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前的術語中，那種強加的體制叫“新自由主義”，因此，說民主與發展的共同敵人是”新自由主義”，並不為過。對於發展，人們可以就因果關係展開爭論，因為對經濟增長的原因，現在理解得還很少。但是，相關性則是相當清楚的。那些曾經最嚴格地遵守”新自由主義”原則的國家，如拉美和其它地區的一些國家，與前些年相比，宏觀經濟指標都出現了”急劇惡化”。而那些不理會”新自由主義”原則的國家，如東亞的一些國家，則得到了經濟的快速增長。”新自由主義”損害民主，這很容易理解。由於顯而易見並且眾所周知的原因，從”私有化”到資金流動”自由化”，”新自由主義”一攬子提議中的幾乎每一項，都會損害民主。
迫在眉睫的危機：威脅與機會
文／Noam Chomsky（諾姆。喬姆斯基）
2006年5月12日
方聞 譯
作者簡介：
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是麻省理工學院（MIT）講座教授、語言學榮休教授。這篇文章是根據作者2006年5月12日在貝魯特的一次講演寫成的，兩個月後，7月13日，以色列對黎巴嫩開戰。本文收入《黎巴嫩內幕：隨諾姆和卡蘿爾·喬姆斯基同游一塊被摧毀的土地》一書。
很遺憾，稱得上迫在眉睫而且非常嚴重的危機實在太多了。某些危機應該受到每個人的高度關注，因為它們對人類生存造成了實實在在的威脅：發生致命核戰爭的可能性日漸增加，環境災難可能也日不在遠。然而，我想集中講一些範圍更狹窄的問題，這些問題是西方此刻最為關切的。我將主要談美國的情況，對此我知道得最清楚，而且，由於美國勢力龐大，所以它的情形最為重要。不過，就我所知，歐洲的狀況也並無太大分別。
中東是最受西方關注的地區。這無足深怪。我受邀演講，往往得提前數年就把題目定下來。如果有人問我選什麼題目，我提出講“目前的中東危機”，總不會有錯。這有其道理在：60年前，華盛頓就認識到，該地區蘊藏的豐富能源是“戰略力量的巨大源泉”，是“全世界最重要的戰略要地”，是“世界歷史上罕有的珍寶 ”。[1]從那時起，控制這個稀世珍寶，就一直是美國政策的主要目標，有危及美國控制中東者，自然會引起極大的關注。
美國政府與媒體連手編造謊言愚弄民眾
美國多年偽稱威脅來自俄羅斯，常用此藉口在世界各地施加暴行和進行顛覆活動。就中東的情況來說，我們不必考慮這個”藉口”，因為它已被官方拋棄。柏林牆倒塌時，老布什政府發布了新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表示一切都將照舊，只是換了一套”新的說辭”。大規模的軍事系統仍然必不可少，不過現在是因為“第三世界強國的技術精密”（至少這一點接近事實）；在世界範圍內，本土的民族主義已經成為主要的威脅。這份官方文件進一步解釋說，美國將維持針對中東的干預武力，在那裡， “對我們利益的威脅” 使我們不得不介入，這種威脅“不能歸咎於克裡姆林宮”；這種說法，與美國編造了數十年的藉口完全相反。[2]一如常態，所有這一切的反復都沒有任何解釋就這樣過去了。
至今在美國民眾的心目中，當前最嚴重的問題是伊拉克。而如果讓美國人選擇最害怕的國家，伊朗輕易便可中選，這並不是因為伊朗確有嚴重威脅，而是因為政府和媒體連手”大肆宣傳鼓動”的結果。這是常見的”慣用手法”。最近的例子是伊拉克。實際上，2002年9月就已經宣稱要入侵伊拉克。我們現在知道，美、英兩國的侵略行動早已秘密著手進行。就在那個月，華盛頓發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宣傳戰，康多莉莎·萊斯（Condoleezza Rice）和其它人聳人聽聞地警告說：薩達姆·侯賽因下一步就會對紐約市進行核攻擊。只用了幾周的時間，政府和媒體連珠炮似的宣傳，就讓美國人的看法與國際社會的認識完全脫節。世界各地真把薩達姆當回事的幾稀，但只有在美國，多數民眾為他明天可能對他們采取的行動而嚇得膽顫心驚。毫不奇怪，美國人支持戰爭和他們的這種恐懼有著非常緊密的關聯。在雷根時期，就曾經以令人驚異的方式達到這種效果；早前的長期歷史中還有諸多很能說明問題的例證。不過，在對伊拉克問題稍加討論之後，我將緊扣主題，分析當前這個由教條體系精心構築起來的醜怪大物。
對伊拉克的評論連篇累牘，但卻沒什麼事實的報導。新聞記者通常只在巴格達的占領軍防區內活動，或者縮在占領軍裡頭。這不是因為他們膽小或懶惰，而完全是因為，到其它的任何地方都太危險了。此前的戰爭都不是這樣的。令人震驚的是，美英兩國在控制伊拉克的過程中所遇到的麻煩，比納粹占領歐洲時，或俄羅斯在其東歐的衛星國所遇到的麻煩還要多；納粹占領歐洲或俄羅斯控制其東歐的衛星國時，那些國家由當地的文官和安全部隊管理，一旦出現任何問題，納粹和俄羅斯就會握緊鐵拳，蓄勢而動，但通常都待在幕後。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在環境要好得多的情況下，美國卻已經無法在伊拉克建立一個順從的附庸政權。
美國侵略者有責任向伊拉克人支付賠償
撇開那些遮蔽我們視野的教條，在伊拉克應該做些什麼呢？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應當明確一些基本原則。主要的原則是，侵略者沒有權利，只有責任。第一位的責任是支付賠償。第二種責任是按受害者的意願行事。實際上還有第三種責任：將罪犯送上法庭，但是，這種責任離西方文化的帝國心態太遙遠了，因此，這裡先不談它。
侵略者有責任向伊拉克人支付賠償，這不僅僅是因為侵略罪行及其帶來的可怕後果。美、英兩國已經折磨伊拉克人很長時間了。剛剛過去的歷史上，在薩達姆·侯賽因犯下最嚴重罪行的時期，從頭至尾，以及”兩伊戰爭”結束很久之後，美英兩國政府都大力支持他的”恐怖統治”。最後，伊朗屈服了，它認識到沒有能力與美國作戰；那時，美國公開參與伊拉克的侵略活動——這些事情，即使西方人忘了，伊朗人也肯定不會忘記。罔顧歷史對手持大棒的人總可省掉麻煩，不過，受害者通常更願意直面真實的世界。在兩伊戰爭之後，華盛頓和倫敦繼續向它們的朋友薩達姆提供軍事裝備，包括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及其運載系統的方法。1989年，也就是薩達姆最殘酷的暴行和伊朗屈服過去很久之後，伊拉克的核工程師甚至給帶到美國，教他們如何發展核武器。
