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會自動地設定出誰是“有價值的受害人”，或誰是“無價值的受害人”。當它要醜化某個國家時，就會從該國找出“有價值的受害人”。
但若是美國的朋友，或對美國言聽計從的庸屬國，縱使再多人受害，媒體也將“無動於衷”，因爲他們是“無價值的受害人”。
就以眼前的事情爲例，庫爾德人分佈於中東各國，在伊拉克所受待遇最佳，在土耳其則所受待遇最慘，但因土耳其爲美國之附庸屬國，縱使再多庫爾德人被殺，也都只是“無價值的受害人”；
伊拉克對庫爾德人最好，但因伊拉克的反美，遂使得美國不斷慫恿庫爾德人反叛，並使之成爲“有價值的受害人”，美國甚至協助土耳其至外國綁架庫爾德人領袖，但美國媒體卻對這樣的行爲無所置評。
美國政府對媒體的管制由此可見。易言之，這等於他們在決定什麽人的死亡與受害是“有價值”的、或“無價值”的。
塞爾維亞人及伊拉克人的死亡當然“沒有價值”。
美國統治集團嚴厲控制新聞媒體的起因及目的
一、美國政府要求利益集團嚴厲控制新聞媒體的起因
如果由近代美國媒體史的發展以觀，60年代及70年代初之前是個階段，當時的媒體可以說乃是一個相對獨立，有一定公正性的中間勢力，它和“軍—産複合體”的統治階級並無太大的利益掛勾，因而遂能以相對中立的態度看待不正義的越戰，並對越戰進行批評。
到了越戰尾聲，對於越南戰爭的失敗，美國的一些軍政要人不是認真戰爭本身的問題，而是怪罪於新聞媒介，普遍對侵越戰爭期間的“新聞失控”痛心疾首。尼克森曾經宣稱：“我們的最糟糕的敵人看來是新聞界！”於是從1970年代中期開始，美國開始制定“兼顧新聞界與政府利益的政策”。
代表了美國精英階層的“三邊委員會”曾特別就越戰引起的統治危機進行研究，研究題目乃是《民主體制的可統治性》報告結論中指出，“媒體已成爲國家權力的明顯資源”，政府如果無法掌握媒體，“內則使得民主過度，使政府威信掃地；外則使國家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衰退”。
或許正基於這樣的覺悟，美國於是在1970年代中後期通過大規模的媒體股權交換，建立起“軍－産－媒體”聯合的新結構來完成對新聞媒體的控制。從此以後，美國“自由媒體”的時代宣告結束，媒體與利益集團掛勾，並成爲美國利益集團的御用宣傳機器的新時代開始來到。原先媒體敢於揭露軍特部門秘件，敢於抨擊侵略活動之勇氣，最終在1960年到70年代初，被一種新的“共識”及“政治正確”所收編。
普利茲獎得主巴迪薑在《媒體壟斷》這部著作裏，即對美國當前這種“軍－産－媒體”聯合的新結構做了詳盡的分析。
二、美國利益集團控制下的各大御用媒體的報導模式
關於美國媒體被政府控制之後對新聞事件的“論述模式”，當代美國語言學大師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曾先後以《加工製造同意》（Manufacturing Consent）、《必要的幻象：民主社會的思想控制》、《改變潮流》、《恐怖主義文化》等四本討論美國媒體之著作，闡釋美國媒體早已成爲美國政府的宣傳機器。
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教授介紹，美國媒體對事件的報道模式及其使用的語言最常見的有兩種：
其一是“排除模式”——不去問該問的問題，一則在國際上逃避責任，另外則是在國內誤導美國人民的思考模式。美國媒體的這種“排除模式”，早已發展成一種不必媒體老闆交代即會自動出現的新“政治正確”。
其二則是“選擇性的包含”及“誤訊”。
