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日本軍國主義的新階段》Ⅲ告發海外派兵國家日本 (１)小泉首相公開參拜靖國神社的目的

 

 １. 小泉首相公開參拜靖國神社的目的

～將「戰爭國家」日本的重生列入計畫的新戰略～

 

堅持公開參拜的理由

 

　　小泉首相不顧國內外的反對於2001年8月13日參拜了靖國神社。實際上在小泉首相表明要公開參拜的態度以後，週邊的中國、韓國以及亞洲各國就不斷要求取消參拜，而且態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強烈。但是，日本外交當局的判斷認為可以通過外交折衝使問題風平浪靜，同時小泉首相無法理解亞洲各國抨擊參拜的真正涵義，所以也就將這個問題擱置起來了。結果，小泉首相雖然避開了8月15日，但是還是於2001年8月13日強行參拜了「靖國神社」，採取了以提早參拜達到強行公開參拜目的的策略手段。

 

　　這次參拜，對頑固要求要在8月15日敗戰日當天參拜靖國神社的日本遺族會等勢力來說，可謂是以「捨棄名、求其實」的手段部分滿足國內的支持者和各個團體的要求，同時對亞洲各國的批評也可以以避開了敗戰日來平息事態。

 

　　饒是如此，國內各勢力還是留下了許多不滿，同時也招來亞洲各國對日本的強烈不信任和疑慮。日本政府這種態度使得日本與亞洲各國的關係更加惡化了。那麼，既然已經充分預估到了這樣的嚴重事態，卻仍然頑固地堅持公開參拜的理由到底是什麼呢？

 

　　筆者認為第一個理由是，由於小泉首相在自民黨內的政權基礎比較脆弱，明顯是有想透過公開參拜「靖國神社」來達到強化黨內的支持基礎和確實獲得黨外的支持之目的。就歷任首相以及歷任政權與靖國神社的關係來說，無論是自民黨內部還是支持自民黨的基礎層以及對自民黨施加壓力的各個團體都一貫地、極為強烈地要求公開參拜「靖國神社」，而歷代首相也都認為有尋求平衡的必要性，所以都會針對情況而應對。但是，所有歷任政權的應對幾乎都沒有出現對政權的命脈造成衝擊的情況。

 

　　細心注意與「靖國神社」保持一定距離的方法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作為吸票機的「靖國神社」週邊的各個團體、各個組織、各個族群的存在也是不可忽視的，這完全是出自於極端的政治現實主義的判斷。

 

　　但是，小泉首相頑固堅持要公開參拜「靖國神社」，被外界認為與歷任首相的公開參拜有根本的不同，小泉首相的公開參拜是為了強化自身的政權基礎和積極充分地認識到「靖國神社」在政治方面的利用價值而進行的參拜動作，使外界強烈地感覺到小泉首相的參拜是基於非常現實主義的判斷。基於政權成立之初的情況以及政權支持基礎本來脆弱等問題，小泉首相不顧一切地向右轉，認為要維持政權，爭取黨內外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這一點可以說明的是，小泉首相想透過明確表態公開參拜企圖達到安定政權的目的。

 

　　第二個理由，實質上也正是最”本質”的問題。從橋本、小渕、森喜朗政權以來一貫追求的目標，就是要將日本從一個以追求和平為目標的「和平國家」轉變成為以日美軍事同盟為主軸的「戰爭國家」。國家根本存在型態的轉變被加速進行時，在”硬體層面”透過地方分權一攬子法案以及”週邊有事”立法，從而更進一步將日本變成一個”戰爭國家”，另一方面所欠缺的”軟體層面”，即要完成”製造”出適合”戰爭國家”的「國民」，這個政策問題也浮出水面了，而公開參拜「靖國神社」可以說就是這個政策判斷的延長線。

 

　　總之，重新定位「靖國神社」是改造日本成為「戰爭國家」（＝高度防衛行政國家）不可缺少的條件，也是形成為實現國家目標而不排斥犧牲‧忠誠‧動員等國民思想的絕佳政治工具，這次的公開參拜對”重新定位”「靖國神社」以及將「靖國神社」作為再次製造”天皇制”思想的源泉都起了推動作用。

 

公開參拜靖國神社有何問題

 

 對於小泉首相公開參拜「靖國神社」，在日本國內原本就存在很多不同的聲音，同時中國、韓國等亞洲各國以及美國也都相繼批評了公開參拜，這些都是眾所週知的事實。例如：韓國的崔相龍駐日本大使（當時）在訪問日本的外務省時就要求「希望日本拿出誠意，尊重韓國的立場以及韓國國民的感情」，甚至韓國的執政黨新千年民主黨也難掩強烈憤慨地表示「亞洲各國以及世界都已經發出嚴重警告，但是結果還是強行參拜了戰犯，這就像是用匕首刺向了包括我國在內的亞洲各國」。

