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李登輝卸妝》
作者：徐淵濤 2003/7/22
提到李登輝，人們自然會想到他一手炮製的《兩國論》、他在國際上的麻煩製造者形象及最近荒謬的賣釣言論，但李登輝如何從一個平平無奇的小公務員突然竄起政壇，踏上青雲之路，並一步步爬到台灣“總統”高位，卻不是普通讀者所能知曉。
本書作者徐淵濤之父徐慶鐘是台灣著名農業教授，曾任行政院副院長，也是一手提拔李登輝的恩師。由於家庭與李登輝的特殊關係，作者對李登輝有著深入的了解。在《替李登輝卸粧》一書中，作者通過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入木三分地刻畫了李登輝發跡過程和個人過往，將一個真實的李登輝呈現在讀者面前。
第一章 李家鴉片煙專賣小鋪
李登輝家族富有的由來是靠著日本勢力透過李登輝的祖父李財生、父親李金龍經營專賣鴉片煙來繼續毒害台灣人民的靈魂而致富起來的秘辛如下事實經過：
耀眼的太陽旗下，冷清的台北三芝鄉埔頭街，惟獨一片小雜貨舖內，人聲鼎沸，生意興隆。
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年）“日支事變”（按：大陸稱“七七盧溝橋事變”，日據時代稱“日支事變”）爆發。在物資匱乏的戰時，李家小店是一家很引人目光的店舖，它雖然賣的貨色稱不上齊全，店面也和三芝街上的普通店舖沒有太大的差異，但是，單是店裏販售的兩樣貨物，就足以讓三芝鄉間的婦孺瞠目結舌，眼睛為之一亮。這兩樣特別的貨品，其中一樣是豬肉，另外一樣，就是鴉片煙（按：台灣當年譯作“阿片”）。
“日支戰爭”爆發後，台灣全島所有的民生物資在一夕之間全成了戰略物資；日本殖民政府為控制物資、開源節流，以支援前線作戰，特別實施了所謂的“經濟統制 ”制度。在此制度下，所有的民生必需品，都必須經由殖民政府配給供應，人民不得自由買賣。像鴉片煙這樣的毒品，尤在管制之列，不論買方和賣方，都要有政府發給的許可證才可以進行交易。而鴉片煙的貨源，也由政府統一供應，舍此管道莫由。
豬肉，不論你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裏，哪家的餐桌上少得了它？鴉片煙，從清政府統治時期，到日本統治時期昭和年間，吸食上癮的人誰又能熬得過癮頭，忍住鼻涕眼淚和哈欠連天，能一天不碰這種人稱“福壽膏”的萬毒之毒呢？豬肉也好，鴉片煙膏也罷，縱使是戰爭年代的奢侈品，但卻也是家家渴求的生活必需品，癮君子不可或缺之物。
哪怕是花再多的銀錢，都需要買這兩樣貨品。而李家小鋪，是三芝鄉下惟一經營鴉片煙膏的專賣店，這片鴉片煙專賣店又兼賣豬肉和南北雜貨，因此，李家小鋪便成了三芝鄉間家家戶戶都得上門奉獻銀兩賴以維生的雜貨店。
這爿李家小鋪的店東究係何方神聖呢？我也不再和眾看官賣關子，李家小鋪的老闆，正是當今總統李登輝的祖父李財生。李家原居三芝源興居，後來才遷居到此埔頭街上（今之中山路）。但是，以李財生一介村野小民，他何德何能，竟能拿到鴉片煙的販賣許可證，成為三芝地方惟一的鴉片專賣店呢？原來，這全憑李財生的兒子李金龍的通天“本事”——靠他當刑警（三腳仔走狗）的特權，殖民政府特地發給李金龍的父親一張鴉片煙專賣許可（按：有關李財生、李金龍父子經營鴉片煙專賣的秘辛，是我採訪日本統治時期住在三芝的一個李登輝的老鄰居，經他親口告訴我的，我有確鑿的人證）。
