣，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利用”危機帶來的極度痛苦“粉碎”亞洲小龍的意志，“迫使”這些國家完全“屈服”。但「中情局」的審問手冊警告說，這種方法可能用過頭——加諸太多痛苦，導致非但沒有產生退化和順服，審問者面對的卻是信心和叛逆。在印尼，那條界線似乎已經超過，令人警醒到“休克治療”可能已經施用過量，引發一股從玻利維亞以至於日後伊拉克的經驗裏十分面熟的逆流。
不過，“自由市場十字軍”是反應遲緩的學生，尤其是當他們的政策產生意料之外的後果時。從斬獲豐厚的亞洲大拍賣學到的唯一教訓，似乎是對“休克主義”更加肯定，更多“災難”即機會的證據(如果還需要證據的話)，它是打碎一個社會、開闢新邊疆的絕佳攪拌器。危機高峰之後幾年，幾位知名的評論家甚至還說，亞洲發生的事儘管帶來許多破壞，卻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經濟學人》評論說：“韓國需要一場全國性的災難，才足以從封閉的國家轉向一個擁抱外國資本、改變和競爭的國家。”而弗裏德曼在他的暢銷書《淩志汽車與橄欖樹》(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中宣稱，亞洲發生的事根本不是危機。“我相信全球化幫了所有人的忙，在1990年代融解了泰國、韓國、馬來西亞、印尼、墨西哥、俄羅斯和巴西的經濟，因為它揭露許多腐朽的做法和體制。”他寫道，並且又說：“暴露韓國的親信資本主義，在我的書中不是危機。”他在《紐約時報》的專欄“支持”入侵伊拉克，“套用”的正是相同的“邏輯”，不同的是，融解伊拉克是靠巡航導彈，不是外匯交易。
亞洲危機確實證明“災難”的“利用”可以有多大成果。但在另一方面，市場崩潰的破壞力和西方“事不關己”的反應，也激發強烈的反對運動。
跨國資本的力量在亞洲“肆虐”，但它們“激發”高漲的公眾憤怒，而這種“憤怒”最終也直接指向推動“放任式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機構。《金融時報》在一篇平衡得異乎尋常的社論中指出，亞洲是“大眾對資本主義感到不安，和全球化已達到令人憂慮程度的警訊。亞洲危機向世人展現，即使最成功的國家也可能在資本突然流動下屈膝，民眾對秘密的避險基金顯然可以導致世界另一邊的大規模貧窮感到憤怒。”
在前蘇聯地區，休克治療刻意的計劃性悲劇可以推給從共產主義過渡到市場民主的“痛苦轉型”，亞洲危機卻純粹是全球化市場的“創作”。然而當全球化的大祭司派遣傳教士到災區時，他們想做的卻是“加深痛苦”。
其結果是，這些傳教士喪失了過去隱身幕後的安詳與自在。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費歇爾回憶他在談判之初訪問韓國時首爾希爾頓飯店的“喧鬧氣氛”。“我被囚禁在自己的旅館房間裏——不能出去，因為如果我打開門，外面會有1萬名攝影師。”根據別的報導，為了趕赴談判進行的會議廳，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代表被迫“繞道從後面的門進入，其間必須上下數段樓梯，穿過希爾頓的大廚房”。在當時，IMF官員還不習慣如此受注意。被迫在五星級旅館與會議中心當囚犯的經驗，在往後幾年將成為華盛頓共識特使的家常便飯，因為世界各地都有：大規模的示威迎接他們。
1998年以後，要靠和平手段——透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慣用的“威嚇”或在貿易高峰會上施壓——施行“休克治療式”的改造已愈來愈困難。1999年西雅圖世界貿易組織會議的挫敗，讓源自南方的新反抗情緒在世界舞臺嶄露頭角。雖然那些大學生年紀的示威者獲得大篇幅的媒體報導，真正的反抗卻發生在會議中心裏，發展中國家形成一個投票集團，拒絕在開放貿易上作更多退讓，除非歐洲和（虛偽）美國“停止補貼”和“保護”自己國內的產業。
在當時，西雅圖的挫敗還可能被解釋為政商財團主義穩定前進中的小頓挫，然而，短短幾年後，情勢的逆轉已不容否認：美國政府創立亞太自由貿易區的野心已被擱置，一套全球投資條約，以及跨越阿拉斯加到智利的美洲自由貿易區計畫，也都胎死腹中。
也許所謂反全球化運動最大的影響是，強迫芝加哥學派意識形態登上國際辯論的焦點。在千禧年之交有一段短暫的時期，全球沒有急迫的危機來轉移注意——“債務震撼”的威力已經消退，“轉型”已經完成，而新的全球戰爭尚未發生。
值得注意的只有“自由市場十字軍”在現實世界留下的痕跡：“不平等”的淒慘景況，以及一個接一個接受弗裏德曼建議的政府“留下”的“貪腐“和”環境惡化“——他在多年前給皮諾切特的建議是，“用別人的錢行善”是個錯誤。
回首這段期間，令人驚奇的是，這段資本主義再也不必與其他思想或勢力抗衡的獨佔期，只有極為短暫的8年，從1991年蘇聯崩潰到1999年WTO（世界貿易組織）談判失敗為止。但升高的反對並未削弱一些人追求這種暴利目標的決心；它的宣導人相信，他們需要的是比以往更大的震撼，以“製造”出更大的“恐懼”和“混亂”。
《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
第十三章 讓它燒——“劫掠亞洲”與第二道柏林圍牆倒塌
美國（佔領軍）把伊拉克變成“轉基因糧食”生産基地
第一節 經濟休克
“我們在伊拉克的原因，就是爲了播撒民主的種子，這樣它就會在那裏生根開花，並擴展到整個極權主義地區。”
——布希二世
當小布希講到播撒“民主的種子”時，很少有人意識到，他腦子裏想的是「孟山都」的轉基因種子。
隨著2003年3月美國“佔領”伊拉克，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狀況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伊拉克的土地不僅由大約１３萬美國部隊和一小批與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聯繫密切、唯利是圖的財富冒險家佔領。它的經濟也處在美國“佔領者”的全面控制之下。
對伊拉克經濟的控制也是由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來實施的。2003年5月，保羅•佈雷默被任命爲新成立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行政長官，這個“佔領機構”披著一層薄薄的面紗。佈雷默曾任美國國務院的“反恐”官員，後來成了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的諮詢公司基辛格合夥公司的執行董事，這家公司的影響力非常巨大。
從許多方面看，美軍“佔領”下的伊拉克比阿根廷更適合將整個國家的農業體系納入“轉基因商業化農業”的統治範圍之內，美軍的“佔領”發揮了重要作用。美國“佔領當局”直接給了伊拉克農民“一份他們無法拒絕的要約”，就像《教父》裏面所說的：“要麽拿著我們的轉基因種子，要麽去死。”
對於“被佔領”的伊拉克的所有民事活動，佈雷默事實上擁有生殺大權。尤其特殊的是，他不是向通常負責重建工作的美國國務院彙報工作，而是直接向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裏的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的辦公室報告。
作爲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的首腦，佈雷默迅速行動，草擬了一系列管治伊拉克的法令。當時，伊拉克既沒有憲法，也沒有根據憲法合法産生的政府。美國“佔領當局”制定了整整100個法令，於2004年4月生效。整體來看，這100項由美國強制實施的新法律(正式名稱是“命令”)將確保伊拉克經濟“按照”美國“強加”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的思路進行“改造”，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ＩＭＦ）」和華盛頓在1990年後“強加”給俄羅斯和前蘇聯經濟的模式非常相像。
拉姆斯菲爾德領導的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計劃制定者給佈雷默下達的指令是，強加一種“休克療法”，把以國有經濟爲中心的整個伊拉克經濟“改變”爲一個徹底的自由市場私營經濟。佈雷默在一個月內實施的經濟變革比在30年裏“強迫”拉丁美洲債務國實行的“變革”還要猛烈。
佈雷默的第一個行動是解雇了50萬名國家工作人員，其中大多數是士兵，還有醫生、護士、教師、出版商和印刷商。接下來，他打開了這個國家的邊界，毫無限制地接納進口：既不用履行什麽邊檢手段，也不用交什麽稅費。在佈雷默2003年5月到巴格達之後兩周，他就宣佈伊拉克“敞開國門做生意”。他沒有說是誰的生意，但這一點隨後越來越清晰。
“入侵”之前，伊拉克除了石油以外的經濟領域由大約200家國有公司主導，它們生産從水泥、紙張到洗衣機等所有商品。2003年6月，佈雷默宣佈，這些國有企業將立即“私有化”。他說，“將缺乏效率的國有企業轉交到私人手中，對伊拉克經濟復蘇來說至關重要。”伊拉克的“私有化”計劃是自蘇聯解體以來最大規模的國有資産“清倉大甩賣”。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第37號命令》降低了伊拉克的公司稅率，從大約40%降到可憐的15%。沒有了稅收收入，政府將無法在任何方面發揮大的作用。“第39號命令”允許外國企業100%地擁有除了自然資源之外的伊拉克資産。這確保了外國企業可以在這個國家“不受限制”地開展商業活動。投資者可以將其在伊拉克賺到的利潤100%地從這個國家拿走。既不要求他們追加投資，也不對他們課稅。這些法令的受益者，顯然不是伊拉克的經濟和人民。
根據《第39號命令》，外國公司可以簽訂有效期長達40年的租約和合同。《第40號命令》則以同樣優惠的條件歡迎外國銀行進入伊拉克。與允許外國人“全盤接管”伊拉克經濟相對應的是，“唯一保留下來”的薩達姆時期的法律是那些“限制工會”和集體談判的法規。
一夜之間，伊拉克從世界上最孤立的國家變成了最自由、最開放的市場。由於其經濟和銀行體系受到戰爭的“毀滅性破壞”，加上美國“帶頭實行”的長達十餘年的“經濟封鎖”，伊拉克人根本無力購買“私有化”的國有公司。外國跨國公司是在佈雷默宏大的經濟復蘇計劃當中“唯一”可能受益的角色。
這些新法律“被強加”給了一個“慘遭征服”和摧殘的國家，除了搞點軍事上的破壞和打擊侵略者的遊擊戰之外，它不可能進行其他的反抗。爲了使伊拉克對外國投資者具有吸引力，這一整套的100項新法令通過美國政府的“佔領機構”即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實施，它將所有伊拉克經濟的各種權利和控制權都交給了“跨國公司”。
不僅如此，制定這些法律的“目的”是爲了對這個國家的糧食生産體系進行前所未有的最激進的“改造”鋪平道路。在佈雷默的“統治”之下，伊拉克即將成爲“基因改造”或者說“轉基因商業化農業”的樣板。
第二節 《第81號命令》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明確定義了這100項命令的法律地位。“命令”被定義爲“對伊拉克人民具有約束力的指示或指令，具有懲罰性後果，或者對管制伊拉克人的方式包括伊拉克法律的變更具有直接作用”。
換言之，伊拉克人接到命令：“要麽照辦，要麽完蛋。”伊拉克以前的法律，凡是與佈雷默的新“命令”相抵觸的，一律廢止。
“佔領者”的法律至高無上。
佈雷默的新法令涉及從媒體到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等各個方面，深藏在其中的是《第81號命令》，即“專利、工業設計、未披露資訊、積體電路和植物新品種法”。《第81號命令》規定：
11.“第12條”經修訂如下：“專利應賦予所有者以下權利：
1.如果專利主體是一種産品，有權禁止任何未獲得所有者授權的人製造、利用、使用、提供銷售、出售或進口該産品。”
12.“第13條第1款”經修訂如下：“專利的有效期，從按本法條文申請註冊存檔之日起計算，至按本法條文註冊生效滿20年後方可終止。”
《第81號命令》的另一項條款規定：“禁止農民再次使用受保護的品種或任何本章第14條（C）段第1項、第2項提到的品種的種子。”而且，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第81號命令》對伊拉克的專利和工業設計法做了修訂，以保護與某種産品或某種製造工藝相關的任何技術領域的新創意。這些修訂允許在伊拉克的企業或在伊拉克屬於簽約方的相關條約成員國的企業在伊拉克註冊專利。修訂賦予了專利權人以下權利：阻止任何未獲得專利所有者授權的人利用受到專利保護的産品或工藝，從專利在伊拉克註冊之日起爲期20年。修訂還允許個人和企業對工業設計進行註冊。
用淺顯易懂的語言來說就是，《第81號命令》給了植物新品種專利權人在20年內在伊拉克農業中使用其種子的“絕對權利”，而這些專利的“所有者”恰恰都是“外國大型跨國公司”。儘管“表面上”看來，這是一個公平合理的商業條款，對外國企業的知識産權予以補償，但“實際上”這是對伊拉克主權的侵犯。像許多國家一樣，伊拉克“從未承認過”植物之類的生命形式可以獲得商業專利的原則。這種專利之前由美國或其他國家的專利機構授予「孟山都」、「杜邦」等公司。
事實上，《第81號命令》所做的是，修訂伊拉克的專利法，以便承認外國專利，不管根據伊拉克的法律這種專利是否合法。表面上，它似乎給了伊拉克農民拒絕購買孟山都種子或其他專利種子、種植本地傳統種子的選擇權。實際上，它産生了完全相反的作用，《第81號命令》的起草者也充分意識到了這一點。
這些受保護的植物新品種，都是轉基因或者說經過基因改造的植物。選擇種植這種種子的伊拉克農民，需要與持有專利的種子公司簽訂協定，規定他們將支付某種“技術費”，並且每年爲種植這種專利種子支付許可使用費。
任何試圖將「孟山都」或其他公司的專利種子保留一部分以便在下個作物種植季節再次播種的伊拉克農民都將受到種子供應商的重罰。在美國，「孟山都公司」要求獲得相當於被盜用種子成本120倍的懲罰性損害賠償，後來法院的裁決駁回了這一請求。
於是在這種“局面”下，伊拉克農民沒有成爲薩達姆•侯賽因的奴隸，卻成了跨國轉基因種子巨頭的“奴僕”。
《第81號命令》的“核心”是植物新品種保護（PVP）條款。根據該條款，留存種子和再次播種是非法的。農民們使用受專利保護的種子（甚至是“類似的”種子），將受到重罰，甚至坐牢。然而，受到保護的植物新品種，並不是那些在伊拉克農田上歷經上萬年的雜交開發出來的種子。
相反，受到保護的是「孟山都」等跨國公司巨頭將自己的種子和除草劑引入伊拉克市場的權利，而且它們受到了美國和伊拉克政府的“充分保護”。
第三節 破壞伊拉克的種子資源
歷史上，伊拉克是文明搖籃美索不達米亞的一部分。在那裏，在長達數千年的時間裏，底格裏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之間的肥沃河谷爲農作物培育和種植創造了理想的條件。自從大約西元前8000年以來，伊拉克農民就一直在這片土地上耕耘，並培育出品種繁多的、如今世界上使用的幾乎所有麥類品種的種子。他們通過留存部分收穫作爲種子並再次播種的體系做到了這一點，並通過新的播種培育出能夠抗禦疾病的雜交品種。
多年來，伊拉克人在位於阿布•格萊布的一個國家種子庫裏“一直保存”著這些珍貴的天然種子的樣本。這座城市，如今在國際上更多的是因其設有美國軍方“虐待犯人”的監獄而聞名於世。在美國“佔領”伊拉克及多次大規模轟炸之後，阿布•格萊布那個具有歷史意義、價值連城的種子庫“消失”了，它成了伊拉克戰爭的又一個受害者。
不過，伊拉克的前農業部曾經採取預防措施，在鄰國敍利亞建立了一個備份的種子儲存庫。在那裏，最重要的麥類種子仍然儲存在一個名爲國際乾旱地區農業研究中心（ICARDA）的機構裏，該機構位於敍利亞的阿勒頗。鑒於已經失去阿布•格萊布的種子庫，如果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需要幫助的話，作爲國際性的國際農業研究諮詢小組(CGIAR)種子庫網路的一部分的國際乾旱地區農業研究中心，原本是可以從其儲備中爲伊拉克人提供種子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沒有這樣做。佈雷默的顧問對伊拉克的糧食前景有著不同的規劃,他們有自己的打算。
伊拉克農業即將被導向“現代化”和工業化，從傳統的家庭式種植多種作物的農作方式，轉變爲面向“世界市場”而生産的美國式的商業化農業。滿足饑餓的伊拉克人的糧食安全需求，對這個方案來說是無足輕重的。
按照佈雷默的《第81號命令》，如果國際大公司開發出一種能抗禦某種伊拉克害蟲的種子新品種，而同時一個伊拉克農民正在種植另一種具有同樣抵抗力的種子，那麽這位農民留存自己的種子將是“非法”的。相反，他必須爲使用「孟山都」的轉基因種子支付某種專利使用費。
按照總部設在日內瓦的世界貿易組織（一個由美國政府和「孟山都」等私營農業綜合企業巨頭主導的機構）的規則，美國的法院和國際法院“有權”實施這樣的植物新品種保護法律。
20世紀90年代後期，美國的一家生物技術公司太陽基因被授予了一種油酸含量很高的向日葵的專利。不過，不僅僅其基因結構被授予了專利，高油酸含量這種特性本身也被授予了專利，公司聲稱擁有這種權利。太陽基因公司通告所有其他向日葵品種的培育者說，如果他們開發“高油酸含量”的品種，就將被認爲是對這一專利權的侵犯。
“專利的授予，涵蓋了一個物種的所有基因工程新品種……可能將我們在農場和花園裏種植的所有東西交由一個發明者控制。”國際植物基因資源研究院總幹事傑弗裏•霍丁博士說。“只要大筆一揮，無數農民和科學家的研究成果就可能僅僅因爲一次經濟劫持式的法律行爲而宣告無效。”經濟劫持，正是佈雷默和孟山都試圖按照《第81號命令》在伊拉克幹的勾當。
對農民的種子品種實行“全面控制”在伊拉克新頒佈的專利法之下將成爲可能。在複雜的法律術語“掩蓋之下”，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的《第81號命令》實際上將伊拉克未來的糧食命運“轉交”到了全球性跨國私人公司手中，這“絕不是”大多數伊拉克人所希望的解放。
以《第81號命令》頒佈的植物專利法，與其他國家的知識産權法律不同，它們不是通過主權國家政府之間的談判或與世貿組織的談判達成的。它是由華盛頓在“毫無抵抗”的情況下“強加”給伊拉克的。根據華盛頓消息靈通人士的報告，《第81號命令》中有關植物的具體細節是由世界領先的轉基因種子和轉基因作物供應商「孟山都公司」替美國政府起草的。
第四節 伊拉克農民只能種下“轉基因”種子
從字面上看，似乎只有伊拉克農民選擇從國際種子公司購買的那些種子，才歸屬美國新“強加”給伊拉克的專利法管轄。實際上，伊拉克正在“被改造”成一個巨大的實驗室，以便在「孟山都」、「杜邦」和「陶氏化學」等轉基因種子和化學品巨頭的“控制之下”進行糧食産品的開發。
經過伊拉克戰爭的磨難，劫後餘生的大多數伊拉克農民如果還想繼續種地的話，就“不得不”轉向他們國家的農業部尋求得到新種子。這就爲佈雷默“控制”伊拉克人的糧食供應打開了方便之門。
在十多年的時間裏，伊拉克農民承受著美、英爲首的、對急需的農業設備的“禁運”。另外，戰前伊拉克還遭受了連續三年的嚴重旱災，這些天災使伊拉克麥類作物的種植急劇減少。多年的戰爭和經濟制裁已經摧毀了伊拉克的農業。到2003年，糧食産量已經下降爲不到第一次美伊戰爭之前的1990年産量的一半。到了2003年，大部分伊拉克人依賴聯合國石油換食品的糧食配給生存。
在使伊拉克糧食生産“現代化”的“名義”下，“美國國際開發署”和美國對伊拉克農業重建和開發規劃機構參與到對傳統的伊拉克農業的“改造”當中。當時起關鍵作用的、由華盛頓任命的伊拉克農業“太上皇”是丹尼爾•阿姆斯圖茨，他曾是美國農業部的官員和大型糧食聯合企業嘉吉公司的副總裁。阿姆斯圖茨是關貿總協定談判烏拉圭回合期間擬定美國在農業方面的主張的關鍵人物之一，烏拉圭回合談判導致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的建立。
《第81號命令》名義上的目的是“確保伊拉克得到優質的種子，並爲伊拉克參與世界貿易組織提供方便”。當然，“優質”是由佔領當局定義的。加入世貿組織意味著伊拉克必須開放市場，使其法律符合主導世貿組織政策的強大工業和金融利益集團制定的規則。
《第81號命令》一發佈，美國國際開發署便開始通過美國農業部提供數千噸“高質量、合格的小麥種子”，這些種子來自美國，並得到了補貼，被分發給困境中的伊拉克農民，這在一開始幾乎是免費的。根據對轉基因種子和植物專利持批判態度的非政府組織GRAIN的一份報告，美國國際開發署拒絕允許獨立的科學家確定這種種子是不是轉基因種子。自然，一旦證明是轉基因小麥種子，在一兩個種植季之內，伊拉克農民將會發現自己如果要生存下去，就不得不向外國種子公司支付專利費。GRAIN的報告“揭穿”了《第81號命令》的意圖：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已經使伊拉克農民在收穫後將按法律註冊的新品種的種子留存並再次使用成爲非法。伊拉克人也許可以繼續使用和留存他們的傳統種子和經過多年戰爭和旱災後留下的種子，但這不在統治者規定的重建日程當中。這項法令的意圖是爲在伊拉克建立新的種子市場提供條件，在那裏，跨國公司可以銷售它們的種子——無論是否經過基因改造，農民將不得不在每個作物種植季節重新購買這些種子。
雖然從歷史上看，伊拉克曾禁止私人擁有生物資源，但美國強加的新專利法引入了一種對種子的壟斷權利制度，這種權利，沒有任何伊拉克農民有資源通過開發而得到。
實際上，佈雷默將有關“植物新品種保護”的新章節納入到了伊拉克以前的專利法當中。據說，這是爲了提供對“植物新品種的保護”。植物新品種保護作爲一種知識産權，事實上是植物品種的專利，它給予了那些聲稱發現或開發了新品種的植物培育者對植物的排他性權利。
“植物新品種保護”中的保護，與保護自然資源毫無關係，而是“保護私人培育者的商業利益”。喬治•奧威爾也說不出什麽更好的話了。在美國制定的法令之下，“植物新品種保護”實際上意味著植物品種的毀滅。
第五節 伊拉克農民種的小麥都出口到了美國
按照規劃，美國國務院與美國農業部一起努力（該部已經在伊拉克北部設立了56塊“小麥作物推廣實驗田”），目的是“介紹和展示經過改良的小麥種子的價值”。這個專案由德克薩斯A&M大學國際農業辦公室替美國政府打理，該辦公室在伊拉克各地利用800英畝(約323.7公頃)實驗田，向農民們傳授如何種植大麥、鷹嘴豆、豌豆以及小麥等作物的“高産品種”。
這個投資1.07億美元的美國國際開發署農業重建專案，定下了在第一年使3萬個伊拉克農場産量翻番的目標。其指導思想是說服心存疑慮的伊拉克農民相信，只有使用這種新的“神奇種子”，才能獲得大豐收。與十年前美國農民的情況一樣，身處絕境而又心懷收穫大量糧食的希望，讓伊拉克農民鑽進了外國種子公司的圈套。
碰巧的是，德克薩斯A&M大學的農業專案也將自己描繪爲“利用生物技術（或者說轉基因技術）方面公認的世界領先者”。用了他們的新種子，新的化學製劑——殺蟲劑、除草劑、殺真菌劑等——便會隨之而來，這些都是由孟山都、嘉吉、陶氏化學等大公司賣給伊拉克人的。
亞利桑那州的《鳳凰城商業期刊》報道說，
“一家亞利桑那州的農業研究公司正在提供小麥種子，供伊拉克農民使用，他們期望大幅增加本國出產的糧食供應。”這家公司名爲“全球小麥公司”(WWWC)，通過與包括德克薩斯A&M大學在內的三所大學合作，它將“提供1000磅（約453.6 千克）小麥種子，供巴格達以北的伊拉克農民使用”。
據全球種子行業資訊的中心網站Seedquest介紹，在開發穀類作物種子中“擁有專有權的品種”(被授予專利並爲某個特定公司所擁有的品種)方面，全球小麥公司是領先者。以上提到的這些種子屬於《第81號命令》中那種受到保護的轉基因種子。根據全球小麥公司的說法，任何希望種植他們的某種種子的“客戶”（或者說農民，人們曾經這樣稱呼他們），都要“爲每個品種支付許可費”。這家公司自稱爲“W3”，與亞利桑那大學Bio5生命科學研究所建立了正式的合作關係，而Bio5研究所自稱爲“生物研究水平最高的車庫（在美國代指高技術創新企業的發祥地。——譯注）”,這聽起來十分古怪。
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鳳凰城商業期刊》上的文章說，“爲了支援伊拉克，共開發了六種小麥種子。三種將用於讓農民種植用於製作通心粉的小麥；另外三個品種將用於種植製作麵包的小麥。”這意味著，2004年後美國在伊拉克發展的穀類作物中有一半是爲了出口。確實，通心粉對於伊拉克人的飲食來說是完全陌生的外來食品，這表明，佈雷默頒佈《第81號命令》的目的與其說是爲了給飽受戰爭創傷、饑腸轆轆的2500萬伊拉克人生産糧食，不如說是建立將轉基因種子用於糧食生産並向全球市場出口的工業化農業産業。
此外，投資1.07億美元的美國國際開發署農業重建專案，其目的是讓伊拉克政府失去對糧食生産的控制權。“我們的想法是，讓這裏成爲完全自由的市場。”美國國際開發署伊拉克重建辦公室農業專家道格•普爾如是說。
美國國際開發署的目的反映了美國和世界貿易組織的政策，這一目的是幫助伊拉克新政府逐步取消農業補貼。“農業部長在這方面幹得相當漂亮。” 普爾說。他宣稱，國有企業如美索不達米亞種子公司等“需要拆分和私有化”。但他並沒有提到，在飽受戰火摧殘的伊拉克誰會有錢買得起這樣一家國有種子公司, 只有像孟山都這樣有錢的外國農業綜合企業巨頭才有可能成爲買主。
爲了便於從外國種子巨頭那裏引進受專利保護的轉基因種子，伊拉克農業部以“補貼價”分銷這些轉基因種子。一旦農民們開始使用轉基因種子，按照《第81號命令》的“植物專利保護”新規定，他們將被迫每年從這家公司購買新種子。在將“自由市場”引入這個國家的旗號下，伊拉克農民逐漸成了外國跨國種子公司的奴隸。
在2004年12月的一次訪談中，在美國受過教育的伊拉克臨時政府農業部長阿裏聲稱，“我們希望伊拉克農民具有競爭力，所以我們決定對農藥、化肥、良種等投入給予補貼。我們減少了其他補貼，我們必須要有競爭力。”
換言之，原本用於伊拉克貧困農民購買新種子的錢，被專用于從孟山都等外國跨國公司購買轉基因“良種”。
與此同時，美國商品出口商垂涎欲滴，盯住了新的市場機會。
“伊拉克曾是美國農產品重要的商品市場，20世紀80年代的銷售額接近10億美元。”2003年,小布希政府的前農業部長安•維妮曼在農業媒體研討會上如是說。在到華盛頓任職之前，她曾與孟山都公司有密切聯繫。照她的說法,“它有可能再次成爲重要的商業市場。”
維妮曼忘了說的是，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的兩伊戰爭期間，雷根政府和老布希政府以美國農業部商品信貸公司的出口專案的名義，偷偷賣給薩達姆統治下的伊拉克各種常規武器和化學武器。這一醜聞涉及美國納稅人的數十億美元，牽涉到了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國家安全顧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和義大利拉沃羅國民銀行的亞特蘭大分行。
根據美國稻米協會副主席約翰•金的說法，在20世紀80年代末1991年海灣戰爭之前伊拉克是美國最大的大米市場。“美國大米行業打算在向伊拉克提供大米方面再次發揮主要作用。”約翰•金對美國國會衆議院農業委員會如是說。“由於目前美國大米行業面臨挑戰……再次進入伊拉克市場，在具有附加價值的産品銷售方面將産生巨大影響。”
約翰•金補充說，“聯軍2003年對伊拉克的解放，給伊拉克人民帶來了自由。貿易的恢復也給美國大米行業帶來了希望。”他沒有提到的是，2003年，大部分美國大米是基因控制的轉基因大米。
2004年春，當佈雷默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頒佈《第81號命令》時，激進的年輕教士薩德爾的支持者抗議美國憲兵查封了他們的報紙al Hawza。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指控al Hawza發表可能“構成真正暴力威脅”的“虛假文章”。例如，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引用了一篇文章，它指稱佈雷默在“奉行讓伊拉克人民挨餓的政策，讓他們成天忙於採購麵包，這樣他們就沒工夫要求得到政治自由和個人自由”。
考慮到《第81號命令》出籠的背景，出現這樣的文章不足爲奇。同樣毫不奇怪的是,考慮到整個轉基因計劃的大賭注，佈雷默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自然要竭力平息這種對其糧食政策的批判。
第六節 美國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伊拉克巧取豪奪
2004年11月21日，在如何處理伊拉克政府所欠大約390億美元外債(主要是欠工業化國家的)這個問題上，由債權國政府組成的巴黎俱樂部的主要代表發佈了一份公告。那些外債是薩達姆統治下伊拉克拖欠的大約1200億美元外債的一部分。儘管薩達姆政權已被推翻，華盛頓起初並不打算宣佈把這些舊債一筆勾銷。
在美國的伊拉克債務特別談判代表詹姆斯•貝克的強大壓力下，參與巴黎俱樂部的各國政府才就390億美元的伊拉克國家債務達成了新的協定。貝克絕對是個談判高手。通過向最高法院上訴，他策劃了2001年小布希的成功當選。他還是布希家族最親近的顧問之一。
在隨後與經合組織盟國極爲高明的討價還價當中，美國政府成功施壓，高高興興地將伊拉克所欠巴黎俱樂部債權國的舊債大筆勾銷。原因很簡單:這些債務大部分是欠俄羅斯、法國、日本、德國和其他國家的。美國在總債務中只占很少的22億美元。
巴黎俱樂部成員國發表了一份官方新聞公報：
各債權國的代表意識到伊拉克共和國的特殊形勢及其在未來歲月裏有限的償還能力，同意作出債務處理，以確保其債務的長期可持續償還能力。爲了這一目的，他們建議本國政府作出如下特殊處理：
——立即取消部分後來發生的利息，涉及2005年1月1日時累計債務的30%。剩餘債務將延期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批准之日。這次減免將勾銷所欠巴黎俱樂部389億美元總債務當中的116億美元；
——一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獲得批准，將實施30%的債務削減。剩餘債務將按23年期重新安排償還計劃，其中包含一個六年的寬限期。這一步驟，將再削減累計債務116億美元，使減免比例增至60%；
——巴黎俱樂部債權國同意，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委員會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實施的三年評估完成之後，再給予最初債務總額20%的減免。
伊拉克債務的減免，是與伊拉克嚴格遵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這一條件密不可分的。在債務減免過程中，作爲主要佔領者的美國慷慨地勾銷了薩達姆欠俄羅斯、法國、中國等國家的債務，這些國家是華盛頓的對手，曾反對向伊拉克開戰。這個標準計劃與應用于印度尼西亞、波蘭、克羅地亞、塞爾維亞、阿根廷和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的計劃是一樣的。它命令伊拉克將其經濟主權移交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技術官僚，而這些官僚實際上是受美國財政部和華盛頓當局有效控制的。
雪上加霜的是，在薩達姆時代伊拉克所欠的舊債是各國政府所說的“惡意債務”，即在未經人民同意下發生的、不符合人民利益的（簡而言之，就是不合法的）債務，就像已經不存在的蘇聯的債務一樣。但是美國、英國和其他巴黎俱樂部成員國並不在乎這個。這種債務是控制“新”伊拉克、迫使其向“自由市場 ”轉型的有用武器。轉基因種子和農業的工業化將處於這種強迫性變革的核心。
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是符合“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在走向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東歐轉型國家急需經濟改革，以擺脫傳統的內向型發展戰略的影響。總的來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有兩種辦法：一種是漸進式的改革，一種是所謂“休克療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是贊成“休克療法 ”的，這兩個組織的觀點被稱爲“華盛頓共識”。——譯注）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計劃的頭等大事。自由市場企業制度也是2004年4月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 “100項命令”的核心。這絕非巧合。
我們可以恰如其分地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稱爲“全球化的警察”。自從20世紀80年代的債務危機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發展中國家強制實施了債權國要求的殘忍的緊縮和償債計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債務條款被用來強迫各國將它們最爲珍貴的經濟資産拱手轉讓給外國利益集團，以便償還越來越多的債務。
通常，「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這些措施都得到了龐大的銀行業和私人利益集團的鼎力支援。
他們系統地“強制實施”國有企業的“私有化”，
“取消”糧食、衛生和能源的“公共補貼”，
“削減”公共教育開支。
因此，使跨國公司得以“主宰”戰後伊拉克的每一項政策，都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佈雷默頒佈的法律來具體落實：
“精簡”國家機構、
彈性的勞動隊伍、
開放邊界、稅收降至最低程度、
對資本流出伊拉克“不加控制”、
沒有關稅、
對外國人的所有權比例“不加限制”。
伊拉克人民將失去成千上萬的工作崗位，外國産品將把伊拉克本國的産品逐出市場，其中糧食就是一個主要目標。在強制實施的法規和外國競爭的重壓之下，本地企業和家庭式農場毫無競爭的能力。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條件”的“受害國”通常都不可避免地“被迫”使本國經濟向出口轉型，以便賺取美元來“償還”債務。這樣做換來的“胡蘿蔔”通常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放“拯救”貸款或者說“救援”貸款的承諾。而胡蘿蔔背後的“大棒”就是發出這樣一種“威脅”：如果債務國拒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條件，它將被永久列入“黑名單”,得不到任何國外貸款。
伊拉克也不例外。美國“授意”下的伊拉克大選，其“目的”就是確立一個合法的舞臺，以便將伊拉克政府置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嚴格的控制之下”。實際上，這使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處於“中立”的位置，負責監督伊拉克嚴格遵守佈雷默的“100項命令”。這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能夠“迫使”伊拉克加入華盛頓的“自由市場”全球願景。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計劃在2005年1月30日伊拉克大選之後的某個時候，與伊拉克新政府達成一項“特殊安排”。由於減免伊拉克的大量外債需要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點頭，因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與伊拉克領導人的談判中處於相當有利的位置。
聯合國安理會第1483號決議賦予了佈雷默管理被佔領的伊拉克的權力，但這本應歸屬國際法的管轄範圍。可見，佈雷默的“100項命令”和經濟“休克療法”，是在完全違反國際法的情況下實行的。
隨著對伊拉克“私有化”的抗議和針對美國在伊企業暴力活動的蔓延，“掩蓋”這種“令人難堪”的事實變得迫切起來了。因此，佈雷默急匆匆地返回華盛頓，與總統討論接管伊拉克經濟的新方案。其結果是組成了阿亞德•阿拉維爲首的臨時政府，並宣佈伊拉克將在2005年1月舉行大選。
阿拉維，這個美國“一手扶植”起來的、曾經多年爲「中央情報局」工作的門徒，將“合法地”執行非法的佈雷默法令。
按照在伊拉克以“佈雷默法律”而聞名的《第39號命令》，伊拉克的各個行業和所有市場將在幾乎沒有限制的情況下向外資開放。這些法律的制定方式，使得無論是臨時政府還是隨後的任何一屆伊拉克政府都很難撤銷或廢除這些政策。
確實，佈雷默用伊拉克臨時憲法第26條鞏固了“100項命令”，臨時憲法中的第26條，確保了在主權被移交給臨時政府之後，臨時政府將無權改變佈雷默的法律。此外，美國親手挑選出來的親美派被佈雷默安插到了伊拉克的各個部門之中，並有權淩駕於隨後的任何一屆伊拉克政府所做的任何決策之上。
遍佈于伊拉克各地的13.2萬美國部隊，堅守在2003年後建起的14個新軍事基地上，這就是上述這一點的保證。對於華盛頓在伊拉克使用“ 播撒民主的種子”這種冠冕堂皇的話到底意味著什麽，大多數伊拉克人到了2004年底已經很清楚了。這種種子與普通伊拉克公民獨立決定自己命運的能力毫無關係。
在2004年6月權力從佈雷默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正式移交給以「中央情報局」的寶貝兒阿拉維爲首的伊拉克臨時政府之後，後者同意接受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加的“開放”來換取債務減免。因此，2004年9月在伊拉克中央銀行行長沙拉比和財政部長馬赫迪發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意向書”所附的備忘錄中，這些人表達了這個美國“扶植”的政府“參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急迫心理。
“新的金融部門立法將爲建立現代金融部門鋪平道路。”這封意向書這樣吹噓道。意向書接著寫道：
“三家外國銀行已經獲准開展業務”，而且“若干外國銀行對獲得伊拉克私營銀行的少數股權已經表現出興趣。”
其中一家銀行是倫敦的滙豐銀行，這是世界最大的銀行之一。
“強迫”對伊拉克的糧食生産進行“改造”，“使之”種植“擁有專利”的轉基因作物，這是「孟山都」和其他轉基因“巨頭”所作所爲的最突出的例子之一。通過這些“方式”，它們將轉基因作物“強加”給了“不情願”和“不知情”的世界人民。
文／威廉。恩道爾
美國對哥倫比亞的新殖民政策-「哥倫比亞計畫」
提到哥倫比亞，許多人就會立刻聯想到這是“毒品”與游擊隊氾濫的罪惡淵藪之地。（好萊塢電影大眾文化洗腦工業）羅素克洛和梅格萊恩搭檔演出的「千驚萬險」就是以哥倫比亞為背景，影片“描述”的哥倫比亞左派游擊隊在邪惡帝國蘇聯垮台後變成一群以販毒、綁票維生的恐怖份子，長期以來許多美國人也相信政府與主流（民主自由）傳媒對於哥倫比亞的（謊言）宣傳，相信美國政府目前已耗資數十億的「哥倫比亞計畫」（Plan Columbia）可以消滅哥國毒梟和游擊隊暴力，然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證據卻證明事實“剛好相反”。
事實上，「哥倫比亞計畫」只是美國長期對於中南美洲“政經軍干預”的一部份，在美國喬治亞州的班寧堡（Fort Benning），有一所「美洲軍事學校」（SOA, U.S. Army School of the Americas），該校一直被諷刺為「殺手學校」（School of Assassins），因為該校的課程以訓練謀殺、綁架、（軍事）政變、嚴刑拷打著名，數十年來“培養”出六萬多名拉丁美洲的軍人，智利民選總統阿葉德被軍事獨裁者皮諾契特推翻、大主教Oscar Romero被暗殺、瓜地馬拉36年內戰死亡或失蹤的20萬人、薩爾瓦多超過900名平民被屠殺等等，都是“該校”畢業生的“傑作”，女性受害者還會遭強暴虐殺而死，毫無反抗力量的兒童被活埋或摔死；它也“培養”惡名昭彰的（美帝傀儡）軍事獨裁者-包括巴拿馬、波利維亞、瓜地馬拉、薩爾瓦多，並且是“右翼民兵”的訓練所──例如尼加拉瓜殘暴的「國民軍」就是SOA（美洲軍事學校）的畢業生，後來組成“右翼恐怖份子”Contra（桑定游擊隊）。前巴拿馬總統就稱「美洲軍事學校」是「拉丁美洲最大的亂源製造基地」，在日漸高漲的抗議聲浪下，該校“改名”為Western Hemispheric 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WHISC)，但是至今仍然繼續培養每年一到兩千名的畢業生（目前１／３的受訓者來自墨西哥，因為該國要“對付”以Chiapas省原住民為主的薩巴塔游擊隊（Zapatista），每年耗費美國納稅人大約兩千萬美金。
和其他拉美國家相比，哥倫比亞派遣最多軍人（目前已超過一萬多人）到SOA（美洲軍事學校）受訓，其中許多高階軍官都犯下違反人權的罪刑，哥倫比亞軍方和殘忍著稱的右翼民兵組織AUC也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使得在哥國每年有超過三萬人被殺、一百萬人無家可歸。1986年以來已經有三千八百名工會領袖和組織者遭殺害，在去年（２００１年）的前十一個月就有180名工會領袖被暗殺，過去十幾年以來，超過三萬名工人、農民、人權組織者、左翼領袖、教師等被軍隊和右翼民兵殺害。最大的右翼民兵組織AUC的領導人對於謀殺工會領袖毫無悔意，他說「我們有理由殺那些人，因為他們（工會領袖）妨礙他人工作。」因為暴力事件頻仍，自從 1985年以來，已經有兩百萬哥倫比亞平民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園。
在美國主流（民主自由）傳媒宣傳下不斷“被污名化”的左翼游擊隊──其中一股最大的力量FARC「哥倫比亞人民革命軍」（有一萬六千到兩萬人的武裝力 量，由工人、農民、組織者所組成）-經由過去36年以來的組織工作，哥國基層人民對其支持率不斷提高，專家估計該游擊隊在哥國自治區的影響力已經超過 50％，相對的哥倫比亞所謂「（美帝扶植傀儡）民主」政府，則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貪污腐敗政權，人民對政府的失望清楚地反映在哥國的投票率上（低於40％），目前FARC直接掌握的非武裝區（約瑞士大小），也完全沒有上述的暴力事件發生。
在2000年，美國政府投入十三億美金到「哥倫比亞計畫」以及之後六億美金的「安地斯行動」（Andean Intiative，因為哥倫比亞屬於安地斯山脈國家）（其中一億給哥倫比亞軍方），“宣稱”該計畫是「對抗毒品之戰」（War on Drugs）以及心照不宣的「對抗左派游擊隊（美國政府定義下的恐怖份子）之戰」，事實上，該計畫對於消滅毒品毫無助益，因為大部分的款項給了“美國跨國 公司”，例如「孟山都（Monsanto）」、United Tech、Sikorsky等，用來進行軍事訓練、購買直昇機和除草劑，另外，美國政府也已提供哥倫比亞軍方和右翼民兵十五億美金。
然而，哥倫比亞政府和軍隊本身就和毒梟“連為一體”，政府軍隊和右翼民兵就是毒梟“背後”的軍事力量，前SOA（美洲軍事學校）的教官就曾說「SOA是拉丁美洲軍官 洗毒品錢的最佳地點」，美國持續提供哥倫比亞軍事援助反而助長軍隊和右翼民兵繼續在國內“鎮壓平民”、違反人權，並且讓毒梟勢力更擴大。
此外，美國在哥倫比亞四處噴灑除草劑，宣稱這樣就可以消滅古柯鹼作物，但其實是毫無差別地噴灑在一般農田和雨林上，不但使得農作物大量枯死、農民無 法維持生計、亞瑪遜雨林的生態環境遭破壞、原住民生存環境受到威脅，更讓古柯鹼產業暴增超過100％，在1994到1998年，哥國大約種植45,500公頃的古柯鹼作物，但是有超過140,800 公頃的一般作物、古柯鹼和雨林被噴灑，從1999年到2000年，古柯鹼的產量反而增加60％，噴灑除草劑不但完全無效，反而讓種植古柯鹼更有價值。
