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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辦集團的“江浙財閥派”因分贓不均不滿,希望“再利用”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中國資本主義的進步力量和中國共產黨為代表的廣大人民推翻北洋軍閥派,獲得更大的利益

果然,當國民革命(北伐)節節勝利時,以蔣介石,汪精衛為代表的買辦集團(1927年3月起)從背後揮起了屠刀,(412反革命政變反共肅清)“大肆屠殺”中國共產黨員和國民黨革命派,買辦集團的“江浙財閥派”掌握了中國政權

正如毛主席所說的,這個政權“和北洋軍閥沒什麼區別”,國民革命成了買辦集團內部改朝換代的“工具

⑵ 國民革命種下了買辦集團衰敗的種子

買辦集團“大肆屠殺”中國共產黨員產生了他們“意料之外”的後果:純潔了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建立之初,和「同盟會」一樣存在以陳公博,周佛海為代表的買辦集團分子但買辦集團“大肆屠殺”中國共產黨員使買辦集團分子退出了中國共產黨。

“這樣”,中國共產黨“成為”最堅定的反買辦集團革命派,並掌握了少量軍隊擁有廣大群眾的支持


買辦集團:中華民族的最大敵人


1月29日,我發了《買辦集團炒作中國已承諾不研製新型核武器說明了什麼》,今天我想和大家談一談我對中國買辦集團歷史的一點看法,以此作為國慶六十周年的獻禮文章之一。

、買辦集團的產生

買辦集團的產生,要從深邃的中國歷史中去找。

1.買辦集團起源自邊貿商人。

“買辦”即受雇于外商,並協助其在中國進行貿易活動的中間人和經理人。

但是,買辦集團不可能起自外貿商人,因為明以前外貿在中國經濟中比重很小,更重要的是,當時的交通不便,中外政治上沒什麼直接接觸,這種經濟上的聯繫難以轉化為政治上的聯繫。

有人認為買辦集團源自中國的官僚政治,我個人是不贊成的。因為,中國傳統的官僚政治強調氣節風骨,雖也有圓滑的一面,但相對於其他國家的官僚政治,更不容易滋生買辦集團。更重要的是,買辦集團是商人,而中國傳統的官僚政治是排斥商人的。

我認為買辦集團源自邊貿商人,即漢族與少數民族邊境互市貿易的商人。從秦開始,漢族與少數民族邊境互市貿易的規模就較大。更重要的是,當時的漢族與少數民族政治上衝突不斷,這種經濟上的聯繫很容易轉化為政治上的聯繫。古代,貿易與搶劫不分家,沒有少數民族支持,邊貿商人很難開展貿易。

從漢至唐,匈奴,鮮卑,突厥,回紇,多次襲擾中原地區。它們襲擾中原地區時往往有“漢奸”帶路,這些“漢奸”成分不一,但多是邊貿商人或與邊貿有密切聯繫的人

到宋代,大開榷場的同時,契丹,女真,蒙古對中原地區的襲擾大增,為它們襲擾中原地區時帶路的“漢奸”也大增,最終造成兩宋相繼滅亡。

當然,這時的邊貿商人與後來的買辦集團還是有差別的,邊貿商人服務的少數民族也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

但是,邊貿商人創造的“漢奸文化”,為後來買辦集團的形成打下了基礎

2.明代倭寇: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買辦集團

明代,海上貿易有了很大發展。南方鄭和下西洋以後,激增的海陸來往也帶來了漸盛的倭寇侵擾,在倭寇侵擾中,外貿商人和倭寇逐漸“勾結”起來

明代中期,政府宣佈中斷一切貿易,期望以圍堵的政策來減輕倭寇的威脅,外貿商人和倭寇公開勾結起來這時期倭寇指由日本人與“南方中國人”所組成的“海盜集團”,其中中國人占十分之七(70%)以上,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買辦集團”形成了

明人王直是其中的代表,王直曾上書朝廷請求開海禁,被拒絕後,把基地設在日本的平戶藩,以反對明朝海禁政策的南方中國人為基礎,與日本人、佛朗機人合作進行走私和掠奪,在後期倭寇中,很為知名。

顯然, 這和近代買辦集團“勾結”外國“共同掠奪”中國是完全一致的

近年來,有的學者認為倭寇的性質是中國封建社會內資本主義萌芽時期反對封建地主階級及其海禁政策的進步鬥爭。

也有學者反對為王直翻案,認為倭寇只是單純的海盜集團,他們進犯的沿海地區正是中國資產階級萌芽的主要地區,他們的燒殺搶劫正是摧毀扼殺這些地方的微弱萌芽的兇殘魔手。

其實,應該說為王直“翻案”,就是為今天的買辦集團“唱讚歌

可見,中國資產階級產生之日起就形成了兩部分,

主體是買辦集團,另一部分是進步力量手工工廠主集團。

買辦集團掠奪破壞使中國資本主義的進步力量手工工廠發展十分緩慢

3.清代前期的買辦集團

清初,在廣州經理對外貿易的公行中,就已設置“買辦”為外商服務。當時“買辦”買辦專指為居住在廣東“十三行”的外商服務的中國公行的採購人或管事,大致分為兩類:

一類是專為外商船隻,採買物料及食品的商船“買辦”;

另一類是在外商商館中,代外商管理總務及現金的商館“買辦”。後來逐步發展為特指在中國的外商企業所雇傭居間人或代理人。

但是,清代的買辦集團決不僅僅包括居住廣東商館的外商服務的中國公行商人,否則,買辦集團不可能在中國近代史上掀起滔天巨浪,清代的買辦集團至少還包括以下幾類人:

中國鴉片販子

數十年的“鴉片貿易”培育了一批“中國鴉片販子”,他們是清代的“買辦集團”的有力支柱

從中外貿易特別是鴉片貿易中獲利的官僚

同中國公行商人,中國鴉片販子,從中外貿易特別是鴉片貿易中獲利的官僚有密切聯繫的中國知識份子。

清代前期的買辦集團通過鴉片貿易“掏空”了中國國力,“毒化”了社會風氣,造成了中國的落後,自己卻從中獲得了巨大財富。(中國從明朝中後期起開始就落後于西方是買辦集團的謬論,16到18世紀中期,以中國為代表的亞洲遙遙領先於歐洲。

經濟上,中國發達的手工業生產的絲綢,瓷器大量出口歐洲,歐洲只能靠白銀彌補虧空,中國的農業更是歐洲望塵莫及。

政治上,中國的科舉制顯然領先歐洲的世襲制和任命制,伏爾泰熱情的讚頌中國絕非無知。

軍事上,戚繼光僅在長城就部署了2萬多門大炮,超過歐洲大炮總和,品質也比歐洲大炮先進。)

工業革命之所以沒能在中國發生,和鴉片貿易把中國財富大量掠往英美有很大關係

二、買辦集團的膨脹

晚清是買辦集團的膨脹時期,相關文章很多,我只簡單的談談自己對幾個問題的看法。

1.鴉片戰爭與買辦集團

⑴ 鴉片戰爭的失敗是買辦集團一手造成的

“買辦集團”“宣稱”鴉片戰爭失敗是中國落後的必然結果,這是十分荒謬的在鴉片戰爭“同時”,英國發動了“侵略”阿富汗的戰爭“卻失敗”了,且不說國家大小,阿富汗顯然比中國落後的多

“買辦集團”一方面充當給英國侵略軍“帶路”的“漢奸”,造成英國侵略軍對中國地形瞭解更甚於清軍(這也說明鴉片戰爭是買辦集團和英國蓄謀已久發動的。);

另一方面“製造輿論”“打壓”林則徐為代表的“抵抗派”,“扶植”琦善為代表的“投降派一手造成了鴉片戰爭的失敗。

當然,即使按買辦集團宣稱的鴉片戰爭失敗是中國落後的必然結果,中國落後也是買辦集團一手造成的。

鴉片戰爭”實質是買辦集團“勾結”外國“共同掠奪”中國,把中國變為“半殖民地”的一場“改革開放”,從此,中國走上了半殖民地道路

⑵ “鴉片戰爭”的失敗,買辦集團是中國“唯一”的受益者。

鴉片戰爭前,中國公行商人受到清政府的嚴格控制,中國人不得隨便充當,外商亦不能任意選雇。中國鴉片販子更是清政府的打擊對象。

1844年中、美《望廈條約》規定雇覓跟隨買辦及延請通事等項,由外商與中國人自行協議,中國地方官不得干預,“打破”了清政府的限制

1858年《天津條約》附件規定鴉片貿易合法化,更是將對買辦集團最後一點名義上的限制也取消了

鴉片戰爭後,外商放手“派遣”買辦攜帶鉅款深入內地“進行活動”。買辦還利用職務之便,獨立經商,投機倒把,走私偷稅,敲詐勒索,由此而來的收入,幾乎沒有限度。買辦以自己雄厚的資本實力在各個通商口岸的鴉片、絲茶、洋貨、錢莊以及船運等許多領域保有龐大勢力,甚至有些地區的徵稅大權均落入買辦鉅賈手中。這樣,買辦集團踩著全民族的血淚發展起來了

2.同光新政與買辦集團

⑴  同光新政與洋務運動

同光新政是洋務運動的舊稱,也是比較合適的稱呼。它明確指出這次變革只不過是清政府的改革,根本不是群眾性的運動。而且,同光新政的解釋是“外需和戎,內需變法”,明確指出“對外妥協投降”和“辦洋務”是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對此,同光新政的領導人曾國藩,李鴻章等也供認不諱,新中國前三十年從未用過洋務運動這一稱呼。

八十年代以來,“買辦集團”為自己“塗脂抹粉”,“大力吹噓”同光新政黎澍,李時岳為代表的一批人“大肆篡改歷史”,把“辦洋務”和“對外妥協投降”割裂開來“捏造”了一個新名詞:洋務運動,企圖把這次變革“說成”群眾性的運動以及“混淆視聽”。他們說洋務運動是中國近代化的開端,卻“極力貶低”真正的群眾性“愛國運動”義和團運動

近來,黎澍,李時岳的門徒們表示:同光新政是比較合適的稱呼,對外投降和“辦洋務”是相輔相成的,都應該肯定。這充分暴露了買辦集團的“賣國賊”嘴臉

⑵ 同光新政使官僚買辦階級成為買辦集團的核心

許多人認為:在同光新政中,一部分買辦逐漸官僚化,與此同時,一部分封建官僚主要是洋務派官僚也日益“買辦化”。這有力地促進了買辦勢力的發展,並使得中國買辦階級同官僚結合起來,成為了早期的官僚買辦階級。

其實,買辦集團沒有也不可能成為強調氣節風骨的封建官僚。中國買辦集團同官僚階級沒有也不可能結合起來。

洋務派官僚日益“買辦化”,指的是洋務派官僚從“鎮壓”太平天國運動開始,特別是通過同光新政加入了買辦集團,他們主要是經商辦企業,不再是強調氣節風骨的封建官僚了,再不以“對外妥協投降”為恥

一部分買辦逐漸官僚化,指的是一部分舊買辦通過同光新政當了官,掌握了政治權力,這兩部分人,形成了中國早期的官僚買辦階級

官僚買辦階級不是封建官僚加上買辦集團,而是買辦集團中掌握政治權力的那一部分買辦。由於官僚買辦階級掌握政治權力,因此官僚買辦階級產生之日起就成為買辦集團的核心。


⑶ 同光新政是買辦集團掌握中國政權的開始

明代中期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買辦集團就形成了。但買辦集團的經濟活動都長期受到政府的嚴格限制,更不要說掌握政治權力了,

但同光新政改變了這一切。

洋務派官僚通過同光新政加入了買辦集團,一部分舊買辦通過同光新政當了官,掌握了政治權力,而強調氣節風骨的封建官僚日益受到壓制。這一切表明,買辦集團開始掌握中國政權

3.買辦集團是晚清中國衰落的頭號兇手

許多人認為:晚清中國衰落的頭號兇手是外國侵略。但是,外國也侵略了日本,為什麼日本卻通過明治維新振興了顯然,外來的侵略“不是”決定性因素,晚清中國衰落的“頭號兇手”只能從中國內部找

中國淪為“半殖民地”甚至殖民地對誰有利?

外國侵略者在中國的“代理人買辦集團”是中國唯一的獲益者

外國侵略者在中國勢力越大,就越需要買辦集團的幫助。買辦集團也可從中獲得更多的利潤,為此買辦集團“不惜”出賣民族利益

在“甲午戰爭”中,李鴻章禁止北洋水師出海作戰,致使清政府花重金建立的北洋水師被日本在港內全殲。兩國交戰之時,張之洞,劉坤一等居然宣佈局外中立。在八國聯軍侵華中,慈禧雖攝於人民反抗的聲威壯起膽子對列強宣戰,又對列強刻意作出不得已而為的姿態並隨時準備在形勢不利時鎮壓民眾。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等居然又宣佈局外中立,還搞了一個《東南互保章程》,公開幫助列強鎮壓南方人民反抗

在這裏我想說兩個問題:

⑴  許多人認為:左宗棠、沈葆楨、張之洞、劉銘傳和李鴻章等不一樣,左、沈、張、劉是愛國者,為國家民族謀利益,其洋務是在強國,並大有成就。

其實,這是八十年代以來黎澍,李時岳為代表的一批人“大肆篡改歷史”給人留下的“錯誤印象

這些人,甚至包括李鴻章也有反對外國侵略者的事蹟,這是因為買辦集團雖然根本利益和外國侵略者一致,但在具體人,具體事上不可能完全一致。買辦集團和外國侵略者的衝突就和今天伊拉克“傀儡政府”和外國侵略者的衝突一樣,“絲毫不妨礙”他們聯手把中國變為“半殖民地

⑵  許多人認為:倭仁、剛毅、趙舒翹等強調氣節風骨的封建官僚比洋務派官僚更落後。

其實,這也是長期以來買辦集團大肆篡改歷史給人留下的錯誤印象。

這些人和人民確有矛盾,但在中國淪為半殖民地甚至殖民地的危險下,封建官僚和人民的階級矛盾服從於民族矛盾。

買辦集團和外國侵略者同中華民族的矛盾是近代中國最主要的矛盾。一切反外國侵略者和買辦集團的人都應肯定。

正因為如此,在“八國聯軍”侵華中,出現了愛國清軍和“義和團”共抗外國侵略者的感人場面。也正因為如此,“八國聯軍”可以放過慈禧,卻不能放過強調氣節風骨的封建官僚。《辛丑合約》簽訂後,強調氣節風骨的封建官僚被逐出了權力核心,買辦集團初步掌握了中國政權

三、買辦集團的鼎盛

「中華民國」是買辦集團的“鼎盛時期”,相關文章也很多,我也只簡單的談談自己對幾個問題的看法。

1.“辛亥革命”與買辦集團

⑴辛亥革命的兩種力量

《辛丑合約》簽訂後,強調氣節風骨的封建官僚被逐出了權力核心,買辦集團初步掌握了中國政權。但是,買辦集團“並不滿足”,因為中國至少還存在一個名義上的中央政府買辦集團“勾結”外國“掠奪中國”或多或少要受一些“阻礙”,推翻清政府便成為買辦集團“下一個目標

「同盟會」建立之日就存在兩種力量

一種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中國資本主義的進步力量,他們真誠的希望通過推翻清政府使中國富強起來,

另一種是以蔣介石,汪精衛為代表的“買辦集團”,他們希望通過推翻清政府使中國進一步淪為“半殖民地”甚至殖民地

只可惜,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中國資本主義的進步力量並沒有認識到這一點

⑵ “辛亥革命”使買辦集團“完全掌握”了中國政權


“辛亥革命”“之所以”迅速勝利,(並)不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中國資本主義的進步力量有多麼強大,“而是”推翻清政府是掌握了清政府大部分實權的買辦集團的“既定目標”,孫中山不過“被當槍使”了而已


辛亥革命”爆發不久,就開始了“南北議和”,這其實是革命派內部的買辦集團和掌握了清政府大部分實權的買辦集團的“合作,最終清政府被推翻,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中國資本主義的進步力量在“被利用完”了後“一腳踢開

強調氣節風骨的封建官僚“被徹底趕出”了政治舞臺,買辦集團“完全掌握”了中國政權

近年來,有北洋軍閥是封建政權還是資本主義政權的爭議。

其實,北洋軍閥既不是封建政權、也不是進步的資本主義政權,封建政權還是進步的資本主義政權都是愛國的,只有買辦集團勾結外國掠奪中國。

北洋軍閥是買辦集團政權。

“辛亥革命”後,“完全掌握”了中國政權的買辦集團“大肆勾結”外國掠奪中國。短短幾年中,外蒙自治,《二十一條》,中國的損失超過了晚清幾十年

正如毛主席所說:國家的形勢一天一天壞下去

2.國民革命與買辦集團

⑴ 買辦集團的內部矛盾

買辦集團內部雖然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都要勾結外國掠奪中國,但在具體人,具體事上不可能完全一致。

“辛亥革命”勝利後,掌握了中國政權的主要是買辦集團的“北洋軍閥派”。買辦集團的“江浙財閥派”因分贓不均不滿,希望“再利用”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中國資本主義的進步力量和中國共產黨為代表的廣大人民推翻北洋軍閥派,獲得更大的利益

果然,當國民革命(北伐)節節勝利時,以蔣介石,汪精衛為代表的買辦集團(1927年3月起)從背後揮起了屠刀,(412反革命政變反共肅清)“大肆屠殺”中國共產黨員和國民黨革命派,買辦集團的“江浙財閥派”掌握了中國政權

正如毛主席所說的,這個政權“和北洋軍閥沒什麼區別”,國民革命成了買辦集團內部改朝換代的“工具

⑵ 國民革命種下了買辦集團衰敗的種子

買辦集團“大肆屠殺”中國共產黨員產生了他們“意料之外”的後果:純潔了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建立之初,和「同盟會」一樣存在以陳公博,周佛海為代表的買辦集團分子但買辦集團“大肆屠殺”中國共產黨員使買辦集團分子退出了中國共產黨。

“這樣”,中國共產黨“成為”最堅定的反買辦集團革命派,並掌握了少量軍隊擁有廣大群眾的支持。雖然中國共產黨此時力量還很弱小,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3.抗日戰爭與買辦集團

⑴ 抗日戰爭勝利“不是”買辦集團的貢獻

國民革命後,買辦集團的“江浙財閥派”掌握了中國政權。“江浙財閥派”主要是以蔣介石為代表的“親美派”,

他們和日本有矛盾。(順便說一句,《望廈條約》開始美國就大力扶植買辦集團,加上美國經濟實力強大,“親美派”一直是買辦集團的主流。)所以在日本全面侵華的情況下,以蔣介石為代表的買辦集團親美派被迫參加了抗戰。

但是,抗日戰爭勝利絕不是買辦集團的貢獻,且不說汪精衛為代表的買辦集團親日派公開叛國。以蔣介石為代表的買辦集團“親美派”雖然被迫參加了抗戰但屢戰屢敗,越敗越慘,到日本投降前夕的1944年更是出現了豫湘桂的空前大敗。而且,以蔣介石為代表的“買辦集團親美派”把人民視為比日本更危險的敵人,甚至“不惜勾結”日軍進攻根據地

可見,靠買辦集團不可能取得抗日戰爭勝利

如果當時掌握了中國政權的不是買辦集團,抗日戰爭會更快勝利,


不,很可能日本根本不敢全面侵華

(胡適和蔣介石彼此欣賞惺惺相惜胡適仍然是當今買辦集團的精神偶像)

⑵  抗日戰爭使買辦集團“惡性膨脹”

抗日戰爭時期,買辦集團借抗戰名義大搞獨裁,並聚民財入私囊,使買辦集團惡性膨脹

金融方面:買辦集團所占比重從59%增至90%,

工業方面:買辦集團所占比重從12%增至70%,

政治方面:買辦集團大搞特務統治和保甲連坐

抗日戰爭勝利後,買辦集團又大發劫收財並通過《中美商約》把中國變成了美國事實上的殖民地,達到了多年夢寐以求的罪惡目的

欲使它滅亡,先讓它瘋狂。買辦集團“惡性膨脹”也敲響了它在中國統治的“喪鐘

⑶ 抗日戰爭為推翻買辦集團的統治奠定了基礎

抗日戰爭“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覺醒”,買辦集團的“漢奸文化”受到了沉重打擊買辦集團“惡性膨脹”使除買辦集團外的所有中國人要想活下去,除推翻買辦集團的統治“再無路可走”

更重要的是,抗日戰爭“最堅定”的“反買辦集團革命派”促進了中國共產黨的壯大。這一切為“推翻”買辦集團的統治奠定了基礎。

4.買辦集團的統治使中國變成了“人間地獄”

近來,“民國劇”熱映,劇中中華民國“仿佛”是“天堂”

事實上,用最委婉和最不誇張的語言來說:買辦集團的統治下『中華民國』根本不適合人類生存,中國五千年文明史上從未有過這麼不適合人類生存的朝代。

請看下面的事實:

1949年中國人均GDP僅27美元,是1840年人均GDP的一半,全世界倒數第一一向以赤貧著稱的非洲1949年人均GDP超過100美元

1912年至1949年中國人口不足世界四分之一,因災荒死亡的人口占世界一半以上。

吸毒的中國人至少超過7000,雲南60%以上的人吸毒,東北30%以上的人吸毒

南方3%的婦女是妓女,其中上海市5%的婦女是妓女,青年婦女10%以上是妓女。


1840年至1949年中國共簽訂1100多個“不平等條約,簽約國不僅有列強,也有墨西哥,巴西這些半殖民地國家,或者說包括了除中國外世界所有國家。

當時流傳的“華人與狗不得入內”是中國人地位的真實寫照


5.買辦集團與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走不通之謎

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走不通之謎困擾了幾代中國人。

有人認為是中國資產階級軟弱,有人認為是中國封建勢力強大,甚至還有中國人口過多等“奇談怪論”。

其實,破解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走不通之謎,首先要弄清什麼是資本主義道路。

資本主義是一個“世界體系”,包括“不可分割的兩部分”,發達資本主義和“殖民地半殖民地資本主義”。殖民地半殖民地資本主義道路中國是走得通的,鴉片戰爭起走了一百多年,現在想走依然來得及。

顯然,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走不通指的是發達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走不通

各國資產階級產生之日起就形成了兩部分,買辦集團和進步力量手工工廠主集團

“買辦集團”要走“殖民地半殖民地資本主義”道路,靠“掠奪”本國財富致富

手工工廠主集團要走發達資本主義道路,靠發展自己和掠奪外國財富致富。手工工廠主集團在美歐日資產階級產生之日起就居於主體地位,後來又通過革命,改革和擴張擴大了優勢,成功走上了發達資本主義道路。

短期內,發達資本主義道路對本民族是有利的。(長遠看,發達資本主義道路對本民族也是不利的,以後有時間再詳細探討。)

發達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走不通,“根源”在於中國資產階級產生之日起主體就是買辦集團,“買辦集團”掠奪破壞使中國資本主義的進步力量發展十分緩慢,兩者之間差距不斷拉大這導致中國只要走資本主義道路,就會走上殖民地半殖民地資本主義道路。(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沒能成功走上發達資本主義道路根源也在於資產階級主體是買辦集團,如非洲的黑奴貿易集團。)

四、買辦集團的“蟄伏”


新中國”前三十年是“買辦集團”的“蟄伏時期”,

我就幾個問題簡單的談談自己的看法。

1.“新中國”建立使買辦集團“轉入”蟄伏時期


新中國”建立推翻了買辦集團的統治,買辦集團政治權力基本上被摧毀了。新中國成立後,人民政府沒收了買辦集團資本,將它們轉化為社會主義國營經濟,至此,買辦集團經濟也基本上被消滅了。

但是,明代中期就形成的買辦集團不可能一夜間徹底滅亡

首先,買辦集團在港澳臺仍有很大勢力

其次,大陸買辦集團殘餘分子人還在,心不死

再次,帝國主義“一刻也沒有放棄”“扶植”新買辦集團的努力

最後,幾千年沉澱的“漢奸文化”在部分人,甚至極少數黨員幹部心中還有一定影響

這一切表明,買辦集團只是“轉入”了蟄伏時期,一旦“時機成熟”,就會死灰復燃

2.毛主席反對買辦集團的鬥爭

毛主席對買辦集團一直有很高的警覺。

早在“新中國”建立前夕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主席就提出了“兩個務必”,強調要警惕“糖衣炮彈”。

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後,毛主席更多次強調要警惕“資本主義復辟”,警惕“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並發動了一系列相應的運動與買辦集團鬥爭。

顯然,“資本主義復辟”決不是指發達資本主義復辟,發達資本主義道路中國從未走過,談不上復辟不復辟

毛主席深知,中國只要走資本主義道路,就會走上殖民地半殖民地資本主義道路。

資本主義復辟”就是指買辦集團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資本主義復辟

資本主義復辟”就是指買辦集團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資本主義復辟

資本主義復辟”就是指買辦集團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資本主義復辟

毛主席反對買辦集團的鬥爭取得了重大成效,一直到毛主席逝世,買辦集團一直處於蟄伏時期,而且影響在不斷消弱。


、買辦集團的“復活”

中國改革開放完全是正確的,必要的,但改革開放一開始就存在發展社會主義的改革力量和促使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資本主義“復辟”的改革力量這兩種改革力量的鬥爭在買辦改革力量的“庇護”下,買辦集團“死灰復燃


1.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買辦集團

⑴ 買辦集團“死灰復燃”

1978年“洋躍進”使長期受壓制的“漢奸文化”開始抬頭

1979年對外開放使買辦集團經濟通過東南沿海的走私重新出現,

1984年《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頒佈後全國性的官倒官商風潮,使一部分幹部加入了買辦集團或成為起“保護傘

文化上,這一時期買辦集團的“活動”主要是“大肆醜化”毛主席,“大肆醜化”“新中國”前三十年特別是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歷史

此外,買辦集團還“大肆宣揚”以“個人人性論(唯我個人主義)”為中心的“頹廢文化(禁忌解放縱慾逸樂)”,製造精神污染

買辦集團剛剛“死灰復燃”,就陰謀打倒共產黨,建立買辦集團的統治,製造了1979年的“西單牆事件”,1986年的學潮工潮等一系列事件

特別是1989年煽動不明真相的學生進行反革命暴亂,是買辦集團打倒共產黨的第一次逆流

⑵  80年代反對買辦集團的鬥爭

鄧小平同志多次強調如果出了一個新的資產階級,改革開放就失敗了。

這其實是說,買辦集團如果“重新控制”了國家政權,中國“再次”走上殖民地半殖民地資本主義“道路”,改革開放就失敗了

針對”買辦集團

1979年提出了四項基本原則,

1983年開展了“清除精神污染”的鬥爭,

1986年開展了“反對資產自由化”的鬥爭

1988年開展了治理整頓。

特別是1989年,一舉粉碎了反革命暴亂

試想,如果沒有臨危不亂,中國很可能再次走上殖民地半殖民地資本主義道路


2.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的買辦集團


⑴ 買辦集團的發展


1989年後,買辦集團意識到打倒共產黨一時難以辦到,一面高喊:10年,20年後再見,一面把主要精力用到了經濟上,先是通過嚴厲的緊縮政策製造了嚴重的國企困難,然後大搞“諸城模式”賣光國企,從中侵吞了巨額資產。

買辦集團的“漢奸文化”也急劇發展,其標誌是“現代化”理論充斥社會科學界

其實,“現代化”是存在發達資本主義現代化,殖民地資本主義現代化和社會主義現代化三條道路的,“現代化”理論實質就是不加區分的肯定現代化,從而肯定殖民地資本主義現代化,為買辦集團的殖民地資本主義復辟造輿論,以後有機會將詳加闡述。

買辦集團政治上也沒有閑著,一方面通過腐化幹部,特別是管經濟的幹部向黨內滲透,一方面通過美國主子扶植邪教“法輪功”,並于1999年利用邪教“法輪功”製造了買辦集團打倒共產黨的第二次逆流。

⑵ 90年代反對買辦集團的鬥爭

江澤民同志在上任之初,就頂住了買辦集團打倒共產黨的第一次逆流。後來,多次強調國企改革不能一賣了之,減少了人民財產的損失。

後來擊退了買辦集團1999年利用邪教“法輪功”製造的打倒共產黨的第二次逆流。

(順便說一句,近來,某些人說毛澤東是暴君,烏有之鄉宣揚毛澤東思想是邪教,被揭露後又改口說是疑似邪教,我懷疑這是邪教“法輪功”支持者玩的賊喊捉賊的拙劣把戲,妄圖借此分散中央打擊邪教“法輪功”的注意力。)

3.新世紀的買辦集團


⑴ 買辦集團的發展

近幾年中國買辦集團已經把“國企資產”(私有化“改革”輸送掏空)“侵吞”的差不多了,又將手“伸向”了“公共事業資源”,“宿遷模式”實質就是把醫療教育等“公共事業資源”完全“變成”買辦集團“掠奪”人民的工具。

近來(掌握媒體機器話語權)買辦集團政治上“更加倡狂”,掀起了打倒共產黨的第三次逆流

諸如宣佈共產黨是非法組織的“西山會議”;

否定共產黨歷史合法性的民主社會主義運動

“敵視”共產主義和東方文化價值觀的“普世價值理論

徐景安對陳奎元的突襲;

以及剛剛掀起的“炒作”中國已承諾不研製新型核武器的風潮等。

⑵ 胡錦濤同志反對買辦集團的鬥爭

胡錦濤同志在上任之初,就重溫“兩個務必”,事實上就是宣告中國決不能再次走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資本主義道路

胡錦濤同志宣導的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無疑也有反對買辦集團的含義。特別是胡錦濤同志提出的社會主義榮辱觀第一條就是以熱愛祖國為榮,危害祖國為恥,明顯是“針對”買辦集團的“漢奸文化的。

試想,除了買辦集團,誰還以危害祖國為榮,熱愛祖國為恥呢?

我堅信,胡錦濤同志也會再次粉碎買辦集團打倒共產黨的逆流!

六、買辦集團罪惡的種族滅絕政策

買辦集團的“最終目的”是對中華民族實行種族滅絕,以獨佔中國的資源和財富

1.買辦集團“鼓吹”“美國式現代化”的“實質”

美國式現代化”實質就是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對原住居民進行“種族滅絕”,通過“瘋狂屠殺”原住居民和“掠奪”原住居民土地來“實現”現代化的“現代化模式

美國式現代化是不可模仿的,沒有任何一國能靠對本民族的“種族滅絕”來“實現”現代化然而,中國的買辦集團對“美國式現代化”“情有獨鐘,是他們不知道美國式現代化的歷史常識嗎?

顯然不是

中國的買辦集團是希望能對中華民族實行種族滅絕,以獨佔中國的資源和財富。

要知道,買辦集團“不是”靠經營獲取利潤,“而是”靠“賣國”獲取利潤,中華民族人越少越方便“賣國”而且,中國買辦集團子女親屬都在國外,特別是他們意識到所搶劫的巨額財富將來一定會被追訴,擺在他們面前的就只有一條路:毀滅這個國家,消滅中華民族除此之外不可能再有任何出路

所以,我們常聽買辦集團胡說:中國落後是中國人太多,中國人如果只有一億就很容易實現現代化。其實是買辦集團希望能對中華民族實行種族滅絕,使中國人只有一億甚至更少,使他們“獨佔”中國的資源和財富,實現“現代化”。

2.買辦集團的種族滅絕使中華民族人口90%“非正常死亡”

1500年中國買辦集團形成時,英國人口僅300萬,中國人口1.3億。今天1500年那些英國人的後代約3億,增長了100倍,1500年那些中國人的後代約13億,增長了10倍。90%的中國人去哪了?

買辦集團的種族滅絕屠殺了。

僅太平天國運動,買辦集團至少屠殺了7000萬人(一說1.5億人。),占中國人口的17%;

1934至1937年蔣介石僅在江西根據地就屠殺了80萬人,占江西根據地人口的30%;

除了公開屠殺,還有製造饑荒變相屠殺,1912年至1949年中國平均每年有300-700萬人死於饑餓。

有人認為,如果中國開闢了新航路,中國人口將占世界的四分之三。其實,應該說沒有買辦集團的種族滅絕,中國人口將占世界的四分之三。也許其他國家也都成了中國的少數民族。

可能有人說,中國人今天要是有130億,恐怕連飯也吃不上。這也是買辦集團長期宣傳給人留下的錯誤印象。美國立國時僅300萬人口,當時人認為美國最多養活3000萬人,現在美國養活了超過3億人。中國人今天要是有130億,以130億中國人的智慧,恐怕連火星都開發了,還怕連飯也吃不上?

今天,買辦集團的“醫療私有化”是有意讓絕大多數人“看不起病”來製造瘟疫,反對耕地紅線是人為製造饑荒,以便實行變相種族滅絕

3.跳出“茅於軾陷阱”,掌握話語權

茅於軾“宣傳”大躍進餓死了3000萬人,許多網友據實嚴厲批駁,這種精神讓我很感動。但是,這其實是茅於軾之流的一個“卑劣的陷阱”。只要(媒體議題設定) “注意力”“集中”在大躍進餓死了多少人上,“不明真相”的群眾就會覺得社會主義制度不好,共產黨不好。

我們應該自己掌握話語權,按毛主席“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方針,就以下問題同茅於軾之流進行辯論:

1500年以來買辦集團的種族滅絕是否使中華民族人口90%非正常死亡?

買辦集團的“醫療私有化”是否是有意讓絕大多數人“看不起病”來製造瘟疫,以便實行變相種族滅絕?

買辦集團反對耕地紅線是否是“人為製造”饑荒,以便實行變相種族滅絕?

最後想說一句:茅老為對中國進行種族滅絕真是鞠躬盡瘁,可否先自殺為我做個示範?事先聲明:您自殺我也不會跟進,您80了,我還不滿23,這樣對您太不公平,到了地下,咱倆辯論不了兩句您恐怕就喘不上氣了。

七、中華兒女團結起來,為打倒買辦集團而鬥爭

買辦集團是中華民族的最大敵人,中華兒女應團結起來,為打倒買辦集團而鬥爭。

下面說兩點倡議:

1.建立最廣泛的統一戰線

許多朋友擔心買辦集團實力強大。其實,買辦集團是外強中乾的。買辦集團實力不僅遠不如民國。在國內,買辦集團實力也既不如擁有軍隊和全部專政工具的共產黨,也不如廣大人民群眾。

“之所以”買辦集團“節節勝利”,是因為買辦集團通過“製造”共產黨和人民群眾之間的矛盾“漁翁得利

正如 張宏良 教授所說:以買辦集團為核心的賣國力量,在經濟改革上已經與人民形成了不共戴天的極端對立,在政治改革上正在與國家力量形成不共戴天的生死對立。

我們完全可以以中國共產黨和廣大人民群眾為核心,聯合一切愛國企業家和知識份子愛國及其他愛國人士,建立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共同與買辦集團做鬥爭

2.揭露和批判“漢奸文化”及其核心現代化理論


漢奸文化”是買辦集團的思想基礎,當代的買辦集團“長期把握”學術界,“製造”了一大堆“歪理邪說像歷史學界的現代化史觀,經濟學界的新自由主義,政治學界的普世民主論這些理論都是建立在“現代化理論”基礎上的

現代化本身並沒有錯,一切國家都要現代化,中國當然也不例外。

但是,現代化本身並不帶有好與壞的內涵,它是一把雙刃劍,可能帶來繁榮,也可能帶來“災難”,更“不等同”于進步

是否現代化是不能選擇的,無論中國是否願意都一定會實現現代化。

但現代化的道路是可以選擇的,現代化的好與壞關鍵在於選擇的道路

買辦集團的現代化理論把“現代化”“等同”于進步。

這樣就“混淆”了兩個界限:社會主義現代化和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界限,發達資本主義現代化和殖民地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界限。

這樣買辦集團就以殖民地資本主義現代化“取代”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從而“為實現”買辦集團的殖民地資本主義“復辟”“造輿論

希望廣大中華兒女團結起來,開展一個揭露和批判“漢奸文化”及其核心“現代化理論”的討論,以此作為獻給偉大的共和國誕生六十周年的一份禮物。

文/雨夾雪

2009-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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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回應

  1. 2011/03/26 at 22:56 patchpiece

    自由派:百年邊緣
    ——辛亥百年、蘇聯解體二十年、建黨九十年與中國模式

    彭曉光論中國自由派:不懂中國歷史終將續陷其可悲的百年邊緣之歷史宿命

    前 言:

    中國的自由派,無條件信奉西方,特別是英語民族(美英)的價值觀和社會制度,政治上主張多黨制,經濟上主張徹底的私有化和“完全”的自由市場,對外關係上主張完全“融入”所謂的(以美國西方為主導的)“現代主流文明社會”。他們把上述主張抽象為“普世價值”,以宗教般的虔誠來信奉,並作為他們評價所有世界問題與中國問題的唯一標準。據此,他們站在了當今“中國模式”與中國發展道路的「對立面」,也對中國青年一代的愛國主義精神極為抵制反對。

    中國自由派的主要影響力,集中體現在若干被他們“滲透”的各類“傳媒”上。他們大多數是“片面”的“文科思維”知識份子(當然,不是全部),表達方式帶有濃烈的“文藝腔” 色彩,其對國家民族獨立自主、工業化進程、完整的經濟體系、貨幣金融的本質、國際軍事及國際戰略的理解,甚至不如眾多的普通網友。

    中國自由派“偏執”的信條,知識結構的“重大缺陷”,扮演 “公共知識份子”與“意見領袖”的強烈願望,再加上幾乎連一分鐘都不願停止的“表達衝動”,導致了他們一系列“曲解”歷史、“曲解”現實的表述,一再出現在中國的公共話語體系中。

    “任何歷史都是當代史”,今年,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九一八事件爆發八十周年),蘇聯解體二十周年(海灣戰爭爆發二十周年),也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九十周年,這幾個重大歷史事件,都和中國近現代走什麼道路這一重大命題密切相關,中國自由派自然不會放棄這樣的“機會”,他們已經開始了其早已進行多年的 “影射史學”活動,通過對這些重大歷史事件的“曲解”評價,將矛頭全部指向當今的中國模式與中國發展道路。

    但是,心氣再高的中國自由派知識份子,也無法否認這樣一個鐵的歷史事實:擁有世界最強大陣營英語民族(美英)長期“支持”的他們(漢奸買辦集團),在辛亥革命前後正式登上歷史舞臺百年後,始終在中國扮演的是可悲的邊緣化角色,不論在舊中國整個國家民族需要救國救亡時期,還是在“新中國”成立後國力進入快速上升通道時期,不論中美關係處於對抗狀態下,還是處於合作與博弈交織的正常狀態下,都是如此,這對中國自由派而言,顯然是莫大的難堪。奢談百年辛亥的中國自由派,恐怕更應該想想自己的“百年邊緣”。

    中國自由派=科濟列夫+蓋達爾,蘇聯解體後,前者擔任過俄羅斯外交部長,幻想不惜一切代價融入美歐“主流文明社會”,後者擔任過俄羅斯代總理,主持了引發全面經濟社會災難的『休克療法』和“全盤私有化”,這兩個人是俄羅斯激進自由派(俄羅斯稱為“民主派”)的典型,毫無真正的群眾基礎,他們短暫登上歷史舞臺,完全是因為戈巴契夫的失敗改革和葉利欽的掌權。在造成了俄羅斯巨大的經濟社會“災難”後,他們又淪落為邊緣人。中國自由派“百年邊緣”的難堪處境,使得他們象渴望得到呼吸的空氣一樣,渴望中國出現戈巴契夫和葉利欽,渴望擺脫自己“百年邊緣”的歷史宿命。至於他們“掌權後”必然給中國造成俄羅斯式的巨大災難,他們想都不想或根本“無所謂”。

    中國自由派在自己“滲透”的媒體上標榜什麼“在這裏讀懂中國”,可惜1840年以來的歷史告訴中國人,只有從國家民族獨立與工業化體系建立這個視角,才能真正讀懂中國。

    真正讀懂中國:建黨九十年、獨立自主、工業化與國防

    1840年以來,中國一直處在帝國主義(霸權)列強“瓜分”的亡國危機中,國運直線下降,拯救國家民族乃至每個個人命運的關鍵,只能是以信仰的力量,組織動員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建立擺脫“半殖民地地位”的獨立自主的國家,進而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與國防體系。

    腐朽的晚清政府做不到這一點,
    辛亥革命後的北洋政府和(蔣介石)南京國民政府,也“做不到”這一點,
    辛亥前後登上歷史舞臺的中國自由派,面對如此艱巨複雜的任務,軟弱無力,束手無策。

    歷史給了所有主義以“機會”,但它們都沒有完成拯救中國國家民族命運的使命。

    1921年成立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勝利後建立的“新中國”,做到了這一切,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與國防體系得以建立(現代農業同樣要依靠工業體系提供的良種、農機、農藥、化肥等工業產品,絕大部分人民生活水準的改善提高更加離不開工業體系的支持),由此中國國運進入快速上升通道。

    我們認為,這才是讀懂中國的“根本線索”和思路。

    中國自由派的“讀懂中國”:影射史學與“末日論”針對中國模式

    中國自由派依照其“普世價值”標準,對新中國的誕生一直持“精神抵制”心理,據此,他們發展出了一套影射史學,按他們的“普世價值”理論評價中外歷史,矛頭只有一個:1949年以來的中國模式發展道路。

    中國自由派的“影射史學”,包括了對美英、歐洲、蘇聯、日本、印度等國歷史的評價,也包括了對晚清和民國歷史的評價,所有評價不論直白還是拐彎抹角,結論只有一個:1949年新中國的建立,是一個歷史錯誤。

    但是,中國模式60年的發展,“完全不支援(佐證)”中國自由派的結論。為此,中國自由派開始“販賣”某種類似“末日論(中國崩潰論)”的東西:別看中國現在發展的很快,但只要中國不走我們信奉的“普世價值”道路,最後的結果一定是崩潰,在全球“中國崩潰論”大合唱中,中國自由派的聲音顯得尤為尖銳刺耳。

    依據這套影射史學和“末日論(中國崩潰論)”理論,中國自由派“極力誇大”(甚至“無中生有”地製造)中國高速發展中的社會問題,並反復論證只有根本改變體制才能解決問題。與此同時,對美國、西方、印度等國同樣出現甚至更嚴重的社會問題,中國自由派則竭力“無視”或縮小,最後再來那麼一句“只要走上普世道路,這些問題都不算什麼問題。” 為了販賣“末日論”,中國自由派,特別是其中的原教旨主義者,對中國公眾的愛國主義,對中國公眾歡迎國家取得的進步,表現出了特別“不能容忍”的偏執。

    與類似“假先知”的中國自由派不同,中國官方,大部分學者及公眾,對中國和世界問題的評價是理性客觀的,即為中國模式取得的進步感到自豪,又清醒地看到了中國社會存在的各種問題,並且都在探索這些問題的解決之道。

    中國自由派:媒體人的角色與形成原因

    部分媒體人士是中國自由派中特別活躍的部分,他們深受美國西方新聞學的影響,認為自己應該成為中國權力體系中獨立的一極。

    他們不知道(或不願知道),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是“資本”,以“資本控制國家”的典型美國為例,行政、立法、司法三權之上是控制『美聯儲』與華爾街的資本,傳媒作為資本“控制下”的企業工具,監督三權是順理成章的。

    為了“傳銷”他們的“普世價值”,中國自由派特別需要維護一個現實中根本不存在的“神話”般的美國西方,所以他們根本“不敢談”美國傳媒的“政治正確”潛規則,根本“不敢談”美國法律對多少類“言論自由”是不保護的,否則按“普世大本營”美國的標準,中國自由派的很多言論,不僅逾越了道德底線,也逾越了法律底線。

    金融危機後,美國公眾在網路上表達了對美國“資本專政”體制的極端憤怒,由於涉及到更深層次的基督教與猶太教的“終極信仰衝突”,這些憤怒很多時候以極為激烈的話語形式表達出來,激烈程度遠遠超過了中國網路上的“左右論戰”及“民族主義與普世價值論戰”。

    對這類激烈言辭,中國自由派是會“捍衛美國人民反抗暴政的自由”呢,還是會詛咒美國公眾是“民粹主義”、“義和團暴民”?這是個有意思的問題。

    中國自由派最大的悖論:“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中國政治體制不適應”

    “政治是經濟最集中的體現”,政治與經濟的相互適應確定應該是動態的,但持續幾十年的高速發展,合乎邏輯地證明了中國政治體制是合理的符合中國國情的體制。

    中國自由派認為,中國經濟越是高速發展,就越是證明中國政治體制不適應,與此同時,對世界上大多數經濟發展速度遠落後於中國、甚至陷入停滯中的國家,中國自由派認為“問題不大,因為人家有萬能的普世價值”。

    為了維護自己的偏執信念,中國自由派只能不顧一切,把人類正常的邏輯思維“扭曲”到極致。

    美國學者法蘭西斯•福山,曾經宣稱“歷史的終結”,認為美國西方的自由民主是“人類社會形態進步的終點”,“人類統治的最後形成”,最近他卻認為“美國民主沒什麼可教給中國的”,中國模式雖然無法輸出(中國也根本無意輸出),但對中國的發展還是意義重大的,而美國模式則越來越思想僵化,無力應對長期財政挑戰。

    美國保守主義評論家派特•布坎南,則以一連串的反問,質問為什麼中國要仿效美國:政治家們寶萊塢式的表現,不能平衡預算,州政府的財政破產,製造業外流……並認為,到了用別人的眼光來看我們美國的時候了。

    美國學術界的反思是令人尊敬的,我們捍衛中國模式的人,同樣需要具備深刻的反思和憂患意識。

    辛亥百年、五四運動與十月革命

    中國自由派的“影射史學”:中國自由派對辛亥革命的評價,總體而言就是一句話,你看,大清朝不搞西方式憲政改革,最後被推翻了吧。(有趣的是,部分反對一切革命的自由派,對辛亥革命是堅決反對的)。

    辛亥革命前的晚清,政治上是腐朽的封建王朝統治,經過帝國主義列強發動的兩次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及八國聯軍戰爭,又徹底淪入“半殖民地”的深淵,巨額的戰敗賠償壓得國家民族喘不過氣來,關稅主權與法律主權喪失,民族產業在外資產品傾銷的圍剿下步履維艱,租界與外國軍隊遍佈全國戰略要地 ,國家民族處於破產崩潰的邊緣,至於有人說什麼當時中國GDP世界第幾,更是毫無意義,對自給自足農業為主的經濟體,今天的GDP概念根本不適用,更別奢談什麼與當時先進工業國對比了。

    今天的中國,是獨立的政治軍事大國,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合法擁有核武器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在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機中表現最穩定的世界主要經濟體。

    把中國這樣兩個時代硬是劃上等號,並據此展開什麼“學術研討”,只能說明中國自由派為了立場先行,已經徹底拋棄了起碼的學術邏輯與嚴肅。

    在那樣內外交困的局面下,晚清政府不論搞皇權專制還是君主立憲改良,都不過是在調整遠遠脫離廣大人民群眾的上層的利益格局,都是死路一條,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封建統治,進步意義是無庸置疑,當然,辛亥革命並沒有完成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

    辛亥革命之後的一戰與巴黎和會,是對剛正式登上歷史舞臺的中國自由派的致命打擊:他們寄予奢望的美、英法無情地在巴黎出賣了中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五四青年的愛國運動,讓中國看到了另外一條拯救國家的道路。

    “民國範兒”、“黃金十年”與蘇聯五年計劃

    同樣基於“影射史學”的需要,中國自由派一向熱衷於以自己的價值觀進行“民國研究”,一時間“赳赳民國”、“民國范兒”、“黃金十年”此起彼伏。

    中國自由派,推崇“民國範兒”,主要是特別懷念民國時代極少數知識份子的所謂“優越地位”。

    這個所謂的“優越地位”是怎麼來的?是由於當時中國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是由於全國普遍極端貧困落後而極個別大城市畸形繁榮。

    中國自由派以強烈的“自戀心理”,懷念這樣“畸形”的所謂“優越地位”,直觀地表明他們站在了整個國家民族和廣大人民命運的“對立面”——最起碼也是看客。當時大部分知識份子是擁有國家民族意識的,他們根本不屑於這樣的“優越地位”,他們參加中國革命推翻了腐朽沒落的“民國範兒”。

    懷念“民國範兒”的中國自由派,對“新中國”成立之後,通過推廣簡化字與全民掃盲,為工業化與農業集體化奠定基礎這項工程的巨大社會進步意義,是感受不深的,部分人甚至抱有本能的抵制心理。

    所謂“黃金十年”,始于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立,終於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稱這十年為“黃金十年”,顯然使得黃金大為貶值,因為這十年國民政府的總體發展戰略是根本錯誤的。

    當時的中國不僅面臨著各帝國主義的直接剝削壓迫,更面臨著日本軍國主義日益兇狠的蠶食乃至全面侵略。不顧一切建立工業體系,特別是重化工業和軍事工業體系(哪怕不完整),是應對未來巨大威脅的唯一選擇。

    但是,國民黨的反共政策與“買辦路線”(特別是貨幣金融體系被英美控制),割裂了自己同廣大工農群眾的聯盟,喪失了動員組織廣大民眾強行軍建設國家重化工業與軍事工業的可能性,在對抗日本軍國主義的全面侵略戰爭時,這十年在輕工業、交通等領域取得的進展,只具有十分局部和有限的意義。在全民抗戰中,中國的工業體系不要說生產飛機、軍艦和坦克,甚至連重炮和重炮炮彈都難以生產,只能依靠外援,輕武器的生產在數量和品質上也遠遠落後於戰爭需要,這導致了中國龐大的人力資源無法有效動員,國家民族在戰爭中蒙受了巨大的災難和犧牲。

    對比一下當時的蘇聯,沙俄在一戰前早已大大落後于美德英法等帝國主義強國,由於一戰和內戰的巨大損失,蘇聯1925年才恢復到戰前1913年的水準,但鋼鐵電力遠遠落後於西方,汽車、飛機、化學合成、大型機器設備製造等最新的大工業一片空白。

    1928年,蘇聯的工業產值只有戰敗國德國的40%,更只有美國的10%左右,史達林和蘇共認為“要麼在短時間內趕上帝國主義國家,要麼被帝國主義國家打翻在地”,他們還專門把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當成反面教員:“因為中國沒有重工業和軍事工業,任何一個帝國主義國家想什麼時候侵略就什麼時候侵略中國”。

    和國民政府的“黃金十年”同時期, 1928~1937年,僅僅通過兩個五年計劃,蘇聯就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工業大國,建立了比較完整強大的重化工業與軍事工業體系。

    誠然,沙俄的底子遠強於晚清和北洋時代,但戰爭中蘇聯的敵人德國也遠強於日本,而且侵略蘇聯時,德國還擁有法國和幾乎整個歐洲大陸的工業力量,而窮光蛋帝國主義日本因為與更強大的美英進行海軍軍備競賽,導致其侵華主力陸軍的裝備僅比歐洲大國一戰時的水準略強。

    結果就是,蘇聯憑藉強大的工業力量與動員能力,即使戰爭初期蒙受了巨大損失,但還是打垮了德國陸軍主力,解放了全部失地和整個東歐,並攻克了柏林。

    這些基本的事實資料,在網路時代是任何一個網友都可以輕而易舉獲得的,邊緣化的中國自由派說什麼“民國範兒”、“黃金十年”,除了在自己的小圈子裏自娛自樂之外,在網路上被廣大網友、特別是軍迷網友盡情嘲諷就是完全不可避免了。

    “新中國”的領袖們是從長期艱苦的戰火中走出來的,抗日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讓他們認識到,沒有強大的工業體系,就沒有強大的國防,中國的國家安全就時刻受到巨大的威脅,只有從這個背景出發,人們才能對“新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包括大躍進時的某些急於求成有客觀理性的全面認識。

    九一八事變八十周年

    中國自由派(中的“果粉”)的“影射史學”:1931年9.18日本關東軍侵佔東北,完全是張學良的責任,與蔣介石國民政府無關,蔣介石忍辱負重,是為全面抗戰做準備。

    這樣的“曲解”毫無意義,因為當時張學良已經改旗易幟,是蔣介石國民政府任命的陸海空軍副總司令,東北邊防司令。

    蔣介石和張學良在“不抵抗政策”上是“一致”的,他們幻想,九一八事變不過是1928年“濟南慘案”的翻版,幻想在國聯的調停下,“以公理戰勝強權”,日軍可能撤退,這是典型的“跪著辦外交”。

    1931年資本主義世界的大危機還在持續,窮光蛋帝國主義日本的經濟社會危機尤為嚴重,日本軍部中下層好戰分子妄圖用軍事冒險來轉嫁擺脫危機,但侵略東北不僅可能同整個中國對抗,也是完全不符合蘇聯、美國、英國利益的,如果同中國軍隊的戰爭陷入膠著,日本是難以收場的,所以不僅日本政府財閥主流不支持,連日本軍部也存在著強大的反對關東軍冒險的勢力。

    但是,冒險卻由於蔣介石國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而意外成功,“果粉”說什麼“九一八事變”不抵抗為全面抵抗備戰贏得了時間,是完全的“無知”:東北極為豐富的煤、鐵、糧食、木材等資源極大地增強了日本的國力(失去東北則極大地削弱了中國的國力),“贏得”的幾年備戰時間遠遠彌補不了失去東北而造成的中日力量對比的此消彼長,南京國民政府的“極端軟弱”更是刺激、而不是阻止日本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

    關於晚清的洋務運動與日本的明治維新,中國自由派一直在販賣著這樣的“影射史學”:日本全面學習西方,所以成功了;晚清只想在經濟上學習西方,政治上不學習西方,所以失敗了。

    日本經濟上引入了西方資本主義制度,但始終是更接近德國的日本特色資本主義,而不是美英盎格魯撒克遜資本主義,至於政治上,引入的西方議會內閣制僅僅是張皮,因為軍隊完全直屬于“天皇”,議會內閣不僅沒有軍權,而且還由於內閣中的陸、海軍大臣要由現役軍人擔任,軍部可以通過撤出陸、海軍大臣隨意讓內閣倒臺,這是典型的“軍國主義政治”。

    日本統治者是冷酷的帝國主義者,而不是中國自由派這樣對世界本質“無知”的“ 天真漢”,他們清楚,不學習美英西方大肆擴張建立全球殖民地的行為,僅僅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缺乏資源市場又技術落後的日本,不僅完全發展不起來,原始資本主義的殘酷也必然造成日本社會的動亂和崩潰。

    侵略他國,掠奪資源和市場的一系列“賭國運之戰”(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偷襲珍珠港、進攻東南亞),是日本得以迅速工業化的基礎。二戰失敗後,迅速恢復發展也是因為這個工業化基礎,特別是這個基礎造就的大量科學技術人員、熟練工人及管理者,比較1945年後的日本和1949年後的中國,絕不能不考慮,日本戰前就可以生產航母、飛機和世界最大的戰列艦。

    蘇聯解體二十周年

    中國自由派的“影射史學”:你看,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垮臺了,說明社會主義制度不行吧……什麼,聯合國統計2005年俄羅斯各項發展指數才恢復到蘇聯解體前的水準?那…那…那是因為舊勢力的阻撓,改革不徹底,普京開歷史倒車……反正我們自由派的主張永遠是正確的,錯誤和災難都是別人造成的。

    蘇聯解體,是個對俄羅斯、中國乃至全世界都有重大啟示意義的課題。

    第一,不能否認,進入1980年代,蘇聯確實在政治、經濟、國防、乃至精神信仰方面,都遭遇了一場深刻的危機。

    第二,但是,這場危機,根本無法同1917年十月革命後的西方大國干涉戰爭及內戰的危機相比,也根本無法同1941年底德國軍隊打到莫斯科城下的危機相比,這兩場重大危機中,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都顯示了強大生命力,戰勝了危機並都使蘇聯更加強大。

    第三,假設蘇聯沒有解體(雖然歷史的假設不成立,本文僅進行純學術邏輯探討):達到“不解體”這個目標並不需要什麼超人政治家和雄才偉略的大師,更不需要蘇聯公眾付出1917年和1941年時的巨大代價,僅僅需要領導層和公眾謹慎行事並進行必要的戰略收縮,而不是採取戈巴契夫不計後果的自殺方式,那麼,剛剛因為越戰失敗和經濟危機在1970年代陷入困境的美國,是否有力量通過“雷根(巫毒)經濟學”巨額負債的方式走出危機,就很成問題了,因為這需要美國擁有對歐洲、日本和第三世界的絕對干預力量,對國際關係常識瞭解的人都知道,當時的歐洲和日本已經對美國的經濟金融霸權發起了猛烈衝擊,而且歐洲和日本,都存在著借重蘇聯來平衡美國控制的強大政治經濟勢力。

    理論上,只要蘇聯頂住了這場危機,那麼美、歐、日三邊競爭只能更加劇烈,美國走出1970年代全面危機將變得更加困難,中國、印度兩個大國工業的快速發展,也將使全球能源、原材料價格迅速上升,並給蘇聯帶來轉機。

    今年同樣是海灣戰爭爆發二十周年,中國自由派把美國對伊拉克的勝利,歸結為什麼“自由”戰勝“專制”,這充分說明了中國自由派對軍事的“完全無知”:美國利用了蘇聯解體前夕的癱瘓狀態,調動了本土和駐歐洲準備用於同蘇聯紅軍打世界大戰的軍事力量,遠弱於美國的伊拉克是毫無機會的,這同體制問題毫無關係,換句話說,當時美國、伊拉克“互換體制”,戰爭結果一樣毫無懸念,同二戰德國擊敗比利時一樣毫無懸念。

    沒有蘇聯解體前的癱瘓,美國是難以下決心調動本土、駐歐美軍主力全力打擊伊拉克的,而海灣戰爭的勝利,極大地增強了美國控制中東、利用石油美元維護美元全球霸權的力量。

    第四,蘇聯解體確實需要從政治、經濟、國防等綜合因素全面研究,僅僅歸“功”於戈巴契夫、葉利欽少數幾個人肯定是遠遠不夠的,這方面的研究已經比較充分,相關論著很多。

    這其中,意識形態“傳媒戰場”具有十分突出重要的意義:歸根結底,超級大國蘇聯沒遭受軍事侵略,也沒遭受全面經濟封鎖(雖然美國動用了糧食戰爭、石油戰爭等手段),它是完全敗在了意識形態“傳媒”這個決定性戰場了。

    在建立了足以與美國抗衡的軍事力量之外,社會主義蘇聯——而不是解體後的俄羅斯——建立了全社會的住房、醫療和教育保障體系,蘇聯1917年後大大縮小,但卻沒有趕上美國的生活差距。

    “只要採用美國的制度,就可以和美國人一樣生活,還能享受西式民主自由”,這是蘇聯解體前,蘇共中央失控的、被“西化理論”主導的各類“傳媒”討論一切問題的核心。美國是刻意,蘇聯則是無意識地抹去了一個致命的根本前提:美國拯救危機可以依靠美元的霸權地位或濫發貨幣或高額舉借外債,蘇聯,包括世界其他任何國家,都沒有這個條件。

    受美國資助的蘇聯各類“傳媒”,極端誇大蘇聯的社會問題,“煽動”對1917年以來蘇聯體制的歇斯底里仇恨,拒絕任何理性謹慎與可控的改革模式,“一起問題,只有推翻現體制才能解決!”

    必須認識到,當時的蘇聯,不僅是知識界、而且領導層和公眾的主流,也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這套“洗腦傳銷”,廣大黨員、公眾對蘇共解散、對主張“全盤西化”的葉利欽等人,違背公眾(通過全民公投)保存聯盟的民意,使蘇聯解體,都因為這個不切實際的幻想而“保持了平靜”。

    今天的中國自由派,特別是其中的原教旨自由主義者,正在中國重複著當時蘇聯自由派(“民主派”)的老套路。

    第五,評價蘇聯解體對俄羅斯的影響,標準只有一個:國家發展水準的基本事實資料。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很快按美國西方的“藥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進行『休克療法』,『全面私有化』和全面融入“西方主流文明社會”的徹底改革,
    結果呢?
    幾年之內,國民經濟下降50%,超級通貨膨脹,大部分人失去了大部分儲蓄和養老金,金融寡頭的形成導致社會貧富極為懸殊,人均壽命下降近5歲,既沒融入北約、也沒融入歐盟,國防軍事力量一落千丈,「北約」東擴到了家門口……這樣的“全面改革”,符合的是美國、而不是俄羅斯的利益。

    這些簡單的基本事實資料,勝過中國自由派所有的“曲解”評價。

    休克療法、全盤私有化與猶太裔金融寡頭

    蘇聯解體後,代總理蓋達爾在總統葉利欽的支持下,於1992年初在全國推開美國經濟學家薩克斯力薦的“休克療法”。

    第一步是放開全國90%的消費品價格和80%的生產資料價格。結果不到半年物價暴漲,全面通貨膨脹,工業品批發價格上漲了13倍以上,企業生產被大大壓縮。

    第二步是為控制通貨膨脹實行財政貨幣“雙緊縮”,造成了經濟的進一步急劇下降。

    第三步是大規模私有化,一開始是將國有資產的約三分之一無償平分給每個公民(每人領到一萬盧布的私有化證券),後來則是進行國企拍賣。

    葉利欽——蓋達爾呼籲公眾“忍受陣痛”,承諾經過短暫的“休克”之後,自由市場經濟將得以建立,經濟和人民生活將迅速好轉。

    結果呢?不僅經濟下降50%,公眾失去了大部分儲蓄養老金,生活極為困難,最關鍵的是,所謂“公正自由”的市場經濟體系,完全沒有建立起來,短短三四年,俄羅斯形成了壟斷國家經濟命脈的金融寡頭集團,他們的力量有多強大?連蓋達爾都不得不承認,俄羅斯一度是由七八個商人決定國家大政方針,包括撤換總理。

    意味深長的是,俄羅斯“金融寡頭”的組成,並非自由派們到處宣揚的是蘇聯主要領導及其子女親屬們,這些人中的主力,別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霍多爾科夫斯基、斯摩棱斯基、弗裏德曼、阿列克別洛夫、阿布拉莫維奇等等,他們在蘇聯時代大部分都是社會普通階層成員,也沒有太大的財富積累,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都是“猶太人”。

    考慮到俄羅斯1.5億人口中,俄羅斯裔占大多數,猶太裔只有25萬左右,不到0.2%,名列各民族26位,這個“現象”顯然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在經濟急劇下降和超級通貨膨脹的情況下,國有資產,每個公民手中的私有化證券,肯定大大貶值,但考慮到“民主俄羅斯”的極度腐敗,認為這些金融寡頭僅僅從蘇聯後期倒賣牛仔褲和煙酒中獲得了足以形成寡頭的先決條件,顯然是不符合常識的,離開了國際壟斷資本、特別是國際猶太資本的大力支持,他們是做不到這點的。

    “金融寡頭”控制了俄羅斯的主要金融、能源及傳媒機構,動用巨大財力支持葉利欽,在造成社會經濟災難之後,依然在1996年再次當選,葉利欽時代,“民主俄羅斯”是標準的“資本控制國家”模式。

    今天的中國自由派,特別是迷信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學者,同樣也在中國販賣“均分”國有資產和外匯儲備的所謂“深化改革方案”。

    普京的重大考驗:反寡頭與再工業化

    接任葉利欽上臺的普京,面對的是內外交困的爛攤子,他認為蘇聯解體是巨大的地緣政治災難,認為俄羅斯第一次面臨淪為二流抑或三流國家的危險。

    為了把國家從腐朽的金融寡頭手中解救出來,他一上臺就首先向寡頭們開刀,誠然,他依靠了“西羅維琪”的力量(在俄羅斯,特指安全、軍隊及軍工強力部門),但更多是依靠了公眾渴望民族復興與痛恨寡頭的民意;別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流亡國外,首富霍多爾科夫斯基因犯罪而被投入監獄。

    但是,普京是理性的,他沒有恢復沙俄歷史上的“反猶”狂熱,在撤掉金融寡頭的代理人總理凱西亞諾夫後,他任命了有猶太背景的弗拉德科夫擔任總理,並同購買了切爾西足球俱樂部的阿布拉莫維奇保持了合作關係。

    即使這樣,也大大“激怒”了美國西方,這時我們可以發現一個有意思的證明西方傳媒“客觀自由公正”的現象:因為葉利欽的政策符合美國利益,所以他炮轟議會、建立金融寡頭體制、制定世界上權力最大的總統制憲法,就成了“捍衛民主自由”,按這部憲法,總統葉利欽可以像換襯衣一樣更換總理,至於撤換部長,那更是隨心所欲到極點,不少部長是在出差時在機場新聞廣播中得知自己被撤職的,這讓一個笑話一度在俄羅斯非常流行:“赫魯雪夫承諾,上臺後每個人都吃上土豆燒牛肉;戈巴契夫承諾,上臺後每個人都有新思維;葉利欽承諾,上臺後讓每個人都當一次總理”。

    而普京,因為政策不符合美國利益,雖然他繼承了葉利欽的憲法,包括他擔任總統後擔任總理,也完全符合自由派最大聲呼籲的“程式正義”,但他依然被稱為“專制獨裁”。

    中國的自由派,也“鸚鵡學舌”般吹捧戈巴契夫、葉利欽“民主自由”,攻擊普京“專制獨裁”。

    蘇聯解體、『休克療法』與“金融寡頭”統治,對俄羅斯造成了毀滅性的“去工業化進程”,今天,對發誓要推進俄羅斯現代化的普京和梅德韋傑夫而言,“再工業化”是他們面臨的最為艱巨的挑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是怎麼突出都不過分的,解決不了這個問題,俄羅斯就有淪為“大號沙特”或“大號加拿大”的危險(其實現在俄羅斯的GDP已經與加拿大同一水準了,世界十名左右)。

    蘇聯通過一系列堅定的五年計劃,建立了獨立完整、品質較高的現代化工業體系、科研體系及教育體系,雖然,這個體系也存在著進一步合理化改進的空間,但蘇聯解體、特別是工業基地烏克蘭的獨立與“投向西方”嚴重破壞了俄羅斯工業體系的完整,休克療法更是對俄羅斯工業體系幾乎造成了滅頂之災。

    普京穩定經濟秩序後,利用能源價格上漲,部分恢復了俄羅斯的工業與軍工,但總體而言,今天的俄羅斯工業、科研、軍工和基礎設施還在吃蘇聯時代的老本,民用工業規模僅僅是美國、中國的零頭,也遠遠落後於日本、德國、英國、法國,基本上與巴西、加拿大、印度處於同一水準。這樣的民用工業基礎也造成一度強大的軍工科研體系持續衰落,在核力量、太空力量、海空軍先進裝備方面,已經越來越難以同美國抗衡。

    東歐劇變的“經驗”:對中國沒有什麼太大借鑒價值

    蘇東劇變後的東歐“經驗”,也是中國自由派津津樂道的話題,可惜,所謂的東歐“經驗”,對當代中國,沒有什麼太大的借鑒價值。

    第一,冷戰中東歐依然落後西歐,這是事實,但這不完全是社會主義制度問題,因為從羅馬時代起,東歐就遠遠落後於西歐,文藝復興特別是工業革命後,東歐同西歐的差距更進一步拉大,東歐中最先進的東德,工業基礎也一直遠遠落後於西部德國地區,這還要考慮因為德國在蘇聯的暴行破壞,戰後初期,蘇聯懲罰性地將東部德國地區的工業遷往蘇聯的事實。

    客觀地說,社會主義制度實行四十多年,東歐一度追近了與西歐的差距,但確實沒有消除這個差距。

    這和比較1949年後,中國與美國、日本、印度的發展類似,也和比較1917年後蘇聯與美國的發展類似:不充分考慮實行某個制度時的國情基礎事實,是根本無法嚴肅進行體制比較研究的。

    第二,二十年後的今天,融入 “西方主流文明社會”,加入了歐盟與北約的東歐國家(現稱中歐或中東歐),依然遠遠落後於西歐,並且在金融危機中,總體而言表現的更為脆弱。

    第三,東歐國家,大的也就相當於中國的一個中等省份,大部分國家只相當於中國幾個地級市甚至縣級市的規模,他們願意不需要獨立的政治軍事地位,不需要獨立完整的工業和金融體系,把支柱產業交由美歐外資控制,這是他們的自由,但這對中國這樣規模的大國,借鑒意義是很小的。

    中國自由派硬要把東歐“經驗”往中國套,這就相當於硬要把丹麥、挪威或新加坡、阿聯酋的“經驗”往美國套一樣,是純粹的無用功。

    國進民進:國家控制資本、國企與民企

    俄羅斯“休克療法”造成的經濟社會災難,突出地證明了中國模式國進民進的正確:以公有制為主導,多種經濟形式共同發展,國家控制資本,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包括在中國的外資企業,共同進步。

    攻擊中國政府調控經濟的具體做法,要求極大弱化甚至取消中國政府調控經濟的中國自由派,可能忘了「美聯儲」對世界主導貨幣美元的“調控”,忘了美軍對試圖脫離石油美元體系的伊拉克、伊朗的“打擊”與“恐嚇”——這是更直接更強硬的政府調控。

    對國企特別是大型央企的具體做法和社會責任也完全可以探討,但鼓吹取消國企、央企的中國自由派,應該知道世界範圍內,金融、能源、糧食、軍工、航空航太、鐵礦乃至資本、超市的壟斷現狀,他們鼓吹的“充分自由競爭”,在當今世界這些領域根本就“不存在”——不是國企主導,就是私企甚至外企主導。新華社的“國家脊樑 負重致遠——中央企業十一五時期改革發展紀實”,充分肯定了央企國企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支柱地位。

    意識形態傳媒“閃電戰”:進攻的優勢遠大於防禦

    蘇聯解體凸顯了意識形態傳媒戰場的極端重要性,在這個戰場,進攻一方擁有的優勢遠大于防守一方,因為進攻、設置話題、甚至造謠的成本遠小於防守、回應議題和闢謠的成本,各國網路輿情普遍的“習慣性批判”特點又放大了進攻方的優勢。

    二戰德軍的“閃電戰”,是以坦克和俯衝轟炸機為快速打擊力量,突破對手薄弱的側翼防線後,迅速插入對手縱深後方,在對手沒有充分組織動員的情況下癱瘓對手的指揮通信後勤能力,瓦解包圍對手並取得勝利,這和二戰中美英軍隊的一線平推戰術形成鮮明對比,波蘭、法國及歐洲許多國家被德軍的“閃電戰”迅速打敗,蘇聯在戰爭初期也在德軍“閃電戰”的打擊下損失慘重。

    美國(西方)瓦解蘇聯就是採用了一場標準的意識形態傳媒“閃電戰”,戈巴契夫新思維放棄意識形態戰場指揮,為此提供了極大便利(當然,美國還是綜合運用了外交、軍事、情報、糧食及金融手段),這使得整個蘇聯社會從領導到民眾在極短時間內,仿佛進入集體無意識狀態一樣意志癱瘓,任憑國家土崩瓦解而漠然視之,即使後來俄羅斯公眾知道拋棄自由派(民主派),知道需要強硬捍衛國家利益,也為時已晚,俄羅斯恐怕已經永遠失去了恢復蘇聯時代世界超級大國地位的機會了。

    今天美國依然依託其“傳媒”及網路優勢地位,在對其他國家進行著以“顏色革命”為目的的意識形態“傳媒閃電戰”,美國這麼做的另一個深層原因,是置其他國家於“被動”防守地位,防止對手利用金融危機後美國國內日益激化的階級和族群矛盾。

    對中國而言,在意識形態傳媒戰場,防守是極為必要的,但僅僅防守是完全不夠的,因為防守方面對進攻方是天然劣勢,而且長期的被動防守也很容易在中外公眾面前喪失道德制高點,所以,在這個戰場,即使中國的軟硬體實力弱於美國西方,合理堅決的反擊進攻也是十分必要的。

    中國自由派=科濟列夫+蓋達爾:在蘇聯是悲劇,在中國是喜劇

    中國自由派=科濟列夫+蓋達爾,他們追求的都是全面無條件融入“西方主流文明社會”,多黨制及全面私有化,不同的是蘇聯因為出現了戈巴契夫和葉利欽,科濟列夫和蓋達爾好歹還短暫“掌過權”(雖然很快就邊緣化了),而中國自由派一直就是邊緣化的命運。

    中國自由派似乎在1980年代初顯出了強大生命力,但後來他們肯定會為一個問題苦惱了幾十年:為什麼蘇聯東歐在戈巴契夫上臺後很快就被“和平演變”,而同樣受到美國大力支持的中國“和平演變”,二十多年了不僅始終沒有成功,而且還愈加顯得遙遙無期?要知道,中國同美國西方的力量對比,還遠遠達不到蘇聯華約同美國北約的力量對比。相信這個問題也讓美國西方的決策者和觀察家們感到了極大的困惑。

    換句話說,為什麼科濟列夫和蓋達爾在蘇聯(俄羅斯)上演的是悲劇,中國的自由派近三十年來上演的卻是喜劇(他們多次“準確”預言的“中國崩潰論”,讓他們在中國公眾面前成為了喜劇和鬧劇角色)。

    第一,根本一點是,中國是在保持政治穩定前提下推進改革開放的,而蘇聯(俄羅斯)對政治、經濟體制採取的都是激進的自殺式的“休克療法”。

    第二,如果說,美國西方聯合蘇聯(俄羅斯)自由派打贏了一場意識形態傳媒“閃電戰”的話,那麼美國西方聯合中國自由派對中國模式的意識形態傳媒戰爭,卻打成了一場陣地戰、膠著戰:蘇聯解體、俄羅斯休克療法的災難,東亞金融危機乃至美國和全球金融危機,美國西方的制度神話一再受到中國和全球的強烈質疑,需要辯解的方面越來越多,按軍事術語,美國西方和中國自由派需要防禦的戰線越來越長,薄弱地段越來越多,需要從進攻中抽調用於防禦的兵力也越來越多,而中國模式的相對成功,客觀上又使得中國用於意識形態傳媒戰場的進攻和防守兵力越來越強。

    第三,美國西方,特別是中國自由派的戰術, “幾十年一貫制”,還是科濟列夫、蓋達爾時期的老套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越來越多的人、特別是青年人出國留學、工作、旅遊,美國西方過去的神話成了越來越多中國人口中的“不過如此”,這是中國和過去蘇聯的最大不同。

    第四,網路的出現,凸顯了中國自由派戰術的落伍,因為年輕人獲取知識更為迅速便捷,中國自由派費了半天勁,“自我感覺極為良好”的“雄文”,放到網上往往得到的是這樣的評論“這些土包子,怎麼還是幾十年前的舊貨啊,能來點兒新鮮的嗎?”有網友認為“互聯網早普及二十年,蘇聯也許就不會解體。”不少中國自由派哀歎在網路上受到“左派和民族主義的聯合進攻”。

    第五,很多愛國學者和愛國網友對中國自由派攻擊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表現出了極大的憤怒,這是非常正確的,但是我們還可以更加辯證地看待這個問題。美國西方的世界地位決定了中國自由派將長期存在(還要考慮美國對中國“顏色革命”產業化運作),在目前市場經濟條件下,正面宣傳處理不當就可能招致反感和副作用,中國自由派對“愛國主義”的攻擊,恰恰作為反面教員把更多的青年人噁心成了他們的對立面,對此,我們應該感謝他們。

    中國自由派中的原教旨自由主義者,愛國主義者與其把他們當成“第五縱隊”,不如把他們當成德國在二戰中的盟友義大利,老奸巨猾的英國認為,讓義大利人當敵人比當盟友更有價值。

    我們應該歡迎中國自由派,特別是其中的原教旨自由主義者,扮演美國西方的“義大利式的盟友”,他們不僅阻礙了美國西方對中國的和平演變,也在不停地上演著一幕幕“喜劇”,為眾多網友們提供著歡樂。

    打臉黨魁尼克森:評價科濟列夫

    讓我們來看看尼克森對科濟列夫的有趣評價。當尼克森向科濟列夫請教新俄羅斯的利益問題時,俄國外長謙恭地說:“蘇聯的一個問題是過分卡在國家利益上,所以,現在我們將更多地考慮人類共同的價值問題(注:這很象戈巴契夫的新思維及中國自由派嘴裏的“普世價值”)。如果您有什麼想法並且能夠提醒我們該怎麼確定我們的國家利益的話,我將不勝感激。“

    事後尼克森評價說:“當我任副總統,後又任總統時,我竭力表明我是一個為了維護美國利益而搏鬥的狗崽子(注:不論民主黨還是共和黨總統,使用最頻繁的片語都是”美國的國家安全利益“——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在這方面,基辛格是個更大的狗崽子,有時候我還要向他學習。當蘇聯剛剛解體,新俄羅斯需要保衛和加強的時候,他的外長都想向所有人表明他是個多麼好的傢伙。搞不懂俄國人為什麼不派他去慈善機構工作。“

    尼克森的評價也完全適用于蓋達爾和中國自由派,按中國青年網友們的術語,尼克森,“普世價值“大本營美國的前總統,是個標準的打臉黨。

    即使尼克森曾經懷疑科濟列夫的言行是場戰略欺騙,人們也應該理解,當戈巴契夫在美蘇談判中一再無條件放棄蘇聯的重大戰略利益時,主導美國戰略的冷戰老手布希、切尼、蓋茨等也曾多次懷疑這是不是一場陰險的戰略欺騙,因為超級大國蘇聯並沒有戰敗,而德國總理阿登納、日本首相吉田茂都曾不放過任何微小的機會在美國面前捍衛戰敗國德國和日本的利益。

    只能說,戈巴契夫、葉利欽、科濟列夫和蓋達爾的言行,遠遠超出了文明社會人類正常思維的底線,這同樣也適用于中國自由派中的原教旨自由主義者。

    中國自由派對“百年邊緣”的反思:救亡壓倒啟蒙

    總是要求中國公眾無休止地反思所謂“國民性”的中國自由派,有沒有對自己“百年邊緣”的命運,進行過反思呢?

    有,最經典的就是“救亡壓倒啟蒙”,最新的就是“中國模式論所表現出的價值觀,是以民族主義與階級屬性拒絕和解構普世價值及人類文明”。這,就是中國自由派的所謂反思。

    如果我是一名中國自由派知識份子,並立志于使中國自由派的價值觀成為中國主流價值觀,那我肯定會對這樣的“反思”感到震驚和不可思議:理論上,把“救亡” 和“民族主義”從“啟蒙”與“普世價值”中剝離,這在“普世價值”大本營美國西方都是不可想像的,僅從美國、德國、法國、英國的國歌和美國的入籍誓詞中就可以證明這點;實踐上,這幾乎相當於公開宣稱,我們中國自由派,就是要站在國家民族命運的「對立面」,我們就是要“百年邊緣”,“永遠邊緣”。

    青年一代讀懂了中國:讓四代(戰機)飛!

    中國四代(戰)機(F-20)的首飛,在中國網路上,特別是在各大軍網上引發了近年互聯網上少有的轟動,一個80後軍迷寫下的感言,讓眾多年輕的軍迷們熱淚盈眶。

    青年一代真正讀懂了中國:他們知道,這是中國國家民族意志、工業體系、科研體系與國防軍工體系的整體進步結果。當今世界只有美國將四代機F—22投入現役,軍事大國俄羅斯的四代機也才剛剛首飛一年,經濟強大的歐盟、日本都只能依賴等待美國低一檔次的四代機F—35。

    四代機(F-20)的首飛,標誌著中國捍衛世界和平,構建和諧世界的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同時,廣大理性的軍迷網友們,也坦率地談到與美國的差距,談到了中國模式在共同富裕、自主創新與民族產業升級方面面臨的艱巨任務。

    中國自由派(中國崩潰論派)大多數“非常正常”地對這件事保持了“集體沉默”。

    1796年,美國首任總統喬治•華盛頓警告國民“迷信外國會產生罪惡”,他說“一個國家對另外一個國家熱情的篤信會產生各種各樣的罪惡。……這會讓那些野心勃勃、腐化墮落、受到迷惑的國民獻身自己喜愛的國家,反而背叛或犧牲自己國家的利益,卻沒有絲毫反感之情,有時甚至頗為自豪。”

    這段話,很像是對中國自由派的警告:只要他們繼續圍攻公眾的愛國主義,繼續站在國家民族命運的「對立面」,他們就永遠也不要奢望讀懂中國,讀懂中國的青年,他們“百年邊緣”的“宿命”,也就將一直持續下去。

    文/彭曉光

    2011-1-25


  2. 2011/04/22 at 07:56 patchpieces

    上海共濟會銀行(江浙錢莊金融財團)委派虞洽卿與蔣介石做政治交易的秘聞

    1927年蔣介石北伐獲勝,駐師九江,準備進軍上海。
    上海共濟會系外國銀行(荷蘭銀行、英國銀行、滙豐銀行、花旗銀行等)及上海商界秘派虞洽卿去江西會見蔣介石。因虞洽卿不僅是蔣的寧波同鄉,也是蔣介石早年落魄上海時幫助過蔣的恩主。虞洽卿曾經是上海多家國際銀行特別是荷蘭(洛希爾)銀行的買辦。

    據當事人回憶:1927年2月初,虞洽卿趕到九江行營,見到蔣介石以後,先問蔣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你說,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你真要幫助窮人嗎,那我這些人怎麼辦?

    蔣介石答:“窮赤佬怎麼靠得住?”

    虞洽卿又問:那北伐軍要打倒列強,我在洋人那兒幹,我還跟洋人做生意昵,怎麼辦?

    蔣介石又答:“洋人怎麼打得過?”

    虞說:我回上海後,我怎麼幫你?

    蔣介石說:我不日就會攻上海,你跟杜先生、黃先生說一下,幫我維護好上海治安。

    虞洽卿說這個沒問題。

    蔣介石讓虞洽卿為北伐軍籌集一筆軍餉,虞洽卿滿口承諾。

    一個月後,虞洽卿即攜帶上海各國際銀行及商會捐助的銀票300萬大洋來到南昌蔣介石行營,再次會見蔣介石並送交銀票,同時議定了北伐軍進入上海後保護各國銀行利益的治安計畫。
    此後,虞洽卿又數次為蔣介石籌集了大筆經費:

    3月26日蔣介石進入上海,虞洽卿當晚就去龍華見他,商量組織替蔣介石籌措軍餉的江蘇省兼上海市財政委員會的問題。

    3月27日,“上海商業聯合會”推虞洽卿、王曉籟、吳蘊齋、錢新之、王一亭、榮宗敬、穆藕初等29人為代表,于29日往見蔣介石。 蔣在接見他們時明確表示:
    “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此後仍以協助為期。 至”勞資問題“,在南昌時已議有辦法。所有保商惠工各種條例,不日當可頒佈,決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漢態度。”
    上海銀行及商界得蔣保證後,即於4月1日再給了蔣介石300萬元大洋銀票。
    1927年4月,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政變,繳了工人糾察隊的槍,清理共產黨,與“共產國際”決裂。“四•一二”事變後,虞洽卿代表「上海銀行」及商界於4月25日再給付蔣介石300萬元大洋銀票。虞洽卿還為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出面發行“江海關二五附稅庫券”3,000萬元。同年10月和1928年初又兩次由國民黨政府的財政部發行“續發江海關二五附稅庫券”共4,000萬元。這兩次“公債”多由上海“外資銀行”商人階級認購。

    1928年2月,上海「荷蘭銀行」特為他舉行任“華經理”25周年的紀念典禮和宴會,贈以荷蘭國王宮220年之自鳴鐘一座等名貴禮品。荷蘭政府並為他頒贈勳章。

    在“四一二清黨”的行動上,虞洽卿通過黃金榮、杜月笙的“幫派組織”與蔣介石密切配合。

    1937年4月12日,「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發起在黃家花園舉行“清黨十周年紀念會”,虞洽卿與黃金榮、楊虎、張嘯林、杜月笙等被列為“五功臣”。

    天下世事,皆有因果。虞洽卿及上海商人階層的商運沉浮,都可從1927年春季的那次 “交易”探出端倪。在當時,上海的商人階層與蔣介石結成了聯盟,幫助後者取得了權力,並以“血腥”的方式“清洗”了他們視之為“對立面”的共產黨和工人階層。

    蔣介石與虞洽卿的淵源

    蔣介石原名蔣志清,在日本學軍事的時候,認識了浙江同鄉張靜江,陳其美等人。他學完軍事以後在上海,又通過陳其美,認識了虞洽卿。蔣比虞小20歲,是寧波同鄉。

    1920年7月,虞洽卿四方運籌,獲准建立「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票券、棉花、布匹、糧油等均可在此交易,是為中國“第一家”正規的證券物品交易市場,“交易所”位址在四川路愛多亞路轉角。以證券、花紗、棉布、標金等為“期貨交易”物品,內設許多經紀人號子,代客進行交易。

    虞洽卿任“理事長”,周佩箴、郭外峰、聞蘭亭等為常務理事,張靜江、戴季陶、陳果夫等“國民黨人”都是“經紀人”。

    “國民黨人”籌設這個“交易所”,原望以營業所得,支付東南一帶活動經費。

    所謂蔣介石曾在“(證券期貨)交易所”“混”的說法,就是指的這一段生涯。

    也是在這段時間前後,陳其美 (斯人已於1916年5月遇刺身亡)的結拜兄弟蔣介石落魄來到滬上,也來投奔虞洽卿,他慨然收留。蔣介石在虞洽卿家借住,閑來無事,虞洽卿便介紹他到“交易所”當上了一名“經紀人”。

    蔣介石另一位浙江同鄉張靜江則出資4000元,借給蔣在“交易所”中占了股份。但是蔣介石經營無術,先是在“買空賣空”中賺了不少錢,緊接著又全數賠光,欠下一屁股債。所謂蔣介石曾在交易所混的說法,就是指的這一段生涯。

    民國12年(1923)「上海信託交易所」經營不善倒閉。蔣介石也欠下一筆巨債,虞洽卿介紹蔣介石拜山黃金榮門下,得起200大洋的資助,逃過債戶的追逼,去廣東投奔孫中山先生。

    文/何新 2011-3-29


  3. 2011/04/22 at 07:57 patchpieces

    美帝策劃扶植西藏叛亂:中情局組訓叛亂游擊隊供應武器阻止(農奴)和平解放

    阻止西藏(農奴)和平解放

      為適應“(圍堵遏制中國反共白色恐怖撲殺)冷戰”的需要,1947年7月26日,美國國會通過了《1947年國家安全法案》。該法案規定:美國成立「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簡稱CIA);只要總統授權,美國「中央情報局」就有權在國外執行各種秘密行動和准軍事行動。尤其在軍事干涉過於強硬、外交手段軟弱無力時,「中央情報局」的秘密行動便成了美國政府的第三種選擇。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美國開始公開涉足中國西藏事務,支援西藏分裂勢力的活動。美國最高決策層認為,西藏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原因是:
    其一,中國西藏位於亞洲的腹地,作為一個天然的戰略高地屏護著中國的西南地區,如果西藏被中國控制,便會成為共產黨中國向印度施加影響的基地,因而“會對南亞地區(特別是印度)構成威脅”;相反,“一個分裂的西藏”卻與美國政府所希望的“中國在某一方面出現內部崩潰”之目標正好吻合。在美國看來,即便無法分裂中國,西藏分裂勢力的抵抗也可以消耗中國的資源,從而實現削弱中國的目的。
    其二,1950年2月《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和同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以後,從強烈的反華政治需要出發,美國把中國西藏納入其對華“遏制”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中央情報局在援助西藏分裂勢力的活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950年3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先遣部隊向西康地區進發,拉開了解放西藏的序幕。「中央情報局」密切注視著西藏局勢,通過各種途徑搜集有關西藏的情報。此間,西藏上層分裂勢力也準備以武力對抗解放軍入藏,並慫恿達賴喇嘛外逃。7月,達賴喇嘛的長兄土登諾布在「中央情報局」資助下到達紐約,成為美國與達賴秘密聯繫的中間人。

      最初,美國曾試圖阻止西藏(農奴)和平解放,極力慫恿達賴及噶廈(西藏地方政府)拒絕與中央人民政府簽署西藏和平解放的十七條協定。在這一計畫落空以後,中央情報局又策劃了秘密策動達賴出逃的計畫,由於種種原因,這一計畫再次落空。然而,中央情報局與西藏上層分裂勢力的此次密謀,為1959年達賴逃往印度鋪墊了基礎。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SC5412計畫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以後,「中央情報局」積極支持並“操縱”西藏分裂勢力,策劃了一系列旨在製造“西藏獨立”、反對“新中國”的陰謀活動。此間,美國政府密切關注西藏事態的變化,積極採取措施支持西藏分裂勢力。國務院遠東司司長艾利遜認為:“西藏叛亂分子已經發展到集體的公開騷亂的階段”,“西藏的形勢正在向著符合美國利益的方向發展”。因此他建議美國政府應進一步秘密援助西藏抵抗力量。這一建議得到了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高度重視,決定由中央情報局在西藏實施NSC5412計畫——“秘密援助地下反共抵抗力量”的行動計畫。

      1954年3月15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SC)通過了NSC5412計畫。次年,艾森豪總統又批准修補了NSC5412計畫,增加了NSC5412/1和NSC5412/2文件。這三個檔均屬“遏制國際共產主義行動的秘密軍事行動計畫”。其中在NSC5412/2文件中特別規定,在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下,由「中央情報局」具體負責領導反對和遏制“國際共產主義行動”的全部間諜和反間諜行動。該項秘密行動的目標是在“受到國際共產主義威脅和統治的地區發展地下抵抗力量和秘密幫助遊擊隊活動,並保證那些力量在戰爭中的有效能力,使他們在戰爭中擴大軍事力量並獲得所需的供應品”。

      按照美國國家安會委員會第5412/2號檔的精神,由總統、國務院和國防部指定代表組成代表團,又稱“5412委員會”或“特別小組”,也稱5412小組。該小組具體指導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重大秘密行動。這意味著「中央情報局」對西藏實施的各種秘密行動計畫都由該小組決定。

    秘密援助西藏叛亂分子

      依據NSC5412計畫,「中央情報局」在中國西藏地區開始了秘密援助“藏獨”的一系列行動。喬治•派特遜是美國情報部門與印度、中國國民黨、在國外的西藏分裂分子相接觸時的聯絡員和譯員,據他後來聲稱,自從1949年起,中央情報局、國民黨特務和西藏分裂分子的聯繫從未中斷。

      1953年朝鮮戰爭結束後,中印邊界印度一側阿爾莫一帶的居民驚奇地發現:這裏居然出現了三個教育中心、兩個醫院、兩個麻風病院和一個肺病療養院。更令人驚奇的是,在這些“醫院”和“教育中心”裏根本就沒有什麼病人和學生。實際上,從1951年起,「中情局」即已開始從事西藏叛亂分子的訓練工作。阿爾莫就是中情局對西藏施行秘密行動的基地之一。

      1955年春季,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一個下屬機構開始在噶倫堡城郊徵募藏族人,先後在臺灣、沖繩群島、塞班島、關島等地秘密進行訓練,然後將這些受訓人員遣回西藏,作為發動叛亂的骨幹。

      1955年12月,在四川西部藏區(通稱“康巴地區”)的民主改革即將展開之時,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唆使和策動當地部分彝、藏族奴隸主,發動了抗拒民主改革的大規模武裝叛亂。

      叛亂發生後,「中央情報局」當即認定康巴叛軍是美國在西藏行動的可靠盟友。局長艾倫•杜勒斯也認為西藏的形勢為中央情報局的行動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會。1957年2月,中情局挑選了6名康巴叛亂分子,送到太平洋上的關島進行了為期6個月的特種訓練。當年8月,這些受訓結業的康巴特務被空投到西藏,其使命是指導叛亂並促使達賴公開向美國求援。其中兩人與康巴叛匪頭子貢布紮西取得了聯繫,並於1958年1月在達賴的夏宮羅布林卡秘密會晤了達賴的管家帕拉•土登維登。

      後來,「中央情報局」又先後遴選了170余名康巴叛亂分子在琉球、塞班等地接受訓練。因為這些高原來客不習慣海島氣候,「中央情報局」遂又在美國國內設立了一個“康巴遊擊隊員訓練基地”,該基地叫做赫爾營,位於美國克羅拉多州的洛基山脈,是二戰期間美軍第10山地師總部所在地,這個營地曾被用來訓練美軍的山地作戰部隊和特工人員。該地平均海拔高度10000英尺,與西藏的地形、氣候有許多相似之處。為了掩人耳目,1957年7月16日出版的《丹佛郵報》宣佈,赫爾營即將啟用為軍事試驗基地。在這個機密的營門口,赫然懸掛了“危險!請勿接近!”的牌子,登山者見後都以為是核廢料處理場。營地的警衛也得到了命令,凡遇未經許可闖入者,一律就地擊斃!

