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不惜血本(下)
雷根自食惡果
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凡爾賽戰爭賠款的後遺症，以及隨後的20世紀20年代倫敦和紐約的”道威斯計劃”，引發了戰後最具破壞力的後果，即全球性的長期投資相對停滯。與戰前相比，20世紀20年代，世界貿易量的絕對下降，以及整個歐洲經濟和政治不穩定，使越來越多的資金傾向於短期貸款，通常不超過一年。
這導致了一種局面，即以短期投機獲利作爲判斷投資的核心標準。這又助長了20世紀20年代紐約股票市場近似瘋狂的繁榮，這種繁榮得到了來自倫敦和非洲大陸資金的推動，這些錢都希望在持續上漲的紐約交易所得到前所未有的收益。所有這些都在1929年10月破滅了。
石油危機和20世紀70年代”高利率衝擊”的後果，有時被稱作“高通貨膨脹”，與20世紀20年代的後果如出一轍。對世界生産性投資造成沈重負擔的凡爾賽賠款，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第三世界債務“重組”計劃所造成的繁重負擔所代替。20世紀80年代初，通貨膨脹率達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12%～17%，這實際上也就限定了資本的投資回報率。這個世界需要更快更多地賺錢。
在這種形勢下，迎來了雷根政府對“自由市場”經濟難題的求解，其倡導者稱爲“供給學派”經濟學。剝去這一經濟思想的面紗，我們看到了它造成的惡果，它導致了有史以來個人短期牟取暴利的登峰造極，而這一切是以犧牲國家經濟健康的更大利益作爲代價的。
1982 年10月的政策施行之後，他們從第三世界國家徵收了上千萬億美元，給美國銀行系統的流動性金融資金帶來了一大筆橫財。但是，華爾街的意識形態以及財政部長唐納德。裏甘想把政府從金融市場的“桎梏”中解脫出來的熱情，導致了世界金融史上最大的狂妄。80年代末，當混亂局面有所緩解，一些人開始意識到，雷根的 “自由市場”已經破壞了整個國家的經濟，而這個國家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也是世界貨幣穩定的基礎。
雷根以爲僅僅減輕個人或者公司的稅收負擔就能釋放出“被抑制的創造熱情”以及企業家才能。在這一簡單而錯誤的論點支持下，羅納德。雷根總統在1981年8月簽署了戰後歷史上最大幅度的減稅法案。法案包括減稅優惠條款，同樣適用於某些投機型房地産投資，特別是商業房地産。政府對公司兼併的管制也取消了，華盛頓給出了非常明顯的信號，“只管去做吧”，只要能刺激道瓊斯工業股票指數就行。
到1982年夏天，白宮徵得保羅。沃克爾和聯邦儲備委員會的同意，將利率水平慢慢降低，投機發財的好機會來了。那年春天，一個不起眼的石油和房地産銀行——奧克拉荷馬州賓州廣場銀行的破産，與墨西哥的危機結合起來，使沃克爾相信，是放棄貨幣緊縮政策的時候了。從當年夏天到12月這段時間內，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的貼現率竟然連降了七次，降到不足原來的40%。隨著利率的降低，金融市場開始變得瘋狂起來。
雷根“經濟復興”政策的真正面目是，除了小部分軍事航空公司得到了政府大量的國防合同外，在鼓勵投資、提高技術進步和工業生産率方面卻毫無建樹。相反，資金進入房地産市場、股市以及在德克薩斯州或者科羅拉多州的油田進行投機——所有這些都被認爲是“合理避稅”。
隨著沃克爾的利率進一步走低，這種狂熱變得幾近瘋狂。借款是一種新時尚。人們認爲，在低利率水平下，今天借錢明天還錢“很划算”。但情況並非如此。美國城市經歷了爲期20年的持續衰退，由於缺乏維護，橋梁倒塌、公路斷裂，新建玻璃牆環繞的購物中心雖然雄偉，但裏面卻空無一人，因爲房地産開發商已經從大量的稅收減免中賺到了足夠的利潤。
雷根供應學派信條的根本特徵，又一次得到了英國的瑪格麗特。柴契爾夫人的呼應，她把工會看成是“問題的一部分”。於是形成了英國式的階級對峙，其結果是有組織的勞工運動被解體。
政府放鬆對交通運輸業的管制（de-regulation），是主要的政策手段。卡車運輸和航空運輸被認爲是自由市場。一些專營“便宜”航線的航空公司和載重汽車運輸公司激增，在這些公司裏常常沒有工會組織，它們的安全標準也通常很低，甚至沒有。意外事故發生率攀升，屬於工會會員的工人工資水平急降。雷根的“復蘇”政策使得年輕的股票經紀人很快成爲千萬富翁，好像就在敲打電腦的一瞬間暴富，但是，這一政策降低了技能熟練的藍領工人的生活水準。在華盛頓，沒有人對此給予更多的關注。畢竟，保守的共和黨人雷根認爲，工會“似乎就是共産主義組織”。19世紀英國式的“廉價勞工”政策在華盛頓佔據主導，這在以前是從來沒有過的。
到 1982年，在經濟不景氣和對卡車行業放鬆管制（de-regulation）的情況下，曾經十分強大的國際卡車司機工會不得不接受一份爲期三年的合同，這實際上相當於工資凍結。全美汽車工人工會，曾經是美國技術工人最有影響力的組織，1982年與克萊斯勒、福特和通用汽車公司談判時，也接受了降低工資的條件。鋼鐵工會等組織，在不顧一切地保護老年工人的養老金，或者避免裁員的努力中，都作出了讓步。雖然少數人的生活水平與以前相比有大幅上升，但大多數美國人的實際生活水平在持續下降。社會在不同收入水平中逐漸分化。
從華盛頓到紐約再到加利福尼亞，到處都在講“後工業社會”的新觀念。美國的經濟繁榮與投資最現代化的工業生産能力再也沒有關係了。鋼鐵曾經被認爲是“夕陽”産業，因爲鋼鐵廠已經生銹，鼓風爐實際上也被炸毀了。購物中心，閃閃發光的新大西洋賭城、娛樂場，以及豪華度假飯店才是“能掙錢的地方”。