著名的拉美學者James Petras就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是美國對拉丁美洲“再殖民”的試金石，因為哥倫比亞目前擁有第三世界國家最強大的游擊隊力量，開始動搖美國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力量”（哥倫比亞的石油是美國重大利益所在，美國從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和厄瓜多進口的石油比波斯灣還要多），因此若能藉由「哥倫比亞計畫」一舉摧毀反抗的力量，則可以再度建立美國的新帝國主義力量，因此越來越多人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實際上是「死亡計畫」（Plan of Death）。
今年（２００２）4月19-22日，在美國首府華盛頓有大規模的反戰（4月20日舉行大遊行，主題為「停止國內和國外的戰爭」Stop the War-At Home& Abroad，詳情請見：http://www.a20stopthewar.org/）、反全球化和「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National Mobilization on Columbia，詳情請見：http://www.colombiamobilization.org/）遊行（世界各地的抗議活動資訊都可以在 http://protest.net/ 找到），「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在4月22日將發動大遊行並提出兩大訴求：
一、反對美國政府“假借”掃蕩毒品為名的「哥倫比亞計畫」，
二、關閉「殺手學校」 -「美洲軍事學校」（SOA）。
文／洪家寧 2002．4
面臨民主主權債務危機的美國持續浮濫巨量印鈔（以惡性製造它國輸入型通膨動亂轉嫁危機）中國要做好最壞的準備
美國印鈔 世界擔憂
由於（面臨主權債務泡沫危機的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經濟前景不明，新的（擴大貨幣供給餘額）寬鬆貨幣政策可能給全球經濟未來發展帶來重大影響。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經濟社會正在積極應對，但實際可操作空間很小
最近，「美聯儲」公佈了第二輪“（擴大貨幣供給餘額）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稱將維持現有基準利率0~0.25%的水準不變，並在2011年第二季度結束前（再度）逐月購買總額為６０００億美元的美國長期國債，每月國債購買規模約７５０億美元。「美聯儲」表示，希望通過（左手印、右手出買空賣空方式）購買國債的方式，使利率維持在低水準以刺激貸款與支出，從而拉動（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經濟的強勁復蘇，並使一定時期的通貨膨脹達到合適水準，同時增加就業和保持價格穩定。
面對當下形勢，我們如何判斷「美聯儲」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果？
該政策會對（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和世界經濟帶來什麼影響？
二次出手，「美聯儲」有不得已的苦衷
「美聯儲」之所以再度推出（擴大貨幣供給餘額）量化寬鬆政策，其主要目的是為了降低長期利率，從而降低消費者購買房屋以及企業融資的成本（擴大賭博投機金融活動）。另外，「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還表示，「美聯儲」剛剛推出的第二輪（擴大貨幣供給餘額）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可以在未來兩年內為（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創造出70萬個工作崗位。
「美聯儲」希望此次“注射現金”能拉低基準利率，抬升資產價格，增加財富，以鼓勵家庭消費和企業招聘。
（擴大貨幣供給餘額）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本身可以說是一把“雙刃劍”。美聯儲二次“出手”也有迫不得已的苦衷。在2009年年底和2010年年初，（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經濟的復蘇跡象曾令人欣喜地看到“冬天”很快結束的希望。但好景不長，2010年二季度美國經濟增速僅為1.6%，進入2010年下半年後，美國經濟表現更是欠佳，失業率在 9.6%的高點居高不下。多份報告指出，（面臨主權債務泡沫危機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經濟復蘇已經明顯放緩，陷入二次衰退的危險正在加大。為了讓（面臨主權債務泡沫危機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經濟重新走上強勁復蘇的軌道，「美聯儲」主席伯南克毅然決定，利用（擴大貨幣供給餘額）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再讓美國經濟火一把。
伯南克這一政策一旦失敗，通貨膨脹和“資產泡沫”將會把（面臨主權債務泡沫危機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的經濟拖向更深的“深淵”，而為此付出的高昂資金也會使得困擾（面臨主權債務泡沫危機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的“財政赤字”問題雪上加霜。對（面臨主權債務泡沫危機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而言，（擴大貨幣供給餘額）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要想達到大幅度刺激消費、拉動經濟的效果必須與政府的經濟刺激計畫相配合。然而目前的形勢卻不容樂觀，在剛剛結束的國會中期選舉中，民主黨失去了眾議院的控制權，能否順利推行其經濟刺激計畫還是個未知數。目前留在「美聯儲」手裏的政策“子彈”已經所剩無幾。如果（擴大貨幣供給餘額）量化寬鬆政策再難奏效，留給「美聯儲」施展的空間將進一步壓縮，而這又將是對（面臨主權債務泡沫危機自由貪婪金權民主）人們信心的一次重大打擊。
（擴大貨幣供給餘額）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有著不確定性。假如（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國債市場“泡沫”在某個時點“破滅”，（面臨主權債務泡沫危機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國債的價格會嚴重下降，利率會大幅上升， 美元對其他貨幣會出現大幅下跌。新一輪“（惡性）通脹”就會接踵而來。
假如（面臨主權債務泡沫危機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通過一系列政策為復蘇爭取到一定時間，那麼，這一系列政策就可圈可點。但是，上一個十年，本應是（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改變經濟結構的十年，但（面臨主權債務泡沫危機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卻將時間浪費在維持“資產泡沫”上，“泡沫”崩潰後本應是“刮骨療傷”，（面臨主權債務泡沫危機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卻又將時間浪費在了充填“泡沫”上， 很可能得不償失。
美欲“透支”國家信用以挽救（面臨主權債務泡沫危機主權債務危機）經濟衰退
時間追溯到1961年。「美聯儲」採取過類似政策：降低長期利率以刺激投資，同時提升短期利率以避免資本外流。當時，「美聯儲」的主要手段包括從公開市場收購票據及債券，此外，美國財政部也以銀行的角色借入短期資金並向市場貸出長期資金。但由於各利益方在是否參與的問題上猶豫不決，「美聯儲」及美國財政部的上述做法在當時被認為是失敗的。
在隨後的數十年內，（面臨主權債務泡沫危機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政府多次採取同樣的措施。在2009年，「美聯儲」（左手印、右手出買空賣空方式）購買了價值1.7萬億美元的長期債券及抵押貸款證券等資產， 同時又將基準利率維持在接近零的水準。
過去四十年，（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有意或無意“製造”過三次全球性的通貨膨脹和資產價格泡沫，最終均以全球通貨收縮和經濟衰退而告終，主要“代價”由發展中國家“承擔”。（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常常“有目的地”利用美元國際儲備貨幣的特殊地位來“製造”美元週期，最終實現為（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利益服務。
造成這樣的局面與目前全球經濟面臨兩個“基本失衡”有關。
一是全球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嚴重脫節”；
二是製造業中心與貨幣金融中心的“脫節”。
目前，全球製造業中心已逐步從發達國家轉向新興市場國家，但貨幣金融中心仍在發達國家。也就是說，（面臨主權債務泡沫危機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僅只）占世界１／４的經濟實力卻要占全球２／３的貨幣權利，這一“矛盾”已成為當今世界“第一矛盾”。這次“貨幣濫發”政策證實（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已沒有更多選擇，這是其唯一的出路，即繼續通過“透支”國家信用以挽救經濟衰退的命運。（面臨主權債務泡沫危機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的目的是明確的，繼續通過貨幣金融戰略“轉嫁”金融危機的風險和損失。
國際經濟社會“被動”應對
在（面臨主權債務泡沫危機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經濟低迷、投資者和消費者信心嚴重不足的背景下，第二輪定量（擴大貨幣供給餘額）寬鬆貨幣政策對刺激（面臨主權債務泡沫危機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經濟復蘇的效果極可能落空，而且，還會給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帶來匯率波動、資產泡沫等多方面的嚴重衝擊。
中國央行在時隔近三年以後首次上調了金融機構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加上2010年以來的四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分析人士認為，在後危機時代，中國的貨幣政策正在向常態回歸。但（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實施新一輪（擴大貨幣供給餘額）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後，未來美元將會繼續走軟，短期內人民幣或會繼續走強。
（面臨主權債務泡沫危機自由貪婪金權民主）日本經濟也做不到讓日元大幅升值。如果讓日元升值摧毀豐田、本田等公司，很難想像日本央行還能保持穩定。因此， 繼（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之後，它也將採取（擴大貨幣供給餘額）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壓住日元。
歐元正在自動飆升。只要新一輪“主權債務危機”發生，「歐盟」的口氣馬上會軟下來。不是（面臨主權債務泡沫危機自由貪婪金權民主）愛爾蘭、葡萄牙等等已經排上隊了麼? 所以，歐元也會走入（擴大貨幣供給餘額）寬鬆貨幣的池子。
（面臨主權債務泡沫危機自由貪婪金權民主）英國無疑也將擁抱（擴大貨幣供給餘額）量化寬鬆貨幣政策。（自由貪婪金權民主）英國除了炒股和房地產還有什麼？
如果“（自由貪婪金權民主）泡沫”破裂，（面臨主權債務泡沫危機自由貪婪金權民主）英國沒有太多可以做的，讓貨幣貶值似乎是其唯一的出路。
澳洲央行意外加息25個基點。從歷史上看，澳大利亞央行的持續加息，往往意味著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依然可能繼續上漲， 全球新興經濟體都將繼續面臨巨大通脹壓力。澳洲央行的持續加息，往往正是對應著美元的貶值過程。如果這次澳央行的判斷沒有錯的話，美元將繼續走弱。
所以，儘管其他國家對定量（擴大貨幣供給餘額）寬鬆貨幣政策意見滿腹，但其實沒有別的選擇，只能被動地採取一些措施。
中國應做好最壞的應對
在全球（貨幣供給總額）流動性氾濫的情況下，（面臨主權債務泡沫危機自由貪婪金權民主）美國、日本目前的利率都已接近為零，已經沒有進一步降息的空間，只能進行量化寬鬆。 中國在全球化中應該採取怎樣的策略保護自己？
通常，大家比較熟悉央行的加息或降息手段，還有一些其他策略。
首先，傳統的辦法包括控制資本的流入。中國的資本帳戶還沒有完全開放，外資流入一般以不同的形式，比如熱錢、投資或者貿易等。所以，實際上，控制外資流入不那麼容易。
其次，相應地對匯率做一些調整。在大量資金流入時，人民幣適當升值是必要的，人民幣升值意味著外資投資中國成本較高， 而中國到海外投資比較便宜。人民幣升值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快速升值，一種是漸進升值。以我們的轉軌經驗，後者是我們的選擇，因為中國太大了，企業、投資者、消費者和政府監管部門都需要一個適應的過程。
第三，中國國內的資金需要“走出去”以化解資金流入的壓力。不過，這需要一些創新，我們有一些戰略性的投資機會， 但一般的商業性企業在短期無法盈利的情況下不會去做，這樣的話，需要在政府框架的支援下進行戰略性投資。
第四，解決好中國經濟深層次問題，如提升消費、經濟結構轉型等。
第五，在國際貿易中儘量採用人民幣結算，這實際上是加速了資金的流入。當我賣東西給別人時，別人的手裏可能沒有人民幣，沒有人民幣的情況下，你還得收美元，最終進來的是美元，出去的是人民幣。短期來看，人民幣結算還實現不了。
總的來說，在目前中國經濟比較依賴外需的情況下，完全規避風險的辦法基本沒有。
假如我們也保持相對寬鬆，因為中國經濟面臨下行風險，物價就會持續攀升。假如還繼續走加息的路，我們也要做好一定的犧牲準備。
新財經 2011-04-18
【美帝加緊威逼利誘歐盟推“債務貨幣化政策”以配合美進行史上最大規模水淹攻擊南方經濟（製造全球惡性通膨>經濟貿易崩潰>美金融資本再進入賤價併購）之陰謀
（美聯儲藉“賣短債買長債”的障眼法開始啟動“以可無限印發的虛擬紙美鈔從中國債權國手上去置換回收需付利息的國債債務”的陰謀機制）】
“金融大鱷”索羅斯：美國已陷入雙底衰退
【綜合消息】據媒體報導，有"金融大鱷"之稱的知名投資人喬治•索羅斯9月22日表示，美國經濟目前已陷入"雙底衰退"階段。他同時警告稱，目前歐元區所面臨的主權債務危機比雷曼兄弟破產"更加危險"。
索羅斯是在接受美國CNBC電視頻道專訪時做出上述表態的。他強調，如果美國聯邦政府近來推出的大規模就業刺激計畫無法達到預期效果，美國經濟將面臨更為嚴重的經濟增速放緩趨勢，其"二次探底"程度也將繼續加深。索羅斯指出，美國經濟的不景氣現狀實際上受到了歐債危機的拖累，而後者實質上是一次流動性危機。他強調，儘管危機嚴重程度較雷曼兄弟破產有過之而無不及，但目前歐元區領導人仍希望盡全力確保歐元區的完整性，"因為歐元區解體的後果太過可怕"。同時，索羅斯預計，歐元區內將有兩到三個小型經濟體出現債務違約甚至最終退出歐元區，但屆時歐洲經濟體也將對此做好心理準備，否則全球金融市場必然受到深度驚擾。他還強調，歐債危機的高潮不會在9月出現，因為"他們還沒有為此做好準備"。
此外，索羅斯支持歐洲央行發行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的舉動，"這實際上是歐元區政府債券的雛形，這類債券儘管尚未正式存在，但其出爐是市場希望看到的"。
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呼籲採取協調行動應對挑戰
【華盛頓9月22日消息】據媒體報導，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22日發表聯合聲明，表示致力於採取國際協調行動來應對全球經濟面臨的挑戰，以確保金融穩定，重塑信心和刺激經濟增長。
聲明指出，當前全球經濟面臨來自主權債務危機、金融體系脆弱、市場動盪、經濟增長疲軟和失業率居高不下等風險帶來的挑戰，二十國集團致力於推動開展財政整頓並促進經濟強勁、可持續和平衡增長。
聲明指出，二十國集團將採取必要舉措來維護銀行體系和金融市場的穩定，如有必要，各國央行將繼續為銀行業提供流動性，確保銀行資本金充足；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正為將在法國戛納舉行的二十國集團峰會制定協調行動計畫。
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22日在華盛頓舉行了會議，會後發佈了該聲明。
【時事點評】我們先來關注第二則新聞、即“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呼籲採取協調行動應對挑戰”。
●“全球經濟二次探底不可避免論”的“現實版”而已
我們知道，法國戛納將舉行二十國集團峰會，至於此次“會議的主題”與“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呼籲採取協調行動應對挑戰”的真實意圖，大家就不用猜了，因為“金融大鱷”喬治•索羅斯先生已經在那裏“高聲嚷嚷”了，那就是所謂的：美國經濟目前已陷入“雙底衰退”階段。他同時警告稱，目前歐元區所面臨的主權債務危機比雷曼兄弟破產“更加危險”。
事實上，所謂“雙底衰退”根本就不是什麼“聳人聽聞”的新聞，也就是我們一直強調的“全球經濟二次探底不可避免論”的“現實版”而已。
而在這裏，我們也再次強調三個觀點，即：
● 只要………否則，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經濟的二次次探底、甚至“硬著陸”將不可避免！
第一，以“美國利益決策層”基於“美國資本利益”層面策動“埃及之亂”、及不肯兌現“美國自己提出的中美共管西太平洋的G2修訂版”、從而“至今不肯”實質性調整其“旨在支配全球的既定全球戰略”的情況來看，除非“中國經濟”“最終接受”成為“目前仍由美國資本所代言的西方資本”領導下的、一個不具關鍵決策權的“小配角”，或者，除非“美國利益”在中國“拒不接受小配角”的“全面反擊”下、最終被迫兌現“中美共管西太平洋的修訂版G2（該版本的‘核心內涵’，在之前的點評中，我們已經詳細討論過，在此不再重複）”、從而“實質性”調整其既定全球戰略，否則，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經濟的二次次探底、甚至“硬著陸”將不可避免！
● “美國經濟”問題的“根源”並不在外、而在於內
第二，對“美國經濟”而言，不論是已經成為現實的“一次探底”、還是不可避免的“二次探底”，其問題的“根源”並不在外、而在於內。
在“根源”的問題上，如果說得“宏觀一點兒”，是美國社會制度問題，是美國國家利益與美國資本利益之間矛盾的不可調和性所決定的；
如果說得“微觀一點兒”，則可分為兩點：
其一，是“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的“永動原理”已被“次貸危機”及“一次探底”所證明為“根本不可能實現”，且“美國利益集團”內部或基於“資本的貪婪性”也好，或基於“美國社會穩定運轉的一切資源”均依賴于“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的“最終融資”也罷、反正是死活不肯放棄“這部‘搞不定’南方經濟（特別是中國經濟）則即將崩潰”的“華爾街金融永動機”所決定的。
● “重建美國工業體系”是絕不可能實現的“鬼話”
其二，是除了一部“被實踐已經證明為破產”的、但依靠“美元本位制”的餘威、仍指著“昨天一個QE1”、今天一個“QE2”、明天一個“QE3”的小花招、而“勉強”運行、從而繼續為“美國利益”的“各個重要項目（民生、軍費）”提供融資的“華爾街金融永動機”之外，“美國利益決策者”直到今天也沒有為“美國經濟”找出、或者“製造出”、更或者“幻想出”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來。
至於奧巴馬通過“那張大嘴”誇下的“重建美國工業體系”的“海口”，任何明眼人都知：這根本就是“經濟全球化”已成事實的背景下，絕不可能實現的“鬼話”。
●“鬼話”之所以是“鬼”，在於兩點
然而，“鬼話”之所以是“鬼”，在於兩點：
第一點，對“美國經濟”而言，作為一個“最為可能的經濟增長點”—“新能源產業”，是有所顧慮的，原因主要有二：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歐盟、特別是中國的“切入甚深”，因此，在實質性搞定歐盟經濟（歐元）、或者中國經濟（人民幣）之前，“美國經濟”已經不可能“獨霸”相關產業的話語權，也就是說，對美國經濟而言，最好的結果也不過“三分市場而居其一”。
而“這一市場結果”簡單投射到“關乎全球新秩序”的“伊朗問題最終解決方案”中去，也成了一部實實在在的“全球多極化方案”。
顯然，如果“美國利益決策層”真心願意接受“實質性多極化”，那麼，事情也就變得非常簡單了，“中歐美（注，這種情況下，就沒有俄羅斯什麼事了）”只須重回“伊核問題六方會談”的框架、借助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特別是“國際清算銀行”的改革，就能確定這一切。
然而，真實的情況已經證明：事情根本沒有“如此簡單”，而“沒有如此簡單”的主要原因，又顯然在於“美國利益決策層”從骨子裏拒絕“實質性多極化”。
即然如此，我們就再來看看第二個原因。
● 這無疑於“自我啟動”瓦解基於“石油美元結算制”的“美元本位制”的“快速瓦解進程”
第二個原因，也是最為重要的原因。是享受著“美元本位制”巨大紅利的“美國利益決策者”非常擔心，一旦自己也像歐盟、甚至中國那樣“正式地、全面”推進“新能源產業”，並將其作為“美國主要經濟增長點”、從而令其“成為世界經濟的主要增長點”，那麼，除了“第一個原因”的弊端“仍然不能規避”之外，還將“立刻重創”美國至今掌控著“定價權”的“全球傳統能源產業”，這無疑於“自我啟動”瓦解基於“石油美元結算制”的“美元本位制”的“快速瓦解進程”。
● 在“鬼話”不可能實現的“背後”，卻也隱約可見一個巨大的陰謀
第二點，在“鬼話”不可能實現的“背後”，卻也隱約可見一個巨大的陰謀，在某種程度上講，只要包括這個“鬼話”在內的系列“鬼話”能被“某些人”所相信，那麼，這個“巨大的陰謀”就有實現的可能性。
● “系列鬼話”包括有這樣的幾個經典傳說
在這裏，所謂的“系列鬼話”包括有這樣的幾個經典傳說：
其一，以奧巴馬政府宣佈自伊拉克、特別是自阿富汗撤軍為標誌，美國決策層就將“致力於削減財政赤字（包括國防支出）、平衡預算、控制債務規模、大搞美國基建項目，倍增美國出口、重建美國工業體系、提升就業率“作為其未來主要經濟目標。
其二，為了實現“其一”，美國將致力於促成“全球大規模美元回流”，以獲得相應的資金，就類似2000年前後“利用從全世界回流美國的資金、去搞什麼知識經濟”的類似。
● 從“知識經濟（眼球經濟）”、“基因經濟”、直到“納米經濟”，但無一能擔起“美國經濟增長點”的重任
然而，“真實的歷史”是，2000年前後，格林斯潘先生在拿到“美元大規模回流”之後，搞所謂的“知識經濟”又搞出了個什麼結果呢？
結果就是：不僅“知識經濟”沒能成為美國經濟的新增長點，反而就此吹了個“網路泡泡”；之後、為了防止“網路泡泡”的破滅，又想鼓搗什麼“基因經濟”、直到“納米經濟”，但無一能擔起“美國經濟增長點”的重任，
最後，無奈之下，為了維持美國經濟的增長、更因為害怕“之前大規模回流美國的資金”因“看不到希望”而重新流出美國，從而被迫放開“美國銀行不得混業”的禁令，在“美國國家、公司債務的迅速膨脹”的基礎上，直接吹起了“房地產泡泡”，並由此種下“次貸危機”的禍根。
至於現任美國國務聊的希拉蕊女士在貸危機爆發後痛駡格林斯潘“美國不用還債”的“正式言論”是“騙子”，那不過是“格林斯潘曾經參與的美國決策層”、想通過發動伊拉克戰爭，掌控全球資源、從而逼迫全球為其買單、最終“一把燙平”那一系列“泡泡”層層累積在“次貸危機”中的“巨大隱患”之“全盤計畫”，卻遭遇“伊核問題”的狙擊，最終未能如願…….的“歇斯底里的爆發”與“轉嫁責任”而已！
● “今天的情況”與“那段歷史”是多麼地相似，不僅“形擬”而且“神似”
顯然，對比上面這段歷史與美國今天的現實，我們不難看出，“今天的情況”與“那段歷史”是多麼地相似，不僅“形擬（美國經濟即將二次探底）”而且“神似（美國經濟仍然沒有可靠的經濟增長點，卻指望可以走向復蘇）”，
且“美國利益決策層”的“解決方案”也是“如此的雷同”。
● 人們有必要認真地思考一個問題
可問題是，在美國次貸危機已經成為“真實的歷史”、且“歐美金融危機”仍然在深化發展的背景下，人們就不禁要、且有必要認真地思考一個問題，即：
在美國“絕對實力”與“相對實力”都佔據“不容它人挑戰”的絕對優勢的時候，在“美元本位制”的光輝如日中天、市場甚至一度相信“神一般的”格林斯潘已帶領“美聯儲”找到了“可燙平資本主義經濟週期”的“鑰匙”的那段日子裏，被“美國資本”誘導而“大規模回流美國的資金”尚且不能令“沒有可靠經濟增長點”的美國經濟“重獲增長動力”、而最終“不得不”輸入“房地產泡沫”這管“雞血”，
那麼，今天那些指著“資金回流美國”這一完全為“美元本位制”利用手中的“最後餘威”所“精心計畫”的“表面現象”、就在那裏興奮地大嚷“美國經濟必將就此復蘇”的“奧巴馬政府”與“美國經濟學家”，又該如何去解釋“美國次貸危機”的“產生”與“爆發”呢？
● “美國利益”真正想重建的工業體系，並不在美國國內，而在美國國外
另外，在你們“一再要求”人們相信“美國經濟可就此復蘇、並將重建美國工業體系”、且力求讓人們相信“這次資金回流與上次回流的結果真的不同”之前，想說的是：你們真的缺少一個邏輯，哪怕是一個“可以糊弄一般投資者”的邏輯！
事實上，通過上面的討論，想強調的是：在美國絕對實力與相對實力均已實質性下降的今天，在“美元本位制”的光輝早已因“QE1/QE2”卻也“無法增加美國就業率”的事實所剝去的今天，“美國利益”真正想重建的工業體系，並不在美國國內，而在美國國外；或者準確地講，“華爾街金融永動機”欲想維持穩定運轉、那麼，它急於掌握的“資金流（注：不僅僅是資金問題，而是包括所有美國已經不能提供的生產與生活資料）”，並不在美國國內，而在美國國外。
● 這種重建模式也是我們多次強調且必須高度警惕的一種模式
換句話說，如果“美國經濟”還能通過“重建工業體系”的手段來獲得“復蘇”的話，那麼，這種重建也一定是在“美國之外”進行，顯然，“這”這種模式也就是我們多次強調且必須高度警惕的一種模式，即：目前仍然由美國資本代言的“西方資本”，利用手中的“美元本位制本”可以“調用無限美元”的金融優勢，在另一波不可避免的金融危機中，盡一切手段誘導“非美經濟體”的貨幣與資本政策、或者全球戰略出錯，從而伺機對北方中的歐盟、日本，特別是對南方中的中國、俄羅斯、巴西、印度等經濟體的“實業優質資產”、特別是金融資產，進行一場無論是在規模上、還是在形式上，都足以稱之為“史無前例的大兼併”，從而主要“在美國境外”而不是在美國境內完成所謂的“美國工業體系重建”，最終實現讓“華爾街金融永動機”自我掌握“資金流（注：不僅僅是貨幣問題）”的目的。
顯然，在“此波資金回流美國”的“背後”，可以肯定的是，美國早已失去競爭優勢的製造業不會得到“半毛錢”，同樣可以肯定的是，“此波回流美國的資金”主要就一個去向、那就是被“誘進”那部急需“美聯儲量化寬鬆”、但因歐盟、特別是中國仍然不肯配合，美聯儲又不敢公然“QE3”的“華爾街金融永動機”充當“生產資料”。
上面討論了“美國經濟”問題的“根源”並不在外、而在於內的“第二個原因”，下面，我們再來看看第三個原因。
● “華爾街龐式騙局”最終崩潰將是不可避免
第三，如果從長遠看，就如我們之前所論證的：由於“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的“永動原理”根本不可能實現，其“實質”等同於一個規模極其巨大的“龐式騙局”，因此，這套建立在一大堆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及“相關獲獎理論”所包裝起來的“現代金融工程學”、或者“經濟、金融模型”上的、號稱有“自我平衡、對沖風險”功能的“永動機制”，最終崩潰將是不可避免。
● 美聯儲弄出個“賣短債買長債”的“小花招”、終於迫不及待地開始搞“變相QE3”
值得強調的是，如果僅僅從經濟、或者金融的層面去討論問題，那麼，儘管“最終”觸發“這種崩潰”極可能是一種“重大的偶發事件”，但是，從美聯儲弄出個“賣短債買長債”的“小花招”、終於迫不及待地開始搞“變相QE3”的情況來看，這種“可能的偶發”已經是一種“肯定的必然”，唯一的變數就是時間問題。
●“4000億美元‘賣短債買長債’計畫”不會對美國經濟有任何值得一提的“拉動作用”
事實上，我們注意到，美聯儲(FED)是在聲稱“美國經濟面臨巨大下行風險”的同時，採取新一輪舉措刺激經濟增長政策、也就是推出所謂“4000億美元‘賣短債買長債’計畫”的。
而在這個問題上，美聯儲公開宣佈“美國經濟存在巨大下行風險”，其分量不可謂之不重，但4,000億美元"賣短債買長債"顯然不會對就業情況日益惡化（美國失業率實際上達到了16%、而不是公佈的“接近10%”）的美國經濟有任何值得一提的“拉動作用”。
● 推出“賣短債買長債”本質上是一種無奈之舉
事實上，所謂“賣短債買長債”，其實是在歐盟“直到目前仍然不肯配合”美國QE3情況下的無奈之舉。
● 意圖“即”在於壓低“美國長期利率”、“更”在於擠出債主手中的短期債券、正式啟動“美國國債回收進程”
其意圖“即”在於借此宣佈“控制、甚至壓低”對華爾街金融衍生品安全至關重要的美國長期利率、“更”在於【擠出（置換）】債主手中的短期債券，從而正式啟動“先回收長期、再回收短期、一段時間後、則長短期視情況隨時交替回收”的“美國國債回收進程”。
● 準備用“無限的美元”去回收“有限國債”、甚至“兩房次級債”的“障眼法”
因此，美國“變相QE3”將由此開始。因為，市場遲早會明白：所謂“賣短債買長債”，不過是美聯儲準備用“無限的美元”去回收（置換）“有限國債”、甚至“兩房次級債”的“障眼法”。
所謂“賣短債買長債”根本就是鬼話，
美聯儲的目的在於對“需要支付利息”的“美國長、短債”用“隨時就有的、不需付息的美元”進行“輪番回收”，並“牢牢地控制在”華爾街自己手中，從而日後在“以無限美元、甚至拉上歐元、日元衝擊南方經濟”的時候，可以盡可能地在“美國國債”與“美國市場長期利率”之間構築起一道“防火牆”。
● 一旦美聯儲通過上述方法“如願”地“實質性回收”了“不為美國利益所掌控”的“美國國債”，則……………
不僅如此，國際大宗商品將“較目前更加任由華爾街定價”，華爾街操縱物價的能力將較目前更加強大，因為，“南方經濟”手中的美元、除了“購買”“美國願意賣”的“美國商品（比如，美國大片）”之外，就只能無任何收益地存在美國銀行、且還要支付“手續費”等“美國政府隨時可以增加的、旨在逼迫‘南方經濟’去購買‘美國願意賣’的‘美國商品’的額外費用”。
當然，還有一個出處，那就是被迫在“華爾街”再無後顧之憂的、更加瘋狂地操縱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瘋狂波動”中、落個“追漲殺跌”的命運。
不難想像的是，一旦美聯儲通過上述方法“如願”地“實質性回收”了“不為美國利益所掌控”的“美國國債”，並以種種手段“威逼利誘”歐盟貨幣政策“默認”、甚至轉為“量化寬鬆”（注：日本一直在進行量化寬鬆），則，相對應的美元（包括部分屈服之後的歐元、及已經在量化寬鬆的日元），就會像潮水般地湧向巴西、印度等“南方經濟”、“先”水淹南方、以盡力製造泡沫，“後”準備刺破泡沫，而待這些“南方經濟”的泡沫破滅之後、“再”以大量的流動性、以極低的價格、去大肆兼併這些經濟體的“優質資產”。
最後，如果“中國經濟”經受住了這些衝擊、而仍然在穩定運行，
則“西方資本”就可憑藉自身的金融優勢、外加通過“水淹南方”、“大兼併”得來的巴西、印度、中東、南美、非洲、東亞等“南方經濟”的“製造實體”與市場，激化“這些屆時已經受控的經濟體”與“中國經濟”之間的矛盾，甚至鼓動“這些南方經濟體”運用行政與法律等一切手段，與北方國家一道、針對“中國製造”製造各種貿易壁壘，包括“網路壁壘”，全面衝擊“中國經濟”。
● 歐洲金融承受的“美國壓力”已慢慢接近於極限
可以肯定的是，隨著美國評級機構正式調降法國幾大銀行、特別是義大利主權信用，歐洲金融承受的“美國壓力”已慢慢接近於極限。
值得警惕的最新消息是：
其一，據歐洲媒體報導，歐盟有可能考慮調降利率。
顯然，一旦如此，中國與歐美之間的利差又將“整體擴大”，“歐美”通過“量化寬鬆”而放出的流動性將更加積極湧入境內，從而加大管理層宏觀對沖的難度。這正是我們始終對中國央行在“中歐美”中“率先加息”持保留態度的“金融考慮”。
其二，歐盟各國基本達成一致，將對敘利亞進行更嚴格的制裁。
至於制裁的內容，我們注意到，主要是敘利亞總統阿薩德的兩名親信將被禁止入境歐盟，他們在歐盟的資產被凍結。同時，歐盟將禁止對敘利亞石油業進行投資。
顯然，如果這就是“更嚴格制裁”的主要內容，那麼，這距離“全面制裁”仍然有很遠的距離。
這也就意味著距離“歐洲利益”默認“美國QE3”還有一段距離，
也意味著“美國利益”要麼加大力度在經濟、特別是金融上進一步施壓于歐盟，要麼加大力度在中東和平、利比亞、科索沃方向選擇一點、或者兩點，但“不會是全部的三點”以進一步讓步于歐盟，而做到這些，都需要“強硬的金融手段支撐”。
因此，更或者，為達目的，“美國利益決策層”有可能破罐子破摔“直接QE3”，從而測試歐盟、特別是中國的“應手”，並迫使中國、特別是歐盟做最後的選擇。
● 國際市場可能因“美國QE3”的“各種放風”而令市場無所適從、最終出現“巨幅波動”
最近一段時間裏，國際市場已經因“美國QE3”的“各種放風”而令市場無所適從、最終出現“巨幅波動”。
事實上，就這兩天，一個所謂的“4000億賣短債買長債”所掀起的“全球市場暴跌”，就已經說明了這一點。
另外，我們也注意到，就在週四，歐美市場大跌，其中，美國道指跌391點，跌幅為-2.51%，收在10733點。
而隨著美國道指快速跌向10000點關口，而“跌破10000點就可能有令局面走向失控的危險”、及“華爾街金融.永動機”之“絕不能跌破“7000至8000點”的“剛性要求”，將令美聯儲的施壓歐盟的強硬貨幣手段“捉襟見肘”、且極易落入“傷敵10000、自損8000”的境地。
不僅如此，一旦國際商品、特別是原油價格長時間處於回調，又可令中國經濟意外地喘上一口氣。
因此，我們預期，下一步，美國對歐盟的讓步，最可能在政治層面，也就是在中東和平、利比亞、科索沃方向，
而一旦這些方向出現“美國向歐盟進行重大讓步的明確信號”，也就意味著歐盟準備默認“美國QE3”了，也就意味美聯儲將大膽拋開““4000億賣短債買長債”的幌子進行“史上最大規模的量化寬鬆”，在全球市場掀起一波脈衝式反彈、特別是石油、大宗商品市場。
而一旦歐盟（歐元）最終屈服，而令“美國變相QE3”的“後續發展”如願展開，則中國除了動用我們於07年就指出的匯率手段，即：讓人民幣帶領東亞貨幣，或針對美元、或者針對歐元大幅貶值，從而一方面“強行重置”“歐美經濟成本、“搶先”激化歐、美不可調和矛盾”之外，唯一能做的，恐怕就是將貨幣與資本政策調整至確保“最低限度內迴圈”的層面，並將國家安全政策調整為“保衛最低限度內迴圈”之“安全”的層面。
● 至於歐盟是否能頂住這波壓力、從而繼續“不認可美聯儲的量化寬鬆”，我們並不樂觀
對此，我們也再次強調，至於歐盟是否能頂住這波壓力、從而繼續“不認可美聯儲的量化寬鬆”，我們並不樂觀。
最大的變數在於“最終默認”美國QE3的“歐洲利益”，是否“歐美聯手”去“全面惡化中國的外在安全環境、特別是外在經濟安全環境”，是否在“全面惡化……”的同時去“實質性配合”美國利益去“水淹南方”，從而為“美國利益”或者“西方資本”所設定的、以經濟（特別是金融）為先導的、從各個層面一起發動的“天下圍攻中國經濟”走出關鍵的、也是戰略誤判的一步！
值得強調的是，一旦歐盟報之以“默認”、甚至參與“美國新一輪量化寬鬆”，而不論是否“歐美聯手”去“全面惡化中國的外在安全環境、特別是外在經濟安全環境”，市場資金都會立刻湧入市場、從而在全球範圍內觸發包括股市、商品期貨、貴金融、能源價格在內的，一波脈衝式反彈。
● 要不了多久，“市場資金”就會“如美聯儲所願的”省悟過來，從而極大地推高大宗商品、特別是原油價格
顯然，在我們看來，從美國市場（美國股市、商品市場）對4000億美元"賣短債買長債"計畫的正式反應是“大跌”的情況來看，市場在“第一時間”並沒有意識到“美國變相QE3”在“美國經濟”的重壓下其實已經“強行啟動”，眼下，“美國利益”等的就是歐盟的“默認”甚至參與新一輪的“量化寬鬆”、之後、“美國利益”盼的則是“歐盟利益”實質配合其“水淹南方”。
這一點，要不了多久，“市場資金”就會“如美聯儲所願的”省悟過來，從而極大地推高大宗商品、特別是原油價格。
● 有可能在某一時點瞬間擊穿上述“龐式騙局”中的最後一根“保險絲”
事實上，自2007年8月美國次貸危機露出“端倪”之後，特別是、因“在北京奧運會開幕那天爆發的格魯吉亞戰爭中慘敗”而不得不利用雷曼兄弟公司的“定向清盤”將歐盟金融也拖下水，令歐美第一輪金融危機全面爆發、世界經濟第一次探底以來，通過我們幾年的觀察與評估，毫無疑問的是，那種“重大的、必然的、偶發事件”又必將“因”引發上述“龐式騙局”中所設定的“某一種極限條件”、從而在某一時點瞬間擊穿上述“龐式騙局”中的最後一根“保險絲”，比如：美元迅速貶值，“更”比如，美國長期利率迅速上升。
● 只要…….美國經濟根本不存在“復蘇可能”，能爭取的只有“逃生機會”
因此，除非歐盟最終做出“戰略誤判”從而“自我啟動”歐盟（歐元）的“快速瓦解進程”、“或者”中國在“應對過程中”犯下重大的、不可逆轉的戰略性錯誤，
否則，美國經濟也好、“華爾街金融永動機”也罷，根本不存在什麼以“經濟復蘇”為“實質”的“復蘇可能”，能爭取的、也只有以“逃生”為“實質”的“逃生機會”。
就目前而言，其“逃生”的“最高效路徑”就是“威逼利誘”中國最終接受美國“全力兜售”的“中美共管地球（G2）”模式，但“中國利益”基於自己的核心利益、特別是長遠核心利益，給“美國利益（注，是指美國國家利益與美國資本利益的最大交集部分）”留出的“逃生”之道是美國效仿“英美特殊關係”的“中美共管西太平洋（修訂版G2）”模式
顯然，在我們的評估中，即便實現了這種“逃生”、就“美國綜合實力”而言，其“結果”也不過是只能維持其“絕對實力”而無法維持其“相對實力”。
請大家仔細體味上述說法！
● “西方資本”急於尋找、並確定“下一版本”之“戰略運行平臺”的原因
針對這一說法，想強調的是，“這”恐怕正是“目前仍由美國資本代言的西方資本”急於尋找、並確定“下一版本”之“戰略運行平臺”的原因。
至於歐盟最終是否做出“戰略誤判”從而“自我啟動”歐盟（歐元）的“快速瓦解進程”，這恰恰是“歐洲利益（歐洲國家利益與歐洲資本利益）”目前面臨的一個最大、且最緊迫問題。
至於上述所謂“重大的、不可逆轉戰略錯誤”，由於在之前已經詳細討論過，在這裏也不過多展開，只簡單提及兩個層面：
● “美國利益”幾乎在不擇手段
其一，如果僅僅在經濟、特別是金融層面去考慮問題，則比如，在“中歐美”之中率先進行不可逆轉的加息週期、繼而全面喪失貨幣特別是資本政策的自主權，最終實質性地‘自我滅活’中國的經濟活力；
其二，如果我們在“綜合層面”去考慮問題，則比如，
中國最終坐視美國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國際社會”之“大多數”的中東利益的“止損點”而“不作為”、或者“不有效作為”，從而導致“以中國經巴基斯坦至伊朗”的這一“戰略走廊”為支點的“中國全球戰略”徹底崩塌。
而為了引誘歐盟做出戰略誤判、特別是迫使中國在上述問題上“應對出錯”、或不作為、更或者“不有效作為”，近段以來，從美國加大力度對歐盟債務危機落井下石，及美國宣佈對台軍售案、到美國國會放話準備通過敦促人民幣升值、否則對中國商品進行制裁的議案等情況來看，“美國利益”幾乎在不擇手段。
我們注意到，隨著本週一標普將義大利主權債務評級下調一檔至A，
再加上瑞銀違規交易巨虧，法興銀行在9月初股市大跌之時出售黃金的消息被爆光、市場開始強烈疑慮歐洲金融業流動性不足的問題。
表面上看，這些事件只是令歐洲債務危機再起波瀾，但實際上，通過這些事件的“集中爆發”，我們已經可以明顯觀察到一股強大的力量，正在調動一切資源，“壓”歐洲央行在貨幣政策上轉趨“放鬆”、從而向美聯儲靠近，令後者無風險、或者低風險推出用以“水淹南方經濟體”的“QE3、甚至QEN”。
至於歐盟是否能頂住這波壓力、從而繼續“不認可美聯儲的量化寬鬆”，一如我們之前所說，我們並不樂觀，
最大的變數在於“最終默認”美國QE3的“歐洲利益”，是否“歐美聯手”去“全面惡化中國的外在安全環境、特別是外在經濟安全環境”，是否在“全面惡化……”的同時去“實質性配合”美國利益去“水淹南方”，從而為“美國利益”或者“西方資本”所設定的、以經濟（特別是金融）為先導的、從各個層面一起發動的“天下圍攻中國”走出關鍵的、也是戰略誤判的一步！
我們也注意到，中國方面也“立刻”對歐洲的情況發出了兩個極其說明問題的信號：
第一，針對“瑞銀違規交易巨虧、市場開始強烈疑慮歐洲金融業流動性不足”而引出的“中國銀行暫停與歐洲部分銀行的外匯和人民幣利率掉期交易”的市場傳言，中國銀行官方層面直到今天都沒有做出正式回應。
第二，中國商務部週二(20日)舉辦例行新聞發佈會，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通報了1-8月我國商務工作運行的有關情況並回答記者提問。沈丹陽稱：對歐盟至今不承認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中方對此非常失望。但同時又強調，
沈丹陽稱：歐債危機爆發以來，我們一直非常關注，並且力所能及地伸出了援助之手，但是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和支持歐洲應對債務危機是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我不認為兩者之間一定有什麼必然的聯繫。中國人在幫助別人的時候，往往都是不設定前提的。
顯然，中國方面於週三發出的“兩個信號”，與我們之前的觀點，即：
在“美國利益”與“西方資本”正不惜一切代價對“歐洲利益”進行“威逼利誘”的同時，中國也在對歐洲進行“威逼利誘”。
儘管如此，我們認為，不論是美國、還是中國、其對“歐洲利益”所分別施展的“威逼利誘”、主要著眼點仍然在於最大限度地警告歐盟，“要或者不要”全面參與“全面惡化中國的外在安全環境、特別是外在經濟安全環境”，從而“要、或者不要”去“實質性配合”美國利益去“水淹南方”的計畫、繼而“要或者不要”去配合美國、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特別是進行針對中國的“南亞破局”。
從目前情況看，歐洲金融業的“流動性不足”問題已經被“拋”了出來，自然而然地，歐盟“默認”美國QE3最終將“水到渠成”，
但是，一如我們之前所說：即便歐盟“最終默認”美國QE3，但在實質性配合美國利益水淹南方、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甚至為美國提供“實質性南亞配合”的問題上，還有待觀察！
● 中國決策層對“上述兩種致命戰略錯誤”已經、或者始終有著清醒的認識
而針對“歐盟可能調降利率、從而可能擴大中國與歐美之間的利差”的危險性，我們一直擔心的“持續加息”不是已經停止、且開始以更多的行政與法律手段取而代之嗎？
至於“歐盟各國基本達成一致，將對敘利亞進行更嚴格的制裁”、從而想通吃“中美”的做法，
隨著美國“兩個中東盟友”–土耳其、特別是埃及，與“美國中東安全框架”的“錨點”之一的、號稱“中東鋼釘”的以色列之間關係的“迅速惡化”，
隨著“國際社會”在中東方向“重點培養”之“地方王之一”的土耳其已經公開警告、必要時準備為“國際社會”進出加沙的“第三條通道”進行武裝護航，
以及“地方王之一”的“埃及（新）政府”默認了“境內組織襲擊以色列大使館”行為、從而預示埃及有可能實質性地永久開放“第二條通道”，