      在人民解放軍的有力打擊下,康巴叛亂到1957年底基本被平息下去。許多叛亂頭目紛紛逃向西藏,被西藏上層反動集團收留,重新予以武裝,繼續進行非法活動。1957年5月,在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的策劃支持下,從四川藏族地區流竄到西藏的康巴叛亂分子頭目在拉薩成立了反動組織“四水六崗”(藏語“曲細崗珠”,泛指甘、青、川、滇、藏等省區藏族聚居的地方)。

      1958年4月,從四川、青海、甘肅等省藏區竄入西藏的叛亂分子,正式與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結為同盟,將所有武裝力量統一于“四水六崗”組織之內,並分配了叛亂任務。6月,貢布紮西帶著中情局訓練的特務和電臺離開拉薩,竄到西藏山南地區,建立叛亂武裝根據地,組織了叛亂武裝“衛教志願軍”。

      “衛教軍”一成立,就立即得到美國的武器援助。當年夏天,「中情局」就在山南地區空投大批武器彈藥,計有機槍20挺、迫擊炮2門、步槍100支、手榴彈600枚、炮彈600發、子彈40000發。11月26日,中情局通過“麥克馬洪線”以南印度佔領區,又向山南地區運送武器彈藥226馱;年底,向紮古拉馬塘高地空投一批武器,約100支美式來福槍、20挺輕機槍、2門55毫米迫擊炮、60枚手榴彈,每支槍和每門炮配置300發子彈或炮彈。次年1月,又通過尼泊爾運入40馱武器彈藥。為掩蓋真相,美國只提供“二戰”時期的武器。

      「中央情報局」的援助行動,助長了西藏分裂主義分子的囂張氣焰。進入1959年,西藏武裝叛亂逐步升級,叛亂分子不僅襲擊解放軍,而且對藏民劫掠、燒殺,強迫他們反對中央人民政府。3月10日,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終於公開撕毀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發動了全面的武裝叛亂。一周之後,他們又劫持達賴喇嘛離開拉薩,倉皇出逃。

      有外國研究人員認為,叛亂者無法通過和平手段使達賴喇嘛公開站在他們一邊,是促使中情局和他們在1959年3月發動大規模叛亂的根源。這並非空穴來風。最新解密檔案表明,1958年9月,中情局決定秘密增加對叛亂者的資助,以擴大其反對中央政府的遊擊戰,此舉得到艾森豪總統的批准。派特遜證實說,在拉薩叛亂前,他的康巴朋友就告訴他,已經有了一個使達賴喇嘛離開拉薩的計畫了。1959年3月2日,印度加爾各達的《政治家報》發表的一篇匿名文章,也為上述結論提供了證據。作者極其準確地預測說,達賴喇嘛可能不願離開拉薩,但為了使他離開,康巴人將不得不製造些騷亂。

    檔案表明,在西藏叛亂的關鍵時刻,「中央情報局」認定,“達賴的出逃符合美國的利益。”在達賴出逃途中,“曾在「中央情報局」受訓的報務員緊緊相隨,把達賴喇嘛的行程隨時報告給華盛頓。”「中央情報局」設在達卡的基地與達賴喇嘛保持密切聯繫,並準備好一種適合在西藏稀薄空氣中飛行的C—130型運輸機,隨時給他們空投所需物資。兩周後,達賴一行在「中央情報局」訓練的西藏特工幫助下逃到印度佔領區。

      達賴出逃後,叛亂武裝於3月20日淩晨向解放軍發動全面進攻。解放軍被迫進行反擊,兩天內就將其徹底擊潰。隨後,西藏全境的平叛作戰全面展開,叛亂分子苦心經營的山南老巢被一舉蕩平,“衛教軍”敗逃至印度控制區。至當年底,西藏大部分地區的叛亂即被平息。

      策劃西藏“公路襲擾戰”

      「中情局」對西藏叛亂武裝如此不堪一擊大為失望,他們認為這都是反叛者集團作戰的結果。在1959年召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第403次會議上,艾森豪總統批准在中國西藏繼續實施NSC5412系列計畫。艾倫•杜勒斯分析了西藏叛亂失敗的原因並提出了未來的行動方案。他認為:首先,中國人民解放軍在西藏佔有絕對有效的軍事優勢,加之其使用飛機,西藏叛軍已被“成功地肢解”;其次,“西藏(叛亂)遊擊隊總是大集團作戰,軍事調動過於煩冗”,“他們對當地地形熟悉的優勢沒有發揮出來”。接著,杜勒斯分析了中國軍隊的困難,即解放軍數千名步兵在向青藏高原推進過程中要克服嚴峻的給養運輸、惡劣的自然條件的挑戰。因此,如果破壞拉薩——北京的供應線,北京的損失就會出現“實質性地增加”。中央情報局認為,西藏的大部分道路都築在山腰上,一旦被破壞.要用數周甚至數月才能修復;依靠反叛者襲擊公務人員和車隊以獲取中國內部情報,也成為中央情報局日益渴望的事, 因為它從中國其他地區已很難獲得此類情報。

      於是,「中央情報局」確定了“公路襲擾”計畫,將在赫爾營經過專門訓練的藏人空投到西藏,實施破壞西藏公路運輸的行動。

      在西藏叛亂正式爆發之後,被秘密送到赫爾營進行訓練的藏人數量明顯增加,最終共有259人在該營受訓。

      1959年9月下旬,中央情報局決定在康區西部的邊壩(Pembar)地區進行上述行動。邊壩位於薩爾溫江(怒江)南岸,與中國的“成都——拉薩”公路距離很近,由於中國在該路段南北支線的控制薄弱而被選中。同月,在美國受訓的18名藏人被空投到西藏邊壩地區。他們的任務是控制該地區;進攻四川——拉薩公路上的交通運輸和破壞軍事設施,襲擾並阻斷軍事運輸供給,以阻止中國政府對西藏地方的物資供應和軍需運輸;破壞襲擾解放軍平息叛亂的行動。為配合上述行動,美國中央情報局為邊壩地區的叛亂分子空投武器和物資。

      1961年2月,「中央情報局」決定實施第二輪襲擾戰。這次他們選擇了西藏茫康(MaRkham)地區。茫康位於湄公河與雅魯藏布江之間,是中國內地公路穿越康區第二條線路的終點站,也是西藏叛亂分子的聚集之地。中央情報局準備據此破壞北京的後勤運輸。3月,受過訓練的7名藏族特務由中央情報局使用C—130運輸機空投至茫康地區。

      事實證明,美國「中央情報局」對西藏地區上述兩次公路襲擾並不成功,也沒有給中國對西藏地區的控制構成威脅。由於人民解放軍對空降的叛亂分子實施了有效的圍剿,中央情報局從1957年開始空投到西藏的49名藏族特務,除10人逃到印度,2人被捕(至1979年被寬大釋放)外,其他37人不是被擊斃,就是在雪嶺荒原逃竄時死於寒冷和饑渴。

      到1960年底,西藏全區範圍內大股叛亂武裝均被殲滅,人民解放軍取得了平叛鬥爭的決定性勝利。

      “木斯塘計畫”

      「中央情報局」眼看西藏境內的叛亂武裝已無生存基礎,腹地滲透死路一條,於是又將計畫改為從境外進行長期襲擾。1960年前後,中央情報局和西藏分裂勢力決定尋求一個新的安全活動基地,由於印度不願為其提供基地,他們將活動基地從西藏境內轉移到尼泊爾。經過一番挑選,他們看中了尼泊爾境內半獨立的封建領地木斯塘。木斯塘一帶山高林密,地方首領信喇嘛教並不受政府管轄,況且緊鄰西藏邊境,進行滲透行動十分方便。不過當地人煙稀少,一切物資供應均要靠美國解決。

      1960年9月,達賴集團在木斯塘重新組建了“四水六崗衛教軍”,由此開始了在中國邊境長達十年之久的軍事襲擾。其首任總指揮貢布紮西在回憶錄中寫道,“有時,一二百人的西藏遊擊隊的活動深入中國佔領區達100英里”。然而,美國人後來承認:“這些襲擊除了給西藏部隊以暫時的滿足,並激起他們有朝一日真正進軍故鄉的希望外,作用幾近於零”。

    不過有一次,這種襲擊行動卻出乎意料地獲得了大量情報。西藏叛亂分子在一條冷僻的山路上,伏擊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一支小小的車隊,他們在一輛車上發現了幾個郵袋,裏面除了一般日常函件外,還有從北京發出的政府官方檔和軍事檔。叛亂分子把郵袋交給了中央情報局。後來,中央情報局總部的中國問題專家仔細分析了郵袋的內容,從中發現了中國官方大量有關西藏情況的資料與資料。

      除此之處,“西藏行動”未能獲得任何其他值得一提的收穫,卻繼續有氣無力地在原地踏步。

      1960年5月,一架美國U一2飛機進入蘇聯領空進行偵察時被擊落,此後,艾森豪總統下令停止入侵共產黨國家領空,這包括西藏在內。到1960年底中央情報局取消了對西藏叛軍的空投,失去物資供應的叛軍不得不獨自面臨一個苦冬,許多人因為沒有食物和住所而凍餓而死,還有一些人被迫吃皮鞋和皮革來維持生命。

      1961年3月,新上臺的甘迺迪總統重新批准了「中央情報局」的秘密計畫,於是,中央情報局又開始向木斯塘的叛軍空投武器、無線電操作員、裝備和生活必需品。

      「中央情報局」給叛軍下達的任務是,進攻解放軍分散的營地,並在拉薩至新疆的交通幹線上破壞運輸。這些襲擾行動,迫使中國在該地區增加兵力,並將西藏西部的交通線改道為青海至新疆的公路。

      當「中央情報局」決定繼續空投時,遭到了印度的反對。印度國防部長杜特向美國表示:“為了加強中印邊境的防空,堅決擊落任何侵犯印度領空的飛機,因而希望美國的飛機在將來的空投中不要飛越印度領空,也不希望美國利用西藏人在印度反對中國,而使問題複雜化。”沒有印度的支持,“木斯塘計畫”暫時擱淺。

      然而1962秋天,中國和印度爆發了一場短暫的邊境戰爭,從而導致印度政府的態度發生了明顯變化。在對待美國中央情報局利用印度領土(領空)援助達賴集團分裂活動的立場和行動上,印度由原來的反對者(至少是中立者)變成了主要的積極參與者。而且印度開始與美國在軍事上積極合作,美國向印度提供軍事援助,而印度獲得該項援助的條件之一是“與美國合作共同遏制共產黨中國”。軍事合作促使美、印兩國在情報領域展開了合作。美國中央情報局遠東地區負責人菲茲格拉德和印度中央情報局局長穆立克分別為合作雙方的代表。從此,美國中央情報局與印度情報局在援助西藏分裂勢力行動上展開了密切合作。

      美國和印度在“西藏計畫”中各取所需。美國的目的在於抵抗所謂“共產黨中國在印度與南亞的擴張”,具體行動是通過藏人遊擊行動收集解放軍在西藏地區軍事部署的情報。印度在“西藏計畫”中的具體目標是利用藏人遊擊隊對抗中國邊境的防務力量,以期鞏固其“東北邊境特區”(NEFA)的安全。12月,印度情報局實施“察克拉塔計畫”。依據該計畫,這些藏人將被組建為“特別邊境部隊”(Special Frontier Force,簡稱SFF),他們的任務是收集中國情報和實施其他准軍事行動。美國中央情報局極力配合印度情報局的“察克拉塔計畫”。除了為“特別邊境部隊”提供輔助性訓練、跳傘技術外,美國中央情報局還派出由106人組成的特種部隊為其提供“秘密的”遊擊戰術和非常規戰術訓練。

      同時,美、印兩國情報局還將受訓的藏人間諜派往西藏和中、印邊境實施偵察活動。他們通過跳傘進入西藏內地建立了20個情報站,其任務是偵察中國軍隊的集結動向;安裝感測器,用於偵察中國核子試驗及導彈試驗;截取中國軍事通訊的資訊。

      1963年11月,美國「中央情報局」與印度情報局在新德里成立新的聯合行動機構——“特別中心”。“特別中心”的主要職能是利用西藏分裂分子向中國西藏滲透間諜。他們的主要任務是深入西藏及中、印邊境地區,用無線電收集並發送關於中國西藏的社會、政治、軍事情報。美國中央情報局為其提供耐用型太陽能無線電電臺。

      在1964年1月舉行的“特別小組”會議上,美國「中央情報局」又制定並實施了新的“西藏行動”,包括:政治行動、宣傳和准軍事行動。該計畫的目的是“在西藏內部和外國(主要是印度)確立一個自治西藏的政治概念,並在中國內部培養抵抗共產主義政治發展的能力”。

    但是1964 年6月初,木斯塘爆發的一起突發事件徹底改變了美、印合作的行動模式。事件的緣由是,為尋找遊擊隊反華的“素材”,英國一家電視臺派出一個小組在派特遜帶領下,未經允許來到木斯塘。他們說服叛軍發動了一次對中國車隊的襲擊,並將這次襲擊過程拍攝下來,這使得美國中央情報局在西藏的秘密行動被曝光而引起國際社會的譁然。為此,中央情報局停發了對木斯塘叛軍的半年援助資金。

      由於木斯塘襲擊事件的敗露,美、印兩國軍事襲擾的合作行動被迫轉變為單純的情報計畫。 同年10月16日,中國成功爆發了第一顆原子彈,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美、印兩國情報局針對中國情報的合作進程。美國「中央情報局」為印度提供10架C—46運輸機和4架直升機,其中有1架C—46運輸機被改裝成電子偵察機平臺,這些飛機沿著喜瑪拉雅山麓飛行,收集來自西藏地區的電子通信情報。

      從1967年開始,美國「中央情報局」對木斯塘叛軍的援助行動開始走下坡路。這主要是因為,
    首先,木斯塘叛軍的行動沒有達到預期目的,他們沒有在西藏內部實現破壞中國供給和通信系統的目標。
    其次,木斯塘叛軍的任務很大程度上由印度的“特別邊境部隊”來完成,它得到了美國和印度的長期支持。1968年,「中央情報局」近東行動負責人格里奇菲爾德在西藏行動的形勢報告中向“303委員會”特別小組諫言,“在西藏內部取得的成就微乎其微,而其外部的成就(選擇重要目標開展無線電竊聽)要好得多。”

      到1968年,詹森政府停止了對木斯塘叛軍的援助,「中央情報局」也取消了在美國國內對叛亂分子進行訓練的計畫,把整個預算的計畫削減到一年不到120萬美元。

      「中央情報局」在支持西藏叛軍十年之久的時間裏,所耗資金甚巨。據1998年9月15日《洛杉磯時報》的報導:“根據最新公佈的美國情報機構檔,在20世紀6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裏,「中央情報局」每年向西藏流亡運動提供170萬美元用於開展反對中國的活動,其中包括每年向達賴喇嘛提供18萬美元的津貼。”

     “西藏行動”壽終正寢

      1969年1月,尼克森就任美國總統,美國對外政策處於歷史的轉捩點,此時美國的相對實力已走向衰弱。為擺脫越南戰爭的泥潭並借助中國抗衡蘇聯,美國需要中國的參與,為此,美國積極改善與中國的關係,美中關係出現了趨於緩和的態勢。美中關係的“解凍”導致了美國西藏政策的重要變化,此時的西藏分裂集團自然成了美國戰略棋盤上的一粒“棄子”,「中央情報局」對其的秘密支持也隨之停止。

      1973年,尼泊爾國王比蘭德拉訪華。在會見比蘭德拉時,毛澤東主席催促尼方儘快肅清其境內的西藏叛軍。1974年7月,尼泊爾政府軍包圍了木斯塘營地,達賴喇嘛眼看大勢已去,專門錄製了一盤磁帶送到木斯塘營地播放,讓他們放下武器投降。在真切聽到達賴喇嘛的聲音後,大多數叛軍放下武器,還有一些人跳河自盡,最後一任木斯塘叛軍司令旺堆嘉措拒不服從,企圖率領一股人馬突圍去印度,結果在山口被尼泊爾軍隊擊斃,西藏叛亂武裝徹底瓦解。

      1995年11月,達賴在印度北部的達拉薩蘭會見了已退休的美國「中央情報局」官員、當年負責空投行動的約翰•肯尼士•克瑙斯。回顧兩人從前合作的往事時,達賴不無悲哀地說道:“美國政府捲入西藏事務並不是為了幫助西藏,而僅僅是冷戰時期對付中國的戰術需要。” 在達賴喇嘛心中,正是美國的西藏政策才使他成了這場角逐的犧牲品。

      中國政府對西藏叛匪的顛覆行動進行了堅決反擊,1969年1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美印狼狽為奸利用西藏叛匪瘋狂反華》的文章,指出美國是西藏叛匪進行陰謀活動的「後臺老闆」,“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特務經常到西藏叛匪的巢穴裏鬼鬼祟祟地活動”,“一九六七年七月,美國報刊上公開報導,已經有西藏叛匪從印度坐飛機到達美國,進行罪惡活動。”
    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秘密活動,改變不了西藏民主改革的歷史進程,註定最終失敗的命運。

    文/文鋒

    《黨史博采》


  4. 2011/04/22 at 07:59 patchpieces

    美國(佔領軍)把伊拉克變成“轉基因糧食”生産基地

    第一節 經濟休克

    “我們在伊拉克的原因,就是爲了播撒民主的種子,這樣它就會在那裏生根開花,並擴展到整個極權主義地區。”
    ——布希二世

    當小布希講到播撒“民主的種子”時,很少有人意識到,他腦子裏想的是「孟山都」的轉基因種子。
    隨著2003年3月美國“佔領”伊拉克,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狀況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伊拉克的土地不僅由大約13萬美國部隊和一小批與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聯繫密切、唯利是圖的財富冒險家佔領。它的經濟也處在美國“佔領者”的全面控制之下。

    對伊拉克經濟的控制也是由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來實施的。2003年5月,保羅•佈雷默被任命爲新成立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行政長官,這個“佔領機構”披著一層薄薄的面紗。佈雷默曾任美國國務院的“反恐”官員,後來成了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的諮詢公司基辛格合夥公司的執行董事,這家公司的影響力非常巨大。

    從許多方面看,美軍“佔領”下的伊拉克比阿根廷更適合將整個國家的農業體系納入“轉基因商業化農業”的統治範圍之內,美軍的“佔領”發揮了重要作用。美國“佔領當局”直接給了伊拉克農民“一份他們無法拒絕的要約”,就像《教父》裏面所說的:“要麽拿著我們的轉基因種子,要麽去死。”

    對於“被佔領”的伊拉克的所有民事活動,佈雷默事實上擁有生殺大權。尤其特殊的是,他不是向通常負責重建工作的美國國務院彙報工作,而是直接向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裏的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的辦公室報告。

    作爲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的首腦,佈雷默迅速行動,草擬了一系列管治伊拉克的法令。當時,伊拉克既沒有憲法,也沒有根據憲法合法産生的政府。美國“佔領當局”制定了整整100個法令,於2004年4月生效。整體來看,這100項由美國強制實施的新法律(正式名稱是“命令”)將確保伊拉克經濟“按照”美國“強加”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的思路進行“改造”,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華盛頓在1990年後“強加”給俄羅斯和前蘇聯經濟的模式非常相像。

    拉姆斯菲爾德領導的美國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的計劃制定者給佈雷默下達的指令是,強加一種“休克療法”,把以國有經濟爲中心的整個伊拉克經濟“改變”爲一個徹底的自由市場私營經濟。佈雷默在一個月內實施的經濟變革比在30年裏“強迫”拉丁美洲債務國實行的“變革”還要猛烈。

    佈雷默的第一個行動是解雇了50萬名國家工作人員,其中大多數是士兵,還有醫生、護士、教師、出版商和印刷商。接下來,他打開了這個國家的邊界,毫無限制地接納進口:既不用履行什麽邊檢手段,也不用交什麽稅費。在佈雷默2003年5月到巴格達之後兩周,他就宣佈伊拉克“敞開國門做生意”。他沒有說是誰的生意,但這一點隨後越來越清晰。

    “入侵”之前,伊拉克除了石油以外的經濟領域由大約200家國有公司主導,它們生産從水泥、紙張到洗衣機等所有商品。2003年6月,佈雷默宣佈,這些國有企業將立即“私有化”。他說,“將缺乏效率的國有企業轉交到私人手中,對伊拉克經濟復蘇來說至關重要。”伊拉克的“私有化”計劃是自蘇聯解體以來最大規模的國有資産“清倉大甩賣”。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第37號命令》降低了伊拉克的公司稅率,從大約40%降到可憐的15%。沒有了稅收收入,政府將無法在任何方面發揮大的作用。“第39號命令”允許外國企業100%地擁有除了自然資源之外的伊拉克資産。這確保了外國企業可以在這個國家“不受限制”地開展商業活動。投資者可以將其在伊拉克賺到的利潤100%地從這個國家拿走。既不要求他們追加投資,也不對他們課稅。這些法令的受益者,顯然不是伊拉克的經濟和人民。

    根據《第39號命令》,外國公司可以簽訂有效期長達40年的租約和合同。《第40號命令》則以同樣優惠的條件歡迎外國銀行進入伊拉克。與允許外國人“全盤接管”伊拉克經濟相對應的是,“唯一保留下來”的薩達姆時期的法律是那些“限制工會”和集體談判的法規。

    一夜之間,伊拉克從世界上最孤立的國家變成了最自由、最開放的市場。由於其經濟和銀行體系受到戰爭的“毀滅性破壞”,加上美國“帶頭實行”的長達十餘年的“經濟封鎖”,伊拉克人根本無力購買“私有化”的國有公司。外國跨國公司是在佈雷默宏大的經濟復蘇計劃當中“唯一”可能受益的角色。

    這些新法律“被強加”給了一個“慘遭征服”和摧殘的國家,除了搞點軍事上的破壞和打擊侵略者的遊擊戰之外,它不可能進行其他的反抗。爲了使伊拉克對外國投資者具有吸引力,這一整套的100項新法令通過美國政府的“佔領機構”即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實施,它將所有伊拉克經濟的各種權利和控制權都交給了“跨國公司”。

    不僅如此,制定這些法律的“目的”是爲了對這個國家的糧食生産體系進行前所未有的最激進的“改造”鋪平道路。在佈雷默的“統治”之下,伊拉克即將成爲“基因改造”或者說“轉基因商業化農業”的樣板。

    第二節 《第81號命令》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明確定義了這100項命令的法律地位。“命令”被定義爲“對伊拉克人民具有約束力的指示或指令,具有懲罰性後果,或者對管制伊拉克人的方式包括伊拉克法律的變更具有直接作用”。
    換言之,伊拉克人接到命令:“要麽照辦,要麽完蛋。”伊拉克以前的法律,凡是與佈雷默的新“命令”相抵觸的,一律廢止。
    “佔領者”的法律至高無上。

    佈雷默的新法令涉及從媒體到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等各個方面,深藏在其中的是《第81號命令》,即“專利、工業設計、未披露資訊、積體電路和植物新品種法”。《第81號命令》規定:

    11.“第12條”經修訂如下:“專利應賦予所有者以下權利:
    1.如果專利主體是一種産品,有權禁止任何未獲得所有者授權的人製造、利用、使用、提供銷售、出售或進口該産品。”

    12.“第13條第1款”經修訂如下:“專利的有效期,從按本法條文申請註冊存檔之日起計算,至按本法條文註冊生效滿20年後方可終止。”

    《第81號命令》的另一項條款規定:“禁止農民再次使用受保護的品種或任何本章第14條(C)段第1項、第2項提到的品種的種子。”而且,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第81號命令》對伊拉克的專利和工業設計法做了修訂,以保護與某種産品或某種製造工藝相關的任何技術領域的新創意。這些修訂允許在伊拉克的企業或在伊拉克屬於簽約方的相關條約成員國的企業在伊拉克註冊專利。修訂賦予了專利權人以下權利:阻止任何未獲得專利所有者授權的人利用受到專利保護的産品或工藝,從專利在伊拉克註冊之日起爲期20年。修訂還允許個人和企業對工業設計進行註冊。

    用淺顯易懂的語言來說就是,《第81號命令》給了植物新品種專利權人在20年內在伊拉克農業中使用其種子的“絕對權利”,而這些專利的“所有者”恰恰都是“外國大型跨國公司”。儘管“表面上”看來,這是一個公平合理的商業條款,對外國企業的知識産權予以補償,但“實際上”這是對伊拉克主權的侵犯。像許多國家一樣,伊拉克“從未承認過”植物之類的生命形式可以獲得商業專利的原則。這種專利之前由美國或其他國家的專利機構授予「孟山都」、「杜邦」等公司。

    事實上,《第81號命令》所做的是,修訂伊拉克的專利法,以便承認外國專利,不管根據伊拉克的法律這種專利是否合法。表面上,它似乎給了伊拉克農民拒絕購買孟山都種子或其他專利種子、種植本地傳統種子的選擇權。實際上,它産生了完全相反的作用,《第81號命令》的起草者也充分意識到了這一點。
    這些受保護的植物新品種,都是轉基因或者說經過基因改造的植物。選擇種植這種種子的伊拉克農民,需要與持有專利的種子公司簽訂協定,規定他們將支付某種“技術費”,並且每年爲種植這種專利種子支付許可使用費。

    任何試圖將「孟山都」或其他公司的專利種子保留一部分以便在下個作物種植季節再次播種的伊拉克農民都將受到種子供應商的重罰。在美國,「孟山都公司」要求獲得相當於被盜用種子成本120倍的懲罰性損害賠償,後來法院的裁決駁回了這一請求。
    於是在這種“局面”下,伊拉克農民沒有成爲薩達姆•侯賽因的奴隸,卻成了跨國轉基因種子巨頭的“奴僕”。

    《第81號命令》的“核心”是植物新品種保護(PVP)條款。根據該條款,留存種子和再次播種是非法的。農民們使用受專利保護的種子(甚至是“類似的”種子),將受到重罰,甚至坐牢。然而,受到保護的植物新品種,並不是那些在伊拉克農田上歷經上萬年的雜交開發出來的種子。

    相反,受到保護的是「孟山都」等跨國公司巨頭將自己的種子和除草劑引入伊拉克市場的權利,而且它們受到了美國和伊拉克政府的“充分保護”。

    第三節 破壞伊拉克的種子資源

      歷史上,伊拉克是文明搖籃美索不達米亞的一部分。在那裏,在長達數千年的時間裏,底格裏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之間的肥沃河谷爲農作物培育和種植創造了理想的條件。自從大約西元前8000年以來,伊拉克農民就一直在這片土地上耕耘,並培育出品種繁多的、如今世界上使用的幾乎所有麥類品種的種子。他們通過留存部分收穫作爲種子並再次播種的體系做到了這一點,並通過新的播種培育出能夠抗禦疾病的雜交品種。

      多年來,伊拉克人在位於阿布•格萊布的一個國家種子庫裏“一直保存”著這些珍貴的天然種子的樣本。這座城市,如今在國際上更多的是因其設有美國軍方“虐待犯人”的監獄而聞名於世。在美國“佔領”伊拉克及多次大規模轟炸之後,阿布•格萊布那個具有歷史意義、價值連城的種子庫“消失”了,它成了伊拉克戰爭的又一個受害者。

    不過,伊拉克的前農業部曾經採取預防措施,在鄰國敍利亞建立了一個備份的種子儲存庫。在那裏,最重要的麥類種子仍然儲存在一個名爲國際乾旱地區農業研究中心(ICARDA)的機構裏,該機構位於敍利亞的阿勒頗。鑒於已經失去阿布•格萊布的種子庫,如果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需要幫助的話,作爲國際性的國際農業研究諮詢小組(CGIAR)種子庫網路的一部分的國際乾旱地區農業研究中心,原本是可以從其儲備中爲伊拉克人提供種子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沒有這樣做。佈雷默的顧問對伊拉克的糧食前景有著不同的規劃,他們有自己的打算。

    伊拉克農業即將被導向“現代化”和工業化,從傳統的家庭式種植多種作物的農作方式,轉變爲面向“世界市場”而生産的美國式的商業化農業。滿足饑餓的伊拉克人的糧食安全需求,對這個方案來說是無足輕重的。

    按照佈雷默的《第81號命令》,如果國際大公司開發出一種能抗禦某種伊拉克害蟲的種子新品種,而同時一個伊拉克農民正在種植另一種具有同樣抵抗力的種子,那麽這位農民留存自己的種子將是“非法”的。相反,他必須爲使用「孟山都」的轉基因種子支付某種專利使用費。

    按照總部設在日內瓦的世界貿易組織(一個由美國政府和「孟山都」等私營農業綜合企業巨頭主導的機構)的規則,美國的法院和國際法院“有權”實施這樣的植物新品種保護法律。

    20世紀90年代後期,美國的一家生物技術公司太陽基因被授予了一種油酸含量很高的向日葵的專利。不過,不僅僅其基因結構被授予了專利,高油酸含量這種特性本身也被授予了專利,公司聲稱擁有這種權利。太陽基因公司通告所有其他向日葵品種的培育者說,如果他們開發“高油酸含量”的品種,就將被認爲是對這一專利權的侵犯。

    “專利的授予,涵蓋了一個物種的所有基因工程新品種……可能將我們在農場和花園裏種植的所有東西交由一個發明者控制。”國際植物基因資源研究院總幹事傑弗裏•霍丁博士說。“只要大筆一揮,無數農民和科學家的研究成果就可能僅僅因爲一次經濟劫持式的法律行爲而宣告無效。”經濟劫持,正是佈雷默和孟山都試圖按照《第81號命令》在伊拉克幹的勾當。

    對農民的種子品種實行“全面控制”在伊拉克新頒佈的專利法之下將成爲可能。在複雜的法律術語“掩蓋之下”,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的《第81號命令》實際上將伊拉克未來的糧食命運“轉交”到了全球性跨國私人公司手中,這“絕不是”大多數伊拉克人所希望的解放。

    以《第81號命令》頒佈的植物專利法,與其他國家的知識産權法律不同,它們不是通過主權國家政府之間的談判或與世貿組織的談判達成的。它是由華盛頓在“毫無抵抗”的情況下“強加”給伊拉克的。根據華盛頓消息靈通人士的報告,《第81號命令》中有關植物的具體細節是由世界領先的轉基因種子和轉基因作物供應商「孟山都公司」替美國政府起草的。

    第四節 伊拉克農民只能種下“轉基因”種子

    從字面上看,似乎只有伊拉克農民選擇從國際種子公司購買的那些種子,才歸屬美國新“強加”給伊拉克的專利法管轄。實際上,伊拉克正在“被改造”成一個巨大的實驗室,以便在「孟山都」、「杜邦」和「陶氏化學」等轉基因種子和化學品巨頭的“控制之下”進行糧食産品的開發。

    經過伊拉克戰爭的磨難,劫後餘生的大多數伊拉克農民如果還想繼續種地的話,就“不得不”轉向他們國家的農業部尋求得到新種子。這就爲佈雷默“控制”伊拉克人的糧食供應打開了方便之門。

    在十多年的時間裏,伊拉克農民承受著美、英爲首的、對急需的農業設備的“禁運”。另外,戰前伊拉克還遭受了連續三年的嚴重旱災,這些天災使伊拉克麥類作物的種植急劇減少。多年的戰爭和經濟制裁已經摧毀了伊拉克的農業。到2003年,糧食産量已經下降爲不到第一次美伊戰爭之前的1990年産量的一半。到了2003年,大部分伊拉克人依賴聯合國石油換食品的糧食配給生存。

    在使伊拉克糧食生産“現代化”的“名義”下,“美國國際開發署”和美國對伊拉克農業重建和開發規劃機構參與到對傳統的伊拉克農業的“改造”當中。當時起關鍵作用的、由華盛頓任命的伊拉克農業“太上皇”是丹尼爾•阿姆斯圖茨,他曾是美國農業部的官員和大型糧食聯合企業嘉吉公司的副總裁。阿姆斯圖茨是關貿總協定談判烏拉圭回合期間擬定美國在農業方面的主張的關鍵人物之一,烏拉圭回合談判導致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的建立。

    《第81號命令》名義上的目的是“確保伊拉克得到優質的種子,並爲伊拉克參與世界貿易組織提供方便”。當然,“優質”是由佔領當局定義的。加入世貿組織意味著伊拉克必須開放市場,使其法律符合主導世貿組織政策的強大工業和金融利益集團制定的規則。

    《第81號命令》一發佈,美國國際開發署便開始通過美國農業部提供數千噸“高質量、合格的小麥種子”,這些種子來自美國,並得到了補貼,被分發給困境中的伊拉克農民,這在一開始幾乎是免費的。根據對轉基因種子和植物專利持批判態度的非政府組織GRAIN的一份報告,美國國際開發署拒絕允許獨立的科學家確定這種種子是不是轉基因種子。自然,一旦證明是轉基因小麥種子,在一兩個種植季之內,伊拉克農民將會發現自己如果要生存下去,就不得不向外國種子公司支付專利費。GRAIN的報告“揭穿”了《第81號命令》的意圖:

    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已經使伊拉克農民在收穫後將按法律註冊的新品種的種子留存並再次使用成爲非法。伊拉克人也許可以繼續使用和留存他們的傳統種子和經過多年戰爭和旱災後留下的種子,但這不在統治者規定的重建日程當中。這項法令的意圖是爲在伊拉克建立新的種子市場提供條件,在那裏,跨國公司可以銷售它們的種子——無論是否經過基因改造,農民將不得不在每個作物種植季節重新購買這些種子。

    雖然從歷史上看,伊拉克曾禁止私人擁有生物資源,但美國強加的新專利法引入了一種對種子的壟斷權利制度,這種權利,沒有任何伊拉克農民有資源通過開發而得到。

    實際上,佈雷默將有關“植物新品種保護”的新章節納入到了伊拉克以前的專利法當中。據說,這是爲了提供對“植物新品種的保護”。植物新品種保護作爲一種知識産權,事實上是植物品種的專利,它給予了那些聲稱發現或開發了新品種的植物培育者對植物的排他性權利。

    “植物新品種保護”中的保護,與保護自然資源毫無關係,而是“保護私人培育者的商業利益”。喬治•奧威爾也說不出什麽更好的話了。在美國制定的法令之下,“植物新品種保護”實際上意味著植物品種的毀滅。

    第五節 伊拉克農民種的小麥都出口到了美國

    按照規劃,美國國務院與美國農業部一起努力(該部已經在伊拉克北部設立了56塊“小麥作物推廣實驗田”),目的是“介紹和展示經過改良的小麥種子的價值”。這個專案由德克薩斯A&M大學國際農業辦公室替美國政府打理,該辦公室在伊拉克各地利用800英畝(約323.7公頃)實驗田,向農民們傳授如何種植大麥、鷹嘴豆、豌豆以及小麥等作物的“高産品種”。

    這個投資1.07億美元的美國國際開發署農業重建專案,定下了在第一年使3萬個伊拉克農場産量翻番的目標。其指導思想是說服心存疑慮的伊拉克農民相信,只有使用這種新的“神奇種子”,才能獲得大豐收。與十年前美國農民的情況一樣,身處絕境而又心懷收穫大量糧食的希望,讓伊拉克農民鑽進了外國種子公司的圈套。

    碰巧的是,德克薩斯A&M大學的農業專案也將自己描繪爲“利用生物技術(或者說轉基因技術)方面公認的世界領先者”。用了他們的新種子,新的化學製劑——殺蟲劑、除草劑、殺真菌劑等——便會隨之而來,這些都是由孟山都、嘉吉、陶氏化學等大公司賣給伊拉克人的。

    亞利桑那州的《鳳凰城商業期刊》報道說,
    “一家亞利桑那州的農業研究公司正在提供小麥種子,供伊拉克農民使用,他們期望大幅增加本國出產的糧食供應。”這家公司名爲“全球小麥公司”(WWWC),通過與包括德克薩斯A&M大學在內的三所大學合作,它將“提供1000磅(約453.6 千克)小麥種子,供巴格達以北的伊拉克農民使用”。

    據全球種子行業資訊的中心網站Seedquest介紹,在開發穀類作物種子中“擁有專有權的品種”(被授予專利並爲某個特定公司所擁有的品種)方面,全球小麥公司是領先者。以上提到的這些種子屬於《第81號命令》中那種受到保護的轉基因種子。根據全球小麥公司的說法,任何希望種植他們的某種種子的“客戶”(或者說農民,人們曾經這樣稱呼他們),都要“爲每個品種支付許可費”。這家公司自稱爲“W3”,與亞利桑那大學Bio5生命科學研究所建立了正式的合作關係,而Bio5研究所自稱爲“生物研究水平最高的車庫(在美國代指高技術創新企業的發祥地。——譯注)”,這聽起來十分古怪。

    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鳳凰城商業期刊》上的文章說,“爲了支援伊拉克,共開發了六種小麥種子。三種將用於讓農民種植用於製作通心粉的小麥;另外三個品種將用於種植製作麵包的小麥。”這意味著,2004年後美國在伊拉克發展的穀類作物中有一半是爲了出口。確實,通心粉對於伊拉克人的飲食來說是完全陌生的外來食品,這表明,佈雷默頒佈《第81號命令》的目的與其說是爲了給飽受戰爭創傷、饑腸轆轆的2500萬伊拉克人生産糧食,不如說是建立將轉基因種子用於糧食生産並向全球市場出口的工業化農業産業。

    此外,投資1.07億美元的美國國際開發署農業重建專案,其目的是讓伊拉克政府失去對糧食生産的控制權。“我們的想法是,讓這裏成爲完全自由的市場。”美國國際開發署伊拉克重建辦公室農業專家道格•普爾如是說。

    美國國際開發署的目的反映了美國和世界貿易組織的政策,這一目的是幫助伊拉克新政府逐步取消農業補貼。“農業部長在這方面幹得相當漂亮。” 普爾說。他宣稱,國有企業如美索不達米亞種子公司等“需要拆分和私有化”。但他並沒有提到,在飽受戰火摧殘的伊拉克誰會有錢買得起這樣一家國有種子公司, 只有像孟山都這樣有錢的外國農業綜合企業巨頭才有可能成爲買主。

    爲了便於從外國種子巨頭那裏引進受專利保護的轉基因種子,伊拉克農業部以“補貼價”分銷這些轉基因種子。一旦農民們開始使用轉基因種子,按照《第81號命令》的“植物專利保護”新規定,他們將被迫每年從這家公司購買新種子。在將“自由市場”引入這個國家的旗號下,伊拉克農民逐漸成了外國跨國種子公司的奴隸。

    在2004年12月的一次訪談中,在美國受過教育的伊拉克臨時政府農業部長阿裏聲稱,“我們希望伊拉克農民具有競爭力,所以我們決定對農藥、化肥、良種等投入給予補貼。我們減少了其他補貼,我們必須要有競爭力。”

    換言之,原本用於伊拉克貧困農民購買新種子的錢,被專用于從孟山都等外國跨國公司購買轉基因“良種”。

    與此同時,美國商品出口商垂涎欲滴,盯住了新的市場機會。
    “伊拉克曾是美國農產品重要的商品市場,20世紀80年代的銷售額接近10億美元。”2003年,小布希政府的前農業部長安•維妮曼在農業媒體研討會上如是說。在到華盛頓任職之前,她曾與孟山都公司有密切聯繫。照她的說法,“它有可能再次成爲重要的商業市場。”

    維妮曼忘了說的是,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的兩伊戰爭期間,雷根政府和老布希政府以美國農業部商品信貸公司的出口專案的名義,偷偷賣給薩達姆統治下的伊拉克各種常規武器和化學武器。這一醜聞涉及美國納稅人的數十億美元,牽涉到了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國家安全顧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和義大利拉沃羅國民銀行的亞特蘭大分行。

    根據美國稻米協會副主席約翰•金的說法,在20世紀80年代末1991年海灣戰爭之前伊拉克是美國最大的大米市場。“美國大米行業打算在向伊拉克提供大米方面再次發揮主要作用。”約翰•金對美國國會衆議院農業委員會如是說。“由於目前美國大米行業面臨挑戰……再次進入伊拉克市場,在具有附加價值的産品銷售方面將産生巨大影響。”

    約翰•金補充說,“聯軍2003年對伊拉克的解放,給伊拉克人民帶來了自由。貿易的恢復也給美國大米行業帶來了希望。”他沒有提到的是,2003年,大部分美國大米是基因控制的轉基因大米。

    2004年春,當佈雷默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頒佈《第81號命令》時,激進的年輕教士薩德爾的支持者抗議美國憲兵查封了他們的報紙al Hawza。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指控al Hawza發表可能“構成真正暴力威脅”的“虛假文章”。例如,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引用了一篇文章,它指稱佈雷默在“奉行讓伊拉克人民挨餓的政策,讓他們成天忙於採購麵包,這樣他們就沒工夫要求得到政治自由和個人自由”。

    考慮到《第81號命令》出籠的背景,出現這樣的文章不足爲奇。同樣毫不奇怪的是,考慮到整個轉基因計劃的大賭注,佈雷默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自然要竭力平息這種對其糧食政策的批判。

    第六節 美國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伊拉克巧取豪奪

    2004年11月21日,在如何處理伊拉克政府所欠大約390億美元外債(主要是欠工業化國家的)這個問題上,由債權國政府組成的巴黎俱樂部的主要代表發佈了一份公告。那些外債是薩達姆統治下伊拉克拖欠的大約1200億美元外債的一部分。儘管薩達姆政權已被推翻,華盛頓起初並不打算宣佈把這些舊債一筆勾銷。

    在美國的伊拉克債務特別談判代表詹姆斯•貝克的強大壓力下,參與巴黎俱樂部的各國政府才就390億美元的伊拉克國家債務達成了新的協定。貝克絕對是個談判高手。通過向最高法院上訴,他策劃了2001年小布希的成功當選。他還是布希家族最親近的顧問之一。

    在隨後與經合組織盟國極爲高明的討價還價當中,美國政府成功施壓,高高興興地將伊拉克所欠巴黎俱樂部債權國的舊債大筆勾銷。原因很簡單:這些債務大部分是欠俄羅斯、法國、日本、德國和其他國家的。美國在總債務中只占很少的22億美元。

    巴黎俱樂部成員國發表了一份官方新聞公報:

    各債權國的代表意識到伊拉克共和國的特殊形勢及其在未來歲月裏有限的償還能力,同意作出債務處理,以確保其債務的長期可持續償還能力。爲了這一目的,他們建議本國政府作出如下特殊處理:

    ——立即取消部分後來發生的利息,涉及2005年1月1日時累計債務的30%。剩餘債務將延期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批准之日。這次減免將勾銷所欠巴黎俱樂部389億美元總債務當中的116億美元;

    ——一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獲得批准,將實施30%的債務削減。剩餘債務將按23年期重新安排償還計劃,其中包含一個六年的寬限期。這一步驟,將再削減累計債務116億美元,使減免比例增至60%;

    ——巴黎俱樂部債權國同意,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委員會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實施的三年評估完成之後,再給予最初債務總額20%的減免。

    伊拉克債務的減免,是與伊拉克嚴格遵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計劃”這一條件密不可分的。在債務減免過程中,作爲主要佔領者的美國慷慨地勾銷了薩達姆欠俄羅斯、法國、中國等國家的債務,這些國家是華盛頓的對手,曾反對向伊拉克開戰。這個標準計劃與應用于印度尼西亞、波蘭、克羅地亞、塞爾維亞、阿根廷和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的計劃是一樣的。它命令伊拉克將其經濟主權移交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技術官僚,而這些官僚實際上是受美國財政部和華盛頓當局有效控制的。

    雪上加霜的是,在薩達姆時代伊拉克所欠的舊債是各國政府所說的“惡意債務”,即在未經人民同意下發生的、不符合人民利益的(簡而言之,就是不合法的)債務,就像已經不存在的蘇聯的債務一樣。但是美國、英國和其他巴黎俱樂部成員國並不在乎這個。這種債務是控制“新”伊拉克、迫使其向“自由市場 ”轉型的有用武器。轉基因種子和農業的工業化將處於這種強迫性變革的核心。

    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是符合“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在走向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東歐轉型國家急需經濟改革,以擺脫傳統的內向型發展戰略的影響。總的來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有兩種辦法:一種是漸進式的改革,一種是所謂“休克療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是贊成“休克療法 ”的,這兩個組織的觀點被稱爲“華盛頓共識”。——譯注)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計劃的頭等大事。自由市場企業制度也是2004年4月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 “100項命令”的核心。這絕非巧合。

    我們可以恰如其分地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稱爲“全球化的警察”。自從20世紀80年代的債務危機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發展中國家強制實施了債權國要求的殘忍的緊縮和償債計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債務條款被用來強迫各國將它們最爲珍貴的經濟資産拱手轉讓給外國利益集團,以便償還越來越多的債務。

    通常,「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這些措施都得到了龐大的銀行業和私人利益集團的鼎力支援。
    他們系統地“強制實施”國有企業的“私有化”,
    “取消”糧食、衛生和能源的“公共補貼”,
    “削減”公共教育開支。
    因此,使跨國公司得以“主宰”戰後伊拉克的每一項政策,都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佈雷默頒佈的法律來具體落實:
    “精簡”國家機構、
    彈性的勞動隊伍、
    開放邊界、稅收降至最低程度、
    對資本流出伊拉克“不加控制”、
    沒有關稅、
    對外國人的所有權比例“不加限制”。

    伊拉克人民將失去成千上萬的工作崗位,外國産品將把伊拉克本國的産品逐出市場,其中糧食就是一個主要目標。在強制實施的法規和外國競爭的重壓之下,本地企業和家庭式農場毫無競爭的能力。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條件”的“受害國”通常都不可避免地“被迫”使本國經濟向出口轉型,以便賺取美元來“償還”債務。這樣做換來的“胡蘿蔔”通常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放“拯救”貸款或者說“救援”貸款的承諾。而胡蘿蔔背後的“大棒”就是發出這樣一種“威脅”:如果債務國拒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條件,它將被永久列入“黑名單”,得不到任何國外貸款。

    伊拉克也不例外。美國“授意”下的伊拉克大選,其“目的”就是確立一個合法的舞臺,以便將伊拉克政府置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嚴格的控制之下”。實際上,這使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處於“中立”的位置,負責監督伊拉克嚴格遵守佈雷默的“100項命令”。這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能夠“迫使”伊拉克加入華盛頓的“自由市場”全球願景。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計劃在2005年1月30日伊拉克大選之後的某個時候,與伊拉克新政府達成一項“特殊安排”。由於減免伊拉克的大量外債需要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點頭,因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與伊拉克領導人的談判中處於相當有利的位置。

    聯合國安理會第1483號決議賦予了佈雷默管理被佔領的伊拉克的權力,但這本應歸屬國際法的管轄範圍。可見,佈雷默的“100項命令”和經濟“休克療法”,是在完全違反國際法的情況下實行的。

    隨著對伊拉克“私有化”的抗議和針對美國在伊企業暴力活動的蔓延,“掩蓋”這種“令人難堪”的事實變得迫切起來了。因此,佈雷默急匆匆地返回華盛頓,與總統討論接管伊拉克經濟的新方案。其結果是組成了阿亞德•阿拉維爲首的臨時政府,並宣佈伊拉克將在2005年1月舉行大選。
    阿拉維,這個美國“一手扶植”起來的、曾經多年爲「中央情報局」工作的門徒,將“合法地”執行非法的佈雷默法令。

    按照在伊拉克以“佈雷默法律”而聞名的《第39號命令》,伊拉克的各個行業和所有市場將在幾乎沒有限制的情況下向外資開放。這些法律的制定方式,使得無論是臨時政府還是隨後的任何一屆伊拉克政府都很難撤銷或廢除這些政策。

    確實,佈雷默用伊拉克臨時憲法第26條鞏固了“100項命令”,臨時憲法中的第26條,確保了在主權被移交給臨時政府之後,臨時政府將無權改變佈雷默的法律。此外,美國親手挑選出來的親美派被佈雷默安插到了伊拉克的各個部門之中,並有權淩駕於隨後的任何一屆伊拉克政府所做的任何決策之上。

    遍佈于伊拉克各地的13.2萬美國部隊,堅守在2003年後建起的14個新軍事基地上,這就是上述這一點的保證。對於華盛頓在伊拉克使用“ 播撒民主的種子”這種冠冕堂皇的話到底意味著什麽,大多數伊拉克人到了2004年底已經很清楚了。這種種子與普通伊拉克公民獨立決定自己命運的能力毫無關係。

    在2004年6月權力從佈雷默的聯軍駐伊臨時管理當局正式移交給以「中央情報局」的寶貝兒阿拉維爲首的伊拉克臨時政府之後,後者同意接受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加的“開放”來換取債務減免。因此,2004年9月在伊拉克中央銀行行長沙拉比和財政部長馬赫迪發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意向書”所附的備忘錄中,這些人表達了這個美國“扶植”的政府“參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急迫心理。

    “新的金融部門立法將爲建立現代金融部門鋪平道路。”這封意向書這樣吹噓道。意向書接著寫道:
    “三家外國銀行已經獲准開展業務”,而且“若干外國銀行對獲得伊拉克私營銀行的少數股權已經表現出興趣。”
    其中一家銀行是倫敦的滙豐銀行,這是世界最大的銀行之一。

    “強迫”對伊拉克的糧食生産進行“改造”,“使之”種植“擁有專利”的轉基因作物,這是「孟山都」和其他轉基因“巨頭”所作所爲的最突出的例子之一。通過這些“方式”,它們將轉基因作物“強加”給了“不情願”和“不知情”的世界人民。

    文/威廉。恩道爾


  5. 2011/04/22 at 07:59 patchpieces

    美國對哥倫比亞的新殖民政策-「哥倫比亞計畫」

      提到哥倫比亞,許多人就會立刻聯想到這是“毒品”與游擊隊氾濫的罪惡淵藪之地。(好萊塢電影大眾文化洗腦工業)羅素克洛和梅格萊恩搭檔演出的「千驚萬險」就是以哥倫比亞為背景,影片“描述”的哥倫比亞左派游擊隊在邪惡帝國蘇聯垮台後變成一群以販毒、綁票維生的恐怖份子,長期以來許多美國人也相信政府與主流(民主自由)傳媒對於哥倫比亞的(謊言)宣傳,相信美國政府目前已耗資數十億的「哥倫比亞計畫」(Plan Columbia)可以消滅哥國毒梟和游擊隊暴力,然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證據卻證明事實“剛好相反”。

      事實上,「哥倫比亞計畫」只是美國長期對於中南美洲“政-經-軍干預”的一部份,在美國喬治亞州的班寧堡(Fort Benning),有一所「美洲軍事學校」(SOA, U.S. Army School of the Americas),該校一直被諷刺為「殺手學校」(School of Assassins),因為該校的課程以訓練謀殺、綁架、(軍事)政變、嚴刑拷打著名,數十年來“培養”出六萬多名拉丁美洲的軍人,智利民選總統阿葉德被軍事獨裁者皮諾契特(軍事政變)推翻、大主教Oscar Romero被暗殺、瓜地馬拉36年內戰死亡或失蹤的20萬人、薩爾瓦多超過900名平民被屠殺等等,都是“該校”畢業生的“傑作”,女性受害者還會遭強暴虐殺而死,毫無反抗力量的兒童被活埋或摔死;它也“培養”惡名昭彰的(美帝傀儡)軍事獨裁者-包括巴拿馬、波利維亞、瓜地馬拉、薩爾瓦多,並且是“右翼民兵”的訓練所──例如尼加拉瓜殘暴的「國民軍」就是SOA(美洲軍事學校)的畢業生,後來組成“右翼恐怖份子”Contra(桑定游擊隊)。前巴拿馬總統就稱「美洲軍事學校」是「拉丁美洲最大的亂源製造基地」,在日漸高漲的抗議聲浪下,該校“改名”為Western Hemispheric 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WHISC),但是至今仍然繼續培養每年一到兩千名的畢業生(目前1/3的受訓者來自墨西哥,因為該國要“對付”以Chiapas省原住民為主的薩巴塔游擊隊(Zapatista),每年耗費美國納稅人大約兩千萬美金。

      和其他拉美國家相比,哥倫比亞派遣最多軍人(目前已超過一萬多人)到SOA(美洲軍事學校)受訓,其中許多高階軍官都犯下違反人權的罪刑,哥倫比亞軍方和殘忍著稱的右翼民兵組織AUC也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使得在哥國每年有超過三萬人被殺、一百萬人無家可歸。1986年以來已經有三千八百名工會領袖和組織者遭殺害,在去年(2001年)的前十一個月就有180名工會領袖被暗殺,過去十幾年以來,超過三萬名工人、農民、人權組織者、左翼領袖、教師等被軍隊和右翼民兵殺害。最大的右翼民兵組織AUC的領導人對於謀殺工會領袖毫無悔意,他說「我們有理由殺那些人,因為他們(工會領袖)妨礙他人工作。」因為暴力事件頻仍,自從 1985年以來,已經有兩百萬哥倫比亞平民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園。

      在美國主流(民主自由)傳媒宣傳下不斷“被污名化”的左翼游擊隊──其中一股最大的力量FARC「哥倫比亞人民革命軍」(有一萬六千到兩萬人的武裝力 量,由工人、農民、組織者所組成)-經由過去36年以來的組織工作,哥國基層人民對其支持率不斷提高,專家估計該游擊隊在哥國自治區的影響力已經超過 50%,相對的哥倫比亞所謂「(美帝扶植傀儡)民主」政府,則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貪污腐敗政權,人民對政府的失望清楚地反映在哥國的投票率上(低於40%),目前FARC直接掌握的非武裝區(約瑞士大小),也完全沒有上述的暴力事件發生。
      在2000年,美國政府投入十三億美金到「哥倫比亞計畫」以及之後六億美金的「安地斯行動」(Andean Intiative,因為哥倫比亞屬於安地斯山脈國家)(其中一億給哥倫比亞軍方),“宣稱”該計畫是「對抗毒品之戰」(War on Drugs)以及心照不宣的「對抗左派游擊隊(美國政府定義下的恐怖份子)之戰」,事實上,該計畫對於消滅毒品毫無助益,因為大部分的款項給了“美國跨國 公司”,例如「孟山都(Monsanto)」、United Tech、Sikorsky等,用來進行軍事訓練、購買直昇機和除草劑,另外,美國政府也已提供哥倫比亞軍方和右翼民兵十五億美金。

      然而,哥倫比亞政府和軍隊本身就和毒梟“連為一體”,政府軍隊和右翼民兵就是毒梟“背後”的軍事力量,前SOA(美洲軍事學校)的教官就曾說「SOA是拉丁美洲軍官 洗毒品錢的最佳地點」,美國持續提供哥倫比亞軍事援助反而助長軍隊和右翼民兵繼續在國內“鎮壓平民”、違反人權,並且讓毒梟勢力更擴大。

    此外,美國在哥倫比亞四處噴灑除草劑,宣稱這樣就可以消滅古柯鹼作物,但其實是毫無差別地噴灑在一般農田和雨林上,不但使得農作物大量枯死、農民無 法維持生計、亞瑪遜雨林的生態環境遭破壞、原住民生存環境受到威脅,更讓古柯鹼產業暴增超過100%,在1994到1998年,哥國大約種植45,500公頃的古柯鹼作物,但是有超過140,800 公頃的一般作物、古柯鹼和雨林被噴灑,從1999年到2000年,古柯鹼的產量反而增加60%,噴灑除草劑不但完全無效,反而讓種植古柯鹼更有價值。

      著名的拉美學者James Petras就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是美國對拉丁美洲“再殖民”的試金石,因為哥倫比亞目前擁有第三世界國家最強大的游擊隊力量,開始動搖美國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力量”(哥倫比亞的石油是美國重大利益所在,美國從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和厄瓜多進口的石油比波斯灣還要多),因此若能藉由「哥倫比亞計畫」一舉摧毀反抗的力量,則可以再度建立美國的新帝國主義力量,因此越來越多人認為,美國的「哥倫比亞計畫」實際上是「死亡計畫」(Plan of Death)。

      今年(2002)4月19-22日,在美國首府華盛頓有大規模的反戰(4月20日舉行大遊行,主題為「停止國內和國外的戰爭」Stop the War-At Home& Abroad,詳情請見:http://www.a20stopthewar.org/)、反全球化和「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National Mobilization on Columbia,詳情請見:http://www.colombiamobilization.org/)遊行(世界各地的抗議活動資訊都可以在 http://protest.net/ 找到),「哥倫比亞全國動員行動」在4月22日將發動大遊行並提出兩大訴求:
    一、反對美國政府“假借”掃蕩毒品為名的「哥倫比亞計畫」,
    二、關閉「殺手學校」-「美洲軍事學校」(SOA)。

    文/洪家寧 2002.4


  6. 2011/04/22 at 08:00 patchpieces

    蘇聯末期的“南方系(炎黃春秋、鳳凰系)”

    當你流覽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各種出版物時,你會感到仿佛是掉進了一個非理性的世界——一個百般挖苦我們祖國的過去,嘲弄戰場上的陣亡者,褻瀆俄羅斯的光榮,戲謔俄羅斯的悲痛的世界。
    ——В•利西奇金 Л•謝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戰——資訊心理戰》

    1

    “毛澤東是個荒淫無恥的帝王,他殺的人超過了希特勒和史達林的總和。”

    “毛澤東是個抄襲大師,他所有有名的著作和詩詞都是別人寫的,他甚至還偽造了自己的身高。”

    “毛岸英為了“鍍金”,結果死於一碗蛋炒飯。謝天謝地,這使我們避免了朝鮮式的世襲……“

    這些年在“南方系(& 炎黃春秋、鳳凰系)”和《春秋大法》(炎黃春秋)等雜誌“控制”的平面或網路媒體上到處可以看到對中國革命史及其革命符號的“解構”“聳人聽聞”的各種“歷史真相”“翻著花樣”地出現,而且使很多人都信以為真。那些正直的中國人對此異常地憤怒,他們不禁要問:這個國家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托克維爾曾說過一句名言:“……歷史是一座畫廊,在那裏原作很少,複製品很多。”(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P104,商務印書館)
    我們不如去回顧一下蘇聯的末期,看看同樣是在“不斷深化改革”的時代,蘇聯的那些“南方系(& 炎黃春秋、鳳凰系)”,看看它們在那個混亂時期的“所作所為”以及最終產生的“結果”,或許我們能在莫種程度上找到“今日中國”之“怪現狀”的答案。但是需要說明一點: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類比——因為當時的蘇聯與今天的中國畢竟不完全相同——而是希望能從歷史悲劇中得出各自的教訓。
    另外,本文不是對蘇聯國家意識形態演變過程的分析,如果在敍述中這方面的內容不足,敬請原諒。

    2

    蘇聯時期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曾被蘇聯政權認為是比索爾仁尼琴(索忍尼辛)“更危險”的亞歷山大•季諾維也夫有如下的話:“1985年,還在當選蘇共中央總書記之前,戈巴契夫曾經訪問了英國。他沒有去瞻仰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也是蘇聯意識形態、蘇共意識形態——的創始人馬克思的陵墓,而是去會見了女王。就此我曾經在一次接受採訪的時候說過,一個”歷史性大叛變“的時代開始了。”
    季諾維也夫指出:“叛變的首先是國家高層領導人、黨的機關的工作人員、意識形態領袖和知識份子精英的代表。”(亞歷山大•季諾維也夫《俄羅斯共產主義的悲劇》,P62~63,新華出版社)戈巴契夫不知所云的“新思維”和“公開性”打開了混亂的閘門,並且由此形成了以擁護“改革”為名的“民主派”媒體——亦即蘇聯的“南方系(& 炎黃春秋、鳳凰系)”媒體。它們逐漸構成蘇聯末期的權力中心之一:“改革時期資訊戰的主要結構是一個三部曲:糾錯—深化—破壞。……此時,大眾傳媒已經成為與蘇共中央並列的第二權力中心……資訊心理戰第三階段一開始,大眾傳媒就轉到了戈巴契夫的控制與指揮之下,並開始獨立于中央委員會和蘇共的其他機構。所有關鍵崗位也逐漸轉入第五縱隊之手(即開始為西方所控制)。蘇共中央出版社成了印刷反民族出版物(如В•科羅季奇的《星火》雜誌)的中心。大眾傳媒把自由這個概念捧上了天……實際上是根據第五縱隊的計畫行事的。多元論的表像,掩蓋了大眾媒體上開展的一場精心組織的有目的的運動。……大眾傳媒的做法低級庸俗。它們需要轟動效應。性的問題五花八門,沉渣泛起。開放妓院和賣淫合法化的呼聲日高,對各種性變態興趣陡增。一股猛烈的反文化巨浪正在襲來。它能帶來利潤,還能得到撥款。而蘇聯曾經擁有的大量學術著作和科普讀物卻完全消失了。”(В•利西奇金 Л•謝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戰——資訊心理戰》,P225~227,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在嚴肅的劇院,舞臺上竟然出現了床上戲的場面,報紙雜誌上出現污言穢語已經是習以為常,而《莫斯科共青團員報》居然大談口交的魅力——這可是全蘇共青團中央的報紙啊!”(謝•卡拉—莫爾紮《論意識操縱》下,P716,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南方系”媒體的發展勢不可擋:“《論據與事實》(類似於我國的《春秋大法》─炎黃春秋-雜誌)1991年發行2400萬份;《星火》雜誌1988年發行180萬冊;1989年發行350萬冊,1990年發行760萬冊。”(利西奇金 謝列平上引書,P239)與之相比,蘇聯共產黨的機關報《真理報》——儘管它也試圖跟上“改革”的步伐——的發行量不到《論據與事實》雜誌的一半,而且黨報的所謂“發行量”有著眾所周知的特殊性(維•戈•阿法納西耶夫 《《真理報》總編輯沉浮錄》,東方出版社,P2)。民主派”媒體的如魚得水得益于蘇共在意識形態上的潰逃。不過這種“潰逃”不單單是因為招架不住對手:“(蘇共的)意識形態專家們用形式化的、千篇一律的陳詞濫調來‘捍衛’社會主義制度。誇誇其談,四平八穩,毫無實際內容,聞之令人生厭,翻來覆去地講同一個道理,讓人產生一種動物反芻的聯想。這種做法自然會引起人們反感。但這可並非在幹蠢事,而是戈巴契夫分子早有預謀的策略。”與蘇共意識形態專家們的那些“以……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起頭的黨八股相比,“大眾傳媒的典型風格卻是放開了的新風格,追求轟動效應和通俗性。它在資訊傳播過程中利用一切此前在我國並不為人所知或鮮為人知,但在70年過程中西方早已發表過的形形色色反蘇材料……這一情況營造了一種氣氛,使人感到意外、新鮮和真實。”“民主派”媒體和黨內的意識形態專家們“在只有一個球門的賽場上進行了一場獨特的足球賽,兩隊球員都在往裏灌球。”(上引書,P229)值得一提的是,“南方系”媒體的頭頭們過去也大都是黨內的意識形態專家和“忠誠的列寧主義者”。好比《星火》雜誌的科羅季奇,曾在其著名的《仇恨的面孔》中,對美國表達過刻骨的階級仇恨。而在“改革”不斷深化的過程中,他搖身一變成了“改革”堅定的支持者,後來又進化為“極權主義”的反對者;當“極權主義”土崩瓦解時,他終於滿心歡喜地前往了那個讓他曾經極度“仇恨”的美國。

    艾倫。杜勒斯在其著名講話中(1945年,在國際關係委員會上的演說)說道:“只有少數人,極少數人,才能感覺到或者認識到究竟發生了什麼。但是,我們會把這些人置於孤立無援的境地,把他們變成眾人恥笑的對象;我們會找到譭謗他們的辦法,宣佈他們是社會渣滓。”
    儘管當時作為蘇共黨內的高級領導人之一,並且負責意識形態工作的利加喬夫已經覺察到情況不妙:“1987年秋,在右翼激進派報刊上,準確地說,一條對蘇聯歷史進行歪曲,污蔑的脈絡已經清晰可見了。。”(葉•庫•利加喬夫《警示》,P152,當代世界出版社)”但他在蘇共十九大的那句“你錯了”(針對葉利欽)和尼娜•安德列耶娃的公開信“我不能放棄原則”一樣,在“南方系”媒體鋪天蓋地對“改革的敵人”[據利加喬夫說:“改革的敵人”一詞是由“改革的施工員”亞•雅科夫列夫發明的(上引書,P122)。它讓人不禁聯想起史達林鎮壓時期使用的“人民的敵人”一詞]的聲討之下,“變成眾人恥笑的物件”,最終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 ;“此後,凡是擁護社會主義反對全面否定蘇維埃歷史的人,都成了“改革的敵人”,都是“保守勢力”的代表。”(利西奇金 謝列平上引書,P238)而“你錯了”和公開信作為對試圖瓦解蘇聯的強大力量僅有的幾次微弱抵抗,被留在了歷史的記憶中。

    3

    俄羅斯學者對“南方系”媒體的意識形態策略進行過細緻的技術分析(上引書,P43~44),摘引如下:

    1.利用現有的符號空間,給穩定的、過時的符號添加新內容……
    “民主”:在蘇聯,“民主”——人民當家做主——這個概念是作為正面概念進入人們意識中的……新概念則變成了有錢人的權力,錢袋的權力……
    “左派”:在蘇聯,它具有正面含義。傳統的左派是主張限制資本權力,主張國有化的。改革時代的新概念則完全相反,左派與右派顛倒過來了。所謂的“民主派”被稱為左派,他們主張非國有化、捍衛資本權力(戈巴契夫曾稱葉利欽是“極左派”——本文作者注)。蘇聯解體之後,顛倒位置已經沒有必要,左右派各歸原位。“壟斷”:蘇聯時期具有負面意義,西方大公司曾被稱為掠奪人民的壟斷寡頭……在改革後期,開始將統一的動力系統、鐵路系統、天然氣系統稱為壟斷機構,人們對它們有一種不好的看法,於是得出結論:必須解散它們(這給國家造成了嚴重後果)……“原始積累”:在所有大學的觀念中,這個詞都意味著是資本主義初級階段,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騙子和小偷氾濫。蘇聯解體後,這個符號用來作為掩蓋大規模巧取豪奪及貪污受賄之用。言下之意是現在正經歷著向資本主義過渡的必要初始階段,以後會好起來的。

    2.符號空間融合法。
    這是第二套典型手法,它往往熔各種互不相容的符號於一爐……如:木頭盧布、刨花香腸時代、馬克思主義是油炸水、列寧主義是蒙昧主義意識形態、七十年代的昏天黑地、文明國家,等等。

    3.符號空間改造法。
    可以將符號的結構看成是一塊山巒起伏的原野,既有高峰、陡坡,也有山谷窪地。人的智慧是有限的,所以在記憶中只留下了一些山峰,其他概念環繞在這些高峰周圍。心理戰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清除和消滅這些高峰。

    4.符號與現實關係法。……
    蘇共意識形態專家們以國家名義發佈明顯的虛假資訊,使人們喪失了對國家的信任。

    5.虛假的二分法(對比法)。
    符號空間包含了一種二分結構,如:天使—魔鬼,朋友—敵人,並在它的基礎上,將符號分組歸類。(比如將戈巴契夫等人稱為“改革派”,“民主派”;將利加喬夫等人稱作“保守派”,“反改革派”,“反民主派””——本文作者注)

    在這五點當中,今天中國的南方系和《炎黃春秋》等雜誌對第四點“符號空間改造法”情有獨鐘——“人的智慧是有限的,所以在記憶中只留下了一些山峰,其他概念環繞在這些高峰周圍。心理戰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清除和消滅這些高峰”——所以它們不知疲倦地扮演著老田所說的“揭老底戰鬥隊”的角色。和它們相比,蘇聯末期的“南方系”前輩們水準更高,成就更大:“80年代,在第五縱隊的文人筆下,衛國戰爭時期的英雄人物幾乎全被安上精心羅織的罪名,受到誹謗和侮辱。對更加久遠的俄國歷史的評價也如法炮製,其中包括彼得大帝、葉卡捷琳娜二世、伊凡雷帝。被頌揚的只有像彼得三世那樣的低能兒。按照80年代末當時的高論,整個俄羅斯歷史簡直是微不足道。”(上引書,P39)在文章的下一部分我們就來分析一下具體的案例,看看蘇聯末期的“南方系”是如何把從卓婭•科斯莫傑米揚斯卡婭一直到弗拉基米爾•伊裏奇•列寧在內的蘇維埃高峰“清除和消滅”,並且將他(她)們的屍骨挖出來鞭屍的。

    所有那些將普通概念重複上千遍的人,群眾才會把他記住。
    即使撒了謊,也要厚顏無恥地撒下去,人們樂於相信彌天大謊,
    而不相信小騙術……人們有時對自己在一些小事上撒謊,但
    卻不敢在大事上信口雌黃。因此,他們料想不到有人這樣無恥
    地欺騙他們……
    ——阿道夫•希特勒

    “心理戰的手法之一是用歷史的過去偷換當代問題。這一方
    法于80年代末曾為蘇共意識形態專家們廣泛使用。他們圍繞20~
    30年代的種種事件,圍繞史達林問題,推出了現在的歷史……
    第二個手法是將現代問題導入過去從今天的利益出發,挖掘歷史
    論據來證明今天的觀點是正確的……第三個手法是‘歷史’戰。
    在這場戰爭中把俄羅斯民族引以為榮,視為民族驕傲的所有英雄
    和傑出人物統統通過資訊手段在道德上加以誅殺。”
    ——(В利西奇金 Л謝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戰——資訊心理戰》)

    “歷史”戰之一:卓婭•科斯莫傑米揚斯卡婭之死

    本文作者曾有個名叫“卓婭”的同學。“卓婭和舒拉”:不僅是蘇聯人民的紅色記憶,也是中國人民曾經的紅色記憶。卓婭因反抗德國侵略者而被殘忍地殺害,她的英名留存于偉大的衛國戰爭史。理所當然地,蘇聯末期她成為“南方系”“清除和消滅”的目標之一。

    1991年,紅得發紫的《論據與事實》雜誌刊登了署名А•若夫季斯的文章。作者稱該文是根據已故作家Н.И.阿諾夫(伊萬諾夫)的回憶而寫成的。阿諾夫曾到過卓婭犧牲的彼特裏謝沃村,但卻目睹了“居民們竭力回避談論卓婭”的異常現象。在把讀者的胃口調足之後,作者若夫季斯開始了瓦解卓婭“神話”的工作:

    聽我說,尼古拉•伊萬諾維奇(即阿諾夫——本文作者注)說——我有個感覺,在這一切背後一定有個秘密,請告訴我全部真相好嗎?

    只有一名女教師在不無猶豫地聽完了阿諾夫‘此事將只有你我知道,絕不告訴他人’的誓言之後,才吞吞吐吐地講道:

    德國人在向莫斯科發起總攻期間佔領了彼特裏謝沃村。村長與駐紮在另一個居民點的佔領軍當局保持著聯繫。一天夜裏,村裏的一處木板房著起火來,大火把木板房燒了個精光……過了一天或兩天,縱火者被當場捕獲:一個不認識的姑娘(指卓婭——本文作者注)企圖利用浸透了煤油的破布等物點燃另一個木板房。此時正是嚴冬,一個失去了容身之處的家庭不得不擠到鄰居家裏棲身,全村居民極為憤怒。站崗的人狠狠地打了姑娘一頓,然後把她拖進盧克裏婭的木板房,早晨村長把她解送給當局並報告了所發生的事情。當天,姑娘被前來彼特裏謝沃村執行特別任務的士兵處以絞刑……沒有德國人在此處宿營,因此也沒有任何(按照官方說法)似乎被女遊擊隊員縱火燒掉的德國人的馬廄。

    我們的軍隊來到這裏以後,村裏的許多居民被逮捕並被帶走,不知去向。因此,留下來的人面對可能到來的鎮壓,人人都有一種揮之不去的恐懼……

    作者最後寫道:
    是不是П.利多夫因受村莊裏那些被嚇壞了的居民的欺騙而做了錯誤的報導,或者是他自己為了有利於史達林宣傳而編造了這個事件?但是不管怎麼說,正是他的這種說法出了大名並被“載入史冊”。

    卓婭不僅沒有打擊過德國人,反而燒掉了村民賴以過冬的木板房!?對於今天的我們而言,這是多麼熟悉的風格和技巧!

    “我”或者“我”的某個知名朋友,來到某個“紅色神話”的發源地,與某個神秘的“老鄉”或是不肯透露姓名(或已故)的“村幹部”聊起了有關於“紅色神話”的事。於是乎,在神秘“老鄉”或“村幹部”對“歷史真相”的娓娓敍述中,狼牙山和地雷戰等“神話”依次破滅了。正如俄羅斯學者對若夫季斯文章所進行的分析:“這個例證清楚地表現了斯梅爾佳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卡拉瑪佐夫兄弟》中的人物,一譯斯麥爾佳科夫——本文作者注)繼承者們非常巧妙的手法。他們的創作依據,都是非常可靠的事實,如一個不認識的女教師對現已作古的作家阿諾夫以及公佈這件事的本文作者А•若夫季斯的口授資料。從這篇短文中,還可以看到希特勒分子如何主持公道,他們對居民如何關心,還可以看到蘇軍佔領彼特裏謝沃村所帶來的恐懼和淒慘,以及對史達林分子利多夫的揭露。這樣,А•若夫季斯的文章就像一枚多彈頭導彈,達到了一石四鳥的目的。”(В•利西奇金 Л•謝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戰——資訊心理戰》,P271~273,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除了《論據與事實》(!)雜誌的文章,有媒體還斷言照片上的那個卓婭屍體是假冒的。對此,俄羅斯聯邦司法部司法鑒定科學研究所進行了相關鑒定,最終結論是“照片上被處絞刑的姑娘是卓婭•科斯莫傑米揚斯卡婭。”(上引書,P273)

    “歷史”戰之二:青年近衛軍的母親

    老一輩的人應該都很熟悉亞歷山大•法捷耶夫的小說《青年近衛軍》以及根據小說改編的電影:主人公奧列格•科舍沃伊不屈服於敵人的嚴刑拷打,凜然赴死的精神感動了無數人。1991年,《自鳴鐘報》的撰稿人М•沃利娜發表了一篇名叫《科舍沃伊的母親在為誰哭泣》的轟動性文章,文中驚人地聲稱奧列格•科舍沃伊還活著!而科舍沃伊的英雄故事完全是一場由其精神失常的母親引發的離奇騙局:

    在羅韋尼基地區的一個合葬墓穴中掘出了一些被德國人槍殺的人已經腐爛的屍體。當時在場的葉連娜•安德列耶芙娜(沃利娜文中奧列格•科舍沃伊的“母親”,實際上她把名字搞錯了——本文作者注)撲向其中一個有白髮的老人的屍體並號叫起來:“奧列日卡,奧列日卡!”所有人都看到了:在她面前的是一個帶白髮的老頭兒,可他還在哭喊著:“奧列日卡!”沒有人提出異議,於是……人們把那個不認識的老頭兒再次作為奧列格•科舍沃伊葬埋了。然而法捷耶夫卻據此杜撰出,奧列格在羅韋尼基監獄中遭受刑訊,並因此一夜之間這個16歲的男孩子竟白了頭!這樣,奧列格•科舍沃伊成了小說中的主人公,而葉連娜•安德列耶芙娜則成了主要英雄人物的母親…..

    沃利娜的文章風行全國。文章發表幾天之後,“一群肆無忌憚的流氓無賴在盧甘斯克市把青年近衛軍英雄半身雕像從底座上推了下來”。針對沃利娜的文章,電影《青年近衛軍》中扮演奧列格•科舍沃伊的弗•伊萬諾夫在《真理報》上發表了同樣名為《科舍沃伊的母親在為誰哭泣》的反駁文章。他用充分的證據駁斥了沃利娜,指出了她的大量錯誤,並在文中提到不僅是科舍沃伊本人,他的母親葉連娜•尼古拉耶芙娜(不是沃利娜文中所說的葉連娜•安德列耶芙娜)就遭到過德國人的多次毒打,並導致她終身殘疾的事實。伊萬諾夫在文章中總結道:“我們這裏出現了一種亂翻墓石的傾向,就像女新聞撰稿人М•沃利娜所做的那樣。然而死人不可能說任何話以自衛!……應該記住聖經中的戒條:‘不要做偽證!眾所周知,靠偽證社會不能生存——它將毀滅’。”(上引書,P274~275)

    “歷史”戰之三:尤利烏斯•伏契克的傳說

    蘇聯末期的“南方系”在大肆挖掘國內墓地的同時,又精力旺盛地折騰到了國外。《絞刑架下的報告》作者,國際共產主義的著名活動家尤利烏斯•伏契克就被掘了出來。

    伏契克據說沒有被絞殺於德國普勒岑塞監獄。“他不僅當了德國人的情報員,而且還以這個身份被派到玻利維亞,不久就死在那裏。甚至還出現了一張屍體的照片。”眾所周知,納粹和法西斯主義勢力曾在拉丁美洲有很大的力量,二戰後不少的納粹分子都潛逃到拉美,而這就是發明這個玻利維亞傳說的根由。“另外一些人不堅持‘玻利維亞’說,但仍然斷言,他終究是叛徒—情報員。至於那個著名的《報告》,則無論如何不可能是他寫的,而是後來伏契克的黨內同志們偽造的……”(上引書,P276)對於這種剝奪著作權的手法,其實也無須多說。如同希特勒說的那樣,“即使撒了謊,也要厚顏無恥地撒下去”。只要足夠厚顏無恥,只要“將普通概念重複上千遍”,即使編造出像季米特洛夫是個不能說一句整話的結巴,一樣可以使大眾相信。
    假如伏契克泉下有知,他一定會說:
    “人們,我愛你們!你們要警惕呵!”

    “歷史”戰之四:“史達林森林慘案”

    按照“符號空間改造法”的理論,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史達林毫無疑問是蘇聯時代的象徵,高峰中的高峰;蘇聯歷史的光榮與悲劇都在史達林時代得到了最深刻的體現。

    “1987—1991年國內幾乎沒有一家報紙,沒有一家雜誌,沒有一個電視頻道看不到指責史達林及其時代的材料的。”(Ю•葉梅利亞諾夫《史達林:未經修改的檔案——在權力的頂峰》,P608,譯林出版社)雖然“非斯化”運動在史達林去世後就已開始,但在“想像力奪權”——這句五月革命時期的經典口號諷刺性地被蘇聯末期的“南方系”成功實現了——的時代,“非斯化”運動到達了它登峰造極的境界。党的最高領導人米•謝•戈巴契夫對這一運動作出了決定性的貢獻。在戈巴契夫執政中期,他向記者和社會學家公開了在蘇共中央委員會馬列研究所的中央檔案館中曾受到特別保護——1987年之前任何人不得調閱——的史達林檔案資料中的部分檔,“其目的在於扶持反對史達林的勢力,因此只公開了能證明史達林是一位元血腥暴君的資料,例如:與黨內政敵的鬥爭,30年代鎮壓運動的經過。那些中性的,特別是缺乏揭露性的材料仍被封存。”而仍被封存的資料中則包括了史達林對當時的“個人崇拜”表示反感等內容(Н•津科維奇《二十世紀最後的秘密》,P53,中國書籍出版社)。

    和中國的南方系對毛澤東時代“鋨死”數千萬和“整死”數億人的指控一樣,史達林時代的歷次鎮壓自然也成了這種數位操縱的物件:“例如,很多人的意識中,已經沉澱下了幾百萬農民背井離鄉,作為‘富農階級’被流放的說法。奧•普拉東諾夫說:‘在集體化和消滅富農階級的歲月裏,約有700萬~800萬農民被流放,數百萬農民被關進集中營和監獄’”。對此,俄羅斯研究意識形態和心理戰的著名學者謝•卡拉—莫爾紮質問道:“‘700萬~800萬農民被流放’?連家屬加在一起,那可是3000萬~4000萬人啊!”而後來經過對當時史料和資料的認真研究,“事實是:1930~1931年間,總共381026個家庭計1803392人被特別遣送(所謂‘富農階級流放’)。占農戶總數的1.5%(約3%農戶被官方劃定為富農)。”(謝•卡拉—莫爾紮《論意識操縱》下,P546,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亞歷山大•伊薩耶維奇•索爾仁尼琴(索忍尼辛)的《古拉格群島》是反對史達林和“極權主義”的巨大圖騰,是“南方系”在對蘇聯歷史進行審判時的權威證人:“在他的筆下,古拉格‘島民’歷年的動態,包括徒刑死刑、釋放調轉、患病死亡等方面的情況,逐年均有詳盡研究,列表資料也堪稱卷帙浩繁。”不過正像此書的副標題——《藝術性研究嘗試》一樣,“索爾仁尼琴(索忍尼辛)的資料亦當以”藝術誇張“視之,而整個文化界的人士則幾乎是把這些東西作為集中營社會學學術研究資料來看待的。
    他所造成的意識裂變真可謂令人拍案驚奇:一個人讀了那種似乎言之鑿鑿的紀實材料,就會聽而信之,而且更會相信他那‘4000萬人被槍斃’的說法。”(上引書,P549)即使是激烈批判史達林的羅伊•麥德維傑夫,也撰文指責索爾仁尼琴(索忍尼辛)“過於經常地對事實進行明目張膽的歪曲、篡改和有意的回避”(李輝凡 張捷《20世紀俄羅斯文學史》,P447,青島出版社)歷史學家澤姆斯科夫用近10年的時間系統整理了反映勞動改造營管理總局(古拉格)各方面情況的檔案資料,並且發表了各類被鎮壓人員狀況的詳盡匯總材料。“他雖非史達林主義者,但是尊重事實。”但是“民主派卻刻意竭力不理睬他,也不和他論戰”,少數應戰者如安東諾夫—奧夫謝延科也都立即露了大怯。澤姆斯科夫指出他的論敵在引用他本人並未見過的1945年秋季全蘇集中營和勞教所資料時犯了一個“小錯誤”:安東諾夫—奧夫謝延科“漏掉了”一個小數點(МЛН.),其結果就是把160萬人“變成”了1600萬人。“多麼輕而易舉,拿掉小數點,再通過傳媒擴散開來,而億萬人竟然信以為真。當一種思維範式已經形成的時候,操縱家就不在乎理智的論據了。”“操縱家們也正是為了對想像力而非理性施加影響,才會如此誇大數字的,有時會誇張幾十倍,甚至幾百倍。恰恰是這種非要誇大真實數量不可的意圖,才能成為操縱的一種特徵”。(卡拉—莫爾紮上引書,P549)

    不久之前曾鬧騰過一陣“卡廷森林慘案”事件,我國的南方系也是不甘人後,積極回應。然而早在1988年的蘇聯,就發生過一個轟動全國的“庫羅派特森林慘案”事件,據當時的“南方系”媒體報導:

    在明斯克郊區庫羅派特森林發現大批犧牲於史達林大恐怖時期人士的遺骸,這場恐怖是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機構在1937年至1941年6月期間製造的。

    媒體稱這個慘案的死難人數約為數十萬。國外的傳媒也不遺餘力地進行大肆宣傳——這是史達林及其極權制度嗜血成性的又一罪證。最後,在對這個“庫羅派特森林慘案”事件進行了仔細調查後,得出如下結論:

    內務人民委員會各機構與所謂庫羅派特森林受害者之間沒有任何關係。在紮斯拉夫公路和明斯克環路之間丘陵地帶的戈迪謝鎮附近,安葬著不少於30萬希特勒種族滅絕暴行的犧牲者(“庫羅派特森林案:時代的篡改”,《軍事史》雜誌,1991.No.6,轉引自В利西奇金 Л謝列平上引書,P267,)

    正如俄羅斯學者指出的:“庫羅派特這個地名在白俄羅斯地圖上就從來沒有過。杜撰名稱的目的是為了充分發揮情感的力量,影射史達林在這裏槍殺人就跟殺山鶉[俄語“山鶉”的發音為“庫羅派特卡”(Куропатка),故有此說——本文作者注)一樣無所顧忌。庫羅派特森林案只不過是整個虛偽報導龐大體系中的一個事例而已。”(上引書,P267)在蘇聯末期的混亂歲月裏,儘管一些謠言被揭穿,但謠言總能淹沒真相:製造大量新謠言的速度永遠要快過被動地對舊謠言的逐個駁斥。關於史達林,“有人寫的東西甚至已經離譜到了讓人想瞧一瞧還能編出什麼玩意兒來的程度……出現了大量編造史達林是沙皇暗探局特務的文章。有的文章說,流放中的科巴(史達林早期的黨內別名)襪子臭不可聞,幾乎所有的精神病他都有;他只不過是個神學校裏不學無術的學生而已,等等,等等。布爾什維克一詞居然成了一句罵人話……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攜帶史達林畫像參加群眾大會被認為是低能兒;大眾傳媒曾經專門在各地群眾大會上尋找攜帶有史達林肖像的人,以便表現他們的淺薄和粗俗。”(上引書,P266)“一個穿網眼針織背心的人坐在電視機前。——人們在街上遊行,臉上帶著喜悅。他手指螢光屏上史達林時代那些缺心眼的人,笑得前仰後合,說不出一句話來。”(上引書,P243)(筆者在此想插入一件事情:去年,某城市的一位收藏者——他是毛澤東時代的人——舉辦了一場關於毛澤東時代的影像與圖片展。一個在改革時代成長起來的中年人熱心地從外地趕來參觀——他對那位收藏者感歎道:“你辦的這個展覽很好,很有意義,像這些我的父母那代人都經歷過的;你看那些人(指毛澤東時代廣場上的遊行者),都像是發瘋了一樣,像機器一樣。”收藏者聽完後說:“我們當時對於領袖和國家的熱愛都是出於肺腑的,並不像你說的那樣,是失去了自己意志的表現。”談話由此陷入了尷尬。)

    史達林在世的時候,如同從天而降的巨神,其威望甚至超過了列寧。然而他身後的歷史命運又是如此無常,甚至顯得淒涼。1953年在史達林的別墅裏,貝利亞、馬林科夫、赫魯雪夫等人看著史達林生命垂危,卻遲遲不去叫醫生;史達林剛死,“非斯化”的運動就隨即展開:先是貝利亞——如果不是他在黨內鬥爭中被擊敗,也許就輪不到赫魯雪夫來做那個轟動一時的秘密報告了——接著就是赫魯雪夫的高潮戲。赫魯雪夫先是史達林狂熱的吹捧者,後來又是史達林狂熱的反對者。在他與中國交惡的時候,甚至憤怒地聲稱要“把史達林的棺材直接送到北京來!”到了蘇聯末期,在所謂“公開性”政策和勢大滔天的“南方系”的力量之下,“非斯化”運動終於進入了歇斯底里的狀態。“卡廷森林慘案”也好,“庫羅派特森林慘案”也罷,其實史達林早就被一次次地拖進了名叫“史達林”的歷史森林裏,遭到了無數次的審判和槍決。

    “歷史”戰之五:“回歸列寧”

    “史達林領導下的蘇聯時代在社會意識中被一筆勾銷之後,蘇維埃國家的締造者列寧的名字仿佛成了連接過去與現在的最後一座橋樑,它象徵著幾代人之間的繼承性。因此,損害業已形成的列寧的形象詆毀他的活動,就成了把整個蘇聯時期說成是黑暗和愚昧時代並使人們離開社會主義的一個必要步驟。”(上引書,P169 )

    在蘇聯還沒有走向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末日之前,為了非史達林化,必然要借助列寧的威名,列寧代表了蘇維埃國家的終極真理。正如赫魯雪夫提出的“回歸列寧原則”那樣;戈巴契夫在“改革”初期也曾化身為列寧的忠實傳人。而在蘇聯末期的大混亂到來後,所有蘇維埃國家的偶像與禁忌一個個被羞辱被打破;當蘇聯全部的歷史都成了被“清除和消滅”的物件時,列寧這個最後的禁忌也就不能倖免了。所謂“回歸列寧”的意義,可以看作是一步步地把所有的都清算完之後,最後必然來到的總結性清算。

    “列寧是德國間諜”,“列寧是毀滅俄羅斯文化的罪人”,“列寧是俄國人民的劊子手”“列寧是美好的沙皇俄國的破壞者”,這些都是老調重彈了。到了這個階段,連編造歷史的工夫都可以省去,而直接使用“純文學”風格了。《自鳴鐘報》的“政治評論家、詩人”——總是這號人物不是嗎?——A•伊萬諾夫斷言:“總的看來,我們的領袖和導師是死于梅毒。”而1990年的另一篇奇文《崇拜的誕生:列寧是典型的神話》(М•魏斯科普夫,《波羅的海時報》)這樣寫道:

    大約是1924年,克里姆林宮的下水道經受不住布爾什維克的猛烈衝擊,終於跑水了。陵墓裏灌滿了污水,一名神甫(好象是大牧首本人),這樣說:“聖屍上也是要塗油的。”
    ……那副傻瓜表情、那顆禿頭 、那張喝得醉醺醺的電報員也差不哪去的鬼臉……打旱地裏冒出來的一顆苗苗兒:要模樣沒個模樣,要氣派沒個氣派。
    瓦洛佳搞俗家的科學也在行。他雖說沒有一點詩才,但只要老師吩咐,就可以立刻“用正確的六音步長短短格來翻譯荷馬史詩”。

    他的房間保持著修道院式的整潔。一個中學生正在做筆記,筆記本上密密麻麻寫滿了一個個小耗子似的字母——字雖然寫得緊緊巴巴,倒不妨礙思想馳騁。這個中學生寫滿了一個又一個本子,若有所思地瞅著牆壁,眼前是兩片畫著斑斑點點的大屁股似的東西半球——蘇聯國徽的原型……

    最後,終於有機會談一談那個與大救星聯姻的她——娜傑日達(指列寧的妻子娜傑日達•克魯普斯卡婭——本文作者注)——的問題了。想不到吧,這個講起話來跟馬卡爾•傑武什金一副腔調的、黨內綽號叫“魚”的革命的女修道院長,居然不乏抒情的想像力……而在那圍著灰毛皮圍脖、像東歐平原一樣扁平乏味的胸膛裏……居然還有一顆監獄未能使之喪失慈愛的心在……跳動?(上引書,P268~269 )

    與此文那種妙語連珠,油腔滑調,下流無恥地嘲諷偉人的水準相比,我國那位說毛澤東的字像“狗扒似的劃拉出來了”的小京油子實在只能算是托兒所的程度了。

    在“清除和消滅”列寧這座最後高峰的運動中,著名的史達林傳記作者德米特裏•沃爾科戈諾夫上將(我國的“辛同志”可以看作是他的翻版)是一個代表人物。這位擔任過蘇聯陸海軍總政治部副主任、蘇聯國防部軍史研究所所長,曾在史達林傳記中指責史達林違背了偉大的列寧及偉大的列寧主義的黨內軍內的權威理論家,也終於發現了與“極權主義”做鬥爭的必要性。“特別是他在自己全盤否定列寧的著作的封面,為強化對讀者的負面影響,登載了一幅重病患者的照片,那張臉被痛苦折磨得已經變了形,實際上當時人已處於瀕死狀態。”有人指出:“書的封面是對死者的粗暴侮辱(不論大家對列寧的態度如何),故爾他必遭報應。”沃爾科戈諾夫在書出版後不久,就患病並很快死去了。不管這是不是報應應驗,對列寧的詆毀還是見出了成效。《論據與事實》雜誌1991年就“列寧應當躺在什麼地方”向路人提問。莫斯科一位15歲的少年季馬對此回答道:“應該把他從這裏扔出去……嗯,不是扔,應該是運出去。他做過什麼好事嗎?他把全國都搞亂了,現在卻躺在這裏。把他埋到某個墓地去吧!”(上引書,P270)

    “把蘇維埃墓地全掘開……”

    “不僅僅戰爭年代,而且整個70年蘇聯歷史都逐漸被迅速蔓延開來的污點所覆蓋,許多歷史畫面簡直就是一幅諷刺性漫畫。其中對曾經支持過蘇維埃政權的作家們的態度即為一例。按照各種報刊媒體的說法:阿•托爾斯泰是貪財鬼和酒徒,馬•高爾基是一個虛偽的,名不副實的人,弗•馬雅科夫斯基是發育不全者,米•肖洛霍夫則是抄襲他人作品的人。甚至很難數得清針對《靜靜的頓河》作者究竟有多少造謠中傷。”(上引書,P277)“從‘民主派’的宣傳中可以得出的結論是:整個蘇聯時期的歷史上是一批不合格的人在活動,他們以自己的‘極權政治’威脅西方的偉大民主。”(上引書,P308)B.伊柳欣在《控告總統•起訴狀》(1992年)中說道:“在他(指戈巴契夫——本文作者注)的統治下,整個國家都被變成了考古發掘地。”(上引書,P283)

    人們會有一個疑問:為什麼在蘇聯末期大眾會輕易地相信那些“荒唐無稽”的“政治謠言”?由於這涉及到具體的蘇聯意識形態“蛻變”問題,並且不是本文的主題,所以在此僅簡單地談以下一點。蘇聯官方在對其自身歷史的解釋上有著一個非常不好的傾向——這也並非是蘇聯獨有的問題——即用“庸俗化”的歷史觀念去解釋蘇聯史上所發生的諸如黨內鬥爭在內的一系列複雜問題。
    在1953年清算貝利亞問題的蘇共“七月全會”上,蘇共中央書記赫魯雪夫的發言就是這種庸俗化歷史觀的典型:
    “……早在史達林生前我們就知道貝利亞是個大陰謀家。他是個奸詐的傢伙,是個狡猾的鑽營之徒。他用自己骯髒的爪子牢牢吸在史達林同志的內心,他善於把自己的想法強加給史達林同志……我們大家都尊重史達林同志。不過歲月不饒人,最後一段時間史達林既不能看檔,也不能見人,他的健康狀況不佳。貝利亞這個卑鄙小人狡猾地利用了這一點,非常狡猾……貝利亞對黨的態度跟希特勒沒有區別……貝利亞不是黨員,而是鑽營之徒,可能還是間諜,在這方面還要再挖一挖……”
    赫魯雪夫等人用一套“忠臣/奸臣——明君/昏君”的模式去向人民解釋貝利亞問題,甚至用“庸俗化”了的階級鬥爭觀念把貝利亞與希特勒並列——而此人就在不久前還是和自己很親近的同志。“妖魔化貝利亞的形象,把他描繪成悄悄混入党的領導層的傢伙——這都貶低了社會進程在歷史中的重要性,創立了用某些個體的不良意願解釋蘇聯歷史事件的先例。”(Ю•葉梅利亞諾夫《未經修改的檔案:赫魯雪夫傳》,P309,譯林出版社)
    赫魯雪夫在二十大上全盤否定史達林領導蘇聯的“三十年”——儘管他後來出於政治原因又多次反復——把大肅反時期的鎮壓描繪成是“暴君”對那些無限忠誠於黨的“老幹部”的迫害,而掩蓋他本人就曾是一個積極的鎮壓者,掩蓋了黨的“老幹部”們對他人的迫害行為以及確實存在的反史達林的密謀等等事實。正如斯台芬•茨威格所說:“熱月九日之所以具有世界歷史意義,並不是因為羅伯斯庇爾被處以死刑,而是他的繼任者採取這種怯懦虛偽的態度(指將罪過推在羅伯斯庇爾一人身上——本文作者注)。因為直到這天為止,革命無論採取任何行動,全部理直氣壯,同時也心安理得地承擔一切責任”(斯•茨威格《約瑟夫•富歇——一個政治性人物的肖像》,P70,華夏出版社)這種對待歷史“隨心所欲”和“胡作非為”的態度,使蘇聯官方的歷史解釋逐漸失去信譽。勃列日涅夫雖然沒有宣佈赫魯雪夫是“希特勒”,但整個勃列日涅夫時代的意識形態語言完全是由連篇的“廢話”和貌似正確無比的“空話”與“套話”構成的。戈巴契夫及其“意識形態專家”“延續”了赫魯雪夫的“精神”。但是他們嫌後者對史達林時代“刨”得還不夠徹底,於是決定直接往祖墳上刨:“現在請想像這樣一種情景。羅馬教皇走到羅馬的聖彼得廣場,對圍攏來的人說了下麵一番話:親愛的教徒們,我必須向你們宣佈,沒有什麼上帝,天主,教會只是一個犯罪組織,我把它解散了。您會怎麼評價這位教皇的行為呢?須知蘇聯的意識形態專家們正是以這種精神表述的。”(亞歷山大•季諾維也夫《俄羅斯共產主義的悲劇》,P64,新華出版社)蘇共官方的歷史解釋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終於土崩瓦解:既然老一套已經令人厭煩,那為什麼不去聽那些更新鮮、更刺激的故事呢?而蘇聯末期的“南方系”進行的大量“歷史發明”-融驚險、偵探、色情、科幻等所有吸引人的要素於一爐,正好滿足了大眾的心理欲望。當然,這並不是蘇聯末期“南方系”能夠大獲全勝的惟一內因,但至少是重要的內因之一。

    《零城》的意義

    1996年俄羅斯國家杜馬安全委員會舉辦了一個為期半年的講習班,“專門研究破壞社會‘文化核心’的技巧。”參加者包括了不同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的專家。講習班在最後的幾次會議中,重點地討論了卡倫•沙赫納紮羅夫(其父格•霍•沙赫納紮羅夫曾是戈巴契夫的心腹助手之一)的影片《零城》(1988年)。與會的專家一致認為《零城》準確地預見到了蘇聯社會“文化核心”被破壞的過程。

    《零城》講述了莫斯科的工程師拉瓦金在“零城”出差時遭遇到的怪異和恐怖經歷:拉瓦金剛到“零城”時,前往一家工廠找廠長,結果竟然“見到女秘書在接待室全裸地坐著。人們進進出出,把緊急要打字的材料交給她,但對怪誕卻視若無睹……出門的時候他病了。那些習以為常的秩序的標誌物——列寧像呀、社會主義勞動競賽榜呀——再也抵禦不住迷亂的局面了。”只有裸女或者只有列寧像的社會都是一個——意識形態意義上的——“秩序的社會”。而當裸女和列寧像在同一個時空中並存,甚至裸女和列寧像被奇妙地拼接在一起,難分彼此的時候,則標誌著“秩序的社會”開始走向混亂和崩潰之路。

    在《零城》的尾聲部分,“零城”的“整個匪幫——官員們、地下企業家們、作家,還有好多浪蕩女人——紛紛撲向一顆象徵政權的‘俄羅斯國家樹’,開始摧毀它,撕擄它的枝葉。”(卡拉—莫爾紮上引書,P720)

    文/克爾白的懸詩

    2010-12-15


  7. 2011/04/23 at 01:04 patchpieces

    四一二政變:蔣介石的投名狀

    進軍滬寧,蔣介石的猶豫

    1926年11月,一個楓葉飄零的晚秋,蔣介石仍在南昌北伐軍總司令部的辦公室裏來回踱步。此時,他的心情焦慮而糾結。北伐大軍越是逼近上海和南京,他的心情就越是忐忑不安。

    在軍事上,蔣介石打得順風順水。自1926年7月廣州誓師北伐以來,大軍一路高歌猛進。“打倒列強除軍閥”的革命旋律響徹中華大地,轟轟烈烈的國民革命浪潮迅速席捲大江南北,貌似強大的北洋軍閥兵敗如山倒,北伐軍只用了三個月的時間就打到了武漢,摧毀了軍閥吳佩孚的武裝力量。隨後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也從廣州遷到武漢。緊接著在11月,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率部從兩湖地區攻入江西,打敗了另一個軍閥孫傳芳,連克九江、南昌,兵鋒直指南京、上海。

    但是,在政治上,局面對蔣介石卻非常不利。他最主要的政治對手汪精衛到了武漢。自從1925年孫中山去世以來,汪精衛以總理繼承人自居,在黨內政治勢力雄厚,再加上蘇聯的政治、軍事和金錢的背後撐腰,儼然成為國民黨的主要領袖。汪精衛在武漢與地方實力派唐生智建立同盟,再加上對蔣介石深懷敵意的蘇聯顧問鮑羅廷,武漢已成為國民黨內部反蔣的核心。此時,大部分的國民黨中央委員都已到了武漢,政治權力已被汪精衛主導。汪精衛三番五次催促蔣介石速來武漢,蔣介石陷入了深深的困境。去武漢,則自己很可能被架空,不去,就有自絕於黨國的危險。更何況,他的北伐大軍每天都要耗用大量糧餉,而財權並不在他手上。戰場上打得再順利,如果武漢切斷他的財源,他的北伐大軍將會立刻喪失戰鬥力。

    蔣介石的理想就是借北伐統一全國,繼而成為中國的凱撒。要命的是,他不得不依賴蘇聯的金錢來實現自己的理想,而卡住他金融命脈的正是史達林在中國的眼睛和左右手——鮑羅廷。“中山艦事件”之後,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共產黨在廣州的勢力,但為了蘇聯的武器裝備和金錢,為了他統一中國的大業,他不得不暫時隱忍。

    當五四運動爆發時,蔣介石受到強烈震撼,他在日記中寫道:
    “此乃中國國民第一次之示威運動,可謂破天荒之壯舉……民氣未餒,民心未死,中華民國當有復興之一日也。”
    當1925年6月23日,廣州群眾支持香港工人大罷工,舉行示威遊行經過英國租界附近的沙基時,英軍悍然屠殺遊行群眾50餘人,傷170餘人,釀成“沙基慘案”。蔣介石聞訊在日記中寫道:
    “國勢至此,不以華人之性命為事,任其英賊帝國主義所慘殺,聞之心腸為斷,幾不知如何為人矣!自生以來,哀戚未有如今日之甚也。”
    憤怒的蔣介石在其日記中每日寫下一條仇英德的“憤青”口號,多達百餘條:
    “英虜皆可殺!英仇可忍耶!英夷不滅非男兒!汝忘英虜之仇乎?英番不滅革命不成!……”【1】

    蔣介石不僅反英,而且對美、法等國也抱有警惕的態度,“英番可滅,美、法亦不可玩忽”。1926年,他曾嚴厲批評美國的外交政策,“痛詆美國外交政策之錯誤及其基督教之虛偽”。

    蔣介石不僅對列強充滿憤怒,對洋買辦階層也十分憎惡,痛恨他們幫助洋人控制中國經濟命脈。“洋奴之可惡,不止於此。凡在租界、公署及洋立公司之洋奴,皆可殺也。”

    歷史充滿怪異之處就在於,誰能想到中國最大的官僚買辦階層的總頭目蔣介石,居然骨子裏痛恨他所依賴的那些勢力?!荒誕但順理成章的是,作為一個把個人權力放在首位的政治家,理想是從屬於現實的,他非常清醒地認識到誰能給他帶來權力。當蘇聯可以利用時,他就利用蘇聯的金錢和武器來實現北伐和統一,鞏固和強化自己的權力。當蘇聯試圖控制和命令他時,他就會毫不猶豫地將其一腳踢開。在後來的日子裏,對他所仇恨的列強,如英國、美國、日本等,皆如此;對他所厭惡的洋買辦,亦如此。他將自己定位成革命的化身和真理的終極解釋者,反對他就是反對革命,反對真理!不管是誰,只要阻擋了他的權力之路,“皆可殺”!

    在蔣介石看來,天下群雄皆鼠輩。奉系軍閥張作霖,毫無理想信念,背靠日本,坐擁東北之地,勢力雖大,但少謀寡略,不過一土匪耳;直系吳佩孚、孫傳芳之輩,爾虞我詐,內部矛盾重重,占地雖廣,只需各個擊破,滅之何難?最令他頭痛的還是共產黨。

    蔣介石曾訪問過蘇聯,親眼目睹了一個有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和信仰體系的政黨,組織嚴密並深植於軍隊。蘇聯紅軍號令統一,行動一致,其戰鬥力迥異于中國軍閥的部隊。大受啟發的蔣介石,回到中國就大力推廣“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中國要革命,也要一切勢力集中,學俄國革命的辦法,革命非由一黨來專政和專制是不行的”。

    正因如此,蔣介石對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這一大政方針,從骨子裏就認為只是權宜之計,為的是獲得蘇聯的援助,增加國民黨的實力。所以,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這種“黨中有黨”的局面非常反感。特別是共產黨的群眾動員能力和組織能力遠較國民黨厲害,更與國民黨中的左派打得火熱,極大地增加了蔣介石在國民黨中實行“集權”的難度。在國民黨“一大”期間,大批共產黨員擔任了國民政府的要職。

    在北伐的問題上,蔣介石力主從速,而鮑羅廷似乎看穿了他的個人圖謀,建議從緩,先鞏固廣東革命政權,發動群眾,以待時機成熟。
    蔣介石很明白,鮑羅廷的“時機成熟”之日,就是他被趕走之時。所以他必須抓住時機,做大做強自己。在他的力爭之下,鮑羅廷最終還是做出了讓步,蔣介石的北伐開始了。

    蔣介石的北伐進展神速,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蘇聯源源不斷的軍火供應和金錢支持。那麼,蘇聯為什麼要支持國民黨呢?這需要從蘇聯當時的國際環境說起。

    3000萬金盧布打造的北伐戰爭

    1920年2月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一個月黑風高的寒夜,一輛輛由士兵押送的馬車滿載木箱,駛進「滙豐銀行」符拉迪沃斯托克分行的大院。銀行工作人員立刻將卸下來的木箱吃力地搬進銀行的金庫,分行經理伍德隨即帶著兩名助手打開了第一個箱子清點貨物。伍德打開箱蓋一看,裏面全是碼放整齊的金磚,在黑暗中依然閃爍著幽幽的光芒。於是他們伸手進去,借著蠟燭的一點昏暗的亮光,仔細摸索著金塊,清點數量。“地板上堆滿了箱子。我們踩著箱子走動,一手拿著蠟燭,一手拿著火漆,打開每只箱子,檢查內容,再用火漆封上,然後送去裝船。”【2】

    這批金子原本是屬於沙皇的,兩年前還靜靜地躺在沙皇俄國中央銀行的國庫裏,現在卻作為戰利品進了「滙豐」的金庫。這是怎麼回事?

    原來俄國十月革命後,盤踞在西伯利亞的沙皇軍隊,在海軍上將高爾察克的率領下向莫斯科進軍,旋風般地攻佔了沙皇政府中央銀行國庫所在地喀山,奪取了價值8000萬英鎊的黃金儲備。之後卻兵敗莫斯科城下,隨即裹挾著這批黃金沿著西伯利亞大鐵路向東逃竄。時值冬季,西伯利亞的嚴寒徹底摧毀了這支敗軍的士氣,剛跑到伊爾庫茨克就嘩變了。為了活命,嘩變士兵跟蘇維埃政府達成協議,他們將高爾察克和那批黃金交給蘇維埃政府,蘇維埃政府則保證他們的人身安全,讓他們回家。這些嘩變的士兵主要是一些歐洲雇傭兵,他們要從符拉迪沃斯托克坐船回歐洲,就暗自扣下一部分黃金賣給了「滙豐銀行」符拉迪沃斯托克分行。

    本來窮得叮噹亂響的蘇俄政府,拿到了這筆沙俄留下的黃金儲備,腰桿一下子就硬了起來。當時的1英鎊約合10兩銀子,沙俄國庫壓箱底的那批黃金被歐洲雇傭兵倒賣了一部分給「滙豐銀行」,剩下還有大約價值5000萬英鎊的黃金落到了蘇俄政府手裏,這可是一筆價值5億兩白銀的鉅款!當年日本人通過甲午戰爭,從中國勒索了2.3億兩白銀,在英國換成黃金後,成功地建立了金本位的日元體系。布爾什維克政治局裏也不乏金融貨幣的高手,就用這筆黃金做儲備進行盧布的幣制改革,實行了金本位。於是本來已經被戰爭摧毀的俄國經濟逐漸穩定下來,重新步入正軌。【3】

    站穩腳跟的蘇俄政府,剛剛緩過氣來,心有餘悸地四下張望,發現處境實在不妙。

    蔣介石抱上了更粗的大腿

    上海灘金融大亨虞洽卿,可是中國金融圈裏響噹噹的一號人物,當年蔣介石落魄上海灘的時候,就在這位虞老爺子創辦的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裏炒過股票、期貨。被打爆倉後又是虞老爺子出面擺平,還將蔣介石介紹給了杜月笙和黃金榮兩位上海黑社會大佬。蔣介石和他的交情很是不淺。

    虞洽卿也沒拿自己當外人,一進會客廳,簡單寒暄兩句,就直截了當地向蔣介石拋出兩個關鍵問題:“你說聯俄、聯共、扶助農工,就真要幫助窮人嗎?那我們怎麼辦?”

    蔣介石一笑:“窮赤佬怎麼靠得住?”

    虞洽卿又問:“那北伐軍要打倒列強,我在洋人那兒幹過,我還跟洋人做生意呢。”

    蔣介石歎道:“洋人怎麼打得過?”

    虞老爺子一聽,點點頭,心裏有了底,進一步試探:“那我回去,怎麼幫你?”

    蔣介石猛地一揮手:“我不日就會攻克上海,抵近南京,你跟杜先生(杜月笙)、黃先生(黃金榮)說一下,幫我維護好上海治安。”

    虞洽卿點點頭:“這個沒問題。我能幹什麼?”

    蔣介石一聽,心中一動,俯身上前,盯著虞洽卿,一字一句地說道:“錢,幫我籌錢,越多越好,到了上海是要花錢的。”

    這顯然是一筆交易。北伐的宗旨就是要打倒列強、扶助農工,可蔣介石現在管不了這麼多原則了,在權力與原則之間,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前者。

    事實上,早在1926年初,英國外交部就曾針對中國北伐戰爭的對策問題組織過討論,駐華使領館官員、海陸軍http://

    指揮官、港英當局紛紛獻計獻策,提供了使用武力、國際封鎖、援助北方軍閥、向蘇聯施加壓力、懷柔等五種可供選擇的方案。論證結果認為:前兩種方案後患無窮,適得其反,也難以取得其他列強的支持;第三種方案的困難在於找不到英國中意的鐵腕人物;第四種方案不會有什麼成效;只有最後一招懷柔似乎可行,並富有“建設性”。【12】

    不懷柔的辦法以前也用過。1925年,港英方面就公開用軍火和現款供給國民黨內部軍閥陳炯明起兵反叛國民政府。結果,陳炯明叛亂被鎮壓,用金盧布武裝起來的北伐軍,又基本打垮了原本由國際銀行家扶植的北洋各系軍閥。這些北洋軍閥垮得速度之快,讓他們的後臺老闆們瞠目結舌、手忙腳亂。擺在帝國主義面前最大的問題就是,新的代理人在哪里?

    這時,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就成為可以培養的上佳人選。然而,中國政局實在太過撲朔迷離,一向對投資方向判斷準確的倫敦金融城和美國華爾街,這時也是一個頭兩個大,這個蔣介石到底靠不靠譜呢?萬一這位仁兄拿了錢不辦事或者辦事不力怎麼辦?為了摸蔣介石的底,美國政府甚至派專人查閱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檔案中關於蔣介石的犯罪記錄。【13】

    但只是側面調查顯然還遠遠不夠,必須當面鑼對面鼓地談清楚心裏才有底。於是才有了大買辦虞洽卿跑到南昌親自“面試”蔣介石。在初步摸到蔣介石的底牌之後,虞洽卿又於1927年2月到南昌“復試”蔣介石。這一次達成了秘密協定:蔣介石到上海、南京後,即可獲得貸款6000萬大洋,條件是蔣介石要納出“投名狀”——動刀子****。【14】

    6000萬大洋的誘惑!

    當時,北京一套四合院也就200個大洋!蘇聯人在1924~1927年的3年間給國民黨投了3000萬金盧布,約合2700萬大洋,就幾乎打贏了北伐戰爭。

    這可是6000萬大洋啊。沒說的,幹!蔣介石要對共產黨動刀子了。

    蘇聯三年的心血,3000萬金盧布的投資,在虞洽卿與蔣介石的兩次會面下煙消雲散了。當然,這不是因為虞洽卿個人的能量有多麼了不得,更不是因為虞洽卿與蔣介石的私交有多麼深厚,而是因為虞洽卿背後所代表的勢力,比蘇聯更有錢,比蔣介石更怕共產黨。

    蔣介石終於抱上了一條更粗的大腿!