三芝老人透露，日據時代開鴉片煙館的，按殖民政府的規定，都得按時向政府呈報鴉片煙吸食者的名單和販賣數量的清單。殖民地政府基本上是按照這兩份單子。按月配給鴉片煙給李財生的小鋪，利潤則是依照當時的公定規矩，由販賣者賺取百分之十的利潤。李家小鋪雖然是間小舖子，三芝地方人口也有限，可是在只此一家別無分號的壟斷下，做的完全是宗穩賺不賠的買賣。
於是靠著李金龍當日本武警的威勢和日本殖民政府“施捨”的鴉片煙專賣權，在台灣農村面臨破產邊緣的戰爭年代，全島經濟普遍蕭條貧困的階段，受到殖民政府的特權庇護，再本著“台灣牛”天生的那股勤勉儉省精神，在很短的時間內，李財生、李金龍父子即成為地方上的新興豪富階級。李家父子以高價販賣鴉片煙膏、聚集販賣戰時管製品豬肉貨品的鉅額銀錢，遂由藉藉無名的小佃農，逐漸積累財富成為小財主。就憑著如此積累起來的家業，把李家推上了李登輝引以自豪的“精英階層 ”。
在這裡，我們必須先談談日本佔領時代台灣的鴉片販賣制度，再來探討李登輝的家世和其他話題秘辛：
台灣之有鴉片，固然起于前清，但真正讓鴉片販賣合法化、制度化的，則是日本殖民政府。至於台灣鴉片販賣制度的源起，則要歸諸日本殖民政府首任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後藤新平著眼在台灣販賣鴉片的巨大利益，因此，在台灣成為日本殖民地之後，特地于一九八五年向當時的日本總理伊藤博文提出了“關於台灣島鴉片制度的意見”，主張以漸進政策將鴉片納入殖民政府的管制。他的這項辦法有三個基本原則：
1.鴉片由政府專賣，在各地設置特許藥鋪來販賣。
2.由醫生診斷證明鴉片吸食者，併發給證明，特準持證者購買鴉片。
3以高稅金代禁，其稅金充作改善台灣衛生狀況之用。
伊藤博文基本上採納了後藤新平的這項建議，並於一八九六年二月開始實施所謂的“台灣鴉片令”。
日本人一向不吸食鴉片，這之前當然也不懂怎麼製造鴉片。但是，日本人知道在台灣販賣鴉片是一樁大買賣，這樁買賣是穩賺不賠的。
為了要獨吞鴉片的巨大利益，日本人費了半年時間，派人向台灣人學習提煉鴉片煙的方法，加以改良之後，發展出一套科學提煉鴉片煙的新方法。基於獨佔的目的，日本所頒布的“台灣鴉片令”中明文規定，從這項命令頒布之日起，禁止私人制販鴉片。從此，被許多台灣癮君子視之如命的鴉片煙膏，其貨源的惟一管道，只剩下日本殖民政府了。
自此，日本非但壟斷了一切鴉片煙的制販權利，連鴉片的原料來源，也由日本殖民政府一手包辦，必定假手日本當局，向當時壟斷亞洲鴉片原料的德國、英國商館整批購買，最後由日本商社三井株式會社獨佔全部權利。
日本人為了鞏固他在台灣的統治基礎，勢必收買若干具有代表性的台灣仕紳階級，供其馳驅效命。因此，日本人吃肉，便留幾口湯給台灣當時的仕紳階級喝。日本殖民政府把販賣鴉片煙膏百分之十的利潤，留給大盤商和小賣商。
楊碧川的《後藤新平傳》敘述日本時代的鴉片販賣政策時，如此寫道：“大盤商及小賣商成為台灣各地角頭爭奪的戰場，後藤新平也巧妙地把鴉片販賣利益賞給聽話的御用紳士，這些人特準販賣鴉片的條件為‘對台灣統治有貢獻’，換句話說，幫助日本人‘徵剿土匪，維持治安’有功者。辜顯榮、陳中和以下，各地名望、角頭紛紛得到這份甜頭。”
更不可忽視者，是各地的大盤商總共只有六十人，核準這六十名利益肥得冒油的大盤商的權責單位，竟然是殖民地政府的各地方政府“警察課”。這也無怪乎李金龍拼了老命當上日本刑警後，能夠進一步爭取到這令人垂涎的鴉片專賣權，並且成為三芝地方的鴉片專賣店老闆。三芝地方的癮君子只有在李家小鋪，才買得到“保命 ”的“福壽膏”；癮君子吸得愈多，李財生、李金龍父子就賺得愈多。
照日本政府頒布的“台灣鴉片令”及機關法規規定，每四十五名鴉片吸食者，就可以設一名小賣商。換言之，這四十五個癮君子，必須向殖民政府指定的小賣商購買鴉片。試想，在這樣的制度下，無論是大賣商或是小賣商，就好比是一群大毒蟲，高高在上，無休止地啃食吸吮人民的膏血。（相關內容詳見楊碧川著《後藤新平傳》第二章《台灣民政長官》。該書由台北市一橋出版社于一九九六年九月出版。）
