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四處樹敵
從邪惡帝國到邪惡軸心
From the Evil Empire to the Axis of Evil
爲維持世界霸主地位，美國四面出擊，壓制和瓦解各種可能出現的新生力量，日本、亞洲四虎、俄羅斯、巴爾幹各國，一切新崛起的潛在力量都是她的敵人。
尋找新的惡人
隨著蘇聯在20世紀90年代初的解體，世界上許多地方充滿了對和平和繁榮新時代的期望。但是，說得委婉一點，接下來的十年是令人失望的十年。地緣政治和冷戰根本沒有結束，只是舞臺變了。作爲僅存的世界超級大國，華盛頓開始尋求建立世界新秩序，老布希總統在1991年發表的國情咨文講話中，不小心說漏了嘴，引起了大家的高度關注。對世界新秩序人們有太多的疑問，這是誰的秩序，這個新秩序的重點是什麽？
從20世紀80年代末冷戰結束到新千禧年初新的”反恐”戰爭開始，這些年根本談不上和平與穩定。在華盛頓，地緣政治的焦點從羅納德。雷根的“邪惡帝國”——蘇聯，轉向了布希二世總統的“邪惡軸心”，這是一個巧妙涵蓋了從伊拉克、伊朗直到朝鮮的全部歐亞大陸的模糊概念。這次轉變中的那條潛在紅線就是美國的地緣政治，它引發了世界上的許多重大事件。石油和美元在這場轉變中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
冷戰中，美國在西方社會的領導地位是建立在”表面上”蘇聯的全球性威脅基礎上的。華盛頓很清楚，一旦這種威脅在 20世紀80年代末結束，美國對西方主要軍事盟友的牽制將消失。軍事盟友即將變成潛在的競爭對手。已經有迹象表明，日本、東亞以及歐盟，在經濟上將是美國霸權的主要挑戰者。1990年以後，美國把這種經濟上的挑戰列爲地緣政治的焦點。
用”自由市場改革”、”私有化”和美元民主的信條作爲”武裝”，並得到華爾街金融公司的強大支援，柯林頓政府開始將美元和美國的影響力逐漸滲入那些以前一直對其封閉的領域。爲了幫助華盛頓贏得市場經濟的特殊地位，在這場類似於宗教運動的戰役中，美國的目標不僅僅是東歐的前共産主義經濟體和蘇聯——還包括世界上任何繼續嘗試開發自身資源，獨立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元之外的地區。這個行動還包括將所有的主要産油地區或多或少地置於美國的直接控制之下，從里海到伊拉克，從西非到哥倫比亞。這是一次野心勃勃的行動。批評家們把它定義爲”帝國主義”；而柯林頓政府則稱它爲”市場經濟”和”人權”的延伸。這絕對不是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在冷戰結束後希望看到的局面。
20世紀90年代，在自由市場可以通向富裕和繁榮的許諾之下，柯林頓政府和它的華爾街盟友將一個又一個地區帶入市場經濟的軌道之中。名義上是“全球化”，但實際上，這個全球化過程是通過美國的銀行業、金融業以及公司的權力不斷鞏固美國的權力和地位的過程。
在這個過程順利推進之前，沒有多少人意識到，這是一個經過深思熟慮的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自由貿易通常都是由經濟實力更強的國家向相對弱小的國家提出的。當華盛頓的意圖逐漸清晰時，美國就已經基本上解除了其潛在對手的武裝，並且在全世界範圍內建立新的軍事包圍圈來保護她的利益，確保人們不會對向自由市場的轉型失去信心，從而嘗試恢復到以前的舊模式。
20世紀50年代，在”冷戰”和艾森豪威爾主義影響下，美國宣佈隨時準備在必要的時候用武力來協助任何請求幫助的中東國家，抵抗共産主義的入侵。1945年之後的40年裏，這一主義被華盛頓反復運用，給無數國家領導人打上紅色的標簽，從摩薩台到納賽爾。紅色標簽是採取軍事行動或其他行動的理由。
1990年後，華盛頓面臨著一個嚴峻問題。既然共産主義不能再作爲正當干預他國內政的”合法幌子”，那麽，未來它還能找一個什麽樣的”藉口”證明它的這些外交政策是正義的呢？他們用了十多年時間，直到新千禧年之前才找到答案。
在此期間，從日本開始，美國的權勢集團已經準備好向毫無察覺的世界獻上一份大餐。華盛頓清楚，它能否保持全球領導地位完全取決於它如何處理從歐洲到太平洋的歐亞問題。前總統顧問和地緣政治學家茲比格紐。布里津斯基坦率地說：
……以帝國時代比較殘酷的辭彙來表達，（美國）帝國在地緣政治上三個非常緊迫的問題是，在盟國間”防止共謀”，並保持她們的安全”(依附)依賴地位”，讓附庸者保持順從並受到保護，以及‘不讓野蠻人聯合在一起’。
這是一個野心勃勃的計劃。
槍打出頭鳥
在冷戰之後，對美國來說，最強有力的挑戰來自於她的盟友日本，日本在世界貿易和銀行業擁有巨大的經濟實力。在軍事保護者——華盛頓的眼皮底下，日本在戰後時期小心謹慎地建立起很大的經濟實力。
20 世紀80年代末，日本被認爲在世界上具有領先的經濟和金融實力。人們在討論“日本可以說不”和“日本經濟挑戰”。美國的銀行則陷入了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危機，美國的工業變得負債過多且競爭力下降。這對建立世界上僅存的超級大國來說非常不利。當然，布希政府清楚這一點。
日本著名的學者和政治家，如武者小路公秀敏銳地意識到日本模式的特殊內涵——“日本已經工業化了，但並沒有西方化”。他指出：“她的資本主義與西方版本的資本主義有很大的不同，並沒有建立在某個正式概念的基礎之上。她只是選擇性地接受了與國家、經濟財富積累和專家治國的理性主義有關的概念。”簡單地說，作爲冷戰時期地緣政治中與中國和蘇聯的平衡，日本模式可以被允許存在，但對華盛頓來說，一旦冷戰結束，日本模式就是一個大問題。這個問題究竟有多大，日本很快就會認識到。
在20世紀80年代，沒有任何國家像華盛頓以前的敵人日本那樣，更加忠誠和積極地支持雷根時代的預算赤字和過度開支。就連德國也沒有對美國的要求表示支持。在日本人看來，東京的忠誠，對美國國債、房地産以及其他資産的慷慨購買，在20世紀90年代初得到了回報，這便是有史以來世界上最具毀滅性的金融崩潰。許多日本商人私下認爲，這一結果是華盛頓爲削弱日本經濟在世界上的影響而蓄意製造的。在20世紀80年代末，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家，後來擔任過克林頓政府財政部長的勞倫斯。薩莫斯警告說：“一個以日本爲中心的亞洲經濟集團正在形成……這使得大多數美國人感到，相對于蘇聯，日本有可能是更大的威脅。”
1985年9月，七國集團「廣場協定」的官方意圖是：使估價過高的美元回到一個可以控制的水平。爲了達成這個目標，華盛頓對日本央行施壓，迫使其採取手段，提高日元對美元的匯率。貝克-宮澤協定一個月後，在廣場協定和1987年2月的盧浮宮協定之間，東京同意“採取有助於擴大國內需求，降低對外盈餘的貨幣和財政政策。”財政部長詹姆斯。貝克已經搭好了舞臺。
由於日本最重要的出口市場是美國，華盛頓因此可以對日本施加較大的壓力，而且它確實也是這樣做的。在《1988年綜合貿易與競爭法》支持下，華盛頓羅列了日本的“敵對”貿易活動，而且要求她作出大的讓步。
到 1987年，日本央行將利率降低到了2,5%的低點，此利率一直保持到1989年。降低利率是爲了鼓勵更多地購買美國商品，但是沒有成功。作爲替代手段，這些成本低廉的資金很快找到了賺快錢的出路，投資正在上升的東京股票市場，很快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泡沫。儘管日本國內的經濟得到刺激，但是，最重要的是日經指數和東京房地産價格的飛速上漲。作爲隨後美國“新經濟”泡沫的預演，東京股市的股票價格一年上漲了40%，而東京以及其周邊地區房地産的價格也跟著上漲，漲幅在某些情況下達到90%，甚至更高，就像一輪新的淘金熱席捲日本。