    虞洽卿與蔣介石:不得不說…

    虞洽卿是上海灘的風雲人物,名副其實的金融大佬。此公乃荷蘭銀行的買辦,同時還經營著錢莊、投資銀行,興辦航運公司,結交三教九流,連黃金榮、杜月笙都要尊他一聲前輩,就連租界裏的洋人都讓他三分。

    荷蘭銀行在國際銀行家版圖中的地位非常特殊,其創辦人是老牌猶太銀行家族孟德輝家族。孟德輝、沙遜和羅斯柴爾德同屬於塞法迪猶太人。15世紀90年代,西班牙興起反猶浪潮,羅斯柴爾德家族流亡德意志從事老本行,後來成為德意志王室的宮廷銀行家;沙遜則去了中東地區,成為巴格達的首席財政官;孟德輝家族則逃往荷蘭,發起創建了荷蘭銀行和荷蘭東印度公司。1640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後,孟德輝又進軍倫敦金融城,參與創建了英格蘭銀行和英國東印度公司。到維多利亞時代,被稱為“女王最喜歡的猶太人”,成為英國王室最信賴的宮廷銀行家。1812年,孟德輝與羅斯柴爾德家族聯姻,並為羅斯柴爾德家族操盤股票投資,兩家結成血濃於水的同盟關係。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羅家在歐洲大陸的全部投資,都由孟家的荷蘭銀行代為打理。直到今天,羅家在中國香港的辦事處仍以“荷蘭銀行-羅斯柴爾德”命名。

    虞洽卿就是為這樣一個銀行家族整整效力了30年,勤勤懇懇,盡職盡責,以致對中國風俗一無所知的荷蘭女王為了表彰其功績,特地御賜王室座鐘一架。

    最早由虞洽卿發起創辦的「上海總商會」,擁有著自己的武裝力量,在辛亥革命光復上海的戰役中,發揮了主力軍的作用。當時,這支商團武裝一鼓作氣攻下上海道縣公署,接著又攻佔了江南製造局。虞洽卿控制下的上海總商會,還為隨後成立的同盟會滬軍都督府墊銀180萬兩,籌措款項共計300萬兩之巨。

    1916年底,頗具經濟頭腦的孫中山為了籌措革命經費,與虞洽卿等人商議在上海創設證券物品交易所,經營證券、花紗、金銀、雜糧、皮毛等,並向北洋政府農商部提出申請。然而北洋軍閥對“孫大炮”心有餘悸,神經過敏,以致“逢孫必反”,拒絕批准,再加上當時的經濟不景氣,此事就擱置了下來。

    後來,將此事接著往下推進的就是蔣介石。

    蔣介石早年追隨上海同盟會領導人陳其美進行反清革命,在同盟會攻打清軍固守的江南製造局時,蔣介石跟陳其美一同扛過槍,是戰場上共同拼殺出來的過命的交情,後來兩人成了磕頭的把兄弟。陳其美是孫中山的頭號心腹,革命成功之後,陳其美出任上海督軍。虞洽卿在陳其美那裏擔任財政顧問,為維持其運作,籌措過大筆糧餉。蔣介石由於跟陳其美的特殊關係,也跟虞洽卿打得火熱。後來陳其美被刺身亡,蔣介石頓時失去了靠山。

    孫中山用證券交易所來籌集革命經費的思路還是很有見地的,革命與戰爭都需要用錢,而且需要很多錢。當蔣介石接受組織委任繼續推進交易所時,頓時覺得找到了事業的方向。他先與上海督軍府的故交戴季陶、陳其美的侄子陳果夫、江浙財閥張靜江等人,在上海組織了一個名叫“協進社”的秘密社團,進行具體組織謀劃工作。然後拉虞洽卿來發動上海商界向北京農商部提出申請,創設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

    1920年7月1日,中國第一家綜合性交易所——「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正式開業。理事長為虞洽卿,交易物品為有價證券、棉花、棉紗、布匹、金銀、糧食、油類、皮毛等。當日上海《申報》登出一條廣告:“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54號經紀人陳果夫,鄙人代客買賣證券、棉花,如承委託,竭誠歡迎。事務所:四川路1號3樓80室。電話:交易所54號。”

    這家54號經紀人營業所,就是由蔣介石組建的“恒泰號”,具體買賣業務則交由陳果夫操辦。“恒泰號”的營業範圍是代客買賣各種證券及棉紗,資本總額為銀幣3.5萬元,共35股。蔣介石在其中占了4股。後來蔣介石投機生意失敗,被人上門逼債,還是虞洽卿將其介紹給黑社會的頭目黃金榮,拜入黃金榮的門下,由黃金榮出面才清理了債務,並出資供其南下廣州投奔孫中山。

    在大革命浪潮的衝擊下,國際銀行家們的頭等大事,就是動員中國買辦階級絞殺中國革命。
    1927年3月,上海工人階級在共產黨領導下,舉行了武裝起義解放上海後,英國駐美大使立刻向美國國務卿凱洛格表示:“在那裏(上海)撤退是不可能的,而且我們在通商口岸的地位和權利會全部損失,我們政府考慮以一切力量來保衛作為英國利益集中地的上海租界。我們熱忱歡迎美國在上海、南京文武各方面的協力合作。”【15】

    就在1927年3月,為了保衛“(國際銀行家)利益集中地的上海租界”,聚集在上海的英軍有17000多人,日軍4000多人,美軍3500多人,法軍2500多人,連同租界工部局武裝“萬國商團”和巡捕等,帝國主義武裝共達30000多人。

    同時,老謀深算的國際銀行家也深知,在被大革命激發出愛國熱情的中國人民面前,簡單粗暴地直接出面干涉,實在是成本高昂,得不償失。要穩定他們在中國的既得利益,還要靠國際銀行家在中國的直接代理人——買辦階級。

    而此時中國的買辦階級最大的利益訴求則在於向國際銀行家要權。國際銀行家的在華利益集中在上海公共租界,租界的最高權力當局是租界工部局。由於租界的特殊地位,很多大買辦、江浙財閥都定居在租界,要向工部局照章納稅。然而奴才註定是不能與主子坐在一張桌子上吃飯的,這些大買辦、財閥在工部局裏根本沒有一席之地,“朝中無人”則利益難以得到保障。根據“無代表,不納稅”的資產階級共和原則,這些買辦階級早就心懷不滿了。

    1926年3月18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會人員就與上海中國資產階級的大人物們在大華飯店聚餐。按照中國人的傳統,在飯桌上解決問題。這件事稱為“上海歷史中之又一里程碑……此種會議之召集,在本市歷史中尚屬創舉”【16】。工部局的美國董事,代表他的英日同僚致辭稱:“我等乃諸君之東道主,今蒙一班享有如斯盛名之中國縉紳光臨此會,實覺慶倖之至……與我們共聚一堂者乃一群代表人物,彼等均足以規範及指導一龐大及驚人之力量,此種力量即世人所知之輿論是也。”【17】

    在餐會做主題演講的工部局董事會主席費信惇,單刀直入主題:面對革命力量的燎原之勢,“想出對付手段”是必要的。如果要動用武力,可能“很快便招致一個極端嚴重的國際形勢”。“上海工人似乎成了‘第三者’(指中國共產黨)的易欺的犧牲品了,這些‘第三者’誘使他們破壞工廠的安全。那麼,為什麼不利用中國工人階級這種極端的輕信……以謀他們的好處和我們的好處呢?為什麼不建立另一種領導,以區別於他們已經熟悉的領導呢?他們對這一新領導至少要像他們對其他任何領導一樣樂於服從的……我的意思,需要有一些像今晚我們聚首一樣的人士(對他們加以領導)。”

    虞洽卿立刻起立致答詞:“我們(指在場華商)通通十分知道這個非常緊張的局勢……我們毫不誇大地說,只須略一撩撥,立即便發生火焰……為了我們彼此共同的利益,我們必須用一切方法防止它(指革命)。”時候不多了,聽天由命是危險的。“我們目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將地方的初步工作與全國及國際規模的共同行動打成一片,使我們的重大問題得到最快和最滿意的解決。”緊接著虞洽卿話鋒一轉,“但坦白說來,我們不想以‘任何代價’得到它。”洋人必須多少承認“種族平等”和“主權”的原則。尤其是此刻,他們應該讓中國資產階級參加上海的行政。

    三個星期之後,上海公共租界外國納稅人年會通過華人參加市政一案,上海公共租界董事會破天荒有三位華董參加。此後,虞洽卿本人一直牢牢把持著工部局董事會的一個席位,其他的華董中還包括江浙財閥系的旗艦銀行,浙江興業銀行的常務董事兼總經理徐新六。這顯然是筆交易,上海的中國大資產階級、大買辦和江浙財閥就用這樣的價碼把自己的靈魂出賣給了國際銀行家們。

    這樣一個八面玲瓏、手眼通天的虞洽卿,對於急於鎮壓中國革命的國際銀行家來說,正是“面試”蔣介石的合適角色。

    “(1927)四一二政變”背後的金融勢力集團

    1927年3月26日,蔣介石率領的北伐軍終於開進了上海。蔣介石一到上海就立刻與虞洽卿等人接洽,落實此前達成的交易。虞洽卿馬上牽頭組織了包括上海所有重要銀行、錢莊、銀樓和商業、工業團體在內的上海市商業聯合會,準備為蔣介石融資。

    這個聯合會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組織,就是上海銀樓公會,代表人物是席雲生。而洞庭山幫的席家,正是江浙財閥體系中的頂樑柱,在上海的外國銀行、官辦銀行、商辦銀行、錢莊票號與實業商業界,都擁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並編織起一張巨大的人脈關係網。

    蘇州洞庭山幫的席家,自1874年席正甫出任滙豐銀行買辦以來,祖孫三代把持著滙豐銀行買辦位置長達半個多世紀,滙豐銀行一切對華業務,包括對上海錢莊票號的拆票業務,對中國政府的政治貸款、鐵路貸款以及對鴉片貿易的墊付銀款業務,都由席家把持的滙豐銀行“買辦間”進行操作。清朝洋務派的高官,從左宗棠、李鴻章到盛宣懷,一旦需要融資,就勢必要求席家幫忙,無一例外成了席家的鐵哥們兒。日常業務中需要經常融資的上海錢莊,更是對席家言聽計從。

    席正甫同輩兄弟四人中的另外三人也都不簡單,老大席嘏卿在英國渣打銀行上海分行成立的第二年就進去當了買辦,是該行的元老。老三席縉華曾是英國德豐銀行、華俄道勝銀行買辦。老四被過繼給席家親戚、新沙遜洋行第一任買辦沈二園,並繼任沙遜洋行買辦,人稱“沙遜老四”。

    除了給國際銀行家當買辦,席家還利用自己對外國銀行的業務壟斷和政府官員的人脈關係,憑藉自己的雄厚財力,使席家參與創建了中國的官辦銀行體系,如戶部銀行、大清銀行、中國銀行等,並成為主要股東。

    可以說,整個上海的金融業,從外資銀行,到官辦銀行,再到民營錢莊、票號,全都在席家的勢力範圍之內。當年席家只是牛刀小試,就將號稱中國首富的胡雪岩斬于馬下。

    席氏子弟陸續進入家族的買辦關係網,成為13家外國銀行的買辦,更多的姻親、同鄉、同學也逐漸進入這一體系,一個勢力強大的金融社會關係網路形成了。例如,席正甫的孫子席德柄是宋子文在美國時的同學,席德柄的大哥席德懋,則把女兒嫁給了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席德柄後來擔任國民政府中央造幣廠廠長,席德懋則擔任中國銀行的總經理。

    席家選擇了支持蔣介石,就等於國際銀行家對蔣介石投了信任的一票。在中國,屬於蔣介石的時代來臨了。

    1927年3月29日,上海商業聯合會的代表團拜訪蔣介石,聲稱只要他和共產黨決裂就給予財政援助。據當時《字林西報》報導,代表團強調“上海立即回復和平與秩序”的重要性,蔣介石做出了“迅即調整勞資關係”的保證。3月31日,虞洽卿與上海商業聯合會牽頭正式成立了“江蘇兼上海財政委員會”,參加委員會的有: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經理陳光甫、“北四行”聯合準備庫副主任錢永銘等大銀行家,以及中國銀行、交通銀行這兩家最大的華資銀行代表,彙集了當時中國金融業幾乎所有的頭面人物和大機構代表。

    上海的銀行與錢莊,於4月1日~4日,向蔣介石提供了300萬銀元的財政援助。【18】4月8日,美國駐滬總領事高思,得知江浙財閥已給蔣介石提供了300萬銀元,但條件是,“堅持除非從國民黨中清除共產黨員,否則他們就不再給他支持”【19】。銀行家畢竟是商人中的最高境界,雖然給蔣介石畫了個6000萬大洋的大餅,但事成之前,只能拿到首付,只有把活兒幹漂亮了,才會接著給。

    蔣介石拿到這筆錢後僅一周,就發動了震驚世界的“四一二”政變!屠殺了大批共產黨員、工人、農民和左翼人士。

    蔣介石提出了對共產黨人“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的血腥口號,銀行家覺得很“給力”,馬上又向蔣介石提供了700萬銀元【20】。一時間,大江南北,直殺得人頭滾滾,血流成河!蔣介石用一大批共產黨人的頭顱,為自己投靠國際銀行家勢力集團繳納了一張血淋淋的“投名狀”!

    蔣介石的“再融資”

    此時完成“項目考察”和“一期融資”重任的虞洽卿退居幕後,“蔣介石專案”的投委會主任,換成了江浙財閥中生代的代表陳光甫。陳光甫早年畢業于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回國後不久創辦了在中國金融史上獨樹一幟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從1915年吸收的存款1.8萬銀元起家,到1933年達到存款3330萬銀元的驚人規模,堪稱金融奇才。

    另外,陳光甫與孔祥熙、宋子文家族的關係密切。陳光甫在創辦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時候,一共募集到7萬元股本,其中孔祥熙就有1萬銀元的股份,宋家以宋老夫人倪桂珍的名義也投了5000銀元,北伐之前,孔祥熙就多次寫信給陳光甫,邀其南下。有了這層關係,陳光甫儼然成為蔣介石最倚重的銀行家。

    陳光甫不辱使命,發動“江蘇兼上海財政委員會”專門替蔣介石承銷公債,為嚴重缺錢的蔣介石進行大規模融資,這就是大名鼎鼎的“江海關二五附稅國庫券”。當時打著“國民革命”旗號的蔣介石政權,為了凸顯其“革命性”,繼承以前廣州、武漢國民政府的政策,在洋人控制的海關關稅5%之上,另行加征2.5%的附加稅,也就是所謂“二五附稅”,以期保護民族工業。當然,在洋人同意之前,這個“二五附稅”還只是一句口號,但是這並不妨°銀行家把這筆“莫須有”的未來收入作為抵押,來發行蔣介石政府的公債。

    上海金融界、工商界認購“江海關二五附稅國庫券”,是為了“防範軍閥與共產黨”。他們在政治上,選擇了南京國民政府,並在經濟上支持蔣介石。債券的發行明定還本付息,確立政府債務信用。為了監督發行公債所得資金得到合理運用,江浙財閥還專門成立了“江海關二五附稅國庫券基金保管委員會”,主任由江浙財閥的另一巨頭、浙江實業銀行上海分行總經理李馥蓀擔任。這個基金保管委員會加強了蔣介石和上海金融界、工商界的合作關係。

    “江海關二五附稅國庫券”的發行總額為3000萬銀元,月息七厘,從同年7月起,分30個月攤還。這筆公債由上海金融界、工商界及江浙兩省共同負擔,此外加派兩淮鹽商300萬銀元。在所有認購蔣介石政權公債的人士中,江浙財閥占了8成,其中,中國銀行承購的數額最多。【21】

    中國銀行的總經理是另一位金融奇才張嘉璈。張嘉璈早年就讀于日本慶應大學,1914年,年僅28歲就當上了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副經理。在張嘉璈的領導下,中國銀行拒絕與北洋政府合作,向江浙財閥各大銀行、交易所、大企業募集股本金近600萬銀元,於1923年買下北洋政府的500萬銀元官股,將北洋政府的股份擠出了中國銀行的體系,使中國銀行的商股占到99%以上,完成了中國銀行的“私有化”。

    聲名大振的張嘉璈與上海金融界的實力派人物李馥蓀、陳光甫等人成為莫逆之交。為使上海銀行界同行聯合對外,他發起成立由各行經理參加的星期五聚餐會,藉以交流金融資訊,聯絡感情,交換意見。張嘉璈利用這個聚餐會,廣交朋友,分析各種資訊,傳播科學的經營方式,很快打開了局面,使得這個聚餐會逐漸擴大,後來演變成上海銀行公會。上海銀行公會以三個人為核心,即為蔣介石融資最多的張嘉H,組織融資的總負責人陳光甫和監督資金去向的李馥蓀,三人關係密切,被視為江浙財閥的“三鼎甲”。

    1927年4~5月,僅僅兩個月間,蔣介石就獲得了4000萬銀元的融資,大大超過整個國民政府在1924~1927年間從蘇聯獲得的3000萬金盧布的資助。蔣介石的“投機生意”,看來大獲全勝了。

    他“剝離”了國民黨內蘇聯和共產黨的“危險資產”,拉來了規模更大、更有背景的風險投資——江浙財閥及其背後的國際銀行家。然而,他還面臨著巨大的挑戰,那就是依然受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控制的武漢國民政府。

    “寧漢合流”背後的“資本重組…

    1927年4月9日,上海市總工會委員長、工人糾察隊總指揮汪壽華收到杜月笙派人送來的一份請貼,邀請汪壽華4月11日到杜公館赴宴,有要事相商。汪壽華因為與“青洪幫”常打交道,認為“他們還講義氣”,就決定前去赴約。4月11日晚上8時許,汪壽華來到杜公館後,一陣不祥的預感忽然湧上心頭,杜月笙並沒有出現。周圍逼近的打手,目露殺氣。汪壽華暗叫不妙,轉身想走,已然來不及了。幾個打手一擁而上,手法嫺熟地將其打翻在地,乾淨利索地裝進一隻麻袋,塞進汽車運到龍華郊區活埋。

    緊接著,12日淩晨3點,杜月笙手下的“青幫”流氓配備了手槍,組成有特定攻擊目標的分隊,穿著有“工”字袖章的工人服裝,乘車沖出“青幫”大本營法租界。同時,幾百名白崇禧部隊的士兵也同樣“偽裝”穿過公共租界,分赴閘北、南市、滬西等處,襲擊了南市工人糾察隊的駐地。二十六軍周鳳岐的部隊在晚上已進駐靠近工人糾察隊集結地和總工會總部的陣地,這時借維持秩序,調節衝突之名,將工人糾察隊強行繳械。

    當天中午,上海市總工會發動全市工人總罷工,遊行示威抗議暴行。結果蔣介石的“國民革命軍”開始向遊行“國民”開槍,大屠殺開始了。兩天之內,300名工人被殺,500人被捕,5000人“失蹤”。隨後,在南京、蘇州、無錫、杭州、廣東、常州等地發生大規模血腥鎮壓,大約25000名共產黨人和左翼人士被屠殺。全中國的人都知道了,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公然“背叛”了國民革命。

    消息傳到武漢國民政府,立刻引發了一場政治大地震。武漢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以“國民黨中央”的名義,宣佈立刻解除蔣介石的一切職務,開除其國民黨黨籍,並下達通緝令,捉拿蔣介石。這時的“武漢國民政府”面臨著一個重大戰略抉擇:要麼繼續北伐,消滅依然盤踞在黃河流域和華北、東北的北洋軍閥;要麼東征討蔣,國民革命將面臨分裂。

    武漢政府下屬的實力派軍人們,比如唐生智、張發奎,大都與蔣介石存在派系矛盾,因而力主東征討蔣,希望趁機除掉蔣介石,吞併中國最富庶的江浙地區。而蘇聯的政治顧問鮑羅廷和中共領導人陳獨秀、周恩來則主張繼續北伐,待打倒北洋軍閥後,再掉轉槍口收拾蔣介石。

    鮑羅廷認為:“我們現有的兵力不可能東進……東進不僅將促使蔣介石與帝國主義乃至北方軍閥公開結盟,而且我們將會被打倒和消滅。”【22】

    鮑羅廷的顧慮是有道理的。

    就軍事形勢而言,武漢政府處於四面楚歌的不利境地。北面是雖敗未垮的直系軍閥和實力依舊強勁的奉系軍閥,東面最富庶的省份被蔣介石及其同盟桂系李宗仁的軍隊所佔領,南面兩廣則是被桂系和親蔣的李濟深所把持,上述這些敵人都在磨刀霍霍,隨時準備撲上來。而武漢政府統帥下的軍隊,大都是出於一些現實考慮才站在武漢政府一邊,他們或是需要武漢政府的糧餉供給,或是因為與蔣存在派系矛盾和野心衝突,但事實上,他們大都認同蔣介石的反共“清黨”,只要“價錢談攏”,隨時可以像蔣介石一樣“出賣革命”。真正能夠與武漢政府同呼吸、共命運的只有葉挺的一個師。

    至於經濟形勢,那就更加困難了。事實上,武漢方面也在爭取上海金融界與工商界的支持。武漢國民政府曾於3月27日特派財政部長宋子文到上海,全權辦理財政事宜,電令所有江蘇、浙江兩省財政均歸其主持,凡一切稅務及向中國商界銀行籌款事宜,必須由財政部長統一管理。【23】宋子文於3月29日抵達上海,第二天即和蔣介石協商統一江浙財政事宜。然蔣介石已先一步和上海金融界與工商界建立關係。31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建立了“江蘇兼上海財政委員會”,由上海金融界大佬負責具體事務。結果,宋子文到上海後,工作竟一時無法展開。

    “四一二政變“之後,蔣介石對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徹底翻臉,宋子文的人身安全都一度受到威脅,更遑論為武漢政府融資了。最後連宋子文本人也被孔祥熙、宋靄齡夫婦策反,投靠了蔣介石。

    隨後,蔣介石於4月18日正式建立“南京國民政府”,開始公開否認“武漢政府”,進而於28日發出公告,聲明將與列強一起對武漢實施經濟封鎖。把持著中國金融命脈的“江浙財閥”已經一屁股坐到了蔣介石一邊,切斷了對“武漢國民政府”的一切融資管道,上海的銀行、錢莊、票號全部停止向武漢匯款,坐等武漢政府倒臺。

    此時武漢的物價已經上漲到天文數字,武漢政府所發行的各種幣券、信用一落千丈。政府每月收入不過150萬銀元,支出竟達1300萬銀元!全市失業人口及家屬已超過總人數的1/3,加上各省前來投奔武漢的革命者、避難者,以及幾次戰役的傷兵數萬人,整個武漢政府已經到了四面楚歌、風雨飄搖的危急時刻。

    武漢方面,不管是蘇聯、中共,還是汪精衛,事實上都把寶押在了北方馮玉祥的國民軍身上。

    馮玉祥是一位典型的燕趙壯士,初時是在外國傳教士的懷抱裏教養長大的,在成為軍閥後,他命全軍受洗信教,以基督教讚美歌為所部軍歌,以基督教教條為藍圖制定軍規,因而被世界輿論稱為“基督將軍”。然而,這位基督將軍卻憑藉善變和對時機恰到好處地拿捏,獲取了西北的地盤。1924年,他發現蘇聯人很慷慨地拿東西補助他人,便投奔了蘇聯的懷抱。

    現在,馮玉祥在1600萬金盧布和軍火的培植下,雄踞潼關,虎視中原,靜候在中國政治天平發生傾斜的關鍵時刻,投注自己的籌碼。

    這一天很快就到來了。

    1927年6月,馮玉祥與汪精衛舉行鄭州會議。在會上,汪精衛列舉了蔣介石的種種惡行,企圖說服馮玉祥反蔣。開出的價碼是,以武漢國民政府的名義把河南、陝西和甘肅三省的黨政軍大權全部交給他。馮玉祥當然不傻,上述三地已經在馮玉祥國民軍的實際控制之下,汪精衛的價碼等於只是事後加以背書,馮玉祥並沒撈到什麼實際好處。看來在汪精衛那裏是榨不出什麼油水了,那就擠擠蔣介石這塊老橘子皮,看能不能擰出些許橘汁來。

    於是鄭州會議結束僅僅一周,馮玉祥就於6月20日與蔣介石舉行了徐州會議。在會上,蔣介石敦促馮玉祥歸順南京國民政府,並厲行反共“清黨”。蔣介石開出的價碼是,從1927年7月起,每個月給馮玉祥所部250萬銀元的津貼。會議結束後,蔣介石立刻返回上海落實這筆款子。英國駐上海總領事巴爾敦爵士在6月30日的報告中說,在6月份的最後兩個星期,上海曾出現一次大規模的集資活動。他推測這正是為了執行蔣介石資助馮玉祥,以取得馮玉祥的支持,反對武漢國民政府的徐州協定。【24】

    獲得“江浙財閥”支持的蔣介石果然出手不凡,每個月250萬銀元的數額遠遠超過了武漢能夠開出的價碼。每個月250萬銀元!這就像是有人在馮玉祥面前念出了“芝麻開門”的咒語,一個巨大到超乎想像的寶藏出現在馮玉祥眼前。馮玉祥不假思索,立刻決定扔掉金盧布,義無反顧地撲向蔣介石剛剛抱上的那條大粗腿。於是,馮玉祥對蔣介石開出的條件照單全收,還同意利用他的影響,迫使武漢政府把蘇聯人送回蘇聯,“清洗”共產黨人,說服武漢國民黨人到南京,重新統一全黨,組成統一的國民政府。6月21日,馮玉祥就向武漢的汪精衛和譚延闓發了一份最後通牒式的電報。

    此時的汪精衛正十分窩火。原來,6月1日,共產國際派來的代表羅易,帶著一份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關於中國問題之決議》(即“五月指示”)來到武漢。沒過幾天,羅易就以“欽差大臣”的身份把這份決議向汪精衛做了傳達。這份共產國際的決議大意如下:

    •堅決主張自下而上地實行土地改革,但必須同過火行為作鬥爭,不要觸及軍官和士兵的土地,要對手工業者、商人和小地主做出讓步;

    •動員兩萬共產黨員和兩湖地區五萬革命工農,組建自己的軍隊;

    •從下層吸收新的工農領導人加入國民黨中央,改變國民黨目前的構成。有舊思想的一律驅逐;

    •成立以著名國民黨人和非共產黨人為首的革命軍事法庭,懲辦反動軍官。

    這不是國共合作,史達林這是要汪精衛徹底向共產黨投降。汪精衛看罷強壓了壓火氣,居然還是進行了討價還價。他提出要蘇聯提供1500萬金盧布貸款,而莫斯科同意提供的援助金額只有200萬金盧布。史達林做得太過分了,既要人賣身,又不肯給足賣身錢,是誰都會翻臉。
    這時,汪精衛接到馮玉祥敦促他清黨反共的電報,倒真是正中下懷。

    緊接著,前幾個月留在上海的武漢政府財政部長宋子文,在7月12日突然回到漢口,帶著蔣介石的信,在汪精衛家中與汪舉行了多輪私下會談。

    三天之後,武漢國民政府發動了反革命政變,在“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的口號之下,大批共產黨人和左翼人士倒在了屠刀之下。

    清洗完“共黨分子”之後,武漢、南京兩個國民政府的原則矛盾已經解決,“寧漢合流”只是時間問題。在寧漢鬥爭中取得決定性勝利的蔣介石,似乎要順理成章地成為新政府的領袖。然而令所有人都大跌眼鏡的是,蔣介石卻在武漢“分共”之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下臺了。

    如此詭異的中國政局,難怪連長于“風險投資”的大英帝國外交部都對雲譎波詭的中國政局摸不著頭腦。
    然而答案其實很簡單,中國有一句古語:“鳥盡弓藏,兔死狗烹。”只不過這次的“弓”和“狗”成了蔣介石,要“藏弓烹狗”的人則是江浙財閥。

    財閥董事會炒掉了胡鬧的CEO

    對於江浙財閥而言,蔣介石的原罪就是,“胃口太大”而“吃相太難看”。

    蔣介石在“四一二政變“之後並不輕鬆,”清洗“掉沒有武裝的共產黨,只是正餐開始前的“開胃甜點”。組成南京國民政府之後,既要維持國家機器的運轉,又要對付武漢國民政府,還要提防北面的北洋軍閥,方方面面,哪一樣少了錢都不行。

    然而江浙財閥作為資本家是要算投資收益的。前期融資那是共產黨來勢兇猛給逼的,不出點血大家都得玩兒完。現在好不容易鬆了一口氣,蔣介石的胃口卻越來越大,這就超出了財閥們的預算,大家都開始從挺蔣的位置上往後縮。

    江浙財閥這一縮不要緊,蔣介石立刻就翻了白眼,這不是卡我的脖子麼!敬酒不吃吃罰酒,好說不行就得來硬的。於是蔣介石把對付共產黨和工會的那一套拿出來對付資本家。

    1927年5月14日,住在法租界的一個顏料商的兒子以反革命罪被逮捕,在這個顏料商答應向國家“捐獻”20萬銀元以後,他的兒子就在5月19日獲得釋放。棉紗、麵粉大王榮宗敬,被以“奸商並曾資助軍閥”的罪名逮捕,蔣介石親自下令沒收榮家在無錫的麵粉廠,在榮宗敬捐款25萬銀元給蔣政權後,這個罪名就被取消了。先施公司經理歐炳光的3歲兒子被綁架,綁匪要求他給黨國事業“捐款”50萬銀元。蔣介石採用這種“綁票”和“綁票預期”相結合的手段向資本家勒索錢財的實際結果,根據美國駐滬領事的說法,“是有錢階級中的一種確確實實的恐怖統治……商人和紳士階層的態度,正在不斷地發展成對肆無忌憚地橫徵暴斂、給他們造成極大苦難的國民黨的反對力量”【25】。一位元在中國的澳大利亞觀察家查普曼報導說:“有錢的中國人可能在他們的家裏被逮捕,或者在馬路上神秘地失蹤……大富翁竟被當作‘共產黨員’遭到逮捕!……據估計,蔣介石用這種手段共籌集到50萬美元資金,近代上海在任何政權下都不曾經歷過這樣的恐怖統治。”【26】

    蔣介石這套打法跟希特勒後來的套路幾乎一模一樣。幾年後,希特勒也是拿著華爾街的“風投”上了“創業板”。一統德意志江山後,轉過頭來就發動對英法的戰爭,狠咬了國際銀行家們一口,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人,居然還坐過蓋世太保的黑牢。對於蔣介石和希特勒這種政治強人來說,鞏固權力是最高的行事原則,至於其他的一切都在其次。不管是銀行家還是工人階級,只要能為己所用,那就不妨替他們打打工,各取所需;一旦形勢變化,翻臉比翻書都快。

    上海灘的大亨們真的很生氣,後果真的很嚴重。大亨們認為,蔣介石實在是沒有擺正自己的位置,我們給你錢,是要你給我們打工的。如今你羽翼未豐,就如此囂張跋扈,不按規矩出牌,以後真成了氣候那還了得!

    這種危險分子是一定要做掉的。之所以遲遲不動手,完全是因為上海灘的大門之外還有一個親共的武漢政府,外部壓力還未徹底解除,對蔣介石還不得不有所容忍。等到汪精衛在武漢也對共產黨動了刀子,那就沒什麼可顧忌的了。

    於是,蔣介石下臺進入倒計時。

    事實上,這個七拼八湊起來的南京國民政府也不是鐵板一塊。以李宗仁和白崇禧為首的桂系,與蔣介石的黃埔系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利益衝突。甚至何應欽對蔣介石的支持也是不可靠的。蔣介石的專橫跋扈為他自己樹立了過多的政敵,而他本人卻全然陶醉在勝利的喜悅之中。

    正在這個微妙的時刻,蔣介石的軍隊在二次北伐中,被奉系軍閥的部隊打得大敗,連華東重鎮徐州都丟了。上海、南京一度告急,蔣介石的威信一落千丈。南京政府內部的桂系力量趁機開始逼宮,談判合併事宜的武漢汪精衛當局,也一再堅持武漢政府遷往南京的前提條件是蔣介石本人必須下臺,國民黨內的廣東元老系和擁護孫中山兒子孫科的“太子派”也聯合起來逼蔣下野。而且儘管在上海進行“黑幫式勒索性”的籌款,但由於軍費開支浩大,因此南京政府在財政上仍然是入不敷出。蔣介石當了家才知道柴米貴,一時又沒了江浙財閥的支持,只能望著爛攤子束手無策。
    蔣介石此時方才明白,統治一個國家與推翻一個政權是有區別的,他不能再像以前那樣玩流氓手段了。

    蔣介石畢竟是個相當聰明的人,與其這樣硬扛著,不如急流勇退,把別人架到前臺的火爐子上烤,等大家都烤得受不了了,再回來接盤。

    於是,1927年8月12日,在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蔣介石提出他要辭去總司令之職,並把南京防務交給其他將領,隨後離開南京前往上海。蔣介石的引退聲明在8月13日發表,8月14日正式下野。緊接著,武漢政府於8月19日宣佈遷往南京,汪精衛也在9月初抵達南京,寧漢正式複合,是為“寧漢合流”。

    蔣介石終於上了“創業板”

    看到勝利果實就這麼被人竊取,蔣介石品味著苦澀的味道,痛定思痛,做了深刻反思。要想重回中國政治舞臺的中心,就一定要爭取到控制著中國金融力量的江浙財閥的金錢支持。雖然汪精衛、李宗仁之輩暫時得逞一時,然而,他確信只有自己才有問鼎中原的實力和手腕,江浙財閥早晚會認清到底誰才是中國未來真正的“真命天子”。當務之急是要重新獲得“資本市場”的認同,想辦法重新申請“IPO”。

    爭取江浙財閥支持的關鍵是要打消他們的疑慮,令他們從內心深處認同蔣介石是“自己人”,而要做到這一點,最好的辦法就是“聯姻”,把自己跟江浙財閥用姻親關係緊緊地拴在一起。他要發動一場攻勢,一場贏取美人芳心的攻勢,這場攻勢的戰略價值將不亞於任何一場真正的戰爭。

    他的目標就是宋美齡。

    當時,宋家老夫人倪桂珍正在日本療養,為了追求宋美齡,蔣介石於9月28日前往日本,取得宋老夫人同意,讓他同宋美齡結婚。這樣,他就與孫中山(宋慶齡)、宋子文和孔祥熙(宋靄齡)都有了姻親關係。而宋家與江浙財閥和代表國際銀行家在華利益的中國大買辦階級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繫。

    上海大買辦家族、洞庭山幫席正甫的孫子席德柄是宋子文在美國求學時的同學,他的大哥席德懋則把女兒嫁給了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而宋家在江浙財閥大銀行家陳光甫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中持有大量的股份。

    宋家自己就是做美國資本的中國買辦發家的。宋氏家族開創人宋嘉樹從小在美國長大,受過完整的美國教會教育,是個虔誠的基督徒。宋家的幾個兄弟姐妹都畢業于美國大學,宋子文本人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後即在華爾街商業銀行打過工。宋靄齡的丈夫孔祥熙也在美國受過教育,還曾經是美孚石油公司華北區的總代理。這一家人貨真價實地與美國資本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至於蔣介石與宋美齡的聯姻,當時中國媒體報導這樁政治婚姻的通欄大標題說得準確,“蔣宋聯姻,‘中美’合作”(蔣中正、宋美齡)。

    這是“中國買辦財團”與“軍事獨裁者”的“完美結合”。

    正當蔣介石忙著注入“新資產”之時,“寧漢合流”後的新國民政府已經快揭不開鍋了。

    新政府的財政部長、國民黨內“太子派”首領孫科,並沒有蔣介石的籌款能力,蔣介石在位的時候,每月的預算為2000萬銀元,而孫科完全無法籌集到這個數字。直到1927年10月,他只籌到800萬銀元,政府運轉陷入癱瘓,軍隊領不到軍餉而拒不領命。情急之下,孫科也有樣學樣,他在10月1日再次發行“江海關二五附稅國庫券”,金額比蔣介石的3000萬銀元還多1000萬,達到4000萬銀元之巨!

    為了發動江浙財閥認購其公債,孫科還召集虞洽卿等財界頭面人物開會,動員大家認購,結果反應平?。上海錢莊從1927年4月1日到7月16日,曾給蔣介石貸款560萬銀元,但是,當孫科在10月26日要求上海錢莊認購50萬銀元二五附稅國庫券時,只募得34萬銀元【27】。

    沒有江浙財閥的支持,新政府實際上已經難以為繼。

    此時的江浙財閥,已經對汪精衛、孫科、李宗仁這批人的執行力相當失望,靠這批人能打得過北方的軍閥嗎?大佬們開始觀望,也許與他們變成了“一家人”的蔣介石更能勝任一統江湖的大任。

    很快,新政府內部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軍隊,就跟唐生智的湘系軍隊,為了權力鬥爭爆發了內戰,雖然桂系軍隊打敗了唐生智,但是雙方損失極大,實際上已無力再戰。

    這時,國民黨內的親蔣力量趁機要求蔣介石重新執政以收拾殘局,江浙財閥已將蔣介石視為“圈內人”,再加上他們也自信通過上一次的“資本重組”,蔣介石應該受到了足夠的教訓,他應該會上道的。

    於是,1928年1月4日,蔣介石從上海抵達南京,主持大局。1月9日,蔣介石正式通電全國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一職,接著又擔任了軍事委員會主席、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等最高職務。

    從下野到重掌大權僅僅過去了116天。

    汪精衛政府使盡吃奶的力氣也賣不動的4000萬銀元公債,等到蔣介石一上臺,在財政部長兼央行行長宋子文的統籌安排下,江浙財閥很快就認購一空。有了江浙財閥的重新支持,蔣介石這回終於坐穩了江山。作為回報,江浙財閥也指望蔣介石能竭盡全力為他們服務。

    然而他們忘記了一個“軍事獨裁者”的本性。這種人是絕不會甘心受制於人的,他一定要想方設法來控制任何想控制他的人或者組織。克倫威爾是這樣,拿破崙是這樣,希特勒是這樣,蔣介石也不例外。

    不過,蔣介石暫時還必須依靠銀行家的錢袋子。因為蔣介石正面臨著最令他頭痛的勁敵的反抗,這些人就是他竭盡全力想要“根除”的共產黨人。

    就在“四一二政變“後不久,被蔣介石的屠刀殺得血流成河的共產黨人,也開始拿起了武器。

    1927年8月1日,共產黨人在南昌起義了。蔣介石的噩夢拉開了序幕。

    節錄自 宋鴻兵 <貨幣戰爭3>:金融高邊疆
    第三章 四一二政變:蔣介石的投名狀


  8. 2011/04/27 at 22:52 patchpieces

      誰是“暗算”(民族商賈)胡雪岩的真凶?
      為什麼“鴉片戰爭”只發生在中國?
      為什麼中國的“銀本位”會敗在英國的“金本位”腳下?
      為什麼中國的錢莊與票號沒能發展成世界金融帝國?
      為什麼只有中國盛產“洋買辦”?

      西方列強僅憑堅船利炮和工業革命是不可能將中國變成“半殖民地”的,割地賠款、開放通商口岸也不能窒息中國的經?濟潛力。“導致”清帝國衰落的真正原因在於“西方金融資本勢力”首先“攻破”了中國的金融高邊疆。

      “鴉片貿易”的“首要戰略目標”是“顛覆”中國的貨幣體系,而這一戰略的制定和執行都源于倫敦金融城。“鴉片戰爭”實際上是英國的“金本位”與中國的“銀本位”之間的一場戰略決戰,戰爭的勝負將決定東西方未來數百年的盛衰興亡!

      對於大英帝國的銀行家而言其最高戰略目標就是:以倫敦作為世界金融的中心,以黃金作為世界貨幣的本位,大英帝國通過「英格蘭銀行」向全球“輸出”英鎊信用,將歐美主要國家變成“金本位”的核心成員,將世界的邊緣國家變成英鎊的“附屬地區”,用戰爭與暴力來“維護”這一“體系”的運轉,以貨幣來最大限度地“控制”和調動全球資源,最終完成對世界財富和全人類的“控制”。

      英國金融資本的突擊力量遠比船堅炮利的帝國海軍更具威力,他們將首先“打垮”中國的“銀本位”,“搶佔”「中央銀行」這一控制清帝國銀根的“戰略制高點”,“滲透”和“蠶食”中國的金融網路,“掌握”中國的資本與信用流動的管道,完成對中國金融高邊疆的“全面控制”。

      在喪失金融高邊疆控制權的情況下,中國的“貿易定價權”、工業自主發展的定位權、政府的財政稅收權、軍事與國防的開支權將“逐步淪喪”。中國將不可避免地成為西方列強的“待宰羔羊”。

      實際上,清帝國的敗亡,金融先於軍事。

    第一章 金融高邊疆的陷落

     獵殺胡雪岩
     洞庭山幫:暗算胡雪岩的幕後黑手
     鴉片貿易:金、銀本位的大決戰
     東印度公司:一個銀行家的帝國
     沙遜家族:東方的羅斯柴爾德家族
     滙豐銀行:你的地盤我做主
     票號錢莊:為什麼沒能發展為國際金融帝國
     “洋買辦”:中國的特殊現象

      美國人馬漢在19世紀末首先提出了“制海權”的概念,認為“控制海洋就是控制世界”。1921年,義大利人杜黑提出“制空權”的概念,提出“掌握制空權就是勝利”。時隔60年,美國陸軍中將格雷厄姆又提出了“制太空權”的“高邊疆”理論,堅信“控制外太空就可以稱霸世界”。

      格雷厄姆有豐富的閱歷,曾任美國國防部情報局副局長、中央情報局副局長和國防部情報局局長等職,1980年,擔任雷根總統競選的國防顧問。1981年,雷根政府上臺後不久,格雷厄姆在傳統基金會的資助下,組建了“高邊疆”研究小組。該小組由美國30餘位著名的科學家、經?濟學家、空間工程師和軍事戰略家組成。經?過7個多月的精心研究,於1982年3月3日以《高邊疆——新的國家戰略》為題拋出其研究報告。“高邊疆”戰略公諸於世後,立即受到美國政府、軍方和公眾的關注,並且對美國的經?濟、政治、軍事、高技術發展以及世界局勢都產生了重大影響。“高邊疆”戰略的核心是指歷史上具有不斷開拓疆域傳統的美國,今後應該在地球的外太空進行新的開拓,把太空作為美國新的戰略疆域和控制範圍。

      無論是制海權、制空權,還是“高邊疆”理論,歸根到底強調的是控制範圍和控制能力。從西方文明的視角看,有人類活動而沒有被控制的地區都是需要征服的“邊疆”。

      小小寰球,從大陸到海洋,從土地到天空,甚至包括太空,有人類活動的物理空間基本都已被大國嚴密地控制了。而金融領域正在日益成為大國博弈的主戰場。

      國家的邊疆,不僅僅是陸疆、海疆、空疆所構成的三維物理空間,未來還需要包括新的一維:金融高邊疆。

      (買辦集團)獵殺(民族商人)胡雪岩

      1883年11月初,胡雪岩經歷著人生中最痛苦的煎熬,他苦心經營一輩子的金融帝國即將土崩瓦解。這是一個用2000萬兩銀子打造出的超級神話,如果以糧食的購買力估算,一兩銀子大約相當於今天的200元人民幣,也就是說,胡雪岩的金融帝國大致擁有著40億元人民幣的總資產。可是,此時的胡雪岩卻面臨著一場致命的“完美”風暴。

      11月初,他有一筆50萬兩的滙豐銀行債務必須償還,這筆債務讓他倍感焦慮。在正常情況下,以胡雪岩的財富規模,決不至於被區區50萬兩銀子難倒。不幸的是,他的對手們早已布下天羅地網,此時的胡雪岩已難逃被圍獵的命運。他隱隱有一種不祥之感:“市面太壞,洋人太厲害,我不曉得怎麼才能翻身?”

      胡雪岩的正面敵人就是英國的「怡和洋行」,此時雙方正在圍繞生絲生意的霸主地位展開著激烈的較量。

      在整個19世紀70年代,“洋行”牢牢地控制著中國生絲出口的定價權,在洋行的壓迫下,生絲價格每況愈下,十年中已跌去一半,江浙一帶的絲農們苦不堪言,當地的絲商們慘淡經營,高額利潤盡被洋行鯨吞。

      胡雪岩開始介入生絲生意後,對洋行的高壓有了切膚之痛。眼看著絲農被洋行敲骨吸髓而陷入破產境地,他暗暗下定決心,一定要奪取生絲貿易的定價權,迫使洋行在價格上讓步。他開始仔細尋找洋行價格控制體系的破綻。洋行控制了生絲貿易融資、國際匯兌、外銷管道和航運保險,又有大英帝國的炮艦做後盾,似乎不可戰勝。然而胡雪岩還是敏銳地捕捉到了洋行的死穴——難以控制生絲的生產源頭。

      胡雪岩決心佔據生絲源頭這一戰略制高點,一舉擊破洋行對生絲的定價霸權。

      機會終於在1882年到來了。初春,胡雪岩深入生絲產地進行仔細調查,同時在與當地生絲商人們的交流中發現,當年的生絲收成減少,將出現嚴重的供貨不足。他立刻抓住這一難得的時機,開始悄悄行動,在江?浙育蠶村鎮四處採購,廣發定金,控制貨源。

      果然,市場上5月份生絲收成估計可達8萬包,然而“在8月份,逐漸清楚的是,收成被多估了2萬包”。

      早已完成生絲貨源控制的胡雪岩立刻部署總攻。他動員起自己龐大的金融帝國中的每一個銅?板,將上千萬兩白銀全部投入這場中國商業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決戰中。到1882年夏天,他共囤積了近2萬包生絲【1】,占全部貨源的1/3強。為徹底控制價格,他力邀絲業同行組成生絲價格同盟,堅持高價出售,試圖一舉拿下生絲的定價權。

      這一招果然奏效,怡和洋行們突然發現不出更高的價錢就難以買到生絲,他們試圖各個擊破,但胡雪岩籬笆紮得很緊,稍微有些規模的絲商都被知會要遵守大家約定好的報價。“上等生絲在倫敦每包售價僅僅16先令6便士,但上海的絲價,由於胡雪岩的收購和操縱,折合英鎊竟達17先令4便士。”【2】洋行的邏??是,自己對生絲價格有組織的打壓不算操縱,而中國有組織的反抗卻算操縱。這樣的邏輯直到今天仍在大行其道,美國狂印美元不算操縱匯率,而中國的反制應對卻被判定是操縱匯率。

      「怡和洋行」無奈之下,只能請大清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出面斡旋。對,大家沒有看錯,是英國人當著中國海關的一把手。倒不是清政府為了吸引外國人才所制定的特殊政策,而是英國人打敗清政府後,強迫清政府割地賠款,為確保中國準時付錢,直接任命了英國人看管著中國海關,所有海關關稅收入都直接被英國人拿走沖抵賠款。

      赫德28歲就執掌了大清海關,屬於典型的少年得志,但與胡雪岩比起來還稚嫩得多。他以邀請胡雪岩合夥辦絲廠為誘餌,以“市價以外,另送傭金”為條件,企圖說動胡雪岩做出價格讓步。不久,日本商家也登門求購,開出的價格是,按照當時的市價,再加800萬兩白銀,經?談判後,同意加到1000萬兩白銀。只要胡雪岩點頭,相當於今天20億人民幣的毛利就到手了。形勢一片大好。然而胡雪岩拒絕了,他要更高的價格。

      就在這時,“歐洲的蠶絲卻見豐收,倫敦和歐洲大陸市場能夠不顧中國的歉收”【3】。洋行轉而尋求收購歐洲本土生絲。到1883年年關時,絲價大跌,一半絲商推遲結算,幾家大的絲行破產。胡雪岩試圖邀集絲商將來年的新絲再次收盡,以迫使洋行屈服,結果無人響應。

      上海市場生絲成交清淡,買賣雙方僵持了整整3個月。此時,雙方較量的就是資金的實力了。

      「怡和洋行」可不是一般的洋行,它的後臺大老闆乃是17大國際銀行家族中起家最早、勢力最大的英國“巴林銀行”。在19世紀,“巴林家族”號稱是“歐洲第六大強權”,其發跡比羅斯柴爾德家族更早,在國際金融領域曾是無可爭議的老大。有此強援,「怡和洋行」在與胡雪岩的對峙中,始終處於不敗之地。

      而胡雪岩的處境卻開始不妙了。要知道,維持價格控制需要高昂的成本,對加盟絲商的利益補償、高價收購生絲、提高定金比例、不菲的貨棧費用、巨大的融資成本、運輸、保險、人工全都要錢。驚人的資金佔用使得胡雪岩的現金流處於日益脆弱的危險之中。

      早已將這一切看在眼裏的北洋派幹將盛宣懷開始行動了。他正在密謀“廢掉”胡雪岩。

      胡雪岩與盛宣懷並無太深的個人恩怨,只是各為其主罷了。胡雪岩的後臺是當時的兩江總督左宗棠,在平定新疆叛亂的過程中,胡雪岩作為其總後勤,運用自己阜康錢莊的信用和金融網路,於1867年首創以海關關稅為抵押向洋行和外資銀行舉債,14年中,為左宗棠的軍事行動融資1600萬兩白銀,為左宗棠收復新疆的歷史殊勳立下了汗馬功勞。1883年讓他陷入絕境的50萬兩滙豐銀行債務,正是他以自身信用為收復新疆的戰爭債務所做的擔保,如果政府的錢不能準時到位,他將不得不自己掏錢墊付給「滙豐銀行」。

      盛宣懷的後臺自然是北洋大臣李鴻章。李鴻章與左宗棠的矛盾天下皆知。19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出現了嚴重的邊疆危機。中國的西北方向,中亞的阿古柏利用當時中國西北地方的民族與宗教矛盾,在英、俄等列強的支持下,侵入新疆,成立了所謂的“浩罕國”。不久,俄國軍隊佔領邊防重鎮伊犁,西北塞防形勢危如累卵。同時,在中國的東南方向,日本又挑起了侵略臺灣地區的嚴重事端,中日之間戰事一觸即發。“太平天國”十四年戰爭之後,清朝府庫一貧如洗,國家財政已無力同時打贏兩場戰爭。可是,李鴻章所代表的“海防派”主張強化海軍為優先要務,為此不惜放棄新疆;而左宗棠堅持“塞防”絕不可廢,應該毫不猶豫地對新疆叛亂進行武力征伐。雙方矛盾的焦點就是“籌餉”問題,如果朝廷決定“海防”優先,則巨額的資金將流進北洋派的勢力範圍,而確立“塞防”國策,則左宗棠必然實力大漲。這是一場關乎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的尖銳較量。

      最終,左宗棠勝利收復新疆全境,其聲望與地位一時壓倒了李鴻章。此時,中法戰爭又烏雲密佈,左宗棠再次主戰,李鴻章再度主和。李鴻章生怕大筆資金再度流入主戰派手中,致使北洋系經費來源不足,因此決定發動“倒左”攻勢。打仗打的是錢糧,欲制住左宗棠,必先廢掉左宗棠的“錢袋子”胡雪岩。

      盛宣懷要徹底搞垮胡雪岩並不是件簡單的事,他的能量也僅限於截斷北洋系控制下的上海道應付給胡雪岩的50萬兩協餉,這筆錢正是朝廷償還「滙豐銀行」的欠款。而胡雪岩由於用阜康錢莊的信用為朝廷向滙豐借款,如果朝廷遲付,他就必須墊支。不過胡雪岩畢竟是玩金融的,身在上海的資本市場中心,無論是向「滙豐銀行」提出貸款展期,還是向其他外國銀行拆票,或者向上海錢莊票號同業拆借,亦或將價值近千萬的生絲進行抵押貸款,更何況,他還有上萬畝的土地、莊園等不動產,以及20多家典當鋪、連鎖票號和胡慶餘堂藥店等龐大經營性資產,籌措50萬兩銀子並不是件太難的事。

      因此,盛宣懷不僅需要掐斷胡雪岩的官府資金來源,更需要斬斷胡雪岩在資本市場上的一切融資通道,而這絕不是盛宣懷能搞定的。他必須聯合上海金融市場上真正的大腕,才能向胡雪岩的背後捅上這致命的一刀。

      洞庭山幫:“暗算”胡雪岩的幕後黑手

      在上海,胡雪岩的信譽不錯,又有主管上海的兩江總督左宗棠為靠山,平時也廣交商圈的朋友,不然他也不可能組成強大的絲商聯盟同洋行叫板。??能夠左右所有外國銀行的決定,同時還能控制上海全部錢莊票號、典當鋪的命運,讓大家一起拒絕給胡雪岩融資呢?

      這就是中國近現代史上最為強大的“金融買辦帝國”的締造者:來自洞庭東山的席正甫,他們這一圈人號稱“洞庭山幫”。與國際銀行家的打法一樣,席家可謂相當低調,除了少數史學界人士,大多數中國人對這個名字都極為陌生。大道無形正是他們的特點!

      外國“洋行”剛進入中國做生意時,語言不通,人生地不熟,商業環境和政府關係兩眼一抹黑,欲擴大業務必借重當地華人,這就是人們熟知的“洋買辦”。“洋買辦”往往是以獨立商人的“身份”與外國洋行“合作”,他們要向洋人繳納高昂的“保證金”,擔保生意虧損時,以保證金賠償。同時,也享有生意的收入分成。他們為了自身的利益,為“洋行”的業務拓展殫精竭慮。除了結交官府掌握政府資源,也需要廣交商業圈的關係,將觸角伸向社會的各個角落。他們編織著層層關係與金錢的網路,疏通著種種富貴與利益的管道,他們的前臺是商場,“後臺”是洋場,舞臺是官場。正是“通過”他們,外國的資本“滲透”進中國的經濟血脈,外國的商品湧向了中國的大城小鎮,外國的精神“顛覆”著中國的意識,外國的利益“捆綁”了中國的權貴精英。
    可以說,沒有“洋買辦”,洋人的業務在中國將寸步難行,洋人的勢力在中國也會一事無成。

      當胡雪岩領導本土的金融和商貿力量開始向“洋行”發起“挑戰”時,他不僅直接“威脅”到了“洋行”的商業利益,更威脅到了“洋買辦階層”的切身利益。

      1874年,席正甫當上了「滙豐銀行」的“洋買辦”,交了2萬兩銀子的保證金後,他買到了一張通向控制上海金融市場的“快車票”。席正甫的能力當然沒有讓「滙豐銀行」失望,剛到「滙豐」,他就搞定了清政府以鹽稅做抵押,向「滙豐」進行政治借款200萬兩白銀的大單,年息8%,分10年償還。席正甫一炮打響,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在席家的運作下,「滙豐」先後經理了滬寧、廣九、滬杭甬、津浦、京奉、湖廣、浦信等鐵路貸款,從中獲取了高額分成。

      在發行紙幣方面,也成效卓著,「滙豐」的紙幣流通堪稱外國銀行之最,流通範圍遍及長江、珠江流域,在華南,“滙豐紙幣”幾乎“代替”了清政府貨幣的地位,成為計價流通的工具。
    1893年,洋務派知識份子鄭觀應在他的《盛世危言》中指出:
    “若今之洋商所用銀票(紙幣),並不由中外官吏驗瞧虛實,不論多少,為所欲為。聞英商滙豐銀行在奧通用之票百餘萬,該行已獲利二百萬之譜。”
    席家為「滙豐」以“白條”“佔有”中國實體財富立下了汗馬功勞。

      在拉存款方面,席家也是出手不凡。
    中國的“達官貴人”紛紛將資本存放在政府“難以管轄”的「滙豐」帳戶上,寧可只得到很低的利息,也願意圖個“安全保險”。據統計,長期在「滙豐」開戶的客戶中,定期存款在2000萬兩以上的有5人,1500萬兩以上的20人,1000萬兩以上的130人,百萬兩和數十萬兩級別的更難以估算。【4】
    席家從中獲取的傭金更是天文數字。

      在席正甫的打拼下,「滙豐」在上海的業務總量大大高於香港總行,英國人自己也承認,“「滙豐銀行」的總行雖在香港,但一般說來,上海分行承做的生意更多些”。
    當席正甫與英國方面的大班(舊時對外國公司、洋行經理的稱呼,指當時中外通商的經?紀人。——編者注)發生意見衝突時,總部最終都以席正甫的意見為最終決定,為此,不惜撤換英國大班。

      席正甫不僅在「滙豐」一言九鼎,對上海的錢莊票號也是說一不二。

      當時,在上海的錢莊票號由於自有資金不過幾萬兩銀子,難以將生意做大。席正甫率先開展了拆票業務,向錢莊和票號提供了無需抵押品的信用貸款模式,大大提高了本土金融機構的融資能力。這些有實力的錢莊以自身的信用出具的遠期匯票,在5~20天的時間裏,向「滙豐」或其他外國銀行進行以莊票抵押的短期融資。這樣一來,僅有七、八萬兩銀子的錢莊,可以用莊票抵押給「滙豐」,從而借出大量資本進行商業貿易放貸,其規模可高達七、八十萬兩。由於「滙豐」的存款數量巨大且利息成本低廉,在向錢莊拆票的過程中可以收取“高額利息”,從而美美地“享受”著存貸“利差”的美餐。
    1879年5月23日的《字林西報》報導上海錢莊“用外國銀行資本做生意,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事實。近300萬兩的放款,竟為維持上海市面正常周轉所必需的數量”【5】。當銀根低於這個數字時,整個商業活動將立刻受到明顯影響。

      通過拆票業務,「滙豐」實際上“控制”了上海錢莊和票號的資金來源。「滙豐」的手鬆一鬆,市面的銀根就寬裕,反之,銀根就趨緊。「滙豐銀行」所獲得的中國巨額廉價儲蓄,極大地增強了它對中國金融體系的控制能力,並事實上成為了“中國的英格蘭銀行”。

      正是由於「滙豐」“控制”著整個上海乃至全國的銀根鬆緊,而席正甫又擁有著「滙豐銀行」的貸款簽字權,所以上海的錢莊業爭相拉他“入股”,實現“利益捆綁”。席正甫對上海的本土金融機構具備了絕對的影響力,其中也包括胡雪岩。1878年,胡雪岩為左宗棠辦理的350萬兩「滙豐銀行」借款,走的就是席正甫的路子。

      席正甫不僅自家獨攬了「滙豐」的“買辦”職位長達三代人,還利用他的影響力,將席家的其他“子弟”陸續安排進了外國銀行體系。無論是英國系的「麥加利(渣打)」 、有利、「德豐銀行」,還是法國系的「東方匯理」、「中法工商銀行」(4.24,0.00,0.00%),德國系的「德華銀行」,俄國系的「俄華道勝銀行」,比利時系的「華比銀行」,美國系的「花旗」、「運通」、美商「信濟銀行」,日本系的「橫濱正金」、「住友銀行」等,皆是席家的天下。據不完全統計,1874~1949年的75年間,在上海先後開設的外資銀行有20餘家,而席氏包攬了其中13家的“買辦”席位。

      隨著席正甫的勢力膨脹,連李鴻章和左宗棠都要爭相籠絡他。李、左二人到上海都必見席正甫,畢竟是大財神,無論是“海防”還是“塞防”,離開錢都是瞎扯。二人對席正甫的“拉攏”都很盡心,他們同時保舉席正甫擔任政府官員,但席並無絲毫興趣。後來在李鴻章的再三推薦下,席正甫只得接受了二品頂戴。這與他的刻意低調很不協調。近乎隱居的席正甫連洞庭東山的商圈聯誼活動都從不參加,上海的媒體報導中極少出現他的名字。他恪守幕後運作才能成大事的信念。

      席正甫與盛宣懷的關係就“更密切”了。盛宣懷在打垮胡雪岩後成立中國第一家現代銀行——「中國通商銀行」時,席正甫是主要的幕後支持者,兩人在生意上是“鐵關係”,在盛宣懷的帳單上,令人矚目地存在著與席正甫相關的“滙豐銀行英鎊與銀賬”【6】。但凡席正甫的要求,盛宣懷無不滿足,席家的大量“親友”紛紛“被安排”進盛宣懷的體系內任職。雙方實現了徹底的“利益互鎖”。

      當清政府準備成立“官商合辦”的中央銀行——「戶部銀行」時,洞悉私有中央銀行巨大利益的席家又“捷足先登”。「戶部銀行」共發行4萬股,其中官方認購一半,私人認購另外一半,席正甫的幾個兒子紛紛入股「戶部銀行」。其中,僅席家長子席立功就以不同身份擁有1320股。
    「戶部銀行」改名「大清銀行」時,席家“安插”了四個兒子在其中擔任要職,
    「大清銀行」改為「中國銀行」(3.23,0.01,0.31%)時,席家又成為其大股東,並掌管外匯業務,成為宋子文系的同盟。國民政府中央銀行成立時,席家更“直接變為”官股投資人,並“代表官股”參與「中央銀行」董事會決策,同時席家還“把持”著「國民政府外匯管理局」局長、「中央造幣廠」廠長等要職,更“代表”國民政府參與籌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並成為國民政府的代表。席家脈系之龐大,涉及中國金融領域之廣泛,在外國銀行體系、官方銀行體系、上海錢莊票號體系、政府金融主管部門影響力之深,在中國近百年歷史上恐怕是絕無僅有的。由於席家所掌握的強大中外金融資源,對整個中國近現代史的影響非常深遠,在後續章節將繼續介紹。

      如果胡雪岩不在生絲問題上挑戰“洋行(買辦)”的核心利益,席正甫與胡雪岩的關係應該可以維持得不錯。但是,「滙豐銀行」的股東們正是這些大“洋行”,成立「滙豐」的“初衷”就是為了“洋行”在“殖民地”擁有自己的“中央銀行”,胡雪岩挑戰了「滙豐」大股東的核心利益,搞得股東們鬧起事來,席正甫豈能容他!

      事實上,“洋行”們打壓生絲價格,“壟斷”定價權的背後正是「滙豐」和席正甫對上海乃至全國銀根的“操縱”。

      據1878年8月28日《申報》記載,到19世紀70年代,外國銀行對上海錢莊的拆票金額已達300萬兩左右。到19世紀90年代,七、八百萬兩的拆放額已習以為常。這使得錢莊在資金的周轉上對外國銀行的“依賴性”越來越嚴重。而一旦上海銀根緊縮,其效應會立刻波及全國。

      奇怪但並不令人意外的是,從1878年以來,“每到”中國的生絲、茶葉上市的時候,“就會發生”銀根緊縮的“怪現象”。能夠“製造”貨幣供應短缺,並且有明顯意圖的就是「滙豐銀行」。維持上海正常貿易周轉大約需要300萬兩銀子,而「滙豐」“經常”在收購絲茶的季節猛收銀根到100萬兩以下,“導致”絲茶商人無法融到足夠的資金,絲農、茶農“不得不”賤價出售自己的產品,而「滙豐」的“洋行”股東們得以廉價抄底,獲取暴利!

      “每一次貨幣恐慌都是以「滙豐銀行」為首的外國銀行有意收縮銀根而引起的。從1878年初開始,銀根就處於緊張狀態,以至於年底上海錢莊為壞賬所累不復交易者達二、三十家。”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就是外商銀行收縮放款200萬兩巨數之故。1879年的貨幣恐慌發生在絲茶上市需款急切的5月,就在這時,經常需要300萬兩資金周轉的上海市面,卻被外國銀行收縮到只有90萬兩的奇缺狀態。這個數目全然不能適應本地貿易的正常需要。但是,外國銀行並不到此為止,它進一步把庫存銀塊增加到60萬兩,而使事態更加複雜化。”【7】

      1883年,歷史再度重演。

      正當胡雪岩與“怡和洋行”在生絲大戰中處於僵持不下的狀態時,上海的銀根一天天被收緊,大批絲商斬倉出局,絲價直線下跌。9月初,上等生絲每包價格尚能維持在427兩;10月,跌為385兩;11月初,更進一步下跌至375兩。此時,上海各洋行完全停止收購新絲,胡雪岩的資金鏈瀕於崩潰。

      到11月9日,公眾對胡雪岩的資金擔憂終於全面爆發。阜康錢莊在杭州和上海的分號遭到擠兌。欠滙豐的50萬兩白銀債務到期也無法延展,而上海道“恰巧”沒有協餉來償還「滙豐」的債務,胡雪岩只好以阜康錢莊僅存的家底還債。不堪重負的金融帝國終於在1883年12月1日倒下了。胡雪岩所經營的京城、上海、鎮江、寧波、福州、湖南、湖北等地的阜康分號同時倒閉。【8】胡雪岩苦心經?營幾十年的金融帝國崩潰了。最終,生絲被「怡和洋行」抄了個大底。

      胡雪岩無法忍受“洋行”的“壓價行徑”毅然起而反抗,但是定價權的爭奪背後其實是金融權力的爭奪。可惜胡雪岩至死也沒搞明白,在喪失中央銀行這一“金融制高點”的情況下,單單依靠囤積生絲試圖在貿易上與洋行一較高下是徒勞的,一旦銀根被收緊,他的資金鏈將立刻陷入崩潰邊緣。胡雪岩領導的這場中國本土金融力量對國際銀行家的反擊,最終以完全失敗而告終。他陷入的是國外金融資本勢力和“國內金融買辦勢力”的內外夾擊,其失敗在戰略上早已無可挽回。

      胡雪岩的失敗與“洋行”的勝利都是基於同樣的原因,那就是誰能控制銀根,誰就能取得商戰的戰略主動權。無論是清政府,還是以胡雪岩為代表的南方錢莊和山西票號,都沒有清醒地“認識到”中央銀行的巨大威力。當「滙豐銀行」“佔據”了這一地位之時,整個清帝國的命運就完全被“國際銀行家”所“控制”。
    金融不獨立,則經濟不能獨立;經濟不獨立,則政治不能獨立。清政府金融高邊疆的“淪喪”,是中華民族陷入深重災難的“開端”!

      清政府的“中央銀行”地位是如何失陷的呢?
    問題的“要害”是“本位貨幣-白銀”被國際銀行家所“控制”。一旦“本位貨幣”動搖,金融這一國家的血液循環系統必然癱瘓,然後就是各個經濟要害臟器的“衰竭”,國家政治與戰爭的免疫系統動員能力瓦解,從而“喪失”反抗侵略的能力,最後就只剩“任人宰割”的命運了。

      國際銀行家要征服中國,必須首先“征服”中國的貨幣。“鴉片戰爭”的核心與其說是貿易戰爭,不如說是一場“白銀戰爭”!
    這就是為什麼“鴉片戰爭”沒有發生在印度、美洲、非洲,也沒有發生在日本、韓國和東南亞,卻“僅僅”在中國爆發的“真正原因”!

      “鴉片貿”易打擊的“目標”正是中國的“本位貨幣”:白銀!

      鴉片貿易:金、銀本位的大決戰

      在英國開始對中國大規模開展“鴉片貿易”之前,中國在國際貿易中處於明顯的優勢。中國的茶葉、瓷器和絲綢構成了突破世界市場壁壘無堅不摧的出口“鐵三角”。當時中國市場的真實景象是:
    福建沿海的茶葉出口為當地經濟帶來前所未有的繁榮,由於在生產和加工方面處於市場壟斷地位,武夷山成為各國茶商競相朝拜的聖地;
    在長江中下游,絲和棉是最重要的手工業產品,數十萬絲棉生產和紡織專業大軍創造出了品質優良和價格極具競爭力的商品,打遍世界市場無敵手;
    在珠三角地區,形成了景德鎮—廣州產業鏈,將豪華瓷器源源不斷地送進歐洲王室貴族富麗的客廳。19世紀末,主管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在其《中國見聞錄》中說道:“中國有世界最好的糧食——大米;最好的飲料——茶;最好的衣物——棉、絲和皮毛。他們無需從別處購買一文錢的東西。”

      從16世紀到19世紀初,中國近400年的市場化程度和貨幣經濟的發達程度,遠遠超過了歐洲。其“結果”就是,歐洲從美洲“發現”的13.3萬噸白銀,最終有4.8萬噸被歐洲人運到了中國。
    (當時)國際貿易的“基本構架”就是,中國創造了世界貿易商品的主要部分,西方掠奪了世界資源的主要部分,在白銀從西方源源不斷“流向”東方的過程中,也伴隨著中國商品的滾滾西去。

      白銀不斷“流向”東方,造成了世界金融天平的嚴重失衡。

      由於長期向中國淨輸出白銀,到17世紀末,歐洲白銀短缺,出現了價格普遍下降的現象,同時貿易開始萎縮。1649~1694年,歐洲年均流通白銀數量急劇減少,比1558~1649年的年均流通量減少了50%還多,而黃金流通量卻增加了接近50%。

      白銀減少是順理成章的事,可黃金怎麼會增加呢?

      原來,17世紀初,中國廣州的金、銀價格比為1﹕5.5~1﹕7,而英國的比價為1﹕16,輸送白銀到中國不僅可以換得大量高利潤的商品,還可以利用金、銀比價1倍以上的價格差,用便宜的白銀在中國、日本和印度換回昂貴的黃金。連約翰洛克都曾抱怨過:“我被告知他們(「東印度公司」)從印度某些地方進口(黃金),至少可獲得50 %以上的利潤……?但是,英國的真正財富被葬送在了印度洋,現在是人們坦率說出真相的時候了,究竟為什麼我們面臨著這個時代聞所未聞的白銀短缺。”【9】

      當黃金大量湧入英國後,銀行家通過巨額行賄的手段,“買通”了《1666年自由鑄幣法案》的“准生證”。這個“法案”實質上是貨幣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捩點”,它“改變了世界的貨幣體系,其具體效果就是廢除了國王對貨幣發行的壟斷權”【10】。
    該法案規定,任何人都有權力將金錠拿到鑄幣廠,要求免費鑄造合法的金幣。

      這一“法案”從根本上有利於金錠銀行家和商業資本家的利益,他們將“擁有”對“貨幣供應”的實際控制權。由於掌握著大量實物黃金的籌碼,他們將能夠“根據”自己的利益“決定”貨幣供應量。
    當他們是“債權人”時,就“減少”貨幣鑄造,“製造”通貨緊縮效應,使得自己的債權含金量提升;
    當他們是“債務人”時,就“加大”貨幣供應(注:如當前美國信用債務帝國政府2008年爾來以驚人倍數增發貨幣供給總額的所謂貨幣寬鬆政策),以“通貨膨脹”沖銷所負的債務。這是西方“第一次”在實質上將本屬於政府的“貨幣發行權”轉讓給了“私人”。自此,“私有中央銀行”貨幣發行權的“法律基礎”得以“奠定”,並“打開”了通過“控制”一個國家乃至整個世界的“貨幣供應量”來“控制”財富分配的大門。

      此時,我的耳邊突然響起了羅斯柴爾德的那句名言:
    “只要讓我控制一個國家的貨幣發行,我不在乎誰制定法律。”【11】

      在銀行家們“看來”,“控制貨幣”是一場偉大的鬥爭,控制貨幣的“發行”和分配就是為了控制財富、資源和全人類。
    欲控制世界,必先征服貨幣;
    欲征服貨幣,必先征服黃金;
    而欲征服黃金,則必先“征服”白銀。

      就在歐洲白銀東來的過程中,同時伴隨著亞洲的黃金西去。此消彼長,最後的結果是,英國在囤積黃金,而中國在吸納白銀。
    問題的關鍵是,究竟是黃金、還是白銀將最終成為世界貨幣的霸主,這將是關係到東、西方未來數百年興衰的重大分水嶺!

      工業革命以來,大英帝國國力空前提高,建立以黃金為“本位貨幣”的條件已經在1717年完全具備。儘管在1816年,英國才從法律上完成“金本位”的最終確立,但此前的一百年中,英國已處在事實的“金本位”之下了。

      對於大英帝國的銀行家而言,其最高戰略目標就是:以倫敦作為世界金融的中心,以黃金作為世界貨幣的本位,大英帝國通過「英格蘭銀行」向全球輸出英鎊信用,將歐美主要國家變成“金本位”的核心成員,將世界的邊緣國家變成英鎊的附屬地區,用戰爭與暴力來維護這一體系的運轉,以貨幣來最大限度地控制和調動全球資源,最終完成對世界財富和全人類的控制!

      要“確立”黃金英鎊的世界貨幣霸權地位,必須首先“打垮”“白銀貨幣”的國家。其中最大的,也最難搞定的就是中國。

      經過多年嘗試,國際銀行家最終選擇了“鴉片”作為“打擊”中國“白銀本位”的“武器”。

      而具體負責“執行”這一戰略的機構就是「東印度公司」。

      「東印度公司」:一個銀行家的帝國

      一般人“很難想像”一家(私有)公司能夠“招募軍隊(注:類似為了漂白目前已改名為Xe的美帝私人公司雇傭兵「黑水公司」)”、掠地鑄幣、行政司法、宣佈戰爭和締結和約,但是,「東印度公司」“居然”做到了。
    “誰”能有這麼巨大的能量成立如此強大的公司呢?
    答案就是倫敦金融城的“國際銀行家”!

      由倫敦金融城銀行家合股建立、英國王室參股的「東印度公司」本身就是一個“帝國”。根據英國國會的授權,「東印度公司」壟斷了從好望角到麥哲倫海峽之間的一切貿易,並有權在如此廣大的區域之內招募陸海軍、“佔領”領土、在“佔領區”域內“徵稅”、發行貨幣、進行立法和司法審判、宣戰和締結和約。

      在1756~1763年的英法“七年戰爭”中,英國打敗法國獨霸印度次大陸以來,在包括今天巴基斯坦、孟加拉、緬甸在內的英屬印度建立起一套完備的治理和“掠奪機制”。1750年以後的50年間,「東印度公司」從英屬印度一共榨取了1億~1.5億英鎊,而1750年英國一年的財政收入才920萬英鎊。【12】這還不包括壟斷印度貿易帶來的巨額國際貿易收益。
    驚人的財富像潮水一般源源不斷地“流入”倫敦金融城銀行家和英國王室的錢袋裏。
    18~19世紀,由於巨額的“殖民掠奪”和商業貿易“積累”,英國從來就不缺乏資本,這是18世紀英國“得以”開始工業革命的“重要前提”。

      巴林家族作為世界17大國際銀行家族之一,早在19世紀初就已經稱霸世界金融江湖,號稱“歐洲第六強權”【13】。1779年,巴林王朝的創始人法蘭西斯。巴林就開始擔任「東印度公司」的董事,直到1810年去世,在位長達30年。從加盟「東印度公司」開始,他就成為倫敦金融城銀行家在「東印度公司」的主要代表人物,並被公認為公司的核心與靈魂。他從1792年開始擔任「東印度公司」的董事會主席,執掌著整個「東印度公司」這個龐大的“殖民帝國”。正是在他的帶領下,「東印度公司」對中國的“鴉片貿易”取得了驚人的增長。

      1790~1838年,「東印度公司」鴉片走私進入中國的數量由每年數百箱暴增到數萬箱,輸入中國的鴉片總量高達40多萬箱,每箱平均價約750銀元,總價值高達2.3億兩白銀以上!

      「東印度公司」的“鴉片貿易‘遵循一套嚴密的體系:
    首先,「東印度公司」確立在英屬印度殖民地的“鴉片壟斷權”,對印度和孟加拉鴉片實行“統購統銷”,只開放加爾各答一地集中進行“鴉片拍賣”,並“授權”與公司有“代理關係”的散商進行“鴉片貿易”。同時,公司在廣州開設常駐管理委員會,其成員稱“大班”,對所有對華貿易進行統一管理。這個管理委員會又是全部對華貿易的“中央銀行”,一切對華貿易匯兌業務必須由它經手,並對散商進行信貸支持,後期也對與他們做生意的廣州十三行發放信貸。散商的對華貿易收入,包括出售鴉片所得款項,“必須”全部存到該委員會下設的銀庫,並由該委員會簽發倫敦、印度、孟加拉的匯票,散商可到當地兌換現銀。公司再用庫存白銀在中國“套購”黃金、絲茶等大宗商品銷往歐洲獲取“暴利”。

      「東印度公司」的架構更像是一個金融傘形壟斷下的鴉片貿易連鎖店。如果說獨立經營的散商還要承擔一定的貿易風險,那麼提供壟斷性金融服務的公司則是“旱澇保收”。

      「東印度公司」因鴉片貿易的“金融服務”獲取的巨額利潤足以支付英國從中國進口茶葉和生絲、從美國和印度進口棉花、向印度出口英國工業製成品和英國殖民統治印度的大部分行政費用。在整個19世紀,英帝國的“鴉片壟斷”在國際貿易中的“戰略地位”可與今天美國的“石油霸權”相比肩。「東印度公司」帝國的基本國策是,從金融上控制鴉片貿易鏈條的一切環節,生產、銷售、倉儲、運輸和行銷管道都要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

      在「東印度公司」旗下的散商中,形成了三大“洋行”割據的態勢,它們是:「怡和」、「寶順」和「旗昌」。

      「怡和洋行」由渣甸和馬地臣合夥建立於1832年7月,正是巴林家族為他們提供的融資。有了倫敦金融城最強大的銀行家族的支持,「怡和」迅速成為遠東的“洋行之王”。胡雪岩正是在與「怡和」爭奪生絲霸盤中慘敗,他恐怕並不知道「怡和」的“來頭”。馬地臣後來成為「英格蘭銀行」行長和英國第二大土地所有者。馬地臣家族的繼承人休。馬地臣則在1873年用家族“鴉片貿易”所得在西班牙收購錫礦,成立了一家礦業公司,將其命名為“Rio Tinto”,今天人們稱之為「力拓集團」。

      「寶順洋行」的當家人正是著名的“鴉片販子”顛地,而他“背後”的東家正是巴林家族。後來因為直接從事鴉片生意有損巴林倫敦金融城頭號銀行家族的“名譽”而退居幕後,由顛地全面“代理”在華業務,成為僅次於「怡和洋行」的第二大鴉片貿易商。

      「旗昌洋行」則是美資公司,從事廣州與波士頓之間的鴉片、茶葉和生絲貿易。它的高級合夥人約翰。默里。福布斯,就是2004年美國總統候選人約翰福布斯。克裏的曾外祖父,一直充當「巴林兄弟公司」在美國的代理人。
    業務主管小沃倫。德拉。諾,正是美國總統佛蘭克林。羅斯福的外祖父。
    洋行老闆的堂弟威廉。亨廷頓。羅素則在耶魯大學創建了著名的“骷髏會”。
    此外波士頓的幾大銀行家族也都通過「旗昌洋行」參與鴉片貿易。正是豐厚的鴉片紅利滋養著這些銀行家族,形成了日後的“波士頓財團”和羅斯福家族王朝。

      這三家大“洋行”佔據了中國“鴉片貿易”的半壁江山,它們都與巴林家族“關係密切”,巴林在倫敦金融城“遙控”著這些“巨大的散商”,在鴉片戰爭前後幾十年裏,以鴉片“發起”了對清政府“白銀貨幣”的“攻擊”。

      倫敦金融城通過「東印度公司」在中國還建立了一套鮮為人知卻卓有成效的“地下行銷體系”,這個體系由四部分組成:
     傳教士、
     三合會、
     行商 和
     滿清官僚。
    這套“體系”日後“左右”了近代中國的歷史進程。

      “傳教士”在中國一方面“通過”傳教結交權貴和三教九流,瞭解中國社會、經濟、軍事等各方面的“情報”,以“建立”近代“教會學校”、(教會)醫院、媒體為主,成為“塑造”“親西方中國社會精英階層”的重要力量。

      “三合會”本是以反清複明為宗旨的中國民間秘密社團,後來很多會友“接受”了基督教。兩廣地區“三合會”的反清武裝行動同樣需要大規模“融資”支援,於是很多會友經教會“仲介”紛紛“加入”「東印度公司」的對華“鴉片銷售”網路,成為廣東沿海“鴉片走私”的主力。以反清為宗旨的“三合會”等於間接得到倫敦金融城的“財政補貼”。
    “三合會”日後的發展,與洪秀全的“拜上帝會”、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唐(才常)維新派的秘密結社以及「同盟會」淵源頗深。
    洪秀全身邊負責意識形態工作的左膀右臂馮雲山,早年即拜在基督教華福會門下;
    負責軍事鬥爭的楊秀清,也曾混跡于三合會在珠江流域的鴉片走私生意中;
    兩廣三合會更是直接參加了金田起義。戊戌變法失敗後,譚嗣同遇難,維新派中譚系幹將唐才常即發動湖廣三合會勢力舉行自立軍起義。
    同盟會早期各次反清起義,無不以“三合會”力量為依託。“三合會”一系的上海“青幫”更在蔣介石(1927年)發動“四一二(軍事)政變”上臺和鞏固權力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行商即“廣州十三行”,是朝廷授權負責對外貿易的專營機構,與外商直接打交道,既是貿易公司,又承擔某些外交功能,同時又必須為自己的國外商業夥伴作保。“十三行”在鴉片戰爭後多轉為“洋行買辦”,是中國近代“買辦階層”的源頭。

      「東印度公司」還通過“賄賂”和“毒癮”來“控制”與操縱一部分滿清官僚。從中國的上層建築著手,“(包毒)保護”和開拓鴉片貿易。公司“通過”以天津為中心的北方“鴉片貿易網路”,向北京朝廷“滲透”。到鴉片戰爭前,已經“控制”了相當一大批滿清高官“為其所用”。其中包括大學士穆彰阿、直隸總督琦善、宗人府主事耆英等。
    對此,馬克思有過一段精闢論述:
    “英國人收買中國當局,收買海關官吏和一般的官員,這就是中國人在法律上抵制鴉片的最近結果。賄賂行為和鴉片煙箱一同侵入了‘天朝’官僚界之肺,破壞了宗法制度的柱石。”【14】
    “這一批人”構成後來清政府“洋務派”的源頭。

      1839年,當雄心萬丈的林則徐作為欽差大臣來到廣東厲行“禁煙”時,這位偉大的民族英雄面對的就是這樣一個“組織嚴密”、財力雄厚、武裝強大、“裏應外合”的“鴉片帝國”。林則徐甫一上任,就嚴厲鎮壓“三合會”的“地下走私販毒網路”,勒令外商上繳鴉片,進行了震驚世界的虎門銷煙。但是林則徐萬萬不會想到他的對手有多強大,他挑戰的是整個大英帝國和攸關國際銀行家生死的核心金融戰略!

      “鴉片貿易”“導致”中國白銀大規模“外流”,在中國“引發”了嚴重的“銀貴錢賤”的“貨幣危機”。從清朝建立到19世紀初的100多年中,中國的銀銅雙貨幣機制運轉良好,比價基本穩定在1兩白銀折合銅錢1000文。到鴉片戰爭前夕,銀兩竟飛升至兌換銅錢1600文。農民、手工業者和普通百姓平時所得都是銅錢,但交付各種賦稅則需折成白銀,如此一來,經濟負擔大為加重。由於百姓生活困窘,交稅自然拖延,結果是各省拖欠賦稅日多,造成清政府的財政能力急劇衰退。鴉片貿易大規模開始之前,直到乾隆年間的1781年,國庫存銀高達7000萬兩,至1789年約為6000萬兩。隨著鴉片“氾濫”,到1850年時僅剩800餘萬兩,已不足以應付一場戰爭了。

      正是鴉片“摧毀”了大清帝國金融高邊疆的基石——“白銀貨幣本位”,隨之而來的是貿易大幅逆差,財政收入下降,人民生活困苦,貧富嚴重分化,社會矛盾日益尖銳。而國際銀行家則手持鴉片“套購”出來的巨額白銀,建立起“中國的英格蘭銀行”,一舉奪取了清帝國金融高邊疆的制高點:中央銀行。

      「滙豐銀行」的成立“標誌”著中國近代史開啟了一個“金融殖民地”時代。在「滙豐」奪取清帝國中央銀行大位的過程中,一個新的沙遜帝國崛起了,它取代了「東印度公司」的地位,成為執行“鴉片金融戰略”的最新操盤手。

     沙遜家族:東方的羅斯柴爾德家族

      沙遜與羅斯柴爾德家族同屬於塞法迪“猶太人”,自古就生活在伊斯蘭化的伊比利亞半島上(今西班牙),從事金匠和錢幣兌換的生意,並經常作為熱那亞銀行家族的代理人,從事信用調查、收放貸款等業務。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建立起自己的商業信用和金融網路。15世紀90年代,隨著伊比利亞基督徒將伊斯蘭教政權趕走,塞法迪猶太人也被逐出西班牙和葡萄牙。

      羅斯柴爾德家族流亡德意志從事老本行,後來成為德意志王室的“宮廷銀行家”。另一支猶太金融家族逃往荷蘭、比利時,很快就憑藉多年積累下來的商業關係網東山再起,並“參與”了「阿姆斯特丹銀行」、「荷蘭銀行」和「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建立。正是在荷蘭猶太銀行家200萬荷蘭盾的資助下,英國威廉三世於1688年帶領1.5萬人,從荷蘭登陸英國,開始了“光榮革命”。沙遜家族則一路向東,搬遷至中東波斯灣地區的商貿中心巴格達。在那裏,沙遜家族憑藉猶太人獨有的金融觸覺和經?驗,利用伊斯蘭教義中禁止高利貸的教規,以猶太人不受伊斯蘭法規約束的便利條件,為中東地區商貿提供金融放貸,很快就成為波斯灣地區首屈一指的金融家族,長期擔任巴格達的首席財政官,並成為巴格達地區整個猶太社區的族長,被人稱為“納西”,即猶太人之王。

      但是好景不長,到了18世紀末19世紀初,巴格達地區的反猶情緒高漲,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派駐巴格達的地方官,開始大規模驅趕猶太人,作為“猶太人之王”的沙遜家族首當其衝,不得不於1832年舉家遷往印度孟買。沙遜帝國的創始人大衛。沙遜在印度開始了一段新的傳奇。【15】

      由於沙遜家族到達印度的時間太晚,鴉片貿易的巨大蛋糕早已所剩無幾。「東印度公司」雖然解體了,但三大“洋行”巨頭卻在巴林家族的支持下繼續壟斷著中國鴉片進口和印度的鴉片供應鏈。在整個鴉片貿易鏈條中,生產、運輸、保險、銷售、融資、匯兌,幾乎全部掌握在「怡和」手中,針插不進,水潑不進。在巴林家族嚴密控制的鴉片帝國裏,新來的猶太人沙遜要想插足,勢比登天。

      此時的倫敦金融城,新興的羅斯柴爾德家族已然壓倒了巴林,羅斯柴爾德家族也想從鴉片生意中切出自己的一塊蛋糕,苦於巴林對「東印度公司」散商的高度控制力,不得其門而入。沙遜的出現正好完美地符合了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戰略發展規劃,同是塞法迪猶太人,祖上說不定還是通家之好,所以雙方一拍即合。有了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強大金融後盾,沙遜準備甩開膀子大幹一場了。

      經過周密研究,沙遜發現「怡和」對印度的鴉片“控制”存在著一個明顯的漏洞,那就是「怡和」沒能控制印度腹地的罌粟種植園。沙遜抓住機會,利用強大的資本實力,向內陸的印度鴉片商人提供高達3/4的貸款。各地採購商聞風而至,沙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控制了鴉片種植的源頭,實現了對貨源的壟斷。其實,胡雪岩的思路與沙遜幾乎完全一致,“差別”在於,沙遜的背後是國際金融霸主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支持。

      到了1871年,局勢已經很明朗了,「怡和」在與沙遜爭奪鴉片源頭的拼殺中敗下陣來,沙遜被公認為印度和中國全部鴉片庫存的主要持有者,控制著各類鴉片總量的70%!
    1840~1914年,沙遜家族在壟斷鴉片的生意中獲利高達1.4億兩白銀!這就是壟斷的力量!

      有這樣的實力做後盾,羅斯柴爾德的女兒嫁到了沙遜家,從此商業聯盟關係得到猶太人傳統的宗法力量的鞏固和維護。沙遜帝國威震遠東。

      從此,遠東的“洋行”進入了沙遜時代。

      猶太人對金錢的超級敏感性在沙遜家族身上也不例外。當沙遜家族完成了鴉片壟斷大業之後,資本實力超級雄厚,於是開始琢磨也搞一家中央銀行,享受一把控制“貨幣發行”的超級快感。此時的遠東並沒有中央銀行,這個“機會”再次被沙遜抓住了。

      「滙豐銀行」:你的地盤我做主

      在所有政治經濟的“要素”中,貨幣“最為關鍵”;
    在貨幣的全部制度裏,創造貨幣的權力“最為核心”。
    但是,在這一國家的神聖權力問題上,幾乎“找不到”任何經濟學家們的“隻言片語”。
      ——美國貨幣史學家 德瑪爾

      1864年初,兩份在中國成立銀行的商業計畫書擺在了老沙遜的辦公桌上。一份是孟買本地的英國商人開始籌建面向中國金融市場的“中國皇家銀行”,另一份是一位年輕的蘇格蘭航運商人的“香港和上海銀行”計畫書。
    最終打動老沙遜的恰恰是那位毫無銀行業經驗的年輕人的計畫。這個蘇格蘭小夥子名叫湯瑪斯。蘇石蘭,年方三十卻已經是著名的大英輪船公司駐香港的業務總監和香港黃埔船塢公司主席了。

      老沙遜一下子就喜歡上了這個主意。作為一家總部設在香港和上海的銀行,與那些僅僅在香港和上海設立分行的外國銀行相比,在資訊聯繫方面會更加便利,這一點在交通與通訊還不發達的19世紀顯得尤為重要。市場時機轉瞬即逝,那些需要向遠隔重洋的總行請示的銀行,在未來與「滙豐銀行」的競爭中只能居於下風。

      老沙遜立刻批准了這個專案。

      在「滙豐銀行」的主要股東中,除了沙遜,還有「寶順」和「旗昌洋行」。然而「寶順洋行」在1866年席捲全球的棉花泡沫危機中破產,「旗昌洋行」也在危機的打擊下,於19世紀70年代初退出中國市場。於是已經成為鴉片新霸主的沙遜洋行,就成為「滙豐銀行」的主要支柱。「滙豐銀行」實際上成為羅斯柴爾德-沙遜同盟在遠東金融佈局中的一枚關鍵棋子。

      這樣一家銀行必然引起巴林系的「怡和洋行」的堅決抵制,這既是基於倫敦金融城巴林與羅斯柴爾德勢力的爭霸,也源於實實在在的利益之爭。

      「滙豐銀行」剛一誕生,就趕上了美國“南北戰爭”結束帶來的金融危機。

      當時世界工業體系的核心戰略產業是紡織業,紡織業需要的主要原料是原棉。世界主要棉花產區在印度和美國南方各州。美國南北戰爭爆發後,掌握制海權的北方即對南方實施海上封鎖,南方對世界市場的原棉供應立刻中斷。英國棉紡織業轉向印度的棉花,印棉價格隨即暴漲。孟買和加爾各答的棉花市場,立刻成為大小投機商人的賭場。棉花泡沫催生了更大的金融泡沫。在英國本土,大量資本金嚴重不足的各類金融機構紛紛成立,英國殖民地銀行數量也急速膨脹。1862~1865年,先後誕生了19家銀行。單是1864年登記的殖民地銀行就多達7家。在香港和上海,新成立的英資銀行數量也大幅增加,這些空殼銀行的金庫裏遠沒有它們在招股書上所聲稱的金額。

      就在這時,“噩耗”傳來,美國內戰結束了!震撼全球金融業的棉花危機開始了。倫敦金融城首當其衝,1866年一年之內,接連倒閉了17家銀行。

      金融海嘯的衝擊波迅速波及遠東。1866年,香港、上海出現開埠20多年來的首次金融大恐慌,一系列外資銀行和本土錢莊倒閉。當金融海嘯的巨浪退去,沙灘上還屹立不倒的只剩下老牌的「麗如銀行」、「有利銀行」、「渣打銀行」、「法蘭西銀行」和「滙豐銀行」。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是在金融海嘯的第二年,「滙豐銀行」的一根台柱——老牌的「寶順洋行」竟然被“淹死”了,這時的巴林家族在金融危機和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雙重打擊下已經自身難保,無力顧及遠東的小兄弟,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寶順洋行」被棉花危機拖下水。「寶順」的垮臺嚴重打擊了羽翼未豐的「滙豐銀行」。

      這時站出來力撐危局的正是「沙遜洋行」。從1866年起,沙遜家族將所有在華鴉片貿易所得利潤全部通過「滙豐銀行」進行匯兌。在世界金融海嘯的衝擊下,“唯一”還有超額利潤的生意就是“鴉片貿易”了。這個“維持”倫敦金融城和大英帝國經濟生命線的“通貨”再一次用中國老百姓身上的經濟血液“挽救”了大英帝國遠東的金融循環系統,並成為國際銀行家們完成遠東利益格局大洗牌的籌碼。

      就在各大銀行苦撐危局之時,「滙豐銀行」在沙遜巨大的鴉片利潤支撐下抓住大好戰機,開始橫掃香港和上海的金融同行。

      1866年6月,遠東銀行業的大哥大「麗如銀行」召集「渣打銀行」、「有利銀行」和「法蘭西銀行」等外資銀行,商量“後危機時代”的金融風險問題,最後決定將通常使用的6個月到期的商業承兌匯票縮短為4個月。一是減少銀行自身的風險,二是適應新的商業貿易環境。
    從1867年1月起,在中國的分支機搆不再買賣超過4個月到期的匯票。

      商業承兌匯票的歷史可追溯到西元13世紀前後。隨著“十字軍東征”和航海貿易的發展,在地中海的義大利地區迅速形成貿易和貨物航運的巨大市場,義大利基於航海貿易的需求首創了商業承兌匯票。大宗航海貿易最重要的特點就是遠距離和長時間,同時還伴有一定的風險,所以買賣雙方在付款和發貨兩方面都很猶豫。買家馬上付現金會擔心萬一遠方的賣家不發貨,或者貨物在航海中出事了怎麼辦;而賣方則想如果先發貨,最後收不到款麻煩就大了。打破這個僵局只有兩種辦法,一是買家信譽卓著,從不拖欠貨款;二是有個信譽很好的擔保人對交易成功進行擔保。由於大家都在義大利做生意,所以有家有業的本地人自然成為擔保方的最佳人選。於是,義大利的商人銀行家大量湧現出來,對買家付款進行擔保,買家只需開出一張欠條,寫明未來什麼時間,支付多少金額,並由義大利人簽字畫押即可。如果買方逾期不付款,義大利人將代為支付全款,回頭義大利人再找買家理論。賣方拿到這張欠條於是興高采烈地發貨了。
    這張欠條就是早期的商業承兌匯票。義大利人坐收一筆擔保費用。

      當賣家急需現金而匯票期限未到時,他可以把匯票拿到商人銀行家那裏去打折出售,這就是匯票貼現。商人銀行家以折扣價吃進匯票,然後坐等匯票到期收取全款,從而獲利。這個折扣價其實就是隱性的利息,折扣越深,利息就越高。當時的天主教嚴禁“放高利貸”,所以“匯票貼現”成了“放高利貸”的變通辦法。當票據交易非常活躍時,匯票基本上可以隨時變現,其功能幾乎等同于現金。在18~19世紀的英國,在銀行券、支票和信用額度等新工具開始大規模流通之前,匯票實際上成了貨幣供應的重要組成部分。

      商業匯票的期限往往和貨物運輸的時間相匹配,如果貨到了很久而匯票期限仍未到,就相當於買家賒賬時間過長,佔用了賣方資金,同時,承擔買家支付擔保的銀行風險也相應增加。

      考慮到由於輪船航速提升,歐洲與中國的海上運輸時間大為縮短的情況,另外也不願過多承擔風險,所以「麗如銀行」才提出壓縮匯票期限。不過,壓縮匯票期限等於收縮了信用規模,提高了買家的資金和信用門檻,其效果相當於拒絕了很多客戶。

      這個同業間的協議,給「滙豐銀行」創造了一個巨大的擴張客戶資源的機會。當其他銀行拒絕購買6個月到期匯票時,在沙遜巨大資金的保障下「滙豐銀行」逆向操作,大量收進。手持6個月匯票的商人們走投無路,只有到「滙豐」才能做貼現,自然折扣更多。「滙豐」只需持有匯票到期就可收到全額資金,收益當然更為可觀。同時,「滙豐」將自己承兌的4個月的匯票高價拋給那些搶著收貨的競爭對手,從而獲得低買高賣的套利空間。半年下來,「滙豐」的匯兌業務便由920萬兩白銀迅速上升到1300萬兩白銀。不到10個月,其他幾家銀行便不得不向滙豐“投降”,重新走上6個月期票的老路。

      在這場匯票大戰中「滙豐銀行」旗開得勝,表明了“中國的英格蘭銀行”這一頭銜已經易主。「滙豐」自此成為遠東外國銀行界的新領袖。

      「滙豐」的另一項獨門暗器是大量吸收中國儲戶存款,特別是“中國達官貴人階層”的巨大存款。在清末長篇小說《官場現形記》中曾經描寫了這樣一個故事:清政府的一個藩台,奉命到上海查辦一個被參官僚把贓款存在「滙豐銀行」的案件。他一到上海,就身穿官服,坐著八抬大轎,帶著一些隨從直奔「滙豐銀行」而來。
    但當他來到銀行門口,卻被擋了駕。守門的說必須從後門進去。藩台大人只得徒步走到銀行後門,站了半天,結果還是沒有人理睬他。
    後來,他才知道,「滙豐」對中國儲戶在那裏的存款“嚴格保密”,拒絕中國官方進行任何調查。沒有辦法,他只得以“外國人不准查賬”回復他的上司,事情就這樣不了了之了。

      「滙豐銀行」依靠大英帝國的勢力“拒絕”清政府就其“客戶”的任何款項進行調查。因為有了這個“特權”,當時許多軍閥、官僚、地主就以「滙豐」為最安全的財富保險庫,把歷年“搜刮”來的贓款統統送了進去。

      由於「滙豐銀行」被港英當局視為“我們的銀行”,因此備受優待和“庇護”,享有權力極大的“發鈔權”。1872年,港英政府准許「滙豐」發行票面1元的小額鈔票。隨後,「滙豐」的小額鈔票大量出籠,並迅速流通於華南各地。1874年3月,上海《字林西報》刊登1874年2月四大英資發鈔銀行——麗如、「渣打」、「有利」和「滙豐」的鈔票發行額,在實發的350萬元鈔票中,「滙豐」的鈔票占到了51%以上。

      此時的「滙豐銀行」已經成為香港最大的發鈔銀行、港英政府的出納銀行、所有在華同行的結算銀行,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的英格蘭銀行”。

      被沙遜驅逐出鴉片貿易的「怡和洋行」此時變得更為現實,面對「滙豐」的強勢,「怡和」新的領導人凱。斯威克家族,不得不更積極地考慮與「滙豐」的關係。在後來“聯手剿滅”(民族商賈)胡雪岩的戰役中,雙方達成了更多的默契。

      然而“羅斯柴爾德-沙遜集團”對於「滙豐銀行」的期許並不僅是讓其充當管理在華外國銀行的銀行,而是要讓其成為管理整個中國金融體系的銀行,成為真正的“中央銀行”。

      要行使“中央銀行”的職能,就必須能夠管理與控制中國本土的金融機構,這就是中國的錢莊與票號體系。而這時的清政府恰恰還能夠依賴自己的錢莊和票號體系維持運轉。錢莊與票號同時還為中國的對外貿易進行大量融資,控制著中國廣大民間經濟的財富之源。國際銀行家也只有“控制”了中國的錢莊與票號體系,才能真正實現對中國的“金融殖民”。

      票號錢莊:為什麼沒能發展為國際金融帝國

      中國本土生長起來的金融機構中最具特色的就是“山西幫”的票號和“寧紹幫”的錢莊。通俗地說,票號玩的是票,而錢莊玩的是錢。

      無論是早期的威尼斯、熱那亞,還是後來的荷蘭、英國,金融與貿易幾乎都是孿生兄弟,相伴而生,相互促進,相互借力。歐洲最早的金融機構幾乎都源於商號,在商業活動中,對金融服務的需求日益擴大,最終導致了專業金融服務與商業貿易活動的分離。中國的票號發展也不例外。

      票號源於山西、而不是經濟發達和航運便利的沿海地區確實令人覺得奇怪,但仔細想來卻也合乎情理。晉商號稱中國十大商幫之一,他們走南闖北的魄力和吃苦堅韌的精神使其很早就在中國商業版圖中脫穎而出。晉商足跡遍天下,早在清朝初年就形成了南北兩大貿易體系——“糧船幫”和“駱駝幫”。前者奔波于各省江河口岸,後者遠涉萬里,足跡直達蒙古、莫斯科,成為中國茶、絲、布、糧、鐵等商品最大的貿易商,建立起中國最早也最為龐大的貿易網路。

      與猶太金融家族崛起道路不同的是,晉商的票號匯兌網路脫胎於縱橫上萬公里、從業數十萬人的龐大的國內國際貿易網路,而猶太金融網路則發軔於金錢兌換、存款放貸、票據交易等純貨幣業務。兩者的共同之處在於,強大的網路輻射能力所形成的規模效應和快速便捷優勢。當“網路”優勢一旦確立,則後來的競爭對手幾乎難以插足。這也是後來南方的錢莊“始終無法”在遠端匯兌業務領域超越山西票號的“核心原因”。缺乏足夠龐大的“網路”致使錢莊規模普遍偏小,最終難以形成類似猶太金融業的龐大國際金融帝國。

      在“貨幣本位”、“中央銀行”之後,“金融網路”構成了金融高邊疆的第三大支柱。


  9. 2011/04/27 at 22:53 patchpieces

     由於晉商貿易網路覆蓋面龐大,在交通極不發達的時代,資金往往一年才能周轉一次,嚴重制約了生意的擴大。同時,遠端運送現銀時間過長,路途也不安全,因此客觀上需要一種便捷的遠端資金調動方式,這就是票號起家的核心業務:遠程匯兌。

      最初的匯兌業務只是為了方便。例如,山西平遙的“西玉成顏料莊”在四川、北京、山西等處設立了分莊,北京的親友要將一筆銀子匯到四川,只需將銀子交予北京分莊,然後北京分莊寫信通知四川分莊,而在四川的親友可到當地分號取到銀子。沒想到這一匯兌模式一出現,立刻引來了大量業務,而且人們願意為這樣的服務繳納1%的手續費。顏料莊掌櫃雷履泰敏銳地發現了這一潛在能量巨大的商業模式,立刻放棄了傳統的顏料莊生意,於1823年前後,成立了中國第一家票號“日升昌”。

      鴉片戰爭前,中國貿易總額就已高達每年3億兩白銀,如果其中1億兩白銀需要遠端匯兌,其利潤將高達100萬兩白銀。經過幾年的經營,「日升昌票號」在專營匯兌、存放款業務中獲得了巨額利潤。據說從道光到同治50餘年的時間內,財東李氏從「日升昌票號」獲得的分紅竟超過200萬兩白銀。受「日升昌票號」成功的鼓舞,山西商人紛紛設立或改營票號,極大地促進了當時商業貿易的發展。在此後的近一個世紀裏,山西票號基本壟斷了當時清朝的匯兌業務,獲得了“匯通天下”的美譽。

      票號主要業務是遠端匯兌。其發展呈現出由北向南擴張,由山西向四方輻射的基本態勢。前期因華北、華中與蒙俄貿易與年俱增,票號依據經濟形勢,在內陸30多個城鎮設號200多個,重心在北方,分號以京師為中心。中期則海陸並重,在邊疆和沿海大設分號,京、津、滬、漢成為票號集中的四大中心。光緒前期,票號的總號、分號已達400多家,構成了一張巨大的金融網路。無論是商業,還是政府,或者私人的資金,最終由於票號快速、安全和便捷的特點,無不紛紛湧入這個輻射全國的金融高速公路系統。到20世紀初,全國22家主要票號匯兌總金額大約為8.2億兩白銀【16】,利潤總額約820萬兩白銀,大約相當於清政府一年財政總收入的1/10!