1991 年的海灣戰爭結束後，美、英兩國馬上恢復了對薩達姆的支持，當時，它們實際上准許他動用大量軍事裝備，鎮壓什葉派穆斯林的暴動；那場暴動很有可能徹底推翻薩達姆這個暴君。曾有人公開解釋兩國這樣做的原因。《紐約時報》報導說，在美國及其盟國（英國和沙特阿拉伯）之間，“看法驚人地一致”：“無論這個伊拉克領導人犯下了什麼樣的罪行，對西方和該地區來說，他比那些被他鎮壓的人更能維護他們所要的伊拉克的穩定”；“穩定”就是“遵守秩序”的代名詞。[3]《紐約時報》首席外事記者托馬斯·弗裡德曼解釋道，對華盛頓來說，“最理想的狀態”是，由一個“強硬的軍政府”像薩達姆那樣統治伊拉克。但是，這種選擇無法實現，華盛頓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接受薩達姆本人。不管是那時還是現在，都沒有考慮這樣的一種選項：伊拉克人應該不受美國控制，獨立自主地管理伊拉克。
接著，美英兩國對伊拉克強制實施了殘酷的制裁，這奪去了數十萬人的生命，毀滅了伊拉克的平民社會，強化了薩達姆這個暴君的統治，迫使民眾依靠他活命。制裁或許挽救了薩達姆，使他沒有遭受其它凶殘暴君那樣的命運；在那些暴君中，有一些人完全可以與薩達姆相提並論，盡管美、英兩國大力支持他們，直至其血腥統治的最後一刻，但是，他們都被從內部推翻；那些暴君包括齊奧塞斯庫、（印尼）蘇哈托和別的一大批無賴之徒，常常會有新的名字加入這批人的行列。對於手持大棒的人來說，所有這些，也都是令人厭煩的“古代史”，但對於他們的受害者和願意了解這個世界的人來說，並不是那樣。所有這些，以及更多的行為，都要求美、英兩國作出大規模的賠償，而且，最好對其他受害者也負起責任。但是，帝國文化中深刻的道德—精神危機，使得人們全然不去思考這類問題。
權勢者對民主懷有天然的恐懼與厭惡
第二種責任是聽從民眾的意願。英、美兩國的民意調查，為此提供了充足的證據。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87%的伊拉克人希望有“明確的美國撤軍時限”，比2005 年時有所增加，當時這一數字是76%。[4]如果像他們所說，這些報導確實反映了伊拉克人的看法，那麼，這意味著，實際上，在部署著美、英軍隊的伊拉克阿拉伯人聚居區，全體居民都希望有一個嚴格的撤軍時間表。就是在納粹占領下的歐洲或俄羅斯控制下的東歐，恐怕也找不到可與此相比的數據。
然而，布什—布萊爾和他們的盟友宣稱，不可能有撤軍時間表。這種立場，部分地反映了權勢者對”民主”所懷有的”天然的厭惡”，而又常常”天花亂墜”地提倡”民主”。美國在伊拉克沒能找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後，不得不為侵略”編造”一個新的”藉口”，於是乎提倡民主就變成了中心議題。2003年11月，在位於華盛頓的“全國民主基金會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布什總統宣布了民主的教條，博得眾人喝彩。他宣稱，入侵伊拉克的真正原因，並不是此前華盛頓和倫敦所堅稱的薩達姆的武器計劃（謊言），而是布什肩負在伊拉克、中東和其它地方推進民主的”救世主使命”。媒體和著名學者深深被這些話”打動”，就像主要自由主義評論家所宣稱的那樣，他們發現“解放伊拉克” 也許是有史以來“最高尚的”戰爭，為此而大感寬慰——甚至連持批評態度的人都附和這種觀點，他們反對的理由是，那個“高尚的目標”恐非我們力所能及，而且，我們要饋贈民主大禮給他們的人太落後了，無福消受。幾天後，美國在巴格達進行的民意調查，證實了這種結論。在被問到美國為什麼入侵伊拉克時，一些人贊同西方知識分子所極力稱贊的民主的新教條：1%的人同意是為了促進民主；另外5%的人說是為了幫助伊拉克人。[5]剩下的多數人理所當然地認為，顯然，美國是為了上流社會所難以說出口的戰略—經濟目標；我們（美國人）毫不遲疑地指稱敵人之所圖在這些目標，如俄羅斯侵略阿富汗或薩達姆侵略科威特時，可是，說到我們自己時，這些目標就”難以啟齒”了。
但是，對權勢者來說，排拒伊拉克民眾的意願，遠遠不止是出於對民主的天然的恐懼。只要想一下，一個獨立的、多少有點民主的伊拉克，可能推行什麼樣的政策。伊拉克人或許並不喜歡伊朗，可是，無疑他們願意與這個強鄰保持友好關系。在伊拉克人口中占多數的什葉派穆斯林，與伊朗存在聯系，而且正采取行動加強這種聯系。此外，甚至伊拉克獲得有限主權這樣的情況，也已經激勵了在沙特阿拉伯邊境地區慘遭鎮壓的什葉派穆斯林努力謀求基本的權利，乃至自治權。而那裡恰巧是沙特阿拉伯石油儲量最豐富的地方。
美國恐懼出現獨立而民主的伊拉克
這樣發展下去，可能導致一個鬆散的什葉派穆斯林聯盟控制世界主要的能源資源，而且不受華盛頓的掌握，對華盛頓來說，這是最大的夢魘——若這個什葉派穆斯林聯盟加強與中國的經濟聯系，甚至軍事聯系，那是更糟的情況。美國能夠脅迫歐洲：華盛頓一揮動鐵拳，歐洲的主要企業就會撤出伊朗。但是，中國有3000年的鄙視野蠻人的歷史，不會被威脅嚇倒。
這是華盛頓在戰略上關注中國的根本原因：不是因為它構成了軍事威脅，而是它的獨立自主帶來了威脅。如果像古巴或越南這樣不聽美國使喚的小國都是不能接受的威脅的話，那麼，世界最具經濟活力區的核心的獨立自主，肯定更是如此；中國的外匯儲備（2006年）剛剛超過日本，在全球占據重要份額，也是全世界增長最快的主要經濟體。根據正確的測算標準（PPP均價購買指數），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達到美國的近三分之二，如果現在的增長速度能夠持續下去，那麼，中國可能在大約10年的時間裡趕上美國——當然，是絕對數，而非人均值。
中國還是亞洲能源安全網和「上海合作組織」的核心，「上海合作組織」包括了中亞各國，僅僅數周前，印度、伊朗和巴基斯坦作為觀察員國加入該組織，也許不久就會成為正式成員。印度正在與中國共同實施一項重要的能源計劃，而且有可能加入亞洲能源安全網。伊朗也可能這麼做，如果它得出結論說：歐洲已經被美國嚇倒，不能獨立行動。假如伊朗轉向東方求助，會發現很樂意合作的伙伴。去年（2005年）9月，在德黑蘭召開了一次重要的能源會議，伊朗、中國、巴基斯坦、印度、俄羅斯、埃及、印度尼西亞、格魯吉亞、委內瑞拉和德國的官員與學者會聚一堂，計劃在整個地區建立一個覆蓋面廣闊的管道系統，並加強對能源資源的開發。布什最近訪問印度，以及他同意印度的核武器發展計劃，都是操縱這些全球重要力量合作方式的部分措施。一個擁有主權、部分實現民主的伊拉克，可能為嚴重威脅美國全球霸權的這種發展趨勢再添助力，因此，毫不奇怪，華盛頓帶著“為美國統治下的和平賣命的小嘍啰”（邁克爾·麥圭爾在英國最重要的國際問題雜誌上這樣形容布萊爾統治的英國）[6]，使出渾身解數防止這種結果出現。