雷根任職期內，投機盛行，貨幣也從國外流向美國爲這種狂熱行爲提供資金。沒有人注意到，在這一過程中，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美國已經在短短的五年內由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轉變爲純債務國，這是1914年以來的第一次。債務是“便宜的”，並且以幾何級數增長。爲了購買住宅、汽車和錄影機，家庭負債已經達到了最高紀錄。爲了給損失掉的稅收以及擴張的國防建設提供資金，雷根政府也開始舉債。雷根“復蘇”政策的”預算赤字”揭示了美國潛在的經濟狀態，它是病態的。
到1983年，政府每年的赤字開始攀升到前所未聞的2,000億美元。伴隨赤字的增加，國債擴張的部分，全都用來支付華爾街債券商和他們的客戶的利息，數位達到了最高紀錄。美國政府總債務的利息支付在六年內翻了一番——1980年雷根當選總統時爲520億美元，1986年超過了1420億美元，這個數位相當於政府所有收入的五分之一。儘管有這些警告信號，貨幣還是從德國、英國、荷蘭和日本流入，目的是爲了利用高價值的美元以及在房地産和股票市場進行投機盈利。
對於任何一個有歷史感或者有長期記憶的人來說，這一切太熟悉了。這些都在“喧鬧的20年代”裏發生過——直到1929年市場崩潰才使得輪盤賭的輪子突然停止。
1985 年，暴風雨的陰雲開始籠罩在美國經濟上空時，這對雄心勃勃的副總統喬治。布希競選總統是一個威脅，石油又一次前來“援救”；只不過，這次與20世紀70年代英美的石油衝擊方式完全不同。華盛頓顯然認爲，“既然我們可以提價，那麽，當對我們有利時，爲什麽不能降價呢？”因此，他們說服沙烏地阿拉伯進行“反向石油衝擊”，向已顯蕭條的世界石油市場源源不斷地注入石油。歐佩克（OPEC）的原油價格像石頭一樣直線下降，僅僅幾個月前還是26美元/桶，到1986年春天降到了 10美元以下。不可思議的是，華爾街經濟學家宣佈，取得了抑制通貨膨脹的最後“勝利”，但是，他們忘了石油在20世紀70年代引起通貨膨脹或80年代降低膨脹過程中的作用。
緊接著原油價格進一步下降，不僅威脅到獨立的小石油生産者的利益，而且威脅並動搖了英國和美國石油大集團的切身利益。 1986年3月，喬治。布希悄悄來到利雅得。據說，他告訴法赫德國王，應該停止價格戰。沙烏地阿拉伯石油部長紮基。亞馬尼王子理所當然地成了華盛頓制定的石油政策的替罪羊，然後，原油價格穩定在14～16美元/桶的較低水平。德克薩斯州和其他産油州陷入了蕭條，然而，房地産投機在美國的其他地方以最快速度上升，同時股票市場開始了新的攀升，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1986年的這次原油價格大跌，釋放出的能量可與1927～1929年之間美國的投機泡沫相提並論。由於想在紐約股票市場上大賺一筆，大量貨幣流入美國，因此，利率下降更爲劇烈。“槓桿收購”這一新的金融行爲在華爾街流行起來。貨幣成本下降，股票價格明顯上升，雷根政府發揮“自由市場”信仰，在市場上可以隨心所欲地幹。例如，一個經營有方的有著上百年歷史的工業公司按部就班地開展經營活動，無論它是生産輪胎，還是生産機器或者紡織品，都可能成爲這些新的企業“襲擊者”的目標。這些“襲擊者”被稱爲華爾街的“食肉鷹”。在槓桿收購第一線的各色人物，如伯恩。皮肯斯、邁克爾。米爾肯，以及伊凡。博斯基等都成了億萬富翁。爲了給這一瘋狂行爲以”合理解釋”，一些嚴肅的學術機構如哈佛商學院，以市場“效率”的名義提出了一種全新的公司管理哲學。
在一個典型的公司”槓桿收購”案例中，如伯恩。皮肯斯這樣的收購者會對借來的資金作出承諾，將要購買某個公司的股票控制權，例如加利福尼亞的聯合石油或者是海灣石油公司，這些公司的市值是收購者所持貨幣價值的很多倍。目標公司的股票價格因爲收購攀升。如果成功，他將接管一個大公司，這幾乎完全靠借來的錢實現。如果一切順利的話，通過公司發行一些“低級別的投資”債券來償還債務，這些債券就是所謂的 “垃圾債券”。如果公司破産，那麽債權就是一堆“廢”紙。但是，在20世紀80年代，股票市場和房地産價格在攀升，所以沒有人注意這一風險。雷根的稅制改革使得公司承擔鉅額債務要比發行股票更“賺錢”。
爲吸引買主，這些“垃圾債券”支付的利率非常高。這些收購者被稱作“鯊魚”，非常迅速地去 “剝奪”新公司的財産，爲了迅速得到收益就廉價賣清資産，然後又去尋找新的目標公司，非常像南美的比拉魚。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這些行爲毀滅了華爾街，推動道瓊斯指數上升，使得公司負債達到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的最高水準。但是，這些債務並沒有用於投資現代科技或者新的工廠設施。這是雷根和布希政府自由市場時期允許金融投機的惡果。
在雷根在位期間，幾乎一萬億美元用作投機房地産市場，這是最高紀錄，幾乎是前些年總和的兩倍。期望保護它們的資産負債表不受拉丁美洲動亂影響的銀行，第一次直接進入了房地産貸款領域而不是通過傳統的公司貸款。
儲蓄貸款銀行，是在大蕭條時期建立的獨立管制的銀行，目的是爲了給家庭購買住宅提供可靠的長期抵押貸款資源。但在20世紀80年代初，作爲財政部長唐納德。裏甘的華爾街自由市場推進的一部分，它們被“解除了管制”。允許以很高的成本“吸引”大額存款，稱作“經紀人保證金”。雷根政府在1982年10月通過了 “甘恩-聖哲曼法”，取消了所有管制上的限制。這項法案允許儲蓄貸款（S&L）銀行按照它們自己的願望進行投資，爲防失敗，美國政府爲每個賬戶提供全額10萬美元的風險擔保。
在簽署法案時，雷根總統熱情地對應邀而來的儲蓄貸款銀行家們預言道：“我認爲，我們已經摸到了頭彩。”
這個“頭彩”便是擁有1.3萬億美元的儲蓄貸款銀行系統開始崩潰。
