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仙得執行美國「替代（代理人）戰爭」策略，成功率領日本出兵侵略台灣。在日本控制下的台灣、等於控制在美國手中。李仙得為日本訂定『欺騙外交先行，軍事行動繼之』的策略，為日本訓練侵略、擴張的人才。二十年後的「甲午戰爭」，主其事的海軍大臣西鄉從道、海軍軍令部長又擔任首屆台灣總督的樺山資紀以及第一任民政長官水野遵等人，都是李仙得一手訓練的侵略者。
「琅（王喬）事件」之後，李仙得又到上海出版《Is Aboriginal Formosa a part of the Chineses Empire？(台灣番區是中華帝國的一部分嗎？）》，則是二十世紀中期「台灣地位未定論」的先聲。1890年李仙得到朝鮮出任「皇室顧問」的要職，為日本侵占朝鮮做準備，直到1899年9月病逝漢城。
柯喬治推動託管不成鼓動台灣獨立
光緒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美國售予日本四艘鐵艦和許多軍火。馬關和議之前，李鴻章拜會各國公使，商請各國出面，制止日本奪取中國領土的野心；美國駐華公使田貝(Charles Denby)則力勸各國毋庸過問此事，又力勸李鴻章「以散地易要地」，樂於看到日本統治台灣，日本占據台灣遂成定局。
1895年5月31日，日軍在台灣北端三貂角登陸，6月6日，甫由日本轉到台北採訪戰事新聞的美國記者大衛遜（James W. Davidson）與洋商二人組成”諜報小組”，趕赴水返腳（台北縣汐止）日軍前線陣營，告知台北虛實，領導日軍攻占台北城，完成了美國人”協助”日本取得台灣的最後一個程序。
美國的擴張主義與台灣的命運─160年來美、台關係的回顧
公元2000年，民進黨的陳水扁就任中華民國總統。首度政黨輪替，由主張台灣要獨立的民進黨執政，陳水扁的國家政策走向，令各方憂心。5月 20日的就職演說中，陳水扁提出「四不一沒有」──不宣布台獨、不更改國號、不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推動公投和「沒有廢除國統綱領及國統會的問題」，並且宣稱，他的就職演講內容「將會讓國人及美國滿意、國際肯定及中共找不到藉口挑釁」。
「讓美國人滿意」是中華民國總統的重要任務
2003年，扁政府執意「以公投綁大選」，美國總統布希嚴肅告誡陳水扁，當中共總書記胡錦濤訪美時，布希又當著胡錦濤的面，嚴斥陳水扁。此後，凡是出現有違「四不一沒有」的言論，大抵都會受到「麻煩製造者」的批評以及相應的懲戒。
2006年1月29日是農曆元旦。陳水扁為了挽救跌到谷底的支持度，又在大年初一拋出「廢除國統會、國統綱領」的議題。美國國務院不但主動嚴辭批評陳水扁，總統布希也以不堪的評語羞辱陳水扁，並透過重要幕僚容安瀾撰寫以「台灣近來的發展」為題的文章，重批陳水扁「民主並不是讓一個政府不負責任的護身符」，如果陳水扁執意廢統，「美國將以符合本身利益的方式回應」。
很多人質疑，到底美國與台灣是什麼”關係”？
為什麼美國可以恣意支配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
本文嘗試循著歷史發展的脈絡來找尋答案。
美國的”擴張主義”主宰台灣的命運
世人眼見二戰之後，美國在世界各地發動”侵略戰爭”、”政治顛覆”、”經濟操控”和”文化侵略”，以為美國是新興帝國主義。其實不然！”擴張主義”原本就是美國立國的基本精神！
首先，1775~1783年發動獨立戰爭的北美十三個殖民地，就是“歐洲擴張主義者（基督新教徒）”在北美建立的“擴張基地”，”搶占”土地、”奴役”原住民、”掠奪”資源就是他們的”根性”。
右手持槍南侵、北討、西進，
1846年的美、英「奧勒岡條約」、
1848年的「美墨條約」，美國打敗了英、法、西班牙、墨西哥，占領了太平洋東岸；
左手拿銀子，在鏖戰之後，買下佛羅里達、路易斯安那和阿拉斯加，今日美國的疆域才大體定型。
1783年，美國獨立情勢初定，由於財政困難，主管財務的羅伯．莫里斯(Robert Morris, 1734~1806)即建議展開對中貿易，美國政府改裝一艘武裝私掠船稱為「中國女皇號」(Empress of China)，任命一名海軍軍官為船長，一名陸軍軍官為經理人，從事東方貿易。1832年，應美國商人和傳教士之請，又成立“美國東印度艦隊”，亦即日後“亞細亞船隊”和“太平洋船隊”的前身。
美國在華商人、（基督教長老會、基督教浸信會、基督教信義會等）傳教士，很早就注意到台灣的地理位置和重要性，要求政府占領或價購台灣。
美國官方覬覦台灣，則以最高法院參議班然(Aaron H. Palmar)和眾議院海軍事務委員會主席荊妥瑪(Thomas B. King)為代表，1848年，他們建議政府開闢由舊金山貿易或蒙坦拿到上海的北太平洋輪船航線。台灣北部以產煤著稱，正可設置基地和儲煤站，擴展對中商務。
1852年，美國以四艘動力軍艦組成遠征軍，由海軍准將培里（Mathew O. Perry）率領東來，1853年4月到香港與東印度船隊會合，1853年7月，1854年2月兩度率船到日本，訂定「神奈川條約」（日人稱之為黑船事件），日本開放對美貿易，並以函館、下田為美艦基地，1854年7月11日美艦支隊到達基隆。事後，培里建議美國政府，「應單獨在台灣採取機先行動，”建立”一個”美國殖民地”或居留地，做為美國發展東方商務的中心」。