日本殖民政府不知是“良心發現”，還是深恐戰敗在即，一九四五年（昭和二十年）六月十七日，終於停止了鴉片專賣。然而，包括李財生、李金龍父子在內的鴉片煙大小賣商，則早已吸飽了人民的膏血，賺足了台灣人民的血汗錢。
李登輝六歲時，李金龍已經成為一名日本刑警（按：照李登輝自己的說法，李金龍畢業于“警察官練習所”，曾擔任十多年的刑警。見李登輝著《台灣的主張》第三十六頁）算算時間，李金龍當日本刑警的年代，當在一九二九年（昭和四年）左右，一直到台灣光復前，李金龍當了十六年左右的日本刑警。在李登輝祖父李財生手上發達起來的李家小鋪，專賣鴉片也專賣了長達近六、七年的時間。光復前不久，日本當局減少了鴉片煙的配給數量，李家小鋪才結束營業。斯時，李氏家族已經積累足了資本，買夠了肥沃的田產，生活自然不虞匱乏了。
李家在（特許制特權）販售鴉片煙之後，經濟情況始由小康階級晉陞為富豪階級。李登輝在《台灣的主張》一書中敘述了一個故事，說他小學四年級時，為了想買一本《百科辭典》，還得鼓足勇氣才敢向李金龍開口索討四塊錢。隔天，李金龍冒著雨，一大早就給李登輝送來買《百科辭典》的四塊錢。據李登輝的說法，這四塊錢還是李金龍臨時向好朋友借來的。如果屬實，更印證了李家原住源興居時經濟情況尚屬窘困，直到遷居市街、販售鴉片後才大幅改善。
李登輝這個童年買書的神奇故事，像煞了五、六十年代台灣小學課本中，曾經描寫的蔣公幼年時代，望著溪裏逆流而上的小魚，寓意人應力爭上游的故事模式，酷似文宣部門刻意編造的官方標準版“歌德”小說題材。
三芝老人親口告訴了我兩個他親身經歷的故事，但已足以證明李家家境在專賣鴉片之後，才成為李登輝所自稱之“精英階級”。
三芝老人說，時間大概是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年），李登輝已經考上台北高校。那年暑假的某日，李登輝帶了幾個鄰居的小孩，一起騎“孔明車”（即自行車），到三芝附近的老梅地方郊遊。從三芝騎車到老梅，再四處走走玩玩，不知不覺已是中午時分。大熱天，孩子們既累又餓，見不遠處有個小攤子叫賣切仔麵，李登輝招呼大家吃麵。可是，幾個餓過頭的孩子吃完麵，才發覺自己身上一個銅板都沒帶，不知如何是好。李登輝是幾個人當中年紀最大的一位，他很大方地告訴隨行的孩子們，沒關係，這點小錢，由我請客做東吧！
說完，李登輝從上衣口袋裏掏出幾張鈔票，付給了賣麵的小販。孩子們在道謝之餘，不約而同都帶著幾分欽羨的眼光，都承認李家生活的確比一般家庭好許多。
三芝老人還說，他們年輕時代，家裏多半貧窮，只求溫飽，不敢奢求其他的生活享受，所以，小朋友連看連環圖畫都沒錢。鄰居們知道李家老大李登欽（即李登輝的哥哥）經常買少年叢書，在李登欽快把叢書看完之前，便立即向他預約借閱。
寫到這裡，我們不免要順帶一提，與李財生、李金龍父子向三芝鄉民販賣鴉片煙膏、汲取人民膏血的同時，在中國的江西省所謂的“贛南”地區，在專員蔣經國的治理下，正在大刀闊斧地進行所謂打擊“土豪劣紳”的工作。
作家江南的《蔣經國傳》，把當年蔣經國掃除“土豪劣紳”的過程寫得相當傳神。他描寫蔣經國“下令禁賭、禁煙（鴉片）、禁娼，而且令出必行，禁得十分徹底。贛南的一位鹽務處長的太太偏不信邪，結果被判在贛縣中正公園的陣亡將士墓前罰跪三天，兼做苦工六個月。另有一位大山頭——國家銀行的主管在內室打牌，以武裝守衛，被專員抓到了，守衛的士兵一概槍決。某富戶的獨生子，因煙毒違禁，判處了死刑。”（詳細內容見江南著《蔣經國傳》第七部分“蔣青天”。該書由美國論壇報出版，香港藝文圖書公司發行。）