      票號的匯兌網路形成了巨大的金融網路優勢,在此基礎之上,原本有希望發展成為類似于猶太金融家在西方所奠定的“金融高速公路體系”,從而壟斷信用與資本流通的大動脈。其衰落的根本原因有兩個:
    一是由於缺乏地利,沒有在國際國內貿易的中心——上海,建立自己的總部,從而使決策遠離了最具增長潛力的貿易金融服務的中心,喪失了主導新興的商業匯票交易和其他金融市場的機會;
    二是沒有能夠創造出類似歐洲的“戰爭債券”和國家債券的“融資系統”,僅僅將業務局限在匯兌領域,固步自封,最終被外國銀行和官辦銀行逐步侵蝕了作為生存根本的匯兌業務。

      “金融市場”,尤其是形成國家融資的核心力量——“國債”和各類票據的交易市場,構成了金融高邊疆的第四塊基石。中國本土的金融機構——票號與錢莊,都沒能完成這一重大歷史使命。

      錢莊的起源非常類似於同時代猶太金融家族的主營業務:貨幣兌換。

      世界猶太金融家族的核心力量幾乎都能從德國找到他們的源頭。德國作為現代金融家族的發源地是有原因的。從地理位置上看,德國是歐洲東部和西部之間的連接點,特別是柏林,更是處於歐洲地理中心和交通樞紐的位置,南來北往,東行西去的客商都雲集柏林。因此形成了歐洲的各種貨幣都在柏林集散的局面。
    從羅馬帝國開始,柏林就是貨幣兌換的中心。到拿破崙佔據這一地區之後,對貨幣兌換的需求變得更加旺盛。兩千年深厚的金錢買賣經驗的積累,與現實貨幣兌換迫切的市場需求,使德國成為了猶太金融家族繁衍壯大的天然沃土。【17】

      中國錢莊的興起也不例外。自明代確立銀本位後,一直實行銀兩與銅錢並行的流通局面,銀兩與銅錢之間的比價隨行就市。由於銀兩價值過高,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說,在市面上直接使用銀兩購買商品價值太大,所以在日常生活中,銅錢是真正流通的貨幣,而銀兩則主要用於大額交易、官員俸祿、兵餉和財政稅收等。同時,銀兩本身也非常複雜,各地銀兩重量不等、形狀各異、成色不均,再加上各種外國銀元的大量湧入,形成了巨大的銀錢兌換和銀兩成色評估等業務需求。

      特別是在鴉片戰爭“五口通商”後,上海作為國際貿易和國內貿易的交匯之處其貨幣兌換的需求更為迫切,以寧波-紹興-上海為中心的“寧紹幫”錢莊就應運而生了。為解決國內商人銀兩的折算和外國商人帶來的銀元計價問題,從1856年起,上海錢莊業開始採用一種虛擬的銀兩記賬單位,名叫“規元”。這一發明,極大地便利了各地商人的商業記賬。

      除了貨幣兌換的基本業務外,寧紹幫的錢莊業充分利用了上海國際國內貿易中心的優勢,創造性地發展出中國特色的商業匯票體系,在內外貿易之間,將外國金融資本和中國的貿易市場整合成一個靈活而有效的平臺。

      五口通商之初,“洋行”進入上海採購中國土特產並銷售外國工業製成品。他們遇到的第一個大難題,就是對中國的供應商和採購商缺乏商業信任。採購中國商品擔心付款後收不到貨,銷售外國產品害怕發貨後收不到款,這種情形與13世紀義大利商人所遇到的問題完全一樣。
    寧紹幫的錢莊抓住了這一巨大的商業機會,創造出了“莊票”這一匯票工具,從而大大促進了國內國際貿易的迅猛擴張。

      “莊票”在19世紀前期就已經在上海出現了,但當時的“莊票”從本質上看就是銀票,“莊票者,錢莊因放款或商家之請求,而發出之無記名式,付款與持票人之票據也”【18】。它的主要特點是即時性,而不是商業匯票中的以真實貿易為基礎的延期支付。

      真正的商業匯票在時間軸上拉長了支付期限,同時可以貼現,所以當商業匯票被作為支付手段時,在其期限之內相當於“擴大”了”信用的規模“。最重要的是,它是以真實貿易為基礎的”信用擴張“。

      商業匯票的本質就是以貿易為抵押發行的短期貿易貨幣,這有別於以債務為抵押發行的債務貨幣。商業匯票構成了商業資本主義時代最重要的“信用擴張”手段。而後“陸續出現”了以“國家債務”為抵押的“殖民資本主義的信用擴張”、以工業債務為抵押的“工業資本主義信用擴張”和以個人債務抵押為主的後工業化時代的信用擴張。【19】

      “甯紹幫”所發明的“莊票”是由華商向錢莊申請“以貿易為基礎”的5~20天兌現的匯票,採購洋行貨物時,即以莊票支付。洋行一般不信任華商,但對於錢莊,特別是有實力的錢莊,還是相當認可的。其原因在於洋行普遍採用的“洋買辦”制度。“洋買辦”不僅對當地錢莊的實力非常熟悉,而且一旦出現意外必須承擔無限責任。如果到期華商不能支付貨款,則錢莊負責向洋行墊支,然後錢莊再去找華商算賬,也可以由錢莊向洋行直接支付,再向華商收款。這樣一來,洋行的貨好賣了,錢莊簽發的莊票是要收利息的,於是擴大了錢莊的利潤並增加了新的業務。華商則獲得了短期融資,擴大了業務量。這是一個三全其美的金融創新。而且,這些莊票的持有人可以在很多錢莊或外國銀行進行打折貼現,隨時得到現金。

      當「滙豐銀行」進入上海時,它面臨的是一個外國銀行與當地錢莊並存的格局。外國銀行的優勢在於資本雄厚,完全控制了國際匯兌業務。而錢莊的優勢在於瞭解市場,佔據著對內貿易簽發商業匯票的信用仲介地位,特別是基於國內貨幣制度的銀錢兌換基礎業務利潤豐厚,無可替代,因此也能佔有一席之地。

      既然「滙豐銀行」有一統金融江湖的雄心壯志,就必然會以其實力將當地各路金融諸侯降服。當橫掃其他外國銀行的匯票大戰以「滙豐」完勝結束後,它將關注的重點轉向了本土錢莊。由於「滙豐」能夠以很低的成本拉來中國富人們的存款,加上鴉片貿易融資所獲得的高額利潤,到19世紀末,其資產總額已高達2.11億港元,建立了遠東首屈一指的金融霸權。「滙豐」充分利用了自身資金雄厚的優勢,開始大規模使用“拆票”的辦法來“控制”錢莊的資金。【20】

      由於錢莊自有資本有限,對於吃下更多的商業匯票蛋糕心有餘而力不足。「滙豐銀行」正是看准了這一弱點才將廉價的多餘資金拆借給上海的錢莊,錢莊只需將“莊票”作為抵押交給「滙豐」就可以得到信用貸款。因此,上海錢莊紛紛向「滙豐銀行」大量拆借資金。「滙豐」也可以直接收購市場上已經被打折過的“莊票”進行“再貼現”,利用存款與再貼現之間的息差獲得收益。各錢莊在打折收購其他錢莊的莊票後,本可持有到期獲得收益,但為了加快資金周轉獲得更多利潤,只要「滙豐」出價合適就毫不猶豫地把這些“莊票”轉賣給「滙豐」,將利潤落袋為安後再去做新的貼現買賣。

      如此一來,雖然上海的錢莊可以獲得「滙豐」的資金將生意做大,但同時也由於資金來源受到「滙豐」的控制,而不得不變為「滙豐」的“附庸”。「滙豐銀行」可以通過拒絕拆票或提高拆息來緊縮銀根,也可以調高再貼現率,即對錢莊想轉賣給「滙豐」的“莊票”進行深度打折,使得錢莊無法獲得兩次打折之間的利差而無利可圖,從而迫使他們減緩或停止第一次貼現行為。這將導致全體錢莊由於商業匯票周轉放慢,而不得不減少對貿易的融資。最終的後果就是,資金匱乏導致華商無法收購茶農、絲農等土特產品,農民和手工業者被迫降價出售自己的勞動成果。而此時,「滙豐」背後的“洋行”股東們“正好”能夠廉價吃進,然後在國際市場上高價拋出,獲得豐厚利潤。

      胡雪岩所代表的中國金融勢力在與外國金融勢力進行殊死抗爭時,「滙豐銀行」可以通過擰緊貨幣供應的水龍頭,“製造”銀根緊縮,輕易打垮一切貿易抵抗聯盟的反抗。

      在「滙豐銀行」“把持”著清帝國中央銀行大位元的情況下,任何本土的金融機構都“不可能”發展成為足以挑戰國際銀行家核心戰略的競爭對手。

     洋買辦:中國的特殊現象

      “買辦”一詞源於葡萄牙語,本意為中國南方地區為歐洲商人在市場上負責採購的僕人。後來演變為專指幫助外國“洋行”在中國擴大生意範圍的本地商人。早期的“洋買辦”並非外國洋行的雇員,而是身份獨立的商人,他們與“洋行”之間是“代理關係”,為了取得“買辦”資格,他們往往需要繳納一定的保證金,如果生意規模沒能達到預期目標或出現虧損,他們的保證金將被“洋行”扣罰。同樣的,如果他們的業績不錯,也將享受“洋行”的利潤分成。

      就純粹的商業角度而言,“買辦”屬於正常的商業代理行為,無可厚非。但是,如果“洋行”進行的不是公平貿易,而是“壓榨式”貿易;外國銀行開展的不是普通的金融服務,而是“控制貨幣供應”的操縱性行為,那麼問題的性質就發生了改變。“洋行”與外國銀行的勢力越強,生意規模越大,對中國經濟的危害也就越深重。在這一過程中,幫助外國金融資本“擴張”勢力範圍的“洋買辦”就變成了傷害本國利益的重要“幫兇”。

      從胡雪岩被獵殺的事例中人們可以清楚地發現“洋買辦階層”對中國經濟、金融、貿易與民生的重大殺傷力。沒有“洋買辦”的盡心竭力外國“洋行”和銀行都不可能在中國獲得那麼大的控制力。

      是平等的商業交往,還是控制與操縱?
    正確判斷外國金融資本的“意圖”和行為,是一切歷史功過與是非評判的核心。

      縱觀世界各國,“洋買辦現象”幾乎是“中國特色”。無論是在亞洲的印度、日本、韓國,還是在美洲大陸,都“不曾”出現這樣一個“特殊”的階層。這是中國“半殖民狀態”所“獨有的現象”。在西方“擴張”的過程中,美洲、非洲最先被“殖民化”,亞洲的印度和東南亞稍後被征服,在這些被西方徹底殖民化的地區,西方的統治勢力可以直接實施垂直統治,而無需借助本地中間人代行控制,所以“無需”買辦階層費事。中國的情況比較獨特,西方殖民者來到中國的時間太晚,而中國相對“強大”,無法在短時間內徹底“垂直統治”中國,所以“必須依賴”一個中間階層來“代行控制”,這個階層就是官僚與“買辦階層”。

      從更深層次看,但凡統治“殖民地”,必須要“徹底消滅”當地的文字,因為文字攜帶著文明的基因,維持著複雜的“民族自我認同”和精神歸屬,征服一個國家卻消滅不了它的文字,則統治者要麼被同化,要麼被驅逐。被統治者(如台灣的皇民浪人特權階級)從精神和情感兩方面“認同”統治者(實施皇民化的日本祖國)是統治成功的唯一選擇,古往今來概莫能外,世界任何一處的殖民地也是如此。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美國、日本等殖民帝國,無不首先滅掉殖民地的文字,使得被統治民族完全和徹底地“集體失憶”,重新接受殖民帝國的精神與“情感灌輸”,以實現其“長治久安”。
    在當今世界,前殖民地地區的“普遍”貧窮落後,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時代“留下”的後遺症。可怕的並不是這些地區的物質財富被掠奪,而是殖民地國家的文字“被摧毀”所“導致”的精神世界極度錯亂和“信仰體系徹底碎裂”,要重建對自身文明的信心,卻遠不像經濟發展和物質繁榮那樣短期就能見效。

      中國的幸運就在於頑強的漢字生命力和在此之上建立起來的巨大文明體系。無論是英國的狡詐、俄國的貪婪,還是日本的囂張,都不可能徹底征服中華文明。正是在這種現實的無奈中,西方殖民帝國不得不借重與“依靠”“洋買辦”來實現財富的掠奪和控制。

      在金融高邊疆“全面淪陷”的情況下,“洋務運動”也好,“戊戌變法”也罷,甚至推翻清王朝“都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半殖民化”的狀態。

      日本當時也同樣面對著西方列強的殖民野心,也同樣被砸開了通商的大門,可是卻有著與中國截然相反的命運。明治維新的成功與洋務運動的失敗其“根本差別”就在於日本守住了自己的金融高邊疆,外國金融勢力未能有效地控制日本的貨幣體系。尤為重要的是日本“沒有”形成一個強大的“洋買辦階層”。因此,外國銀行在日本難以開展業務,更別說控制日本的金融命脈了。

      1863年以來,在日本開業的六大外國銀行攜帶著高達2億兩白銀的資本金,其實力比日本當年的銀行實力不知強大多少倍,即便是明治維新成功後,直到1900年,日本的全部銀行資本金還不到這個數字的一半。可是除了「滙豐銀行」尚能運轉之外,其他外國銀行已紛紛倒閉。而日本本國銀行的數量則從零暴漲到1901年的1867家。在此之前的明治維新幾乎完全是在本國銀行體系的信貸“支持”下完成了工業的近代化,使日本一躍而與西方列強平起平坐,成為亞洲唯一擺脫西方列強殖民的成功典範。

      日本正是牢牢控制住了金融高邊疆,源源不斷地為本國的工業、國防和貿易提供大量信用才催生了一個迅速崛起的工業強國。


  10. 2011/05/18 at 19:23 patchpieces

    每日國際最新資訊解讀

    一、 無錫輻射檢測儀數字公告
    二、 關於中國的人口問題(計劃生育問題)
    三、 一點感想
    四、 國家警惕隆平高科的轉基因情況
    五、 每日最新資訊

    一、無錫輻射檢測儀數字公告:

    無錫地區核輻射個人檢測儀資料公告:今天是在: 0.1usv/h,屬於很正常範圍內,大家不用擔心。

    二、關於中國的人口問題(計劃生育問題)

    現在有很多人“呼籲”要放開計劃生育,說中國後面人口紅利的結束會造成經濟的大問題。同時說這個人口的增加能夠拉動內需,
    我想反問一句:“拉動內需”是靠人口增加的嗎?
    “拉動內需”是靠一次二次分配方案向民眾傾斜獲得的,中國13億人口,美國才3億人口,“為何”他們的內需就比我們大這麼多?
    老百姓有錢了內需才會起來。

    其實“這些人”知道,當中國人口下降後,房地產肯定歇菜,因為2000年後出身的獨生子女,都可以繼承2-3套房子,對於他們來說房子不重要了,所以“房地產商(暴發戶;南方系廣告金主)”就歇菜了。

    中國是一個人口過多土地希缺的國家,中國雖然資源比較多,但是平均到每個人身上,其實是“很少”的,不管是水資源、糧食、礦產等等,所以我們在可預見的後面一段時期“不能廢除”計劃生育的政策,可以適當放寬符合條件的二胎,但是計劃生育這個國策是不能隨便更改的。

    所以我的建議是大方向不能變,計劃生育是百年大計,但是可以做一些微調,比如制定一些嚴格的條件,符合這些條件的可以生二胎(比如雙方都是獨生子女並且其中一方是農村戶口等等條件)。

    三、一點感想

    現在只要哪個人出來說到“愛國”,就會有人“陰陽怪氣”的出來以“P民(屁民)”的身份說一些“洩氣”的話(裏面有些是真話,有些是“水軍”),假如大家都這麼想,那麼這個國家就永遠不會成長,知道為何德國是一個生產大哲學家的國度嗎?因為他們每個國民都把其他國民當成自己的子民,他有社會責任感,他有國家責任感。
    (陰險的)美國“最要消滅”的就是我國國民的“社會責任感”和“國家責任感”。因為一個國家的精神被消滅了,這個國家不管用什麼體制,都是一個“奴隸”。看看日本(美國次殖民地),還有當年的武士道精神嗎?街上都是看不出是男是女的所謂(不男不女娘們)男人,他們這樣的人會又國家責任感能夠上前線打仗嗎?美國要的就是這種“效果”,這個叫做“文化閹割”,一個被“文化閹割”過的國家,就像我們養豬一樣,小豬仔都要“閹割掉”才會快速長肉的。

    我前天寫的文章:道統、法統和體統,這個就是道統,責任感是道統中最關鍵的一環。

    這種“現象”在“(美國化買辦)天涯(論壇)”上面特別嚴重,而且“天涯(論壇)”的帖子下面無法進行維護,結果就是大量“水軍”把有價值的回帖都“淹沒”掉了。

    不過我這人是比較理性的,不會受這種言論去影響我的心智。這個就是理性和感性之間的區別,感性的人特別容易受到這種情況影響情緒。不過我從每篇文章後面出現這種言論的多少可以看出來我那篇文章的分量有多大,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指標。

    四、國家(得)警惕“隆平高科”的“轉基因”情況

    2010年4月,劉石履新“隆平高科”總裁,此前劉曾先後任職于美國「孟山都公司」和「杜邦」旗下的“先鋒良種國際有限公司”,這兩家“公司”近年來常被一些學者認為是全球農業產業的“掠奪者”。而在過去20年裏,劉石一直致力於為這兩家“跨國種業巨頭”在中國推廣“轉基因棉花”和“轉基因玉米”,因此劉本人也常被懷疑是“國際巨頭”“控制”中國農業產業鏈最後一環的“一步棋”。

    國家對於劉這樣的“(美帝一手培植買辦)人物”一定要進行安全審查,另外對於“隆平高科”是否在搞“轉基因農作物”推廣要進行審核,這個直接關係到我國的糧食安全。“登海種業”淪陷了,假如“隆平高科業”淪陷的話,我國幾個大的種業公司就都“被控制”了。

    另外國家一定要查清楚“轉基因”背後的“推手”是誰,
    就算他“官”再高,就算他是“(維持會會長皇民漢奸溫世珍子姪溫家寶)總理”也要揪出來,該判刑的要判刑,嚴重的要以叛國罪起訴。

    四、每日最新資訊:

    大中華區:

    重要(反思):關於前面有篇文章裏面講到的安哥拉突然與中國翻臉單方面撕毀石油合同這件事情,我這幾天仔細反思了一下,覺得我被人利用了,我這樣貼出來這個新聞標題,雖然解讀中沒有指責安哥拉,是講的我們要增加在非洲的軍事存在,但是從效果上來看是幫助敵對勢力影響我們的非洲政策,離間了中國和非洲的關係,給美國搞定非洲加了一把柴火。在此表示抱歉。
    另外這條新聞是“國外”的新聞,在國內並沒有經過驗證。

    1、「歐盟」首次對華徵收“反補貼稅”商務部表示強烈不滿:後期很多經濟體對於中國的制裁會越來越多,為何?
    人民幣就對美元升值,對於其他貨幣都是貶值,你說美國“這招”毒不毒,你說我們的央行是否是“腦子有毛病”,要殺我們這頭豬的我們不停的“獻媚”,而能夠聯合去“抗衡”美國的我們卻不停的去“捅捅小刀子”,我可以負責任的說一句話:後面美國殺我們這頭豬的時候,不要怪別人落井下石

    2、京滬浙粵等地將食品安全工作納入領導幹部政績考核:這個是好事,還要把發生群體性事件作為領導幹部政績“考核內容”,把GDP的內容“拿掉”。

    3、解放軍總參謀長陳炳德今起訪美,
    應新加坡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張志賢、印尼國防部長普爾諾莫•尤斯吉安托羅和菲律賓國防部長博爾泰雷•加斯明的邀請,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梁光烈一行今日離京對上述三國進行正式友好訪問:
    這個是好事,一些事情是該放到桌面上來了。
    這個也證明前面中、美的談判基本沒有談攏,看看美國後面的官員出來的評論就知道了。中國開始做好“軍事準備”。結合印度與巴基斯坦邊防軍在存在領土爭議的喀什米爾地區發生“交火”這條新聞看看,證明我們軍方強硬勢力還是有能量的。

    4、國土部下發緊急通知:堅決防範查處強征強拆:
    (1)這個通知為何到了現在才出來,前幾年幹嗎去了?
    (2)如何堅決防範查處強征強拆?通過“公檢法”?
    當地“公檢法”都是地方一把手的“走狗”,如何監督?通過什麼管道監督?這個才是關鍵,老是說“空話”不行。

    5、江西上訪女工參選人大代表被拒推薦人被警方約談:
    這個是違反憲法的,地方政府的“惡行”後面會得到懲罰。在蕭條期間正好可以收回地方政府的很多權力,一定要大破現在的“諸侯割據”的局面。漢朝後期的“諸侯割據”的局面大家都知道的吧。

    6、08年三聚氰胺事件賠償基金運作成謎涉毒奶企出錢少:
    中國的「紅十字會」、“希望工程”等等,都是帳目不公開的,偶原來做過他們的專案,知道裏面那幫人的貪婪的。不過汶川地震我還是和家人一共捐了1萬1千圓錢給「紅十字會」,後來聽到「紅十字會」有人叫供應商開大額發票(就是3萬元的東西開5萬元的發票),偶感到很後悔,決定在他們帳目公開之前決不捐錢給「紅十字會」和“希望工程”,假如要捐就自己直接去。

    7、長三角中小企業普遍停工、半停工困境或甚于金融危機:
    這個是發展過程中的正常現象,我們國家的這種(唯GDP論出口導向美元外匯積累)發展模式“走到頭”了,必須進行“改變”,要一次和二次分配方案對老百姓“傾斜”,這樣才能夠“製造內需”,這樣才能夠發展經濟,在這個轉換過程中,肯定要經歷蕭條。不要因為這個又給貨幣中“放水”,就像08年一樣,非但放水,還來個4萬億的“腦殘決定”。

    8、

    國外:

    1、巴基斯坦議會(5月)14日就美軍在巴基斯坦打死基地領導人拉登通過決議,譴責美“侵犯巴方主權的單方面行動”,呼籲政府“重新評估與美國的協定條款”,以確保協定完全符合巴國家利益,同時要求美方停止使用無人駕駛飛機襲擊巴方境內目標: 我們對於巴基斯坦的付出是有回報的。

    2、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席卡恩被控性侵酒店女服務員在紐約被捕;在2012年法國總統大選中,62歲的卡恩是法國總統薩科齊潛在的有力競爭者之一。卡恩原本計畫周日與德國總理默克爾會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名官員周日表示,該組織現任總裁多明尼克•斯特勞斯-卡恩因涉嫌企圖強姦而在紐約被捕之後,John Lipsky擔任該組織代理總裁:
    三條新聞一起看,呵呵,牛,“不聽話”的連這種“招數”都“使出來”了。美國國會議員招妓的事情很多“很普遍”的,這邊“搞這麼個事情”出來,
    牛!確實牛!

    3、糧食危機影響百姓生存非洲開始種“轉基因作物”:美國的“價格控制”和軍事打擊手段同時“切斷”中國對於非洲的援助後,非洲不得不“投降”,這個就是美國後面“糧食美元”的戰略的開始。

    4、日本東京電力公司表示將於6月開始建設一個外罩,將福島第一核電站1號機組核反應爐廠房罩住。日本經濟產業大臣海江田萬里13日宣佈,由於福島第一核電站1號機組燃料很可能已經熔毀,同時壓力容器底部也出現了破損,因此有必要對東京電力公司的工程表進行修改:日本核問題要比蘇聯那次的問題嚴重多了。

    5、美媒:中國有超過一半的富人正在考慮離開:中國可別象當年蘇聯一樣人財兩空。

    6、李光耀、吳作棟昨晚突然發表聲明,不再在新內閣擔任資政:他們承受了很大的壓力呀,中國一直在參考“新加坡模式”,最近他們出來否認有新加坡模式,看來新加坡也慢慢要開始走美國在亞洲“安排”的“資本串聯權力”的模式了。這個“模式”的結果就是被不停剪羊毛。

    7、“歐洲央行”行長特裏謝認為,當前關於歐元區成員國可能放棄歐元的猜測是一種荒謬的臆測:能夠提振歐元,壓制美元指數。歐盟內部最近博弈相當激烈,什麼手段都能夠用出來的。

    8、印度與巴基斯坦邊防軍在存在領土爭議的喀什米爾地區發生“交火”。印度軍官15日稱,巴基斯坦狙擊兵向印度控制地區開槍,造成1名印度士兵喪生:這個是好事,美國會打“代理人戰爭”,我們也會打,提前通過巴基斯坦牽制印度的軍力和政治資源。

    9、“高盛”奧尼爾:中國不存在房地產泡沫:
    我們(可得)要“逆向思維”。

    文/猴王
    2011-05-16


  11. 2011/05/29 at 21:33 patchpiece

    CIA的公開秘密—兼為《十條誡令》蓋棺定論

    一、嘗試為《十條誡令》蓋棺定論
    二、(中國國內)親美勢力對《十條誡令》真實性的質疑
    三、“Moral Re-Armament”的真面目
    四、“Moral Re-Armament”在中國
    五、“Moral Re-Armament” 、“共產黨革命章程”及“十條誡令”
    六、克格勃(KGB/格別烏)高官什羅寧的話是否可信
    七、「中情局」為防止洩密進行的暗殺
    A、李志綏之死
    B、班尼特之死

    一、嘗試為《十條誡令》蓋棺定論

    筆者不久前曾寫作《中情局絕密綱領–用普世價值對抗愛國主義》一文http://blog.mshw.org/hexuefei/?p=47,其主要目的有四個:

    其一,是揭露美國在全世界推廣所謂美式“普世價值”的真實目的。

    【(中情局加爾瓦爾德方案)最高綱領包括最廣泛的目標。它提出的任務是破壞對祖國之愛。它渴望用所謂‘普遍人類價值’代替愛國主義。】《克格勃(KGB/格別烏)X檔案》–p66。

    克格勃資深特工什羅甯將軍的這本書在中國2003年出版的。當時譯者趙雲平用的一個詞語是“普遍人類價值”,而2008年後這個詞語有了更加簡略、響亮且準確的中文譯法——“普世價值”,看來「中情局」特工的漢語素養也是一流的。在2008年那偉大的抗震救災過程中,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得到了自改革以來最大程度的激發。而“(黨內美帝買辦)南方報系”當時卻“突如其來”、“莫名其妙”地宣稱抗震救災所體現的是“普世價值”,並由此引發了一場影響深遠的爭論。
    而隨後的兩年裏,“普世價值”也成了美國總統奧巴馬“對華喊話”的口頭禪。2003年出版的這本書實際上揭露了所謂“普世價值”思潮的真正的出處、背景及其戰略意圖。原來,不管是蘇聯戈巴契夫的“全人類的價值高於一切”還是中國“(黨內美帝買辦)南方系”的“普世價值”,其真正含義並不是表面宣稱的捍衛全人類和全世界的尊嚴和利益,“普世價值”論只是「中情局」用來“對抗”蘇聯和中國的愛國主義思潮,並最終“肢解”蘇聯和中國的“文化戰工具”。

    其二,是揭露美國「中情局」通過“系統性”的工程,“妖魔化”社會主義領袖列寧毛澤東等偉人,進而“顛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陰謀。

    【他(杜勒斯)將基本的、集中的打擊指向反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而為了達到既定目的,如美國專家們設想,首先必須打破蘇聯人頭腦中的所謂“列寧綜合體系”。】
    《克格勃(KGB/格別烏)X檔案》–p63。

    【(反列寧題材)在80年代的俄羅斯幾乎獲得了國家地位,這時許多大眾傳媒開始鼓勵破壞十月革命領袖(列寧的)紀念碑,銷毀他的全集。反列寧題材充斥了報刊、無線電廣播、電視和電影。新聞、文學、藝術和科學的形形色色‘熱心者’懷著受虐的滿意心情去推翻自己以前崇拜的偶像(列寧)。】
    《克格勃X檔案》–p65。

    【根據艾倫.杜勒斯的企圖,關於‘德國黃金’、‘鉛封的’德國車廂和‘雇傭間諜’這些早就知道的假造謊言竟然成了‘禁果’,它對許多人的耳朵感到好聽。加爾瓦爾德設計的最低綱領在於向新的幾代人灌輸對列寧主義的懷疑,認為列寧主義簡直是‘歷史的錯誤’,人類一部分暫時的、不正常的和不牢固的社會現象。灌輸說早晚要把它結束(‘蘇聯是罪惡帝國’!)】
    《克格勃X檔案》–p65。

    其三,揭露「中情局」最大機密是如何影響別國領導人。

    什羅寧在書中寫道:

    【70年代末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反偵察人員們得以解開美國中央情報局最大的秘密,它在於這個部門制定,仔細準備並在80年代著手實施所謂深層掩護的專門計畫。

    根據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材料已知,該項計畫的作者是「中央情報局」的前副局長比謝爾,他還制定了‘雙重諜報網’的觀念。根據這一觀念推測,「中情局」將把在美國境外工作的外國人中最有價值和可靠的間諜用於偵察目的。】《克格勃(KGB/格別烏)X檔案》–p42

    【給小組規定的任務是滿足偵察屆向主導的國家機關、政治領袖周圍、代表及其他機構和組織進行諜報滲透的需要。即說得是“培養”自己的影響諜報員,使他們向權力機構推進。

    影響別國總統,影響其國家機構?難道這種事有可能嗎?
    按照美國專家的斷言,這不但可能,而且更有甚者,這是保障全國安全政策最便宜和最有效的方法。對總統可能用三種途徑去影響。
    第一,直接通過高級會晤。
    第二,通過他的班子,要往裏面打入影響諜報員。
    第三,間接地,在大眾傳媒中組織宣傳運動,讚揚總統那些對美國有利的行動。】
    《克格勃X檔案》–p45

    其四,其目的是初步探究網上廣泛流傳的《十條誡令》的真假。

    由於當年克格勃(KGB/格別烏)在「中情局」內部安插了不少間諜,因此當年的蘇聯克格勃(KGB/格別烏)可以說是最瞭解當時「中情局」內幕的機構。克格勃(KGB/格別烏)資深人士維•什羅甯將軍根據以親身經歷的事件、親眼所見的情景、親手處理的情報寫成的這本書,可以說是對美國「中情局」內幕最權威、最真實的披露。書中披露杜勒斯的訓話與網路上流傳的「中情局」《十條誡令》幾乎“完全一致”,可見《十條誡令》並非完全空穴來風。

    【「中央情報局」的奠基人和第一任領導人艾倫•杜勒斯的信條,他對自己的軍官們教誨說:
    “在那裏(蘇聯)製造了混亂以後,我們不知不覺地把他們的價值偷換成虛假的並迫使他們相信這些價值。怎樣做呢?我們找到自己的志同道合者……我們在俄國找到同盟者和助手。將一個情節接著一個情節地導演世界上最不馴服人民的滅亡、其自我意識最後的、不可逆轉的熄滅,按其規模來說是最雄偉的悲劇……”

    “我們將千方百計地支持和發動所謂的藝術家們,他們將培植對色情、暴力、虐淫、叛賣,總之,對任何不道德行為的崇拜。在國家治理中,我們將造成混亂和不可收拾的局面……”

    “我們將不知不覺地,但積極地促進官員們、受賄者們地胡作非為,無原則性、官僚主義和因循拖延將被樹為善行……”

    “誠實和正派將被嘲笑並變成過去的殘餘。蠻橫無禮、卑鄙下流,謊言和欺騙,兇殺和吸毒,相互之間動物般的恐懼和無恥、叛賣,各民族的民族主義和敵對,首先是對俄羅斯民族的敵對和仇恨——所有這一切我們都將巧妙地和不知不覺地培植,所有這一切都將盛開雙瓣的花朵……”】
    《克格勃X檔案》–p62

    杜勒斯的這段話同樣曾經在網路上流傳。
    根據什羅寧的“披露”,我們可以確定這段訓話的“真實性”確鑿無疑。而《十條誡令》的內容主旨與杜勒斯訓話“完全一致”。

    二、親美勢力對《十條誡令》真實性的質疑

    但是有一群“親美分子”一直不相信《十條誡令》的存在。而極力幫助「中情局」進行“掩蓋”的便是方舟子的新語絲的網站。
    2003年9月9日開始,方舟子在新語絲網站上大張旗鼓地推薦《莊海青:美國中央情報局“中國十誡”:一個謠言的來歷》等文章。見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news/cia.txt 這類文章為了證偽《十條誡令》所舉出的關鍵性的證據就是一個美國網頁:http://snopes.com/language/document/commrule.htm

    據說,體制內的“漢奸買辦勢力”將方舟子網站上的這些內容彙報給了中國最高層,中國最高層官員竟然相信方舟子網站上這些為「中情局」辯護的文章,從而認為《十條誡令》僅僅是個謠言。

    多年以來,幾乎所有在此問題上替「中情局」辯護的文章都是方舟子網站文章的翻版。方舟子是眾所周知的“抄襲大王”。看來,方舟子的網站,也僅僅是在替「中情局」“辯護”這個問題上,才有些真正原創性的內容。

    比如,楊學濤《所謂的美國中情局“十條誡令” 的前世今生》一文實際上是方舟子網站內容的翻版,該文寫道:

    【一個網頁引起了我的興趣:http://snopes.com/language/document/commrule.htm

    網頁中所列的十個題為“Communist Rules for Revolution”的“條例”與新聞報導所稱的《十條誡令》如出一轍(不用我翻譯了吧?):

    據該網站稱,此十條“communist party革命章程”號稱由協約國於1919年5月在德國Dusseldorf搜出來,並于同年首次被印刷在了Oklahoma州的Examiner-  Enterprise報上(Examiner-Enterprise是真的,但這個“十條”卻從未在該報發表過),是德國communist party用來腐蝕資產階級、發動共產革命的章程。

    目前知道的最早發表年份是1946年(發表在當年2月份的期刊Moral Re-Armament上)。1954年,佛羅里達州司法部長George A. Brautigam證明其為真實,並簽上了大名。後來,“十誡”廣為流傳,選民們出於警惕,就把這十條印出來發給議員們。

    1980中期,專欄作家Bob Greene在芝加哥大學與西北大學與俄國問題專家一起研究後共同認定,這十條章程是徹頭徹尾的偽造。Greene寫到: “我一直希望找到一個拿著這個“十條”的communist party member,好讓我有機會問問他‘obloquy’這個單詞到底是什麼意思)

    《紐約時報》報導,國家檔案館、國會圖書館和各所大學的圖書館都找不到這個所謂的檔。蒙大拿州參議員Lee Metcalf在與FBI、中情局等機構聯合調查後也得出結論,認為這個所謂檔純屬偽造。

    作家Jan Harold Brunvand 評論說:

    The rules have to do with dividing people into hostile groups, encouraging government extravagance, and fomenting “unnecessary" strikes in vital industries. What we have lost, the list suggests, is a world without dissent, budget deficits, inflation and labor unrest.

    I just can’t remember any such Golden Age.

    (這些“條例”讓人民形成了敵對的陣營,鼓勵了政府奢侈浪費,並在重要的產業製造了“不必要”的罷工。“條例”告訴我們,我們失去了一個沒有異見、沒有財政赤字、沒有通貨膨脹、沒有勞工動亂的世界。

    我們曾經經歷過這樣的黃金時代嗎?我一點也想不起來。)

    可以看出,這個流傳甚廣的“謊言”出自“保守”的美國人之手,他們對於出現在美國的一系列社會變化表示擔憂,又無力解決,便簡單地把罪責“歸結”到了“communist party滲透”上來。1990年代,即便蘇聯已經解體,但“十條”依然不斷被報章引用,作為美國道德滑坡及政治腐敗的一個幌子。】

    snopes.com 這個網站認為,所謂1919年發現的“共產黨革命章程”是個純粹的謠言。所謂最早刊登“共產黨革命章程”的的Examiner- Enterprise報上根本就沒有出現過這個所謂的“共產黨革命章程”。而這段文字最早出現在1946年,在Moral Re-Armament 期刊上刊登。

    三、“Moral Re-Armament”的真面目

    那麼,所謂的“Moral Re-Armament”是個什麼東西呢?
    實際上,這個由美國基督教徒Buchman 創辦的“Moral Re-Armament”,是眾多戰略問題研究者高度關注的世界性組織,因為這個組織與美國中情局和聯邦調查局的關係太密切了,是美國用來控制全世界的重要工具。而西方很多媒體也早有報導:該組織與中情局的密切關係。

    FBI解密檔案顯示美國總統艾森豪威是“Moral Re-Armament”運動的重要支持者。見:http://www.paperlessarchives.com/ike_fbi.html

    一些和“Moral Re-Armament”組織有過接觸的印度宗教人士在談到“Moral Re-Armament”時也說道,人們都相信他們是中情局的:They’re also criticized a lot there. They have been criticized a lot there locally. People, they think they are CIA.見:http://www.vaniquotes.org/wiki/Moral_Rearmament_Movement

    實際上,“Moral Re-Armament”在多個國家的作為已經引起了不少正義之士的警覺。比如,恩克魯瑪(Kwame Nkrumah,1909—1972),加納共和國第一任總統,加納人民大會黨主席,非洲著名社會活動家,“非洲社會主義”宣導者和代表人物之一。恩克魯瑪1965年的著作《新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最後階段》(Neo-Colonialism, the Last Stage of imperialism)一書《新殖民主義的機制》這一章中便重點介紹過這個“Moral Re-Armament”。恩克魯瑪是非洲社會主義的代表人物,是非洲社會主義運動的領袖,是加納共和國第一任總統,也當然是當年非洲國家眾多秘密情報的知情者。

    恩克魯瑪在書中談到:http://www.marxists.org/subject/africa/nkrumah/neo-colonialism/ch01.htm

    【Among instruments of such Western psychological warfare are numbered the intelligence agencies of Western countries headed by thos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visible Government’. But most significant among them all are Moral Re-Armament (MRA), the Peace Corps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USIA).

    Moral Re-Armament is an organisation founded in 1938 by the American, Frank Buchman. In the last days before the second world war, it advocated the appeasement of Hitler, often extolling Himmler, the Gestapo chief. In Africa, MRA incursions began at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Against the big anti-colonial upsurge that followed victory in 1945, MRA spent millions advocating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forces oppressing the African peoples and those same peoples. It is not without significance that Moise Tshombe and Joseph Kasavubu of Congo (Leopoldville) are both MRA supporters. George Seldes, in his book One Thousand Americans, characterised MRA as a fascist organisation ‘subsidised by . . . Fascists, and with a long record of collaboration with Fascists the world over. . . .’ This description is supported by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MRA of people like General Carpentier, former commander of NATO land forces, and General Ho Ying-chin, one of Chiang Kai-shek’s top generals. To cap this, several newspapers, some of them in the Western world, have claimed that MRA is actually subsidised by the CIA.

    When MRA’s influence began to fail, some new instrument to cover the ideological arena was desired. It came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merican Peace Corps in 1961 by President John Kennedy, with Sargent Shriver, Jr., his brother-in-law, in charge. Shriver, a millionaire who made his pile in land speculation in Chicago, was also known as the friend, confidant and co-worker of the former head of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Allen Dulles. These two had worked together in both 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U.S. war-time intelligence agency, and in the CIA.

    Shriver’s record makes a mockery of President Kennedy’s alleged instruction to Shriver to ‘keep the CIA out of the Peace Corps’. So does the fact that, although the Peace Corps is advertised as a voluntary organisation, all its members are carefully screened by the U.S.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

    令人驚歎的是,恩克魯瑪1965年的文章便十分清晰地用到了這樣的詞語:the United States ‘Invisible Government’——美國隱形政府。恩克魯瑪的這幾段文字的大概含義是:西方國家(由美國的“隱形政府”所主導)的情報機構用來實施西方心理戰的工具屈指可數,其中最重要的便是Moral Re-Armament (MRA)–道德重整運動, the Peace Corps –和平部隊(即將受過訓練的志願人士送到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服務的組織),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USIA)—美國新聞署。蔣介石的高級將領何應欽曾經是Moral Re-Armament運動的重要參與者。加納首任總統、非洲著名學者和社會主義領導人恩克魯瑪的著作已經將Moral Re-Armament明確地定性為與美國中情局、聯邦調查局等情報機構關係密切的西方進行心理戰的工具。

    四、“Moral Re-Armament”在中國

    這個“Moral Re-Armament”對中國的影響也是十分深入的,但是很多人卻不知道這個組織的存在,似乎有一隻無形的手在為其保密。作為一個曾對中國及世界產生如此重大影響的半隱形組織,其背後如果沒有美國情報機構的扶持,那是那難以想像的。

    以下是幾則該組織在中國的宣傳性介紹:

    A、臺灣出版的中華百科全書對介紹:

    【道德重整運動

    道德重整運動(Moral Re-Armament,簡稱MRA),是美國人蔔克曼(Frank N. D. Buchman)於西元一九三八年在倫敦所發起的,他曾經遍遊世界各地,認識許多領袖,如中國之孫中山先生、印度之甘地、美國之福特以及愛迪生等。他認為所有民族、國家及宗教,最基本的起源,是四個絕對的道德標準,即絕對誠實、絕對純潔、絕對無私、絕對仁愛,並由內心良知作為指導,以知行合一則有天人合一之體認,因而產生無限個人或社會或世界一新大力量,以建立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道德重整在建設新興國家與舊敵成友之工作中,扮演了其幕後的腳色,它不是一種組織,但在瑞士的柯峰設有國際會議中心,許多國家如英、法、荷、加、印、巴西、澳洲、日本等,也有地方或地區中心。

    卜克曼早年曾數度訪問我國,與 國父孫中山先生為摯友。戰後,陳立夫與何應欽屢應其邀,赴歐、美參加會議,該時中文稱為「道德重整運動」。

    民國六十三年,陽明山華岡中華學術院設有道德武裝研究所。(劉毓棠)】

    B、劉毓棠是國民黨的外交官。華僑協會總會雜誌僑協雜誌(第092期)刊登對劉毓棠的回憶文章:

    http://www.ocah.org.tw/sidepage/mag_viewpage.php?mag_no=092&id=4051

    【一九四五年四月,聯合國在舊金山召開會議。當時毓公擔任中國代表團團長張君勱的英文秘書。張君勱是知名的哲學家,也是民社黨的創辦人,博學多聞,文風剛健有力,毓公和他共事相當愉快。經由張君勱的介紹,毓公認識了「道德重整運動」的發起人蔔克曼(Frank N.D. Buchman)並觀賞了由卜克曼博士率領一批道德重整人士表演的舞臺劇︽被人遺忘的要素︾,宣揚民主道德理念,留下極為深刻印象。】

    C、《近代在華部分基督教名人簡介》:

    【布克門 Frank Buchman 美國傳教士,1921年,他在牛津大學發起了著名的“牛津團契”運動,其信條為“絕對誠實,絕對純潔,絕對無私,絕對的愛”,此運動後在1938 年改名為“道德重整運動”。20世紀30 年代,廣學會曾在中國陸續出版了牛津團契的14種書籍。】

    D、另外還有一則中華民國「道德重整協會」創辦人劉仁州的介紹:

    【道德重整在台灣

    http://life.fhl.net/Desert/97/s010.htm

    「道德重整」自民國卅五年開始,即邀請中國派代表團出席世界性的大會,我國政界諸多要人都曾參與,但角色側重於作為政府國民外交的管道。五十年代之後,「道德重整」在全台各大專院校紛紛成立了合唱團,變成比較民間化、人民自願自發性的活動。後來整個台灣社會風氣改變,開放的程度愈來愈大,人民有更大的自由意志、更多的表達機會。因此到了民國七十九年,一批從「道德重整」合唱團畢業的朋友,覺得台灣社會亟需成立一個「道德重整」的組織,以便針對社會需要改善的地方有所貢獻。「道德重整協會」於焉成立。 】

    五、“Moral Re-Armament” 、“共產黨革命章程”及“十條誡令”

    瞭解了“Moral Re-Armament”的本質真相,那麼所謂“共產黨革命章程”與“十條誡令”的關係便十分清楚了。

    “Moral Re-Armament”公佈所謂“共產黨革命章程”的時間是在1946年,按照克格勃高管什羅寧所掌握的材料,這正是美國開始簽署杜勒斯那段著名的訓示的那段時間。

    “Moral Re-Armament”公佈的所謂“共產黨革命章程”,其內容和杜勒斯的訓示十分接近。不過,賊喊捉賊,豬八戒倒打一耙,“Moral Re-Armament”將這些“美國用來顛覆共產黨國家”的信條改成了“共產黨來顛覆美國”的信條予以公佈、發表。這些東西在美國從70年代開始引起美國社會廣泛的討論,經過美國獨立人士的大量調查,最終證明所謂“共產黨革命章程”是子虛烏有的。但是誰都想不到這個事件的真相。

    毫無疑問,整個事件的真相是:與中情局和聯邦調查局關係密切的“Moral Re-Armament”組織最早得到了杜勒斯的那篇訓示,或者他們得到了中情局根據杜勒斯訓示形成的誡令。“Moral Re-Armament”將這些內容改頭換面,變成了攻擊共產黨國家的利器。

    我們相信,“共產黨革命章程”不可能是“Moral Re-Armament”組織在1946年憑空捏造出來的。看看在杜勒斯發佈他那段著名的訓示20多年後,蘇聯克格勃高級官員什羅甯看到相關內容的反應:

    什羅甯將軍說:

    【我清楚地記得自己的慌亂心情,那時我瞭解了中央情報局領導人40年代末簽署的這一訓示。這是在1968年.那時我在莫斯科州安全委員會一個區分局工作3年之後,讓我到中央機關工作並從事組織反對意識形態破壞的反宣傳措施。這時當然考慮到了我的記者訓練。意識形態破壞者的目的,最初我覺得是臆造出來、不現實的。難道能迫使誰相信“虛假價值”嗎?難道俄羅斯在這一點上找得到“同盟者和助手”?難道培植對領導了反法西斯鬥爭並拯救了人類免遭“褐色戰爭”蹂躪的“俄羅斯民族的敵對和仇恨”,這現實嗎?民族主義真的那麼危險?而且是否能不知不覺地培植這些價值呢?

    但是隨著熟悉西方特工部門的事實和檔,這些問題撤銷了。我越來越確信,艾倫•杜勒斯當闡述自己的綱領時,他依據政府級批准的具體研製的成果和秘密訓示。他將基本的、集中的打擊指向反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而為了達到既定目的,如美國專家們設想,首先必須打破蘇聯人頭腦中的所謂“列寧綜合體系”。】《克格勃X檔案》–p63

    也就是說,連克格勃人員見到杜勒斯訓示後,一開始也難以相信它是真實的。但隨著更多的事實和檔,什羅寧才逐漸確信。也就是說,即便是克格勃系統,如果沒有掌握確鑿的文本和證據,他們也無法憑空編造出類似杜勒斯訓示、《十條誡令》那樣的檔內容。

    “Moral Re-Armament”組織能夠毫無根由地編造出這些內容來嗎?要知道,蘇聯克格勃根本不存在類似“共產黨革命章程”那樣的專案工程,這一點,連極端親美的人都承認。因為蘇聯解體前後,克格勃已經被中情局高度滲透,克格勃大量機密大量洩露出去,如果真的存在類似檔,美國人早已就公開揭露了。其實像美國色情文化氾濫等社會問題,這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弊病,其伴隨資本主義的歷史一直存在。十分明顯,在蘇聯產生和強大之前,這些弊端就已經產生,“Moral Re-Armament”要把這些問題歸咎于蘇聯的陰謀,連美國人都難以理性地接受。正如眾多美國學者所評論的:“Moral Re-Armament”組織試圖依靠“共產黨革命章程”檔告訴我們,我們失去了一個沒有色情文化、沒有異見、沒有財政赤字、沒有通貨膨脹、沒有勞工動亂的世界。我們曾經經歷過這樣的黃金時代嗎?我一點也想不起來。

    那麼“Moral Re-Armament”組織根據什麼編造了所謂“共產黨革命章程”?根據“Moral Re-Armament”組織與美國情報機構的密切關係,“Moral Re-Armament”組織發佈“共產黨革命章程”的時間與杜勒斯談話的時間接近,更重要的是兩份檔內容的高度一致,只要頭腦正常的人,都可以據此判斷整個事件的真正來龍去脈。

    六、克格勃(KGB/格別烏)高官什羅寧的話是否可信

    也許有人懷疑,《克格勃X檔案》一書中提供的證據是否是什羅寧偽造的?

    假如,今天「中情局」人士出版一本《中情局X檔案》,我敢確定,其內容大部分是無價值資訊,甚至有不少內容是“偽造”的。
    為什麼?
    因為隨著蘇聯解體和克格勃(KGB/格別烏)的瓦解,今天極少人知道「中情局」的內幕,尤其是1990年代以來的內幕。這樣,「中情局」存在大量的“造假”空間。然而克格勃(KGB/格別烏)則不同。今天克格勃(KGB/格別烏)已經成為歷史。克格勃(KGB/格別烏)解體前,其內部已經被「中情局」高度滲透——否則蘇聯也不會遭受解體的下場。比如金城出版社04年出版的《窺視——最新國際間諜情報戰真相》揭露:1973年至1980 年,先後出任克格勃(KGB/格別烏)對外反間諜局局長和第一總局局長的卡盧金竟然是美國特務。《克格勃X檔案》一書也同樣披露,「中情局」對克格勃的滲透十分深入,讓人觸目驚心。看看什羅寧是如何評價克格勃最後一任主席瓦基姆•巴卡金的吧:

    【原來巴卡金來到魯邊卡是為了真正粉碎國家安全機關,實質上消滅安全委員會的完整系統,從而在全局上急劇削弱國家的防護、“免疫”系統。他的真正意圖很快就暴露出來了。他充分表現了自己的破壞才能,並且甚至不曾掩飾給他們規定的任務:砸爛國家安全機關。巴卡金在其《擺脫克格勃》一書中簡直扮演著世界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一個臨時工的角色,他領導一個極重要的國家機構的目的僅僅是為了消滅它。我不認為這位政治家不明白,他的意圖實質上帶有反對國家的犯罪活動色彩。】見《克格勃X檔案》第11章《是誰搞垮了國家安全委員會》

    換句話說,克格勃(KGB/格別烏)對「中情局」來說透明度很高。克格勃退休官員什羅甯如果在《克格勃檔案》中進行造假,那是完全得不償失的,完全有可能被美國抓住把柄。其次,克格勃(KGB/格別烏)已經徹底解體,俄羅斯政局一度動盪,什羅寧寫此書的目的只能是講點真話留給歷史,而斷不敢為了維護克格勃和蘇聯去大肆造假。可以說,出現於特定歷史條件的這本《克格勃X檔案》,其可信度是同類書中最高的。

    至此,關於《十條誡令》的爭論終於可以畫上一個句號了。

    七、中情局為防止洩密進行的暗殺

    以上內容簡單介紹了是美國影子政府指揮中情局等機構進行文化戰、心理戰等軟戰爭的方案。「中情局」等機構為了保證機密專案的正常進行,不惜一切代價,直至大搞暗殺。在美國,一旦出現「中情局」的高度機密可能被洩露出去的情況,那麼相關人等便會被暗殺。甘迺迪案中死亡的大量人士已經做了精確的示例:

    1963 年11 月22 日,美國總統甘迺迪被美國隱形政府指揮情報機構暗殺。隨後,幕後勢力為了防止真相曝光,進行了系列暗殺。在甘迺迪被暗殺後的三年中,18 名相關證人相繼死亡,其中6 人被槍殺,3 人死於車禍,2 人自殺,1 人被割吼,1 人被擰斷脖子,5 人“自然”死亡。從1963 到1993 年,115 名相關證人在各種離奇的事件中自殺或被謀殺。“沃倫委員會”還封存所有檔,檔案和證據長達75年,直到2039年才解密,這些檔涉及CIA,FBI,總統特警保鏢,NSA,國務院,海軍陸戰隊等機構。另外,FBI 和其他政府機構還涉嫌銷毀證據。

    當然,不僅僅是甘迺迪案,這種現象已經成為了美國社會的慣例和定律。

    A、李志綏之死

    筆者關注到「中情局」,始於09年寫作《從縱容“妖魔化毛澤東”到亡黨亡國》http://blog.mshw.org/hexuefei/?p=6 一文曾根據中國出現的大規模妖魔化毛澤東的謠言進行了如下判斷:

    【中國自晚清衰落以來,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資本主義半封建社會。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勾結在一起,成為壓迫中國人民的三座大山。這三座大山是當時世界上最反動、最邪惡的勢力。反動勢力的邪惡造就了革命者的偉大,毛澤東是帶領中國人民歷盡千辛萬苦推翻三座大山的人民領袖,毛澤東成為國際共運史上最為光輝的革命家。西方壟斷資本集團在中國扶植的買辦政權—蔣家王朝被毛澤東趕到了幾個海島上,西方壟斷資本集團的第一打手美帝的軍隊又被毛澤東的抗美援朝及援越抗美打得灰頭土臉,西方壟斷資本集團不得不停止軍事擴張的步伐。蘇共二十大,修正主義者赫魯雪夫妖魔化史達林,國際共運陷入混亂後,又是毛澤東扛起了反抗美帝、反對蘇修的革命大旗。毫無疑問,毛澤東是西方壟斷資本集團有史以來的最大敵人。在毛澤東有生之年,西方壟斷資產階級無法打敗這個東方巨人,那麼毛澤東死後,如何在中國及世界消除毛澤東思想的影響、消除這個資產階級的最大隱患,就一定會成為西方壟斷資產階級的重要目標。同樣毫無疑問的是,毛澤東去世後,通過“妖魔化毛澤東”從而干擾、影響、主導中國改革,進而殖民地化中國,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重要戰略任務。】

    正如1加1必然等於2一樣,這樣的判斷只是一種必然的邏輯推理。等筆者兩年後讀到《克格勃X檔案》這本書的時候,才正式找到中情局妖魔化社會主義領袖的直接證據——中情局當年的確有針對蘇聯領袖列寧的妖魔化工程項目,那麼針對中國領袖毛澤東的類似工程項目必然存在。

    在“妖魔化”毛澤東的系列謠言中,李志綏是“最關鍵”、最重要的一環。然而1995年2月13日,李志綏離奇地死于芝加哥的兒子家中。對此金筆網友在《關於李志綏醫生離奇死亡的推測2009-07-19》中寫道:

    【因為死得比較離奇,到現在筆者還記得李志綏醫生死訊的報導。那是一天傍晚,他的家人回家時發現李橫躺在廁所的地板上,氣絕多時。好象那天下午他還外出行走過,旁人沒有發現李有什麼異常形態。

    李志綏是在《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出版後不久突然去世的,死前還有報導說,面對中國相關方面的指責,李回擊說,他準備寫第二本有關毛澤東的回憶錄,因此他的死非常離奇蹊蹺。

    李死時七十有五,不算長壽。除非八九十歲以上的老人在睡夢中平靜的死去,一般來說,人在這個年齡是不容易一下子死的。以李的 “特殊身份",當地員警,地區檢察官,CIA 甚至 FBI 的 Agents 等,都會密切關注,特別是找出他殺的 “蛛絲馬跡" 。此後我曾留意過新聞,看看有沒有警察局或地區檢察官公佈李的死因。後來李的出版商對外放言說死於 “心肌梗塞",間接印證了李死後是經過了屍體解剖尋找死因的。其實出版商的話不是 “官方" 結論,正式結論應是由警察局或地區檢察官公佈,但是沒有。這是疑點一。

    疑點二是心肌梗塞初發病在七十五歲的高齡,這也是不常見的。同時,心肌梗塞也不一定死人,致死的應該是大面積的病灶,或者影響到心臟的傳導系統。如果是前者,發作前定會有徵兆,譬如頻繁的心絞痛,但是那天下午他還是好好的,怎麼可能一下子就那麼嚴重死了呢?很少見。而如果是後者,影響心臟的傳導系統則一定會有心律不齊的前兆。李自己是醫生,有這方面的專業知識。另外,如果他按期檢查身體也應該會被查出來,會接受藥物治療。因此,說他是死於心肌梗塞,讓人覺得無法接受。

    ……

    李志綏的死跟他的書《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是有關聯的。對於我們這些局外人來說,他書的內容真假難辨。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假的?或者說全部是真的?全部是假的?很多疑問需要考證。考證的方法無非是對質和旁證 (第三者證明)。因為這是一部政治回憶錄,牽涉到的內容都是 “保密" 的,幾乎無法獲得旁證。

    因此對質就變得非常重要了。中央警衛局還有很多人在,隔洋的論戰也是可能的,特別是中國方面有人出來列舉證據 (人證,物證),說明李書中的故事不真實。

    ……

    李的突然去世“免去”了他必須回答舊日同僚們的“質疑”,結果 “死無對證" 了。面對質疑和論戰,或許對李來說,死是最好的結局。】

    筆者當時評論李志綏之死時曾經做過如下分析:

    【1995年,李志綏卻“莫名奇妙”地死去。假如李志綏屬於非正常死亡,是被人暗殺,那麼暗殺者有兩種可能:A、李志綏被維護毛澤東形象的中國愛國主義力量暗殺。B、李志綏被西方壟斷資產階級的專政工具美國安全機構如CIA、FBI等暗殺。

    實際上,稍用頭腦便能推測A類說法是子虛烏有、混淆視聽的謠言:

    1、中國當政者對李志綏的著作是放縱的態度

    李志綏的書已經被那些活著的知情者徹底揭露。正如熊蕾所言,“但是他們說明李志綏編造事實的回憶,卻根本無法與李志綏那本書的影響抗衡,就連國內很多人,也寧可相信那本書,而不相信對它的駁斥。”90年代以來的中國大陸,李志綏的書以非法盜版的形式廣泛傳播,互聯網興起後,該書及類似內容又在互聯網上大肆傳播,直到今天,仍然能用百度搜索到相關內容。當政者對此書的縱容導致中國眾多高官、知識份子、學生對該書內容深信不疑。許多人雖然沒有看到過此書,但是也聽說過該書的內容,並深信不疑。

    與西方壟斷資產階級、海外反華反共勢力大力支持李志綏著作不同,中國內部捍衛毛澤東的著作則得不到官方大力支持,批判李志綏的努力更多地顯示出純民間的色彩。比如,林克、徐濤和吳旭君的《歷史的真實——評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的回憶〉》對批判李志綏很有利,如果讓普通讀者一起讀到這兩本書,肯定沒有人相信李志綏的謊言。但是林克們的著作發行量很少,也沒有任何媒體大力宣傳,結果其影響力遠遠不如李志綏的著作。

    2、與法輪功、民運對比

    法輪功、民運、台獨等人對中國當政者的危害更加嚴重。法輪功、民運分子製造的文章書籍在大陸遭受絕對封殺,通過大陸的互聯網也很難搜索到相關內容。
    可見,中國當政者對法輪功、民運的痛恨與對李志綏遠遠不是一個級別。但輪子功及民運,以及藏獨、疆獨、台獨等集團中有那麼多人在海外,對當今中國的危害遠遠高於李志綏,但是沒有一個人遭受到中共的暗殺。
    實際上中共內許多的“資改”高官、“漢奸洋奴集團”是“支持”、贊同李志綏著作的(這也造成對李志綏的謊言進行消毒極其不利的局面)。所以,中國當政者根本不會去暗殺李志綏。

    3、從李志綏死後各方反應來看

    李志綏在美國出書,作為首部”妖魔化毛澤東”的重磅炸彈,肯定受到各方高度關注。觀察李志綏著作從出版到傳播的整個過程,僅從“調動”美國一切出版資源、學術資源、輿論資源來與李志綏“高度配合”來看,美國安全機構已經高度介入整個事件。李志綏的安全也必然受到美國安全機構的“保護”,所以要暗殺他,也不是很容易的。

    假如李志綏是被中共暗殺,那麼,很明顯這將成為美國將“妖魔化毛澤東”推向高潮的“絕佳機會”。美國剛好可以借此事證明李志綏著作的真實性,而美國絕對“不會放過”這樣一個“妖魔化毛澤東”的“絕佳機會”。
    但是,李志綏之死引起的波瀾卻是“如此之小”,甚至遠小於臺灣作家江南被殺案。更加“離奇”地是,美國方面“竟然”宣佈李志綏死於心肌梗塞,而不是被謀殺!

    綜上所述,李志綏肯定不是中共暗殺,而只能是被美國安全機構暗殺。某些勢力為了避免李志綏被暗殺後引起美國民眾廣泛關注、各方追查,最終將幕後真正兇手美國安全機構曝光,只能讓李志綏死得靜悄悄,死得不明不白。
    實際上,李志綏的書稿經過了美國安全機構的運作,已經被改得面目全非,李志綏肯定知道「中情局」等機構介入此事的內幕,因此也就擁有很高的籌碼來要脅美國以獲得更高報酬。美國方面也擔心李志綏活著會早晚洩露那本書的內幕,如果出現那樣的局面,這本書不僅沒有“妖魔化毛澤東”,反而妖魔化了美國。
    所以,讓李志綏安安靜靜地死去就是對美國來說最有利的選擇。書已經出來了,李志綏的“油水”已經被“榨幹”,下面真正要做的是通過傳播管道進一步大規模“傳播”此書,李志綏活著反而是個“累贅”。
    如此看來,我們不難理解林克們為什麼會發出這樣的感慨:
    “正當我們著手寫這兩篇文章的時候,李志綏死了。聽到這個消息,我們為失去對質物件而感到遺憾。本來,我們是很想同李志綏就他的“回憶錄”中涉及的重要問題逐個對證的。”
    李志綏必須這樣不明不白、安安靜靜地死去,他死得恰到時機,恰到好處,他的死及死法最有利地保證了“妖魔化毛澤東”大業的順利開展。】

    B、班尼特之死

    2009年3月22日,「中情局」轟炸中國駐南大使館負責人班尼特被「中情局」暗殺。

    九年前,即2000年4月,也就是在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被轟炸整整11個月後,美國《洛杉磯時報》刊登報導說:“美國「中情局」就誤炸中國使館一事終於做出了正式處分:1名高級官員遭解聘,6人受處分。”實際上而這名被解聘的高級官員,就是班尼特。

    環球人物2009年的報導《轟炸我駐南使館元兇被殺之謎:疑遭中情局滅口》:http://news.qq.com/a/20090518/000364.htm

    【經過不懈追查,《外交政策》雜誌首先發現了班尼特一個更驚人的身份——他正是1999年科索沃戰爭中,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被炸事件的主要責任人!此消息一出,美國民眾鬧翻了天,“陰謀論”的傳言席捲了全美各大網路。線民們七嘴八舌——“顯然是中國人來尋仇,殺了班尼特和他的妻子!”“傻瓜,應該考慮塞爾維亞人復仇的可能性,他們比中國人尋仇可能性大多了”;更有調侃者稱“當年班尼特用老照片誤炸中國大使館,現在很可能有一夥犯罪分子試圖暗殺黑社會老大,結果用錯照片誤殺了班尼特夫婦”。然而,絕大多數的線民都把懷疑的目光投向了中情局,他們認為,班尼特大半生都在為中情局工作,被“中情局高層滅口”的可能性最大。】

    李志綏之死和班尼特之死是有“相似性”的,因為他們都“掌握”「中情局」的絕密資訊。李志綏所“掌握”的資訊是,美國一直在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來製造“妖魔化”毛澤東的“謠言”進而攻破中國的文化安全防線,使中國共產黨員思想產生混亂,從而接受美國式的“普世價值”。

    正如國內外許多評論所說的,班尼特肯定也是“掌握”了太多「中情局」的“秘密”,才被「中情局」暗殺。當然,出現這種情況,一定是班尼特試圖利用他掌控的「中情局」絕密資訊去要脅「中情局」,以獲得更大的利益,而「中情局」為了防止洩密、防止被知情人要脅,只能將其暗殺。

    「中情局」採取非常手段在美國國內搞暗殺,一般是為了防止重大洩密事件的出現。像甘迺迪被暗殺、李志綏被暗殺、班尼特被暗殺,在所謂司法獨立的美國,“根本不可能”得到公正的調查,其真相有可能一直被“掩蓋”。
    被誰“掩蓋”?只能是高於、淩駕於美國憲法之上的力量。
    看來在美國,法律並非高於一切的,「中情局」幕後主人的力量和利益才是高於一切的。
    所謂司法獨立、程式正義、民主自由人權,都不過是“華麗”的騙人的“口號”。
    以上所述李志綏被「中情局」暗殺,就是非常典型的案例。

    那麼班尼特掌握了什麼資訊呢?

    1999年,美國轟炸中國駐南使館,這是當今中、美兩個大國關係中的最敏感的問題。
    這一“事件”,雖然發生在十多年前,但事件一直沒有結束,2009年班尼特被「中情局」暗殺就是這個事件的最新發展。這個事件,直接決定著中、美關係如何發展,也決定著整個世界的戰略格局。可見,班尼特被暗殺,很可能與這個事件有關。

    美軍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後,美國通過各種管道向中國表示,這是誤炸。美國政府“為何”一直宣稱是誤炸?

    也許,轟炸中國駐南使館,並沒有得到美國總統克林頓等人的同意,這是美國幕後影子政府實施的秘密行動。所以,克林頓等勢力會在事件之後進行調查,「中情局」為了丟車保帥,不得不將班尼特等直接責任人撤職,而克林頓政府自然宣稱是誤炸。或許班尼特內心十分不平衡,與「中情局」之間產生矛盾,班尼特試圖將他掌握的核心機密告知公眾,以此來對「中情局」進行要脅。
    此事一旦曝光,有兩大危害:

    第一,美國幕後影子政府則真正浮出水面,美國公眾將會意識到,美國本質上是一小撮壟斷資本家進行獨裁專制的極權社會。

    第二,這將雄辯地證明,不管美國如何高談中、美友好,美國事實上從來沒有將中國視作朋友,美國一直將中國視作“主要敵人”,試圖將其“肢解”是其持之以恆的戰略目的。正如蘇聯解體後,葉利欽統治的下的俄羅斯曾經徹底向美國投降,但是美國如何對待俄羅斯的?不但進行經濟上的勒索,同時繼續支持車臣等分裂勢力,要進一步“肢解”俄羅斯。

    如果中國“一旦意識”到第二個問題,那麼中國必然加緊對美防範,這對美國的“和平演變”“大業”十分不利。因此,為了從戰略上“欺騙”中國,不僅克林頓要將此事件說成是誤炸,「中情局」要將此事件說成是誤炸,美國幕後那隱形的影子政府也必須將此事件說成是誤炸。

    那麼,美國為何要蓄意轟炸中國駐南使館呢?

    從班尼特被「中情局」暗殺一事可以看出,美國轟炸中國駐南使館,是美國最高統治集團、獨裁的影子政府直接指揮「中情局」實施的秘密行動,也許美國總統克林頓都事先不知道——即便是美國總統(例如甘迺迪)不服從這個獨裁的影子政府的命令,也會被暗殺。

    美國中情局的目的在於恐嚇中國鷹派、俄羅斯鷹派及南斯拉夫的領導人米洛舍維奇,攻破南斯拉夫的心理防線。

    中國(上海幫江澤民)遭受如此“奇恥大辱”之後,竟然向美國“示弱”,“選擇”繼續“韜光養晦”的策略。於是,美國「中情局」借此暗示米洛舍維奇:不要再寄希望於中國和俄羅斯了,“看看吧”,中國自己遭受美國的侵略、羞辱後也只能選擇投降。

    之前俄羅斯葉利欽的“軟弱”反應已經讓米洛舍維奇傷透腦筋。中國在駐南使館被美國轟炸、遭受美國無端羞辱侵略轟炸後,竟然擺出了一幅“軟弱投降”的姿態。
    也許正是這一點,最終擊潰了米洛舍維奇的最後心理防線: 5月7號中國駐南大使館被轟炸。5月28號南斯拉夫米洛什維奇總統辦公室就發表聲明接受美國和北約提出的政治解決科索沃危機的基本原則和內容。

    美國“何以”襲擊中國大使館,時任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潘占林的看法很有見地:

    【那些美國和北約的主戰派們事先宣稱,只要三天,最多一個星期就讓米洛舍維奇跪下求饒,這成了他們大言不慚的自我吹噓。北約騎虎難下,無計可施,於是採取“左道旁門”的卑劣做法,轟炸中國大使館,打掉米洛舍維奇的所謂“精神支柱”,打擊南斯拉夫人民抗擊北約的戰鬥士氣,達到扭轉戰局,便捷取勝的目的。當然,這也是對同情南斯拉夫,反對北約戰爭行動的俄羅斯的一個警告。】詳見:時任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潘占林的著作《戰火中的外交官:親歷北約炸館和南聯盟戰火》。

    美國“肢解”南斯拉夫事件,是美國加緊在世界稱霸,加速推動“世界新秩序”的“標誌性”開始。美國能夠順利完成這一過程的前期任務,其必要條件在於,在俄羅斯,鷹派普京也未能完全掌控俄國大局。而在中國,則乾脆沒有普京這樣的鷹派領導人,而“中國的葉利欽(上海幫?劉亞洲?)”比俄羅斯的葉利欽更加“親美賣國”。

    結 語:

    對於那些因為親美而“喪失了理智”的人而言,本文的結論當然是無法相信的謠言。但對於尚存理智的人而言,本文的結論當然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常識”,本文的價值只是對這些結論提供了一點證據而已。
    而對那些眾多一直“昏睡”的人而言,本文內容當然是聞所未聞的秘密。

    文/何雪飛


  12. 2011/06/10 at 12:18 patchpieces

    近期全球戰略形勢分析

    一、 近期國內國際形勢綜述

    二、 近期國內國際形勢綜合分析和後期國內國際形勢展望

    備註:建議博客後面不要再跟水軍(買辦網軍)辯論,怎樣反倒“上了他們的套”,後面全是“無價值”的這種辯論,你們看看那個被我拉到“黑名單”的人“居然”還能夠不停的在後面留言,就“知道”了,他很有可能是“體制內”的人,在“(美帝以華制華已高度滲透掌控之四大門戶網站)「新浪」系統”裏面有很高的“許可權”。所以不用跟他去辯論,不要上他的套。

    另外博客後面儘量不要討論敏感話題,在“巨變”之前,那些“漢奸”會使用各種手段,包括“引導”博客後面評論討論敏感話題然後“要求”封博客,所以要注意。

    一、近期國內國際形勢綜述

    第一部分:中國國內部分

    1、 最近幾個月對於幾個要害部門相關人員的查處可以說是一個開頭、也是獲得證據的步驟。

    2、 人民網:美國用“金融殖民手段”掏空前蘇聯人70年財富,這個報導證明高層“意識到”我們現在問題的“嚴重性”以及“國內(漢奸買辦特務)賣國利益集團”的狀況。

    3、 非經濟領域的快速整治(包括食品衛生等等)

    4、 國內軍方對於部隊內部腐敗勢力和“(類劉亞洲上將之美帝第五縱隊)裸官”開始的快速清除

    5、 對於“三峽工程”的置疑,這個也是對於權貴階層的打擊的開始

    6、 對於地方債務的摸底

    7、 “中紀委”對於三大電信運營商的多名高官的雙規和調查,中層幹部全部上繳護照

    8、 媒體爆出:“發改委”今年3826億預算投資支出情況不透明,“口袋預算”即中央預算內投資,只有國家發改委擁有審批這些投資項目的權力,而相應的預算分配權也隨專案的審批,落入“國家發改委”名下

    9、 「摩根士丹利」將把所持上海莫泰59%的股權出售給如家,其他上海莫泰股東將把所持股權換成新公司的股權

    10、 人民日報:執政者要在眾聲喧嘩中傾聽“沉沒的聲音”

    11、 前一段時間美國一直在查處一些公司“在華行賄”的事情,其實就是“暗示(威脅恫嚇)”國內的一些人(如陳水扁般之買辦代理人),假如“不聽話”就會“曝光”他們在美國的資產和“受賄”情況

    12、 央行專家:中國貨幣政策下半年有望鬆動,穩定經濟為主調

    13、 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吳曉靈:通脹壓力嚴峻央行不會放鬆貨幣政策

    分析:以上這些只是很多事件中挑選出來的縮影,在黨政軍中,軍隊是最先強硬起來的,同時軍隊內部的反腐和反“裸官”速度也會最快。
    從整體來看經濟領域還是那幫“賣國利益集團”在把持,所以“賣國行為”還會繼續,但是他們現在也兩難,假如繼續賣國後面可能被清算,假如不賣國美國可能就會直接“公開”他們在美國的資產(綠卡)和“受賄”資訊,所以“漢奸”都會兩難就是這個道理。除了金融領域外的其他領域整治力度開始加大,包括食品安全、糧食安全等等,同時對於壟斷部門的“清查”也開始了,對於地方政府債務問題的清查也開始了。
    所有這些可以看出來,國家高層應該“意識到”了後面可能面臨的問題,在做準備。包括人大財經委開始對於金融領域發出聲音,就是對於金融系統的制約。同時美國的資本在加快撤離速度。
    從種種跡象表明,國內強硬勢力起來的速度越快,美國(信用金融經濟泡沫)的“時間越緊迫”,美元指數拉升的時間點會越早。

    所以不瞭解國內政治而忽悠大家進股市的是傻冒,大家不要被他們忽悠進股市,更不要進房市。

    第二部分:中國和周邊的戰略局勢

    1、 前段時間參謀長(劉炳德)訪美

    2、 最近幾天國防部長和美國防長在新加坡會晤

    3、 前段時間「上合組織」的“參謀長會議”標誌著「上合」向軍事組織(結盟化軍事化)發展

    4、 胡總6月中下旬訪問俄羅斯將確立中、俄之間的聯盟關係,俄、中即將開展的天然氣合作規模宏大,雙方正在進行兩個大專案的談判:一個是西線天然氣,一個是東線天然氣,都是標誌性工程。西線每年供氣300億立方米,東線每年供氣380億立方米,而且都是為期30年的合作,意義非常重大

    5、 俄高官表示可向中國提供戰略轟炸機生產線

    6、 台海形勢暫時沒有發生大的變化,但是不排除中、美關係惡化後小馬哥會被美國“策動”的一些事件趕下臺,然後台海局勢快速惡化。

    7、 中國軍隊的快速調動(在南邊特別是藏南的增兵)

    8、 對於巴基斯坦最近大量提供軍用物資包括高性能戰機(JF-17)

    9、 中國開始接管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並且在緬甸構築出海口

    10、 中國在巴基斯坦、緬甸、柬埔寨的強勢介入已經形成對於印度、越南和泰國的牽制

    11、 中國在南海的強硬立場

    12、 菲律賓擬向聯合國“抗議”中國侵犯其領土:這種“抗議”是沒有任何效果的,在知道中國的“決心”的“前提”下,美國是不會直接介入南海問題的,前面100年,美國只有兩場戰爭失敗了,都是在亞洲而且都是和中國的戰爭。所以美國是不會直接介入的。

    13、 越南防長:中、越南海分歧不允許任何第三國干涉,他並表示,兩國之間在南海問題上的一些分歧應該由雙方共同努力解決,不允許任何第三國進行干涉和借此破壞兩國關係:越南防長比菲律賓總統要瞭解中國,因為1979年他們嘗到了中國的厲害。

    14、 朝鮮最近對於韓國的強硬表態對於美軍的牽制

    15、 沙特(沙烏地阿拉伯)前面一段時間和中國之間的頻繁交流

    16、 德國這次是和中國軍方研究機構和中國政府醫療機構聯合研究這種大腸桿菌,最近德國爆發(如SARS般)的大腸桿菌“(美/以)人為製造”的可能性相當大,我國負責實驗室研究領域,德國負責臨床研究領域,現在分析下來這種大腸桿菌具有多種抗生素免疫能力,並且毒性相當強,傳染性強,是由血緣關係比較遠的兩個片段結合而成的,目前沒有藥物有比較好的療效,人為製造這種大腸桿菌的概率很大。德國聯合中國來研究這種大腸桿菌就證明了他們現在對於美國的“顧慮”和對於中國的支援的“需求”

    分析:中國最近在全球地緣政治方面的佈局開始“明朗化”,這個背後肯定有幾個水準相當高的地緣政治高手在運籌帷幄,整體的戰略思路基本是聯合俄羅斯和德國抗衡美國,戰術思路是北面通過朝鮮牽制美國在亞太的力量,西面鞏固「上合組織」的內部結構並且進行軍事聯合(也是防止這些國家發生“(美帝資助策動的)顏色革命”),南面我們主動出擊,強勢聯合巴基斯坦、緬甸和柬埔寨,獲得在印度洋的幾個出海口,同時鉗制印度和越南,
    在最近的舉措下可以看出來,越南暫時趨向軟化(可能因為他們沒有得到美國的承諾,另外中國在南邊快速增兵,對於越南的壓力相當大,同時越南國內經濟面臨崩潰的邊緣,假如發生戰事,越南的投資環境惡化馬上會發生大規模資金撤離的危險,中國的軍力在1979年已經證實過了),菲律賓現在處於觀望狀態,軍方沒有表態,菲律賓總統期望把這個事情捅到聯合國(就是期望美國給予承諾),但是美國暫時看來沒有表態,這個和前段時間中國參謀長訪問美國的強硬表態有關(就是互摸底線)。

    整體看來中國對外最近走的幾步棋相當成功,聯合俄羅斯能夠保障我們的能源和糧食安全,同時獲得軍事支援。在印度洋的拓展打亂了美國的佈局,突破了美國在西太平洋對於中國的封鎖,同時給了印度和越南兩個南亞國家強大的軍事壓力。同時控制進入中東的橋頭堡,威懾在阿富汗的美軍。相信俄羅斯在歐盟那邊會有一些軍事措施來牽制美國的軍力。

    最近中國和德國的關係也開始逐漸明朗化,從(如SARS般)大腸桿菌來看,德國“意識”到了這個大腸桿菌可能是“人造”,然後看看誰有這個“技術”和“動機”就明白了,這個也是為何德國和中國軍方聯合搞這個大腸桿菌研究的原因(按理說美國的實驗室能力最強)。假如這個事情最後證實是“人造”大腸桿菌,那麼默克爾的空間就全部打開了,德國會形成一個很大的反對美國的政治氛圍。(但是美國肯定會(栽贓)說是基地組織搞的,德國政府也會在公開場合說是基地組織,但是政治家都知道是怎麼回事)

    第三部分:國際部分

    1、 俄羅斯可能會在歐洲牽制美國的軍力

    2、 沙特最近的態度(發展核反應爐),同時和中國的接觸更加頻繁

    3、 最近「上合組織」慢慢向軍事組織的漫進

    4、 德國最近和美國的關係更加微妙,假如這次病毒事件證實是“人為因素”,可以直接導致德國民眾和美國的決裂,這個將給默克爾總理一個很好的民意空間。

    5、 日本最近的形勢相當微妙,民主黨內部(在金正日一年內第三度訪問中國歸來之後極強硬面對南韓後)也發生大的“矛盾”,民主黨和自民黨之間發生大的矛盾,但是美國控制住了這種鬥爭,必須讓民主黨背完黑鍋後再下臺

    6、 日本“核(災難)問題”已經“完全失控”,可以說損失是遠遠遠遠超過當年的蘇聯(車諾比事件),而且影響也將是長遠的,日本很有可能為此而回到發展中國家的行列。美國最近為了“維持”日元匯率也付出了巨大的政治和經濟代價。另外日本國內的財閥勢力最近對於美國也是有很大的離心力。

    7、 美國的減赤計畫最近還沒有明朗的結果,但是有兩種可能,一種是真的還處於激烈博弈狀態,另外一種是兩黨之間的博弈不排除現在是在演戲(就是已經協商好了),有可能目的就是為了完成美國的戰略佈局和壓制美元指數。因為從美國最近對外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策略的一致性來看,可能已經達成了某種程度上面的妥協,主要原因可能是中國、俄羅斯和德國之間“逐漸清晰”的關係對於美國產生了巨大的壓力。

    8、 (http://www.cnbc.com/id/43221009 )快報:「俄羅斯聯邦安全局」認為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卡恩被捕的真正原因是他發現美國國庫已沒有黃金了。5月初卡恩對美國未能及時向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交割191.3噸黃金“感到日益焦慮”,因為CIA有人向他提供了美國已沒有黃金的消息,卡恩立刻趕往機場,他沒帶手機是怕被美國追蹤。普京將此事稱為“卡恩是美國陰謀的受害者。
    外媒:卡恩被捕後試圖通過他的埃及銀行家好友Mahmoud Abdel Salam Omar,將美國黃金儲備的證據拿出,結果Omar“碰巧”也(馬上)犯了“性侵犯”在5月31日在紐約被抓了,CNBC對此進行了報導。可笑的是,虔誠的穆斯林、74歲高齡的Omar居然犯的是性侵犯,而且也是針對賓館女傭,世界真奇妙:呵呵,牛,有道理。
    這個問題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假如這個資訊是真的,假如美國的這些黃金是拆借給了“投行”,有兩種可能,
    一種是投行已經拋售了這些黃金(準備等黃金跌下來後再買進還給美國政府),那麼大家去炒作這個問題就會造成美元指數快速下跌,而這個下跌有可能是不可控的(這個就違背了美國的可控性原則,就像美國通過評級機構來控制日元一樣,不期望因為核問題而讓日元失控)。
    一種是投行還沒有拋售這些黃金,那麼他們就是在等一個時機拋售黃金來造成黃金價格崩盤,造成全球流動性快速收縮。
    前者是投行賺錢,後者是美國指使投行攻擊全球經濟。
    還有一種可能就是投行已經賣了一部分,另外手上留有一部分砸盤的量。這種可能性比較大。

    9、 資料顯示,美國5月非農就業僅增5.4萬,遠差于預期增加15萬,增幅創下2010年9月減少2.9萬人以來最低:美國的統計局關鍵時刻和中國差不多,不過中國的統計局是忽悠國內老百姓,美國的統計局是忽悠世界其他投資者。無非就是為了壓制美元指數,看來他們現在也很急了。

    10、 利比亞的問題慢慢開始明朗化了,卡紮非政權的很多高官開始外逃,證明卡紮非政權出現崩潰的跡象,但是美國是不會派地面部隊過去的。後面很有可能是法國派兵過去,這樣有可能挽救現在法國總統的政治生涯。

    11、 中東敘利亞問題在俄羅斯的強力介入下,暫時穩定

    12、 全球的氣候異常對於農作物的影響加劇,但是俄羅斯宣佈恢復糧食出口能夠一定程度上抑制農作物期貨價格,但是不是決定性作用,這個(糧食定價)控制權還是在美國人手上。

    分析:整體來看國際層面的局勢最近變化相當快,兩大陣營的輪廓逐漸清晰。國際政治、經濟和軍事都將面臨比較大的變化,現在已經能夠聽到暴風雨前的雷聲。

    後期全球的熱點將是:南亞、日本、中東、北非。

    其中最大的一個變數就是日本,假如日本後面被打回發展中國家的行列,美元套利資金就少了一個對手盤,少了一個長期剪羊毛的對象,他就需要再發展一個擁有足夠體量和發展潛力的國家(應該是在巴西、阿根廷、印度等經濟體中選一個)。

    二、近期國內國際形勢綜合分析和後期國內國際形勢展望

    從最近的整體形勢來看,國內經濟形勢惡化速度相當快,不過經濟決策層以外的高層正在做面對惡化局勢的準備。國內“軍方強硬勢力”快速起來,這個將直接威脅到經濟決策層面“賣國人員”的生死,所以後面國內局勢將是瞬息萬變,說不定哪一天你將在「中央電視臺」看到一些“大員”因為“賣國”和“貪污”被捕的消息。後面那個“經濟沙皇”應該會保留他的面子,但是他的資本“串聯”權力的“模式”會被打掉,這個背後的資本力量也會被打掉。

    國際形勢來看全球“兩大陣營”(不以意識形態為標的)的輪廓在快速形成,胡總訪問俄羅斯後這個“結構”將確立下來。後面全球將進入一個經濟、軍事和政治多個層面的對抗階段,將是“剝削和反剝削”、“經濟侵略和反經濟侵略”為主線的一場鬥爭。

    後期中國南邊將是一個全球的熱點,包括菲律賓、越南、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地區,將會出現局部的“代理人戰爭”。

    文/猴王 2011-6-4


  13. 2011/06/17 at 12:52 patchpieces

    問時寒冰一個簡單問題:葉利欽(葉爾欽)是好人還是壞人

    文/猴王 2011-06-10

    世界上面最可怕的不是天天說謊的,是說9句真話然後最後一句最關鍵最要命的說了假話的。

    我這邊問時寒冰兩個問題:

    1、 葉利欽(葉爾欽)是好人還是壞人?

    2、 梅德韋傑夫背後的資本力量是俄羅斯的老百姓、還是美國資本和俄羅斯內的原有葉利欽殘留的財團?

    人傻有兩種,真傻和假傻,
    有人以前是真傻,去美國散散心後回來就變成假傻了。

    看看1990年後的俄羅斯,盧布貶值5000多倍,大量老百姓上街乞討,軍人也上街乞討,大量女學生為了一個麵包而陪人睡覺。這個就是一個所謂“民主”的社會,一個“資本串聯權力”的社會,一個被美國經濟殖民的社會。葉利欽通過他執政的幾年,控制了俄羅斯的大部分命脈行業,成為他的家族資產。

    居然還有人好意思說:“俄羅斯在戈巴契夫手中完成格式化,在葉利欽手中走向新生,在普京手中走向全面復蘇,在梅德韋傑夫手中,則可能走向強大…隨著俄羅斯民主進程的深化,俄羅斯在價值觀方面越來越接近西方…無形中就化解了很多”

    我就講一個簡單的事實,當時葉利欽政府和「殼牌公司」簽訂了一個開發庫頁島的協定,這個協定的內容一般是大國通過軍事威逼下強迫小國簽訂的協定才會有的內容,裏面約定殼牌公司在打平成本後才會給予俄羅斯一定比例的原油(或者叫分成),我的天呀,在俄羅斯的土地上面開採石油和天然氣居然,要等盈利了後才能給俄羅斯一些殘羹冷菜,而且這個成本多少還是由殼牌公司說了算。普京上臺後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那個能源寡頭打入監獄,結果損害了歐美的利益,所以他們瘋狂的用民主和人權來說事,但是強硬的普京繼續為了自己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出發,把當時最大的權貴打掉了,2006年通過環境問題禁止了殼牌公司的庫頁島-II天然氣專案。

    假如有人認為葉利欽是好人的,那麼假如中國成為第二個蘇聯解體的狀況下,建議你儘早準備一根棍子和一隻碗,一年後能夠派上用場。

    現在我國經濟領域已經完成“資本串聯權力”的模式,我們的“經濟沙皇”就是典型的葉利欽(葉爾欽)模式,他通過各種手段控制了經濟決策層,90年代的“分稅制”、“教改”、“醫改”、“房改”、“工人下崗”“製造”廉價勞動力給美國幹活和後面加入WTO放棄我國的“貨幣發行權”,直接“導致”了中國現在這種萬劫不復的境地,造成10年“貨幣大量超發”,
    也許有很多人說他在任的時候緊縮貨幣控制了通脹,他在任的時候戰勝了東南亞金融危機,但是告訴你,他不這樣做怎麼會獲得全面的經濟領域的權力?怎麼會輕輕鬆松的就完成了分稅制、教改、醫改、房改、出賣貨幣發行權、讓大量工人下崗後製造廉價勞動力給美國幹活。

    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天天說謊的,是說9句真話然後最後一句最要命的說了謊話的,給你吃9個麵包,第十個麵包下面是一把刀,直接把你幹掉了。

    ————————————-
    回應時寒冰昨天發的關於葉利欽的博文

    文/猴王 2011-06-17

    我本也不想去過多糾纏,但是這個是民族大義,假如中國出現蘇聯解體的這種情況,肯定是賣國利益集團上臺(央行那幫人和背後的“經濟沙皇”),大家就等著明年上街要飯吧。假如有人還在為慈禧開脫,請不要過來評論,沒必要的,這種大是大非的層面,沒必要去討論的。

    今天有人叫我去看時寒冰新發的文章,其實我最近比較忙,因為最近局勢變化相當大,我又在寫新的模型,週六還要發佈一篇全球局勢分析的文章。主要好幾個人叫我去看,我就去看了一下,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

    居然也開始為慈禧開脫了,那麼汪精衛是不是也帶領中國走向了新生?那希特勒是否也帶領德國走向了新生?

    我告訴你,世界上99.99%都是不能用好人和壞人來評價的,因為他們是人民,人民是中性的,但是0.01%的人就是必須用好人和壞人來評價的,因為他們給世界給民族帶來了巨大的傷害,包括生命、物資和道義上面的災難。比如希特勒、汪精衛、慈禧、葉利欽等等。

    就說葉利欽(葉爾欽),大家看過劉軍洛的書中的資料就知道葉利欽做了什麼,他靠中產階級的支持上臺,結果一上臺就洗劫中產階級,大量中產階級淪為赤貧,上街要飯,最後大量中產階級遊行要求葉利欽下臺,結果葉利欽用鎮壓的手段回應了原來支持他的人。

    時還說到什麼在葉利欽上臺前蘇聯貧富差距就很大,你去看看劉軍洛書中的資料,或者去俄羅斯的一些網站去找統計資料,在蘇聯解體前,蘇聯的福利當時相當好,存在大量中產階級,為什麼葉利欽會上臺,就是占人口總數比例超過60%的中產階級的支持,葉利欽才會上臺的。

    為什麼1997-1998年俄羅斯大量民眾要求回到蘇聯時代,因為這些中產階級發覺被騙了,雖然獲得了所謂的民主,但是吃不飽,上街要飯了,從這點來說完全可以印證前後的貧富差距和生活水準的差距。

    我今天寫這段不去討論蘇聯-俄羅斯的制度問題,只是簡單寫一下葉利欽給俄羅斯帶來的災難,他洗劫了俄羅斯,帶給俄羅斯的損失是超過二次世界大戰的損失得(財產損失),這樣人還說他好,那你先上街要1年飯再考慮考慮。當時大量的俄羅斯女學生為了一個麵包而陪別人睡覺,假如這種事情出現在你的家庭,你會如何去評價?你忍心讓你的女兒去這樣做嗎?