 

　　即使在韓國國內，韓國外交通商部次長崔成泓將駐韓國大使寺田輝介叫到韓國的外交通商部，嚴正地譴責「不顧我國政府反覆不斷地表明了對公開參拜的憂慮，仍然參拜了日本軍國主義象徵的靖國神社，對此深感遺憾」。崔成泓次長的發言就是對參拜供奉著給亞洲各國造成巨大災難的戰爭罪犯的「靖國神社」表示遺憾。

 

　　即使有許許多多來自亞洲各國政府的譴責和警告，小泉首相仍然堅持說參拜「靖國神社」是祈求和平，只不過是向戰爭陣亡者表示哀悼之意而已，並沒有任何與憲法相牴觸的地方，在日本這是極其自然的感情流露，自始至終都在強調參拜的正當性。筆者認為，在這裡存在者兩個錯誤。

 

　　一是，小泉首相所說的「祈求和平」是主觀上的判斷，是完全不具有普遍性的，也就是說，這裡所說的和平必須是包括亞洲各國人民在內的世界共同的、具有普遍性的和平，所以必須認真對待招致受侵略國家激烈批評和警惕的參拜行為所顯露出來的，在「和平」的名義下所進行的既無意義又危險的行為。小泉首相所認知的「和平」是只在日本國內行得通的所謂「一國的和平」論，而且這與祈求真正的、且具有普遍性的和平的日本國民的許多願望也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

 

　　身為代表日本國家立場的人，其行為的結果就必須是能夠讓世界了解日本國家的公開立場，無論怎樣說是個人的主觀意志，都要求其行為必須是嚴格檢驗過的客觀且合理的認知與行為。但是，小泉首相透過公開參拜向世界所透露出來的訊息則是作為日本國政府正式的見解。這種行為對亞洲各國的人民造成了極大的傷害，招來了強烈的憤怒、加深了對日本的不信任感，同時也是令正在為邁向建構一個和平國家、和平社會的日本而努力的日本國民非常失望的行為，這一點確實應該認真地檢討。

 

　　二是，「向戰爭的陣亡者表示哀悼之意」這句話本身，是屬於個人的體驗以及價值觀的單純感情，當然不應拿來作為批評以及警惕的對象，但是無論如何，利用「靖國神社」的空間表示哀悼的行為是違反憲法的，不僅如此，向被「英靈」化了的戰爭陣亡者表示哀悼的行為，是已經超越了參拜行為者的意圖與意志的，其結果變成以具體的行動對包括亞洲太平洋戰爭在內的、在日本現代化的進程中反覆發動的侵略戰爭行為，整體予以肯定的態度。極為遺憾的是絲毫感受不到在這一問題上的顧慮。

 

　　從一位歷史研究者的角度必須要指出的是，包括亞洲太平洋戰爭在內，近現代的日本歷史上不斷發生了無法否認其侵略性的戰爭，由此而衍生出眾多日本人的死亡，這些人的死亡可以說絕不是什麼英雄式的死，同時也不是什麼值得稱讚的死。只要是死在以軍事手段來達到擴張領土以及侵佔市場等政治及經濟目的等侵略行為中的人，就絕不應成為以後的國民加以肯定、認同的對象。

 

　　反倒應該說，這些死以及死的可能性必須說是無價值的死，我們應該對那些在天皇及國家的名義下被強制動員、飽受了飢餓與戰爭的恐怖不得已而死的士兵們抱有同情之心。但是，絕對不可以將他們視為英雄，只有理解他們的痛苦才能完全否定戰爭行為。只有不斷這樣做才能夠真正拯救這裡所說的戰爭陣亡者的靈魂，不應該簡單地將他們視為英雄，也不應該將其「英靈」化。更直接地說，後代的政治家以及任何人利用戰爭陣亡者的行為都是絕不會被容許的。

 

無視亞洲各國聲音的理由

 