特別是，隨著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一再頂住”來自“美以”的強大壓力，決心提交“入聯申請”，而中國始終在“上述事件”中發揮著關鍵作用的情況來看，中國又怎麼可能“最終坐視”美國有效擊穿敘利亞這個“止損點”而“不作為”、或者“不有效作為”？
顯然，種種跡象顯示，中國決策層對“上述兩種致命戰略錯誤”已經、或者始終有著清醒的認識。
● 為救“華爾街”，美國只能在“通過水淹南方、在美國境外重建與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相配套的、自我掌控的工業體系”
至此，我們已經連續兩期側重於經濟層面進行解讀，之所以這樣，在於近段的“國際局勢”，一切的一切，都在圍繞這些內容在展開！且“這種展開”已經接近於“圖空匕現”了，因為所謂的“美元套利平倉觸發的資金回流美國”根本就解決不了“美國經濟”的核心問題–房地產與就業問題，而所謂“可能利用這些回流資金”去“重建美國工業體系”的觀點更是不知所云，
“美國決策層”近來不擇手段的情況已經預示了一點：“美國利益”仍然不打算實質性調整其既定全球戰略，因此，為救“華爾街”，美國只能在“通過水淹南方、對南方經濟、甚至部分北方經濟進行史無前例的大兼併、從而在美國境外重建與華爾街金融永動機相配套的、自我掌控的工業體系”。
● 要進一步加大對國防軍工的投入，從而以實際行動展示如下決心
對此，我們的建議就是：除了在準備策應“伊朗悍然核爆”的基礎上，加大力度促進第二、三條通道的打通、繼而繼續推進“中東破局進程”、對“美元本位制”施加強大戰略壓力之外，
還需要對“歐美”進行提醒：人民幣匯率可不光是只能升值、還有可能突然貶值，且是大幅度的貶值；最關鍵的是，從現在開始，除了繼續既定的、諸如高鐵、新能源等產業升級方面的戰略部署，以確立自己、甚至全球的新的經濟增長點外，再就是要進一步加大對國防軍工的投入，從而一方面盡可能拉動經濟增長，一方面也以實際行動展示如下決心，即：
第一種決心：中國隨時可以將貨幣與資本政策調整至確保“最低限度內迴圈”的層面，並將國家安全政策調整為“保衛最低限度內迴圈”之“安全”的層面，從而為必要時，盡一切手段，在某一時點瞬間擊穿“華爾街龐式騙局”中的最後一根“保險絲”、做好必要的戰略準備。
第二種決心：在第一種決心的基礎上，不就是在經濟上“玩全球經濟硬著陸”、在政治上玩“天下大亂”嗎？至少在“中、歐、美”之中，中國還偏偏就是最不怕“玩這些蹦極”的一家！
在我們看來，只有提前做好這種“最壞的打算”，“才會”有機會去爭取一個“最好的結果”！
而從歐盟與中、俄一道、促成巴勒斯坦下決心“入聯”的情況來看，儘管美國在利比亞問題上“幾乎對歐盟一讓到底”，並在歐洲債務危機問題上對歐盟保持著最大限度的戰略壓力，但是，從歐盟對敘利亞制裁的“升級版”來看，美國決策者可能也看出來了，即便歐盟最終“默認”美國QE3，但是，在至關重要的、是否“實質性”配合美國“水淹南方”、特別是“南亞破局”的問題上，仍然不能讓美國完全放心！
事實上，直到今天，種種跡象顯示，歐盟貨幣政策與其敘利亞政策一樣，仍然保持著“將美國徹底踢下水的選擇項”。
因此，只要中國應對沒有大的、不可逆轉的戰略錯誤，由於中國沒有“500萬億美元”的金融衍生品所織成的“龐式騙局”要“背”，因此，即便到了“玩蹦極”這一步，即便算上中國的地方債、房地產風險，中國仍將處於戰略主動。
至於近來南海（印度與越南合作開發南海能源）、台海（美國宣佈對台軍售）上刮起了那幾陣“噁心”的妖風，比起“向來在中東說一不二”、如今卻面臨“眾叛親離”、且落入“以色列這根中東鋼釘”都無法罩住、逼得以色列失望得“放風”要與中國簽定“高鐵”的美國而言，究竟是“誰在噁心誰”？是個不言自明的問題。
以“印度與越南合作開發南海能源”為例，許多人往往盯著“註定不可能實質性兌現”的“印度與越南合作開發南海能源”，卻沒有注意“足以令美國人吐血”的第一次“中印經濟戰略對話即將在9月底舉行”。
不過，仍然要高度警惕的是，隨著“美國在民進黨主席訪美期間宣佈對台軍售”、從而將“這份功勞”劃歸在“有台獨黨綱的民進黨”名下，我們已經隱隱約約看到：台獨勢力在國際勢力的策應下，玩“局部台獨”的危險性越來越大！這是需要認真應對的！
事實上，就如多次強調的那樣，中國大陸的台海政策，隨著“隱獨”的馬英九勢力上臺多年來，一直在“配合美國（主子）”及臺灣民進黨“努力消除”島內、特別是國民黨內統派勢力的努力日益明顯，的確有許多值得檢討的地方。
《東方時事解讀》
2011.9.26
美國對哥倫比亞的新殖民政策-「哥倫比亞計畫」
提到哥倫比亞，許多人就會立刻聯想到這是“毒品”與游擊隊氾濫的罪惡淵藪之地。（好萊塢電影大眾文化洗腦工業）羅素克洛和梅格萊恩搭檔演出的「千驚萬險」就是以哥倫比亞為背景，影片“描述”的哥倫比亞左派游擊隊在邪惡帝國蘇聯垮台後變成一群以販毒、綁票維生的恐怖份子，長期以來許多美國人也相信政府與主流（民主自由）傳媒對於哥倫比亞的（謊言）宣傳，相信美國政府目前已耗資數十億的「哥倫比亞計畫」（Plan Columbia）可以消滅哥國毒梟和游擊隊暴力，
然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證據卻證明事實“剛好相反”。
事實上，「哥倫比亞計畫」只是美國長期對於中南美洲“政-經-軍干預”的一部份，在美國喬治亞州的班寧堡（Fort Benning），有一所「美洲軍事學校」（SOA, U.S. Army School of the Americas），該校一直被諷刺為「殺手學校」（School of Assassins），因為該校的課程以訓練謀殺、綁架、（軍事）政變、嚴刑拷打著名，數十年來“培養”出六萬多名拉丁美洲的軍人，智利民選總統阿葉德被軍事獨裁者皮諾契特（軍事政變）推翻、大主教Oscar Romero被暗殺、瓜地馬拉36年內戰死亡或失蹤的20萬人、薩爾瓦多超過900名平民被屠殺等等，都是“該校”畢業生的“傑作”，女性受害者還會遭強暴虐殺而死，毫無反抗力量的兒童被活埋或摔死；它也“培養”惡名昭彰的（美帝傀儡）軍事獨裁者-包括巴拿馬、波利維亞、瓜地馬拉、薩爾瓦多，並且是“右翼民兵”的訓練所──例如尼加拉瓜殘暴的「國民軍」就是SOA（美洲軍事學校）的畢業生，後來組成“右翼恐怖份子”Contra（桑定游擊隊）。前巴拿馬總統就稱「美洲軍事學校」是「拉丁美洲最大的亂源製造基地」，在日漸高漲的抗議聲浪下，該校“改名”為Western Hemispheric 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WHISC)，但是至今仍然繼續培養每年一到兩千名的畢業生（目前１／３的受訓者來自墨西哥，因為該國要“對付”以Chiapas省原住民為主的薩巴塔游擊隊（Zapatista），每年耗費美國納稅人大約兩千萬美金。
和其他拉美國家相比，哥倫比亞派遣最多軍人（目前已超過一萬多人）到SOA（美洲軍事學校）受訓，其中許多高階軍官都犯下違反人權的罪刑，哥倫比亞軍方和殘忍著稱的右翼民兵組織AUC也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使得在哥國每年有超過三萬人被殺、一百萬人無家可歸。1986年以來已經有三千八百名工會領袖和組織者遭殺害，在去年（２００１年）的前十一個月就有180名工會領袖被暗殺，過去十幾年以來，超過三萬名工人、農民、人權組織者、左翼領袖、教師等被軍隊和右翼民兵殺害。最大的右翼民兵組織AUC的領導人對於謀殺工會領袖毫無悔意，他說「我們有理由殺那些人，因為他們（工會領袖）妨礙他人工作。」因為暴力事件頻仍，自從 1985年以來，已經有兩百萬哥倫比亞平民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園。
在美國主流（民主自由）傳媒宣傳下不斷“被污名化”的左翼游擊隊──其中一股最大的力量FARC「哥倫比亞人民革命軍」（有一萬六千到兩萬人的武裝力 量，由工人、農民、組織者所組成）-經由過去36年以來的組織工作，哥國基層人民對其支持率不斷提高，專家估計該游擊隊在哥國自治區的影響力已經超過 50％，相對的哥倫比亞所謂「（美帝扶植傀儡）民主」政府，則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貪污腐敗政權，人民對政府的失望清楚地反映在哥國的投票率上（低於40％），目前FARC直接掌握的非武裝區（約瑞士大小），也完全沒有上述的暴力事件發生。
在2000年，美國政府投入十三億美金到「哥倫比亞計畫」以及之後六億美金的「安地斯行動」（Andean Intiative，因為哥倫比亞屬於安地斯山脈國家）（其中一億給哥倫比亞軍方），“宣稱”該計畫是「對抗毒品之戰」（War on Drugs）以及心照不宣的「對抗左派游擊隊（美國政府定義下的恐怖份子）之戰」，事實上，該計畫對於消滅毒品毫無助益，因為大部分的款項給了“美國跨國 公司”，例如「孟山都（Monsanto）」、United Tech、Sikorsky等，用來進行軍事訓練、購買直昇機和除草劑，另外，美國政府也已提供哥倫比亞軍方和右翼民兵十五億美金。
然而，哥倫比亞政府和軍隊本身就和毒梟“連為一體”，政府軍隊和右翼民兵就是毒梟“背後”的軍事力量，前SOA（美洲軍事學校）的教官就曾說「SOA是拉丁美洲軍官 洗毒品錢的最佳地點」，美國持續提供哥倫比亞軍事援助反而助長軍隊和右翼民兵繼續在國內“鎮壓平民”、違反人權，並且讓毒梟勢力更擴大。
此外，美國在哥倫比亞四處噴灑除草劑，宣稱這樣就可以消滅古柯鹼作物，但其實是毫無差別地噴灑在一般農田和雨林上，不但使得農作物大量枯死、農民無 法維持生計、亞瑪遜雨林的生態環境遭破壞、原住民生存環境受到威脅，更讓古柯鹼產業暴增超過100％，在1994到1998年，哥國大約種植45,500公頃的古柯鹼作物，但是有超過140,800 公頃的一般作物、古柯鹼和雨林被噴灑，從1999年到2000年，古柯鹼的產量反而增加60％，噴灑除草劑不但完全無效，反而讓種植古柯鹼更有價值。
著名的拉美學者James Petras就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是美國對拉丁美洲“再殖民”的試金石，因為哥倫比亞目前擁有第三世界國家最強大的游擊隊力量，開始動搖美國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力量”（哥倫比亞的石油是美國重大利益所在，美國從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和厄瓜多進口的石油比波斯灣還要多），因此若能藉由「哥倫比亞計畫」一舉摧毀反抗的力量，則可以再度建立美國的新帝國主義力量，因此越來越多人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實際上是「死亡計畫」（Plan of Death）。
今年（２００２）4月19-22日，在美國首府華盛頓有大規模的反戰（4月20日舉行大遊行，主題為「停止國內和國外的戰爭」Stop the War-At Home& Abroad，詳情請見：http://www.a20stopthewar.org/）、反全球化和「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National Mobilization on Columbia，詳情請見：http://www.colombiamobilization.org/）遊行（世界各地的抗議活動資訊都可以在 http://protest.net/ 找到），「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在4月22日將發動大遊行並提出兩大訴求：
一、反對美國政府“假借”掃蕩毒品為名的「哥倫比亞計畫」，
二、關閉「殺手學校」－「美洲軍事學校」（SOA）。
文／洪家寧 2002．4
美國（佔領軍）把伊拉克變成“轉基因糧食”生産基地
第一節 經濟休克
“我們在伊拉克的原因，就是爲了播撒民主的種子，這樣它就會在那裏生根開花，並擴展到整個極權主義地區。”
——布希二世
當小布希（布希二世）講到播撒“民主的種子”時，很少有人意識到，他腦子裏想的是「孟山都」的轉基因種子。
隨著2003年3月美國“佔領”伊拉克，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狀況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伊拉克的土地不僅由大約１３萬美國部隊和一小批與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聯繫密切、唯利是圖的財富冒險家佔領。它的經濟也處在美國“佔領者”的“全面控制”之下。
對伊拉克經濟的“控制”也是由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來實施的。2003年5月，保羅•佈雷默被任命爲新成立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行政長官，這個“佔領機構”披著一層薄薄的面紗。佈雷默曾任美國國務院的“反恐”官員，後來成了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的諮詢公司基辛格合夥公司的執行董事，這家公司的影響力非常巨大。
從許多方面看，美軍“佔領”下的伊拉克比阿根廷更適合將整個國家的農業體系納入“轉基因商業化農業”的統治範圍之內，美軍的“佔領”發揮了重要作用。美國“佔領當局”直接給了伊拉克農民“一份他們無法拒絕的要約”，就像《教父》裏面所說的：“要麽拿著我們的轉基因種子，要麽去死。”
對於“被佔領”的伊拉克的所有民事活動，佈雷默事實上擁有生殺大權。尤其特殊的是，他不是向通常負責重建工作的美國國務院彙報工作，而是直接向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裏的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的辦公室報告。
作爲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的首腦，佈雷默迅速行動，草擬了一系列管治伊拉克的法令。當時，伊拉克既沒有憲法，也沒有根據憲法合法産生的政府。美國“佔領當局”制定了整整100個法令，於2004年4月生效。整體來看，這100項由美國強制實施的新法律(正式名稱是“命令”)將確保伊拉克經濟“按照”美國“強加”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的思路進行“改造”，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ＩＭＦ）」和華盛頓在1990年後“強加”給俄羅斯和前蘇聯經濟的模式非常相像。
拉姆斯菲爾德領導的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計劃制定者給佈雷默下達的指令是，強加一種“休克療法”，把以國有經濟爲中心的整個伊拉克經濟“改變”爲一個徹底的自由市場私營經濟。佈雷默在一個月內實施的經濟變革比在30年裏“強迫”拉丁美洲債務國實行的“變革”還要猛烈。
佈雷默的第一個行動是解雇了50萬名國家工作人員，其中大多數是士兵，還有醫生、護士、教師、出版商和印刷商。接下來，他打開了這個國家的邊界，毫無限制地接納進口：既不用履行什麽邊檢手段，也不用交什麽稅費。在佈雷默2003年5月到巴格達之後兩周，他就宣佈伊拉克“敞開國門做生意”。他沒有說是誰的生意，但這一點隨後越來越清晰。
“入侵”之前，伊拉克除了石油以外的經濟領域由大約200家國有公司主導，它們生産從水泥、紙張到洗衣機等所有商品。2003年6月，佈雷默宣佈，這些國有企業將立即“私有化”。他說，“將缺乏效率的國有企業轉交到私人手中，對伊拉克經濟復蘇來說至關重要。”伊拉克的“私有化”計劃是自蘇聯解體以來最大規模的國有資産“清倉大甩賣”。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第37號命令》降低了伊拉克的公司稅率，從大約40%降到可憐的15%。沒有了稅收收入，政府將無法在任何方面發揮大的作用。“第39號命令”允許外國企業100%地擁有除了自然資源之外的伊拉克資産。這確保了外國企業可以在這個國家“不受限制”地開展商業活動。投資者可以將其在伊拉克賺到的利潤100%地從這個國家拿走。既不要求他們追加投資，也不對他們課稅。這些法令的受益者，顯然不是伊拉克的經濟和人民。
根據《第39號命令》，外國公司可以簽訂有效期長達40年的租約和合同。《第40號命令》則以同樣優惠的條件歡迎外國銀行進入伊拉克。與允許外國人“全盤接管”伊拉克經濟相對應的是，“唯一保留下來”的薩達姆時期的法律是那些“限制工會”和集體談判的法規。
一夜之間，伊拉克從世界上最孤立的國家變成了最自由、最開放的市場。由於其經濟和銀行體系受到戰爭的“毀滅性破壞”，加上美國“帶頭實行”的長達十餘年的“經濟封鎖”，伊拉克人根本無力購買“私有化”的國有公司。外國跨國公司是在佈雷默宏大的經濟復蘇計劃當中“唯一”可能受益的角色。
這些新法律“被強加”給了一個“慘遭征服”和摧殘的國家，除了搞點軍事上的破壞和打擊侵略者的遊擊戰之外，它不可能進行其他的反抗。爲了使伊拉克對外國投資者具有吸引力，這一整套的100項新法令通過美國政府的“佔領機構”即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實施，它將所有伊拉克經濟的各種權利和控制權都交給了“跨國公司”。
不僅如此，制定這些法律的“目的”是爲了對這個國家的糧食生産體系進行前所未有的最激進的“改造”鋪平道路。在佈雷默的“統治”之下，伊拉克即將成爲“基因改造”或者說“轉基因商業化農業”的樣板。
第二節 《第81號命令》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明確定義了這100項命令的法律地位。“命令”被定義爲“對伊拉克人民具有約束力的指示或指令，具有懲罰性後果，或者對管制伊拉克人的方式包括伊拉克法律的變更具有直接作用”。
換言之，伊拉克人接到命令：“要麽照辦，要麽完蛋。”伊拉克以前的法律，凡是與佈雷默的新“命令”相抵觸的，一律廢止。
“佔領者”的法律至高無上。
佈雷默的新法令涉及從媒體到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等各個方面，深藏在其中的是《第81號命令》，即“專利、工業設計、未披露資訊、積體電路和植物新品種法”。《第81號命令》規定：
11.“第12條”經修訂如下：“專利應賦予所有者以下權利：
1.如果專利主體是一種産品，有權禁止任何未獲得所有者授權的人製造、利用、使用、提供銷售、出售或進口該産品。”
12.“第13條第1款”經修訂如下：“專利的有效期，從按本法條文申請註冊存檔之日起計算，至按本法條文註冊生效滿20年後方可終止。”
《第81號命令》的另一項條款規定：“禁止農民再次使用受保護的品種或任何本章第14條（C）段第1項、第2項提到的品種的種子。”而且，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第81號命令》對伊拉克的專利和工業設計法做了修訂，以保護與某種産品或某種製造工藝相關的任何技術領域的新創意。這些修訂允許在伊拉克的企業或在伊拉克屬於簽約方的相關條約成員國的企業在伊拉克註冊專利。修訂賦予了專利權人以下權利：阻止任何未獲得專利所有者授權的人利用受到專利保護的産品或工藝，從專利在伊拉克註冊之日起爲期20年。修訂還允許個人和企業對工業設計進行註冊。
用淺顯易懂的語言來說就是，《第81號命令》給了植物新品種專利權人在20年內在伊拉克農業中使用其種子的“絕對權利”，而這些專利的“所有者”恰恰都是“外國大型跨國公司”。儘管“表面上”看來，這是一個公平合理的商業條款，對外國企業的知識産權予以補償，但“實際上”這是對伊拉克主權的侵犯。像許多國家一樣，伊拉克“從未承認過”植物之類的生命形式可以獲得商業專利的原則。這種專利之前由美國或其他國家的專利機構授予「孟山都」、「杜邦」等公司。
事實上，《第81號命令》所做的是，修訂伊拉克的專利法，以便承認外國專利，不管根據伊拉克的法律這種專利是否合法。表面上，它似乎給了伊拉克農民拒絕購買孟山都種子或其他專利種子、種植本地傳統種子的選擇權。實際上，它産生了完全相反的作用，《第81號命令》的起草者也充分意識到了這一點。
這些受保護的植物新品種，都是轉基因或者說經過基因改造的植物。選擇種植這種種子的伊拉克農民，需要與持有專利的種子公司簽訂協定，規定他們將支付某種“技術費”，並且每年爲種植這種專利種子支付許可使用費。
任何試圖將「孟山都」或其他公司的專利種子保留一部分以便在下個作物種植季節再次播種的伊拉克農民都將受到種子供應商的重罰。在美國，「孟山都公司」要求獲得相當於被盜用種子成本120倍的懲罰性損害賠償，後來法院的裁決駁回了這一請求。
於是在這種“局面”下，伊拉克農民沒有成爲薩達姆•侯賽因的奴隸，卻成了跨國轉基因種子巨頭的“奴僕”。
《第81號命令》的“核心”是植物新品種保護（PVP）條款。根據該條款，留存種子和再次播種是非法的。農民們使用受專利保護的種子（甚至是“類似的”種子），將受到重罰，甚至坐牢。然而，受到保護的植物新品種，並不是那些在伊拉克農田上歷經上萬年的雜交開發出來的種子。
相反，受到保護的是「孟山都」等跨國公司巨頭將自己的種子和除草劑引入伊拉克市場的權利，而且它們受到了美國和伊拉克政府的“充分保護”。
第三節 破壞伊拉克的種子資源
歷史上，伊拉克是文明搖籃美索不達米亞的一部分。在那裏，在長達數千年的時間裏，底格裏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之間的肥沃河谷爲農作物培育和種植創造了理想的條件。自從大約西元前8000年以來，伊拉克農民就一直在這片土地上耕耘，並培育出品種繁多的、如今世界上使用的幾乎所有麥類品種的種子。他們通過留存部分收穫作爲種子並再次播種的體系做到了這一點，並通過新的播種培育出能夠抗禦疾病的雜交品種。
多年來，伊拉克人在位於阿布•格萊布的一個國家種子庫裏“一直保存”著這些珍貴的天然種子的樣本。這座城市，如今在國際上更多的是因其設有美國軍方“虐待犯人”的監獄而聞名於世。在美國“佔領”伊拉克及多次大規模轟炸之後，阿布•格萊布那個具有歷史意義、價值連城的種子庫“消失”了，它成了伊拉克戰爭的又一個受害者。
不過，伊拉克的前農業部曾經採取預防措施，在鄰國敍利亞建立了一個備份的種子儲存庫。在那裏，最重要的麥類種子仍然儲存在一個名爲國際乾旱地區農業研究中心（ICARDA）的機構裏，該機構位於敍利亞的阿勒頗。鑒於已經失去阿布•格萊布的種子庫，如果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需要幫助的話，作爲國際性的國際農業研究諮詢小組(CGIAR)種子庫網路的一部分的國際乾旱地區農業研究中心，原本是可以從其儲備中爲伊拉克人提供種子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沒有這樣做。佈雷默的顧問對伊拉克的糧食前景有著不同的規劃,他們有自己的打算。
伊拉克農業即將被導向“現代化”和工業化，從傳統的家庭式種植多種作物的農作方式，轉變爲面向“世界市場”而生産的美國式的商業化農業。滿足饑餓的伊拉克人的糧食安全需求，對這個方案來說是無足輕重的。
按照佈雷默的《第81號命令》，如果國際大公司開發出一種能抗禦某種伊拉克害蟲的種子新品種，而同時一個伊拉克農民正在種植另一種具有同樣抵抗力的種子，那麽這位農民留存自己的種子將是“非法”的。相反，他必須爲使用「孟山都」的轉基因種子支付某種專利使用費。
按照總部設在日內瓦的世界貿易組織（一個由美國政府和「孟山都」等私營農業綜合企業巨頭主導的機構）的規則，美國的法院和國際法院“有權”實施這樣的植物新品種保護法律。
20世紀90年代後期，美國的一家生物技術公司太陽基因被授予了一種油酸含量很高的向日葵的專利。不過，不僅僅其基因結構被授予了專利，高油酸含量這種特性本身也被授予了專利，公司聲稱擁有這種權利。太陽基因公司通告所有其他向日葵品種的培育者說，如果他們開發“高油酸含量”的品種，就將被認爲是對這一專利權的侵犯。
“專利的授予，涵蓋了一個物種的所有基因工程新品種……可能將我們在農場和花園裏種植的所有東西交由一個發明者控制。”國際植物基因資源研究院總幹事傑弗裏•霍丁博士說。“只要大筆一揮，無數農民和科學家的研究成果就可能僅僅因爲一次經濟劫持式的法律行爲而宣告無效。”經濟劫持，正是佈雷默和孟山都試圖按照《第81號命令》在伊拉克幹的勾當。
對農民的種子品種實行“全面控制”在伊拉克新頒佈的專利法之下將成爲可能。在複雜的法律術語“掩蓋之下”，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的《第81號命令》實際上將伊拉克未來的糧食命運“轉交”到了全球性跨國私人公司手中，這“絕不是”大多數伊拉克人所希望的解放。
以《第81號命令》頒佈的植物專利法，與其他國家的知識産權法律不同，它們不是通過主權國家政府之間的談判或與世貿組織的談判達成的。它是由華盛頓在“毫無抵抗”的情況下“強加”給伊拉克的。根據華盛頓消息靈通人士的報告，《第81號命令》中有關植物的具體細節是由世界領先的轉基因種子和轉基因作物供應商「孟山都公司」替美國政府起草的。
第四節 伊拉克農民只能種下“轉基因”種子
從字面上看，似乎只有伊拉克農民選擇從國際種子公司購買的那些種子，才歸屬美國新“強加”給伊拉克的專利法管轄。實際上，伊拉克正在“被改造”成一個巨大的實驗室，以便在「孟山都」、「杜邦」和「陶氏化學」等轉基因種子和化學品巨頭的“控制之下”進行糧食産品的開發。
經過伊拉克戰爭的磨難，劫後餘生的大多數伊拉克農民如果還想繼續種地的話，就“不得不”轉向他們國家的農業部尋求得到新種子。這就爲佈雷默“控制”伊拉克人的糧食供應打開了方便之門。
在十多年的時間裏，伊拉克農民承受著美、英爲首的、對急需的農業設備的“禁運”。另外，戰前伊拉克還遭受了連續三年的嚴重旱災，這些天災使伊拉克麥類作物的種植急劇減少。多年的戰爭和經濟制裁已經摧毀了伊拉克的農業。到2003年，糧食産量已經下降爲不到第一次美伊戰爭之前的1990年産量的一半。到了2003年，大部分伊拉克人依賴聯合國石油換食品的糧食配給生存。
在使伊拉克糧食生産“現代化”的“名義”下，“美國國際開發署”和美國對伊拉克農業重建和開發規劃機構參與到對傳統的伊拉克農業的“改造”當中。當時起關鍵作用的、由華盛頓任命的伊拉克農業“太上皇”是丹尼爾•阿姆斯圖茨，他曾是美國農業部的官員和大型糧食聯合企業嘉吉公司的副總裁。阿姆斯圖茨是關貿總協定談判烏拉圭回合期間擬定美國在農業方面的主張的關鍵人物之一，烏拉圭回合談判導致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的建立。
《第81號命令》名義上的目的是“確保伊拉克得到優質的種子，並爲伊拉克參與世界貿易組織提供方便”。當然，“優質”是由佔領當局定義的。加入世貿組織意味著伊拉克必須開放市場，使其法律符合主導世貿組織政策的強大工業和金融利益集團制定的規則。
《第81號命令》一發佈，美國國際開發署便開始通過美國農業部提供數千噸“高質量、合格的小麥種子”，這些種子來自美國，並得到了補貼，被分發給困境中的伊拉克農民，這在一開始幾乎是免費的。根據對轉基因種子和植物專利持批判態度的非政府組織GRAIN的一份報告，美國國際開發署拒絕允許獨立的科學家確定這種種子是不是轉基因種子。自然，一旦證明是轉基因小麥種子，在一兩個種植季之內，伊拉克農民將會發現自己如果要生存下去，就不得不向外國種子公司支付專利費。GRAIN的報告“揭穿”了《第81號命令》的意圖：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已經使伊拉克農民在收穫後將按法律註冊的新品種的種子留存並再次使用成爲非法。伊拉克人也許可以繼續使用和留存他們的傳統種子和經過多年戰爭和旱災後留下的種子，但這不在統治者規定的重建日程當中。這項法令的意圖是爲在伊拉克建立新的種子市場提供條件，在那裏，跨國公司可以銷售它們的種子——無論是否經過基因改造，農民將不得不在每個作物種植季節重新購買這些種子。
雖然從歷史上看，伊拉克曾禁止私人擁有生物資源，但美國強加的新專利法引入了一種對種子的壟斷權利制度，這種權利，沒有任何伊拉克農民有資源通過開發而得到。
實際上，佈雷默將有關“植物新品種保護”的新章節納入到了伊拉克以前的專利法當中。據說，這是爲了提供對“植物新品種的保護”。植物新品種保護作爲一種知識産權，事實上是植物品種的專利，它給予了那些聲稱發現或開發了新品種的植物培育者對植物的排他性權利。
“植物新品種保護”中的保護，與保護自然資源毫無關係，而是“保護私人培育者的商業利益”。喬治•奧威爾也說不出什麽更好的話了。在美國制定的法令之下，“植物新品種保護”實際上意味著植物品種的毀滅。
第五節 伊拉克農民種的小麥都出口到了美國
按照規劃，美國國務院與美國農業部一起努力（該部已經在伊拉克北部設立了56塊“小麥作物推廣實驗田”），目的是“介紹和展示經過改良的小麥種子的價值”。這個專案由德克薩斯A&M大學國際農業辦公室替美國政府打理，該辦公室在伊拉克各地利用800英畝(約323.7公頃)實驗田，向農民們傳授如何種植大麥、鷹嘴豆、豌豆以及小麥等作物的“高産品種”。
這個投資1.07億美元的美國國際開發署農業重建專案，定下了在第一年使3萬個伊拉克農場産量翻番的目標。其指導思想是說服心存疑慮的伊拉克農民相信，只有使用這種新的“神奇種子”，才能獲得大豐收。與十年前美國農民的情況一樣，身處絕境而又心懷收穫大量糧食的希望，讓伊拉克農民鑽進了外國種子公司的圈套。
碰巧的是，德克薩斯A&M大學的農業專案也將自己描繪爲“利用生物技術（或者說轉基因技術）方面公認的世界領先者”。用了他們的新種子，新的化學製劑——殺蟲劑、除草劑、殺真菌劑等——便會隨之而來，這些都是由孟山都、嘉吉、陶氏化學等大公司賣給伊拉克人的。
亞利桑那州的《鳳凰城商業期刊》報道說，
“一家亞利桑那州的農業研究公司正在提供小麥種子，供伊拉克農民使用，他們期望大幅增加本國出產的糧食供應。”這家公司名爲“全球小麥公司”(WWWC)，通過與包括德克薩斯A&M大學在內的三所大學合作，它將“提供1000磅（約453.6 千克）小麥種子，供巴格達以北的伊拉克農民使用”。
據全球種子行業資訊的中心網站Seedquest介紹，在開發穀類作物種子中“擁有專有權的品種”(被授予專利並爲某個特定公司所擁有的品種)方面，全球小麥公司是領先者。以上提到的這些種子屬於《第81號命令》中那種受到保護的轉基因種子。根據全球小麥公司的說法，任何希望種植他們的某種種子的“客戶”（或者說農民，人們曾經這樣稱呼他們），都要“爲每個品種支付許可費”。這家公司自稱爲“W3”，與亞利桑那大學Bio5生命科學研究所建立了正式的合作關係，而Bio5研究所自稱爲“生物研究水平最高的車庫（在美國代指高技術創新企業的發祥地。——譯注）”,這聽起來十分古怪。
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鳳凰城商業期刊》上的文章說，“爲了支援伊拉克，共開發了六種小麥種子。三種將用於讓農民種植用於製作通心粉的小麥；另外三個品種將用於種植製作麵包的小麥。”這意味著，2004年後美國在伊拉克發展的穀類作物中有一半是爲了出口。確實，通心粉對於伊拉克人的飲食來說是完全陌生的外來食品，這表明，佈雷默頒佈《第81號命令》的目的與其說是爲了給飽受戰爭創傷、饑腸轆轆的2500萬伊拉克人生産糧食，不如說是建立將轉基因種子用於糧食生産並向全球市場出口的工業化農業産業。
此外，投資1.07億美元的美國國際開發署農業重建專案，其目的是讓伊拉克政府失去對糧食生産的控制權。“我們的想法是，讓這裏成爲完全自由的市場。”美國國際開發署伊拉克重建辦公室農業專家道格•普爾如是說。
美國國際開發署的目的反映了美國和世界貿易組織的政策，這一目的是幫助伊拉克新政府逐步取消農業補貼。“農業部長在這方面幹得相當漂亮。” 普爾說。他宣稱，國有企業如美索不達米亞種子公司等“需要拆分和私有化”。但他並沒有提到，在飽受戰火摧殘的伊拉克誰會有錢買得起這樣一家國有種子公司, 只有像孟山都這樣有錢的外國農業綜合企業巨頭才有可能成爲買主。
爲了便於從外國種子巨頭那裏引進受專利保護的轉基因種子，伊拉克農業部以“補貼價”分銷這些轉基因種子。一旦農民們開始使用轉基因種子，按照《第81號命令》的“植物專利保護”新規定，他們將被迫每年從這家公司購買新種子。在將“自由市場”引入這個國家的旗號下，伊拉克農民逐漸成了外國跨國種子公司的奴隸。
在2004年12月的一次訪談中，在美國受過教育的伊拉克臨時政府農業部長阿裏聲稱，“我們希望伊拉克農民具有競爭力，所以我們決定對農藥、化肥、良種等投入給予補貼。我們減少了其他補貼，我們必須要有競爭力。”
換言之，原本用於伊拉克貧困農民購買新種子的錢，被專用于從孟山都等外國跨國公司購買轉基因“良種”。
與此同時，美國商品出口商垂涎欲滴，盯住了新的市場機會。
“伊拉克曾是美國農產品重要的商品市場，20世紀80年代的銷售額接近10億美元。”2003年,小布希政府的前農業部長安•維妮曼在農業媒體研討會上如是說。在到華盛頓任職之前，她曾與孟山都公司有密切聯繫。照她的說法,“它有可能再次成爲重要的商業市場。”
維妮曼忘了說的是，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的兩伊戰爭期間，雷根政府和老布希政府以美國農業部商品信貸公司的出口專案的名義，偷偷賣給薩達姆統治下的伊拉克各種常規武器和化學武器。這一醜聞涉及美國納稅人的數十億美元，牽涉到了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國家安全顧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和義大利拉沃羅國民銀行的亞特蘭大分行。
根據美國稻米協會副主席約翰•金的說法，在20世紀80年代末1991年海灣戰爭之前伊拉克是美國最大的大米市場。“美國大米行業打算在向伊拉克提供大米方面再次發揮主要作用。”約翰•金對美國國會衆議院農業委員會如是說。“由於目前美國大米行業面臨挑戰……再次進入伊拉克市場，在具有附加價值的産品銷售方面將産生巨大影響。”
約翰•金補充說，“聯軍2003年對伊拉克的解放，給伊拉克人民帶來了自由。貿易的恢復也給美國大米行業帶來了希望。”他沒有提到的是，2003年，大部分美國大米是基因控制的轉基因大米。
2004年春，當佈雷默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頒佈《第81號命令》時，激進的年輕教士薩德爾的支持者抗議美國憲兵查封了他們的報紙al Hawza。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指控al Hawza發表可能“構成真正暴力威脅”的“虛假文章”。例如，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引用了一篇文章，它指稱佈雷默在“奉行讓伊拉克人民挨餓的政策，讓他們成天忙於採購麵包，這樣他們就沒工夫要求得到政治自由和個人自由”。
考慮到《第81號命令》出籠的背景，出現這樣的文章不足爲奇。同樣毫不奇怪的是,考慮到整個轉基因計劃的大賭注，佈雷默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自然要竭力平息這種對其糧食政策的批判。
第六節 美國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伊拉克巧取豪奪
2004年11月21日，在如何處理伊拉克政府所欠大約390億美元外債(主要是欠工業化國家的)這個問題上，由債權國政府組成的巴黎俱樂部的主要代表發佈了一份公告。那些外債是薩達姆統治下伊拉克拖欠的大約1200億美元外債的一部分。儘管薩達姆政權已被推翻，華盛頓起初並不打算宣佈把這些舊債一筆勾銷。
在美國的伊拉克債務特別談判代表詹姆斯•貝克的強大壓力下，參與巴黎俱樂部的各國政府才就390億美元的伊拉克國家債務達成了新的協定。貝克絕對是個談判高手。通過向最高法院上訴，他策劃了2001年小布希的成功當選。他還是布希家族最親近的顧問之一。
在隨後與經合組織盟國極爲高明的討價還價當中，美國政府成功施壓，高高興興地將伊拉克所欠巴黎俱樂部債權國的舊債大筆勾銷。原因很簡單:這些債務大部分是欠俄羅斯、法國、日本、德國和其他國家的。美國在總債務中只占很少的22億美元。
巴黎俱樂部成員國發表了一份官方新聞公報：
各債權國的代表意識到伊拉克共和國的特殊形勢及其在未來歲月裏有限的償還能力，同意作出債務處理，以確保其債務的長期可持續償還能力。爲了這一目的，他們建議本國政府作出如下特殊處理：
——立即取消部分後來發生的利息，涉及2005年1月1日時累計債務的30%。剩餘債務將延期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批准之日。這次減免將勾銷所欠巴黎俱樂部389億美元總債務當中的116億美元；
——一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獲得批准，將實施30%的債務削減。剩餘債務將按23年期重新安排償還計劃，其中包含一個六年的寬限期。這一步驟，將再削減累計債務116億美元，使減免比例增至60%；
——巴黎俱樂部債權國同意，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委員會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實施的三年評估完成之後，再給予最初債務總額20%的減免。
伊拉克債務的減免，是與伊拉克嚴格遵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這一條件密不可分的。在債務減免過程中，作爲主要佔領者的美國慷慨地勾銷了薩達姆欠俄羅斯、法國、中國等國家的債務，這些國家是華盛頓的對手，曾反對向伊拉克開戰。這個標準計劃與應用于印度尼西亞、波蘭、克羅地亞、塞爾維亞、阿根廷和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的計劃是一樣的。它命令伊拉克將其經濟主權移交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技術官僚，而這些官僚實際上是受美國財政部和華盛頓當局有效控制的。
雪上加霜的是，在薩達姆時代伊拉克所欠的舊債是各國政府所說的“惡意債務”，即在未經人民同意下發生的、不符合人民利益的（簡而言之，就是不合法的）債務，就像已經不存在的蘇聯的債務一樣。但是美國、英國和其他巴黎俱樂部成員國並不在乎這個。這種債務是控制“新”伊拉克、迫使其向“自由市場 ”轉型的有用武器。轉基因種子和農業的工業化將處於這種強迫性變革的核心。
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是符合“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在走向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東歐轉型國家急需經濟改革，以擺脫傳統的內向型發展戰略的影響。總的來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有兩種辦法：一種是漸進式的改革，一種是所謂“休克療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是贊成“休克療法 ”的，這兩個組織的觀點被稱爲“華盛頓共識”。——譯注）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計劃的頭等大事。自由市場企業制度也是2004年4月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 “100項命令”的核心。這絕非巧合。
我們可以恰如其分地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稱爲“全球化的警察”。自從20世紀80年代的債務危機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發展中國家強制實施了債權國要求的殘忍的緊縮和償債計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債務條款被用來強迫各國將它們最爲珍貴的經濟資産拱手轉讓給外國利益集團，以便償還越來越多的債務。
通常，「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這些措施都得到了龐大的銀行業和私人利益集團的鼎力支援。
他們系統地“強制實施”國有企業的“私有化”，
“取消”糧食、衛生和能源的“公共補貼”，
“削減”公共教育開支。
因此，使跨國公司得以“主宰”戰後伊拉克的每一項政策，都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佈雷默頒佈的法律來具體落實：
“精簡”國家機構、
彈性的勞動隊伍、
開放邊界、稅收降至最低程度、
對資本流出伊拉克“不加控制”、
沒有關稅、
對外國人的所有權比例“不加限制”。
伊拉克人民將失去成千上萬的工作崗位，外國産品將把伊拉克本國的産品逐出市場，其中糧食就是一個主要目標。在強制實施的法規和外國競爭的重壓之下，本地企業和家庭式農場毫無競爭的能力。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條件”的“受害國”通常都不可避免地“被迫”使本國經濟向出口轉型，以便賺取美元來“償還”債務。這樣做換來的“胡蘿蔔”通常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放“拯救”貸款或者說“救援”貸款的承諾。而胡蘿蔔背後的“大棒”就是發出這樣一種“威脅”：如果債務國拒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條件，它將被永久列入“黑名單”,得不到任何國外貸款。
伊拉克也不例外。美國“授意”下的伊拉克大選，其“目的”就是確立一個合法的舞臺，以便將伊拉克政府置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嚴格的控制之下”。實際上，這使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處於“中立”的位置，負責監督伊拉克嚴格遵守佈雷默的“100項命令”。這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能夠“迫使”伊拉克加入華盛頓的“自由市場”全球願景。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計劃在2005年1月30日伊拉克大選之後的某個時候，與伊拉克新政府達成一項“特殊安排”。由於減免伊拉克的大量外債需要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點頭，因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與伊拉克領導人的談判中處於相當有利的位置。
聯合國安理會第1483號決議賦予了佈雷默管理被佔領的伊拉克的權力，但這本應歸屬國際法的管轄範圍。可見，佈雷默的“100項命令”和經濟“休克療法”，是在完全違反國際法的情況下實行的。
隨著對伊拉克“私有化”的抗議和針對美國在伊企業暴力活動的蔓延，“掩蓋”這種“令人難堪”的事實變得迫切起來了。因此，佈雷默急匆匆地返回華盛頓，與總統討論接管伊拉克經濟的新方案。其結果是組成了阿亞德•阿拉維爲首的臨時政府，並宣佈伊拉克將在2005年1月舉行大選。
阿拉維，這個美國“一手扶植”起來的、曾經多年爲「中央情報局」工作的門徒，將“合法地”執行非法的佈雷默法令。
按照在伊拉克以“佈雷默法律”而聞名的《第39號命令》，伊拉克的各個行業和所有市場將在幾乎沒有限制的情況下向外資開放。這些法律的制定方式，使得無論是臨時政府還是隨後的任何一屆伊拉克政府都很難撤銷或廢除這些政策。
確實，佈雷默用伊拉克臨時憲法第26條鞏固了“100項命令”，臨時憲法中的第26條，確保了在主權被移交給臨時政府之後，臨時政府將無權改變佈雷默的法律。此外，美國親手挑選出來的親美派被佈雷默安插到了伊拉克的各個部門之中，並有權淩駕於隨後的任何一屆伊拉克政府所做的任何決策之上。
遍佈于伊拉克各地的13.2萬美國部隊，堅守在2003年後建起的14個新軍事基地上，這就是上述這一點的保證。對於華盛頓在伊拉克使用“ 播撒民主的種子”這種冠冕堂皇的話到底意味著什麽，大多數伊拉克人到了2004年底已經很清楚了。這種種子與普通伊拉克公民獨立決定自己命運的能力毫無關係。