    做人要有良心,這個良心要是真真正正的良心,而不是演戲的戲子,假如大家不瞭解那段歷史可以去看劉軍洛的書,裏面有詳細的葉利欽的做法和當時的詳細的資料,俄羅斯守著這麼大片的土地,結果老百姓挨餓,為何?因為葉利欽家族把糧食都出口換美元了,然後拿美元回來大量收購國有資產,肥了葉利欽家族,結果卻導致大量老百姓淪為赤貧,俄羅斯盧布在他任內貶值5000多倍,當中產階級上街遊行要求他下臺的時候他使用的是瘋狂的鎮壓,這個時候美國怎麼沒有說什麼?因為葉利欽就是美國的走狗,假如這種走狗你時寒冰還去認為他是好人的話,那你時寒冰就是人品有問題了。

    假如有人買了劉軍洛的書,可以把劉軍洛講葉利欽的相關的資料貼到網路上來,讓大家瞭解瞭解葉利欽的為人。

    有人問的幾個問題:

    1、還有很多人說葉利欽現在還不能評判,要等歷史來評判,我就要問了,汪精衛就算再過100年對他的定論還是這個定論(葉利欽背後就是美國人的力量,當年把糧食大量出口國外換取外匯然後占為己有,造成俄羅斯守著大片土地結果老百姓沒吃的,造成俄羅斯盧布失去信用,買不到吃的,大量民眾上街要飯,當兵的也上街要飯,很多高科技人才吃不飽,結果大量移民美國)。不過現在有好多跑出來說汪精衛是好人的,也難怪,美國就是這樣文化閹割日本和韓國的。對於那些說汪精衛是好人的,請不要到這邊來留言或者評論,沒必要。

    2、有人說現在俄羅斯不是小日子過得不錯嗎?那你要知道,那不是葉利欽的功勞,那是普京的功勞,普京是把葉利欽的財團老大打入大牢才讓俄羅斯有發展空間的。看看葉利欽的賣國的庫頁島能源交易(見最後面一段附錄)。

    3、又有人問普京不是葉利欽提拔上來的嗎?你知道那段歷史嗎?1997年-2000年的盧布危機導致大量俄羅斯民眾要求回到蘇聯時代,當時俄羅斯共產黨獲得大量民眾支持,美國人一看不行了,這個時候才同意讓強硬人物普京上臺收拾殘局的。當時讓普京上臺的最大的條件就是保全葉利欽家族的資產和後面不清算他。

    4、又有人說葉利欽把俄羅斯帶向了民主,告訴你葉利欽是個小人,他是靠中產階級的支持起來的,後面卻洗劫了中產階級。大量中產階級變成赤貧,很多人走上街頭要飯。到了盧布危機的時候,大量人民走上街頭抗議葉利欽,要求回到蘇聯時代。當時大量科技人才連飯都吃不飽,很多高端人才去了美國,我們國家的很多技術就是那個時候給那些科學家一些麵包換來的,包括我們的一些航太技術、飛機製造技術等等。

    5、俄羅斯為何守著這麼廣大的土地結果挨餓,因為糧食供應短缺而造成盧布大貶值:因為葉利欽把俄羅斯的糧食和石油大量出口獲得外匯然後回來收購了俄羅斯的命脈行業,葉利欽家族基本成為了俄羅斯最大的寡頭。但是付出的代價就是盧布貶值5000多倍,大量俄羅斯人變成赤貧,大量老百姓和軍人上街乞討,大量女學生為了一個麵包而成為妓女。

    居然還有人厚著臉皮說葉利欽是好人,在他任內俄羅斯民眾經歷了萬劫不復的10年,俄羅斯整個國家都被洗劫了。這10年俄羅斯遭受的洗劫的綜合損失可以說是創了歷史記錄。而且很多財閥的既得利益因為民主制度而被固化下來了,他們可以世世代代享受著這些既得利益。

    然後來看看中國的經濟沙皇,他就在走葉利欽這條道路,這個就是最危險的,看看賣國的中金公司(http://www.people.com.cn/GB/jingji/1040/2508656.html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cj/zxqxb/2011-03-19/content_2067527.html )。時寒冰和這個經濟沙皇一樣的套路,通過一些手段贏得民眾的支持,給人一種煥然一新的感覺,同時針砭時弊,然後通過宣傳受到的一些壓制來贏得同情,這樣的人最有迷惑性。實際上卻在做著置中國於萬劫不復的境地的勾當。典型的葉利欽模式,假如大家不想1年後拿著棍子和碗上街要飯,就要看清楚他們的真面目。要知道,普京才是俄羅斯民眾心目中的英雄,大家可以去問問俄羅斯人或者看俄羅斯這10年來的民調(懂俄文的可以去翻譯一下俄羅斯這10年每年的民調資料,事實證明普京才是俄羅斯的民族英雄,葉利欽執政的時候大量赤貧的民眾上街遊行反對他,但是在美國的支持下一直沒有倒臺)。

    中國只有軍方的強勢介入才能夠打掉這波人物,靠公檢法估計100年後都沒有希望。看看經濟沙皇在大部分領域的力量,對比葉利欽在俄羅斯當時的力量,背後都是美國勢力和資本的支撐,當時俄羅斯大量民眾走上街頭抗議葉利欽的政策,囈,那個所謂民主的葉利欽在美國的支持下他就是不倒臺,在這個問題上,美國從來不說葉利欽獨裁,還說他是民主的英雄,不過他不是俄羅斯人民的英雄,是美國人民的英雄。

    附錄:葉利欽的賣國的庫頁島能源交易(他很多賣國行為中的一種):

    當時葉利欽政府和殼牌公司簽訂了一個開發庫頁島的協定,這個協定的內容一般是大國通過軍事威逼下強迫小國簽訂的協定才會有的內容,裏面約定殼牌公司在打平成本後才會給予俄羅斯一定比例的原油(或者叫分成),我的天呀,在俄羅斯的土地上面開採石油和天然氣居然,要等盈利了後才能給俄羅斯一些殘羹冷菜,而且這個成本多少還是由殼牌公司說了算。普京上臺後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那個能源寡頭打入監獄,結果損害了歐美的利益,所以他們瘋狂的用民主和人權來說事,但是強硬的普京繼續為了自己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出發,把當時最大的權貴打掉了,2006年通過環境問題禁止了殼牌公司的庫頁島-II天然氣專案


  14. 2011/06/19 at 02:33 patchpieces

    2011全球局勢回顧分析和展望

    一、序
    二、回顧我們走過的30年
    三、回顧2011年走過的歷程
    四、關鍵時刻-2011.06
    五、展望2011下半年
    六、俄羅斯國內的博弈和中國國內的博弈

    因為這兩天局勢變化太大了,很多東西需要匯總,美國對於原油、農產品的價格的打壓給俄羅斯的梅德韋傑夫做了很好的策應,而且現在(中國國內-包括軍壇)美國控制的媒體大肆發佈新聞(真真假假)離間中、俄關係,很多東西都要匯總分析

    一、序

    現在很多(中國國內)網站(此時此際)貼出來“離間”中國和俄羅斯之間的關係的文章,很多都是幾個月前甚至幾年前的“新聞”了,結果拿出來,其實目的很簡單,就是要“阻止”中、俄之間的“聯盟”的形成,因為這個聯盟是美國的“死穴”,可見國內包括國際很多媒體都是被“資本控制”的。
    包括“華爾街日報”報導說沒有簽訂天然氣的合約,但是他怎麼就不去看這個整體框架,這個天然氣合約完全在於這個整體框架內,另外還有能源、糧食和軍事和貨幣之間的合作框架,這些都確定了中國和俄羅斯之間的實際聯盟。
    看一下下面的世界地圖:

    2011全球局勢回顧、分析和展望(一)

    美國“控制”的發佈這麼多“離間”中、俄關係的新聞都是想阻止中、俄聯盟的形成,因為中俄聯盟的形成將直接威脅美國對於中國的經濟收割和美國在全球的地位。

    記住,“控制媒體”和“控制輿論”是美國的拿手好戲,美國花了200萬美元就把埃及的強勢的穆巴拉克趕下去了,扶持了埃及軍政府上台。

    以中、俄為核心的這個「上合組織」的聯盟以及傳統勢力範圍,東可到達西太平洋,北到達北冰洋,西可到達歐洲大陸(通過地中海可以到達大西洋),南可以通過巴基斯坦或者緬甸到達印度洋,是全球最大的大陸板塊和擁有最大的戰略縱深、耕地、能源、優良的出海港口、礦產,完全能夠脫離美元環境而成為一個自給自足的系統,並且完全有能力形成一個抵抗外來軍事力量干涉的體系。

    我們看問題要看問題的本質,下面我告訴大家什麼叫做本質:

    中國和俄羅斯“聯盟”的本質是什麼?
    就是通過能源、糧食的結合保障人民的生存權,通過“軍事聯盟”的形成保障國家的資源和人民不被侵略。(以下文字中的一部分分析是組內成員寫的)

    這個就是為何我一說中國和俄羅斯的聯盟就有很多人反對,因為這個是美國的“命門”。

    美國的茅:金融,是個很美妙的數位遊戲,但是需要契約精神保障最後的清算執行。可是我想大膽想像一下,“違約”和“賴賬”,都需要硬實力支撐的,萬一,大家都離開了這個叫美元的“賭場”,而“被欺騙”的賭徒們開始背靠背的拒絕支付。這個時候美國就需要另外一個茅:軍事去平衡這個清算執行。

    中、俄、歐可不可以背靠背,去違反美國制定的美元本位下的契約精神呢?金融衍生品,在中國是不受中國法律保護的,這點中國政府已經明確提出過;所以,中國企業可以有權拒絕支付;相反的,這個收割過程也結束了;這就是為什麼「上合」、“金磚”內迴圈備用系統的啟動;但是以上所有這些都必要保證老百姓有飯吃有衣穿,我們有足夠的軍事力量抵禦美國的打擊,因為當大家撕去“偽善的外衣”的時,看到的就是槍炮。

    以下為小組成員的分析:

    美國(以性醜聞)把親德國的IMF(國際貨幣基金會)主席給廢了,讓一位元美國人代理主席直到8月份,這就等於“卡住”了歐元重組的對南歐諸國的優惠貸款,這對歐元龍頭德國可是一個明顯的“警告”。
    歐洲也馬上做出了回應,你不方便我經濟救助南豬小國,我就用承認黃金的貨幣屬性來報答你。
    接著普京站出來,暗示卡恩是因為黃金的問題被美國“(陷害)處理”的,讓大家的目光一下子轉移到「美聯儲」的“黃金儲備”問題上面。普京這時候選擇了支持歐洲,給美國一刀子。接著默克爾高調訪美,德、美都上演一出好朋友的劇情,坐下來談判,因為彼此都非常需要對方妥協來幫助自己渡過將來的難關。美國可能要求歐洲(拋售黃金)一同“打壓金價”來換取對歐洲效果債務重組上的幫助。
    我們來看看中東的問題,以色列國防部長來中國,希望中國不要賣給伊朗部分武器,也希望在巴勒斯坦問題上面給予以色列支持,改變中東的軍事平衡,其實就是以色列做大的局勢。顯然現在中國的態度成為了破局的關鍵。中、俄、歐都準備承認巴勒斯坦建國。在中東如果不能及時制止伊朗的核武器計畫,那麼中東真正的和平就會來臨;
    普京在不遺餘力的想拆掉“石油美元”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現在的中東地區形勢的確能支援他的這種想法。根據保爾森的回憶錄,普京曾在08年建議中國跑掉手上的美債來攻擊美元本位,結果沒有得到中國經濟決策層的支援(原因你懂的)。普京最近在俄羅斯的經濟上畫出了一個美妙的藍圖計畫,顯示了他未來的重新當總統的宣言.普京需要與中國形成聯盟,並得到歐盟的支援,才能真正獲得石油和天然氣的定價權。

    我的總結:而這些正好也是中國破局美國的封鎖所需要的,只要中國和俄羅斯的“聯盟”的形成,同時中東作為策動,那麼全球的能源價格的定價權就將從美國人手中游走。而在這個中間,中國的“態度”是關鍵性的,我們這個關鍵性的角色能夠給我們帶來巨大的收益和“發展空間”。三國演繹需要三國勢力的均衡,任何一方獨大都會逼迫另外兩方的聯盟。

    二、回顧我們走過的30年

    要瞭解2011年,就要從30年前說起,1979年我們揍了一頓越南,確定了我們聯合美國抗衡蘇聯的局面,1989年開始蘇聯進入解體階段,這個決定了20年後中國必然聯合俄羅斯抗衡美國,1989年的中國,也確立了美國對中國採取的措施是:養豬殺豬策略,1994年的分稅制決定了地方政府必須找一個收入來源點,1996年開始的後面的“醫改”、“教改”、“房改”確立了中國後面的內需被殺掉,而1994年的“分稅制”助推了地方政府的這個衝動――把房價推向“泡沫”的極致同時形成中央和地方的完全“對立”。
    2001年我們加入WTO出賣了我國的貨幣發行權,所以會看到我國以火箭速度印錢,大量洗劫老百姓的財富。
    而1998年的大量工人下崗,為給美國廉價製造商品提供了廉價勞動力。
    2000後的10年人民幣的對外升值而對內大量印錢導致的“貶值”,讓人民幣這個貨幣“泡沫化”,隨著中國的房價的泡沫化,“核彈”佈置完成,(注:2010年年中影帝亟呼政改)“引爆點”就定在2011年。

    所以我們看到,我們的幸福指數從1978年-2003年是上升的,但是從2003年開始大家的幸福指數開始下降,特別是2008年開始幸福指數快速下跌。

    為什麼?
    因為10多年前就“潛伏”在我們經濟決策層的官員“出賣”了國家利益,葬送了我們的未來,他們是“潛伏者”,看我《決戰2011》這本書,裏面分析了其實從1990年開始就註定了我國現在的結局,我們經過這20年喪失了經濟主權,喪失了實際貨幣發行權,喪失了人民幣定價權,喪失了內需,喪失了道德,我們喪失了我們應該有很多東西。

    看完了這些我們就瞭解了這30年的歷史脈絡,30年前鄧小平揍了一頓越南後帶領我們走向經濟發展的道路是對的,30年後的現在,中國再揍一頓越南帶領我們走向經濟和政治的獨立道路也是對的。

    三、回顧2011年走過的歷程

    2011年上半年是一個重要的歷史階段,我們首先來回顧一下:

    1-5月份整個過程中比較核心的就是:圍繞美國的減赤計畫的博弈發生的一系列事情,圍繞中、美關係的破裂發生的一系列事情,圍繞中、俄關係的形成發生的一系列事情,圍繞日本地震和核危機發生的一系列事情,這個是今年上半年的主線,當你抓住了這幾條主線,你就明白了這個世界會如何運轉。

    1月份十二五計畫開始

    1月份中國的新一代戰機J20試飛成功。

    1月份中國石油來源地蘇丹公投,決定南蘇丹獨立

    1月份中國主席胡錦濤訪問美國,基本確認了美國殺豬的決心,也確立了我們脫離美國的決心。

    2月份埃及總統穆巴拉克下臺,軍方接管權力

    2月份公佈的2010年GDP中國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

    3月份日本大地震,直接導致日本核反應爐堆心“熔毀”,但是日本政府和美國一直“掩蓋”,這個過後是嚴重的。

    3月份利比亞騷亂持續,美、英、法對利比亞採取軍事行動

    4月份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公佈

    5月份(5/2)本拉登被美國擊斃的消息公佈

    5月份報導中國長江流域嚴重的乾旱維持了很長時間

    5月份IMF總裁卡嗯被捕,美國的人選將代理到8月份左右,這個將直接完成美國的“佈局”

    5月份奧巴馬宣佈大中東計畫

    整個上半年(1-5月份):

    1、資本市場:可以說在資本市場美國完美的控制了局勢,基本按照美國的整個戰略佈局在進行,包括對於日元匯率的“控制”、黃金、原油、農產品大宗、美元指數、新興國家的匯率。但是美國在控制這些大宗的時候承擔了巨大的經濟和政治成本,特別是逆向控制農產品、日元匯率的走勢。

    2、美國減赤:美國減赤已經充分暴露了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的博弈,也充分暴露了美國本土資本和猶太資本之間的利益衝突,請看我前面幾天分析的猶太資本的情況。

    3、全球地緣政治局勢:這5個月打破了前面維持了20年的全球地緣政治格局,可以說在這個上面美國是輸了,中、俄的聯盟的形成是被美國逼的,因為在沒有美國這個強大的外力之下,中、俄這兩個近鄰大國很難走到一起,但是在這種時局下,兩者完成了聯盟的初步戰略性的聯盟意圖,這個全球陸地面積最大、海岸線最長、資源農產品自給自足能力最強的“聯盟”的形成,將對美國形成“致命的打擊”。

    4、總結:

    1-5月份可以說是打了個平手,美國在資本這塊獲得了完勝,但是在地緣政治這塊輸掉了未來。在可預見的後面30年,美國還將是帝國,但是這個帝國將完全不同於前面20年的帝國,因為他碰到了一個強大的聯盟。

    四、關鍵時刻-2011.06

    6月份最關鍵的核心就是全球兩大陣營的確立,一個是以中、俄為核心的「上合組織」以及周邊的勢力,一個是以美國為核心的集團,兩大集團的對抗熱點將涉及到北非、中東、東歐、南亞。現在以南亞和南中國海為主要爆發點。

    中國在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和緬甸尋求出海口突破美國的封鎖同時鉗制印度和越南。

    有人不理解,認為俄羅斯靠不住,那麼你告訴我誰靠得住?
    大家是否研究過三國演義?當時的吳國的策略就是:魏強則聯蜀,蜀強則聯魏。那麼誰能夠告訴我是魏靠得住還是蜀靠得住?世界上面所有的聯盟都是利益的聯盟,有人說的美國是中國天然的盟友那是“屁話”,世界上面沒有什麼叫做天然的盟友,只有叫做“利益“的這個東西,這個就是全球地緣政治的指揮棒。

    2011年6月份是一個“巨變”的月份,中俄聯盟在「上合組織」會議的時候基本確立,
    這個時候我們發覺了美國的航母的快速調動,
    這個時候我們發覺了美國快速打壓原油和農產品,
    這個時候我們發覺了美國給減赤計畫下了最後期限,
    這個時候我們發覺了美國動用他最大的“宣傳機器”去“離間”中、俄關係,
    這個時候我們發覺了國內鴿派開始大量浮出水面,
    這個時候我們發覺了俄羅斯的梅德韋傑夫的勢力開始“作梗”。

    很多事情幾種發生在了6月胡錦濤參加的「上合組織」峰會和訪問俄羅斯的過程中。

    2011年的6月註定是一個不平常的月份,一個會讓世人記住的月份。

    五、展望2011下半年

    全球局勢下半年將快速明朗,美國因為自身經濟問題必須對其他國家進行“經濟收割”,而經濟收割將付出巨大的政治代價,一個是美國國內的博弈(涉及到的減赤,雖然確定了,但是沒人會甘願就這麼受到損失)將造成兩大陣營的對立,一個是經濟收割將直接暴露美國在中國的“漢奸集團”,這個“集團”在經濟下滑中將承擔所有責任,而其中很多人將被送進監獄和被槍斃。

    有空大家研究一下1979年“中越自衛反擊戰”就能夠明白我前面的預測,為什麼我在上半年能夠預測到很多經濟、地緣政治和軍事的事件,因為當你抓住了整個脈絡,你就明白了這個世界運轉的核心是什麼,主要矛盾是什麼,這些主要矛盾會直接導致什麼樣的結果。

    下半年關鍵在於中國、俄羅斯、歐盟、美國和日本的局勢變化。

    1、 中國:在南亞和南海發生局部戰爭的概率相當大,國內在經濟危機的情況下“賣國利益集團”會被清算,“貪官”會被清算,會出現大政府小企業的過渡模式(在危機中會導致大量民企倒閉,同時大政府小企業的模式比較容易渡過難關,關鍵在於危機過後很多壟斷行業必須放開,這個是保證後面能夠快速復蘇的根本)。同時房價等高估品種會出現巨大的跌幅,並且是在沒有成交量的情況下出現巨大的跌幅。

    2、 俄羅斯:下半年原油價格的暴跌對於俄羅斯內部的政局將是一次嚴峻的考驗,也是對於普京的嚴峻的考驗,但是普京是俄羅斯民眾心中的“英雄”,他的支持率遠遠高於其他任何人,在「上合組織」的框架內,在中國和俄羅斯共渡難關的時候基本會確立「上合組織」的實質性的大聯盟的確立,這個將直接威懾到美元的地位。

    3、 歐盟:在下半年的經濟危機中,很有可能「歐盟」成為受傷最大的一個,「歐盟」的結構註定了他的修復是道路漫長的,德國期望的獲得統一的財政權的模式會遭到美國的強烈的阻撓,同時歐盟的危機無法結合到「上合組織」來化解(歐盟內部的分歧決定了這個結果,美國“收買”了歐盟內部除了德國龍頭老大以外的好幾個國家來“對抗”德國)。所以後面我國聯合德國做一些戰術性的動作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歐盟的強大的前提必須是貨幣權和財政權的統一,這是一條漫漫長路。但是一旦歐盟出現戲劇性的不可控的經濟崩盤,那麼歐盟和上合組織的聯合還是很有機會的,我們要時刻注意形勢的發展,做好各種可能的應對措施。

    4、 美國:美國的減赤計畫的確立,直接確立了美元指數的長期牛市,大量的美元回流將進入美國的國債市場、高科技行業等等,大量企業的建立將從根本上解決美國的地方財政問題,美國將進入經濟的慢慢復蘇階段,美國將在下半年完成債務重置的工作,新興國家(包括日本)在“經濟大蕭條”中會被迫“低價賣出”美國的長期國債,美國會拉高短期國債價格,廉價發行短期國債。同時今年下半年美國還將維持高失業率和房地產的不景氣,因為復蘇是需要一定的失業率的(廉價的勞動力),同時房地產的不景氣直接將導致中國手上的MBS賣個地板價。美國的股市將經歷一次探底後再拉升。

    5、 日本:日本民主黨將在下半年的大蕭條中下臺,同時背起核危機的黑鍋,日本大面積的國土將不適合居住,並且需要大量資金去封堆(核反應爐,當初蘇聯封一個堆是100億美元,幾十萬工人,大量工人後來因為輻射問題生各種病早逝,當初蘇聯的GDP是1萬億美元,預計到2015年,烏克蘭政府還將為善後耗資1700億美元,可見日本後面的沉重負擔),今年下半年將註定日本被打回發展中國家的行列,日本將真正出現空心化(人才空心化、產業空心化、生產空心化),而美國需要一個長期的套利貨幣成為他們剪羊毛的對象,也許後面自民黨上臺後會整合亞洲一些國家形成類似亞元的模式(比如菲律賓、馬來西亞、韓國、越南、印度等等),這樣的經濟體的規模才能夠成為美元套利資金的合適的收割對象。同時在亞洲也形成一個抵抗「上合組織」的聯盟。

    6、 全球大宗:黃金、原油等大部分大宗會暴跌,農產品經歷過一次洗盤後會進入長期的上漲階段。

    7、 綜合:在下半年的整體危機中,中俄的聯盟模式會得到強化,因為現在的聯盟是建立在一個危機假設的前提下的(下半年的危機和美國的收割),一旦這個假設成為現實,那麼大部分阻力會被化解,因此今年6月份是全球格局形成的時候,今年下半年是這個格局最終確認的時候。美國會贏了經濟輸了地緣政治。什麼叫做博弈,這個就叫做博弈。

    六、俄羅斯國內的博弈和中國國內的博弈

    從這幾天美國打壓原油價格、農產品價格來看,是在打擊俄羅斯的普京。美國支持梅德韋傑夫(包括美國在俄羅斯的利益代理集團:葉利欽利益集團)的行為後面將成為常態,當時下半年的危機將真正確立普京的地位和聯合中國的這個聯盟的實質性的進展。

    預計今年下半年俄羅斯國內的局勢將是普京勝出。

    今年下半年中國國內的經濟危機將徹底清除“潛伏”國內20年的經濟層面的“賣國利益集團”,我們的軍隊將在這個中間起到決定性作用,保障政權的穩定(不出現蘇聯解體的情況),同時“肅清”相關(買辦)利益集團。美國會在糧食、食用油、供電、供水、煤氣、疾控、媒體等領域製造很多麻煩,包括鼓動大量人員上街,然後“複製”蘇聯解體的模式,但是只要我們的軍隊做好足夠的應對,在糧食、食用油、供電、供水、煤氣、疾控和媒體等領域做好軍管的預演,相信能夠化解美國的招數。大家要記住,假如美國贏了,那麼就是中國的葉利欽上臺,大量“貪官”的錢就會變成合法了,老百姓將象20年前的俄羅斯人民一樣遭受巨大的洗劫,大家就準備著一年後上街討飯吧(看前面一篇回應時寒冰的文章中介紹的葉利欽政府當時俄羅斯的慘狀)。

    預計今年下半年中國國內的“賣國利益集團”會敗北,我國將肅清出賣國家利益者和大部分貪官。

    文/猴王 2011-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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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行揭貪官外逃路徑:過萬官員出逃 攜款8000億

    2011年6月15日  人民網

    央行網站刊發《我國腐敗分子向境外轉移資產的途徑及監測方法研究》報告

    中國外逃的腐敗分子是怎樣把巨額財產轉移到境外?央行反洗錢部門一直在進行深入研究。昨天,央行網站刊發名為《我國腐敗分子向境外轉移資產的途徑及監測方法研究》的報告精簡版本。該報告由央行反洗錢監測分析中心課題組完成,完成時間為2008年6月。

    央行揭秘貪官轉移財產八大路徑

    報告指出,中國官員因經濟犯罪外逃始於上世紀80年代末。近年來外逃的腐敗分子及其轉移至境外的資金究竟有多少,至今還沒有一組公認的數位,只能根據各方報導勾畫出大體狀況。

    報告指出,人民銀行在監測思路上以“獲取非法資產”和“向境外轉移資產”階段為監測重點,依託並充分利用大額交易和可疑交易報告資料庫,加強對重點地區、敏感行業、特定人群和特定消費方式的監測,同時將自主分析和協查分析相結合。

    報告建議相關部門應建立合作安排或工作機制實現資訊共用,建立反腐敗機構互派特派員制度,海關建立反洗錢相關資料查詢、通報機制,建立與國外情報機構的交流等方式,完成反洗錢監測任務。

    向境外轉移資產的八種方式
    用現金走私來轉移

    主要是通過腐敗分子本人夾帶在行李中直接攜帶出境,這種方式較為簡單,費用低,但同時可走私的數額較為有限,風險也比較大;此外腐敗分子通過某些代理機構(主要是地下錢莊)利用一些專門跑腿的“水客”以“螞蟻搬家”、少量多次的方式肩扛手提地在邊境口岸(主要是深圳與香港、珠海與澳門海關)來回走私現金,偷運過境後再以貨幣兌換點名義存入銀行戶頭。這種方式雖然手續比較麻煩而且還要交給地下錢莊一定的費用,但風險較小,很難追查。

    替代性匯款體系在中國主要表現為以非法買賣外匯、跨境匯兌為主要業務的地下錢莊

    以人民幣和外幣的匯兌為例:其人民幣與外匯的兌換和匯付以間接的方式進行,而不以直接匯兌的運作手法完成,人民幣不必流出境外,外匯也不必流入境內,各自分別對應迴圈。利用此種交易方式跨境轉移資產的主體較為複雜,除了腐敗分子和國企高管,還有某些企業為了避稅逃稅和享受外商投資優惠待遇而進行跨境轉移其灰色資金,以及走私、販毒等犯罪分子和恐怖分子以此轉移其黑錢等等。

    利用經常專案下的交易形式向境外轉移資產

    此種形式大致有五類:進口預付貨款,出口延期收匯;偽造傭金及其他服務貿易專案對外付款;通過企業之間的關聯交易實現向境外轉移資產的目的;利用假的進口合同騙取外匯管理部門核准外匯匯出境外;少報出口,多報進口。

    利用投資形式向境外轉移資產

    此類資金轉移的特點是資金向境外轉移在形式上基本合法,通常以企業正常海外投資的形式轉往國外。資金性質的改變發生在境外,在境外被腐敗分子非法佔有或挪作他用。採用此種手法轉移資金的多為大型企業高管人員或某項具體業務的負責人員。

    利用信用卡工具向境外轉移資產

    腐敗分子或其特定關係人通過在境外使用信用卡大額消費或提現來實現資金向境外轉移。目前我國對此類經常項下的個人支付沒有嚴格的外匯管制或限制。而對於各髮卡機構來說,只要持卡人單次消費或提現是在信用額度內且按時還款即可,並不做累計消費或提現的限制。這就為腐敗分子利用信用卡進行資金境外轉移提供了可乘之機。

    利用離岸金融中心向境外轉移資產

    這些人多為上市公司或國有企業的高管人員,主要採用以下步驟:第一,轉移企業資產。企業管理層與境外公司通過“高進低出”或者“應收賬款”等方式,將國內企業的資產掏空。第二步,銷毀證據,漂白身份。

    海外直接收受

    腐敗分子並不從國內向境外轉移資金,而是在境外直接完成貪污、受賄等過程。例如,發案單位在國外進行採購時,有實際控制權的腐敗分子可以通過暗箱操作得到巨額回扣。這些回扣不轉到中國,而是直接存入腐敗分子在境外銀行的帳戶,或轉換成境外的房屋等不動產。更隱蔽的做法是不涉及現金,而以安排子女留學等方式作為交易。

    通過在境外的特定關係人轉移資金

    此類參與轉移資金的特定關係人在他國均已取得合法身份,或者是留學,或者是他國居民或公民。境內的腐敗分子一方面可以通過其特定關係人以合法手續攜帶或匯出資金;另一方面,這些特定關係人利用其國外身份在當地註冊企業後,以投資形式在中國開設機構,然後以關聯交易等形式轉移資產。

    案值與級別不同 逃亡目標國各異

    報告引用中國社科院的調研資料披露: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來,外逃黨政幹部,公安、司法幹部和國家事業單位、國有企業高層管理人員,以及駐外中資機構外逃、失蹤人員數目高達16000至18000人,攜帶款項達8000億元人民幣。近年由官方媒體曝光的腐敗分子外逃或將資金轉移境外的典型個案不勝枚舉。這些犯罪嫌疑人潛逃境外的目的地主要集中於北美、澳大利亞、東南亞地區。

    具體來說,涉案金額相對小、身份級別相對低的,大多就近逃到我國周邊國家,如泰國、緬甸、馬來西亞、蒙古、俄羅斯等;案值大、身份高的腐敗分子大多逃往西方發達國家,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荷蘭等;一些無法得到直接去西方國家證件的,先龜縮在非洲、拉美、東歐的小國,伺機過渡;有相當多的外逃者通過香港中轉,利用香港世界航空中心的區位以及港人前往原英聯邦所屬國家可以實行“落地簽證”的便利,再逃到其他國家。

    (北京青年報 記者程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俄羅斯和中國在利比亞問題上共進退
    外媒:中俄非正式國家聯盟宣告成立

    2011-6-18 參考消息

     2011年6月16日 胡錦濤同梅德韋傑夫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於當前國際形勢和重大國際問題的聯合聲明》 6月16日,國家主席胡錦濤同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共同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於當前國際形勢和重大國際問題的聯合聲明》。

      【俄羅斯報紙網6 月17日文章】題:俄羅斯和中國在利比亞問題上共進退(作者謝爾蓋•斯米爾諾夫)

    俄羅斯和中國就一系列重大外交問題達成共識。北京和莫斯科反對外部勢力干涉阿拉伯國家的抗議活動,呼籲政治解決利比亞危機和伊朗核問題。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和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姆林宮會晤後,兩國間非正式國家聯盟宣告成立。

      中俄兩國領導人16日在克里姆林宮舉行會晤。俄中《關於當前國際形勢和重大國際問題的聯合聲明》是此次會晤的主要成果。聲明對中東和北非國家的大規模人民抗議活動作出了評價。莫斯科和北京指出:“外部勢力不應干涉該地區國家內部進程。”

      此外,莫斯科和北京還呼籲利比亞國內儘快停火。聲明說:“為避免暴力進一步升級,有關各方必須嚴格遵守聯合國安理會1970和1973號決議,不得隨意解讀和濫用。” 雙方還談到了解決伊朗核計畫問題,主張通過政治手段確保伊朗的核能僅用於和平目的。雙方領導人認為,應當通過談判方式解決朝鮮核問題以及阿富汗危機。

      專家認為,中、俄在解決利比亞衝突問題上的共同立場表明,莫斯科和北京下次在安理會投票時將表現得更加慎重。

      政治學家亞歷山大•科諾瓦洛夫相信,中俄後退一步是試圖保持在伊蘭界的聲望和支持率。安理會關於利比亞的決議通過得過於匆忙。下次在通過容易引起誤讀的決議時俄中將更加慎重,而現在兩國並沒有能夠對解決利比亞危機施加影響的有效杠杆。

      【俄羅斯總統網站6月16日報導】
    俄總統梅德韋傑夫在慶祝《俄中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簽署10周年的文藝演出開始前發表講話,他說:“10年前就是在克里姆林宮,簽署了《俄中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將新型俄中關係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為兩國關係長遠發展指明了方向。當前,俄中兩國沒有任何懸而未決的政治問題。雙方本著兼顧對方利益、友好互信精神,推動兩國互利合作穩步發展。”

      梅德韋傑夫認為,互信、平等、相互尊重的俄中關係已成為當今國際合作的典範。正如條約中所規定,兩國主張恪守國際法準則,不干涉別國內政,不對他國進行武力施壓,為鞏固世界穩定、建立多極世界共同作出貢獻。

      【《日本經濟新聞》6月17日報導】
    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16日在克里姆林宮與到訪的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舉行了會談。雙方發表了有關兩國關係的聯合聲明,表示願意借助二十國集團峰會和金磚國家的框架,進—步深化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兩國還簽署了《關於當前國際形勢和重大國際問題的聯合聲明》,對北約針對利比亞採取武力行動進行了不點名的指責。聲明還包含了反對北約在歐洲單方面推進導彈防禦計畫的內容。兩國在牽制歐美問題上採取了統一步調。


  15. 2011/06/25 at 18:29 patchpieces

    近期中、俄、美局勢分析(2011.6.20中俄聯盟抗美帝局勢底定)

    從最近的形勢來看,中、俄的聯盟基本確立,但是聯盟裏面也有緊密程度的區別,下面我把中俄聯盟裏面主要幾個層面的關係描述一下:

    1、 能源領域:分成淺、中、深三種程度的合作,現在中俄屬於中度合作,從現在的走勢來看正在朝著深度合作的方向發展,這個從全球原油期貨價格走勢就能夠看出來,假如中俄的這個層面的合作快速進入深度合作,那麼原油價格會快速下跌。

    2、 貨幣和貿易:分成淺、中、深三種模式,淺度是邊貿的自由使用雙方的貨幣,中度是貨幣互換(然後在一些貿易領域直接使用雙方貨幣,比如能源),深度合作是一般貿易層面的直接使用雙方協商匯率(就是停止使用美元作為中間貨幣)。現在從整體來看,中俄在這個層面已經是深度合作。這個對於美元的打擊會比較大,因此美國在這個問題上面會在歐洲、亞洲對中俄兩國使用相應的軍事威懾手段,因為軍事是貨幣的信用背書。

    3、 糧食:分成淺、中、深三種程度的合作,現在屬於淺度合作,主要是一些簡單的糧食貿易,中度合作就是我國參與俄羅斯的耕作,深度合作就是在種子技術、土地開墾耕作、勞動力的使用方面全方位的合作。現在看來中俄在糧食層面是淺度合作。

    4、 軍事:分成淺、中、深三種程度的合作,現在屬於剛從淺度合作進入中度合作,後面是否會深度合作要看美國的週邊壓力,在強大的壓力之下,肯定會進入深度合作。

    現在整體來看:能源領域中度合作(但是在快速朝著深度合作發展),貨幣和貿易層面已經是深度合作,糧食層面是淺度合作,軍事層面是剛進入中度合作。

    那麼這四樣的合作程度的高低和中、俄之間的關係和美國之間的關係和將來可能發生的事情和措施來看有哪些區別呢?描述如下:

    1、 能源領域的合作模式將直接決定後面原油價格的走勢。

    2、 貿易和貨幣層面的合作的維繫將直接影響後面美國的全球美元佈局和軍事佈局,因為軍事是貨幣的信用背書。

    3、 糧食的合作模式的深淺,是這幾樣合作裏面難度最大的,為何?因為深度合作涉及到土地問題(就是耕地誰來耕作使用什麼種子和勞動力問題和耕地的規劃問題,這些問題很容易引起民族情緒,一般政治家在這方面有點投鼠忌器)。但是只要普京絕對控制了俄羅斯的政局,朝著這個方向合作的概率還是有的,中俄的糧食的合作模式假如進入深度合作,那麼美國的糧食美元策略就完蛋了,這個對於美國的整體戰略打擊會相當大,相信這個也是美國現在極力避免的。美國最近快速打壓糧食價格就是這個道理,溫家寶在英國媒體說中國控制了通脹也是這個道理,為何?因為這樣做就減少了中國去和俄羅斯加深這種聯盟的動力。

    4、 軍事層面的合作後面加深的概率會比較大,因為大家都面臨比較現實的美國的強大的軍事壓力。

    5、 總結:中、俄的聯盟直接“打破”了美國的從“石油美元”向“糧食美元”過渡的整體“美元戰略”,同時打破了美國的全球地緣政治格局。

    那麼我同時又要想了,美國人也不是傻冒,按照我看到過的美國的一些預案,他們會有各種措施(就是會假想對手會有哪些措施,然後自己在按照對手的這些措施來實施相關的策略),那麼我來思考一下針對以上的措施美國會做哪些:

    1、 最優先的就是“解體中國”,假如在後面的過程中美國推翻了中國的政權,那麼美國就全贏了,中國成為了美國的經濟殖民國家(可以想像假如中國成為蘇聯第二,就是第二個葉利欽上臺,老百姓倒楣,和當年俄羅斯一樣大量人員上街要飯,肯定是出賣國家利益給美國的,因為他是靠美國上臺的),這樣俄羅斯就孤掌難鳴了,就像魏國滅了蜀國後、再滅吳國就只是時間問題了。

    2、 其次就是讓俄羅斯的梅德韋傑夫在俄羅斯內部搗亂(比如天然氣的合作問題等等,在這個中間搗亂),讓中國的經濟決策層在合作上面搗亂,在媒體中離間中俄的聯盟,“製造”中、俄之間的摩擦(比如報導俄羅斯賣軍火給越南印度等),這些手段美國都已經做了、或者正在做。這樣“期望”能夠“離間”中、俄之間的聯盟,但是現在看來效果不好,因為前面幾天(6/22)中、俄剛剛在貨幣和貿易層面走入深度合作。

    3、 再其次就是美國要保證在中、俄實質聯盟形成的情況下,保住“安插”在兩國的“內線”不被清洗(在俄羅斯就是梅德韋傑夫和葉利欽殘餘,在中國就是經濟決策層)。

    4、 最差的結果就是美國為了挽回地緣政治的敗局,犧牲經濟利益(就是停止經濟收割),但是這樣做對於美國帝國的本身來說是致命的,會導致美國長期的經濟蕭條。這種可能性幾乎為零,但是美國會給中國或者俄羅斯高層這樣的幻想,就像秦國當初給六國一些幻想一樣的道理)

    那根據上面的情況來看,我們後面一個是要快速加強中、俄之間的能源、農業、軍事層面的合作,同時支持俄羅斯國內的普京的力量,同時打壓國內親美勢力。

    另外還有一個關鍵點就是,要“警惕”美國的“虛假承諾”,很有可能美國後面會出現拉攏中國,比如承諾不對中國進行經濟收割或者減少收割程度,但是我們一定要看清楚本質,什麼叫做本質?就是美國後面收割的主體應該是中國,假如不收割中國,美國的經濟後面就會長期陷入蕭條,因此美國做出的這些承諾是不可信的,是無法達到的,就像秦國當時統一六國時的措施會是一樣。所以我們的高層一定要看清楚這個裏面的關係。

    我還是那句話:30年前我們打越南確立聯美抗蘇的地緣政治策略是對的,30年後的現在我們聯俄抗美的地緣政治策略也是對的。這個世界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這個就是現代版的三國演義。

    我國後面最關鍵的一件事情就是要防止國內的葉利欽上臺(親美的賣國勢力),看看俄羅斯的葉利欽就知道了,他把俄羅斯大量中產階級變成赤貧,把俄羅斯的大量農產品和資源低價出口,導致俄羅斯國內盧布貶值5000多倍,大量赤貧人口上街要飯(包括軍人)。而中國的親美勢力也是造成我國現在老百姓貧困、腐敗嚴重的根源,看看(美第二中情局「福特基金會」特務喉舌)茅於軾的一些言論你就明白了,居然還說高利貸是利國利民的好事,說高房價是因為大家買的起,房價高是因為經濟適用房,我就覺得很奇怪,這樣的人怎麼會有(自由派)媒體大量宣傳,還有人相信。象茅於軾這樣的人,為什麼上天不早點帶它走,
    還有張五常,因為在美國偷稅漏稅,被判87年徒刑,現在這個判決還有效(2003年春節前後,張五常被美國法庭以11項偷稅罪判刑87年,沒收1千萬美圓,罰金475萬美元,張五常在美國被判刑的新聞:http://community.seattletimes.nwsource.com/archive/?date=20030221&slug=cheung21m,也許有人問為何美國要判刑張五常,因為美國就是中央集權地方民主的制度,在地方層面,你犯了法就是要判刑,但是美國一直沒有要求引渡張五常,就是美國中央集權政府出於張五常有“利用價值”的考慮,請參考我原來的一篇文章《從立法角度探討利益集團問題》)。
    其實這些人“背後”都是美國資本的影子。

    文/猴王
    2011-6-25


  16. 2011/07/02 at 00:09 patchpieces

    膽大宋鴻兵悍然得罪了美國的鸚鵡和精英

    《貨幣戰爭》剛出版的時候,我就聽到不少人說,宋鴻兵在胡說,什麼都不懂。當《貨幣戰爭》在市場上賣得風風火火時,批評者說,宋鴻兵此書是在誤導中國年輕人。顯然,民眾的喜好與“精英”們認定的價值觀不太相同。

    宋鴻兵先生在《貨幣戰爭》的有些觀點我不太認同,所以我曾經就宋鴻兵《貨幣戰爭》中的個別觀點同宋先生打過一個賭,現在還沒到出結果的時候。然而,打賭並不代表我也認為宋鴻兵的書是在胡說。

    隨著時間的延續,“貨幣戰爭”一次已成為術語,宋鴻兵的《貨幣戰爭》也已出到第三本了。我覺得如今的宋鴻兵可能會面臨一個危險的處境。如果說當初某些“精英”只想“貶低”宋鴻兵、“淡化”宋鴻兵、“業餘化”宋鴻兵,那麼,從《貨幣戰爭3》開始,宋鴻兵已經真正得罪某些人了。在把宋鴻兵描繪為無知胡說的同時,我彷佛聽到有人在喊:大膽!

    宋鴻兵的《貨幣戰爭3》突出的地方之一是,他比較了當年國民黨政府的貨幣政策與共產黨在江西蘇區、華北解放區的貨幣政策。宋鴻兵得出的結論是,民國政府的貨幣政策由於將自己綁在了美國的戰車上,因此失去了貨幣主動權,民國政府像清朝政府一樣,沒有守住金融高邊疆,導致民國政府迅速垮掉。
    而紅軍當年之所以能在艱難的條件下,建立起穩固的根據地,並且在以後的發展中最終戰勝國民黨,關鍵就在於共產黨的金融政策堅持了“獨立自主”的原則,將貨幣主權掌握在自己的手裏,成功捍衛了一個政權的金融高邊疆。

    僅憑這一點,我想有人就會將宋鴻兵徹底定位了——宋鴻兵在某些人眼裏,很顯然屬於“政治不正確”:跟美國“緊密掛鈎”怎麼能說成是國軍失敗的原因?如今多少人想掛靠美國還掛不上呢!甚至“費盡心機”地弄一個“假文憑”掛靠美國!

    不僅如此,宋鴻兵還有更過分的。在描述共產黨的金融幹部時,宋鴻兵先是突出了他們大都沒有專業的訓練,更沒有像國民黨金融專家那樣擁有“美國名牌大學”的真文憑,但是,宋鴻兵在書中說:當今中國所面對的一切貨幣、金融問題,當時的中共金融決策者都面對過,並且在實踐中解決了。宋鴻兵由此得出結論說,共產黨金融決策者的智慧甚至超過了很多諾貝爾獎獲得者。
    必須指出的是,宋鴻兵在講述這個結論時,並不是冷嘲熱諷,而是真誠的。事實上,我對宋鴻兵的這個結論基本表示認同。但是,我相信一定會有很多“美利奴”、“愛美精”和“美國鸚鵡”認為,宋鴻兵又在胡說八道了。對於這個問題,我想在這裏再多“胡說八道”幾句。

    我曾經介紹過中國古代的“常平倉”制度,這個制度簡單說就是,糧食豐收的時候,政府加價收糧,保護農民的利益;糧食歉收的時候,政府低價賣糧,保證大多數人不受糧食漲價之苦。在嚴重災害的時候,政府甚至免費開倉放糧。常平倉制度似乎只是一種糧食儲備制度,實際上,常平倉也可以看成是一種與貨幣、金融、社會穩定有關的物價制度。

    宋鴻兵在《貨幣戰爭3》中很正確地指出,貨幣的最高原則是“道德原則”。這一原則在古代可能沒那麼明確,只是在“(虛擬)紙幣時代”尤其清晰。當今天的人們說貨幣的生命在於“信用”時,實際上就是指“道德原則”:發放紙幣的人或機構,是否堅持不坑害民眾利益的原則?“貨幣道德原則”的確立,我認為是紙幣誕生以後很長時間才清晰起來的。在貨幣的“道德原則”下,再來看金本位、銀本位,實際上它們只是為了保證貨幣道德原則的外部強行限制。

    黃金、白銀被稱為“誠實的貨幣”,既突出了道德性,又等於是借助了自然界難以改變的力量,將任何可能違背貨幣道德原則的行為,加以強大的外部限制。然而,貴金屬本位貨幣的問題在於,由於貴金屬數量有限,隨著財富總量的增加和商品交易的頻繁,會造成貴金屬貨幣數量不夠用的情況,從而導致物價不穩定或制約商品經濟的發展。因而,信用貨幣是有必要的。但是,擺脫了誠實的金銀貨幣,信用貨幣如何能夠保證誠實?這是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

    宋鴻兵在《貨幣戰爭3》中指出,共產黨在蘇區和解放區實行的貨幣政策,既不是金銀本位,也不是外匯本位,而是“物價本位”,或者叫“物資本位”、“商品本位”。這個術語還可以探討,但我認為,不管叫“物價本位”、“物資本位”、“商品本位”或者其他,共產黨人在貨幣制度上的創新,實際上與中國古代的“常平倉”制度有著密切的關係。

    當然,古代常平倉制度只針對糧食,今天,如果把“常平倉”的範圍擴大到幾類最重要的生活必需品,或者擴展到關係國民經濟重大命脈的基礎產品,那麼,從“常平倉”制度擴展開的功能,完全可以看成是超越金銀本位和擺脫金銀本位的純信用貨幣的另一種貨幣形式,我們姑且把它叫做“商品本位”。它的意義在於:既能克服金銀等“誠實貨幣”數量不夠的難題,又能克服純信用貨幣失去外部制約的難題。

    換句話說,“商品本位”貨幣基於最重要的幾類基本商品,既能保證貨幣數量與商品總量的匹配,避免貨幣總量不足造成的物價波動,又能使貨幣數量獲得外部硬性條件的制約,以保障貨幣的道德原則。這個道理實際上就蘊含在中國數千年行之有效的“常平倉”制度中。共產黨當年的金融幹部即便沒在外國名牌大學拿過文憑,只要與中國的歷史沒有脫離關係,就很自然地能懂得這個道理。

    隨著歷史的發展和貨幣制度的不斷探索與總結,古代比較簡單的“常平倉”制度,發展成真正的“商品本位”貨幣,也許的確可以算作是一種偉大的金融創新。如果中國人能在此基礎上,從理論和實踐等多方面將其完善,我認為,這很可能是未來中國人在金融領域對人類最大的造福。

    但要形成完整的理論和制度,還需要充分的設計和各種制度,在這裏不多展開。我還想指出的是,中國人從來不缺道德原則。在國家大政方針上,古代的“天下為公”和現代的“為人民服務”是最高道德原則的體現,加之“商品本位”的實際商品數量的制約,這個擺脫金銀本位的貨幣制度,有可能超越不靠譜的純粹信用貨幣,成為未來全世界貨幣制度的新形式。對於國民黨來說,雖然孫中山借用古人的話,提出“天下為公”,但國民黨事實上並沒有做到。

    國民黨過於偏向精英,尤其是依附于洋人的精英,因此,既喪失了貨幣主權,又喪失了道德原則,最終只能失敗。而對於西方人來說,他們既缺乏世俗的道德原則,也缺乏“商品本位”的歷史經驗。連美國的糧食儲備制度,也只是近代才向中國古人學的,時間還不超過一個世紀,中國人完全有理由驕傲。

    客觀地說,宋鴻兵在這個問題將共產黨的金融政策制定者譽為超過諾貝爾獎的大師,可能還不算很得罪人,最多被某些人罵成無知、馬屁、五毛、腦殘之類。但是,宋鴻兵在《貨幣戰爭3》中強調的另一個問題,我認為一定會得罪不少人。

    宋鴻兵指出,共產黨之所以能戰勝國民黨,最重要的一點是,共產黨在貨幣制度上堅決捍衛了獨立自主,堅決捍衛了貨幣主權,堅定地守住了金融的高邊疆。而國民黨的貨幣金融政策,幾乎完全依靠來自美國名牌大學的海龜,並且由美國人參與制定。與美元匯率掛鈎,使得民國政府的貨幣政策喪失了獨立自主。一群民國的美利奴在傍著美國的同時,既維護了美國的利益,也得到了他們自己的利益,唯獨傷害了中國民眾的利益。

    我們通過宋鴻兵對當年國民黨貨幣政策的介紹就會發現,當今中國的貨幣政策,正日益走向當年國民黨的政策。因此,就算宋鴻兵沒有把矛頭明確指向當今中國的貨幣金融政策,人們只要稍稍聯想一下就會看到,當今中國的金融高邊疆也處於即將全面失守的狀態。造成這一現象的關鍵就在於,當今中國又把自己與美國綁在了一起,以至於我們已經失去了很多本該主動的權利。

    因此,如果當今中國在金融制度上要繼續與美國結為孿生兄弟,宋鴻兵的觀點就一定會被拋棄。如果未來中國的金融政策,按照宋鴻兵的設想,回到共產黨當初完全獨立自主的道路上,可以想像,當今很多已經與美國連為一體或者勾搭上手的金融界精英們,將遭受重大的個人損失,因為他們會被中國和美國同時拋棄。

    而宋鴻兵通過共產黨的成功和國民黨的失敗這樣鮮明的“歷史事實”指出中國貨幣金融政策未來的方向,即便“現實政策”還沒有開始轉向,已經讓很多人不快,甚至視其為仇寇了。用王朔的話說,宋鴻兵已經深刻地得罪了不少“當今的金融精英”。但我認為,如果不得罪那些“美利奴精英”,就必將得罪廣大的中國民眾。因此,得罪少數精英,是良知的選擇。

    文/劉仰


  17. 2011/07/02 at 07:15 patchpieces

    “民主精英”心理分析——幻想自己是(高等)外國人的(自卑自大)變態者

    我一直在談“洋奴”。然而,什麼叫“洋奴”?
    我想冒昧的下一個結論:“洋奴是一種幻想自己是外國人,欺負中國人的心理變態者。”因為,在他們的表現中,時常體現出這種特點。

      在網路中,一名來自日本的中國博士,將日本繁榮的場面沒完沒了的張貼,再把中國的落後場面大量張貼出來。不過,他並不顯得憂患,而是“得意洋洋”的嘲諷中國人。
    只有幻想自己是日本人,才會有這種表現。否則,別人有了成績,他得意什麼,他又有什麼特權嘲諷我們?

      在談論釣魚島問題時,中國人多數會站在中國的立場上,儘量出示有利於本國的資料,儘量反駁有利於日本的資料。然而,這名博士卻完全站在日本的立場上,盡力反駁我們中國人。
    當別人罵他是“漢奸”時,他“理直氣壯”的說:“什麼是漢奸?日本反戰者是日奸。”
    只有幻想自己是日本人,他才會站在日本人的立場上,才會稱日本反戰人士為“日奸”。

      在一次談話中,一位女士說中國宮廷最黑暗,我不同意她的觀點。她幾番辯論不過,便說:“殺母弑父是中國皇宮的專利”。
    我說:“尼祿殺母。”她惱了,竟然質問:“外國有殺父的嗎?殺父最壞!。。。殺父!”
    我沒有講亞歷山大一世殺父的事,就算講了,她還要拼下去。但我堅信,女人不可能歧視女人,在女人眼裏,殺母的罪惡應大於、至少等於殺父。
    此人把女人地位擺在男人之下,沒有強烈的“民族自尊”,她是不會那麼說的。

      一天,我們談論文革。某人神秘兮兮的說:“文革把中國文化全砸了,只有基督教沒有動,因為那是國際的。”
    文革期間,基督教遭到衝擊,資料很多。當時我有些納悶:此人為何要“編造”這樣的“謊話”呢?
    後來我明白了,他是“心理上的外國人”,他在安慰自己。

      一位頗有學歷的中年人有個嗜好:只要是“反華”的消息,他都相信。
    一次,他認真的說:“當年蒙古打中國,其實是來解放我們的。知道嗎?宋朝把老百姓壓迫的受不了了,老百姓和蒙古軍隊一起打宋朝!”
    我問他消息的來源,是權威歷史學家說的?還是王老八說的?
    他雖然說不清,卻堅定地相信這一論調——幻想自己是異族壓迫者,打擊曾經被奴役的其他華人,也是“洋奴”的一種魔症。

      一次,大家在醫院裏聊天,我無意中說了一句話:“昨天報紙上說:美國犯罪率很高。。。”
    話還沒說完,旁邊一位亂人雄赳赳的辯護說:“那是美國在保護人權,人家保護的好!”
    可是,報紙上根本沒這麼說,此人當然也沒看過這則消息,純屬當場胡編美國人的優點。我和他辯了幾句,他就頑梗、死命的抬起槓來。
    只有幻想自己是美國人,才會有如此的“民族意識”。

      有一次吃飯,一個“資深洋奴”笑眯眯的說:“知道嗎?乒乓球比賽要被奧運會取消了,誰讓你中國人總贏的?你們總贏,比賽還有什麼意思?”
    他在說話時,臉上綻開“燦爛的朝霞”。
    只有幻想自己是外國人,仇視華人,才會有如此表現。

      還是這個“資深洋奴”,在宴會上竟然傲慢的宣佈:“我就學習日本人的優點,講究乾淨整潔,一天擦三遍地。”
    人類和誰學基本道德?親爹、親媽!
    只有幻想自己是日本人,才會把爹媽都弄錯了。這種人,也會和以色列人學擦屁股的。

      這個“資深洋奴”被我暴打過,原因很離奇:我得了痛風病,“洋奴”見我坐在床上,昂然拿起旁邊的藥片說:“你不信外國行嗎?人家西醫是經過臨床試驗的,這種藥你連吃五片,保准沒事。”這種藥名叫“秋水仙堿”,毒性很大。旁邊一個人趕忙攔他,他依然堅持說:“沒事沒事。。。”我大喝一聲,掄起拐杖把他從臥室打到大廳,然後繼續狠打。洋奴才舔洋人屁股,居然舔到了殺人的地步,讓人吃藥居然連說明書都不看。即使是狂暴的納粹,也絕不可能有如此變態的民族自信。然而,他幻想自己是外國人!

      以上幾人平時的思想,與我批判的那些人酷似。
    洋奴不斷的“幻想自己是外國人”,一旦成病,他們的民族角色也就顛倒了。如今,為什麼有人一聽到“反華”、媚外的資料就相信,即使當場瞎編他也深信不疑?
    為什麼有人一聽見說中國好話,或者說美國壞話,就惡向膽邊生?
    為什麼有人大罵愛國者是“愛國賊”,瘋狂的為“侵略者”辯護?
    為什麼有人散佈歧視華人的思想,動輒大罵“中國人”?
    因為,他們幻想自己是外國人。

      試想:如果不幻想自己是外國人,再敵視我們中國人,他們怎麼會給自己造謠,正常人誰給自己造過謠?
    他們又怎麼會編造外國人的優點,甚至對侵略、壓迫、奴役過我們的人保持“強烈的感情”?

      如果不幻想自己是外國人,為什麼一般人對社會不滿,就議論政府、官員或教育,他們卻偏偏去罵“中國人的劣根性”,宣揚“中國人天性惡劣”,一些人還罵“你們中國人”,為什麼?
    因為他心理上是“外國人”。培養對中國人的種族歧視,使他們自願承擔的“任務”。

      如果不幻想自己是外國人,他們何以遇到中國的,橫豎都反對,遇到外國的,橫豎都支持?
    只有強烈的“民族感情”和強烈的民族仇恨,才會導致這種反彈。
    當然,“洋奴”的民族是“異族”,他們仇恨的是我們。

      雖然“洋奴”手裏還拿著大餅雞蛋,穿著褲衩背心,然而在恍惚中,他們漸漸感覺自己有錢有車有別墅,有藍眼睛、黃頭髮和大量的胸毛,可以拿著屠刀向中國人揮舞。。。於是,他們發了!為了這種幻覺,他們不惜以人格分裂為代價。吹牛者可以胡編亂造自己的財富與能力,再享受精神上的滿足。他們也一樣,同為精神上的至幻者、亢奮者。

    文/冰冷的眼神
    2011-6-30


  18. 2011/07/07 at 23:55 patchpieces

    金融“918事變”–秦曉賤賣平安(國企)的滔天罪惡

    一、

    2001年,秦曉即將獲得“劍橋經濟學博士”前夕,剛擔任招商局董事長就立刻決定轉讓平安股權。據秦曉說, “我們能主導它,它就是我們的主營,我們不能主導它,它就不是我們的主營。” “話語權不夠大,是我們作出賣平安股權決策的依據。”  

    用媒體廣為流傳的話講,秦曉賣「平安」,目的是要“削藩”。  

    這裏不禁要問一問:中國平安,究竟是誰的“藩”?就憑你招商局,配當中國保險企業的皇帝嗎?  

    秦曉“削藩”背後的狂妄自大,令人毛骨悚然,倘若區區一個招商局,區區一個秦曉,就可借外資來吞併中國數一數二的保險業來“削”平安保險的“藩”;那當年的國民黨,蔣介石,難道就有資格借日軍吞併東三省來“削”張學良東北軍的“藩”嗎??  

    二、  

    有人會問:賤賣平安保險,和日軍侵佔東三省怎麼能對比?——讓我們看看這段歷史:  

    2007年底,中國股市泡沫炒到最高6000多點。到08年6月前後,跌幅達55%。從市值的角度來看:超過16萬億,相當於30多個越南的總產值,7年的全國工資總額(按2006年計),20年的全國教育經費(同樣為2006年),全國地震捐款總額的400倍,大型航母200多艘;相當於1999年到2007年創造的全部總產值,也就是說,從去年到現在中國股市8個月跌去了以往8年創造的全國GDP總和。具體到每個投資者身上,全國有效帳戶不過8千萬,按照16萬億的三分之一流通市值計算,每個投資者資金損失超過13萬,按照2007年城鎮居民人均收入計算,8個月賠掉了10年的收入總和。  

    ——摘自《張宏良:4000萬股民已成為金融買辦要脅中央的人質》  

    而股市泡沫被戳破最關鍵的一步,就是舉世震驚的平安股市增發:  

    中國平安於1月18日董事會會議通過了規模龐大的再融資計畫,在A股上市近一年後,平安再次開啟融資“閥門”,擬公開增發不超過12億股,同時擬發行分離交易可轉債不超過412億元,融資額總計近1600億元,創A股史上最大再融資。  

     2008年1月21日 ,多家媒體在首頁重要位置刊登新聞:《中國平安或創A股史上最大再融資》。滬指當即從5200點狂瀉。中國平安再融資給脆弱的市場帶來了毀滅性打擊。但是,《理財週報》以翔實的資料證明,105家機構在暴跌前夜已經逃遁中國平安。  

    再融資,圍繞打壓股市一個接一個展開,猶如在傳遞一個無形的接力棒,配合得可謂天衣無縫。倘若2月25日證監會不明確表態,這一接力棒恐怕會繼續延續下去。而且,這一接力棒重點打壓的思路非常清晰,“以小博大”,盡可能大地產生恐嚇效果,壓低股市,逼出散戶投資者的籌碼,讓他們的絕望中虧損血汗錢。事實上,股市的恐慌性下跌也的確證明某些人的目的達到了。  

    ——再融資背後隱藏“陰謀” 有人在刻意做空中國股市  

       

    這場金融戰役,以中國萬億財富流失,股民哀鴻遍野,中國股市從此一蹶不振結束。然而戰勝的一方會是誰呢?  

     2002年10月8日 ,滙豐集團(HSBC)以6億美元(約人民幣50億元)認購平安股份,持股比例為10%。滙豐集團成為平安第二大股東。2004年6月平安上市後股權攤薄,滙豐又斥資12億港元(以平安發行價10.33元)增持平安股權至9.9%、成為中國平安第一大股東。2005年6月,滙豐以81.04億港元(每股13.2港幣,較當日香港二級市場溢價9%)的價格,增持中國平安已發行股本9.91%,將滙豐持有的平安股份增加到19.9%。中國平安正式進入“滙豐時代”。現在滙豐更是已經持有中國平安48.18%的流通股份,穩居中國平安流通股東之首  

    ——人民網:的“中國”平安1600億元融資計畫要幹什麼

    三、

    這個“滙豐銀行”是何方神聖呢?

    滙豐集團總部設於倫敦的滙豐集團是全球規模最大的銀行及金融機構之一,是由香港上海滙豐銀行經多年擴展而成。而滙豐銀行於1864年在香港建立的。1865年開始營業。滙豐銀行在舊中國的業務主要有國際匯兌、發行紙幣、存貸款業務、經辦和舉放對中國政府的外債、經理中國的關鹽稅業務等。  

    這段介紹中已經給出了幾個關鍵資訊:

    1864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剛結束)在香港(第一次鴉片戰爭的英國殖民地)建立,總部在倫敦(由英國金權貴族遙控),主營業務居然有舊中國的“發行紙幣”、“舉放對中國政府的外債”,尤其是“經理中國的關鹽稅業務”。

    為什麼一個英國控制的,在中國殖民地開設的銀行,居然可以經理中國的關鹽稅業務呢?

    《馬關條約》規定,中國應償付日本軍費2.3億兩。如此巨額的賠款,不但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所未有過,在世界歷史上也同樣是空前的。就當時中國的財力而言,就是拿整個國家一年的全部財政收入支付賠款也不夠,何況時限迫切,條件苛刻,清政府遭遇到的困難之大可以想見。這種局面的出現,給英、俄、法、德、美等國提供了難得的機會,他們競相爭奪對清政府的貸款權。  

    清政府第二次大借款在1895年8月至1896年3月間進行。清政府同英、德訂立《英德洋款合同》:共借款1 600萬英鎊(合銀一億兩),年息五厘,折扣九四,以海關收入作擔保,分三十六年還清。在借款未還清前,海關總稅務司一職仍由英國人擔任。  

    又,為儘早了結對日賠款,清政府決定在1898年4月之前即三年之內,一次付清剩餘賠款。翁同、張蔭桓、李鴻章等人對英、俄等國的外交訛詐和戰爭恫嚇窮于應付。然而,對於英、俄的金錢賄賂,負責此次借款談判的諸位要員則人人有染。最後,滙豐銀行通過海關總稅務司赫德的幫忙和賄賂,以及滙豐銀行的熙禮爾、嘉謨倫和傑克遜的努力而獲得借款權。1898年2月7日,赫德與熙禮爾等人來到總理衙門,提出借款條件必須以厘金和鹽稅作抵押。3月1日,借款合同正式簽字。  

    1900年,接著八國聯軍侵華。根據1901年9月簽訂的《辛丑合約》,列強勒索巨額賠款達四億五千萬兩白銀,這就是中國近代史上有名的“庚子賠款”。清政府財政已經山窮水盡。列強於是脅迫清政府將賠款改為保票(即定期公債券),交予各國,分39年償清,年息四厘,以海關稅、常關稅和鹽稅三項財源作擔保。這項巨額賠款,實際上又變成了一筆長期的巨額外債。  

    滙豐不僅經管著6 700萬英鎊賠款中750英鎊的英國份額,還被指定為保管銀行。這筆由海關稅、常關稅和鹽稅撥來存入滙豐銀行的款項,由滙豐銀行負責監督它們是否按月撥到。由於賠款是延期支付的性質,並不是一次付清,所以對所賠款項還收取四厘的利息。賠款按黃金計算,但以白銀支付,由滙豐銀行辦理金銀兌換,這對金融匯兌專家而言,又可以從中賺取差額。  

    ——《滙豐帝國》

    起源於中國的“滙豐集團”,為什麼能成為全世界最大的銀行及金融機構之一,讀到這裏明白了嗎?

    ——19世紀的滙豐銀行(HSBC),就是鴉片戰爭之後,英國的金權貴族(盎格魯-撒克遜人和猶太人的金權貴族集團)奴役中國的直接金融力量,恰如關東軍是日本奴役中國的直接武裝力量。區別在於,用軍隊奴役一個國家是軍事戰爭,用債務(debt)奴役一個國家,靠的是貨幣戰爭。

    四/

    五百多年以來,武裝戰爭從來和金融戰爭融合一體(推薦宋鴻兵的《貨幣戰爭2》)。而一百年多前,列強在控制中國命脈的金融戰爭大體有這麼個套路:

    1、 武裝侵略,打敗政府,割地賠款

    2、 賠款是這麼實現的,由外國銀行“貸款”給中國,再由中國“償付”給外國銀行

    3、 在賠款過程中出現的“債務”(debt),由中國的民生命脈抵押(關稅、鹽稅)

    4、 在貸款和還貸過程中,由外國銀行、投行控股的公司運營中國的民生命脈(必須先私有化),操控政府,從而實現長久殖民的目的。

    這個套路,西方的金權貴族至今仍在使用,各位朋友應該並不陌生——伊拉克,阿富汗就是典型:

    1、 武裝入侵,打敗“獨裁政府”,將國家經濟破壞殆盡

    2、 制定“重建”的援助計畫,由外國銀行“貸款”給佔領地國家,再用這些“貸款”支付給外國工程隊(很少雇傭本地人)擔任重建

    3、 在“重建”過程中形成的天量債務(debt),由國家的戰略資源(比如石油)做擔保

    4、 在貸款和還貸過程中,由外國銀行、投行控股的公司運營著伊拉克、阿富汗的民生命脈(必須先私有化),操控政府,從而實現長久殖民的目的。

    要瞭解這個過程,倘若對繁冗的嚴肅文章缺乏興趣,這裏推薦好萊塢大片《跨國銀行》,其中講述了跨國投行通過貸款幫非洲軍閥購買高級武器,試圖贏得該國“債務”(debt),從而操控該國的歷史。

    通過戰爭獲取金融戰爭勝利的政治成本、經濟成本略高(會受到金權貴族操控的民族國家其國民的反對。對嚴肅史料缺乏興趣的朋友,可觀看美國人拍的紀錄片《華氏911》《共和國的衰落》《奧巴馬的欺騙》,反對權貴集團綁架共和國)。於是又有比這更高級的形式:

    1、 為發展中國家、不發達國家制定各種發展計畫,從“治理環境”“保護森林”到“發展經濟”

    2、 威脅、賄賂這些國家(主要是民選國家)的政要,刺殺不服從的少數人,逼他們通過貸款發展本國經濟的法案或動議

    3、 向外國銀行借來天量貸款,雇傭外國的工程隊,從事本國機場、旅遊勝地一類只讓少數富人獲益的工程,而工程的結果是國家負擔起人民無法承受的債務。

    4、 在貸款和還貸過程中,由外國銀行、投行控股的公司運營著這些國家的民生命脈(必須先私有化),操控政府,從而實現長久統治的目的。

       
    想要這個過程,如果沒有條件搜集大量嚴肅資料來判斷,則推薦《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時代精神》第二部。

    威脅、賄賂、刺殺,來控制一個國家的政要,只對弱小的國家有效。對一個強大的國家,光靠威脅利誘是無法實現目的的,若不願直接發動戰爭,則最好的辦法是:

    1、 為發展中的大國提供各種精英培訓,尤其是經濟學精英的培訓,尤其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精英的培訓。

    2、 在這些精英回到母國後,在“協助”該國發展的過程中偏向這些精英,扶植他們的政治、經濟地位。

    3、 在這些精英控制了該國的政治、經濟主導權後,他們會自覺推動國有資產私有化進程,開放外資介入本國金融業

    4、 外資操控的金融業,在寬鬆貨幣政策下通過貸款行為逐步滲入該國的工農業,資源,運輸,住房、醫療、教育等各個民生命脈

    5、 與自己培養的該國精英協作,分別在政治領域、經濟領域製造嚴重困境(貪腐;通貨膨脹;物價上漲;高失業率等),再利用這些困境的爆發(顏色革命或經濟危機)而攫取政治上、經濟上的絕對主導權(建立傀儡政府,並在經濟危機過程中通過破產償付或廉價收購來佔有財富)

    這種戰略在拉丁美洲、東歐都有廣泛的實踐,可參考加拿大人娜奧米所著《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一書。

    金權貴族奴役一個國家的最高形式,是美國所呈現的狀態(可參考《時代精神2》),通過精英代議制的所謂民主來操縱超級大國(參見《奧巴馬的欺騙》),對內加重兩極分化、轉嫁危機(參見《inside job》),對外推行帝國主義侵略與霸權主義統治。而金權貴族奴役全世界的形式,則是依仗所操縱的帝國主義國家,利用世界範圍內的政治、經濟、環境災難,一步步實現所謂的“新世界秩序”。終有一天人類連呼吸都要向他們繳稅,窮人連繁衍的權力都不復存在。

    五、

    平安保險在中國的發展歷程,很像是一場持續數十年的金融戰爭歷史。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又看一次看見了中華民族的老對手,當年被毛主席和共產黨趕跑的“滙豐集團”。這裏讓我們簡略回顧一下這段三十餘年的歷史過程:

    第一階段:平安保險成立

    1978年,袁庚起草了一份《關於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問題的請示》報告。10月被任命為交通部所屬的香港招商局常務副董事長,主持招商局全面工作。同年向中央建議設立蛇口工業區,擔任總指揮。  

    從此——1873年由李鴻章主持下,靠官款、洋行買辦、洋行企業家集股和經營的官督商辦企業——招商局,在經歷了一百年多一點之後,終於重新恢復生機。  

    1981年,蛇口工業區在全國率先成立社保基金,1985年正式成立蛇口社保公司。1988年,由蛇口社保公司與工商銀行深圳分行共同出資成立蛇口平安保險公司,由司機馬明哲擔任董事、總經理。此時蛇口社保持有平安保險51%的股份。

    第二階段:平安保險股權轉移和稀釋

    1990年8月,招商局下屬的蛇口工業區通過一份頗受爭議的內部協議,"買走"了蛇口社保公司在平安保險中的大部分股權,餘下的由蛇口工業區代管理。

    1993年12月,摩根和高盛各自出資3500萬美元溢價入股平安,各持有5.56%股份。

    1997年,平安實行股份制改造,中遠集團、深圳市財政局、工行、招商局和新豪時為五大發起人。其中,工行與招商局分別持有約15%股權,深圳市財政局則持有約5.2%。高盛和大摩的持股比例也相應同時增到7.63%。

    第三階段:滙豐逐步控制平安保險股權

    2002年底,在秦曉主導下,招商局以不到20億人民幣的價格出售了其持有的大約14%的股權,“削藩成功”,退出平安保險,而對於招商局股權給誰,當事各方閉口不談。事後得知是“由自然人控制的兩家投資公司——寶華投資和源信行投資”。在媒體披露下,神秘富豪“劉方”和“鄭建源”天下聞名。  

    2002年10月,滙豐銀行斥資6億美元(相當於44億人民幣)參股平安10%,成為其第二大股東。排名前幾的股東中還有新江南和新豪時兩家平安的“員工股股東”。2003年,平安保險在香港上市,  

    2004年6月平安上市後股權攤薄,滙豐又斥資12億港元(以平安發行價10.33元)增持平安股權至9.9%、成為中國平安第一大股東。  

    2005年5月,滙豐控股旗下的滙豐保險以81.04億港元代價,增持平安保險已發行股本9.91%。滙豐保險增持的股份購自平安保險現行兩名外資股東,即高盛公司和摩根斯坦利公司。

    到2008年,股市泡沫崩潰之時,滙豐更是已經持有中國平安48.18%的流通股份,穩居中國平安流通股東之首。  

    第四階段:  

    中國平安2007年報告公開聲明:“本公司股權結構較為分散,不存在控股股東,也不存在實際控制人。”說起來中國平安的董事長與總經理的位置上仍然坐著兩位標準的中國人,不過也別看不起中國經理人,因為儘管平安2008年投資富通集團已經巨虧228億、虧損幅度達95%,但總經理馬明哲的年薪已經達到了6600萬。  

    畢竟,畢竟,2008年初中國平安成功地實現了1600億的天量增發,戳破了中國市值16萬億的股市泡沫。  

    六、  

    面對學者和網民的廣泛質疑聲,3月6日,秦曉在接受鳳凰台採訪時談到,自從他2001年掌管招商局,總資產從500億升到3000億,好像賤賣平安時那50多億的差額、事後400多億的市值都是重建招商局的代價。  

    真相是,這十年來,為規避金融危機,各國央行普遍採取貨幣寬鬆政策,大量貨幣流入金融與房地產領域,導致房價飛漲,信貸行業突飛猛進,與此同時政府所未有地大規模投資交通運輸業以拉動經濟增長。  

    運輸、交通、物流、金融、地產,全部都是招商局的主營業務。好幾年前,招商局就在北京、上海、江蘇、廣東等17個省市投資有3975公里的高等級公路、橋樑、隧道。招商局旗下還有中國最大的超級油輪船隊經營商,香港最大規模的修船廠,世界最大的集裝箱製造商。招商銀行財大氣粗,一次投資失敗就敢虧。更不用說在香港、深圳、漳州以及北京、上海、天津、重慶、蘇州等全中國最寶貴的黃金地段擁有大量的土地儲備……  

    事情太明顯了,十年來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中國經濟發展的趨勢都擺在這裏。真正讓一個企業發展壯大,靠的可不僅僅是幾個劍橋經濟博士的個人頭腦和魄力,關鍵在於這些企業在經濟界佔據的戰略地位和擁有的組織力量、及其背後的支持者。  

    秦曉在招商局一言九鼎、說一不二,可賤賣平安在前,貴買永隆在後,光這兩次就是數百億級別的資產流失;要知道招商局以中國政府掌控的雄厚權力、財力、信譽、動員能力、社會關係為保障,本該長袖善舞,一個秦曉憑什麼貪天之功呢?  

    且不用說招商局資產花了十年才從500億增長到3000億,且看看“削藩”給賤賣掉的中國平安:到2009年12月31日,平安集團總資產為人民幣9357億元,權益總額為人民幣917億元。集團實現總收入人民幣1528億元,淨利潤人民幣145億元。招商局3000億資產,和20億賤賣掉的平安保險在08年增發的1600億融資比如何,和現在平安集團一萬億總資產比如何?和平安集團控制的萬億級的金融力量比如何?和08年靠平安增發戳破的16萬億股市市值比如何?  

    七  

    時隔一百年,中華民族與英國“滙豐集團”的恩恩怨怨還在延續。如果這真是一場金融戰爭的話,將之比附日本軍閥的侵華戰爭,恐怕不無道理。如果08年的股災好比1937年的七七事變,打響了外國金權貴族全面侵華的戰爭;這麼看來,6年之前,02年招商局賤賣中國平安股份,和1931年的918事變在歷史地位上何其相似! 

    東三省是中國的固有領土,地緣政治的戰略要地,千百萬人民在這塊土地上生活。“東三省”這塊“藩”,區區蔣介石豈有資格來“削”?即便國民黨要削藩,豈能交由日本鬼子來“削”?  

    壽險、產險也是中國金融界的固有領土,金融戰爭的戰略要地,千百萬人民在這塊陣地上寄託自己的財富。  

    在壽險、產險界數一數二的中國平安這塊“藩”,豈是區區招商局有資格來“削”的?  

    你區區秦曉,又憑什麼讓外資來“削”中國金融的“藩”呢?  

    文/雷風

    烏有之鄉 2011-3-8
       


  19. 2011/08/01 at 14:41 patchpieces

    中國龐大外儲如何被美英金融財閥和中國漢奸買辦勢力竊取控制(私有化掠奪掏空龐氏騙局Ponzi scheme超越國家主權)

    中國外儲如何被國外金融勢力竊取控制?

    只要我能控制一個國家的貨幣發行,我不在乎由誰制定法律。 
                        ——納森-羅斯切爾德

    (第八條)「中國人民銀行」的全部資本由國家出資,屬於國家所有。
    ——中華人民共和國銀行法

    ————————————————–
     目錄

    [貌似題外話]
    (一)「外匯局」的空手淘金魔術   
    (二)中國的巨額外匯資產從何而來?
    (三)中國的外匯資產,但中國政府“無權”支配
    (四)當前誰實際控制著中國的巨額外匯資產?——國際投行!
    (五)“為什麼”「外匯局」突然在“當前”拋出這套“說辭”?
    [附錄]奧巴馬首次承認美國或債務違約

    ———————————————

    [貌似題外話]
      先講個段子作為本文討論的小引。曾聽過侯寶林或是馬三立的一段相聲,說一個人空手買鴨子的故事。
    某人進飯館買燒鴨子。問:燒鴨子多少錢?
    老闆答:20塊。
    ——那給我拿一個,先掛賬。
    又問:這燒雞多少錢?
    答:10塊。
    ——我不要鴨子了,鴨子給你,換一個雞,你再找我10塊現大洋。
    老闆急了——您這賬不對啊!
    ——怎麼不對?我這不沒要你的鴨子嗎?你的鴨子不是20塊一個麼?
    老闆:問題是,您那鴨子根本沒付過錢啊!

    原來拿這相聲只當笑話聽。殊不知真實的相聲故事,今天竟然就發生在我們這個國家的「外匯局」身上。

    ——————————————–

    何新按語:
      近期「外匯局」在網站發佈關於外儲的講論,洩露了許多過去被掩蓋著而外人不易明瞭的外匯真相。殊為可圈可點!

    其中關於人民幣升值與國際淘金者的關係,本人已經在拙著《匯率風暴:中美貨幣戰爭內幕揭秘》(中國書籍出版社,2011)一書中做過辨析,在此不論。
    以下根據「外匯局」新發佈的關於中國國家外匯儲備,魔術般地變成了「外匯局」的自有金融資產,國家不能支配,然後「外匯局」承認該資產的相當部分已經被委託、轉交給國際金融資本(何按:以猶太共濟會屬下的基金會和投行等資本機構為主體)支配控制的驚人言論,略作點評如下。

     (一)「外匯局」的空手淘金魔術   

    「外匯局」最近在其網站發文宣稱:

       1、中國的外匯儲備不是國民百姓的,因為它已被「外匯局」收購。

       2、但這些外匯儲備也不是國家的——國為國家未出錢收購。

      那麼,中國的外匯儲備究竟是誰的?回答是:它完全是屬於外儲局自有、且有權“自主經營”的獨立性外匯資產。

      外匯局是如何得到這筆現額已超過3萬億美金的巨額財富的?

      回答是人民銀行以國家名義結匯,從外匯持有者手中收購而獲得的。

      那麼,人民銀行收購外匯的錢從何而來?回答是銀行掛賬借來的。

      所謂掛賬,那麼央行是向借誰的錢?令人感興趣的是,其實是這錢是人民銀行自己的——這實際是一種銀行自我借貸的奇特透支或預支魔術,即虛擬債務。

    [央行收購外匯的人民幣從哪里來?金融專家劉紀鵬說,外匯占款人民幣其中部分是印刷機新印出來的,部分是金融機構的存款準備金,部分是央行發行央票回收的貨幣,總之,都是央行的負債。所以,外儲雖然是央行的資產,但它是債務性資產。社科院研究員張斌說,外匯回到央行,央行發出人民幣,形成二次結匯,相當於央行直接增發貨幣。]

      換句話說,人民銀行用虛擬債務的方式,根據不斷進入中國的巨大外匯資金數量,印發額度巨大而且不受國家貨幣總量控制(即不受宏觀調控約束)的數十萬億人民幣,並從而換取到目前總量可能接近4萬億美金的巨大外匯財富!

       一方面,這樣規模且不受宏觀調控控制的巨量人民幣不斷隨機流入國內市場,必然會加劇愈演愈烈、使底層社會民怨沸騰的嚴重通貨膨脹。這就是屁民們所說的“豬堅強,蒜你狠,豆你玩,糖高宗”。

     但另一方面,也正是借助這種新兌換貨幣的“源源輸入”才使中國GDP在表面十分嚴厲的金融緊縮背後,仍得以維持8%——9%的高增長。事實上,金融緊縮政策的全部壓力都“轉嫁”到國內中小企業身上,造成大面積的失業和倒閉浪潮。

    [6月16日,央行公佈的資料顯示,5月中國金融機構新增外匯占款3764.14億元,環比上漲21%;前5個月新增外匯占款超過1.4萬億元,截至5月末總規模已達24.39萬億元。

    今年一季度新增外匯儲備1940億美元,是僅次於2010年四季度的第二歷史高峰。截至3月末,我國外匯儲備餘額已經超過3萬億美元。

    何按:這些新增外匯來源可疑。據報:當前沿海出口中小企業由於貨幣緊縮和本幣升值政策大量倒閉,對歐美出口景氣不振,但外儲仍大幅增長。表明不少錢應是以投資名義進入境內套取本幣升值紅利的資金。

    今年第一季度新增貸款1940億美元,近兩千億美元,則相當於第一季度銀行向市場追加新增人民幣1.4萬億人民幣。]

    必須指出,這種引入外匯資本刺激增長的模式,並非什麼獨特的中國模式,而正是80—90年代許多拉美國家早已推行過,而後無一不遭遇慘痛失敗的臭名昭著的拉美通脹和虛假高增長的債務經濟模式;也就是放大版的龐氏/麥道夫國際金融騙局模式。

    [查理斯•龐齊(Charles Ponzi),義大利裔美籍投機商,集資性金融騙局的設計者。引誘人們向一個事實上子虛烏有的企業投資,許諾投資者將在短期內得到高利潤回報。然後,龐齊把新投資者的錢作為快速盈利付給最初投資的人,從而誘使更多的投資進入。由於前期投資回報豐厚,龐齊成功地在短期內吸引了大批投資者,聚斂到巨大額度的金錢。直到隨著基金底座的不斷增大,後續資金無法支付日益增多的回利支出,從而騙局敗露。
    這種“集資模式”,後人稱之為“龐氏騙局”。
    近年美國麥道夫再次在華爾街使用這種集資手法敗露,因此這種騙局也稱“麥道夫騙局”。

    何新按語:近年來中國「外匯局」的“對外引資”模式,也是以人民幣不斷升值為兌換“套利誘餌”從而大規模吸引外資。]
    中國經濟,當前已經陷入在這種“模式”下,正走向一個前景極其難測的未來。

    (二)中國的巨額外匯資產從何而來?

    我們且來仔細讀一讀「外匯局」關於我國外匯資產的講論(以下的黑字基本是所引用的原文)。

    關於中國的外匯資產從何而來?

    「外匯局」稱:
     “我國外匯儲備是由人民銀行通過投放基礎貨幣在外匯市場購匯形成的。”

      何新按語:那麼請問:「外匯局」買進外匯時,付錢了麼?
    付的是誰的錢呢?

      外匯局答:“(本局)購匯所使用的本幣資金直接來源於中央銀行的負債。反映為中央銀行負債的增加,因此外匯儲備直接體現在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的資產方,與相應的央行負債對應。”

      何新按語:這一段話充滿玄機、奧妙無窮。
    外匯從何而來?是本局花錢買的。
    那麼買外匯的人民幣從何而來?是人民銀行掛的賬。

      問題在於掛誰的賬?人民銀行掛了賬——欠的是誰的帳呢?
      有意思的是,反復讀「外匯局」的表述,這個問題“諱莫如深”,無法得到解答,看不出所欠之賬的“主人”究竟是誰。

      實際上,「外匯局」極其敏感、極其乖巧地在“迴避”這個問題!

      為什麼這樣“隱諱”?
    原來“玄機”就在於此!

    買外匯的人民幣本來就是銀行印的
    ——這根本就是一筆銀行自己借貸給自己的“虛擬債務”,換句話說是根本“沒有主人”的“假債務”!
      ——銀行假裝記賬掛單,實際卻大肆印製新鈔票來收購外匯。
      那麼真正要為這些超量發行的外匯占款人民幣買單的是誰?
      ——是中國的整個國內市場,是中國的老百姓。
    而物價,就是這樣天價地飛漲起來的!

      目前,
    中國外匯儲備的產權是高度地不明晰的!
    誰是主人?是財政部?銀監會?發改委?還是國務院?
    迄今還並沒有明確的說法。結果就在一團霧水中,數萬億美金——數十萬億人民幣的巨大貨幣資產,的確是億萬中國出口企業的勞動者靠賣褲子、鞋子辛辛苦苦積累起來的“血汗錢”,靠虛擬借貸的貨幣魔術瞬間變成了「外匯局」或銀行的自有資產。

      於是才出現了「外匯局」可以“自由地支配”數萬億美金“大買”“洋垃圾債券”,卻完全“沒有人管”的荒唐局面!

    (三)中國的外匯資產,但中國政府“無權支配”
      
     「外匯局」說:
     “在人民銀行買入外匯的時候,已經向原外匯持有人支付了相應的人民幣。換句話說,外匯儲備形成過程中,企業和個人不是把外匯無償交給國家,而是賣給了國家,並獲得了等值人民幣。這些交易都是出於等價和自願的原則,企業和個人的經濟利益在外匯和人民幣兌換時已經實現。”

      何新按語:請注意!
    在這裏「外匯局」說:持匯人認為外匯局買自己的外匯是代表國家的行為,自己是把辛苦掙來的外匯賣給了國家。那麼按道理說:這些外匯的主人應當是國家,是國有資產!
      既然外匯的主權是屬於國家,那麼國家應當有權支配和使用屬於國資的外匯。

      換句話說:這些外匯,國家可不可以花?可不可以用它來改善國計民生呢?

      「外匯局」的答復是:
    絕對不行。因為這錢是我借的,所以它是屬於我的!——只是「外匯局」好像忘記了你的錢是向誰借的?——其實你的錢是自己向自己借的,這是一個虛擬的貨幣發行魔術而已!

      但是,就以這個虛擬債務為理由,「外匯局」振振有詞宣稱:因為我借了自己的錢,有賬目在案,所以換到的外匯是屬於我的獨立資產。我怎麼用你們管不著!我的歸我的,而且“只有”我能用。錢“不是”國家的,國家“無權”支配!

       這像不像那個相聲裏買鴨子的故事?——雖然那只鴨子我沒花錢,但我已經說過我掛賬了,所以它就是我的了——雖然我從為此沒付過錢。
       區別是,那個飯店老闆不笨,沒讓騙子把東西拿走。而在中國,這筆巨大的外匯資產的相當部分已經通過外匯局被託付給美國了。

      為什麼國家無權使用外匯?「外匯局」的原話是這樣說的:

      “不論是將外匯儲備直接分給老百姓的建議,還是(國家)將外匯儲備直接用於養老、醫療、教育等社會福利的建議,都涉及到外匯儲備是否可以無償分配和使用的問題。”

      何新按語:“外匯儲備是否可以無償分配和使用的問題”——這的確是一個天大的問題。

      但是問題在於:現在究竟是誰在”無償地分配和使用著中國的外匯儲備?”——其實這不是別人或任何別的國家機構——不是財政部,不是“銀監會”或“發改委”,而就是“外匯局”自己。

      你「外匯局」一分錢也沒有出過,你外匯局用來強制結匯的人民幣只是一種是虛擬掛賬,“債權主體”是“不明確”的。

      那麼「外匯局」你憑什麼“無償”佔有和“使用著”高達3萬億美金以上的巨額外匯資源?
      人們知道,「外匯局」本來只是一個“政府部門”、一個被國家授權管理國家外匯的監管機構。

      但是不知從何時起,這個機構卻“公司化”了——似乎成為了一個“有權自由使用”中國巨額外匯資產從事“跨國商業性投機活動”的“投資銀行”或“對沖基金機構”!

      為了“防止”國家插手支配或干預外匯儲備的使用,「外匯局」對中國外匯本來的“真正主人”——“國家主權”發出了如下的“嚴重警告”:

      ”外匯儲備不同於財政盈餘資金,是中央銀行在外匯市場購匯形成,在中央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上對應著本幣負債。免費使用外匯儲備,性質上相當於中央銀行隨意印鈔票,無節制地擴大貨幣發行,會造成通貨膨脹等嚴重後果。”

      何新按語:實際上,外管局這是在用通貨膨脹這個魔鬼嚇唬中國政府,從而阻止中國政府干預中國外匯資產控制權的任何意圖。

      但是殊不知,當人行以虛擬掛賬的形式大量超發人民幣強制結匯的時候,通貨膨脹的惡果已經在發生著。「外匯局」某領導在年初也不得不承認:由於外匯兌換占款過多(高達20萬億人民幣)是造成當前通貨膨脹的原因。

    [何新附注:從宏觀上看,央行不斷新增外匯印鈔,必定會稀釋國內市場人民幣的購買力。

    假設中國國內每年共生產商品10萬億單位,市場流通人民幣10萬億元,那麼每1元人民幣能購買商品為1單位。如每年對美國淨出口7萬億單位商品,獲得貿易順差1萬億美元(外貿所得款中扣除購買美國商品的支出即為貿易順差,或稱經常項目順差),央行以新增人民幣7萬億回購這筆美元。那麼國內剩餘商品為3萬億單位,流通人民幣總量則為17萬億,人民幣購買力由1/1,貶值為3/17,貶值率為14/17。人民幣對國內商品大幅貶值。

      但由於中國外匯局對美元實施人民幣單向升值的匯率政策,加之國內對炒作資產收益的放縱,引發國際資本大舉湧入。假設每年資本項目順差(淨投資)為2萬億美元,則央行需新增人民幣14萬億購買。此時,國內的商品單位僅3萬億,人民幣總量則增長變成了31萬億。那麼在理論上,意味著物價上升超過10倍,而單位人民幣的實際購買力則下降為3/31,不到原來的1/10。

    人民幣對內大幅貶值又不是國際貨幣,為什麼引發外資熱錢大舉進入?主要的是盯上了經常專案順差,也就是那1萬億美元。外資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獲取了大量的利潤,但這僅是人民幣利潤,必須兌換成美元的利潤才是真正實現的利潤。

    上述資本項目順差為2萬億美元,是外來投資總額。外資僅借助人民幣的單向升值(年升值率約6%)的機制,美元投資也可獲得6%以上的回報。當然,這筆回報必須通過以人民幣兌換美金來實現,因此外來投資要實現投資收益,必須把中國貿易所得賺得的貿易順差1萬億卷走。

    所以美國政府不斷地壓迫人民幣穩定升值,以切實保障其資本順差不但保本,更能將中國的全部外匯收入一鍋端。以上所述就是人民幣對內貶值,對外升值而外部資本從中獲利的基本內在機制。

    由此觀察,外匯局否認外儲是中國百姓的血汗錢,實際是為外資合法掠取中國外匯儲備張目,是極為不負責任的賣國言論。

    2011年2月易綱承認:為了保持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央行在外匯市場上要買進外匯,而買外匯的過程就吐出了基礎貨幣,“央行被迫吐出的基礎貨幣造成了通貨膨脹的壓力。為維持匯率穩定,央行被迫吐出了20萬億元人民幣,而外匯占款也成了近年來基礎貨幣投放的主要管道。”]

    (四)當前誰實際控制著中國的巨額外匯資產?——國際投行!
     
     那麼,如果中國政府無權支配外匯儲備,國家不能用,百姓更用不了——這巨大額度的外匯資產究竟誰能用,又在如何用呢?

      對此,外匯局的說法是:

      “在’依法合規、有償使用、提高效率、有效監管’的管理原則指導下,外匯儲備正積極創新運用管道,繼續為國家經濟建設和改善民生服務。“
      
      何按:這句話其實語法不通。“外匯儲備”不是活人,它如何可以“積極創新”、“運用管道”呢?——所謂玩“創新的”無非還是外管局自己,也許正在學著國外的對沖基金玩弄各種新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吧?一個監管機構,現在居然成了金融魔術的創生機構。可是以善於金融創新聞名世界的大鱷索羅斯,昨天已經宣佈辭職了哎!

      其實,外匯局的意思無非就是說,外匯儲備是我的,我們在管著,我們也管得很好!我們自有最合理、最新穎、最有利於國計民生的合理用途。你們外人其他人就都別操心了!

      那麼,到底這些外匯究竟是如何用的呢?

      先恕我直言吧!其實,外匯局所謂“依法合規”四字,純屬扯淡!是用來掩蓋和自慰的遁詞!——什麼法?中國目前有“外匯管理法”麼(應呼籲全國人大儘快設立這樣的法律)?!合規——合什麼規?

      如此巨大數量的外匯資產,既不屬於中國百姓,支配權也不屬於中國國家——更不能被用於改善國計民生!那麼目前在外匯局手裏,到底在用來幹什麼呢?在給誰用呢?

      外匯局的說法是:
              第一、外匯資產只應當由本局自主使用。
              第二、本局實際上已經把它委託(借)給某些有本領、有名頭、很可靠的外國投資機構用了,這也是中國巨大的外匯資產唯一最合理、最有用的運行方式!

        我這樣解讀外匯局的話,一定會有人不信,難道外匯局真地敢這樣講?
        那麼就請看外匯局的原話吧:

        答:“為保障外匯儲備資產的安全性,發揮在成熟投資市場大規模經營的比較優勢,外匯儲備經營堅持以(我局)自主經營為主。
        同時,外匯儲備一直通過各種有效形式拓寬投資管道,其中包括“委託經營”。

        從1996年起,(我局)有選擇性地將部分外匯儲備委託給國內(按:國內機構當是指對外投資虧損連連的著名“中投”吧?),以及國外較為先進的資產管理機構投資。”

        何新按語:外匯局所謂“國外較先進的投資機構”——無非就是指在國際投資市場興風作浪惡名昭著殺人不見血的大摩、高盛、羅氏家族、索羅斯基金會一類猶太共濟會的跨國投資機構吧?!
        如果這些年沒有發生震撼歐美和全球的金融危機,用這些先進機構糊弄中國人還是可以的,在今天還這樣說,應該有點理不直氣不壯了吧?!

        外匯局說:
        “目前外匯儲備經營委託的外聘經理(按:看看!還真是中國外匯局出錢,讓外國經理坐莊啊!),均是市場知名度較高、資產規模較大、經營業績排名靠前的資產管理機構。”

        何新按語:據此,中國外匯資產的管理權,其實早就已經通過外匯局委託給老外了啊!

        外匯局說:
        “外匯儲備經營高度重視對外聘經理的風險管理,納入整體風險管理框架密切監控,確保外匯儲備資產安全。”

        何新按語:那麼去年的兩房股、債券已經“垃圾化”,眼前的美國國債違約風險則即將爆發——難道這就是你們外匯局所說的確保安全嗎?!

    (五)為什麼外匯局突然在當前拋出這套說辭?

      綜上所述:
      中國的外匯局悍然宣佈中國外匯儲備,既不是百姓的,也不歸國家管,而是外匯局全權自己自主經營——並且有權委託給老外代管的非主權金融資產。

      外匯局稱:這些外匯資產的來源不是中國人靠賣褲子、襪子、鞋子苦掙回來的“血汗錢”——那是天上掉下來砸到外匯局頭上的?

      外匯局又稱:外儲的來源雖然名義上是“中國人民銀行”(注意近年來該行一直在全力謀求超主權的獨立地位),只是用“名義”的債務,通過印製人民幣鈔票從市場上自由交換得來的。但買到手後,這些巨量的外匯資產就已成為外匯局自己的准自有資產。

      因此,這些外匯儲備既非屬於原來的售匯者所有,理論上也不受國家支配(非其所有),而是屬於銀行以及外匯局自己掌有的非主權貨幣。
      總而言之:外匯局認為中國巨大額度(超過3萬億美元以上)的外匯儲備,其物權以及支配權與任何人無關,而僅僅屬於外匯局自己。

      對於這些外匯儲備,國家無權支配,全國人大和政協無權過問——完全由外匯局“自主經營”,自由支配。換句話說,外匯局有權不受任何機構監管審計而委託任何國內外“先進的資產管理機構”(如國外高盛等猶太金融機構)從事任何投資(包括購買行將違約的美國國債和近乎歸零的兩房垃圾債券)。這些外匯資產無論虧損與贏利,是金融行為,一概與百姓和國家無關!!!!

      為什麼外匯局突然要拋出這樣一套赤裸裸——近乎裸奔的言論呢?

     據有關新聞報導:美國政府與國會在8月2日之前如不能達成提高政府債務上限的任何有效協議,美國國債則可能出現技術性違約。這將導致美國主權信用評級被集體調降,新發國債收益率大幅上升,存量國債市場價值下滑。一方面,全球金融市場將因此陷入新的動盪,持有大量美國國債資產的國內外債權人將遭遇巨額資本損失;另一方面,美國長期利率將隨之波動,從而打壓消費與投資增長,甚至扼殺依然脆弱的經濟復蘇。

      該路徑對美元霸權以及美國金融市場的衝擊也是相當大的,也勢必對持有美國國債最多的中國外匯儲備構成巨大打擊。
     
      這意味著,在繼美國“兩房”退市致使中國購買的相關股、債券蒙受慘重損失之後,近期(8月2日)美國國債也有可能發生“技術性違約”,從而使得中國購買的巨大額度的美國國債可能再度蒙受重大損失。
     這就是外匯局近期突然拋出上述言論的背景。

      外匯局的言論實際就是提前堵國人嘴的言論!外匯局認為,也許有必要預先發佈這一套外匯資產非民有也非國有的“技術性說辭”,從而應付國民的質疑、以及黨和國家將來的任何追究和問責。

    ————————————————————
    [附錄1]

    奧巴馬首次承認美國或債務違約

      據香港《文匯報》24日報導,美國白宮和國會巨頭前(22日)晚再一次談判破裂,一直表現冷靜的總統奧巴馬難掩怒火,傳召兩院領袖昨(23日)晨到白宮開會,更首次承認違約可能性。國會必須在明天(25日)前達成共識,否則將趕不及在8月2日前完成立法程式,美國信貸評級遭下調的風險急增。

      奧巴馬首次承認美國有可能債務違約,說:“如果我們發生債務違約,我們將不得不做出調整。”

      在奧巴馬與博納談判破裂同時,財長蓋特納、聯儲局主席伯南克及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行長達德利亦在另一場合會晤,商討如何應對最壞情況,包括美債評級遭下調,但3人仍然堅稱,有信心國會能達成共識。有白宮高官表示,即使能夠提升債限,但假若未能嚴格控制財赤,美國仍很有可能失去AAA評級。

    [附錄2]美國國債觸及天花板中國手中持有超1.2萬億美國國債或打水漂

    中廣網北京5月16日消息(記者周晉竹):

    美國財長蓋特納警告說,美國國債將在5月16號觸及國會所允許的14.29萬億上限,而中國手中持有的1.2萬億美國國債則面臨著違約的風險。

    專家認為,美國雖然不存在還不起錢的問題,但是中國的美元資產慢慢蒸發已成定局。

    美國目前欠下了14.28萬億美元的國債,目前這個數字還在不斷增長中。美國市場上真正的買家在不斷退場。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總裁號稱“債券大王”的比爾•格羅斯,近期宣佈清空旗下所有美國國債。這條被很多人忽視的消息,其實傳遞了一個重要信號:美債的30年牛市結束了。但是中國手中卻還握著1.2萬億的美國國債。如果美國議會不能如期提高國債的上限,除了引發市場對美國國債可能違約的擔憂,還將引發短期內市場拋售美國國債,進一步引發歐元、大宗商品等風險資產的反彈。

    中國作為美國國債最大的持有者,美國國債一旦違約,將受到最直接的衝擊。

    文/何新
    2011-7-31


  20. 2011/08/31 at 20:02 patchpieces

    金融洋奴

    又開始忽悠了。從人民幣離岸交易中心,到人民幣納入SDR(特別提款權),這幫人又來勁了。他們將此標榜為“人民幣國際化”。國人再一次被帶入“清明上河圖”了。人民幣能夠這樣國際化嗎?這難道是將人民幣國際化嗎?

    很久了,筆者厭倦了他們的嘴臉。這是一批身居我國政商學高位的金融洋奴。他們戮力踐行“國際金融資本”的“金融侵華戰略”。
    他們巧妙地改變了人民幣屬性;
    他們有序地將我國國民福利轉送到境外;
    他們悄無聲息地將我國市場變成了西方金融資本的殖民地。

    金融洋奴們按照國際金融資本預設的邏輯,將中國嵌入了國際政治經濟一體化的“大佈局”當中。他們通過強大的資本力量,強制性地完成了後冷戰時期全世界的社會分工,中國被他們毫不客氣地壓在了金字塔的最底層。
    (芝加哥弟子林毅夫)洋奴們搞的所謂的“比較經濟優勢理論”,將我國定義為“世界工廠”。作為世界工廠,中國必須要服從國際金融資本逐利的需求。於是,中國事實上被解除了貨幣發行權。中國人不要認為自己在使用人民幣,中國人使用的是叫人民幣的美元兌換券。每次聽到金融洋奴們的“美妙說辭”,筆者都感到痛心裂肺。仔細地看看吧,人民幣早就已經被“國際化”了,人民幣早已經是一種代理發行的有限流通的美元代幣了。對於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這是一種怎樣的悲哀!

    我國的領導,我國的人民,是否應該認真地想一想啊?西方富裕國家不遠萬里來到我國借錢,不借金、不借銀、不借人民幣,他們卻要借他們本國發行的貨幣,這合理嗎?美國人借的是美元,歐洲人借的是歐元,英國人借的是英鎊,這不奇怪嗎?要知道,他們是在“借”他們自己印刷的貨幣啊!天哪!我們是一個擁有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席位的主權國家啊!我們為什麼不借給他們人民幣啊?笨蛋們,至少,可以先借給他們人民幣,再讓他們來換美元、歐元、英鎊啊!

    我國缺乏金融知識和金融專家嗎?就筆者所知,全世界精通金融的華人大有人在。很遺憾,他們難入當今政商學當家人的法眼。這是一個荒唐透頂的時代,中國的金融領域非洋人和洋奴不許入內。這就是那個令人齒寒的“比較經濟優勢理論”比較出來的結果。一群混蛋們比較後的結論很簡單:拱手獻出中國的金融主權!

    敢問一句,中國作為一個擁有金融主權的國家,難道不應該發展人民幣債券在岸交易市場嗎?
    不可以讓西方國家來華發行人民幣債券嗎?
    不可以讓他們的和我們的人民幣債券在中國法律體系下流通嗎?
    搞什麼人民幣離岸交易中心呢?
    搞什麼鬼都不信的SDR?
    腦子進水了嗎?
    離岸交易中心能沒有價格嗎?
    離岸價格與在岸價格出現巨大差異怎麼辦?
    行政干預嗎!干戈倒置,授人以柄,一群笨到姥姥家的糊塗蛋!

    筆者曾經寫下《掠過佛來堡》一文,筆者呼籲中國人的主體性思維;筆者寫下《我們的貨幣叫人民》,筆者希望建立一個足以獨立於世界的中國主權貨幣。可是,“金融洋奴”們“竭力壓制”任何敢於強調金融主體性的聲音。他們欺騙我國領導和我國人民,他們竟然將“人民幣美元化”美化為“人民幣國際化”。並且,將這些荒唐的邏輯寫進重要的歷史文獻,形成制度和法律安排。最無恥的是,一些人竟將這種“獻城於敵”的卑鄙行徑溢美為改開搞的偉大成果!真的就不怕留下千古駡名嗎?

    筆者最近重讀了(芝加哥學派祖師爺)佛裏德曼的《美國貨幣史》。佛裏德曼揭示了一個樸素的真理:一個具有強大本幣債券市場的國家,才可能擁有一個真正意義的國際貨幣。簡言之,必須建立強大的人民幣債券在岸交易市場,才有可能實現人民幣真正的國際化。當年英鎊如此,後來美元如此。不在這個問題上下功夫,搞旁門左道的小動作,無異于自毀長城。
    西方富裕國家不願節制財政,想要舉債度日,那就對不起了,你們只能借人民幣,還必須要有可信的抵押擔保。當然,他們也可以在中國市場上將人民幣換成他們喜歡的貨幣。但是,請記住,到期必須還人民幣。中國無條件對外進行外匯借款的大門應該關閉了,西方國家靠印錢就能還債的時代必須結束了。

    大道理往往很樸素。樸素到不需要金融知識。大政治家治國,必須正道直行。欲正道直行,必須與君子為伍。奴才,無論是土奴才,還是洋奴才,畢竟都是奴才。狗奴才,才會想出那些下三濫的招數。其中,“金融洋奴”是最為可怕的,他們另有主人,心懷二志,圖謀不軌。金融洋奴當道,亡國滅種不遠矣!

    如今,金融洋奴得勢,他們堂而皇之行走於廟堂之上,一個個大名鼎鼎如雷貫耳,他們的名字還需要一一羅列嗎?筆者從不憂慮我國缺少金融人才,筆者嚴重憂慮我國人才和奴才的地位不對等。中國的歷史教訓在於,在儒教風行的時代,往往是奴才壓倒人才。奴才們也可以主導歷史進程。宋明敗亡的教訓都很經典,奴才們合夥滅絕了人才,殺嶽飛、殺袁崇煥、殺一切可以立國安邦的人才,一直殺到亡國滅種的那一刻。畢竟,現實的金融利益實在太過巨大了,金融奴才們會誓死捍衛既得利益的。燦爛的金色背後,從來就不缺少血腥。“滿城盡帶黃金甲”,那意味著一場驚天動地的金融叛亂。

    畢竟,中國人見識過了人民當家作主的年代,人民未必會允許奴才們亂來的。當然,人民要明白,僅僅從天安門廣場移走孔子像是不夠的。我們必須重建中華民族的人民主體性和國家主體性。最低限度,我們不能繼續把金融洋奴當神仙供著了。

    注:聽說薩科齊(8/24來華)竟然用支持人民幣納入SDR 作為來華談判籌碼,真是欲哭無淚。一個如此下流的騙子,一個如此拙劣的騙局,竟然可以將泱泱大國玩弄於股掌之間?這叫我等還認幾個字的草民情何以堪!到了該醒的時候了,應該收拾這群騙子了!