二戰以來美國取代英國成為統治世界的強權，控制中東這塊“全世界最重要的戰略要地”成為其最高的外交政策目標之一，如果美國被迫允許伊拉克擁有某些主權，而隨之發生上述的任一結果，那麼，華盛頓的決策者就得遭逢這項政策的失敗。對美國的計劃來說，最重要的是“控制”，而不是“有機會利用”，這兩者有重大的差別。遠在美國依賴中東石油之前很久，它就奉行同樣的政策；即使以後它依靠太陽能，這些政策也會繼續下去。正像戰後初期有影響的決策者所說的那樣，這種控制使得美國對工業上的競爭對手擁有“否決權”；最近，在伊拉克問題上，這樣的情形又一次重演，正如美國決策圈中的重要人物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所指出的，順利征服伊拉克，會給美國“關鍵的槓桿”以凌駕歐洲和亞洲工業上的競爭對手。美國副總統迪克·切尼也持同樣的觀點，把控制石油供應稱為“脅迫與勒索的工具”——一旦被別人使用時。[7]他繼續敦促中亞的獨裁政府（它們是華盛頓所謂的“民主典範”）同意鋪設油氣管道，以確保這些工具控制在華盛頓的手裡。
這絕不是什麼創新的思想。大約90年前，在石油時代剛剛開始的時候，英國海軍大臣沃爾特·休姆·朗（Walter Hume Long）就表示：“如果我們能牢牢控制全世界現有的石油供應，那麼，我們就可以為所欲為了。”[8]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也知道這一點至關重要。威爾遜把英國趕出委內瑞拉（1928年時已成為世界主要石油出口國），接著由美國公司控制該國的石油。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威爾遜和他的繼任者支持委內瑞拉凶殘而腐敗的獨裁者，確保他不給英國石油開采權。這段時間，美國繼續在主要被英法兩國控制的中東要求並得到了石油權利。
我們可以看到，這些事件說明了西方知識界所盛贊的“威爾遜理想主義”的真正含意，以及“自由貿易”與“門戶開放”的真實含意。有時甚至連官方都會承認這一點。在華盛頓塑造二戰後全球秩序的時候，國務院的一份關於美國石油政策的備忘錄，要求保持美國對西半球能源的絕對控制，“與此配合，堅決主張門戶開放原則，以便在新的地區為美國公司獲得同等機會”。[9]這是對“實際存在的自由市場學說”的很好說明：我們已經擁有的，我們要保住，而對別人關上大門；我們還沒有的，根據門戶開放原則，我們要得到。所有這些，都說明了國際關系中惟一真正重要的原理，那就是修昔底德斯（Thucydides:）的格言：強者為其所能為，弱者受其所不得不受。
美、英敵視拉美獨立、民主的左翼政權
至於今天的伊拉克，討論“退場戰略”沒有什麼意義，除非解決這些現實情況。還很不清楚華盛頓的決策者將如何處理這些問題。他們在別的地方也面臨類似的問題。情報部門對新千年的設想是，美國會控制中東的石油自不在話下，不過，它自己將依賴大西洋盆地（西非獨裁國家和西半球）更為穩定的石油儲藏。但是，美國戰後以來對南美從委內瑞拉到阿根廷的控制，正遭到嚴重削弱。美國兩個主要的控制手段是施加暴力和經濟壓制，但是，每個武器都在失去效力。美國最近一次嘗試贊助軍事政變是在2002年的委內瑞拉，但是，由美國支持上台的政府迅速被民眾的抵抗所推翻，而且拉美爆發了騷亂，美國因而不得不撒手，拉美對待民主的態度比西方要認真得多，（美國）推翻民主選出的政府已經不再被平靜地接受。美國的經濟控制也在日漸失效。南美國家正在清償欠“國際貨幣基金會”（IMF）的債務——該會基本上屬於美國財政部的分支機構。對華盛頓來說，更可怕的是，這些國家在接受委內瑞拉的援助。阿根廷總統宣布，該國會“擺脫“國際貨幣基金會””。阿根廷嚴格遵守“國際貨幣基金會”的規則，導致了經濟災難，在徹底違背這些規則後，才獲得經濟復蘇。巴西也擺脫了“國際貨幣基金會”；玻利維亞大概也會這麼做，它也得到了委內瑞拉的援助。美國的經濟控制正在嚴重削弱。
華盛頓主要關注的是西半球主要產油國委內瑞拉。美國能源部估計，如果油價保持足夠的高位，使得開采委內瑞拉昂貴的超重原油變得有利可圖，那麼，該國的石油儲備可能會超過沙特阿拉伯。美國的極度敵視和顛覆，促使委內瑞拉更加注意推動出口和投資的多樣化（意為不再絕對地依賴美國）；中國迫不及待地接受這個機會，就像它和拉美其它資源豐富的輸出國開展合作一樣。南美天然氣儲量最大的國家玻利維亞也走上了與委內瑞拉大致相同的道路。在別的方面，這兩個國家也給美國帶來了難題。它們都有民選的政府。委內瑞拉領導拉美支持民選政府，由於查韋斯（Chavez）的影響，在過去短短幾年內，這樣的（民選民主反美）政府急劇增加。因為查韋斯堅持獨立自主並獲得了大量民眾支持，他遭到美國的痛恨。玻利維亞剛剛進行了一場民主選舉，這種選舉也是西方幾乎無法想像的。民眾對一些重要問題有非常深入的了解，民眾普遍積極參與，他們從自己的階層中，從占人口大多數的土著居民中，選出某個人。民主總會引起權力核心的恐懼，當它超出單純的形式太遠，而包含了實際內容時，尤其是這樣。
對所發生的事情的（西方）評論，顯示了這種（西方）恐懼的性質。倫敦的《金融時報》警告說，玻利維亞總統埃沃·莫拉萊斯（Evo Morales）正變得日益“威權”和“不民主”。這對致力於在各地推進民主和自由的西方列強來說，不能等閑視之。莫拉萊斯施政專斷和背離民主原則的”證據”是：他按照95%的民眾的意願，將玻利維亞的天然氣資源收歸國有，並削減公職人員薪水和消除腐敗而深得民心。莫拉萊斯的政策越來越像可怕的委內瑞拉領導人。似乎查韋斯民選政府的普獲支持，還不足以證明查韋斯是個反民主的獨裁者，他正努力把自己在委內瑞拉推行的計劃推展到玻利維亞：幫助“玻利維亞推動消滅文盲的進程，為數百名被派到玻利維亞窮人中工作的古巴醫生發工資”，《金融時報》喪嗒然若喪地這樣說。[10]