對照蔣經國早年在江西大打“土豪劣紳”的贛南經驗，再看看李登輝聲稱自己是所謂的“社會的精英階層”，蔣經國口中的“土豪劣紳”，和李登輝嘴裏的“精英階層”，其間存在著什麼樣的差別？
我實在不懂！如果在江西賣鴉片大煙抓到了要被槍斃；在台灣，賣鴉片的家庭卻公然昭告天下，聲稱自己家庭是“社會的精英階層”，自己最後甚至當上台灣總統。賣大煙的毒販子竟等同於“社會精英”，這是什麼樣的邏輯？什麼樣的標準？
當年又有誰料想到，昔日專門槍殺聚賭、販毒、賣淫的“土豪劣紳”的蔣經國，異日竟會提拔家庭靠販售鴉片煙膏起家的李登輝擔任他的副手，並且帶領台灣度過強人過世之後的“民主年代”呢？更可議者，在一九三○年，許多台灣志士因抗議日本政府開放許可鴉片買賣，公然的允許台灣人吸食鴉片，而向日內瓦國際聯盟控訴，喧騰一時，令日本政府灰頭土臉。而李登輝之欽定接班人連戰先生之祖父——《台灣通史》作者連雅堂先生，竟在《台灣日日新聞》上發表了一篇《新鴉片政策謳歌論》的文章，寫下“……鴉片不僅無害，而且被稱為長壽膏有益人體……”及“……我輩今日得享受土地物產之利者，非我先民之功乎？而我先民之得盡力開墾，前茅後勁，再接再勵，以造今日之基礎者，非受鴉片之效乎？”不但歌頌鴉片對台灣開拓之貢獻，又說“此次再請特許二萬五千人，亦不過全人口二百分之一強爾，無大關係，亦不成大問題，又何事議論沸騰哉”等無恥謬論。這篇宏論，連雅堂獲五百元稿酬，但其背叛台灣民眾之行為，眾皆不恥，他所屬“櫟社”其他成員，大為憤慨，將其除名。連雅堂也被他的東家“林獻堂斥為幫閒，而匆匆攜家逃離台灣”（注：見楊碧川《後藤新平傳》）。
最具諷刺的是有鴉片煙膏販賣背景之李登輝竟又提拔“新鴉片政策謳歌論”者之後嗣為副手，這究竟是造化弄人，抑或是天命註定台灣要走到這步田地呢？
李登輝在王作榮家中，曾經稱蔣家父子是“摩西”，帶領一、兩百萬大陸民眾渡海來臺；他自認自己才是真正的“耶和華”，要來拯救台灣兩千多萬的民眾。台灣民眾是何其“有幸”，竟然要由李登輝這種“耶和華”，來帶領我們“走出悲情”。
且說李家鴉片專賣店生意興隆、日進鬥金、經營最鼎盛的階段，李金龍便將這運用特權聚斂得來的金錢，供李登輝上淡水中學、台北高校，以後再出洋到日本念京都帝國大學。李登輝固然本身未參與專賣鴉片，但他卻受父祖輩鴉片專賣之庇蔭，均沾雨露，成為日本殖民政府的鴉片專賣政策販毒分贓、食人膏血的直接受惠者。
李金龍披著日本刑警的老虎皮，在鄉里十分威風。但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李金龍頓失靠山。據李金龍事後告訴友人，日本戰敗後，上面命令包括李金龍在內的日本警察或臺籍警察，應就地等待國民政府警察機關來台灣接收。無奈當時地方上有不少平日受盡李金龍欺淩的民眾，已經準備好好“教訓”李金龍這幫子“臺姦”。李金龍自己說，他們得訊之後，連忙跑到遠地躲藏避風頭，一直苦等到民國政府接收人員控制住局面，李金龍才敢出來和家人團聚。
李金龍當年躲群眾、仇家的那幕，看在李登輝眼裏，很自然地興起他所謂“生為台灣人的悲哀”的原始構思。但是，李登輝似乎從來不會深入思索，日據時代那些受盡李家專賣鴉片荼毒為害的眾多百姓，他們才真正深刻領會“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哩！李金龍昔日仗恃日本人的威風，一副不可一世的模樣，而日後卻變成人人喊打的尋仇對象，這完全是李金龍自己早年種下的惡果，又有何“悲哀”可嘆呢？