1844年，在中國的美國傳教士伯駕(Peter Parker)協助美特使顧盛(C. Cushing)，繼英國在鴉片戰爭訂定「南京條約」之後，不費一兵一卒，訂定了「利益均霑」無限延伸的〈望廈條約〉。此後，傳教士及其子孫主導美、中外交，即為常態。
1856年將屆12年修約之期，伯駕（Peter Parker）聯合英、法脅迫修約，以占領台灣作為談判修約的最後手段。美國商人違反條約，私下到台灣貿易，在打狗（今高雄之舊名）設港懸旗，1857年美軍也悄悄進駐，設營升旗，為美國占領台灣預做準備，不久之後，南北戰爭爆發（1861~1865），美國無暇外顧，侵占台灣的腳步才放慢。
李仙得首創「東亞文明月彎論」督促日本入侵台灣
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是南北戰爭的退役軍官，1866年到中國擔任廈門領事，當時台灣仍是廈門領事的管轄區，經常以「砲艦外交」要脅台灣地方官，為美國商人解決問題；又經常以尋訪失事船隻和流落台灣的美國人為藉口，到台灣山區從事調查工作，並結好原住民，以備不時之需。
培里准將到日本叩關之後，美國便極力促進美、日親善，協助日本近代化，以便操控日本。由於美國自覺國力無法與英、法等國在東亞對抗，不敢輕啟戰端占領台灣，轉而鼓勵日本從事”代理人戰爭”，占領朝鮮和台灣，一方面可以維護美國利益，一方面可以讓日本和中國”敵對”，使東亞”永無寧日”，美國也可以”坐收漁翁之利”。
執行前述政策最厲害的人選就是李仙得。
1872年10月16日，日本宣布將琉球王國收歸日本帝國的一縣，李仙得到了日本。美國駐日公使德朗(De Long, C.E.)將熟悉台灣事務的李仙得介紹給日本政府。李仙得告訴日本政府，台灣是個好地方，中國國力薄弱，遲早會落入他國之手，日本是亞洲國家，比歐洲列強易於下手。
在李仙得獻給日本政府的第四號備忘錄中，首先提出「東亞文明月彎」的概念：
日本、朝鮮、琉球、台灣這個半月形地區，在日本領導下，將是亞洲現代化的重心，為了亞洲未來的繁榮，日本向台灣用兵，既是應然，也是必然的。(日本海軍部文件JN-R34-F44937-45)
這正是二十世紀前半日本（帝國）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的”源頭”。當時日本瀰漫著出兵征韓的聲浪，又恐引發中日大戰，對於國力未豐的日本未必有利。李仙得認為日本以保護琉球難民”做題目”，展開對中「欺騙外交」，取得”出兵台灣”的”藉口”，不必與中國決裂。
日本聘李仙得主持大局，到中國從事外交戰，再招募退役美國軍官，”教導”日本人在中國南方和台灣從事”間諜活動”、從事”收買漢奸”的工作，以備不時之需。
１８７３年 (明治六)８月，日本「征韓武斷派」敗北，次年２月，決定以１８７１年（屏東）牡丹社民殺害琉球島民為“藉口”出兵台灣，４月１３日英國駐日公使禁止英人、英船參與，日本政府不得不中止出兵。
由於和李仙得緊密掛勾的日本西部軍人，已有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的趨勢，5月4日再度決定出兵，5月22日即登陸琅（王喬），人數多達6000人，其中有500名工匠，182種植物和許多農具，明顯的是準備”武裝殖民”、久占台灣，而不是懲罰原住民。由於中國極力抵抗，而日本因為國力未豐，過份提早發動對外侵略戰爭，呈現力有未逮的窘況，不得不在12月3日從琅（王喬）撤兵。
日本雖然灰頭土臉，收穫卻意外豐碩：
１.中國承認「日本國此次所辦，原為保民義舉起見，中國不指為不是」，間接承認日本占領琉球的合法性。
２.英、法兩國自幕府末期，即藉口日人欺擾英、法商人而駐兵橫濱，日本出兵侵台之後，英、法知趣撤兵。
３. 李仙得執行美國「替代（代理人）戰爭」策略，成功率領日本出兵侵略台灣。在日本控制下的台灣、等於控制在美國手中。李仙得為日本訂定『欺騙外交先行，軍事行動繼之』的策略，為日本訓練侵略、擴張的人才。二十年後的「甲午戰爭」，主其事的海軍大臣西鄉從道、海軍軍令部長又擔任首屆台灣總督的樺山資紀以及第一任民政長官水野遵等人，都是李仙得一手訓練的侵略者。
「琅（王喬）事件」之後，李仙得又到上海出版《Is Aboriginal Formosa a part of the Chineses Empire？(台灣番區是中華帝國的一部分嗎？）》，則是二十世紀中期「台灣地位未定論」的先聲。1890年李仙得到朝鮮出任「皇室顧問」的要職，為日本侵占朝鮮做準備，直到1899年9月病逝漢城。
柯喬治推動託管不成”鼓動”台灣獨立
光緒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美國售予日本四艘鐵艦和許多軍火。馬關和議之前，李鴻章拜會各國公使，商請各國出面，制止日本奪取中國領土的野心；美國駐華公使田貝(Charles Denby)則力勸各國毋庸過問此事，又力勸李鴻章「以散地易要地」，樂於看到日本統治台灣，日本占據台灣遂成定局。