在「廣場協定」出臺的幾個月內，日元大幅度升值，其對美元的匯率從 250日元兌換1美元上升到149日元兌換1美元。日本的出口企業爲了彌補日元對出口價格的影響，紛紛把資金轉向金融投機，這樣可以減少一部分外貿銷售帶來的貸幣損失，這就是所謂的“財技”。日本一夜之間成爲世界上最大的銀行業中心。在新的國際資本規則下，日本的銀行可以把它們持有的關聯公司，即綜合商事集團系統的長期股份作爲銀行的核心資産計算在內。隨著這些公司股票票面價值的上升，銀行資本也隨之增加。
到1988年，股票泡沫繼續膨脹，世界上最大的10家銀行全部都是日本銀行。日本資本滲透到了美國的房地産、高爾夫球場和豪華度假村，進入美國政府債券甚至更具風險的美國股市。日本人很快將膨脹的日元投入了美元資産，從而助長了喬治。布希成爲總統的野心，他在1988年繼雷根之後成爲總統。紐約金融家喬治。索羅斯這樣評價20世紀80年代日本的成功：“……日本凸顯成爲世界上占主導地位的金融強國的前景是很令人煩擾的……”
但是，日本人對成爲世界金融巨人的歡欣鼓舞僅僅只是曇花一現。膨脹的日本金融系統，與受到貨幣衝擊的銀行一道，導致了世界上最大的股票和房地産泡沫之一，在「廣場協定」之後，日經指數在三年的時間內上漲三倍。房地産價值也隨之上漲，這間接反映了日本銀行貸款的情況。在日本經濟泡沫的高峰期，東京的房地産總值換算成美元甚至比整個美國的房地産總值還要高。東京日經股市所有股票的名義價值占世界股票價值的份額甚至超過42%，至少在票面價值上來說是這樣。但這種情況並沒有持續太久。
到1989年末，隨著在歐洲出現的柏林牆倒塌這一信號，日本銀行和日本財政大臣開始採取謹慎的努力來慢慢縮小令人擔憂的日經股票泡沫。一旦東京開始對投機熱潮降溫，受摩根。史丹利和所羅門兄弟公司主導，華爾街主要投資銀行開始使用異乎尋常的衍生工具和金融手段。它們的干預使得已經有序降溫的東京市場出現恐慌性的抛售，華爾街的銀行家們在東京股票市場的這一進程中大肆賣空，賺得盆滿缽滿。其結果是，日本當局打算採取的緩慢、有秩序的調整想法已經沒有了可能。
到 1990年3月，日經指數已經從頂點下躍了23%，股票市值縮水超過一萬億日元。日本政府的官員們私下裏回憶，1990年5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臨時委員會在華盛頓召開會議，會上，日本提出資助前蘇聯經濟重建的建議引起了激烈辯論，遭到了華盛頓和布希政府財政部的強烈反對。他們認爲，那次會議可能是華爾街攻擊東京股市的投機行動的一個幕後原因。他們只猜對了一部分。
日本大藏省提交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一份報告認爲，冷戰結束之後，世界範圍內需要數千億美元的資金投資在新鐵路和其他經濟基礎設施上，大量的日本的外貿盈餘不像美國人所說的，根本就不是一個問題。日本爲改造前共産主義經濟提出了著名的MITI模式。華盛頓對此缺乏熱情，並不關心。在MITI模式中，政府在指導國民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這一模式在韓國、馬來西亞和其他東亞國家獲得成功，這足以證明這一模式的可行性。蘇聯解體時，許多國家開始轉向日本和韓國模式，以作爲美國自由市場模式之外的另一種選擇。當冷戰即將結束時，這是對華盛頓計劃的一個主要威脅。
布希政府並不急於接替日本成爲重建東歐和蘇聯經濟的主角。對待冷戰時的敵人，華盛頓有自己的打算，而且由日方資助成立日蘇經濟集團並沒有列在日程中。爲了重奪主動權，1990年初，布希將他的國防部長迪克。錢尼（後成為布希二世的副總統）派往東京，“討論”大幅度削減美國在亞太周邊緣地區的駐軍問題，這個議題顯然經過了深思熟慮，足以讓日本對軍事安全的擔憂上升。切尼勉強遮掩的勒索訪問，緊跟在日本首相海部俊樹1月對西歐、波蘭和匈牙利的訪問之後，首相的這次訪問是討論東歐前共産主義國家經濟發展的議題。信號是明確的——“照著華盛頓的話做，不然你的安全問題就得不到保障。”
當年3月，與美國總統在棕櫚泉會面的時候，日本首相才明白了美國的意圖。日本不是要在東歐與美元競爭。在數月內，日本股票的票面價值已經縮水了將近五萬億日元。日本公司遭到嚴重打擊。在東歐再也聽不到日本會對美國的金融計劃提出挑戰的說法了。華盛頓的經濟學家們宣佈了日本模式的終結。私下裏，東京的政治家們經常使用一個關於大雁的比喻，日本就像一隻飛在前面的領頭雁，而其他的東亞小國家就跟在它後面（雁南飛註：雁行理論）。到 1990年，華盛頓已經使得這只領頭雁嚴重受傷。現在，美國將注意力轉向了跟著這只雁後面的那些大雁——小虎經濟體——作爲它的美元新秩序的第二階段任務
日本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之間的爭論可以在《世界經濟展望》（World Ewnomics Outlook,國際貨幣基金組織，1990年5月號p46）中找到。華爾街派生行動加速了東京股指的下跌，對此進行的說明來自於沒有被記錄在案的市場參與人士對作者的談話。1990年1月，在一封私人信件中，美國冠群金融服務公司的經濟學家大衛?赫爾（David D Hale）對當時華盛頓的日本政策表現出的奇怪衝突進行了評論。赫爾的觀點是：
美國財政部要求日本對資本市場實施自由化並廢除金融卡特爾……美國必須認識到，在雷根執政的最後年月裏，貸幣政策引發的日本資本膨脹部分地支撐了美國的金融市場，加上東京市場自由化的速度太快，可能在無意中導致了全球的金融危機。
傑弗裏。米勒（Geoffrey P Miller）詳細說明了從「廣場協定」到東京泡沫破滅等一系列事件的後果，非常有幫助，具體參閱：‘The Role of a Central Bank in a Bubble Economy” New York University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entral Banks。對戰後日本經濟的威脅，查爾斯。約翰遜以一個在美國的頂級日本問題專家的身份給出對美國觀點的簡單分析，具體參閱：
‘Let’s revisit Asia’s crony capitalism’Los Angeles Times June 25，1999。另還可參閱武者小路公秀的 Lawrence Summers quote is in Philip Golub‘East Asia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Le Monde Diplomatique London，October 2003；關於亞洲危機的起源，請參閱：Kristen Nordhaug‘U.S. hegemony，Japan and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Paper presented in 1999 on the origins of the Asia crisiswww.globasia.dk 東亞經濟的影響的官方報告見：‘Capital Flows in East Asia since the crisis’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October11，2002 www.bis.org 勞倫斯關於亞洲危機起源的文章，參閱：“美國霸權與亞洲金融危機”，1999年亞洲金融危機起源論壇提交文章。www.globasia.dk。
射殺亞洲虎
日本模式是一種成功的模式，是對美國完全放任的自由市場教條的挑戰，摧毀日本模式的第二階段任務就是破壞東亞經濟圈。日本模式，就像華盛頓瞭解的那樣，並不只存在於日本國內。在戰後，它已經滋養了韓國、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其他東亞經濟體。20世紀80年代，這些快速增長的經濟體就是亞洲四小虎。