布什政府2006年3月發布的最新《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把中國說成是對美國控制全球的最大的長期威脅。這種威脅不是來自軍事方面，而是來自經濟方面。這份文件警告說，中國領導人不僅“擴張貿易，而且，表現得好像他們能夠用某種方式‘封鎖’世界能源的供應，或者試圖引導市場，而不是開放市場”。[11]幾周前，在華盛頓舉行的中美會議上，布什總統警告胡錦濤主席，不要試圖“封鎖”全球供應。布什責難中國依賴蘇丹、緬甸和伊朗的石油，指控中國反對自由貿易和人權——不像美國，它只從尊重人權的純粹民主國家那裡進口石油，如赤道幾內亞（最凶殘的非洲獨裁國家之一）、哥倫比亞（迄今為止，它的人權紀錄是拉美最糟糕的）、中亞各國和其它在道德方面堪稱典範的國家。在美國推行傳統的“門戶開放政策”，並公然發動侵略，以確保控制全球的能源供應，牢牢抓住“脅迫與勒索的工具”之際，沒有哪個體面人物指控華盛頓“封鎖”全球供應。也許很有意思的是，美國的這些言行不一在西方沒有引人嘲笑，甚至也沒人注意。
《紐約時報》關於布什和胡錦濤會晤的頭條新聞報導說，“中國對石油的欲望，還影響到它對伊朗問題的態度……（中國試圖‘封鎖’全球供應的）的問題，可能因伊朗而變得特別緊急”，中國的大型國有石油公司與伊朗簽了一項700億美元的協議，以開發亞達瓦蘭的大油田。[12]這個問題很嚴重，再加上中國甚至插手沙特阿拉伯，問題就更大了，從二戰中英國被趕走到現在，該國（伊朗）一直是美國的附庸。如今，這種關系受到中國和沙特阿拉伯王國之間日益加強的經濟（甚至軍事）聯系的威脅，現在，沙特阿拉伯是中國在西亞與北非地區最大的貿易伙伴——或許，這進一步證明了中國不關心民主和人權。胡錦濤主席訪問華盛頓時，美國拒絕為他舉行國宴，這是一種”有意的侮辱”。他愉快地作出回應：直接飛去沙特阿拉伯，給了華盛頓一記重重的耳光；對這一點，肯定不會有人誤解。
對於美國在伊拉克的所作所為的相關全球背景，這是最簡略的概況。但是，目前在對美國人最關注的問題的爭論中，這些關鍵情況被一個僵化的教條排除掉，幾乎沒有人提到。人們不能接受說自己的國家有戰略—經濟方面的理性計算，自己的國家一定要由自由、公正、和平和其它美好事物的良善理想指引。這又得再說到西方知識文化非常嚴重的危機，當然，這在歷史上並非第一次出現，然而卻是個危險的兆頭。
我們能夠確信，盡管這些情況在公共討論中被排除在外，但它們引起了決策者的關注。政府慣常的做法是，視國民如主要敵人，讓他們渾然不覺自己正遭逢何事，然後為他們做主安排。然而，我們可以推測。合理的推測是，華盛頓的決策者可能在試圖鼓動分離主義運動，然後，美國就能“保護”分離主義者，讓他們反對自己的祖國。伊朗主要的石油資源在波斯灣附近的阿拉伯人居住區胡齊斯坦省——完全可以確定，當地有一個不知道怎樣興起的阿瓦茲阿拉伯人解放運動，要求獲得沒有明確內涵的的自主權。在附近，伊拉克和海灣國家為美國的軍事干預提供了基地。
美國正大幅增加在拉美地區的軍事力量。委內瑞拉的石油資源集中在靠近哥倫比亞（它是美國在該地區可靠的陸上基地）的蘇利亞州，該州反對查韋斯，並且已經出現了自治運動，這個自治運動同樣不知道是怎樣興起的。玻利維亞的天然氣資源在歐洲後裔的精英分子控制的東部富裕地區，他們強烈反對由占人口大多數的土著居民選出的政府，並且威脅要從玻利維亞分離出去。附近的巴拉圭也是美軍剩下的少數幾個可靠的陸上基地之一。現在，美國軍事和警務援助的總和已經超過了經濟與社會援助，這大幅逆轉了冷戰時期的援助模式。如今，在拉美，美國的軍事人員比最重要的聯邦文職機構所有人員加起來還要多，與前些年相比，這也是一個急劇的變化。美軍的新使命是抗擊“激進的民粹主義”——這個詞經常用來指不聽話的、獨立自主的民族主義。軍事訓練原來由國務院掌管，現在正轉由五角大樓負責，這樣，在人權和民主問題上，就可以不受國會監督的制約——國會的監督總是很軟弱，但是，在限制行政部門濫用權力方面，會有一些效果。
美國視不聽命的獨立民族國家如寇仇
美國是個全球強權，對它的政策和對大英帝國的政策一樣，都不應該孤立地觀察。半個世紀前，艾森豪威爾政府認為，主要有三個全球性問題：印度尼西亞（印尼）、北非和中東——這些地方都盛產石油，都信奉伊斯蘭教。在這三個地區，美國憂慮的都是爭取獨立的民族主義。法國結束對阿爾及利亞的統治，解決了北非問題。1965年印度尼西亞（印尼）的蘇哈托發動（軍事）政變，用”大屠殺”為美國排除了獨立自主帶來的威脅；美國「中央情報局」把這次大屠殺與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澤東的罪行相提並論。對這場《紐約時報》所稱的“令人震驚的大屠殺” 西方毫不掩飾自己的欣喜和寬慰，表示歡迎。[13]（印尼蘇哈托）軍事政變摧毀了惟一有廣大群眾基礎的窮人的政黨，屠殺了大量的無地農民，使西方可以毫無阻礙地開采這個國家豐富的資源，而大多數人卻悲慘地掙扎著勉強維持生活。兩年後，以色列摧毀美、英兩國所憎惡的埃及納賽爾政權，中東的主要問題也解決了；美、英擔心，俗世的民族主義勢力可能會想把這個地區大量的能源資源用於國內發展。在此數年之前，美國的情報部門就警告說，當地民眾普遍認為，西方通過武力強加的不公平協議，開采石油這種“民族遺產”。以色列為美國、沙特阿拉伯盟國和各家能源公司的效勞，證實了美國情報機構1958年的判斷：為了反對阿拉伯民族主義，“合乎邏輯的推論”是，除了土耳其外，還要依靠以色列作為“中東惟一強大的親西方勢力”；在美國的戰略框架內，1958年土耳其和以色列結成了緊密的軍事同盟。[14]
美國—以色列聯盟在世界事務中是獨一無二的，它可以追溯到1967年以色列的軍事征服[①]， 1970年敘利亞可能干預約旦，以保護在“黑色九月”[②]慘遭屠殺的巴勒斯坦人，以色列阻止了敘利亞，美─以聯盟因而更加緊密。華盛頓認為，敘利亞的這種干預，對它的盟國約旦構成了威脅，而且，更重要的是，對它那些出產石油的附庸國構成了威脅。美國對以色列的援助大約增加了三倍。此後，這種模式持續不斷，以色列的助美國為虐還擴展到中東以外的地區，特別是在拉美和非洲南部。這種支配體系對那些有重要影響力的人很有利。能源公司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利潤。高科技產業（包括軍事工業）因以色列而獲利豐厚，主要的金融機構也是這樣，實際上，以色列成了美國的一個海外軍事基地，為美國人提供設備和訓練。可能有人認為，采取其它的政策會更有利於主要決定政策的國內各掌權集團勢力；但是，他們似乎認為這些政策還是很可以接受的。如果他們不這麼想，可以輕易地終止這些政策。而且，實際上，當美國和以色列的國家權力發生衝突時，以色列必然會讓步；最新的例子是以色列向中國出口軍事技術的事件，起初，以色利不願聽從美國（以色列時事評論員阿盧夫·本說，對以色列來說，美國是“被稱為‘伙伴’的老板”）的命令，隨後，布什政府就故意羞辱了以色列。
美國的霸道是核武戰爭危機的根源