1895年5月31日，日軍在台灣北端三貂角登陸，6月6日，甫由日本轉到台北採訪戰事新聞的美國記者大衛遜（James W. Davidson）與洋商二人組成”諜報小組”，趕赴水返腳（台北縣汐止）日軍前線陣營，告知台北虛實，領導日軍攻占台北城，完成了美國人”協助”日本取得台灣的最後一個程序。
日人據台之後，台北領事館的官員，累積了四十多年的情報，又從活躍在台灣的英國和加拿大的傳教士、醫生、護士、教師、牧師手中，取得豐富的有關台灣的情報，收藏在「美國國務院」的檔案中。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發之後，美國國防部軍事情報處(G-2)在日滿分處之下成立朝鮮／台灣情報組。清末在台北活躍的「寶順洋行」行東兼淡水美國副領事代理人顧爾(Crawford D. Kerr)之子，曾經在台灣住過4年(1937~1940)且曾環遊全島各地的柯喬治(George Kerr)就以「台灣專家」的身分成為台灣小組的主要負責人。
1942年，美國情報機構完成了台灣島戰略測量圖，印行《台灣財富摘要》。1944~1945年初，又陸續完成了十二套相當完備的民政手冊，準備 2000多名美軍軍官登陸台灣之後，作為軍政人員行動準則之用。最重要的是：他們主張在台灣實施“聯軍臨時託管制”，由美國人掌握台灣的命運。以「台灣問題專家」身分參與訂定「台灣政策」的柯喬治，更以駐台北副領事職銜作為掩護，執行上述政策。
1943年12月1日，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和中國蔣介石委員長簽署並發表《開羅宣言》，在宣言中決定「剝奪日本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太平洋奪得或占領之一切島嶼；在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如東北四省、台灣、澎湖等群島，歸還中華民國」。
將台灣、澎湖歸還中國的決定，美國的軍政官僚並不以為然。只是《開羅宣言》決定之後，「不久就於德黑蘭、雅爾達、波茨坦，產生重新確認、擴大承諾和進一步的聲明的效果」(柯喬治語)，使得他們不得不陽奉陰違。
1945年4月25日，美國出席舊金山聯合國大會的代表史汀生（E.R. Stettinius，美國國務卿）正式在大會中提出國際託管地計畫，聲稱：「戰後將繼續統治美國用生命換來的若干島嶼。」
台灣包括在這項計畫中這項，當然違反了《開羅宣言》的決定，當時在大陸協助祖國抗日的台灣人群情激憤。國府遷台之後，曾任台灣省主席、副總統的謝東閔發表〈國際託治制與台灣〉，要求「不折不扣收復台灣」。戰時擔任對日諜報首腦，國府遷台後成為批判者領袖的李萬居，發表〈確立台灣的法律地位〉一文，責備國府畏縮的態度：
三大強國《開羅宣言》既經決議公布於前，中央對這個問題所取的態度為什麼那麼謙遜、遲疑、顧慮，不明朗而堅決地向中外宣布：台灣是中華民國的領土，台灣人就是中國的人民。這使我們感到很不可思議。」
－1945.06.01，《台灣民聲報》第四期）
1947年2月27日，台灣因為緝查私煙用槍失當而爆發所謂「二二八事件」，事件中，有些人到美國駐台北領事館請求協助，3月18日，到台灣查訪的蔣經國致電蔣主席，在電文中即謂：
親美派──林茂生、廖文毅（雲林、台南地方大地主，台灣四大地主之后）與副領事Ｋｅｒｒ，請美供給槍枝及money，美允money，Cal. Daw來、Kerr調，有關。(原件尚存)
柯喬治後來成為支持台獨運動的主要力量，他所撰寫的《被出賣的台灣》一書，也成為（本土台獨人士）”宣傳”台獨的”主要文宣”。
柯喬治立論的”基礎”即是：”假若”台灣由美國人託管，台灣人會很幸福，西太平洋形勢也會很安定，可惜台灣被出賣了！
但是，柯喬治在《被出賣的台灣》一書中也明確的指出：台灣人的悲劇乃在台灣島離大陸不夠遠，以至於無法永久分離，以及無法擺脫外來勢力干涉他們拓荒式的生活。該島小得無法獨立，同時也太富饒，普遭垂涎。（陳榮成譯前衛版頁五十）
後來的台獨運動宣傳者，雖然找到許多比台灣更小的獨立國家，來批判柯喬治的說法，但是無法批評「台灣島離大陸不夠遠」這一點。其實，身為美國人，雖然在台灣住了一段時間，他的美國文化形成過濾器（cultural filter）使他無法理解，真正的問題是：台灣人的「中國大一統意識」，遠遠超過地理和物質條件，使得台灣獨立運動行不通，甚至連託管都不可能。柯喬治終究還算有點見識，知道台灣是無法獨立的。柯喬治顯然也代表了美國一般軍、政官僚的看法。
形式上的光復、實質的託管
1949年春，由於國共內戰勝負已判，國府退保台灣的態勢也日漸明朗，美國為了防止台灣落入中共之手，宣稱：對日和約尚未簽字，台灣在法律上仍是日本帝國之一部分，美國視台灣為「軍事占領區」，只承認中國對該島是「事實上的控制」。
1949年冬，國府退保台灣，6月25日韓戰爆發，兩天後，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對華關係聲明（Truman’s statement on Relation with China）：