在2004年6月權力從佈雷默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正式移交給以「中央情報局」的寶貝兒阿拉維爲首的伊拉克臨時政府之後，後者同意接受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加的“開放”來換取債務減免。因此，2004年9月在伊拉克中央銀行行長沙拉比和財政部長馬赫迪發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意向書”所附的備忘錄中，這些人表達了這個美國“扶植”的政府“參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急迫心理。
“新的金融部門立法將爲建立現代金融部門鋪平道路。”這封意向書這樣吹噓道。意向書接著寫道：
“三家外國銀行已經獲准開展業務”，而且“若干外國銀行對獲得伊拉克私營銀行的少數股權已經表現出興趣。”
其中一家銀行是倫敦的滙豐銀行，這是世界最大的銀行之一。
“強迫”對伊拉克的糧食生産進行“改造”，“使之”種植“擁有專利”的轉基因作物，這是「孟山都」和其他轉基因“巨頭”所作所爲的最突出的例子之一。通過這些“（帝國新殖民）方式”，它們將轉基因作物“強加”給了“不情願”和“不知情”的世界人民。
文／威廉。恩道爾
【假自由。真壟斷。真計劃。真操控－西方自由主義普世自由市場神話背後的壟斷操控核心本質／美歐央行銀行財閥托辣斯藉虛擬數位信用百倍高槓桿（虛擬數位金融衍生性黑心垃圾期貨合約定價權）對真金白銀實體經濟進行的金融恐怖主義式攻擊扭曲操控】
Preemptive (Terrorist) Strike Against Precious Metals (Silver & Gold) Nears End
by Jeff Nielson
2011-10-19
I have been intentionally silent on the gold and silver markets for the past several weeks. Prior to that, I wrote several pieces just after and just before the latest take-down in precious metals to alert readers/investors to the fact that “volatility is the new weapon” of the banksters in their efforts to suppress this market.
Since that time, there simply has not been the opportunity to provide readers with any substantiv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most of the recent take-downs in precious metals over the past year or so there have been obvious “prongs of attack” for us to focus upon.
In May, it was the five, outrageous rapid-fire increases in margin requirements by the CME Group in the silver market – with the last four of those increases being implemented despite the fact that silver prices were already falling sharply. Prior to that, at the beginning of February the banksters employed a “suicide bomber” in the gold market to briefly drag down prices.
In this case however, I’ve been unable to discern any single action which would or could account for the especially blatant manipulation of these markets – at a time when all the economic fundamentals and all the seasonal factors were greatly favoring another strong rally in precious metals. Rather, this particular take-down seems to have involved everything but the proverbial “kitchen sink”.
Negative “lease rates” for gold and silver, massive shorting, manipulative margin-hikes and direct collusion between governments all appear to be at work at present. Why have I added “collusion by governments” to this list? It has been abundantly clear from the price action in the gold and silver markets that the buyers have been in charge of these markets for at least the last two years.
The reason why recent manipulation operations by the banksters have been exceptionally brief and shallow is because each time the bullion banks created a brief “sale” on gold and silver the stampede of buyers would immediately drive prices higher any and every time prices neared key support levels. Thus we must conclude that there has been broad collusion during this current take-down: a “deal” between the desperate bankers and the Big Buyers to allow prices to remain at current, depressed levels – most likely in return for a guarantee of a large quantity of real bullion for them to divvy-up between themselves (the “spoils” of their Libyan Campaign, perhaps?).
This attack on precious metals (and most commodity groups) appears to have been an all-out desperation measure. This is the “shock and awe” which the CME Group attempted to create in the silver market in May with its reprehensible conduct. Except while the Manipulators failed with their efforts in May, they certainly appear to have succeeded now with a large portion of the retail investment community.
Indeed, using a military analogy, the massive volatility which the bullion banks first introduced into this market in September could be thought of as an artillery barrage – to “soften up” the market for the take-down which was to follow.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tactics appears to have had a significant psychological effect.
What readers must understand, however, is that none of this matters with respect to the long-term trend for this market – except to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upward pressure on prices. The entire reason for attempting to put investors literally in a state of shock is to prevent them from thinking rationally.
Why is the price of silver at more than $30/oz today instead of under $5/oz as it was roughly a decade earlier?
Because pricing silver at $5/oz caused a 90% decline in global inventories. The banksters could no more prevent the laws of supply and demand from dictating the long-term trend ten years ago than they can today. Indeed, they are much less able to do so – having squandered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ir bullion in their prior years of manipulation.
The overriding principle here is a very simple one: the lower prices go in the short term, the higher they will go in the long term. Period. The reason the banksters have tried to scare investors “witless” is precisely so that they will forget that fundamental principal.
Given that the extreme move downward guarantees (at least) as extreme a move upward in these markets, this begs the question: why have the banksters (and our governments) colluded in an extreme but ultimately futile endeavour at the present time?
The answer is staring us in the face, now merely days away: another massive infusion of Western money-printing – into the ocean of Western banker-paper which has already flooded markets. Most likely this will be an even larger single burst of printing-press activity than what took place immediately following the Crash of ’08.
The money-printing about to take place in Europe has already been clearly telegraphed. EU leaders meet on Sunday for their next “Final Solution” for the made-in-Wall-Street “Euro debt crisis”. They have already made it clear that more “massive bail-outs” are on the way – for deadbeat banks and governments alike.
Meanwhile, on this side of the Atlantic, Helicopter Ben has been engaged in especially absurd stalling. He continually tells the market there is “more the Fed can do”, while avoiding once again spouting his favorite euphemism: “quantitative easing”.
He is utterly transparent. The Fed was harshly criticized around the world for its last money-printing spree. Thus the U.S. could not be first to crank-up its printing press this time. Rather, the ridiculous spin which will be attached to the next “helicopter drop” by the Fed will be that either the Euro debt crisis “forced” the Fed to follow suit, or (more likely) this will be portrayed as the Fed “supporting the actions” of the EU by cranking-up its own printing press in unison.
While we all know never to say “never” in this market, it appears that the latest operation has neared its expiry date. Put another way, it does not appear feasible that the investment community could remain “witless” enough not to fathom the impact of more, massive money-printing. Furthermore, one must also assume that whatever bribery has been used to control the Big Buyers has more or less been used-up.
As always, no matter how strongly we believe that the market is about to reverse higher, investors must refrain from the use of margin in these markets. The combination of psychopathic Wall Street bankers utterly unrestrained by any regulation;
the row of debt-saturated Western domino-economies, ready to topple at any moment;
and the most mind-numbingly incompetent collection of “political leaders” ever assembled equates to the potential for any and every form of economic catastrophe which one could dream-up in their worst nightmare.
Having perhaps scared readers “witless” again, let me reiterate the immutable principles which guide the precious metals market.
Nothing the banksters can do to these markets can alter the long-term trend. The more extreme the downward pressure on precious metals in the short-term, the higher prices will go over the longer term.
Last but not least, for 5,000 years precious metals have been humanity’s only true economic “safe haven”. And today, more than at any other time in centuries we are in desperate need of a ha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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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icide Bombers’ in the Gold Market?
by Jeff Nielson
2011-2-7
I was listening to another fine interview on the King World News site, this one with Ben Davies of Hinde Capital, when I was immediately intrigued by some of Davies’ remarks.
He stated that he considered the entire, recent trading-episode in the gold market “suspicious”, for two reasons.
First of all, he was surprised that any (competent) trader would have leveraged himself into such a dangerous position.
Secondly, and connected with his first observation, he expressed equal surprise that the so-called “regulator” (i.e. the CME Group) would have allowed such a flawed and vulnerable trading position to have been created.
What Davies (and others) have apparently not considered is that this “leveraged”, “dangerous” trade was created to fail – in spectacular fashion. Essentially it appears that the Wall Street banksters (and the corrupt institutions who serve them) have imported the terrorist concept of “the suicide bomber” to precious metals markets.
For those not familiar with the episode to which Davies refers, a previously unknown metals trader named Daniel Shak used $10 million to leverage his way into an $850 million “spread trade” (i.e. 85:1 leverage) in the U.S. gold futures market – equal in size to more than 10% of this entire market.
With the banksters printing-up “money” by the trillions, $10 million is nothing more than pocket-change, and even eating the entire $850 million loss represents just slightly more than 0.1% of Bernanke’s most recent money-printing. Does anyone here think that Wall Street would be happy to throw away a mere $850 million – when default in the precious metals market threatens JP Morgan (and others) with out-and-out bankruptcy?
The logic here is elementary. When you have a committed hyperinflationist like Ben Bernanke ready to create another $600 billion (out of thin air) with merely a mouse-click – any and every time Wall Street requests a new shipment of Bernanke-bills – then throwing away (deliberately) a few billion dollars on a “bad trade” is (literally) no different than losing a game of “Monopoly”.
The “game” ends, another batch of Bernanke-bills is printed up – and another “suicide bomber” enters the precious metals market. While readers may be horrified at yet another example of Wall Street’s incessant “economic terrorism”, precious metals investors need have no fear of yet another desperation tactic by this crime syndicate.
As I regularly remind readers, none of the games the bankers play in markets (and terrorism is currently their favorite game) can do anything more than briefly stall the rise in precious metals. The bottom-line will always remain that once the last of the banksters’ (real) bullion has been given away…by themselves…at rock-bottom prices, then their manipulation games are finally over.
Yes, the banksters have leveraged their actual bullion by (at least) 100:1. Yes, these reckless criminals will continue to increase that insane leverage – to 1000:1, or even 1,000,000:1. The only important number in this ratio is the “1” on the right. It is totally irrelevant (on a long-term basis) how far the banksters are able to ratchet-up their leverage – on their road to self-destruction.
Once the “1” on the right becomes a “0”, the game is over. A “hundred times” zero is still zero. A “billion times” zero is still zero. When their physical bullion is gone, their entire empire of manipulated bullion markets, and bogus “bullion products” will simply evaporate into thin air – just like the rest of the banksters’ fiat-paper empire.
In the meantime, all that the invention of precious metals suicide bombers really means is that there will be even greater “volatility” in this market. This has several implications. Over the short-term, idiot-traders who continue to try to “play” this market with leverage will be wiped-out at an even greater rate/speed. Ultimately this is good news, as wringing all of the leverage out of the “long” side of this equation simply puts all that gold and silver into “stronger hands” – who can never be forced out by the bankers. In this respect, the CME Group’s short-sighted decision to recently jack-up margin requirements (only for gold and silver “long” investors) also makes the longs stronger over time.
The other implication here is the old adage among veteran investors that “volatility is a friend of the investor”. All readers need to understand that without volatility there is no money to be made in markets. If all assets are/were perfectly and fairly priced, then there would be no potential for either profits or losses.
Volatility (by definition) pushes assets above or below their “fair market value”. This makes the rules of the game ultimately very simple: when the banksters push-down bullion prices, we buy physical bullion (and the shares of the precious metals miners), when volatility causes a spike in the sector, we take some profits with our shares in the miners – and look for the opportunity to reinvest those profits at better prices.
We do not sell our bullion – because our bullion represents our financial “insurance”, not a mere investment. Would any homeowner sell off the fire insurance they have on their home, simply because they could unload their insurance at a profit?
Rather than allowing the Wall Street banksters to make us their victims, ordinary precious metals investors need to think like “the big buyers” – and allow the banksters to work for you, not against you. Ignore their terrorism, and conquer your own fears. “Defeat” in the precious metals market is inevitable for the banksters. These Wall Street ambushes of the precious metals sector now truly only represent one thing to the rational investor: a “sale” on precious metals assets.
“Fear of the unknown” is one of the greatest weapons of Wall Street (just like all terrorists). In this respect, merely identifying these suicide bombers as another transparent bankster tactic greatly diminishes the impact of this terrorism. We need not “fear the Reaper”, we only need to understand him.
【“對全世界宣揚強制經濟自由化教條福音”的美國其任何國內戰略性產業絕對不會讓中國資金購買入股（百般設限刁難、並妖魔化中國以千方阻撓）；反之，願意讓中國資金購買入股的任何產業則多半是請君入甕（坑殺凱子）的美式龐氏騙局的垃圾毒資產】
中投負責人已被美國洗腦
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中投）
著文／馬耀邦（加）
2010年11月5日 （林賢劍譯、林小芳校）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進一步融入全球化和全球經濟一體化。隨後，中國成為美國跨國公司最喜歡的外包目的地。由於成為世界工廠，張開雙臂歡迎投資，中國積累了大量的美元資產。中國的外匯儲備已從2003年的4000億美元增至2008年的近2萬億美元，在五年時間裏翻了五倍。傳統上，全世界的央行投資其美元資產的唯一途徑是購買美國國債，因為美元是事實上的世界儲備貨幣。然而，2007年，中國成立了中國投資公司（CIC），以分散投資其龐大的美元資產。中投公司是一家國有投資公司，也被稱為主權財富基金。
雖然阿布扎比投資局、新加坡的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和淡馬錫控股公司等主權財富基金已存在幾十年，但中國的第一隻主權財富基金設立後不久就敲響了華盛頓的警鐘。美國國會議員特別關注的是，中國投資公司的投資活動可能對美國金融市場和經濟產生不利影響。他們提出該安全問題，是基於如下信念：中國可能會利用該基金，來推進其地緣政治目標。他們認為，中國試圖分散其外匯儲備，不只是限於投資美國國債，這是中國的最終目標之一。突然間，主權財富基金全部被美國的媒體描繪成“規模令人恐懼的大”。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的經濟學家布拉德•塞斯特（Brad Setser）宣稱，“主權財富基金的崛起代表了權力從美國向一組國家的轉移，這組國家是不透明的，不是民主國家，也不一定是美國的盟國”。2
然而，隨後發生的事件證明了這些擔心是毫無根據的，其表達的憂慮是毫無必要的。「中投」的既定目標“是進行長期投資，在可接受的風險範圍內，努力實現股東利益最大化”。1帶著獲得可觀的金融回報的目標，中投以30億美元購買了黑石公司9.9％的股份，黑石是華爾街最大的私募對沖基金。
在美國，“對沖基金”在“不受監管”的環境下運作，致力於賣空和衍生期權等各類激進的交易策略，經常運用槓桿以實現絕對的高回報。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期間，據說，對沖基金的拋售是造成股市崩潰的一個重要因素。更重要的是，“對沖基金被指控加劇了社會危機，並造成了重大的社會危害，”2因為很多美國人的養老基金由於投資於對沖基金而損失慘重。
對於中國，投資於對沖基金，也證明是同樣的不幸，因為中國投資于黑石的結果是災難性的，中國30億美元投資的帳面虧損一度超過了85％，也就是高達25億美元。有人會問，為什麼中投，一家國有投資公司，願意投資重金于黑石這樣的投機性風險企業，為每股支付如此高的價格。
由於在“黑石集團”的投資上遭受了慘重的損失，人們會認為「中投公司」可能已經汲取寶貴的教訓，將避免對美國金融業的投資。
令人驚訝的是，“2007年12月19日，中投向「摩根士丹利」投資50億美元，在這之前不久，該金融公司宣佈將減記94億美元的抵押貸款投資虧損。”3可以肯定的是，長期以來，摩根士丹利都受到指責，其“實踐偷盜式金融”，是“金融巨鱷設計越來越複雜的證券的野蠻場所。”4
到2006年，豪伊•胡布勒（Howie Hubler）成為「摩根士丹利」的明星債券交易員，因為他的團隊製造了近10億美元的利潤，也就是該投資銀行20%的利潤。但胡布勒不再滿足於為摩根士丹利工作，因為華爾街最好的和最聰明的交易員都加入對沖基金，在那裏，他們可以獲取數以億計的利潤。為了留住胡布勒，摩根士丹利與他簽定了一份特殊的協議，讓他管理其自營交易團隊。胡布勒下了一筆巨額賭注，賭3B級次級抵押貸款會違約，購買了價值20億美元的信用違約掉期。胡布勒肯定，一旦該貸款違約，這個投資組合就會產生20億美元的利潤。問題是，他的違約掉期頭寸每年的保費耗資2億美元。為了沖銷他的成本，胡布勒開始銷售風險較小的3A級次級信用違約掉期。不過，為了沖銷他2億美元的保費，胡布勒不得不賣掉十倍的3A級次級信用違約掉期，因為3A級的保費只有3B級的三分之一。這些交易全部完成後，胡布勒購入的3A級次級信用違約掉期總額結果是價值高達160億美元，在“摩根士丹利的內部報告中登記為實際上無風險。”5在這方面，我們想指出，金融欺騙是華爾街的遊戲，“二十多年來，債券市場的複雜性有助於華爾街的債券交易員欺騙華爾街的客戶。如今導致債券交易員欺騙自己。”5
事實上，胡布勒的賭注，最終耗費了「摩根士丹利」一筆鉅款，他是“一個臭名昭著的人，在一筆交易中就虧損90億美元，有史以來的最大一筆虧損”。6“豪伊•胡布勒的虧損是其簡單下賭注的結果。胡布勒和他的交易員認為，他們是一班精明的傢伙，來到地球上是為了充分利用市場的低效。相反，他們只是促成了更多的低效。”7然而，豪伊•胡布勒不是華爾街最笨的傻瓜。3A級信用違約掉期的其他買家包括日本瑞穗金融集團和瑞銀，瑞銀在美國次貸危機中損失了374億美元。不論怎樣，胡布勒的虧損“可以肯定是華爾街歷史上最大的一筆自營交易損失。”7但最令人不安的是，“摩根士丹利沒有任何人說得清楚，豪伊•胡布勒承擔了怎樣的風險，胡布勒本人也不知道。”7
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即便在「摩根士丹利」宣佈其遭受了90億美元的交易虧損之後，中投公司還是購買了該投行50億美元的股份，中投是否清楚摩根士丹利對風險的考慮。
巧合的是，中國的這筆投資正好發生在主權財富基金——阿布扎比投資局收購花旗集團75億美元的股份之後。在金融崩潰期間，主權財富基金將注資入破產的花旗集團、「美林」和「摩根士丹利」等美國銀行，確實為美國金融市場的穩定提供了資金源泉。然而，華盛頓的一些觀察家並不感謝這些主權財富基金的幫助。相反，他們認為，來自中國的流動資本是一種潛在的風險，並呼籲“集體地努力，建立國際統一的標準，來指導政府對其跨國投資的管理。”3
因此，美國國會通過了“2007年外國投資與國家安全法”，該法規定，對於外國的任何投資交易，只要其可能導致外國控制“關鍵基礎設施，可能損害國家安全”，就要實行強制性調查。3該法要求，在調查後，國會將對外國政府控制的交易實施額外的監管並提出詳細的報告。然而，儘管該法已通過，“還是有些評論家不相信，新法律在面對新興的主權財富基金所帶來的風險時，能夠充分地保護美國”。3因為它沒有解決經濟安全問題。有些人想實現與中國的互惠，他們建議，美國金融服務監管機構“應該考慮當前美國金融機構在中國被禁止的業務和活動是否也適用於美國。”3
對於中國主權財富基金所帶來的經濟和安全風險，華盛頓可能誇大了其擔憂，因為中國政府已經決定，中國投資公司“將不會投資於某些敏感的領域和市場。”3北京認為，華盛頓和其他國家“可能試圖以中國創建主權財富基金為藉口，採取針對中國經濟的保護主義措施。”3換言之，貿易和出口，而非投資，是中國議程上最重要的議題。
因此，中投公司的投資戰略就是“最大限度地提高其投資回報率，”3“本公司的主要目的是贏利。”3為了努力確保華盛頓無須擔憂對美國公司收購的可能性，中投公司董事長2008年赴華盛頓宣佈，“中國將主要投資於資產組合，而不是單個公司。”8“中國無意於獲得任何公司的控股權，它將是一個‘良好的企業公民’，不會投資於破壞環境、浪費能源或生產煙草的公司。”8
顯然，中投公司的投資戰略與西方跨國公司的恰恰相反，西方跨國公司已加強其控制中國經濟所有部門的努力，從製造業、消費品、保險、電信逐漸進入銀行業。沒有一家跨國公司滿足于成為中國一家企業的小股東。許多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先是作為合資夥伴，很快就會通過購並的方式，成為控股方或獨資方，而本地的合作夥伴完全退出。
隨著“2007年外國投資與國家安全法”的通過，華盛頓將中國的投資置於嚴格的審視之下，與美國不同，中國張開雙臂歡迎外國直接投資，西方跨國公司，尤其是美國公司，正日益控制中國經濟的關鍵部門。“由於中國政府投資於基礎設施（鐵路、港口、航空運輸等），跨國公司擴大了其在動態的市場部門中的角色。中國的21世紀戰略逆轉了美國19世紀的外國投資戰略，將最有利可圖的行業交給外國資本，而中國國庫為高成本、長週期、大規模、低回報的基礎設施提供融資。”9
2010年，中投公司總經理說過一些驚人的言論，他表示，“中投公司的動機就是利潤，而不是國家利益”，“認為中投和中國國有企業作為一個統一的整體，合作在全球尋求自然資源的思想，是完全錯誤的。”10
這使人們要問，中投是為誰贏利呢？中投公司輕率地冒險投資于救助黑石和摩根士丹利等華爾街公司，已招致巨大的損失。事實上，2008年9月17日，在中投向摩根士丹利注資不到一年時間之後，摩根士丹利正面臨困難，其股價下挫42％。此時，美國財政部長亨利•保爾森，將摩根士丹利交給摩根大通，不需任何費用。對於中投管理層，這必定是痛苦的經歷，並引起陣陣恐慌。令人遺憾的是，雖然中投好意提供資金來穩定美國金融市場，但其得到的全部感謝是嚴密的審查，其在美國的交易受到懷疑和恐懼的對待。11
中投公司投資于黑石和摩根士丹利等美國金融機構的唯一目的，是從事投機活動，而不是投資於造福全球經濟的生產性資產。中投公司的投入資金是美元資產，即便這些資產帶來高回報，也只是美國金融體系的一部分，只能造福於美國金融資本。最令人驚愕的是，中投總經理高西慶公開對外國媒體宣佈，他的公司不是為中國的國家利益服務的。難道它是為外國利益服務的嗎？最惡劣的是，中投董事長和總經理聲稱要追求的所謂“利潤”，甚至不能使用於中國的國內經濟。這些利潤不能為中國和中華民族帶來任何好處。這裏存在中國的開放政策問題：高西慶先生一直被稱為“中國舉足輕重的人物之一”10，在政府最高層如高先生這樣的人士，在追求利潤的名義下，毫不關切中華民族的福利和中國的國家利益。
這些精英都已在美國的大學得到洗腦。他們都認為，美國的投資銀行作為華爾街的驕傲，是最富有魅力的企業。殊不知，在現實中，這些銀行的日常活動主要是在世界上最大的賭場上相互對賭。
注 釋：
1. China-inv.cn: “China Investment Corporation”.
2. Universia Net: “Hedging Their Bets: How Hedge Funds Can Curb Critics and Avoid Regulation”.
3. Martin, Michael F.: “China Sovereign Wealth Fund”,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June 22, 2008.
4. Truell, Peter: “Ex-Salesman’s Book Gets a Chilly Morgan Stanley Review”, New York Times, October 8, 1997.
5. Lewis, Michael: The Big Short, w.w. Norton & Company, 2010, PP. 203-207.
6. Madreck, Jeff: “At the Heart of the Crash”,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une 10, 2010.
7. Lewis, Michael: The Big Short, w.w. Norton & Company, 2010, PP. 215-218.
8. Weisman, Steven: “China Tries to Reassure U.S. About Its Investing Plans”,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 2008.
9. Petras, James: Rulers and Ruled in the U.S. Empire, Clarity Press Inc, 2007, P. 146.
10. Perkins, Tara: “China’s Investment chief to Canada: Fear Not”, Globe and Mail, October 19, 2010.
11.Wikipedia: “Morgan Stanley”.