新的法律爲儲蓄貸款銀行打開了方便之門，使得這些銀行可以肆無忌憚地濫用批發金融業務，從事投機冒險，而在此之前，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另外，該法案還使得儲蓄貸款銀行成爲犯罪組織洗錢的理想工具，從20世紀80年代起，美國的毒品生意規模越來越大。幾乎沒有人注意到，唐納德。裏甘從前的美林雇主在盧加諾的辦事處就因爲涉嫌在所謂的“匹薩連鎖案”中幫助黑手黨洗錢（數十億美元的海洛因黑錢）而受到牽連。
這種粗放而模糊的”不受管制”的經濟環境形成了一種氛圍，那些”敢冒風險”受理來路不明資金的銀行很快超過了守法經營、運行良好的儲蓄銀行。銀行在爲「中央情報局」秘密運作資金的同時，也爲黑社會家族或其他有組織的犯罪家族洗黑錢。副總統的兒子尼爾。布希，是科羅拉多州希爾弗拉多儲蓄貸款銀行的董事，後來被政府指控違法操作。1988年，尼爾嗅覺靈敏，就在他父親獲得共和黨總統提名的那周，他辭職了
Stephen Pizzo Inside Job : The Looting of America’s Savings and Loans New York : McGraw- Hill，1989。
爲了與不受管制的新銀行和儲蓄貸款銀行競爭，所有金融部門中最保守的人壽保險公司，也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把房地産投機作爲主要業務。但是，鑒於過去的守法奉公，與儲蓄貸款銀行和商業銀行不同，政府對保險公司從來都沒進行過監管。也沒有全國性的政府保險基金爲保單持有人提供保障。對銀行則不同，每個國家的政府都對儲戶提供保障。到1989年，保險公司的房地産賬面價值估計有2600億美元，而1980年這一數位僅爲 1000億美元。但是，1989年是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蕭條的時期，房地産市場崩潰，由於驚慌的保單持有人紛紛索取他們的錢，保險公司經歷了戰後第一次破産。
事實很簡單，20世紀70年代石油衝擊以來，紐約的金融財團擁有壓倒其他一切財團的力量，以至於在1982年墨西哥危機之後，華盛頓就沒有聽到過不同的言論。債務以驚人的數量增長。當雷根在1980年底贏得大選時，美國的私債和公債總額爲38,730億美元。到80年代末，達到了10 萬億美元。也就是說在這麽短的時間內債務負擔增加了60,000多億美元
U.S. Congress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Economic Indicators Washington，1990。
隨著生産性經濟的債務負擔增大，以及美國工廠設備和勞動力狀況惡化，20年來對這些忽視累積起來的後果開始顯現，國家主要的公共設施大規模損毀。
公路因缺乏日常維護而斷毀；橋梁因結構安全問題而有很多倒塌；在匹茲堡的貧困地區，水系污染嚴重；主要城市的醫院無人就醫；爲中低收入家庭準備的住宅用房破敗不堪。到1989年，建築業行業協會性質的美國承包商協會估計，僅僅按現代標準重建美國破敗的公共設施，就急需3.3萬億美元的淨投資。華盛頓沒有人聽取這一建議。到1990年，布希政府提議由自由市場中的私營企業解決這個問題。因爲華盛頓處於預算危機之中。雷根“復蘇”政策導致的利益分配不平等最終體現在美國政府對生活在貧困線下美國人口的統計資料中。1979年，當保羅。沃克爾在第二次石油危機中開始實施貨幣衝擊政策時，政府資料顯示有2400萬美國人民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貧困線標準定爲全年收入少於6000美元）。到1988年，這個數位增長了30%多，達到了3200萬人。雷根-布希的稅收政策把財富集中到了極少數人手中，這在美國歷史上是史無前例的。據美國衆議院籌款委員會的研究顯示，自1980年以來，收入最高的20%的人的實際收入增長了 32%。
作爲對“自由企業”補貼和政府補貼的綜合反映，美國的醫療保健成本達到了歷史最高水準，並且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比例是英國的兩倍；即便如此，還有3700萬美國人沒有健康保險。美國大城市的黑人和西班牙語裔失業工人集居的地區，健康水平跟第三世界國家差不多，而不像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工業國。
柴契爾在英國的11年統治也帶來了同樣悲慘的結果。柴契爾的經濟政策嚴重歧視工業投資，歧視這個國家日益惡化的公共設施——例如鐵路和公路——的現代化建設，但是，倫敦的房地産投機和倫敦金融服務“産業”的普遍增長卻掩蓋了上述事實。1986年倫敦金融城放鬆對金融的管制，被歷史學家稱爲“金融大爆炸”，是柴契爾引以自豪的“成就”之一。但是，到20世紀80年代末，所有事情都露出了真面目：利率再一次上升到兩位數，工業陷入更嚴重的衰退，出現了戰爭以來最嚴重的蕭條，並且通貨膨脹上升到柴契爾1979年就職時的水平。
用他們自己的話說，柴契爾經濟失敗了。作爲其孿生姐妹，雷根經濟也失敗了。但是，這一點兒也不妨礙倫敦和紐約石油和金融界的利益。在“後工業時代”石油和金融集團的統治範圍是全球性的，而不是區域性的。它們要求在全世界每一個地方都減少國家對金融領域的干預——法蘭克福、東京、墨西哥城、巴黎、米蘭、聖保羅。
布希涉險過關
1987 年10月19日，泡沫破滅了。那天，紐約證券交易所的道瓊斯指數下跌幅度達到了歷史最高記錄,下跌了508點，已經跌破了雷根的“經濟復蘇”政策底線。但是，還沒有跌破英美權勢集團中柴契爾-布希派系的戰略預期。他們決定，繼續確保提供足夠的資金維持經濟泡沫，直到新的布希總統就職推行世紀末大戰略之前。