讓我們接下來看伊朗和它的核計劃。1979年以前，華盛頓一直強烈支持該計劃。當然，在那些年，美、英兩國策動”軍事政變”，推翻了統治伊朗的”議會政府”，”扶植”了一個殘忍的暴君（巴勒維國王）上台[③]。如今，標準的說法是，伊朗不需要核能，因此，它一定是在從事一項秘密的核武器計劃。亨利·基辛格解釋說，“像伊朗這樣的主要產油國，發展核能是在浪費資源”。30年前，時任美國國務卿的基辛格指出，“采用核能，既可以滿足伊朗經濟日益增長的需要，又可以節省石油，把剩餘的石油儲藏用於出口或轉化成石化產品”，美國還採取實際行動支持伊朗國王努力發展核能。小布什政府的主要當權者，迪克·切尼（Dick Cheney）、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和保羅·沃爾福威茨（Paul Wolfowitz），當時竭力向伊朗國王提供“完整的核燃料循環”——以核燃料為動力的核反應堆和可以自動再生的裂變材料。今天，現任美國政府設法阻止伊朗獲得的，恰好正是這種能力。美國的大學（當年）曾安排訓練伊朗的核工程師，無疑這要不是由華盛頓推動的話，也得到了首肯；比如說，包括我所在的麻省理工學院（MIT）都參加了這項工作，盡管絕大多數學生表示反對。有人問基辛格，為什麼觀點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他用慣常令人欣賞的坦率方式回答道：“他們那時是我們的盟國。”[15]因此，在1979年之前，他們真的需要核能，但是，現在不需要了。
就我們現在所知，伊朗發展核計劃，屬於《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第四條所規定的權利，該條約允許無核國家為開發核能而生產核燃料。然而，布什政府堅持說，應當強化《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第四條的規定，我認為這是有意義的。1970年《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生效時，在為開發核能而生產核燃料和為製造核武器而生產核燃料之間，有著相當大的鴻溝。但是，在今天的技術條件下，這個鴻溝已經變小了。然而，根據當初的協議，對《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第四條的任何這類修訂，都必須確保和平利用核能的權利不受妨礙。國際原子能總署署長穆罕默德·巴拉迪（Mohamed ElBaradei），提出了一項合理建議：對於那些用於制造核武器的材料，把它們的全部生產和加工過程，都置於國際控制之下；同時，“保證那些迫切希望合法利用核能的國家能夠獲得原料供應”。[16]他提議，這應當成為全面履行聯合國有關決議的第一步——1993年，聯合國通過決議，號召國際社會締結《停止生產核武器用裂變材料條約》；該條約禁止各國生產核武器用裂變材料。巴拉迪的建議無法付諸實施。美國的政治領導人以他們現在的立場，當然決不會同意這種主權讓渡。到目前為止，據我所知，只有一個國家接受了巴拉迪的建議：那就是伊朗今年1月接受了它。這表明，有一種方法可以解決當前的危機（實際上，這場危機相當嚴重）：各國繼續生產核武器用裂變材料，可能最終導致人類毀滅。
華盛頓還拼命反對有核查措施的《停止生產核武器用裂變材料條約》，按照普林斯頓大學武器控制專家弗蘭克·馮·希佩爾的說法，專家認為那是“最重要的核武器控制方案”。[17]盡管美國反對，2004年11月，聯合國裁軍委員會還是投票支持有核查措施的《停止生產核武器用裂變材料條約》。投票結果是，147票贊成，1票反對，兩票棄權：以色列和英國投了棄權票，以色列這樣做是自發的，英國的情況則更有意思。英國大使約翰·弗裡曼解釋說，英國支持這項條約，但不能投票贊成這個版本，因為它“造成了國際社會的分裂”——把國際社會分成了147：1。[18]後來，在聯合國大會的投票中，179票贊成，兩票反對，以色列和英國再次棄權。帕勞（Palau，帛琉）與美國一起投了反對票。
緩和核武戰爭危機的方法
在霸主國及其跟班的領導人所優先考慮的事項中，人類生存占據什麼樣的地位？對這個問題，我們有了一些了解。
2004 年，歐盟和伊朗就核問題達成一項協議：伊朗同意暫停其合法的鈾濃縮活動，而歐盟則同意向伊朗提供“在安全問題上堅定的承諾”。每個人都知道，“安全問題” 指的是，美國—以色列的的確確在威脅，並准備攻擊伊朗。這種威脅嚴重違背了《聯合國憲章》；對於一個被全球超級大國一刻不停地折磨了50年的國家來說，這種威脅不是小事；這個全球超級大國現在占領了伊朗的鄰國，更不用說那個地區性超級大國的附庸國了。
伊朗履行了協議中對自己這一方的規定，但是，在美國的”壓力”下，「歐盟」拒不實行原有的承諾。伊朗最後也放棄了這項協議。西方希望出現的情況是，伊朗違反協議，證明它對世界秩序構成了嚴重威脅。
2003 年5月，伊朗提出願意與美國討論所有安全問題，美國拒絕了，它想把以前對付朝鮮的辦法”故技”重施一次。2001年1月，剛剛就職的布什政府，收回了早先美朝協議中規定的“不敵視”朝鮮的條件，繼續對朝鮮進行嚴重威脅，同時，拋棄了向朝鮮提供燃料油與核反應堆的承諾。朝鮮還以顏色，重新開始發展核武器，這是當前另一場危機的”根源”所在。這一切全都可以預判，而且本是意料中事。
有一些方法能夠緩和並可能結束這些危機。首先是放棄實際上推動伊朗（和朝鮮）發展核武器的威脅策略。華盛頓曾經表示，對那些無力自衛的國家，它想攻擊哪個就會攻擊那個，隨後，以色列最重要的軍事史學家之一馬丁·範·克裡韋爾德（Martin van Creveld）馬上寫道：如果伊朗不發展核武器，那它就是“瘋了”。[19]因此，結束危機的第一步就是（美國）放棄威脅策略，威脅策略可能會引發想要發展威懾力量以資抵抗的目標——而唯有核武器或核恐怖是行之有效的威懾力量。
第二步是，運用各種方式，使伊朗重新融入全球經濟。
第三步是，與世界其它國家一起，接受有核查措施的《停止生產核武器用裂變材料條約》，並與伊朗共同接受巴拉迪的建議或類似的東西——我再說一遍，這裡的問題遠遠超出了伊朗的範圍，已經牽涉到人類的生存。