新自由主義經濟麻毒藥方肆虐的美帝附傭國埃及(統治三十年的穆巴拉克強人傀儡政權)貧富懸殊人民不滿經濟現狀 持續爆發民主革命
【美中情局操縱埃及軍政府傀儡 鎮壓民主人權鬥士致2000餘人傷亡】
《中東劇變與美國、新自由主義》
美國與埃及軍方
文／馬耀邦
節選自馬耀邦《中東劇變與美國、新自由主義》 2011年6月
中東劇變最引人注意的兩個熱點是埃及和利比亞。
這兩個國家體現了中東劇變“進程”背後最重要的兩個變數：
美國“推動”的新自由主義“引起動盪”，
然後美國“插手（介入）”力圖“繼續主導”。
實際上，（美國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政權的穩定一直是美國中東政策的基石。《紐約時報》坦率地表示：“30年來，特別是由於埃以和平條約，穆巴拉克政府一直是美國在這一動盪區域的政策支柱。美國官員擔心，一個新的尤其是由穆斯林兄弟會或其他伊斯蘭組織控制的政府，可能不會遵守穆巴拉克先生之前任安瓦爾•薩達特在1979年簽訂的該條約。”
根據1979年的“大衛營協議”，以色列將其佔領的西奈半島歸還埃及，但它並未滿足巴勒斯坦人的要求。相反，該條約引發了未來更多的衝突，因為以色列在與該地區的主要強國之一埃及實現和平共處之後，能夠集中其軍事資源，用於對付伊朗和巴勒斯坦。
“大衛營協議”符合美國的地緣政治利益，因為，（阿拉伯世界叛徒；美國附傭傀儡）埃及是美國中東政策的關鍵所在。作為對每年2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和其他援助的回報，埃及向國外投資開放，其工業和市場成了西方跨國公司的砧板上的肉。戰略上，美國“收穫”了一個處於從屬地位的新“盟國（附傭傀儡）”。埃及充當了“制衡”伊朗的重要砝碼。（阿拉伯世界叛徒；美國附傭傀儡）埃及軍事喪失了獨立性，日益“依賴”於美國的軍需品和訓練。因此，“埃及政府認為，巴勒斯坦會妨礙其融入美國和以色列主導的區域安排。如今，埃及與以色列共同合作扼制加沙，同時又參與以色列、美國和巴勒斯坦之間的會談。為此，以色列安全官員支持穆巴拉克提名奧馬爾•蘇萊曼作為埃及副總統”。
結果，面對穆巴拉克政權的倒臺，美國非常擔心示威遊行最終轉化為一場革命運動。在慕尼克安全會議上，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告訴西方政客、外交官和商界高管：“任何一個社會都有各種勢力在活動，尤其是在一個面臨各種挑戰的社會。為了實施自己的日程，這些勢力試圖破壞和超越社會進程。這是我為何認為，遵守埃及政府——實際上是由副總統奧馬爾•蘇萊曼領導的——宣佈的過渡進程之重要性的原因。”
蘇萊曼是穆巴拉克一手提拔的副總統、前情報總局局長和“美國中央情報局在開羅的主要聯繫人”。事實上，從20世紀90年代的克林頓政府開始，蘇萊曼作為穆巴拉克的秘密員警首領，制定了“非常規引渡計畫”。根據該計畫，“美國中情局在世界各地逮捕的所謂恐怖分子嫌犯，戴著頭罩和手銬被送往埃及，旨在進行刑訊逼供”。
儘管蘇萊曼先生在國內外臭名昭著，（主子）奧巴馬政府還是選擇他作為“一位過渡性人物”。隨著形勢的發展，華盛頓以一種“穆巴拉克必須下臺”的姿態與開羅進行對話。這清楚地表明，埃及實際上已經淪為“美國的殖民地”。
私下裏，“埃及政府開始在精英中清洗穆巴拉克的主要支持者。穆巴拉克政府的國防部長兼陸軍元帥坦塔維前往解放廣場，表面上是檢閱軍隊，但其實主要是為了結交抗議者”。然而，在團結穆巴拉克的老朋友以完成過渡的同時，奧巴馬政府明確表示，埃及的任何根本性改變都是無益於事的。美國“之所以（變臉）”強烈要求穆巴拉克辭職，只因為它發現，這個“傀儡”已經成為一種負擔，不再符合華盛頓的利益。
歷史上，美國曾在亞洲和拉丁美洲“扶持”過許多像穆巴拉克這樣的“獨裁政權”。一旦民眾動亂挑戰這些美國支持的獨裁政權，一場社會和政治革命有成功的跡象時，美國就採取一種三軌政策來應對：
一是公開批評侵犯人權的現象，主張民主改革；
二是私下裏發出信號，繼續支援當政者；
三是尋找一位可以替代當權者、保留政府機構和經濟制度並支持美帝國戰略利益的精英。
華盛頓害怕社會巨變和政治革命，它毫不猶豫地“暗殺”了（美國附傭傀儡）南越的吳庭豔等獨裁者，只因為（美國附傭傀儡）吳庭豔在南越存亡問題上竟敢違背美國的指示。
華盛頓已經承受過太晚干預的教訓。在古巴革命中，它無法做出一個切實可行的選擇，而只能支持巴蒂斯圖塔政權。同樣，索摩查政權被推翻時，華盛頓持觀望態度而未予以幫助，其結果是美國企業被國有化，在尼加拉瓜出現了一個對美國不友好的政府。
因此，“20世紀80年代，美國在拉丁美洲變得更加積極主動。它推動了過渡時期的協商式選舉，圓滑的新自由主義政客當選，取代了獨裁者。這些政客承諾，維持現有的政府機構，保護國內外精英的特權，支援美國的區域和國際政策”。
從而，埃及暴動使奧巴馬政府陷入極端的困境，因為它需要找到“一種非常的政治方案，既能讓穆巴拉克下臺，又能保持和強化國家機構的政治權力，同時融入民選方式來作為平息和瓦解群眾運動的手段”。華盛頓這項計畫的主要障礙之一，是埃及武裝部隊和穆巴拉克的中央安全軍。這些軍隊的領導人在埃及的腐敗政權中受益匪淺。
自“大衛營協議”簽署以來，華盛頓一直“培養”與埃及軍方的密切關係，美國每年提供價值14億美元的軍備，以“收買”他們。結果，埃及軍方發生了變化，“由保衛埃及邊界和本地區利益的軍隊，轉變為主要職能是操控人民和保護美國所支持政權的軍隊。埃及軍方的軍火儲備和美式武器的零部件數目都被維持在最低限度，以確保埃及無法同以色列開戰”。
過去30年來，埃及軍官都曾經在美國防務學院接受過“培訓”。埃及暴動期間，在埃南中將（Sami Hafez Enan）的帶領下，20多位埃及高級軍官在美國防部（對外侵略部）召開會議、舉行酒宴和就餐。在華盛頓期間，美國敦促埃及高級軍官們在對待抗議者時要保持克制，因為奧巴馬政府不希望埃及軍方的形象受到玷污，其理由是，埃及軍方“將在推翻穆巴拉克政權的行動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
因此，埃及軍方宣稱，他們不會對抗議者訴諸武力。埃及軍方“發表聲明，將抗議者的要求描述為‘合法的’，並半心半意地呼籲抗議者回家，承諾恢復正常的生活秩序”。埃及的高級軍官自稱站在抗議者一方，逐步為“（美國暗地支持的）軍事政變”奠定了穩固的基礎，釋放出與穆巴拉克徹底決裂的信號。
當軍事政變既成事實，埃及軍方又發表聲明，“稱讚穆巴拉克是一名為祖國做出巨大貢獻的領導人。它暗示，軍方不會長期掌權，並表示，軍方是不會取代合法政府的”。
“（美國暗地支持的）軍事政變”之後，埃及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控制了埃及。最高委員會現由穆罕默德•侯賽因•坦塔維元帥（Field Marshall Tantawi）領導。自1991年以來，坦塔維就一直是穆巴拉克政府的國防部長和武裝部隊總司令。穆巴拉克政府前總理和埃及空軍前司令艾哈邁德•沙菲克將軍（General Ahmed Al －Shafik）也是擁有權勢的最高委員會成員之一。最高委員會成員還包括奧馬爾•蘇萊曼。
事實上，“軍事政變”之後埃及局勢並無改善，埃及實際上是以無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主義告終。對奧巴馬政府來說，保持現狀是最合意的結果。因此，華盛頓對此非常高興，它立即宣佈，繼續向埃及提供軍事援助。作為回報，埃及軍政府宣稱，它會遵守1979年與以色列簽訂的和平協定，將繼續在加沙地區對巴勒斯坦人實施制裁。
為了“延續”無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主義，華盛頓試圖通過“顏色革命”的過程就如同我們在南斯拉夫和其他東歐國家所見證的那樣，在埃及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在這種體制之下，選舉“結果”可以輕易地“被人為操控”。因此，美國公開宣稱，它將向新的埃及政黨提供“資助”。這是“明目張膽”地侵犯一國主權和“干涉”一國內政。
在埃及軍政府的同心努力之下，華盛頓“正努力分化真正的反對派，並將其自己的所謂反對派人物安插入抗議運動”。前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巴拉迪（Mohanned Al－Baradei）就是華盛頓（美國主子）“選中”的反對派人物之一。正是巴拉迪要求穆巴拉克辭職，同時建立埃及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巴拉迪是在美國受的教育，大多數時間生活在西方，他代表著華盛頓的利益，反對革命性的變化。
埃及是“新自由主義”的典範
對美國來說不幸的是，埃及人民“不可能”接納無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主義政權，因為其“代表了現狀”：裙帶資本主義與“掠奪性外資”相互合作、一片繁榮，而民族工業“破壞殆盡”。
1991年，新自由主義結構調整計畫“被強加”給埃及，其結果是“毀滅性”的：“40％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之下，每天的生活費不足兩美元，失業率持續攀升，年輕一代失去就業機會。”社會支出的縮水還使絕大多數人喪失了基本醫療保健和教育的機會。埃及的“兩極分化”現象已經越來越走向極端。一千個家庭“控制著”這個國家的大部分商業和財富，他們是“私有化”和“新自由主義”的主要受益者。為了“壓制”合法要求和正義聲音，（美國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政府雇用了一支規模龐大的安全部隊，“警察局裏的刑訊和虐待成為一種例行公事。警方的路障和盤查成為埃及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顯然，如此腐敗的（美國附傭傀儡）政權已經在埃及人民心目中信譽掃地。不管華盛頓“收買”了多少埃及精英，也不管動用多麼強大的軍事力量，都無法動搖埃及人民“要求變革”的意願和決心。埃及人民為獨立和贏得國家尊嚴所作的鬥爭永遠不會停息。美國（反自由、反真民主）“頑固地”要求“維持現狀”並維護其在中東的地緣政治利益，這再次“暴露”了其國際行為的“醜陋性”。總之一句話，美國不過是只紙老虎。
1989年冷戰的結束標誌著全球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其突出特徵是“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和全球化的擴散。令人驚奇的是，作為一個極為貧困的國家，在實施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ＩＭＦ）」強加的經濟改革數年後，埃及竟被標榜為新自由主義的典範之一。為了免除多達數以百億美元計的債務，從1991年開始，埃及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簽訂了一份關於結構改革措施的協定。結果，金融自由化（金改）、私有化（金改）、解除管制（金改）、開放市場、為外國直接投資提供國民待遇等一系列結構調整計畫在埃及得到執行。
統計資料顯示，埃及取得了一定的經濟成就。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於埃及的報告：埃及的“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由1991／1992年實質上停滯的狀態上升至1995／1996年的4％以上，而通脹率從超過21％下降至7%”。此外，開放市場和歡迎外國直接投資導致了外匯儲備的不斷積聚。
然而，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看來，這仍未達到預期值，尤其是在結構改革方面。於是，1996年至1998年，它為埃及“設計”了為期兩年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規劃，其重點是“私有化、解除管制、貿易自由化和財政金融部門改革”。
遺憾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持”的“私有化”往往涉及將利潤豐厚的國有企業“拍賣”給外國跨國公司或本國圈內人。這造成了埃及“工作環境的”快速惡化“，引發了一次極為猛烈的罷工潮，以至於一位分析家稱之為中東地區近半個世紀最大的一次社會運動”。
其間，“裙帶資本主義盛行，而曾經作為埃及經濟支柱的本地工業任由衰退。與此同時，私營的工業部門生產陶器、大理石和化肥等破壞環境的產品，這些產品的產能不斷擴大，得不到有效的監管，為居民的健康帶來嚴重惡果”。
而且，“裙帶資本主義”必然導致財富集中於極少數經濟精英之手。不少“經濟精英”充當了跨國公司的“（買辦）代理人”，大量地進口電子和汽車等消費品。房地產開發商也位列其中，其中許多人與政治精英關係密切。這些開發商僅以實際價值的一小部分就拿到公有土地，建造封閉式社區和度假勝地，供埃及社會上流階層所用。利用國家的支持，包括基礎設施補貼和廉價的土地，房地產作為非石油產業，成為埃及經濟的第三大產業。
毫不奇怪，埃及社會日益“兩極分化”，“據評估，1000個左右的家庭控制著該經濟體的大部分領域”。為了保護其財富，維護自身利益，精英們施加“政治壓力”，促使有關稅收改革的法律通過。從而，最高所得稅從42％削減為20％。在穆巴拉克的領導下，埃及政府實行單一的統一所得稅。據此，高工資和低工資收入者按其收入支付同一稅率。因此，“穆巴拉克主導了一個這樣的進程：國家財富落人小部分私人手中，而絕大多數人”貧困化“，４０%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之下，每天的生活費不足兩美元，失業率不斷上升，年輕一代沒有就業機會”。
而且，由於與全球經濟一體化並“放棄”了自給自足的政策，埃及的糧食和其他日用必需品的價格“扶搖直上”。然而，（美國附傭傀儡）埃及政府“無視”工人的抗議，仍然將最低工資固定為一個月不到一百美元。這在埃及工人階級中不得人心，但贏得了跨國公司的認可，“全球工商業界稱讚穆巴拉克的做法是‘勇敢的’、‘印象深刻的’和‘有遠見的’”。
於是，外國投資蜂擁流入埃及，尤其是它的經濟特區。由於張開雙臂歡迎外資，埃及取得了“在過去的三年保持高達7％”的經濟增幅。表面上，在許多旁觀者看來，埃及是一個繁榮的國家。埃及的首都開羅在不到五年的時間裏規模擴大了一倍，豪華別墅、大型購物中心、主題公園、高爾夫球館和馬球館四處林立。
遺憾的是，這樣的房地產發展水準沒有改善絕大多數埃及人民的生活水準。事實上，自實施新自由主義所“指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結構調整計畫以來，90％的埃及人沒有分享到國內生產總值和經濟增長的成果。恰恰相反，如前所述，越來越多的埃及人“陷入貧困”。最令人吃驚的是，這竟然發生在埃及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最快的時期。這引出一個問題，以國內生產總值作為衡量經濟發展的指標是否正確和有效。
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武裝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結構調整計畫的重壓下，埃及甚至將公共社會服務“私有化”。結果，大多數埃及人“喪失”了基本醫療衛生和教育的機會。那些受不到教育的窮苦孩子最終只能從事卑賤的工作，拿著微薄的薪水，來勉強維持家庭的生計。
更令人無法接受的是，（美國傀儡）穆巴拉克家族的成員竟是這種“裙帶資本主義”的積極參與者。他們是許多企業的股東，其唯一目的就是使自己變得更加富有。實際上，“（美國傀儡）穆巴拉克及其小集團長期以來一直將埃及視為其私人領地，將埃及資源視為戰利品進行分贓”。
他們自肥腰包的另一種方式就是將（金改）金融部門“私有化”。用「中央情報局」的話說，埃及精英“積極地推行經濟改革，以吸引外國投資”。
2004年至2008年期間，（美國傀儡）穆巴拉克及其親友忙於“兜售”埃及國有銀行。埃及銀行“落入”外國人手中的同時，穆巴拉克“取消”了對自由資本流動的限制，“放鬆”了對外國財產投資的“監管”。埃及成為全球房地產投機和有價證券投資的“聖地”，因為它“取消”了紅利稅、資本收益稅和債券投資利息稅。
因此，2005年，埃及商業銀行出售了其70％的股權；隨後，2006年，亞歷山大銀行——埃及最大的四家國有銀行之一，被一家義大利銀行——聖保羅銀行收購。國有銀行的出售和對國家金融體系的放任自流極大地玷污了穆巴拉克政府的形象，暴露了該政府的醜陋本性。這預示著它將自食惡果，從而播下了其覆滅的種子。毫不奇怪，執行新自由主義指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調整計畫，其結果不可避免地導致了2011年1月25日的暴動。
由於埃及的政治和經濟困境，新自由主義在該國備受指責。經濟學家、開羅的薩達特行政學院前院長漢迪•阿布德拉茲表示，“埃及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實踐帶來了通脹呼嘯直上、失業率持續上升和普通人購買力的下降”。阿布德拉茲先生補充說，新自由主義政策“有效地限制了這個國家的司法、立法和安全能力，而不是只局限於經濟問題……物價的失控已經引起惡性通脹。同時，失業率正在穩步攀升，而根據實際價值衡量，普通人的工資水準一直下滑。這一切逐步破壞了社會穩定，使得窮人更窮，富人更富”。
破壞社會穩定的關鍵因素之一是糧食價格飛漲。在埃及，各種主食價格每年攀升17％。但是，西方媒體報導埃及暴動時，卻完全忽視了這一簡單的事實。自埃及暴動以來，《紐約時報》的湯瑪斯•弗裏德曼等全球主義者一直譴責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稱這些國家造成了糧食價格上漲，從而間接地引起這場暴動。他表示：“中國本身並未促成這場暴動，但是，中國和以亞洲為首的發展中世界對肉類、穀物、糖、小麥和石油的消費日益增大，確實促成了該事件。”然而，根據新德里經濟研究中心的加雅提•戈什教授的研究，2006年至2007年糧食價格暴漲期間，印度和中國的需求實際上下降了3％。
美國發生經濟危機之後，「美聯儲」將利率降至“史無前例”的“低水準”，同時“放鬆銀根”，向美國金融體系注資數以萬億計的美元。於是，投機資本蜂擁流入商品市場。借助於“交易型開放式指數基金（ETF）”等“金融衍生品”、華爾街投資銀行——「高盛公司」，利用槓桿作用將小麥價格拉至空前的高度。其最終結果是：“紅色硬質小麥通常以每60蒲式耳3至6美元成交。該價格先是升至12美元，又至15美元，再至18美元，而後突破了20美元。2008年2月25日，紅色硬質春麥期貨收盤于25美元每蒲式耳。具有諷刺性的是，2008年是世界歷史上小麥產量最高的一年。”
在一篇題為《高盛如何對世界窮人饑荒下賭注並贏了賭局》的文章中，新聞記者約翰•哈裏（Johann Hari）稱：“從2006年底開始，世界各地的糧食價格突然開始飆升。一年後，小麥價格上升了８０％，玉米上漲了９０％，大米漲了３２０％。30多個國家發生了糧食暴動，２億平民面臨營養不良和饑餓。2008年春季，糧食價格又”不可思議地“忽然回落到原先水準，似乎在玩一場魔術。”
聯合國糧食問題特別報告員吉恩•齊格勒稱之為“無聲的大屠殺”，完全是“人為操縱的”。
事實上，在金融市場，農產品“被包裝”成類似於次級抵押貸款的衍生品，僅是在名稱上由債務抵押債券（CDOs）改為商品抵押證券（CCO）。事實真相是，由於新自由主義“解除管制政策”的實施，「高盛」等華爾街投資銀行的手段之一就是以“製造”“金融泡沫”來牟取不義的“暴利”，網路泡沫和“房產泡沫”就是明證。顯然，下一個“泡沫”將是農業泡沫，它會給數以億計的發展中國家人民帶來“大規模饑荒”，更不用說已經發生在突尼斯和埃及的“大規模暴動”。
雖然西方媒體（妓者）“極盡所能”地將埃及暴動“描繪”為“自由”和“民主”起義， 但實際上，它是為了“生存”和“匱乏”而戰。歸根結底，正是在“新自由主義”及其“市場原教旨主義”理論的指導下，金融投機商將穀物價格抬高至一種天價，從而“導致”大規模“暴動”。
此外，“新自由主義”主張，國家應“放棄”對農業的扶持，採取一種“（放任）不干預”的政策。由於城市中心區得到大量投資，而農村的農業發展遭遇忽視，埃及等許多國家很快淪為糧食極度匱乏的國家。
更糟糕的是，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推行的經濟改革和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第三世界的農民遭受西方國家得到“補貼”的農產品的“不公平競爭”，這進一步加劇了社會動盪和糧食危機。
因此，隨著（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政權的垮臺，“新自由主義”在全世界人民的眼裏已經“信譽掃地”。對於那些“信奉”新自由主義的領導人和“擁護”新自由主義的國家，這應當是一記“警鐘”。
他們最終會落到與（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一樣的“命運”，“步其後塵”並國破家亡嗎？這無疑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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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情局操縱埃及軍政府 鎮壓民眾致2000傷亡
《埃及衝突致35死近兩千人受傷 過渡政府辭職被拒》
2011-11-22 紅網
http://www.dzwww.com/xinwen/guojixinwen/201111/t20111122_6780129.htm
[提要] （11-22）最新消息顯示，首都開羅和其他一些城市的持續衝突已導致35人死亡、近兩千人受傷。示威者要求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主席坦塔維下臺、軍方儘快移交國家權力。政府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有人企圖阻撓選舉正常進行。
據新華社電 最新消息顯示，首都開羅和其他一些城市的持續衝突已導致35人死亡、近兩千人受傷。示威者要求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主席坦塔維下臺、軍方儘快移交國家權力。政府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有人企圖阻撓選舉正常進行。
示威者要求軍方領導人下臺
21日，數千名示威者聚集在開羅解放廣場附近通往內政部大樓的一條街道內，並向軍警投擲石塊。安全部隊多次發射催淚彈驅散人群。廣場上一些示威者高呼口號，要求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主席坦塔維下臺、軍方儘快移交國家權力。示威活動20日迅速蔓延，亞歷山大、蘇伊士、塞得港、阿裏什和南部的明亞、艾斯尤特等地均有抗議活動，一些地方示威者與員警發生衝突。
開羅等地18日發生大規模示威活動，抗議政府提出的憲法原則性檔，要求軍方儘快交權。19日，軍警在解放廣場開展清場行動，強行驅趕繼續抗議的示威者，導致1名青年死亡。
議會選舉將如期舉行
埃及過渡政府和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20日召開安全局勢緊急會議後宣佈，將保證議會選舉如期舉行。政府在聲明中說，目前局勢緊張的原因是有人企圖阻撓選舉正常進行和新國家機構的形成。政府將與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在此敏感的歷史時期擔負責任。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要求政府對衝突進行調查。
據埃及《今日埃及人報》21日報導，因部分內閣成員不滿衝突事件的處理方式，過渡政府在20日召開的會議上集體向軍方遞交辭呈，但被拒絕。
今年2月，穆巴拉克因抗議活動辭去總統職務，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接管國家權力，並解散議會。此後，埃及大規模抗議活動不斷。根據安排，人民議會（議會下院）選舉將於本月28日舉行，明年1月29日舉行協商會議（議會上院）選舉，而總統選舉日期尚未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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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情局操縱埃及軍政府傀儡 鎮壓民眾致2000傷亡
《中情局“萬能先生”幕後操縱埃及政壇》
李筱哲 楊牧 8月18日訊
2011年8月18日 人民網
俄羅斯《真理報》今日發表文章《埃及的“神秘部長”》，揭秘埃及局勢動盪以來操縱政壇的幕後人物。文章摘編如下：
是誰在“幕後操縱”埃及政壇？
“神秘部長”（美帝附傭傀儡）奧馬爾•蘇萊曼留給埃及軍政府的影響非常重要。20年從事“情報”工作的經歷使他已經不能被那些把（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趕下臺的人忽視。
當美國「中情局」來到中東簡陋的環境中需要和以色列聯繫的時候，需要和摩薩德打交道的時候，他就是美國「中情局」的“萬能先生”。
蘇萊曼由於（扮演美帝忠實走狗）曾對加沙地區（Gaza）實施封鎖而在阿伯拉世界“聲名狼藉”，當時他說，“要讓巴勒斯坦人為支持哈馬斯而受到‘餓著但不餓死’的懲罰”。
在加沙地區，４０%的兒童都因為饑餓而營養不良，並致殘。
（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是埃及人的教父，但他如同阿拉伯世界其他國家的領導人一樣缺乏魅力並堅持用強權治理國家。蘇萊曼是他的參謀和決策執行人，（如今）也正是他把（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推上了審判台。
當穆巴拉克和兒子們的生活極盡招搖之時，蘇萊曼卻一直保持低調。直到穆巴拉克政權最終倒下、蘇萊曼接任埃及副總統一職之後他的生活才漸漸走到幕前。正是他向世界宣佈“（美帝暗地佈署扶持）軍事政變”已經完成，穆巴拉克正式“退休”了。
當然，每一個推翻（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後來成為軍政府成員的人都“經由蘇萊曼批准”。也許有人憎恨這位“神秘部長”，但每個政府官員都明白自己不想在結束政治生涯的時候落得個在籠裏受審的下場。
蘇萊曼讓政府成員各安其位，還有誰能更好地讓政府遠離瓦解？還有誰能更好地讓這些人隨時知悉「中情局」的消息？
如今，蘇萊曼的行蹤仍然是個謎。最後一次聽說他的消息是他給埃及《金字塔報》寫過一封信，在信裏他稱無意競選埃及總統，他所想做的就是“和家人一起平靜生活”。
軍事法庭審判、酷刑和失蹤——這一切都給蘇萊曼貼上了神秘的標籤，也警告著今天的埃及和那些在街頭集會推翻穆巴拉克的人：（美帝附傭傀儡）蘇萊曼善於在“幕後操縱”，而那些為（美帝附傭傀儡）穆巴拉克的垮臺而高興的人正忽略他對埃及政壇的持續性影響。
Pathogenesis of Central Bank Ruin
by Jim Willie
2011-12-15
Central banks are the current sovereign debt market. It is a vacated market. They are the majority bidders via debt monetization. The monetary inflation has become the New Normal and a travesty. In perverse fashion, the financial markets celebrate the monetized purchases, even calling for higher volume. In the process, bond and stock market integrity has been destroyed. Foreign creditors depart the USTreasury Bond market. Large European banks depart the Southern Europe sovereign debt market. Central banks step in to avert panic as the underlying structure to the global monetary system crumbles. When government bond yields rose quickly in Europe, it was not from abandonment by their central bank. The big Euro banks sell boatloads of bonds while the EuroCB buys only truckloads. The bond market integrity has been deteriorating very quickly. The dependence upon the debt monetization process is vividly clear. It is hyper monetary inflation to fill the void, thus providing the dominant bid. Ironically, the dullard stock market mavens celebrate the arrival of the central bank purchases without truly comprehending the destroyed integrity of the bond market. IQ levels are falling along with stock index levels.
NEXT GROUND ZERO IS ITALY
Upcoming budget impasses and bank failures will break the European Union wide open. A perceived temporary patchjob solution in Europe has been delineated. More of the same will accomplish nothing. A march toward a federation is apparent, despite the desire for decentralization. A motive to force a system failure is at work to create the federal structure. Recent appointments prove the point. Again Goldman Sachs knights arrive to the rescue in secret appointments. They earn the title technocrats, but crowds reject them as unelected leaders. Ignore the term Technocrat given both to Monti and the newly installed Mario Draghi at the Euro Central Bank. They are Syndicate loyalists.
Howard Davies is former director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ormer deputy director at the Bank of England. He calls for 1) fiscal federation with a unified central bank, 2) broad purchases of sovereign bonds, and 3) unlimited liquidityprovided by the Euro Central Bank. The prescription is stark and clear for hyper monetary inflation, the central bank serving as the entire government bond market, and the installation of a federation across Europe. The last 12 years have proved without a doubt that a unified Europe is a disaster in a bottle, whose cables and levers eventually break under the pressure of grand differences and the passage of time.
The raging crisis in Italy festers as it turns to a boil. Italy will serve as the agent of contagion, next to France and Spain. No solution is possible, as the summits are futile. Italy will expose the Euro Central Bank as both powerless and ruined. The focus has shifted away from Greece and squarely on Italy as the center of chaos in Southern Europe. Once more the meter for disorder is the benchmark 10-year Italian Govt Bond yield. It has surged toward the critical 7.0% mark as investors cast bond market votes against the policy in Rome and the upcoming austerity measures to be pushed through. Such level is regarded as unsustainable, given the massive Italian debts. Worker strikes have made vividly clear that Uber Leader Mario Monti will not succeed in large budget cuts without consequences. Striking Italian metal workers in Turin are shown in the photo. The biggest Italian unions (ports, highways, truckers, banks) went on strike. They oppose measures as painful hits pensioners and workers, leaving the wealthy untouched. Numerous big Italian banks are on the verge of failure. Neighboring France faces scrutiny of the bank asset feces. Markets brace for an expected debt downgrade to remove its coveted and undeserved AAA rating by Standard & Poors.
Syndicate appointed (not elected) Prime Minister Mario Monti believes Italy risks a Greek-style economic collapse without approval of the hotly debated austerity package. Italy stands as the third largest economy in the EuroZone, whose borrowing costs began to approach the levels that forced Ireland, Greece, and Portugal to seek an international bailouts. The controversial package has the support of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OECD). It is designed by Monti to save Italy. The decree plans to raise more than 10 billion Euros (=US$13.4 bn) from a property tax, impose a new levy on luxury items like yachts, raise the Value Added Tax, crack down on tax evasion, and increase the pension age. Monti supports the French and German calls for tighter controls on national budgets. He said, “If Italy were not capable of reversing the negative spiral of growth in debt and restoring confidence to international markets, there would be dramatic consequences, which could go as far as putting the survival of the common currency at risk. Italy is ready to do what it has to do but Europe must not fail to do its part. Without this package, we think that Italy would have collapsed, that Italy would go into a situation similar to that of Greece. It would be perfectly understandable that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should have the same enforcement powers in the area of budgets that it has in the area of competition." He describes loosely a federation, where Goldman Sachs sits in the thrones of Europe, in a quasi debt failure receivership role. Unfortunately, the pressure on the Euro Central Bank to purchase Italian, Spanish, and Greek Govt Bonds has put its balance sheet in total ruins. It is the buyer of last resort for fast falling toxic bonds. The only central bank more ruined is the US Federal Reserve.
Felix Zulauf, the former hedge fund manager and asset manager, has very strong European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a very sharp eye. He expects a depression to hit Southern Europe, and for one nation to exit the Euro Monetary Union next year. The process has no rules. The day after exit, the nation will suffer ruin of their banking system, forcing a rapid nationalization in a reverted currency. The end result will be a sovereign debt default and pure chaos across the continent. The coming depression will lay waste to the USDollar, the British Pound, and probably the Yen too. All fiat currencies will endure a powerful stress test, but based in reality, not a charade. As soon as any group of big Euro banks enter a failure and bust, the cascade of contagion will act like a fast moving virus to destroy many Western banks. We will then see a repeat of history with 20 Lehmans in bank failures, if not sooner.
CENTRAL BANKS AVERTED BANK FAILURES
The Euro Central Bank averted 10 to 20 Lehmans with the extended Dollar Swap Facility provided by the USFed. Money is almost free. The volume of money grants is enormous, likely never repaid. Witness the effect of the central banks showing reluctance to enter into bond purchases. The system breaks down in powerful manner.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said demand for three-month US$-based loans surged after it announced a broader Dollar Swap Facility for European usage. The USFed cut the cost of the financing from an ultra-low 1.0% to an almost free 0.5% rate. The USFed discount window was made cheaper for foreign banks than US banks (who pay 75 basis points), an indication of the destruction.Rumors persist that a cool $1 trillion has been made available. Five other central banks participated in the coordinated move which included the Bank of Japan. The Frankfurt-based EuroCB immediately made loans for $50.7 billion to 34 big teetering Euro banks on December 1st, the terms for 84 days at a fixed rate of 0.59 percent. That compares with the $395 million lent in the last three-month offering on November 9th at a 1.09% rate. The EuroCB also lent five banks $1.6 billion in regular weekly dollar operation on a single day as December opened, up from $352 million the previous week. The borrowing done at the Discount Window catapulted by 127-fold, from a paltry $395 million to $50.7 billion in a sudden move.
The public will not be informed of which banks tapped the credit line, more like a slush fund. They claim they do not wish to put the bank at risk of unwarranted attack. My view is the attack would be to put the proper value on the bank, ZERO. My sources tell that one major French bank was on the verge of failure, probably Societe Generale. Another source of bank and gold information was very clear in telling that the USFed acted reluctantly and forcefully, in order to avert a major catastrophe. He described a situation where several big Euro banks (the usual suspects in France, Spain, and Italy) were on the verge of failure. The USFed was appealed to by the EuroCB so as to prevent an estimated 20 Lehmans from occurring overnight, as in multiple bank failures from a flash event. He went on to mention that a flash event is inevitable, which the central bankers are powerless to stop. It will come in time, with an unknown trigger event that lights a fuse. Each new $trillion credit line buys less time and covers fewer obligations.
The Wall Street banks filled a void in providing liquidity in USDollar denomination to the big European banks. In doing so, the New York banks have tied themselves with a lethal financial tether to Europe. The London banks had already been connected. The connection lies in the shadowy derivative market. It used to be kept in the shadows since the contracts provided the majority of bank profit, and even supported the artificial rates in the bond market to a great extent. Now the derivative market is kept in the shadows because the big banks are mutually destroyed by insurance awards after failures. A little publicized trend was put into effect in the middle months of 2011. The big Wall Street banks filled a void. The inter-bank lending in Europe came to a halt in response to the sovereign debt crisis, a euphemism for the Southern European Govt bond market collapse. The big US banks offered a lifeline in the form of leveraged liquidity based upon unregulated derivatives whose notional value is in the $trillions. In doing so, the Anglo banks created a mutual risk factor in the umbilical cord of shadowy structures. If a handful of big European banks go bust, the contagion will be felt instantly (as in overnight) in New York and London. To claim that the US is insulated from Europe is nonsense. To claim that the European distress makes the US more attractive is patently false. Fifty major financial firms are tied around the necks with a common thick rope, weighed down by insolvency, going down together. Matters are so bad in Europe, that most banks have shut down the inter-bank lending, thus isolating the weakest. Huge funds placed at the Euro Central Bank signal the failures. The big European banks are soon to fail. They distrust each other.
THE GREAT GOLD PRICE DIVERGENCE
The Gold market has gone into the Twilight Zone. The ruin of the European banking system, dragged down by toxic sovereign debt, has made the big Euro banks desperate. They are tapping into the virtually unlimited Dollar Swap Facility, using borrowed money to lease gold. The Powerz have made the lease rate negative in order to attract borrowers. The supply has come from both Libya and Greece. These corrupted bankers require more gold, thus more wars and more victim nations. The system has turned to extreme abuse in order to keep a lid on the gold price, or better yet, to avert a string of Lehman-type financial firm failures in Europe. In the process, a Jackass forecast has begun to come to pass. The paper gold price (dictated by the bizarre COMEX market) is diverging from the physical gold price (determined by actual large private purchases). In late November, a great reliable global gold trader source assured that despite a posted $1740 gold price, the true physical price paid for large gold bullion purchases in the private market was more like $1950 per ounce!! That is a $200 price divergence, or 12% higher.
The COMEX has been drained of gold inventory.
The MF Global event was motivated by the desire to avoid meeting delivery notices.
Instead, JPMorgan stole the accounts demanding delivery, a neat trick fully permitted by the Syndicate that controls the USGovt, the US regulatory bodies, and the US law enforcement.
The lawsuits will be full of drama and intrigue. The integrity of the US financial system has been exposed, this time in full glory that even financial news anchors cannot deny.
Here is the smoking gun. Days after the MF Global bankruptcy was filed, and a vast array of deliveries in silver were expunged. The silver vault inventory tells the story of the crime. JPMorgan simply converted what should have been MF Global client silver into JPM licensed vaults.
Review the timeline.
MF Global declared bankruptcy on October 31st.
About a week later the CME began reporting that 1.4 million ounces of Registered silver was unaccounted for and unavailable for delivery, including 627,182 ounces from non-cartel banks.
About 7 to 10 days afterwards, JPMorgan suddenly reported a deposit of 613,738 ounces into Eligible vaults. Exactly seven days later, JPMorgan adjusted this silver into Registered vaults. JPMorgan had not seen one significant silver deposit in months prior to this bountiful day.
Great work on the part of the Silver Doctors to decipher the story.
The charade continues before the USCongress. They are told of claims that investigators are searching avidly for the missing funds.
They know where the funds are, in JPMorgan London accounts. They told us they were avidly looking for Madoff Funds too. They know where those funds are too, in the Land of Yodels. Reckoning is coming.
Big bank failures are coming.
Unspeakable debt monetization is coming.
Flash events are coming.
More vanishing acts for private accounts are coming.
Divergence in the gold price is coming that will shut down the COMEX altogether during a parade of lawsuits, but probably not prosecution.
National debt defaults are coming. The new 2012 year will prove to be a tumultuous year, will chaos reigning and the global monetary system laid to waste. Gold will soar, probably not for the leverage addicts who choose to play in the rigged corrupted futures contract arena, the chronic victims of fraud. If lucky, their accounts will not vanish, possibly stolen.
The wise who will survive and thrive will snag the physical gold offered at attractive artificially low price. Large purchases are not available at the current posted paper price.
DESPERATELY SEEKING BULLION
The Powerz need more Libyas and Greeces.
They tapped into 144 metric tons captured in London from the Libyan accounts and 111 metric tons seized from the Greek accounts. It is the bankers New Gold, as reported by intrepid Jeff Neilson.
In a fresh sign of bankster desperation, the lease rates for gold have been pushed down to net negative levels. Contrast to the extraordinarily high premiums paid on gold purchases. Big European banks on the brink of ruin, the next Lehmans, are leasing gold in order to raise cash and stave off failure.
It is simple math. The great enablers are the central banks. Cases exist of multiple sellers of the same gold bullion bars, a common trick made famous by the GLD exchange traded fund, the SPDR Gold (dis)Trust.
All leasing is done without regulation, like the derivative market. Neilson concludes, “Here is where we come upon a seeming paradox with respect to the recent explosion of gold leasing. We know that the banksters have virtually run out of their own bullion, as the evidence is absolutely conclusive. The same Western central banks which were openly selling 500 tons of gold per year onto the market every year have now all totally ceased their gold sales. They have no more gold, or at least they had no more gold." The Washington Accord guided official gold sales, a completed process. The physical gold price is diverging from the false paper price directed by the COMEX and guardians like JPMorgan.
If truth be known, over 40 thousand tons of gold bullion has been leased and sold that does not exist.
In the coming years, reconciliation will assist in sending the gold price much higher, toward $5000 per ounce. As time passes, more criminal actions will be visible in the open, like MF Global.
POLITICAL LEADERS TURN IRRELEVANT
Pointless meaningless exercise in futility is seen in the big European summit meetings. They are wasting their efforts, biding time, deceiving the public, and supporting the bankers in last ditch attempts to salvage what cannot be saved. The sovereign bond market is loaded with rollover interactive explosive devices that will continue to explode without relief. The politicians offer no solutions, as Merkel and Sarkozy are the only members meeting in public eye, yet neither has any power left. They meet and sign deals only to be contradicted and countermanded later by the bankers with power and court judges reciting law. The German leaders at the summit meetings are all for public show, even financial market management. None has any power left. None is involved in the new alliance. The informed observer need not follow what they decide upon anymore, because in 2 to 3 weeks their pact will all vaporize into nothingness. Markets are impressed for minutes and no more. Witness their last several accords, none of which endured. The movie keeps repeating like Ground Hog’s Day. They cannot solve the ultimate entrenched problem of toxic sovereign bonds within the PIIGS nations of Southern Europe. They have no tools in their medicine chest, only phony money and more debt, even silly new Uber-Bonds. They actively avoid putting their decisions to a public referendum vote, since the people would vote down any further bank welfare in the form of more bond redemptions or bailouts. No evidence of democracy can be seen. Politicians debate, dispute, then make accords, but their communiques are common graffiti.
The dirtiest secret is that France has already been tossed into the PIIGS pen by Germany, no invitation given to join them in the next chapter. Nothing is decided anymore in Paris without Berlin approval. Germany owns over 90% of French Govt debt. Absolute desperation is seen with the string of absurd vacant meetings held by two powerless figures, Angela Merkel of Germany and Nicolas Sarkozy of France. Merkel has zero political base, yet insists on conducting more meetings that lack enduring substance. Sarkozy attends the meetings but has been stripped of his privilege to cleave with Germany, rejected. The French are going through a flailing stage beset by convulsions on the political stage without proper identification by any geopolitical doctor. Their crippled president actually claimed publicly that loss of AAA rating for government debt would not be insurmountable. Within days, the extreme pressure placed upon one US rating agency caused a delay of the debt downgrade.
The key to Europe is the chain of explosive devices linked to France, Italy, and Spain. No solution exists. Rollover of their debt will exacerbate the crisis. The leaders are like witchdoctors presiding over a bonfire. The OECD has thrown some water on the faces with a forecast of government debt in industrialized nations, set to rise from $10.4 trillion to $10.5 trillion in the coming year. The prospect to finance the debt is perilous.