在時不我予的情況下，李金龍曾經回鄉找工作。照李登輝的說法，李金龍“自警職退休後，回到故鄉三芝，先後擔任水利組長以及農會理事等職，戰後還當選過“縣議員”。讀者朋友讀了我前面這段文字，就很清楚李登輝說他父親“自警職退休”的真正原因，完全是怕遭仇家報復才倉皇離職的，哪是李登輝說的什麼“退休”。至於李金龍到農會服務這段過程，又有一段值得追究品味的內幕介紹給讀者朋友知道。
話說台灣光復後，李金龍透過他在三芝故鄉的人脈，曾經在三芝鄉做過一段時間的農會理事兼總幹事。有段時期，據李金龍日後向友人自稱，那時省方財政狀況不善，農會的薪水遲遲未發。李金龍身為農會總幹事，見屬下沒薪水可領，當然深感歉疚，就想出了一個法子調頭寸。每年稻穀隨著市場供需情況，價格隨時都會有起伏。當時，正值稻穀價格上揚的時期，李金龍想，何不趁現在稻穀價格正好的時候，把省糧食局存放在農會裏的存糧（按：當時稱糧食局放在各地農會的存糧為“保留米”）拿出去變賣，等過一陣子稻穀售價下跌的時候，再從市場逢低價買進低價米來回補原先挪用的“保留米”，反正只要早早歸還，不會有人察覺的。李金龍的想法很單純，只不過是要用變賣“保留米”的錢，暗自先墊款給農會員工發薪水。
李金龍固然是“立意良善”，以解發不出薪水給農會員工的燃眉之急，當時的確適時解決了問題。但是，不知是被人告發，或是恰巧糧食局人員到三芝農會視察，此事被糧食局的檢查人員當場識破，檢查人員當面詢問，保留米為什麼會短少這麼多？李金龍不禁暗自驚訝這事怎麼會讓上面察覺，一時也想不出怎麼辯解，支支吾吾連聲說他不是貪污，而是為了墊付員工的薪水。但是，糧食局的官員可管不了這麼多，畢竟保留米短少是個事實，農會是無權挪用這批米糧的。李金龍因而遭到被撤職查辦的處分，只好先黯然離職，以示負責。但查辦歸查辦，虧空的保留米卻一斤也少不得。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李金龍只好賣了幾塊田地，賠償農會穀倉存糧的虧空。（這段內幕，是李登輝服務「農復會」時，一位他的老同事所透露。據他表示，李金龍這段經歷是李登輝親口說出來的，他並強調虧空保留米，完全是為墊付農會員工薪水，並未投入私人荷包。真實情況是否如此單純，則不得而知。）這件賠款事件，導致光復後經濟情況每下愈況之李家家道急速沒落。
李登輝之所以避諱多談家世，是因為他的家庭實在有太多不便為外人知悉的難言之隱啊！鴉片專賣，聚斂成富；農會變賣公米，名為支付員工薪水，實際上是否另有所圖，顯然沒人敢於捋虎鬚，使李金龍“東窗事發”。
這些只不過是其中兩樁小事例而已。
《替李登輝卸妝》-前言
作者：徐淵濤
自序 不容青史盡成灰
2003-7-22
偽作不可長，空虛不可守，朽木不可雕，情亡不可久。漢·韓嬰《韓詩外傳》
【一】
台灣民眾常在公共場所、電視熒光屏或其他媒體畫面上，看到李登輝“總統”謙和親切的笑容，也看過他不時嚴肅地撇嘴沉思，更不時看到他發表談話時諄諄教誨之狀或振臂揮拳，甚至咬牙切齒的狠勁。
貴為“總統”，他鮮明、強烈、豐富的言談舉止深受矚目與揣測，甚而牽動老百姓的思維，散發激情。台灣民眾不時隨他起舞，甚至為之瘋狂。
十幾年來，諂諛逢迎者不時歌頌他，讚美他治國高瞻遠矚，待人情深義重，但也不停地忙著替他化粧與補粧。
他的政敵反對者則不是批判他，指責他執政獨斷孤行，為人過河拆橋，不停地往他臉上潑墨……
但是我們的總統私下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他的人情、真性、思想、信仰等等如何？他生命史中有幾許秘密？他如何由一位位階平平之公務員突然躥起政壇，踏上青雲之路？相信民眾雖然好奇，但卻似浮光掠影，如霧裏看花，看不清總統之真面目，也無法透知總統之內心。再者李總統之言行與決策動輒“天威難測”，往往連其左右屬下都難體“聖上真心”，遑論其他。