　　在2001年8月13日小泉首相公開參拜靖國神社以後，無論是日本國內，還是國外，針對這個問題的「是與非」的討論是一如繼往的活躍，但是，在小泉首相週邊看不出對參拜行為有所反省，好像完全對輿論所反映出來的憤怒漠不關心。在此，筆者想從更廣的視角來分析一下之所以會出現小泉這樣態度的原因。參拜「靖國神社」可以說是出自某種的”政治企圖”，是經過”巧妙策劃”的”政治行為”，同時也是日本社會現狀的一種呈現，具體的闡述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點，以公開參拜「靖國神社」掌握住重建民族主義的機會。換種說法的話，那就是在面對亞洲的”對抗戰略”中，所推動的”戰後版”的「民族國家──日本」的”再形成”。在這裡必須要指出的是小泉首相個人的思想，要恢復民族主義的志向是非常強烈的，他認為日本國家的存在性有被淡化的事實，在權力階層的核心部分中強烈感到21世紀日本在亞洲地區的地位相對地在下降，或者有日本將被亞洲各國所淹沒的徵兆的危機意識。

 

　　擺脫這種危機意識的方法，可以從兩方面來考慮，一是用偏激、狹隘的民族主義來貫徹「民族國家」，或是與之正相反的，用超越「民族國家」，在思想上、歷史上徹底達到普遍的價值認同，徹底消滅「國界」的概念。現在日本的國民經濟整體資本已經出現多國籍化的傾向，在經濟領域上單一國家經濟主義已經結束。

 

　　近一個時期的日本，在政治、歷史以及思想的層面進行對憲法的惡改，推動週邊有事立法，強化集團自衛權的行使以及強化教育的國家統制等等，這些在小渕、森喜朗等政權時代並沒有成為明顯焦點的懸案，在小泉首相執政時代卻都相繼成為了焦點問題。而這個政權是當前以自民黨為主的統治權力的核心運用長期戰略使之登場的、極具危險性的政權。

 

　　總之，「靖國神社」是”天皇制思想體系”的”源泉地”，在政治方面是可以加速「民族國家」化的絕好工具，小泉首相想透過參拜「靖國神社」來實現國民意識一元化的目標，這樣就可以實現確保日本在21世紀穩固的歷史及文化地位的主要政治目的。筆者並非要完全否定民族主義，但是至少目前日本所要重建的民族主義會將日本帶入封閉的狀態，同時也只會阻礙公民意識的形成與發展。

 

　　第二點，稍微從宏觀的角度來看的話，現在的日本有再一次陷入亞洲‧門羅主義的跡象，小泉首相公開參拜的理由，實際上被認為是剛好與此相吻合的姿態。所謂亞洲‧門羅主義就是在亞洲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本為了擺脫在資本與技術上都依附於歐美先進國家的局面，成為一個獨立的”帝國主義國家”，在展望國家戰略與國家發展方向時所思考出來的主張，其中明確地指出日本要在亞洲擁有霸權，最終要在亞洲建成「大東亞共榮圈」，而日本要成為盟主。

 

　　在21世紀的今天，在亞洲範圍內中國已經不斷被認為是「大國」，在這種爭奪所謂亞洲領導地位極為白熱化的時刻，要排除中國等競爭對手站上領導地位，日本所進行的”戰略”就是認定曾經發生的亞洲太平洋戰爭不是”侵略戰爭”，而是解放亞洲的戰爭，以此在歷史上來重新評價日本的貢獻。

 

　　因為一旦承認是”侵略戰爭”的話，那麼現在的日本統治階層所構想的第二個「大東亞共榮圈」就會被揭穿。當然，其並不是以露骨的形式用「大東亞共榮圈」的名稱來進行的，為了肯定日本的歷史貢獻就有必要在日本內外徹底推廣所謂的解放亞洲戰爭論。

 

　　這時，「靖國神社」作為隱蔽”侵略戰爭”性質的”工具”的作用就再一次顯現出來，參拜供奉著”侵略戰爭”的罪犯東條英機等、且將其「英靈」化的「靖國神社」，就是要表明日本整個國家都在貫徹”解放亞洲戰爭論”的決心，別無其他目的。而亞洲解放戰爭論在戰後的日本歷史中曾經被再三拿出來討論，這也都是眾所週知的事實，就連「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以下簡稱「編纂會」）所編寫的歷史教科書都具有堅決否認侵略戰爭，從而從側面來全面支持亞洲霸權國家日本的誕生之目的，這可以說與惡改憲法也有關係。

 

　　也就是說，日本國憲法具有將之前的戰爭”解讀”成為”侵略戰爭”的歷史觀，為了”瓦解”這種歷史觀，就必須要”否定”目前憲法的歷史觀，所以「編纂會」所編寫的歷史教科書就竄出來”否定””侵略戰爭”。在這個意義上說，有必要將公開參拜「靖國神社」問題與教科書問題以及惡改憲法的問題放在同一個脈絡中來分析掌握。

 