東亞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的崛起，要感謝日本的國家開發援助，大量的私人投資和通商産業省的支援。聽起來似乎有點誇張，實際上，80年代這一地區蓬勃發展的經濟，形成了區域性的勞動力市場，日本處於這個市場的中心位置，日本企業把它的製造過程外包給東亞的其他國家。由於這些東亞國家與日本經濟的緊密聯繫，它們在亞洲商業圈內被稱爲日元集團國家。
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自由市場模式來說，四小虎經濟是一種難堪。
它們很好地融合了私有企業與強有力的國家干預，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自由市場說法是一個威脅。只要建立在強大的國家干預基礎上的四小虎經濟模式獲得成功，前共産主義國家和其他國家就會反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採取的極端方法。
在20世紀80年代，東亞經濟的增長率爲每年7%～8%，社會安全感的提高、教育的普及和工人勞動生産率的提高，都得到了國家指導綱領和計劃的有力支援，儘管這也是在市場經濟中——這是一種仁慈家長式的亞洲市場經濟模式。相對于蘇聯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自給自足的亞洲四小虎經濟更有可能成爲20世紀90年代美國在全世界推行美元自由市場體制的障礙。
1993年伊始，在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峰會上，在日本銀行忙於應付股票和房地産市場崩潰時，華盛頓的官員們開始要求東亞經濟體在“公平競爭環境”下開放金融市場，允許資本自由流動，而此前，金融市場受到了嚴格控制。雙方對此爭論不休。以前，作爲國家長遠發展目標的一部分，除了允許外國資本投資於生産製造業外，無債的東亞經濟體避免依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貸款或外國資本。現在，它們被（美國）告知，要對外國資本和短期外國借貸開放市場。在“公平競爭環境”的花言巧語面前，許多亞洲國家的政府官員們私下裏在想，華盛頓到底是在討論板球還是在談論它們經濟的未來。它們很快就知道答案了。
一旦放鬆對資本的控制和允許外國資本自由進出，韓國和其他四小虎經濟體將遭到突如其來的外匯衝擊。從1994年開始到1997年5月泰珠被攻擊，這期間的結果是形成了奢侈房地産、股票和其他資産的投機泡沫。
在東亞國家對投機行爲具有足夠控制力之前，一旦對外國資本開放，對沖基金就會開始攻擊。這些秘密資金的攻擊目標首先鎖定在最弱的一個經濟體——泰國。以來自包括花旗銀行在內的國際銀行集團的秘密基金爲武器，美國的投機者喬治。索羅斯開始了秘密行動。他們把賭注壓在泰國會被迫讓泰銖貶值，而且使其與美元脫鈎。「量子基金」的總裁索羅斯，「老虎基金」的總裁，據說也是長期資本管理對沖基金的總裁朱利安。羅伯遜，該基金的管理團隊中包括了前聯邦儲備委員會副主席大衛。穆林斯，發起了對泰國貨幣和股票的一輪大規模的攻擊行動。6月，泰國就已經放棄了抵抗，泰銖動搖了，而且被迫求助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些對沖基金和銀行乘勝攻擊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然後是韓國。它們賺得盆滿缽滿，卻令當地人民在經濟混亂和貧困中掙扎。
查爾默斯。約翰遜以直率的語氣描述了這波攻擊的後果：“這些基金輕鬆強暴了泰國、印度尼西亞和韓國，然後它們又把目標指向了那些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庇護下還在顫抖的幸存者，它們不是爲了幫助這些受害者，而是確保在這些遭到打擊的國家裏西方銀行不要被不良貸款纏住。”
歐洲的亞洲研究專家克裏斯滕。諾德豪格對克林頓政府1997年的東亞政策進行了總結。通過此前由華爾街銀行家羅伯特。魯賓領導的新國民經濟委員會，克林頓研究制定了一套新的戰略。東亞新興市場被鎖定爲進攻的目標。“美國政府積極支援多邊機構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促進國際金融自由化，”諾德豪格指出。“只要……鎖定東亞市場的戰略實施得當，美國政府就可以利用金融危機這個強大平臺，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推動貿易和金融的自由化以及體制改革。”
亞洲危機對美元的影響是顯著的。國際清算銀行總經理安德魯。克羅柯特指出，1996年東亞國家總的流通賬戶赤字爲330億美元，隨著投機熱錢的流入，“1998～1999年間，流通賬戶餘額扶搖直上至870億美元”。到2002年，達到了2000億美元的最高值。這些盈餘資金中的大部分都以亞洲中央銀行購買美國國債的形式流回了美國，有效地資助了美國的政策。日本大藏省爲了控制危機的蔓延，提議建立一個300億美元的”亞洲貨幣基金”，但這種努力是徒勞的。華盛頓明確表示不滿。這個想法很快就被放棄了。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亞洲即將成爲美元的另一個管轄領域。美國財政部長魯賓委婉地稱其爲美國的“強勢美元政策”（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 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紐約：基礎書局，1997）。布里津斯基是在華盛頓權勢集團中久負盛名的戰略家，他的關係可以追溯到大衛。洛克菲勒的「三邊委員會」，並且在民主黨和共和黨政府中都任過職，包括給老布希當差。該書對瞭解美國的戰略構想具有十分重要的參考價值。他強調：
對美國人來說，地緣政治的核心地區是歐亞大陸……控制歐亞大陸，就控制了世界上三個最先進、經濟最具活力地區中的二個。掃一眼地圖就會發現，控制住了歐亞大陸，幾乎就可以自動控制住非洲等邊緣地區，並把西半球和大洋洲等地緣政治的週邊與世界中心大陸掛起鈎來。大歐亞大陸占世界人口的75%，全世界物質財富的絕大多數都分佈在這裏，或是掌握在企業手上，或是埋藏在地下。歐亞大陸占世界GDP的60%和已知能源儲備的四分之三。
麥金德的解釋可以在哈爾福德。麥金德的著作《民主的理想與現實》中找到。該書於1919年在紐約出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麥金德在他的文章“完整的世界與和平的勝利”中，提出了戰後地緣政治的建議。該文發表在1943年7月號《外交》雜誌第21冊。這篇文章中，麥金德明確地闡述了他對於統治戰後歐亞大陸的戰略，關於這一點，布熱津斯基已經清楚地描繪了。
瓦解蘇聯
儘管在20世紀90年代打擊了日本經濟模式，而且爲了適合自身的利益重塑了東亞，但是，瓦解蘇聯，仍然是華盛頓政策的重中之重。
20 世紀90年代伊始，隨著柏林牆的倒塌和緊隨其後的蘇聯解體，華盛頓在爭奪世界霸權的競爭中沒有了明顯的對手。在那個歡欣鼓舞的日子裏，沒有多少人對世界上存在著一個擁有如此強大實力的國家表示擔憂或提出警告。畢竟，她是民主國家，而且她是美國。由於再也沒有來自于蘇聯的軍事威脅，「北約」成員國，首先是美國，可以開始將她們每年達一萬億美元的軍費開支轉移到民用上了。