大量的文章論述了1987年10月的經濟崩潰。這些文章證明，20世紀30年代那樣的蕭條已經成爲過去。但這一次的經濟崩潰卻是一個信號，標誌著解除金融投機管制的政策即將終結，正是這一解除管制的政策維持著20世紀70年代初以來英美經濟的運轉。
面臨1988年11月總統選舉的喬治。布希，召集了他的前任競選班子負責人和親密朋友——財政部長詹姆斯。貝克，加上美國研究機構的強勢集團的支援，確保外資繼續流入美國的債券和股票市場，讓投票人對雷根-布希的經濟復興政策心存幻想，儘管有1987年10月崩潰的影響。
華盛頓直接向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呼籲，認爲像格普哈特一樣的民主黨領導人將會破壞日本的對美貿易，華盛頓的要求得到了滿足。中曾根康弘向日本銀行和財政部施加壓力，要求它們配合。1987年10月之後，日本利率下降得越來越快，比較之下，使得美國股票、債券和房地産看起來“更划算”。於是數十億美元從東京流入了美國。在1988年，美元保持堅挺，布希可以確保他在選舉中擊敗民主黨對手杜卡基斯。爲了確保這樣的支援，布希私下向日本高級官員保證，在布希任期內將改善美日關係。
東海岸有錢的權勢集團內部人士打算把（共和黨）布希的總統任職當成對白宮的直接控制，這是自20世紀40年代佛蘭克林。羅斯福以來的第一次。布希的任務是幫助美國渡過1919年以來最危險的時期。在當選的前幾周，在處理國家面臨的一些緊急問題時，他給人的印象是果斷。他建議對國家幾近崩潰的銀行儲蓄貸款體系進行根本重組，並且在埃克森石油公司瓦爾迪茲號油輪奇怪的泄漏事故後，順應民衆的呼聲，把環境保護問題作爲任期內的優先目標，批准制定了一系列激進的懲罰性法律，這是自吉米。卡特以來的第一次。後來的事實證明，這兩項措施都是災難性的，但是，在最初的幾個月裏，透露給人們的所有資訊都顯示，與年老體衰的雷根總統相比，這位新總統具有駕馭國際局勢的個人魅力和魄力。
布希新政府的計劃是，爲了對付美國鉅額的債務負擔，對某些同盟國施加壓力，讓她們增加“分攤負擔的比例”。還有人提出，蘇聯正在解體，其結果是，只剩下一個擁有壓倒性軍事力量和規模的超級大國——美國。這種情況下，德國、日本和美國的其他主要經濟和軍事同盟國應該多承擔一些財政義務，維持這個超級大國。這是一次欲蓋彌彰的敲詐。
事情很快變得明朗起來，布希提倡的“更親切和更溫和的美國”除了採用誇張的手法迎合老年人的胃口，爭取選票之外，什麽新鮮玩意兒也沒有。入主白宮後，布希很快調整了政策，轉向強硬。就在1989年12月，布希成爲總統的第一個耶誕節期間，美國對中美洲小國巴拿馬進行了軍事入侵，並通過媒體大肆製造藉口。據目擊人估計，美國以逮捕被控爲毒品集團的首腦人物——實際上的統治者曼紐爾。諾瑞加將軍——爲藉口，派遣特種部隊和美國轟炸機侵略這個小國，超過6000巴拿馬人被殺，其中絕大多數是貧窮的平民。
政府的司法部長理查德。索恩伯勒，此人在三哩島核事件發生時任賓夕法尼亞州州長，在處理突發核事件過程中曾引起過廣泛爭議。他制定了難以置信的美國新條令。索恩伯勒條令規定，“在跨國界實施法律的過程中”，如果有必要的話，美國聯邦調查局和司法部有權在外國領土上採取行動。換句話說，這意味著只要有行政命令，利用跟蹤國際毒品或者恐怖犯罪分子的藉口，美國政府有權單方面進入德國、法國、巴拿馬或者任何她認爲有必要的地方，而不用考慮有關主權國家的法律。當美國入侵巴拿馬時，文明世界對此表現出無情的沈默，認爲這是“美國的私事”，真是令人難以置信。
1989 年9月，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韋伯斯特給美國情報機構公開宣佈了一條大膽的新情報命令。他指出，戈巴契夫領導下的蘇聯渴望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特別是美國——達成裁軍協定，這一迹象日益明顯。針對這一迹象，當年9月19日，韋伯斯特在洛杉磯世界事務委員會的一次精英分子聚會上講道，爲了冷戰後期的新任務，中央情報局正在進行重組。韋伯斯特告訴他的聽衆：“我提到的經濟問題——貿易不平衡和科技發展——說明了一點，這一點已變得越來越明確：我們的政治和軍事盟國同時也是我們的經濟競爭對手。”美國情報機構在全世界範圍內的新任務是成爲經濟間諜，以及針對關鍵工業“同盟”國的其他行動，而不是搜尋共産主義者的軍事行動和顛覆活動。
英美對德國統一的擔憂
緊接著，1989年11月，東歐的事件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對華盛頓和倫敦的多數人來說，那是出乎意料的逆轉。米哈伊爾。戈巴契夫秘密會見了民主德國的共產黨保守派領導人昂納克，也許是下了命令，要求他們爲那年春天開始的席捲民主德國的群衆性自由運動讓路。幾周內，在一場真正的群衆革命中，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原有秩序被打亂，陷入一片混亂。很明顯，莫斯科已經意識到，如果繼續沿用原來的辦法，採用武力維持一個昂貴而效率低的帝國，很可能會把蘇聯拖垮。
莫斯科一直希望其對官僚體制的改革取得成效，1986年，世界原油價格暴跌，這也許是對莫斯科這一想法最致命的打擊。蘇聯對西方的石油出口收入，是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硬通貨的主要來源，但1986年之後石油價格暴跌，此時蘇聯民衆對改革的呼聲迫使戈巴契夫作出許多改革的承諾，而這些承諾遠遠超出了他能力所及的範圍。接踵而來的經濟混亂，是莫斯科領導人切斷與華沙條約的東歐衛星國聯繫的主要原因。莫斯科希望，在聯邦德國強大經濟的支援下，一個統一的德國能夠作爲合適的夥伴幫助重建正在倒塌的蘇聯體系。