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教授在這四本討論到媒體控制的著作中，曾對80年代後，美國的媒體宣傳及控制有過詳細的討論及分析。
例如，媒體會自動地設定出誰是“有價值的受害人”，或誰是“無價值的受害人”。當它要醜化某個國家時，就會從該國找出“有價值的受害人”。
但若是美國的朋友，或對美國言聽計從的庸屬國，縱使再多人受害，媒體也將“無動於衷”（自發予以過濾掩蓋），因爲他們是“無價值的受害人”。
就以眼前的事情爲例，庫爾德人分佈於中東各國，在伊拉克所受待遇最佳，在土耳其則所受待遇最慘，但因土耳其爲美國之附庸屬國，縱使再多庫爾德人被殺，也都只是“無價值的受害人（媒體自發予以過濾掩蓋）”；
伊拉克對庫爾德人最好，但因伊拉克的反美，遂使得美國不斷慫恿庫爾德人反叛，並使之成爲“有價值的受害人（誇大聳動扭曲渲染報導）”，美國甚至協助土耳其至外國綁架庫爾德人領袖，但美國媒體卻對這樣的行爲無所置評。
美國政府對媒體的管制由此可見。易言之，這等於他們在決定什麽人的死亡與受害是“有價值”的、或“無價值”的。
塞爾維亞人及伊拉克人的死亡當然“沒有價值”。
例如，美國媒體已愈來愈習慣于報道新聞時，將什麽話題“排除在外”及“包括進來”。
就以波灣戰爭爲例，美軍有一個工兵旅即用挖土機挖出壕溝，而後將伊拉克傷兵用推土機推進壕溝，主流媒體居然視爲理所當然地不予報道；
對美軍轟炸造成伊拉克平民至少25萬人死亡則“輕描淡寫”。
有關近年來的南斯拉夫動亂，美國爲了肢解南斯拉夫，媒體也“一面倒”地醜化塞爾維亞人，
對克羅埃西亞、波士尼亞，以及科索沃阿爾巴尼亞裔對塞爾維亞人的屠殺則不予報導。
前些年美國媒體配合政府，將“科索沃解放軍”定位爲“恐怖分子”，到了後來，則又被視爲“正義鬥士”，標簽的任意變換，原因在於以前美國主要以肢解克羅地亞及波士尼亞爲目標，設若當時也將南斯拉夫固有領土科索沃包括進來，勢必造成南斯拉夫嚴厲反對，而使克羅地亞及波士尼亞問題亦無法解決。
而今前面的問題業已解決，已可進一步分解南斯拉夫，爲了合理化自己，於是昔日的“恐怖主義”立即翻轉成了“正義鬥士”。
完全根據自己的策略而決定將別人貼上什麽標簽，媒體都能充分配合地採取必須的畫面和報導視角。這些乃是選擇性的“誤訊”，在這個媒體發達而人民健忘的時代，借著媒體來加工製造同意（manufacturing consent），已的確愈來愈容易了。
二、控制新聞報導的終極目的
管制新聞報導的終極目的，則在於“說服公衆，使人民瞭解敵人的邪惡，支持美國政府政策的舞臺，進而達到無休止的軍備競賽和武力衝突之目的，並使這一切都有高貴的理由。”
喬姆斯基在《恐怖主義文化》裏特別指出，當年的“伊朗－－尼遊醜聞案”可以說乃是一個最特殊且成功，甚至“希特勒的助手戈培爾及史達林都會爲之大笑”的案例。
當時國務院爲了替顛覆及侵略製造民意基礎，特地在國務院下秘密設置“公關室”，展開一個代號“真理作業”的“心理戰計劃”，由“國安會”主控，“將宣傳當作機密消息”發給媒體，爲了如何掌控媒體，他們於85年3月，甚至草擬了一份厚達15頁的備忘錄。
那是近代美國借著掌控媒體而製造民意的最成功的經驗，此後更是無往不利。
媒體時代，媒體的結構性掌控，以及借著媒體而塑造出固定的論述及修辭模式，也就等於塑造出了政治的議程及民意。掌控媒體也就掌控了概念、語言、人們談論某個問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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