一個和平發展、市場改革和資本主義繁榮的新時代，是前「華約」國家數以百萬計的人民的夢想。但那夢想是短暫的。美國的權勢集團正在準備鞏固美國的全球霸權，作爲唯一的超級大國，始終試圖”麻痹”世界上其他國家，使後者得到一種”虛假滿足”的感覺。在20世紀90年代，”欺騙”在華盛頓的政策中發揮了戰略性的作用。最大的一個”騙局”是，華盛頓給人們一種印象，似乎美國正在探索蘇聯威脅解除後的政策新去向。這一點很快就顯示出來了。
蘇聯解體是20世紀歷史上非常重大的事件。但很少有人瞭解，20世紀90年代早期，布希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們就已經對俄羅斯及其衛星國的未來進行了冷酷的算計。通過被迫進行“市場改革”，俄羅斯被帶入美國的經濟軌道。
實際上，俄羅斯將被”美元化”。至於怎樣使其可行則是經過了複雜且精細的準備。但是，最終的結果是確立了美國作爲唯一的超級大國和唯一的世界儲備貨幣發行者的地位，所有的利益都留給了華盛頓。華盛頓的新俄羅斯政策的工具就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與此同時，俄羅斯將陷入美國和「北約」的軍事基地以及「北約」東擴的包圍圈中。當「北約」東擴完成時，對於任何潛在的、有可能對美國的霸權地位形成威脅的俄羅斯和歐洲大陸國家之間的戰略同盟都將被制止。華盛頓的詭計是對俄羅斯的實力進行徹底瓦解，並讓用核武器武裝的莫斯科精英接受這一現實。
華盛頓的政策是經典的地緣政治，與幾乎一個世紀前的哈爾福特。麥金德爵士描述的沒有什麽兩樣。麥金德曾經警告英國的精英：一個主要由德國、俄羅斯和中亞國家組成的歐亞國家聯盟，由於其地緣上的連貫性，對所有必需的經濟原材料的佔有，以及足夠挑戰任何競爭對手的人口，將可能會使這個聯盟具有成爲世界一極勢力的潛力。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麥金德陳述道：“誰統治了東歐誰就控制了腹心地帶；誰統治了腹心地帶，誰就能控制世界島；誰統治了世界島誰就能控制全世界。”換句話說，如果以德國和法國爲主的歐洲國家計劃支配以俄羅斯爲中心的歐亞“腹心地帶”，就像麥金德定義的那樣，這種聯盟將擁有支配整個世界的潛在資源優勢和地理優勢。
華盛頓權勢集團的戰略家如茲比格紐。布里津斯基——前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在幾任政府中擔任了國家安全方面的最高職位，與基辛格一道工作，並且在布希的第一個總統任期內擔任顧問——公開承認了麥金德的地緣政治思想對美國戰略政策的影響。布熱津斯基在他的《大棋局》一書中寫道：“確保不出現可以支配歐亞，進而挑戰美國的歐亞挑戰者是非常迫切的需要。”他補充說：“在世紀初，麥金德以歐亞爲‘核心區域’的概念引發了上述討論。”
這個政策包含了識別任何潛在的、能夠打破均勢的國家，布熱津斯基說：“美國要制定具體的政策來彌補、選擇或控制以上情形。”歐亞地區包括了中東地區的石油財富，中亞、歐洲和日本的工業潛力，中國、印度和俄羅斯的資源。他警告說：“對歐亞地區的控制幾乎自然而然地使非洲居於次要地位，使西半球和大洋洲在地緣上成爲歐亞這一世界中心的週邊地區。”
隨著冷戰的結束，華盛頓是如何在如此迫切的需要上採取行動的，起初並不被其他國家所知曉。然而，前蘇聯科學院的俄羅斯戰略思想家們卻很清楚。他們仔細地研究了麥金德和盎格魯-薩克遜的地緣政治理論。但是蘇聯解體時，他們的聲音被淹沒了。市場經濟和充滿財富的美好前景已經轉移了俄羅斯精英們的精力參閱比爾。佈雷利在1995/1996年冬季版《外交政策》上發表的文章“歐亞：被誤導的俄羅斯政策”。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生活標準的急劇下降是人們經常討論的議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七國集團在推動俄羅斯實施非工業化政策中的作用，卻很少有人討論，原因不言自明。格雷姆。哈德在1998年4月倫敦出版的《今日世界》上發表了“搶劫俄羅斯”一文，對寡頭政治家的作用進行了詳細描述。因爲支援“公司主義”和“有罪的” 資本主義，1997年9月11日出版的第308期《俄羅斯改革觀察》對美國進行了批評，批評中詳細列舉了克林頓政府在支援丘拜斯和寡頭政治所發揮的作用。另請參閱阿拉斯泰。邁克唐納的文章。1998年8月2日路透社發表了“俄羅斯政府贏得了時間，但問題實在太多”一文。作者對1998年危機期間涉足俄羅斯的世界大銀行給予了較大篇幅的討論。長期資本管理基金（LTCM）破産後，很少有分析涉及華盛頓金融權力機構（包括美聯儲）與長期資本管理基金之間明顯而密切的聯繫，這是最有意思的問題。。
從華盛頓的角度看，將冷戰對手改造成美國霸權主義的工具，這一戰略從一開始就是明確的——儘管不是沒有風險，因爲蘇聯的核武庫仍然保留下來了。20世紀90年代，這隻俄國熊也許在經濟上已經破了産，但它仍然保留了一些核武器的利齒。重塑的過程不得不謹慎行事。
俄羅斯淪爲“三等公民”
1990 年7月，在德克薩斯州休士頓召開的七國集團峰會上，對於蘇聯未來的政策，美國國務卿詹姆斯。貝克發揮了重要作用。五年前，正是這個貝克在擔任財政部長不久將日本拉入了「廣場協定」，他告知他的七國集團盟友，美國要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實行的蘇聯經濟改革行動中扮演主角。七國集團峰會的最終公告聲明：“爲實現經濟自由，建立一個更加開放、民主和多元化的蘇聯社會，以及以市場爲導向的經濟體制，蘇聯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對此我們表示歡迎。”宣言還補充：“我們同意要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蘇聯經濟進行一次細節性的研究……以此來對其改革提出建議。”
在蘇聯的“市場改革”上，華盛頓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目標簡單而粗暴：破壞莫斯科同每一個加盟共和國及盟友的經濟聯繫，從烏茲別克斯坦到哈薩克斯坦，從格魯吉亞到阿塞拜疆，從愛沙尼亞到波蘭、保加利亞和匈牙利。儘管這些從沒有被披露過，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休克療法”的”意圖”就是，在俄羅斯周邊建立虛弱的、”不穩定”的經濟體，這些經濟體只有”依靠”西方資本和美元的流入才能生存——這是殖民主義的一種新形式。
通過將美國支配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放在制定經濟政策的主要角色上，詹姆斯。貝克和布希政府已經確保，所有投到蘇聯國內或支援蘇聯經濟的西方投資首先要經過華盛頓的同意。俄羅斯得到的是標準的第三世界待遇，跟非洲前殖民地或香蕉共和國的待遇一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制約和人民陷入貧困。用美元來衡量，一小部分精英被允許極度富有，而且這些人都被華爾街的銀行家和投資者所操縱。
像傑弗裏。薩克斯這樣的哈佛經濟學家，以他們的“休克療法”理論作爲武裝，飛往莫斯科協助毀滅舊的中央國家機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技術專家要求，俄羅斯以國際市場價出售她的石油、天然氣、鋁、錳和其他原材料，結束國家對糧食、醫療和其他必需品的補貼，以及推進工業“私有化”。
1992 年，作爲其“市場化”改革的一部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求俄羅斯盧布自由浮動。在一年內，盧布的浮動導致了消費價格上漲99倍，而實際工資收入狂跌 84%。這是自1917年以來的第一次，至少是在和平時期的第一次，大多數俄羅斯民衆陷入了生存的貧困。這還只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式的資本主義在俄羅斯剛剛開始。