【二】
猶記得約十七年前（一九八二年底）先母徐黃珍女士病危，曾在病榻上囑咐我與家人：“……往後你們切不要對外提及父親與李登輝先生的恩義情誼，因為李先生已對外全面否認，你們不可自取其辱，但也不要傷害李登輝先生……”（注：李登輝先生當時擔任台灣省主席）。
言猶在耳，但為何我在緘默十七年後，也是我認識李登輝“總統”伉儷近半世紀之久，我卻必須忤逆母意，摒除舊情，且甘冒大不韙，撰寫《替李登輝卸粧》這本書；並以回溯往事之方式、探討歷史之態度來向台灣人民揭露李登輝的原貌？我為何挺身而出，我的心路歷程如何轉折？
親愛的讀者，無涉私怨，攸關正義。各位當中在閱讀本書中得到答案。本書所提及的都是真情實事，作者別無居心，也無惡意抨擊李登輝先生與其家人之意，只是單純地借著訴說過往，抖落真相，讓讀者能更深層、更清楚地看到李登輝“總統”的原貌。李登輝總統人生之路，一路走來撲朔迷離。我認為歷史真相不能被蒙蔽，我們要檢驗李登輝“總統”，一起替他“卸粧”。
【三】
我是一位藉藉無名的卑微小民，沒有任何的事功偉業與崇高的社會地位，較之李登輝總統，有天壤之別。我亦不曾與李登輝總統長期相知共處，兩人未曾有過親密關係也無間隙宿怨。我之所以有資格與勇氣撰寫這本以李登輝總統為主角與對象的書，乃因李登輝總統與先父曾有長達數十年的親密關係，我係李總統故人之子。因此在本書後半段，對先父與李總統間的關係著墨頗多。
先父徐慶鍾先生是位農業學者，出生於一九○六年，祖籍廣東，世居台北艋舺（今之萬華）。台灣光復之前畢業于台北帝國大學（台灣大學前身）理農學部，畢業後留校任教並兼任農業試驗所研究工作。一九四一年提出《台灣農作物栽培季節之特異性之研究》論文，榮獲帝大農業博士學位，為台灣省籍人士獲此榮譽之第一人。
光復之後，先父仍續任台灣大學農學院教授數年，後來始轉而從政，先後擔任過台灣省農林廳長、省府委員、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內政部部長、行政院副院長（當時院長為蔣經國先生及後來之孫運璿先生）、「總統府資政」等黨政高職，在早年之台灣政壇與社會尚有崇高聲譽。而李登輝先生光復之前原在日本京都大學農學部就學，因日本戰敗投降，遂中途輟學返臺插班就讀台灣大學農經係，先父當時正是他的授課老師。當年，李登輝先生深得先父之賞識與期許，師生情彌。從一九四六年開始交往而日益密切。因而我有幸于十歲之齡（一九五一年）便認識李登輝先生，並且自幼即有深刻印象。當然後來也與李夫人曾文惠女士熟稔。不過李登輝“總統”年齡畢竟與我有著相當差距，我打從心裏一直視李總統伉儷為長輩。
光陰如梭，匆匆已過四十八載，台灣不論政治、經濟、社會各層面都已劇變，政治領導人亦幾番更替，人事全非。歷睹早年年輕的李登輝先生受苦、受難、受困…… 到後來破繭而出逐步有成，崛起政壇，青雲直上而成為“國家元首”——台灣領導人，令人感嘆，也證明瞭江山代有豪傑出，世事難料，天命莫測之道理。
十數年來，我遵守母囑，也因陪侍父親，體會先父殷護李登輝總統之深情，對外鮮少提及李登輝總統，也避免褒貶，更不敢“攀龍附鳳”。但我卻一直默默地觀察李登輝先生，研究李登輝總統。只是無論怎麼樣也料想不到這些平日觀察研究所得及匯集之資料，竟會成為如今撰書之泉源，這豈真是造化弄人？
【四】
一九九九年，我拜讀了李登輝總統之新書《台灣的主張》洋洋十數萬字，李總統闡述了他的思想歷程、政治哲學，對“台灣繁榮與和平”原動力之解析，論兩岸關係，談國家問題，更提供了對台灣未來之走向、主張等等……李總統對台灣前途發展之主張，見仁見智，有許多討論之空間，卑微如我，不敢也不能置喙。但是書中其他有部分內情卻與我所知有大出入。李總統是基督教徒，他顯然是想借此書表達他對主的虔誠與信服，企圖泯除許多基督徒因他近年言行而產生對他宗教信仰之懷疑。