　　對於針對小泉首相公開參拜做出最嚴厲譴責姿態的中國，小泉首相與日本政府則明顯地採取以往沒有過的強硬態度，其背景是在強化日美軍事同盟的路線中，日本希望與美國達成共識，都將中國作為兩國的假想敵的戰略構想。

 

　　美、蘇冷戰結構瓦解後，在軍事領域作為日美兩國單方面的戰略，日、美都希望「中美冷戰結構」的形成，為此提出了推動作為國內應對措施的有事立法以及集團自衛權的行使等問題。確實，日本對中國的經濟是垂涎三尺的。目前仍有很多的日中合資企業在進行當中，但是中國只要還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那麼以軍事力量包圍中國，根據情況甚至日美兩國共同進行恐嚇中國，日本其實正在進一步深化新侵略國家的內部結構。日本這種危險戰略所露出的端倪，就是在公開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上反映出來的對中國”敵視”的”政治姿態”。

 

公開參拜的政治目的

 

　　無論戰前還是戰後，很清楚的一點就是，「靖國神社」作為宣揚同樣的「國民意識」的場所，同時也作為重要的政治工具一直保有著它的機能，前面已經反覆強調過，「靖國神社」是由於戰敗而一度幾乎瓦解的”天皇制思想體系”製造「國民意識」的絕好空間，這個「國民意識」在所謂的公開參拜的名義下以「國家的活動」而被正當化，其結果就是小泉首相及其周圍的人正在企圖嘗試透過國家管理、統制「國民意識」。

 

　　或許有些重複的分析，這裡解讀公開參拜「靖國神社」的重點是，

第一，為了配合塑造「戰後版的戰爭國家」日本的新「日本國民」，補強要瓦解的「天皇制國民國家」，就得確保「日本人」共有的整體感的場所，這樣的想法是最清楚不過的。

第二，在建構日美軍事一體化路線的過程中，現實中有事（＝戰爭）發生時，假定自衛隊以及根據週邊事態法第九條，甚至根據新制定的有事法而被動員的「民間人士」出現犧牲（＝「戰死者」），以及作為相關對應政策的一環，做好對將來出現的「戰死」由國家進行管理以及補償的準備。

 

　　針對這一點可依據具體事例來說明，在筆者居住的山口縣，一位名叫中谷康子的人提起了拒絕合祀的訴訟，自從日本最高法院1988年6月作出終審判決以來，他每年6月的第一個星期六都會到山口縣的護國神社進行要求取消合祀的活動，筆者10年左右前移居山口縣以來每年都參與這個活動。

 

　　這個活動，由於1991年11月27日強行通過的ＰＫＯ法案，以及隨即於次年的1992年9月17日第一批的自衛隊從廣島縣「吳」港出發，而進入了必須要更進一步投入精力的階段，那是因為由於這個法案而使得自衛隊等海外派兵已經變成了現實問題，在新的殉難者即將出現的情況下，國家以及防衛廳方面透過重新認識合祀在「靖國神社」中的好處，而尋求靖國神社國家管理化的想法又再一次活躍起來。

 

 在戰爭國家化的過程中，「合祀」所具有的政治意義變得更加深厚，原本在作為安慰遺屬場所的、單純的宗教問題上不可以談論的部分也都全面討論開來。對於遺屬的安慰，國家是不可以將「個人」的死加上政治涵義的。所以必須要強調的是，準備要強行對新的犧牲者加上政治涵義的結構本身是存在著非常嚴重的問題的。

 

　　對於我們所提出的取消合祀的要求，山口縣護國神社只是一直反覆說神社有「供奉的自由」。先不論神社方面到底做了怎樣的打算來強調這個理由，「供奉的自由」與現在日本國政府所強調的論調可以說是如出一轍。以國家的名義來「供奉」，讓國民重新認識「為國而死」的崇高性這種極為危險的理論必須加以撻伐才行。中曾根康弘首相所講的準備創造「可以為國家而死」的國民國家的理論才是現在應該嚴肅追究的問題。

 

　　也就是說，我們在戰後應該了解這種涵義的「為國而死」的不當性以及危險性，希望由此獲得拒絕成為侵略戰爭加害者的和平理論，藉此來呈現與亞洲及世界各國相同的、普遍的共生思維，因此我們是無法認同國家和神社方面所講的「供奉的自由」這種論調的。

 