第四步是，將《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第四條付諸實施，它規定，核國家有義務作出“真誠”的努力，消滅核武器；正像國際法院在判決中所說的那樣，這是一項必須遵守的法定義務。沒有一個核國家履行了這項義務，但是，美國遙遙領先地帶頭違反它——這又是對人類生存的極其嚴重的威脅。只要美國有意朝這個方向邁進，就會緩解即將到來的美國—伊朗關系危機。首先，重要的是注意巴拉迪的話：“這種狀況無法用軍事手段解決。那樣做是無法想像的。惟一的解決辦法就是進行談判。”[20]而且，這是可以做到的。與伊拉克戰爭時的情形相似：似乎美國的軍隊和情報部門都反對與伊朗開戰，但是，布什政府中的文職決策者很可能這麼做，包括切尼（副總統）、拉姆斯菲爾德（國防部長）、賴斯（國務卿）和其它少數幾個人，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組合。
迫在眉睫的核戰爭威脅
傑出的戰略分析家廣泛認為：核戰爭的威脅非常嚴峻，並且正在日益增加；通過采取人們普遍認可、而且事實上是法律所強制規定的措施，可以消除這種威脅。他們警告說，如果不采取這樣的措施，“核武交戰終將無法避免”，我們也許會面臨“最後歸於毀滅這樣一種極大的風險”，面臨“我們自己製造的世界末日大決戰”。[21]這些威脅人們都深切理解，但有人仍在有意增加這種威脅。入侵伊拉克，只是一個最突出的例子。
在克林頓時期，軍隊和情報機構的決策者要求，“控制軍事行動的太空場域，以保護美國的利益和投資”，大致像早些年美國的陸軍和海軍所做的那樣；但是，現在只剩下了一個霸權國家，它必須發展“以太空為基地的攻擊性武器，（以確保）可以從太空、以太空為目標和通過太空精確地使用武力”。他們說，有必要采取這樣的措施，因為“世界經濟的全球化”，將導致“經濟差距擴大”，“經濟蕭條、政治動蕩和文化隔閡更為嚴重”，並因此在“窮國”引發騷亂和暴力，其中很多都是針對美國的。所以，美國必須準備規劃 “從太空發動精確打擊，對付”難以控制的力量“在全球範圍內擴散大規模殺傷性武器”。[22]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全球擴散，可能正是決策者所建議的軍事計劃造成的後果；就像“（經濟）差距擴大”，是特定形式的國際一體化可以預見的後果——在教條體系中，這種國際一體化，被錯誤地稱為“全球化”和“自由貿易 ”。
對這些概念，還應該補充點看法。“全球化”和“自由貿易”，都是宣傳用語，而不是描述用語。“全球化”這個詞，用來指某種特定形式的國際經濟一體化，並不奇怪，這種國際經濟體系是為了維護設計者（即美英跨國公司和與它們聯系密切的少數幾個強國）的利益而設計出來的。遠比它們更能代表世界人民的一些團體，正在追求一種完全相反形式的全球化，即大規模的”全球正義運動”，該運動最初出現在南方國家，但是，現在，北方國家的民眾組織已經參加進來，每年在“世界社會論壇”召開一次會議；“世界社會論壇”衍生了出大量區域性、地方性的社會論壇，盡管這些論壇與“世界社會論壇”在同樣的大框架內，但它們主要關注自己的問題。全球正義運動是一個全新的現像，也許，現代工人運動和左翼從誕生之日起就希望實現的那種“國際”，從這裡可以找到萌芽。在如今盛行的教條體系中，”全球正義運動”被稱為“反全球化”，因為該運動所追求的全球化，是為了維護人民利益，而不是為了集中經濟權力——遺憾的是，全球正義運動也常常采用“全球化”這個荒謬的術語。
主權與國家（政府）干預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
官方推動的全球化信奉所謂的“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也是一個很容易”誤導”人的用語：這種體制既不新，也不自由。實際上，”新自由主義”主要是18世紀以來用武力強加給殖民地的政策，而如今的富國當時根本不遵守這些准則，它們廣泛依賴國家干預經濟，援用現在的國際經濟秩序已經禁止的一些手段。英國是這樣，那些學步其後推行貿易保護主義和國家（政府）干預政策的國家，包括日本，也是這樣；日本在南方國家中是個沒有被殖民而且實現了工業化的國家。這些事實廣被經濟史學家承認。
許多頗能闡釋問題的例子證明，主權和大規模的國家（政府）干預對經濟發展具有決定性的作用，比較19世紀初的美國和埃及就可以提供這樣一個例證。從英國統治下解放出來以後，美國可以采用英國式的國家干預措施，獲得發展。而在此期間，英國的力量可以禁止埃及采取任何這類措施；為了防止地中海東部出現競爭對手，英國伙同法國，強制實施帕麥斯頓勛爵（Lord Palmerston）[④]提出的原則——“絕不應該讓公正對待穆罕默德·阿裡（Mehemet Ali） [⑤]的想法妨礙這種巨大而至高無上的利益”。[23]帕麥斯頓表現了他對膽敢著手發展經濟的“愚昧的野蠻人”的“憎惡”。歷史上的場景再度重演：今天，在美國的壓力下，英國和法國要求伊朗中止所有與核計劃和導彈計劃相關的活動，包括研發活動，這樣，伊朗就被禁止發展核能，而且，全世界可能受到最嚴重威脅的國家就沒有了對付攻擊——所謂“正義力量”的攻擊——的威懾手段。我們也可回想一下，在以色列發展核武器的過程中，英法兩國發揮了關鍵作用。實際上，帝國的神經是很脆弱的。
假如埃及享有主權，那麼，它可能在19世紀就發生了工業革命。埃及與美國有許多共同的有利條件，但缺了獨立；國家獨立，使得美國可以徵收很高的關稅，阻止質量更好的英國商品（紡織品和鋼鐵等）湧入。實際上，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美國是世界上頭號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的國家，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的經濟力量遠超過其它任何國家，才容忍“自由競爭”。二戰以後，嚴重依賴政府部門的積極協助成為美國經濟的核心組成部份，這種依賴程度甚至超過了戰前，並一直持續到現在。而且，只要對美國有利，美國也仍在實行貿易保護主義。最極端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出現在（共和黨）雷根時期——與這種政策相伴的，照例是為別人實行（貿易）自由主義大唱贊歌。雷根實際上加倍築高了貿易壁壘，並求助於通常都會采取的手段，即利用五角大樓來克服管理方面的失敗，並實行商業媒體所提的“美國再工業化 ”的口號。此外，高度的貿易保護主義已構成了所謂“自由貿易協議”的一個部分，設計這樣的協議，是為了用行之已久的方式保護勢力強大和擁有特權的一方。