對蘇聯在東歐40餘年統治戲劇性的終結，美國官方公開表示出歡迎的態度，但私下裏，布希總統對此卻持完全不同的態度。布希本人曾任中央情報局的官員，他對世界政治的看法受到美國情報部門潛移黙化的影響。在英國，保守黨的瑪格麗特。柴契爾派同樣對所謂“德意志第四帝國”的前景感到恐慌。
帕熱金。沃索恩是倫敦《星期日電訊報》的主編，其觀點在英國的權勢集團中頗具影響，他曾明確表述過柴契爾保守黨對即將出現的新德國的看法。沃索恩是前英格蘭銀行行長蒙塔古。諾曼的繼子。戰爭期間，諾曼與希特勒的財政部長雅爾瑪?沙赫特一直有聯繫，並在1919年之後與紐約的摩根銀行親密合作，對戰敗的德國施加殘忍的道威斯賠款計劃。
1990年7月22日，他撰寫了題爲《好德國人問題》的頭版社論。社論中，沃索恩以嘲笑的口吻回憶起蒙塔古。諾曼：“我的繼父蒙塔古。諾曼曾是英格蘭銀行行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曾爲拯救德國經濟作出過許多貢獻，他活到了可以看出德國經濟奇迹出現苗頭的時候。”沃索恩回憶，諾曼在去世前有過這樣的評論：“我一直認爲我們一定會打敗壞德國人；但是，我希望我們也一定能夠很好地對付好德國人。”
沃索恩得出了他的觀點。
讓我們設想一下，一個統一的德國必然會成爲一個好的大國，接下來會怎麽樣呢？讓我們設想，統一的德國會給教俄國如何變成一個好的大國，然後又會怎麽樣呢？……事實上，危險性可能更大，而不是更小。如果一個統一的德國打算遵循規則贏得成功，那麽在這個地球上，究竟有沒有一種有效的辦法來對付她呢？德國將會變得非常強大，而正如阿克頓勳爵教導我們的，權力導致腐敗……但德國的地位最終將充當這樣一個絕妙的角色——把斯拉夫民族帶回禮儀之邦。
沃索恩的《星期日電訊報》由一家英美控股公司霍林格爾公司擁有，它的董事有亨利。基辛格博士以及英國前外交大臣卡林頓勳爵，卡林頓勳爵也是基辛格的紐約基辛格顧問公司的合夥人。
柴契爾政府的貿易部長尼古拉斯。雷德利曾經公然把科爾政府和希特勒的帝國作對比，他本人也因此被迫辭職。在提到這一頗具爭議的對比時，沃索恩總結了雷德利反對德國統一的精彩評論：
雷德利先生純粹是在胡說八道，但也許他的胡說八道並不完全是癡人說夢……也許英國的角色應該是保持足夠自由的獨立，並在適當的時刻，充分利用這些抱怨。在成爲好德國人的過程中，德國遲早會樹敵過多，就像她過去幹壞事一樣，美國必然會是其中的一個敵人……早晚會重新達到均勢政治。對英國來說，這可能是一次機會，因爲英國深諳均勢之道……
根據倫敦媒體報導，那年夏天，柴契爾政府在英國情報機構中成立了一個新部門，爲的是大力加強在德國的行動。另外，布希政府開始加強其情報收集能力，監控德國的發展。1990年春天，“前情報機構官員聯合會”在華盛頓召開了一次特別會議，前中央情報局高級官員西奧多。薩克雷告誡在座的美國情報專家，考慮到新德國的情況，他們應該開始從有不滿情緒的前民主德國國家安全部以及相關的人士中招募人才，在柏林建立美國的情報資源。薩克雷曾經參與過顛覆伊朗國王以及非法的槍支換毒品活動。
柏林牆的倒塌，東歐和蘇聯可能將依託統一後的德國，實行開放，加速經濟現代化。對倫敦和紐約的戰略家來說，所有這些潛在的長遠戰略影響是非常清楚的。一位專門爲金融人士及客戶撰寫投資報告的經濟學家大衛。黑爾在1990年1月提出警告說，如果德國實現統一的話，對美國金融市場將構成戰略“危險”。據說他與布希的財政部有聯繫。
最近幾周，華爾街經濟研究的最顯著特徵之一是，東歐經濟發展可能對目前的全球金融均衡産生影響，正是這種全球金融均衡，使得美國可以在20世紀80年代借到超過一萬多億美元的資金。對於這一研究結論，他們顯得洋洋得意。
黑爾隨後指出：
實際上，在記載20世紀90年代的金融史時，分析家可能把柏林牆的倒塌看作金融動蕩，足以與讓人心有餘悸的東京大地震相比。柏林牆的倒塌象徵了一個劇變，它最終會把成千上萬億美元的資金轉向一個60年來在世界信貸市場佔據重要地位的地區。
黑爾的結論據說很有影響，並且在華盛頓政策圈內的人士中流傳，他說：
近年來，德國事實上一直只是美國市場上的一個小投資者，對此，美國人不應該感到寬慰。1987年以來，在美國的最大投資者是英國（兼併與收購的出資超過了 1000億美元），但是，如果不使用德國剩餘的儲蓄，英國就不可能有這麽大的投資
David D Hale The Weekly Money Report Chicago : Kemper Financial Services，January29，1990。
1989年11月29日，柏林牆倒塌幾天後，職業殺手炸毀了受到高度保護的德意志銀行總裁阿爾夫雷德。赫爾豪森的汽車。赫爾豪森是科爾政府的主要顧問，僅僅在幾天前，他還在對《華爾街日報》談論他的宏大計劃，要在十年內把民主德國重新建成歐洲經濟現代化水平最高的地區。
60 多年前，曾經發生過瓦爾特。拉特瑙遭暗殺的事件。瓦爾特。拉特瑙是拉帕洛計劃的設計者，這一計劃設想借助於德國的工業技術實現蘇聯的工業化。有思想的德國人都把赫爾豪森的遇害與拉特瑙的遇害聯繫起來。但是，波恩政府繼續推進統一德國的計劃，並把幫助重建崩潰的蘇聯經濟作爲莫斯科支援德國統一的條件。
這位德國總理在上一年11月對全國宣佈了建設一條現代化鐵路的設想。這條現代化的鐵路連接巴黎、漢諾威和柏林，並延伸到華沙，最終抵達莫斯科，這是即將出現的新歐洲的基礎設施的基礎。自1948年以來，戴高樂將軍“從大西洋到烏拉爾”的歐洲經濟合作的概念，第一次有了現實的可能性。
在這種思潮下，倫敦金融城的觀察家注意到，法國和英國的高層商務人士和外交人士之間的非正式聯繫急劇增多。英國的策略是：利用法國對強大德國的潛在憂慮。社會黨人、法國總統密特朗一生具有親英傾向，是英國觀念的最好聽衆。英國悄悄地開始重建1914年之前的雙邊聯盟，並爲對付“德國威脅”做好了建設新的英法協約的準備。但是，真正的戰略鬥爭卻總是在遠離歐洲中心的地點發生。