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指導下，華盛頓實際上可以隨意決定俄羅斯任何一個工業區的生死。“世界市場”是由華盛頓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技術專家定義的，這些專家受到過密爾頓。弗裏德曼自由市場理論的訓練。俄羅斯的國家利益和國民總福利都不在他們的考慮範圍之內。
對俄羅斯和前蘇聯地區的人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用“全球市場”替代史達林時代的無產階級專政。沒有考慮美國的經濟自由程度，表面上，這種模式是350多年進化的複雜産物，在某些情況下，甚至要溯及英國內戰時期。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主導下，即便在沒有做好足夠準備的情況下，像俄羅斯和烏克蘭這樣的國家，也必須立即採納美國式的市場經濟。結果是可想而知的。目標肯定不是爲了建立一個穩定繁榮的俄羅斯。
大多數俄羅斯人很快意識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改革是災難性的。他們所期望的每間車庫停兩部車的美國式資本主義繁榮並沒有到來，普通的俄羅斯民衆陷入了經濟災難之中。隨著通貨膨脹率越過200%，工業生産降至從前水平的一半。到1994年，男性的平均壽命降至57歲，跟孟加拉國和埃及的水平相當。
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很明確是想要一個沒有工業實力的俄羅斯，永久性地破壞蘇聯的經濟結構。與美元經濟區隔絕70餘年的這樣一個全球經濟的主要區域，即將被美元所控制。在市場導向的改革的花言巧語背後，這個地區正在像100年前歐洲列強瓜分和殖民非洲那樣被分割。
對於柯林頓政府來說，它並不關心俄羅斯主要國家工業資産的”私有化（民營化）”是不是被俄羅斯精英，即所謂的寡頭所控制。它們主要關心的是，俄羅斯的工業自從列寧時代以來第一次即將與美元掛鈎。新的寡頭就是“美元寡頭”，而且他們的絕大多數財富來自於石油和天然氣的出口。
在葉爾欽時代，美國的合作者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眼中的關鍵人物是阿納托利。丘拜斯，他是”私有化（即台灣美其名的所謂”民營化”）”進程的主要負責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於1996年批准給予俄羅斯60億美元的貸款，但條件是丘拜斯要負責經濟政策。1997年，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彼得。雷德威在《華盛頓郵報》上發表文章稱：丘拜斯以“管制媒體，破壞民主，捲入可疑的私人交易，接受華盛頓的命令和建立罪惡的資本主義形式”罪名在俄羅斯遭受指責。這顯然得到了財政部副部長勞倫斯。薩莫斯的支持。薩莫斯將納稅人的數百萬美金付給哈佛經濟學家傑弗裏。薩克斯，他是“休克療法”理論的鼓吹者，也是俄羅斯的顧問，而且在1997年，薩莫斯對葉爾欽任命丘拜斯爲俄羅斯第一副總理表示歡迎。薩莫斯稱：讓丘拜斯負責經濟造就了“一個重獲活力的總統任期和經濟夢之隊”。對大多數俄羅斯人來說，這是一場噩夢。
烏克蘭曾經是蘇聯的主要工業、軍事和糧食生産中心，也遭到了與俄羅斯一樣的殘酷對待。1994年10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改革”開始，烏克蘭也同樣遭到了大崩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命令烏克蘭結束國家對外匯交易的控制，烏克蘭的貨幣也隨之崩潰。隨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求結束國家補貼制度。麵包的價格上漲了三倍，電費上漲六倍，公共交通費用也上漲了九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改革結果是，當地的人民被迫按美元標價來購買本地商品。隨著天價的電費和銀行信用的缺失，國有工業被迫破産。外國的投機商們毫無阻攔地用非常低賤的價格撿走了其中的精華。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要求下，烏克蘭解除了對農業的管制。結果是，烏克蘭，這個歐洲的糧倉被迫要向美國乞求糧食援助，美國借此機會大肆傾銷自己的糧食，對烏克蘭本地的糧食生産和銷售造成進一步的毀滅性打擊。
俄羅斯以及其他前蘇聯成員國的待遇跟剛果或尼日利亞差不多，他們被看作是便宜原材料的産地，也許是世界上最大的原料産地了。隨著華沙條約的崩潰，對西方跨國公司來說，這個富含礦產的國家自從1917年以來第一次變得這麽觸手可得。一馬當先的是美國和英國的大型石油跨國公司，它們首先盯住的就是前蘇聯國家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在華盛頓的計劃者眼裏，一個現代化、繁榮的俄羅斯工業經濟只是西方”掠奪”其原材料財富的障礙。
在20世紀90年代早期，克林頓政府維持了對俄羅斯的稱呼——“ 成熟的戰略合作夥伴”。許多俄羅斯人天真地認爲，這將意味著美國的援助和資金將流入俄羅斯，對其震蕩的經濟進行重組，美國也將會以某種形式的“全球共管” 的夥伴關係來對待俄羅斯，而且歷史上形成的，在前蘇聯地區的霸主地位會得到美國的尊重。但是，當莫斯科明白“夥伴關係”只是一個”設計好”的用來”欺騙”的”空洞口號”之時，已經太遲了。很大程度上，俄羅斯的工業大廈已經被肢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改革使得俄羅斯人民陷入苦難之中，而且它對周邊地區發生的事件的影響力也被嚴重削弱。這正是華盛頓想要看到的結果。
1991年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俄羅斯的”休克療法”不僅僅使這個前超級大國蛻變成了第三世界，也使得美國和其盟友的石油公司控制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氣出產國成爲可能。但是，要完成這個過程還需時日。
丘拜斯時代，在受到控制和操縱的”私有化（民營化）”進程之下，俄羅斯人珍視的石油和天然氣利潤以低賤的價格流入支援葉爾欽和丘拜斯的密友的口袋之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 1998年的一個報告估計，17個總市值至少爲170億美元的俄羅斯石油和天然氣公司，被丘拜斯以總共14億美元的價格售出。此外，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氣生産者、國有天然氣壟斷企業——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60%的股份，以2000萬美元的超低價出售給了俄羅斯的私人集團，而其真正的市場價大約應爲 1190億美元。其他一些公司如盧克石油、尤科斯、西伯利亞石油公司和西單克公司得以創立。一些寡頭如米哈伊爾。霍多爾科夫斯基、波裏斯。別列佐夫斯基和維克托。切爾諾梅爾金支配著俄羅斯的經濟。共産主義時代，沒有任何官僚能做到這一點。在1996年11月的一次採訪中，同時也是石油寡頭的俄羅斯聯邦安全委員會副主席別列佐夫斯基自誇地說，七個男人控制了這個國家50%廣袤土地上的自然資源。這些人的硬通貨利潤幾乎都是美元，別列佐夫斯基也許應該加上這一點。