WALL STREET SUBTERFUGE IN NEW WEAPONS
Wall Street is reported to be sabotaging the Euro currency. They are using a Japanese Yen position front. They also rely upon debt rating agencies to sling key attack arrows. The belief is that what hurts the Euro currency will help the USDollar. Such shallow strategy. It will result in mutual destruction with gathering momentum, along with an unstoppable collapse of big banks in Europe, Lond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sordid story was reported by Zero Hedge last month about how the Wall Street villains had created short trades directed against the Euro currency and even the big European banks. They had created a complex network of positions designed to conceal their nefarious intentions. At the center was a funding mechanism from the Japanese Yen currency. The belief was that further damage and destruction in the European financial structure could be helpful in lifting the USDollar, or at least buying some more time. This is the very essence of the Competing Currency War and its mutually destructive tactics, so much so that analysts adroitly describe it as a race to the bottom in the protection of the export trade.
Joining the subterfuge are the US-based debt rating agencies. They have been dutiful in delivering painful debt downgrade banners to fly over both government debt and corporate debt across mostly Southern Europe. Theirs are non-stop financial assaults. The very same corrupted agencies were bought off from 2000 to 2007 with rosy undeserved AAA ratings on toxic bond securities sold by their Wall Street masters. A pretty cream topping on a pile of cow manure does not make the paddy delectable to eat. The USGovt debt downgrade was followed by an endless skein of European downgrades for banks and sovereign debt, the motive being to even the wrecked playing field, and make the US not so alone, subject to intense scrutiny. The USDollar has performed well since the Greek Govt Bond disaster spread to Italy, even spreading the stench to France. Some European leaders have openly complained that the US-based debt rating agencies are doing damage with motive, ignoring the rot in US banks.
HYPER INFLATION & THE FAILURE OF 0%
Hyper monetary inflation is the advantage almost entirely for the banker class. It is being used to prepare for domination in the next chapter. By directing largesse to Wall Street, and obstructing it to the Main Street, the Powerz believe they are winning the battle over inflation. But they have presided over a wicked rot instead, in addition to causing a class war. The eventual cost will be lethal inflation and a thrust inevitably into the Third World. The theory is simple enough. Prevent the massive flow of monetary largesse from reaching the main channels of the USEconomy. Keep the labor wages down, even if costs are rising universally. Direct the enormous sums of money into the banking sector to cover toxic bonds, to redeem preferred stocks, and to replenish funds for executive bonuses. Then claim success over inflation after falsifying the official CPI data. Furthermore, use public disclosure with all the fanfare concerning big relief packages like the TARP Funds to distract attention away from the truly mindboggling multi-$trillion grants at 0% never to be repaid by central banks and major financial allies. The above scenario is an over-simplified account that glosses over further illegal activity in the form of forged home foreclosure documents. The end result is a profound resentment that has sparked the primary roots of a class war, and the Occupy Wall Street movement. The bitter fruits are many, such as lost market integrity from chronic interventions, lost moral fabric from moral hazard swallowed whole, and a nation that undergoes systemic failure without relief or compassion. Any actual steps toward a legitimate solution are nowhere seen, like big bank liquidation, like home loan modification, like the return of industry from Asia. When any reconstruction begins, the ultimate cost must be paid by the stern hand of Economic Mother Nature, the effect to include a dynamo of price inflation, a powerful currency decline from global rejection, if not isolation and punishment.
The 0% monetary policy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a monetary failure. It forces an economic failure. Worse, it is a badge to represent failure, not a remedy from failure. It is a road sign on a dead end in a grotesque liquidity trap if monetary growth is halted, and hyper-inflation if continued. The United States is repeating the Japanese lost decade policy, but doing a better job of lying about the results. The United States has learned nothing from their lost decade. The US is much worse off than Japan. The US has no broad industrial base. It has no trade surplus. It has no self-contained federal debt. It has no long school season. It has no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when grand crimes are revealed. Jim Rickards has made the point in the speaking circuit that despite knowledge and awareness, the United State bank leaders are repeated the exact same monetary errors that Japan made. Adding liquidity to an insolvent system does not accomplish anything, but the US will do it over and over again without success. In fact, after the ineffective policy is evident, the US will double the effort in a glaring example of futility. Worse, as the US repeats the errors, it boasts of being superior, even as the official statistics are grotesque lies worthy of derision. The US protects the grand larceny perpetrators, the big banks. See JPMorgan and the MF Global case.
The 0% marquee is actually a tombstone epitaph, since the US cannot exit from its clutches. It will force the ruin of entire fortresses of capital. The wrong price of money assures that capital destruction. The USGovt cannot permit a rise from 0% in capital cost, since it is running $1.5 trillion annual deficits. Normal cost of money would result in hundreds of $billions in higher debt service costs. The United States is trapped by 0%, not stimulated by it. As time passes, more capital will be retired, more speculation will be the norm, and healthy capital formation will become a mirage. The system will hurtle toward systemic failure.
The USGovt debt ratio is about to reach 100%. The once powerful beacon of freedom and juggernaut of financial prowess looks like yet another PIIGS nation. The debt monetization is orders of magnitude greater than admitted, part of the policy landscape, a QE To Infinity. More debt downgrades are coming. In early 2009 the US populace was told that the USGovt budget deficit would return under $1 billion. It did not. According to the Jackass forecast, it zoomed up to $1.5 trillion and stayed there for consecutive years. The deficits persist chronically without remedy in the $1500 billion range annually, a staggering 43% ratio of the total budget. The other debt ratio is the cumulative debt versus the USEconomic size as measured by the Gross Domestic Product. The United States Govt is soon to hit the 100% debt mark versus GDP. The pair of debt ratios is typical of PIIGS nations in deep trouble. The profound risk to the US financial system is masked by the USFed activity. They are monetizing 10 times as much as they admit, and the Quantitative Easing programs never were interrupted. The Operation Twist was a grand deception to conceal coverage of what foreign central banks wished to dump. Look for another debt downgrade of the USGovt in coming months, after the Q4 shows a ripe $1 trillion in added deficits.
Compare to Canada which has a mere 34.9% total debt burden versus its GDP, a much stronger financial situation. The nation in the Great White North could have been a powerhouse leader with a huge sovereign wealth fund like Norway, except they followed the Goldman Sachs path to the fields of corruption and fealty, selling almost all their gold in a grand Wall Street game that even Switzerland joined. Then Canada followed the Bush Doctrine of fascism, embracing the war footing, sending soldiers to support the narco war, and tightening the security vise. Next they will become a Chinese commercial colony, a better fate than the US to be sure.
http://www.marketoracle.co.uk/Article321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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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nkers’ New Gold
Jeff Nielson
2011-12-14
In a fresh sign of bankster desperation, we recently learned that they have pushed lease rates for gold to the lowest, negative level in history – i.e. they are paying people more money to “borrow" their gold than at any other time. We know this is a sign of desperation, because back in the real world, buyers are paying premiums near record-highs to buy their (real) gold.
There are numerous implications regarding this latest bankster tactic to suppress the gold market, but before getting into those let’s explore all of the reasons why bankers like “leasing gold" in the first place. The starting point is to note that it is with gold-leasing that we see the beginnings of the banksters’ 100:1 leverage in the gold market.
A banker is holding a quantity of gold in his vault. He “lends" the gold to a trader, and suddenly you have two parties both pretending to be the “owners" of that gold. Naturally, the banksters also like the fact that this is a totally opaque, unregulated/unreported transaction. The banksters can secretly lend out their gold, and since the transactions are never reported, we lack the absolute proof that none of this “loaned gold" is ever repaid.
There is certainly plenty of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on which to base such a conclusion, however. In order to review this evidence, we first need to know what is being done with the bankers’ leased gold. A detailed analysis by veteran precious metals commentator Frank Veneroso explains how and why “The ultimate borrowers in the gold lending operation are these shorts in the gold futures and forward market."
We immediately see a second reason the bankers love gold-leasing: all of the “leased" gold ends up being shorted onto the market. What this directly implies then is that in order for these gold leases to ever be repaid the short positions must be closed out so that the gold (supposedly) backing the trade can be repatriated to the bank. However, what we see in the gold market is a huge, permanent short position in the gold market – which has swelled enormously since Veneroso wrote the article above nearly a decade ago.
We now know that at least some of these gold leases have never been repaid, since the gold that was loaned out remains on the market. However, as a matter of simple arithmetic we can deduce that few if any of these leases are ever repaid. As I noted above, each gold lease creates “paper gold" (i.e. a “fractional reserve" gold market) and increases the bankers’ leverage in the gold market.
We know from Jeffrey “I can’t keep a secret" Christian of the CPM Group that the gold market is leveraged by approximately 100:1. Yet just as every new lease increases leverage in the gold market, closing out any lease would reduce leverage by a corresponding amount. The combination of the permanently rising leverage, and the permanently rising short position provide irrefutable empirical evidence that little if any of this “leased gold" is ever repaid.
We can reinforce this conclusion further through common sense, and a basic observation of bankster behavior. Specifically, bankers never reduce their leverage voluntarily – the exception being short-term panic reactions each time their reckless gambling (again) pushes them to the verge of their own bankruptcy. However, as noted above there is zero empirical evidence that the banksters ever reduce their leverage in the gold market on even a semi-permanent basis.
Having supplied several powerful reasons as to why the bullion banks love to “lease" their gold (i.e. sell it to multiple buyers) begs the question: why aren’t the bankers always “leasing" vast amounts of gold to suppress the price? Hopefully that answer is obvious to regular readers. If you want to loan ton after ton of gold onto the market, you must have some original bullion to lend into the market in the first place.
Here is where we come upon a seeming paradox with respect to the recent explosion of gold leasing. We know that the banksters have virtually run out of their own bullion, as the evidence is absolutely conclusive. The same Western central banks which were openly selling 500 tons of gold per year onto the market every year have now all totally ceased their gold sales. They have no more gold…or at least they had no more gold.
Yet here we have the same bankers directly implying that suddenly they have lots of gold. It makes no sense to announce “the greatest sale on gold in history" – only to run out of inventory after the few first customers have bought their fill. Clearly the bankers have some new gold. This begs an even more obvious question: where did they get it?
Here, unfortunately, we must descend into speculation. However it is speculation which we can back up with yet more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As I noted in a previous commentary, as part of the “economic rape" of European economies, the bankers announced that they would be “willing to accept gold as collateral" for some of their (fraudulent) paper debts. How magnanimous of them!
As we all know, when Greece (finally) forced the bond parasites to absorb 50% “haircuts" on their holdings that was a default event. What happens when a debtor defaults on a debt? Collateral is seized. The latest statistics from the World Gold Council on official government reserves show Greece sitting with over 111 tons of gold. And as victims of the MF Global collapse have learned the hard way, our criminal governments (and the bankers who pull their strings) no longer see it as necessary to even report when they have taken something from people. Thus the bankers could have looted every ounce of Greece’s gold from its people and it could be months, years, or never before we finally find out about it.
One hundred and eleven tons is a lot of gold to lease, but it’s certainly not the only gold hoard onto which the bankers could have recently latched their talons. Those who followed the “Libyan revolution" will have recalled a remarkable flip-flop by the West.
At one moment, we had the vastly superior military forces of Muammar Gaddafi steamrolling the rag-tag, disorganized rabble we knew as the “Libyan rebels". They were on the verge of collapsing. All hope was lost. Western leaders lamented that the lack of “UN authorization" prevented these upstanding citizens of the global community from doing anything to assist the rebels – and there was absolutely no sign of any “movement" in those negotiations.
The next moment, the same disorganized rabble which didn’t even have a military command structure (let alone a nation to command) announced they had created a “central bank". About ten seconds after that announcement, Western leaders announce a “sudden breakthrough" at the UN, and a drafted-and-approved resolution instantly materialized. And before the ink was even dry on that document, war-planes from several Western nations were on the way to Libya to enforce a “no-fly zone".
At that point we witnessed how much regard these Western nations had for international law. When following the UN mandate and merely enforcing the “no-fly zone" was not producing the result these nations desired, they simply tore up the resolution and threw it away. Instead, they began carpet-bombing any/all areas under the control of Gaddafi, slaughtering his ground forces (and large numbers of civilians) in what is a textbook example of “war crimes".
This brings us back to the pivotal moment when Libya’s central bank was created. What possible purpose could there have been for the rebels to create a central bank before they had even created a real army to take control of the country? There was no “banking" to be done. And yet it was the creation of that symbol which was the obvious catalyst for a massive military commitment by the West.
One thing we do know about central banks is that they are the official receptacles for a nation’s gold reserves. Turning again to WGC statistics on national gold reserves, we see that Libya had even more gold than Greece, 143.8 tons to be precise – and more than enough for a group of gold-hungry bankers to instruct their lackeys in government to mobilize their war-machines.
Let’s summarize the facts. We had Western central banks totally running out of any gold to sell onto the market, with all gold sales having ceased for more than a year. Suddenly, we have the bullion banks announcing they have so much gold on their hands that they are doing more than just giving it away, they are literally paying people to “borrow" it – in the greatest “gold sale" in all of history.
We have the same bankers announcing that the gold of Greece was now “collateral" for its sovereign debts. We then had the Greek government defaulting on those debts, directly implying the seizure of that collateral.
We had the “rebels" of Libya on the verge of total annihilation, while Western governments claimed they were helpless to intervene because it was “against international law". We suddenly saw the rebels create an official receptacle for their nations gold, and then had those same Western nations instantly launching a massive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to Libya, where Western governments flagrantly disregarded international law while committing their war crimes.
You be the judge.
For newer or more timid investors in the gold market who fear that this latest operation is somehow an indication of bankster omnipotence, relax. It was less than two years ago that the scheming banksters thought they could torpedo the gold market through getting the IMF to dump 400 tons of gold onto the market (50% more gold than that of Greece and Libya combined).
What happened then? As soon as that gold hit the market, India swallowed-up half of it in one gulp. The price of gold was permanently launched above the $1000/oz mark – and the gold market has never looked back since.
We know that the banksters are capable of depressing the price of gold over the short-term. We also know from the six-fold increase in the price of gold over the past decade that they are losing this “war". Meanwhile, it is only a matter of time until the masses realize that the worthless paper in their wallets is worthless. Sounds like a great time to buy gold – on sale.
Jeff Nie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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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歷來第七大破產個案
歐債風暴襲美 『明富環球』破產（10／31）
2011年 11月2日
【葉俊沂、劉煥彥╱綜合報導】
全球最大經紀商公司明富環球（MF Global Holdings）聲請破產保護，為全美首家因歐債危機而倒閉的金融機構。國內最大期貨商寶來曼氏期貨（6023）昨表示，明富環球只是持股19%的外資股東，不參與經營，對寶來曼氏期貨的營運及財務均沒有影響。
握63億美元問題歐債
明富環球營運長艾比羅（Bradley Abelow）表示，由於歐債風暴所引發一連串事件，如金融管理單位要求增加資本、信貸公司調降信用評等、保證金要求等，導致明富環球於歐洲遭受大額虧損。
明富環球共握有包含義大利、西班牙、比利時、葡萄牙及愛爾蘭共63億美元（1895億元台幣）問題國家債券。全球交易所和結算公司已紛紛暫停明富環球的交易，該公司聲請破產保護，也促使英國監管部門首次啟動保護機制。
明富環球於2006年投資寶來期貨，持股比率19.5%，僅次於寶來證的44.54%，是第2大股東，之後寶來期貨也更名為寶來曼氏期貨。但隨著明年4月寶來曼氏正式併入元大期貨，屆時明富環球持股比率將降至11%。
寶來曼氏總經理周筱玲昨天表示：「台灣期貨商交易國外盤屬多家上手制度，單一上手有狀況，公司還有其他上手可繼續下單，對交易不會有影響。且客戶保證金均存於受主管機關監管的客戶保證金隔離帳戶，受各國相關法律保障，客戶保證金權益不會受損。」
寶來曼氏也強調，明富環球不可能拋售對寶來曼氏期貨持股，因在進入破產保護程序後，明富環球資產已凍結。
證期局官員則表示，目前仍在觀察明富環球聲請破產保護的後續狀況，包括寶來曼氏期貨是否提出任何需求；此外，證期局表示，已於8、9月調查過業界狀況，目前已知國內期貨業幾乎沒有投資歐債。
目前明富環球急欲出售美國經紀業務子公司MF Global Inc.以尋求公司生存機會，但客戶資金無故消失的消息曝光，使出售計劃宣告破局。目前美國證管會及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續調查資金消失原因。
明富環球小檔案
英文名稱：MF Global Holdings
公司簡史：
◎1793年成立，原為英格蘭糖品經紀商
◎2007年公開上市
主要業務：各項金融商品經紀、諮詢業務
企業總部：美國紐約
員工數：2870人(截至2011年3月止)
執行長：柯辛(Jon Corzine)
市場地位：全球最大期貨經紀商
市值：1.97億美元
今年來股價漲跌幅：-8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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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美國美資近日積極介入俄羅斯杜馬(國會)民主選舉 並操控不服輸的反對派鬧事 惹惱了普京 使得惱怒的普京抖出了美國背後顛覆利比亞（先秘密保護著格達費、後出賣殺害之）的一絲真相】
普京指責美特種部隊涉嫌殺害利前領導人格達費／卡紮菲
2011-12-16 人民網
據法新社12月15日消息，俄羅斯總理普京15日在與民眾直播連線節目期間指出，美國特種部隊涉及殺害利比亞前領導人卡紮菲（格達費）。
“這事是誰做的？”
普京說道，“無人機，包括美國的無人機。它們攻擊了他（卡紮菲／格達費）的車輛。然後，通過（美國的）特種部隊——他們原本不應該在那裏的，它們引來了所謂的反對派和戰士，未經法庭審判或調查就殺害了他（卡紮菲／格達費）。”
法新社說，普京的言論也是俄羅斯首次將美國政府與卡紮菲（格達費）之死牽連在一起。
《對利比亞戰爭的戰略解讀》
2011年10月31日午夜，「北約」正式宣佈結束利比亞戰爭。[1][①] 這場戰爭是“冷戰”後西方首次在非洲大陸發動地區戰爭，也是西方首次“強行改變”當前西亞北非國家的政治進程。
總體看，這場戰爭的爆發與當前特定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背景直接相關。同時，這場戰爭“反過來”又將“重新塑造”利比亞、阿拉伯世界乃至未來國際格局。因此有必要對這場戰爭的基本背景及戰略影響進行必要評估。
一、利比亞戰爭是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日趨失衡”的必然結果
利比亞戰爭的爆發是多種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它與近幾十年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日趨失衡”直接相關。
首先，這場戰爭是當前國際體系急劇轉型的必然產物。
20世紀國際體系主要經歷了兩次重大轉型，並促使體系內國家的行為發生重大變化：二戰結束後，以西方列強主宰世界為主要特徵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世界四大員警”（美、蘇、英、中，主要是美、蘇兩家）共治世界的“雅爾達體系”。
但此後50多年，設想中的“美、蘇合作”最終變成了“美、蘇冷戰”現實。換言之，冷戰之“實”與雅爾達體系之“名”格格不入。這對美、蘇不是好事，但對“夾縫中生存”的第三世界國家卻不然。
一方面，美、蘇“核恐怖平衡”反使世界維持了難得的和平狀態，雙方在第三世界的爭奪總體較為節制，甚少直接發動戰爭。
另一方面，美、蘇為獲得競爭優勢，都將爭取第三世界支持作為制勝籌碼，競相為其提供經濟和軍事援助。這就為諸多第三世界國家提供了閃展騰挪的外交餘地，藉以謀求政治獨立和經濟自主。
而20世紀90年代初蘇東陣營解體使西方勢力一枝獨大，這些年來，西方通過“北約東擴”、（Ｇ８）八國集團、意識形態等紐帶越綁越緊。世界權力結構失衡使“雅爾達體系”名存實亡，並逐漸形成了西方“聯手打壓（顛覆裂解）”非西方國家的“後雅爾達體系”。這種國際體系與力量分佈“名實相副”，因此在該體系下，西方（強者）更富於“侵略性”，其對非西方國家（弱者）干涉（顛覆裂解）更加頻繁。
“冷戰”結束後相當長時期，美、歐忙於分享“冷戰紅利”，通過“北約東擴”與“歐盟東擴”等方式“瓜分”前蘇聯在東歐的“勢力範圍”，從而將東歐和部分前蘇聯版圖日趨納為西方的週邊地帶。[2][②]
而1999年西方發動科索沃戰爭就是因為南聯盟“阻擋”了北約和歐盟東擴的步伐。但近年來，隨著俄羅斯復興，歐、美東擴之路遇到抵制和阻擊，尤其是2008年8月俄羅斯出兵格魯吉亞，而美、歐又未能做出有效反擊，標誌著持續十幾年的東擴進程已成“強弩之末”。在這種背景下，歐、美戰略角逐重心日趨轉向中東、中亞、非洲等資源豐富或地緣位置重要的“中間地帶”，並對“不聽號令”的（主權）國家頻頻使用武力。美國為“深入”中亞和中東，在短短2年時間內接連發動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地區戰爭。
而2011年「北約」“發動”利比亞戰爭“遵循”的正是相似的邏輯。
歐盟早在1995 年就與地中海沿岸12 國“啟動”了旨在加強雙方全面合作的“巴賽隆納進程”。美國也加大在非洲投入力度。
法國總統薩科齊為恢復、擴大法國在非洲影響和利益在2007年競選期間又提出『地中海聯盟』設想，重點加強與北非國家合作，並企圖使阿爾及利亞、利比亞以及臨近的蘇丹和幾內亞灣等重要產油區為法國提供穩定能源。但這些“重返非洲”舉措受到利比亞（格達費反殖民愛國民族主義者）的“掣肘”。利比亞卡紮菲（格達費）政權“民族主義（反殖民愛國主義）”色彩甚濃，他早期曾採取一系列“保護”民族利益的重大措施，如收回美、英在利比亞軍事基地，廢除同西方公司不平等協定，將所有外國公司收歸國有等。即使2003年卡紮菲（格達費）“投靠西方”後其政策仍保持很大獨立性。2008年7月首屆“地中海峰會”召開時，卡紮菲僅派代表作為觀察員出席，他還“批評”『地中海聯盟』設想是“殖民主義者”和帝國主義的回歸。[3][③]
利比亞強烈的“獨立姿態”使其成為歐洲政治和資本力量“南下擴張”的主要“絆腳石”。
就像當年擋住「北約」和歐盟東擴的“南聯盟”必然要遭受西方軍事打擊一樣，利比亞因阻擋了西方（特別是歐洲）新一輪地緣政治/經濟“擴張”浪潮，而為後來遭到西方的軍事打擊埋下伏筆。美、英、法之所以在深受金融危機拖累的困難背景下執意發動利比亞戰爭，正是由於利比亞“阻礙”了北約國家“重返非洲”戰略規劃的實施。[4][④] 此外，2011年（由美帝中情局所屬外圍非政府組織的“Wikileaks維基解密”配合“美國資本勢力”所煽火策動）席捲西亞、北非的“中東波（顏色革命）”使西亞北非地區對外防護能力降至歷史最低點，為西方武力干涉利比亞提供難得機遇。法國因支持突尼斯本•阿裏外交失分，此後又過早承認利比亞反對派而再次面臨外交失敗，因而急於通過發動戰爭挽回在阿拉伯世界形象。[5][⑤]
回顧“冷戰”後發生的數場地區戰爭，前幾場戰爭基本是美國唱主角，歐洲唱配角，而這次的利比亞戰爭歐、美角色正好對調。這從側面說明，歐、美在對付非西方國家時已形成互相“補位”的戰略默契。而這正是西方共治世界的“後雅爾達體系”的典型特色。
其次，這場戰爭也是“壟斷資本主義”“惡性發展”的必然結果。
蘇東社會主義陣營解體後，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在“經濟全球化”名義下迅速“主宰”全球。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大的問題就是因追求“利潤最大化”而導致的“肆意妄為”。在平均利潤率不斷下降趨勢下，資本家為獲得更高利潤而日趨將資本從生產領域“轉向”金融領域，創建了“脫離”實體生產的金融資本。當前，世界（實體）商品交易量所需流通貨幣量只占資本交易量的４%。但金融領域本身不創造財富。金融業的過度繁榮並不意味資本主義找到自我救贖之路，而更像是病情加重後出現的“虛胖和浮腫”。
因為它意味著由４%的“實體經濟”“創造”的剩餘價值要由100%的資本來“分贓”，由此使資本增值空間越來越小，平均利潤率被金融泡沫急劇攤薄而趨近於零。在利潤率趨近於零的背景下，金融資本謀利主要靠“金融炒作”和層出不窮的“金融衍生品”，由此演變為“空手套白狼”的“賭場資本主義”。[6][⑥]
而2008年以來不斷深化的金融危機以及歐美債務危機表明，資本主義經濟已到“無法自我調節”的地步。
在這種“背景”下，“(人為)製造(人禍)災難”就成了緩解經濟危機、獲取利潤的“慣用手段”。這裏的災難既包括由大自然引發的海嘯、颶風、地震、乾旱，也包括（人禍災難）政變、戰爭、恐怖襲擊等社會暴力行為。
“通過”等待和“（人為）製造（人禍）災難”，進行“精心策劃”的“（災難禿鷹）掠奪”，以及將災難視為激動人心的市場機會，意味著資本主義已演變為“災難（禿鷹）資本主義”。[7][⑦] 其主要經濟策略就是“等待一個大危機，然後趁著遭受打擊的人民茫無頭緒之際，把國家資產一塊塊變賣給個人，並且迅速讓‘改革’永久化。”[8][⑧]
從緩解經濟危機角度看，這些（人為製造的人禍）災難和(恐怖主義)暴力手段的“首要經濟目的”就是“打開”原本封閉的新市場。因此，西方武力打擊的重點就是那些阻擋資本擴張、奉行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社會主義政策的(主權)國家，以及市場體制落後、不肯與資本主義體系“接軌(接鬼)”的“化外之邦”。
在歷史上，“資本積累和殖民化過程如同一根紅線貫穿著整個工業化時代。”[9][⑨]
冷戰結束後，西方（禿鷹）“發動”的數場地區戰爭既是爭奪“中間地帶”的地緣政治擴張，更是為將這些國家“強行納入”西方經濟體系的資本擴張。
“經濟絕非這些戰爭唯一的動機，但在每一場戰爭中，重大的集體打擊都被利用來為經濟休克療法鋪路。”[10][⑩]
2003年美國(瞎掰理由藉口)發動伊拉克戰爭前，美國正面臨多年來未遇的經濟衰退。因此小布希（布希三世）政府一直在刻意“尋找”對伊拉克發動戰爭的“藉口”。小布希（布希三世）2006年坦承：
“我這幾年最困難的工作之一，就是如何將伊拉克與反恐戰爭聯繫起來。”[11][11]
而正是在這場戰爭後，伊拉克資源市場逐步“被打開”，同時也為西方資本打開了一個巨大市場。
美國一家公司合夥人興沖沖地說：
“獲得寶潔公司（Ｐ＆Ｇ）產品流通權就像金礦一樣，一家貨色齊全的7-Eleven超市可以打倒30家伊拉克雜貨店；一家沃爾瑪可以接管全伊拉克。”[12][12]
近兩年，歐、美（數位金融泡沫）債務危機持續發酵，經濟形勢嚴峻程度遠比2001年時更甚。而經濟危機嚴重程度歷來與“災難資本主義”“(人為)製造(人禍)災難”的嚴重程度“成正比”。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越是嚴重，西方越有可能因絕望而訴諸武力。[13][13]
2011年利比亞戰爭很大程度就是西方試圖緩解（數位金融泡沫債務危機）國內經濟矛盾的一種手段。利比亞石油儲量非洲第一，而且油質好，開採成本低，且有半數以上未開發（注：利比亞擁有１４１噸黃金），西方如能獲得這一“石油大蛋糕”無疑有助於提升經濟信心。法國外長朱佩不加掩飾地將法國介入利比亞軍事衝突稱作是“對未來的投資”。[14][14]
值得關注的是，在這次戰爭中，越是那些“產業空心化”、金融資本膨脹的國家（如英、法、美）參戰越積極，而實體經濟較為發達的國家（如德國）對戰爭則明顯不熱心。這從一個側面說明：“賭場資本主義”更易演變為“災難資本主義”。
二、利比亞戰爭“加劇”了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失衡狀態
利比亞戰爭是西方首次動用武力“強行改變”當前“中東動盪波”國家原有政治進程，也是冷戰後西方首次在非洲大陸發動的戰爭，因而對利比亞、阿拉伯世界乃至西方自身都已產生並將繼續產生深遠影響。
首先，“後卡紮菲時代”的利比亞可能淪為西方體系中的跟班和“附庸”。
二戰後期，史達林就曾說過：“任何人都會把其社會制度強加給別人，他的軍隊能走多遠，強加的範圍就有多遠。”[15][15]這句凝結著地緣政治學核心智慧的判斷同樣適用於這此的利比亞戰爭。北約武力推翻執政42年的卡紮菲政權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通過改朝換代將利比亞“馴化”為西方政治經濟體系中的“附庸”乃至挺進非洲的橋頭堡。
問題在於，現在畢竟不同於殖民時代，西方可以武力打敗利比亞，但卻不可能直接接管利比亞政權。怎樣才能確保利比亞馴服於西方呢？
從歷史經驗看，西方國家對第三世界國家進行“有效控制”的最有效辦法之一，就是使這些國家保持“政治軟弱”和“經濟依附性”，而“不得不”依靠外部大國。以西方“經略中東”為例。英、法和美國儘管主導中東的歷史時代不同，但其基本思路卻驚人地相似，那就是鼓勵、“扶植”中東國家內代表落後保守勢力、執政基礎不甚牢固的政權。但竭力避免這些國家出現大規模的社會和經濟革命，“避免”代表多數人利益的先進階級上臺掌權。“殖民國家為了支持它的統治，通常會對維持甚至加強殖民地不平等的社會與經濟結構頗感興趣……甚至殖民國家往往會造成新的特權和新的特權集團，以穩定其對殖民地的統治”。[16][16]
這些統治者完全“仰仗”西方支持才能維繫統治，因此不得不悉心維護西方在其國家中的種種利益。這就使西方大國與當地統治人物形成事實上的“結盟”關係。當年英國在挑選費薩爾當伊拉克國王時，英國外交部官員說得非常直白：“我們所要的是一位只滿足于登基為王，而不打算勵精圖治的國王。”“我們需要的是一些有阿拉伯人參加、使我們能放心地離開而同時又能在幕後操縱的政府機構；……而且前提是我們的經濟和政治利益將得到保證。”[17][17]
由此“不難理解”，為何中東成為世界上傳統君主制國家最多的地區。即使在實行君主立憲制的所謂“自由阿拉伯時期”（上世紀20-30年代），阿拉伯國家的統治者還是“不信任自己的人民，而甘願成為西方的奴僕”。[18][18]
而2011年發動利比亞戰爭的兩大主謀——英國和法國，恰好在一戰後曾在阿拉伯世界進行過“委任統治”，而其統治“秘訣”之一就是在各國有意識“培植”代表落後生產方式的王公貴族和部落酋長。這次英、法“故伎重演”，採取了挑撥、激化利比亞國內部落間矛盾的做法。鑒往知今。為了確保對戰後利比亞進行有效控制，英、法不可能允許利比亞再出現“卡紮菲式”的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式領導人，因此必然要“剔除”導致利比亞保持“獨立性”的勢力和制度，同時“大力培植”落後依附性勢力，以及可能導致該國政治衰朽的政治制度。
目前看，“後卡紮菲時代”的利比亞正在朝這個方向發展。從政治制度看，強制轉型使利比亞面臨“軟政權化”危險。據報導，「利比亞全國過渡委員會」已制定長達數年的政治進程時間表，[19][19] 儼然開始向“民主化”國家過渡。但利比亞本質上是個部族國家，境內有140多個部落。這次的利比亞戰爭也有濃厚的“部落戰爭”色彩，民眾對所謂“民主運動”的支持率還不到2%，[20][20]因此該國未來權力分配很難擺脫“部族政治”底色。即便實現所謂“包容性政治”，也不過是“按部族實力分配權力”。這種情況很容易導致利比亞最高權力“碎片化”，使國家陷入形式上統一、實則部落／軍閥割據的“伊拉克化”狀態。
如2011年11月22日成立“過渡政府”後，南部費贊地區的勢力抱怨被邊緣化，東部則有人抗議新政府是“西部人的政府”，一些部落拒絕承認新政府。有學者早就預言：“後卡紮菲時代無論何時出現，但有一點可以預見，那就是利比亞將陷入局勢緊張、危機四伏的狀態，各種社會力量將上演群雄逐鹿的大戲。”[21][21]在這種內訌不止的情況下，利比亞將不得不更多“仰仗”西方，而不太可能再與西方為敵。
從階級屬性和意識形態看，掌管利比亞未來的是一種比卡紮菲政權“更加落伍”的勢力。利比亞“食租經濟”的特點決定了該國最大的問題不是如何賺錢，而是如何分配財富。因此該國未來“舉什麼旗”，“走什麼路”的問題至關重要。而目前即將執政的「全國過渡委員會」內部魚龍混雜，[22][22] 東部反叛部落高舉的大旗居然是1969年被推翻的伊德里斯王朝用過的旗幟。“過渡委”顯然不能代表歷史進步力量。如果沒有西方武力“支持”，它根本不可能奪權上臺。事實上，儘管戰爭已經結束，執政當局（帶路黨）卻仍“要求”北約繼續呆在利比亞，[23][23] 這足以表明其執政地位和信心的脆弱性。
不言而喻，這些由（帶路黨）落後勢力掌控的國家越是脆弱，就越需要外界保護，也越願意在資源、主權問題上對西方做出大的“讓步”。利比亞戰爭期間，反對派（帶路黨）為換取法國支持曾承諾戰後法國可控制利比亞35%的石油生產。10月中旬，時任“過渡委”主席的賈利勒（帶路黨）宣稱，利比亞新政府將“優先考慮”讓西方參戰國進入利比亞商業領域。[24][24] 換句話說，未來的利比亞外交很可能是當年伊德里斯王朝的翻版，而“不可能”繼續保持“獨立自主”地位。這種“依附性”前途對利比亞民眾國民當然不是好事，但卻正中西方下懷——唯有如此，西方才可能有效控制該國，並借其實現預想中的地緣利益和資源利益。
其次，阿拉伯世界的民族復興夢更加渺茫。
阿拉伯世界總共3億多人口，領土面積超過1400萬平方公里，還擁有世界上最豐富的石油資源，完全有潛質成為世界權力格局中的重要一極。但近百年來，阿拉伯世界卻更多與戰亂、爭端、屈辱、落後、邊緣化等負面辭彙聯繫在一起。造成阿拉伯世界積弱積貧的根源是多方面的，但總的根本乃是該地區地緣版圖“碎片化”。[25][25] 亨廷頓認為，文明集團往往要圍繞一個“核心國家”，它能夠行使維持秩序功能。核心國家或核心國家的缺失或解體一般都意味著混亂和災難。[26][26]
中東地區常年動盪，外部勢力頻頻“插手”與該地區缺乏核心國家直接相關。一戰後，英、法依據1916年秘密簽訂的“賽克斯-皮科特協定”將阿拉伯世界“分割”成若干小國“委任統治”，由此“奠定”了中東地緣版圖“碎片化”的格局。這種災難性的建國史為阿拉伯世界埋下羸弱、動盪和外部干涉的禍端。這些國家實力相當、缺乏佔據支配地位的核心國家，因而“誰也吃不掉誰，但誰也不服從誰”。加之彼此政體、意識形態、政策乃至宗教教派差異甚大，很難建立行之有效的地區性聯盟。相反，每個國家都唯恐地區局勢不利於己，因此不約而同地採取“相互制衡”做法，導致地區內耗不斷，既無力解決內部矛盾，也無力阻擋外敵入侵，甚至“主動邀請”外部勢力介入中東。美國學者伯納德•路易斯曾指出，西方國家只需要人數很少的軍隊就能進入中東核心地帶；而要去趕走這些西方軍隊，則需要另外一個西方國家的軍隊。[27][27] 正是地緣版圖的這種“碎片化”格局使中東豐富的石油資源非但未成為阿拉伯民族之福，反而成為惹來戰爭的禍根。冷戰結束至今，西方發動的5場地區戰爭中，4場在伊斯蘭世界，3次針對阿拉伯國家，而伊拉克和利比亞恰好都是石油資源豐富的國家。
因此，阿拉伯世界要想實現民族復興，擺脫惡性循環的厄運，其基本前提就是謀求阿拉伯各國的團結統一。20世紀50-60年代，以納賽爾和阿拉伯復興社會黨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均強調阿拉伯民族要走聯合自強道路。雖然這種思潮因1967年中東戰爭而走向衰落，但這條路徑仍是阿拉伯世界實現復興的不二法門。
卡紮菲1969年上臺時深受阿拉伯民族主義思潮感染，自視為納賽爾的忠實追隨者，宣導阿拉伯民族主義。他曾指出：
“要想保護阿拉伯人民不遭敵人侵犯，就少不了統一；要想保護阿拉伯國家的成就，就少不了統一；要想保護自己和社會主義，就少不了統一。”[28][28]
執政以來，他先後試圖同埃及、敘利亞、蘇丹、突尼斯、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等國實現聯合或合併，可是都中途夭折，他還被埃及前總統薩達特視為“危險的妄想症患者”。[29][29] 此後這些年來，卡紮菲外交政策重點日趨轉向非洲，並力倡構建“非洲合眾國”、“非洲聯合政府”。[30][30] 但其政治話語中仍保留著反對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主張阿拉伯聯合等重要主張。可以說，卡紮菲已成為阿拉伯民族主義浪潮中的最後一位領導人。[31][31]
而阿拉伯世界如果真的像卡紮菲所說實現“聯合自強”，西方顯然將失去對該地區的控制，而該地區“保持”分裂內訌狀態，更“符合”西方戰略利益。由此不難發現，這些年來，凡是主張依附西方、包容以色列、漠視阿拉伯聯合的阿拉伯領導人，總是被西方奉為座上賓。相反，那些主張獨立自主，謀求阿拉伯團結統一的領導人（如納賽爾、阿薩德、卡紮菲，乃至武力統一者薩達姆等），總是被西方視為眼中釘、肉中刺（死於非命）。卡紮菲作為這批阿拉伯強人中的最後一位，西方巴不得他早點消失。而這次西方聯手打擊利比亞，既是阿拉伯世界地緣版圖“碎片化”的必然產物，同時也包含著“徹底埋葬”阿拉伯聯合的戰略企圖，而卡紮菲之死意味著阿拉伯民族主義時代的“徹底終結”。[32][32] 一些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對此只能徒然憤慨，[33][33]還有人呼籲要舉行抗議，反對卡塔爾及海灣國家參與北約空襲利比亞。[34][34]
2011年席捲西亞、北非的阿拉伯動盪潮，雖然抗議重點是爭取政治尊嚴和經濟公平，但也包含了探索民族復興新路的成分。而突如其來的利比亞戰爭顯然是一場西方“肆意踐踏”阿拉伯國家主權的“殖民戰爭”，同時戰爭結果又是為徹底堵死阿拉伯民族復興的唯一路徑。但面對這場事關阿拉伯世界尊嚴和民族復興大業的“悲劇性事件”，多數阿拉伯國家卻“渾然不覺”，「阿盟」還“充當”了西方打擊阿拉伯國家的“傳聲筒”，鼓動聯合國在利比亞設立禁飛區，卡塔爾和阿聯酋等海灣小國甚至直接參加“圍毆”卡紮菲（11月12日阿盟宣佈停止敘利亞阿盟成員國資格，27日又宣稱對敘進行政治和經濟制裁），客觀上起了激化矛盾的作用。[35][35] 這種“兄弟鬩于牆”的現象從側面說明，阿拉伯民族復興希望更趨渺茫。這場看似聲勢浩大的中東劇變，最終必將虎頭蛇尾，不可能產生什麼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歷史成果。
在喪失了一批有戰略目光的政治家後，阿拉伯世界已很難形成合力。一旦阿拉伯世界內部分裂持久化，阿拉伯世界將空有人口、疆域和資源等潛在優勢，卻始終難以走出戰亂和衰退的惡性循環，繼續淪為西方大國政治的犧牲品。
第三，西方贏得眼前，卻可能失掉長遠。
西方是利比亞戰爭的主要發動者和主要受益者。尤其是在戰爭中出力最多的英、法等國有可能近水樓臺，從利比亞令人垂涎的石油資源以及巨大的國內市場中撈取更多好處。2011年10月下旬，法國和德國商務代表團紛紛到訪的黎波里，與利比亞當局的石油部長等官員閉門會談。英國也派出龐大商務代表團（包括BP和殼牌）訪問利比亞。[36][36] 西方國家顯然開始加速“染指”利比亞戰後利益分配。
從地緣角度看，這場戰事的暫時成功將“刺激”西方繼續進行“軍事冒險”的決心和胃口。利比亞戰爭剛接近尾聲，美國就開始炒作“伊朗暗殺門事件”和伊朗核武報告，軍事打擊伊朗的呼聲日高。[37][37] 卡紮菲被打死剛兩天，美國就宣佈撤回駐敘利亞大使，美國參議員麥卡恩（總統候選競選人）公開叫囂“現在是可能使用軍事行動保護敘利亞平民的時候了”。西方智庫也開始探討軍事干預敘利亞利弊。[38][38] 11月下旬，歐、美用人權草案譴責敘利亞，以金融制裁打擊伊朗，推倒伊敘同盟的用意越來越明顯。
然而，利比亞戰爭本質上是場“非正義戰爭”。它看似得到聯合國授權，實際既忽視了1973號決議關於發揮區域組織或區域安排作用的精神，也超越了聯合國的授權範圍，因此是場缺乏形式合法性的“侵略戰爭”和“殖民戰爭”。[39][39]
同時，北約發動空襲自稱是“防止出現人道主義災難”，但利比亞戰前國內傷亡不過數百人，而西方狂轟濫炸及由此造成的戰端擴大卻導致3萬多人死亡，5萬多人受傷，使之成為缺乏實質合法性的“醜陋戰爭”。[40][40] 這場戰爭的“非正義性”使西方雖然贏得眼前地緣和資源利益，但卻可能因此而輸掉長遠。
一方面，伊斯蘭激進勢力借機坐大，成為西方新的敵人。20世紀七、八十年代中東興起的伊斯蘭復興運動強烈反對西方，因而成為西方的心頭大患。從根本上說，穆斯林之所以“恨”西方正是因為西方在中東推行“霸權主義”，導致國際道義。同時，當年西方出於抗擊蘇聯等實用主義考慮，而“刻意扶植”本•拉丹以及塔利班等伊斯蘭勢力，結果養虎遺患，面臨被其反噬的危險。
而這次利比亞戰爭仿佛是以往歷史的重演。而北約為儘快將卡紮菲趕下臺，主動武裝該國反對派，以致該國長期被壓制的伊斯蘭極端勢力乘機坐大。利比亞執政當局目前兩個最主要的軍事力量都是伊斯蘭勢力。的黎波里實際掌控者、軍事委員會主席貝爾哈吉和東部城市德爾納軍事委員會負責人哈薩迪，均是前極端組織利比亞“伊斯蘭戰鬥團”領導人，主張建立伊斯蘭政權。而過渡委前主席賈利勒也公開稱可能恢復“沙裏亞法”，建立“利比亞伊斯蘭共和國”。[41][41]可以預計，未來利比亞伊斯蘭色彩將日益濃重，並可能出現阿富汗那樣的塔利班式政權。[42][42] 從更大範圍看，伊斯蘭復興勢力正借“阿拉伯之春”強勢歸來，目前“伊斯蘭復興黨”已在突尼斯大選中獲勝，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很可能在本國勝選。伊斯蘭復興主義“回潮”已成為不爭事實。
西方在此敏感時刻在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發動“侵略戰爭”很容易激起更多穆斯林的“反西方”情緒。卡紮菲就將北約空襲視為新的“十字軍東征”，並呼籲對西方發動“聖戰”，[43][43] 而卡紮菲自己身體力行，最終血戰至死，因而成為不少穆斯林心目中的“反西方英雄”。如果“阿拉伯之春”由國內層面的反獨裁、反權貴，轉向外交層面的“反殖民”、反西方，西方一直擔憂的“伊斯蘭與西方衝突”便可能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
另一方面，這場戰爭加深了國際政治的“叢林”色彩，將使西方面臨更大安全挑戰。
“主權國家不容干預”原則本來是弱小國家生存的護身符。但近年來，西方鼓吹“人道主義干預”、“人權高於主權”、“保護的責任”等，不斷挑戰“主權不容干預”基本原則。西方發動戰爭的“藉口”越來越隨意。這次西方發動的利比亞戰爭起因是利比亞政府鎮壓反對派抗議。而類似情況在許多國家時常可見，如果“利比亞模式”成為慣例，任何國家都可能成為西方軍事打擊對象。這不禁讓更多國家人人自危。卡紮菲是在投靠西方、主動放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後遭受軍事打擊的事實更是警醒其他國家領導人：西方國家關鍵時刻靠不住，唯有發展自己的“撒手鐧”，才可能真正保存自己。
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此間公開稱，卡紮菲在核問題上妥協的後果表明，伊朗繼續核計畫是完全正確的。[44][44] 而最近伊朗核能力突進成為熱點話題。整個世界日趨重返“叢林”狀態，使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可能性空前增大，西方未來將面臨更嚴重的安全挑戰。
三、結 論
“播下龍種，卻收穫跳蚤”。
當前風起雲湧的中東劇變本來是一場以民權、民生、民族為主要訴求的革命運動。但突如其來的利比亞戰爭不僅改變了當地原有政治進程，也使“中東波”性質日趨“變味”，更使國際力量對比更趨失衡，國際體系轉換進一步加快。權力與資本擴張日趨借助暴力手段，世界由此變得更不太平。利比亞戰爭剛剛結束，西方打伊朗和打敘利亞的喧囂日漸高漲。不管未來敘利亞和伊朗是否會遭受西方軍事打擊，但可以肯定的是，利比亞戰爭絕不是最後一場殖民戰爭。
而廣大“中間地帶”尤其是中東地區，已成為中國實現和平崛起的重要緩衝地帶，以及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資源供應地，西方在上述地區頻繁進行軍事干預，在客觀上“壓縮”了中國崛起的週邊空間，危害到中國海外經濟利益拓展。[45][45] 80多年前，中國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積四十年之經驗”得出結論，即“欲達到勝利，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46][46] 在西方日趨聯合、戰爭力量日漸增長情況下，制止戰爭的唯一辦法就是世界上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聯合起來。只有當和平力量增長超過戰爭力量增長時，戰爭可能性才會被降至最低，中國可持續發展才會得到有效保障。
文／田文林
《現代國際關係》 2011年第12期
[1][①] “北約宣佈結束在利比亞軍事行動”，http://military.people.com.cn/GB/16090649.html.（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2][②]參見[波蘭]卡齊未耶日•Z•波茲南斯基著，佟憲國譯：《全球化的負面影響：東歐國家的民族資本被剝奪》，經濟管理出版社，2004年版。
[3][③]Bruno Waterfield，“Gaddafi attacks Sarkozy plan for Union of the Med”, The Telegraph，10 Jul, 2008
[4][④]W. Yusef Doucet，“Free Libya is Green Libya: Supporting the Real Libyan Revolution”，http://www.voxunion.com/?p=4644.