「台灣未來地位的決定，必須等待太平洋區域安全的恢復，對日和約簽訂或經由聯合國的考慮。」
同一天，杜魯門宣布美國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台灣海峽兩岸一國兩府的分裂形式由此形成。9月1日，一向以武力解決國際問題的美國，宣稱他們正在「尋找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辦法」。
1951年2月，美國和國府簽訂軍事援助協定，台灣成為美國和平（Pa Americana）的棋子，圍堵中國（Containing China）的前鋒。形式上光復的台灣，實質上成為美國的託管地。
二十世紀以來，太平洋早已成為美國的內海、”禁臠”，所謂「太平洋的區域安全」就是美國的安全；美國又以世界警察自居，四處駐兵開戰，台灣地處美國內海──太平洋的前線，不毀於戰火已是萬幸，美國所謂「尋找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辦法」，只是堅持將台灣繼續作為美國託管地的藉口。
《台灣關係法》是”託管屬地法”
1970年11月20日，聯合國大會以51：49，支持中共的票數首次超過國府的票數。次年2月，尼克森向美國國會提出世界情勢的咨文中宣稱：「準備與北京對話！」1972年2月21到27日，尼克森到中國訪問，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立外交關係。1972年2月27日「上海公報」；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建交聯合公報；1982年8月17日中美簽署「八、一七聯合公報」，逐步提出解決台灣問題的方案。
但是，中、美建交之後的1979年 4月10日，美國總統卡特卻又簽署了《美台關係法（U.S.-Taiwan Relations Act）》，宣稱是「基於台灣的前途將通過和平方式決定」，任何以非和平的方式來決定台灣前途的努力，是「對西太平洋地區的和平與安全的威脅」。仍然重彈 1949年杜魯門對華關係聲明的老調，實際掌握台灣的命運。
美國宣稱《台灣關係法》是”國內法”，法中卻又強調「凡當美國法律提及或涉及外國和其他民族、國家、政府或類似實體時，上述各詞涵義中應包括台灣，此類法律亦應適用於台灣」，視台灣為一國，和美國的”屬地法”近似，亦即意味台灣是”託管屬地”的地位。在這個”架構”之下，中華民國的總統，雖然有總統之名，實際上也不過是”美國屬地”的總督罷了。瞭解這一點，就不難理解美國總統和各級官員對付陳水扁的態度何以如此霸道了。
中國的崛起與美台關係的鉅變
1955年8月，美、中便在日內瓦召開第一次大使級會議，一度中斷。1958年8月23日，中共以群砲猛轟金門（八二三砲戰）之後，中、美大使級會議又在華沙恢復。
1959年11月，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發表《康隆報告》，主張「一中一台」，這就是李登輝“兩國論”和陳水扁“一邊一國”論的先聲。
1963年12月，美國國務院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希文斯曼發表題為〈美國對共黨中國的政策〉中謂：「美國沒有理由認為中共會被推翻，決心對可能發生的改變敞開門戶。」
1964年，中國第一次核爆成功，而美國卻逐漸陷入“越戰”的泥淖。1969年尼克森就任總統，要求精研“維也納會議”（1814年9月～1815年6月）強國秘密外交的季辛吉探索和中國建立友好關係的一切可能辦法。此後十年，終於完成中美邦交的正常化。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中國逐漸擺脫十年文革的玄學夢魘，進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時代，1979年起，更推動「對外開放、經濟改革」和農、工、科技、國防「四個現代化」，每年的國家生產總值呈現百分之八以上的成長。
1988年，美國國防部的《廿一世紀世界霸權消長分析》，把中國列為敵國，並且視中國為美、蘇兩個超級強國的共同敵人。
1991年，美國國務卿貝克（James A.Back,Ⅲ）在權威的《外交季刊》冬季號上發表〈美國在亞洲──形成中的太平洋共同體新架構〉一文中宣稱：美國將以「扇形架構」”圍堵”中國。彷彿是十九世紀李仙得「東亞文明月彎」的現代版。同一期中，吉爾伯（L.H. Gelb）也發表〈粉碎中國〉一文，主張美國應該採取非比尋常的手段裂解中國，甚至不惜煽起「分離主義」的野火！
美國人想不到的是：《外交季刊》發表這些聳動言論的同時，蘇聯各加盟共和國陸續發表主權宣言和獨立宣言，1991年12月21日，俄羅斯等11國領導人在哈薩克首都阿拉木圖（Almaty）舉行高峰會議，簽署《建立獨立國家聯合體協議書》、發表《阿拉木圖宣言》，宣布蘇聯正式解體。國力蒸蒸日上的中國，成為惟一可能和美國抗衡的大國，美國的對中政策，不得不由「圍堵」和「裂解」轉向Engagement（齧合、介入、束縛），美國無論是擔任世界警察（美其名曰維持世界秩序）、侵略弱小國家（美其名曰維護世界和平）或對他國施壓或要求分擔維護世界和平的責任，都不得不尋求既對立又契合的中國的合作。