一個世紀以前，英國也是這樣玩弄“自由貿易”的，當時，推行了150年的貿易保護主義和國家干預政策，已經使英國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經濟體，自由貿易看來是可行之道，修改一下人們熟知的比喻來說，假如運動場已正確 “命名”，那麼便可開賽。但是，英國仍然兩面下注。它繼續依靠受保護的市場、國家干預，以及經濟史學家還沒有考慮到的其它手段。全世界規模最大的鴉片走私業，就是一個這樣的市場；英國蓄意走私鴉片，是為了闖入中國市場，創造利潤，來向皇家海軍提供經費、為管理被占領的印度提供資金，並購買美國的棉花——美國的棉花促成了工業革命的發生。舉一個與當前的新聞事件相關的例子，美國的棉花生產，同樣完全建立在”國家干預”的基礎上：實行「奴隸制」、實際上”滅絕”了土著居民、實施”軍事占領”——占領了墨西哥的幾乎一半領土（包括今之墨西哥州、內華達州、加州等地區）。1932年，當英國無力再與日本競爭的時候，它就實行鎖國政策，其它帝國主義列強也跟著這樣做，這是構成第二次大戰背景的一個至關重要的部分。自由貿易和經濟發展的”實際情形”與”公開宣稱”的教條，只有很少的相似之處。
“新自由主義”是民主與（國家）發展的共同敵人
在整個近代史上，民主與發展都有一個共同的敵人：主權的喪失。在一個由國家組成的世界上，的確，主權衰亡，民主的希望必然墜地，推行經濟社會政策的能力也隨之下降。這接下來又會對發展造成損害，數個世紀的經濟史，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結論。在這方面，經濟史學家M·沙希德·阿拉姆（M. Shahid Alam）的著作特別發人深省。在當前的術語中，那種強加的體制叫“新自由主義”，因此，說民主與發展的共同敵人是”新自由主義”，並不為過。對於發展，人們可以就因果關系展開爭論，因為對經濟增長的原因，現在理解得還很少。但是，相關性則是相當清楚的。那些曾經最嚴格地遵守”新自由主義”原則的國家，如拉美和其它地區的一些國家，與前些年相比，宏觀經濟指標都出現了”急劇惡化”。而那些不理會”新自由主義”原則的國家，如東亞的一些國家，則得到了經濟的快速增長。”新自由主義”損害民主，這很容易理解。由於顯而易見並且眾所周知的原因，從”私有化”到資金流動”自由化”，”新自由主義”一攬子提議中的幾乎每一項，都會損害民主。
我們所面臨的危機，確實存在，而且迫在眉睫，每一項危機，都可以找到克服的方法。第一步是進行了解，然後組織起來採取適當的行動。在過去，人們常常走這條路，創造了一個比以前要美好得多的世界，至少給部分人留下了一筆遺產，能夠享受較多的自由和基本權利，這可以成為繼續前進的基礎。如果不這麼做，幾乎肯定會發生令人絕望的後果，甚至生物界僅有的一項高智慧實驗都會就此結束。
譯自美國《每月評論》2007年6月號
注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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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指第三次中東戰爭，1967年6月5日至11日，在美國的支持下，以色列對埃及、敘利亞和伊拉克發動大舉進攻，占領了加沙地帶、約旦河西岸、埃及西奈半島、耶路撒冷舊城和敘利亞戈蘭高地。又稱“六·五戰爭”和“六天戰爭”。——譯者
[②] 1970年9月，約旦國王侯賽因殘酷鎮壓流亡該國的巴勒斯坦游擊隊，並將其趕出國境，史稱“黑色九月”——譯者
[③] 指1953年8月，美英兩國策動政變，推翻以主張石油國有化、堅決維護民族利益的摩薩台為首相的政府，扶植伊朗國王巴列維執掌大權。——譯者
[④] 帕麥斯頓（1784—1865），即中國近代文獻中的巴麥尊，曾兩度出任英國首相，三度出任外交大臣。——譯者
[⑤] 穆罕默德·阿裡（1769—1849），1805年至1848年間埃及的最高統治者。——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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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ee Aaron David Miller, Search for Security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0); Irvine Anderson, Aramco, the United States and Saudi Arabi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Michael Stoff, Oil, War and American Secur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0); Steven Spiegel, The Other Arab-Israeli Conflic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51.
[2]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March 1990).
[3] Alan Cowell, “Kurds Assert Few Outside Iraq Wanted Them to Win,” New York Times, April 11, 1991.
[4] Nina Kamp and Michael E. O’Hanlon, “The State of Iraq,” New York Times, March 19, 2006.
[5] Walter Pincus, “Skepticism About U.S. Deep, Iraq Poll Shows; Motive for Invasion Is Focus of Doubts,”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2, 2003; Richard Burkholder, “Gallup Poll of Baghdad,” Government & Public Affairs, October 28, 2003.