1989年的某一天，他們以中東以及它豐富的石油儲備作爲舞臺，作出發起進攻的決定。這一次，就像20世紀70年代一樣，美國和英國的戰略家們決定，必須使用英美的“石油武器”反擊歐洲大陸經濟擴張構成的嚴重威脅。但是，這次行動採取的方式很快震驚了全世界。
薩達姆與沙漠風暴（Desert Storm）行動
柴契爾和布希政府的高層人士決定，”製造”一個”人爲的藉口”，讓美國和英國能在世界的要塞地區建立直接軍事基地，特別是在歐洲大陸和石油産地。
20 世紀90年代初，英國和美國國內，經濟蕭條，金融困難，更使得他們在實施這個計劃時敢於”鋌而走險”。柴契爾的”（貨幣主義）經濟革命”很快失敗了。1987年10月之後，股票市場崩潰以及英國利率的上升推動形成了戰後最嚴重的房地産、工業和銀行業危機。在美國，喬治。布希面臨著（雷根留下爛攤子）失控的聯邦預算赤字、崩潰的銀行、急劇上升的失業人數以及全面的蕭條，白宮內部一些人私下把它比作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
伊拉克，一個擁有1600萬人口的國家，剛剛從與伊朗八年無果的（兩伊）戰爭中擺脫出來，它只是給西方的武器製造商向中東地區銷售武器提供了巨大的市場而已。華盛頓曾秘密慫恿薩達姆。侯賽因在1980年入侵伊朗，並故意在初期向他提供進展順利的錯誤情報，暗示很快就會成功。到1989年，伊拉克的經濟已是一片廢墟，大部分工農業投資都因爲戰爭停止了，這場戰爭奪去了估計100多萬人的生命。
但是，不像霍梅尼統治下的伊朗，伊拉克在戰爭結束時已經是負債累累。1988年，她欠不同債權國的債務總額估計有 650億美元。其中最主要的債主是科威特和沙烏地阿拉伯，還有蘇聯和東歐一些國家，她們曾希望伊拉克用石油來償還這些債務。剩下的債主大部分是法國、英國和美國銀行。法國是繼蘇聯之後，伊拉克的第二大武器供應商。
爲了給美國和英國進行軍事干預提供藉口，英、美的策略表面上是爲保護世界石油供應安全，實際上是把薩達姆。侯賽因引誘到他無法自拔的陷阱。1989年6月，衆所周知，一個所謂的美國-伊拉克商務論壇組織的高級代表團，應薩達姆。侯賽因的邀請來到巴格達，這個代表團的成員包括基辛格顧問公司的阿蘭。斯托加、信孚銀行、美孚石油、西方石油以及美國其他大的跨國公司的高級官員。薩達姆希望討論伊拉克戰後的農業和工業發展計劃。
伊拉克有一個爲期五年投資400億美元的計劃，即完成巴達斯大壩灌溉專案。該計劃完成後，伊拉克可以實現糧食生産的自給自足；當時，伊拉克的糧食進口主要依靠美國政府的商品信用公司，1989年進口量相當於10億美元。另外，伊拉克向美國代表團提議，作爲國家發展的一部分，投資將主要用於加強石化工業、化肥廠、鋼鐵廠以及汽車裝配廠建設。美國商人告訴薩達姆，他必須首先調整他的外債，作爲回報，伊拉克要同意把國家石油資源”私有化”，或者大部分私有化。根據英國和美國最好的地質學家計算，除了蘇聯以外，伊拉克也許是世界上最大的未開發的石油産地。
U.S.–Iraq Business Forum Bulletin New York，August，1989
可以預計，薩達姆拒絕以交出伊拉克石油主權來換取未來含糊不清的貸款擔保。到1989年底，布希政府突然中止對伊拉克的大約23億美元的授權貸款，這些錢本來是特意從佐治亞州的亞特蘭大和義大利國家勞工銀行(BNL)的分支機搆募集來的。隨後倫敦《金融時報》發表了一系列聳人聽聞的言論，聲稱那些金錢正在被伊拉克悄悄地用來建造戰爭機器。
斯托加談判和披露義大利國家勞工銀行真相的結果就是，1990年初，西方所有銀行突然中止了對伊拉克的貸款。在這個關鍵時刻，一位科威特國王進入了人們的視線，他自20世紀末以來一直是英國外交部的盟友。在八年的兩伊戰爭中，這位國王曾經按照倫敦和華盛頓的指示，動用科威特大量的石油收入向伊拉克”提供貸款”，”目的”是使伊拉克不求和。隨著後來披露的醜聞，英、美當時的”意圖”顯得十分荒唐，”目的”是使兩伊戰爭繼續打下去，並且維持足夠的“戰略緊張局勢”，這樣就可以把大量的西方武器賣到伊朗和伊拉克。
但是，在1990年早春，科威特的“任務”發生了變化。有人要求科威特用她的石油去衝擊歐佩克（OPEC）的市場，這違反了歐佩克石油産量的最高限額，這是歐佩克在1986～1987年石油危機之後爲穩定世界石油價格而達成的協定。1990年夏天，科威特已經成功地將原油價格從不穩定的每桶大約19美元降到每桶13美元多一點。伊拉克以及其他歐佩克成員國通過多次外交努力，希望說服國王薩巴赫和石油大臣阿裏。哈利法。薩巴赫，停止對伊拉克及其他經濟已經較爲困難的歐佩克成員國故意施加經濟壓力。所有這些努力就像是對牛彈琴。到7月份，石油貿易商們預言，歷史將要重演，1986年每桶不到10美元的情況將再次出現。伊拉克甚至沒有能力償還舊債或者爲急需的食物進口籌集資金。
此前的2月份，在約旦首都安曼，伊拉克總統薩達姆，侯賽因曾告誡阿拉伯合作委員會的成員，其中包括埃及和北葉門兩國的總統，要關注東歐劇變的戰略後果，很明顯，美國將作爲唯一的軍事“超級大國”出現，這會給阿拉伯世界帶來某種特殊的威脅。
薩達姆憂心重重地指出這樣一個事實，儘管兩伊戰爭在一年前就已經完全結束了，但是，美國在海灣地區的軍隊和戰艇還沒有任何撤離的迹象。相反，他預言，“美國作出了多次聲明表示她將繼續留下來。”他指出，蘇聯正被自己的國內事務搞得十分頭疼，“現在蘇聯自顧不暇，兩伊戰爭已經結束，直接威脅已不復存在。美國偏偏在這個時候不斷重復她要留下來，這不能不讓人關注”。
同年2月，薩達姆談話的結論就是，石油豐富的阿拉伯國家應該聯合起來，利用“擁有世界上無與倫比的能源……我認爲，我們能夠與歐洲、日本、蘇聯建立一種能夠使我們儘快獲益的關係。
”Saddam Hussein Address of 16 February，1990，to Arab Cooperation CouncilTranslated from Arabic in US State Department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Washington，20February，1990