既然冀求中國的合作，美國就要信守「上海公報」、「中美建交聯合公報」和「八一七聯合公報」（三個公報）之中，有關台灣問題所作的對中國的承諾。台灣領導人的言行受到美國的看管、評論與斥責，在國際形勢不可能遽變之前，一時之間恐怕是不可能改變的現實。
結論
由於美國的立國精神──擴張主義，不但在北美洲形成一個龐大的亞美利堅共和國，太平洋也成為美國的內海。太平洋西側的花綵列島遂成為美國在西太平洋的邊疆、前線。位居花綵列島之中的台灣，遂成為美國亟須掌握的寶地。經過百餘年的經營和若干歷史的錯亂，美國也的確掌握了台灣；造成了中國的分裂。
2003年9月，筆者在〈全球化發展史與台灣的本土化危機〉（《社會新天地》第五期）一文中謂：
由於土地擴張和軍事征服必須付出極大代價，野心家乃”改採”政治、經濟甚至宗教、文化做為擴張的工具與手段。此法的優點是被征服者往往不知不覺，有如水中煮蛙，待蛙覺悟時已無法脫身。此法雖然長效且深刻，對於野心家而言則是緩慢難耐，恐無法接受英雄式的崇拜與歡呼之樂。故而強國領袖依然蠢動，尋求機會發動具有即時性而且效果聳動的武力擴張。眼見民調支持率節節高升，面向群眾，宣布虛構的被征服者的罪狀，顧盼自雄，有若凱撒凱旋，享受羅馬議會和人民的歡呼。至於極大的代價，自有人民付出，與英雄無涉。
綜觀現今的國際形勢和兩岸關係，美國為世界超級強國，美國的總統可以全球化為名，軟硬兼施，享受凱撒之樂，卻必須與中國妥協，不敢輕易蠢動；台灣的領導人，若產生凱撒式的”幻覺”，以英雄自居，恐怕不但享受不到議會和人民的歡呼，台灣人民反而必須付出極大代價！如何誠實的面對美國入據台灣和製造中國（兩岸）分裂的歷史事實，體會當前（中國大陸迅速崛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強權。而美國則在逐漸衰落中）的國際形勢，作成明智的抉擇，實乃當務之急。
文/ 尹章義 ２００６年４月
《歷史月刊》２１９期
美國特務裂解中國、分離台灣事件簿
美國裂解中國驚心動魄vs.毛澤東高瞻遠矚
十九世紀末，我國積弱，瀕臨列强瓜分。東鄰日本，參謀本部第二局局長小川又次于1887年撰《清國征討案策》，擬將我國華北、華東及臺灣併入日本版圖，餘則支解成數國。例如東北立“滿洲國”、長江以南建“明裔王國”、西藏青海立達賴、喇嘛、內外蒙古甘肅另選各部之長，均分其力，以確保日本獨立。
及至 1940年，日本在華已成功建立東北的「滿洲國」、張家口的「蒙疆聯合自治政府」與南京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實現五十年前小川又次支解中國的狼子野心。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滿洲國」等傀儡政權，灰飛烟滅。但接著的却是美國乘我發生內戰時，煽動策劃並支援各地的分離運動，以裂解中國。
日本欲裂解中國，因其燒殺擄掠，手段殘酷，國人知所警惕。但美國裂解中國，因爲是打著民主、人權、民族自决等意識型態的“旗幟”，故國人“反應遲鈍”。斯時（1946-51），美國在我國東南欲分離臺灣、西北則顛覆內蒙、鼓動疆獨、西南則策劃藏獨，以裂解中國的驚心動魄史實，就不易爲國人所知，新生代甚至不知。
回顧中國近代歷史，中國人，尤其是菁英份子，切記莫忘。因爲在中國崛起的道路上，是中華民族菁英與美、日等列强菁英間的較量、對抗與對决。
分離臺灣
1945年10月24日，陳儀抵達臺北松山機場，從機場到臺北，台人萬民爭先相迎，歡聲響徹雲霄。在這樣熱烈慶祝臺灣回歸祖國的政治氛圍下，1946年 1-4月，美國“陸軍情報部”却“居心叵測”地在臺灣從事有關台人國家認同的「臺灣民意測驗」調查。全案由美國駐中國臺北領事館“特務副領事”柯喬治（George H. Kerr自稱葛超智）計劃，情報部組長摩根上校（Col Morgan）偕同日人翻譯員，訪問約300名各階層各政治派系的臺灣人，其結論竟是「臺灣人不願受中國管，而希望美國來管」。
接著的同年夏，《紐約時報》與上海《密勒氏評論報》就與之相呼應，報導稱「假如臺灣實行公民投票，臺灣人首先選擇美國，其次選擇日本，决沒有人選擇中國」。
此外，在特務柯喬治的主使下，1947年1月，約有150名臺灣人（代表超過800人）署名「臺灣人請願書」，向美國請願「……要求聯合國托管一直至臺灣獨立」。一個月後的2 月28日，臺灣爆發二二八事件，柯喬治更是利用機會，興風作浪，惟恐臺灣不亂。據國府情報，柯喬治與台人林茂生、廖文毅，請美供給槍枝與經費，美方允供經費。
1947年7月，美國派巡迴大使魏德邁訪台，曾與廖文毅面晤。廖氏向他提出主張暫由聯合國托管臺灣的《處理臺灣問題意見書》。接著10月始，美國媒體乃大肆炒作「臺灣分離運動」。
10月14日美聯社上海電「本社記者今日獲悉：臺灣分離運動的領袖們不久將正式要求出席日本和會，幷將要求舉行公民投票，以便决定仍屬中國抑或完全脫離中國，……」。
31日合衆社上海電稱「臺灣現正展開著秘密活動，企圖向將來舉行之日本和會請願，舉行臺灣全民投票，倘不獲接納，將引起臺灣流血叛變，……」。