我也是基督徒，而且我深知許多人不知道李登輝先生之陳年往事。我發現李登輝先生顯然借此書在美化自己，為自己抹上濃粧，陳述表面現象，掩飾內心真相，誤導民眾，愚弄台灣。這不該是一向自稱“誠實”，口口聲聲“有情有義”之李登輝“總統”所該做該為。
我因而決定將蘊思已久，但卻一直猶豫不定之撰書計劃付諸實行。“我決定寫下這本書”！一本替政治人物卸粧的書，被卸粧的對像是——李登輝總統。
【五】
李登輝先生自一九七二年由一位名不見經傳的農復會組長（兼台灣大學教授），突破格被當時剛接任“行政院院長”的蔣經國先生延攬入閣出任“政務委員”，令當年許多政壇人士訝異。而後仕途順遂，一路攀升，短短十幾年由“台灣市長”、“台灣省副主席”、副總統直到總統……外界許多人對李總統之政壇升遷歷程相當的好奇。包括海外及坊間許多報章、雜誌、書籍等，都對李登輝“總統”政壇發跡過程與背景有諸多揣測與失實報道。當然眾所週知，最後決定性的提拔者是蔣經國先生毋庸置疑，但是李登輝先生何能以一名曾因思想涉案而默默無名、位階平平之公務員，由小而大到後來受知受重於蔣經國先生，誰是他背後推轂之手？誰是拔擢助力者？誰是他真正的貴人？有人說是李煥先生（前行政院院長），也有人猜是蔣彥士先生（前總統府秘書長），有人則稱是先父徐慶鐘（李總統之尊翁李金龍先生曾親口向媒體說徐慶鐘是李登輝總統的恩師）……前監察院院長王作榮先生在其大作《壯志未酬》書中，也透露他曾經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李總統在登大位之後，對外公開宣稱他的老師只有蔣故總統經國先生與上帝，其餘皆避而不曾提及。真相如何？有何隱諱？除了極少數政壇人士及幾位早年熟悉李總統的舊故之外，社會大眾恐鮮少人真知其來龍去脈。
忝為被點名為李登輝總統“恩師”徐慶鐘之後人，我似乎有責任對李登輝先生與先父之間的關係作見證、澄清，同時也依李先生處世邏輯，為曾經委屈多年的李登輝總統作一些澄清，也讓于一九九六年辭世之父不致含憾于九泉之下。
先父徐慶鐘與李登輝之間數十年之關係到底如何？
是否真係李登輝總統之“恩師”？
在所謂「白色恐怖」的年代裏是否真的曾經兩次為李登輝作保？
李先生在政壇發跡之後，隨著權位高升而對人際關係進行調整時，每個階段都有與時俱變的不同之觀點。先父在世的最後十年，正值李登輝先生步步高升到頂峰時期，李總統如何“禮遇”、“回饋”他當年之授課師長？是待之如朋友？是視之為同事？抑或尊之為“恩師”？還是有其他……
再則李登輝先生是否有如坊間外傳有不可告人之身世隱諱？
李登輝先生是否刻意隱瞞了早年涉及政治案件（所謂白色恐怖）不堪曝光之秘密？
他與讓他滿懷感恩之曾文惠女士數十年夫妻生活中，李登輝是否曾經有過感情背叛、走私之紀錄？
在許多虔誠之基督教徒眼裏心中，李登輝先生是否真的“背離了主”？
另外，本書也透過李登輝總統早期的朋友、同事、同學、故舊、政治難友等等口中，回憶當年李總統交往過程，並由他們解析李登輝先生之個性、言行習慣、行事手段、思想模式、道德標準、人生觀念等。
詳讀本書之後，讀者當可由所掀揭有關李登輝先生之陳年往事，在點點滴滴的小故事中去發掘、認清楚李登輝之真面目，甚而也有助於理解李登輝先生深邃複雜之內心世界。
【六】
至於本書之資料來源，主要來自四方面：
（1）由先父、先母口中述及之李登輝先生。
（2）由本人直接或間接與李登輝“總統”接觸之所見、所聞、所感的李登輝先生。