    文/盧麒元

    2011-08-30


  21. 2011/09/16 at 07:32 patchpieces

    面臨債務金融世紀危機爆發的美帝以系列手段惡化中國貿易投資環境戰術下 中國國內【帶路黨漢奸買辦】勢力與國際私有壟斷資本的裡應外合/南方系及央視CCTV(&四大外資掌控之門戶網站)是如何巧妙地為美資康菲公司免責的

    康菲饑餐中國肉,南方笑飲中國血
    —渤海漏油事件凸顯中國文化和能源危機

    文/任憑

    2011-09-15

    一、康菲漏油事故,“南方系”的任務

    對於渤海灣康菲漏油事故,中國進步學者張宏良曾有這樣一段評論:

    【目前中國(漢奸)力量已經強大到何等程度,看一下渤海漏油事件就會知道。中國渤海漏油面積達到840平方公里,造成了巨大的海洋生物災難,最初認為肇事者是國有企業中海油公司,以南方系、騰訊、新浪為代表的媒體立刻如同瘋狗般撲了上去,必欲借此機會把國有企業置於死地而後快,把共產黨置於死地而後快,可是撲上去一看才知道,肇事者是美國康菲公司,康菲公司不僅污染了中國海洋,甚至暴露出中國在金融、法律、國防等方面一系列黑洞,如果繼續追究下去將會嚴重損害美國在華利益。所以幕後一聲令下,如海潮般洶湧而來的輿論大潮,又突然如同退潮般齊刷刷地悄然而去,鋪天蓋地的輿論大潮,瞬間便消失得無影無蹤,所有一切立刻又變得風平浪靜,仿佛此前什麼都不曾發生。中國漢奸媒體在渤海漏油事件上,攻守進退、收發自如,簡直如同一人,展示了當今中國漢奸力量之強大、組織程度之高、步調之一致,簡直達到了驚人程度。只有毛澤東領導下的共產黨鼎盛時期才有過如此高度的組織力。】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88d2520102dryd.html (2011-08-16 20:13:22)

    分析下“南方系”媒體在整個事件中的表現:

    從一開始,作為中國最有名氣的媒體,“南方系”不做任何採訪調查研究,就把中海油當做事故的唯一的主要的責任方“死纏爛打”:

    【南方日報:中海油否認瞞報溢油點已全部堵住•南方日報數位報•南方報網

    2011年7月7日… 對於外界對中海油是否存在隱瞞漏油問題,中國海洋石油有限公司投資者關係部總經理蔣永智在接受央視採訪時表示,中海油從來沒有對外隱瞞過重大溢油事故。 …】

    【南都社論:中海油漏油事故,緣何事發半月卻一直沒公開?–南方報業網

    2011年7月4日…之後媒體紛紛希望進一步瞭解情況,但是中海油都沒有回應。直到7月1日,中海油投資者關係部才發佈消息稱,渤海蓬萊19-3油田於6月上、中旬發生滲漏,附近…】

    【葉檀:中海油漏油事故中的"三宗罪"–南方報業網
    2011年7月6日…作者:葉檀 把喪事當喜事辦,把污染事故當作意志體現的良機,某些企業此類悲喜劇層出不窮,從松花江到大連到今天的中海油渤海灣漏油事故,均是如此。】

    【南方日報:中海油再次溢油•南方日報數字報•南方報網

    2011年7月13日…記者從相關部門瞭解到,12日1時30分,中海油綏中36-1油田中心平臺中控發生故障,全油田生產關斷,流程泄壓火炬頭排出的氣體暫態帶出的原油落海。 據…】

    【新京報:中海油接連三起事故 綏中油田溢油停產-南方報網 中國

    2011年7月13日…國家海洋局海洋環境保護司昨日表示,接到報告後,立即要求中海油總公司快速採取有效措施。】

    【南方日報:中海油再次溢油 快速擴張致事故不斷?–南方報業網

    2011年7月13日…據新華社電 記者從相關部門瞭解到,12日1時30分,中海油綏中36-1油田中心平臺中控發生故障,全油田生產關斷,流程泄壓火炬頭排出的氣體暫態帶…】

    而在第一時間,騰訊網、新浪網、搜狐網、鳳凰網等門戶網站紛紛把南方系媒體抨擊中海油的片面報導製作成專題,題目大多是:【中海油漏油事故】之類。

    其實,早在7月5日,國家海洋局環境保護司副司長王斌在新聞通報會上就已經表示,渤海蓬萊19-3油田溢油事故的責任由作業者——康菲石油中國有限公司(下稱“康菲公司”)承擔,國家海洋局正在調查此次事故的具體損失,將對康菲公司提出生態賠償。中海油的責任要根據其與康菲公司簽訂的具體合同來界定。

    但在此之後長達一周的時間,“南方系”媒體仍然把中海油當做主要責任人和問題焦點進行抨擊,“放過”事故的責任者康菲,讓公眾的注意力集中到中海油頭上。

    而2011年09月06日《財經國家週刊》報導:
    【中海油法律部相關負責人告訴《財經國家週刊》記者,作業者承擔所有的勘探、開發風險,國際慣例、中國法律以及合同中都是這樣規定的,康菲應該承擔全部安全、環保等責任。】

    然而,“南方系”的紙終究保不住公眾的怒火。康菲公司一系列惡性引起了中國人民的憤怒:刻意瞞報、對中國海洋局對中國人民刻意撒謊、拖延處理、態度傲慢……尤其是8月5日,康菲中國在其官網上宣稱:【近期,隨著中國渤海灣康菲鑽井平臺漏油事件的不斷演變,使美國康菲石油公司的知名度得到了很大幅度的傳播,也使得美國康菲潤滑油被越來越多的行業內人士所關注,業務成交量同比大幅度提升,業務人員工作量大幅度增加】,把漏油事故當廣告?一時間,聲討康菲這種無比傲慢的的惡行的聲音此起彼伏。

    在這段時間,“南方系”在幹啥?
    “南方系”的策略是“圍魏救趙”,試圖轉移焦點,庇護康菲:

    【南方週末:一周高論:國家海洋局為何偏袒中海油?–南方報業網

    2011年7月14日… 中海油不需要擔責嗎?它可擁有該油田51%權益。……國家海洋局、中海油同屬副部級,難怪有人質疑:“副部級的國家海洋局敢治敢管副部級的中海油嗎】

    【南方都市報:應儘快解決康菲公司渤海溢油事故-2011年08月14日

    2011年8月14日 如今,康菲公司已成千夫所指,但要進一步追問的是,康菲公司的“牛氣”,是如何煉成的?這首先與康菲公司背後的中海油,有莫大關係。】

    【康菲渤海堵油大限已至 中海油難置身事外–南方報業網

    2011年8月31日…而接近康菲中國的人士則對記者表示,康菲中國前期之所以對溢油處理漫不經心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中海油在蓬萊19-3油田中持股51%,康菲認為憑藉中海油的央企…】

    另外,“南方系”還配合所謂環保組織中傷聲討中海油,這些“環保組織(非政府組織)”從一開始就把矛頭對準中海油,當事故責任方已經明確為康菲後,這些“環保組織(非政府組織)”還是拿中海油當做攻擊重點。可見,很多NGO(非政府組織)搞環保是假,他們純粹是西方勢力的“御用工具”:

    【環保組織建議交易所懲戒中海油

    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gsnews/20110707/074410107680.shtml

    2011年07月07日法制日報

    本報北京7月6日訊 記者郤建榮 自然之友、中國政法大學污染受害者法律幫助中心、公眾環境研究中心、達爾問自然求知社等11家環保組織7月6日致信港交所和紐交所,提醒港交所和紐交所注意上市公司中海油在蓬萊19-3油田溢油事故中的表現,並予以懲戒。

    11家環保組織表示,作為油田控股公司(控股51%),中海油向社會公眾隱瞞事故情況長達一個月之久,嚴重威脅投資人權益,漠視企業環境社會責任。他們建議,兩交易所對中海油不及時披露資訊的違規行為進行詳細調查,並予以懲戒。】

    【南方都市報:渤海灣漏油事故,和中海油一起學習環保知識–南方報業網

    2011年7月11日央企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發生溢油事故後,捂住真相一個月,半遮半掩的態度引起公眾質疑。中海油本該公開信息、認真檢討錯誤,但對質疑之聲,並未懷著敬畏之心待之。對此,應該讓民間環保組織給中海油當家庭環保教師,因為中國民間環保組織大概是唯一能說出環保真話,也是擁有豐富環保知識的機構。】

    【南方週末 – 【方舟評論】環境污染事故很熱,“破壞環境罪”很冷

    8月1日,自然之友等12家環保組織發出公開信,呼籲國家海洋局加快中海油溢油事件處理;同時表示,如果國家海洋局在短時間內無法提起公益訴訟,環保組織將不排除在近期率先提起公益訴訟。】

    進入9月份,康菲遭受責罰已成定局。這時,“南方系”則赤裸裸地成了康菲公司的“傳聲筒”,並“不遺餘力”地“鼓動”讓中海油承擔更多責任,換句話說,就是讓康菲公司承擔更少的責任:

    【南方日報:康菲稱央視“騙你的”報導失實•南方日報數位報•南方報網

    2011年9月5日…南方日報訊 據央視前日報導,央視記者前日在事故海域發現目前海面上仍有油污,與此前康菲表態的“兩個徹底”不符。央視記者在蓬萊19—3油田通過公共船用無線對講頻道對一名康菲中國員工進行採訪,對此,康菲員工表示:“我們就是騙你的”。此報導一出,輿論一片譁然。康菲公司對這則報導提出了質疑,認為該報導與事實不符。】

    【中海油是蓬萊溢油事故第一主角 專家稱其應成被告-南方報網

    2011年9月6日… 但是,北京華城律師事務所律師賈方義認為,在這起蓬萊19-3油田溢油事故中,中海油應是事故的第一主角。因為這一油田的開採權是我國政府首先授予中海】

    【渤海漏油事件賠百億,中海油該攤多少?–南方報業網

    2011年9月13日… 中海油占51%的權益,康菲占49%的權益。換句話說,如果漏油事件索賠百億元,中海油和康菲將各掏51億元和49億元,如果數額更大,則以此類推。】

    與中國“南方系”相配合,“南方系”的“洋主子”,“國際壟斷資本”的喉舌英國《金融時報》7日刊發的一篇分析性報導以“康菲溢油事件加劇在華外企擔憂”為標題,並加上“康菲在中國近海運營的一個油田發生的溢油事件已引發人們擔憂在華外企受到歧視”的導語。

    其實,8月份以來,中國官方及中國公眾都已經很清楚,康菲公司是事故油田的作業方,是事故的責任者。但是直到,現在,“南方系”還“不遺餘力”地試圖將主要責任、主要焦點安在中海油頭上。

    直到現在,各大門戶網站的專題仍然是:【中海油漏油事故】。

    比如在新浪網,其專題是:【中海油出現漏油現象】

    http://finance.sina.com.cn/focus/zhylu_2011/index.shtml

    儘管社會輿論、民眾輿論都在問責康菲,但是新浪網等門戶網站整個專題的主題內容、占專題版面最大的版塊、文字最多的版塊仍然是問責中海油,而關於康菲的新聞僅僅是幾個標題連接。

    新浪網【中海油出現漏油現象】專題的主要版面和文字內容如下:

    【康菲石油與中海油之禍
    後續索賠箭在弦上 中海油難置身事外

    隨著事件的演變,目前索賠工作已經成為新的焦點。而接近康菲中國的人士則對記者表示,康菲中國前期之所以對溢油處理漫不經心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中海油在蓬萊19-3油田中持股51%,康菲認為憑藉中海油的央企身份,有能力將事件平息下來。“雖然國家海洋局在事件處理過程中避開中海油而把焦點對準康菲。但進入到法律程式後,中海油作為蓬萊19-3油田51%股份的持有者,將難以置身事外。”
    渤海漏油事件 中海油扮演什麼角色

    最令公眾費解的是,漏油事故發生至今中海油始終“三緘其口”,從未做出公開的表態。事故情況報告中,更是沒有中海油的相關字眼出現。作為主管單位,國家海洋局已經公開表態;作為作業者,康菲公司被打了板子;但作為項目擁有51%權益的中海油,是否就沒有絲毫的責任呢?
    中海油被斥為推脫責任

    在此次溢油事故初期,中海油以非作業方為由,表示“未掌握康菲中國的第一手情況”,並否定國家海洋局“推遲1個月公佈事故”的說法,而國家海洋局近期多次高調批評的矛頭也僅指向康菲中國。但中海油因在肇事公司中持有51%的權益,被斥為“推脫責任”。對此,中海油相關人士回應稱,中海油並未與康菲中國成立合資公司,上述51%的權益的持有也不等於控股。

    中海油漏油事故情況

    [污染情況]渤海840公里海水水質惡化

    7月5日下午消息,國家海洋局今日對蓬萊19-3油田漏油事故召開發佈會,稱溢油事故已經得到基本控制,但油田附近840平方公里的海水由一類水質惡化為四類水質。該事故最早發生在6月4日,比此前媒體報導時間早了半個月左右。其中B平臺漏油屬於海底溢油類型,在我國尚屬首次。】

    南方系在“(實由外資掌控的四大)網路媒體”的“配合”下,成功地完成了庇護跨國公司康菲,嫁禍給中海油的任務。

    二、捍衛康菲利益,南方系顧頭不顧腚

    A、“南方系”媒體在一開始就“有意”進行“歪曲性報導”,他們不管油田的作業方是誰,只報導中海油漏油,聲討中海油,其目的是包庇康菲公司,試圖將公眾怒火引向中海油。

    B、當國家海洋局及中國公眾都已知道,康菲公司才是罪魁禍首,劣跡斑斑的康菲成為輿論的焦點後,南方系砍下如下三板斧,
    1、聲討國家海洋局包庇中海油。
    2、南方系不得不承認,康菲等跨國公司劣跡斑斑,但那不是信譽良好的跨國公司的錯,主要原因是中國法律不健全,中國是腐敗的國度,再有就是中海油在背後庇護康菲,康菲才如此傲慢,中海油才是幕後罪魁。
    3、針對中國公眾對康菲的怒火,南方系直接出面當康菲的傳聲筒,指責關於康菲的負面報導不符合事實。

    C、當康菲公司肯定面臨巨額索賠時,南方系又製造輿論,【中海油是蓬萊溢油事故第一主角】,康菲公司有51%股權,必須承擔51%索賠,也就是說只讓康菲公司承擔49%索賠。

    其實南方系的這些“邏輯”和輿論完全是胡說,為了替外資替跨國企業“賣命”,不惜當腦殘。

    第一、南方系認為,跨國公司本身是清白的信譽良好的,但是在中國腐敗的環境下,也不得不變得劣跡斑斑了。但其實,跨國公司在世界各國收買官員搞官商勾結是通例。第三世界就不必說了(康菲就有不少在其他國家收買政府官員的劣跡),就是在母國美國,官商勾結、官員腐敗的程度遠遠可能會讓被南方系洗腦的中國人歎為觀止:

    【美國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2001年1月上任時仍然持有與國防和生物科技相關的私人公司的大量股票。其中包括吉利德科學公司的大量股票,該公司擁有克流感專利權。2005年7月,美國防部購買了價值5800萬美元的克流感,幾個月後,衛生部宣佈,要訂購價值高達10億美元的克流感。如此官商不分,讓人歎為觀止。2006年,拉姆斯菲爾德宣佈辭職前三周,布希簽署了國防授權法,該法規定遭遇公共健康急難,總統可調用軍隊實施隔離檢疫並確保疫苗供應。這對吉利德等制藥業是大好消息,短短五個月,其股價上漲了24%。2001年1月,吉利德公司的這支股票大約7.45美元,拉式卸任時,這支股票每股價值67.6美元,一共上漲了8.07倍,單單從這支股票身上拉式獲利4000萬美元左右。拉姆斯菲爾德的行為,其實已經違背了美國有關法律,在有美國特色的法律的保護下,拉姆斯菲爾德得以合法或者半合法地腐敗。

    切尼和哈利伯頓公司的醜聞,讓切尼成為幾乎所有美國平民都痛恨的官員。在一個所謂民主自由的國家,如此腐敗的、全民公恨的官員竟然可以長期擔任美國副總統,這也算是人類社會的一大奇觀。哈利伯頓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及天然氣行業服務商之一。切尼擔任副總統後,仍然持有18.9萬股的哈利伯頓股票,還有50萬股尚未執行的認股權。伊拉克戰爭前,這家公司的股價為10美元,三年後漲到41美元,暴漲了四倍多,直接原因是切尼力主的侵略伊拉克的戰爭所帶來的大量石油服務市場和美軍後勤訂單。

    據人民日報社《 環球人物 》雜誌(2009年第5期)《美軍500億貪腐窩案》一文報導,負責伊拉克重建工程的美國陸軍後備役上校科蒂斯•G•懷特福德,與承包商串通一氣,貪污了500億美元。除此之外,尚有1000多億美元的伊拉克戰後重建資金不知所終。】

    當劣跡斑斑的康菲已經成為眾矢之後,南方系製造輿論說,康菲之所以如此傲慢,主要是靠中海油的庇護,這完全是胡說。中海油,包括中石油、中石化自身都沒有像康菲那樣牛氣沖天、無比傲慢,如果康菲真要靠中海油庇護,何以比中海油自身都蠻橫傲慢?康菲遠遠比中海油傲慢的原因,只能是康菲與中國及世界各國搞官商勾結的程度更高而已。

    所謂跨國公司的良好信譽,只是南方系這些不良媒體製造出來的假像。康菲公司及其他跨國公司的惡行,其實遠遠比中國國企要多,但是大多被海內外的南方系這樣的跨國資本的走狗媒體有意掩蓋。

    2011年09月10日 國際先驅導報 報導:

    【記者遍搜中文和英文網站,發現這家公司(康菲)的相關報導非常之少,既沒有關於海洋污染的不良記錄,也沒有公司成長故事之類的新聞。

    維琪百科上關於該公司有兩條簡單的負面提示,一是根據一項研究,康菲在美國公司中空氣污染物排放排第13位。二是2003年,康菲曾被前蘇聯格魯吉亞共和國的一個環境組織告上法庭,原因是一些外國石油公司與格魯吉亞政府勾結,誘導當局通過一項沒有經正常環境影響評價的價值30億美元的管道項目。】

    我們再看去年墨西哥灣漏油事件中BP的惡行,與康菲類似,BP也打出了控制媒體、控制學者、控制政府的三板斧,只不過由於英國BP對美國媒體的控制不夠嚴密,相關資訊才得以報導:

    據資訊時報2010-07-24《深陷三重門BP婁子捅大了》

    【PS門——

    繼修改照片製造工作人員繁忙景象被揭穿後,BP日前再次曝出PS照片醜聞——一架本來停在機場平臺上的靜止飛機被修改成在海上巡視的樣子。BP日前就此事做出公開承認,並發誓停止這種行為。

    收買門——

    英石油收買學者“消聲”

    美國學者23日向媒體透露,英國石油公司曾試圖收買科研人員,讓他們在這起美國史上最嚴重的海洋生態危機中“保持沉默”。

    美國教授協會會長卡裏•尼爾森當天接受採訪時說,英石油試圖收買科研工作者,讓他們在漏油事件發生後保持沉默。尼爾森當天接受採訪時警告說,這種做法可能具有“極大毀滅性”。“我們評估這場災難、為國家撰寫公共政策報告、作出決策的能力可能因學者保持沉默而受影響,在某種程度上,英石油在與美國民眾作對。”

    公關門——

    花大錢請各界大佬危機公關

    英石油的遊說支出報告顯示,鑽井平臺“深水地平線”4月爆炸沉海以來,用於雇請遊說人、律師和危機公關人士的費用大漲,以求最大限度修復自身形象。

    美國《洛杉磯時報》21日報導,英石油與多家院外遊說集團長期合作,在華盛頓擁有一支較強的遊說力量。與這家油氣巨頭有往來的遊說集團大多官場背景深厚,例如遊說公司“杜伯斯坦集團”負責人肯•杜伯斯坦擔任過前總統羅奈爾得•雷根的助手。漏油事件發生後,英石油砸重金聘請曾在比爾•克林頓政府擔任副總檢察長的傑米•戈雷利克及其團隊,代表公司應對國會及其他聯邦機構的調查。現階段,這家油氣開採商正積極聯繫克林頓政府聯邦緊急措施署負責人詹姆斯•維特,希望後者能動用人脈幫公司渡過難關。】

    第二,南方系製造輿論說,中海油有51%的股權,所以中海油就必須承擔51%的索賠。其實,早在7月5日,國家海洋局就已經表示,事故的責任由作業者康菲公司承擔。中海油的責任要根據其與康菲公司簽訂的具體合同來界定。中海油也一再聲稱,事故責任由作業方承擔,是國際慣例。然而,中國的南方系為了捍衛美國公司的利益,卻不斷施加壓力,要求中海油承擔主要責任、第一責任,甚至公開指責國家海洋局包庇中海油。其理由僅僅是中海油有51%的股權。

    南方系一貫鼓吹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但是即便是按照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邏輯,南方系也是在胡說。有51%的股權就一定承擔51%的事故責任嗎?有100%的股權就一定要承擔100%的責任?那太好了,按照這種邏輯,中國那些為跨國企業、為新生資本家打工的工人們在工作時可以為所欲為了,因為即便是出了天大的事故,責任方也是國內外的資本家,因為資本家是股權方和監管方。南方系在對待國內外資本和中國工人之間的關係時,一直傾向股權方享受收益,作業方、工作者承擔責任,在勞動法制定過程中,南方系一直按照新自由主義理念為資本家的利益鼓噪。而現在,中國及中海油成了純粹的控股方,康菲是具體的管理方、作業方及二股東,這時候南方系的邏輯又變成不問青紅皂白鼓動有51%的股權就一定承擔51%的事故責任了。

    假如這次事故屬於不可抗拒力的天災,按照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學,讓中海油和康菲按照股權比例承擔責任還在考慮範圍之內,但是,這次事故,完全是康菲公司的人為原因造成的。根據國家海洋局調查結果和相關專家分析,此次渤海溢油事件,是康菲公司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損害中海油及中國利益,進行了一系列違規作業、出現了低級人為錯誤。

    2011年09月07日《齊魯晚報》報導:《康菲掠奪式開採埋禍根 外資來華作業慣用此伎倆》(注:南方報業網沒有刊登此類捍衛國家利益、對康菲不利的報導)

    【9月5日,在渤海溢油事件發生3個月後,蓬萊19-3油田正式全面停產。該油田是中海油與美國康菲石油公司的合作開發油田,其中,中海油擁有51%的權益,康菲則擁有49%的權益,並擔當作業方。

    “在合同到期前進行‘掠奪式開採’,這幾乎已經成為外資石油公司在中國海域實施開發的慣用伎倆。”9月5日,中海油旗下的中海石油研究中心一位元專家對記者稱。

    這位專家透露,按照康菲與中海油的合同約定,2012年年底,雙方就將重新商定合作模式,中海油可以將作業權收回,或者是調整雙方的分成比例,而至2014年,中海油將進一步收回該油田的權益。“康菲很明白,中海油明年肯定會選擇‘收回作業權’,所以,才會不顧地質條件瘋狂開採。”】

    據中國經營報網9月3日報導:

    【知情人士向記者透露,調查組前往鑽井平臺調研後認為是人為因素造成的,“即人為超高壓”。中海油內部人士說,“一個海上油田區塊的開採期一般只有十幾年,而渤海中該區塊從1999年開採至今已經有12年了,區塊產量已經很有限,康菲為了獲得更多的產量向地層中施加高壓力,造成油體上溢,地層斷裂。”】

    這相當與一個老闆雇一個工人作業,該工人胡亂操作引起重大事故。按照南方系在渤海灣漏油事故中的邏輯,因為老闆有100%的股權,老闆就承擔100%事故責任,誰讓他監管不利?看來,南方系為了捍衛康菲的利益,為了當漢奸,為了中傷國企妖魔化國企,其講話完全顧頭不顧腚了。南方系多年來一直堅定捍衛外資利益損害中國利益,它們當然是無利不起早,如果說康菲公司等跨國企業在嚼中國的肉的話,那麼南方系喝的是中國流的血。正是所謂“康菲饑餐中國肉,南方笑飲中國血”。

    三、漏油事故折射中國國家安全全方位吃緊

    1、從漏油事故看中國輿論安全

    本文第一部分分析過南方系通過互聯網門戶網站的配合,成功地完成最大程度掩護康菲、中傷中海油國企的任務。

    其實早在2009年4月份,在南方系媒體中傷、妖魔化愛國主義書籍《中國不高興》中,南方系員工曾得意忘形一不小心暴露某些資訊:

    (http://sohuliuyuan.blog.sohu.com/114075956.html)

    【我告訴朋友,在四大門戶中,QQ的總編輯是前南方週末的陳菊紅,搜狐主管博客的趙牧是前南方週末的、劉同學新征是新京報來的,新浪也有不少前南都和新京報的舊人,而網易就不用說了,從副總裁、總編輯、副總編輯、總監甚至到各個頻道的主編,大部分都是南方報業出來的。】

    【推薦一篇文章:《中國不高興》妖魔化西方。

    這是中青報著名的冰點欄目文章。冰點一直以鋒利、勇氣而著稱於中國新聞界。在業界,它的地位遠高於所謂的焦點訪談。想不做愚民,就多看冰點吧。

    順便贊一下幼齒的前東家騰訊。他們在MINI首頁推薦了這篇深度文章,可見頭腦還是很清醒的。

    當然也要贊一下我的前東家搜狐,從搜狐星空開始,這只狐狸還是很有擔當精神的。在《中國不高興》出籠之後,搜狐的博客評論,立場是鮮明而冷靜的。

    新浪正在連載《中國不高興》,顯然組織了不少贊的文章,但他們畢竟也有不少批的文章,大體上做到了平衡。

    總體看來,從傳統媒體到網路媒體,《中國不高興》全面潰敗,基本上是被一片痛剿。】

    兩年多過去了,通過康菲漏油事故我們可以發現,南方系對互聯網的控制更加嚴密了。

    至今,國際壟斷資本已經完成了對中國互聯網輿論三位一體的嚴密控制:

    1、利益控制。大型輿論中心、門戶網站都在美國上市,其大股東都是外資。各大互聯網公司的重要收入靠廣告,而勢力雄厚各大跨國公司成了互聯網門戶網站的主要財主。在這種情況下,互聯網輿論必然出現親西方、反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國有企業的明顯傾向。

    2、人員控制。南方系員工已經說得很清楚了,從騰訊、到新浪,包括鳳凰網,各大門戶網站的主編、編輯都是南方系員工,而且這些人已經形成了密切的圈子,並定期召開會議協調行動。

    3、權力控制。全盤西化派、新自由主義勢力已經高度滲透中國政治權力,尤其是互聯網管理部門。這些部門總體上對互聯網監管不力,放任賣國主義、反社會主義、親外資反國企聲音主導互聯網輿論。甚至大有放縱右翼賣國言論、壓制左翼愛國聲音的傾向。

    西方勢力控制了輿論,便控制了大部分人的思想和頭腦,也就控制了大部分人的行動。

    2、從漏油事故看中國能源安全

    康菲漏油事故折射中國能源安全處於極度危機之中。

    在南方系製造的【中海油應承擔主要責任】等煙霧彈的影響下,真正的問題卻被掩蓋了。

    據新浪網的專題報導:

    【相關背景

    合作關係:蓬萊19-3是迄今中國國內最大海上油氣田,由中海油和美國康菲石油合作開發。中海油擁有油田51%的權益,康菲石油擔任作業者擁有49%權益。

    合作背景:蓬萊19-3油田原先由中海油勘探,但由於技術水準等原因,並沒有發現此處有油田。後將這個區塊勘探權賣給康菲公司,康菲發現油田並和中海油簽訂了合作開發協議。】

    據2011年7月8日華夏時報報導:

    【中國多年來的海洋石油開發生產,主要與擁有技術的外資進行合作,作為對價,外資一般享有近一半權益,這樣便造成石油資源外流,合作開發也就成了中國石油能源開發中的隱痛。……

    “鑒於深海開採的難度和渤海油田的油質較稠,中海油一般是與外資企業合作開採海洋石油,之前在開採過程中也出現過滲油、漏油,但都是小事故造成的影響不足以對外公佈,而且按照中海油和外方的合作協議,一般事故主要責任由外方作業者承擔。”中海油內部人士告訴記者。

    抱緊四大搖錢樹

    而多年來中海油很少承擔開採生產風險的主要原因,是因其油田作業大部分交給了外方。

    深入瞭解一下中海油的油氣資源以及開採狀況就不難發現,因缺油而成為世界原油進口大國的中國,海洋石油儲量驚人並非貧油國,而中海油因為“靠水吃水”,多年來採取犧牲部分石油開採量與外方合作開採的方式,可謂坐享著旗下四大產油地區的油氣資源。

    作為中國最大的海上石油及天然氣生產商,中海油主要業務為勘探、開發、生產及銷售石油和天然氣。

    目前,中海油在中國海上擁有四個主要產油地區:渤海灣、南海西部、南海東部和東海。中海油是印尼最大的海上原油生產商之一,同時,中海油還在尼日利亞、澳大利亞和其他國家擁有上游資產。

    不過記者從中海油瞭解到,中海油多年來的海洋石油開發生產,主要是與外資企業合作,外方均負責作業,中海油則負責其他相關事宜,雙方權益一般為中海油占51%而外方占49%,開採生產出的石油由雙方按照權益來分成。

    記者隨後翻看了中海油近年來的公告,發現其每次拿到一批海域開放區塊,就會發佈公告尋找外方企業進行合作,從國家獲取免費資源,再交給有技術的外資企業開採生產,毫不費力並且不承擔風險就能分得一半多的石油,中海油可謂坐享其成。

    而中海油從國家獲得的海上石油資源,可謂富得流油。

    僅看其旗下此次發生滲油的渤海油田,該油田是目前中國海上最大的油田,也是全國第二大原油生產基地,總資源量在120億方左右,僅次於大慶油田。

    ……

    這種合作開發的模式卻成為了中國石油能源的一個隱痛。據記者瞭解到,因為合作開發,多家外資企業已經獲得了渤海灣區域的石油開採權,其中包括康菲石油、菲力浦斯、雪佛龍、科麥奇、德士古、阿帕奇、加拿大王朝能源、EDC等國際能源企業,甚至一些名氣尚小的外資企業。】

    2011年09月07日《齊魯晚報》報導:《康菲掠奪式開採埋禍根 外資來華作業慣用此伎倆》

    【專家透露,按照康菲與中海油的合同約定,2012年年底,雙方就將重新商定合作模式,中海油可以將作業權收回,或者是調整雙方的分成比例,而至2014年,中海油將進一步收回該油田的權益。“康菲很明白,中海油明年肯定會選擇‘收回作業權’,所以,才會不顧地質條件瘋狂開採。”

    掠奪式開採

    “掠奪式開採的一個主要表現是,加大增壓注水電潛泵的功率,也就是加裝變頻器提高電潛泵電機頻率,另一個表現則是,不顧地質條件,頻繁打新的注水井來增加油層壓力,提高採油量。”前述中海石油研究中心專家指出,“這種做法,完全違背了工程技術原理,因為,最初工程設計時並沒有考慮到這種超壓承受力,久而久之,就會使地質狀況出現問題。”

    而這一個觀點,也與七部委聯合調查組此前對“渤海溢油事件”的調查結果非常接近。

    七部委聯合調查組技術組組長、國土資源部地質勘察司副司長陳先達稱,根據康菲公司提供的資料以及調查組的詳細核查,在蓬萊19-3油田B平臺B23號井,本來應該採取分層注水的作業方式,這樣可以防止地層壓力不一形成超壓乃至地層破裂。然而,康菲並沒有遵守這一操作規程,而是採取籠統的注水方式,同時向各個地層注水。

    而在發生溢油的C平臺,在事故發生前夕,康菲公司剛剛新打了一口名為C20的注水井。而正是這一口新井打穿了C25號井製造出的油層高壓區,並由此引發了海洋石油開採中最嚴重的災害———井湧。

    “從各方面來講,打這口新井是沒有必要的,唯一的解釋是,康菲在蓬萊19-3的作業權已面臨交接,為了在短期內盡可能抽出更多的油,康菲不顧地質情況,增加注水井,以進一步增加油層壓力。”一位調查組成員稱。

    這位人士直言,這種合資油田合同到期前“狠撈一筆”的做法,並不是康菲的個別現象。

    中海油得失

    “對於中海油來說,我們對於油井的採油規劃,更看重長期價值,而對外資來說,由於有合同限制,更看重短期價值,這個確實是雙方的分歧所在,但目前,還沒有很好的辦法來規範。”前述中海油內部人士稱。

    而中國石油勘探開發研究院的一位專家則認為,這次渤海溢油事件,可能將對中海油廣泛使用的“中外合作開發模式”形成挑戰。

    ……

    “今天看來,這種模式不僅導致大量石油資源落入外資之手,而且,由於外方掌握作業權,中方缺乏有效的監督條款,從而埋下了類似此次渤海溢油事件的隱患。”上述專家稱。

    前述中海油內部人士對記者稱,根據雙方合作的協定,出於技術保密等需要,中海油甚至沒有許可權“隨時派人到作業方康菲石油的平臺上去實地勘察”。

    “按照慣例,中外雙方的合同期一般不超過30年。”上述中國石油勘探開發研究院專家表示,“現在的中外合營油田大多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簽署的合同,未來合同到期後,中方應盡可能地全部予以收回。”

    根據合作協定,未來兩三年,中海油將逐步收回蓬萊19-3油田的作業權和權益。而康菲,被視為“在合同到期前對該油田進行了‘掠奪式開採’”。】

    筆者認為,中國官員中國國企並非不能批評。當前,存在兩種對國企和官員的批評:一種是南方系類型的,南方系認為,國企及官員的所有惡行和腐敗都是根本性的,是由社會主義和公有制導致的,必須走新自由主義實行美國制度才能解決問題。而中國老百姓則認為,中國國企和官員的問題,如腐敗,唯利是圖,看重企業個體利益個人利益忽視國家和人民利益及長遠利益,這些恰恰是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弊端,這些是新自由主義改革帶來的,而不是社會主義制度和公有制本身的問題。

    眼下,中國的石油資源主要是海洋石油資源,幾乎所有的海洋資源的開發外資都享受至少49%的利潤,再加上外資那有意高估的開發成本,這相當於把中國一半以上的石油資源拱手送給外資。更何況,石油開採主要是用外資的技術由外資管理,而外資在這個過程中承擔了核心工作,一些苦力活則外包給中海油的下屬企業完成。整個過程完全由外資主導。中海油內部人士對媒體稱,根據雙方合作的協定,出於技術保密等需要,中海油甚至沒有許可權“隨時派人到作業方康菲石油的平臺上去實地勘察”。

    我們知道,海洋石油開發成本一般很高,外資企業,如康菲公司,完全有可能任意誇大其開發成本來侵蝕中方利潤,這樣,外資所得的實際利潤估計在60%以上。也就是說,中國把60%以上的石油拱手送給了外資,而外資擔心這些石油股份到期,必然進行掠奪性開採。

    中海油和康菲公司的合作,是中國頭號智囊鄭必堅所鼓動的所謂【中美國】、【中美利益共同體】的典型代表:中國提供資源、提供廉價勞動力,美國負責管理和高科技,美方獲得絕大部分利潤;中國獲得眼前的蠅頭小利,喪失了寶貴的資源、損害了環境。

    中國海洋石油開採,讓外資如康菲公司佔有49%的股權是否太多了?想想美國是怎麼對待中國公司收購美國企業的:因為莫須有的“安全問題”,華為在收購美國3Com、競購摩托羅拉無線網路部門、競購2Wire中皆被美國政府反對,2011年,美國政府還阻止華為收購一家小型科技公司。中國公司要想在美國油田中獲得大量股份,你想都別想。

    筆者建議,中國如果暫時沒有技術勘探開發海洋石油,不妨停下與外企的合作,集中精力攻克海洋石油開採技術。眼下急功近利地與外資合作,為了眼前一點利潤,拱手讓給外資60%以上的海洋石油資源是對中華民族的犯罪。毛時代也曾與美國公司合作勘探海洋石油資源並借機迫使美國企業出讓了不少技術,但是從來沒有給美國企業一丁點中國海洋油田的股份。而今天,從石油勘探到石油開採到具體管理,中國完全讓康菲這樣的企業一手操辦,無限制開發中國寶貴的石油資源,讓康菲獲得絕大部分收益,而中國相關企業僅僅是賣苦力的份——因為由於人力成本高,康菲公司自己做很多週邊工作並不划算,因此又把一些苦力活轉包給中海油下屬企業。這和殖民地有何分別?

    看看美國是怎麼做的:美國多年以來嚴格保護他的海洋石油。美國原油儲量豐富,其探明儲量為37億噸(到2006年),約占世界探明總儲量的2.5%(到2006年)。根據美國國會在1982年通過的法律及老布希在1990年簽署的總統法令,絕大部分近海石油被嚴禁開採,1998年,時任總統的克林頓把法令有效期進一步延長至2012年。

    眼下中海油與康菲公司的合作,完全是不考慮中國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的急功近利行為,但這主要並不是中海油一家企業的錯誤,其實中海油內部也有不少人反對與康菲的合作,反對康菲等跨國企業對中國海洋石油的掠奪性開採,這些情況相關媒體的報導已有一定程度的反映。關鍵問題是康菲之類跨國公司收買了太多的中國高官和美國高官。以上所述這類惡果是中國資改派高官搞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導致的:早在80年代,資改派高官就提出過國家資源【有水快流】的理論,並不惜一切代價引進外資加入WTO,而中國本土企業及企業中的員工也開始只追求個體短期利益最大化,國企高管及地方官員的升遷也完全由短期的企業利潤指標決定,因此出現了中國為了短期利潤,竟然將中國石油資源60%份額拱手讓給外資。康菲、菲力浦斯、雪佛龍等西方跨國公司能獲得中國49%的油田股份,至少得到了中國相關部門的支援和批准。【現在的中外合營油田大多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簽署的合同】,而八九十年代也正是新自由主義資改派官員勢力最強大的時代。毫無疑問,中國出現這樣的產業傾向,出現親外資的輿論文化環境和制度安排,完全是相關官員被外資收買的結果。

    毫無疑問,中華民族真的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
    決戰:CCTV是如何巧妙地為康菲公司免責的?

    2011-09-01

    渤海漏油事件三個月前暴露出來,媒體“群起而轟之”。

    氣勢洶洶、橫眉冷對、千夫所指的對象自然是作為國企的中石油,後來變成國企中海油。仿佛又抓到了一個可以洩憤並趁機摧毀的鐵道部,可以饕餮盛宴一番。

    攻著攻著,更新的內幕爆出來了。中海油的“合作方”,亦即鑽井平臺的“主導者”,是他們一直“跪拜”的“美國大爺”的“康菲公司”。頃刻間,各大媒體“忽然失聲”了。

    新浪、百度、搜狐、騰訊、央視、“南方報系”、人民日報都不見了渤海的漏油,仿佛“忽然間”變成了“一樁小事”,早已堵住並解決了。

    零星的披露似乎僅見于烏有之鄉孔慶東和尚的嬉笑怒駡。正由於這嬉笑怒駡,我才知道,原來渤海的油不僅還在漏,點還多了,面積也大了。

    哎!中國的主流媒體真“孫子”啊,初知國企,破口大駡。又知“洋企”,就一個個癟犢子了。直至今日,也沒見“南方系”出來“炮轟”一句他們的“美國大爺”。

    央視略有不同,近幾日也提康菲公司了。這不?白岩松道貌岸然人模狗樣地出來貌似公允地危襟正坐了。
    怎麼評論?批評嗎?
    是又不是。

    對中海油和北海站,白岩松“的確嚴格”,幾乎“嚴格到了”以猜測去揣度、責備、挑剔的程度。而對於“肇事者”康菲公司卻“輕描淡寫”,大有免責的嫌疑。總是批評自己人,不就是給對方臺階下嗎?

    相關部門,要督促,但肇事者畢竟是“康菲公司”,怎能避重就輕?

    免責就是先做小人,白岩松怎麼說?不要用道德去評價康菲公司,企業的目標都是利益。這麼一來,社會責任感變成了無理的強求。道德評價不能用,怎辦?用法律手段?

    白岩松又說了,中國法律有漏洞,最多只能配二十萬。為了加強洗腦效果,他還引用了環球時報,說康菲公司可能做一個文明的無賴。

    好嘛,法律手段也靠不上了。怎麼辦呢?白岩松說要靠政府、靠輿論、靠公眾。娘希匹的,既然法律和道德都無效,這三者怎麼靠?政府要求,有法律依據嗎?媒體和公眾抨擊,不道德批判行嗎?

    將法律和道德這兩個最重要的途徑堵死了,你說這央視究竟想伸張正義呢?還是想幫助康菲公司免責?康菲是小人,可以依法耍無賴,不就這意思嗎?

    有道是小罵幫大忙,又是一個鮮活的案例了。事實上,除了故意回避康菲事件的右派媒體,包括目前也在關注康菲事件的右派媒體,都在小罵幫大忙,

    康菲需要什麼?
    除了堵漏,最需要的就是可以依法耍無賴。這一點,央視、學者、環球時報幫它做到了,只要大肆宣揚法律有漏洞,中國無法處罰,老百姓也不能道德譴責就足夠了。

    一個中國學者專門去尋找“康菲公司”可以只賠二十萬的“法律依據”,然後廣泛宣傳。不是“狗腿子”又是什麼?法律這東西,你可以自己解釋嘛

    譬如污染,一次罰款二十萬。但污染幾次可以解釋啊。譬如,一毫升算二十萬,連續污染三十天,污染了一百萬次,賠款一下就上去了。既然鬼子鑽漏洞,你也要想犯法,怎麼傻X一樣跟著康菲的調子走呢?

    2010年,美國的加勒比沿海也漏油了,BP拿出了不少於二百億美金。天壤之別啊。為什麼美國可以強迫英國?而中國必須打掉門牙往肚子裏咽呢?

    毫無疑問,美國的法律也不會規定賠款的金額。沒法規定。一平方公里,兩平方公里,十平方公里,一百平方公里,一千或一萬或十萬平方公里,各賠償多少錢,還有深度呢?一米深直到一萬公里深。

    都各自規定賠款的金額?但貨幣也在貶值啊。怎麼可能定額?

    關鍵是你要求賠償的決心和勇氣,有了決心和勇氣,我們的人大和最高法院可以很合理地解釋法律的規定,比如將一毫升油規定為一次污染。

    即使沒有法律規定,就沒辦法懲罰了?至少還有對等原則。你造成了多少損失就配多少,或者徹底清理污染需要多少金錢,就賠多少。不要你賠款,只要你清理乾淨,清理乾淨,這麼簡單的要求完全可以要你花費一百億美金。清理費不是罰款,多簡單的理由?

    事情本來很簡單,但被白岩松之流代表的CCTV搞複雜了。原本緊箍咒在康菲公司身上。經白岩松一評論,這也不能,那也不能,國人反倒沒作繭卻自縛了。

    若沒有幕後交易,象白岩松這樣的“蠢貨評論員”是不是很壞中國的事?

    當然,也可能不是笨蛋,而在於“私心”。將事情拖下去,看中國的笑話。在責備政府過程中,借焦點事件提升知名度和影響力。主流媒體的王八犢子往往就這麼搞事兒的

    難倒,這就是白岩松在自傳和博客中坦言信仰有了危機,自己也時常自私的緣故?


  22. 2011/09/22 at 15:18 patchpieces

    由對911(美國愛國主義儀式)的過份熱衷看國內親美民運的病態

    2011-9-9

    又到9月11日了。因為美國的“9•11”事件,這個日子就被簡稱為“9•11”。

      不出所料的話,每年的這個時候,中國的不少媒體都會“長篇累牘”地報導美國人如何紀念“9•11”事件,其中不乏一些非常有影響力的中國媒體。它們或製作專題,或評論或深度報導,把“9•11”事件的紀念傳播得”滿中國都是“。而這些紀念性的報導其【總源頭】幾乎都是美國的媒體,其主題不外兩個:
    一是美國反恐戰略是正義對邪惡的戰鬥;
    二是美國人在恐怖襲擊災難中展示了人性的光輝。
    當然,也有少數報導,會揭露美國借反恐而實施自己的霸權戰略,不過,這類報導總會因不合適宜,而很少見到。
    不僅國內媒體大規模地報導“9•11”周年,一些所謂的活躍人士或者“公共知識份子”,也會借此機會利用各種傳播管道,紀念“9•11”。一些人甚至把國人紀念不紀念“9•11”當作是評價國人素質高低,或者是有無人性和世界關懷的一個標準。

       數年來這樣的情形年復一年在中國出現,以至於國人都開始習以為常,把“9•11”周年紀念當作是一個必不可少的事件了。媒體紀念之是習以為常:這些媒體的國內讀者們,也以讀到或看到之為常;那些所謂的活躍人士或“公共知識份子們”更以通過各種傳播管道談論“9•11”為常。

       作為美國人或者美國媒體,紀念“9•11”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9•11”改變了美國的國家戰略,導致了美國隨後發起的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也因此改變了很多美國人的命運。而作為中國人或者中國媒體,如此年復一年地紀念“9•11”,甚至比美國人還關心“9•11”,就有點”奇怪“了。

       其實,對大多數普通的中國人而言,“9•11”事件與同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恐怖襲擊事件的性質是一樣的。他們對其的關注,從更本質上來說是對新聞事件本身的關注。當然,中國人普遍同情美國人在恐怖襲擊中所受到的災難和痛苦,但是這並不代表“9•11”事件會深刻烙印在普通中國人的心裏。

       這是很正常的現象,因為人總是對其身邊的事情刻骨銘心,而對他人或者更遠距離的事情關心要少一些。晉代大思想家陶淵明有一首著名的《挽歌》,其中寫到“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大意是說,那些剛剛失去親人的人,可能還在悲痛之中,但是,周圍的其他人已經在唱歌了。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中國的汶川大地震死亡了近10萬人,我們何嘗見過美國有哪家媒體一年一度來討論紀念汶川地震?我們又何曾見過美國或者其他國家的人每年一度來紀念中國人遭受的這次災難?我們又何嘗見過西方的媒體每年討論,中國人在這次災難中所展現的堅韌與光輝?
    我們更沒有因為他國沒有人紀念,沒有媒體報導這次災難,而質疑他國莫不關心或者缺少人性。

      同樣十幾年前,美國炸了中國使館導致三名中國人身亡,也沒見到他們年年紀念一下?而美國出了點事竟讓他們如此的如喪考妣的年年紀念?不曉得他們是何心態?

       那麼,今天,我們的一些媒體或者某些國人為什麼總是如此喜歡大規模地紀念他國的某個重要事件呢?
    為什麼把我們寶貴的傳媒資源慷慨地給予他國,甚至當了他國宣傳機器的“傳聲筒”呢?

       筆者以為,這種把紀念美國或者其他西方國家的某個事件當作是一件大事,而且“每年必做”的“怪現象”其實是把西方當作世界中心,認為西方的事情總是比中國還重要的一種“病態心理”習慣的體現。現在,是到了改變這種不良習慣的時候了。

    —————————–

    國內(美國鸚鵡)媒體親美(媚美)化嚴重!該整頓了!!!

    (央視)白岩松今天還在網上譴責10年前中國媒體的頭版頭條沒有報導911,這個首席裝B犯,他為什麼不說2009年7月5日西方媒體的頭條是什麼?一模一樣的事,人家侮辱你蔑視你,你還哭著喊著要對人家畢恭畢敬

      熱臉貼別人冷屁股,他們覺得很受用。這些人天生就是一群沒有自尊、沒有人格和國格的劣等動物

    有一些人,被八國聯軍群毆的日子不紀念,
    被日本侵略的日子不紀念,
    接受日本投降的日子不紀念,
    逼和聯合國軍的勝利日不紀念,
    反擊印度的日子不紀念,
    教訓越南的日子不紀念,
    被美國炸了大使館不紀念,
    倒是美國被炸了大樓,跟死了親爹似地紀念,還紀念個沒完沒了。

    在中國有這麼一群人.
    埃及動亂他們是埃及人.
    日本地震他們是日本人.
    利比亞革命他們是利比亞人.
    9.11他們是美國人.
    中國駐前南大使館被轟炸時 他們不是中國人.
    拉薩人倒在血泊裏時 他們不是中國人.
    汶川大地震時 他們不是中國人.
    美國賴帳時 他們不是中國人.
    這幫孫子, 倒底是不是人?


  23. 2011/09/23 at 11:21 patchpieces

    解構Wikileaks維基解密

    帶路黨將更加瘋狂–維琪解密暗含殺機

    文/mp83412-08

    2011-09-23 民聲網

    成立于2006年的“維琪解密(Wikileaks)”一直以來以其神秘而引發人們的猜測和質疑,2010年因“洩露”大量駐阿美軍的秘密檔而引發的軒然大波,讓“維琪解密”名聲大振。“故作震驚”和嚴重關切的姿態讓美國人在世人面前撇清美國與為“(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干係的質疑,同時也引起世界各國高層的關切和不安。
    沸沸揚揚的洩密事件最終不了了之,“維琪解密”毫髮無損,依舊安之若素。然而從此這柄高懸在世界各國政府頭上,特別是中國政府(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官員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更加神秘、玄妙、暗藏殺機。

    許多的事情的黑幕平頭百姓是很難瞭解的。但卻不能阻止人們的揣測和質疑。
    其一,(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為誰而設?
    其後面的“真正運作者”和“資助者”為誰?
    “為誰服務”?
    受誰控制?

    其二,(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的重大洩密事件的對象什麼偏偏是美國?
    為什麼洩露的是些【看似重要,而非核心】的東西?
    美國人對凡是涉及到國家利益的、再困難的事情都可以擺平,卻對小小的維琪解密卻“無可奈何”,真有些“令人匪夷所思”了。

    其三,默默無聞的(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為什麼偏偏在2010年這個重要的年份【被美國人炒的紅紅火火】,令世界許多國家和政要心驚膽戰,坐臥不安。

    其四,下一步,(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將如何動作?

    帶著這些問號,我們不妨對“維琪”的“本質”做一番大膽的推測:
    1、“(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是美國或世界資本集團的一桿槍,“隨時(選擇重要之關鍵時刻)”可以(調整槍口)射向他們想要射向的國家和目標。
    2、隨著美國的戰略重心轉向亞洲,中國成為其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戰略目標。配合中國的三十年“(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改革開放”,美國對中國全面的“滲透”、圍堵和“控制”基本完成。於是被升級的“(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成為針對中國的的重要武器。成為戴在中國重要(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高官和“帶路黨”頭上的“緊箍咒”。
    3、洩密事件“不過是”美國人“自演”的一場“苦肉計”,在世人面前表明他們與“(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沒有關係,以便於他們今後的暗箱操作。
    4、“(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的下一步將念響套在中國(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高官和“帶路黨”人頭上的緊箍咒。以加快中國的“(普屎接軌)政改”步伐,“逼迫”“帶路黨”人鋌而走險。力爭在十八大紅二代掌權之前,實現中國的“顏色革命”。

    最近“(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拋出了一份美國要保護的中國精英名單,震驚了中國的某些官員和(買辦)精英。這份名單的“設計(透露出)”和運作“十分的高明”:
    1、名單成員基本上都是分量較輕的人物,包括一些離退休的官員和“(普屎派)公共知識份子”居多。因此對中國的整個“帶路黨”的力量不會有什麼太大的損害。但是卻對中國的(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自由化)高官和“帶路黨”起到了巨大的“威懾作用”——不聽(美國主子)話、心存貳心、不努力工作會死的很慘!
    2、這份名單只是說是美國(主子)要保護的人員名單。並沒有說他們有什麼危害國家和人民的間諜和漢奸行為。在今天“中美國(G2)”政治氣候下,這些人是安全的。但明眼人都知道他們就是“危害”國家和人民利益的“間諜漢奸”。因此這份名單既保證人員的安全,又起到了“巨大的威懾作用”。還同時表明這件事與美國(主子)無關。美國人做事也要對得起聽他們話的“走狗”。不能讓他們過於寒心,畢竟今後還要用得著他們。
    3、美國人另一方面也給中國政府出了一道難題。如果政府查辦這些人,沒有充分的理由。同時也會給美國人以口實,招來許多的麻煩。如果政府“不作為”。就等於是“縱容”“漢奸賣國”行為,中國的“帶路黨”將更加是“無忌憚”和瘋狂。這是美國人“希望”看到的。
    5、美國人在中國實施的“戰略”一直非常順利,但今天卻遇到了瓶頸。“(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改革開放”的“騙局”已經被人民“看穿”,時至今日(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已“無法進行”下去。中國上下怨聲載道,窮則思變。特別是“毛澤東熱”持續升溫。長此以往,美國對中國的戰略很可能因此而“破產”。因此美國“需要”繼續“綁架”中國手握重權(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高級官員,力推“(普屎接軌)政治改革”。同時要“逼迫” “(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普價值派”和“帶路黨”人跳牆。力爭在紅色勢力形成氣候之前,在十八大紅色力量掌權之前——提前實現中國的“顏色革命”。

    近期中國的“右派精英(帶路黨)”也開始了一系列的“與之配合”的動作。
    1、8月份胡德平(胡亂邦子)主持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座談會提出中國共產黨有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拉開了“顛覆”中國共產黨的大幕 。
    2、“出籠”一系列否定鄧小平的文章,精英(買辦)們的屠刀由原來指向毛澤東,開始指向鄧小平,再繼後將指向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
    3、借助“ 71” 講話中的和諧與深化” (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改革開放“做”煙霧“,加速中國”全面私有化(注:南方系和鳳凰系黨內掏光養賄買辦勢力配合著國際壟斷資本心急之所在,最近目標對準著中國戰略產業-高鐵的私有化)“進程和”全面對外開放“。
    4、繼續“加劇通貨膨脹”、土地流轉、“強制拆遷(注:南方系地痞自由派買辦媒體再貓哭耗子假惺惺頻報導地方民眾上訪)”和城鎮化。加大貧富分化和惡化民生,推波助瀾,逼老百姓跳牆。

    “(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的“出籠”和升級“恰逢”國際形勢變化的重要關頭。
    恰逢中國身陷美國設置的種種“陷阱”而焦頭爛額之時,它正成為“震懾”和“綁架中國”,甚至讓中國徹底翻船的“重要武器”。
    1、“配合”中國對美國的心理依賴和物質依賴——“中美國(G2)”。使得中國“無法實施”“棄美聯俄”這樣的戰略調整。
    2、“配合”對中國的“(圍堵遏制中國)軍事包圍”——形成軍事和“心理威懾”。
    3、“配合”美國和歐洲的債務(泡沫)危機陷阱——讓中國繼續流血(清朝中國的賠償),直至傷及元氣。
    4、借助國際重大事件,讓中國丟人失道,讓中國失去國際威信,從而孤立中國。同時在中國周邊“培養”狼群(正因為中國喪失道義力量所致。)
    5、通過歐洲在中東和非洲的軍事提升,為美國減輕了軍事負擔,讓美國將精力和力量移向中國。
    6、俄羅斯的綏靖政策也為美國整治中國提供一個絕好的時機。再加之日本強硬派的上臺 。攻擊中國的日子正一步步向我們逼近,在即將到來的較量中,我們將看到(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2011-9-23 

    附 文:

    中情局此次很失策──戳穿“南方系”炒作“維琪解密”的把戲

    文/CrackCIA

    前不久,(漢奸買辦帶路黨)為了嘲笑與“恐嚇”《中國不高興》之類的愛國主義思潮,“南方系”員工某報副主編劉原“得意忘形”,說出了這樣的話:
    “我告訴朋友,在”四大(外資掌控)門戶“中,QQ的總編輯是前南方週末的陳菊紅,搜狐主管博客的趙牧是前南方週末的、劉同學新征是新京報來的,新浪也有不少前南都和新京報的舊人,而網易就不用說了,從副總裁、總編輯、副總編輯、總監甚至到各個頻道的主編,大部分都是南方報業出來的。 ”

    最近,被“南方報系”控制的騰訊網掛出一則新聞:《維琪解密網公佈40萬份伊戰檔 稱逾10萬人喪生》:

    “維琪解密”網站創始人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對美國「有線新聞網(CNN)」說,這40萬份伊戰檔逐層記錄了伊拉克戰爭6年時間裏,美軍在伊拉克作戰的情況,包括美軍紀錄他們所見、所聞以及所做事情的報告。

    這些檔中紀錄到,6年來,有10.9萬人在伊戰中喪命,其中63%是伊拉克平民;與此對比,此前的報告稱,9年的阿富汗戰爭導致2萬人喪命。對此阿桑奇表示,伊拉克戰爭的喪生人數是阿富汗戰爭的5倍,與阿戰相比,可謂是一場名副其實的“大屠殺”。
    (http://news.qq.com/a/20101023/000682.htm )

    這則新聞通過QQ資訊彈給每一位線上的QQ用戶,這是一條被騰訊最高級別、最大規模“宣傳”的新聞。上次騰訊網“塑造”那個飛機失事被摔死的波蘭親美總統廉潔形象的“假新聞”至今還讓人記憶猶新,我當然不會相信一貫“極端親美”的“南方報系”會改邪歸正——如此“高調”地“宣傳”對美國“不利”的消息,簡單分析一下便可知,事情的確“並非那麼簡單”——因為“10萬人喪生”【根本不需要】那個什麼“(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來解密,美國軍方前不久早已“配合”“伊拉克傀儡政府”公佈了這一數字。

    我們來看看早先的報導:

    據新華社電 美國軍方發佈的資料顯示,將近7.7萬名伊拉克人2004年1月至2008年8月期間死於戰火。

    法新社15日援引這項統計報導,63185名伊拉克平民和13754名伊拉克軍人在這段時期死亡,至少121649名伊拉克平民和軍人受傷。

    不過,美軍統計資料“遠低於”伊拉克官方和一些外國機構先前統計資料。

    按伊拉克人權部去年10月發佈資料,戰火致使85694伊拉克人死亡,147195人受傷。英國非政府組織“伊拉克死難者清點”統計顯示,2003年以來,98252名至107235名伊拉克平民死于戰火。

    (《美國軍方發佈的資料顯示伊拉克4年間7.7萬人死於戰火》
    http://news.sina.com.cn/w/2010-10-18/072218246511s.shtml

    這篇報導中所謂的“遠遠小於”是如此地蹩腳——7.7萬人與10萬人相比算不上什麼“遠遠小於”,伊拉克傀儡政府和有關媒體也不必裝出咬牙切齒貌似公允的樣子,報出這個美國軍方期望的“10萬人”的數字。第三方機構的調研結果以及各種側面資訊早已讓這個被隱匿的數字從被炮製出來的一刻起就已缺乏說服力,很難取信於世界人民。

    世界著名的英國醫學雜誌《柳葉刀》12日刊登調查報告說,自2003年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以來,已有65.5萬(近百萬)伊拉克人死亡。

    布魯姆伯格公共衛生學院的博爾哈姆博士說,研究中使用的資料統計方法是非常可靠的。該學院的美國和伊拉克流行病學家在伊拉克的47個地方對1849個家庭、12800多人進行了抽樣調查,問題包括家庭成員的出生、死亡和移民情況。研究人員還指出,被調查物件中80%的人都能提供家屬的死亡證明。結果顯示,受訪家庭中共有629名家庭成員喪生,其中87%發生在伊拉克戰爭爆發後的40個月中。

    (千龍網:權威報告揭示伊拉克戰爭驚人死亡人數 2006年10月13日

    http://news.sohu.com/20061013/n245771625.shtml

    自伊拉克戰爭以來,伊拉克共有多少人因暴力事件而喪生?
    英國調查機日前公佈的一項調查稱,伊拉克的戰爭和暴力衝突也許已經導致多達120萬人喪生。

    據英國《觀察家》9月16日報導,英國調查機構ORB在伊拉克對1461名18歲以上的成年人進行了抽樣,詢問這些人的家庭中有多少人死於暴力而非自然原因,結果推算出這一令人震驚的死亡數字。

    (中國日報網:伊拉克戰爭和暴力衝突死亡人數已超盧旺達大屠殺 2007年09月19日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7-09/19/content_6751718.htm)

    自伊戰以來,大量伊拉克婦女失去了丈夫和男性親屬。伊政府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伊拉克目前有300萬寡婦,其中包括在薩達姆政權時期失去丈夫的婦女,她們多數人沒有接受過教育,處境艱難。調查稱,大約74萬伊拉克寡婦已經成了家庭的頂樑柱。

    “國際樂施會”執行長霍布茲說:“婦女是被遺忘的伊拉克受害者。”“樂施會”訪問1700名婦女後發現,主要是由於2003年美國領導入侵,35.5%受訪者成了一家之主,“將近25%未能結婚”。

    (美軍撤離伊拉克 300萬婦女成為戰爭寡婦

    http://www.ccvic.com/news/guojixw/20100819/199985.shtml)

    《柳葉刀》雜誌是一份權威的醫學雜誌,其在2006年公佈的抽樣調查的調查報告顯示伊戰死亡人數(直接和間接)達到65萬之眾;英國調查機構ORB在2007年公佈的抽樣調查是死亡數字達到120萬之眾;樂施會前不久的抽樣調查結果顯然更加令人觸目驚心:“伊拉克目前有300萬寡婦”,儘管媒體在報到時非要扯上“薩達姆政權時期”,但是樂施會執行長霍布茲已經明確指出“主要是由於2003年美國領導入侵”——以美國為首的侵略軍是造成伊拉克平民大量死亡的罪魁,這是無法推卸的。

    (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此時“解密”的“真實用意”就是要告訴公眾,不要聽信柳葉刀、ORB或者樂施會,“要相信”美國軍方和伊拉克“傀儡政權”。透過這個事件也是我們能夠進一步看清楚,給美國政府和美國軍方“製造麻煩”的“維琪解密”很可能是美國中情局為“製造共識”打造的“反對機器”。

    隨著美國精英統治集團“製造”的各類“卑劣事件”逐漸被披露,以及喬姆斯基等良知學者矢志不移的批判公眾已經逐漸地覺悟。前不久喬姆斯基來中國,中國自由派“大肆宣揚”喬姆斯基並非左派。事實上,這個事實更好地揭露了美國的本質。喬姆斯基本身的確並非左派,而是一個真正的捍衛美國憲法、捍衛自由精神的自由主義者。他從來也不會徹底懷疑美國的統治秩序,比如喬姆斯基從感情上就無法接受911事件是美國統治集團的陰謀這樣的真相。就是這樣一個人,因為按照美國憲法精神批評美國的某些霸權做法,竟然被美國主流媒體封殺。而美國那些真正的左派共產主義者、毛澤東主義者的聲音,早就被美國統治階級消滅得一乾二淨了。

    美國統治集團通過“操縱媒體、隱瞞資訊”、“製造假新聞”的“手段”來“製造共識”的做法,越來越不能取信於公眾。於是,「中央情報局』便“製造”出“維琪解密”這麼個“反對機器”,通過反對機器的口表達“他們所要表達”的資訊。自由市場上討價還價的做法被「中情局」移到了輿論戰中,而“維琪解密”實質上就是替美國政府要價的“托”。我們不妨來演練一遍輿論市場上這場“討價還價遊戲”:

    公眾:伊戰7年來到底有多少人死亡(這件衣服多少錢)

    美國軍方:伊戰死亡7.7萬人(1/7.7萬)

    第三方機構:應該是120萬到300萬(張家店標價1/120萬,李家店標價1/300萬,你怎麼要1/7.7萬)

    維琪解密:據“解密”的權威資料是10.9萬(我朋友是開服裝廠的,這件衣服成本1/10萬,這個價已經很合算了)

    然而,「中情局」這次玩得並不高明,它低估了世界人民的智商以及對美國霸權的仇恨情緒。把一百萬的死亡數字“壓縮”到十分之一,這本身就“很難有說服力”。倒不如痛快些,讓“維琪解密”把真實數字打個折,解出個“五十萬”,想必倒是能蠱惑不少民眾。畢竟“維琪解密”除了要做「中情局」的“托”,充當美國主流輿論的“反對機器”,協助“製造共識”。它的更加重要的“任務”卻是要“遏制”共產主義、伊斯蘭世界以及一切“反美”力量。看看“維琪解密”上對中國叛逃的“民運分子”的【極端美化】以及對朝鮮社會主義政權的【惡毒攻擊】,這一切不是“顯而易見”嗎?
    「中情局」的“做法”便是在10條解密資訊中放進9條“無關大局”公眾又未曾聽聞的,再放進1條【假新聞】,而這條【假新聞】才是其“真正要表達的東西”。“維琪解密”處處【裝出】一副與美國政府勢不兩立的樣子,不過就是為了騙取一般民眾的信任。美國特工主導或參與綁架(暗殺滅口)別國總統都不是一次兩次了,“解決”一個小小的網站還不是“易如翻掌”。

    而“南方報系”等“普世價值派”“一反”一貫“美化美國(主子)”的做法,大肆炒作“(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受過奧巴馬接見的向熹等人恐怕早已深知“維琪解密”與中情局的真實關係,我們不妨摘兩段“南方系”的觀點看看:

    普世價值派把“(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打造成西方資本主義世界言論自由的典範,不過是又一次地販賣私貨。而某些“主流媒體(含央屎)”頻頻報導“維琪解密”的新聞,不過是再次充當了“蔣幹盜書”的愚蠢角色。諾貝爾和平獎事件殷鑒不遠,那些拋棄社會主義價值觀、匍匐在西方資產階級普世價值觀腳下的“蠢物”們為什麼就不能吸取教訓呢?

    是否危害國家安全的標準究竟是什麼?
    1930年代美國大法官休斯裁決:必須到了諸如公佈軍隊行動日期、人數和地點那樣的程度,政府才有“預先禁止”新聞的合法理由。

    在1971年的“美帝國防部(對外侵略部)秘密文件案”中,該裁決再次被援引。而如果依照這個標準,“維琪解密”的阿富汗軍事機密檔不能算作“洩密”。

    於是,阿桑奇在面臨美國的指責時絲毫也不退讓,並表示將持續公開這批文件。
    ( 南方週末 – 維琪解密:負責洩露一切

    http://www.infzm.com/content/48846)

    南方週末“渲染”“維琪解密”如何不畏強權,一面代替美國政府套用美國的法律說“維琪解密”的行為不違法,潛臺詞就是維琪解密雖然被美國政府譴責,但是美國政府依然遵照法治原則,沒有將其“非法”關停。

    “維琪解密”之類網站的存在,大大約束了美國軍方和政府機構的權力,減少了這些人肆無忌憚使用權力,並威脅到美國以及全球利益的可能性。

    (鳳凰網七犀鳥:美國為何不起訴“維琪解密”?-南方報網 觀點

    http://opinion.nfdaily.cn/content/2010-07/29/content_14280742.htm)

    鳳凰網的這篇文章更加直接,把維琪解密的存在描繪成約束美國政府絕對權力的典範。

    一場「中情局」“導演”的‘數字遊戲“,絲毫不能洗刷美帝國主義的深重罪孽。不論7.7萬還是300萬都不過是一串數位,但壘成這一串數字的是一個又一個曾經鮮活的生命。這些生命是那麼的抽象而遙遠,因為這一切此刻不是發生在中國,我們難以感同身受。然而,他們也都是妻子的丈夫、父親的兒子、兒子的父親。

    美國“侵略”伊拉克七年,如今留給伊拉克的是什麼:政府低效、傀儡政權幾乎無力恢復社會秩序;戰亂不斷、自殺性襲擊事件時有發生;物價飛漲、廣大人民基本生活沒有著落;缺醫少藥,貧困民眾只有等死;兒童生活在恐懼之中,年輕一代生活在絕望之中;300萬婦女失去了丈夫和男性親屬,74萬伊拉克寡婦已經成了家庭的頂樑柱,處境艱難……
    今日的伊拉克仿佛“人間煉獄”。而罪魁禍首卻是美國那幾個石油、軍工寡頭——他們的所作所為僅僅是為了滿足一己之貪婪。正如電影《阿凡達》所展示的情景,誰讓伊拉克人民錯生在這片蘊藏著“黑金”的沃土之上呢?

    普世價值派“聲嘶力竭”地為美國主子“叫囂”——美國“入侵”伊拉克是為了給伊拉克人民帶去民主。
    焦國標要給美國大兵帶路,為“解放”中國甘做美國精確制導炸彈下的亡魂;
    劉曉波要讓中國做三百年殖民地;
    方舟子聲稱“薩達姆政權的土崩瓦解,無非是再一次證明了‘失民心者失天下’這條樸素的公理,對所有的國家政權,特別是專制獨裁的政權,都是一個警告。但願永遠不會有中國人民被欺壓、絕望到只能求助外國軍事勢力來解放自己的一天。”

    “民主”,“民主”,多少罪惡假汝之手。普世價值派鼓吹的“民主”,不過是捍衛資產階級私有產權的“金主”。
    六十年前早已引入這套“金主”制度的(民主)印度今天又是怎樣的景象呢?
    兩、三百萬貧民聚集在孟買的貧民窟,幾萬兒童無家可歸,流浪街頭。
    印度和伊拉克的歷史及現實告訴我們,“民主”、“自由”的不過是普世價值派的漂亮說辭,隱藏其後的卻是美帝國主義的鐵血手腕和罪惡目的。

    “(美帝中情局外圍非政府組織)維琪解密”在中國的聲名鵲起不過是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編織”的“謊言”大幕的小小一角,但是更具“欺騙性”。正當人們驚喜地看到“維琪解密”爆出美軍在伊拉克濫殺平民、公開“阿富汗戰爭日記”,期待著“維琪解密”解出更多美軍內幕的時候,“維琪解密”這一次終於為其主子——「中情局」幹了回正事,不料「中情局」竟如此地摳門,讓“維琪解密”露出馬腳。

    而中國的“普世價值派”則“配合”維琪解密演起“雙簧”:

    “維琪解密”檔稱美軍無故射殺伊拉克平民
    南方網 2010-10-24 09:57

    http://news.southcn.com/i/2010-10/24/content_16958815.htm

    維琪解密公佈40萬份伊戰檔 曝美軍虐囚細節
    新浪 2010-10-24 08:32

    http://news.sina.com.cn/w/2010-10-24/083221340494.shtml

    維琪解密公佈海量伊戰秘檔 呈現駭人聽聞細節
    搜狐 2010-10-24 06:33

    http://news.sohu.com/20101024/n276326295.shtml

    揭秘維琪解密:華府眼中釘
    香港文匯報 2010-10-24 02:2

    http://trans.wenweipo.com/gb/news.wenweipo.com/2010/10/24/IN1010240005.htm

    維琪解密曝光40萬份伊戰密件:6成死者是平民
    QQ 2010-10-24 01:17

    http://news.qq.com/a/20101024/000038.htm

    千篇一律的報導——“無故射殺”、“虐囚細節”、“駭人聽聞”——“看似”義正詞嚴地指責美軍,卻又【全都迴避】美軍殺害伊拉克平民的“真實數字”,首肯默認“維琪解密”的10.9萬便是在間接否認120萬,妄圖減輕美軍罪責。然而,民眾似乎並不買賬:

    看看騰訊網後面的網友評論吧,這恐怕也是普世價值派所始料未及的。騰訊網的編輯們如果不刪除跟帖,評論裏反美、親毛的聲音就會一直占上風。騰訊等南方報系媒體要想控制線民思想,現在已經很難。民眾一旦覺醒,謊言便無法繼續。

    http://comment5.news.qq.com/comment.htm?site=news&id=26442308

    騰訊武漢市網友 bfs2010-10-23 11:29:07

    才10萬嗎??起碼是50萬才對!
    不要看維琪好象是反美的,其實他們中間有很多的美國要人,他們反美是有一定的理由的,或許是這樣的原因,或許是那樣的原因,但是在涉及到美國的根本利益的時候,還是要說假話的,這裏有更深層的因素,不管怎麼說,狗咬狗總是好事情,可以從中分化美國的.

    回復支持[6427]

    從前幾年的CNN在西藏事件上的造假,到最近主流媒體在汪暉事件到方舟子事件上的歪曲性報導,一系列事件已經教育了廣大民眾。當前絕大部分民眾已經覺醒,他們開始本能地懷疑美國的主流媒體如CNN等,也開始本能地懷疑中國的主流媒體如南方報系、騰訊等門戶網站、央視CCTV及炎黃春秋等右翼雜誌所提供的資訊。由於中國存在葉利欽式的人物,當前黨中央除了對人民網還有部分控制力外,其他所有的主流媒體幾乎都已被中情局所隱性控制。而此次維琪解密網站事件,更加證實了維琪解密網站不過是中情局為了給世界人民洗腦所玩的“無間道”把戲!美國為了控制世界輿論、為了給全世界人民洗腦可謂絞盡腦汁。

    然而仍然有少部分的所謂的學者、線民,至今仍然易受「央視」、「南方報系」等主流媒體誤導。比如前不久的方舟子-肖傳國案,某些學者竟然片面相信「央視」、南方報系等主流媒體所傳達的來自方舟子的單方面聲音,竟然完全沒看肖傳國一方的聲音,甚至連亦明的文章《方舟子惡鬥肖傳國始末》(見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1009/183405.html )都沒看過就對方-肖案妄下定論。

    在一個階級鬥爭激烈的年代裏,在一個資訊充分湧流的年代裏,幾乎對任何事物任何人物的評價(比如對美國、對毛澤東、對改革、對轉基因、對朝鮮……)都出現了兩種對立的聲音。如果你僅僅接受央視CCTV、美國CNN、中美國南方報系等媒體的資訊,而沒認真研究過烏有之鄉等獨立媒體的聲音,那麼“恭喜”你,你已經被中情局高度洗腦了。善良的人們,為了不被中情局洗腦,你們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心,一定要學會全面地掌握、理性地分析來自正反兩方面的資訊!

    附 文 1:

    “最大洩密案”疑似中情局導演

    作者:夏河年

    烏有之鄉 2010-8-5
    點擊數:2321

      “維琪解密”似乎揭露了不少阿富汗戰爭內幕,包括濫殺平民、事後掩飾、未審先殺、巴情報機關暗助塔利班,等等,主要是2004至2009年底,駐阿美軍及情報人員撰寫的秘密報告。“維琪解密”創辦人阿桑奇希望這批公佈的秘密檔能像當年公開的東德秘密員警檔案那樣引起震撼,並提到戰爭罪,美國媒體認為這是美國歷史上最大的軍事情報洩密事件,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詹姆斯•鐘斯發表聲明說:“美國政府強烈譴責個人和組織洩露機密資訊的做法,這樣做會把美國人和我們合作夥伴的性命置於危險境地,威脅我們的國家安全。”

      希拉蕊在越南說,南海的主權爭議牽涉到美國的國家利益,這不是暗示而是明示要介入南海之爭,當即遭到中國外長楊潔篪的反駁,中華兒女更是群情激奮,並且出現了在美軍完成部署前的現在立即派兵教訓“越南猴子”的呼聲。在下對此不以為然,因為如果現在就對越南動手術,正中希拉蕊的下懷,中她老人家的下懷還不如中萊溫斯基的下懷呢,反正不比買彩票中了塊香皂更有意思。真要是幾句話就能挑起一場戰爭,希拉蕊會比見到女兒切爾西豪華的婚禮場面更開心,而我們則違背了“讓別人生氣而自己不生氣”的原則。啥時候動手術合適?答案是中國經濟的發展面臨巨大困難的時候,到那時,就輪到咱大規模開發南海了,開發商作業,解放軍護駕。我領海範圍內的越南建築統統是沒有經過咱國土局審批的,未來的南海市國土局也不會追認,開發與拆除違章建築同時進行。

      說到正中下懷,我突然覺得世界媒體正中了美國情報機關的下懷。真正機密的檔,如果有的話,維琪解密並沒有披露,而到處張貼的那些“秘密資訊”,在我看來,第一談不上有多秘密,因為在此之前大家就知道不少;其次,“嚴重傷害國家安全”完全是誇大其詞,除非有大料爆出,不信等著瞧,沒啥大不了的;最後,怎麼看怎麼覺得那些“機密資訊”的“披露”像是中情局的策劃。我們先看幾條媒體沾沾自喜的“秘密資訊”,看看有沒有美國情報機構蓄意而為的嫌疑。

      聯軍的攻擊行動共造成144宗涉及殺死平民的事件,導致最少195死174傷,但這些濫殺錯炸事件大多秘而不宣,掩飾了事。
      析:前後6年,致平民195死174傷,真要是這樣,我說句不好聽的話,那些入侵者即便不是“文明之師”也差不了多少,你這是揭露聯軍醜聞呢還是為聯軍塗脂抹粉?美軍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寧可錯殺一千也不放走一個”早就不是什麼新聞。

      秘密行動小組“黑色”特種部隊373,未經審訊下,擊殺或生擒目標人物,多達2000名塔利班高層及基地目標人物,被列入他們的“擒殺名單”,通常是直接擊殺目標而無任何生擒的意圖,共計抓捕殺死塔利班高價值目標的中等和高級指揮官2058人。這支部隊亦有誤殺平民、女人和兒童,甚至是擋路的阿富汗員警,事後盟軍通常只會向被殺平民的家庭作賠償了事。在2004年到2009這六年共殺死塔利班5萬8千多人,而從2001年到2009年10月為止共殺死敵軍10萬4千人。
      析:看起來就像是入侵阿富汗的“文明之師”正在阿富汗幹著該幹的事,偶爾會出點小錯,沒啥特別的,並順便恐嚇塔利班:爾等都已經在我的刺殺名單上,最好是躲在叢山峻嶺裏別跑出來,不然會小命不保,混入平民中也不管用,我們經常是不加區別的。花3年抓捕,花5年審判,美國電影看多了吧你?有了美軍阿帕奇直升機在伊拉克向平民亂槍掃射墊底,這些算什麼呀!真要是有那麼多塔利班士兵和高價值目標被消滅,塔利班現在還能存在嗎?現狀是塔利班已經捲土重來。美軍入侵阿富汗後,塔利班一直在避開美軍鋒芒,到被推翻時,武裝力量並沒有受到重創,後來則與美軍打起了遊擊戰。當然,加上被消滅的“小恐怖分子”是可能有那麼大數量的。

      最少有180個情報檔案質疑,巴基斯坦情報局為塔利班提供了資源、避難所甚至是武器,允許其情報機關的代表直接與塔利班秘密會面,商量建立武裝組織網路,打擊駐阿富汗美軍的戰略措施,巴基斯坦政府涉嫌秘密給塔利班提供指導和幫助,例如2007年4月,巴基斯坦情報人員將1000架電單車,給了一個和塔利班有關係的網路,這批批電單車可能用作自殺式炸彈襲擊。
      析:戰前巴基斯坦和塔利班是非常親密的盟友,巴情報機構和塔利班的親密關係舉世皆知,只是在美國入侵阿富汗前夕,在美國的威脅下分手。時任總統的小布希對巴基斯坦說:要麼支持我,要麼挨打,不許中立。此後,美國對巴基斯坦是威脅利誘並重。傻子才會相信巴基斯坦和塔利班頭天如膠似漆第二天便打起了生死架,美國有那麼天真嗎?這就好比一對因為非感情因素而分手的情侶,偶爾還會私下幽會,舉世皆知的關係算什麼機密?今日“解密”,恐怕還是警告巴基斯坦吧?不錯,巴基斯坦是因為倒戈而得到了一些美元,但巴國從此陷入了無休止的暴力迴圈中,談不上虧欠美國什麼。

      塔利班武裝在2007年用導彈擊落了1架直升機可能導致1名加拿大軍人死亡。
      析:這一點被廣泛理解為揭露美國隱瞞塔利班具有這種武器的資訊,實際上我們可以換一個角度理解,那就是:戰爭爆發後,加拿大死了1名外交官、2名記者、2名援助人員和140多名軍人,而塔利班手裏的導彈6年內總共才打死1名加拿大軍人嘛,根本不必當一回事,小弟們別忙著撤,留下繼續幫幫老大吧。

      被問及白宮是否會採取措施、迫使維琪解密停止公佈檔,白宮發言人羅伯特•吉布斯回答說:“我們只能請求掌握這些秘密檔的人不要繼續對外公佈。除此之外,我們無能為力”。
      析:這話被廣泛理解為美國對自由價值的崇尚並被某些人表彰,而實際上,除非你有對抗的手段,否則的話,為了“美國的國家利益”,啥事他都敢做,包括自由地捏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情報以及虐待戰俘、掃射平民。

      據說是由於洩密者愛國心尚存要求把“傷害減至最小”,“維琪解密”網站同意暫時扣起其餘1.5萬份機密檔,總之是迄今為止世人並沒有看見爆什麼大料。實際上,對於已經公佈的檔,維琪解密網站都隱去了告密者的真實姓名。維琪解密又提供了一些文檔供世人下載,但它是加密檔,能下載不能流覽。這可以理解為維琪解密的自保手段,意思就是說,如果你美國要迫害我維琪解密成員,別怪我向公眾交出密碼,但也可以解釋為為了增加可信度而故弄玄虛,畢竟已經公開的充其量只是一些秘密檔,談不上機密檔,太大的價值是沒有的,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大料放在無法打開的另外1.5萬份文件中。為了將戲演得逼真,22歲的美軍情報專員曼甯以及與之有來往的麻省理工學院電腦專家被公開列為情報洩密嫌疑人,曼寧已被從科威特的監獄押解回國。
      總體感覺,這次的“維琪解密”更像是美情報機構導演的一出戲,情報機關通過欺騙“維琪解密”而欺騙全世界,因為有些話讓第三者說出來比自己說出來更顯得可信,比方說,如果五角大樓說從2004年到2009年的6年間,總共有195名阿富汗平民死于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聯軍誤炸,輿論肯定不會相信,比如我就會說“將195這三個阿拉伯數字倒過來念還差不多”,讓維琪解密以洩密的方式披露,可信度就高多了,畢竟該網站曾經是扔過重磅炸彈的。

      美國《防務新聞》週刊網站7月27日報導:美國兩黨共同組成的一個高級國防專家小組稱,五角大樓的支出計畫和節約成本的努力將無法滿足現代戰爭的供給需要,而美國很可能需要與包括迅速現代化的中國軍隊在內的未來敵人進行這種現代化戰鬥。《防務新聞》披露這樣的資訊,要麼是對中國無所顧忌想說啥說啥,要麼是系列誤導手段之一,比方說引誘中國趁美軍準備不夠充分時與越南開戰,聯繫到“最大洩密案”高度疑似美情報機關導演,咱不能聞雞起舞,該幹啥幹啥,如果要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美國在演戲,咱要多看看,別第一幕沒結束就感動得稀裏嘩啦擦了好幾包餐巾紙。先將中國-東盟自貿區搞紅火,去南沙拔釘子戶可以作為拉動經濟的手段儲備。中越必有一戰,但不要在美國希望的時候開戰。中美之戰在真偽之間,就看我們的準備是否充分,準備充分,判斷準確,謀劃得當,或可免,或來了也不怕。大國的戰略欺騙和情報機構的戰術欺騙是常有的事,自己要有主心骨。我說的是維琪解密疑似美方假“羅寧”之手“洩密”,還有一種可能是俄羅斯情報機構報復抓捕俄方間諜,由於維琪解密的消息途徑眾多,美方釋放的假資訊和俄方的真資訊混到一塊兒,但真正的料,俄方也僅僅是作為威懾手段加了密,一般不會付諸實施,要知道,梅德韋傑夫的親美意識挺重的。
      朋友從澳門帶回幾包當地香煙,價格和我們江西老表的“吉品金聖”差不多,二十幾塊錢一包,較貴而不很貴,品質比“吉品金聖”就差多了,煙絲粗細懸殊,口感簡直沒法比,好不容易抽完(朋友送的,我無論如何也不會扔掉),我順嘴說了句“可憐的澳門人民,咋抽這麼差的煙?”,當然是玩笑話,澳門人民比江西老表富裕多了,這我清楚。可見,即便是親自耳聞目睹,還是要加以分析,不然容易出錯。這一波的維琪解密,真實性難以核實,蹊蹺之處過多,大夥兒還是多看看,多想想,別忙著下結論,我也不敢說美方自導就是最後的結論,提供另一個思路而已。

    附 文3:

    國內輿論陣地都讓美帝的打手南方系佔領了

    作者:利楊

    南方系某員工得意忘形,說出了這樣的話:“我告訴朋友,在四大門戶中,QQ的總編輯是前南方週末的陳菊紅,搜狐主管博客的趙牧是前南方週末的、劉同學新征是新京報來的,新浪也有不少前南都和新京報的舊人,而網易就不用說了,從副總裁、總編輯、副總編輯、總監甚至到各個頻道的主編,大部分都是南方報業出來的。

    昨日在天涯上看到一則帖子,是關於騰訊新聞造假的,作者以詳實的資料指出了騰訊那篇《前駐波蘭大使稱讚波蘭政府節約》的新聞純屬造假。很多人大為吃驚,騰訊,一個全國性的特大媒體,為何會造假呢?其實,這根本就不用奇怪,因為騰訊是南方系控制的媒體之一,只要有能攻擊黨和政府的新聞,他們是決計不會放過的,哪怕為此造假。說起來,中國的媒體存在一個南方系,早就不是什麼新聞了,當年南方系大佬宣稱控制了中國90%的媒體的豪言壯語,依然在耳,由此可知,我們的中宣部,到底打了多久的瞌睡。

    南方系,其得名來自於一個很著名的報紙——《南方週末》,《南方週末》是什麼樣的報紙,不用我多說,大家都很清楚,因為很出名,尤其是以攻擊社會主義、共產黨出名。南方報業集團在形成氣候之後又相繼推出了幾種報刊雜誌,雖然他們自稱自己的宗旨是以“反映社會,服務改革,貼近生活,激濁揚清”為特色;以“關注民生,彰顯愛心,維護正義,堅守良知”為己責。但是,隨著網路的發達,不少人都看出了這個集團其實是以“和平演變中國”為自己最大的責任,所謂的良知,只是對美國大老闆的良知,至於對中國人是否有良知,很抱歉,精神上已經是美國公民的南方系眾人,可是徹徹底底將國民當做屁民來看待的,屁民,最好騙嘛。

    南方系的形成尤其歷史的原因,與當年改革開放之後對美國形成的狂熱崇拜有著直接的聯繫,也與小平同志在對待左派的問題上矯枉過正有著莫大的關係,在防左,防右問題上,小平同志堅決的執行了“主要是防左”的政策,對右派基本上是放任自流,這給了南方系形成的政治環境和思想環境。隨著南方報業集團的逐步壯大,蘇東劇變又緊接著發生,南方系一下子就找准了自己的目標——“和平演變中國”,而且,隨著南方報業的諸多編輯開始向外流動,猶如一種病毒一般開始侵蝕中國的媒體,到後來,南方系某員工得意忘形,說出了這樣的話:“我告訴朋友,在四大門戶中,QQ的總編輯是前南方週末的陳菊紅,搜狐主管博客的趙牧是前南方週末的、劉同學新征是新京報來的,新浪也有不少前南都和新京報的舊人,而網易就不用說了,從副總裁、總編輯、副總編輯、總監甚至到各個頻道的主編,大部分都是南方報業出來的。 ”

    所以,騰訊會在新聞上動手腳,根本就是情理之中的事,經常上網的朋友大概都遇到這樣一種現象——自己的評論發言並不會顯示出來,甚至常常被以違反“國家有關規定”的理由給直接阻攔掉,或者刪除掉。然而,我曾經遇到過這樣一件事,眾所周知,新華網,人民網,某種意義上就是黨的網站,國家的網站,按理說,這種網站上對所謂的“國家有關規定”執行的應該是更為嚴厲的,但是,當我將從新華網的網站上看到的內容複製下來,發到網易的評論裏時,網易告訴我“內容不符合國家有關規定”,很搞笑,不是嗎?如果國家有這種規定,在新華網上是怎麼發表出來的?最搞笑的是,這個內容並非攻擊黨和社會主義的,而是擁護黨和社會主義的,哪個國家會傻到規定“只准攻擊我,不准擁護我”?南方系的人真是聰明,對不符合自己口味的觀點,就打著“國家有關規定”的旗號直接河蟹掉,將矛盾直接轉移給黨,當然,他們也會放行一些跟他們意見不一致的內容,不過,很快就會被淹沒在更多的跟他們意見一致的評論之中,通過技術手段,強行的將評論倒向自己,然後,就宣稱,這是民意。手段雖然老套,不過,對於在獲取資訊上往往存在滯後性的普通人來說,著實是相當的慣用。

    在網路尚未普及之時,南方系的報刊雜誌可以經常編造一些假的不能再假的新聞,但是,這些新聞是國外發生的,沒有網路的人無法向外獲得資訊,所以,他們蒙蔽了不少人。然而,網路逐步普及之後,老的手段不行了,跟不上這一變化的《讀者》,《特別關注》,《青年文摘》等逐漸的被人剝去了神聖的光環,露出了腐朽的軀體,能被其所蒙蔽的人群變得狹小。而南方系卻很厲害,他們乘勢入侵了網路,控制了門戶網站,而開始了一種新型的造假,我將其稱之為“真實的謊言”。何為“真實的謊言”?高等數學之中,有這樣一個最為基礎的概念——極限,而“真實的謊言”,就是一種極限狀態下的謊言,這種謊言無限的趨近於真實,讓人難以辨別,尤其是對於無法獲取完整資訊的民眾來說,更是很難分辨其是真是假,而受其蒙蔽。

    一個國家,社會制度發生根本性改變,其先兆往往就是思想的混亂,而造成思想混亂的,往往便是媒體,哪種力量控制了媒體,他們就能控制人的思想,就能為所欲為,蘇東劇變的教訓猶在眼前。蘇聯,在歷史教材上將其解體多往經濟原因上套,這很正常,因為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革是以建立市場經濟為目的,那麼,為了在人民中肅立這麼一種非建立市場經濟不可的思想,自然要把蘇聯和東歐當靶子。然而,事實上,蘇聯的解體,最主要的原因是政治原因而非經濟原因,如果不是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的相繼去世,他們所進行的對蘇聯有益的經濟改革被繼任戈巴契夫瞎整一氣,然後又為了轉移黨內對其的職責亂搞政治改革的話,蘇聯,很可能並不會解體。而我們的北方,也許會壓著一個龐然大物,從這點上看,蘇聯解體是值得慶賀的。然而,戈巴契夫一上臺就開始鼓吹所謂的“新思維”,要建立所謂的“民主社會主義”,將整個意識形態領域交給了以整垮蘇聯為己任的雅科夫列夫,雅科夫列夫通過操縱媒體,將整個社會的思潮弄亂,同時,通過媒體,將西方世界扭曲成幻想中的天堂報導給對外界並非很瞭解的蘇聯民眾,兩個人一個在政治經濟上破壞蘇聯,一個在意識形態領域裏瓦解蘇聯,最終葬送掉了蘇聯這個龐然大物,戈巴契夫在將蘇聯整垮後表示:“自己達到了目的,感到很安心”,而雅科夫列夫在蘇聯解體,人民遭受巨大苦難將矛頭指向他時,便打造出了一本《一杯苦酒》,為自己的行為辯解。

    歷史,就是一面鏡子,我們將鏡子照向蘇東劇變的歷史,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南方系所在做的一切,無非就是雅科夫列夫們的翻版。80年代,南方系尚未壯大之時,在做這件事兒的是北方的中青系,也就是“中國青年報”在做如此的事兒,現如今,中青系已經沒落,但是從“中國青年報”中仍可以看到他們依舊在延續其80年代的所作所為,只是,遠不如南方系犀利罷了,我讀高中之時,“中國青年報”有個“冰點時評”,不是同樣用著南方系的手段嗎?再往前推,04年雅典奧運會時,當時的《成都商報》體育版有個特約評論員的文章,不是跟南方系同屬一系嗎?直到今天,在《中國青年報》上,我們不也是能看到一個名叫張XX的人在那兒極力的鼓吹私有化,聽聞山西國進民退,比自己死了母親還要如喪考妣嗎?也許,對南方系的人來說,所謂的民主就是“我絕不讓你發表意見,但我誓死扞衛我自己發表意見的權力”吧,行了,寫了這麼多,突然覺得,有個南方系也好,任何事物都有其兩面性,沒有了南方系,西方又該攻擊你沒有了“言論自由”了 。

    騰訊網友對《維琪解密網公佈40萬份伊戰檔 稱逾10萬人喪生》的評論

    http://comment5.news.qq.com/comment.htm?site=news&id=26442308


  24. 2011/09/23 at 20:59 patchpieces

    陰謀—-妖魔化國有企業背後的西方資本財團身影

    自從西方經濟理論特別是新自由經濟理論在中國“大行其道”並且成為經濟學的所謂主流之後,“妖魔化”公有制和國有企業的“聲音”就此起彼伏,至今綿綿不絕。即便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被美國的(老鼠會式的龐氏騙局)金融危機給撞擊的千瘡百孔,信奉新自由經濟理論的“中國精英”們也沒有停止過對公有制和國有企業的“攻擊”。

    西方經濟理論的“擁躉”們如此“熱衷”於攻擊公有制和國有企業從一開始不是學術和理論問題,而是實實在在的利益之爭。要搞清楚對公有制發動“進攻”的原因就不得不注意新自由經濟理論的核心觀點:市場自由化、企業私有化和經濟全球化。
    新自由經濟理論的觀點可以用兩句話來概括:主張資本的自由流動不受行業、地域和國界的約束,讓大小資本和企業的競爭盡可能少受規則約束。
    由此也不難發現,新自由經濟理論的觀點最“符合”大資本的利益,而在當今世界,實力最強的資本就是跨國資本及其背後的西方資本財團。

    為了實現資本的自由流動和自由競爭,西方經濟中的新自由經濟理論不僅僅把計劃經濟和公有制“視為敵人”,而且極其排斥國家干預,一切干預資本行動自由的客觀存在,包括國家界限,都是新自由經濟理論批判的對象。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主張的自由市場經濟和資本跨越國界的自由流動,“表面”的理由是以市場的自由運行來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但是在“實際上”,這種反對約束的自由市場經濟理論的最大受益者是西方跨國資本極其背後的資本財團。新自由經濟理論的本質是把動物法則作為經濟運行的最高法則,實現動物法則指導下的企業競爭。新自由經濟理論的哲學基礎就是達爾文的進化論。

    對於動物世界的強者來說,它最大的敵人是可以跟其匹敵或者妨礙其自由捕獵的對手,最需要做的就是“消滅掉”面前的可能的對手,以最大程度的佔有更多資源。對於市場上的競爭來說也是如此。西方壟斷基本財團擁有最強的資金實力、最豐富的競爭經驗、最有利的競爭規則、最強大的資源和市場控制能力,是市場上的最強者。強者最希望的是“沒有規則(對手領域上放任式自由)”或者按照自己制定的規則去進行角逐,最希望的是“沒有裁判員”或者自己就是裁判員。當今幾乎所有的市場運行規則都是以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西方主導的國際經濟組織“制訂”的,這些“規則”的最“基本原則”就是“保障”跨國公司及其背後的西方資本財團的“利益最大化”。隨著資本主義發展到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資本財團“隱蔽”在幕後,一手掌握著西方主要資本國家的政治權力,一手又通過西方資本國家的“代理人”控制著主要的“國際經濟組織”,一方面掌握了資本,一方面又控制了國際規則制定權,一方面是運動員,一方面又是仲裁者。在一個開放性的市場上,在有利於自己的經濟規則約束之下,跨國集團就可以做到無堅不摧。

    對於西方資本財團而言,他們實現利益最大化的最大障礙,就是不在其控制之下的國家的公權力、不符合自己利益的規則和以此為依託建立起來的國家直接控制的企業。一個不受跨國資本控制的國家可以通過制定本國的規則,讓跨國資本在該國的規則下進行競爭,消除了跨國資本的規則優勢,還可以利用規則來保護本國的民族企業和幼稚行業,而且,該國的國有企業有國家力量作為支持,通過國家力量實現了資本的聯合,可以把眾多個小舢板組合為一個聯合艦隊,面對跨國資本航空母艦的衝擊,具有相當的抵抗能力,可以在跨國資本的巨無霸面前不被摧毀。這樣在極大程度上妨礙了市場強者的通吃行動。

    由此,我們不難看出,為什麼新自由經濟理論如此的否定公有制和國家干預。不受西方資本財團控制的國家制定規則和國家力量支援的公有制企業,實在是影響西方資本財團攻城掠地的最大障礙。

    新自由經濟理論在中國的大行其道,背後也當然離不開西方資本財團的支持,活躍在中國的大大小小的西方“基金會”一直在不遺餘力的“培植”信奉和傳播“新自由經濟理論”的中國精英學者,為他們的研究項目創造機會和提供資金支援,讓這些學者精英在學術、教育和輿論等方面推廣新自由經濟理論;通過影響中國的平面媒體和網路媒體,對這些精英學者進行包裝,提高他們的曝光率,製造學術明星,形成精英崇拜,再通過媒體把他們的聲音放大,把新自由主義的媒體充斥於各大媒體,進行潤物細無聲的“洗腦式”地毯宣傳;通過對教育領域的滲透,讓新自由經濟的理論進入大學課堂,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課堂上給邊緣化,在一代代學生頭腦中植入進行新自由經濟理論;通過各種手段對決策部門施加影響,讓新自由經濟理論盡可能的體現於政府的決策中,付諸中國的經濟實踐。跨國公司是新自由經濟理論在中國的批發商,通過中國的主流經濟學者對國有企業的批判和攻擊,反映了跨國公司和其背後的資本財團在中國的利益訴求。妖魔化公有制和國有企業,是為了拆除中國的國有企業對於跨國企業控制中國經濟的控障礙;反對計劃經濟和國家干預,是為了跨國資本盡可能少受限制的發展;鼓勵中國減少投資和貿易門檻,是為了更有利於跨國資本在中國的投資和貿易行為;鼓勵中國融入全球化,是為了把中國的企業置於有利於西方資本財團的國際規則之中進行獵殺。

    有資料表明,中國28個主要行業,外資占多數資產控制權的占了21個,每個已經開放產業的前五名幾乎都是由外資控制。這21個行業,基本都是國有企業撤出的行業。中國的私營企業在西方跨國公司的群狼面前,基本還是無法形成有效競爭力量。這就顯示了一條規律,凡是國有企業大規模退出的行業,中國的私營企業,在方跨國公司的群狼面前,基本還是無法形成有效競爭力量。沒有國有企業的積極參與,中國很多行業必然會淪為外資馳騁的領域。國有企業是中國唯一能抗衡西方壟斷資本控制的跨國企業的市場主體力量。國有企業的大規模退出,雖然給中國的私營企業讓出了發展的空間,但更是給跨國企業控制該行業創造了機會。一個行業被外資控制,這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都可能會變成經濟安全問題。

    中國的國有企業雖然退出了很多競爭性行業,但是關係國家經濟命脈的行業還控制在國有企業手中,這是中國在融入全球化體質後,還能夠抵禦金融危機肆虐的一個重要因素。如果中國的國有企業基本被私有化,那麼外資就自然會進入到中國的最核心的經濟領域中,那麼中國的經濟安全乃至國家安全都會掌握在外國資本勢力之手,中國的經濟主權會因此而受到跨國資本的衝擊。這是西方資本財團夢寐以求的事情。經濟是基礎,經濟一旦淪為外資之手,那麼政治也難以保持完全的獨立。從這個角度上,做大做強國有企業,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是一個政治問題。不僅僅是經濟利益攸關的問題,而且是關係國家主權和國家安全的大問題。

    在國有企業的問題上,蘇聯和俄羅斯給我們提供了前車之鑒。
    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接受西方出具的經濟藥方實行的“休克療法”就是完完全全的“新自由經濟理論”烹製的。其主要內容就是實行“國有企業私有化”、完全的自由市場化。
    這種“改革”的結果,是同1990年相比,1991年下降了8%,1992年下降了19%,1993年下降了32%,到1995年經濟總量下降了一半。從1992年1月至1993年9月這一期間,物價上漲了162倍,而居民的現金收入只增加56倍,這就意味著人民的實際生活水準下降了2/3。由於“休克療法”,人民僅在1992年就損失了9000億盧布以上。“改革”把大部分俄羅斯人拋向了貧困線,甚至赤貧。 1992年俄羅斯年通貨膨脹率高達2000%。伴隨著俄羅斯經濟總量的萎縮,俄羅斯的經濟結構也日趨惡化,資源和電力行業成為經濟的主要部門,經濟結構單一且不合理,昔日的工業門類齊全的工業強國淪為主要依靠出賣資源為主要收入的國家。
    俄羅斯的“私有化”實際成為歷史空前的“大規模腐敗”,價值2000億美元的國有企業私有化的所得收入只有72美元,原本屬於全體人民共同共有的財產以超音速的速度變成少數金融寡頭的私有財產。俄羅斯的“私有化”同時也演變成一場外國資本對蘇聯時期七十年積累進行“洗劫”的盛宴,有資料表明,美國利用蘇聯資本市場的放開,通過一系列的金融導彈轟炸,最後僅僅動用了幾億美元就把前蘇聯人民積攢70年的財富—價值28兆(萬億)美元的財富席捲而走。在這場“財富洗劫”中,新自由市場經濟理論烹調出的“休克療法”其威力簡直勝過任何幾百顆氫彈。依據“新自由經濟理論”“泡制”出的“華盛頓共識”在東歐、拉美和東南亞地區,基本實現了同樣的“結果”,都是經濟命脈最終淪為“外資控制”,成為外國資本的“經濟殖民地”,很多國家的最核心資產都淪為外資的“囊中之物”。“新自由經濟理論”簡直就是一把威力無比的“搶劫兇器”。

    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成為世界第二,但是經濟的“高度外向型”和外資對中國諸多行業的壟斷地位,給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敲響了“警鐘”。中國和俄羅斯相比,比較幸運的是,新自由經濟幾輪的“完全私有化”和“完全自由的市場”還沒有得以完全實施,所以中國至今還通過國有企業保護住了自己的最核心的經濟命脈。但是如此同時,已經享受過經濟私有化和市場化創造的洗劫盛宴的西方資本財團們面對中國剩餘的國有企業和國有企業控制的核心經濟部門一直沒有放棄覬覦之心,一直沒有停止過努力。它們通過在中國的“利益代言人”,通過它們影響和“操縱”的“(四大門戶)網路媒體”片刻也沒有停止對國有企業的“輿論圍剿”。任何行動,輿論先行。跨國資本“隱藏”於背後,和中國的私營企業一起合唱,由中國的主流精英“衝鋒在前”、不斷造勢的“國退民進”協奏曲正是為了“瓜分”剩餘的國有企業,以求得對中國經濟最核心領域和經濟命脈的“完全控制”。對於這樣的一些圖謀,我們不應該放棄警惕之心。

    事實上,現在把中國經濟改革“造成”的“貧富懸殊”等一系列問題的重要原因“歸於”國企壟斷正是竭力啟動新一輪國退民進大潮的“輿論動員”。而中國的經濟現實也清晰的表明,“所謂”的國退民進往往會變成“國有資本撤退外資乘虛而入取得行業控制權”這樣的一個遊戲。國有資本的退出,讓中國的私營企業成為一個個分散的個體去面對具有強大實力的跨國資本,很容易就失去行業控制地位和行業定價權,最終的結果就是從國有變成私有,然後再變成“外資擁有”。中國的二十一行業被“外資”占控制地位就是基本通過這個“方式”來實現的。

    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們他們“所謂”的理論創新從來沒有超出西方經濟學的範疇,打著理論創新的“幌子”售賣西方經濟學特別是“新自由經濟理論”的方子,三十年來,中國的“知識精英”是一直這麼做的。為了給“國退民進”製造理由,他們所謂的“國退民進”的理由就是國有企業沒有效率,

    當西方經濟學,特別是新自由經濟理論“被炒作”成主流經濟學之後,對國有企業的評價權就落入了中國主流經濟學者的手中,同時憑藉他們掌握的話語權,國有企業“被妖魔化”是一種必然。

    西方經濟學雖然流派林立,但是他們有著共同的理論根基。在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新自由經濟理論和凱恩斯主義是交替占主導地位,但是也一直共生共存。新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的共同點,就是都把維護資本特別是大資本的利益作為自己的最高準則,就跟動物法則的最高準則是“弱肉強食”一樣。當資本主義國家實行一段時間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之後,大資本在自己制定的遊戲規則中不斷勝出,通過大魚吃小魚的遊戲,讓資本和資源進一步集中於少數大資本手中。由此造成了社會的貧富加劇,導致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和社會矛盾的加劇。失業率增加,社會有效需求萎縮,生產的相對過剩加重,經濟危機發生。這個時候,凱恩斯主義就會登臺,政府開始干預經濟,通過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增加社會就業機會,創造社會需求。但是另一個相應的結果是政府負債增加。而美、英等國家的“貨幣發行權”是掌握在“金融寡頭”手中,政府的負債就變成了金融寡頭對政府因而也是對該國家人民的債權。隨著利息的增加,債務的雪球越滾越大。隨著負債的增加,政府對金融寡頭的依賴性越來越強,債務象一條越收越緊的絞索一樣套在政府脖子上;金融寡頭作為政府的債權人,對政府的控制就一點點的加大。這點在美國和英國表現的尤為“明顯”。新自由主義更有利於大資本在市場上的資本集中,凱恩斯主義更有利於大資本把政府變成資本的僕人。通過交替使用新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政策,資本日益集中於“壟斷資本”手中,政府正式變成壟斷資本的僕人。資本一手控制了經濟資源,一手控制了政治資源。這是多麼巧妙的遊戲,一切都在“自由”的規則之下進行,“表面上”多麼符合自由和法治,結果卻和草原上的弱肉強食的動物淘汰沒有兩樣。區別在於,獅子老虎只能享受動物法則的對己有利的因素,卻沒有權利去制定規則。而壟斷資本本身就是獅子老虎,還有權力制定規則。歷史上最不公平的遊戲規則,就是在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下實現的,還美其名曰“現代文明”、“自由民主”、“普世價值”。

    因此,所謂的自由經濟理論,雖然在表面上和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理論長期對峙,但是這兩種理論的核心不但沒有衝突反而是一致的,都是堅持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作為理論的基礎。這點非常類似於政治領域的資本主義兩黨制,資本主義的兩黨制雖然主張微有不同,但是基本主張和基本立場在維護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生產關係這個基本立場是沒有任何不同的。
    簡而言之,無論是新自由經濟理論還是凱恩斯主義經濟理論都是站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對立面,都是把維護資本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

    同樣,無論是奉行新自由主義還是凱恩斯主義的中國所謂的主流經濟學者,“都只”反對國有企業的壟斷,卻“從來沒有”反對過外國資本在中國形成的壟斷。
    國有壟斷是壟斷,外國資本的壟斷“難道”就不是壟斷了嗎?
    這種在壟斷問題上的“雙重標準”正是這些喊著“為民”的主流們的“狐狸尾巴”。
    在這些主流精英的“心裏”、眼裏和嘴裏,私有制企業就是民企,資本家就是“民”而真正的全民所有制企業被他們口誅筆伐多年。先是把全民所有的所有企業變成了一個國家充當所有者的國有企業,喊著產權清晰的旗號搞的產權反而不清晰了。國營企業是全民所有,政府只有經營權,國有企業,則是國家所有,政府代行所有權。一字之差,企業的主人就變成了看客,全民所有制變成了向私有制轉變的中間狀態。
    然後,這些所謂的主流們,就開始攻擊國有企業壟斷,讓他們心中的民介入,企圖把國有企業“私有化”。
    而“私有化”的大餐真的會落入這些民間資本家手中嗎?
    那是做夢!
    規模如此之大的國有企業,只有外國資本,才有實力笑話。
    “私有化”的“最終結果”就是從國有壟斷變成了“外資壟斷”。
    這就是“妖魔化”國企的“終極目的”。

    雖然現在的國有企業與社會主義的國營企業有著很大的不同,本質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組織形式,但畢竟相比較私有資本而言,更接近社會主義。中國的蘇丹紅、毒奶粉、地溝油、跳樓死、黑磚窯等等最尖銳的社會問題有多少不是冒稱“民營”的私有經濟的傑作?
    但是在主流學者和主流媒體的“雙重標準”之下,“私有經濟”出現的“問題”再大,就歸因為改革不夠深化、市場不完善;
    國有企業出現了問題,那應該把國有企業連根拔除。
    “雙重標準”簡直成了這些人的救命稻草。在“雙重標準”的廣泛使用上中國的主流們已經成功的實現了和國際的接軌。

    國有企業確實存在問題,問題的根源是把全民所有改成了國家所有,把國營企業的集體領導機制和職工的民主管理機制給故意取消了,形成了權力的失控;再把國有企業變成了市場競爭的主體,國有企業變成了資本逐利的工具,這必然會導致與民爭利。
    所有問題的“根源”就是“私有化”。解決國有企業的問題,只能是社會主義方向,把國有企業重新變回國營企業,恢復和完善企業的民主化管理機制,重新把職工變成企業的主人國企的運行重新置於工人和人民的監督之下。

    資本主義私有制企業運行了幾百年了,至今都沒有找到真正有效的激勵和約束機制。華爾街金融機構“導致”的(老鼠會式的龐氏騙局)金融危機,證明了所謂外國先進管理經驗的“神話”破滅。一個造成(老鼠會式的龐氏騙局)嚴重危機的管理模式和機制,我們如果還繼續去學,那無異於跟死人學習自殺技術。公有制企業遇到的管理問題,在私有制企業裏都能找到。公有制沒有解決的管理問題,私有制企業也沒有解決。
    相反,私有制企業解決不了的企業管理問題,公有制企業尋找到了更高級的管理思想。我們曾經有了一個到現在都世界領先的企業管理思想和管理機制—-鞍鋼憲法,我們需要把它找回來,完善它,而不是丟棄。美國企業管理學日本,日本企業管理管理的三大精髓“年功序列”、“終身雇傭”、“目標管理法”,在鞍鋼憲法中,都能找到。而且,鞍鋼憲法所核心的企業是為人民服務的理念,卻不可能在資本主義的私有制企業的管理思想中找到。

    文/大眾民主

    2011-9-23  民聲網 


  25. 2011/09/25 at 09:50 patchpieces

    黨的政治紀律同樣不容許黨報傳播政治謠言
    ——評《浙江日報》所屬媒體發表反黨反華文章的重大危害

    2011年5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署名“中紀聞”的評論文章《黨的政治紀律不容許黨員傳播政治謠言》,這無疑是對當前萬民公訴茅于軾、辛子陵的偉大政治鬥爭的一個有力政治支持。茅于軾、辛子陵等採用極端下流的語言造謠辱駡毛澤東,造謠散佈黨中央已做出徹底清除毛澤東思想的決議,造謠污蔑共產黨不抗戰,肆意侮辱人民大眾的思想信仰,為美國(主子)實施“解體中國”戰略“製造”政治動亂等,其所作所為已經嚴重損害了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無論放在當今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屬於嚴重的違法犯罪行為。

    可是,由於多年來“中國極端右翼勢力”在“精英立法”過程中設置了大量喪盡天良的法律條款,使他們可以幹出任何滅絕人性的法西斯獸行而不受任何法律制裁,
    比如他們可以肆意侮辱人民信仰而不受法律約束和制裁,
    他們可以肆意搶劫人民財產而不受法律約束和制裁,
    甚至被全世界所有國家都列為頭等犯罪的叛國行為,在當今中國都不受任何法律約束和制裁。
    所以,茅于軾、辛子陵等放在任何一個文明國家都屬於十分嚴重的犯罪行為在當今中國卻可以逍遙法外,面對全國人民大眾的極度憤怒,茅於軾的反應如同當今中國絕大多數違法犯罪分子一樣,挑著大母手指頭奸笑著說:“有本事就去法院告,老子正等著呢!”茅于軾的這個“得意反應”是當今中國弱者“最熟悉”的罪惡情景,是所有法西斯野獸最得意忘形的地方,是最能反映當今中國精英立法邪惡本質的地方,是當今中國精英立法最悖逆現代人類文明的地方。
    目前包括茅於軾在內的中國法學精英之所以敢突然跳出來向中國共產黨發難,向中國人民發難,就在於他們十分清楚,多年來由他們負責和參與起草的許多法律條款,對他們具有充分的“保護作用”。

    在國法已經被完全綁架的被動情況下,中國共產黨唯一能夠動用的政治武器就只剩下了黨紀,所以才有了人民日報《黨的政治紀律不容許黨員傳播政治謠言》這篇文章。由此也可看出當今中國共產黨已經落到了“何等被動”的歷史地步,哪還有一絲一毫執政黨的架勢!只要是有美國(主子)在後面“撐腰”,隨便幾個師爺和訟棍就可以向共產黨叫板,而共產黨除了搬出黨紀之外,無論在法律上還是道義上都已經到了無可奈何的被動地步。由於茅于軾不是共產黨員,不僅國法奈何他不得,黨紀同樣奈何他不得,所以茅於軾才能夠單槍匹馬挑戰共產黨,挑戰億萬人民的共同信仰,打響美國對華戰爭的第一槍——在武力威懾下“文力討伐”中國。只是,中國是中國人民的中國,中國人民決不願意眼睜睜地看著國家慘遭美國解體,於是便掀起了萬民公訴茅于軾的強大民主運動。中國有可能會再次出現宋朝以來那種悲劇現象——民間抗戰轟轟烈烈,政府對“漢奸(買辦)”卻“唯唯諾諾”,好在目前中國已不是南宋,不是晚清,中國共產黨在被法律和道義兩條繩索捆得結結實實的情況下,終於用最後的黨紀武器發出了反抗之聲——“黨紀不容許黨員傳播政治謠言”。