11月3日合衆社上海電稱「此間臺灣人今日對本社記者稱：彼等將于明日或本星期四晋京叩謁司徒大使，請求予以援助，俾臺灣能獲得自主之權」。
與此美國媒體大肆渲染臺灣分離運動同時的1947年10月15日，香港《華商報》臺北通訊稱，臺灣某參政員曾與美國駐台新聞處處長卡度（Robert J. Catto）密晤兩個鐘頭。據當時在場的翻譯員透露，卡度當時稱臺灣的歸屬尚未正式確定，臺灣人如願意脫離中國的統治，美國可以幫忙，臺灣人如願意接受美國托管，可以提出希望條件及托管期限等語。
該參政員未表示任何意見，僅稱俟試探其他士紳意見後再論。事後，該參政員曾與一些士紳在北投、草山（今陽明山）等處，頻頻與美方人士會面，惟會見內容無從獲悉；面對美方「托管運動」的“分離攻勢”，斯時上海、南京、北平、香港的旅外臺胞，均發出抨擊「托管運動」的聲明，旅滬「臺灣同鄉會」會長還特爲此廣播。國府臺灣情治機關也調查此事的來龍去脉，幷向國府呈報稱，此一分離運動的“牽綫人”是「美國新聞處」處長卡度。
1947年9月底，黃紀男與廖文奎二人在南京，拜會中文說得很流利的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請求支援台獨。身爲我國邦交國大使的司徒雷登居然鼓勵道「臺灣獨立是一條漫長而艱辛的道路，但值得奮鬥（The Formosan independence is a long and hard way、but worthwhile to struggle）」。黃紀男旋游南京舊城等名勝古迹，但見南京一片衰頽景象，秦淮河畔夜時一片漆黑和破敗，明孝陵前則小乞丐成堆，衣衫襤褸，故印象深刻。返台後，因感風聲鶴唳，乃决心離台。同（1947）年12月23日清晨六點左右，作爲邦交國駐我臺北新聞處處長的卡度，不但協助黃紀男偷渡，還親自陪行至停泊在基隆港的美國臺灣救濟分署漁船，介紹黃紀男予該船的挪威籍船長，偷渡香港。
顛覆西北
1943年，英、美兩國同時獲准在新疆省會迪化（今烏魯木齊）設立領事館，兩國駐國府重慶大使館的外交人員也獲准可進出我國西部邊疆省份，從而開啓了英、美特務與外交人員顛覆我國邊疆的大門。
1948年春夏，以司徒雷登大使爲首的美國駐南京大使館，强烈建議國務院要及早因應中國內部即將分裂的情勢，幷提出有效對策，讓中國各地可能陸續出現的「區域性政權」有能力對抗中共勢力，以保持美國在中國的影響力。
當時美國駐華外交官員及軍方情報單位，幷付諸具體行動。例如1948年3、4月間，美國駐我新疆迪化領事包懋勛（John Hall Paxon），奉美國國務院之命，偕隨譯及同仁，遍訪南、北疆各重要城市。期間除會晤漢族軍政首長與少數民族政教領袖外，居然還播放有維吾爾文翻譯的影片及展覽海報，向我國邊疆民族宣揚美國的强大、民主與友善，複于6月續訪東疆與甘肅河西走廊，幷將此行成果密報華府。同年上半年，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簡稱「中情局」）曾秘密交付約三百盎司的金條，給此時返美述職的駐我國新疆迪化副領事馬克南（Douglas Mackiernan、通曉一些俄語、蒙古語及哈薩克語），用以收買中亞新疆地區的哈薩克族、白俄羅斯族與維吾爾族；
當時「中情局」駐北京的另一名特派員貝賽克（Frank B. Bessac又稱白智仁），則負責直接與內蒙古德王秘密接觸。美國駐華大使館則藉1948年5、6月國府在南京召開國民大會的機會，秘密接觸來自我國西北邊疆的政治人物。前寧夏省主席馬鴻逵在其回憶錄中就提及，斯時司徒雷登就秘邀他至其大使官邸私晤，明白告以華府願對寧夏當局提供包括軍事援助的任何可能協助。
1949年2、3月，美國軍方暗中出資，由總部設于蘭州的「國際物資供應公司」（International Supply Corporation）出面，購買二千多隻卡賓槍，及三百多箱其他各式軍火，幷以美國空軍陳納德將軍（Claire L. Chennault）所主持的「民航空運大隊」（Civil Air Transport）所屬機隊爲掩護，從上海緊急將該批武器運往馬步芳的西北部隊。4月初，陳納德親自飛往青海省會西寧，與馬步芳等會晤，旋趕返華府，向美國國務院高層報告中國西北最新政情，幷强調應迅予馬步芳等軍援，以確保內蒙古、寧夏、青海、甘肅、四川、雲南等中國西部省份之獨立性。國務院旋于4月 22日爲當時中國西北政情召開一次特別會議。緊接著，一項專用于支援「大中國地區」（general area of China）境內「非共」（non-Communist）非漢族（non-Chinese）如哈薩克、內蒙古、回族與藏族的「軍事援助方案」（Military Assistance Program、MAP）法案，立即送往國會審查幷迅速獲得通過。此時，美國「中情局」駐廣州特派員梅茲（Raymond Meitz）與德王秘密接觸，告以「MAP法案」即將通過，德王所主導的西蒙自治政權可獲援助。德王一行于同年7月自廣州飛回寧夏定遠營後，在該地又獲貝賽克的類似保證，故信心滿滿，乃于8月10日宣布「蒙古自治政府」正式運作。