　　筆者在本文中，主要是想透過重新檢討「靖國神社」曾經在歷史上以及政治上所起的作用，來指出公開參拜在21世紀起著同樣作用的「靖國神社」的不當。當然，小泉首相的公開參拜正如各方面再三指出的那樣，無庸置疑的是與憲法第20條第3項相牴觸的，同時實際上這裡供奉的不只是戰爭陣亡者，還包括在遠東軍事法庭中被判絞刑的”甲級戰犯”東條英機等14名戰犯作為「昭和的殉難者」於1978年供奉在神社內，而參拜神社本身無論主觀意圖為何，其結果是否定了這些人是戰犯。我們不得不認為日本政府對之前的戰爭是沒有當作”侵略戰爭”進行總結的。

 

　　在此，我想再次強調的是，如果像小泉首相所說的那樣，向為了日本國家而不得不戰死的人們表達「哀悼之意是自然的情感」的話，那麼為什麼甲級戰犯可以被供奉，而在戰爭期間被空襲所炸死以及被捲入戰鬥而死亡的、尤其是在沖繩戰役中的（被強迫自殺的平民）受害的人全部都沒有被供奉？

另外被抓到西伯利亞而死亡的人，還有被強迫成為「日本人」，而又作為「日本人」戰死的那些朝鮮和台灣等殖民地的人並不是所有都能成為供奉的對象，這又是為了什麼？

這種不合理性又如何解釋呢？

 

　　這個供奉的標準也是曖昧的，同時以極具政治性的判斷來選擇死亡的類別，在這種意義上，公開參拜絕不是自然感情的流露，而是受到高度政治戰略的指導來決定的。可以說這完全是對死者的”政治性利用”，是”歪曲”歷史的行為。

 

　　另外，在1977年7月於「津地鎮祭訴訟」最高法院的判決中，做出了誠如「目的、效果論」的司法判決而受到了矚目。這個「能夠容許的範圍」的基礎是曖昧的，無論怎樣設定標準都是可能的，給因判斷尺度不同而能夠無限擴充解釋提供了理論基礎。實際上，在這以後相同的訴訟判決中也都是同樣內容。

 

　　這個「目的、效果論」，是在政教分離的憲法原則上挖了一個洞，可以認為是憲法空洞化的論調。當然，這次小泉首相的公開參拜雖說並不是依據這種論調，但是為了迴避遭到被批違憲，所以不斷拿出「目的、效果論」以及「津地鎮祭訴訟」最高法院的判決來說明，從而使參拜行為變得極為可能。其目的與政治情勢的關連已經簡單地闡述過了，下面從另外的視角來分析，同時也會討論關於小泉參拜靖國神社違憲訴訟中原告主張的積極意義。

 

作為精神、思想”動員工具”的「靖國神社」

 

　　小泉參拜「靖國神社」違憲訴訟的「起訴書」中已經清楚地指出，小泉首相對「靖國神社」進行的公開參拜，無非是強行要求只要是「日本國民」就要對靖國神社所具有的歷史性和宗教性，換言之就是要對軍國主義和國家神道這兩種「思想和理論」（＝意識形態）表示贊同、學習、信仰的行為。總之，是強制性地向國民注入、教化已經被戰後民主主義否定了的思想的行為。處在國家權力最高地位的人物，在進行公務時做出了實質上剝奪「信教的自由」的行為，可以說無論任何人都不能侵犯的精神的、思想的自由權利遭到蹂躪了。

 

　　戰後的日本社會，透過確保精神的、思想的自由，來牢記戰前時期強制推行精神的、思想的統制或者是動員，或者支持國家發動戰爭的歷史。作為牢記歷史教訓的手段，制定了包含「思想、信教的自由」的憲法。因此，公開參拜「靖國神社」不僅侵害了原告的「宗教上的人格權」，而且也違背歷史教訓，所以必須說公開參拜是製造雙重痛苦的行為。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戰爭形態轉入總體戰階段，在（軍隊的國民化）或者（國民的軍隊化）口號下強制進行精神、思想動員，筆者作為歷史研究者將這樣的總體戰體制作為長期的研究課題。在這些研究成果方面出版了《總體戰體制研究——日本陸軍的國家總動員構想——》（三一書房、1981年），《近代日本的政軍關係》（大學教育社、1987年），《日本陸軍的總體戰政策》（大學教育出版、1999年），《侵略戰爭——歷史事實與歷史認識——》（筑摩書房、1999年），《什麼是有事立法——歷史檢証與現階段——》（Impact出版會、2002年），《近代日本政治軍事關係之研究》〈岩波書店、2005年〉等。

 

　　透過仔細調查及研究大量的資料文獻，可以清楚地看出，為了順利完成國民的大量動員，不只從戰爭時期開始，平時就在推動國民精神、思想的管理與統制，以達到戰時可以順利動員國民的政策。筆者認為這反映了天皇制思想體系利用所有的組織及機會來加以宣揚的歷史過程。