    可是,黨員之所以敢於傳播政治謠言不僅僅是因為黨被邪惡法律和邪惡倫理捆住了手腳,同時還在於黨的某些“機構”開始變成“反黨堡壘”,黨報開始成為黨員傳播“政治謠言”的媒體平臺,《浙江日報》所屬媒體發表茅于軾、辛子陵等反黨反華的文章,就是黨的某些機構已經成為“反黨堡壘”的一個典型標誌。茅于軾、辛子陵所製造的關於毛澤東和共產黨的大量政治謠言是通過浙江省委黨報《浙江日報》的“財新網”傳播的,而《浙江日報》的“財新網”又絕非是把關不嚴的偶然事件,而是因為她的“使命”就是傳播此類能夠動亂中國的政治謠言。《浙江日報》財新傳媒集團屬下的兩刊一網全部由胡舒立一人擔任總編輯,而這個胡舒立自2001年以來曾經連續7年被美國(主子)“評選”為各類最佳人物,在獲得美國(主子)“賦予”的各種“榮譽”和獎項方面堪稱中國第一人,甚至遠遠超過那位諾獎得主劉先生。對於這樣一個具有“複雜背景”的人,浙江省委黨報《浙江日報》不僅僅是把屬下一個財新網、一個《新世紀》週刊或者一個《中國改革》雜誌交給她,而是把所有這些媒體的總編輯統統交給胡舒立一個人,並且她同時還在擔任(注意是擔任而不是兼任)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院長、教授和博士生導師,如此多的實職交給一個人,不僅在中國,即使在世界也極為罕見,如果單純從管理的角度來說,是無論如何也不會這樣安排的,現在這樣安排顯然是出於“政治目的”。

    特別是再看看這些媒體的“合作方”就會更加明白為什麼這個“媒體集團”敢於公開傳播“政治謠言”,並且還是傳播關於黨中央的政治謠言。《浙江日報》屬下兩家刊物的合作方是「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雜誌社」,這兩個單位的領導人都是高尚全,顧問都是吳敬璉,領導成員還包括周小川、龍永圖、李劍閣等一大批省部級官員。知道了胡舒立“背後”這個龐大的精英群體就會明白為什麼關於毛澤東和共產黨的政治謠言會在這個媒體傳播,而不是在其他媒體傳播了。在此之前,由「中央黨校」教授開始的黨校反黨“現象”就已經屬於“極端荒謬”的反常現象,後來被胡錦濤主席和習近平副主席幾次講話嚴厲刹住了,現在又出現了黨報傳播政治謠言的反常現象,難道還不足以認真反思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源嗎?黨報的資產無論是來自于黨員的黨費,還是來自於國家的財政經費,都必須用於黨和國家的社會主義事業,而不能用來“豢養”一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極端右翼分子”,把黨報作為傳播政治謠言的工具,為美國動亂和“解體中國”“服務”。

    《浙江日報》作為一家黨報,能夠在全國公開亮相,率先站到美國和“極端右翼勢力”立場上不能不引起國人的極大憂慮。
    胡舒立具有“複雜”的“美國背景”《浙江日報》不會不知道;
    茅於軾是公開反共反華的敵對分子,《浙江日報》同樣不會不知道;
    辛子陵因為造謠傳謠而在政治上已被控制,《浙江日報》也不會不知道;
    他們這些人對重慶唱紅打黑共同持有“敵視態度”,《浙江日報》也應該十分清楚;
    再過幾天,就是建黨九十周年大慶,《浙江日報》更是十分清楚;
    在這種情況下,《浙江日報》所屬媒體竟然能夠把這樣一些“反共反華分子”聚集到一起,為他們提供“妖魔化”毛澤東和“妖魔化”共產黨的“輿論工具”不能不說是一種“深思熟慮”的政治選擇。
    事情明擺著,無論是從共產黨的政治紀律出發,還是從官場的潛規則出發都應該十分清楚,在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九十周年的喜慶時刻,黨報所屬媒體卻發表大塊文章,造謠污蔑“共產黨不抗戰,只是在抗戰初期象徵性地放了幾槍”,造謠辱駡“共產黨的領袖只會整人和強姦婦女”,顯然是在觸犯生死大忌,莫說是執政黨過生日,就算是普通老百姓過生日,如此“造謠辱駡”也是倫理大忌,即便是強盜土匪對此也會有所顧忌,而作為中國共產黨省委機關報的《浙江日報》,卻在此時此刻破口大駡共產黨,究竟對共產黨有多大的仇恨?
    究竟是“什麼人”給了他如此天大的膽子!選擇在這個時候“妖魔化”毛澤東和共產黨,讓人感覺《浙江日報》仿佛不是大陸共產黨的報紙,而是臺灣國民黨的報紙。

    顯然,《浙江日報》黨報媒體是“有意選擇”在這個特殊時刻表明立場,表明與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相對立的政治立場。此時此刻他們“妖魔化”毛澤東妖魔化共產黨的另外一個目的,就是要激怒共產黨和人民群眾,借此證明當今中國所有的矛盾和問題,都是由封建遺風和文革遺毒這兩股勢力造成的。最近中國突然刮起了再次“妖魔化”文革的風潮,有人把現在人民看不起病,買不起房,上不起學,養不起老等(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問題,把中國資源被外資耗光、環境被外資毀壞等(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問題,把中國金融資產變成美國財政收入、中國婦女變成國際妓女、中國勞工變成外資奴隸等(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問題,把轉基因主糧對中國經濟安全和種族安全的嚴重威脅等(新自由主義掏光養賄腐敗自由化)問題,統統“歸結為”是封建遺風和文革遺毒這兩股勢力造成的,認為是封建勢力和文革勢力造成了當今中國社會的貧富兩極分化,造成了充斥整個社會的偽劣假冒產品和有毒食品。
    由於這個判斷過於“荒誕不經”,過於違背現實,所以需要“製造”實例來證明,《浙江日報》所屬媒體“妖魔化”毛澤東和共產黨便起到了為上述“荒謬邏輯”提供證據的任務。道理很簡單,如果任憑他們妖魔化毛澤東和共產黨,中國就會陷入大流血、大動盪、大分裂;如果反對他們妖魔化毛澤東和共產黨,則會被指責為是兩股勢力——共產黨進行干預會被指責為是封建遺風,人民大眾起來反抗則會被指責為是文革遺毒,無論出現哪種情況,都會為“兩股勢力論”提供證據。“兩股勢力論”是沖著誰來的,大家心裏都很清楚,所謂封建遺風是指紅二代接班,所謂文革遺毒是指重慶唱紅打黑。此時《浙江日報》所屬媒體這樣做,矛頭所向顯然是中共18大。

    可以說,目前中國大地突然再次掀起妖魔化毛澤東、妖魔化共產黨、妖魔化社會主義、妖魔化人民革命、妖魔化中華民族、妖魔化中國人民的排空濁浪,主要針對目標就是中共18大。無論是美國精英集團還是“國內買辦漢奸集團”都十分清楚,中共18大將會形成中國轉變發展方式的組織力量和政治基礎,而這是他們無論如何不能接受的政治局面,特別是美國(主子)更加“不能接受”。美國在經過百年來最大金融(泡沫化)危機之後,親身體驗到了“中美國(G2)”對美國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美國能夠在百年未遇的特大金融危機中不影響人民生活,仍然能夠保持物美價廉的超市供應;能夠在“(債務貨幣化)大量印製美元”的情況下不發生通貨膨脹,而把困擾美國數十年的通貨膨脹“轉嫁”到中國老百姓頭上,完全有賴於“中美國(G2)”的存在和發展。而一旦中國轉變發展方式,把經濟發展“轉移”到滿足國內人民需要上來就會徹底抽掉“中美國”賴以存在的物質基礎,就會徹底切斷美國向中國轉移通貨膨脹的經濟管道,這種狀況是美國無論如何都“不能接受”的,美國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地“阻止”這種情況發生。否則,美國對中國30多年的“歷史佈局”就很有可能會如同對俄羅斯的佈局一樣,完全付諸東流。美國耗費半個多世紀搞垮了蘇聯,結果卻是竹籃打水一場空,不僅沒有得到哪怕是一丁半點兒蘇聯資源,甚至還造就出一個燃燒著民族主義熊熊大火的俄羅斯帝國。如果這種情況在中國重演將會對美國造成極其嚴重的後果,由於美國對中國廉價商品和金融佔有的依賴性已經形成,一旦失去了中國廉價商品和金融資產注入,目前美國高收入低物價的生活方式將難以繼續,金融危機的災難就會重新砸回到美國老百姓頭上,很可能會引發美國社會動盪和社會革命。所以,美國無論如何都不能讓俄羅斯的情況在中國重演,中國不僅不能復興社會主義,甚至連民族主義也不能復興;中國不僅不能再出現一個毛澤東,甚至連出現一個普京也不行(只能出現美國傀儡葉爾欽、戈巴契夫)。美國一定要趕在中共18大之前出手,製造中東北非的動亂和戰爭,是從外部擠壓和威懾,操縱中國內部“第五縱隊”進行“政治叛亂”,則屬於“文力討伐”。

    “文力討伐”是早在甲午戰爭之前日本戰略家就制訂出來的侵略中國計畫,他們認為對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說,只能是“文力討伐”為主,“武力討伐”為輔,“文力討伐”在前,“武力討伐”在後。
    曾經兩次敗於中國的美國,再加上中國強大的核威懾力量更加不敢對中國輕易動武,轉而採取了當初日本人制定而沒有成功實施的“文力討伐”戰略,“操縱”中國內部的“漢奸(買辦)集團”把中國搞亂,通過“妖魔化”毛澤東在精神上把中國人變成“一盤散沙”,通過“妖魔化”共產黨在政治上把中國人變成一盤散沙,進而把中國變成第二個利比亞。美國人對他們的“文力討伐”戰略充滿信心,最近國務卿希拉蕊就直言不諱地說道:“中國想用拖一天算一天的辦法,試圖逃過中東北非的命運,完全是白日做夢”。
    馬上就要赴任駐中國大使的駱家輝(美國華人影帝),在美國參議院聽證會上,十分明確地展示了搞亂中國的五點計畫,美國參議員弗蘭克•沃爾夫更是猛烈敲打著桌子警告駱家輝(美國華人影帝)說:不要把中國的主權和法律放在眼裏,美國大使館就是要變成“中國的自由之島”,美國大使必須要公開參加“中國的地下教會”。“指示”大使館如此“明目張膽”地“蔑視”和踐踏所在國的主權和尊嚴,甚至連戰爭期間交戰國之間都十分罕見。美國人對中國“文力討伐”戰略的自信“絕非”像中國(吳建民式鸚鵡太監)外交部發言人所講的那樣沒有任何根據,而是有著充分的現實依據。
    一是他們用“否定文革”和“精英立法”這兩道繩索捆住了中國手腳,
    二是他們的基督教理想主義精神和從中國文革中吸收的大眾政治文明,使他們擁有遠遠超過日本的文化根基,完全有能力對中國實施“文力討伐”。
    到目前為止,美國對中國“文力討伐”的戰略“相當成功”,
    以茅于軾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精英集團”受他們“控制”,
    以“李莊律師團”為核心的“偽自由主義精英集團”受他們“控制”,
    以“(外資掌控)四大門戶網站”為代表的中國網路媒體受他們“控制”,
    以「南方系」為代表的中國字媒體受他們“控制”,
    甚至連中國生物學界研究轉基因的核心專家集團都受他們“控制”。
    這些“精英集團”再加上“買辦集團”構成了美國對中國發動新型戰爭的龐大的“政治偽軍部隊”,其中“新自由主義”、“偽自由主義”和“南方系”的諸多“漢奸”則是美國對中國進行“文力討伐”的駐華“先遣軍”。這個“先遣軍”的能量之大已經遠遠超過了當初的吳三桂和後來的“汪偽部隊”。特別是30多年來,“改革教”給中國成功‘戴上“了一個所謂“不能迫害知識份子”的緊箍咒(其他任何國家都沒有這個罪名),在這個緊箍咒的作用下,無論知識份子怎麼“折騰”中國也都“無可奈何”。美國更是抓住了中國這個“死穴”,無論是什麼“阿貓阿狗”,只要是“反共反華”就“(加冕譽冠)命名”為是“知識份子(or民主自由鬥士)”,廣州有一個地地道道的“街頭流氓”,就是因為反共反華,並且“僅僅是”因為“反共反華”,便被美國“(加冕譽冠)推舉”為是“百大公共知識份子”。

    目前《浙江日報》所屬媒體發表反共反華文章就是美國對中國“文力討伐”的結果,在美國參議院和國務院事實上“已經宣佈”對中國發動“新型戰爭”的情況下出現《浙江日報》所屬媒體的反共反華事件,已經不再像以往“南方系”那樣只是一般性的替美國(主子)說話,而是跨出了現代中國“東南互保”的第一步。
    晚清時期“東南互保”的歷史悲劇有可能在中國重演。1900年中國政府對侵略中國的西方列強宣戰後,宰相李鴻章立刻率領東南各省與西方列強“擅自媾和”,背叛中央政府單獨與西方列強簽署和平協定,把對西方列強宣戰的慈禧太后變成了沒有一兵一卒的孤家寡人。慈禧太后被迫只能召集義和團進行抗戰,東南地方政府又“勾結”“八國聯軍”要求慈禧太后屠殺“義和團”,宰相李鴻章更是“代表”“八國聯軍”“要脅”慈禧太后:如果不殺掉“義和團”就殺掉慈禧太后,慈禧太后為保住自家性命而出賣了浴血奮戰的“義和團”,與“八國聯軍”聯合圍剿義和團。“八國聯軍”為了殺服中國人不僅把義和團男女老少全部殺光,還把當時主張抗戰的一些大臣女眷輪奸致死,同時在中國北方人口最稠密的京津地區展開“大屠殺”,殺掉了京津地區百分之九十的中國老百姓,“京津大屠殺”無論是就其規模還是就其慘烈程度而言都“遠遠超過”後來的南京大屠殺。可是,“控制”中國輿論的“買辦漢奸集團”卻對超過南京大屠殺的“京津大屠殺”“百般歌頌”,甚至在百度百科等各種場合把“八國聯軍”的“京津屠殺”稱為是“一次紀律鬆散的國際維和行動”(最近在愛國輿論的抗議下,百度百科等才放棄了對八國聯軍的公開歌頌)。中國改革教主將“極端右翼分子”馬立誠等人正是因為看到國內知識界為“八國聯軍”的“京津大屠殺”“正名”成功才率領“中國漢奸文人‘掀起了聲勢浩大的為南京大屠殺”翻案“的浪潮。馬立誠所在的”南方系“那個”圈子“與茅于軾胡舒立所在的《浙江日報》這個”圈子’不僅是“同一類人”,甚至乾脆就是同一些人。
    「人民日報」發表的中紀委評論文章指出:“黨的政治紀律是高壓線,任何黨員,不論其在黨內的威望和職務有多高,只要是違反了黨的政治紀律都應給予嚴肅的批評教育或紀律處分,對造成嚴重後果的,要依紀依法予以嚴肅懲處,決不姑息遷就。”
    現在,《浙江日報》跨出了“東南互保”的第一步,跨出了黨報反黨的第一步,造成了全國十幾個省市自治區的人民的強烈不滿和抗議,後果不可謂不嚴重,並且其威望和職務都還不是很高,能否依紀查處,人們拭目以待。
    倘若在中、美衝突如此嚴重的關鍵時刻,在事關黨和國家生死安危的關鍵時刻,對如此嚴重的政治反水和政治叛亂都姑息遷就,那麼,晚清“東南互保”的民族悲劇將不可避免地會再次重演。

    “中國極端右翼集團”為了“配合”美國(主子)的新型戰爭,“製造”國內動亂和“分裂”目前已經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極端程度。
    一方面在政治上造謠辱駡毛澤東,侮辱人民信仰,激發國內動亂,以便達到一箭雙雕的漁利目的;
    另一方面則在經濟上人為製造物價暴漲,逼迫老百姓跳牆。“國家發改委”不僅打著與“國際接軌”的旗號拉高國內油價糧價,甚至為已經壟斷了中國消費品行業的外資公司大幅漲價“保駕護航”。中國“日化行業”的外資公司在基本“消滅”了本地民族品牌之後已經完全形成了壟斷價格,可以對中國消費者隨心所欲的任意掠奪,分散的中國消費者根本沒有任何能力抵抗外資的價格壟斷,唯一的指望就是“國家發改委”的干預和保護。可是,目前“國家發改委”卻在外資公司大幅漲價時宣稱:“依據《價格法》,企業有權漲價”,如此一來,中國消費者就完全變成了任憑外資隨意宰割的無助羔羊。面對在外資鐵蹄下悲慘掙扎的中國消費者,所有良知尚存的中國人無不義憤填膺——
    當初“引領”外資控制中國產業的是“國家發改委”,
    後來“委託”那些“反共反華”的師爺訟棍制訂《價格法》的也是“國家發改委”,
    現在宣佈依照《價格法》外資有權漲價的,還是“國家發改委”!
    所有這些僅僅是民族不幸的歷史巧合,還是按照“既定路線圖”事先預設的結果?
    在美國向中國轉嫁通貨膨脹、意圖製造中國經濟政治雙重危機的高度敏感時刻,“國家發改委”卻一隻手打著與“國際接軌”的旗號下令國有企業油價上漲,另一隻手又打著《價格法》的旗號保護外資企業漲價,不是要把天下百姓逼上死路又是什麼?一個國家的法律,本來應該是維護本國利益的工具,維護天理人倫的工具,可是,當今中國的法律卻變成了損害本國利益的工具,最能說明問題的是,當初負責起草制訂這些法律的那些師爺訟棍恰恰是今天公開站出來反黨反華的“極端右翼分子”,而“保護”他們公開站到反黨反華立場上的恰恰就是他們當初起草的這些法律。
    發展到今天,人們才明白了“中國極端右翼勢力”建立所謂“民主與法治”的真正含義:在對付共產黨的統一領導時,他們只講民主倫理而絕不承認法治;相反,在對付老百姓的正義要求時,他們又只講法治而絕不承認民主倫理。
    他們在替美國“文力討伐”中國時,“扯著嗓子”高喊自由、民主,“高喊”實體正義;他們在替國內“買辦漢奸集團”“討伐”人民大眾時又同樣“扯著嗓子”高喊法治,高喊程式正義。
    在中國政府抓捕茅于軾同夥時,他們“叫喊”自由民主,全然不管什麼法治不法治;在萬民公訴茅于軾時,他們又“叫喊”法治程式,全然不管什麼自由和民主。
    如果認真瞭解了他們的所謂“民主與法治”之後就會發現他們完全是一幫已經徹底滅絕人性的地地道道的法西斯畜生,甚至連法西斯畜生都“不如”,法西斯畜生至少“還知道”維護自己的國家。

    中國自宋朝以後,所面對的敵國總是10年戰略、20年戰略乃至50年戰略,特別是當今“(虛偽陰險)對手”美國,“解體中國”的戰略歷經半個多世紀始終不變,包括上述保護反黨反華分子的諸多法律就是在10年前、20年前甚至更早時候制訂的,
    什麼叫國家戰略?這就是國家戰略!
    可是反觀中國,每當國家有難,總是精英階層群體背叛,朝中叛臣如雲似水,民間“漢奸走狗遍地”,無論是蒙古滅亡南宋,還是清兵入關滅亡大明,抑或是兩次日本侵華戰爭,幾乎都是敵國將領指揮著漢族的降兵降將屠殺本國人民。
    甚至連敵國將領都不明白漢族人為什麼那麼喜歡當“漢奸”,蒙古皇帝忽必烈在滅亡南宋後就曾經當面問過宋朝降將:你們為什麼寧可背負千古駡名也要當漢奸?當時那些宋朝降將的回答與今天“帶路黨”的回答差不多,“右派帶路黨”的回答是中國沒有自由民主,左派帶路黨的回答是中國存在剝削壓迫,那些降將的回答則是宋朝奸臣當道、迫害忠良。
    當時忽必烈就反駁道:你們拿的是朝廷俸祿,既然朝廷奸臣當道,你們就應該幫助朝廷剷除奸臣,怎麼能夠投降外敵把朝廷滅掉呢?當時忽必烈就下令,在撰寫修宋朝歷史時,一定要大力歌頌那些為國捐軀的忠臣良將,如同日本兵在戰場上厚葬抗日英雄張自忠將軍一樣。
    相反,倒是“中國人撰寫”的歷史“秉承”的完全是“漢奸文化”,把“賣國罪名”完全“扣到”曾經還有過對外宣戰的慈禧太後頭上,而把投降“八國聯軍”的東南諸省的“地方漢奸”“歌頌”為是避免戰亂的歷史英雄。茅於軾就是根據這個“邏輯”,把漢奸汪精衛“稱頌”為是歷史大英雄,而對堅持敵後抗戰的毛澤東和共產黨則用盡下流語言“大肆妖魔化”。
    由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開始的“漢奸文化”氾濫終於再次淹沒了當今中國的精英階層,美國國務卿希拉蕊“一聲令下”中國各路“精英(買辦)”立刻“嚎叫”著撲向了中國共產黨,撲向了中國人民,甚至連黨報都再次選擇當年“東南互保”的做法,不假思索地站到了反黨反華的立場上。

    風雨來臨蟻上樹,大船將沉鼠先逃。《浙江日報》把屬下全部媒體黨產交給一夥反共反華分子來掌管,公開站到反共反華立場上,是一個十分可怕的“災難性信號”,它“標誌”著中國有可能再次出現“東南互保”,“中國投降派”有可能再次佔據上風。中國自宋朝以來,除了毛澤東時代之外在外敵面前“總是”“投降派占”上風,而主戰派的下場則慘不忍睹,要麼像南宋嶽飛那樣本人慘死風波亭,要麼像晚清崇綺那樣全家女眷被侵略者輪奸致死,總之,從來就沒有好下場。而今,美國巡航導彈還沒有打到北京,“殺左族毛”的“叫囂”就已經響徹雲霄,在最近數百名右派精英的聚會上乾脆借一個說書的小癟三(易中天)之口宣佈所有崇拜毛澤東的人“都不是人”,既然不是人,也就沒有任何人權,到時候就可以隨便殺戮。大家千萬不要認為右派集會宣佈崇拜毛澤東的人“不是人”,只是一種洩憤的氣話,而是“精心策劃”的一種“威脅”。在宣佈崇拜毛澤東就“不是人”的會場上,中國法學界的大佬幾乎全部在場,他們“完全知道”這句話的“法律含義”。此前,這些人剛剛用所謂“小蔣積德,蔣家無恙”的話“威脅”紅二代,在重慶獲得了巨大勝利,現在又用崇拜毛澤東就“不是人”,不享有基本人權的話,來“威脅”中國老百姓。美國等西方國家為了配合國內“極端右翼勢力”對紅二代的威脅“採取”了一系列“針對”發展中國家領導人的“斬首行動”——擊斃本•拉登,逮捕象牙海岸總統巴博,通緝利比亞領導人卡紮菲,審判埃及總統穆巴拉克等,“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警告中國紅二代領導人,如果“膽敢悖逆”美國(高級流氓)“旨意”,上述這些首腦人物的下場就是結局。現在,這種威脅已經產生了極其“惡劣”的廣泛影響,據某政法大學的一位校領導講,在他們的“政治威脅”之下,有些本來已經站到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立場上的教授再次發生動搖又縮了回去,相反,那些反黨反華反人民的反動教授重新“揚威耀武”地站了出來,叫囂要與共產黨和人民大眾鬥爭到底。黨報媒體公開站到反黨反華立場上,估計也與這種威脅有關。如果繼續任憑這些“買辦漢奸”對上用“小蔣”威脅紅二代,對下用“不是人”威脅老百姓,結果只能是把越來越多的幹部群眾逼上漢奸道路。

    現在,美國巡航導彈還沒有打到中國,就採用恐怖手段“公開威脅”人們叛國“當漢奸”,倘若美國真的打進來,恐怕到時候不用美國人開槍,僅憑這些“漢奸還鄉團”就能夠把中國殺得血流成河!
    當今中國的“買辦漢奸”猖獗到如此程度,國家還有什麼安全可言,百姓還有什麼安全可言!
    今天姑息一個《浙江日報》,明天就會產生無數個《浙江日報》,國家的分裂和動盪將不可避免!
    既然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已經宣佈:“任何黨員,不論其在黨內的威望和職務有多高”,只要是違背政治紀律,就“要依紀依法予以嚴肅懲處,決不姑息遷就”,那麼請問,黨報媒體造謠辱駡開國領袖“強姦婦女無數”算不算違背政治紀律?黨報媒體造謠污蔑共產黨不抗戰算不算違背政治紀律?把黨報媒體交給一幫反共反華分子用做反共反華的工具算不算違背政治紀律?
    如果連《浙江日報》這樣一個小小的黨報媒體都處理不了又如何彰顯“不論其在黨內的威望和職務有多高”的嚴正警告?
    中國各大“門戶網站”已經被外資和外國勢力所“控制”,如果越來越多的黨報也被外國勢力和“漢奸勢力”所“控制”,那麼,蘇聯亡黨亡國的悲劇將不可避免!

    或許有人會說,蘇聯亡黨亡國之後老百姓不是一樣生活嗎?
    問題就在於中國和蘇聯不一樣。一是蘇聯原本就是由許多獨立國家所組成,名字就叫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解體之後只不過是重新回到原有狀態,各國重過各國的日子;中國則不同,歷史上一直是一個統一國家,每次分裂都是軍閥混戰、血流成河,人口死亡百分之七十以上。二是美國對蘇聯和對中國的戰略目標不同,美國對蘇聯的戰略目標只是亡黨亡國,而對中國的戰略目標則是亡黨亡國亡中華。在中國“佈局”轉基因主糧就是最有力的說明,“基因武器”不同於核武器的最根本特點,就是能夠“有選擇性”地滅絕一個民族,這就是全世界除中國之外、所有國家都“拒絕”轉基因主糧的根本原因。“美國資本集團”和“國內買辦漢奸集團”打倒共產黨的目的是要推翻毛澤東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制度框架,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制度框架的目的是要“解體”中華民族和“消滅”中國“13億垃圾人口”。倘若不是看到美國如此龐大的“滅絕計畫”,“中國精英集團”也不可能在槍炮未響的情況下就成群成群地走上了充當美國政治偽軍的叛國道路,現在他們這樣做的目的無非就是想在中國這艘大船沉沒之前,換上盎格魯•撒克遜的西方大船。毛主席生前也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才發動文化大革命,拆除黨群之間的政治籬笆,把共產黨和人民大眾捆綁在一起,通過黨群一體化形成戰無不勝的強大力量,以此來挽救中國共產黨,挽救中國人民,並在戰勝危機的基礎上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崛起。其實,目前體制內外毛派共產黨人的迅速發展,中國紅色大潮的再次興起,都是毛主席生前佈局的結果。

    現在,毛主席生前布下的這盤世紀性大棋與美國“解體中國”的世紀性戰略,針鋒相對、不共戴天地碰撞在了一起,是贏是輸,是生是死,都只能放手一搏,中華民族已經沒有了繼續韜光養晦的歷史餘地。而“決定”中、美之間這場歷史較量的“勝負關鍵”就是美國在中國“佈局”的“第五縱隊”。此前我們曾經多次講過,美國全部對華戰略都是建立在“漢奸”這個基礎之上,只要打掉“漢奸(買辦)”這個美國的戰略基礎,美國就會“被迫放棄”解體和滅絕中國的戰略。美國與中國兩次交手失敗的歷史教訓,中國核威懾的強大力量,特別是中國絕不會侵略美國的和平發展道路決定了如果沒有中國“內部漢奸”的配合,美國絕不會對中國單方面採取軍事行動,所以,徹底剷除“漢奸(買辦)勢力”是當今中國轉危為安的唯一機會,也是中、美兩國未來和平交往與發展的根本條件。“中國極端右翼勢力”組成的“第五縱隊”已經成為中國體內的“巨大毒瘤”,再不痛下決心徹底切除這個“毒瘤”中華民族將死無葬身之地,13億中國人民將死無葬身之地。

    剷除“漢奸(買辦)勢力”的時候到了,美國已經開始“動手”了,中國人民已經發動起來了,不要再猶豫,也不能再猶豫了,如果連一個小小的《浙江日報》,連一個小小的茅於軾都奈何不了,這個資訊回饋到美國,回饋到“漢奸(買辦)集團”,必將會使他們更加倍感鼓舞,更加“無所顧忌”,更加痛下殺手,那樣一來,中國從此將再也不會得到片刻安寧。

    文/張宏良

    2011-9-14


  26. 2011/09/27 at 10:15 patchpieces

    □ 紅色悲歌

    大勢不再

      “最危險的敵人往往來自我們內部……”這句話在許多時候、許多地方都是適用的……

      對20世紀80年代的美國人而言,蘇聯其實已經越來越不足為慮了–雖然那時蘇聯的威脅被媒體描述得仿佛可能在下一秒就會降臨在西方人面前。如前文所言,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通過一系列軟硬兼施的手段,西方世界中由美國人所主導的"金字塔"型分工體系的結構開始變得清晰且嚴密起來,並且西方世界大於社會主義陣營的經濟總量在美國人的統一調配下成為實實在在的優勢。兩個陣營之間的實力差距從當年的兩屆奧運會就可以看出來。當時美國以蘇聯入侵阿富汗為藉口,帶頭抵制1980年的莫斯科奧運會。結果不算蘇聯自己,當年參賽的國家只有80個,參與報導賽會的新聞記者共有5615名,比參賽運動員的人數還要多。開幕式上,這80個國家裏又有16個國家的代表隊在入場式上沒有打本國國旗,以奧林匹克五環旗替代,新西蘭代表隊乾脆打了面黑色五環旗,有10個國家只有旗手一人,運動員乾脆沒出場,後來在獲獎時這些國家也不升國旗、不奏國歌–借著奧運會搞政治對西方國家來說是輕車熟路。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蘇聯還以顏色,也帶頭搞了一次抵制,但聲勢上要小得多,參加抵制的只有保加利亞、民主德國、越南、蒙古、老撾、捷克斯洛伐克、阿富汗、南也門和古巴等國家。

       所謂“抵制”,就是要讓各個國家表明立場、選邊站隊。看看兩次抵制的回應者,東、西方陣營的界線也就基本清楚了。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差不多涵蓋了世界工業生產力的三分之二,這樣的實力一旦被有效地組織起來,結果是顯而易見的。在總體實力居於劣勢的情形下蘇聯要繼續和資本主義陣營保持均勢,那麼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重工業和輕工業的比例以及工業和農業的比例就都無法保持平衡,老百姓的生活水準提高程度和國家經濟增長就無法成正比。舉個例子,在阿富汗戰爭期間, 蘇聯一架米-24武裝直升機的價格只約合9噸豬肉,這不是說蘇聯直升機多便宜,而是意味著那裏的豬肉太貴了,這背後就是蘇聯國內輕重工業嚴重失衡。蘇聯的封閉經濟體系裏,發行的貨幣和生產的產品是對應的,然而這些產品中大多數都是衣不能穿、食不可餐的軍工產品,刨除這一塊,只對比和老百姓生活相關的消費品的話,盧布的發行就是過量的。因為對一般消費品的購買力不足,導致盧布對西方貨幣的官方匯率和實際匯率能差出很多,那時黑市兌換猖獗就是這個問題的反 映。"8 • 19″事件以後盧布迅速貶值,其中就有被"打回原形"的味道。

      有人說蘇聯為什麼不能不搞對抗,為什麼不以"和平與發展"作為自己的主題?問題是西方國家不會給社會主義國家陣營這個機會。
    雷根上臺以後,美國開始對蘇重新採取遏制政策,表面上沒有20世紀50年代杜魯門主義那樣強硬–因為美、蘇的實力差距沒有那時那麼大,但也不是尼克森時期的收縮政策。雷根政府的基本方針是:強調以抗擊蘇聯為中心,奉行所謂"以實力求和平"的方針,具體說就是以美國的經濟、軍事實力壓制蘇聯;在地區爭奪上,把蘇聯頂在20世紀70年代末的擴張線上,使社會主義陣營不能再前進一步。同時,保持各種管道,加強同蘇聯的"對話"–也就是促使蘇聯"和平演變"。國務卿黑格、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艾倫、國防部長溫伯格成為對蘇戰略的核心人物。後 來艾倫在任職10個月後被對手搞了個受賄醜聞被迫辭去了職務,軍人出身的麥克法蘭接任了他的位置,這樣雷根身邊就是三位軍人出身的鷹派幕僚在決策對蘇戰 略。和平與發展在後面的歷史的確成了時代的主題,但其前提是美蘇兩邊必須有一方衰落直至滅亡,而很不幸,蘇聯是滅亡的那一個。

    異 化

      產生變化的不只是雙方實力上的對比,更為根本的是蘇聯自身的變化:由於缺乏人民對黨實施有效監督的體制,自赫魯雪夫時代開始,蘇共從一支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共產主義政黨一步一步蛻變成了所謂"全民黨",實質就是變成了一個新的權貴集團,國家資本主義蛻變成了權貴資本主義,列寧被他們改造為一個形象越來越模糊的簡單圖騰,用以維護其執政的合法性。黨開始背離社會主義,背離人民的利益;領導幹部日益脫離群眾,退化成為一群貪婪如狼、懦弱如羊、蠢笨如豬的官僚;官僚主義與幹群關係緊張大大地損害了原本運轉正常的計劃經濟體制,使得內政問題進一步惡化……在經過長達18年的、穩定的、" 一團和氣"的勃列日涅夫時代之後,蘇共的“權貴化”已然到了積重難返的時代,為了讓自己以及子孫後代永享到手的利益,蘇共的“既得利益集團”最終開始搞起了“政治體制改革”—“拋棄”社會主義搞“私有化”,好讓自己從管理財富的國家幹部變成掌握財富的“資本家”。

      某些原本就自視高老百姓一等的所謂"知識分子"此時也迫不及待地站出來高喊著要對國家進行“民主改革”,實質則是妄圖在動盪中為自己“分一杯羹”–當初靠搞"民運"上臺的這批人,後來“無一例外”地成了“新貴族”,譬如格魯吉亞的薩卡什維利、烏克蘭的尤先科等等。最可笑的是,由於蘇共背離黨的宗旨和原則、背離社會主義所產生的種種社會弊端,在這些人嘴裏卻成了社會主義的罪狀,以此來徹底否定社會主義。當然,更多的知識份子,則是由於蘇共的腐化以及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經濟快速發展的表像才接受了西方的新自由主義思想,進而不自覺地成為這些思想在蘇聯國內的傳播媒介,而這些天真的知識份子們包括當時蘇聯的"經濟學家"對市場經濟和私有化的認知尚處在"西方 19世紀的水準"–面對一堆經濟問題,他們的理解是只要私有化了,一切"自然"就解決了。
    除了黨內與知識界的這兩股力量以外,民族分裂勢力、各種宗教勢 力以及沙俄時期的舊貴族在這段時期也都活躍了起來。而這些人又都不約而同地紛紛將手伸向了西方國家,以期借助外部力量達到自己的目的。
    蘇聯時代大量所謂" 異見人士"的活動經費來源於哪兒呢?
    顯然並不是從蘇聯的工人農民那裏募集來的,蘇聯時代從未聽說過有這樣的集資活動。到目前為止,我們所知道的一個“大金主”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呢?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又譯為"國家民主捐贈基金會",簡稱END,熟悉國際政治的人恐怕都不會太陌生。它號稱美國上百萬個“非政府組織(NGO)”中的"龍頭老大",和美國國務院、國際開發署、「中央情報局」有密切的聯繫,被認為是「中情局」的"另一塊招牌"。這個20世紀80年代初成立、主要靠美國政府撥款從事活動的"非政府組織(NGO)"在世界很多地方扮演過“特殊的政治角色”,可以數出來的有:委內瑞拉等拉美國家、烏克蘭等獨聯體國家、伊 朗等西亞國家、緬甸等東南亞國家,它們都受到其顛覆活動或推動"顏色革命"的影響。

      不僅僅是在黨外,在蘇共黨內,為了抓住權力很多 人同樣選擇去搞“挾洋自重”。在雅克列夫的牽線搭橋之下,1984年戈巴契夫與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在倫敦郊區切克斯別墅一對一地“秘密會見”,談了什麼至今沒有完全解密,但之後西方各個國家立即統一形成了“輿論熱潮”,它們“盛讚”
    戈氏"是蘇聯理想的接班人",
    “是具有新思想的新一代領導人",
    “是可以打交道的人"。
    戈氏的那顆帶有招牌式胎記的半禿腦袋在當時常常會出現在西方的各種雜誌上,其中包括《時代週刊》—
    柴契爾夫人曾自豪地說:"是我們把戈巴契夫提 拔起來當了總書記。"

     1986年雷根和戈巴契夫的雷克雅未克會見也是一對一,戈氏亮出了他的底牌–已做好犧牲蘇聯利益,為美國“效忠”的準備。
    戈氏後來公開地承認:在雷克雅 未克會見時"實際上已把蘇聯交付美國聽憑處置",他說:"雷克雅未克實際上是一場戲……一場重頭大戲……我認為,如果沒有雷根這樣強有力的人物,整個過程 就不會開始……這次峰會上我們……走得已經那麼遠,根本就不可能再有回頭路。"
    1989年戈巴契夫在馬爾他同老布希總統會見的時候,整體移交蘇聯內政、 外交陣地的過程已經完成,當時有個快言快語的外交官形象地說:"冷戰是在地中海暖洋洋的海水中埋葬的。"

     背 叛

       如果說戈巴契夫還只是迎合西方勢力的話,葉利欽、謝瓦爾德納澤、切爾諾梅爾金等人則“走得更遠”,這些人代表了蘇共黨內的“反叛力量”。早在1987年夏天,當葉利欽尚未與戈巴契夫發生衝突之時,葉利欽就開始與美國駐蘇聯大使進行“接觸”,他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坦率",給美國大使留下了強烈的印象,美國隨即將他作為重點“工作對象”,“全力支援”他對抗蘇共中央、對抗蘇維埃政權、“分裂”蘇共和蘇聯的一切行為。
    由此開始,葉利欽或者說是蘇共內的反叛力量取代了以戈巴契夫為代表的“蘇共改革派”,成為西方國家眼裏"更可以打交道的人",此前戈爾巴喬利用外交場合所反復宣傳的"新思維"、政治改革等話題,此時對西方國家恐怕已經不再有那麼強的吸引力了。

      在葉利欽與戈巴契夫公開發生衝突被開除出政治局後,這一點表現得尤為明顯。那時美國利用各種機會始終與葉利欽保持著密切的接觸。1989年葉利欽當選為蘇聯人民代表並進入最高蘇維埃,當年9月隨即訪美,而美方則破格接待這位"非正式訪問"的"非官方人物",安排總統、副總統、國務卿和前總統雷根等諸多政要同他會晤。葉利欽回國後,隨即加緊展開反共活動。一方面在黨外謀求取消蘇共領導地位的憲法的修訂,另一方 面在黨內領導"民主綱領派"進行"政改",力圖"徹底改造"蘇共,剝奪黨的領導權。

      戈巴契夫與葉利欽的政治鬥爭,說白了就是蘇共 高層瓜分國家和人民財富的一場利益之爭。為了自身的私利,這些人可謂不擇手段,完全罔顧其他–在這場鬥爭中美國政府竟被請出來擔當起了協調人的角色。葉 系與戈系後來的"聯手合作"是由白宮和美國國務院推動的,在大國政治中恐怕找不出比這更荒謬、更可悲的事情了。1990年3月,葉利欽當選為當時蘇聯範圍內最大的加盟共和國–俄羅斯共和國議會的議員,同年6月,他憑藉一系列"政治秀"當選為俄羅斯共和國的主要行政長官。此後,葉利欽和他的助手們開始採取一系列政治手段,破壞國家的計劃經濟體制,導致國家經濟增速出現明顯下降,降幅約為2%。1991年,葉利欽又進一步破壞中央計畫,他把俄羅斯稅收的絕大 部分截留了下來,不再上交中央財政,而俄羅斯共和國則是蘇聯的主體部分,蘇聯經濟因此當年就下降13%,這最終誘發了蘇聯的解體–20世紀90年代初蘇 聯經濟中出現的問題,根本不在於計劃經濟體制內部,而完全是人為破壞的結果。

     蘇共反叛者們最終成了後來蘇聯解體最大的獲益者。如今俄羅斯最富有的人正是當年黨內的"精英"。所謂"改革",說到底改的就是一個社會財富分配體制– 把原來相對平等的財富分配體制砸碎掉,然後把財富堆在那裏,讓人們一哄而上去搶,誰搶著算誰的,蘇聯的"經濟學家"們美其名曰自由競爭。而這些身居要職的 精英們早已給自己占住了最好的位置,這樣一來結果可想而知。除了眾所周知的葉利欽家族之外,還比如說切爾諾梅爾金,20世紀80年代他當過蘇聯天然氣總公 司的總經理,1992年天然氣公司"私有化"後,切爾諾梅爾金搖身一變成了天然氣股份公司最有實力的控股人,控制著全世界40%以上的天然氣資源,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幾個人之一。“蘇聯共青團”中央書記科爾科夫斯基利用自己的職位創辦了一家大銀行,把原屬於人民的財富“變成”了他個人的財產。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黨內的“激進民主派”曾大肆批判蘇共高層的腐敗與特殊化,平心而論,那時蘇共領導幹部們的“特殊化”還僅限於偷偷摸摸地搞些特供商店之類的東西,在莫斯科庫圖佐夫大街上有一座公寓樓,裏面的戶型大致是200~300平方米,勃列日涅夫、蘇斯洛夫和安德羅波夫的居所就在裏面,對於如今的人們而言,這種級別的腐 敗恐怕說出來都會被笑話。事實上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莫斯科就已經實現了電氣化,每5個家庭就有一輛私人汽車,蘇聯公民每月用於文化娛樂的支出占工資總 額的10%~15%,更重要的是涵蓋全民的免費醫療、免費教育以及免費住房。對比1991年之後富可敵國的新貴們的腐敗生活,當時的國情是:國民人均壽命 縮短,治安惡化,貧富差距拉大,國家工業體系支離破碎……當年蘇共的腐敗與之相比,恐怕就有幾分"竊鉤者"與"竊國者"的味道了。如今"竊鉤者"已經"伏 誅",而"竊國者"又當如何呢?

      相比於這些新貴,戈巴契夫的晚景則要淒涼得多。在筆者看來,這並非是由於一些文章中所說的愚蠢或者是"好心辦壞事",這其實是他與葉利欽鬥爭失敗的結果。他們所“爭奪”的,不客氣地說其實就是一個“(買辦)賣國者”的位置。蘇聯解體以後,葉利欽給戈巴契夫的只是每月4000盧布的退休金–這也是戈氏在辭職之後所“唯一關心的事情”,不幸的是隨著俄羅斯國內瘋狂的通貨膨脹的到來,這筆錢折合成美元之後不過1美元而已。戈氏開始像一個“藝人”一樣忙著在西方國家“拍廣告”賺錢,他曾帶著10歲的孫女入鏡拍了“必勝客”廣告;拿自己的名字為伏特加酒做了商標;還曾為路易•威登做過廣告……顯然,戈氏所看重的只是“自身的利益”,所謂"好心辦壞事"是無從談起的。

     解 體

      在蘇共內部如此"配合"的同時,美國人也沒有閑著。美國政府制定“肢解”蘇聯的行動計畫始於1981年春,策劃大致完成於1986年底–也就是戈巴契夫與雷根單獨會見之後,前後一共耗時5年多一點的時間。這一行動當時是背著社會公眾、政府和國會秘密進行的,知道內情的僅限於高層的少數幾個人–總統雷根、「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凱西、總統國家安全助理理查•艾倫和國防部長卡斯帕爾•溫伯格。現在公佈的資料表明最早提出這一計畫的是威廉•凱西,"凱西、艾倫、溫伯格在總統的支持下決定向蘇聯發出挑戰……我們認為雅爾達會議無效。"回憶人記得在凱西提交了阿富汗戰場等 情報報告後,提到了蘇聯問題,凱西認為美國沒有必要再繼續遵守以往的遊戲規則。

      哈佛大學歷史學家理查•帕普斯為雷根草擬了美國對付蘇聯最新戰略計畫,代號為:NSDD-75。這一次世界大戰略表明瞭美國政策中的"革命性轉折"。"我們當前的目標已經不是與蘇聯共存,而是要改變蘇聯 的制度。""我們完全有能力借助外部壓力來改變蘇聯制度。""通過利用蘇聯內部的弱點來動搖蘇聯制度是美國的目的。"為此,美國展開專門行動,開始在蘇聯 和東歐國家內部尋找他們覺得可靠的代理人–雅克列夫、戈巴契夫、葉利欽這些人恐怕就是他們的"工作成果",通過給阿富汗反政府武裝以及東歐的反對派以 物質和政治支持,使蘇聯捲入兩場尖銳的危機–阿富汗戰爭和波蘭危機。

      與NSDD-75計畫配合的還有另一套反蘇經濟戰方案,代號 是:NSDD-66,在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後開始執行,策劃者是雷根的蘇聯經濟顧問亨利•羅恩。NSDD-66的主要任務是:切斷蘇聯從西方獲得先 進技術用於產業升級的管道;打擊蘇聯外匯的主要來源–石油和天然氣的貿易。克格勃和蘇共高層當時都知道存在這樣一系列"旨在推翻蘇聯制度的美國情報機關 和其他特工機構的計畫",然而忙於瓜分國家財富的權貴們顯然對此並不在意,相反,為了在政治鬥爭中佔據上風,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樂於主動迎合西方國家。

       除了戈系和葉系以外,蘇共黨內還存在由雷日科夫、亞納耶夫等人所組成的第三支力量,他們主張要回到比較傳統的社會主義道路上去。然而,這批人並沒有走出 蘇共權貴化的框子抑或是歷史沒有給他們足夠的時間吧。作為挽救聯盟的最後努力,副總統亞納耶夫等人發動了"8 • 19政變",軟禁了戈巴契夫,然而這一行動並未得到人民群眾的回應,後者選擇了冷眼旁觀。而在面對西方所謂的輿論壓力時,亞納耶夫等人又表現得畏首畏 尾,在事件爆發三天之後最終釋放了戈巴契夫。最後的努力至此宣告失敗了,葉利欽借此機會,宣佈蘇共為"非法組織",停止了黨組織在俄羅斯共和國境內的一 切活動–整個過程中,竟沒有一個黨員站出來進行過抗爭。也就在這個8月,烏克蘭、白俄羅斯、莫爾達瓦、阿塞拜疆、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先後宣佈獨 立(此前在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已宣佈獨立,次年,格魯吉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依次宣佈獨立),蘇聯解體至此已進入不可逆狀態。1991年12月 25日,蘇聯總統戈巴契夫宣佈辭職,將國家權力移交給俄羅斯總統。當天19時32分紅旗從克里姆林宮上降落!第二天,蘇聯最高政權蘇維埃通過最後一項決 議,宣佈蘇聯不再存在……

    顏色革命

      事情到此還遠未結束,這片土地上一下子出現了15位總統–同時也是這裏最富有的人。而在此之前,他們都是蘇共的高級幹 部,正是通過肢解聯盟,原本屬於全體蘇聯人民的國有資產被這些人劃到了自己的口袋裏。這樣一個根源也就決定了,由蘇聯解體而誕生的這些新的政權執政基礎從 一開始就是背離人民根本利益的,是難以獲得民心的–簡單說就是在已經腐化的蘇共基礎上進一步變本加厲。

      對於西方國家而言,這些政權同樣是無法令人放心的,他們的利益依舊是基於他們的國家來實現的,和西方世界並沒多少瓜葛,甚至很多地方還會存在衝突–這一點可以參見現在俄羅斯與西 方的關係。如果蘇聯解體僅僅限於這一步,那對西方而言需要解決的就只是一個地緣安全問題,蘇聯地區的資源依舊沒有完全納入西方主導的經濟體系中來,那些地 緣上的戰略要衝也沒有完全被西方國家所掌握,因此資本擴張從中所能獲得的好處還是有限的。

      雞蛋原本就有縫,而外面還有一大群虎視眈眈的蒼蠅,於是,顏色革命也就開始了。從格魯吉亞開始,之後是烏克蘭,然後是吉爾吉斯斯坦。與此同時,俄羅斯針對普京的遊戲也開始了。與脫胎于蘇共官僚的舊領導層不同,這些靠“顏色革命”上臺的新貴最初都是黨外的知識份子或者是"異見人士(公共知識分子)",他們手中的政治資源原本要少於前者,於是也就更加“依賴”於西方國家的支持。在蘇聯解體之前,他們和葉利欽們曾可以說是同盟關係,而變質後的蘇共對這些人也一直採取綏靖政策–蘇共不敢依靠人民,就只能選擇向這些所謂“精英階層”尋求支持。如今蘇聯滅亡了,由這些和西方存在更多“共同利益”的人去執掌權力,顯然比那些前蘇共官僚要更合適。

      在2003年格 魯吉亞“玫瑰革命”之後,筆者在一部紀錄片裏清楚地記著這樣一個鏡頭:
    在一個公開場合,薩卡什維利在對記者進行了一番講話之後,立即回頭去問了他的顧問──美國退役軍官布魯斯•傑克遜這樣一句
    “我說錯什麼了嗎?”
    這其實就是這些“民主派”人士與美國之間“關係”的“最真實的寫照”。
    2008年北京奧運開幕當天,格魯吉亞突然兵進南奧塞梯,由此俄格戰爭的序幕拉開了,之後在不長的時間內,俄羅斯毫無懸念地贏得了戰爭。在此之前,其實兩國已經就南奧塞梯問題達成了協議,原本通過軍演進行示威的俄58集團軍也已結束演習準備撤回。從實力來說,格魯吉亞舉國的武裝力量就數量而言,僅相當於面前俄58集團軍加配屬航空 兵及海軍數量的五分之一,人員及戰術水準、裝備水準同樣遠低於俄軍。在爭議已經通過外交途徑得以解決,而實力又相差懸殊的情況下卻主動挑起戰爭,這顯然是違背常識的,但薩卡什維利偏偏就這麼做了,這是由於領導人的頭腦一時發熱嗎?恐怕並非如此,相反薩卡什維利當時可能還非常清醒。

      俄格戰爭有這樣一個背景:2008年時金融風暴正處於高潮階段,當時美元的地位岌岌可危,在這種情況下歐盟和俄羅斯便再次有了聯合起來"搶班奪權"的 想法,按照《保爾森回憶錄》裏的記載,奧運期間普京甚至私下給中國高層傳話,要"一起拋售美國國債",準備直接結束美元的性命。在這種時候,俄格戰爭無異 于在俄歐關係上狠狠地切了一刀,即便雙方決策者對此心知肚明,但迫於國內輿論壓力,短期內也無法和對方繼續保持合作。也就是說,薩卡什維利這個看似毫無道 理的舉動,在一個關鍵時間點上大大地減輕了美元的壓力。美國人才是整個事件真正的受益者,而最直接的受害者則是格魯吉亞的普通百姓和在戰火中送命的士兵。 此番種種,恐怕不是用巧合可以解釋得通的。

      死亡進行時

      就筆者看來,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東 歐劇變可能是20世紀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場悲劇。首先,對蘇聯而言這無疑是災難性的,西方先前承諾給葉利欽們的援助幾乎無一兌現,俄羅斯從西方國家手裏得到的援助遠不及波蘭和烏克蘭。
    1993年冬季,俄羅斯因為糧食危機已經面臨要餓死人的威脅,而在這個時候,副總統魯茨科伊竟還在盤算著如何利用即將到來的危機向葉利欽逼宮奪權。所幸的是,當時中國政府承諾在兩年內以不高於加拿大離岸價格,每年向俄羅斯提供500萬噸共計價值4億美元的玉米,這滿足了俄羅斯生產"人造肉"罐頭和飼料原料的需求,危機方才得以緩解。
    和蘇聯時期比較,現在俄羅斯人的人均壽命“減少”了十年以上,
    出生率從蘇聯時期的14%~17%銳減至8.3%,
    死亡率由蘇聯時期的8%~12%增至14.7%,最高時達15.7%,
    俄羅斯平均每年減少人口達100萬──按照國內某些學者的邏輯,也可以說俄國的“改革派”和“民主人士”們“幹掉”了數以千萬計的俄國人。
    與此同時,包括俄羅斯在內大量東歐婦女迫于生計而淪為“娼妓”。在當時,西歐各國的色情業的平均價格因為東歐妓女的“大量湧入”而被大大地拉低,以至於本土妓女上街抗議“她們的東歐同行”搞“傾銷”–對蘇聯和其他前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來說,這絕不是一個讓人 聽後樂得起來的笑話。

      和很多文章裏所提到的不同,在筆者看來,並非是蘇聯的經濟問題引起的這場悲劇,恰恰相反,是蘇聯解體本身製造了蘇聯地區經濟的悲劇。很多文獻都曾將聯盟解體的原因歸結于蘇聯後期經濟增長緩慢,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首先這個"緩慢"是相對於1975年之蘇聯GDP4 %~8%的增長率而言的,而同期美國的平均值則為3.3%。1975年之後,按照反共專家布熱津斯基《大潰退》一書裏的說法,蘇聯經濟增長常年低於5%,可問題是經歷了"平成戰敗"的日本有十年時間乾脆是處於停滯狀態,美國大蕭條時期也曾有過負增長,但美日政府現在都還活得好好的,而且在1975年經濟增長趨緩時,蘇聯人民的消費額增速是在加快的,換句話說蘇聯在當時已經開始逐步扭轉高積累低消費的情況了。事實上直到1990年年初,蘇聯經濟依舊是正增長,逆增長是當年夏天開始的–原因上文裏提到過,俄羅斯共和國在葉利欽當選總統後開始人為地破壞計劃經濟體系。還要說明的是,蘇聯時代GDP和GNP的計算是不算第三產業的,計劃經濟體制裏不存在金融操作這樣的虛擬經濟成分,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裏,製造業對GDP的貢獻通常只占20%~30%,其餘都是金融及服務業。

     對蘇聯的經濟而言,應該說1991年前後的動盪只是讓國家經濟"休克"了–國家的動盪影響的實際只是分配環節。蘇聯範圍內,工廠、設備等等都還在那兒 放著,工農業生產能力完全是可以滿足人民生活需求的,真正的問題出現在後面,蘇聯經濟的"死亡"是一個持續了很長時間的過程。

      開啟 蘇聯經濟"死亡"的第一步是聯盟解體。蘇聯工業體系的特點在於各個地區分工高度專業化,往往一個小城鎮只負責一種配件的生產,其餘生活物資都從外面調配,一架圖-154客機,上面的零配件來自十幾個加盟共和國。筆者所生活的城市就是20世紀50年代由蘇聯專家負責規劃的,所以對此有著比較清晰的認識。市內 最初一共三個區,輕工業、重工業、生活三樣分得清清楚楚,三個區之間留出了大量空餘土地以備今後發展–至今市區中心尚有8平方公里的草原。這種高度專業 化的分工可以極大地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生產效率,同時可以比較平均地在國內各個地區實現普遍的工業化,保持國內均衡發展。隨著聯盟的解體,各個加盟共和國 雖然手裏都擁有大量蘇聯時代的工業遺產,但是他們的工業體系都是殘缺不全的,就像是一家裏幾個兄弟分家,把一輛完整的汽車拆成一堆零件,然後每人拿幾個, 結果就是誰也沒有車坐,零件只能當廢鐵賣了。

      第二步則是由“私有化”而導致的“去工業化”。在與鄧小平南方視察差不多同一時期,俄羅斯也在搞他們的“有俄國特色的市場經濟”。俄國人的步子要比中國大得多,當時的俄羅斯總理蓋達爾炮製出了一個“跑步進入市場經濟”的"500天計劃",60%的國有資產都被以“股份”的形式平均分配到每個公民手中,而在當時的恐慌情緒之下,大多數老百姓自然是不會考慮如何經營這份“產業”的,他們需要的是儘快把手中的資產券變現,兌換成外幣、黃金,甚至是麵包,然而這種行為卻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恐慌。很快,那些國有資產集中到了少數“寡頭”手中,蘇聯4萬多家國企,除了利潤豐厚的能源、傳媒等產業外,其他產業都被“轉賣”或是廢棄了。因為經營這些產業是要花費很多時間和精力的,而且蘇聯時期基礎產業的 立足點是考慮如何支持國民經濟的穩定運行,是否贏利則另當別論(譬如在遠東修鐵路,從國家戰略角度說是正確的,但從資本家獲利角度說是不正確的),這對急功近利的資本家而言是無法容忍的,於是大量"拆了大樓賣鋼筋"的事情就出來了。當時大家都在搞工業化,蘇聯卻在"去工業化",製造業越來越單薄。在戈爾巴喬夫上臺時,蘇聯工農業總產值年增長率仍舊在6%以上,蘇聯和華約國家的重工業出口約占整個世界出口量的38%[1],軍工出口約占50%,石油天然氣及 其附加產品約占18%,貴重金屬(含有色金屬)及其產品約占40%,民用航空和造船業出口約占25%,化工產品出口約占30%;蘇聯自己的民用船舶總噸位 就佔據世界第一,捕魚量也連續多年占世界第一;煤炭工業產量和出口量也一直高居世界榜首。那麼蘇聯解體之後呢?舉一個簡單的工業指標–汽車年產 量,2009年時俄羅斯的汽車年產量是140多萬輛,尚不及印度,僅僅是中國的10%,而鋼鐵產量是5900多萬噸,差不多也是同年中國的10%。到 2007年時,俄羅斯GDP到了1.2萬億美元,達到了蘇聯解體前的水準–聯盟解體曾使得蘇聯境內GDP減少了45%,這的確是一個不小的進步。但是要 注意的是,這裏提到的是GDP而不是工農業生產總值,這只是說明俄羅斯境內資本流動的量很大,至多意味著增加了一部分就業崗位,而“去工業化”的進程其實並沒有被逆轉,蘇聯時代的GDP是搞工業搞出來的,而現在的GDP是靠賣石油(天然資源)賣出來的–2007年GDP大幅增長主要得益于當年石油價格大漲。在評論鴉片戰爭時我們常常會說,當時中國的GDP雖然是第一,但這是生產瓷器、絲綢的GDP,而英國的GDP則是生產槍炮的GDP,在這裏其實是一個道理。

     不只是設備和廠房不斷被廢棄,工業方面的人員培養也出現了可怕的斷層–俄羅斯目前除了能源以外,在國際市場上能拿得出手的大宗商品只剩下了武器裝備, 而俄羅斯軍工系統從業者當時的平均年齡已達到56歲,總工程師多數都是一群八九十歲的老人在擔任,第二梯隊是不存在的,一

      [1]  經互會嚴密的組織體制決定了有時需要將它當做一個整體來看待,事實上東歐劇變的起爆點正是"波蘭危機"。當年波蘭的動亂導致原本由它負責的糧食生產無法進行下去,而美國對華約國家的糧食禁運進一步加劇了這一危機,而這又導致了蘇聯等國家經濟運轉異常,進而為戈巴契夫的"政改"提供了藉口。旦這一批人故去,俄軍工行業將面臨無人可用的局面。即便是現在,無論是蘇霍伊、米格戰鬥機還是T系列主戰坦克,基礎設計都是在蘇聯時代已經完成的,後期俄羅斯的工程技 術人員所做的只不過是在這些原始設計上逐步加以升級改進,或者是將當初已經接近完成的項目在降低技術指標後加以完成,1991年以後完全從頭開始研發的項 目幾乎是沒有的。換句話說,如今的俄羅斯軍工行業其實是在吃蘇聯時期的"老本",它的原發性設計能力基本上已經被廢掉了,俄羅斯現在能成為世界第二大軍火 出口國只能說明蘇聯時代工業的強大–靠一堆殘缺不全的殘骸都可以讓一個俄羅斯支撐近20年,而且後面還能再撐一段時間。再拿蘇軍的短板–海軍來說,聯盟解體前夕,蘇聯已經下水兩艘6萬噸級的常規動力航母,其中一艘已經開始海試,另一艘7萬噸的核動力航母也已經完成過半。如今,俄羅斯國內所有的船廠都不 具備建造2萬噸以上軍用船舶的能力,2010年時俄羅斯需要與法國簽訂協定,購買法制的兩萬噸級"西北風"級兩栖攻擊艦。

      不光是對蘇聯人民,對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民而言,東歐劇變同樣未必是一件好事情。當然,最起碼對中國而言,蘇聯解體意味著來自北方的地緣威脅幾乎可以說是永久性地消失了,中國還從蘇聯地區以極低廉的價格得到了大批技術、設備、科研人員以及各類資源。

    但是必須看到的是,東歐劇變也意味著人類探索有別於資本主義的新的生活模式的進程遭遇了重大的挫折,這是事關所有人的一件事情。而對世界格局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世界政治軍事格局和地緣政治均勢的兩極體制至此被完全打破了,美國成為全世界唯一的霸主。

    同時,這也意味著資本擴張的“制衡因素”不存在了,之後的一系列大事件–包括現在的全球經濟危機,可以說都是“發端於此”。

    摘錄自:《世界如何發展: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書》
    □ 第八章 紅色悲歌

    作者:王偉(筆名:博揚)

    2011年9月


  27. 2011/09/27 at 13:24 patchpieces

    網易(及實由外資掌控的四大門戶),一個漢奸媒體──看網易“淡化(屏蔽/封鎖/冷處理)”華爾街(茉莉花革命)騷亂

    作者:逍遙道長
    2011-09-26

    http://blog.sina.com.cn/mingzuziyoukexue

    媒體已經是威力遠超核武的戰爭武器,以“網易”為代表的中國主流媒體已經成為國內外反動勢力搞亂中國的橋頭堡。強烈要求媒體管理機構國務院新聞辦劃歸工農兵人大直接管理!  

    華爾街騷亂這麼大的事情,中國主流媒體居然“集體失語”,這是一種“選擇性失語”。更確切說是一場戰爭,一場“國內外反動勢力”勾結起來搞亂中國的戰爭。  

    百度搜索關鍵字“華爾街的騷亂網易”,打開鏈結:  

    http://money.163.com/11/0919/09/7EA9DKV800253B0H.html  

    http://money.163.com/11/0920/08/7ECP72SA00253B0H.html  

    評論居然是零。這對日訪問量上千萬乃至到億的“網易”來說簡直是個奇跡。對於能夠把屁大點的小事都能放首頁“炒火”的“網易”來說,華爾街騷亂“這麼大的事情”居然就這麼被“冷處理”了,而且處理得“這麼成功”!不得不佩服“網易”的高明。  

    在對華爾街騷亂進行“冷處理”的同時,“網易”可沒有閑著,比如象“利比亞發現疑似1996年大屠殺千人坑”居然能夠放首頁頭版,目前回復人數達15000多人。再看回復是些神馬玩意,頭一條“座等五毛狗解釋”,第三條“又一個史達林式的人物”,頂回復的均過千人。我們暫且不論利比亞的千人坑是咋回事,也無論這些回復是否成問題。單就網易避重就輕的手法就值得懷疑。難道當前的華爾街騷亂這麼大的事件的新聞性就比不上一個成為昨日黃花的利比亞事件?  

    這是一場戰爭!一場徹頭徹尾的戰爭!這些由網路水軍、五毛、美分、網特組成的網路打手,居然賊喊捉賊,罵起五毛起來。真是毫無人性而言的一群禽獸。  

     

    紐約“佔領華爾街”遊行升級 85名示威者被逮捕

    中新網9月26日電

    2011年9月26日 中新網 

    美國紐約“佔領華爾街”示威進入第2周,警方繼續“重兵封鎖”「紐約證交所」大門,示威者只能在3條街外紮營靜坐,聲討華爾街企業貪婪。
    據香港《文匯報》報導,當地時間24日,過百名示威者試圖遊行到曼哈頓下城,警方“拘捕”至少85人,但有示威者稱他們和平抗爭,警方卻過度使用武力,向被包圍的示威者噴胡椒噴霧,還有臉上流血的示威者從地上被拉起扣上手銬。

      示威者多為大學生,他們高舉美國國旗和高呼反企業口號,亦有人要求為上週三行刑的死囚大衛斯討回公道。當他們抵達曼哈頓聯合廣場時,警方用膠網圍起場地。

    “佔領華爾街”運動–美國左派要終結資本主義

    記者戰齊報導

    民聲網

    一場席捲美國的政治大動盪已經拉開序幕

    據9月19日出版的《環球時報》報導
    【9月17日,一場“佔領華爾街”的運動在美國紐約上演,通過互聯網組織起來的抗議者宣稱將使用埃及人民的戰術,“將曼哈頓變成埃及的解放廣場”。美國媒體擔心,在中東北非地區上演的“阿拉伯之春”系列暴亂可能已蔓延至美國。

    《新美國人》評論說,分析人士警告,隨著極端活動分子、左派組織、自我標榜的“革命者”和反資本主義煽動者策劃從9月17日起“佔領”華爾街大串聯,可能導致嚴重騷亂。

    抗議群眾最終選擇距華爾街約300米外的三一地區安營紮寨。】

    據美國每日新聞網9月18日報導
    【美國金融中心紐約華爾街當地時間17日遭遇了一場大規模示威,示威者們揚言要“佔領華爾街”。示威組織者稱,他們的意圖是要反對美國政治的權錢交易、兩黨政爭以及社會不公正。這是自7月三藩市騷亂爆發以來,發生在美國最大城市的人民民主運動,一場席捲美國的政治大動盪已經拉開序幕。】

    《廣州日報》9月20報導
    【17日,近千美國人在紐約華爾街附近遊行。這場由反消費網路雜誌“廣告剋星”組織在網上發起,名為“佔領華爾街”的活動,旨在表達對美國金融體系的不滿,抗議金融體系“青睞”權貴階層的現實,據稱,全球74個城市也會有人示威回應。有國外媒體將這場活動稱之為美國式的“革命”。

    據報導,此次示威活動的發起者早在其網站上將他們的抗議活動與“中東北非革命”相提並論,稱“跟我們在埃及、希臘、西班牙和冰島的兄弟姐妹一樣,我們計畫使用群眾佔領這一革命戰術,恢復美國的民主,我們也鼓勵通過非暴力手段實現目標,最大限度保護所有參與者的安全。”】

    image001.jpg

    示威者
    明確提出反對資本主義的要求

    環球網9月19日報導

    【“廣告剋星”網路雜誌的總編輯拉森表示,這是一個“沒有領導人的反抗運動”,希望提出單一訴求,訴求的內容則由參與活動者討論決定,可能是“追拿經濟崩盤的禍首”。
    遊行組織方稱,這次遊行活動旨在表達對美國金融體系的不滿,抗議金融體系“青睞”權貴階層的現實,“我們代表社會的99%,我們不再忍受那1%的貪婪與腐敗”。

    群情激昂的人們在高喊“現在就革命!現在就革命!”的口號,更有不少人在高呼“要工作!要工作!”
    美國新興的政治保守勢力“茶黨”更成了示威者的眾矢之的。
    我也能有自由發言的權利嗎?華爾街在蠶食我們孩子的未來。

    有工人運動組織成員在爭取勞工權益,也有社會主義運動組織呼籲“終結資本主義制度”,很多傳單上印著拉美革命領導人切•格瓦拉的頭像。

    “消除腐敗”、
    “停止削減社福預算”
    和“貪婪華爾街,紐約人受夠了”的標語四處飄揚。

    “在利比亞打仗,在阿富汗打仗,在伊拉克打仗,還好意思削減教育、公共專案預算,”一名戴面具的抗議者告訴法新社記者。

    哲學學生朱利亞•裏弗•希特說:
    “這是一場反對金融業貪婪的抗議遊行,我們來到華爾街,因為這裏是貪婪的起始點……我們受夠了,不能再容忍。”】

    中國新聞網09月18日報導
    【一位匿名示威者說,要通過這次示威“顯示民眾的力量”,迫使華爾街的金融巨頭們吐出他們“霸佔人民的財產”】
    新華報業網

    【一個合唱團體舉著反對奧巴馬的標牌,高唱:
    “奧巴馬是個瘋子、瘋子、瘋子,啟動第25條修正案……”】


  28. 2011/10/01 at 09:21 patchpieces

    【揭露“共濟會”、粉碎賣國賊】

    一.“共濟會”是財閥壟斷資產階級地下黑惡政黨!

    1.世界壟斷財閥“共濟會”、錫安長老會、大衛星、大衛王。

    A.“共濟會”是世界壟斷財閥成立的一個地下政黨。

    “共濟會”一直在英、美資本主義國家較為發達,現在全球約600萬“共濟會”成員中就有約240萬在英、美。但在其成立後不久,也在向歐洲大陸擴散。法國東方公所(the Grand Orient de France)于1728年成立,但當法國分會開始接納無神論者為會員後,1877年英、美的“共濟會”宣佈與之斷絕來往。

    1849年,“共濟會”在上海正式開設了在中國的第一個分會。種種跡象表明,“共濟會”已經在中國黨內外和境內外“培植”了內奸賣國賊。

    “共濟會”的總部可能從創建初期的英國轉移到了美國。據網友揭露,現代“共濟會”地下黨重要的成員之一是“猶太壟斷資產階級”。這從美國“無條件”地支持以色列的事實中可見一斑。

    “共濟會”實行秘密結社,這也是不同國家秘密組織的共同特徵。他們大多是通過秘密的人際網路發展,成員大多來自“壟斷資本家”或官僚,有嚴格的“排他性”。例如1780年代初的法國“共濟會”成員雖然彼此互稱“兄弟”,但“禁止”工人階級會員加入。嚴格的會員“資格”、隆重的入會儀式等促使“共濟會”成員間秘密抱團、有組織地操縱政治經濟軍事文化。

    B.“共濟會”重要的標誌是以色列國旗上的“大衛星”。

    關於大衛星的含義,電影《達芬奇密碼》已經作了詳細交待,上三角代表男性生殖器,下三角代表女人的子宮,意義即為男女的結合。他們認為,男女的融合作為和上帝對話的途徑,在男性射精的那一刹那,男性腦意識會一片空白、出現真空,這時就會見到“上帝”。

    C.壟斷財閥“共濟會”崇拜的上帝及撒旦。

    古猶剝削者“兜售”的上帝不是一般人理解的耶穌。因為耶穌是到西元6世紀在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召開的福音書修訂的秘密會議上才“神化”為現代意義上的“上帝”的。
    古猶剝削者“兜售”的“上帝”是撒旦的前身 Lucifer(“晨星”路西法)。
    電影《達芬奇密碼》只是說了前半句──上帝耶穌是不存在的;但是後半句—上帝是撒旦的前身 Lucifer(“晨星”路西法)不敢說了,或者作者覺得現在說出來尚欠火候。

    撒旦(Satan) ,是上帝“晨星”路西法(Lucifer)降臨凡間後的稱呼。
    聖經中的撒旦 (Satan) ,是翻自希伯萊文的英文。他原是非基督教系中的“黎明(即光明)之神”。中世紀有一首詩中題到:……Lucifer, how fallest thee from the heaven……(路西法,你如此由蒼穹而降)。這裏提到的fall,是“下凡”不是“墮落”, heaven,也不是指天堂,而是天空。可見,撒旦是上帝“晨星”路西法(Lucifer)降臨凡間後的稱呼。

    照片:美圓背面金字塔上面的那只眼,實際是就是壟斷財閥崇拜的撒旦之眼;圖案還隱藏了大衛星。

    被稱作“撒旦”的共有以下幾個:

    一是“晨星”路西法(Lucifer)—被神化為“原天使長,光輝的晨星”,古猶剝削者兜售的所謂“上帝”。說是在兩千多年前,路西法(Lucifer)不肯跪拜耶穌,被耶穌奪走了晨星之名,被打落到了“天使之獄”的塵間。“路西法”引發了著名的天使大戰(War of Heavens);帶走了全天堂三分之一的天使。Lucifer(“晨星”路西法)降落到塵間以後,就成了撒旦。

    二是“古蛇”薩麥爾(Samael)—古猶剝削者認定的聰明“天使”古蛇薩麥爾。是神造世界第一名反叛的天使。紀載他是“擁有十二片枚羽翼的光輝使者”。因“薩麥爾”不肯跪拜于亞當、並說出:“憑何要我這聖火所生的天使,跪拜一個塵沙造出的身軀”之叛逆之言,於是“薩麥爾”被奪去了名號,而成為“禁名”的天使,唯喚“古蛇(The Serpent)”。“薩麥爾”禁名後,以蛇的樣貌潛入伊甸園,蠱惑了夏娃。於是,“薩麥爾”被稱為“最惡的”“撒旦”。

    照片:《紀要3》–用“象徵大蛇來象徵我們的人民”

    D.壟斷財閥“共濟會”最高權力機關是“錫安長老會”。

    “共濟會”的最高權力機關是“錫安長老會”。“錫安長老”是超級壟斷財閥“共濟會”推舉的核心成員。

    “錫安長老會”秘密推選“共濟會”最高領導人“大衛王”。即大衛王是錫安長老會推舉出的自己代理人或執行者。1844年即1848年壟斷財閥革命前,壟斷財閥共濟會本傑明.迪斯萊裏(真名是伊斯雷爾)在小說《科寧斯比》中寫道:“這個世界是由那些與非幕後人士所想像的大相徑庭的人(壟斷財閥共濟會)所統治的”。德國AEG電氣工程公司的瓦爾特.拉特瑙在1912年12月24日的《維也納自由報》發表的文章寫道:“三百個人(壟斷財閥共濟會),他們互相認識,統治著整個歐洲大陸的命運,並從他們的追隨者中選出繼任者。”

    E.“共濟會”從古埃及走來又企圖重登世界頂峰。

    “共濟會”的英文正式原名為Freemasonry,直譯即“自由石匠”,其標誌上有圓規和曲尺圖案。其公開文獻《共濟會憲章》將其歷史追溯至西元前4000年,認為聖經時代的石匠(當時只有他們掌握著幾何與自然科學的知識)創造了這個組織,目的是以理性和知識克服人類弱點、重回神的領域。這些石匠秘密交流天文、幾何、人體解剖學的知識,互稱“兄弟”,以圖重建上帝的秩序。

    “共濟會”的古代發源地可能是古埃及。古代“共濟會”組織的主導可能是埃及的壟斷財閥,他們視自己為亞特蘭蒂斯史前文明的倖存者。而後共濟會的西遷而進入耶路撒冷。(根據20 世紀初俄國出版的《錫安長老會紀要》Протоколы сионских мудрецов描述)

    “共濟會”印刷的美元上有一個缺頂的金字塔圖像。這意即他們從金字塔走來,還將重登金字塔頂峰,即重新統治世界。

    2.網路揭露的與壟斷財閥“共濟會”相關的人和事。

    A.“共濟會”在倫敦成立後逐步影響英國王室,英王喬治四世、喬治六世、愛德華七世、愛德華八世等都曾加入“共濟會”;

    B.“共濟會”使英國失去了北美殖民地,而北美獨立運動的先驅者幾乎全部都是“共濟會”會員,在《獨立宣言》上簽字的56人中有53人是共濟會會員;

    C.“共濟會”創建了“紐約證券交易所”;

    D.一元美鈔背面的金字塔、眼睛等圖案均為“共濟會”的秘密符號;
    放在該徽記旁的拉丁文OVUS ORDO SECLORUM也是“共濟會”用語,指“新紀元的秩序”,指美國脫離英國獨立後建立的新秩序,也隱含“新世界秩序”之意,即“共濟會”試圖操縱建立的“世界秩序”;

    E.英國的金融巨頭羅斯柴爾德家族,作為操縱20世紀初國際金融秩序的猶太家族,也是“共濟會”成員;
    F.“共濟會”操縱美國發動“反恐”戰爭,以便開創一個新的自由霸權秩序;
    G.美國副總統、主張對伊拉克開戰的鷹派切尼(Dick Cheney)也是“共濟會”的成員;
    H.任職期間轟炸了中國駐前南大使館的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著名的蛇形胸針
    I.美國現任總統巴拉克-奧巴馬既是“共濟會”、也是“光明會”成員;
    J.2003年之前,全世界電影界最隆重的奧斯卡獎都是在“共濟會”公所舉辦的;
    K.美國的《新聞週刊》、《紐約時報》、《財富》、《華盛頓郵報》等新聞媒體,都掌握在“共濟會”手裏,用以影響“公眾輿論”,使他們接受“新世界秩序”;
    L.1849年,“共濟會”在上海正式開設了在中國的第一個分會。
    M.辛亥革命所借重的海外華人秘密團體『洪門』也是“共濟會”的底層組織;
    N.“共濟會”正試圖“圍堵中國”並阻止起崛起,中國所遇到的許多國際阻力都是“共濟會”的陰謀。

    3.壟斷財閥共濟會《錫安長老會紀要》及核心謬論。

    “共濟會”獨霸世界的戰略毒蛇綱領是《錫安長老會紀要》。《錫安長老會紀要》是共濟會最高權力機關交班時,對新一任地下黨長老會培訓會議的紀錄。

    《錫安長老會紀要》最早的版本是由飛利浦.斯捷潘諾夫於1897年第一次在很小的圈子內印刷。尼路斯在1901年以《渺小的偉大》為書名公開出版,並在1906年重印。目前大英博物館收藏有這個最古老的版本。《錫安長老會紀要》俄文版在前蘇聯時期一直是禁書,據說蘇聯人如果擁有此書將被判重罪。20世紀二十年代,英國《晨郵報》駐俄記者維克多.馬斯登將此書從俄文版譯成英文版。翻譯工作完成後沒幾天,他就突然病倒並匆匆離世。目前,香港已經以《操縱20世紀歷史的黑手》為書名出版了中文版。

    《錫安長老會紀要》實質就是“共濟會”中極少數壟斷剝削階級統治者—共濟會長老會向其繼任者或其代理人──大衛王、“兜售”其“統治世界”、剝奪奴役世界人民的反動“政治經濟文化綱領”。

    《錫安長老會紀要》有四大核心反動謬論:

    一是“類獸主義人性眾惡論”

    壟斷財閥“共濟會”自己是沒有進化完全的類人猿和類獸人,卻要兜售“我為獸、天下人皆為獸的;人間有獸、人類永遠是獸的人性不變論”的反科學、反進化的“類獸主義人性眾惡論”。

    二是“種族主義自戀自大自神論”

    A.君權神授論、撒旦子民論、種族優越論。把極少數壟斷財閥“共濟會”吹成“上帝安排”統治世界的“寵兒”或超人。

    B.種族主義加超階級的“邪教控制論”。壟斷財閥共濟會長老會從其剝削階級自私自利的反動立場出發,抹殺人類社會客觀存在的階級、階級矛盾與階級鬥爭,肆意鼓吹壟斷財閥種族主義,企圖用種族主義掩蓋極少數壟斷財閥共濟會剝削剝奪包括壟斷財閥無產階級在內的全世界無產階級的罪惡。

    三是資本主義“金錢操縱論”

    A.騙取世界黃金、實行黃金專政。先欺騙世界將“私人銀行”發行的美元與黃金掛鈎,將世界黃金儲備“騙到手”後,宣佈黃金與美元“脫鉤”。拒絕出售歸還各國黃金儲備。

    B.私人操縱貨幣發行、通過債務操縱帝國政府、實行貨幣專政。美國中央和地方政府因拖欠財閥共濟會數百萬億無法償還的天量的債務,完全被財閥共濟會操縱而成了聽任財閥資本集團驅使的一條惡狗。

    C.用黃金、金錢操縱政府選舉、實行金錢專政。用金錢培植和操縱政客、實施金錢偽民主、真獨裁。帝國政客要登上執政者的寶座,必須得到壟斷財閥共濟的支持;上臺後必須為壟斷財閥共濟會賣命。美國奧巴馬年青時就接受了共濟會的培養。

    D.通過資本壟斷軍火、軍工、操縱軍隊、情報機關、員警,驅使帝國政府窮兵黷武、侵略世界、對世界實施帝國恐怖統治、控制世界。強迫各國漢奸將各國人民的血肉出賣帝國、帝國只需出具白條。要賴賬時,自我下調信用等級、對世界各國債權國耍無賴。

    E.用金錢壟斷媒體、操縱輿論、實行精神控制。通過資本壟斷輿論工具,實施謊言和輿論專政。財閥壟斷控制了國家輿論,蒙蔽人民、欺騙世人。

    三是經濟政治軍事輿論黑惡統治論。

    政治操縱、經濟壟斷、輿論欺騙、生活控制、生化毒害、暴力暗殺。

    照片:共濟會長老為奧巴馬舉行儀式

        奧巴馬手上的戒指圖案是共濟會會標

    奧巴馬手上的戒指圖案是共濟會會標

        布雷爾晉見共濟會長老

    4.壟斷財閥“共濟會”種族主義。

    兜售“猶太壟斷財閥共濟會是上帝的選民”,是“最聰明的人種”等謬論。
    對非共濟會及其有色人種實施種族隔離、戰爭屠殺、生化禍害。

    1995年的費爾蒙特飯店會議上,壟斷財閥種族主義者鼓吹:人類分化為20%的精英人群和80%的垃圾人口,地球資源、勞動財富主要供20%的精英人口享受。對80%的垃圾人口,壟斷財閥共濟會毒蛇將用三種手段處理:

    一是採用布熱津斯基的“餵奶主義”,“棄置和隔絕那些無用而貧窮的垃圾人口。不讓他們參與地球文明生活的主流,僅由20%精英將一些消費殘渣供給他們苟延殘喘”。

    二是操縱戰爭、暴力屠殺、生化高技術隱匿消滅。
    方案一:戰爭消滅不臣服的非共濟會人種。
    方案二:通過轉基因等分子生物技術遏制非共濟會人種。
    方案三:通過生化技術疾病和精神病屠殺非共濟會競爭對手。

    5.壟斷財閥帝國主義。

    列寧說過:壟斷階段的資本主義就是帝國主義。
    一是通過壟斷美國經濟、壟斷世界經濟。

    A.壟斷經濟、控制美國。

    美國前總統羅斯福就曾感歎:“影響美國經濟的只有二百多家企業,而操縱這些企業的只有六、七個猶太壟斷財閥”。

    華爾街是美國的主宰,壟斷財閥“共濟會”又是華爾街的主力。華爾街的金融財閥中有半數是壟斷財閥“共濟會”。如所謂的“股神”巴菲特、“金融大鱷”索羅斯、高盛、雷曼兄弟、谷歌、英代爾等公司的創建人都是猶太壟斷資本家。

    美國矽谷95%的高技術企業、美國98%的共同基金、95%的美國媒體都是猶太人控制著。
    90%的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的管理人員、85%的中層以上NASA管理人員,全部是猶太人。
    猶太資本家掌控著美毛皮業的90%、糧食加工業的60%、電影業的40%和鋼鐵業的25%。

    在美國《福布斯》雜誌公佈的壟斷富豪榜上,前40位中有16人是猶太人。正所謂“美國人的錢在猶太人的口袋裏”。說美國是猶太壟斷剝削階級的僕從一點不為過分。

    財閥共濟會已經“掌控”美國1750家報紙中的50%以上;電影業的40%;《紐約時報》、《新聞週刊》、《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和《大西洋月刊》等世界著名報雜都為其所有;美三大廣播公司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全國廣播公司(NBC)和美國廣播公司(ABC)均為財閥共濟會創建控制。由此可見,壟斷毒蛇控制的美國媒體是世界謊言的加工廠。

    現在,壟斷財閥共濟會已經通過壟斷或操縱經濟、政治、司法、軍工、科技、教育、媒體操縱控制著美國、並通過美帝國間接地操縱世界各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幾乎各個領域。

    B.壟斷和詐騙美國和各國的黃金。

    《共濟會錫安長老會紀要第22卷“黃金的力量”》寫道:“在我們手中有當今最有力量的東西—黃金,在兩天之內:我們就可以從庫存中獲取想要的任何數額”。

    財閥“共濟會”自詡“我們手中有當今最有力量的東西—黃金”,說明它們竊取了美國及世界各國的黃金主權以及其派出的金融主權。

    從1913年開始到2011年現在已經98年了,過去98年中,美國美國政府、軍隊、行政……所有的開銷全部都是向“美聯儲”借錢。美國所有的稅收都給了“美聯儲”,還利息都不夠。到底有多少錢,這是一個想都不敢想的天文數字,總之,如果不發生徹底的革命,徹底的改變來廢掉這些帳的話,一直到美國滅亡,這些債美國政府也是還不起的。正因為美國政府根本還不清欠“美聯儲”的帳,所以美國政府基本上都是“美聯儲”控制的了。美國政府作為一個“工具”,在幫助“美聯儲”剝削全世界人民。

    壟斷財閥通過向美國政府大量發債,讓美國政府對其負債永遠無法償還,美國政府稅務收入實際上成了壟斷財閥共濟會的稅務機關。

    因為,美國政府欠壟斷財閥共濟會的債太多太多了,美國政府資產目前是負的,直到美國倒閉,美國政府都還不清。這個傀儡政權全年的稅收都無法償還其債務之冰山一角。

    1944年,取得了二戰勝利的美帝國在西方獨大,在壟斷財閥的操縱下,在“佈雷頓森林會議”上宣佈建立所謂的美元與黃金“掛鈎”的國際貨幣制度,通過此忽悠措施,讓壟斷資產階級操縱的美元變成了世界貨幣。各國要結算國際貿易就得用美元;而世界各國要用美元就得向壟斷財閥美聯儲交上黃金作抵押。從此後,各國人民出口商品的唯一目的就是換美元;擁有美元發行權的壟斷財閥要收購世界的任何商品,只要開動印刷機就行。

    壟斷財閥共濟會通過壟斷黃金已經壟斷了美元發行、世界黃金儲備、帝國軍工、媒體、金融、石油、電力、農業、土地等一切命脈產業。

    1971年,當各國的黃金儲備騙到手之後,當各國通過出口商品換得了大美元想要兌換或要回自己的黃金儲備的時候,壟斷財閥共濟會豺狼則宣佈對外停止美元兌換黃金、美元和黃金脫鉤!

    各國的貨幣是與黃金或商品量掛鈎的,各國要用美元又被忽悠得必須向美聯儲交上黃金抵押,當“美聯儲”宣佈美元與黃金脫鉤後就意味著各國要國際貿易仍然要用美元;而要用美元仍然得向“美聯儲”交上黃金抵押;各國用商品換得美元後,又不能兌換黃金、要回儲存在豺狼肚子中的黃金、但壟斷財閥共濟會卻可以隨心所欲濫印美元、收購世界。

    也就是,只准壟斷資產階級“州官放火”—濫印美元和債券,不准各國“百姓點燈”—要得用美元結算貿易,要用美元只能用貨物資源技術去換美聯儲濫發的美元和債券。事實上,從此壟斷財閥共濟會濫發美元及債券收購的罪惡愈演愈烈!

    從此,壟斷財閥共濟會按照其“黨章”《錫安長老會紀要》的部署,一方面,掌握“當今最有力量的東西—黃金。在兩天之內我們就可以從庫存中獲取想要的任何數額”;另一方面,“將黃金從貨幣(美元)流通中驅除”—美元貨幣發行與商品生產流通量脫鉤。從此,美元變成了豺狼吞食世界的工具—-或通過“增加貨幣發行量收購、濫發債券回籠貨幣”、吞噬世界財富;或“減少國際流通中的貨幣”、各國要正常貿易就得繼續存黃金到財閥肚子裏換美元、或用商品去財閥的貨幣印刷廠換美元;或操縱金融市場、制東南亞、日本、歐洲貨幣危機,製造經濟泡沫、吞食世界財富;而“製造次貸危機”、宣佈回籠了天量美元紙幣的債券公司破產,一舉賴掉所欠各國各階級債務;然後,開動航空母艦到各國強迫世界人民繼續用商品去換豺狼濫印的紙幣、再繼續用豺幣換豺狼的債券!這是一百多年來,壟斷財閥共濟會超級資本集團剝奪黃金、操縱貨幣、操縱金融、剝奪他國、蠶食世界的全部罪惡秘密。

    C.通過賣國賊剝奪竊取各國的金融主權。

    為削弱中國的貨幣主權和金融主權,超級壟斷財閥共濟會不僅吞噬了中國等中國的黃金儲備,還忽悠中國等各國以保持所謂的“各國中央銀行高度的獨立性”為由,忽悠各國聽任其操控的各國中央銀行獨立於黨和政府、擺脫各國黨、政府和人民的監督、聽任于帝國主義指揮、竊取公權為帝國豺狼賣力的、水潑不進、針插不進的偽獨立王國!

    事實上,通過幾十年的忽悠,許多國家的所謂中央銀行已經建立了擺脫各國黨和人民監督、服從服務於壟斷資本霸權的漢奸式偽中央銀行體制。為帝國實施金融霸權、吞噬各國財富打下了罪惡的體制基礎。

    壟斷資產階級的上述罪惡的執行者就是其操縱的美聯儲。美聯儲的前臺執行人美聯儲前任主席艾倫•格林斯潘和現任主席本•伯南克無一例外地是猶太超級壟斷財閥的代理人。正是在他們的任內,中國的黃金儲備被忽悠到了美國,中國的天量商品、財富、資源換回了一堆被豺狼走狗忽悠成“買不到東西”的“爛紙”、不得不按豺狼的旨意全部存進中國人民銀行換人民幣在國內花、天量商品流進美國;天量的貨幣在國內瘋長、中國物價狂飆突進、勞工百姓家破業亡!中國人民銀行卻在發揮其財閥授予的所謂的中央銀行的特權,擅自用用人民血汗換得的外匯、盡數去豺狼那兒換回一堆隨時可能被賴掉的更加垃圾的債券!

    D.用炮艦強迫各國用商品換美元;再用美元換美元債券,用豺狼訓話維護豺狼貨幣的國際信用。

    自從美元發行與黃金脫鉤之後,在壟斷財閥那裏,美元變成了毫無商品和黃金抵押的、可以隨心所欲濫印的紙幣。

    毫無信用的爛紙之所以還沒有崩潰、維持著美元的國際流通信用,無外乎是綁架了各國的黃金儲備、綁架了各國的美元債券、竊取了各國天量的商品、在美國國內保持了商品與紙幣沒有發生畸形失衡,仍然以炮艦政策為後盾,強迫各國繼續用商品換爛紙、用美元買美元債券。

    壟斷財閥共濟會操縱的美元經濟,實質上是一種“白條騙術經濟”。壟斷財閥共濟會曾經用這種毫無本國商品和黃金擔保的、只靠掠奪換取各國商品和黃金維持信用的白條和爛紙,肆意掠奪、禍害過世界各國。如東南亞金融危機就是美國壟斷金融大鱷一手炮製的。如1980年起,壟斷財閥共濟會通過濫印美元,迫使日元從1985年1美元兌換約240日元,一路升值到1989年初的1美元兌換80多日元。天量的美元紙幣流入日本,由於美元搶劫了天量的日本資產,將日本資產價格吹上了天,導致1987年至1989年之間日本房價、股價飆升,引發巨大資產泡沫。到1990年,壟斷財閥共濟會在掙足喝飽之後,即時抽逃美元資本,日本資產泡沫破裂,日本經濟一蹶不振、陷入10餘年的停頓。

    壟斷財閥的白條騙術,使歐洲多國破產、日本長期癱軟、東南亞一貧如洗、非洲債臺高築、南美長期蕭條!給東南亞、日本、香港、歐洲、非洲、美洲等世界各國各地區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災難。

    可見,經濟領域的世界大戰,實質已經打響。壟斷財閥共濟會及其帝國主義發動的貨幣大戰,已經多次席捲全球。

    二是通過金錢操縱的“偽民主”和黑惡統治,牢牢控制了帝國行政、軍事、情報、立法、司法、群團機關。

    超級壟斷財閥共濟會的歷史淵源和“美聯儲”控股主體是猶太超級壟斷資本家。僅從下面列舉的“猶太壟斷資本家”在政軍情界的代理人名單,就可見帝國權力被財閥操縱的極端程度!

    照片:紐約市長布隆伯格親吻耶路撒冷西牆,他是有財有勢的猶太壟斷財閥代表。其為連任花9000萬美元選舉費。

    美國大選總花費超53億美元,如此天價的偽民主,工人階級享受得起嗎?

    A.在美國行政系統。

    歷屆美國總統,除被壟斷資產階級暗殺的幾個總統外,幾乎是共濟會成員。其中,奧巴馬年青時就接受了共濟會的培養。

    美國政界的猶太裔政治人物,應當都是猶太壟斷財閥的代理人

    美國內戰時政府戰爭部長、司法部長以及國務卿本傑明、希歐多爾。

    佛蘭克林•羅斯福政府的財政部長亨利•摩根索、商務和勞工部長奧加斯•斯特拉斯。

    尼克森政府的國務卿亨利•基辛格、中情局局長和國務卿詹姆斯•斯萊辛格

    卡特政府的國防部長哈樂德•布朗、財政部長邁克爾•布盧門撒爾

    克林頓內閣國務卿馬德琳•奧爾布賴特;國防部長科恩;中央情報局局長約翰•多伊奇;財政部長羅伯特•魯賓;財政部長拉裏•薩默斯;農業部長丹•戈尼克曼;勞工部長羅伯特•賴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桑迪•伯傑;貿易代表巴爾舍夫斯基;負責美國中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馬丁•英迪克;前美駐以色列大使鄧尼斯•羅斯;前美國中東和平特使安龍•米勒;副總統戈爾的國家安全顧問利昂•弗爾斯;克林頓女友莫尼卡.萊溫斯基。

    小布希政府白宮辦公室主任約蘇亞•保頓;三名副國務卿約翰•博爾頓、馬克•克羅斯曼、博尼•科恩;三名副國防部長包括著名鷹派人物保羅•沃爾福威茨、格拉斯•費思、達夫•紮克海姆;美國貿易代表羅伯特•佐立克;美國進出口銀行行長梅爾•塞姆博勒;國防政策委員會主席理查•珀爾;國防政策委員會成員伊里亞德•科恩;國防政策委員會成員詹姆斯斯萊•辛格;助理司法部長邁克爾•切爾托夫;商業部副部長撒母耳•博多曼;國務院政策計畫司司長理查•哈斯;副國家安全顧問伊里亞德•艾布拉姆;總統高級顧問斯蒂夫•戈登司密斯;白宮撰稿人大衛•弗魯姆;副總統切尼辦公室主任路易斯•利比;白宮新聞秘書阿裏•弗萊舍等。

    奧巴馬政府的白宮辦公廳主任伊曼紐爾、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薩默斯。

    B.在美國立法系統。

    美國的參、眾兩院為猶太人掌控。美國國會有許多猶太資本家的代理人。著名代表人物如參議員利伯曼、本•加丁、伯尼•桑德斯、卡爾•萊文、芭芭拉•博克瑟、赫博•科爾、諾姆•科爾曼、阿倫•斯派克特等等。自從1845年以來,聯邦參議員中僅猶太人壟斷資本代理人就有34人。本屆美國的聯邦參議院共有100個席位中猶太壟斷財閥代表聯邦參議員占10位。

    C.在美國司法系統,聯邦最高法院先後有7位大法官是猶太人,其中1917年上任的布蘭代斯大法官任職達23年之久。

    D.在美國群團系統,數以百計的美國壟斷資本遊說團,如“美以公共事務委員會”(AIPAC)、“美國主要猶太人組織主席會議”(JCPA)等都是有影響的“院外集團”。

    E.在美國地方政府。有大量的壟斷財閥代理人。如紐約市長布隆伯格,是有財有勢的猶太壟斷財閥代表。其為連任花9000萬美元選舉費。有人把紐約稱作“猶約”—Jew York。

    三是通過各國共濟會操縱世界。

    壟斷財閥共濟會秘密帝國的君王,只是壟斷財閥共濟會這一資產階級地上政黨的代理人和執行者。

    壟斷財閥共濟會及其秘密帝國,就是按照上面羅列的是所謂的選王標準,在各主要國家選擇和培植其代理人和執行者。

    壟斷財閥共濟會已經通過金錢操縱的偽民主,將其代理人推上了各個帝國及要害部門的重要崗位

    歐亞的共濟會或猶太血統的政治家包括:

    有猶太血統的法國總統薩科齊。

    環球網記者梁旭報導:薩科齊的二兒子24歲的讓•薩科齊的妻子,又是法國猶太家電銷售巨頭達蒂家族的女繼承人潔西嘉•塞邦。這樣,薩科齊新出生的孫子的猶太血統就更濃了。

    澳大利亞某總理公開表態“從DNA裏支持以色列”。

    俄羅斯曾經是共濟會氾濫之地。

    加拿大總理是財閥共濟會成員。

    英國王室裏共濟會會員比例大得驚人,喬治三、四、六世,愛德華七、八世等等統統都是,查理斯是新世紀(New Age) 會員,而新世紀正是共濟會的一個小派別。

    日本壟斷財閥中肯定有共濟會成員或代理人。

    韓國某總統是共濟會亞洲分支機搆的負責人。

    波蘭、捷克、匈牙利、羅馬尼亞的政要不少是壟斷財閥共濟會成員。

    事實上,凡是私有剝削為主體的國家,其政治經濟文化的領導人,都很有可能被壟斷財閥共濟會及其秘密組織滲透操縱和控制。因為,壟斷財閥共濟會已經控制了世界的黃金、操縱了世界貨幣、控制了世界最大的政治經濟體,壟斷了最大的軍火公司和輿論媒體等、有一整套金錢操縱、政治滲透、色情引誘、人質脅迫、精神洗腦、生機毒害的操縱手段,必然在各民族培植大批內鬼、漢奸、賣國賊。

    中國各級各類當權派和精陰中,誰在配合帝國主義私化中國、出賣民族、統治世界?誰在接受猶太壟斷毒蛇的指令?到底哪些人可能是猶太壟斷毒蛇的代理人?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要睜大眼睛、高度警惕、緊握槍桿、隨時揪出民族敗類、堅決打擊毒蛇侵略者。

    (3)財閥共濟會謊言公司。

    A.希特勒是壟斷財閥共濟會“兩頭下注”的兩個“元首”之一。

    證據一:財閥共濟會控制美國電影業和奧斯卡評獎會,編造了大量的謊言、欺騙世界人民。

    證據二:在美國留學的網友“人類正義”如是說:我剛到美國時,曾對猶太人“被屠殺”“流離失所”表示同情。可是後來發現猶太人對我的同情頗不以為然,他們暗示我,來自落後國家的公民,沒有同情別人的資格。終於,有一次一個猶太財閥共濟會成員直截了當、充滿豪情地告訴我:他們不僅使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強國,而且差一點使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強國。他們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崇拜,要知道“我們壟斷財閥共濟會成員非常聰明”。

    證據三:在二戰初期,在不明白最終誰能統一世界的情況下,壟斷財閥共濟會,按照“雞蛋不放在一個藍子裏”的投機性格,腳踏德國和美國兩隻船,“兩頭下注”,一部分支持有1/4壟斷財閥血統的希特勒納粹爭霸世界;另一部分則支持壟斷財閥共濟會者操縱的美國爭霸世界。美國在歐亞戰火連天之際,隔岸觀火,企圖等歐洲和亞洲敵對國家兩敗俱傷時,再出手,完成稱霸世界的圖謀。為遏制德國和日本一邊倒地戰勝對手“統一歐洲”“ 統治亞洲”, 美洲壟斷財閥地下帝國操縱的美國就向英國、中國出售軍火,從而激怒了日本,日本偷襲珍珠港,迫使美國提前參戰。

    證據四:希特勒有1/4的猶太壟斷財閥血統;希特勒所喜愛的音樂全都是猶太壟斷財閥作曲家的作品;希特勒的衛隊長也是猶太人;在1800萬納粹軍隊中猶太軍人就有50萬,其中不乏壟斷財閥高級將領。對總人口較少的猶太民族來說,50萬人參加德軍是非常多的。

    證據五:二戰期間,希特勒見壟斷財閥剝削階級支持的美國與他作戰,可能會殺害反對希特勒的猶太共濟會。但是,是不是如壟斷財閥共濟會者悲情戲所演的“被屠殺了600萬人”,有許多人質疑,他們的證據:

    一是根據已發掘的屍體和瑞士銀行壟斷財閥無主戶頭的數量,二戰中死於集中營的猶太人應該在1萬到3萬之間。放大一倍就是2-6萬。為什麼屍體這麼少?被解釋和描寫為:戰爭年代屠殺者用大量的金錢、燃料、把屍體焚燒成了骨灰。這一點更讓人懷疑。

    二是大量的證據證明,希特勒屠殺了大批戰俘和反法西斯的勇士,特別是在俄國反法西斯戰士。希特勒甚至用戰俘活人從事生化試驗,而那個臭名昭著的用活人做試驗的“死亡醫生”就是一個猶太壟斷財閥共濟會成員。

    三是根據俄國解密的前蘇聯秘密檔案,希特勒在地堡裏曾命令其柏林殘部突圍,當被軍官問道“為了誰突圍”時,希特勒回答道“為了西方的他”。回頭看歷史,這句話耐人尋味。

    四是在納粹、日本失敗已成定局的情況下,壟斷財閥共濟會為了讓滅亡了1800年的猶太壟斷財閥統治的帝國在中東“複國”,誇大壟斷財閥共濟會被希特勒屠殺的數字,大演戰爭受害者的悲情戲,騙取同情的眼淚。事實上,在猶太壟斷財閥共濟會操縱的美帝國的支持下、猶太共濟會順利複國,在中東建立了以色列。

    五是如果希特勒真的殺死了大量的壟斷財閥平民,而蘇聯又消滅了希特勒,按理壟斷財閥共濟會會極其感謝前蘇聯。然而,在戰後,壟斷財閥共濟會卻傾力支持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蘇聯進行包圍、封鎖和冷戰。

    八是如果猶太壟斷財閥真的被大屠殺,他們肯定會痛恨屠殺過幾千萬中國人的日本軍國畜生。然而,二戰結束後,日本卻被壟斷財閥共濟會操縱的美帝國保護起來,不僅沒有徹底清算,還支持日本、韓國的帝國主義走狗敵視蘇聯、中國、並策劃武裝入侵朝鮮和印支三國,企圖乘新中國立足未穩,一舉剿滅社會主義中國。不曾想,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人民戰無不勝,被打得屁滾屎流的美國不得不從臺灣撤出獸軍,與中國建交。壟斷財閥共濟會的如意算盤是,拉擾中國,包圍蘇聯;支持西德、英國、法國等肢解蘇聯。肢解蘇聯、顛覆東歐後,立即著手私化、分化、亂化、肢解中國。

    B.壟斷財閥炮製“中國餓死3000萬人”彌天大謊。

    C.壟斷財閥媒體炮製的 “南聯盟大屠殺”謊言。

    2000年,壟斷財閥共濟會媒體及成員奧爾布賴特、編造科索沃戰爭中,塞族“大屠殺”了20萬阿族,並以此為藉口發動了對南聯盟的轟炸。但至今僅找到約2000具屍體,數位至少被放大了100倍。而且無法證明他們是平民還是武裝人員。在這場戰爭中,壟斷財閥共濟會悍然轟炸我駐南大使館,屠殺我新聞記者!為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進行火力偵察。

    D.炒作“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武器”的謊言。

    壟斷財閥共濟會控制的美國軍火商和石油大亨控制的軍情部門製造所謂的伊拉克有大規模殺傷武器的假情報、欺騙世界人民發動伊拉克戰爭,既為以色列清除了一個敵人,又控制了中東的石油。

    E.編造“中國支援達爾富爾種族大屠殺”、“中國在新疆和西藏種族鎮壓”等惡毒謊言。

    2008年初,以色列所謂的大屠殺紀念館給所謂的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寫信:“達爾富爾發生了種族屠殺”、並以所謂“中國支援達爾富爾種族大屠殺”為由發動抵制奧運會罪惡活動。隨後,美國、德國、法國、英國、韓國等國家上演了一出出暴徒衝擊破壞公有公正奧林匹克聖火傳遞儀式的鬧劇。財閥操縱的帝國,紛紛宣稱不出席奧運等。國內外華人齊聲怒吼,共濟會的陰謀沒有得逞。但共濟會媒體的卡弗蒂們卻污蔑中國人民為“五十年不變的暴徒和呆子”。

    壟斷財閥共濟會操縱的西方媒體採取照片移花接木、或直接造假的拙劣手法,大肆編造謊言,攻擊污蔑中國保護各民族生命財產安全的正義措施;為竊賊財閥殺人犯張目。

    6.壟斷財閥共濟會的反動本質。

    一是“三惡”的邪教本質。

    從上述血淋淋的《紀要》中,世界人民看到了一條兇惡的壟斷財閥共濟會毒蛇,其特徵可用三惡概括:

    A.兇惡。用戰爭、生化的手段屠殺人民。如紀要7—軍事設備的強化,員警力量的增加都是完成上述偉大計畫的必需。

    B.黑惡。即秘密結社、聚斂錢財、黑社會統治、控制壟斷財閥共濟會民、禍害世界各民族。如紀要15—殘酷鎮壓。秘密社團組織。我們需要服從。必須殘酷無情等。

    C.邪惡。壟斷財閥共濟會長老會及秘密組織,具備邪教組織的6大特徵,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邪教組織。

    二是6大邪教特徵:

    A.精神控制。推行種族主義、標榜壟斷財閥共濟會是最聰明的人種、“非壟斷財閥共濟會成為我們的豬狗牲畜”;兜售我為獸天下人皆為獸的豺狼哲學,鼓吹通過“控制媒體”、“離散人心”、“蒙蔽勞動者”、“洗腦運動”等控制人的精神。如《紀要1-12-13-16》。

    B.教主崇拜。對內要求教徒崇拜壟斷財閥長老會及其推舉的“大衛王”或““以色列王””是“上帝的選民”,使人自覺自願為其教主奉獻一切;對外“攻擊宗教”“摧毀教士”。參見《紀要10-14-17-24》

    C.秘密結社。建立壟斷財閥共濟會及其秘密組織操縱的地下帝國,秘密建立黑惡的“壟斷財閥共濟會超級政權”、“統治世界”“任命總統”、“殘酷領壓”、“恐怖統治”。參見《紀要8-9-10-11-15-18》

    D.壟斷經濟。壟斷剝削、金融操縱、官商勾結、金錢專政、“貸款與政府信貸”、“壟斷黃金”、收購世界、“摧毀非壟斷財閥資本”等罪惡手段,聚斂錢財。參見《紀要1-2-4-5-6-21-22》

    E.異端邪說。兜售“人性本惡”、“暴力即正義”、“用謊言領導”、“灌輸服從”“洗腦運動”等歪理邪說。參見《紀要1-5-23》

    F.禍害人類。鼓吹種族主義、“侵略的方法與手段”、“ 讓我們的鬥爭工具更窮”、反對非壟斷財閥共濟會政府,仇視非共濟會,蔑視正義與法律、“將成千上萬的非壟斷財閥共濟會帶入我們的奴役階層”等禍害人類。參見《紀要2-3-6-7-19》

    壟斷財閥共濟會六大邪教特徵的相互關係。

    A.精神控制、教主崇拜—是最重要的手段,是最核心的特徵。
    B.秘密結社、壟斷經濟—是最主要的目的,政治和經濟目的。
    C.異端邪說、危害人類—邪惡、荒謬的東西,必然違背人類利益和歷史規律,其必然的下場是被人民識破、被正義唾棄,因罪惡而自取滅亡。

    7.壟斷財閥共濟會禍害人類的幾個毒招。

    壟斷財閥共濟會正是按照《錫安長老會紀要》的罪惡規劃,通過其飼養的漢奸、走資派、貪官污吏和剝削階級知識精蠅,一步步地實施以下陰謀:

    一是培植民族內奸。

    《壟斷財閥共濟會長老會議紀要》從反面告訴人民,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

    壟斷財閥共濟會毒蛇禍害人類的不變招數是鑽進其他民族和國家的內部興妖風、作惡浪、腐蝕誘降一批內奸、精蠅、走資派、貪官污吏。

    如1911年10月,汪精衛就投靠袁世凱。與楊度組織所謂的“共濟會”、呼籲停戰議和。12月,充當南方議和參贊,參與南北和談,逼孫中山讓權,推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

    新中國成立後,壟斷財閥共濟會通過金錢、官權、美色腐蝕中國的竊賊走資派、竊賊貪官污吏和竊賊知識精蠅,現在,這幾大竊賊已經完全出賣了信仰、出賣了靈魂、背叛了無產階級、背叛了社會主義、背著了祖國和人民,徹底投降了壟斷財閥共濟會及其帝國主義,成了一隻沒有脊樑的走狗和無恥的叛徒。

    二是“廢除人民的信仰”。

    如否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廢除大眾民主、四大自由、共產共富的原則;誘導官員一切向錢看、老闆個個圍錢轉;急功近利、貪婪赴死;背叛人民、甘做走狗;甚至,中央黨校,右派濟濟;帝國傀儡,混跡高層;公有資產,盡送惡魔……

    三是“重建私有制”。

    通過偽改革開放,廢除了敗壞了社會主義賴于生存的城鄉公有經濟,億萬無產階級重新被剝奪得一無所有、失就業、失保障、失居所、失尊嚴、失貞操;

    四是騙取各國黃金儲備。

    先將美元與黃金掛鈎,忽悠各國將黃金儲備存入共濟會掌控的美聯儲金庫;然後宣佈美元與黃金脫鉤。

    五是操縱貨幣、發行債券詐取各國財富。

    通過操縱金融、濫發美元收購中國、濫發債券回收中國的美元外匯,中國人民六十創建的公有財富,如一江鮮血流入壟斷財閥共濟會的腰包!