[6] Michael MccGwir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NPT,” International Affairs 81 (January 2005): 134.
[7] Zbigniew Brzezinski, “Hegemonic Quicksand,” National Interest 74 (Winter 2003/2004): 5-16; Stefan Wagstyl, “Cheney Rebukes Putin on Energy ‘Blackmail,’” Financial Times, May 4, 2006.
[8] See Ian Rutledge, Addicted to Oil (London: I. B. Tauris, 2005).
[9] See Multinational Oil Corporation and U.S. Foreign Policy, Report to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U.S. Senate, January 2, 1975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5).
[10] Hal Weitzman, “Nationalism Fuels Fears over Morales’ Power,” Financial Times, May 2, 2006.
[11]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March 2006), 41.
[12] David E. Sanger, “China’s Rising Need for Oil Is High on U.S. Agenda,” New York Times, April 18, 2006.
[13] Editorial, New York Times, August 25, 1966.
[14] Mark Curtis, The Great Deception (London: Pluto Press, 1998), 133.
[15] Darna Linzer, “Past Arguments Don’t Square with Current Iran Policy,” Washington Post, March 27, 2005.
[16] Mohamed ElBaradei, “Towards a Safer World,” The Economist, October 16, 2003.
[17] Frank von Hippel, “Coupling a Moratorium To Reductions as a First Step toward the Fissile-Material Cutoff Treaty,” in Rakesh Sood, Frank von Hippel, and Morton Halperin, “The Road to Nuclear Zero,”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of India, 1998, 17.
[18] See Rebecca Johnson, “2004 UN First Committee,” Disarmament Diplomacy 79 (April/May 2005), and Jean du Preez, “The Fissban,” Disarmament Diplomacy 79 (April/May 2005),http://www.acronym.org.
[19] Martin van Creveld, “Sharon on the Warpath”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ugust 21, 2004.
[20] Jeffrey Fleishman and Alissa Rubin, “ElBaradei Asks for Restraint on Iran Sanctions,” Los Angeles Times, March 31, 2006.
[21] Michael MccGwir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NPT,” International Affairs 81 (January 2005), 127; John Steinbruner and Nancy Gallagher, “Constructive Transformation,” Daedalus 133, no. 3 (Summer 2004): 99; Sam Nunn, “The Cold War’s Nuclear Legacy Has Lasted too Long,” Financial Times, December 6, 2004.
[22]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2015 (Washington DC, December 2000); U.S. Space Command, Vision for 2020 (February 1997), 7; Pentagon,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May 1997.
[23] See Afaf Lutfi al-Sayyid Marsot, Egypt in the Reign of Muhammad Ali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240; Harold Temperley, England and the Near East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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