直到1998年夏，俄羅斯的”美元化”幾乎已失去控制。8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了230億美元的緊急貸款來支援盧布，保護西方銀行的投機式投資，這使得數百萬人來投資購買俄羅斯的國家債券。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銀行的救援行動來得太遲了。
8 月15日，俄羅斯宣佈將拖欠其美元債務。對紐約和其他主要銀行來說，不可思議的事情已經發生了。儘管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援助，主要債務人還是決定拖欠債務。整個美元大廈在數個緊張的星期內從基礎開始動搖。長期資本管理公司，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對沖基金，已經在俄羅斯市場和大部分的世界債券市場上下了很大的賭注。它的管理層——包括前聯邦儲備委員會副主席大衛。穆林斯——都是一流的華爾街投資家和獲得過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突如其來的債務拖欠使該基金面臨破産威脅，涉及數萬億美元的金融衍生合同將會産生崩潰連鎖反應，最終可能導致一連串破産，使整個全球金融大廈倒塌。聯邦儲備委員會發起了一次由15個世界上最有權勢的銀行家出席的特別關門會議，並強加了一個救援行動。俄羅斯，在戰略上太有價值了，她拖欠債務的行爲得到了原諒，美元化的進程很快又重新開始，雖然步伐稍稍放慢了一點。
見保羅。麥卡錫1998年12月10日“關於向歐洲安全與合作委員會的聽證詞”。當時，麥卡錫是「國家民主捐贈基金」（NED）的領導人，自1998年後，「國家民主捐贈基金」向前南斯拉夫的各種”反政府組織”、記者、媒體和工會提供了大量的資金，麥卡錫對此進行了詳細說明。「國家民主捐贈基金」成立於1983年雷根時期，當時華盛頓政策圈子流行“情報工作私有化”，「國家民主捐贈基金」便是其中一部分。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向”反政府組織””提供資金”都是由中央情報局出面，隨著事件的不斷曝光，美國吸取教訓，改由資助「國家民主捐贈基金」這樣的“私營”機構公開去做，國會對此也表示同意。1991年9月21日，在接受《華盛頓郵報》採訪時，「國家民主捐贈基金」的規劃設計者阿倫。韋恩斯坦解釋說，“今天我們所做的很多事情，放在25年前都是由中央情報局秘密進行的。”事情從陰險邪惡的中央情報局轉到了人文主義的“國家民主捐贈基金”。「國家民主捐贈基金」的”活動”，不僅”避免”了干預主權國家穩定的指責，而且”反過來”指責塞爾維亞或保加利亞甚至任何地方的當權者是“腐敗的民族主義者”。2003年下半年，布希政府要求「國家民主捐贈基金」在伊拉克的戰後 “民主”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20世紀80年代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南斯拉夫政治動蕩中的”作用”，彼得。巴赫邁爾有詳細論述，見2002年10月21日的“Per Balkanalsinternationales Protektorat” Zeit-Fragen Zurich。
關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政策對引發南斯拉夫動蕩的影響，蘇姍。伍德沃德（1995年華盛頓布魯金斯研究所出版的《巴爾幹的悲劇》）有詳細說明。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南斯拉夫戰略的詳細描述，可以在肖恩。傑瓦西晚年的論文中找到，見1996年1月，葡萄牙國際尼諾巴蒂基金會論文“論北約在南斯拉夫的戰略”。1995年11月華盛頓的防務資訊中心發表了“擴大北約：充滿災難的盲動”，對北約擴大的軍事問題進行了討論。
2001年，在給德國總理格哈德。施羅德的一封公開信中，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前議員、防務專家威利。威瑪爲了說明北約“局外”戰略新概念的合理性，詳細說明了他個人與美國高級官員就美國和北約在南斯拉夫的目標的討論。威瑪對 1999年4月佔領南斯拉夫後的結果作出了描述；佔領南斯拉夫可以讓北約成員及夥伴獲得原材料，控制里海和波斯灣。美國領導的北約完成了對從波羅地海到安納托裏亞的軍事佔領，“這是羅馬帝國以來的輝煌成就”，威瑪如此評價道。見2001年6月23日《青年世界》 “Die Imperialen Absichtender USA aufdem Balkan”。
（肢解）休克南斯拉夫
在用美國創造的經濟“休克療法”治療蘇聯之前，巴爾幹半島就已經成爲美國干涉的目標了。摧毀南斯拉夫的經濟模式十分重要，這是華盛頓早早地關注南斯拉夫的主要原因。隨著形勢發展至20世紀 90年代中期，在華盛頓看來，南斯拉夫對於潛在的中亞石油資源的戰略地位變得越來越重要。在整個90年代的後半期，石油和美元在華盛頓的巴爾幹政策中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儘管這不是以西方批評家們所猜想的最簡單的形式進行的。
就在柏林牆倒塌之前，華盛頓正忙著做南斯拉夫的工作，此前，這些工作已經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做過一次了。巴爾幹的民族主義運動正在被外部勢力操縱，歐亞版圖正在朝著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模樣轉變。當時，英國和其他利益集團一起聯合進行干預，想瓦解奧斯曼土耳其帝國並阻止德國建設巴格達鐵路。
現在，目標明確，就是將南斯拉夫”肢解”爲數個獨立的小國家，並在西歐和中亞的十字路口爲北約和美國建立一個立足點。石油和地緣政治再一次成爲華盛頓的先鋒。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隨著20世紀90年代初期華沙條約的解體，北約繼續存在下去的理由似乎也就消失了。還存在什麽樣的威脅可以爲保留1949年建立的冷戰聯盟或美國在西歐的永久性軍事存在，甚至進一步向東擴展提供理由？許多人希望一旦蘇聯威脅消失，北約也就解體。但是，甚至在蘇聯政權崩潰之前，華盛頓的戰略家們就已經開始爲”北約”設計新的任務了。
新提議中的”北約”使命被定義爲“北約區域外部署”，意指要把觸角延伸到北約成員國邊界之外。這個新使命後來在1994年與華盛頓的“和平夥伴”計劃結合了起來，“和平夥伴”是一個逐步將前華約成員國軍事力量整合到以美國爲首的”北約”的計劃。共和黨參議院理查德。盧格用以下詞語描述了冷戰結束後美國主導北約時面對的兩難局面：“北約，要麽就出界，要麽就出局。”十分簡單，巴爾幹戰爭給了華盛頓擴張北約一個十分充足的理由。這個過程要持續十多年。
40多年以來，華盛頓一直悄悄地支援南斯拉夫和鐵托的混合社會主義模式，以此來作爲反對蘇聯的緩衝器。隨著蘇聯開始傾覆，這個緩衝器對華盛頓來說已經沒有用處了——特別是一個在經濟上取得成功的民族主義的緩衝器，這或許會使東歐鄰國相信，除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休克療法”之外，還可能存在著一條折衷路線。在華盛頓頂尖戰略家們的眼裏，僅僅因爲這個原因，就不得不解體南斯拉夫模式。南斯拉夫處於通往潛在的中亞石油盛産國的咽喉要道這樣一個事實，僅僅是增加了上述選擇的份量。南斯拉夫必須被帶入，如果需要的話，被強行拖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自由市場改革。北約將確保這項交易的進行。