[5][⑤] Alan Woods，“After the death of Gaddafi: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Libya”，http://www.marxist.com/ gaddafi-dead-revolution-and-counter-revolution-in-libya.htm.（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5日）
[6][⑥][英]蘇珊•斯特蘭奇著，李紅梅譯：《賭場資本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參見全書。
[7][⑦][加]娜奧米•克萊恩著，吳國卿、王柏鴻譯：《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廣西師大出版社，2010年，第4頁。
[8][⑧][加]娜奧米•克萊恩著：《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第4頁。
[9][⑨][美]斯坦利•阿羅諾維茨、希瑟•高特內主編：《控訴帝國：21世紀世界秩序中的全球化及其抵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4頁。
[10][⑩][加]娜奧米•克萊恩著：《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第7頁。
[11][11]Melissa McNamara，Bush: “We Don’t Torture”，http://www.cbsnews.com/stories/2006/09/06/eveningnews/main 1979106.shtml（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9日）
[12][12][加]娜奧米•克萊恩著：《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第303頁。
[13][13] Gerald A. Perreira，“NATO and Qaddafi: What All Friends of Africa Should Know”，New Dawn，No. 126 (May-June 2011)
[14][14]“法國外長稱介入利比亞是‘對未來的投資’”，http://news.xinhuanet.com/2011-08/29/c_121923156.htm.（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日）
[15][15][美]詹姆斯•希恩著，黃公夏譯：《暴力的衰落》，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第137頁。
[16][16] [美]斯塔夫裏亞諾斯著，遲越、王紅生等譯，黃席群、羅榮渠校：《全球分裂》，商務印書館，1995年，第487頁。
[17][17][美]斯塔夫裏亞諾斯著：《全球分裂》，第581頁。
[18][18] Hilal Khashan, Arabs at the Crossroad: Political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0, p.64
[19][19] “Libya after Qaddafi：A new timetable”，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34813.（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5日）
[20][20]Gerald A. Perreira, “NATO and Qaddafi: What All Friends of Africa Should Know”，New Dawn，No. 126 (May-June 2011).
[21][21][美]羅奈爾得•布魯斯•聖約翰著，韓志斌譯：《利比亞史》，中國出版集團，2011年，第220頁。
[22][22]Daniel Serwer，“Post-Qaddafi Instability in Libya”，CPA Contingency Planning Memorandum No. 12，http://www.cfr.org/libya/post-qaddafi-instability-libya/p25612.（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23][23] David D.Kirkpatrick and Rick Gladstone, “Libya asks NATO to remai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October 28, 2011
[24][24] Alan Woods，“After the death of Gaddafi: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Libya”，http://www.marxist. com/ gaddafi-dead-revolution-and-counter-revolution-in-libya.htm.（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5日）
[25][25]田文林：“地緣政治•中東破碎地帶•利比亞戰爭”，《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年第4期，第26-32頁。
[26][26][美]撒母耳•亨廷頓著，周琪等譯：《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新華出版社，1998年，第167-169頁。
[27][27][美]伯納德•路易斯：《中東》，載[英]約翰•格利賓等：《歷史焦點》，朱善萍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72頁。
[28][28]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譯室編譯：《卡紮菲和利比亞》，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67頁。
[29][29]Robert H. Reid，“Arab strongman: With Gaddafi death, an era passes”，The Economic Times, Oct 22, 2011
[30][30]Babatunde Fagbayibo，“The Libyan revolution: Thoughts on a post-Gaddafi era of African integration”，http://www.consultancyafrica.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846:the-libyan-revolution-thoughts-on-a-post-gaddafi-era-of-african-integration&catid=57:africa-watch-discussion-papers&Itemid=263.(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6日)
[31][31] Robert H. Reid，“Arab strongman: With Gaddafi death, an era passes”，The Economic Times, Oct 22, 2011
[32][32]Mohamad Bazzi，“The Death Of The Qaddafi Generation: The Era Of Arab Strongmen Comes To An End”，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36603/mohamad-bazzi/the-death-of-the-qaddafi- generation.（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33][33]“A Position Statement by the Arab Nationalism List On The Assassination of Mu’ Ammar Qaddhafi And His Comrades, Libya, and Arab Consciousness”, http://freearabvoice.org/?p=1469. (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2日)
[34][34]“The Arab Nationalist List invites you to protest against the Qatari regime in Brussels”, http://www.qawmi.com /?p=2331.（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4日）
[35][35]Ahmed El-Tonsi，“Ottomans, Arabs, Westerners and Libya”，Al-Ahram，17 – 23 November, 2011
[36][36] “Libya’s revolution：Messy politics, perky economics”，The Economist, Oct 8th 2011，http://www.economist.com/ node/21531472.（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9日）
[37][37]The Associated Press, “U.S. strike on Iran likelier than ever, former CIA chief says”, http://www.haaretz.com/ news/diplomacy-defense/u-s-strike-on-iran-likelier-than-ever-former-cia-chief-says-1.303980.(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38][38]Jeffrey White，“Implications of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Syria”，PolicyWatch #1864，October 28, 2011，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templateC05.php?CID=3415.（上網時間：2011年11月5日）
[39][39] “Libya: Colonialism Lives”，http://blackstarnews.com/news/135/ARTICLE/7603/2011-08-26.html.（上網時間：2011年10月31日）
[40][40]Michael O’Hanlon，“Winning Ugly in Libya”，March 30, 2011，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7684/ michael-ohanlon/winning-ugly-in-libya; An Huihou, NATO faces ‘catastrophic success’ in Libya, People’s Daily Online, 29 octobre 2011, http://www.mondialisation.ca/index.php/vdare.com/roberts/index.php?context=va&aid = 26287.（上網時間：2011年11月3日）
[41][41]Marc Lynch，“What the Libya intervention achieved”，October 27, 2011，http://lynch.foreignpolicy.com/posts/ 2011/10/27/ what_the_libya_intervention_achieved?wpisrc=obnetwork.（上網時間：2011年10月30日）
[42][42]有學者已注意到當前利比亞與1992年後阿富汗政局的相似性，參見Michael Semple，“What Post-Qaddafi Libya Has to Learn From Afghanistan”，http://www.foreignaffairs.com/features/letters- from/what-post-qaddafi- libya-has-to-learn-from-afghanistan.（上網時間：2011年11月7日）
[43][43]Ahmed El-Tonsi，“Ottomans, Arabs, Westerners and Libya”，Al-Ahram，17 – 23 November, 2011
[44][44]Fredrik Dahl，“Libya conflict may strengthen Iran nuclear defiance”，http://www.forexyard.com/en/news/ ANALYSIS-Libya-conflict-may-strengthen-Iran-nuclear-defiance-2011-03-24T154942Z.（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9日）
[45][45]W. Yusef Doucet，Free Libya is Green Libya: Supporting the Real Libyan Revolution，http://www.voxunion.com/?p=4644.
[47][46]《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4卷，1991年版，第14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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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亞之戰意在控制中國戰略要害》
文／威廉•恩道爾 （William Engdahl）
（美帝）華盛頓“主導下“的「北約」決定”發動“利比亞戰爭實質上是「北約」以及美國國防部（實為”對外侵略部“的美稱）控制中國要害的戰略的”組成部分“。目前，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石油進口國，對原油和天然氣進口存在巨大的”戰略依賴“。
認真審視非洲地圖，並探究美國國防部（為”對外侵略部“的美稱）新組建『非洲司令部』的原由，就會發現，『北約』”發動“利比亞戰爭實質上是「北約」及美國國防部（為”對外侵略部“的美稱）”控制“中國石油及原材料來源整體戰略的構成部分——對於中國而言，非洲是其最具戰略重要性的石油及原材料來源之一。
「北約」“發動”利比亞戰爭僅與石油有關。不過，鑒於美國有著可靠的國外能源供應，所以這場戰爭的發動應該“並非僅為“控制利比亞高品質原油，而是“為了”使中國“無法長期進口”非洲及中東石油。
換句話說，「北約」及（美帝）華盛頓“發動”這場戰爭（主要戰略目的）就是為了“制衡中國”。
利比亞北臨地中海，與義大利隔海相望。多年來，義大利埃尼石油公司一直是利比亞境內最大的外國石油公司。該國西臨突尼斯和阿爾及利亞，南臨乍得（察德），東臨蘇丹和埃及。就其地理位置而言，對於美國國防部『非洲司令部』“控制”非洲、非洲資源以及非洲資源出口地的長期戰略具有重要意義。
在卡紮菲（格達費）統治下，利比亞“嚴格控制”高品質的原油資源。2006年的資料顯示，利比亞已探明石油規模為“非洲最大”，約占非洲石油總儲量的３５％，甚至比尼日利亞還多。
近年來，中國、俄羅斯以及其他國家都在該國獲得了石油開採權。
很明顯，「北約」及（美帝）華盛頓“發動”利比亞戰爭已經“初見成效”：中國、俄羅斯及巴西不但反對聯合國制裁利比亞，還呼籲利比亞通過談判解決內部衝突，反對北約空襲。
因此，利比亞反對派（帶路黨）下轄石油公司Agoco發言人阿貝加里馬奧夫稱：
“我們和義大利、法國和英國等西方國家之間不存在問題。不過，我們與俄羅斯、中國和巴西之間可能會存在一些政治問題。”
在過去幾年裏，（美帝）華盛頓逐漸認識到，受經濟擴張影響，在不到10年前還是美國“親密盟友”的中國，已經成長為“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
不過，對於華盛頓而言，把中國塑造成“新敵”並非易事，因為美國政府還需要中國（親美媚美精英帶路黨）大量購買美國國債。
今年8月，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美稱）向美國國會呈交了2011年度中國軍力報告。該報告稱：
“在過去的10年裏，中國在現代科技領域的巨額投資令中國軍事受益匪淺。許多現代系統日臻成熟，其他系統也會在未來幾年內投入使用。”
報告還稱：“在中國會如何利用其不斷增強的能力的問題上，仍然存在不確定性……中國作為主要國際參與者的崛起，很有可能會重新定義21世紀的戰略格局。”
事實上，在（美帝）華盛頓的潛移默化下，以ＣＮＮ、ＢＢＣ、《紐約時報》為代表的“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宣傳機器”，或是英國《衛報》都會“醜化中國及中國領導人”。對於（美帝）華盛頓及華爾街（金融禿鷹）的許多人而言，中國正變得過於強大，“過於獨立”。為了“控制”這種情況，中國對石油進口的“依賴”就成了其“要害”，而利比亞正恰恰是中國該“要害”的“死穴”。
自“冷戰”後，（美帝）華盛頓一直忽視對非政策，而中國能源及原材料企業在非洲大陸的活動，則為（美帝）華盛頓敲響了警鐘。幾年前，隨著未來能源需求變得越來越明顯，中國針對非洲發起了大規模經濟外交，並於2006年達到高潮：北京鋪上紅地毯，迎接赴華訪問的40多位非洲國家首腦，共同探討一系列經濟問題。對於中國工業現代化而言，沒有什麼比確保未來非洲石油資源更加重要的事情了。
中國開始與被法國、英國或葡萄牙等“歐洲殖民國家”放棄的非洲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乍得（察德）就是其中之一。作為最貧窮、最偏僻的非洲國家，乍得2006年與北京建立了外交關係。2007年10月，“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簽署合約，與乍得政府聯合組建煉油廠。２００２年後，他們開始鋪設石油管道，從位於該煉油廠以南300千米處的一處油田，向該煉油廠輸送石油。受西方國家“支援”的“（美第二中情局）非政府組織（ＮＧＯs）”開始批判中國石油管道對環境的影響。
不過，2003年美國石油公司「雪佛龍（Chevron）」開採乍得（查德）石油資源時，該“（美第二中情局）非政府組織（ＮＧＯs）”卻“一言未發”。
2011年7月，乍得和中國在該國首都恩賈梅納附近開辦合資煉油廠。中國石油企業在乍得的活動與其在蘇丹達爾富爾地區的石油專案有著驚人的相似。
20世紀90年代，在美國石油公司「雪佛龍（Chevron）」放棄其在蘇丹的業務後，中國開始和蘇丹展開合作，後者將越來越多的石油輸入中國。到1998年時，“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已從蘇丹南部油田開始向位於東北部紅海西岸的蘇丹港鋪設了一條長達1500千米的石油管道，並在蘇丹首都喀土穆附近開辦了一家大型煉油廠。
蘇丹是中國首個大型海外油田專案。到2011年初，在中國進口石油中，源自蘇丹的石油，大部分來自“飽受衝突蹂躪”的南部地區，已占到10％。蘇丹日產油量為49萬桶，對華供油量則占到60%。對於中國能源戰略而言，蘇丹至關重要。
從地質角度來看，從蘇丹西部達爾富爾地區經乍得至喀麥隆的廣大地區就是一個巨大的油田，儲量可能相當於一個新的沙烏地阿拉伯。對於“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戰略封鎖”中國未來石油來源而言，“控制”蘇丹南部地區、乍得以及喀麥隆是至關重要的。
成立於2008年的『美軍非洲司令部』是近來西方“軍事行動”的主力。很明顯，該“司令部”的成立就是為了“控制”中國對非洲石油及礦產資源漸增的影響力。2007年年底，（美帝）華盛頓“大西洋理事會”非洲事務專家彼得•法姆公開表示，美軍『非洲司令部』的目標之一，就是確保美國可獲得非洲豐富的碳氫化合物及其他戰略資源，該任務包括減輕這些自然資源的脆弱性，並確保當地不存在對這些資源感興趣的第三方，例如中國、印度、日本或俄羅斯，以獲得壟斷或優惠待遇。
2007年，在美國國會作證支持組建美軍「非洲司令部」的法姆稱，充滿活力的中國經濟的石油饑渴難以得到滿足，而且還需要其他自然資源維持經濟持續發展，而非洲的自然財富使之對中國充滿誘惑力。目前中國日進口石油約260萬桶，其中超過７６.5萬桶石油——約占石油日進口量的１／３——來自非洲國家，特別是蘇丹、安哥拉以及剛果。
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許多分析家都預測非洲——特別是蘊含豐富石油儲量的西海岸沿海國家——將日益成為美、中兩國的戰略競爭舞臺，因為這兩個國家都在尋求擴大自身影響力，並確保各自資源來源。
由此可見，美國“製造”利比亞“政權更迭”及整個“大中東計畫”（隱藏在“阿拉伯春天”的背後），都是為了確保其對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油田的“絕對控制權”，並“控制”特別是中國等國的未來政策。
正如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所說的那樣：
“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國家或國家集團。”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 第407期
摘自2011年10月《環球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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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美歐流氓禿鷹攻打利比亞巨變從而竊取(美歐銀行財團需求恐急的)利比亞擁有的145噸實體黃金 查維茲警惕下令要求全數運回委內瑞拉儲放在美歐銀行、市值110億美元(211噸)的國有黃金金條
《查維茲要求委內瑞拉央行回籠110億美元黃金儲備》
文／張澄
2011年8月19日
委內瑞拉總統查維茲命令央行回籠110億美元的黃金儲備，這些黃金目前由諸如「英國央行」等發達國家的機構持有。
查維茲今天表示，目前委內瑞拉所持的３６５噸黃金中有２１１噸儲備在美國、歐洲、加拿大以及瑞士的銀行中，這些（實體）黃金要“積極回籠”。
此外「摩根大通」、「巴克萊銀行」和「渣打銀行」也持有委內瑞拉的黃金。
在電視講話中，查維茲說，
“自1980年起，我們已經在「英國央行」持有９９噸黃金，現在我同意將之召回，這是一個正確的決定。”
委內瑞拉央行行長Nelson Merentes表示，委內瑞拉的出口收入95%依靠石油，目前該國正在尋求儲備多樣化，計畫將現金儲備由美國和歐洲移至對新興市場的投資中。
這次回籠也意味著全球第15大黃金儲備國在金價今年以來上升28%後的一次大動作。
截至發稿，黃金交易價格已經升至每盎司1816美元。
8月16日委內瑞拉的黃金儲備價值為286億美元。委內瑞拉財長稱，受美元的貶值、美國政府違約的風險以及歐洲債務危機的影響，回籠黃金儲備將更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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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vez Emptying Bank of England Vault as Venezuela Brings Back Gold Hoard》
by Daniel Cancel and Nathan Crooks
2011-8-18
Chavez Orders $11 Billion of Gold Home as Metal Hits Record
In all, Venezuela has 365.8 metric tons of gold reserves, according to the World Gold Council. Photographer: Kerem Uzel/Bloomberg
Venezuelan President Hugo Chavez ordered the central bank to repatriate $11 billion of gold reserves held in developed nations’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Bank of England as prices for the metal rise to a record.
Venezuela, which holds 211 tons of its 365 tons of gold reserves in U.S., European, Canadian and Swiss banks, will progressively return the bars to its central bank’s vault, Chavez said yesterday. JPMorgan Chase & Co. (JPM), Barclays Plc (BARC), and Standard Chartered Plc (STAN) also hold Venezuelan gold, he said.
“We’ve held 99 tons of gold at the Bank of England since 1980. I agree with bringing that home,” Chavez said yesterday on state television. “It’s a healthy decision.”
《有無——薩達姆(伊拉克海珊)的海灣戰爭(波斯灣戰爭)與冷戰後全球大棋局》
《有無——薩達姆(伊拉克海珊)的海灣戰爭(波斯灣戰爭)與冷戰後全球大棋局》
（與當前敘利亞局勢高度相關）
莫斯科佔據阿富汗這個博弈支點，試圖借道伊朗去破局“石油美元霸權”，但是這一招“回馬槍”被薩達姆（海珊）擋在波斯灣以東，莫斯科爭勢無果，其博弈操作遂轉向被動，逐漸導向一個結果——莫斯科要在“主動解體”與“被動解體”之間做選擇——莫斯科選擇了“主動解體”。（期間的國內外博弈鬥爭也很複雜，問題本身更極為重要。留做專題討論）
“主動解體”讓莫斯科從“敗局”中挽回一點主動性，這也是莫斯科選擇“主動解體”的“原因”之一，而怎樣利用好這個“主動性”，莫斯科也一定已經做了深刻推演，也一定是在這條“主動解體路線”上的推演結果（和在推演內容中再做出主動佈局，並由此得到的進一步的推演結果）讓莫斯科“可以”確定“主動解體”路線，就是說，在蘇聯解體前後，莫斯科一定在“大棋局”盤面上做了重要的博弈佈署，一定運籌了讓美英土著難以應接的大謀略——
那麼做為主動的博弈者，莫斯科會選擇哪里佈局呢？或者說，美、蘇最後的博弈決鬥會發生在哪里呢？
既然這場決鬥發源于石油美元，此後的博弈平臺仍然還在中東石油產區，那麼莫斯科也一定要在這裏埋下勝負手。
在中東那些土著博弈者中，薩達姆曾經是一個“異動者”，在中東博弈局面上他所處的位置也讓他不得不做一個“異動者”——地緣上，伊拉克南翼是石油儲量第一的沙特，東南方向是沙特的“王權”盟友們，它們和沙特（沙烏地阿拉伯）一道已經（也勢將）被美帝國選擇為“（非民主；專制王權）戰略盟友”，也就基本上失去了博弈者身份；東翼是不能投靠美、蘇兩大霸權中任何一方的伊朗，而伊朗又成為美、蘇的必爭之地，伊朗也就勢必自立為一個中東大局中的土著博弈者。
此外，伊拉克的西翼還有以色列這個特殊博弈者，北翼則是土耳其這個身份特殊的北約國家。那麼，莫斯科要施展它的謀略為“冷戰收盤”佈局，難免要首選伊拉克做道具。
（做為國家，伊拉克的本源在兩河沖積平原上廣大的農耕區域，而農耕區域必定承載了相對眾多的人口，區域內又根本沒有可以阻擋大軍攻伐的自然屏障，那麼這方土地上必定要出現一個在歷史變遷中相當穩定的國家——它也用以抵抗歷史變遷。但是從伊拉克向東，向西北，分別有廣大的山地高原，山地高原能夠承載較多的耕、牧人口，又能讓這裏的政權進退可依，而相對穩定的政權下就形成穩定的民族。這種“山地高原民族國家”又時而有能力攻伐與它相鄰的大平原，雖然不能形成長久的統治，卻能夠割占-整合平原上的一部分農耕生產力，並就此與農耕鄰國埋下領土爭端的種子，這就是伊朗（土耳其與伊拉克之間有廣闊荒漠，能夠有效阻斷攻伐，也就阻斷統治繩索）。在伊拉克的南翼是夾雜著綠洲的廣闊沙漠，這裏的博弈邏輯是：只有統一了大沙漠的主體區域才能夠制止廣闊沙漠裏的部落攻伐，從而讓“大沙漠政治”穩定下來，穩定下來的這個政權就是現代史上這個“沙烏地阿拉伯”。
除了土耳其，波斯灣沿岸就有了三大國家：沙特（沙烏地阿拉伯）、伊拉克、伊朗。又，在這片相當乾旱的中東大區，沖積平原的幅員不及沙漠廣大，而伊朗高原如果不是比兩河平原遼闊，它就沒有可能逃出兩河政權的長期控制從而不能形成穩定的民族國家——那麼大致按照三大國的領土面積，波斯灣油氣在儲量分佈上也沒有逃出 “概率空間”。）
下面再看中東博弈的核心與關鍵——既然莫斯科未能打通它進入波斯灣的道路，既然中東大博弈從傳統的地緣政治博弈向“石油美元博弈”這種資本直接以博弈者身份參與的“軟博弈”演變，既然莫斯科基本定下“主動解體”路線圖因而不再直接參與中東角逐，那麼莫斯科就要給美帝國留下一個強大對手，還最好是一個資本對手，而這個對手還會從內部攻擊美帝國，能夠從全球“大棋局”制約和攻擊美帝國——猶太資本勢力佈署在華爾街和中東石油產區（以色列，及以色列與石油王權的關係），對“石油美元”的控制能力更強，更直接，它還是美英資本隨時準備創造機會去鯨吞的獵物……基於兩路資本之間這種“決鬥關係”和單向“鯨吞關係”，美英土著資本一定要至少壓制住猶太資本的這個實體根基——以色列。當然，美英資本不需要讓以色列這個國家被阿拉伯勢力徹底趕進地中海，只要以色列在阿拉伯-伊斯蘭的巨大壓力下疲于應付，有求于美英土著，從而令猶太資本也陷於被動，美英土著資本就有機會鯨吞猶太資本，或者在保留這一“鯨吞權利”的前提下先行“解體蘇聯”。反過來，憑藉以色列為政權依託（包括軍力和核武。1968年底，以色列每年已經可以生產四至五枚核彈頭），猶太資本可以進行有效抵抗，以色列以它博弈“棋手”的身份還可以聯合歐陸、俄羅斯（蘇聯的繼承者）、中國、阿拉伯王權（手中有石油武器），對美帝國的單極霸權實施反制，再以華爾街鬥爭做為配合，不難攪亂美英土著資本的“大棋局”，促使美英單極霸權走向終結。
又，之所以這些棋手（資本，政權實體）將會同猶太資本配合，是因為在美英單極霸權格局下，美英資本將無所求於它們，又為了鞏固、擴大美英的單極霸權而要去要去徹底壓制它們，而它們也會借美英的單極霸權秩序被（猶太資本）致亂之機謀求連橫，壓縮或者推翻美英單極霸權並且去謀求它們自身的霸權，那麼它們對美英霸權的威脅更反過來又要求美英資本去徹底壓制它們——而這種博弈關係也能夠加劇它們針對美英單極霸權的博弈力度。
那麼，除非美英有把握一舉奪取並穩固單極霸權，不需要擔憂其他博弈者（聯合）反擊它們，則“怎樣壓制住以色列”就成為“美帝國的大棋局”上的一個關鍵“課題”，而壓制以色列就要利用以色列的“天然”敵手——阿拉伯勢力和伊斯蘭勢力。
那麼反過來，莫斯科最需要做的就是扶植以色列-猶太資本，而流徙在美帝國的猶太資本離不開來自以色列政權的支撐，那麼對猶太資本不能在資本層面給予幫助的莫斯科，就要堅決支持-支撐以色列，就要制止美帝國利用阿拉伯-伊斯蘭勢力去打壓以色列。
其時，阿拉伯諸幫內部有兩大勢力——一組是沙特（沙烏地阿拉伯）等王政國家群體，一組是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埃及等以強人獨裁為主流特徵的世俗政權（從伊斯蘭這個範疇更廣泛的環境看，還有宗教政體的伊朗、世俗化也西化的土耳其兩個重要勢力）。其中，前一組王權勢力並不願意打壓以色列，因為——美帝國以“沙特等國的王權政體之容易被推翻”這一緊迫現實去威脅這些王權，要求它們支持“石油美元”，否則美帝國可以輕易“幫助”阿拉伯民眾推翻他們的王政，只是，在冷戰時代，美帝國需要顧忌蘇聯，所以這些阿拉伯王權勢力握有有限的“反叛權”。而當蘇聯失去力量不再能與美帝國抗衡，美帝國就根本不需要向阿拉伯王權交付任何條件，就能夠驅策這些王權更馴服地為美帝國服務，又隨時可以出於戰略需要廢黜“石油王權”，轉而去為“石油美元”扶植另外的代理人，除非——在美帝國內部有一支力量可以有效約束美帝國的中東策略、戰略，而這支力量只能是猶太資本。
以色列在中東，猶太資本在華爾街-華盛頓，它們願意並且能夠出手幫助阿拉伯王權——直接地，可以減輕美帝國對這些王權的壓力，包括收買、攪亂華盛頓的政策；間接地，通過博弈縱橫，阿拉伯王權與以色列+猶太資本還形成一種“看似奇怪”的聯盟，共同制約著美帝國的中東霸權，繼而也制約了美帝國在全球的單極霸權。這種聯手制約又主要是制約了美帝國在中東霸權的操作路徑，即迫使美帝國必須沿用“以阿拉伯王權為盟友”這種代理人模式，而阿拉伯王權又以消極“反以”回報以色列-猶太資本。