 

　　這些研究所獲的結論，日本國家在平時就針對國民灌輸不抵抗天皇的權威以及對國家權力的服從意識，可以說利用所有的機會及工具。日本並未經歷過市民革命，實質上也從未成為歷史形成以及政治變革的主體者，明治國家是透過明治維新為名的政變瓦解了德川幕府政權而建立的，而戰後的時代也是只不過是侵略戰爭失敗的外在因素而開始的，在日本的歷史上國民從來沒有以自己的主體意志以及思想來達成社會的變革。或許因為這樣的歷史背景，戰後許多日本國民對國家在精神、思想層面進行動員一直是漠不關心。

 

　　由於這樣的日本近代史的特點，也由於日本人身處在這樣歷史環境下的特點，就使得現在「靖國神社」這個製造天皇制思想體系的工具可以極其順利地開動起來了。姑且不論小泉首相個人對整體的方向有多大程度的掌握，而作為某種程度的政治戰略所進行的公開參拜，至少小泉首相的參拜行為宏觀地講是將戰後版的對國民在精神、思想上的動員具體化了。

 

　　必須要反覆指出，它全面否定了以自由、自治、自律的戰後民主主義的目標與理念，更進一步地講是徹底否定了日本國憲法所主張的目標與理念的行為。

 

對和平生存權的侵害

 

　　包括亞洲太平洋戰爭在內的戰爭給人類帶來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災難與傷害，戰爭剝奪了不同國度、不同民族的人們在和平及安全的環境中生存的可能性。由此，迫使人們必須對所謂作為主權國家的正當權利，在國際法上以及國際常識方面所允許的戰爭權利（jus in bello）本身加以重新思考，所以，「戰爭違法化」（outlawry of war）的新觀念被提出來，在戰後思想以及戰後憲法當中進行討論。

 

　　在此，要特別強調的一點就是，戰爭是最侵犯人權的，正是為了要主張人類可以在和平環境中生存的權利，所以才要承認拒絕違法戰爭的權利。這裡提出了要和平生存的權利與拒絕服兵役的權利的概念。另外，也提出限制交戰國的權利以及制定國際人道法的必要性，以及限制或者禁止使用非人道武器的國際法，同時要對發動戰爭的國家施行制裁的主張。

 

　　這種在原則上國家發動戰爭違法化的概念已經廣泛地被認知，在此，關於作為壓迫與戰爭的對局的「人權與和平」的相互依存性，或者說密不可分性，包括憲法學者及政治學者在內的社會各界已經開始有所討論。作為在這樣一系列戰後時代下的憲法，日本國憲法的前言部分明確寫入了「我們確認，全世界的國民有免於恐懼以及和平生存的權利」，發誓要獲得以及實踐和平生存的權利。

 

　　而作為達到和平生存權中的和平的手段，在憲法第九條當中就明確地規定了非軍事化的條款，同時更進一步規定了與和平有相互依存且密不可分割關係的、保護人權的憲法第十三條以及第十九條。從尊重個人，個人有思想及信教的自由這個角度，禁止假借國家權力發動戰爭或者以戰時、有事等名目對國民進行無論是思想上、精神上還是肉體上的強制動員，禁止對不服從者加以法律上、政治上以及社會上的處罰。

 

　　正如許多憲法學者指出的那樣，所謂支持和平生存權的思想就是「對於國家的戰爭行為及軍事力量，個人的生命及相關人權有優先性的思想」（內田雅敏《人權、主權、和平──從生命權的角度對憲法的考察》日本評論社、2003年刊，第98頁）。的確，除了「長沼訴訟」的一審判決以外，承認和平生存權的代表性判例是不多的，最高法院的解釋也是不明確的，所以許多法院以及司法相關人員對這一點事實上是持消極且懷疑態度的。

 

　　例如，「百里訴訟」上訴案的判決（東京高等法院1981年7月7日 判時1004號　第3頁）中，對於和平生存權的意義這樣明確地闡述道：「為了完全實現憲法基本原理所主張的，作為所有基本人權基礎的尊重基本人權主義，『和平生存權』必須要在現實生活中實現」。

 

　　但是，相反地在同一判決書中又這樣寫道：「所謂和平的理念乃至目的是種抽象的概念，本身並不具有具體的意思及內容，而實現和平的手段、方法又是各種各樣的，因此並不能從前文中直接找到具體的意思及內容」，對判決的代表性表示質疑。但是，說和平的概念是「抽象的概念」、沒有「具體的意思及內容」，以這樣的見解來否認判例的代表性的論述，只能說是在內容上極為貧乏罷了。