1988年，蘇聯的氣數將盡已變得十分明顯，華盛頓已向南斯拉夫派遣了一個顧問團，這個顧問團來自于一個古怪的、私人的非營利機構，其冠冕堂皇的名稱是「國家民主捐贈基金」，或是華盛頓圈子內熟知的NED。這個“私營”組織開始在南斯拉夫的各個角落慷慨地派發美元，資助反對派、收買年輕記者，資助工會反對派、反對派經濟學家組織，以及人權方面的非政府組織。
10年以後的1998年，也就是在北約開始轟炸貝爾格萊德的前一年，NED主席保羅。麥卡錫在華盛頓自誇地說：“NED是與”索羅斯基金會”和某些歐洲基金會，爲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提供贊助，與當地的”（NGO）非政府組織”以及遍佈全國的獨立媒體一同工作的少數西方組織之一。”冷戰期間，這種對外國內部事務進行干涉的活動，有可能被認爲是「中央情報局」的”顛覆活動”，但在華盛頓的”新聞宣傳”中，”被美化”爲“培養民主”。其結果是使塞爾維亞人、科索沃人、波斯尼亞人、克羅地亞人和其他民族人民的生活陷入災難。
1990年以後南斯拉夫得到的保證究竟是什麽，只有少數幾個內幕人士瞭解。利用NED、喬治。索羅斯基金會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華盛頓在南斯拉夫製造經濟混亂，以此來作爲實施地緣政治政策的手段。1989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求安特。馬爾科維奇總理施行經濟結構改革。不管是什麽原因，他的確照做了。
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政策之下，南斯拉夫的GDP在1990年下降了7.5%，在1991年再次下降15%，工業生産下跌21%。「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求對國有企業全盤”私有化（民營化）”，結果到1990年造成了超過1,100家公司破産和20%以上的失業率。遍佈全國的經濟問題成了一個隨時可以被引爆的炸彈。可以預見的是，在不斷升級的經濟混亂之中，每一個地區都與其鄰近地區爭鬥來保證自己的存活。爲了把事情做得滴水不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求工資水平維持在1989年的標準不變，但通貨膨脹卻劇烈上升，導致了1990年頭六個月居民實際收入下降41%。到1991年，通貨膨脹率超過了140%。在這種形勢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命令，將南斯拉夫第納爾變成全面可兌換貨幣，並要求利率自由浮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明確限制南斯拉夫中央銀行的貨幣發行額度，這使得中央政府對社會和其他專案進行資助的能力被破壞。這些政策措施事實上造成了經濟的分裂，這樣的分裂早在1991年6月克羅地亞和斯洛文尼亞正式宣佈獨立之前就已經發生了。
1990年11月，布希政府施加壓力，美國國會通過了《外事行動撥款法》。該法案通過後的六個月內，任何南聯盟成員國如果不宣佈從南聯盟獨立，那麽，根據此項新的美國法律，她們將失去美國的所有經濟支援。該法案要求，每一個南斯拉夫加盟共和國都要分別進行選舉，這些選舉由美國國務院監督。該法還規定，所有的援助都直接提供給每一個加盟共和國，而不是提供給貝爾格萊德的南斯拉夫中央政府。簡短地說，布希政府要求的是南聯盟的”自我解體”。他們蓄意點燃了引爆新的一系列巴爾幹戰爭的導火索。
通過利用諸如「索羅斯基金會」和NED這樣的組織，華盛頓的”經濟援助”流入了一些可以確保南斯拉夫”解體”的極端民族主者或前法西斯組織手中。作爲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休克療法”和華盛頓破壞穩定的直接干預行動的回應，南斯拉夫總統，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在1990年11月組織了一個新的共產黨，致力於阻止南聯盟的分崩離析。一連串可怕的地區性種族戰爭的舞臺已經搭好，這場戰爭持續10年之久並導致20多萬人喪生。
在這個具有戰略意義的巴爾幹小國，經濟問題成爲關注的熱點，而使之成爲熱點的正是布希政府。1992年，華盛頓對南斯拉夫採取了全面經濟禁運，使得後者的所有貿易活動凍結，經濟陷入混亂，並最終導致了惡性通貨膨脹以及70%的失業率。西方世界的公衆，首先是美國公衆”被媒體告知”這是由腐敗的貝爾格萊德獨裁政權造成的。美國媒體”很少提到”華盛頓的煽動性行動，或是導致巴爾幹半島這些事件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政策。
見2002年5月第四卷第1期《南歐與巴爾幹》雜誌p75～89,“血與油的交彙：西方能源安全中的巴爾幹因素”。
1999年科索沃戰爭最簡單的理由是爲了石油。實際上，歐洲是爲了與可能的能源（包括石油）新産區建立戰略聯繫，華盛頓是爲了控制這些資源，這是稍有區別的問題。這個問題在於，爲了控制歐洲的能源安全，華盛頓對可能通過巴爾幹連接里海油田和歐洲的石油管道線路進行戰略控制。見2001年2月27日塞爾維亞首都巴亞盧卡的阿曆桑德拉。特蒂卡發表的“穿過無人區的跨巴爾幹石油管道”。
1995年，戴頓協定結束了波斯尼亞戰爭。克林頓政府相信，里海石油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而歐盟則希望通過巴爾幹地區的輸油管道確保輸往歐洲的石油安全，戰爭的結束與上述觀點是一致的。對於開闢里海向歐洲的石油輸入路線來說，華盛頓顯然認爲，保證該地區的和平是必須的。但這種“和平”是由華盛頓定義的。
在戴頓協定以後，波斯尼亞這個曾經的多民族國家被改造成爲一個事實上的穆斯林國家，一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北約」控制之下的事實上的附庸國。克林頓政府對波斯尼亞穆斯林軍隊的武裝進行了大量的資助。國際媒體對戰爭的描述，極大地誇大了歐盟無能的印象，即如果沒有美國的干涉，歐盟根本不能解決其領土範圍內的主要戰爭。在此過程中，華盛頓要使北約東擴的理由得到顯著的加強。匈牙利、波蘭和捷克共和國成爲北約的潛在合作夥伴，僅僅就在五年前，這些還都是無法想象的。
很快，克林頓政府便著手開展下一步行動，瓦解任何在巴爾幹地區有可能與華盛頓步調不一致的民族主義殘餘分子。美、英石油公司開始爭奪被認爲石油儲藏最豐富的里海的開發權，這裏離巴庫和中亞的哈薩克斯坦邊界不遠。地質學家們談論的“新的科威特或沙烏地阿拉伯”就是指那裏。美國政府估計，那裏的石油儲量將超過2000億桶——如果真是如此，這將是數十年來發現的最大的石油資源。布里津斯基，這位收入頗豐的華盛頓說客，代表英美石油巨人英國石油公司的利益，在里海的産油區投下了賭注。
搞亂巴爾幹
柏林牆倒塌不久，在法國、義大利和荷蘭的支援下，歐盟宣佈了一項能源安全戰略。巴爾幹地區的穩定是該戰略的核心。1990年6月，在歐盟的一次峰會上，荷蘭首相路德。盧柏斯向歐洲的能源界提出建議，建立“歐洲經濟共同體與蘇聯以及中歐、東歐國家”的聯繫。”盧柏斯計劃”是冷戰結束後一系列歐盟能源安全計劃的第一步。
1992年，歐盟就已經制定了《能源憲章》，爲歐盟在已解體的蘇聯進行石油和能源投資提供一個法律框架。新近獨立的里海周邊國家，首當其衝的是阿塞拜疆和哈薩克斯坦，在未來歐盟能源安全議題上處於優先考慮的地位。但是，新的克林頓政府的注意力似乎沒在這裏，對里海石油並沒有給予太多的關注。但是，這一狀況還是在慢慢地發生改變。