如果說什麽事刺激了英、美權勢集團打算進行一場新的中東軍事行動的話，那就是薩達姆的這番言論。1990年7月27日，當伊拉克和科威特在原油價格上的緊張對峙達到頂峰時，美國駐巴格達大使阿普麗爾。格拉斯皮要求在巴格達會見薩達姆。侯賽因，討論緊張局勢。根據伊拉克的官方記錄，格拉斯皮告訴薩達姆，華盛頓將不會干涉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間的爭端。該記錄後來由巴格達政府發佈，幾乎一年後由美國國會進一步證實。不到一個星期，伊拉克軍隊佔領了科威特城。科威特王室成員事先已經知道這個消息，帶著黃金和貴重物品，開著勞斯萊斯逃跑了。據一個流亡在歐洲的科威特前政府官員說：“中央情報局及時通知了王室，告訴他們科威特將要遭到入侵，但是王室卻忘記通知自己國家的軍隊了。”
在佔領科威特的幾小時內，英格蘭銀行和美國政府開始採取行動，凍結科威特的所有資産，控制了被認爲是世界上最大的單一的投資基金——位於倫敦的科威特投資局。它的總資産雖然沒有公開，但估計價值超過1000億～1500億美元。
接下來的六個月裏發生的事情，是近代史上屈指可數的最荒唐的行動之一。儘管美國最初的聲明是，派遣軍隊只是爲了保護沙烏地阿拉伯免受伊拉克入侵的威脅（這些威脅後來被證明完全是華盛頓捏造的）。但是在柴契爾的英國政府支援下，布希總統很快就提到了他的“世界新秩序”。8月初在作出此決定的那幾個小時，布希一直與柴契爾在一起，在科羅拉多州的阿斯彭。
9月11日，布希宣佈：
在這個多事之秋，將誕生一個新的世界秩序，這個新秩序將以聯合國創始人設想的方式運行。我們正處在一個非常關鍵的時刻。波斯灣地區的危機很嚴重，但也給我們邁向具有歷史意義的合作時期提供了難得的機會。今天這個世界新秩序正在艱難中産生。對我們來說這是一個全新的世界。
有更多的證據表明，對於“解決”伊拉克-科威特危機，喬治。布希和瑪格麗特。柴契爾除了準備採用軍事方式外，從來沒有考慮過其他方式。這些證據是幾個月後在蘇聯中東特使葉夫根尼。普裏馬科夫的個人報告中找到的。在伊拉克遭受摧毀性的轟炸結束沒幾天，在1991年3月4日出版的《時代》雜誌上刊登了大量的個人採訪，作爲戈巴契夫總統私人特使的普裏馬科夫，描述了1990年10月初在巴格達與薩達姆。侯賽因以及他的外交部長阿齊玆會見的情景，這次會見使普裏馬科夫相信戰爭“本來是可以避免的”。普裏馬科夫向《時代》雜誌敍述了10月19日前往華盛頓履行調解使命的情況。在華盛頓，他會見了總統喬治。布希、國務卿貝克以及白宮的其他高級官員。這位莫斯科特使認爲，在聽取蘇聯的建議時，布希總統表現出十分明顯的興趣，但是僅在幾小時後，他向普裏馬科夫清楚地傳達了一個資訊，即華盛頓對於探索新的辦法沒有興趣。
離開華盛頓，普裏馬科夫接到指示訪問倫敦，向瑪格麗特。柴契爾首相傳達了同樣的建議。普裏馬科夫的描述具有啓迪作用：
首相在契克斯她的鄉間別墅接待了我們。她很注意傾聽我提供的資訊，沒有打斷過。但是，愉快的一小時過後，她不讓任何人打斷她的獨白，以一種簡潔的方式概括性地闡述了一種越來越明確的立場：
不僅僅局限於讓伊拉克從科威特撤軍，而是要給伊拉克以破壞性的打擊，“打斷薩達姆的脊梁”，摧毀他的所有軍隊，甚至可能是摧毀那個國家的工業潛力。
在隨後的幾個月裏，他們小心謹慎地威逼利誘聯合國安理會的主要成員國、阿拉伯國家、土耳其以及其他一些國家，不僅通過了對伊拉克實行全面經濟封鎖的決議，而且獲得了使用武力解放科威特的授權。布希總統1991年1月29日在向國會發佈國情咨文演講時說：“國際社會可以抓住解決當前波斯灣危機的機會，實現長期以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夙願……”
但是，1991年1月初，就在美國在沙烏地阿拉伯進行自越南戰爭以來最大的軍事集結、準備對伊拉克進行密集進攻性轟炸時，華盛頓的權勢集團內部出現了不同的聲音，有人對布希明確的軍事意圖是否明智開始表示嚴重憂慮。1990年11月12日，在電視採訪中，前雷根政府的海軍部長詹姆斯。韋布聲稱：“我們駐軍波斯灣的目的是推進布希政府的世界新秩序，但我不喜歡。”
大概十周後的1月31日，韋布利用給《華爾街日報》寫評論的機會重申了他的觀點。
儘管受到社會輿論從各個方面的攻擊……布希政府還是無情地把我們的國家推進了戰爭。我們反思一下當年威廉。倫道夫。赫斯特的美西戰爭，會發現與今天面臨的輿論壓力有某些相似之處。我們必須進一步尋找，也許在墨西哥戰爭中，可以發現，一個總統在這個國家還沒有被攻擊之前，就這麽熱心地渴望把這個國家置於危險之中的理由。
美國駐沙烏地阿拉伯前大使詹姆斯。艾金斯是一位備受華盛頓尊敬的中東事務專家，也出來公然反對布希針對伊拉克的作戰計劃。艾金斯在9月12日出版的《洛杉磯時報》的署名文章中指出，爲反對伊拉克入侵，“保護”沙烏地阿拉伯，就在布希總統作出派遣美國軍隊的決定幾天之後，白宮就有了“不可告人的動機”。艾金斯控訴美國國防部長錢尼（之後于2001年成為布希二世的副總統），爲了獲得在沙烏地阿拉伯土地上駐紮美國軍隊的允許，曾故意誤導沙烏地阿拉伯國王說有遭受入侵的可能性，幾十年來，沙烏地阿拉伯人一直強烈抵制美國駐軍。艾金斯敍述到：1975年，爲美國軍隊佔領重要的中東油田尋找藉口的計劃是由國務卿亨利。基辛格慫恿的。他指出，基辛格當時是艾金斯的上級，曾反對艾金斯對這些觀點提出的強烈批評。
亨利。基辛格作爲當時的美國國務卿，肯定另有想法，但在我的外交生涯中並沒有想那麽遠……布希政府中也許會有人指出，現在條件要比1975年時更加有利了……