 

　　因為，首先在日本國憲法前言以及第九條中都明確指出，所謂和平主義的原理就是得到國家的目標和理念，特別是實現第九條的以非軍事政策實現和平，因此將不擁有作為物質性暴力的軍隊之規定清楚地法律化。如果將透過以非軍事力量來實現和平是為了確保和平生存權來解釋的話，和平的概念就絕對不是抽象的了，而是應該理解、掌握的具體政策。

 

　　在「長沼訴訟」案的一審判決（札幌地方法院1973年9月7日 判時712號第24頁）中，以和平生存權構成具有判決規範性的具體人權，認為原告方所提出的主張適當，這個判例認為和平的共存權與日本國憲法的目標及理念是相一致的，可以認為這是事實上承認了和平生存權的司法解釋。

 

　　事實上，在眾多的訴訟判例中承認對和平生存權的判決規範性的判例依然是寥寥無幾。而不承認的理由又是多種多樣，原因之一就是對戰後所提出的「戰爭的違法化」這一新的概念的歷史過程沒有充分理解，另外，就是在這一新的概念與國家權力相對，包含了超過國家既存的政治框架的可能性及理論，所以存在著對新概念的抵抗態度。

 

山口、九州小泉公開參拜「靖國神社」訴訟的意義

 

　　但是，如果從現代戰爭中的受害及影響中保護個人生命及人格的觀點來看，為了從那些戰爭受害及負面的影響中保護人類，如果不將國家內在的發動戰爭以及戰爭政策本身定為違法的話，可以說是完全無法實現的，這是目前世界的現實情況。

 

　　圍繞著戰爭違法化的情況，出現的和平生存權的意義以及本訴訟原告方面所提出的必要保護性，在此做以下幾點的分析。

 

　　第一，和平生存權顧名思義就是在和平的環境中生存的權利，或者是生命不被剝奪的權利。同時，和平生存權就是人民免於戰爭的威脅以及免於強制服兵役等等在和平的環境中享有各種各樣的基本人權的意思。這樣的和平是指從歧視、貧困、壓制、不公正等各種無形的暴力中解放出來的狀態，是非常具體的概念，挪威的政治學者尤翰‧嘎爾彤（音譯）稱無形的暴力為「結構的暴力」。而這個「結構的暴力」作為下層結構，其派生出來的是看得見的、有形的暴力，而這個有形的暴力給人類帶來最大的破壞的就是戰爭。

 

　　從這個意義上講，和平不只是針對「不和平的狀態＝戰爭」而言，同時也是將社會爆發各種矛盾時沒有暴力的狀態稱之為和平，我們應該將真正意義的和平作為具體的課題加以理解和掌握。換言之，應該採取人類抵抗一切暴力來爭取和平的積極態度。暴力在積蓄的過程中會產生戰爭，這個社會在我們的腳下正在蘊藏著許許多多會導致戰爭的因素。這樣理解的時候，就絕不會認為和平是個抽象且觀念性的概念了，而是必須要作為極其具體且具有創造性的概念加以理解和掌握的。

 

　　特別是現在，在有事立法的名義下進行軍事法制，在強化日美同盟路線的過程中，從正在進行強制出兵伊拉克的日本國內情況來看，不僅在日常社會中潛藏著許多暴力，而且也都暴露在現實（戰爭的威脅）下。另外還有，作為有事立法的延長線的，被稱為國民動員法的「國民保護法」正在被具體地討論著，為了在日本國內順利調動自衛隊，事實上（由軍隊強制）這個法案在「保護國民」的名義下正在被強行推動著。

 

　　這個是企圖將（市民軍隊化）的極其危險的政策性判斷。問題是作為加速這樣危機時代的行為，小泉首相的公開參拜靖國神社將這些一系列的動作正當化了。因此，原告對戰爭的威脅及暴力的社會化正在被強行推動的情況表示強烈憤慨的同時，對和平能否存續感到危機、對和平生存權抱有危機意識是極其正常的事情。

 

關於該保護原告的和平生存權主張

 

 福岡地方法院在關於1989年12月14日中曾根首相公開參拜「靖國神社」違憲訴訟的判決書中明確寫入的內容引起了眾多的議論。內容就是，中曾根首相〈當時〉的「公開參拜造成原告的不快、憤怒或者是產生對國家神道復活的憂心，這些都是很容易了解的，但是，很難認定原告們所主張的宗教人格權、宗教隱私權、和平的生存權等由於內閣總理大臣公開參拜「靖國神社」而有適用國家賠償法法律保護的明確權利，所以無法說原告的權利受到了侵害，也無法認定有法律上的侵害」（『西日本新聞』1989年12月14日晚報）。