    六是壟斷軍火、禍害世界。

    如壟斷財閥共濟會控制的洛克西德•馬丁軍火公司,不僅壟斷了美國的主要軍工產品,而且通過金錢偽民主操縱了美國政府,不斷地指示美國政府對外侵略或為其推銷殺人武器,使其財源滾滾。美國的國防軍工生產銷售體系戒備森嚴。軍工產業和軍事科研全部控制在壟斷資本家手中,美國傀儡政府只是對外使用殺人機器的炮灰和銷售殺人機器的推銷員!

    二.壟斷財閥共濟會讓中國從工人出血到民族流血!

    1.財閥共濟會把中華民族再次拉入的危險境地。

    毛主席在世時,就預感到國內外壟斷財閥在中國黨內培植了代理人。他反復告誡人民、中國存在復辟資本主義的危險性。

    人民領袖毛主席去逝後,中國面臨兩條道路兩種命運的選擇:一是按既定方針辦,繼續沿著公有公正、共產共富的道路前進。二是否定社會主義、復辟資本主義。

    通過三十年的改開,毛主席當年的擔心的大部分變成了現實。中國兩條道路鬥爭的結果是中國這艘大船向右偏了。經過三十年的佈局和禍害,壟斷財閥共濟會將中華民族再次拉入了外狼內鬼禍害民族的危險境地。

    大量事實證明,近百年來、尤其是近幾十年來,壟斷財閥共濟會及其操縱的帝國主義,正是按照《錫安長老會紀要》的蠱惑,一步步地實施吞噬世界和中國的罪惡。

    2.財閥共濟會加快實施吞食中國、統治世界的計畫。

    《錫安長老會紀要3》描述了壟斷財閥共濟會“象徵之蛇”征服統治世界的完整路線圖:操縱德國或美國、吞噬歐洲、控制美洲、佔領日本、分裂蘇聯、肢解巴爾幹、弱化中東、控制中亞、吞噬中國、統治全球。人類正在壟斷財閥共濟會操縱的帝國主義的禍害下,步入被分裂、被奴役、被剝奪的軌道,走向災難的深淵。

    3.經濟上,共濟會正把中國引向經濟殖民地的深淵。

    壟斷財閥共濟會正通過漢奸、走資派瘋狂地推行經濟私有化、買辦化、賣國化,中國的和平演變正按照共濟會的劇本進行:

    1980年開始,先通過內鬼走資派廢除三級所有的中國農村公有經濟體系。隨後,廢除人民監督當權派的大眾民主和四大自由;在城鄉推進公企廠長經理負責制、實為獨裁制。製造國企腐敗和虧損後,再以改開和“接鬼”為名推進國有工、商、軍、銀、科、媒、林、草、礦、水、土地全面私有化、買辦化、賣國化。帝國濫印紙幣收購已經上市的中國資產。竊取控制了中國70%以上的經濟份額及各個行業的關鍵企業和產品。

    1992年開始,詐騙中國600噸黃金儲金後,再通過漢奸大肆推行賣血型貿易體制。忽悠中國用天量的實物換財閥濫印的天量的美元紙幣。隨後,中國人民血肉凝成的天量的美元外匯,被忽悠成了“買不到東西”且不斷貶值的破紙,只能天量地借給帝國政府和公司,僅兩房的債券就被共濟會吞噬4000億美元外匯。現在,中國共購買帝國國債1.3萬億美元,加上其他公司債券超2萬億。中國的美元外匯儲備餘額達3.2萬億美元。

    美國政府除阿拉斯加的土地是國有之外,沒有任何可抵押之物。而美國法律禁止國家出賣土地。所以,帝國政府既沒有能力償還、也根本不打算還中國的債券。帝國提高借債上限並自我宣佈信用下調就是一個鐵證!

    2008年開始,當財閥借貸到無法償還的地步時,就製造次貨危機、金融危機或債務危機,推翻桌子耍無賴。大肆賴賬中國,掠奪中國。

    壟斷財閥共濟會逼迫美國借錢救市、美國政府借的美元越多,美聯儲的猶太人就越高興,並且不讓美國政府還,只需要美國政府拿稅收抵押來還利息就行。

    現在,它們最毒的一手是迫使中國繼續借錢給美國過日子,以便共濟會繼續集中財力和資源發展超級軍事工業。這樣,既剝奪中國,讓美國政府更加無法脫身;又為美國最終發動經濟和武力的世界大戰,徹底賴賬中國,掠奪中國製造條件。

    這實質是讓中國漢奸借中國人民所有的“槍炮子彈”給帝國,以讓帝國加快收購中國、收拾中國的步伐。

    由於漢奸賣國賊忽悠中國全面推進徹底私有化敗政,鼓勵和聽任輕而易舉地收購中國無數優良的公有和私有企業的資產。現在,中國人行片面壓制中資和人民幣的流動性,聽任帝國濫印的美元、收購中國的鐵路、高鐵、軍工、金融、水務、房地產、水利、土地、電力、礦業、種業、糧油及加工業、新聞出版、網路、航空、通訊等等命脈產業。同時,向中國大肆兜售轉基因品種,擊潰中國糧油加工業,企圖全面控制中國農業及糧油加工業。

    中國資產市場已經為豺狼帝國大開洞門。如中國石油原來限售的2萬億股票等資產已經解禁。壟斷財閥共濟會毫無阻力地在中國的B股、A股市場狂購中國的實業資產、土地、技術、人才,在中國的股市、樓市製造輸入性通貨膨脹。

    2011年3月,全國兩會、全國人大委員長按照党的部署、順應國人的意志、向全世界宣佈“五個不搞、八個確立”,其中,最主要的是不搞私有化、確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然而,黨中央和最高權力機關話音剛落,國家發改委、工信部的高官們,立即跳出來,通過會議和中央電視臺宣佈:“改革中國基本經濟制度”;“推進軍工、鐵路、鹽業、電力、電信、民航、石油等民營化(私有化買辦化賣國化)”。隨後,一大批帝國及走資派飼養的精陰,大肆兜售軍工、鐵路、高鐵、電力、電信、民航、石油等私有化謬論。

    清華大學蔡繼明、中央電視白岩松通過其把持的講臺,通過中央電視臺、南方系媒體、鳳凰衛視等,緊盯國企,大肆炒作和報導國有企業所謂的事故,瘋狂推進公有軍工、土地、銀行、電力、航空、鐵路、高鐵、房地產等私有化、買辦化、賣國化。

    2011年7月“7-23高鐵事件”被中外共濟會漢奸竊賊走資派炒作成了“中國必須全面私有化、賣國化”的理由,大肆“提高賣國瘋狂度”,要把中國推向殖民地深淵。大批右派、漢奸、賣國賊、精陰或糊塗蟲,如人民公敵蔡繼明瘋狂叫囂公有土地私有化!顏色反革命分子及有關精陰蕭瀚、王建勳、胡 星 鬥、劉軍甯、鄭旭光、陳有西、湛中樂、余暉、郝勁松、趙旭、葉檀、郎鹹平等,一個個如餓狼見肉似地蜂湧而上,利用7.23動車事故大鬧鐵路、高鐵、軍工、電力、電信、民航、石油等私有化、買辦化和賣國化!

    2011年7月,“外匯局7-26提高賣血自由度聲明”事件,2011年7月26日下午,國家外匯管理局在網站刊出《外匯儲備熱點問答》,悍然宣佈不管國人如何怒吼,中國人民銀行及其外匯局,將繼續按照其既定的賣血路線,將其強制結匯掌控的3.2萬億外匯儲備(餘額)和1.3萬億帝國豺狼債券,無需要經黨中央、最高權力機關和人民的批准,繼續極其自由地、不受限制地交給毫無信用、毫無還債能力、而且已經自我宣佈已成無賴的美帝國壟斷財閥操縱投資公司去購買帝國的垃圾債券!

    “外匯局7-26聲明”實質為提高“賣血自由度”製造謬論基礎,配合“共濟會”要把中國推向“中美國”命名的殖民地深淵。

    2011年8月“帝國8-2提高無賴上限”事件。2011年8月2日,美帝國宣佈提高債務上限。美國舉債額度將以兩階段上調約2.4萬億美元,2012年前調高債限到2.8萬億美元。

    美國提高借債上限,實質就是明白無誤地告訴世人:美國舊賬不還,還要借新債!實質是提高無賴上限。說明中國和世界再次被強行綁架,全世界被迫繼續無償地為美帝買單。

    2011年8月“8-6美帝下調信用評級”事件,北京時間2011年8月6日上午,國際「標準普爾」宣佈下調美國主權信用評級由AAA調降到AA+,據說這在近百年來尚屬首次。美帝國信用評級自我下調,實質是壟斷財閥操縱的機構宣佈其操縱的帝國已經變成了無賴。這表明壟斷財閥“共濟會”要對中國和世界耍無賴。

    由於帝國自我宣佈將成無賴,中國人民用天量的資產、資源、商品血肉換得的帝國貨幣和債券面臨竹籃打水一場空的悲慘結局!

    2012年共濟會將操縱讓中國房地產崩盤。

    2014年讓財閥共濟會可能大量放空撤資。

    2016年通過壟斷種業、糧油加工業、水利私有化和土地私有化,讓中國糧食發生危機。

    2018年通過徹底“私有化”、“買辦化”、“賣國化”讓中國失業人口達到十億。乘機發動顛覆分裂中國的“顏色反革命”。

    4.政治上、推進“金錢偽民主”、妖魔社會主義。

    A.忽悠廢除曾經寫進憲法的大眾民主和四大自由。推行擺脫工人、黨組織和人民監督的廠長經理負責制。製造公有企業腐敗和虧損;推進竊賊式私有化、買辦化、賣國化。

    B.兜售財閥金錢操縱的偽普世價值。完成了竊賊式罪惡原始積累的中外竊賊,掩蓋其經濟上剝削、獨裁、奴役、吃人的反動罪惡本質,政治上醜惡表演,瘋狂推進竊賊財閥金錢操縱的金錢偽民主、偽普世價值。企圖一舉篡奪公權。

    C.把毛澤東時代三年災害時期因災出生數減少的人數和因災死亡的人數謊報為餓死的人數!

    如壟斷財閥帝國主義分子,按照其“我為獸、天下人皆為獸”的沒落類人獸世界觀,惡毒攻擊社會主義中國。如帝國總統小布希、奧巴馬公開地惡毒攻擊“共產主義在中國和前蘇聯奪走數千萬人性命,伊斯蘭極端恐怖主義與共產主義一樣殺人不眨眼”。

    境內外竊賊精陰立即與帝國豺狼主子相配合,按照他們 “我為畜生、天下人都是畜生”的類人狗世界觀,喪盡天良地配合帝國豺狼攻擊詛咒“基層組織堅強、雷鋒公僕無數、民風良善純樸、鄰里上下互助、朋友遍佈天下、處於亞熱帶、溫帶、生物豐茂、江河湖海廣漠、雖然遇災缺主糧,決不缺充饑之副食的偉大的社會主義中國”、三年自然災難時期餓死了三千萬到七千萬人!

    連續三年大災缺糧、國人饑餓必然推遲生育、減少生育、三年的出生人口必然銳減;三年大災必然因災正常死亡劇增;從而必然導致三年人口增長率下降,但是,推遲出生的人、大水沖走的人,決不是餓死的人!

    將編造謊言的類人獸和類人狗釘上歷史恥辱柱!它們是:

    美帝國豺狼精陰科爾胡說:中國餓死2680萬人。傑勒德.卡羅特:中國過量死亡2700萬人。劍橋大學阿馬迪亞.森:中國饑荒餓死近3000萬人。美國所謂漢學家費正清:大約2000萬到3000萬人由於缺乏營養的災荒而喪生。

    “中央黨校”的“精陰”:中國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一年非正常死亡(即餓死的隱晦說法)1000萬(即三年餓死3000多萬)。上海交大金輝:餓死3471萬。
    復旦大學彭西哲:“非正常死亡”(餓死的代名詞) 2300萬。中山大學李若建:餓死1530萬-2470萬。張戌:餓死3800萬。原人大副委員長蔣正華:1700萬(1697萬)。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廖蓋隆:餓死4000萬人。上海交通大學曹樹基:餓死3250萬。國防大學教授叢進:餓死4000萬人左右。
    中科院的報告:按保守的估計,因營養不足而死亡約1500萬人,成為本世紀中國最悲慘的事件之一”。
    原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餓死2200萬。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餓死2000萬至4000萬人。
    袁隆平:“餓死了四五千萬人啊”。
    國防大學辛子陵:“餓死3755萬人”。
    茅於軾:“餓死三千多萬。這是中外古今歷史上空前的,人為的大災難。”
    前新華社記者楊繼繩:餓死了3600萬。
    時寒冰:“有的直接把死人吃了,有的瞞著多分一碗稀湯……XXX的娘,就是把家裏死掉的孫女吃掉活下來的,她吃了7個人”。參見《李建軍:揭穿餓死三千萬彌天大謊》

    5.社會管理上,全面推進社會管理自治化、分解化、黑惡化,以便土豪劣紳控制基層、推翻G產黨。

    財閥共濟會已經忽悠中國“工農自治”、正在全面挖空共 產黨的階級基礎。在竊賊式、賣國式私有化已達70%、貧富天地分化、金錢偽民主、顏色反革 命猖獗的情況下,中央提出要創新社會管理、廣東卻要推進社會自治。廣東省委竟然作出決定要:政府放權、全面推進“社會自治”。這實質是在私有化為主體的經濟基礎上、再向資本家交出社會政治管理之權、進一步破壞社會主義的管理、客觀上配合壟斷財閥帝國及其走狗竊賊資本家發動顏色反革命。

    在私有化復辟過半、顏色反革 命猖獗的情況下,決不應南轅北轍大搞社會自治,必須按照中央的部署,加快創新社會主義的社會管理。

    6.文化上,大肆兜售類人猿文化、叢林文化、漢奸文化、邪教文化。

    A.美帝國議會和中國竊賊資產階級,把五四先烈、中國新文化運動闖將們早已經徹底打倒和砸爛的孔僵屍,重新抬進神聖的天安門廣場、捧進中國中央電視臺、被國人痛批後,竟然轉移放進神聖的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

    B.帝國及其走狗漢奸賣國賊瘋狂反馬列主義、抹黑無產階級革命、醜化人民的領袖及其夫人。

    C.大肆兜售亞當斯密等豺狼經濟學、叢林市場學;復辟孔丘愚民論、等級論、天命論等。

    7.外交上,共濟會走狗從暗中賣國到公開投降賣國!

    A.公然美化軍國主義—以方正縣樹鬼碑、建鬼園、寫鬼聯事件標誌中國漢奸賣國賊由暗中賣國走向公開賣國。

    方正縣的漢奸賣國賊,在軍國主子及其黨內外竊賊走資派的支持下,瘋狂為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招魂、無恥之尤地美化軍國侵略歷史、侮辱中華民族和抗日英烈。

    動用和竊取當年“皇軍”屠殺的後代國人創造的數十萬、數百年、甚至數千萬人民的血汗錢、在當年“皇軍”屠殺過無數國人、血流成河的大地上、建造“皇軍的陵寢”!而且,還無恥地書寫對聯要求受當年被“皇軍”屠殺的“億萬世人”、“銘記”天皇恩典!參拜皇軍“陵寢”!

    悍然篡改周總理從人道主義發出命名的“日本人公墓”!將萬惡的日本軍國畜生的葬身之地美化成所謂的“中日友好園林”!相反,為民族解放、反抗侵略獻身的無數抗戰英烈墓地草木荒蕪、破敗不堪!

    方正縣鬼園、鬼碑、鬼對聯事件表明,帝國壟斷財閥飼養在中國的漢奸賣國賊,已經全面混入了中國各級各類權力機關和要害部門。

    在中華大地,為侵略者建園林、樹紀念碑!如此喪盡天良、無恥之尤的畜生漢奸賣國行徑、是對全中國人民、全亞洲人民、全世界一切愛好和平的人民、所犯下的永遠不可饒恕的滔天罪惡!對這種倒行逆施,中國人民能容忍嗎?亞洲人民能容忍嗎?全世界人民能容忍嗎?決不能!也決不會容忍!

    8.軍事上,財閥及走狗裏應外合侵略中國!

    窮兵黷武,到處殺人放火、無惡不作。從陸海空天,全方位,四面八方軍事包圍和侵略中國。

    A.通過內鬼禍害中國軍工,讓中國大飛機等一大批軍工專案下馬。現在,正通過黨內的走資派漢奸賣國賊,大肆推進軍工企業和科研單位的所謂民營化,實質就是私有化、買辦化和賣國化,企圖逐步地解除中國的武裝。

    B.帝國通過竊取、賴賬中國、集中財力發展軍事工業,打造了更加兇惡的吃人的牙齒。在中國周邊大建軍事基地,從空天海陸全面包圍中國。

    C,將台海和釣魚臺列島納入豺狼戰區導彈防禦系統和豺狼安保條件。不斷地撞船、抓人,開展豺狼走狗的東海、黃海、南海軍演。

    D.從2010年開始向中國下手,先在東北亞製造緊張局勢,陰謀挑起東北亞戰爭,一舉侵略我東北、肢解中國。遇到阻礙後,揮師中東和北非演練空中禁飛、走狗內亂的模式;然後揮師中國東海和南海,企圖挑起肢解中國的第三次世界大戰。

    E.公開支持台藏疆的分裂分子。不斷地製造恐怖事件,企業一舉搞亂和分裂中國。

    F.世界大戰動員令已經公開和秘密發出!

    2010 年 4月14 日,奧巴馬通過電視公開向全世界公然叫囂“中國人富裕了是世界的災難!”,這是向全世界發出了肢解中國的三次世界大戰動員令!

    既然視中國的發展與強大 “是人類的悲劇和災難……全世界將陷入非常悲慘的境地”,那麼,為了避免“人類的悲劇和災難”、為了不使“世界將陷入非常悲慘的境地”,美國必須“代表世界的意志”滅亡中國、肢解中國,手段包括軍事侵略、生化禍害、政治訛詐、外交打壓、文化滲透、科技禁錮、經濟封鎖、賴掉中國的一切債務。所以,奧巴馬的視頻講話,實質是向全世界發出了發動以核戰和生物戰為主要形態的、肢解中國、滅亡中國、屠殺中國人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戰爭動員令。

    照片:共濟會代理人:中國人民富裕了就是世界的災難

    按網路民主化運動中披露第三次世界大戰《盎克努計畫》書透露,帝國及其走狗點燃戰火的地點可能在伊朗、朝鮮、中阿富汗邊界、中國黃海、東海、南海;也有可能是從空中直接對中國實行定點打擊、或對中國本土核攻擊。也可能是施放新一輪非典型型肺炎病毒或新的感冒病毒。

    災難正在逼近,中華民族必須勇敢自衛,以血還血,以牙還牙,否則,中華民族將被財閥共濟會再次打入萬劫不復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災難深淵。

    三.粉碎財閥共濟會、戰勝內外吸血鬼!

    1.創建公有公正、共產共富社會主義、反擊財閥帝國主義!

    我們共產黨人要背靠人民、站上戰略和道義的至高點:

    壟斷財閥搞私有剝削;我們就搞公有公正!
    壟斷財閥搞竊賊獨富;我們就搞共產共富!
    壟斷財閥搞金錢偽民主;我們就搞底層大眾民主!
    壟斷財閥搞顏色反革命武裝;我們就搞人民革命武裝!

    只有公有公正競爭、共產共富發展、人民計畫市場和科學當裁判的奧林匹克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才能救中國!

    當前,全體共-產黨人,要繼續呼籲並大力創建公有公正競爭、共產共富發展、底層大眾民主、勞工四大自由、人民計畫市場和科學當裁判的奧林匹克社會主義。創建更多的華西村、劉莊村、南街村、海爾集團,讓更多的國人過上共同富裕的生活。

    (1)公有公正競爭、按能分勞、按勞分配、按績獎勵按基本需要福利—讓人民心服!

    按能分勞—公民公有公正公平公開地競爭獲得公有企業的勞動崗位。就業是人生之本,而公有公正競爭、按能分勞是解決就業之本。

    按勞分配—按勞動質與量獲得基本勞動工資。

    按績獎勵—按勞動競賽和市場競爭的成績獲得勞動獎勵;冠軍金牌、亞軍銀牌、季軍銅牌、前六名獎勵。不是按官位分配、更不是按資本剝削式掠奪。

    按需福利—即按人的基本需要分配福利住房、福利教育、福利醫療等。

    (2)共產共富發展、國人共用公有土地、公有資產、公有資源、公有企業、公有財政、公有醫療、公有教育、公有保險—讓人民滿意!

    心中服氣了、人民滿意了,社會不就穩定了嗎?

    A.國人免土地費集資建設一套100平米自住房!反對竊賊貪官污吏和竊賊資本家壟斷竊取公有土地盤剝國人。

    一是安居是民生之基。

    真正的共產黨粉要繼承革命先烈的遺志、按照憲法、黨章、無產階級政黨和人民政府賦予的權力、在戶口或工作所在地黨、政府、企業、村委、社區或互助組的領導下,每人免公有土地使用費、集資建一套100平米面積的自住房。超過一套和100平米的,市場購買。從根本上解決國人住房等基本保障、打造穩固的後方。

    集資建自住房的偉大事業,由戶口所在地黨政和企業社區組織實施;地段樓層等抽籤解決。有黨和政府的領導,中國共產黨人有能力實現平民詩聖杜甫先生“建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空前絕後的偉大理想!

    二是憲法規定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公有土地,人民有權在自己的土地上建一套自住房。

    誰都沒有理由反對。社會主義國家,全中國人民在自己公有的土地上建設一套自住房而非剝削類房地產,天經地義、符合黨章、憲法!符合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毛澤東時代就是這樣保障的,為什麼現在不能保證?
    中國人民決不能容忍竊賊資本家竊取公有土地肆意盤剝國人。必須保障每人有一套自住房!不保障就不是共產黨;就是騙子竊賊。


  29. 2011/10/01 at 09:22 patchpieces

    三是億萬工人、農民、士兵、小資本家、小職員的子弟,被逼得當蟻族、裸婚族盼望早日實施這一社會主義的良政。我們黨做好這一造福國人、利在千秋的偉業,中國人民一定會更加擁護我們的黨和政府;更加緊密地團結在共-產党的周圍。我們黨就更加無往不勝。

    四是明確和重申:個人與公有土地的關係是:生活性用地,共和國公民—每人免土地費集資建設一套自住房。

    個人生活性自住房的七十年土地使用期到期後,一套100平米的基本自住房繼續免土地費!超過一套的或100平米的,補交土地費。

    個人和企業生產性用地,實行租賃制,即按期上交公有土地租賃費,土地租憑費收入全國人民共用。

    農民承包公有土地的可以減免使用費;但要明確是全國人民免除了其個人的公有土地使用費。

    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走資派無權將人民公有的土地私有化、或走向私有化的個人資本化、永久無償佔有化、地主化!

    B.反對強制結匯外匯全部收歸外匯局擅自處理。一個地方創造的外匯,主要讓這個地方的政府用於發展發展公有經濟。決不能允許外匯局擅自去炒-股、炒債券,竹籃打水。

    C.公有資產收益人民公有共用!

    先烈用生命奪來的人民公有的土地、礦產、林地、草原、水務、水利資產、公有企業、公有事業的使用權和收益權,歸該區域的人民和投資者公有共用。

    D.醫療、教育、保險主要靠企業和財政支撐。

    公有事業的全民社會保障是共同富裕的基礎。企業利潤和公有財政要優先保障勞動者的公有醫療、公有教育、公有保險;而不是保障當權派的三公支出!在勞工沒有保障公有醫療、公有教育、公有保險之前,沒收、停止資本家、財閥、政府官員公費出國、旅遊和高消費的所謂三公支出。

    (3)公有為主體基礎上、鼓勵支持守法經營的專家、能人、資本家參股、控股、獨資發展經濟—調動各種積極性。

    在公有公正公平公開競爭的前提下、在公有經濟成份絕對為主體的前提下,國家繼續鼓勵支持境內外的專家、資本家、能人在非主體的情況下,參股、控股、獨資發展經濟,以最大限度地調動各種積極性。

    (4)恢復底層大眾民主、勞工新四大自由—解決勞資、官民矛盾。

    A.恢復底層勞工新四大自由。

    各級各類資本家、當權派、包括中層管理者,已經擁有政治經濟文化的管理權,不能享受底層民眾的四大自由的權力、只有接受人民四大自由監督的義務。創造歷史、創建世界的億萬底層勞動人民、應當擁有曾經寫進共和國憲法的、對各級各類資本家、當權派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大彈劾的監督批判彈劾的權力。這樣才能形成一種辯證統一的真正的社會和諧與穩定。

    B.堅持無產階級專政!

    工人階級自己的黨只有一個共產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只讓一個共產黨專政!決不允許剝削階級組建多個竊賊剝削私產党篡奪工人的政權,或搞剝削政黨之間的狗咬狗搞亂中國。

    C.背靠人民大眾的力量,粉碎顏色反革命。

    在竊賊帝國及其走狗顏色反革命甚囂塵上的危難時期,只能依靠底層億萬無產階級、只能背靠人民大眾的力量,才能有力地監督各級各類的當權派、資本家、帝國財閥;才能真正地打倒竊賊帝國及其走狗漢奸賣國賊、竊賊資本家、竊賊貪官污吏、竊賊知識精陰!才能捍衛無產階級的政權、保衛人民的江山不變色、捍衛國家的統一、民族團結;實現祖國的長治久安!

    2.用正義的力量遏制財閥的戰爭冒險!

    一是宣佈中止不首先用核的過時承諾。

    財閥共濟會操縱的帝國豺狼早已制定了先發制人的侵略戰略;並從陸海空天全方面對我進行軍事包圍和軍事威脅。為保衛人類的和平、為捍衛人民的江山,必須根據變化了的國際國內形勢,在帝國撤除多重全方位軍事封鎖前,立即中止不首先自衛用核的莊嚴承諾!

    勒令豺狼走狗從我領土、領海、領空立即無條件地撤除其豺狼走狗侵略和封鎖軍隊。在帝國撤出侵略封鎖我國的豺狼及走狗部隊之前,中國中止與豺狼及走狗已經開展的任何談判、合作和交流。如果有人仍然不顧國人的反對、繼續無理地向包圍和侵略我們的豺狼開放我軍事機構,全國人民有權要求專政機關嚴懲漢奸賣國賊!

    如果帝國繼續侵略威脅中國,中國立即與侵略威脅我安全的帝國及走狗的降低外交層級。並立即宣佈定期和不定期在中國的領土、領海、領空進行反帝衛國的威懾性核子試驗。如果豺狼及其走狗膽敢踏進中國0.0001釐米的土地,很有可能因中國人民正義的核子試驗期間因某“舊地圖的誤導”而誤將其殲滅。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如果帝國走狗繼續窮兵黷武、不斷地對中國人民進行軍事挑釁、武裝侵略,中國各級政府應當立即順應人民要求,切斷流向印度的雅魯藏布江水、或制定其他生物、生態、熱核等反制措施,遏制豺狼走狗和擴張分子的冒險。

    二是結成牢固的軍事聯盟!

    公開與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和國家建立軍事、政治、經濟、文化戰略同盟。一旦豺狼及其走狗入侵我盟國如朝鮮等,中國人民立即組建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同時,中國遭受侵略和威脅時,中國的盟國必須無條件地從政治經濟軍事後勤上支持中國。

    三是立即收回中國的黃金儲備。

    嚴正要求財閥共濟會立即歸還我黃金儲備!如果帝國及走狗一意孤行,中國當採取一切可以採取的反制手段,直到中國人民的正義要求達到為止。如:

    A.拋棄帝國債券和美元;與帝國開展易貨貿易、用人民幣結算對外貿易。

    B.立即中止與帝國豺狼的一切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交流。

    C.立即向帝國及走狗的敵對國出售一切用於自衛的武器。

    D.立即沒收侵略者在中國的資產、扣押審判其間諜和走狗等。

    E.全面驅逐和沒收帝國水務集團等竊賊式資產、驅逐或沒收欺詐中國人民的帝國超市等企業。把中國人民的生存權、生命權重新掌握在中國人民自己的手中。

    F.驅逐帝國轉基因毒食品。

    戰爭是要死人的,兇惡的財閥共濟會是不管平民士兵們死活的。他們在後方本土花天酒地,卻驅使美國、日本、韓國、北約國家的平民子女上戰場。當這些士兵看清了壟斷財閥的豺狼本質,是很可能掉轉槍口打豺狼的。如美國本土發生過的多起美國士兵開槍打豺狼長官的事件;還有伊拉克士兵患上戰爭恐懼症等,都充分說明,帝國主義開戰、將自尋死路!

    奉勸壟斷財閥不要冒險,以其早死,不如慢慢地按馬克思指定的規律腐朽老死。被壟斷財閥強迫綁上戰車的帝國士兵們,希望你們更加英勇地反抗,與正義的世界無產階級一道,創造一個沒有人剝削人的公有公正、共產共富的新世界。

    3.高舉政治經濟文化三大法寶,埋葬壟斷財閥共濟會!

    一是中國當前最主要的任務是反帝興社。

    當前中國:
    A.最大的敵人是帝國壟斷財閥共濟會及其走狗!
    B.最主要的矛盾是剝削與被剝削的矛盾;
    C.最大的腐敗是黨內外壟斷竊賊資本家的腐-敗;
    D.最大的不穩定是資本家要徹底竊取公產和公權!
    E.最大的罪惡是境內外的竊賊壟斷財閥資本家!
    F.最大的任務是反帝興社!

    二是反帝興社必須弘揚政治、經濟、文化法寶。
    A.政治法寶:党的建設、武裝鬥爭、統一戰線。
    B.經濟法寶:驅逐沒收、贖買聯營、互助合作。
    C.文化法寶:馬列哲學、科學漢字、奧社主義。

    4.弘揚政治法寶:党的建設、武裝鬥爭、統一戰線。

    (1)堅持共產共富的共產黨必然戰勝私有剝削私產黨。

    一是堅持黨的宗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把為財閥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賣命的假共產黨員清除出去。
    二是整頓黨的思想的作風。建設一個全心全意為無產階級服務的馬克思主義政黨。
    三是培養一批全心全意為無產階級服務的党的幹部。
    四是發揚黨內民主。底層無產階級及其共產黨員,依據憲法和黨章監督批判各級各類當權派。
    五是堅持唯物辯證法,反對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用唯物的、階級的、聯繫的、動態的、全面的觀點看問題辦事情。

    (2)強大人民的武裝必然戰勝帝國豺狼武裝。

    一是堅持人民軍隊為人民的宗旨。
    二是堅持党指揮槍的神聖原則。堅決反對無產階級軍隊偽國家化。
    三是堅持政治強軍、科技強軍的統一。
    四是堅持兵民結合的人民戰爭的思想。
    五是堅持軍隊民主、加強軍事紀律。取消軍銜制、實行官兵平等。
    六是保持人民軍隊的優良作風。“保持過去革命戰爭時期的那麼一股勁,那麼一種革命熱情,那麼一種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毛澤東)。
    七是堅持先發制人的主動反擊戰略。帝國主義不放棄核遏制、不承諾不首先使核,我們即暫停不先用核的承諾。
    八是堅持打殲滅戰的方針。創新發展毛澤東提出的著名十大軍事原則,用正義的革命的暴力粉碎反革命暴力。
    九是堅持反侵略的國際統一戰線。

    (3)無產階級領導的反帝興社統一戰線、定能戰勝資產階級糾集的顏色反革命豺狼走狗集團。

    一是統一戰線的要務:分清敵我。

    毛主席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只有結成反帝興社的統一戰線,才能反擊帝國主義的侵略顛覆、粉碎壟斷財閥及其走狗的私化復辟。

    二是統一戰線的政策:階級政策。

    “統一戰線政策就是階級政策,二者不可分割,這一點不弄清楚,很多問題是弄不清楚的”(毛澤東)。中國人民當前最主要的階級敵人: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帝國主義對我民族大肆地掠奪、分裂、威脅、侵略、耍賴賬;帝國壟斷財閥及其走狗的瘋狂竊取人民大眾公有的資產;復辟、倒退、剝削、壓迫全中國人民。

    三是統一戰線的性質:反帝興社。
    即無產階級領導的、各階級、各民族反帝興社統一戰線。

    四是統一戰線的原則:無產階級政黨即共產黨領導。
    堅持無產階級的領導、反對資產階級竊取領導權。

    五是統一戰線的方針:堅持團結、反對分裂。
    一要反對左傾關門主義、左傾相殘主義、孤立冒險主義;即要反對新時期的王明。二要反對右傾分裂主義、右傾相殘主義、右傾孤立主義、右傾投降主義;即要反對新時期的蔣介石。

    六是統一戰線的目標:戰勝私有剝削、實現共產共富。

    即戰勝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創建公有公平、共產共富、人民民主、勞動自由、人民計畫和市場當裁判的奧林匹克社會主義。

    5.弘揚經濟法寶:驅逐沒收、贖買聯營、互助合作。

    (1)驅逐、沒收或關閉豺狼竊賊資本。

    一是保衛公有命脈資產,捍衛民族和人民的利益。

    A.槍桿子和筆桿子產業是政治生存的命脈。

    如果中國軍工被豺狼走狗繼續禍害,如果經濟復辟、金錢偽民主、文化賣國的不遏制,用不了多久第三次世界大戰必然暴發。中國人民必須堅決地反擊帝國及其走狗推進軍工私有化的險惡陰謀!

    B.金融、能源、通訊、礦產是經濟運轉的血脈。

    只有階級的叛徒才推進命脈產業私有化賣國化。

    C.糧食、種業、水務、水利、森林是人民生存的命脈。

    毛主席說過:以糧為綱、全面發展。陳雲同志說過:無農不穩、無糧則亂!
    生命離不開水、誰控制了水、誰就可以控制生命!

    帝國豺狼的“非典”進攻被擊退後,帝國壟斷財閥及其走狗變換了手法,先用低價的、可以增產增收的轉基因產品來佔領中國、擊垮中國“轉基因產品”,壟斷中國糧油市場,竊取超額利潤;待時機成熟後,施放有毒轉基因,屠殺中國人民。
    人口眾多、耕地極少、生態破壞了的中國,糧食、種業、水利、水務、森林、草原等命脈產業一旦被帝國豺狼操縱,後果不堪設想。

    二是驅逐豺狼轉基因,發展人民監督的中國公有種業。

    A.加強轉基因立法。

    中國人民及其人大常委會要儘快制定出臺三部法律:
    《反擊帝國及其走狗轉基因產品入侵法》、
    《懲治漢奸法》、
    《支援中國無產階級研發轉基因產品法》。

    B.驅逐豺狼轉基因。

    壟斷財閥在中國安插了共濟會毒蛇成員。
    打扮成左派的漢奸賣國賊在禍害中國轉基因。
    依法狙擊帝國轉基因產品入侵。
    依法嚴打禍害中國轉基因的漢奸賣國賊。

    C.不分敵我反轉基因、禍國殃民!

    有的人不懂科學。
    有的人不懂政治。
    教育挽救嚴懲客觀上配合帝國的科盲糊塗蟲。
    決不允許任何科盲、糊塗蟲以任何幌子,配合帝國及其走狗打壓、限制中國包括轉基因在內的糧油技術的研發、推廣和運用。

    D.支持公有科研機構研發優質安全的包括轉基因品種在內的公有種業。

    技術進步有累進效益和階梯限制。
    技術競爭是民族和階級競爭的最重要的武器。
    分清敵我,驅逐豺狼毒技術、保衛國有新技術。

    三是驅逐豺狼水務、搞活公有水、氣、熱業。

    A.水利土地私有化,中國必然陷入災難深淵!
    一旦農業水利私有化,農業土地必然私有化!
      一旦農業土地私有化,國有土地必然全面私有化!
    一旦國有土地私有化,社會主義大業將廢於一旦!
      一旦軍工土地私有化,中國必然陷入災難深淵!  

    B.公有土地水務水利森林是無產者生存的最後保障!

    公有財富之母–公有土地;
    農業和人類的命脈—公有水利;
    人類生態的保障—公有林業;
    社會穩定的基礎—公有農業!  

    C.公有糧食和水利是中國穩定的最後保障。

    D.公有土地、水務一旦私化災難必來臨。

    生產生活均離不開土地、誰控制了公有土地,誰就可以把人民玩弄於股掌之上!人口最多、土地、耕地、水資源最少的社會主義中國、離不開公有土地、公有水利、公有農業!一旦土地、水利、農業被竊賊資本家私有化壟斷化,將意味中國動盪開始、末日來臨!

    E.鼓勵水利私有化不如奴隸主統治者李冰父子!

    李冰率領人民建造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是搞造福千秋萬代的公有公益化水利工程。人民永遠歌頌和懷念這個的偉大的公有水利工程的建造者李冰父子!

    難道以公有公正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為理想的共產黨人,連遠古的奴隸主階級都不如嗎?!

    F.驅逐豺狼水務、搞活公有水、氣、熱業。

    驅逐豺狼竊賊,徹查賤賣人民公有水務的竊賊。
    城市水、氣、熱業全部收歸人民公有。
    反對資本主義經營,加強公有公益企業經營管理。
    恢復民主監督、民主管理、民主革新、民主參與的鞍鋼憲法,加強成本核算,降低成本,按成本生產收費經營。成本經營和收入分配全部向社會公開,接受人民的監督。

    四是狙擊軍工私有化,捍衛人民江山不變色。

    A.推進軍工私有化禍國殃民!

    2011年4月8日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工信部軍民結合推進司司長屠森林公然宣佈要推進公有軍工核心技術和資產的私有化!屠森林鼓吹:國防科技適合於民營領域的,都要著力向這些領域推進……為的就是讓一份投入帶來兩份產出。鼓勵有條件的民用資本進入國防科技領域。

    所謂的“鼓勵有條件的民用資本進入國防科技領域”,就是將社會主義祖國最優秀、最優質、最優良、最核心、最關鍵的公有軍工科技企業的資產、技術,以引進帝國主義戰略投資、改制、重租、兼併、收購、合作為遮羞布,賤賣給帝國外資、竊賊資本家。

    B.破壞基本經濟制度者叛黨叛國!

    2011年04月08日10:51新華網: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彭森悍然宣佈要“改革” 中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彭森叫囂:“十二五時期,推進基本經濟制度、行政體制、財稅體制、金融體制、資源環境價格、社會體制、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制度、統籌城鄉發展體制八大領域改革。對鐵路、鹽業等行業,實現政資分開,推進投資主體多元化。深化電力體制改革。進一步放寬電信、民航、石油等行業市場准入。”

    帝國豺狼共濟會及其四大竊賊走狗,夢寐以求禍害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彭森等走資派,急帝國主義之所急、做帝國主義之所需,公然叫囂改變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這是公開叛黨叛國,不加嚴懲,天理不容!

    C.嚴懲破壞軍工和基本制度的走資派!

    一是開除黨籍。身為共產黨員,不信仰公有公正為目標的社會主義,一心一意、變著花樣推進私有化、復辟資本主義,已經喪失了共產黨員的基本政治條件,應當勸其退黨或開除黨籍。

    二是開除工作。拿著勞動人民創造的稅金高薪,不為無產階級說話,盡為資產階級開道,這種吃裏扒外的不孝子孫,用之何益?建議最高人民權力機關代表無產階級的意志,提請有關部門開除這類背叛無產階級利益、禍害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階級異已分子的公職。

    三是移送法辦。既然違反了憲 法及其之下的刑法,違反了黨紀和政紀,就應當移送紀檢監察調查和司法部門法辦,為捍衛社會主義大業計,對此類與資產階級穿一條褲子的達高貴人要依法從重從快嚴厲懲處。

    五是驅逐、沒收、回收、關閉豺狼竊賊資本。

    A.驅逐豺狼金融,搞活公有金融和保險。(略)
    B.驅逐豺狼媒體,聯營或贖買民族媒體。
    C.收回公有黃金、停購或拋售豺狼債券。
    D.驅逐沒收關閉竊賊網路、害人遊戲網路。
    E.驅逐沒收關閉稀土、鎢等私有礦業。
    F.驅逐沒收關閉欺詐國人的豺狼超市。

    (2)沒收、贖買或聯營私有買辦資本。

    一是瘋狂推進“全面私有化”違反憲法。

    眾所周知,支撐著無產階級政權和社會主義經濟大廈的基礎,僅剩下公有軍工、土地、銀行、鐵路(高鐵)、民航、水利、民航等少之又少的命脈領域、關鍵行業的公有企業了!以公有公正、共產共富為目標的中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已經遭受了嚴重的破壞。

    面對中外帝國主義及其資產階級的瘋狂圍剿、D和國家的領導人代表D和人民的意志和心聲,在最高權力機關的全國代表大會上向全國和全世界宣佈:

    A.“五個不搞”:不搞多D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

    B.“八個確立”

    確立了國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務;
    確立了中國共 產 D的領導地位;
    確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 澤 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導地位;
    確立了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
    確立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
    確立了國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公民依法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
    確立了中國共 產 D領導的多D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
    確立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制度。

    C.走資派公然叫囂改變基本制度、全面推進私有化。

    吳邦國委員長代理党和人民的意志宣傳“確立國家的基礎經濟制度”話音剛落,2011年04月08國家發改委的官員竟然立即與之唱對臺戲:要“推進基本經濟制度改革”,試問,憲法確立的國家的基本經濟制度能改掉、革掉嗎?!

    黨中央剛剛宣佈“五個不搞”, 2011年4月8日國家工信部的官員悍然宣佈要將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核心軍工技術和產品向中外竊賊帝國資本家開放!

    全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不得不問這個別的走資派:是什麼力量?什麼勢力?什麼帝國的神力支撐著你們公然破壞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出賣軍隊國家和人的核心技術和資產?!

    2011年04月08日國家發改委的官員也迅速與黨中央、全國人大唱對臺戲:“對鐵路、鹽業等行業,實現政資分開,推進投資主體多元化。深化電力體制改革。進一步放寬電信、民航、石油、電力等行業市場准入。”

    只要不是傻瓜,就能明白,精陰口中的民營准入、投資,實質就是私有化。人民又要質問了:是最高權力機關的權力大,還是一個部委的極少別副部級官員的權力大?

    二是沒收、贖買或聯營工商礦業。

    國資公司以土地、資金、技術變現入股的方式,贖買聯營資源類和服務類私有資本。

    A.工業方面,國家牢牢掌握國有土地。國資公司以土地、能源、資金、技術入股變現,沒收、贖買或聯營私有買辦工業。

    B.商業方面,城市的商業房地產全部以贖買的方式收歸國家人民公有!國資公司以公有地產和房產入股變現的形式,沒收、贖買或聯營私營買辦商業。

    C.礦業方面,國家牢牢掌握國有礦產資源。主要礦業贖買收歸人民公有生產經營,非主要的礦業,可以租賃承包私人經營,租賃承包費市場競標、收入使用全程向人民公開。

    三是贖買、聯營或沒收資源服務類私有資本。

    A.成本價贖買小產權房、沒收違法房產。
    B.贖買或沒收原公有林業。林業私有化違反憲法。
    C.贖買或沒收原公有農業軍工等科研機構。
    D.贖買或沒收原公有草業。草業私有化違反憲法。
    E.聯營或贖買私有能源。
    F.聯營或贖買私有醫院。
    G.聯營或贖買私有交通。
    H.聯營或贖買私有教育。

    (3)統分結合推進農民合作化。

    一是財閥及走狗禍害中國農業罪惡滔天。

    壟斷財閥侵吞糧油水務、禍害社會主義、盤剝屠 殺中國人完整的罪惡軌跡是:

    A.廢除公有農業。

    帝國壟斷財閥共濟會通過其執政的傀儡帝國主義政府及其飼養在中國的走狗,忽悠和迫使中國廢除中國農村公有經濟體系—三級集體經濟組織、把中國農業重新打回到汪洋大海般小農經濟時代。

    B.廢除公有糧油種業、科技和供銷體系。

    種種跡象表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漢奸賣國賊,正在瘋狂毀我民族生存的長城—公有糧食生產、良種供應、科技服務和供銷體系!

    帝國及其走狗以所謂的國際貿易組織規則為幌子,壟斷中國糧油等種業市場,擊垮中國公有糧油產、供、銷、種業和科研系統。全面廢除體系完整的公有糧油產供銷體系,復辟私有剝削、財閥壟斷的糧油供銷業。

    C.廢除公有糧油加工業。

    帝國壟斷財閥共濟會忽悠和迫使中國城市工商業全面私有化,廢除了中國城市的公有糧食加工銷售系統,從自中國農業生產、加工、銷售系統全面私有化、個體化、變成了汪洋大海小農生產、私有糧油加工、個體糧油銷售業。一盤散沙般的中國糧油生產加工銷售體系,根本無法抗衡帝國壟斷財閥操縱的帝國糧油生產銷售大鱷。

    D.壟斷房地產盤剝國人。

    剝奪國人每人集資建設一套免土地費住房的合符憲法、黨章、天理的政策,以城市化為幌子,忽悠政府聽任竊賊資本家壟斷土地,將成本僅1000元左右的房價推高到數萬元一平米。敲骨吸髓地盤剝中國人!

    E.破壞18億畝耕地紅線。

    帝國豺狼及走狗茅以軾們大肆攻擊18畝耕地紅線,向竊賊資本家大肆低價或免費出讓人民公有的土地!

    F.大肆兜售轉基因產品。

    在壟斷之初,壟斷財閥共濟會兜售不殺人的轉基因產品,到了壟斷的後期,就可以兜售滅絕中國人的殺人的轉基因產品。據郎咸平教授的資料,2003年,帝國主義用高產量、高出油率的轉基因大豆(價格便宜百分之十幾的、出油量多六分之一),一舉擊垮淘汰了中國東北的常規大豆品種。

    G.操縱壟斷國際糧油市場。

    通過操縱國際糧油市場擊垮中國的公有和私有農工商企業。如2003年8月到2004年5月份壟斷操縱國際大豆市場的價格,把大豆價格拉到了4400塊/噸。當中國企業在4月份以平均4300塊/噸的價格購進了800多萬噸美國大豆後。壟斷財閥乘機拋售大豆期貨,把國際市場大豆價格打到了2000多塊一噸。造成中國70%的油脂壓榨工廠倒閉。食用油市場全部被外資壟斷,如金龍魚、魯花、福臨門統統是豺狼吸血的帝國企業。

    H.竊取廢除公有水務和水利。

    徹底壟斷中國糧油農工商企業,城鄉水利和水務,徹底地控制中國人民的生存命脈!
    至此,中國糧油生產、加工、銷售、國際貿易業的全面潰敗,中國農業私有化分散化買辦化,是中國社會主義公有經濟可能全面被帝國禍害的縮影。

    I.忽悠推進公有林業私有化,破壞糧食生態屏障。

    J.忽悠以土地流轉為名推進土地私有化。

    先資本化流轉、銀行化抵押、長期佔有、逐漸私有;

    最後城市壟斷和國際財閥下鄉操縱收購中國土地。

    由此可見,中國人民要生存要發展,必須徹底跳出豺狼及其走狗設置的陷井,從制度創新、物質生產、加工貿易各信領域全面反擊豺狼及其走狗的進攻。

    二是為抗衡竊賊豺狼,党必須領導農民合作化。

    A.只有農業合作化,才能抗禦竊賊資本的入侵吞併。

    強化集體統層經營能夠有力量保證分散的農民的團結,因而能夠更有效地與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作鬥爭。

    B.只有農業合作化,才能組織建設大型公益工程。

    強化集體統層經營能調動集體的力量,大興農田水利工程,推進新農村建設,改善生產和生產條件,提高抗禦自然災害的能力。

    三是沒收私化半私化的山林、土地、資源水利。

    A.土地屬人民公有,農民承包經營,用於農業生產。
    B.土地是公有財富之母,不容資本化流轉私化。
    C.已經流轉私化的土地、山林、資源必須收回公有。

    四是公有土地雙層經營、統分結合。

    A.統分結合,提高兩個積極性。
    實行統一經營和分散經營相結合,提高兩個積極性和抗禦自然災害的能力。

    B.合作經營,提高生產力。

    一是統分結合,能集中更多的勞動力和經濟力量,能夠更多地和更好地利用新的農業技術,便於進行農業的技術改革和基本建設,因而可能有效地逐步擴大農業的再生產。

    二是有條件的地方成立農業公司,實行土地統一經營、因地種植,村集體有計劃的分工分業的勞動,合理地統一使用勞動力,科學地推廣良種良法,以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土地生產率。

    五是創建公有公正、共產共富的新農村。

    A.集中資源推進農工商一體化。

    農村合作化能夠更多地節約勞動的時間和更多地節約出勞動力,所以能夠更好地發展農村工商業,以促進農民致富的步伐。

    B.有計劃按市場安排生產。

    農村合作化可以實現農民有計劃地按市場安排生產,有利於合理地配置生產要素,提高農村經濟的市場競爭力。

    C.工業化的模式是華西村、劉莊村、南街村的模式。

    推進農村合作化,集中公有的生產資料,因地制宜、宜工則工、宜農則農、宜商則商,適合合作經營的,村集體統一經營,不適合作經營的,農戶分戶經營。統分結合地安排農業、工業、商業生產和經營。

    D.生產關係學習華西村、劉莊村、實現共產共富。

    按能分勞。

    按勞分配。

    按績獎勵。即按勞動競賽和市場競爭獎勵。

    按需福利。即住房、醫療、保險等基本需要按需福利。

    六是個體工商業互助化。

    為抗衡竊賊豺狼,党應領導手工業聯合起來。
    組建個體工商合作社。
    組建產供銷聯合體。

    (6)弘揚文化法寶:馬列哲學、科學漢字、奧社主義。

    一是馬列哲學是指引人類徹底解放的思想武器。

    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是把唯物論與辯證法;唯物主義自然觀和唯物主義歷史觀結合起來;形成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體系。

    辯證唯物主義是無產階級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歷史唯物主義為無產階級和人類解放提供了思想武器。

    (1)物質與意識辯論關係原理,終結了形形色色的唯心主義、主觀主義、不可知論、本本主義、天命論、種族主義。

    (2)物質運動的規律性與人的主觀能動性辯論關係原理,使人類首次成為大自然的能動的自覺者。

    (3)事物是普遍聯繫的原理,將孤立主義、片面主義、關門主義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4)事物是變化發展的原理,粉碎了靜止主義、倒退主義、復辟主義、補課論的溫床。

    (5)矛盾的普遍性原理,讓人類用階級的觀點看社會,用對立統一的觀點看宇宙。

    (6)矛盾的特殊性原理,讓人類用科學的普遍原理與不同時空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克服本本主義、洋奴哲學。

    (7)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相互關係原理,讓人類因地因時因人動態整體地抓住解決問題的關鍵。

    (8)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相互關係原理,讓人類集中力量,解決當前最主要的問題、戰勝最主要的敵人。

    (9)矛盾的主要方面與次要方面相互關係原理,讓人類在眾多的矛盾方面中,抓住影響矛盾性質的主要方面,把握矛盾的根本屬性。

    (10)內因與外因相互關係原理,讓人類既抓住變化的根據,也掌握變化的條件。

    (11)量變與質變相互關係原理,讓人類掌握並適應事物變化的規律性,少犯不犯左傾主義或右傾主義錯誤。

    (12)否定之否定原理,讓人類認識事物進化的螺旋性上升的大勢。

    (13)事物發展的前進性與曲折性相統一原理,讓人類堅定必勝的信心、在戰略上藐視敵人、同時在戰術上重視敵人。

    (14)認識與實踐相互關係原理,讓人類明白實踐出真知、“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克服主觀主義、唯心主義、本本主義、片面、靜止、孤立的形而上學。

    (15)現象與本質相互關係原理,讓人類透過現象看本質,識破騙子與妖言、永不受剝削階級類人猿、類人獸的欺瞞。

    (16)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相互關係原理,讓人類在認識的長征中永不自滿、謙虛謹慎、活到老學到老。

    (17)改造客觀世界與改造主觀世界相互關係原理,讓無產階級在解放全人類的偉大事業中、最後解放自己!

    (18)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辯證關係原理,讓人類明白“在階級的社會,人的思想和言行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

    (19)人的價值原理,讓人類自覺地擔當起階級的使命和人類的使命,推動人類早日全面地實現“公有公正、共產共富、大眾民主、勞動自由、人民計畫和市場當裁判的奧林匹克社會主義”和偉大的共產主義。

    二是象形漢字定能戰勝拼音文字。一切公共場合、標牌和正式檔等,驅逐清除垃圾洋奴文字,通過立法立規強制使用科學形象的漢字。

    三是奧林匹克社會主義一定能戰勝資本主義!

    A.奧林匹克社會主義=奧林匹克+社會主義。
    B.奧社以公有為主體、私有剝削為非主體。
    C.奧社公有經濟競爭+人民計畫加市場當裁判+鞍鋼憲法經濟民主(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民主革新、民主參與)。
    D.奧社生產關係=按能競勞+按勞分配+按績獎勵+按需福利+非主體參股份紅。
    E.公有政治人事文化競爭+底層人民政治文化裁判。
    F.大眾民主、四大自由、鞍鋼憲法監督財主和權威。

    文/李建軍

    2011-8-13


  30. 2011/10/07 at 20:35 patchpieces

    辛亥革命、顏色革命與“(美國之秋革命)華爾街革命”
    ——兼談毛主席為啥說辛亥革命失敗了?

    毛主席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有一段名言:“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多次奮鬥,包括辛亥革命那樣全國規模的運動,都失敗了。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壞,環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

    毛主席說的是不是事實呢?
    應該說,一點不假!
    讓我們看看“民國”有多“偉大”:

    ——民初短短幾年中,
    外蒙自治、
    麥克馬洪線、
    《二十一條》……
    超過了晚清幾十年賣國的“成就”。

    ——1912年至1949年中國人口不足世界四分之一,因災荒死亡的人口占世界一半以上,平均每年有300-700萬人死於饑餓。

    ——1920年上海法租界官方統計,共有成年女性39210人,其中下等妓女就達到了12315人,占上海法租界成年女性的三分之一,如果加上中等和上等妓女則更多。
    注意,這只是官方統計,實際情況還要更嚴重一些。

    ——民國時吸毒的中國人至少超過7000萬,
    雲南60%以上的人吸毒,東北30%以上的人吸毒。

    ——民國時中國物價飛漲,通貨膨脹率居世界第一;
    無官不貪,貪污腐敗程度世界第一。

    ……

    從魯迅筆下的九斤老太到老舍筆下的茶館,無不突出了這個時期的“偉大特色”:“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壞,環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試問,如果一場革命後“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壞,環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這場革命能算成功了嗎?

    為何“武昌一聲炮響,清帝頃刻退位”的一場看似“勝利”的革命卻換來了這樣一個結果?
    我們要從當時的歷史大背景看: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外需和戎,內需變法”的同光新政(洋務運動)逐步造就了一個強大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辛丑合約》簽訂後,中國已經完全淪為半殖民地。但是,買辦資產階級和其主子並不滿足,因為中國至少還存在一個名義上相對穩定的中央政府,買辦資產階級勾結外國侵略者掠奪中國或多或少要受一些阻礙,清末的南海維權即使一例。這樣,通過“顏色革命”推翻清政府,製造中國動盪和地方割據的局面便成為“買辦資產階級”及其“背後”的外國侵略者的下一個目標。

    此時,“同光新政”事實上已經徹底破產,袁世凱等人卻胡扯這一切都是新政不徹底造成的,只有靠深化新政才能解決,並積極支援清末新政。
    清末“新政”一個方面是搞“國退私進”,進一步壯大官僚買辦資產階級;
    另一個方面是使國家“更適合”外國侵略者的“需要”,包括「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改成「外務部」,派遣軍官和留學生去外國大量吸收外國資本等等。
    這種和“外需和戎,內需變法”的同光新政一脈相承並“深化”了的清末新政當然不可能給人民群眾帶來任何好處,只會把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正如陳天華所說得“不但沒有放了一線光明,那黑暗反倒加了幾倍”。
    但是,清末新政形成了一個以袁世凱為首的龐大的北洋軍事政治集團,成為買辦資產階級的核心,為發動“顏色革命”打下了基礎。

    辛亥革命之所以迅速“勝利”,“不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進步力量有多麼強大,“而是”推翻清政府是袁世凱為代表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既定目標。辛亥革命爆發不久,就在袁世凱操縱下開始了“南北議和”,這其實是革命派內部的“買辦資產階級”和掌握了清政府大部分實權的買辦資產階級的“合作”。最終,清政府被推翻,總理大臣袁世凱為代表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完成了“換裝”,事實上開始了動盪和地方割據的中國進一步“殖民地化”,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進步力量在被利用完了後被一腳踢開,其中張振武、方維、宋教仁等人還被袁世凱殺害,稍有一些愛國之心的人都被徹底趕出了政治舞臺。

    也就是說,辛亥革命中存在民族資產階級獨立發展資本主義的民主革命和買辦資產階級進一步殖民地化的“顏色革命”雙重傾向。在實踐中則成了“發于孫,成于袁”:開始於孫中山等民族資產階級救國救民的願望,結束于袁世凱等買辦資產階級及其背後的外國侵略者改旗易幟的陰謀,買辦資產階級 “顏色革命”的傾向戰勝了民族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傾向,“黃四郎”戰勝了“張麻子”。這種使中國進一步殖民地化的“顏色革命”當然不可能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任何好處。

    1976年《紅旗》雜誌《中國人民為什麼必須反對洋奴哲學》指出:“中國的買辦資產階級從來是帝國主義的附庸,歷來奉行洋奴哲學。民族資產階級先天就有軟弱性,既怕民眾,也怕帝國主義。它同帝國主義有矛盾的一面,在一個時期裏有可能與民眾結成統一戰線去反對帝國主義,但它又有依附於帝國主義經濟的一面,常常屈服於帝國主義的壓力,崇洋迷外。” 民族資產階級的這種軟弱性在辛亥革命中表現的特別明顯。其中一個突出表現就是“只反皇帝,不反貪官” 。“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固然不行, “只反皇帝,不反貪官”更不行。在辛亥革命中,只要剪剪辮子表示“革命”,什麼貪官污吏、流氓惡霸都受到了民族資產階級的追捧,南京臨時政府甚至還想通過承認外國特權獲得帝國主義支持,對真正的英雄——工農大眾——卻採取極端蔑視的態度。這種敵友不分的無原則妥協結果只能是“黃四郎”戰勝“張麻子”,趕走了一個皇帝換來了一群大大小小的土皇帝,讓“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壞”。

    然而,恰恰是辛亥革命失敗的慘痛教訓告訴了人們一個真理: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辛亥革命失敗後,隨著“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壞”,先是“懷疑產生了,增長了,發展了”,接下來“中國人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中國的面目就起了變化了”。從這個角度來說,辛亥革命客觀上的確又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開闢了道路,這就是歷史辯證法。《中國人民為什麼必須反對洋奴哲學》指出:“ 過去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不通。要走,我們就要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國內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都會激化,這就違背了共產黨的宗旨。搞不好,還會被敵人利用。”新中國60年來正反兩方面實踐證明了這一觀點的正確性。

    在這辛亥革命的百年之際,《人民日報》國慶社論高舉孫中山、而迴避毛主席,「央視」更是拼命歌頌辛亥革命的“偉大勝利”。他們這種以“顛倒黑白”、“指鹿為馬”手段無限拔高辛亥革命的“行徑”並不是真的想繼承孫中山先生的事業。
    正如黨內“先是”抬起鄧小平來壓低毛主席,“接著”又讚頌胡耀邦貶斥鄧小平一樣,《人民日報》和「央視」高舉孫中山、而迴避毛主席最終還是為“抬出”袁世凱,為新的袁世凱發動“顏色革命”帶領他們回歸民國式的“盛世”——買辦資產階級及其背後的外國侵略者完全控制中國的半殖民地年代——開闢道路。

    然而特別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人民日報》和「央視」借辛亥革命大贊資本主義時,他們『奉若神明』的美國(主子)卻爆發了偉大的“華爾街革命”。這場以“佔領華爾街”為口號的街頭革命,目前已經蔓延到美國70多個城市以及北美、歐洲等許多國家。美國人民在“華爾街革命”中公開“打出”了“社會主義”的旗幟。這個『耳光』實在抽得太響了:如果以資本家為中心進行發展,即使發展到美國的水準,不還是不可能解決占人口99%的人民大眾的貧困問題?美國已經失敗的路,難道中國還要走?

    100年過去了,從證明“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的辛亥革命到證明“美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的“華爾街革命”,儘管中間經歷了許多曲折,歷史畢竟還是前進了。
    歷史沒有終結,也不可能終結。
    正如季米特洛夫同志在納粹法庭上的慷慨陳詞:
    “歷史的車輪在轉動,在向前轉動,無論是恐怖手段、判處苦役或者死刑都不能把它擋住。它在現在和將來都在轉動,直到共產主義的徹底勝利!”

    文/雨夾雪

    2011-10-7

    (謹以此文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31. 2011/10/21 at 19:01 patchpieces

    <何亮亮等“極右精英”忽然反美(反普世價值)>

    每當我們指出美國缺點時,“南方週末”以及“鳳凰”為代表的“精英(帶路黨)”就會大罵:憤青、(五毛),愚昧,反民眾,等民主了殺你全家,你反美你就別用電腦,
    劉某人還苦口婆心的給我們講美國為啥強大。極右精英(帶路黨)的表現說明他們是“親美”的。
    如果我說何亮亮等精英(帶路黨)現在也開始反美(反普世價值)了,你一定不信,你會想:難道【第五縱隊】也反美;
    難道老母豬也能上樹?;
    太陽從西邊出來了?
    但我告訴你們說,這是真的。

    我們看看何亮亮等人是怎麼反美(反普世價值)的。
    什麼是反美呢?
    比如美國攻打伊拉克時,很多中國人反對,於是“精英(帶路黨)”們就說這些反對打伊拉克的人反美。有一部分美國人反對打伊拉克戰爭,有一部分美國人支持打,我們一些中國人反對美國打伊拉克等於反對一部分美國人,就被中國極右精英(帶路黨)“定義”為反美,我們用中國給反美這個詞做定義,按照“極右精英(帶路黨)”的邏輯,反美的意思就是:反對美國的一部分人。
    我們按照極右精英(帶路黨)反美的“定義”來看看他們自己是不是反美呢?
    最近美國發生人民“佔領華爾街”的(美國之秋顏色)革命,“佔領華爾街”的美國群眾想讓自己的革命行動被全世界普通百姓知道的越多越好,但何亮亮等主流媒體“默不作聲”,就等於說何亮亮等“精英(帶路黨)”“不願意”美國“佔領華爾街”的“(美國之秋顏色)革命”被中國百姓知道,這就等於“中國極右精英”反對一部分美國人;
    最近何亮亮等“精英(帶路黨)”知道做鴕鳥要頭不要屁股不行了,於是何亮亮終於跳出來告訴我們:美國群眾如果真的佔領華爾街就是刑事犯罪,
    (這就很怪,極右精英不是常告訴我們說,“司法獨立,誰也不能干預司法,沒經過法院判決不能定罪,咋他們這時候給美國群眾定性為犯罪?難道中國極右精英成了美國的法官和陪審團?他們肯定是有了美國國籍)說美國這些群眾不代表美國多數人;(何亮亮等人也沒經過統計調查,也沒選舉,咋知道人家就不代表了?難道代表不代表,是你們說了算?)
    “鳳凰衛視(美分黨買辦集團)”對美國“佔領華爾街”的報導絕對不像對卡紮菲(格達費)、轟炸伊拉克、阿拉伯茉莉花那樣“熱衷”,並且“央視”也是在很晚的時間才報導幾條小新聞。中國“主流極右精英(帶路黨)”的(反普世價值)作為說明他們也反對一部分美國人“佔領華爾街”的行為,那“按照”他們對反美的“定義”,所以他們也“反美”了。
    如果“中國極右精英(帶路黨)”不承認自己反美(反普世價值),那你們就“自相矛盾”了,這反美的“定義”可是你們自己定的哦!“中國極右精英”也“反美”了,看來老母豬真的要上樹了!

    “極右精英(帶路黨)”告訴我們,“要保護公民權利,政府應該代表公民”,
    那請問極右精英,這些要佔領華爾街的美國人是美國公民,美國政府咋不能代表他們呢?
    華爾街大老闆是美國公民,上街要佔領華爾街的也是米國公民,那請問,美國政府如能都代表嗎?
    何亮亮說美國員警的做法很巧妙,把群眾搞成了非法集會。
    請問何亮亮,你們(帶路黨)不是“經常”號稱司法獨立、未經法院判決不能定罪嗎?“怎麼”現在你們就給美國群眾定義為非法?
    我們看到美國員警“虐待”(民主自由人權鬥士)群眾的時候,就想起“中國極右精英(帶路黨)”經常說的自由、民主,言論自由,人權高於主權,那對於美國人佔領華爾街的運動,“為啥”中國的「南方週末」、「新京報」等(帶路黨)媒體都“默不作聲”?難道是得到了美國權貴的旨意?中國媒體成了美國資本家辦的?
    其實“中國極右精英(帶路黨)”的“行為”一點也不難解釋,這一切都因為階級。精英忽然反美,也是因為階級!

    怎麼精英反美能看出階級呢?
    中國極右精英最討厭“階級”這詞,對普通人說階級深惡痛絕,他們用階層這個詞來“代替”階級,(階層可以細分,這就可以挑起同一個階級的工人和農民內鬥)但他們忽然反美就說明他們告訴我們說:世界上存在著階級。
    美國大資產階級打伊拉克、美國大資產階級打阿富汗、美國大資產階級支持全球化降低工人工資、降低社會福利、美國搞自由貿易剝削第三世界時,中國極右精英都紛紛支援;
    而美國汽車工人工資高,美國的部分群眾佔領華爾街,中國極右精英(帶路黨)紛紛反對。打伊拉克、支持全球化降低工人工資、支持給美國富人減稅的是美國人,佔領華爾街的也是美國人,為什麼中國極右精英(帶路黨)支持前者,反對後者呢?
    如果美國人都差不多,沒有階級差別,中國極右精英(帶路黨)說自己支持美國,那就應該都支持,現在只支持一部分美國人,說明美國人裏有很大的區別,有很大的不同,這不就說明有階級存在嗎?如果沒有階級,那中國極右精英也應該支持佔領華爾街才對!因為打伊拉克、全球化降低工人工資、自由貿易剝削第三世界國家讓美國大老闆賺了上百億美元,美國的這些行為讓普通士兵就算死了也只得到可憐的一點撫恤金、美國工人還因此失業、美國底層的百姓得不到一點好處,說明打伊拉克等行為為美國大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的,所以中國極右精英支援;而美國汽車工人收入高,佔領華爾街是危害美國資本主義體系,危害大資產階級利益,所以中國極右精英反對。
    中國極右精英(帶路黨)對美國大資產階級和普通美國人不同的態度讓我們明顯看出了階級。如果中國極右精英(帶路黨)認為不存在階級,那你們就趕緊出來支持美國群眾佔領華爾街的革命運動!
    我還是勸何亮亮們,千萬不要反對美國人民!

    美國群眾佔領華爾街時,有的人打出了“紅色”標語,有的打出了“社會主義”的綱領,有的打出了“推翻資本主義”的旗號,這些舉動都被『央視』、『南方系』等(買辦帶路黨)媒體“遮罩(過濾遮蓋;blackout)”了!!!
    極右媒體告訴我們說:美國人佔領華爾街就是為了提高待遇,沒別的訴求。
    “民運逗士”告訴我們說,「央視」經常撒謊。按照“民運逗士”的邏輯推理:既然「央視」都說假話,「央視」“認為”美國群眾“只是”要求提高待遇,那我們可以認為美國群眾“絕對不是”只有這點要求,說明美國人有很多“推翻資本主義”的政治訴求。
    美國華爾街很熱鬧,中國主流(帶路黨)媒體“靜悄悄”,這是“為什”呢?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中國極右“氣急敗壞”也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美國變了天,那“中國極右精英(帶路黨)”失去了“(主子)依靠”,他們如何“欺壓”中國人民?
    茉莉花了半天,跑到美國去了,這是“中國極右精英(帶路黨)”想不到的,因為他們不懂得人民群眾的力量是無窮的;
    “中國極右精英”不懂階級鬥爭,所以他們不知道“巨大貧富差距”的“精英全球化”是難以維持的。“精英”如果想“搞明白”問題應該多讀讀毛選。(其實極右精英經常偷著看毛選,他們罵毛選是因為怕我們普通群眾學了毛主席的戰術和理論)
    極右精英肯定會說這只是一個小插曲,但是你們不要忘記毛主席曾經教育他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文/溫暖陽光

    2011-10-11


  32. 2011/10/25 at 22:18 patchpieces

    卡紮菲(格達費)的“最後一課”

     1.國際壟斷資本主義收復失地、重新征服世界的新長征
      
      搞垮卡紮菲(格達費)的不是“利比亞人民”,而是西方國家的“新八國聯軍”——電視直播充分顯示那些號稱“利比亞人民起義武裝”不過是一群連起碼的軍事常識都不懂、作戰如兒戲、毫無戰鬥力的烏合之眾,幾個月前在班加西一露頭就被打得潰不成軍,直到現在也仍然是一群毫無紀律、毫無組織、烏七八糟誰也不尿誰的土匪山大王。
    利比亞局勢逆轉的“真正原因”是西方軍隊直接參戰,又是飛機又是“特種部隊”、又是情報、又是軍事顧問、又是統一協調組織指揮……真正的仗全是北約軍隊打的。美國空軍發現並炸傷了卡紮菲,“利比亞人民起義武裝”才有機會在這個受了傷的老頭子身上抖威風。
    所謂“利比亞人民起義武裝”不過是一夥群眾演員,從頭到尾除了“掩飾”西方軍隊直接出兵的“事實”、把一場“外來”的侵略戰爭“裝扮”成“內戰”和“人民起義”、肆意槍殺戰俘之外什麼作用都沒起。
      
      西方國家從科索沃之戰開始正式實施的“人權高於主權”的“新型戰爭戰略”如今已經運用得得心應手、爐火純青,
    標準程式:
    培養“帶路黨”——>製造內亂——>輿論干涉——>政治干涉——>“保護人權”——>禁飛區——>狂轟濫炸——>摧毀基本經濟設施——>地面部隊尤其是特種部隊配合“帶路黨”大舉進攻推翻政權——>建立傀儡政權——>用“(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借款”和西方壟斷資本修復被西方戰爭機器毀滅的本國經濟體系——>陷入負債累累——>從此被牢牢控制在西方國家手中。 .
      
      這一切“背後”的真正原因是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反攻倒算——世界民族獨立、民族解放運動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副產品。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為對付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焦頭爛額,對民族獨立、民族解放運動心有餘而力不足,這才使民族獨立、民族解放運動得以興旺發達——伊拉克、阿富汗、埃及、利比亞、敘利亞、伊朗、巴基斯坦、中國……所有這些國家哪個以前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
    哪個在西方國家眼中不是因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才不得已從嘴裏吐出去的肥肉?
    ——埃及收回蘇伊士運河、伊拉克把石油“收歸國有”、
    利比亞收回美國在利比亞的惠勒斯空軍基地、趕走六千多名美國軍事人員、使美國失去了在非洲最大的軍事基地、廢除了前國王與美國政府簽訂的9項技術、軍事、經濟協定並公開宣稱美國為“頭號敵人”、把銀行國有化、將50%石油經濟利益分割出來用於改善民生……這一切哪樣不損害了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利益?
    如今蘇聯垮了,中國“變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陷入低潮了。沒了後顧之憂,沒了制約,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如今名副其實“絕對權力、絕對腐敗”了,要“全面清算”民族獨立民族解放運動、開始一場“收復失地”、重新征服世界的新長征了——當初因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而丟掉的地盤如今要全部搶回來,被迫吐出去的肥肉要全部咬回來,為與國際共產主義爭奪人心而不得不做的讓步如今要全部收回來——“我胡漢三如今又回來了!過去分了我的拿了我的,全給我送回來;吃了我的,全給我吐出來!”——當初鬧獨立的,全給我跪下來;當初站起來的,全給我趴下來!
      
      明白了這些就“不難明白”許多發生在中國的事
    ——“否定”文化大革命不夠,否定社會主義革命不夠,否定新民主主義革命還不夠,連舊民主主義革命也要否定;
    毛澤東要否定,孫中山也要否定——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卻引起了“精英”們對孫中山的大肆聲討……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一切都是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對民族獨立和民族解放運動全球性“反攻倒算”的一部分——“任何”民族獨立民族解放都“不能容忍”,中國當然休想例外。
    那些從國外直接奉命用“普世價值”大肆否定毛澤東、否定共產黨的“精英(帶路黨)”對此當然“一清二楚”。只是可憐了那些還蒙在鼓裏的應聲蟲——自以為是齊天大聖在大鬧天宮追求“人權”、“自由”,殊不知自己只不過是在如來佛手心裏拼命翻著跟頭被人耍的傻猴頭。 .
      
      如果不從這個角度看問題,“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只看見一個個具體國家具體領導人具體的是是非非,看不見把所有這一切串到一起的“背後”線索,更看不出規律,就會以為只要自己“事不關己”高高掛起、迎合討好取悅遷就就可以逃過一劫——當初中國人以“天朝大國”自居,自顧自做美夢,對殖民主義征服美洲、征服中東、征服亞洲周圍國家、在自己身邊排兵佈陣“不聞不問”。 如今中國人以“世界第二經濟體”自居,自顧自(紙醉金迷、醉生夢死、掏光養賄自由化)“做美夢”,對國際壟斷資本征服科索沃、征服伊拉克、征服阿富汗、征服利比亞、在自己身邊排兵佈陣“不聞不問”。
    看看當年不聞不問的後果,不難想像如今不聞不問的後果。

    2.“帶路黨”是國家大患。“帶路黨”倡狂國家必亡

    殖民主義瓜分世界時輕而易舉就能摧毀一切反抗,根本不需要任何藉口,直接就派軍隊進攻、直接佔領、直接管理。等殖民地人民被世界民族獨立、民族解放運動喚醒,西方國家再像殖民主義時代那樣赤裸裸搞侵略就遇到了空前的抵抗,例如越南戰爭。
    科索沃戰爭使西方國家發現了應對的新竅門:只要有“帶路黨”裏應外合,在“人權高於主權”的名義下把侵略戰爭打扮成“國內正義戰爭”,就可能避免越南戰爭那樣激烈的抵抗。沒有“帶路黨”的“裏應外合”就沒法把侵略戰爭變成“人權高於主權”的“正義國內戰爭”,就難逃越南戰爭的惡夢。
    從科索沃戰爭到現在,西方國家發現哪里的“帶路黨”成氣候,侵略那裏就比較順利——如科索沃;哪里的“帶路黨”不強大,侵略那裏就困難重重——如阿富汗。
    因此“帶路黨”已經成了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國家收復失地、發動征服世界新長征的不可缺少的關鍵角色和得力工具,舉足輕重的戰略性武器。

    大規模培植使用“帶路黨”製造動亂為侵略戰爭服務其實是希特勒的首創。《第三帝國的興亡》有如下描述:

    ——“捷克斯洛伐克境內日爾曼少數民族的困境,對希特勒說來,就像一年以後但澤之于波蘭一樣,不過是一個藉口,以便讓他用來在自己所垂涎的土地上製造糾紛,進行顛覆,用來迷惑其友邦,掩飾他的真實意圖。”

    ——“幾乎一直到最後,張伯倫首相和達拉第總理同世界上其他絕大部分國家一起,顯然還硬是由衷地相信,希特勒的全部要求,不過是要為捷克斯洛伐克境內他的同胞申張正義而已。”

    ——“據外交部的一份備忘錄所載,希特勒的指示是,‘蘇台德德國人黨應當提出捷克政府所不能接受的要求’。漢萊因本人對元首的意見總結為,‘我們必須老是提出永遠無法使我們滿足的要求’。”

    ——當時英國首相尼維爾.張伯倫在1939年3月17日關於波蘭的演說中說:“‘他(希特勒)是一個無法無天的人’……如果那裏有動亂的活,難道不是從外部煽動起來的嗎?這到底是一場老的侵略的結束呢,還是一場新的侵略的開始呢?這到底是最後一次對一個小國的進攻呢,還是會有別的進攻繼之而來呢?是不是這在事實上只是想以武力征服世界的計畫中的一個步驟呢?”

    當年希特勒發動侵略的藉口就是“人權高於主權”,只不過希特勒的“人權”僅僅是“日爾曼民族的人權”。如今西方國家推陳出新,“去掉”了希特勒的“人權”僅僅適用於“日爾曼民族”的歷史“局限”,推而廣之“包裝”為“普世價值”,適用於西方國家要侵略的任何國家的任何民族——只要想侵略你,馬上就打“人權牌”,當年希特勒的那一套立刻重新上演:

    ——“不過是一個藉口,以便讓他用來在自己所垂涎的土地上製造糾紛,進行顛覆,用來”迷惑“其友邦,”掩飾“他的真實意圖。”

    ——讓全世界相信,西方國家的全部要求,不過是為他們要侵略的國家的人民申張正義而已。

    ——“我們必須老是提出永遠無法使我們滿足的要求”

    ——“如果那裏有動亂的活,難道不是從外部煽動起來的嗎?這到底是一場老的侵略的結束呢,還是一場新的侵略的開始呢?這到底是最後一次對一個小國的進攻呢,還是會有別的進攻繼之而來呢?是不是這在事實上只是想以武力征服世界的計畫中的一個步驟呢?”

    當年給希特勒當“帶路黨”的主力是狂熱的“日爾曼民族至上”的種族主義者,象吉斯林這樣的內奸不算多。如今給西方國家當“帶路党”的主力除了民族分裂主義者,更廣泛的是想靠外國侵略軍的刺刀登上權力寶座騎在本國老百姓頭上作威作福的“普世精英”。利比亞戰爭中,用高科技武器打硬仗的是西方國家軍隊,出頭露面招搖過市的卻是“帶路黨”。

    給一群烏合之眾野心家一點甜頭、一堆風頭就能重新回到殖民主義世代、重新肆無忌憚發動赤裸裸的侵略戰爭,這買賣挺合算。更合算的是可以拉屎不揩腚——象過去殖民主義侵略那樣自己直接派兵佔領,得直接面對老百姓的反抗,得親自出馬建立一個政權機構,得親自處理無數令人頭疼的問題,代價大而收效少。用“帶路黨”就大不一樣——把你個國家燒殺搶掠破壞一空炸個稀爛拍拍屁股一走了之,一切爛攤子全甩給“帶路黨”處理,自己什麼代價都不出,連打你殺你炸爛你的戰爭費都要通過“帶路黨”收回來。“帶路黨”不過是“一次性使用”的走狗,可以隨時更換,很方便也很廉價。當然“帶路黨”也有自己的算盤:賣身投靠洋大人就能靠外國武力輕輕鬆松獲得本來靠自己的稟性能力根本得不到的權力,隨心所欲壓榨老百姓發大財,這不要本錢的買賣挺合算。總而言之是“雙贏”。

    利比亞“帶路黨”的得手讓中國的“帶路黨”眉飛色舞羡慕不已,摩拳擦掌躍躍欲試,大聲疾呼西方國家早點打進中國讓他們好大顯身手:

    ——“邪惡卡紮菲被推翻創立了新的一種正義干涉邪惡的模式,給中國百姓樹立了一種精神力量。我們的特色河蟹國又少了一個老朋友,天朝的官員們以後在國際社會更是舉步維艱了,希望西方國家組成軍事力量幫助中國人也能走向自由。”——“hrbdy5598”

    ——“國際社會及時介入也體現了人類文明進步!暴政不再是一國內政,希特勒的奧斯威辛集中營屠殺猶太人,盧旺達種族大屠殺,薩達姆滅絕人性地屠殺婦孺兒童……聯合國、國際社會有義務強力介入制止暴政,有責任幫助當地人民推翻暴君政府,有擔當地協助人民建立民選政府!
    當前,世界上的歷史潮流是民主與法制,自由與平等,合作與發展,這是人類文明的必由之路!”——“瘋瘋癲癲僧”

    ——“所謂‘人在做,天在看’,所謂‘出來混總是要還的’,所謂‘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全報’,描述的其實是一種歷史法則,沒有人能夠逃脫這種歷史法則的制裁,獨裁者更其如此。但願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日之類的獨裁者能夠看到,你們已經用行為證實了自己,你們早晚有一天也會像薩達姆、卡紮菲那樣死得很慘,死得很難看。那是你們命中註定了的結局,你根本無法擺脫。”

    ——“利比亞人民的勝利,為整個人類歷史進程書寫了壯麗的篇章,如今只剩中國的那片大陸與朝鮮那個金二,讓我們靜靜等待,等待全中國人民真正像人一樣站立起來的這一天的到來吧!一切屠殺人類靈魂與肉體的獨裁殘暴統治者與其走狗們,你們必將天株!必定的!”

    ——“應該把獨裁統治集團的惡性記錄在案。到他們滅亡那天算總賬。而且應該父債子還、孫還。不能讓他們的後代逍遙,要趕盡殺絕。”“根除獨裁統治的最好辦法就是趕盡殺絕。只要推翻獨裁統治,就應該把他們全家滿門抄斬,一個不留。這一方面可以震懾獨裁者,使其不敢獨裁;另一方面,獨裁者屠殺反對派時從不手軟,應該以牙還牙。”

    ……

    “帶路黨”是國之大患。“帶路黨”倡狂,國家必亡。國家要生存,必須嚴厲鎮壓“帶路黨”。

    3.媒體輿論資訊控制是戰略武器

    只有獲得了媒體輿論資訊控制的絕對優勢,才能把利用“帶路黨”“裏應外合”發動的赤裸裸的國際侵略戰爭“偽裝”成“國內正義戰爭”。
    媒體輿論資訊控制已經成了極其有效的武器,而且是戰略性武器。
    軍事戰上利用武器裝備的優勢輕而易舉就能實現“火力壓制”和“火力覆蓋”,讓敵手抬不起頭喘不過氣,被動挨打而毫無還手之力。
    輿論戰上利用“媒體輿論資訊操縱”的優勢輕而易舉就能實現“輿論壓制”和“輿論覆蓋”,讓敵手抬不起頭喘不過氣,被動挨打而毫無還手之力。
    從“餓死三千萬”、“毛澤東的稿費”、“毛澤東的身高”、“毛澤東的詩詞”、“毛澤東的行宮”、“毛澤東感謝日本侵略”、“毛澤東整肅AB團”……到“卡紮非1500億美元外國存款”之類無數“謠言誹謗”都是媒體輿論“資訊控制”這戰略武器“發揮作用”的結果。面對這種不由分說、排山倒海、無孔不入、源源不絕的“假資訊火力壓制”、“假資訊火力覆蓋”,任何真相都蒼白無力,任何辯解都徒勞無功。遭到敵人的炮轟,躲進工事消極挨打是不得已的下冊,只有主動出擊消滅敵人才能最有效地保存自己。面對敵人“媒體輿論資訊控制”這戰略武器的狂轟濫炸,聽之任之、委曲求全、就事論事解釋說明都是消極挨打的下策,只有主動進攻、嚴厲鎮壓,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瘋狂開火的輿論武器發射源才能有效地保護自己。
    放棄主動進攻,任憑敵方使用“輿論資訊控制”這戰略武器肆無忌憚打擊自己,只能有兩種解釋:相關決策者要麼蠢到家了,要麼是“內奸”。
    卡紮菲的情況顯然屬於第一類,中國的“情況”顯然屬於第二類(內奸)。

    有人以為如今人類文明了,文化程度高了,是非判斷能力強了,輿論壓力大了,通信技術發達了,任何消息轉瞬間就能傳遍全世界,想掩人耳目不可能了,像當年殖民主義那樣赤裸裸搞侵略搞大屠殺不可能了。從科索沃之戰到利比亞之戰的事實證明這是不切實際的一廂情願。至少在一個時期內,獲得了媒體輿論資訊控制的壓倒優勢的一方操縱公眾思維易如反掌,可以把老百姓的思維玩弄於股掌之上,可以隨心所欲決定讓老百姓知道什麼、不知道什麼、怎麼想、不怎麼想,可以任意無中生有、顛倒黑白、指鹿為馬、封鎖資訊。技術越先進,一旦用來使壞其破壞性就越大——懂得照相的人都知道,照片可以最真實,也可以最虛假;可以最有說服力,也可以最有欺騙性,這完全取決於拍攝者的主觀傾向、技巧和具體條件。技術越先進,用做“媒體輿論資訊控制”武器時破壞效果就越大——想讓你知道的資訊鋪天蓋地叫你躲都沒地方躲,不知不覺耳濡目染、“潛移默化”信以為真;
    “不想讓你知道的東西”用無數真假難辨的“假資訊”把你層層迭迭包圍得水泄不通,叫你“三人成虎”、“眾口爍金”、“假做真時真亦假”,以至於拿到真資訊都不肯相信;
    或者用各種【垃圾資訊】對你沒日沒夜“疲勞轟炸”,叫你筋疲力盡“麻木不仁”,不知不覺忘了尋找真資訊,甚至根本想不到還會有真資訊——不久前我才聽說1991年海灣戰爭時伊拉克認輸、宣佈接受聯合國決議並從科威特撤軍後,聯軍空軍在科威特到伊拉克的公路上殺死了足足二十萬毫無抵抗能力、正在潰退的伊拉克人。整條公路根本就沒清理,乾脆被放棄了,另建了一條新公路。幾十萬人的屍骸一直就那麼堆在那裏被沙漠烈日曬成了肉幹。要不是一個不久前去過科威特的人告訴我,我根本就不知道歷史真相竟是這樣——幾十年來,人們只知道“重創伊拉克軍隊”、“伊軍慘敗”之類輕描淡寫,哪知道“殺死二十萬毫無抵抗能力的人”這種慘不忍睹的事實?
    這就是“媒體輿論資訊控制”戰略的武器的威力。

    充分運用“媒體輿論資訊控制”這戰略武器,西方國家輕而易舉使世界回到了殖民主義征服世界的年代——彼此隔絕,互不通氣,很容易“封鎖”消息,不管如何為非作歹也能掩人耳目,使全球老百姓“麻木不仁”無動於衷,重新可以隨心所欲赤裸裸使用武力征服弱小國家。雖然世界已經進入了電子電腦時代,但國與國的關係卻又回到了殖民主義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時代。

    4.沒弄清誰是真正的敵人的後果

    綜觀卡紮菲的一生,他始終沒真正弄清“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既鬧民族獨立抵抗西方國家的侵略,又猛烈批判馬克思主義,既崇拜毛澤東,又跟台獨拉近乎,今天跟這個火熱,明天跟那個鬧翻……咋咋呼呼叱吒風雲一輩子,卻始終沒個清醒的基本形勢估計和自知之明:你堅持將50%石油經濟利益分割出來用於改善民生、實現【免費分房、免費教育、免費醫療、免費供水、消滅賣淫】、提高人民生活水準……錢從何來?來自銀行“國有(化)”、石油“國有(化)”。
    這“豈能”不得罪國際金融石油資本?
    你堅持民族獨立,收回了美國在利比亞的惠勒斯空軍基地、趕走了六千多美國軍事人員,這豈能不得罪西方國家?
    明明成了人家的眼中釘肉中刺,“卻以為”服個軟賠個幾百億就可以重歸於好、從此萬事大吉,不但把自己的全部軍事機密拱手相讓,還(如同中國掏光養賄自由化資改派一般)把1500億國家外匯存到人家銀行裏,當“真以為”人家是“鐵哥們”了。等被人家飛機炸得抬不起頭還在廣播中問:“你們到底要我怎樣?”——人家都明擺著要你死了,你“居然”還問這種“傻問題”,這糊塗得也夠水準了。

    沒弄清真正的敵人,自然也不可能團結真正的朋友(如同崇媚媚美中國掏光養賄自由化資改派一般,環顧四周也找不到幾個真正的朋友),
    表現就是“投機取巧”反復無常,東一榔頭西一棒子,結果敵人始終是敵人,本能爭取的朋友卻全部得罪光,最後孤立無援,只剩下挨打——敵我不分,投機取巧,反復無常,死都不知道是怎麼死的。
    這一切從反面再一次證明了《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一篇、第一段的無比正確: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中國過去一切革命鬥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

    5.上了梁山又求招安的結果

    《水滸》裏的宋江上了梁山不忘招安,為招安到處拉關係,甚至鑽進妓院求婊子走後門,終於如願以償。宋江招了安轉過身就去替朝廷打方臘,以實際行動證明自己的浪子回頭痛改前非。

    卡紮菲求招安倒不象宋江那麼費事,用不著鑽進妓院求婊子,但以實際行動證明自己的浪子回頭痛改前非表忠心的實際行動比宋江卻有過之而無不及:公開悔過道歉、巨額賠償、宣佈放棄核計畫、把核設施和相關資料全部交給了美國、主動邀請西方核查、轉過身就去替美國打“方臘”——基地組織、遞交了基地組織名單……

    卡紮菲受招安後比當年的宋江“風頭更健”:
    與美國關係正常化、
    美國終止對利比亞的貿易禁運、
    2008年美國國務卿賴斯訪問利比亞、
    美國首肯卡紮菲2009年到紐約聯合國總部發表長篇大論、
    德國、義大利、法國等多個西方國家領導人到的黎波里拜會卡紮菲、
    薩科齊、貝盧斯科尼等西方首腦公開稱卡紮菲是“好朋友”、
    2007年薩科奇剛剛當選法國總統就訪問利比亞並說“卡紮菲絕不是獨裁者”、甚至連“非洲最偉大的政治家”的帽子都戴上了、
    跨國油企紛紛湧入比利亞進行開發、西方國家向利比亞開放武器市場……

    卡紮菲和宋江儘管有這麼多不一樣,但“上了梁山又求招安”的命運和下場卻都一樣:利用價值一完立刻被卸磨殺驢——宋江被毒死,卡紮菲被槍斃。
    不過宋江比卡紮菲幸運得多,雖然送了命,但死後挺風光:“敕封宋江為忠烈義濟靈應侯,仍敕賜錢於梁山泊,起蓋廟宇,大建祠堂,妝塑宋江等歿于王事諸多將佐神像。敕賜殿宇牌額,御筆親書‘靖忠之廟’。濟州奉敕,於梁山泊起造廟宇。”“生當鼎食死封侯,男子生平志已酬”。相比之下,充滿“自由”、“平等”、“人權”、“人道”、“法制”、“普世價值”等西方文明的鬥士們對卡紮菲就遠沒有那麼客氣了:拳打腳踢亂槍打死,拖著屍體遊大街,然後暴屍肉鋪供人參觀。

    卡紮菲跟宋江可以說是一對糊塗蛋,連起碼的政治常識都不懂:扯旗造反上了梁山還想招安?已經撕了龍袍摔了太子,做都做絕了,還指望皇恩浩蕩既往不咎?滿腦子尊孔忠君的宋江還可以說上梁山是不得已,卡紮菲則既沒有這樣的藉口也沒有這樣的環境。他對“西方文明”實在無知: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從來六親不認吃人不吐骨頭,象美洲印第安人那樣從來沒得罪過自己的民族都說吃就吃了,何況你個有造反前科的?——連心甘情願當走狗的都別想例外,利用價值一完照樣毫不客氣說宰就宰——李承晚、吳廷豔、馬科斯、諾列加、薩達姆、穆巴拉克……這些人哪個不比你卡紮菲忠心耿耿死心塌地?結果呢?

    毛澤東說:“景陽岡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樣,不刺激它也是那樣,總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要擁抱“西方文明”,起碼應該對“西方文明”有點常識,應該明白人家價值觀的核心是實用主義,只要沒用,一腳踢開毫不留情,哪怕你是忠心耿耿的走狗
    ——毛澤東1963年8月29日發表聲明說:“(南越)吳庭豔是美帝國主義的一條忠實的走狗。但是,如果一條走狗已經喪失了它的作用,甚至成為美帝國主義推行侵略政策的累贅,美帝國主義是不惜換用另一條走狗的。
    南朝鮮李承晚的下場就是一個先例。死心塌地讓美帝國主義牽著鼻子走的奴才到頭來只能為美帝國主義殉葬。”
    幾個月後的1963年11月1日星期五,美國「中央情報局」在南越策動“政變”,按照美國「中情局」的要求,吳庭豔兄弟被打死。
    毛澤東的“預言”僅僅三個月就“變成”了現實。卡紮菲放著這麼多前車之鑒視而不見,硬要“自作多情”——對西方國家“自作多情”,對美國“自作多情”,對美國女國務卿“自作多情”……得到個“落花有意,流水無情”的結果一點也“不奇怪”。

    中國“學歷”“學問”比卡紮菲高、見識一點卻不比卡紮菲高、象卡紮菲一樣上了梁山還求招安的人有的是,
    比如那個跑到美國“苦苦哀求”美國人“換一種思維、換一種胸襟、換一個角度”、“研究一下中國共產黨與已經解體的蘇聯的共產黨之間的區別”的鄭必堅——開口閉口“中國沒有能力也不會去挑戰美國的霸主地位”、“
    中國並沒有取代美國的打算”、
    “做不起‘美國夢’”、“不會做‘歐洲夢’”、“不想做‘蘇聯夢’”、“中國共產黨在21世紀的走向”是“對外謀求和平,對內謀求和諧,對台海局勢謀求和解”、
    “中國共產黨無意于挑戰現存國際秩序,更不主張用暴烈的手段去打破它、顛覆它”、
    “面對這樣的中國共產黨……美國有什麼可以擔心的呢?”
    “以為”這就能讓西方國家對中國手下留情。
    看看伊拉克的薩達姆和利比亞的卡紮菲的例子不難預測鄭必堅們的“低三下四”將會如何:
    薩達姆本來是美國的“走狗”,只是後來“不聽話”了;
    卡紮菲當年罵美國,但主要的實際行動不過是把石油和銀行收歸國有,關閉了美國軍事基地。
    而中國可是抗美援朝援越抗美跟西方國家刀對刀槍對槍硬幹過的。
    薩達姆為證明自己沒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誠意,連臥房褲襠都開放讓西方國家搜了個遍;
    卡紮菲為了證明自己改邪歸正的誠意,主動把一切軍事機密雙手奉送、主動邀請西方國家核查軍事設施……結果呢?
    照樣不能避免殺身之禍。
    就憑這就可以知道,鄭必堅們讓身在梁山的中國“受招安”的主張會是什麼“結果”。

    6.國家要害“不設防”的結果

    ——國家外匯“全部存入”西方國家銀行,被西方國家一下子全部“凍結”一網打盡,轉過手來“援助”給反對派推翻自己。如果當初把這些錢拿來給老百姓或加強國防,至少不會垮得這麼快這麼慘。
    (注:就憑這一點就可以斷定,“決策”把中國幾萬億外匯和黃金放在國外、“寧可”把錢放在外國給外國人用、不肯把錢放在中國給中國人用、“擅自批准”中國地方當局“自行發行”地方債務的人決不是好東西,因為這屬於“故意”為西方國家對中國也“玩這一手”、把中國的億萬外匯扣下支援中國的“帶路黨”打內戰“創造條件”)

    ——不搞自力更生,武器裝備全部進口,一切受制與人。不但放棄核計畫、交出全部圖紙機密,還主動邀請西方對其軍事設施進行檢查,任憑西方全面核查了卡紮菲的所有軍事力量、摸清了其軍事部署,對每個基地、每個武裝據點都一目了然。取消了和俄國的軍事合作和武器購買合同,轉而與法國合作。
    原來的蘇聯軍事防衛系統全部報廢。而法國則借機以幫助利比亞軍事建設的理由,把利比亞的軍事設備和防衛體系“摸了個底兒”掉。然後,收了錢後遲遲不出貨,最關鍵的地方又拖延,半截設備給扔在了那裏,結果利比亞防空體系基本上完蛋。

    (注:對比伊拉克和利比亞,更顯出毛澤東幾十年前自力更生建立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特別是國防工業體系的戰略決策是何等“高瞻遠矚”——這是如今儘管“帶路黨”猖獗、中國仍能避免伊拉克和利比亞的命運的“關鍵”。難怪“帶路黨”一提毛澤東就咬牙切齒,一提“兩彈一星”就暴跳如雷。)

    7.迷信“普世價值”、“西方文明”的結果

    卡紮菲被西方國家幾句漂亮話就昏了頭,當真相信“和諧世界”、“西方文明”、“說話算數”,對西方國家絲毫不加防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