（3）由早年與徐、李兩家素有淵源且均甚熟稔者，及李“總統”知友、故舊、同學、同事等所了解之李登輝先生。
（4）我由其他管道所獲訊息。除了在本地之外，我並親赴美國、日本及委託專人遠赴大陸，訪談相關人士至少二十人以上，蒐集資料，並經縝密求證而知的李登輝先生。
本書概分上下兩篇：
上篇——我所知道的李登輝，是披露李“總統”鮮為人知，甚而不足為外人道之故事、軼事秘辛等，其中曲折又離奇，有悲酸、有痛楚、有背叛、有纏綿的“特殊的男女關係”。
下篇——徐慶鐘和李登輝，列述兩者早期亦步亦趨之關係直到後來漸行漸遠的轉變，以回憶錄方式述說先父與李登輝先生之陳年往事，點點滴滴，將政治人物的情與義、真面與假像客觀地表述。包括在先父辭世後治喪期間，李登輝“總統”所展現的“奇言異行”與“總統府”當局一些令人難以理解的作為，以及以後發生的所謂 “褒揚令不值半文錢”趣事等等，其中有溫馨，有驚奇，當然也有人情感嘆！
當然為揭露過往所見、所聞、所知、卸粧之後的李登輝“總統”，也許能還其純樸本貌，更真更美；也許醜惡猙獰。美醜與真假，則有待讀者自己去觀察體會。
【七】
我選擇在李登輝即將卸任中華民國總統，又正值西元二千年總統大選之前，台灣政情如火如荼之敏感時刻，撰寫這本書，替李登輝總統“卸粧”，動機難免會遇質疑。其實，當我透露要出書之際便早有面對羞辱及抹黑之心理準備。
親愛的讀者，其實內情很無奈也很單純。
因為我自感有“時間的壓力”，這與李總統的任期無涉，卻與我的健康攸關。我是虔誠的基督徒，五年多前曾罹患重病，能倖存至今，深信是蒙主耶穌之恩典所致。茲恐來日難料，我不願讓我生命中隱藏多年有關李登輝先生的往事真相，隨著我默然消失而無法公諸於世。我慶倖李先生與夫人仍然硬朗，也慶倖尚有幾位早年即與徐、李兩家有深交並熟知內情的故舊長輩、關鍵人物，雖已垂垂老矣，但仍頭腦清楚、身體健康，他（她）們不但提供許多早年我不知道的隱事舊情，解開了不少先前我所不曾理解的謎題，糾正了我記憶中的一些錯誤，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她）們願為本書中許多章節作歷史見證。否則，本書之公信力減弱不少。
然而為了維護李登輝先生及幾位相涉人士之基本尊嚴與最深隱私，許多人名及情節已有相當保留。
我無法預測李登輝總統是否有機會或有意願閱讀《替李登輝卸粧》一書，但我可以想像當李先生獲知本書付梓出版時，臉上顯露的不屑與不悅的神情，更可能破口大罵——“馬鹿野郎！”（注：日語，”混蛋”、”王八蛋”之意）。至於李先生夫人曾文惠女士，我期盼她不要錯過閱讀此書，否則會空留遺憾。因為本書中所掀揭的塵封往事，想必仍隱藏在李夫人褪色記憶裏，魂縈舊夢中。如今——“回首來時路”，雖然故人音容已依稀，但是酸楚往事卻重現，李夫人能不噓唏感嘆乎？
本書撰寫過程，承蒙幼年鄰居長輩巫金聲先生，及幾位熟悉李登輝先生過往之關鍵人士、政治難友……願意接受訪談，提供了許多珍貴資料。尤其是透過李先生之政治難友沉痛之回憶，抽絲剝繭，終於逐步了解李登輝先生早年涉及政治案件之全貌，非常難得。另則不少愛護、關心我的親友們也給予我很多鼓勵與指點，本書才得以付梓發行。因為本書有若干敏感性，深恐為他（她）們帶來無謂困擾，不便一一提及。謹此表達我內心之謝忱與敬意，沒有他（她）們，學淺如我，實在不可能完成此一“不可能的任務”。
當然，我更要感謝我所敬仰的名史學家、大作家李敖先生及我好友、作家兼報人羅心德先生為本書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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