 

　　在此，第一點是對宗教性人格權、宗教性隱私權以及和平的生存權是如何出現的，尤其這些權利是從大戰中汲取教訓，而在將其憲法化的過程中作為重要的基本人權的一部分被建構出來的基本情況，不是很了解。現行憲法中保障基本人權主義的具體意思就是和平的生存權，如果不能得到這樣的認識的話，那麼作為司法判斷對憲法解讀的怠慢，無法逃避外界的責難。

 

　　其次，無論是在上述同一訴訟中，還是本案訴訟中都有著明顯的共通之處，那就是原告所主張的「和平的生存權」由於公開參拜靖國神社的行為而受到侵害，同時對作為孕育軍國主義思想工具的靖國神社的政治性利用，因為公開參拜而變得常態化，產生了憂心以及警惕等危機感。

 

　　這表明是對中曾根首相當時”強制推行”日美軍事一體化路線而使日本”關上”應該走向和平國家的大門，將日本”轉變”成為一個”戰爭國家”的抵抗態度。這也是對基本人權因為發動戰爭或者是講戰爭體制化以及宣揚戰爭正確論而被空洞化的嚴重危機感。同時也是表明對戰後和平國家瓦解的危機感，這是在認識到和平的生存權有可能被剝奪的基礎上的行動。

 

　　在這種思考背景下斷然採取訴訟手段的原告的想法在司法上沒有得到理解是極為遺憾的事情。並且，在本次小泉參拜「靖國神社」違憲的訴訟時，原告所主張的，國內關於有事立法的情況以及建立自衛隊經常性的派兵體制比中曾根首相公開參拜當時更加具體化，可以說國家發動戰爭的可能性以及整個社會的軍事化有越來越明顯的傾向，和平的生存權能否繼續的危機狀況比起當年更加嚴重，這絕對不是危言聳聽。

 

　　在考慮到這一點時，原告等的訴求對照日本國憲法來說也是極為理所當然的行為，是符合裁判規範性的，如果從保護人權的觀點來說，可以認為是更加需要保護的。

 

　　就需要保護來說，這個國家在強化民主主義制度的基礎上，需要更進一步加深對和平是為了貫徹尊重人權主義的、保障人權的基本前提的認識。在此，「生存的權利是所有人權當中的第一位的權利。所謂生存的權利的意思就是廢止戰爭」（『法律時報』第45卷‧第14號、深瀬忠一論文），筆者認為這種認識是必要的。

 

　　這當中的含意，和平的生存權的概念不僅只是保護已有的基本人權，同時當威脅到這基本權利、出現有可能使其陷入危險的國家政策以及判斷的時候，應該積極地向這些政策等提出質疑，發揮所謂的抵抗權是這個前提概念。實際上，所謂的基本人權並不是被什麼人授予才存在的權利，而是必須要常常地發動、鍛鍊以及磨練的權利，絕不是在靜態當中自己內部所持有的權利。

 

　　筆者長期以來都在從事從先前的亞洲太平洋戰爭中整理歷史教訓的研究工作，1999年出版的《侵略戰爭──歷史事實與歷史認識──》（筑摩書房）一書就是以下面的話做結束語的：

 

　　「所謂和平共存，就是要對那些侵害我們市民所期待的和平、對所有要採取有可能侵害我們在和平環境中生存權利的政策的政府及機關提出質疑的權利。為確保和平的生存權而努力，是每個日本國民應盡的責任和義務。」（同書第226頁）。

 

　　這裡筆者最想強調的是，和平的生存權不是被授予的權利，實際上平時不認真去努力消除過去的戰爭以及壓迫、貧困、歧視等無處不在的、至今還繼續存在著的暴力的話，是不可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和平的。所以本訴訟中原告所提出的訴求，就是希望在出現發動戰爭的具體危機之前，透過闡述和平的理論以及思想來消除這個危機，告訴所有的人，為建構一個人類可以自由生存的社會，每個人都有其不可推卸的責任和義務。

 

　　這絕不是被動的保守行動，而可以認為是為了繼續得到應有的權利而應盡的責任和義務。因此原告的行為，正是充分尊重憲法、尊重人類、尊重社會的寶貴行動，我們每個人也都應該有同樣的認識。只有當每個人有具有了同樣的認識，我們才可能得到真正意義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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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日本軍國主義的新階段》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