在後一組阿拉伯（阿拉伯語社會）勢力中，薩達姆的伊拉克最有實力和影響力——它有“石油武器”和石油財力，有可供領袖阿拉伯諸邦的人口和國土，擁有“波斯灣石油地緣”重要性，還謀求核武（兩伊戰爭期間先後被伊朗、以色列空襲而停滯），也代表世俗革命。從幾個方面看，伊拉克都是的最適合的領頭羊之選，可供美英驅策去聯合其他阿拉伯諸邦共同打擊以色列。雖然伊拉克的國力在“兩伊戰爭”中大損，但以石油財力，其國力可以在十年內恢復如昔，如果伊拉克還整合了科威特的國力又主要是石油收益的話，它還將變得更強。此外，兩伊戰爭鍛造了伊拉克軍伍，損失的武庫可以由石油收益補充，石油經濟為主的社會又是高生育率社會讓伊拉克也不乏兵源，而兵源優勢是以色列最為忌憚的。再看其他阿拉伯國家——利比亞遠離波斯灣，人口和國力有限，不能提供足夠的反以力度；埃及人口眾多，與以色列相鄰，曾經是阿拉伯諸邦中的“反以”主力，又地處運河被美英勢力影響，這些條件都可供“反以”。但是，埃及不夠富足，不論埃及是不是反以和怎樣強烈反以，它都不能從阿石油王權“兄弟”那裏拿到更多“反以補助”（以色列-阿王權秘盟），而且埃及的前景不能寄望於石油，反而更寄望於以色列可以幫助提供的正常的區域經濟和一個“大地中海”，所以在幾次中東戰爭之後，在“大棋局”形式大變的情勢下，埃及不能，也不願成為反以主力，也沒有道理再為那些富裕的“阿拉伯兄弟”充當炮灰和支付戰爭消耗。那麼，美英土著要找出一個可供它們壓制以色列的“盟友”，同時，最好這個“盟友”還能威懾阿王權（令它們聽命，否則美英就允許這個“盟友”取而代之），還能抵住莫斯科的“伊朗局”（在蘇聯解體之後，莫斯科還要繼續操作），就只有兩個選擇——伊拉克、敘利亞。
（當然，如果美英土著選擇的這個“盟友”足夠強大，它也就可以成為蘇聯、歐陸、猶太資本這些博弈者的棋子與“盟友”，不過這種情況能夠出現還需要特定的博弈環境與條件。）
那麼，莫斯科就要提前解除伊拉克、敘利亞對以色列構成的威脅。（如果莫斯科能夠做到，那麼美英土著如果還要廢黜以色列對猶太資本的支持作用，就只有直接派出美軍去攻伐以色列了，則猶太資本就要“跳牆”了，中東也只能上演“N國演繹”了，莫斯科將奪走美帝國的單極霸權了。）然而，莫斯科無法做到同時削弱伊拉克和敘利亞，哪怕去直接削弱其中之一，也做不到。好在，莫斯科曾經長期支持敘利亞，兩國有著相當於盟國的良好關係，莫斯科可以爭取到大馬士革的立場，但不利的是——與伊拉克相比，敘利亞不夠強大，它很少有石油收益，等於沒有石油武器，它的政權在阿拉維派（什葉派的一個支派）之手，而這個派別只占敘利亞人口的11%，所以這個現政權不夠穩定，又，敘利亞與伊拉克國土相連，所以伊拉克有軍事、政治兩種武器可以顛覆敘利亞。那麼，莫斯科就要卸除伊拉克對敘利亞構成的威脅，也就能夠卸除“一個再度強大起來的伊拉克將對猶太資本構成的威脅”。還不止於此，莫斯科還要斬獲更多——
巴格達時間1990年8月2日淩晨2時，伊拉克以10萬兵力侵入科威特，迅速取得全勝並攻佔科威特王宮，包括時任亞奧理事會主席的法赫德親王在內的一些王室成員被殺。8月7日新的科威特－即科威特共和國成立，8月8日，應科威特共和國政府要求，科威特與伊拉克“徹底地不可逆轉地實現了合併”——薩達姆做出這樣一個重大決策之前，必然已經審慎觀察了國際局勢，嚴謹推演了美、蘇的立場和反應，並且至少與美、蘇之一做過溝通，得到它或者它們的支援與配合，這樣，薩達姆才敢於製造這樣的“大事件”，但這個溝通對象（支持者）不是華盛頓。
那麼當“科威特事件”發生，如果美帝國不壓制住薩達姆的伊拉克，則阿王權及其資本將陷於危局，隨後陷入危局的就是以色列和猶太資本，所以它們此時必須在“叛局”路線上有所行動，則莫斯科在“蘇聯不解體反而可以反攻”這條路線上將有機可乘。如果莫斯科實施反擊的條件還是不能形成（成熟），則莫斯科在拿到它由此可以拿到的更多籌碼（蘇聯解體的條件）之余，也充分利用這場“海灣局”，通過借美帝國之手打弱伊拉克，為“冷戰後”時代提前佈局，這個佈局將大大有利於莫斯科——
（1）這場“打弱伊拉克”的戰爭勢必在波斯灣-中東社會製造和升級對美帝國的恐懼，也製造和升級“反美環境”。
之所以這必須是一場“打弱”伊拉克的戰爭，而不僅限於美帝國出賣迫使伊拉克撤兵，是因為——如果華盛頓不使用美軍打弱伊拉克，則阿王權不可能卸除它與伊拉克的矛盾和不信任，實際上則是阿王權對華盛頓的的不信任將要驟增（與薩達姆尚未侵佔科威特時相比），則阿王權的“叛美立場”將非常堅定，從而猶太資本的叛局動作也就加緊和加劇，而且當伊拉克在將來某一時刻攻伐敘利亞的時候，阿王權將會站在敘利亞一邊，通過要脅華盛頓，通過它們在中東的影響力去制止伊拉克。
（2）為阿王權除去來自伊拉克這個近身強鄰的威脅，讓阿王權獲得獨立的博弈立場，這個獨立的博弈立場可以牽制美帝國的單極霸權，可供配合莫斯科實施“冷戰後反擊”。（例如阿王權可以啟用法郎、馬克、日元，或者此後出臺的歐元去結算其石油出口）
（3）猶太資本-以色列也丟掉了伊拉克這個威脅，可以站在更獨立、更強硬的博弈立場，更少受制於華盛頓。
（4）阿王權較少受制於美帝國，也就意味著以色列的安全能夠獲得更多來自阿王權的支撐，還意味著猶太資本針對美英土著的博弈立場可以更少受制于美英（相反，美英土著威脅阿王權，也就間接威脅了猶太資本）。
（5）※※※※※ 最為重要的是——當冷戰收官，蘇聯解體，莫斯科從全球收縮其勢力，包括全面撤除其海外軍事基地，卻唯獨保留了敘利亞的塔爾圖斯港這唯一一處海外軍事基地。該基地加上莫斯科與敘利亞傳統的聯盟關係，可供壓迫以色列-猶太資本的博弈立場，要求後者在“後冷戰”時代的全球大棋局中做出博弈佈署時要照顧莫斯科的利益，以至於要配合莫斯科的佈署，當然，莫斯科與猶太資本也可以借此達成針對其他博弈者的“博弈協同”。（莫斯科通過敘利亞脅迫以色列-猶太資本的手段，除了來自軍事基地和敘利亞政權的戰略決心，也包括經常性手段。也所以，“這個敘利亞”很“可以”是真主党、哈馬斯等強硬派反以組織的重要後臺。當然，也有理由測想：以色列是否已經把影響力打入了真主党、哈馬斯內部，也同敘利亞有著戰略性合作。）同時，猶太資本的博弈立場偏向莫斯科，雖然是出於“被迫”，但是客觀上就使得美英土著更加需要剪除猶太資本勢力在美帝國金融、政權層面的影響力，而這種影響力又以資本實力為後盾，這樣，莫斯科就更加離間了原本已經處在搏鬥-鯨吞關係中的美英土著與猶太資本，讓猶太資本在美帝國的處境更加危險，讓它必須加速、加深那個“叛局”。那麼，為了讓莫斯科針對以色列-猶太資本的這張“敘利亞牌”生效，莫斯科就要替敘利亞解除來自伊拉克的軍事威脅，讓美英不能利用伊拉克的實力“吃掉”莫斯科的這張“敘利亞牌”，因為伊拉克可以——或者壓迫敘利亞迫使敘利亞政權改變親莫斯科立場，或者薩達姆在美英的支援下直接兵發大馬士革，或者支持敘利亞境內的占人口大多數的遜尼派顛覆親莫斯科的阿拉維派現政權。反過來，一旦伊拉克勢力進入敘利亞，伊拉克就直接對以色列兵臨城下了（伊拉克要直接威脅以色列，必須途經約旦或者敘利亞國土），這等於美英從莫斯科手裏奪去針對猶太資本的這張“敘利亞大牌”，又抓緊在它們自己的手心。或者，哪怕伊拉克並不壓迫、攻伐敘利亞，只是掀起和領導一場“反以運動”，輔以軍事動作（例如向約旦、敘利亞借道），也同樣等於美英握有一張針對猶太資本的“伊拉克牌”。——那麼總結起來，莫斯科借美英之手打掉了伊拉克針對敘利亞的軍力優勢，保住了自己手裏的大牌，同時消除了華盛頓手裏的大牌，一得一失之間，莫斯科大勝。【當前的敘利亞局勢中，各方博弈者正在著力爭奪的目標就主要包括這一張“針對猶太資本的敘利亞牌”。】※※※※※
既然“冷戰後”莫斯科將退出中東，華盛頓就可以按照它的需要全盤宰製波斯灣-中東，包括薩達姆的伊拉克，那麼在大局觀上，在“冷戰收盤”之前，中東的任何“異動”都不會對莫斯科造成不利。所以，莫斯科完全可以“授意”薩達姆，“幫助”他做出侵佔-統一科威特這個決斷，而這個“授意”或者這個在莫斯科與巴格達之間的“密約”應該只是——在博弈邏輯上達成相互理解，所以雙方可以和願意協同行動。
華盛頓以進取的立場爭取贏得冷戰，而莫斯科不得不以收縮的立場處置冷戰大勢，在這一前提下，莫斯科就通過“海灣局”掠獲到最大博弈戰果，並且讓華盛頓從“贏得冷戰”中得到的勝利果實大打折扣，從事實上把冷戰置換到新的博弈格局中來，把冷戰延續下來，把莫斯科的敗局轉變成一次階段性事件，把“蘇聯解體和蘇東解體”變成冷戰這場戰爭中的一場階段性戰役，一場“大撤退”性質的防禦戰役——莫斯科在冷戰中失去了決勝的機會，也失去了奪得階段性勝利的機會，那麼莫斯科需要放遠視野，提前做出戰略性佈局……
然而，莫斯科還不能就此停止博弈推演，因為“大棋局”由多方共同捭闔，在博弈推演的任一節點上都有可能被其他博弈者借局佈局，所以上述博弈推演還不夠充分……下邊從薩達姆的立場對這盤“海灣局”再做演繹。
“冷戰後”，或者至少波斯灣的“冷戰後”（莫斯科退出阿富汗從而遠離波斯灣政治已成事實），鑒於美帝國將沒有實力對等的對手，至少在中東沒有，所以薩達姆必須以美帝國的立場去定位伊拉克的立場，定位伊拉克的國運路向——
（1）針對阿王權，針對中東石油政治大盤——
在現時和未來的中東博弈中，初看之下，莫斯科也需要伊拉克，至少看起來伊拉克的存在和強大能讓中東博弈變得複雜，從而有利於勢力相對較弱的博弈者縱橫操作，尤其當莫斯科已經從伊朗方向撤退（結束阿富汗戰事）。但是，能夠破局“石油美元”的只有阿王權團體，即便另外謀成“俄佩克”之類鬥爭平臺也很難與歐佩克競逐。而一旦阿王權準備叛離“石油美元”，美英土著反而要利用伊拉克去制約阿王權。但是，當蘇聯從阿富汗後撤，即說明莫斯科無力、無意再來波斯灣與美帝國做大開大合的爭逐，那麼波斯灣乃至中東的政治格局將由美帝國做一家獨裁。按照美英土著的博弈需要，不讓中東地區出現一個阿拉伯強國——是美英土著的方向性策略，而保留阿王權就能確保實現這個大策略（阿王權國家占中東阿拉伯國家中的半數，佔有大部分石油儲量，且容易受美英的控制），讓變化、變數出現的時間延後還有利於美英霸權拖延那個“被破局”時間點的到來（不論那個破局是否有成效），所以美英在原則上會盡可能保留阿王權，直到不得不廢黜它，或者變化了的博弈大勢要求美帝國放棄它。再造另一個版本的“中東局”。所以，（美英土著資本的）美帝國不會輕易允許薩達姆衝擊阿王權，那麼美帝國以薩達姆做為威脅阿王權的工具——這個選擇的必要性失去了成色。
（2）針對以色列——
“冷戰後大棋局”的主題將是資本大搏鬥和“石油金融爭奪戰”。美英土著可以利用薩達姆，讓他領袖各路阿拉伯力量——（1）衝擊以色列。直接令猶太資本失去根基而失勢，再褫奪-鯨吞之。或者，迫使猶太資本向美英土著妥協和交付籌碼，借此打亂猶太資本的博弈佈署和博弈步調，包括迫使猶太資本與美英土著合作去打擊俄羅斯、歐陸，再返身謀奪猶太資本。（2）利用薩達姆的伊拉克，或者武力攻伐敘利亞，或者致亂敘利亞讓遜尼派奪權。目標都是讓敘利亞從親蘇（俄）立場轉變到親美立場。（3）讓薩達姆威懾-衝擊阿王權，間接威懾-衝擊以色列。
那麼，伊拉克可以繼續為（美英土著的）美帝國所用，但前提是伊拉克需要足夠強大才能對以色列構成實質性威脅，而伊拉克還需要越過約旦或者敘利亞才能威脅以色列本土，這又要求它的武力需要更為強大，強大到能夠迫使敘利亞改變立場，或者直接攻破敘利亞。那麼在（美英土著的）美帝國的立場上，可以允許伊拉克擴張，但前提是美英土著能夠把伊拉克做成這個針對性工具擺放進新的“大棋局”的捭闔縱橫空間中去。
（3）針對伊朗——由於蘇聯收縮，莫斯科很難再通過伊朗介入-進入波斯灣，也由於伊拉克因兩伊戰爭而實力衰弱，於是在美英土著那裏，薩達姆基本上失去了可利用價值。
（4）但是，不論在哪一條路徑上利用伊拉克，美帝國都不會讓中東出現一個阿拉伯強國，或者一個意志獨立的石油大國，或者一個非王權的阿拉伯統一勢力，那麼（薩達姆的）伊拉克在被美英土著利用之後，能夠走到的最好結果就是竹籃打水，如果不是“狡兔死，走狗烹”的話。即便伊拉克不去（或者不“被去”）充當美英土著的工具，可以預期的最好結果也只是——美帝國要讓中東石油政治格局保持現狀（那麼中東勢力之間的“大局觀”也只能是“保持現狀”），則伊拉克的武庫將在10年後變成擺設。比“保持現狀”更有可能出現的情形是——美帝國需要穩固並擴展其美元霸權，於是需要全盤控制一個“大中東”，那麼很可能，它需要在穩固它與石油王權的緊密聯盟關係之外，還去爭取伊朗的立場，那麼夾在沙特與伊朗之間的伊拉克就“很可以”被美帝國出賣，薩達姆要“被下臺”以至於被審判（兩伊戰爭、暴政、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薩達姆當然推演過這些邏輯。
總結起來，在上述3方面裏，（1）和（2）讓美帝國有理由打壓伊拉克，（3）卻有可能讓美英選擇相反的態度，前提是伊拉克要足夠強大，且“大棋局”要求美英啟用伊拉克並且有啟用伊拉克的捭闔空間。（4）則讓美英土著在利用了伊拉克之後再對它進行打壓。而做為應對，薩達姆這一次侵佔-統一科威特（曾經是一國）的行動就“巧妙”地同時應對了（美英土著的）美帝國的3個立場，“看起來”可以化解美英將要對伊拉克和薩達姆本人造成的不利——薩達姆利用“冷戰收局”前夜的複雜局勢，希望（美英土著的）美帝國不敢於在中東啟動戰爭，希望得到莫斯科的支持，希望歐陸對（美英土著的）美帝國施加反制，而在伊拉克統一了科威特之後，薩達姆可以憑藉更強的國力令（美英土著的）美帝國忌憚（它與其他博弈者聯合，它在中東石油政治中更大的權重地位，又更難用軍事手段解除它的武力），同時，合併了科威特的伊拉克實力更強，滿足了美英對伊拉克的工具性需要。這樣，薩達姆既迫使華盛頓，又同時勾引華盛頓重新考慮它的中東佈局，給伊拉克一個更確鑿的“主力盟友”地位，然後，伊拉克就有機會取締海灣王權政治，一統阿拉伯石油諸邦。
以為看清了博弈推演，也看清了華盛頓、莫斯科的意圖，薩達姆才敢於“侵略或者統一”科威特，但是——“冷戰收局”進程已經啟動，值此前夜，無論美英土著試圖為“冷戰後”做更深的佈署（主要針對猶太資本和歐陸），或者蘇聯試圖退回冷戰，都會遭到其他博弈者的聯合打擊，直接陷入敗局。而此前，由於美、蘇都難以把冷戰繼續下去，各方博弈者已經在數年中把這個“大局觀”走實，很難做出方向性調整。
薩達姆希望莫斯科做的，或者與莫斯科“有約”的內容應該就是——在保守的立場下，莫斯科在外交層面幫助伊拉克，在積極立場上，莫斯科啟動它在敘利亞的力量與影響力，向以色列發起衝擊，與薩達姆衝擊阿王權的行動相接應，如此，則中東大亂，美元之基礎飄搖——如果莫斯科繼續擴大行動，那將是一場“冷戰之決戰”。雖然，莫斯科幾乎不可能由此贏得冷戰，但莫斯科可以在拿到美英土著、猶太資本-以色列、歐陸的籌碼之後罷手。那麼在薩達姆看來，莫斯科會有所行動的，而莫斯科與伊拉克的聯動在“大棋局”上造成的影響是美英土著“不可接受”的，而此時或者先此一步，薩達姆可以在先行拿到美帝國的籌碼，即美帝國承認伊拉克合併科威特這一現狀，並以實際政治行動保證這個“承認”的有效性之後，遂撤出博弈。這樣，在（美英土著的）美帝國更改過的中東佈局中，伊拉克將成為（美英土著的）美帝國的“首要盟友”，去充當威脅阿王權，和威懾-攻伐以色列的工具，尤其當華盛頓向莫斯科交付了中東籌碼或中東利益之後，美帝國就更需要伊拉克這個“工具盟友”。但是，莫斯科或者沒有什麼貨真價實的籌碼與利益可以爭取了，或者在薩達姆攻伐科威特之後，莫斯科立即拿到了籌碼與利益，而讓美帝國去打弱伊拉克——這一結果本身正是莫斯科在這一輪博弈中要去追求的最大目標。於是莫斯科沒有行動，這多少出乎薩達姆的預料。
如果莫斯科配合薩達姆去行動，則又是莫斯科的回馬一槍（早一次是蘇軍進佔阿富汗）——莫斯科可以利用敘利亞和伊拉克同時威脅阿王權，也威懾以色列，但是在蘇聯尚未實行私有化之前，包括猶太資本在內的所有西方資本（做為博弈者）都不可能最終站在莫斯科一邊，雖然在博弈進程中它們會與莫斯科聯動，也給予莫斯科“幫助”。那麼莫斯科的反擊的最佳結果是維續冷戰，或者讓歐陸一舉獨立（不須是一個聯合的歐盟）——對於莫斯科，維續冷戰已經勉為其難，一場“反擊戰”的後果中還包括了促使西方資本聯合起來這一效果，這不利於莫斯科操作“蘇聯主動解體”；如果結果是讓歐陸一舉獨立，不論莫斯科是否繼續保持社會主義立場，在已經難以拉回東歐盟友（蘇東已經主動開始鬆動）的情勢下，美歐還要聯合打壓莫斯科，莫斯科迎來的形勢將不會比它選擇隔岸觀火更好。關鍵又是——在這樣的“冷戰之反擊戰”中，猶太資本很少機會參與縱橫，施展捭闔，很可能“被出局”，而歐陸一舉獨立更能讓美歐資本有機會聯合廢黜猶太資本，則莫斯科將獨自面對美歐，在大勢上，這與保留猶太資本做為“大棋局”中的博弈者（去美英腹內構建“叛局”）相比，可謂差之千里。所以，莫斯科已經不準備做反擊，它要放棄（出賣？）薩達姆，把無法取勝的“回馬一槍”突然改換為——穩穩拿住針對猶太資本的“敘利亞牌”。而且，敘利亞也擔憂伊拉克在做大之後威脅到自己，它們之間的對立關係久已明確存在，莫斯科也就很難驅動敘利亞……（在“反伊拉克”聯盟的34個國家中，敘利亞還是提供了軍事支持的幾個國家之一）
阿王權諸邦是高度一體的，或者說，這些阿拉伯王權是拴在一條繩子上的螞蚱，因為王權政治容易被顛覆，且其一倒下，就很容易引起骨牌效應。所以形成和維護這個王權聯盟的做為主調的“博弈條款”是——要麼你們美英土著（或者美帝國）完全保留王權，要麼你們全部廢黜王權。當然這是主調，不排除特定情況下“條款失效”。所以，這一次薩達姆攻伐的不僅是科威特，還是，正是全部阿王權諸邦。所以伊拉克給美英土著和美帝國出了一道難以抉擇的“高級”難題，華盛頓幾乎不可能找到折中方案——要麼美軍與薩達姆兵戈相見，這等於美帝國（美英土著資本）自廢一把好兵器。要麼承認伊拉克吞併科威特這個結果，而如果美英承認這一結果，則阿王權就需要在美英土著之外加緊尋求新的盟友，和促使波斯灣局面複雜化，美元都將不再有一個堅實的“王權石油基礎”，而此時蘇聯尚未解體…….又在此時，受到了薩達姆的真刀真槍和強烈意志的威脅，阿王權更“有權利”要求美帝國必須 “打弱”伊拉克，同時以嚴厲姿態打出一個政治事態即“廢黜王權是不合法行為，也是反美行為”，而不是驅逐伊拉克軍隊了事，這樣薩達姆或者N達姆才不那麼容易捲土重來。那麼這場驅逐薩達姆的戰爭一定要熱鬧，要有氣勢，要確鑿地打弱伊拉克讓阿王權基本滿意。推演及此，如果莫斯科在敘利亞或者其他方向採取行動配合薩達姆的話，反而阿王權更需要依賴美帝國保護它，美帝國就不須向阿王權交付“打弱伊拉克”這個條件了。也所以莫斯科選擇隔岸觀火。
伊拉克攻伐科威特時，莫斯科沒有行動，這多少出乎薩達姆的預料；當美軍糾集盟友大規模攻伐伊拉克軍隊，莫斯科還是沒有行動，就基本上在薩達姆的預料之內了，因為華盛頓的行動最終取決於它的博弈推演，和它與莫斯科的協調（因為兩國不可以直接對抗，或者引起直接對抗。但是對於美蘇大國，這種協調也必須在推演料算之內）。所以，薩達姆對“科威特大事”的決斷還要看他與華盛頓之間一對一的“兵推”對局——伊拉克可以做美英土著的工具去威懾-攻伐以色列、阿王權（主要是針對以色列），但是不做“兔死狗烹”那種，所以薩達姆有權避免那種局面，方法是——利用冷戰收局這個極度敏感的博弈環境，先行吞占科威特，即做大伊拉克，並要求美帝國承認這一既成事實結果（不只是口頭和文本上承認，而是要在博弈層面能夠進行“邏輯確認”，即要求美英土著無法反悔除非它們願意在新的博弈中付出巨大代價），即要求美英土著在“冷戰後”選擇伊拉克而不是阿王權做為“只能二選一的盟友”，即要求美英土著在廢黜阿王權的同時支持“一個強而大的伊拉克”這條路線上走出決定性一步。即便美英土著不接受薩達姆打出的這個既成事實，不接受薩達姆要求的這條中東路線，派兵來攻伐伊拉克，伊拉克也不會亡國，薩達姆也“很可以”保住權位，因為美帝國（不論是美英土著的美帝國，還是包括了猶太資本的美帝國。此時在這一問題上，薩達姆未必分得清）的確需要保留“伊拉克牌”，當然可以是一張較弱的牌，美帝國也不希望中東格局大變以至於影響到“冷戰收局”。所以，薩達姆“吞併科威特”這個決斷的動力除了來自莫斯科，也來自他單獨與華盛頓的“兵棋推演”的結果，兩個理由又不可能完全分割。
假如沒有莫斯科的“許諾”（也許只是外交方面的承諾，加上向薩達姆兜售“大局觀”和博弈推演，讓薩達姆做出決斷），薩達姆也“敢於”去吞占科威特，但博弈推演的結果只能是——薩達姆空忙一場，還要被打弱。所以來自莫斯科的且不論真偽的“承諾”就成為薩達姆做出決斷的關鍵要素。而薩達姆在發兵科威特之前已經做出攻伐科威特的態勢，包括輿論攻伐，也是要判斷華盛頓的真實態度，並且從華盛頓的態度再去判讀莫斯科的真實態度（華盛頓與莫斯科之間必有溝通，而由於兩霸之間必須避免直接衝突，那麼兩霸之間達成的“協議”、共識和劃下的底線一定比薩達姆與其中之一“達成的協定”成色更高，更可靠。而且，華盛頓做為“大棋局”的第一博弈者，其洞察力、預見力當然在薩達姆之上。又，華盛頓的意志也是“大棋局”發展的最重要因素）。而表面上的“事實”顯示——華盛頓表現出了相當“誠懇”的“中立態度”，這讓薩達姆再無顧忌，兵發科威特……
華盛頓的中立態度就等於它對薩達姆攻伐科威特的策劃做了默認，這直接導致了薩達姆誤判形勢，這場“科威特局”才得以形成……而莫斯科一定演繹過華盛頓的應手，才會推出這一局“科威特博弈”——
當薩達姆在發兵科威特之前做出攻伐科威特的態勢，包括輿論攻伐，和去阿拉伯國家做合縱外交，這種情勢已經等於“薩達姆已經在行動”——針對科威特的軍事佈署和輿論造勢，本身已經讓阿王權如坐針氈，即薩達姆已經撬動了美英土著在中東的石油政治基礎，華盛頓已然無法讓中東“恢復原狀”了，即華盛頓已經無法通過制止薩達姆而挽回“這一個”損失（阿王權對華盛頓的“信任”與否定性判讀），於是，華盛頓就轉換問題——讓薩達姆的這一次“異動”進一步走實，再加以利用。所以，華盛頓不僅不能制止薩達姆，還要給予鼓勵。顯然，華盛頓一定明白，它的中立態度會起到鼓勵薩達姆的作用，無此，則薩達姆難以做出最後決斷。那麼華盛頓怎樣轉換這個問題-矛盾並加以利用呢？
如果沒有這場伊拉克吞併科威特的戰爭事件發生，阿王權也將繼續忌憚伊拉克，它們也將積極在美英之外謀求保障，而猶太資本也將積極佈署和暗中擴大那一“叛局”——阿王權和猶太資本都為“冷戰後”積極佈局。這將會導致那個“冷戰收局時刻”被拖延，和“冷戰收局過程”被拖延，和導致“冷戰不完全收局”，這些路徑都對美英土著不利，所以美英土著此時需要積極做好“打弱伊拉克的工作”，以儘早迎來一個對它們更為有利的“冷戰後”局面——雖然打弱伊拉克也對莫斯科有利，但在“冷戰後”的中東，美英需要對付的直接對手將不是莫斯科，而是歐陸和猶太資本，那麼相對來講，與其讓歐陸或猶太資本在“冷戰收局”中製造不安定局面並從中獲利，不如把這個利益“讓與”莫斯科；既然這場海灣戰爭背後的佈局——做為送給美英土著的問題，已經被莫斯科做成，那就遲早需要解決問題，而美英更希望它提早解決，安全地解決。
伊拉克吞併科威特，這一事件極大衝擊了所有中東王權手中的權力、利益和王權統治本身，而薩達姆敢於這樣做，就等於是華盛頓允許了在中東以現代政治取代阿拉伯諸幫的王權傳統這條路線。這就不單是一個阿拉伯王權體制、王權利益受到“衝擊”的問題了，而是中東王權政治必須、必然結束的問題。而伊拉克軍隊強攻科威特王宮，射殺多名王儲更意味著整個阿拉伯諸邦的王族還很可能被剝奪和平下臺的機會，和不被允許保留大量財產，很多王族成員還很可能被施以“暴力審判”。同時，這也等於是華盛頓主動對“以色列-猶太資本-阿王權之間的華盛頓戲法”的舊框架實施了攻擊，讓猶太資本-以色列失去一個支撐（阿王權）。又同時，美帝國同意伊拉克做大做強，也就向以色列的國家安全發起了實實在在的直接攻擊。通過海灣戰爭的前半程，華盛頓在盤面上以“把棋走實的方式”製造了阿王權、猶太資本對美英的需求。當然這只是在製造態勢，而為了讓伊拉克的行動能夠充分取得這種巨大的威懾效果，在伊拉克軍隊發起進攻前，華盛頓還推出中立的官方輿論，聲言不介入兩國爭端…….事件進程到此，就等於華盛頓借薩達姆之手握緊了阿拉伯石油王權的命門——華盛頓這樣轉換了問題。
由於“蘇聯的存在”在客觀上就是猶太資本得以自保的第一道防線，所以當美帝國將要摧垮蘇聯，猶太資本就需要“維持”蘇聯，方法包括在資本市場上給美英土著製造麻煩，聯合歐陸、阿拉伯石油王權製造“割據”大局，甚至它們“可以”整體地向蘇聯方向“叛逃”，製造一個“兩陣營同時解體”的亂局，再於亂中求存，以至謀利、謀勝。所以，鑒於“蘇聯解體”對於美英單極霸權有著極大價值，是美英的首要目的，美帝國要想首先“解體蘇聯”，就必須拿出足夠分量的籌碼給各路“盟友”，尤其要向猶太資本這個老謀深算的，佈署在美帝國腹內的“第五縱隊”證明其“誠意”，從而安撫和分化陣營內的叛離群體，遏制“叛局”。於是，華盛頓突然反手一擊——出賣薩達姆，把“美帝國通過剪除來自薩達姆的威脅，從而送給以色列一個長期的可以追求強國的安全環境”這一事件做成籌碼，贈送給猶太資本，這樣猶太資本也才一時“安心”，否則猶太資本不肯協助美帝國給予蘇聯最後一擊，也不肯去各方博弈者那裏協調“蘇聯解體事宜”，更保留引爆華爾街金融問題，甚至引爆“美元安全”這部分博弈權利——如果美英手中握著薩達姆的伊拉克這個針對以色列安全的大殺器，並且因此擁有極大把握成功圍剿猶太資本，那麼猶太資本當然需要，當然可以“掀桌子”，“跳牆”。當然同時，利用同樣的原理，美英土著也穩住了阿拉伯石油王權，令它們也安心協助美帝國去完成“蘇聯解體工程”，尤其讓阿王權看到它們在中東已經獲得了看起來無可撼動的安全政治環境、地緣環境，從而化解它們必須立即“跳牆”的動機……這樣，在成功轉換了問題之後，華盛頓再成功地從新問題的博弈矛盾中打劫了利益。
[ 當薩達姆做出勢態要去攻伐科威特，沙特就已經去華盛頓告狀了（沙特為美國提供過相關資訊，但“看起來”未能引起白宮的重視）。那麼，要麼白宮已經對沙特做出了保證，而沙特並未通告科威特，卻利用它“王權領袖”的地位穩住其他王權諸邦。要麼出於華盛頓有能力掌握這些王權政府的動向，白宮根本沒有對沙特做出保證，或者保證說薩達姆決不敢於侵吞科威特，而王權諸邦還有機會在受到薩達姆的實盤攻伐之後再宣佈放棄美元結算，或者從而，華盛頓還可以借用阿王權的異動去偵察“大局觀”…… ]
然而單是直接“打弱”伊拉克，這個籌碼還不夠高成色，因為薩達姆的伊拉克在兩伊戰爭後國力衰弱，對以色列的國家安全（同理也對阿王權）尚未構成現實威脅，所以，美帝國勾引薩達姆去侵佔-整合科威特，形成一個“伊拉克在加速恢復實力，也加速稱霸中東，也在整合阿拉伯力量”之現實態勢，這就鑿實而強力威脅到以色列的國家安全了（同理也對阿王權）。這時，美帝國再出手打擊薩達姆，解除伊拉克的武力和稱霸潛力，就向猶太資本和阿王權交付了成色充足的籌碼。如此，華盛頓近乎“無中生有”，“無米為炊”就製作出“伊拉克對以色列的巨大威脅”和“伊拉克對阿王權的巨大威脅”這兩隻大籌碼，還讓它們不得不接受與華盛頓“交換籌碼”的要求。
[ 在美英土著資本勢力的立場上，如果在打弱伊拉克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去顛覆薩達姆再搞“民主”政權，則伊拉克有可能被伊朗輸出宗教革命而拿走果實，或者被阿王權收買、收編，則美英土著就少了一個（針對阿王權、猶太資本的）可以再度啟用的籌碼。而如果美軍直接控制伊拉克，將加劇中東的反美環境，更要令阿王權和以色列高度緊張，促使它們與莫斯科、歐陸加緊聯合，加緊“叛局”行動反制美英土著。 ]
莫斯科看到——猶太資本與美英土著之間可以就“以色列安全”進行籌碼交換，甚至可能，早在兩伊戰爭的時候就已經看到這種籌碼交換已經在進行——兩伊戰爭能夠打弱伊拉克，才能促成這樁籌碼交換順利進行，和以這種方式進行（這可能也是阿富汗戰事後期，莫斯科遲遲不從阿富汗撤軍的原因之一，莫斯科要促成兩路資本的這樁交易）。但是，這樁交換雖然“完全可以進行”，但並不就是“必須進行”，因為猶太資本對美英土著的巨大威脅——在華爾街“狗急跳牆”並不是猶太資本真正想要的結果，只做為有效威脅之用，而美英土著也有機會成功壓制猶太資本可能的“跳牆”行動。那麼莫斯科就積極促成這樁“籌碼交換”，讓這樁交易必須發生，並且讓它進行得徹底，從而“幫助”猶太資本這支“第五縱隊”獲得安全。並且與此同步，莫斯科保留它與敘利亞的特殊關係，握緊針對猶太資本的大牌，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這支“猶太資本縱隊”，讓它為莫斯科所用——如果華盛頓、莫斯科各自握有一張針對猶太資本的牌，就相當於誰都沒有這張牌。那麼這又等於是：通過“科威特局”，莫斯科才獲得了這張牌。
[ 此外，要說莫斯科“推出”而不說莫斯科只是“推動”了“科威特局”，因為假如沒有莫斯科的“推動”，包括為薩達姆提供“大盤推演”（當然只正確推演到，至少要推演到“美帝國保持中立”這一環節），薩達姆很可能就不能知道（不理解）華盛頓將會“保持中立”，這局“科威特博弈”就要被薩達姆擱置。薩達姆最有可能出錯的推演環節很可能就是——他只看到美帝國，卻未能分清（或慎重分清）它是美英土著資本的美帝國，還是美英土著與猶太資本共同的美帝國。本文之所以這樣設想是因為——如果博弈推演過程不需要太複雜，在博弈者立場已經被確定的前提下，則推演過程想要出錯都難，而對於博弈者立場的判讀，及對於立場背後的博弈者的屬性的判讀就需要於動態中不斷修正大局觀…… ]
“伊拉克侵入科威特並著手整合科威特，進一步威懾阿王權和以色列”這一步驟走實的程度有多高，猶太資本+阿拉伯石油王權必須相互配合去引爆一次石油危機+金融危機+美元危機+西方經濟危機——這一應手的實在性就有多高。同時，歐陸已經在籌畫“歐洲統一”大局，出於對蘇聯解體後美英獨霸格局的擔憂，歐陸大國（法、德）一定會加速歐陸聯合進程、並同時遠離美帝，在莫斯科的幫助下，在猶太資本要去發起的石油危機-經濟危機的配合下，“歐洲聯合且獨立於美帝”頗有一舉成勢的機會——當然，這些“棋盤推演”首先都做為對美帝國的威脅，然後才“做為”“博弈事實”。那麼此際，美英與其冒險在蘇聯即將自行倒下的前夜引發陣營內鬥，讓“蘇聯解體”不得不變成“蘇聯與美歐同時解體”，就不如先行聯合“現盟友”推倒蘇聯，再反手對付內部將要產生的新的敵人。（而要做到成功聯合“現盟友”，美英在必要的情況下就需要向莫斯科支付利益——這個“必要的情況”正是莫斯科這個老對手積極打造並遞交給華盛頓的“利益交割檔”，只是，博弈中沒有可信賴的“契約”可以憑藉，莫斯科要借用薩達姆的誤判與華盛頓在實際鬥爭中演繹這份“博弈合同”。）此時，蘇東陣營解體已經進行到半程，難以逆轉，“蘇聯解體事項”也在被蘇聯高層操作中，並且蘇聯高層已經開始佈局國內放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猶太資本和歐陸資本並不是很擔憂一個在冷戰中獲勝卻被經濟難題困縛的的“非蘇聯”會來擊垮西方的資本主義制度，即便擔憂有理，西方也有資源實施反制——
（1）美帝國的國力、武力將會繼續存在，它仍將是歐陸資本的保護傘，即便它失去單極霸權，這是由它的資本立場所決定的。
（2）只要蘇聯放棄社會主義動員體制和基於這種體制的中央集權，西方資本就有辦法迫使蘇聯（或收縮之後的俄羅斯）接受它們的資本輸入和進入“休克療程”，尤其因為前蘇東、蘇聯陣線內部將有兩組內應會來接應西方資本：
一是，獲得獨立博弈立場的原蘇東國家、原蘇聯各加盟共和國政府，不論這種新政府是不是還堅持社會主義的革命博弈，它們都會（同時）據有國家立場、民族立場和地緣政治立場，尤其在“蘇聯地緣”瓦解從而令這些政權變得無所依託之際；
二是，從官僚立場轉變為資本立場的整個權貴階級，他們將從內部阻止新一個蘇維埃及蘇維埃聯盟重新出現……
那麼，美帝國通過打弱伊拉克，就破除了一場“冷戰收局”下“可以”出現的由其他博弈者發起的“聯合反擊戰”。
[ 美帝國在它如何進行“中東佈局轉換”這一問題上存在漏洞，莫斯科看到並積極抓取了這一漏洞，相反，如果莫斯科消極，也就沒有當前的“敘利亞博弈熱點”了，美英土著與猶太資本便可以更早聯手，向莫斯科（及北京）展開（更大規模的）攻勢了…… ]
伊拉克強勢威懾阿拉伯石油王權，波斯灣有可能陷入亂局，那麼在莫斯科的支持下，馬克、法郎有了機會，可以進入中東分割美元的石油結算權……但是美英擁有一項博弈權利——要求歐陸和猶太資本先行配合美英令蘇聯解體，而後西方資本才可以展開它們之間的博弈。同時，薩達姆的行動顯然是在向美帝國爭寵，卻很少摻有與歐陸合作的意圖，哪怕是間接層面的博弈合作，而此時及此後相當長的時間內，歐陸也無力、無手段深入介入波斯灣博弈（有美英海軍力量在面前，莫斯科方向也無力做出關鍵性策應，薩達姆根本不需要知道法國是不是也有能夠開進波斯灣的海軍力量）。所以在莫斯科放棄的情況下，美帝國 “有權”邀約歐陸一同參與打弱伊拉克的行動。美英可以接受這樣的結果，因為在“冷戰後”大局中的相當長時期內，一個被打弱的伊拉克無力致亂波斯灣，也就無力支持其他博弈者，這會讓歐陸不得“快速”遠離美英立場，不能“快速”形成——莫斯科聯合歐陸、猶太資本、中東石油權勢對美英進行聯合反擊的機會，即美英破除了“冷戰後”即將出現的第一場針對它的“聯合反擊戰”，而美英可以繼續（聯合歐陸）打壓收縮後的俄羅斯……
那麼可以說，美帝國通過海灣戰爭打弱伊拉克，就破解了兩場“可以”發生的“聯合反擊戰”——第一場是“可以發生的”，因為它們首先是被歐陸、猶太資本兩個博弈者“準備著”但又不需要走實……第二場是可以走實的，但是需要更多條件……又，第一場“聯合反擊戰”可以爭取一個“兩陣營同時解體”的大勢，並且歐陸、猶太資本可以爭取在“冷戰後”大局中站穩根基。第二場“聯合反擊戰”基於薩達姆把美帝國的波斯灣格局打亂，並且新的格局可以延續到蘇聯解體之後，幾路博弈者再來針對美英土著破局。在兩場“聯合反擊戰”的博弈推演中，幾路博弈者不能達成協同，又，要配合薩達姆的“波斯灣之亂”需要以軍事手段為重，而歐陸還沒有獨立的軍力，俄羅斯很難在剛剛結束阿富汗戰爭之後再以強權面貌沖進波斯灣，又不可以與美帝國正面衝突…….但是幾路博弈者可以誘使薩達姆做出“異動”，並從中博取利益。
那麼現在可以說：莫斯科、美英土著通過海灣戰爭，借用薩達姆，各自避免了讓本方陷於巨大被動，以至陷入“被出局”的局面，保留了各自的現有霸權權力和繼續謀霸的機會和“機會空間”，雖然莫斯科保留的現時權益少得多……莫斯科對海灣已經無力介入，且鞭長莫及，於是需要向更大的棋局中放眼，用空間換時間，把博弈延伸到更大的歷史中去……
下邊再演繹以色列和猶太資本的博弈立場——
（1）由於蘇聯尚未解體，華盛頓（英美土著）還不能確知蘇聯將“收縮”到何種程度，同時這個“收縮程度”又取決於時局走勢，那麼猶太資本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挾持美英土著的“冷戰大局觀”。於是，猶太資本能夠與莫斯科合作，從海灣戰爭中套取利益。但猶太資本也讓莫斯科拿到了針對它和以色列的權利（籌碼），所以莫斯科比猶太資本更有理由策劃這場“海灣局”。
（2）“冷戰後”的中東，與美英爭逐的主角將是歐陸（德、法）。由於歐陸無法在波斯灣與美英博弈軍力，原則上它就希望波斯灣-中東格局能足夠複雜，而美英打弱伊拉克讓中東石油政治格局變得簡單，就等於壓縮了歐陸的捭闔空間。那麼歐陸就需要更多來自猶太資本的配合，猶太資本就獲得了一份更大的去歐陸佈局的“權利合同”（當然，如果沒有海灣戰爭事件，歐陸為了分裂美帝國，也需要向猶太資本做讓步，允許它登陸歐陸）。反過來，如果沒有這場“海灣局”，歐陸就能拿到針對猶太資本的更大籌碼（猶太資本在美帝國腹內所以不夠安全，需要歐陸的幫助），則猶太資本很難登陸歐陸或者“成功登陸”歐陸，而如果猶太資本不能“成功登陸”歐陸，它就將失去充分的縱橫空間，無從捭闔博弈，將被美英土著圍殲在北美——一個叫做曼哈頓的小島上。
（3）伊拉克這個威脅解除之後，美帝國很難再找到或者樹立另一個與（薩達姆的）伊拉克分量相當的，哪怕分量相近的替代者去威脅以色列（就此不妨考量：為什麼與以色列不相鄰的波斯人的伊朗卻需要喊出，“可以”喊出“把以色列從地球上抹去”這樣的語文句子）。那麼以色列解除了威脅它國土安全的那個最強的，也是最切近的威脅，即猶太資本基本破除了美英資本針對自己的“這種”籌碼（利用代理人施加威懾與攻伐），從而在中東地緣政治中也打開了博弈空間——空間和時間對於缺乏政權支撐、地緣支撐的猶太資本來說，就是“國土”，就是地緣縱深。
——華盛頓、莫斯科、猶太資本都在薩達姆看到的那一盤“局面”之上，再做一了局。
博弈局面中隨時產生新的佈局與變局——局中有局，借局佈局。無中生有，樹上開花。
文／空蕩的原野
201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