1994年12月，當歐盟對包括美國和俄羅斯在內的49個國家批准其《能源憲章》寄予期望的時候，華盛頓突然以技術上站不住腳爲由給予拒絕。在沒有美國支援的情況下，歐盟繼續推動。1998年12月，簽訂了《能源憲章》的國家建立了一個過渡工作組。該工作組的秘書長強調石油和天然氣新産區的重要性，“例如里海地區，確保這些地區的能源供應安全是政府的一個重要戰略性任務”。歐盟提出建立一個“東西方能源合作的里程碑”。
從1990年一直到1999年對塞爾維亞的轟炸，歐盟已施行了一系列不引人注意的舉措或行動，據美國能源部的一份報告說，這些舉措或行動包括爲了“把從東里海的石油運輸能力提高到每天50萬桶”而幫助阿塞拜疆對首都巴庫附近的港口進行升級改造。1995年，爲了達成這個目標，歐盟啓動了“向歐洲輸送石油天然氣的跨國運輸”（INOGATE）計劃，以此來“促進能源供應的安全”。1999年2月，就在克林頓政府開始轟炸貝爾格萊德之前，歐盟委員漢斯。馮。德布魯克稱“向歐洲輸送石油天然氣的跨國運輸”計劃的目的是“打通進入本地和歐洲市場的瓶頸，保證里海盆地大量的天然氣和石油毫無障礙地進入歐洲市場。”但最大的瓶頸卻是：北約對貝爾格萊德的空襲。
西歐各國政府很清楚，從巴爾幹到里海的這一片區域是石油和天然氣投資上的戰略重點，特別是當北海石油儲量開始下降的時候，這也是歐洲走向更大範圍能源獨立的一個潛在步驟。但這絕對不是1999年華盛頓的主要政策觀點。
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部分由於布里津斯基和美國石油公司的積極遊說，克林頓政府已經開始意識到，里海石油問題是一個戰略問題。1996年7 月，華盛頓啓動了南巴爾幹地區發展計劃，與保加利亞、馬其頓和阿爾巴尼亞討論輸油管道合作問題。該計劃規劃了兩條里海輸油管道線路。一條將從巴庫通過格魯吉亞直到土耳其的傑伊漢港。1997年，老布希的前國務卿詹姆斯。貝克爲7月21日出版的《紐約時報》寫了題爲“美國在‘新絲綢之路’上至關重要的利益” 的文章。這位即將在後來的小布希政府中成爲主要人物的貝克認爲：“與格魯吉亞建立最強有力的經濟、文化和政治聯繫是美國的戰略利益所在。”格魯吉亞地處里海石油和西方市場的中間地帶。“里海石油最終將可能像今天的中東石油一樣對工業世界産生重要影響”，他補充道。當時，貝克還是英國石油-阿莫科在巴庫利益的代理人。
第二條輸油管道線路，受到美國政府和第一波士頓銀行支援的阿爾巴尼亞-馬其頓-保加利亞石油管道公司（AMBO）已經冷卻好幾年了。在繼續推進之前，華盛頓決定不得不先除掉米洛舍維奇政權這個障礙。
南斯拉夫民選總統米洛舍維奇，一位曾經得到過華盛頓支援的，也被認爲是能夠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遊戲規則做事的前銀行家，被美國媒體形容爲新的“阿道夫。希特勒”。無數的區域內的觀察家和外部沒有偏見的觀察家的報告都一直認爲，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紛亂的前南斯拉夫的所有派別都犯下了暴行——波斯尼亞穆斯林、克羅地亞天主教徒和塞爾維亞東正教徒。但是，華盛頓和北約控制的媒體報導”卻只集中在一方”：頑固的塞爾維亞總統米洛舍維奇。”由於”他堅決反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所謂“改革”和「北約」的軍事存在，因此，只要他領導的這個極具軍事防禦能力的國家仍舊處於巴爾幹的中央，哪怕是被包圍著，華盛頓爲長期控制里海輸油管道和中亞地緣政治議程的設想就會受阻。
到1999年初，克林頓政府決定，是改變這一切的時候了。美國在朗布依埃向米洛舍維奇提出要求，即聲名狼藉的附加條款B：“爲了預防種族屠殺，實施人道主義”，命令米洛舍維奇必須首先同意「北約」在科索沃駐軍，然後把駐軍範圍進一步擴大到塞爾維亞。憤怒的米洛舍維奇拒絕了美國的要求。這個意料之中的拒絕正好使發動戰爭具備了“正當的”理由。華盛頓不顧國際法準則、聯合國憲章（事實上全部的過程都有聯合國的參與）、北約憲章（這是強調防禦角色的憲章）、1975年赫爾辛基協定甚至美國憲法（美國憲法規定只有國會才有權力宣戰），開始了大規模的轟炸行動。克林頓總統引用了“人道主義”理由和即將發生的對科索沃阿爾巴尼亞族人的種族屠殺，開始了對塞爾維亞平民殘忍的轟炸。
在傾瀉了成百上千噸的炸彈，對塞爾維亞造成了估計400億美元的經濟和基礎設施損失以後，五角大樓開始了世界上最大的美國軍事基地之一的建設。在科索沃東南的吉尼拉內地區附近建立一個名叫邦斯梯爾的軍營，這是一個可以駐紮3000名士兵的軍事堡壘，擁有機場和最現代化的通信設施，這給美國在具有戰略意義的巴爾幹地區帶來一個可以深入里海的永久軍事基地。
1999年6月，對塞爾維亞的轟炸一結束，美國政府就宣佈它正在資助研究成立阿爾巴尼亞-馬其頓-保加利亞石油管道公司的可行性。在提到北約對塞爾維亞和科索沃的控制時，一位前美國政府的高級官員約瑟夫。戈蘭梅森稱：“美國政府有望保證該地區的安全並提供經濟擔保，這使得阿爾巴尼亞-馬其頓-保加利亞石油管道公司成爲一個非常吸引人的提議。”
阿爾巴尼亞-馬其頓-保加利亞石油管道公司的工程可行性研究已由哈利伯頓公司的布朗和魯特進行，當時迪克。錢尼（Dick Cheney後成為布希二世的副總統）是該公司的總裁。當這個新的研究在2000年5月發表時，後來成爲布希政府副國務卿的美國大使裏查德。阿米蒂奇稱：
對於那些在科索沃衝突中給予北約支援的周邊國家，阿爾巴尼亞、馬其頓和保加利亞，現在因爲她們給予的支援而得到了西方的經濟補償，人們可以把這稱爲“炸彈紅利”。
引自“可行性研究”，AMBO管道聯合企業，2000年5月，美國商務部美國政府報告文摘題錄資料庫檔案，編號爲PB2000106974,第 1～78頁。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爲了打通通往阿拉伯灣的貿易通路，擺脫英國海軍控制下的海上航線，位於歐洲大陸的德國做出了不懈努力，修建了巴格達鐵路。與此相似，通過巴爾幹地區修建一系列新的輸油管道將有可能使歐盟石油供應來源多樣化，在一定程度上使歐洲擺脫美國和俄羅斯對能源的控制，取得能源供應的獨立。在科索沃戰爭剛開始時，美國就已經佔據了能源獨立的先機，將北約和美國的控制強加到可能的輸油管線和資源上。當貝爾格萊德從科索沃戰爭的瓦礫堆中奮力掙扎著爬出來時，美國似乎已經牢牢掌控了通向歐盟的任何潛在的輸油管線。
在科索沃戰爭結束的時候，這個僅存的超級大國對歐亞的軍事控制已經向前跨出了巨大的一步。美元民主已經又向前邁進了。自由市場的旗幟被牢牢地插在了南斯拉夫的殘垣斷壁之上。一個富有的德克薩斯石油家族的子孫，美國新任駐英國大使威廉。法裏什指出，里海地區富含的石油資源是美國在巴爾幹地區的最大利益。
在2001年9月23日接受《星期日泰晤士報》的一次採訪時，法裏什透露，他計劃對巴爾幹地區作一次訪問，這對於駐英國大使來說是一次不尋常的突然襲擊，至少可以這麽說。法裏什是布希家族值得信賴的朋友，同時也是標準石油公司財富的繼承人，他也深諳石油地緣政治——他作爲美國駐英國大使的真實理由是不用懷疑的。他談到，要加強北約在巴爾幹地區的存在，巴爾幹地區可以作爲“對抗東大不穩定政權的緩衝地帶”。作爲“911”恐怖襲擊的後果。他也提到了里海能源資源和輸油管線的戰略重要性。
當新的十年開始時，華盛頓是一個無可匹敵的經濟強國，其軍事優勢發揮的作用不太明顯。但在短短的幾個月內，這一狀況就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華爾街股票崩潰，經濟倒退和在紐約及華盛頓發生的令人難以置信的事件導致了這個變化。對美國人民和全世界來說，變化的結果有著非常重大的意義。