值得關注的是，1990年基辛格諮詢公司的前副總裁勞倫斯。伊格爾伯格和雇員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是確保在海灣戰爭中使基辛格的觀點佔據美國外交政策主導地位的關鍵人物。當時，勞倫斯是詹姆斯。貝克的副國務卿，而布倫特則是白宮的國家安全顧問。此外，在這一時期，基辛格還在媒體上大肆宣傳對伊拉克發動戰爭。在媒體上國內反對的聲音被淹沒在總統的戰爭動員中。
日德被迫“出血”
在很短的時間內，歐洲和全世界有思想的人馬上明白了，除了保護美國和西方在沙烏地阿拉伯的石油利益外，實際上，喬治。布希的伊拉克戰爭還另有目的。布希難以置信地、粗俗地公開嘲笑薩達姆。侯賽因，把伊拉克的總統比作“現代的阿道夫。希特勒”，那不是在故弄玄虛。
在戰爭和爲期六個月的集結中，華盛頓和倫敦針對伊拉克在西方的支持者展開空前的宣傳攻勢並施加了強大壓力，儘管蘇聯或法國曾經是伊拉克武器的主要供應商，但並不是這次宣傳攻勢的主要目標。這次的主要目標是德國——更準確地說是德國的高科技工業，這對於東歐和蘇聯重建非常重要。法國和蘇聯，還有中國、美國和英國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五大常任理事國，但法國和蘇聯已經同意投票支援華盛頓。在1月17日的最後期限之後，華盛頓和英國就要投入作戰，法國和蘇聯對此表示支持。她們在伊拉克的所作所爲在華盛頓的宣傳攻勢中被故意忽略了。
相反，通過直接與英國和美國情報機構聯繫的管道，漢堡的《明鏡周刊》以及有影響力的共和黨參議員例如傑西。霍爾姆斯開始竭盡全力地攻擊德國，宣稱德國出口的所謂“兩用”技術使薩達姆的軍隊具備了向以色列目標發射蘇聯飛毛腿導彈的能力。
慌恐萬分的波恩政府當時正在處理統一後前民主德國的複雜事務，被迫把寶貴的時間、精力和財力轉移到喬治。布希和柴契爾的世界新秩序上來。1月底，美國國務卿詹姆斯。貝克繼續進行歷史上最緊迫的金融籌款任務之一，他從德國、日本、科威特和沙烏地阿拉伯獲得擔保，總共籌集545億美元以支付所謂的沙漠風暴行動。
據 1991年2月6日的倫敦《泰晤士報》報導稱，沙漠風暴行動轟炸伊拉克大約三周後，此次戰爭中最悲慘的事發生了，“曾經非常繁榮的柏林-巴格達鐵路在海灣戰爭中遭到破壞。對伊拉克橋梁，交通樞紐和鐵路貨運編組站的無情轟炸使得中東本來就很少的鐵路網變成了廢墟，”接著，他們輕描淡寫地補充到，“柏林-巴格達的這條舊鐵路是英德戰略競爭的焦點”。
戰爭結束後，前雷根政府的助理國防部長勞倫斯?科布在4月初的華盛頓記者招待會上披露，美國政府故意隱瞞了海灣戰爭的實際成本，其目的是使用同盟國捐款，彌補國內預算削減。據消息靈通人士估計，如果把所有同盟國對戰爭的捐獻都計算進去，美國從海灣戰爭中獲得的淨盈利可能達到190億美元。1991年初的幾個月內，大量外幣流入，單德國的現金支付就達66億美元，給美元升值造成巨大壓力，僅僅幾周前美元已經跌至戰後的最低記錄1.46德國馬克。另外，戰爭還沒有結束，美國就已經開始與中東國家簽訂進攻性武器的合同，這嚴重激怒了歐洲軍火製造商。
布希政府勝利地宣佈，美國已經證明自己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但是，國內失業人數越來越多，東歐國家否認可能得到數十億的西方資金重建基礎設施以及實現經濟現代化。在這些事實面前，布希明顯是在自吹自擂。
沙漠風暴行動，以及20世紀90年代末世界石油價格每桶上升了30多美元，兩種因素結合在一起，對東歐經濟産生了毀滅性的影響。而石油漲價是由於從伊拉克輸出石油的運輸線受到破壞所致。在1991年1月以前，東歐國家通過與蘇聯的貿易聯繫，以易貨貿易方式用工農業産品交換莫斯科的石油。1月1日以後，這一體制變了，她們必須使用美元購買俄國的石油。伊拉克曾對保加利亞、匈牙利以及東歐的其他國家承諾，輸出十億多美元的石油，因爲海灣戰爭，這些承諾都無法兌現。
1990年3月，義大利《30天》雜誌採訪了一位與華盛頓有聯繫的義大利教授米格利奧。米格利奧對該雜誌講：
美國意識到，爲了避免陷入蘇聯那樣的衰退，它必須與潛在的競爭對手齊驅並駕，她們包括日本和團結在德國經濟力量周圍的歐洲大陸國家……美國不能接受今天的歐洲，這個大陸不僅可以在沒有美國參與的情況下非常愉快地運行，並且經濟和科技還會更加強大。
因爲這個理由，米格利奧聲稱，“美國把注意力轉向了中東，想控制日本和德國都離不開的阿拉伯石油。”
在法國，夏爾。戴高樂的前農業部長埃德加。皮薩尼是巴黎阿拉伯文化中心（ZMA）主任。他在2月18日接受德國《每日新聞》的記者採訪時講：對伊拉克的轟炸，是由美國、英國和法國的飛機共同完成的。
我並不希望這是真的。我對這一事實感到非常震驚，一個國家強大竟然只是因爲她擁有武器。美國經濟上極度困難，卻想方設法壓制日本和歐洲，只是因爲後者軍事力量薄弱。爲了維持自己的世界秩序，各國都不得不支付工資去雇傭一名世界憲兵，日本、德國以及石油輸出國還必須爲這位憲兵提供經費，這種情況到底還要維持多久……
十分清楚，對英國主導的均勢政治學的最大諷刺是，海灣戰爭後不久，德國總統理查德。馮。魏茨克對柏林的《每日新聞》講：“我們很早就有歐洲國家的均勢政策，但由於對國家社會主義的曲解，以及兩次世界大戰，使得我們的均勢政策無疾而終。然後是兩個超級大國統治時代的到來。”馮。魏茨克呼籲歐洲要利用這次千載難逢的機會最終結束這種均勢的愚蠢念頭，實現“戴高樂將軍未盡的理想，建立一個從大西洋到烏拉爾山的完整歐洲。”
沙漠風暴行動以及布希-柴契爾的海灣戰爭給伊拉克以及伊拉克人民、科威特和世界經濟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但是，有迹象表明，它還沒有實現其主要目標，即把歐洲大陸重新納入喬治。布希和瑪格麗特。柴契爾的”世界新秩序”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