1949年夏，我國西北有德王在寧夏阿拉善旗的「蒙古自治政府」、北疆地區哈薩克族烏斯滿所率該族的游擊隊，及回族馬步芳在蘭州西北軍政長官公署的三股分離勢力，急盼美國秘密援助的到來。據可靠情報，美方甚至企圖將馬步芳、馬鴻逵等撤到新疆，與當地勢力結合，組織「大伊斯蘭共和國」。8月中旬，美國軍方與國務院高層緊急决定，把掛名在「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援華計畫名目下的軍事與民生物資，由陳納德負責全數交付當時聲勢最大的馬步芳與西北軍政長官公署。只是美國物資裝備的到來，並未扭轉馬步芳等的劣勢，8月26日解放軍攻克蘭州，殲滅馬步芳部隊，五天後占領西寧，美援物資全爲彭德懷部隊接收，馬步芳乘美國空軍運輸機倉皇逃離青海，飛往臺灣。此時，德王所領導的定遠營政權，因美國承諾援助的物資未兌現，而人心潰散，旋于數周後的9月20日宣告解體。接著的9 月25日，新疆警備總司令陶峙岳等宣布起義，效忠共黨政權。
鼓動疆獨
此時，美國「中情局」幹員貝賽克、駐迪化副領事馬克南，及數名美國駐迪化領事館在北疆所收買雇用的隨扈，携帶無綫電報機及「中情局」所提供的黃金，于1949年 11月至1950年3月間，先後在北塔山區的巴裏坤湖、新疆塔克拉馬幹沙漠的綠洲地區、青海柴達木盆地格孜庫勒（Gez Kol）湖畔的鐵木裏克（Timurlik）等地活動，並與烏斯滿、賈尼木汗、牙巴孜汗、哈力別克（Qali Beg）、胡賽因台吉（Hussein Taiji）等哈薩克族部族首領秘密接觸，煽動我國邊疆少數民族進行分離的武裝叛亂。斯時，馬克南主導策劃由賈尼木汗負責昌吉、呼圖壁地區，烏斯滿負責吉木薩與奇台一帶，哈力別克負責迪化南山地區等的叛亂。1950年3月，烏斯滿?code>P賈尼木汗在巴裏坤湖宣布成立「自治政府」，領導一萬五千 名哈薩克族人，進行長達一年的武裝叛亂。同年4月，牙巴孜汗則率領約三千名哈薩克族武裝勢力，結合哈力別克的勢力，從東疆哈密地區經南疆、青海進入西藏境 內，一路上與解放軍進行半年的游擊戰。
最後，烏斯滿賈泥木汗于1951年2月遭解放軍俘獲處决。哈力別克與胡賽因台吉則于1951年夏由南疆經喀什米爾出走，逃往土耳其，成爲海外疆獨最活躍的成員之一。牙巴孜汗則經西藏逃亡臺灣，並于1950年代初在台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
至于馬克南與貝賽克等，則跨越昆侖山，向拉薩撤退。馬克南于1950年4月在藏北雪噶洪朗（Shegar-Hunglung）關卡遭藏兵誤殺。貝賽克旋被護送至拉薩，並于是年8月奉命向西藏「外交局」提議，拉薩當局應積極與新疆、青海境內的哈薩克族各部，進行軍事情報交流，以掌握解放軍動態。對此，拉薩官員曾表示高度配合的意願。
策劃藏獨
1946年，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下令向西藏當局提供一批可供發報用的發電機。西藏當局在英國特務福特的協助下，利用這些設備成立「西藏廣播電臺」，散播藏獨輿論。同年春，美國駐印度大使亨德森（Loy Henderson）就建議美方，如果毛澤東的軍隊在中國獲勝，美國就應準備將西藏視爲一個獨立的國家。
1951年3月，亨德森大使與達賴喇嘛的私人教師哈裏爾（Heinrich Harrier）會晤，討論達賴喇嘛出走事（哈裏爾後被查出乃是個隱姓埋名的納粹德國納粹黨黑衫隊軍官，在藏七年，曾利用現代技術爲美國繪製了拉薩及喜瑪拉雅地區的地圖，幷經由「中情局」特務貝賽克 携出西藏，交給美國駐印度使館）。
1950年11月，十四世達賴喇嘛出走亞東。1951年5月，西藏代表在北京與中央簽署「十七點協議」。是時，美國駐印度新德里與加爾克答的外交官，却努力說服當時人在亞東的達賴喇嘛，離開西藏，流亡海外。當時美國向達賴喇嘛開出包括重新同意支援西藏在聯合國的提案，在可能情况下設法提供軍事援助予西藏，派遣密使前往印藏邊界與達賴喇嘛的親信聯繫，承認十四世達賴喇嘛爲一「尊貴的宗教領袖與西藏自主國的元首」（an eminent religious dignitary and head of the autonomous state of Tibet），以及在印度與錫蘭（今斯里蘭卡）拒絕提供政治庇護時，收容達賴喇嘛及其流亡政府等西藏分離我國的條件。但因種種因素，當時達賴喇嘛仍决定返回拉薩。這並未意味著美國的全然失敗，因爲在達賴喇嘛决定返回拉薩前夕，在美國的暗中支援與協助下，達賴喇嘛兄長土登諾布經印度前往美國，另一位兄長嘉樂頓珠，斯時（1951）就與「中情局」簽訂協議，最初爲該局收集情報，後來則策劃游擊戰。日後，嘉樂頓珠與土登諾布二人並經常往來于美國、印度與臺灣之間。及後，美國支援西藏武裝叛亂，1957-61四年間美國「中情局」不但對西藏空投武器、彈藥、糧秣、藥品等物資就超過250噸，甚至將西藏康巴族人（Khambas）送往美國本土科羅拉州丹佛附近高山陸軍的海爾營（Camp Hale）受訓，再空投西藏。
津貼達賴
1959年3月，達賴喇嘛最終逃往西方。據美國國務院外交檔案1964年1月9日特別小組（Special Group）備忘錄的記載，該會計年度還列有給達賴喇嘛津貼的18萬美元預算。美國涉入西藏事務之深，由此可見。時至今日，美國更是技巧地將達賴喇嘛“塑造”成民主人權宗教的鬥士，歷任美國總統不乏予以接見，西方頒予諾貝爾和平獎，安排重要場合演講，以“强化”其從事“分離運動”的“合法性”。日前（2007/10），美國總統布希不但再會見達賴喇嘛，第二天還親自出席並頒發國會金質獎章，遠在天邊的拉薩隨即發生僧侶慶祝達賴獲獎並與軍警衝突的事件。美國利用達賴喇嘛顛覆中國，可說六十年不改其志。
「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
1949年2月，毛澤東在其與米高楊的談話中，提出「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的政策。換言之，就是徹底摧毀清除帝國主義在華的控制及其影響，亦即摧毀遏阻帝國主義的對華“顛覆”。事實檢驗真理，從事後許多時人回憶與解密檔案，我們才驚知當時美國，是對中國從東南的臺灣、到西北的內蒙與新疆、及西藏，居然是進行“全面的裂解”。美國的這些滲透與“顛覆”當時是在極機密的情况下運作，相關情形最終匯總于華府的「國務院」與「中情局」等部門，但對“被顛覆”的中國人，當時不是無法盡悉，就是只能瞭解局部。
如果1950年後中國仍與美國爲友，以當時中國國勢的衰弱，民族自信心的不足，勢必受制于美國一手持民主、人權、民族自决的分離意識型態，收買菁英且分化我國邊疆少數民族，一手提供經費、武器彈藥、且包庇分離份子等的顛覆手段。例如後來美國暗助達賴喇嘛的出逃西方，就爲中國大陸留下了一個迄今尚未解决的難題。故毛澤東「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的政策，徹底摧毀了美國的對華顛覆，捍衛自滿清覆亡後得來不易的中華民族大一統，幷以時間凝聚中國人民的內部力量。因此，客觀而言，毛澤東此一决策，實是關係民族復興啓始的高瞻遠矚决策。
南、北分裂的夢魘
國民黨政府遷往臺灣後，經由臺灣海峽與中國大陸隔海相望，與中國大陸分離。客觀而言，國共內戰導致中國大陸與臺灣迄今未能統一，是近代中國的悲劇。然而，在那個關鍵的年代，蘇聯領導人史大林强烈敦促毛澤東與蔣介石成立聯合政府，但被毛澤東拒絕。1948年底，當中共形勢大好，準備拿下北京揮師南下時，史大林派米高揚到中國，以口信方式傳達史大林意見，要求毛澤東不要南下長江，讓蔣介石得以生存。毛澤東不僅又未接受，反而于1949年1月1日發表了一篇 「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新年獻詞。
1949年4月21日，毛澤東下令解放軍渡過長江，並以「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的蓋世氣魄，數月間即一統萬里江山，美、蘇想分裂中國都來不及。如果歷史可以重演，假設當時毛澤東屈服于史大林的一再要求，假設內戰時日稍久，美國外交、情報、國防等各單位完成意見整合，頭腦清醒過來，加大力度積極分裂中國。例如傾全力軍援國府甚至派軍介入，抗阻中共攻勢，使國共兩黨以長江爲界分治。那時，蘇聯支援北方的中國共產黨政府，美國支援南方的中國國民黨政府。如此一來，一個擁有數億人口的文明古國，將被分割成兩個人口與轄區相當的政權，相互敵視，相互顛覆，則中國人民所受的苦難將遠甚于今日台島灣與中國大陸的分離。此外，由于以長江爲界的北中國與南中國，二者綜合實力相當，任何一方都很難經由武力統一，外加美、蘇兩强蓄意分裂中國，則中國人想在二十一世紀完成統一，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開啓民族復興崛起之路
美國欲乘內戰結束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出現之前，策動並支援我國邊疆少數民族分離，在我國大西北地區建立親美的「區域性政權」，尤其是利用達賴喇嘛使西藏脫離中土，支解我國的“意圖”，居然與日本的“思維一致”。但天算不如人算，未料新興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以千鈞雷霆之勢完成一統。尤其是1949年 10月始，解放軍兵分數路進疆，齊頭幷進，頂風冒雪，餐風宿露，翻過高山峽谷，徒步戈壁瀚海，展現大無畏的英雄氣魄。例如有自阿克蘇徒步橫越渺無人烟的塔克拉瑪幹大漠，急速行軍十五天，直抵和田平亂。有自烏蘇徒步行軍420公里，爬冰臥雪，曆盡艱辛，進駐承化（今阿勒泰），大軍先後旗插天山、阿爾泰山和帕 米爾高原，設立邊防哨卡，戍邊衛國。美國顛覆支解中國大西北的意圖，因措手不及而以失敗告終。但也未完全失敗，既然分裂西北不成，則分裂東南，1950年 6月25日「韓戰」爆發，「韓戰」關臺灣何事？但二天後的6月27日，美國總統杜魯門親自下令其第七艦隊巡防臺灣海峽，實質分裂臺灣至今。同年10月19日，大陸以「中國人民志願軍」名義參戰，禦敵于國門之外。至此，除台港澳外，中國人完成自大清覆亡分崩離析後的實質統一，從而開啓中國復興崛起之路。
作者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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